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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财经

  • 陈洁：内幕交易特殊侵权责任的立法逻辑与规则设计

    自200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首次规定内幕交易民事赔偿责任至今20年间，我国证券市场内幕交易行政处罚的案件数量逐渐增多，但由法院作出裁决的内幕交易民事赔偿案件却寥寥无几。究其因，由于最高人民法院就内幕交易民事赔偿尚未出台类似虚假陈述侵权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致使证券法中内幕交易民事赔偿责任条款因其过于原则更多起到宣言性作用。而推究最高人民法院未能出台内幕交易民事赔偿司法解释的深层次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基础法理层面。理论界与实务界对内幕交易民事责任存在认识分歧，诸如是否需要构建内幕交易民事责任制度、内幕交易民事责任制度要达到何种法律效果等根本性问题，至今难以达成共识。二是技术规则层面。由于传统侵权责任制度规范难以直接适用于内幕交易侵权范畴，因此，关于内幕交易侵权行为的性质、内幕交易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内幕交易行为给投资者造成的损失怎样计算等问题，业界亦存在诸多分歧。

    鉴于最高人民法院现已明确启动内幕交易民事赔偿责任司法解释工作，为此，暂时搁置学理层面的争议，尽力厘清内幕交易民事赔偿制度的立法逻辑，并大力推进规则层面的体系化、规范化已是当务之急。为此，本文无意于在理论层面过多纠结于业界对内幕交易民事责任“肯定说”“否定说”的争论，而只是在认可内幕交易民事责任作为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构成并获得政策性选择的前提下，从有效防范和制裁内幕交易行为，充分保护投资者权益的视角出发，尝试解析我国内幕交易民事赔偿责任制度的构建逻辑，以及与立法逻辑相照应的且具有可操作性的核心规则设计，以期为我国内幕交易民事赔偿责任司法解释的出台贡献绵薄之力。

    一、追究内幕交易侵权责任的逻辑起点

    综观关于内幕交易民事赔偿责任的基础法理争议，主要有三点：一是内幕交易是否给投资者造成损害？二是内幕交易究竟侵犯了投资者什么权利？三是内幕交易民事赔偿的请求权基础是什么？这三个问题其实也是追究内幕交易侵权责任的逻辑起点。

    （一）内幕交易是否给投资者造成损害

    实务界对内幕交易民事赔偿责任持“否定论”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内幕交易确实对公平市场秩序造成危害，但是市场危害性不能当然推导出个别投资者民事索赔的正当性，因为内幕交易行为不会对个别投资者的个人权益造成损害。该观点进一步认为，内幕交易攫取的并不是某个或者某些可确定的特定投资者的利益，而是不特定投资者所共同代表的公共利益。对此，笔者以为，内幕交易对证券市场造成的损害是普遍的且严重的，它既给证券市场规则造成一般性的损害，也给投资者利益造成具体损害；既给所有的投资者造成普遍损害，也给具体投资者造成个别损害。此外，内幕交易也对证券的发行者造成了损害。

    内幕交易对投资者造成的损害，其实包括两个方面：一般损害和具体损害。1.一般损害是指投资者在一个规则受到损害的市场上从事交易，其实所有的市场投资者都承担了交易风险。析而言之，当掌握了内幕信息的人（以下简称“内幕人员”）利用内幕信息从事证券交易以求获利或者避损，其行为本身会减少其他投资者获利的机会。因为在证券市场中，投资既有亏损的时候，也有盈利的时候，盈亏相抵之后即为投资的净回报率。如果一般投资者亏损的概率保持不变，而盈利的概率却因为内幕人员参与交易而减少了，投资的净回报率显然就会降低，这样就间接地伤害了广大的投资者。这些损害虽然是难以计量的，但确是所有市场投资者所面临的风险。2.具体损害是指在一个具体的证券交易中，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内幕人员获得了利益，而作为其交易相对人的投资者则受到了损害。客观上，在与内幕人员进行交易时，投资者会受到额外损害，这个损害就是内幕人员获得内幕交易所得的超过利润部分。内幕人员的额外收入，不是基于其自身的努力，诸如其对市场的分析调查或者其他生产性活动等，而是以其他投资者的损害为代价，内幕人员的所得正是对方所失。更进而言之，由于内幕信息的获得机会与对内幕信息的控制程度有关，而市场中往往只有大投资者才能够控制内幕信息并预防内幕交易，因此内幕交易的所得往往是以中小投资者的损失为代价的。这种损害取决于内幕交易发生的可能性，危害的大小与可能性的大小成正比。因此，严格禁止内幕交易，可以确保投资者之间处于实质平等的地位，有利于保护投资者权益。

    综上，由于内幕人员是在获取了内幕信息的情况下作出交易决策，因此可以推定如果内幕人员不知悉内幕信息，就不会实施交易，或者至少不会以相同的价格或者在时间区间实施交易。因此，内幕交易使内幕人员与普通投资者处于形式上平等而实质上不平等的地位，内幕人员实质上是从市场上攫取了本来不应当有的交易机会。这种不应当有的交易机会，既给不特定投资者造成一般损害，也给特定投资者造成了具体损害，同时还从根本上破坏了证券市场规则统一、地位平等、方式公平和机会均等的基本结构与功能要素。

    （二）内幕交易侵犯了投资者什么权利

    证券内幕交易本质上是个别内幕信息知情人利用信息优势与普通投资者开展的不公平交易行为。内幕人员与普通投资者交易，内幕人员必然具有更多的获利避损机会，而与其作相反交易的投资者则难免因此受损。在这样的交易中，内幕人员究竟侵犯了投资者什么权利呢？主流观点认为，内幕交易侵犯了股东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对此，笔者以为，这个知情权的概念过于狭窄且定位有所偏差，内幕交易实际上侵犯了投资者公平信息获取权。

    首先，股东知情权与投资者公平信息获取权的差异。股东知情权是公司法上的概念，投资者公平信息获取权是证券法上的概念。尽管证券法与公司法都调整公司与其股东之间的关系，但是，公司法所调整的是公司与其股东之间的关系，证券法则调整证券发行主体与投资者之间的关系。在公司法结构框架下，公司法将公司与其股东之间的关系，以及基于这种关系而确定的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职员与股东的关系，作为公司的内部关系来调整。但证券法则将股东（除了法定的内部人外）视为发行股票公司的“外部人”，将作为发行人的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关系作为外部关系来调整。这种调整模式差异的根源在于，证券法上的投资者包括公司现有股东和潜在的股东，其范围要大于公司法上股东的范围。公司法保护股东的权益，包括股东知情权，主要是对私益（特定股东的利益）的保护，而证券法所保护的投资者权益则更具有公益（不特定投资者的利益）的性质。公司法调整公司与股东之间的关系以股东平等为原则，证券法调整公司与股东之间的关系也以股东平等为原则，但证券法上的这一原则是投资者平等原则在特定范围中的应用，其所强调的是股东重大信息了解权的平等（如信息披露制度）和股东投资机会的平等。鉴于证券法所要实现的是证券市场的公平性与秩序性，所以，内幕交易实质上损害了投资者公平信息获取权。尽管公平信息获取权与股东知情权之间存在密切联系，甚至有相当重合，但二者的权利主体范围、权利性质还是有差异的。

    其次，内幕交易是否侵犯了投资者的公平交易权？这个问题的回答其实取决于公平信息获取权与公平交易权的关系解释。如前所述，证券法与公司法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法域，各自具有不同的质的规定性。股东知情权的规制，是为了维护公司现存股东的股东权益公平合法的实现；对投资者的保护，以及对证券信息披露实施环节的规制，是为了维护投资者（包括公司的潜在股东）权益安全与公平的实现。在证券市场上，投资者是依据其所掌握的证券市场信息进行交易决策，为此证券法规定了严格的追求效率的信息披露制度。但投资者在公平获取信息之后能否作出最优投资决策，则不是证券法所要规制的问题。就内幕交易而言，内幕信息的重大性使其必然对证券市场价格产生重要影响，因此该信息是投资者对发行公司进行投资判断或者对该公司股票市场价格进行判断的依据。换言之，投资者与内幕人员不平等的核心是获取信息权。正是由于信息获得的差异，导致投资者投资决策的差异。至于公平交易权，它只是损害公平信息获取权附带的结果，损害了公平信息获取权必然损害公平交易权。因此，就内幕交易而言，投资者的公平交易权并非其直接侵害的对象，而是侵害投资者公平信息获取权的附属，故不应将公平信息获取权与公平交易权等同视之。事实上，在资本市场上，包括操纵市场、程序化交易等方式可能直接损害的是投资者的公平交易权。

    （三）内幕交易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基础

    内幕交易民事赔偿责任是指违反《证券法》第53条规定的义务而产生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因此，内幕交易民事赔偿责任的性质是基于违反法定义务而产生的侵权之债。不过，在内幕交易侵权行为认定上，将内幕交易视为“欺诈”的观点相当盛行。对此，笔者以为，民事侵权法上的欺诈，欺诈者要有捏造事实或隐瞒真相的行为。而在发生内幕交易的场合，内幕人员对内幕信息的隐瞒，与欺诈行为中隐瞒真相的通常意义有所不同。其一，内幕人员并不一定是信息披露义务人，相反，在内幕信息公开之前，因职务或业务而获得内幕信息的人要负有保密义务，因此，对于内幕人员不将内幕信息透露给相对人的情形，不能全然认定为违法；其二，在证券集中市场上进行交易，内幕人员只需表示以特定价格买卖特定数量的特定证券，即可根据证券买卖的成交原则成就交易，内幕人员与相对人之间并无交流内幕信息的必要与机会。所以，在法律上不应当把内幕交易定性为欺诈行为，而应当定性为法律所禁止的不正当交易行为。

    关于内幕交易民事责任的请求权基础，对内幕交易民事责任持“否定论”的观点认为，内幕交易侵犯的是股东知情权，知情权不属于民事权利范畴，故投资者无法受到救济。其具体论证的过程是，原《侵权责任法》第2条第2款以列举加兜底的方式确定了18种代表性的“人身、财产权益”，但内幕交易的侵权客体皆无直接对应的权利类型。民法典相较于此前侵权责任法，其并没有以列举加兜底的方式来界定“人身、财产权益”，而是在第1164条中概括规定“侵权责任编”调整对象为“因侵害民事权益产生的民事关系”，知情权能否被“民事权益”这一概念所涵摄值得探讨。

    对此，笔者以为，民法典之所以放弃原侵权责任法列举加兜底的确定“人身、财产权益”的方式，而采用“民事权益”的宽泛表述，就是考虑到民事权益多种多样，立法难以穷尽，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还会不断有新的民事权益被纳入侵权法的调整范围。《民法典》第五章“民事权利”中第125条“投资性权利”规定：“民事主体依法享有股权和其他投资性权利”，结合公司法的规定，股权的内容通常包括股利分配请求权、公司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知情权等，所以，股东知情权以及由此延伸的投资者公平信息获取权作为投资性权利当然属于“民事权益”的范畴。

    此外，从体系化视角出发，尽管民法典总则编对民事权利的类型化进行重构，并通过分编对类型化的民事权利之变动和保护（包括救济）予以全面具体的规定，然而，某些民事主体因自身特征而享有的其他民事权利，包括知识产权、股权等投资性权利，民法典分编难以提供周到的保护。为此，就必须通过民商事单行法对民法典分编“无暇顾及”的“具体民事权利”提供保护，而且《民法典》第11条就此专门规定了“特别法优先”的法律适用规则。因此，对于同一事项，民商事单行法对民法典总则编或分编的相应规定作细化规定的，如补充性规定、限制性规定或例外规定的，应适用其规定。

    就股东知情权或投资者公平信息获取权而言，鉴于民法典总则编与公司法、证券法原则上是“抽象与具体”、“一般与特殊”的逻辑关系，股东知情权或投资者公平信息获取权涉及公司法、证券法的具体规定，尤其是《证券法》第53条明确规定：“内幕交易行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因此，依据“特别法优先”的法律适用规则，内幕交易侵权责任请求权问题就应当交由公司法、证券法单独处理，而不必机械纠结于民法典总则编的规定。

    二、内幕交易特殊侵权责任的逻辑结构

    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24日发布的《关于当前商事审判工作中的若干具体问题》（以下简称《若干规定》）针对“虚假陈述、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行为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提出，“在实体方面要正确理解证券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要在传统民事侵权责任的侵权行为、过错、损失、因果关系四个构成要件中研究证券侵权行为重大性、交易因果关系特殊的质的规定性。”该《若干规定》表明，最高人民法院是将内幕交易违法行为视为侵权行为并要求适用民事侵权责任的四大构成要件。但是，基于内幕交易侵权行为的特殊性，立法上是否应将其定性为特殊侵权行为并确立特殊的责任构成机制是内幕交易民事赔偿司法解释无法回避的基础性问题。

    （一）内幕交易特殊侵权行为的定位逻辑

    从侵权责任的基本法理出发，任何违法行为给他人利益造成损害，均须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因此，侵权民事责任的承担，并不以法律有明文规定为必要。但就特殊侵权行为而言，则必须依据法律的规定来认定。一般侵权行为与特殊侵权行为的识别，法技术层面判断的关键在归责原则。按一般法理，民法以过错责任为原则，若法律特别规定某类主体或某类行为须承担过错推定责任或无过错责任的，就可以认定是特殊侵权行为。而法律在一般侵权责任之外，要特别设置过错推定责任、无过错责任的特殊侵权规则，主要是考虑到案件双方力量失衡，某些特殊情形中要求受害人承担举证责任是不切实际或者颇为困难的，所以必须采用特殊归责原则以平衡双方利益，也体现对弱势受害人的倾斜保护。

    就内幕交易侵权行为而言，在我国当前规范意义的立法中，从证券法到相关司法解释，均未对内幕交易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予以特殊规定，所以在实然层面，我国内幕交易侵权行为目前的定性应为一般侵权行为。但从内幕交易行政处罚和刑事责任追究的角度考察，2007年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出台的《证券市场内幕交易行为认定指引（试行）》（证监稽查字〔2007〕1号，以下简称《内幕交易认定指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于2011年7月13日下发的《关于审理证券行政处罚案件证据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法〔2011〕225号，以下简称《纪要》），都在试图根据内幕交易主体距离内幕信息的远近距离、对获取内幕信息的难易程度以及“知悉”内幕信息途径的不同，对内幕人员“知悉、利用内幕消息”的认定做分层次的推定规定。再从市场实践来看，不管行政执法还是刑事司法，执法机构在内幕交易事实认定中广泛适用推定规则是显而易见的。对此，笔者以为，我国有关内幕交易侵权责任的现行立法过于简单，尚未确立内幕交易特殊侵权行为的救济机制，因此无法实现保护投资者的目的。如果未来要在立法政策层面实现对内幕交易受害人的民事赔偿责任保护，并使《证券法》第53条规定的民事责任条款能够具体落地，就必须从内幕交易行为的特殊性出发，将其认定为特殊侵权行为，并规定过错推定等特殊归责原则。这也是此次出台内幕交易司法解释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其一，内幕交易行为的特殊性。内幕交易行为技术性很强且兼具隐匿性。证监会曾指出，内幕交易案件“参与主体复杂，交易方式多样，操作手段隐蔽，查处工作难度很大。随着股指期货的推出，内幕交易更具隐蔽性、复杂性。”客观而言，在证券集中市场上，证券交易由计算机自动撮合成交，内幕人员只需在交易软件上下单，即可根据证券买卖的成交原则，以特定价格买卖特定数量的特定证券。由于是在非面对面的交易市场环境下，内幕人员与其交易相对人之间根本没有机会交流相关的内幕信息，因此投资者实难发现其与内幕人员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其二，内幕交易行为造成损害的特殊性。内幕交易行为的侵害对象，往往是不特定的投资者，因此，内幕交易行为造成的损害具有涉众性。此外，证券市场瞬息万变，投资者的损失是市场多种因素综合造成的。内幕交易行为造成损害的表现与计算具有复杂性，确定内幕交易侵权责任造成的损失需要运用更多的证券市场专业知识。而如何区分因内幕交易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和正常市场风险带来的损害是证券损害赔偿的主要难点之一。

    其三，内幕人员与普通投资者之间力量的不平衡。与普通投资者相较，内幕人员往往掌握优势的信息和良好的技术、知识、经验，因而普通投资者在证券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加上内幕交易行为的技术性、隐蔽性等特征，权利受到侵害的投资者需要承担证明受到的损害与内幕交易行为具有因果关系，往往举证难度很大。在此情况下，由作为被告方的内幕人员举证证明投资者遭受的权利侵害并非因内幕交易而是由其他因素导致，无疑降低了受害方投资者的举证难度，亦对促进投资者进行民事权利救济具有关键性作用。

    综上，由于证券市场的特殊性以及内幕交易行为的特殊性，若按照一般侵权责任规则，要求投资者承担内幕交易与其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对于绝大多数投资者而言是“不可承受之重”。为保护弱势的公众投资者，增强公众投资者对资本市场公正的信心，就需要“通过无过错责任或者过错推定之下对特定侵权领域受害人权益做出特别的保护，在民事领域的行为自由与权益保护之间划分出不同于一般侵权行为的责任与行为之边界。”就内幕交易民事赔偿案件而言，应将内幕交易定性为特殊侵权行为并采取特殊侵权责任的构造模式，即内幕交易的归责原则应主要适用过错推定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鉴于内幕交易的主观构成要件必须是故意，无过错行为不构成内幕交易，而且内幕交易也存在免责事由，因此内幕交易的归责原则应该是过错推定规则，不适用无过错责任。概言之，内幕交易特殊侵权行为的立法模式才能体现出立法上对投资者保护，也体现出立法政策上对内幕人员与投资者之间利益平衡的考量。

    （二）内幕交易特殊侵权行为归责原则的特殊性

    如前所述，内幕交易侵权行为应定性为特殊侵权行为，内幕交易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为过错推定原则。在过错推定原则下，一般行为人只要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就可免责。不过，就内幕交易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而言，其又具有特殊性。

    其一，内幕交易行为人只要证明自己没有故意，就可以免责。关于过错，侵权法上过错的基本形态可分为故意和过失，其中，故意可分为恶意和一般故意，过失可分为重大过失、一般过失和轻微过失。但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022〕2号，以下简称《虚假陈述新司法解释》）中，为了对中介机构的连带责任予以限缩，《虚假陈述新司法解释》将《证券法》第85条规定中的“过错”限定为“故意和重大过失”。就内幕交易而言，《证券法》第50条规定，“禁止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和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利用内幕信息从事证券交易活动”，这里的“利用”表明内幕人员必须有意识地使用内幕信息才构成内幕交易行为，即内幕交易构成要件中的主观方面只能是故意，过失不构成内幕交易。因此，内幕交易行为人只要证明自己不是故意，即便可能存在过失，也不构成内幕交易，也就无需承担内幕交易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其次，内幕交易行为的类型化导致其归责原则存在差异。根据《证券法》第53条之规定，内幕交易在客观上具有三种表现形式，一是内幕信息知情人利用内幕信息买卖证券或者根据内幕信息建议他人买卖证券；二是内幕信息知情人向他人泄露内幕信息，使他人利用该信息进行内幕交易；三是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通过不正当手段或者其它途径获得内幕信息，并根据该信息买卖证券或者建议他人买卖证券。简言之，内幕交易行为通常是由内幕信息知情人实施的，但现实中也有不少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通过某种途径获得内幕消息并根据该信息从事内幕交易行为。《证券法》第50条规定：“禁止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和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利用内幕信息从事证券交易活动。”据此规定，无论是内幕信息知情人还是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凡是利用内幕信息从事证券交易均可构成内幕交易行为，即构成内幕交易行为的实质在于是否利用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而不在于是否系内幕人员所为。但是，在实施规制内幕交易的制度措施时，对内幕信息知情人和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在规制原理与方式上是有所不同的。对于内幕信息知情人从事内幕交易予以禁止和制裁，其法理依据在于其不正当利用了在职务上或业务上的便利和优势地位。对于非传统内幕人员如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禁止和制裁其从事内幕交易的法律依据，在于其盗用了公司的信息资产。就公司法层面而言，传统内幕信息知情人与公司之间存在基于身份联结形成的信义关系，基于其特殊地位、职责以及能够直接接触到内幕信息，这些人应当承担比一般人（如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更高程度的信托责任与注意义务，因而在举证责任分配方面，内幕信息的法定知情人应承担更严格的举证责任。申言之，鉴于行为人距离内幕信息越近就越容易获取内幕信息，因此监管机构需要证明其内幕交易的内容就越少，甚至部分内容可以采取推定方式；随着行为人距离内幕信息越来越远，其推定方式受限，证明难度增加，故需要区别对待。具体体现在内幕交易侵权责任归责原则上，不同行为主体基于身份的差异承担的举证责任应该是差异化的。对于内幕信息的法定知情人从事内幕交易，可以实行过错推定，即只要内幕信息没有公开，内幕人员从事相关证券买卖的，即可认定其在从事内幕交易并且具有利用内幕交易谋利的过错。而对于内幕信息的法定知情人以外的人，认定其从事内幕交易，应当由投资者证明该事实存在，归责原则亦应实行过错原则。不过，在实践中，由于内幕交易的隐蔽性，投资者往往只能在监管机构对内幕交易实施行政处罚的“前置程序”后才提起民事赔偿诉讼。因此，内幕交易的存在以及内幕人员的过错问题实际上已经由监管机构予以解决了。

    三、“同时交易规则”的引入与适用

    （一）“同时交易规则”的确立

    凡是内幕交易必有受损害的投资者，但因内幕交易具有隐蔽性，很难在证券市场主体中辨别出与内幕交易行为人直接交易的投资者，因此，即便想对内幕交易提起集团诉讼，仅在确定和寻找适格原告这一环节就非常困难。为解决内幕交易侵权责任之难题，1988年美国修订《证券交易法》第20A条规定，“（a）任何人违反本款及其规则、规章，在掌握重要未披露信息时买卖证券，对任何在违反本款的证券买卖发生的同时，购买（违反以出售证券为基础时）或出售（违反以购买证券为基础时）了同类证券的人在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的诉讼承担责任。”从该规定可以看出，那些掌握了内幕消息而在市场上从事交易者，必须对在同时期从事相反买卖的投资者负担民事赔偿责任。这一规定确立了“同期反向交易者”标准，同时解决了内幕交易因果关系推定以及原告的范围问题。

    对域外实践经验考察，“同时交易规则”的适用难点主要在于对“同时”的认定。从美国联邦地区法院的司法判例来看，大致有三种标准：第一种是要求必须是与内幕交易之后且同一天的反向交易者；第二种是要求必须是内幕交易之后三个交易日内的反向交易者，理由是交易结算采取T+2模式；第三种则是在少部分案件中，法院将“同期”的时限宽限至6-10个交易日，但没有说明理由和裁决依据。总的来看，美国司法实践对于“同期交易”的解释比较严格，大部分案件还是限制在同一交易日或者按照结算规则可以合理解释的同期范围内。

    就我国而言，“同时交易规则”已经在光大证券“乌龙指”事件引发的内幕交易民事赔偿案中被参考。对此，笔者以为，我国的内幕交易司法解释可以直接以推理的方式划出内幕交易行为的相对人范围，即在一定期间同时作与内幕交易相反买卖的投资者，具体指内幕交易行为人买入证券，则同时作卖出该证券的投资者；内幕交易行为人卖出证券，则同时作买入该证券的投资者。至于“同时交易”的确定问题，应该指内幕信息发生至公开之间的一段期限。如此规定，可能导致出现如下现象：1.有些投资者的交易可能发生在内幕交易行为人实施交易之前，即成为内幕交易的相对人。这在证券法上是应当允许存在的立法效果。因为内幕信息发生后，知情人员要么应当依法公开信息，要么依法禁止交易。如果知情人员违反规定进行了内幕交易，在内幕信息发生后但在内幕交易行为发生之前作相反买卖的投资者，同样会受到内幕交易的侵害。2.作为内幕交易相对人的投资者及其交易数量，可能远远多于内幕交易应有的相对人及其交易数量。这在证券法上也是应当允许的立法效果。因为作内幕交易相反买卖的投资者虽然远远多于内幕交易应有的相对人，但每一个作相反买卖的投资者都可能或多或少地受到内幕交易的损害。何况这种规定既可方便对内幕交易受害人的认定，又有对内幕交易行为的惩罚意义。不过，鉴于每个内幕交易案件具体情形不同，在司法实践中可以由法官对于“同期交易”的严格或宽松解释作必要的自由裁量。

    （二）“同时交易规则”与内幕交易损害赔偿请求权人的认定

    追究内幕交易的损害赔偿责任，首先要确定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要求内幕交易者赔偿损失的投资者范围。如前所述，美国通过一系列判例法和成文法，使内幕交易民事诉讼的原告逐步限制在“同时交易者”。我国台湾地区“证券交易法”借鉴美国之规定，第157条之一规定，“违反法律关于禁止内幕交易规定之人，对善意从事相反买卖之人负损害赔偿责任。”

    与美国立法相较，我国台湾地区“证券交易法”似乎强调了内幕交易损害赔偿请求权人的“善意”问题。“所谓善意从事相反买卖之人，系指在证券集中交易市场与店头市场不知或非可得而知该公司内幕人员利用未经公开之内部消息，从事该公司之上市股票或上柜股票买卖之事实，而于内幕人员买入时，其正逢卖出，或内幕人员卖出时，其正逢买入而受有损害之人，包括在此项消息公开后开始买进而发生损害，或是在此项消息公开前卖出而产生价格差额损失之人”，“另善意从事相反买卖者虽系委托经纪商以行纪名义买入或卖出者，亦视为善意从事相反买卖之人。”其实，尽管美国《证券交易法》第20A条未提及善意问题，但针对内幕交易损害赔偿请求权人的资格问题，美国1981年上诉法院的判例中就曾指出，依据证券交易的性质，内幕人员为内幕交易时之卖出或买入行为，即为对在交易同时为相反竞价买卖行为的善意投资者的有效要约或承诺行为，因而，在当时为相反买卖的善意投资者均可被认为是内幕交易的当事人，也为恶意获利企图的牺牲者。由此，在证券市场中与内幕交易进行交易的善意投资者，是内幕交易的受害者，具有对内幕交易人提起损害赔偿之诉的资格。

    就我国而言，为了落实内幕交易民事赔偿责任制度，使其既要能够有力地制裁内幕交易行为，又要便于在司法实务中适用，采取“善意”+“同时作相反交易的规则”确定内幕交易受害人（即内幕交易损害赔偿请求权人）范围，是一种可资参照的制度建构思路。1.按照同时作相反交易的规则，内幕交易的受害人不限于与内幕交易行为人有直接交易联系的人，即并不是内幕交易行为人所卖出的特定证券的直接购买人，也不是内幕交易行为人所购买的特定证券的直接出售人。只要与内幕交易行为人作同种类证券的相反买卖时，即内幕交易卖出某种证券时，其他投资者正好作该种证券的买进，或者内幕交易行为人买进某种证券时，其他投资者正好作该种证券的卖出，即可认定为该内幕交易行为的受害人。2.作与内幕交易行为人相反的证券买卖，应当是与内幕交易行为同时发生的。不过，法律对于证券交易活动的“同时”，应当是有一定时间长度的时限。如果从内幕信息发生至公开之间的这段期限比较长，为避免可能的滥诉，实务中也可以将“同时”自内幕交易者进行的第一笔内幕交易开始计算，并将之限定在与内幕交易的同一个交易日内。当然，立法上还可以赋予法官根据具体的交易情形对“同时”加以分析判断并作出必要的时间长度限缩。3.“善意”是指投资者必须不知道内幕交易的存在，并非为了要求赔偿或其他非法目的而进行证券买卖。4.以“善意”与“同时作相反交易规则”作为认定受害人的标准，不同于民法上的一般规则，须以法律有明确规定为必要。因此，只有内幕交易侵权赔偿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内幕交易受害人的认定规则，才能确定内幕交易损害赔偿请求权人即原告的范围，在司法实务中才能得以据此适用。

    （三）“同时交易规则”与因果关系的推定

    因果关系认定是内幕交易民事赔偿责任的核心问题。一方面，只有能够证明因果关系的投资者才有资格提起侵权赔偿诉讼；另一方面，因果关系也是决定投资者能获得多少赔偿的重要因素。这两个方面其实体现为两层因果关系，一是内幕交易行为和受损投资者投资行为之间的交易因果关系；二是内幕交易行为和受损投资者损失之间的损失因果关系。

    在虚假陈述情形下，各国立法大都利用市场欺诈理论来实现信赖推定，从而解决交易因果关系问题。简言之，在一个有效的证券市场中，如果所有因虚假陈述导致的不真实和具有欺诈性的信息都反映在证券的市场价格上，那么，所有接受了该证券市场价格从事交易的投资者都可以被看作是信赖了所有不真实和具有欺诈性的信息，从而推定投资者信赖了虚假陈述。因此，投资者只要证明其所投资的证券价格受到虚假陈述行为的影响而不公正，即可认为投资者的损失与虚假陈述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在内幕交易侵权责任中，如前所述，美国判例及立法确立的同时交易原则表明，只要原告属于和内幕交易同时反向交易者，法律就确认其所受损害与内幕交易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从而赋予原告要求内幕交易者赔偿其损失的权利。

    比较虚假陈述与内幕交易侵权责任因果关系推定的背后逻辑，二者其实是一脉相承的。依据美国内幕交易规范的法理，内幕交易之所以应予以处罚，并非因为内幕交易的行为人因知悉内幕消息而交易，而是因其知悉内幕消息，未经揭露而交易的缘故。因此，禁止内幕交易的本质，乃属于“单纯之隐匿”（pure omission）。从这个意义上说，内幕交易与遗漏型虚假陈述性质颇为相似。为此，在具有里程碑性质的1974年联邦第二巡回区Shapiro v.Merrill Lynch案中，法院援引了最高法院在遗漏型虚假陈述中推定对未披露信息之信赖和因果关系存在的1972年Affiliated Ute Citizens案之先例，在此基础上进而推定了因果关系在未披露内幕信息的内幕交易者和其他交易者之间存在。此判例确立了事实因果关系可由于其他理性投资者会因为知晓未披露信息的内容而改变交易决定而建立。

    对上述推定论证，当然有不同的声音。其中核心反对观点认为，在非“面对面交易”情况下，不知情的投资者并不是基于内幕交易者的引诱，而是独立作出的交易决策，因此内幕交易影响了原告的交易决策并认定存在交易因果关系的论断显然是不成立的。此外，内幕人员并不一定是信息公开义务人，并不负有公开信息之义务，甚至在内幕信息公开之前，因职务或业务而获得内幕信息的人要负有保密义务。因此，对于内幕人员不将内幕信息透露给相对人的情形，不能认定为违法。

    对此，笔者以为，欺诈市场理论就是为了解决证券市场无法像传统面对面那样来证明因果关系的困境而创造出来的。尽管在虚假陈述情形下，对信赖的证明通常表现为，只要被告负有公开义务而未公开重要信息，就认定已满足了因果关系的要求，而在内幕交易情形下，可能内幕人员并不负有信息公开义务，所以似乎无法满足信赖要求。但笔者以为，欺诈市场理论的核心就是有效市场价格包含了各种信息，投资者只要相信市场价格进行交易，就说明他信赖了市场，进而信赖了交易对手方。对内幕交易而言，其与虚假陈述核心的区别在于，虚假陈述是必须公开真实信息，但虚假陈述人违反了义务；而内幕交易是在信息公开前不能进行交易，但内幕人员违反了戒绝交易的义务。尽管二者违反的义务并不相同，但实质上都是让投资者因信赖市场而陷入错误的认识并进行了交易。就虚假陈述而言，如果知道真实信息，投资者就不会交易或不会以这样的价格进行交易；而如果知道了内幕信息，投资者同样不会交易或不会以这样的价格进行交易。所以，对投资者的损害而言，内幕交易与虚假陈述其实并没有本质的不同，或者说某种意义上内幕交易与虚假陈述确有共同之处，二者的实质区别在于，虚假陈述是在信息虚假上的主动行为，让投资者对信息的真实性产生误解而从事交易，而内幕交易则是在信息披露上的不作为行为，它让投资者在不明真相的情形下也从事交易，最终导致交易结果的不公平。因此，内幕交易侵权责任也可以效仿虚假陈述侵权责任的赔偿逻辑，基于欺诈市场理论建立起事实因果关系之推定。

    归结而言，在证券集中市场交易中，一个具体内幕交易的真正直接相对人是难以确认的，内幕交易的相对人所受损害与内幕交易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也是难以认定的。若不在立法层面直接建立因果关系推定规则，实务中就难以追究内幕交易行为人的民事责任。为此笔者建议，我国可规定对善意与内幕交易同时相反交易者推定交易因果关系成立，并进而推定损失因果关系成立，但被告能够证明原告的损失是由其他因素造成的除外。这种因果关系的推定，具有两个层面的法律意义，其一，把与内幕交易行为人同时作相反交易而产生的损失，在法律上视为与内幕交易行为有因果关系的损害；其二，对于该项因果关系，内幕交易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人不需举证证明，投资者只要证明其作了与内幕交易同时相反的交易，法律即可推定该项因果关系存在。内幕交易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推定，把内幕交易行为与具体的受害人及其损害在法律上连接起来，由此才使得追究内幕交易者的民事责任真正成为可能。

    四、内幕交易侵权损害赔偿的损失计算问题

    （一）内幕交易侵权损害赔偿的基本思路

    如何合理确定内幕交易的损失认定方式及赔偿金额一直是内幕交易民事审判中的难点。对于内幕交易的损害赔偿，从侵权责任法律规则填补损害的基本功能出发，内幕交易民事责任亦应坚持填补损害原则，即在原则上，投资者获得的赔偿数额不能超过其损失数额。

    但是，如前文所述，确定内幕交易中投资者权利受到侵害的损失，核心在于区分证券价格波动给投资者造成的损失中，哪一部分是由于内幕信息形成的价格波动对投资者造成的损失。但在实务中，证券价格波动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影响因素确认十分复杂且带有预测性，即使连专业的证券分析师也无法作出准确测算，更遑论由法院去进行实质性判断。

    参考成熟市场相关立法例，对内幕交易诉讼中损害赔偿额，多依据消息未公开前买入或卖出该股票之价格，与消息公开后的“合理期间”内股票价格之差额来确定。据我国台湾地区“证券交易法”第157之一规定，内幕交易损害赔偿之范围是在“就消息未公开前其买入或卖出该股票之价格，与消息公开后10个营业日收盘平均价格之差额限度内”。其中，所谓“消息未公开前其买入或卖出该股票之价格”，应指从内幕消息发生之日起到消息首次公开之日期间，违反内幕交易禁止规定者在集中交易市场或店头市场买进或卖出股票的价格。这里的“消息发生之日”，一般指公司决定或决议做成之日，相关契约签订之日等等。但对于内幕交易情节重大者，法院得依善良从事相反交易之人的请求，将责任限额提高3倍。因此，内幕交易者最高赔偿责任数额，可达到其通过内幕交易获利的3倍。

    概而言之，笔者以为，我国内幕交易司法解释关于内幕交易所造成损害数额的确定规则，应当包括以下内容：1.内幕交易受害人在特定证券交易中的单价损失幅度。即与内幕交易作相反交易时的特定证券价格，与内幕信息公开后一定期间内该证券平均价格之间的差额，就是内幕交易受害者在特定证券上遭受的损失。2.内幕交易受害人在该次交易中的损失范围。即由受害人作相反交易时买卖的证券数量，乘以单价损失幅度。3.确定内幕交易行为人的责任限额。由于内幕交易受害人是根据同时相反交易规则推定的，其损害范围及其与内幕交易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也是推定的，如果完全以充分填补损失为赔偿原则，那么发生一次内幕交易，行为人所赔偿的数额可能是天文数字。因此，法律应当确定内幕交易行为人的责任限额，以求制度公平。内幕交易行为人的责任限额，通常就是内幕交易非法所得的数额。4.通过司法调整责任限额与受损数额之间的平衡。法律可以规定法院在确定内幕交易行为人责任限额上有一定的裁量权，这样即可以根据受害人所受损失的情况、受害人的请求，以及内幕交易的情节，对内幕交易行为人的责任限额予以适当提高，既可提高受害人获得补偿的程度，又可适度加重对内幕交易人的民事制裁。

    （二）因内幕交易受损的具体损失的计算

    如前所述，受内幕交易行为的损失计算，应当是投资者买入或卖出的证券价格与内幕信息公开后该证券市场价格之间的差价损失。归纳上述经验分析，可以将内幕信息公开后10个交易日为内幕信息的市场吸收期间，即内幕信息公开经过10个交易日之后，该项公开的信息视为不再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判断。当然，根据我国当前证券市场的交易量、交易换手率等具体情形，还可以对内幕信息的市场吸收期间予以更精确地确定。

    此外，内幕交易行为人的赔偿数额是否应当以其违法所得额为限的问题，笔者以为，如果相关规则设定内幕交易行为人应对内幕信息发生至公开期间作相反买卖的投资者，就其股票买入或卖出价格与内幕信息公开后10个交易日平均价格之间的差价损失进行赔偿，受内幕交易行为损害的投资者损失数额通常要大于内幕交易行为人的违法所得额。为了进一步惩罚内幕交易行为，可以规定将其赔偿额度提高至违法所得额的3倍。但是，如果这样仍然不能足额赔偿投资者损失的话，可以规定按比例赔偿的制度，即按照投资者损失额占所有投资者损失总额的比例予以赔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坚持对投资者实行足额赔偿，可能产生新的不公平。其一，按照内幕交易行为人违法所得额的3倍赔偿给投资者，已经是对内幕交易行为人的严厉惩罚。如果继续提高赔偿额度，对内幕交易行为人亦不公平。其二，投资者的损失与内幕交易之间的因果关系，本来就是根据证券法规定而推定的，而且投资者的损失也只是部分地与内幕交易有关。按比例赔偿措施对投资者的保护力度，实际上也是十分充分的。

    五、代结论

    任何规范市场行为的法律制度，都应当根据市场活动的机制和特点而定。我国内幕交易民事赔偿责任制度的构建，也必须根据内幕交易的活动方式确定其行为构成，并设计相应的规制措施。笔者以为，立足我国当前证券市场的发展阶段以及证券市场交易的现实情形，我国内幕交易民事赔偿规则的核心规则大致如下：“内幕交易行为人应对内幕信息发生至公开期间作出相反买卖的善意投资者，就其股票买入或卖出价格与内幕信息公开后10个交易日平均价格之间的差价损失，在内幕交易行为人违法所得额度内承担赔偿责任。内幕交易违法所得额不足以赔偿投资者损失的，应受损害投资者的请求，可以将内幕交易行为人的赔偿额度提高至其违法所得额的3倍。投资者仍然得不到足额赔偿的，按照其损失数额占所有投资者损失总额的比例受偿。”该规则第1款规定了因内幕交易而造成投资者损失的计算方式，投资者损失与内幕交易的因果关系，以及内幕交易赔偿额度的一般标准。规则第2款规定了内幕交易赔偿额度的惩罚性标准，以及在内幕交易赔偿额度不足以赔偿时，对投资者赔偿数额的计算方法。

    本文来源：《法律适用》2024年第10期。

  • 是谁把普华永道带入恒大这个火坑的？ ——一封公开信

    　　普华永道审计恒大的问题，大家看了不少热闹。大家都谴责普华永道，但没有一个人问，在普华永道，对恒大审计失败的责任人是谁？

    　　普华永道审计恒大失败的最终责任人是赵柏基：

    　　赵柏基现在担任普华永道亚太区和中国区主席、首席合伙人和首席执行官。分 时间段而言：2005-2013，赵柏基担任普华永道审计业务线一把手（恒大是赵 柏基接的客户）；2014至今，赵柏基担任普华永道一把手。

    　　恒大财务造假行为如此严重，普华永道10多年审计视而不见，普华永道被视同参与造假。普华永道如此有历史、有经验的事务所，为什么会走到今天的地步？赵柏基是如何把普华永道带入恒大这个火坑的？总结我们近距离的观察和经验，提出原由如下，值得每家会计师事务所和监管部门的反思。

    　　一、追求合伙人高收入。赵柏基的一句口号是：我领导的普华永道的 EPEP—— 权益合伙人收入，在历史上最高，在四大中最高。赵柏基每年从普华永道获取的薪酬收入是5000万港币（注意，他还通过税务安排，实际个人所得税低到 7.5%以下）。在追求合伙人高收入的“奋斗拼搏“中，恒大就是个很好的客户 了。在2014年，普华永道上一代领导合伙人提出质询，要辞退恒大，但被赵柏基给拦回去了，他说：在大陆卖房子像卖蛋糕一样快，普华永道要用好的服 务跟上客户的步伐。在普华永道，有个著名的赵柏基核心圈 （inner

    　　circle）， 内部叫“两亿俱乐部”，就是不到10个人，每年从普华永道分走两个亿。会计师事务所的管理合伙人和他的小帮派一旦以分钱为最高目标，走到恒大的火坑就不奇怪了。

    　　二、 审计质量管理在普华永道成为政治斗争中打压对手的手段。普华永道虽是 一个品牌，但在中国是由普华、永道和安达信三家合并组成。众所周知，在普华永道，有300块钱，安达信的人分130块，老普华的人分90块，老永道的人分80块。赵柏基为安达信出身的合伙人。他将安达信的亲信安排为内部质 量管理主管合伙人。几乎所有普华永道的审计质量管理岗位均由安达信的合伙人控制，而且，还留用安达信的退休合伙人，有位安达信出身的黄姓女合伙人，快70岁了，还是普华永道审计质量顾问，天天在太子大厦上班。然后，赵柏基以审计项目质量为由，打压反对他的人。对房地产审计项目很有经验的 一个合伙人是郭志平（前房地产行业审计主管合伙人），原来是老普华系的，他反对安达信合伙人的激进做法，结果招到赵柏基的打压，退休前工资减半，后不幸患了癌症。还有一位反对为恒大出审计报告的合伙人，是普华永道南区审计负责合伙人，叫吴伟伦，他被赵柏基、孙宝源、蔡楚清联手拿下，南区审 计负责合伙人由安达信的人接替。

    　　三 、逃避国际网络所的质量检查。普华永道国际网络会定期对其成员所的审计质量进行检查。赵柏基通过聘用已经退休的资深美国普华永道合伙人，给予高 薪，作为中国所和香港所的说客，掩盖普华永道中国所的实际审计质量情况。 这些在国际上担任过国际网络审计质量检查领导岗位的退休人士，拿了普华永 道中国的钱，就整天说普华永道中国的审计质量好。但事实上，美国监管机构（PCAOB） 后来检查阿里巴巴的审计工作底稿时，一位参与其中的普华永道的 国际质量监督合伙人说，没有想到普华永道中国的审计质量水平腐烂到如此糟糕。普华永道是审计行业的领头羊，但有一个不为外界认识的领头羊作用是：赵柏基等普华永道合伙人，以审计工作底稿在中国大陆、是国家机密这样的理由，拒绝香港和美国监管机构的检查。事实上，他们是为了保全自己分钱的基础， 一方面能挣大钱，但另一方面审计工作质量又不需要被检查。真是这个原 因，才导致了中美资本市场的不信任。

    　　四 、普华永道亚太区管理基本瘫痪。普华永道以中国（包括香港）、澳大利亚、东南亚（包括新加坡）三大市场为主形成亚太地区管理层，过去近10年，赵柏基担任普华永道亚太区主席。但是，在赵柏基所提倡的EPEP （权益合 伙人收入）最高的管理理念下，亚太地区管理不到位，除普华永道中国外，另一场灾难是，普华永道澳大利亚发生了严重的违法行为，因为普华永道多名合 伙人泄露澳大利亚政府机密，澳大利亚政府已经全面解除了与普华永道澳大利 亚所的合作（终止所有合同），并开始对普华永道执行调查。后来，普华永道 国际网络介入对普华永道澳大利亚的调查，停止了赵柏基的亚太区主席一职，普华永道澳大利亚开除了37名合伙人和近500名员工，历史上没有过的举措。赵柏基因为承担亚太区管理责任，现在无法进入澳大利亚，否则会面临被 澳大利亚政府扣留调查的风险。目前来看，普华永道亚太区的管理是全面瘫痪的。

    　　五，关于审计独立性和普华永道为恒大和许家印家族办公室提供的其他服务。 目前，人们普遍关心的是普华永道的审计服务，但必须要问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普华永道为恒大和许家印家办提供的税务咨询服务、跨境交易服务中，有否协助恒大、协助许家印偷税、漏税、逃税，是否有非法协助他们把钱转到境 外？这个问题，财政部和监管机构必须要检查的。普华永道服务恒大绝对不是 只有审计服务这一项。

    　　值得下一代普华永道合伙人和业内人士思考的血一般的教训是：

    　　第一 、普华永道为客户建议“相互制衡”的公司治理架构。请问，在普华永道，谁能制衡赵柏基？谁能挑战赵柏基？中国会计师事务所的治理问题已经提 到议事日程上了。比如，是否应该披露中国会计师事务所高管的个人收入？有 一次，监管机构对普华永道执行调查，普华永道对监管的回复是，对赵柏基的 监督由一个名叫孙宝源的人负责，这本身就是个笑话。在普华永道，孙宝源是 有名的为了钱就没有背脊骨的人。就是孙宝源协助赵柏基拿下反对恒大审计项目的吴伟伦的。

    　　第二 、因为恒大的财务造假太严重了，对“房子”和“现金/银行存款”这两个会计科目的审计工作都没有做到位，在法律上，普华永道是否应该被视为参 与造假？普华永道有否参与协助许家印家族把资金转到境外？把这些问题查清 楚，对普华永道的负责合伙人追究法律责任，把害群之马抓出来（也还那些矜矜业业的合伙人一个清白）短期看是普华永道的一个痛，但长期看，有利于普华永道、有利于行业的长治久安。

    　　第 三 、普华永道的管理权力本来是香港合伙人掌握的，为了金钱目的，赵柏基 一直在谋求连任第3.5届（已经完成了10年，2.5届）。现在，他不情愿的让位了，把普华永道中国区主席、首席合伙人的职位交给了中国内地的合伙人李丹。这是第一次、也是第一家四大的管理权由内地合伙人掌握。但这个锅，李丹要接吗？两亿俱乐部的其他成员包括杨志伟、崔志义、蔡楚清等，他们是否应该把每年拿走的两个亿退回给公司，作为恒大赔偿基金？这是合伙人合同要认真考虑的。这几个人退休后，还在和李丹讨价还价，要留在公司当顾问，继 续拿钱。到今天为止，李丹连他的首席财务官都没有任命。这样做，他们对得起普华永道的下一代合伙人吗？

    　　第四、合伙企业选一把手最重要的考虑因素还是人品。赵柏基在一定时期掩盖自己的贪婪、嫉妒心，但一旦权力到手，原形毕露，为了能够从合伙企业多为自己拿到钱，把普华永道100多年来的事业带到了恒大这个火坑，是偶然、也 是必然。这个必然就是基于赵柏基的人品而定的。普华永道的教训惨痛，未来几届的首席合伙人的选举（包括推举）考虑领导合伙人的人品是第一位的。

    　　第五，我们不希望普华永道倒下，普华永道大部分的合伙人是优秀的、敬业的专业人士。市场也需要普华永道。但对赵柏基和他的两亿俱乐部的成员如何追责？每年6月底/7月初，普华永道都要在澳门的威尼斯人赌场召开合伙人大 会，这个是明面的； 一个不让人知道的事实是，赵柏基会先召开一个老安达信合伙人会议，不到三桌，商量安达信的人掌权的大计方针，这是暗地里做的。 赵柏基住总统套间，白天开会，晚上赌博。

    　　今年，普华永道中国的合伙人大会会在哪里召开，赵柏基并不光彩的退休庆功会还会召开吗，我们拭目以待。至少威尼斯人赌场，不是我们推荐的场所了。

    　　另外，赵柏基的退休庆功会的预算是多少呢？前面所说的，被赵柏基打压的原来的房地产行业审计的主管合伙人，郭志平，是1992年进入中国帮助筹建老 普华的。30年后，也就是2022年，他退休。他在普华永道的学徒（包括李丹）为他举办了一个退休庆功会，事实上也是人生告别会（郭志平患了癌症），参加这场活动的人比预期多了一些（事实上就是抱团取暖，对赵柏基等 安达信小圈子合伙人表达不满），超了预算3万元人民币。据说，李丹为了向赵柏基表忠心，就是不批这3万元的支出，后来是郭志平自己付的。历史就是这样在教育人的。我们建议，不应为赵柏基召开退休庆功会，因为钱要省下来 赔偿给恒大的投资者和银行。

    　　赵柏基给李丹提出了一个要求，退休后，他要担任普华永道荣誉主席。蔡楚清提出的要求是，他要在香港给普华永道担任顾问。两个人都是要收钱的（更重要的是，要遮盖自己的屁股）。参考原来安达信在公司担任顾问的退休合伙人 价码是，每人每年800元港币。如果是这样的安排，我们给普华永道合伙人们 的建议是：赵和他的两亿俱乐部的成员，应该一个都不能退休，直至普华永道把恒大的官司打完。

    　　最后的话语：

    　　第 一 、普华永道在中国接受财政部的调查，在香港面对恒大清盘人的起诉，这是普华永道必须面对的。但同时，普华永道必须拿出勇气，如同普华永道在澳大利亚一样，聘请独立专家对普华永道在治理、文化和问责制方面做出独立调查，并向社会公众公开调查报告的内容。普华永道是为公众利益而存在的，建立社会诚信是其最重要的责任，如果不能开展独立调查，那是欠这个市场一个交代。这也是普华永道为自己挽回市场信心的唯一做法。

    　　第 二 、赵柏基在担任普华永道一把手10年期间，用的首席财务官是崔志义，

    　　10年不变。而普华永道内部都知道，崔志义是一个根本没有道德标准的人。普华永道在中国是一家年营业额超过200亿港币，供合伙人分配的年利润额超过 50亿港币的公司。这样一家公司的财务就是一个小圈子，两个人操作的，财务账目不公开（注意，对合伙人也是不公开的）。普华永道国际网络的审计部门，必须对赵柏基担任一把手期间的财务进行内部审计，包括由赵柏基和崔志义掌握的开曼群岛的费用账务，向全体合伙人公开内部审计结果。必须对赵柏 基这10年间的举报信进行认真核实、复查，还普华永道合伙人事实的真相。

    　　请普华永道负责职业道德的合伙人Ewan Clarkeson 安排资源将本公开信翻译 成英文，报送普华永道国际和其网络成员所领导。

    　　第三、2024年7月至9月，这三个月是普华永道合伙人做出业绩评估和确定分 钱基础的时候。如果出现对任何合伙人的打击报复，特别是对老普华、老永道 合伙人的打击报复，我们将发表第二封公开信、并公开部分相关工作底稿。

    　　一部分普华永道合伙人

    　　2024年3月

  • 浙江蓝宇股份IPO资金流水分析

    2023年12月28日，浙江蓝宇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蓝宇股份”）在深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 2023年第 91 次审议会议上顺利过会。本次IPO蓝宇股份拟发行不超过2000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比例不低于25%，共募资50212.55万元，用于年产12000吨水溶性数码印花墨水建设项目、研发中心及总部大楼建设项目、补充流动资金。由此计算，蓝宇股份IPO估值不低于20.08亿元。

    　　蓝宇股份主营产品为数码喷印墨水，按业务模式分为公司自主生产的分散墨水、活性墨水及受托加工分散墨水，主要应用于纺织领域。蓝宇股份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郭振荣，其直接或间接控制发行人 45.1127%的股份。郭振荣1976年出生，现年48岁，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复旦大学高分子化学与物理专业硕士、美国威廉玛丽学院化学专业硕士、应用科学专业博士。

    　　从招股书看，这是一个高学历海归博士归国创业的励志故事，但是从招股书及回复函细节看，蓝宇股份在很多地方的信披疑点重重，尤其是涉及到创始人及其家庭成员、企业核心人员的资金流水方面，更是一堆糊涂账。不仅实际控制人配偶带着孩子长居美国，且已得美国国籍的配偶在资金流水核查问题上态度消极，以不再持有境内银行卡为由，拒绝提供境内银行历史流水记录；而且实控人与配偶的子女疑似已经成年，但并没有提供银行流水记录；此外，实控人的同学掌控的两家公司为蓝宇股份第一大供应商，离奇的是，其中一家公司的前监事与实控人的一名前员工同名。

    　　配偶美国籍，成年子女未提供资金流水

    　　新经济IPO注意到，蓝宇股份的资金流水核查披露部分存在诸多疑点。

    　　疑点之一是，回复函显示，蓝宇股份实际控制人郭振荣的2名关键家庭成员流水获取困难，其中一个是郭振荣的配偶YAN HU。回复函称，郭振荣的配偶YAN HU为美国国籍，目前在美国高校任职。中介机构曾于2022年初要求打印YAN HU资金流水，但截至第一轮审核问询函回复前，YAN HU并不配合，以长期定居美国、未参与公司经营等借口，拒绝提供银行资金流水。YAN HU仅出具了一封承诺函，表示其长期定居国外，未参与公司经营，未在发行人的供应商或客户处拥有权益，不存在直接或间接将资金划转给发行人客户、供应商或其他与发行人存在业务关系的对手方等。

    　　但在2023年6月份出具的第二轮回复函中，郭振荣配偶YAN HU才提供了电子版银行流水，不过，回复函显示，YAN HU表示长期在美国生活，并未持有中国银行(4.490, 0.01, 0.22%)卡，仅提供了美国花旗银行和富国银行两张卡的流水情况。

    　　实际上，回复函中的很多细节也和YAN HU所谓长期呆在美国、无法提供流水相矛盾。首先，既然银行流水可以提供电子版，为何第一轮时拒绝提供呢？其次，即便本人无法回中国，为何不能通过邮寄方式送达呢？另外，YAN HU 2023年曾回中国探亲，说明并不是完全不回来，所以拒不提供银行流水有何隐情呢？

    　　另外，YAN HU表示自己不持有中国银行卡，所以不提供中国境内银行的相关资金流水，这个说法也很可疑。招股书及回复函没有披露YAN HU何时取得美国绿卡，但是，涉及到IPO实际控制人及其家人、董监高等关键人物的资金流水，哪怕是已经注销的银行卡，也有必要提供历史流水记录。所以，YAN HU到底是何时注销掉全部中国境内银行卡的呢？蓝宇股份的保荐人及申报会计师是否有义务就此进行更加细致的核实工作？

    　　实际上，对注销银行账户的核查是有先例的。上交所科创板就曾要求某家IPO企业实际控制人提供全部直系亲属过往多年注销的银行账户的资金流水情况。

    　　最后一点，也是极为重要的一点，YAN HU的资金流水显示，资金流向之一是给子女支付学费7.15万美元，所涉及学校为美国埃默里大学，由此看，这名子女应该已经成年。众所周知，IPO资金流水核查中，实际控制人的配偶、成年子女和父母是必须要核查的对象，但保荐人及申报会计师为何疏漏了郭振荣和YAN HU已经读大学的成年子女？为何没有进行相关的资金流水核查呢？

    　　财务总监炒币、借网贷摇号买房

    　　蓝宇股份的资金流水核查中，第二个疑点来自郭振荣的母亲杨元凤的部分流水。2021年12月，郭振荣母亲杨元凤的银行账户还向蓝宇股份董事、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屠宁转账80万元。回复函称，这部分资金是借给屠宁信用贷还款、买车等消费。

    　　不过，从屠宁的资金流水记录看，他似乎不差钱。报告期内，屠宁资金流入高达1140万元，其中屠宁用于投资理财的资金400万元。屠宁用于借款给吴先国在加拿大买房、偿还京东、支付宝信用贷的资金达375万元。需要说明的是，吴先国是郭振荣的同学，加拿大国籍，他在报告期内也向郭振荣的母亲杨元凤借钱，名义也是在加拿大买房。

    　　很奇怪的是，屠宁作为蓝宇股份的高管，为何会与郭振荣的同学相熟，并向其提供借款呢？从回复函看，屠宁与吴先国关系匪浅。屠宁曾委托他将加密货币置换成人民币76万元。众所周知，国内禁止个人交易虚拟货币，屠宁持有加密货币并不违规，但他委托郭振荣在海外出售加密货币后，这些资金又是以什么名义回到国内的呢？

    　　第一大供应商员工与实控人前员工同名

    　　资金流水疑点之三是，蓝宇股份实控人家族控制的企业荣升汇彩曾向与实控人同学控制的企业借款，时间为2019年-2022年2月，涉及金额120万元。

    　　回复函显示，2019年至2022年2月，荣升汇彩与双进成之间存在资金拆借，金额共计120万元，原因为荣升汇彩在报告期除将房产对外租赁外无其他业务，由于荣升汇彩账上资金较少，而双进成实际控制人刘克与郭振荣为同学关系，故曾向双进成进行资金拆借并大多在当日或不久交付水电费及相关费用。

    　　一家即将上市的公司，为何需要借款100多万支付水电费？是公司实际控制人口袋中没钱还是公司账上没钱呢？

    　　招股书显示，郭振荣与其父亲郭宁、母亲杨元凤持有的无锡荣升汇彩科技有限公司向蓝宇股份提供房产租赁服务，截至招股书签署日，荣升汇彩向蓝宇股份提供租赁面积为3519平米，每平方米140元，2019年和2020年租金约46.92万元。

    　　除了支付租金外，蓝宇股份还向荣升汇彩支付水电费，报告期内，租赁房屋水电费金额分别为27.86万元、25.74万元、29.73万元和7.37万元。

    　　除了为蓝宇股份提供租赁服务，荣升汇彩还出租房屋给江阴常胜客食品公司和宝瑞置业有限公司。这意味着，荣升汇彩有充足的租金收入，水电费也无需出租方垫付。回复函显示，报告期内，荣升汇彩收到租金及水电费548万元，预缴电费475万元，费用足够覆盖开支。

    　　即便从最朴素的现实商业逻辑看，荣升汇彩向儿子同学旗下公司借钱交水电费也很离奇。回复函显示，荣升汇彩的两大股东-蓝宇股份实际控制人郭振荣以及他的父亲郭宁—手中握有上亿元现金，借钱交公司水电费的说法显得格外荒诞。

    　　蓝宇股份实际控制人郭振荣2021年股权转让获得现金3400万元，随后将1400万元用于理财，这说明他手中资金非常宽裕。回复函显示，郭振荣报告期内用于购买理财产品的资金高达8870万元，丝毫不差钱。

    　　郭振荣的父亲也是千万富豪。回复函显示，郭宁报告期内购买银行理财资金高达4600多万元，而且他仅代收荣升汇彩租户房租及水电费就有172.64万元。此外，郭振荣的母亲报告期内购买货币基金和股票1500多万元，还代收了荣升汇彩租户江阴市常胜客食品有限公司和江阴市宝瑞塑业有限公司的房租及水电费200多万元。

    　　整体看，报告期内，郭振荣及其父母合计购买理财接近1.5亿元，收取荣升汇彩房租及水电费约370多万元，何至于要向郭振荣的同学公司借钱缴纳水电费？

    　　招股书及回复函显示，蓝宇股份与双进成及其实际控制人刘克有着更为隐晦的关系。

    　　企查查显示，张家港保税区双进成化工贸易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8月，注册资本81万元人民币，实缴资本20.25万元，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刘克。公司股东为江大虎持股51%，刘克持股49%。

    　　招股书显示，张家港保税区双进成化工贸易有限公司以及刘克控制的另一家实体上海本仓科技贸易有限公司为蓝宇股份的第一大供应商，双方自2014年开始合作。

    　　回复函显示，2019年-2023年，双进成贸易及上海本仓科技贸易有限公司累计向蓝宇股份销售8107万元表面活性剂等助剂及色料。

    　　双进成贸易2021年-2023年的年收入分别约8100万元、8300万元、6500万元，规模较大。但是，企查查显示，该公司2023年仅有一名缴纳社保的员工，这似乎与其庞大的收入矛盾。

    　　不仅如此，工商变更记录还显示，刘克是2022年10月24日才成为这家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之前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为袁南铨。

    　　这个时间点非常微妙，蓝宇股份2022年9月30日向深交所提交招股书，而双进成贸易作为报告期内第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突然换成了蓝宇股份的同学，是巧合吗？

    　　刘克名下的另一家公司上海本仓科技贸易有限公司成立于2019年11月，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实缴资本50万元。这家公司和双进成贸易一样，参保人数同样只有一人。看起来，刘克能力超群，不需要雇佣太多员工就能把公司营收做到近亿元。

    　　企查查显示，上海本仓科技贸易2021年2月8日发生了一次工商变更，监事陈云霞退出。

    　　而在蓝宇股份的回复函中，也出现了一位叫陈云霞的人。这位陈云霞曾经担任过义乌蓝果儿贸易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唯一股东。回复函称，陈云霞为郭振荣的前员工，曾为其代持义乌蓝果儿贸易有限公司的股份，该公司于2021年12月注销。

    　　那么，这两名陈云霞是不是同一个人呢？还是很巧合地，郭振荣和他的好同学刘克都曾经拥有过一位叫陈云霞的员工？

  • 刘姝威：蓝田之谜

    我运用国际通用的分析方法，分析了从蓝田股份的招股说明书到2001年中期报告的全部财务报告以及其他公开资料。根据对蓝田股份会计报表的研究推理，我写了一篇600多字的研究推理短文《应立即停止对蓝田股份发放贷款》发给《金融内参》。

    现在，我公开发表蓝田股份会计报表的研究推理摘要。我将非常感谢大家评论我的研究推理。

    我研究推理“应立即停止对蓝田股份发放贷款”的依据

    在对借款企业发放贷款前和发放贷款后，银行必须分析借款企业的财务报告。如果财务分析结果显示企业的风险度超过银行的风险承受能力，那么，银行可以立即停止向企业发放贷款。

    1.蓝田股份的偿债能力分析

    2000年蓝田股份的流动比率是0.77。这说明蓝田股份短期可转换成现金的流动资产不足以偿还到期流动负债，偿还短期债务能力弱。

    2000年蓝田股份的速动比率是0.35。这说明，扣除存货后，蓝田股份的流动资产只能偿还35%的到期流动负债。

    2000年蓝田股份的净营运资金是-1.3亿元。这说明蓝田股份将不能按时偿还1.3亿元的到期流动负债。

    从1997年至2000年蓝田股份的固定资产周转率和流动比率逐年下降，到2000年二者均小于1。这说明蓝田股份的偿还短期债务能力越来越弱。

    2000年蓝田股份的主营产品是农副水产品和饮料。2000年蓝田股份“货币资金”和“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以及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净营运资金和现金流动负债比率均位于“A07渔业”上市公司的同业最低水平，其中，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分别低于“A07渔业”上市公司的同业平均值大约5倍和11倍。这说明，在“A07渔业”上市公司中，蓝田股份的现金流量是最短缺的，短期偿债能力是最低的。

    2000年蓝田股份的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和现金流动负债比率均处于“C0食品、饮料”上市公司的同业最低水平，分别低于同业平均值的2倍、5倍和3倍。这说明，在“C0食品、饮料”行业上市公司中，蓝田股份的现金流量是最短缺的，偿还短期债务能力是最低的。

    2.蓝田股份的农副水产品销售收入分析

    2000年蓝田股份的农副水产品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69%，饮料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29%，二者合计占主营业务收入的98%。

    2001年8月29日蓝田股份发布公告称：由于公司基地地处洪湖市瞿家湾镇，占公司产品70%的水产品在养殖基地现场成交，上门提货的客户中个体比重大，因此“钱货两清”成为惯例，应收款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较低。

    2000年蓝田股份的水产品收入位于“A07渔业”上市公司的同业最高水平，高于同业平均值3倍。

    2000年蓝田股份的应收款回收期位于“A07渔业”上市公司的同业最低水平，低于同业平均值大约31倍。这说明，在“A07渔业”上市公司中，蓝田股份给予买主的赊销期是最短的、销售条件是最严格的。

    作为海洋渔业生产企业，华龙集团以应收款回收期7天(相当于给予客户7天赊销期)的销售方式，只销售价值相当于蓝田股份水产品收入5%的水产品；中水渔业以应收款回收期187天(相当于给予客户187天赊销期，比蓝田股份“钱货两清”销售方式更优惠、对客户更有吸引力)的销售方式，只销售价值相当于蓝田股份水产品收入26%的水产品。

    蓝田股份的农副水产品生产基地位于湖北洪湖市，公司生产区是一个几十万亩的天然水产种养场。武昌鱼公司位于湖北鄂州市，距洪湖的直线距离200公里左右，其主营业务是淡水鱼类及其它水产品养殖，其应收款回收期是577天，比蓝田股份应收款回收期长95倍；但是其水产品收入只是蓝田股份水产品收入的8%。洞庭水殖位于湖南常德市，距洪湖的直线距离200公里左右，其主营产品是淡水鱼及特种水产品，其产销量在湖南省位于前列，其应收款回收期是178天，比蓝田股份应收款回收期长30倍，这相当于给予客户178天赊销期；但是其水产品收入只是蓝田股份的4%。在方圆200公里以内，武昌鱼和洞庭水殖与蓝田股份的淡水产品收入出现了巨大的差距。

    武昌鱼和洞庭水殖与蓝田股份都生产淡水产品，产品的差异性很小，人们不会只喜欢洪湖里的鱼，而不喜欢武昌鱼或洞庭湖里的鱼。蓝田股份采取“钱货两清”和客户上门提货的销售方式，这与过去渔民在湖边卖鱼的传统销售方式是相同的。蓝田股份的传统销售方式不能支持其水产品收入异常高于同业企业。除非蓝田股份大幅度降低产品价格，巨大的价格差异才能对客户产生特殊的吸引力。但是，蓝田股份与武昌鱼和洞庭水殖位于同一地区，自然地理和人文条件相同，生产成本不会存在巨大的差异，若蓝田股份大幅度降低产品价格，它将面临亏损。

    根据以上分析，我研究推理：蓝田股份不可能以“钱货两清”和客户上门提货的销售方式，一年销售12.7亿元水产品。

    3.蓝田股份的现金流量分析

    2000年蓝田股份的“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超过了“主营业务收入”，但是其短期偿债能力却位于同业最低水平。这种矛盾来源于“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它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是“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的92%。2000年蓝田股份的在建工程增加投资7.1亿元，其中“生态基地”、“鱼塘升级改造”和“大湖开发项目”三个项目占75%，在建工程增加投资的资金来源是自有资金。这意味着2000年蓝田股份经营活动产生的净现金流量大部分转化成在建工程本期增加投资。

    根据2001年8月29日蓝田股份发布的公告，2000年蓝田股份的农副水产品收入12.7亿元应该是现金收入。

    我从事商业银行研究，了解我国的商业银行。如果蓝田股份水产品基地瞿家湾每年有12.7亿元销售水产品收到的现金，各家银行会争先恐后地在瞿家湾设立分支机构，会为争取这“12.7亿元销售水产品收到的现金”业务而展开激烈的竞争。银行会专门为方便个体户到瞿家湾购买水产品而设计银行业务和工具，促进个体户与蓝田股份的水产品交易。银行会采取各种措施，绝不会让“12.7亿元销售水产品收到的现金”游离于银行系统之外。与发达国家的银行相比，我国商业银行确实存在差距，但是，我国的商业银行还没有迟钝到“瞿家湾每年有12.7亿元销售水产品收到的现金”而无动于衷。

    根据以上分析，我研究推理：2000年蓝田股份的农副水产品收入12.7亿元的数据是虚假的。

    4.蓝田股份的资产结构分析

    蓝田股份的流动资产逐年下降，应收款逐年下降，到2000年流动资产主要由存货和货币资金构成，到2000年在产品占存货的82%；蓝田股份的资产逐年上升主要由于固定资产逐年上升，到2000年资产主要由固定资产构成。

    2000年蓝田股份的流动资产占资产百分比位于“A07渔业”上市公司的同业最低水平，低于同业平均值约3倍；而存货占流动资产百分比位于“A07渔业”上市公司的同业最高水平，高于同业平均值约3倍。

    2000年蓝田股份的固定资产占资产百分比位于“A07渔业”上市公司的同业最高水平，高于同业平均值1倍多。

    2000年蓝田股份的在产品占存货百分比位于“A07渔业”上市公司的同业最高水平，高于同业平均值1倍；在产品绝对值位于同业最高水平，高于同业平均值3倍。

    2000年蓝田股份的存货占流动资产百分比位于“C0食品、饮料”上市公司的同业最高水平，高于同业平均值1倍。

    2000年蓝田股份的在产品占存货百分比位于“C0食品、饮料”上市公司的同业最高水平，高于同业平均值约3倍。

    根据以上分析，我研究推理：蓝田股份的在产品占存货百分比和固定资产占资产百分比异常高于同业平均水平，蓝田股份的在产品和固定资产的数据是虚假的。

    5.我的研究推理

    根据以上分析，我研究推理：蓝田股份的偿债能力越来越恶化；扣除各项成本和费用后，蓝田股份没有净收入来源；蓝田股份不能创造足够的现金流量以便维持正常经营活动和保证按时偿还银行贷款的本金和利息；银行应该立即停止对蓝田股份发放贷款。

    我研究推理“蓝田股份已经成为中国蓝田总公司的提款机”的依据

    1.蓝田股份的关联方关系

    根据蓝田股份2000年会计报表附注“(八)关联方关系及交易”，蓝田股份的母公司是洪湖蓝田经济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注册地址是洪湖市瞿家湾镇。蓝田股份合并会计报表的子公司有两家：沈阳蓝田房屋开发有限公司(注册地址是沈阳市)和湖北洪湖蓝田水产品开发有限公司(注册地址是洪湖市瞿家弯镇)。2000年沈阳蓝田房屋开发有限公司亏损。2000年蓝田股份的利润主要来自于湖北洪湖蓝田水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根据蓝田股份2000年会计报表附注“(八)关联方关系及交易”，中国蓝田总公司与蓝田股份不存在控制关系，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兼职。蓝田股份委托中国蓝田总公司为代销商，2000年中国蓝田总公司代销额占当期蓝田股份销售额的1.9%。中国蓝田总公司长期为蓝田股份的产品进行广告宣传。

    中国蓝田总公司所属的金农网(产品)《中国蓝田总公司简介》称：“1996年5月，其核心企业沈阳蓝田股份有限公司由中国农业部推荐为首家A股股票上市公司。”

    金农网(简介)《中国蓝田(集团)总公司简介》称：“湖北蓝田股份有限公司是总公司的核心企业，1996年5月由国家批准A股上市，被誉为‘中国农业第一股’。上市以来，业绩连年高速增长，2000年，主营业务收入18.41亿元，利润总额5.02亿元。”

    蓝田股份称：中国蓝田总公司与蓝田股份不存在控制关系，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兼职。中国蓝田总公司和中国蓝田(集团)总公司称：蓝田股份是其核心企业。哪个是真的？

    2.中国蓝田(集团)总公司的收入来源分析

    金农网(简介)《中国蓝田(集团)总公司简介》称：中国蓝田总公司在全国建立了六大生产基地，即湖北洪湖30万亩水产品种植、养殖和绿色食品加工基地，湖北随州10万亩银杏和200吨黄酮、500公斤萜内酯生产加工基地，湖南临湘10万亩黄姜及500吨皂素生产基地，湖南常德奶牛、乳制品生产加工基地，广东珠海优化农业试验基地，北京昌平国际高科技农业基地。

    (1)北京昌平国际高科技农业基地

    2001年10月26日湖北蓝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发布关联交易公告称：“本公司以2320万元的价格将所持蓝田园(即北京昌平国际高科技农业基地)80%的股权出售给中国蓝田总公司。……蓝田园公司成立时间较短，到目前为止未有盈利。”

    (2)广东珠海优化农业试验基地

    金农网(简介)《中国蓝田(集团)总公司简介》称：中国蓝田集团广东公司在广东省计划委员会立项，投资1.9亿元，于广东省珠海市建设“广东蓝田优化农业试验基地”。

    广东省发展计划委员会网站(建设项目计划表)列示：珠三角十大农业示范基地项目，建设起止年限：2000～2005年，总投资40亿元，到2000年完成投资15亿元，2001年计划投资2亿元。假设“广东蓝田优化农业试验基地”是“珠三角十大农业示范基地”之一，那么，该基地最早是2000年开始投资建设的。

    (3)湖北随州10万亩银杏和200吨黄酮、500公斤萜内酯生产加工基地

    金农网(简介)《中国蓝田(集团)总公司简介》称：中国蓝田集团随州公司开发管理的10万亩银杏基地坐落在湖北省随州市。基地以洛阳镇为重点，以该镇珠宝山第七个村为中心，辐射洛阳镇230平方公里的32个行政村。

    《随州信息港》网站：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洛阳镇位于大洪山东麓，全镇辖32个村(居)委会，34500人，总面积230平方公里，其中耕地3.3万亩，山场25万亩，水面2.2万亩。全镇有果用型银杏树570多万株，其中百年以上1.7万株，千年以上308株；叶用型银杏园5300余亩，银杏苗圃100多亩，每年产银杏500余吨、银杏叶1500余吨，可出圃各规格银杏苗500万株。

    三九健康网2001年9月24日报道，6月26日，我国最大的银杏深加工基地正式落户随州。省委常委、中国工程院院士周济与中国蓝田集团总裁瞿兆玉共同为这座占地500亩的“湖北蓝田银杏高科技产业园”奠基。

    (4)湖南临湘10万亩黄姜及500吨皂素生产基地

    蓝田金农网没有介绍湖南临湘10万亩黄姜及500吨皂素生产基地。

    在湖南省临湘市政府网站有关湖南临湘10万亩黄姜及500吨皂素生产基地的任何信息。

    (5)湖南常德奶牛、乳制品生产加工基地

    蓝田金农网没有介绍湖南常德奶牛、乳制品生产加工基地。在湖南省常德市政府网站有关湖南常德奶牛、乳制品生产加工基地的任何信息。

    (6)洪湖30万亩水产品种植、养殖和绿色食品加工基地

    金农网(简介)《中国蓝田(集团)总公司简介》介绍了中国蓝田(集团)总公司的洪湖生态养殖基地(位于洪湖)、果蔬种植基地、畜禽养殖基地(位于洪湖市)和绿色食品加工中心(位于洪湖瞿家湾镇)。

    从1997年至2000年蓝田股份累计投资3亿元的洪湖菜篮子工程与中国蓝田(集团)总公司的果蔬种植基地、畜禽养殖基地和绿色食品加工中心位于同一地点。

    从1997年至2000年蓝田股份累计投资约16亿元的生态基地、大湖开发项目和渔塘升级项目与中国蓝田(集团)总公司的洪湖生态养殖基地位于同一地点。

    3.我的研究推理

    根据以上分析，我研究推理：中国蓝田(集团)总公司的湖北洪湖30万亩水产品种植、养殖和绿色食品加工基地就是蓝田股份的生产基地；中国蓝田(集团)总公司的其他五个生产基地不能为其提供净收入和现金流量；中国蓝田总公司没有净收入来源，不能创造充足的现金流量以便维持正常的经营活动和保证按时偿还银行贷款的本金和利息；蓝田股份的现金流量流向中国蓝田(集团)总公司；蓝田股份已经成为中国蓝田总公司的提款机。

    -我研究推理“蓝田股份依靠银行贷款维持运转”的依据

    根据以上分析，我没有发现蓝田股份足以维持其正常经营和按时偿还银行贷款本息的现金流量来源。所以，我研究推理：蓝田股份依靠银行的贷款维持运转，而且用拆西墙补东墙的办法，支付银行利息。

    从《金融内参》2001年10月26日发表《应立即停止对蓝田股份发放贷款》到2001年11月20日瞿兆玉找我，间隔25天。瞿兆玉博士说：“所有银行停发贷款，资金链断了，业务无法进行了，快死了。”一家健康的企业不会出现如此强烈的反应，在银行停发贷款的短时间内，业务已经无法进行了。

    结束语

    任何一家银行不可能单凭一篇短文和不进行调查研究而立即停发一家企业的贷款。

    在《应立即停止对蓝田股份发放贷款》中，我提示银行检查“蓝田股份和中国蓝田总公司及其各地子公司的银行户现金流动情况”。

    如果银行对蓝田进行调查研究后，根据银行的调查研究结果，停发蓝田贷款，那么，银行停发蓝田贷款一定有其理由。

  • 烟台市百润置业有限公司：关于郁亮操控万科谋取私利有关情况的反映

    国家税务总局：

    2024年3月，随着惠誉、标普、穆迪三大评级机构全部下调万科评级，万科的债务危机全面来临。而万科当前的债务危机并不是偶然事件，是以郁亮为首的高管人员利用万科偷税漏税、中饱私囊，甚至转移国家资产后的必然结果！我们是万科在烟台的合作股东。由于合作关系，我们看到了郁亮团伙利用万科挪用资金、发放高利贷、偷税漏税、洗钱等违法经营问题。长久以来，这些祸害国家、祸害企业的蛀虫肆无忌惮，不收敛、不收手，把万科当成谋取私利的工具，贪婪的啃噬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成果，马上就要把万科这个优质的房企拖垮，保护万科品牌刻不容缓，肃清蛀虫迫在眉睫！

    万科是我国较早一批进入房地产市场的大型房企，其依靠股权优势和良好的管理模式一直保持稳健经营，同时也打响了万科品牌，掌握了巨量的社会资源和市场资源。但郁亮接手万科后，大搞圈子文化，肆意侵吞公司财产，将万科公司当作自己的工具谋求私利。郁亮倚仗万科品牌优势地位在全国范围低价拿地、捆绑政府，以经营房地产为掩护从事非法活动，房地产则为其非法活动提供了资金来源，而这些资金就是万科从项目公司、合作股东、全体股民身上抽的血。万科通过万鹏（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红色崛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万鹏、红色崛起）等“影子银行”发放高利贷，从事非法金融活动并赚取高额不法收益。利用各种手段压缩项目公司利润并出表进行体外循环，最终进入这些蛀虫的个人腰包。同时造成上市公司现金流紧张，还涉嫌偷逃国家税款。郁亮为首的犯罪团伙践踏国家法律、坑害地方政府、祸害金融机构、罔顾合作方权利，其违法犯罪行为已经导致万科出现全面的债务危机，也可以说已经暴雷。为提前做好应对工作，执法部门亟需根据检举线索查清、查实郁亮操控万科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脉络并尽快铲除。下面是我们已经发现的一些问题。

    非法设立类金融机构发放高利贷。在与万科合作过程中，北京万鹏、红色崛起等公司频繁出现在我们项目公司的转款对象中，这些公司既不是我们的业务对象，也不是项目建设的材料供应商，与我们没有任何业务往来。据查证，在郁亮的授意下，万科在全国范围直接、间接持股成立的类似北京万鹏、红色崛起这样的投资公司、资产管理公司多达3000余家。这些公司都属于万科的资金中介，在房地产项目中充当资金掮客和转贷人，以极高的利息向与万科有合作关系的股东发放高息贷款，并收取高昂的中介费和融资费，致使合作方综合融资成本高达近40%，完全属于高利贷性质。据媒体公开报道，2018年5月，万科与唐山今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资开发“万科翡翠蓝山”项目。该项目万科出资1亿元，今牛公司出资11亿元，而今牛公司出资的11亿元是由万科指定的第三方红色崛起公司以高息借贷的方式借给金牛公司。过程中，万科扣押合作方营业执照、网银、公章等贵重物品并以此强行建立的合作关系致使合作方累计支付高利贷利息超过1.8亿元。由于我们跟万科合作项目的资金在相近时间也被挪用至红色崛起公司，因此可以确定同样是被上述公司用来违法放贷。至此，红色崛起公司充当资金掮客的角色进入大众视野，而万科挪用项目公司资金的线索也逐渐浮出水面，一条“成立非法机构—挪用项目资金—对外违法放贷”的完整线索得以证实。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红色崛起公司的股东是北京后城、深证安创和北京城业通三家公司，股权穿透后发现，北京城业通公司的股东是北京万鹏，而北京万鹏的股东就是北京万科企业有限公司。与万科合作的项目有资金挪用，充当放贷人角色的公司与万科有股权关系，这一切就是万科自导自演的骗局。诸多证据已经表明，万科此举严重违法而且最终收益没有进入上市公司的并表大账，而是进行体外循环。在郁亮团伙利用万科从事非法金融活动中都能看到类似北京万鹏和红色崛起的影子，这些企业实际就是在郁亮指使下成立的万科系“影子银行”，专门从事资金中介和高利放贷业务同时也涉嫌偷逃国家税款。实际操作过程中，万科会利用与其有股权关系的企业来给项目融资配资，从而进行违法放贷活动。

    欺瞒股东挪用项目建设资金。在郁亮的授意下，万科在与我们合作过程中擅自挪用在建项目资金，如：烟台万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万科与烟台瑞拓投资有限公司合作成立的项目公司）被万科挪用1.4亿元；烟台创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万科与烟台百润置业有限公司合作成立的项目公司）被万科挪用1.7亿元；烟台竹林苑置业有限公司（万科与烟台宸智商贸有限公司合作成立的项目公司）被万科挪用1.5亿元，这仅仅是列举了几个例子。万科在当地开发的一个项目总销售额近70亿元，万科总部第一时间就挪用了50亿元，截至目前尚有近20亿元资金未回流项目公司。经查证，上述被挪用、侵占的项目公司资金被万科转入北京万鹏，然后再进入红色崛起。在郁亮的指使下，万科将项目公司资金在合作股东不知情的情况下挪用至万鹏公司或其他类似公司。然后经万鹏等公司转往诸如红色崛起这样的资金中介，被挪用的资金在这几千家公司间腾挪、转换，再将巨额资金高利借贷给万科的合作方或向社会发放高利贷，通过从事非法金融活动获取高额不法收益。

    操控皮包公司将违法收入腾挪转移后私分。郁亮团伙操控万科利用代理人间接持有诸多投资公司、资产管理公司股份，放贷收入、中介费、融资费等非法所得没有进入万科上市公司并表大账，而是被洗出万科体系甚至转至国外。在郁亮的授意下，万科还成立了若干个投资类、基金类融资平台公司，引导与其合作的小股东向这些融资平台借款。借款没有到借款人账户，而是直接到了万科控制的账户，然后万科控制项目公司还款的节奏，使借款期限进一步拉长，以此把合作方的利润全部吃掉，唐山今牛事件就是由此爆发。更有甚者，万科将与合作方成立项目公司的房屋销售款通过POS机直接让平台公司收取。万科在全国大部分城市还成立了若干个以自然人为投资人的“共舟”有限合伙企业，注册资金极小，只有区区几千元。这些公司没有任何正常业务，但却能撬动百亿、千亿甚至万亿资金。这些眼花缭乱、难以穿透股权的公司，就是郁亮及其利益团伙用来转移、沉淀、藏匿资金的“钱袋子”，也是其分钱的工具。万科通过这些公司将挪用、侵占项目公司的资金，以及发放高利贷的收入，通过包装、洗白分配给高管。

    利用跟投机制变相为团伙高管牟利。郁亮团伙还利用万科平台大搞跟投机制。据万科离职高管介绍，郁亮会按照高管级别分配跟投金额，级别越高额度越高，资金安全性和收益也越高，高管人员利用自身职务优势从金融机构、网络平台等获取高额贷款，利率4%-6%不等，名义为个人装修、购房、购车等，用途实为虚假。贷款资金通过交易对手又回流至借款人能够控制的账户并以个人名义投入郁亮团伙控制的跟投公司，跟投公司再通过上述发放高利贷等方式获取高额利润，回报率能够达到20%以上。不但实现了“空手套白狼”，还使国家用于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信贷资金用于个人套利。万科跟投名义是员工激励计划，实则是核心高管人员洗钱、分钱的手段，不管是赚是赔，这部分人都要分钱。如果标的项目发生亏损或者跟投面临亏损，万科会首先将核心高管投入的部分撤出，把亏损留给项目公司、合作方以及那部分没有信息来源渠道的普通员工。致使那些与郁亮团伙没有关系的跟投员工面临跟投失败甚至本金损失的风险，利益实则被郁亮团伙私分。

    以极低价格出售项目公司资产从中牟利。经审计发现，万科以极低价格向第三方出售车位、储藏室等项目公司资产，将相关收入洗出项目公司，万科相关人员再从第三方处获利。如烟台御龙山项目车位共计2816个，市场平均销售单价18万元/个，万科抵顶给某有限公司的车位共计315个，均价7.6万元/个。又如万科整售给朱某平个人的车位共计113个，均价5.5万元/个。此外，御龙山项目储藏室共计1110个，平均销售价格6500元/㎡，而抵顶给某有限公司436个、面积4387㎡的储藏室均价仅为929元/㎡。烟台西雅图项目车位共计718个，市场标准销售单价为12万元/个，万科以4万元的价格销售给第三方300个，第三方再以8.5万元/个的价格销售给业主。翠湖山晓项目车位共计1500个，万科销售的只有700个，800个被“赠送”。上述项目公司资产万科以极低的价格转让给第三方，第三方再以市场价或者高于市场的价格对外销售，从中获取高额的差价利润，销售款最终回流到万科的某个实体（如有限合伙企业）而非上市公司并表大账，将钱洗出项目公司。第三方赚取的差价利润会拿出一部分给万科高管人员“好处”，以便维持这种“合作关系”。这部分账外资金还用来接待万科高层领导、购买昂贵纪念品甚至直接向郁亮“示好”。

    利用万科偷逃税款侵占国家利益。郁亮操控万科偷逃税款的手段非常多，目前我们发现的主要是靠各地的项目公司隐匿收入和虚增成本，通过这两种方式极大限度压缩项目公司利润，将本应列入上市公司大账和向股东分配的利润进行体外循环甚至私分，坑了国家、肥了自己。

    隐匿收入的手段主要有：

    1、低价销售或直接“赠送”车库、车位、小棚，将钱从项目公司洗出。烟台翡翠长安项目车位市场标准销售单价为14.74万元/个，而万科销售给关联企业的803个车位仅为5.5万元/个；烟台御龙山项目车位市场标准销售单价为20万元/个，万科向其关联企业销售（抵顶）的单价仅为5万元/个；烟台西雅图项目车位市场标准销售单价12万元/个，大部分以4万元的价格销售给关联方；烟台翠湖山晓项目1500多个车位，销售的只有700多个，800多个被“赠送”。万科将大部分车位以包销的名义卖给了自己内部人员或抵顶给其关联企业，再以个人的名义或关联企业名义对外销售，销售款最终回流到万科的某个实体（比如有限合伙企业）而非上市公司并表大账，然后再以各种名义进行私分。

    2、“以房抵债”不做销售处理，隐匿应税收入。万科以烟台御龙山项目房源为14家关联方抵付工程款27057万元；以翡翠长安项目房源为其关联企业抵付工程款1058.25万元；以墨翠府项目房源为其关联企业抵付工程款1012.24万元。万科以项目公司资产为关联企业抵顶债务，应属于销售行为，但万科没有按销售处理，而是直接冲减存货。

    3、“贵卖贱报”直接减少应税收入。2018年12月，万科与百润置业就烟台西雅图项目1#、2#、8#、9#商业用房达成整售协议，万科将该项目4051.24㎡的商业网点出售给百润置业，商业用房单价1.2万元至1.7万元不等，金额合计6249.87万元。而在该项目清算时，万科串通烟台中山会计师事务所出具虚假清算审计报告，将上述商业网点出售价格核定为8100元/㎡，并以此作为纳税依据上报税务部门，从而隐匿收入约三千万元，偷逃税款近千万元。

    虚增成本的手段主要有

    1、以保理贴息等为手段增加财务费用，同时将收入从项目公司洗出。万科在项目公司资金非常充裕的情况下，采用保理、商业承兑汇票等形式，向施工方、材料供应商等支付工程款和材料款，利息由项目公司承担。烟台御龙山项目发生巨额贴息损失7624.22万元，烟台翡翠长安项目发生贴息损失3529.69万元，烟台西雅图项目发生贴息损失1700余万元。

    2、购买、虚开增值税发票，列支不合理费用增加项目建设成本。烟台御龙山项目发生不合理及超支费用1323万元，翡翠长安项目发生不合理及超支费用1742万元。万科都是通过从网络平台公司购买增值税发票，将本来没有发生的费用和无法列支的费用增加至佣金、策划费、推广活动费等，致使相关费用发生额严重超出正常水平。

    3、购买工程签证虚增工程造价增加项目建设成本。烟台御龙山项目3.1期二标段、3.2期等工程，万科伙同其指定的审计公司和总包单位结算总包造价3.77亿元，经合作方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审核后实际造价为3.63亿元，虚增1353.6万元；御龙山一期三四标段、1.5期、1.6期等工程结算造价5.86亿元，经审核后实际造价为5.44亿元，虚增4157.2万元；烟台翡翠长安项目1.1期-1.3期工程结算造价12.5亿元，经审核后实际造价为11.89亿元，虚增6090.53万元。

    4、委托关联企业参建并虚构工程量，增加项目建设成本。万科在建设西雅图项目过程中通过委托关联企业参建并虚增工程量和工程进度的方式，累计骗取项目公司资金9000余万元。西雅图项目1.1期建设过程中，万科将部分土建工程外包给吉林省新土木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实际新土木并未施工，而是由青岛渤海挂靠新土木名义施工，实际产值430万元，后期该项目交由山东德信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包施工。但在工程结算时，万科联合新土木及其他公司出具虚假工程验收单，与实际工程量严重不符，并以此向新土木公司支付工程款4400余万元。经查询，吉林省新土木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穿透后由万科百分百持股。

    5、以次充好、低价简装，谎报“精装修”提高房屋建设成本。青岛飞科石业有限公司是烟台翡翠长安项目分包单位之一，主要负责外墙楼板及室内瓷砖的材料供应。经山东浩正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对其供货和安装的全期户内及公区石材进行造价审核发现，审核的造价额为6807万元，虚增工程造价2102万元，占造价总额的30.88%。烟台御龙山项目在对外销售时宣称是“精装修”，销售价格中含装修价格约3400元/㎡，但经专业机构评估，交付客户的房屋装修单价约为1000元/㎡，每平方米虚增2400元成本，仅此一项万科虚增成本高达8.4亿元。

    然而被万科通过偷逃税款压缩的利润并没有真的“消失”，也没有进入万科上市公司并表大账，而是被郁亮团伙利用万科通过其他手段转移、藏匿后进行体外循环，最终被郁亮团伙瓜分。郁亮团伙控制着万科偷税漏税、中饱私囊，没有把国家放在眼里，没有把国家司法机关放在眼里，更没有把全国人民放在眼里！蠹国殃民，必须严惩！

    目前，万科公司偿债困难的消息不绝于耳，最近更是出现了三家国外权威评级机构同时下调万科债务评级的情况，万科也在变卖有效资产企图自救。其实早在去年10月份，惠誉国际已经将万科的主体信用评级由BBB+调低至BBB。我们在向国家及各个部门的举报信中不断提及“万科经营过程债台高筑，资产负债结构不合理或导致多方资金风险”的观点，并明确指出这背后是郁亮团伙在暗箱操控。当时，万科的经营数据比起巅峰时期几乎遭到腰斩，房地产不景气的现状不能掩盖万科的内部问题，且资产负债率逼近80%，因此我们断言万科很快就会出现资金流断裂以及债务偿还困难的情况，其到期债务只能靠着融资来偿还。果不其然，不到半年后，万科就开始变卖有效资产换取现金流，并四处融资偿还外债，但我们的这些担忧和顾虑没有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现在万科已经事实上暴雷了，充分印证了在万科问题上我们小股东是敏感的、行动是及时的、反映的问题是真实的；是真的为国家着想、为国家税收流失着急、为民营企业发展所遭受的盘剥和赤裸裸的掠夺而愤愤不平并奔走呼号！对于反映郁亮操控万科进行违法活动的情况我们一直没有停下脚步，在长达8个多月的时间里一直奔走疾呼，一直强调问题的紧迫性、严重性和举报内容的真实性，如今万科的债务危机充分说明了我们所言句句属实。万科的问题，我们这些合作股东了解的更全面，其内部的问题我们也更掌握，只不过郁亮利用万科的背景势力粉饰太平，而舆论的引导只是追求和谐而不是追问真相罢了。当别人觉得万科是地产“三好生”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万科挪用项目资金、侵占国家资源丑陋的一面；当万科利用国资背景惺惺作态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万科遮遮掩掩、欲盖弥彰的真实嘴脸。但这不是真实的万科，是被郁亮团伙操控下失去初心的万科，是变成了郁亮谋取私利工具的万科。如果万科再得不到有效保护，这个有着多年底蕴和良好口碑的企业将会覆灭，万科的品牌也将成为历史。肃清毒瘤、固本正源，清除以郁亮为首的这些祸害万科的蛀虫才是当务之急。

    郁亮操控万科兴风作浪、为所欲为，我们的国家机关应该有所行动了。这个问题再不解决，万科迟早会被这些犯罪团伙拖垮，到时将会有多少企业破产倒闭？将会有多少职工下岗失业？将会有多少个家庭生存困难？这才是万科破产清算给国家带来的最大危机。希望国家有关部门能够依法查清郁亮团伙操控万科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事实，将郁亮及其团伙成员绳之以法，清除以郁亮为首寄生在万科公司身上的蛀虫和毒瘤！这是对万科公司最好的保护，也是对广大投资者最好的保护，更是对国家利益最好的保护。

    2024年3月31日

  • 刘凯：论国企利润全民分红的七大战略意义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面临多重困难。一方面，产出缺口持续多年为负，有效需求持续不足，而投资效率偏低，迫切需要促进居民消费以拉动经济复苏；另一方面，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状况不佳、杠杆率偏高，这导致居民部门具有强烈的资产负债表修复倾向而边际消费倾向不高，因此传统刺激政策难以有效拉动居民消费。也就是说，宏观调控政策陷入了需要刺激消费而居民消费却刺激不起来的困境。

    那么，应该如何进行政策创新甚至制度创新来应对这一挑战呢？在调控市场经济、应对市场失灵、激发市场活力等方面，理论上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比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更大制度优势、更多的政策选择，其核心逻辑在于：其维度升高了，传统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手段叠加社会主义制度因素使得政府拥有更广的政策选择集和政策工具集，在保证科学、理性决策以及良好机制设计的前提下，在更广的政策集中选择的全局最优解，当然要优于传统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局部最优解。

    正是基于此逻辑，笔者在2023年11月发表的文章《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优势，应对当前和未来经济挑战》中提出了一个拉动居民消费的政策建议：“可以深入研究如何将国企利润分配与拉动居民消费、促进共同富裕结合起来。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非金融国企利润总额超过4.3万亿元，如果拿出其1/3作为全民基本收入分配给全中国人民，每人每年可分得1000元，一个四口之家每年可分得4000元。考虑到中国低收入阶层中尚有数亿人平均月收入低于1000元，这并不是一笔小数目，而且伴随着中国经济和国有企业的继续发展壮大，基于国企利润分红的全民基本收入还会持续增长，十年二十年后将蔚为壮观。国企利润分红与全民基本收入的政策设想，不仅有利于拉动居民消费、促进共同富裕，还能增强全体人民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主人翁的意识，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精气神和奋斗精神。”本文将基于经济学理论来进一步深入论证，开启国企利润全民分红是既利当前、更利长远的战略选择，对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多重战略意义。

    国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经济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的根本特征之一，其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宏观经济稳定以及收入分配都产生了并还将产生重要影响。经过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中国国企在生产效率、管理水平、资产规模和质量等方面都有了长足进步，其利润水平也大幅增长。根据相关部门统计，非金融类国企的利润总额从2009年约1.34万亿元增长到2023年的4.63万亿元（其中央企利润占比约56%），占GDP比重维持在3%-4%左右，占全国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在20%左右波动。另外，金融类国企的利润规模也很庞大，以2022年为例，仅6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就实现归母净利润约1.35万亿元。

    然而总体来看，中国国企利润上缴财政比例偏低，明显低于国际水平，从国企利润中拿出一部分进行全民分红具有较大空间。2008年之前，国企没有向国资委及财产部门上缴过利润。一方面是因为过去国企普遍经营困难，另一方面则可归因于国资委的职责重资产保值增值而轻分配。2008年国务院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开始向国资委管辖的央企收取利润，拉开了国企利润分配改革的大幕。当时设定的利润上缴比例档次为10%、5%以及免征收，上缴比例在2011年经历了一次5%的上调，在2014年又一次上调，升高到25%（仅有中国烟草一家）、20%、15%、10%以及免征收这五档。现在，非金融类国企由国资委管理，利润上缴体现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再通过“调出资金”的方式补充“一般公共预算”。例如，2019年国有企业实现利润总额约3.60万亿，净利润约2.63万亿，净利润中上缴国有资本收益约0.4万亿，上缴比例仅为15% ，据测算，2012-2019 年国有资本收益占国有企业净利润的比重处于9.2%-15% 的较低水平。而且，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结构看，一半左右的资金最终又“返还”给国企体系，国企利润最终的真实上缴比例更低。另外，地方国企利润上缴则由地方财政部门决定，一般参照中央，各地区有所差别。金融类国企则由财政部管理，利润上缴直接进入“一般公共预算”中的“非税收入”，据测算，2015-2016年利润上缴比例约为18％（2022年特定国有金融机构和专营机构上缴利润合计1.81万亿，成为增量财力的重要来源，但结存利润释放属于一次性的财力补充，不是常态化手段）。从国际经验来看，上市公司股东分红比例一般为税后可分配利润的30%-40%，而不同国家的国有资本利润上缴比例更是普遍超过这一水平：法国为50％；新加坡为35％-70％，盈利较好的上缴比例可达80％-90％；意大利为65％；北欧国家最高可达75％。总的来看，中国国企利润上缴比例处于偏低水平。

    从当前及未来中国经济发展趋势来看，从国企利润中每年拿出1.4万亿元进行全民分红（相当于每个中国人每年1000元）是可行的。我们从两个视角来看这样一个分红规模的可行性。首先，2022年，非金融类国企利润总额约为4.31万亿元，即使扣除25%的利润所得税也还剩3.23万亿，加上金融类国企的净利润，净利润总额预计超过5万亿。即使按照国家（代表全民）在所有国企中的持股比例为60%计算，归于国家的净利润总额将超过3万亿，1.4万亿只占其中的40%多。其次，我们可以从国有经营性资产的整体收益来看。2022年，全国非金融国企资产总额339.5万亿、负债总额218.6万亿、国有资本权益94.7万亿，全国金融类国企资产总额400.9万亿、负债总额358.2万亿、国有资本权益27.6万亿，国有资本权益合计122.3万亿。每年1.4万亿的全民分红资金，相当于这122.3万亿的全民资本权益每年给全体中国人民1%略高一点的回报率，不算高。

    本文讨论的不是一次性的发放消费补贴1.4万亿，也不是提高国企利润上缴财政部的比例，而是持续性、制度化的国企利润全民分红——每年从国企利润中拿出约1.4万亿直接发放到全体中国人的个人账户上，持续二十年、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持续性、制度化的国企利润全民分红具有以下七方面的重要战略意义：

    第一，持续性、制度化的国企利润全民分红能够增加中国大多数居民的永久收入，比单年度的减税、发放消费补贴等传统刺激手段更能拉动居民消费，帮助中国经济更快走出当前低谷。

    最近几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存在、产出缺口持续多年为负，价格指数、失业率、资产价格等指标也不理想。如果不能尽快将中国经济拉出低增长、负产出缺口的泥潭，不仅不利于当前宏观经济稳定与居民福利，而且会加大中国陷入债务-通缩陷阱、爆发金融危机的概率，还会有损中国长期增长潜力、不利于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实现。当前各界的共识是，促消费、以提升消费来拉动总需求是短期宏观调控的重点。但从政策效果来看，发放消费券或消费补贴、减税等传统刺激手段拉动居民消费的效果不甚理想。

    相比而言，开启持续性、制度化的国企利润全民分红，宣布以后每年都会从国企利润中拿出1.4万亿平均发放到每个中国人的个人账户上，将会对居民消费产生更强、更持续性的刺激作用。宏观经济学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决定居民当前消费的不是当期收入，而是基于未来预期的未来每年的平均收入（所谓“永久收入”）。持续性、制度化的国企利润全民分红将提升全体中国人民的永久收入，尤其是低收入人群的永久收入。

    根据疫情之前2019年相关数据，中国大约有6.1亿人月人均收入不足1000元。对于这些收入较低但比较消费倾向很高的人群，持续性、制度化的国企利润分红收入将显著刺激其消费。

    第二，持续性、制度化的国企利润全民分红是提升国有企业现代公司治理水平的重大举措，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宪法和相关法律规定了国有企业的全民所有制性质:“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国有资产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国有资产所有权”。但是，国企利润还没有直接分配到全体人民手中，国企的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缺失的一环。持续性、制度化的国企利润全民分红将改善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也会提升全体人民作为国企所有者的参与感和获得感，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国企利益相关者（国企管理者-国企员工-国资委和政府-全体人民）的关系融洽性，从公司治理角度有利于国企的长远发展。

    更为重要的是，持续性、制度化的国企利润全民分红是落实全民所有制的重大举措，它将会使得中国的国企显著区别于封建时代的国有企业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制度下“重建个人所有制”的重大突破，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这样一来，全体人民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和国有资产主人翁的意识将会显著增强，全体人民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道路自信将会显著增强，人民群众的精气神和奋斗精神将会显著增强。

    第三，持续性、制度化的国企利润全民分红有利于矫正中国经济长期存在的投资—消费结构失衡以及国企投资效率整体偏低的问题，从而促进中国经济在长期内更好增长。

    学界一般认为，中国经济的总需求结构、投资—消费结构是失衡的，整体投资效率尤其是部分国企的投资效率偏低，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也偏低。国有企业利润上缴及分配机制的不完善使得部分国企积累了充沛的资金，与国企巨额利润不断积累相对应的是国企长期以来较严重的过度投资。世界银行也曾提出，中国国企分红政策缺失就等于假定，国企利润除了再投资于自身外别无更好用途。

    每年1.4万亿的持续性、制度化的国企利润全民分红将会降低国企利润的留存比例，较好遏制部分国企的过度、低效投资倾向，也会通过拉动居民消费改善中国的投资-消费结构。更合理的总需求结构将有利于提升中国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其在长期内更高质量地增长。

    第四，持续性、制度化的国企利润全民分红有利于改善中国居民部门的资产负债表，降低金融风险。

    当前中国居民部门债务负担中、资产负债表状况较差，居民部门杠杆率从2009年不足25%快速上升到近几年的60%以上，美国居民杠杆率从20%上升到50%用了近40年时间，而中国只用了不到10年时间。2022年中国居民部门杠杆率约为61.9%，而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低于50%。国际经验表明，居民部门杠杆率的快速上升以及高债务是引发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发生之前美国就经历了居民部门杠杆率的快速攀升。

    持续二十年甚至更久的国企利润全民分红，将从整体上显著改善中国居民部门的资产负债表状况，并建立对未来资产负债表的信心。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的修复及信心的建立，将有利于遏制资产甩卖—资产价格下跌的债务螺旋陷阱、遏制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发生，从而有利于降低中国金融系统的风险。

    第五，持续性、制度化的国企利润全民分红将是中国版“收入倍增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中国中产阶级占比的稳步增长，从而推动中国经济、社会长期向好发展。

    从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一般经验来看，较高的中产阶级占比将有利于经济社会稳定以及经济的长远发展。目前，中国的中产阶级规模还不够大，中低收入人群还很多，中国急需推出自己的“收入倍增计划”，帮助中国绝大多数家庭尤其是低收入家庭在未来十年左右时间实现收入倍增。如果中国版“收入倍增计划”能够顺利实现目标，那么中国经济社会长期向好的发展趋势以及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实现将会得到有力保障。

    持续性、制度化的国企利润全民分红，将会显著提高低收入家庭的收入。随着中国国有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壮大以及国企利润的进一步增多，参与全民分红的国企利润也可进一步提升。持续且不断增长的国企利润分红将成为帮助低收入家庭实现收入倍增、迈入中产阶级的重要手段。

    第六，持续性、制度化的国企利润全民分红有利于巩固中国消除绝对贫困这一历史性的伟大成就，将成为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性工程。

    十八大以来，中国组织实施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惠及人口最多的脱贫攻坚战，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消除绝对贫困完成了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指标，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打下坚实基础，在人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中国脱贫群众收入水平仍较低，脱贫群众还有返贫风险，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应该是中国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而持续性、制度化的国企利润全民分红将有利于巩固消除绝对贫困这一伟大成就。

    持续性、制度化的国企利润全民分红与学术界“全民基本收入”思想有密切关系。所谓“全民基本收入”，就是指给社会所有人发放一笔现金收入，以个人为基础，没有经济状况审查和工作要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德等不少学者支持“全民基本收入”的思想，他们从社会保障、人的自由等多个方面论证“全民基本收入”的必要性。在中国，崔之元等学者对“全民基本收入”思想也有深入研究。“全民基本收入”在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也难以实现，但在社会主义中国，持续性、制度化的国企利润全民分红就可以轻松实现这一目标，其对于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人的基本尊严和自由、人的全面自由发展都将发挥重要作用。

    第七，持续性、制度化的国企利润全民分红有利于改善中国的收入分配，应该成为中国推动共同富裕的基本举措。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几百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经验告诉我们：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进而导致社会动荡，这是热力学第二定律在经济系统中的体现，是一种显著的市场失灵。现代主流宏观经济学研究发现，收入差距过大会提高发生经济危机的概率，不利于经济稳定与长期经济增长，从这个意义上讲，公平与效率是可以且应当兼顾的。中国实行市场经济模式以来，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也十分明显。

    而降低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之一，也必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之一。而持续性、制度化的国企利润全民分红将有利于改善中国的收入分配，应该成为中国推动共同富裕的基本举措。它也是社会主义收入分配体制自我完善、使用社会主义的手段来直接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必然要求。“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经常被提及，实际上，持续性、制度化的国企利润全民分红就是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就是将全民财产——国企产生的收入自然而然地分配给全民。相比于号召富人捐款、第三次分配，持续性、制度化的国企利润全民分红力度更大，对市场激励的扭曲更低。实际上，鉴于上文所述原因，其对市场激励和资源配置效率有多重正面作用。

    至于持续性、制度化的国企利润全民分红这一重大政策创新举措如何去落地、每年从国企利润中拿出1.4万亿全民分红是偏少还是偏多、分红要不要分为基础性分红和每年机动性分红两项、参与分红的国企利润及分红本身要不要免税、不同行业的国企其利润上缴并分红的比例是否需要动态调整，等等，则都属于技术性的相对次要问题，需要更进一步的细致研究。

    迈出第一步、开启制度化的国企利润全民分红，需要我们改变脑袋中一些不实事求是、不符合科学精神的偏见和刻板印象。例如，无论何时都要多积累、多投资、少消费；例如，老百姓凭空得到一笔钱，无论如何，都属于“不劳而获”。实际上，积累与消费的动态平衡是经济可持续增长和人民群众实现福利最大化的关键，基于对美好生活合意规划的各种消费，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对于经济中的其他人来说都是有正外部性的、都是值得提倡的。持续性、制度化的国企利润全民分红不是“杀鸡取卵”，而是再正常不过的“养鸡下蛋”。

  • 证监会：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的公告

    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大地产”或“本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处罚字〔2024〕36 号）（以下简称“《事先告知书》”），主要内容如下：

    一、《事先告知书》的主要内容

    “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许家印、夏海钧、潘大荣、潘翰翎、柯鹏、甄立涛、钱程：

    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大地产）涉嫌债券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案已由我会调查完毕，我会依法拟对你们作出行政处罚以及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现将我会拟对你们作出行政处罚以及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所根据的违法事实、理由及你们享有的相关权利予以告知。

    经查明，恒大地产、许家印等人涉嫌违法的事实如下：

    一、恒大地产披露的2019年、2020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

    恒大地产通过提前确认收入方式财务造假，导致2019年恒大地产虚增收入2139.89 亿元，占当期营业收入的50.14%，对应虚增成本1732.67亿元，虚增利润407.22亿元，占当期利润总额的63.31%；2020年恒大地产虚增收入3501.57亿元，占当期营业收入的78.54%，对应虚增成本2988.68亿元，虚增利润512.89亿元，占当期利润总额的 86.88%。

    二、恒大地产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涉嫌欺诈发行

    恒大地产2020年5月26日发行20恒大02债券，发行规模40亿元；2020年6月5日发行20恒大03债券，发行规模25亿元；2020年9月23日发行20恒大04债券，发行规模40亿元；2020年10月19日发行20恒大05债券，发行规模21亿元；2021年4月27日发行21恒大01债券，发行规模82亿元。

    恒大地产在发行上述债券过程中公告的发行文件中分别引用了存在虚假记载的2019年、2020年年度报告的相关数据，涉嫌欺诈发行。

    三、恒大地产未按规定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一）恒大地产未按期披露2021年年度报告、2022年中期报告及2022年年度报告

    2023年8月10日，恒大地产公开披露2021年年度报告、2022年中期报告、2022年年度报告，上述定期报告的披露日均超过规定报送并公告日。恒大地产未依法按时披露定期报告。

    （二）未按规定披露重大诉讼仲裁的情况

    截至2023年8月31日，恒大地产自2020年1月1日以来，共有1533笔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涉案金额5000万以上）未按规定及时予以披露，涉及金额4312.59 亿元。

    （三）未按规定披露未能清偿到期债务的情况

    截至 2023年8月31日，恒大地产自2021年1月1日以来，共有2983笔未能清偿到期债务未按规定及时予以披露，涉及金额2785.31亿元。

    上述违法事实，有恒大地产年度报告、债券募集说明书、信用评级报告、发行结果公告、财务资料、情况说明、相关当事人询问笔录等证据证明。

    我会认为，恒大地产披露的2019年、2020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第七十八条“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的信息，应当真实、准确、完整，简明清晰，通俗易懂，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所述行为。

    针对恒大地产2019年度报告虚假记载的违法行为，恒大地产时任董事长许家印全面管理恒大地产各项业务，授意其他人员虚增恒大地产年报业绩，手段特别恶劣，情节特别严重，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同时作为实际控制人组织、指使实施上述违法行为；中国恒大集团（以下简称恒大集团）时任董事局副主席兼总裁夏海钧，实际统筹管理恒大地产日常经营事务，组织安排编制虚假财务报告，手段特别恶劣，情节特别严重，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恒大集团时任财务总监潘大荣，实际负责恒大地产的财务审计，组织统筹年报财务造假工作，行为恶劣，情节较为严重，是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恒大地产时任副总裁兼财务中心总经理、中国恒大新能源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大汽车）时任副总裁潘翰翎，曾任恒大地产经营中心负责人，参与实施了2019年财务造假相关工作，行为恶劣，情节较为严重，是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针对恒大地产2020年度报告虚假记载的违法行为，恒大地产时任董事长许家印全面管理恒大地产各项业务，授意其他人员虚增恒大地产年报业绩，手段特别恶劣，情节特别严重，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同时作为实际控制人组织、指使实施上述违法行为；恒大集团时任董事局副主席兼总裁夏海钧，实际统筹管理恒大地产日常经营事务，组织安排编制虚假财务报告，手段特别恶劣，情节特别严重，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恒大集团时任财务总监潘大荣，全面负责恒大地产的财务审计，组织统筹年报财务造假工作，行为恶劣，情节较为严重，是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恒大地产时任总裁柯鹏，负责恒大地产日常经营管理工作，参与审议恒大地产2020年年度报告并签字，是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恒大地产时任副总裁钱程，参与审议恒大地产 2020 年年度报告并签字，是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恒大地产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涉嫌欺诈发行的行为，违反《证券法》第十九条“发行人报送的证券发行申请文件，应当充分披露投资者作出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所必需的信息，内容应当真实、准确、完整”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八十一条第一款所述的行为。

    恒大地产时任董事长许家印全面管理恒大地产各项业务，授意其他人员虚增恒大地产业绩，手段特别恶劣，情节特别严重，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同时作为实际控制人组织、指使实施上述违法行为；恒大集团时任董事局副主席兼总裁夏海钧，实际统筹管理恒大地产日常经营事务，组织安排编制虚假财务报告，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恒大集团时任财务总监潘大荣，全面负责恒大地产的财务审计，组织统筹财务造假工作，行为恶劣，情节较为严重，是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恒大地产时任副总裁兼财务中心总经理、恒大汽车时任副总裁潘翰翎，曾任恒大地产经营中心负责人，组织实施了2019年财务造假相关工作，行为恶劣，情节较为严重，是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恒大地产时任总裁柯鹏，负责恒大地产日常经营管理工作，参与审议 21 恒大 01 债券发行文件并签字，是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恒大地产时任总裁甄立涛，负责恒大地产日常经营管理工作，参与审议20恒大02债券等发行文件并签字，是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恒大地产时任总裁助理、副总裁兼财务中心总经理、恒大集团副总裁钱程，为信息披露负责人，参与审议20恒大02债券等发行文件并签字，是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恒大地产未按期披露2021年年度报告、2022年中期报告、2022年年度报告的行为，违反《证券法》第七十九条的规定，恒大地产未按规定披露重大诉讼仲裁、未按规定披露未能清偿到期债务的行为，违反《证券法》七十八条第一款以及第八十一条的规定，均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一款所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按照本法规定报送有关报告或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的行为。恒大地产时任董事长许家印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恒大地产时任副总裁钱程是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并充分考虑钱程积极配合我会调查、纠正违法行为的表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对钱程进行减轻处罚，我会拟决定：

    一、针对恒大地产披露2019年、2020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的违法行为，依据《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

    1.责令恒大地产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1000万元的罚款；

    2.对许家印给予警告，并处以500万元的罚款；作为实际控制人组织、指使上述行为，处以1000万元的罚款；

    3.对夏海钧给予警告，并处以500万元的罚款；

    4.对潘大荣、潘翰翎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300万元的罚款；

    5.对柯鹏给予警告，并处以100万元的罚款；

    6.对钱程给予警告。

    二、针对恒大地产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涉嫌欺诈发行的行为，依据《证券法》第一百八十一条的规定：

    1.对恒大地产处以非法所募资金金额百分之二十的罚款，即处以41.60亿元的罚款；

    2.对许家印处以1000万元的罚款；作为实际控制人组织、指使上述行为，处以2000万元的罚款；

    3.对夏海钧处以1000万元的罚款；

    4.对潘大荣、潘翰翎处分别以600万元的罚款；

    5.对柯鹏、甄立涛处以分别200万元的罚款；

    6.对钱程处以20万元的罚款。

    三、针对恒大地产未按照规定报送有关报告或者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行为，依据《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

    1.责令恒大地产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500万元的罚款；

    2.对许家印给予警告，并处以200万元的罚款；

    3.对钱程给予警告。

    综合上述三项：

    1.责令恒大地产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41.75亿元的罚款；

    2.对许家印给予警告，并处以4700万元的罚款；

    3.对夏海钧给予警告，并处以1500万元的罚款；

    4.对潘大荣、潘翰翎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900万元的罚款；

    5.对柯鹏给予警告，并处以300万元的罚款；

    6.对甄立涛处以200万元的罚款；

    7.对钱程给予警告，并处以20万元的罚款。

    四、许家印决策并组织实施财务造假，手段特别恶劣，情节特别严重，夏海钧组织安排编制虚假财务报告，手段特别恶劣，情节特别严重，根据《证券法》第二百二十一条和2015年《证券市场禁入规定》（证监会令第115号）第三条第一项、第五条第三款的规定，我会拟决定对许家印、夏海钧采取终身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潘大荣组织统筹年报财务造假工作，潘翰翎组织实施了2019年财务造假相关工作，行为恶劣，情节较为严重，根据《证券法》第二百二十一条和2015年《证券市场禁入规定》（证监会令第 115 号）第三条第一项、第五条的规定，我会拟决定对对潘大荣、潘翰翎采取十年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自我会宣布决定之日起，在禁入期间内，除不得继续在原机构从事证券业务或者担任原上市公司、非上市公众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外，也不得在其他任何机构中从事证券业务或者担任其他上市公司、非上市公众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听证规则》相关规定，就我会拟对你们实施的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你们享有陈述、申辩和听证的权利。你们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经我会复核成立的，我会将予以采纳。如果你们放弃陈述、申辩和听证的权利，我会将按照上述事实、理由和依据作出正式的行政处罚决定及市场禁入决定。

    二、对本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另外本公司就本次处罚放弃陈述、申辩和听证的权利，本次行政处罚最终以中国证监会作出的正式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决定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本公司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 郑秉文：个人养老金一周年评估与前瞻——基于一个理论框架的分析

    2023年是中国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制度正式落地运行的元年，也是中国养老金改革的一个新起点，三支柱养老金制度架构正式搭建起来并开始运转。在36个先行城市及地区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一周年之际，必要对个人养老金制度运行状况、尤其对覆盖率做一个多维的综合评估，分析个人养老金制度面临的主要风险，评估当前所处的基本态势，明确下一步推向全国时面对的主要任务，展望未来的发展前景。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一是在笔者以往提出的第三支柱养老金模式分类的“模式两分法”理论分析框架基础上，提出评估第三支柱养老金覆盖率表现及其意义的“评估两分法”，据此建立一个适用于中国个人养老金制度特征、较为完整的理论评估框架；二是建立起由相对标准与绝对标准构成的“综合评估标准”，并引入“评估理论基础”，以此作为诠释“评估两分法”及其“综合评估标准”的理论依据；三是通过对一年来个人养老金投资收益出现大面积浮亏的分析，提出养老金体系改革将开启从以往主要靠完善制度设计的“单轮驱动”向完善制度设计与完善资本市场相结合的“双轮驱动”转变的新阶段。

    本文的主要发现在于，一是由本文构建的评估框架提出的三个评估法得出的结果显示，个人养老金制度落地一年来取得显著成就，覆盖率指标表现较好，超出预期，基本达到制度设计目标；二是养老金与资本市场具有共生共赢和相随相伴的互利关系，但一年来个人养老金的实践也显示出个人养老金与资本市场还具有互为条件和相互制约的束缚关系，面对低迷与波动的资本市场，个人养老金正成为一个怠惰的低效制度；三是相较于同为市场化运作的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和第二支柱企业年金，当资本市场出现剧烈波动时，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对资本市场的敏感性和依赖性更大，与生俱来的脆弱性和怠惰性更强。

    鉴于评估框架的重要性，本文首先在前两个部分用较大篇幅构建个人养老金评估框架的“大厦”，并详述该评估框架的理论渊源和理论基础；第三部分运用三个评估法着重对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覆盖率取得的成就及其意义进行评析，对不同方法下的覆盖率表现进行解析；第四部分的主要任务是评估个人养老金投资收益率大面积浮亏造成的制度怠惰性及其未来对养老金替代率造成的深远影响；第五部分集中在对养老金与资本市场的共赢关系和制约关系的理论探讨，对未来发展个人养老金驱动方式转变的深层思考，对个人养老金的市场表现特征进行理论归纳等；第六部分是结束语，笔者提出五点思考。

    一、个人养老金：政策回顾与理论评估框架

    回顾个人养老金的政策过程及其历史渊源，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2008年至2018年的酝酿阶段。原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保监会”）提出在天津滨海新区、上海市、深圳市试点个人税收递延型补充养老保险，但由于种种原因未果；二是2018年5月至2022年11月的试点阶段。原中国银保监会等五部门决定在上海市、福建省（含厦门市）和苏州工业园区等三地进行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但覆盖面很低，只有几万人；三是2022年11月个人养老金正式启动至今的先行阶段。“升级版”的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制度在36个先行城市及地区实施正好一周年。

    笔者试图运用传统的“事后”政策评估法，建立一个适合中国具体国情和中国个人养老金制度目标特征的理论评估框架。第三支柱养老金在国外的建立与推广始于20世纪末与21世纪初，至今大约四分之一世纪，绝大多数国家的覆盖率不尽理想，成为困扰国外第三支柱发展的主要难题之一。考虑国际上第三支柱养老金覆盖率的现状，结合中国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五年半来由于覆盖面太低而不得不将其并入个人养老金的结果，本文提出个人养老金评估框架主要集中在对于覆盖率的有效分析上。

    （一）政策过程与制度描述

    第三支柱养老金的雏形及其提出可溯源至2008年。2008年6月，中国保监会发布《关于印发<天津滨海新区补充养老保险试点实施细则>的通知》（保监厅发〔2008〕32号），该文提出“补充养老险”包括个险和团险、建立个人账户、个人缴费税前扣除30%等制度设计细节；2009年4月，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国发〔2009〕19号)，提出在上海适时开展“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产品”试点；2010年3月，中国保监会和深圳市政府签署《关于深圳保险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的合作备忘录》，再次提出推动“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产品”试点的设想。

    由于种种原因，上述三个城市关于“补充养老险”和“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产品”试点的设想没有实质性进展。2014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29号)，正式提出“适时开展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2018年4月财政部等五部门印发《关于开展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的通知》(财税〔2018〕22号)，宣布从当年5月1日起在上海市等三地试点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期限暂定一年。由于试点效果很不理想，覆盖人数始终没有突破5万人，从2020年开始，中央多次在重要会议和重要文件中反复提到“规范发展第三支柱养老金”，有关部门开始着手重新设计和制订新方案。

    2022年4月印发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22〕7号）（以下简称“7号文”）标志着第三支柱养老金正式诞生。该文一锤定音，将中国第三支柱养老金定名为“个人养老金”，并对其制度框架做出基本规定：适用范围为中国境内参加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的劳动者；采取DC型完全积累的个人账户制度；采取EET型税优模式；缴费上限为1.2万元/年；可投资产品范围为符合规定的银行理财、储蓄存款、商业养老保险、公募基金等四类金融产品；等等。

    2022年11月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个人养老金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2022年第34号），规定从2022年1月开始实施个人养老金EET型税优政策，税率为3%，不并入个人综合所得。与此同时，人社部和财政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个人养老金实施办法》（人社部发〔2022〕70号），对参加流程、信息管理、账户管理、个人养老金机构和产品管理、信息披露和监督管理等做出详细规定。

    至此，中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所有案头工作准备就绪。2022年11月25日，人社部、财政部和税务总局的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公布个人养老金先行城市（地区）的通知》（人社厅函〔2022〕169号），公布36个先行城市及地区的名单，宣布个人养老金制度正式启动。根据7号文的规定，个人养老金制度先试行1年，再逐步推开。

    （二）理论分析框架与理论评估框架

    鉴于第三支柱养老金覆盖率始终是国际实践和中国本土试点中的焦点和难点，尤其考虑中国2008年提出补充养老保险试点以来一波三折，在历经十年酝酿和五年试点之后，其覆盖率依然低到微不足道，本文提出的理论评估框架将覆盖率作为考察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的主要指标。其实，笔者两年前对第三支柱养老金分类时提出了“模式两分法”的理论分析框架，即从覆盖率的角度将第三支柱养老金分为“可替代模式”与“附加模式”，在此基础上又将养老金三支柱体系结构区分为“哑铃型”与“金字塔型”；进而提出中国养老金的前途命运只能寄希望于前者，即中国第三支柱只能选择“可替代模式”、三支柱养老金体系只能选择“哑铃型”的制度目标与模式选择；最后对中国第三支柱只能选择“可替代模式”、三支柱养老金体系只能选择“哑铃型”的现实要求、社会条件和理论依据进行了详细分析。

    笔者两年前提出的“模式两分法”是从覆盖率角度对养老金模式进行分类的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分析框架。基于这个理论分析框架，本文提出一个理论评估框架，即在“模式两分法”基础上提出对个人养老金的“评估两分法”，以期从“相对评估标准”和“绝对评估标准”两个维度对中国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运行一年来的绩效（覆盖率）进行考察。“相对评估标准”即“模式评估法”是对“模式两分法”的测度，“绝对评估标准”是指本文建立的“本土政策评估法”和引入的“国际流行评估法”（图1）。

    在本文提出的理论评估框架下，“模式两分法”作为一个工具箱是建立“评估两分法”的基础。“评估两分法”是指其构建的“综合评估标准”，即“相对评估标准”和“绝对评估标准”；相对评估标准即为“模式评估法”，绝对评估标准是指“本土政策评估法”和“国际流行评估法”；本文之所以提出相对评估标准的概念并由此构建一个“评估两分法”，其目的是在测度覆盖率时以相对标准为主，以绝对评估标准为辅，以期搭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第三支柱模式选择和三支柱养老金体系模式选择的评估框架，为2035年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发展目标确立一个“相对基准”——中国养老金的前途在于第三支柱的“可替代模式”与“哑铃型”三支柱养老金体系。

    本文提出的理论评估框架由三个部分构成，除上述“综合评估标准”以外，还包括“指标评估体系”和“评估理论基础”。其中，“指标评估体系”下设覆盖率、投资收益率、替代率等三个传统指标要素；“评估理论基础”则是评估中国个人养老金覆盖率、构建“模式两分法”和“评估两分法”、确立2035年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发展目标的理论基础。由此看来，本文构建的评估框架是中国话语体系下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养老金体系必然逻辑的结果（见图1）。

    二、理论评估框架：三部分构成及其详解

    如前所述，本文提出的评估框架由指标评估体系、综合评估标准和评估理论基础三个部分组成。在指标评估体系三个指标要素中，覆盖率是评估的重点，其次是投资收益率，替代率情况比较复杂，给评估带来一定困难。综合评估标准和评估理论基础也是针对覆盖率这个指标要素而设计的，包括两组量化标准即相对评估标准和绝对评估标准，以及三个评估法即“模式评估法” “本土政策评估法” “国际流行评估法”。

    将覆盖率作为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政策评估的重点，这是过去几十年来国外的普遍做法，对刚刚实施一周年的中国个人养老金来说尤为重要。近期内，覆盖率这个指标要素的表现对中国个人养老金的制度可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长期内又涉及个人养老金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金体系中的功能定位与制度目标，对其进行多维测度便于在更广阔的视野进行横向和纵向的国际比较。

    （一）构建指标评估体系

    构建指标体系的目的是为了度量和检测市场化运行的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目标的进度和水平，作为一组定量指标，它所包括的诸多要素在对其量化之后即可获得评估结论。从经典的养老金定量指标要素来看，其基本的指标要素不外乎三个，即覆盖率、投资收益率、替代率。当然，像大多数国家那样，在指标评估体系构建中，覆盖率应是考察中国个人养老金实施一周年绩效的主要指标，是衡量个人养老金最基础和最基本的指标要素。

    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建立的第三支柱养老金均为自愿性制度。大部分国家的第三支柱覆盖率低于同为自愿性的第二支柱养老金覆盖率，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一是从历史上看，第三支柱的建立晚于第二支柱；二是从激励措施上看，除税优政策支持外第三支柱没有“额外”的配比缴费的加持；三是从投资回报上看，第三支柱收益率往往不如第二支柱那样令人满意。在大部分国家，覆盖率是制约第三支柱养老金发展一个主要瓶颈，这些国家不得不在其制度设计中嵌入各种各样的可及性、激励性和灵活性的措施，尽管如此，覆盖率依然是建立和发展第三支柱的一个主要障碍。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尤其是2008年中国开始提出和酝酿第三支柱以及2018年试点五年来覆盖面数据的尴尬境地显示，覆盖率应是衡量和评估中国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的主要指标。

    投资收益率是评估第三支柱养老金的第二个指标要素。绝大多数国家第三支柱的制度设计为DC型账户制养老金，决定其最终账户资产规模的主要因素有两个，一是个人终身缴费规模即个人缴纳的“本金”规模，另一个因素是投资收益率即缴纳“本金”的增值部分。一般来说，第三支柱养老金账户资产配置及其投资收益率受制于多重因素：账户持有人的年龄、风险好恶偏好与风险容忍度、接受金融投资教育的程度和文化程度、家庭经济状况和家庭财富净值构成情况、个人职业环境与境遇、一国历史文化传统条件、资本市场的成熟与发展阶段；等等。由于影响账户投资收益率的变量和因素较多，参加人个体之间的收益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其中，在其他诸多因素既定的条件下，资本市场波动情况是影响当期和短期平均投资收益率的决定性变量。

    替代率的测度比较复杂。第一支柱养老金理论替代率的测度较为简单，因为作为强制性的法定养老金制度，其缴费年限、缴费水平、缴费工资基数的上下限设有统一的要求，并已形成国际惯例；其次是第二支柱养老金分为强制性和自愿性两类，无论哪一类，作为高度“组织化”的雇主计划，其历史悠久，在国际上较为普及，统计数据十分完整；测量难度最大的是第三支柱养老金。第三支柱养老金替代率水平取决于账户持有人的缴费年限、缴费水平、投资收益率等诸多因素，在自愿性制度设计下，个体差异非常大。一般来说，在一定的缴费年限、回报率和社会平均工资等诸多假定条件下，政策设计者能够预测的只是一个“标准人”的社会平均替代率目标。重要的是，第三支柱在世界各国建立的历史平均只有25年左右，且由于覆盖率较低等原因，目前尚未发现政府官方公布的第三支柱养老金理论替代率数据。

    更为复杂的是，很多国家在第二和第三支柱之间设有资金“转移通道”，在第三支柱养老金账户资产中有相当部分来自第二支柱，很难分清哪部分替代率归属为“纯粹”的第三支柱。因此，有些国家或国际组织在统计替代率时常常将第二和第三支柱合并统计，统称为“私人养老金替代率”。即使有些发达国家建立第三支柱达半个世纪，但也未曾发布过第三支柱替代率数据（例如，美国、加拿大等），这个领域研究的学术论文和政策文件也鲜有看到。由于上述多重原因，第三支柱养老金替代率和充足性的研究基本处于空白状态。

    （二）确定综合评估标准

    政策评估标准往往是多维的、可以选择的，对个人养老金覆盖率的评估也应如此，为此，本文提出三个不同的评估法，即“模式评估法” “本土政策评估法” “国际流行评估法”。其中，“模式评估法”是相对评估标准，测度的是个人养老金覆盖人数与第一和第二支柱覆盖人数的相对标准，其目的是在三支柱体系下确立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的功能定位，正是基于这个目的，我们姑且将其称为“模式评估法”。“本土政策评估法”和“国际流行评估法”属于绝对评估标准，前者衡量的是覆盖水平与制度设计目标之间的差距及其实现进度状况，后者的引入是为了进行跨国比较，以期寻找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先看“模式评估法”。与第一和第二支柱养老金不同，作为在国家税收政策支持下建立的养老保障体系的补充性制度安排，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与就业状态、劳动关系和收入来源没有关联，是一个独立的可确保“终身财务安全”（LFS）的个人养老金融工具，在第二和第三支柱均为自愿性制度的条件下，其覆盖范围可延伸至第二支柱参与人群以及未参与人群，其理论覆盖率应大于作为自愿性雇主计划的第二支柱。例如，以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规模达8400万人，再加上数以亿计的广大灵活就业群体和中等收入群体，第三支柱对这些群体来说是个人养老金融工具的最佳选择。

    基于第三支柱制度属性及其覆盖“弹力”的分析，个人养老金不应成为“金字塔型”三支柱养老金体系的最顶端、覆盖人数最少且属于富裕阶层的“附加模式”的附属层，而应成为“哑铃型”三支柱结构中覆盖面明显大于第二支柱的补充层。判断第三支柱是否是“可替代模式”、其三支柱养老金体系是否属于“哑铃型”结构的量化依据和方法在于：一是默认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为强制性制度，覆盖全民劳动者和居民（包括城镇职工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二是假定第二和第三支柱养老金加入方式均为自愿性加入，个别国家建立的强制性或“准强制性”（指自动加入机制）第二支柱不包括在内；三是如果第三与第二支柱覆盖人数的差值是正值，第三支柱则属于“可替代模式”，其三支柱养老金体系则属于“哑铃型”结构，否则，就应分别称之为“附加模式”第三支柱和“金字塔型”结构的三支柱体系。

    如果说指标评估体系的诸多指标要素是工具箱里不同的量尺，评估标准就是给出的基准或目标，既有客观量化刻度，也包括主观价值判断。不同学者、不同国家、不同国际组织运用的评估框架可能相差不多，编制的指标评估体系也可能大同小异，但其设定的综合评估标准很可能南辕北辙。例如，在国际劳工组织与欧盟之间、国内学者与决策者之间、中国政府的制度目标追求与一些国外政府的官方目标之间存在巨大差异，甚至存在争执。

    本文将第三支柱养老金区分为“可替代模式”与“附加模式”两个对立模式，将三支柱养老金系统划分为“哑铃型”和“金字塔型”两个对立结构，既是对学术界争议和政策面分歧的归纳，也是对现实世界两种不同养老金发展现状和趋势的素描，同时也是对建立中国个人养老金评估框架的参照，即中国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的历史使命只能选择“可替代模式”，中国三支柱养老金体系的制度目标只能系于“哑铃型”结构。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制度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基垒台的必然要求，也是对其他评估标准的区别和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养老金发展前景的追求或基准的确认。

    “本土政策评估法”是指某国第三支柱养老金参加人数量与该国政策法律规定的法定参加人数量之比。各国对加入第三支柱的年龄门槛和资格条件的规定存在很大差别，其法定的参加人范围和“基数”必然也存在很大差距，覆盖率测算口径呈多样性。鉴于此，所谓“本土评估法”一般适用于考察本国第三支柱养老金覆盖水平及其与制度目标或前景预测基准之差的度量工具，其测度结果基本不具备跨国可比性。“国际流行评估法”是指国际上普遍使用的测度方法，一般来说是指参加人数量与统一规定的某个年龄队列人数（例如，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之比，其统计口径具有国际可比性。

    简言之，“本土政策评估法”和“国际流行评估法”测量给出的只是第三支柱实际覆盖人数与其相对应的某个法定参加人数作为基数的比率，不与三支柱养老金覆盖率结构进行比较，也不涉及主观价值判断。本文提出和使用上述三种评估法，旨在对刚建立一周年的个人养老金覆盖率水平进行一个全方位、多角度的测度，既评估个人养老金在三支柱养老金结构中的功能定位，又考察中国本土第三支柱养老金制度下的覆盖率水平，并将其置于国际视野下进行跨国比较。

    （三）建立评估理论基础

    在国外第三支柱养老金的制度设计或评估中，人们往往可看到的是对其未来目标覆盖率做出的高、中、低等多种“前景预期”，较少看到将其置于养老金三支柱框架下进行比较分析、设定其相对标准或相对目标。当然，“前景预期”常常被视为某种“评估标准”，“本土政策评估法”和“国际流行评估法”的评估结果也常被作为“参照”，与不同“前景预期”进行比较，但是人们很难看到深层次的“理论”（理念）作为其政策制订的“基础”（依据）。

    在中国语境下，“模式评估法”则不然，追根溯源，中国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可替代模式”的功能定位与三支柱体系“哑铃型”结构的目标取向其实是一种发展理念，它建基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即面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概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遵循，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中，人口规模巨大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均对养老金制度模式的抉择发挥重要作用。

    共同富裕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而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和实践途径必然要求养老金制度改革进程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决议》提出，构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其中，普惠性是前提，尤其个人养老金制度，只有首先做到普惠性，才能发挥其基础性和兜底性的作用，才能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并体现出养老金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凡是不符合普惠性要求的产品，最终都将退出历史舞台。

    例如，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决定，试点五年多的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于2023年9月1日正式停止其投保人新开户功能，开始向并入到个人养老金制度过渡，规定2024年1月1日全面完成其试点与个人养老金制度的衔接。这意味着试点五年之久的“1.0版本”第三支柱“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之所以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并入新诞生的“2.0”版本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其唯一可解释的原因就是没有实现其普惠性，成为只有几万参加人的“附加模式”的金字“塔尖”。

    再如，2023年7月，国家金融监管总局还决定，对2015年试点、2017年推向全国但覆盖面（约几十万人）始终停滞不前的税优健康险不得不实行“新规”，旨在扩大个税优惠的产品范围和扩大覆盖适用人员的范围。税延型养老险也好，税优型健康险也罢，多年来它们被诟病为“富人俱乐部”，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前进方向相背离，不符合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为此，中国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及其养老金三支柱结构只能选择“附加模式”和“哑铃型”。

    三、主要成就：覆盖率的评估结果超出预期

    本节根据前文提出的综合评估标准，对落地一年来的个人养老金制度覆盖率分别进行检视与评价，得出的结果较为令人满意。其中，“模式评估法”的结果显而易见，36个先行城市及地区的个人养老金参加人数明显高于自愿性企业年金的参与人数，意味着中国第三支柱养老金“可替代模式”、三支柱养老金体系“哑铃型”的制度目标与模式选择在个人养老金落地一周年时雏形初现。与税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相比，36个城市及地区的个人养老金的先行先试是一个质的飞跃。

    在绝对评估标准中，个人养老金的覆盖率也令人欣喜：“本土政策评估法”测度的结果是个人养老金在36个城市及地区先行先试的覆盖率高达20.2%，成效显著；“国际流行评估法”测算的36个城市及地区的覆盖率是15.2%，虽然与大多数转型国家和发达国家还存在较大距离，但仍高于一些转型国家和发达国家。三种评估方法的结果均显示，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一年来首战告捷，其覆盖率超出预期。

    （一）“模式评估法”：未来可期

    根据官方2023年6月底公布的数据，在个人养老金制度落地半年之际，36个先行城市及地区开立个人账户人数为4030万人，相比之下，截至2023年9月底，运行近20年的企业年金覆盖人数为3103万人。根据前述“模式评估法”定义中关于第二、三支柱养老金加入方式均为自愿性条件来看，作为自愿性加入的企业年金覆盖人数明显小于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的制度覆盖率明显超出预期，意味着个人养老金的“可替代模式”基本实现，市场潜力很大，未来可期。

    图2数据显示，企业年金制度自2004年建立以来，其覆盖面曾出现过快速增长，但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来出现断崖式下跌：2007年至2014年年均增加人数超过200万人，年均增长率为两位数，最高年份超过18%；相比之下，2015年至2022年年均增加人数不到100万人，年均增长率为3.7%，最低年份仅为0.3%；虽然增长率从2019年开始出现显著回升，但随即又开始持续下滑，总体看仍处于下行通道。在未来可预见的是，随着经济下行压力的加大，在政策不变的情况下，企业年金覆盖率的提高难有明显起色。

    中国第二支柱养老金由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两部分组成。与企业年金制度相比，为机关和事业单位建立的职业年金制度在单位与职工的缴费公式、缴费比例、治理结构（例如嵌入代理人制度）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重要的是，职业年金制度实行的是“超级自动加入”方式，由此判断，中国第二支柱年金制度实行的是“混合型加入方式”，企业年金为自愿性，职业年金为自动性。根据前述“模式两分法”和“模式评估法”的定义，非自愿性的职业年金不纳入本评估法之中，即使在国际比较中，第二支柱实行“强制性”或自动加入机制的国家也不在本文提出的模式评估法的考察范围之内。

    目前，职业年金制度覆盖人数不到4000万人，退一步讲，即使笼统地将其纳入 “模式评估法”之中，第二支柱养老金覆盖人数也只有7000万人左右，由于职业年金采取的是超级自动加入机制，其覆盖率已基本饱和，未来扩充空间十分有限。这是因为，事业单位人员的工资来源分为全额财政拨款和非全额财政拨款，根据政策规定，前者加入职业年金，目前已基本全部加入，后者只能加入企业年金，目前仍有部分人员由于种种原因尚未加入企业年金。根据36个城市及地区的覆盖率的趋势外推，2024年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向全国之后，其覆盖人数超过7000万人将指日可待，实现第三支柱“可替代模式”和“哑铃型”三支柱养老金体系未来可期。

    从国际比较来看，据粗略的数据统计与检索，转型国家中只有波兰（第二和第三支柱覆盖率分别是11.0%和65.7%）和捷克（第二支柱覆盖人数很少，第三支柱覆盖率是63.7%）等极少数国家建立起“可替代模式”第三支柱和“哑铃型”三支柱养老金体系；发达国家中也只有奥地利（第二和第三支柱的覆盖率分别是15.2%和16.5%）和意大利（第二和第三支柱的覆盖率分别是11.5%和14.6%）等少数几个国家实现了这个制度目标，其中，加拿大第三支柱的“可替代模式”特征最为明显，第二和第三支柱的覆盖率分别是32.0%和73.5%。此外，新西兰的养老金制度设计中没有第二支柱，第三支柱建立至今虽然只有17年，但由于采取了自动加入方式，其覆盖率高达95.0%，因此，新西兰特殊的制度设计不适用“模式评估法”，不在本文研究范围。

    如前所述，“模式评估法”瞄准的是第三支柱覆盖人数能否超越第二支柱覆盖人数，是两个支柱各自覆盖人数的相对标准。本文提出第三支柱两种模式和三支柱体系两种类型的评估标准，其目的是为中国第三支柱的模式选择和三支柱养老金体系的发展结构提出未来制度目标，因为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金体系的制度改革、制度变迁过程中，各级决策者实际上无时无刻不在面对着制度抉择的考验。

    （二）“本土政策评估法”：成就不俗

    第三支柱养老金主要发端于1994年世界银行出版的研究报告《防止老龄危机——保护老年人及促进增长的政策》，至今恰好30年。30年来，在世界银行这部研究报告的倡导和推动下，各国政府先后建立第三支柱养老金。从本文检索查阅到的资料看，建立第三支柱的国家约近50个，每个国家第三支柱的制度设计均带有明显本土文化传统特色，在加入资格和领取资格等很多方面存在诸多差异。为适应不同群体的需求，很多国家建立起多个第三支柱计划，它们以不同形式的税优政策支持、不同的缴费比例和领取方式、不同的加入方式，为不同年龄段或不同职业状态的居民提供更多的可选择性和便利性。粗略估算起来，第三支柱养老金的数量将超过60个。

    因此，不同国家第三支柱养老金法定参加人的“范围”和“基数”大相径庭，覆盖率测算口径不具有可比性。因此，在很多情况下，当测度一国第三支柱养老金覆盖率时只能根据该国的具体政策进行计算，这就需要了解该国的制度设计、参加门槛和参加资格。例如，加拿大第三支柱由EET和TEE两种不同税优模式的制度构成，前者要求参加人必须是领薪人，后者要求参加人的资格很宽松，只要是18岁以上拥有社会保险号的劳动者均可参加，因此，加拿大这两个制度的法定参加人范围相差非常悬殊。再如，新西兰2006年建立的第三支柱“奇异果储蓄计划”采取自动加入方式，规定自雇人员和18岁以下人员均可通过计划提供商加入，几乎没有年龄资格限制，法定参加人范围非常宽泛。

    还有些国家对第三支柱设置很多“子账户”，其加入的年龄规定不尽一致，参加人员基数需仔细甄别，计算起来十分复杂。例如，日本的第三支柱由EET型的iDeCo（延税型个人养老金）和NISA（免税型个人养老金）两部分组成，其中，NISA账户分为三类，每个类型的加入条件不同，普通账户和储蓄账户针对的分别是20岁以上居民，少年账户针对的是0—20岁居民。再如，英国的第三支柱养老金计划数量更多一些，其中的ISA（个人储蓄账户）分为“成年账户”和“少年账户”，在成年账户里又分为现金、股票、创新金融和终身等四个账户，其中，终身账户只有40岁以下才可开立，等等。

    综上所述，本文权且将“一国一策”的覆盖率测算方式称之为“本土政策评估法”。德国里斯特养老金制度设计相对简单，规定参加基本养老金制度的25—64岁年龄组人群可参加第三支柱，其法定参加人范围略小于中国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的政策覆盖率。那么，根据前文关于中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参加范围和资格规定，如何从另一个视角即从“绝对评估标准”来测度个人养老金制度落地以来的覆盖率、透过这个“本土政策覆盖率”来评估个人养老金制度运行绩效以及发展前景？

    根据36个先行城市及地区的人社局官网公布的数据，其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的全部覆盖人数为2.75亿人，由于很多城市没有公布其中的退休人数，本文根据人社部官网公布的数据，得出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内退休人数与该制度全部覆盖人数（含退休人员）的比率为27.1%，据此得出36个城市及地区的参保人数据为2.00亿人（减去退休人数），进而得出36个先行城市及地区的个人养老金的覆盖率为20.2%，即在36个城市及地区符合参加资格的劳动者中，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的人数为五分之一。这个结果充分说明，在现行制度设计下，作为“绝对评估标准的”个人养老金覆盖率已取得不俗的成绩。

    （三）“国际流行评估法”：差距不大

    由于“本土政策评估法”的统计口径和统计结果不适用于跨国横向比较，有些国际组织在评估三支柱养老保险制度覆盖率时试图将分母改为某个年龄队列人群，以期将“本土政策评估法”的结果予以“国际标准化”。最常见的国际流行的做法是OECD将15—64岁的年龄队列作为“法定”的参加各类养老金的范围，即将这个人群作为分母,将“本土政策评估法”测算的实际参加人数作为分子，由此得出一个可比口径的统计结果。故此，笔者暂且将OECD使用的这个经过无量纲化处理的测算方式称之为“国际流行评估法”。

    根据上述“国际流行评估法”的公式，笔者先从36个城市及地区的统计局发布的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获取各城人口规模，加总后为3.9亿人；再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2年人口统计数据中推算出15—64岁的劳动就业年龄人口为9.6亿人，得出该年龄队列占总人口的比例为68.2%；据此得出36个城市及地区15—64岁劳动就业年龄人口规模，进而得出36个城市及地区的个人养老金覆盖率为15.2%。

    “国际流行评估法”的评估结果显示，在“绝对评估标准”的可比口径下，实施仅半年的36个城市及地区的第三支柱养老金覆盖率就超过了保加利亚、克罗地亚、马耳他、罗马尼亚、立陶宛和斯洛文尼亚等转型国家，也超过了法国、葡萄牙和南欧发达国家意大利，与西班牙仅一步之遥，而这些国家建立第三支柱的时间平均要比中国早25年左右，这说明中国第三支柱养老金战果初现。但同时，图3显示，与大多数转型国家和绝大部分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个人养老金覆盖率还存在一定差距，在2024年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向全国时需对其制度设计继续进行优化。

    四、面临挑战：投资收益率浮亏导致制度运行进入怠惰状态

    在本文提出的理论评估框架中，指标评估体系中覆盖率指标要素测度的是个人养老金参加人数在其相对应的法定参加人数范围中的占比。这个指标要素的表现跟制度设计具有高相关，因为它涉及制度的可及性、便利性、销售适当性等。如果说制度设计是仅对覆盖率负责的内生条件且目前表现较好的话，那么，当引入外生因素即资本市场的表现时就会发现它对覆盖率也具有高相关：资本市场活跃和投资收益率较为理想则可激励扩大覆盖率，反之则不利于扩大覆盖率，甚至在既定的覆盖人群中将致使制度产生“怠惰性”。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就第三支柱养老金的替代率而言，投资收益的贡献率远大于个人的缴存金额，因此，怠惰的资本市场必然导致怠惰的个人养老金制度，最终必将影响养老金替代率。个人养老金制度自面世一年来，资本市场始终处于波动、下行的低迷状态，投资收益率受到明显影响，“三高”和“三低”的怠惰表现十分明显。

    （一）国内外资本市场剧烈波动，个人养老金投资收益压力巨大

    早在个人养老金制度启动之前，2022年在全球经济衰退、通胀飙升、乌克兰危机和供应链紧张等多重不利因素冲击下，各国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动荡，主要发达国家的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出现下跌，其养老金投资收益普遍出现大规模回撤。例如，美国第三支柱“个人退休账户”（IRAs）的市值从2021年的13.9万亿美元，降至2022年的11.5万亿美元，缩水2.4万亿美元；同期，第二支柱401（k）市值从7.7万亿美元降至6.6亿美元，缩水1.1万亿美元。一些头部大型养老基金投资收益率出现大面积浮亏，例如，挪威政府全球养老基金(GPFG)收益率为-14.1%，瑞典国民养老基金(AP1)收益率为-8.5%，韩国国民年金基金(NPS)收益率为-8.2%。

    在国际市场的冲击下，2022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继续加大，在内需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压力下，资本市场股债双跌，养老基金投资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委托投资收益率仅为0.33%，是2016年委托投资运营以来最低点，最高收益率是2020年取得的10.95%。第二支柱企业年金录得-1.83%，成为自建立以来第三次负收益，2023年前三个季度收益率为1.45%，前两次出现负收益率是2008年和2011年，分别为-1.83%和-0.78%，最高收益率为2020年的10.31%（2007年的41.00%被视为特殊情况）。全国社保基金在2022年也罕见出现负收益率（-5.07%），投资收益额为亏损1380.90亿元，这是全国社保基金成立以来第三次遭遇负收益，前两次是2008年和2018年，分别是-6.79%和-2.28%，最高收益率为2006年取得的29.01%（2007年的43.19%被视为特殊情况）。2022年全国保险资金年化综合收益率虽为正值（1.83%），但也是多年来的新低。

    一年来，个人养老金投资收益率表现逐渐出现分化。在四类金融产品中，各类各款银行储蓄产品的年化利率大约在2.0%~3.5%的理性区间，养老保险产品实现了较为理想的收益，年化结算利率区间平均为3.0%~6.0%，银行理财产品全部取得正收益，收益率平均超过2.3%。总体看，上述三类产品的年化收益率受到投资市场的认可。但是，由于资本市场出现波动，权益市场震荡下行，公募基金产品的投资收益率成为个人养老金账户持有人的关注焦点：无论是目标日期基金，还是目标风险基金，无论是一年、三年短持有期产品，还是五年或没有设置持有期的产品，绝大部分公募基金产品的收益率都跌破净值。在目标日期基金中，越是远期的产品跌幅越大，因为远期产品的权益类产品仓位较高；在目标风险基金中，越是偏股型和激进型的产品跌幅越大，偏债型或混合型情况稍好，因为前者的权益类产品配比较高。通观2023年全年，全市场的个人养老金产品公募基金九成跌破净值，最高跌幅为-17.8%，平均收益率为-4.47%。

    在分析四类金融产品各自投资收益率的基本情况之后，如进一步评估个人养老金制度一年来的总体盈亏情况，则需分析四类产品在可投资资金中的分布结构。由于目前尚未公布一年来36个城市及地区的个人养老金账户资金对四类产品的购买分布数据，笔者根据对五家开户银行和某省某银行的调研结果，在剔除没有投资的沉淀于银行的缴存资金之后，对已投资资金的产品结构的分布情况进行推算，以期获得一年来个人养老金市场的投资收益情况。

    （二）四类金融产品分布情况推算及其总体投资绩效估算

    根据制度设计，个人养老金账户可投资的产品为银行储蓄、公募基金、商业养老保险和银行理财等四类金融产品。截至2023年11月初，符合规定的四类金融产品总计715种，其中，银行储蓄产品465只，公募基金162只，养老保险产品69只，银行理财产品19只。由于目前尚未公布一年来36个城市及地区的个人养老金账户资金对四类产品的购买分布数据，笔者对五家开户银行和某省某银行进行调研的结果显示，在剔除没有投资的缴存资金以后，已投资资金的产品结构分布情况见表1。

    其中，银行A至银行D的数据为四家银行总行提供的数据，银行E为某银行在某大型城市分行提供的数据，银行F为2023年6月笔者参与对某省个人养老金专项调研时某银行分行现场提供的数据。上述六家银行（剔除一家没有开立账户人数的数据以外）的开户总人数约占全国4030万开户人的43%，六家银行的缴存资金总量超过全国182亿元缴存额的60%以上，这两组数据显示的四类产品的资金分布具有一定代表性，已投资金的产品分布结构可基本反映全国个人养老金账户持有产品结构的比例情况，据此外推可得知，在全国范围内，已投资金的四类产品分布中，银行储蓄产品约占67%，公募基金占29%，保险产品和银行理财产品合计为4%左右。

    根据官方数据和相关统计报道，在个人养老金制度落地半年之际，在36个城市及地区开立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4030万人中，有实际缴存行为的人数为900万人，实际缴存金额为182亿元，已实际投资金额为110亿元。基于上述已投资账户资金的产品流向分布，并鉴于半年的缴存额十分有限（即使在个别账户持有人缴存额为上限全额缴存的情况下），假定每个已投资的账户资金仅配置某一类产品（调研结果也大致如此），即在已投资的110亿元中大约三分之一即30亿—40亿元持有的是公募基金产品并基本处于浮亏状态，如果将已投资金额中持有公募基金的比例直接换算为已投资的账户持有人比例，大约有三分之一即150万—180万人处于浮亏状态。上述数据和估算结果显示，在参加人数、缴存人数与投资人数之间出现的断崖式下降台阶，在实际缴存额、实际投资额与持有权益类产品金额之间存在的梯度式下降趋势，是应对市场低迷的必然反应，虽然这种“怠惰式止损”行为导致的实际亏损人数及其产生的实际亏损金额不是很大，但对推进发展个人养老金制度产生的负面影响却是非常大的。

    （三）观望情绪弥漫，制度运行进入明显的怠惰状态

    个人养老金账户的缴存金额是长期资金，只有在退休日才能支取，短期波动在长期内会得到烫平，放在10年或15年甚或20年的周期来看，其长期收益将高于短期投资产品和固收类产品的收益，这是一百多年发达国家资本市场呈现的一个规律。但是，一年来资本市场波动导致个人养老金账户公募基金产品投资收益普遍亏损的现状，对刚刚落地的个人养老金制度及其开立个人账户的投资人来说无疑具有较大的负面影响。尤其是，虽然企业年金已运行20年，但由于个人账户投资选择权始终没有放开，在广大居民没有养老金账户投资经验和面对资本市场剧烈波动的情况下，几千万账户持有人的投资行为必然陷入茫然与怠惰，整个市场情绪必然弥漫着踌躇与彷徨。

    于是，个人养老金制度落地一年来出现的“三高”和“三低”现象十分明显。所谓“三高”现象(来自笔者率领调研小组在某省个人养老金基层专项座谈与访谈)主要是指：在个人养老金参加人中，为获得开户行提供的“权益奖励”(奖券) 而开立个人账户的人数比例较高；开户以后立即申请销户并打算再转到其他银行开户以获取二次“权益奖励”的人数比例较高；账户资金缴存之后立即申请“退款”遭拒后提出投诉甚至对簿公堂的人数比例较高。“三高”现象说明，很多人对参加个人养老金制度的意义及其认知还存在差距，对个人养老金制度设计的了解还很不深入，开户行和相关部门对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宣传贯彻还不到位，同时还说明，开户人对养老金投资信心不足。

    所谓“三低”现象主要来自统计数据：一是相对于开户人数而言，实际缴存人数比例过低，仅为22%。在4030万开户人数中，实施缴存的活跃参加人仅为900万人左右，大大低于开立账户的人数。二是相对于税优政策规定的缴存额上限来说，实际缴存金额比例太低，仅为2.5%。截至2023年6月底的统计公布，每人缴存上限应为0.6万元与上年度的1.2万元之和，即1.8万元，4030万参加人的缴存额上限应为7254亿元，但实际缴存额是182亿元，仅为政策规定的最高缴存额的2.5%，在实际缴存人数中人均2022元，在开立账户人数中人均仅为452元。三是相对于缴存额来说，实际投资的资金比例较低，约为61%。实际缴存额相对于税优政策规定的缴存上限本来已经太低，而实际有投资行为并购买产品的资金比例更低，仅为110亿元左右，占182亿元实际缴存额的61%，39%的缴存资金沉淀为开户银行的活期存款。

    虽然个人养老金覆盖率的表现出色，但其反差巨大的“三低”现象受到业界的广泛关注，在资本市场难以在短期内改善的外部条件下，如果个人养老金在推向全国后“三高”和“三低”现象继续持续下去，路径依赖的结果将使之成为一个怠惰的制度，处于长期低效状态。在发达国家建立的自愿性DC型的第二和第三支柱补充养老金制度中，类似“三低”的怠惰性也较为常见，一些国家不断出台一些措施进行校正和治理。例如，澳大利亚允许个人开立多个账户，但试图对账户余额不足6000澳元且一年以上不活动的账户予以合并处理。在加拿大第三支柱养老金中，TEE型税优模式的“免税储蓄账户”（TFSA）也存在很多怠惰现象。例如，2020纳税年度该制度的账户持有人为1609万人，缴费人数占58.1%；按最高缴费额度进行缴存的人数仅占账户持有人的8.9%，占缴费人数的15.3%；没有投资交易行为的人数占账户持有人的比例高达73.1%，占缴费人数的126%。尽管加拿大自愿性第三支柱养老金的覆盖率在世界各国中属于最高的国家之一，但上述数据显示，其怠惰性对其未来替代率的影响将是长期的。

    在剔除处于非活跃期的失业人员、哺乳期女性、患病人员等群体之后，“三低”现象长期持续下去就意味着个人养老金制度进入怠惰阶段。比照一些发达国家账户养老金制度的情况，针对中国个人养老金制度建立初期和资本市场的现状，笔者试图在较宽口径下对个人养老金的怠惰表现进行描述并给出量化参照（表2）。

    五、理性前瞻：养老金改革的逻辑、悖论与策略

    在2023年，36个先行城市及地区的的几千万人在几百家银行网点和金融机构开设资金账户，在700多种养老金融产品中进行投资交易，这是中国养老金体系建立37年来首次出现的波及人口达3.9亿人的一次养老金融国民教育活动。同时，一年来个人养老金制度覆盖率的良好表现与收益率的尴尬遭遇为个人养老金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带来很多启发和沉思，对第三支柱和养老金三支柱体系的感悟更为透彻，并平添了一分“客户体验感”。

    这些感悟和体验归纳起来有四个方面：一是更加认识到养老金与资本市场的关系息息相关，相融相伴，它们的发展逻辑是共生双赢，不可须臾离；二是深刻感悟到养老金制度的悖论，即资本市场严重匮乏中长期资金，但作为典型中长期资金的个人养老金却因为市场不活跃而陷入怠惰，由此成为一个谜题；三是一年来个人养老金市场运行的表现说明，个人养老金不同于其他类型养老金，它对资本市场的敏感性和依赖性、与生俱来的脆弱性和怠惰性都十分明显；四是如果说在第一和第二支柱养老金的发展中制度设计占主导作用，第三支柱的诞生则意味着养老金体系改革进程从制度设计的“单轮驱动”从此将转变为完善制度设计与完善资本市场相结合的“双轮驱动”的历史发展阶段。

    （一）养老金逻辑：养老金与资本市场共生共存，实现双赢

    在过去的一年里，动荡的国际金融市场和波动的国内资本市场不仅使扩大内需和稳定外贸受到影响，个人养老金制度也承受着巨大压力和严峻考验。2023年7月2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和分析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提出“要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2023年10月30日至31日，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召开，再次提出“活跃资本市场，更好支持扩大内需”，做出“尽快建设金融强国”战略部署，提出“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

    2023年下半年以来，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和证监会等监管部门为贯彻落实中央精神多次召开会议和机构座谈会，出台一揽子措施，包括推动股票发行注册制走深走实、加强各项基础制度和机制建设、加大投资端改革力度、吸引更多中长期资金、降低印花税等市场交易成本、优化交易环境、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培育一流投资机构、推进公募基金费率改革、延长国有保险公司考核周期，等等。近来，监管层还表示，在活跃资本市场、营造各类中长期资金入市的政策环境、加快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的步伐等方面将提出更多务实举措。

    中央提出活跃资本市场的目的是为了提振投资者信心，而个人养老金账户持有人是资本市场的重要投资者群体。养老金通过对各种金融工具的投资为经济增长做出贡献，成为一种生产要素，尤其在支持基础设施、技术创新等风险投资领域发挥独有的功能；同时，通过提供投资回报的机会使养老金获取超额风险回报。资本市场作为养老金的一个投资平台，可提供股票、债券、房地产和另类投资等不同资产类别，降低和分散养老金投资风险；同时，养老金产品通过行业分析和尽职调查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进而有助于价格发现。

    中央在关键时刻如此密集和明确地提出活跃资本市场和提振投资者信心，表明养老金与资本市场相辅相成的逻辑关系从上到下早已形成全社会的共识：繁荣的资本市场需要发达的养老金，发达的养老金离不开活跃的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自然包括提振个人养老金的投资者信心，活跃资本市场会唤醒怠惰的个人养老金，并为其带来丰厚的风险回报，从而提振养老金账户持有人投资信心，进一步扩大个人养老金覆盖率、提高实际缴存率和投资活跃率，形成养老金与资本市场的正向互动与良性循环。

    （二）养老金悖论：养老金与资本市场互为前提，彼此制约

    在2023年7月以来中央决策部门提出活跃资本市场一揽子措施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多次提到加快中长期资金入市步伐、扩大中长期资金源头活水、吸引更多的中长期资金等，呼吁“各类中长期资金与资本市场相互促进、协同发展”，明确指出各类中长期资金中包括养老金、保险资金、银行理财等，尤其认为发展权益投资正当其时，因为中国资本市场持股占比太低，还不足6%。过去半年来，中央相关部门的公开表态越来越明确无误地告诉人们，包括养老金在内的中长期资金匮乏是影响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决策部门的这个判断其实是在解释这样一个逻辑关系：养老金作为长期资金，天然契合长期投资、价值投资、责任投资理念，是资本市场资本形成的主要贡献者和压舱石，而资本市场可为养老金提供多样化的投资机会，并能实现养老金资产组合的多元化和长期回报。养老金通过参与资本市场的证券交易，可促进资本市场的流动性，进而提高资本市场的效率，同时，可通过长期持有资产来为资本市场提供稳定性，减少市场波动性反过来又可提高养老金投资回报的稳健性。

    但是，养老金与资本市场的这个逻辑在2023年个人养老金实施过程中却遇到一个悖论：资本市场由于匮乏养老金等中长期资金而长期低迷，导致刚落地的个人养老金制度陷入“三高”和“三低”的怠惰状态，反过来，怠惰的养老金制度不能为资本市场带来新的中长期资金的源头活水，资本市场匮乏养老金的窘境又得不到缓解，养老金与资本市场的互动由此而陷入怠惰的循环之中。个人养老金与资本市场的发展互为条件，相互制约，彼此尴尬，呱呱落地的养老金“睡”在资本市场的门口，究竟谁先“激活”谁——这成为一个问题。

    2023年见证的这个养老金悖论看似一个迷思，有“蛋生鸡鸡生蛋”之妙。其实，根据笔者的早前分析，全球68国仅养老基金持股占比平均水平就达20%，发达国家平均30%左右，有些国家个别年份甚至接近或超过40%。达成共识比较容易，关键在于如何理解这个迷思和破解这个悖论。2023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在政策实施上强化协同联动、放大组合效应，在政策储备上打好提前量、留出冗余度。”

    （三）养老金改革：个人养老金诞生后，“单轮驱动”将转向“双轮驱动”

    2023年首次见证的养老金悖论所揭示的是个人养老金与资本市场互为条件的制约关系，意味着在个人养老金诞生之前，养老金体系改革面对的问题和各方面的关切主要聚焦在养老金自身的制度设计上，彼时，外部资本市场与养老金体系的联系还不是那么紧密，资本市场的表现对养老金产生的影响还不那么大。如前所述，虽然其他各类养老金投资收益率有些年份（例如，2022年）也遭遇过挫折和回撤，但总体看，它们的投资回报表现普遍受到业内的赞许，从未像2023年个人养老金那样遭遇过如此尴尬。

    例如，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成立以来采取的始终是银行储蓄的保值增值方式，直至2017年才实行市场化的委托投资，六年来年均收益率为5.44%，远高于此前的银行协议存款利率；再如，第二支柱企业年金自建立以来就实施市场化投资，年均收益率为6.58%，在国内投资界被普遍认为是佼佼者；再如，全国社保基金成立以来的年均投资收益率为7.66%，被国内机构投资者视为翘楚，即使与国际一流养老基金机构投资者的业绩相比也属于第一方阵。

    但是，一年来个人养老金实践中出现的“三低”显示，中国养老金体系改革从2023年起踏上新的征程：与其他支柱养老金不太一样，同为市场化运作的个人养老金既要在制度设计上历经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的“连续试错”，又要经受住来自资本市场的外部考验；既要“摸着石头过河”、不断实施制度创新的探索，还要直面资本市场波动的不确定性；既要接受自身制度设计的“内生风险”测试，还要勇于应对资本市场波动的“外生风险”。因此，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发展与成长既要依靠自身制度的不断完善，还要依赖资本市场的不断完善，“两个完善”缺一不可。

    个人养老金制度一年来的实践还向业界显示，2023年不仅是中国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的元年，也意味着是中国养老金体系完善制度设计与完善资本市场“双轮驱动”的元年，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完善资本市场“轮子”的重要性不亚于完善制度设计“轮子”的重要性。个人养老金制度要真正落地扎根需同时应对来自制度内外两个方面的挑战。对个人养老金而言，如果说完善制度设计是其“生存”的必要条件，主要为扩大覆盖面负责，完善资本市场就是其充分条件，主要为制度活跃性负责，以防止个人养老金陷入怠惰性的循环之中。

    落实中央一再提出的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不但可活跃个人养老金、提振参加人信心，还可扩大中长期资金源头活水，进而形成资本市场与个人养老金的良性循环。因此，个人养老金制度改革实施“双轮驱动”，既是一个趋势，对决策者来说也是一个策略。这就自然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同一个资本市场环境下，个人养老金包括投资收益率在内的相关参数表现不如其他各类养老金？很显然，这与第三支柱养老金独有的一些特征高度相关。

    （四）养老金市场：相较于其他各支柱，个人养老金独有的四个特征

    相较于第一和第二支柱养老金，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制度属性的特征主要有四个：运转流程上的去中心化、劳动关系上的去组织化、激励约束机制上的去雇主化、待遇计发上的完全精算中性。一年多的市场化运作实践证明，当个人养老金遇到资本市场不活跃时，上述四个制度属性特征就会很快衍生出分别与其相对应的敏感性、依赖性、脆弱性和怠惰性四个特征。下面主要以市场化运作的企业年金为参照进行比较分析。

    第一，对资本市场的敏感性更高一些。这是由于两个制度的不同设计所决定的。一是决策模式不同。企业年金采取的是集中决策模式，职工个人没有投资选择权，资产配置由受托人决定并与投资管理人和委托人进行会商，而个人养老金采取的是分散决策模式，账户资产配置由参加人个人决定，市场上出现的任何异动都会引起账户持有人的极大关注并迅速反映在投资行为上。二是委托代理结构不同。企业年金实行的是多层委托代理，在参加人与资本市场之间存在多层“缓冲垫”，职工对市场的敏感性逐渐衰减，而个人养老金的委托代理只有一层，参加人直面市场波动，市场上所有风吹草动都会直接传导到每一个参加人，进而影响每一个参加人的投资行为。

    第二，对资本市场的依赖性更大一些。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在账户资产规模中来自投资收益的比例占“大头”。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和复利效应之后，在正常的回报率条件下，退休时个人养老金账户资产规模主要来自投资收益，因此，参加人对市场表现和投资回报的依赖性较大，而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资产结构中有雇主配比缴费部分，投资收益对账户资产规模的贡献率小于个人养老金。二是个人养老金投资收益率更加依赖于“外生”的资本市场表现。绝大部分账户持有人是非金融投资专业人士，接受的金融教育十分有限，对资产配置、投资策略和产品选择等专业知识较为陌生，主要是“靠天吃饭”，而企业年金的打理主要由企业内设的专职业务人员、外包的专业人士和市场不同角色的专门金融机构来完成，情况稍好一些。

    第三，天生的脆弱性更明显一些。投资收益率的决定方式存在差异性。一是在集中决策模式下，大中型企业的年金投资收益率是经过多个组合平滑之后在计划层面再次平衡的结果，最后再计入到职工个人账户，其收益率是经过多道“集体缓冲”之后统一调整的结果，而分散决策模式下的个人养老金投资收益率将直接承受来自市场的波动，个人之间的收益率差距很大。二是大中型企业年金计划作为委托人的话语权较大，投资管理人在其激烈竞争中只能追求“绝对收益”，并将之作为一个不二的业界潜规则才能生存下去，因此，企业年金的收益率嵌有一定的“柔软的刚性”因素。这也许就是投资选择权20年来始终难以放开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个人养老金则不存在多层委托代理下“绝对收益”的“柔软的刚性”因素，其脆弱性必然大于企业年金。

    第四，内在的怠惰性更强一些。作为雇主计划，企业年金的个人账户收益由三部分构成，即个人缴费、雇主缴费和投资收益，其中，根据制度设计，雇主提供的缴费率高于雇员缴费率水平，作为一种“福利”对雇员具有明显激励性。但个人养老金没有任何来自外部配比缴费的支持，在市场波动或遭遇下挫时，参加人为了及时止损会迅速调整其缴存行为或停止其投资行为，其“制度遵缴率”呈明显下滑状态，整个制度自然会陷入怠惰状态。此外，在制度初创时期，参加人数量和账户缴存额都很有限，单一产品在单一金融机构形成的资金池也都很小，不利于资产配置和优秀投资经理的调配，影响产品收益率，进而成为诱发账户持有人怠惰性的主要原因之一。

    总之，即使在发达国家，当资本市场出现剧烈波动时，第三支柱养老金的社会平均收益率也低于同期该国第二支柱养老金的投资收益率。

    六、结语

    第一，关于本文提出的评估框架的评估。本文建立的理论评估框架中提出的“评估两分法”与两年前笔者提出的“模式两分法”一脉相承，相对评估标准的建立只是评估中国本土第三支柱养老金模式的一个独特视角而已，因为第三支柱存在“模式选择”问题就是从中国学者和中国国情的独有角度提出的一个命题，当然也可运用于对国外第三支柱养老金模式的评估，而绝对评估标准的建立和纳入则是对中国个人养老金进行跨国比较的一个“频谱仪式参照”。中英文检索中鲜有涉及第三支柱养老金评估框架的信息，作为一个学术探索，笔者构建这个理论评估框架的目的旨在体现国家和决策者的价值判断与发展理念，观察和跟踪制度运行的客观进展。本文的评估结果显示，中国个人养老金制度覆盖率一年来在36个城市及地区的表现较为理想，其制度目标预期已基本实现，前景喜人，2035年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发展目标可期。

    第二，关于覆盖人数的“活跃性”与缴存投资行为的“怠惰性”的评估。个人养老金制度运行一年来的实践说明，一方面，覆盖人数超出预期，显示出其制度设计中的“活跃性”，另一方面，参加人的缴存和投资行为表现出浓厚的“怠惰性”，极大地抵消了制度覆盖率的较好表现。很显然，参加人的“怠惰性”来自现实中资本市场的“不活跃”，长此以往，个人养老金有可能成为一个怠惰性有余、活跃性不足的低效制度，对几十年后个人养老金替代率的负面影响将是深远和致命的。这说明，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建立与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将取决于资本市场这个“外生条件”改革的成功与否，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的改革从此将从制度设计的单纯“单轮驱动”转向制度设计完善与资本市场改革相结合的“双轮驱动”发展阶段。

    第三，关于制度设计完善在“双轮驱动”中作用的评估。与试点五年多的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相比，2023年个人养老金覆盖率的表现堪称质的飞跃，但当面对怠惰的资本市场就随之也陷入怠惰状态，这是否意味着未来个人养老金改革进入“双轮驱动”之后就可以“坐等”资本市场的发展、作为“内生条件”的制度设计就没有改革的空间和必要？很显然，正确的答案：一是个人养老金的四个制度属性和四个运行特征相较于其他类型养老金更需要“双轮驱动”；二是国外第三支柱养老金在制度设计上有些做法值得中国根据具体国情予以吸纳和扬弃；三是当若干经济体资本市场处于同一发展水平且绩效表现旗鼓相当时，制度设计就自然成为第三支柱养老金表现的决定性因素；四是中国个人养老金制度设计在很多方面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既不可掉以轻心，也不应一蹴而就，笔者对此将另文专述。

    第四，关于养老金逻辑与养老金悖论的评估。中国资本市场长期消沉不振，需要引入包括养老金在内的中长期资金，而各类养老金从投资资本市场获得的超额风险回报说明，资本市场与养老金相辅相成，这是发展养老金的一个重要逻辑，关于这一点全社会上下早已达成广泛共识。但同时，个人养老金实施一年多的实践则提出了一个悖论，资本市场不活跃对初露头角的个人养老金具有严重的负面影响，尤其在比较分析同为市场化运营的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和第二支柱企业年金时发现，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对资本市场的敏感性和依赖性明显大于第一支柱已投资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其与生俱来的脆弱性和怠惰性明显大于第二支柱企业年金。中央及时提出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其中包括提振个人养老金投资者信心，完善资本市场不仅可扩大“当期内需”，也可扩大“中远期内需”，对提高全民退休收入和稳定消费预期意义重大。重要的是，个人养老金的发展壮大可同步“反哺”资本市场，而怠惰的资本市场则有可能“反对”甚至“反噬”养老金。

    第五，关于个人养老金在中国养老金体系金融化改革进程中前景的评估。中国养老保险制度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进入21世纪以来，市场化投资的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先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余额和城乡居民当期收支的部分结余也逐渐进入市场投资体制，养老保险制度金融化改革进程不断深化。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的启动标志着中国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中最后一个完全市场化运营的支柱搭建起来，金融化演变进程中的养老金体系从此进入一个新阶段。在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的五篇金融大文章中，个人养老金制度作为资本市场的一支重要中长期资金的源头活水，在养老金融“链接”普惠金融与数字金融的制度安排中发挥的作用愈发显示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必将为中国养老保险体系金融化改革进程做出应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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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N].人民日报,2023-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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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樊融杰.活跃资本市场一揽子政策措施确定[N].中国银行保险报,2023-08-22.

    [34]吴晓璐,毛艺融.中国证监会召开部分证券基金私募机构座谈会 还有一批活跃资本市场的措施正在加紧推动[N].证券日报,2023-08-19.

    [35]吴晓璐.“四管齐下”活跃资本市场 更好发挥枢纽功能[N].证券日报，2023-11-03.

    [36]樊融杰.学习贯彻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 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资本市场[N].中国银行保险报，2023-11-03.

    [37]杨雨萌.财政部加强国有商业保险公司长周期考核[N].中国银行保险报，2023-10-31.

    [38]中国政府网.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证监会主要负责人谈金融工作，传递重要信号[EB/OL].(2023-12-05）[2023-12-08].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312/content_6918477.htm.

    [39]樊融杰.证监会党委传达学习贯彻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 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资本市场[N].中国银行保险报，2023-11-03.

    [40]中国证监会官网.中国证监会召开机构投资者座谈会[EB/OL].(2023-08-24）[2023-12-1]. http://www.csrc.gov.cn/csrc/c100028/c7427954/content.shtml.

    [41]梁银妍.中国证监会召开机构投资者座谈会提出 为中长期资金参与资本市场提供更有力保障[N].上海证券报，2023-08-25.

    [42]证监会官网.证监会有关负责人就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答记者问[EB/OL].(2023-08-19）[2023-12-01]. https://www.gov.cn/lianbo/fabu/202308/content_6899063.htm.

    [43]郑秉文.面向2035和2050:从负债型向资产型养老金转变的意义与路径[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20-37.

    [44]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2023-12-13.

    [45]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2022年度）[R/OL].(2023-11-04）[2023-12-03].https://www.ssf.gov.cn/portal/xxgk/fdzdgknr/cwbg/yljjndbg/webinfo/2023/11/1700669400777267.htm.

    [46]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22年度全国企业年金基金业务数据摘要[R/OL].(2023-03-21）[2023-12-01]. http://www.mohrss.gov.cn/shbxjjjds/SHBXJDSzhengcewenjian/202303/t20230321_497095.html.

    [47]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社保基金年度报告（2022年度）[R/OL].(2023-09-28）[2023-12-03]. https://www.ssf.gov.cn/portal/xxgk/fdzdgknr/cwbg/sbjjndbg/webinfo/2023/09/1697471208931

    本文转自《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书（韩飞）（2024.2.9）

    　　当事人：韩飞，男，1974年出生，住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有关规定，证监会对韩飞从业人员违规买卖股票案进行了立案调查、审理，并依法向当事人告知了作出市场禁入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应当事人韩飞的要求，证监会于2023年9月19日举行了听证会，听取了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的陈述和申辩。本案现已调查、审理终结。

    　　经查明，当事人存在以下违法事实：

    　　一、韩飞从业情况

    　　韩飞1997年6月至今任职于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证券)，于2004年5月取得中国证券业协会一般证券业务执业资格，执业证书编号S107*******096，2005年2月至2022年4月涉案期间，历任长城证券南宁民族大道证券营业部总经理、长城证券创新产品开发部副总经理、长城证券营销管理总部副总经理、长城证券广州天河北路证券营业部总经理、长城证券南宁民族大道证券营业部临时负责人、长城证券广东分公司总经理、长城证券经纪业务总部总经理及长城证券副总裁等职务，属于《证券法》第四十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买卖股票的证券业从业人员。

    　　二、“韩浩”等六个证券账户由韩飞控制使用

    　　(一)证券账户基本情况

    　　韩浩身份证由韩飞长期持有并使用，经核查，韩浩与韩飞为同一人。“韩浩”国信证券深圳泰然九路营业部账户(以下简称“韩浩”账户)于2010年3月18日开立，资金账号190******781，下挂上海股东账户A27*****99、深圳股东账户014****388，三方存管银行账户为工商银行6222***********4325，该账户由韩飞实际控制使用。

    　　韩某超是韩飞的父亲。“韩某超”长城证券广州天河北路营业部账户(以下简称“韩某超”账户)有两个子账户，其中普通账户开立于2010年10月27日，资金账号180******988，下挂上海股东账户A33*****15、深圳股东账户002****103;信用账户开立于2012年12月7日，资金账号180******988，下挂上海股东账户E00*****40、深圳股东账户060****554，三方存管银行账户为招商银行6226********7682。

    　　张某兰是韩飞的二嫂。“张某兰”长城证券呼和浩特锡林南路营业部账户(以下简称“张某兰”账户)有两个子账户，其中普通账户开立于2011年9月27日，资金账号360******688，下挂上海股东账户A30*****18、深圳股东账户014****990;信用账户开立于2013年3月4日，资金账号360******688，下挂上海股东账户E00*****62，深圳股东账户060****443，三方存管银行账户为招商银行6226********7783。

    　　麦某笑是韩飞的妻子。“麦某笑”长城证券南宁民族大道营业部账户于2005年2月16日开户，资金账号220******551，下挂上海股东账户A45*****41、深圳股东账户002****299，三方存管银行账户为工商银行9558***********8584。“麦某笑”桂林穿山东路营业部普通账户于2016年6月16日开立，资金账号840******666，下挂上海股东账户A45*****41、深圳股东账户002******299;信用账户于2016年7月8日开立，资金账号840******666，下挂上海股东账户E04*****51、深圳股东账户060****246，三方存管银行账户为招商银行6226********8886。2016年6月，“麦某笑”南宁民族大道营业部账户余股转托管至“麦某笑”桂林穿山东路营业部账户，南宁民族大道营业部账户停用，因此将上述两个账户合称“麦某笑”账户。

    　　麦某锋是韩飞的妻妹。“麦某锋”长城证券深圳深南大道证券营业部账户(以下简称“麦某锋”账户)有两个子账户，其中普通账户开立于2010年8月2日，资金账号050******737，下挂上海股东账户A30*****43、深圳股东账户014****020;信用账户开立于2021年7月8日，资金账号050******737，下挂上海股东账户A30*****43、深圳股东账户060****516，三方存管银行账户为中国银行6013***********1717。

    　　上述证券账户合称“韩浩”等证券账户组。

    　　(二)“韩浩”等证券账户组资金情况

    　　“韩浩”账户大额资金(50000元以上，以下均按此口径统计)累计转入2490000元，其中2070000元直接来源于韩飞工行4000***********8005账户工资收入，420000元来源于其妻麦某笑银行账户基金赎回资金。该账户累计转出资金2500000元，其中1000000元直接去向韩飞招商银行账户用于购买基金，1500000元去向工商银行归还韩飞银行贷款。

    　　“韩某超”账户累计转入资金2060500元，其中2000000元直接来源于韩飞招商银行4682********5888账户，最终来源于其他账户代收转入的韩飞个人应得奖金。该账户累计转出资金6610000元，直接去向均为韩飞招商银行4682********5888账户，最终去向为韩飞归还房贷、投资和消费等。

    　　“张某兰”账户只有一笔大额资金银证转入1，500000元，资金直接来源于韩飞招商银行账户，最终来源于韩飞赎回基金、财付通代发备用金及韩飞工资收入。截至调查日，该账户未银证转出过资金。

    　　“麦某笑”账户累计转入资金3050000元，其中2500000元直接来自韩飞招商银行账户，最终来源于韩飞其他银行存款及个人银行贷款。该账户累计转出资金5371097.24元，其中2877225元直接去向韩飞工商银行账户，最终去向“张某兰”账户;1000000元直接去向韩飞招商银行账户，最终用于韩飞归还他人借款;1，250000元用于以麦某笑名义投资私募产品。

    　　“麦某锋”账户自开立以来共进行7次50000元以上银证转入，共计957000元，其中822000元来源于麦某笑招商银行账户，最终主要来源于麦某笑个人其他账户转入及理财产品到期回本。截至调查日，该账户开立以来从未进行过银证转出。

    　　(三)“韩浩”等证券账户组操作情况及交易记录重合情况

    　　调查发现的177****9561手机号码是“韩浩”等证券账户组主要使用的下单手机号码，设备名为“DESKTOP-BFD7JGQ”电脑、“VAIO”电脑为“韩浩”等证券账户组的主要下单电脑，“韩浩”等证券账户组委托下单使用的电脑终端存在交叉关联。

    　　其中，2016年1月至今，“韩浩”等证券账户组共有140笔广东省外下单、交易金额122066605.09元，其中137笔交易与韩飞出行记录匹配，匹配金额118323258.57元，匹配度96.93%。

    　　“韩浩”等证券账户组具有交易品种集中、交易期限长、交易轨迹集中、交易频率偏低的特点，且账户之间交易品种高度重合，资金去向均为韩飞投资、购房和消费等。

    　　综上，“韩浩”等证券账户组与韩飞存在人员、资金、行为、交易设备高度关联，结合账户的交易特征、相关交易IP地址与韩飞工作及出行同轨迹等客观证据，认定“韩浩”等证券账户组由韩飞控制使用。

    　　三、韩飞使用“韩浩”等证券账户组的交易情况

    　　2010年3月24日至2022年4月14日，韩飞使用“韩浩”账户买卖股票金额为553261532.85元，截至2022年9月30日盈利12308716.84元。

    　　2010年10月28日至2022年1月26日，韩飞使用“韩某超”账户买卖股票金额为2283522665.47元，截至2022年9月30日盈利29447801.69元。

    　　2011年9月27日至2022年1月26日，韩飞使用“张某兰”账户买卖股票金额为776040189.76元，截至2022年9月30日盈利6580423.29元。

    　　2005年2月17日至2022年3月8日，韩飞使用“麦某笑”账户买卖股票金额为700808988.56元，截至2022年9月30日盈利8646687.78元。

    　　2010年8月3日至2021年10月20日，韩飞使用“麦某锋”账户买卖股票金额为66122159.09元，截至2022年9月30日盈利1701237.93元。

    　　上述证券账户合计交易金额4379755535.73元，截至2022年9月30日盈利58684867.53元。

    　　上述违法事实，有任职资料、涉案账户开户资料、涉案账户交易资料、银行账户资料、手机取证记录、出行记录、通话记录、询问笔录、交易所盈利计算结果等证据证明，足以认定。

    　　证监会认为，韩飞的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四十条第一款关于禁止证券公司从业人员直接或者以化名、借他人名义持有、买卖股票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八十七条所述违法行为。

    　　在听证中，韩飞提出如下申辩意见：

    　　第一，关于韩浩的身份。韩浩并非当事人，该身份系当事人的二哥韩某。一是韩某作证称韩浩是在90年代为多占商品粮指标所购买的一个身份。二是韩飞家庭之所以长住在以韩浩名义购买的广州**湾房屋，则是因为该房屋由当事人父母出资购买，且当事人父母此前长期与当事人家庭同住。三是“韩浩”账户是由韩某本人开立。

    　　第二，关于账户组的资金情况。一是事先告知书统计的资金数额与当事人统计的资金的数额存在细微不一致。二是事先告知书仅仅截取韩某超和张某兰账户部分时间段，又遗漏各账户所有人自身投入情况。三是账户组的资金主要为各账户独立运作炒股，部分资金往来均属于家庭之间正常的款项往来，有合理事项印证，该等资金往来均无法证明韩飞家庭获得相应资金收益，更无法证明韩飞控制该等账户以及账户中的资金，故不属于韩飞获益的所得应予以扣除。

    　　第三，关于账户组在广东省外下单的匹配情况。一是省外行程重合度数据是统计口径经选择所形成，且显然不够客观公允。二是省外下单中，首先存在多笔显然与当事人行程存在冲突的交易，以交易日为口径比例达30%;其次，偶合行程中，当事人显然无下单时空间的也不在少数;再次，当事人省外出差行程年均100次以上，存在少量重合具可能性;部分交易日的IP查询情况因所处地理位置不能排除通讯信号偏差原因;事先告知书认定的省外下单实际为唐某华或其委托邓某志操作。三是IP地址本身在实践中存在不准确的各类客观因素，现有技术手段也可篡改IP地址，以IP地址进行比对显然存在偏差的极大可能。

    　　第四，账户组主要由唐某华控制使用。一是各账户持有人系亲属，且均由证券经纪人唐某华操作，证券组账户交易策略相同且交易品种集中显然是正常情形。二是下单手机号码177****9561手机号一直由唐某华使用。唐某华使用多个设备，或临时委托其他交易员帮忙下单，均属正常操作，账户组各账户之间就下单终端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叉关联显然合理正常。三是进行比对的电脑设备名本身非唯一性，系用户可自定义的命名，以此进行所谓设备终端的比对，是严重的逻辑错误。四是当事人的手机及电脑未出现在账户组任何一次交记录中，故不是韩飞交易的所得应予以扣除。

    　　经复核，证监会认为：

    　　第一，关于“韩浩”账户的控制使用问题。相较于韩某在听证会上自认是韩浩的证言，证监会对于“韩浩”账户实际使用人的认定已形成“明显优势”：一是根据公安机关协查资料显示，“韩浩，4123**********0017，曾用名韩飞、韩建红，系户主三子”，而“韩某的曾用名为韩长江”。二是韩浩身份证使用人在银行办理信贷及征信业务的出行记录与韩飞匹配，与韩某不匹配。三是“韩浩”账户的开户预留电话为韩飞本人手机号码188****8820，联系地址为韩飞身份证住址。韩飞本人手机号码188****8820还多次登录和操作“韩浩”账户下单。四是“韩浩”账户省外下单交易IP与MAC与韩飞高度吻合，转入及转出资金基本为韩飞银行账户。五是当事人提供“韩浩”账户开户签名为韩某的笔迹鉴定，仅可能证明“韩浩”账户或由韩某开立，但无法证明韩浩即韩某，亦无法证明“韩浩”账户由韩某实际控制使用。

    　　第二，关于资金流水的问题。一是当事人对于韩某利用当事人出借的集资建房的资金炒股数年的主张，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支持。二是事先告知书认定的“韩浩”等证券账户组仅包括6个证券账户，并不包括“韩浩”等证券账户组账户名义人的全部证券账户，且统计资金时按照五万元以上资金作为统计口径。三是“韩浩”等证券账户组中的部分账户从其他未认定账户转托管的股票，已按期初市值作为成本予以扣减。

    　　第三，关于广东省外下单IP地址匹配问题。一是本案以违法所得作为计算处罚金额的标准，因此以成交的下单交易作为计算广东省外下单的统计口径并无不当。当事人认为不应截取部分时间段进行比对，证监会实际已调取所认定的全部时段交易证据并结合资金、工作地点、出行记录及言词证据进行分析及综合认定。二是使用IP地址进行辅助认定属于证监会执法惯例，将广东省外下单IP与当事人出行记录的匹配程度作为认定本案账户控制关系的维度之一并无不当。三是当事人称广东省外下单主要由唐某华或唐某华委托邓某志操作，经核查，140笔省外下单记录与当事人韩飞的出行记录、交易轨迹匹配，与唐某华或邓某志不匹配。四是对于省外下单IP地址与韩飞出行记录匹配，当事人所称恰好正在省外参加会议、恰好正在当地调研且无下单交易的操作时空间、因距离近出现信号重叠、正乘坐交通工具无法下单等理由均不属于合理解释或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说明，证监会不予采信。

    　　第四，关于“韩浩”等证券账户组主要由唐某华控制使用问题。当事人及代理人在听证过程中主张6个证券账户并非账户名义持有人或韩飞交易而主要由唐某华使用177****9561手机号下单，并且下单终端名称可以修改，因此证券组账户交易策略相同且交易品种集中，对于前述主张当事人均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经补充核查，从交易时间、轨迹及资金来源和去向等方面，当事人韩飞提供的由唐某华交易“韩浩”等证券账户组证据未达到“明显优势”，故相关交易所得不应予以扣除。对于当事人所称其手机或电脑均未出现在“韩浩”等证券账户组任何一次的交易记录中的申辩意见与现有证据不符。

    　　综上，证监会对韩飞的申辩意见不予采纳。

    　　当事人韩飞的违法行为恶劣，情节较为严重，依据《证券法》第二百二十一条和《证券市场禁入规定》(证监会令第185号)第三条第二项、第四条、第五条、第七条第一款的规定，证监会决定：对韩飞采取10年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自证监会宣布决定之日起，在禁入期间内，除不得继续在原机构从事证券业务、证券服务业务或者担任原证券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外，也不得在其他任何机构中从事证券业务、证券服务业务或者担任其他证券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当事人如果对本市场禁入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市场禁入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市场禁入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

    　　中国证监会

    　　2023年12月22日

  • 冯万奇：中国债务问题中的关键堵点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4年第1期。

    企业、居民与国家过度举债的风险

    现代企业的生产要素主要包括土地、资本、技术、水、电、劳动力及设备等。其中资本来源分类为股权类资本和债权类资本，负债经营是现代企业经营过程中解决资金来源的常见方式。对于企业来说，举债经营虽然能增加企业的流动资金，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帮助企业提升盈利能力。但如果过度举债，企业需要偿还的本金和利息超过了企业经营活动产生的净现金流金额，企业又没有其他途径的融资能力时，企业的经营就会逐渐陷入困境。因此一般情况下，企业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金额至少要能覆盖当期需要偿还的债务本金和利息，否则企业就会面临资金紧张的窘迫感，资金链就会断裂。最近恒大集团陷入财务困境就是民营房地产企业陷入困境的著名案例；2023年11月25日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依法对“中植系”所属财富公司涉嫌违法犯罪立案侦查，对解某某等多名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即是民营投资理财类金融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的重磅例证。

    目前，我国国有企业的平均负债率处于较高水平。根据《国务院关于2022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2022年，中央企业国有资产（不含金融企业）总额109.4万亿元、负债总额73.7万亿元、国有资本权益21.8万亿元，平均资产负债率67.3%。2022年，地方国有企业资产总额230.1万亿元、负债总额145.0万亿元、国有资本权益72.9万亿元，平均资产负债率63.0%。汇总中央和地方情况，2022年，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339.5万亿元、负债总额218.6万亿元、国有资本权益94.7万亿元，平均资产负债率64.4%。

    同样地，居民过度举债，如果超过了自身和家庭的收入，结果造成入不敷出，同样也会给自身和家庭带来较大的信用风险，如果逾期，轻则自己会成为失信人，重则自己及家庭的财产可能会被冻结。据央行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上半年末，居民贷款余额为73.29万亿元，再加上住房公积金贷款6.89万亿元(2021年末)，居民债务余额达到了80.18万亿元，以2021年GDP计算，当前居民债务/GDP比率已经升至70%。我国居民的平均负债率处于较高水平。

    与此类似，国家过度举债也会带来较大的风险。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10月26日，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已经高达33.67万亿美元，相较2023年6月3日美国暂缓31.4万亿美元债务上限生效（至2025年年初），债务总额增加了2.27万亿美元。预计到2030年将超过50万亿美元。

    但现在，这种长期依赖大额举债的策略已经开始暴露出美国潜在的风险。为了控制通货膨胀和稳定经济，美国开启了多轮加息。经过多次加息后，美国联邦基准目标利率已经上升到5.25%到5.5%之间，这个利率已经创200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高利率意味着较高的借贷成本。由于近年来美联储加息，巨额债务仅利息支付一项已成为美国联邦政府的长期财政负担，也成为美国公共债务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的综合利率约为1.25%，美国政府支付了4400亿美元的国债利息。2023年预计加权利率为1.89%，国债利息将达5770亿美元，大涨30%。当前美联储隔夜利率已高达5%，2024年的利息支出至少8000亿美元，逐年增高。美国已走上“借新还旧”的歧路。

    中国的国家债务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发布的《2023年11月份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截至11月末，我国债券市场托管余额为156.9万亿元。其中,银行间市场托管余额136.1万亿元，交易所市场托管余额20.8万亿元。分券种来看，国债托管余额28.5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券托管余额40.4万亿元，金融债券托管余额37.9万亿元，公司信用类债券托管余额32.4万亿元，信贷资产支持证券托管余额1.8万亿元，同业存单托管余额14.5万亿元，商业银行柜台债券托管余额554.8亿元。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23年11月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统计数据报告》记载，截至2023年11月末，全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376.39万亿元。全社会负债规模处于较高水平。

    宏观杠杆率是一国总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公布的资料：我国宏观杠杆率增幅总体稳定，2017年以来宏观杠杆率增幅总体稳定，杠杆率年均增长约4.8个百分点，比2012～2016年年均增幅低8.6个百分点。2017～2019年我国宏观杠杆率总体稳定在253%左右，初步实现稳杠杆目标。2020年疫情暴发后，杠杆率阶段性上升至280.2%。2021年回到272.5%。与主要经济体相比，疫情以来我国杠杆率增幅相对可控。国际清算银行（BIS）最新数据显示，2021年三季度末美国（281.1%）、日本（416.8%）、欧元区（282.1%）杠杆率分别比2019年末高26.0、36.4和25.0个百分点。同期我国杠杆率比2019年末高19.1个百分点（275.1%），增幅比美、日、欧元区分别低6.9、17.3和5.9个百分点，增幅相对而言并不算高。

    从以上官方公布的数据来看，我国宏观杠杆率2021年也达到了272.5%，说明我国的整体债务规模也是比较高的，这与全社会的整体感受是吻合的。目前部分省市地区偿债出现困难就是债务规模较大带来的风险的体现。

     美国与中国的国家债务风险对比分析

    （一）两国债务对应的底层资产分析

    两国债务对应的底层资产均为第一产业——农业、畜牧业，第二产业——制造加工业，第三产业——金融等服务业。在第一产业及第三产业上，中国均弱于美国，但中国的第二产业强于美国。中国、美国、德国和日本一直被称为四大工业国。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已经超过了美、德、日之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新华社2023-01-17发布的《2022年我国GDP突破120万亿元 增长3%》新闻稿，2022年全年，全国工业增加值达到40.2万亿元，制造业增加值达到33.5万亿元，均居世界首位。

    2021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达到31.4万亿元，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比重由2010年的18.2%提高到29.8%。2021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为2.50万亿美元，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比重为15.3%，位居全球第二；2021年日本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比重为5.9%，位列全球第三；2021年德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为4.7%，位列全球第四。美国、德国、日本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合计为25.9%，仍低于中国的29.8%。2021年度中国制造业增加值位居世界首位，并且超过了美国、德国、日本三大工业国之和。

    中国债务对应的底层资产中第二产业更为强大，并且中国的债务背后对应有大量的实体项目投资，如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项目等，它们都是可以带来长期经济回报的实体资产。而美国的债务主要是依赖消费、金融服务以及由巨额的战争支出形成的，比如美国向乌克兰、以色列提供的巨额战争援助，在伊拉克、阿富汗发生的巨额战争支出、美国每年巨额的军费支出等。通过债务对应的经济结构对比，可以看出美国的债务问题更严重、债务质量较差。近期，美国派出国务卿、财政部长、商务部长、气候特使等高官轮番访华，其主要目的是希望中国购买其发行的美元债券，这就说明了其债务问题的严重性。

    笔者认为美国目前的债务状态和崩盘前的恒大集团很相似——债务余额巨大、不断地高息揽存（超过5%的利率是很可怕的），而自身的盈利能力不足。如果美国不改变其经济结构，不削减其军费支出和战争支出，不下大力气压缩其财政支出，美国发生债务违约风险、发生经济危机只是时间问题。

    而事实上，美国已经发生了债务违约。2023年7月30日，日本所持一笔价值2842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到期后未能及时偿付，动摇了全球对于美元国债作为最安全避风港的信心，全球三大国际评级机构之一的惠誉国际将美国长期美元债务评级从AAA下调至AA+。这是1994年以来惠誉首次下调美国的信用评级。 

    （二）解决我国债务问题的关键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于2023年10月30日至31日在北京举行。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金融工作，会议分析了金融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形势，部署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金融工作。同时设立了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作为党金融工作的具体办事机构。这充分说明了决策层对中国各个层面债务问题的高度重视。

    通过中国、美国的债务对比分析，我们可以比较明显地看出，解决债务问题的关键是两个方面：

    一是提升债务对应的底层资产的盈利能力，特别是第二产业加工制造业的盈利能力，提升其获取现金流的能力，也就提升了加工制造业的偿债能力。

    二是适当降低贷款利率，特别是全面降低民营企业、居民个人的利息负担水平，通过降低利息成本进而降低土地、房屋的购置成本，进而提升民营企业的盈利能力，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增加就业，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

     对企业和居民承担的利息费用的案例分析

    以某一线城市的土地一级开发三个样本为案例，本文从土地成本的源头——土地一级开发项目的具体成本构成结构，分析住宅和商业物业高成本的原因。三个样本中，前两个项目为一线城市的区级政府下属的村级集体土地一级开发项目，假定代号分别为A和B；最后一个项目是国有企业为开发主体，假定代号为C。三个项目所处的区域位置均较好，故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一）土地一级开发成本中的财务费用即利息成本较高

    三个样本项目均使用了银行借款、其他机构融资，利息费用占比较高：在项目立项时，三个样本项目均面临资金不足的情况，因此三个样本项目均使用了银行借款，部门项目除了银行借款外还使用了非金融机构融资，因此整体看融资金额较大，利息费用较高，从三个样本项目看，财务费用占土地一级开发总成本的比例平均达到了17%。详见表1。 

    （二）居民购买商业住宅的成本中承担了较高的利息

    作者通过对三个样本项目的土地一级开发项目的基本情况（表2）和三个样本项目的挂牌成交情况的递进分析，最终推导出三个样本项目中居民承担的最终利息成本占住宅总成本比例的分析明细表（表3）。通过层层推导分析发现，居民购买住宅承担的土地一级成本中的利息费用平均达到了土地一级开发总成本的17%，在不考虑开发商开发房地产过程中承担的利息成本情况下，居民购买住宅最终承担了占房价25%～30%的商业及公积金贷款利息费用，该比例处于较高水平。

    适当降低国有经济生产要素价格，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增强居民消费能力

    （一）当前形势下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增强居民消费能力的政策建议

    2023年7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从持续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加大对民营经济政策支持力度、强化民营经济发展法治保障等八方面提出了31条具体要求。

    在近期及当期情况下，导致民营经济较为困难的原因，除了其他因素外，各种生产要素价格较高是重要原因，涉及面较广的生产要素主要有：贷款利息（与土地房屋购置成本、长短期借款资金成本有关）、房租或折旧（与土地一级开发成本、借款利息有关）、电力、燃气、汽油柴油、钢材等各种原材料以及物流成本。

    在我国不同于发达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国有经济的占比较高，部分行业国有经济的总营收甚至超过了50%，国有经济涉及面较广，如航空航天、金融证券保险、邮电通信、石油石化、电力、钢铁化工等，国有经济在保基本、保民生、保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其大多处于基础地位，多位于产业链的上游，故上游国有经济控制的生产要素的价格直接对下游消费品和服务形成了重大影响，最终承担者大多为民营经济及居民个人。

    国有经济相关行业和企业形成的税收以外的净利润通过国有资本收益上缴财政部门形成国家投资国有企业的投资收益，形成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来源之一，用于国家的经济建设。以国有金融行业的利润情况举例说明，2022年度，六大国有商业银行的税后归母净利润统计如表4：

    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基于我国特有的国有经济独特制度优势，建议将国家能够控制和影响的产业链上游的生产要素价格适当下调，国有经济让出的利润即可以传递给民营经济和居民个人，比如降低银行贷款利率，适当降低电力、汽柴油、燃气等各类能源价格，适当降低钢材、煤炭等重要原材料价格等。 

    （二）建议将国有经济中的生产要素价格调整上升为宏观经济调控工具和手段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土地生产要素、利息生产要素的定价政策及统筹安排对民营经济的发展和居民个人消费支出的重大影响。从房地产行业推而广之，推广到其他相关行业，基本的原因和逻辑是相通的。

    从长期来看，建议将国家能够控制和影响的产业链上游的国有经济中的生产要素价格，调整上升为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充分发挥我国国有经济的独特制度优势和经济结构优势，从而实现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实现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战略目标。

  • 陈嘉禾：为上证指数正名

    　　最近资本市场上的一件大事，就是频频爆发的上证指数点位保卫战：先是3000点保卫战，然后又是2900点保卫战。在新媒体时代，上证指数这个位于舆论中心的股票指数，难免受到许多嘲笑。

    　　其实，上证指数的长期增长速度是很高的，甚至比许多历史悠久的股票指数都要高得多，比如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简称“道指”）。

    　　沪指回报领先　　美国三大指数

    　　根据Choice金融终端的数据，道指发布于1896年5月26日，到2023年已经有127年的历史。在这127年间，道指从40.94点上涨到3.74万点，累计涨幅913倍。

    　　有人也许会说，看看人家美国的股市，涨幅913倍，创造了多少财富。但是这913倍涨幅是在127年间取得的，道指年复合增长率（CAGR）是5.5%。

    　　当然，这5.5%并不能完全精准代表道指的财富回报，其中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这个数字要扣除通货膨胀带来的负面影响；其二，要加上股息带来的正面影响。绝大多数主流的股票指数是不包含股票派息的，但是投资者却会收到这些钱。

    　　如果将这两项相抵，基本上大体相当。所以5.5%的回报率，以及下面分析的各个股票指数的长期回报率，在反映真实回报率方面，也可以算八九不离十了。

    　　道指在127年里取得了5.5%的CAGR，上证指数如何？答案可能让许多嘲笑上证指数的投资者大跌眼镜，上证指数的CAGR几乎是道指的2倍。

    　　上证指数的基期（也就是成立日期）是1990年12月19日，基点（最开始的点位）是100点。设立33年之后的2023年12月21日，上证指数的点位是2918点。33年累计涨幅是28倍，CAGR是10.8%，几乎是道指的2倍。

    　　在2023年12月21日，上证指数正处于一个熊市点位。根据Choice金融终端的数据，其当天的PE（市盈率，前溯12个月，下同）只有12.4倍，而同一天道指的PE则有25.4倍。如果上证指数和道指的估值一样，上证指数的CAGR会更高。

    　　比完道指，再来看看标准普尔500指数（简称“标普500指数”）。在美国市场，标普500指数作为一个成立时间稍晚、覆盖面更广的指数，往往被更多投资者所看重。

    　　不过，标普500指数成立时间晚，是相对道指而言的，从具体时间来说一点都不晚。

    　　标普500指数是标准普尔公司从1957年开始编制的，但是它的基期则早在1928年，基点为10点。截至2023年12月21日，标普500指数收报4746点，在96年里涨幅达到474倍，CAGR为6.6%，其长期增长速度大约只有上证指数的60%。

    　　即使是代表着美国科技行业的股票指数——纳斯达克综合指数（简称“纳指”），其从成立以来的CAGR，其实也不如上证指数，这绝对是一个超出许多投资者认知的事情。

    　　从1971年2月8日的100点，到2023年12月21日的14963点，纳指在53年里上涨了149倍，期间CAGR达到9.9%，仍然比上证指数的10.8%要低。在复利投资中，即使是1个百分点的区别，长期造成的差异也是巨大的。以100年为例，9.9%的CAGR带来的回报是1.26万倍，而10.8%的CAGR所能带来的回报是2.84万倍。

    　　巨大波动性　　拖累沪指表现

    　　看完了以上对比，你是不是感到很吃惊？上证指数居然是这么厉害的一个股票指数？为什么我们会感觉这个指数这么弱，还经常要打关键点位保卫战？

    　　背后的原因很简单，上证指数的波动太大了。

    　　上证指数成立于1990年12月19日，当时基点为100点。结果，仅仅过了一年半之后的1992年5月25日，上证指数就飙升到1422点，涨幅13.2倍。在那个时候，上证股票几乎是“买到就赚钱”。根据Choice金融终端的数据，当时上证指数的PE（市盈率）为让人震惊的1071倍，PB（市净率）则高达26倍。

    　　1000多倍市盈率买股票，这样的交易长期回报要能好，那真是奇怪了。

    　　类似的事情，在2007年再一次上演，上证指数从2005年6月6日的最低998点（注意这个点位，比13年前1992年的点位还要便宜，高估值带来的危害实在太大了），飙升到了2007年10月16日的6124点，而根据Choice金融终端的数据，市盈率也从17倍飙升到了54倍。

    　　由以上的历史数据我们可以看到，上证指数虽然有着优秀的长期增长速度，CAGR比美国三大股票指数其实都高，但是它的波动性实在是太大了。

    　　这种巨大的波动性会让投资者在赚钱的时候忘乎所以，也会让投资者在赔钱的时候无比沮丧。在这样一个巨大的波动性市场中，我们应该怎么赚钱呢？让我们先来看一个故事。

    　　三年不飞 飞将冲天

    　　根据《太平御览》记载，春秋时的楚国国君楚庄王，即位之初是一个典型的昏君。他当了三年的国君，政令一道都不发，天天喝酒玩乐，而且还下了一道命令：谁敢劝我我杀谁。

    　　结果，天下不怕死的人还是有（就像今天不怕亏损在熊市中以低估值买入的那些投资者一样）。楚国有个人叫伍举，冒死进谏。楚庄王这个昏君，“左抱郑姬，右抱越女，坐钟鼓之间”，抱着美女在音乐厅等着这个不怕死的伍举。

    　　伍举说：“山上有一种鸟，三年不飞不叫，大王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结果，楚庄王的回答出乎所有人意料：“三年不飞，飞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举退矣，吾知之矣。”这只鸟啊，三年不飞不鸣，但是一旦飞起来，天下都会害怕。

    　　后来，楚庄王习气不改（就像今天的熊市不会突然就反弹直接变牛市一样，总要在底部拖延很长时间），又有个叫苏从的人去进谏。这次进谏以后，楚庄王彻底改观，史载他“乃罢淫乐，听政所诛者数百人，所进者数百人，任伍举、苏从以政，国人大悦”。一扫昏君形象，杀贪官污吏数百人，任用贤能之士数百人，楚国就此兴起，楚庄王也成为名载千秋的春秋五霸之一。

    　　所以，对于上证指数这种长期增长其实很高，但是经常“几年不飞，偶尔一飞冲天”的股票指数，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是应该在它多年不飞的时候，嘲笑它的某某点位保卫战，弃它而去，还是应当在这些时刻，寻找指数中所包含的优秀、低估值的股票，然后等待它们将来一飞冲天、一鸣惊人呢？聪明的读者，看完楚庄王的故事，我想你一定找到了答案。

  • 亚历山德拉·普罗科彭科：俄罗斯经济“过热”之下的“不可能三角”

    2023年俄罗斯经济将以创纪录的发展速度给所有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国内生产总值增速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工业和工资增长为两位数，失业率处于历史最低水平。大多数国家似乎只能羡慕这些指标。但问题是，这些数字不能代表经济健康，而是俄罗斯经济过热的体征——克里姆林宫在消耗战中的赌注过高导致的经济过热。

    弗拉基米尔·普京的“不可能的三角”是：为战事提供足够资金；让民众安居乐业；确保宏观经济平稳。是的，俄罗斯经济表现出了对制裁的抵抗力，但今天的所有成功都是通过透支未来实现的。

    军事问题

    这场军事冲突不仅对普京政权来说是一种重要存在——现在连经济秩序也围绕它形成。2024年国家的优先事项是继续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并相应地在军队、安全部队和所谓的新领土上大把花钱。

    这场冲突将花费6%的GDP，再加上安全部门的支出，花费超过GDP的8%。如今，俄罗斯在国防上的支出远超过了美国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的支出比（当年占GDP的3.8%）。自苏联时代以来，军事支出首次超过社会支出（社会支出不到GDP的5%）。在新领土上（不包括克里米亚）已经投资了1.7万亿卢布（合180亿美元），2024年预计将再向这些地区投资近5万亿卢布。

    从形式上讲，由于这些支出，俄罗斯经济将比世界经济增长得更快。今年GDP增长可能超过3%，这一数字会在俄罗斯的各类宣传和普京总统竞选演说中被广泛提及。然而，他们未必会提及增长的三分之一以上源于战争。

    与战事高度相关的军事工业生产正在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服务于前线的各类民用品生产——从靴子到药品——增速略慢一点。这场冲突改变了俄罗斯工业的结构，军事方向开始取代民用方向。

    产能利率为80.9%，企业实行三班倒。这意味着经济没有潜力来增加供应。因此，需求的任何增加都会导致价格的上涨。

    随着国防和安全支出的增加，国家正在削减基础设施和国民经济的支出。军事部门不仅消耗了平民的财政资源，而且也消耗了劳动力。异常低的失业率正在拖累俄罗斯经济，因为人手短缺。

    失业率为2.9%，表明经济中就业率最高。动员、军事合同和军工企业产量的增长使85万劳动力进入了非社会生产部门。经历了2022年的两次移民浪潮，情况变得更糟。虽然有成千上万的俄罗斯人后来回国了，但仍然有50万人真正离开了。在一般企业中，技术工种和普通蓝领都严重短缺。战事也推高了工资，让市场过热。

    企业以不同方式解决人手短缺问题。许多企业实行三班倒；雇用妇女进入传统的男性岗位，如车工、机床操作员和司机；在某些地方，青少年也被雇佣，这实际上是一个24小时不停的生产过程。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俄罗斯经济已经沉迷于军事领域。这意味着战事的结束将导致一个强大的结构性冲击。工业结构从战时状态返回平时轨道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民生领域

    军事开支不仅使经济升温，还使人民的钱袋鼓了起来。由于劳动力短缺，企业不得不向剩下的人支付高薪，或者从其他部门吸引他们过来。新西伯利亚、萨马拉、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下诺夫哥罗德和图拉等国防工业企业集中的地区的工资增长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与战事有关的钱款大大减少了贫穷人数。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俄罗斯人比例自1992年以来首次下降到9.8%。在低收入群体中，收入增长最快的地区是车臣、布里亚特、阿尔泰边疆区、阿尔泰共和国和达吉斯坦，这些地区的男性参战人数最多。2024年，这一势头很可能会持续下去——政府将不得不向死伤者家属支付2-3万亿卢布。

    2023年，俄罗斯形成了新的中产阶级群体。虽然它的核心是受过教育的专家和商人，金融部门的员工和IT行业的代表，但现在军方和安全部门的人加入进来。

    事实上，在俄罗斯中产阶级的结构中，有一部分创造性的企业家和创意产业的代表，部分地离开或失去了收入，他们的地位被国家强力部门人员所取代。高额支付将使政府陷入一个陷阱：即使财政收入状况恶化，也必须保持高额支付，否则强力部门——尤其是那些有战争经验和提供武器供应的社会群体——可能会对政权稳定造成不良后果。

    工资和公共支出的增长通过消费使经济过热。普京在军事冲突开始后对政府的第一批指示之一是确保“大众消费品”的供应。因此，平行进口迅速合法化。

    然而，这种机制可以预见地阻碍了国内生产的发展——如果进口成品更便宜，为什么要发展自己的生产？现在，联邦安全会议正在考虑如何禁止平行进口，而不会大幅拉高价格或造成商品短缺。毕竟，任何短缺都会激活对苏联式排队和“该死的90年代”的记忆。那么，“普京的俄罗斯只会变得更强”的说法将无法通过现实的检验。

    宏观经济稳定性

    如果俄罗斯经济在宏观层面保持稳定，那么继续为战争提供资金并维持目前的公共支出水平将更容易。但通过国防开支和对民众、企业贷款的补贴来刺激国内需求（截至2023年11月1日，补贴贷款总额已达到GDP的7%），这对普京一直引以为豪的宏观经济稳定来说，是一枚定时炸弹。

    一方面，国际制裁将俄罗斯与外部冲击隔绝开来（除了油价波动）。另一方面，俄罗斯比战前更加依赖于石油。2024年，政府计划获得石油和天然气收入11.5万亿卢布（占GDP的6.4%），占国库总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

    2024年的预算是基于俄罗斯石油价格约为每桶70美元的预测而制定的。要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布伦特原油的年平均价格维持85美元以上，而且西方国家无法限制克里姆林宫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与这种乐观预测的任何一点偏离，都会使俄罗斯的财政状况更加不稳定。

    不利于宏观经济稳定的泡沫在抵押贷款领域膨胀。2023年前10个月，俄罗斯银行发放了6.3万亿卢布的抵押贷款，比2022年同期增长72%。优惠贷款是主力，占贷款总额的70%。

    政府拒绝减少优惠抵押贷款，这是一个重要的支持措施，以支持有强大游说力量的开发商。但有两个问题。首先是优惠抵押贷款保留了预算的回归结构。本质上，是由纳税人，包括最贫穷的纳税人，来补贴中产阶级的抵押贷款。

    第二个问题是，超过60%的贷款人将一半以上的收入用于偿还贷款。依赖军事支付的安全部队成员和其他“特别军事行动”参与者获得了优惠贷款。如果失去了这一收入来源，他们将很难偿还贷款，特别是在价格上涨的情况下。

    军事冲突和由此产生的不平衡加剧了通货膨胀的螺旋式上升。通胀率已经超过7%，到今年年底可能超过央行7.5%的预期上限。这种动态迫使俄罗斯银行抬高利率（目前为15%），并将其长期保持在两位数的水平。到2024年，平均利率预计在12.5-14.5%之间，短期内不太可能降低。

    像“АвтоВАЗ汽车”和“俄罗斯铁路”这样的大型工业公司要求当局为公司债务提供补贴，因为关键利率在上升，而“俄罗斯石油”的首席执行官伊戈尔·谢钦则更进一步，要求央行与主要出口商协调利率。

    对克里姆林宫来说，高利率不仅意味着来自行业游说集团的抱怨源源不断，而且意味着形象问题。健康的经济不需要两位数的关键利率，它需要价格以可预测和温和的方式上涨。

    宏观经济不稳定的另一个指标是汇率波动。卢布兑美元从50卢布到100卢布的快速抛掷已经成为战争和制裁形成的新常态。随着预算规则的废除，汇率完全由贸易流决定。因此，当出口收入达到上限，进口需求继续增长时，汇率突破了100卢布兑1美元的水平。

    这对普京来说是个麻烦。首先，100以上的汇率将大幅提高进口替代和平行进口的成本，加速价格上涨。第二，让市民担心。当局无法消除卢布走弱的主要原因——进口支出。可以控制资本流动。此外，通过行政手段应对价格上涨：限制鸡肉、石油产品、谷物的出口量，并以高额罚款为威胁迫使零售商限制加价行为。

    强制出售外汇收益会引发货币贬值情绪，加剧通胀预期。卢布的不良声誉促使企业和民众将储蓄转换为外汇，并将资本撤出该国。而非市场的价格限制方法只会使未来的价格上涨更加剧烈。

    “不可能三角”

    普京似乎相信，俄罗斯帝国和苏联崩溃的主要原因是财务管理不善。因此，俄罗斯经济由专业的技术官僚统治，总统听取他们的意见。

    眼下，经济在短期内看起来是可持续的：人民币和黄金储备并不太让人担心外债问题。尽管国内贷款成本上升，财政空间缩小，但俄罗斯的债务与GDP比率从历史上很低的水平开始，因此有充足的时间。最后，当局可以转向国内资本市场手段——例如，通过将国有财产私有化，特别是部分军事工业私有化。

    与此同时，战争有其自身逻辑，技术官僚无法克服。在一个开放的经济中，不可能同时实现资本自由流动、稳定的汇率和独立的货币政策。在最好的情况下，政府和监管机构可以在两个方面取得好的结果，但同时解决这三个问题是不可能的。

    预算规则（特别是限制预算支出的规则）、资本流动自由以及中央银行的部分独立性等对宏观经济稳定至关重要的制度安排，目前都已经陷入了军事冲突的轨道。代价惨痛的“经济成功”和即将到来的选举为进一步破坏性的短期决策开辟了空间。经济过热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经济衰退，如果给经济过热“降温”的机构功能失调或崩溃，经济衰退将尤其令人痛苦。

  • 氢能的地缘政治：技术、参与者和发展方向的2040展望

    本文编译自德国国际政治和安全事务研究所（SWP）2023年11月研究报告，作者：Jacopo Maria Pepe, Dawud Ansari, Rosa Melissa Gehrung

    能源地缘政治：资源、技术、权力与世界秩序

    自工业革命以来，化石燃料（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一直影响着权力和繁荣的格局。长期以来，能源一直是一种权力货币和战略资产，还是冲突根源。

    技术以及资源的分配和集中，是能源地缘政治的关键。新技术可以引发开采、生产、运输和分配方面的重大变革，从而引发地缘政治力量平衡的结构性变化。然而，资源分配和技术本质上都不是“地缘政治”。相反，只有当它们被“部署在政治方向上”时，才会获得地缘政治的意义。

    市场机制和某些市场配置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依赖风险，化解冲突，并使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e）非政治化。然而，现有的地缘政治力量组合会影响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的政治偏好，并最终影响市场机制。这反过来又会影响能源关系、流动和市场。

    地缘政治与能源市场之间的这种相互关系延伸到了全球秩序。一方面，能源关系有可能塑造全球框架（阿拉伯在20世纪在政治上融入世界体系就是一个例子；苏联/俄罗斯在2022年前向东欧经济体出口天然气则是另一个例子）。另一方面，全球化的框架为能源关系创造了条件。随着1991年《能源宪章条约》的签订，人们更多接受主要由西方塑造的自由、多边世界秩序。

    但是，“新”能源世界更受技术、关键原材料以及制定监管和技术标准并保持工业领先地位的愿望所支配。可再生能源资源的集中度一般较低，然而，与化石能源相比，价值链和供应链更长、更复杂、在空间上更分散；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也更紧密。这些因素使价值链和供应链不同阶段的依赖关系随着地理位置的变化而变化，使其可能变得更加复杂。国家、公共实体和私营公司都在争夺资源和运输路线，争夺关键市场、组件、生产流程、产业及其维护，甚至是投资流和融资。

    新的氢能世界（原材料、基础设施与关键资源） 

    氢的地缘政治可能会延续并加剧这些趋势。根据生产技术、认证途径、运输方式和最终产品的不同，会产生不同的价值链、供应链和生产网络。因此，技术、氢气和原材料的出口商在建立和积极塑造依赖关系方面拥有既得利益，无论是通过技术和市场领先地位，还是通过有利于生产、运输或应用中的特定技术的路径依赖关系。

    当前氢的资源、技术和运输格局呈多样态势。新的氢世界很可能会改变集中资源在能源地缘政治中的决定性作用。例如，天然气（氢的一种可能来源材料）相对集中，但其他制氢资源，如太阳能、风能以及核电厂，则分布较为均匀。

    氢的多样化可以降低地域集中的风险。同时，如镍和铂等关键原材料，它们的提取和加工对制氢至关重要。与天然气一样，这些材料也相当集中，尽管它们涉及不同的所有者。运输是另一个关键问题。建设新的或/和升级现有的基础设施（尤其是港口、货轮和管道网络）将占用大量资源，因此投资决策将形成长期的相互依存关系，并极大地影响氢能行业的参与者和权力布局。

    除技术、资源和运输路线外，政治决策（受相互竞争的连通性、产业和能源政策偏好的严重影响）对塑造市场和地缘政治发展也至关重要。当前的权力态势，尤其是不断加剧的分化、侵蚀和蚕食，将严重影响氢能源市场未来的发展。

    氢能发展：制氢与运输

    目前，作为能源载体的氢既没有全球市场，也没有地区市场，供需双方都在建立过程中。氢的生产方法、技术、产品、运输路线和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对原材料、零部件和专业技术的不同要求，反过来又会创造出不同的能源市场结构、新的相互依存关系，以及新的权力中心。

    （一）制氢环节

    1.“灰氢”与“蓝氢”

    目前生产的大部分氢气（>99%）都来自化石燃料，没有减少随之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的方法。蒸汽甲烷转化（SMR）是迄今为止最常见的生产技术，它利用热量和水（蒸汽）从天然气中提取氢气；这一过程会排放大量二氧化碳和一氧化碳。2021年，每生产1吨天然气，就会排放12至13吨二氧化碳当量。通过SMR从化石燃料中提取的氢通常被称为“灰氢”。

    氢能价值链（简化版）

    要使氢成为低碳甚至无碳的能源载体，其生产必须去碳化。碳捕集与封存（CCS）方法可以分离SMR过程中产生的排放物，并将其封存起来，通常是封存在地下。捕获的二氧化碳还可用于生产，例如提高石油采收率或用作原材料；这一过程被称为碳捕获、利用和封存（CCUS）。这种过程将得到“蓝氢”。

    虽然这种“蓝氢”产生的碳排放量较少，但该过程并非完全无碳。剩余排放量取决于相关CCS/CCUS工厂的效率。与可再生能源（在过去几十年中得到了广泛的研究和政府支持）相比，CCS和CCUS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仍不成熟，目前只能捕获总排放量的一部分。对未来减排量的估计差异很大；此外，有必要阻止天然气供应链中的甲烷泄漏。

    利用SMR生产氢气的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天然气的价格。从欧洲的角度来看，随着2022年能源危机的爆发，天然气价格明显上涨，有时达到约5至8欧元/kg。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利用天然气生产低碳氢气将开拓天然气生产商的市场，因为他们将通过已经形成的贸易关系对天然气进行出口。而碳捕集与封存（CCS）的成熟（以及天然气储量的规模）将决定化石燃料出口商在可再生能源市场所占的比重。已建成和规划中的商业设施主要位于北美、澳大利亚、北欧、海湾国家、中国和东南亚，计划到2030年扩大产能，尤其是在欧洲和亚太地区。

    2.绿氢生产

    不过，德国和欧盟正在将制氢的目标集中在利用可再生能源发电的电解水制氢上，即所谓的“绿氢”。电解是指使用电解槽将水（H2O）或其他液体分离成氧气（O2）和氢（H2）。如果电能来源是无排放的（如太阳能、风能或核能），那么电解产生的氢将是无碳的。

    目前绿氢的成本为4.60至7.30欧元/kg，相当昂贵。这些成本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降低，但一般取决于开发可再生能源的成本，因此也取决于地理和气象因素。例如，据估计，203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绿氢生产成本约为1.90欧元/kg，海湾国家约为1.50至2欧元/kg。

    电解槽和制造电解槽所需的原材料对于扩大绿氢市场至关重要。目前主要有两种类型的电解槽：碱性电解槽和聚合物电解质膜电解槽（PEM）。

    碱性电解槽是历史最悠久、成本效益最高、应用最广泛的技术，占全球装机容量的61%。它们需要镍和（镀镍）钢。镍加工主要在印度尼西亚、中国和日本进行。由于如印尼等国家努力防止出口未提炼的镍，中国正通过战略投资确保这些矿业国家的现场冶炼能力。这使中国不仅有能力生产世界上大部分的碱性电解槽，而且还能以约190欧元/kW的价格提供这些电解槽，这是欧洲价格的六分之一。

    PEM电解槽略微更适合可再生能源的波动性供应，但其技术不太成熟，而且比碱性电解槽更昂贵。它们目前的全球市场份额略低于31%，每千瓦成本从1,300欧元到1960欧元不等。欧洲目前在PEM专利和生产方面占有优势。生产需要铂和铱，而它们的分布和潜在的供应链高度集中。南非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铂族金属储量（约91%），包括铱，其次是俄罗斯（约6%）和津巴布韦（约2%）。与碱性电解槽不同，PEM电解槽的部件供应往往集中在欧盟、美国、英国和日本的个别制造商手中。

    与化石燃料的价值链相比，利用可再生电力制氢很可能导致在新的、更加分散的价值链上出现新的出口商；这些价值链上的依赖关系也将更加分散。对资源的竞争可能会减少，但对部件、专业知识和运输方式的竞争仍然存在。

    （二）运输：管道、航运和“咽喉”

    大规模氢气运输原则上可以气体或液体形式进行：通过管道（气体）或货物运输（以液态氢形式，或氨等氢衍生品的形式）。目前最受关注的是液氨运输和气态氢的管道运输；这是因为这两种运输方式都能受益于现有的基础设施、经过测试的生产方法以及成熟的供应链和市场。

    现有的天然气管道可以重新用于氢气，也可以建造新的管道。据估计，从长远来看，管道运输是一个具有成本效益的解决方案，新建管道的输送距离可达4000千米，改造管道的输送距离可达8000千米，前提是项目要有足够的输送量。

    氢气管道的重新利用取决于天然气需求的持续下降，这与国家和地区间的天然气管道网络的广泛改造是相辅相成的。新建管道不仅需要高额的初始投资、密集的外交努力，还需要数年的时间（甚至几十年）才能完成，但也会因基础设施的僵化而造成路径依赖。此外，其固有的局限性也不利于区域间贸易。就陆上管道而言，第三方依赖的风险随着距离的增加和管道穿越国家的增多而增加。

    与管道相比，船舶可能更具竞争力，特别是在长距离运输方面。这种运输方式对网络基础设施的依赖程度较低，有利于全球贸易，而且距离对运输成本的影响也不大。虽然液氨是一种很有前途的运输方式，但其运输技术仍不成熟。这方面的关键因素是港口基础设施、货轮设计以及从氢气中提取氨的加工技术，反之亦然。

    此外，特别是对于氨等衍生品而言，投资安全和经济可行性取决于买方和卖方国家之间的协调和综合网络规划；这些措施往往会巩固长期的相互依存关系。最终，海上运输需要复杂的供应链风险管理，众多咽喉（苏伊士运河、马六甲海峡和巴拿马运河等）以及对海上航线的潜在威胁。

    地缘政治塑造的地区偏好

    关于技术和运输路线以及市场设置的早期决定凸显了未来潜在氢能参与者之间的政治竞争程度，这来自他们不同的偏好。除了资源可用性、气象条件和现有基础设施之外，参与者还有着不同的战略及地缘政治背景。

    （一）处于边缘的欧洲：一厢情愿与地缘现实

    欧盟已定位为低碳氢气的最大需求中心，旨在建立主导氢气市场。随着欧盟与美国和中国在技术和工业领域的竞争加剧，欧盟采取了多项举措以加快氢市场的发展，包括绿色交易、RE PowerEU计划、清洁氢伙伴关系和欧洲氢银行。这些举措旨在巩固欧盟在技术和监管方面的领导地位，帮助实现气候中和并增强供应自主性。

    为应对俄乌战争的影响，欧盟制定了到2030年安装超过120千兆瓦电解能力的目标，用于国内氢气生产，目标是每年生产1000万吨氢气。尽管《净零工业法》促进了CSS的发展，但重点是以可再生能源为动力的电解法。然而，因气候原因，欧盟有利于电解法生产可再生氢气的地区有限，且其产业政策、资源和技术的获取不足以迅速扩大生产规模。因此，RE PowerEU计划还设想每年向欧盟进口1000万吨氢气，但各成员国的观点不同。由于安全原因，欧盟排除了东部邻近地区在短期和中期内成为贸易伙伴的可能性。因此，欧盟只有少数几个合适的潜在贸易伙伴可以迅速扩大氢气贸易，这些伙伴主要位于北非和海湾国家。

    （二）转型期的欧亚大陆：不确定的优先事项

    尽管当前的安全环境不容乐观，但俄罗斯、乌克兰及中亚国家仍具备巨大的长期制氢潜力。欧亚大陆因其靠近欧洲和亚洲市场的地理位置，具有成为天然的摇摆生产地的潜力。然而，地缘政治和安全环境的改变已对未来氢气市场的重点和机遇产生了重大影响。

    俄罗斯在2021年的出口计划中提出，到2035年每年出口200万吨氢气，旨在巩固俄罗斯在全球能源出口领域的领先地位。然而，由于安全原因，欧洲市场已不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因此，俄罗斯正专注于与印度和中国的合作，尽管这两个国家目前尚未成为主要的氢气需求和进口中心。

    乌克兰在欧盟的氢气进口计划中仍可发挥重要作用，但至少要到2035年之后才可能成为氢经济的参与者。而俄乌战争为中亚国家提供了一个机会，使它们能够在欧洲市场上替代俄罗斯和乌克兰。这些国家有兴趣提高本国（碳密集型）经济的弹性，并融入中国、欧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俄罗斯等其他主要参与者的“绿色价值链“。

    目前，俄罗斯已不再是通往欧洲的主要过境国，向西出口将取决于里海经高加索连接黑海的多式联运走廊沿线的复杂物流。因此，至少在中短期内，中亚氢能的未来更有可能在亚太地区。

    （三）非洲和中东：巨大机遇满足巨大期望

    阿曼、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在实现氢（出口）经济方面可能处于领先地位。这些国家除了拥有丰富的资源，如土地、阳光、风力和天然气外，还具备在能源出口、石化工业、二氧化碳管理、强大的融资能力和灵活的决策等方面的专业知识。

    这些海湾国家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氢出口部门，以补充而非替代石油和天然气业务。此外，这些国家还致力于建立陆上价值链并增加国内附加值，比如利用氢的应用（如绿色钢铁）。从长远来看，氢经济有可能稳定当前的社会和政府权力结构，并推进该地区的地缘政治抱负。潜在的买家包括欧洲和东亚国家（尤其是韩国和日本）。然而，近期的项目授权和代表团互访表明，目前的重心正在从欧洲向东亚倾斜。

    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的地区冲突升级可能会影响氢气流向欧洲，根据起运港的不同，氢气货船必须通过两个咽喉要塞。这种升级也可能影响到黎凡特地区的氢政策。迄今为止，以色列认为自己是氢气进口国，而约旦则考虑通过前者出口氢气。北非是一个备受关注的地区。这是由于其供应（优质的再生资源，以及阿尔及利亚和埃及的天然气储备）和需求（欧盟的氢计划）共同推动的结果。

    然而，整个地区与欧盟的关系具有矛盾性。一方面，该地区希望实现经济一体化；另一方面，它又刻意表现出与众不同，如在氢气的监管要求方面。总体而言，该地区将自己定位为氢出口国。该地区将经济和政治因素放在首位，氢气与当地气候政策的关系微乎其微。

    埃及因其地理位置和基础设施而脱颖而出，但其债务危机所带来的金融风险也是一个障碍。马格里布国家受益于现有的天然气管道网络。摩洛哥已经与欧盟在不同领域开展合作，并将自己视为向欧盟出口可再生氢气的主要国家。然而，与欧盟的外交分歧和最近发生的事件给这一充满希望的潜在伙伴关系蒙上了阴影。阿尔及利亚方面，由于体制原因和专注于现有的天然气工业，似乎较少参与绿氢的过渡。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之间持续不断的冲突进一步加剧了马格里布新兴氢经济的复杂性，突尼斯和利比亚也卷入其中。

    在撒哈拉以南地区，一些国家正在考虑出口氢气，这主要是出于经济原因，而且往往是对欧盟氢外交的回应。例如纳米比亚、塞内加尔、尼日利亚、肯尼亚和南非。除南非和尼日利亚外，这些国家在能源方面相对缺乏经验。它们面临着严重的融资和基础设施限制，使得产能扩张具有不确定性，并依赖于大量的直接投资。此外，这些国家还将目光投向了东亚。例如，纳米比亚的氢战略指出，除欧盟外，它还打算向日本、韩国和中国出口。

    （四）不断变化印太地区：“氢政治”逐渐显露

    在印太地区，各国的资源禀赋、行为者偏好以及能源政策取向差异显著。中国发展氢能产业的决心是基于能源安全与能源独立方面的考虑，同时也为了推动可持续发展及产业政策的实施。中国的目标是到2025年，利用可再生能源每年生产10万至20万吨氢气，使中国成为自给自足的生产大国和枢纽国家。

    中国与美国在技术和市场领先地位方面的竞争日益激烈。目前，中国已在碱性电解槽的生产、许多原材料的提炼以及太阳能电池板等产品的生产方面走在世界前列，同时也具备一定的风力涡轮机生产能力。

    印度则致力于实现工业和价值链保护主义。该国计划到2047年实现自给自足，除了满足国内需求外，还寻求出口氢气和技术。印度已计划到2030年每年生产500万公吨氢气，主要来自电解法。然而，实现这一目标的能力受到一些复杂因素的制约，包括高资本需求、相互竞争的国家优先事项、印度与西方及中国的贸易关系以及对俄罗斯武器出口的依赖。

    至于日本和韩国，它们正集中精力将氢能用于实现经济低碳化、建立有竞争力的国内产业以及建立能源安全和战略自主权。两国都认为与中国的领土争端对能源供应构成了根本性的风险，从而进一步推动了能源多样化的努力。由于自然资源（包括土地）有限，两国都优先考虑进口。两国计划从阿曼进口绿氢，从阿联酋和澳大利亚等国进口蓝氢。

    澳大利亚希望利用其在能源出口方面的经验、目前国内的氢气生产以及资金渠道，将自己打造成一个可再生能源超级大国。虽然与欧盟的贸易似乎是战略伙伴关系的必然结果，但欧洲将不得不与地理位置更接近的日本和韩国竞争澳大利亚的氢出口。

    同时，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都与中国有着广泛的经济联系，这不仅是因为三国在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而且也是为了对抗中国的地区影响力。这三个国家与美国之间不断加强的军工合作是安全和地缘政治格局中的另一个因素。

    在东南亚地区，包括文莱、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等传统的区域天然气出口国以及新加坡和泰国等长期进口国在内，除新加坡外，该地区各国在实施氢气雄心方面仍存在诸多限制。尽管一些国家拥有丰富的原材料资源（如镍在印尼），但它们在技术、资金和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方面仍存在不足。中国在该地区具有重要地位，尤其是因为中国正在进行以发展为导向的投资。然而，该地区各国深受持续不断的系统性冲突之苦，因此和平与稳定成为当务之急。

    （五）大开大合的美洲：拉美获得新兴出口机会

    在美洲地区，美国作为未来氢世界中具有潜在影响力的”亲消费者”（同时具备生产者和消费者角色），扮演着特殊的角色。美国对氢技术的态度基本属于不可知。根据2022年的“通货法案”等保护主义立法，美国的目标是生产蓝氢和绿氢。近期发布的美国氢战略预测，到2030年，国内清洁氢年产量预计将达到1000万吨，到2050年将增至5000万吨。这将不仅能满足国内几乎全部的长期需求，还将为美国向盟国出口留出空间。

    推动美国发展清洁氢的动力不仅源自对气候变化的担忧，还与中国的系统性竞争密不可分。其他动机还包括与中国和欧洲日益激烈的工业技术竞争，以及追求关键原材料和工业部件的弹性和供应独立性。

    在拉美，氢气正逐渐成为各国能源政策的焦点。然而，各国对氢能开发的潜力和兴趣分布并不均衡。这些国家希望通过发展氢能实现能源独立和去碳化，同时也在寻求向地区和海外出口的机会。

    智利和巴西是其中的突出例子。智利得益于其有利的地理和气候条件，绿氢生产潜力巨大，预计到2050年每年可生产1.6亿吨。该国已经计划向日本、韩国和德国出口绿氢及其衍生物。尽管智利拥有通往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但由于缺乏监管框架、基础设施和电解槽技术，阻碍了出口的启动。智利日益依赖向中国出口资源，并接受中国在资源开采和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这很可能会影响智利的出口偏好和未来的贸易格局。

    而在巴西，气候方面的雄心壮志可能会因减贫等优先事项的竞争而退居其次。虽然巴西强调愿意在能源和气候问题上加强与欧盟的合作，但其在金砖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其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偏好，可能最终会影响巴西对合作伙伴的选择。

    氢能地缘政治的三种预测情景

    随着技术的多样化、全球价值链的相互交织以及地缘政治和路径依赖中不相容的偏好，新兴的氢能经济并不简单。在此，我们提出了到2040年氢经济将如何发展的三种全球情景：调整（Realignment）、依赖（Dependence）和“氢帝国主义”（Hydrogen Imperialism）。

    三种氢能地缘政治的主要场景

    这些情景提供了一个欧洲但非欧洲中心主义的视角，并且基于三个共同的假设：欧洲和全球气候政策将保持高度优先性，政府仍将是氢能领域的主导者，以及全球资本准入仍将有效。

    “调整”情景下，欧盟的氢能雄心逐渐消散，而氢能经济、能源密集型产业和世界秩序则向东方转移。“依赖”情景下，欧洲致力于全球氢能转型，以促进其战略自主性，但欧洲对原材料供应链的潜在依赖最终削弱了其应对全球权力转移的能力。“氢帝国主义”展现了一个极端未来：在全球氢经济中，霸权国家之间瓜分了价值链和出口国。

    （一）“调整”情景

    1.欧洲如履薄冰

    2024年，欧洲冬季漫长难熬，电价和天然气价格飙升，导致经济困扰和极右翼势力发展。各级选举导致混乱，政治两极分化造成政策僵局。尽管制定了保护低收入家庭的政策，但政治瘫痪阻碍了彻底改革、基础设施投资和对欧洲工业的支持。氢能仍然是能源辩论的重要部分，但缺乏约束力协议或投资决定。僵局已经蔓延到各机构，阻碍了私营部门做出承诺。尽管支持雄心勃勃的气候行动，但在如何管理多重危机方面存在完全分歧，阻碍了对各种新技术和新产业的支持，加剧了欧洲的去工业化，给欧洲经济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

    美国在2024年总统大选后达成了广泛的妥协，支持了国内工业并应对了气候变化。美国通过海上风电和氢能项目，加强了清洁和自力更生的未来。中国在2024年决定加强氢能雄心，支持与氢有关的技术，尤其是碱性电解槽。美国政府依靠有针对性的创新资金、前欧洲PEM冠军企业在美国的存在以及与南非在必要原材料供应链方面的独家合作关系。然而，到2028年，中国制造商已成功将价格压低至每千瓦100美元以下，并推动氢能市场发展的势头更加强劲。这促使中国在2029年正式采取工业净零增长的双重政策，并回应欧盟CBAM关税制度。

    2.中国崛起的时代

    全球力量向印度洋-太平洋地区转移，加速了始于21世纪初的转型。海湾-中国轴心成为该地区最重要的贸易和权力走廊。海湾国家与中国采取务实的态度，热衷于扩大地缘经济影响力。中国和海湾国家达成协议，以氢气、矿产和石化产品为交换条件，优先供应中国的电解槽。海湾地区成为服务业、原材料和重工业的新兴枢纽。

    同时，日本和韩国引入类似欧盟CBAM的结构推动脱碳。它们从海湾地区、澳大利亚以及近邻国家获取氢气供应。中国与非洲的贸易走廊日益重要，中国以基础设施支持换取非洲大陆的原材料。同时，东南亚国家在国内生产氢气，有能力替代从海湾地区输送的部分石油和天然气；海湾地区已发展成为欧盟的第二大商品供应地。

    俄中关系基于务实合作，俄已成为中国新兴工业的矿产资源供应国。但俄与西方的隔绝未被弥补，莫斯科试图建立能源市场和欧亚氢联盟，但中亚未被吸引。最终，2034年，中国与印尼、菲律宾和澳大利亚缔结“氢能与原矿联盟”，作为加强地区贸易协定的一部分。

    中国在欧洲和美国的影响力已减弱，但仍是其重要贸易伙伴。在此期间，印度对气候问题采取更加不可知论的态度，寻求碳密集型增长与清洁技术之间的平衡。印度是谨慎的“快速追随者”，还不是这一地缘经济格局中的主要参与者。

    （二）“依赖”情景

    1.建立“欧洲堡垒”

    2024年，欧洲干旱和风暴导致严重损失，奥地利北部多瑙河沿岸村庄被淹，近3500人死亡，工业港口林茨被毁。任何政党都不能忽视气候变化。未来几年将遏制移民、制定贸易战略、依靠本土可再生能源，以氢为王。绿党和民族主义者达成共识，清洁气体是最小共同点。

    2025年，“欧洲堡垒”已开始运作。欧盟与摩洛哥、突尼斯、利比亚和土耳其签订新协议，通过维持治安和设立难民收容营来确保欧洲边界的安全。欧盟还力推氢能和可再生能源。欧盟简化了可再生能源的许可程序，并通过了有关氢能的战略法规，包括启动欧洲氢能联盟。其目的是促进国内氢气生产，使欧洲工业“为氢气做好准备”。

    2026年，欧盟委员会自豪地宣布了“民主贸易渠道”（Democracy Trade Channel），这是一项正式协议，给予欧盟从南非获得铂族金属和其他重要原材料的优惠准入并保证购买。欧盟决策者希望以后能将该协议扩展到其他所谓民主国家，在盟友之间建立一个安全的贸易联盟。

    在其他地方，氢能的发展势头似乎已基本消散。2026年，韩国和日本仍在海湾国家开展他们早先委托的几个试点项目，但几乎没有新的举措。亚太地区和其他地区的决策者认为氢不切实际：生产成本高昂，运输或处理复杂；关于直接使用氨作为能源载体的最新研究结果令人沮丧。中国的电解槽行业仍在继续增长，尽管速度较慢，而且没有任何产业政策支持来大幅扩大规模。相反，对清洁技术的投资呈现多样化趋势。

    2027年，日本、韩国、中国、新加坡和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成立了“全球碳联盟”，以捆绑并快速推进CCUS技术的研发，许多国家日益将其视为“未来之路”。在这种情况下，氢气最终也会被使用，不过是以液化天然气的形式在当地转化，例如在新加坡和日本。在美国，天然气也是解决气候问题的主要办法；对国内石油和天然气工业的重新承诺，以及暂停淘汰煤炭，弥合了国家政治分歧。

    2.假朋友的“背刺”

    尽管有发展，欧盟加强了氢承诺，西班牙将运行大型电解槽，建成25000公里氢骨干网，欧洲氢能银行成立并资助差价成本计划。欧盟计划在钢铁和化工行业实施可再生氢使用配额，并投资氢运输基础设施和集群发展。南非政治体制稳定，小政党参与国家政治，合作丰富稳定国家民主。南非认识到金砖五国作用，但仍保留灵活合作形式。金砖国家建立自己的支付基础设施并发展成半制度化合作机构，被认为是超越西方的重要力量。到2032年，乌克兰冲突平息多年，大部分地区仍被俄罗斯占领，欧盟整合乌克兰并安装防空盾牌。俄罗斯提出建立金砖国家海关与安全联盟的建议，引起南非兴趣并助长反欧盟情绪。南非对与俄罗斯的贸易兴趣不大，但两国安全关系长久并受重视。欧盟严格规定导致采矿成本增加和工人被机器取代，助长“欧洲白人新殖民主义”论调。同时金砖国家对南非铂族金属的需求增长，与之前的优惠准入政策冲突。

    非国大领导的政府开始与欧洲拉开距离，以便在金砖国家内部行使更多权力。2034年，中国、俄罗斯、巴西和南非签署了框架协议，印度选择不加入并深化与美国的伙伴关系。在这种新的地缘政治格局下，南非为出口欧盟而设计的采矿项目计划被搁置，南非政府要求欧盟放弃在乌克兰部分地区部署防空系统的计划。这些事态发展扰乱了欧盟的能源和贸易理论，切断对南非关键材料的供应会削弱欧盟的绿色产业。欧盟致力于保护乌克兰，但停止能源转型或陷入能源短缺的担忧占据上风，于是放弃了导弹防御系统计划。欧洲当局再次寻求多样化，但赌注已经提高。欧洲工业的主要部分已经转向或正在转向氢气，没有其他生产商可以向欧盟伸出援手。重新利用来自北非的天然气管道或在国内建造利用天然气生产氢气的二氧化碳捕获和储存设施等工作已经启动，但要完成这些工作还需要数年时间。

    2037年，欧盟对中南半岛国家的太阳能电池板和原材料的依赖程度也太深。其他地区强国如海湾国家、智利和快速工业化的肯尼亚，虽然官方表示保持中立，但它们对金砖国家的同情早已超过了对欧盟的同情。

    2040年，挪威新建的CCS设施和重新利用的马格里布-欧洲管道将天然气中的氢气输送到现已建成的氢骨干网中。欧洲希望利用氢气来减少对其他能源的依赖，这使得欧洲大陆不得不听从外部材料和设备供应商的摆布；这只是转移了依赖性和地缘政治的复杂性。与此同时，欧洲在没有失去许多工业的情况下大幅减少了排放。随着欧洲长期以来对技术、标准和贸易路线的过度管制逐渐瓦解，随着第一批”蓝色”氢气从北非运抵欧洲，新的地缘政治挑战和机遇也随之而来。

    （三）“氢帝国主义”

    1.更难、更好、更快、更强

    2024年COP29会议上，欧盟、美国、日本、韩国和中国达成协议，要求大多数能源密集型产业在2033年前实现几乎净零排放，并认为氢能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此举在全球范围内推动氢能经济的发展。各国政府提出全面支持计划，为关键行业提供财政支持，并建立大规模融资机制以推动氢能的研究和开发。不同的国家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发展不同的氢能领域。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在氢能方面的利益正在减弱，而其他国家则通过与不同地区的合作扩大进口来源。到2030年，全球秩序暂时保持稳定，但围绕专利和进口的竞争焦点仍然存在，地缘政治气氛仍然紧张。

    与此同时，中国大幅增加投资和贷款，将其基础设施工业综合体进一步推向中部非洲。这不仅是为了获得氢气和关键矿产，也是为了扩大其地缘政治力量。欧盟决策者也将非洲作为其氢气进口战略的重点，并在整个非洲大陆广泛拓展能源和气候伙伴关系。

    首先，欧洲希望避开已经紧张的氢气货船市场，转而关注基于管道的贸易。另一方面，欧洲将其与非洲的氢气渠道视为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开创性工具。例如，欧盟保证向毛里塔尼亚和塞内加尔提供优越的承购条件和基础设施支持，作为交换，这两个国家将放弃进一步发展其石油和天然气产业。虽然中国和欧盟在非洲尚未直接交锋，但双方都知道，它们对非洲最有利可图的地点和政府合同的争夺即将加剧。对大多数非洲国家政府而言，它们欢迎新的投资和出口机会；这些投资和机会提供了稳定的外汇流入，并有助于发展基础设施和劳动力。

    2.氢能的“末日启示录”

    2030年，摩洛哥的氢气项目导致社区流离失所，社会冲突升级，引发动乱。摩洛哥一直被视为欧盟氢能雄心的核心，拥有高效率和良好的基线条件，吸引了电解槽、太阳能发电场和管道等工程。大部分工程都在已利用的土地上进行，导致当地定居点、部落和生活方式被迁移。

    2030年欧洲公司获得的新一轮土地出让导致紧张局势升级，动乱分子占领建筑工地和工人营地，绑架欧洲员工，威胁要破坏管道。这一事件导致欧洲新闻周期的颠覆，欧盟对”非洲氢”的深度介入受到公众审视。欧盟各国政府担心切断非洲氢气供应会对氢能转型造成致命打击，造成经济影响和降低公众认可度。因此，欧盟正式请求摩洛哥有权迅速干预并支持摩洛哥为遏制动乱而采取的措施。动乱迅速平息，但为下一个十年埋下伏笔。

    欧洲各地的反对派领导人和民间社会成员对欧盟的能源政策提出质疑。欧洲领导人认为必须加倍巩固现有进口结构，不惜一切代价确保进口结构的安全。欧盟向文官领导的出口国政府施压，要求允许欧盟军队长期驻扎以确保氢基础设施的安全。欧盟同意向专制者一次性转移资金，条件是保护氢气生产和运输基础设施。全世界的非政府组织谴责氢气的军事化和所谓的“专制氢气交易”。

    这场氢气供应安全辩论产生了全球影响，并引发了关于正式合作和氢气行业的监管的讨论。在2034年，成立了“氢气进口国组织”（OHIC），以管理紧张局势，制定进口关税，规定访问关键资源的规定，并在成员之间分享技术。

    OHIC成员利用这一框架来增强其全球影响力。美国、中国和欧盟与氢气供应国建立了客户国关系，以换取固定价格的稳定氢气供应。

    与此同时，俄罗斯与西方的能源贸易逐渐下滑，转向了亚洲。在2034年，哈萨克斯坦将重心转向南亚和东亚，导致日本在西伯利亚建设氢气生产和出口设施。这一举措增加了OHIC成员之间的地理多样性。

    到2037年，欧盟的氢气产能超过60GW，而进口国的氢气产能约为200 GW。欧洲扩展了其管道网络，其他国家也增加了氢气产能和进口。海湾地区因氢气开发停滞而重新回到国内油气储备。

    在2040年，氢气供应集群形成，全球氢气贸易进一步加剧。贸易主要在霸权国家和供应国之间进行，中亚的氢气市场为不同的亚洲经济体提供服务，俄罗斯进一步与西方隔绝，也无法融入亚洲大陆的氢气贸易。在全球气候行动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尽管一些国家增加了碳足迹。

    欧盟氢能发展政策的建议

    上述三种情景都假定在遏制碳排放方面取得进展，但只有“氢能帝国主义”方案中，气候行动仅通过转换到氢能实现。其他两个情景中，各地区去工业化和碳管理技术也有助于减排。所有情景表明地区对减少有害气体排放的承诺取决于氢能转型的最终路径。海湾国家可能会根据其对各种技术的开放程度做出选择。此外，横向比较表明欧洲作为气候技术领导者的角色并不必然，需要积极主动的政治行动。

    表1评估了氢贸易与可持续发展的潜力，其中没有一个方案设想向氢的转变会带来积极的社会政治发展，反而可能造成或加强国际和国内力量的不平衡。从表1中可见，欧洲氢能发展有着基本的矛盾性质，通过比较每种情景如何影响欧洲氢能政策的可能目标。

    不同氢能发展情景的对比

    经济发展是有可能，但产业转移的零和游戏难避免。在这些情景中，欧洲以外地区的大幅增长与欧盟工业的外流并存。只有“氢能帝国主义”方案暗示经济双赢，但出口经济体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基础设施或出口辅助部门。因此，原材料贸易可能对出口国产生负面影响，反映在负面的社会政治发展中。氢能对发展的潜在贡献并未得到保证，可能产生严重影响。

    氢能地缘政治的趋势与资源、技术、权力和世界秩序的相互作用相关。与化石能源相比，氢能源架构将权力转移到技术、标准、原材料和工业领导力上。氢世界的权力结构将形成复杂的价值链和参与者拓扑结构。最终的氢地缘政治可能会产生更对称的依赖模式，目前的参与者可能会处于更有利的地位。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德国和欧盟应该立即采取如下四个战略性举措：

    1.承认不同的偏好和认识现实：认识到非欧洲行为者在全球能源领域的不同偏好和动机。采取前瞻性和风险缓解的方法，摆脱以欧洲为中心的氢气观念。避免对潜在氢气出口国家施加与气候有关的条件，而采取务实的立场。

    2.推动有针对性的技术和产业：为氢气过渡至关重要的产业和技术提供财政支持。优先支持产业向氢气技术过渡。在分配其他技术支持时考虑氢气部门的发展和地缘政治因素。

    3.积极管理相互依赖关系：理解可再生能源和氢气可能不会消除依赖性，而是改变其形式。多样化技术、原材料和能源进口，以降低风险。实施间接措施，如发展政策和外交，以增强供应链的稳定性。

    4.建立全球氢气治理：建立全球氢气治理机制，以有效分配投资并减轻地缘政治风险。成立一个多边贸易俱乐部，作为主要进口和出口国的氢气联盟。促进产品和合同认证的一致性，以及法规和标准的协调。

    综上，在追求氢气过渡的过程中，必须承认它对减少重工业的碳排放和抓住独特机会的必要性。清洁氢气应成为欧洲能源转型的核心支柱，与气候目标保持一致，我们应促进在这一新兴领域的监管和技术领导地位。积极参与氢气的地缘政治至关重要，它可以让我们实现以上好处，同时解决潜在的冲突和挑战。

  • 威廉·伯恩斯坦《群体的疯狂》8-15

    8 天启之牛

    时代论如何兴起

    你要对以色列人说，让他们给你牵来一只没有残疾、未曾负轭的红色母牛。 ——《民数记》19:2

    20世纪，一个曾经不为人所知的新教神学分支，突然出现在美国宗教和政治舞台上，发展了一场不仅在美国而且在全球都有影响力的社会运动。毫不夸张地说，这一神学可被称为宗教性群体疯狂——它已经引发了几起小悲剧，并种下了哈米吉多顿的种子。以色列畜牧业中的一个小事件揭示出了它的末日影响力。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色列北部耶斯列山谷的奶牛场主朱比·吉拉德从瑞士进口了一些公牛精液，从而让他的一头荷斯坦母牛怀孕。1996年8月，这头黑白相间的母牛产下了一只纯红色的小母牛梅洛迪。对世界上的少数犹太人和基督教徒来说，小牛的颜色只意味着一件事：末日即将来临。简言之，梅洛迪就是天启之牛。[1]

    与牛有关的灾难就像一条深红色的羊毛线，蜿蜒穿过人类将近3000年的历史。古以色列人认为，凡与死尸接触过的人或是与死尸在同一屋檐下的人，都是不洁净的，因此不能进入耶路撒冷的圣殿。在那个年代，这意味着除了非常小的孩子，几乎所有人都是不洁净的。这种不洁只有通过一种仪式才能消除，正如上文《民数记》中所提到的那样，要通过一个宗教仪式；祭司们祭献一只纯红色皮毛的母牛（一只从未生育过、从未劳作过、没有瑕疵的小母牛），把它与红毛线、香柏木和牛膝草一起烧在火堆上，在能够俯瞰圣殿的橄榄山上举行仪式。在那里，他们把小母牛的骨灰和从西罗亚池中汲取的泉水混合在一起。只有在人死后的第三天和第七天，把灰水洒在不洁的信徒身上，不洁才得以消除。[2]

    但70年，罗马人摧毁了耶路撒冷第二圣殿，使这一复杂的洁净过程不再可行。1000年后，中世纪伟大的犹太智者迈蒙尼德试图理解这一现在看起来毫无意义的净化仪式。

    迈蒙尼德于1135年左右出生于伊斯兰教占主导的西班牙，他在学业上表现出色，从事医师工作，后来在十字军入侵的动荡时期成为埃及开罗犹太社区的首席拉比。他影响最久远的成就是《律法再述》，一部关于道德和犹太律法的汇编作品。但是，这位伟大学者也对净化仪式的逻辑依据感到困惑，他将其归类为一个谜，“不是由一个人的理解所能决定的事情”[3]。但他愿意提供这一仪式的发展历史：

    第一只（神圣的红母牛）是我们的老师摩西带来的，第二只是以斯拉带来的，第二圣殿被毁之前，还出现了另外的（第三至九只）。第十只将会由君王弥赛亚带来；愿他早日出现。阿门，这是神的旨意。[4]

    对某些犹太人和基督徒来说，梅洛迪的意义如此清晰：她是第十只红色小母牛，预示着弥赛亚的到来。有一小部分人相信，一只完美的红色小母牛的诞生，预示着下列事件将依次发生：信徒们即将“被提”至天堂极乐之处；一场可怕的大灾难，包括与反基督者之间的巨大战争、全球混乱和地狱之火；耶稣复临和他千年的统治；上帝的最后审判；世界末日。

    小红牛梅洛迪的故事之所以引起共鸣，是因为它触及了最著名、最危险的群体幻想的核心——末日叙事，这种叙事像一条红线一样贯穿人类历史。进入现代时期，类似这样的末日叙事已经产生了大量悲剧，从灾难性的再洗礼派的疯狂，到更多相对小范围内的悲剧，例如太阳圣殿教的悲剧。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一种新的、极具特色的末日叙事出现，现在已经被大多数福音派新教徒信奉，即“时代论”。它产生了一种遍布美国的信仰体系，并把美国社会分成世界观截然不同的两个阵营。最令人恐慌的是，在某个将来，一个类似于梅洛迪的故事将成为一个灾难性的自我实现的预言，只不过和犹太人、基督徒以及穆斯林想象的方式不同。

    在梅洛迪出生后不久，一位名叫伊斯拉尔·阿里尔的原教旨主义拉比发现了它。在他宣布小母牛符合要求后，它的故事进入主流媒体的视线；然后随着美国和欧洲主要电视网络的播放，这个有趣的故事传遍全球。

    以色列人不高兴：当地一位记者将梅洛迪称为“四足炸弹……其会让整个地区陷入灾难，威力可与伊朗阿亚图拉手中的非常规性武器相比”[5]。幸运的是，梅洛迪的饲养员在它出生后不久就发现它的乳房上有白毛；在它1岁的时候，尾巴上出现了更多白毛，因此拉比们宣布它不符合要求。（它原本应该长到3岁，成为一只成熟小母牛后才有资格参加献祭仪式。）

    梅洛迪的犹太故事背景，与闵采尔起义、疯狂的再洗礼者、第五君主国派以及米勒主义等基督教末日神学之间有非常明显的相似性。从神学角度，这四个基督教插曲中有三个是“前千禧年主义”——耶稣的回归发生在千禧年之前，而千禧年还没有发生。（第四、第五君主国派既有前千禧年信徒，也有后千禧年信徒。）耶稣复临触发了千禧年，这必然是一个戏剧性的、通常是暴力性的事件。

    相反，现代天主教和大多数主流新教教派则主要继承了早期、更传统的圣奥古斯丁的末日神学，淡化了千禧年的概念：耶稣不会戏剧化地复临并统治千年。因此，这种更传统的“非千禧年主义”是一个更为平静的过程，而且“坏消息比好消息强大”这一心理学准则，让这一过程不那么引人注目。

    19世纪后半叶，末日叙事演变为一个更加充满戏剧性、暴力、扣人心弦的版本。这一信条越来越影响普通美国人的生活：世界腐败不堪，仅靠人类自身的努力无法拯救或改进；只有依靠上帝，以极乐、苦难、决战和最终审判的方式进行干预才足够。

    这种末日序列不符合公认的天主教或传统的新教教义。一个多世纪前，大西洋两岸的大部分主流基督教派都抛弃了《圣经》字面真理的概念，它们逐渐离间了相当一部分信徒；但即使在今天，根据美国两大著名调查机构盖洛普和皮尤的民意调查，约25%的美国人仍然相信圣经是上帝的真言。同样有约25%的人相信耶稣会在他们的有生之年回到地球，61%的美国人认为撒旦存在。这些比例在20世纪早期更高。[6]这些美国信徒不愿意放弃《圣经》字面真理的舒适感，不愿意接受现代科学知识，不愿意接受主流教会在是否承认犹太教、天主教或无神派正统性方面的含糊态度。

    其结果就是时代论的出现，它恢复了《圣经》字面真理的舒适感，同时也恢复了大量的老式摩尼教式思想，将世界在善与恶之间进行了明确的黑白分离，信徒们被安稳地放置在原来的阵营中。[7]

    时代论信仰体系已经深植于美国的政治体系之中。至少有一位美国总统，即罗纳德·里根赞同这一体系，像迈克·彭斯、迪克·阿梅、米歇尔·巴赫曼和迈克·哈克比等政治家也赞同这一体系。事实上，它的信条几乎渗透到国家话语的每一个方面，特别是一些社会争议问题，如堕胎和同性恋权利问题，以及外交政策问题，尤其是与充满冲突的中东有关的问题。

    19世纪中期，大概是威廉·米勒的末日论在美国盛行的时期；在英国，一位名叫约翰·纳尔逊·达比的爱尔兰圣公会教徒点燃了一条神学导火索，其经过缓慢燃烧，最终爆发于一个世纪之后。

    与谦逊而不起眼的米勒不同，达比在才智和社交上都很有天赋。1800年，达比出生在一个富商家庭，他的叔叔因在尼罗河河口海战中跟随英国海军少将霍雷肖·纳尔逊而被封为爵士，他也由此获得了纳尔逊这个中间名。他在都柏林圣三一大学获得文学、拉丁语和希腊语的金奖章，并加入了爱尔兰律师公会。1826年，他发现法律不能令他满意，便加入英国国教爱尔兰圣公会。父亲对于他放弃律师职业非常失望，因此剥夺了他的继承权。

    头脑活跃的达比很快就对僵化和等级森严的英国圣公会不再抱有幻想；受命仅仅一年后，他参加了一个关于《圣经》预言的会议，并得出一个像马丁·路德那样的结论：真正的教派可以是任何一组真正相信基督的人组成的，他们是上帝任命的，将人类从耶稣受难带到耶稣的第二次降临。

    在达比的信仰体系中，关键内容是一系列的五个“时代”或者说历史时期，因此神学家给这一体系起了一个正式的名字：时代论前千禧年主义。在这些时期里，上帝考验人类；但达比的上帝显然是按照一条非常严格的曲线[8]来评分的，因此，人类在通往现代的前四个时代中都不及格。和《启示录》的作者一样，达比很聪明，他的著述甚多但晦涩难懂，留待他人去澄清他的每个时代的确切性质。达比后来的追随者将时代数量扩大到今天所使用的7个：[9]

    1.无罪时代，从亚当和夏娃被创造到被逐出伊甸园。

    2.良知时代，从伊甸园到被驱逐到挪亚方舟。

    3.人治时代，从挪亚方舟到亚伯拉罕。

    4.应许时代，从亚伯拉罕到摩西。

    5.律法时代，从摩西到耶稣。

    6.恩典时代，达比真教会的当前时期，从耶稣受难到耶稣第二次降临。

    7.千禧年时代，最后的耶稣统治时代。

    《圣经》里有很多充满矛盾的章节，而达比的时代体系的绝妙之处就在于，它通过将《圣经》内容分成各个独立的时代，消除了许多混乱，从而减少了章节之间的内部冲突。从解经的晦涩和内部章节矛盾的方面来看，许多神学家认为，达比的这种重新排列把《圣经》组织成一个更加连贯的整体，创造了一个绝妙之作。

    所有有组织的教派，除了其神学或信仰体系之外，还有一个“教会学”，即组织结构。达比的教会学被称为福音集会，即一位有魅力的领袖人物组织的小团体，这位领袖主宰着团体的福音真理。达比有意不给聚会命名，但人们非正式地称之为“上帝的教会”，或者更简单的“兄弟会”，其中最著名的是普利茅斯兄弟会。

    与现代美国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热烈的教堂仪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兄弟会的集会主要专注于一些知识性活动，其方法论与米勒的方法论相似。米勒的方法论会在《圣经》中追踪某个单词，例如“创造”。由于《圣经》中蕴含强大的智慧，但在表述上有大量的含糊其词，因此这场运动很快就变得非常激烈。但是，所有兄弟会成员都同意该运动的基本宗旨，即把世界分为犹太人、基督徒和其他所有人（异教徒）。他们进一步同意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人的第一封信[10]的中心地位。这封书信中有两段关键经文：

    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

    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11]

    对那些接受《圣经》字面真理的人来说，这两段经文的意思很清楚。最后，耶稣半途降下，让所有真基督徒聚集到云中；去往天堂的半途，首先是复活的死者，然后是活人：这就是“被提”。

    达比的普利茅斯兄弟会随后跳转到《启示录》的幻象叙事，大致的顺序：7年不可言喻的恐怖大灾难；耶稣战胜撒旦和他的军队；1000年的和平以及与撒旦的另一场短暂战斗；生者和死者的最终审判。那些在大灾难期间留在地上的人，凭借他们在混乱中的悔改，也有资格获得救赎。（这种叙事被一个多世纪之后的很多原教旨主义小说利用，例如蒂姆·莱希和杰里·詹金斯的《末世迷踪》系列。）[12]

    在就读圣三一大学期间，达比受到皇家神学教授理查德·格雷夫斯的影响。格雷夫斯当时广受欢迎，他讲授的经典著作和神学启发了一代又一代的学生。根据格雷夫斯的说法，犹太人将回到圣地并接受耶稣，然后带着刚刚皈依的热情，引导其他人找到救世主。犹太人的返乡和皈依会加速末日的到来，所以真正的基督徒有责任帮助犹太人返回圣地。和过去以及之后的千禧年派一样，格雷夫斯寻找能够证实圣经预言的当前事件，而土耳其对巴勒斯坦统治的削弱和英国海军力量的崛起就证实了《圣经》预言。[13]格雷夫斯的这种犹太人和基督徒的“联盟”被称为“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并将与“犹太复国主义”配合，在接下来的一个半世纪里获得越来越强大的力量。

    与疯狂的再洗礼派以及第五君主国派起事一样，到了20世纪末，千禧年派成为一个潜在毁灭性的自我实现的预言，原因有二：第一，与格雷夫斯、达比和兄弟会一样，千禧年派的叙事以圣地为中心，而这一地区是现代世界的火药桶；第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时代论者开始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并控制了军事武器，这些武器可以一举焚毁大部分人类，根本不需要《但以理书》和《启示录》里“猛兽”的帮助。

    时代论在美国获得了最热烈的追随和拥护；但它在发源地——不列颠群岛，或者说所有其他发达国家的影响力要小得多。

    19世纪早期至中期，是西方科学发展的重大转折时期。查尔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在1859年出版；科学家们逐渐意识到，地球的年龄比《圣经》中所述的6000年要多得多。1779年，法国科学家布丰用加热的球体模拟了地球的冷却过程，估计地球的年龄为75000年；1862年，物理学家威廉·汤姆森——受勋后的名字为开尔文男爵——认为地球的年龄是2000万到4亿年。随着实验室技术的不断进步，估计值不断增加，到20世纪中期，对地球年龄的共识为46亿年；而对宇宙年龄的估计值是过去的3倍。这些事实使许多基督教徒感到不安，例如，兄弟会拒绝接受达尔文的观点，并努力将地质时间概念融入对《创世记》的解释中。[14]

    在这些科学发现之前，著名政治家和科学家经常涉足末日论。最值得注意的是，艾萨克·牛顿刊登了一整套研究成果，在他死后，其被整理成一套文集，以阐述《但以理书》和《启示录》的意义。[15]

    约瑟夫·普里斯特利在18世纪中期所接受的教育，和那时几乎所有的高等教育一样，是神学的；他以牧师的身份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但很快就对自然科学产生了兴趣。在自然科学中，他在电、气体的性质等方面进行了早期的开创性工作，尤其著名的是他发现了氧气。与牛顿一样，普里斯特利也广泛参与了《圣经》预言，其中包括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的猜测：

    犹太人目前的分散状态是从摩西开始的一系列预言的主题，如果像预言那样，这个杰出的民族能够重回自己的地区并建造一个繁荣的国家，那么，我想，就很少有人会怀疑预言之灵的真实性。[16]

    普里斯特利于1804年去世，是最后一位将预言与科学相结合的备受关注的自然哲学家；在达尔文进化论和地质学繁荣之后，任何一位把《圣经》作为他们对物理或生物科学信仰的基础的主流科学家都将招致同行的嘲笑。同样，这些新的科学知识还摧毁了许多基督教信徒和神职人员对《圣经》字面真理的信念。

    首先在《圣经》真理无误方面改变立场的是德国神学家，他们把《圣经》的叙事看作寓言而不是事实。这一思想流派被称为“高等批判主义”。19世纪，这一运动蔓延到英格兰，逐渐被等级森严、受过高等教育的圣公会神职人员接受；到19世纪末，字面解经的兄弟会发现自己在本国被边缘化了。此外，像达比这样的时代论智者们，当他们投身于模棱两可的《圣经》文本时，会产生一种固有的离心力，这种离心力使英格兰兄弟会分裂成几十个没有影响力的教派，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教派成为人们嘲笑的对象。[17]

    在美国基督教的神学自由中，时代论找到了更肥沃的土壤。美国不仅缺乏英国式的等级制国家教会，而且美国人的性格也截然不同。19世纪，是真正的英国人的世纪，是一个极度乐观的时期，在这一时期，英国人对技术进步有几近绝对的信心，他们能够主导全球趋势。这种心态与时代论对人性的灰暗评价不同。尽管美国最初也认为自己是新耶路撒冷，是全人类的灯塔，但内战粉碎了这一信念，这个伤痕累累的国家更容易接受悲观主义的达比和兄弟会。战后，达比和兄弟会在美国巡演了15年。达比本人每次都要花上几个月的时间访问美国主要城市，并在那里和他的同事们传播时代论信条。

    时代论在美国招募的最重要的新成员是德怀特·穆迪、司可福、加尔布莱恩。其中，穆迪是一位狂热的福音派传教士，他在英国旅游时与兄弟会接触过，后来在美国与达比相遇。起初，出身卑微的穆迪和贵族知识分子达比相处得并不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穆迪的坚毅赢得了达比的赞赏。[18]此外，穆迪还有达比所缺乏的优势：他在大西洋两岸的教堂、体育场和公园聚集了成千上万的信徒。达比死后4年，也就是1886年，穆迪创立了芝加哥福音社（在他死后更名为穆迪圣经学院）。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其培养了几十名美国著名的时代论者。

    之后，超过50所福音社在美国建立，其主要目标是推动基于《圣经》字面真理的预言，并打击主流新教教派中以科学为中心的“高等批判主义”。1924年，一位名叫刘易斯·斯佩里·蔡弗的奥伯林毕业生，创办了著名的福音神学院。12年后，他将学院更名为达拉斯神学院。[19][20]达拉斯神学院是大多数无宗教信仰的美国人未曾听说过但最重要的教育机构。它培养了许多时代论运动的最高领导人，其在福音圈被称为“达拉斯人”，对其他的时代论者影响很大。

    第二个早期美国时代论的关键人物是司可福。他是美国内战时期南方军队的一名退伍军人，在内战结束后从事法律工作，曾担任过堪萨斯州的立法委员和律师。1879年，受到一位名叫詹姆斯·布鲁克斯的时代论领袖的影响，司可福突然皈依了福音教。詹姆斯·布鲁克斯是尼亚加拉圣经会议的组织者，1876—1897年，尼亚加拉圣经会议每年在安大略省的尼亚加拉湖滨小镇举行。司可福还接触了穆迪和早期美国第三位重要的时代论者加尔布莱恩。

    尼亚加拉圣经会议强调了时代论在美国比英国更为盛行的另一个原因，即美国宪法对宗教的不干涉态度鼓励了各色新教教派的发展。布鲁克斯欢迎他们所有人到尼亚加拉湖滨小镇。这避免了英国运动那样的激烈内讧。至今，合一运动精神广泛存在于美国教会中，他们愿意接纳时代论的末日叙事。

    加尔布莱恩比达比更加具有非凡的才智，1879年，18岁的他从德国移民到美国，之后学习了拉丁语、希腊语，尤其是意第绪语[21]，试图改变纽约犹太人的信仰，甚至创办了一家意第绪语报社。他还创办了一家英语报社，其报纸提供给包括蔡弗和司可福在内的美国原教旨主义者阅读。加尔布莱恩的才华打动了蔡弗和司可福，司可福开始编写钦定版《圣经》的注释版本，于1909年首次出版了《司可福串注圣经》，这本书又进一步鼓舞了蔡弗创建后来的达拉斯神学院。

    《司可福串注圣经》非常重要。宗教史学家认为它是最有影响力的、独一无二的时代论出版物，至今仍对现代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存在影响。1909年版本的销量为300万册，而1967年版本的销量超过1000万册；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这两个版本指导了大批美国人了解时代论体系。[22]

    加尔布莱恩、司可福和穆迪，这三个人与布鲁克斯的尼亚加拉圣经会议之间的联系，标志着时代论学说开始与地缘政治纠缠。1878年，布鲁克斯创立了“十四点信条”，其在1890年尼亚加拉圣经会议上被正式采纳。十四点中的最后一点：

    我们相信，在当前的宽免下，世界不会皈依，但将很快成熟并等待审判，同时基督教内部会有可怕的变节；因此，主耶稣将亲自主持千禧年时代，届时以色列人将重新回到自己的土地……主耶稣和千禧年前的降临，是福音中摆在我们面前的蒙福，我们要不断寻祈。[23]

    至此，达比及其追随者对犹太人的重返一直保持严格的不干涉立场。基督教徒认为，他们应该最多是对“被提”和“千禧年”进程感兴趣的观察员，但在“被提”和“千禧年”这两个时代之间的“大灾难”时代，他们应该将行为限制在拯救灵魂上。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不会试图通过鼓励或帮助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来触发这一进程。但是，这一被动的做法随着罗伯特·安德森、威廉·布莱克斯通、亚瑟·贝尔福、奥德·温盖特等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出现而改变了。为了使犹太人重返圣地，他们使用了强大的修辞和政治力量，尤其是温盖特，他以英国军官的身份使用武力，以最暴力的方式违反了达比的不干涉政策。

    和达比一样，安德森出身于爱尔兰贵族阶层，曾在都柏林圣三一大学学习法律，在英国内政部拥有卓越的职业生涯。他后来去往苏格兰场[24]，指导“开膛手杰克”案件[25]的调查。在那个时代，他能够置身于两个完全不同的群体（一个是时代论阵营，一个是统治贵族阶层），这是非比寻常的。因此，在当时以及后来土耳其统治巴勒斯坦时期，他在英国对巴勒斯坦的外交政策方面有一定的影响。尽管在英国，兄弟会已经是社会和神学上的弃儿，但安德森还是非常钦佩达比，他还认识司可福和穆迪。此外，他在任职于英国内政部的几十年里，还经常与各届首相接触，其中包括格莱斯顿、阿斯奎斯、索尔兹伯里，以及宿命般的贝尔福。[26]

    安德森被普利茅斯兄弟会一位名叫本杰明·威尔斯·牛顿的人写的书迷住了。这本书名为《十大王国的前景》，出版于1863年，并不出名。书中，牛顿把关注点集中在《但以理书》中的10个脚趾上：当时的基督徒将泥足解释为罗马帝国，牛顿进一步认为泥足的10个脚趾代表了罗马帝国的10个民族或王国。牛顿设想，除了犹太人重返巴勒斯坦的古老预言以外，末日的第二个迹象，就是这10个古老的王国重新组成一个新的罗马帝国：

    最后划分为10个王国，用10个脚趾表示，这是末日之前的事件，并且可能与以色列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国家同时发生。[27]

    牛顿认为，拿破仑战争和1815年维也纳会议之后，欧洲各地建立的各个现代民族国家，构成了这个新罗马帝国。这些事件无疑预示着末日即将来临，因为：

    英国、比利时、法国、阿尔及利亚、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奥地利和希腊建立的政府，事实上或实际上是民主君主制的政府。君士坦丁堡[28]、埃及和突尼斯的人们对西欧国家的支持表明了这一时期的到来，即泥与铁的混合将恰如其分地代表整个罗马帝国的政府权力特征。[29]

    由反基督者领导的十国组成了复兴的罗马帝国。这一概念是一个极好的确认偏见的例子。这一预言在时代论者中越来越流行，以至于几乎所有包含数字10的《圣经》经文都被视为古罗马重新组合的预言。例如，达比也对《启示录》中的十角兽[30]印象深刻：

    路易·拿破仑是不是反基督者，这个问题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奋，所以我补充一下。我毫不怀疑目前他是拉丁人[31]或十角兽的伟大代理人，他的行动清楚地标志着最后一幕的临近。上帝保佑！[32]

    1881年，安德森在牛顿的启发下出版了《将临的君王》，它是一部大胆而富有挑衅性的预言著作，流传至今（所有时期的时代论者都是激进的；在这一点上，牛顿是一个独立的浸信会教徒，他强烈批评时代论）[33]。安德森的社会地位，使他能够自主地发展一个预言体系，并且这一体系成为20世纪晚期杰瑞·法威尔和哈尔·林赛的可怕预言的基础，而同样以此预言体系为基础的蒂姆·莱希和杰里·詹金斯的小说则更为惊悚，且销量惊人。

    19世纪晚期，安德森对时代论的解释，直接源于《但以理书》9:24-27，对于理解今天美国新教原教旨主义的根源至关重要。《但以理书》中的这四节，描述了犹太人从巴比伦流亡归来到弥赛亚降临这两个事件之间的“七十周”（或译作“七十个七”）。令人困惑的是，书中将这段时间细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7周、62周和最后一周，最后一周又细分为两个半周。（安德森的书名参考的是《但以理书》9:26中的“将要来的君王”，他是领导10国的反基督者。）

    这让人想起千禧年主义对《但以理书》前一章，也就是第八章的关注。第八章提到了圣经中的2300天，也就是从犹太人自巴比伦的归来到末日之间的时间跨度为2300年，因此可以推算出末日时间是1843年或1844年。[34]与此不同，安德森却把注意力集中在70个“周”，也就是以《但以理书》第九章中的490天或年，作为从巴比伦返回到复临之间的时间跨度。从巴比伦结束对犹太人的囚禁到耶稣复临，安德森和千禧年主义对这一时间跨度的估计相差了1810年，这体现出《圣经》预言所固有的棘手性，具体到这里，就是解经者应该如何处理这将近2000年的认知失调。

    处理安德森估计的1810年的缺失需要一个巨大的谎言——把时间暂停。安德森，在耶稣受难的第六十九周按下了末日进程的时间暂停键，此时弥赛亚被“切断”，当反基督者出现时，弥赛亚重新开始。第七十周末日的重新开始时间：

    将会以另一位君主（反基督者）的到来作为预示，他将与犹太人签订7年契约（或条约）；在周中（也就是3年半之后），他将违反条约并打压对方的圣殿朝拜和宗教教义。这一切都是那么简单明了，任何聪明的子民都能理解。（原文在括号里。）[35]

    安德森毫不怀疑，目前已经处于这个序列的早期阶段，这一阶段将涉及：

    未来某些欧洲大危机的后果，就是国家联盟得到发展，因此为可怕存在（指末日）的出现预备好了舞台，人类的伟大领袖即将结束外邦人至上的多事之秋时代。[36]

    时代论者已经确定，有两个事件将标志着时间中断的结束（即时间的重启），以及上帝对犹太人的重新关注，并因此带来末日。这两个事件就是犹太人返回圣地、罗马帝国重新组合成反基督者领导的欧洲十国联盟。虽然达比留下了几十卷书，但由于他的散文晦涩难懂，因此读者群体限制在一小部分有文化且信仰坚定的核心真信徒中。而安德森的散文虽然不像红葡萄酒一样流传下来，但是他在《将临的君王》中准确预言了犹太人将返回巴勒斯坦[37]，这令此后20世纪的读者们兴奋不已。

    1881年，《将临的君王》出版，这增强了其预言的真诚性。其出版时间比西奥多·赫茨尔出版《犹太国》进而推动第一届世界犹太复国主义大会召开并开创现代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早了10多年；比埃德蒙·艾伦比将军从奥斯曼土耳其人手中夺取耶路撒冷早了1/3个世纪。而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前，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新的犹太国家这一前景看上去很渺茫，甚至安德森写道：

    在许多人看来，以色列复国的预言就像一个世纪前我们的祖先对现在的电力和蒸汽的胜利所做的预言一样令人难以置信。[38]

    即使到今天，安德森关于在巴勒斯坦地区恢复犹太国家这一预言的实现仍然令人震惊。但是，他的新罗马帝国的预言就没有实现，这使得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预言从此陷入困境。例如，理查德·格雷夫斯将1815年后兴起的欧洲君主立宪制国家认定为新罗马帝国；之后的一个半世纪之后，时代论者同样认定欧盟是那个新罗马帝国，但欧盟至今没有产生那个反基督领导者，也没有和以色列结成战略联盟，更不用说入侵以色列了。[39]

    米勒末日预言的失败使人们“大失望”，原教旨主义基督徒吸取其教训，不再进行预言的日期设定。从达比开始，时代论者就被吸引，试图从时事中进行预言，特别是他们把国家集团列为新罗马，把个人列为反基督者。尽管在当时看来，圣经和时事之间的相似性似乎是合理和令人震惊的，但几十年后就能显示出预言家的预言是愚蠢的。

    似乎是觉得这一切还不够复杂。达比具有丰富的时代论想象力，在返回圣地的犹太民族和新罗马帝国之间的最后一场战斗中，他又增添了一个主要角色：北方之王。《但以理书》中反复提到，北方之王是以色列的侵略者。达比认为北方之王是当时的俄国。（达比的计划还包括身份不明的“东方之王”和“南方之王”，后者很可能是埃及。）[40]

    对像达比这样有才智的人来说，找到支持俄国入侵圣地的《圣经》文本很简单。《创世记》10:2中列出了雅弗六个儿子中的两个，也就是米设（Moscow）和土巴（Tobol’sk）；在达比狂热的想象中，他们分别代表莫斯科和托博尔斯克，后者位于乌拉尔山脉以东。[41]

    19世纪中后期，强大的沙皇俄国对衰落的奥斯曼土耳其产生威胁，达比断言俄国将从土耳其窃取歌革的土地，然后入侵重建的犹太地区。在20世纪中后期，达比的追随者们继续渲染这个预言：犹太人会与反基督者领导的新罗马帝国结盟，以应对俄国的威胁，反基督者将在三年半后背叛犹太人，结束这个联盟。[42]

    无论这个19世纪的神学推测在今天看来多么复杂、怪异和荒谬，它在近两个世纪中的演变对于理解美国最近的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至关重要。从达比、安德森、穆迪、司可福和加尔布莱恩到梅洛迪那只奶牛，再到最近美国时代论信仰的猛增，这条道路漫长而曲折。而接下来会出现一位关键人物，即一位名叫威廉·布莱克斯通的美国商人。

    布莱克斯通可以被看作美国的罗伯特·安德森，他有很广的人脉，是一个热衷于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地区的时代论者。尽管布莱克斯通出身卑微，但他从岳父那里继承了一大笔遗产，并通过保险业务、节俭、明智的投资以及图书销售，变得更加富有。[43]和安德森一样，他与政府最高层有联系。

    1841年，布莱克斯通出生于纽约州北部，11岁时皈依宗教，后来成为穆迪的亲密伙伴。1886年，他出版了《耶稣来了》，宣扬的核心内容是犹太人回归巴勒斯坦并皈依基督教；这本书最终卖出了100多万册，并被翻译成43种语言。[44]他非常相信时代论者的末日叙事，以至于在1888年左右的某个时候，他把几千本自己的书连同其他希伯来语、意第绪语和亚拉姆语的预言作品，藏在了今天约旦南部佩特拉的周围，这样，“总有一天，在反基督大屠杀中受到惊吓的幸存者们会乐于接受机会，阅读这些上帝的作品”[45]。[46]

    布莱克斯通致力于数秘主义和历史事件的结合，例如，7年乘以一年360天等于2520天，这个数字与巴比伦占领的时间即公元前606年相加，得出耶稣复临的时间是1914年；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是从1914年开始的。但是，正如他在佩特拉周围藏书所表明的那样，他并不反对亲自推动末日时代的到来。

    《耶稣来了》出版若干年后，西奥多·赫茨尔在瑞士巴塞尔组织了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随后的几十年中，布莱克斯通通过他的芝加哥希伯来人使团谨慎地与犹太复国主义者合作，甚至在他写完《埋葬在约旦》一书后，召集了一次基督教前千禧年主义者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联合会议。在犹太教和基督教所达成的会议协定的基础上，他起草了一封写给美国总统本杰明·哈里森的信，这封信被历史称为《布莱克斯通请愿书》（以下简称《请愿书》）。信中，他简略提及了以西结和以赛亚，然后重点讲述了大屠杀下俄国犹太人的苦难。解决犹太人的苦难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办法：“为什么不把巴勒斯坦还给他们？”

    带着天真的乐观，《请愿书》建议奥斯曼人自愿放弃那块有价值的土地，条件是西方国家对他们的债务支持。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请愿书》的413名签名者，其中包括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众议院议长、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众多其他国会议员、著名神学家、记者和行业领袖（如约翰·洛克菲勒、约翰·摩根）。

    哈里森总统向布莱克斯通承诺，他将调查此事，并将信转给国务卿詹姆斯·布莱恩，后者向美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馆进行了问询。正如美国外交官们在那个时代惯常做的那样，他们忽略了犹太人的问题，《请愿书》随后从公众视野中消失；1903年，布莱克斯通把它重新提交给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之后，它再次消失。

    1916年，路易斯·布兰代斯被伍德罗·威尔逊任命，成为美国最高法院的第一位犹太人大法官。被任命后不久，布兰代斯偶然发现了这封信。但那时，已经很少有人知道这封信，以至于当布兰代斯在国务院问询时，其官员否认对此有任何了解。用历史学家保罗·查尔斯·默克利的话说：

    （国务院的官员们声称对《请愿书》一无所知）似乎极不应该。很可能，他们只是不愿意让美国总统甚至美国国会花时间来处理“末日论”者提交的小册子。[47]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美国国务院提供了大量的证据，证明在大屠杀之前和期间，根深蒂固的反犹太主义阻碍了犹太难民从德国及其占领的欧洲地区逃离，并夺走了无数的生命。但上面的引文指出了美国国务院故意驳回由该国精英们签署的《请愿书》的另一个原因：

    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指决策者）对神学单纯的人（指原教旨主义者）的蔑视。决策者们都是在圣公会、公理会、一位论派，偶尔还有长老会等这些圈子里长大的，在他们眼里，没有什么比末日论者的小册子更令人鄙视的了。只要“犹太命运”的唯一坚定拥护者是原教旨主义者，就没有必要在犹太复国主义上浪费时间。与简单、传统的乡村俱乐部式的反犹太主义者相比，受过良好教育的新教徒更加恐惧和厌恶原教旨主义者。[48]

    美国国务院对《请愿书》的忽视令布兰代斯很震惊，他与布莱克斯通建立起友好的联系。1917年，两人重新向一位虔诚的新教教徒威尔逊总统提交了修改过的《请愿书》。但这时，中东的军事和外交形势已经超出了他们的掌控能力。

    布莱克斯通在临死前已经是一个富翁，他送给布兰代斯（他也很富裕）一大笔钱，其中大部分是石油商米尔顿·斯图尔特捐赠、用以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工作的。1935年，94岁的布莱克斯通去世。去世前，他告诉布兰代斯，他把钱藏了起来，就像他在佩特拉藏的书一样，这样在他死后“如果被提真的来了，而你不在其中”，那么这些钱将用来支持未被提的犹太人，随后他们会皈依基督，并改变其他异教徒的信仰。（他还进一步劝告美国最伟大的法学家之一布兰代斯，“显然人类法律并没有为这些事件做准备”。）[49]

    比布兰代斯的犹太复国主义和布莱克斯通的基督教时代论复国主义更令人关注的事件发生在亚瑟·贝尔福身上。从小，贝尔福就继承了父母的虔诚，并痴迷于《旧约》。幸亏如此，否则，他将只是一个典型的慵懒、超然的英国贵族，正如他的传记作者所言，他属于“一种容易辨认的类型，英国和法国的一些政治家将他们的名声归功于他们的才智所创造的印象，而不是任何具体的表现”[50]。

    贝尔福的父亲是国会议员，父母都是福音派新教教徒，尤其是母亲。贝尔福也受到了一位兄弟会成员的强烈影响，这位成员名叫威廉·凯利，和达比一样，凯利也毕业于圣三一大学，更重要的是，他编辑了全套的《达比文集》，并且像安德森一样，在保守党圈子里人脉很广。

    贝尔福的舅舅索尔兹伯里勋爵曾三次担任英国首相，几乎是理所当然的，贝尔福在1902年接任了舅舅的职务。通常情况下，在英国，卓越的才智和机敏的辩论技巧有助于升职，却并不意味着拥有从政能力。贝尔福3年后辞职，主要原因是贸易问题。[51]

    在他辞职的同时，他遇到了赫茨尔的一位助手，即年轻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查姆·魏兹曼，一位刚刚移居英国的化学教授。魏兹曼后来成为以色列第一任总统。据报道，这位年轻的化学家对犹太家园的憧憬让虔诚的贝尔福“感动到落泪”[52]。

    在随后的10年里，贝尔福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关系不断加深，1917年11月2日，时任外交大臣的他给英国犹太社区最重要的人物罗斯柴尔德勋爵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在一周后公开发布：

    英王陛下的政府赞成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一个民族之家，并会尽力促成此目标的实现，但要清楚明白的是，不得有任何可能会伤害已经存在于巴勒斯坦地区的非犹太社群的宗教权利以及犹太人在其他国家享有的各项权利和政治地位的行为。[53]

    《贝尔福宣言》使全世界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兴奋不已，并为30年后以色列国的诞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尽管贝尔福的宗教信仰明显推动了《贝尔福宣言》和随后的英国外交政策，但他与凯利等时代论者的接触是否直接影响了他对巴勒斯坦地区的政策，这一点是值得怀疑的。从那时开始，圣地的命运将不再由满足于站在一旁观察历史的神学家驱动，而将由那些希望自己塑造历史的人驱动。

    9 圣殿山的争夺

    末日叙事如何影响犹太人建国

    犹太人确实回到了圣地，首先是19世纪末的缓慢迁移，然后在东欧大屠杀[1]后随着犹太复国主义影响力的增强而快速迁移，最后是在纳粹大屠杀之后，汹涌回归。

    1948年，以色列建国。其后的几十年里，只有一小部分以色列公民赞同犹太版的末日叙事。犹太版与时代论版本一样，也是以犹太人回归和重建圣殿为特征。由于圣殿山异常的地区敏感性，这一小部分人不断制造内乱，其随时有可能引发地区冲突，甚至全球冲突。

    充满时代论热情的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在20世纪后半叶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他们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无论是在圣地还是在其他地方，冲突危险都同样存在。

    约翰·纳尔逊·达比和他当时的追随者，满足于从旁观者的角度观察事态发展。但20世纪30年代，在一位杰出的英国军官奥德·温盖特身上，时代论理论和现实政治发生了冲突。英国著名的军事历史学家巴兹尔·利德尔·哈特把温盖特描述为“犹太人的劳伦斯[2]”[3]。

    1920年，国际联盟授予英国对圣地的“委任统治权”。[4]1936—1939年，温盖特在英属巴勒斯坦托管地任职。在那里，他的时代论信仰与他的军事技能以及英国资源相结合，推动了千禧年时代的进程；但是他这样做，严重违反了授权中所规定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平等待遇问题。

    温盖特的外祖父曾经是一名苏格兰上尉，辞去英国军队的职务后，在当地建立了兄弟会分会。温盖特的父母也是兄弟会成员。温盖特从小听着父亲的时代论教会布道而长大，而母亲则更加教条主义。1921年，温盖特参军，1936年，他被宿命般地任命到巴勒斯坦，《旧约》是他的战地指南。著名以色列将军摩西·达扬描述了他们的第一次会面：

    温盖特身材瘦长，中等个子，有一张坚毅而苍白的脸。他带着一把重型左轮手枪走进来，手里拿着一本小小的《圣经》。他的态度真诚而又令人舒适，目光犀利而又热烈。他说话时会直视你的眼睛，像是要把他的信仰和力量灌输给你。我记得，他是在日落前到达的，渐暗的光线给他的到来增添了一种神秘和激动人心的气氛。[5]

    温盖特抵达巴勒斯坦的时候，正值阿拉伯人对犹太人定居点和英国授权部队发动了一系列暴力袭击。其中英国授权部队的主要任务是阻止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相互残杀，但温盖特对犹太人的绝对偏袒很快就扰乱了这项任务所需要的本就脆弱的外交。这激怒了他的指挥官们，他们在感情上更倾向于阿拉伯人。

    温盖特认为犹太定居点在防御阿拉伯人的袭击中过于被动，并力劝犹太人开始进攻。他一生都喜欢在敌后进行突击队式的袭击；尽管最初被指派为情报官员，但他很快组建了夜间特种行动队，队伍大约有200人，其中3/4是犹太人，由英国军官指挥；队伍的任务是保护具有战略意义的从伊拉克通往地中海的石油管道。1938年夏，行动队对阿拉伯军队发动了一系列袭击，大部分都是成功的。

    正如摩西·达扬所暗示的，把温盖特称为怪人未免太轻描淡写了。他习惯于赤身裸体或只戴着浴帽向他的部队讲话，讲话时还偶尔擦洗自己。他还生吃大量洋葱，并反复让自己和部队食用受污染的食物和水，因为他相信这会增强抗病能力。

    温盖特家族的时代论神学推动了他在巴勒斯坦的行动。他曾经告诉他的岳母：“犹太人应该在巴勒斯坦有自己的家园，这样，《圣经》预言就会实现。”[6]温盖特也不反对将他的圣经愿望与世俗愿望结合在一起，他认为军事上强大的犹太民族将成为大英帝国的堡垒。

    他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偏袒很快就招致阿拉伯人对他的报复和他的上级的不满。军队上级认为他的“打完就跑”策略以及“把犹太人打扮成英国士兵”是不道德的。最后，军方将他限制在耶路撒冷从事办公室工作，然后在1939年5月将他重新分配到英国的防空部队任职。[7]他在英国待了一小段时间，随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被派往苏丹，然后是埃塞俄比亚，领导“基甸军”游击队袭击当地的意大利占领者。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被调往缅甸（日占区），在那里他组建了最著名的敌后作战部队——“钦迪特”部队（也称为“温盖特的突袭队”），这支英国军队（由英国空军提供补给）不断突袭日军，以保护次大陆[8]免遭入侵。1944年3月24日，他在印度的一次飞机失事中丧生。[9]

    温盖特不仅扰乱了英国在巴勒斯坦托管地的中立性，而且他通过建立夜间特种行动队，积极主动地推动末日的到来，这严重违反了时代论禁令。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战术才华令他的犹太下属们敬畏。他指导过即将到来的1948年独立战争[10]和1967年六日战争中的几乎所有的以色列高级指挥官，包括摩西·达扬、伊加尔·阿隆、伊盖尔·亚丁和伊扎克·拉宾。他还创造了今天中东政治中的“既成事实”——占领土地并建立定居点。[11]用摩西·达扬的话说：“温盖特是我伟大的老师。他教的知识成为我的一部分，并已融入我的血液。”[12]在以色列，到处都是以温盖特名字命名的街道和公共场所，包括国家运动队的训练中心。

    温盖特曾计划在战争结束时辞去英国陆军委员会的职务并回巴勒斯坦；以色列创始人之一、首任总理戴维·本-古里安认为他是指挥以色列军队的“自然选择”。[13]“如果他还活着”无疑是中东历史上最伟大的假设之一：如果温盖特还活着，那么他领导的以色列军队会在1948年独立战争中坚守耶路撒冷旧城吗？他的领袖魅力是否会让军队在那场战争中取得更彻底的胜利并占领约旦河西岸？还是他臭名昭著又反复无常的个人行为会导致新生犹太国家的失败？

    温盖特的影响一直萦绕中东。2000年9月，在近千名武装防暴警察的保护下，在野党利库德集团[14]领导人阿里尔·沙龙坚持访问耶路撒冷圣殿山，由此破坏了《奥斯陆协议》[15]，并引发了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沙龙在青少年时代便视温盖特为英雄；此外，温盖特曾经训练并指导过的一名年轻士兵阿夫拉哈姆·约菲，后来成为沙龙的导师。

    沙龙的这次重要访问，突出了圣殿山作为世界上最具争议地区的地位。圣殿山是耶路撒冷错综复杂的220英亩旧城区中一块35英亩的土地，它本身就与末日叙事紧密相连，因此也与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宗教狂热紧密相连。圣殿山可以说是第三次世界大战最有可能爆发的地方，基督教、犹太教和穆斯林的千禧年主义，正是末日剧中的主角。

    耶路撒冷旧城可以粗略地看作一个正方形，圣殿山在正方形的东南角（见图9-1）。从圣殿山顺时针方向沿着旧城周边绕行，你会依次经过犹太区、亚美尼亚区、基督徒区和穆斯林区，最后回到圣殿山。圣殿山是基督教和犹太教的极端分子都想建造第三圣殿的地方，他们有各自的末日版本。

    图9-1 今天的圣殿山

    第一圣殿由所罗门建造并被巴比伦人摧毁，没有人知道它的确切位置。但最常提到的地点是圣殿山上的岩石圆顶清真寺（甚至在犹太人占领迦南之前，岩石圆顶清真寺很可能已经是耶布斯人的礼拜场所，所罗门的父亲大卫曾征服过耶布斯人）。第二圣殿是在公元前6世纪末犹太人从巴比伦流亡归来后，在马加比家族的领导下重建并扩建的，大希律王将其大规模扩建到现在的圣殿山上。70年，第二圣殿被罗马人摧毁。

    阿拉伯人在637年占领了耶路撒冷，并在692年建成了岩石圆顶清真寺。圣殿山的第二大建筑是阿克萨清真寺，其最初只是一个简陋的棚屋，在地震后重建了几次，直到1035年左右才最终定型。这座山对穆斯林的神圣性源自621年先知穆罕默德的一个梦，在梦中，他在一个夜晚骑着他的长翼坐骑布拉克到访了这座山，并登上了云霄。（第二天，穆罕默德“返回”麦加后，向将信将疑的居民讲述了他这段所谓的旅程。）

    根据对当前圣殿山所持的不同观点，犹太教的学者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最大的群体，他们认为犹太人可以访问圣殿山，但不能在那里祈祷。第二类的人数少一些，他们认为应该禁止参观，由于献祭的红母牛还没有找到，约柜（至圣所）的确切位置也不确定，因此访问者是不纯洁的，可能会意外地污染这块方舟，无论它实际位于山内的什么地方。第三类是极右翼的一小部分人，他们想立即建造第三圣殿。[16][17]

    抛开神学因素不谈，绝大多数犹太人不想重建圣殿，原因很实际：这将需要拆除岩石圆顶清真寺，可能还需要拆除阿克萨清真寺，犹太人对这些建筑的蓄意破坏将引发灾难性的地区冲突，甚至可能是全球冲突。理解这一点并不需要多么伟大的地缘政治智慧。

    在这个容易引起争议的话题上，兄弟会和早期的时代论者几乎没有发表什么言论，他们有很好的理由：《圣经》各章节之间经常互相矛盾，《旧约》和《新约》对未来的圣殿，更准确地说，对在圣殿进行祭祀的必要性，有一些相互矛盾的建议。一方面，《以西结书》第40~48章描述了未来的圣殿，以及将在其中进行的祭祀；另一方面，《希伯来书》10:1-18认为弥赛亚的祭品已经足够，动物祭品是没有必要的，因此重建圣殿也是没有必要的。[18]

    漫长而纠缠的历史，使现代耶路撒冷这座城市具有爆炸性的地位。70年，罗马人摧毁圣殿并驱逐了大部分桀骜不驯的犹太人，而其余大部分犹太人在135年西蒙·巴尔·科赫巴领导的第二次起义失败后也被驱逐。随后，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萨珊王朝、穆斯林倭马亚王朝、阿拔斯王朝、法蒂玛王朝相继占领这座城市。1099年，十字军驱逐了法蒂玛人，屠杀了该城的犹太人和穆斯林居民；1187年，十字军向萨拉丁投降。随后的几十年里，基督教和穆斯林交替控制这座城市。13世纪后半叶，穆斯林马穆鲁克为争夺城市的控制权而和蒙古帝国开战，大约1300年后，马穆鲁克获胜，耶路撒冷迎来了长达6个多世纪的穆斯林统治。[19]1516年，奥斯曼帝国从马穆鲁克王朝手中接管耶路撒冷，并一直保持控制权，直到1917年12月，埃德蒙·艾伦比将军率领的英国军队进入圣地（见图9-2）。

    图9-2 今天的耶路撒冷旧城

    1929年左右，即国际联盟授予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权”生效6年后，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开始互相残杀，包括对个人的袭击、大规模暴动和恐怖行动。整个20世纪30年代，从德国纳粹屠杀和迫害中逃离的大批犹太新移民受到阿拉伯人的强烈抵制，因此互相残杀不断。1947年，联合国提出巴勒斯坦地区的分治决议（见图9-3），但当犹太人在1948年5月14日午夜宣布建立以色列国时，周围的阿拉伯邻国与这个新国家之间爆发了全面战争。

    图9-3 1947年联合国提出的巴勒斯坦分治决议

    分治决议不仅将巴勒斯坦地区大致一分为二，还设置了一个“独立主体”——耶路撒冷市，其由联合国管理，约占100平方千米，包括旧城、更现代化的西部商业区以及其他周边地区。

    巴勒斯坦人和邻近的阿拉伯国家拒绝分治，他们想彻底摧毁这个新生的犹太国家。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宣布独立的那一天，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分别从多个方向对耶路撒冷发动了袭击。

    在旧城南部入口锡安门的一场关键战役中，22岁的军官大卫·埃拉扎尔[20]指挥犹太部队深入耶路撒冷犹太区，将犹太平民和受伤的军人救出。但这次行动也耗尽了埃拉扎尔的精锐部队，剩余部队被迫放弃并离开这个祖辈已经连续生活了大约3000年的地方，旧城被约旦人占领。[21]即使在穆斯林的统治下，犹太人也可以进入圣殿山，而西墙（哭墙）更是犹太教最神圣的地方。约旦军队开始夷平犹太区。尽管失去了旧城，但这个新生国家幸存了下来，这令国际社会和许多犹太人深感意外。

    美国基督教徒对以色列建国最初的反应充其量是温和的。例如，美国天主教徒追随梵蒂冈[22]的态度，拒绝犹太人对圣地提出的任何要求。1943年，梵蒂冈国务卿宣布不承认《贝尔福宣言》；而在1948年以色列宣布独立的同一天，梵蒂冈报纸《罗马观察报》声称：“现代以色列不是圣经中以色列的继承者。圣地和那些神圣的地点只属于基督教：真正的以色列。”[23]

    主流新教徒的反应也不热情；他们大致同意梵蒂冈的观点，即代表新以色列的是基督教徒，而不是犹太人。此外，圣公会和长老会教徒支持阿拉伯人而不是犹太人，他们有一些其他理由，他们担心美国对新犹太国家的支持会妨碍他们在阿拉伯世界的传教活动以及教育机构的发展，特别是贝鲁特美国大学和开罗美国大学，那时，这些大学已经成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温床。[24]最后一点也同样重要，圣公会和长老会教徒已经进入阿拉伯石油公司的管理层，这些石油业务越来越有利可图，对他们来说，具有重要的战略潜力。[25]

    20世纪初，美国新教刊物《基督教世纪》不断发表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社论意见。例如，1929年，它质疑：

    犹太人在很多地区都受到尊崇，因为在那些地区的工业、商业、政治、艺术和文学等领域，犹太人都展现出他们的能力。他们真的想移民到巴勒斯坦这样一个资源贫乏的地方吗？[26]

    最令人震惊的是，希特勒在1933年掌权时，大多数主流新教徒都无视事实。当彻底的种族灭绝代替纳粹种族立法时，《基督教世纪》一再建议不要急于做出判决；编辑们认为需要更多的数据。10年后，该出版物认为，犹太人不信仰耶稣已经有2000多年了，犹太人必须将耶稣带回他们的犹太教堂，从而表明他们对美国的忠诚，“一个简单的举动就是自愿庆祝耶诞节[27]”[28]。

    1942年，关于放逐、集中营和大规模屠杀的一系列故事首次出现在美国报纸上。当美国犹太复国主义拉比斯蒂芬·怀斯开始全面宣传这些故事时，《基督教世纪》质疑他的指控是否有“任何好的目的”。该出版物尤其对怀斯的“犹太人的尸体偶尔被加工成肥皂”[29]这一断言感到愤怒，但是很悲惨的是这一断言后来被证明是真实的。

    并不是所有主流新教徒都如此无视事实。其中最著名的是伟大的美国神学家雷茵霍尔德·尼布尔，和他的许多政治分析一样，他对犹太国家的早期评论经得住考验，对当前的中东局势很有意义。作为一名自由派新教徒，尼布尔拒绝接受《圣经》字面上的真理，并对犹太复国主义问题持有一种更加明智和务实的态度。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他就撰文指出，犹太人应该建国，不是为了实现千禧年，而是为了更现实的原因。首先，“每一个民族都有权最终拥有一个家园，这个民族在这个家园里不是‘有差异’的。在家园里，这个民族既不需要受到所谓善良人的庇护，也不会受到坏人的诽谤”。其次，很明显，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吸纳纳粹压迫下的所有难民，巴勒斯坦应该对这些溢出的难民进行必要的疏导。[30]

    关键在于，与温盖特以及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不同，尼布尔认识到忽视阿拉伯人民是愚蠢的：

    （美国和英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终胜利者，它们）能够确保将巴勒斯坦地区留给犹太人，确保取消目前对移民的限制，并确保对阿拉伯人另有补偿。但犹太复国主义的领导者坚持认为犹太移民给巴勒斯坦带来了新的力量，而不会给阿拉伯人民带来“不公正”，这种想法是不切实际的。期望任何人将对其传统财产的主权限制视为“公正”都是荒谬的，不管这种限制会给他们带来多少好处。[31]

    像大多数时代论者一样，说意第绪语的阿尔诺·盖布兰才华横溢。他将犹太人分为两类，他所崇敬的正统犹太人和他对之持有怀疑态度的更世俗的犹太人[32]。作为一名坚定的反纳粹分子，他深入研究反犹太主义欺诈中最臭名昭著的《锡安长老会纪要》。该书传播了很多犹太人控制全球经济、接管国家政府和杀害基督徒的巨大阴谋（最近，阴谋论在当前全球范围内的极右民族主义者中又卷土重来）[33]。

    与此同时，在大多数主流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都避犹不及的时候，盖布兰做出了一些关于大屠杀的评论，其具有很强的预见性。早在1932年，他就谴责希特勒反犹太主义的疯狂，并预言“显然他将走向末日，与《以斯帖记》中的哈曼命运相同”[34]。到1942年，他是最早传达欧洲纳粹大屠杀和希特勒灭绝犹太人新闻的人之一；到了第二年，他正确地估计出，那时德国人已经杀死了200万人。[35]

    1948年以色列建国时，哈里·杜鲁门和他的国务卿乔治·马歇尔之间体现出非常明显的宗教界限。前者是浸信会原教旨主义者，后者是主流新教徒。杜鲁门在12岁时已经读了两遍《圣经》，而马歇尔则是一个圣公会教徒。[36]在英国对巴勒斯坦的托管权结束的前两天，杜鲁门会见了马歇尔，以及副国务卿罗伯特·洛维特和年轻的白宫法律顾问克拉克·克利福德。

    那时，杜鲁门已经向时任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主席——魏兹曼做出了美国承认以色列的承诺，他让克利福德将他这样做的理由陈述给马歇尔和洛维特。但杜鲁门还没开始，马歇尔就打断了总统的话：“我甚至不知道克利福德为什么会在这里。他是国内顾问，而（我们讨论的）这是一项政策问题。”杜鲁门回应道：“将军，他在这里，是因为我邀请他来。”洛维特是耶鲁大学骷髅会[37]的成员，他的父亲是美国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主席，他补充说，承认以色列“显然是为了赢得犹太人的选票”。杜鲁门和马歇尔互相攻击了一会儿后，马歇尔最后宣布：“如果你听从克利福德的建议，那么我会在选举中投你反对票。”[38]

    最终，马歇尔让步了，并承诺对自己的反对承认以色列的立场保密。杜鲁门的父母都是虔诚的浸信会教徒，杜鲁门小时候经常上主日学校，成年后进行了再浸礼；无论他在哪里，他总会参加周日礼拜。在他的个人文章中，他记录道：“我是一名浸信会教徒，我认为这个教派给了普通人最近、最直接的接近上帝的途径。”[39]

    离开白宫后不久，杜鲁门参观了美国犹太神学院，在那里，一位朋友将他介绍为“帮助建立以色列国家的人”。作为回应，杜鲁门提到了从巴比伦囚禁中将犹太人释放的波斯国王：“你说的‘帮助建立’是什么意思？我是居鲁士，我是居鲁士。”[40]

    1949年的停战协定将旧城和约旦河西岸交给了约旦人；在以色列国土最窄的“腰部”地区，约旦军与海相隔的距离仅为9英里。耶路撒冷较新的西部地区仍在以色列的控制之下，但约旦人控制着拉特伦，其距离新城和以色列其他地区的关键连接处的主要道路仅一箭之遥。独立战争期间，以色列人曾在拉特伦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战斗，但以失败告终。随后以色列人在南部几英里处修建了一条新公路，使得连接处的脆弱性略有降低。

    美国的时代论者与主流基督教徒算是表亲，但与后者不同，他们对于以色列的建立欣喜若狂。其中最典型的是司可福，他曾就读于菲利普斯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会说希伯来语和亚拉姆语，任费城圣经大学校长，后来花了10多年时间编写1967年版的《司可福串注圣经》。1949年，他宣称“弥赛亚时代即将开始”。此外，他认为以色列和英国之间的“迫在眉睫的联盟”，可以看作犹太人和复兴的罗马帝国之间的时代论契约的开始。司可福似乎忘了，此前犹太人一直在攻击英国士兵，英国人可能并不想与犹太复国主义者结盟。还有其他一些时代论者更进一步，他们认为，上帝有意缩短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寿命（他与阿拉伯人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这样可以使亲以色列的哈里·杜鲁门成为总统。[41]

    虽然以色列的建国确实触动了学究型时代论者的灵魂，但在他们的核心圈子（司可福就是这个核心圈子里的典型代表）之外，引起的共鸣并不多。此外，尽管以色列的建国使犹太人回到了圣地，但犹太人并没有控制圣殿山，事实上，他们甚至都无法进入圣殿山，这是数千年来没有发生过的。因此，他们没有实现时代论的基本要求：在重建的第三圣殿中恢复礼拜和祭祀。

    19年后，这种情况将会改变。1967年5月，阿拉伯暴徒涌上街头，要求摧毁以色列，埃及总统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封锁了以色列进入红海的通道，并将联合国维和部队赶出西奈半岛。（1956年，通过与法国和英国的短期军事同盟，以色列占领了西奈半岛。根据随后达成的协议，西奈半岛又归入了埃及。并且根据该协议，纳赛尔的两次行动均构成战争行为。）关键是，纳赛尔还向拉特伦派遣了两个突击营，直接针对以色列的西耶路撒冷；5月底，他公开宣称要摧毁这个犹太国家。

    纳赛尔估计，这一挑衅将引发以色列的进攻，最终导致这个小国被更强大的阿拉伯军队清洗。但他只估计对了一半。6月5—10日的六天里，以色列武装部队将尚未起飞的埃及空军摧毁在地面上，并占领了西奈半岛、西岸、戈兰高地以及旧城和圣殿山。

    起初，以色列人并不打算攻占旧城。他们认为自己的国家处于毁灭的边缘，埃及对他们的生存威胁已经牵涉他们所有的精力和资源。因此，以色列国家领导人绝不想让约旦人加入战争，因为约旦人可能会在以色列脆弱的“腰部”将以色列一分为二。以色列在耶路撒冷地区的战略利益，主要集中于斯科普斯山飞地[42]内，该地区有一些小型驻军以及废弃的大学和医院，完全被约旦的领土包围。

    以色列向约旦国王侯赛因传话：如果约旦不采取敌对行动，以色列就不会攻击约旦河两岸的军队。侯赛因却说他的答案将通过“空降”到达，很快，约旦通过战斗机和炮弹袭击了以色列。虽然侯赛因的空袭基本无效，但当约旦人炮击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郊外的国家国际机场时，以色列人别无选择，只能做出回应。即使在那时，国防部长摩西·达扬为应对危机而刚刚上任三周，依然希望谨慎行事；但内阁鹰派，特别是梅纳赫姆·贝京[43]，要求军队占领耶路撒冷；在战争的前两天，达扬的克制政策占据了上风。[44]

    能比摩西·达扬更好地应对旧城不断变化的动态的人几乎没有。这位独眼国防部长在一个农场长大，每天都与阿拉伯人打交道，会说阿拉伯语，与阿拉伯的童年伙伴们建立了友谊，并钦佩于伙伴们的父母安静的性格。独立战争期间，年轻的达扬曾作为一名中校，指挥耶路撒冷地区的犹太军队。在那场最终结束1948年冲突的微妙而漫长的停战谈判中，他与约旦谈判方阿卜杜拉·塔勒进行了广泛而越来越热情的接触。达扬非常信任他，在塔勒的陪同下，达扬穿着阿拉伯服装前往安曼[45]，并与侯赛因的父亲阿卜杜拉国王进行了谈判；几年后，当塔勒要求以色列的《巴勒斯坦邮报》（《耶路撒冷邮报》的前身）严厉地批评他，从而提高他在安曼的信誉时，达扬回报了他。[46]

    随着埃及和约旦的外部威胁消除，战争即将停火，以色列内阁最终授权占领耶路撒冷旧城；当地的指挥官乌兹·纳尔基斯曾在1948年的旧城战役中失败，他命令伞兵军官莫迪凯·古尔执行最后一次袭击。

    古尔的预备役部队，最初是计划部署到西奈半岛的，但随后其与约旦军队展开了一系列的血腥战斗，从而确保了旧城北部和东部郊区的安全。这些战争的另一个好处，是建立了一条通往斯科普斯山的通道。旧城的约旦驻军紧急请求了支援，但以色列的飞机驱散了这支西行救援纵队，这使古尔的伞兵在6月7日相对容易地由通道进入了耶路撒冷。达扬铭记世界人民的信仰，没有授权对旧城的空中袭击，炮兵部队从圣殿山绕行，并仅向阿克萨宣礼塔内的狙击手进行零散的小型武器袭击。[47]这是幸运的，因为约旦人在圣殿山附近储存了大量弹药，近距离战斗很可能会点燃这些弹药，带来灾难性的地缘政治后果。[48]

    古尔占领了世界上最神圣的地方，用无线电向纳尔基斯发出：“圣殿山在我们手中！”这也许是现代希伯来语中最著名的一句话。纳尔基斯和什洛莫·戈伦跟着古尔登上了山，其中戈伦是独立之后的以色列的军队首席拉比，他欣喜若狂地登上山顶，高呼《圣经》经文，反复吹响他的羊号角（即朔法尔[49]）。

    戈伦是想要重建第三圣殿的少数犹太人之一。他把纳尔基斯拉到一边商量。几十年后，就在戈伦去世之前，纳尔基斯向《国土报》提供了这次谈话内容：

    戈伦：纳尔基斯，现在是向岩石圆顶清真寺投放100公斤炸药的时候了，就这样吧。

    纳尔基斯：拉比，住手。

    戈伦：纳尔基斯，这样做将翻开新的历史篇章。你没有领会这样做的重要意义。现在正是机会。明天，可能就什么都做不了了。

    纳尔基斯：拉比，如果你不停下，我就立刻把你送去监狱。[50]

    戈伦默默地离开了。达扬一听说占领旧城的消息，就立即前往耶路撒冷处理圣殿山事务。当时的圣殿山和现在一样，是中东政治炸弹的导火线。

    正如达扬在他的回忆录中所描述的：

    多年来，阿拉伯人一直禁止犹太人进入他们最神圣的场所，包括耶路撒冷清真寺院内的西墙和希伯伦的列祖之墓[51]。现在我们掌握了控制权，我们应该理解其他那些和曾经的我们一样有相同需求的人，允许各种信仰的人在圣地自由参观和朝拜。[52]

    达扬到达圣殿山后，立即命令将岩石圆顶清真寺上的以色列国旗移走。第二天，他咨询了一位希伯来大学的伊斯兰历史学教授，探讨如何更好地接触管理此地的神职官员，也就是瓦克夫[53]。此后不久，他和工作人员登上圣殿山，前往阿克萨清真寺，进行了一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会面：

    当我们继续登上圣殿山到达清真寺大院时，我们似乎……进入一处阴沉的寂静之地。清真寺外接待我们的阿拉伯官员庄严地向我们致意，他们的表情反映出对战败感到悲伤，并恐惧于我可能会做的事情。[54]

    达扬命令士兵们把鞋子和武器放在门口。经过瓦克夫的初步介绍后，达扬让官员们谈论未来，但他们沉默了。于是达扬和随从们盘腿坐在地板上，以阿拉伯的风俗和他们聊天。最终，官员们敞开了心扉：他们最关心的是战争期间的水电中断。达扬承诺将在48小时内恢复水电。

    这时，达扬将他来这里的原因告诉了瓦克夫：他要让他的士兵离开圣殿山，圣殿山还将留在瓦克夫的手中。达扬要求他们恢复相关服务，并告诉他们，以色列人不会像约旦人那样审查传统的星期五礼拜；以色列的部队将从外部保卫这座山，但推土机已经将西墙附近的阿拉伯住宅清除；犹太教最神圣的地方——西墙，将继续掌握在以色列人手中。

    达扬后来记录道：“瓦克夫和官员们并不喜欢我说的最后一句话，但他们知道无法改变我的决定。”[55]达扬是一个惊人的好色之徒和考古窃贼，他不是天使。记者格肖姆·戈伦伯格观察到，“如果上帝真的干预了人类历史，那么他在选择圣徒时很有幽默感”[56]。达扬自己做出了这一安排，几乎没有采纳内阁的建议；因为即使是谨慎和持久的妥协，也通常无法达到各方都满意。

    但这种匆忙的安排依然产生了一系列问题，每个问题都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几乎从一开始，拉比戈伦就很能制造麻烦。他首先带领一小群追随者到圣殿山祈祷。起初，瓦克夫并没有反对，但在埃波月[57]九日（这一天是犹太人纪念第一和第二圣殿被摧毁的日子），他做出了超越限度的行为。那天是1967年8月15日，这位惹事的拉比带着50个人和一个便携式方舟来到圣殿山，吹响了他的羊号角并祈祷。

    城内的穆斯林开始焦躁愤怒，瓦克夫封锁了圣殿山的主要入口，并开始向犹太人收取进山费用；而戈伦的回应则是宣布下一个安息日会带来1000名追随者。至此，以色列内阁已经厌烦了戈伦的这些危险行为，并做出决定：犹太人可以参观圣殿山，但不能在山上祈祷。而几乎同时，以色列最高宗教委员会的首席拉比直接禁止了犹太人参观圣殿山。虽然并非所有犹太人都承认拉比的权威，但大部分正统犹太人都承认，而且由于他们往往在意识形态上最为极端，因此这项禁令至少在一段时间内遏制了与圣殿山有关的紧张局势。[58]

    少数犹太人想把穆斯林从圣殿山上赶出去，炸毁岩石圆顶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重建第三圣殿。他们感到愤怒，并将达扬称为叛徒（甚至还有更恶劣的称谓）。尽管历史证明达扬是正确的，但重建圣殿的狂热者或瓦克夫都不这样认为。

    几乎从一开始，达扬的妥协就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古尔那个著名的感叹句[59]；圣殿山事实上在穆斯林社区手中，这种控制正是在自1967年战争以来的半个世纪里才得以巩固的，围绕上帝那一小块35英亩土地的政治动荡也随之加剧。

    下一个圣殿山上的重大事件，由一名精神分裂的澳大利亚基督徒丹尼斯·迈克尔·罗恩引发。他充满了由精神病引发的宗教热情，于1967年8月21日进入阿克萨清真寺，将煤油倒在讲坛的楼梯上，并投掷了火柴。大火烧毁了清真寺的大部分室内装饰，还削弱了柱子的支撑力。

    罗恩是赫伯特·阿姆斯特朗的信徒。阿姆斯特朗是美国原教旨主义上帝广播教会的创始人，也是20世纪30年代初最早利用广播新媒介的传教士之一。阿姆斯特朗并不是时代论者，但他相信英国人和美国人是“10个消失的犹太部落”的后裔。尽管如此，时代论的普通信仰，即只有在重建的圣殿中恢复朝拜和祭祀才能使耶稣复临，激发了具有活跃错觉的罗恩，他采取了合乎逻辑的下一步：阿克萨清真寺是第一圣殿的所在地，它必须被摧毁，以便为新圣殿的重建让路（尽管大多数权威人士认为第一圣殿的遗址在岩石圆顶清真寺，而不是附近的阿克萨清真寺）。

    两天后，当以色列警察终于在东耶路撒冷的小旅馆抓住罗恩时，他高兴地承认：既然上帝想让他建造这座圣殿，他就必须先摧毁阿克萨清真寺。最后，罗恩被审判、定罪，并被关押在精神病院，于1974年被驱逐回澳大利亚，一直在医院里住了20年才去世。

    尽管罗恩和犹太人没有什么关系，但阿拉伯世界还是爆发了；纳赛尔和沙特国王费萨尔都向以色列宣布圣战。在这一特殊情况下，以色列人是幸运的，因为纳赛尔和费萨尔都锁定了最有可能接受号召的激进伊斯兰主义者。[60]

    阿克萨清真寺的大火表明，圣殿山政治有最具爆炸性的两大特点。首先，它无处不在，总是充满偏执；尽管罗恩很明显只是个精神病人，并与犹太复国主义无关，但阿拉伯世界的许多人仍然指责犹太人纵火，并认为事实是以色列的消防队员向其泼汽油。而与此相反，以色列内阁部长则指责穆斯林为了挑衅而放火。其次，如果圣殿山的火药桶会点燃世界，那么它很可能伴随着宗教幻想的火焰，这种幻想可能来自犹太复国主义极端分子、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者、时代论基督徒或者普通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将这一原则应用于世界上所有的伟大信仰，并不算过分笼统。主流的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落入受骗的真信徒或明显的精神错乱者手中之前，都是和平的宗教。关于精神错乱者，他们的主要症状是幻听，常常听到来自上帝的声音。[61]

    并不是只有基督教徒才有末日错觉。犹太人在这方面领先了500年。伊斯兰教几乎是从穆罕默德本人开始，就有自己的末日错觉版本，这一版本最近在书店和战场上迅速发展。

    绝望是末日叙事生长的沃土。公元前6世纪，被流放到幼发拉底河沿岸为奴后，古犹太人正需要休整。《以西结书》和《但以理书》记载了压迫犹太人的人被毁灭，但神学家们通常认为首次明确提到犹太弥赛亚的是《以赛亚书》。与《但以理书》相似，《以赛亚书》的写作时间是以赛亚生活的公元前8世纪之后的几个世纪，它可能是由一系列作家在巴比伦流亡期间以及回到犹大之后创作的。书中预言了一位救世主的出现，他将结束世界，在耶路撒冷建立一个上帝的普世王国。

    弥赛亚主义是犹太历史上一个持续的主题，它有时像一条细红丝带，有时则像一块展开的能够蒙蔽理性的深红色布。它可能会带来一场全国性的运动，例如罗马时期，70年，奋锐党[62]策划的起义。起义中分裂出西卡里党，其暗杀了拒绝反叛的犹太人；其中一些西卡里人后来在死海之上的梅察达集体自杀。它还可能是某些虽有才能但被骗、偶尔有精神病的个人的作品，比如沙巴蒂·萨维，一位患有躁狂抑郁双相型障碍的塞法迪[63]拉比，他在1648年的狂躁间歇宣称自己是弥赛亚，并成为小亚细亚士麦那地区大型犹太社区的宗教领袖，然后在东地中海四处穿梭，聚集皈依者和会众。17世纪中期的大屠杀使欧洲大陆的犹太人口大量减少，沙巴蒂·萨维的弥赛亚救世承诺吸引了大批追随者，但当他被奥斯曼帝国监禁而面临死亡威胁时，他选择了皈依伊斯兰教，这一承诺也宣告结束。[64]

    大屠杀后，难以控制的以色列独立运动中再次上演了奋锐党和西卡里党之间的戏剧版本。在独立前的冲突中，两个恐怖组织“伊尔贡”和“莱希”（前者一般不会谋杀犹太人同胞，但后者会），都参与了对阿拉伯人和英国官员的暗杀性袭击，最著名的是1944年在开罗暗杀英国副国务大臣莫恩勋爵，以及1946年炸毁耶路撒冷的大卫王酒店，造成91人死亡。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伊尔贡要求暂时停止对英国人的袭击，这激怒了更激进的成员，他们在亚伯拉罕·斯特恩的领导下联合成立了莱希（就是在英语世界中更为人所知的“斯特恩帮”）。像伊尔贡一样，莱希的目标也是阿拉伯人和英国公民，它们不仅对莫恩遇刺事件负责，而且对1948年的联合国代表福克·伯纳多特伯爵遇刺事件负责，因为当时它们担心伯纳多特会与阿拉伯人达成对它们不利的停战协议。（战争期间，伯纳多特曾帮助数万人从德国集中营获释，其中约有1600名犹太人。）

    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与英国的临时停火争议之外，还有两个方面的争论使伊尔贡和莱希分裂。与奋锐党和它的分支西卡里党的区别一样，伊尔贡人一般不会杀害他们的犹太人同胞，而莱希人则会这样做。过去的西卡里人和后来的莱希人都谋杀过犹太人的通敌者，偶尔还谋杀与他们仅仅有意识形态分歧的人。更重要的是，和西卡里人一样，莱希人也是热情的弥赛亚主义者，而伊尔贡人则更世俗化。

    莱希的宣言，即《民族复兴原则》，列出了18条，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向犹太人承诺《出埃及记》中的土地“从埃及河到大幼发拉底河”，以及第三圣殿的重建。[65]在被纳入以色列武装部队和情报机构之前，伊尔贡和莱希的最后领导人分别是梅纳赫姆·贝京和伊扎克·沙米尔。两人后来都成为以色列总理。

    以色列人对弥赛亚主义团体的支持相对较少。那里的民众消息灵通，他们认为在晚间新闻时间给别人打电话是一件非常粗鲁的事情；他们同样非常清楚，重建圣殿类似于一种自杀行为。尽管这个国家仍然是恐怖袭击的目标，最近尤其是伊朗部队打击的目标，但弥赛亚主义的原推动力——一种与巴比伦人、塞琉西王朝、罗马人、国社党或纳赛尔统治下的埃及人等规模相当的威胁——已不复存在；毕竟，以色列已经与埃及和约旦签署了和平协议，而剩下的威胁来源国叙利亚则陷入内乱。

    即便如此，1967年对旧城的占领确实激励了以色列千禧年主义者中的一小部分人，特别是信仰者同盟（即坚信派），他们将《出埃及记》中的最大领土视为信仰：上帝将加沙、西岸、戈兰高地，甚至荒芜的西奈半岛永远留给了犹太人。1967年独立战争刚刚结束，坚信派就开始在约旦河西岸修建定居点，1974年，他们与新总理伊扎克·拉宾因为那里的修建工程发生了冲突；最终，坚信派通过拉宾的对手、建立定居点的支持者——国防部长西蒙·佩雷斯，迂回挫败了拉宾。3年后，梅纳赫姆·贝京成为以色列的领导人，他打开了西岸扩张的闸门。（1978年的《戴维营协议》[66]规定，将西奈半岛归还埃及。坚信派没能阻止该协议的实施。）

    其他的犹太弥赛亚主义者则专注于圣殿的重建。伊斯拉尔·阿里尔就是这样一位圣殿狂热者，他是一位关注梅洛迪小母牛的拉比。1967年，年轻的阿里尔曾在攻占西墙的伞兵旅服役。对他和一小群极端正统的犹太人来说，弥赛亚（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还没有到临过的）在圣殿建成并使用之前是不可能出现的。1988年，阿里尔协助建立了“圣殿研究所”，该研究所不仅致力于重建第三圣殿，而且致力于完成圣殿最精致的细节，包括亚麻长袍、乐器、古犹太教朝拜所用的仪式。

    完成这些细节只不过是时间、技能和金钱问题，阿里尔和他的同事们根本不缺。更难的是要找到祭司主持弥赛亚回归所需的祭祀仪式，而这代表了神学上的一个两难问题，因为祭祀通常只能由用红色小母牛的骨灰洁净后的祭司主持，这本身就需要屠宰这种稀有的牛。

    约瑟夫·埃尔博伊姆是另一个弥赛亚团体“重建圣殿运动”的拉比，他试图通过创造“从未与死尸在同一屋檐下”的洁净祭司，来克服无法找到合格红色小母牛的困难。他从古代祭司种姓科哈尼姆的后裔中挑选出自愿的孕妇，她们将在一个特殊的院子里分娩，那里高于地面，以避免另一个祭司的禁忌，即“不能错误地踩在一块没有标记的坟墓上”。该项目允许家长探访，但男孩们永远不能走出大院；他们可以在一个升高的庭院玩耍。男孩们将接受包括祭祀技术在内的祭司培训，在成年礼后的某一天，他们将成为转基因红母牛的屠宰者。[67]

    1975年，像8年前戈伦和他的追随者做的那样，一小群犹太弥赛亚主义者进入圣殿山，在一扇禁止他们进入的大门内祈祷。[68]阿以联合警察部队将正在祈祷的这群民族主义者赶走，但以色列法庭做出了有利于这群人的裁决。这引发了骚乱，数名阿拉伯人死亡，几十人受伤。阿拉伯国家在联合国发出了抗议，瓦克夫规定，包括西墙在内的整座圣殿山都属于清真寺。以色列高等法院最终废除了允许犹太人在圣殿山祈祷的决定，但随后利库德集团的3位总理梅纳赫姆·贝京、阿里尔·沙龙和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发誓要改变这一裁定。但最终没有人兑现这一煽动性的承诺。

    1982年，两个犹太极端主义团体分别试图在圣殿山放置炸药；第一个是由拉比梅厄·卡赫纳领导的反阿拉伯种族主义团体，叫作“卡赫运动”，其试图在岩石圆顶清真寺的墙壁附近引爆炸弹。第二个是名为“利夫塔帮”的神秘团体，其试图炸毁岩石圆顶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69]为此，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进行了一次地缘政治模拟，并得出“如果岩石圆顶清真寺真的被摧毁，那么这将触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结论。

    更危险的是另一个团体“犹太地下组织”。到20世纪80年代初，其成员已经杀害了希伯伦的5名阿拉伯学生，并企图暗杀约旦河西岸的市长们，炸毁清真寺和阿拉伯公交车。这些行为非常危险。1984年，他们对岩石圆顶清真寺进行了广泛的侦察，并获得了先进的炸药，但后来计划取消。正如后来的一个极端组织的成员所说，30个成员的行动，可以被称为一个地下组织的行动；300个成员的行动，就是一场运动；3000个成员的行动，那就是一场革命。[70]第二年，一家以色列法院判处了27名地下组织成员监禁，监禁时间从几年至终身不等，罪名是对圣殿山有企图并进行了其他恐怖袭击。然而，到1990年，在以色列右翼团体的压力下，他们全部获释。[71]

    直到1994年去世之前，拉比戈伦一直在制造麻烦。从第一次造访圣殿山，他就开始勘测。在他去世前几年，他公布了那些测量数据，并发表了一篇圣经评论，宣称山的南部有一大块土地不受圣殿的洁净限制，因此其适合修建犹太教堂。该评论文章忽略了一个事实，即该地目前被阿克萨清真寺占据。

    与地上的祈祷一样，在圣殿山土层下进行的考古活动也会激起阿拉伯人的愤怒。尽管当时有大量的历史和考古学证据，但穆斯林通常否认第一和第二圣殿曾经存在过，并将任何挖掘圣殿山土层的行为视为犹太人试图为建立第三圣殿找证据。

    几个世纪以来，人类的居住地积累了连续的沉积层，因此考古学家挖掘得越深，能够追溯到的时间就越早。罗马和耶路撒冷等具有悠久历史的古城中，偶尔会有这方面的生动体现。在这些现代城市的街道下方，12~24英尺的地方发现了可追溯到基督时代的挖掘物。

    这意味着，耶路撒冷的考古学家们在挖掘时首先会遇到奥斯曼帝国时期的文物，然后是更早的穆斯林王国的文物，然后是罗马、希腊、犹太人的文物，如果幸运的话，就还有迦南统治者的文物。1967年以色列占领耶路撒冷后，希伯来大学的考古学家本杰明·马扎尔领导的犹太研究人员首次进入了圣殿山周围的地区。

    马扎尔最重要的发现是希律王第二圣殿晚期的一个大型公共区域，那里有大量的房屋、宽阔的街道和毗邻圣殿山的复杂水利系统，以及通往圣殿山的巨大台阶。这可能是考古学家们发现的证明第二圣殿存在过的决定性证据。

    瓦克夫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投诉，认为挖掘破坏了圣殿山的稳定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命了一系列独立调查人员，但没有发现山结构被破坏的证据，还赞扬了考古结果。只有其中一位与会者批评了挖掘工作没有得到阿拉伯土地所有者的许可。[72]

    更严重的问题来自西墙隧道。以色列从1969年开始，沿着圣殿山的西面从地下挖掘，这毁坏了马穆鲁克时期的多个建筑，令瓦克夫很心烦；联合国大会对挖掘进行了谴责，随后对以色列进行了制裁。但美国及其盟国为了抗议联合国的制裁，不再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缴纳会费，这差点儿使该组织破产。

    19世纪，英国考古学家查尔斯·沃伦在圣殿山地上和土层下进行了大量挖掘，众多发现之一是西墙地下的一扇古老大门，它通往地下的隧道，然后是一段台阶，其通往岩石圆顶清真寺附近的地面。后来，沃伦写了一本小册子《应许之地》，建议成立一个“类似于过去东印度公司”的欧洲财团，它可以和犹太人一起殖民巴勒斯坦地区。[73]

    1981年，在拉比耶胡达·盖茨的指导下，西墙隧道的工人再次遇到了“沃伦之门”，并发现了其外的东行隧道，盖茨认为这条隧道将通向至圣所，甚至可能通向丢失的约柜。他的团队开始向东、圣殿山下岩石圆顶清真寺的方向挖掘，这显然是在以色列宗教事务部的合作下进行的。盖茨发现东行隧道几个星期后，瓦克夫的卫兵听到地下挖掘传来的声音，便下到蓄水池查看，他们在那里与犹太人发生了冲突。[74]

    果不其然，戈伦宣称，新隧道比西墙还要神圣。而另一方面，阿拉伯人看到了犹太人想要控制圣殿山的赤裸裸的企图。面对阿拉伯人的强烈敌意，以色列人用一堵厚厚的混凝土墙封锁了隧道，永久性地阻止了进一步的调查。

    20世纪80年代中期，西墙隧道完工后不久，以色列人就将其向游客开放。通道很狭窄，游客们必须从靠近哭墙的南部入口进入，参观完后从同一门口走出，这种往返造成的拥挤严重影响了游客的参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以色列人在隧道北部终点修建了一个出口，这再次激怒了阿拉伯民众，他们认为新出口企图破坏和摧毁圣殿山；愤怒的人群聚集，工程被迫暂停。

    1996年9月23日午夜，以色列人打通了隧道北部的出口，使隧道与地上街道相通，并迅速在那里安置了一扇铁门。两天后，整个巴勒斯坦地区爆发了骚乱，以色列军队和根据《奥斯陆协议》新组建的巴勒斯坦国家安全部队之间爆发了激烈冲突；双方都有几十人丧生，数百人受伤。[75]局势十分紧张。克林顿总统不得不召开了一次国际首脑会议，但会议没有最终结果。随后，骚乱平息，出口仍然敞开；今天，游客走出隧道出口后会惊奇地发现，以色列警卫在那里迎接他们，并将他们护送回哭墙。

    1967年以色列对旧城和约旦河西岸的占领，不仅改变了中东和阿以关系的政治局面，而且给美国和以色列的政治、宗教和文化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冲击。其影响力是当年事件中的直接参与者无法预测到的。最令人震惊的是，美国的时代论主角将被一个如此幻想的、脱离现实世界事实的信仰体系驱使，让约翰·纳尔逊·达比都自愧不如。

    10 《启示录》的开创者
    畅销书与美国核武政策

    为了深入了解美国当前的文化两极分化，我们可以观看一部美国B级电影《末世迷踪》，尼古拉斯·凯奇在里面饰演航空公司飞行员雷福德·斯蒂尔。在从纽约飞往伦敦的途中，斯蒂尔飞机上的数十名乘客莫名其妙地失踪，且飞机与一架显然无人驾驶的客机相撞，随后在斯蒂尔女儿的引导下，不可思议地在一段废弃公路上紧急迫降。

    影片在飞机上和地面上的混乱场面之间不断转换镜头，观众们可以分成两组：那些认为情节离奇并后悔观看的人，以及那些认为影片讲述了一个有趣的故事的人，其中的故事就像《十一罗汉》或《卡萨布兰卡》中的故事一样。

    没有什么比时代论更明显地分裂了美国的文化：对其中一方来说，它提供了一种能够从末日苦难和永恒诅咒中被拯救的可能性；而对另一方来说，这似乎只是一个信仰体系，就他们所理解的程度而言，就像《末世迷踪》那样杂乱无章。

    2001年10月7日，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向全国发表讲话，宣布在阿富汗采取军事行动。这次讲话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文化分歧。在世俗人看来，这次讲话的风格宽容而温和，几乎不包含任何宗教内容，只是在美国真诚认可并给予其近20亿教徒美好祝愿的时候提到了伊斯兰教。

    而另一方面，福音派听众却从一些话语中听出了相当不同的信息，如“孤独之路”（出自《以赛亚书》）、“杀害无辜者”（出自《马太福音》）和“没有和平”（出自《耶利米书》《以西结书》《历代志》《以赛亚书》），它们暗示了犹太-基督教上帝的愤怒。宗教学者布鲁斯·林肯观察到，“留意到这些话语的人很清楚地听到了，但是缺乏《圣经》知识的人可能听不到”[1]。布什的讲话像是一声响亮刺耳的狗哨；正如布鲁斯·林肯发表那些言论之后《今日基督教》所评论的：“可悲的是，我们再也不能在布什讲话时，偷偷地相互点头和眨眼了。”[2][3]（布什本人显然对他的时代论信仰保持沉默；官方显示他是卫理公会教徒，大多数观察家将他归类为主流新教徒。）[4]

    时代论幻想的盛行，是美国与其他发达国家的一个很大不同，并埋下了潜在的不幸。

    以色列只有一小部分人是犹太弥赛亚主义者，其他绝大多数人害怕重建第三圣殿，因为他们非常清楚，重建圣殿必须首先摧毁穆斯林的清真寺，而这么做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但是，对美国福音派教徒来说，情况并非如此。由于达比和他的继承者的影响，美国怀有弥赛亚式梦想的基督教徒比犹太人还多，他们希望在重建的圣殿里恢复祭祀。

    这样做的神学理由并不充分。不知道什么原因，时代论者通常会引用繁杂冗余和模棱两可的《帖撒罗尼迦后书》2:4的内容：

    他抵挡神，抬举自己，高过一切被称为神和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中，自称为神。

    《穆迪月刊》是穆迪圣经学院的内刊，1967年六日战争后，该刊物的大部分文章都与占领旧城以及重新获取圣殿山的预言意义有关。在确认偏见的一个典型例子中，该刊物上发表了一篇圆桌式文章，其中一位作者将冲突的意义总结如下：

    《圣经》几乎是中东各种事件的百科全书，现在的中东无疑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对我来说，这些事件证实了《旧约》和《新约》预言的字面解释。[5]

    在同一篇文章中，达拉斯神学院院长约翰·瓦沃德讨论了恢复圣殿的动物祭祀问题，指出“许多人由此预测胜利的以色列国家将尽早恢复圣殿活动”，并且“这肯定是神力所致，表明时代的终结”[6]。

    瓦沃德并不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与安德森、司可福和盖布兰一样，尽管他的作品非常有名，但他过着简朴、平静的生活。宿命般地，瓦沃德文章的下一页是哈尔·林赛的文章。林赛是一位更不为人所知的达拉斯神学院的毕业生，1958—1962年曾是瓦沃德的门生。[7]

    短短几个段落的引言之后，林赛开始罗列当时的各种“灾难”：越南战争、美国国内种族暴动、第一次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失败的核悲剧、共产主义中国的崛起、全球人口过多导致的数十亿人挨饿。

    根据林赛的说法，自由新教对《圣经》字面真理的否定和对上帝已死的传播，同样是灾难性的。在他狂热的想象中，地缘政治中的明星国家与《但以理书》和《启示录》完美契合：复兴的罗马帝国/欧盟，“北方之王”苏联，“南方之王”埃及，最后是“东方之王”中国。根据林赛的说法以及《启示录》9:13-21的预言，一个庞大的东方部落（用林赛粗野的措辞，就是“黄祸”[8]）将出现：“最近在红色中国境内拍摄的一部电视纪录片说，目前有2亿中国人处于战备状态。这是一个有趣的巧合吗？”[9]

    实际上，《启示录》的章节并没有提到“东方之王”；它的9:16提到了20万来源不明的骑士，而不是2亿。20世纪70年代，处于鼎盛时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大约拥有400万士兵。尽管这些与事实不符的点不断出现，但对林赛而言一切都很清晰，据他所说，那个时代一连串无法抗拒的全球恐怖事件：

    是由一块块巨大的拼图碎片组成的，经过许多模糊之后，拼图终于拼好了。我们正生活在一个神圣拼图中的碎片突然回到它们所属位置的时代。当然，最重要的发展是，在经历了近2000年的全球离散之后，以色列在原来的土地上重建了国家，以及自此之后中东发生的事件。[10]

    林赛的这篇文章，暗示了时代论者从被动观察到积极参与末日序列的过程，这一过程是由大规模虚构的、荒谬的地缘政治主张所推动的。林赛提到了一位“以色列历史学家”，当这位历史学家被问及“如果圣殿重建，那么岩石圆顶清真寺怎么办”时，他含糊其词地回答：“谁知道？也许会发生地震。”[11]听到这句话的以色列人可能会大笑：这位被提问的“以色列历史学家”就是伊斯雷尔·埃勒达德，一位莱希党右翼理论家，他起草了该组织的《民族复兴原则》，该原则宣称犹太人有权拥有尼罗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所有土地，并主张立即修建第三圣殿。

    《穆迪月刊》在时代论圈子里很有名，但在美国公众中没有多少读者。尽管如此，但林赛对末日审判情景引人入胜的断奏方式展示出他的散文天赋，他将在未来半个世纪里向数千万美国人传递时代论信息。在此过程中，他将获得财富和世界知名度，并改变美国的宗教格局。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独特的地缘政治幻想会影响到美国的政治团体。

    林赛于1929年出生在休斯敦，从小接受传统的南方原教旨主义教育，但他似乎并不怎么投入；受洗3次之后，他发现宗教无关紧要并令人失望，“所以我就离开了”[12]。他稀里糊涂地完成了得克萨斯大学的商科学习，然后被安排到海岸警卫队做了一段时间的密西西比河拖船船长，还结束了一段失败的婚姻；这些经历让他对世界感到悲观。当他几乎处于自杀边缘的时候，他读了一本基甸版《圣经》，并受到启发：如果他接受了上帝的真理，他就将获得精神上的重生。

    他被吸引了，但仍不确信，于是他自学了希腊语，并沉浸在《圣经》中，而他曾经以为《圣经》充满了历史错误。不久，他遇到了一位名叫杰克·布莱克韦尔的年轻传教士。这位年轻传教士向他介绍了《圣经》预言：“我心中点燃了一团火，从未熄灭。”[13]

    他的新信仰引领他进入了达拉斯神学院，在那里，他获得了神学硕士学位，并再婚。一毕业，这对新婚夫妇就开始了校园传教士的工作，在动荡的20世纪60年代，他们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旧金山分校等学校传播时代论叙事。向持怀疑态度的左翼校园听众布道的经历，将他的修辞技巧磨砺得像一把神学手术刀；一位观察家记录了他让观众席上挤满符合征兵年龄的年轻人的方法：对这群年轻人来说，哈米吉多顿末日并不是一个抽象概念，英俊、有魅力、表达清晰的林赛用黑板上的绘制的地图快速地呈现时事，这让他们非常着迷。[14]

    后来，他和妻子厌倦了大学城的喧嚣，选择在洛杉矶定居，集中精力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工作。受《穆迪月刊》成功的鼓励，他决定写一本书。在著名宗教作家卡罗尔·卡尔森（与比利·葛培理共事过）的指导下，他开始了这项工作：

    写书的时候，我会想象自己坐在一个年轻人（一个愤世嫉俗、不信教的人）的对面——我会试图说服他《圣经》预言是真的。如果你能让一个年轻人理解，那么其他人也会理解。年轻人会为了某件事情毫不犹豫地给你打电话，这会迫使你与那些不属于宗教“俱乐部”的人打交道。[15]

    结果，他的《消失的伟大地球》与任何福音派文学作品都不一样：它延续了1967年《穆迪月刊》中的那篇文章的风格，轻松融合了当前的地缘政治学、令人惊叹的未来主义技术和当前的流行文化，并巧妙地覆盖于时代论框架之上。书店没有把它放在发霉的宗教书的架子上，而是把它放在畅销的新纪元板块的架子上，它与《易经》《超觉冥想》《反射疗法》等作品相邻。

    林赛和卡尔森掌握了文学传播的艺术，他们的作品吸引了读者。不到一年，这本书就卖出了1000万册，到现在至少已经卖出了3500万册。罗纳德·里根总统和他的几位内阁秘书手中都有这本书。随后他们又出版了类似的书，销量也达到了数百万。

    这本书的影响力非常大。美国最受尊敬的神学观察家之一，已故的保罗·博耶说：

    我认为，哈尔·林赛实现了一种突破，他使对《圣经》预言感兴趣的人群超出了真信徒的范围，使《圣经》预言成为一种更广泛的文化现象。而那些从来没有关注过预言的人也听说了这本书，于是他们拿起了平装本。当他们看到林赛将时事编织在一起，而《圣经》文本似乎预示着这些事件时，他们说：“哇，这太神奇了。这里面一定有什么道理。”……（林赛）似乎不仅对公众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对政府的一些最高级别官员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16]

    该书于1970年首次出版。在这本书中，林赛将达比、安德森、司可福和加尔布莱恩的作品综合成了轻松、流畅的叙事阐述，而且他更擅长推销《圣经》的无误性。他一次又一次地讲述那些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后以不可思议的准确性实现了的耶稣和先知的预言。

    确认偏见不仅包括积极寻找有利的证据（无论这些证据多么模糊），而且包括故意对相悖的数据（存在大量没有实现的《圣经》预言）视而不见。仅举几个例子：《圣经》预言埃及将成为永久的荒地、尼罗河将蒸发（《以西结书》29:8-15和30:12）；埃及人将使用迦南语（《以赛亚书》19:18）；最著名的是，一个犹太王国将出现，从尼罗河向东延伸几百英里到幼发拉底河（《出埃及记》23:25-31）。

    林赛的影响力，从最谦卑的信徒延伸到美国政治的制高点。罗纳德·里根从小就从虔诚的母亲内莉那里传承了虔诚的宗教信仰；虽然大多数美国人都知道里根毕业于尤里卡学院，但很少有人知道他与基督徒教会的关联，那是里根家族的教会。虽然基督徒教会是一个主流新教教派，但该教会深受社会和经济保守主义的影响。

    到成年时，里根已经成为一名福音派新教教徒。在政治生涯的早期，他热情地宣布自己对基督的忠诚；在担任加利福尼亚州长期间，他成为《消失的伟大地球》的书迷。[17]他还定期会见当时最著名的时代论者和福音派人士，包括杰瑞·法威尔、金·贝克、帕特·罗伯逊和比利·葛培理。这些人都记得曾与这位崭露头角的政治家在末日论方面进行过热烈的讨论。在葛培理和里根之间的末日论对话中，一位目击者对这位州长如何“坚持自己的观点”感到惊讶。[18]

    里根不只和福音传道者探讨末日论。1971年，他对加利福尼亚州参议院民主党临时主席詹姆斯·米尔斯说：“有史以来第一次，哈米吉多顿末日之战和基督复临的一切条件都已经准备就绪。”他提高音调，继续说道：
    很快了。以西结说，上帝子民的敌人将遭受烈火和硫黄。那一定是指他们将被核武器摧毁。以前没有核武器，现在有了。[19]
    里根甚至强行和犹太人讨论这个问题。1981年，这位新当选总统与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托马斯·戴恩探讨了末日论：“我看了你们《旧约》中的古老预言[20]，以及预言世界末日的迹象，我想知道，我们这一代人是不是将要看到末日到来的那一代人。”此后不久，他向亚拉巴马州参议员豪厄尔·赫福林重申了这一想法，并补充道：“苏联将卷入其中。”[21]

    里根尤其被林赛的时代论叙事中的苏联角色吸引；并非巧合的是，在1983年他向全国福音派协会发表的著名演讲中，他称苏联为“邪恶的帝国”，“圣经和主耶稣要求我们抵制这种邪恶”，使这些邪恶之物不再挡道，他接着说：

    苏联庞大而空前的军事建设将会被施行核武器冻结。然而，让我们祈祷救赎那些生活在极权主义黑暗中的人，祷告他们能发现认识上帝的欢愉。但是，在他们这样做之前，我们要意识到，尽管他们宣扬国家至高无上，宣扬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并做出最终将统治地球上的所有民族的预测，但他们是现代世界邪恶的焦点。[22]

    人们不禁要问，对于里根这样一个沉迷于“千禧年”时代辉煌、接待厅里谈论的都是核灾难的人，苏联领导人会有何感想。情报报告也会让苏联领导人知道，里根的任职多年的国防部长兼搭档卡斯帕·温伯格也是虔诚的末日信仰者，是哈尔·林赛的狂热支持者，是一名虔诚的圣公会教徒。温伯格对《圣经》的最后一本书印象深刻：“我读过《启示录》，是的，我相信世界将结束——这是上帝之力，我期待，而且每一天我都觉得时间到了。”[23]（除了里根和温伯格，当时的内政部长詹姆斯·瓦特和司法部长埃德温·米斯也是林赛的粉丝。）[24]

    里根的时代论影响是双向的。福音派领袖支持里根的末日信仰，里根也反过来为他的福音派盟友提供信息。1983年，他让国家安全委员会为法威尔准备了一份核武器简报，而法威尔则将这些信息进一步简化到道德多数派[25]赞助的报纸广告中：“我们不能在国防上排名第二！但遗憾的是，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位置，而且这一排名还有继续下降的趋势！”[26][27]

    1983年之后，里根的末日论和鹰派思想都消失了，这对地球来说是一件幸事。总的来说，这位前总统并不是消息灵通的人；他的传记作者之一卢·坎农说：

    1982年初，比尔·克拉克成为里根的第二任国家安全顾问，他发现总统对世界许多角落发生的事情几乎一无所知。他知道总统会对视觉辅助的展示方式做出反应，并推断最容易让总统接受的形式是电影。于是他带里根去看电影。[28]

    美国广播公司制作了一部电视电影[29]《浩劫后》，电影讲述了堪萨斯州劳伦斯市在一次核战争中汽化，这尤其触动了里根。之后他在日记里写道：

    电影效果很好，让我非常失落。到目前为止，该剧还没有做任何广告，我知道这是为什么。我本人的感触是，我们必须尽己所能去阻止，确保永远不会发生核战争。[30]

    里根没有在日记中提及该电影未做广告的原因：杰瑞·法威尔认为该电影是反核活动家的宣传行为，展开了一种抵制核武器潜在赞助商的威胁活动。里根随后在日记里详细记录了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小约翰·威廉·维西上将的谈话，维西将核战争规划称为“一次最节制的经历”。[31]

    很明显，里根看的电影和军事简报都低估了热核战争[32]的后果。那时，武器专家们已经知道，热核爆炸所产生的火风暴将比最初的冲击波和随后的放射性沉降物产生更大的杀伤力；《浩劫后》播出几个月内，《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章，文章指出，火风暴产生的平流层烟尘将持续数年，并导致全球气温急剧下降，这可能导致更多的人死亡，甚至比最初爆炸产生的冲击波、火风暴和放射性沉降物造成的死亡人数还要多。[33]

    1984年，在里根的总统连任竞选中，面对对手沃尔特·蒙代尔，里根的末日信仰成为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10月21日，在总统辩论中，记者乔吉·安妮·盖耶和马文·卡尔布就这一问题向他施压，里根的回复是建议“一些神学家”信仰世界末日，但他不认为任何国家都能够在核战争中获胜，以此低调处理了自己的末日信仰问题。（据说南希·里根[34]听到卡尔布的问题时咕哝了一声“哦，不”。）[35]

    到了第二任期，里根非常惧怕核战争的后果。他的苏联事务顾问、外交官小杰克·马特洛克怀疑里根是否会对核袭击进行报复：“我认为，在他内心深处，即使美国遭到核袭击，他也不会（用核武器）进行报复。他从没有这样暗示过，但我似乎感觉到了。”[36]里根的摩尼教式反苏立场已经消退，甚至在1986年雷克雅未克峰会上，他向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提议全面禁止核武器。尽管两位领导人未能实现这一突破，但美苏紧张局势有所缓和，并且一年后他们签署了影响深远的《中导条约》[37]。

    神学家们和出版行业都惊叹于林赛的巨大成功，但对林赛书中不断出现的事实性错误并不关注。[38]在某处显眼的段落中，林赛描述了1942年一支庞大的日本侵略军开足马力向西穿越印度洋、向北非挺进，“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们”。但幸运的是，山本五十六大将在最后一刻决定改变舰队的方向，转而入侵美国西海岸。美国海军在珊瑚海拦截了这支特遣舰队，并在那里打败了日本人，从根本上扭转了战争局势。[39]

    在真实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人没有试图入侵北非，甚至没有入侵美国西海岸的计划。珊瑚海之战是一场规模相对较小也没有决定性的海军行动，如果按细节评估，那么日本应该是战胜方，更何况从印度洋开往美国西海岸的日本联合舰队根本不会到达该片水域。在另一段落中，林赛描述了希特勒在一场“政变”中夺取政权。他将“政变”这个单词大写，其指的是1923年希特勒在奥佩拉·布菲啤酒馆里那场失败的暴动；事实上，在接下来的近10年时间里，希特勒的民族社会主义者[40]并没能通过合法的议会选举而获得权力。这本书还预测，地热资源将给以色列带来巨大的财富，这进一步说明了林赛经常幻想式地理解日常事件：

    我正在和一位著名的洛杉矶工程师谈话……我们讨论了对廉价能源的需求……他确信，在以色列周围的土地上，有足够多的蒸汽被困在众多的断层之下，可以为运行涡轮机提供动力，从而更经济地发电。他将这一新工艺称为地热能。在不久的将来，以色列将发明一种生产廉价能源的方法，以充分利用这座丰富的金矿。[41]

    “一位著名的洛杉矶工程师”这种模糊的引用，是林赛许多断言的典型来源。（他还常爱引用：“一部电视纪录片”、“科学家告诉我们”、“新闻类杂志上的图表”、“一家大型电视台”，或者，只是简单地说，“它告诉我”。）地热发电已经不是一项新技术；几个世纪以来，人类一直在用地面蒸汽为房屋和建筑物供暖，1904年左右出现了地热发电。另外，以色列并没有多少地热喷口，它的财富的真正来源是它的智力资本，而不是林赛反复错误引用的自然资源。以色列奥玛特科技公司确实是世界上最大的地热设备生产商之一，但该国没有足够的地热潜力来支持该公司的任何工厂。[42]

    更为严重的是，从解读《圣经》的角度，林赛反复提到了《但以理书》中公元前550年左右所谓的成功的预言，即该书正确预言了4个世纪之后马卡比人成功地反抗了塞琉西帝国。然而，如本书第一章所述，圣经学者认为，《但以理书》的成书时间比书中所说的要晚，也就是说，成书时间是在马卡比人成功反抗塞琉西帝国之后，而书中虚构说成书时间是流亡初期，是为了增强其预言的真实性。[43]正如达比所做的那样，林赛将《圣经》中米设的位置确定为莫斯科，但现代历史学家认为莫斯科建立于1174年，比《圣经》编写的时间要晚得多。[44]

    林赛在事实依据和分析方法上缺乏严谨性，因此他的预言经不住考验，这并不令人惊讶。在书的一开始，他就强调，由1948年以色列建国所引发的末日迫在眉睫。他引用了耶稣在《马太福音》24:34中的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45]都要成就。”他尽可能地按字面意思解释这段经文：

    哪个世代？显然，根据《圣经》，这个世代将有预兆——最主要的预兆就是以色列的重生。《圣经》中的一代的时间大约是40年。如果这一推论正确，那么在1948年往后的40年左右，所有这些事情都可能发生。许多一生都在研究《圣经》预言的学者相信事实就是这样。[46]

    达比和他的追随者们对米勒的“大失望”记忆犹新，因此他们永远不会做出时间如此精确的预测。一个多世纪后，随着米勒那场混乱远离时代论者的意识，林赛又将时事和《圣经》解读结合起来，预言末日将不晚于1988年到来。

    在这本书中，林赛还预言了一种世界范围内单一宗教的崛起，这种宗教合成了主流新教和天主教的普世主义以及新纪元运动的“占星术、唯灵论甚至还有毒品”。[47]在地球的第七十个“周”（在时代论日历中是七年）开始时，以色列与具有无上权力的欧洲联盟的强大独裁者（反基督者）结盟，并且犹太人在重建的第三圣殿里恢复了祭祀。由于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以色列成为地球上最强大、最繁荣的国家之一，但三年半之后，这位欧洲独裁者/反基督者背叛了以色列人，开始屠杀基督教徒。这时，苏联人与因圣殿山被亵渎而愤怒的阿拉伯联盟一起，分两路入侵以色列，一路穿越伊斯坦布尔海峡和地中海进行攻击，另一路穿越高加索地区和土耳其进行陆路远征攻击。林赛用详细的入侵路线图对叙述进行了有益的修饰。

    然后苏联人背叛了他们的阿拉伯盟友，入侵埃及。欧洲独裁者/反基督者对事件的这一转变感到震惊，呼吁“红色中国人”提供帮助，中国人带领上文中提到的2亿人的强大部落行军穿过亚洲，袭击以色列。（林赛通过一份“印度报告”预言了这次袭击，该报告讲述了1.2万名中国军人修建了一条穿越西藏和巴基斯坦的道路，以便于军队的大规模调动。）苏联军队在入侵埃及的战争中分散了精力，于是返回以色列，但在那里被摧毁（不清楚是被上帝还是被欧洲人）。随后，欧洲人和中国人在美吉多（《圣经》中的哈米吉多顿，位于今天的以色列）展开了最后的激战。世界各地的战争回应了这场激战，地球处于毁灭性的大灾难之中；然后耶稣回归，结束世界。这场大屠杀有一个令人兴奋的亮点，即1/3的犹太人皈依了基督教，因此拯救了自我。唉，剩下的2/3被烧死。[48]

    林赛引人入胜的散文风格以及20世纪60年代末时世界末日般的社会和地缘政治氛围，打开了致富的文学之窗。《消失的伟大地球》如此畅销，以至于纽约的互助保险公司开始售卖某类保单，该保单可以让“被提”者的受益人得到补偿。[49]

    很快，其他人也开始争相参与大灾难这一主题。其中一位是林赛曾经的老师、达拉斯神学院院长约翰·瓦沃德。到林赛的书出版时，他已经担任院长近20年，但在大众市场领域的著作相对较少。受林赛的启发，瓦沃德出版了大量畅销书，其中最著名的是《哈米吉多顿、石油和中东危机》。该书于1980年首次出版，在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后进行了必要的修改，最终售出200多万册，目前仍在印刷中。[50]

    这本书追溯了与《消失的伟大地球》同样的现代时代论叙事：犹太人重返以色列，反基督者领导的新罗马帝国崛起，苏联人和中国人的接连入侵，随后是被提、大灾难、耶稣复临和最终审判。和林赛一样，瓦沃德热情地将一条时事的粗红线编织进他的叙事。在林赛和瓦沃德这两本书出版间隔的4年间，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51]引发了阿拉伯国家的石油禁运，进而使世界财富和权力向欧佩克卡特尔组织，特别是阿拉伯国家和伊朗大规模转移。正如时代论作家们惯常做的那样，瓦沃德抓住了“石油禁运”这一引人注目的时事，以作为即将到来的末日故事的导火索。

    透过时代论的有色眼镜，瓦沃德清楚地看到，由于全球经济实力的转变，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不可挽回地下降，取而代之的是拥有至高权力的穆斯林联盟，该联盟由逊尼派沙特阿拉伯和什叶派伊朗联合领导，尽管这两个教派在过去14个世纪里一直互相残杀。反基督者将领导欧洲，而欧洲将受到比美国更大的石油禁运威胁，然后穆斯林和欧洲联盟将促成一项包容各方的中东和平计划，该计划也会得到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这两个变得和谐的群体的热烈拥护。

    三年半之后，反基督者见利忘义地废除该计划，并引发了完整的时代论场景：苏联人和2亿“红色中国人”入侵、大灾难、耶稣复临和最终末日。和林赛一样，瓦沃德预言了“世界教会”的崛起，这将是撒旦的工具，是一个更荒谬的泛基督教徒、占星家、其他新纪元运动者甚至穆斯林的融合。

    凭借学术研究方向，瓦沃德比林赛更能把握历史事实。例如，他清楚地认识到，哈米吉多顿的小山谷容纳不了2亿中国战士，因此他将战场扩大了数百英里，这是林赛没有做到的。[52]然而，他对历史和地理的更好的理解并没有提高他的预测准确性，也没有限制他的幻想。

    正如多萝西·马丁和她的飞碟一样，当林赛和瓦沃德的预言与未来不符时，他们加倍努力，修改了自己的叙事。林赛利用《消失的伟大地球》的巨大成功，又出版了几本类似的书。[53]他的《20世纪80年代：世界末日倒计时》首次出版于1980年，包含了世界末日级灾难的常见元素：大范围的革命、战争和饥荒。在林赛夸大其词的某个典型例子中，“以色列最杰出、最具侵略性的将军之一”告诉他，赎罪日战争中最可怕的时刻之一，是摩西·达扬向果尔达·梅厄总理建议：“第三圣殿正在倒塌。请准备发射世界末日武器。”[54]以色列人在1967年和1973年的战争中确实考虑过使用核武器，而达扬可能说出了上文中的第一句话，但没有证据证明他还说出了B级电影般的第二句话，尤其是他的回忆录中没有记载。

    《20世纪80年代：世界末日倒计时》的类似的错误出现的频率甚至比《消失的伟大地球》还要多。林赛告诉读者：“自1950年以来，每10年发生的地震数量比上个10年大约翻一番。”[55]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到现在地震发生的频率将是1950年的约100倍。毫无意外，权威的全球地震频率研究显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地震频率没有增加。[56]

    正如那句众所周知的谚语：就算一只表停了，它一天都能准确表示两次时间。林赛偶尔也能打中靶心，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世界末日倒计时》中，他正确预言了埃及领导人安瓦尔·萨达特被暗杀的风险。[57]（实际上，中东国家的领导人一直处于高风险的位置。）而接下来几年的事件则全部否定了林赛耸人听闻的预言；虽然全球性灾难事件越来越多，这一基本旋律没有变化，但歌词需要修改。1991年苏联解体，意味着苏联东欧社会主义体系消失，这迫使林赛寻找新的妖怪。《地球——公元2000》适时确认了新的世界末日威胁：上文所提到的什叶派和逊尼派的泛伊斯兰联盟，以及可怕的自然灾难，尤其是艾滋病的蔓延。（其中一章的副标题是《没有人能够安全》。）就连电视节目《星际迷航》也成为林赛的操练对象，他猛烈抨击了“进取号”船长詹姆斯·柯克对世俗哲学概念和诸如“轮回”等东方宗教信仰的喜爱。[58]

    如今，建立泛穆斯林联盟似乎像猫王复出一样不可能实现；自“9·11”事件以来，右翼恐怖分子杀害的美国人的数量是伊斯兰恐怖分子杀害数量的两倍，比雷击和窒息致死的数量少了一个数量级。[59]预防和治疗措施的进步基本可以预防和控制艾滋病。（数据统计显示，艾滋病的死亡率和感染率在1996年该书出版时达到顶峰，此后一直在缓慢下降。）[60]到我写这本书时，90多岁的林赛依旧在互联网视频和几乎无人知晓的有线电视频道上宣扬末日论和时代论。[61]

    林赛支持哪个政治阵营，这很少有争议，但他通常避免直接支持；也许他选择了更多地关注未来世界，而不是当下这个世界。不管原因是什么，将时代论信仰注入日常政治的责任落到了其他人身上。其中，最成功的是时代论传教士杰瑞·法威尔。

    法威尔的家族起源于1669年的弗吉尼亚州。他的父亲是一位成功的、不信教的商人，经营着许多家企业，其中一家是公共汽车公司，汽车上非常有特色地安装着电池动力的电影放映机。不过，他的父亲在55岁时因酗酒而死。法威尔追随着他虔诚的母亲，母亲每个周日一大早就开始播放查尔斯·富勒的《昔日广播》节目，声音响彻全屋。

    法威尔在父母身上看到了善恶之争的缩影，在20岁出头的时候，被任命为牧师。他从富勒的广播剧本中借鉴了一页，创作了自己的《昔日福音》电视节目。该节目于1956年首次亮相后，吸引了大量的追随者。尽管他个人反对民权立法，但他坚守那个时代的福音派信条——拯救灵魂，但远离政治。[62]

    1973年1月22日，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宣布罗诉韦德案[63]的判决后，他改变了：

    我永远不会忘记1973年1月23日的早晨……我不敢相信，法庭上的7位法官竟然对人类生命的尊严如此冷漠。他们得到了错误的信息吗？他们被误导了吗？难道他们把这个国家带入了一个黑暗和羞耻的时代，却连自己在做什么都不知道吗？我知道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越来越相信我必须成为做这件事的人之一。[64]

    几年后，法威尔的政治盟友之一保罗·韦里奇对他说：“法威尔，在美国，道德上的大多数人在这些基本问题上的意见是一致的，但他们没有被组织起来。”于是法威尔和韦里奇建立了“道德多数派”，其以反对堕胎和同性恋权利的姿态出现在全美舞台上，他们决心“整肃”电视和电影市场，并热情支持以色列。

    在1980年的选举中，道德多数派为罗纳德·里根和几十位共和党国会候选人的顺利当选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1984年共和党大会上，法威尔本人做了开篇祝祷，他称赞里根是“自林肯以来最伟大的总统”。[65]

    不到10年，运动失败，“道德多数派”解散。首先，里根总统在任期内似乎没有改善国家的道德问题，相反，电影和电视节目的内容越来越淫秽，而福音布道者吉米·斯瓦加特和金·贝克则以他们肮脏的性丑闻和财务丑闻羞辱了福音派。该运动失败几年后，参议院对比尔·克林顿的无罪判决促使韦里奇写信给他的支持者：也许根本没有“道德上的大多数人”。[66]

    法威尔和他的时代论同僚们带来的这场政治运动，其最持久、最具危险性的影响，可能就是美国对以色列空前狂热的支持。其中，以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为代表的强大的亲以色列团体的游说发挥了很大作用，但基督教福音派对美国中东政策的影响很容易超越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正如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家史蒂文·施皮格尔在2002年《国会季刊》中简洁指出的那样：“在美国对以色列政策的力量方面，如果你只关注（国会的）犹太成员和犹太团体，你就错了。”[67]

    《国会季刊》的这篇文章还引用了美国众议院原教旨主义基督教成员的话。印第安纳州新当选的代表迈克·彭斯说：

    我对以色列的支持很大程度上源于我个人的信仰。在《圣经》中，上帝向亚伯拉罕承诺：“我会祝福那些祝福你的人，我会诅咒那些诅咒你的人。”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并不完全理解（美国的政策）。我相信，我们自己的安全，与我们愿意和以色列人民站在一起的意愿息息相关。[68]

    代表詹姆斯·英霍夫的话则更简洁。当被问及以色列为什么有权占领加沙和约旦河西岸时，他回答：“上帝是这么说的。”[69]文章最后以法威尔的话结束：

    美国大约有200000名福音派牧师，我们通过电子邮件、传真、信件、电话，要求他们走进讲坛，利用他们的影响力支持以色列和它的总理。[70]

    然而，没有人能像帕特·罗伯逊那样成为典型，他将原教旨主义带入具有潜在灾难性的地缘政治舞台。他被外交官兼记者迈克尔·林德称为“美国政治史上最重要的阴谋论传播者”[71]。

    罗伯逊出生于一个保守的南方特权家庭，他的父亲是阿布萨隆·威利斯·罗伯逊。为了推动1965年《民权法案》的顺利通过，伯德夫人到弗吉尼亚州访问，但老罗伯逊冷落了她，这惹怒了总统林登·约翰逊，老罗伯逊20年的参议院职业生涯也宣告结束。他又重新参与1966年的参议院初选，并成功击败了对手。[72]

    从耶鲁法学院毕业后，年轻的罗伯逊未能通过纽约律师资格考试，于是进入商业领域。对曼哈顿灯红酒绿的生活大失所望之后，他回到弗吉尼亚州，借了37000美元，并于1960年创办了后来的基督教广播网。这家媒体公司的成功出乎他的意料，在鼎盛时期，是美国的第三大有线电视集团。[73]

    罗伯逊从事各种职业，从滑稽的信仰治疗表演，到控制年收入1.5亿美元的全球媒体和商业帝国，后者使他拥有数亿美元的净资产。[74]他坚持时代论的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基本叙事，但其中重要的两点除外：他不相信被提；他实行“蒙受神恩的福音传道”（这是一种花哨的说法，表示他拥有治愈疾病的能力，能说外语[75]，能与上帝交谈，或者至少能听到上帝的声音）。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决定寻求1988年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最初，共和党的当权派视他为边缘候选人并将他排除在外，但很快就发现他的电视传教可以产生数千名“帕特兄弟”的志愿者，并能聚集20个州的领薪职员。1987年，当他控制了当年的密歇根州共和党大会、击败了两位领先者——副总统乔治·布什和魅力四射的自由论者、足球明星杰克·坎普时，他令政治观察家们感到震惊。那年晚些时候，他在艾奥瓦州、南卡罗来纳州和佛罗里达州的党团会议和代表会议上表现出色，并将继续赢得夏威夷州、阿拉斯加州、华盛顿州和内华达州的初选。

    然而，最终，罗伯逊的竞选由于三个政治暗礁而搁浅。作为一个不完全赞同时代论时间表的魅力派，他未能统一原教旨主义右翼。尽管他确实获得了法威尔和吉米·斯瓦加特的支持，但金·贝克对他的支持并不热烈，而另一位坚定的时代论作家蒂姆·莱希则坚决抵制他，而支持杰克·坎普。[76]

    他的福音派同僚们没有做到真正团结，而且世俗政治团体的反应也正在减弱。克里斯托弗·希钦斯在1986年罗伯逊的群众集会上报道说：

    愚蠢有点儿可怕；尤其是有组织的群体愚蠢。把罗伯逊介绍给人群的人是哈拉尔德·布里德森。布里德森将自己定义为“福音派-蒙受神恩的基督徒”，具有五旬节派[77]的能力，能说外语。[78]

    此外，他确实从斯瓦加特和金·贝克那里获得了部分福音派的支持，但后来，当这两个人各自的性丑闻和财务丑闻曝光时，他们的支持反而适得其反。斯瓦加特的丑闻的曝光时间非常糟糕，正好在1988年“超级星期二”初选[79]前夕。（两年前，斯瓦加特曝光了一位牧师同事通奸，这正给他自己惹祸上身，这位牧师同事随后就报复性地用长焦镜头监视了斯瓦加特最喜欢的巴吞鲁日市某旅馆。）

    罗伯逊在“超级星期二”两个月后正式暂停竞选活动。但他的总统竞选至少在短期内增强了他在州和地方层面的影响力。他帮助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赢得了1990年的连任竞选。在1993年的阿肯色州副州长选举中，他帮助福音派迈克·哈克比开创了政治事业；这对罗伯逊来说是一次特别甜蜜的胜利，因为他鄙视比尔·克林顿，而比尔·克林顿支持哈克比的对手纳特·库尔特。[80]

    在罗伯逊长寿的一生中，最突出的方面就是他在中东政治中的影响力。20世纪60年代，当他的电视网，特别是广受欢迎的《700俱乐部》新闻节目走进美国人的客厅时，福音派已经对中东事务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1977年，以色列议会选举梅纳赫姆·贝京为总理，受此鼓舞的福音派于1980年成立了耶路撒冷国际基督教徒大使馆，历届利库德集团政府都迎合该大使馆。例如，1982年，勤勉的圣经学者贝京接受了美国达拉斯福音教堂的邀请，打算在这个亲以色列集会上发言，但由于妻子去世，集会在最后一刻取消。

    耶路撒冷国际基督教徒大使馆甚至批评1978年《埃及-以色列和平条约》将西奈半岛归还埃及，认为这违反了《圣经》的承诺：根据《圣经》，迦南的所有土地都属于犹太人；耶路撒冷国际基督教徒大使馆还大力支持1982年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的入侵。[81][82]

    每年从圣诞节到新年，罗伯逊都会沉浸在《圣经》中学习，并祈祷：

    在这期间，我恳求主将任何关于下一年的洞察和趋势赐予我。有时，他对我说的话非常准确，随后将令人惊讶地全部实现。另一些时候，要么是我的灵性感知缺失，要么是其他人随后的祈祷或行动，导致了与我预期不同的结果产生。[83]

    如果中东发生了一场灾难性的战争，很可能就是上帝想把不同的事情告诉不同的人。从这一角度看，罗伯逊一直是十分危险的，因为他经常听错上帝的话。例如，上帝告诉他，世界将在1982年结束，海啸将在2006年袭击太平洋西北部，2007年将发生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恐怖主义屠杀，米特·罗姆尼将赢得2012年总统选举。[84]（他也从除上帝以外的其他地方听到一些奇怪的信息：1984年，在《700俱乐部》节目上，他提到了一些神秘的消息来源，说美国军队刚刚入侵了黎巴嫩。当主流消息来源反驳他这一说法时，罗伯逊险恶地回应说，显然国务院或中央情报局在隐瞒这件事情；1988年，在他的幻想中，苏联在古巴部署了SS-5和SS-24导弹中队。）[85]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罗伯逊影响力最大的时候。那时他在以色列的影响力与在美国的影响力相当；他还与以色列圣殿活跃分子保持密切联系，特别是“圣殿山忠诚者”组织的领导人格申·萨洛蒙，这一组织主张驱逐穆斯林、拆毁清真寺，并在圣殿山重建第三圣殿。罗伯逊会见过八位以色列前总理中的六位，他与强硬派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的关系尤其密切。[86]

    罗伯逊的由神学驱动的外交政策产生了地缘政治危险，其影响远远超出了中东地区。例如，当一位极具魅力的基督教徒何塞·埃弗拉因·里奥斯·蒙特通过军事政变成为危地马拉总统时，罗伯逊欣喜若狂。即使在里奥斯·蒙特很明显地开始了一场针对该国原住民的血腥种族清洗运动、杀死了几千人并使数十万人流离失所之后，罗伯逊还是视若无睹：“我了解里奥斯·蒙特，他不会允许他的军队官兵杀害、强奸和折磨4000多名男子、妇女和儿童……有些人希望看到（蒙特）被共产党人取代。但我更偏向基督教徒。”[87]

    时代论在美国具有独特而广泛的影响，一个传统的解释是，美国的宗教性比其他国家更强。2012年，当全国民意研究中心调查世界各地公民的宗教信仰时，81%的美国人完全同意“我现在相信上帝，我永远相信上帝”这一强烈而明确的陈述，而英国人的这一比例只有37%，日本人只有25%，法国人只有29%。[88]

    过去几十年里，即使在美国，宗教信仰也在减少，虽然其不如世界其他地方那么明显；例如，1967年，对于盖洛普调查中的“你相信上帝吗？”这一更简单、稍欠明确性的问题，98%的美国人的答案为“是”；到2017年，这一数字已降至87%。[89]

    新教福音派的热情也是如此；2004—2018年，皮尤调查显示，自我认同的福音派教徒（其中大多数是时代论者）的人口比重从23%下降到15%（见图10-1）。但是，尽管他们的人数有所减少，但他们的选举人数比重已从23%增加到26%，实际上影响力更大了。一个必然的结论是，在人数减少和选举参与率增加的情况下，福音派教徒已经不仅仅是维持政治权力这么简单了。

    图10-1 美国的福音派人口

    尽管发达国家的宗教信仰和参与度有所减少，但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并非如此。社会学家早就知道，随着社会更加富裕以及人们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人们的宗教信仰也会减少，这就是所谓的世俗化假说。由于较贫穷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出生率高于富裕的发达国家，因此世界上有强烈宗教信仰的人口的比例正在增加，而不是减少。[90]

    宗教信仰随着社会的富有而减少，其原因有很多，包括生存安全的提升，以及国家对社会福利职能的承担（以前是由宗教组织承担的），但就美国而言，发达国家日益世俗化的最重要的驱动力是科学知识的扩展，这取代了对自然现象进行宗教解释的需求。[91]

    人类对自然界有着永不满足的好奇心，特别是对自然界中最可怕的现象，如暴风骤雨、洪水、干旱、瘟疫和地震，对自然界中最神秘的现象，以及对地球生命的起源。今天，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几乎不再需要神学来解释这些问题。当然，我们对物质世界的认识还存在不足，而且很可能永远存在不足，但是，随着科学不断缩小认知差距，在解释自然世界方面，宗教越来越落后于科学。

    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宗教信仰较少。乍一看这种影响并没有那么大：根据皮尤论坛2014年的另一项调查，66%的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美国人绝对相信上帝；在大学毕业生中，这一比例仅略降至55%。[92]

    然而，在顶层人才中，科学教育的影响要大得多，他们对上帝的信仰已经萎缩到少得可怜的程度。1914—1916年，心理学家詹姆斯·路巴调查了500名美国科学家；他的研究结果提供了一个缩影，展示了当普通民众对上帝的信仰近乎普遍时，美国领先的生物学家、化学家和物理学家的宗教信仰会如何。

    路巴根据科学家们的地位和成就，将他们分为“较低”和“较高”两个级别，并分别研究了物理学家和生物科家（见表10-1）。

    表10-1 1914—1916年美国科学家对上帝的信仰

    数据结果令人印象深刻：最有成就的科学家对上帝的信仰最低，特别是精英生物学家，他们对生命起源和生物多样性的宗教解释需求，可能比化学家和物理学家要少。在任何情况下，所有科学家对上帝的平均信仰肯定远远低于同时代的普通人群。

    1998年，两位美国历史学家在著名的国家科学院的员工中重复了这项研究。这些员工相当于路巴实验中的“较高”科学家。在路巴的研究过去了80年之后，此时生物学家中信仰上帝的仅占5.5%，物理学家中占7.5%，最有趣的是，数学家中占14.3%，可能是因为他们对进化和分子生物学的掌握不如生物学家。[93]2013年，一项针对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的研究的结果几乎与此相同，也出现了生物学家和物理学家之间的这种区别：76%的生物学家强烈认为上帝不存在，只有3%的人强烈认为上帝存在；而物理学家的这一比例分别为51%和7%。[94]

    因此，许多美国人能够包容像林赛和罗伯逊这样的人以及时代论的一般信条，是不是因为比起其他发达国家的公民，他们对事实了解得更少？

    美国人对时代论叙事的敏感性，以及与其他发达国家的人相比的高度宗教性，有其复杂的原因。显然，除了缺乏事实性知识之外，其他因素也推动了他们的虔诚，其中最主要的是他们的社会和家庭环境；社会学家早就注意到，信仰体系尤其可以通过与其他信徒之间紧密的社会关系得到很好的传播。[95]但当考虑到社会因素时，一个人储备的一般性知识越多，这个人越不可能接受充斥着林赛或罗伯逊般赤裸裸事实错误的时代论叙事。

    在经合组织的国际教育评估中，美国的排名一直处于发达国家的末尾；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公民相比，美国人对自己国家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了解少得可怜。2015年完成的最新国际教育评估显示，美国学生排名第40位，远远落后于斯洛文尼亚、波兰、越南、俄罗斯、葡萄牙和意大利等国家，更落后于新加坡、中国香港、日本和韩国这些排名靠前的国家或地区。[96]

    一项开始于1994年的研究有助于解释这个问题：对于5个有代表性的世界基本事实，37%的美国人错误地理解了所有5个问题，而德国人的这一比重只有3%。（在西班牙人中，32%的人5个问题都错了；墨西哥人，28%；加拿大人，27%；法国人，23%；英国人，22%；意大利人，18%。）没有上过大学的意大利人和德国人的分数超过了上过大学的美国人。[97][98]

    受访人的分数与接触电视新闻的多少呈负相关。正如这项研究的作者所说：“美国电视因其跳动剪辑、广告和断奏风格而导致显著的认知繁忙[99]，而认知繁忙使一些人更难吸收信息。”作者指出，美国研究人员“通常不愿意问太多的事实性问题，因为害怕让受访者尴尬，进而导致他们终止采访或由于过于慌乱而无法回答其他问题”。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德国人的表现如此出色：比起其他6个被研究国，德国人更常阅读报纸。[100]

    2009年，另一项研究广泛调查了美国人、英国人、丹麦人和芬兰人。调查显示，美国人对国内和国际时事，甚至国际流行文化知之甚少。最明显的例子是，只有37%的美国人知道《京都议定书》与气候变化有关，相比之下，英国人、丹麦人和芬兰人的这一比重分别是60%、81%和84%。只有在国内流行文化这一领域，美国人的得分与英国人、丹麦人和芬兰人几乎持平，略低于平均水平。[101]

    这项研究的作者还将这种差异归因于媒体结构的国际差异：在美国，媒体的使命更多地集中于娱乐而不是教育，而斯堪的纳维亚[102]政府则大力支持高质量的新闻和信息节目。英国拥有一个享有盛誉并资源渠道充足的公共新闻机构，即英国广播公司，还拥有繁荣的私人媒体部门，其排名处于美国之前，仅次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

    这项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发现，是受教育程度高和受教育程度低的美国人之间的知识差距远远大于其他三个受调查国家：受教育程度低的英国人、丹麦人和芬兰人，比受教育程度低的美国人更了解他们周围的世界（见图10-2）。[103]得出的结论：与其他国家相比，那些受教育程度低的美国人，特别容易受到时代论叙事的影响，而在其他发达国家中，即使是受教育程度最低的人也会抵制这种叙事，因为他们对于日常客观事实有更好的理解。

    图10-2 硬新闻知识了解程度和受教育程度

    记者格肖姆·戈伦伯格提出了一个与此相关的观点。20世纪90年代末，时代论者越来越痴迷于电脑的“千年虫”问题（Y2K）；许多人认为，当日历指到2000年时，可能会触发世界末日；与往常一样，哈尔·林赛出版了一本如何在2000年末日时生存的书，书名为《面对千禧年子夜》。[104]戈伦伯格评论道：

    我猜想，未来的历史学家将研究那令人讨厌的一天（2000年1月1日）、电脑没有崩溃时的高潮，那是美国文化史而不是技术史的一部分。问题不在于这一小故障，而在于，与西方其他宗教信仰较少的国家相比，在这个充斥着千禧年信仰的国家里，其言论是多么刺耳。[105]

    具有深刻说教性的时代论末日叙事强加了社会成本。自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106]出版《美国政治中的偏执风格》（The Paranoid Style of American Politics）一书以来，人们就广泛地意识到，美国明显地倾向于阴谋论。两位政治学家J.埃里克·奥利弗和托马斯·伍德最近的研究表明，两个互为相关的因素最能有效地说明美国对阴谋论的敏感性。第一个是末日叙事信仰。第二个是将人类存在视为一种摩尼教式的善恶斗争的倾向，这是福音派，尤其是时代论者典型的神学特征：他们相信，自己和认同自己的人是善良与光明的典范，而那些不认同自己的人则与魔鬼结盟。奥利弗和伍德指出，右翼倾向于支持关于撒旦和上帝的时代论叙事，但是，左翼则更支持关于看不见的世俗力量的叙事，如“9·11”阴谋论。[107]

    人类不仅是一种盲目模仿、偏爱故事而不是事实和数据的猿类。而且，最黑暗的是，人类还是一种会在道德上谴责他人的猿类。有时人类就像一种摩尼教怪兽，构建一种荒唐的复杂神学，以奉承自己、妖魔化他人。这种摩尼教式思想渗透至极右翼和极左翼的政治派系中，并且一端的真信徒会转向另一端，这并不为奇——“串联真信仰”。阿道夫·希特勒指出，尽管他永远无法将工会会员或社会民主党转变为国社党，但他总是可以将一名德国共产党员转变为国社党员：“我已经……下达命令，要求德国共产党员立即加入国社党。”[108]最近，许多著名的新保守主义者，如欧文·克里斯托尔、内森·格雷泽、阿尔伯特·沃尔斯泰特和西德尼·胡克开始信奉马克思主义。

    进化心理学家认为，摩尼教式的思维方式很可能是从早期狩猎社会对部落凝聚力的需求演变而来的。如果部落成员之间彼此无私，与此同时，却以残忍的方式杀害其他部落的成员，那么本部落就会受益。心理学家将这种群体内/群体外的二分法称为“结群性”，它是由这样一种观念促成的，即自己所在的部落体现了各种美德并受到神灵的青睐，而其他部落则体现了邪恶并与邪恶势力（或在一神教社会中是魔鬼）结盟。[109]

    有一个经典的心理学实验，根据高中生的衬衫或头发颜色将他们分为地位高和地位低两组；很快前者就会对后者进行贬损。[110]1954年，社会学家穆扎弗·谢里夫和他的同事以一种更优雅的方式展示了这一现象：著名的（至少在社会学家中是如此）“罗伯斯山洞”实验。

    这个复杂实验的地点设在俄克拉何马州偏远、树木繁茂的罗伯斯山洞州立公园的一个野外训练营地，集聚了22个11岁左右的男孩。谢里夫已经筛除有心理问题的候选人，而且所有被选中的都来自双亲白人新教家庭。这些精选的男孩的平均智商远高于人类平均水平（112）；关键是，在他们聚集在公园营地之前，彼此都不相识。

    实验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谢里夫将22人配对，使他们在运动、烹饪和音乐等各个领域的技能能够旗鼓相当。为了使每组都能平等地掌握全套技能，他将每对男孩分开，将其随机分到两组中，每组11人。

    在为期一周的时间里，每组分别参加了夏令营活动——游泳、徒步和其他体育活动，也参加了需要广泛讨论、制定战略并合作的问题解决练习，如烹饪，搭建帐篷和绳桥。每一组都不知道另一组的存在，在这一阶段结束时，这两组人分别为自己的队选择了名字：响尾蛇队和老鹰队。谢里夫随后制作了带有这些图案的衬衫和旗帜。

    在第二阶段，响尾蛇队和老鹰队一起参加了为期几天的多项目比赛（就是许多夏令营老兵所熟悉的“色彩争战”）。与普通色彩争战不同的是，实验中获胜的队伍获得了奖牌、奖杯和精美的小刀，所有这些奖励都将在用餐时间展示在非常突出的位置。败队则一无所获。

    几乎立刻，两队人开始互相嘲弄；最早，老鹰队烧毁了响尾蛇队的队旗，又撕碎了其换上的新队旗，接着是响尾蛇队晚上的报复性暴力袭击。当响尾蛇队威胁要用石头攻击对方时，实验人员进行了干预。这两支队伍都用“禁止进入”的标识牌对自己的领地进行了标注，而且几乎每天晚上都会互相偷袭。

    两支队伍几乎立即形成了典型的“外群体歧视”，将对方称为“臭虫”“吹牛者”“娘娘腔”，并反对在同一个食堂用餐。[111]老鹰队在比赛中获胜后，这两个群体仍互不往来，并明确避免混合。当两队人一起吃饭时，老鹰队通常会让位给响尾蛇队，说“女士优先”。谢里夫广泛地调查了男孩们对彼此的看法，毫不奇怪地发现，他们对队内同伴的评价远远高于队外人员。

    第二阶段的比赛结束后，马上进入第三阶段，谢里夫探索了如何减少第二阶段产生的群内/群外行为。虽然两队人聚在一起吃饭，或参加看电影等被动性娱乐活动，但敌对情绪依然存在。然后，他让两支队伍一起完成关键任务，比如恢复营地的供水。营地的供水被故意切断，营员们口渴时发现食堂没有水。完成一系列这样的任务之后，结群性显著减弱，尽管并没有完全消失。例如，在第二阶段结束时，响尾蛇队的朋友选择中只有6%是鹰队成员；到第三阶段结束时，这一比例上升到36%。[112]

    按照衬衫颜色分组以及罗伯斯山洞实验中的这种分组，都是一种随机和无意义的区分，但它们展现出戏剧性的“外群体歧视”。而时代论神学与其他主流宗教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摩尼教式思维渗透到时代论者的意识中也就不足为奇了。

    虽然最初几代的时代论者有意回避参与政治，但到《贝尔福宣言》时，这一约束已经基本消失。到了20世纪70年代，林赛、法威尔和许多时代论作家将那些左倾的偏离他们的人都视为邪恶，在某些情况下视为反基督；他们进一步把耶稣转变成一个摩尼教式、具有鹰派右翼政治思维以及社会保守主义的完美典范。

    1991年苏联解体后不久，林赛猜出俄罗斯和德国已经签订了一项秘密协议，分割了位于两国之间的欧洲土地。林赛一直在寻找撒旦文化的象征，在他的《地球——公元2000》一书中，他将此认定为海底探险家雅克·库斯托，他认为库斯托温暖而舒心的海洋环境保护主义的背后是“世界一体的社会主义”的中坚核心。（时代论的这种散布恐惧的做法并不新鲜；早在20世纪初，原教旨主义基督徒就将世界语[113]视为撒旦全球主义的工具。）[114]

    《地球——公元2000》甚至还猛烈抨击美国社会安全网和环境保护中最无争议的方面。林赛显然没有意识到信鸽、渡渡鸟和世界鱼类种群的命运，他断言：“私人手中的资源总是可以受到最好的保护。”他将地球臭氧层变薄列为预示末日的众多灾难之一。虽然他承认人造氟氯化碳导致了臭氧层的消耗，但他认为限制全球氟氯化碳生产的《蒙特利尔议定书》是政府对个人自由的一种不必要的侵犯。此外，罪魁祸首是火山活动，而不是氟氯化碳，“可怕的是，我们无法采取任何措施修复受损的臭氧层”[115]。

    火山爆发确实会减少臭氧层，但只是暂时的。它们已喷发了数亿年，却没有永久性地使臭氧层变薄。臭氧层变薄是一种更现代的现象；最近的数据表明，《蒙特利尔议定书》确实在缓慢地修复臭氧损害。[116]

    多年来，林赛越来越多地鼓吹自己的影响。在他于1980年写的《20世纪80年代：世界末日倒计时》一书中，他未经证实地宣称，自己曾被一名以色列飞行员邀请到美国空战学院讲授预言，并在那里受到了“热情的欢迎”。一年后，他被邀请回国演讲，他继续写道：“我惊讶地发现房间里竟挤满数百人，外面的人也试图挤进来。所有人都想听听先知们关于人类的命运说了些什么。我讲完后，反响非常热烈。”[117]之后，他又为“一个肩负着可怕责任的精英团体”做了一次演讲，但他无权透露那些成员的身份。再一次，这些高层听众明显地被他的预言“感动了”。“在我们见面的前几天，他们用电脑预测出的事件和结果竟然与《但以理书》相同。不用说，他们对此非常惊讶，但我对此并不惊讶。”[118]

    言归正传，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福音派越来越多地渗透到美国各级军队中。虽然军队中自称是福音派或五旬节派的总体比例似乎与普通民众中的比例大致相同——约为22%，但其实际影响力远大于该数字所显示的，尤其是在军队牧师和空军高级指挥部里的影响。[119]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福音派的反共言论得到军方高层的青睐。20世纪六七十年代，福音派对越南战争的支持与主流新教教会的反对形成鲜明对比，军队-福音的契合进一步加强。正如历史学家安妮·洛夫兰所说：“军队曾经对福音派持怀疑态度，但后来，福音派因支持兵役、战争和参战的人而在军队中赢得了尊重和影响力。”[120]

    军队牧师本来应该满足遭遇恐怖战争的青年男女的精神需求，但福音派更多地将其视为帮助他们找到耶稣的人。《美国福音派联盟》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指出，一半的应征士兵没有明显的宗教背景，其余的大部分是主流新教徒、天主教徒或犹太人：“军队牧师工作的地方，是收获的禾场。”[121]

    为了避免出现美国宪法所禁止的国教，军方依靠“支持代理”从宗教派别中选取牧师候选人。1987年以前，军队按教派分配牧师；如果5%的应征者是圣公会教徒，那么5%的牧师也是。1987年，调整后的规则不仅将所有新教徒归为一个类别，还允许福音派和五旬节派的支持代理指定牧师。到2009年，大约80%的现役牧师是福音派或五旬节派教徒。[122]

    另外，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美国军方文化的核心一直位于梅森-迪克逊线[123]以下。由于南方白人军官和应征士兵强调的种族优越性越来越不被接受，福音派取代了肤色，成为一种主张优越性的方式。[124]美国所有4个武装部队分支都经历过传教丑闻。首先发生在空军学院，位于政治和宗教保守的科罗拉多州的斯普林斯市。早在21世纪初，该学院就已经爆出过性侵犯丑闻；几年后，福音派教官对于公开的反犹太主义视而不见，并告诫学员们自己是为“耶稣队”效力，并公开授权观看梅尔·吉布森的煽动性电影《耶稣受难记》。它是一部暴力、道德说教式电影，因暗含反犹太主义而受到福音派基督徒的盛赞和世俗观众的批评。[125][126]

    令人欣慰的是，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总统放弃了世界末日的信仰体系，但危险仍然存在于其他领导人中；若某位美国、苏联、以色列或巴基斯坦高级军官像圣殿山纵火犯丹尼斯·迈克尔·罗恩那样精神错乱，挥舞的不是煤油而是核武器，那该怎么办？

    11 时代论的灾难

    大卫教派的悲剧

    1964年，核战争策划者丹尼尔·埃尔斯伯格（不久后，他将因未经授权就发布五角大楼文件而出名）与他的兰德智库老板哈里·罗恩“出于职业原因”，一起观看了电影《奇爱博士》。这部电影是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的代表作，讲述了苏联的“末日机器”（装在掩埋的“钴钍G”容器中的几枚热核炸弹，将在遭遇敌方第一枚原子弹攻击时自动引爆）；以及一位疯狂的美国空军基地指挥官杰克·里珀，他向苏联启动了战略轰炸机。所有启动的轰炸机都被成功召回，除了其中的一架；电影的结尾是，那架轰炸机的飞行员（由斯利姆·皮肯斯扮演）骑着一枚氢弹，像骑着一匹野马一样，从轰炸机的弹舱里飞下。[1]

    与此同时，彼得·塞勒斯饰演的奇爱博士向美国总统和苏联大使解释了他的后末日时代深矿井生存计划。伴随着核爆炸蘑菇云的腾起，“我们会再见面的”的声音响起。埃尔斯伯格写道：“看完电影后，我们走出放映室，站在下午的阳光下，被光线和电影弄得头晕目眩，我们都认为刚才看到的基本上是一部纪录片。”这部电影真实地描绘出了美国当时的绝密核指挥程序，埃尔斯伯格和罗恩对此印象特别深刻；事实上，这部电影是根据一部小说《红色警戒》改编的，该小说由皇家空军军官彼得·乔治撰写，他后来担任了这部电影的编剧之一。

    那时，埃尔斯伯格早已清楚美国核权力分散的危险性；因为早在几年前，他就参观了美国的军事基地。他清楚地知道，核战争可能意味着人类灭绝，然而他很羞愧地发现，一名上将，甚至在有些情况下只要一名少校，就足以自行发动核袭击。[2]

    埃尔斯伯格和罗恩并不是第一批对《奇爱博士》和《红色警戒》印象深刻的核策划者；在这部电影制作的5年前，他们的同事约翰·鲁贝尔向五角大楼远程导弹科学咨询委员会的每一位成员都发送了一份这部小说的副本。

    即使没有这种宗教狂热式的、精神错乱的指挥官，世界上的核武器指挥系统也极不稳定，容易发生事故。几乎从最初的核时代开始，世界上的核武器，也就是现实世界中的“末日机器”，几次将世界带到玉石俱焚的边缘。艾里克·施洛瑟的名著《指挥与控制》，记录了数十起恐怖的核事故，从携带热核武器的飞机和导弹的丢失，到大规模敌方攻击的错误警报。

    1961年，一架载有两枚400万吨级热核炸弹的B-52轰炸机由于机翼油箱漏油而失去平衡，飞机无法控制地剧烈旋转。飞行员扔掉了两个他以为没有安装炸弹的武器；其中一枚氢弹上的降落伞未能打开，坠入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法罗附近的潮湿地面下70英尺深。引爆装置和“初级”钚核心被回收，但“次级”铀——核威力的来源——从未找到。另一枚氢弹上的降落伞的确打开了，但当撞击到地面时，氢弹机头传感器发送了一个引爆信号，爆炸前需要通过的几个安全装置中，除了其中一个，其他均已打开。

    如果第二枚氢弹被引爆，那么这将形成“触地爆炸”，产生的放射性沉降物将远远超过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的“空中爆炸”，后者的威力不到B-52所携带氢弹的1%。如果爆炸时正在刮南风，那么致命的沉降物将覆盖东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并使北卡罗来纳州大部分地区不再适合居住。[3]

    更令人震惊的是，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一名过于心急的美国驱逐舰船长向苏联潜艇B-59投下了深水训练炸弹[4]，但他不知道这艘潜艇上装备了核鱼雷。作为反击，苏联潜艇的艇长和政委都想向驱逐舰发射一枚核鱼雷，幸运的是，苏联舰队总指挥官瓦西里·阿尔希波夫也在船上，不同意发射。几十年后，当这段插曲公之于众时，阿尔希波夫被大家称为“拯救世界的人”。[5]总体来说，苏联领导层将其核权力链控制得比美国要短得多。普林斯顿大学的布鲁斯·布莱尔是当今核控制领域的权威，“俄罗斯的核控制和安保体系结构比美国的更令人赞赏”[6]。

    好消息是，1981年罗纳德·里根就任美国总统后，他的国家安全机构充斥着防守鹰派，他们有意识地、热情地用几乎连续不断的挑衅来扰乱苏联。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每周会派出轰炸机飞越北极，或者派出短程轰炸机威胁华约[7]领空或苏联的亚洲边境。当时负责军事援助的副国务卿小威廉·施耐德回忆道：“苏联人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一个美国空军中队直飞苏联领空，苏联的雷达被点亮，部队进入警戒状态。但是最后一分钟，中队撤离并返回美国。”[8]

    在有些情况下，雷达系统会错误地发出大规模导弹袭击的警报。1980年6月3日凌晨2点30分，正值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的紧张冷战局势，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被他的军事助手比尔·奥多姆叫醒，奥多姆向他报告说有220枚导弹来袭。布热津斯基让奥多姆去确认，战略空军司令部警戒小组是否正在冲向他们的B-52并启动引擎，然后给他回电话；他决定不叫醒他的妻子，这样她将会在睡梦中毫无意识地被核武器汽化。几分钟后，奥多姆打电话给布热津斯基，说现在有2200枚导弹来袭。只剩下几分钟的时间激活国家核武器库，布热津斯基当时正要给卡特总统打电话，奥多姆第三次打电话，报告说其他系统未能确认攻击。事实证明，只差一分钟世界就会被焚毁，因为有人错误地将一盒训练磁带插入了计算机指挥系统。[9]

    随着国家核武器规模的扩大，意外事故风险也在增加。政界领导人面临着与军事指挥官之间的艰苦斗争，因为后者更关心的是确保核武器能够发射，而不是防止意外发射；而确保核武器能够发射，会更有可能导致意外发射。例如，许可操作链接（PAL）的引入，使用8位代码和有限进入功能，从理论上防止了未经授权的核武器启动。然而，为了避免错误代码阻碍核武器发射，战略空军司令部的高级指挥部将所有代码都设置为易于记忆的8位数“00000000”，这就消除了这种保护。[10][11]

    与汽车防抱死制动器一样，系统中引入的安全功能通常会增加用户信心，却降低了系统安全性。正如研究复杂系统中“正常事故”的著名理论家查尔斯·佩罗所指出的那样，这些看似有益的变化“往往只会让操控者更快地启动系统，或者在恶劣天气下启动系统，或者以更大的威力启动系统”[12]。

    任何指挥官或领导人都会面临一种情况，即那些最重要的决定都必须在几分钟内根据不完整的数据做出。幸运的是，他们不会因为相信自己的选民会在核爆炸前“被提”而使自己的决定受到影响。《奇爱博士》中的精神病将军里珀，出于对氟化供水的担忧，启动了轰炸机袭击苏联，并发表了电影界最著名的独白之一：“我不能再坐视共产主义的渗透、共产主义的灌输、共产主义的颠覆，以及国际共产主义的阴谋逐渐侵蚀和玷污我们珍贵的体液。”如今，氟化水仍然是时代论右翼的一个禁忌，尤其是金·贝克，他的网站重复了一个可笑的说法：“美国人死于氟化水的数量超过了整个国家的军事死亡人数。”[13]

    除了这种由精神错乱的或宗教狂热式的军事指挥官所带来的非常明显的危险之外，时代论叙事也带来一种更微妙、也许更严重的末日危险。林赛和法威尔等时代论者强烈反对任何军备控制，他们支持膨胀的核武器库，这些武器库的增长纯粹是数量扩张，会增加意外毁灭的可能性。

    这非常强烈地体现在林赛的《20世纪80年代：世界末日倒计时》一书中。在林赛看来，《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并没有降低核灾难的风险；相反，它摧毁了美国的军事优势，将美国置于致命危险之中，并将允许苏联“横扫欧洲”。美国政府只不过是阴谋论者大恶魔——三边委员会[14]（一个高调的非政府组织，以洛克菲勒家族和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为主角）的傀儡。更糟糕的是，美国愚蠢地抛弃了它忠实的盟友，如蒋委员长、伊朗末代国王巴列维和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政府。[15]林赛想象出以下场景：

    苏联总理可能很快就会给美国总统打电话。总理会说：“我们可以摧毁你们的导弹发射井，我们可以用激光束拦截和摧毁所有来袭的潜射弹道导弹，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米格-25战斗机和SS-5地空导弹摧毁你们那些过时的轰炸机。所以，总统先生，你会投降吗？还是让我们摧毁你的国家？你有20秒的时间做出决定。”[16]

    林赛在《地球——公元2000》一书中也敲响了主战之鼓，他将已被遗忘很久、位于旧金山普雷西迪奥[17]的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看作撒旦世界新秩序摧毁美国影响力的证据。不明飞行物不是外星飞船，而是撒旦的恶魔。[18]

    此外，“常态化”的末日风险可能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正如末日神学权威观察家保罗·博耶所说：

    我个人的感觉是，如果平民的预言信仰与核武器政策之间有联系的话，那么这也是隐蔽的和间接的联系。1945年后的预言信徒们，很少有意识地主动推动世界末日。相反，他们相信《圣经》已经预言了末日，并确信信徒们将幸免于难，因此倾向于消极地接受核军备竞赛和冷战对抗。[19]

    20世纪80年代初，小说家格雷丝·穆杰塔巴伊前往得克萨斯州的阿马里洛镇，调查这座宗教信仰浓厚的小镇与附近的潘特克斯核武器工厂之间的关系。潘特克斯工厂负责装配和维护美国所有的核武器。最终，穆杰塔巴伊将她的杂志文章改编为一本书《有福的确据》。她是犹太人，最后定居在了阿马里洛镇。

    她发现，时代论信仰如此彻底地渗透到了这座城镇，即使是镇上报纸的出版商，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自由民主党人，也认同其信条。20世纪80年代，该工厂的任务广为人知，阿马里洛人立即明白，整个地区已经成为核攻击的主要目标，将在核战争的最初便从地球上消失。该镇的最大教派第一浸信会，本身并不认同时代论；然而其成员都平静地接受了这种风险，甚至感到有些安慰，因为他们认为被瞬间汽化比其他更痛苦的死亡方式更可取。

    该镇较小的教派禧年礼拜堂的领导者罗伊斯·埃尔姆斯牧师的观点则不同。根据穆杰塔巴伊的记录，埃尔姆斯告诉他的教区居民根本不需要害怕核战争，因为教区居民会在其他人被上帝烧死之前“被提”：

    你们知道，他们在太空计划上花了一大笔钱。一大笔钱！看吧，我的朋友们，他们还不如把这个计划全部关闭，然后等待号角之声，那么他们将进入另一个太空计划中！我甚至从来没有想过让我的名字出现在他们正在做的这个小计划的宇航员名单里。但是我的名字，在上帝的恩典和帮助下，已经出现在另一个宇航员计划中……当火箭起飞时……我们将留下一道圣灵之火的痕迹！

    “再见！再见！”这位牧师向即将被氢弹汽化的阿马里洛、休斯敦、达拉斯和洛杉矶喊道。埃尔姆斯所在教区的一位居民相信自己会乘坐同一艘火箭逃离核末日，她为此而感到欣慰，但也为可能会抛下自己的孩子和孙子而感到痛苦。[20]（穆杰塔巴伊所著书的书名《有福的确据》指的是信众们将免于面对恐怖的核灾难。）

    和博耶一样，穆杰塔巴伊只是简单地想到了具有宗教狂热的潘特克斯工人可能会通过获得核武器来推动千禧年进程。而且，和博耶一样，她也担心普通居民会和她已经非常了解的阿马里洛人一样，已经接受了摩尼教式的时代论世界观，并且在核战争的风险中麻痹自己。

    如果世界可以区分绝对的善与恶，可以区分上帝的追随者与撒旦的追随者，那么与敌人之间的妥协或谈判就不可能存在。在一个绝对两极分化的世界里，人类和平是无法实现的，战争不可避免。[21]

    在1982年美国宗教学会上，神学家戈登·考夫曼在主席演讲中进一步指出了时代论对人类的威胁。他指出，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拥有灭绝整个物种的能力，因此时代论的末日世界观“最终逃避了我们作为人类的责任，恶魔般地援引神的意志作为逃避的理由”。考夫曼进一步将“被提”描述为“切断人类责任的神经”[22]。也就是说，拯救自己免于被灭绝的能力掌握在上帝手中（即使在很小的程度上），这种信仰削弱了我们阻止它的意愿，从而增加了它发生的风险。

    幸运的是，核武器和时代论的交集所固有的危险，迄今为止仍然停留在推想阶段。但是，有一位具有米勒精神的继承人，他的末日信仰将推动他和大量无辜追随者走向悲惨的结局。自有记载的历史出现以来，弗洛伊德的“微小差异的自恋”已经产生了源源不断的宗教变异[23]，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也会在新教繁茂之树上产生一株有毒的分枝。

    20世纪20年代，一个名叫维克多·豪迪夫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教徒开始宣扬他对《圣经》的独特解读。他是一个学历只有三年级的推销员，被《启示录》耸人听闻的叙事吸引，特别是，他和之前的许多人一样，关注《启示录》中第七章的144000名信徒，12个各有12000名信徒的希伯来部落，“在我们上帝的仆人们额上盖上了印”。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教徒认为自己就是那144000名信徒；豪迪夫认为，随着该教派的人数远远超过了这个数字，它已经失去了热情和献身精神，这就是问题所在。作为时代论者的典型，他抨击沉迷于“海滩派对和电影放映”等现代罪恶文化活动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兄弟们。[24]正如异端人士惯常做的那样，他编撰了一份教会“可憎之事”清单；在他看来，自己的使命是将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信徒减少至144000名，使之达到必要的纯度。

    豪迪夫并不是要建立自己的教派，而是要改革原来的教会。但随着极具魅力的他开始吸引追随者，他那些过去的“兄弟们”感到惊恐，并在1934年将他逐出了教会（就像1845年罗汉普顿的浸信会将米勒逐出教会那样）。

    最初，他的教派被称为“牧羊人之杖”（豪迪夫宣言的题目），或者简称为“杖”。为了表明对古代圣地大卫王国中心地位的信仰，教派更名为大卫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简称大卫教）。1935年，随着成员人数的增加，大卫教徒在美国得克萨斯州韦科的迦密山中心建立了总部。尽管该中心只有37名追随者，但豪迪夫预计，世界末日将在一年内到来，届时他将带领144000名追随者前往巴勒斯坦。

    由于他追求虔诚而纯粹的复临主义，因此他和继任者们的传教活动只针对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信徒，而不包括那些无法救赎的普通民众。[25]1955年，豪迪夫去世，此时他已经吸引了数千名信徒，但大卫教并没有前往巴勒斯坦（那时该地区已经在以色列的统治之下）。此时，大卫教已经壮大，它向东迁移了9英里到达得克萨斯州的埃尔克，即“新”迦密山。

    《圣经》是历史上被分析和讨论最多的书，数百年来共有几十亿读者。根据概率论，其中一定有几百万读者具有极高的智商，也一定有几十万读者接受过《圣经》解读方面的学术培训。豪迪夫的学历只有三年级，但是，他认为自己发现了一个以前所有读者都没有发现的《圣经》意思，并将自己选为“东方升起的天使”，以在末日带领144000名信徒前往圣地。从豪迪夫开始，大卫教产生了类似的一系列极端自我主义的领袖，他们将在美国联邦执法机构的推动下，带领该教派走向灾难。

    1955年11月5日，豪迪夫死后不久，他的遗孀弗洛伦丝宣布，她进一步解码了《启示录》的末日时间序列：1260天之后，也就是1959年4月22日，耶稣就要来了。[26]她的预言吸引了900名追随者来到迦密山迎接末日，在那里，怀着期待的信徒们再次上演了米勒“大失望”的小规模版本。和1844年的“大失望”一样，该教派随后分裂为各个相互竞争的团体，其中最大的团体由豪迪夫的助手、一位名叫本·罗登的人领导，他接管了迦密山。[27]

    罗登继承了豪迪夫的自我中心主义，并宣称，按照上帝给他的启示，他就是“分支”（《撒迦利亚书》和《约翰福音》用“分支”这个词来描述上帝的仆人），他将带领这个团体迎接耶稣复临，因此这个团体的新名字就是大卫支教。他规劝真信徒们“离开那根枯树枝，到活分支上来”[28]。

    1978年罗登去世后，他的妻子洛伊丝（根据上帝的透露，她就是圣灵）和他们精神反复无常的儿子乔治之间发生了一场权力斗争。最终，洛伊丝在一个名叫弗农·豪厄尔的年轻人的帮助下获胜。在此之前，豪厄尔一直过着混乱的生活；他的妈妈14岁时便未婚生下了他，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曾转换于不同的家庭，饱受阅读障碍[29]和孤独之苦，最后在读九年级时辍学。

    豪厄尔笨拙但英俊，他只对三件事物有兴趣：他的吉他、他的《圣经》和性。1981年，他让一位15岁的女孩怀孕了，但是他向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兄弟们宣布，上帝打算让他娶另一位年轻女子，她是一位牧师的女儿。他总是有“见证”的癖好，有一次打断了一场仪式，登上讲坛布道，这些活动很快将他驱逐。他曾在迦密山做过木工活儿，1983年，他在那里定居。[30]

    在那里，豪厄尔被洛伊丝·罗登的领导职位和半神地位吸引，他找到了自己的家。他是在基督复临安息日会长大的，被迫阅读《圣经》；而洛伊丝被豪厄尔对《圣经》的敏锐理解和外貌吸引。很快，豪厄尔就和这位当时已经67岁的寡妇共享了大卫支教的领导权，以及她的床。

    在大卫支教内，号称拥有神权的女性不会像主流新教教派中的女性那样引起人们的注意；但豪厄尔崇拜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创始人之一艾伦·怀特，后者被认为是一位女先知。《圣经》几乎指导了豪厄尔生活的方方面面；他说，他与洛伊丝结合，希望实现《以赛亚书》8:3中的预言，即他去见女先知，然后女先知怀孕了，并生了一个儿子。后来他半开玩笑地说，如果他“让一个70岁的女人怀孕了，那么他一定是上帝”[31]。

    如前文所述，历史学家查尔斯将《启示录》描述为“整套《圣经》中最难读的一卷”，并警告说“不仅略读，即使认真研读，读者也依然会觉得困惑”[32]。直到1983年左右，豪厄尔可能也同意这一评估。1983年，这位高中就辍学的24岁的年轻人认为，他和豪迪夫一样，不同于大众识字时代以来几个世纪里的几十亿《圣经》读者，他能够解开7个封印，从而揭开《启示录》的真正含义。豪厄尔认为，《启示录》是掌控《圣经》其余部分的关键。

    1984年1月，豪厄尔与一个大卫支教成员的14岁女儿结婚，也因此与洛伊丝决裂；那年晚些时候，乔治·罗登已经与母亲和好，用枪口指着豪厄尔和他的支持者们，并将他们赶出了大院，将教名改为罗登维尔。豪厄尔和几名追随者在东边100英里处的得克萨斯州帕勒斯坦市的一个条件恶劣的小屋里定居下来。出于空闲和对更好环境的渴望，他去了以色列。

    在以色列期间，他似乎得了“耶路撒冷综合征”。这是一种在以色列游客中很常见的精神错乱，由于终于能够直接接触到一生都在读和听的圣地和圣殿，因此他们过度兴奋，充满宗教热情，常常把自己想象成《圣经》中的人物。[33]其中一个“耶路撒冷综合征”患者是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健身游客，他相信西墙位于错误的位置，并试图移动其中一块巨石，这是“参孙综合征[34]”。阿克萨清真寺的纵火犯丹尼斯·迈克尔·罗恩可能当时也处于类似的状态。

    离圣殿山只有几英里的卡法尔·沙乌勒精神病医院，专门研究这种精神错乱。1980—1993年，那里的精神病医生治疗了470名患者，其中的绝大多数患者之前就存在精神机能障碍，例如那个“参孙综合征”患者和罗恩，但另外42名患者（约占研究样本的9%）没有精神病史。有精神病史的人（占91%）广泛分布于犹太人和主流基督教派中，但42名没有精神病史的人中有多达40名是福音派新教徒。不超过10年，悲剧将展现在韦科镇。[35]

    从以色列回来后，弗农·豪厄尔有了明显的变化。在以色列，上帝已经告诉他，他是上帝的仆人；随后，他的布道变得有活力，他开始更善于将《圣经》的各段落联系并融合在一起。如今，每当他阅读《圣经》经文时，立刻会有上帝的声音告诉他这些经文的真正含义。去以色列之前，他曾告诉别人，他希望能尽快收到上帝的“完整信息”，但这一愿望没有实现。从以色列回来后，很可能是受到耶路撒冷综合征的影响，他终于从上帝那里收到了信息。[36]

    从19世纪40年代末的诞生开始，预言便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固有的一部分。在豪迪夫和罗登领导下的大卫教，以及在豪厄尔领导下的大卫教，也是这样。大卫教的人努力使本教派或多或少地持续“处于信息中”——接收来自全能者的一连串预言。他们认为，现代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已经放弃了预言，因此已经成为叛徒。

    《启示录》14:6-9中描述了3位预言天使，这尤其吸引了豪厄尔的注意，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总之豪厄尔认为实际上有7个预言。前两个是威廉·米勒关于末日和巴比伦已经沦陷的开创性信息。第三个是艾伦·怀特关于以星期六为安息日的信息；第四个是维克多·豪迪夫的预言；第五个是本·罗登的；第六个是洛伊丝·罗登的。上帝告诉豪厄尔，他现在是第七个预言的传递者，是即将到来的末日之前的最后一位天使。

    1987年豪厄尔从以色列返回后，发生了古怪的一幕。当时仍控制着迦密山的乔治·罗登挖了一名追随者的坟墓，这名追随者叫安娜·休斯，25年前被埋葬，享年85岁。乔治向豪厄尔发起挑战，要求他参加让休斯复活的比赛；而豪厄尔和7名追随者则突袭了迦密山大院并给休斯的尸体拍了照，想以此指控乔治虐待尸体。双方发生了45分钟的枪战，但没有造成死亡或重伤。1988年，豪厄尔和他的7名同伙因谋杀未遂而受审，陪审团宣布7名共犯无罪，对豪厄尔的控诉也因证据不足而流审。

    这一判决结果使乔治的精神开始错乱，法庭档案中记录了他对豪厄尔发出的各种怪诞的诅咒和威胁，他因犯藐视法庭罪而入狱。乔治被监禁后，豪厄尔支付了大卫教总部的房产欠税并搬回总部。乔治在1989年获释后又用斧头谋杀了室友，因为他怀疑室友是豪厄尔派来杀他的；他被关进精神病院，并多次逃离；1995年再次逃离后不久便死于医院，死因是心脏病发作。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豪厄尔根据《以西结书》《但以理书》《马太福音》《启示录》提炼出他的末日路线图。随着世界末日（他尚未确定日期）的临近，他将带领追随者们前往以色列，在那里，他的大卫教徒将使犹太人皈依基督教，从而引发一支从北方而来的美国领导的联合国部队，大卫教徒将支持现在已经皈依的以色列人并与之共战共亡。虽然没有记录表明豪厄尔读过哈尔·林赛的书，但考虑到这一时期林赛的书的普遍性，因此这些牵强的叙事可能并不是豪厄尔自己从《圣经》中提取出来的。后来，豪厄尔将末日大灾难的地点从以色列转移到美国迦密山。

    豪厄尔的“耶路撒冷综合征”所激发的《圣经》光辉让听众深受震撼。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传教之旅中，他让大约100名信徒加入了迦密山。尽管收获了来自澳大利亚和英国的皈依者，但以色列人对此更持怀疑态度，并对《圣经》感到厌倦，因此他没能让以色列人皈依。

    这是一个兼收并蓄的多种族团体，其中包括24名英格兰皈依者。1990年，豪厄尔在加利福尼亚州提交了法庭文件，合法地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大卫·考雷什。其中“大卫”源自他想象的由自己领导的圣经王国，而“考雷什”是“居鲁士”的希伯来语，像500年前的扬·博克尔松那样，他通过让其他男性成员单身、自己享受一夫多妻制，来满足自己日益增长的性欲。他另外“娶”了5位年龄从12岁到20岁不等的女性，为了避免被起诉重婚，他的男性追随者们在名义上娶了这些女性。他在澳大利亚旅行期间，一对夫妇如此敬仰他的神性，在双方都愿意的情况下，妻子和19岁的女儿都与他发生了性关系，这样她们就可以“为上帝生孩子”[37]。

    为了迎接末日，他要求大院的已婚成员通过性节制来实现净化，并“取消”新迦密山上所有夫妻的婚姻关系，其中可能包括他的5位侧妻和她们的“丈夫们”。另一方面，与考雷什发生性关系成为一项神圣的仪式，在“前夫们”完全同意的情况下，他和许多“前妻们”发生了关系。

    他预言他所生的孩子（至少有12个）将在耶路撒冷的新王国享有优待地位，这使这些追随者很高兴。其中一位“前夫”解释道：“你根本不明白。作为大卫支教的人，我们对性不感兴趣。性如此具有攻击性，如此具有侵略性。考雷什为我们消除了这一负担。”就考雷什而言，他认为，与追随者们生育是他的一项严肃而神圣的责任。不过有时，他的确向他的性伴侣们坦白了自己的性欲，并羞怯地说是上帝使他这样的。

    他解释说，这种恰当的肉体安排源自《启示录》4:4中的一项特别命令，该节描述了24位戴着金王冠的长老，他们向上帝高呼，“让我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让我们在地上执掌王权”（5:10）。考雷什在《圣经》解读方面取得了革命性进展：他认为，“让我们成为国民”这几个字意味着《启示录》预言他要成为24位长老的父亲，这24位长老将在千禧年时代统治世界。因此，被选中怀上这24个孩子的妇女是神圣的容器，这就要求考雷什控制她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她们的饮食。不用说，从来没有哪位著名的圣经学者能够以如此“宜人而时尚的方式”解释《启示录》的第4章。[38]

    考雷什的魅力在于他的“圣经教学”可以持续几个小时，他能准确地回忆和清晰地解释《圣经》。尽管他九年级就辍学了，但他对《圣经》的精彩解释甚至能够吸引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包括一位哈佛法学院的毕业生和其他几位硕士期间接受过神学培训的人。

    考雷什认为，《启示录》5:1中所提到的7个封印掌握着末日事件和大卫支教通往救赎之路的钥匙：“我看见坐宝座的人的右手中有书卷，其里外都有字，用7个印封严了。”

    考雷什将这本“书”命名为“上帝之意”，它是上帝迄今为止委托给“羔羊”人类的秘密计划。考雷什此时已经将自己认定为“羔羊”，并根据其他《新约》和《旧约》推断出了打开7个印的线索，因此具有向其追随者们揭示“上帝之意”的独特能力。[39]（大卫教认为“基督”是上帝在某项任务中指派的，其有多种动态表现形式：有时是耶稣；有时是羔羊；而根据考雷什的说法，有时是他自己。）[40]

    早在1987年，大卫教就引起了瑞克·罗斯的注意。罗斯是一位高调而又备受争议的“邪教破坏者”，几十年来帮助数百人摆脱了邪教的侵害，并在多个关于邪教的案件中出庭作证。在相关亲属的要求下，罗斯在纽约帮助两名考雷什信徒消除了所受的毒化思想，随后他又接到了其他家庭的求助电话。罗斯列举了“危险性邪教”的6个认定标准：绝对而又不负责任的权威人物、对领导人意愿的满足、对外部信息的过滤、“我们反对他们”的心态、对组织之外的人的诋毁，以及以《圣经》或哲学借口为领导人的财富和性贪婪做辩护。[41]虽然考雷什没有过滤外部信息，但他确实符合其他5个标准。

    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考雷什和几位追随者囤积了大量武器，并在一些不需要背景审查的枪支展上交易武器，由此筹集资金。到1991年，一位名叫马克·布劳尔特的澳大利亚追随者，其对考雷什囤积武器、浮夸的神学和对年轻女孩的性剥削的不满，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首先是澳大利亚的媒体，然后是在一个监护权程序中，一名儿童被从迦密山带走引起了美国媒体的关注。布劳尔特和罗斯都向BATF（美国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转达了他们的担忧，BATF计划于1993年2月底对该大院进行一次突袭。到那时，BATF至少已获得300件武器，包括60支M16、60支AK-47和30支AR-15突击步枪。[42]

    酷爱枪支的考雷什在这次突袭前曾说过：“如果有人来我家，在我的孩子们面前挥舞枪支，那么他一定会被打爆头。”得克萨斯州的法律允许公民向使用“不正当武力”的警官开枪。[43]

    罗斯还联系了《韦科论坛先驱报》，该报于1993年2月27日发表了《罪恶的弥赛亚》系列的第一篇文章，引发了轰动效应，全国媒体很快对此进行了报道。这些文章控诉考雷什虐待儿童、与未成年女孩发生性关系、对其他男人的妻子拥有神授的权利——他至少有十几个这样的侧妻。[44]

    事实上，得克萨斯州的儿童福利机构在上一年已经调查过该大院，发现孩子们都很快乐，且他们得到了很好的照顾，几乎没有受虐迹象，除了偶尔被用勺子打打屁股，而这在得克萨斯州是可以接受的。但《韦科论坛先驱报》对考雷什性行为的指控基本属实。[45]

    第二天，即2月28日上午9点45分，BATF执行了搜查令，其依据不是《罪恶的弥赛亚》中耸人听闻的指控，而是非法持有枪支。当时，在得克萨斯州拥有和使用自动武器是合法的，但这些武器需要在联邦当局进行合法登记；而考雷什没有登记。[46]

    这时，BATF的无能就体现出来了。它将搜查计划透露给了电视记者，电视记者随后向一名邮递员问路，而这名邮递员正是考雷什的姐夫。BATF通过大院内的一名线人知道，计划已经暴露，因此武装冲突不可避免。但BATF仍决定继续突袭。事先得到风声的考雷什首先下令举行祈祷仪式，然后在各个入口处部署了武装人员。后来，不知道是谁先开的枪，但考雷什在前往其中一个入口时曾经告诉追随者，他要出去和特工谈谈。根据随后的财政部调查，考雷什打开门，问特工们“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回答：“别动！”考雷什砰的一声关上了门，子弹穿透门和窗户从里面射出。另一名从大院外观察的特工报告说，他看到考雷什开了两次枪，这意味着考雷什一定打开了门，但他可能并不是第一个开枪的人，也不是BATF后来声称的对他们进行伏击的人。[47]

    持续的枪战席卷了整个大院，4名特工和6名大卫教徒被杀，其中两名分别是考雷什16个月大的孩子以及另一名教徒的婴孩；几十人受伤。BATF的特工们没有为突袭做充分的准备，以至于大卫教徒的火力和武器补给都超过了他们；弹药不足时，他们便撤退了。[48]

    大多数记录者都认为，如果大卫教徒愿意，那么他们可以杀死更多的BATF特工。后来的政府调查特别指出，大卫教对袭击的反应是一种典型的“防御性暴力”，其特征符合“希望从主流文化中退出的群体”[49]。事实上，那天最引人注目的交流是韦恩·马丁——那位毕业于哈佛法学院的教徒给韦科警局办公室打的一个慌乱的电话。他说：“告诉他们，这里有妇女和儿童，让他们停下来！”——这不像是有人执意于末日暴力。[50]更令人痛心的是，BATF在此之前就经常因一些小型武器违规而进行挑衅性的破门袭击，其知道考雷什经常在附近独自慢跑，想趁这个时候发出逮捕令，以轻易地逮捕他。[51]

    惨败之后，FBI（联邦调查局）解除了BATF的职务。在接下来的51天里，FBI与手腕中弹的考雷什进行了谈判。从一开始，FBI就将围攻原因描述为解救人质，但在BATF突袭后不久，20名儿童在几名成年人的陪同下离开了大院，随后有大量证据表明，剩余的大卫教徒都不想要或不需要联邦政府的解救，而联邦政府则以经典的时代论方式，将这里称为“巴比伦”。

    全国都在关注这次行动；遭到BATF袭击后，考雷什立即通过当地广播电台和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与公众直接沟通，沟通中他引用了英王钦定版《圣经》中的长篇大论。虽然他的追随者和基督教神学家对这本《圣经》很熟悉，但对世俗观众来说，他仿佛在讲斯瓦希里语[52]。有一次，他对一位深感困惑的电台采访者说：“我们现在在第五个封印中。”

    神学家詹姆斯·泰伯也听到了这次采访，他在1993年之前并不知道考雷什。2月28日晚，他与几百万美国人一起收听CNN，当时CNN中断了常规广播，报道BATF袭击后的情况。这位年轻的大卫教领袖喋喋不休，泰伯的注意力突然被他提到的7个封印吸引。泰伯不仅知道这是《启示录》里的重要内容，而且还知道“考雷什”是希伯来语中“居鲁士”的意思；泰伯快速地查阅了《以赛亚书》第45章，发现居鲁士已经被上帝认定为弥赛亚，弥赛亚的希伯来语“Mashiach”翻译成希腊语就是“Christos”，也就是“基督”。考雷什称自己为“羔羊”，是基督复临主义的表现——泰伯更加确定，考雷什的信仰基础正是《启示录》。

    随着对峙事态的发展，泰伯很清楚地意识到，FBI对考雷什的末日叙事一无所知。泰伯打电话给另一位神学家菲利普·阿诺德，后者联系了FBI特工，特工们承认，他们已经被考雷什的《圣经》独白弄糊涂了。

    一些特工甚至开始阅读他们酒店房间里的基甸版《圣经》中的末日启示类内容，这是一项甚至让专业神学家都无法承受的任务。正如泰伯所说，特工们疯狂翻阅《圣经》的景象“几乎滑稽可笑，但同时也令人恐惧”。泰伯和阿诺德立即意识到，大卫教徒们认为自己在有7个封印的世界中航行；他们还意识到，第5个封印，即考雷什认为大卫教目前居住其中的封印，是7个封印中最暴力、最危险的一个。

    泰伯和阿诺德认为，要想和平解决对峙事件，就必须在考雷什的信仰基础《启示录》上与他交手。政府允许泰伯和阿诺德接触了一位被监禁的大卫教徒，他叫利文斯通·费根，是考雷什派往迦密山代表其公众形象的。费根证实了泰伯和阿诺德的分析：大卫教徒生活在混乱的第5个封印中，但上帝让他们等待。在4月1日的一个电台脱口秀节目中，这两位神学家出现了，他们详细讨论了《启示录》的末日论，并暗示了和平的结局。他们知道考雷什经常收听这个节目，为了确保考雷什能听到，他们还让考雷什的律师发给考雷什一份录音带。

    4月14日，不管是否由于受到电台节目的影响，上帝终于再次向大卫·考雷什发出了指示，考雷什现在明白了一切。那天，他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律师们，宣布他正在写一封宗教长信，要向全世界通报“7个封印的解码信息”。写完后，他将公布一份副本。“我会出来，然后轮到你们处置这只野兽。”阿诺德和泰伯很高兴；也许终究可以避免这场即将发生的灾难。然而，这将是全世界从考雷什那里听到的最后一次交流。[53]

    不是只有泰伯和阿诺德理解考雷什的虔诚并希望能够和平解决对峙事件；更多的福音派人士也是如此。在围攻初期，美国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和浸信会联合委员会的要员们给克林顿总统写了一封信，他们在信的开头衷心地恳求：“请让得克萨斯州韦科的冲突非军事化。”这封信指出“复仇的威胁以及军队和坦克的集结，只会向这群‘忠实的信徒’证明世界的力量都在与他们作对”，并有先见之明地指出“如果政府在这场失败的局面中投入了如此多的资金和信誉，却没能彻底铲除犯罪教派，那就更是一场悲剧”[54]。

    然而，在7周多的对峙之后，在司法部长珍妮特·雷诺的支持下，FBI中的强硬派获胜。雷诺批准直接出击。

    虽然泰伯和阿诺德能否让考雷什走上正途还未确定，但是FBI内的强硬派认定考雷什是一个骗子，以“对《圣经》的胡扯”作为拖延战术；对没有经过神学训练、已经听考雷什讲了几个小时的《圣经》的特工们来说，似乎情况确实如此。[55]FBI的人嘲笑考雷什4月14日的那封信，尤其嘲笑这名九年级辍学者要写一封“宗教长信”的狂妄，认为这又是一种拖延战术。考雷什的律师们说他们正在拟一项投降协议，但是FBI的人根本不理睬。[56]FBI没有针对“预言”问题与考雷什沟通——这对考雷什来说很重要——而是直接切断了大院的电源，摧毁了信徒们停放的汽车，还开始放震耳的音乐，用强光探照灯照射院子。

    4月19日，FBI结束对峙，开始行动。从那天早上6点左右开始，特工们用装甲车反复撞击大楼，并使用CS催泪瓦斯（一种类似于麦加大清真寺的围攻者们使用的化学武器）。中午过后不久，大院起火了；大火迅速蔓延，吞没了大院，烧塌了屋顶。76名大卫教徒，其中包括两名孕妇，在大火中丧生，只有9人逃脱。大多数人从大火中逃到地下室，被发现时已经被烧死。至少有20名成员死于枪杀，其中包括考雷什，显然是为了避免被直接烧死。

    尽管随后的多项政府调查都得出结论，认定大卫教徒在FBI突袭之前就纵火企图自杀，但幸存的大卫教徒坚决否认任何自杀的说法，因为他们认为自杀是一种罪行。他们还说，当FBI切断电源时，他们使用油灯照明，但装甲车将油灯撞倒。此外，4月19日，风速高达每小时30英里，大风很快就通过打开的窗户和被FBI车辆撞出的洞，使火势从一个房间蔓延到另一个房间。火灾发生后两周，FBI将现场夷为平地，但这也没能提高FBI的可信度。[57]

    其中一名幸存者随身携带了一张数据盘，上面有考雷什4月14日的信中所提到的未完成的手稿，而FBI曾经认为所谓的手稿只是一个拖延时间的诡计。打印出来的信一共包括13页纸，其中包括对第一个封印的介绍和讨论；这封长信可能还需要几个星期才能写完。[58]

    用詹姆斯·泰伯的话说：

    考雷什是一个具有个人色彩的《圣经》解经大师。从大卫支教的神学角度来理解，他的信息具备系统性、一致性和内在的逻辑性。然而，对一个不了解《圣经》预言细节的人来说，他的信息以一种典型的、没有停顿的方式传递，并引用了钦定版《圣经》的长篇大论，似乎毫无意义。[59]

    我们永远无法知道，考雷什是否会如4月14日信中所承诺的那样和平投降，但很明显，FBI从未试图认真处理他所关心的神学问题。灾难发生后6个月，司法部成员向副司法部长提交了一份长篇报告，该报告的修订版长达489页。其对神学知识缺乏关注在目录中就能体现出来。目录中列出了宗教学者们的咨询内容，仅有4页，除了学者们的身份介绍之外，几乎没有传达任何有用的信息。这4页之后是心理咨询师的分析内容（共28页），几乎所有的咨询师都认为考雷什是个骗子。其中一位是FBI国家学院的行为学专家兼讲师皮特·斯梅里克，他甚至反对神学家参与这次事件。[60]

    随着对峙事件的推进，大部分公众与FBI一样，认为大卫·考雷什是一个自私自利的骗子。然而，真相可能更加微妙。与乔治·哈德森、塞缪尔·英萨尔、威廉·米勒以及几乎所有群体错觉的传播者一样，考雷什真诚地相信自己的叙事，这种自欺欺人使他对追随者进行灾难性误导的能力更加强大。

    在过去500年中，人类的模仿倾向和寻找引人入胜故事的倾向都落脚在末日错觉上——这是所有叙事中最让人着迷的一种。由此产生的神学叙事通常将其信徒限定在和平、繁荣的社区中，但这种叙事也会时不时跳出正常行为的护栏，由此产生诸如闵采尔领导的农民战争、博克尔松的疯狂的再洗礼派的暴动、文纳的第五君主国派的暴动和考雷什的大卫支教引发的大屠杀等灾难性后果。

    与一个半世纪前的威廉·米勒及其追随者一样，考雷什怪诞的神学、强烈的性欲和与未成年人发生的性关系，使他被媒体和公众妖魔化——这一妖魔化反过来导致了过度执法的悲剧。如果BATF最初的反应能够更加灵活，如果FBI能更加熟悉末日叙事的细微差别，那么韦科对峙事件可能不会以悲剧告终。

    正如结局所体现的，相当一部分公众都将责任归咎于联邦政府，大卫支教的悲剧并没有就此结束。电视直播了这场大屠杀，但大火最重要的目击者——一位名叫蒂莫西·麦克维的年轻退伍军人——近距离目睹了这场大屠杀。麦克维早已经愤怒于上一年的政府围困鲁比山事件。与韦科围攻事件类似，鲁比山事件起源于美国特种部队老兵、福音派教徒兰迪·韦弗受到的武器指控；这场对峙导致韦弗的儿子萨米和持有强烈末日信仰的妻子维姬的死亡。韦科对峙期间，麦克维正在那里分发枪支权利小册子。当韦科的火焰升起时，他发誓要为无辜死亡的男人、女人以及孩子们报仇。在韦科袭击两周年之际，他和同伙特里·尼科尔斯使用卡车炸弹对俄克拉何马市的联邦大楼进行了袭击，这导致168名无辜者丧生。麦克维之所以选择这个目标，是因为大楼里既有FBI办公室，也有BATF办公室，此外，还有大量其他部门的联邦雇员。[61]

    12 “被提”类小说

    末日文学为何畅销

    到了新千年初，大卫支教的灾难和林赛不靠谱的预言再次让人们意识到，过于精确的预言和日期设定是有风险的，时代论者也越来越倾向于一种不受质疑的类型：末日类小说。

    早在20世纪初，基督教作家就开始创作正义者“被提”、反基督者崛起、大灾难、世界末日和最终审判等主题的小说。1905年，俄亥俄州一位名叫约瑟夫·伯勒斯的医生出版了已知最早的被提类小说《泰坦，土星之子》。书名中的泰坦是一个现在大家很熟悉的反基督者的人物形象，“一个年轻的希腊人，他将联合激进的社会党人，在世界范围内致力于摧毁基督教会”。伯勒斯在序言中说，这部小说不仅仅是他想象力的产物，而且打开了“一盏探照灯，照耀出教会未来即将发生的一连串事件”[1]。

    尽管被提之景象和泰坦/反基督者崛起的故事吸引了读者，但整本书的各个章节都在讲述令人腻烦的《圣经》解读。其销量还不错，一共印刷了10次，10年内的销量超过1万本——也很体面，但不能算是一本畅销书。[2]

    但是，这本书展现出了被提类小说和美国福音主义的一般性特征：仇外心理、仇视伊斯兰教以及意识形态和道德上的恐慌。伯勒斯小说中的民族英雄名叫英格兰，孤身一人对抗由反基督者领导的十国联盟。可悲的是，美国因为“2500万在欧洲出生的美国公民”而无法援助母国。美国的“萨克森人”急于帮助英格兰，但被黑暗联盟的势力压倒，现在又被穆斯林“安拉！安拉！安拉！”的高呼声援助。欧洲的穆斯林势力入侵美国，将“萨克森人”文化溶解于外来的社会主义中。[3]

    随后的几十年里，被提类小说家们从时事中提炼出引人注目的叙事，并将其加入小说中，以此改进他们的作品。[4]到20世纪80年代，最重要的时代论小说家是弗兰克·佩雷蒂，他是一位文学巧匠，最有名的著作《当前的黑暗》销量超过200万册。

    这本书首次出版时，正值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时代论者需要找一个新的敌人。他们被迫选定了另一个末日祸根：新纪元运动，尤其是那些散发出一丝撒旦主义气息的运动。

    故事发生在和平美丽的虚构大学城阿什顿，其中出现了两位英雄，虔诚的牧师汉克·布舍和老练的新闻记者马歇尔·霍根，他们与一位极其富有的城市骗子亚历山大·卡瑟夫对抗，后者出于莫名的原因想要控制这座小城镇。

    卡瑟夫的盟友包括一群红眼睛的、鳞片皮肤的长着翅膀并呼吸硫黄的恶魔，他们吸食普通人的意志，但幸运的是，他们特别容易受到虔诚信徒的攻击，尤其是布舍。但这些生物与当地大学的女权主义教授朱琳·兰斯特拉特的撒旦潜力相比，根本不值一提。兰斯特拉特试图通过“神和女神意识入门”等课程破坏霍根女儿的宗教信仰。卡瑟夫密谋陷害布舍和霍根，把他们关进同一间牢房里，但他们联手打败了卡瑟夫及其下属，不管是人类的还是非人类的。[5]

    佩雷蒂所体现的道德恐慌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例如，林赛把达尔文、康德、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著作看作毁灭现代社会的“思想炸弹”，并引导了一场文化圣战。在撰写《消失的伟大地球》的前一年，他出版了《撒旦好端端地活在地球上》一书，其中有对洛杉矶一位“警察指挥官”的采访，这位指挥官描述了在圣莫尼卡海滩上的一次“接吻行动”，让林赛想起了“非洲野蛮人的宗教仪式”：

    大约有400人紧紧地挤在一起，像一团人，随着鼓声和诡异的音乐晃动……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脱衣服。有些人开始沉浸在公开的性行为中，对周围的人视而不见。我们注意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的脖子上戴着饰物。他们信仰精神世界，会欣然承认魔鬼对他们来说是真实存在的。[6]

    历史上，越是在最糟糕的时期，末日运动就越蓬勃发展：巴比伦流亡时期犹太人的被奴役和流亡；两次犹太人反抗罗马的大屠杀和大规模实体破坏；中世纪欧洲宗教战争和俄国大屠杀的恐怖。生活在繁荣、安全、和平的现代国家中的末日信徒，不得不将他们的义愤发泄在不太明显的社会祸患上：占星术、对进化论和地质科学的认知失调、普世主义、性、毒品、摇滚乐和永远存在的撒旦。

    这种末日恐惧的散播远非无害。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时代论者对新纪元的唯灵论和占星术的厌恶，演变成了经典的“道德恐慌”——这是一种群体错觉——对本不存在的撒旦式儿童性侵和大规模谋杀的群体错觉。大量自称撒旦教专家的人，包括重要的执法官员，在全国出名，他们谈到有数万名儿童成为宗教仪式的受害者。据说，撒旦教徒绑架年轻女性，强迫她们成为“生育者”，以此供应婴儿祭品；新生儿在填写出生证明之前就被从医院抱走，这样“他们就不会被怀念”[7]。

    泰德·冈德森就是这样一位“专家”，他曾是FBI的官员，参与玛丽莲·梦露自杀案和约翰·肯尼迪总统暗杀案，并领导FBI的洛杉矶、孟菲斯和达拉斯办事处。冈德森认为，美国每年有4000名儿童死于宗教仪式：

    有人告诉我，这些团体从医院、孤儿院、购物中心和远离街道的地方绑架受害者（通常是婴幼儿），这是很常见的事。据我所知，撒旦主义者已经成功地影响了夏令营的孩子们，近年来，他们通过渗透教练团队以及在美国各地建立幼儿园，集中精力招募少年棒球联盟队员……一位博伊西[8]的警察认为，每年有五六万的美国人失踪，他们成为撒旦团体的人类祭品。大多数受害者被焚烧，因此尸体和证据都没有。我知道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有一家神秘用品店，其出售便携式火葬设备。我已经向FBI、美国司法部和国会议员报告了这些事实，并建议联邦政府对此进行调查，但我的要求没有得到回应。[9]

    1988年，在全国多家电视台播出的《杰拉尔多·瑞弗拉秀》的节目，推出了一个名为《恶魔崇拜：曝光撒旦的地下活动》的纪录片，其讲述了所谓的大规模谋杀；对这一现象的“调查”甚至出现在主流媒体节目中，如《20/20》和美国国家公共电台的《早间节目》。[10]

    1985年的麦克马丁审判案，是现代社会中最臭名昭著的事件。当时，一位年轻的、患有精神病的母亲（这让人联想到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丹尼斯·迈克尔·罗恩）向警方报告，她刚学会走路的孩子在幼儿园被鸡奸。她的故事听上去不像真的：孩子们被引诱到飞机上和隧道里，在那里，马被屠杀，教师装扮成女巫在空中飞行；孩子们在仪式中受到性虐待，其被录制成儿童色情作品。

    幼儿园的经营者是一位很不幸运的女士，名叫佩姬·麦克马丁·巴克利。所谓的撒旦虐待“专家”和社会工作者们聚集到学校，他们很快从孩子们那里提取了关于虐待的描述，但这些孩子年龄太小，根本不能准确表述所发生的事情。这场对巴克利和其他6名幼儿园工作人员的审判耗时7年，耗资1500万美元，并毁掉了被告们的生活：在等待审判的过程中，巴克利在监狱里待了两年，她的儿子待了五年。最终，调查人员没有发现任何隧道或儿童色情制品，孩子们的父母也没有看到过所谓的死马，成为证据的一件黑色长袍最后被证明是巴克利女士的毕业礼服。[11]

    这起审判只是20世纪80年代席卷全美的十几起大规模撒旦主义/托儿道德恐慌事件中的一起，最后判定被告无罪。还有许多其他案例，被告被判重刑，但随后的上诉和调查审判表明了这些控诉的虚假性，也突出了道德恐慌的错觉特征。此后福音派偏执狂又转向了其他领域，各种起诉便消失了。《纽约时报》记者玛格丽特·塔尔博特警告说，“犹豫是一种很难维持的心理状态；人们总是急于用更摩尼教式的愿景取代它”，尤其是当反基督者和末日隐约出现时。[12]

    《当前的黑暗》和佩雷蒂的一系列后续书籍只是一个开始，更大的出版业奇迹还在后面，也就是前文提到的蒂姆·莱希和杰里·詹金斯的《末世迷踪》系列。莱希出生于1926年，就读于南卡罗来纳州格林维尔市的鲍勃·琼斯大学，那里的氛围与他的宗教信仰相符。该校的建校与原教旨主义者强烈反对主流新教教会接受现代科学特别是进化论有很大的关联。在1924年的一次圣经会议上，威廉·詹宁斯·布赖恩俯首向福音传道者鲍勃·琼斯说：“如果学校不停止讲授进化论，那么我们的国家将成为无神论者的国家。”[13]布赖恩非常关注世俗邪恶对美国高等教育机构的影响，而琼斯清晰地听出了布赖恩的担忧，并于1927年创立这所大学。而这一年的布赖恩，作为前国务卿、两届总统候选人、著名演讲家，则继续在臭名昭著的“猿猴诉讼案”[14]中起诉斯科普斯。

    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拿到鲍勃·琼斯大学毕业证的莱希，在全国各地奔波，为各种教堂会众服务，最后在加利福尼亚定居。在加利福尼亚，他为耶稣和养家而奋斗，这种热情可能与他9岁时失去父亲有关。他和妻子一起，参加了电视节目《莱希的家庭生活》，他抨击同性恋、世俗主义和女权主义，成为一名老练的文化战士。多年来，他出版了一系列小说和非虚构类书籍，书中明确警告国家妇女组织、联合国和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危险性。[15]

    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飞往某个预言研讨会的航班上，莱希注意到航班机长正在和空姐调情。机长戴着结婚戒指，而空姐没有。莱希自言自语道：“如果‘被提’发生了，航班上的上百人就会突然消失；这时飞行员意识到，当他回到家时，他的基督教妻子和儿子也会失踪。那不是很有趣吗？”[16]

    事实上，在莱希的作品之前，已经至少有两个被提类叙事中出现过失踪的乘客和机组人员：塞勒姆·柯班的小说《666》和威廉·詹姆斯的文章《当数百万人消失时》。[17]撇开独创性不谈，历史上最成功的宗教性多类媒体尝试——末世迷踪现象已经诞生。

    莱希最初设想了一部“被提三部曲”，但他知道自己缺乏必要的小说叙事技巧，因此文学经纪人为他联系了一位经验丰富的作家、代笔人——时代论者杰里·詹金斯。后者在其漫长的职业生涯中写了190本书。风度翩翩的莱希在年龄上与詹金斯的母亲相仿，两人立即建立了联系。莱希提供该系列的神学框架，詹金斯撰写书的文本。[18]1995年，两人出版了他们的第一本书，名为《末世迷踪》。

    詹金斯以前的作品，从儿童小说到体育新闻报道，无所不包，他对营利性文学艺术的精通体现于该系列作品的每一页，例如书的开头：

    雷福德·斯蒂尔的心里一直想着那个他从未碰过的女人。当满载747名乘客的飞机在大西洋上空自动驾驶，按照预定路线将于第二天早上6点在伦敦希思罗国际机场降落时，斯蒂尔已经从脑海里抹去了自己还有家庭的事实。春假期间，他将会和妻子以及12岁的儿子在一起，他们的女儿也会从大学回来。但现在，他的副机长正在昏昏欲睡。他正想象着哈蒂·德拉姆的微笑，并期待着快点儿见到她。德拉姆是斯蒂尔航班上的资深空姐。他已经一个多小时没见到她了。[19]

    迄今为止，斯蒂尔一直忠实于他的妻子艾琳。艾琳是一名狂热的宗教信徒，她随时都期待着被提。但现在的斯蒂尔已经鼓起了勇气，将飞行控制装置留给昏昏欲睡的副机长，然后漫步走到飞机上的厨房里与德拉姆幽会。令他失望的是，他发现她正在抽泣且情绪异常激动，她告诉他，数十名乘客失踪，他们的座位空着，只留下了衣服。一个接一个地，醒来的乘客尖叫着，因为他们注意到了消失的同伴和仅剩的衣服。德拉姆请求斯蒂尔做出解释，斯蒂尔假装不知道，但“可怕的是他知道一切。艾琳是对的。他和大多数乘客都在末日前被留在了地球上”[20]。

    全世界陷入了混乱，无人驾驶的飞机像被击中的野鸡一样垂直落下，无人驾驶的车辆冲出公路路肩；几百万人失踪，更多的人死亡。虔诚的地铁司机突然失踪，造成了撞车事故。纽约市作为世界无信仰者的中心陷入交通瘫痪。欧洲关闭了空中交通，因此斯蒂尔将他的飞机开回美国芝加哥的一个运转正常的机场（不同于电影版中不太真实的高速公路着陆）。

    电视新闻镜头捕捉到了被提的怪异景象。例如，一位临产妇女的肚子突然瘪了，婴儿直接升入天堂，与此同时，护士的衣服掉到了地板上，护士也与婴儿一起升入了天堂。回到家后，斯蒂尔发现他的妻子和年幼的儿子都离开了，而他的持有不可知论的大学生女儿克洛伊被留下了。当然，艾琳所在教堂的所有会众也都离开了；牧师意味深长地为剩下的人留下了一张“我告诉过你”的DVD，DVD制作得非常用心，它影响了雷福德·斯蒂尔，使他立即皈依并获得重生。

    巧合的是，斯蒂尔航班上的一位乘客名叫巴克·威廉姆斯，是一位著名记者，正在调查被提事件。大约一年前，他去以色列采访了一位生物学家，这位生物学家不仅发现了一种能将沙地变成肥沃农田的化学肥料，还掌握着另一个神秘而极具价值的科学秘密，正是这个秘密使以色列成为地球上最富有的地区。威廉姆斯在以色列期间，俄罗斯人试图对该国进行大规模核袭击，但他们所有的导弹和轰炸机都奇迹般地在半空中爆炸。

    小说中的第三位主角是反基督者，即一位名叫尼古拉·卡帕西亚的罗马尼亚人，他精通九种语言，外表英俊，能力出众，极富魅力。在他还是一名政界新星时，威廉姆斯采访过他。他迅速升迁，很快成为联合国首脑，并将联合国安理会改组为时代论者所熟悉的十国联盟。卡帕西亚现在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人，他建立了全球货币体系和经济联盟，实现了核军备的全球性裁减，与以色列签订了七年和平协议，并将现在拥有至高权力的联合国迁移到了古巴比伦所在地区。通常情况下决策缓慢的世界组织，却在几个小时内同意了卡帕西亚提出的所有要求。卡帕西亚随后宣布成立一个统一的世界性宗教。

    威廉姆斯发现了卡帕西亚的真实身份，并开始与克洛伊联手。克洛伊母亲所在教堂的会众几乎都被提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克洛伊所有斯坦福大学的左翼朋友们都被留下承受灾难；克洛伊和威廉姆斯重获新生后结婚，并与她的父亲联合组建了“灾难之光”，该力量利用技术魔力与卡帕西亚作战。[21]

    书中到处都是国际主义者的阴谋。几十年前，一位全能型生物技术金融家乔纳森·斯托纳加尔对卡帕西亚的母亲人工授精，于是能够迷惑人类的卡帕西亚诞生，斯托纳加尔的邪恶野心得到推进。军方故意无视专业飞行员的不明飞行物报告。斯托纳加尔重新安排了世界的领导者，几乎每天都制造高层“自杀”事件，但他自己最后也为卡帕西亚所杀。卡帕西亚洗脑了所有目击者，使他们相信斯托纳加尔是自杀的，除了受到上帝保护的威廉姆斯。

    这本书充斥着莱希的摩尼教式文化战士风格：那些反对堕胎并投票支持共和党的人会被提，而仅仅过着舒适生活或阅读新纪元书籍的人将被烧死。

    威廉姆斯引人入胜的探索过程，将原本难以理解的时代主义末日论分成了容易理解的小部分。这本书保持了一种高度传神的叙述流，通过交替的段落既描述了威廉姆斯对卡帕西亚真实身份的不懈追查，又阐述了如今重获新生的斯蒂尔对时代论末日计划的探索。

    1995年版的《末世迷踪》出版后，在接下来的12年里，莱希和詹金斯又写了15部续集和前传，它们共同涵盖了整个时代论序列，从邪恶的卡帕西亚在基因工程中出生，到（最终的）王国降临。

    前几部书的每一部都售出了几十万册，到了第四部，由于口口相传，该系列已经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上名列前茅。[22]到了第八部，首印总量已经达到250万册。2001年“9·11”事件之后，第十部销量飙升，取代约翰·格里森姆的《油漆的房子》成为全年最畅销小说，这是格里森姆自1995年以来首次失去此殊荣。更值得注意的是，畅销书排行榜一般都不会将宗教性书店的销量计算在内，而这本书在宗教性书店的销量占总销量的1/3。大约1/10的美国人读过该系列的书，1/4的美国人知道这些书。[23]

    《末世迷踪》系列的总销量超过6500万册。2002年，莱希和詹金斯登上了《时代》杂志（以及2004年《新闻周刊》）的封面；随后，两位作者分别推出了各自的系列，莱希也从宗教导向的廷代尔出版社转到主流的兰登书屋，后者支付了4500万美元向他预约了另一个系列的书。[24]

    如此巨大的成功引起了时代论者对它的批判性审查。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在《纽约时报》中写道：

    美国最畅销的小说系列《末世迷踪》，热情地描绘了耶稣复临并杀死所有非基督徒的情景。世界上的印度教徒、穆斯林、犹太人和不可知论者，以及许多天主教徒和一神论者，都被扔进了永恒的火焰中……天哪，多么令人振奋的一幕啊！

    克里斯托夫随后将注意力转移到林赛的各种有缺陷的预言上，并得出结论，“明明是错的，却罕见性地获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25]。另一位世俗评论家则轻蔑地认为詹金斯融合了“杰瑞·法威尔和汤姆·克兰西[26]”的风格。[27]其他一些评论家认为，被提类小说普遍缺乏同情心，它们以极大的快乐描述被烧死的数亿人。

    杰里·詹金斯展现出一个随和、不带意识形态的平民作家形象。在接受《新闻周刊》采访时，他提道：

    平庸的文字，单薄的人物形象——我接受批评。我就是给平庸的人写的。我也是一个平庸的人。我尽己所能写作。我知道我永远不会被尊为经典作家。我不会自称C.S.刘易斯[28]。对于那些文学类型的作家，我很佩服他们。你们知道吗？我也希望自己能足够聪明，能写出一本难读懂的书。[29]

    詹金斯对C.S.刘易斯的提及并不是随意的；根据神学家马克·沃德的说法，“基督教出版细则要求，每一本基督教书中至少有其中一章的开头要引述C.S.刘易斯的话”。詹金斯也没有吹嘘他的读者群，他提到，有一次他在沃尔玛山姆会员店遇到一位购物者，她买了一本他写的书还有一瓶威士忌，詹金斯得出结论：不管以哪种方式，那天晚上她一定睡得很好。[30]

    相比之下，在《新闻周刊》的同一篇文章中，莱希则表达了强硬的神学确定性和对国家文化精英们和宗教精英们的强烈不满：“我试图接触的数百万人都从字面上理解《圣经》。但神学家们把我们的想法搞得一团糟，他们认为我们必须找到背后的神学原因。知识分子瞧不起我们这些普通人，这让我很烦。”[31]

    莱希所说的“普通人”主要居住在美国南部和中西部，占《末世迷踪》系列读者的71%，而在东北部的占比仅为6%。[32]莱希的核心读者区域正是反堕胎、反同性恋的社会保守主义大本营，这些保守主义为美国时代论者和福音派人士注入了能量。杰瑞·法威尔和帕特·罗伯逊都来自弗吉尼亚州，哈尔·林赛来自得克萨斯州，吉米·斯瓦加特来自路易斯安那州，金·贝克来自密苏里州。

    越来越多的时代论教区居民，其中有很多是林赛、莱希和詹金斯的书迷，涌向以色列，特别是耶路撒冷，沉湎于他们的千年信仰；2017年，以色列的360万游客中，大概有1/8是福音派教徒。许多以宗教为导向的旅行者预订了时代论旅行路线，其中最精彩的是参观耶路撒冷圣殿研究院的游客中心，那里展示了为重建圣殿而建造的器皿和工具。用学者约西·梅克尔伯格的话说，大多数游客“完全无视故事中的巴勒斯坦一方。这可是涉及宗教的；有友如此，何需敌人？[33]”[34]

    重建第三圣殿的核心环节是出现一只没有杂色、没有瑕疵且没有负轭的红色小母牛。乳房部位长出的白毛，使梅洛迪小牛失去了作为天启之牛的资格，但它的出生启发了一位更认真的时代论者来到以色列。他名叫克莱德·洛特，是美国密西西比州的一名牧场主，1989年，他读到了《民数记》19章中的相关段落，并思考如何才能繁殖出这样一只完全合格的动物祭品。他认为，这并不难，尽管这种小母牛在欧洲和亚洲很少见，但美国的红色的安格斯牛几乎接近这一要求。

    第二年，他访问了密西西比州农业和商业国际贸易办公室，该办公室向一位国务院贸易专员发送了以下备忘录：

    克莱德·洛特打算提供一种红色的安格斯牛作为《圣经·旧约》中的祭品，它不会有任何瑕疵或浅色毛发，遗传性红色使其有红色的眼睛，黑色的鼻子，一只一岁的小母牛的体重约为700磅。这些牛将很快适应中东气候，而且牛肉质量也很好。[35]

    最终，这份备忘录传到了圣殿研究院的拉比们那里，该研究院院长哈伊姆·里奇曼高兴地注意到，有着《圣经》中著名地点——索多玛[36]之称的地方也饲养了牛。[37]在随后的几年里，洛特和里奇曼在以色列互访。1996年，梅洛迪的出生引起了轰动，这鼓励他们制订一项重大计划：他们要在1997年12月，将500只怀孕的母牛运往危险一触即发的约旦河西岸。该计划可能产生一整群真正的天启之牛，但由于陷入繁文缛节和财政困难而未能启动。洛特哀叹道：

    我内心深处认为，上帝希望我成为以色列的福音，但这很复杂。我们只是还没准备好把红母牛送到那里。如果有一位至高无上的神亲自掌管人类事务，那么这将会发生，而且这将是一个关键性的事件。[38]

    在时代论的计划中，一条细细的红线将“关键性事件”和“灾难性事件”分开。梅洛迪、索多玛和里奇曼，这些关键词概括了一种奇怪的神学戏剧，不同的参与者在同一舞台上表演，并阅读几乎完全相同的剧本。在结束之前，参与者们愉快地支持着彼此的演出，但到结束时，他们的命运完全不同。在犹太教的剧本中，弥赛亚第一次出现，并在耶路撒冷建立了永恒的犹太国家和圣殿；而基督教的剧本中增加了几个场景，上帝再临复仇，使1/3的犹太人放弃旧信仰而改信新信仰，并烧死了另外2/3的犹太人。

    不用说，这出戏涉及大量见利忘义的互相利用。以色列极端分子想获取犹大人和撒马利亚人[39]的《圣经》权利并重建圣殿，但无法获得多数选民对他们的支持，于是他们很乐于接受福音派基督教徒在财政和政治上的帮助，而这些基督教徒则相信，这出戏结束时，一定可以通过犹太人的转皈依或被焚烧而实现对他们的新犹太盟友的清洗。用记者格肖姆·戈伦伯格的话说：

    也许这本无所谓，但有些善意的人认为犹太人重建圣殿将导致世界杀戮，他们有时会插手这些极端分子的事务，因为这些极端分子的行动不是出现在神话领域，而是出现在一个真实的国家，真实的冲突是会夺走真实生命的。[40]

    13 资本主义的慈善家

    从环球电讯、安然公司到互联网泡沫

    在克莱德·洛特和哈伊姆·里奇曼沉溺于各自的基督教和犹太教末日幻想时，美国的投资者们在一场金融投机狂欢中丧失了集体智慧。

    2000年初的一个晚上，在曼哈顿市中心的《财富》杂志办公室工作了一天之后，记者杰森·茨威格乘出租车回家。当出租车驶入车流时，被四位身穿昂贵西装的年轻人拦住，其中一人砰砰地敲着司机的车窗，要求搭车前往只有几个街区远的目的地。当出租车司机告知他已经有乘客时，这位年轻人把一张100美元的钞票扔到司机的脸上，说：“把他赶出去，我们给你100美元。”

    出租车司机关上车窗，正如茨威格先生记录的那样：“我们两个像少女逃离匈人阿提拉[1]的帐篷一样快速逃离了现场。”令茨威格这位老纽约人目瞪口呆的不是那些年轻人用100美元撵他下车，而是他们步行完全可以更快地到达目的地。[2]

    像布朗特、哈德森和英萨尔一样，这些盛气凌人的年轻人也沉醉在暴富所带来的狂妄中，或许也有更世俗的心境。他们很富有，根据物质社会的逻辑，他们聪明而且重要，尽管他们的财富很可能来自狗屎运或者欺诈伎俩，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这场让这四位年轻人如此陶醉的金融狂热，大致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持续到2005年，然后在随后的两年半时间里缓慢崩溃，所带来的通货紧缩的时间长度基本上与1929年黑色星期四之后的通货紧缩相同。它带来了广泛的破坏力：总计1亿投资者共损失了5万亿美元（约占股市财富的1/3）。其中最激进的股民是数百万美国人，他们被蒙蔽，认为自己在互联网股票和共同基金中找到了年轻人的财富源泉，就像1929年的埃德加·布朗一样，他们在风暴中失去了大部分积蓄。[3]

    与之前的狂热一样，泡沫的病理生理学基础是海曼·明斯基提出的4个因素——技术替代、信贷宽松、对上一次泡沫的健忘以及放弃旧的估值方法，也适用于本次狂热。

    泡沫的原因是互联网。作为那个时代巨大的技术替代，互联网真的改变了一切。[4]1969年，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把加州大学的洛杉矶分校和圣巴巴拉分校，以及犹他大学和斯坦福研究院的4个“节点”联系起来，互联网诞生。这种新的“信息高速公路”刺激了投资者。但由于它不仅速度缓慢而且操作困难，再加上第一代个人电脑的昂贵和笨重，因此在最开始的20年中，互联网对日常生活几乎没有什么影响。最初的常用网络，如美国在线和美联网，一开始甚至没有连接到更广域的互联网，即使后来连接上了，它们的功能也只是像围墙内的花园，不允许直接导航到域外网页。

    这种情况在1990年得以改变。当时，位于瑞士和法国边界、研究高能粒子的欧洲核子研究组织[5]的计算机科学家蒂姆·伯纳斯·李，发明了第一款原始浏览器，他预知性地称之为万维网。那时，他只是试图将该设施中无数台不同的计算机连接起来；但是偶然地，他连接了世界。这轰动了金融市场，也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6]

    伯纳斯·李的第一款浏览器在满足普通用途时仍需要很多专业技术，但这个问题很快就被其他程序员改善。1993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NCSA（国家超级计算应用中心）发布了马赛克浏览器，它是一种基于微软操作系统的、相对容易安装和使用的浏览器。马克·安德森领导了NCSA团队，他当时还只是伊利诺伊大学的学生；毕业后，他搬到了加利福尼亚州，并在那里与持有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的吉姆·克拉克一起合作。

    那时的克拉克已经于10年前创立了视算公司，其主要制造高性能计算机。在技术术语上，这种设备是一种“计算机工作站”，是为特定任务设计的一种设备，通常需要运行专有的操作系统和软件。20世纪80年代，工作站制造商赚了几十亿美元。但对大多数公司来说，这种盈利能力只是一个黄金陷阱，因为它们的产品很快就会被功能更强大的个人电脑取代。克拉克预见到了这种结果，但他无法说服公司管理层相信这一点，于是他沮丧地离开了视算公司，因为他不仅对自己一手创建的公司偏离方向而感到愤怒，而且不满于自己的股份仅值2000万美元，用他自己的话说：“在一个创造了巨大个人财富的行业里工作了十几年，相对于付出的创造力、领导力和辛勤工作，以及承担的风险，这一股值较少。”[7]他发誓，下次一定要有更多的控制权，得到更好的回报。

    1994年，克拉克和安德森成立了马赛克通信公司。伊利诺伊大学不满于他们使用马赛克这个名字，要求他们换个新的公司名称；于是他们改名为网景通信公司。和马赛克通信公司一样，网景通信公司的浏览器也是免费提供的，并很快传播开来。到1995年中，数以百万计的用户为电脑屏幕右上角带有字母N的地球图标而兴奋不已，这意味着他们在线且可以从全球任何地方访问网页。

    明斯基的第二个病理生理学因素——信贷宽松，为泡沫提供了原始燃料。在现代社会的部分准备金体系中，一国的中央银行——就美国而言是美联储——扮演着货币供应的看门狗角色。美联储的任务是提供充足的货币供应，进而保持经济繁荣，但美联储还有一个任务，用前任主席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那句著名的话说，就是要“在聚会开始时把大酒杯拿走[8]”[9]。

    大多数情况下，美联储委员会关心两个问题：以GDP增长和失业率衡量的整体经济状况，以及控制通货膨胀。股票价格不太受到关注，而且经常成为前两个问题的“无辜旁观者”。

    到了20世纪中期，美联储的主要工具是联邦基金利率，即成员银行之间的隔夜拆借利率，这一利率事实上成为政府证券的短期利率。当作为安全性证券的政府证券的利率比较高时，这会吸引投资者买入，进而导致资金从股票等风险资产中转移出来，并使股票的价格降低；相反，当美联储降低利率时，寻求更高回报的投资者会购买股票，从而提高股票价格。[10]

    20世纪90年代初，一场相对严重的经济衰退导致了两个事件。首先，它使乔治·布什没能连任；正如胜利者比尔·克林顿的竞选口号所言：“笨蛋，关键是经济！”其次，经济衰退引发了美联储大幅放松信贷，这助长了股市泡沫。

    在艾伦·格林斯潘担任主席期间，美联储通过买进美国国债来应对20世纪9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这使联邦基金利率从1990年1月的8.3%降至1992年底的3%左右，并持续了整整两年。降低的利率助长了初始阶段的股市繁荣，投资者们开始谈论“格林斯潘看跌期权”，即美联储主席积极维持一种高股价状态。[11]

    按理说，美联储应该在1997年左右“把大酒杯拿走”，那时经济运转顺利，通货膨胀率下降到3%左右。似乎格林斯潘正打算这么做，但被一系列事件打断。随后发生的事情与20世纪20年代本杰明·斯特朗通过降低利率来保护英镑、不经意间引发了美国股市狂热非常相似。

    1997年和1998年，一系列全球性事件使美国的大酒杯保持满溢。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席卷了全球金融市场，从泰国货币——泰铢的崩溃开始，像多米诺骨牌一样蔓延到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中国香港。最初，不断演变的传染并没有引起格林斯潘的警戒，因为这些亚洲经济体的规模相对较小。但到1997年底，韩国，一个驻有数万美国军队的富裕国家，也陷入金融危机，格林斯潘被迫做出反应。美联储和财政部强有力地支持美国银行以尽可能低的利率保持向韩国贷款，而且不仅对韩国，对其他亚洲国家也是如此。国外较低的利率降低了这些外币的汇率，使美元升值。早在1997年初的经济繁荣时期，美联储已经开始提高利率，但为了防止美元升值，还是维持了相对稳定的低利率；与20世纪20年代一样，持续相对较低的利率助长了当时本已存在的股市狂热。

    国际金融的多米诺骨牌继续倒下；1998年底，俄罗斯经济状况恶化，导致债务违约和卢布贬值。这直接影响到了美国，因为有一家大型知名美国对冲基金公司——长期资本管理公司[12]在俄罗斯国债上下了很大的赌注。该基金公司持有的大量债券价值蒸发，这威胁到了美国金融体系的其他部分，并重创了世界各地的股价（见图13-1）。

    图13-1 1997—2000年的联邦基金利率

    那时，格林斯潘已经获得近乎神话般的“大师”地位，市场把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繁荣归功于他，正如鲍勃·伍德沃德后来将他的畅销书以这位主席的名字命名一样。格林斯潘认为，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倒闭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威胁他的良好声誉。他组织私人银行对该公司进行救助，还通过大幅降低联邦基金利率放松信贷，并将其维持在低水平整整一年。这又把股票价格推到了最高点。[13]

    到20世纪末，泡沫的第三个病理生理学因素——金融健忘症——已经发展了几十年。1929—1932年的熊市如此猛烈地侵蚀了家庭和机构的财富、灼伤了国民的心理，以至于在此后的几十年里，股票都被看作不稳健的投资；比如，直到1945年，根据可靠的统计数据，个人投资在股票上的平均金额（主要统计富人的储蓄）仅在30美分左右，而且持有大量股票的主要是少数几家企业养老基金。

    1929—1932年股票熊市发生时，虽然只有约10%的美国人持有股票，但是随后的大萧条影响了所有人。[14]几乎所有特定年龄的美国人身上都有大萧条时期留下的阴影（就本文作者而言，即使他母亲在餐馆里用餐后剩下一点儿芦笋，也要仔细包装并拿回家）。对几百万美国人来说，1929—1932年的残酷记忆仍然历历在目，这在一代人的时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削弱了股票的吸引力。

    不过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确实发生了一场类似的股票泡沫。围绕几十年前物理学家威廉·肖克利领导的贝尔实验室团队发明的半导体晶体管，越来越微型化、功能越来越强大的电子设备开始爆炸式发展。到1959年，在公司名字后加上“tronics”（英文单词“电子”的后七个字母）有助于激发公众的兴趣，并使股价上涨，就像几十年后在公司名字后加上“.com”的做法一样。美国音乐协会是一家专注于留声机和黑胶唱片的制造商，它只需将名字改为“Space-Tone”，就以7倍的价格上市了。还有一些类似的公司名称，包括“Astron”“Vulcatron”，还有几个以“sonics”结尾的名称，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Powertron Ultrasonics”。[15]投资银行大量配股给内部人士，同时限制广大公众可购买的数量，这更激发了公众的热情。1962年，像所有以前的泡沫那样，狂热的买主都已耗尽，公众热情崩溃。[16]

    电子狂热只涉及股票市场的一小部分，而且由于那个时代持有股票的美国人相对较少，因此它在公众记忆中几乎没有留下什么持久的印象。[17]到20世纪90年代，对普通美国人来说，1929—1932年的全社会股票泡沫已经过去了两代人的时间。当泡沫再一次来临时，只有三类小群体有能力识别：拥有完整记忆的90多岁的老年投资者；经济史学家；那些阅读了《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吸取并保留了前三章教训的人。

    20世纪90年代，泡沫的第四个病理生理学因素，是放弃传统的股票估值标准。20世纪20年代末，不仅最优秀的股票产生了稳定的利润流，而且除了少数几家“高科技”公司（最著名的是美国无线电公司和雷明顿兰德公司）外，其他所有公司都提供了健康的股息。[18]相反，到20世纪90年代，只有少数几家新技术公司的收入足以承担其人员和设备的巨额支出。至于股息，科技类股票投资者认为，那是遥远的马鞭和马车时代的遗留物。微软于1986年首次向公众发行股票，但直到2003年才宣布派息；截至本书撰写之时，互联网的两大赢家亚马逊和谷歌从来没有派过息。20世纪90年代，不知何故，投资者们认为，收益和股息根本不重要；他们认为，公司股票的真正价值在于一种更模糊的衡量标准，即能否博得数百万眼球的关注，或是否有数十亿次点击量。

    正如20世纪那位伟大的投资者约翰·邓普顿所说：“英语中最昂贵的一句话是‘这次不一样’。”20世纪90年代，新兴的数字世界看起来确实不一样，许多曾经听起来最疯狂的承诺都在那时兑现了：几乎覆盖全球的宽带，无处不在、几乎免费的语音和视频电话，以及吞噬了许多传统实体店的高效的在线购物环境。

    遗憾的是，这些技术的普通投资者却并未获利。在20世纪90年代末上市的数百家公司中，只有少数幸存下来。幸存下来的，只有亚马逊一家成为主导性经济力量，但即使是亚马逊，也尚未显示出投资者对其零售业主导地位所期望的收益。[19]

    和英国铁路泡沫以及20世纪20年代的泡沫一样，20世纪90年代的科技繁荣尽管打击了金融投资者，但也给社会留下了宝贵的基础设施。如上文所述，我们根据盈利能力和社会效益构建了一个三级金字塔式结构，以理解这些泡沫公司（见图13-2）。

    图13-2 不同等级的泡沫公司

    金字塔最顶端的公司不仅造福于社会，也让投资者们更富裕了，比如东印度公司或英格兰银行，到目前为止，还有亚马逊和谷歌。金字塔第二层，或许是最重要的一层，是那些让社会受益却让投资者赔钱的公司，比如乔治·哈德森的铁路帝国和塞缪尔·英萨尔的公用事业投资公司。

    美国环球电讯公司是科技泡沫时代的这种公司的典型代表。当今全球50万英里的海底光缆，大部分铺设于1998—2002年的互联网投资热潮时期，其中的近1/3是由加里·温尼克贡献的。

    温尼克曾是一名债券销售员，是“垃圾债券之王”、被判重罪的迈克尔·米尔肯的门徒。他与商业祖先布朗特、哈德森和英萨尔有着同样的天赋：能通过股票和债券从轻信的投资者那里筹集几十亿美元。

    不幸的是，他没有哈德森和英萨尔那样的商业头脑；在1997年成立环球电讯公司之前，正如一位记者所说，他掌握的电信知识并不比“打推销电话的能力”多很多，此外他也从未经营过大型企业。[20]环球电讯公司的失败是由于他的无能和渎职，还是由于运气不好，这仍然没有定论。虽然温尼克倾向于不参与公司的日常事务，但他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确实在公司倒闭前有意识地抛售了数亿美元的股票。民事诉讼和监管行动剥夺了他的大部分非法所得，但最终检察官并没有起诉他。

    温尼克的罪责并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尽管环球电讯公司严重冲击了投资者的财富，但它为当今互联世界的形成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在围绕环球电讯和其他互联网股票的市场狂热达到顶峰时，环球电讯公司的市值超过400亿美元，其中温尼克拥有60亿美元。（1999年的《福布斯》封面大肆宣扬他的“光速致富”。）[21]

    他的项目既没有欺诈也不缺乏远见，因为他对全球网络带宽重要性的评估是正确的。但是，和商业史上许多有远见的人一样，他低估了两个会导致利润降低的问题，而这两个问题会时刻存在。首先，利润会带来竞争，使供应增加，进而压低价格和随后的利润，这和死亡以及税收一样，是必然存在的。例如，温尼克在1997年完成了两条大容量、跨大西洋的光缆的铺设，但随后6年内又出现了10条竞争性电缆。其次，技术进步也增加了商品的供应，进一步压低了价格。就海底电缆而言，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干设备”（即电缆两端的光发射机和光接收机）的改进使原来铺设的电缆的承载能力增加了7~10倍。尽管2003—2014年没有铺设新的跨大西洋电缆，但现在的全球数据流量大约比2002年大1000倍；平均而言，目前世界海底电缆容量的利用率只有不到1/4。[22]

    像泡沫时期总是会发生的那样，投资热情导致环球电讯公司的投资者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2002年1月28日，该公司申请破产，随后两家亚洲公司用2.5亿美元收购了温尼克公司的控股权，这个价格相当于1便士兑1美元。虽然重组后的该公司最终仍然运营着互联网主干网的一大部分，但最初的股东们只获得了法律和解中的一些碎屑，其他什么也没有得到。

    这场巨大损失的波及范围很广：除了个人投资者，养老金和共同基金池损失了几十亿美元。小学教师琳达·洛奇在股票交易中损失了12万美元，在评论温尼克先生适时卖掉他自己的股票时，她说：“我不知道这家公司的管理层为什么能做得这么好，而小股东们却做得这么差。”[23]环球电讯公司的许多员工在他们的401（k）计划[24]中持有本公司的股票，他们比洛奇更悲惨，不仅失去了储蓄，还失去了工作。[25]

    除了环球电讯公司的高管，还有一些人通过适时出售股票而获利。1999年3月，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向该公司高管发表了演讲；代替8万美元的演讲费，他持有了该公司的股票，并于几个月后以大约450万美元的价格出售了这些股票，据《华尔街日报》推测，这些股票可能用于支付他在肯纳邦克波特镇[26]上公寓的维护费用。[27]

    虽然环球电讯公司严重损害了像洛奇和公司普通员工这类人的金融利益，但它通过提供超量带宽使世界受益。金字塔的最底层就不是这样了，几百家互联网公司消失得无影无踪，不仅践踏了投资者，也没有留下任何社会价值或经济价值。在这些公司徒劳地追求关注度的过程中，可能最精彩的故事就是韦伯万事件了，它是一种1995年之前所无法想象到的大惨败。

    路易斯·博德斯是一个有着古怪想法的20多岁的技术人员。他先是创立了一家同名连锁书店。1997年，从书店领域退出5年后，他成立了一家投资公司。当时，他从网上订购的稀有香料邮包到达他的家门口（当时网购还是很新奇的事物），他脑中闪过一个想法：能不能说服美国人通过这样的方式购买食品？

    博德斯的理想很大。为了向几百万消费者提供生鲜商品，他需要建立一个新颖而庞大的物流系统。他在奥克兰建立了第一个配送设施，其面积是一个标准超市的20倍，铺设了4.5英里长的传送带，可以运送各种各样的生鲜食品，包括700多种肉类和鱼类。[28]然后他聘请了全国最大的建筑公司柏克德工程，以超过10亿美元的总成本，计划打造一个由26个类似建筑群组成的全国性网络，这对一家在上一年还不存在的公司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博德斯曾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数学，他预计，每个配送设施每天能完成825份订单，每年收入将达到10亿美元的1/3；人工“挑拣者”们将被策略性地安置在一组装有食品的旋转传送带中间，他们将把顾客购买的东西放在一起，然后通过几英里长的传送带将食品送到空转的冷藏卡车上，这些食品可以在订购后一小时内送到家。由于规模大，预计韦伯万公司只需要将收入的不到1%用于实体仓库，而即将过时的传统超市的这一比例则为6%。博德斯计划在征服零售食品行业之后，转向视频、消费电子产品和干洗行业。[29]

    韦伯万公司吸引了高盛、甲骨文、惠普、奈特·里德等一系列公司的金融支持，同时也引发了一场公众投资狂热。为了继续煽动这场狂热，其在首次股票发行时，只出售了公司的一小部分股票；如果出售的是全部股票的话，那么总市场估值将达到84亿美元，是西夫韦[30]公司的一半，这对最终建成时将以26个超大型超市为中心的运营来说并不差。[31]

    两个问题注定了这是一次冒险。第一，韦伯万并不是第一个互联网食品销售商；它有几个竞争对手，其中包括规模更大、更成熟的家用杂货公司HOMG，HOMG背后的支持者包括亚马逊的杰夫·贝佐斯。第二，系统不好用；这项未经测试的技术被证明不听使唤，而且即使系统运行顺利，消费者也不相信该公司能为他们挑拣出易腐产品并做到按时交付。韦伯万和HOMG都公布了多月的亏损。[32]

    HOMG管理得更好，但韦伯万激发了更多的热情，因此也吸引了更多的资金，这意味着HOMG首先出现资金枯竭。实力较差但资金较多的韦伯万并购了HOMG，但这更加速了新合并的公司的现金消耗；2001年7月，该公司宣布破产，几十亿财富蒸发，3500名员工失业。[33]

    20世纪90年代的三级泡沫金字塔，坐落在渎职和欺诈的泥潭中，就像安然公司那样。作为美国历史上欺诈金额最大的企业之一，安然导致的投资者损失高达700多亿美元。这一事件充分体现出那个时代一夜暴富的氛围。与讨人喜欢、乐善好施又有远见的温尼克不同，安然的管理层有意识地实施了大量制造金融泡沫的犯罪行为，其主角们扮演了典型的恶棍角色，如道貌岸然、有社会野心的肯尼斯·莱，运动机能亢奋的杰弗里·斯基林，还有阴暗、犯盗窃罪的安德鲁·法斯托。

    与环球电讯和互联网公司不同，安然最初从事的是经济中最不起眼的商品之一——天然气的经营[34]。20世纪中期之前，天然气经常被当作废物烧掉。相比之下，该公司的负责人则很耀眼，用记者彼得·埃尔金德和贝萨尼·麦克莱恩精辟而又令人难忘的话来说，他们是“房间里最聪明的人”[35]。

    1942年，肯尼斯·莱出生于阿肯色州极度贫困的农村地区，他在11岁之前都没有住过有卫生间的房子。然而，从11岁起，他的好运来了，他跟随父亲搬到密苏里州哥伦比亚市，在那里，家里的3个孩子都以很低的学费进入公立密苏里大学。莱在那里遇到了经济学家平克尼·沃克，后者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好运。

    毕业后，莱开始在埃克森公司的前身——亨伯尔石油公司工作，并通过在夜校学习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接着，他加入海军服兵役，服兵役期间的1969年，沃克帮他在五角大楼获得了一份武器采购工作。此后不久，尼克松总统任命沃克为联邦能源委员会成员，莱作为沃克的助手一同前往。这位年轻的助手给尼克松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尼克松任命他担任内政部主管能源事务的副秘书长。

    公用事业贯穿公共通行权。自19世纪末其诞生以来，各州和联邦政府就对该领域进行严格监管。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管制开始放松了。依靠在华盛顿的人脉，莱在得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的能源公司找到了自己的定位，最终，1984年，作为休斯敦天然气公司的CEO，他策划了与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的著名管道公司北方内陆公司的合并。莱聘请的咨询公司给合并后的公司命名为恩朗（Enteron）；令人尴尬的是，《华尔街日报》指出，这个新名字是“胃肠道”的同义词。于是这个名字被缩短为安然（Enron）。[36]

    莱从管制放松中看到了巨大的利润。可悲的是，他身上的某些特征将会使“安然”这个名字变成公司渎职行为的同义词：他热爱奢华和威望，这一弱点使他无法控制他雇用的那些才华横溢而又傲慢自大的年轻人；他具有一种道德上的盲目性，将自己的私利等同于公司和整个社会的利益。由于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与华盛顿特区和曼哈顿的高层们交往，他在公司总部休斯敦的时间越来越少，于是他逐渐退出了公司的日常运营。尽管莱获得了丰厚的薪酬（2001年超过1亿美元，包括股票期权和“贷款”），但他的社会和物质野心推动他陷入债务深渊，到安然破产时他的债务超过1亿美元。[37]

    我们从安然公司的喷气式飞机上可以窥见公司的行为。购买公务机本身并不意味着公司管理不善，更不意味着渎职或过度使用。[38]但安然公司中有六辆车被莱的妻子和孩子视为他们的私有财产，即“家庭出租车”，这支车队在公司内部广为人知。在超级富豪中，飞机的大小、航程和速度代表着飞机所有者的权势等级；在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私人航空领域的典范是配有三个引擎的猎鹰900。安然公司有两架猎鹰900，莱的家庭优先使用。例如，1999年的某一次，莱的女儿罗宾打算从法国返回时，公司派了一架猎鹰900专门过去接她。2001年，公司即将崩溃，莱热情地拉住即将成为CEO的杰弗里·斯基林，询问他对另一架新订购飞机的内饰的意见。[39]

    莱的家庭车队影响了其他高管的消费行为。高管中的许多人拥有豪华车队、多套豪华度假住宅和位于曼哈顿的公寓。公司也有一个过度消费文化的例外：冷静而能干的高管理查德·金德，其地位仅次于公司CEO。但莱迫使他以个人原因为由辞职。随着1996年金德离开安然，阻止公司崩溃的最后一道防线也随之而去。（金德随后帮助成立了另一家能源公司金德-摩根。该公司没有私人飞机，当金德需要私人飞机时，作为一个亿万富翁，他就自己掏钱租一架。）[40]

    莱的公司愿景远远超出了国内的管道领域；他希望通过雄心勃勃的海外基础设施项目和进军诱人的能源期货交易新领域，扩大公司的业务空间和范围，一旦成功，他就要从头开始创建一个互联网带宽的期货市场。一旦公司征服了这些行业，他就将继续进军钢铁和造纸等大规模工业，以及货物运输等服务业领域。[41]为了实现这一愿景，公司需要借入大量资金，而这又需要证明其早期盈利的能力；由于公司的新项目实际上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因此只要制造表面上的利润就足够了。

    接下来杰弗里·斯基林出场了。他在新泽西州和芝加哥郊区长大，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读于南卫理公会大学，学习电气工程。他很快发现，金钱能使他感到兴奋，而电路却不能。在某节课上，他偶然发现了一篇博士学位论文，该论文描述了如何将期货合约“证券化”并使其成为可以销售的金融产品，这种方式类似于后来的次贷危机中抵押贷款被打包出售给轻信的投资者。斯基林发现了一种从数学抽象中赚钱的方法，而他非常擅长数学抽象。此后不久，他进入哈佛商学院，并于1979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作为哈佛商学院的顶尖毕业生，斯基林顺利进入了麦肯锡公司。在最近的丑闻之前，麦肯锡公司是全球最负盛名的咨询公司，在那里，冷静的抽象推理比其他所有技能都更受重视。不到10年的时间，斯基林就升职为休斯敦办事处的负责人，经常为安然公司提供咨询服务。1990年，安然公司将他从麦肯锡挖了过来。

    和其他大多数公司一样，安然在天然气销售收入入账时才将其计入财务报表。对斯基林这样的高级咨询行业从业者来说，这种似乎过时的、仅仅从销售一种商品中获利的观念是有问题的。例如，他设想，管道公司与其客户之间的长期合同，可以像其他证券一样在金融市场上买卖。更为关键的是，在收入入账时才计入财务报表，这不符合斯基林的智慧。如果客户签订了未来十年购买天然气的合同，他就认为可以将收入提前计入。

    这种被称为“按市值计价”的会计技术，正处于合法性的边缘，因此在使用之前，他请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许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1992年，委员会竟然给出了许可。斯基林获得了一种最接近印钞许可证的东西：签署长期合同，一次登记所有收入，从而立即报告可观的收入，根据这些虚假的收入，再去借入资金建设天然气输气管道，凭此管道，就可以签订更多的合同，然后立即计入更多的未来收益，并为进一步扩张借入更多的资金。[42]这就好比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计划在未来10年内以超过1万亿美元的价格向美国武装部队出售2500架F-35战斗机，签署协议后立即登记收入，根据这些预计收入借入资金生产汽车，然后登记汽车未来销售的预计收入，再建立一个全国范围内的连锁医院。

    安然公司已经借入了大量资金拓展公司业务，其经营范围远远超出了普通的天然气输送。在接下来的10年中，其投资项目还包括：在孟买南部的达博尔建造了一座大型燃气发电厂；成立了阿祖里克斯，即一家遍布全球的水务公司，远至罗马尼亚、秘鲁和摩洛哥；建立了天然气交易平台和电力交易平台，其中最诱人的，是为科技投资者建立互联网容量交易平台（最后一个平台意味着，其与温尼克的环球电讯公司有业务联系）。

    和温尼克一样，安然的员工擅长会计骗术，迷惑了那些粗心的股票分析师和小投资者。也和温尼克一样，安然的员工中很少有人懂得如何经营实体企业。安然的每一个项目几乎都损失了大量资金，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达博尔发电厂，其发电成本如此之高，以至于当地供电局拒绝使用，随后该发电厂被搁置了5年。安然水务公司的国际业务拓展，由一位名叫丽贝卡·马克的极具魅力的高管负责，但她对于水务事业几乎没有任何经验，该公司最终以更快的速度走向崩溃。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安然公司签订了向全世界2.8万个地点供应电力的合同，这被休斯敦总部的理智者嘲笑为“见鬼的业务”，由于其在电力方面缺乏经验，因此必须雇用技术和管理专家来完成这项工作。尽管斯基林设想了一个高科技的全球宽带交易平台，但据说他对此一窍不通，甚至必须依赖于秘书为他打印电子邮件并为他打开电脑终端。[43]

    斯基林没有向股东坦白公司的损失和债务负担，而是命令28岁的新员工安德鲁·法斯托隐瞒这些损失和债务。为了借入资金，公司不仅需要证明有能力盈利，还需要证明没有背负已经存在的债务。斯基林此前已经通过“按市值计价”的会计技术“解决”了盈利问题；法斯托将通过隐藏公司的大量已存在债务来解决借款难题。

    法斯托的前雇主是大陆银行，他在那里学到了贷款证券化方面的专业知识。证券化涉及贷款和其他债务的组合，这些组合可以出售给买家和交易员。这些高度复杂和模糊的安排，即所谓的SPE（特殊目的实体[44]），承担了安然迅速增加的债务，因此这些债务在理论上已经从安然的账目中消失了；分析师、机构投资者、小投资者，甚至安然自己的董事会，在公司资产负债表上已经看不到债务，这一骗局让人觉得该公司似乎没有负债累累。

    法斯托建立了3500多个这样的SPE公司，名字诸如马林、皮鞭、勇敢的心、猛禽、绝地武士、楚巴卡（以星球大战中长着毛发的角色楚巴卡命名）以及LJM1、LJM2和LJM3（LJM分别是法斯托的妻子以及两个孩子名字的首字母）。还有许多SPE公司专门将资金从股东、贷款人，甚至公司内的较低级别员工那里，转移到法斯托和其他高管的个人账户。[45]

    斯基林和法斯托的会计骗局，将安然的债务垃圾一脚踢开。这些垃圾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垃圾堆，最终无法再隐藏。值得注意的是，为什么股东和分析师花了这么长时间才意识到这件本来应该很快就显现的事情？

    最终第一个意识到并采取措施的人是詹姆斯·查诺斯，他运营着一个对冲基金，专门从事所谓的“卖空”交易。在正常情况下，股票购买者希望他们可以低价买入，然后高价卖出，从而获利。与直觉相反，“卖空”交易者可以做相反的事情：先以高价卖出，然后以较低的价格回购股票以获利。为了做到这一点，其必须首先向其他人借股票；股票出借者收取一定的费用，而借入者独自享有卖空操作的回报以及风险。[46]

    查诺斯并不是第一个意识到安然财务报告有问题的分析师；但他的优势在于更好地处理了社会公认的安然叙事与相反的财务数据之间的认知失调，并采取了行动，即做空安然的股票。[47]安然所取得的贷款取决于其信用评级，这又取决于法斯托能否利用各个SPE公司隐藏安然的债务。这些贷款还取决于安然的股票价值，因为股票是贷款的抵押品；当欺诈的消息最终传出时，公司股价下跌，银行收回贷款，纸牌屋倒塌。2001年10月16日，安然终于坦白了自己的损失；而在6周后公司宣布破产之前，肯尼斯·莱一直对公司的前景保持乐观。当他和助手们根据《美国破产法》第十一章的规定，前往纽约提交申请破产保护的文件时，他们乘坐公司的喷气式飞机飞过去，并入住了奢华的四季酒店。[48]

    和查理·米切尔的纽约城市银行的倒闭一样，安然的倒闭打击了内部普通员工，这些员工被鼓励用401（k）计划账户里的资金购买公司的股票；例如，2005年，2万名前安然员工获得了8500万美元的集体诉讼赔偿金，这相当于1美元的实际损失只能收回几分钱。（这笔钱是保险公司和银行出的，而不是从倒闭的安然公司那里收回的。）[49]

    雪上加霜的是，在股价跌幅最大时，员工们在一个月内都无法出售用退休账户购买的股票，名义上是因为账户在不断发生变化。但另一边，安然的高层在股价崩溃前集体抛售了股票，例如，斯基林卖出了高达7100万美元的安然股票。当另一家公用事业公司德能提出并购安然时，安然的高管们要求它承担总额超过1亿美元的奖金和支出，其中大部分是要支付给莱的，于是德能拒绝了并购。[50]

    与布朗特、哈德森和米切尔不同，这一次，正义得到了伸张：包括斯基林和法斯托在内的多名高管都被判入狱（他俩的刑期分别为11年和6年），而莱在宣判前死于心脏病发作。

    安然事件和那个时代的其他类似丑闻，如丹尼斯·科兹洛夫斯基的泰科国际公司和伯纳德·埃伯斯的世界通信公司的丑闻事件，都处于会计操纵监管调整的转折时期。

    1993年，为了控制过高的高管薪酬，美国国税局将CEO薪酬的公司税扣减额限制在100万美元[51]；这推动了CEO的报酬形式转向股票期权，随着股价的上涨，股票期权将更有价值。这项政策的出发点是好的，从理论上讲，期权支付使CEO和股东的利益一致；但这是“意外后果定律”[52]的一个经典案例，期权支付也让CEO为使公司显示出持续而可靠的收益增长而伪造季度收益数字。

    在其他情况相同并给定平均收益水平的条件下，将两个季度的收益进行微小调整，就会使股票更有价值。由于现实中的公司收益波动很大，这种对收益报告进行的别有用心的“管理”，对很多CEO来说太有吸引力了。

    这种做法合法但不正派。通用电气就是一个典型，作为一个正常运营而又经营广泛的企业帝国，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损失，通过将损失从一个季度重新安排到另一个季度，就可以产生平稳、可靠的收益增长流。[53]这种伎俩的发明者是杰克·韦尔奇，他没有做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更不用说欺诈了；相反，金融界和大众媒体都赞颂他，认为他是第二个托马斯·爱迪生。

    尽管如此，但有一点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即19世纪的铁路、20世纪初的无线电和汽车等革命技术所产生的股票泡沫，为推动经济发展和提高社会福祉提供了自由流动的资本。

    20世纪90年代的互联网泡沫也是如此。尽管金字塔底部留下的是没什么价值的公司，如韦伯万，以及欺诈性公司，如安然，但将这些都考虑进去，当今不可估量的在线知识、娱乐、购物和网银交易，依然受益于这场泡沫中对技术进行的投资——其中大部分来自遭受损失的投资者。因此，泡沫投资者为了更大的公共利益而无意识地、悲惨地牺牲了自己的财富，把他们称为资本主义不知情的慈善家，这也不算太牵强。

    到了20世纪末，大型投资银行——为新公司和已存在的公司制造股票和债券的机构——已经成为泡沫的主要发起者。早在美国内战期间，金融家杰伊·古尔德就通过出售政府债券为联邦军队融资，成为行业的开创者。1929年大崩盘后，佩科拉委员会揭发了查理·米切尔的纽约城市银行肮脏的投资银行业务，并制定了1933年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禁止商业银行发行股票和债券，禁止投资银行从事普通公民的存贷款业务，由此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业务分离。

    随后的几十年里，投资银行的游说逐渐削弱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执行力。在菲尔·格拉姆（自由市场空想家）等共和党议员的推动下，在实行“三角策略”[54]的民主党总统比尔·克林顿的默许下，该法案最终在1999年泡沫最严重时被废除。

    在这场科技泡沫中，投资银行加快了对新公司股票发行的速度；而通过网景浏览器，公众第一次欣喜若狂地连接到互联网（虽然比今天的宽带连接速度慢一万倍），不需要被劝说就会主动购买这些股票。当网景创始人马克·安德森和吉姆·克拉克意识到巨人微软也在开发浏览器时，他们迅速采取行动，通过IPO融资。

    20世纪20年代，摩根公司一直没有涉事其中，之后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迫使摩根公司将其投资部门剥离出来，使其成为一家投资银行，即摩根士丹利。到20世纪90年代，摩根士丹利成为美国最大的新股发行商，它发行了网络泡沫中最引人注目的网景的IPO。

    到这时，摩根士丹利已经发生了变化；该公司的一位高管弗兰克·夸特罗内，来自意大利移民家庭，说话仍然带有浓重的口音，在此之前已经为互联网核心硬件的主要生产商思科公司进行了公开募股。随着网景公司在1995年8月9日首次募股，夸特罗内也使自己成为阳光查理（与查理·米切尔一样，夸特罗内在一系列审判中险些入狱，其中有一次因妨碍司法和阻拦证人被定罪，但在后来的上诉中，罪名被推翻）。

    困扰着夸特罗内、克拉克、安德森和刚刚被聘为网景公司CEO的吉姆·巴克斯代尔的一个主要问题：投资者应该为公司的股票支付多少？合理定价IPO是一门艺术。在理想情况下，为了保持热情，一只股票在交易首日应该经历发行价格的大幅“弹”起；如果发行价格过高，股价可能就会在首个交易日下跌，从而打击散户投资者的信心；如果发行价格设置得太低，公司及其创始人就会受损。最后他们4个人决定，每股为28美元（在此价格上，公司估值将约为10亿美元）。当天早上市场开盘时，他们都屏住了呼吸。

    对该股票的需求如此之大，导致当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午9:30的开盘钟声响起后，摩根士丹利的交易员无法得出合理的价格；某家经纪公司很快增加了一个新的电话提示音：“如果您的电话内容是关于网景公司的，那么请按1。”太平洋时间上午9点（按东部时间的话，证券交易此时已经开始两个半小时），不知所措的克拉克没有意识到这种疯狂，他看了看他的显示器，发现股价持平在28美元。他打电话给摩根士丹利的一位经纪人，经纪人告诉他存在“交易失衡”。克拉克不能完全理解这意味着什么，他想知道IPO是否失败了。

    “交易失衡”根本无法描述出摩根士丹利的纽约IPO服务桌上震耳欲聋的情景。其中心大约有200个工作站，每个工作站上都有一个交易员，每个交易员都拼命地努力接起几个同时响着的分机，而每个分机的通话内容都是关于如何购买网景股票。

    克拉克打电话后不久，经纪人回电告知他，该股票开盘价为71美元，这意味着他的净资产猛然突破了5亿美元，而公司筹集到的资金则更多，正如《克拉克回忆录》中某一章的标题——《10亿美元是最好的报复》。[55]

    “感恩而死”乐队的杰里·加西亚在当天晚些时候死于严重的心脏病发作。他的最后一句话据说是，“网景是什么时候开盘的？”[56]

    14 数字时代暴富梦的推手

    投资分析师、大众、媒体与政治家

    不是每天早上起床时，我们都认为生意不好。 ——罗杰·艾尔斯[1]

    许多人忽略了泡沫的明显迹象，特别是忽略了安然的财务垃圾堆，主要是因为受到“投资银行家”的影响。过去几十年里，这一职位已成为“赚了一大笔钱的人”的代名词。投资银行发行IPO时，它的佣金是进款的5%~7%。网景IPO的佣金是1.3亿美元，韦伯万IPO的佣金是3.75亿美元；之后其他公司的IPO又为投资银行赚了几十亿美元。投资银行的雇员从这块馅饼上分了一大部分。1998年，弗兰克·夸特罗内从摩根士丹利转到瑞士信贷银行，第二年，他分到的个人份额上涨至约1亿美元。[2]

    20世纪90年代之前，股票分析师在投资公司内部属于默默无闻、辛苦劳作的人，所获报酬一般。而互联网时代的一个很奇怪的特征是，曾经地位低下的股票分析师上升为名流阶层，互联网泡沫将其中一些人推向了超级明星运动员和电影演员那样的知名度，因为，热切的公众关注着他们关于这个或那个网络公司前景的每一个公告。其中最著名的两位，是摩根士丹利的玛丽·米克尔和美林证券公司的亨利·布罗吉特。问题在于，这些“分析”股票和债券的家伙，是由发行股票和债券的公司雇用的。

    金融业是美国经济中的一股强大的力量，占全国GDP和股票市值的近1/5。由于投资银行的业务是这一比重的最大来源，因此，正如美林证券公司的安然股票分析师约翰·奥尔森理解的那样，那些没有给出一系列“买入”建议的分析师，可能会承受压力。

    安然的高管们紧盯着公司股价，尤其是法斯托本人，因为他的项目依赖于公司股价。安然的主要投资银行的兴趣则在于债券发行，而债券发行又推动了安然疯狂的全球扩张。这些发行为投资银行带来了巨额收入，安然不断用此事实提醒其投资银行。一位分析师说，该公司曾向他表示：“我们每年的投资银行业务超过1亿美元。如果你（推荐客户）买了很多，那么你也会得到一些收入。”[3]

    但奥尔森没有遵循那个剧本。与詹姆斯·查诺斯不同（查诺斯在卖空安然股票的事件中被怀疑有欺诈行为），奥尔森并没有过分否定安然，他只是报告说，自己不了解安然的会计核算，并在一次媒体采访中指出：“他们对于如何赚钱不太坦率……我没听说过有哪位称职的分析师能认真分析一下安然。”[4]安然的董事长莱鄙视奥尔森，并给奥尔森的上级唐纳德·桑德斯写了一张便条：“唐，约翰·奥尔森对安然的看法10年来一直是错误的，现在仍然是错误的，但他始终坚持己见。”（桑德斯向奥尔森出示这张便条时，奥尔森注意到，莱可能已经老了，不中用了，但他至少知道如何拼写“坚持己见”这个单词。）[5]最终，两位美林的投资银行家向公司总裁赫伯特·艾利森抱怨，后者向莱道歉。美林开除了奥尔森，并继续跟随安然赚大钱。[6]

    20世纪90年代，几千名演员在几百个舞台上上演了不同版本的美林/安然/奥尔森大戏，尽管每个剧本都不一样，但情节始终如一，股票分析师放弃了自己的职责，成为投行同僚的啦啦队长。1997年，一位研究人员仅用一年时间就汇编了15000多份股票报告；只有不足0.5%的报告建议卖出股票。[7]

    除了发起者，投资大众处于金融狂热的第二个解剖学位置。在互联网泡沫爆发前的几年里，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成为自己的投资经理，一方面，收入和财富的增加推动了这一现象，但另一方面，他们不得不这样做。

    1929年金融危机后的几十年里，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中最主要的是预期寿命逐渐延长，随之而来的是退休时期的延长。1889年，当奥托·冯·俾斯麦在德国建立养老金制度时，欧洲成年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只有45岁，比70岁的合格年龄少几十年，而且那时，家庭成员通常都会照顾他们的年老成员。到20世纪末，美国人的预计退休时期已经长达30多年，而且随着日益增加的人员地域流动，家庭护理往往很难实现。这些因素都增加了个人为其日益昂贵的退休时期准备资金的压力。

    有一些最幸运的美国人，他们工作的大公司里提供“养老金固定收益计划”，该计划向雇员提供养老金，直到雇员或他们的配偶去世（假设公司没有在他们有资格领取养老金之前解雇他们，这种做法非常普遍）。汽车制造商斯蒂庞克公司就是这么仁慈的雇主，但1963年，当它关闭了在美国的最后一家工厂时，这引发了国会的一系列调查，最终促使1974年的《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案》产生，该法案至今仍在管理养老金的运营。该法案中有一个较为晦涩的部分，其提出建立个人退休账户，这是第一次允许雇员可以以不缴纳所得税的方式积累储蓄，直至退休时取出；1981年，政府放宽了对个人退休账户使用的最初限制，使其对雇主更具吸引力，并可适应于更多的雇员。

    大约在同一时间，一位名叫特德·本纳的养老金福利顾问，对自己的工作越来越不满意，因为他的雇主总会让他回答以下问题：“我怎样才能在法律上获得最大的税收减免？怎样才能给我的员工最少的工资？”[8]这让虔诚而慷慨的本纳很苦恼，他想寻求一种方法，让公司对员工更加慷慨。

    本纳注意到，1978年的《国内税收法》新增了一条模糊的分项——401（k）条款，允许雇主将工人的工资直接递延到退休储蓄中。本纳认为，如果雇主能够提供与工人贡献相匹配的缴费，那么这可以促使更多的工人建立401（k）个人账户。本纳在国税局有关系，国税局批准了这项计划。401（k）个人账户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如今，401（k）资产已有数万亿美元，与个人退休账户资产大致相当。[9]

    这些个人账户允许公司放弃传统的固定收益计划[10]；随着地域流动增加所带来的代际联系的减少，工人和小商人突然成为自己的养老金经理。但这项工作需要一定的数字量化技巧、历史常识和情绪自律，连金融专业人士都很少能具备，更不用说普通人了。

    很显然，普通投资者无法胜任这项投资工作，这一点可以从共同基金的经营数据上看出。目前最常见的退休账户投资工具是共同基金，其基本上是固定缴款计划［如公司401（k）计划］中唯一可用的选择。如果投资者能胜任，那么他们在这些投资工具上的“内部收益率”（IRR，即所有基金份额的买卖）应该与基金自身的回报率完全相等。但是，研究人员发现，平均而言，员工购买和销售基金的时间安排非常糟糕，以至于他们的内部收益率几乎总是低于基金自身的回报率。[11]换句话说，小投资者往往高买低卖，没能获得某只基金的全部利润。

    互联网泡沫的第三大解剖学视角——媒体，其典型是CNBC（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CNBC在电视商业和投资信息领域的前身是FNN（财经新闻网）。FNN从1981年开始运营，当时正值漫长而残酷的熊市尾声，是一个错误的时间，是公众投资兴趣的低谷；10年后，FNN破产。1989年，急于提高萎靡收视率的NBC（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感受到公众对投资的新兴趣，成立了财经频道。

    这一时机再好不过了，因为市场开始转好，数千万人开始关注股市，既是出于需要，也是出于兴趣。最初，该频道的节目令人昏昏欲睡：主播们在牌桌后面对着摄像机，播放一些如何准备晚餐和如何处理孩子们发脾气的节目。[12]1991年，NBC接管了破产的FNN及其大部分人才，命运略有改善，并将频道名称用首字母缩写表示为CNBC。

    1993年，罗杰·艾尔斯接管了CNBC，媒体之神更加眷顾新生的CNBC，而艾尔斯对电视原生情感力量的传奇掌握和利用也达到了顶峰。艾尔斯出生时患有血友病，还有一个喜欢体罚他的父亲——这是一个特别不幸的组合——频繁受伤使他不得不长时间地被监禁在家，他真正的教室是20世纪50年代的电视机，他花了很多时间分析电视节目。不出所料，他在大学里主修媒体研究，毕业后在当地东海岸电视台从事制作工作。[13]随后，他在《迈克·道格拉斯秀》这一在全国播出的节目里担任道具助理；不到3年，他就成为制作人。晋升后不久，1968年，他在节目演播室里遇到了正值第二次总统竞选的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表达了对“一个人必须使用噱头（比如电视）才能当选”的反感，艾尔斯回应说，“电视不是噱头”。那次会面后不久，尼克松的助手伦纳德·加门特雇用了艾尔斯。[14]由此，艾尔斯开启了他20多年的共和党总统媒体顾问生涯。他使1968的尼克松更受欢迎，并在1988年帮助乔治·布什击败了迈克尔·杜卡基斯。

    成为CNBC的总裁后，艾尔斯保留了原FNN的节目格式做法，特别是屏幕底部实时滚动的股票行情信息，这将成为金融泡沫肥皂剧的隐喻背景。除此之外，他从各个方面彻底改造了CNBC的外观和体验感，后来又将同样的技术应用到为国家政客和商业巨头提供的新服务上。他不再简单地用主题音乐宣告新的节目片段，而是通过增加带有主持人小头像的话外音。关于食谱和孩子们发脾气的节目都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杰拉尔多·瑞弗拉[15]和迷人的政治评论员玛丽·马塔林。艾尔斯亲自指导摄像师恰当地塑造企业高管的形象，并让其看起来更具活力，敦促编剧们想出更吸引观众的“不切换频道”模式，并派主持人在证券交易大厅快速报道价格走势。演播室的嘉宾越美艳越好。正如《纽约客》的约翰·卡西迪所说：

    他们理想的演播室嘉宾曾是一位选美比赛冠军，她报道科技股，用简短的陈述句讲述，并与唐纳德·特朗普约会。由于能找到的这种女性的数量不多，制片人通常只能安排那些尊敬艾伦·格林斯潘并尽力说英语的秃顶中年男性。[16]

    艾尔斯教导他的主播和制作人员：要将金融视为一项群众爱看的体育运动。在股票市场经历了一周的异常残酷之后，他用一段广告剪辑将CNBC与竞争对手相比较：“道琼斯指数在大量交易中暴跌。但请先看今天的天气。CNN告诉你，你的衬衫是否会被淋湿；CNBC告诉你，你是否还能买到一件衬衫。”他还将从CNN挖过来的玛丽亚·巴蒂罗姆提升为主播，她同时满足了他对性和金融的需求；凭借酷似索菲亚·罗兰的长相、浓重的布鲁克林口音和露骨的性感，她很快成为大家熟知的“金钱宝贝”。[17]

    1996年，由于艾尔斯对其他员工的欺凌行为，CNBC迫使他离开，这一事件也将困扰他后来的职业生涯。但那时他对CNBC的改造已经证明是有利可图的。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CNBC已经在欧洲和亚洲开设了电视网，世界资本市场中真实或虚构的大戏从未落幕。

    艾尔斯凭直觉认为，他的观众更喜欢像棉花糖一样的娱乐性新闻，而不是像菠菜一样的信息和分析性新闻；而最棒的是味道像糖果又能带来无限财富的新闻。在艾尔斯的领导下，CNBC掌握了这种体裁，将乏味的主流金融世界转变为极其成功的娱乐世界，掌握了现代文化炼金术的技艺。互联网成为新的聚集场所，利用互联网，小投资者可以通过电子交易和达泰科等在线经纪公司，根据刚刚在CNBC看到的内容，即时买进或卖出。这种方式受到短线投机者的青睐。

    调查性报道被抛弃；它不仅会耗费大量资金，还会得罪极其重要的投资银行，而投资银行是广告份额的最大购买者。最好是在电视节目时段插入那些热情谈论自己公司的企业高管，以及那些谈论股票走向的权威性“市场策略分析师”的采访。最重要的是，这些高管和分析师都是免费出场的，他们乘坐租用的汽车，穿过哈得孙河，到达新泽西州利堡镇的CNBC工作室。

    在节目中，这些公司高管和大多数分析师的谈论内容都体现出一致的乐观，因此，CNBC的节目缺乏批判性审查。2000年和2001年，CNBC主持人马克·海恩斯分别采访了肯尼斯·莱和杰弗里·斯基林。海恩斯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院，自称是一个敏锐的审问者，但面对历史上最严重的安然欺诈案的肇事者，他只问了一大堆与赞扬和吹嘘有关的问题。[18]

    当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Sears（西尔斯）和AT&T（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等大公司解雇数万名员工时，CNBC为这些公司上浮的利润欢呼，而忽略了大规模解雇的人力成本。当公司犯下明显重罪时，只要由此产生的丑闻没有出现在报纸头版，CNBC就装作没看见。例如，2012年5月，CNBC对摩根大通向股东隐瞒20亿美元交易损失的报道视而不见。[19]

    CNBC对观众的利益也没产生多大好处。两项代表性学术研究密切关注了按照节目嘉宾名单和推荐目录买入股票的结果；它们的结论并不令人鼓舞。第一项研究是关于股票价格对公司CEO出现在CNBC节目上的反应，第二项研究是关于CNBC目前最受欢迎的节目之一《我为钱狂》的选股表现，其节目主持人是狂热而有活力的詹姆斯·克拉默。如图14-1所示，两项研究的结果几乎相同：相对于整个股票市场，被推荐的股票在节目当天或次日的价格上涨达到峰值，然后下跌。尽管之后的价格下跌令人担忧，但之前的上涨意味着，事先知道节目日程安排的参与者与CNBC的观众就像在玩跷跷板。克拉默虽然外表滑稽，但他并不傻，他很了解这种动态。至少有一次，他卖掉了一家在《巴蒂罗姆秀》中被大肆吹捧的公司的股票，几天后又在价格回落时买回。[20]

    图14-1 CNBC与股票价格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那些选择不来凑热闹的CEO。杰夫·贝佐斯是这一时期最成功的IPO公司亚马逊的董事长兼创始人，他喜欢与见多识广的记者们往来，甚至经常接受小型出版物的采访。不过，他认为在CNBC上露面没什么意义，因为他知道CNBC只关注短期的公司股价，他觉得这毫无价值。他认为，只要能照顾好消费者，无论股价如何波动，公司从长远来看都会兴旺繁荣。[21]

    互联网泡沫的第四大解剖学视角，是政治领导人。在密西西比公司、南海公司和英国铁路泡沫事件期间，包括法国和英国君主在内的最高级别领导人都置身其中。从19世纪末开始，由于公众监督和反腐败立法的增加，很少有政客成为杰出的投机者：20世纪20年代，他们对泡沫传播的直接政治参与程度不超过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约翰·J.拉斯科布[22]。

    20世纪90年代，数以千万计的401（k）计划和个人退休账户的参与者，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小资本家，这一前景吸引了保守派[23]；受安·兰德、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理论的影响，保守派在新的“所有权社会”中大放异彩。这场科技泡沫没有产生任何重大的政治性法案——一种彻底的贪污和腐败——政治不作为占据了中心舞台，20世纪30年代佩科拉审判之后的各项监管保障措施，没能很好地得到落实；到20世纪80年代，《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业务严格分开的做法，也基本处于失效状态，到1999年，该法案被最终废除。

    CNBC从内容和基调上大肆赞美牛市的意识形态基础。主播劳伦斯·库德洛在《库德洛报道》栏目的开场白中说道：“记住，伙计们，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是通往繁荣的最佳道路！”[24]保守派记者詹姆斯·格拉斯曼或许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坚信科技泡沫与自由市场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作为一个著有很多投资类书籍的著名作者，他一直都偏爱保守主义阵营，尤其是《华尔街日报》。20世纪90年代，他热情地提到，市场的迅速崛起仅仅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丰饶的序幕。因此，当2000年4月股市开始崩盘时，他指责美国政府扼杀了市场。针对一项支持政府对微软提起反垄断诉讼的裁决，他评论道：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一只股票会在某一天下跌，但我对纳斯达克指数暴跌的解释是，投资者们被关于微软的裁决激怒，他们意识到了政府干预的威胁。如果政府没有干预，他们就会更好。（副总统兼总统候选人）艾伯特·戈尔也是如此。克林顿政府喜欢把过去10年里股市翻了两番归功于自己，但其对纳斯达克指数的崩溃也负有责任。[25]

    乔治·吉尔德曾是理查德·尼克松和纳尔逊·洛克菲勒的演讲稿撰写人，他坚定地相信，20世纪90年代大牛市和自由市场优越性之间的关联，是20世纪90年代持有科技热情的最极端例子。2000年1月1日，他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著名社论，认为互联网不仅改变了一切，而且改变了“全球经济的时空网格”。他运用夸张的比喻，提及了原子内部的广袤空间，“对物质内部结构的操纵”，甚至还在杂志编辑们面前悄悄使用了量子力学和“离心力”的内容。他得出结论：只有广泛运用信念、爱和宗教信仰，人类才能在崭新的新数字时代取得胜利。[26]《铁路时报》的编辑们一定会在天堂为他鼓掌。

    吉尔德、库德洛和格拉斯曼，他们都拥有强大的智力，又有常春藤盟校[27]的教育经历，为什么他们却在20世纪90年代末大错特错？从20世纪起，心理学家开始意识到，人们利用分析能力不是为了分析，而是为了合理化——使观察到的事实符合他们先入为主的偏见。（经济学家早就注意到，“如果你折磨数据足够长的时间，那么它们最终会招供”[28]。）人类的这一倾向有两个主要原因，这两个原因正是理解个人和群体幻想的核心。

    我们所有人——不管是聪明的人、愚笨的人还是普通人——都有这种非理性倾向，原因之一是，真正的理性是很难做到的，很少有人能做到。另外，理性能力和IQ（智商）之间没有什么关联。21世纪初，在相对较新的决策科学领域获得博士学位的谢恩·弗雷德里克，提出了一种著名的范式，证明了绝对的严密分析是多么困难。

    获得博士学位后不久，弗雷德里克写了一篇经典论文，描述了一份简单的问卷调查，心理学家称之为“认知反应测试”，它测量的是理性能力的商，即RQ，而不是IQ。问卷调查只有3个问题，其中最著名的（至少在经济学界）是，假设一个棒球和一根球棒的价格加起来是1.1美元，而球棒的价格比棒球贵1美元，那么这个棒球多少钱？大多数人，即使是非常聪明的人，也会很快回答0.1美元。但这不可能，因为这意味着球棒的价格为1.1美元，因此总价格为1.2美元。正确答案是，棒球的价格必须为0.05美元，球棒的价格为1.05美元，两者的总成本为1.1美元。[29]

    如果你认为棒球/球棒问题以及脚注中的另外两个问题很简单，那么你可以试一下另一个更具挑战性的问题，它已经存在了半个世纪，即沃森的四卡片问题测试。测试中有四张一面是字母、另一面是数字的卡片。第一条规则：“如果卡片的字母面是一个元音，那么它的数字面是一个偶数。”四张卡片现在显示：K、A、8和5。你会翻开哪两张卡片来证明或反驳这条规则？

    绝大多数受试者会凭直觉选择A和8，但正确答案是A和5。沃森是“确认偏见”概念的先驱，他用典型的学术性语言低调地陈述道：“这项任务被证明是非常困难的。”要想得出正确答案，首先必须认识到，这一规则并不排斥偶数卡片的另一面可以有元音或辅音，所以，把8这张卡片翻过来是没有用的。要驳斥这条规则，我们必须翻开5这张卡片，如果它的背面是一个元音，我们就能推断出这个规则是错误的；同样地，很简单，翻开A并找到一个奇数，这也将证明原规则是错误的。[30]

    人们需要付出相当多的努力才能拥有理性思维。几乎所有人都是精神上的懒惰者或“认知吝啬鬼”，用心理学语言来说，即他们凭直觉寻找分析捷径，例如使用卡尼曼和特沃斯基所描述的启发式方法。要做到彻底理性，需要强烈的认知努力，这一点儿都不令人愉快，因此大多数人都不这样做。正如一位学者所说，我们“只有在其他一切方法都失败的时候才开动大脑——甚至通常那时都没有开动”[31]。

    因此，IQ和RQ分别测量不同的方面。IQ衡量处理抽象语言和定量技术的能力，特别是算法，而RQ则集中在应用这些算法之前的一些问题：在分析事实之前，有没有仔细列出问题的逻辑，并考虑到了其他的替代性分析方法？在得出答案之后，是否考虑到了该答案可能是错误的，并估计出错误的概率，进而预测出这个错误将会导致的后果？事实证明，高智商并不能防止人们掉入这些陷阱。基思·斯坦诺维奇是RQ测试扩展问卷——CART（理性思维综合评估）的提出者，在他的评估中，“理性和智力经常分离”[32]。

    我们倾向于非理性行为的第二个主要原因是，我们常常将智力用于合理化，而不是合理性。一般来说，我们合理化的是我们的道德和情感框架，我们的认知过程包括一个快速移动的系统1——位于大脑深处的边缘系统，即我们的“爬虫脑”，以及一个缓慢的系统2——这一系统主宰着CRT（认知反应测试）和CART所需要的理性分析。

    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两个大脑系统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服务。用心理学家罗伯特·查容克的话来说：“一位明智的设计师为我们的每一个过程分别提供一个系统，而不是为我们提供一个多用途系统，就像既能烤肉又能烤面包的机器一样，最后任何一项功能都执行不好。”[33]

    在后工业世界，尤其是在规划周期延伸到未来几十年的金融事务中，我们所面临的选择和我们的祖先在非洲大草原上所面临的生存性问题（需要使用系统1来解决）越来越不同，反而CRT和CART的扭曲思维问题（需要使用系统2来解决）越来越相同。这个问题由于以下事实而更加复杂：我们经常利用系统2对系统1已经得出的情绪化的结论进行合理化。换句话说，或者用丹尼尔·卡尼曼的话来说，被大肆吹嘘的系统2的主要功能是作为系统1的“新闻秘书”。[34]

    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付出更多的认知努力。但即使是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也无法胜任我们所面临的预测性和决策性社会任务。20世纪70年代，卡尼曼、特沃斯基和其他人已经意识到人类在预测方面做得很差，但直到最近，研究人员才开始衡量我们做得到底有多差。

    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心理学家菲利普·泰洛克考察了284名专家（来自政治、经济、国内策略研究等领域）所做的2.8万个预测，并对这些所谓“专家”的预测能力进行量化。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他发现专家们的预测能力非常差——竟然落后于“基准概率”这一简单的统计规则。所谓基准概率就是事件过去的发生频率。

    例如，当投资“专家”被问及来年市场崩溃的可能性（比如将崩溃定义为价格下跌超过20%）时，他可能会讲述美联储政策、工业产出、债务水平等如何影响这种崩溃的可能性。泰洛克认为，最好忽略他的这种叙事性推理，只是简单地查找市场崩溃的历史频率。例如，自1926年以来，每年发生股市月平均价格下跌超过20%的概率是3%，这个简单的方法在预测崩溃概率方面比基于叙事的“专家”分析更准确。

    泰洛克还发现，某些专家的表现尤其糟糕。根据社会和政治理论家以赛亚·伯林在著名论文《刺猬与狐狸》中所描述的内容，[35]泰洛克也将专家大致分为刺猬型和狐狸型两类，刺猬型专家是思想家，他们根据统一的世界理论来解释所看到的一切，而狐狸型专家则会有许多相互冲突的解释。狐狸型专家比刺猬型专家更能容忍模棱两可的情况，也较少被迫得出确定的结论。刺猬型专家对自己的预测更有信心，并且会做出更极端的预测；关键是，当面对相悖的数据时，他们改变观点的频率要比狐狸型专家低，这种低频率会腐蚀预测的准确性。

    刺猬型专家的分析也同样适应于政治右翼和左翼：例如，时至今日，激进的环保主义者依然支持保罗·埃利希在20世纪70年代关于迫在眉睫的全球饥饿和自然资源短缺的著名预测，自由主义者也依然支持著名经济学家马丁·费尔德斯坦对比尔·克林顿的预算和社会政策将破坏经济的高调警告。

    自远古祖先开始信仰萨满以来，人们就试图通过咨询专家，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求确定性。泰洛克测试了三类群体的预测能力：大学本科生、预测领域的权威人士，以及在某一领域很有见解但在该领域之外进行预测的“业余爱好者”。毫不奇怪，本科生表现最差。更值得注意的是，专家的表现并不比业余爱好者好；此外，当泰洛克把专家分为狐狸型和刺猬型时，发现拥有某领域的专业知识似乎更有利于狐狸型专家的预测，但使刺猬型专家的预测结果更差。

    也就是说，狐狸型的环境科学专家也许能比刺猬型的军事专家更好地预测军事结果，反之亦然。这个结果的原因似乎是，虽然专家和业余爱好者都倾向于高估极端结果的概率，但专家这样做的次数更多，并使他们的总体预测准确率降低。业余爱好者看起来更像狐狸，至少在他们的专业领域之外。因此，用泰洛克的话来说，知识的最佳点似乎位于“《经济学人》《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等高质量新闻出版物的读者附近，因为很多业余爱好者都报告说，这些出版物是他们获取专业以外话题有用信息的来源”[36]。

    泰洛克有一个惊人的发现，即专家们一般会利用自己的知识来合理化数据，使之符合他们先前持有的世界观。刺猬型专家更严格地坚持他们先前的观点，因此他们更坚决地为自己的错误辩护。例如，泰洛克发现“话唠”，即列举大量支持性论据的能力，是预测不佳的标志。泰洛克提出了一个识别专家类型的简单经验法则：刺猬型专家使用“此外”一词多于“然而”一词，而狐狸型专家则相反。[37]

    大多数人都持有强烈的自我肯定倾向，渴望对自我的赞赏，因此会错误地认为自己的预测比实际更准确；相反，我们错误地认为对手的预测不太准确。不过，刺猬型专家有一种特别明显的倾向，泰洛克列举了一些他们所用的最著名的借口：“一个突如其来的晴天霹雳破坏了我的预测”，“我几乎是对的”，“我没有错，我只是太早了”，最后，当其他一切都失败时，“我的正确性还没有被证明”。泰洛克简明扼要地总结了这一倾向：“当他们认为自己对的时候，我们很难问，他们为什么做错了。”[38]

    最后，泰洛克发现了特别有效的预测死亡之吻：媒体名气。就媒体而言，其寻找的是“繁荣派和末日派”；也就是其喜欢极端预测的刺猬型专家，这类专家比模棱两可的狐狸型专家更能吸引观众。进一步地，媒体的关注会使他们过度自信，而过度自信本身会腐蚀预测的准确性。其结果是出现一个媒体-预测的死亡螺旋，即媒体寻找极端的、糟糕的预测者，媒体曝光又会使该预测者的预测更加不准确。泰洛克说道：“三大主角——听上去像权威的专家、关注收视率的媒体和专注的公众——可能因此被锁定在一个共生的三角关系中。”[39]回顾过去，科技泡沫的意识形态啦啦队员库德洛、吉尔德和格拉斯曼，已经击打出泰洛克的三重奏：喜欢极端预测的媒体的宠儿刺猬型专家。

    互联网时代展现出金融泡沫的所有经典迹象和症状：股票投资话题在日常对话中占据主导地位，放弃有保障的工作转而全职从事投机性工作，真信徒对怀疑论者的蔑视和嘲笑，以及极端预测的盛行。

    在电视屏幕以及越来越多的网站上，人们如此密切地观察并实时记录极端的市场繁荣及随后的灾难。市场繁荣感染了高科技产业的神经中枢——硅谷、华尔街，以及位于利堡镇的CNBC工作室，但日常闲聊中感受到的市场热情在主街、社交聚会和投资俱乐部中最为强烈。

    在马萨诸塞州科德角的丹尼斯镇，有一家理发店是男性工人阶层聚集的堡垒。那里上演了一段由狂热所引发的底层故事，令人心酸。在正常情况下，理发店的聊天内容主要涉及体育和政治，如果店里有电视机，电视就一定会转到播放棒球、足球或篮球比赛的频道。但20世纪末并非正常时期，比尔·弗林拥有的这家理发店——弗林理发店，也并不是一家普通的理发店。

    到2000年，弗林已经当了30多年的理发师，对股票市场并不陌生。他的曾祖父也是一名理发师，给了他极好的建议：把收入的10%存起来，然后投资于股票。事实证明，弗林这方面的智慧运用得并不好，因为他和很多人一样，偏爱彩票式的结果。20世纪80年代中期，椰菜娃娃风靡一时，大量儿童和成人“投资”了它们，不顾及它们可以被随意制造的事实。在狂热的顶峰时期，弗林以保证金形式购买股票，也就是说，用借来的钱购买了制造椰菜娃娃的科尔克公司的股票。

    1988年，科尔克公司破产，弗林的积蓄大大减少，但他继续将剩余收入投入股票市场。10年里，他猛砸了10万美元，将其投资于他认为最具魅力的高科技公司：美国在线、雅虎、亚马逊等。到2000年，他的积蓄已增至60万美元。弗林告诉自己，当投资组合达到百万时，他将退休；考虑到自己做得很好，他认为这个目标很快就会实现。[40]

    如果说狂热是一种流行病，那么“互联网改变了一切，它将使我们所有人变得富有”这句话就是病毒，比尔·弗林是科德角的零号病人。到2000年，理发椅上讨论的话题已经从红袜队、凯尔特人队和爱国者队转向了弗林最喜欢的两只股票——EMC（易安信）和安根尼克斯。电视转到了CNBC频道。

    24小时不间断的金融娱乐和即时在线交易，正是弗林理发店上演的毒性组合。弗林编造了引人入胜的故事，并诱导顾客们购买他推荐的公司的股票。[41]2000年冬天，《华尔街日报》记者苏珊·普利亚姆第一次来到这家理发店，当时正值市场触顶之际，大家谈论的话题一直都围绕科技股。弗林向一位顾客推荐了生物技术公司安根尼克斯的股票，店里其他人则主动说起自己购买了Coyote科技公司的股票和NTAP（企业级网络存储解决方案提供商）的股票，或者更低风险的话，杰纳斯资本集团提供的共同基金也可选择。杰纳斯是一家专注于科技投资组合的投资公司。

    弗林最喜欢的是数据存储公司EMC的股票：“我想我已经介绍了100个客户购买EMC。”弗林并没有通过严格的证券分析，而只是通过另一位理发师的推荐，决定购买这家公司的股票，但顾客们似乎都不在乎。到2000年中，股票遭遇了几次严重下跌，但弗林和他的顾客们仍充满信心。正如一位画家/壁纸设计师所说：“即使股票真的下跌30%，也会马上恢复。”弱者受到嘲笑。弗林指着停车场的一个顾客说：“看到那个家伙了吗？他两年前留了5000美元，我让他买EMC。如果他听了，那些股票现在就值18000美元了。”[42]

    3个月后，当普利亚姆女士再次来到理发店时，科技股刚刚从严重下跌中恢复，但仍比峰值低40%左右。弗林说：“我不是只买生物技术或高科技类股票。”但他仍然坚持他的候补选项EMC。他还购买了更多的安根尼克斯，其股价已经强劲反弹，他的投资组合价值也达到了新高。[43]

    2001年2月，他所钟爱的、以保证金购买的EMC股票，跌到了经纪人不得不给他平仓的地步。该只股票在普利亚姆女士第一次来访后不久达到了145美元的峰值，最终在2002年底跌至4美元以下。弗林的理发店曾经是镇上的社交中心，现在一片寂静，空无一人。一个顾客说：“每个人都知道弗林损失了很多钱。他不想谈论太多。”[44]

    并不是所有顾客都被剪羊毛；例如，有一个顾客用卖掉EMC股票所得的现金购买了一套新房子。但总体而言，损失已经造成；2000—2002年的熊市让弗林意志消沉，直到2007年，在一位股票经纪人的建议下，他才开始再次购买股票，当时他购买了伊士曼柯达公司的股票。5年后，伊士曼柯达公司破产了；2013年，73岁的弗林仍在给别人理发。即使在股票崩盘后，EMC的高管们也会在暑假期间顺便来理发。他们越来越喜欢弗林先生了。[45]

    在大多数情况下，弗林和他的顾客们交易的都是单个公司的股票，这是一种历史悠久的做法，经常采用保证金的形式。但20世纪90年代，越来越多的美国人通过另一种途径持有股票，即共同基金。共同基金是20世纪20年代信托投资基金的直系后裔，不仅可以通过拥有大量不同公司的股票轻松实现风险分散，而且还提供了所谓的资深经理人选择股票的机会。1990—2000年，美国的股票共同基金资产增加了近20倍，从2000亿美元左右增加到3.5万亿美元，也就是说，股票共同基金占股票总市值的比重从7%左右增加到23%左右。[46]

    和弗林理发店的常客们一样，共同基金的投资者也越来越倾向于那些排名靠前的基金。雅各布互联网基金是最受欢迎的基金之一，在1998年暴涨了196%。范·瓦格纳新兴增长基金在1999年暴涨了291%。杰纳斯资本集团运营着一系列以科技股为主的国内和国际基金，其中许多基金在那一年也实现了三位数的回报。

    这些基金的强劲表现吸引了更多的资产，特别是迅速增长的401（k）账户中的资产，其发起人意味深长地向参与者提供了基金业绩统计数据，以便后者能从近期回报率最高的基金中做出选择。

    几股交织的逻辑共同推动了人们对科技类基金的狂热。最明显的逻辑是，表现最好的基金吸引了最大的资产流，这进一步推高了股票的价格，也进而提高了基金的表现。这些共同基金公司对其管理的资产按比例支付报酬，并大量发行新的科技基金。最后，投资者的投资期限越来越短，这推动了基金经理们更加狂热地进行交易。1997年，美国公共电视网著名的《前线》节目拍摄了范·瓦格纳新兴增长基金的经理——加勒特·范·瓦格纳向手机发送的近乎连续的交易流。[47]该节目正好说明了媒体是如何附和的，其中包括著名金融记者约瑟夫·诺切拉对范·瓦格纳的热情洋溢的描述：

    竞争非常激烈，顶级共同基金经理就像现代炼金术士，创造了神奇的市场收益。现在，没有人比这个人——加勒特·范·瓦格纳——更能点石成金了，他在旧金山单独运营着一只基金。[48]

    如果你在1997年1月1日买入了10000美元的范·瓦格纳新兴增长基金，那么到2000年3月，该基金将增长到45000美元（回报率为350%），然后，将在2002年9月跌至接近市场底部的3300美元，即从10000美元下降了67%，从45000美元下降了93%（可参考同时期纳斯达克综合指数的表现，见图14-2）。这些令人沮丧的数字也依然低估了损失。尽管属于“前线”类，但1997年时，该基金刚刚起步，了解该基金的投资者相对较少。仅在1999年，基金规模就从1.89亿美元增至15亿美元。因此，更多的投资者承受了93%的损失，而不是令人兴奋的350%的上涨。最后，诺切拉是对的：范·瓦格纳确实是一位炼金术士，但他是将黄金转化为铅的术士；2008年，他最终辞去了以他名字命名的投资组合的经理职务。在所有积极管理的共同基金中，该投资组合的10年业绩表现是最差的，价值损失了66%，而整个股市的收益率为72%。[49]

    图14-2 1995—2003年纳斯达克综合指数的表现

    英国铁路泡沫、20世纪20年代的泡沫以及之后的互联网泡沫中，有一条引人注目的主线：它们背后的核心技术发挥了作用。依赖于新铺设的铁路，哈德森能够迅捷地从办公室、建筑工地、股东大会到达议会；在20世纪20年代的泡沫期间，即使是远洋班轮上的投机者，也可以通过阅读由无线电信号提供的股票价格收报机及外部信号在船上交易台进行交易。互联网聊天室和在线交易扩大了对互联网公司股票的狂热，这些互联网公司的股票就是通过互联网交易的。

    第二个标志性的泡沫症状——放弃舒适体面的职业转而全职从事投机——也在互联网泡沫期间显现出来。20世纪90年代的交易大部分是日内交易，因此，数以百万计的人（绝大多数是男性）请假，甚至完全辞职，坐在电脑显示器前，每天进行数十次甚至数百次的交易。

    日内交易涉及股票的一连串买卖，目的是获取大量微利。在理想的日内交易中，典型的例子是，以的价格购买1000股股票，并在当天（有时在几分钟内）以的价格卖出，由此产生的毛利润为125美元。事实上，大多数日内交易者的平均回报率接近于零，每笔交易都会被扣佣金，在成百上千笔交易中，即使是稳健成功或幸运的参与者，也会被佣金毁掉。

    在上瘾方面，没有什么能与在线交易相媲美。参与者一直盯着自己的终端。正如一位观察家所说：

    我不知道你们中是否有很多人在拉斯维加斯（或任何其他地方）玩过视频扑克。我玩儿过，这让人上瘾。尽管你输了，例如，在一段合理的时间内（玩儿上一个或两个小时，十次中有九次你都输了），但它仍然让你上瘾。现在，想象一场对你有利的视频扑克。也就是说，所有的小铃铛、按钮和蜂鸣器仍然在那里提供即时反馈和乐趣，但你不会赔钱，而是变得更富有。如果拉斯维加斯是这样的话，你就得用救生钳才能把人们从座位上撬下来。人们会随身携带便盆，这样就不用离开座位了。在这种视频扑克面前，强效可卡因都要让位。在我看来，这正是在线交易的现状。[50]

    1997年以前，只有大型机构从事这种日内快速交易，因为小投资者无法从证券交易所获得必要和准确的定价；1997年出现了“二级报价”，电脑屏幕上可以显示限价挂单[51]，以供散户投资者参与和使用。

    与弗林理发店的顾客不同，大多数日内交易者都精通技术，有数字天赋，受过高等教育。问题是，当有人购买股票时，意味着有其他人卖出，反之亦然。换言之，证券交易类似于与隐形伙伴打网球；大多数日内交易者没有意识到的是，网络另一端的几乎都是投资界的威廉姆斯姐妹[52]，即精明的机构参与者，对他们来说，公司不仅仅是一个可以压倒人类交易者的符号或计算机算法。

    到20世纪90年代末，大约有100个公司开设了“培训项目”。花几千美元，“受训者”就可以参加三天的入职培训和“新兵训练”，然后是一周的“模拟交易”。“培训师”很乐观：只要遵守这些规则，任何人都可以成功。正如一位培训师所言：“这就像打高尔夫一样。如果你对如何放置双脚、如何举起球杆以及如何持球都很小心，那么你将有更好的机会打直线球而不是曲线球。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日内交易。”[53]

    到20世纪90年代末，大约有500万美国人在网上交易，尽管全职交易的人数估计要少得多。[54]只要市场行情上涨，日内交易者就有一半的机会，但就像20世纪20年代和铁路泡沫期间的暴跌一样，当海浪汹涌时，大多数人的财富都会被卷走。

    与弗林理发店的顾客或办公桌上痴狂的日内交易者相比，比尔兹敦镇“女士投资俱乐部”的女士们没有很大的不同，但她们的发展轨迹更为壮观，代表一种典型的淘金热氛围，这种氛围让那些缺乏金融专业知识的人相信，她们在这一领域有着光明的前景。

    在任何其他时代，都不会有人注意到这个传统的投资俱乐部。它由伊利诺伊州比尔兹敦镇的中老年家庭主妇组成，遵循相对保守的传统，已经保持了几十年：聚在一起吃饼干、喝咖啡，研究已存在的、收益可靠的公司，并长期持有这些公司的股票。

    她们甚至并不接受重金：会员首先支付100美元，之后每月支付25美元。当她们开始向全国性组织——全国投资者协会——报告回报率时，问题来了。该协会连续6年向她们颁发了“全明星投资俱乐部”奖。1984—1993年的10年间，她们报告了惊人的23.4%的年化回报率，其比股市的年化回报率还高出4%。

    她们击败华尔街的故事，与20世纪90年代那种随意投资便过上舒适生活的故事不谋而合。该俱乐部的成员摆脱了小镇家庭主妇的身份，成为全职金融大师。她们乘坐喷气式飞机环游世界，经常向比她们家乡人数（5766）还多的观众发表演讲，这些观众有时在雨中等票，而她们可以从投资公司赚取丰厚的顾问费，还卖出了80万册《比尔兹敦镇女士投资俱乐部常识性投资指南》，这是一本她们的“秘诀”概要。其中一个成员感慨道：“我在休斯敦下了飞机，豪华轿车司机向我道歉，因为他必须使用一辆特大型轿车。以前，当豪华轿车经过我身边时，我会说‘我想知道里面坐了谁’。好吧，现在是我坐在里面了。”[55]

    她们突然成了名人。但是有一个问题：23.4%的回报率，已经将她们每月的会费计算在内了。如果一个人一开始只有100美元，那么一分钱也赚不到，但半路上又增加了25美元，这时不能说她获得了25%的回报。大约1998年，也就是该书出版两年多后，出版商注意到了这一错误，然后插入了一条免责声明，即“该回报率可能与共同基金或银行计算的回报率有所不同”。

    在牛市期间，新闻从业技巧退化；直到该书的1998年版上架，《芝加哥》杂志的记者沙恩·特里奇注意到并报道了出版商的免责声明。但该杂志并不是投资类报道的前沿阵地。女士们起初很愤怒，她们的出版商亥伯龙公司的一位高管称特里奇先生是“恶意的”，一心想抹黑“人们遇到的最诚实的群体”[56]。

    不管是不是无心之过，在这10年里，这些女士的年化回报率并没有达到23.4%，9%更接近事实。最终，亥伯龙公司召回了这本书，并同意用出版社的任何一本书换回它，从而解决了一场官司，而这些女士则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

    尽管存在以上问题，但实际上这些女士的表现并不算糟糕：审计人员经过正确计算后发现，1983—1997年的整整15年间，她们的账户每年有15.3%的收益，仅比指数基金的收益低2%；她们已经很值得尊敬了，当然也比弗林理发店的人和日内交易者做得好。尽管如此，也只有20世纪90年代才会发生类似的事情，即一个数学错误把一群赚取平庸股市回报的普通女性变成文化偶像。

    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和比尔兹敦镇的女士们、日内交易者以及弗林理发店的顾客一样，数百万美国人认为自己是股市天才。摩根士丹利有学问又有见解的巴顿·比格斯最能捕捉到这种情绪：

    社会迹象非常糟糕。每个人的儿子都想为摩根士丹利工作。没用的姐夫们打算创立对冲基金。我认识一个50岁的人，他什么都没做过。他打算创立对冲基金。他正在向人们散发宣传册。我在某处找到了一个。[57]

    泡沫的第三个症状，是对怀疑者持有激烈的愤怒情绪，这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变得明显。在罗杰·艾尔斯将CNBC打造成媒体巨头的几十年前，多达3000万观众会在每周五晚上观看《与鲁凯瑟讨论华尔街的一周》，这是美国公共电视网在全国播出的一个小组秀节目，主持人是路易斯·鲁凯瑟，他温文尔雅、机智幽默，是一位受人尊敬的金融记者的儿子。

    鲁凯瑟严格编排节目。节目中最令人向往的角色，是由股票经纪人、分析师和时事通信作者轮换组成的小组成员，他们在节目开始时与鲁凯瑟逗乐，然后询问本周的特邀嘉宾是谁。逊色一点儿的角色是荧幕外的“精灵”小组成员，他们声称可以预测未来的市场方向。鲁凯瑟清楚两点：首先，行情看涨不仅让他的品牌受益，其中包括两个时事通信和路易斯·鲁凯瑟海上巡游投资，而且对他的节目有益；其次，对经纪人和分析师来说，有幸获得一个小组中的固定席位，便是一个无价广告。因此，他严格限制专家组成员，特别是在科技泡沫时期。

    20世纪90年代末，瑞银华宝的投资分析师、鲁凯瑟两个节目小组的常客吉尔·杜达克开始觉得不安。她读过查尔斯·金德尔伯格的书，并意识到他的泡沫标准，特别是“技术替代”和信贷宽松，正符合当前的市场情况。她警告她的客户，但其中一人指责她不爱国，就像她的公司创始人保罗·沃伯格在70年前被诽谤那样。因此，她知道了泡沫期间怀疑者是如何被对待的：“你会被鄙视，被恐吓，当泡沫开始破裂时，公众会非常愤怒。这需要一个替罪羊。”1999年11月，即泡沫破裂前5个月，鲁凯瑟以最具敌意的方式解雇了她——在一个她不再出现的节目的夜晚，她的照片上多了一顶高纸帽。鲁凯瑟用一位迷人的达特茅斯前篮球运动员艾伦·邦德代替了她。4年后，邦德因偷窃养老金而被判入狱12年。[58]

    互联网泡沫对“价值型投资者[59]”的打击最严重，他们购买成熟实体公司和制造业工厂的股票，这些股票定价合理，在股票狂热时期落后于大盘。著名的价值导向型对冲基金经理朱利安·罗伯逊被迫关闭了他的老虎基金，该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创造了令人羡慕的业绩。罗伯逊先生说：“这种方法行不通，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已经67岁了，谁还需要这个公司？”罗伯逊先生宣布公司将于2000年3月30日关闭；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在3周前达到了5060点的峰值，但当时罗伯逊并不知道，这是未来15年内都不会达到的水平。[60]

    最后一个泡沫的识别性特征，是一些极端性预测的产生。正常情况下，专家预测的某一年的市场涨跌幅度很少超过20%。超过这个幅度的预测可能会使预测者被认为是疯子，而且大多数预测都是以个位数的幅度上下波动。但泡沫期间并非如此。1999年，詹姆斯·格拉斯曼和凯文·哈塞特合著了一本书，预测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几年内将上涨超过2倍，从目前的约11000点上涨到36000点。其他人也不甘示弱，将估计数值提高到100000点。[61]

    格拉斯曼和哈塞特得出的这个上涨超过2倍的预测，说明将泡沫时期的高价进行合理化的努力已经做了很久。他们通过操纵股票和债券所使用的投资折现率来实现这一点。不严格地说，折现率是投资者在承担持有证券的风险之前所要求的回报率；证券的风险越高，购买证券所要求的回报率（折现率）就越高。例如，2019年中，非常安全的长期国债收益率为2.5%，而持有更高风险的股票所需的回报率约是其3倍，而1990年前约为10%。

    长期资产（如30年期国债或股票）的价格与折现率近似成反比：将折现率减半（例如从6%减至3%），价格就会翻番。（因为股票没有到期日，至少在理论上，它甚至比30年期的国债更“长期”。）相反，当经济或全球地缘政治地位恶化时，投资者要求更高的回报率，即持有股票的折现率，因此其价格暴跌。

    格拉斯曼和哈塞特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36000点的预测表明，投资者已经演变成一种新型的理性经济人，他们认为股票从长期来看风险不大，因为其总会从价格下跌中恢复过来。因此，这种新型的理性经济人决定对股票采用类似国债的3%的折现率，而不是历史上大约10%的折现率；这在理论上使股票的价格上升了2倍多（10%/3%）。[62]

    格拉斯曼和哈塞特已经忘记了邓普顿所警告的“这次不一样”这句话的高昂代价。几乎在他们的书出版的同时，2000年，互联网泡沫在突然回归的风险中破灭，标志着有史以来最大的金融狂热结束。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美国股市市值损失了6万亿美元，就好像整个国家7个月的经济产出都消失了一样。1929年，只有10%的家庭持有股票，但到2000年，个人经纪业务和共同基金账户、个人退休账户和基于雇佣关系的401（k）计划的扩张，使持有股票的家庭的比例上升到60%。数千万人原本认为自己在经济上很宽裕，但他们现在发现情况并非如此；另有数百万人认为自己的储蓄足以退休，但他们现在被迫延迟退休。

    一个从金融市场诞生之日起便存在的故事重现，2000—2002年，投资者们再次意识到，自己已经陷入遭受突然经济损失时的难以形容的痛苦之中。用幽默作家弗雷德·施韦德的话说：

    有些事情是无法用文字或图片向没有经历过的人充分解释的。我在这里所能提供的任何描述，都无法接近那种失去曾经拥有的一大笔钱的感觉。[63]

    15 伊斯兰国的兴衰

    马赫迪与哈里发

    互联网泡沫拉开了20世纪流行性狂热剧的舞台帷幕。随着21世纪的到来，世界上最年轻的亚伯拉罕宗教，用现已被熟知的末日叙事，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信徒，其能力和暴力程度震惊了世界。

    2014年11月16日，伊斯兰国组织斩首了一个名叫彼得·卡西格的美国人以及18名叙利亚俘虏。卡西格是美国陆军前突击队员，一直从事人道主义工作。肇事者公布的录像中，没有显示卡西格被杀的过程；更确切地说，卡西格的断头就放在“圣战者约翰”的脚下。“圣战者约翰”是一个名叫穆罕默德·埃姆瓦兹的英国公民，他带着英国口音缓慢而庄重地说：“我们正在达比克埋葬第一支美国十字军，并焦急地等待其他部队的来临。”[1]

    在过去的一年里，伊斯兰国用巧妙而有效的社交媒体活动，吸引了数千名战士和其他志愿者，很多人甚至是从繁荣和平的西方来到了世界上最糟糕的地方之一。“圣战者约翰”提到的城市达比克，以及同名的伊斯兰国宣传杂志《达比克》，对理解其招募新兵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有很大帮助。[2]

    达比克是叙利亚西北部的一座城镇。1516年，奥斯曼土耳其人在那里打败了埃及马穆鲁克人，进而控制了黎凡特。对现代圣战者来说，这标志着哈里发政权的重生——一个由穆罕默德的继任者领导的国家，统治所有的穆斯林，这将持续4个世纪。尽管该镇看上去并不引人注目，战略地位也不重要，但是，与奥斯曼哈里发帝国之间的联系，使该镇处于伊斯兰教末日叙事的前沿和中心。

    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末日叙事彼此相似。鉴于它们的起源相同，这并不奇怪。中世纪早期，拜占庭人和穆斯林都根据《但以理书》的同一节内容，预测到了对方的作战计划。[3]达比克由于其军事历史，成为伊斯兰教的末日发生地点，在那里，反基督力量（在伊斯兰教中经常被称为“达加尔”）将与代表正义的军队作战。

    这些末日叙事也是有区别的。基督教的末日叙事主要来源于几个很容易界定的《圣经》文本，特别是《以西结书》《但以理书》《启示录》中的文本，而伊斯兰教的末日叙事却来源于更为分散的、不容易界定的圣训，即先知穆罕默德的言行录（对应阿拉伯语中的“传述”或“报道”）。与基督教末日论不同，穆斯林的根本经典——《古兰经》几乎没有什么预言，并且和圣奥古斯丁以及后来的天主教神学传统一样，特别警告不要计算末日时间。

    但是，和基督教徒一样，穆斯林不可抗拒地被末日时间诱惑，他们的末日叙事就像沙漠野花一样从圣训中蹦出来。[4]由于数量众多，伊斯兰教的末日论甚至比基督教的末日论更混乱。例如，逊尼派的传统与大约1万条圣训有关，而不同的观察家对每一条圣训的报道方式往往不同。仅某位中世纪学者，就列出了3万多条圣训。先知[5]于632年去世，之后的几个世纪里，学者们根据真实性对其言论进行了分级和分类，从“真实的圣训”一直到“捏造的圣训”。

    先知没有留下遗嘱，这使事情复杂化了。他的前四位继任者，也就是哈里发——阿布·巴克尔、奥马尔、奥斯曼和阿里，见证了穆斯林的领土迅速扩张，其远远超出了阿拉伯的西部边界，进入拜占庭和波斯。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阿拉伯帝国与这两个相邻的异教大国之间展开了战斗。此外，第四任哈里发阿里（先知的堂弟，也是女婿）遇刺，随后阿里的小儿子侯赛因及其追随者在现代伊拉克的卡尔巴拉被杀，从而引发了一场血腥的宗派分裂，一直持续到现在。这场伟大的伊斯兰教冲突，一方是侯赛因的追随者——什叶派，他们将先知的继承权限制在血统上；另一方是卡尔巴拉之战的胜利者，他们演变成逊尼派，不承认领导权的血统限制。

    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在其极具争议的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将伊斯兰国家之间大量的武装冲突以及它们与邻国非伊斯兰之间的冲突列成表格，并得出结论：“伊斯兰的边界是血腥的，其内部也是如此。”[6]批评者指责他“东方主义”[7]，并指出伊斯兰世界的现代战争源于西方的统治。虽然西方殖民主义在现代中东问题上确实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亨廷顿这句骇人听闻的名言同样适用于中世纪的伊斯兰世界。中世纪时，伊斯兰是世界上最有智力、最富裕、最强大的文明之一的拥有者，那时的西方依然落后无能，基本不会给它造成什么困扰。

    下面开始讨论伊斯兰教末日论的魅力。美国和欧洲的基督教徒生活在相对繁荣、安全和地缘政治稳定的社会中；此外，他们的宗教在文化上占主导地位。因此，西方基督教末日论者只能被迫在一团乱的道德恐慌中挑选其中一些作为危情时刻（末日）的迹象：普遍的性行为、社会主义，以及撒旦主义（或者至少是占星术）。

    相比之下，自1497年瓦斯科·达伽马首次绕过好望角、击败穆斯林主导的极度繁荣的印度洋贸易，之后的伊斯兰在政治和经济上一直相对衰落。因此，对虔诚的穆斯林来说，末日迹象非常明显并令人痛苦，漫长的屈辱和失败需要末日时刻的正义，仅在20世纪的屈辱就包括：1916年，法国和英国之间的《赛克斯-皮科协定》秘密瓜分了穆斯林核心地带；1948年，以色列成立；1967年，以色列占领约旦河西岸和耶路撒冷旧城及其神圣的圣殿山；1979年，以色列和埃及之间达成了和平协议；1990年，第一次海湾战争尴尬地暴露出西方军队在中东地区的存在，尤其是在沙特阿拉伯（该宗教最神圣的圣地守护者）。与基督教徒和犹太人相比，穆斯林更加渴望一场能够颠覆现有世界秩序的末日大灾难。我们不能忽略穆斯林的末日论者及其追随者所感受到的痛苦和愤怒。其中一人写道：

    因此，犹太人在基督教徒脸上的掌掴仍在继续，但后者显然享受并允许这种羞辱。西方国家的十字军继续像一个被施虐的妓女，直到被殴打和羞辱，尤其是被她的皮条客——基督教欧洲的犹太人——殴打和羞辱，她才能从中获得快乐。他们很快就会因为犹太阴谋而被埋在砖瓦之下。[8]

    和所有的末日追寻者一样，穆斯林的末日论者渴望回到赫西俄德的“黄金种族”时代，也就是他们的萨拉菲时代，即穆斯林的前三代，包括先知的伙伴及其后代，他们是伊斯兰教的开国元勋。因此，今天的穆斯林末日论学者和领导人钻研圣训，想从中寻找灵感，使伊斯兰教恢复作为世界主流神学的合理地位，这就不足为奇了。大量的圣训提到了与拜占庭人之间的战争，特别是其中的君士坦丁堡战争，这些战争发生在先知死后的几个世纪，当时他的言行录被首次记录。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伊斯兰国对叙利亚北部尘土飞扬的达比克小镇如此痴迷，因为最著名、最受尊敬的末日圣训中提到了达比克：“在拜占庭人袭击阿马克或达比克之前，最后的末日不会到来。”[9]

    圣训学者的主要任务是确定传述的出处，使真实的圣训可以追溯到先知时期。这是一个依靠世代口传的游戏。两位波斯学者，艾布·侯赛因·穆斯林和伊斯玛仪·布哈里，在先知死后200年，出版了最受人尊敬的汇编。据报道，布哈里梦见自己拍打先知周围成群的苍蝇，醒来后决定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对不真实圣训的驱逐。在他严格的筛选标准下，只有1%的传述被认为是真实的圣训。[10]穆斯林和布哈里的圣训集录是公认最权威的，任何伊斯兰教神职人员、政治领袖、军事领袖或评论员的权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对圣训的掌握，特别是这两位学者编写的圣训。

    不用说，即使是最真实的圣训也要经过几代人的口头传播，用阿拉伯学者威廉·麦坎茨的话说：

    末日预言对杜撰者来说，是一个特别诱人的目标。早期，在那些分裂穆斯林团体并自相残杀的战争中，双方都试图通过预言自己的必然胜利和对方的注定失败，来为自己的政治辩护。借先知的嘴把预言说出来，这是最好的办法……几个世纪以来，新政治将赋予剩余部分新的含义，这一现象是基督教《启示录》的读者所熟悉的。[11]

    伊斯兰教的许多末日叙事，都是由那些对卡尔巴拉之战的胜利者——倭马亚族感到不满的人发展的。倭马亚族建立了第一个强盛的穆斯林王朝，并定都大马士革。因此，能将虔诚的教徒从大马士革日益腐败和专制的统治者手中解救出来的核心人物，就是穆斯林的弥赛亚，在阿拉伯语中就是“马赫迪”，其意思是“正确引导的人”。

    反对倭马亚王朝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散布预言：从呼罗珊（大致位于现代的伊朗东部和阿富汗所在地区）升起黑旗的士兵，将从那个方向横扫过来，打败倭马亚人，“如果你看到呼罗珊地区升起了黑色旗帜，那么即使需要爬过冰面，你也要立即前往，因为其中有哈里发马赫迪”[12]。750年，悬挂黑旗的叛军推翻了倭马亚王朝。叛军领袖是先知的叔父阿拔斯的后裔，他建立了以巴格达为首都的帝国——阿拔斯王朝，其统治将持续500年。

    每一则圣训都和上述胜利的阿拔斯叛军所引用的那一句类似，往往残缺而简短，通常是一句话或一段话的长度，很少出现一两页。正如美国最著名的穆斯林末日文学学者戴维·库克所说：

    由于穆斯林的传统没有明显的文本依据，只有后人提供的冗长背景（基本上由学者们将材料按照可利用的时间顺序排列），因此，末日出现之前的各个事件的发生顺序存在相当大的分歧，这并不奇怪。[13]

    换言之，数量众多且内容简短的圣训，使无限多的末日叙事成为可能；将一天的头条新闻倒入面糊中，并添加大量的确认偏见，聪明的伊斯兰学者比他的基督教时代论表亲更容易写出理想的世界末日叙事。

    然而，源自圣训的穆斯林的末日论，确实与基督教的末日论有共同特征：世界将在某个时刻终结。耶稣是一位先知，而不是上帝之子，他返回地球，通常手扶两位白人天使的肩膀，降落于大马士革倭马亚清真寺的东尖塔。他与达加尔作战。达加尔一般都是犹太人，而且常常是犹太人的弥赛亚。与基督教末日论中迷人的反基督者不同，达加尔具有令人厌恶的个性，长相丑陋，有一个巨大的钩状鼻子，一只畸形、鼓起的眼睛和大小不一的双手——这是解剖学上证明对称美感的最好机会。[14]

    反犹太主义是穆斯林末日论的既定组成部分，它甚至包括最具欺骗性的种族主义谣言。已故沙特国王费萨尔经常向外国政要大谈共产主义-犹太世界的阴谋，会面结束时，他总会问礼宾官：“他们拿到书了吗？”他指的是《锡安长老会纪要》。有一次，美国大使向他指出，假定犹太人密谋统治世界的《锡安长老会纪要》这本书，是沙皇的秘密警察伪造的。费萨尔回答：“胡说。”沙特王国用多种语言印刷了这本书，并扩大其发行量。从过去到现在，费萨尔一直不是唯一的反犹太主义者；事实上，对所有的穆斯林末日论者来说，《锡安长老会纪要》就是犹太人背信弃义的头号展品。[15]

    穆斯林的末日论者也和基督教的时代论者一样，从当前事件中寻找预示末日时刻的迹象。这些迹象主要有两种类型。第一种被称为“较小的迹象”，如性开放等，这正符合林赛和莱希的观点。甚至连歌舞、钱财和男性的丝绸服装也被看作一种末日迹象，汽车也是，因为女性可以驾驶。其他较小的迹象包括地震、洪水、干旱和财务不当行为，特别是收取利息和女性雇用男性（最后一个迹象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年轻时候的先知正是被寡居女商人赫蒂彻雇用的，后来赫蒂彻成为先知的妻子和首位追随者）。

    一则特别著名的圣训说，“最后时刻”将会出现“两个人物打起来”，尽管这两个人物宣讲的是同一件事；当30个假弥赛亚出现时；当所有的宗教知识消失时；当杀戮变得频繁时；当每个人都很富有、没有人会接受施舍时；当坟墓如此壮丽，以至于活着的人都希望自己在里面时。

    穆斯林的末日论者也在寻找“更大的迹象”，即更具体的预言事件。在穆斯林早期阶段，位居榜首的预言是穆斯林征服了信奉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堡（但尚未实现）。历任穆斯林统治者利用圣训为屡次的攻城失败做辩护；1453年，奥斯曼帝国最终取得了胜利，但末日并未随之来临，神学家们于是将预言中的末日之战的地点转移到其他地方，最近的预言是在达比克。

    与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一样，另一个“更大的迹象”是犹太人重返圣地。从犹太人的角度，基督教版本已经令人不快——要么皈依和改变信仰，要么被摧毁。而穆斯林版本则更残酷：安拉将把犹太人送回巴勒斯坦。用一位穆斯林末日论者的话来说，“通过把他们聚集（到巴勒斯坦），来宣布将临上帝的复仇”：这是穆斯林末日版本的最终审判。[16]

    其他“更大的迹象”包括达加尔的出现和太阳从西方升起。圣训中也出现了歌革和玛各，还有一个被称为苏菲亚尼的伊斯兰教特有的人物（在叙利亚横冲直撞的强大的逊尼派暴君）。作为逊尼派，他受到什叶派穆斯林的斥责；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斥责逊尼派，例如，在巴格达阿拔斯王朝（倭马亚王朝的对手）的哈里发辖地，他受到崇拜。[17]

    苏菲亚尼的最终目标是杀死世界末日的主角马赫迪，但通常他很快就会被地球吞噬。在大多数圣训下，直到耶稣处理了达加尔，马赫迪才带领伊斯兰军队取得胜利，并建立对世界的正义统治。什叶派相信，10世纪时失踪或“隐藏”的第十二任伊玛目[18]穆罕默德·马赫迪，将如他的名字所示，在世界末日时再次出现。[19]

    1978年，安瓦尔·萨达特和梅纳赫姆·贝京签署了《戴维营协议》，这直接导致了1979年的《埃及-以色列和平条约》的签订。伊斯兰教徒憎恶《埃及-以色列和平条约》，尤其是1987年，一位不出名的埃及记者赛义德·阿尤布写了一本书，名为《反基督者》[20]，书中传达了一个简单的信息：犹太人背信弃义，毒害了整个人类历史，他们将在一场末日之战中被伊斯兰教势力击败。

    20世纪80年代之前，穆斯林的末日文学是一种沉睡的文学体裁，侧重写马赫迪和千禧年，较少写歌革和玛各，也较少写耶稣与达加尔之间的战争。《反基督者》在伊斯兰世界的影响与哈尔·林赛的书在基督教世界的影响相同。类似于《消失的伟大地球》带来的基督教末日类文学的转变，阿尤布的书强调恐怖、血腥及最终战胜犹太人，并淡化随后的善良和光明，这种做法为该类型的文学体裁注入了活力。[21]

    根据阿尤布的说法，达加尔在地球上的犹太代理人首先是门徒保罗，其次是君士坦丁一世[22]，然后是共济会成员、在美国的犹太人阿塔图尔克[23]，再次是美国、北约，最后是以色列。阿尤布写道：“地震、火山爆发和干旱将先于反基督者出现，（而且）气温将明显升高。”接下来是一场最后的大战，其中的幻觉性细节让《启示录》和林赛都甘拜下风。末日时刻，以色列被摧毁，占世界主导地位的伊斯兰教将首都从大马士革迁往耶路撒冷。书中，阿尤布还谴责罗马教皇访问犹太教堂，并否认纳粹大屠杀。

    与基督教时代论小说一样，圣殿山在该书中占据主导地位。根据从丹尼斯·迈克尔·罗恩和拉比戈伦那里得到的提示，阿尤布写道：“达加尔的住所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由于这个原因，他们有时试图焚烧阿克萨清真寺，试图进行考古发掘，甚至试图通过美国共济会购买土地。”[24]三大亚伯拉罕宗教的末日叙事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正如以色列记者格肖姆·戈伦伯格所写：

    末日剧场涉及三方，在所有三方的末日论信徒眼中，一场伟大的戏剧已经上演。声音系统是希望和恐惧；每次其中一个演员讲话，都会引起强烈反响。正在上演的有三个剧本。在基督教剧本中，犹太弥赛亚扮演主角；在穆斯林剧本中，犹太人和基督教徒也有自己的角色。一方认为的繁荣修辞可能正是对另一方的战争提示。[25]

    和林赛的书一样，《反基督者》在阿拉伯世界非常畅销，之后阿尤布又写了一系列类似的书，这催生了一大批模仿者。其中的一些书，把几乎每个人（包括马丁·路德）都看作犹太人；模仿者之一法赫德·萨利姆在书中慷慨地承认萨达姆·侯赛因[26]不是犹太人，但侯赛因的一位亲密伙伴的父亲是犹太人，因此他的政权被玷污了。最著名的模仿者是另一位埃及记者穆罕默德·伊萨·达乌德，他为沙特媒体撰稿。

    达乌德显然认为阿尤布的书对犹太人过于冷静和宽容，1991年，他出版了《当心：反基督者从百慕大三角入侵世界》，其中百慕大三角既是达加尔旅居北美的一个中间地点，也是复仇的伊斯兰空军的飞碟基地。[27]

    流行的末日类文学书籍遍布开罗、利雅得、贝鲁特、巴格达[28]和东耶路撒冷的阿拉伯露天市场，摆满了从摩洛哥到印度尼西亚的书店书架。更重要的是，随着社交媒体的出现，这些书籍更加容易获得，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为21世纪的圣战主义提供了有效的背景音乐。[29]伊斯兰教学者让-皮埃尔·菲利于描述了该体裁日益反犹和反西方的基调：

    这种愈演愈烈的谵妄并不是无害的，因为它充满了深深的怨恨和报复……第三个千年的救世主们提炼出了具有末日信仰的人的仇恨胆汁。美国对伊斯兰教持有一成不变的敌意以及马基雅维利主义[30]，因此注定要惨死；伊斯兰教是真理、不可抗拒的力量和永恒的胜利。[31]

    几个世纪以来，穆斯林将摆脱羞辱和压迫的希望寄托在救世主马赫迪身上。这种叙事和基督教千禧年主义者一样，都关注整数日期。马赫迪主义总会在穆斯林的新世纪之初爆发。

    穆斯林历法始于先知从麦加迁移到麦地那的622年，即“希吉来”元年，而希吉来历的14世纪始于1882年11月12日。[32]希吉来历13世纪末，相当于公历19世纪70年代末，一位名叫穆罕默德·艾哈迈德的苏丹苏非派[33]神职人员被埃及统治者的宗教异端激怒。这些宗教异端虽然向奥斯曼土耳其上交象征性贡金，但事实上更受惠于英国人。艾哈迈德认为，1882年11月12日是末日的预兆，为了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在喀土穆[34]建立统治，迎接新世纪的到来，他在1881年宣布自己为马赫迪。[35]

    艾哈迈德的起义最初成功了，如果不是后来英国的查尔斯上将——“中国的戈登”[36]——在艾哈迈德围困喀土穆的时候被杀，那么艾哈迈德的政权可能会幸存下来。戈登在英国国内已经是受欢迎的英雄，他试图保卫整个喀土穆城市，这超越了他帮助埃及军队和政府撤离的这一职权，从而惹恼了英国王室和最高指挥部。

    1898年，民众对戈登之死的愤怒，迫使英国不计成本地派遣了一支由霍雷肖·赫伯特·基奇纳领导的远征队，以收复喀土穆。与此同时，艾哈迈德死于斑疹伤寒；基奇纳在恩图曼战役中击败了艾哈迈德的继任者阿卜杜拉·塔希。在恩图曼战役中，英军动用先进武器，屠杀了1.2万名穆斯林士兵，而自己仅有轻微损失。[37]（温斯顿·丘吉尔也参加了这场战斗，当时他还只是一名年轻中尉；这场战争以及19世纪晚期的其他殖民地战争的压倒性胜利，激发了诗人希拉尔·贝洛克的创作灵感：“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有马克沁机枪，而他们还没有。”）[38]

    喀土穆是伊斯兰教历14世纪之初的起义地点，在穆斯林地理上是一个边缘地带。伊斯兰教历15世纪初的骚乱事件则发生在伊斯兰的震中——麦加大清真寺。这座清真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610年伊斯兰教诞生之前，据说，大天使加布里埃尔在其家乡麦加城外的希拉山上，向先知口述了第一段《古兰经》经文，当时这位激动到颤抖的先知还只是一位成功的商人。

    麦加的财富来源于“克尔白”。后者是一座花岗岩建筑，据说是亚伯拉罕建造的，其中嵌的黑石可能是陨石。早在穆罕默德之前，朝圣者就开始朝觐并绕行克尔白和黑石，此地很可能是伊斯兰教创立之前、阿拉伯人的多神信仰中的主要神——安拉的神殿。[39]

    当时，穆罕默德作为一个出身卑微的小商人，是在未来妻子赫蒂彻的护助下才获得成功的。但实际上，他的血统也来自麦加的统治部落古莱西，只不过他出身于该部落的一个小分支而已。他的宗教热情，特别是他致力于清除克尔白360个异教神灵的偶像崇拜图腾，威胁到了麦加的朝圣交易，因此激怒了古莱西的精英们，他们迫使他于622年逃到了耶斯里卜（就是后来的麦地那），这一年就是伊斯兰教历元年，众所周知的“迁移”。630年，当他最终作为胜利的伊斯兰教势力之首返回麦加后，拒绝非信徒进入这两座城市这一禁令一直持续到今天。[40]

    从那时起，阿拉伯半岛就受到富裕和奢侈的商人精英与虔诚和禁欲的信徒之间紧张关系的间歇搅动。18世纪初，一位名叫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勒·瓦哈比的法学家开始宣扬一种激进的伊斯兰教，其核心围绕着两条原则：回归先知的原始教义，坚决反对巴格达、大马士革、伊斯坦布尔和开罗的贵族们享受奢侈和财富。舞蹈、珠宝甚至烟草都是“哈拉目”（伊斯兰教禁止的）；什叶派也是“哈拉目”，什叶派信徒必须在皈依和死亡之间做出选择。

    伊本·阿卜杜勒·瓦哈比与一位可怕的勇士穆罕默德·本·沙特结盟后，法学家的神学才能和勇士的军事力量实现协同增强，他们将“瓦哈比思想”从其诞生地——地处内陆沙漠深处、受太阳炙烤的阿拉伯空旷地带——向外传播，直到几乎控制整个阿拉伯半岛甚至更远的地区。

    随着奥斯曼帝国在19世纪的衰落，穆罕默德·本·沙特的后裔阿卜杜勒·阿齐兹（在西方被称为伊本·沙特）于1902年占领了位于利雅得的奥斯曼要塞，并建立了至今仍存在的沙特王朝。新政权的突击部队，是极端虔诚的“伊赫万”，其字面意思是“兄弟”，由历经几百年沙漠劫掠和战争流血的贝都因人组成。1924年，围攻麦加的伊赫万军队屠杀了邻近城镇塔伊夫的400名居民，包括孕妇，吓得麦加人不战而降（见图15-1）。

    图15-1 伊赫万和麦加起义

    对伊赫万人来说，很不幸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中东政治格局。英国是一战的胜利者，现在英国基督徒隐隐出现在阿齐兹的北部边境，阿齐兹需要安抚他们。此外，要想成为伊斯兰圣地的合法守护者，他需要得到更广泛的伊斯兰世界的认可，不仅包括叛乱的什叶派，还包括苏非派和不太拥护他的逊尼派。因此，阿齐兹开始远离具有“瓦哈比思想”的伊赫万盟友。

    国王阿卜杜勒·阿齐兹热情地接受现代社会产品，特别是汽车和电话，这伤害了他与瓦哈比信徒之间的关系。瓦哈比信徒打算清除东部的什叶派，结果却被阿齐兹镇压。由于被阿齐兹的异端行为激怒，瓦哈比信徒中最保守的伊赫万人叛变；1927年，他们对科威特发动了一次袭击，却被另一个现代社会产品——英国军用飞机——羞辱。两年后，当时已经受够了伊赫万人的阿齐兹，开着装有机枪的汽车，从利雅得出发，向北驶向内陆绿洲斯巴拉。在那里，他要求伊赫万人投降，但骑着马和骆驼的伊赫万人拒绝投降，招致了阿齐兹的屠杀。[41]

    伊赫万叛乱的火焰被抑制，但并未完全熄灭。穆罕默德·本·赛义夫·乌特比是一位在斯巴拉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伊赫万人；屠杀发生多年之后，1936年，他有了一个儿子，这个婴儿长着一张似乎总在愤怒的脸。沙特人喜欢粗俗易懂的名字，于是乌特比给他的儿子起名为朱海曼，其意思是“愤怒的脸”，后来的朱海曼也没有辜负这个名字。[42]

    朱海曼出生两年后，美国石油工人就在宰赫兰地区钻出了第一口喷油井，还参观了这个当时贫穷而虔诚的国家。这是一次伟大的自然经济实验，为阿卜杜勒·阿齐兹的后嗣和追随者带来了难以想象的财富。阿卜杜勒·阿齐兹有6个儿子，他们由其不同的妻子所生，自阿卜杜勒·阿齐兹1953年去世后，这些同父异母的兄弟一个接一个地统治着这个王国。

    这些儿子中第二个担任国王的是费萨尔。1962年，他废除奴隶制；1963年，他允许女孩接受教育；1965年，他将电视引入王国。这些都进一步激怒了瓦哈比信徒。10年后，费萨尔被一名王室成员暗杀，暗杀者的理由是他的亲属在引入电视所带来的暴乱中丧生。

    在沙特王国，精英们的儿子都可以加入陆军和空军，但是，更虔诚的伊赫万人被调往声望较低的国民警卫队。朱海曼成年后，在警卫队服了18年兵役，直到1973年才作为下士被调离。虽然平庸的国民警卫队的服役经历并没有提升他的社会或物质地位，但强烈的宗教倾向驱使他研究更卓越的事物，特别是伊斯兰教的末日论。

    从警卫队退役后，他在麦地那定居，并加入了一个瓦哈比组织：“指挥正确、禁止错误”的萨拉菲组织。该组织尤其受到阿卜杜勒阿齐兹·本·巴兹的影响。本·巴兹是一位才华横溢、魅力四射、有野心的伊斯兰教学者，自8岁起就双目失明，他反对沙特王国一头扎进现代社会。

    当时，王室尤其喜爱法国和西班牙的地中海式奢侈生活，这激怒了本·巴兹；本·巴兹还猛烈地抨击烟草、理发店和公共活动中的鼓掌行为。[43]在本·巴兹和其他伊斯兰教徒的精神指引下，萨拉菲组织直接在弗洛伊德的“微小差异的自恋”中建立了一套神学：信徒们开斋[44]不是因为日落，而是因为所有光明的消失。（不过，其允许通过拉上房间窗帘来加快开斋时间。）其祈祷时可以穿凉鞋，这一差别让其他穆斯林感到恼火。另外，他们的清真寺朝向麦加方向的墙上也未设有传统“圣龛”（即阿拉伯语中的“米哈拉布”）[45]。萨拉菲组织在沙特阿拉伯的大部分主要城市建立了分会，在许多地方有自己的专用建筑，并迅速建立了国际声誉，吸引了来自伊斯兰世界，特别是来自埃及和巴基斯坦的信徒。令萨拉菲组织懊恼的是，沙特君主制逐渐选择了本·巴兹，而本·巴兹不断演变的现实主义政治在他和伊赫万之间制造了一个楔子；尽管失明的本·巴兹严厉批评王室的现代化和自由放荡倾向，但他并没有质疑该政权的合法性。最终，政府任命本·巴兹担任著名而又有影响力的机构“高级学者委员会”的主席，其职责是每周都以该委员会主席的身份与国王一起出现在电视上（尽管电视曾使国王同父异母的兄弟遇刺）。从1993年起，本·巴兹还担任沙特大穆夫提[46]，直到1999年去世。

    本·巴兹已经去过沙特君主国的首都利雅得，而此时萨拉菲组织的神学怪癖，尤其是它对王室的敌意，使它与本·巴兹曾经友好的关系恶化。1977年夏天，本·巴兹的副手在麦地那某个屋顶上召集萨拉菲组织开会，要求其放弃异端学说。萨拉菲的大多数成员都是20多岁的人，他们拒绝了这个要求，并在年长一点儿而又有魅力的朱海曼的领导下进行重组，他们以瓦哈比祖先的名字命名，成立了伊赫万组织。[47]

    1977年12月，也许是屋顶会议几个月后，政府逮捕了朱海曼的24名追随者；他们逃跑后，向本·巴兹求助。这位盲人教士接见了他们，并要求政府释放他们。[48]

    朱海曼则选择继续逃亡。几千年来，他的祖先一直靠进入沙漠来躲避拜占庭、奥斯曼、波斯和阿比西尼亚[49]的君主，他们依靠的是一种驯养的动物——骆驼，这种动物能够在险恶、几乎无水的环境中生存。自1977年逃脱后的两年里，朱海曼依靠贝都因人的遗传技能，成功地避免了在空旷的半岛内陆被抓。在这一过程中，他成为一个传奇人物，通常与3~5名追随者一起旅行，并安排与其他人的秘密会议；更多的时候，他只是从精神上参加这些秘密会议。有一次，他要去看望妈妈，最后一刻他收到警示，被告知警察正在监视他的家；另一次，他牙痛了很久，最后才找到一位不会向当局泄密的牙医。[50]

    朱海曼对本·巴兹的妥协很不满，并断绝了与他的联系。游历期间，朱海曼将自己沉浸在圣训中，特别是那些涉及马赫迪和末日的圣训。他从先知最著名的末日类圣训中获得灵感：

    末日不会到来，直到拜占庭人攻击阿马克或达比克。一支由地球上最优秀的人组成的穆斯林军队，将从麦地那前来阻止他们……然后战斗就会开始。1/3的（穆斯林）军队将认输；安拉之神永远不会原谅他们。1/3会战死；在安拉眼中，他们将是优秀的殉道者。还有1/3将战胜：他们将永远不会受到考验，他们将（继续）战胜君士坦丁堡。[51]

    达比克是叙利亚的一个城镇，阿马克是土耳其的一个山谷；伊斯兰国组织以前者命名其杂志，以后者命名其通讯社。在朱海曼的末日论中，麦加和麦地那取代了达比克和阿马克。

    为了触发末日，朱海曼需要一个马赫迪。令他高兴的是，他的沙特追随者之一被证明是马赫迪，这位追随者是一位浅肤色的超凡脱俗的诗人，有一双浅棕色的眼睛，名叫穆罕默德·阿卜杜拉·卡赫塔尼。诗人与朱海曼联手后，诗人的妹妹梦见自己的哥哥在大清真寺的院子里通过克尔白接受了拜伊尔（baya，即效忠的誓言）。在标准的伊斯兰教末日叙事中，这个梦是有意义的：和先知一样，卡赫塔尼是浅肤色的古莱西人，这是成为马赫迪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卡赫塔尼的左脸颊上也有一个胎记，这是一个意外收获，因为根据一条广为引用的圣训，马赫迪也有。这群人中的其他人，包括朱海曼本人，很快就做了同样的梦。

    梦在伊斯兰教中有特殊的意义，尤其是当集体经历时，因为安拉通过梦向先知传达了他的许多启示。（正如朱海曼的一位追随者所说：“我们做梦，证明我们更虔诚。”[52]）卡赫塔尼与朱海曼越来越亲近，朱海曼甚至与自己的妻子离婚，然后娶了卡赫塔尼那位做梦的妹妹。[53]

    正如哈尔·林赛后来所说，这个巨大的拼图终于拼好了。现在，朱海曼不仅拥有了他的马赫迪，而且他对圣训的解读也确认了马赫迪接受拜伊尔（效忠）的精确地点，即在夏甲和以实玛利（分别是亚伯拉罕的妻子和儿子）的坟墓旁，在大清真寺院内的克尔白外面，这正是卡赫塔尼的妹妹所梦到的那样。朱海曼还揭示了接受拜伊尔的日期：根据逊尼派的传统，他预测，一位被称为“世纪更新者”的学者将出现在每个希吉来世纪的第一天：希吉来历1400年开始于1979年11月20日。因此，朱海曼及其追随者必须占领大清真寺，以便马赫迪在确定的日子、在上述克尔白旁边的地点接受拜伊尔。

    在沙漠流亡期间，朱海曼录制了录音带，并创作了《朱海曼的信》。在这些信中，他阐述了自己的神学思想和末日论。（他只接受过四年级教育；虽然不是文盲，但写作能力很差，因此“信”很可能是口述的。[54]）沙特没有出版商会碰这些信，但最终一家科威特左翼出版社印制了两本单独的简编，分别是《七封信》和《四封信》，它们在半岛上广为流传。

    本·巴兹建议释放朱海曼的同伙，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希吉来历1400年的第一天，朱海曼和大约300名追随者在大清真寺壮观地重新出现在公众视线中。[55]在过去的几天里，他们已经用由裹尸布（用来承载对死者最后祝福的一种传统）覆盖的担架私运了武器和供给。占领行动几乎没有带来流血事件，只在最初有两名没有武器的警察和一名助理伊玛目被杀。当朱海曼的手下鸣枪庆祝时，朱海曼从伊玛目手中抓起麦克风并大声喊道：“看，马赫迪！看，是正确的引导者！”[56]

    随后，朱海曼在楼上和宣礼塔上部署了狙击手，并让卡赫塔尼的哥哥赛义德出场。赛义德会说流利的古典阿拉伯语，他向人群宣布了马赫迪的存在。赛义德的演技令人印象深刻，特别是他向卡赫塔尼献上了拜伊尔，使一些战俘也加入他的行列，并使至少一名清真寺保安指挥官相信，那位面色苍白的年轻诗人确实是马赫迪。

    朱海曼释放了许多外国人，特别是那些不会说阿拉伯语的人。但是，由于叛军禁止数万名沙特及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朝圣者人质离开大清真寺，并指示他们拿起武器协助攻击，因此致命的混乱发生了。政府军和警察接近清真寺时，在距离不到半公里的地方，遭到火力攻击。

    叛军占领初期，有两个原因造成了政府的反应迟钝：首先，尽管全副武装的叛军向所有身穿制服的人开枪，但军队不愿还击，因为先知禁止携带武器进入麦加。其次，大量人质和政府军本身也担心卡赫塔尼可能真的是马赫迪。

    只有一个管理机构能够解决这一僵局，即由本·巴兹领导的乌莱玛（意思是宗教学者）或高级学者委员会。由于对王室的不虔诚、道德败坏和挥霍行为感到愤怒，这一威严的机构故意讨价还价：直到叛军占领的第五天，它才宣布卡赫塔尼为骗子，并为反击战祈福。作为交换，沙特国王哈立德同意重塑社会风气，尤其是禁止酒精和女性出现在电视上，这也是朱海曼呼吁的核心内容。

    在获得神学许可后，可怕的攻击开始了。政府军很快用反坦克导弹击退了尖塔狙击手，但主楼的叛军火力依然在，步兵无法进入清真寺。受伊赫万影响的国民警卫队，拒绝向自己的部落和神学兄弟开火，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向对方提供武器，这使情况更糟。

    正规军取代了国民警卫队，但其在城市游击战方面的训练很少。直到军队将轰鸣的装甲运兵车开进清真寺，事情才有了进展。除了双方的损失之外，数百名甚至数千名朝圣者人质在交火中丧生。由于多次被告知是马赫迪，卡赫塔尼认为自己是无坚不摧的，不知怎的竟然真的在暴露的炮火中幸存了下来；他由此更加确定自己是永生的，开始向军队回掷手榴弹，直到运气最终耗尽——对方的一枚手榴弹几乎把他炸成碎片。叛军慢慢撤退到清真寺地下室，装甲车也进入了地下室，但在狭窄的通道里动弹不得。

    围攻陷入僵局。虽然确切数字从未公布，但袭击发生一周后，政府伤亡人数占全国三万军队和两万国民警卫队人员的很大一部分。哈立德国王需要寻求外国援助。约旦是唯一一个既与沙特关系友好又拥有可靠突击部队的阿拉伯国家，它主动提出援助。

    从沙特的角度看，其不能接受约旦的援助。在1924—1925年的战役中，包括1924年对塔伊夫城的残忍袭击，当时仍与哈立德的父亲阿卜杜勒·阿齐兹结盟的伊赫万军队，将现任约旦君主侯赛因的曾祖父哈希姆驱逐出了汉志王国，该王国包含麦加和麦地那；接受他们曾经鄙视的哈希姆人的援助意味着丢脸，因此他们无法接受。[57]

    因此，沙特王国被迫接受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援助：在伊斯兰最神圣的地方，接受了来自基督教势力的援助。这将是圣训中提到的异教徒“北方军队”；它最终来了，但只是以微小而短暂的形式出现。德黑兰大使馆人质事件[58]发生后，哈立德认为美国卡特总统和中央情报局无能，因此决定向法国情报局寻求帮助。允许非信徒（更不用说基督教军队）进入麦加，这是极其敏感的，因此法国只派出了3名精英特工，他们携带大量的先进武器，其中包括数百磅先进的麻醉气体。

    20世纪60年代，大清真寺进行了大规模翻修和扩建，其建筑平面图在这次袭击计划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该平面图由负责这一庞大工程的建筑大亨穆罕默德·本·拉登绘制。1967年他去世后，他的儿子塞勒姆接管了公司。塞勒姆带着平面图赶往清真寺，和员工一起在清真寺地板上钻了几个洞，通过这些洞把法国毒气罐扔到了叛军所在的地下室里。但这一战术只是暂时有效，因此沙特人最终被迫对叛军所在的地下室发动了一场由法国人设计并协同的直接进攻，其残忍程度难以想象。[59]

    14天后，也就是12月4日，围攻结束。几千名参战人员和人质死亡。至少有100名军人被俘，包括垂头丧气的朱海曼。医生们检查了这些囚犯；如果肩部疼痛或有瘀伤，这就表明其曾经主动开枪。医生们通过这种方式找出了69名囚犯，他们被公开斩首，名列榜首的是朱海曼。其他一部分人被沙特秘密处决，剩余的被判长期监禁。官方公布的叛军、军队和人质的死亡人数是270，但没人相信这一数字。[60]

    朱海曼的行为，主要是由他的末日幻想驱动的。但是，随后对幸存追随者的采访清楚地表明，许多人并不相信他的末日神学，而只是出于对他的尊重、在口头上表示相信；还有一部分人是因为参加该行动可以推动他们的政治目标。无论如何，在围攻的第三天，当他们认为的无坚不摧的卡赫塔尼被手榴弹炸死时，即使是那些相信朱海曼的末日预言的人也丧失了信心。[61]事实仍然是，如果末日信念不存在，大清真寺围攻事件就不会发生。

    和1927—1930年的伊赫万叛乱被镇压一样，沙特人成功镇压了1979年的这场伊赫万叛乱。但事情并没有结束。在未来几十年中，全球冲突之风将把大清真寺围攻事件的余烬带到王国边界之外。这一次，新技术将使朱海曼的继承人有能力将火焰扇得比1979年更强烈、更明亮。甚至在清除清真寺的血迹和碎片之前，这些余烬就开始燃烧得更亮。在沙特军队处理了朱海曼的最后一批叛军3周后，苏联军队入侵了阿富汗。这不是巧合；从美国对1979年德黑兰大使馆人质事件的反应，以及沙特大清真寺围攻事件和半岛东部的一场什叶派叛乱中，苏联人感觉到了美国和沙特君主国的衰落。

    苏联入侵阿富汗被证明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阿富汗成为吸引新一代圣战者的磁石。其中许多人是朱海曼的支持者和拥护者，朱海曼在阿富汗圣战者营地中具有传奇性地位。美国放弃了对中东的不干预政策，积极支持伊斯兰世界的武装分子涌入阿富汗。其中一名战士是翻修和扩建大清真寺的建筑大亨的儿子，他就是年轻的奥萨马·本·拉登。他的哥哥提供的建筑图，在夺回大清真寺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大清真寺围攻事件后，一名居住在科威特的巴勒斯坦人伊萨姆·巴卡维（后来改名为穆罕默德·迈格迪西）发现了朱海曼的信，并找到了该国的萨拉菲组织分支，该分支为该教派的逃犯提供了避难所。随后，迈格迪西去麦地那进行宗教研究，并在随后的几年里周游了沙特阿拉伯和约旦，然后抵达了巴基斯坦的白沙瓦——这里是进入阿富汗（当时已被苏联占领）的主要门户。在每一站，他都寻找朱海曼的追随者。迈格迪西对朱海曼的传说如此着迷，他模仿朱海曼的外貌，留起了长发和乱胡子，并宣称与这位伊赫万英雄没有血缘关系。[62]

    最终，迈格迪西在约旦定居，并在1995—2014年频繁进出监狱。他为今天的圣战奠定了思想基础。在这方面，任何其他的穆斯林思想家都比不上他。圣战学者们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穆斯林末日文学中引用最多的激进伊斯兰主义者就是迈格迪西，他自成年后就将自己沉浸在《古兰经》和圣训中。[63]

    在1995—1999年第一次进入约旦监狱服刑期间，迈格迪西指导了一个名叫阿布·穆萨布·扎卡维的约旦小罪犯。两人都在1999年被释放，之后在空间和神学上都分开了。迈格迪西留在了约旦，虽然他有时批评极端的同伴，但他确信一件事：虔诚的穆斯林有义务前往叙利亚参加即将来临的与达加尔之间的末日之战，如果不去叙利亚，就去也门。他的学生扎卡维则逃往了阿富汗，并发展出一种偏执而凶残的思想意识，尽管后来扎卡维死了，但这种意识形态一直持续到今天。

    扎卡维有一种诡异的本领，他总是能在美国的军事行动发生之前到达该地区，首先是阿富汗，在他从阿富汗逃出后又是伊拉克。在伊拉克，他几乎独自写下了暴力圣战剧本，包括自杀式袭击、绑架和斩首西方人，他还擅长通过网络招募新兵。

    2004年，扎卡维参加了位于法鲁贾[64]的两次战役，并宣布效忠于奥萨马·本·拉登。到此时，迈格迪西已经拒绝了朱海曼的末日论，但扎卡维没有，而且随着萨达姆·侯赛因军队的迅速战败，扎卡维的宣传越来越采用末日论的基调。在早些时候，他已经认识到末日式的宣传能够吸引新兵。这一经验后来被伊斯兰国采用，从而引发了一个恶性循环：战场形势越糟糕，基调就越末日式，就会吸引更多的新兵，从而产生更多的战场伤亡。

    扎卡维从未忘记他的首要目标，即推翻约旦君主国。约旦君主国于1994年与以色列签订了和平条约。扎卡维将约旦人描述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奴隶”，经常用预言性术语“腐败的统治者”来形容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扎卡维还鄙视什叶派及其伊朗[65]权力中心，他经常引用一些诋毁什叶派的古老预言，特别是与636年阿拉伯军队在卡迪西亚击败波斯萨珊帝国有关的预言，以及将后来的波斯伊斯兰[66]与可恨的蒙古人联系在一起的预言。很明显，扎卡维并没有把犹太人看作达加尔，对他来说，什叶派是达加尔，美国侵略者也是达加尔；谋杀什叶派和美国侵略者，不仅在神学上是必要的，而且还有额外的收获，即可以引发一场教派战争，加速末日的到来。

    末日类文学中有很多关于早期穆斯林与拜占庭人斗争的内容，扎卡维充分利用了这些文学。扎卡维提到美国军队时，使用了古代表示拜占庭人和西罗马人的一个缩写：rum。（相比之下，基地组织对以美国为首的部队使用了同样指责性的标签：“十字军”。）只要有可能，扎卡维就会把先知的战斗比作自己的战斗。他特别喜欢著名的《苏瓦班圣训》，在这部圣训中，先知告诉他的追随者，“各国将从各个方向蜂拥而至，就像饥饿的人们涌向水壶一样”。他认为伊拉克2005年的民主宪法是一场灾难，为了安慰自己，他引用了布哈里圣训，即使正义被击败，“通过这种方式，信使们也受到了考验，然后他们最终会胜利”[67]。

    扎卡维的自杀式爆炸、斩首和对无辜生命的漠视，最终甚至使他的组织成员也疏远了他。组织成员可能泄露了扎卡维的“精神导师”谢赫·阿卜杜勒-拉赫曼的所在地，这使满载炸弹的美国F-16战机在2006年6月7日找到了扎卡维。[68]

    扎卡维还谈到了重建哈里发政权的问题。最后一个哈里发政权已经在1924年被土耳其废除。但扎卡维最终放弃了重建哈里发政权这一目标，因为一个合法的哈里发政权需要领土，以及人民的支持。重建哈里发必须要等待；因此扎卡维和奥萨马分别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宣布了一个地位稍逊的实体——“酋长国”。

    酋长国和哈里发之间有很重要的差异；酋长国统治有限的领土，而哈里发不仅统治所有穆斯林，还意味着末日的来临。扎卡维认为世界末日即将到来，但他认为世界末日还没有到来。尽管如此，末日的确切日期和哈里发问题，还是使奥萨马在阿富汗的“基地组织中心”的行动与扎卡维在伊拉克的行动分道扬镳。2006年，扎卡维在空袭中丧生之前，命令追随者宣布成立伊拉克伊斯兰国。他的组织在4个月后的2006年10月15日这样做了，这令基地组织目瞪口呆，基地组织认为没有控制领土而宣布成立一个新国家是愚蠢的。

    基地组织和伊拉克伊斯兰国之间的分裂，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主流基督教徒和福音派新教徒之间的分裂。高雅而受过良好教育的圣公会教徒和长老会教徒，看不起他们的同宗——时代论教徒，他们认为时代论的末日猜测是未经洗礼的人的胡言乱语；同样，享有特权的奥萨马也蔑视扎卡维愚昧的末日论，认为他是一个几乎不识字的小流氓。尽管奥萨马是个恐怖分子，但他是个贵族。他的父亲穆罕默德·本·拉登是那个地区特有的族长，来自也门，成年后最初在麦加的港口城市吉达做搬运工，最终成为沙特王室的建筑总承揽商；今天，沙特本拉登集团是世界上最大的建筑承包公司之一。老拉登娶了不少于22个女人，有54个孩子，其中第17个是奥萨马，奥萨马的母亲15岁时生下了他。

    奥萨马出生后不久，他的父母就离婚了。老拉登让奥萨马的母亲嫁给了一位公司高管，这位高管成为奥萨马的继父。尽管奥萨马已不在父亲的屋檐下，但他和父亲保持着松散的联系；更重要的是，这个年轻人享受着父亲的庇护，包括在多个私立机构接受精英式教育，最重要的是吉达著名的塔格学校，该学校当时是阿拉伯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教意识形态的温床，其中的伊斯兰教意识形态正是年轻的奥萨马所接受的。1967年，奥萨马10岁时，他的父亲死于飞机失事；1979年，他从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大学毕业，之后开始参与家族的建筑生意。同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去阿富汗从事人道主义工作或与圣战者一起作战，成为沙特年轻人中的一种时尚。最初，奥萨马是被公司派往那里的，后来，他把事业从建筑转到圣战。[69]

    对出身高贵、有工程头脑的奥萨马·本·拉登来说，圣战是一件有条不紊、需要冷静头脑的事情，而不是一件救世主式的事情。仅举一个例子，他后来向持有末日思想的索马里青年党发出警告：气候变化对伊斯兰教干旱家园的威胁不亚于外国军队，并建议他们种植耐热树。阿拉伯学者威廉·麦坎茨说：“如果你不知道他管理着世界上最臭名昭著的恐怖组织，那么你会认为他是美国国际开发署的一名官员。”[70]

    奥萨马还有另一个不相信扎卡维的末日论的理由。1979年他毕业那年，他哥哥塞勒姆凭借大清真寺修缮平面图，参与了夺回大清真寺的行动。[71]奥萨马一家目睹了当考虑不周的末日计划与现实世界的地缘政治力量相碰撞时会发生什么，尤其是当末日计划者对地域既没有政治控制也没有军事控制时。

    基地组织的首要任务是打击“远敌”美国，并将其军队赶出沙特阿拉伯和中东。“9·11”袭击导致了恰恰相反的结果。奥萨马·本·拉登对中东“近敌”的战略是推翻其腐朽的领导，这需要一种“心灵与智慧”的方法，需要避免自杀式炸弹袭击、斩首，以及避免对什叶派的大规模屠杀。而他的更狂热的伊拉克追随者们正在犯这些错误。

    近敌和远敌的概念是由埃及伊斯兰教徒穆罕默德·阿卜杜勒·萨拉姆·法拉杰创造的，他认为“近敌”是埃及政府，“远敌”是以色列。埃及外科医生艾曼·扎瓦希里又引用了这两个术语，他后来成为本·拉登的副手。1982年，法拉杰因参与暗杀萨达特被埃及人处决，而2011年奥萨马·本·拉登被杀后，脾气暴躁、缺乏激情的扎瓦希里继承了基地组织的领导权，并和奥萨马·本·拉登一样，蔑视世界末日论。

    伊拉克伊斯兰国没有建立哈里发政权，但在2006年，其名义上的执政机构“圣战者协商委员会”任命了一位没有名气的人担任“忠诚信徒的指挥官”，他就是阿布·奥马尔·巴格达迪。巴格达迪自称是先知的后裔，因此在技术上有资格成为哈里发，但他所谓的先知血统很可能是假的。他的真名是哈米德·扎维，曾是一名警察、电子修理工，是一个没有什么学识或声望的伊玛目。事实上，扎卡维的埃及弟子阿布·阿尤布·马斯里负责运营伊拉克伊斯兰国的机构。

    同年早些时候，伊拉克伊斯兰国选择了黑色旗帜作为其象征，上面有先知的印章和“除了造物主之外，世上没有别的神灵，穆罕默德是造物主的使者”的铭文。由于末日圣训预言中提到了“来自呼罗珊的黑色旗帜”，伊拉克伊斯兰国旗帜的末日征兆再清楚不过了。[72]

    在因冲突和贫困而四分五裂的伊斯兰世界，伊拉克伊斯兰国出现了一条丰富的矿脉。调查数据显示，世界上期望末日来临的穆斯林甚至比基督教徒还要多。皮尤中心的一项研究发现，51%的中东穆斯林相信马赫迪即将回归，这一比例在被入侵后的伊拉克可能更大。[73]（与其他宗教信仰的社会学数据一样，国家越贫困，信仰越强烈；南亚穆斯林的这一比例为60%，而巴尔干穆斯林的这一比例仅为18%。）[74]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伊拉克伊斯兰国采用的末日叙事远比奥萨马·本·拉登陈旧的萨拉菲神学以及奥萨马·本·拉登的继承人、缺乏激情的扎瓦希里的神学更有说服力。

    如果还有人相信马赫迪即将到来，这个人就是伊拉克伊斯兰国的实际领导人马斯里。为了加快马赫迪到来的进程，他让部队修建讲坛，供马赫迪在麦地那、耶路撒冷和大马士革的3座著名清真寺之间穿梭。马斯里还需要征服并控制领土，以加速马赫迪的到来。对于怀疑者，他给出了这样一个简单的回答：“马赫迪随时都会来。”[75]

    马斯里用热情和坚定的宗教信仰，为一系列比扎卡维犯下的暴行更严重的暴行辩解。伊拉克伊斯兰国不仅屠杀什叶派教徒，还屠杀任何拒绝效忠的逊尼派教徒；用妇女和儿童做人盾；炸毁房屋和医院。它广泛实行“哈杜德”[76]：用石头砸死通奸者，给偷窃者截肢，对饮酒者施行鞭刑。有一次，伊拉克伊斯兰国斩首了一名8岁的女孩。

    随着伊拉克伊斯兰国杀戮升级的报道传到阿富汗的基地组织，奥萨马·本·拉登和扎瓦希里试图收回他们在伊拉克的控制权，但对方一直拖延。[77]美国官员惊奇地发现了马斯里严重的战略战术错误，并将取他性命的奖金从500万美元降至10万美元；一些分析人士猜测，他只是一名戏剧演员。或许，他的妻子对丈夫的固执、笨拙的暴行所做出的描述最为简洁：“你说的伊拉克伊斯兰国在哪里？我们生活在沙漠中！”2010年4月18日，伊拉克和美国联军在提克里特（萨达姆·侯赛因的家乡）附近联合袭击了马斯里和巴格达迪，将他们逼到了绝境，最后他们引爆了自己。[78]

    尽管失败了很多次，伊拉克伊斯兰国还是再次发现了一个林赛、莱希和詹金斯所熟知的真理：末日叙事很叫座，而且越血腥越好。到了21世纪，通过网站和社交媒体，伊拉克伊斯兰国可以向全世界宣传世界末日。其中最常见的宣传品是简单的新闻稿：

    一个勇敢无畏的兄弟，伊拉克伊斯兰国的英雄之一，殉难者旅的成员……在迪亚拉省马弗里克区的耶路撒冷十字路口，驾驶一辆装满炸药的汽车冲进了美国十字军的指挥场所。我们这个英勇的兄弟高呼“最伟大的真主”并引爆了汽车……杀死11名士兵，摧毁两辆布拉德利装甲战车。[79]

    互联网不仅可以广泛传播文字材料，还可以传播更引人注目的视频。“十字军”部队遭受袭击的视频片段，在中东和西方的伊拉克伊斯兰国的支持者中受到欢迎，这些视频通常从多个角度拍摄；其中的一段美国卡车被简易爆炸装置炸毁的视频，其标题是“他们的最后时刻”。网上还有一些较长的视频，包括“精选”的袭击汇编、殉道者传略、计划-执行纪录片和充满煽动性的剪辑组合。美国和伊拉克军队也不是唯一的对象，事实表明，以处决什叶派囚犯为主题的视频尤其受到欢迎。[80]

    早在2008年，经奥萨马·本·拉登授权的基地组织也门分支——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就已经通过两个杂志《战争的回声》和《激励》推进伊斯兰教的末日宣传。其中《激励》是一本英语杂志，其经营者是萨米尔·汗，是一个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长大的巴基斯坦人，他擅长使用一些吸引人的文章标题，如《在你妈妈的厨房里制作炸弹》；2010年左右，他开始为《激励》写一些末日类的文章。

    汗是一位伊玛目的门徒。这位伊玛目极具魅力和影响力，是一位在美国长大的也门裔美国公民，名叫安瓦尔·奥拉基，他在一篇文章中庄重地写道：

    穆贾姆·卡比尔和其他人从伊本·阿拔斯[81]的传述中得知先知的话：“一支12000人的军队将从亚丁-阿比杨（也门）出现。他们将给安拉和他的使者带来胜利。他们是我们中最好的！”

    关于上面那条圣训，可敬的谢赫·苏莱曼·伊本·纳西尔·乌尔万——愿安拉保佑他早日被释放——说，圣训传述链条很好，传述者是可以被认同的。[82]

    奥拉基没有对上述第一段话进行分析，而是在第二段中引用了一位更权威的学者的观点。他是一位享有盛名的、被监禁的沙特伊斯兰神学家，名叫苏莱曼·伊本·纳西尔·乌尔万，他为圣训传述链条的可信度提供了担保。[83]

    奥拉基充满启示性的末日文章、讲座和视频激励了一系列恐怖袭击。其中一些袭击是由与他有过私人接触的门徒，甚至可能是他亲自指导的门徒发动的，比如“内裤炸弹手”奥马尔·法鲁克·阿卜杜勒穆塔拉布。而其他袭击则是远方的人受到他的鼓舞，比如胡德堡枪击案的罪犯纳达尔·马利克·哈桑，哈桑曾是一位与他发过电子邮件的美国陆军精神科医生；还有时代广场的炸弹手费萨尔·沙赫扎德，其自称只是奥拉基的“粉丝和追随者”[84]。

    最终，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走上了一条与伊拉克伊斯兰国相同的、毫无意义的暴力之路；这是阿富汗上级基地组织所反对的。此时奥萨马·本·拉登已经被杀，基地组织的指挥权已经移交给扎瓦希里。最终，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未能保护好辖域内的人民。2011年9月30日，美国在也门发动了一次引发争议的无人机袭击，杀害了萨米尔·汗和奥拉基——两个都是美国公民。可悲的是，另一次无人机袭击造成了奥拉基16岁的儿子阿卜杜拉赫曼的死亡，这可能是个意外；2017年1月29日，一次灾难性的海豹突击队袭击又导致一名突击队员和奥拉基8岁的女儿死亡。[85]

    到2010年，伊拉克伊斯兰国似乎已经岌岌可危。但是，当奥巴马政府初期美国从伊拉克撤军、只留下了小部分骨干训练师和顾问时，情况又有所改变。美国支持的伊拉克总理努里·马利基，是一位高度党派化的什叶派政治家，其镇压性策略甚至将温和的逊尼派也推向了伊拉克伊斯兰国的阵营。

    2010年5月，即马斯里和阿布·奥马尔·巴格达迪死后一个月，一位名叫阿布·巴克尔·巴格达迪的机会主义者和伊斯兰学者，担任了伊拉克伊斯兰国的领导人。[86]关于他，几乎没有什么确切的信息，据说他的直系亲属是先知的后裔，但都已经失踪。他似乎是一个富有书卷气的年轻人，由于视力差而无法加入萨达姆的军队，很早就有“信徒”的绰号。他全身心投入《古兰经》和圣训中，目前尚不确定他有没有在巴格达获得萨达姆大学伊斯兰研究专业的博士学位。该大学由独裁者建立，用于拉拢宗教权势。

    除了伊斯兰教经文，“新巴格达迪”还有另外两个爱好：他擅长的足球和公共道德准则的执行。据说他脾气暴躁，可能是因为射门失败或看到不同信仰的夫妻在婚礼上跳舞。

    2003年美国入侵后不久，巴格达迪由于组织了一个不知名的抵抗性组织，于2004年2月在费卢杰被捕，被关进“布卡营”监狱。那里关押着2.4万名囚犯，被一位观察者称为“事实上的恐怖分子大学”，巴格达迪在狱友中很受欢迎。圣战分子们在布卡营交换思想，建立关系，并在拳击短裤的松紧带上写下彼此的联系方式。被释放后，他们会立即脱掉衣服，从短裤上剪下关键信息，并用其来重整和建立组织。

    巴格达迪迷惑了美国人，使自己提前获释，之后他几乎立即与扎卡维的部队取得了联系。作为一名宗教学者，他对伊拉克伊斯兰国来说很有价值。对于伊拉克伊斯兰国的石头砸死通奸者，窃贼截肢，屠杀什叶派和其他叛徒等残暴运动，他可以为其提供神学掩护。2007年，他不再做这些，前往巴格达参加博士论文答辩。

    2010年4月马斯里和阿布·奥马尔·巴格达迪的死亡，为布卡营的校友们空出了领导人的位置，而阿布·巴克尔·巴格达迪凭借其个人魅力、学术声誉、在布卡营的人脉以及所谓的古莱西血统位居榜首。[87]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美国在伊拉克的影响力不断减弱，巴格达迪得以在全国扩大影响力，其影响力甚至进入了叙利亚。2013年4月，他宣称拥有基地组织在叙利亚的统治权，这让此时由扎瓦希里控制的基地组织中心大吃一惊，扎瓦希里将伊拉克伊斯兰国踢出了组织。在叙利亚内战如火如荼之际，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实际上站在伊拉克伊斯兰国一边，有选择地轰炸其对手，让伊拉克伊斯兰国几乎不受影响。

    到6月中旬，伊拉克伊斯兰国已经占领了伊拉克第三大城市摩苏尔。巴格达迪发现，自己现在掌控了一个辖域，这一辖域覆盖了叙利亚和伊拉克之间的边界，这一边界是由臭名昭著的1916年《赛克斯-皮科协定》划分的。[88]伊拉克伊斯兰国命运的转变震惊了西方联盟；就在6个月前，奥巴马总统告诉记者戴维·雷姆尼克，“如果业余队的队员穿上湖人队的队服，那么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是科比·布莱恩特”。尽管奥巴马特别提到了基地组织袭击美国领土的能力，但他的时机再糟糕不过了。[89]

    正如哈尔·林赛和朱海曼一样，对伊拉克伊斯兰国来说，“大拼图”几乎已经就位：世界处于道德和政治混乱之中，一个由先知后裔统治的无国界王国——哈里发政权，无疑就在眼前。唯一需要的是哈里发的神学基础。

    一位名叫图尔基·比纳利的圣战学者完成了这项任务。这位来自巴林的神学家如此令人敬畏，足以被看作迈格迪西的继承人。和他的老师一样，他频繁进出监狱。2014年初，当伊拉克伊斯兰国在叙利亚集结力量时，他到达叙利亚，见证了哈里发政权的诞生：“已经到达了一个有着史诗般战役和战争的地点——叙利亚，难道我们还会回去吗？……这里是伊斯兰，这里就是我的家；这里是我的住所，我属于这里。”[90]

    但他的导师迈格迪西肯定不相信哈里发政权即将到来。令迈格迪西懊恼的是，比纳利很快就写了一篇题为《伸出你的手，把拜伊尔交给巴格达迪》的文章。[91]

    2014年6月29日，斋月的第一天，巴格达迪宣布重建哈里发政权，他本人就是哈里发易卜拉欣。5天后，这位从未在公众集会上出现过的哈里发，登上了新占领的摩苏尔努里大清真寺的讲坛，戴黑色头巾，身穿黑色长袍，谦卑地接受了领导权，然后要求全世界穆斯林服从他的领导。除了经典的神职装束外，他还戴着一块高级圣战分子钟爱的、显眼而昂贵的手表，该手表除其他功能外，还每天5次提醒祈祷。[92]

    此后，伊拉克伊斯兰国领导层决定将组织简称为伊斯兰国。几周后，伊斯兰国宣传人员出版了第一期《达比克》，文章标题为《哈里发制度的回归》：哈里发重生。《达比克》最初只在暗网[93]上发布，2014—2016年，一共发布了15期，这些内容现在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获得。[94]

    到2015年底，约有3万名来自至少86个国家的外国战士前往伊拉克，加入了伊斯兰国，其中约1/6来自西方国家。[95]与奥萨马·本·拉登冗长、晦涩难懂的阿拉伯语公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达比克》初期的英语、法语和德语版本（目标为潜在的西方新兵，特别是那些对伊斯兰教末日论缺乏深刻理解的新兵）。

    其中充满了与西方之间的即将来临的末日大决战预言性典故，从最著名的末日圣训开始（见图15-2）。其中提到，“直到罗马人在阿马克或达比克登陆，末日才会确定”，并且耶稣将回归，在他面前，敌人“会像盐一样在水中融化”。对于那些仍然不理解预言含义的人，杂志提供了一个缩略版本：

    图15-2 伊斯兰末日地标

    根据圣训，在征服君士坦丁堡和罗马之前的战斗中，达比克及其周围地区会扮演重要角色。目前，达比克由十字军支持的萨赫瓦（逊尼派傀儡）控制，靠近其与哈里发之间的战争前线。[96]

    很快，伊斯兰国将通过占领象征性意义重大、战略上次要的达比克城来实现这一预言。按照伊斯兰国的说法，由来自全球各地的战士组成的伊斯兰国军队将重建哈里发政权，并恢复伊斯兰教在世界上的正确地位：“很快，在真主的允许下，穆斯林将以主人的身份自由行走，享有荣誉，受到尊敬，昂首挺胸，保有尊严。”[97]

    虽然英雄和反派的身份不同，但该杂志的摩尼教式世界观与林赛和莱希几乎相同：

    事实上，今天的世界被分为两大阵营和两条战壕：伊斯兰和信仰者的阵营，库夫尔（不信仰者）和伪善者的阵营。目前没有第三阵营。或者说，穆斯林和圣战者的阵营，犹太人、十字军及其盟友，以及库夫尔的其他国家和宗教阵营。其中第二个阵营由美国和俄罗斯领导，并被犹太人鼓动。[98]

    这个预言之后是逊尼派遭受到暴行和处决什叶派肇事者的残忍画面，前一种画面是为了引起支持者的同情，后一种画面是为了在反对者中制造恐惧。随后是人们对哈里发易卜拉欣的热情洋溢的描述。奇怪的是，杂志中还出现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相貌出众的官员道格拉斯·奥利万特的照片，照片中他站在卡托研究所[99]的讲台后面，旁边还有他对伊斯兰国可怕能力的描述性文字。[100]该杂志随后列出了伊斯兰国通往胜利的五步路线图，从“迁移”（即移民到伊斯兰国领土）到“哈里发政权”。

    奇怪的是，马赫迪在大清真寺围攻事件中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现在却基本上不被提及。原因并不确定；也许马赫迪的出现需要一个日期，因此很容易让人失望；也许他在1979年围攻中的灾难性结局使他贬值了。因此，伊斯兰国叙事更多地聚焦于先知耶稣[101]战胜达加尔。[102]

    “迁移”到伊斯兰国领土的西方人，通常不会说阿拉伯语，也没有受过军事训练，因此几乎没有什么用处。但有一种例外：那些有媒体经验的人。伊斯兰国制作的一段13分钟的视频中，有多名来自欧洲和澳大利亚的圣战分子赞美哈里发的辖地：“我们没有边界，我们参加了在叙利亚的战争，一段时间后我们将前往伊拉克，在那里战斗，然后回来。我们甚至将前往约旦和黎巴嫩，这都没问题。”另一段视频显示了一名伊斯兰国战士吹嘘攻击以色列，痛惜“我们在费卢杰的姐妹们”所生的畸形婴儿。还有一段视频则传达了一句妙语——放弃你在西方的“肥差事”，“问问自己，是什么阻止了你？是什么让你落后？是你的财富”[103]。

    圣战主义媒体专家巧妙地使用了通往大脑边缘系统的捷径——音乐，就像莱尼·里芬斯塔尔的《意志的胜利》或者美国总统竞选广告中那样。由于虔诚的穆斯林回避乐器，因此伊斯兰曲调以催眠般的无伴奏合唱歌曲《纳希德》，来赞颂即将到来的哈里发政权，并规劝信徒殉道。

    《纳希德》在多起伊斯兰恐怖袭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2013年，察尔纳耶夫兄弟制造了致命的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后，由于他们的苹果手机无法连接所劫持车辆的立体音箱，无法收听激进纳希德的声音，于是他们冒着风险开车返回丢弃的汽车里，取回他们的CD。安瓦尔·奥拉基对于圣战音乐的魅力印象特别深刻：“一个好的纳希德可以传播得如此之广，可以吸引那些你无法通过演讲或书籍接触到的听众。”[104]

    许多年轻人在西方过着与周围格格不入的、没有目标、似乎毫无意义的生活，他们被这场建立在有着1400年历史的末日叙事基础上的大冒险吸引。最近的圣战新兵中有高比例的欧洲新皈依者，这就是明证。[105]正如一名叙利亚逊尼派叛军对路透社记者所说的那样，“如果你认为所有这些圣战者都是从世界各地来攻打阿萨德的，那你就错了。他们都是按照先知的承诺来到这里的。这是先知承诺的战争，一场伟大的战争[106]”[107]。

    正如心理学家蒂莫西·布罗克和梅拉妮·格林指出的那样，叙事越有力，就越能腐蚀人类的批判性思维。对已经厌倦了西方主导的世界、与西方生活格格不入的新兵来说，伊斯兰国的叙事足够强大，足以在种族大屠杀、强奸和奴役等方面为他们提供神学掩护。

    2014年8月，伊斯兰国占领伊拉克北部后，辛贾尔省的很多伊斯兰教雅兹迪派成员发现自己处于伊斯兰国的统治之下。2014年10月11日出版的第四期《达比克》不仅使迫害该教派合理化，还将此迫害美化为鼓励信徒参与种族驱动的大规模奴役、强奸和谋杀的手段。

    雅兹迪人相信安拉把世界托付给了7位天使，其中最重要的是他们特别尊敬的孔雀王。《达比克》中提到，这样的异端邪说使雅兹迪人成为多神教徒或异教徒：“他们的信条如此离经叛道，连基督教徒都认为他们是魔鬼的崇拜者和撒旦教徒。”《达比克》中提到，关于多神论者，《古兰经》中讲得很清楚：

    那么当禁月过去，无论你们在哪里发现多神教徒，都要杀掉他们，俘获他们，包围他们并在各处埋伏等待着他们。但是如果他们悔悟并立行礼拜和完纳天课（穆斯林缴纳的税款），你们就任他们自由。的确，安拉是宽恕的、仁慈的。

    与基督教徒和犹太人不同，伊斯兰教义认为“有经者”[108]可以通过上缴“人头税”（非穆斯林缴纳的税款）而受到保护。伊斯兰国将雅兹迪人视为异教徒。但伊斯兰国的神学家们争论雅兹迪人究竟一直是异教徒，还是最初是穆斯林，后来成为叛徒。这一区别至关重要，因为叛教的妇女必须得到与叛教男子相同的选择——皈依或死亡，而一直是异教徒的妇女可以被奴役。

    《达比克》中提到，伊斯兰国认定雅兹迪人一直是异教徒，因此他们的妇女应该做奴隶。但安拉是仁慈的，不允许他们的性奴与其孩子分离。更妙的是，根据一条圣训，当“奴隶女孩生下她的主人”，这就是末日的标志。对这句话的解释模棱两可，也许是指主人的孩子成了主人，或者奴隶数量的增加本身就是末日的标志，或者是指末日时男人会放弃婚姻、与妾相处。但无论如何，根据《达比克》的说法，带走非信徒的女性“是由伊斯兰教法所确立的，如果有人拒绝或嘲笑，那么他就相当于否认或嘲笑《古兰经》的经文和先知的叙述，背离伊斯兰教”[109]。

    因此，伊斯兰国让雅兹迪人皈依；伊斯兰国的士兵经常在拒绝皈依者的家人面前割断他们的喉咙或砍掉他们的头。4/5的妇女和儿童被分配给伊斯兰国的士兵，其余1/5被送到基地，被关押的妇女经常遭受轮奸。许多雅兹迪人设法逃走了，但结果是被饿死。截至2017年，根据联合国估计，伊斯兰国组织已经杀害了3000名雅兹迪人，劫持了7000人。[110]

    从2014年中开始，伊斯兰国在全世界范围内直接或煽动制造了多场袭击。最引人注目的是，2015年11月13日，巴黎巴塔克兰音乐厅和其他地点的屠杀造成130人死亡，530人受伤；2016年7月14日，法国尼斯地区的国庆日卡车袭击事件造成84人死亡，458人受伤。据估计，截至2019年8月，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外直接或煽动制造的袭击夺走了3800多人的生命。[111]

    2014年中，巴格达迪升级为哈里发易卜拉欣时，基本是伊斯兰国的巅峰时刻。当时的伊斯兰国有约800万人口、大量武器储备以及油田和炼油厂的收入。之后，它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胜利以及在世界范围内开展恐怖活动的能力，引起了西方的军事反应，再加上伊斯兰国的极端残暴以及伊拉克总理马利基被更具调和倾向的海德尔·阿巴迪[112]取代，伊斯兰国对逊尼派的影响有所减弱。从2016年10月起，越来越强大的伊拉克政府军队，在美国领导的空袭和库尔德武装的协助下，逐渐收复了摩苏尔地区，并在2017年1月下旬以灾难性的方式夺回了摩苏尔城市东段。可能有超过10000名平民和大约1000名联军部队成员在袭击中丧生；仅这一次行动中就有多达16000名伊斯兰国战士被杀，至此，伊斯兰国已经大不如从前了；2019年10月26日，美国特种部队在叙利亚西北部突袭，巴格达迪被逼入绝境，他引爆了一件爆炸背心，将自己和他的两个孩子炸死。[113]

    在与伊拉克伊斯兰国/伊斯兰国的整场冲突中，伊拉克政府军和以美国为首的外国军队可能杀害了多达6万名伊斯兰国战士。伊斯兰国在战场上的形势逆转，削弱了它在欧美地区策划和煽动恐怖袭击的能力，尽管它仍然能够在中东和亚洲地区发起一些骇人行动。《达比克》于2016年停止出版，到2018年初，它的宣传流量已经下降了约2/3。

    正如许多伊斯兰末日论的观察家预测的那样，早在2014年中，伊斯兰国就停止了继续扩张；它已经控制了伊拉克和叙利亚的逊尼派腹地，基本不打算进一步征服土耳其、库尔德人控制的领土以及什叶派地区。由于没有任何持续的征服，哈里发政权失去了正统性和征兵能力。[114]

    此外，伊斯兰国最初的胜利引起了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的强烈抵制，特别是伊玛目穆克塔达·萨德尔领导的部队。2014年底，通常支持和平的伊拉克什叶派最高神职人员大阿亚图拉·阿里·西斯塔尼呼吁战斗人员“保卫国家和人民，保卫公民荣誉和圣地”，这引发了热情的新兵征募潮。这些什叶派民兵组织得到了由传奇指挥官卡西姆·索莱马尼领导的伊朗精英“圣城部队”的资金、人员和物资的大力支持（索莱马尼于2020年死于美国的无人机袭击）。在残酷的后续报复行动中，数千名无辜的逊尼派教徒被杀害。[115]

    由于不再获取更多的领土以及军事形势的迅速逆转，伊斯兰国的末日叙事前景及物质回报和异教徒性奴都在减少；到2016年中，那些没有被炸成废墟的训练营因缺少新兵而关闭。2017年10月17日，伊斯兰国设在叙利亚拉卡市的“首都”，落入由美国特种部队支持的叙利亚反政府军手中。2019年3月下旬，联军占领了最后一块被伊斯兰国占领的土地。[116]

    目前，伊斯兰国在中东地区仍然是一个重要角色，它在欧美地区的追随者仍然能够发动“孤狼袭击”[117]，但那个曾经引导了胜利的、不断扩大的哈里发政权的末日叙事已经消失，伊斯兰国也不像以前那样能够吸引来自发达国家的数万名天真的年轻追随者。

    但是，只要整个社会中存在屈辱和失望，启示性末日论就能也必然将蓬勃发展。今天的伊斯兰世界就是这样，尤其是在它从西方那里收到了真实或想象中的失败的情况下。

    此外，基督教末日论在20世纪末的兴起表明，即使在成功、繁荣的社会中，末日类叙事也可以蓬勃发展，而所有三种亚伯拉罕信仰都可以为末日叙事提供肥沃的土壤。人类对引人入胜的故事的渴望（其中末日类故事最具诱惑力）加剧了另一种不幸的倾向，即我们的“群体内/群体外行为”倾向。相当一部分人总会持有一种极具诱惑性的观点，认为自己是被选中的少数人中的一员，将参与建立一个良性新秩序，而这一新秩序要求焚烧非信徒。这种幻想已经驱动了几个世纪的宗教性群体狂热，从明斯特的扬·博克尔松和他的追随者，到美国的威廉·米勒和杰瑞·法威尔，再到被吸引至伊斯兰国地狱的数万人。

    后记

    我们都是生存机器——作为运载工具的机器人，其程序是盲目编制的，为的是永久保存所谓基因这种禀性自私的分子。 ——理查德·道金斯[1]

    如果查尔斯·麦基能够穿越时空来到今天，那么1844年的大失望、20世纪2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的股市泡沫，以及最近兴起的三种亚伯拉罕宗教的末日幻想都丝毫不会让他惊讶。同时，他会被达尔文关于人类进化的论述吸引（这一论述描述了1841年出版《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之后的一代人），并思考如何将进化论用于所写的情节。同样，他也会被20世纪的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研究吸引。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麦基会知道我们石器时代的祖先受本能的驱使，依靠相互合作、交流以及最重要的模仿，在缺乏食物，面对各种有毒浆果、毒蛇以及跑得更快、牙齿更大的食肉动物的环境中生存。

    从石器时代末期到现在，我们只是大概第300代人，仍然被这些古老的生存本能驱使。这300代人不仅没有足够长的时间进化出更多的分析性认知，而且在相对更人性化的工业或后工业世界中，这种心智能力的提高会给人类带来生存性优势是值得怀疑的。换句话说，人类可能注定要带着石器时代的思维，在太空时代的星球上蹒跚而行。

    事实上，我们的许多行为都有更古老的根源。我们的许多和蚯蚓相同的基因已经存在了数亿年之久，例如调节食欲的基因。[2]我们对富含能量的甜食和高脂肪食物的偏好可能起源于我们的脊椎动物祖先，这远在人类物种进化之前。但在一个充斥着廉价糖和脂类的现代世界，这一基因已经变得极度不适应。

    从《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角度看，模仿可能是我们最重要的进化特征。除了我们先进的认知和语言能力外，模仿制造新工具的能力——北极的皮艇、北美大平原上猎杀野牛的工具和亚马孙盆地的喷枪——让我们能够在地球上的大多数地方生存。但可悲的是，我们也将模仿倾向运用于一些适应性不良、有时令人憎恶的行为。

    证明适应性不良现象的最著名的实验，可能是斯坦利·米尔格拉姆的“服从”实验和菲利普·津巴多的“斯坦福监狱”实验。在米尔格拉姆的实验中，“实验者”经常说服受试者（“教师”）对回答错误的“学生”进行“致命”电击。[3]同样，斯坦福监狱实验将受试者分为“囚犯”和“看守”。几天之内，两组人都模仿并内化了自己的角色，以至于两组人之间爆发了暴力冲突。[4]

    这两项实验都受到了严肃的批评，但道德和知识腐败的传染性问题基本上不是一个理论或实验问题，因为现实世界中的很多更好的例子能够说明异常性行为如何在显然正常、适应良好的人中传播。[5]例如，20世纪90年代的安然丑闻就表明了非理性和道德腐败的传染性。主人公肯尼斯·莱、杰弗里·斯基林和安德鲁·法斯托都不认为自己不道德；毕竟，周围的每个人都认为他们是很好的、非常聪明的人，且他们正给美国经济带来革命性的变化。此外，与心理学家所罗门·阿希的线条长度实验中实验对象受到同桌的误导一样，安然员工接受了周围同事和记者们几乎一致的意见，但这些意见是不正确的。

    也许最极端的道德失范传染的例子表现在强权社会中，比如波尔布特统治下的红色高棉，“文革”时期的中国，当然还有纳粹时期的德国。历史学家劳伦斯·里斯采访了那些在纳粹集中营里担任过警卫和管理人员的人，他发现，当他们的寿命已经所剩无几的时候，他们已经不像几十年前那样对自己曾经的工作闭口不言。里斯惊讶地发现，这些德国人的男女比例大概是1:1，并不是盲目服从命令的邪恶机器，而是外表正常、聪明的个体，他们都认为自己参与了一项有价值而又合乎道德的事业，即消灭世界上的犹太害虫。就像一家精英公司的初级管理人员一样，他们通过竞争和创新，以最高的效率完成可怕的任务。[6]

    即便如此，这些德国人的这种同行驱动的不人道行为还是有局限性的，尤其在机枪一次性射杀数千名犹太人时，即使在强硬的党卫军中，这种行为也会带来心理困扰。因此，索比堡、贝乌热茨、特雷布林卡和比克瑙（奥斯维辛集中营）等最“高效”的纳粹集中营，都依靠非德国俘虏来完成最肮脏的工作，且只需要相对较少的德国人员，例如，贝乌热茨集中营大约只有20个德国人员，却屠杀了60万人。[7]

    由此得出这样一个黑暗结论：如果我们的同行中有足够多的人认为种族灭绝是可取的，那么我们中的许多人（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如果你仍然认为德国例外主义是大屠杀的主要因素，那么你应该考虑英国官员在德占海峡群岛泽西岛和根西岛[8]上的行为，他们愿意配合德国人，将犹太人居民送到纳粹营地。用一位前纳粹官员的话说：“当今世界的问题是，从未受过考验的人总是对受过考验的人做出评价。”[9]或者，更简洁地说，我们永远不要低估人类模仿的倾向，尤其是平常那些有益的、帮助经济和整个社会顺利运转的群体幻想，可能会迅速变异为欺诈性或种族灭绝性的群体幻想。

    麦基也同意这样的观点，即人类是会讲故事的猿猴——麦基本人就是个叙事能手。当我们的远古祖先需要彼此交流才能生存时，他们并没有使用三段论、数字数据或数学公式来交流。他们交流的主要方式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叙述：“你从右边，我从左边，我们从两边刺杀这头乳齿象。”人类是叙事性动物，无论叙事多么具有误导性，如果它足够令人信服，那么至少在这些事实造成巨大痛苦或伤害之前，它几乎总是会战胜事实。就像中东的伊斯兰国军队和明斯特的再洗礼派一样，这些事实会毁灭信徒们自己。

    此外，我们听故事不仅因为我们喜欢故事本身，而且因为我们想知道故事的结局；任何故事都不如关于世界最终命运的故事更吸引我们，并让我们身临其境。越能让人们感到身临其境的叙事，越能腐蚀人们的分析能力；一个设计巧妙的末日叙事，可以说服男人们放弃所有的世俗财产，或者愉快地把他们的妻子和女儿都送到故事讲述者的床上。

    我们将塑造事实，使之符合我们先前存在的观点，而不是让后者符合前者；对于这一点，麦基是认同的。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会成为确认偏见的牺牲品，坚持那些与我们的信仰最一致的事实，故意忽略那些与我们的信仰不一致的事实。

    从技术角度讲，如果我们真的理性，就应该按照“贝叶斯推理”这种分析方法来阐述我们对世界的看法。“贝叶斯推理”是由18世纪的英国哲学家托马斯·贝叶斯发明的，是一种面对新数据时会改变预测的数学规则。如果一个人不喜欢某个政客，他认为该政客有50%的概率发生犯罪行为，那么根据贝叶斯推理，当一个新的、强有力的开脱罪责的证据出现时，他应该把对该政客犯罪概率的估计下调到50%以下。

    但人们并不是这样做的；当我们对某个话题持有强烈观点时，我们会有意避开与观点相悖的数据；当这些数据和信息不能再被忽略时，这会引发幻想性信仰的改变，就像多萝西·马丁的飞碟教派那样。人类远非理性的“贝叶斯人”，实际上常常是“反贝叶斯人”，这一事实推动了幻想性信仰的传播。

    毫无疑问，麦基知道，一个引人入胜的叙事可以像传染性病原体那样，在一个特定的群体内以指数级增长的方式迅速传播，其速度和一个新冠肺炎病毒超级传播者传染大批接触者的速度一样。此外，正如阿希博士的实验所表明的那样，如果一个错误的信念足够普遍，它就会获得一个临界质量[10]。

    当我们周围越来越多的人持有相同的幻想时，我们就更有可能相信这个幻想，所以我们周围的人也更有可能相信它，这是一个缺乏刹车系统的恶性循环。在存在幻想传染、又没有有效防御措施的情况下，失控的狂热越来越有动力，直到最终撞上现实的砖墙。

    最后，麦基一次又一次地描述了人类倾向于以摩尼教式思想看待生活——一场善与恶之间的赤裸裸的泾渭分明之战。如果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早一代出版的话，麦基就会理解，这是人类石器时代进化的又一个包袱。麦基会进一步意识到，人类近乎普遍的过度自信倾向既有利于我们的生存，也会让我们认为自己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这本书和麦基的书都会被宗教群体排斥，因为他们认为那些不认同他们世界观的人来自地狱（在极端的情况下，应该死）。

    伊斯兰国只是这场摩尼教式幻想展览会上的一辆最新花车；在一段时间里，伊斯兰国掌握着一种叙事，这种叙事使那些遭受贫困、战争和压迫的人信服和满足：受苦难者作为正义之士参与了这场正义和邪恶之战，安拉迟早会让他们战胜邪恶的压迫者，从而获得最终和永久的胜利。因此，这种21世纪伊斯兰教末日叙事与16世纪扬·博克尔松的叙事或20世纪哈尔·林赛的叙事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尽管林赛的后期对手——社会主义者、撒旦主义者和占星家，与哈布斯堡帝国或以色列和西方军队的实力相比确实是弱者。）

    这本书和麦基的书对幻想性金融狂热的描述，与末日描述只是在类别上不同而已。两种叙事都非常令人愉快：当选者都将免去生命的苦难，在末日描述中，是通过神奇的精神手段，而在金融描述中，是通过神奇的经济手段。在这两种情况下，确认偏见和人类模仿都扮演主角。

    金融幻想和宗教幻想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在很大程度上缺乏摩尼教式元素，而后者的前沿和中心就是摩尼教式思想。此外还有其他区别。回想一下，泡沫的诊断性特征之一是对怀疑论者的强烈反应。在我写这段话的时候，围绕着加密货币（比特币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的兴奋，似乎展现出了早期金融狂热的所有迹象和症状。也许最著名的比特币代言人是“杀毒软件之父”约翰·麦卡菲，他认为比特币的价格在3年内能达到50万美元，任何怀疑比特币价值的人，如果不是恶魔，那么至少是个白痴。[11]（比特币在2017年底达到20000美元的价格后，到2020年中，其交易价格为11800美元。）

    麦基除了会被现代心理学和进化论关于群体幻想行为的见解吸引之外，也会从海曼·明斯基和查尔斯·金德尔伯格等经济学家针对金融狂热的最新研究中学到很多东西。这些研究清楚地表明，金融狂热事件总是与激动人心的新技术、放松的信贷、健忘症和放弃久经考验的金融分析方法等有关。同样，比特币等加密货币也很有启发性；虽然似乎很少有人通过直接投资这些工具而致富，但它们背后的所谓区块链技术很可能通过彻底改革银行业和政府金融而使整个社会受益。

    麦基是一个完美的故事讲述者，但由于他的时代缺乏关于人类行为、遗传学和自然选择学说的科学知识，他受到一定的阻碍。他对集体幻想的精彩描述虽然极具启发性，但也仅限于此。尽管麦基不知道这些科学知识（现在我们知道了），但他一定想过，人类注定要反复经历金融和宗教领域的这种摧残。

  • 威廉·伯恩斯坦《群体的疯狂》1-7

    前言
    1 末日论的起源 约阿希姆的子民们
    2 滥用末日叙事的悲剧 信徒与无赖
    3 短暂的致富 密西西比泡沫与南海泡沫
    4 资本主义的英雄 英国铁路泡沫
    5 米勒运动的“大失望” 数秘主义与确认偏见
    6 弹性货币政策的灾难 泡沫与崩溃的四个前提
    7 致富空想的破灭 1929年大萧条
    8 天启之牛 时代论如何兴起
    9 圣殿山的争夺 末日叙事如何影响犹太人建国
    10 《启示录》的开创者 畅销书与美国核武政策
    11 时代论的灾难 大卫教派的悲剧
    12 “被提”类小说 末日文学为何畅销
    13 资本主义的慈善家 从环球电讯、安然公司到互联网泡沫
    14 数字时代暴富梦的推手 投资分析师、大众、媒体与政治家
    15 伊斯兰国的兴衰 马赫迪与哈里发
    后记

    前言

    近两个世纪之前，一位年轻的名叫查尔斯·麦基的苏格兰人，以令人难忘的方式同时攻击上帝和玛门[1]。他出生于1814年，是一名颇受欢迎的诗人、民谣作家，还担任过美国内战记者和英国报纸的编辑，在文学生涯中享有杰出的声誉。但后人对他最深刻的印象，是他在1841年撰写了《异常流行幻象与群众疯狂》（Memoirs of Extraordinary Popular Delusions）一书，当时他才27岁。该书讲述了多个历史性群体狂热事件，其中一些与宗教和货币有关。[2]从那以后，这本书为读者不断加印。

    麦基记录了公元1000年前笼罩在欧洲的末日幻想，以及十字军东征时期惊人的宗教疯狂。不过，这本书最著名的内容是17世纪30年代荷兰郁金香投机，以及1719—1720年巴黎和伦敦双股市泡沫中的群体性金融狂热。这些情节使这本书一直享有盛誉[3]。在它出版之后，接连发生的金融狂热的频繁性、规律性及其造成的全球性影响，使得即使在写成近两个世纪之后，这本书依然是金融专业人士的必读经典。[4]

    麦基并不是第一个认识到人类的非理性具有传染性的人。例如，希罗多德写过这样一段话：
    （大流士）担任波斯国王的时候，他召见了统治下的一些希腊人，问付给他们多少钱他们才愿意吃掉自己父亲的遗体。他们回答说，无论给多少钱都不可能做这种事情。然后，当着希腊人的面，大流士又把印度卡拉提亚人（他们愿意吃掉自己双亲的遗体）召来，借助翻译问，付给他们多少钱他们才愿意焚烧自己父母的遗体。这些印度人惊恐地大叫起来，不允许大流士提这么可怕的事情。这个故事显示出习俗的意义。在我看来，诗人品达说得对：习俗乃是“万事之主”。[5]

    希腊人毕竟是古代的智者，大流士一定忍不住想要教育他们。他想传递给希腊人未言明的信息：你们也许是人类中最博学的人，但你们和我们一样具有非理性；你们只是更善于进行合理化解释而已，善于解释尽管有各种反面证据，但你们依然是对的。

    虽然古人和麦基非常熟悉人类的非理性和流行性狂热，但无法得知其中精确的生物学、进化论和社会心理原因。例如，麦基一定问过自己，为什么一群人会时不时地去追逐某种价格高得离谱的投资？

    今天，我们对此有了更好的理解。首先，金融经济学家发现，人类会本能地追求回报非常高但是发生概率非常小的结果。比如彩票，平均来说是赔钱的，但用巨额财富幻觉吸引了买家。此外，在过去几十年里，神经系统科学家已经揭示了贪婪和恐惧背后基本的解剖学和心理学机制——“大脑边缘系统”，其位于大脑左右半球中间的垂直面附近，具有对称分布的结构，包括一对伏隔核（大约位于每只眼睛的后面）和一对杏仁核（位于太阳穴下方）。

    研究人员使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后发现，伏隔核不仅会因奖励而被激发，而且会因为对奖励的预期而被激发得更加强烈，无论这种预期是关于烹饪、性、社交还是金融；相反，杏仁核会因厌恶、恐惧和退缩而被激发。例如，如果你喜欢芙洛阿姨的烤宽面条，那么在你去往她家的路上，你的一对伏隔核及两核之间的连接会更快地被激发，并且很可能在你闻到菜肴香味时达到激发率的顶峰。但是，一旦你品尝到第一口，伏隔核的激发率就会下降，如果芙洛阿姨在你到达时告诉你她刚刚烤煳了这道菜，你的伏隔核就不再被激发。[6]

    这种活跃的预期传导有很明显的好处：大自然偏爱那些怀有预期并为之努力奋斗的人，而预期一旦被满足，就几乎没什么进化优势了。周围的人毫不费力地变得富有，这会大大刺激我们的伏隔核，正如经济历史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观察到的那样，“没有什么比看到朋友发财更干扰一个人的幸福感和判断力的了”[7]。

    几个世纪以来，小说家和历史学家都知道，人类并没有运用强大的智力冷静分析世界，而是对事实进行合理化，使其符合情感上的预期。记者戴维·哈伯斯塔姆的权威著作《出类拔萃之辈》[8]，使用反讽方式说明了美国“最杰出”的决策者如何在军事介入越南事件中自欺欺人，对事实进行合理化的倾向明显；而我们最近在国外的军事行动也表明我们还没有吸取教训。[9]

    在过去几十年里，心理学家积累了很多实验数据，分析人类对“合理化”胜于“合理性”的偏好。当面对的事实和数据与我们根深蒂固的信仰相矛盾的时候，我们通常不会重新考虑并适当改变这些信仰，而往往会回避这些事实和数据。而当无法回避时，我们有时会更加强硬地继续进行错误评估。令人惊讶的是，我们甚至可能会教化、改变、使其归附或说服对方。简言之，人类的“理性”构成了一个脆弱的盖子，在麦基所说明的自欺欺人的沸腾的大锅上危险地保持平衡。

    麦基本人的行为表明，即使是最理性、信息最灵通的人也容易受到金融狂热的影响。1841年，他出版《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一书后不久，英国经历了一场金融狂热，其围绕当时伟大的高科技产业——铁路，甚至比1719—1720年席卷巴黎和伦敦的双股市泡沫还要严重。投资者们贪婪地购买铁路股票，为英格兰的铁路里程从1843年的2000英里[10]增加到1848年的5000英里提供了资金支持；股市最终崩盘时，还有数千英里的铁路已在计划中但从未建成。如果说应该有人预见到这次崩盘，这个人就是麦基。

    但狂热事件发生时，麦基正担任《格拉斯哥的阿格斯》报纸的编辑，他报道了正在进行的铁路建设，却明显缺乏怀疑态度。1852年，他出版了《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第二版，对此只做了一个简短的脚注。

    金融狂热可以被看作一场像《哈姆雷特》或《麦克白》一样的悲剧，有着界定清晰的人物、熟悉的叙事和精心排练的台词。四个戏剧人物控制了故事的叙述：有才华但不择手段的项目发起人，轻信并购买股票的公众，大肆渲染的媒体，以及把手伸进钱柜并无视腐败之火的政客。

    发起人走上了一条经典的莎士比亚悲剧式道路，成为最引人入胜的演员。他们大多数一开始都是才华横溢、努力工作而又有远见卓识的人，凭直觉比别人更早地知道某项新技术将给社会带来财富。在实现愿景的过程中，他们变得富有和强大，在一个以财富判断人的资本社会中，他们成为国家的雄狮。当投机活动走到尽头、泡沫破裂时，他们最终落得不光彩和破产的下场，但通常（并不总是）能够侥幸逃脱牢狱之灾。

    事实证明，公众很容易被那些英雄般的、魅力四射的发起人用花言巧语说服。要想胜任投资工作，必须具备一系列能力，包括数学能力、技术专长以及最关键的经济历史类应用知识。唉，比起数据和事实，人们更喜欢故事；当面对复杂的投资任务时，人类默认进入叙事模式，也许最令人愉快的就是那些通过购买新技术不费吹灰之力获得财富的故事。

    媒体和公众一样成为发起人的受害人。写杰出商人的改革性经营事迹，能非常轻易地损害新闻界的名誉。这些发起人以惊人的频率出现在各大杂志封面上，先是被称作英雄，后来又成为被控重罪者。

    最后，金融狂热席卷了相关政客，他们的声誉和人气曾经因过度投机带来的经济短暂繁荣而得到提升，但最后经常因为把手伸进钱柜而被抓。

    各种金融狂热故事的情节变化不大。大多数投机性事件包含两个因素：预示共同富裕的激动人心的新技术，以及宽松的信贷。在今天的美国，只有大约10%的货币供应由实际流通的纸币和硬币组成；其余部分以信贷形式存在。银行系统可以在一定程度内随意创造信贷，信贷的规模取决于银行、抵押贷款公司和其他贷款人对得到偿还的乐观程度。这个过程是如此违反常理和令人震惊，因此值得我们重复这个概念：银行印钞。事实上，银行与其所服务的公众一样容易狂躁或抑郁，当沉浸在泡沫里极度兴奋时，它们放纵的“赚钱”行为通常更能煽动起投机之火，这在2007—2009年金融危机爆发前最为显著。

    泡沫伴随着四个特征。首先，最重要的是，金融投机开始主导除了最普通的社会互动之外的一切；无论何时何地，人们见面时谈论的不是天气、家庭或运动，而是股票或房地产。其次，原本在其他领域很理智的专业人士，却放弃了可靠、高薪的工作，去参与上述资产的投机。再次，对投机持怀疑态度的人往往会遭到激烈的反对；虽然总有一些年纪够大、记忆够长、以前看过这出戏的人知道它的结局，但他们的警告遭到了鄙视和嘲笑，并在过去几十年里通常被冠以五个字：“你就是不懂”。最后，平时稳重的观察家们也开始做出荒诞的金融预测，他们预计资产价格一年内的上涨幅度，不仅仅是10%、20%或30%，而是一倍、两倍或末尾增加一个零。

    除了关于金融狂热的前三章之外，《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还包含三章篇幅较长的关于宗教狂热的内容：分别讲述《圣经》预言、十字军东征和猎杀女巫。虽然宗教狂热和金融狂热看上去没有什么共同点，但它们发生的潜在力量是相同的：希望改善自己今生或来世的福祉。而放大金融和宗教群体幻想传染性的因素也很相似：人类固有的模仿、编造和接受引人入胜的叙事以及追求地位的倾向。

    宗教狂热似乎是人类历史不变的特征，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太阳圣殿悲剧。1994年10月4日晚，瑞士切伊里村的居民被镇上一座农舍冒出的火焰吓了一跳，消防队员在那里看到了一幅奇异、可怕的景象：22具尸体，其多数身穿红色、黑色或白色斗篷，还有几个妇女穿着金色斗篷。除了其中3名受害者以外，其他人都是被枪杀的。此外，还有10名受害者头上蒙着塑料袋。被发现时，大多数人躺成一个圈，头朝外；弹壳和空香槟酒瓶散落在地板上。

    这仅仅是开始；接下来的两年半时间里，瑞士和加拿大又发现了74名被谋杀或自杀的受害者，其全部为教派成员或者他们的孩子；所有的死亡事件都发生在春分或秋分、夏至或冬至的前后几天内。

    该教派由两个男子领导：一个叫吕克·茹雷，他是神秘、英俊、有吸引力的46岁比利时医生，1993年受到共谋和武器指控，但从加拿大逃脱；还有一个叫约瑟夫·迪·马布罗，是70岁的法裔加拿大人。最终的受害者里包括法国滑雪名将让·维亚尔内的妻子和儿子。维亚尔内是1960年奥运会滑雪金牌获得者，后来他将自己的名字授权给一家国际太阳镜制造商，此后他的名字成为一个著名的商标。在维亚尔内去世之前，小维亚尔内曾经告诉记者：“从生到死这段路程的主题一次又一次地被提到。茹雷解释说没什么可怕的——但恰恰相反，我开始觉得自己快要殉道了。”[11]

    1997年3月24日，最后一批圣殿教受害者被发现；两天后，在美国圣迭戈附近的兰乔圣菲小镇，警察发现了另一个末日组织——天堂之门的39名成员的尸体，他们也死在那个春分前后。他们相信自己死后将被隐藏在海尔-波普彗星尾部的宇宙飞船里运出地球。[12]

    太阳圣殿和天堂之门只是一系列著名末日组织中的两个例子：1978年，吉姆·琼斯领导的人民圣殿教在圭亚那的集体自杀及谋杀事件夺走了918条人命；1993年，大卫支教在得克萨斯州韦科镇与愚蠢的联邦当局对峙，导致86名教徒被杀；残忍的日本奥姆真理教制造了1995年东京地铁神经麻痹毒气袭击。令人震惊的是，这些组织中的许多成员，如茹雷和维亚尔内，都是受过高等教育、有一定成就的人。

    末日论的群体幻想不是现代世界特有的；中世纪的欧洲就有大量精彩故事——如果我们对它们印象不深刻的话，就可以称之为插曲。现代神经心理学研究揭示了为什么一群神志正常、聪明、能很好适应社会的人，会自欺欺人地认为世界将以一种特定的方式终结，而且往往在某个特定的日期终结。人类是通过叙事来理解世界的：无论我们如何吹捧自己的个人理性，一个好的故事，即使分析起来很有欠缺，也会萦绕在我们的脑海中，使我们在情感上产生共鸣，并且比最具决定权的事实或数据更有说服力。

    最近，心理学家开始意识到，这些引人入胜的叙事是多么有效地腐蚀了我们的分析能力。也许所有故事中最引人入胜的就是末日论的叙事；如果认识到自己存在于叙事中，那么我们都想知道叙事的结局。末日论故事深嵌于世界上的许多宗教中，尤其是亚伯拉罕诸教[13]，它如此普遍以至于几乎不被看见，但它潜伏在每天的头条新闻和推特背后，它如此古老以至于至少可以追溯到人类文明的起源。

    想要了解“故事的剩余部分”的渴望深深地侵蚀着我们的意识。此外，末日论故事还有另一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它承诺将使人类摆脱一个被托马斯·霍布斯称为“孤独、贫穷、肮脏、野蛮、短见”，充斥着以牺牲正义为代价而偏袒富人和权贵的腐败的人类存在。很少有故事能像承诺救世主的回归那样让人感到欣慰。救世主会扭转局面，拨乱反正。这种对人类新开端的渴望深深地内嵌在《圣经》中，尤其是《以西结书》、《但以理书》和《启示录》。这些书为几次血腥的末日运动提供了蓝图。

    演化心理学的新兴领域为解释群体狂热的传播提供了令人信服的机制。冰河时期末期，第一批部落从西伯利亚进入北美，之后的大约一万年时间里，人类的足迹从亚北极地区到北美大平原，再到热带亚马孙河流域。人类在如此多变的环境中需要掌握生存所需的各项专门技能，生物本来不可能进化得这么快：比如，要进化出一种会在亚北极海岸制造皮艇的基因天赋，还要进化出在北美大平原上猎杀水牛的天赋，然后是进化出在亚马孙地区制造毒气喷枪的天赋，这些进化需要很长时间。（据估计，北欧成年人的乳糖耐受性和吐蕃人的高海拔耐受性的进化用了3000~10000年，这是已知人类适应性进化最快的时间。）[14]

    但人类做到了。在进化过程中，人类并没有将制造皮艇、猎杀水牛或制造毒气喷枪的独特能力硬连接到基因中，而是编码了一项通用技能——模仿能力。例如，当有足够多的人和足够多的试错时，最终会有人想出如何建造一艘可使用的皮艇，而其他人可以准确地模仿这一过程。[15]

    人类比其他物种更喜欢模仿；一旦有人有所创新，其他人很快就会采纳。然而，我们的模仿倾向也增强了适应不良性行为，其中最主要是幻想性信仰。诚然，在现代后工业社会中，模仿能力确实促进了经济发展，但它对人类生存的促进作用远不及前现代时期在亚北极、大平原或亚马孙流域所起的作用。因此，在现代世界，适应性行为和适应不良性行为之间的权衡使得模仿能力对于人类已不如过去那么有利，我们现在陷入晚更新世时期的模仿倾向中，这一倾向在现代时期的成本越来越高，其中最昂贵和最危险的代价就是对世界末日即将到来这一信仰的传播。

    人类不仅对叙事的反应比对事实和数据的反应更加强烈，而且初步研究表明，越引人入胜的故事越能侵蚀人们的批判性思维能力。[16]此外，研究还表明，叙事的提供者和消费者之间是存在内在利益冲突的：前者希望使消费者信服，并设计出最引人入胜的叙事，而后者如果是理性的，就应有意避开这些叙事，并仅仅依赖数据、事实以及分析的方法。

    人类偏好于引人入胜的叙事，与之密切相关的是，人类还具有自欺欺人的倾向。人类本来很善于发现他人撒谎的真相，但是人类用欺骗自己的能力消除了这些真相，这使人类成为更好的骗子。[17]纵观历史，在各种宗教性群体幻想的主角中，作为局外人的骗子相对较少，更多的是一些被自己的幻想欺骗的受害者。

    大约从150年前开始，基督教新教发展出一种信仰，其专业名称为“时代论前千禧年论”（简称“时代论”），其现代倡导者将其打磨成世界上最引人入胜的末日叙事。尽管其确切的内容因不同的神学风格而异，但基本叙事都是预测犹太人将返回以色列、重建耶路撒冷圣殿，并在那里恢复祭祀。然后，罗马帝国以十国联盟的形式重新组合起来，由一个有魅力、才华横溢、英俊潇洒的人领导，这个人是反基督者，是魔鬼在人间的化身，他与犹太人结成了一个七年联盟，但三年半后，这个反基督者背叛了犹太人，从而促成了外国军人对以色列的入侵。入侵者不仅包括俄国人，还包括穿越喜马拉雅山到达那里的2亿中国人。

    一场灾难性的核战争接踵而至：大决战和其他恐怖事件，统称为大灾难。七年大灾难的最后，耶稣复临，击败反基督者，建立千禧年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数十亿人死亡。信仰耶稣的基督教徒被顺利地从大决战和大灾难中提到天堂——这就是“被提”。犹太人的结局差一些：1/3的犹太人改信了基督教，并规劝其他人也改信，从而在大灾难中幸存下来。另外2/3的犹太人就倒霉了。

    不了解上述时代论叙事，就无法充分理解当前美国社会的两极分化现状。大多数受过良好教育、非宗教取向的公民都认为这是极其怪诞的，但是，对相当一部分美国人来说，这一系列的预言事件就像《罗密欧与朱丽叶》或《教父》一样耳熟能详，像杰瑞·法威尔、金·贝克和吉米·斯瓦加特这样的电视福音布道者，他们对公众的吸引力也完全依赖于他们的时代论资质。

    几个原因决定了对时代论叙事的普遍关注。以色列，尤其是重建圣殿在这一信仰体系中的中心地位，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的中东政策。美国对以色列扩大在约旦河西岸定居点的不加批判的支持和对巴以“两国方案”的明显放弃[18]，可以直接追溯到福音派，也就是所谓的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鼓吹，他们现在的影响力远远超过犹太复国主义[19]者。事实上，2018年5月美国驻耶路撒冷新大使馆落成典礼的开幕式和闭幕式是由两位时代论牧师主持的。其中一位是罗伯特·杰夫里斯，曾经声称希特勒帮助过犹太人返回以色列；另一位是约翰·哈吉，他认为卡特里娜飓风是上帝对新奥尔良罪恶[20]的惩罚。[21]

    在核时代，即使是轻微的“世界末日不可避免”的宿命论也是危险的。2010年美国皮尤基金会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超过1/3的美国人相信耶稣会在他们的有生之年回来，而且大多数人相信“被提”。[22]其中一个有此信仰的美国人就是罗纳德·里根[23]。他可以和杰瑞·法威尔这样的人畅所欲言地谈论时代论神学。福音派占据美国军队的近1/4，其中大部分是时代论者；他们的影响在空军学院尤为突出，所服务的部门控制了美国的大部分核武器。[24]1964年，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和他的兰德公司老板审查完美国的核指挥系统后，放映了电影《奇爱博士》，并评论说这部电影很可能成为一部纪实节目。影片中，一位患精神病的美国空军基地指挥官奇爱博士关注于饮用水的氟化[25]——即使到今天仍然有部分时代论者被饮用水氟化问题困扰——影片中这位指挥官触发了第三次世界大战。[26]

    历史上，基督教徒一直给犹太人贴上反基督的标签，这一概念本身就容易引起暴动。即使在今天，对一些极端福音派教徒来说，把这个标签贴在某人或任何团体身上，都可以为他们的谋杀辩护。

    最后，单是时代论这一信仰就能够而且确实已经引发大规模死亡。1993年，在得克萨斯州的韦科镇，痴迷于《启示录》的大卫·考雷什[27]领导的大卫支教与不理解其信仰体系的联邦官员发生了冲突。

    启示性末日论的起源在《新约》和《旧约》中都有，并且可能更早地起源于肥沃新月地带的多神教，因此，以色列犹太人中的极端主义者和伊斯兰教国家的末日剧本，都与基督教时代论者的末日剧本有很多的相似之处，这不足为奇。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谁扮演英雄，谁扮演反派人物。今天的穆斯林末日论者几乎一致认为犹太人是反基督者，而“伊斯兰国”之所以能够从世界各地招募新兵到叙利亚和伊拉克这片杀戮之地，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从圣训中直接引用的末日论叙事。

    要想理解金融泡沫和暴力性的末日疯狂等社会潮流是如何产生和传播的，可以先理解它们在什么情况下不会发生，这同样具有指导意义。我们对群体决策智慧的现代理解开始于1906年秋天，当时的先驱博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他是查尔斯·达尔文的表弟）参加了在普利茅斯举行的一年一度的英格兰西部肥畜和家禽展览。在那里，他进行了一次群体理性实验。大约800名参赛者以每个人6便士[28]的价格购买一张“公牛体重竞猜”的票，对公牛净重（即屠宰后去掉头和内脏）猜得最准的人将获得奖品。令人惊讶的是，所有猜测值的中位数为1207磅[29]，与实际体重1198磅相差不到1%。所有猜测值的平均数为1197磅，几乎准确，尽管高尔顿在他发表在《自然》（Nature）上的第一篇文章中没有提到平均值这个数字，因为他认为中位数，也就是（按顺序排列后）所有数据中居于中间位置的数，在理论上比平均数更具有吸引力。[30]

    高尔顿关于集体决策准确性的结论已经被反复证实。[31]最近，《纽约客》专栏作家詹姆斯·索罗维基在他的畅销书《群体的智慧》中总结了这一概念，他在书中提出，有效的群体智慧有三个要求：个体分析的独立性，个体经验和技能的多样性，以及收集个体意见的有效方式。[32]

    那么，就我们的目的而言，什么才是“群体”——是弗朗西斯·高尔顿和詹姆斯·索罗维基提到的那些理性的人，还是吕克·茹雷、约瑟夫·迪·马布罗和大卫·考雷什这些不理性的人？

    妄想性群体与智者群体之间的区别在于其成员之间的互动程度。高尔顿的约800名参赛者中的所有人，甚至大部分人，是否真的聚集成一个集体，这是值得怀疑的。他的实验有一个关键的、通常被忽略的细节，那就是它涉及牛的净重。在牛被屠宰前，没有人知道结果，参赛者必须在参赛卡上填写自己的地址，这样获胜者才能接到通知，且参赛者为了让自己的预测结果不对外泄露，在填写卡片之前并没有聚集在一起。

    几年前，金融专家乔尔·格林布拉特对高尔顿实验进行了巧妙的改变，他向哈勒姆地区的一个小学生班级展示了一个装有1776颗果冻糖豆的罐子。和之前的实验一样，学生们独立提交的索引卡上所显示的平均估计值非常准确：1771颗果冻糖豆。然后格林布拉特让每个学生当众说出他们的估计值[33]，这破坏了他们总体判断的准确性——新的“开放式”估计结果平均只有850颗果冻糖豆。[34]

    因此，一组人的互动越多，其行为就越像一个真正的群体的行为，评估结果就越不准确。有时候，群体互动变得如此紧密、频繁，就产生了疯狂。用弗里德里希·尼采最简洁的话说，“在个体中，疯狂是罕见的；但在群体、政党、民族以及时代中，疯狂是司空见惯的”[35]。麦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也许他的《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中最有名的那一句话就是，“据说，人以群体为单位思考；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成群结队地发疯，但非常缓慢地逐个恢复意识”[36]。

    因此，实现一组人整体判断的准确性，要求参与者不能像群体那样行动。此外，正如索罗维基所指出的，这还要求这组人中个体的多样性：一组人对于某项估计的观点越多，该估计就越准确。

    观点的多样性也有利于个体；正如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所言：“检验一流智力的标准，就是在头脑中同时存在两种相反的想法但仍保持行动能力。”[37]在过去30年中，心理学家菲利普·泰洛克检验了数百位著名专家预测的准确性；他发现，那些综合考虑各种往往相互矛盾的观点的人比那些从单一理论视角看待世界的人表现得更好。[38]简单一句话：无论是在政治、宗教还是金融领域，都要提防空想家和真信徒。

    索罗维基的书描述了群体决策是如何成功的，而我的书将描述群体决策是如何失败的，以及群体决策失败时会发生什么。在最极端的情况下，不仅群体会疯狂，而且正如20世纪发生的几次事件那样，整个国家都会疯狂。

    麦基做得并不完美，他的很多编写内容甚至都不是原创的；他可能从当时四年前出版的一本理查德·达文波特的书《了解假冒、欺骗和轻信》（Sketches of Imposture,Deception,and Credulity）中获得了灵感甚至摘录了部分内容。达文波特的书涵盖了许多相同领域的内容，但没有那么多细节。[39]另外，麦基对郁金香事件进行了耸人听闻的描述，并将“郁金香狂热”这个术语引入现代词典，也为现代评论家们所不屑，他们认为麦基描述的并不是一个全社会范围的现象。[40]

    此外，麦基的章节、主题和时间顺序是混乱的；关于群体行为的章节（如金融泡沫、十字军东征）中穿插着关于时尚（头发长度、胡须和决斗）、健康和科学困境（磁化、炼金术）的章节。[41]

    也就是说，麦基意识到了，我们的社会特性会如此频繁地干扰我们的理性。在这一事实面前，麦基（以及那个时代的任何其他观察者）的错误、混乱和可能缺乏独创性的问题，都可以忽略。

    我第一次阅读《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是在25年前，尽管前三章所描述的金融狂热吸引了我，但我当时认为这种狂热与20世纪90年代初期表现相对良好的资本市场是没有关联的。我错了。让我惊讶的是，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随着互联网泡沫的发展，麦基描述的金融狂热景象在现实生活中出现。

    20年后，伊斯兰国及其前身格外擅长向世界各地的信徒传教，其吸引了数千人从安全、繁荣的西方国家到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杀戮战场。在很大程度上，其这样做相当于兜售了一种末日叙事，这种叙事与大量基督教徒所信仰的末日叙事非常相似。麦基对这一主题也进行了一些详细的论述。

    对深受《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这本书影响的人来说，伊斯兰国的崛起敲响了响亮而清晰的警钟。如果说宗教狂热的现代表现是存在的，那么这就是随着神经科学最近取得的快速发展，审视从中世纪至今的群体幻想的时机已经成熟。

    在本书中，我忽略了几个麦基详细阐述的事件，例如时尚和健康狂热；而且，我并不直接报道政治事件。可能一些读者有疑问，在当今紧张的、两极分化的政治氛围中，我为什么选择这么做。我将这本书局限在金融和宗教群体狂热这两个领域，是为了使本书的主要内容保持在可控篇幅之内，也是因为我个人对金融和宗教群体狂热的共鸣。但是，读者会发现，这本书接下来所描述的事件及其心理学基础，可以与所有种类的狂热相联系，尤其是与20世纪的极权主义和21世纪的病毒阴谋论相联系，这不会有太大困难。

    很显然，21世纪最重要的地缘政治事件是2001年9月11日世贸双子塔和五角大楼的遇袭，这场灾难增强了一种已经确立的现代伊斯兰教末日主义，后者被西方政治和文化的主导地位以及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重新唤醒。可以说，20世纪美国文化和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转变是基督新教福音主义的兴起，这给美国的中东政策以及战略武器的指挥和控制带来了巨大的风险。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基督新教福音主义的兴起，都可以很容易地通过以往的宗教狂热来理解。

    更笼统地说，本书将提供一个心理学框架，用来解释为什么人类有时候会出现各种类型的群体性疯狂。显然，人类是一种会模仿、会讲故事、会寻求地位、会道德性谴责他人、会怀念过去美好时光的猿类，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人类的未来必将充满宗教和金融群体狂热。

    任何一个写群体幻想的作者都很快会遇到一个非常不方便的社会学事实。就像大流士故事中的希腊人和印度卡拉提亚人一样，我们每个人都是社会规范的产物，有时，一个社会的圣礼是另一个社会的亵渎。例如，世界上有许多神学（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倾向于将他人的信仰体系视为异端，这甚至会发生在密切相关的教派中，也就是弗洛伊德著名的“微小差异的自恋”[42]。正如那个古老的笑话，几百人共有的幻想被称为“邪教”，而数百万人共有的幻想被称为“宗教”。

    相当一部分美国人相信《启示录》的字面真理：世界将很快遭受一场末日大灾难。非原教旨主义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可能会认为，末日叙事只是一种幻想，这种群体性幻想对信徒或世界上的其他人极少产生强烈危害。但是事实恰恰相反，所有成功的群体都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共有的幻想。无论美国社会存在什么缺陷，我们最大的力量在于我们信仰法治和法律面前的平等；同样，我们的经济运行良好，是因为几乎所有人都相信，纸币和更为缥缈的电子交易货币代表着真实的资产和债务。但归根结底，这些有益的共同信仰只不过是全社会的骗局：只有在大多数人都相信的情况下，它们才是正确的——这就是所谓的“仙子效应”[43]。因此，我选择将注意力集中在那些变坏的群体幻想上，如果你愿意的话，那么也可以将其理解为“极其有害的大众幻想和群体疯狂”。

    本书的讲述基本按照年代顺序，从麦基没有提到过的中世纪末日狂热事件开始，到近期末日狂热最壮观的例子——中东伊斯兰国的崛起。在这两者之间，我按照发生顺序向读者介绍过去这段时间里所发生的各种金融和宗教狂热事件，以及相关的神经科学发展历程。

    我们首先从人类群体幻想的黑暗中心——中世纪的欧洲开始。在那里，一位名不见经传的西多会[44]修道士受《圣经》启示类书卷的启发，发展了一种神学，引发了一系列可怕的新教末日叛乱。

    1 末日论的起源

    约阿希姆的子民们

    老虎去打猎了，
    鸟儿开始飞翔；
    男人坐下来想，“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老虎睡着了，
    鸟儿降落了；
    男人不得不告诉自己他明白。
    ——库尔特·冯内古特[1]

    12世纪末，欧洲的国王和王后们踏上了艰苦的旅程，来到遥远的卡拉布里亚山上的一座修道院，沐浴在一位几乎被遗忘的西多会修道院院长——菲奥雷的约阿希姆[2]的传奇智慧中。在1190—1191年第三次十字军东征途中，狮心王理查[3]也经过这里，寻找自己的未来景象。[4]

    这位沉默寡言而又有智慧的修道院院长喜欢数字和历史类比，他将人类历史分为三个时代，并预言一个即将到来的黄金时代。这正是欧洲统治者被吸引到修道院的原因。不幸的是，约阿希姆无意中点燃了预言的导火索。他的未来景象对饱受蹂躏的穷人来说是一种雄辩的诉说，在他们心中激起了革命。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他最初的和平模式演变成一种血腥的末日神学，席卷欧洲大片土地。

    要想理解这是如何发生的，需要援引《圣经》的三大末日叙事：《旧约》中的《以西结书》和《但以理书》，以及《新约》的最后一本书《启示录》。虽然这三本书对现代非宗教读者来说可能显得晦涩难懂，但它们有助于解释基督教福音派教徒与其他美国人之间的文化分化，这种分化在过去几个选举周期中变得非常明显。基督教福音派教徒对这三本书的内容像对美国独立战争故事和内战故事一样熟悉，但其他美国人并不太了解这些书。此外，即使是福音派教徒也常常不知道这三本书中故事背后的古代近东[5]历史，特别是埃及人、非利士人、亚述人、巴比伦人、波斯人，以及以色列王国和犹大王国这两个犹太王国之间的复杂关系。

    《以西结书》、《但以理书》和《启示录》为一系列宗教群体的末日幻想提供了背景，这些幻想在许多方面与瑞士切伊里村的悲剧相似。幻想是亚伯拉罕宗教[6]自诞生以来一直具有的特征，最突出的体现包括16世纪的德国明斯特镇，19世纪中期的美国米勒运动，以及随着现代以色列国家的建立、对即将到来的末日进行的各种反复和广泛的预测。

    宗教狂热往往发生在最糟糕的年代。在这样的年代，人类希望摆脱困境，回到美好的旧时代，回到一个神话般和平、和谐和繁荣的时代。现存最早的希腊诗歌之一，约公元前700年赫西俄德[7]的《工作与时日》很好地表达了这一点。当时的希腊极度贫困，作者在雅典西北部维奥蒂亚的一个农场艰难度日，他把这个农场描述为“冬天不好，夏天闷热，任何时候都不好”[8]。赫西俄德想象着，这些事情在过去的年代里肯定会好一些。在他所讲述的神话中，首先出现的是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他们创造了一个“人类的黄金种族”，这个种族：

    像诸神一样生活，没有内心的悲痛，没有劳累和忧愁。他们不会悲惨地衰老，四肢永远有力；除了远离所有的不幸，他们还享受筵宴的快乐。他们的死亡就像熟睡一样安详，他们拥有一切美好的东西。肥沃的土地自动慷慨地产出丰盛又足量的果实。他们和平轻松地生活在富有的土地上，羊群随处可见，诸神眷爱着他们。[9]

    然后是第二代种族，“用白银打造的，到目前为止还不那么高贵”。他们仍然受到祝福，但他们犯了罪而且没有向神献祭。随后是第三代种族，他们的盔甲、房屋和工具都是由青铜打造的。出于某种原因，诸神给了第四代种族比第三代种族更好的平局：一半死于战斗，另一半以半神的身份生活。赫西俄德的第五代种族是“一个铁族，人们白天不停地感到劳累和悲伤，夜晚接二连三地死去，诸神给他们设置了很多麻烦”。赫西俄德预言，他们的孩子会更差——唯利是图，口出恶言，最糟糕的是，他们不愿意赡养年迈的父母。[10]生活确实是孤独、贫穷、肮脏、野蛮和短暂的——赫西俄德的描述比托马斯·霍布斯在《利维坦》中的描述早了2000多年。

    赫西俄德时代的苦难生活尽管凄凉，但至少是当地土地和文化的固有特征——土地的贫瘠、人的贪婪和邻近城邦的侵略。但毕竟，敌对邻邦的人和他们有着相同的宗教和文化，尽管战胜方经常奴役战败的邻居，但在伯罗奔尼撒战争[11]之前，通常不会取战败方的性命。

    犹太人是怎样来到圣地定居的，这仍然是一个谜，因为历史学家质疑摩西和《出埃及记》的真实性。毋庸置疑的是，后来以色列人征服了迦南人，比征服随后凶猛的“海上民族”更容易。迦南人是巴勒斯坦地区文化上更先进但侵略性更弱的原住民，而“海上民族”是一个神秘的种族，不仅侵犯了埃及，可能还消灭了包括迈锡尼在内的几个地中海西岸文明。在所谓的“犹太人逃离埃及”后不久，当地的“海上民族”——非利士人在现代加沙地带和特拉维夫之间建立了一个滩头阵地，并开始向内陆推进。

    非利士人的威胁促进了以色列各个部落的联合。扫罗最终被选为以色列的领袖，并开启了希伯来人联盟的时期。扫罗曾经是非利士人的雇佣兵，他击败了以前的雇主。公元前1000年之后，扫罗的副官大卫在扫罗死后接替了他的职位。大卫也曾是非利士人的雇佣兵，是一位更具军事天赋和魅力的领袖，在他的领导下，他们不仅占领了北部的以色列地区和南部的犹大地区，还占领了一座由迦南人控制的、设有重防的城镇耶路撒冷，其作为大卫的私人领地。

    大卫领导下的犹太人地理版图达到最大，向北延伸到大马士革。但我们今天所说的“大卫王国”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是由三个独立的部分组成的：犹大王国、以色列王国和耶路撒冷。其中犹大王国和以色列王国具有独立的王权（见图1-1），由大卫分别占有，而耶路撒冷是大卫的私人财产。

    图1-1 大卫王国的犹大王国和以色列王国

    注：书中地图系原文插附地图。

    他的儿子所罗门统一了这个联盟。所罗门像一名雄心勃勃的建筑师，他修建了一系列宫殿、堡垒和朝圣场所，其中最著名的是耶路撒冷第一圣殿。他还积极开展婚姻外交：娶了一位法老的女儿为妻，根据《列王纪上》[12]，他至少拥有700个妻子和300个妃嫔。他在美吉多[13]建立的一个堡垒后来因其希腊名称而更为人所知：哈米吉多顿[14]。

    所罗门的建筑计划不仅耗费巨资，而且需要众多的劳役，使民生怨愤。公元前931年，所罗门去世，他的儿子罗波安拒绝北上到以色列首都示剑城参加加冕典礼，至此以色列王国退出联邦[15]。[16]

    当亚述人成为强大的“军事机器”时，南北分裂对犹太人的独立是致命的。公元前9世纪，北方的以色列王国开始向亚述人进贡。公元前745年，提格拉·帕拉萨三世夺取了亚述王位，他挥师西进开始分割以色列王国。公元前721年，他的继任者撒缦以色五世和萨尔贡二世（又译撒珥根二世）征服了以色列王国，萨尔贡二世的史册记录：“我带走了住在这里的27290人，并挑选了50辆战车给我的皇家军队……我修复了那座城市，使它比以前更加伟大；把被我手征服的土地上的人，迁到这里住。”[17]

    萨尔贡将以色列王国中的精英们（包括贵族、富豪、能工巧匠等）驱逐到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沿岸；他们逐渐消失在历史的迷雾中，很可能是同化融合到当地的美索不达米亚人中了，从而出现了10个“消失的部落”。亚述人随后将目光转向了南部的犹大王国，并在公元前701年发动了一次进攻，但失败了。此后一个世纪，不知何故，亚述人没有再进犯犹大国，也许是想把该地区作为他们和埃及人之间的缓冲区。这拯救了犹大国和犹太人民，使他们免遭北部以色列王国那样湮灭消失的厄运。

    公元前605年左右，亚述被巴比伦人攻陷，犹太人面临着一股更可怕的征服力量。公元前597年，尼布甲尼撒二世带领巴比伦人攻占了耶路撒冷。据《列王纪下》记载：

    ……犹大王约雅斤和他母亲、臣仆、首领、太监一同出城，投降巴比伦王，巴比伦王便拿住他。那时，是巴比伦王第八年。

    巴比伦王将耶和华殿和王宫里的宝物都拿去了，将以色列王所罗门所造耶和华殿里的金器都毁坏了，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又将耶路撒冷的众民和众首领，并所有大能的勇士共一万人，连一切木匠、铁匠都掳了去。除了国中极贫穷的人以外，没有剩下的。[18]

    更可怕的事情还在后面。大约公元前587年，巴比伦人在犹大国扶持的傀儡西底家反叛，作为回应，巴比伦人攻破耶路撒冷的城墙，蜂拥而入。国王逃跑，但在杰里科附近被捉，巴比伦人“在西底家眼前杀了他的众子，然后剜了他的眼睛，用铜镣铐把他绑起来，将他掳到巴比伦去”[19]。

    鉴于北方邻国“消失”的经历，犹地亚人[20]非常清楚，尼布甲尼撒二世正以灭绝的方式威胁着他们的文化甚至是生存，因此他们寻找一种极端的解决方式：一场奇迹般的大灾难，将他们从即将被湮灭中解救出来。——这是同时期的希腊诗人赫西俄德所不需要的，因为他的文化并没有受到这种被灭亡的威胁。

    公元前597年，与约雅斤一起被虏到幼发拉底河沿岸的流亡者中，有一位受过圣殿教育的祭司，名叫以西结。《以西结书》是他本人或他人以他的名义写的，书中记录的内容开始于五年后，也就是公元前592年。随着天堂的幻象向他打开，一辆载着上帝的战车出现了，这辆战车有四个幻影般的有翅膀的活物，每个活物都有四张脸：人脸、狮脸、牛脸和鹰脸。

    《以西结书》是《圣经》中第一本重要的末日启示类书籍，不管它的作者是谁[21]，写作时间一定是在圣地环境恶化的那几十年里。正如《列王纪下》中所描述的，巴比伦人放逐了犹大王国的王室成员、祭司和富人，留下了大量的下层阶级。起初，被虏往巴比伦的这些贵族乐观地认为他们很快就会回到耶路撒冷，但公元前587年，耶路撒冷和第一圣殿被摧毁，这使他们的叙事文学朝着启示末日的方向演变。

    《以西结书》的作者讲述的故事从被征服的原因（即犹大的不敬），转向上帝的回归和犹太国家的重建。他转向了一个在接下来的几千年中越来越引起共鸣的叙事：人类的堕落，上帝的愤怒，他的回归，以及后来他儿子重建王国，并将不虔诚的人罚入地狱。

    《以西结书》依次包括三个部分：第一，以西结被任命为先知（传达上帝讯息的人）；第二，重建大卫王国，并摧毁现实中的敌人，以及摧毁神话中的敌人——可怕的玛各和统治者歌革；第三，新圣殿的辉煌，以及一个复兴并扩大的犹太国家的辉煌。（《圣经》后来的书卷混淆了歌革和玛各，因为两者都可以解释为人或地区。）

    以西结还描述了大卫王国重建之后，以色列人将如何遭受这个神话中的掠夺者的入侵，然后击败他。这是《圣经》中首次实际性地提到歌革这个人物，他最终将演变成《新约》中的反基督者，是现代新教徒启示性末日预言中的主要人物之一。[22]以上三个部分的预言应验过程中包括许多奇妙而可怕的幻象，战胜邪恶力量，以及新世界的荣耀，这些成为随后许多末日叙事的基础。

    《圣经》中的第二本重要的末日启示类书籍是《但以理书》，据说写作时代与《以西结书》相同。它的开篇是征服耶路撒冷，流放巴比伦，以及尼布甲尼撒二世提挈四个聪明的希伯来人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和但以理，“国王向他们咨询所有智慧和领悟方面的问题，发现他们比王国里所有术士和占卜师好10倍”[23]。

    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个几乎记不清楚的梦。他只知道这是一个重大预兆，但不知道其他方面的细节。当宫廷占卜师说他们没有能力把梦的细节和梦的讲解告诉他时，尼布甲尼撒下令，不仅要杀死这些占卜师，还要杀死王国里的所有智者，包括四个希伯来人。

    幸运的是，上帝向但以理展示了国王梦的内容：一个可怕的幽灵，有着金色的头、银色的胸膛和手臂、青铜的腰腹和臀股、铁的腿，以及半铁半泥的脚（因此出现了现代短语“泥足”）。一块石头打碎这个野兽的脚；然后石头变得越来越大，先是变成一座山，然后充满整个天下。[24]

    但以理所描述的野兽的金、银、铜、铁恰好与赫西俄德所讲述的时代相匹配；这可能不是巧合，因为同一时期的波斯文本中也描述过根据这四种金属命名的四个历史时代。[25]

    上帝给但以理讲解了这个梦，但以理将解梦转述给尼布甲尼撒二世：野兽的头是尼布甲尼撒本人，银和铜部分代表未来较小的王国，铁和泥足是一个伟大的联合帝国，但由于铁和泥两种元素不相合，联合帝国很容易破裂。最后，上帝接管了统治权：“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26]

    很多学者根据书中的内容推测，《但以理书》的写作时间并不是巴比伦流亡时期，而是在公元前2世纪。如果这个推测正确的话，那么从尼布甲尼撒二世到这本书的实际写作之间的3个多世纪里，发生了很多事情：居鲁士国王征服了巴比伦人，允许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地区并建造第二圣殿；但是，公元前332年，巴勒斯坦又被亚历山大占领。在被希腊统治期间，任何一个有文化的犹地亚人[27]都知道叙事中的预言是什么：尼布甲尼撒二世梦中野兽的半铁半泥脚代表了希腊托勒密帝国和塞琉西帝国[28]——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地区的继承国——的衰弱及其最终的毁灭。《但以理书》的作者很可能想让书看起来比实际写得早3个世纪，以增强其预言的可信度。

    希腊人给犹太人带来了另一个生存威胁。公元前167年，位于黎凡特地区的希腊塞琉西帝国统治者安条克四世任命墨涅拉俄斯为犹太大祭司。后者主张对宗教习俗进行彻底改革，其计划包括废除祭祀和摩西律法等。安条克四世还将第二圣殿改造成世俗空间，并用宙斯雕像[29]亵渎它。

    改革派祭司、传统犹太人和安条克之间的冲突逐渐失控；公元前167—前164年，安条克的军队抢劫了圣殿，摧毁了神圣的卷轴，并将任何遵守安息日、割礼和献祭仪式的人处以死刑。他还洗劫了耶路撒冷；杀害、奴役和驱逐成千上万的居民；拆毁了耶路撒冷城墙；在城里驻扎希腊军队。

    这还不是全部：犹太人被要求在圣殿敬拜宙斯雕像，并献祭猪。最终在公元前164年，传统主义者马卡比兄弟领导的起义爆发，他们首先消除了这些可憎的行为，之后建立了一个独立的犹太国家，该国家一直持续到公元前63年被罗马征服。

    《但以理书》的上半部分结束时，男主角（指但以理）被送到狮穴敬拜上帝，并在上帝的保护下奇迹般地幸存下来。在书的后半部分，但以理本人梦见了异象，他自称不理解这些异象，但实际上这些异象只是尼布甲尼撒的梦的一个变体。四头幻影般的野兽依次从海里出来，每一头都比上一头更令人敬畏：一头被拔出翅膀的狮子；一头牙齿间咬着肋骨的熊；一头有四头和四翅的豹子；最后一头挑战动物学分类，“可怕又狰狞”，有着铁牙和铁角，在但以理的注视下，铁牙和铁角的数量不断增加，其中一个角长着眼睛和嘴巴，能说“夸大的话”[30]。上帝出现了，宝座上发出火焰，他征服了第四只野兽。就像尼布甲尼撒的梦一样，这只野兽代表塞琉西帝国。在接下来的居鲁士及其接替者大流士和伯沙撒统治期间[31]，但以理又看到了异象，异象以寓言的形式讲述了波斯帝国被亚历山大征服以及波斯帝国的最终解体。这本书的最后一章描述了一个神圣的审判，在这个审判中，死者被复活，一些人享受“永生”，而另一些人在上帝的永久统治下被判“耻辱和永远的蔑视”。[32]

    《圣经》中的第三本末日启示类书籍是《启示录》，95年左右由书中被称为“约翰”的人写作，他是上帝讯息的一个谦卑的接收者。作者很有可能不是当时大约90岁的使徒约翰，而是生活在小亚细亚的帕特莫斯岛上的一名囚犯，是一位更为平庸的先知。这部作品最终被大多数基督教教派编纂成《圣经》的最后一本书。

    大多数现代读者，即使有深厚的宗教背景，也会发现《启示录》是一卷难以理解的、晦涩难懂的书。历史学家R.H.查尔斯说：

    从最早的教会时代开始，人们就普遍承认《启示录》是整套《圣经》中最难读的一卷。不仅略读，即使认真研读，读者也依然会觉得困惑。这从《启示录》的解读史中也可以体现出来。[33]

    《启示录》读起来像是一堆杂乱无章的图像，甚至比《但以理书》中的异象更梦幻。它与《但以理书》的异象有很多相似之处，这可能并非巧合。

    因此，对这本书的解读，需要具备东罗马帝国以及马卡比时期的专业历史知识。查尔斯对这本书进行了细致的文学分析，他认为帕特莫斯岛上的约翰很可能在完成这本书之前就去世了，后人对他未完成的原稿进行了不适当的编辑，造成了这本书的难懂。学识渊博的学者们几乎完全缺乏对该书叙事结构的共识。在过去几个世纪，这种解读困难造成了无穷无尽的伤害和混乱。[34]

    《启示录》由22章组成；前三章是约翰写给罗马帝国东部七教堂的信。接下来两章描述了主的宝座，被24位长老和4只可敬的野兽围绕着；出现了用7个封印封严的书卷，只有犹太大卫国王的后裔才能打开；一只被杀过的七角七眼的羔羊（圣经学者认为羔羊代表耶稣）正符合要求，这只羔羊一个接一个地揭开了封印。

    第六章到第八章描述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前四印打开后出现了四匹颜色分别为白色、红色、黑色和灰色的马，分别象征着战争、国际冲突、饥荒和瘟疫。第五印打开后出现了祭坛下的殉道者，象征着迫害；第六印是地震。接下来是一段插曲，144000名犹太人被“封印”（额上有上帝的印记；12个部落各12000人）。第七印，也是最后一个封印，是由8位天使带来的；前面7位吹号，第8位摧毁世界。

    接下来的三章出现了同样令人困惑的画面：天使们吹响了七个号角，带来类似于七印那样的灾难。中间有个插曲，约翰被一位天使命令吃一本小书，然后天使指示他设计新的耶路撒冷和圣殿。

    书的后半部分描述了一条巨大的红龙，有7个头、7顶王冠和10个角。这条龙被认定为撒旦，他试图吞食一个新生儿，但没有成功。那个新生儿是上帝的儿子，因为寓言中的玛丽即将生下他。[35]

    接着是更多的幻象：第二只7头、10角、戴着10顶王冠的野兽，制造出寻常的混乱；第三只有两个角的复合兽，也在制造混乱；“羔羊”（耶稣）归来，指挥144000名原住犹太人；7个碗（或小瓶，取决于解释版本）倾倒在地上，带来类似于封印和号角的灾难；最后，一个可怕的女性形象，巴比伦的大淫妇出现了，被学者解释为罗马帝国或是耶路撒冷的背叛者。

    在第十九章和第二十章中，一位天使将龙/撒旦抛入火湖1000年，殉道者复活。1000年后，撒旦归来，征募了一支庞大的军队，“人数之多犹如大海之沙”，包括来自玛各的歌革，进行最后的战斗，最后撒旦被永远地扔回火湖。最后的审判将正义者与邪恶者分开，后者将和撒旦一起被封进火湖，连同“死亡与地狱”。最后两章描述了规模宏大的新耶路撒冷城的荣耀，“……12000弗隆[36]。长度、宽度和高度都相等”，并且基督应许说他很快就会回来。[37]

    《启示录》的基本叙事是耶稣回到地球与邪恶做斗争，并最终将邪恶抛入火热的永恒，将正义之人提入天堂，宣判其他人，并毁灭世界。至于确切的细节如何，就只是一个解释方面的问题了。此外，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它与《旧约》的末日叙事有着共同的起源，特别是与它非常相似的《但以理书》。事实上，《但以理书》和《启示录》的结构和内容并非基督教和犹太教所独有；哲学家、神学历史学家米尔恰·伊利亚德的研究显示，世界各地、不同时期的宗教有许多共同的主题；其中最持久的主题是赦免正义的世界末日之火，他推测这起源于波斯教/琐罗亚斯德教[38]。[39]

    《启示录》中那些极端的模棱两可的内容，可以有无限的解释。最突出的是，如果人类历史上存在千禧年，那么应该如何理解“1000年”，以及为什么末日发生的时间如此精确。在神学术语中，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被称为“末日论”：末日时代人类的最终结局。

    模棱两可和难解性更扩大了《启示录》的影响力，因为这为世界何时结束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解释性寓言开辟了道路。用宗教历史学家罗伯特·赖特的话说：

    模棱两可、选择性保留和误导性的释义结合在一起，使信徒可以对宗教教义产生重大影响。因为他们只需要巧妙地运用隐喻和寓言，便可抹去文本的字面意思，并用完全不同的东西取代它。而如果原始文本的语义非常清晰，那么无论用什么工具都无法达到这种效果。[40]

    根据2010年的一项国际调查，有35%的现代美国人相信《圣经》代表了上帝的字面意思，同样有35%的人认为耶稣会在他们的有生之年回到地球。[41]我们似乎有理由认为，信仰的回溯时间越久，这种信仰就越普遍。

    从基督教早期开始，神学家们就假定了耶稣回归的三种不同的年表。第一种是教会已经建立了千禧年，耶稣将在千禧年结束时回归。这种时间序列在神学术语上被称为“后千禧年主义”，包括现在或未来的1000年时期，然后是最后审判和耶稣回归。第二种是前千禧年主义，意思是耶稣在千禧年之前回来，然后是最后的审判；换句话说，耶稣回归、最后的审判，以及千禧年本身都在未来。最后一种是所谓的“非千禧年主义”，即千禧年只是一个寓言性的概念，在现实中并不存在。[42]在这三种解释中，前千禧年主义的叙事最引人注目。几乎从《启示录》写完那一刻开始，书中模棱两可的语言以及人类对故事结局的渴望就催生了各种源源不断的前千禧年主义末日故事。

    罗马帝国晚期最著名的基督教神学家，希波的奥古斯丁，抵制住了这种诱惑，发誓不去尝试计算末日时间，“真理之口告诉我们，这件事不是我们应该知道的，因此，我们试图预计并设定这个世界的剩余时间是徒劳的”，更通俗地说，“放松你的手指，让它们休息一下”。[43]之后一段时间里，在教会的末日论立场中，奥古斯丁的这种不干预态度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直到约阿希姆的神学继承人登上历史舞台。他们迫不及待地期望末日时代的到来。

    人类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叙事来理解世界的，虽然末日预言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引人注目的，但它的预测屡屡失败。预测研究表明，人类在预测未来方面的能力很差。实际上，只要观察历史上预测事件的正确概率，就会比基于叙事的推理更好地预测未来，而显然，到目前为止，对末日时间预测正确的概率一直是零。

    既然末日预测的准确性为零，为什么我们会被这些叙事影响？更一般地说，为什么基于叙事的推理如此站不住脚？心理学家已经证明，人们是“认知吝啬鬼”[44]，他们不愿意进行严格的分析，而是倾向于启发法——一种简单的心理捷径。而一个令人信服的叙事就是最有力的启发法。[45]

    20世纪，神经科学家发现人类有两种不同类型的认知过程：第一种是快速的情绪反应，位于我们大脑深处进化古老的边缘系统，即所谓的“爬虫脑”，第二种是一种缓慢得多的有意识推理，产生于进化上比较新的大脑皮质，位于大脑边缘系统的上方。2000年，心理学家基思·斯坦诺维奇和理查德·韦斯特将这两种大脑系统分别标注为系统1和系统2，自此我们就一直沿用这种最普通的分类方法。[46]

    从进化的角度来看，系统1比系统2更占支配地位是有道理的；数亿年来，早在人类进化出系统2之前，快速反应的系统1就驱动着动物们对危险信号做出行为反应，例如蛇的嘶嘶声或捕食性动物的脚步声。而反应速度较慢的系统2，可能进化时间还不到十万年，因此只能在更古老的系统1的束缚下运作。更简单地说，我们更快的情感机器引领着我们，而我们较慢的“理性”跟随着我们。在自然界中，系统1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它使我们甚至能够在危险的感官信息进入意识之前就做出反应；但在一个相对安全、危险持续时间更长的后工业世界，系统1的优势往往会带来巨大的成本。

    因此，我们越多地依赖叙事，越少地依赖硬数据，就越远离现实世界。你是否曾在一本小说中深深迷失自己，以至于忘记了周围的世界？你有没有听过一个令人着迷的电台广播，以至于你停在车道上10分钟，这样就不会错过结尾？在心理学界，这被称为“运送”。心理学家理查德·格里格将叙事定义为一种装置，其可以暂时在精神上将听众或读者从他们周围的环境中“运送”出去；当“运送”结束时，他们会回到原来的环境中，但此时环境在“运送时有所改变”。[47]

    换句话说，一部小说或非小说、电影、舞台表演或绘画作品能够暂时将读者、观众或听众从现实世界中“运送”出去，当他们回来时，现实世界已经有了一点儿改变。正如艾米莉·狄金森[48]所说：

    没有一艘战舰能像一本书一样，

    带着我们在天地之外翱翔，

    也没有任何一匹骏马能像一页诗篇欢腾奔跳。

    最贫穷的人也能从这里通过，

    没有强迫缴费，

    这是多么廉价的马车，

    它承载着人类的全部灵魂。[49]

    在过去几十年里，研究人员已经证明，人们所掌握的事实很容易受到虚构数据的侵蚀，即使这些数据被清楚地标记为虚构。保罗·罗津和他的同事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进行了一项经典实验，他们向受试者展示了两个新买的、相同的玻璃瓶，里面装有蔗糖，并且告诉受试者，这两个瓶子都是首次使用；然后向受试者展示了这两个瓶子上贴的新标签，一个写着“蔗糖”，另一个写着“氰化物”；他们坚定地告诉受试者：“记住，两个瓶子里装的都是糖。”

    然后，他们将两个瓶子里的糖分别搅拌到一些盛水的杯子里；要求受试者说出想从每种杯子中喝多少水，然后受试者从两种杯子里分别喝一小口水。最终50名受试者中的41人选择的是那些蔗糖来自标有“蔗糖”的玻璃瓶的杯子。即使让受试者自己贴上标签，实验效果仍然存在。[50]

    这项研究以及其他类似的研究表明，人类无法将虚构世界和真实世界分开，换句话说，他们无法在文学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进行清晰的“切换”。1975年，电影《大白鲨》上映。《时代》杂志报道了那个夏天：

    从前那些勇敢的游泳者，现在只敢挤在离岸几码[51]处游泳，被太阳几乎晒晕的他们紧张地踌躇在水边，出现一点点背鳍靠近海滩的迹象就会让他们很紧张。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莫尼卡市的冲浪场上，一个孩子对另一个孩子喊道：“你想被吃掉吗？”即使是一条卑微的被称为“海洋猎犬”的狗鲨，由于它是鲨鱼，也被怀疑有杀人意图。“杀了它，杀了它，”一位纽约长岛垂钓者对他的同伴说，“在它长大杀死我们所有人之前，”而他同伴的钓竿上挂着一条仅仅两英尺[52]长、几乎没有牙齿的鱼。[53]

    这种效果是故意的：电影制片人故意将影片上映时间推迟到夏季。正如其中一个制片人所说：“一个游泳者，如果他看过或听说过这部电影，那么当他把脚趾伸进海里时，一定会联想到一条大白鲨。”[54]

    20世纪70年代，心理学家克莱顿·刘易斯和约翰·安德森研究了可识别的错误描述对核对确凿事实的影响。在一个简单的例子中，受试者被告知了一些历史上关于乔治·华盛顿的真实描述，他是美国第一任总统，他横渡了特拉华河，他戴着假发。再把一些虚假描述提供给受试者，诸如华盛顿是《汤姆·索亚历险记》的作者，他至今仍活着，等等。这时，受试者核对真实描述所需要的时间更长，而且每增加一个虚假描述，受试者核对时所犯的错误就越多。[55]

    格里格也进行了一些细致而又专业的实验，他的实验表明，小说内容越遵循历史事实，读者接下来就越难将虚构叙事和真实事件区分开。他举的其中一个例子是《夏洛克·福尔摩斯之谜》，这本书中的历史和地理背景通常是真实的。虽然作者阿瑟·柯南·道尔的读者一开始能清晰区分虚构的19世纪伦敦与真实历史上的伦敦，但格里格发现，道尔对19世纪伦敦的描绘是如此逼真，以至于其虚构部分也侵入读者对于这个现实城市的心理图像中。[56]

    换句话说，文学作品、电影和艺术可以使人们难以区分事实和虚构。正如格里格所说：“沉浸在叙事文学中，会导致与事实和现实世界的隔离。”[57]

    其他研究人员进一步发现，引人入胜的虚构叙事能够侵蚀人类的分析过程。俄亥俄州立大学的两位心理学家，梅拉妮·格林和蒂莫西·布罗克，扩展了格里格的研究。他们通过观察首次发现，叙事很明显比辞藻华丽的争辩更能引起公众关注：

    小说、电影、肥皂剧、音乐歌词，以及报纸、杂志、电视和广播中的故事远比广告、布道、社论、广告牌等更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叙事改变信仰的力量从来没有被怀疑过，也一直令人恐惧。[58]

    格林和布罗克根据以下几个指标对“运送”进行了量化：读者构思叙事场景并将自身置于其中的能力、心理和情感的参与程度、对相关叙事的感知、想要知道结局的渴望，以及“叙事中的事件改变了我的生活”的感觉，这些能提高“运送分数”。反之，意识到正在发生的事情，注意力的分散，以及叙事随后被遗忘的容易程度，将降低“运送分数”。

    他们让受试者阅读了一个令人伤心的真实故事，故事里一个名叫凯蒂的小女孩被精神病患者刺死。他们将这个“商场刺杀案”故事以两种形式分别呈现给受试者。第一种是两栏的“非虚构”版本，小字体，看起来像报纸上的报道；第二种是类似于文学杂志的“虚构”版本，以粗体警示文字为标题，“商场刺杀事件是一个短篇故事，发表在1993年12月俄亥俄州小说杂志《阿克伦最佳小说》的专题上，其中与真实人物和地点的相似性当然只是巧合。”

    然后，根据上面讨论的“运送分数”，格林和布罗克将受试者分成两组，低分组和高分组，并询问他们对故事的看法。实验结果是，高分组受试者比低分组受试者更有可能同情故事中的小女孩凯蒂，并认为世界是不公正的，那种商场袭击是常见的，以及精神病患者的自由应该受到限制。值得注意的是，明确地将这个故事标记为虚构并没有减少故事对受试者态度的影响：对于非虚构和虚构两种形式，“运送”影响是相同的。

    接下来，他们要求受试者对一些文本内容进行初步分析，例如，识别有关“匹诺曹”以及有关“四年级练习题”的文本。在测试中，他们要求受试者圈出那些不符合“匹诺曹”内容的文本，或圈出那些四年级学生不理解的单词和短语。结果同样引人注目：两种情况下，高分组识别的内容比低分组的一半还要少。这些实验结果与假设一致，用作者的话来说，“被‘运送’的个体更少地倾向于怀疑、质疑或不信任。‘运送’使人更加倾向于将信息识别为真实。”[59]换句话说，高度的叙事性运送损害了一个人的关键能力。

    格林和布罗克注意到，将叙事明确标注为真实或虚构，对它们“运送”读者的程度没有影响，他们评论道：

    一旦读者开始阅读一篇引人入胜的叙事，那么叙事来源（真实或者虚构）的影响力就会减弱。这样一来，不管故事是不是真实的，读者都可能会采纳故事所体现的信仰。因此，当信息的来源可信度较低或者演讲者缺乏有力论据的时候，叙事的这种优势都可以被利用。[60]

    因此，读者或听众越深入了解一个故事，他们就越会停止怀疑，也就越不关注故事的真实性或虚构性。虽然反向因果关系可能是分析能力较低的人更容易被“运送”，但“运送”会减弱分析能力这个逻辑更有意义，而且叙事越有说服力，其读者就越忘乎所以。

    换句话说，一个好故事通常能胜过最铁的事实。2015年9月16日的共和党初选辩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被问及疫苗的安全性时，参选者之一、著名神经外科医生本·卡森简要总结了大量存在的数据，证明疫苗接种与孤独症之间缺乏相关性。而唐纳德·特朗普却回应说“孤独症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病”，然后讲述了一个被他称为“漂亮的孩子”的雇员接种疫苗后患上孤独症的故事。大多数旁听者在这次辩论中支持特朗普；一位记者写道：“特朗普知道他在做什么，因为他讲的故事比仅仅陈述事实更具感染力和说服力。”[61]如果你想说服某人，就用叙事的方式以其大脑系统1为攻击目标，而不是用事实和数据以大脑系统2为攻击目标。

    音乐比叙事更能刺激系统1。听觉信息通过内耳的毛细胞传递到听神经，然后从下脑干传递到上脑干，再从上脑干传递到丘脑，丘脑将有关声音的信息发送给系统1和系统2（见图1-2）。

    图1-2 听觉信息至系统1和系统2的传递示意图

    一对丘脑位于脑干顶部；它们被认为是大脑接收来自下面的感官信息的主要中继站。丘脑直接与系统1相连，特别是伏隔核和杏仁核，它们分别介导愉悦和厌恶。[62]丘脑还向系统2的听觉部分发送声音信息，这些听觉部分包括一部分被称为赫氏回（也称颞横回）的大脑颞叶，及其以外的大脑皮质联合区，它们负责解释声音并使我们有意识地感受到声音。关键在于，听觉与系统2的连接更为间接，因此与系统1相比连接更慢。

    从丘脑到系统1的传导更直接，这意味着，一首令人兴奋的曲调通过系统2到达我们的意识之前，它可以先通过激活伏隔核使我们产生快感；相反，当我们听到电影中的反派或英雄即将到来的厄运所伴随的黑暗小调时，我们的杏仁核几乎立刻燃烧起来。

    因此，音乐可以看作通往人类情绪的一条进化久远的高速公路。由于音乐可以如此有效地绕过我们的系统2而直接作用于系统1，它的说服力自古以来就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旋律很可能在句法上早于复杂的人类语言，母亲们会自发地为婴儿唱歌，世界各地几乎所有的宗教仪式和爱国事件都涉及音乐。

    乔治·奥威尔描述了当猪少校用一首《英格兰牲畜之歌》劝诫其追随者反抗农场主琼斯时，音乐对动物农场中的非理性动物的吸引力：

    唱这首歌使动物们激动不已。少校还没唱完，它们就开始自己唱了。即使是最愚笨的动物也已经学会了曲调和一些单词，至于聪明的动物，比如猪和狗，它们在几分钟内就把整首歌记下来了。几次试唱之后，整个农场惊人地爆发出《英格兰牲畜之歌》。牛哞哞地唱，狗哀叫着唱，羊咩咩地唱，马呜呜地唱，鸭子嘎嘎地唱。它们非常喜欢这首歌，连续唱了5遍，如果没有被打断，那么它们可能整晚都在唱。[63][64]

    现实世界中，也许最著名的具有音乐说服力的例子就是莱尼·里芬斯塔尔执导的纪录片《意志的胜利》，影片记录了1934年的纽伦堡国社党代表大会。这部电影巧妙地将理查德·瓦格纳和纳粹作曲家赫伯特·温特的音乐编排到电影中，除了希特勒和其他纳粹领导人的演讲片段外，没有任何其他口头叙述。《意志的胜利》给好莱坞电影制作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当美国加入二战时，弗兰克·卡普拉在拍摄《我们为何而战》系列电影时进行了模仿。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音乐开始成为一种政治工具。当时美国的政治竞选广告中开始频繁采用旋律：广告中出现候选人时就在主调上采用欢快振奋的曲调，而出现竞争对手时就采用不祥的黑暗小调（或偶尔采用马戏团小丑即兴表演所用的小调）。

    这类题材的经典之作是2004年乔治·W.布什命名为《狼》的总统竞选广告，伴随着黑暗和沉思的音乐，视频中一群狼蜷缩在草地上，一段旁白开始指责国会民主党人在一个危险的世界里反恐行动不力。音乐学家和传播学学者保罗·克里斯蒂安森评论道：

    虽然图像和旁白增添了广告意义，但它们只是音乐的侍女，音乐传达了大部分情感。这不是普通的音乐，是一种人们在恐怖电影里可以找到的音乐：低沉的嗡嗡声、原始鼓声、刺耳的不和谐和弦声、奇怪的音色，以及别的。[65]

    末日叙事引人入胜的另一个原因是，人类热衷于悲剧。路肩上多辆救护车聚集在一辆被撞得变形的汽车周围，这会引起围观并影响交通；而同样位置上一辆完好的废弃汽车则不会。“数十名矿工在爆炸中丧生”这样的标题会使报纸畅销，而“情况逐渐好转”这样的标题则不会。正如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的开头所说，“所有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而每个不幸的家庭则各有各的不幸”[66]，很少有小说是通过描写幸福的婚姻和和睦的兄弟姐妹而成功的。

    人类更多地关注坏消息，而不是好消息。这似乎是人性的一个明显特征，因此心理学家们进行了很多实验，以验证我们对悲剧和厄运的关注。在一项研究中，受试者对一场足球比赛下注，一周后返回，结清赌注并与研究人员一起回顾比赛。那些输了赌注的人比赢了赌注的人讨论比赛时所花费的时间要长得多。[67]人类对坏消息的关注如此普遍，以至于“坏消息比好消息强大”已成为实验心理学的基本准则之一；从进化的角度，关注负面结果会使人类更加关注环境风险，从而带来遗传优势。[68]

    和许多生物进化所驱动的心理现象一样，坏消息更加受到关注，这证明了数字时代的功能失调。例如，一项研究发现，那些恐怖、耸人听闻的假新闻报道被转发的可能性比真实新闻高70%。研究人员指出，Bots（自动运行木马病毒）并没有加速虚假新闻的传播，而操作键盘和手机的人类却做到了。YouTube（视频共享网站）上的“三度亚历克斯·琼斯”现象已经成为媒体学者们之间的一个冷笑话：只需点击三下，就可以将一个更换割草机火花塞的视频，切换成琼斯先生愤怒地诉说桑迪·胡克学校大屠杀是一场“恶作剧”的视频。[69]

    鉴于负面新闻对人类的吸引力，《启示录》能够具有持久的影响力也就不足为奇了。

    菲奥雷的约阿希姆是最早构建末日之路的基督教神学家之一。他于1135年出生在意大利的脚趾地区卡拉布里亚[70]，和他的父亲一样，接受过教育并担任公证人。之后，他在快30岁的时候去圣地朝圣，在那里经历了神灵启示。从圣地回到西西里岛后，他作为隐士在埃特纳火山上生活了一阵子，然后重新穿越墨西拿海峡，在卡拉布里亚地区做了一名漫游布道士。有段时间，他静下心来研究《圣经》，并在科拉佐的一所本笃会[71]修道院担任职位。他一定是个政治老手，因为他得到了教皇路爵三世[72]的鼓励和支持，成为修道院的院长，并成功地将修道院转为西多会。[73]随后，他与另外两位教皇进行了商谈，并获得了他们在思想体系上的认可。

    他被数字迷住了，尤其是7和12：圣奥古斯丁的七国时期，创世的7天，以及《启示录》里的7个封印和7个碗；以色列的十二使徒和十二部落。更妙的是，12可以分为7和5，代表小亚细亚的7个教会和5种感官。他认为，如此强大的数字命理学无疑可以应用于《圣经》解读，不仅可以用来揭示历史或伦理，还可以用来预测未来。

    他也喜欢数字3。他认为，圣三位一体[74]是关键：它将历史分为三个时代：圣父时代，从亚伯拉罕到基督诞生；圣子时代，从基督诞生到约阿希姆时代；最后一个是包括了现在和未来的圣灵时代，这个时代将由一位手持宝剑的天使引领。

    偏好数学的约阿希姆还将经文组织成几何图式，他在图式中将历史排列成各种形状，其中包括与历史“侧枝”相连的圆圈和树木。他在《图像书》（Book of Figures）中对此进行了描述。[75]

    现代读者可能会嘲笑这种不科学的数字命理——也就是数学家埃里克·坦普尔·贝尔所称的“数秘主义”——但中世纪的神学家有一个借口：希腊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就是从纯数学中推导出自然界的规律的，其卓越成就在几千年的历史中熠熠生辉，他应该说过“万物皆数字”这样一句话。在弗朗西斯·培根提出以观察为基础的科学方法之前，数字在自然哲学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不仅在科学中是这样，在神学中也是。[76]

    用心理学术语来说，我们都是寻求“模式”的灵长类动物。这并不是一个新概念：1620年左右，培根观察到人类“具有自己的本性，倾向于假设世界上存在更多的秩序和规律”[77]。也就是说，我们天生就想寻找各种往往不存在的关联。这种倾向被科学作家迈克尔·舍默称为“模式化”。约阿希姆富有幻想的数字图式就符合人类的这一倾向。[78]

    人类为什么倾向于幻觉模式呢？进化论中的物竞天择提供了现成的解释。在遥远的人类历史中，如果人类错过了危险来临的线索，例如模糊的嘶嘶声或周边视线中黄黑色相间的条纹动物，付出的代价就会非常高昂，而如果出现幻觉，到处都听到蛇或看到老虎，那么人类也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但这种代价与被蛇咬死或被老虎吃掉的代价相比并不高。因此，不仅在人类身上，而且在任何具有正常神经系统的生物体上，进化论都支持过度解释数据。[79]

    《圣经》的内容很多，大概有783000个单词，标准印刷版有2000多页，描述了无数的参与者及其活动事件，为那些寻求模式和关联的人提供了一个宝库，特别是偏爱数学的约阿希姆，他的历史图式结束在欢乐、自由和丰富的第三时代（即圣灵时代），在这个时代，所有信徒都可以直接获得上帝的真理，而不需要以教会为媒介，这种幸福状态将一直持续到最后的审判。[80]

    约阿希姆不会用上帝的信息煽动群众，因此他并不是一个革命性的或号召性的先知，而是一个令人困惑的圣经解释者。他认为第三时代（圣灵时代）中具有完善的人性和原始共产主义，能够战胜人类的一切恶习，特别是拥有物质财富的欲望，但他不愿意提供有关第三时代的细节信息。他的预言显得有些笼统：“每个人都将以这样一种方式被给予：别人所得会比自己所得更令他高兴；比起自己所拥有的，他更在意自己能够给予别人什么”[81]。约阿希姆描述的景象会在地球上逐渐显现，中间不需要插入《启示录》中可怕的异象，因此三任教皇都支持他。约阿希姆认为未来的第三时代最终将修正当前第二时代的缺陷，但是，受第二时代封建社会压迫的群众没有约阿希姆那样的耐心。他们想要采取更积极主动的方式推动第三时代的早日到来。

    约阿希姆的数学既具有公众吸引力，又能够运用于各种圣经派别和数秘主义，因此能够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一直持续到今天。例如，在他的继承者中，新近崛起了一个方济各会的属灵派，其被日益成功的教会物质主义排斥。对他们来说，数学很简单：《马太福音》1:17[82]清楚地指出，亚伯拉罕和大卫之间隔了14代人，大卫和巴比伦囚禁之间隔了14代人，巴比伦囚禁与基督诞生之间隔了14代人。因此，第一时代持续了42代，每代持续30年，总共1260年。当前的第二时代同样持续1260年，因此将在公元1260年结束，那时将开始出现持续1000多年的第三时代。

    随着中世纪的发展，衰落的封建主义、逐渐兴起的贸易和货币经济带来了经济的增长，但经济增长又导致了极端的收入不平等。这时产生了大量恶毒的反犹主义末日叙事，其中一个就是与马丁·路德[83]的宗教异端几乎同时出现的德语版本《百章全书》（The Book of a Hundred Chapters）。

    这本书的开始是天使长米迦勒向匿名作者转达来自上帝的讯息：人类激怒了全能者[84]，他即将带来可怕的毁灭，但他决定暂缓；上帝希望作者聚集信徒，等待“黑森林皇帝”的到来；“黑森林皇帝”将带来血腥的启示录式的末日时代，以及丰富的食物和酒。信徒大部分来自受苦受难的穷人，他们参与了一系列广泛的谋杀，尤其对贵族和神职人员。这本书的弥赛亚并没有容忍，而是规定在4年半的时间里每天要谋杀2300名神职人员。[85]

    教会的腐败早就引起了人们的厌恶：早在马丁·路德和约阿希姆之前，神职人员，尤其是教皇的肆意挥霍和肉欲之罪早已震惊了基督教世界。路德只是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成了正确的人。谷登堡大约在70年前发明的印刷机，将复印小册子或书籍的成本降低至原来的约1/30，而维滕贝格[86]的印刷机处于新技术的前沿，不仅可以打印拉丁字母，还可以打印希腊和希伯来字母。

    路德需要贵族支持他的宗教改革，因此他将宗教分歧严格限制在神学上而避开政治。这位伟大的改革者从《罗马书》和《彼得前书》中得到忠告，恺撒的法律仍然必须遵守：“看在主的分儿上，你们要服从人类的每一条法律。”[87]

    虽然路德反对那些寻求社会改革的人，但那些人确实运用了路德的方法。路德不仅摧毁了教会对《圣经》解释权的强大垄断，而且还向所有人展示了印刷机的强大力量。当被质疑布道很少的时候，他回答：“我们用我们的（印刷）书来做（布道）。”[88]

    16世纪初，歉收的庄稼、贪婪的贵族和狂热的路德教徒共同点燃了血腥的民众起义。据说，1523年6月23日，在路德将他的《九十五条论纲》钉在维滕贝格城堡教堂的门上6年后，在德国施瓦本地区，位于现代瑞士中部的北方，女伯爵卢芬斯特林根命令1200名农民为她收集蜗牛壳，她可能有大量的线需要蜗牛壳做线轴。而这时农民正忙于农收，女伯爵为了蜗牛壳而进行的逼迫激怒了他们，引发了一场席卷欧洲大部分德语区、持续两年的农民起义。[89]

    1524—1525年，农民军队与当地贵族的雇佣兵展开了一系列战争，其统称为德意志农民战争（俗称蜗牛战争），这些缺乏训练和武器的农民叛军遭到大规模屠杀，最终大约有10万农民被杀戮。

    在整个起义过程中，德意志农民叛军主要关注的是社会问题而非宗教问题，而这场起义的血腥结局却与宗教有关，主要发起者是一位名叫托马斯·闵采尔的千禧年传教士以及被他迷惑的疯狂的追随者。

    1525年3月，叛军在施瓦本的梅明根镇上集会，提出了12条要求，也就是《十二条款》，并印刷了至少2.5万份副本。只有第一条要求是明显关于神学的：每个城市都可以选出自己的传教士，他们将“简单地宣讲福音”，这大概是为了排除拉丁天主教的弥撒仪式。接下来的十条要求更是关于经济而非宗教的：包括如何支付传教士的报酬，废除农奴制，降低地租，狩猎和捕鱼的权利，以及归还最近私有化的公共土地等。最后一条要求谦恭地指出，如果上述十一条要求中的任何一条后来被证明与圣经背道而驰，那么它们都是无效的。[90]

    但是，起义后期，闵采尔成了农民军领导人。闵采尔至少阅读并解释过约阿希姆的一篇著作，但人们对他的出身知之甚少。最可接受的猜测是，他生于德意志亚琛城外的施托尔贝格镇，其位于现代比利时、德国和荷兰的交会地带；他是工匠家庭出身，教育背景也很模糊，几乎没有留下学业记录，有人说他父亲就死在一个腐败贵族的绞刑架上，因此他具有反独裁的末日倾向。唯一可以确认的信息是他大约于1514年被任命为农民军领导人，虽然这种任命不需要大学教育背景，但他的文笔表明他接受过先进的学业教育。

    三年后，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在维滕贝格爆发，闵采尔前往那里，在革命的激情中畅饮。他可能见过路德，甚至在他的讲坛上讲过道；他当然遇到过路德的杰出同事菲利普·梅兰希顿。起初，闵采尔与路德派并肩作战，对抗教皇的支持者；1520年，路德推荐他接替约翰内斯·西尔维于斯·伊格拉努斯做茨维考的传教士。当时伊格拉努斯要去进修，和鹿特丹的伊拉斯谟等人文主义学者一起学习。

    在茨维考，闵采尔充分表现出他在神学上偏执的冲动和对建立“千年王国”的狂热。和路德一样，他将天主教神父和修道士称为“庞大的怪物”和“撕裂肉体的女妖”，并开始鼓吹，通过与上帝直接沟通也可以实现救赎，而与圣经无关。[91]这种说法对路德和伊格拉努斯来说都太过分了。伊格拉努斯当时已返回茨维考，并将闵采尔降职到该镇一个较小的教堂。在那里，闵采尔可能受到了茨维考“先知”的影响，这些先知分享给他一些神秘的信仰，包括理想的重要性，以及救赎与圣经的无关性。

    闵采尔进行了煽动性的布道并分发小册子，这导致他被驱逐，先是从茨维考被驱逐，然后是从布拉格和其他多个城市；最后，他落脚在萨克森人居住的阿尔施泰特镇上。在被驱逐的路上，他发展了自己的天启末日主题。1524年，他对萨克森州的约翰公爵进行了一次著名的布道，其主要围绕《但以理书》中的尼布甲尼撒之梦；公爵不可能不理解这个典故，但是他回应说，罗马教堂和那些支持它的贵族已经取代了但以理的希腊塞琉西帝国；闵采尔更加清楚地向公爵指出，有理想的先知们，通常是那些没有受过正规宗教教育的平教徒[92]，但是他们在解释《圣经》方面起到了主要作用，他们现在都生活在末日前最后的日子中。最令人震惊的是，闵采尔宣称自己是新的但以理，他的追随者是“被选者”，他们理解末日的紧迫性，他们的出现不仅是为了观察，而且是为了积极实现它。

    闵采尔布道后，公爵愤而不发地离去。闵采尔继续出版了更多的反教权主义小册子，这进一步恶化了他和公爵之间脆弱的关系。最终，公爵受够了，他强制关闭了闵采尔的印刷机，并将闵采尔传唤到他在魏玛的城堡里，使其接受审讯。由于担心自己会被杀，闵采尔离开了阿尔施泰特镇，又在几个动荡的地方逗留后，他成为农民战争的高潮——弗兰肯豪森战役——的叛军领导人之一。

    至此，闵采尔已经说服了自己以及许多追随者，他们相信上帝让闵采尔开启末日。他不仅用自己的“千年王国”理想来说服民众，还引用了多段圣经经文来支持自己。他似乎对《马太福音》第24章印象深刻，这一章讲述了耶稣预言圣殿将被摧毁，随后发生饥荒、瘟疫、战争、地震等全球性灾难。上帝还用基甸之剑武装闵采尔，让他和他的军队战胜处于优势地位的贵族军队，据一位观察者说，他“用他的外套袖子抓住了敌人的所有子弹”[93]。

    受此鼓励，1525年5月14日，农民叛军冲向贵族雇佣军（见图1-3）。但雇佣军仅以6人的伤亡为代价，屠杀了90%的叛军部队，约6000人被杀。[94]闵采尔仓皇逃离战场，但很快被抓获并被带到贵族面前，经过长时间的审讯后，他被斩首。[95]

    图1-3 1525年农民战争的地标

    闵采尔及其追随者的悲惨死亡，只是拉开了这场血腥的世界末日论的序幕而已。在繁荣的波罗的海海上贸易航线上，末日论将在接下来的10年里席卷欧洲西北部。

    2 滥用末日叙事的悲剧

    信徒与无赖

    1534年2月，威斯特法伦州的明斯特城的气氛狂热，居民们报告说，看见天空中出现了三个太阳，这在那个时代很容易被认为与尤利乌斯·恺撒死后出现的预兆相同，预示着将出现像屋大维、马克·安东尼和雷必达那样的后三头同盟[1]。

    这一愿景尤其激励了一个被称为再洗礼派的新教教派，该教派反对天主教传统的婴儿洗礼做法，而是对新皈依者施行成年再洗礼。有一位名叫赫尔曼·冯·克森布罗克的天主教徒，他小时候目睹了1534年事件，后来他记录到：“天空似乎张开了嘴，出现长长的裂缝，可怕的火焰从裂缝中闪烁……（农民们）看到这座城市似乎着火了，但当他们赶来调查时，发现火焰不仅没有伤害城市，而且完全消失了。”[2]

    年轻的冯·克森布罗克对街头的疯狂事件感到惊讶，并将再洗礼派描述为：

    ……如此错乱，如此失常，如此被疯狂驱使，他们超越了诗歌中描述的愤怒。他们没廉耻地在市场上跑来跑去，有的头发蓬乱，有的衣服松散，有的头巾在风中飞舞。有些人跳起疯狂的舞蹈，仿佛要在狂躁中飞翔。有些人脸朝下趴在地上，伸出手臂，身体摆成十字架的形状……有些人躺在松软的泥浆里，一遍又一遍地翻滚。有些人跪下来大声喊叫。有些人睁着闪光的眼睛号叫。有些人口吐白沫。有些人摇头咬牙地做出威胁的表情，有些人捶胸顿足、招摇过市。有人哭，有人笑。从另一个角度看，与其说我们嘲笑他们的疯狂，不如说是为他们而悲伤。[3]

    托马斯·闵采尔短暂、血腥、笨拙的起义后不到10年，约阿希姆的另一批能力更强的子民在明斯特城企图实现他们狂热的末日愿景，这被称为再洗礼派的疯狂。1533—1535年，他们一度控制了市政当局，后来又在后者的最后攻击下失败。

    德意志农民战争惨败之后，群体疯狂的中心逐渐向北移动，到了今天的德国西部和荷兰所在地（见图2-1）。几十年来，这个地区在汉萨同盟[4]的推动下出现日益繁荣的局面。汉萨同盟是一个松散的贸易联盟，沿波罗的海和北海延伸，大致从今天的爱沙尼亚共和国到比利时的佛兰德。上一章所提到的德意志农民战争主要源于对社会的不满，但这一场德国和荷兰的民间叛乱是由一种新的宗教教义——再洗礼主义——所驱动的。

    图2-1 再洗礼派疯狂事件的地标

    8世纪末，查理曼[5]已经占领了明斯特城，该地区位于今荷兰东部、德国埃姆登城南部。他派了一位名叫卢德格尔的传教士去改变该地区的宗教信仰，并强迫当地居民皈依基督教。卢德格尔在当地某处河岸上建造了一座修道院，该城由此得名[6]。随着明斯特在汉萨同盟经济中日益繁荣，该地区富丽堂皇的主教堂和众多的礼拜教堂使城市景象更加繁荣。

    明斯特城基督教会的繁荣是有代价的：用于支持教会的沉重的什一税落在教徒身上，而神职人员却不需要纳税；修道士们耕种土地，修女们在织布机上工作，他们与当地农民和布料生产商产生了竞争。如此贪婪的教会并不是明斯特城所独有的：在整个欧洲，教会行为点燃了宗教冲突和公众愤怒的火焰。[7]

    再洗礼派本身起源于10年前在瑞士苏黎世开展的一系列晦涩难懂的神学讨论。1519年，一位名叫乌尔里希·茨温利[8]的天主教牧师建立了一座改革宗教堂。茨温利参加了一系列由市议会发起的正式教义辩论，被宣布为获胜者。他们在市议会面前辩论的议题之一就是洗礼时间。从逻辑上讲，只有成年人才能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行事，才能有意义地服从于基督，《新约》中的福音书也是这样描述的。但是，婴儿洗礼是从3世纪就已经确立了的，到马丁·路德和茨温利时期，几乎已经是一种普遍的、毫无疑问的教会做法。

    茨温利在这次辩论中的反对者之一，一位名叫康拉德·格列伯的商人，反对婴儿洗礼——“洗孩子”，因为这些神学后裔长大后可能会轻视它。辩论之后，格列伯为他的一个朋友乔治·布劳罗克施行了再洗礼，然后他们两人开始为其他成年人施行再洗礼。

    当时，这并没有引起什么。茨温利本人也评论说，他和格列伯之间只有很少的神学时间，只讨论了一些“不重要的周围事件，比如应该对婴儿还是成人进行洗礼，基督徒是否可以担任地方法官”[9]。

    但再洗礼派的导火索已经点燃，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两条导火索：一条穿过波罗的海和低地国家（今荷兰、比利时，以及莱茵河、埃姆斯河、斯海尔德河和默兹河的河口），另一条穿过明斯特。这两条导火索分别燃烧，直到1534年，在明斯特合并，点燃了历史上最混乱的群体幻想之一。

    梅尔基奥·霍夫曼是一位德国毛皮贸易商，经常来往于汉萨同盟的城市间（可以带来丰厚利润），他点燃了波罗的海和低地国家的导火索。他比路德小10岁，在1523年左右获得维滕贝格大学的教授职称，并在来往行程中传播主张改革的异端教义。几年后，他对《启示录》念念不忘，开始背离路德的教义，宣扬一场即将来临的末日式善恶大战。

    和之前以及之后的启示性末日论者一样，他热衷于应用自造的末日数学。霍夫曼计算出，基督死于33年，使徒时期[10]持续了100年，直到133年。他认为，由于犹太人的罪行，人类受到了三年半的惩罚；由于巴比伦时期的邪恶，惩罚时间增加了20倍；由于教会对耶稣的疏离堕落，惩罚时间又增加了20倍，总共增加了1400年。因此，世界末日将发生在1533年，这一预言在波罗的海的多个贸易城市引发了暴动和混乱，包括吕贝克、斯德哥尔摩和一些丹麦港口。由于制造了这一系列混乱，霍夫曼被逐出这些城市。[11]

    就其性质而言，再洗礼主义是一种有吸引力但组织分散的神学，其信徒仅仅因为相信成人洗礼而被统一。最终，再洗礼派在整个西欧，尤其是汉萨同盟贸易路线上蓬勃兴起。霍夫曼的启示性再洗礼在低地国家取得了最大的成功，尤其是在东弗里西亚最大的城市埃姆登，其位于德国沿海地区，今荷兰边境以东。

    15世纪末，哈布斯堡人接替勃艮第人开始统治低地国家。此时，这些城市已成为欧洲大陆最繁荣的城市。在路德摧毁教会对《圣经》解释的垄断权以及谷登堡发明的印刷机的支持下，当地居民在一种被称为“秘密集会”的小型非官方组织下聚集。这种“秘密集会”是各种宗教派别的温床。

    1530年左右，霍夫曼经过当时宗教改革活动的密集之地——斯特拉斯堡，这座城市是再洗礼派中比较温和的瑞士版本的发源地，他将其嫁接到他的末日信条中。1531年，与《启示录》相呼应，他将斯特拉斯堡定为《启示录》提到的144000名神圣信使聚集的地方，并将在该城战胜邪恶势力的大规模围困。他向斯特拉斯堡市议会请愿建立自己的教堂，但这再一次导致他被驱逐，于是他回到了低地国家，对大量成年人进行再洗礼，仅在埃姆登主教堂的一次就有300人。[12]

    1531年12月，神圣罗马帝国当局——低地国家实际上的统治者，抓获了扬·沃克茨，他是霍夫曼的一个门徒，曾在阿姆斯特丹对50名皈依者施行了再洗礼。他们邀请他逃跑，但他选择了殉道，并与9名追随者一起被斩首。为了保护教徒，霍夫曼把宗派的教义改为禁止成人洗礼。[13]1533年，霍夫曼返回斯特拉斯堡，这很不明智。在那里，教会判定他犯有异端罪，罪行相对次要，并将他囚禁在一些条件恶劣的牢房中。他平静地接受了阴冷的新环境，因为他认为世界末日即将来临，自己不会在那里待太久。但是，这个很乐观的推测被证明是错误的。他在狱中度过了10年，其间，下面街道的市民偶尔会听到他轻轻地吟唱圣歌，并不断重复：“你们斯特拉斯堡的不敬上帝的经书家们有祸了！”[14]

    霍夫曼入狱后，他的追随者，一位名叫扬·马提斯的面包师来到阿姆斯特丹，宣称自己是先知以诺。令信徒们高兴的是，他又开始了成人洗礼。以诺是《旧约》中在生前就被上帝带到天堂的仅有的两个人物之一，另一个是以利亚，而霍夫曼在此之前已经盗用了以利亚的身份。此外，一些再洗礼派成员以《启示录》11:3~11:12的内容作为证据，证明以诺和以利亚是两个未言明的“被提”见证人。随着时间从1533年进入1534年，世界末日并没有到来，低地国家的信徒被迫将末日时间推迟到1535年，并将地点从斯特拉斯堡北移到宗教上更具宽容性的明斯特。

    1534年3月，至少3000名阿姆斯特丹的再洗礼派教徒试图穿越须得海[15]去往明斯特。哈布斯堡军队阻止了他们，并处决了大约100名异教徒，其余的被当作无辜受骗者放走。在那个时代，哈布斯堡军队的这种做法被认为是温和的。第二天，几个“使徒”激动地挥舞着刀，在阿姆斯特丹的街道上游行，警告说最后的审判将会在复活节前到来；他们被抓住并被杀死。那一年，（荷兰）海牙的哈布斯堡当局已经部署了“飞行纵队”，围捕这些低地国家的再洗礼者，对抓捕到的信徒施行酷刑，让他们在认罪和被处决之间做出选择。[16]

    1535年2月的一个寒冷夜晚，一群再洗礼者赤身裸体地跑过阿姆斯特丹高呼：“对神不敬者有祸了！”公开裸体象征着在上帝面前忠贞不渝，在明斯特也很常见。最后，拒绝穿衣服的男人被处死，拒绝穿衣服的女人被淹死。（刀和裸行者在荷兰语中留下了两个新词：zwaardlopers和naaklopers。）

    荷兰的许多其他城市也出现了再洗礼派暴动，这导致了更多的处决。到1535年中，多达20%的阿姆斯特丹人可能经历过成人洗礼，许多受洗礼者（如果不是大部分）都是无辜的局外人，他们是不断升级的镇压和抵抗（包括几场大规模的激战）下的难民。5月11日，携带武器的再洗礼者占据了该市的一个主要集市，在失败被捕之前，他们大声喊道：“爱上帝的人，加入我们吧！”3天后，当局挖掉了11名头目的心脏。当年夏天，当局割断了一位再洗礼派领袖的舌头，因为他用舌头来布道；然后，当局砍掉了他的右手，因为他用右手洗礼；最后，当局砍了他的头。[17]

    即使对于那个时代，这场对再洗礼者的镇压也显得很残酷，肯定比路德和茨温利的追随者遭受的镇压要残酷。路德和茨温利废除了教会对《圣经》解释权的垄断，这已经够糟糕的了，但至少他们尊重私有财产，尊重世俗化的政府权威。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再洗礼派却主张没收集中的财富，特别是集中在教会手中的财富，并否认现有政府的合法性。再洗礼者还在煽动性的言论中掺入了即将来临的末日这种信念；很多时候，行动会加速灭亡。

    尽管荷兰的再洗礼者众多，但由于哈布斯堡家族对荷兰控制得过于严格，他们无法成功；他们需要更温和的政治土壤，这意味着，一个事实上不受哈布斯堡家族控制的城市。他们发现了明斯特，并在那里点燃了再洗礼派疯狂的第二条导火索。

    许多汉萨同盟的城镇，如但泽和吕贝克，都是所谓的“自由城市”，基本上独立于遥远而日益衰落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只在名义上效忠。这些几乎独立的城镇大多由当地贵族统治，例如明斯特由一位“亲王主教”统治。被选为“亲王主教”的代价通常非常昂贵，其需要由当地大教堂挑选并必须经过教皇确认，他们更多的是以封建主的身份进行统治，而不是政教合一的身份。

    1525年，明斯特的亲王主教弗雷德里克·冯·维德由于害怕农民战争，将权力下放给一个由24名成员组成的委员会，其中包括两名共同市长。与低地国家政府不同，该委员会基本不受哈布斯堡的影响。近10年后，该委员会将成为再洗礼派实施疯狂暴力破坏的楔子。[18]

    再洗礼派将滩头阵地定在明斯特，大多数历史学家将这归因于贝尔纳德·罗特曼。他于1495年左右出生在一个铁匠家里，与他的祖先一起被指控犯有巫术罪。小罗特曼被描述为具有“变化无常的、小丑的气质”。由于太穷，他没有上学。他叔叔在明斯特圣莫里斯教堂担任教区牧师，在叔叔的指导下，他成为唱诗班男童，后来以唱歌谋生。到青春期结束声乐生涯时，他已经赚得了在美因茨市学习所需要的钱，并在那里获得了硕士学位。1529年，他回到了圣莫里斯教堂。[19]

    1530年左右，罗特曼已经成为一名有说服力的传教士，得到了富有布商贝尔纳德·克尼佩尔多林的资助。克尼佩尔多林还担任协会会长、市议会议员，首先皈依了路德教，后来在罗特曼的影响下成为一名秘密的再洗礼派教徒。克尼佩尔多林印刷了罗特曼的小册子。不仅在明斯特，而且在低地国家，这些作品都点燃了再洗礼的火焰。

    现代社会对疯狂的再洗礼派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两位观察者，一位是前面提到的赫尔曼·冯·克森布罗克，另一位是海因里希·格雷斯贝克。后者是一位皈依再洗礼派的木匠，参与了整个过程，并在最后扮演了一个小而关键的角色。冯·克森布罗克和格雷斯贝克都留下了详细的书面记录，他们在记录中所体现出的个人偏见表明，这些记录看上去是可信的。[20]

    根据冯·克森布罗克的描述，最初罗特曼忠实地传授天主教教义，但后来：

    渐渐地，他开始将那些看上去与天主教教条背道而驰的教义融入他的布道中。他开始煽动平民对神职人员的愤怒，这吸引了一些渴望新奇事物的市民。[21]

    他在圣莫里斯教堂的上级决定保护他们的信众不受日益激进的观点的影响，因此借给他20个金弗罗林[22]供他去科隆深造学习。他既没有去也没偿还借款；相反，他直接前往了维滕贝格。路德和梅兰希顿的家就在那里。

    1531年，这位年轻的牧师回到了圣莫里斯教堂。他作为一位坚定的路德宗教徒，陶醉于作为煽动者的快乐之中，非常善于吸引人群到城墙外的小教堂里。根据冯·克森布罗克的记录：

    许多人，特别是那些被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人，像尊敬上帝一样尊敬他，听信他说的每一句话，并深信他的行为都是奉上帝之灵。即使官方明令禁止，他们还是成群结队地从城里跟着他，因为他们渴望听到他讲话，他们的渴望如此强烈，以至于他们认为除了他之外没有其他传教士了，他们蔑视、谴责和诅咒其他人以及所有的神职人员。[23]

    作为一名忠诚的天主教徒，冯·克森布罗克对罗特曼的布道不屑一顾，“与其说是有确凿的论据，不如说是拙劣的诽谤”。然而，无知的平民们无法区分什么是雄辩，什么是夸夸其谈，他们认为他说得很好。[24]

    此时，罗特曼已被圣莫里斯教堂免去牧师职务，他带领一伙暴徒来到教堂，砸碎了神像，推倒了祭坛，砸碎了一个银杯，焚烧了圣母玛利亚的画像。当局再次驱逐了他，他又一次到了维滕贝格，在那里，他给路德和梅兰希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说他们俩很有先见之明地评论道：“罗特曼要么非常好，要么非常坏。”[25]

    1532年，罗特曼再次回到明斯特，他开始公开支持再洗礼派的观点。这是一把双刃剑。成人洗礼不仅获得了听众的认可，也得到了教会的许可。到那时，对于曾经把再洗礼者绑在木桩上焚烧，以及曾经将石头绑在再洗礼者的脖子上并将他们抛入水中，教会已经表现出一丝内疚。用再洗礼主义学者克里斯托弗·麦基的话说，“有点儿像一个神学笑话”[26]。

    此时，亲王主教冯·维德仍然控制着这座城市，并强迫罗特曼停止亵渎神明的行为。罗特曼遵从了几个星期，但随后又不顾一切地给冯·维德写信说：“我问心无愧，因此我毫不怀疑我可以依靠上帝的怜悯。他会保护我，把我从危险中解救出来。”[27]

    1532年2月，罗特曼在该市的一个主要教堂——圣兰伯特教堂的院子里布道，公众被他动摇了，自发地选择以他作为自己的牧师。更重要的是，他在市议会中赢得了足够的支持，他不会再被驱逐。明斯特的宗教热情不仅限于再洗礼；全城的教堂中都有激进的路德派传教士，除罗特曼以外，他们都来自其他城市。

    在使城市皈依方面，罗特曼的成功与低地国家的霍夫曼和马提斯不相上下。罗特曼在圣兰伯特教堂的布道结束后不久，冯·维德在失意中辞职，他的继任者在被祝圣[28]之前就去世了；6月，没有多少基督教会背景的一位伯爵的儿子，弗朗西斯·冯·瓦尔德克，升任亲王主教。下半年，他封锁了这座城市，而作为回应，再洗礼派成功地突袭了城墙外冯·瓦尔德克的总部，这样明斯特就完全处于叛逆的再洗礼者的控制之下了。1533年2月，他们达成了一项妥协：教区教堂可以实行路德教，而大教堂将保持天主教。[29]

    尽管达成了妥协，但明斯特的天主教徒和路德教徒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罗特曼的小册子，由富有的布商克尼佩尔多林承销，已经渗透到了低地国家。这些小册子将私有财产列为邪恶的根源：“上帝所造的万物都是共有的，就像今天仍然可以共同享受空气、火、雨和太阳一样，任何东西都不能让某些偷窃者抓在他们自己手里。”罗特曼将明斯特描绘成一座富足的城市，它张开双臂欢迎信徒，数百名来自低地国家的可怜人南行至明斯特——再洗礼者口中所谓的新耶路撒冷城——去朝圣。

    1533年初，天主教徒、传统的路德派教徒和再洗礼派教徒不稳定地混杂在这座城市，其中的再洗礼派不想遵守与亲王主教之间的协议。与此同时，从低地国家涌入很多再洗礼者，引发了3月份的特别委员会选举，选举结果是激进的路德派占多数，相当多的再洗礼者占少数，没有天主教徒。[30]市议会对那些在基督大教堂给婴儿洗礼的家庭处以罚款，标志着新的统治开始。

    与此同时，在低地国家，扬·马提斯为一个来自莱顿市的名叫扬·博克尔松[31]的人施行再洗礼。和霍夫曼一样，马提斯是一个冲动、暴躁的传教士，而扬·博克尔松则利用自己的戏剧表演技巧和精于算计的能力塑造出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

    作为一名镇长和一名农奴妇女的私生子，博克尔松一出生就面临着痛苦和失望，父母安排他接受了初级教育，并让他在裁缝店做学徒，但他并不擅长于此。他的一些其他天赋，很快就在明斯特显现出来：金发碧眼的英俊外表，优雅、狡黠、富有演讲造诣和表演天赋。用千禧年学者诺曼·科恩的话说，他利用这些天赋“将现实生活塑造成一部戏剧，以自己为主角，以整个欧洲为观众”[32]。

    1533年末，马提斯派了几名使者前往明斯特，他们于次年1月抵达。其中包括博克尔松，他在前一年夏天来过这座城市。一到那里，他们就发现罗特曼及其追随者已经为城里的大概1/5的成年人施行了再洗礼，该城有多达1/3的人相信世界末日即将来临。马提斯本人于1534年2月9日来到这里。[33]马提斯和博克尔松的到来标志着两位再洗礼者融合在一起：罗特曼具有说服力的土生土长的明斯特再洗礼主义，以及梅尔基奥·霍夫曼从低地地区衍生的催眠般的末日幻觉。对双方来说，他们抵达明斯特的意义非常明确。用学者拉尔夫·克勒策尔的话说：

    先知派遣使者施洗被解读为上帝正在准备世界末日。在此背景下，战争、瘟疫和通货膨胀，以及帝国的改革，突然成为末日的预兆。[34]

    事情从这里开始发展迅速。再洗礼派让使者到邻近的城市传达信息：到1534年复活节，上帝会回来惩罚恶人，很少有人能活下来；只有在新耶路撒冷城明斯特才能获得平安和救赎。世界末日即将来临。

    1534年2月6日，罗特曼为河对岸女修道院的修女们表演了一场滑稽戏剧：

    他发表了一场赞美婚姻的布道，并用他演讲中神奇的击槌声打开了修女们童贞的营房。他似乎在敦促修女们去繁殖人类，而修女们对此并不十分反感。接下来，为了让修女们进一步从愚蠢过渡到彻底疯狂，他告诉她们修道院的塔楼及房屋结构将在第二天午夜倒塌，连同所有住在里面的人。他的神谕带给修女们的与其说是痛苦，不如说是欢乐，因为她们的灵魂充满了欲望，憎恨修女的生活。[35]

    这些年轻的修女无处可去，她们认为罗特曼是上帝派来的人，于是带着自己的财产跑去了他的家。整个城市的市民都无眠，迎接末日的到来。

    但是末日没有到来，为了挽回面子，罗特曼利用了一个正符合时机的圣经例子——约拿的故事，约拿错误地预言了亚述首都尼尼微的沦陷，全能者出于怜悯而没有责罚他。两个早晨后，再洗礼派的其他成员担心罗特曼的预测能力会使教派受损，于是滑稽地冲过街道，用“可怕的喊叫和疯狂的怒吼”大声宣讲，让不信教的人忏悔，试图以此来维护他们的信誉。那天下午，扬·博克尔松和克尼佩尔多林也加入了进来，一次又一次地大喊：“忏悔！忏悔！忏悔！”他们的疯狂感染了其他人，所有人一起以各种各样的姿态跳上跳下，摇着头，还有的扑通一声倒在泥里。一位再洗礼者骑马疾驰而过，宣布结束，并告诉所有人，他看见了成千上万的天使，所有人都将听到天使们的声音。[36]

    这种疯狂激励了再洗礼者，当天晚些时候，500名再洗礼教徒占领了城市市场，后来被主流路德派教徒阻止。但路德教的阻止是短暂的；在2月23日的选举中，再洗礼派最终完全控制了市议会。2月底，武装的再洗礼派向非教徒发出最后通牒：选择接受再洗礼或被驱逐，“从这里滚开，你们这些不虔诚的人！上帝会惩罚你们！”[37]

    再洗礼派摧毁了教堂的祭坛，并花费数天时间掠夺教堂里的金银，还焚烧雕像。他们还收取刻有“DWWF”的铜币，以允许行人通过戒备森严的城门。到了月底，亲王主教的军队开始围攻明斯特城，博克尔松告诉信徒，圣经要求，当末日来临时，上帝准许基督徒不再容忍，并准许他们全副武装去防御。

    第一批被驱逐的天主教徒被允许带走他们的财产，但短缺的食物除外；最后一批离开的人只能带衣服，但衣服上的纽扣和金钩都被没收了。[38]再洗礼派教徒对政变中路德教对他们的反击记忆犹新，他们把愤怒集中在男人身上。而路德教徒和天主教男子预测亲王主教能够夺回这座城市，因此留下他们的女人来守卫他们的房屋和财产。这造成城墙内女人数量过多，很快将产生可怕的后果。[39]

    1月，再洗礼者自愿捐出所有的物质财产——因为世界将会在复活节终结，但是到了3月，市议会开始禁止私人持有财产；罗特曼和博克尔松要求所有的金银和纸币都要上交到市政厅。为了鼓励捐赠，博克尔松宣扬，信徒有三种分类：完全放弃自我的好基督徒；保留部分财产的人，他们需要向上帝祈祷，但是上帝会心存报复；只为了方便而受洗的人，他们什么也指望不上，在末日将会被烧死。

    马提斯和博克尔松把镇上所有人都聚集在大教堂广场上，向他们大声喊道，仁慈之门已经关上，上帝很生气。那些已经受洗的人被聚拢在一边，剩余的人，总共大约300人，被解除武器，被迫俯伏在地，祈求怜悯一个小时，这期间随时都可能被杀死。然后，他们被带进大教堂，被迫跪祈上帝3个多小时。最后，教堂门外的博克尔松戏剧性地打开门宣布：“亲爱的兄弟们，看在上帝的分儿上，我要告诉你们，你们得到了上帝的怜悯，你们将与我们同在，成为圣人。”第二天，他对镇上2000名未受洗礼的妇女重复了这个过程。[40]

    到3月底，这座城市已经经历完一次宗教清洗；大约有2000名天主教徒和未受洗礼的路德教徒被驱逐，人数与从荷兰和东弗里西亚迁移来的再洗礼者人数大致相等，因此人口基本保持不变，约为9000。但是，该镇的宗教结构以及心理结构已经发生变化。不易受到他人影响的天主教徒被更易受到影响的再洗礼者取代，这加剧了已经变得明显的群体幻想行为。此外，对不敬虔者的驱逐和信徒的迁移只会加强“新先知”罗特曼、马提斯和博克尔松所说的“大灾难”的确定性，即末日真的要来了。

    再洗礼者不仅要拥抱未来，还要毁灭过去，因此他们下令销毁所有市政记录，特别是债务分类账簿。狂热者们焚烧路德和阿奎那[41]的书籍；一些家庭和教堂里只剩下《圣经》。最终，博克尔松还对城市的门和街道进行一般性重命名，例如，圣路德门被简称为南门，他还按照字母顺序指派姓名给新生儿。[42]

    这些“新先知”开始残酷地惩罚持不同政见者。一位名叫胡贝特·吕舍的铁匠，在2月份的选举中失去了议会席位，还对市政记录被毁感到不满。于是他被带到博克尔松面前，先是戏剧性地被赦免，然后戏剧性地被释放，他哭着求饶，但是被一把戟刺中背部。这位身体强壮、肌肉结实的铁匠还没有死，于是博克尔松朝他的背部开了一枪；吕舍被痛苦折磨了8天才死去。[43]

    复活节前不久，马提斯参加了一些朋友的婚礼；他预言了自己的死亡，格雷斯贝克对此做了记录：

    他在那里坐了一个小时，拍打着双手，上下点着头，沉重地叹着气，就好像快要死了。最后，他又醒了过来，叹了口气说：“哦，亲爱的父亲，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他站起来，把一只手伸向每一个人，并亲吻他们的嘴唇。他说：“上帝的平安与你们同在。”然后他和妻子一起走了。（那时，再洗礼者还没有很多妻子。）[44]

    1534年，复活节在4月5日到来，但耶稣没有出现，世界也没有结束。那天，马提斯和十几名追随者离开城门，骑着马走向亲王主教的雇佣兵，后者开始屠杀他们。格雷斯贝克记录说，围城者将马提斯的尸体切成100块，玩耍似的用血淋淋的碎片相互撞击，并用一根长矛挑着他的头，然后向城内喊话：居民们应该找回他们的市长。[45]马提斯可能是想吸引耶稣回来，或者，为了完成《启示录》11章中的一段话，即以诺（他自己）和以利亚（霍夫曼，仍被扔在斯特拉斯堡监狱中）的死亡将标志着耶稣的回归。

    博克尔松在乡村传教多年，还在上一年夏天到过明斯特，传教经历磨炼了他戏剧般的间谍技巧。在附近的舍平根镇，据说他通过洗礼治愈了一个生病的女孩，到1534年初他再回到明斯特时，已经很有名气了。他很可能一直在为这一时刻做准备。在此之前，他在明斯特一直保持着相对低调的姿态，马提斯去世后，他站在教堂的上层窗户处俯瞰人群，身穿白色长袍，沐浴在烛光中，右边是克尼佩尔多林，左边是迪沃——马提斯美丽而神秘的妻子，历史只记载了她的教名。

    博克尔松告诉群众，马提斯应该被处死，因为他虚荣并贪婪，这让群众大为震惊。博克尔松指了指克尼佩尔多林，并告诉人们，当他住在克尼佩尔多林家时，看到了马提斯血淋淋地剖开了一名雇佣兵的肠子。这名雇佣兵告诉博克尔松不要害怕：马提斯将受到上帝的审判，而他，博克尔松，必须迎娶他的遗孀迪沃。之后，博克尔松再次指向克尼佩尔多林，让他证明雇佣兵说这话的时候他也在场。人群对这一神圣景象感到兴奋，不少人脱下衣服跳舞，所有人都知道了，博克尔松继承了马提斯的职位。[46]

    马提斯和罗特曼还遗留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耶稣又一次没有出现，博克尔松必须向信徒解释这个问题。他预言，耶稣现在不会回来，直到新耶路撒冷城清除所有不洁的元素。

    博克尔松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煽动家，而且还是一位有能力的军事指挥官。他加强了该市本就很强大的防御警戒线，包括双墙、护城河和石制圆形大门。9000名公民面对的是数量大致相等的雇佣兵，因此不允许有累赘：妇女不仅在火药厂协助男子，而且还将亚麻花环浸入沸腾的沥青和生石灰锅中，从城墙上扔到突袭的雇佣兵身上。晚上，博克尔松的人溜进雇佣兵帐篷，割断他们的喉咙，并给幸存者留下纸条，鼓励他们皈依再洗礼派。

    5月25日，博克尔松的部队轻松击退了亲王主教军队的进攻，其中许多人投奔进城（尽管其中6人不久就因酗酒闹事而被处死）。[47]这场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再洗礼者；当然，上帝是站在他们这一边的，亲王主教军队的失败巩固了再洗礼者对城市的控制。

    7月，博克尔松宣布所有以前的婚姻无效，并命令所有成年人再婚。此时，路德教和天主教留下的女性加剧了男女比例失调，女性的数量几乎是男性的三倍。因此再洗礼派鼓励一夫多妻制。起初，再洗礼派中那些富有攻击性的男性疯狂地在城市里四处寻找年轻女性和童女，他们基于一个理论，用格雷斯贝克的话说，“拥有的妻子越多，这样的基督徒就越好。”很快，领导层意识到，由此产生的自由放任的雄性激素已经破坏了城市的稳定。为了遏制这些疯狂男性的行为，他们规定，新娶必须经过主妻的同意，并允许各方当事人都可以提出离婚。但即便如此，第一任妻子也对他们新扩大的家庭感到不满，这是可以理解的，她们经常虐待这些新添的妻子。为了鼓励人们遵守一夫多妻制，领导层将最顽固的妻子监禁起来，并斩首了不少人。[48]

    婚姻法引发了一场暴动。大约120名男人抓获了博克尔松和克尼佩尔多林，并指认他们为刽子手，但是一场反击战将这二人又营救了出来。大多数叛乱者都祈求到了宽恕，但博克尔松枪杀、斩首了47名叛乱者，还有少数叛乱者被砍死。除此之外，博克尔松还处决了更多抵制一夫多妻婚姻的妇女。

    8月，亲王主教又进行了一次袭击，他们几乎冲破了内墙，但最终被击退。袭击者遭受了可怕的损失，因为当他们爬向城墙抬起头的时候，发现迎接他们的死亡形式是煮沸的大锅、木柱和树木，一旦木桩和树木掉落，会立即将他们其中的几个人从爬梯上带下。他们中的幸运儿从破裂的外墙逃了回来。之后，亲王主教的军队几乎解散。[49]

    这场胜利鼓舞了博克尔松的精神和气势；他认为自己是大卫王转世，也是这个星球唯一合法的统治者。他还英明地推断，这样一个惊人的说法最好是出自他人之口。那年夏初，一位名叫扬·杜森舒尔的跛行金匠从附近一个小镇来到明斯特，他自称拥有预言能力。果然不出所料，在亲王主教第二次袭击失败后，他宣布上帝已为博克尔松施了涂油礼，任命他为国王。[50]

    作为君主，博克尔松宣布明斯特的旧宪法不适合新的神圣秩序，废除了市议会和两个市长职位，并以皇家法庭取而代之。“新耶路撒冷”被重新命名为“上帝的子民”。

    在击退亲王主教的第二次进攻后，邻近的亲王加强了封锁，并任命了一名新指挥官。因此，食物和供应品很难偷运到市里；这位新国王的臣民们衣衫褴褛，慢慢被饿死。博克尔松却一点儿也不担心，他对戏剧和戏服的热情开始高涨。格雷斯贝克这样描述博克尔松：

    他为自己做了一件天鹅绒外套，用华丽的丝织布制作成华丽的紧身裤和紧身短上衣，还有华丽的金帽子、一顶带天鹅绒细绳的皇冠、一把配有金鞘的刀、一把配有金鞘的匕首、戴在脖子上的许多金项链……他把世界挂在链子上，就像在他的盾形纹章上挂着的那个金色圆球一样。这像他的盾形纹章一样闪烁着蓝色斑点。[51]

    博克尔松的奢华感还延伸到为他的骑兵装备华丽的衣服，用华丽的丝绸，“制作成半身服装，一只手臂没有袖子，胸部镂空，因此他们在马背上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并为他的家仆穿上红色外套，配上灰色或金色戒指，以戒指大小显示仆人等级。[52]

    10月，杜森舒尔将预言中博克尔松的统治权扩展到整个地球，并宣布上帝将吹响三次号角，这标志着该城通往上帝应许之地的旅程开始。1534年10月31日日出前，瘸腿金匠杜森舒尔爬上圣兰伯特教堂的塔楼，吹响了牛角。然后他下楼，继续在街上吹喇叭，其他人则吹奏其他乐器。成千上万的居民费力地走向大教堂广场，男人们扛着武器，女人们抱着小孩和她们最珍贵的财产。更多的号角吹响了，博克尔松骑着一匹白色的种马，全身行头，在20个护卫的簇拥下来到这里；后面跟着的是坐在马车里的迪沃王后，她由仆人侍奉着，还有他的另外15位妻子。

    此时，博克尔松已经把没有到来的末日提升到了高级剧场。他命令一位受尊敬的贵族，格拉赫·冯·武伦，带领自杀式冲锋队冲向围攻部队。然后，这位国王让冯·武伦宣布，这只是一次旨在测试他们意志的演练，他很高兴地通知他们，他们已经通过了。博克尔松脱下他的猩红色长袍，摘下王冠，放下君主权杖，和他的“长老们”一起为饥饿的群众提供了一场盛宴。除了给他们供应食物，博克尔松和长老们还与男人们开了一个轻松的玩笑——谈论他们妻子的数量。格雷斯贝克写道：

    只有一位妻子的市民羞愧地坐着。这样的人还不算信徒，不算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们坐着吃喝，兴高采烈。在大教堂广场上，这些人看上去并不像马上要死的人，每个兄弟都坐在妻子们旁边，到晚上可以选一位他渴求的人和他一起上床睡觉。[53]

    市民们饱足后，博克尔松站起身来，声泪俱下地宣称，他辜负了人民的期望，将退位。博克尔松刚说完，杜森舒尔就转达了上帝那里传来的消息：上帝命令他和其他26个人一起前往附近的4个城镇传播消息，以加速末日的到来。

    此外，杜森舒尔透露，博克尔松应该恢复其国王的职责，其中最主要的职责就是惩罚明斯特城中的不虔诚行为。然后，这位金匠把王冠重新戴在国王的头上，并把他的猩红色长袍和君主权杖还给了他。

    这戏剧性的一幕也许就是博克尔松本人的杰作；他在27名信使及其134位妻子面前，一举提升了自己的权威，摆脱了潜在的竞争对手。然后，国王和他的妻子以及宫廷人员，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每上一道菜前，他的仆人都会大吹大擂。晚餐结束时，博克尔松沉默地坐了一会儿，然后告诉在场的人，他从上帝那里得到了启示，上帝命令他把刀和一个被俘的雇佣兵带来。他命令俘虏坐下，被拒绝后，他威胁俘虏说要把其腰斩，而不仅仅是斩首，俘虏未反抗。完成了上帝的旨意后，博克尔松结束了这顿饭。[54]

    27名信使离开了；然后26名信使被抓获并被雇佣兵处决了，除了一个名叫海因里希·格拉斯的人，他因会说拉丁语而没有被杀。这也引起了亲王主教的注意，使格拉斯有机会叛变。[55]

    格拉斯回到明斯特，讲述了他戏剧性地从亵渎上帝的人手中逃脱的故事，然后离开了这座城市，将无价的情报送给了亲王主教：食物和武器已经短缺，这座城市已经分裂，一边是曾经忠诚但现在饥肠辘辘、士气低落的民众，另一边是再洗礼派的精英们，他们的特权使他们能够保持精气和幻想。

    格拉斯离开这座城市之前给镇上的人留下一封谴责信：“现在明斯特正在进行的行为都是一场骗局，因此，我谦卑地祈祷你们最终睁开眼睛——是时候了！注意你们的行为，你们显然违背了上帝和他神圣的话语。”[56]尽管信使们已经被杀，但博克尔松安慰信徒们，信使死亡是上帝的意愿，他派遣了更多的信使到更远的低地国家去招募新的再洗礼者来守卫城镇。为了迎接增援部队的到来，他下令制造装甲车，以穿越封锁线回到城镇。

    但增援没有到来，第二批信使也杳无音信。这些持续出现的不幸事件，再加上邻近亲王向亲王主教支援了更多的雇佣兵，使他们没有机会再取得军事胜利。罗特曼告诉市民，虽然他们不能依靠外部世界，但上帝会拯救他们。随着食物和资源的日益匮乏，博克尔松削减了军队，转而专注于神学研究。

    1535年1月1日，博克尔松发表了一份宣言，其中规定，“只有那些以上帝的话语为导向的政府才能得到保护”，“做出法律决定是国王、他的摄政者以及法官的特权”，“一个不受非基督胁迫的政府不应该受到干涉，即使它还没有接受信徒的洗礼”[57]。

    一群年仅10岁的儿童因偷窃食物或涉嫌叛国而被处决。一位名叫图尔班·比尔的丹麦贵族离城后不久被发现是间谍，三个知情妇女在大教堂广场被斩首。其中一个是克尼佩尔多林的情妇，她没有被纳为妻子，因为她是妓女。被带到断头台上时，她公然谴责克尼佩尔多林的背叛行为；愤怒的克尼佩尔多林抓起一把刀砍了她的头。[58]

    到了复活节，低地国家的救援部队还没有出现，博克尔松宣称，他一直以来都是从精神意义而不是军事意义上定义“胜利”的。当镇上的流浪猫狗都已经被吃掉的时候，饥饿的市民们才被允许离城。

    博克尔松给予民众三四天的离城期限。离城民众的衣服被交换为破布；那些在期限之外离开明斯特的人被抓获并被处以绞刑。还有少数按照期限离城的民众被城外的雇佣兵屠杀，他们的头被挂在木桩上。格雷斯贝克将此解释为“霍布森选择”[59]：“他们仍然选择从城市叛逃，因为他们在城市里遭受了如此巨大的饥饿。他们宁愿被杀，也不愿在巨大的饥饿中受苦。”[60]

    几周后，为了节省食物，博克尔松允许男人与他们的某些次要妻子以及孩子断绝关系，这样他们就可以离开；博克尔松也和他的妻子以及孩子断绝了关系。格雷斯贝克观察到，“如果有人出一块面包，那么肯定有一些再洗礼者愿意用一位妻子换回一块面包。当没有面包的时候，法庭就没什么存在意义”[61]。

    这时，雇佣军每天都要将50名男性逃犯斩首，让逃犯中的妇女和儿童挤在围墙外的一块几百码宽、周长4英里的地狱般的土地上，其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都没有食物和住所。后来雇佣军允许其中的外国妇女和儿童回家，明斯特当地人被拘留，一直到城市沦陷。[62]

    大约5月23日，格雷斯贝克和其他几个人也逃离了这座城市。和以前大多数逃离者一样，他们被抓获了，但幸运的是没有被杀；就格雷斯贝克而言，由于他年轻、个性讨人喜欢以及抓获他的雇佣兵心地善良，他只是被判入狱。[63]他的成功逃离鼓励了数百人逃离明斯特，但最后几乎所有人都被杀了。

    格雷斯贝克在牢房的泥土地上为雇佣兵画了一张地图，勾画出军队应该如何进入城市。6月22日晚，一位名叫“朗斯特里特的小汉斯”的人（曾是围攻者，后来叛变到明斯特，然后又和格雷斯贝克一起逃离明斯特）和格雷斯贝克通过一个小型浮动桥游到一个能够穿过护城河的地方，35名雇佣兵从那里迅速穿过护城河，杀死了熟睡的哨兵，用小汉斯的钥匙打开了大门。在防御者最终关闭城门之前，至少还有300多名雇佣兵沿着又短又细的堤道进入（比起格雷斯贝克，围攻者们更信任小汉斯，也许是因为小汉斯最初是他们中的一员，所以小汉斯带领他们进攻，格雷斯贝克则留在桥上）。重新关闭城门后，困在城墙内的入侵者本来几乎就要被博克尔松的部队消灭了，但他们狡猾的指挥官威廉·施特丁用假谈判拖延了一段时间，直到后来亲王主教的主力兵团涌入该城，并在残酷的肉搏战中扫荡剩余的再洗礼者。[64]

    雇佣兵屠杀了600名居民，当他们发现每个人分到的战利品份额为50荷兰盾（相当于今天的1600美元）时，可能存在的任何罪恶感都消失了。再洗礼派护城河首领克里斯蒂安·克尔克林克很快被处决，一起被处决的可能还有迪沃王后。但博克尔松、克尼佩尔多林和另一名副手布伦德·克雷切丁克因各种神学犯罪、盗窃和谋杀的罪名而被慢慢审讯。博克尔松被捕几天后，亲王主教悲伤地问道：“你是国王吗？”博克尔松傲慢地回答：“你是主教吗？”[65]上层领导中可能只有罗特曼逃脱了，而且人们再也没有听说过他的消息。

    1536年1月22日是对博克尔松行刑的日子。按照帝国新刑法规定的程序，两名刽子手用一根木桩附着一个铁圈，圈住博克尔松的脖子使他不能动弹，并用灼热的钳子把他的肉撕下来。根据冯·克森布罗克的记录，“当被灼热的钳子触碰时，肌肉会发出明显的火焰，并因此散发出强烈的恶臭，使旁边的人感到恶心”[66]。

    看到这一幕，克尼佩尔多林试图用脖子上的项圈让自己窒息，但刽子手们用绳子把他张大的嘴牢牢地固定住，并把他捆在木桩上，然后又回到博克尔松身边继续钳肉，博克尔松默默地经受着这种折磨。之后克尼佩尔多林和布伦德·克雷切丁克也经历了这种折磨。然后刽子手用刀划开三个人的喉咙，最后刺中心脏。刽子手把他们直立的尸体塞进铁笼里，然后把铁笼挂在圣兰伯特教堂的塔楼上，让所有人都能看到。[67]他们的骨头在那里保存了50年，街上仍然有这三个笼子[68]。

    明斯特再洗礼派的继承者从他们的经历中吸取了教训；今天，成人洗礼的教义主要存在于阿米什和门诺派中，它们既安静又和平。

    第三个大规模的中世纪末日事件发生在17世纪中期的英格兰，当时整个英格兰都处于混乱之中。17世纪早期，议会与斯图亚特国王之间存在冲突，后者继续宣称国王的神圣权利；而议会不满于查理一世对安立甘宗[69]的支持，其更亲近天主教。

    不过，他们的冲突主要围绕财政问题。查理一世由于无法筹集到必要的资金支持他的军事行动，试图用一些非法手段结束议会的财政权力，尤其是筹集“船款”的权利。这是一项古老的皇家税，只在战时适用，而且只适用于沿海城镇。查理一世在和平时期收取议会外税收，并将其推广到内陆社区，引发了三场独立的冲突，其统称为英国内战，最终国王于1649年被斩首。奥利弗·克伦威尔建立了短暂的联邦和保护国制。克伦威尔的统治，以及他能力较弱、参与政治较少的儿子理查德的继任，被证明是灾难性的，使查理二世的君主制统治又在1660年得以恢复。

    动荡催生了两大派别：一个是平等派，主张法治、民主改革和宗教宽容；另一个是第五君主国派，是一个千禧年主义团体，其末日论支持“圣徒”统治，自认为是正义的骨干，但是和明斯特的再洗礼派一样，一点儿也不民主、不宽容甚至不谦逊。第五君主国派统治英国后，正义者将无法得到休息，因为它颁布了一项神圣法令，授权随后征服欧洲大陆。尽管这两个派别都没有完整地幸存下来，但第五君主国派在1653年短暂存在的“贝尔朋议会”（以一名成员的名字命名）中几乎掌握了政府大权。“贝尔朋议会”是克伦威尔令人眼花缭乱的一系列议会之一。[70]

    自约阿希姆以来，困难时期就会产生大量的数秘主义和末日论算术。英国外交官约翰·佩尔在1655年写道：

    有些人认为，395年是异教终结的时代，因为当时罗马帝国中不存在任何一座异教徒圣殿。在此年上加上著名的数字1260，也就是1655年，是末日的新纪元。另一些人则认为是1656年，因为他们将《创世记》第五章中先辈们的生活时间进行加总，发现从创世到洪水一共经历了1656年，并由此推断，耶稣一定和挪亚一样，在第二年到来。还有一些人认为应该再等三四年，认为1260这个数字必须从狄奥多西死后、他的儿子们分裂罗马帝国时开始算起。甚至还有一些人认为需要再等11年，我们不必惊讶，这是由数字666推算出来的。（也就是说，末日时间将在1666年。）[71]

    第五君主国派中一个叫阿里塞·埃文斯的人轻易地做出了最愚蠢的估计。《但以理书》中的“小号角”在书中代表希腊塞琉西帝国统治者安条克四世，那么它在当前时期又代表了谁，这是第五君主国派末日论中的关键要素之一。大多数信徒认为当前的小号角是国王查理一世，这让埃文斯很生气，因为他是已故国王及其大主教威廉·劳德的坚定支持者。对埃文斯来说，大主教的名字正标注着世界末日的时间：VVILLIaM LaVD中的罗马数字加起来是1667年[72]。

    在另一领域，物理学家艾萨克·牛顿写了大量文章解释《启示录》经文（在他死后，其结集成一本《对但以理预言和圣约翰启示录的考察》），但是他很明智，并没有预测耶稣复临的日期。[73]

    也许最有影响力的末日推算，当属一位名叫亨利·阿彻的传教士了。他在1642年出版了《基督亲临统治全地》，一部仅58页的著作，将但以理梦中被石头打碎的野兽重新解释为四个君主国：亚述/巴比伦、地中海/波斯、希腊和罗马。他认为即将到来的第五个君主国将由耶稣亲临统治，第五君主国派的名称由此而来。阿彻的计算表明，耶稣将会在1666年或1700年复临。这种模式完全属于新教神学范畴。路德认为第四君主国和野兽都是教皇制的隐喻。[74]

    许多第五君主国派成员都是英国内战以及克伦威尔议会和护国政体的主要参与者，他们认为自己是即将到来的基督复临和最后审判事件的被动观察者。在英国内战期间，该派别中最杰出的人物是托马斯·哈里森，他官至少将，表现出极大的勇气和极强的能力。他还担任议会议员，主张进行改革。

    大多数第五君主国教徒都主张通过法律手段寻求变革，例如哈里森。但是也有少数人并不认同，特别是一位名叫克里斯托弗·费克的煽动性传教士，他敦促公众进行一场暴力革命，去迎接一个由“圣徒”——也就是他们这些虔诚的精英——组成的千禧年神权政体。[75]

    第五君主国教徒一开始很顺利，他们（包括哈里森）都参加了战争并在新模范军中担任高级职位，也是1648年克伦威尔清除“长期议会”事件的参与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克伦威尔要么不愿意，要么无法接受第五君主国教徒的政治和神学要求，他们之间的联盟开始破裂。1653年，第五君主国派在贝尔朋议会中达到了权力的顶峰，但维持时间不长，随着议会的解散和随后独裁护国政体的建立，克伦威尔和第五君主国派之间的关系恶化。克伦威尔断断续续地拘留了包括哈里森在内的许多第五君主国派成员，但他通常会谨慎对待这些老盟友，没有因为他们的千禧年信仰而处决他们。例如，1654年，那时的哈里森可能已被多达8个不同选区选中进入新议会，他提交了一份请愿书，敦促恢复“一个完全自由的国家”。克伦威尔发表了反对意见，拘留了哈里森，然后“温和”警告了他；几天后，又释放了他。[76]

    用历史学家罗杰斯的话说，克伦威尔对待第五君主国派成员“就像对待自己顽皮的、被误导的孩子一样，虽然他们违背了他的意愿，但他不希望他们被监禁的天数太多，哪怕多一天也不行”。[77]

    随着1660年4月查理二世复辟，第五君主国派的幸运终于耗尽。新国王对这群人怀有偏见和仇视。哈里森不仅曾经是查理一世被监禁时的看守，而且在判处查理一世死刑的司法程序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他尤其受到查理二世的仇视。6个月后，国王审判哈里森和他的同僚们（弑君者），其中有一些是第五君主国派的成员。大多数人都被判有罪，而哈里森发现自己是第一个被判有罪的人，并被告知：

    在囚车上被拖到行刑地点；在那里，你将被吊起来，活人剖腹，你的内脏将在活着的你面前燃烧，然后你的头将被砍掉，身体将被肢解为4块，由国王陛下随意处置。[78]

    曾经目睹过查理一世被斩首的日记作者塞缪尔·佩皮斯，记载了10月13日对哈里森的行刑：

    我到查令十字街，去看哈里森少将被拖行、绞死并被肢解为4块；就在那里，观看的人都很高兴。他很快就被砍成块，头和心被展示给人群，这时人群发出巨大的欢呼声。[79]

    在这次事件中，哈里森的头和4块身体在城里被四处展示，这令国王很高兴。两天后，佩皮斯又目睹了另一位著名的第五君主国派弑君者约翰·卡鲁的死刑执行仪式，他“在查令十字街被绞死并被肢解为4块，但是，幸运的是，他的身体各块没有被吊起来展示”[80]。[81]

    第五君主国派中的一个小派系，其领导者是一位名叫托马斯·文纳的制桶工匠。他们一直幻想自己的民众支持率很高，足以通过武装暴动实现耶稣复临。尽管第五君主国派的其他一些更清醒的成员，如哈里森等人认为他们是鲁莽的，但文纳还是在1657年4月策划了一场暴动，不过暴动还没开始，就被揭发了，这证明他确实鲁莽。

    奥利弗·克伦威尔对文纳及其同伙非常宽容，只是将他们囚禁在伦敦塔；克伦威尔死后，他的儿子理查德释放了这些无能的策划者，他们只被监禁了不到两年。随着查理二世的复辟以及哈里森和其他参与弑君的第五君主国派成员的死亡，刚刚获释的文纳团队感到绝望，决定采取行动。1660年12月，文纳的一个喝醉的同伙向一个名叫霍尔的人吹嘘他即将参加一个“光荣的事业”。霍尔问是什么，他回答：“我们会把查理从王位上拉下来。因为国家应该由圣徒来统治。”霍尔迅速向当局报告了谈话内容，然后被带到国王面前，国王下令逮捕第五君主国派中的其他不满者。

    文纳和他的大约50个同伙没有被逮捕，因此他们继续执行他们的计划。1661年1月6日晚上（选择这个日期是因为他们认为第十二夜狂欢结束时城市的看守人都会喝醉），他们闯入圣保罗大教堂，并在教堂外面派了一个守卫，结果这个卫兵很快开枪打死了一位路人，因为当被问及忠于谁的时候，这位路人宣称自己忠于国王。密谋就这样暴露了，文纳那支可怜的小部队在伦敦的街道上被不断壮大的“火车队”追赶，这些“火车队”由城市民兵构成，后来国王的军队也来增援。在接下来的三天里，文纳的士兵从人数上远逊于对方，他们进行了一系列越来越绝望的殊死反抗。

    塞缪尔·佩皮斯在1月10日的日记中，简洁地描述了这群人：

    这些狂热分子击溃了他们遇到的所有火车队，把国王的近卫兵赶跑，杀死了大约20人，两次闯入城门；而这一切发生在白天，当全城武装起来的时候，他们总共不超过31人。然而我们却认为他们至少有500人（因为他们几乎在全城的每个地方都出现过，而且他们在海格特地区还待了两三天，还在其他几个地方待过）。闻所未闻，如此少的人竟敢做如此多的坏事。他们的口号是“耶稣国王和城门上的头颅”。最终，他们中很少有人会被分尸，因为他们在暴力中很难活下来：期待耶稣降临这里，并在此刻统治世界吧。[82]

    最后，文纳的追随者中大约有一半死在追杀中，其余大部分后来被绞死，但国王对文纳和他的副手执行了全套的半活剖腹刑，就像对之前的哈里森和卡鲁那样。[83]

    16世纪和17世纪，北欧人通过引人入胜的末日叙事，寻求逃离这个世界的苦难，去往一个美好的舒适世界。在施瓦本农民战争中，托马斯·闵采尔只是把末日神学附加在世俗平民起义的基础上，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而在疯狂的再洗礼派和第五君主国派的暴动中，从一开始到悲惨结束，都是一场末日事件。

    从18世纪开始，随着一系列金融群体幻觉席卷欧洲，整个国家不再寻求上帝的援助，而是开始寻求玛门的援助。从表面上看，宗教和金融事件似乎属于不同现象，但它们是由相同的社会和心理机制驱动的：叙事的诱人力量；人类倾向于幻想本不存在的“模式”；领袖和追随者的过于自负和过度自信；而且最重要的是，人类有一种压倒性的倾向，即模仿周围人的行为，尽管这种行为毫无根据或是一种自我毁灭。

    3 短暂的致富

    密西西比泡沫与南海泡沫

    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人们的思想都集中于同一个主题。这一主题吞并了政党政治：辉格党和托利党停止了争吵，雅各布斯派也停止了阴谋。在全国各地的每一家旅店、每一条道路上，谈论的内容都是一样的。在阿伯里斯特维斯，在特威德河畔贝里克，在布里斯托尔和圣戴维斯，在哈里奇和朴次茅斯，在切斯特和约克，在埃克塞特和特鲁罗，几乎在陆地的尽头，人们谈论的只是南海公司的股票——只谈论南海公司的股票！

    ——威廉·哈里森·安斯沃思，1868[1]

    18世纪初，聪明的苏格兰金融家约翰·劳留下了一条可怕的金融混乱足迹，这对20世纪90年代那些在互联网泡沫破裂中幸存的人来说非常熟悉。互联网股票只会伤害数百万投资者；但劳损害了整个法国对银行业的信心，这是更严重的打击。

    劳是苏格兰人，出生于一个有着数百年历史的著名的爱丁堡金匠世家，他的父亲、叔叔和三个兄弟都是金匠。到他1671年出生时，古老的“金匠”职业已经演变并伪装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东西：银行业。

    劳的直系祖先生活在苏格兰岛，但当时的苏格兰与未来那个雄伟、贸易自由的不列颠岛完全不同（当时，苏格兰仍然独立于英格兰）。17世纪初，英国人口仅为法国的1/3，比1348—1349年黑死病暴发前的人口还要少。劳时代的英格兰弱小、不发达，当时还卷入了一场弑君性国内战争。当时英格兰在公海上的业务不仅涉及商业，还涉及海盗和走私。随着1600年左右大型贸易组织的建立，大规模国际贸易开始缓慢出现，其中最著名的是东印度公司的贸易。

    当东印度公司的船只拉着从新兴香料贸易中赚得的金银驶入伦敦时，商人们遇到了一个后勤问题：英国没有银行系统，因此没有可靠的地方存放财富。金匠们的职业就是对客户的贵重物品进行安全储存，他们提供了最合理的替代物，即证书。商人们将贵重物品交给金匠后，会收到金匠的证书。关键是这张纸质证书可以用来交换商品和服务，换句话说，它起着货币的作用。此外，金匠们意识到，他们可以创造出超过他们所持有金银（铸币）数量的纸币。

    也就是说，金匠可以印钞。

    只有最虚伪、目光最短浅的金匠才会只制作和颁发证书给储户；大部分金匠都制作纸质证书并以高利率借出。即使是借给信用最好的人，借款年利率也常常会超过10%（尤其当英国处于战争状态时），在那10年里，借出证书比发放证书给储户更赚钱，而且只要金匠仍有偿付能力，这种情况就会一直存在。

    只有在证书持有者没有一次性全部赎回的情况下，这条菊花链才能正常运转。假设金匠的保险箱里有10000英镑的金币，他发行了价值30000英镑的证书，1/3的证书颁发给金币的主人，2/3的证书颁发给借款人。如果持有证书的人要求取出价值10001英镑的黄金或白银，那么不管他们是借款人还是最初的储户，金匠都可能被毁掉。更糟糕的是，如果证书持有者怀疑会发生这种情况，那么金匠办公室不断壮大的队伍将足以引发挤兑，从而推翻整个纸牌屋。在本例中，证书与铸币的比率为3:1；该比率越高，运行崩溃的可能性就越大。即使是最谨慎的金匠/银行家也可能陷入崩溃；1674—1688年，发生了四次有记录的“金匠挤兑”；1677—1694年英格兰银行成立期间，伦敦金匠/银行家的数量从44人下降到12人左右。

    实践当中，金匠/银行家们发现2:1的比率——每接收1英镑存款，向借款人发放1英镑贷款——是相当安全的。这一体系的重要性不容低估，因为它预示着弹性货币供应的诞生，而弹性货币供应量可以根据借款人对贷款的渴望和债权人的放贷意愿进行调整。当借贷双方情绪高涨时，货币供应量就会扩大；当他们感到恐惧时，货币供应量就会收缩。这种纸币数量扩张的现代金融术语是“杠杆”，即纸质资产总额与硬资产的比率。[2]

    银行的杠杆推动了现代金融狂热。在欧洲，它产生于17世纪，导致各种过山车般的泡沫和泡沫的破灭。在接下来的4个世纪里，金融创新产生了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投资工具，每一种都只是在稍微不同的伪装下进行杠杆操作，并成为接连出现的各种过度投机的导火线。

    作为英国金匠的继承者，约翰·劳从小生活在一种英国式的银行体系中，纸张可以像稀有铸币一样发挥货币的作用。但即使在今天，许多人仍然抵制纸币的概念；在17世纪之交，纸币让很多普通人觉得可笑。

    到了1694年，年轻的劳厌倦了肮脏、贫穷、处于中世纪晚期的爱丁堡，来到伦敦。他改名为博·劳，在城市里尤其是经常在赌桌上游荡。他与一位名叫博·威尔逊的人为了一个他们都感兴趣的年轻女人而展开决斗，最终他杀死了博·威尔逊。经过审判，劳被判绞刑，然后获得缓刑，然后再次被判绞刑后，逃跑了。1695年初的《伦敦公报》写道：

    约翰·劳上尉，苏格兰人，王座法庭囚犯，最近犯有谋杀罪，26岁，瘦高个，皮肤黝黑，身材匀称，身高6英尺以上，脸上长着麻子，大鼻子，声若洪钟，从上述监狱逃跑。无论是谁能够控制并将他送回上述监狱，都将立即获得由王座法庭支付的50英镑。[3]

    17世纪末，囚犯们比今天更容易“逃跑”，而劳的朋友，可能是得到了国王威廉三世的默许，安排了他的逃跑。[4]上述身体特征描述属于故意误导，因为劳的鼻子并不大，肤色白皙。

    最初，他去了法国，在那里，他的数学能力震惊了周围的人，在赌桌上受到欢迎。但是，把劳称为赌徒，对他的能力来说并不公正。即使在今天，定量能力和专注能力在二十一点的牌桌上也很有用。300年前的赌场的效率较低，冷静计算的回报更为丰厚。这吸引了一些欧洲最聪明的数学家参加这种机会主义游戏，其中最著名的是亚伯拉罕·棣莫弗，他的机会学说构成了现代统计学的重要基础。[5]一位熟悉劳的人写道：

    如果你问我劳的消息，那么我只能说他从早到晚只和玩纸牌的人在一起。他赌博时总是很开心，每天都会提议不同的游戏。他向所有能连续投6个6的人出价10000块亮片，但如果他们投不到，那么他们每次都要给他一块亮片。[6]

    由于连续投6个6的概率是1/46656（1/66），劳的出价一定会获胜（在第10000轮6次投球之前，他输球或付款的概率为19%）。此外，只要有机会，劳都会充当纸牌的“银行家”，他可以扮演赌场而不是客户的角色，无论什么样的特定游戏规则，他都能利用一点儿统计方面的优势。[7]

    据经济历史学家安托因·墨菲估计，当劳离开法国时，他从赌场赢来的钱总计几十万英镑，这在当时是一笔巨大的财富。[8]然后他去往荷兰，在那里，他研究了阿姆斯特丹银行和该城市新证券交易所的尖端业务。他还访问了热那亚和威尼斯，熟悉了那里具有数百年历史的银行体系。

    那个时代的法国人不信任国家管理机构，因此法国几乎不存在银行体系。攒下来的里弗尔（法国古代货币）放在床垫下或袜子里，而不是放在银行里，经济急缺资金。[9]劳赞叹于意大利和荷兰的先进金融体系，并努力使之为法国带来好处；在大约10年的欧洲大陆游历中，劳将自己从职业赌徒转变为经济学家。尽管当时经济学家这一术语还没有出现。

    劳直观地认识到以稀缺金银为基础的货币供应不足是如何扼杀欧洲经济的，而充足的货币供应又是如何刺激欧洲经济的。他早已熟悉私人发行纸币的概念，但以他在荷兰银行业的经验，他认为由中央国家银行发行纸币才能解决货币基础不足的问题。

    劳的这种充足的纸币供应能够刺激经济的直觉，可以通过3个世纪后华盛顿特区出现的婴儿合作社的著名故事（至少在经济学家中非常著名）来理解。这种合作社涉及婴儿保育服务的交易。最流行的方案之一是使用“代金券”：一种票证，每张代表半小时的婴儿照顾时间；因此，一对想要看三个小时电影的夫妇需要使用六张票证。

    此类代金券/票证方案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流通中票证的精确数量。20世纪70年代早期，华盛顿特区有一家这样的合作社，由于它印制的票证数量不多，因此家长们就把它们收藏起来。许多人愿意照看孩子以赚取票证，但愿意花票证请人照顾自己孩子的人很少，因此每个人晚上出去的时间都比自己原本想要的少。

    在华盛顿特区，许多父母都是律师，正如律师们惯常做的那样，为了解决问题，他们通过立法强制要求个人花这些票证。但在经济领域，通过立法解决问题往往会失败，本案也是这样。于是一对经济学家夫妇说服合作社印刷并分发更多的票证。家长们有了充足的票证，所以晚上会出去玩儿更长时间。[10]

    同样，劳的金匠/银行业背景和经验告诉他，欧洲经济停滞的原因是铸币短缺，除了其他措施，印刷纸币可以弥补铸币的短缺。劳并不是第一个意识到这一点的人；几乎从17世纪初金匠/银行家发明弹性信贷开始，他们中的一些人就认识到，扩张纸币可以刺激经济。1650年，也就是在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将以黄金为基础的货币体系称为“野蛮遗迹”的3个世纪之前，王室官员威廉·波特就指出，流通中有限的铸币数量意味着：

    尽管世界上的仓库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装满商品，但是你将会看到，由于支付能力不足，商人们进货的速度慢于他们为商品找到销路的速度，而接下来，如果人们由于极度贫困而无法从商人手中买走商品，那么贸易的大门将会关上，其结果就是财富的大门会关上……反之，如果所有人手中的货币（或者类似货币的东西）增加，那么（商人们就不需要囤积货币，只要一有货币，他们就会买进商品，并将其摆在货架上），随着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人们手中的钱越多，商品贸易就越多；而这种贸易的增加将增加财富……因此，财富的关键在于增加货币，或者类似货币的东西，而不是囤积货币。[11]

    法国以及劳的祖国苏格兰的银行体系远比荷兰和意大利更为原始，因此，法国和苏格兰的经济运行不佳。罗讷河谷纺织业的恶劣状况给劳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他制订了一项通过发行纸币为工厂、托儿所、面包房和作坊融资的计划。1703年底，他认识的一位法国驻都灵大使，将他的建议转述给法国财政大臣沙米亚尔侯爵，但后者婉拒了他。

    新年前后的某个时间，劳回到了苏格兰，那里的情况更加变化无常。早些时候，在1695年，苏格兰议会将该国的远洋贸易垄断权授予苏格兰非洲和东西印度群岛贸易公司（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达里恩公司”）。公司计划在巴拿马地峡的达里恩建立一个贸易前哨站，以缩短从欧洲到亚洲的贸易路线。该公司向达里恩派出了两支探险队，第一支探险队由于计划和供应不善而遭遇失败，而第二支探险队的成员则被西班牙人屠杀。

    1699年，该哨站落入西班牙人手中，苏格兰银行不得不暂停营业。银行的经营困难使劳感到悲痛，他进一步完善了他的经济思想，写成了两本作品：《土地银行》和《论货币和贸易》。前者提出发行以土地为担保的纸币；后者是一本详细而精辟的书，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一书中的许多概念埋下了70年的伏笔。

    劳开始以一种非常现代的方式深入思考货币的本质。他认为，真正的货币应该有7个基本特征：价值的稳定性、同质性（也就是说，它可以以固定单位交易）、易于运输性、各地统一性、易储存而不损失价值性、可分割成更小或组合成更大的货币量，以及拥有一个关于其价值的印章或标识。[12]

    劳认为土地正符合这些标准，与土地挂钩的纸币将优于锚定白银的传统货币。在今天看来，这种以土地为单位的货币概念似乎很奇怪，但在18世纪早期，它是有道理的。大约从1550年开始，白银从秘鲁和墨西哥的巨大矿场涌入欧洲，这导致其价值贬值。相反，表示一块土地的证书可以根据其未来粮食、水果或动物产量的总和进行估价。此外，白银只有少数几个限定用途：货币、珠宝和器皿或工业用途。相比之下，土地在支持纸币的同时，还有各种广泛的农业用途。[13]正如劳所写，“土地产生了一切，但白银只是产品。土地的数量不会增加或减少，白银或其他任何产品的数量可以增加或减少。因此，土地的价值比白银或其他任何产品更为确定”[14]。

    劳逐渐将他的货币概念扩展到了土地之外，包括了那个时代最伟大公司的股票，特别是英国和荷兰东印度公司以及英格兰银行，他认为，这些公司的利润应该比白银更稳定。这是一个合理的假设；但劳没有预见到的是，他的体系本身会给那些价格带来致命的不稳定性。

    作为卡尔·马克思的先驱，劳提出了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货币是不存在的，易货是交换的主要形式，这时，大规模的生产制造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那需要前期大量的货币开支。用劳的话说，“这种易货状态下几乎没有贸易，也很少有手工生产者”。［劳的“贸易”一词具有现代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意义：指消费的商品和服务总量。我们现在认为，劳认为货币时代之前是易货阶段，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在原始社会，交换是通过互相赠送和积攒记号来完成的，这些做法的经济效率比易货更低。］[15]

    在第二个阶段，经济在金属货币的基础上运行，但金属货币太少。虽然从理论上讲，如果货币短缺，人们就可以在较低的工资下工作，但这会妨碍制造业发展：

    人们会问，如果各国的管理良好，那么为什么它们不自己加工羊毛和其他原材料？是因为在货币短缺的地方，工人的工资很低吗？答案是，没有货币就没有人愿意工作；而且，在货币很少的地方，其几乎不能满足国家的其他需要，因为人们不能同时在不同的地方使用同一枚铸币。[16]

    在第三个阶段，当货币和信贷充裕时，国家繁荣。英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在10年前刚刚成立了英格兰银行，以发行钞票。[17]银行周期性地增加和减少钞票供应；劳观察到，“随着英国货币的增加，（国民收入的）年均值也增加了；随着货币的减少，年均值也随之减少”[18]。

    劳首次描述了一个被称为“循环流动”模型的经济概念（他的理论核心），这在他的《论货币和贸易》中有数页解释。该模型可以想象为两个同心圆，货币从一个所有者向另一个所有者以顺时针方向流动，而商品和服务则逆时针流动。

    劳设想了一个孤岛，它由一位领主拥有，该领主将自己的土地出租给1000名农民，这些农民种植农作物并饲养动物，其产出占岛上产出的100%。但制成品不能在当地生产，而是通过出口多余的谷物以换取制造品进口。

    此外，岛上还有300名没有工作的贫民，他们靠上帝和农民的施舍生存。为解决这种悲哀状况，劳让领主印刷足够多的货币，用于建立工厂并雇用300名贫民，工人的工资将用于购买农民的粮食。这将增加农民交给领主的租金，领主可以继续用租金支付工人工资。

    正如现代任何一个凯恩斯主义者都会做的那样，劳将他的例子做了概括：

    贸易（也就是现代术语中的GDP）和货币相互依赖：当贸易衰退时，货币减少；而当货币减少时，贸易就会衰退。权力和财富依赖于人的数量以及国内外商品的储存数量；而这些又依赖于贸易，贸易又依赖于货币。因此，贸易和货币两者之间会产生直接和必然的影响；损害其中任何一方都将损害双方，权力和财富都将是不稳定的。[19]

    劳提出一个由苏格兰银行发行纸币的方案，但这个方案被苏格兰议会于1705年投票否决了。两年后，苏格兰通过了《联合法案》，根据该法案，苏格兰与英格兰合并，这样劳在苏格兰就面临着生命危险，因为他本应在伦敦被监禁和处决。劳请求安妮女王的赦免，但被拒绝，于是他逃回了欧洲大陆，在荷兰、意大利和法国之间辗转10年，然后于1715年在巴黎定居。[20]

    那时，他又一次被法国财政大臣沙米亚尔拒绝，他的另一个在都灵开设银行的计划也被萨伏依公爵否决。接下来，他大胆地寻求路易十四的支持。到1715年夏天，路易十四已经统治法国72年，这是欧洲君主至今的最高纪录（伊丽莎白女王必须活到98岁，也就是2024年，才能超过路易十四的在位时间）。路易十四正打算批准劳的建议时却患上了坏疽，他明确地告诉摄政王奥尔良公爵：“我的侄子，我让你成为王国的摄政王。你将目睹一个国王在坟墓里，而另一个在摇篮中；你要永远记住前者的记忆和后者的利益。”[21]英俊、迷人和富有的劳获得了摄政王的支持，并最终说服摄政王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金融尝试。

    1715年9月路易十四去世时，法国已经因参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而濒临破产。劳曾试图组建一家大型国有银行，但受到摄政王的限制。1716年，他成立了“私人通用银行”，正如其名所示，这是一家私人企业，总部设在劳的家里，劳成为一位新加入的法国公民。

    当时，只有5个国家——瑞典、热那亚、威尼斯、荷兰和英格兰——发行了纸币，但其不能用于日常小规模交易，因此法国人对私人通用银行的纸币持怀疑态度。[22]新银行成立之初，劳就立即规定，新纸币可以与流通中的黄金和/或白银一对一兑换。由于当时的法国长期资不抵债，经常发行不足值的金属铸币，因此新纸币的价值比当时流通中的金属铸币要高。为了吸引富有的客户并增强信心，他将存款准备金率保持在较低水平，并开展了一些“亏损业务”，包括免费兑换外币和按银行纸币面值兑换铸币业务，而不是按低得多的（高折扣的）普通的政府纸币价格进行兑换。[23]

    由于票面价值得到了保证，劳的银行纸币和服务所具有的优势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正如劳预测的那样，纸币供应的增加提振了王国经济。

    劳的下一个目标是密西西比公司。该公司最初于1684年获得特许经营权，后来通过与其他公司合并而获得法属美洲的贸易垄断权，但由于未能成功利用这些垄断权，其经营者安托万·克罗扎于1717年将特许经营权交还给了国王。现在，由于私人通用银行的成功，劳声名鹊起，他承诺通过让密西西比公司买断王室的巨额债务来拯救国家财政。在这个过程中，劳通过投机买卖公司股票，本已惊人的赌博财富更是成倍增加。

    为了使密西西比公司承担起王室的债务，他让王室扩大他的垄断权，垄断与中国、东印度群岛和“南海”（赤道以南的所有海域）的贸易。但几乎所有的相关贸易路线都已在英国、西班牙、葡萄牙的控制之下。[24]因此，密西西比公司对于这些新大陆贸易的“垄断”毫无价值。但是，这一点儿也没有减少劳的新金融体系的魅力。

    密西西比公司承担了王室的巨额债务，主要是以公民国库券的形式，国库券当时的利率为4%。由于王国的财政状况很脆弱，国库券的交易价格大大低于其面值；劳承诺，他的计划将使国库券的交易价格达到面值，这对王室来说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诱惑。1718年12月，劳成功地使他的私人通用银行升级为国家银行，即“皇家银行”，该银行完成了货币流转链条：新银行将发行纸币，以支付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纸币将用于购买国库券，从而减轻国王的战争债务。难以理解的是，国库券也可以直接用于购买公司股票；由于国库券是债务，公民用国库券购买股票意味着国库券的消失，这进一步改善了王室的财政状况。[25]

    劳的权力使他沉溺于与银币的斗争，他将银币视为国家的经济锁链。硬币被抛弃，纸币被引进。早在私人通用银行存续期内，政府就已经允许公众用私人银行发行的纸币支付税款。1719年初，皇家银行在法国各大城市设立分行，在这些城市，高于600里弗尔的白银交易必须用银行纸币或黄金进行；禁止使用银币支付。到1719年底，皇家银行已经买进了大部分的国库券，国家债务的消失进一步鼓舞了这个国家的动物精神。

    随着密西西比公司股价的上涨，银行印制了更多的纸币以满足对股票的需求，这进一步推高了股票价格，从而导致更多的纸币发行。很快，第一个记载翔实的全国性股市泡沫正在形成。冒失的货币扩张并不完全是劳一个人的作品，也受到了摄政王的影响。劳理解螺旋型通货膨胀的特点，但摄政王并不理解这一风险，他只是被该计划的成功鼓舞。

    以所谓的“永久资本”运营的现代公司，这只是一种花哨的说法，实际上就是，如果某个项目需要10亿美元，那么将通过销售股票来筹集大部分资金；如果费用预测准确，那么该项目将随后完成。

    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并非如此。该公司的股票不需要以全价直接购买，而是以认购的方式，以现金支付10%的股价。也就是说，为了获得股份，购买者只需支付10%的股价和20个月的分期付款（或“催缴股款”，每笔5%）中的第一笔，即只需要支付股价的15%。催缴机制是金融杠杆的一种早期形式，如果价格上涨15%，投资者的首期付款价值就翻了一番，它会放大收益和损失；如果价格下跌15%，那么投资者将被清出市场。因此，催缴机制可以被认为是保证金债务的祖先，而保证金债务是随后出现许多金融崩溃的原因，最明显的一次是在1929年。[26]

    为了满足对公司股票的需求，劳的银行发行了更多的股票；查尔斯·麦基描述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至少有30万人申购这5万份新股，劳在坎康普瓦大街的住宅从早到晚都挤满了热切的申购者。由于不可能满足所有的申请人，新股东名单只能在几周后才公布，在此期间，公众的焦急情绪达到了疯狂的程度。公爵、侯爵、伯爵以及他们的夫人每天都要在劳家门前的街道上等待数小时，以了解结果。最后，成千上万的人挤满了整条大街。为了避免平民人群的推挤，贵族们在邻近的房子里租了公寓，这样他们就可以一直住在这位新财神爷散播财富的神庙附近（见图3-1）。[27]

    图3-1 约翰·劳的巴黎

    人们很少谈论其他事情，几乎所有有幸拥有股票的贵族都忙于买卖股票。坎康普瓦大街的租金上涨了15倍。

    劳对拥挤的人群感到厌倦，于是逃到他在旺多姆更宽敞的住所，但那里也很快挤满了人。这引起了议长的愤怒，因为议长的法庭就在旺多姆广场上。最后，劳搬到了苏瓦松酒店，那里有一个足够大的花园，花园可以容纳几百个帐篷；拥有该房产的幸运贵族以每月500里弗尔的价格出租每一个帐篷。

    麦基回忆说：“如果在某次会面中，摄政王让贵族们等了半个小时，那么他们会被激怒，但他们愿意等6个小时得到一次与劳见面的机会。”[28]一位女士巧妙地利用了劳对女士的殷勤，她故意让马车在劳面前翻车，劳不出所料地过来救助：她很快就承认了这是她的小伎俩，劳被她逗笑，于是给她签发了股票。拘谨的麦基提到了另外一个会让读者“微笑或脸红”的情节，但没有描述它，只是害羞地提到了一封奥尔良公爵夫人写的信：

    劳太忙了，日夜不得休息。一位公爵夫人在众人面前吻了他的手；如果公爵夫人吻了他的手，那么其他女士会如何？[29]

    其他观察者也证实了麦基的描述。1719年9月，英国大使馆的一名办事员向伦敦报告说：

    坎康普瓦大街是他们的交易场所，从清晨到深夜，这里挤满了亲王和王妃，公爵、贵族和他们的夫人等，总之，这里在法国非常有名。他们出售房地产、典当珠宝，以购买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

    一周后，这名办事员又写道：“这个镇上的所有新闻都是关于股票买卖的。目前，法国人的脑子不会转向任何其他事情。”[30]巴黎成为一个繁荣的城市。泡沫期间，人口膨胀，城市不可避免地受到食品、服务和房地产价格飙升的负面影响。这种气氛高涨的环境下产生了“百万富翁”一词，其被普遍用来形容幸运的股东。[31]另一份大使馆报告写道：“昨天有人告诉我，一家商店在不到3周的时间里出售了80万里弗尔的蕾丝和亚麻布，主要是卖给一些以前从未穿过蕾丝的人；诸如此类的报道每天都如此令人意想不到，其他国家的人根本就难以相信。”[32]

    泡沫通常结束于看似很小的扰动，然后迅速崩塌。震动发生在1720年初，当时孔蒂亲王因没有买到足够多的公司股票而被激怒，为此，他派出了三辆马车，去皇家银行（卖出纸币）换取铸币，这些铸币本应是银行发行新纸币的基础。劳当时担任法国财政部长，不能在公众面前拒绝这一糟糕的请求，因此他做了次好选择：他向摄政王抱怨，摄政王强迫孔蒂撤销这一要求。敏锐的投资者意识到亲王所提要求和摄政王默许拒绝背后的含义：银行发行的纸币数量大大超过了其黄金和白银储备。随后发生了对该银行的全面挤兑。

    劳现在面临着一个危急的选择。他可以通过减少印刷纸币来保护货币币值，但这将损害股价；或者他可以通过印制更多的纸币来保护股价，而这将加剧本已猖獗的通胀。前一种做法将保护法国；后一种做法将保护贵族投资者。

    起初，劳选择保护货币，从而保护国家，或者他认为是这样。1720年2月底，陷入绝望的劳和摄政王开始禁止使用铸币进行交易，并将私人拥有的铸币限制在500里弗尔以内；此外，还禁止囤积银制器皿和珠宝，并招募告密者和经纪人来强制执行这些可恶的新规定。随着仆人背叛主人，父亲背叛儿子，国家的社会关系网开始瓦解。

    由于社会如此混乱，两周后，劳转而保护股价，从而保护富人，他提出每股出价9000里弗尔，这意味着需要印刷更多的银行纸币。到那时，里弗尔贬值带来的通货膨胀已经非常明显，到5月份，他通过两个步骤让里弗尔贬值了50%。1720年后期，为了控制通货膨胀，他宣布大面额纸币价值为零，抹去了国家的大部分财富；经济历史学家安托因·墨菲估计，包括密西西比公司股票和纸币在内的整个系统经通胀调整后的价值下降了约87%。对纸币和密西西比公司股票的最后一击是在那年秋天，瘟疫肆虐马赛，并威胁到巴黎，这进一步动摇了金融信心（见图3-2）。[33]

    图3-2 1719—1720年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价格

    至此，劳不仅耗尽了银行资本，也耗尽了他的政治资本。为了避免进一步的尴尬，摄政王允许他体面地离开巴黎，即先去巴黎郊区，然后出国。此时，他谋杀博·威尔逊的罪名已经获得王室的赦免。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劳在英格兰和欧洲大陆四处奔波，逃避债权人，其中最著名的债权人是伦敦德里勋爵。1719年9月，劳与伦敦德里勋爵下注，他认为密西西比公司将损害英格兰东印度公司股票的价值，因此承诺未来将向伦敦德里交付大量EIC（东印度公司）股票，这有效地“做空”了EIC的股票（“做空”就是押注股价下跌）。但是，南海泡沫（密西西比泡沫的伦敦孪生兄弟）期间，EIC的股价飙升，同时劳的体系又使法国货币相对于英国货币大幅贬值，这个赌注对劳来说成为一个灾难性的赌注。[34]

    尽管劳已经成为奥尔良公爵的政治负担，但这位摄政王仍然珍视他的才华，如果摄政王没有在1723年去世的话，那么可能会将劳重新召回巴黎。最终，劳于1729年在他深爱的威尼斯病逝，遗留下的主要财产是大量艺术收藏品，几乎没有其他东西。但总的来说，他是幸运的；而未来的泡沫主角往往会有更悲惨的结局。[35]

    密西西比公司确实拥有过一片美洲土地，就是后来的路易斯安那州。但在18世纪早期，该地区人口不足，而且流行疟疾病。为了给这片领土招募定居者，为公司的新大陆经营做准备，劳制作了欺骗性的小册子，将该地区描述为人间天堂。广告宣传失败后，劳又开始征募数千名男女白人囚犯以及非洲奴隶。

    违反纪律的士兵、名门中的害群之马、乞丐、妓女以及任何毫无戒心误入巴黎的农民都被强行运到了墨西哥湾沿岸。那些自愿去的人可以得到免费的土地、饮食和前往新领土的免费交通。[36]

    路易斯安那州所谓的“首府”，在现代的比洛克西和莫比尔[37]之间交替，不过是一处仅有几百名定居者的恶臭营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1721年公司倒闭后逃往新首府新奥尔良。[38]

    两个世纪以来，劳一直被描绘成一个无赖。最典型的是丹尼尔·笛福[39]（以“迷雾先生”的笔名写作）写给那些希望获得巨大财富的人的建议：

    迷雾先生说，如果你已经下定决心了，除了这样做，没有什么别的办法，那么你必须做什么？很简单，你必须佩剑，杀一两个花花公子，被关进纽盖特监狱，被判绞刑，然后越狱，假如你能做到的话，记住，顺便去一个陌生的国家，转做股票经纪人，发行一支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搅动一个国家的泡沫，那么你可能很快就会成为一个伟人；如果你有好运气，那么根据一句古老的英国格言——一旦你敢做一个记录在案的流氓，你可能很快就有希望成为一个贵族。[40]

    经济史学家们对他更为宽容。在劳的时代，经济运行中的货币不以黄金和白银为基础，这种想法在当时似乎是革命性的，甚至是可笑的。但今天的绝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将货币供应量建立在矿山或珠宝盒中的金属量的基础上更加愚蠢。例如，金本位制的权威经济历史学家巴里·埃森格林发现，各国从大萧条中复苏的顺序与它们放弃硬通货（指金属硬币）的顺序恰好一致。[41]从本质上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叮当仙子[42]的经济中，因为每个人都相信纸币幻觉，所以它运转良好。就像穿越海格力斯之柱[43]航行、死于地中海之外的远古水手一样，劳的体系——一种群体幻想——由于缺乏经验而走向了失败，但也照亮了未来的路。

    密西西比泡沫传染了整个欧洲大陆。狂热时期，顽固的威尼斯人不再反对合股公司[44]；有一些合股公司开始热情地发行股票，但后来随着巴黎灾难的消息南下而消失。荷兰也不愿落后于法国，紧随其后，进行了44次股票发行，其中有30次的价格几乎立即翻了一番。在稍欠发达的欧洲地区，贸易公司像野花一样遍地开花，然后迅速消失；18世纪欧洲股票发行中有整整40%的比重发行于1720年。[45]

    法国泡沫在伦敦最响亮的共鸣来自约翰·布朗特爵士，他出生在正确的时代。1689年，他25岁，英国在这一年继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确立了君主立宪制。这一年，荷兰政权持有者威廉三世应英格兰新教势力的邀请进入英格兰，并以国王的身份登上王位，结束了英格兰斯图亚特君主制时代。

    在此之前，英格兰没有“国家债务”，只有国王及其家人的私人债务。1685年查理二世去世时，他和他的兄弟以及侄子欠了伦敦银行家约100万英镑，没有偿还一分钱的利息或本金。[46]由于王室不偿还贷款的风险一直存在，银行家们就理所当然地收取高利率，这压制了英国经济的发展。光荣革命之后，君主立宪制建立，国王放弃了原有的神圣权利，权利不受限制的问题得以解决，这立即使政府债务对银行家来说更具有吸引力。这反过来又更普遍地降低了利率；由于相对安全的债券不能获得高回报，投资者寻找风险更大的投资机会。这引发了未来10年合股公司的繁荣。

    布朗特是一位浸信会鞋匠的儿子，曾当过撰稿人（也就是从事法律和金融文件的写作，是一个传授房地产和金融活动内幕知识的职业）。借着这个职业，他进入一家小型商业企业集团，该集团包括一家亚麻布企业和一家伦敦供水公司。随后，他又受雇于一家最具野心的新合股公司——剑锋公司。

    起初，该公司生产先进的法式剑杆，但很快就将业务扩展到土地投机和政府债务交易。（商业模式的彻底改变，是与泡沫有关的金融诈骗的一个特征；近3个世纪后，安然公司也从一家枯燥沉闷的管道公司和发电厂蜕变为一家期货交易巨头，直至风险暴露。）

    1710年，布朗特的商业头脑引起了英国财政部长罗伯特·哈雷的注意，他请布朗特帮助解决国家巨额债务问题。与法国一样，英国的巨额债务也是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遗留下来的。布朗特确实有那么一两个办法。他对债务的解决方案就是利用人们的投机心理，这也将成为他的招牌方法：政府将发行利率为6%的传统债券，债券中含有彩票，奖金从20英镑到高达12000英镑不等。债券的发行非常成功，这推动了一项更具吸引力的计划——“200万人的冒险”：一种复杂的分层彩票，起价100英镑，连续五次抽奖，最高奖金不断增加，分别为1000英镑、3000英镑、4000英镑、5000英镑，最后是20000英镑；每次抽奖，都有可能实现更大的回报，以此让输家留在游戏中。

    这些投机项目的成功使哈雷更加大胆，他于1711年成立了南海公司，目的是接管英格兰的所有巨额债务，他本人担任董事，董事会中有很多剑锋公司的人，包括布朗特。[47]作为承担政府债务的交换条件，南海公司与密西西比公司一样，获得了南美洲贸易的垄断权，但事实上当时西班牙和葡萄牙已经控制了南美洲，而且该公司董事会中没有一个人有与西属美洲贸易的经验。作为获得这项“垄断”权的部分交换条件，该公司承担了1000万英镑的政府债务。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英国南海泡沫正是在对法国体系的恐惧和嫉妒中产生的，它与巴黎泡沫几乎同时发生。但1717年密西西比公司承担法国国债，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学习了此前南海公司对英国国债的承担。自1711年南海公司获得经营权的8年里，用承担政府债务换取新大陆贸易的“垄断”权，这种交换规模一直很小；但到了1720年，飞速发展的法国密西西比公司以及数千人涌入的坎康普瓦大街，让英国人羡慕不已。当年法国泡沫吹得最大时，丹尼尔·笛福在巴黎街头写道：

    你们，英格兰的迷雾先生们，在伦敦的你们是一群迟钝、冷漠的家伙；而在巴黎的我们喝着勃艮第酒和冒泡的香槟。你们连巴黎人民的一半聪明都没有。我们这里有清新的空气与柔和的火焰。100可以积累到2000，现在的股息为40%。[48]

    由于担心英格兰会被法国波旁家族所设计的金融永动机压倒，南海公司和议会设计了一个类似的体系，由南海公司承担更多的国家债务（约3100万英镑），这些债务的主要形式是年金。有人提议，这些债务的持有人，即年金受益人，应该自愿将这些政府债券转换为公司股票。

    当然，年金主要持有人是英国公民，他们从中获得收入。年金持有人必须得到一个有吸引力的报价才肯卖出，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刺激他们的大脑边缘系统，让他们相信公司的股票价格会上涨。

    南海公司出售了各种形式的股票。最典型的一种，是卖出一份票面价值（签发时的价格）为100英镑的股票，从年金持有者那里换取100英镑的年金。股票价格越高，公司越受益，因为这使公司能够为自己保留更多的股票。例如，如果股票价格上涨至200英镑，公司就只需卖出比100英镑价格时少一半的股票，并保留剩余的一半股票；如果价格上涨到1000英镑，公司就将保留90%的股票。随着股价的上涨，股票更受欢迎，这是一个正反馈循环，是所有泡沫的核心特征。

    现在，差不多3个世纪后，布朗特和哈雷对心理学的掌控的本质变得更加清晰。他们偶然发现了一种强大的方法，利用了非常古老的人类现象：人类偏好于“正偏态结果”——概率很低但是回报丰厚，即使所有回报的均值为负。例如，任何一个理性的人都不会买一张价值2美元的彩票，这张彩票的结果是50%的概率获得3美元，50%的概率什么都得不到，即它会产生1.5美元（0美元和3美元的平均数）的回报，平均损失率为25%。然而，许多人会买另一张价值2美元的彩票，它有1/2000000的机会获得3000000美元，这意味着平均赔付额也是1.5美元（3000000/2000000），平均损失率也是25%。[49]

    换句话说，哈雷和布朗特找到了一条通往人类贪婪之地的道路：大脑边缘系统强大的奖励预期电路。这是一种本能，这种本能曾经让远古狩猎者获利，但在金融领域是有害的。

    正如我们所知，在南海的垄断权几乎没有价值，但这并不妨碍该公司散布最捕风捉影的谣言。麦基写道：

    他们提到了英国和西班牙之间的条约，根据这些条约，所有西属殖民地可以自由贸易；从波托西-拉巴斯[50]矿中开采的丰富的白银将被运到英国，英国的白银将几乎与铁一样充足……与南海进行贸易的商业公司将成为有史以来最富有的公司，每投资100英镑，将为股东带来每年数百英镑的收入。[51]

    为了确保议会同意该计划，南海公司向议员们贿赂股票，该计划通过后，这些股票大幅升值。1720年4月14日，首次允许以现金形式出售股票；两周后，首次允许公众用年金换取股票；此时股价已从年初的120英镑上涨至约300英镑；到了6月，达到1000英镑以上的峰值。布朗特设计了极其复杂的细节，将这场200万人参加的冒险活动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公司部署了不同级别的股票连续认购，旨在吸引公众的注意力。最后，如前所述，股价越高，公司买进政府债务时向持有人提供的股票数量就越少，从而更多股票掌握在布朗特及其同僚们手中。[52]

    与法国泡沫相比，英国泡沫有四个特征。首先，法国泡沫几乎完全围绕一家公司的股票，但英国泡沫中，受当时普遍的乐观情绪所鼓励，还存在很多其他企业的上市股票。麦基列出了不少于86家被称为“泡沫公司”的英国企业，而随后的历史学家们确定的数量更是翻了一番。虽然大多数企业筹资都是为了实体经济，例如修建公路、房屋以及建立进口商品贸易，但也有很多计划是不切实际的：“头发贸易”、“永远转动的车轮”、“热风烘干麦芽”以及“将水银转化为可锻性精炼金属”。当代现存的一些资料列出了各种各样的筹资项目，其中有许多可能是虚构的，比如一个“大脑的空气泵”，或者“抽干红海的水，找到犹太人离开后遗弃在埃及的宝藏”，或者，最著名的是“为了一项大有裨益的事业；但没人知道这项事业是什么”。[53]

    南海泡沫的第二个显著特征是英国泡沫公司的杠杆程度极高。与密西西比公司股票需要15%的首付类似，南海公司股票的首期付款仅为10%~20%，其余部分将在后续催缴中缴纳。而泡沫公司的杠杆率则高于南海公司，也就是说，它们的初始认购价格较低；有时，一先令[54]可以认购一股价值1000英镑的股票（占规定购买价格的0.005%）。因此，泡沫公司的资金非常匮乏，经常会快速破产。但是，仍有少数公司资本充足，管理良好，得以生存，其中包括两家保险公司：伦敦保险公司和皇家交易所。

    股东们的财富疯狂增加，对公众产生了诱惑。麦基写道：“公众的思想处于一种不健康的发酵状态。人们不再满足于谨慎而具有可靠利润的行业，因为这些行业赚钱缓慢。明天将拥有无限财富的希望，使人们今天的行为无所顾忌，挥霍无度。”[55]

    18世纪早期的伦敦可以看作两个独立的部分：西面是威斯敏斯特区，是政府所在地，有议会大厦、圣詹姆斯宫和为白金汉公爵新建的白金汉宫；东部是商业中心，即“伦敦金融城”，其就是皇家交易所，首都的商业精英们也在这里从事各种形式的国内外商业活动：交易羊毛、木材、谷物和无数其他商品（见图3-3）。

    图3-3 南海泡沫时期的伦敦地标

    股票经纪人受到商业人士的鄙视，在皇家交易所大厅里不受欢迎，被赶到一条聚集了很多咖啡馆的狭窄小巷，这条小巷夹在伦巴第街和康希尔街形成的锐角中，被称为“交易巷”。

    通常情况下，“金融家”们在咖啡馆兜售股票，投机者在那里排队。股票的认购价格通常非常低，然后，买到股票的投机者匆忙来到附近的“交易巷”，通过股票经纪人的斡旋，他们把股票卖给更大的傻瓜。1720年春夏之交，这里的景象和巴黎坎康普瓦大街一样疯狂：哈克尼出租车供不应求，人们即使打到了车，也可能被堵在狭窄的街道上。卖咖啡的商人挤在像乔纳森、加洛韦和山姆这样的咖啡馆，小偷们也很猖獗；在巷子里比在王宫里更容易找到国王和他的宫廷人员。一位律师将此过程描述为“更像是所有疯子同时从疯人院逃了出来”[56]。

    和巴黎一样，投机助长了普遍的价格膨胀。乔治一世国王举办了全国有史以来最奢华的生日聚会，公司的董事们拆除了豪宅以建造更大的豪宅。在现代金融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房地产价格都是年租金的5~20倍；而1720年，伦敦房地产的出售价格是年租金的45倍，这一比例和21世纪初的房地产泡沫期间的比例接近。[57]南海的热情也见证了泡沫的另一个特征的诞生：证券投机成为一种时尚。在投机活动达到高潮时，伦敦的社交场合从圣詹姆斯宫和威斯敏斯特宫（即议会大厦）向东转移到伦敦金融城；在那里，一群贵族女士在“交易巷”附近租了一家商店，“闲暇时间里，当经纪人外出时，她们追捧中国瓷器”[58]。这种兴奋也不仅仅限于贵族：
    还有德鲁里巷的年轻妓女，
    她们通过在豪华马车里的交易，
    通过放荡，
    骗走他们赚得的金子。[59]

    这种氛围不利于理性决策。投机在贵族中最为热烈；6月，接近顶峰时，忧心忡忡的财政大臣约翰·艾斯拉比建议乔治国王将价值8.8万英镑的公司股票兑现为现金，这位粗鲁的国王将艾斯拉比称为懦夫，但艾斯拉比坚持己见，最终国王将其持有的约40%的股票转换为安全资产。[60]

    南海泡沫的第三个显著特征是肇事者越来越狂妄；密西西比事件中的肇事者约翰·劳一直保持了他与生俱来的礼节，但他的英国同行不是这样。虽然我们可以将布朗特或艾斯拉比形容为轻信的或虚伪的人，但这只是一个起点。从一开始，商业社会便将财富等同于智慧和正直；拥有财富的人喜欢听到别人说他们具有卓越的智力和道德品质。伴随着在金融领域内的成功，他们获得的财富和奉承不可避免地让他们产生一种侵蚀自我意识的自负。更糟糕的是，巨额财富往往更多地来源于欺诈，而不是智慧和实体经济。在这种情况下，奉承会腐蚀灵魂，正如布朗特身上所发生的那样，他这时已经演变为现代狂妄自大CEO（首席执行官）的原型。有一本作者不详的小册子，可能是作者在布朗特倒台后不久写的，描述了南海公司崩溃前不久，布朗特去往时尚度假胜地坦布里奇韦尔斯：布朗特去往坦布里奇韦尔斯的装备多么华丽，那里对他有多么尊重，他在那里表现得有多么傲慢，他和他的家人在谈到这个项目时怎样称之为“我们的项目”[61]。小册子的作者描绘了一幅经典画面：

    （布朗特）在他任期的前几个月里，除了他自己，从未允许任何人就（公司交易）做出提议；法庭记录中也没有任何与此有关的会议记录，而只有他口述的内容。他明显地塑造了一个先知的形象，用一种强调和异常激烈的语气说话；他习惯于摆出威严的姿态，斥责那些对他所说的任何话有一点点反对的人，并竭力教导人们。他所说的好像都是出于心血来潮，说的话类似于：“先生们，不要惊慌，你们必须坚定、果断、勇敢地行动。我告诉你们，在你们面前的不是一件普通的事情。世界上最伟大的事情和你们有关。欧洲所有的钱都将集中在你们这里。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要向你们缴纳贡金。”[62]

    正如历史学家爱德华·钱塞勒所指出的，从南海泡沫到互联网泡沫，都常常会唤醒其主要人物的狂妄自大：

    伟大金融家所做的计划可能会成为投机狂热的催化剂，金融家自己也会受到影响。其野心变得无限大。一方面，其获得大众面前的成功和普遍的奉承；另一方面，私人事务管理越来越混乱甚至出现欺诈；这两者之间出现鸿沟。[63]

    布朗特策划了对南海公司股票的操纵，包括从认购金中借出部分资金以购买股票。他不仅通过在价格上涨到接近最高值时卖出股票而获利，而且还秘密地向自己、朋友和许多议员增发股票，其中一些是欺诈性的。

    正如通常发生的那样，一个意想不到的事件引发了结局。1720年6月，密西西比公司股价暴跌，布朗特害怕英国其他泡沫公司会抢占南海公司的资金，于是在南海股价达到峰值时推动议会通过了《泡沫法案》。该法案要求新企业必须经过议会批准才能成立，并将新企业的股东数量限制为5名；布朗特还让法院起诉了3家现存的泡沫公司，因为它们违反了公司章程。

    就像在巴黎一样，布朗特的狂妄也蔓延至其他人。如麦基所写的，一位导演，“十分骄傲的无知富人，曾说过要用金子喂他的马”[64]。普通民众也是这样：“通过成功的赌博而暴富的无知的人，他们傲慢专横，让真正有教养和思想的人尴尬，黄金竟然有能力在社会中提拔不值得被提拔的人。”[65]布朗特对其他竞争性泡沫公司采取的行动，使自己反受其害，不仅刺破了泡沫公司，还刺破了南海公司；截至10月底，其股价已从峰值1000英镑跌至210英镑，到1721年底，跌至150英镑以下（见图3-4）。[66]

    图3-4 1719—1721年南海公司股票价格

    第四个特征，也是最后一个特征，就是南海和密西西比泡沫的区别在于它们的格局和范围。约翰·劳不是禁欲主义者，但他并没有只关注自己的私利；他真正希望通过革命性的信贷扩张刺激和推动法国经济的发展。但是，布朗特的计划很狭隘，他想通过南海公司把信贷塞进自己的口袋；当信贷扩张从南海公司扩展到其他企业时，他开始努力限制信贷，目标达到了，但这不仅摧毁了其他企业，也摧毁了南海。但从国家的角度看，布朗特计划的狭隘性使金融部门受到的损害相对短暂，这也成为南海泡沫仅有的优势，区别于法国那样灾难性的银行业崩溃、全国性的通货膨胀以及随后长期持续的对银行的恐惧。[67]

    此外，与密西西比公司不同，南海公司并没有给出一个完全空洞的承诺。即使在18世纪早期，其内在价值也可以做出合理估计。首先，它持有年金受益人（现在是公司股东）提供给它的年金，这些资产的价值大约为每股100英镑，也大约是泡沫破裂后的结算值。

    南海公司的另一个特点是，它继承了1707年西班牙授予安妮女王的西属殖民地（《阿西恩托[68]条约》）奴隶贸易垄断权，这在其假定的业务量中占据了最大份额，而根据与西班牙的条约，授权仅限于一艘装有500吨货物的“年度船舶”，这实际上排除了新大陆产品贸易。然而，新大陆产品贸易几乎对南海公司没有意义，因为公司专门从事于金融，而不是国际商业；可恶的是，其中一名董事为了自己的利益，私自使用公司500吨年限额中的60吨，被当场抓获。到了1714年，也就是泡沫破灭的6年前，由于实际贸易业务没有利润，因此公司退出贸易业务；40年后，该公司以仅仅100000英镑的价格出售了其《阿西恩托条约》的权利。[69]最后，公司的新大陆投资价值已经无关紧要，因为投机者关心的不是奴隶贸易或糖贸易中的利润，而是那些股票买卖的利润，这些股票的价格似乎涨到了天价。

    一位名叫阿奇博尔德·哈奇森的律师兼议员进行了当时最复杂的股价计算，他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该公司股票的报告。幸运的是，其中一个报告写于1720年6月，正好在繁荣达到顶峰之前；报告建议，股票市值应该是该公司年金资产价值的两倍，也就是200英镑。而当时，股价已经是740英镑；他预言“现在就应该停止当前的这种疯狂”。结果，疯狂又持续了几个月；7月，股价已经达到每股1000英镑，哈奇森以这个价格估算出该公司的总价值几乎已经是英格兰所有土地价值的两倍。[70]（20世纪80年代的东京房地产泡沫也是如此，当时东京皇宫的泡沫价格能买下整个美国加州的土地。）[71]

    第二年，在受害选民以及被骗议员的推动下，议会开始调查股价崩溃以及布朗特、他的同僚和政府内部人员积累的巨额财富。财政大臣艾斯拉比成为替罪羊，他被迫辞职，被关进伦敦塔，还有另外6名议员被驱逐。南海公司一直运作到1853年，不是作为贸易公司，只是作为政府债务的持有人。国王成为人们嘲笑的对象，但是没有被制裁。[72]

    一些人提出要监禁甚至绞死南海公司的董事，但董事们在被短暂监禁后勉强避免了这种命运。议会没收了他们的财产，用以补偿项目受害者；布朗特保留了他18.7万英镑资产中的5000英镑，悄悄地退休并到了巴斯[73]，在那里建立起一个杰出的后代宗系，其产生了包括主教和维多利亚女王的牧师在内的很多虔诚的后裔。[74]

    《泡沫法案》是在狂热达到顶峰时通过的，该法案不仅阻止了其他公司的进一步投机，而且也无意中导致了南海公司的沉没。该法案存在了一个多世纪。但未来，对狂热及其崩溃的记忆将不可避免地逐渐消失，在激动人心的新技术和宽松信贷的鼓舞下，在发起人、公众、媒体和政客的推动下，市场的动物精神将再次崛起，从而再次产生一波狂热，使这场18世纪初的狂热也相形见绌。

    4 资本主义的英雄

    英国铁路泡沫

    20世纪50年代初，斯沃斯莫尔学院的一位社会心理学家所罗门·阿希进行了一系列开创性的实验，对中世纪群体末日幻想和18世纪金融狂热的传染性进行了研究。

    阿希让大约6个男性参与者围坐在一张长方形的桌子旁，他们正在接受视觉感知测试。他给所有人看了一张卡片，上面有一条固定长度的直线，比如说英寸[1]。然后他给他们看了第二张卡片，上面有三条线，其中一条线的长度也是英寸，另外两条线的长度稍有不同，比如3英寸和英寸（见图4-1）。参与者被要求在第二张卡片上选出与第一张卡片上长度相同的线条。这项任务需要一定的专注力，但也很容易，正常情况下受试者选错的概率是1%，连续参加12组配对实验全部正确的概率是95%。

    图4-1 阿希实验中所用的卡片

    许多（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心理学实验都需要对受试者撒个小谎。这项测试根本不是关于视觉感知的，每组只包含一个真实的受试者。其他参与者实际上是阿希博士的助手；真正的受试者坐在桌子中间附近，这样尽量缩短他与陪试者们的平均距离。

    测试中这个真正的受试者要么最后一个回答，要么倒数第二个回答，因此在回答问题之前，他已经听到来自陪试者们的多个答案。当陪试者们答案正确时，受试者的表现与单独参加测试时相似，所有12组卡片的正确率为95%。但是，当陪试者们故意回答错误时，受试者的表现结果会急剧变差。他们中只有25%的人在12组配对中选择正确，令人难以置信的是，5%的人在12组卡片配对中全部错误。[2]此外，受试者在各组实验中表现一致：如果一个受试者在前6组实验中深受陪试者错误的影响，那么他在后6组实验中也将受到类似的影响。也就是说，其中一些受试者确实比其他人更容易受到影响。

    实验结束后，阿希博士采访了这些受试者，他们的回答发人深省。容易被影响的人担心他们的视力或心理处理能力正在衰退；其中一个受试者说：“我知道这群人不会错。”[3]即使是那些不易被影响的人也对自己与大多数人的分歧感到不安，并感觉到可能别人是对的，其中很少有人能对自己的答案完全确定。

    引人瞩目的社会科学实验往往会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阿希博士的例子就是如此。在他的实验之后的几十年里，其结论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大众媒体、教科书甚至学术文献中，这也恰恰表明了大多数人的随波逐流。[4]

    实际上，这些数据也呈现出一些细微差别。在存在误导性陪试者的情况下，超过一半的受试者的答案是正确的，即非一致性。此外，即使只存在一个答案正确的陪试者，也能显著降低受试者的错误率。对阿希实验的更精准的总结是，一些人比其他人更容易被影响，但25%的受试者没有受到任何影响。那么，很容易想到的是，阿希已经找出了那些最容易受到金融泡沫或世界末日信条影响的人。

    阿希博士的结果尤其显著，因为估计线长这种实验几乎不会受到情感因素的影响。打哈欠也是这样，人们对这种话题往往没有什么情感驱动的想法。当然，正如我们大多数人知道的，并且已经被实验证明，打哈欠是有传染性的。在正常、完全清醒的受试者中，传染性打哈欠不仅可以通过其他人的哈欠诱发，还可以通过打哈欠的视频诱发，即使打哈欠的人的嘴巴已经被遮住。奇怪的是，只显示嘴巴的视频并不能引起打哈欠。[5]

    在情绪饱满的时候，人们的从众性会提高。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发出了一个警告，即目睹别人的变富会产生有害影响，这一警告也适用于阿希博士的实验：在实验室里成功地抵抗了社会压力的人，在现实中却可能无法抵抗充满情绪的群体幻想。

    模仿不仅仅是一种最真诚的恭维，它对我们的生存也至关重要。在人类进化过程中，我们的物种必须要适应各种各样的环境。这种适应有两种形式。第一种是身体上的，一个明显的例子是非洲人的皮肤比北欧人更黑，因为深色皮肤可以保护底层组织免受热带阳光的伤害；相反，浅色皮肤可以在阳光较少的北纬度地区更有效地生成维生素D。

    第二种适应是文化和心理上的，正如进化心理学的先驱罗伯特·博伊德和彼得·理查森指出的那样，在亚马孙河雨林生存所需的技能与在北极生活的人所需的技能大不相同，他们：

    必须知道如何制作几十种基本的工具——皮艇、保暖衣、倒钩鱼叉、油灯、用皮毛和雪搭建的住所、防止雪盲症的护目镜、狗拉雪橇以及制作这些工具的工具……虽然我们是相当聪明的动物，但我们做不到这一点，因为我们还不够聪明。皮艇是一种由各种不同部分组成的高度复杂的物体，设计一艘好的皮艇，意味着需要找到一种极为罕见的各部分组合。[6]

    换句话说，如果你以前从未见过北极人用当地存在的原材料制作皮艇，那么你几乎不可能会制作皮艇。亚马孙本地人所需要的各种其他技能也都是如此。人类从白令海峡迁移到亚马孙河只用了不到1万年的时间，这意味着我们在此之前一定进化出了准确模仿的能力。用博伊德和理查森的话说，能够在如此不同的环境中生存，意味着人类不得不：

    进化（文化上）对当地环境的适应能力——北极的皮艇和亚马孙河流域的喷枪——这是一种适应更新世时期的混乱、快速变化世界的高超能力。然而，创造这种好处的心理机制必然伴随着内在成本。为了获得社会学习的好处，人类必须是轻信的……我们以低廉的价格获得了橡皮艇和喷枪这样奇妙的改编作品。问题在于，对这种容易适应的传统的贪婪，很容易导致不适应的情况以某种方式出现。[7]

    在过去的大概5万年里，人类物种已经从非洲诞生地传播到地球的几乎每一个角落，从北极海岸到热带，再到广阔太平洋中的各个孤岛。晚更新世时期，人类物种从北极之地向麦哲伦海峡迁徙，在这期间能够适应如此多样的环境，这依赖于人类精确模仿的能力。但是，人类在石器时代的许多适应性已经不适合于现代世界，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富含能量的脂肪和糖对我们的吸引力，在我们的进化史上，脂肪和糖曾经是稀缺的，可以帮我们维持生命，但现在作为廉价垃圾食品存在，并威胁人类健康。同样地，我们某些古老的模仿倾向也常常不适合于现代，用麦基的名言来说，会给现代社会带来“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群众性癫狂”。

    群体幻想的传播还助长了另一种古老的心理冲动，即人类具有压制与日常信仰相矛盾的事实和数据的倾向。1946年，心理学家弗里茨·海德提出了所谓的“平衡状态”范式，以解释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处理大量复杂且往往相互矛盾的数据。想象一下，你认识一个叫鲍勃的人，你和他都对某种能带来一定情感分量的物品有自己的看法，比如说安卓手机与苹果手机相比，哪一款更加高级。

    如果你很欣赏鲍勃，并且你俩都认为苹果手机更好，那么你就会感到很舒服；你现在就处于海德所说的“平衡状态”。类似地，如果你认为苹果手机更好，但是鲍勃喜欢他的安卓手机，并且你认为鲍勃是个无知的浑蛋，那么你也处于“平衡状态”，因为你对鲍勃的负面评价能够使你驳斥他的相反观点。[8]但是，如果你欣赏鲍勃但在手机问题上不同意他的观点，那么你就处于一种让自己不舒服的“不平衡状态”。

    如果你对鲍勃的欣赏只有一点点，或者如果你对手机不太在乎，那么你可以忽略自己的不适。但如果鲍勃是你最亲密的朋友，而你在一些更具情感分量的事情上（比如特朗普的总统任期问题）与他存在强烈分歧，那么你就必须采取行动解决欣赏鲍勃和政治分歧之间的不平衡。神经科学家最近发现，这种不平衡状态会增加背内侧前额叶的活跃性。背内侧前额叶是位于额头中部上方两个脑半球的大脑区域。此外，这种活跃性预示着人们对鲍勃或唐纳德·特朗普的看法将发生变化。换句话说，如果你想让你的背内侧前额叶停止烦扰你，你就必须改变对其中一个人的看法。[9]与此相反，当受试者得知专家同意他的观点，即达到平衡状态时，大脑的另一个部分，腹侧纹状体，位于两个脑半球深处的成对结构，就会被激活。[10]这一区域能接收多巴胺神经元的密集性输入，而多巴胺是一种让我们感到快乐的神经递质。

    在《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1841年的初始版本中，麦基写到了南海泡沫：

    企业，像伊卡洛斯一样，飞得太高，融化了翅膀上的蜡；和伊卡洛斯一样，她也掉进了海里，当她在海浪中挣扎时，她认识到她最适合的地方是坚实的地面。从那以后，她没再尝试过这么高的飞行。[11]

    但写下这些话后的几年内，金融市场证明麦基是错的，因为投机的伊卡洛斯将再次飙升，这一次将围绕第一条蒸汽铁路的兴奋和混乱，相应的金融狂热将使1719—1720年的南海泡沫也相形见绌。很少有作家能比历史学家斯蒂芬·安布罗斯更好地描述蒸汽机爆发前的人类状况：

    1801年，一个关键事实是，世界上没有什么能比马的速度更快。没有任何人、制造品、蒲式耳小麦、大块牛肉，信件、信息，以及任何形式的想法、订单或指示能够移动得更快。没有什么能够比马更快了，就杰斐逊[12]的同时代人所知，没有什么将会比马更快。[13]

    1851年，英国历史学家约翰·弗朗西斯的经典记录见证了英国的铁路网建设。他将近代交通状况描述如下：

    用来运送农产品的机器，结构粗陋，既沉重又笨拙。即使道路状况还可以，移动（这些机器）也很困难。如果道路状况不好，那么它们要么被沼泽吞没，要么掉进堤坝中：有时，它们陷入泥泞的道路中太深了，根本无法逃脱，必须要等到温暖的天气和炙热的太阳到来才可以。几个月以来，产品都无法进入市场，水果在产地腐烂，而在几英里之外的市场上却远远供不应求……人们发现，出口到国外要比把农产品从英格兰北部运到南部的成本更低。将商品从伦敦运送到葡萄牙比从诺里奇[14]运送到伦敦更容易。[15]

    用蒸汽动力代替人力、牲畜和水车的想法，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的托勒密希腊人，据说他们用蒸汽动力来打开和关闭一座亚历山大神庙的门。1712年左右，英国发明家托马斯·纽科门制造了第一台蒸汽机，该机体积庞大，效率低下，只能用于煤矿的排水，因为煤矿的燃料非常丰富。因此，詹姆斯·瓦特并没有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在1776年发明蒸汽机，而是完成了一件更巧妙、更有效的事情：通过在纽科门的设计中增加一个外部冷凝器，制造出一种燃料效率高的装置，其可以在远离煤矿的地方使用。这一创新让瓦特的合伙人马修·博尔顿说出了那句名言：“先生，我这里卖的是全世界都渴望拥有的——动力。”[16]

    在接下来的25年里，瓦特首先使用笨重的发动机驱动船桨，然后不断缩小发动机体积，到1801年，发动机已经缩小到足以让理查德·特雷维西克将之安装到陆地马车上；到1808年，他已经在伦敦尤斯顿广场附近提供了价格为5先令的乘车服务。早期的装置由软铁制成，非常脆弱，那时一位技师的妻子不仅必须在凌晨4点醒来给发动机加燃料，还必须用她强壮的肩膀使发动机运转。[17]

    18世纪之交，乔治·斯蒂芬森，诺森伯兰（位于英格兰北部）一个不识字的蒸汽机看管人的儿子，继承了父亲的职业，但与父亲不同，他在夜校学会了阅读、写作和数学技能，而且将自己的天赋用于逐渐提高早期蒸汽装置的效率。拿破仑战争让英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干草价格的高昂暂时推动了蒸汽动力对马力拉动矿车的代替，但直到1818年，斯蒂芬森才说服纽卡斯尔地区附近达灵顿的矿主，修建了一条通往25英里外的蒂斯河畔斯托克顿的蒸汽轨道线，于1825年9月开始使用。尽管轨道线非常短，但是后来在经济上非常成功。[18]

    新铁路技术震惊了世界：1825—1845年，英格兰经历了至少三次铁路泡沫。第一次泡沫紧随斯托克顿—达灵顿铁路线的建成。斯蒂芬森早期的发动机并不可靠，运营的最初几年，煤炭车和客车经常需要马来牵引。但随着发动机的改进，多达59条铁路线列入修建计划。[19]

    第一批项目在议会中遭到了不小的反对，因为《泡沫法案》（南海事件的遗留法案，此时已经有百年历史）规定，所有的公司组建都必须由议会批准。最积极的反对者是运河和收费公路的经营者，他们认识到铁路运输会对自身利润造成损害。他们及其爪牙告诉公众，发动机的烟雾会杀死鸟类；发动机的重量会使其无法移动；发动机的火花会把货物烧成灰烬；老人们会被碾死；受惊的马会伤害骑马的人；马会灭绝，燕麦和干草种植户将会破产；狐狸会消失；而且，被噪声干扰的奶牛将停止产奶。[20]

    1825年，议会废除了《泡沫法案》，但普遍存在的金融恐慌以及落后的发动机技术，阻碍了更多项目的开展，经过1825—1826年的一番议会波折，斯蒂芬森的利物浦—曼彻斯特铁路花了4年时间才建成，于1830年9月15日正式通车。它长35英里，是当时的工程奇迹，需要建造64座桥梁并挖掘300万立方码[21]的土壤。

    这项非凡的新技术有望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这激起了那些想要先下手为强的人的贪婪。这种刺激在1836—1837年达到顶峰。一位记者写道：“我们的语言开始受到（铁路）影响。人们用‘加蒸汽’表示‘打起精神’，用‘铁路速度’表示‘很快的速度’，并以小时和分钟估计距离。”[22]新闻报道提到，一位商人在早晨坐上从曼彻斯特到利物浦的火车，当天就能运回150吨棉花，并以巨大的利润出售，然后重复这种做法。“不是支持者，而是铁路的反对者被认为是疯子。如果这是一种狂热，那么这种狂热就像我们呼吸的空气一样。”[23]约翰·弗朗西斯写道：“1836—1837年的这几个月将长久地被商业人士铭记。数千人关注并将资本投入计划中的公司。”[24]

    和其他泡沫事件一样，利率下降进一步增强了新技术的吸引力，因为利率下降能使投资资本更加充裕。25年前，拿破仑战争引起的借贷需求提高了利率；1815年利率达到顶峰时，一个富有的英国人通过购买政府债券使其索维林金币[25]的收益率接近6%。在接下来的30年里，利率下降到3.25%。[26]当投资者不满于安全资产的超低利率时，他们就会抬高那些潜在收益更高的风险资产的价格。著名记者（也是《经济学人》的编辑）沃尔特·白芝浩在描绘英国铁路泡沫破裂后的一代人时写道：“约翰·布尔可以忍受很多事情，但他忍受不了2%的利率。”[27]换句话说，低利率是泡沫萌芽的沃土。

    低利率，加上这一时期斯蒂芬森的利物浦—曼彻斯特铁路的成功，重新点燃了铁路投机：“媒体支持这种狂热，政府也做出了许可，而人民为此付出了代价。铁路立刻成为一种时尚和狂热。英格兰规划了各条铁路。”[28]

    每一种泡沫里都有自我毁灭的种子。就这个事件而言，廉价资本催生的重复铁路线过度竞争就是种子。利物浦和曼彻斯特的股东们吃到了牛排，而那些跟随频繁的人则比不频繁的人吃到了更多酸臭的食物。1836年的《爱丁堡评论》指出：“事实上，两个比较大的地方之间（无论距离多么遥远），几乎都会有一条被某个公司占据的可行性铁轨线，通常会同时启动两条、三条或四条竞争性路线。”约翰·弗朗西斯写道：“一个大都会区的某个教区，有16项铁路计划，计划拆除的房屋超过1200栋。”[29]

    这些只是最可信的计划。在达勒姆，某位企业家同时工作于三条平行的铁路线上。第一条是成功的，另外两条，很自然地，失败了。而其他发起人的设想包括：由帆或火箭驱动的火车头，能以每小时数百英里的速度运行；高架木轨线；另外一个，根据弗朗西斯的记录，广告说法是“把残疾人抬到床上去”。[30]

    无论何时何地，免费获得的信贷和轻信的投资者都是无赖发起人的垫脚石。当时一位评论家指出，通常：

    一个穷困潦倒的冒险家突然想到，从A镇到B镇的一条铁路线是一项巨大的公共事业，他从中可以获取巨大的利益。因此，他购买了一份军用地图，布鲁克县的或者是哪个地方的地名词典，以及一份名录。首先，他在两个城镇之间画了一条线，在阴暗的山丘之间的这里或那里画了一些漂亮的曲线，目的是使它有一种真实的感觉，他称此为调查报告，尽管他和他的人根本没有去过这个地方。地名词典、名录以及支付给一个无赖或马车夫的一罐啤酒，构成了他收入来源的所有原材料。幸运的是，年收入从未低于15%、20%或30%。收入经常如此之多，他都不好意思去欺骗更多的人了。[31]

    据说埃德蒙·德·罗斯柴尔德说过，“有三种赔钱的主要方式：葡萄酒、女人和发动机。前两种更令人愉悦，而第三种迄今为止（在赔钱问题上）更为确定。”[32]随着越来越多的铁路轨道进入施工阶段，可聘用的合格工程师和劳动力数量不足，导致工期延误、成本大量超支、无法解决发动机难题等，这最终导致不可避免的破产潮。

    和南海泡沫期间的状况一样，英国的合股公司最初只筹集到所需资本的一小部分。投资者最初只需要支付股票面值的一小部分，对接下来铁路建设所需要筹集的资本承担分期缴纳的义务——这是一种干柴式“杠杆”结构，不可避免地会遇到烈火。

    回应马上就来了。钱变得稀缺；人们已经看清楚了这些人的愚蠢；各种类型的股票都下跌了。然后是可怕的不安，毁灭降临到社区，悲伤使家庭不再温暖。那些曾经因为假想的财富而趾高气扬的男人为他们的鲁莽而悲伤，而女人们则因为无法阻止而哭泣。[33]

    至19世纪30年代的泡沫破灭时，议会已经批准了2285英里的铁路修建计划，但是截至1838年，实际动工还不足1/4。其余的里程通常是不盈利的，还需要几年时间才能完成；正在进行中的则需要投资者追缴大量资金。1836—1837年暴跌之后，股票价格确实又有所回升，因此那些坚持持有股票的人也没有很差；在此之前一直稳定的股票价格，在1836年上涨了约80%，然后又迅速回落到实际上略高于泡沫前的水平。[34]到1841年，从伦敦到纽卡斯尔近300英里的旅程在17个小时内就可以实现：“一个理性的人，还能要求什么呢？”《铁路时报》为此报道。[35]

    事实上，截至1844年，普通股东对前10年的投资回报非常满意。这推动了19世纪40年代后期更大的泡沫，相关代表人物是乔治·哈德森。哈德森出生于1800年，是约克郡一个小农场主的儿子，由于被假定为会继续耕种土地，因此接受了很少的正规教育。在他9岁时，父亲去世，他被送到约克的一家亚麻布店当学徒，他也由此因祸得福。哈德森的精力、魅力和才智很快在布店里显现出来，而这些是在耕犁中无法体现的。他最终通过婚姻关系加入雇主家庭，并接管了布店。1827年，好运继续光顾这个年轻的店主，他从一个叔父那里继承了30000英镑的遗产，叔父临终时，他正好在现场（叔父遗嘱的受益人可能在最后一刻被更改为他）。[36]

    新获得的财富使他得以进入政治和银行业，1833年，他被任命为约克铁路委员会的司库，负责一条通过发行股票筹集建设资金的地方性铁路。哈德森聘请约翰·雷尼爵士勘测路线，但这位著名工程师建议采用马拉系统，这令委员会很失望。幸运的是，在某次参观叔父留给他的不动产时，哈德森遇到了乔治·斯蒂芬森，后者当时已经是一位非常著名的工程师。哈德森充分展示了自己的魅力和远见，斯蒂芬森同意建造约克—北米德兰铁路。该铁路由一家合股公司出资，第一段仅14.5英里长，于1839年开通。

    在接下来的10年里，哈德森成为公众所熟知的“铁路之王”，创建了一个由十几家铁路公司组成的帝国，其中四家是全国最大的铁路公司。他领导几家公司的董事会，经常一会儿出现在这里勘测一条新路线，一会儿又出现在那里指责一家失败公司的股东大会，并四处筹集新资本。他的生活围绕着两个权力中心展开：一个是约克，他在那里担任过几届市长，慷慨而又受人爱戴；另一个是威斯敏斯特，国家的政治中心。

    哈德森能把沙子卖给贝都因人[37]。即使是最坚定的对手，他也能扭转局面。他的标志性胜利是说服了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格莱斯顿也许是19世纪最令人敬畏的政治家，他在1832年22岁时进入议会，在1843年成为贸易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是议会的铁路立法部门。他先后担任了四届英国财政大臣，又于1868—1894年四次出任英国首相。

    这两个人简直有天壤之别：哈德森充满活力而未受教育，是约克郡农民的儿子，而格莱斯顿毕业于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是奴隶主的儿子。两人在当时最关键的问题上存在分歧；哈德森是正统的保守党，是一个反对废除《谷物法》的贸易保护主义者；格莱斯顿虽然名义上是保守党，但实际上是一位热诚的自由贸易者。

    不过，假如在今天，哈德森将被称为自由主义者，因为他反对政府干预商业，尤其是他所珍爱的铁路，而格莱斯顿很早就认为技术日益发达的经济领域需要政府监管。比约翰·洛克菲勒降低油价还要早几十年，格莱斯顿就预见到，实力最强的铁路公司可以通过大幅减价将竞争对手赶出市场，垄断市场后，公众将越来越受其摆布——格莱斯顿认为，哈德森的某个公司就是这样。

    1844年3月，哈德森在贸易委员会作证时，老练地强调了他与格莱斯顿的一致意见：为了公众的利益，应该限制对竞争性路线的许可（但没有提到自己的公司）。委员会推迟了这个话题，追问哈德森是如何确定票价的。委员会想知道，议会定期调整票价有什么错？哈德森一如既往地做好了充分准备，他回答说，他不反对由政府规定票价，但要求议会限制竞争性路线的许可证发放。

    委员会对哈德森的回答感到些许宽慰，提出了相对比较温和的铁路立法，规定“议会级”票价为每英里1便士。[38]但该法案使议会能够修改铁路公司的票价，这些铁路公司曾经利润如此丰厚，可以发放超过10%的股息分红；该法案通过后，对于任何已经获得许可并运营超过20年的铁路公司，政府都将有权购买。

    这令哈德森很焦虑，他给格莱斯顿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用最悦耳、最恭维的语气对该法案中降低票价以及政府的购买选择权表示反对。他组织了一个由铁路公司所有权人组成的代表团，他们一起前往唐宁街10号的首相官邸。首相罗伯特·皮尔对此印象深刻，于是在下议院发表了一些对铁路公司有利的意见。

    格莱斯顿接受了公开信的暗示，私下会见了哈德森，会面中，哈德森把坦白直率的魅力发挥到了极致，把这位委员会主席感动了。格莱斯顿评论道：“将哈德森看作一个投机者是一个巨大的误会，他是一个非常有辨别力的人，拥有很大的勇气和很强的进取心——一个非常大胆但非常明智的设计师。”格莱斯顿基本废除了法案：只在法案中保留了低级三等车票的票价限制。[39]

    哈德森意识到，他差点儿忽略了议会的潜在监督职能，他需要更积极地参与政治。假如在今天，强大的实业家可能会为自己雇用一大群说客；但19世纪的英国具有更宽松的道德环境，有一个更直接的办法：哈德森只需要给自己买一个下议院的席位。1845年中，机会出现了。在冷清的沿海小镇森德兰，他接管了当地一条失败的铁路以及码头，作为交换条件，那里的官员们提名他为保守党的席位候选人。他于8月14日正式当选，比较类似于现代社会中同时在美国参议院任职的高盛公司董事长。

    那天晚上，一辆专列将他当选的消息从森德兰送到伦敦，第二天，另一辆专列将伦敦《晨报》对这一事件的报道带回森德兰。在胜利庆典的狂欢中，哈德森将报纸扔进人群，欢呼道：“看，看智慧的进军！”[40]两个月后，在森德兰的一次宴会上，他鼓吹自己码头公司的股票，再次激发了当地人的热情：“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们不能让圣彼得斯堡的棉花、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产品运到森德兰港，只要你们提供设施……让我们想象一下，我们将成为世界的利物浦和曼彻斯特。”[41]

    他似乎很少睡觉；例如，1846年5月2日至3日的晚上，他在下议院工作到凌晨2:30，打了个盹儿，然后坐上开往德比（英格兰中部城市）的早班火车，其大约在伦敦、约克以及他的其中一个公司——米德兰铁路公司总部三者中间的位置（见图4-2、图4-3）。在那里，他向股东们解释他的26项提案的精髓，这些提案通过修建一些新的、扩展一些已经存在的铁路和运河，将铁路和运河系统相融合。该计划需要300万英镑的投资资本；他向心存疑惑的人坦率地承认，的确许多新线路将失败，但总的来说，它们将打造一个坚不可摧的地区铁路系统。他已经拥有大量支持者，很轻易地排除掉了那些分散的持反对意见的股东，然后通过了所有26项公司提案。[42]一位当时的评论家写道：

    资料来源：The Railway King,by Richard S.Lambert,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 Ltd,©1964,p.57.Copyright ©1934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All rights reserved.

    图4-2 1840年的英国铁路系统（粗体部分是哈德森公司建的铁路）

    资料来源：The Railway King,by Richard S.Lambert,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 Ltd,©1964,p.238.Copyright ©1934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All rights reserved.

    图4-3 1849年的英国铁路系统（粗体部分是哈德森公司建的铁路）

    似乎从来没有什么事情能让他烦乱，也没有什么事情会让他疲劳。他在议会委员会中斗争，一天又一天；他以一种认真的态度争辩和恳求，从目的上看几乎没有失败过。他今天在镇上哄骗一个委员会，明天说服一位大主教；早上，在一个不起眼的办公室里说服一些持对立主张的人，下午，以某种大胆的突袭政策震惊了证券交易所。[43]

    他的专注力和计算能力令人敬佩。人们经常看到他把头往后一仰，遮住眼睛，然后准确地预测出尚未建成的铁路线的红利，他还能同时参与两场激烈的对话。商业伙伴们发现，如果他们的分析没有抓住要点，马上就会被他打断，但很容易又会被他原谅，他对员工和陌生人非常宽宏大量。但是，他处理数字和疯狂交易的能力也伴随着一个缺点：他过分依赖口头指令，没有保存交易的账簿或记录，只是简单地认为他的愿望会实现。[44]

    1843年的英格兰铁路线还不到2000英里，但是到1848年底已经超过5000英里；哈德森控制了其中大约1450英里的路线，并对英格兰东北部拥有实际的垄断权。[45]更多的铁路线正在计划中：议会在1844年批准了800英里，在1845年批准了2700英里，在1846年批准了4500英里。以少量首期付款认购股票，然后在很久之后完成全部购买，是哈德森和大多数其他发起人的经营手段。在工程尚未开工、连运营和收入都没有的时候，新股通常就会公布每年接近10%的股息；大多数投资者被高收益吸引，却没有注意到收入的缺失意味着最初投资者的股息必须来自新投资者的资本，这在现在被称为“庞氏骗局”。在庞氏骗局下，后来股东的股息是无法获得支付的。哈德森故意泄露他的铁路项目即将被议会批准的消息，以此推动这种狂热。就像蛋糕上的糖霜，直到泡沫的最后阶段，哈德森稠密的东北部铁路网还在阻碍竞争性路线的股票发行。

    19世纪40年代，除了布朗特和哈德森这样的发起者、公众和政客外，泡沫剧场的第四个主角——媒体出现了。概括来说，那个时代有两类媒体：以《泰晤士报》为代表的“旧媒体”和以《铁路时报》为代表的铁路专报“新媒体”；前者坚持高度正统的怀疑主义，而后者则煽动投机的火焰。在泡沫最严重的时候，市面上至少有20种铁路出版物，铁路公司每周都要慷慨地花费1.2万~1.4万英镑发布广告，这些资金成为媒体的主要收入来源，而这些钱本可以更明智地用于建设。关于新提案的吹嘘文章比比皆是。一位评论家讽刺道：“委员会为绅士和男爵们高兴，下议院通过新提案的前景是肯定的。它的工程师是斯蒂芬森（此时已经是乔治的儿子罗伯特·斯蒂芬森）；它的当权者是哈德森；它的银行家是格林。广告还谦虚地补充说，利润不会超过15%。”[46]一篇文章夸张地说，铁路是环绕全球的新世界奇迹：

    不满足于让利物浦成为他们的铁路中心……他们的目标是全球。遥远的印度跨越河海对铁路表示期盼，中国正在倾听这神奇的声音。古希腊被毁坏的山丘和破碎的祭坛将很快与火车头的汽笛声相呼应，或者被转变为商业圣地。通过这些宏伟的工程，河流得以跨越，领土得以穿越，商业得以特许，联邦得以巩固；通过它们，金刚石可以被分割，人类在时间和空间上拥有主宰权。[47]

    直到1843年，英国经济依旧在消化1836—1837年的泡沫，但在1844年秋天，银行的贷款利率已经降为2.5%；更为不祥的是，银行普遍认为铁路证券“像房子一样安全”，并乐于将其作为抵押品。股票认购名单会让21世纪初房地产泡沫中的美国抵押贷款经纪人都脸红：一个年收入54英镑的半薪军官在多个名单上的总收入为41500英镑；两个住在阁楼里的清洁工的儿子，其中一个认购了12500英镑的股票，另一个25000英镑，所包含的追缴金是他们无法承担的；更多的追缴金来自虚构联系方式的股东。[48]

    一位不知姓名的观察者这样描述，英国公众：

    看到整个世界都在为铁路疯狂。铁路在公众集会上受到赞扬；它是公众崇拜的对象；人们在交易所里谈论它；在参议院为它立法；在舞台上暗喻它。它渗透到每一个阶层；渗透到每一个家庭；所有人都被它诱惑。那些说话与契约一样可靠的人，现在也加入追逐铁路的行列，被旋涡带走了。[49]

    商人兼议员詹姆斯·莫里森观察到：

    不易觉察的贪婪之毒在每个阶层蔓延，不仅影响了高贵的大殿主人，也影响了简陋农舍里的合居者。公爵夫人们甚至会在众人面前用凭证弄脏手指，老女仆们会发抖地急切询问股票的价格。年轻的女士们抛弃了婚礼清单而专注于股票行情表，询问她们的爱人有关牛市、熊市操作的问题，这吓到了她们的爱人。时尚人士频繁地出现在经纪人那里，而不是出现在俱乐部。商人不再关注生意而去打理他的股票，但最终，他的股票和生意都将离开他。[50]

    按照贸易委员会的规定，每年11月30日是提交新路线计划的截止日期。1845年11月30日傍晚，当800个铁路计划发起人聚集在白厅（指英国政府）办公室时，一股狂潮席卷了首都：铁路公司允许通过的快递列车以每小时80英里的速度驶向伦敦，但那些运载竞争性路线计划书的列车被铁路公司阻止通过；一位设计师将路线计划书装进一个装饰齐全的灵柩内，然后将其运到列车上，才绕过了铁路公司的障碍。[51]

    如约翰·弗朗西斯所写的，就像南海泡沫期间一样，交易巷里挤满了人，交通堵塞，“几乎无法通行”，周围的街区“像集市一样”。他继续写道：

    谨慎的商人和敏锐的制造商都没有抵制住投机的诱惑。它像麻风病一样在他们中间传播。它不仅毁灭了无辜者，也毁灭了有罪者。它不仅毁坏了很多简陋的农舍，也扰乱了许多亲王的住所。人们急于致富，却被毁灭。他们大量购买；他们踊跃认购；他们抛弃了自己公司的存账室；如果成功了，他们就会继续买入；如果失败了，那么他们往往会自毁，使本已凄凉的家园更加悲惨。[52]

    斯蒂芬森在威斯敏斯特乔治大街的办公室比首相在唐宁街的办公室更受欢迎；铁的价格翻了一番；勘测员的工资很高，特别是那些在军械局工作的人，经常未经许可非法进入私人土地。一份议会报告表明，157名议员的股票认购额超过2000英镑；到1845年夏天，“全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对所有生意的忽视；几个月里，柜台上找不到卖货的商人，办公室里也找不到批发商，全国各地都是这样。如果你去拜访商家，那么你肯定会得到‘去城里了’这样的答复”。就连勃朗特[53]一家也参与了：艾米莉和安妮拥有约克和北米德兰的股票，而更脚踏实地的夏洛蒂则持怀疑态度。[54]

    虽然哈德森的许多商业行为，特别是他对公司治理的保密和高压手段，放在今天可能会让他坐牢，但在那时还不是非法的。再过80年，查尔斯·庞兹[55]在初始资本支付股息的操作中不会使用自己的名字；在19世纪40年代早期，这些做法不会引起法律审查（但这种情况很快就会改变）。哈德森的终结不是来自欺诈或欺骗，而只是来自过度建设和监管改革。

    与18世纪的双泡沫不同，这次事件中铁路公司的倒闭过程比较缓慢。到19世纪40年代末，哈德森的铁路网（大致从伦敦延伸到爱丁堡）越来越被东西部的竞争性路线包围。为了进一步延长铁路线来突破包围圈，他冒险性地从个人投资者那里筹集了大量资金；但与此同时，议会于1847年建立了新的监管制度，在此制度下，用新收购的资本支付旧股东的股息，这种类似庞氏骗局的做法被认定为非法。[56]

    1847年初，英格兰银行将贴现率从3.5%提高到5%，这阻碍了股票认购之后所需追缴金的资本流动。1846年的马铃薯歉收和1848年欧洲大陆的革命动乱加剧了英国的经济困境，迫使哈德森和其他铁路经营者降低股息：惊慌失措的投资者开始抛售股票，到1848年10月，股票价格从1845年的峰值下跌了60%（见图4-4）。[57]

    图4-4 英格兰铁路公司的股票价格（1830—1850年）

    虽然股价下跌的绝对数小于南海泡沫时期，甚至小于20世纪的大熊市时期，但认购机制固有的极端杠杆带来了大面积的破坏：

    很多家庭完全被毁。一个不太起眼的英格兰镇上，发生了一些悲惨的自杀事件。原本被精心培育的女儿们现在需要出去寻找面包，儿子们被迫停止学业，很多家庭被分离：房子被法院强制执行。每一个社会纽带都被破坏。那些以前过着舒适独立生活的人突然发现自己欠了大量无力支付的钱。有的放弃了一切，重新开始；有的离开英国去往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蔑视并逃避债权人的追赶。一位绅士收到了400张法院令状。还有一位贵族承受了15000英镑的债务压力，于是他坐上游艇去往美丽的地中海，在那里，他忘却了与自己有关的所有难题。[58]

    此时，即使是哈德森所犯的小过失也会引致仔细审查，而这样的小过失在过去是很容易被原谅的。证券交易所的两个对手仔细检查了买卖记录，发现哈德森的某家公司以高于市场的价格购买了另一家公司的股票，而这另一家公司恰好也归哈德森个人所有；也就是说，他诈骗股东的行为被发现了。很快，他更严重的违规行为也被发现，尽管还没有上升到需要承担刑事责任的高度，但也让他面临严重的民事判决。

    哈德森还有最后一张王牌：森德兰地区的选民依然非常感激他，这使他在议会又待了10年，只要下议院还在开会，他就不会因债务问题而被捕。随后他会以一种滑稽歌剧式的状态往返于英国和欧洲大陆之间：议会开会时，他可以安全地待在英国，并拼命挽回他的财产；休会后，他逃往巴黎。1859年，他在选举中落败，游戏结束了；朋友们离他而去，只有债权人关注他，他剩下的大量财产被没收。最后，他靠仰慕者给他购买的年金维生。[59]

    1863年的一天，查尔斯·狄更斯[60]即将乘坐“福克斯通”号船返回英格兰，遇到了他的朋友查尔斯·曼比。狄更斯写道：

    曼比向一位衣衫褴褛的人告别，我对这个人有印象，但想不起来他是谁。当我们驶离港口时，那人正站在码头边上，凄凉地挥舞着他的帽子。我对曼比说：“我肯定认识那个人。”“我想你认识，”他说，“哈德森！”哈德森住在巴黎，是曼比带过去的。临别时哈德森对曼比说：“在你回来之前，我再也吃不到一顿丰盛的晚餐了。”[61]

    后两轮铁路泡沫毁掉了英国投资者，但为英国提供了必要的基础设施。1838—1848年，铁路里程增加了10倍，直到今天，英国的铁路地图还和1848年非常相似。1848年之后的将近一个世纪里，这个数字才又翻了一番。

    事实上，不幸的铁路投资者们为英格兰提供了宝贵的公共物品——首个高容量、高速度的运输网络。19世纪初之前的英格兰，人均GDP几乎没有增长；而在此之后，它以每年约2%的速度增长——每一代人大约能翻一番，不仅在英格兰，在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也是如此。这一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蒸汽驱动的陆海运输效率带来的。[62]这种损害了技术投资者但为国家经济增长提供了必要基础设施的例子，还将继续出现。

    1841年，查尔斯·麦基出版了《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第一版，正是在铁路狂热达到高潮之前，因此麦基应该会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清楚地意识到这种狂热。作为一名记者和受欢迎的作家，他完全应该对此提出警告。

    但是他没有，在1852年出版的该书第二版中，他只在一个两句话的脚注中提到了这一事件。[63]19世纪30年代，青年时期的麦基曾为两份伦敦报纸《太阳报》和《晨报》撰稿并编辑；1844年，就在铁路泡沫破裂之前，他开始担任《格拉斯哥的阿格斯》报纸的编辑，并在这个职位上干了3年，这3年正是铁路从繁荣走向萧条的3年。该报纸，特别是“头条”专栏，经常转载其他报纸的文章。这些文章表明，麦基对铁路发展的总体态度是适度热情，这很可能只是对当时经济基调的一种反应。自由放任是当时的经济基调，其核心是废除《谷物法》，因为《谷物法》使地主、贵族受益，导致粮食价格过高，城市贫民挨饿。而铁路只是麦基及其圈子的次要关注点。[64]

    在麦基担任编辑期间，该报的头条确实转载了《泰晤士报》关于泡沫的可怕警告，但该报也转载了其他报纸中对铁路公司有利的文章。尽管在今天，麦基的名字几乎是“狂热”的同义词，但在当时，他似乎完全错过了他正在经历的那场浩劫。在1845年10月的一篇头条文章中，他直言不讳地说，铁路股的热情与南海泡沫没有什么共同点，南海泡沫“没有什么坚实的基础，完全是虚构的”，而铁路热情的基础：

    宽阔而安全。铁路是这个时代的必需品。其本身就是一种不动产和有形资产……沉默的哲学家和活跃的商界人士都能看出，没有什么能比英国资本用于这些项目更高尚、更有利的了。[65]

    虽然没有什么证据表明麦基也在铁路狂热中赔过钱，但作为那个时代最敏锐的观察者，他没有看到人类的金融非理性，这更证明了金融泡沫的诱惑力。到了19世纪，有这样一条旧新闻：一个世纪前，艾萨克·牛顿的例子说明，即使是具有非凡知识和智慧的人，也无法免受投资泡沫的影响。牛顿不是金融新手，南海泡沫时期，他已经担任英国皇家造币厂厂长20多年了。他在1712年购买的南海股票获得了丰厚的回报，1720年初，他以可观的利润卖出了这些股票，但那年晚些时候，他失去了理智，以更高的价格回购了这些股票。他损失了大约20000英镑，并认识到：“我能计算天体的运动，但不能计算人类的疯狂。”[66]

    英国铁路泡沫可以看作一场许诺改变人们日常生活的技术动乱。几乎与此同时，远离欧洲大陆的美国，产生了一种与之截然不同的极端末日狂热。

    5 米勒运动的“大失望”

    数秘主义与确认偏见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一位名叫利昂·费斯汀格的心理学家走运了。

    费斯汀格的父亲是一位政治激进的无神论者，也是自苏联移民至美国的刺绣师。在长期杰出的学术生涯中，费斯汀格将自己的才智运用到社会心理学的新兴领域。他幸运地潜伏到美国中西部的一场飞碟狂热事件中，其正好属于他的研究领域。他的研究对象，即“情感”群体，由一位名叫多萝西·马丁的女性领导，她声称已经向人类传达了神灵们有关大地震和洪水的警报：神灵们告诉她，这两个大灾难将于1954年12月21日吞噬北美。[1]

    社会心理学家们都理解所罗门·阿希的线条长度实验，他们早就知道，社会压力通常会磨灭个体之间的观点差异，因此各个小群体和整个社会都会演化出各自的文化、道德和宗教价值观。此外，他们还知道，这些价值观的转变往往是爆炸性的，其快速扩散类似于传染病。

    20世纪20年代以来，流行病学家对疾病传播进行了数学建模，认为疾病传播主要取决于两个关键参数：病原体的传播率或传染性，以及治愈率或死亡率。社会学家发现，他们可以用同样的方法理解思想和信仰的传播。费斯汀格意识到，马丁及其信徒为他提供了一个实验室，让他能够实时观察这一传播过程。更重要的是，马丁团队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让他可以观察到末日预言不可避免地失败之后会发生什么。

    假如在今天，任何一个机构审查委员会都不会批准费斯汀格的这项研究。在研究中，他的助手“在没有经过马丁团队知情或同意的情况下”潜伏进了马丁的圈子。[2]费斯汀格的项目也违反了实验和伦理规定，即现场研究人员不应干预受试者的决策。当不知情的马丁及其追随者要求费斯汀格的潜伏者们就意见和建议畅所欲言时，他们被迫屡次违反了这项不干预的规定。

    作为早期的山达基[3]信徒，马丁对于“来世”并不陌生，她经历了该组织对她的“审计”过程，能够回忆起自己的受孕、出生和之前的各次转世。她的主要合作者查尔斯·劳赫德博士，则是一位更传统的末日信仰者。他是密歇根州立大学学生健康服务处的一名医生，为一个主流新教团体做国外医药的宣传工作；后来他的妻子患上失能性的神经症，他开始努力为她求医，无意中遇到了一些飞碟狂热者，他们把他介绍给了马丁女士。

    在预言大灾难的大约前一年，马丁成为一名女先知。她醒来时感到右臂一阵刺痛：“我感觉有人在试图引起我的注意。”[4]她拿起一支铅笔，很快发现自己的手非常陌生，不由自主地写字。与《圣经》中的先知们不同，她最初传达的并不是来自上帝的信息，而是来自更亲近的人的信息：当她向肢体的指挥者询问时，对方透露说自己是她去世的父亲。

    她的通灵技巧很快得到了提高；她疼痛的右臂和铅笔开始传递来自地位更高者的信息：一个叫“兄长”的人，向她提供了一些关于她死去父亲的精神需求方面的建议；其次是来自“塞勒斯”号行星和“号角”号行星的生物，其中最重要的是萨南达，他说自己是耶稣本时代的肉体化身。

    萨南达是一位完全现代化的弥赛亚，当时正在美国境内进行高级侦察，并已与马丁女士以及其他人取得了联系。萨南达及其被称为“卫士”的同伴被这个国家的某些东西（后来被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称为军事-工业综合体）激怒；作为报复，他们将把陆地撕成碎片，并在年底前用一场大洪水淹没它。1954年8月1日晚上，卫士们指示马丁及其11名追随者（其中没有费斯汀格的潜伏者）去见他们的飞碟，但马丁一行人什么也没看到，只看到一个相貌平平的男人。马丁给了那个男人果汁和三明治，但他礼貌地拒绝了，然后走开了。

    飞碟没有出现，这给马丁的团队带来了第一次动摇，有7名成员立即离开了她。马丁和其余4名坚持信仰的人没有等很久：两天后，萨南达就通知马丁，那天是他拒绝了茶点，并表示对她和其他同伴的道德品质感到满意；还告诉她，大灾难发生之前，飞碟将拯救少数人，而他们是部分被选中的人。[5]

    像几乎所有的千禧年主义者和启示性末日论者一样，马丁是一个真诚的傻瓜，而不是一个无赖。她将自己的时间和财富奉献给了她的追随者，为信仰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当芝加哥郊区橡树公园的孩子们从父母那里听到即将到来的大灾难后开始做噩梦时，警方指控她“煽动暴乱”，并对她进行精神治疗，随后她逃离了芝加哥的家。劳赫德也因为与这一事件有关而失业。[6]

    1954年底，当救命飞碟和随后的大灾难几乎确定不会出现时，信徒们的信仰体系被证明与事实不一致，即所谓的信仰“失验”，这是费斯汀格研究的主要目标：他想精准地确定，当事实和数据与根深蒂固的观点不一致时人们会如何行动。其研究成果《当预言失败时》成为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公认的经典之作。[7]费斯汀格后来创造了现在人们很熟悉的术语“认知失调”，用来描述信仰和事实之间，或者更微妙地说，叙事和数据之间的情感冲突。当令人信服的叙事和客观事实发生冲突时，叙事往往会幸存下来，这种结果自远古以来就存在于人类社会。

    多萝西·马丁后来的行为体现出很多人处理认知失调的方式。她并没有根据那些与自己信仰不一致的证据修改自己的信仰体系，她和她的团队在此之前对自己的信仰相对保密，但后来他们反而加倍努力，开始就飞碟的到来进行传教。离开芝加哥地区后，她的余生一直从事于通灵研究，先是在南美、北加利福尼亚，最后在亚利桑那州的塞多纳。在1954年的信仰失验事件过去将近半个世纪后，她以德拉修女的化名在塞多纳去世。[8]

    虽然我们很容易将多萝西·马丁的预言讽刺为一种21世纪的胡编乱造，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是费斯汀格所说的恶魔的奴隶。马丁及其追随者们所表现出的“加倍努力”似乎是人类行为的一个近乎恒定的现象。当明斯特的再洗礼主义者反复看到博克尔松的末日预言被事实推翻时，他们的信仰，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变得更加坚定，他们也加倍努力改变周围城镇居民的信仰。同样的情况也将发生在19世纪中期众多福音派新教徒的末日预言事件中。

    这种反常行为具有某种执拗的意义。信仰失验会带来严重的精神痛苦，而缓解这种痛苦的最好方式，就是和新赢得的信徒在一起。正如费斯汀格所说：“如果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信仰体系是正确的，那么显然，它终究是正确的。”[9]

    从1620年开始，与第五君主国派关系密切的英国清教徒将第一批殖民者送往北美马萨诸塞州。10年后，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的新领导人约翰·温斯罗普向他的追随者们宣扬，他们即将看到“一个山巅之城”，该城的成功和上帝的宠爱将受到全世界的热切关注。[10]从马萨诸塞殖民地演变而来的美国，没有国教，宗教和意识形态的自由程度前所未有，这为神启性运动的扩散和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18世纪初和19世纪初，分别出现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大觉醒”，即席卷美国和英国的宗教复兴；两者都催生了各种各样的非正统神学，就像之前的宗教改革一样，重视个人神灵主义，贬低有组织的宗教等级制度。

    美联储所发行的20美元纸币上那个轮廓分明、眼神锐利的面孔，总统安德鲁·杰克逊，直接促成了第二次大觉醒，这不失为一种历史讽刺。杰克逊反对建立中央银行，并于1837年美国第二合众国银行许可证到期时拒绝了它的延期申请。他这样做的时机非常糟糕：几乎同时，美国经历了一场壮观的泡沫，泡沫事件非常复杂，其特点是大量政府土地被出售、房地产投机以及棉花价格从繁荣到萧条。后来，泡沫破裂，由于没有一家中央银行能够充当救市的最后贷款人，由此造成的货币短缺使美国陷入持续近10年的萧条，并带来约25%的失业率。那个时代并没有留下什么详细的经济数据，但杰克逊的鲁莽行为给美国造成的损失可能与一个世纪后的大萧条一样严重。英国小说家弗雷德里克·马里亚特在1837年恐慌之后访问了纽约，他写道：

    猜疑、恐惧和不幸弥漫了这座城市。如果我不知道原因的话，我就会以为瘟疫正在肆虐。但笛福已经告诉我原因了。来往的人群中，人们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匆忙的脚步，疲惫的脸庞，快速打招呼，或者匆忙地交流着在太阳落山之前会发生的预期损失……被解雇的机械师们像饥饿的狼群一样踱来踱去。这种剧烈的震荡像电一样传播开来，传播到数百英里以外的地方。运河、铁路和所有公共工程都已中断，一位爱尔兰移民靠着他的棚屋，手里拿着闲置的铁锹，饥饿着，他想念他的绿宝石岛[11]。[12]

    第二次大觉醒运动当时已经开始，于1837年恐慌之后加速进行。觉醒运动中的“助产师”们产生了宗教分裂，例如摩门教和各种公然的欺骗性通灵运动。所谓福克斯姐妹与死者沟通的欺骗性，不亚于伟大作家和政治家霍勒斯·格里利[13]的欺骗性。[14]

    最为壮观的是，多达10万的美国人开始相信世界将在1844年10月22日结束，这个集体幻想起源于威廉·米勒，他是一个谦逊、不爱出风头、深思熟虑的人，本来最不可能成为米勒派领导人。

    米勒出生于1782年，是父母的16个孩子中的长子。他们家位于纽约州最东北部的罗汉普顿镇（见图5-1），是一个虔诚的浸信会农业家庭，家中极度贫困，子女几乎无法接受正规教育。像那个时代的许多农家子弟一样，从9岁到14岁，他只在除了收获期和种植期之外的其他3个月里上学。在家里，这个热爱书籍的男孩只能阅读他父亲的《圣经》、《赞美诗》和《诗篇》；慷慨的邻居借给他《鲁滨孙漂流记》等通俗作品的复印本。他的文学兴趣惹恼了父亲，因为父亲注意到，这些兴趣分散了他的注意力，使他无法做农活，所以小米勒会在深夜偷偷溜到壁炉旁，在燃烧着的松树结的昏暗光线下看书。[15]

    图5-1 美国东北部的米勒主义地标

    21岁时，他结婚了，向东进入佛蒙特州几英里，搬到妻子位于波尔特尼附近的家中耕种。波尔特尼镇正是自然神论的温床。自然神论假定一个超然的至高无上的存在，即一个“神圣的钟表匠”只在远处观察他的创造物，自然神论将《圣经》视为一本纯粹的书，而不是神灵的启示——最多只不过是一本关于古代历史的有用手册。

    镇上的大量图书馆藏书反映出这种自由：伏尔泰的，休谟的，潘恩的，以及其他许多人的书，米勒津津有味地读着，并逐渐成为一名自然神论者。在波尔特尼，米勒还受到最著名的市民马修·里昂的影响。马修·里昂是国会议员、美国独立战争的退伍军人、伊桑·艾伦[16]的煽动性伙伴，还是一个臭名昭著的不可知论者。[17]

    米勒读的启蒙哲学的书越多，就越反感《圣经》：为什么上帝创造了一本完全不可理解的书，然后让那些无法正确解读这本书的不幸灵魂遭受死亡、折磨、流放和饥饿？在米勒看来，人类也有错：

    我读得越多，就越发现人类性格中的严重缺陷。我找不到人类过去历史上有什么亮点，那些世界征服者和历史英雄显然都只是人类形态的恶魔。世界上所有的悲伤、痛楚和苦难，似乎都随着他们对同伴的控制权的增强而增加。我开始对所有人都感到不信任。[18]

    波尔特尼镇上打破旧俗的氛围非常适合这位年轻的农民；他终于从家里的令人窒息的宗教氛围中解脱了，他反叛了，当着大家的面，毫不留情地模仿他祖父的华丽布道，滑稽地模仿他们的假虔诚。[19]

    米勒也确实找到了他的家庭值得称赞的地方：他的父亲曾参加过独立战争，因此作为儿子，他在爱国主义和兵役方面得到了庇护。1810年，当与英国之间的战争临近时，佛蒙特州的民兵组织授予他中尉职位；1812年美国对英宣战后，民兵组织将他提升为上尉，第二年他又调任美国正规军中尉。虽然军衔更低了，但这次调任被视为升职。不管怎样，到1814年初，他已经重新获得了上尉军衔。夏末，他来到尚普兰湖畔的普拉茨堡，在那里，人数和武器装备都处于劣势的美国军队，在一场海陆一体战中决定性地击败了英国侵略者。

    这场战争令米勒感到震惊又害怕，9月11日，他写信告诉妻子，一艘美国船只上的300名士兵和水手中，只有25人幸存。“船上的一些官员说，血是及膝深的。”第二天，他再次写信给妻子：

    天哪！到处都是屠杀。我无法向你描述这种普遍的兴奋……日落时分，在一首扬基小调[20]中，我们军营鸣放了礼炮。在一两英里范围内，1.5万~2万人同时参与海陆交战，这超过了以前我见过的任何一场战争。多么宏伟，多么高尚，但又多么可怕！[21]

    这场战争不仅摧毁了英国入侵部队，还摧毁了米勒的自然神论：一支在拿破仑战争中身经百战的15000人的精锐英军，却被一支合并了1500人的正规军和4000人的志愿军的杂乱无章的美军打败，除非有一个主动支持美国的上帝，否则还有什么能够解释美军胜利的原因？“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出现如此令人惊讶的结果，在我看来确实像是一个比人类更强大的力量所做的事情。”[22]

    战争结束后不久，他回到了罗汉普顿的农场。在那里，作为一名受人尊敬的退伍军人和小镇官员，他即将在家族的浸信会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战时的经历和回到童年时保守的宗教环境引发了他的信仰冲突，也就是他先前对上帝的不信仰和战争中看到的超自然之力之间的冲突。基于对阅读的热爱，他使用经文来分析解决这种冲突。大约在1816年的某个时候，他开始对《圣经》进行艰难的逐字逐句分析。例如，如果他遇到“野兽”这个词，且这个词在《但以理书》或《启示录》中象征着异教徒帝国，他就会强迫性地在《圣经》的其余书卷中寻找其他的“野兽”。

    经过几年的努力，通过查阅《圣经》，他找到了之前的不信仰和战争经历之间矛盾的解决办法。在《但以理书》中的四个王国中，只有以天主教会为代表的罗马仍然存在。他被《但以理书》8:14打动：“他对我说，到二千三百日，圣所就必洁净。”

    对米勒来说，一切都很清晰了：《以斯拉记》第7章中，波斯皇帝阿尔塔薛西斯在其当政的第七年发布了返回犹大并建造礼拜场所的命令，当时的历史学家估计这一年是公元前457年。根据米勒的末日论，末日时钟从这一年开始倒计时。鉴于圣经学者所假定的圣经日和时间年的等价性，世界将在2300年后，也就是1843年结束。

    米勒继承了悠久的“数字神秘主义”传统。数秘主义曾经为约阿希姆所迷恋，直至今天人们对它的迷恋还有增无减。最引人注目的现代例子是约翰·泰勒和查尔斯·皮亚齐·史密斯在19世纪末的研究成果。他们注意到金字塔结构中的一些数学巧合，例如，金字塔底部周长的两倍与高度之比接近π值，底部周长与框架石长度之比是365，以及从地球到太阳的距离几乎正好是金字塔高度的10亿倍。接着，史密斯写了一本畅销书《伟大金字塔的遗产》（Our Inheritance in the Great Pyramid），详细描述了这些惊人的发现。[23]

    一个世纪后，一位名叫埃里希·冯·丹尼肯的瑞士人在另一本畅销书《众神的战车》中，利用类似的观察结果证明，外星人曾来过地球。[24]近千年来，神学怪人利用类似的数学巧合和圣经年表来预测世界末日。就在2011年，一位名叫哈罗德·坎普的基督教广播名人，预测世界将在10月21日结束。2012年，他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谦卑地接受了《马太福音》24:36的告诫：“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25]

    杰出的数学作家、趣味数学之王、社交网站策划人马丁·加德纳这样评价史密斯的《伟大金字塔的遗产》：“这一类的经典作品就是我们的遗产。很少有一本书，能如此优美地展现出一个对某种理论深信不疑的聪明人（指作者）轻而易举地掌控着整本书的主题，使其精确地契合他的观点。”[26]（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加德纳正是在米勒神学的直系后裔——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中长大的。）[27]已故“文学坏小子”克里斯托弗·希钦斯针对那些幻想的圣经日期设定，创造了一个更一针见血的术语：“白痴的里程表”[28]。

    圣经的数秘主义源于“模式”现象。《圣经》是一部包含大量数字、叙事和各种往往阐述不清的历法的汇编，勤奋的千禧年主义者几乎可以将未来的任何一个日期视为世界末日。米勒并不是第一个运用圣经数秘主义将1843年定为世界末日的人；1946年，一位名叫勒罗伊·埃德温·弗鲁姆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牧师出版了《我们祖先的预言信仰》（The Prophetic Faith of our Fathers），它是一本关于末日计算的历史书，包括四卷。其中记录的几十种末日计算时间集中在1843年。但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像威廉·米勒那样使数秘主义发挥出如此毁灭性的影响。[29]

    数秘主义的影响不可避免地被另一个著名心理现象“确认偏见”放大。在“确认偏见”现象中，人类一旦确定了一个假说或信仰体系，就会只关注支持其信仰的数据，而避免使用与之相悖的数据。

    “确认偏见”这个词与心理学家彼得·沃森有关。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一个经典实验中，他向受试者展示了一个由三个数字组成的序列，如2-4-6，并要求他们推导出产生该序列的规则，然后让他们用另一个序列对该规则进行测试。[30]

    受试者根据上述序列推出的最明显的规则是“连续偶数”，因此他们最有可能再提出诸如8-10-12这样的序列进行测试，然后他们被告知这一序列与答案规则一致。然后，受试者可能会提出24-26-28这样的序列，然后也被告知这一序列符合规则。

    在多次连续“确认”他们的“连续偶数”规则后，受试者可能会合理地得出结论，认为这就是正确的规则。

    问题是，这三个序列还符合其他多种规则，例如“数字不断增加”或“只有正增长的数字序列”。换句话说，受试者只是试图确认自己的假设，而事实上更有效的策略是测试一些推翻假设的三数字序列，例如5-7-9，如果考官回答说这个序列也符合规则，那么他们就会知道“连续偶数”规则是不正确的，但“数字不断增加”或“每次增加二的数字序列”规则可能仍然成立。

    大多数受试者通常只测试符合其假设规则的三数字，而不是不符合其规则的三数字。这种只寻找支持假设的证据的做法，使得很少人能够推导出正确的规则。

    作为一名科学家，沃森知道，科学方法的核心是试图推翻假设，但作为一名心理学家，他怀疑人类的自然倾向是要确认这些假设。[31]心理学家很快拓展了沃森的研究，并进行了大量的实验，证明人类物种更倾向于寻找和接受确认的证据，而忽视相反的证据。正如那句老话：“一个违背自己意愿被‘说服’的人还会持有不变的看法。”[32][33]

    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一项经典研究中，斯坦福大学的一组研究人员调查了151名大学生对死刑等争议话题的看法，并从中选出48人，其中24人强烈赞成死刑，24人强烈反对死刑（分别被称为支持者/反对者）。然后，他们向两组人展示了两组不同的研究成果，他们说这些研究成果是真实的，但实际上是虚构的。其中一组“研究”表明，死刑州的谋杀率较低，而另一组“研究”则表明，死刑州的谋杀率较高（赞成威慑/反对威慑）。

    支持者们认为，赞成威慑的研究在方法论上比反对威慑的研究更可靠，他们更加相信赞成威慑的研究；而反对者们则认为反对威慑的研究更为合理和令人信服。最具启发性的是，在实验的最后，在参与者阅读并评估了两组相互矛盾的研究结果后，每组都强化了其原来的支持及反对观点。[34]

    威廉·米勒，以及他后来的追随者们，正患上了长期的“确认偏见”病症。计算出1843年这个时间后，米勒专注于寻找确认性的证据，因此他能够说服自己，认为自己的预测是准确的。米勒得出了1843年世界末日的惊人结论：基督将出现在云端，火焰将吞噬大地。正义之人——那些信仰上帝的人——将会被提升天并获得永生，而邪恶之人不仅会被上帝毁灭，而且他们的灵魂将永远被上帝囚禁。[35]

    在近10年的时间里，米勒没有公开这个令人不安的预言，只和周围认识的人讨论。[36]但他的羞怯和内向更加提高了可信度，特别是在卫理公会、浸信会和长老会神职人员中，他们对米勒的这种同时具有学术性和非教派歧视性的方法印象深刻：任何新教派别的成员都有资格获得救赎。米勒的朋友们被他的末日论征服，但不理解他为什么不愿意布道。这其实是因为米勒害怕成为笑柄，这种恐惧可能源于他的社交拘谨和卑微的教育经历。[37]

    1831年夏，他的浸信会妹妹和妹夫邀请他从罗汉普顿去往佛蒙特州的德累斯顿演讲，那里离尚普兰湖只有16英里。虽然他以前读过传教士写的布道，但他从未发表过自己的布道。此时，他已经快50岁了，身体不好。就在普拉茨堡战争之前，他差点儿死于斑点热，此后，他经常受到各种皮肤感染的折磨。

    历史上并没有他那次演讲内容的记录，但他说的话可能与后来的书面布道没有什么太大不同：基督将出现在天空并复活死去的圣徒，正义之人将“在空中遇见主，在那里他们将把自己完全地交给主”。然后基督会把注意力转向有罪之人：

    看哪，天空布满了乌云，太阳蒙上了面纱；月亮苍白而被遗弃，挂在半空中；冰雹降下，七个号角高声吹响；闪电将硫黄火焰的鲜活光芒洒向远方；这个国家的伟大城市将永远不再崛起。[38]

    他的表现让德累斯顿的浸信会教徒们如此着迷，他们一直留他到星期日。在接下来的8年里，他应邀在新英格兰、纽约和加拿大的农村地区演讲。当无法满足远方教徒的演讲邀请时，他给他们提供了书面传单，后来产生了一系列小册子和书籍，而这又引发了更多的演讲邀请。

    有一位目击者似乎对“确认偏见”有直观理解，他对米勒既钦佩又怀疑，他描述了讲坛上的米勒：

    他本人高大魁梧，宽大的脑袋，高高的额头，一双温柔而富有表现力的眼睛，他声音里所有的抑扬顿挫都表明了他最真诚的敬拜。他的想象力相当丰富，从一个有缺陷的前提中得出的结论对他来说就是一个真正的事实。在这种精神状态下，他开始讲课，用大图表说明但以理和约翰的异象。无数的人前来听他演讲，许多心胸开阔的牧师和非宗教人士也乐于接受他的观点，全国东北部的所有地区都弥漫着极大的兴奋。[39]

    米勒所用的圣经数秘主义早已经有数百年历史，同样，他充满活力的布道风格也缺乏独创性。从约1825年开始，一位长老会牧师、第二次大觉醒的主角查尔斯·格兰迪森·芬尼在听众的参与下完善了后来大家都熟悉的“地狱之火和硫黄”的福音讲演。他的布道带来了大量皈依；一位观察家指出，芬尼经过一座城镇后，“宗教情感深深地渗透其中，人们再也无法组织舞会，而马戏团也无利可图”[40]。米勒本人并不赞成这种新的复兴主义布道方式，但是，毫无疑问他已经掌握了芬尼的技巧，而且邀请米勒演讲的许多人都认为他是芬尼技巧的有效实践者。[41]

    和许多早期福音派教徒一样，芬尼是一位坚定的废奴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早期，米勒也有这些信念：罗汉普顿是“地下铁路”运动[42]的一个停靠站，米勒至少庇护过一名奴隶。但1840年，当他参加完一个废奴协会会议时，他确信腐败在人类社会中如此普遍，必须寻求神灵的干预来解决许多弊病，特别是奴隶制：“如果人类是罪魁祸首的话，那么可怜的奴隶的大赦之年还很遥远。但是上帝能够并将释放被俘之人。我们必须也只能向上帝寻求帮助。”[43]

    米勒华丽的演讲风格让普通听众着迷，而且，他对其他新教派别的宽容和对《圣经》文本的熟悉，也让教会的圣职人员着迷。一位持怀疑态度的教会长老想让他难堪：

    我在他房间里见到了他，提出了一大堆为难他的反对意见。令我惊讶的是，他对这些问题几乎都不陌生，而且他回答这些问题的速度和我提出问题的速度一样快。然后他提出了他的异议和问题，这难倒了我，并推翻了我所依赖的那些解释。我回家时已经筋疲力尽，感觉自己有罪，感到卑微，并下定决心要回答这些问题。[44]

    米勒的受欢迎源于他振奋人心的布道，但这是有代价的：让教徒们所感动的远不是米勒的复临主义神学，而是他演讲内容中的地狱之火和硫黄。米勒是为了从地狱之火中救赎灵魂，而邀请他演讲的人则是为了让教堂的长椅上坐满人。当然，到19世纪30年代末，他已经吸引了一大批传播他信息的支持者。例如，1838年，波士顿《每日时报》的编辑发表了一系列米勒的布道；几乎同一时间，一位名叫约西亚·利奇的牧师写了一本名为《午夜呼声！》（The Midnight Cry!）的支持米勒的小册子，其在新英格兰广泛传播；一位名叫查尔斯·菲奇的波士顿牧师，是废奴主义者威廉·劳埃德·加里森的助手之一，连续几次重读了利奇的作品。利奇、菲奇和其他几位米勒的助手将在未来几年内支持米勒运动，并最终鼓励他做出那个最失败的世界末日预测。[45]

    起初，这些支持并没有使米勒受到鼓舞；到1839年，由于年龄增长和健康状况不佳，他已经步履蹒跚；没有几个人相信4年之后的末日，他因此而沮丧并认为自己是个失败者。他不断收到演讲邀请，但他知道，分散在农村的布道只能拯救少数灵魂免遭即将到来的末日大灾难。[46]

    虽然追随者们认为他是先知，但从技术上说，他不是，因为他坚决否认与全能者（上帝）有任何交流。他只是声称自己有能力从《圣经》中领悟未来。不管他如何看待自己，他显然低估了自己富有说服力的安息日神学对美国东北部神职人员的影响力。例如，1838年，他拒绝了波士顿牧师约书亚·海姆斯和加里森的助手菲奇的演讲邀请。

    与米勒的谦虚和不谙世故不同，海姆斯儒雅而圆滑，在波士顿的改革派圈子里人脉很广。第一基督教会对他来说过于保守，因此他建立了自己的教会，并很自然地命名为第二基督教会。在海姆斯的领导下，第二基督教会发展迅速，不得不在波士顿沙登大街另建了一个有500个座位的小教堂。坚强、外向、有号召力的海姆斯丝毫没有因为米勒的羞怯而退缩。1839年秋天的某个时候，他说服米勒向会众布道，而米勒的表现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他将自己相当多的精力、组织能力和当时他所掌握的印刷媒介都投入米勒运动中，并有效地接管了这一事业。

    海姆斯不仅将米勒送往冷清的乡村教堂，还送往拥挤的纽约市和奥尔巴尼市大教堂。他重新出版了米勒的小册子和书籍，创办了一份非常成功的报纸《时兆》，它最初是双周报，很快就成了周报。海姆斯还与其他受米勒末日论影响的人建立了广泛的联系，那些人也出版了他们自己的米勒系报纸。其中最著名的是纳撒尼尔·索瑟德，他后来编辑了最著名的复临主义出版物《午夜呼声！》（容易混淆的是，它与利奇的小册子同名）。

    从各种最小的集会到最大的讲座，海姆斯凭直觉领悟到出版物和布道之间的协同增效作用。以引人入胜的复临主义末日叙事为特色的小册子、报纸和书籍引发了对布道的需求，而布道又引发了更多的出版物销量。信徒们到处传播米勒的话语，他们在港口付款，将一捆捆的小册子留在远洋海船和运河驳船上，或者在火车车厢里悬挂海报。[47]

    从1840年开始，海姆斯组织了几次全体大会，汇集并协调米勒的复临运动，不仅包括传统的教堂集会，还涉及大规模的“野营集会”。

    野营集会并不是海姆斯发明的；第一批野营集会在美国建国后不久就产生了，到1840年，已成为一个组织。其成员一部分是奋兴派[48]教徒，一部分是社交俱乐部成员，他们吸引了很多南卡罗来纳州、田纳西州和肯塔基州边境地区原本孤立的农民。这些农民迫切需要社交活动。通常，他们的浸信会和卫理公会组织者会清理出一片森林土地，将砍伐的树木做成粗糙的长凳和小讲坛，作为流动教堂。（另一方面，圣公会教徒和公理会教徒对野营集会及其传教活动嗤之以鼻。[49]）

    米勒的追随者于1842年6月下旬举行了前两次野营集会：一次在新罕布什尔州的东金斯顿，另一次在魁北克的哈特利。新罕布什尔州的集会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多达1万名浸信会教徒和卫理公会教徒前来参加，还有少量自然神论者和不信仰耶稣的“异教徒”，其大概是被无宗教派别歧视的伙伴关系吸引而来的。这次集会证明，海姆斯是一位后勤高手：这些聚会地点都很容易通过铁路到达，根据一位历史学家的说法，还有“大量纯净的凉水，高大的铁杉树和凉爽的树荫，以及僻静的小树林来做祈祷和敬拜”[50]。大、中型城市赞助了帐篷用来住宿，铁路建立了临时车站，为信徒们降低了票价，并让传教士免费乘车。最后，每个帐篷的“主人”都提供了一张记录表，记录着从永恒之火中救赎的灵魂。

    新罕布什尔州的集会非常成功，因此海姆斯和他的同事决定购买一个“大帐篷”，它高55英尺，直径为120英尺，可容纳4000人，过道中还可容纳数千人。在天气恶劣时，它可以在室内提供服务，并可以配备炉灶，以便在寒冷天气举行集会；这个帐篷吸引了纽约州罗切斯特市以及西至俄亥俄州的数千人。在随后的两年中，海姆斯和他的同事组织了125次野营集会，约50万人参加。[51]

    每次野营集会结束时，牧师们都会安排一场祈祷或一首告别的歌曲，其中最受欢迎的是歌曲《永不分离》。

    我们正穿过以马内利[52]的地盘，

    我们很快就将听到号角声，

    很快我们将与耶稣一起统治，

    永不，永不分离。

    什么？永不分离？

    是的，永不分离。

    因为我们很快就会和耶稣一起统治，

    永不，永不分离。[53]

    牧师随后带领会众排成一队走出帐篷，队伍螺旋排列，每个人都能与其他人握手。由于世界末日即将来临，信徒们期待着他们在“天堂野营”的下一次会面。[54]

    米勒为自己的成功付出了高昂的个人代价。起初他的身体就不太好，据他估计仅在1841年就做了627次90分钟的激情演讲。[55]在这期间，由于米勒的皮肤疾病和劳累状况，不止一次，健康问题迫使他早早回到罗汉普顿。他的助手们非常热情地接替了他，因此他对运动的影响力有所减弱。[56]

    若得不到精心管理，情绪满满的群众事件很可能会失控，后来的野营集会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由于海姆斯忙于传播米勒的信息，他让副手查尔斯·斯塔克韦瑟负责管理沙登大街小教堂，但事实证明，斯塔克韦瑟特别善于煽动会众进入疯狂状态。由于害怕他的这种影响，海姆斯最终解雇了斯塔克韦瑟，但无法阻止他参加野营集会。在野营集会上，斯塔克韦瑟的布道使信徒相信他是圣灵的宿主，并拥有“天赋”，包括能够停止蒸汽机或在水上行走。此外，在另一次集会上，一位与会者声称读懂了一位信徒的性格和内心，然后号召追随者们联合起来反对他的怀疑者，以消除永恒诅咒的痛苦。当怀疑者们反抗时，他讲着不为人知的语言并连续击打他们，周围的人试图干预，但也被他谴责下地狱。[57]

    更重要的是，米勒和海姆斯开始失去对日益强大的复临主义传播媒介的控制。信徒们开始出版自己的报纸，名称诸如《真理之声》《将临王国的喜讯》《降临纪事》《帐篷通信》《朱比利号角》《西部午夜呼声》等。其中最后一份报纸是由卫理公会牧师乔治·斯托尔斯创办的，他曾经因为废奴活动而被关押在新罕布什尔州，又以同样的热情追求复临事业，最终落得惨痛的结局。

    1842年12月31日，新年前夕，全国各地的复临主义者聚集在沙登大街迎接1843年的到来，这将是世界的最后一年。海姆斯和斯塔克韦瑟（后者那时还没有被解雇）在拥挤的小教堂里布道。日渐虚弱的米勒向信徒们发出了一封信：

    根据我们的信仰，今年是撒旦统治我们地球的最后一年。耶稣基督会来，并打破他的头……地球上的王国将被粉碎。那有权做王的，必夺取国，得为业，直到永远。[58]

    到了2月，米勒已经从疾病中恢复到可以前往费城，在那里，巨大的中国式博物馆大厅被租来进行他的布道。兴奋之情是如此明显，等待在外面的人群也是如此不守规矩，以至于市政府因为担心市民混乱而取消了2月9日的第一次布道。第二天，米勒的布道效果很好，意外事件也没有发生。随后不久，应市长的邀请，他在特伦顿市进行了布道。在回家的路上，米勒生病了，直到那年秋天一直留在罗汉普顿。海姆斯和几位同僚将国家划分为几个区域，并在各地的教堂布道，租用大厅，还将宣传资料分发，西至威斯康星州和密苏里州，南至北卡罗来纳州和南卡罗来纳州。

    这场运动的中心在波士顿的沙登大街，想听海姆斯布道的人的数量大大超过了教堂的座位数，因此他们计划在霍华德街修建一个更大的、能容纳3000人的场地。根据城市法令的要求，这样规模的建筑需要用砖把四面都围起来，而世界末日已近，因此霍华德街地段非常理想——已经有三面墙，只需要在第四面修建一堵12英尺高的墙。

    这场运动早已引起广大公众的怀疑和奚落，此时，收到了公开的敌意。报纸上充满了警告和蔑视，认为这个信仰体系不仅危险而且极度鲁莽：如果世界末日即将来临，那么不仅在波士顿，而且在辛辛那提和克利夫兰建造会堂都毫无用处。尽管公众的反对声越来越大，但信徒们还是在1843年5月4日为霍华德街的会堂举行了落成仪式。

    正如大多数闭关自守的信仰体系那样，米勒利用确认偏见来支持他们的神学；与往常一样，《圣经》再次成为支持性数据的来源宝库：

    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彼得后书》，第3章，第3—4节）

    为了鼓舞因日益受到公众蔑视而灰心丧气的队伍，《午夜呼声！》开设“骗徒”和“嘲笑者角落”两个固定专栏。[59]

    米勒一直没有指明末日的确切日期。他将《但以理书》8:14中的2300年加在了波斯皇帝阿尔塔薛西斯允许犹太人返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的那一年（公元前457年）上，这个简单的算术确定了耶稣复临的时间是1843年。随着这一年平淡无奇地过去，米勒开始敷衍：由于《圣经》中的事件是按照犹太拉比的历法计算的，3月或4月才是一年的开始，根据这一计算调整，犹太人的“1843年”直到1844年3月21日才结束，因此时间仍然充足。[60]

    1844年初，米勒重返战场，在波士顿和纽约市向广大听众布道。随着那个重大日期的临近，他与约西亚·利奇和海姆斯一起，在华盛顿特区举行了一次压轴布道。但是，被米勒称为“恺撒之家”的首都似乎更关注当年的总统选举，而不是即将到来的天启末日，这让他烦恼不已：

    我们的统治者和政治家还没有准备好放弃他们的权力，他们正在为下一任总统而进行政治斗争，就好像他们小小的“短暂权力”将永存一样。但是在上帝的话语、圣灵和历史的帮助下，我将向他们展示，一场重要的革命即将发生，这将取代选择总统的必要性。[61]

    到了3月3日，米勒已经在首都发表了19次布道，然后在返回罗汉普顿的路上又发表了几次。回到罗汉普顿的他精疲力竭，等待3月21日的末日。

    这一天，又平安无事地过去。米勒通过私人邮件写给海姆斯一些充满希望的话语，又通过复临主义的报纸将一些信息发给信徒们：他的计算从来都不精确，所以如果计算偏离了一周或一个月或两个月会怎么样？上帝仍会降临。至于海姆斯，他警告读者：“因此，我们只在心中把事件推迟一个小时是不安全的，应该要生活在不断的期待中，随时准备与我们的大法官（指耶稣）见面。有了这样的想法，我们无法为未来做出确定的安排。”[62]

    实际上还有很多回旋余地。例如，海姆斯旗下的一份报纸《时兆》在上一年发表过一篇未署名的文章，其指出了米勒的计算错误：因为基督教历法中没有0年，所以公元前457年和1843年之间仅相隔2999年，而不是3000年。因此，末日应该发生在“犹太年”的1844年，而不是1843年。

    这篇文章进一步对米勒使用的犹太教历法提出了异议。罗马人将犹太人驱逐到各地后，犹太的大麦收割（赎罪节的日期以大麦收割为基础）再也无法观测到，因此几乎所有犹太人都采用了拉比历法，这是一种精确的数学测年系统，以19年为一个周期。然而，这种较新的历法直到4世纪才开始使用。这篇文章的作者认为，更好的做法是观察圣经时代所使用的“卡拉”历法体系，该历法以最接近犹太大麦收割时间的新月出现时间为一年的开始。通过这种方法计算，天启末日将发生在1844年4月29日。[63]

    但是，那一天也安然无恙地过去了。公众的嘲笑声越来越大，米勒很容易从他的邻居那里听到一些类似的话：“什么？！还没升天？我们以为你已经升天了！不是被你妻子丢下等待被烧吧？”[64]

    《圣经》再次被挖掘出来，以解释为什么末日没有到来。《旧约》中最晦涩难懂的《哈巴谷书》2:3中有这样一段话：“因为这默示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圣经》其他地方也出现过“迟延”一词，最重要的是《马太福音》25章中的一个寓言，10个童女等待“新郎”，新郎代表耶稣。第5节和第6节解释说，“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儿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利奇的小册子和最著名的复临报纸《午夜呼声！》即由此得名）。这种解释使失望的信徒安心了：耶稣的工作基本上完成了，他只是在迟延。

    米勒派遵循了多萝西·马丁的追随者在飞碟首次未能出现时的剧本。一些追随者离开了，但那些留下来的人则加倍努力向周围的人传教。野营集会仍在继续，春季失望之后所产生的不信任，在降低信徒人数的同时，也为更热情的信徒带来了机会。狂热的斯塔克韦瑟被逐出沙登大街后，带走了许多追随者。另一个狂热分子卡尔文·弗伦奇宣称，信徒们不仅可以避免地狱之火，还可以实现“圆满”（一种他们所做的任何事情都可以被宽恕和被祝福的状态），包括可以在婚姻界限之外拥有很多“精神妻子”，这是所有时代的末日论领导人经常享有的特权。斯塔克韦瑟也热情地宣扬这一点。

    1844年8月，在新罕布什尔州埃克塞特市举行的野营集会上，失望与狂热交织。在一次枯燥无味的演讲中，演讲者约瑟夫·贝茨中途被米勒的一位助手打断，助手说一位以前不知名的人物塞缪尔·斯诺有紧急消息。

    斯诺告诉人们，他对《旧约》和《新约》进行了详尽的调查，并取得惊人的发现：4个犹太教圣日和4个基督教圣日之间有一对一的一致性。那一年已经庆祝了3个基督教圣日，而第4个对应着犹太赎罪日的基督教圣日还没有庆祝。赎罪日是犹太教中最神圣的节日，发生在犹太历法的第7个月（提市黎月）的第10天。

    对于1844年的赎罪日在9月23日，斯诺不同意这个日期，他觉得使用古代的卡拉历法更准确，这种历法比犹太教历法晚一个月；因此，末日时间将在10月22日。（即使如此“精确”也有一些不确定性。因为在那个时代，耶路撒冷的新月出现在数千英里之外，新大陆无法观测到，有一些信徒认为实际日期可能会延长至10月24日。）[65]

    斯诺的消息震惊了整个营地，甚至连被打断演讲的贝茨也吓了一跳，贝茨写道：

    这个消息开始发酵，传遍了整个营地。集会结束时，新罕布什尔州的花岗岩山上回响着呼喊声：“看，新郎来了，你们出去迎接他。”当满载的马车、舞台和火车驶过新英格兰地区的各个州、城市和村庄时，呼喊声仍然响亮，“看，新郎来了！”基督，我们可称颂的主，将在第7个月的第10天降临！准备好！准备好！[66]

    引用的“新郎”一词再次指向《马太福音》25章。模仿海姆斯的做法，斯诺创办了名为《真正的午夜呼声》的新报纸。斯诺的计算并不是原创：早些时候，米勒本人曾有过“第7个月的第10天”的提法。1844年夏天，饱受批评的米勒派因认知失调和确认偏见而变得狂热，正好可以利用斯诺的构想。充满激情的乔治·斯托尔斯也支持这一构想。

    斯诺和斯托尔斯都是适应能力强的人：斯诺一开始自称为“异教徒”，为一家公开的无神论报纸《波士顿调查》撰稿；和那个时期的许多非信徒一样，他在阅读了米勒的著作后皈依了基督复临主义。而斯托尔斯一开始是卫理公会教徒，有一次他应邀在教堂进行废奴主义的布道；为了阻止他，逮捕他的人将他从教堂拖了出来。

    复临主义的高层们，就像所罗门·阿希的线条测试实验中更易受别人影响的受试者一样，一个接一个地，接受了“第7个月的第10天”，也就是当时日历的10月22日这个末日日期。9月下旬，该运动的旗舰报纸《午夜呼声！》的编辑内森·索瑟德在该报上刊登并支持10月22日这个末日日期。海姆斯一直是一个讲究实效的组织者，他察觉到队伍里的日期改变并提醒米勒，因为米勒以前也提过第10天/第7个月的说法；于是两人都于10月6日确认末日日期是10月22日。现在离末日大概只有两周了。[67]

    米勒在《午夜呼声！》中写道：

    我在第7个月看到了我从未见过的荣耀。虽然主在一年半前向我展示了第7个月的特殊担当，但我没有意识到这类担当的力量（《新约》和《旧约》在圣日问题上的一致性）。现在，称颂主的名字，我在《圣经》中看到了美丽、和谐和一致，我一直在为此祈祷，但直到今天才看到。——我的灵魂啊，感谢主。斯诺兄弟、斯托尔斯兄弟和其他人打开了我的眼睛，他们应该受到祝福。我快回家了。荣耀！荣耀！！荣耀！！！[68]

    信徒们大致接受了斯诺的计算；10月12日，守旧者中最持怀疑态度的约西亚·利奇也开始与末日步调一致：

    我的困难全都消失了，我现在在《旧约》中上帝话语所闪耀的光芒里感到愉悦……我感到自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现在我抬起头，满怀喜悦地期待10天内见到万王之王。[69]

    霍华德街的会堂里挤满了人，《午夜呼声！》和《复临通报》最先进的蒸汽印刷机24小时不停地疯狂运转，试图在耶稣关上救赎之窗前从地狱之火中拯救出尽可能多的灵魂。

    这时，信徒们已经强烈地意识到，世界上的其他人都认为他们疯了，因此他们面临着一个可怕的选择：要么继续他们的日常活动和生意，被贴上伪君子的标签；要么停止所有这些活动，被指责为狂热分子。领导层一直注意运动的公众形象，建议采取前一种做法：信徒们要过正常的生活，直到末日。

    《午夜呼声！》的最后一期报纸，在预期末日之前的10月19日出版。这期报纸包含了很多由衷的信念表达。也许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威廉·尼古拉斯，他刚刚拜访了他的复临派邻居巴克斯特夫人：

    这是她能够吃点儿东西的第29天。但显然她身体很好，看起来很健康，邻居们说她的体力最近有所增强。她说她没有生病，身体很好。昨天和今天早上，她都出了趟门。[70]

    米勒非常谦虚，他估计有5万人相信耶稣将会在1844年复临，而其他人则认为这个数字是美国总人口2000万中的100万；受人尊敬的美国古文物学会将这场运动的信徒人数定为15万~20万。[71]10月22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沉着自信地迎接末日，与家人在家中或教堂静静地聚集，并告别那些他们认为无法避免地狱之火的人。海姆斯从波士顿前往罗汉普顿，与米勒一起迎接救世主。

    米勒和海姆斯劝诫他们的追随者，要按照圣经的指令“你们去做生意，直等我回来”（《路加福音》19:13）进行日常活动。尽管有这样的建议，但1844年春天，许多人并没有播种庄稼，或者有的播种了但没去收割，以此表达他们的信仰。有些人结束了自己的生意，敲响了公共警报，并不再让孩子们去学校。有些人更进一步，把自己商店和面包店的东西都送给了别人。还有一些人把自己的大部分钱和世俗财产都送给了别人。[72]复临主义的报纸报道说，有几十个人在野营集会上供认了自己的罪行；当信徒们试图把钱送人时却没有成功，钞票散落在讲坛上。信徒们放弃了自己数千美元的债权；纽约立法机构宽恕了一名议员，以便他能为世界末日做准备；在罗切斯特，一名妇女供认了几年前在英国犯下的谋杀罪，并要求被送回那里受审。[73]根据一部19世纪的费城综合历史：

    米勒教堂位于伍德和卡洛希尔之间的朱利安娜街上，在那里，米勒的追随者们日夜相聚，望着星星和太阳，祈祷并警告执迷不悟者“审判日就在眼前”。他们中的许多人开始以很低的价格出售土地和房屋。其他人则捐出个人物品，结束生意或腾空房屋。在第五街的一家商店里，栗子树的上方有一块标语牌，上面写着：“这家商店为了致敬王中之王而关闭，他将在10月20日左右出现。准备好，朋友们，给他加冕万王之王！”[74]

    主流米勒派非常平静地等待10月22日的到来，他们对末日神学所产生的狂热感到忧虑：

    随着日期的临近，受骗的人们放弃了所有事情，只给自己安排各种集会，在附近的私人住宅里日日夜夜地集会。他们几乎完全忽略了自己的世俗事务，有些人甚至让幼儿自己照顾自己，或者由那些不那么痴迷于集会的人来照顾。[75]

    预期的复临日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大大超过了对信徒的影响，因为每一个坚定的米勒派肯定会面对几个不信仰的人，随着10月22日的临近，每当起风或天色变暗时，这些不信仰者就会想，他们是不是不应该下这个赌注。在纽约的伊萨卡，一名男子被“着火”的喊声惊醒，他经过调查发现，起火的源头是一个基督复临派的会议厅，他对于“米勒派圣殿着火了，而不是全世界着火了”表示宽慰。[76]

    这次事件之后，20世纪20年代初，一位名叫克拉拉·恩迪科特·西尔斯的接受私人家庭教育的美国北方贵族，对米勒运动感兴趣，并通过在报纸上发布广告来征求这一事件的第一手资料。她收集了大约160个故事，将其编入一本名为《幻想的日子》（Days of Delusion）的书中，这本书极大地加深了现代人对米勒运动的疯狂的印象，尽管历史学家已经得出结论，其中的许多故事（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通过父母、祖父母、阿姨和叔叔80年的滤化，可能已经被渲染，或者显然是不真实的。

    尽管如此，西尔斯收集的故事中仍有几个主题始终如一：许多米勒信徒在山顶上等待，还有少数信徒在墓地等待。许多故事也确实像是真实的：西尔斯的一位上了年纪的联系人，在1844年时还是一个小女孩，她记得曾向一位邻居女孩求助，这位女孩的父母都是米勒信徒，她想请这位女孩帮忙做饭。这位女孩的父母告诉她，女孩正在为被提做准备，她问：“若这没有发生，她能在一周后过来吗？”她后来回忆说：“尽管我很小，但我永远不会忘记她脸上的恐惧表情，以及她那双蓝色大眼睛里充满的泪水。”

    西尔斯的另一个故事来自一个热心的米勒信徒，他讲述了唯一神教派的牧师西奥多·帕克和诗人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的对话。爱默生说：“世界末日不会影响我；没有它，我可以继续生活。”帕克回应说：“这与我无关，因为我住在波士顿。”[77]

    西尔斯的书中最令人难忘的一个故事，描述了米勒信徒们穿着白色“升天长袍”等待升天的情景，以及他们从树上跳起后掉下来摔断脖子和四肢，有时还使用了自制翅膀的情景。这些情节虽然看似可信，但很可能是复临派反对者宣传的结果。

    批评家们还指责米勒主义导致精神病院住满了精神病患者，但这也可能是虚构的：宗教思想经常会带一点儿精神分裂症特征，它是一种常见的紊乱症，但新英格兰地区的精神病院记录本上，只在少数情况下提到了米勒主义。[78]此外，一位米勒信徒将自己所有的世俗财产都送给了别人，他的亲人很合理地试图把他关起来。1843年，一个叫普尔的信徒，为了支付从波士顿到西部说服别人皈依和传播圣经的旅费而花掉了自己的财产，他的一个兄弟把他骗到家中并试图将他送进精神病院，但他被他的复临派旅伴救了出来。[79]

    10月22日是个硬目标，10月的失望比春天的失望更强烈地打击了信仰者。他们的集体绝望压倒了一切。据米勒所说：“似乎所有的恶魔都从无底深渊中释放在我们身上。”[80]据该运动的一位长老路易斯·鲍特尔观察：

    10月22日过去了，那些忠实和渴望的信徒感到难以言表的悲伤；那些不信仰的人和恶人却在欢喜。一切都依旧。复临前兆没有了；以前的集会没有了。每个人都感到孤独，几乎不想和任何人说话。大家像是在寒冷的世界里！上帝不会来的！任何语言都无法表达出一个真正的复临派信徒的失望之情。只有那些经历过的人才能加入这个话题。这是一件丢脸的事，我们都有同感。除了询问“我们在哪里”和“下一步怎么办”以外，大家都在沉默。[81]

    救赎失败受到了广泛的鄙视。许多复临派教徒都是废奴主义者威廉·劳埃德·加里森的追随者，而加里森却说他们患有“一种可悲的大脑幻想，现在已经清楚地证明是这样的”，这格外令人感到刺痛。（加里森另有企图，他认为米勒运动抢走了废奴运动的人员和资源。）[82]

    信徒们受到了大大小小的侮辱，从小男孩们嘲讽“你还没有上升吗？”到对海姆斯的严重欺诈指控（波士顿的一家报纸建议他避免在街上露面）。

    在这些指控中，海姆斯是无辜的。他主动提出，如果有人有任何关于他欺诈的证据，那么他将提供4倍的还款（但没有找到任何证据）；他找到了一些证人，这些人撤回了之前对他渎职的错误陈述；他还让银行证明他的私人财产很少。[83]随后，海姆斯积极组织对那些在复临中疏忽个人和经济事务的人进行经济救济。“大失望”[84]的直接后果是，暴徒洗劫并烧毁了会堂，闯入集会并挥舞枪支挑衅。1845年1月29日，米勒被罗汉普顿浸信会逐出了教会，这对米勒本人是一种极大的侮辱。

    与多萝西·马丁的追随者一样，复临派教徒对这种强烈的认知失调做出了各种各样的反应。斯诺与马丁女士以及她最忠实的追随者们一样，加倍努力，坚持认为末日即将到来。斯诺的顾问乔治·斯托尔斯则恰恰相反，他否认了自己之前的信仰。

    其他人有两种应对方式。第一种，最终成为最重要的一种，是“灵化”论，由来自纽约州北部的一位名叫海勒姆·埃德森的米勒派人士提出。埃德森声称基督在10月22日采取了行动，不过是以簿记模式，而不是以末日模式。他没有回到地球，而是进入了“至圣所”，正辛苦地将人类分为粗俗和善良两类。最终，他将完成名单设定，然后才回到地球做最后的判决。

    10月22日“大失望”的第二种应对认知失调的方式是“闭门”论。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耶稣还没有复临，但已经在10月22日那天，对那些没有看到光明的人关闭了极乐城之门，耶稣只会拯救选民，也就是他们。而且，作为选民，他们的“圆满”赋予他们各种性特权，从“淫乱的洗脚礼”到“圣洁的亲吻”，再到精神婚姻的最终肉体回报。[85]

    米勒，就像他经常做的那样，采取了一种微妙的、界限不清的方式，躲躲闪闪、支支吾吾，最后将责任归咎于现有历史数据不精确；末日肯定会到来，但由于计算的不精确性，它可能发生在长达数年之后。

    此时，他已经精疲力竭、病入膏肓。他徘徊了5年后最终死去。精力充沛、精明强干的约书亚·海姆斯试图将这场运动凝聚起来。10月22日的承诺对他来说只是一个务实事件，而不是神学信仰，因此他很快就改变了立场。他拒绝进一步做任何日期设定，并试图压制他所鄙视的“灵化”论和“闭门”论。这激怒了诸如斯诺那样的“闭门”人，斯诺谴责米勒和海姆斯将会因叛教而下地狱。[86]

    海姆斯不可避免地失败了；米勒派会众萎缩，报纸订阅量急剧下降，运动分裂得无法修复。斯诺的正统派很快就消失了；以海姆斯和米勒为代表的主流群体承认了他们的预测错误，但仍然相信即将发生的耶稣复临。海姆斯本人逐渐远离了这场运动，最终回归到童年时代的信仰——主教制度主义。

    和16世纪的再洗礼派一样，一小部分的“灵化”者幸存下来，并发展出一个和平的现代教派——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今天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是一个温和的现代主流团体，交际保守，鼓励素食主义，遵守严格的安息日禁令。该教派依然宣扬耶稣复临，但并不确定复临日期，这是可以理解的。[87]

    但幻想的复临派末日论余烬从未熄灭。“大失望”一个半世纪后，一个脱离复临安息日会的小教派，大卫·考雷什的大卫支教，引发了美国宗教史上最悲惨的事件。

    正如心理学家利昂·费斯汀格描述的那样，日期设定会产生一种内在的不稳定动态。预言越精确，就越有说服力；前几次的预言没有实现，由此产生的认知失调鼓励信徒们以更大的活力和精准度宣讲自己的信仰，从而吸引了更多的信徒；最后，一个大胆而精确的预言出现了，这个预言肯定会失败，然后动摇大多数追随者，只留下一小部分顽固的信徒。费斯汀格的研究解释了米勒事件，但他的描述不仅适用于宗教信仰，还适用于政治和文化信仰：

    尽管有一个限度，超过这个限度，信仰的失验将很难被承受，但很明显，引入相反的证据有助于增加信仰者的信念和热情。[88]

    主流基督教派再也不会犯错去进行日期设定了。正如宗教历史学家欧内斯特·桑登所说：

    米勒事件几乎摧毁了整整一代的美国前千禧年主义者……但把注意力集中于1843年时，米勒也引入了一个可能会摧毁这场运动的因素……米勒在1844年之前越成功，就意味着1844年之后的千禧年主义者传道越困难。美国人花了很长时间才忘记威廉·米勒。[89]

    但是，仍有一些人无法抗拒将《圣经》的模糊语言转化为精确预言的冲动。20世纪，米勒的神学继承人学会了对末日发生日期含糊其词，但事实证明他们依然过分地热衷于末日的发生；正如米勒及其追随者忍不住要从《圣经》中推出一个确定日期一样，他的现代追随者们总是尝试做一件事，即将当天的报纸头条事件外推到看似合理的末日叙事中，但不可避免地都失败了。正如多萝西·马丁的飞碟一样，每一次的认知失验都会产生更多的信仰归附和更离奇的叙事。

    令人担忧的是，这些叙事将对那些控制世界末日机器的人[90]产生巨大的影响。

    6 弹性货币政策的灾难

    泡沫与崩溃的四个前提

    人们在最快乐的时候，都是最轻信的；当人们刚刚赚了很多钱，当一些人真的在赚钱，当大多数人认为他们在赚钱，此时就是人们最快乐的时候，也是捏造谎言的最巧妙时机。人们在这样一小段时间里几乎会相信任何事情。 ——沃尔特·白芝浩[1]

    1929年初秋，温斯顿·丘吉尔在加拿大进行了一次悠闲的私人火车旅行。10月24日，黑色星期四，他抵达纽约，正值那个秋天第一次股市大暴跌，他在那里看到，“就在我房间的窗户下，一位绅士从15层纵身跳下，摔得粉身碎骨，引起一场严重混乱，消防队也赶来了”。第二天，丘吉尔被邀请进入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访客大厅，他在那里注意到：

    我以为我会看到混乱；但眼前的平静和有序出人意料。（证券经纪人）被最严格的规则约束，不能奔跑或提高说话的音量。于是，他们就在那里，来回走动，就像一段被扰乱的蚂蚁群的慢镜头影像一样，以旧价格的1/3和现值的1/2互相提供大量的证券。凑在一起较长时间后，他们发现没有人能买得起他们被迫卖出的股票。[2]

    此后不久，他乘船回家，没有意识到4年前他在财政上的一窍不通[3]与眼前发生的重大事件之间的联系。不过，这次股票崩盘事件确实影响了丘吉尔，摧毁了他的投机性投资组合，使他负债累累。他个人的不幸却给后世带来了一线希望：为了偿还债主，他开始依赖自己最可靠的饭票——他的笔。在接下来的10年里，他创作了一些优秀的书籍、许多文章，甚至还有一部剧本。

    将丘吉尔1929年之前的政治生涯形容为“起起落落”未免有些轻描淡写。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海军大臣，他曾大力支持加利波利之战，之后的惨败导致数千人死亡，他也被降级。10年后，首相斯坦利·鲍德温没有意识到丘吉尔对财政一窍不通，任命他为财政大臣（相当于英国的财政部长）。（丘吉尔是这样描述他与财政部专家的互动的：“如果他们是士兵或将军，我就会理解他们在说什么了。但好像他们说的都是波斯语。”）[4]

    经济学家在讨论金融泡沫时，最常提到的名字是海曼·明斯基。20世纪50—80年代，明斯基在经济学界扮演了一个奇怪的角色——一个长头发的反传统主义者，他认为资本主义从根本上是不稳定的，他是一个现代的、更理智的卡尔·马克思。他比任何一个20世纪的观察家都更好地理解和描述了泡沫及其破灭的病理生理学，认为泡沫及其破灭需要具备两个必要条件：利率下降带来的信贷宽松，以及激动人心的新技术的出现。

    首先是利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镑纸币可以以每盎司4.86美元的价格自由兑换成黄金主权硬币，纸币持有人相信有足够数量的黄金满足任何需求。由于英镑似乎坚挺，因此将英镑兑换为黄金的人相对较少；毕竟，持有一大块黄色金属有什么用呢？但是，当英国开动印刷机、用印钞的方式来支付战争费用时，不断增加的纸币数量侵蚀了人们对纸币的信心，持有者越来越希望将纸币兑换成黄金。

    战争结束后，由于英国的黄金数量几乎不足以支付纸币，英国不得不暂停兑换，以免贬值纸币的持有者耗尽国家的黄金储备。但是，1925年，丘吉尔按照旧价格恢复金本位制，这一举措是灾难性的。被高估的英镑使英国国内商品更加昂贵，从而减少了出口；此外，人为的高汇率也使外国商品更便宜，从而鼓励了进口；到1926年，英国的黄金储备下降了惊人的8000万英镑（占其总量的10%）。[5]

    自美国诞生以来，美国和英国的政府官员就建立了密切的私人友谊，而在这个关头，这种关系——世界上两位最重要的央行行长美联储主席本杰明·斯特朗和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塔古·诺曼之间的友谊，却被证明是特别不幸的。

    提高英镑价值和阻止黄金外流的最可靠方法是降低美国利率，这可以使以英镑计价的资产相对更具吸引力。1927年，斯特朗这样做了，从而帮助诺曼摆脱了困境，但这只是暂时的。当时的美国已经处于经济繁荣时期，在丘吉尔即将结束其北美之行、到达纽约之际，低利率引发了一股投机热。

    到了1929年，发达国家已经习惯了周期性的金融动荡。漫不经心的观察家和历史学家经常将这些繁荣和萧条称为疾病，而医学模式确实有助于了解该类事件中的患者和疾病，不管是个人事件还是社会事件。

    医生从三个基本视角来理解疾病：病理生理学视角，即疾病过程的生物化学和生理学基础；解剖学视角，即受影响的身体部位；症状和体征视角，即病人的感觉和医生看到的情况。

    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式理解泡沫和崩溃。例如，它们的病理生理学，涉及人类心理的反复无常和现代银行系统信贷供应的不稳定性。它们的解剖结构由“4P”组成，即发起人（promoters）、公众（public）、政客（politicians）和媒体（press）。最后，它们的症状和体征包括对几乎不劳而获的财富的迷恋——一种具有社会传染性的迷恋，发起人的傲慢，以及公众对他们的崇拜。[6]

    根据海曼·明斯基的理论，泡沫膨胀不仅需要1927年本杰明·斯特朗降低利率所产生的那种信贷宽松，还需要激动人心的新技术的出现。这样的技术进步出现在科学或工程领域，比如19世纪的铁路；或者出现在金融领域，比如17世纪和18世纪的合股公司。[7]新技术或金融产品可以是股票、房地产或者其他工具，投资者为它们的出现而激动，开始向它们投入资金。由于这些资产也可以成为贷款的抵押品，因此资产价格的上涨意味着投机者可以以资产作为抵押品，借更多的钱继续购买这些资产，这进一步抬高了价格，然后他们又能够借更多的钱——这是一个自我强化的“良性循环”，但只限于上升时期。因此，狂热、恐慌和崩溃从1600年左右开始成为西方生活中长期反复出现的一部分，这绝非偶然，因为那个时候首次出现“技术替代”和弹性纸币信贷。

    今天，技术替代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令人目眩的科技进步速度似乎是现代生活的一个永恒特征：仅仅在20年前，如果人们被告知世界范围内的个人视频通信将无处不在且几乎免费，那么人们会难以置信。就在20世纪40年代，即使是年富力强的人也经常受到霍乱、伤寒、细菌性肺炎和脑膜炎等常见细菌性疾病肆无忌惮的折磨，这与他们财富的多少和社会阶层的高低无关。但在发达国家，在青霉素等抗生素出现后，这些灾难极其罕见。

    相比之下，在1600年之前，缺乏技术是一个被接受的事实。在印刷机出现之前，许多技术进步都轻易地丢失了，因为手工抄写文档如此费力和昂贵，没有足够的副本流传下来。此外，低识字率意味着工匠们往往无法记录他们的技术，这些技术也随着工匠的消失而消失。例如，罗马人发明了混凝土，但混凝土的使用实际上随着帝国的灭亡而消失；直到1756年，约翰·斯梅顿才重新揭示了波特兰水泥的秘密。

    1450年左右，谷登堡发明了批量生产的可移动式印刷机，消除了技术进步的这一特殊障碍，但其他障碍仍然存在；1600年以前，西方的人均GDP几乎没有增长，东方也是直到很久之后才有增长。

    1620年，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出版了他的《新工具》[8]一书。在培根之前，科学家被称为“自然哲学家”，他们通过亚里士多德的“演绎”法，从公理出发发展自己的模型，所有进一步的推理是以不可置疑的公理为基础的。在这一体系中，可观察到的事实几乎是事后补充上的。

    《新工具》本身就是一种技术替代，它有双重作用。首先，它认识到旧的亚里士多德式的演绎推理体系压制了人类进步；其次，它提出一个可行的替代方案——一个“归纳”过程，即仔细收集经验性数据，然后将数据与理论相匹配——这才是现代科学方法的本质。接下来几代人的时间里，培根那些有才智的继承者，如胡克、博伊尔和牛顿（仅举几个例子）成立了伦敦皇家自然知识促进学会（现在简称为英国皇家学会）。这催生了整个欧洲的类似群体，科学发现开始惊人地加速。[9]

    17世纪不仅诞生了科学方法，还有第二次社会革命，即弹性货币的出现。大多数美国人误解了一个概念，以为货币就是由政府颁发的绿色纸张，一种“可以支付所有债务，包括公共债务和私人债务的法定货币”，或者，在过去是一种印有字样的金银小圆片。但是，在古代，几乎任何东西都可以是货币：一定标准的小麦、油，或者随着时间的推移，白银出现。一直到公元前7世纪中期，小亚细亚的吕底亚人才铸成第一枚琥珀金币，那是一种金银的混合币。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美国，只有1/10的货币是流通纸币和硬币；政府和银行计算机的按键输入创造了其余部分的货币。例如，银行发放抵押贷款时，不会采用运动包里装满印有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本杰明·富兰克林和各种已故总统照片的绿色亚麻布[10]的形式；相反，它会向贷款公司发送一个电子包。这些支票或电子包肯定没有相应数量的纸币和硬币作为支持，更不用说金、银或牛作为支持了。

    这种信用体系在今天被称为“部分准备金银行体系”，由17世纪的金匠们创立，在之后的几个世纪里变得越来越有弹性。早期银行如果发行远高于2:1的存款准备金率的凭证，就有可能遭到储户挤兑，被要求归还资金。随着银行联盟和政府运营的中央银行的发展，商业银行的这一比率增长到约10:1，投资银行的这一比率可能会更高。存款准备金率上升的幅度取决于消费者和投资者想借多少钱，银行愿意贷多少钱，以及越来越多地取决于政府监管机构允许多少杠杆。[11]扩大准备金率的一个恰当的比喻就是橡皮筋：1913年美国国会立法规定，建立联邦储备银行就是要完成“提供弹性货币”的任务。[12]

    21世纪初的房地产市场是一个完美的海曼·明斯基范式案例。2000年之前，房地产市场相当平静、稳定和沉闷，银行只向最安全的借款人提供抵押贷款，即那些信用记录良好、收入稳定、几乎没有其他债务、所需贷款额远低于房屋市值的借款人。因此，这样的借款人几乎总是能按时还清抵押贷款，违约率很低，银行也获得了适中的利润。

    然而，银行经理们开始注意到，一些竞争性银行机构的贷款要求比较宽松，其可以为更多的借款人提供服务，从而赚更多的钱；最终，几乎所有银行都效仿了这一做法。大约在同一时间，另一种现象开始流行：银行向华尔街公司出售抵押物，这些公司将抵押物打造成越来越冒险的组合，如债务抵押债券。这就是所谓的贷款证券化，它将房主抵押贷款违约的风险从最初比较了解初始借款人情况的银行，转移到容易上当受骗的机构和世界各国政府，而这些机构和政府并不了解最初的借款人情况。

    贷款标准的降低蔓延到整个银行系统，违约率开始上升。起初，抵押品标的房屋的价值上升，银行和抵押贷款证券的持有人基本没有遭受过损失，因为他们可以将违约人的抵押物没收并转售获利。但从约2007年开始，不断增加的被迫出售的房源压低了房价，银行和证券持有人开始亏损；最终，有的破产，有的得到了联邦政府救助。最后，所有银行都收紧了贷款标准。银行贷款的收缩进一步降低了房价，迫使房主抵押贷款违约。

    这一过程不仅发生在美国，而且发生在全球。在房地产泡沫的前五年，大约在2002—2007年，似乎一个人只要活着，就有资格抵押贷款；而泡沫破灭后，银行恨不得数一下贷款申请人有几颗金牙，以确定贷款资格。类似地，消费者、投资者和潜在房主对偿还债务的兴趣比对获得贷款的兴趣大得多，因此信贷供应和货币供应量都下降了。

    明斯基于1996年去世。他告诉我们，上述周期是弹性货币体系的必然结果。在弹性货币体系中，不管是政府的中央银行（例如美联储）还是私人银行，都可以扩张和收缩货币供应。此外，他认为，这种货币扩张和收缩几乎发生在市场经济的所有领域，不仅发生在住房领域，也发生在企业管理以及股票和债券市场。

    明斯基著名的“金融不稳定假说”指出，当金融环境比较安全稳定时，资金必然将逐渐从安全的借款人处转移到风险越来越高的借款人处。最终事情将失去控制，导致上述那样的风险爆发，这使得放款人和投资者更加谨慎，循环重新开始，这一过程大概每十年发生一次。简言之，稳定带来不稳定，不稳定带来稳定，放款人的周期性恐惧和贪婪循环着经济系统。[13]当然，这还要有间歇性贪婪的借款人，否则贪婪的放款人将缺乏客户。

    虽然明斯基没有明确指出，但他的直觉告诉他，除了“技术替代”和信贷宽松之外，另外两个因素也必须满足：对以往繁荣和萧条的遗忘，以及对传统和审慎的投资方法的放弃。

    记忆缺失是金融不稳定假说的隐性因素。金融危机过后，损失惨痛的记忆依然历历在目，银行家和投资者都回避风险；前者只提供最安全的贷款，而后者不愿购买股票。随着市场慢慢复苏，不愉快的记忆逐渐消失，参与者又愿意面对风险，不稳定周期重新开始。

    引发金融狂热的最后一个因素，是放弃头脑冷静的金融计算，转而采用引人入胜的叙事。当人类面临困难或不可能完成的分析任务时——比如评估一家从未产生过利润更不用说股息的公司——他们默认回到更简单的分析方法，也就是心理学家用“启发式”一词所表示的心理捷径。

    当人类面对具有挑战性的或不可能解决的难题时，就会采取“启发式”方法。过去几十年中，心理学家把对这种方法的理解扩展到金融领域，尤其是金融狂热。20世纪40年代，密歇根大学的匈牙利心理学家乔治·卡托纳开始研究经济学和人类心理的交叉领域，开创了与经济（行为）相关的心理学测度。他不仅创立了现在正广泛使用的消费者情绪指数，还取得很多其他方面的成就，密歇根大学也成为心理学研究的温床。

    密歇根大学的另一个开拓性研究领域是决策理论。这引起了以色列研究员阿莫斯·特沃斯基的注意[14]，特沃斯基特别聪明，认识他的人喜欢拿他的智力开玩笑：“你越快地意识到特沃斯基比你聪明，你就越聪明。”[15]密歇根大学的研究人员认为，人类是熟练的直觉统计专家——直至今天也有很多经济学家这样认为；就像我们毫不费力就可以掌握语法和句法规则一样，人类也很好地掌握了统计和概率。

    起初，特沃斯基也认为上述说法是合理的，但当他与来自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院士丹尼尔·卡尼曼辩论时，他被对方说服。1970年前后，两人进行了一系列著名的实验，彻底改变了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看待决策的方式。他们证明，不仅普通人具有糟糕的统计直觉，甚至心理学家也是这样。[16]在一项经典研究中，他们这样介绍了他们的目标主体：

    史蒂夫非常害羞和内向，乐于助人，但对人或现实世界不感兴趣。他有一个温顺整洁的灵魂，要求秩序和结构，对细节感兴趣。

    然后，卡尼曼和特沃斯基询问受试者，史蒂夫最有可能是农民、推销员、飞行员、图书管理员还是医生？大多数人选择图书管理员，因为上面的描述最符合人们对图书管理员的刻板印象。然而，现实中农民的人数比图书管理员多20倍，而且有很多害羞的农民，因此史蒂夫更可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而不是图书管理员。[17]

    他们还发现，人类存在广泛的系统性分析错误，有些甚至是由最聪明的人犯的，仅举几个例子：无视基础频率（例如，没有意识到农民比图书管理员多得多）；没有意识到大样本比小样本更可靠；对人类从随机数据中感知不存在模式的倾向估计不足；没有理解在连续多次尝试时、任务结果通常都会趋向于一般水平。[18]实验结束时，他们对人类可悲的理性状态深感失望：

    也许令人惊讶的是，人们未能从一生的经验中推断出基本的统计规则，如趋向平均值的回归，或样本大小对抽样变异性的影响。尽管在普通生活里，每个人都会接触到许多可以归纳出这些规则的例子，但很少有人能自己发现抽样和回归的原理。[19]

    他们的实验揭示出人类天生的认知懒惰性。与其停下来严格分析史蒂夫最有可能从事五种职业中的哪一种，不如回到以下捷径：史蒂夫符合图书管理员的刻板形象——这就是故事的结尾。[20]

    很显然，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发现与金融泡沫相关。1720年的南海公司、1928年的美国无线电公司、1999年的Pets.com[21]或今天的特斯拉，这些公司的投资者没有尝试对高预期未来收益的股票价值进行估计，因为这几乎无法估计，而是默认回到了简单的启发式方法：“南海/美国无线电/Pets.com/特斯拉是一家伟大的公司，它将改变世界，因此人们几乎值得为此支付任何价格。”

    卡尼曼、特沃斯基和其他研究人员还发现，最有力的启发法之一是人类对显著性事件的敏感性，即过分强调引人注目的事件。“9·11”袭击是一个极端例子，它是过去半个世纪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美国事件，造成近3000人死亡。“9·11”后，即使是只导致一人死亡的恐怖袭击也会成为头条新闻，但媒体基本上没有注意到普通枪支暴力、类鸦片或车祸导致的个人死亡事件，尽管在美国，这三类事件每年都导致3万多人丧生。[22]美国人死于恐怖袭击的概率远远小于死于雷击的概率，然而，美国在反恐问题上投入的资源远远多于防止因枪支、车祸和毒品造成的十几万人的死亡而投入的资源。（类似地，任何打算去以色列旅游的游客都可能会被朋友或家人问到是否担心恐怖主义，尽管自2005年以来，以色列人死于交通事故的平均概率是死于恐怖袭击的20倍。）[23]

    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将上述的显著性谬误称为“可用性启发式”；人们更有可能在地震或洪水发生后立即购买保险。很自然地，他们将之称为“近因启发式”。

    简言之，人类是显著性事件的俘虏，这以各种不同的形式适用于金融狂热。一项新技术能给人们带来激动人心的新鲜感，比如能够以每小时数百英里的速度环绕地球飞行，或者能够瞬间将娱乐活动或时事带入家庭，这种新鲜感非常显著——直到这种新鲜感消失。

    近因启发式扭曲了投资者对长期事实的看法：如果股票价格在过去几年一直上涨，他们就会认为它会永远上涨；随着股价攀升，股票变得更具吸引力，从而推动股价进一步上涨。这将成为一个自我持续的“良性循环”，可以将股价推向高位。当然，在长期熊市期间，情况正好相反。

    和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样，明斯基对心理学不太感兴趣，但他清楚地认识到人类对叙事的偏好超过对定量推理的偏好。人们都喜欢好故事；当被泡沫控制时，当面临不愉快或难解的计算时，一个引人入胜的叙事可以轻松地绕过严格缜密的分析。把这些叙事看作导致泡沫疾病扩散至整个社会的病原体，并不算过度简单化。

    我们只需要稍微扩展一下上文中弹性货币的比喻，便很容易理解泡沫是如何破灭的。想象一根直径一英寸、长几百英尺的橡皮筋。橡皮筋周围聚集着数百名观察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是在闲逛。不过，他们中有几十人正在努力把橡皮筋拽长。继续想象，橡皮筋长度的不断增加给拽动的人带来了财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吸引了更多闲散的人群。他们中更天真的成员相信橡皮筋可以一直被拽长；但很多人知道它迟早会剧烈收缩，计划在第一次出现收缩迹象时就放手，并相信自己知道什么时候该放手；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准备好松开它。

    最终，一些人松手了，这增加了剩下的人的压力。然后，那些准备好放手的人也匆忙放手，很快，橡皮筋不仅恢复到它的自然长度，而且卷曲成一个紧密的线圈。最后，一些聪明的观察家发现，皱巴巴的线圈很容易被再次拉长，于是循环又开始了。

    到20世纪20年代，海曼·明斯基的4个条件都已经确立。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五项技术进步震撼了人类生活。19世纪末的内燃机是其中第一项发明，并促进了另外两项发明：莱特兄弟发明的飞机和汽车的普及。汽车的普及使人们可以随意长途旅行，到1925年，超过1/3的美国家庭拥有汽车。[24]

    第四项发明是无线电。1895年，古列尔莫·马可尼在意大利农村地区成功将莫尔斯电码字母“s”传输至几公里外。随后20年里，这项昂贵的新技术被私人保留，用于传输私人敏感信息和有价值的信息；在美国，无线电甚至主要用于一个领域——海上通信，因为事实证明，海上通信比在陆地上以及通过海底电缆在大陆之间通信更可靠、更便宜。

    1915年，马可尼电报公司的一名雇员戴维·萨诺夫写了著名的《广播音乐盒备忘录》，建议公司向公众开放广播媒介，“通过无线方式将音乐带入家庭”。萨诺夫做了一些努力才让马可尼将他颇有利润的私人媒介向公众开放。1919年，马可尼电报公司和通用电气公司合并成立美国无线电公司，到1920年，匹兹堡的KDKA和底特律的WWJ这两个最早的无线电台开始运营。音乐会、体育赛事和突发新闻有史以来第一次实现现场直播；毫无疑问，在改变日常生活方式上，无线电所起到的作用与电报和互联网的发明和传播并驾齐驱。

    将乔治·伯恩斯和格雷西·艾伦[25]的表演，或1921年杰克·邓普西和乔治·卡彭蒂耶之间的重量级拳王争霸赛的消息带进美国各个家庭的客厅，这比20世纪90年代初互联网的出现更让人震惊。美国无线电公司开始成为投资者的宠儿，到20世纪20年代末，当有人提到“无线电”这个词时，它最可能指的是股票的昵称，而不是媒介或硬件。

    第五项技术进步涉及电力公司的快速扩张，这些公司越来越多地为美国家庭提供照明，为工厂提供动力。尽管约翰·摩根和他的同事们在一代人之前就已经合并了通用电气公司[26]，但通用及其竞争对手们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才使国家完全通电。

    所有这五项“技术替代”——内燃机、飞机、汽车、无线电和广泛可用的电力——刺激了20世纪20年代经济的蓬勃发展。此外，亨利·福特的批量生产技术和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的影响也是如此。泰勒是一位机械工程师，从19世纪末开始，领导了“效率运动”，将秒表转变为工人生产力和企业收益的驱动力[27]。1922—1927年，美国的工人产出以每年3.5%的速度增长，公司股东很高兴；但公司员工的反应不那么热情。[28]由于泰勒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泰勒主义”进入了英语词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得到了列宁和斯大林的支持，但在美国并不总是得到称赞，特别是在迅速发展的工会运动中。

    20世纪20年代，美国出现了第二个明斯基因素——信贷宽松。明斯基知道，技术替代不仅可以是技术方面的，也可以是金融方面的。20世纪20年代产生了大量金融杠杆方面的“进步”，如经纪人贷款、投资信托和控股公司，它们都提供了新的、强大的资金来源。这些资金可以被借入，然后被配置到股市。在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看来，这些资金更像是能喷出财富的源泉。正如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所说：“金融界一遍又一遍地欢呼这一类似于车轮发明的伟大创新，但其版本往往不太经受得起考验。”[29]

    20世纪以前，股票市场杠杆的主要形式是以较少的初始认购金购买股票，之后以追缴金的方式完成剩余资金额的追加。贪婪的投机者认为，他们可以通过出售这些部分持有、正在升值的股票去支付之后的追缴金；少数幸运者做到了，但大多数没有做到，而且许多人破产了。

    相比之下，20世纪20年代的投机者则是全款购买股票，不过是用借入资金购买的，有时借入资金高达股票价值的90%。举个例子，投资于价值为1000美元的股票，需要用100美元的自有资金和900美元的“经纪人贷款”支付。如果这些股票的价值增加10%，现在值1100美元，那么偿还贷款后留给投机者的是200美元，从而使他原来的100美元投资翻了一番。但是，如果股票的价值下降10%至900美元，债权人就会向借款人发出“追加保证金通知”，要求借款人提交更多的资金来保护其900美元的贷款。如果资金不到位，那么贷款合同允许债权人出售头寸，以保护其900美元的贷款。经纪人贷款并不便宜；随着股票价格的上涨，对贷款的需求也随之增加，到1929年，贷款年利率已提高到15%，从而逐渐增加了股票购买者的负担。

    除了最乐观的投机者，其他人都至少隐约意识到了股票投机的风险。但对银行来说，经纪人贷款本身似乎是100%安全的，银行以5%的利率从美联储获得资金，并以该利率的两倍或三倍向投机者发放贷款，这是一种简单且利润丰厚的操作。金融资本的主要功能是将资金有效地从资金过剩的人手中转移到需要资金的人手中，泡沫会扭曲这种流动，从而腐蚀一个国家的经济；20世纪20年代，不少大公司将维持和发展业务所需的资金转移到保证金贷款市场，这正是一种扭曲。[30]

    我们从经纪人贷款的高利率，可以清楚地看出美联储要安全刺破已形成的泡沫有多难。即使在今天也很难。1929年，在理论上，美联储是可以阻止经纪人贷款流动的，只要把再贷款利率提高就可以；但由于银行和企业的贷款利率已经达到两位数，如果美联储将再贷款利率提高到几乎和贷款利率一样高，那么这在经济上将会是灾难性的。即使政府要求经纪人贷款提高利率，这也不会对热情的投机者产生太大影响，因为他们的净资产（至少在账面上）正在以更高的速度增长，在一个自我维持的循环里，昨天的价格上涨推动了明天继续上涨。美联储发现，自己就像从山上飞驰而下无法自控的滑板手，只有两种选择：故意撞到树上，或者继续深蹲向前，然后以更高的速度撞树。美联储选择了后者。（1929年10月的最初崩盘确实抑制了对经纪人贷款的需求，使经纪人贷款利率降至7%。）

    20世纪20年代，金融狂热也感染了当时已经稳定运行的投资信托机构。18世纪末，荷兰商人亚伯拉罕·范·凯特维奇创建了大概是世界上的首个共同基金——“团结创造力量”[31]，它是一个可对公众发行的投资集合，汇集了欧洲各地和新大陆种植园的企业股份。[32]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投资信托的概念传遍了整个欧洲，特别是苏格兰。到了1893年，随着波士顿个人财产信托的成立，投资信托的概念又传到了美国。这些保守运作的基金通常可以像股票那样交易，按需买进和卖出。在20世纪20年代创立的信托投资公司中，有几个至今仍存在：美国通用投资公司、三角洲公司、亚当斯快递公司和中央证券公司。

    另一个信托公司——高盛交易公司却没能幸存。高盛公司是直到泡沫后期才涉足投资信托业务的，1928年12月，它出资成立了高盛交易公司。最初，交易公司比较谨慎；它直接持有所有的股票和债券，也就是说，没有杠杆；此外，母公司高盛保留了该交易公司90%的股票所有权，只向公众出售了其中的10%。用今天的术语来说，高盛交易公司可以被认为是由先锋或富达[33]建立并持有几乎所有股票的简单的共同基金。

    高盛交易公司很快就不再保守。几个月后，它与高盛旗下的另一个公司——金融实业公司合并。市场如此泡沫化，1929年2月，就在合并后几天，新组建的高盛交易公司的价值就达到其持有证券价值的两倍；相当于将一美元的钞票以两美元的价格向公众出售。

    大多数公司都会对这样的结果感到高兴，但高盛公司还不满足，随后它回购了自己的股票，这进一步提升了其股票价值。此时，高盛公司开始以极度膨胀的价格向公众出售其持有的交易公司股票。接着，交易公司迅速投资成立了一个新的信托公司——谢南多厄公司；而谢南多厄公司在荒谬层上又堆起了一层荒谬，它发起成立了第三级信托公司——蓝山公司。正如加尔布雷思所说：

    该信托公司的优点在于，它使公司发行在外的证券数量与现有公司资产数量几乎完全分离。前者可以是后者的两倍、三倍或任意倍数。[34]

    在著名的高盛大厦内，谢南多厄和蓝山各自发行了普通股和“可转换优先股”，后者本质上与债券相同，每年需要向其持有者支付6%的利息。这两个信托公司事实上利用其可转换优先股为自己提供经纪人贷款，根据加尔布雷思的描述，这种“乘数”放大了普通股的价格波动。

    按照普通标准，杠杆作用并没有那么大：谢南多厄的股票中只有约1/3是债券式可转换优先股，这一比重在蓝山的股票中不到1/2。但这两个公司杠杆的乘数，以及高盛交易公司处于上层所有权结构的乘数，破坏了局势的稳定。谢南多厄控股蓝山，但只有在蓝山的可转换优先股持有人获得6%的利息支付后，谢南多厄才获得支付；同样，交易公司控股谢南多厄，但只有在谢南多厄的可转换优先股持有人获得利息支付后，交易公司才能获得支付。因此，当沿着金字塔向上方的交易公司移动时，价格波动幅度成倍增加。而同时，交易公司也承担着自己的股息债务。例如，谢南多厄只向其普通股股东支付了一小笔股息，到1929年12月便永久停止了支付。

    高盛公司的信托船队是为风平浪静的海洋设计的，只要价格上涨，航行就会顺利。但几乎就在这三个信托公司成立后不久，天就变了，这些公司按照与创建相反的顺序陆续倒闭：首先是蓝山，然后是谢南多厄，最后是交易公司。

    杠杆结构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1929年底，道琼斯工业指数已经从10月的崩盘中有所回升，比9月的峰值“仅”下跌了35%。但相比之下，这三个信托公司的股票下跌了75%左右。到1932年中期的市场低点，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了89%，信托指数下跌了99%，仅在高盛的这三个信托公司中，公众承担的总损失就约为3亿美元。就在1929年8月和9月，美国各大公司发行了价值超过10亿美元的类似的投资信托基金，这在那个时代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其中大部分基金到1932年已经蒸发。[35]此时大萧条已经开始，并将持续，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一个巨大的公共工程项目，推动了经济活力的恢复。[36]

    到1929年，第三个因素——对上一次泡沫的健忘——也已牢固确立。上一代人确实经历了两次市场下跌。第一次是1907年的恐慌，是一次相当奇怪的事件。它的触发事件其实是一次失败的股票投机，但其规模非常小。两兄弟、铜矿巨头奥托·海因策和奥古斯塔斯·海因策，试图操作一桩复杂的计谋，即尝试对他们的联合铜业公司的股票进行轧空操作，但彻底失败了。[37]

    奥古斯塔斯·海因策还拥有蒙大拿州的一家小银行——比尤特储蓄银行，该银行也随着失败的轧空操作而破产。1837年，安德鲁·杰克逊总统对第二合众国银行实施了“安乐死”[38]，使得美国在私人贷款枯竭时没有“最后贷款人”来提供急需的资本。由于各大银行之间相互借贷，其中一个银行的失败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蔓延；如果没有央行出面救助，那么温和的衰退可能会演变成全面的恐慌和萧条。19世纪30年代末就发生了这样的金融危机，那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之一。

    1907年，海因策的银行的倒闭拖垮了规模更大的银行，并最终将股价压低了约40%，直到约翰·摩根“画出一条线”——在这条线之上的银行是他认为有偿付能力的银行，因此值得支持，在这条线之下的是允许倒闭的银行，此时，恐慌才停止。出于历史巧合，摩根生于1837年，也就是美国最后一个中央银行关闭的那一年；1913年，随着重建中央银行的《联邦储备法》通过，摩根去世。在世76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扮演了美国央行行长的角色。1893年经济萧条耗尽美国财政部黄金储备时，正是他策划挽救了美国的金本位制。

    1929年之前的第二次市场衰退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这场战争提振了美国股市，但随着农产品价格的下跌，股市投机很快被绝望替代：1919年夏天，股票市场达到顶峰，之后的一年里，股票价格逐渐下降了约1/3，当然这一时期产生的丰厚股息可以抵销一部分的价格下跌损失。[39]因此市场的下跌相对温和。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美国，只有富人才拥有股票，因此1907年恐慌和1919年股价下跌都没有给公众留下太多持久的印象。到1929年，新的投资者被内燃机、飞机、汽车、无线电和电力带来的奇迹吸引，忘记了之前的泡沫。

    产生泡沫的第四个因素是对保守的传统股票估值方法的放弃。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需要的资金，部分来源于数十亿美元的自由债券发行，收益率为3.5%~4.5%。在这一过程中，普通的美国人被引入证券市场。自由债券充当了公众投资的“训练轮”，并提供了安全而适度的回报率。

    政府债券可以被视为安全资产的基准，或者说，政府债券的收益率是金融经济学家所谓的“无风险利率”。几个世纪以来，投资者购买股票完全是为了股息，而由于股票有风险，为了吸引买家，股息收益率必须高于相对安全的政府证券的收益率。例如，乔治·哈德森必须向其铁路股票的买家承诺，股息收益率远远高于英国政府债券3%~4%的收益率。与英国同行一样，理性的美国投资者不要求也不期望从股价上涨中获益，但他们希望获得比安全的政府债券更高的平淡但稳定的股息流；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的平均股票收益率在5%左右。[40]到了20世纪20年代，人们普遍认为，股票应该以年收益的10倍左右卖出，以便轻松地收回成本。

    今天，不管是不是明智的投资者，都认为公司利润和股价的长期上涨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可以容忍低得多的股息支付。但在20世纪之前，很少有持续的股价上涨，除非是最成功的公司。即使在最顺利的情况下，股价涨幅也很小。例如，英格兰银行和东印度公司是英国早期最成功的两家合股公司，即使是这两家精心挑选的公司，1709—1823年，其股价平均每年也仅上涨0.7%和0.6%。[41]

    那么，那些最有成就的投资者是如何评价美国无线电公司的？到1929年金融危机时，美国无线电公司还没有产生任何股息，而且，它在1937年之前都没有产生股息。[42]到20世纪20年代末，投资者显然认为该公司前景光明，但他们没有工具为它估计一个合适的价格，以支付该公司未来的预期利润。再过10年，欧文·费雪、约翰·伯尔·威廉姆斯和本杰明·格雷厄姆等金融经济学家就会推导出计算股票或债券内在价值的复杂数学方法，特别是那些具有高度投机前景的股票或债券的内在价值的计算方法。这种估计未来所有股息价值并将其“贴现”到即期的技术，就是所谓的“股利贴现模型”。这种模型即使到今天也很难被普通投资者理解，此外，其准确性也非常有限，甚至连专业人士也经常抵制它。[43]

    20世纪20年代，随着无线电、汽车和飞机的发展，技术环境的不断完善，公众很容易相信旧的证券评估规则不再适用。正如20世纪伟大的投资者约翰·邓普顿所说：“英语中最昂贵的一句话是‘这次不一样’。”[44]

    本杰明·格雷厄姆在记述那段时间时说：
    按照股市繁荣前的标准，股票的销售价格是其平均年收益的10倍；而现在，如果公用事业公司的一只股票的销售价格达到其最高年纪录收益的35倍，那么大家不会认为该价格太高，而会认为仅仅是估值标准提高了……因此，所有的价格上限都消失了，股票的价格不是取决于它能够卖出的价格，而是取决于它值得卖出的价格……这个原则将得出一个诱人的推论：在股票市场中赚钱是现在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45]

    到了1929年，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各种启发式，特别是那个时代新技术的显著性、证券价格的飙升以及信贷的宽松，已经压倒了对证券价格的理性分析。

    经济学家马克斯·温克勒说得最简单。股市崩盘后，在提到最新的股利贴现模型时，他敏锐地观察到，20世纪20年代的股市不仅贴现了远期，也贴现了未来。[46]

    7 致富空想的破灭

    1929年大萧条

    和密西西比公司、南海公司和英国铁路泡沫等事件一样，对1929年美国股票崩盘事件的剖析也涉及“4P”：发起人、公众、政客和媒体。

    20世纪早期，塞缪尔·英萨尔继承了约翰·劳和乔治·哈德森的衣钵，创建了一个工业巨人企业，为美国的大型工厂提供动力，为数百万家庭提供照明。

    他出生于1859年的伦敦，父亲是一名中产阶级平教徒传教士和禁酒旅馆店主。英萨尔十几岁时主要忙于文员和速记员的工作，和那个时代许多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一样，他崇拜托马斯·爱迪生。在失去一家伦敦拍卖行的工作后，他看到爱迪生旗下的一家英国电话公司的招聘广告，非常高兴，并成功地应聘到那里。

    他的上司很快就发现，英萨尔的办公技能远远超过了速记和簿记。几年后，公司选中英萨尔去美国总部工作，他回应说：“如果能成为爱迪生本人的秘书，我就去。”为了看起来比实际的21岁成熟，他开始留鬓角。1881年初，他横渡大西洋到了爱迪生身边，在那里工作了11年，并在公司的各个职位上一路晋升。

    越来越多地，英萨尔的命运不仅与爱迪生捆绑，还与支持爱迪生的约翰·摩根捆绑。那时，正值摩根在社会影响力和对技术的敏锐性方面达到了个人顶峰，作为一名早期电力爱好者，他在麦迪逊大道219号的家里安装了爱迪生的第一个白炽灯泡。在当时没有电网的情况下，这是一项不小的成就。后来摩根资助建设了曼哈顿第一座大型发电厂和输电线路，弥补了没有电网这一缺陷。

    对爱迪生来说很不幸的是，由于低压直流系统不适合长途传输，爱迪生通用电气公司的市场份额逐渐被汤姆森-休斯敦电气公司占据（其建造了交流高压电网）。汤姆森-休斯敦电气公司由电气工程师伊莱休·汤姆森和埃德温·休斯敦于1882年创建，是爱迪生通用电气公司的竞争对手。从1883年开始，爱迪生通用电气公司逐渐走向终结，因为当时英国发布了一项变压器专利，该变压器能够“降低”住宅用长距离交流输电线路中的高压电流。美国西屋电气公司很快采用了这项专利，并在公司里部署了汤姆森-休斯敦公司的交流电系统。

    1892年，在摩根投资公司的推动下，爱迪生通用电气公司与汤姆森-休斯敦电气公司合并，这巧妙地避免了爱迪生的公司的倒闭。但爱迪生本人从未承认过交流电的优越性；他一气之下卖掉了他在通用电气的股票，后来，当有人提醒他这些股票会值很多钱时，他说：“好吧，都卖没了，但我们花钱时很开心。”[1]

    英萨尔是经营电力设施的天才。在公司被合并前的10年里，他逐渐帮助爱迪生吞并了竞争对手，并取得芝加哥地区的垄断地位。[2]但1892年公司合并之后，他不再经营芝加哥公司，也开始无所事事。第二年，他自己接管了爱迪生在芝加哥孤立的各项业务，在那里，他熟练地收购、管理小型公用事业公司，并将其合并为大型公司。到了1905年，他将业务扩展到芝加哥以外的中西部地区；他游刃有余地经营自己的公司，而且那时是为了公众的利益。不断扩大的规模经济使他能够逐步降低行业价格，并引入非高峰低定价策略。由于电力服务对社会日益重要，他支持政府的法定监管，甚至有一次他还建议，如果他的公司无法为客户提供适当的服务，那么这个工作应该由政府来做。[3]

    如果他将自己的目标仅专注于为工业和城市照明提供电力，那么他仍将被人们铭记。遗憾的是，他对用电客户审慎而正直的关心并没有延伸到公司股东身上。英萨尔早期金融阴谋的典型例子是1912年中西部公用事业公司的上市，其主要目的不是发电，而是为其他业务筹集资金。英萨尔复杂金融阴谋的核心是他以个人身份以360万美元的价格购买了中西部公用事业公司所有的优先股和普通股，然后，转身以360万美元的价格向公众出售了所有优先股和1/6的普通股，这样实际上他自己免费获得了公司5/6的普通股。

    和哈德森一样，英萨尔也热心于公益，工作起来像特洛伊人。也和哈德森一样，他慷慨地资助市政项目和艺术项目，包括芝加哥的市民歌剧院，其被当地人称为“英萨尔的王座”。他在芝加哥北部的利伯蒂维尔建造了一个占地4445英亩[4]的庄园，居民们“在英萨尔的庄园里建房子，将出生在英萨尔医院的孩子们送到英萨尔学校上学，使用英萨尔灯，用英萨尔煤气烹饪，在英萨尔公路上行驶，在英萨尔银行存钱，在英萨尔高尔夫球场上打高尔夫”[5]。该镇代表了他庞大帝国的缩影。在鼎盛时期，该帝国由很多公司组成，这些公司的发电厂雇用了72000名工人，为1000万个客户服务。他是65家公司的董事会主席或成员，并担任11家公司的董事长。[6]

    早在1898年，英萨尔就凭直觉认为，在公用事业领域，国家机构的监管比城市运营的竞争更为可取。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公用事业公司完全在政府监管之下，主要归功于英萨尔本人对该行业的引领。[7]政府监管限制了公司的利润，但就像之前的哈德森一样，英萨尔明白，最大的财富不在于提供商品和服务，而在于为商品和服务提供资金。

    英萨尔控股公司的复杂性超出了大多数观察者的理解能力，甚至可能超过了英萨尔本人的理解能力。他将数百家公司层层叠加，底层公司有时又部分地控股顶层公司。历史学家兼记者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的一小段描述可以展现英萨尔的鲁布·戈德堡机械[8]般的复杂结构：

    缅因州的小安德罗斯科金电力公司由安德罗斯科金公司控制；而安德罗斯科金公司由缅因州中部电力公司控制；缅因州中部电力公司由新英格兰公共服务公司控制；新英格兰公共服务公司又由国家电力公司控制，国家电力公司又由中西部公用事业公司控制。[9]

    当时，代表公司所有权和控制权的中西部公用事业公司普通股，由英萨尔的私人公司公用事业投资公司持有，因此共7个层级的公司。于是，杠杆作用呈多倍增加，不仅仅是撇奶油[10]，用艾伦的话来说，还有来自多个组织层级的“超级富豪奶油”和“超超级富豪奶油”。[11]到1928年，英萨尔的这种拜占庭式的公司结构几乎已经不是个例，而是规则。当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573家公司中，92家为纯控股公司，395家为控股和经营性公司，只有86家为纯经营性公司。[12]

    为了以虚高的价格向公众出售公司股票，必须创造盈利的幻觉。英萨尔有一套与布朗特和哈德森相当的金融骗术，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让他的公司以不断上涨的价格相互购买资产，然后将每笔购买业务的利润都入账。就好像丈夫以1500美元的价格将之前1000美元入手的雪佛兰汽车卖给妻子，而妻子则以同样的方式将她的福特汽车卖给丈夫，这样每人都获得了500美元的收益。

    与之前的布朗特和哈德森，以及之后的互联网巨头一样，英萨尔受到公众和媒体的崇拜。20世纪20年代，他威严的照片两次登上《时代》杂志封面；与他在大陆银行前见一面据说价值100万美元。[13]英萨尔的销售员们推动了这场杠杆式闹剧最后一幕的出现。1929年初，经过专门训练的销售队伍开始首次向公众出售其顶层公司英萨尔的公用事业投资公司的股票，最初的售价是英萨尔为其资产支付的价格的10倍，后来随着人们对该公司的热情高涨，其售价超过了30倍。英萨尔的公司结构就像高盛信托一样，是为繁荣时期设计的。任何经济波动都会削弱电力公司支付债券利息和优先股（对公司收入享有优先权）分红的能力，而这又将严重影响其普通股的股息和价格。普通股股东通常以保证金形式认购股票，他们的净资产也将受到影响。这一过程随着英萨尔控股公司的金字塔结构逐层加速。

    这正是1929年以后发生在英萨尔和他的60万股东中的大部分人身上的故事。与哈德森一样，英萨尔始终对自己的计划坚信不疑，公司股价在漫长而艰难的1929—1932年熊市中缓慢跌落直至崩溃。他借了数百万美元，试图用他的多层公司结构来抬高公司股价，但徒劳无功。1932年4月，就在股市最终触底前的3个月，他的银行家们把他召集到纽约的一家办事处并告诉他，他们将不再支持他。“这意味着公司要进入破产管理吗？”他问道。“是的，英萨尔先生，恐怕是这样。”[14]这对投资大众产生了巨大的损害；一份会计报告估计，到1946年，一场围绕中西部证券公司破产的持久法律争论终于结束时，公众损失数额会达到6.38亿美元。[15]而到那一年，股票市场已基本恢复；因此1932年股市崩盘时，在接近市场最低点的时候，公众遭受的损失肯定达到了数十亿美元。

    英萨尔最后的经历和他的控股公司一样错综复杂，与哈德森的垮台过程遥相呼应。在破产数月后，他因与出售公用事业公司股票有关的邮件欺诈而被起诉，逃往法国，当政府试图将他带回受审时，他又逃往希腊，因为希腊与美国的引渡条约已经商定但尚未签字生效。但雅典当局忽略了这一瑕疵，无论如何还是把他经由土耳其送回了美国。[16]回到美国，他再次出现在《时代》杂志封面上，这一次帽子遮住了他的脸。他被剥夺了大部分财富，但仍然可以组织起强有力的法律辩护团队，对他的多项指控最终被击败了。回到法国时，已是78岁高龄的他痛苦而虚弱，瘦得不成样子。1938年7月16日，在巴黎的一个地铁站，当他把手伸向售票员时，突然心脏病发作而死去，口袋里只有几个法郎。由于他心脏不好，他的妻子曾一再警告他不要乘坐地铁。[17]

    在巨大的债务规模中，英萨尔的控股公司的债务只占相对较小的一块。正如密西西比、南海和铁路事件那样，20世纪20年代末的美国股票狂热以一种极端的乐观情绪感染了民众和商界，导致其过度借贷。[18]1922—1929年，美国的全国总债务增长了68%，但全国总资产仅增长20%，收入仅增长29%。[19]在崩盘之前，债务的增长速度可能一直快于经济的其他方面。私人债务增长尤其迅速；与政府不同的是，个人和公司不能通过征税或印钞来消除债务，而且由于个人和公司是20世纪20年代债务的主要引擎，因此，当事件爆发时，其债务承担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尤其大。

    20世纪20年代泡沫事件的另一个主要发起人是股票池，它通常是一个由经纪人和金融家组成的特设小组，他们按照精心设计的顺序相互买卖股票，操纵特定公司的股价，旨在引起小投资者的注意。他们聚集在券商大厅的股票报价器和黑板前，得出某只股票已“被控制”的结论，也跟随买入，进一步推高价格。

    股票池的关键人物是股票交易所的场内“专家”：他是在交易所场内为公众买卖股票的经纪人，保存着一本珍贵的客户买卖“订单簿”，这能够预测未来的股票走向。当订单簿上的公开购买订单列表足够庞大时，股票池的参与者就会将自己的股票出售给那些由股价暴涨引来的投资者，并获得数百万美元的利润。

    最臭名昭著的股票池集中在无线电领域，例如众所周知的美国无线电公司，其参与者似乎是美国政界和商界的名人：杜邦和通用汽车公司的财务主管约翰·J.拉斯科布，美国钢铁公司的最高领导者查尔斯·施瓦布，沃尔特·克莱斯勒，佩尔西梅·洛克菲勒，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前助手约瑟夫·塔马尔蒂。内线交易在20世纪20年代并不违法。对现代读者来说，另一个名字很突出：戴维·萨诺夫夫人，美国无线电公司总裁的妻子。

    然而，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股票池经理应该是约瑟夫·P.肯尼迪[20]。经常有一些传说，将肯尼迪家族的财富与私酒交易联系在一起。不过，没有可靠证据支持这一点，而且无论如何，非法制造烈酒对一个哈佛经济学毕业生来说并不是一个理性的职业选择。他的血统更适合华尔街。在那里，他通过传奇般的股票池操作积累了一笔财富，后来又将这笔财富扩展到好莱坞和房地产等领域。

    正如19世纪40年代乔治·哈德森在铁路领域的庞氏骗局式融资——用新股东的资本支付旧股东的股息——在那时是可以接受的，也是合法的，20世纪20年代的股票池行为也是如此，在1933年和1934年的相关证券法[21]通过之前，这种公然操纵股价的行为没有被禁止。

    金融狂热的第三个和第四个解剖位置是政客和媒体，这两个部分巧妙地集中在约翰·J.拉斯科布身上。拉斯科布的父亲是一个雪茄制造商（经营规模中等），于1898年去世。之后的拉斯科布与英萨尔一样好运，成为工业巨头皮埃尔·S.杜邦的私人秘书，并最终成为这家大型化工公司的财务主管。1920年，杜邦拯救陷入困境的通用汽车，拉斯科布接管了通用汽车的财务。20世纪20年代后期，拉斯科布成为股票爱好者，参与了一些最成功的股票池。[22]1928年，民主党任命他为全国委员会主席。

    然而，拉斯科布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一次臭名昭著的采访，采访文章名为《人人都应该富有》，并发表在《女性家庭杂志》1929年8月刊，当时该杂志的订户已超过200万。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一段话正解释了文章标题的主旨：

    假设一个男人23岁结婚，并开始每月定期储蓄15美元——几乎任何一个有工作的人都可以做到，只要他足够努力。如果他投资于优质普通股，并将股息和股权进行再投资，那么20年后他将至少有8万美元，以及每月约400美元的投资收入，这样他会很富有。任何人都能做到这一点，所以我坚信任何人不仅可以富有，而且应该富有。[23]

    拉斯科布的这段话，是泡沫时代媒体对不费吹灰之力的财富的经典赞歌，巧妙地说明了即使是两大著名公司的首席财务官也会采取启发式捷径。如今，我们只要借助资产负债表或财务计算器，并且具备一定的能力就能计算出，20年里将每月15美元的储蓄转化为8万美元需要25%的年平均回报率；但1929年，这一计算更加困难。虽然拉斯科布可能拿出了他的铅笔、纸和复利表，但事实上他没有提到25%这一隐含的长期投资回报率（这一数字即使在1929年也高得离谱），很可能他只是凭空说出了这些数字。

    像拉斯科布这样的政客，在泡沫及其破灭中扮演着双重角色。首先，和其他人一样，他们也陶醉于追求不费吹灰之力的财富，就像1719—1720年的乔治一世国王和奥尔良公爵以及铁路泡沫时期的大部分议会成员一样。之后的几十年，现代政治廉洁和立法遏制了这种腐败，至少在发达的西方国家是如此，这让政治领导人有了更为神圣的责任，即要保证经济基本健康发展：在经济扩张时期，没有过度投机，而在经济收缩时期，国家领导人能够平稳地避免任何担忧或恐慌。

    20世纪20年代时也是如此。在1928年共和党大会上，赫伯特·胡佛在提名演讲中庄严地吟诵道：“今天，我们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最终战胜贫困。贫困家庭正在从我们中间消失。”[24]经济崩溃后，胡佛和他的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一再向公众保证经济“基本上是健康的”。胡佛还开创了一种在面临经济危机时的反应，其将成为现代世界各国领导人的标准反应，被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称为“无事由会议”：在这种会议上，国家的政治、金融、经济领袖都被召入白宫，“不是因为有事要做，而是因为有必要给人留下正在做事的印象”[25]。

    有可能实时发现泡沫吗？

    现代金融的伟大进步之一，是芝加哥大学的尤金·法玛提出的有效市场假说。20世纪60年代，尤金·法玛认识到，金融市场能够快速将新信息——市场变故——转化为价格。但市场变故是无法被预测到的，因为我们也不可能预测到未来的价格方向。

    而且，有效市场假说认为，当前市场价格能够准确反映现有信息，因此狂热不应该出现。正如法玛尖锐地指出：“坦率地说，‘泡沫’这个词让我发疯。”[26]

    有效市场假说的支持者对泡沫的厌恶是可以理解的；现代金融学的核心是构建和测试市场行为模型。艾萨克·牛顿所谓的“我能计算天体的运动，但不能计算人类的疯狂”很容易被理解，但它揭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事实：牛顿是有史以来世界上最伟大的数学建模者之一，如果连他都不能用数学术语来描述泡沫，那么也许没有人能做到。

    耶鲁大学的罗伯特·席勒与法玛共同获得了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席勒认为，当上涨的价格能够实现自我维持时，泡沫就会出现，用他的话说就是，“当价格也被狂热传染的时候”[27]。尽管所有泡沫都是如此，但仅凭这一现象无法识别泡沫，因为投资者一直在到处追逐当前高回报的资产。然而，像1719—1720年、19世纪40年代和20世纪20年代那样的大规模泡沫是罕见的，因此仅仅靠每天自我维持的价格上涨这一判断标准，会产生很高的误报率。

    最高法院大法官波特·斯图尔特在审理雅各贝利斯诉俄亥俄州案[28]时遇到了同样的难题。虽然它所涉及的领域不是金融业，但他的方法提供了考虑泡沫的另外一种方式：

    根据宪法第一和第十四修正案，这一领域的刑法犯罪仅限于“硬核色情物品”。今天，我将不再试图用寥寥几笔就对我所理解的这类物品做进一步的界定，也许我永远无法成功地做到这一点。但是，当我看到它的时候，我就知道是它。[29]

    正如牛顿无法模拟人类的疯狂一样，也如法玛教授讨厌“泡沫”这个词一样，斯图尔特大法官这段著名的话表明，尽管他无法从语言学角度描述什么是硬核色情物品，但他知道它是什么样子的。这同样适用于金融业：即使我们不能对泡沫进行建模，但现在我们肯定已经知道它们是什么样子了。

    到目前为止，密西西比公司、南海公司、英国铁路和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股票市场都呈现出4个极具特色的特征。第一个特征是，金融投机成为日常对话和社会互动的主要话题，从坎康普瓦大街和交易巷的人群，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券商大厅的人群。据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回忆，在20世纪20年代：

    一夜之间发财的故事挂在每个人嘴边。一位金融评论员报告说，他的医生发现病人在谈论股票市场时不关心其他任何事情，他的理发师不止一次地用热毛巾打断客户对蒙哥马利·沃德股票前景的描述。妻子们问她们的丈夫为什么这么慢，为什么他们不参与这一切，结果她们的丈夫在当天早上已经买了100股美国亚麻籽公司的股票。[30]

    泡沫的第二个特征是，相当一部分通常情况下能力强、头脑清醒的人，现在却放弃了安全、高薪的职业，全职从事金融投机。例如，如果没有当时的金融刺激，那么布朗特和哈德森都会继续成为相对成功的亚麻布经销商。艾伦描述过一位女演员，她把自己在公园大道的住所装修成一家小型经纪公司，“周围摆满了表格、图表和财务报告，越来越多地通过电话进行市场操作，而且越来越沉迷于此”，而另一位艺术家“曾经口若悬河地说，只有高更[31]才会一边画画，一边宣扬国家贝拉斯·赫斯（一家现已不复存在的邮购商行）的股票价值”[32]。

    泡沫的第三个也是最持久的特征是，信徒对怀疑论者的猛烈抨击。20世纪20年代末，如果说有人能够以血统和历史感来表达怀疑并警告公众的话，这个人就是保罗·莫里茨·沃伯格。沃伯格于1868年出生于一个德国犹太家庭，其家族具有中世纪威尼斯的银行背景。在1911年入籍美国之前，他在欧洲金融机构中迅速崛起；1914年，他作为创始成员宣誓就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

    沃伯格在移民之前曾经见过类似的欧洲泡沫，他知道泡沫的结局。1929年3月，在担任国际承兑银行行长期间，他注意到，股票价格已经完全脱离了合理范围内的估值，并惊恐地指出，贷款数量的激增已经导致“无限制的投机狂欢”，这最终不仅会损害投机者，而且“还会导致整个国家的经济萧条”。[33]

    这一惊人准确的预测却遭到了公众的强烈谴责。最温和的方式是批评他“过时”；还有愤怒的观察家指责他“粗暴抨击美国的繁荣”，这些语句几乎与两代人之后抨击互联网泡沫怀疑论者的语句一模一样。[34]

    著名投资顾问罗杰·巴布森也有同样的遭遇。他在10年前创办了巴布森学院，1929年9月5日，在该学院举办的一次人数众多的商业会议上，他发表演讲：“迟早会有一场崩盘，而且它可能会很可怕。”与沃伯格一样，他预测会有一场严重的萧条。正是在那天，市场急剧下跌，即所谓的“巴布森崩盘”。沃伯格很容易受到本土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攻击，而巴布森则更容易成为被攻击的目标，因为他之前已经证明了自己是个怪人：他的作品中有一份名为《重力——我们的头号敌人》的宣言，他还成立了重力研究所，其主要目的是发明一种保护盾来抵御重力的致命力量。

    如果是在正常时期，那么巴布森的预言顶多会受到温和的质疑。但当时并不是正常时期。报纸讽刺地称他为“韦尔斯利[35]的圣人”，并指出他先前预言的不准确之处。一家投资公司警告其客户，“我们不能因为某位著名统计学家对市场的不利预测而仓促抛售股票”[36]。

    明斯基的健忘症因素通常揭示了泡沫时期的代沟现象；只有年龄足以回忆起上一次繁荣和萧条的参与者才可能持怀疑态度。而他们更年轻、更热情的伙伴会嘲笑他们是守旧派，与经济和金融市场的新现实脱节。简言之，泡沫主要集中在记忆短暂的年轻人领域。

    无论是由于何种机制，这些激烈反应都可以理解为弗里茨·海德理论中的平衡和不平衡状态。正如末日信徒的期望那样，没有什么信仰能比不劳而获和无限财富的承诺更令人愉快，信徒也不会轻易放弃这样一个令人安慰的概念。对忠实的信徒来说，阻力最小的方法就是给怀疑论者贴上“不理解”的标签，从而达到平衡状态。

    泡沫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特征是极端预测内容的出现，比如南海事件中预测西班牙奇迹般地将其新大陆贸易的垄断权转让给英国、投资100英镑可以获得数百英镑的年度分红，英国铁路事件中预测即将“主宰时空”，美国股票泡沫中拉斯科布隐含预测的25%的市场年回报率。

    1929年，耶鲁大学的欧文·费雪做出了结束所有预言的预言。也许费雪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金融经济学家，他发展了许多现代数理金融学的理论基础，至今仍受到尊敬。但是，人们更记得他于1929年10月15日在曼哈顿采购代理协会说的话，那是在黑色星期四的9天前：“股票价格已经达到了一个看似永久的高峰状态。”[37][38]

    没有“阳光查理”米切尔的故事，1929年的崩盘历史就不完整。英萨尔和哈德森至少为子孙后代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设施，这些遗产减轻了他们的罪恶。但是，查理·米切尔，这个时代的伟大的金融发起人——和掠夺者——无法得到任何救赎。

    和英萨尔一样，米切尔出身卑微。1907年，他成为总部位于纽约的美国信托公司的总裁奥克利·索恩的助手。米切尔就职时正赶上当年的大恐慌，美国信托公司正处于这场风暴的中心，索恩领导这家公司化解了银行挤兑危机。30岁的米切尔作为助手，在整个危机期间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经常晚上不回家，睡在老板办公室的地板上。1911—1916年，他开始经营自己的证券经纪公司，随后被纽约城市银行（花旗银行的前身）聘请，为其管理小型股票和债券销售部门——纽约城市公司。

    商业银行家履行3项近乎神圣的职能，其对任何资本主义社会都至关重要：保护他人的货币；向企业提供营运资本，否则经济将无法运转；创造货币。相比之下，投资银行家却向公众出售股票和债券，这是一种风险更大、在道德层面更模棱两可的行为。

    银行监管机构早就明白它们之间的区别。事实上，监管机构禁止商业银行拥有投资银行。但不能拥有也并不意味着无法控制。通过控制的方式，米切尔和他的银行的律师们设法构建了与纽约城市公司的关系。[39]简言之，查理·米切尔是一名伪装成女王的军官的海盗，在纽约城市银行旗下航行。纽约城市公司收取了大量费用，成为一家投资银行，其主要职能是向公众出售新发行的股票和债券，进而为公司创造资本。不幸的是，该公司出售的许多股票和债券都是不可靠的，这些证券出售给了那些毫无戒心的纽约城市银行的客户，这加剧了银行的渎职行为。之后，纽约城市公司和银行承销了外国政府发行的更加不可靠的债券。

    米切尔在1916年接管纽约城市公司时，该公司在银行总部只占用了一间办公室，只有4名员工。发起人不仅需要公众和客户，还需要媒体。繁荣时期的媒体能带来一大群轻信的新兵。20世纪20年代，杂志专栏作家布鲁斯·巴顿是典型的媒体骗子，他的父亲是一位传教士，曾将耶稣描述为“A-1推销员”。1923年，他写了一篇关于米切尔的吹捧文章，题为《这里有什么其他人做不到的吗？》。在一次采访中，米切尔向巴顿讲述，当他的年轻推销员遇到萧条期时，他会带推销员到银行家俱乐部的顶层去看看下面的人群。“下面有600万人，他们的收入有成千上万美元。他们正在等待有人告诉他们如何使用自己的储蓄。你应该好好看看，吃一顿丰盛的午餐，然后去那里告诉他们。”[40]

    米切尔的魅力和干劲、媒体的热情以及20世纪20年代股市的狂热，这些因素都推动了纽约城市公司不断扩大其经营规模；到1929年，该公司雇用了1400名销售和支持人员，他们分散在58个分支机构中，所有这些人员都通过11000英里的私人电话线与纽约总部相连（因此现代社会将提供全方位服务的证券经纪公司蔑称为“电线屋”）。面对指责，米切尔发出了几乎不间断的规劝：“我们希望能够完全做到，除了童工之外，我们所有的销售人员都是正式员工。”该公司实现了这一抱负，并且实现了更多目标，在20世纪20年代每年承销了超过15亿美元的股票和债券，比任何其他投资银行都多。[41]

    该银行向轻信的客户大力推销纽约城市公司的投资银行“专长”。这些客户得到的建议是，购买具有诱人优惠券的债券，以及价格不断上涨的更诱人的股票，以取代传统的低收益但安全的储蓄。

    米切尔可能不是证券经纪行业销售大赛的最早发起人，但他将此细化为一门艺术，向获胜的“员工”提供高达25000美元的奖金（“员工”这个术语并不讨人喜欢，但仍然很自然地用在金融业中）。米切尔的公司非常成功，其卖光了所有的债券。通常情况下，公司和外国政府会争取由投资银行发行其债券，但纽约城市公司通过主动鼓励公司发行更多债券，扭转了这种局面。更为离奇的是，米切尔将销售人员分散到不稳定的巴尔干和南美洲国家，为那些贫困的政府提供廉价资本。

    尽管销售人员汇报了秘鲁和巴西的米纳斯吉拉斯州等外国政府的无能和数据造假，而且其几乎肯定会违约，但米切尔和纽约城市公司仍继续向银行的轻信客户出售这些外国债券。

    1921年，他从纽约城市公司总裁升任银行总裁，这为他的销售大业扫清了最后一道障碍。文学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最好地捕捉到了米切尔的精神，他描述了米切尔派出的推销员，他们“敲开农村各户房屋的门，像那些推销吸尘器或刷子的人一样”；20世纪20年代早期和中期，纽约城市公司主要销售债券；慢慢地，随着市场牛市势头增强，该公司将销售重点从债券转向股票，不仅销售负债的亚纳康达铜业等公司的高风险股票，甚至销售银行自己发行的股票，而如果没有该公司与银行合法分离的遮羞布，那么这样的股票本来就是非法的。[42]

    1958年，威尔逊描述了米切尔：

    在10年的时间里，他向美国公众出售了价值超过150亿美元的证券。他向公众出售汽车公司的股票，这些股票现在打了水漂；他向公众出售濒临破产的南美洲共和国的债券；他向公众出售自己银行的股票。1929年10月后，这些股票的价格在3周内从572美元下跌到220美元，最近它们只值20美元。[43]

    在这次股票崩盘事件中，米切尔让他的客户财富归零。公众对这一事件的印象集中在10月戏剧性的“黑色日子”上。24日，黑色星期四，摩根大通领导的财团上演了戏剧性的救援，到这天中午，恐慌基本消除。但到了黑色星期一和黑色星期二，即28日和29日，曾在24日拯救了股市的财阀们——米切尔、摩根大通的托马斯·拉蒙特和大通国民银行的阿尔伯特·威金——已经耗尽了勇气和资金。连续两天，股市分别下跌13.5%和11.7%。[44]

    到10月29日收盘时，股票价格已从9月的峰值下跌了39.6%：可以肯定的是，价格下跌幅度比1973—1974年、2000—2002年和2007—2009年的价格下跌幅度还要大。此外，到1930年4月中旬，股票市场又挽回了2/5以上的损失。[45]

    在1907年的金融危机期间，只有少数美国人拥有股票，即使到了1929年，也只有10%的美国人拥有股票，因此，1929年的最初下跌对普通民众的直接经济影响相对较小。[46]但在接下来的几年中，腐败蔓延到了商业活动的心脏——银行系统，经济陷入混乱。到1932年中，股票价格从1929年的峰值水平暴跌了近90%。1931年12月11日，距离1932年中最终触底还有6个月（见图7-1）。一位小投资者本杰明·罗思在日记中写到了投资者的贫困：

    图7-1 1925—1935年的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价格指数

    一位非常保守的年轻已婚男子告诉我，在过去的10年里，他成功偿还了房子的抵押贷款。几周前，他又将房子进行了抵押，获得的5000美元贷款用于投资优质股票，且他打算长期投资。我认为两三年后，他将获得可观的利润。人们普遍认为，现在可以以非常有吸引力的价格购买优质股票和债券。困难在于人们手头没有资金。[47]

    没有资金的公众是愤怒的公众，就像在1720年和1848年那样，公众想要证明自己的成功。金融幽默作家弗雷德·施韦德用最简洁的语言描述：“赔光钱的客户当然更愿意相信自己是被抢了，而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在傻瓜的建议下做了傻瓜。”[48]截至1929年，银行拥有23万名客户；目前尚不清楚具体有多少客户开立了纽约城市公司的证券经纪账户，但估计至少有数万人，而且可能会更多。[49]与其他证券经纪人的客户（自愿走进门购买证券）不同，米切尔的客户原本打算找一家安全的商业银行存钱，结果却像是跌跌撞撞地走进了一家妓院。

    一个最不可能的人物命中注定地成为查理·米切尔的复仇天使：一位直言不讳的意大利裔美国律师，名叫费迪南·佩科拉，他的父亲是一名制鞋厂工人，因工伤致残，他的受教育时间也因此被缩短。19世纪90年代末，十几岁的佩科拉从大学辍学，以供养父母和兄弟姐妹，但他设法攻读了法律学位。随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担任纽约市的地方检察官助理，并成功起诉了许多起金融案件。

    崩盘和随后的熊市促使美国参议院的银行货币委员会展开了对证券业的调查。委员会从1932年开始举行听证会，审问了米切尔和其他许多人。前两名律师的审问毫无效果，于是委员会解雇了他们。

    佩科拉在审问工作中的出色表现引起了班布里奇·科尔比的注意。班布里奇·科尔比是一位杰出的律师，曾在伍德罗·威尔逊时期担任国务卿，他向即将离任的共和党委员会主席彼得·诺贝克推荐了年轻的佩科拉。那时，诺贝克正在拼命寻找人来替代他之前解雇的律师。[50]

    佩科拉从1933年1月24日开始担任首席律师；他必须全力以赴，因为一开始就远远落后于形势。就在他被聘用3周后，他第一次与英萨尔信托公司的人打交道，没占到优势。因此，1933年2月21日，当身材高大、颇有气场、皮肤黝黑、极度自信的米切尔大步走进委员会会议室时，这位新任首席律师看上去不可能是他的对手。

    但佩科拉很快就找到了自信，主导了听证会并彻底摧毁了起诉目标，历史上将这场诉讼称为“佩科拉听证会”。正如我们见过的，巨额财富的拥有者将受到极大的奉承，这反过来腐蚀了他们的自我意识，当涉及犯罪行为时，这是一个致命缺陷。此外，犯罪企业通常会给其员工洗脑，使员工们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正常的，甚至是值得赞扬的。

    同样的事情也经常发生在金融公司的欺诈行为上。在这些公司里，员工们学着用“符合客户最佳利益”这一借口来合理化自己的行为。有魅力和成功的企业领导者尤其会这样培训员工；正如老话所说，鱼从头开始向下腐烂。打击犯罪的行家佩科拉很快就认识到，米切尔正是这种典型的企业精英，纽约城市公司的作案手法在法律上或道德上没有任何问题，因此，起诉他的最有效方法，是让他解释他是如何领导他的销售人员的。在8天的证词中，佩科拉以礼貌、低调的方式，有条不紊地引导着傲慢的米切尔穿过了纽约城市公司销售机构的道德沼泽，并彻底摧毁了米切尔。

    米切尔需要支付多少钱才能说服他的销售人员将股票和债券出售给客户？米切尔回答说，不多，每年只有大约25000美元——此时一个美国工人的年均收入只有800美元。纽约城市公司如何支付其高管薪酬？根据出售证券的利润，而不是根据这些证券给客户带来的收益。这一体系支付给米切尔多少钱？每年超过100万美元——即使是对于那个时代的最高级的管理者，这也是一个闻所未闻的工资水平。

    更糟糕的是，1929年，米切尔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将纽约城市公司的股票卖给了自己的妻子，然后立即又从她那里买回，没有缴纳个人所得税；他还对纽约城市银行的股票进行了典型的股票池操纵；向高级管理人员发放奢侈的可免除“贷款”，但粗暴地对待普通员工，强制性地要求普通员工购买银行的股票，以远高于市场的价格抵销员工的未来工资。当他的普通员工最终付清高价购买的股票时，他便解雇了他们。[51]

    当骇人听闻的工资和贷款、逃税把戏和员工受虐充斥着头条新闻时，最初自信的米切尔慢慢意识到自己已经陷入很大的麻烦中。然而，佩科拉的目标更高：他想揭露鼓动客户用借来的钱购买大量风险证券的销售人员（不仅仅是纽约城市公司的销售人员）扭曲的动机，这是让成千上万辛勤工作的美国人破产的原因。他在听证会的第4天开始做这项任务，并展示了该公司如何在有充分的机会接触普通银行存款人名单的情况下，按照销售指导书的措辞，“无情地”向公众出售股票和债券。[52]

    听证会的第六天，即2月28日，佩科拉再次转换关注点，关注对个人投资者造成的损害。在听证会之前，委员会已经收到数百封纽约城市公司的破产客户的来信。他们的共同点是谨慎和节俭，购买了政府债券，生活终于可以较为舒适，然后被纽约城市公司的销售人员说服，反复购买高风险股票和债券，最后陷入贫困。

    佩科拉挑选了其中最让人同情的一位，即来自宾夕法尼亚州波茨维尔的埃德加·布朗。布朗最近卖掉了一家连锁剧院，出于健康原因想搬到加利福尼亚州，他想寻找一家全国性的金融机构，以获得财务和后勤方面的建议和支持。在一家全国性的杂志上，他看到了这则广告：

    您在考虑一次长途旅行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我们将支付您与我们机构联系的费用，因为您将不再需要当地银行家的建议，而是将与我们密切联系，我们将指导您的投资。[53]

    关键是，该广告是由纽约城市银行发布的，但是纽约城市公司的弗雷德·拉梅尔联系了布朗，要帮助他投资10万美元。布朗积蓄中的大部分是卖剧院所得，其中的1/4已经购买了债券，主要是美国政府债券。布朗对拉梅尔只提出了一个要求：避开股票。

    在布朗的准许下，拉梅尔为他购买了各种国内外债券，远远超过了布朗10万美元的储蓄，因此布朗又从包括纽约城市银行在内的多家银行贷款，总计18万美元。当他的债券投资组合甚至在市场崩盘之前就暴跌了的时候，布朗抱怨道：

    布朗：然后（拉梅尔）说“好吧，那是你坚持只买债券的错。你为什么不让我卖给你一些股票？”。嗯，股票市场一直在上涨。于是我完全相信了，说“好，那买股票”。

    佩科拉：你告诉他买什么股票了吗？

    布朗：从来没有。

    佩科拉：那他为你买股票了吗？

    布朗：我可以开玩笑地回答一下吗——他买股票了吗？

    听证会的书记员尽职地记录了一句话：“长时间的大笑”。[54]

    布朗随后向听证会出示了一份大量购入股票的记录，佩科拉为了减轻书记员的负担，并没有让其记录。布朗讲述了他如何前往纽约城市公司总部，抱怨拉梅尔的账户交易过于激进，以至于尽管股市不断上涨，但他的投资组合的价值一直在下降。他被告知，公司将调查此事，他将得到答复。

    布朗确实收到了拉梅尔的回信，但他建议布朗购买更多的股票，包括纽约城市银行的股票；到1929年10月4日，他的投资组合的价值进一步下降。布朗前往纽约城市公司的洛杉矶办事处，要求出售自己的所有仓位[55]，但接下来，“他们好似把我看作一个想把自己的母亲赶出家门的人，我立刻被那里所有的销售员包围，他们让我知道出售仓位是非常非常愚蠢的”。

    该公司终于在10月29日黑色星期二卖出了布朗的股票，当时布朗的保证金已经用完，他一无所有。此外，该公司以最虚假的方式——远低于市场的价格购买了布朗的证券。

    布朗，两年前的身价为10万美元（约可折合为今天的150万美元），现在成了贫民。令人惊讶的是，布朗此时想再贷款25000美元以进一步投机亚纳康达铜业公司的股票，而银行拒绝了，理由是布朗失业又破产。[56]

    1929年以前，那些成功的商界人士几乎具有被膜拜的地位，成为国家利益的最终仲裁者；但1933年后的一段时间里，佩科拉听证会将华尔街列为头号公敌，还将“银匪”[57]一词引入了美语词汇中。这个词在两代人之后的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又死灰复燃。

    听证会于3月2日结束，也就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就职典礼的前两天。现代经济史学家认为罗斯福的竞选口号是银行大规模倒闭的重要原因，特别是他威胁要让美元相对黄金贬值的言论，而他最终也实施了这一政策。[58]公众渴望报复，听证会后的两个月内，米切尔因涉嫌欺诈而受审。与布朗特和哈德森一样，米切尔可能没有做任何违犯证券法的事情，那时的法律比较宽松，因此所有的指控都不成立，他被无罪释放。当然他必须与政府解决补税问题。在接下来的20年里，他甚至重新获得了一些财富以及体面的社会地位；他最后的住所在第五大道，现已成为法国领事馆。

    正如两个世纪前南海股票崩溃后发生的那样，相关法律的修改姗姗来迟。在听证会之后的15个月内，罗斯福签署了一整套受佩科拉委员会启发的证券立法的文件，包括严格区分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1933年和1934年的相关证券法，分别规范证券的发行和交易；1940年的《投资公司法》，主要监管金融顾问和投资信托（当今共同基金的前身）。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是根据1934年的《证券交易法》设立其规定的机构。金融界最大的讽刺之一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第一任专员正是曾经股票池的完美操纵者约瑟夫·P.肯尼迪。当有人向罗斯福指出肯尼迪不适合担任此职位时，罗斯福调侃道：“只有小偷才能抓住小偷。”[59]

    弗雷德·施韦德以其特有的幽默，从当代视角对此次崩盘事件进行了解释：

    1929年，有一列火车的奢华车厢，每周早上都会到达宾夕法尼亚车站。当火车停下来时，一直在打桥牌、读报纸、攀比财富的百万富翁们从车厢前端走了出来。靠近车厢门的地方放着一个银碗，里面有很多硬币。那些需要5美分换乘市区地铁的人会拿走一枚。他们不需要用任何东西来交换硬币；这根本不算钱，就像羽毛牙签一样免费提供。只是5美分而已。

    1929年10月的突然崩盘有很多解释。我更喜欢的解释是耶和华之眼，愤怒的上帝正好在10月碰到了那个碗，在可以理解的突然恼怒中，耶和华踢翻了美国的金融结构，结果就是碗里的硬币永远消失了。[60]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有一句名言，复利是宇宙中最强大的力量（实际上这句话并不是爱因斯坦说的）。事实并非如此。健忘才是宇宙中最强大的力量。佩科拉听证会后短短两年，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就预见性地观察到了这一点：

    圣乔治攻击巨龙，受到热烈的赞扬[61]；但总有一天，圣乔治死了，观众散去，圣乔治的继任者发现龙是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家伙，开始怀疑为什么会有屠龙这样的事情发生，时代是否改变了，以及是否有必要让龙受到最温和的约束。[62]

    随着佩科拉委员会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圣乔治不仅失去了警惕，还躺在路边流血不止，无法保护一群几乎忘记了拉斯科布、英萨尔和米切尔的公众，新的发起者又将诞生。

  • Hongyang (Bruce) Yang, Xiao-Yang Liu, Christina Dan Wang Hongyang (Bruce) Yang, Xiao-Yang Liu, Christina Dan Wang:金融大语言模型：开源金融大型语言模型

    摘要

    大语言模型（LLM）已经显示出在不同领域革命自然语言处理任务的潜力，引发了人们对金融的极大兴趣。访问高质量的金融数据是金融LLM（FinLLMs）面临的第一个挑战。虽然BloombergGPT等专有模型利用了其独特的数据积累，但这种特权访问需要一种开源的替代方案来实现互联网规模的金融数据民主化。
    在本文中，论文提出了一个用于金融部门的开源大型语言模型FinGPT。与专有模型不同，FinGPT采用以数据为中心的方法，为研究人员和从业者提供可访问和透明的资源来开发他们的FinLLM。论文强调了自动数据管理管道和轻量级低秩自适应技术在构建FinGPT中的重要性。此外，论文还展示了一些潜在的应用程序，作为用户的垫脚石，如机器人咨询、算法交易和低代码开发。通过开源AI4Finance社区内的合作，FinGPT旨在刺激创新，使FinLLM民主化，并释放开放金融的新机遇。

    1 介绍

    人工智能的不断扩展和进化为大型语言模型的扩散提供了肥沃的土壤[Vaswani等人，2017；Radford等人，2018；Devlin等人，2018年；Ethayarajh，2019；Lewis等人，2019；刘易斯等人，2020；Brown等人，2020年；Thoppilan等人，2022]，从而实现了跨不同领域的自然语言处理格局的变革。这一全面的变化引起了人们对这些模式在金融领域的潜在应用的浓厚兴趣。然而，很明显，获取高质量、相关和最新的数据是开发有效、高效的开源金融语言模型的关键因素。

    在金融领域使用语言模型揭示了复杂的障碍。这些问题包括获取数据的困难、处理不同的数据格式和类型、管理数据质量的不一致，以及对最新信息的基本要求。特别是，由于网络平台、API、PDF文档和图像等不同的数据介质，历史或专门的金融数据提取被证明是复杂的。

    在专有领域，BloombergGPT[Wu et al.，2023]等模型利用其对专业数据的独家访问来训练特定于金融的语言模型。然而，他们的数据收集和训练协议的可访问性和透明度受到限制，这加剧了对更开放和包容的替代方案的需求。为了回应这一需求，我们正在目睹一种转变趋势，即在开源领域实现互联网规模的金融数据民主化。

    在本文中，解决了上述与金融数据相关的挑战，并介绍了金融大型语言模型（FinLLM）的端到端开源框架FinGPT。FinGPT采用以数据为中心的方法，强调了数据采集、清理和预处理在开发开源FinLLM中的关键作用。通过支持数据可访问性，FinGPT渴望加强金融领域的研究、合作和创新，为开放金融实践铺平道路。

    论文的贡献总结如下：
    民主化：FinGPT作为一个开源框架，旨在使金融数据和FinLLM民主化，揭示开放金融中尚未开发的潜力。

    以数据为中心的方法：认识到数据管理的重要性，FinGPT采用以数据为核心的方法，并实施严格的清理和预处理方法来处理各种数据格式和类型，从而确保高质量的数据。

    端到端框架：FinGPT为FinLLM提供了一个全栈框架，共有四层：
    –数据源层：该层确保全面的市场覆盖，通过实时信息捕获解决金融数据的时间敏感性问题。
    –数据工程层：该层主要用于实时NLP数据处理，解决了金融数据中高时间敏感性和低信噪比的固有挑战。
    –LLM层：该层专注于一系列微调方法，缓解了财务数据的高度动态性，确保了模型的相关性和准确性。
    –应用层：展示实际应用和演示，该层突出了FinGPT在金融领域的潜在能力。

    对FinGPT的愿景是成为刺激金融领域创新的催化剂。FinGPT不仅限于提供技术贡献，它还为FinLLM培养了一个开源生态系统，促进了实时处理和用户定制适应。通过在开源AI4Finance社区内培育强大的协作生态系统，FinGPT能够重塑我们对FinLLM的理解和应用。

    2 相关工作

    2.1 LLM和ChatGPT

    大语言模型（LLMs）已被公认为自然语言处理的技术突破，如GPT-3和GPT-4[Brown et al.，2020]。它们采用基于Transformer的架构，在各种生成任务中表现出令人印象深刻的性能。

    2.2 金融中的LLMs

    LLMs已被应用于金融部门的各种任务[Dredze et al.，2016；Araci，2019；Bao et al.，2021；DeLucia et al.，2022]，从预测建模到从原始金融数据生成富有洞察力的叙述。鉴于这一领域的文本数据丰富，如新闻文章、电话财报会议记录和社交媒体帖子，最近的文献将重点放在使用这些模型进行金融文本分析。

    金融LLMs的第一个例子是BloombergGPT[Wu et al.，2023]，它是在金融和一般来源的混合数据集上训练的。尽管其能力令人印象深刻，但访问限制仍然存在，高昂的培训成本促使人们需要低成本的领域适应。

    论文的FinGPT应对了这些挑战，推出了开源金融LLM。它采用从人类反馈中强化学习（RLHF）来理解和适应个人偏好，为个性化财务助理铺平了道路。论文的目标是将ChatGPT等普通LLMs的优势与财务适应相结合，利用LLMs在金融方面的能力。

    2.3 为什么选择开源FinLLM？

    AI4金融基金会是一个非营利的开源组织，集成了人工智能（AI）和金融应用程序，包括金融大型语言模型（FinLLM）。凭借在培育金融科技（FinTech）工具创新生态系统方面的良好记录，如FinRL[Liu et al.，2021]和FinRL-Meta[Liu等人，2022]，该基金会准备进一步加速FinLLMs的发展。这是坚定的承诺和前沿的贡献，为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变革性应用铺平了道路。

    通过使FinLLMs民主化来促进平等机会：采用开源方法促进普遍获得最先进的技术，秉承使FinLLMs民主化的精神。

    • 培养透明度和信任：开源FinLLMs全面概述了其基础代码库，增强了透明度和信任。
    • 加速研究和创新：开源模式推动了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和开发进展。它使研究人员能够利用现有的模型，从而促进创新和科学发现的更快发展。
    • 加强教育：开源FinLLMs是强大的教育工具，为学生和研究人员提供了通过直接参与全面运作的模型来探索FinLLMs复杂性的前景。
    • 促进社区发展和协作参与：开源促进了全球贡献者社区。这种合作参与增强了该模型的长期耐用性和有效性。

    3 以数据为中心的FinLLM方法

    对于金融大语言模型（FinLLMs），成功的策略不仅基于模型架构的能力，而且同样依赖于训练数据。论文以数据为中心的方法优先考虑收集、准备和处理高质量数据。

    3.1 金融数据和独特特征

    金融数据来源多种多样，具有独特的特点。我们深入研究了不同财务数据来源的细节，如财务新闻、公司档案、社交媒体讨论和公司公告。

    • 金融新闻报道了有关世界经济、特定行业和个别公司的重要信息。此数据源通常具有以下特点：
    • 及时性：金融新闻报道是及时和最新的，经常捕捉金融世界的最新发展。
    • 动态性：金融新闻中包含的信息是动态的，随着经济状况和市场情绪的变化而迅速变化。
    • 影响：金融新闻对金融市场有重大影响，影响交易员的决策，并可能导致市场剧烈波动。

    公司备案和公告是公司提交给监管机构的官方文件，为公司的财务健康和战略方向提供了见解。它们的特点是：

    • 细粒度：这些文档提供了有关公司财务状况的细粒度信息，包括资产、负债、收入和盈利能力。
    • 可靠性：公司填充物包含经监管机构审查的可靠且经过验证的数据。
    • 周期性：公司的填写是定期的，通常每季度或每年提交一次，定期提供公司财务状况的快照。
    • 影响力：公司公告通常对市场产生重大影响，影响股价和投资者情绪。

    与金融相关的社交媒体讨论可以反映公众对特定股票、行业或整体市场的情绪。这些讨论往往表现为：

    • 可变性：社交媒体讨论在语气、内容和质量上差异很大，使其成为丰富但复杂的信息来源。
    • 实时情绪：这些平台经常捕捉实时市场情绪，从而能够检测公众舆论的趋势和变化。
    • 波动性：社交媒体上表达的情绪可能高度波动，随着新闻事件或市场波动而迅速变化。

    趋势通常可以通过Seeking Alpha、Google Trends等网站以及其他以金融为导向的博客和论坛观察到，为市场走势和投资策略提供了重要的见解。它们的特点是：

    • 分析师视角：这些平台提供了经验丰富的金融分析师和专家的市场预测和投资建议。
    • 市场情绪：这些平台上的话语可以反映对特定证券、行业或整个市场的集体情绪，为主流市场情绪提供有价值的见解。
    • 广泛的覆盖范围：趋势数据涵盖不同的证券和细分市场，提供全面的市场覆盖范围。

    这些数据源中的每一个都为金融世界提供了独特的见解。通过集成这些不同的数据类型，像FinGPT这样的金融语言模型可以促进对金融市场的全面理解，并实现有效的金融决策。

    3.2 处理金融数据的挑战

    • 时间敏感性高：金融数据具有时间敏感性。市场动态消息或更新一旦发布，为投资者提供了一个狭窄的机会窗口，使他们的阿尔法（衡量投资相对回报的指标）最大化。
    • 高动态性：金融格局正在不断演变，每天都有新闻、社交媒体帖子和其他与市场相关的信息涌入。频繁地对模型进行再训练以应对这些变化是不切实际的，而且成本高昂。
    • 低信噪比：金融数据通常表现出低信噪比[Liu et al.，2022]，这意味着有用的信息通常与大量无关或有噪声的数据相比相形见绌。从信息的海洋中提取有价值的见解需要复杂的技术。

    解决这些挑战对于有效利用财务数据和最大限度地发挥FinLLMs的潜力至关重要。

    4 FinGPT概述：FinLLM的开源框架

    图1:FinGPT框架

    FinGPT代表了一个创新的开源框架，专门为在金融领域应用大语言模型（LLMs）而设计。如图1所示，FinGPT由四个基本组件组成：数据源、数据工程、LLMs和应用程序。这些组件中的每一个都在维护FinGPT在处理动态金融数据和市场条件方面的功能和适应性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数据源层：FinGPT管道的起点是数据源层，它协调从广泛的在线来源获取大量财务数据。该层通过整合新闻网站、社交媒体平台、财务报表、市场趋势等数据，确保全面的市场覆盖。目标是捕捉市场的每一个细微差别，从而解决金融数据固有的时间敏感性。

    数据工程层：该层专注于NLP数据的实时处理，以应对金融数据固有的高时间敏感性和低信噪比的挑战。它结合了最先进的NLP技术来过滤噪声并突出显示最显著的信息。

    LLMs层：它位于核心，包括各种微调方法，优先考虑轻量级自适应，以保持模型的更新和相关性。通过维护更新的模型，FinGPT可以处理金融数据的高度动态性，确保其响应与当前的金融环境同步。

    应用层：FinGPT的最后一个组件是应用层，旨在展示FinGPT在实践中的适用性。它提供金融任务的实践教程和演示应用程序，包括机器人咨询服务、量化交易和低代码开发。这些实践演示不仅为潜在用户提供了指南，还强调了LLM在金融领域的变革潜力。

    4.1 数据来源

    FinGPT管道的第一阶段涉及从广泛的在线来源收集广泛的金融财务数据。这些包括但不限于：

    财经新闻：路透社、CNBC、雅虎财经等网站是财经新闻和市场更新的丰富来源。这些网站提供了有关市场趋势、公司盈利、宏观经济指标和其他金融事件的宝贵信息。

    社交媒体：推特、脸书、Reddit、微博等平台在公众情绪、热门话题以及对金融新闻和事件的即时反应方面提供了丰富的信息。

    备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等金融监管机构的网站提供公司备案信息。这些文件包括年度报告、季度收益、内幕交易报告和其他重要的公司特定信息。证券交易所的官方网站（纽约证券交易所、纳斯达克、上海证券交易所等）提供有关股价、交易量、公司上市、历史数据和其他相关信息的重要数据。

    趋势：像Seeking Alpha、Google Trends和其他专注于金融的博客和论坛这样的网站可以访问分析师的意见、市场预测、特定证券或细分市场的走势以及投资建议。

    学术数据集：基于研究的数据集，为复杂的财务分析提供精心策划和验证的信息。

    为了利用来自这些不同来源的丰富信息，FinGPT结合了能够抓取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的数据采集工具，包括API、web抓取工具和直接数据库访问（如果可用）。此外，该系统旨在尊重这些平台的服务条款，确保数据收集符合道德和法律。

    数据API：在FinGPT框架中，API不仅用于初始数据收集，还用于实时数据更新，确保模型在最新数据上进行训练。此外，还实施了错误处理和速率限制策略，以遵守API使用限制并避免数据流中断。

    4.2 金融NLP的实时数据工程管道

    金融市场实时运作，对新闻和情绪高度敏感。证券价格可能会因新信息而迅速变化，处理这些信息的延迟可能会导致错失机会或增加风险。因此，实时处理在财务NLP中是必不可少的。

    实时NLP管道的主要挑战是有效地管理和处理连续流入的数据。管道中的第一步是建立一个实时获取数据的系统。这些数据可能来自我们的数据源API。以下是设计用于数据摄取的实时NLP管道的步骤。

    数据清理：实时数据可能有噪声且不一致。因此，实时数据清理包括删除不相关的数据、缺失值处理、文本规范化（如小写）和错误更正。

    标记化（Tokenization）：在实时应用程序中，标记化必须动态执行。这涉及到将文本流分解为更小的单元或标记。

    停止词删除和词干/词干化：对于实时处理，可以使用预定义的停止词列表从tokens流中过滤出这些常见的单词。同样，词干和引理化技术可以用于将单词简化为词根形式。

    特征提取和情感分析：特征提取包括将原始数据转换为机器学习模型可以理解的输入。在实时系统中，这通常需要一个快速高效的过程。可以使用诸如TF-IDF、Bag of Words或诸如Word2Vec之类的嵌入向量之类的技术。情感分析也可以对清理后的数据进行（将一段文本分为正面、负面或中性）。

    提示工程：创建有效的提示，引导语言模型的生成过程达到理想的输出。

    警报/决策：一旦输入提示，就需要对结果进行沟通或采取行动。这可能包括根据特定条件触发警报，通知实时决策过程，或将输出输入另一个系统。

    持续学习：在实时系统中，模型应该适应数据的变化。可以实现连续学习系统，其中在新数据上定期对模型进行再训练，或者使用可以用每个新数据点更新模型的在线学习算法。

    监控：实时系统需要持续监控，以确保其正常运行。管道中的任何延误或问题都可能产生直接影响，因此制定强有力的监控和警报非常重要。

    4.3 大语言模型(LLMs)

    一旦数据准备好，就可以与LLMs一起使用，以生成富有洞察力的财务分析。LLM层包括：

    LLM APIs：来自已建立的LLMs的API提供基线语言功能。

    可训练模型：FinGPT提供了可训练模型，用户可以对其私人数据进行微调，为金融应用程序进行定制。

    微调方法：各种微调方法使FinGPT能够适应个性化的机器人顾问。

    为什么要微调LLM而不是从头开始重新训练？

    利用预训练的大型语言模型（LLM）并对其进行金融微调，为从零开始进行昂贵而漫长的模型再训练提供了一种高效、经济高效的替代方案。

    BloombergGPT虽然在金融方面有着非凡的能力，但也有着密集的计算需求。它使用了大约130万GPU小时进行训练，当使用AWS云的2.3美元费率计算时，这意味着每次训练的惊人成本约为300万美元。与BloombergGPT等模型的高计算成本相比，FinGPT通过专注于顶级开源LLMs的轻量级改编，提供了一种更容易访问的解决方案。适应成本大幅下降，估计每次训练不到300美元。

    这种方法确保了及时更新和适应性，这在动态金融领域至关重要。FinGPT是开源的，它不仅提高了透明度，还允许用户定制，以适应个性化金融咨询服务的兴起趋势。最终，FinGPT的成本效益高、灵活的框架有可能使金融语言建模民主化，并促进以用户为中心的金融服务。

    通过低秩自适应（LoRA）进行微调

    在FinGPT中，利用一个新的金融数据集对预训练的LLM进行微调。众所周知，高质量的标记数据是包括ChatGPT在内的许多成功LLMs的关键决定因素。然而，获取此类顶级标签数据往往在时间和资源方面代价高昂，而且通常需要金融专业人员的专业知识。

    如果我们的目标是使用LLMs来分析金融相关的文本数据并协助量化交易，那么利用市场固有的标签能力似乎是明智的。因此，论文使用每个新闻项目的相对股价变化百分比作为输出标签。论文建立了阈值，根据新闻项目的情感将这些标签分为积极、消极和中性三类。

    在相应的步骤中，在提示工程过程中，提示模型从正、负和中性输出中选择一个。此策略确保了预训练信息的最佳利用率。通过部署LLMs的低阶自适应（LoRA）[Hu et al.，2021；Dettmers et al.，2023]，将可训练参数的数量从61.7亿减少到仅367万。

    通过股票价格强化学习进行微调（RLSP）

    同样，可以用股票价格强化学习（RLSP）代替人类反馈强化学习，正如ChatGPT所使用的那样。这种替代背后的原因是，股价提供了一个可量化的客观指标，反映了市场对新闻和事件的反应。这使得它成为训练我们的模型的一个强大的实时反馈机制。

    强化学习（RL）允许模型通过与环境的互动和接收反馈进行学习。在RLSP的情况下，环境是股票市场，反馈以股票价格变化的形式出现。这种方法使FinGPT能够完善其对金融文本的理解和解释，提高其预测市场对各种金融事件反应的能力。

    通过将新闻情绪与相关股票的后续表现联系起来，RLSP提供了一种微调FinGPT的有效方法。从本质上讲，RLSP允许模型推断市场对不同新闻事件的反应，并相应地调整其理解和预测。

    因此，将RLSP集成到FinGPT的微调过程中，为提高模型对金融市场的理解和预测准确性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通过使用实际股价走势作为反馈，直接利用市场的智慧使FinGPT模型更加有效。

    4.4 应用

    FinGPT可以在金融服务中找到广泛的应用，帮助专业人士和个人做出明智的财务决策。潜在应用包括：

    • 智能投顾：提供个性化的财务建议，减少定期面对面咨询的需要。
    • 量化交易：为明智的交易决策产生交易信号。
    • 投资组合优化：利用众多经济指标和投资者档案，构建最佳投资组合。
    • 金融情绪分析：评估不同金融平台的情绪，以获得富有洞察力的投资指导。
    • 风险管理：通过分析各种风险因素制定有效的风险策略。
    • 金融欺诈检测：识别潜在的欺诈交易模式，以增强金融安全。
    • 信用评分：根据金融数据预测信用度，以帮助贷款决策。
    • 破产预测：根据财务和市场数据预测公司的潜在破产或破产。
    • 并购预测：通过分析财务数据和公司简介来预测潜在的并购活动，帮助投资者预测市场走势。
    • ESG（环境、社会、治理）评分：通过分析公开报告和新闻文章来评估公司的ESG评分。
    • 低代码开发：通过用户友好的界面促进软件创建，减少对传统编程的依赖。
    • 金融教育：担任人工智能导师，简化复杂的金融概念，提高金融素养。

    通过将这些不同但相互关联的组件联系起来，FinGPT为在金融领域利用人工智能、促进金融行业的研究、创新和实际应用提供了一个全面且可访问的解决方案。

    5 总结

    总之，大语言模型（LLM）与金融部门的变革性整合带来了独特的复杂性和巨大的机遇。应对高时间敏感性、动态金融环境和金融数据信噪比低等挑战需要高效的解决方案。FinGPT通过利用预先存在的LLMs并根据特定的金融应用对其进行微调，做出了创新性的回应。与BloombergGPT等模型相比，这种方法显著降低了适应成本和计算需求，为金融语言建模提供了一种更易于访问、更灵活、更具成本效益的解决方案。因此，它能够持续更新，以确保模型的准确性和相关性，这是动态和时间敏感的金融世界中的一个关键方面。

    6 未来工作

    FinLLMs，或金融大语言模型，呈现了一个未来的愿景，个性化的机器人顾问或助手触手可及。它旨在使获得高质量财务建议的途径民主化，利用先进的语言建模技术来理解大量的财务数据，并将其转化为可操作的见解。以下蓝图概述了FinLLM的未来方向。

    • 个性化：FinLLM战略的核心是个性化微调的概念。FinLLM使用LoRA和QLoRA等技术，使用户能够根据自己的特定需求定制模型，从而创建个人机器人顾问或助手。这与金融服务定制的更广泛趋势相一致，因为消费者越来越多地需要符合其独特风险状况和财务目标的个性化建议。
    • 开源和低成本适应：FinLLM支持开源价值观，为用户提供所需的工具，以低成本（通常在100美元至300美元之间）将大型语言模型（LLM）适应自己的需求。这不仅使人们能够民主地获得先进的金融建模技术，而且还培养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开发人员和研究人员社区，共同推动金融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
    • 获得高质量的金融数据：FinLLM不仅提供建模技术，还提供了获得高质量金融数据的机会。这确保了用户拥有有效训练其模型所需的数据，同时也简化了数据管理过程。通过提供带有演示的数据管理管道，用户能够充分利用其财务数据的潜力，进一步增强了这种访问能力。

    附：论文英文版

    2306.06031下载

  • Torsten Dennin《From Tulips to Bitcoins_ A History of Fortunes Made and Lost in Commodity Markets》31-42

    31 Wheat: Working in Memphis 2008

    The price of wheat speeds from record to record. Trader Evan Dooley bets on the wrong direction, juggling 1 billion USD and dropping the ball. This results in a loss of 140 million USD for his employer, MF Global, in February 2008.

    “I simply do not know where the money is.” —Jon Corzine, CEO of MF Global

    Less than a month after Jérôme Kerviel’s catastrophic bet on European equity indices, which resulted in losses of nearly 5 billion USD to French investment bank Société Générale, another trader caused difficulties for his employer.
    This time it was through speculation on wheat futures. At the end of February 2008, MF Global, one of the world’s largest futures and options brokers, had to admit that one of its traders in Memphis, Tennessee, had speculated on wheat futures with corporate accounts. Within hours, a loss of about 140 million USD occurred.

    Spun out of Man Financial Group in 2007, MF Global was a commodity brokerage house that offered clearing and execution services. It had ambitions to become a financial services firm on the order of a Goldman Sachs or JPMorgan, and its CEO was Jon Corzine, former chairman of Goldman Sachs and onetime governor of New Jersey. Although it was a niche player on Wall Street, MF Global was a force on the Chicago Mercantile Exchange (CME), with 3 million futures and options positions open with a face value of more than 100 billion USD. Its customers made up almost 30 percent of the trading volume on the CME.

    Trading Wheat

    After corn, wheat is the second-biggest agricultural crop in the world, and it is traded worldwide on commodity futures exchanges. On the Chicago Board of Trade (CBOT), wheat is traded under the symbol W and the current contract month (e.g., W Z0 for wheat December 2020). One contract refers to 5,000 bushels of wheat, and each bushel is equivalent to 27.2 kilograms.
    Priced at 7.50 USD per bushel in November 2007, US wheat was already trading above 8 USD by the beginning of 2008. In part this was due to a tightening supply, but the increase was also increasingly driven by speculative capital, along with a weak US currency. The price broke through 9 and 10 USD per bushel within days, and at the end of February the situation had really gotten out of hand. On February 27, wheat contracts close to delivery experienced price movements of as much as 25 percent within a day. Although trading opened positive, by noon the price had fallen to 10.80 USD.

    Trader Evan Dooley speculated on falling
    prices of 2 million tons of wheat.

    In the afternoon, however, the price jumped again, to 13.50 USD per bushel. The news that Kazakhstan, one of the largest exporters of wheat, wanted to introduce export taxes to reduce sales was boosting the US wheat price. It was the strongest intraday price movement in wheat ever observed.
    However, there was also another explanation for the price swings: Evan Dooley, who had been a trader at MF Global since November 2005, had quickly entered significant positions in wheat futures on his own account in the morning hours of February 27. With these unauthorized actions, the 40-year-old trader exceeded his limits by far.
    Betting on a falling wheat price, Dooley is said to have traded around 15,000 futures—2 million metric tons of wheat. The value of the position varied between 800 million and 1 billion USD. However, as the wheat price continued to rise sharply, the company was forced to close the position with losses, that is, to buy further futures contracts. This led to a further price jump to a level that the market would not reach again, despite continuing strength, for several years.

    Figure 28. Wheat prices in US cents/bushel, 2007–2008, Chicago Board of Trade. Data: Bloomberg, 2019.

    MF Global shares lost more than 25 percent in value on that day. The losses came to approximately 140 million USD and represented four times the previous quarter. Concerned about the extent of the loss, MF Global promised to revise its internal policies and risk management. Dooley was fired immediately, and MF Global was fined 10 million USD for lack of supervision of its traders. Dooley himself was sentenced to five years in federal prison and had to make restitution of 140 million USD.
    On a side note, MF Global collapsed in 2011 when the company reported a 192 million USD quarterly loss. Client funds disappeared in the aftermath, which became a huge scandal. However, the failure of MF Global, with more than 40 billion USD in assets—the eighth-biggest bankruptcy in US history—was modest compared with the chaotic 2008 failure of Lehman Brothers, which had a 691 billion USD balance sheet. Regulators were eager to show that not all Wall Street firms were too big to fail. They happily let MF Global go under.

    Key Takeaways
    •Less than a month after Jérôme Kerviel’s catastrophic bet on European equity indices in 2008, another trader caused trouble for his employer: Evan Dooley of MF Global speculated on falling wheat prices and built up a short position of almost 1 billion USD.
    •Wheat prices kept climbing higher and higher, however, from 7.50 USD per bushel in late 2007 to more than 10 USD per bushel in January 2008.
    •On February 27, 2008, the price of wheat traded in Chicago fluctuated in the course of the day by 25 percent—falling back to 10.80 USD per bushel, then jumping again to 13.50 USD in the afternoon. MF Global accumulated a loss of about 140 million USD within hours.

    32 Crude Oil: Contango in Texas 2009

    The price of West Texas Intermediate (WTI) crude oil collapses, unsettling commodity traders around the world. A 10,000-person community in Oklahoma becomes the center of world attention. The concept of “super-contango” is born, and investment banks enter the tanker business.

    “Super-Contango is a state in which a forward price of a commodity is higher than the spot price to a greater extent than can be explained by the interest and storage costs that explain the usual state of contango.” —Moneyterms.co.uk

    Cushing is a small town in Oklahoma with fewer than 10,000 residents: There’s a Wal-Mart, some fast-food restaurants, and a few gas stations. Only massive tanks, pipes, and refineries hint that the town is somehow special. In the south of the city is a complex for the strategic oil reserves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a capacity of 35 million barrels—one of the largest in the country.
    Suddenly, at the beginning of 2009, Cushing—the only delivery location for West Texas Intermediate (WTI), the US benchmark for crude oil—became the focus of the world’s attention. In the oil market, big-time inventory building had begun. And it began on a large scale.

    Trading in Crude

    Because of the many different types and qualities of crude oil, market participants have agreed to trade in a few local varieties for reference: At the New York Mercantile Exchange (NYMEX), this is US West Texas Intermediate (WTI) oil, at the Intercontinental Exchange (ICE) in London it’s North Sea Brent, and in Singapore the Asian reference is Tapis. Additionally, there is an OPEC basket price, which calculates the average price of seven different types of crude: Sahara Blend (Algeria), Minas (Indonesia), Bonny Light (Nigeria), Arab Light (Saudi Arabia), Dubai (United Arab Emirates), Tia Juana Light (Venezuela), and Isthmus (Mexico). On commodity futures markets, WTI and Brent are the primary references for the price of oil, which is traded in 1,000 barrels per contract under the abbreviations CL (WTI) and CO (Brent) as well as the corresponding contract months (e.g., Z9 for December 2019).
    In the wake of the financial market crisis and the deteriorating economic outlook, the price of crude oil had come under massive pressure in the second half of 2008. That summer, crude oil had briefly traded at more than 145 USD for a short time. But then, the price dropped to less than 45 USD. The withdrawal of investment capital (“deleveraging”) also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o the price decline. This became obvious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 short-term crude oil contracts in which financial investors are typically invested, and which were now much more affected than long-term contracts.

    Figure 29. Crude Oil (WTI) Term Structure in USD/barrel, 2008. Data: Bloomberg, 2019.

    The forward term structure, which tracks the price of future crude oil deliveries over a period of several years, was still nearly flat in summer 2008, but from there, the contango structure of crude oil (WTI) increased. Contango refers to the situation in which spot prices are below the level of futures prices. This could be due to warehousing costs, including insurance and interest, for example, although those can be superseded by the effects of supply and demand.
    Between October and December 2008, the contango became extreme. The price decline at the short end of WTI contracts led to a record price difference (the spread)—in excess of 20 USD—between contracts for WTI January 2009 and WTI December 2009. Commodity traders introduced the term “super-contango” to describe what was happening, and commodity analysts called the price distortion of crude oil “absurd.” WTI decoupled completely from other crude oil reference prices such as Brent and, as a barometer for international crude oil markets, was “as useful as a chocolate oven glove,” noted a commodity analyst of Barclays, the British investment bank. What led to this situation? And, more importantly, what were the implications?

    Super-contango! Front-end WTI traded as low as 35 USD, while later crude contracts with later dates stayed above 50 USD.

    The world’s attention turned to Cushing, the world’s “pipeline crossroads” and the only source of WTI crude oil. Contango favors stockpiling, because instead of a low current price, oil can be sold for more at a later date. The only obstacle is that the owner of the crude needs to have appropriate storage facilities. At Cushing, due to the increasing contango, the storage level of oil was steadily increasing.

    Figure 30. Price spread of crude oil January (CLF9) and December 2009 (CLZ9) in USD/barrel. Data: Bloomberg, 2019.

    In January, oil inventories counted more than 33 million barrels (1 barrel equals 159 liters), and the remaining capacity literally was disappearing like ice in sunshine. The super-contango led to “super-storage,” because every holder of crude oil futures without the appropriate capacity had to sell crude oil, if needed, regardless of price. At its low, US crude oil was trading below 35 USD.
    It’s hard to know whether the super-contango was merely an expression of the short-term oversupply of the crude oil market due to the economic slowdown, or whether this was the effect of disinvestment of index and hedge fund capital in the forward contracts. In any case, the steepness of the crude oil forward curve continued to increase.

    Figure 31. Baltic Dirty Tanker Index, 2002–2010. Data: Bloomberg, 2019.

    An additional factor, apart from the price differences, distinguished this situation from past events: The economic slowdown and the effects of the credit crunch had put international freight rates under extreme pressure. At the beginning of 2009, freight rates for oil tankers were around 85 percent below their highs in summer 2008.

    The crude oil super-contango, combined with low freight rates, provided a lucrative business for investment banks.

    For a short while early in 2009, the price difference between a current crude oil contract and a December 2009 contract exceeded 30 percent. The combination of super-contango and the low crude oil tanker freight rates opened up a new field not only for crude oil traders but also for investment banks, since it was possible to store crude oil in oil tankers on the high seas.
    With sufficient inventories, it made no sense to sell oil at prices below 40 USD, if you could sell above 55 USD risk-free through a futures contract. January crude oil prices were trading 20 USD below December contracts, while the cost of storage aboard on a supertanker in January 2009 averaged around 90 US cents a barrel. Assuming that transportation, insurance, and financing were secured, there was an opportunity for immense profit for oil companies and traders.

    Tanker Talk

    The Baltic Exchange is a global marketplace for shipbrokers, shipowners, and charterers. The various indices of the stock exchange offer an important overview of freight rates differentiated according to cargo types, ship sizes, and shipping routes. The Baltic Clean Tanker Index tracks tankers carrying clean cargo, such as oil products (petrol, diesel, fuel oil, or kerosene); the Baltic Dirty Tanker Index is for tankers that carry cargo such as crude oil. In 2009, freight rates for bulk carriers—summarized in the Baltic Dry Index—had fallen by 94 percent since the previous summer, due to the economic slowdown and the credit crunch during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In comparison, the freight rates for tankers lost a little less. Freight rates for crude oil fell by around 85 percent.
    Tanker lease periods between three and nine months were particularly sought after.
    In February 2009, Frontline, the world’s largest owner of supertankers, reported that 25 tankers had been chartered, and there were still open inquiries about 10 more ships. Any tanker that held less than 2 million barrels of oil was not statistically recorded, but industry experts estimated that there were as many as 80 million barrels on the water at the time, more than twice as much oil as was in official storage in Cushing. The profitable business had also taken on a new dimension. The new customers were no longer BP or Exxon, but Merrill Lynch, Morgan Stanley, Goldman Sachs, Citibank, Barclays, and Deutsche Bank.
    Ship brokers around the globe were surprised by the extent of storage inquiries. After all, 35 supertankers accounted for roughly 10 percent of crude oil tanker capacity worldwide. Due to additional demand, tanker freight rates recovered slightly from their lows. However, the floating inventories prevented a significant spike in oil prices during the year, despite any improvement in underlying economic data. After a nearly 75 percent drop in crude oil prices in just one year, the supply surplus of floating stock unsettled the market. For 2008, the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 reported a decline in oil demand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1983.

    Key Takeaways
    •Cushing, a small town in Oklahoma, is the pipeline capital of the world—the only delivery point for WTI, the most important benchmark for crude oil.
    •In the summer of 2008, crude oil was trading above 145 USD. But then the price collapsed to less than 45 USD, and WTI switched from backwardation into a deep contango. A super-contango was born.
    •In combination with low freight rates due to the economic crisis, the oil super-contango provided a lucrative business for investment banks, which could physically buy oil, store it in supertankers, and sell it on futures exchanges, locking in a secure profit.
    •The super-contango led to a massive supply glut in crude oil for a number of years.

    33 Sugar: Waiting for the Monsoon 2010

    A severe drought threatens India’s sugar harvest, and the world’s largest consumer becomes a net importer on the world market. Brazil, the largest exporter of sugar, has its own problems. As a result, international sugar prices rise to a 28-year high.

    “The peacocks are not dancing.
    It will not rain.”
    —P. K. Dubey in Monsoon Wedding (2001)

    June 2009 was the driest summer month in India for more than 80 years, and the dry season was nowhere near ending. In the first week of August, rainfall was only one-third of its normal level. In the main agricultural areas in the north of the country, the weather phenomenon called El Niño had practically stopped the monsoon, whose season on the subcontinent usually lasts from the beginning of June to the end of September.
    One consequence of El Niño in India is significant crop failures, but India’s frequent experience of drought and famine has historically led to large storage facilities. According to the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about 20 million metric tons of rice and about 30 million tons of wheat were stored in 2009. For sugar, however, the situation was quite different.
    Crop failures were so severe, especially in the state of Uttar Pradesh, that India—the second-largest sugar producer in the world—changed from being a net exporter of the crop to becoming a net importer. After producing more than 26 million metric tons of sugar the year before, the country was initially expected to consume 22 million tons of sugar in 2009. However, in August, the Indian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revised the harvest estimates downward, first to 17 million tons and later to 15 million tons. It was not until 2011 that the Indian authorities expected a harvest of around 25 million metric tons of sugar.

    Sweet!

    Almost three-quarters of the sugar produced in more than 100 countries comes from sugarcane, grown primarily in tropical and subtropical regions. Sugar beets come mainly from the European Union and Russia. Brazil, the largest sugar producer and exporter, is responsible for about 16 percent of the world’s sugar, followed by India (14 percent), China (6 percent), and the United States (5 percent). In Brazil, more than half of the sugar harvest is processed into fuel (ethanol).
    Sugar is traded on multiple futures exchanges in different classifications. The most liquid trading is in Sugar No. 11 (ticker SB) on the New York Board of Trade (NYBOT), where futures contracts are traded in US cents per pound and comprise approximately 50 metric tons of sugar (112,000 pounds). Together with wheat, corn, and soybeans, sugar is the most liquid traded agricultural commodity.

    In 2008, the global trading volume of sugar was about 45 million tons, which equates to almost one-third of the quantity produced worldwide. Two-thirds of total sugar production is consumed directly in producer countries and is excluded from global trade. If other trade barriers, such as quotas and trade agreements, are taken into account, only about 25 percent of the world’s sugar is available to the global market, and about 40 percent of that comes from Brazil, which has quadrupled its sugar production since the early 1990s.

    With severe weather in India and Brazil, the price of sugar shot up.

    Like India, Brazil also had to cope with severe weather conditions in 2009. The problem there was not drought, however, but too much water.

    Figure 32. Sugar prices in US cents/lb, 1970–2010. Data: Bloomberg, 2019.

    Over the past 40 years, the price of sugar has been very volatile. Starting with prices as low as 1 US cent per pound in 1967, the price exploded in the mid-1970s to more than 60 US cents. Then, in 2004, the price of sugar slipped below 6 US cents—levels that had not been seen for more than 20 years.
    In 2010, however, there was a sugar rush! Massive imports from India and weather-related delivery delays in Brazil pushed the raw sugar price to a 28-year high. Futures contracts closed at 29.90 US cents per pound on January 29, 2010, a premium of more than 150 percent compared to the previous year. The situation calmed down only after the March contracts expired on February 26, 2010. At that point positive data from Brazil signaled that the worst scarcity was over.

    Key Takeaways
    •The three most important sugar producers worldwide are Brazil, India, and China, and the latter two mostly produce the crop for their own use.
    •The summer of 2009 was the driest summer in India for more than 80 years. El Niño caused significant crop failures, India became a net importer of sugar on the world market, and Brazil had weather-related problems as well. The price of sugar spiked around the globe.
    •Sugar prices rose to just under 30 US cents per pound by the end of January 2010—more than 150 percent over the previous year. Compared to prices in 2004, when sugar traded below 6 US cents, it represented a staggering increase of 500 percent and the highest price in almost 30 years.

    34 Chocolate Finger 2010

    Due to declining harvests in Côte d’Ivoire (the Ivory Coast)—the largest cocoa exporter on the world market—prices are rising on the international commodity futures markets. In the summer of 2010, cocoa trader Anthony Ward, “Chocolate Finger,” wagers more than 1 billion USD on cocoa futures.

    “Of course they are people. They’re Oompa Loompas.“ —Willy Wonka in the movie Charlie and the Chocolate Factory

    Cocoa, native to Central and South America, was considered by the Maya and the Aztecs to be a gift from the gods and therefore sacred. The seeds of the cacao tree also served as a means of payment. In the treasuries of Aztec king Moctezuma II, the Spanish conquistadors discovered, in addition to gold, more than 1,200 tons of cocoa—tax revenues and a huge currency reserve.
    Today cocoa is an important cash crop, an export commodity for many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the raw material for the production of chocolate. (In Germany, one of the countries with the highest per capita consumption of chocolate worldwide, every person eats an average of around 9 kilos per year.) Production costs for chocolate depend on the cocoa content, cocoa quality, and processing time, so that for a normal chocolate bar, the price of cocoa accounts only for about 10 percent of the cost of production.
    Cocoa is traded in New York on the New York Board of Trade (NYBOT) and in London on the Londo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Futures Exchange (LIFFE) in contracts of 10 tons each in USD and GBP, respectively.

    The 10 largest cocoa producers account for more than 90 percent of the world’s crop. Côte d’Ivoire dominates global production with a market share of more than a third of world production.

    In July 2010, market rumors in London suggested that the Armajaro hedge fund had placed a 1 billion USD bet in the cocoa market. Fund manager Anthony Ward was said to have bought around 240,000 tons of cocoa in an attempt to corner the market. This would have accounted for about 7 percent of global cocoa production and the majority of the available quantities. While some traders saw this as a bet that cocoa prices would continue to rise due to a declining supply, others argued that Ward was creating an artificial shortage and manipulating the market through his massive purchases just before the start of the annual cocoa harvest in October.

    Where’s the Cocoa?

    Cocoa’s main growing areas have shifted in recent years from Central America to Africa. The 10 largest producer countries account for more than 90 percent of the global cocoa harvest. Of these, Côte d’Ivoire is the largest supplier of cocoa in the world, with a market share of more than 33 percent. Indonesia, Ghana, Nigeria, Brazil, and Cameroon follow far behind. By 2010, however, cocoa production in Côte d’Ivoire had fallen by more than 15 percent over the previous five years, largely due to poor crop maintenance and pest infestation. Cocoa production in 2008–2009 was the smallest harvest in the previous five years, at just 1.2 million metric tons, a trend that market participants expected for the 2009–2010 crop as well.
    At age 50, Anthony Ward was considered a genius in trading cocoa. His attempt to corner the market for cocoa was spectacular but not an isolated event. In 2002, Ward had purchased more than 200,000 tons of cocoa—the equivalent of 5 percent of the world’s cocoa market—through futures contracts. That was not the biggest cocoa transaction, however. The cocoa trading desk at Phibro, Salomon Smith Barney’s commodity trading business, had taken a position of 300,000 tons of cocoa in 1997. The head of the cocoa trading desk at that time? Anthony Ward.

    Anthony Ward had been a cocoa trader and industry expert since 1979. In the first months of 2010, the price rose more than 20 percent because of his trades.

    Anthony Ward gained his first trading experiences in 1979 with tea, rice, cocoa, and rubber. In 1998 he co-founded Armajaro with Richard Gower, initially focusing on cocoa, then adding coffee and, later, other agricultural goods. Today Armajaro manages 1.5 billion USD and, with a local presence in Côte d’Ivoire, Indonesia, and Ecuador, is one of the largest cocoa suppliers to the world market. After Ward’s trades in July 2010, the British press dubbed Ward “Willy Wonka,” after the character in Charlie and the Chocolate Factory, and “Chocolate Finger,” in homage to a James Bond villain.

    Figure 33. Cocoa prices in USD/ton, 1990–2012. Data: Bloomberg, 2019.

    In 2009 and 2010, increasing demand, declines in production, and price speculation by hedge funds caused cocoa prices to rise more than 150 percent within two and a half years and to reach their highest level since 1977. A ton of cocoa in mid-July cost more than 3,600 USD. Because of Armajaro’s purchases, the short-term price of cocoa rose: A July contract carried a 300 USD premium compared to a December 2010 contract. Customers had to pay a premium of around 15 percent compared to a later delivery (backwardation).

    In a letter to the NYSE and LIFFE, 16 companies and trading houses complained about market manipulation of the cocoa market. However, LIFFE declared that “indications for a market manipulation are not recognized.”

    Key Takeaways
    •The cocoa market is relatively small and highly concentrated: Côte d’Ivoire dominates global cocoa production with a market share of more than a third of world production. The 10 largest cocoa-producing countries account for more than 90 percent of the world’s crop.
    •During the summer of 2010, rumors spread that hedge fund Armajaro had placed a bet of 1 billion USD in the cocoa market. Fund manager Anthony Ward, nicknamed “Willy Wonka” and “Chocolate Finger,” is said to have bought around 240,000 tons of cocoa in an attempt to corner the market.
    •Compared to price levels in early 2009, cocoa prices in London and New York rose by more than 150 percent and reached their highest level since 1977. A ton of cocoa cost more than 3,600 USD in July 2010—an increase of more than 500 percent compared to 2002. It was a successful bet for Chocolate Finger.

    35 Copper: King of the Congo 2010

    The copper belt of the Congo is rich in natural resources, but countless despots have looted the land. Now Eurasian Natural Resources Corporation (ENRC) is reaching out to Africa, and oligarchs from Kazakhstan aren’t shy about dealing with shady businessmen or the corrupt regime of President Joseph Kabila.

    “The West exploited Africa and now it wants to save it. We have been living with this hypocrisy for too long. Africa can only be saved by Africans.” —Joseph Kabila, President of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We bought an asset from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that was for sale.” —Sir Richard Sykes, ENRC

    On Friday, August 20, 2010, investors in the city of London listened closely as Eurasian Natural Resources Corporation (ENRC), a 12 billion USD, London-listed Kazakh mining company, took over the majority stake in Camrose Resources, which held the Kolwezi mining licenses recently expropriated by the government of the Congo. The previous owner of the extremely lucrative licenses? The Canadian mining company First Quantum Minerals. This was explosive news!

    All of a sudden, after decades of colonialism, dictatorship, and warfare,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DRC) was once again the focus of media atten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mining industry. The Congo, one of the poores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nevertheless has an immense wealth of natural resources. The African copper belt stretches from the Congolese mining province of Katanga to northern Zambia. Here lies around 10 percent of the world’s copper reserves. And in 2010, copper was scarcer and more expensive than ever before: Based on its 52-week low, the price of the metal had increased that year alone by 50 percent. For the first time, copper traded above 9,000 USD per metric ton on the London Metal Exchange (LM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Congo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formerly Zaire, is the third-largest country in Africa, after Sudan and Algeria. Neighboring countries—the (formerly French) Republic of the Congo, the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Sudan, Uganda, Rwanda, Burundi, Zambia, Tanzania, and Angola—are all much smaller. With its wealth of natural resources, such as cobalt, diamonds, copper, gold, and other rare minerals, the Congo is a prime example of the “resource curse” thesis: The 70 million inhabitants of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are among the world’s poorest. Only Zimbabwe has a lower per capita GDP.
    The Congo, whose capital is Kinshasa, gained independence from Belgium in 1960 under President Kasavubu and the popular Prime Minister Patrice Lumumba. A period of instability and military intervention followed, beginning in 1965, under the long dictatorship of Mobutu Sese Seko, during which Mobutu and the elite of the country (now called Zaire) systematically looted the wealth of the nation.
    The system collapsed in 1997, when Mobutu was ousted by Laurent-Désiré Kabila. In January 2001, L.-D. Kabila was murdered by one of his bodyguards under unclear circumstances, and the presidency passed to his son, Joseph Kabila. The latter stayed in power until the end of 2018. In January 2019, opposition leader Felix Tshisekedi was declared the fifth president of Congo-Kinshasa since its independence of Belgian colonial supremacy.
    Despite the official end of the second Congo war in July 2003 (the first took place in 1997–1998), conflicts still persisted in the country up until today. In the course of this “African World War,” which involved eight African states and 25 armed groups, more than 5 million people died. It was the bloodiest armed conflict since World War II.
    The Kamoto Mine near the town of Kolwezi is in the heart of the Congo’s mining district, where more than 3 million tons of copper and more than 300,000 tons of cobalt are believed to be in the ground. The current market value of copper reserves alone exceeds 30 billion USD. When the mine was still in operation, the machines of state-owned mining company Gécamines, once the largest company in Africa, moved about 10,000 tons of rock each day. In September 1990, however, the central part of the mine collapsed, burying many miners. The operation came to a standstill. Under the Mobutu dictatorship, reinvestments were neglected, and the largest mines fell into decay. In the late 1990s, Gécamines sold most of its projects to international mining corporations.

    Figure 34. Copper and share price of First Quantum Minerals, 2009–2010. Data: Bloomberg, 2019.

    Beginning in 2007, the Congolese government undertook a review of more than 60 foreign mining agreements in order to increase state involvement and ownership in the mining sector. Since then, the revision of mining licenses has created multiple sources of conflict.

    The government was aiming for at least 35 percent government ownership in future mining projects. In addition, newer regulations called for a signing bonus of 1 percent of the project value, a 2.5 percent license fee on the gross income, and a stipulation that the mine would go into production within two years.

    The value of the mineral reserves of the African copper belt between the DRC and Zambia exceeded the GDP of half the African continent.

    In August 2009, after a 2½-year review by the government, Canadian First Quantum Minerals’ Kolwezi license was terminated. The government accused First Quantum of breaching the 2002 mining regulations, though First Quantum denied it. One of the contentious issues was the increase of the Gécamines’ share by 12.5 percent—for zero costs involved.
    The situation for the Canadian company was precarious, since it had already invested more than 700 million USD in expanding Kolwezi. Moreover, after First Quantum couldn’t come to an agreement with the Kabila government, the Congolese Supreme Court also revoked the company’s licenses for the Frontier and Lonshi mines in favor of the state mining company Sodimico—another bitter blow to First Quantum.

    Sly Foxes

    The wealth of natural resources in the Katanga province of the Congo smoldered into a power struggle among the three craftiest businessmen on the continent: George Forrest, Billy Rautenbach, and Dan Gertler. Sixty-seven-year-old Forrest, head of the Forrest Group, had been born in the Congo and was the old man of the Congolese mining industry. In early 2004, a few months after the end of the war in the Congo, Forrest and Kinross Gold entered into a joint-venture agreement with the government over the Kamoto Copper Company (later Katanga Mining).
    Rautenbach, founder of Wheels of Africa, the largest transport company in southern Africa, was a friend of Zimbabwean president Robert Mugabe. He went after the jewel, Katanga Mining, through the British company Camec. However, after a short takeover battle, the Congolese government announced a review of those mining licenses, and Rautenbach took the hint. He pulled back in September 2007. Rautenbach had previously been the manager of Gécamines but was replaced by Forrest, which accounted for the hostility between the two men.
    Meanwhile, Gertler was laughing on the sidelines. Just 30 years old, he closed a joint-venture contract with the government of the Congo in 2004 for the development of KOV (Kamoto-Oliveira Virgule, later the company Nikanor). KOV was the only mine in Katanga with more resources than Kamoto Copper Company. More than 6.7 million metric tons of copper and 650,000 tons of cobalt—twice as much as in Kamoto—were estimated to be in the ground. According to market prices in 2018, the value of these resources alone exceeds half the GDP of Africa.
    During the takeover battle for Katanga, Gertler bought shares in that mine through Nikanor. Camec finally lost its bid at the beginning of 2008, and Nikanor and Katanga Mining merged. In addition to his financial resources, Gertler had excellent connections: He is the grandson of the founder of Israel’s diamond exchange, a friend of then-Israeli prime minister Ariel Sharon, and the same age as Congo president Joseph Kabila, whom he considered a close friend.
    In January 2010 the newly established Highwinds Properties, owned by Dan Gertler, was awarded the Kolwezi license in a shady deal. A few months later came the bombshell. On August 20, 2010, ENRC confirmed that it had secured the licenses to Kolwezi through its 50.5 percent acquisition of Camrose Resources for 175 million USD. The company said it intended to cooperate with Cerida Global, another Dan Gertler–controlled company. With the acquisition of Camrose, ENRC was also committed to a 400 million USD loan for Highwinds and a loan guarantee of another 155 million USD for Cerida’s debts.

    The Kazakh company ENRC aggressively expanded its business in Africa and was not shy about dealing with African despots like Joseph Kabila.

    Camrose also offered a majority stake in its subsidiary Africo to ENRC, whose copper and cobalt projects were located near its Camec properties. This was of high strategic importance for the Kazakh company, since ENRC had acquired the Central African Mining and Exploration Company (Camec) for 955 million USD in 2009. This is where Dan Gertler came into play, as Camec was 35 percent owned by the Israeli investor, who quickly unified the three Kazakh oligarchs—Alexander Mashkevitch, Patokh Chodiev, and Alijan Ibragimov—who owned 40 percent of ENRC.
    The deals between Camec and Camrose were important milestones for ENRC’s aggressive expansion policy in Africa, along with a 12 percent stake in Northam Platinum in South Africa that ENRC acquired in May 2010. Regardless of pending possible expropriations and a skeptical attitude by many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only time would show whether ENRC would have a more favorable outcome in Congo than its Canadian rival, First Quantum.
    Sometimes time flies. In November 2013, ENRC delisted its shares from the London stock exchange. The following April, an official investigation into bribery and sanction-busting began in England, and the founding partners decided to take the company private again. In February 2014, news spread that the company needed to sell all its international assets—including the copper mines in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to repay debts. President Kabila, however, stayed in power until the end of 2018.
    In January 2019, the opposition leader Felix Tshisekedi was declared the fifth president of Congo-Kinshasa. Leader of the opposition, Martin Fayulu, complained that Kamila, despite officially stepping down from office, would with his associates most likely continue controlling the levers of powers. Presidential elections had been due for more than two years, but elections had been postponed several times despite forceful protests. Since the end of Belgian colonial supremacy in 1960, the country had never seen a peaceful transfer of power.

    Key Takeaways
    •The African copper belt that runs between the Congo and Zambia holds an incredible wealth of natural resources. In 2010 it became the focus of upheaval when President Kabila revoked the mining license of Canadian firm First Quantum Minerals.
    •Copper was now big business, as copper prices traded at record highs of more than 9,000 USD per ton on the London Metal Exchange (LME).
    •The Kazakh (but London-listed) resource company Eurasian Natural Resources Corporation (ENRC) began to massively expand its footprint in Africa. The firm’s leaders were willing to deal with shady businessmen as well as with President Kabila’s corrupt regime.
    •In a murky transaction involving Dan Gertler’s Highwinds Properties, the expropriated assets of First Quantum were sold to ENRC. International investors were shocked, and the company went private a couple of years later.

    36 Crude Oil: Deep Water Horizon and the Spill 2010

    Time is pressing in the Gulf of Mexico. After a blowout at the Deepwater Horizon oil rig, a catastrophe unfolds—the biggest spill of all time. About 780 million liters of crude oil flow into the sea. Within weeks BP loses half its stock-market value.

    “This well did not want to be drilled . . . it just seemed like we were messing with Mother Nature.” —Daniel Barron, survivor of the Deepwater Horizon disaster
    “I would like my life back.” —Tony Hayward, CEO of BP

    Deepwater Horizon was one of the world’s most advanced deepwater rigs. Installed in 2001, it was 121 meters long, 78 meters wide, and 23 meters high and cost 350 million USD. In April 2010, the giant lay about 40 miles off the coast of Louisiana in the Gulf of Mexico. Since February, the platform had been busy in the Mississippi Canyon Block 252, drilling in the Macondo reservoir about 4,000 meters below sea level.
    April 20, 2010, promised to be a successful day, because the drill hole identified as API Well No. 60-817-44169 was about to be completed. The well would be sealed and prepared for production by a production platform. Every day counted because platform operators like Transocean charged oil companies on a daily basis. And in this case, BP was already concerned because Deepwater Horizon had been behind schedule for 43 days. The delays had already cost the big oil company more than 20 million USD.

    Twenty years after the Exxon Valdez oil spill, an even bigger environmental catastrophe was looming on the horizon.

    The Exxon Valdez—A Past Catastrophe

    Shortly after midnight on March 24, 1989, the most severe environmental disaster in 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ccurred. The 300-meter-long oil tanker Exxon Valdez was on its way from the oil-loading station of the Trans-Alaska Pipeline, in the port city of Valdez, Alaska, when it collided with Bligh Reef in Prince William Sound. The accident caused a spill of almost 40,000 tons of crude oil. Around 2,000 km of coastline were contaminated, and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fish, seabirds, and marine animals died. Captain Joseph Hazelwood was drunk in his room at the time of the accident, and third officer Gregory Cousins had the bridge.
    Despite an extensive cleanup, the ecosystem remains severely disturbed three decades later.
    That morning, four BP managers arrived by helicopter to monitor the completion of the drilling. Only a few hours before, experts from the oil services company Halliburton had cemented the drill hole closed, but employees of Schlumberger, who were about to test the cement seal, were sent back to shore by the BP managers before they had accomplished their task.

    Deepwater Horizon drilled for black gold in the Gulf of Mexico on behalf of BP.

    To accelerate completion of the work, BP urged rapid replacement of the drilling mud in the well with seawater to prepare for early production. This decision precipitated an argument between BP and the Transocean managers, who considered that step premature. Unlike seawater, drilling mud holds back rising gas and oil. However, the managers of BP prevailed, and the work began.
    The decision would prove disastrous. The hole had a leak, and drilling mud and gas bubbles began to spill out. The cement plug also appeared to be leaking. Work continued into the night, until suddenly a sharp hiss of methane was heard and a fountain of mud shot out of the derrick, signaling a blowout.
    As the methane ignited, a huge column of flame rose into the sky. Suddenly the entire derrick was on fire, and four workers on the drilling deck were dead.
    The alarm sensors designed to warn of fire and a concentration of toxic or exploding gases had been turned off to keep workers from being disturbed by false alarms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Now, below deck, it was chaos. Workers, some of them barely awake and dressed in little more than a life jacket, were jumping off the platform into the water, trying to save themselves. But with the Deepwater Horizon in flames, the oil on the water’s surface had caught fire as well. Chaos also reigned in the rig’s two lifeboats.

    Around 11 pm, the Damon B. Bankston, an 80-meter-long supply ship, rescued the survivors. Eleven people had died in the explosion. Two days later, the oil platform sank in the Gulf of Mexico.
    The demise of the platform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the biggest environmental disaster in 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an event that would provide the plot for a Hollywood blockbuster movie, starring Mark Wahlberg, in 2016.

    The Macondo drilling ended in disaster. In the largest oil spill in the United States, nearly 780 million liters of crude oil ran out, and the market value of BP fell by half.

    When fire broke out on the deck of the Deepwater Horizon, engineer Christopher Pleasant pressed the emergency button for the blowout preventer (BOP), a series of shut-off valves mounted directly above the well bore to interrupt the flow of oil into it. Like huge pliers, the massive shear jaw of the BOP was supposed to cap and close the well in case of disaster. The automatic emergency system was activated, but nothing happened.
    A commission of inquiry later found that the Deepwater Horizon blowout preventer was poorly maintained, the hydraulic system was leaking, and the safety instructions had not been properly maintained. In addition, the ring valve of the device had been damaged weeks before. Not only was the blowout preventer in poor condition, as early as September 2009, BP had reported almost 400 defects on the rig to Transocean. However, maintenance had been delayed, and more than 26 systems were in poor condition. There were even problems with the ballast system.
    After the platform sank, an oil slick formed. Approximately 1.5 km by 8 km at first, it expanded to almost 10,000 square kilometers within a few days. Between 5 and 10 million liters of crude oil were flowing out every day, and Louisiana, Florida, Mississippi, and Alabama all declared a state of emergency. According to the US 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s Flow Rate Technical Group (FRTG), the amount of oil that flowed out every 8 to 10 days matched the total amount of oil from the Exxon Valdez disaster. BP estimated that there were around 7 billion liters of crude oil in the source. Thus, it would take another two to four years until the entire amount of oil had oozed into the sea.
    Shortly after the platform sank, BP initiated two independently made side-to-side relief wells (called the “bottom-kill method”), but the drilling would have taken about three months. Meanwhile, the capture of the oil with the aid of large steel domes was failing.

    The depth of the seabed—around 1,500 meters—complicated the work. At the end of May 2010, several attempts were made to plug the leak with mud and cement (the “top- kill method”), but they, too, were unsuccessful. In the middle of July, BP succeeded in significantly reducing the oil flow with a new sealing attachment—a temporary closure was successful. As a result, on August 6, the leak was finally sealed permanently using a modified variant of the top-kill method (“static-kill”)—pumping in liquid cement through side relief holes. On September 19, five months after the Deepwater Horizon sank, BP declared the well “officially dead.”

    It took five months to seal the oil leak.

    It was estimated that nearly 5 million barrels of oil, around 780 million liters, had run out, and BP’s stock-market value fell by half in the course of the disaster. The company announced that it would divest 10 billion USD worth of assets to defer the cost of the spill.

    Figure 35. BP, share price fluctuation during first half of 2010. Data: Bloomberg, 2019.

    At that point only about 3 billion USD in costs had accumulated. But BP also set up a trust fund of more than 20 billion USD for the future consequences of the catastrophe. Still unanswered is the question of who bears th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disaster. Undoubtedly, BP took high risks, applied non-industry-compliant practices to save costs, and, as the principal, bears the financial responsibility. Transocean’s role as operator of the oil platform also needs to be clarified, especially since the platform was in relatively poor condition. For Halliburton, the questions revolve around the doubtful completion of the cement seal of the well, and initial claims have also been made to BP’s partner companies Mitsui and Anadarko.
    The disaster heightened public awareness of the risks associated with deepwater drilling, both in the Gulf of Mexico and in planned projects off Brazil and Africa. As a direct result of the catastrophe, the US government passed a deep-sea moratorium, temporarily banning all new deep-sea drillings. Although this was later repealed, no new licenses have been awarded. As a further consequence, President Barack Obama fired the head of the Minerals Management Service, Elizabeth Birnbaum. The agency, now renamed the Bureau of Ocean Energy Management, Regulation and Enforcement, had grossly and negligently violated its oversight responsibilities.
    It is impossible to estimate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disaster, let alone the 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which include not only the direct effects of the oil pollution but also the burning of oil and the use of toxic chemicals like Corexit, which have been used to combat the oil spill. BP said in 2018 that it would take a new charge over the Deepwater Horizon spill after again raising estimates for outstanding claims, lifting total costs to around 65 billion USD. The story of the disaster in the Gulf of Mexico will play out for decades in the future.

    Key Takeaways
    •At the Deepwater Horizon oil rig in the Gulf of Mexico, the Macondo drilling, at about 4,000 meters below sea level, ended in disaster. Nearly 780 million liters of crude oil ran out, and the market value of BP, the oil and gas company in charge, fell by half within weeks.
    •The oil spill caused the biggest environmental catastrophe in 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far more devastating than the oil spill of the Exxon Valdez 20 years earlier.
    •As a consequence, US authorities temporarily froze all deepwater drilling licenses. BP is estimating a price tag of more than 65 billion USD.

    37 Cotton: White Gold 2011

    The weather phenomenon known as La Niña causes drastic crop failures in Pakistan, China, and India due to flooding and bad weather conditions. Panic buying and hoarding drive the price of cotton to a level that has not been reached since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Civil War 150 years ago.

    “It’s not something you’re going to see again in your lifetime.” —Sharon Johnson, senior cotton analyst
    “I think there’s still hope for prices to go higher.” —Yu Lianmin, Chinese cotton farmer

    In ancient Babylon, cotton was known as “white gold,” and the fabric has remained popular throughout history, woven by hand for hundreds of years. At the end of the 18th century, however, spinning and weaving mills began to produce fabrics and clothing at a much lower cost than could be done by hand. By the 19th century, the cotton business was booming, due to recent inventions such as the steam engine, the cotton gin, the spinning jenny, and mechanical looms.
    The textile industry of the United Kingdom required ever larger quantities of the raw material, which was produced in its colonies or elsewhere abroad, especially in the southern United States, where cotton had expanded tremendously in the early 1800s. The crop thrived everywhere that was moist and warm, and labor was cheap in the American South. For about 250 years enslaved Africans had toiled on southern plantations, and cotton production grew from just 10,000 bales a year to more than 4 million until slavery was abolished after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Civil War in 1865. During that war, the price of cotton rose to dizzying heights that would only be reached again in spring 2011, almost 150 years later.

    The last time cotton reached almost 2 USD per pound was after the American Civil War.

    Since 1995, cotton had traded mostly between 0.40 and 0.80 USD, but at the end of September 2010, for the first time in 15 years, the price of cotton broke the 1 USD/lb level. A few months earlier, in May, the German magazine Der Spiegel had bemoaned “the end of cheap jeans,” as it noted the price explosion in cotton. But that was only the beginning. By November, cotton prices had increased another 40 percent. A sharp correction followed, but by the end of December cotton was up to 1.40 USD. And, beginning in January 2011, the market was unstoppable. The price spiked to more than 2.15 USD in March 2011—four times the level of early 2000 and a 480 percent increase over the November 2008 price.
    It was the highest price ever paid for cotton since the introduction of cotton trading on the New York Cotton Exchange in 1870.

    Figure 36. Cotton prices in US cents/lb, 2005–2013. Data: Bloomberg, 2019.

    The price had actually been rising for several years. At the end of 2009, the global textile industry had forecast robust growth of around 3 percent for the following year. However, flooding and bad weather conditions in several important producer countries such as China, India, Pakistan, and Australia led to significant crop losses. Because of the falling inventory, high premiums were paid for material that was available in the short term.

    Once again, severe weather conditions influenced agriculture prices.

    In Pakistan, the world’s fourth-largest cotton-producing country, floods hit more than 14 million people in 2010, according to UN estimates. The exceptionally heavy monsoon season was considered the strongest in more than 80 years, and rain destroyed more than 280,000 hectares of cotton. According to the Pakistan Cotton Ginners Association, the flood destroyed 2 million bales of cotton. The All Pakistan Textile Mills Association also reported a worrying shortage of cotton. Only 30 percent of the mills had raw material in stock for the next 90 days, and Pakistan would soon stop exporting cotton.

    A few weeks later, India, the second-largest cotton producer in the world, followed suit. The Indian Ministry of Textiles stopped exports, since without the ban the Indian textile industry would not have been guaranteed an adequate supply of cotton. Indian exports dropped to 0.5 million metric tons, having exceeded 1.5 million tons in the 2007–2008 season.
    There were several reasons for the shortage beyond the dynamic growth of the domestic Indian textile industry. The world’s largest cotton producer and importer, China, was also enduring a shrinking cotton harvest for the second year in a row, due to low temperatures and too much rain. China Cotton Association statistics in December 2010 showed monthly imports doubling year over year.

    Cotton Basics

    Most cotton species and varieties are cultivated as annual plants and have high requirements for heat and water. In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sowing takes place from the beginning of February to the beginning of June, depending on the location.
    China, India, the United States, Pakistan, Brazil, and Uzbekistan together account for around 85 percent of the world’s cotton production, with China and India producing more than half of the global market volume. In the 2009–2010 harvest, the amount of cotton grown worldwide reached 25 million metric tons.
    Cotton is used mainly in textiles, accounting for about one-third of the world’s textile fibers. These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natural fibers—such as vegetable fibers (e.g., cotton or linen) and animal fibers (e.g., wool, hair, and silk)—or artificial (synthetic) fibers. Synthetic fibers actually dominate the industry, accounting for almost 60 percent. They can be divided into cellulosic fibers (e.g., viscose) and those derived from petroleum. The most important synthetic fibers are polyester, polyamide, and polyacrylic fibers.
    Cotton is traded on the commodity futures exchanges in the United States under the symbol CT and the respective contract month in a contract size of 50,000 lb per contract.
    In late 2010 and early 2011, flooding and Cyclone Yasi caused severe damage in Australia, which ranked eighth among the top 10 cotton producers worldwide. The Australian Cotton Shippers Association, which had predicted a bumper harvest of more than 4 million bales, reduced its forecast by more than 10 percent.

    Blocks on cotton exports worsened the situation, and panic buying and hoarding were the result.

    Cotton processors in the region reacted in panic. Willing to pay any price for raw material, they pushed prices ever higher. Cotton farmers who still had inventory continued to aggravate the situation. The China National Cotton Information Center estimated that around 2 million tons of available material never reached the market in China. For example, in Huji, in Shandong province, about 220 kilometers from Beijing, growers held back more than 50 percent of their harvest at the end of January, expecting prices to continue to rise. Because of the short shelf life of cotton, that strategy could only be maintained until April or May.
    In any case, the price boom in cotton was short lived. The International Cotton Advisory Committee in Washington estimated that the acreage for the 2011–2012 season would increase to 36 million hectares, the most in 17 years. It was a natural response to record prices. In the short term, however, most processors had no choice but to mix cheaper synthetic fibers with the more expensive cotton.

    Key Takeaways
    •If you thought that the exciting times of trading cotton took place more than 100 years ago, events in 2010 proved you wrong.
    •The first impacts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were evident in a series of extreme weather events. Flooding and bad weather conditions caused by La Niña accounted for significant crop losses in several important cotton-producing countries, such as China, India, Pakistan, and Australia.
    •Cotton processors in the region reacted in panic, driving prices higher. Cotton farmers who still had stocks held back their supply in expectation of even higher profits.
    •As a consequence, cotton prices shot through the roof. Cotton, which once traded at 40 US cents per pound in 2009, doubled in value within a year to 80 US cents and skyrocketed to 2 USD in 2011. This was an increase of 500 percent in two years!
    •Because of short supplies, export restrictions, panic buying, and hoarding, the price of cotton rose to a level not reached since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Civil War 150 years ago.

    38 Glencore: A Giant Steps Into the Light (2011)

    In May 2011, the world’s largest commodity trading company—a conspicuous and discreet partnership with an enigmatic history—holds an IPO. The former owners, Marc Rich and Pincus Green, have been followed by US justice authorities for more than 20 years. Without mandatory transparency or public accountability in the past, they were able to close deals with dictators and rogue states around the world.

    “Glencore is Marc Rich’s legacy.” —Daniel Ammann, author of The King of Oil
    “My business is my life.” —Marc Rich

    It was the week before the Easter holidays in 2011, on a warm, sunny day in the banking metropolis of Frankfurt am Main, Germany. For the first time that year, temperatures climbed above 72 degrees Fahrenheit, and the city was full of people enjoying the sun’s warm rays. It was also the first week of “investor education” concerning the biggest IPO of the year, for Glencore.
    Equity sector specialists were explaining corporate strategy and the business model of the world’s largest commodity trading house and the reasons why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should participate in its initial public equity offering. In a meeting room in one of the bank towers, high above the city center, 11 people nibbled on light snacks. The analyst was late, however, thanks to too many meetings and telephone conferences. And much of the information about corporate returns remained unclear. It seemed that Glencore was not being completely transparent. How exactly did the commodity giant—whose value was estimated at between 60 and 80 billion USD by the banks in the consortium and whose management team was known only to industry insiders—earn its money? Until the IPO, the Switzerland-based company had cherished one thing above all: secrecy.
    Glencore (the name was derived from Global Energy Commodity Resources) was one of the world’s leading commodity players. Its business activities included the production, processing, and trading of aluminum, copper, zinc, nickel, lead, iron ore, coal, and crude oil as well as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terms of sales, the company was the largest in Switzerland and the largest individual shareholder, with 33 percent, of the multinational mining company Xstrata. Before the IPO, Glencore was completely owned by its management and employees, but until 1993 it had had a turbulent history determined by only one man: Marc Rich, nicknamed “The King of Oil.”

    Marc Rich was the world’s most successful commodity trader. Together with Pincus Green, he broke the Seven Sisters cartel, the dominant oil companies until the 1970s.

    Within commodity markets, Marc Rich was a legend. No commodity trader before or after him has ever been so successful. As a son of German-speaking Jews, Rich began his career in 1954 with Philipp Brothers, then the world’s largest commodity trader. Strong economic growth in Europe, the United States, and Asia made the 1960s a boom decade for commodity trading. But in 1973, when the company earned a record profit in which Marc Rich and Pincus Green played a decisive role, a dispute about future payments arose.
    Rich and Green left Philipp Brothers and convinced Jacques Hachuel, Alexander Hackel, and John Trafford to follow them. Together they founded Marc Rich + Co AG in Zug, Switzerland, on April 3, 1974.

    Rich and Green revolutionized commodity trading, breaking the multinational Seven Sisters oil companies cartel and becoming major players in international petroleum trading. In the early 1980s Rich was the world’s largest independent oil trader. Marc Rich + Co generated more profit than UBS, the biggest bank in Switzerland, and Rich’s private wealth was estimated to total more than a billion USD.
    Initially, the company focused on the physical trading of iron, nonferrous metals, and minerals. Crude oil and coal marked an expansion into energy. With the acquisition of an established Dutch grain distribution company in 1982, Rich + Co also entered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Through further acquisitions in mining, smelting, refineries, and processing, the company continued to grow in the 1980s and 1990s.

    Who Was Marc Rich?

    Marc Rich, born Marcell David Reich on December 18, 1934, in Antwerp, Belgium, was the son of German-speaking Jews. Fleeing war and persecution, the family immigrated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anged the family name to Rich. As a young man, Rich studied at New York University but left after two semesters to join Philipp Brothers in 1954, then the largest commodity trading company in the United States. He started his career under Ludwig Jesselson, and between 1964 and 1974 he worked as a manager of the Philipp Brothers offices in Spain. In 1974 Rich left the company and with Pincus Green and others founded Marc Rich + Co AG.
    Within the next two decades, the new commodity trading company would become the most successful in the industry. But because of business ties to Iran—despite America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anctions and the US abolition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in April 1980—Rich and Green became the focus of the US Justice Department. Accused of organized crime and tax fraud, Rich avoided prosecution by fleeing to Switzerland, where for 20 years he and Green proceeded with business as usual, while they were pursued by US justice.
    After a management buyout in 1993, Rich separated from the firm, and the group was renamed Glencore. At the time, Forbes magazine estimated his private assets at more than 1.5 billion USD.
    Rich never went to trial, and on his last day of office, January 20, 2001, President Bill Clinton granted full and unconditional pardons to Rich and Green in a still-controversial act.
    In June 2013, Rich died of a stroke at a hospital in Lucerne, Switzerland, at the age of 78.
    As it hunted for the next source of profits, the company was not picky. The list of its business partners read like a “Who’s Who” of international rogue states and dictatorships. The company traded commodities with Iran during the hostage crisis and with Fidel Castro’s Cuba, as well as with Slobodan Milosevic’s Yugoslavia, North Korea, Muammar Gaddafi’s Libya, the Soviet Union under Brezhnev, South Africa’s apartheid regime, and Nigeria and Angola in the late 1970s.
    In the 1990s, though, the tables turned. Pincus Green and Alexander Hackel resigned, and the press relentlessly excoriated the company’s business behavior. Finally, after heavy trading losses, Rich lost the support of other senior managers.
    In November 1993, the 39 most important employees of Marc Rich + Co met at the Parkhotel in Zug to discuss the future of the company without Rich. Led by Willy Strothotte, they agreed on a management buyout, and by the following November, Rich had gradually sold his shares of the firm to management and senior employees, about 200 people in all. The value of the company—an industry leader in trading crude oil, metals, and minerals—was estimated to be between 1 and 1.5 billion USD. The new owners renamed the company Glencore, eliminating all traces of the Marc Rich name after 20 years.
    Strothotte took over as chairman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Glencore but also moved into a top position at Schweizerischer Südelektra, which was renamed Xstrata in 1999 and was 33 percent owned by Glencore. The two companies maintained a close relationship. While Xstrata concentrated on commodity production, Glencore focused on marketing and trading raw materials. Xstrata, listed in London, offered transparency for investors. However, Glencore’s business continued to play out behind the scenes.

    Figure 37. Glencore (GBP). Equity price performance since IPO on May 19, 2011. Data: Bloomberg, 2019.

    As Glencore reached the limits of growth within its corporate structure, it badly needed fresh capital, a situation exacerbated by the fact that some of the management team had to be reimbursed within the next couple of years. The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which raised 12 billion USD, satisfied that hunger for cash. On May 19, 2011, shares of Glencore were listed for the first time in London at 5.27 GBP. In February 2012, the company announced a merger with Xstrata that would be concluded almost a year later under CEO Ivan Glasenberg. The CEO of Glencore since 2002, Glasenberg had been with the company since 1984 and, with an estimated 5 billion USD net wealth, he became one of the top 10 richest people in Switzerland.
    It turned out that Glencore’s management had cashed out at the peak of the cycle: The share price of the initial IPO has never been reached again. Instead, during a commodity sell-off, shares plunged to 67 GBP on September 28, 2015, a loss of 87 percent since the IPO. In January 2019, however, Glencore’s share price had recovered to 3 GBP, which shows that its business model as a listed company was working.

    Key Takeaways
    •The commodity trading company Glencore had a turbulent history that, until 1993, was determined by one man—Marc Rich, nicknamed “The King of Oil.” Rich had founded Glencore’s predecessor company, Marc Rich + Co AG, in Zug, Switzerland, in 1974.
    •With private wealth of more than 1 billion USD, Rich became the most famous commodity trader by breaking the Seven Sisters cartel, and by becoming the world’s largest independent oil trader. His list of business partners read like a “Who’s Who” of international rogue states and dictatorships.
    •Glencore and other commodity trading companies generally maintain an aura of secrecy, since they prefer to strike their deals in private. However, to overcome financing constraints, Glencore, which was completely owned by its management and employees after 1993, raised 12 billion USD in its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in May 2011. It merged with mining giant Xstrata one year later and became a leader in both mining and commodity trading.
    •In May 2011, shares of Glencore were listed for the first time in London at 5.27 GBP. In hindsight, that was the top of the cycle; during the following bear market in commodities, the shares plunged to 0.67 GBP in September 2015. Today, shares of Glencore have recovered to 3 GBP.

    39 Rare Earth Mania: Neodymium, Dysprosium, and Lanthanum 2011

    China squeezes the supply of rare earths, and high-tech industr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Europe ring the alarm bell. But the Chinese monopoly can’t be broken quickly. And the resulting sharp rise in rare earth prices lures investors from around the globe.

    “The Middle East has oil. China has rare earths.” —Deng Xiaoping, 1992

    In 2013, geologist Don Bubar bought 4,000 hectares of land in the wilderness of Canada for less than half a million USD, hoping that in a few years the area would be worth billions. Bubar and his company, Avalon Resources, planned to develop a mine for rare earths and to start production by 2015. Gold fever had seized the mining industry. Almost 300 companies worldwide were exploring for rare earths and other exotic metals like lithium, indium, or gallium. Investors were happy to spend their money on these projects, because the supply of rare earths is limited, demand was high, and prices were soaring, reflected in press headlines almost every day.
    Rare earths have become indispensable for modern high-tech applications—in computers, mobile phones, or flat screens, for example, and the growth of regenerative energy can’t be achieved without rare earths in electric/hybrid cars or in wind power plants. But these metals have been at the center of a trade conflict between the main producer, China, and the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a situation that has been worsening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What Are Rare Earths?

    Rare earths consist of 17 metals: scandium, yttrium, and the lanthanides group of lanthanum, cerium, dysprosium, europium, erbium, gadolinium, holmium, lutetium, neodymium, praseodymium, promethium, samarium, terbium, thulium, and ytterbium. In most deposits, light rare earths (cerium, lanthanum, neodymium, and praseodymium) are found in large quantities, while the occurrence of heavy rare earths (yttrium, terbium, and dysprosium among others) is considerably lower.
    One of the most extensively used metals is neodymium, which is indispensable for the production of permanent magnets, that is, magnets that do not discharge. Neodymium is used in mobile phones and computers, wind turbines, and electric/hybrid cars. Each megawatt of power from a wind generator requires between 600 and 1,000 kg of permanent magnets made of iron-boron-neodymium alloys. Moreover, in every wind turbine, there are several hundred kilos of neodymium and dysprosium.
    Lanthanum is also used in many high-tech applications. For example, about one kg of neodymium is needed for the hybrid engine of a Toyota Prius, but the batteries contain about 15 kg of lanthanum. The German Federal Institute for Geo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expects the demand for rare earths to rise to 200,000 metric tons a year. At current prices, this means a market size of 2 billion USD. Compared to other metal markets, such as that for copper, with an annual production volume of almost 20 million metric tons and a market value of almost 140 billion USD, rare earths are a tiny but profitable segment.
    China has dictated world market prices of rare earths, since its production accounts for about 97 percent of the global volume of 120,000 tons per year. China also has almost 40 percent of the world’s reserves, while other significant reserves are located in Russia, the United States, Australia, and India.
    Similar to OPEC’s actions during the oil crises of the 1970s, China has been manipulating exports for years, and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Europe have all complained about export restrictions and high export duties. In 2005, exports were around 65,000 metric tons per year, but the volume has shrunk dramatically since then. As a result, prices for rare earths rose sharply from 2005 to 2008, and there was another price push in the third quarter of 2009. For the first half of 2011,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nounced exports of just 14,500 metric tons, and prices rose again. A kilogram of neodymium in May 2011 cost almost 300 USD, compared to just 40 USD 12 months earlier.
    China also used its dominance in rare earth production as a political weapon. When Japan detained a Chinese ship captain, China banned rare earth exports to Japan in September 2010.

    Figure 38. Rare earth carbonate, neodymium, dysprosium, and lanthanum, 2010–2013. Chinese onshore prices in RMB, indexed 30.12.2009=100. Data: Bloomberg, 2019.

    Over the past 20 years, industrialized nations have maneuvered themselves into this economic dependency. In the mid-1960s, the United States began producing rare earths in the Mountain Pass Mine, in the Mojave Desert of California. Until the late 1990s, this mine alone covered the world’s demand for these metals. Within the industry, this time period is known as the “Mountain Pass era.”

    However, due to environmental constraints and low prices for rare earth metals, the mine closed in 2002.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1990s, the Chinese—able to produce the rare earths more cheaply and without worrying about environmental requirements—have begun to flood the world market.
    The main Chinese production comes from Mongolia, where only a few kilometers away from the city of Baotou, with its multimillion population, is Bayan Obo, one of the world’s largest open-air mines.

    It is estimated that up to 35 million metric tons of rare earths—more than half of total Chinese production—come from Bayan Obo. Another large segment of the Chinese supply derives from the southern provinces, where there are numerous small illegal projects in addition to official government mines. Production has its price, however. Processing rare earths generates large amounts of poisonous residues, which leads to heavy pollution by thorium, uranium, heavy metals, acids, and fluorides. Thus, untreated sewage has turned the nearby 12-kilometer-long drinking-water reservoir at Baotou into a waste dump enriched with chemicals and radioactive thorium.

    Bayan Obo in China is the world’s largest mine for rare earth minerals.

    Such heavy environmental damages are ironic, since these rare earths are indispensable to the clean energy industry, especially wind turbines and electric/hybrid cars. There’s no short-term, easy way out of the West’s self-inflicted scarcity. Development of an independent production capacity without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s a very capital-intensive undertaking.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of rare earth deposits is somewhat less problematic; despite their name, rare earths are not really scarce. Even the rarest metal in the group is around 200 times more common than gold.

    Skyrocketing prices of rare earths have attracted many adventurers.

    Skyrocketing prices in 2011 attracted investors and adventurers around the globe, as small mining companies began to search for rare earths and other exotic metals, and investors looked for attractive rare earth deposits to invest in. However, the majority of new rare earth deposits will never be developed or even have the slightest chance to go into production.
    The two most promising companies were Molycorp and Lynas. Molycorp, which had an IPO in 2010, planned to reactivate the Mountain Pass Mine, while Lynas aimed to start production at the Mount Weld Mine in Australia in 2011. All other projects were looking at a planning horizon of at least five years. Meanwhile, the absence of a processing infrastructure was an even greater obstacle than the need for capital-intensive funding.
    In 2015, Molycorp filed for bankruptcy after facing challenging competition and declining rare earth prices. The company was then reorganized as Neo Performance Materials. Lynas successfully got into production and made a first shipment of concentrate in November 2012. Today it operates a mining and concentration plant at Mount Weld and a refining facility in Kuantan, Malaysia. In September 2018, however, the processing facilities in Malaysia came under government review because of environmental concerns, and shares of Lynas began to tumble.
    China will continue to be the dominant source of rare earths, which perfectly fits into the strategic plan issued by Chinese premier Li Keqiang and his cabinet in May 2015: Made in China 2025.

    Key Takeaways
    •The group of 17 rare earth metals, with exotic names like neodymium, dysprosium, or lanthanum, have become indispensable for modern high-tech applications like wind turbines and e-mobility.
    •In 2011, China squeezed the supply of rare earths, using its dominance in rare earth production as a political weapon. Because its production accounts for more than 90 percent of global supply, China has been able to dictate world market prices.
    •High-tech industr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Europe sounded the alarm, but it was impossible to break the Chinese monopoly on the supply of rare earths in the short term. As a consequence, rare earth prices increased sharply, an average of 10 times between 2009 and 2011. Prices of neodymium and dysprosium, which are in the highest demand, increased even more drastically. This price spike attracted global investors who were eager to invest in rare earth deposits.

    40 The End? Crude Oil Down the Drain 2016

    A perfect storm is brewing for the oil market. There is an economic slowdown and too much storage because of contango. The world seems to be floating in oil, whose price falls to 26 USD in February 2016. But the night is always darkest before dawn, and crude oil and other commodities find their multiyear lows.

    “Everybody be cool. You—be cool.” —Seth Gecko in From Dusk till Dawn
    “The crude oil supply glut is gone.” —Nick Cunningham, www.oilprice.com

    The Armageddon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had been stopped by the massive bailouts and unconventional monetary policy of central banks around the world. As for oil, WTI crashed from almost 150 USD/barrel in June 2008 and traded temporarily below 33 USD during spring 2009. By the end of that year, crude prices had recovered to 80 USD, and between 2011 and 2014 the reference point for crude oil was 100 USD.
    But in hindsight, the summer of 2014 proved to be just the quiet before a massive storm: WTI fell from almost 110 USD to less than 26 USD—a drop of 76 percent, even lower than it had been during the financial crisis. (Actually it was the lowest level for crude prices since 2003.)
    Crude oil was not the only victim. The year 2016 began as an ugly one for all commodities as the Chinese domestic stock market plunged, and many other equity indices around the world followed in a case of Asian contagion. Demand in China was of fundamental importance for commodities because of demographics, growth, and the country’s immense raw material purchases. The US dollar retreated massively from highs of 100 on the Dollar Index, and raw material prices dropped further.

    Figure 39. Crude oil (WTI): recovery and bear market, 2008–2016. Data: Bloomberg, 2019.

    The massive price drop during the financial crisis had caused the term structure for crude oil to flip into contango, in which spot prices are below those of future delivery dates. It made more sense to store oil than to sell it, but the glut in supply overtaxed existing holding facilities, eventually leading to the use of supertankers as floating storage.
    By the end of summer 2015, crude inventories were still rising and prices had started to crash. In early 2016, storage levels had barely declined from their 80-year highs of 490 million barrels in the United States alone, leading to pessimism about the future.
    The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 noted that crude oil markets could “drown in over-supply” because of rising storage levels around the world. The agency said that the world had added 1 billion barrels of oil in storage in 2015, and storage levels were still rising. Even in the fourth quarter, normally when stocks are drawn down, inventories continued to climb.

    Crude oil crashed because of a massive global supply glut. Oil prices fell to less than 26 USD.

    There were dire warnings that the world could soon run out of storage space for oil, which would depress prices even further. Oil tumbled to its lowest level in more than 12 years, as the crude stockpiled at the delivery point for New York futures reached a record.
    On February 11, 2016, when the S&P 500 index posted a 12 percent loss on the year, the Baltic Dry Index—which measures the shipping activity of dry bulk cargos around the world—fell to an all-time low of 290. The activity in commodity markets came to a halt, and the Bloomberg Commodity Index posted a 30 percent loss on the year. However, February 11 marked the lows for many assets, and the markets began to improve in the weeks and months that followed.

    OPEC and Russia agreed to a joint production cut to fight the supply glut. Finally prices started to recover.

    Capitulation Price Levels

    In early February 2016, the S&P Goldman Sachs Commodity Index and Bloomberg Commodity Index, two important commodity market references, posted double-digit losses. Investors were devastated since 2015 had already been a bloodbath for commodities. Crude oil traded as low as 26 USD/barrel, copper below 2 USD/lb, and even gold traded as low as 1,050 USD/oz. Cryptocurrencies weren’t given much attention from investors at that time. Bitcoins, for example, had a bad year in 2015, trading below 200 BTC/USD, and started to recover in 2016.
    Gold was the first among the group of more than 20 commodities to indicate a turnaround, as prices started to climb, and exceeded its 200-day moving average rather quickly, a strong technical indicator for bullish markets.
    In the face of the massive supply glut, OPEC and Russia agreed to a joint cut in production. It was OPEC’s first agreed cut since 2008, when oil prices collapsed late in the year after hitting record levels during the summer. And it had the potential to restore some longer-term stability to the global oil market. The wild card was renewed produc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pushed by shale oil and fracking on the back of rising prices. Some feared that this could simply end up prolonging the glut and pushing prices back down.
    But there was also evidence that the massive inventories of raw materials were declining, and demand was finally picking up. And demographic trends continued to support the rationale that more people in the world would require more commodities in the years ahead. Both classic economic theory and common sense dictate that as demand rises, inventories fall and prices rise.

    Figure 40. Commodity performance in 2016. Data: Bloomberg, 2019.

    Meanwhile commodity prices were rising, with gold leading the way. The precious yellow metal traded to more than 1,380 USD in the wake of Britain’s Brexit vote, and silver shot up above 21 USD. Crude oil rose from just above 26 USD per barrel in February to more than 50 USD at the beginning of October. The price of sugar increased from 10 US cents per pound in August 2015 to more than 24 US cents on September 29, 2016. The prices of iron ore, zinc, tin, nickel, and lead all posted double-digit gains in 2016. In perhaps the most optimistic signal for commodity markets, the Baltic Dry Index rose from 290 in February to 915 in early October, an increase of more than 215 percent.

    Crude oil prices doubled from their lows in 2009, and commodities started to shine again.

    It appeared that prices for raw materials had reached a significant bottom. Commodities as an asset class posted impressive gains, rising by more than 20 percent from its lows in 2016 to the end of the year. WTI more than doubled in that period to above 55 USD/barrel.
    Production cuts that had been in place since the start of 2017 helped halve the excess of global oil stocks, although, according to OPEC, those remained above the five-year average, at 140 million barrels. It was not until May 2018 that OPEC said the global oil supply surplus had nearly been eliminated.

    Key Takeaways
    •“Super-contango” had caused a massive supply glut in crude oil, during which storage facilities for WTI in Cushing, Oklahoma, reached maximum capacity: The world seemed to be floating in oil, and WTI crashed from almost 110 USD to less than 26 USD in February 2016—a drop of 76 percent and the lowest level for crude oil prices since 2003.
    •During 2016, the Chinese domestic stock market plunged, and many other equity indices around the world followed, leading commodity markets lower as well. However, in spring 2016, commodity markets found a bottom, and commodities as an asset class posted impressive gains over the full year, rising by more than 20 percent. The price of WTI more than doubled in that period to more than 55 USD/barrel.
    •Nevertheless, it would take until May 2018 until OPEC confirmed that the global oil supply surplus had nearly been eliminated.

    41 Electrification: The Evolution of Battery Metals 2017

    Elon Musk and Tesla are setting the pace for a mega trend: electrification! Demand from automobile manufacturers, utilities, and consumers pushes lithium-based battery usage to new heights. For commodity markets, it is not only lithium and cobalt but also traditional metals like copper and nickel that are suddenly in high demand again. Electrification might prove to be the “new China” for commodity markets in the long term.

    “Tesla is here to stay and keep fighting for the electric car revolution.” —Elon Musk

    The year 2016 issued a wake-up call for the automotive and oil industries. OPEC, the mighty oil cartel, massively revised its growth expectations for electric vehicles (EVs) upward by 500 percent. Instead of the 46 million EVs by 2040 it had envisioned in 2015, OPEC was now looking at a forecast of 266 million EVs.
    If those projections turn out to be correct, by 2040 demand for oil could fall by 8 million barrels a day. That is about what the United States currently produces in a day, or roughly 8 percent of global consumption. (The world consumes almost 100 million barrels of crude oil every day, of which 75 percent is related to the transportation sector.)

    Elon Musk and Tesla

    Elon Musk, founder and CEO of SpaceX, Tesla, and Neuralink, was born in Pretoria, South Africa, in 1971. As of February 2018, Musk had a net worth in excess of 20 billion USD and was listed by Forbes as the 53rd-richest person in the world. In December 2016, he was ranked 21st on the Forbes list of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People.” Musk also founded PayPal, which was bought by eBay for 1.5 billion USD in October 2002.
    Tesla, based in Palo Alto, California, specializes in electric vehicles (EVs), lithium-ion battery energy storage, and solar-panel manufacturing through its subsidiary company SolarCity. Tesla operates multiple production and assembly plants near Reno, Nevada, while its main vehicle-manufacturing facility is in Fremont, California. The Gigafactory in Reno primarily produces batteries and battery packs for Tesla vehicles and energy storage products. According to Bloomberg, over the past 12 months Tesla has been burning money at a clip of about 8,000 USD a minute (roughly 500,000 USD an hour).
    In 2017 Tesla produced and sold 100,000 cars. It might be the beginning of a revolution, but so far EVs are hardly making a dent. German automakers BMW, Mercedes, and Audi together sold 6.6 million cars, and for these traditional car companies, the electric catchup has just started. In Germany, new car registrations of EVs reached 55,000, half of which were plug-in hybrids. This represented 1.6 percent of the new car market, based on 3.4 million new cars in Germany. Compared to 43.8 million total cars in use in that country, it was basically a grain of sand in the desert.

    EVs made up 1.6 percent of new car registrations in car-crazy Germany in 2017. However, Bloomberg New Energy Finance estimates that by 2040, EVs will make up to 40 percent of global new car registrations—tremendous growth!

    Currently China makes up half of the global EV market, accord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s Global EV Outlook 2018. In 2017, China sold 579,000 EVs, a 72 percent increase compared to 2016. Meanwhile, the global stock of electric passenger cars exceeded 3 million last year.
    But compared to the bigger picture, that’s merely a drop of water in the ocean, since according to BMI Research, the global car fleet can be estimated at around 1.2 billion cars. And global sales of passenger cars are forecast to exceed 81 million vehicles in 2018. Along with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is among the largest automobile markets worldwide, in terms of both production and sales.
    Therefore, it is all about the future as automakers start to expand their business into the electric mobility sector. Bloomberg New Energy Finance (BNEF) estimates that by 2040, global EV penetration of new car registration could reach 35 to 40 percent.

    Figure 41. Cobalt prices, 2012–2018. Data: Bloomberg, 2019.

    For commodity markets, this might signal the beginning of an avalanche, as electric cars demand additional raw materials. For example, studies done by the investment bank UBS and BNEF suggest that by 2040 there will be a significant surplus demand for graphite, nickel, aluminum, copper, lithium, cobalt, and manganese. Other commodities, like crude oil, steel, as well as platinum and palladium, would be negatively affected.

    For commodity markets, the mega trend of electrification could turn out to be an enormous new source of demand.

    Prices for cobalt and lithium, which are both essential for different types of batteries, are experiencing a bull market. Lithium-based batteries first had commercial applications a couple of years ago. Now we have them in almost all mobile devices: laptops, smartphones, electric tools, and cars. Gigafactories have been ramped up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nd battery prices are falling because of economics of scale and scope. That, in turn, triggers new applications.

    Figure 42. Benchmark Lithium Index, 2012–2018. Data: Benchmark Mineral Intelligence, 2019.

    Tesla might lose its leadership in electric cars, but Elon Musk kicked off a revolution in electrification and energy usage—a revolution that works to the good of humanity and, as a side benefit, will be good for commodity markets as well.
    The electrification of the automobile industry is a gigantic step, but only the tip of an iceberg. The ability to store energy is the missing link in growing alternative (wind, solar, and water) energy production. By 2025, power banks and power walls—instruments for decentralized energy storage at home, for example—might exceed sales for lithium-based batteries for the car industry. And this market is much bigger and promises much higher growth!

    Key Takeaways
    •There is a bull market for battery metals like lithium and cobalt, as battery-producing facilities shoot up like mushrooms. Prices for cobalt quadrupled from 25,000 to 100,000 USD per ton in 2017.
    •Elon Musk and Tesla are at the forefront of a mega trend in electrification. Although sales of electric vehicles today are minuscule, industry estimates peg them at 40 percent of global new car registrations by 2040. We might be witnessing the beginning of a revolution.
    •E-mobility is the first step, but energy storage is the missing link to alternative energy production by wind, sun, and water.
    •Together, e-mobility and energy storage might prove to be the “new China” for commodity markets in the long term, since demand is climbing not only for lithium and cobalt, but also for traditional metals like copper and nickel.

    42 Crypto Craze: Bitcoins and the Emergence of Cryptocurrencies 2018

    Bitcoins, the first modern cryptocurrency, emerged in 2009, described in a white paper the previous year by the pseudonymous Satoshi Nakamoto. The value of bitcoins explodes in 2017 from below 1,000 to above 20,000 USD, attracting worldwide attention. This stellar price rise, followed by a crash of almost 80 percent in 2018, makes bitcoins the biggest financial bubble in history, dwarfing even the Dutch tulip mania of the 17th century. Despite the boom and bust, the future looks bright, as underlying blockchain technology reveals its potential and starts to revolutionize daily life.

    “[Bitcoin/Blockchain] is the next major IT revolution that is about to happen.” —Steve “Woz” Wozniak, co-founder of Apple
    “With all of the calls of ‘bubble,’ it’s worth remembering that we’re in the early stages of global adoption as well as the early stages of development of the technology.” —Ari Paul, Forbes

    The punch came fast. Before boarding a flight to leave the country on April 1, 2018, Robert Farkas, co-founder of Centra Tech, was arrested by local criminal author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Half a year earlier, in September 2017, celebrity boxer Floyd Mayweather had posted happy pictures of himself living la dolce vita, spending money in expensive shops in Beverly Hills with his cryptocurrency-based Centra card.
    Farkas and his Centra Tech co-founder Sohrab “Sam” Sharma had claimed to offer a debit card, backed by Visa and Mastercard, that would allow people to convert cryptocurrency to US dollars to spend on everyday goods. The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alleged that Centra had no relationship with either card company. Sharma and Farkas had created fake biographies of fictional executives and paid celebrities to tout the upcoming initial coin offering (ICO)—an unregulated process by which a company can issue a new digital coin in exchange for real money—and the promise of quick riches on social media. Sharma and Farkas had swindled about 32 million USD from investors.
    Centra Tech is just one example of multiple scams and frauds in the crypto and ICO market in 2018, but it was dwarfed by other ICO scams like Modern Tech, which had made off with more than 660 million USD.
    It is still pioneer days in the technology sector, where ICOs are more popular and better known than companies’ traditional initial public offerings (IPOs). ICOs have quickly become a more important source of project funding than endless discussions with venture capital companies. There’s a dark side, however. The opportunities of a fast-developing market always attract fraud and black sheep. That is part of the game.

    The bitcoin was born in 2009. Today, more than 2,000 alternative coins exist.

    December 2018 is still the Wild West in an industry that is barely 10 years old. Bitcoins (BTC), described in a white paper in November 2008 and first released as open-source software in January 2009 by the pseudonymous Satoshi Nakamoto, are generally considered the first decentralized cryptocurrency. It was originally created as an alternative, decentralized payment method. Since then, more than 2,000 alternative coin variants have been created. Like Napster 10 years earlier, the system works without a central bank, as a peer-to-peer network in which transactions take place directly between users, without an intermediary. Blockchain is the technology behind cryptocurrencies, and it is fast becoming a platform for a vast number of innovations in peer-to-peer transactions.
    A blockchain is a cryptographically protected distributed ledger. It’s what protects you or anyone else from making a copy of that bitcoin you just bought. In fact, anything that you can make a mental list of, you can manage with blockchains—everything from tracking land and real estate ownership to the way we distribute medicine and how we grant certificates and diplomas. Some of these ideas are brilliant, while others are ridiculous.

    Digital Assets, Cryptocurrencies, and Tokens

    A digital asset is anything that exists in a binary format and comes with the right to use it, while the term “cryptocurrency” refers to coins that fulfill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andard paper-based money (fiat money). The characteristics are its function as a store of value, a unit of account, and fungibility. Examples include bitcoin, ethereum’s ether, and ripple’s XRP. Note that ethereum and ripple refer to the underlying blockchain and not to their cryptocurrencies. Crypto tokens are similar to cryptocurrencies in that they are built on blockchains.
    Cryptocurrencies are the most common form of tokens, but crypto tokens are broader representations of a blockchain’s value. That value is manifested across a diverse range—from cryptocurrencies to loyalty points and even to assets built on the blockchain.
    Ethereum, for example, is the underlying blockchain for several tokens that use its platform to develop services and produc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ryptocurrencies and crypto tokens becomes important within the context of investment. For example, cryptocurrency valuation is derived from a coin’s success in adher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oney. On the other hand, crypto token valuations depend on a different set of factors, such as protocol adoption and robustness.
    Originally, cryptocurrencies were designed to offer a decentralized alternative to traditional fiat currencies. Even at peak valuation in December 2017, bitcoins—plus the sum of all other cryptocurrencies a decade after their invention—represented just a fraction of physical money in US dollars, euros, pound sterling, or yen in terms of value. In volume, bitcoins are still by far the biggest cryptocurrency, followed by ether, ripple, and dash. In 2018, the 500 biggest coins had a combined market capitalization of 500 billion USD, of which bitcoins made up two-thirds. Physical US dollar notes in circulation are valued at 1.5 trillion USD, and that is only a minor fraction of the total US dollar supply. Next in line is physical gold, whose circulating value is estimated at 8 trillion USD, before taking the whole currency market into consideration. All fiat currencies together add up to a value of 83 trillion USD, which includes all physical money in circulation and electronic, that is, virtual money.
    Another important factor is the concentration of holdings. About 40 percent of bitcoins are held by perhaps 1,000 users. The top 100 bitcoin addresses control 17.3 percent of all the issued currency, according to Alex Sunnarborg, co-founder of the crypto hedge fund Tetras Capital. That’s important, since the cryptocurrency was designed to reach a maximum of 21 million bitcoins. Bitcoins are added by “mining,” a process by which transactions are verified and added to the public ledger. Currently, one bitcoin is added approximately every 10 minutes. With ether, the top 100 addresses control 40 percent of the supply, and with smaller currencies top coin holders control more than 90 percent because many of them are members of the teams running these projects.
    Bitcoins were first explained to the public as a form of digital money, and that is how its successors and competitors like litecoin and ether have been framed as well. Each of these currencies resembles traditional money in certain ways: They are abstractions of economic value and can be traded. But none of them offers the most basic role of a currency as a relatively stable medium of exchange. There is too much friction involved. Each transaction takes too long, uses too much energy, and involves too many risks.

    Bitcoins are more than digital money.

    The biggest problems with bitcoins have emerged because the mechanics of buying and holding them are so inscrutable that nearly everyone pays third parties to handle them. Those wallet-service middlemen become points of failure for the whole system. They get hacked, their systems go down, and they are ordered by governments and regulators to report transactions that users thought would be anonymous.

    The Mt. Gox Heist

    Launched in 2010 by Jed McCaleb, who later founded ripple, Mt. Gox, by 2013, had become the largest bitcoin exchange in the world. Based in Shibuya, an area in Tokyo, Japan, at that point Mt. Gox was handling more than 70 percent of all bitcoin transactions worldwide. In June 2011, when Mt. Gox was acquired by Mark Karpelès, the company was hacked the first time, and 2,000 bitcoins were stolen. As a consequence, a number of security measures were initiated, including arranging for a substantial number of bitcoins to be taken offline and held in cold storage. As a result of an investigation by the US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regarding the company’s license, the US government seized more than 5 million USD from Mt. Gox, and the company had to announce a temporary suspension of US dollar withdrawals. But that was not the biggest problem. As it turned out, the company had been the victim of an ongoing hack for more than two years.
    In February 2014, Mt. Gox suspended trading, closed its website and exchange service, filed for bankruptcy protection i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began liquidation proceedings soon after. The crypto exchange announced that approximately 850,000 bitcoins belonging to customers and the company were missing (valued today at 4.2 billion USD). Although 200,000 bitcoins were eventually recovered, the remaining 650,000 have never been found.
    CEO Mark Karpelès was arrested in August 2015 in Japan and charged with fraud and embezzlement and manipulating the Mt. Gox computer system to increase the balance in an account. US authorities followed the trail of money, and in July 2017 Alexander Vinnik was arrested in Greece and charged with playing a key role in the laundering of bitcoins stolen from Mt. Gox. Vinnik is alleged to be associated with BTC-e, an established bitcoin exchange, which was raided by the FBI as part of the investigation. The BTC-e site has been shut down, and the domain has been seized by the FBI. But no money has been found so far.
    What is a fair price for a bitcoin? Is it 1 or 100,000 USD? Some financial analysts today emphasize that bitcoins have no intrinsic value at all, and some economists refer to the Fisher equation, which pins the current value of a bitcoin to 20 to 25 USD in regard to the total available number of bitcoins, transaction speed, and trading volume. But it’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for this equation it is not the status quo but the future potential of the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that is relevant for a bitcoin’s value. And it is hard to see limits to the application of blockchain technology.

    In May 2010 Laszlo Hanyecz bought two pizzas in Jacksonville, Florida, for 10,000 BTC. It was the first real-world bitcoin transaction.

    Bitcoins became a hot topic in 2017 in the financial mainstream because of tremendous price fluctuations. Let’s take a step back: Prices initially were measured in US cents and single-digit US dollars in the land of Dungeons and Dragons or World of Warcraft. But on May 22, 2010, Laszlo Hanyecz made the first real-world bitcoin transaction by buying two pizzas in Jacksonville, Florida, for 10,000 BTC, valuing one bitcoin at 0.003 USD. One year later, in spring 2011, bitcoins were traded at parity with US dollars. And six years after that, on December 17, 2017, bitcoins surpassed 20,000 USD for the first time.

    Bitcoins traded at 0.03 USD in May 2010 and above 20,000 USD in December 2017.

    That same month, in December 2017, the Chicago Mercantile Exchange (CME) introduced and listed futures contracts on bitcoins in the commodity segment, allowing a hot speculative bubble to unfold. Bitcoins became commoditized and open to new investors and the mainstream, beyond the niche of electronic wallets. Until then, bitcoin and other cryptocurrency trading had been limited to specialized exchanges like Bitfinex, Kraken, or OKCoin, where you had to exchange US dollars or euros into bitcoins with your electronic wallet, though bitcoins were exchangeable into any other cryptocurrency. From its high in December, bitcoins crashed to below 6,000 USD within two weeks.

    Figure 43. Price of bitcoins surpassed 1,000, 5,000, 10,000, and finally 20,000 USD in 2017. Data: Bloomberg, 2019.

    In December 2018, bitcoins tumbled below 3,500 USD to a 13-month low before stabilizing. The slide fueled a sell-off among rival tokens ether, litecoin, and XRP. After months of stability at around 6,000 to 6,500 USD, bitcoins and other cryptocurrencies had lost more than 700 billion USD in market capitalization since their peak in December 2017.
    Regulatory concerns played a role, as the U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announced penalties against two companies that hadn’t registered their initial coin offerings as securities. Also, the US Justice Department was in the process of investigating whether the previous year’s rally was fueled by market manipulation.
    As Robert Shiller noted in his book Irrational Exuberance, it is impossible to spot a bubble and time its burst if you are part of it. That is possible only in hindsight. But after the stellar rise from less than 1 USD before 2011 and the crash by almost 80 percent from its December 2017 peak, the verdict is official: The bitcoin craze is the biggest financial bubble in history! It even dwarfs the tulip mania of the 17th century, which had previously exceeded every historic financial market bubble, including the Mississippi or South Sea Bubble, the run-up in equity prices before the busts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and Black Friday, or—more recently—the dot-com bubble and the rally before the world financial crisis hit in 2008.

    It may comfort investors that an 80 percent crash is not a unique event in the crypto space. In the past five years, the value of bitcoins was cut in half three times, and crashed by more than 25 percent 16 times, only to rise to new highs until 2018. Think back . . . how many years did it take to recover your losses from the dot-com bubble? Measured by the NASDAQ Composite, on average that took about 15 years! In the past, recoveries in the crypto universe have been much faster.

    The year 2013 was a rough ride for bitcoins. And the Mt. Gox heist almost became an extinction event for the cryptocurrency.

    In percentage terms, the bitcoin crashes of 2013 were almost as bloody as 2018. Prices ran up from a couple of US dollars to more than 1,200 USD, before plummeting. In April 2013, bitcoin prices fell from 230 to 67 USD overnight, a massive 70 percent drop in 12 hours. It took seven months to recover. After April, bitcoin prices hovered around 100 to 120 USD until later in the year, when prices suddenly skyrocketed to 1,200 USD in late November. However, in December the price tumbled back to less than half of that.
    Adding to the long road of recovery after the collapse in December 2013 was the Mt. Gox scandal. Bitcoins steadily increased in price through January and February, when they suddenly dropped by nearly 50 percent from 880 to below 500 USD because of the Mt. Gox heist.

    Figure 44. Historic bitcoin price corrections, 2013–2017. Data: Coindesk.com.

    One of the results of the erratic price swings of 2013–2014 is the emergence of an active cryptocurrency trading scene with its own slang, a special language established by crypto enthusiasts. The term “HODL” is probably the best known. During a massive price crash in 2013, someone called “GameKyuubi,” apparently drunk, posted “I AM HODLING” in a Bitcoin Talk forum. What the user in the post wanted to convey was the fact that despite the sharp drop in price, he was choosing to hold on to his bitcoins. The post went viral, and #HODL has been interpreted as “Hold On for Dear Life,” which corresponds to “Buy & Hold,” an investment strategy every long-term investor can relate to.

    #HODL. Hold On for Dear Life.

    Crypto slang today is very colorful, with a multitude of new terms and phrases whose meanings go way beyond their traditional definitions. There are words and abbreviations such as “mooning,” “fudding,” ADDY, JOMO, BTFD, and DYOR—the list goes on and on. HODL, however, is by far the most popular of these terms, and one that almost all cryptocurrency investors can identify with.

    Anti-money-laundering measures and the Chinese ban on cryptocurrencies and ICOs weighed heavily on bitcoins in 2018.

    How does one account for the extraordinary bitcoin rally and its bust? Originally, bitcoins were founded to redistribute value and move money away from banks and othe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 people. Anyone could become a bank, a payment service, or a lender. But bitcoins and other cryptocurrencies also became a loophole for money laundering and capital flight. Because of the low level of legal regulation, the use of cryptocurrency spread into the shadow economy. The implementation of an automatic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in 2017 led to last-minute panic as a new global standard on the automatic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targeted tax evaders. The new system provides for the exchange of non-resident financial account information with the tax authorities in the account holders’ country of residence. Data was exchanged for the first time in September 2017, but the majority of the 100-plus jurisdictions had implemented the system by January 1, 2018.

    The Top 5 Crypto Billionaires in 2018

    1.Chris Larsen (57), co-founder of ripple, owns 5.2 billion XRP, the token launched by ripple, whose current value is 8 billion USD.
    2.Joseph Lubin (53), co-founder of ethereum, has an estimated wealth of 1–5 billion USD.
    3.Changpeng Zhao (41), founder and CEO of Binance, the world’s largest cryptocurrency exchange, has an estimated wealth of 1–2 billion USD.
    4.Cameron and Tyler Winklevoss (36) were early investors in bitcoins and the founders of Gemini in 2015. Their estimated wealth is 0.9–1.1 billion USD.
    5.Matthew Mellon (45), an early investor in ripple’s XRP, has an estimated wealth of 0.9–1 billion USD.
    Source: Business Insider, 2018.

    Capital flight has also worried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By buying bitcoins, the Chinese have been able to move funds abroad. In September 2017, renminbi-to-bitcoin trades made up more than 90 percent of all bitcoin transactions. The government outlawed fiat money from being used in cryptocurrency purchases and even imposed travel bans on Huobi and OKCoin executives, two of the nation’s largest crypto exchanges. Chinese regulatory authorities also imposed a ban on ICOs and finally termed them illegal in China in September 2017. Huobi was forced to move its operations to Singapore, while OKCoin, renamed OKEx, was embraced by Malta. Many Chinese simply transferred their bitcoins to the now-offshore exchanges and carried on trading—until February 2018.
    That February,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PBOC), which is the central regulatory authority, issued a statement that “it will block access to all domestic and foreign cryptocurrency exchanges and ICO websites,” basically shutting down all cryptocurrency activities in the country. And the authorities were not bluffing: In April 2018, police stormed a large-scale bitcoin mining operation in the city of Tianjin and confiscated 600 computers in the raid

    For bitcoins and blockchains, 2018 was like 1992 for the internet—early days. To reveal the cryptocurrency’s full potential, another 10 years are neede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been successful in imposing stricter capital controls, banning bitcoin trading and ICOs, and shielding its people from bad influences by its Great Firewall. But China will not be able to turn back time for blockchain technology and its applications.
    The blockchains and cryptocurrencies will achieve their full potential in a decade, said Steve Wozniak, co-founder of Apple, in 2018, and according to Jack Dorsey, CEO of Twitter, bitcoins will become the world’s “single currency.” Previously, from 2014 to 2017, Jamie Dimon, CEO of JPMorgan Chase, was regularly quoted about his views of bitcoins: “Bitcoin is a fraud,” he said, as well as “Bitcoin will not survive,” and “Bitcoin is going nowhere.” In 2018, Jamie Dimon regretted that he had called bitcoin a fraud but still remained bearish. Meanwhile, earlier in that year, overwhelmed by client demand, JPMorgan Chase’s top rival, Goldman Sachs, announced the setup of a cryptocurrency trading desk.
    As for a distributed ledger technology like blockchain, its situation today is like that of the internet in 1992, with immense potential but a steep and messy learning curve. Every successful new technology undergoes an explosion of growth in which we try to use it for everything, until time reveals what the best applications and limitations are. Investing in dot-com stocks in the late 1990s was a roller-coaster ride, and many of the pioneers in that field ultimately failed. The real impact of the internet has taken decades to unfold, but the future of e-commerce and society has been changed forever.

    Blockchain technology has the potential to be just as impactful over time. Just as with the dot-com bubble, backing any single player in the crypto craze is like placing a bet on 27 red in a game of roulette. It is too early and the outcomes are too uncertain to identify potential winners. However, with the digital revolution we are experiencing right now, the economic landscape will be transformed in drastic ways. And, despite its sins of adolescence and the irrational exuberance of crypto trading’s early years, crypto tokens and blockchain technology have already begun to revolutionize our world. The applications in real estate, property, banking and financial services, and health care, just to name a few, are limitless and can only be compar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or the rise of smartphone applications. It might be that we are witnessing the first glimpse of a tokenized and coin-based economy. The future looks bright.

    Key Takeaways
    •Bitcoins were introduced in 2009 as an alternative, decentralized payment method using blockchain technology. Today more than 2,000 alternative coins (“altcoins”) exist.
    •Over 10 years the price of bitcoins rose from 0.003 USD in 2010 to 1 USD in 2011, to more than 1,000 USD in 2017. It exceeded 20,000 USD in December 2017, but within weeks, bitcoins dropped by almost 80 percent to below 3,500 USD in December 2018.
    •This tremendous boom and bust has made bitcoins the biggest financial bubble in history, greater even than the Dutch tulip mania of 1637.
    •The boom and bust of 2017–2018 has been associated with the Chinese ban on cryptocurrencies and ICOs, as well as anti-money-laundering measures like the implementation of automatic exchange of financial information in more than 100 countries. The beginnings of new disruptive technologies often attract black sheep and fraud, and many of the ICOs did turn out to be scams.
    •For bitcoins and blockchain applications, it is still early days. To reveal their true potential, another decade is needed. But from today’s perspective, the applications seem limitless.

    Outlook: The Dawn of a New Cycle and a New Era

    We are at the dawn of the 2020s and the commodity and crypto markets are in the starting blocks for a new rally. At the beginning of 2016, commodity investors looked back on five painful bear market years. In 2015, the Bloomberg Commodity Index, which measures the performance of 22 commodities like crude oil, gold, copper, wheat, and corn, lost 25 percent of value. And it got worse: In January 2016, commodity markets traded down an additional 7 percent. The Bloomberg Commodity Index was trading at its lowest level since its inception in 1991. Since spring 2014, investors had lost almost half of their invested funds. Investors in gold and silver mining companies, in particular, were hit hardest. The Arca Gold BUGS Index and Philadelphia Gold and Silver Index, both representing the biggest gold and silver mines, traded down to levels last reached at the beginning of 2000, when a troy ounce of gold was 260 USD.

    From summer 2011 to the beginning of 2016, investors saw 80 percent of their principal vanish into thin air, while gold in the same period traded down from above 1,900 USD to 1,050 USD (–45 percent). Mining in general suffered greatly. Market capitalization of companies included in the MSCI World Metals & Mining Index dropped by more than 80 percent since their peak valuation during the commodity super cycle in 2008. Shares of Glencore, the biggest mining and commodity trading company in the world, traded down to 67 GBP at the end of September 2015. From its highest prices in 2011, investors lost more than 80 percent of their capital. Compared to its closing price of 527 GBP for its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in May 2011, this represented a loss of shareholder value of almost 90 percent!
    Market exaggerations drove credit default swaps for mining companies into the stratosphere. For example, Glencore’s 2.5 percent yielding bond, maturing in 2019, dropped by 25 percent within three months to 75 US cents per dollar, offering a yield to maturity of more than 17 percent per year for investors. The same held true, for example, for bonds of Freeport-McMoRan, Teck Resources, First Quantum, or Lundin Mining, all large cap mining companies. Investors anticipated the bankruptcy of a whole industry.

    Figure 45. 50 years of commodity markets ups and downs. Did we see the beginning of a new bullish cycle in 2016? Data: Bloomberg, 2019

    .In retrospect, we witnessed capitulation level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2016. However, bold investors were able to make a killing in commodities during an early recovery. Compared to January 2016, gold mines tripled in value in just half of a year while gold gained 30 percent. Shares of Glencore approached 300 GBP, quadrupling in value compared to its lows just a couple of months before.
    While commodity markets crumbled and value in mining evaporated, world equity and bond markets celebrated the time of their life. MSCI World increased steadily after its drop by almost 60 percent during the financial crisis of 2008–2009.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Dow Jones and S&P 500 were both trading at all-time highs in late 2016 and continued their path of success until January 2018. At the same time, yields of 10-year bo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fell below 1.5 percent, while in Europe, German 10-year bonds dropped into negative territory. Bond investors woke up every day believing their party would never stop.
    Looking at the long-term relationship between equities and commodities by taking the ratio of S&P Goldman Sachs Commodity Index versus the S&P 500, one fact is striking: Relative valuation is extreme. Compared to equities, commodities have been stuck in the penalty box since the China-fueled commodity super cycle burst. Similar to the tech bubble 15 years ago, Alphabet (Google) today is valued equal to the aggregated market capitalization of all companies included in MSCI World Metals & Mining Index (more than 180 companies, including mining giants like BHP Group, Rio Tinto, Glencore, Vale, Barrick Gold, and Newmont Mining)! One has to ask: What is cheap, and what is expensive?

    Figure 46. Relative valuation of commodities versus equities. Buy commodities! Data: Bloomberg, 2019.

    Therefore, it is no surprise that after a severe five-year bear market, a 15 percent rise in commodity markets in 2016 passed the majority of investors unnoticed. From their intra-year lows, commodity market indices like the Bloomberg Commodity Index (BCOM), S&P Goldman Sachs Commodity Index (S&P GSCI), and Rogers International Commodity Index (RICI) all gained more than 25 percent and surpassed equity-index performance. Furthermore, metals and mining as well as oil and gas led the equity-index sector perform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but fund manager surveys show that investors continued to be massively underweighted in resources equities.
    Recent history aside, investors can refer to several commodity markets that are still in oversupply. But in terms of supply-demand imbalances following the boom of the commodity super cycle, the worst is behind us. Slashes of industry investments in mining, as well as in oil and gas, will have brutal results in 2020–2030, when natural depletion will combine with and outweigh reduced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expenditures. With fundamental market data for commodities just starting to improve, commodity prices reached a technical bottom. A shift of the 200-day moving average to the upside in April 2016 was a first positive sign for a bullish market environment in commodities in the future.
    In conclusion, 2016 might prove to have been the dawn of a new cycle for commodity investors, a multiyear period of rising prices, which also reflects healthy prospects for the global mining industry. In the coming years, new trends like battery metals for electrification, e-mobility, and the megatrend of digitalization, which includes cryptocurrencies, will become an important and enormous driver for productivity, growth, and commodity markets. Electric vehicles might not need gasoline or diesel, but demand for gold, copper, nickel, cobalt, lithium, and rare earths increases drastically. If this scenario holds true, we witnessed the beginning of a new cycle which can only be compared to the awakening of the Chinese economy almost 20 years ago. It is also the beginning of a more mature stage in blockchain and bitcoins, as the exuberance of the early years is gone and opens the path to future applications.

    Epilogue

    “Commodities tend to zig when the equity markets zag.” —Jim Rogers, commodity expert and co-founder of the Quantum Fund

    Let us take a short time trip back to the year 2001. The average price for a barrel of crude oil was 26 USD. In the course of the year, the price of a ton of copper dropped from 1,800 to below 1,400 USD. Gold traded between 255 and 293 USD per troy ounce and made its first serious attempt in modern times to jump above 300 USD.

    Prices for wheat and corn averaged 2.70 and 2.08 USD per bushel. The terror attacks of 9/11 on the World Trade Center and the Pentagon, which killed about 3,000 people, were the most traumatizing events in 2001. Although the head of Al-Qaeda, Osama bin Laden, was shot in an elite U.S military mission in 2011, the war against global terrorism still has not been won today, almost 20 years later. But at least a military victory against the Islamic State seems imminent. In the White House, Democrat Bill Clinton was replaced by Republican George W. Bush; 15 years later Republican Donald Trump took over the presidency from charismatic Democrat Barack Obama. Cynical observers note that 9/11 has been replaced by 11/9, the date Donald Trump’s election was announced.

    In 2001, commodities as a professionally recognized and investable asset class were still in their infancy. The Bloomberg Commodity Index, as a measure of commodity market performance, had been launched just a few years earlier, in 1998, as the Dow Jones AIG Commodity Index. Alternative investments in addition to traditional investments in equities and bonds have since become more fashionable, thanks to the investment strategies of endowment funds such as those at Yale and Harvard Universities. In 2005, Gary Gorton and K. Geert Rouwenhorst published “Facts and Fantasies about Commodity Futures,” which also helped anchor commodities as an integral part of a global asset allocation.

    At the end of 2001, China entered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an event that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rapid growth of the Chinese economy and caused massive turbulence for global commodity markets. Within a few years, China had evolved as a dominant factor in global commodity demand, and the commodity super cycle was born.

    Crude oil reached 147 USD per barrel, copper traded above 10,000 USD per ton, gold surpassed 1,900 USD per troy ounce, and wheat and corn shot up to 9.50 and 8.40 USD per bushel. But depression followed euphoria in the form of years of sluggish growth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and economic crisis. The year 2008 was an annus horribilis for global capital markets, as equity and commodity markets dropped by more than 50 percent. A period of deleveraging and sluggish growth followed a nonsustainable recovery. Thereafter, commodity markets faced five years of a severe bear market.
    Today, approaching 2020, we are witnessing the starting point of a new commodity bull market and a maturing of the market for cryptocurrencies. The exuberance of the commodity super cycle is gone, invested assets are rising again for the first time in years, and commodity market performance is up ahead of equities. The price of a barrel of oil tested a low of 26 USD during spring 2016 but has since nearly tripled from that level. Copper traded in excess of 6,000 USD per ton. Gold rose above 1,300 USD per troy ounce. In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wheat and corn prices averaged 4.80 and 3.60 USD per bushel. From a technical perspective, bottom building was completed in 2016, as commodities went above their 200-day moving average and created a bullish chart pattern in 2017. Nevertheless, even at the start of 2019 the majority of commodities still traded way below their medium- to long-term average prices, and bitcoins are in a phase of bottom-building.
    In hindsight, 2016 proved to be the turning point for commodities, as fundamentals started to improve, prices recovered, and the way was cleared for a new market cycle.
    The 42 chapters of this book show, on the one hand, that commodity market speculation was not invented in this decade. On the contrary, in the 1980s and 1990s commodities had only disappeared from investors’ radar screens, while the 1970s also saw tremendous commodity price spikes. Many of the episodes described here—from the Dutch tulip mania in the 17th century to the fantastic rise and fall of bitcoins in the 21st century—show how dramatically temporary imbalances on the supply or demand side can affect individual commodity markets. The real economic consequences should not be underestimated, as unlike stocks, bonds, or currencies, commodities are real assets. Political unrest and failing governments because of high food prices in Africa, which led to the Arab Spring, or current instabilities in Venezuela and Brazil due to low oil prices, are only two examples.
    Tulips and bitcoins are linked as the two biggest financial bubbles in history, despite nearly 400 years between them. Meanwhile markets and events have given rise to 40 fantastic stories from the commodity world. The wheel of time continues to turn, and due to the cyclical nature of commodity markets, extreme events are doomed to repeat themselves, albeit in a modified form. Each market is determined in its extreme phase by greed and fear; and the short memory of capital markets is proverbial anyway.
    The episodes summarized in this book are meant to highlight the booms and busts of commodity and crypto markets. Besides extreme price fluctuations, this book aims to show an insider’s perspective on speculation, gains, and losses that determine individual fates. The extent and velocity of price spikes are stunning, even for long-term investors. Linking commodity market events over several hundred years demonstrates the parallels among events in the past and prepares us for future developments including blockchain and bitcoins.

    Glossary of Terms

    AddyShort version of “address,” usually meaning your public key or the address of your crypto wallet. A bitcoin address is used to send and receive bitcoin transactions. The address is made up of a sequence of letters and numbers but can also be represented as a QR code.
    AgflationA period of rising food prices caused by increased demand for agricultural commodities, as was seen for both food and biofuels in 2007–2008. The word is a combination of the terms “agriculture” and “inflation.”
    AltcoinAltcoins or coins are alternative cryptocurrencies launched after bitcoins. Today there are more than 4,000 altcoins, which differ from bitcoins in various ways. An example of an altcoin is litecoin.
    Backwardation and ContangoIn financ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spot (or cash) price and future prices defines the term structure. Backwardation occurs when the price for future delivery is lower than the spot price (e.g., the price of crude oil delivered in 3 months is 60 USD/barrel and the spot price is 70 USD/barrel). Contango occurs when the price for future delivery is higher than the spot price (e.g., the price of gold delivered in 1 year is 1,400 USD/oz and the spot price is 1,300 USD/oz). Contango is common for financial futures and gold, whereas backwardation is often seen in commodity markets and implies a positive carry for investors.
    BlockchainA blockchain is a growing list of records, called blocks, that are linked using cryptography. Blockchain is a form of Distributed Ledger Technology (DLT), which is a consensus of replicated, shared, and synchronized digital data geographically spread across multiple sites, countries, or institutions. There is no central administrator or centralized data storage.
    Bull and Bear MarketIn finance, the terms bull and bear market describe the general direction of a market. The use of “bull” and “bear” derives from the way the animals attack their opponents. A bull thrusts its horns up into the air, while a bear swipes its paws downward. These actions are metaphors for the movement of a market. If the trend is up, it’s a bull market. If the trend is down, it’s a bear market. A bear market usually is defined when prices drop to 20 percent or more below their recent top, while a smaller price decline is considered to be a correction.
    BTCBitcoin (BTC, or). A cryptocurrency, a form of electronic money, 1 bitcoin is divided into 1,000 millibitcoins and 100,000,000 satoshis. A bitcoin is currently worth about 4,000 USD.
    BTFDAn abbreviation for “Buy The Fucking Dip,” a stock market term to buy stocks or other assets during a price correction.
    Cornering a MarketIn finance, cornering a market consists of obtaining sufficient control of an asset—for example, a stock, currency, or commodity—in an attempt to manipulate the market price. Control usually means to have a dominant share in ownership.
    (Market) CrashA crash in stocks, commodities, or cryptocurrencies is a sudden dramatic decline of prices across a significant cross-section of the market, resulting in a significant loss of paper wealth. Crashes are driven by panic as much as by underlying economic factors. They often follow speculative stock market bubbles.
    CryptocurrencyA cryptocurrency is a digital asset designed to work as a medium of exchange that uses a high level of cryptography to secure financial transactions, control the creation of additional units, and verify the transfer of assets. Cryptocurrencies are an alternative and digital currency, which use decentralized control as opposed to the centralized digital currency and central banking systems of fiat currencies. The most popular cryptocurrency is bitcoin. The most common categorization of cryptocurrencies are alternative cryptocurrency coins (altcoins) and tokens (which are not meant to be a medium of exchange).
    DYORAn abbreviation for “Do Your Own Research.” It is used often in internet forums and blogs as a reminder for readers to do their own research on a subject, rather than take everything they read at face value.
    Fiat CurrencyA “regular” or “normal” currency today, such as the US dollar, euro, or pound sterling. Fiat money is a currency without intrinsic value that has been established as money, often by government regulation, and is backed by the government. (The term fiat comes from the Latin for “let it be done.”) This approach differs from money whose value is underpinned by some physical good such as gold or silver (the “gold standard”) or economic value like some cryptocurrencies.
    FOMO / JOMOAn abbreviation for “Fear of Missing Out.” It is defined as a fear of regret, which may lead to a compulsive concern that one might miss an opportunity for social interaction, a novel experience, a profitable investment, or other satisfying events. FOMO perpetuates the fear of having made the wrong decision. JOMO, on the other hand, describes the “Joy of Missing Out,” the antithesis of FOMO.
    FUDThis describes the spreading of “Fear, Uncertainty, and Doubt,” typically through the media. It’s a disinformation strategy broadly used in politics, public relations, sales, marketing, and investing. Generally, FUD is a strategy to influence perception by disseminating negative or false information and a manifestation of the appeal to fear.
    Gold and SilverGold (symbol AU, from the Latin aurum) and silver (symbol AG, from the Latin argentum) are precious metals that have been used for thousands of years as a measure of value. Since the sixth century BCE, gold and silver have been minted as coins. In the past, a gold or silver standard was often implemented as a base of monetary policy. Officially, the world gold standard was abandoned for a fiat currency system after 1971 (the “Nixon Shock”).
    Gold StandardThe gold standard is a monetary system where a country’s currency or paper money has a value directly linked to gold. (Variations include the silver standard or bimetallic standard.) Most nations abandoned the gold standard as the basis of their monetary systems at some point, although many hold substantial gold reserves. After World War II, a system similar to a gold standard was established by the Bretton Woods Agreements. Under this system, many countries fixed their exchange rates relative to the US dollar, and central banks could exchange dollar holdings into gold at the official exchange rate of 35 USD per ounce. All currencies pegged to the US dollar thereby had a fixed value in terms of gold. In August 1971, President Nixon ended the convertibility of US dollars into gold, which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the fiat currency system of floating exchange rates.
    HODLAn abbreviation for “Hold On for Dear Life.” HODL was originally a typo, originated in a December 2013 post on the Bitcoin Forum during a price crash. It became very popular within the cryptocurrency community as encouragement for holding the cryptocurrency rather than selling it (buy and hold).
    ICOAn Initial Coin Offering (ICO) is a type of funding using cryptocurrencies. In an ICO, a quantity of cryptocurrency is sold in the form of tokens to investors in exchange for legal tender or other cryptocurrencies such as bitcoins or ether. ICOs can be a source of capital for startup companies and can usually avoid regulatory compliance and intermediaries such as venture capitalists, banks, and stock exchanges.
    Long and ShortIn trading, an investor can take two types of positions: long and short. An investor can either buy an asset (going long), or sell it (going short). In a long (buy) position, the investor is hoping for the price to rise. In a short position, the investor hopes for and benefits from a drop in the price of the asset. Entering a short position is a bit more complicated than purchasing the asset.
    MooningIn the cryptocurrency world, mooning refers to an instant surge in pricing in a positive way. If someone says, “the bitcoin is mooning,” it means the price of a bitcoin has surged instantly for a certain time.
    Pump and DumpThis is a form of securities fraud that involves artificially inflating the price of an owned stock through false and misleading positive statements, in order to sell the cheaply purchased stock at a higher price. Once the operators of the scheme dump—that is, sell—their overvalued shares, the price falls and investors lose their money. False or misleading information can be spread by spam email, social media, internet forums, or blogs. The scheme is most common with small cap cryptocurrencies and very small exchange listed corporations, that is, microcaps.
    Rare Earth Metals or Rare Earth ElementsA set of 17 elements, specifically 15 lanthanides as well as scandium and yttrium. These are: cerium, dysprosium, erbium, europium, gadolinium, holmium, lanthanum, lutetium, neodymium, praseodymium, promethium, samarium, scandium, terbium, thulium, ytterbium, and yttrium. A common distinction differentiates between light rare earth elements and heavy rare earth elements. Rare earth elements are used in many high-tech applications, like electric motors of hybrid vehicles, wind turbines, hard disc drives, portable electronics, microphones, and speakers.
    SatsShort for “satoshi,” the smallest fraction of a bitcoin. There are 100,000,000 satoshis in a bitcoin. The term derives from the pseudonym of bitcoin inventor Satoshi Nakamoto. Currently, 10,000 sats are equivalent to 65 US cents.
    Strong and Weak HandsIn finance, strong hands refer to well-financed investors or speculators, typically long-term holders who are unlikely to exit their position based on small market movements. Weak hands refer to the opposite.
    Rogue TraderA trader who makes unauthorized trades, often in the gray area between civil and criminal transgression. A rogue trader may be a legitimate employee of a company yet enter into transactions on behalf of his or her employer without permission.
    Tokens(Crypto) tokens are a digital representation of a particular asset or utility and a category of cryptocurrencies. Tokens can represent basically any asset that is fungible and tradeable, such as property or real estate, commodities, loyalty points, or even other cryptocurrencies.
    USDThe US dollar (USD, or $) is the official currenc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its territories. Dollar is also the name of more than 20 currencies, including those of Canada,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One US dollar is generally divided into 100 US cents.
    WalletIf you want to store bitcoins or any other cryptocurrency, you will need to have a digital wallet. A cryptocurrency wallet is a software program that stores private and public keys and interacts with various blockchains to enable users to send and receive digital currency and monitor their balance. There are various forms of wallets: online, offline, hardware, and paper, all with varying levels of security.
    WhaleThe term “whale” is frequently used to describe a very big player or a very big investor in the market. The ocean is a metaphor for the market, since one can then extend it to include big fish and small fish, sharks, waves as the market moves, and so forth.

    List of Abbreviations

    BMOBank of Montreal
    BTCBitcoin
    CADCanadian Dollar
    CBOTChicago Board of Trade
    CHFConfoederatio Helvetica Franc, or for short, Swiss Franc
    CMEChicago Mercantile Exchange
    ct.Carat
    DOEDepartment of Energy
    EURThe euro is the official currency of 19 of 28 member states of the European Union (EU).
    EVsElectric Vehicle(s)
    FAOFood and Agricultural Organization
    GBPPound Sterling (Great Britain Pound)
    ICEIntercontinental Exchange
    IEA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kgKilogram
    lbPound
    LIFFELondo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Futures Exchange
    LMELondon Metal Exchange
    LNGLiquefied Natural Gas
    LTCM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
    NOKNorwegian Krona
    NYMEXNew York Mercantile Exchange
    MMBtuMillion British Thermal Units
    OECD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PECOrganization of the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ozTroy Ounce
    RBCRoyal Bank of Canada
    USDUS Dollar
    USDA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WTIWest Texas Intermediate (crude oil)

    List of Figures

      Figure 1.Rice. Candlestick chart in USD/cwt 2016, Chicago Board of Trade (CBOT).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2.Crude oil prices 1861–2018, in USD/barrel (real prices of 2015). Data: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Energy, 2019.
      Figure 3.Prices for soybean oil, 1960–1964, in US cents/lb, Chicago Board of Trade.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4.Wheat prices, 1970–1977, in US cents/bushel, Chicago Board of Trade.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5.Gold-silver ratio, 1973–2013.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6.Crude oil prices, 1965–1986, in USD/barrel. Data: Datastream, 2019.
      Figure 7.Diamond prices, 2003–2016. Prices indexed over different sizes and qualities. Data: PolishedPrices.com, Bloomberg, 2019.
      Figure 8.Silver prices, 1970–1982, in USD/troy ounce.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9.Crude oil prices, 1989–1991, in USD/barrel.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10.Crude oil future term structure in 1993/1994, in USD/barrel.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11.Silver prices, 1994–2008, in USD/troy ounce.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12.Silver, Pan American Silver, and Apex Silver, 1998–2009. Performance indexed 1998.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13.Copper in US cents/lb, 1995–1997.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14.Share price of Bre-X, 1992–1997, in Canadian dollars (CAD).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15.Palladium in USD/ounce, 1998–2004.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16.Copper prices in USD/ton, 2003–2007, London Metal Exchange (LME).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17.Zinc prices in USD/ton, 2003–2006, London Metal Exchange (LME).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18.Natural gas prices in USD/MMBtu, 2003–2007, New York Mercantile Exchange.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19.Price spread between natural gas March and April 2007 delivery, in USD/MMBtu, New York Mercantile Exchange.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20.Future term structure of natural gas in USD/MMBtu, 2010, New York Mercantile Exchange.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21.Frozen orange juice concentrate prices in US cents/lb, 2002–2006.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22.Norwegian salmon prices in NOK/kg, 2000–2011.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23.Steel prices in USD/ton, 2000–2010.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24.Wheat prices in US cents/bushel, 2005–2008, Chicago Board of Trade.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25.Natural gas prices in USD/MMBtu, 2003–2007, New York Mercantile Exchange.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26.Platinum prices in USD/troy ounce, 2004–2009.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27.Rice prices in US cents/cwt, 2000–2010, Chicago Board of Trade.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28.Wheat prices in US cents/bushel, 2007–2008, Chicago Board of Trade.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29.Crude oil (WTI) term structure in USD/barrel, 2008.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30.Price spread of crude oil January (CLF9) and December 2009 (CLZ9) in USD/barrel.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31.Baltic Dirty Tanker Index, 2002–2010.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32.Sugar prices in US cents/lb, 1970–2010.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33.Cocoa prices in USD/ton, 1990–2012.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34.Copper and share price of First Quantum Minerals, 2009–2010.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35.BP share price fluctuation during first half of 2010.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36.Cotton prices in US cents/lb, 2005–2013.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37.Glencore (GBP). Equity price performance since IPO on May 19, 2011.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38.Rare earth carbonate, neodymium, dysprosium, and lanthanum, 2010–2013. Chinese onshore prices in RMB, indexed 30.12.2009=100.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39.Crude oil (WTI): recovery and bear market, 2008–2016.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40.Commodity performance in 2016.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41.Cobalt prices, 2012–2018.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42.Benchmark Lithium Index, 2012–2018. Data: Benchmark Mineral Intelligence, 2019.
    Figure 43.Price of bitcoins surpassed 1,000, 5,000, 10,000, and finally 20,000 per USD in 2017.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44.Historic bitcoin price corrections, 2013–2017. Data: Coindesk.com.
    Figure 45.50 years of commodity markets ups and downs. Did we see the beginning of a new bullish cycle in 2016? Data: Bloomberg,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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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Wheat and the “Millennium Drought” in Australia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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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Natural Gas: Aftermath in Canada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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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Rice: The Oracle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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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Wheat: Working in Memphis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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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Sugar: Waiting for the Monsoon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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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Chocolate Finger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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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Copper: King of the Congo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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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Crude Oil: Deep Water Horizon and the Spill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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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Ölpest im Golf von MexikoAuch BP macht die Katastrophe jetzt Angst.” www.stern.de/panorama/wissen/natur/oelpest-im-golf-von-mexiko-auch-bp-macht-die-katastrophe-jetzt-angst-3284936.html, 30 May 2010.

    “Ölpest im Golf von Mexiko BP-Experten durchtrennen leckendes Öl-Rohr.” www.spiegel.de/wissenschaft/natur/oelpest-im-golf-von-mexiko-bp-experten-durchtrennen-leckendes-oel-rohr-a-698597.html, 3 June 2010.

    “‘Static Kill’ erfolgreich. BP stopft Öl-Bohrloch.” www.stern.de/panorama/wissen/natur/-static-kill–erfolgreich-bp-stopft-oel-bohrloch-3537142.html, 4 August 2010.

    37.Cotton: White Gold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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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Glencore: A Giant Steps into the Light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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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Rare Earth Mania: Neodymium, Dysprosium, and Lanthanum (2011)

    Quote from: J. Perkowski, Behind China’s Rare Earth Controversy. http://www.forbes.com/sites/jackperkowski/2012/06/21/behind-chinas-rare-earth-controversy/#e5aaecd16b82, 21 June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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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The End? Crude Oil Down the Drain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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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 Gamal, R., Lawler, A., and Ghaddar, A. “OPEC in first joint oil cut with Russia since 2001,” Saudis take ‘big hit.’” www.reuters.com/article/us-opec-meeting-idUSKBN13P0JA, 30 November 2016.

    Raval, A. “‘Oil market glut will persist through 2016,’ says IEA.” www.ft.com/content/e27ff724-717e-11e5-9b9e-690fdae72044, 13 October 2015.

    Shenk, M. “WTI crude falls to 12-year low at $26.14 per barrel.” 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6-02-10/oil-holds-losses-near-3-week-low-amid-record-cushing-supplies, 11 February 2016.

    41.Electrification: The Evolution of Battery Metals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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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raftfahrtbundesamt, www.kba.de.

    42.Crypto Craze: Bitcoins and the Emergence of Cryptocurrencies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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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harif, O. “The bitcoin whales: 1,000 people who own 40 percent of the market.”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7-12-08/the-bitcoin-whales-1-000-people-who-own-40-percent-of-the-market, 8 December 2017.

    Kharpal, A. (2017): “Founders of a cryptocurrency backed by Floyd Mayweather charged with fraud by SEC.” www.cnbc.com, 3 April 2017.

    Lee, J. “Mystery of the $2 billion bitcoin whale that fueled a selloff.”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8-09-13/mystery-of-the-2-billion-bitcoin-whale-that-fueled-a-selloff, 13 September 2018.

    Meyer, D. “China enlists its ‘great firewall’ to block bitcoin websites.” http://fortune.com/2018/02/05/bitcoin-china-website-ico-block-ban-firewall/, 5 February 2018.

    Paul, A. “It’s 1994 In cryptocurrency.” www.forbes.com/sites/apaul/2017/11/27/its-1994-in-cryptocurrency/#7a81d58eb28a, 27 November 20017.

    Potter, S., and White, T. “No end in sight for crypto sell-off as bitcoin breaches $4,250.” 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8-11-20/no-end-in-sight-for-crypto-sell-off-as-tokens-take-fresh-hit.

    Shiller, R. “Irrational exuberance.” Crown Business, 9 May 2006.

  • Torsten Dennin《From Tulips to Bitcoins_ A History of Fortunes Made and Lost in Commodity Markets》16-30

    16 Silver: Three Wise Kings 1994

    Warren Buffett, Bill Gates, and George Soros show their interest in the silver market in the 1990s—investing in Apex Silver Mines, Pan American Silver, and physical silver. It is silver versus silver mining. Who would lead and who would lag?

    “The financial markets generally are unpredictable.” —George Soros

    At the beginning of May 2006, Bolivia’s leftist president Evo Morales practiced a little saber rattling as he threatened to nationalize the country’s domestic mining industry. A lot of silver was at stake, given Bolivia’s two important mines, San Cristóbal (part of Apex Silver Mines) and San Bartolomé (Coeur d’Alene Mines). (Morales had already implemented nationalization of the natural gas industry a week earlier.) In reaction, the stock prices of Apex Silver fell dramatically. From a price of 26 USD in April, the stock plunged to below 13 USD by June. It was a demonstration of how risky investments in mineral resources can be because of politics.

    Some Facts About Silver

    Silver is about 20 times more common than gold, with the most significant deposits found in North and South America. According to industry figures, there are only 25 relevant silver mines worldwide, and half of their sales are generated by precious metal production. The overwhelming share of global silver production is coupled to the extraction of other metals, especially lead, zinc, copper, or gold. According to the Silver Institute, industrial applications account for about 50 percent of total demand, followed by jewelry and photography.
    For standardized silver trading on commodity exchanges, the ticker XAG stands for the price of a troy ounce of silver in USD. The center of physical silver trade is the London Bullion Market, and the London Bullion Market Association (LBMA) fixes an official price once a day. COMEX, part of the New York Mercantile Exchange, is the largest trading place for futures and options on silver. There silver futures are traded under the symbol SI, followed by the contract month and year (e.g., SIH0, Silver March 2020 Futures).
    It’s not always clear, however, where the best investments lie. In the mid- and late 1990s, Warren Buffett, George Soros, and Bill Gates all entered the silver market as major professional investors, and their actions attracted attention within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ommunity. Like the three kings in the Bible, these men inspired private and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to follow their lead. However, though Soros, Buffett, and Gates all invested in silver, they used different instruments—physical silver and equity investments in silver-mining companies.

    Figure 11. Silver prices, 1994–2008, in USD/troy ounce. Data: Bloomberg, 2019.

    George Soros, born in Hungary in 1930, is known for the success of his Quantum Fund—a hedge fund founded by him and Jim Rogers—and for his bets in 1992 against the pound sterling, which forced the Bank of England to depreciate its currency. Today his net worth is estimated by Forbes to be around 14 billion USD. At the end of 1994, Soros invested in Apex Silver Mines and, together with his brother Paul, temporarily held more than 20 percent of the company. Founded in 1993, Apex owned 65 percent of San Cristóbal, a silver-zinc-lead mine in southwestern Bolivia that was estimated to contain 450 million ounces of silver. Apex also was active in Argentina, Bolivia, Mexico, and Peru.
    Warren Buffett, also born in 1930, is the third-richest man in the world, with an estimated net private wealth of about 47 billion USD. As CEO of Berkshire Hathaway, an investment holding company he founded, he has demonstrated outstanding investment success over decades. The annual general meetings of the firm are reported to be a “Woodstock for investors,” with more than 20,000 people following every statement by the “Oracle of Omaha,” as Buffett is known.

    In the mid- and late 1990s, Warren Buffett, George Soros, and Bill Gates all got involved in the silver market.

    William “Bill” Henry Gates III, born in 1955, founded the Microsoft Corporation together with Paul Allen in 1975 and has a fortune of 53 billion USD, which made him the second-richest man in the world before he began to donate large amounts to charitable causes. In 1999 Gates got involved in Pan American Silver as the third big investor in the silver market after Soros and Buffett.
    Buffett tried a different strategy. In 1998, before official publication of its annual financial statements, Berkshire Hathaway announced that the company had acquired a total of 130 million troy ounces of silver between July 25, 1997, and January 12, 1998. That was about 4,000 metric tons of silver, which accounted for about 20 percent of the global annual mine production. For Berkshire Hathaway, however, this represented a mere 2 percent of its total invested capital.
    The investment in the physical metal surprised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ommunity, as Buffett had always been known for his value-oriented equity investment style. In this case his rationale was based on the discrepancy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in the metal over the previous few years and a significant decline in inventories. The increase in silver price that followed proved him right. His investment was very profitable.
    As for Bill Gates, it became public in September 1999 that through Cascade Investment LLC he had purchased more than three million shares of Pan American Silver at an average price of about 5.25 USD. This represented 10 percent of the company, which was founded in 1994 and which now had a portfolio of silver-mining projects in Mexico, Peru, Bolivia, and Argentina.
    Looking at the price performance of silver versus share price performance of Apex Silver and Pan American Silver since 1997, an interesting picture emerges.

    Figure 12. Silver, Pan American Silver, and Apex Silver, 1998–2009. Performance indexed 1998. Data: Bloomberg, 2019.

    By the end of 2008, silver was performing the best, followed by the share price of Pan American Silver. Although Apex Silver shares first traded in line with silver and with Pan American Silver, it later crashed: It fell 90 percent between its IPO in 1997 and the end of 2008. Bankruptcy followed. What had happened?

    When Bolivian president Morales threatened mining companies with nationalization, investors panicked.

    President Morales’s threat to nationalize Bolivian mining projects unsettled investors. Actually, in place of a direct nationalization, the tax burden in Bolivia was heavily increased. Nevertheless, Apex Silver was forced to a sell part of its flagship asset to Sumitomo. Developing the San Cristóbal Mine became more and more expensive, as the cost of energy exploded. In order to obtain credit, Apex Silver had to sell futures in high quantities of silver, zinc, and lead. As commodity prices rose, these hedges led to increasing losses, and in January 2009 the company announced bankruptcy.

    So which investment was better? The share price of both Apex Silver and Pan American Silver temporarily outperformed silver, because annual production and the value of total mineral resources in the ground had a leverage effect. But leverage is the price investors pay for entrepreneurial and market risk. And when compared to Apex Silver, an investment in physical silver proved to be the much safer bet.

    Key Takeaways
    •Warren Buffett, Bill Gates, and George Soros became interested in the opportunities offered by the silver market in the 1990s.
    •Over a decade, the price of silver climbed from below 4 USD to more than 8 USD in 1997. It reached 22 USD in 2008.
    •Silver mining companies seemed to offer a much higher return than a direct investment in silver, but this higher expected return came with a price.
    •Because of the rising silver price, Bolivian president Evo Morales threatened to nationalize his country’s domestic mining industry. Shares of Apex Silver crashed by more than 90 percent from its IPO in 1997, followed by bankruptcy.

    17 Copper: “Mr. Five Percent” Moves the Market 1996

    The star trader of Sumitomo, Yasuo Hamanaka, lives two lives in Tokyo, manipulating the copper market and creating record earnings for his superiors but also carrying on risky private trades. In the end, Sumitomo endures a record loss of 2.6 billion USD, and Hamanaka is sentenced to eight years in prison.

    “Who is Mr. Copper?” Investopedia

    For years Yasuo Hamanaka was the head trader at Sumitomo Trading in Tokyo, the commodity trading subsidiary of Japanese conglomerate Sumitomo. In insider circles he was known by his nicknames—“Copper Fingers” or “Mr. Five Percent,” because he controlled as much as 5 percent of the global copper market. He earned huge profits for his company. However, on June 5, 1996, Hamanaka revealed that he’d lost 1.6 billion USD of his company’s money. Since then, the Sumitomo scandal has been considered one of the biggest financial frauds in recent history.

    Some Copper Basics

    The global production of copper, which is used mainly in construction and electrical and mechanical engineering, is around 20 million metric tons. Chile is the largest producer, with about one-third of the world’s output, followed by Indonesia, the United States, and Australia. Copper can be recycled and reprocessed almost without loss of quality, and along with aluminum, it is the most frequently traded industrial metal. The two most important exchanges are the London Metal Exchange (LME) and the New York Mercantile Exchange (NYMEX). At LME copper trades in US dollars per ton; at NYMEX, in US cents per pound.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ticker symbol is HG, followed by the contract month and year (e.g., HGZ9, for copper with delivery in December 2019). Currently copper costs 2.80 USD per pound, or 5,600 USD per ton.
    In 1985 Yasuo Hamanaka, a 37-year-old expert in copper trading on the commodity futures markets, was hired by the Sumitomo Corporation in Tokyo. His department suffered a considerable loss in the mid-1980s, but the head of trading, and later Hamanaka himself, managed to conceal it with secret trades. Contrary to company tradition in which a trader changed position after a certain period of time, Hamanaka remained at his post for 11 years, because he generated such high profits.

    The Japanese trader Yasuo Hamanaka was a dominant factor in global copper. But he lost his bet against China.

    Any allegations about market manipulation and fraud from the LME went unheeded, while Hamanaka’s influential comments about rising copper demand and the occurrence of an artificial shortage were often published in the financial press. Even as Sumitomo’s star trader was making a modest impression, however, he was actually living a double life, professionally and privately. During the day he officially traded for Sumitomo; secretly at night he traded for himself on the LME and NYMEX. He lived with his family of four in a small house in Kawasaki, an unattractive Tokyo suburb, and drove a small car. But he enjoyed expensive trips with a lover from the Ginza entertainment district and—of course—had a Swiss bank account.
    Beginning in 1993, Hamanaka recognized that the Chinese economy was developing an enormous demand for copper due to its fast industrialization, and he bet that prices would rise. However, the Chinese put the market under pressure by talking down the price. Hamanaka’s losses started to pile up. He faked balance sheets, trading reports, and his superiors’ signatures in order to obtain additional credit lines to increase his positions and move the market in the “right” direction. But the Chinese seemed in no hurry to buy. By the end of 1995 and the beginning of 1996, the situation was slowly becoming critical. Now mentally unstable, Hamanaka was drinking heavily.
    In June 1996, the star trader had no choice but to admit the extent of his losses: Uncovered futures positions came to 1.8 billion USD. Shocked, Sumitomo dismissed Hamanaka, and in a panic it liquidated all positions. This caused another 800 million USD in losses for the company, as the price of copper dropped by 27 percent in a single day due to the sheer volume of the sales orders. In the end, the Sumitomo Corporation realized a loss of 2.6 billion USD, the biggest ever for a single company in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s.

    By liquidating copper futures positions it could not cover, the Sumitomo Corporation faced a loss of 2.6 billion USD.

    Figure 13. Copper in US cents/lb, 1995–1997. Data: Bloomberg, 2019.

    Afterward, reporters wondered how a single trader could have concealed such an unprecedented loss from his superiors. Obviously, internal audits, risk management, and supervision at Sumitomo had failed because, despite the immense transaction volume, none of Hamanaka’s superiors knew about his deals in detail. As for Hamanaka himself, the public considered him a criminal offender. He admitted his guilt in court and was sentenced to eight years’ imprisonment in 1998.

    Key Takeaways
    •Yasuo Hamanaka began trading copper for the Japanese conglomerate Sumitomo in 1985. Because of the size of his orders, and his control of up to 5 percent of the global copper market, Hamanaka earned the nicknames “Copper Fingers” and “Mr. Five Percent.”
    •After 1993, Hamanaka bet on rising copper prices caused by increasing Chinese demand, but when prices continued to fall, he lost money. Hoping that prices would recover, Hamanaka continued to hide his cumulative losses through secret trades.
    •In 1996, however, Hamanaka was forced to reveal a loss of 1.8 billion USD. Shocked, his superiors ordered all positions to be sold immediately, which caused a 27 percent drop in copper prices in a single day and resulted in an additional loss for Sumitomo of 800 million USD.
    •The Sumitomo copper scandal in Japan of 1996 was one of the biggest financial frauds in history; a single person caused a loss of 2.6 billion USD.

    18 Gold: Welcome to the Jungle 1997

    In the jungle of Borneo, the Canadian firm Bre-X supposedly finds a gold deposit with a total estimated value of more than 200 billion USD. Large mining companies and Indonesian president Suharto all want a piece of the pie, but in March 1997 the discovery turns out to be the largest gold fraud of all time.

    “Geologically, it’s the most brilliant thing I’ve ever seen in my life! It’s so big, it’s scary. It’s f***ing scary!” —John Felderhof, Bre-X
    “This can’t be a scam! Do some more tests! Figure it out! I know it’s there, okay?” —Peter Munk, Barrick Gold

    St. Paul is a remote community with roughly 5,000 inhabitants northeast of Alberta, Canada. Its only tourist attraction has been a landing platform for UFOs that was erected on June 3, 1967. In the middle of the 1990s, however, the tiny town became the focus of international media: Every 50th resident was a shareholder of the mining company Bre-X, whose value had increased 500-fold within just three years. As a result, the number of millionaires in St. Paul had suddenly shot up dramatically. At the center of attention was John Kutyn, an employee of the local savings bank, who had sold everything, including his car and his motorcycle, to invest in Bre-X early on.

    St. Paul, a small Canadian community of 5,000, recorded a sudden surge in resident millionaires.

    Kutyn spread the news about the gold discovery of the century among his neighbors and customers. He would be one of the few who managed to exit the company before it collapsed. A wealthy man, he went on to settle in New Zealand.

    Where’s the Gold?

    Based on industry estimates of the World Gold Council, around 190,000 metric tons of gold have been produced throughout history, of which one-fifth is stored in central bank vaults. The main gold-producing countries are China, Australia, Russia,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followed by Peru, Indonesia, South Africa, Mexico, and Ghana. Together, these 10 countries account for around 75 percent of global mine production. Former number-one gold producer South Africa now barely makes the top 10. Though it dominated gold mining for more than 30 years, the country’s production peaked in the 1970s.
    The center of global gold trading is the London Bullion Market, and most of the demand comes from the jewelry industry, followed by investors and industrial applications. The largest gold-producing companies in terms of volume are Barrick Gold, Newmont Mining, and Goldcorp.
    In the 1980s Canada had witnessed a boom in exploration companies, which searched the world for crude oil, gold, and other commodities. Among them was Bre-X, founded by former stockbroker David Walsh late in the decade. From an initial 0.30 Canadian dollar (CAD), the value of Bre-X shares fell to a few cents in 1993. But that would change after Walsh and a geologist named Felderhof bought exploration rights for Busang in the jungle of Borneo, Indonesia. Together with his colleague Mike de Guzman, Felderhof had explored Busang for another company in the mid-1980s, and the two men had found small traces of gold. On May 6, 1993, Bre-X announced that it had acquired a license for Busang. At that point the share price was around 0.50 CAD. But drilling samples validated gold levels of more than 6 grams per ton of rock. Since 3 grams are considered an excellent result, this caused a sensation.

    Was Busang home to the biggest gold treasure of all time?

    It wasn’t long before analysts picked up the Bre-X story. In March 1994 the stock rose to 2.40 CAD. By September, after a year of exploration and testing, the management of Bre-X estimated that Busang’s ore resources were between 3 and 6 million ounces of gold. As Bre-X’s drill results got better and better, gold experts and analysts published ever more optimistic forecasts.
    In November 1995 Busang’s gold resources were estimated at more than 30 million ounces, and toward the end of the year the stock price of Bre-X shares climbed above 50 CAD! At the annual general shareholders’ meeting in May 1996, the company was valued at 200 CAD per share, which then split by 1:10. The estimates kept rising: Bre-X reported more than 39 million ounces of gold in June 1996, 47 million ounces in July, 57 million ounces in December, and 71 million ounces in February 1997. Shortly afterward, Felderhof publicly speculated about resources of more than 100 million ounces. This would have made Busang the richest gold deposit of all time. Market rumors even doubled the estimate: Some 200 million ounces, about 6,000 tons, were supposed to lie hidden in the jungle of Borneo!

    Though the company had not produced a single ounce of gold, Bre-X shares rose 500-fold.

    At the beginning of September 1996, the stock reached its highest price—28 CAD (which corresponded to a price of 280 CAD before the stock split) and a market capitalization of more than 4 billion USD. In just three years the value of Bre-X shares had increased by more than 500 times, even though not a single ounce of gold had been commercially produced!

    In the meantime, the industry’s big names—Placer Dome, Newmont Mining, Barrick Gold, and Freeport-McMoRan—were also taking part in the race for Busang. Indonesian president Haji Muhammed Suharto wanted his share of the treasure, too. In December 1996 the Indonesian government, Bre-X, and Barrick Gold agreed to divide Busang among themselves. The following February, Freeport joined the group.
    But then things began to fall apart. On March 19, 1997, Mike de Guzman committed suicide by jumping from a helicopter. During the due-diligence process, independent drill holes had revealed only negligible amounts of gold. A week later, lab results showed that Bre-X had manipulated the initial samples. It was a personal disgrace for Peter Munk, the head of Barrick Gold, and the news caused investors to panic. The share price of Bre-X collapsed, and the stock was suspended from trading. Later Bre-X had to declare bankruptcy, and the stock became worthless.

    Figure 14. Share price of Bre-X, 1992–1997, in Canadian dollars (CAD). Data: Bloomberg, 2019.

    The Bre-X fraud remains one of the biggest capital market scandals in Canada and the biggest mining scandal ever recorded, causing serious lingering damage to the reputation of the Canadian stock market. Major investors who were hurt included the Ontario Municipal Employees Retirement Board, the Quebec Public Sector Pension Fund, and the Ontario Teachers Pension Plan. In addition, many small investors, including some 200 residents of St. Paul, saw their money vanish into thin air.

    Bre-X crashed. The stock was worthless.

    Not everyone suffered. David Walsh capitalized 35 million USD by selling Bre-X shares before the collapse and moved to the Bahamas. John Felderhof was able to sell nearly 3 million Bre-X shares, with a total value of almost 85 million CAD, between April and September 1996. He found a new home in the Cayman Islands. The Bre-X scandal was finally settled in 2002. However, legal disputes continue today.

    Key Takeaways
    •The Bre-X scandal remains the biggest corporate mining scandal in Canada to date.
    •In 1993 David Walsh and John Felderhof claimed to find the gold deposit of the century in Borneo. Their company, Bre-X, rose from a penny stock, trading below 30 Canadian cents, to 4 billion USD in market capitalization. From mid-1993 to mid-1996, the value of Bre-X shares increased by a multiple of 500. Indonesian president Haji Muhammed Suharto and large multinational gold companies all wanted a piece of the pie.
    •But in March 1997 the discovery was unmasked as the largest gold fraud of all time. Lab results confirmed that the company had manipulated its gold samples. Bre-X declared bankruptcy; its stock was worthless.

    19 Palladium: More Expensive Than Gold 2001

    In 2001 palladium becomes the first of the four traded precious metals—gold, silver, platinum, and palladium—whose price breaks the psychological mark of 1,000 USD per ounce. That represents a tenfold increase in just four years. The reason lies in continuing delivery delays by the most important producer: Russia.

    “The actual level of Russian stockpiles of palladium is a closely guarded state secret.”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Russia is the epicenter of the global palladium market, due to its high share of world annual production and its strategic inventories, which were built up through overproduction in the 1970s and 1980s. Since palladium is mainly a by-product of the production of other metals such as platinum or nickel, the production of palladium continues even when the supply of the metal is sufficient and prices are low.

    Russia dominated global palladium production and held significant inventories.

    The majority of palladium comes from Russia—and from a single spot, the Norilsk nickel deposit in northern Siberia. If supplies of Norilsk nickel are unable to keep pace with demand, stocks held by the Russian precious metals authority Gokhran, which is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and the Russian Central Bank, fill the gap.

    A Palladium Primer

    Together with platinum, ruthenium, rhodium, osmium, and iridium, palladium is part of the platinum group of metals (PGM). More than 50 percent of the market for the metal depends on automobile catalysts and other industrial processes, though palladium is also used in jewelry. On average over the past five years, just over 50 percent of the annually mined palladium has come from Russia. Other important producer countries are South Africa, which accounts for just under one-third of global product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with 15 percent of the global supply. With an annual production volume of around 220 metric tons, the market for palladium is significantly smaller than, for example, gold or silver. (For comparison, around 3,000 metric tons of gold and 24,000 of silver are produced each year.)
    The London Bullion Market Association’s (LBMA) twice-daily price fixing is the most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price reference, and futures in palladium are traded in the United States (NYMEX) and Japan (TOCOM).

    Figure 15. Palladium in USD/ounce, 1998–2004. Data: Bloomberg, 2019.

    In the late 1990s the development of automobile catalysts made palladium an important industrial metal, and it was increasingly used instead of platinum because of the relatively low price at the time. But lack of deliveries from Russia started to drive the price up.
    In 1997 palladium deliveries from Russia halted for seven months. The next year deliveries stopped again. Moreover, analysts began to question the actual physical availability of the metal. It seemed that a large share of the palladium inventory had been collateralized by Western banks for credits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Russian Financial Crisis of 1997.

    The price of palladium rose from 120 USD to more than 1,000 USD, making the metal more valuable than gold, silver, and platinum.

    The price of palladium rose from 120 USD per ounce in early 1997 to more than 200 USD in 1998. In April of that year, the price of the metal surpassed the gold price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1971, due to continued supply disruptions in Russia. And the prices for palladium continued to climb: to 400 USD, then to 600 USD. In February 2000 the price of palladium skyrocketed to more than 800 USD, while the price of gold averaged just under 300 USD during that period. It seemed as though the price would consolidate, but instead it rose again to 1,000 USD.
    At the beginning of 2001, palladium broke through the psychological barrier of 1,000 USD, the first of the four traded precious metals—the others are gold, silver, and platinum—to do so. The shortage pushed the price up to almost 1,100 USD at the end of January 2001. The value of palladium had increased almost tenfold in just four years!
    It didn’t last. Subsequently, the value of palladium fell as low as 200 USD, after Russia announced long-term supply contracts with Japan, which were expected to start in January 2001. Then, during the commodity boom in the first decade of the new millennium, the price of palladium once again reached 600 USD before consolidating. Still this represented only a triple rise, compared with a multiple of 10 in 2001.
    In 2015 a major emissions scandal in the car industry (“Dieselgate”) fueled another palladium rally. In September of that year, the US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gency (EPA) issued a notice of violation of the Clean Air Act to the Volkswagen Group. The German car manufacturer had intentionally manipulated data and software in its diesel engines to meet emissions limits. The scandal spread to other manufacturers and raised awareness of the higher levels of pollution emitted by diesel-powered vehicles. The price of palladium, which was used in catalysts for gasoline cars, more than doubled, from less than 500 USD in mid-2015 to more than 1,100 USD at the end of 2018. At the beginning of 2019, Palladium was trading at 1,320 USD, once again higher than gold. Investors are wondering how long the rally will last this time . . .

    Key Takeaways

    •More than 90 percent of palladium reserves are found in Russia and South Africa. The metal (together with platinum) is predominantly used in automobile catalyst systems and related industrial applications.
    •In January 2001 palladium prices rose to 1,100 USD, 10 times the value of four years before.
    •Palladium became more valuable than gold, silver, or platinum, as Russia, the biggest producer and exporter of the metal, withheld shipments.
    •Dieselgate, the global diesel-related emissions scandal, fueled a new rally in palladium, whose prices have more than doubled again since 2015.

    20 Copper: Liu Qibing Disappears Without a Trace 2005

    A trader for the Chinese State Reserve Bureau shorts 200,000 tons of copper and hopes for falling prices. However, when copper prices climb to new records, he disappears and his employer pretends never to have heard of him. What sounds like the plot of a thriller shocks metal traders all over the world.

    “It’s one thing to have a rogue trader on your staff—that happens. But I’d be amazed if China wanted a reputation as a rogue nation in these markets, where it has become such an important player.” —Anonymous trader

    Most people even have trouble pronouncing the name Liu Qibing, but in November 2005 the Chinese copper trader was the number-one topic of conversation on the commodity futures exchanges in London, New York, and Shanghai. Rumors were circulating about a massive, speculative short position in the copper market: Liu Qibing, in his capacity as a trader for the Chinese State Reserve Bureau (SRB), was said to have shorted futures contracts on the London Metal Exchange (LME) amounting to 100,000 to 200,000 tons.
    Unlike Yasuo Hamanaka in Japan almost ten years earlier, Liu Qibing was speculating on falling copper prices. However, prices continued to rise, and the talk of a massive short position temporarily drove London’s three-month-forward copper contracts to a record high of nearly 4,200 USD per metric ton.

    Starting at 1,500 USD, the copper price bounced up to 9,000 USD per ton.

    Copper prices had started to climb since the turn of the millennium. In December 2003 the price of copper broke the 2,000 USD per ton mark for the first time, while the average price of previous years was only slightly above 1,500 USD. Just a few months later, the price breached the 4,000 USD level. The trigger for this development lay in the growing demand of the Chinese economy, which required more and more of the red metal for its infrastructure and housing industry. Although the OECD countries (members of 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collectively consumed about 80 percent of the world’s copper output at that time, China’s growth was more dynamic. Copper consumption in OECD countries increased on average by 2.5 percent per year over the previous five years. However, China’s demand grew by about 15 percent per year over the same period, while supply growth proved inflexible. At peak times China’s demand growth accounted for more than 80 percent of global demand growth.

    China was sucking global copper markets dry.

    At that time China alone accounted for a quarter of the world’s copper consumption. Meanwhile, the prices for industrial metals continued to rise, because producers were slow to respond with an increased supply. There were several reasons for their reluctance: First, the development of new mines usually takes several years until the first ton of copper can be produced. Second, many producers didn’t trust the high price level to last and therefore delayed long-term investment projects. By 2004, however, the extension of existing projects and the activation of new mines were entering a decisive phase. Experts—including the world’s largest copper producer, Chilean Codelco, and the Chinese State Reserve Bureau—expected the supply to increase at the end of 2005, and the rise in copper prices should have come to an end. As it turned out, that was a misperception for which China paid dearly.
    Contrary to expectations, almost all major producers had problems with production. Costs increased; high oil prices, strikes, and even earthquakes all had a lasting effect. The projected additional supply in the copper market was lagging, and demand, continually fueled by China’s dynamic economic growth, was jumping ahead. As a consequence, the price rose steadily. The rumors surrounding Liu’s positions created additional momentum, as copper inventories on commodity futures exchanges in London, New York, and Shanghai reached their lowest levels in 30 years.

    Figure 16. Copper prices in USD/ton, 2003–2007, London Metal Exchange (LME). Data: Bloomberg, 2019.

    The newspaper China Daily reported that 130,000 metric tons of copper were sold by Liu Qibing for the SRB at an average price of 3,300 USD per ton. As the price of copper rose above 4,000 USD, Liu broke off contacts with other traders in London and China and disappeared. His cell phone remained silent, the door of his apartment on the 10th floor of a Beijing building never opened, and he was absent from his job in Shanghai.

    The Chinese trader broke off all contacts, never answered his cell phone, and his employer denied his existence.

    At first Liu’s employer denied he existed. Later, the SRB claimed that the trader was acting solely on his own behalf. The SRB, which was founded in 1953, was supposed to stabilize prices and secure supplies through commodity trading, not earn profits through speculation. Industry experts considered the 36-year-old trader, who was under house arrest according to Chinese sources, more a pawn than a perpetrator.
    Liu, the son of a farming family from Hubei Province, had been with the SRB since 1990 and had been trained for futures and options trading at the London Metal Exchange (LME). Between 2002 and 2004, Liu is said to have generated more than 300 million USD in risky copper trades for the SRB. Now, the Chinese state was facing losses of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dollars. In response, the government in Beijing tried to push down the world market price through copper auctions. In a first tranche, 50,000 tons were sold. Another tranche of a similar size was to follow, and the leadership in Beijing spread the word that the country had 1.3 million tons of copper in reserve. However, market participants estimated that the amount of copper available was just half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actions were unsuccessful, as more and more market participants took counter-positions to force China to make physical delivery of the metal in late December.
    Hedge funds—called “crocodiles” in China—particularly saw an opportunity to generate short-term profits. The copper price climbed above 5,000 USD in January 2006, to 6,000 USD in early April, and to 7,000 USD at the end of that month. It rose to the dizzying heights of nearly 8,800 USD a ton in May, before normalizing again over the coming months.

    Key Takeaways
    •Like the Japanese trader Yasuo Hamanaka almost 10 years before, Chinese trader Liu Qibing was caught on the wrong side of the copper market. He speculated on falling prices and lost a great deal.
    •Liu was working for the Chinese State Reserve Bureau (SRB), which handled the Chinese economy’s rising demand for the commodity. Market intelligence estimated Liu’s short position at about 100,000 to 200,000 tons of copper.
    •Copper prices climbed from 1,500 USD per ton in 2003 to almost 9,000 USD in 2006, and Liu, labeled as a rogue trader, vanished.

    21 Zinc: Flotsam and Jetsam 2005

    The city of New Orleans, called The Big Easy, is well known for its jazz, Mardi Gras, and Creole cuisine. Less well known, however, is that about one-quarter of the world’s zinc inventories are stored there. Hurricane Katrina’s flooding makes the metal inaccessible, and concerns over damage cause the price of zinc to rise to an all-time high.

    “It’s totally wiped out . . . it’s devastating.” —President George W. Bush

    Zinc, which is traded on the London Metal Exchange (LME) in US dollars per metric ton, is the third-largest metal market, after copper and aluminum. But in the first years of the new millennium, zinc and lead were considered the ugly sisters of copper and aluminum, because of years of low prices and low margins for mining companies. Global supply was stagnating.

    What Happens at the LME?

    At the London Metal Exchange (LME), copper, aluminum, zinc, lead, nickel, and tin, as well as molybdenum, cobalt, and steel are traded. To capture the opportunities of electrification and electronic vehicles, LME plans to introduce lithium, manganese, and graphite futures contracts in the near future. Trading takes place in two rounds, in the morning and afternoon, in an open ring (“open pit”) during which the daily official trading price is determined. In 2012 the 137-year-old LME agreed to a 1 billion GBP takeover from the Hong Kong Exchange and Clearing (HKEx) after a nine-month auction battle that included ICE, CME, and Nasdaq. With an annual turnover of more than 12 trillion USD, the London Metal Exchange is the world’s largest trading place for metals, followed by metal exchanges in Singapore and New York.
    LME forward contracts are physically deliverable, and inventories of corresponding metals are stocked in LME-approved warehouses. Delivery takes place against LME delivery notes, which provide the owner with the right to a specified quantity of metal at a designated storage location. Currently, there are more than 400 warehouses in 32 location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to the Middle East and Asia.
    Even as interest in industrial metals increased in 2003 as a result of the rapid growth of the Chinese economy, zinc’s price rise lagged behind those of other industrial metals. Nevertheless, China played a major role in the metal’s shortage: In 2004 the country became a net importer of zinc, bringing in about 67,000 tons in the first seven months of 2005, after only 15,000 tons were imported in the entire previous year. The International Lead & Zinc Study Group forecast a market deficit of 200,000 metric tons by the end of 2005, though there had been an excess of 50,000 tons in the first five months.
    Even though global inventories continued to decline, many producing companies remained skeptical about increasing the supply. “At this point, nobody in our business is rushing to build new zinc mines,” explained Greig Gailey, managing director of Zinifex, the world’s third-largest producer of zinc (after Xstrata and Teck Cominco), in 2005. “We’re certainly not, nor are Teck Cominco or Falconbridge.”

    Figure 17. Zinc prices in USD/ton, 2003–2006, London Metal Exchange (LME). Data: Bloomberg, 2019.

    By this time the price of zinc was hovering around 1,200 USD per metric ton. It had broken through 1,000 USD at the beginning of 2004, after moving in a narrow range between 750 and 850 USD over the two previous years.

    About 25 percent of global zinc inventories were concentrated in warehouses in and around New Orleans.

    In a nutshell, that was the situation until August 2005. Then Katrina hit New Orleans like an atomic bomb. The Level 5 hurricane caused devastating damage in the southeastern United States but particularly affected the city, whose urban area was almost completely below sea level.
    Twenty-four official LME warehouses had been sited in and around the city at the Mississippi Delta, due to its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attractive economic conditions. In addition to 250,000 tons of zinc, there were also 1,200 tons of aluminum and 900 tons of copper locked away. Global zinc inventories were estima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Lead & Zinc Study Group to be just over 1 million metric tons at that point—the equivalent to a 35-day global supply. The inventories in New Orleans therefore accounted for around a quarter of global stocks and about half of the zinc traded at the LME. Due to the flood damage in New Orleans, however, access to the zinc was suddenly severely limited.
    Stephen Briggs, a metal analyst at Société Générale, summarized the situation: “We have a potentially serious development . . . the market is assuming that the metal is damaged and will be inaccessible for a lengthy period of time.”

    Who Needs Zinc?

    Zinc is mainly used as corrosion protection for other metals or metallic alloys such as iron or steel, and most of the demand for it is based o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transport. Zinc is commonly produced as a co-product with lead, and worldwide mined production is around 11 million metric tons. The largest producer countries are China, Australia, Peru, the United States, Australia, and Canada; the latter two are also the largest exporters of the metal. Unlike the more concentrated markets for copper or nickel, the 10 largest companies produce less than 50 percent of the world’s zinc.
    Consumers assumed the worst. On September 2, zinc prices rose to a five-month high, as speculators foresaw delays in the delivery of zinc from the New Orleans warehouses. On September 6, the LME decided to temporarily suspend the supply of zinc from its stocks, though it had confirmed delivery of the metal just a week before. Accordingly, the price of zinc in London increased exponentially to 1,454 USD per metric ton, the highest since 1997. Two days later the LME’s CEO, Simon Heale, confirmed that suspension of deliveries could last until 2006 because of lack of access to the port of New Orleans.
    At the end of the year, zinc prices broke through 1,900 USD and, just under two weeks later, reached 2,400 USD in London. But that was only the beginning: The worsening situation eventually drove the value of the metal to 4,000 USD in the first half of 2006 and marked a new high of just under 4,600 USD per ton in November of that year.
    By 2007 the scare was over: Beginning in August, the price dropped continuously over the next 12 months, from 3,500 USD to less than 1,500 USD.

    Key Takeaways
    •Only market insiders were aware that warehouses in the city of New Orleans held around a quarter of global zinc stocks and about half of the zinc traded at the London Metal Exchange, the biggest physical metal market in the world.
    •In August 2005 Hurricane Katrina devastated New Orleans, causing extensive flooding in the area and making zinc inventories inaccessible.
    •As a consequence of this shortage of material, the price for zinc climbed from nearly 1,200 USD per ton during summer 2005 to a record of 4,600 USD in November 2006.

    22 Natural Gas: Brian Hunter and the Downfall of Amaranth 2006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closure of MotherRock, an energy-based hedge fund, the bust of Amaranth Advisors shakes the financial industry, as it is the largest hedge fund failure since the collapse of 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 in 1998. The cause? A failed speculation in US natural gas futures. Brian Hunter, an energy trader at Amaranth, loses 6 billion USD within weeks.

    “The market can stay irrational longer than you can stay solvent.” —John Maynard Keynes

    The news shook financial markets like an earthquake in September 2006: Amaranth Advisors, a 10 billion USD American hedge fund, erased around two-thirds of its capital in two weeks by betting on natural gas and was about to close. Only a few weeks before, MotherRock, another hedge fund that specialized in natural gas futures, had collapsed as well. Some of the causes for these events date back to previous years. Following the record hurricane seasons of 2004 and 2005, many hedge funds had become interested in the energy markets. Hurricanes Ivan, Katrina, Rita, and Wilma had all damaged crude oil and natural gas production facilities in the Gulf of Mexico, resulting in a significantly reduced supply.

    Weather and hedge fund speculation drove up natural gas prices from 6 to above 15 USD.

    These extreme weather events, as well as relatively constant demand during the winter months, led to increasing price volatility and, in some cases, substantial price spikes for energy, especially natural gas. While the price of gas traded between 6 and 7 USD during 2004 and the first half of 2005, the hurricane season drove up gas prices to more than 15 USD in December. Production disruptions dragged on for months, but the warm winter, the absence of major storms, and a greater number of imports dampened the effect on the price level of natural gas in 2006.
    Compared to their all-time high that year, benchmark natural gas prices in New York lost around two-thirds of their value. In September natural gas was trading near 4 USD. The huge fluctuations in price made natural gas interesting for short-term-oriented traders, but natural gas’s future contract curve offered an even more interesting investment opportunity. Speculation on the change of price differences between different contract maturities is a popular trading strategy, especially by hedge funds: Traders enter long and short positions in the same commodity simultaneously, and the trade is based on an expansion or narrowing of the price differences, that is, a change in the steepness of the term structure.

    Some Thoughts on Natural Gas

    Natural gas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ources of energy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 a market share of almost 25 percent. Home heating, electricity generation, and other industrial applications together make up nearly 80 percent of its use. But the need for heat, which accounts for 20 percent of total demand, is very seasonal: There’s high demand in the winter months, less during the summer.

    Natural gas produc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focused in Texas, the Gulf of Mexico, Oklahoma, New Mexico, Wyoming, and Louisiana. Texas and the Gulf region together contribute more than 50 percent of domestic output. Another 15-plus percent of total US natural gas consumption is imported from Canada or imported in the form of liquefied natural gas (LNG).

    Natural gas is traded on NYMEX under the symbol NG and the current contract month in USD per 10,000 MMBtu (1 MMBtu equals 26.4 cubic meters of gas, based on an energy content of 40 megajoules/m3).
    In 2006 the two top hedge fund investors in the US natural gas market were Brian Hunter, head of energy trading at Amaranth Advisors, a fund worth 9 billion USD, and Robert “Bo” Collins, chief executive of MotherRock, which oversaw about 400 million USD. The Mother Rock Energy Master Fund, which launched in December 2004, returned 20 percent to its investors in 2005.

    Figure 18. Natural gas prices in USD/MMBtu, 2003 to 2007, New York Mercantile Exchange. Data: Bloomberg, 2019.

    Some investors at the time were aware that Collins and Hunter held opposing positions in March–April and October–January natural gas contracts. In July 2006 the pric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as futures for March and April 2007 reached 2.60 USD. Hunter’s investment decisions assumed that the difference would increase due to the upcoming cold season. In contrast, MotherRock was betting on a correction in the price spread.

    Who Is Brian Hunter?

    Born in 1975, Brian Hunter is a Canadian mathematician and hedge fund manager. From 2001 to 2004, he worked at Deutsche Bank in New York. There, in 2001 and 2002, he achieved a profit of 17 and 52 million USD by trading natural gas futures. However, after losses of more than 50 million USD in just one week, Hunter was released from his job. He moved on to Amaranth.
    Hunter became a legend on Wall Street by earning more than 1 billion USD speculating on natural gas prices after Hurricanes Katrina and Rita. By August 2006 he had achieved a profit of about 2 billion USD. Within a week, however, he had lost three times that, causing serious problems for Amaranth. After his separation from the company, Hunter went on to found a new hedge fund in 2007.
    Amaranth, with about 360 employees, had begun as a company that focused on convertible arbitrage. As those profit opportunities dwindled, it moved on to the energy sector. The firm dominated US natural gas trading on financial markets such as the NYMEX and the Intercontinental Exchange (ICE), as it bought and sold thousands of contracts, sometimes even tens of thousands, on a daily basis. Amaranth held about 100,000 natural gas contracts in one month, which accounted for about 5 percent of the total annual gas consump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On the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alone, Amaranth controlled 40 percent of all outstanding contracts for the 2006–2007 winter season (October–March) and more than three-quarters of all outstanding November futures contracts.

    Amaranth Advisors and MotherRock had opposite guesses on which way the market would move.

    In June and July 2006, erratic natural gas price movements caused massive losses in the MotherRock Energy Master Fund. Earlier, the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had reported a 12 percent increase in gas inventories. As a result, the gas price dropped by 12 percent within a week. The redemption of shares by investors aggravated MotherRock’s distress, which increased its losses to more than 200 million USD. However, the hedge fund’s high losses were not primarily due to a “normal” price decline. A subsequent Senate investigation confirmed that the sheer volume of Amaranth purchases of March contracts and sales of April contracts had distorted the price spread of natural gas, which moved up by more than 70 percent by July 31, 2006. MotherRock’s position worsened to the point where the fund was unable to meet its margin requirements. The fund collapsed, and positions were wound up in August 2006. Brian Hunter had triumphed, but his victory would be short lived.

    In late summer, natural gas prices began a downward spiral. The price of natural gas on the NYMEX, with delivery in October, dropped from 8.45 USD in July to below 4.80 USD in September, the lowest price of the previous two and a half year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futures contracts maturing in March 2007 and April 2007 moved from a high of nearly 2.50 USD in June to below 50 US cents in September—a plunge of around 75 percent!

    Figure 19. Price spread between natural gas March and April 2007 delivery, in USD/MMBtu, New York Mercantile Exchange. Data: Bloomberg, 2019.

    At the end of August, Amaranth held approximately 100,000 contracts in both the September and October futures on the long and short sides. Taken together, these represented enormous positions, because the movement of only 1 US cent on 100,000 contracts meant a change in value of about 10 million USD. The sheer size of the trades caused significant price movements in natural gas and its future term structure, that is, the price relationship of the different maturities.

    Figure 20. Future Term Structure of natural gas in USD/MMBtu, 2010, New York Mercantile Exchange. Data: Bloomberg, 2019.

    The total positions of the fund added up to approximately 18 billion USD. The 60-cent increase in September contracts and the associated drop in the October–September price spread meant a huge loss for Amaranth.
    On August 29 the profit-and-loss calculation showed a one-day depreciation of natural gas valuation of just under 600 million USD. The next day’s margin obligations would be even worse: They rose to 944 million USD, due to further price depreciation. Two days later Amaranth’s margin commitments were in excess of 2.5 billion USD. A week later, on September 8, the hedge fund’s obligations exceeded 3 billion USD.

    Amaranth’s total positions added up to 18 billion USD. In September the fund’s margin commitments rose to more than 3 billion USD.

    With the price volatility of energy markets remaining high, and because of the cumulative losses, concerns were mounting at Morgan Stanley (one of Amaranth’s important investors, along with Credit Suisse and Deutsche Bank), which forced the fund to return money.
    Funds under management at Amaranth fell from 9 to 4.5 billion USD in just a week. Founder Nicholas Maounis told his investors in a letter that the company would drastically reduce its positions due to the price fluctuations in the US gas market, and that investors could anticipate losses of 35 percent by the end of the year, even though four weeks earlier the fund had posted a 26 percent profit.
    Amaranth got its name from the Greek word for “imperishable,” but it was now painfully clear that the firm’s profits were anything but. In addition to individual investors, injured parties included umbrella hedge funds of Credit Suisse, Morgan Stanley, and Deutsche Bank. On July 25, 2007, the Commodity Futures Trading Commission condemned Amaranth and Brian Hunter for attempted price manipulation of the natural gas market. Hunter, who had left Amaranth, had already established a new hedge fund—Solengo Capital Advisors.
    When Amaranth collapsed in September 2006, investors were told redemptions would be temporarily suspended. Ten years after the blowup, in 2016, Amaranth investors were still waiting to get their money back.

    Key Takeaways
    •Energy markets were a hot topic in 2005–2006. The price of natural gas climbed from 6 to more than 15 USD, but in late summer the market turned sour and a downward spiral began. In September 2006 natural gas fell below 5 USD.
    •Brian Hunter built a position of 18 billion USD in natural gas. By August 2006 his trades had earned him 2 billion USD. But then the market turned against him. Within weeks he had lost 6 billion USD, and Amaranth Advisors collapsed in September 2006.
    •The demise of Amaranth Advisors shook the financial industry. It was the biggest hedge fund collapse since the downfall of 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 in 1998 and investors haven’t been paid back yet.

    23 Orange Juice: Collateral Damage 2006

    “Think big; think positive. Never show any sign of weakness. Always go for the throat. Buy low; sell high.” That’s the philosophy of Billy Ray Valentine, played by Eddie Murphy in the 1983 movie Trading Places. The film’s final showdown has Murphy and Dan Aykroyd cornering the orange juice market. In reality, the price of frozen orange juice concentrate would quadruple between 2004 and 2006 on the New York Mercantile Exchange—a consequence of a record hurricane season.

    “My God! The Dukes are going to corner the entire frozen orange juice market!” —Dan Aykroyd, as Louis Winthorpe III in Trading Places

    The blockbuster movie Trading Places, from 1983, stars Eddie Murphy and Dan Aykroyd and culminates in a chaotic scene at the New York commodity exchange over trades of orange juice that hinge on data from the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This was not really farfetched, as trading in orange juice, or more precisely frozen orange juice concentrate, on the New York Mercantile Exchange (NYMEX) is dominated by the effects of weather. Hurricanes, frosts, or droughts in Florida and the region around São Paulo, Brazil—the main places where oranges are grown—can lead to major price fluctuations that vary with the seasons and also affect other agricultural commodities: High prices are due to risk premiums in May (frost in Brazil) and November (hurricane season in Florida), and lows are more common in February and September. Even light storms can lead to a loss of fruit.

    Some Juicy Facts

    Oranges are cultivated in almost all parts of the world with tropical or subtropical climates, but two countries dominate orange juice production. More than 50 percent of the world’s harvest comes from Brazil (the São Paulo region) and Florida in the United States. At harvest, oranges are typically packaged in boxes of 90 pounds or 40.8 kilograms. Processing fruit into concentrate offers advantages, compared to oranges and orange juice, when it comes to storage, shelf life, and transportation.
    Orange juice is traded in the form of frozen concentrated orange juice futures in New York. A futures contract refers to 15,000 pounds of concentrate, the equivalent of 2,300 to 2,500 boxes of oranges. Under normal conditions, an orange harvest in Florida provides about 200 million boxes, worth about 1.2 billion USD.

    The hurricane seasons of 2004 and 2005 were the most active since weather records were kept in the United States.

    Heavy storms can destroy entire plantations and, at worst, result in lower harvests for several years, because new crops do not bear fruit for three to four years and are most productive only after about eight years. Storms can also make a difference in the spread of pests and diseases, which can greatly impact harvests on monoculture plantations. The years 2004 to 2006 created a “perfect storm” for the price of orange juice, overshadowing even the price spike of crude oil during the 2005 hurricane season.

    Storms to Remember

    The Atlantic hurricane season typically lasts from June 1 to November 30, and an average season sees just six hurricanes. There are exceptions: The year 2004 was one of the most active and costly hurricane seasons since records began. Winds and floods were responsible for at least 3,000 deaths and property damage of approximately 50 billion USD. The most significant storms—Charley, Frances, Ivan, and Jeanne—all crossed the United States. And all four hit Florida.
    But the hurricane season of 2005 stands out even more. It emerged as the most active hurricane season since weather records began, with 28 storms, including 13 hurricanes, of which 4 were Category 5 storms! Category 5 on the Saffir-Simpson scale means a hurricane with wind speeds in excess of 251 km/h. The storms in 2005 cost some 2,300 lives and caused damages amounting to 130 billion USD. Hurricanes Dennis, Emily, Katrina, Rita, and Wilma were responsible for the worst of the devastation that year. Katrina caused massive damage in the southeastern United States in August 2005, hitting the city of New Orleans particularly hard. However, Wilma broke all records and is now considered the strongest storm in history.

    Florida’s orange industry generally has suffered from subsidized overproduction. As a result, in times of good harvests income levels are low. The orange harvest in 2004 was very productive, and consequently in May 2004 the price of orange juice was about 35 percent lower than in the previous year. The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was estimating a harvest of 245 million cases in 2004, which would have been well above the crop level of the previous year (203 million cases) and would even have topped the record harvest of the 1997–1998 season (244 million cases). In addition, the Atkins diet, which advocated avoiding carbohydrates (including the sugar in orange juice), was particularly popular in the United States at the time and causing noticeably lower demand. At the end of May 2004, orange juice was trading at only 0.54 USD/lb in New York.

    Figure 21. Frozen orange juice concentrate prices in US cents/lb, 2002–2006. Data: Bloomberg, 2019.

    But then parameters started to change. The Atkins diet lost popularity, and demand began to pick up. And four hurricanes in 2004–2005—Charley, Frances, Jeanne, and Wilma—would affect the supply of Florida oranges. According to the Florida Citrus Mutual industry association, Hurricane Wilma alone caused a crop loss of around 35 million boxes, or about 17 percent of unharvested fruit.

    From a base of 0.55 USD, the price for frozen orange juice concentrate rose to more than 2 USD. A quadruple increase!

    In 2005 the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predicted a harvest of only 135 million boxes, that is, a decline of almost 10 percent compared to the already-below-average harvest of the previous year. Market observers expected the lowest harvest level in the previous 17 years due to storm damage and pest infestation. Starting at just under 0.55 USD in May 2004, the price of orange juice concentrate in New York continued to rise, quadrupling within two and a half years.

    The prices for orange juice rose to levels unmatched since 1990.

    In October 2005 the price rose above 1 USD, breaking a psychological barrier, and the upward momentum continued. Orange juice rose to levels that had not been reached since January 1990, when the price topped 2 USD after a severe frost. In December 2006 the price of orange juice was again trading above 2 USD.
    The orange crop in 2005–2006 began to recover slightly in bo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Brazil compared to the previous year. But the supply remained about 30 percent below the 2003–2004 level. Finally, in 2007, the price for orange juice fell back to between 1.20 and 1.40 USD, and in 2008, the price normalized to levels below 1 USD again.

    Key Takeaways
    •Prices of agricultural commodities are very sensitive to extreme weather. As a consequence of a record Atlantic hurricane season, the price of frozen orange juice concentrate quadrupled between 2004 and 2006.
    •In October 2005 prices surpassed 1 USD and continued to climb. In December 2006, the price of orange juice traded above 2 USD, a level that had not been reached since January 1990.
    •A notable fictional cornering of the market for frozen orange juice concentrate—whose plot hinged on weather information from the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s Crop Report—took place in the movie Trading Places (1983), starring Eddie Murphy and Dan Aykroyd.

    24 John Fredriksen: The Sea Wolf 2006

    John Fredriksen controls a corporate empire founded on transporting crude oil. Among the pearls of that empire is Marine Harvest, the largest fish-farming company in the world.

    “You stand on dead men’s legs. You’ve never had any of your own. You couldn’t walk alone between two sunrises and hustle the meat for your belly . . .” —Jack London, The Sea Wolf

    Acomparison with socialite Paris Hilton is inevitable: The twin sisters Kathrine and Cecilie, 26, are young, beautiful, and rich. In the list of Forbes magazine’s “Hottest Billionaire Heiresses,” the twins are next to Ivanka Trump and Holly Branson. The sisters have so far kept their names out of scandals, but they are already following in the business footsteps of their father, John Fredriksen. Forbes rates the private wealth of the 74-year-old Norwegian shipowner—by far the richest Norwegian—at more than 8 billion USD. Due to high taxes in Norway, however, Fredriksen lives in London and holds Cypriot citizenship.
    Fredriksen, born May 11, 1944, near Oslo, became rich in the crude oil business, as have many before him. He was already working in the shipping business when he set up his own company during the oil crises of the 1970s and built up a tanker fleet, today one of the largest in the world. He earned money on risky ventures during the Iran-Iraq War in the 1980s and delivered crude oil to the apartheid regime in South Africa.
    Today Frederiksen heads a huge corporate empire, directly or through its investment firms. He is the largest shareholder of the Bermuda-registered shipping company Frontline, which controls a fleet of Liquefied Natural Gas (LNG) tankers with Golar LNG, and is involved in the oil rig operator SeaDrill and the shipping companies Golden Ocean Group and Overseas Shipholding Group. In Germany, Fredriksen is known as a major shareholder of the TUI Group and an advocate of selling the container shipping division Hapag-Lloyd,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industry. Prior to 2010 John Fredriksen held the largest stake in TUI Travel and had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upon its direction and strategy. The Norwegian had already made a name for himself in the world of fish farming and today controls the largest fish-farming company in the world—Marine Harvest.

    Figure 22. Norwegian salmon prices in NOK/kg, 2000–2011. Data: Bloomberg, 2019.

    In the 1971 German TV adaptation of Jack London’s famous adventure novel The Sea Wolf, Raimund Harmstorf, in his role as Wolf Larsen, crushes a raw potato to illustrate his worldview—eat, or be eaten. It’s an apt metaphor for the dealings of John Fredriksen, the Norwegian Sea Wolf.
    In the first years of the new millennium, the Norwegian fish-farming industry was experiencing financial difficulties due to low prices for fish. In particular, the company Pan Fish, founded in 1992, had been struggling since 2000.

    What’s the Catch?

    By far the world’s largest fishing nations are China, Peru, India, and Japan. In Europe, Norway, Denmark, and Spain haul in the largest harvests. The value of world exports of fish and fishery products in 2015 reached 96 billion USD. Aquaculture deals with the controlled cultivation of fish, mussels, crabs, and algae, and there’s a rapidly growing global market for these products: According to figures from the UN’s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FAO), slightly more than a third of the almost 150 million metric tons of fish caught come from aquaculture—and the number is rising. 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and FAO estimate that by 2020 the proportion of farmed fish will account for almost 50 percent of the total fishery.
    Farmed fish have the advantage of lower prices, and some argue that fish farms can also counteract the overfishing of the oceans; according to FAO estimates, more than 70 percent of the fishing grounds are already considered “overfished.” However, others point out some disadvantages: Aquaculture’s carnivorous fish, such as salmon and trout, consume many times the body weight of wild-caught fish; and there are particularly negative consequences to keeping fish in unnaturally large and dense pens, especially in countries with low ecological standards, such as in Southeast Asia or South America, because of over-fertilization or the use of antibiotics.
    Fredricksen controlled an almost 50 percent stake in Pan Fish through his investment company Greenwich Holding and the two vehicles Geveran Trading and Westborough Holdings. In June 2005, he bid successfully for the remaining shares of the company. In the second quarter of 2005, Fredriksen also acquired 24 percent of Fjord Seafood through Geveran Trading. His shares would soon amount to nearly 50 percent of the company. Then, in October 2005, Fjord Seafood made an offer to the state fish-farming company Cermaq, but the bid failed due to opposition from the Norwegian government.
    Fredricksen made his next big move in March 2006: Nutreco, today the largest manufacturer of fish feed worldwide, sold 75 percent of Marine Harvest—which had been involved in Chilean fish farming since the mid-1970s—to Geveran Trading for nearly 900 million euros. The remaining 25 percent was acquired by the Norwegian firm Stolt-Nielsen.

    On December 29, 2006, Pan Fish, Fjord Seafood, and Marine Harvest merged to form the new Marine Harvest Group. What was by far the largest fish-farming corporation in the world was now under the control of John Fredriksen.

    Key Takeaways
    •John Fredriksen, a modern version of Jack London’s Sea Wolf, made his fortune in the crude oil market, then became active in oil drilling, the transport of crude oil, shipping, and liquified natural gas. Today he controls an extensive corporate empire.
    •During the first years of the new millennium, the Norwegian fish-farming industry experienced severe financial difficulties due to low salmon prices.
    •By active industry consolidation over two years, Fredriksen built the Marine Harvest Group in 2006. Today it’s the world leader in fish farming and aquaculture.

    25 Lakshmi Mittal: Feel the Steel (2006)

    The dynamic growth of the Chinese economy and its hunger for raw materials rouses the suffering steel industry from near death. Through clever takeovers and the reorganization of rundown businesses, Lakshmi Mittal rises from a small entrepreneur in India to the largest steel tycoon in the world, a position he crowns with the acquisition of his main competitor and the world’s second-largest steel producer—Arcelor.

    “I want to be the Ford of Steel.” —Lakshmi Mittal
    “Aim for the highest.” —Andrew Carnegie

    It was a dream wedding, with a setting akin to the court of ancient maharajahs in India or a tale from 1001 Nights. On June 22, 2004, fireworks illuminated the night sky in Paris, Bollywood stars Aishwarya Rai and Shah Rukh Khan entertained the guests, pop star Kylie Minogue performed, and more than 5,000 bottles of Mouton-Rothschild 1986 were served. The evening festivities were the main attraction of the six-day celebration of the wedding of 23-year-old Vanisha Mittal and London investment banker and founder of Swordfish Investments Amit Bhatia, age 25. Twelve Boeing jets had been chartered to bring more than 1,500 guests from India to France, where they visited the Jardin des Tuileries, Versailles, and the Château de Vaux-le-Vicomte. The silver-wrapped wedding invitations included five-star accommodations at the Hotel Le Grand and the InterContinental, whose 600 rooms had been fully booked. Presents for the guests featured designer handbags filled with jewelry. It is estimated that the cost of this extravaganza was around 60 million USD. The check was signed by the proud bride’s father, Lakshmi Mittal.
    Who is this tycoon who could arrange a fairytale wedding for his daughter and that same year acquire a princely residence in London’s posh Kensington district from the chief executive of the Formula One Group, Bernie Ecclestone, for the equivalent of around 130 million USD?
    Lakshmi Mittal’s father had run a small steel plant in the Rajasthan province of India. The family later moved to Calcutta, where the father took over a major factory and where Lakshmi learned the steel business from scratch.
    After studying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in Calcutta, in 1976 Lakshmi was put in charge of modernizing a rundown steelwork in Indonesia that the family had previously acquired for 1.5 million USD. That pattern would continue throughout the Indian mogul’s life, as he bought money-losing or underutilized steel producers and restructured their business through cost reductions, sales orientation, layoffs, and closures. When a steel industry boom was triggered by rapi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Lakshmi Mittal would become one of the richest men in the world in just a few years.

    Lakshmi Mittal forged the world’s largest steel company.

    Gradually he added larger and larger acquisition targets. In 1989 Mittal bought a derelict steel plant in Trinidad and Tobago and renovated it. He had a major success in Mexico in 1992: The state had invested 2.2 billion USD in state-of-the-art steel-production equipment, but the end of the oil boom was forcing the government to sell. Mexican president Carlos Salinas awarded the Indian entrepreneur the contract for just 220 million USD, of which Mittal only had to raise 25 million in cash. He then renamed the company Ispat Mexicana. (Ispat is Hindi for “steel.”)
    The year 1995 marked another turning point for the businessman.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the giant Karmetwerk, which included coal mines, was up for privatization in Kazakhstan. Although Western corporations did not dare invest, Mittal paid 400 million USD, dismissed a third of the workforce, and made the company profitable within a year. Mittal also bought Sidex in Romania after that company was privatized, though it was a controversial deal because of a letter of recommendation written by British prime minister Tony Blair to Romanian president Adrian Năstase after Mittal’s donation to Blair’s party (“Mittalgate”).

    Mittal Steel was created in the spring of 2005.

    In October 2004 Mittal announced the merger of privately held LNM Holding and publicly listed Ispat International with the American International Steel Group (ISG). (ISG arose from the assets of LTV Steel and the assets of former industrial titans Acme Steel and Bethlehem Steel.) In the spring of 2005, the deal—worth 4.5 billion USD—was concluded. Mittal Steel, based in the Netherlands, was born.

    Steel Ups and Downs

    Carnegie and Vanderbilt in USA, or Thyssen and Krupp in Germany—these family names ring a bell in the history of the steel industry. Compared to other industries, the steel industry today is highly fragmented; the 10 largest steelmakers produce less than a third of the world’s supply, compared to a market share of more than 90 percent by the world’s 10 largest carmakers. ArcelorMittal is the industry leader. Nippon Steel, Baoshan Iron & Steel, POSCO, and JFE Steel follow at some distance.
    The 1990s were dark years for steel producers from Western countries. Specifically, the US steel industry slipped into a severe crisis due to overcapacity and cheap imports, and since the late 1990s, more than 30 companies have had to apply for bankruptcy and creditor protection. The situation changed dramatically with the rapid growth of the Chinese economy. The Chinese demand for steel increased from around 15 percent of the world’s market in 2000 to almost 50 percent a decade later. This unbalanced the markets for raw materials like iron ore and metallurgical coal and caused prices for crude steel to rise significantl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millennium, the price for a metric ton of steel was around 200 USD; by 2008, it had risen to 1,100 USD.
    Mittal had created the world’s largest steel producer, with more than 70 million tons of production capacity. About 90 percent of the company was owned by the family. But Mittal, who wanted to outdo magnates like Andrew Carnegie and Bethlehem Steel’s Charles Schwab, was not yet satisfied.
    In October of the same year, Mittal Steel acquired Ukrainian steel producer Kryvorizhstal at an auction for 4.8 billion USD, after the Ukrainian president decided against a consortium headed by the son-in-law of the former Ukrainian president. But behind the scenes a much larger deal was looming that would profoundly change the steel industry.

    Figure 23. Steel prices in USD/ton, 2000–2010. Data: Bloomberg, 2019.

    In January 27, 2006, Mittal announced a takeover bid to the shareholders of Arcelor, which was the industry’s second-biggest company. He offered a premium of 27 percent on the closing price of the previous day, a purchase price of nearly 20 billion USD. Arcelor itself had been created by the merger of French, Spanish, Luxembourg, and Belgian steelworks, and in 2005 it had produced almost 50 million metric tons of crude steel. The attempt at the hostile takeover provoked Arcelor’s corporate leadership; the governments of Luxembourg, France, and Belgium also opposed the merger.
    “L’India”—the Indian—“does not fit in with our great culture,” said Guy Dollé, the French head of Arcelor. And, in fact, the takeover battle turned into a war of cultures, during which Arcelor sought to save itself through a merger with Russian steelmaker Severstal. It played out like high-stakes poker. In the course of a month, Arcelor rejected two offers from Mittal as too low. Then, in June 2006, the Arcelor board of directors called for a marathon nine-hour negotiation. For almost 34 billion USD, a further premium of 15 percent on the stock closing price of the previous day—about 45 percent above the original offer—Arcelor finally agreed to the sale.

    With the merger of Arcelor and Mittal, the world’s largest steel producer was created, with a combined production volume of just under 120 million tons of crude steel, a global market share of around 12 percent, 60 billion USD in sales, and more than 320,000 employees. Number two in the industry, Nippon Steel, had less than one-third of ArcelorMittal’s production capacity.
    With the acquisition of Arcelor, the Mittal family reduced its stake in the new company to around 45 percent. Nevertheless, with estimated private assets of around 25 billion USD, Lakshmi Mittal is considered the fifth richest person in the world.

    Key Takeaways
    •The awakening of the Chinese economy, with its dynamic growth and enormous lust for resources, shook up a moribund global steel industry. Between 2000 and 2008, global steel prices increased more than fivefold. One entrepreneur noticed this industry trend faster than others.
    •Lakshmi Mittal became the “man of steel.” The Indian tycoon created Mittal Steel in 2005 by buying ISG and the remaining assets of former US industry giants Acme Steel and Bethlehem Steel. But that was not enough. After a bidding frenzy, in summer 2006 Mittal bought Arcelor and forged the world’s biggest steel company, ArcelorMittal.
    •After the transaction was complete, Lakshmi Mittal was considered the fifth richest person in the world, with estimated private assets topping 25 billion USD.

    26 Crude Oil: The Return of the “Seven Sisters” (2007)

    An exclusive club of companies controls oil production and worldwide reserves. But its influence diminishes with the founding of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OPEC) and the rise of state oil companies outside the Western world.

    “There is no business like oil business.“ —C. C. Pocock, Chairman of Shell

    In 2007 the Financial Times created the term the “New Seven Sisters” to describe the world’s seven most influential energy companies outside 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The original Seven Sisters, a term coined in the 1950s, referred to a consortium of predominantly successor companies to the Standard Oil Company: Standard Oil of New Jersey, Standard Oil Company of New York, Standard Oil of California, Gulf Oil, Texaco, Royal Dutch Shell, and the Anglo-Persian Oil Company.

    For a long time, the Seven Sisters were regarded as the dominant force in the oil business, since, thanks to a framework agreement with the Iranian government, they held a demand cartel over oil producers in the Third World. Producer countries were forced to sell the majority of their production on the basis of long-term contracts and fixed prices to the oligopoly, which also controlled trade and distribution.
    The Seven Sisters were able to set the rules, because until the 1970s the group controlled about 85 percent of global oil reserves. However, early in that decade,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producer countries began to nationalize their oil industry: Algeria was the first country to do so, in 1971, followed shortly thereafter by Libya. In the following year, Iraq nationalized the concessions of Western companies. In 1973 Iran also nationalized its domestic oil industry. The power of the Seven Sisters was dwindling, and OPEC—founded in 1960 and the cartel’s counterpart on the supply side—was gaining in importance.

    The Seven Sisters controlled 85 percent of the world’s oil reserves until the 1970s.

    Today, OPEC countries supply about 40 percent of the world’s crude oil, and according to their own data, member countries together account for about 75 percent of global crude oil reserves, while oil production in Western countries has declined over recent years.

    Four of the Seven Sisters still exist today—ExxonMobil, Chevron, Royal Dutch Shell, and BP.

    To counter strong price fluctuations and a continuous drop in oil prices below 10 USD, the large oil companies used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For example, Exxon (Standard Oil of New Jersey) and Mobil Oil (Standard Oil Company of New York) merged in 1999 to create ExxonMobil, the world’s largest oil company, whose annual revenue exceeds the economic power of many small countries.
    From Standard Oil of California came Chevron, which took over US Gulf Oil in 1985 and in 2001 incorporated Texaco as well. The British Anglo-Persian Oil Company first became the Anglo-Iranian Oil Company and then British Petroleum. Following the acquisition of Amoco (the former Standard Oil of Indiana) and Atlantic Richfield, the company finally changed its name to BP in 2000. As a result, four of the original seven dominant companies were left: ExxonMobil, Chevron, Royal Dutch Shell, and BP.

    Big Oil today is made up of BP, Chevron, ConocoPhillips, ExxonMobil, Royal Dutch Shell, and Total.

    Further mergers, such as Total and Petrofina (1999), Total and Elf Aquitaine (2000), and Conoco and Phillips Petroleum (2002), have put the US firm ConocoPhillips and the French company Total into the same category as the other four. There are now six super-majors—BP, Chevron, ConocoPhillips, ExxonMobil, Royal Dutch Shell, and Total—all often referred to as “Big Oil” in the financial press. However, their influence today i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Seven Sisters 50 years ago. Together, Big Oil today controls less than 10 percent of global oil and gas production, and the group’s share of global reserves is again significantly lower.
    In contrast, the “new Seven Sisters” of the oil industry together control about a third of global oil and gas production and global reserves: These include Saudi Aramco (Saudi Arabia), Gazprom (Russia), China National Petroleum Corporation (China; CNPC), National Iranian Oil Company (Iran), Petróleos de Venezuela (Venezuela), Petrobras (Brazil), and Petronas (Malaysia).

    The “new Seven Sisters” are Saudi Aramco, Gazprom, CNPC, National Iranian Oil, Petróleos de Venezuela, Petrobras, and Petronas.

    Aramco, based in Dhahran, Saudi Arabia, is the most important of the group. As the world’s largest oil company, it produces 12 million barrels of crude oil daily and has reserves of approximately 260 billion barrels of crude oil—almost a quarter of global reserves. With its Ghawar oil field, Saudi Aramco also operates the largest oil field in the world. After a dramatic drop in oil prices in 2015–2016, the kingdom of Saudi Arabia speculated about an IPO of Saudi Aramco to raise money. But plans have not yet been realized.
    At the end of 2006, Russian Gazprom and Petro China, a subsidiary of CNPC, had left the market value of most Western energy companies far behind. CNPC, the China National Offshore Oil Corporation (CNOOC), and Sinopec are China’s three largest oil companies.
    The power of the former Russian state-owned company Gazprom—the world’s largest producer of natural gas—was felt in Europe in late 2005 due to the gas dispute with Ukraine. (The enterprise also holds a monopoly on the export of gas from Russia.)
    The state-owned National Iranian Oil Company (NIOC), based in Tehran, is part of the Iranian Ministry of Petroleum and is also active worldwide. Petróleos de Venezuela (PDVSA) was the instrument of power of former Venezuelan president Hugo Chávez. Established as part of the nationalization of the country’s oil industry, PDVSA is today the largest oil company in Latin America. In the Campos Basin, the semipublic Petrobras (formally Petróleo Brasileiro) accounts for more than 80 percent of Brazil’s oil production. The company is also a leader in offshore drilling and deep drilling. With the Tupi field, the Brazilians have probably discovered the third-largest oil field in the world. Petronas (full name Petroliam Nasional Berhad), a state-owned petroleum company known for its landmark Petronas Towers in Kuala Lumpur, is one of the largest international oil and gas companies, with more than 100 subsidiaries and representations in more than 30 countries.

    Key Takeaways
    •After the breakup of Rockefeller’s Standard Oil empire, a consortium known as the “Seven Sisters” emerged. Included were Standard Oil of New Jersey, Standard Oil Company of New York, Standard Oil of California, Gulf Oil, Texaco, Royal Dutch Shell, and the Anglo-Persian Oil Company. This consortium controlled 85 percent of global crude oil reserves until the mid-1970s.
    •The influence of the Seven Sisters diminished with the founding of OPEC and the rise of state oil companies outside the Western world. OPEC today controls about 40 percent of global oil and gas production.
    •The legacy of the Seven Sisters lives on in a group of super-majors, six integrated oil and gas companies also referred to as “Big Oil”: BP, Chevron, ConocoPhillips, ExxonMobil, Royal Dutch Shell, and Total. Compared to the original Seven Sisters, they control less than 10 percent of global oil and gas production.
    •The “new Seven Sisters” are Saudi Aramco, Gazprom, CNPC, National Iranian Oil, Petróleos de Venezuela, Petrobras, and Petronas. Together these seven companies control about a third of global oil and gas production and reserves.

    27 Wheat and the “Millennium Drought” in Australia 2007

    After seven lean years for Australia’s agricultural sector, a Millennium Drought drives the price of wheat internationally from record to record. Thousands of Australian farmers expect a total failure of their harvest. Is this a preview of the effects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This is more typical of a 1 in a 1000-year drought, or possibly even drier, than it is of a 1 in a 100-year event.” —David Dreverman, Head of the Murray-Darling Basin Authority

    The Aboriginal term uamby means “where the waters meet,” except that on the Uamby farm, 50 kilometers northwest of the Australian wine-making and sheep-breeding city of Mudgee, no more water was flowing. The year 2006 was one of the hottest since weather records began on this continent and also one with the least rainfall.

    Though the extreme drought had already affected the farm severely, it was only the beginning of the worst summer months—which fall between December and March in Australia. Water reserves were running low, and the animals could no longer find food. The pastures were bare and parched, necessitating purchases of water and food. Of the original 4,800 sheep on the farm, only 2,800 were left; the remainder had to be sold for 5 USD per animal, though the owners had expected about 40 USD.

    The World’s Wheat

    With an annual production of just under 600 million tons, various wheat varieties, together with corn and rice, are among the most widely cultivated cereals in the world. Wheat accounts for around one-fifth of the world’s calorie needs. It’s an important food for livestock and is also used to produce biofuels like ethanol. The average yield per hectare is just under 3 tons worldwide (1 hectare = 10,000 square meters, comparable to a soccer field). Large parts of the harvest are consumed by the producer countries themselves, so that only about 100 million tons of the total amount produced reach the world market—a factor that can affect price fluctuations in times of shortages.
    More than 400,000 people were working in Australia’s agriculture sector, one of the country’s most important industries, and the situation was dire. At the beginning of 2007, due to the adverse circumstances, a farmer was taking his own life every four day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ext year, more than 70 percent of the agricultural land, about 320 million hectares, was affected by lack of rain and high temperatures.

    The “granary” of Australia, the Murray-Darling Basin, produces 40 percent of the country’s wheat.

    The situation was especially tense in the Murray-Darling Basin. The river system spans thousands of kilometers, an area about the size of France and Spain combined, supplying some 15 percent of Australia’s water. Officially, the rivers supplied around 50 percent less water in 2007 than the previous year, and 2006 itself had been a record low-water year. The basin is considered the granary of Australia, because this area alone grows 40 percent of the food on the continent. Meanwhile, small towns like Dimboola, about 330 kilometers from Melbourne, in the Australian wheat belt, were becoming ghost towns.
    For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Australia’s role as the second-largest exporter of wheat was of particular importance. In “normal” times, Australia exports 25 million tons every year. But normal times had not existed in Australia for seven years, making the drought the country’s longest. The year 2006 was the third-driest year since records began in 1900, and the Australian Bureau of Agricultur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ABARE) was estimating the 2006–2007 winter harvest at just 26 million metric tons, 36 percent less than the previous year. Even so, 2007 proved to be hotter, and experts began talking about a Millennium Drought. Australian prime minister John Howard declared it “the worst drought in living memory.” The direct cause was the phenomenon known as El Niño—a rise in Pacific Ocean temperature that affects weather patterns, and a phenomenon whose frequency and intensity h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through global climate change, according to environmental and weather experts.

    El Niño Acts Up

    El Niño (“the boy” in Spanish, referring to the Christ Child, since El Niño usually occurs around Christmastime) describes a weather phenomenon in which the sea surface temperature in the equatorial Pacific rises, wind systems over the Pacific change, and as a result, the cold Humboldt current west of South America weakens. A layer of warm water travels through the tropical East Pacific from Southeast Asia to South America, and water temperatures off Australia and Indonesia drop. The result is a change in global weather patterns: There are usually heavy rains on the South and North American West Coasts and drought, crop failures, and bush fires in Australia, India, and Southeast Asia.
    In contrast, La Niña (“the girl”) is an exceptionally cold current in the equatorial Pacific, whose effects are excessive rain in Indonesia and drought in Peru.
    The Australian harvest was crucial because the global 2006–2007 wheat harvest, at 598 million metric tons, was also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previous year’s 621 and 628 million tons. The 15 largest producing countries provided about 80 percent of that total. Australia, the second-largest exporter after the United States at the time, accounted for about 16 percent of global wheat exports.

    The harvest came at a time of increasing demand, growing prosperity, and robust economic growth. For global wheat consumption, the forecast for this period was 611 million metric tons.
    The collapse of Australian wheat production first hit Asia and the Middle East, since these countries traditionally imported grain from Australia. They were now looking for wheat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The Europeans were also affected by the heat. In Ukraine, the 2006 crop had shrunk by half.

    In February 2008 the price for wheat more than tripled, compared to 2006, to almost 13 USD per bushel.

    The price of wheat on the Chicago Board of Trade (CBOT) soon began an unprecedented rally. The typical trading band for wheat in the years before 2006 was between 2.50 USD and 4 USD. At the beginning of 2004, however, inventories fell to their lowest levels since 1980. Bad harvests in Europe and China meant that the Middle Kingdom had to import wheat for the fourth year in a row. The price of grains was picking up dynamically.
    In October 2006, wheat broke through the 5 USD mark for the first time and remained there. Then, in June 2007, wheat prices rose to 6 USD, climbed to 7 USD in August, 8 USD at the beginning of September, 9 USD at the end of that month, and rose to 9.50 USD at the beginning of October.
    Meanwhile, global inventories continued to fall and reached a 26-year low. In addition, in Canada—another major wheat exporter on the world market—grain reserves plunged 29 percent year-on-year at the end of July, while Egypt, Jordan, Japan, and Iraq placed buying orders for large quantities of wheat.

    Figure 24. Wheat prices in US cents/bushel, 2005–2008, Chicago Board of Trade. Data: Bloomberg, 2019.

    After this fast-paced rally, international wheat prices took a breather, but in hindsight that turned out to be just a short break. At the beginning of February 2008, wheat prices broke through the 10 USD barrier, and the price momentum continued. The closing price on February 27, 2008, was 12.80 USD, a dramatic tripling since early 2006!
    The devastating drought had caused losses of around 50 percent in the recent Australian harvest. The situation began to relax slightly with the 2007–2008 harvest of 609 million tons, as the rapid increase in wheat prices had proved an incentive for many farmers to plant previously fallow land. A harvest of 688 million tons worldwide was estimated for 2008–2009. By then the unprecedented Australian drought finally had come to an end. However, weather experts painted a bleak picture for the country’s agriculture in the future.

    Key Takeaways
    •The year 2006 was the third driest in Australia since weather records started in 1900, but 2007 topped it. That year turned out to be the hottest year in history.
    •After several lean years, the Millennium Drought caused devastating damages to Australian agriculture. The national wheat harvest dropped by 50 percent, and global grain markets panicked, since Australia was the biggest global exporter of wheat after the United States.
    •In October 2006, wheat topped 5 USD for the first time. In summer 2007, the rally in wheat prices intensified. In February 2008, wheat prices broke the psychological barrier of 10 USD and closed the month at 12.80 USD. Prices had tripled since early 2006.
    •The Millennium Drought in Australia was caused by El Niño, a weather phenomenon whose strength and frequency could be directly linked to global climate change, according to environmental and weather experts.

    28 Natural Gas: Aftermath in Canada 2007

    The new CEO of the Bank of Montreal, Bill Downe, must report a record loss for the second quarter of 2007 due to failed commodity price speculation. Half a year after Amaranth’s bankruptcy, another natural gas trading scandal shakes market participants’ confidence.

    “How all of a sudden does a USD 450 million loss just materialize like this? Was it a lack of control from a risk perspective or was somebody hiding trades in a desk drawer?” —Leigh Parkinson, Risk Advisory

    It was the middle of April when three of the directors of Optionable, a New York commodity broker, unloaded a share package worth nearly 30 million USD. Just days later, the auditor Deloitte and Touche released a report to its principal, the Bank of Montreal (BMO), stating that there was a 350 to 450 million CAD loss in its natural gas portfolio. This came as a nasty surprise for CEO Bill Downe, who had been in his position for only a month and who was about to announce BMO’s quarterly figures.

    A Canadian Institution

    Founded in 1817, the Bank of Montreal (BMO) is the fourth-largest bank in Canada in terms of deposits and has played a major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having finance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irst transcontinental railroad in the 1880s. Today BMO’s business activities are divided into private and commercial clients (retail banking), investment banking (BMO capital markets), and wealth management. Tony Comper served as CEO from 1990 to 2007, and during his leadership, in 2000, a small trading scandal occurred in futures trading of natural gas, causing damage of around 30 million CAD. Seven years later, Bill Downe took over.
    The responsible trader at BMO was David Lee, who dealt in natural gas options both on the New York Mercantile Exchange (NYMEX) and over the counter. Lee had joined BMO in his mid-20s, coming from the Bank of New York, where he had been involved in building the commodity derivatives business from scratch. Beginning as an analyst, he soon switched to trading and specialized in natural gas options.
    At BMO, Lee handled a large portion of his trades via Optionable. For a broker like Optionable with fewer than 20 employees, these trades represent almost 30 percent of his total revenue. It was no wonder that Lee and Kevin Cassidy, the CEO of Optionable, were close friends.

    BMO’s commodity trading achieved a huge profit in 2006.

    Trading in natural gas delivered an attractive additional income for BMO. Its commodity trading was 15 to 20 times larger than that of the Canadian market leader, the Royal Bank of Canada (RBC). BMO’s energy-trading business had grown to 25 traders. The bank had offices in Houston, New York, and Canadian energy metropolis Calgary, where in March 2006, at BMO’s annual general meeting, Tony Comper had announced excellent results in the investment banking segment, driven primarily by trading profits in oil and gas.

    The commodity business was booming. Due to the damage caused by Hurricane Katrina in 2005, the price of natural gas was rising. In 2004 and the first half of 2005, the price hovered between 6 and 7 USD, but after the hurricane season, corporate clients increasingly were interested in price-hedging transactions. In December 2005, the price of US natural gas went over 15 USD/MMBtu.
    This trend did not go on forever, though. Within weeks benchmark gas prices in New York had lost around two-thirds of their value. A mild winter ensured a sufficient supply of the commodity, which this time was unaffected by hurricanes. Customer interest cooled down significantly, but energy trading at BMO continued to grow.

    The BMO team around David Lee was betting on a rebound in prices.

    BMO’s star trader David Lee got it massively wrong with natural gas options.

    Market participants could see that someone was building massive options positions on the NYMEX and over the counter, but prices continued to fall and volatility declined. The value of call options imploded.
    The trading positions in Lee’s team were getting out of balance, but he was able to disguise his losses with the help of Optionable. Later the law firm Schatz Nobel Izard would accuse Optionable of having helped the BMO trader falsify his book and, among other things, of confirming incorrect trading prices. When Deloitte and Touche examined the upcoming quarterly figures, the loss could no longer be concealed. The auditors estimated the deficit came to 350 to 450 million CAD. BMO canceled collaboration with Optionable immediately, and Optionable stock lost almost 90 percent of its value.

    Figure 25. Natural gas prices in USD/MMBtu, 2003–2007, New York Mercantile Exchange. Data: Bloomberg, 2019.

    At the end of April 2007, just days before the announcement of its quarterly figures, BMO announced a profit warning and pointed to the bank’s deferred trading positions in the commodity market, namely positions in natural gas, that would weigh heavily on quarterly profits. Companies such as Goldman Sachs and Citadel, a major Chicago hedge fund manager, showed interest in taking over the portfolio. However, BMO’s managers were convinced that they could handle the situation themselves. It turned out, though, that publicizing the trading positions before they could be reduced was the wrong strategy. The losses continued to increase.
    When the quarterly figures came out in May, BMO had upped the losses on its commodity trading book to 680 million USD, the equivalent of about 12 percent of its total annual profit. Gritting his teeth, Downe reported the biggest trade loss of any Canadian bank in history, blaming market illiquidity and lower volatility. His rationale was not wrong, but market participants were skeptical, and analysts asked some unpleasant questions, about both the bank’s 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quality of its risk management. Bob Moore, executive managing director for commodity products, and David Lee had to leave the company. Lee was fined 500,000 USD and was banned from working in the banking industry. The total cost of the BMO trade scandal added up to around 850 million USD.

    Key Takeaways
    •Half a year after Amaranth Advisors’ bankruptcy, another natural gas trading scandal shook the commodity markets in 2007.
    •David Lee was a celebrated star trader at BMO, and he and his team bet on a rebound of natural gas prices, after prices had declined from a record high of 15 USD due to damages from a record hurricane season.
    •But prices declined further. Natural gas even traded temporarily below 4 USD again. For a while, Lee could disguise his loss of 350 to 450 million USD with the help of his broker Optionable. But auditors uncovered the problem.
    •After earning record profits the year before, Lee’s energy trading imploded. Losses from the trading scandal added up to more than 800 million USD.

    29 Platinum: All Lights Out in South Africa 2008

    Due to ongoing supply bottlenecks of electricity from Africa’s largest energy provider, Eskom, South Africa’s major mining companies restrict their production, and the price of platinum explodes.

    “South Africa needs at least 40 new coal mines to prevent shortages over the long term.” —Brian Dames, Eskom

    “Restoring energy security for the country is an absolute imperative.” —Cyril Ramaphosa, president of South Africa in 2019

    Two years before the World Cup kickoff in June 2010 in South Africa, the country faced its worst electricity supply bottleneck in decades. In spring 2008 the government declared an energy emergency. The national utility company Eskom—the largest electricity provider in Africa—shut down power for several hours every day for weeks, since its capacity lagged far below demand. For 20 years the country’s economy had been growing at a rapid pace. Electricity demand had risen 50 percent since the end of apartheid in 1994, but the South African government and Eskom had failed to provide additional capacity. The electricity company had repeatedly stressed that the nation’s power plants would have to be overhauled and new power plants built, but government agencies ignored these warnings.

    Because there was not enough power available, electricity was rationed at various intervals and in different zones, resulting in two- to three-hour power outages every day. Particularly affected were Johannesburg and the Gauteng region, the center of gold and platinum production. Around half of the mining companies’ energy demand was needed just to maintain infrastructure. Without electricity, the water could no longer be pumped out of the mines, and getting sufficient oxygen several kilometers deep became critical. The impact on actual production was even more dramatic. The Miners’ Union said that the companies sent tens of thousands of workers home or for training. At the end of January, the situation worsened. The energy company operated the world’s largest coal-fired power plant, the Kendal power plant, and Eskom’s coal reserves were being soaked by rainfall. At this point international precious metal prices began to react.

    Eskom turned off the power for the mining companies.

    Precious Platinum and Palladium

    The group of platinum metals (PGMs) includes platinum, palladium, rhodium, iridium, osmium, and ruthenium, but the economically important metals in this group are platinum and palladium, whose trading is overseen by the London Platinum and Palladium Market (LPPM). South Africa and Russia together account for around 90 percent of the world’s platinum metals production. Smaller producer countries are Canada, the United States, and Zimbabwe. The major companies are Anglo American Platinum (Amplats), Impala Platinum (Implats), Lonmin in South Africa, and Norilsk Nickel in Russia. In recent years, Sibanye has also grown into a new player through takeovers and acquisitions.
    Platinum is mainly used for catalysts (50 percent) and jewelry (25 percent); while for palladium, in addition to those applications, dentistry and electronics are important. Price-determining factors for both metals are Russian and South African production, Russian inventories, and global growth rates.
    South Africa had been the center of global gold production since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though it had fallen back over the past 30 years to eighth place. However, South Africa still has a dominant position in producing platinum. Around 80 percent of the world’s production comes from that country, with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being produced in the Bushveld complex. The prices for platinum are correspondingly sensitive to any negative news from South Africa.
    Prices for platinum had been rising steadily since mid-2005, but the momentum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late 2007 and early 2008. For the first time in seven years, the multinational firm Johnson Matthey, the world market leader in auto catalysts and thus the largest customer of platinum, expected falling shipments for the entire year.

    Figure 26. Platinum prices in USD/troy ounce, 2004–2009. Data: Bloomberg, 2019.

    At the end of January 2008, the news that the three largest gold producers in South Africa and the largest platinum producer were reducing production in all mines caused prices to jump. Amplats, with a 40 percent market share, expected production losses of 9,000 ounces per day. The number-two firm, Impala Platinum, claimed to lose about 3,500 ounces per day. Overall, South Africa’s platinum miners feared a 2008 production loss of 0.5 million ounces.

    By March 2008 the price of platinum rose to more than 2,200 USD/oz.

    In addition to gold, the price of platinum in particular rose overnight by almost 100 USD to more than 1,700 USD. At the beginning of March 2008, the price of a troy ounce of platinum closed at more than 2,250 USD, a temporary price maximum.
    Electricity supplier Eskom slowly began to regain control of the situation, but industry production was still running at only 90 percent capacity, and the company predicted that supply problems would continue until at least 2020.
    And the years of mismanagement and corruption continued. In February 2019 the situation escalated again, as Cyril Ramaphosa, the president of South Africa following Jacob Zuma, declared Eskom to be “too big and too important to fail” during the Indaba mining conference in Cape Town. Besides its aging coal-fired plants, the company suffers from a debt level of more than 30 billion USD. A breakup, a government rescue plan, as well as a 15% increase in its tariffs to its industrial customers are in the cards for 2019. At the same time, an ounce of platinum costs 800 USD—a new price rally is about to unfold!

    Key Takeaways
    •In 2008, South Africa faced its worst electricity supply bottleneck in decades, and the government declared an energy emergency. Eskom, the national utility company and the largest electricity provider in Africa, shut down power for several hours every day.
    •Although South Africa’s golden days of gold mining were over, it remained the dominant force in platinum group metals, with about 80 percent of the world’s production.
    •At the end of January 2008, the three largest gold producers and the largest platinum producers all reduced their mine production as a result of continuing power outages.
    •That development spurred prices for platinum, which had been rising steadily since mid-2005 and had already reached 1,000 USD. By March 2008, the price of platinum climbed above 2,200 USD per troy ounce, its highest price ever!

    30 Rice: The Oracle 2008

    The Thai “Rice Oracle,” Vichai Sriprasert, predicts in 2007 that rice will increase in price from 300 USD to 1,000 USD, and he becomes a figure of ridicule and mockery. However, a dangerous chain reaction affecting the rice harvest is about to start in Asia and, with Cyclone Nargis, culminates in a catastrophe.

    “National hoarding really doesn’t help the market.” —Robert Zeigler,
    International Rice Research Institute

    At 65, Vichai Sriprasert was one of Thailand’s largest rice exporters, nicknamed the “Rice Oracle.” Years of experience with the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supply, demand, and price development had earned Vichai a lot of money as well as the honorary chairmanship of the Thai Association of Rice Traders. As the world’s largest exporter of rice, Thailand was a determining factor in international trade.
    Disbelief and ridicule were the initial reactions to Vichai’s prediction, in 2007, that rice prices were likely to exceed 1,000 USD per ton in the following year. At the time Thai export rice was priced at around 300 USD per ton. After a rapid increase in the price of oil and dramatically higher prices for wheat and corn, however, the laughter disappeared. In spring 2008, the price of rice actually broke Vichai’s targeted 1,000 USD mark. And it would continue to rise. For Vichai, the situation was comparable to the 1970s, when in the shadow of the oil crisis, rice prices rose to around 2,700 USD per metric ton.

    Rice Realities

    According to figures from the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FAO), rice—along with corn and wheat—is one of the most widely cultivated cereals in the world, with an annual production of around 650 million metric tons. The largest producer countries are China, India, Indonesia, Bangladesh, Vietnam, and Thailand. Due to its predominantly wet cultivation, between 3,000 and 5,000 liters of flowing water are needed per kilogram of rice. On the one hand, this has a positive effect in terms of lower pest and weed infesta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is can lead to serious crop failures in periods of dry weather.
    Despite the importance of rice, futures trading is insignificant, with less liquidity than the wheat or corn market. The most important trading place for rice is the Chicago Board of Trade (CBOT) in the United States. Traded contracts are quoted in US cents per American centner or hundredweight (1 cwt equals 100 lb equals 45.359 kg), with one contract covering 2,000 hundredweights.
    What had happened? Driven by the rising price of crude oil, the prices of many agricultural goods rose sharply in 2007, a condition called “agflation.” The food price index, calculated by the FAO, had risen by 57 percent within just one year, from March 2007 to March 2008. Wheat and soybean prices also doubled, and the price of corn had increased by 66 percent since autumn 2007.

    Figure 27. Rice prices in US cents/cwt, 2000–2010, Chicago Board of Trade. Data: Bloomberg, 2019.

    However, the price of rice was still well above that of other agricultural goods and was developing its own momentum in spring 2008. From June 2007 to April 2008, rice prices rose by around 75 percent—even more in Asia. Prices increased from 400 USD per metric ton to more than 1,000 USD.
    The price spike had widespread consequences. Rice is a staple food for around three billion people, and in many countries nearly half of household income is spent on nutrition. The rise in prices threatened political stability in several countries and caused serious unrest around the world. In Haiti several people were killed in protests, and uprisings were reported in Egypt, Burkina Faso, Cameroon, Indonesia, Côte d’Ivoire, Mauritania, Mozambique, and Senegal. How did all this happen?

    The globally traded rice volume of 30 million tons was very low compared to the total production of 650 million tons.

    The rice market is generally subject to structural deficits. The average amount of rice traded on the world markets per year—around 30 million metric tons—is very low compared to global production of around 650 million tons. This makes global prices extremely vulnerable to short-term fluctuations in supply and demand. Urbanization, demographics, and the demand for alternative energies and weather conditions all are influential factors and also apply to other agricultural goods to some extent.
    For example, rapid urbanization in Asia has destroyed more and more agricultural acreage, and increasing prosperity on that continent has also led to more meat consumption, increasing the amount of grain needed to feed livestock. The consumption of meat in China alone increased by about 150 percent in the past 30 years. Furthermore, the rice fields of Asia have had to absorb an annual birth rate of about 80 million babies in the region. Indirectly, the high price of oil and a related increase in demand for biofuels are also driving up the price of rice, as many farmers switch to the more profitable cultivation of corn, wheat, and oilseeds.
    Some countries recorded significant losses in their rice harvest due to weather in 2007–2008. Thunderstorms and floods destroyed more than 20 million hectares of fields within one year, twice the total acreage of Thailand. Bangladesh, generally a major exporter of rice, suffered significant crop losses in 2007 from floods and Tropical Storm Sidr, which destroyed almost the entire crop. The rice harvest in Vietnam was also hampered by severe pest infestation and disease. As a result, the price of rice continued to rise, and the situation gradually worsened.
    With panic buying and export restrictions, the dominoes were falling: In Asia, supplies continued to be stretched. The rice-exporting countries of Vietnam and India issued restrictions on the export of rice, while India slowed exports to stabilize prices at home. Other exporting countries, such as China, Egypt, and Cambodia, joined in with quotas and taxes. China was so worried about supplying its own population that it waived exports until further notice, while in Thailand, farmers, traders, and rice mills began to hoard their rice.

    In Asia, hoarding and export restrictions worsened the already tight supply.

    Everywhere in the region there was panic buying. Even in the United States, Wal-Mart rationed its sales to customers. The world’s largest importer, the Philippines, announced massive purchases to forestall further supply shortages. Importing countries like Bangladesh, Indonesia, and Iran were also affected. And then, on the night of May 3, a catastrophe occurred.
    Cyclone Nargis hit the coast of Myanmar, devastating the rice supply region in the middle of the harvest season and leaving between 50,000 and 100,000 people dead. The price of rice shot up again, and the risk of famine and revolts caused by hunger rose. As the price of rice quadrupled, many regions were threatened by unrest. In addition to the tight supply and the unfavorable weather, export restrictions and hoarding had created an artificial shortage, dramatically exacerbating the situation. Even Vichai did not foresee how bad the situation would become.
    In May 2008, however, the supply situation eased. Pakistan, one of the largest rice producers, loosened its export restrictions, and the crop in India was more than 2 million metric tons larger than expected. However, the structural problems of the rice market would remain. Given a comparatively small international market, repeated supply bottlenecks in Asia are to be expected in the future.

    Key Takeaways
    •In the beginning of 2007, Vichai Sriprasert, the “Rice Oracle” of Thailand, predicted a massive increase in the price of rice, a ridiculous thought at that time.
    •Later in 2007, however, prices of many agricultural goods rose sharply, driven by increasing crude oil prices (“agflation”). The situation in the rice market was especially critical.
    •From June 2007 to April 2008, rice prices in Asia increased from 400 USD to more than 1,000. Hoarding and export restrictions worsened an already tight supply.
    •When Cyclone Nargis hit Myanmar in May 2008, it devastated that country’s rice harvest and left as many as 100,000 people dead.
    •The price of rice quadrupled, and many regions were threatened by unrest, causing difficulties that even the Rice Oracle did not foresee.

  • Torsten Dennin《From Tulips to Bitcoins_ A History of Fortunes Made and Lost in Commodity Markets》1-15

    “The Wheel of Time turns and, Ages come and pass, leaving memories that become legend. Legend fades to myth, and even myth is long forgotten when the Age that gave it birth comes again.”—Robert Jordan (1948–2007), The Wheel of Time

    “Wall Street people learn nothing and forget everything [. . .] to give way to hope, fear and greed.” —Benjamin Graham (1894–1976)

    Contents

    Introduction
    1.Tulip Mania: The Biggest Bubble in History (1637)
    In the Netherlands in the 17th century, tulips become a status symbol for the prosperous new upper class. Margin trading of the flower bulbs, which are weighed in gold, turns conservative businessmen into reckless gamblers who risk their homes and fortunes. In 1637 the bubble bursts.
    2.The Dojima Rice Market and the “God of Markets” (1750)
    In the 18th century, futures contracts on rice are introduced at the Dojima rice market in Japan. The merchant Homma Munehisa earns the nickname “God of Markets” for his market intelligence, and he becomes the richest man in Japan.
    3.The California Gold Rush (1849)
    Gold Rush! Some 100,000 adventurers stream into California in 1849 alone, lured by the vision of incredible wealth. The following year, the value of gold production in California exceeds the total federal budget of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of this treasure, California becomes the 31st state in the Union in 1850.
    4.Wheat: Old Hutch Makes a Killing (1866)
    The Chicago Board of Trade is established in 1848, and Benjamin Hutchinson, known as “Old Hutch,” later becomes famous by successfully cornering the wheat market. He temporarily controls the whole market and earns millions.
    5.Rockefeller and Standard Oil (1870)
    The US Civil War triggers one of the first oil booms. During this time, John D. Rockefeller founds the Standard Oil Company. Within a few years, through an aggressive business strategy, he dominates the oil market, from production and processing to transport and logistics.
    6.Wheat: The Great Chicago Fire (1872)
    The Great Chicago Fire of October 1871 leads to massive destruction in the city and leaves more than 100,000 residents homeless. The storage capacities for wheat are also significantly reduced. Trader John Lyon sees this as an opportunity to earn a fortune.
    7.Crude Oil: Ari Onassis’s Midas Touch (1956)
    Aristotle Onassis, an icon of high society, seems to have the Midas touch. Apparently emerging out of nowhere, he builds the world’s largest cargo and tanker fleet and earns a fortune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supertankers and the transport of crude oil. Onassis closes exclusive contracts with the royal Saudi family, and he is one of the winners in the Suez Canal conflict.
    8.Soybeans: Hide and Seek in New Jersey (1963)
    Soybean oil fuels the US credit crisis of 1963. The attempt to corner the market for soybeans ends in chaos, drives many firms into bankruptcy, and causes a loss of 150 million USD (1.2 billion USD in today’s prices). Among the victims are American Express, Bank of America, and Chase Manhattan.
    9.Wheat: The Russian Bear Is Hungry (1972)
    The Soviet Union starts to buy American wheat in huge quantities, and local prices triple. Consequently, Richard Dennis establishes a groundbreaking career in commodity trading.
    10.The End of the Gold Standard (1973)
    Gold and silver have been recognized as legal currencies for centuries, but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silver gradually loses this function. Gold keeps its currency status until the fall of the Bretton Woods system in 1973. The current levels of sovereign debt are causing many investors to reconsider an investment in precious metals.
    11.The 1970s—Oil Crisis! (1973 & 1979)
    During the 1970s the world must cope with global oil crises in 1973 and 1979. The Middle East uses crude oil as a political weapon, and the industrialized nations— previously unconcerned about their rising energy addiction and the security of the supply—face economic chaos.
    12.Diamonds: The Crash of the World’s Hardest Currency (1979)
    Despite the need for individual valuation, diamonds have shown a positive and stable price trend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In 1979, however, monopolist De Beers loses control of the diamond market; “investment diamonds” drop by 90 percent in value.
    13.“Silver Thursday” and the Downfall of the Hunt Brothers (1980)
    Brothers Nelson Bunker Hunt and William Herbert Hunt try to corner the silver market in 1980 and fail in a big way. On March 27, 1980, known as “Silver Thursday,” silver loses one-third of its value in a single day.
    14.Crude Oil: No Blood for Oil? (1990)
    Power politics in the Middle East: Kuwait is invaded by Iraq, but Iraq faces a coalition of Western countries l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has to back down. In retreat, Iraqi troops set the Kuwaiti oil fields on fire. Within three months the price of oil more than doubles, from below 20 to more than 40 USD.
    15.The Doom of German Metallgesellschaft (1993)
    Crude oil futures take Metallgesellschaft to the brink of insolvency and almost lead to the largest collapse of a company in Germany since World War II. CEO Heinz Schimmelbusch is responsible for a loss of more than 1 billion USD in 1993.
    16.Silver: Three Wise Kings (1994)
    Warren Buffett, Bill Gates, and George Soros show their interest in the silver market in the 1990s—investing in Apex Silver Mines, Pan American Silver, and physical silver. It is silver versus silver mining. Who would lead and who would lag?
    17.Copper: “Mr. Five Percent” Moves the Market (1996)
    The star trader of Sumitomo, Yasuo Hamanaka, lives two lives in Tokyo, manipulating the copper market and creating record earnings for his superiors but also carrying on risky private trades. In the end, Sumitomo endures a record loss of 2.6 billion USD, and Hamanaka is sentenced to eight years in prison.
    18.Gold: Welcome to the Jungle (1997)
    In the jungle of Borneo, Canadian firm Bre-X supposedly finds a gold deposit with a total estimated value of more than 200 billion USD. Large mining companies and Indonesian president Suharto all want a piece of the pie, but in March 1997 the discovery turns out to be the largest gold fraud of all time.
    19.Palladium: More Expensive Than Gold (2001)
    In 2001 palladium becomes the first of the four traded precious metals—gold, silver, platinum, and palladium—whose price breaks the psychological mark of 1,000 USD per ounce. That represents a tenfold increase in just four years. The reason lies in continuing delivery delays by the most important producer: Russia.
    20.Copper: Liu Qibing Disappears Without a Trace (2005)
    A trader for the Chinese State Reserve Bureau shorts 200,000 tons of copper and hopes for falling prices. However, when copper prices climb to new records, he disappears and his employer pretends never to have heard of him. What sounds like the plot of a thriller shocks metal traders all over the world.
    21.Zinc: Flotsam and Jetsam (2005)
    The city of New Orleans, called The Big Easy, is well known for its jazz, Mardi Gras, and Creole cuisine. Less well known, however, is that about one-quarter of the world’s zinc inventories are stored there. Hurricane Katrina’s flooding makes the metal inaccessible, and concerns over damage cause the price of zinc to rise to an all-time high.
    22.Natural Gas: Brian Hunter and the Downfall of Amaranth (2006)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closure of MotherRock, an energy-based hedge fund, the bust of Amaranth Advisors shakes the financial industry, as it is the largest hedge fund failure since the collapse of 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 in 1998. The cause? A failed speculation in US natural gas futures. Brian Hunter, an energy trader at Amaranth, loses 6 billion USD within weeks.
    23.Orange Juice: Collateral Damage (2006)
    “Think big; think positive. Never show any sign of weakness. Always go for the throat. Buy low; sell high.” That’s the philosophy of Billy Ray Valentine, played by Eddie Murphy in the 1983 movie Trading Places. The film’s final showdown has Murphy and Dan Aykroyd cornering the orange juice market. In reality, the price of frozen orange juice concentrate would quadruple between 2004 and 2006 on the New York Mercantile Exchange—a consequence of a record hurricane season.
    24.John Fredriksen: The Sea Wolf (2006)
    John Fredriksen controls a corporate empire founded on transporting crude oil. Among the pearls of that empire is Marine Harvest, the largest fish-farming company in the world.
    25.Lakshmi Mittal: Feel the Steel (2006)
    The dynamic growth of the Chinese economy and its hunger for raw materials rouses the suffering steel industry from near death. Through clever takeovers and the reorganization of rundown businesses, Lakshmi Mittal rises from a small entrepreneur in India to the largest steel tycoon in the world, a position he crowns with the acquisition of his main competitor and the world’s second-largest steel producer—Arcelor.
    26.Crude Oil: The Return of the “Seven Sisters” (2007)
    An exclusive club of companies controls oil production and worldwide reserves. But its influence diminishes with the founding of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OPEC) and the rise of state oil companies outside the Western world.
    27.Wheat and the “Millennium Drought” in Australia (2007)
    After seven lean years for Australia’s agricultural sector, a Millennium Drought drives the price of wheat internationally from record to record. Thousands of Australian farmers expect a total failure of their harvest. Is this a preview of the effects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28.Natural Gas: Aftermath in Canada (2007)
    The new CEO of the Bank of Montreal, Bill Downe, must report a record loss for the second quarter of 2007 due to failed commodity price speculation. Half a year after Amaranth’s bankruptcy, another natural gas trading scandal shakes market participants’ confidence.
    29.Platinum: All Lights Out in South Africa (2008)
    Due to ongoing supply bottlenecks of electricity from Africa’s largest energy provider, Eskom, South Africa’s major mining companies restrict their production, and the price of platinum explodes.
    30.Rice: The Oracle (2008)
    The Thai “Rice Oracle,” Vichai Sriprasert, predicts in 2007 that rice will increase in price from 300 USD to 1,000 USD, and he becomes a figure of ridicule and mockery. However, a dangerous chain reaction affecting the rice harvest is about to start in Asia and, with Cyclone Nargis, culminates in a catastrophe.
    31.Wheat: Working in Memphis (2008)
    The price of wheat speeds from record to record. Trader Evan Dooley bets on the wrong direction, juggling 1 billion USD and dropping the ball. This results in a loss of 140 million USD for his employer, MF Global, in February 2008.
    32.Crude Oil: Contango in Texas (2009)
    The price of West Texas Intermediate (WTI) crude oil collapses, unsettling commodity traders around world attention. A 10,000-person community in Oklahoma becomes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The concept of “super-contango” is born, and investment banks enter the tanker business.
    33.Sugar: Waiting for the Monsoon (2010)
    A severe drought threatens India’s sugar harvest, and the world’s largest consumer becomes a net importer on the world market. Brazil, the largest exporter of sugar, has its own problems. As a result, international sugar prices rise to a 28-year high.
    34.Chocolate Finger (2010)
    Due to declining harvests in Côte d’Ivoire (the Ivory Coast)—the largest cocoa exporter on the world market—prices are rising on the international commodity futures markets. In the summer of 2010, cocoa trader Anthony Ward, “Chocolate Finger,” wagers more than 1 billion USD on cocoa futures.
    35.Copper: King of the Congo (2010)
    The copper belt of the Congo is rich in natural resources, but countless despots have looted the land. Now Eurasian Natural Resources Corporation (ENRC) is reaching out to Africa, and oligarchs from Kazakhstan aren’t shy about dealing with shady businessmen or the corrupt regime of President Joseph Kabila.
    36.Crude Oil: Deep Water Horizon and the Spill (2010)
    Time is pressing in the Gulf of Mexico. After a blowout at the Deepwater Horizon oil rig, a catastrophe unfolds—the biggest oil spill of all time. About 780 million liters of crude oil flow into the sea. Within weeks BP loses half its stock-market value.
    37.Cotton: White Gold (2011)
    The weather phenomenon known as La Niña causes drastic crop failures in Pakistan, China, and India due to flooding and bad weather conditions. Panic buying and hoarding drive the price of cotton to a level that has not been reached since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Civil War 150 years ago.
    38.Glencore: A Giant Steps into the Light (2011)
    In May 2011, the world’s largest commodity trading company—a conspicuous and discreet partnership with an enigmatic history—holds an IPO. The former owners, Marc Rich and Pincus Green, have been followed by US justice authorities for more than 20 years. Without mandatory transparency or public accountability in the past, they were able to close deals with dictators and rogue states around the world.
    39.Rare Earth Mania: Neodymium, Dysprosium, and Lanthanum (2011)
    China squeezes the supply of rare earths, and high-tech industr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Europe ring the alarm bell. But the Chinese monopoly can’t be broken quickly. And the resulting sharp rise in rare earth prices lures investors around the globe.
    40.The End? Crude Oil Down the Drain (2016)
    A perfect storm is brewing for the oil market. There is an economic slowdown and too much storage because of contango. The world seems to be floating in oil, whose price falls to 26 USD in February 2016. But the night is always darkest before dawn, and crude oil and other commodities find their multiyear lows.
    41.Electrification: The Evolution of Battery Metals (2017)
    Elon Musk and Tesla are setting the pace for a mega trend: electrification! Demand from automobile manufacturers, utilities, and consumers pushes lithium-based battery usage to new heights. For commodity markets, it is not only lithium and cobalt but also traditional metals like copper and nickel that are suddenly in high demand again. Electrification might prove to be the “new China” for commodity markets in the long term.
    42.Crypto Craze: Bitcoins and the Emergence of Cryptocurrencies (2018)
    Bitcoins, the first modern cryptocurrency, emerged in 2009. The value of bitcoins explodes in 2017 from below 1,000 to above 20,000 USD, attracting worldwide attention. This stellar price rise, followed by a crash of almost 80 percent in 2018, makes bitcoins the biggest financial bubble in history, dwarfing even the Dutch tulip mania of the 17th century. Despite the boom and bust, the future looks bright, as underlying blockchain technology reveals its potential and starts to revolutionize daily life.

    Introduction

    “The price of a commodity will never go to zero . . . you’re not buying a piece of paper that says you own an intangible piece of company that can go bankrupt.” —Jim Rogers

    Commodities came into vogue with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millennium, as investing in crude oil, gold, silver, copper, wheat, corn, or sugar was introduced and marketed massively as an “investment theme” and a “new” asset class by banks and other financial intermediaries. The first investable commodity indices—the S&P Goldman Sachs Commodity Index and the Dow Jones AIG Commodity Index—were developed in the early 1990s, but after the turn of the millennium, every major investment bank offered its own commodity index and index concept. This development opened up a new and attractive asset class for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and wealthy individuals. We witness today the same development in the cryptocurrency world, making an exotic new asset class investable for the public.
    The rapid growth of the Chinese economy is the key parameter of the commodity boom, which has been evident since around the year 2000, when the “workbench of the world” developed a gigantic hunger for raw materials: Imports of iron ore, coal, copper, aluminum and zinc began soaring, and China became the dominant factor in worldwide demand. The dynamic growth of the Chinese economy catapulted commodity prices sky-high. Like a gigantic vacuum cleaner, China swept up the markets for energy, metals, and agricultural goods, and prices kept rising, since supply growth couldn’t keep up with rising demand.
    At least temporarily, the collapse of Lehman Brothers and the worsening financial crisis caused a break in the skyrocketing prices. Crude oil crashed from its high at 150 USD/barrel during the summer of 2008 to below 40 USD in the spring of 2009. In the course of the year, prices recovered again, to above 80 USD. Industrial metals also benefited from the economic recovery.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and amid worries about rising public debt as well as the stability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the interest of investors in gold rose substantially. In 2009, with the European debt crisis looming, gold surpassed the level of 1,000 USD for the first time, but it climbed as high as 1,900 USD per troy ounce in 2011.
    Exotic agricultural products such as sugar, coffee, and cocoa were also among the goods that experienced significant price increases in 2009, as the ghost of “agflation” returned and spooked markets. Market recovery after the financial market meltdown of 2008/2009 proved not to be sustainable, however. After April 2011, commodity markets entered a severe five-year bear market. A period of sluggish growth, deleveraging, and a slower economy in China worsened a massive imbalance of demand and supply for raw materials. A supply glut caused crude oil to fall back to 26 USD early in 2016. But since then, commodity markets have turned around. In 2016, for the first time in five years, they closed positive.

    The Commodity Market and Cryptocurrencies—Some Basics

    A commodity is any raw or primary economic good that is standardized. Organized commodity trad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dates back almost 200 years, but commodity trading has a much longer history. It goes back several thousand years to ancient Sumerians, Greeks, and Romans, for example. In comparison to commodity trading, the history of the stock market—where you exchange pieces of ownership in companies—is much younger. In 1602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officially became the world’s first publicly traded company on the Amsterdam Stock Exchange in Europ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first major stock exchange was the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created in 1792 on Wall Street in New York City.

    Commodities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energy, metals, agriculture, livestock, and meat. You can also differentiate between hard commodities like metals and oil, which are mined, and soft commodities that are grown, like wheat, corn, cotton, or sugar.

    By far the most important commodity sector is crude oil and its products like gasoline, heating oil, jet fuel, or diesel. With the world consuming more than 100 million barrels of crude oil every day, that comes to a market value in excess of 6 billion USD per day, or 2.2 trillion USD per year! About three-quarters of crude oil goes into the transportation sector, fueling cars, trucks, planes, and ships.

    Metal markets are usually divided into base and precious metals. By tonnage, iron ore is the biggest metal market, with more than 2.2 million tons of iron ore mined globally. Nearly two-thirds of global exports go to China; that’s around 1 billion metric tons! At 70 USD per ton, the market value of iron ore, on the other hand, is rather small. The biggest metal market, in value of US dollars, is gold. Around 3,500 tons are mined per year, an equivalent of 140 billion USD. The total aboveground stocks of gold are estimated at around 190,000 tons; that makes gold a physical market of nearly 8 trillion USD. In value terms, copper, aluminum, and zinc are next, whereas other precious metal markets—silver, platinum, or palladium—are rather small.

    In agriculture and livestock, the biggest markets are grains like wheat and corn as well as oil seeds like soybeans, and sugar.

    Bitcoins were released as the first cryptocurrency in January 2009. Since then, more than 4,000 alternative coins (“altcoins”) have been invented. The website coinmarketcap.com tracks prices of about 2,000 of them on a daily basis. After massive price corrections in 2018, the total market capitalization of all cryptocurrencies dropped below 200 billion USD. Bitcoins remain the dominant cryptocurrency, with a market capitalization of almost 70 billion USD and a market share of 40 percent. The next five most traded cryptos are ripple, ethereum, stellar, bitcoin cash, and litecoin. Together these five cryptos amount to a market capitalization of 30 billion USD, less than half of bitcoins.

    Organized commodity trading by itself has a longer history than equity markets, a fact often overlooked in the focus on the dramatic price swings over the past decades. For example, the Chicago Board of Trade (CBOT) was founded in 1848 to provide a platform for trading agricultural products such as wheat and corn. But trade and the speculation in commodities is much older than that. Around 4000 BCE, Sumerians used clay tokens to fix a future time, date, and number of animals, such as goats, to be delivered, which resembles modern commodity future contracts. Peasants in ancient Greece sold future deliveries of their olives, and records from ancient Rome show that wheat was bought and sold on the basis of future delivery. Roman traders hedged the prices of North African grains to protect themselves against unexpected price increases.

    The history of commodity and crypto trading is colorful and instructive, and my aim with this book is to bring to life the most important episodes from the past up to the present. Some of these are spectacular boom-and-bust stories; others are examples of successful trading. All are worth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first six chapters cover major events from the 17th to the 19th century. The Dutch tulip mania of the 1600s is considered one of the first documented market crashes in history and is still a topic of university lectures. In the 18th century, rice market fortunes were earned and lost in Japan, and in the process candlestick charts—which are used today in the financial industry—were invented. In the 1800s, J. D. Rockefeller’s strategies and the rise of Standard Oil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the oil age. At nearly the same time in the midwestern United States, two men were trying to accumulate a fortune by manipulating wheat markets, while in California the Gold Rush broke out, with momentous consequences.

    The episodes of commodity trading in the 20th century read like a “Who’s Who” of business history: Aristotle Onassis, Warren Buffett, Bill Gates, and George Soros are just some of the major players. Meanwhile, crude oil was playing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The 1970s saw a real boom in commodity markets. After a shortfall in its wheat harvest, the Soviet Union went shopping for US agricultural goods, reinforcing an already positive price trend in wheat, corn, and soybeans. It’s no overstatement to say that the rapid rise of crude oil prices during two oil crises in 1973 and 1979 changed the existing world order; the 1990 Gulf War was, in part, an attempt to reverse the clock. During this period the price of oil doubled. Among the collateral damage, the German conglomerate Metallgesellschaft was driven to the brink of insolvency by its crude oil-trading activities.

    In the years that followed, a boom in gold, silver, and diamond prices was followed by a crash, and the Hunt brothers lost their oil-based family fortune because of the collapsing silver price. Warren Buffett, Bill Gates, and George Soros later were also involved in the silver market. And in the jungles of Borneo, the biggest gold scam of all time culminated in the bankruptcy of Bre-X. Another huge speculation in 1996 was caused by the Japanese trader Hamanaka in the copper market. That was repeated almost ten years later by Chinese copper trader Liu Qibing, which also signaled the shift of economic forces from Japan to China.

    The emerging commodity boom of the new millennium attracted additional speculators and led to other boom-and-bust episodes. The collapse of Amaranth Advisors, which accumulated a loss of 6 billion USD within a few weeks by betting on natural gas, hit news headlines worldwide.

    Weather often has played a role. The flooding of New Orleans by Hurricane Katrina led to a price spike in zinc in London, as the majority of zinc warehouses licensed by the London Metal Exchange became inaccessible. An active Atlantic hurricane season in 2006 not only caused oil prices to rise due to damage in the Gulf of Mexico but also pushed the price of orange juice concentrate to new heights.

    A “millennium drought” threatened Australia, resulting in record high wheat prices worldwide. A few years later, a drought in India drove the price of sugar to levels that had not been observed for 30 years. Shortly before that, Cyclone Nargis in Asia caused a human catastrophe. Rice had to be rationed, and the rising prices led to unrest in several countries.

    These fateful events often contrast with individual speculations, in which huge sums of money were involved. For example, trader Evan Dooley lost more than 100 million USD in wheat futures, just a few weeks after the loss of billions by Jérôme Kerviel, in the proprietary trading of French banking giant Société Générale, made world headlines. In 2011, the heritage of Marc Rich, “The King of Oil,” was cashed in: Glencore celebrated its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catapulting its CEO Ivan Glasenberg into the list of the top 10 richest people in Switzerland.

    As a new decade began, the trendy themes of commodity markets shifted first to rare earths like neodymium and dysprosium, then to “energy metals” like lithium and cobalt, which are essential for energy storage and the electrification of transportation in the future. Since 2009 blockchain and bitcoins have caught the attention of traders. With tradeable bitcoin futures introduced at COMEX in 2017, the cryptocurrency has now become a commodity. With prices starting the year below 1,000 USD, bitcoins rose to 20,000 USD in 2017; then the cryptocurrency crashed by 80 percent in the first weeks of 2018. In the history of the biggest financial bubbles of mankind, tulip mania was pushed to second place after 400 years at the top.

    The chapters in this book are framed by the biggest and the second biggest financial bubbles in financial history: tulips and bitcoins. In between are the stories of 40 major commodity market events over four centuries. These episodes were accompanied by extreme price fluctuations and individual outcomes, and they demonstrate that each market can be subject to a boom-and-bust cycle due to a change in supply, demand, or other external factors. This holds true for South African–dominated platinum production, sudden frost in coffee or orange harvests, unrest in Côte d’Ivoire that affected the price of cocoa, strikes by Chilean mine workers that pushed copper prices up, and the fluctuation of bitcoin and other cryptocurrency prices because of financial woes.
    Commodity and cryptocurrency markets are now at the crossroads of investment mega trends like demographic revolution, climate change, electrification, and digitalization. Investing in commodities, blockchain, and its applications will remain a thrilling ride.

    1 Tulip Mania: The Biggest Bubble in History 1637

    In the Netherlands in the 17th century, tulips become a status symbol for the prosperous new upper class. Margin trading of the flower bulbs, which are weighed in gold, turns conservative businessmen into reckless gamblers who risk their homes and fortunes. In 1637 the bubble bursts.

    “Like the Great Tulip Mania in Holland in the 1600s and the dot-com mania of early 2000, markets have repeatedly disconnected from reality.” —Tony Crescenzi, Pimco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17th century, the Netherlands were on the threshold of a golden age, a period of economic and cultural prosperity that would last for about a hundred years. The country’s religious freedom attracted a great diversity of people who were persecuted elsewhere because of their faith. At this time, the small and recently founded Republic of the Seven United Netherlands was rising to the rank of world power, becoming one of the leading nation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while the rest of Europe stagnated.
    As the Hanseatic League (a dominant mercantile confederation in Europe in the Middle Ages) declined in power, the young maritime nation built colonies and trading posts around the world, including New Amsterdam (today’s New York), Dutch India (Indonesia), and outposts in South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such as Aruba and the Netherlands Antilles. In 1602 merchants founded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VOC), which was endowed with sovereign rights and commercial monopolies by the government. The VOC was the first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and one of the largest trading companies of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Merchants from Haarlem and Amsterdam experienced an unprecedented economic boom.
    The new class of rich merchants eagerly imitated the lifestyle of noble lords and ladies by building large estates with gigantic gardens. Tulips—which had arrived in Leiden from Armenia and Turkey in the 16th century by way of Constantinople, Vienna, and Frankfurt am Main—quickly became a luxury good and a status symbol of the wealthy. Upper-class women wore the exotic flowers as hair ornaments or on their clothes for social occasions.

    Tulip Mania on the Silver Screen

    Tulip mania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topic in economics and finance, but it also frequently surfaces in modern pop culture. In the movie Wall Street: Money Never Sleeps (2010), Michael Douglas explains to Shia LaBeouf what happened during the Dutch tulip mania, and a painting of tulips in his apartment is a mocking reminder of that bubble.
    In 2017 Alison Owen and Harvey Weinstein produced the movie Tulip Fever, whose plot is se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17th-century tulip wars. In the movie a married noblewoman (Alicia Vikander) switches identities with her maid to escape the wealthy merchant she married, and has an affair with an artist (Dane DeHaan). She and her lover try to raise money by investing what little they have in the high-stakes tulip market.
    The supply of tulip bulbs, however, grew very slowly since a bulb produced only two to three offspring every year, and the “mother” bulb actually faded away after a few seasons. Thus the supply lagged behind demand, and prices rose, opening up a lucrative niche for intermediaries. Tulips were now no longer sold by growers to wealthy clients but at auctions. And instead of occurring at organized exchanges, trading initially took place in pubs and inns. Later, groups gathered to form trading clubs, or informal exchanges, and they organized auctions according to fixed rules.
    Initially the tulip bulbs were traded only during the planting season. However, as demand rose, traders sold bulbs that were still in the ground: It wasn’t the flowers that were sold anymore, but the rights to buy tulip bulbs. By this time, in the 1630s, tulip trading had become a speculative business because no one knew what the flowers would actually look like. Around 400 painters were commissioned to produce pictures that would entice potential buyers.

    Tulips quickly advanced to become a status symbol. Prices skyrocketed, rising to 50 times the original level between 1634 and 1637.

    Flower experts tried to satisfy their demanding clients with newer and ever more gorgeous creations characterized by particularly uniform petals and striking color patterns. The appearance of the mosaic virus, a plant infestation transmitted by aphids, actually created an extremely rare specimen, a surprising plant with flamed, two-color petals.
    At the height of the boom, tulip contracts changed hands as many as 10 times. Prices skyrocketed and between 1634 and 1637 multiplied by a factor of 50. In individual cases, for example the variety Semper Augustus, buyers paid as much as 10,000 guilders for a single tulip bulb, about 20 times a craftsman’s annual salary. In January 1637 alone, prices doubled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An entire house in Amsterdam could be bought for just three tulip bulbs. The speculative bubble reached its climax on February 5, 1637. Traders from all over the region met in Alkmaar, and 99 tulip bulbs changed hands for 90,000 guilders, the equivalent of one million US dollars today. The excess carried the seeds of the tulip’s downfall since the crash had already begun two days earlier in Haarlem. There for the first time, at a simple pub auction, no buyer was found. The reaction spread rapidly. Suddenly all market participants wanted to sell, resulting in the collapse of the entire tulip market in the Netherlands.

    In 1637, the bubble burst: Prices fell by 95 percent, and trading ceased.

    On February 7, 1637, trading stopped entirely. Prices had fallen by 95 percent, and the number of open contracts referring to tulip bulbs exceeded existing bulb supply by a huge multiple. Both buyers and sellers were hoping for a solution from the Dutch government. In the end, futures trading was prohibited, and buyers and sellers were forced to agree among themselves.
    Large parts of the Dutch population had been infected by tulip fever, from nobles and merchants to farmers and casual workers. Most participants, knowing nothing about the market, started their trading with the tulip bulbs and mortgaged their house or farm to increase their initial capital. However, the booming economy in the Netherlands did dampen the negative economic impact of this speculative bubble.
    Dutch tulip mania is the first documented market crash in history,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process can be applied to the dot-com bubble of 1998–2001 or any other financial bubble. In the decades following the tulip fever, the flower changed from an upper-class status symbol to a widespread ornamental plant, which it still is today, almost 400 years later. And almost 80 percent of the world’s tulip crop still comes from the Netherlands.

    Key Takeaways
    •During the Dutch economic boom of the Golden Age, during the 17th century, tulips became an exclusive status symbol of the new, wealthy upper class.
    •Prices skyrocketed, rising by more than 50 times between 1634 and 1637. Wide segments of the Dutch population were gripped by the speculative fever.
    •Before the bust, tulip bulbs traded for as much as the value of a house in Amsterdam. Then, in February 1637, the bubble burst. Prices fell by 95 percent.
    •The tulip mania is the first well-documented market crash in history. And for almost four centuries, it was known as the biggest financial bubble in history, much larger than the dot-com crash of 2000.

    2 The Dojima Rice Market and the “God of Markets” 1750

    In the 18th century, futures contracts on rice are introduced at the Dojima rice market in Japan. The merchant Homma Munehisa earns the nickname “God of Markets” for his market intelligence, and he becomes the richest man in Japan.

    “After 60 years of working day and night I have gradually acquired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movements of the rice market.” —Homma Munehisa

    During Japan’s Edo period, which began in 1603, the country enjoyed its longest uninterrupted period of peace, and during this time domestic trade and the agriculture sector strengthened. The Dojima rice market was established in Osaka toward the end of the 17th century, and the city became the center of Japanese rice trading in the hundred years that followed. At the Dojima market, rice was traded for other goods, such as silk or tea. A common currency had not yet been established, but rice was generally accepted as payment (for taxes, for example).
    Due to the financial needs of the country’s feudal lords, warehouses started to accept warrants, which promised future delivery instead of the actual goods, and many landowners pledged their harvests for years in advance. Soon trading warrants were uncoupled from trades of physical rice at Dojima; a lively trade in so-called rice coupons evolved. Over time the rice coupons surpassed rice production levels by far. In the middle of the 18th century, almost four times the quantity of rice produced was traded in rice coupons.

    In 1749 around 100,000 bales of rice were traded in Osaka,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re were only about 30,000 physical bales of rice in Japan.

    What Is a Rice Coupon?
    Rice coupons are a standardized form of a promise for the future delivery of rice, in which the price, quantity, and delivery date are fixed. If the market price is above the agreed price, the buyer makes a profit. If the price of rice is lower than the contract price, the buyer suffers a loss. Rice coupons are the first known standardized commodity futures in the world, and the Dojima rice market can be regarded as the first modern futures exchange, predating the introduction of trading in Amsterdam, London, New York, and Chicago.
    In 1750, at the age of 36, Homma Munehisa took over his family’s rice-trading company. As the owner of large rice fields in the northwest of Japan, Homma specialized in grain trading. At first he concentrated his activities in Sakata, where his family was located. Later he moved to Osaka.
    There Homma began to trade rice coupons, and in order to be informed as quickly as possible about the actual harvest in Sakata, he built up his own communication system, which covered about 600 kilometers. His family’s rice fields offered him valuable insider information. But in addition, Homma was probably the first to use analyses of historic price movements. He invented a graph, later known as a candlestick chart, that is still in use today. In contrast to a line chart, the “candles” not only show the opening and closing prices in the course of a day but also track the intraday high and low prices. Homma was convinced that by analyzing historic price movements, it was possible to recognize repetitive patterns that would allow him to make a profit.

    Figure 1. Rice. Candlestick chart in USD/cwt 2016, Chicago Board of Trade (CBOT). Data: Bloomberg, 2019.

    The following episode is legendary: Over several days Homma, who seemed to have more background information than his competitors, bought more and more rice from local farmers at the rice exchange in Dojima. Again and again he drew a paper out of his pocket and peered at symbols that remotely looked like candles. On the fourth day, a messenger from the countryside arrived in Osaka with reports of harvest losses because of a storm. The price for rice in Dojima jumped up, but there was hardly any rice for sale.
    In just a few days Homma had gotten control of Japan’s entire rice market, and he became rich beyond description. After his success at the Dojima exchange, Homma moved to Edo (Tokyo) and continued his ascent, acquiring the nickname “God of Markets.” Raised to the aristocracy, he served as a financial advisor to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He died in 1803. It was almost 200 years before his invention, the candlestick chart, was rediscovered and popularized by investors and traders alike.

    Key Takeaways
    •The trader Homma Munehisa cornered the Japanese rice market in 1750, buying physical supplies of rice and acquiring rice coupons on the basis of his superior market intelligence.
    •Earning the nickname “God of Markets,” he became the richest man in the country.
    •Homma invented candlestick charts, which are still used today in financial and technical analysis.

    3 The California Gold Rush 1849

    Gold Rush! Some 100,000 adventurers stream into California in 1849 alone, lured by the vision of incredible wealth. The following year, the value of gold production in California exceeds the total federal budget of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of this treasure, California becomes the 31st state in the Union in 1850.

    “Gold! Gold! Gold from the American River!” —Samuel Brannan

    It’s hard to imagine today, but before 1848 California was an inhospitable and remote place, populated mainly by Mexicans, descendants of Spaniards, and Native Americans. Among the few European settlers was the Swiss-German émigré John Augustus Sutter, who had left his wife and children in Switzerland after the bankruptcy of his company and moved to the American West. By this time he owned a large piece of land in the Sacramento Valley, a settlement he called Nueva Helvetica. Sutter built a fort at the confluence of the American and Sacramento Rivers, and on the southern arm of the American River, near the village of Coloma, he started to put up a sawmill. It was there, on the morning of January 24, 1848, that one of the workers, carpenter James Wilson Marshall, found a gold nugget in the riverbed. Sutter and Marshall tried to keep the find secret while they gradually bought up more land. But the news of the spectacular discovery couldn’t be concealed for long when Sutter’s employees began to pay for goods with the gold they had found.
    Things soon got out of control. Samuel Brannan, a Coloma shopkeeper, filled a bottle with gold nuggets and traveled to San Francisco. There he rode through the streets, waving the bottle and shouting, “Gold, gold from the American River,” to gain attention for his business, which just happened to include prospecting equipment. The California Gold Rush was on.
    In 1848 only 6,000 people came to search for gold. But the following year gold fever truly took hold. As news of the finds spread, adventurer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hurried to California. Almost 100,000 people traveled to California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fast fortune in the boom year of 1849. They came from Asia as well. More and more Chinese arrived at Gum San, the “mountain of gold,” as they called California.
    The numbers are staggering. In 1848 California had fewer than 15,000 people. In 1852, four years after the first gold discovery, the population exploded tenfold. San Francisco grew from fewer than 1,000 inhabitants in 1848 to about 25,000 residents in 1850. By 1855 more than 300,000 adventurers were searching for gold, and there were plenty of merchants to service—and take advantage of—them.

    The Gold Rush in the Movies

    With No Country for Old Men, directed by the Coen brothers, and The Hateful Eight, by Quentin Tarantino, recent years have seen a comeback of the Western as a movie genre. The concept of a gold rush was a popular theme in these movies in the past. Perhaps the most prominent is The Gold Rush (1925), a classic silent movie with Charlie Chaplin in his Little Tramp persona participating in the Klondike Gold Rush. Re-released in 1942, the movie remains one of Chaplin’s most celebrated works. More recent is Gold, made in 2013 by Thomas Arslan: The plot focuses on a small group of German compatriots who head into the hostile northern interior of British Columbia in the summer of 1898, at the height of the Klondike Gold Rush, in search of the precious metal.
    Prices for prospecting gear multiplied by 10. In Coloma, Sam Brannan’s business took in 150,000 USD per month. Still, the promise of great wealth kept miners panning for gold in the riverbeds. Success meant they’d earn about 20 times as much as a worker on the East Coast in one day. In many cases six months of hard work in the goldfields earned adventurers the equivalent of six years of “normal” work. Annual gold production in California rose to 77 tons in 1851.
    The value of that amount of gold exceeded the total U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at that time. Many miners, though, had a hard time holding on to their earnings. Far from civilization, merchants charged fantastic prices for their goods, while saloonkeepers profited greatly on alcohol and gambling. In truth, the actual winners of the gold rush were businessmen and merchants like Samuel Brannan. The most famous of these is probably entrepreneur Levi Strauss. Born in Germany, he set up shop in San Francisco, and when he realized prospectors needed sturdy trousers to work in, he trimmed tent fabric to meet the demand. Jeans were born.

    Almost 100,000 people came to California in 1849 alone. By 1855 there would be more than 300,000 new migrants.

    With its growth in wealth and population, California’s political weight also increased. In 1850 the “Golden State” was incorporated into the United States. The boom didn’t last forever, though. Around 1860 the easily accessible gold reserves had been depleted, and many cities were abandoned. The population of Columbia, founded just 10 years earlier, dropped from 20,000 people to 500. Boom towns became ghost towns.
    The pattern of the California Gold Rush would be repeated in other places over the next half century. Within a decade, the population of Australia multiplied by 10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1851 gold rush on that continent, which evolved from a British convict colony to a more or less civilized state. In 1886 gold was found on the Witwatersrand south of Pretoria in Transvaal, South Africa. In a few years, Transvaal became the largest gold producer in the world. And in 1896, gold was discovered on the Klondike River in Alaska, leading to boom towns such as Dawson City at the confluence of the Klondike and the Yukon Rivers, which grew from 500 to 30,000 inhabitants within two years.
    As for California, Sutter’s settlement eventually developed into Sacramento, the capital of the state. The huge wave of 19th-century gold seekers is recalled in the name of San Francisco’s football team—the 49ers. And what about John Augustus Sutter? He died in poverty in 1880.

    Key Takeaways
    •The discovery of gold by Swiss-German immigrant John Augustus Sutter and James Wilson Marshall triggered a true global gold rush. More than the prospectors, however, it was the merchants who generally became rich selling equipment and services.
    •The California Gold Rush of 1849 kicked off a huge wave of immigration—with 100,000 new arrivals in that year alone.
    •The discovery of gold accelerated California’s development, leading to statehood in 1850.
    •The pattern of gold rush booms was followed in Australia, South Africa, and the Yukon.

    4 Wheat: Old Hutch Makes a Killing 1866

    The Chicago Board of Trade is established in 1848, and Benjamin Hutchinson, known as “Old Hutch,” later becomes famous by successfully cornering the wheat market. He temporarily controls the whole market and earns millions.

    “Did you hear what Charlie said? Charlie said we were philanthropists! Why bless my buttons, we’re gamblers! . . . You’re a gambler! and I’m a gambler!” —Benjamin Hutchinson

    ACorner in Wheat is a short silent American film, made in 1909, that tells of a greedy tycoon who tries to corner the world market on wheat, destroying the lives of the people who can no longer afford to buy bread. The classic movie, set in the wheat-speculation trading pits of the Chicago Board of Trade building, was adapted from a novel and a short story by Frank Norris, titled The Pit and “A Deal in Wheat,” respectively. In 1994 A Corner in Wheat was selected for preservation in the US National Film Registry by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as being “culturally, historically, or aesthetically significant.”
    Chicago had become the hub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the American Midwest in the 19th century, as large quantities of grains entered the city and more and more warehouses were built to better coordinate supply and demand. Prices regularly came under pressure, and in 1848 the Chicago Board of Trade (CBOT) was founded.
    Benjamin Peters Hutchinson, nicknamed “Old Hutch,” is famous for being the first person to corner the wheat market. Born in Massachusetts in 1829, he moved to Chicago at the age of 30, started trading in grain, and became a member of the CBOT.
    In 1866 Hutchinson was betting on a poor wheat harvest. From May to June of that year, he grew his position, both in the spot market and in futures contracts. His average realized price was reported to be 88 US cents per bushel. Then, in August, the price began to rise steadily because of below-average harvests in Illinois, Iowa, and other states that delivered grain to Chicago. On August 4, the price of wheat ranged between 90 and 92 US cents per bushel. Short sellers soon realized that there would not be enough wheat to meet their delivery obligations. (The strategy of short sellers is to sell contract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eason; they assume that prices during harvest season will come under pressure, and they’ll be able to close their positions with a profit.)
    By August 18, Hutchinson’s control of the tight physical market had driven wheat prices up to 1.87 USD. He had become a rich man. As a consequence, however, the CBOT declared illegal the practice of acquiring futures contracts and trying to prevent physical delivery at the same time.

    What Is a Commodity Futures Exchange?

    The Chicago Board of Trade, established in 1848, is one of the oldest organized commodity futures exchanges in the world. The function of every futures exchange is to provide liquidity and a central marketplace for buyers and sellers to handle standardized contracts (futures and options) that are subject to physical delivery in the future. At the CBOT, these are mainly agricultural products such as wheat, corn, or pork bellies. In 1864 the CBOT introduced the first standardized exchange-traded futures contracts. In 2007 the CBOT and the Chicago Mercantile Exchange (CME) merged into the CME Group. Ten years later, the CME introduced bitcoin futures in the commodity segment of the exchange.
    In 1888 Hutchinson saw another opportunity for lucrative speculation. During the spring, he bought wheat in the spot market and acquired more and more futures contracts for maturity and delivery in September. The storage capacity in the city was around 15 million bushels, and Hutchinson controlled most of the wheat available in Chicago through the spot market.

    On September 22 the wheat price broke the psychological level of 1 USD.

    As a few years before, his average realized price was below 90 US cents per bushel. But this time Old Hutch was facing a powerful group of short sellers who included John Cudahy, Edwin Pardridge, and Nat Jones; they would challenge him over future deliveries in September.
    Until August, the price of wheat remained at around 90 US cents per bushel. But Old Hutch again had the right instincts. Frost destroyed a large part of the local crop. And European demand for wheat imports also grew because of an unexpectedly large crop deficit. The price started to rise, and on September 22 it broke the psychologically important mark of 1 USD.

    One day before maturity of the futures contracts, prices climbed to 1.50 USD. Hutchinson set the final settlement price at 2 USD.

    On September 27, three days before the contracts for September expired, wheat prices rose to 1.05 USD, then increased further to 1.28 USD. Market participants caught on the wrong side began to panic, and short sellers were forced to cover their positions in what’s known as a “short squeeze.” With his positions in the physical market, Old Hutch controlled the price. The day before maturity, on September 29, he offered 1.50 USD to the big short sellers and raised the settlement price to 2 USD. Based on his average realized price, Hutchinson must have realized a profit of around 1.5 million USD.
    He wasn’t done speculating, however. Within the next three years, Hutchinson had given up his profit. Later he lost his entire fortune.

    Key Takeaways
    •Benjamin Peters Hutchinson, nicknamed “Old Hutch,” was a grain trader who bought wheat on the spot market and acquired contracts for future delivery at the Chicago Board of Trade (CBOT). By cornering the wheat market in Chicago in 1866 and 1888, he was able to double his investments within weeks, earning a fortune.
    •The CBOT was established in 1848 and is today one of the oldest organized commodity futures exchanges in the world. The exchange later declared illegal the practice of cornering a market by buying harvests physically and financially at the same time.
    •The CBOT and the Chicago Mercantile Exchange (CME) merged in 2007 to become the CME Group.

    5 Rockefeller and Standard Oil 1870

    The US Civil War triggers one of the first oil booms. During this time, John D. Rockefeller founds the Standard Oil Company. Within a few years, through an aggressive business strategy, he dominates the oil market, from production and processing to transport and logistics.

    “Competition is a sin.” —John D. Rockefeller

    The production of petroleum from coal or crude oil as an inexpensive alternative to whale oil for lamp fuel is commonly regarded as the beginning of the modern petroleum industry. On August 27, 1859, Colonel Edwin Drake discovered a lucrative deposit of crude oil near Titusville, Pennsylvania. The onset of the American Civil War two years later sparked the first oil boom in that state. The price of oil rose to more than 100 USD per barrel (measured in today’s prices). Drilling rigs soon spread across farms in northwestern Pennsylvania, as hundreds of small refineries were created near the oil wells and along the transport routes to Pittsburgh and Cleveland, Ohio, cities that were home to major railroad crossroads: The New York Central and Erie Railroad led to Cleveland, while Pittsburgh served as an important east-west junction on the Pennsylvania Railroad. The majority of freight on these railways still consisted of grains and industrial goods, but the volume of oil products was growing rapidly.
    In 1863 John Davison Rockefeller, age 24, founded a small oil refinery in Cleveland together with his brother William. The son of penniless German immigrants, John worked as a dishwasher during his school years and graduated as an accountant. Rockefeller’s company was successful and prospered, despite fluctuations in the market. The oil boom had led to a spike in production, and the price of the commodity fell from 20 USD per barrel in 1861 to only 10 US cents. In 1866, one year after the end of Civil War, however, the price had risen again to more than 1.50 USD.

    Figure 2. Crude oil prices 1861–2018, in USD/barrel (real prices of 2015). Data: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Energy, 2019.

    With William, Rockefeller founded a second refinery in 1866, then, in 1870, he reorganized his company, naming it the Standard Oil Company. A year later, Rockefeller and other refinery owners formed an alliance to obtain discounts from railway operators. In addition, this alliance was responsible for railway operators raising prices for competitors, which led to an oil war in 1872.
    At the end of that year, Rockefeller took over the presidency of the National Refiners Association, which represented 80 percent of all American refineries. He would continue to aggressively grow Standard Oil, and by 1873 he had managed to acquire or to control almost all refineries in Pennsylvania.

    From Crude Oil to the Plastic-Wrapped Cucumber at Your Supermarket

    A refinery splits crude oil into its various components, such as light and heavy fuel oil, kerosene, and gasoline. With additional steps, a variety of alkanes and alkenes can also be produced from petroleum. Petroleum remained the most important use of crude oil until the rapid spread of automobiles in the 1920s. Although Henry Ford had intended ethanol to fuel his cars, the Rockefeller family, as founders of the Standard Oil Company, pushed for gasoline to power automobiles and succeeded.
    Today, oil is still by far the most important source of energy, at the core of every industrial society, and the base for numerous chemical products, such as fertilizers, plastics, and paints. Although three-quarters of crude oil production is used in transportation, it will take e-mobility further decades at least to challenge the supremacy of crude oil.
    Between 1875 and 1878, Rockefeller traveled throughout America to convince the owners of the 15 largest refineries to become part of his Standard Oil Company. Smaller companies had to follow suit or perish: For example, the plant of the Vacuum Oil Company, founded in 1866, went up in flames. Other entrepreneurs sold Rockefeller their companies for well below half of their market value. As early as 1882, Standard Oil controlled more than 90 percent of the refinery busin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Next, the company turned to pipeline and distribution networks. Rockefeller built his own sales channels, forcing other trading networks out of the market. In late 1882, the National Petroleum Exchange opened in New York to facilitate the trading of oil futures.
    In the end, Standard Oil had a hold over virtually the whole crude oil value chain in the United States—from oil production to processing, transport, and logistics—and began to extend its dominance to the global oil market as well.

    Accumulating a fortune of around 900 million USD by 1913, Rockefeller represented the American Dream, the richest man of all time.

    By transforming his enterprise, Rockefeller was able to postpone the destruction of his empire. But his aggressive company strategy eventually prompted the first antimonopoly legis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1911, the Supreme Court ordered the dismantling of Standard Oil. As a result, the company’s share price fell like a stone. Rockefeller, nevertheless, was able to buy back large quantities of the stock, which only increased his fortune in the years that followed. World War I, increasing motorization, and advances in the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all resulted in a rapid increase in the demand for oil.
    Eventually Standard Oil was broken up into 34 individual companies, from which today’s ExxonMobil and Chevron have emerged. Other sections of the original firm were liquidated over time or were absorbed by other oil and gas companies.
    Back in 1913, the total wealth of John D. Rockefeller was estimated at 900 million USD, the equivalent of 300 billion USD today. This is more than twice the private wealth of Jeff Bezos, founder and CEO of Amazon and, according to Forbes, the wealthiest man in the world today (before his divorce).
    The son of John D. Rockefeller, Nelson, almost becam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but instead served as vice president from 1974 to 1977. David Rockefeller, the last grandson of John D. Rockefeller, died in 2017. Even today, the name Rockefeller is a symbol of vast wealth and also of philanthropy.

    Key Takeaways
    •The American Civil War fueled the first crude oil boom in history. Prices in 1861 soared above 100 USD (in today’s currency).
    •John D. Rockefeller founded the Standard Oil Company, a corporation that not only came to control the US market for crude oil but also dominated the global market.
    •The rise of the automotive industry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general propelled all developing countries into the oil age.
    •John D. Rockefeller personified the American Dream par excellence, rising from a dishwasher to a multibillionaire. Even in 2019 his surname remains a synonym for immeasurable wealth.
    •Though Standard Oil was broken up, successor companies like Exxon-Mobil and Chevron are still operating today.

    6 Wheat: The Great Chicago Fire 1872

    The Great Chicago Fire of October 1871 leads to massive destruction in the city and leaves more than 100,000 residents homeless. The storage capacities for wheat are also significantly reduced. Trader John Lyon sees this as an opportunity to earn a fortune.

    “Being a firefighter is not something you do; it’s something you are.” —the TV show Chicago Fire

    The sun burned hot in the American Midwest during the summer of 1871. In and around Chicago, only 3 centimeters of rain fell between July and October. Water resources were nearing depletion, and small fires sprang up regularly. On October 8, a fire broke out in a barn, initiating a disaster that became known as the “Great Chicago Fire.”

    Winds from the southwest fanned the flames and set neighboring houses on fire. Traveling quickly, the fire spread toward the city center and crossed the Chicago River. It took two days to get the conflagration under control, and by then an area of more than 8 square kilometers and 17,000 buildings had been destroyed. Every third inhabitant of the city lost his home. The damage has been estimated at more than 200 million USD. In addition to large parts of the city, the fire destroyed 6 out of the 17 warehouses approved by the Chicago Board of Trade (CBOT). The city’s total storage capacity decreased from about 8 to 5.5 million bushels. John Lyon, a large-scale wheat trader, saw the opportunity to make a profit. He joined with another trader, Hugh Maher, and CBOT broker P. J. Diamond, to manipulate the wheat market.

    What’s What with Wheat

    Different types of wheat are traded on futures exchanges.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at is traded on the Chicago Board of Trade (CBOT) and the Kansas City Board of Trade (KCBT), with the volume of Chicago Soft Red Winter Wheat (soft wheat) outweighing Kansas Hard Red Winter Wheat (hard wheat). Chicago wheat is mainly grown in an area that extends from Central Texas to the Great Lakes and the Atlantic Ocean. Kansas wheat grows primarily in Kansas, Nebraska, Oklahoma, and parts of Texas.

    At CBOT, wheat is traded in US cents per bushel and designated with the abbreviation W plus a letter and number that stands for the current contract month (e.g., W Z9 for wheat delivered in December 2019). A contract refers to 5,000 bushels of wheat, with one bushel corresponding to 27.2 kilograms. Therefore, one contract refers to around 136 metric tons of wheat.

    In the spring of 1872, the group began to buy wheat in the spot and futures market. Wheat prices rose continuously through early July, and contracts specifying delivery in August traded between 1.16 and 1.18 USD per bushel. At the beginning of July an average of just 14,000 bushels of wheat a day reached the city; by the end of the month, prices had climbed to 1.35 USD. In response, however, wheat deliveries to Chicago increased.

    By the beginning of August, 27,000 bushels a day were coming in. But luck was still with Lyon. Another warehouse burned to the ground, and the city’s already stretched storage capacity was reduced by another 300,000 bushels. Rumors about a below-average harvest due to bad weather pushed up prices even more. On August 10 these two factors combined to push wheat contracts for August up to 1.50 USD. On August 15 prices climbed to above 1.60 USD. But then the wheel of fortune started to turn.

    As more and more wheat reached the city of Chicago, Lyon was forced to give up.

    The high prices incentivized farmers to speed up their harvest: Crops were picked into the night. In the second week of August, about 75,000 bushels of wheat reached Chicago each day; a week later that figure had risen to 172,000 bushels. For the rest of the month, daily deliveries increased to nearly 200,000 bushels.

    Wheat that had already been shipped from Chicago to Buffalo returned to the Windy City, because of the high local prices. Newly opened warehouses also added to the storage capacity in the city, bringing it to more than 10 million bushels—two million bushels more than before the Great Fire!

    To secure their profits and stabilize prices, Lyon and his partners had to buy all the wheat coming into Chicago. But they were already leveraged by local banks, and the additional funds they needed soon exceeded the group’s financial options.

    On Monday, August 19, Lyon had to admit defeat. He could no longer afford to buy wheat in the spot market. The price of wheat with delivery in August fell by 25 US cents. The following day prices dropped another 17 US cents. The crash ruined John Lyon, who was unable to meet his margin calls. His attempt at market manipulation ended in financial disaster and bankruptcy.

    Key Takeaways
    •The Great Chicago Fire of 1871 led to massive destruction and left more than 100,000 people homeless.
    •With the number of grain warehouses drastically reduced, a group of speculators around John Lyon saw a big opportunity in the wheat market. Together they tried to corner the wheat market, but rises in price also resulted in increased shipments of wheat to the city. After initially increasing to 1.60 USD, the price of wheat crashed.
    •Lyon and his friends were unable to meet their margin calls. Their attempt at cornering the market ended in bankruptcy and financial disaster.

    7 Crude Oil: Ari Onassis’s Midas Touch 1956

    Aristotle Onassis, an icon of high society, seems to have the Midas touch. Apparently emerging out of nowhere, he builds the world’s largest cargo and tanker fleet and earns a fortune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supertankers and the transport of crude oil. Onassis closes exclusive contracts with the royal Saudi family, and he is one of the winners in the Suez Canal conflict.

    “The secret of business is to know something that nobody else knows.” —Aristotle Onassis

    At the beginning of December 2005 the youngest billionaire in the world, Athina Roussel, age 20, celebrated her wedding to 32-year-old Brazilian equestrian Álvaro Alfonso de Miranda Neto. A thousand bottles of Veuve Clicquot were ordered for the 1,000 guests at the São Paulo nuptials. Athina was the only heiress to the Onassis fortune, the last of her clan. Her grandfather, Aristotle “Ari” Socrates Onassis, would have been almost 100 years old.

    A central figure in the high society of the 1950s, ’60s, and ’70s, Aristotle Onassis earned his fortune by constructing supertankers and transporting crude oil. Like Rockefeller, Onassis became synonymous with wealth and fortune. But his rise to fame was not a straightforward one.

    The Onassis family initially became wealthy through the tobacco trade. Based in the city of Smyrna, Ari’s father had a fleet of ten ships. Ari himself enjoyed a good education. At 16 he already spoke four languages—Greek, Turkish, English, and Spanish. In 1922, however, when the Turks retook Smyrna (Izmir), which had been under Greek rule since World War I, the family had to flee. They were forced to leave everything behind. Virtually penniless, Onassis migrated to Argentina and earned money by importing tobacco. He also kept himself afloat with occasional jobs.

    In the 1930s the world economic crisis offered Onassis an attractive business opportunity in the form of large-scale transport of crude oil.

    The economic crisis of the 1930s offered Onassis the opportunity to get into the crude oil transport business on a large scale. There were rumors that the Canadian National Steamship Company was in serious financial difficulties and that several of its freighters were for sale. Onassis took all the money he’d accumulated and purchased six rundown ships for 120,000 USD, one-tenth of their value at the time.

    With that bold move, Onassis laid the foundation of his empire. The purchase quickly paid off during the economic recovery that followed. At the beginning of World War II, Onassis’s fleet had grown to 46 freighters and tankers, and he leased them to the Allied forces on profitable terms.

    Ari and the Women

    Aristotle Onassis married into another family of successful Greek shipowners when he wed Athina “Tina” Livanos. They divorced in the 1950s, however, after he began a long relationship with celebrated opera diva Maria Callas, who separated from her husband for Onassis. In 1968 Onassis married Jacqueline Kennedy, widow of President John F. Kennedy. At the time, Onassis was 62 years old; Jackie was 23 years younger. Because of her spending on travel and shopping, Onassis nicknamed her “supertanker,” since he said she cost him just as much as a ship.

    During the war, Onassis’s ships changed their flags to neutral Panama and remained undisturbed by naval battles. As more and more freight ships were lost to the conflict, his own fleet’s rates rose higher, creating a gold mine for Onassis. After the war, he expanded the number of his ships into the largest private commercial fleet in the world, and in 1950, he commissioned the biggest tanker in the world, 236 meters long, to be completed at the German Howaldt shipyard.

    But it was not until spring 1954 that the 48-year-old Onassis made a definite breakthrough. Through shady contacts and friendships, he struck a lucrative agreement with the royal family of Saudi Arabia. Onassis not only received the exclusive right to transport crude oil for King Saud, but he also was to produce a new supertanker for the country almost every month and would participate in the sale of crude oil. Together Onassis and Saudi Arabia set up the Saudi Arabian Tanker Company, with a goal of having 25 to 30 ships that could transport about 10 percent of the country’s crude oil.

    By royal decree the Arabian American Oil Company (Aramco) would have had to use Saudi Arabian ships for the tonnage previously shipped in charter ships. Aramco—a joint venture among Standard Oil (New Jersey), Standard Oil of California, Socony Vacuum, and Texas Co.—had had a concession agreement with King Ibn Saud since 1933 and was responsible for nearly 10 percent of the world’s oil production. About half of the oil produced in Saudi Arabia went by pipeline to Lebanon; the other half was transported by tankers. Of the tanker market, 40 percent of crude was shipped in Aramco’s own tankers; for the remaining 60 percent, the company used charters.

    The Suez Canal conflict resulted in enormously profitable opportunities for Onassis.

    By breaking into this system, Onassis made some powerful enemies. The United States tried to block the agreement to safeguard its own influence, and Europe—which in the 1950s derived 90 percent of its oil supply from the Middle East, whose largest producer was Saudi Arabia—was also unenthusiastic. The deal with Saudi Arabia ultimately fell through, and without the new freight orders, Onassis’s ships sat idle in shipyards around the world. The Greek magnate’s empire began to crumble. But he was rescued by the Suez crisis in 1956.

    With the growing economic importance of crude oil, European nations increasingly were dependent on the use of the Suez Canal to bring fuel from the producing countries. But the nationalist policies of the new Egyptian president, Gamal Abdel Nasser, were intensifying conflicts with Israel as well as with France and Great Britain, which controlled the canal. Egypt blocked the Gulf of Aqaba and Suez Canal to Israeli shipping; then on July 26, 1956, Nasser nationalized the Suez Canal.

    Britain’s prime minister, Anthony Eden, responded together with Israel and France with Operation Musketeer. On October 29, Israel invaded the Gaza Strip and the Sinai Peninsula and quickly pushed toward the canal. Two days later Britain and France began bombing Egyptian airports. Although the Egyptian army was quickly beaten and the war was over by December 22, 1956, sunken ships continued to block the Suez passage until April 1957.

    The crisis brought salvation to Aristotle Onassis. No other shipowner had the transport capacity to move the oil. With more than 100 idle tankers and virtually no competition, he was able to double his rates, once again earning a fortune. The Six-Day War in 1967 offered a similar opportunity, and later, during the oil crisis in 1973, Onassis’s Olympic Maritime Company posted a profit of more than 100 million USD.

    Aristotle Onassis earned his fortune through the transport of crude oil. He became a society icon through his extravagant lifestyle and his marriage to Jackie Kennedy.

    By then, Onassis’s total private wealth was estimated at more than 1 billion USD. Throughout his career he had diversified into other businesses: He bought banks in Geneva, founded Olympic Airways, built the Olympic Tower on Fifth Avenue in New York, and acquired the Greek island of Skorpios. Onassis became enamored of Monaco, which had been a dull, sleepy little place until he transformed it. In Monte Carlo, Onassis bought beautiful hotels and dozens of houses and villas, built public facilities and beach clubs, and renovated the port and the casino. He held legendary gatherings on his yacht, inviting guests who included President John F. Kennedy and his wife, Winston Churchill, Ernest Hemingway, and other members of high society from business, politics, and Hollywood. Onassis even brought together Prince Rainier of Monaco and American actress Grace Kelly, helping establish Monaco as a paradise for the rich and beautiful in Europe.

    Key Takeaways

    •Aristotle “Ari” Socrates Onassis earned a fortune by transporting crude oil in his huge tanker fleet and through his excellent relationships with the Saudi family.
    •He profited massively from the Suez crisis in 1956 and the oil crises of the 1970s.
    •Onassis was an icon of the international jet set, thanks to his relationship with opera star Maria Callas, and his second marriage to Jacqueline Kennedy, the widow of John F. Kennedy.
    •With his private wealth of more than 1 billion USD, Onassis supported Prince Rainer of Monaco and established the principality as the place to be for the rich and beautiful.

    8 Soybeans: Hide and Seek in New Jersey 1963

    Soybean oil fuels the US credit crisis of 1963. The attempt to corner the market for soybeans ends in chaos, drives many firms into bankruptcy, and causes a loss of 150 million USD (1.2 billion USD in today’s prices). Among the victims are American Express, Bank of America, and Chase Manhattan.

    “You have caused terrific loss to many of your fellow Americans!” US federal judge Reynier Wortendyke

    At first glance, it seemed like a plot for a Hollywood movie: Workers deceived warehouse inspectors using oil tanks filled with water to hide one of the largest credit frauds in US history. It was all part of an attempt to corner the soybean market, a fragile house of cards whose collapse caused a loss of more than 150 million USD (the equivalent of about 1.2 billion USD today) and whose effects rippled throughout corporate America.
    At the center of the debacle were Allied Crude Vegetable Oil, a New Jersey company, and its owner Anthony (“Tino”) De Angelis. In the end the unraveling of the scheme was analogous to the bankruptcy of Lehman Brothers in 2008: On a November evening in 1963, a group of employees of the Wall Street brokerage firm Ira Haupt & Co., including managing partner Morton Kamerman, sat in a conference room and spoke on the phone with Anthony De Angelis. As the conversation heated up, De Angelis accused Kamerman of ruining his company. Kamerman was not responsible for his firm’s commodity trading, but he was aware that De Angelis was one of his biggest customers. The Haupt & Co. partners were desperately looking for someone willing to buy soybean oil in large quantities, but they had no success. The next morning Kamerman understood a lot more about his company’s commodity business. However, the knowledge went hand in hand with the fact that Haupt & Co. was bankrupt due to the insolvency of Allied Crude.

    Some Background About Soybeans

    Soybeans, which are predominantly crushed for soybean oil and soybean meal, are produced and exported mainly by the United States “Corn Belt” (Illinois and Iowa), Brazil, and Argentina. Together these countries account for about 80 percent of the world’s soybean harvest of around 215 million metric tons. In most of the world’s production, the oil is extracted first, and the residual mass is used primarily as a feedstock. Soybeans, soybean meal, and soybean oil are traded on the Chicago Board of Trade (CBOT) with the symbol S, SM, and BO and the respective contract month (for example, S F0 = Soybean January 2020).

    Figure 3. Prices for soybean oil, 1960 – 1964, in US cents/lb, Chicago Board of Trade. Data: Bloomberg, 2019.

    Anthony De Angelis had founded Allied Crude Vegetable Oil in 1955 to buy subsidized soybeans from the government, process them for soybean oil, and sell the product abroad. Born in 1915, he was the son of Italian immigrants and grew up in the Bronx in New York. As a commodity trader, he dealt in cotton and soybeans, and between 1958 and 1962, he built a refinery in Bayonne, New Jersey, and leased 139 oil tanks, many as high as a five-story building. American Express Warehousing, a subsidiary of American Express, was paid by Allied Crude for storage, inspection, and certification of the oil volume. In 1962 De Angelis was responsible for about three-quarters of the total soybean and cottonseed oils in the United States. But in order to finance the rapid growth of the company in a highly competitive industry, he increased leverage by taking more and more credit, which was largely collateralized by the oil he produced.

    And that is where the fraud began: Allied Crude Vegetable Oil never had as much oil as was necessary to secure its loans. A close investigation by American Express Warehousing would have revealed that De Angelis needed to store more oil than was available in the entire United States, according to the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s monthly data. At its peak, De Angelis’s credit volume represented more than three times the amount of oil that could be stored in the tanks in Bayonne. But De Angelis was American Express’s largest customer. And his employees deceived the inspectors who were sent to check the collateral by pumping oil from tank to tank or filling the tanks mainly with water and only a small amount of oil. In this way the company continued to receive new credit lines.
    Instead of expanding operations, however, the company used the credit lines for speculation in soybean futures at Chicago’s commodity exchange. De Angelis placed huge bets on rising prices for soybeans; he had to deposit only about 5 percent of the future purchase sum as a margin. Nevertheless, in his attempt to corner the entire market through further positions, De Angelis needed an even higher credit line.
    He was already trading in futures contracts with Wall Street brokers Ira Haupt and J. R. Williston & Beane, and they agreed to further credit against stockpiles of the nonexistent oil. Both institutions were financed on the basis of their warrants by commercial banks Chase Manhattan and Continental Illinois.
    By mid-1963, De Angelis had accumulated soybean positions equaling about 120 million USD or 1.2 billion pounds. A tick of only 1 US cent in the price of soybeans meant that De Angelis gained or lost 12 million USD. For a while his trades were profitable. In just six weeks in autumn 1963, the price of soybean oil climbed from 9.20 USD per pound to 10.30 USD. But on November 15 the market collapsed because of Russian plans to buy more US grain and the negative reaction to this. Allied Crude Vegetable Oil collapsed with it.

    De Angelis deceived his creditors and caused losses of more than 1 billion USD in today’s prices.

    Within four hours soybean oil had fallen to 7.60 USD per pound, and the Chicago Board of Trade called for additional margins from Ira Haupt, which the company was unable to provide because its main customer, De Angelis, was not in a position to do so. Even another 30 million USD borrowed by American and British banks was not enough to rescue Ira Haupt. Williston & Beane was also forced to merge with Walston & Co. because of dwindling equity.

    The soybean market tumbled and took Allied Crude down with it.

    Allied Crude went into bankruptcy, and as creditors reviewed the company’s tanks more carefully, they confirmed there were just 100 million pounds of soybean oil there instead of 1.8 billion pounds. This difference was worth about 130 million USD.
    Affected by the debacle were banks, brokers, oil traders, and warehouses, huge firms like Bank of America, Chase Manhattan, Continental Illinois, Williston & Beane, Bunge Corp., and Harbor Tank Storage Co., to name just a few. The main loser was the parent company of American Express Warehousing: American Express faced legal suits by 43 companies, to the tune of more than 100 million USD. The share price of American Express dropped by more than 50 percent after the fraud hit the news. The scandal, however, received only limited attention, because two days later President Kennedy was shot in Dallas.
    For Ira Haupt & Co., liabilities amounted to almost 40 million USD, which they were not able to meet, affecting more than 20,000 brokerage customers. Even worse than these financial claims was the damage to the reputation of the US economy. As for Anthony De Angelis, in 1965 he was sentenced to 10 years’ imprisonment for fraud.

    Key Takeaways
    •In 1963 Anthony (“Tino”) De Angelis and his company Allied Crude Vegetable Oil were at the epicenter of one of the biggest corporate credit crises before the collapse of Lehman Brothers in 2008.
    •By cheating on inventories and in a bold pattern of fraud, Allied Crude received immense credit lines for its business and heavily speculated on the rise of soybean and soybean oil futures in Chicago. Eventually the market for soybeans crashed in November 1963 and took Allied Crude Vegetable Oil with it.
    •Affected by the fraud were several banks, brokers, oil traders, and warehouse companies, including prominent names like American Express, Bank of America, and Chase Manhattan.
    •The huge scandal, however, was overshadowed by the assassination of President John F. Kennedy two days later.

    9 Wheat: The Russian Bear Is Hungry 1972

    The Soviet Union starts to buy American wheat in huge quantities, and local prices triple. Consequently, Richard Dennis establishes a ground-breaking career in commodity trading.

    “If you live among wolves you have to act like a wolf.” —Nikita Khrushchev

    In the history of capital markets, 1972 is known as the year of “The Great Russian Grain Robbery.” Because of harvest shortages, Soviet commissioners were traveling all over the United States, buying as much wheat as they could. Their actions affected not only the grain market but also the career of a young commodity trader named Richard Denni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1970s, the United States was beginning to abolish the gold standard, and as a result the US currency subsequently weakened. At the same time, wheat was trading close to 1 USD—historically low levels. That was not a surprise, since wheat production was massively subsidized by the government. But the weakening dollar gradually made American products, including many agricultural goods, more competitive. As a result, exports rose, and hand in hand with export volume, prices began to rise as well: That included grain prices, which were slowly awakening from their slumber.

    In the history of capital markets, 1972 is known as the year of “The Great Russian Grain Robbery.”

    Weather is always a key factor for agricultural prices, and after years of good harvests, the world’s grain production started to decline in 1972. Poor weather conditions were responsible for lower yields in important producer nations like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Australia, and the Soviet Union. In comparison to 1970–1971, wheat stocks in 1973–1974 fell by 93 percent in Australia, 64 percent in Canada, and 59 perc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Inventories approached critically low levels.

    Figure 4. Wheat prices, 1970–1977, in US cents/bushel, Chicago Board of Trade. Data: Bloomberg, 2019.

    In July and August 1972, the Soviets bought nearly 12 million metric tons of US wheat—approximately 30 percent of the country’s production—amounting to a net value of about 700 million USD. Because farmers were already facing problems meeting demand, prices increased sharply, from below 2 US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decade to more than 6 USD in February 1974. Corn spiked at the same time, from less than 1.5 USD to nearly 4 USD, while soybean prices more than tripled, reaching their highest level of more than 12 USD in June 1973.

    Weather Woes

    The harvest of Kansas wheat (Hard Red Winter Wheat), which is mainly exported, can be threatened by climatic fluctuations three times during the year: in late autumn, when it is too hot and dry or too cold and humid for germination; during winter, when sudden temperature changes threaten growth; and finally, in spring, when rain prevents pollination. For these reasons crop quality, quantity, and price are all subject to huge fluctuations.

    The rapid price spike favored young Richard Dennis, who had studied in Chicago and at Tulane University in Louisiana and had worked as a student at the Chicago Mercantile Exchange (CME) in 1966 at the age of 17. He began speculating with 2,000 USD in initial capital from his family, first with small contracts on the MidAmerica Exchange, and later on the CME.

    In 1972 the 23-year-old Dennis recognized the new agricultural market trend. He bet on rising wheat prices and won. A year later, in 1973, his initial capital increased to 100,000 USD as he took advantage of a trend-following system, aggressively increased his positions, and remained invested. In 1974 he made a profit of 500,000 USD on soybeans alone, and by the end of the year, he’d become a millionaire at the age of 25.

    The Soviet shopping spree of 1972 was repeated in 1977 after another bad harvest in Eastern Europe.

    Three years later history repeated itself. In 1977 Soviet president Brezhnev announced a national wheat harvest of less than 200 million tons, which took the markets by surprise as the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and US intelligence both were forecasting a good harvest.
    By this time Soviets had already bought 18 to 20 million tons of wheat from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Australia, and India. Although worldwide production of wheat was around 600 million metric tons, according to data from the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FAO), only a small fraction of that quantity was globally traded. Because large amounts are consumed by the producer countries themselves, world market prices can fluctuate dramatically based on relatively small changes in global trading.
    Meanwhile, Dennis’s career continued to soar.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1980s, his capital rose to around 200 million USD. At 35 he was known as the “Prince of the Pit” and was one of the most recognized commodity traders in the world.
    In 1983 and 1984 Dennis recruited and trained 21 men and two women in commodity trading. The group later became known as “Turtle Traders,” thanks to an often-quoted comment by Dennis, who said, “You can breed traders like turtles in a laboratory.” Five years later the group had earned him a profit of 175 million USD.

    Key Takeaways
    •After a bad harvest, agents of the Soviet Union quickly and secretly purchased 30 percent of the total US wheat crop. Therefore, 1972 became famous as the year of the “Great Russian Grain Robbery.”
    •Grain shortages and the Soviet actions caused a spike in prices: Wheat prices that traded at 2 USD in 1970 shot up above 6 USD in February 1974, a threefold increase within 24 months. Corn also rose from 1.50 USD to nearly 4 USD, while soybean prices surpassed 12 USD during the summer of 1973.
    •Richard Dennis, age 23, recognized the new trend in agricultural markets and bet on rising wheat prices. He became a millionaire two years later, After a decade he was making a profit of 200 million USD, earning the nickname “Prince of the Pit.”

    10 The End of the Gold Standard 1973

    Gold and silver have been recognized as legal currencies for centuries, but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silver gradually loses this function. Gold keeps its currency status until the fall of the Bretton Woods system in 1973. The current levels of sovereign debt are causing many investors to reconsider an investment in precious metals.

    “Gold and silver, like other commodities, have an intrinsic value, which is not arbitrary, but is dependent on their scarcity, the quantity of labour bestowed in procuring them, and the value of the capital employed in the mines which produce them.” —David Ricardo

    “You have to choose . . . between trusting to the natural stability of gold and the natural stability of the honesty and intelligence of the members of the government. And, with due respect to these gentlemen, I advise you, as long as the capitalist system lasts, to vote for gold.” —George Bernard Shaw

    “Only gold is money. Everything else is credit.” —J. P. Morgan

    In June 2011 the US Mint announced a 30 percent increase in silver coin sales compared to the previous month. With more than 3.6 million silver eagles sold, the US Mint reached its limit of production, so great was the interest of investors in silver coins. Similar figures were reported by the Royal Canadian Mint, the Australian Mint in Perth, and also by the Vienna-based Mint Austria, producer of the Vienna Philharmonic Coin. In March 2011 newspaper headlines proclaimed that the state of Utah was considering once again accepting gold and silver as legal currencies. Utah was not an isolated case in the United States; Colorado, Georgia, Carolina, Tennessee, Vermont, and Washington were also looking to return to the stable value of gold.
    What seems curious at first glance made many investors thoughtful. After all, the use of a paper currency without a tie to precious metals like gold or silver is a relatively recent experiment. Only in the early 1970s, when President Nixon abolished gold convertibility in 1971, and with the collapse of the Bretton Woods system of fixed exchange rates and the convertibility of all currencies into gold in 1973, was the gold standard abolished and replaced by fiat money.
    Fiat money is a currency without intrinsic value that has been established as money, often by government regulation. Thus, the fiat money experiment has been tested i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s for less than 50 years.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detached from gold and silver—has existed in this form for less than 50 years.

    The gold standard was the prevailing monetary system until World War I. Under a pure gold standard, the money supply equals the gold possession of a country. In the wake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in 1929 and the subsequent banking crisis in 1931, however, the gold standard came increasingly under pressure. In Britain, the suspension of sterling’s gold convertibility in September 1931 (the Sterling Crisis) heralded the collapse of the international gold standard. The United States also began to break away from the gold standard as it gradually devalued the US dollar. In 1933 President Franklin D. Roosevelt declared private gold ownership illegal so the government could print more paper money as a way to overcome the Great Depression.

    Gold or Silver?

    I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the gold standard was just a short transitional period for global financial markets. For many centuries silver was the dominant currency. Most countries used a silver standard or a bimetallic standard. Similar to the gold standard, under a silver standard the total amount of money in circulation is hedged by silver, while a bimetallic standard additionally prescribes a fixed exchange ratio between silver and gold. For many year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at was 1:16. The gold-silver ratio indicates how many units of silver are needed to buy one unit of gold.
    After both the silver and gold standards ended, the range of this ratio has fluctuated between 1:10 and 1:100.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1980s, the ratio dropped below 1:20. In the early 1990s, it peaked at just under 1:100. In the years 2009 and 2010, the price of silver rose much more sharply than the price of gold. While 80 ounces of silver had to be paid for 1 troy ounce of gold by the end of 2008, it was just 40 ounces in mid-2011 and fell further to 1:50 by the beginning of 2019. Considering the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amount of each metal mined annually, it would imply a long-term ratio of 1:10.
    After World War II the world’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enter shifted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 The Bretton Woods system reorganized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and the US dollar, backed by gold, became the new global reserve currency.

    Figure 5. Gold-silver ratio, 1973–2013. Data: Bloomberg, 2019.

    All central banks were obligated to other central banks to exchange currency for gold at a fixed rate of 35 USD per ounce. But since the 1960s, US gold reserves have been shrinking, due to increasing account deficits. Social welfare entitlements and the growing financial burden of the Vietnam War accelerated the US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raised inflation, and lowered international confidence in the US dollar. For the first time in 1970, the US money supply exceeded the amount of gold reserves. A year later, in August, President Nixon stopped the conversion of US dollars to gold (an event known as “Nixon shock”), but it was not until 1973 that the Bretton Woods system was officially overruled and replaced by a system of floating exchange rates. After that, the gold standard faded into history.
    Today, central banks and supranational organizations like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hold 33,000 metric tons of gold, almost 20 percent of all known aboveground stocks of the precious metal.

    Silver Gives Way to Gold

    Silver gradually lost its official payment function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due to several factors. On the one hand, the United Kingdom, as a leading economic nation, was able to prevail with its gold standard against the French-dominated Latin coinage based on the silver standard. On the other hand, gold discoveries in California and Australia led to a tenfold increase in worldwide gold production and thus to lower gold prices. This made the gold standard more attractive. In 1871 Germany also switched to the gold standard.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silver or bimetallic standard to a pure gold standard led to an oversupply of silver and weighed on the price of silver for several decades.How
    ever, attention again has been focused on the solvency of many countries, 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some European economies. Measures taken to combat the financial and economic crisis that started in spring 2007 with the US real estate crash caused the national debt and the money supply to explode.
    Global debt accelerated to 320 trillion USD, whereas global GDP only rose to 80 trillion USD, and the dollar’s purchasing power declined by more than 90 percent since 1971. In addition to some European countries—Portugal, Ireland, Greece, and Spain (known as “PIGS countries”)—the United States was also temporarily threatened by a downgrade of its creditworthiness by international rating agencies. In the face of all this,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gold and silver bullion and coins, even if they are no longer legal tender, are popular with investors, and that bitcoins have emerged as an alternative currency. Gold-backed cryptocurrencies offer another alternative to fiat money. It seems like the gold standard is rising from its ashes through private initiatives instead of by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A sovereign crisis and a lack of trust are attracting investors to gold, silver, and cryptocurrencies.

    Key Takeaways
    •In 1933 President Franklin D. Roosevelt issued Executive Order 6102, which declared private possession of gold bars and coins illegal and punishable by up to 10 years in prison. All private gold holdings had to be turned over to the Federal Reserve in exchange for paper money at 20.67 USD per troy ounce. This prohibition against gold ownership wasn’t lifted until 1975 by President Gerald Ford.
    •After World War II, the US dollar was declared the world reserve currency, pegged to gold at a fixed exchange ratio. All other currencies were then pegged to the US dollar (the “Gold Standard”).
    •As US debt spiraled out of control, President Nixon ended the convertibility of US dollars into gold in 1971 (the “Nixon Shock”).
    •With the end of the Bretton Woods system in 1973, one of the greatest economic experiments began: a system of free and floating exchange rates for currencies that are not backed by any collateral other than the faith in national governments.

    11 The 1970s—Oil Crisis! 1973 & 1979

    During the 1970s the world must cope with global oil crises in 1973 and 1979. The Middle East uses crude oil as a political weapon, and the industrialized nations—previously unconcerned about their rising energy addiction and the security of the supply—face economic chaos.

    “Peak oil is the point in time when the maximum rate of global petroleum extraction is reached, after which the rate of production enters terminal decline.” —“Peak Oil,” Wikipedia

    “Just like global warming, the rationale for peak oil sounds great, it makes sense, but there is just one small problem, the facts don’t support it . . . it is a myth.” —seekingalpha.com

    On Sunday, November 25, 1973, highways in Germany were emptied by a driving ban! The same day almost no cars moved in Denmark, the Netherlands, Luxembourg, or Switzerland. A week earlier, on November 19, Germany had introduced a general “Sunday driving ban” for four weeks, combined with a speed limit of 100 km/h on motorways and 80 km/h on ordinary roads. This was noteworthy: Germany—home to Mercedes, BMW, and Audi—is one of the few countries in the world today that does not have a general speed limit on its highways. Germans generally are in love with their cars! But the ban was the reaction of the German government to a sudden spike in energy prices caused by an oil crisis.
    The crisis was due to a conflict in the Middle East, between the Arab countries and Israel, that had been intensifying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1970s. During the Six-Day War in 1967, Israel had conquered the Golan Heights and the Sinai Peninsula and occupied the Gaza Strip, the West Bank, and East Jerusalem. The Arab countries called for an immediate withdrawal from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and international pressure on Israel increased. But warnings about possible retaliation were ignored, as was the Egyptian offer of a peace treaty if the Sinai Peninsula were to be returned. On October 6, 1973, during the Jewish holy day of Yom Kippur, Egypt and Syria together attacked Israel.
    At first Syria achieved some success in the Golan Heights, and Egypt was prevailing on the Sinai Peninsula. However, the United States supported Israel with substantial military resources, and the small country finally changed the course of the war. Subsequently, the Arab countries pursued a different option.

    On October 17, 1973, OPEC decided to limit the supply of crude oil as a political weapon.

    On October 17, 1973, all Arabian crude oil–producing nations retaliated by reducing oil supply by 5 percent compared to September 1973 levels. They also imposed a complete supply boycott for crude oil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Netherlands, which were considered Israel’s close allies. The league of exporting countries then announced that they would continue to restrict oil production until all occupied areas were “liberated” and the rights of Palestinian people were restored. The first oil crisis had begun.

    What Is OPEC?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OPEC) was established in 1960 in Baghdad by five founding members: Iraq, Iran, Kuwait, Saudi Arabia, and Venezuela. The development of new oil fields and a global oversupply had resulted in steady price declines in the 1950s. In response OPEC’s objective was to establish a common crude oil production level by joint agreement of all OPEC member countries, so that the world market price for crude oil stayed within a defined target corridor. OPEC has also been a driving force to break the power of the “seven sisters,” a group of Western oil companies. As of March 2019 the cartel consisted of 14 members—Algeria, Angola, Ecuador, Equatorial Guinea, Gabon, Iran, Iraq, Kuwait, Libya, Nigeria, Republic of the Congo, Saudi Arabia, Venezuela, and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representing about 44 percent of global oil production and about 80 percent of the world’s “proven” oil reserves. Saudi Arabia is by far the largest crude oil producer among all OPEC members, responsible for about 12 million barrels per day in 2018. According to figures from the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EIA), the largest non-OPEC producing countries include Russia,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Mexico, Canada, Norway, and Brazil.
    Up to this point, Wester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had been living with the illusion that global energy reserves were inexhaustible and that they needn’t be concerned with the security of the supply. Their addiction to crude oil kept rising, so the sudden embargo triggered an economic shock in many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Germany, for instance, sourced more than 50 percent of its energy demand from imported oil, about three-quarters of which came from the Middle East. It turned out that even with reduced consumption, reserves would have lasted only for three months, which caused people to panic. To limit the use of oil and reduce the degree of dependence, European countries began implementing energy-saving measures. They intensified negotiations with alternative crude oil suppliers, started to develop domestic sources of oil as well as alternative energy sources, and implemented strategic oil reserves.

    Economic Ripples

    In Germany and other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the first oil price shock triggered stagflation, which is economic stagnation combined with rising prices (inflation). Rising energy prices fueled an inflation spiral and at the same time slowed economic growth: Gross domestic output shrank from 5.3 percent in 1972 to 0.4 percent in 1974 and –1.8 percent in 1975. Many industries recorded a massive decline in production; construction fell 16 percent, and the automotive industry declined 18 percent. The stock market value of German companies dropped drastically and recorded a loss at the end of September 1974 of almost 40 percent, compared to July 1972. Unemployment rose from almost-full employment to 2.6 percent in 1974 and 4.8 percent in 1975.
    The impact of the cuts in the crude oil supply was visible immediately: Prices started to rise. At the end of 1972, US crude oil was trading at 3.50 USD per barrel; in September 1973 it rose to 4.30 USD, and at the end of 1973 oil prices traded above 10 USD. Sales in OPEC countries grew from about 14 billion USD in 1972 to more than 90 billion USD in 1974.

    During the first oil crisis in 1973 oil prices spiked from 3.50 USD to more than 10 USD.

    Using oil as a weapon brought quick political results: On November 5, 1973, the European foreign ministers called for Israel to evacuate the areas it had occupied since 1967. OPEC responded by gradually loosening the supply restrictions.
    But the world had changed. Even after the initial relaxation, prices for crude oil remained high. In 1974 alone, the value of German oil imports increased by more than 150 percent compared to the previous year.

    With the second oil crisis in 1979, oil prices jumped from under 15 USD to almost 40.

    Over the following years, crude oil prices stagnated, but they started to rise rapidly again in 1979–1980. After the Iranian Revolution and Iraq’s attack on neighboring Ira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once more became concerned about oil supply security. At the beginning of 1979, crude oil was trading at less than 15 USD per barrel. Within 12 months, prices had risen to nearly 40 USD, causing a second oil crisis. As a side effect, both oil crises marked the most prosperous years in the Soviet Union after discovery of oil in western Siberia and the rise of non-OPEC Western offshore oil production.

    Figure 6. Crude oil prices, 1965–1986, in USD/barrel. Data: Datastream, 2019.

    OPEC raised their basket price—an average of the prices of petroleum blends that are produced by OPEC members—to 24 USD per barrel; Libya, Algeria, and Iraq even asked 30 USD for their crude oil. In 1980 OPEC’s prices reached their peak when Libya demanded 41 USD, Saudi Arabia 32 USD, and the other countries 36 USD per barrel. In the following year, however, sales volume declined due to weaker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Wester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As investments in alternative energy sources bore fruit, global crude oil consumption between 1978 and 1983 dropped by 11 percent. OPEC’s global market share of crude oil production fell back to 40 percent and continued to decline because of a lack of cartel discipline. US president Ronald Reagan made an agreement with Saudi Arabia to increase oil production in the 1980s, putting crude oil prices into a slide until the late 1990s. In the late 1980s, oil prices briefly dropped below 10 USD per barrel, bringing the Soviet Union to the brick of insolvency. OPEC’s market share fell during that time to 30 percent of world production.

    Key Takeaways
    •In 1973, because of tension in the Mideast,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OPEC) used its oil exports to Wester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as a political weapon and limited the supply, precipitating the first oil crisis. Crude oil prices soared from 3.50 USD at the end of 1972 to more than 10 USD just 12 months later.
    •The oil crisis came as a shock to most involved nations, strongly affecting economic growth and leading to rising unemployment.
    •During the second oil crisis, in 1979, oil prices jumped from less than 15 USD to almost 40.

    12 Diamonds: The Crash of the World’s Hardest Currency 1979

    Despite the need for individual valuation, diamonds have shown a positive and stable price trend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In 1979, however, monopolist De Beers loses control of the diamond market; “investment diamonds” drop by 90 percent in value.

    “Diamonds are a girl’s best friend.” —Marilyn Monroe,
    as Lorelei Lee in Gentlemen Prefer Blondes

    Precious stones such as diamonds, rubies, sapphires, emeralds, and opals are mainly known for their use in jewelry. Of these, diamonds are by far the largest market segment, and many individual gemstones—for example, the Blue Hope, the Cullinan, the Millennium Star, the Excelsior, the Koh-i-Noor, and the Orlov—have famous histories.

    Global production of rough diamonds generally ranges between 20 and 25 metric tons per year. This represents 100 to 130 million carats and is worth approximately 10 billion USD.

    Only about 20 percent of all diamonds are used in the jewelry industry, however. Industrial diamonds make up a huge market, and within this segment of smaller stones, artificially produced (industrial) diamonds als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The largest diamond production sites are in Russia, Australia, Canada, and Africa—in particular South Africa, Namibia, Botswana, Sierra Leone, and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The Four Cs in Diamonds

    Unlike other commodities, diamonds do not have a standardized fixed value per unit weight. A diamond’s value is determined by various criteria, of which the “4 Cs” are the best known: color, clarity, cut, and carat. Sometimes, a fifth “C” is included. It stands for certification, which confirms the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of a particular stone as certified by an official institution.
    Color grading depends on how close a stone is to colorless. The classification begins at D—which corresponds to very fine white or almost colorless diamonds—and continues through E, F, G, H (simple white), and so on. Colored diamonds (e.g., yellow, red, blue, or green) are particularly rare, so these so-called fancy diamonds are very precious.
    The clarity (purity) of a diamond is determined by the degree of inclusions in the stone. The higher the clarity, the rarer it is. The scale begins with IF (internally flawless) and continues through small to clear and coarse inclusions. Cut refers to the angles and proportions of a diamond. The most popular is the brilliant cut. Finally, traditionally a diamond’s weight is given in carats (1 ct = 0.2 gram).

    The largest diamond exchanges are located in Antwerp, Amsterdam, New York, Ramat Gan (Israel), Johannesburg, and London. Antwerp is the most important market; 85 percent of rough diamonds and about half of global cut stones are traded in the Diamond Quarter of that Belgian city.
    The value chain begins with mining and includes purchasing agents, processing, wholesalers, traders, intermediaries, jewelers, and other retailers, but a valuation is not simply a linear correlation to size: Larger stones are much rarer and thus exponentially more precious. In addition, prices fluctuate from one size class to the next. For example, the price can vary by more than 1,000 USD from a 0.49-carat diamond to a 0.5-carat diamond, though the difference is only 100 mg or less. In December 2018 prices for 1-carat diamonds ranged from 500 USD to 10,000 USD, depending on the degree of purity and colorlessness.
    By far the most important player in the diamond industry—analogous to OPEC in the global oil market—is De Beers. The South African company, part of the Anglo American mining group, is the largest diamond producer and trader in the world.

    Figure 7. Diamond prices, 2003–2016. Prices indexed over different sizes and qualities. Data: PolishedPrices.com, Bloomberg, 2019.

    De Beers has long dominated the global diamond market, similar to the way OPEC dominates global oil.

    De Beers controls about 30 percent of the world’s diamond production, and its influence in marketing and sales is even stronger. The company determines the volume and quality of rough diamonds that traders are able to buy. The Diamond Trading Company (DTC), which is controlled by De Beers, buys most of the world’s raw diamond production, allocates production quotas to mining companies, and manages sales through the Central Selling Organization (CSO), which is also an extended arm of the DTC. The CSO regularly organizes “sights” in London where about 150 authorized sightholders are offered compilations of rough diamonds for sale.
    For years the De Beers Syndicate guaranteed stable prices. At the end of the 1970s, however, the company lost control of the diamond market.

    A De Beers Primer

    De Beers, the largest diamond producer and trader in the world, has been active in the diamond market for more than 100 years. The company’s name goes back to the first mine in Kimberley, which was located on the farm of brothers Johannes Nicolaas and Diederik Arnoldus de Beer. After diamonds were found there in 1871, a group of adventurers transformed the remote place into the world capital of diamonds. British businessman Cecil Rhodes gradually bought up all the mining licenses and founded De Beers in 1888. Today, the company is 45 percent owned by the Anglo American Corporation, with 40 percent owned by the Oppenheimer family.
    Ernest Oppenheimer was born in Friedberg, Germany, near Frankfurt am Main, in 1880, and at age 32 he was pulling the political strings in Kimberley. In 1916, Oppenheimer founded Anglo American, which quickly became one of the most successful mining companies in the world. In 1926, he took over the majority of De Beers.
    De Beers’s entire production was always bought by the London Diamond Syndicate, which was established in 1890. The syndicate was the cornerstone of the Diamond Corporation, precursor to the Central Selling Organization (CSO). In the 1930s,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Oppenheimer bought up massive quantities of diamonds in order to stabilize prices. Since then, De Beers and CSO have formed an exclusive diamond cartel.
    During that decade the US dollar depreciated significantly against other currencies, due to rising inf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 search by investors for nontraditional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Interest in diamonds as a “hard” currency and a stable store for wealth increased, leading to greater demand for high-quality stones. De Beers, however, only moderately expanded the supply at the time, which resulted in further price increases that, in turn,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potential investors.

    Diamond hysteria took hold. In 1979, the value of investment diamonds doubled, and prices for a 1-carat diamond of the best quality increased tenfold.

    Meanwhile, in Israel, rough diamonds were also becoming a favorite investment. In order to support Tel Aviv as an emerging center of diamond processing, the government granted large loans to banks under favorable conditions. As a result, a number of diamond investment companies were set up, which were able to sell diamonds directly to private investors.
    The hysteria over investment diamonds fueled a vicious circle. In 1979 the average price for diamonds doubled. Prices for a 1-carat, best-quality diamond multiplied by 10 and for a while traded at around 60,000 USD!
    De Beers attempted to gradually cool the market by expanding the supply, but the strategy was unsuccessful. The result was complete market chaos. The inevitable bust finally began in Japan, where it was common practice to accept diamonds as collateral for loans. When the first bank considered the market overheated and stopped accepting diamonds as collateral, the house of cards collapsed. The first drop in prices kicked off a race to sell stones. As speculators disposed of their stock, more and more borrowers fell below their collateral limits and were forced to raise money. Diamonds flooded the market, which was already oversaturated by De Beers’s efforts to cool it down. Even a cessation of sales and a buyback of diamonds by the cartel didn’t help. Prices crashed, and investors’ net wealth decreased, a downtrend accelerated by global recession.

    Within a year, the prices of investment diamonds fell from 60,000 to 6,000 USD.

    Within 12 months, the price of investment diamonds fell from 60,000 to 6,000 USD, approximately the level before the hysteria started. After that diamond prices recovered slowly, although in the early 1980s, the CSO withdrew diamonds worth more than 6 billion USD from the market, while De Beers cut mining quotas and closed one of its mines in South Africa. De Beers took similar actions to stabilize the price of diamonds after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in 2009, which had lessened the demand for luxury goods.

    Key Takeaways
    •South African company De Beers, today part of the Anglo American mining group, has long dominated international diamond production and sales.
    •In 1979 the company lost control of the diamond market after a market frenzy, during which average diamond prices doubled within a year, and prices for a 1-carat best-quality diamond rose tenfold, only to crash by 90 percent after the bubble burst.

    13 “Silver Thursday” and the Downfall of the Hunt Brothers 1980

    Brothers Nelson Bunker Hunt and William Herbert Hunt try to corner the silver market in 1980 and fail in a big way. On March 27, 1980, known as “Silver Thursday,” the metal loses one-third of its value in a single day.

    “The U.S. government has a technology, called a printing press, that allows it to produce as many U.S. dollars as it wishes.” —Ben Bernanke, Chairman of the Federal Reserve, 2006–2014

    The Hunt clan is one of the most glamorous famil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y have a colorful history. In the 1920s Haroldson Lafayette Hunt (1889–1974), adventurer and professional poker player, won a drilling license in El Dorado, Arkansas, during a round of poker. Hunt, also known as “Arkansas Slim,” struck oil with his initial drilling exploration. With the first profits from El Dorado, he purchased additional drilling licenses in Kilgore, Texas, and discovered the world’s biggest known oil field to that date. In 1936 he founded the Hunt Oil Company, which became the largest independent oil producer in the United States. Fortune magazine estimated his net wealth at between 400 and 700 million USD in 1957, placing Hunt among the top 10 richest Americans. The Hunts also possessed large segments of Libyan oil fields until Muammar Gaddafi expropriated them in the early 1970s.
    H. L. Hunt’s private life was equally notorious: He had six children with his first wife, Lyda Bunker, including Nelson Bunker, Lamar, and William Herbert. Later, he started an affair with Frania Tye, whom he married and with whom he had four children before the couple separated in 1942. Hunt had another four children with one of his secretaries, Ruth Ray, whom he finally married in 1957.
    Unlike the Rockefellers, whose surname has always been associated with wealth, crude oil, and the Standard Oil Company, the name Hunt is forever tied to the largest failed speculation in silver.

    A Precious Metal Primer—A Recap

    The two most significant factors in the past 50 years for precious metals have been the prohibition of private gold holding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Bretton Woods system, which was created in 1944. In 1933 President Franklin D. Roosevelt declared private possession of gold of more than 100 USD illegal, and the ban remained in place for more than 40 years. With the Nixon Shock of 1971, the United States declared an end to the official convertibility of the US dollar into gold, due to massive increases of government debt, expansion of the money supply, and rising inflation. In 1973 the Bretton Woods system—the international currency system that established the US dollar as the leading currency, backed by gold (“the Gold Standard”)—fell apart. With the abolition of the silver and gold standards, both metals lost their economic importance, and large quantities became available on the market. As a result, silver fell to 2 USD per troy ounce. But this price level also has had a lasting negative effect on silver production, as only a few countries are able to produce it at this low price level.
    The Hunt brothers’ speculation, which culminated in the collapse of the silver market in 1980, became a legend in commodity trading.
    William Herbert and Nelson Bunker Hunt were the first big investors to recognize the rare opportunities offered by the silver market in the 1970s: There was constant industrial demand, low incentives for subsidies due to low prices, and a small market of available silver.
    Nelson Bunker had made no secret of his aversion to “paper money” after the gold standard was abandoned. “Every moron could buy a printing press, and everything might be better than paper money,” he said. To preserve the family fortune, the Hunt brothers focused their investments on real estate and the silver market.
    Between 1970 and 1973 Nelson Bunker and William Herbert bought about 200,000 troy ounces of silver. Within these three years, the price of silver doubled from 1.5 USD to 3 USD per troy ounce.
    Encouraged by this success, the brothers expanded their activities to futures exchanges and acquired, at the beginning of 1974, futures contracts representing 55 million ounces of silver. Then they waited for physical delivery. Physical delivery was as unusual at that time as it is nowadays, and with constant purchases on the spot markets, the Hunts generated an artificial shortage of silver. Keeping in mind how the United States had appropriated private gold holdings 40 years before, they had the bulk of the precious metal delivered to banks in Zurich and London, where they thought their silver stocks would be safe from US authorities.
    In spring 1974 the price of silver rose to more than 6 USD. Rumors spread that the Hunts—who by now possessed about 10 percent of the world’s silver supply—were targeting a dominant market position. Before 1978 another 20 million ounces of silver were delivered to Nelson Bunker and William Herbert, who tried to convince more investors to partner with them. Together with two Saudi sheikhs, they founded the International Metal Investment Group, and by 1979 they had acquired additional futures contracts for more than 40 million ounces of silver at the Commodity Exchange (COMEX) and the Chicago Board of Trade (CBOT). Over almost a decade, the Hunts and their partners had amassed some 150 million ounces of silver, about 5,000 tons.
    This was equivalent to half of US silver reserves, about 15 percent of the world’s total. In addition, the Hunt brothers possessed around 200 million ounces of silver in the form of exchange-traded futures contracts. Global demand for silver rose to around 450 million ounces, while output remained below 250 million ounces, due to the low price level of just a few years earlier.
    In the meantime, the price of silver had risen to 8 USD, then it doubled to 16 USD in just two months, due to a growing physical shortage of silver. The CBOT and COMEX combined were able to deliver only 120 million ounces of silver, since the Hunts’ strategy concerning physical delivery was now being imitated by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market participants.

    Figure 8. Silver prices, 1970–1982, in USD/troy ounce. Data: Bloomberg, 2019.

    At the end of 1979, the CBOT announced that no investor would be allowed to hold more than three million silver contracts. All contracts above that limit had to be liquidated. Nelson Bunker interpreted this as a sign of an imminent scarcity; he continued to buy silver, while Lamar joined him and invested 300 million USD. At that point Nelson Bunker held 40 million ounces of silver abroad and—together with the partners of the International Metal Investment Group—an additional 90 million ounces of silver. The International Metal Group in turn held futures contracts for an additional 90 million ounces, with a delivery date of March 1980.

    At the end of 1979 the price of silver rose to 34.50 USD; in the middle of January 1980 the price jumped above 50 USD (about 120 USD in today’s prices). The Hunt family’s silver stocks surpassed 4.5 billion USD in value!

    The wheel of fortune was about to turn, however. Once COMEX accepted only liquidation orders, prices started to fall. The US Federal Reserve System increased interest rates, and the stronger US dollar began to negatively affect prices for gold and silver. By mid-March 1980, silver prices had fallen to 21 USD. The crash was accelerated by panic selling on the part of smaller speculators who had followed the Hunts’ example. Others cashed in private silver stocks of jewelry and coins because of the record prices, further increasing physical supply of the metal.

    As March 1980 came to an end, the Hunts could no longer meet the margin requirements of their futures positions and were forced to sell more than 100 million USD worth of silver. On March 27, 1980, silver opened at 15.80 USD and closed at 10.80 USD. The day went down in history as “Silver Thursday.”

    On “Silver Thursday,” March 27, 1980, silver opened at 15.80 USD per troy ounce and closed at 10.80 USD. It was a daily loss of more than 30 percent!

    For the Hunts, whose volume-weighted average entry price in silver futures was 35 USD, this meant a debt of 1.5 billion dollars!
    Many investors, including COMEX officials who held short positions, significantly reinforced the downward spiral in silver prices. Although the metal recovered to about 17 USD by the mid-1980s, the Hunts had to file for bankruptcy and were accused of conspiracy to manipulate the market.
    The downfall of the Hunts was caused by extensive leverage. Otherwise they would have been able to weather the crash in silver prices without having to liquidate massive positions in the market. In the media the Hunts became a symbol of market manipulation, and their speculation and the collapse of silver prices, which caused huge losses for private investors, weighed down the reputation of the silver market for decades.

    Key Takeaways
    •Haroldson Lafayette Hunt, known as “Arkansas Slim,” founded the family fortune on oil. Subsequently the Hunts were among the top 10 wealthiest famil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Brothers Nelson Bunker and William Herbert Hunt tried to preserve the family wealth by investing in silver. They attempted to corner the silver market by buying the metal physically and building up large futures contract positions.
    •The price of silver skyrocketed from below 2 USD per troy ounce to above 50 in January 1980. By then, the Hunt family fortune surpassed 4.5 billion USD. But on March 27, 1980—“Silver Thursday”—silver crashed 30 percent. The Hunts had to file for bankruptcy and were accused of conspiracy to manipulate the silver market.

    14 Crude Oil: No Blood for Oil? 1990

    Power politics in the Middle East: Kuwait is invaded by Iraq, but Iraq faces a coalition of Western countries l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has to back down. In retreat, Iraqi troops set the Kuwaiti oil fields on fire. Within three months the price of oil more than doubles, from below 20 to more than 40 USD.

    “Once [Saddam Hussein] acquired Kuwait . . . he was clearly in a position to be able to dictate the future of worldwide energy policy, and that gave him a stranglehold on our economy and on that of most of the other nations of the world as well.” —Richard “Dick” Cheney, US Secretary of Defense, 1990

    During the Iran-Iraq War of the 1980s, Iraq had enjoyed good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The Western countries supported Iraq, especially militarily, in order to counteract the Khomeini regime in Tehran and the further spread of Islamic and Soviet influence.
    In 1980 Iraq was producing about six million barrels of crude oil per day, and Iran about five million barrels, most of which came from the oil-rich southwestern province of Khuzestan. Combined, crude oil production in the two countries accounted for about 20 percent of the world’s daily consumption. But the eight-year war, which killed a million people on both sides, greatly affected the economy of Iraq, whose main funding came from the Arab states, in particular Saudi Arabia and Kuwait. After the war, the country was heavily in debt to them.
    In addition, Iraq had always denied the legitimacy of Kuwait’s independence, considering it part of Iraqi territory. Conflicts had been smoldering around the border since its independence from the United Kingdom in 1961. Meanwhile Iraq was working to cancel or renegotiate its debt burden with Saudi Arabia and Kuwait and also trying to lower its debt by reducing crude oil production (thus leading to higher prices and higher profits). But Kuwait counteracted that move by increasing its quota and lowering its export price to increase its own market share.
    On July 17, 1990, Iraq accused its neighbors and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of producing far more oil than was agreed within OPEC, thereby pushing prices down and resulting in losses of 14 billion USD to Iraq alone. Iraq also accused its neighbors of stealing oil from Iraqi oil fields along their common border.
    Negotiations to ease tensions between Iraq and Kuwait failed on July 31, and Iraq deployed its forces along Kuwait’s border. During a meeting with Iraqi president Saddam Hussein, the US ambassador affirm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not take any position in domestic Arab disputes or concerning the border conflict between Iraq and Kuwait. There were no specific defense or security agreement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Kuwait either. The Iraqi president interpreted this as a toleration of further action: On August 2, 1990, 100,000 Iraqi soldiers marched into Kuwait. The Gulf War had begun.

    A Quick Primer to Three Persian Gulf Wars

    The Iran-Iraq War (1980–1988) was originally referred to as the Gulf War until the Persian Gulf War of 1990–1991 (the Iraq-Kuwait conflict), after which the latter was known as the First Gulf War. Consequently, the Iraq War of 2003–2011 has been called the Second Gulf War.
    In September 1980 Iraq, headed by Saddam Hussein, invaded Iran, triggering an eight-year war that destabilized the region and devastated both countries. The United States supported Iraq during that war, because America was nervous about the potential spread of the Islamic Iranian Revolution by Ayatollah Khomeini, and Iraq longed to replace Iran as the dominant Persian Gulf state.
    The Gulf War of 1990 was waged by coalition forces from 35 nations l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gainst Iraq, still headed by Saddam Hussein, in response to Iraq’s invasion and annexation of Kuwait. By that annexation, Iraq doubled its known oil reserves to 20 percent of global reserves, and was threatening Saudi Arabia, which controlled another 25 percent of global crude oil reserves, a situation that the United States could not tolerate.

    But it took another Gulf War to overthrow the government of Saddam Hussein. In 2003 a United States–led coalition invaded Iraq on the pretext that Iraq had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Today Iran and Saudi Arabia are fighting for regional hegemony in a renewed cold war that is also an Islamic conflict of Sunni against Shiite. The Sunni-Shia conflict has been 1,400 years in the making. The arguments are complicated but essentially boil down to who is the rightful leader of Muslims following the prophet Mohammed after his death. With as much as 90 percent, the majority of the world’s Muslims are Sunni. Iran, Iraq, Azerbaijan, and Bahrain, however, have a majority Shia population.

    Figure 9. Crude oil prices, 1989–1991, in USD/barrel. Data: Bloomberg, 2019.

    The effect on oil prices was obvious. Oil prices marked a low in June 1990 of around 15 USD per barrel, having bounced between 15 and 25 USD in the previous months. At the end of July, on the eve of the war, the price of crude oil was already back at 20 USD. On August 3, West Texas Intermediate (WTI, a trading benchmark for crude oil) was just below 25 USD. Crude closed the month above 30 USD, then, at the end of September, oil traded at 40 USD for the first time. In October 1990 the price of crude oil marked a new high—more than 40 USD per barrel.

    Together, Iraq and Kuwait accounted for about 20 percent of the world’s oil reserves.

    Strategically, Kuwait was extremely valuable to Iraq. Although it is only 20,000 square kilometers, Kuwait has a 500-kilometer coastline, far exceeding the 60-kilometer coastline of much larger Iraq, whose area is almost 450,000 square kilometers. During the invasion, Iraq captured gold worth more than 500 million USD and, more importantly, gained access to Kuwaiti oil resources.
    Saddam Hussein had counted on the United States not to interfere in internal Arab affairs, but he now faced a completely different reaction from President George H. W. Bush. It seemed that US interests not only concerned Kuwaiti oil fields; they touched indirectly on Iraqi oil fields as well. Iraq controlled 10 percent of the world’s oil reserves; the annexation of Kuwait added another 10 percent.
    Moreover, as US Secretary of Defense (and later CEO of Halliburton, a major oil company) Richard “Dick” Cheney noted a few weeks after the Iraqi invasion, “Iraqi troops are only a few hundred kilometers away from another 25 percent of the world’s oil reserves in eastern Saudi Arabia.”
    Just a few hours after the beginning of the invasion,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adopted Resolution 660, which called for the withdrawal of the Iraqi troops. Within a week, the Security Council had imposed an economic and financial ban against Iraq (Resolution 661), which was designed to put an end to Iraqi crude oil exports. Meanwhile, the United States formed a military alliance of 34 countries against Iraq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General Norman Schwarzkopf. Of the more than 900,000 soldiers deployed, about 75 percent were American troops. On August 8, two US Navy aircraft carriers arrived in the region, and President Bush initiated Operation Desert Shield to protect Saudi Arabia from an invasion.

    The invasion of Iraq began with Operations Desert Shield and Desert Storm. Oil prices spiked from 15 USD to more than 40 USD per barrel in October 1990.

    By Resolution 662,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declared the annexation of Kuwait by Iraq void and called for the restoration of its sovereignty. On August 25,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sanctioned the coalition’s embargo under Operation Desert Shield. By then 70 warships were deployed in the Gulf region.
    In occupied Kuwait arrests, abductions, torture, and executions were the order of the day, and the Iraqi government used foreign hostages as human shields. On September 5 Saddam Hussein invoked holy war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Persian Gulf and called for the fall of the Saudi Arabian king Fahd. The Kuwaiti royal family had already fled.
    On November 29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presented Iraq with an ultimatum for withdrawal from Kuwait by January 15, 1991. The US Congress approved military measures on January 12, and five days later, in the early morning hours, coalition forces began a massive air strike against Iraq. Within the first 24 hours of Operation Desert Storm, there were approximately 1,300 attacks.

    It took another Gulf War, in 2003, to overthrow the regime of Saddam Hussein.

    After a further ultimatum expired, the United States initiated a ground war on February 24. Two days later, the war was essentially over, as Iraqi troops officially began a withdrawal from Kuwait. In doing so, however, they set fire to Kuwaiti oil fields and opened the locking bars of many oil terminals to let the oil flow out into the sea. According to Kuwait, about 950 fields were set on fire or were mined by the Iraqi forces. In addition, oil production was interrupted until summer 1991. Only after the last fires were extinguished in November of that year did production increase again.
    Despite the war, American and British aims to eliminate the military power of Iraq, and its claims to supremacy in the region, remained unfulfilled. It took another Gulf War in 2003 to overthrow the regime of Saddam Hussein.

    Key Takeaways
    •The president of Iraq, Saddam Hussein, aspired to hegemony in the Middle East, the most oil-rich region of the world, but he failed to overthrow Iran during eight years of war in the 1980s.
    •Kuwait, despite its small geographic size, was of strategic importance to Iraq, because of its oil resources and its coastal access and harbor.
    •The Gulf War of 1990–1991 began with the invasion of Kuwait by Iraq and ended because of the interven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Operations Desert Shield and Desert Storm. As a consequence of supply insecurity and burning oil fields, oil prices shot up from 15 USD to more than 40 USD.
    •After 9/11, Saddam Hussein was accused of possessing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his regime in Iraq was finally overthrown in 2003.

    15 The Doom of German Metallgesellschaft 1993

    Crude oil futures take Metallgesellschaft to the brink of insolvency and almost lead to the largest collapse of a company in Germany since World War II. CEO Heinz Schimmelbusch is responsible for a loss of more than 1 billion USD in 1993.

    “We’re back, we’ve made it.” —Kajo Neukirchen, CEO of MG

    He was one of the stars of the German business scene: In 1989 Heinz Schimmelbusch became the youngest CEO in German history, the head of German Metallgesellschaft (MG), a huge industrial conglomerate founded in 1881 with a focus on mining and commodity trading. With Schimmelbusch’s arrival, a new wind was blowing through the company. Its traditional dependence on the metal business, which accounted for almost two-thirds of group sales and profit, was about to be reduced. The new growth areas would be engineering,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and financial services.
    Schimmelbusch went on a shopping spree, acquiring Feldmühle Nobel, Dynamit Nobel, Buderus, and Cerasiv and creating an empire, valued at 15 billion USD, that included more than 250 subsidiaries. In 1991 Manager Magazine named him “Manager of the Year.” But four years after Schimmelbusch joined MG, his realm would end in disaster.

    The subsidiary of the MG Group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 engaged in risky bets on crude oil prices.

    Under Schimmelbusch the MG Group was not only getting bigger but also more complicated to manag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1990s, the German economy cooled down. There was pressure from cheap Eastern European competitors, the car industry weakened, and Metallgesellschaft’s high debt levels began to drag on the company. But the firm’s Sword of Damocles was actually hovering above its subsidiary in the United States.
    Metallgesellschaft Refining and Marketing (MGRM) in New York sold fuel oil, gasoline, and diesel to large customers at long-term fixed rates; the company dealt in contracts of five- to ten-year maturity that promised delivery of a certain quantity of oil at a fixed price every month. MGRM’s customers were hedging against rising crude oil prices. However, MGRM did not have oil through its own sources or inventories. It had to buy the oil itself.

    Understanding the Oil Market

    From 1984 to 1992, the oil market was dominated by what traders refer to as “backwardation.” This means that price of crude oil to be delivered in the future will be traded at a discount to the current (cash) price. For the buyer of oil contracts this means, in addition to interest gained on the capital invested, there’s a gain from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future price and the spot price. Thus, MGRM’s rollover hedging strategy generated a continuous profit in addition to its hedging fees.
    Due to the volatile price of crude oil, MGRM was facing a market price risk of more than 600 million USD, which corresponded to one-tenth of the balance sheet of the parent company. This market price risk was hedged by futures.
    The company entered into a growing volume of crude oil futures whose sizes would be adjusted just before maturity to the contract volume of its customers and which would be rolled forward into the next contract month.

    A massive price decline in crude oil flipped the future term structure from backwardation into contango, which resulted in massive losses in MGRM’s hedging strategy.

    However, in 1993, these conditions changed as a massive decline in crude oil prices reversed the future term structure from backwardation to “contango,” in which future prices are higher than current ones. While the current oil price was below 18.50 USD per barrel, prices for a year ahead were more than 1 USD per barrel higher. The monthly gain for MGRM was converting into a widening loss. And there was another factor neglected by MGRM: rising cash-flow risks during contract maturity.
    While its delivery obligations matched delivery requirements at maturity, MGRM was now faced with increasing margin payments in the future. This had a direct impact on the balance sheet for MGRM, since realized losses would not be offset by potential future profits.

    Figure 10. Crude oil future term structure in 1993/1994, in USD/barrel. Data: Bloomberg, 2019.

    The situation continued to worsen as MGRM suffered from liquidity problems and poor credit ratings. In the context of declining oil prices, MGRM was caught in a vicious circle.
    Local management staked everything on a single throw of the dice and continued to carry out additional contracts with customers. At the low point of the crisis, MGRM alone was responsible for between 10 and 20 percent of all outstanding one-month-forward transactions in crude oil.

    By terminating all crude oil futures positions, the MG Group realized a loss of more than 1 billion USD.

    Meanwhile, German Metallgesellschaft’s fortunes had also been plunging. As a result of the economic slowdown and a high debt burden, the company could only pay a dividend in 1991–1992 by writing down hidden reserves. The following year the deficit had climbed to almost 350 million Deutschmarks, about 200 million USD. Then the bad new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hit. Under pressure from creditors, MGRM was forced to file for bankruptcy with a loss of 1.5 billion USD. That brought the entire group to the brink of insolvency.

    In February 1993 Schimmelbusch launched an extensive divestment program to redeem 600 million USD. But the US subsidiary’s losses continued to grow and soon exceeded 1 billion USD. Schimmelbusch now had to ask for additional funding by the company’s major shareholders, Deutsche Bank and Dresdner Bank. Startled by the imminent loss, Ronaldo Schmitz, a member of Deutsche Bank’s executive board and chairman of MG’s supervisory board, pulled the trigger. The MG Group realized losses of more than 1 billion USD as a result of the termination of all crude oil contracts, and the group’s total liabilities grew to almost 5 billion USD.
    On December 17, 1993, Schimmelbusch and CFO Meinhard Forster were dismissed by the supervisory board without notice, and Kajo Neukirchen was hired by Schmitz to save the company. With a bailout of 2 billion USD, rigorous cost savings, and the dismissal of 7,500 employees, Neukirchen restructured the MG Group, which now focused on trading, plant construction, chemicals, and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In February 2000 the company was renamed MG Technologies, and it became the GEA Group in 2005. The MG Group had met an inglorious end.

    Key Takeaways
    •CEO Heinz Schimmelbusch became the youngest CEO in Germany when he headed German Metallgesellschaft (MG Group), a large and venerable industrial conglomerate. Manager Magazine named him “Manager of the Year” in 1991.
    •MGRM—the company’s crude oil refining and marketing subsidiary—followed practices that would adversely affect the entire conglomerate.
    •MGRM was selling petroleum products at a fixed price to customers, hedging its exposure on the futures market. During normal market conditions, the backwardation term structure of crude oil provided a comfortable markup.
    •Things changed when crude oil dropped from more than 40 USD in 1991 to below 20 USD in 1993, and the term structure flipped into contango. Losses mounted to a total of more than 1 billion USD and brought the MG Group to the brink of bankruptcy.

  • 克劳迪娅·戈尔：女性能实现事业与家庭“双丰收”吗？

    1. 非升即走，艰难的抉择

    在许多职业，比如会计、法律、金融、咨询和学术界，女性和男性的竞争环境甚至更不平等。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这些领域的职业发展变化不大，尽管其中近半数专业人员是女性。这些领域的晋升规则都要求早期投入大量时间。在预定期限结束时，雇员（一般称为助理）要接受考评。勤奋（或幸运）的人将获得终身职位或合伙人资格，其他人则被打发。这类工作通常被称为“非升即走”职业。“升迁”的人留下来，而“出局”的人往往去更低一层级的公司、机构或大学任职。

    每个职业和部门的门槛和发展时钟并不相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点：那些得到丰厚回报的人，届时应该已经30多岁。这一点今非昔比。只是拿下高等学位以及获得第一次晋升、合伙人身份或终身职位所需的时间，都已变得更长、更晚。

    曾几何时，攻读高等学位的大学毕业生会直接进入研究生院或专业学校。而今，几乎所有人毕业后都要花一年或更长时间从事与最终职业相关的工作。在学术界，大多数博士申请者获得学士学位后都首先担任研究助理（这个职位被称为“博士预科”）。MBA群体则通常在进入商学院之前工作若干年。

    今天，攻取博士学位所花的时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即便在有大把就业机会的领域也不例外。我拿到博士学位的时候，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通常需要4年时间，现在是6年。物理和生物科学的博士后培训同样延长了周期，这些职位已经在其他领域流行起来。

    接受教育和培训的年数增加倒无可厚非。但这只是“非升即走”世界的开始。学术界获得终身职位一般需要6~8年。法律行业确定合伙人身份大约需要10年；咨询和会计行业确定合伙人身份需要6~9年，具体取决于是否拥有MBA 学位。至于投资银行业，需要5~6年或可从初级银行家升级为副总裁级别。         

    所以在学术界，现在至少要有13年（更可能是16年）的学士后生涯做铺垫，个人的职业生涯方能巩固。在咨询和会计领域，考虑升职前起码得拼搏10年。而攻读MBA或法学博士课程之前，应该投入几年时间工作。因此，个人职业生涯的第一次晋升通常发生在30多岁时。

    可想而知，事业与家庭之间会出现怎样的张力。在谋求合伙人身份或终身职位的过程中，当年的22岁大学毕业生渐渐年长，进入了30多岁，甚至更老。大学毕业生的初婚年龄中位数远低于这个年龄。

    如果提早进行“非升即走”抉择，譬如在35岁之前，女性就可以先努力工作，成为合伙人或拿到终身职位，然后再开启家庭生活。然而随着晋升年龄提升，这意味着要么晚点组建家庭，要么第一次重大的晋升时刻在孩子上学前班时到来。职业道路需要长时间的工作，对于有年幼子女的人，这往往太过紧张。两种选择都有问题，尤其是对女性而言。

    职业时钟与生物时钟和家庭时钟交织同步，滴答作响。很多女性和男性必须在职业生涯稳固之前建立家庭；否则，他们可能将永远无法拥有家庭。

    2. 管道泄漏，职场流失的女性

    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许多专业的职业女性新人比例大幅上升。在完成各类高等学位课程方面，第四组女性取得了长足进步。可是，获得终身职位、合伙人身份或其他晋升机会的女性比例没有跟上节奏。起初，人们以为高级职位的女性比例偏低是因为晋升需要时间，但现在大家发觉事实并非如此，时间其实绰绰有余。

    过去20年间， 我所在的经济学领域的女博士比例达到30%~35%。但她们当中终身副教授为25%，正教授为15%。1974年，我是8% 的助理女教授之中的一员，到了2018 年，该比例升至27%。1974 年，正教授群体的女性比例不足3%，2018年逼近15%，进步可谓巨大，但是速度太慢。假如男性和女性候选人的晋升率相同，那么正教授的女性比例应该会更高。这种差异的部分原因是，女性发表文章的记录导致她们的晋升率降低。另一个原因是，她们在晋升之前离开了学术界。

    女性在学术、法律、咨询、管理和金融等领域的低晋升率，归因于人们通常所称的“管道泄漏”现象。“管道泄漏”是指女性和男性晋升前都有离职者，但在各个关键时刻，女性离职的比例高于男性。

    人们一直想方设法寻找女性流失率更高的原因。通过比较论文发表能力相当的男性和女性，大家发现偏见、偏袒和指导不足等因素依然存在。但是，大多数“非升即走”职业中管道泄漏的主要原因，带领我们回到了晋升所需的时间问题上。高强度的职业对所有人来说都是艰难的。尤其是年轻的父母，更加辛苦；而在通往顶峰的路上，放慢脚步并投入大量家庭时间的一方，往往就是女性。

    女性从事这些职业所面临的最大障碍，是我们熟悉的时间要求，而并非只是工作时间的问题。时间要求还包括生活中需求最大的时刻。一如上文所述，这些压力在个人的30 多岁时冲至顶点。

    工作时间对于升职非常重要，这一点不难在法律等注重工时的职业中得到验证。律师按小时（甚至按分钟）计费，律师事务所自然要密切关注时间。我们知道女律师成为合伙人的比例低于男律师。但直到最近大家才了解个中原因。美国律师协会组织了一项大规模的律师调查（称为“法学博士之后”项目），追踪他们的等级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成为合伙人与投入的时间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助理律师的工作时间和获得的收入，是造成男女晋升率差异的主要因素。         

    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从事这类职业，以及越来越多的男性希望与生活伴侣建立平等关系，老规矩和旧思想产生了越来越大的成本。机构并不想人才流失，而流失的人才大部分又是女性。

    3. 一丝微光，职业公平的解决方案

    大学设有最严厉的“非升即走”政策，不过，在为男女初级教员提供家庭假期和为获得终身教职按下暂停键方面，大学日益宽容。新的职位被开发出来，可以绕过严格的“非升即走”途径。

    无法忍受加班加点争取终身教职的人，或者自认无缘晋升的人可以考虑讲师和兼职职位。法律和会计领域则有非股权合伙制。个人可以沿着食物链行进，在小型机构获得终身职位，或者成为规模较小、利润较低的律师事务所或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

    公司也不想失去训练有素的员工，特别是在专业服务行业，客户关系丰富，培训成本（由公司承担）通常很高。没有孩子的年轻员工几乎没有个人时间限制，一般都希望给公司合伙人和高层管理者留下好印象。他们会长时间投入工作，频频相互竞争。如果是20多岁的年轻人，拼命工作没问题。但这并不是很多人，尤其是女性，在有了年幼子女后想要的生活。高层管理者尤其是CEO（首席执行官）们，都愿意减少已经成为多数年轻员工常态的漫长且往往不可预测的工作时间。

    高盛、摩根大通、花旗集团、美国银行、摩根士丹利、巴克莱和瑞士信贷等华尔街巨头们，也纷纷决心创设更好的激励机制，化解如何留住公司困扰年轻人才的委托代理问题。金融巨头开始订立规则，保护周末和晚上的时间、带薪休假、法定假期以及快捷的晋升途径。

    2013年，高盛发起一轮大行动：“我们致力于实施下列举措，以更好地推助本公司初级银行家拥有成功且可持续的长期职业生涯。”规则很明确，几乎没有需要向执行委员会报告的例外情况。“所有分析师和员工周五晚上9点至周日早上9点必须离开办公室（自本周末开始）……所有分析员和经理预计……每年应有3周休假。”此外，不准把工作从办公室搬到家里或附近的咖啡店。一年后，瑞士信贷禁止周六上班，美银美林集团倡议初级银行家每月至少休四天周末。

    科技巨擘们同样明白，长时间工作会破坏舒适的工作环境。2016年，亚马逊为了打造“适当缩短工作时间但仍能促进成功和职业发展的环境”，宣布允许科技人员乃至经理削减25%的工作时间，同时降低25% 的薪酬。员工基本上是按小时减扣工资。

    一些咨询公司和会计师事务所已经落实政策，限制年轻员工长途出差的次数。一些公司则限定员工的工作时间，限制员工下班后发送电子邮件。这些由高级合伙人和CEO 推行的举措引人注目，他们认为，有些经理驱使年轻员工玩儿命工作，以致后者被迫辞职。每个经理和合伙人都希望自己的项目顺利完成，他们不会时时顾及疯狂工作给整个公司带来的成本。无论成功与否，为控制年轻员工过度工作所做的大量努力说明，公司及员工已经认识到，拼命工作是要付出代价的。

    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美国最大的两家会计师事务所察觉了自身存在的严重人事问题。他们在招聘女性层面做得很好，注册会计师有一半是女性。但这些女性很少能成为合伙人。就像一些业内人士所言，他们一直在流失女性会计师。多数高层领导并不认为可以遏制这种流失。然而，聪明好奇的德勤CEO 迈克尔·库克（Michael Cook）提出了异议，并于1992年委托一个外部审核小组调查女性离职的原因。

    调查发现，女性早在晋升前就已陆续离职。报告称，德勤的文化不断排挤她们。她们接不到利润丰厚的会计业务，不被委以重任，还被斥以不够坚毅，至少被认为没有男同事能吃苦耐劳。在库克的领导下，德勤的企业文化发生质变。女性新合伙人比例渐有上升。

    1997年，安永CEO菲尔·拉斯卡维（Phil Laskawy）发现了类似的问题。公司尝试了实行弹性工作制、开展职业辅导、建立女性网络等策略。不久，安永的女性合伙人比例也见长。

    不只德勤和安永提高了女性合伙人比例，该行业一些政策不算开明的公司也有同样的提升。目前尚无法评估这种提升有多少是由于德勤特意改变企业文化的策略，或安永的弹性工作安排。但有其他证据表明，存在更基本的结构性因素阻碍女性攀登事业高峰。

    这些职业实施的解决方案都不充分。在法律、会计和咨询行业，非股权合伙人的报酬相当低。在学术界，虽然兼职教员有男有女，但女性兼职的比例还是过高。这些职位通常提供给随行配偶（不论男性或女性）。奈何在地理位置上，女性历来更多捆绑于丈夫的职位。甚至就在最近，暂停“非升即走”考核的举措也受到了批评。研究表明，女性需要额外一个学期来照顾家庭；男人则利用这些时间发表更多的学术论文。“非升即走”制度与组建和养育家庭并不协调。这些做法均不适合任何性别，但鉴于现实情况，女性付出的代价更大。         

    毫不奇怪，工作随叫随到、时间不规律又不可预测的员工，往往比工作时间接近正常的员工挣得多。更重要的是，这种溢价给女性的职业生涯和夫妻公平造成了问题。时间长或随叫随到工作的时薪溢价越高，尤其在有孩子时夫妻双方进行分工的激励就越大。

    我所说的“分工”，并非指一人洗碗，另一人擦干。我指的是更普遍的事务：正像我们在整个旅程中看到的，一人（通常是妻子）花更多的时间为家庭待命，另一人（通常是丈夫）花更多的时间在工作中待命。

    如果有孩子的夫妇不进行分工，也即他们不做出最普遍的决定（让一方在家事上待命，另一方在工作上待命），那就意味着他们要少挣钱。两人不能同时接受无法控制时间的工作，因为要照顾孩子；就像我的狗，会在某天不可知的时间生病和需要帮助。

    当能多挣的收入并不是很多时，按照夫妻双方的意愿，少挣就少挣吧。换言之，两人都可以拒绝时间较难预测的工作。这样就好比他们用放弃的那部分薪水购买夫妻公平。可如果这笔钱数额很大，夫妻公平的成本也许就会高到难以抗拒这份工作；进而夫妻公平可能会被放置一边但这不是唯一的损失。当夫妻公平被搁置，职场中的性别平等问题也将随之而起。即便按时薪计算，女性的收入也会低于男性。问题既在于劳动力市场的工作如何计酬，也在于家庭的劳作和照顾如何按性别划分。

    关键是，正如律师和药师案例所启示的，性别（不）平等和夫妻（不）公平恰似硬币的正反两面。造成夫妻间不公平的，是我们一直在探究的艰难抉择：夫妻中有一方，通常是女性，决定在家待命。这也意味着，总体说来，哪怕按时薪计酬，女性的收入也比男性低。这继而引发了性别不平等。幸好，黑暗中突现一丝微光：越来越多人开始努力争取夫妻公平，争取与家人共度时光。

    本文整理自克劳迪娅·戈尔(Claudia Goldin)的著作《事业还是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