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书之目的，在专以汉文史料，证明元代基督教之情形。先认定《元史》之也里可温为基督教，然后搜集关于也里可温之史料，分类说明之，以为研究元代基督教史者之助。
第一章 也里可温之解诂
元以前未闻有也里可温之名也，读《元史》则数数见也里可温四字相联属矣。也里可温之名之见于元代著述者不一，果为何等语耶？
钱大昕《〈元史〉氏族表》曰：也里可温氏，不知所自出。（卷二）
《〈元史〉国语解》曰：也里可温，蒙古语，应作伊噜勒昆；伊噜勒，福分也，昆，人也；部名。（卷三） 又曰：也里可温，有缘人也。（卷二十四）
刘文淇《至顺〈镇江志〉校勘记》曰：此卷述侨寓之户口。所谓也里可温者，西洋人也。卷九“大兴国寺”条载梁相《记》云：“薛迷思贤在中原西北十万余里，乃也里可温行教之地。教以礼东方为主。十字者取像人身，四方上下，以是为准。”据此则薛迷思贤乃西洋之地，而也里可温即天主教矣。（卷上）
谓也里可温为即天主教者，莫先于此。刘文淇道光间仪征人，阮元门下士。其说并非附会，较《〈元史〉语解》之解释为确切矣。
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元世各教名考》曰：也里可温之为天主教，有镇江北固山下残碑可证。自唐时景教入中国，支裔流传，历久未绝。也里可温，当即景教之遗绪。（卷二十九）
又曰：多桑译著《旭烈兀传》，有“蒙古人称天主教为阿勒可温”一语，始不解所谓；继知阿剌比文、回纥文，也阿二音，往往互混，阿勒可温，即也里可温。多桑此语，非能臆撰，必本于拉施特诸人。（卷同上）
多桑为有名之《蒙古史》著者，《〈元史〉译文证补》多采之，其言自可信据。惟镇江北固山下残碑，余未之见，洪书亦未举其文，疑即至顺《镇江志》之《大兴国寺碑》也。观《大兴国寺记》及《元典章》，均有也里可温教之词，则也里可温之为教，而非部族，已可断定。复有麻儿也里牙（马利亚） 及也里可温十字寺等之名，则也里可温之为基督教，而非他教，更无疑义。《〈元史〉国语解》所释为福分人者，或指其为奉福音教人也。此马相伯丈说。
魏源《〈元史〉语解略》，乃谓“答失蛮、耶里可温者，本纪‘免租税’，皆有此二等人，在僧道之外，盖回教之师也。《元典章》称先生曰耶里可温，盖可温即今之所谓阿浑也”云云。（《元史新编》卷首） 可谓勇于武断者矣。《元典章》之所谓先生，元人以称道士也。有时曰和尚、先生、也里可温，有时曰和尚、也里可温、先生，有时曰僧、道、也里可温，其义一也。均详于后。
日人田中萃一郎曰：“马可孛罗之《支那旅行记》第一编第五十九章有称为Argons之混生民族，古拉布罗多以是推定为也里可温，如斡宁监谓土耳其语Fair but not white（清而不白）为Arghum，西藏地方亦称混成民族为Argoons，故也里可温即Argons也。多桑《蒙古史》注云：‘亚雷伊迁《世界征服者之历史》谓蒙古人呼基督教徒曰Arcoun，又亚尔美尼亚之士铁欢《阿尔比利安历史》，亦称曰Ark’haioun，关于此语源，殆为多伊利亚之希腊语Arkhon之转讹也。’果然，则长安《景教碑》之阿罗本，是也里可温之古音乎。巴拉超士既谓也里可温是蒙古语之Erkeun，是其初专指聂斯托尔派之僧侣，其后为基督教徒之总称也。”（《史学杂志》第二十六编第三号）
又坪井九马三曰：“《元史》屡见之也里可温，布烈多士乃迭尔断其为基督教徒，然不说明其理由及语源。据《元史》之记载观之，则蒙古人之知有也里可温，自迫敖特多陷落，撒拉逊帝国灭亡后。多桑《蒙古史》云：‘宪宗即位之初，遵太祖、太宗之诏命，对于基督教、回教、佛都之僧侣，皆免租税。’可知蒙古人于宪宗时，已认许基督教徒之势力，以之与回、佛两教僧侣，受对等待遇矣。然后也里可温Arcaoun，Ark’haioun之语源，从来无说明者。考迫敖特多之陷落，为希治拉纪元六五六年摩遐尔廉月末至沙夫亚尔月初之事，即太阳历二月六日乃至十日，当日本正嘉二年（西一二五八）正月上旬。此时蒙古人始知阿剌比语Rekhabiun之称，然蒙古人不能效其原语之发音，且蒙古语之首音无R音，其母音之间不能发B音，故不得已于R之首音前，加以母音，例如Rintchenpal变为Erintchenpal（懿璘质班）是也；而在母音间之B音，必读为W音，且母音中之A与E常相通，O与U亦然，故
Rekhabiun ＝Erekhawiun
＝Arekhawiun
＝Erekhawün
＝Arekhawün
由此观之，则多桑引用书之Ark’haioun，Arcaoun明与Arekhawiun，Arekhawün同语，予以是决也里可温为阿剌比语Rekhabiun之对音也。”（《史学杂志》第二十五编十一号）
按：阿剌比语也阿二音之互混，《（元史》译文证补》已言之。阿剌比语称上帝为“阿罗”，唐《景教碑》称“无元真主阿罗诃”，《翻译名义集》卷一曰：“阿罗诃，秦云应供，大论云应受一切天地众生供养。”故吾确信“也里可温”者为蒙古人之音译阿剌比语，实即《景教碑》之“阿罗诃”也。屠先生寄，亦持此说。
第二章 也里可温教士之东来
元代与欧洲之通使，西籍言之綦详。今巴黎文库中，尚藏有《元代宗王致法兰克王》蒙文原书，影本曾见《东方杂志》第八卷第三号。而《马可孛罗游记》，则有“大可汗通使教皇，请教皇派道行高深之教士百人来华，并挹取耶路撒冷耶稣墓前长明灯之圣油，以为纪念”等语。此事于《元史》，亦至有征也。
《元史·世祖纪》：至元十九年九月，杨廷璧招抚海外南番，寓俱蓝国也里可温主兀咱儿撇（应作撒） 里马，亦遣使奉表，进七宝项牌一，药物二瓶。（卷十二）
《马八儿等国传》：至元十九年，广东招讨司杨廷璧抵倶蓝国，时也里可温兀咱儿撒里马及木速蛮主马合麻等，亦在其国。闻诏使至，皆相率来告，愿纳岁币，遣使入觐。（卷二百十）
马八儿国即《马可游记》之Maabar，倶蓝国即Koulam。《马可游记》亦有“自马八儿国向西南行五百英里，至一国曰倶蓝，此间有多数基督教徒及犹太人旅居其地”之语。
“也里可温主”者，教主也。“七宝项牌”者，殆即佩项十字牌之类。“药物二瓶”者，殆即耶稣墓圣油之类。《元史·亦黑迷失传》，称亦黑迷失至元九年“奉世祖命使海外八罗孛国，十一年偕其国人以珍宝奉表来朝，赐金虎符。十二年再使其国，与其国师以名药来献。”（卷一三一） 所谓“国师”，即教士也；“名药”，即圣油之属也。“金虎符”之制，马可亦记之曰：“金牌四方，长一尺，广五寸，重四马克。”
按：近人杭县魏氏译《马可游记》，对于世祖请教士百人来华一节，谓“为中古时代耶教人夸大之词”；并谓“当时耶教徒每以耶稣墓前灯油，为一种治灵魂病之圣药，价极昂贵，世祖或为其说所动”等语。君子一言以为智，《元史》具在，谓马可为夸大，谓《元史》亦为耶教人夸大耶？望再版时将此说删除也。
第三章 也里可温之戒律
也里可温之为教而非部族，前既言之矣，兹复得其宗教仪式上证据如左：
至顺《镇江志》梁相《大兴国寺记》：受戒者悉为也里可温。（卷九）
《元史·世祖纪》：至元七年九月，敕僧、道、也里可温有家室不持戒律者，占籍为民。（卷七）
所谓持戒律者，当然系一种宗教家语。《〈元史〉国语解》、《续通志·氏族略》、《〈元史〉氏族表》，乃以也里可温为部族之名；果为部族之名，何以元代诏旨，屡以也里可温与僧、道等相提并论耶？
也里可温之有家室不足异，其无家室者，殆修士之属耳。修士例不婚娶，此所谓戒律，殆即修士不婚娶之律也。修士外奉教者未尝禁有家室也。
《泰定纪》：泰定元年二月，宣谕也里可温各如教具戒。（卷二十九）
夫曰戒，即教中之诫命也。吾初致疑教徒之具戒，何至烦帝者为之敕谕；既而知元代诸教并重，时方尊礼帝师（佛教） ，或不无强人领受佛戒之事。观于世祖之命廉希宪受戒（佛戒） ，希宪对曰：“臣受孔子戒矣。”帝曰：“孔子亦有戒耶？”（卷一二六） 由此推之，当时之也里可温，亦必有因不肯受佛戒，然后有此信仰自由之宣谕也。
第四章 也里可温人数之推想
元代也里可温之盛，人知之；也里可温人数究有若干，无册籍可考。然观元代公牍，每以也里可温与各路诸色人等并举，则其人数之众可想也。
《元典章》载，至元九年二月，有谕各路达鲁花赤、管民官、管站官、打捕鹰房、僧、道、医、儒、也里可温、答失蛮（木速蛮、答失蛮，皆回回教，蛮谓人类） 头目诸色人等兴举水利圣旨一道。（卷二十三）
至元十年三月，复立大司农司，有宣谕府州司县达鲁花赤、管民官、管军官、管站官、人匠、打捕鹰房、僧、道、医、儒、也里可温、答失蛮头目诸色人等圣旨一道。（卷同上）
延祐元年正月，有江浙行省准中书省咨，大司农司呈会验钦奉圣旨节该随路达鲁花赤、管民官、管军官、管站官、人匠、打捕鹰房、僧、道、医、儒、也里可温、答失蛮诸色人等道旁种树文一道。（卷五十九）
其一、二已遍于各路各府州司县，其三犹限于江浙行省。是非限于江浙行省也，仅载江浙行省宣布之文，以概各路也。且道旁种树一事，《马可游记》亦载之，曰：“大可汗命孔道两旁悉种树，夏时既可藉以蔽日，冬时积雪，又可藉此以辨道。星者言种树可以益寿，大可汗深信之。故大可汗种树之意，于利人之外，亦以利己也。”马可之言如此，则种树之令，不限于江浙行省也明矣。是足见也里可温人数之遍于各路，备极一时之盛也。
《元通制条格·僧道词讼门》：至大四年十月十四日，省台官同奏：“昨前宣政院为和尚、先生、也里可温等，开读了圣旨的上头，奉圣旨教俺与御史台、集贤院、宣政院、崇福司官人每，一同商量者么道。圣旨有来，御史台、集贤院、崇福司来省里一处商量来。崇福司官说：‘杨暗普奏也里可温教崇福司管时分，我听得道来，这勾当是大勾当，不曾与省台一处商量，省台必回奏，如今四海之大，也里可温犯的勾当多有，便有壹伯个官人，也管不得，这事断难行么道。’”（卷二十九）
宣政院管僧，集贤院管道，崇福司管也里可温，元中叶以后制度如此。此系各署会议记事，今仅录崇福司官演说一段，以示当时也里可温人数之众。杨暗普系江南释教总统杨琏真珈之子，曾为宣政院使，见《元史类编》卷四十一。
至顺《镇江志·户口类》：侨寓户三千八百四十五：蒙古二十九，畏吾儿一十四，回回五十九，也里可温二十三（录事司一十九，丹徒县三，金坛县一） ，河西三，契丹二十一，女直二十五，汉人三千六百七十一。
口一万五百五十五：蒙古一百六十三，畏吾儿九十三，回回三百七十四，也里可温一百六（录事司九十二，丹徒县七，金坛县七） ，河西三十五，契丹一百一十六，女直二百六十一，汉人九千四百七。
躯二千九百四十八：蒙古四百二十九，畏吾儿一百七，回回三百一十，也里可温一百九（录事司一百二，金坛县七） ，河西一十九，契丹七十五，女直二百二十四，汉人一千六百七十五。（卷三）
侨寓户三千八百四十五，中有也里可温二十三，是一百六十七户中，有也里可温一户也。口躯合计，一万三千五百三，其中也里可温二百十五，是六十三人中，有也里可温一人也。镇江一郡如此，他郡可知。惜乎元世地志，存者不多，而又未必如《镇江志》之钜细不遗，可据为典要耳。
躯者，孑身无家，寄居于人者也；侨寓者，他郡人寄居此郡者也。《元史·兵志》（卷一〇一）：中统四年“五月，云州设站户，于各户选堪当站役之人，不问亲躯，每户取二丁”。所谓亲者，其家之人；所谓躯者，寄居之人也。
第五章 也里可温人物之大概
《元史》有《儒学传》，有《释老传》，独无《也里可温传》。前史所无，宋濂等不敢创例耳。然也里可温人物之散见诸其他记载者，时遇其人。掇拾零编，当可补成一《元史·也里可温传》。特发其凡，以俟君子。
《元史·孝友·郭全传》：马押忽，也里可温氏。事继母张氏、庶母吕氏，克尽子职。（卷一九七）
或曰，也里可温不应有二妻，何马押忽有庶母？曰不足奇，是母也，非妻也；其父之奉教与否不可知。
楊瑀《山居新话》：元统甲戌三月二十九日，瑀在内署退食余暇，广惠司卿聂只儿（也里可温人） 言：“去岁在上都，有刚哈剌咱庆王，今上皇姊之驸马也，忽得一证，偶坠马，扶起，则两眼黑睛倶无，而舌出至胸。诸医束手，惟司卿曰：‘我识此证。’因以剪刀剪之，剪下之舌尚存，亦异证也。”广惠司者，回回医人隶焉。（卷一）
右据《知不足斋丛书》本，其“也里可温人”五字小注，亦照原本；《四库全书》本《山居新话》无此条。
陶宗仪《辍耕录》卷九“奇疾”条下，亦载此事曰：长公主之驸马，因坠马得一奇疾，诸医罔知所措。广惠司卿聂只儿，也里可温人，尝识此病，涂以药而愈。时元统癸酉也。据此，则也里可温以医为传道之具，不自今日始矣。
余阙《青阳集》述也里可温人淮南廉访佥事马世德之政绩，有《合淝修城记》一篇。其略曰：至正十一年，寇起淮南，合淝之城，久圮且夷，仓卒为木栅以守。贼大至，民赖栅以完。其后佥宪马君顾而曰：以栅完民，幸也，非所以固。乃议修其城。发公私钱十万贯，自十三年二月朔戒事，九月毕，城四千七百有六尺。城成而盗不至者，今期月矣。余生长合淝，知其俗之美，昔者木栅，犹足以力战御寇，今得贤使君修其垣墉，救其疾苦，携持抚摩，以与民守之，而民之与君，又歌舞爱戴，为君守如子弟之于父兄，手足之于头目，然自今至于后日，是虽无盗，有亦不足忧也。君前为庸田佥事，城姑苏，今宪淮南，又城合淝，一人之身，而二郡之民赖之，以有无穷之固，儒者之利，不其博哉？君名世德，字元臣，也里可温国人，由进士第，历官应奉翰林文字、枢密都事、中书检校、庸田佥事，为今官。与余前后为史氏，城又余之所志而未成者也，义为纪之。（卷三）
也里可温非国，曰“也里可温国人”者，犹云基督教国人也。也里可温非儒，曰“儒者之利”者，犹明季奉天主教之士大夫，其著书立说，仍称吾儒也。唐人称景教徒为僧亦此例，或出于随俗习称，或出于辨别未细也。
然元人之用也里可温四字，实含有两种意义：其先所指者为教名，其后乃用以名其国土；与明人之用回回二字同例，既以为教，又以为国也。《元文类》（卷四一） 《经世大典序录》“海外诸蕃”条，以也里可温、木速蛮，与爪哇、流求、倶蓝、马八儿等并称。戴良《九灵山房集》（卷廿一） 《鹤年吟稿序》，亦以也里可温、回回与克烈、乃蛮、西蕃、天竺等并称。余阙之称也里可温国，亦其例也。
至顺《镇江志》：元镇江府路总管府马薛里吉思，也里可温人，虎符怀远大将军，至元十五年正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一日再降金牌，改授明威将军，副达鲁花赤。（卷十四）
右并见康熙《镇江志》卷二十三，但删去“也里可温人”一句，故莫知其为也里可温也。
同《志》侨寓类：马薛里吉思，也里可温人，至元十五年授明威将军、镇江路总管府副达鲁花赤，因家焉。尝造七寺，见僧寺类；每岁贡舍里八，见土贡类。（卷十八）
“造七寺”及“舍里八”之解释，下章详之。
同《志》：总管兼府尹，安震亨，也里可温人，嘉议大夫，至元二十年七月二日至，二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代。（卷十四）
同《志》：达鲁花赤兼管内劝农事，阔里吉思，也里可温人，少中大夫，至大元年八月六日至，皇庆元年十二月九日代。（卷同上）
同《志》侨寓类：阔里吉思，也里可温人，至大初少中大夫，镇江路总管府达鲁花赤，因居于此。（卷十八）
同《志》：鲁合，阔里吉思子，朝列大夫，潭州路兼扬州达鲁花赤。（卷十八）
同《志》：达鲁花赤兼管内劝农事，太平，也里可温人，嘉议大夫，皇庆元年十二月九日至，延祐三年十一月二日代。士民为立去思之碑，称公特立固守，奉上治下，一一以法令从事，人莫干以私。碑在丹阳馆前驿道傍。（卷十四）
右并见康熙《镇江志》卷三十三《名宦传》：“太平，也里可温人，皇庆元年以成议大夫为镇江总管府达鲁花赤，兼管内劝农事，在郡均月课，革海漕吏奸，复豪贵所占学田。”
同《志》：丹徒县达鲁花赤，马奥剌憨，也里可温人，忠翊校尉，元贞二年六月至。（卷十六）
右并见万历《镇江志》卷十六，康熙《镇江志》卷二十五，但康熙《志》作马奥剌悠。
同《志》：丹徒县达鲁花赤，斡罗思，也里可温人，承务郎，天历二年八月至。（卷十六）
右亦见万历《志》卷十六，康熙《志》卷二十五，但康熙《志》作斡忽思。
同《志》侨寓类：安马里忽思，也里可温人，居镇江，中宪大夫，同知广东道宣慰使司副都元帅。（卷十八）
道光《广东通志》卷十七：安马里忽思，曾任南雄路达鲁花赤。然不注明为也里可温，故莫知其为也里可温也。
同《志》：也里牙，安马里忽思子，以父荫忠诩校尉，南安路大庾县达鲁花赤，今昭信校尉，同知潭州路浏阳州事。（卷同上）
同《志》：塔海，也里可温人，居京口，正议大夫，同知广东道宣慰使司副都元帅卒。（卷同上）
安马里忽思、塔海，均曾为广东道宣慰使司副元帅，可见广东当时已有也里可温之传布。
右十人均见《镇江志》。何以也里可温人物，镇江独盛？非镇江独盛也，至顺《镇江志》独详也。马薛里吉思何尝不见于康熙《镇江志》，安马里忽思何尝不见于《广东通志》，然因其不注为也里可温，则亦孰知其为也里可温？故知失于记载者众矣。
万历《杭州府志·职官表》，元时可考者，有江浙行省在丞哈剌，也里可温人，又曾为江南浙西道肃政廉访司佥事，世次无考。（卷九）
康熙《凤阳府志》卷二十五《名宦》：“元哈剌，字元素，赐姓金，七里河温人，至顺间为钟离县达鲁花赤，能反冤狱，政为诸邑最。”也里可温作七里河温，此仅见者。
陶宗仪《书史会要》：哈剌，字元素，也理可温人，登进士第，官至中政院使，能文辞，其书宗巎正斋。（补遗）
右并见《佩文斋书画谱》卷三十七引，当与万历《杭州志》之哈剌同一人。《四库全书》本《书史会要》，哈剌作哈喇，也理可温作伊哩克温。
又：康里不花，字普修，也里可温人，官至海北廉访使，笃志坟籍，至于百氏术数，无不研览，书宗二王。（卷七）
右并见《佩文斋书画谱》卷三十八引，《四库全书》本《书史会要》，改康里不花为喀喇巴哈，改也里可温为伊哩克敦。
《元秘书监志》：题名：秘书少监失列门，大德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上，也里可温人。（卷九）
又：著作佐郎雅古，赐进士出身，字正卿，也里可温人，泰定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以承事郎上。（卷十）
《元史》名失列门者七，昔烈门者二，失烈门、失里门者各三。（汪辉祖《〈元史〉同名录》卷二十六） 失列门与所罗门，音极相近，雅古则雅各也，凡此皆以基督教古代之人名为名。
又：奏差囊加台，字元道，后至元三年八月二十九日参，也里可温人。（卷十一）
有孝子，有良医，有名宦，有文臣学士，此元代也里可温人物之大概也。《元史》所载，尚有多人，因不明著为也里可温氏，未敢漫为断定。然其命名多与基督教人相合，如英国古王有角儿只第一、角儿只第二之属，《元史》亦有口儿吉其人。（卷一三五） 俄国前皇有尼古老第一、尼古老第二之名，《元史》亦有《捏古剌一传》。（卷一二三） 则其为也里可温教徒无疑矣。
又考《元史·爱薛传》：爱薛，西域弗林人，通西域诸部语，工星历医药。世祖尝诏都城大作佛事，集教坊伎乐及仪仗以迎导。爱薛奏曰：“天下疲弊，此无益之费，甚无谓也。”帝嘉纳之。擢秘书监，领崇福使，授平章政事，封秦国公，卒追封太师、拂林忠献王。子五人，也里牙，秦国公崇福使；阔里吉思，同知泉府院事；鲁合，广惠司提举。（卷一三四） 此固未尝明著为也里可温人也，然观其氏族，其官守，其封爵，其言行，则不得不谓其为也里可温人。盖弗林者，古称罗马帝国也；崇福使者，掌也里可温寺祭享之事者也；秦国公者，犹是以大秦为罗马之意也；谏作佛事，辟多神教也。萧若瑟《圣教史略》，引《马可游记》曰：“有掌崇福司大员名赫西亚，是希腊国圣而公会之人，因才智出众，擢为宰相，以功封晋伯。子五人，皆居显职。”（卷七） 所谓赫西亚，即爱薛之异译也；秦晋异封，音译讹也。据此，则爱薛之为也里可温教徒，又无疑义。
惟《元史·世祖纪》，至元十年有“改回回爱薛所立京师医药院名广惠司”一语。（卷八） 则因当时医药院，多为回回所主持，故有此误也。窃尝考诸元人著述，姚燧《牧庵集》，有《崇福使阿实克岱追封秦国忠诩公制》一道，中有“使于西海，宇启大秦”等句。（卷二） 阿实克贷即爱薛。程钜夫《雪楼集》，有《领崇福司事秦国公爱薛追封拂林王制》及《爱薛妻撒剌氏追封拂林王夫人制》各一道，中有“庸启拂林之邦”等句。（卷四）大秦、拂林，本非回回国也。《雪楼集》又有《拂林忠献王神道碑》一道，碑文与《元史》爱薛本传全同，盖即《元史》所据之蓝本。惟中有“有列边阿答者，以本俗教法，受知定宗，荐其（指爱薛） 贤，召侍左右，为世祖所器”等句，为《元史》所不载。所谓列边阿答之“本俗教法”，必为拂林教法矣。
《〈元史〉译文证补》据多桑书以证《元史》，元代后妃、宗室、将帅之奉基督教者，实繁有徒，以汉籍无可表证，姑从略。因此编宗旨，固在专以汉文资料证明元代基督教历史也。
又有一事，足资考证者。《马可游记》称大可汗每禁止基督教徒执十字架行列，谓“耶稣圣人，横遭犹太人之惨戮，今犹以致死圣人之具，行列街衢，为万目共瞻，非所以重视圣人”等语。可见当时也里可温教徒，有执十字架行列之俗。《元史·忠义·丑闾传》：有冯三者，湖广省一公使也。湖广为寇陷，皂隶辈悉起剽杀为盗，亦拉三以从。三辞曰：“贼名恶，我等岂可为。”众初强之，终弗从。怒将杀之，三遂唾骂，贼乃缚诸十字木，舁之以行，而到其肉。三益骂不止，抵江上，断其喉，委去。（卷一九五） 吾始疑果欲死冯三，刃之可也，胡为缚诸十字木，舁之以行。阅《马可游记》，而后知冯三者，必为也里可温人，故以此侮之也。
第六章 也里可温军籍之停止
《元史·世祖纪》：中统三年三月，括木速蛮、畏吾儿、也里可温、答失蛮等户丁为兵。（卷五）
至元二十九年七月，也里嵬里、沙沙，尝签僧、道、儒、也里可温、答赤蛮为军，诏令止隶军籍。（卷十七）
《兵志》：至元四年二月，诏遗官签平阳、太原人为军，除军站、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儒人等户外。（卷九十八）
按：此则平阳、太原（均隶山西），亦为也里可温传布之地。
第七章 也里可温徭役之蠲除
《元典章》：至元十四年十一月，钦奉圣旨：“节该成吉思皇帝、哈罕皇帝圣旨里，和尚、也里可温、先生（元人以称道士） ，不拣甚么休着者，告天与俺每祝寿祈福者么道的有来。如今依着在先圣旨体例里，不拣甚么休着者，告天与俺每祝寿祈福者么道。”（卷三十三）
至元三十一年五月，中书省钦奉圣旨：“节该成吉思皇帝、月吉合皇帝、先皇帝圣旨里，和尚、也里可温、先生每，不拣甚么差发休教着，告天祝寿者么道来。如今依着在先圣旨体例，不拣甚么差发休教着者，告天祝寿者。钦此。”（卷同上）
右二条词意相同，并录之者，一则以年月相去颇远，录之以见一代号令之沿革；二则本编不过为也里可温之一种史料，录之以备同志之触发引伸也。董子曰：“意重词复，中必有美”，窃取斯义。
《元史·仁宗纪》：至大四年四月，罢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头陀、白宗诸司。（卷二十四）
又《元典章》：至大四年四月，钦奉圣旨：“和尚、先生、也里可温、答失蛮，不教当差发，告天咱每根底祝寿者道来。和尚、先生、也里可温、答失蛮、白云宗、头陀教每根底多立着衙门的上头，好生搔扰他每么道说有，为那般上头，除这里管和尚的宣政院、功德使司两个衙门外，管和尚、先生、也里可温、答失蛮、白云宗、头陀教等，各处路府州县里有的他每的衙门，都教革罢了，拘收了印信者，归断的勾当有呵，管民官依体例归断者。今后依着圣旨体例，和尚、先生、也里可温、答失蛮，在前不曾教当的差发，休教当者，管民官休教他每当里正主首者，休倚气力者。这般宣谕了呵，别人的人有罪过者。这和尚、先生、也里可温、答失蛮等，倚着这般宣谕了也么道，不依自己教门行做无体例勾当呵，不羞不怕那甚么。”（卷三十三）
右二条本同一事，特详略不同，故并录之。
有元起自朔方，入主中国，本不知有所谓汉文；况承宋人语录著书之后，其诏令又大抵由蒙文译出，故多用当时俚语，至今日每不可句读。姑存其真，亦犹《元史》直录《泰定帝登极诏》之例（卷二十九） ，并以证明当日也里可温诸教之盛，非用通俗文体，不足以家喻而户晓也。
《元史·河渠志》：致和元年三月，省臣奏：“江浙省并庸田司官修筑海塘。合役丁力，附近有田之民，及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等户内点清。凡工役之时，诸人毋或沮坏，违者罪之。”（卷六五）
第八章 也里可温租税之征免
元代对于诸教租税之征免，至不一定。大抵太祖、太宗时，无论何人，均须纳税。至定宗、宪宗之间，则诸教士之田税、商税，均行豁免。既并江南以后，则定为教徒有家室者仍纳地税，无家室者豁免。中间又曾一度定为商税豁免，地税仍旧征纳。武宗以后，则无论田税、商税，均与平民一体征纳。此其大较也。盖元代诸教鼎盛，教徒日众，而也里可温之教徒，又非如儒者之徒知读书，僧、道之离人独立，身虽奉教，而其人之为农、为工、为商、为仕如故，未尝因奉教而必须脱离其职业。故其教徒比他教为盛，豁免租税，于国家收入，影响至大，有不得不依旧征收者。观前后诏旨，斤斤以损着课程为言可知也。
《元史·世祖纪》：中统四年十二月，敕也里可温、答失蛮、僧、道种田入租，贸易输税。（卷五）
元诏惯例，也里可温常在僧、道之后，而此第一次规复诸教徒租税之诏令，也里可温独在诸教之前（下文大德十一年诏同） ，可见此项规定，实为也里可温教徒增盛之故，而连类及于他教。痕迹宛在，好学深思之士，尚可于此求之。
《元典章》：中统五年正月，中书省奏：“已前成吉思皇帝时，不以（论也）是何诸色人等，但种田者依例出纳地税外，据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种田出纳地税，买卖出纳商税，其余差役蠲免有来。在后合罕皇帝（太宗） 圣旨里，也教这般行来。自贵由皇帝（定宗） 至今，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地税商税，不曾出纳，合无依旧征纳事。准奏，今仰中书省照依成吉思皇帝圣旨体例，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儒人，种田者出纳地税，买卖出纳商税。”（卷二十四）
《元史·食货志》：中统五年，诏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儒人，凡种田者，白地每亩输税三升，水地每亩五升。（卷九十三）
《元史·世祖纪》：至元元年正月，命儒、释、道、也里可温、答失蛮等户，旧免租税，今并征之。（卷五）
至元十三年六月，敕西京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等，有室家者，与民一体输赋。（卷九）
至元十九年十月，敕河西僧、道、也里可温有妻室者，同民纳税。（卷十二）
《元通制条格》：至元三十年，省官人每奏：“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依买卖百姓体例纳税呵，怎生奏呵。”当年六月又奏：“海答儿等管课程的说，做大买卖的，是和尚、也里可温每，却不纳税呵，哏损着课程多有，执把着圣旨，不肯纳税。降御宝圣旨呵，怎生奏呵。与者，在前已了勾当，不是咱每的言语，是成吉思皇帝圣旨有么道，圣旨有来。”（卷二十九）
《元典章》：至元三十年八月，施行市舶则法二十三条。其中一条云：一、议得和尚、先生、也里可温、答失蛮人口，多是夹带俗人过番买卖，影射避免抽分。今后和尚、先生、也里可温、答失蛮人口等，过番兴贩，如无执把圣旨许免抽分明文，仰市舶司依例抽分。（卷二十二）
元贞元年闰四月，钦奉圣旨：据中书省宣政院奏：“和尚、也里可温、先生、答失蛮等地粮商税，所办钱物，若不再行明谕，恐在下官府，合征纳者，妄作免除，不应征纳者，却行追收，致使僧道人等生受，乞降圣旨”事，准奏。所有条画，开列于后：
一、西番、汉儿、畏兀儿、云南田地里，和尚、也里可温、先生、答失蛮，拟自元贞元年正月已前，应有已未纳税地土，尽行除免税石，今后续置或影占地土，依例随地征税。
云南之有也里可温，《马可游记》亦载之，曰：“云南省幅员甚广，其民奉偶像教，自河次向西行五日，至一城，名雅赤（原注谓即大理） ，大市也。居民合回回、基督、偶像诸教徒而有之。”据此，则当时也里可温传布之广远，且及珠江流域之上游矣。
一、江南和尚、也里可温、先生、答失蛮田土，除亡宋时旧有常住，并节次续奉先皇帝圣旨拨赐常住地土，不纳租税外，归附之后，诸人舍施或典卖一切影占地亩，依旧例征纳税粮，隐匿者严行治罪。
一、和尚、也里可温、先生、答失蛮，买卖不须纳税，却不得将合纳税之人等物货，妄作己物，夹带影蔽。（以上卷二十四）
《元通制条格》：大德四年，省官人每河南省、江浙省、陕西省官人每奏将来，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将着大钱本开张店铺做买卖，却不纳税，他每其间夹带着别个做买卖的人呵，难分间多亏兑课程有么道，说将来呵。省官人每商量着，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自己穿的食的所用的买要呵，并寺院里出产的物货卖呵，不纳呵，不宜，因而夹带着不干碍的人也者，似这般的每，依例交纳税呵。（卷二十九）
河南、陕西之有也里可温，此条特证明。
大德五年，宣政院奏：“省官人每奏过，教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依例纳税者么道，俺根底与文书来，俺与剌马商量得，也里可温、答夫蛮将着珠答纳等宝货做买卖有；寺家的壹两个店铺，做些小买卖，修理寺院，与上位祝寿僧人的斋粮里用有。僧、道依在前的圣旨体例里，不教纳税；也里可温、答失蛮，依着省官人每奏来的，教纳税呵，怎生么道，奏了来。”（卷同上）
据此则拟令僧道不纳买卖税，而令也里可温纳买卖税也。是虽宣政院与剌马（喇嘛）商量据以入奏之词，未经成为事实，然宣政院之所以敢如是奏请者，亦以为僧道人数，不如也里可温之众，亏损课程不大，或可幸邀覆准也。
大德八年四月初五日，中书省奏：“在前中统五年中书省官人每，世祖皇帝根底奏成吉思皇帝圣旨，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种田呵纳地税，做买卖呵纳商税，其余差发免了者么道，圣旨有来。在后哈罕皇帝时分，依着那体例行来。自谷由皇帝到今，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种田呵不纳地税，做买卖不纳商税。依在前体例教纳呵，怎生，么道，奏呵。教纳来。俺商量来，国家费用的钱粮浩大，近年以来，所入数少，不敷支用，合依在前皇帝圣旨，已了的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做买卖呵，教纳商税呵，怎生，奏呵。”奉圣旨：“那般者。”（卷同上）
《元史·武宗纪》：大德十一年十二月，诏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并依旧制纳税。（卷二十二）
至大二年六月，中书省臣言：“河南、江浙省言，宣政院奏免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租税；臣等议，田有租，商有税，乃祖宗成法，今宣政院一体奏免，非制。”有旨：“依旧制征之。”（卷二十三）
《元通制条格》：皇庆元年四月十七日，中书省奏：“为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纳税粮的上头，在先省官与宣政院官互相闻奏不一的。除亡宋时分有的，并奉世祖皇帝圣旨做常住与来的外，其余的依体例教纳税粮，明白教写与呵。”（卷二十九）
《元史·文宗纪》：天历二年三月，僧、道、也里可温、术忽、答失蛮为商者，仍旧制纳税。（卷三十三）
第九章 也里可温马匹之拘刷
教徒马匹之拘刷，其事甚细，采录及之，亦足以见当时教士生活之状况也。
《〈元史〉译文证补》引《经世大典·马政篇》中统四年，谕中书省，于东平、大名、河南路宣慰司，不以回回通事斡脱并僧、道、答失蛮、也里可温、畏兀儿诸色人户，每钞一百两，通滚和买堪中肥壮马七匹。（卷二十九）
江南、陕西、河南也里可温之盛，前文具见；山东、河北也里可温之盛，未著明文也。观于此，而东平（山东） 、大名（直隶） 诸路，已早有也里可温之传布。时南宋尚未亡也。
《大元马政记》：至元二年六月圣旨，谕中书省，黄河以南，自潼关以东，直至蕲县地面内，百姓、僧、道、秀才、也里可温、答失蛮、畏吾儿、回回及诸色人匠，应据官中无身役人等，并不得骑坐马匹，亦不得用马拽碾耕地。
又：僧、道、秀才、也里可温、答失蛮、畏吾儿大师内，若有尊宿师德，有朝廷文面，方许乘骑。
至元二十三年六月，丞相安童等奏：“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欲马何用；此等人不括其马，则必与人隐藏，乞亦拘之。”（此条《〈元史〉译文证补》作“至元十二年枢密院奏”。）
《〈元史〉译文证补》引《经世大典·马政篇》：二十四年，杨总统奏：“汉地和尚、也里可温、先生、答失蛮，有马者已行拘刷；江南者未刷。江淮省言，江南和尚、也里可温、先生，出皆乘轿，养马者少。’（卷二十九，下同）
二十六年七月十日，兵部承奉尚书省奏，诸衙门官吏、僧、道、答失蛮、也里可温、斡脱，不以是何军民诸色人户，所有堪中马匹，尽数和买。
十四日，兵部承奉尚书省劄付，和尚、先生、也里可温、答失蛮、斡脱等户，但有四岁以上骟马曳剌马小马，尽数付官中纳，当面给付价钞。
《大元马政记》：至元三十年三月，中书省劄：“和尚、也里可温、先生、答失蛮，应有马匹，尽数到官，眼同分拣印烙。”
大德二年十二月，丞相完泽等奏：“百姓养马者少，今乞不定数目，除怀驹、带驹马外，三岁以上者皆刷。和尚、先生、也里可温、答失蛮，并其余诸人，依前例拘刷。”
大德三年二月，枢密院奏：“河西不曾刷马之地，和尚、先生、也里可温、答失蛮马匹尽行拘刷，依例与价。”
延祐五年十二月，枢密院准中书省照会，各投下诸色人户，并和尚、先生、也里可温、答失蛮应有马匹，除病![]()
并三岁以下不堪马数分付各主，其余马匹，尽数拘刷。
致和元年九月，丞相别不花等启燕铁木儿：“知院用马三百匹，昨和尚、也里可温、先生、秀才马，不曾拘收，今乞将此辈马拘之。”
第十章 政府对于也里可温之尊崇
军籍之停止，徭役之蠲除，租税之豁免，已是政府之一种特别优待法矣。然当时政府对于也里可温之尊崇，尚不止此。
《元史·世祖纪》：至元十九年四月，敕也里可温依僧例给粮。（卷十二）
《元史·百官志》：崇福司，秩〔从〕二品，掌领马儿哈昔、列班、也里可温十字寺祭享等事。至元二十六年置，延祐二年改为院。省并天下也里可温掌教司七十二所，悉以其事归之。七年复为司。（卷八十九）
教而领之以官，自北齐之昭元寺崇虚局始。北周有司寂以掌沙门，司玄以掌道门，唐初因之。其后乃特设崇玄署以司道教，而僧尼仍属诸祠部。至宋则僧、道又均隶祠部矣。此亦足以觇时代好尚之不同也。元制，礼部亦掌僧道，然有宣政院以专掌释教僧徒，秩从一品；有集贤院以兼掌玄门道教，秩从二品；而礼部之掌，遂有名无实。是可见元代对于僧、道之尊崇。顾也里可温之在元，亦为一种有力之宗教，特置崇福司，秩从二品，其阶级盖在宣政之下，而与集贤等也。教固不必以政府之尊崇为幸，然吾人考往史之遗迹，不得不备述其事实，以飨当世。释教尚寂，道教尚玄，基督教传福音，彼设官分职之命名，亦有取乎哉。
《元典章》：延祐四年七月，行省准中书省咨：“御史台呈：‘淮东廉访司申：“延祐四年正月三十日，有御位下彻彻都苫思丁起马四匹，前来扬州也里可温十字寺降御香，赐与功德主段匹酒等。照得崇福院奏，奉圣旨奥剌憨、驴驴各与一表里段子，别无御赐酒醴。彼奥剌憨者，也里可温人氏，素无文艺，亦无武功，系扬州之豪富，市井之编民，乃父虽有建寺之名，年已久矣。今崇福院传奉圣旨，差苫思丁等起马四匹，赍酒醴二瓶，前来扬州，传奉圣旨恩赐，是乃无功受赏。为此卑司今抄崇福院差劄在前，申乞照详。”得此，据见申本台看详，崇福院官当元止是奏奉御香，别无所赐奥剌憨酒醴，又不经由省部宣徽院（掌酒醴） ，有违定例。后有似此违例者，拟合钦依圣旨懿旨事意施行。仍令合干部分再行照会，相应具呈照详。’得此，都省咨请依上施行。”（卷三十六）
奥剌憨为扬州之富人，淮东廉访司之故与为难者，是否别有用意不可知。然所谓“素无文艺，亦无武功，市井编民”云者，固不足为辱也。基督徒之受辱于官吏，受侮于法利赛人（犹太经生） ，由来久矣，何有于元之廉访司、御史台？今得此一劾，而当时政府降御香于也里可温十字寺，及赐段子与也里可温掌教之故事，反藉此以传，考古者方深幸淮东廉访司之有此一举也。
《元史·文宗纪》：天历元年九月，命高昌僧作佛事于延春阁，又命也里可温于显懿庄圣皇后神御殿作佛事。（卷三十二）
所谓佛事，亦习用释家语，与《景教碑》之称僧称寺，今日本之称凡各教教徒为僧侣者一例。
《元史·顺帝纪》后至元元年三月，中书省臣言，甘肃甘州路十字寺，奉安世祖皇帝母别吉太后于内，请定祭礼。从之。（卷三十八）
甘州路之有十字寺，《马可游记》曾言之，曰“甘州者，唐古忒省之都会也。其城壮丽，其民大致皆奉偶像教，然亦有奉基督教及回教者。其地之基督教徒，于城中建大礼拜寺三所”云。
别吉太后，即显懿庄圣皇后也。（《元史》卷百十六） 后死后之事，既数与也里可温有关联，则后生前必为奉也里可温教之人矣。
第十一章 异教归附也里可温之一斑
《元典章》：大德八年，江浙行省准中书省咨：“礼部呈奉省判集贤院呈：‘江南诸路道教所呈：“温州路有也里可温，创立掌教司衙门，招收民户，充本教户计；及行将法篆先生诱化，侵夺管领；及于祝圣处祈祷去处，必欲班立于先生之上，动致争竞，将先生人等殴打，深为不便，申乞转呈上司禁约事。得此，照得江南自前至今，止有僧道二教，各令管领，别无也里可温教门。近年以来，因随路有一等规避差役之人，投充本教户计，遂于各处再设衙门，又将道教法箓先生侵夺管领，实为不应，呈乞照验。”得此，奉都堂钧旨，送礼部照拟。议得即目随朝庆贺班次，和尚、先生祝赞之后，方至也里可温人等。拟合依例照会外，据擅自招收户计，并搀管法篆先生事理，移咨本道行省，严加禁治，相应具呈照详。’得此，都省咨请照验，依上禁治施行外，行移合属并僧道录司、也里可温掌教司，依上施行。”（卷三十三）
教徒祝圣祈祷一事，《马可游记》亦志之，曰：“大可汗诞生之日，凡治内各地人民，无不视为佳节。是日基督、偶像及回教徒，均为大可汗祈长寿康宁”云。
道教原呈所争之点，不在朝贺班次之先后，而在法箓先生之被诱化也。曰“将先生人等殴打”，一面之词耳，然亦可见当时教争之状只此。集贤院以为人之投入也里可温教门者，系为规避差役计，然元制凡僧、道、也里可温皆免差役，已如上述；如徒为规避差役而已，则缁流羽士，皆得享此权利，又何必也里可温耶？此其故可深长思矣。
至于礼部所定朝贺班次，也里可温在和尚、先生之后，是不过以也里可温为新教门耳，不足为荣辱也。
《至元辩伪录》有一段，足窥见当日诸教辩论之迹者，附录于此。曰：“释道两路，各不相妨，只欲专擅自家，遏他门户，非通论也。今先生言‘道门最高’，秀才人言‘儒门第一’，迭屑人奉弥失诃（即《景教碑》之弥施诃） ，言‘得生天’，达失蛮叫空谢天赐与。细思根本，皆难与佛齐。”（卷三）
第十二章 也里可温被异教摧残之一证
吾尝疑也里可温在元初世之盛，何以易代以后，其踪迹竟不可得见。据《明史·拂葙传》：“元末其国人捏古伦（此以基督教古代人名为名） 入市中国，元亡不能归。太祖闻之，以洪武四年八月召见，命赍诏书还谕其王。”足见明初欧人在中国之沦落。至关于也里可温衰灭之事，则可于镇江十字寺之被毁证之。
至顺《镇江志》道观类：般若院，在竖土山巅，至元十六年本路副达鲁花赤马薛里吉思即金山地建二寺，一曰云山寺，一曰聚明寺；至大四年改为金山下院，锡今名。（卷十）
般若院本禅院，何以不归寺院类而归道观类？此据文选楼藏写本，今归徐家汇藏书楼，丹徒包氏刊本已改入卷九寺院类。
马薛里吉思，也里可温人，已见前。云山、聚明，为马薛里吉思所建七寺之二，详后章。
集贤学士赵孟頫 奉敕撰碑，其略曰：皇帝登极之岁，五月甲申，诞降玺书，遣宣政院断事官泼闾、都功德使司丞臣答失帖木儿，乘驿驰喻江浙等处行中书省曰：“也里可温擅作十字寺于金山地，其毁拆十字，命前画塑白塔寺工刘高，往改作寺殿屋壁佛菩萨天龙图像，官具给需用物，以还金山。庚辰，洧降玺书，护持金山，也里可温子子孙孙勿争，争者坐罪以重论。”十有一月庚戌，都功德使臣海音都，特奉玉旨：“金山地外道也里可温，倚势修盖十字寺，既除拆所塑，其重作佛像，绘画寺壁，永以为金山下院。”命臣孟頫 为文，立碑金山，传示无极。臣孟頫 不佞，谨拜手稽首为文云云。（原略，卷同上）
皇帝，仁宗也，以至大四年登极。仁宗尚佛，故也里可温遭此厄。据此碑则当时所毁拆者，只寺顶十字及寺内所塑像，并未将寺址拆毁改建也。
原按：金山，晋建武始立寺，名泽心。梁天监水陆法式成，即寺营斋。宋大中祥符改名龙游，赐江南西津田及地山。皇朝至元十六年，也里可温马薛里吉思，任镇江路总管府达鲁花赤，建两十字寺西津冈颠，金山田地，为也里可温所夺。二十有七年，乃复得二寺为下院。三方辉炤，一峰中流，益以壮伟，乃作颂云云。（原略，卷同上）
由至大四年辛亥，逆数二十七年，当为至元二十一年甲申。马薛里吉思以至元十六年抵任，十八年建大兴国寺（详后） ，次建云山、聚明寺，时在至元二十一年也。
翰林学士潘昂霄又奉敕撰碑，略曰：佛大矣，法门不二，如虚空，无来去，大千刹土，应缘而现，而其法门则一而已，宁有二乎？外此以为法，非吾佛所谓法也。金山古名刹，屹乎大江中流，胜绝天下。江南□（原阙） 诸山南来，抵江而止，巉岩对峙，视中流之峰，脉理融贯，倾耸揖顾，若外护然。至元十六年，也里可温马薛里吉思者，绾监郡符，势张甚，掇危峰秀绝之所，屋其颠，祠彼教，曰银山寺，营隙为侪类葬区。噫！西竺之道，九十有六，唯吾佛为正法，以法之正，容有邪有外耶？今皇践祚，敕宣政臣婆闾等，即寺故像撤去之，仿京刹梵相，朱金绀碧，一新清供，付金山住持佛海、应声长老，锡名金山寺般若禅院。举域一辞，归诚赞美。集贤大学士臣李邦宁，奏宜文坚珉，示永远，翰林学士承旨臣旦牙答思，承诏臣昂霄属笔云云。（卷同上）
潘昂霄字景樑，号苍崖，济南人，官翰林侍读学士，谥文僖，著有《金石例》十卷，《河源记》一卷。
银山新名，为马薛里吉思所改。同《志》卷七《山水类》：“丹徒县土山，在县西江口，俗呼竖土山，旧与蒜山相属，今改名银山。混一后，建佛寺于山顶，以其与金山对峙，故易名银山，今属金山寺。”所谓“佛寺”，也里可温十字寺也。“混一后”者，至元十六年灭宋之后也。
“营隙为侪类葬区”，即《大兴国寺记》之也里可温义阡。据《元史》卷廿四《仁宗纪》：“皇庆二年九月，敕镇江路建银山寺，勿徙寺旁茔冢。”则当时寺虽改观，而义阡犹有诏书保存也。
“婆闾”即赵孟頫碑之“泼闾”。“李邦宁”，宦者，仁宗初为集贤大学士，见《元史》卷二百四《宦者传》。
同《志》寺观类：丹徒县龙游寺，在金山，旧名泽心。阁五，曰万佛，翰林侍讲虞集为记。其文曰：“山有佛祠，始建于晋明帝时，梁武帝著水陆斋仪，亲至其寺行之。至宋真宗赐名龙游禅寺。国朝至大己酉，僧应深，以天子之命主之。兼畀以马薛里吉思所据银山东西二院。且敕使修水陆大全，如梁之仪。延祐、至治间，又两敕建会，如至大故事。于是应深以辛酉之岁，即寺之右，建大阁焉。上严万佛之像，下肖罗汉之容，为位五百。”（卷九）
应深与潘昂霄碑之应声长老，当为师兄弟。观右三碑，则元初佛教与基督教势力之消长，可得其大略。赵碑一则曰“也里可温擅作十字寺”，二则曰也里可温“倚势修盖十字寺”；潘碑则曰也里可温“绾郡符，势张甚”；虞碑则曰“马薛里吉思所据银山二院”：此也里可温极盛时代也。既而斥之曰“外道”，蔑视之曰“彼教”，复奉旨申之曰“也里可温子子孙孙勿争，争者坐罪以重论”：则当时释氏之气焰，咄咄逼人矣。
第十三章 关于也里可温碑刻之留存
赵孟頫、潘昂霄之般若院原碑不可得见矣，仅见其文幸已。惟北京护国寺大殿西有元至正十四年圣旨碑，其石巍然独存，字画完整，中有关于也里可温之语，大足动吾人之兴味。盩厓重阳宫圣旨碑，亦有拓本传世。其他未发见者，应亦不乏，且俟异日之搜罗也。
刘侗《帝京景物略》“崇国寺”条，言：大隆善护国寺，都人呼崇国寺者，寺初名也。元遗碑三，至正十四年皇帝敕谕碑其一，学中国字，而手未忘乎笔，波画弱硬，其排置甚难也。译为中国语，而舌未伸于齿，期期支支，笑且读之。附碑。碑曰：“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皇帝圣旨。军官每根底，军人每根底，管城子达鲁花赤官人每根底，往来使臣每根底，宣谕的圣旨：成吉思皇帝（太祖） 、窝阔台皇帝（太宗） 、薛禅皇帝（世祖） 、完泽笃皇帝（成宗） 、曲律皇帝（武宗） 、普颜笃皇帝（仁宗） 、格坚皇帝（英宗） 、忽都笃皇帝（明宗） 、亦怜真班皇帝（宁宗） 圣旨里：和尚、也里可温、先生每，不拣甚么差发休当，告天祈福祝寿者说来。如今依在先圣旨体例，不拣甚么差发休当，告天祈福祝寿者么道。大都里有的南北两崇国寺、天寿寺、香河隆安寺、三河延福寺、顺州龙云寺、遵化船若寺等，寺院里住持佛日普明静慧大师孤峰讲主学吉祥众和尚每根底，为头执把的圣旨与了也。这的每寺院里房舍，使臣休安下者。铺马祗应休着者。税粮商税休纳者。但属寺家的水土、菌林、碾磨、店铺、解典库、浴堂、人口、头匹，不拣甚么，不拣是谁，休倚气力夺要者。这佛日普明静慧大师孤峰讲主学吉祥为头和尚每，依着在先老讲主体例里行者。别了的和尚每有呵，遣赶出寺者。更这学吉祥等和尚每，倚有圣旨么道，无体例勾当休做者。若做呵，他每不怕那。圣旨。至正十四年七月十四日上都有时分写来。（卷一）
碑二十四行，行五十六字，碑额已圮。据碑则南北两崇国寺、天寿寺、香河隆安寺、三河延福寺、顺州龙云寺、遵化般若寺，皆当有此圣旨碑。
顾炎武《山东考古录》录元圣旨条，言：《元史·泰定帝本纪》，有即位一招，文极鄙俚，盖以晓其本国人者。今岳庙有二碑，其文亦然，可发一笑。碑曰：“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皇帝圣旨。军官每根底，军人每根底，管城子达鲁花赤官人每根底，来往的使臣每根底，宣谕的圣旨：成吉思皇帝、月古台皇帝、薛禅皇帝、完泽笃皇帝、曲律皇帝、普颜都皇帝、格坚皇帝圣旨里：和尚、也里可温、先生、达识蛮每，不拣甚么差发休当者，告天祝寿者么道有来。如今依着在先圣旨体例里，不拣甚么差发休着者，与咱每告天祈福者么道。泰安州有的泰山东岳庙住持提点通义守正渊靖大师张德璘先生每根底，执把行的圣旨与了也。这的每庙宇房院里，使臣休安下者。铺马祗应休拿者。商税地税休与者。但属他们的水土、园林、碾磨、铺席，不拣甚么他每的，休倚气力夺要者。每年烧香的上头得来的香钱物件，只教先生每收掌者。庙宇损坏了呵，修理整治者。这的每其间里，不拣是谁，休入来沮坏者。更这张德璘、梁道成的根底，圣旨与了也，无体例勾当行呵，他不怕那甚么。圣旨。泰定年鼠儿年十月二十三日大都有时分写来。”其一为至正四年猴儿年圣旨碑，文略同。
据孙星衍《泰山石刻记》，此二碑原在岱庙延禧殿前，今毁。“泰定鼠儿年”者，泰定帝元年甲子也。
法人罗朗波奈巴《元代金石图志》（一八九五年出版），有《虎儿年七月圣旨碑》影本，上截西域文，下截汉文，正书，文与《护国寺碑》小异大同。曰：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皇帝圣旨。军官每根底，军人每根底，管城子达鲁花赤官人每根底，往来使臣每根底，宣谕的圣旨：成吉思皇帝、月阔歹皇帝、薛禅皇帝、完泽笃皇帝、曲律皇帝圣旨里：和尚、也里可温、先生每，不拣甚么差发休当，告天祝寿者，宣谕的有来。如今也只依在先圣旨体例里，不拣甚么差发休当，告天祝寿者么道。奉元路大重阳万寿宫里，并下院宫观里住的先生每根底，执把行的圣旨与了也。这的每宫观庵庙房舍里，使臣休安下者。铺马祗应休着者。税粮休与者。但属宫观里的水土、人口、头匹、园林、碾磨、店舍、铺席、典库、浴堂、船筏、车辆，不拣甚么他的，更渼波、甘涝等三处水冽甘谷山林，不拣是谁休倚气力者，休夺要者。这的每却倚着有圣旨么道，没体例的勾当休做者。做呵，他每不怕那甚么。圣旨。虎儿年七月二十八日，察罕仓有时分写来。（此《碑》亦见《石墨镌华》卷六）
碑汉文二十三行，行二十二字，碑无年号，但称“虎儿年七月写来”。“虎儿年”当为甲寅年。碑述历朝圣旨至曲律皇帝止，是此碑在曲律皇帝（武宗） 之后，当为延祐元年甲寅。碑称“奉元路大重阳万寿宫里住的先生”，奉元路为陕西四路之一，此碑当在陕西。《寰宇访碑录》卷十一，有“重阳宫圣旨碑，正书，宪宗四年七月，在陕西盩厔”。盩厔为奉元路之一县，当即此碑。特《访碑录》误认虎儿年之甲寅，为宪宗四年之甲寅，相差六十年耳。又《安阳金石录》（卷十） 有《善应储祥宫圣旨》，其文及年月并发出之地点，与此全同，特宫名相异。可知此项圣旨，系刊板文字，预空寺观之名，而后按名填入者。《元碑存目》载此，亦注“宪宗四年”，其误与《寰宇访碑录》同。
吾因此生二感想：一则此等碑刻之留存，因异教而得留存也。北京护国寺、泰安东岳庙、盩厔重阳宫，皆非十字寺，使原碑无关涉和尚、先生之语，则此等碑刻，未必留存，以经有明一代之阻阂，也里可温十字寺坍毁已尽也。二则此等碑文之所以能见采于学人者，正以其言不雅驯，录之以资笑柄耳。《帝京景物略》例不载碑文，故全书八卷中，只附录元碑一。其《略例》有曰：“昔称古人碑碣，山川眉目，兹所骈列，辽金元物，文字荒芜，但存碑目，不录原文。存一元碑，夷语可姗故。”所谓“元碑”，即至正十四年敕谕碑也。然今所取以证也里可温者，乃竟在此“文字荒芜，夷语可姗”之《敕谕碑》。此风一开，安知今后所得，不更有比此更明确者乎？前清学者从《永乐大典》中钞得《元秘史》，以为瑰宝，谓足补《元史》之纰漏，李文田等且为之注。夫《元秘史》词句之鄙俚，亦犹此《敕谕碑》也；纪刻节本《帝京景物略》，则已将此《敕谕碑》删芟矣。
又按《续通志·金石略》，载元代圣旨碑四：其二在泰安，即顾炎武所见者。其一为文宗皇太后懿旨碑，在江宁，至顺二年立。其一为神山洞圣旨碑，在永清，太宗皇后称制四年立。（卷百七十）“太宗皇后”者，《元史》名脱列哥那者也。（卷百十四） 《圣教史略》据义大利修士柏朗嘉宾所述（先马可孛罗奉使蒙古者） ，谓“太宗后都剌吉纳，热心奉教，曾蒙赐见，温语慰劳”。（卷七） 然则永清神山洞之圣旨碑若存，亦或有关于也里可温之语。年来吾见元圣旨碑甚多：得于《常山贞石志》（卷十七） 者，有灵寿县祁林院三道，一大德元年二月廿七日，一同年月廿九日，一大德六年二月。得于《安阳金石录》（卷九） 者，有彰德府正一宫三道，一元贞二年六月，一同年七月，一大德元年二月。得于《山右石刻丛编》（卷廿九、三十） 者，有河中府栖岩寺一道，大德九年二月；平遥县崇圣宫一道，至大二年九月。得于《浚县金石录》（卷下） 者，有浚州天宁寺一道，泰定三年正月。得于《金石萃编未刻稿》者，有终南山宗圣宫三道，一元贞元年十一月，一延祐二年某月，一至顺元年七月。得于新刊《湖北通志》（卷一〇五） 者，有武当山万寿宫一道，后至元三年三月。得于拓本者，有许州天宝宫一道，泰定三年三月。得于平山县田荫隆君所拓赠者，有平山县永明寺二道，一大德四年七月，一至大四年闰七月；平山县万寿寺三道，一后至元三年十二月，一至正五年三月，一为皇太子令旨，至正十六年三月：凡此皆有关于也里可温者也。此项圣旨，大抵系免除僧、道、也里可温各教差发之圣旨，寺观刻石，以为抵制骚扰者。然三令五申，不外此数语，亦可见元代徭役之繁重也。
第十四章 也里可温与景教之异同
马薛里吉思之建大兴国诸寺，《马可游记》载之，谓薛里吉思为叙利亚人，并疑彼为景教主教。初以为景教不称也里可温也，嗣见至顺《镇江志·大兴国寺记》，称马薛里吉思为也里可温，始知“也里可温”者，元时基督教之通称也。《马可游记》谓中国人对于基督教之派别，未尝分晰，故凡属基督教者，统称为十字教，礼堂则统称十字寺，观此而益信。
唐景教为聂斯托尔派，非罗马派，近今东西学者久有定评，余别有考，兹特述其在元时统称也里可温之例，以概其凡。
至顺《镇江志》：大兴国寺，在夹道巷，至元十八年本路副达鲁花赤薛里吉思建，儒学教授梁相记。其略曰：薛迷思贤，在中原西北十万余里，乃也里可温行教之地。愚问其所谓教者，云天地有十字寺十二，内一寺佛殿四柱，高四十尺，皆巨木，一柱悬空尺余，祖师麻儿也里牙（马利亚） 灵迹，千五（当是三之误） 百余岁。今马薛里吉思，是其徒也。教以礼东方为主，与天竺寂灭之教不同。且大明出于东，四时始于东，万物生于东，东属木，主生，故混沌既分，乾坤之所以不息，日月之所以运行，人物之所以蕃盛，一生生之道也，故谓之长生天。十字者，取像人身，揭于屋，绘于殿，冠于首，佩于胸，四方上下，以是为准。（卷九。未完，特分段疏明之）
薛迷思贤，即《元史》之薛迷思干，“贤”当为“坚”之误。《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作撤麻耳干；丘长春《西游记》作耶米思干，为西北一大城，察哈台所封地。“坚”与“贤”其形近，传写易讹，证一。《魏书·西域传》曰悉万斤，《唐书·西域传》曰萨末韃，亦曰飒末建，玄奘《西域记》曰飒秣建。斤、犍、建、坚，其音近，证二。《元史·太祖纪》：“十六年辛巳，帝攻薛迷思干等城，并下之。”《武宗纪》：“至大元年九月，万户某来自薛迷思干城，进呈太祖时所造户口青册。”《曷思麦里传》：“太祖亲至薛迷思干，与其主札剌丁战，败之。”则与碑称太祖皇帝初得其地之说合，证三。薛迷思干为波斯东北地（今属俄国） ，景教盛行于波斯，则与碑称其地行也里可温教之说合，证四。《〈元史〉译文证补》卷二十六，谓《元秘史》作薛米思坚，亦作薛未思加。连筠簃本无此语，而音译《元秘史》续集卷一有之，证五。
顾何以谓碑所称之也里可温教为景教，则证以《马可游记》。《游记》谓镇江府有景教礼拜寺二所，千二百七十八年，大可汗命景教徒名马薛里吉思者为其地长官，寺即其所建。马可欧人，对于基督教之源流，必较清晰，大兴国寺等，又为其所亲见，果为罗马派，马可必能辨之。次证以《景教碑》文：《景教碑》有“东礼趣生荣之路”之文，罗马派实无是说，而此碑则有“教以礼东方为主”之言；《景教碑》有“判十字以定四方”及“印持十字，融四照以合无拘”诸文，罗马派亦无是说，而此碑则有“十字者，取像人身，四方上下，以是为准”之语。谓为景教，其又何疑。
至其所以混称之由，则因教派大致相同；其不同者，或在学说之微，或在仪文之末，均为教外人所不辨。然以论乎地，则景派自波斯传人，而罗马派来自欧洲。以论乎时，则景派传自唐朝，而罗马派元时始至，载籍具在，不可或诬。其为基督之教虽同，其派别本非一致。是故元代也里可温之相混，系教外人之混称，非其教派之果一致也。钱大昕谓耶稣生于隋开皇之世，竟误基督为回回。（《潜研堂金石文跋尾》） 张冠李戴，今古同讥，无足异已。
记中所谓“一柱悬空尺余”者，有故事一段，足资印证。《马可游记》第五十一章曰：撒麻耳干，大城也。居民耶、回杂处。其王即大可汁之侄，然殊不睦。据土人言，城中有一异事：数年前国王曰察哈台，蒙古大可汗胞弟也。王奉基督教，教徒势力倍增。建一寺，寺顶为圆形，中支一柱，柱下盘石，系教徒请于王，得之于某回教寺中者。时回教人以王右基督而左回，不敢与争。察哈台死，继其位者，非基督徒，回人因得请于王，索还奠柱之石。基督徒许酬以金，回教徒不允。基督徒无术，乃哭诉于施洗约翰之灵。至约定移石之日，柱忽自起，离石可三掌，石移去后，柱仍悬立空际，至今犹然云。此即梁相《记》中“一柱悬空尺余”之说也。
至记中称“祖师麻儿也里牙灵迹，千五百余岁”，“五”当为“三”之误，（阮元《四库未收书目提要》谓至顺《镇江志》旧钞本文字多舛） 同《志》卷十七称教授梁相，字必大，杭州人，大德二年十二月至。继任者为顾岩寿，镇江人，大德五年十二月至。大德五年，即耶稣纪元千三百一年也。寺建于至元十八年，为千二百八十一年，而梁相之为文，则当在大德四五年间，故曰千三百余岁也。凡石刻“三”字，稍有剥琢，即易讹为“五”字。
薛迷思贤，地名也；也里可温，教名也。公之大父可里吉思，父灭里。外祖撒必，为太医。太祖皇帝初得其地，太子也可那延病，公外祖舍里八，马里哈昔牙徒众，祈祷始愈，充御位舍里八赤，本处也里可温答剌罕。至元五年，世祖皇帝召公驰驿进入舍里八，常赉甚侈。舍里八煎诸香果，泉调蜜和而成。舍里八赤，职名也。公世精其法，且有验，特降金牌以专职。九年，同赛典赤平章往云南，十二年往闽浙，皆为造舍里八。十四年钦受宣命虎符怀远大将军，镇江府路总管府副达鲁花赤。虽登荣显，持教尤谨，常有志于推广教法。（续前）
同《志》卷六《土贡类》：今贡，舍里别四十瓶，前本路副达鲁花赤马薛里吉思，自备葡萄、木瓜、香橙等物煎造，官给船马人贡。
《续通考》卷二十八：元代泉州路贡物，有砂哩别、金樱煎及金樱子等物。
马里哈昔牙，《元史》作马儿哈昔。《百官志》“崇福司掌领马儿哈昔、列班、也里可温十字寺祭享等事”是也。（卷八十九） 《〈元史〉语解》作默尔 根锡尔 奔，曰：“黑尔根，贤也；锡尔 奔，贤之注语也。”（卷二十四）
日人田中萃一郎曰：马儿哈昔与至顺《镇江志》之马里哈昔牙同一，为叙利亚语之Marlesua，即主耶稣也。列班Rabban为东邦基督僧侣之称呼，阿剌比语Robban为Rehab之复数，叙利亚语亦殆同之。阿多力克牧师于支那称曰Roban Franchi，所谓Roban，即僧之意义也。然游卢谓马儿哈昔系指亚尔美尼亚之基督教，列班系指叙利亚之基督教。故就马儿哈昔及列班之解释，尚有疑义。（《史学杂志》第二十六编第三号）
答剌罕，系世职。《元史·哈剌哈孙传》：哈剌哈孙曾祖赐号答剌罕，哈剌哈孙袭之，“自是人称答剌罕而不名”。（卷一三六） 《伯颜传》：元统三年七月，“诏谕天下用国初故事，赐伯颜以答剌罕之号，俾世袭之。”（卷一三八） 《语解》：“答剌罕，凡有勤劳免其差役之谓。”《辍耕录》：“答剌罕译言一国之长，得自由之意，非勋戚不与焉。”（卷一）
赛典赤，《元史》有传。赛典赤赡思丁，回回人。其国言赛典赤，犹华言贵族也。太祖西征，赡思丁率千骑迎降，命入宿卫，以赛典赤呼之而不名。至元十一年，拜平章政事，行省云南。（卷一二五） 《爱鲁传》则云至元十年赛典赤行省云南。（卷一二二） 此云“九年同赛典赤平章往云南”者，年岁少有出入，当同一事。
一夕梦中天门开七重，二神人告云，汝当兴寺七所，赠以白物为记。觉而有感，遂休官务建寺。首于铁瓮门舍宅建八世忽木剌大兴国寺，次得西津竖土山，并建答石忽木剌云山寺，都打吾儿忽木剌聚明寺；二寺之下，创为也里可温义阡。又于丹徒县开沙，建打雷忽木剌四渎安寺；登云门外黄山，建的廉海牙忽木剌高安寺；大兴国寺侧，又建马里结瓦里吉思忽木剌甘泉寺；杭州荐桥门，建样宜忽木剌大普兴寺。此七寺实起于公之心。公忠君爱国，无以自见，而见之寺耳。（续前）
据《马可游记》，知大兴国寺，马可曾游其地，并见有其他碑文。（梁相碑立于马可归国之后，当为马可所未见） 杭州之有景教寺一区，亦马可所记，当即此大普兴寺也。据万历《镇江志》，则大兴国、高安、四渎安三寺，明时尚在，惟甘泉不载。云山、聚明，则元至大间已改为般若院。康熙《镇江志》，则并此六寺之名而不可考矣。
据至顺《镇江志》卷九寺院类，云山、聚明、四渎安、甘泉等寺外，尚有大光明寺，在丹阳馆南，元贞元年安马吉思建；大法兴寺，在通吴门外福田山，亦也里可温寺。
铁瓮门为吴大帝所筑，洪武元年改建砖城。西津竖土山，当时已改呼为银山，以与金山相对。也里可温义阡者，系教中人墓地，潘昂霄碑所谓“营隙为侪类葬区”者即指此也。未识此七百年前之义阡，当日十字墓碑林立者，今地下犹有遗迹否？论理则不能无也。夫景教碑之沈霾，亦千载而始出，未出以前，固无人知景教流行中国如此之盛也。
完泽丞相谓公以好心建七寺奏闻，玺书护持，仍拨赐江南官田三十顷，又益置浙西民田三十四顷，为七寺常住。公任镇江五年，连兴土木之役，秋毫无扰于民。家之人口受戒者，悉为也里可温，迎礼佛国，马里哈昔牙、麻儿失理河、必思忽八，阐扬妙义，安奉经文，而七寺道扬，始为大备。且敕子孙流水住持，舍利八世业也，谨不可废。条示训诫，为似续无穷计，益可见公之用心矣。因缉其所闻为记。（续前完）
梁相系一儒学教授，于也里可温之教义，未必了然，故其所为文，习用佛国道场诸词，然已明言“与天竺寂灭之教不同”矣。
抑有疑者：万历《镇江志》本修于利玛窦东来之后，主其事者为知府王应麟。王于万历十九、二十年间，曾任南雄知州，与利子往还甚密。其后利子卒于京邸，王适为顺天府尹，利子墓记，即王所著。以此关系，十字之说，当必饫闻。顾何以王修《镇江志》时，对于旧《志》“十字”诸文，竟削而不载？意者，王未见旧《志》耶？（阮元言此书自明以来藏书家绝无著录之者，洵为罕觏之秘笈云） 抑太守名总其成，实未暇检校旧《志》耶？不然，以利子辈考古之勤，闻人言汴梁昔有十字教，尚即遣人千里驰访；（见艾儒略著《利玛窦行实》） 岂方志有述，而不共相追求者？幸丹徒包氏汇刻宋元旧志，而也里可温之为基督教，乃多一铁证也。
关于《大兴国寺记》一事，夙闻马相伯丈言，镇江有十字碑，中多音译，三十年前曾见有拓本，忘其名矣。询以是否即洪钧所云之镇江北固山下残碑，不敢断也。年前因丹徒柳君肇嘉以询陈先生善馀，得其覆书，附录于左，以供参考：
圆庵先生大鉴：戊午秋间，友人章厥生君寄示大著《也里可温考》，展读再三，如获惊人秘笈，无任佩仰。今年夏，柳贡和表侄南旋，又以从者增订三版见示，索隐钩沈，博学详说，得未曾有。朱子诗所云“旧学商量加邃密”者，执事允足当之矣。至尊说所疑洪书一节，屡得贡禾书，称述台端垂询盛意，兹谨以所知者言之。记光绪庚寅，洪文卿在欧洲为《〈元史〉译文证补》，于西史中知镇江有十字寺碑，因函询镇江训导汪和卿。汪征其事于周子如先生，子如名伯义，敝邑之宿儒也。彼时，子如检得旧录未完碑文，由汪和卿寄欧；并据子如面称，曾于北固山下见此碑石云云，以告洪使。洪书于《元世各教名考》云：“也里可温之为天主教，有镇江北固山下残碑可证。”其说之所从来，即由于此。弟曾见其所录碑文，自“薛迷思贤”句起，至“公世精其法”句止，以至顺《志》大兴国寺梁相碑校之，一字不差。周子如所作《北固山志》卷二，于“大兴国寺”下注云“检有梁相碑文遗缺，附录其略”云云；于碑文下按语云：“此碑旧卧山后，今山后滩尽入江，碑亦坍没。”是洪书所谓北固山下残碑者，确系大兴国寺碑，无可致疑也。惜未将此碑略举其文，不能使人昭昭耳。惟弟尚有疑者：大兴国寺在夹道巷，当即今之惠安寺巷，故至顺《志》有“惠安寺在夹道巷”之文。其地在镇江城内药师庵后，属于北固前峰西麓之区域，有大城为之限隔。征诸嘉庆《丹徒县志》碑目中，即不载其名。此碑究以何时越中峰北峰而至于濒江之山后耶？此甚不可知者也。梁相之《记》，载于至顺《志》者，明有“其略曰”三字，是非全文甚明。校以碑石，当必有刊落之语。如子如先生录寄洪使与附注《山志》者，系抄自原石，何以校之元志，语句既毫无增减，文字又一无异同耶？惜此老久归道山，末由袪此未寤矣！弟陈庆年敬启。九月三十日。
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城内胜迹，三太傅祠，在荐桥东，旧十方寺基也。当熙春桥西，元僧也里可温建，久废。喜靖二十一年，吏部侍郎谢丕建祠以奉晋赠太傅谢安、宋赠太傅谢深甫、皇明赠太傅谢迁者。（卷十六）
寺在杭州荐桥东，即梁相《大兴国寺记》之“样宜忽木剌大普兴寺”，为马薛里吉思所建七寺之一。此云“旧十方寺基”，当为“旧十字寺基”之误。谓也里可温为僧者，犹《景教碑》例也。《马可游记》谓杭州之犹太人及基督教徒住第二市区，当即此寺之附近一带。
康熙《钱塘志》卷十三《祠庙》：“谢三太傅祠，在荐桥东，旧十方寺址。嘉靖间吏部侍郎余姚谢丕建。祠址旧颇广阔，规模宏敞。明末兵燹后，没归他姓。裔孙州同谢秉公捐赀赎还，虽不敌昔时什一，而榱桷聿新，时论称之。中有题额，长洲文徵明书。”
观此，则原寺颇伟观，后为谢氏所有。今谢祠亦久废矣。近且改建为菜场，场有纪念塔，题曰：“谢三太傅祠故址，中华民国七年九月省会警察厅立。”其裔孙名远涵者，为之记曰“谢三太傅祠，始于明嘉靖间，载在《杭州府志》。兹以警厅改建菜场，将旗营地对换，别建新祠，并就原祠基立纪念塔，以谂来者”云云。孰知其为也里可温之遗迹也？
杨文杰《东城记余》，采至顺《镇江志·大兴国寺记》，证明杭城原有大普兴寺。俞樾序之曰：枌园杨君，著《东城记余》二卷，继樊榭而作。丁修甫孝廉拟刻入《武林丛书》，乞余为序。余读其中《大普兴寺》一条，称其奉乃也里可温之教，有十字者，乃其祖师麻儿也里牙之灵迹，上下四方以是为准，与《景教流行中国碑》所云“判十字以定四方”者，其说相合。惟所叙源流不同，而称其地“薛迷思贤在中原西北十万余里”，则与今欧罗巴道路远近正复相合。岂利玛窦之徒，、果出于此欤？若景教流行，兴于大秦，大秦国古谓之梨靬，本朝《职方会览》名如德亚，去欧罗巴绝远，转与利玛窦踪迹不甚合矣。异说支离，不可究诘。然寺建于元至元十八年，亦杭郡一大古迹，鉴古者所宜知矣。而樊榭之书竟未之及，此亦见杨君拾遗补缺之功云。
也里可温之与景教相合，俞樾亦言之，而未敢断定其为景教，说至不可通处，则以“异说支离，不可究诘”二语塞责，此为有清以来儒者批评异教之一种习惯。自纪昀撰利玛窦诸人著述提要时，已开其风矣。
《元通制条格》：元贞元年七月二十三日，中书省奏：“也里可温马昔思（当是里之误） 乞思，江南自己气力里盖寺来，系官地内要了合纳的租子，并买来的田地的税不纳官，寺里做香烛么道。教爱薛那的每奏呵，教俺商量了奏者么道圣旨有来。俺商量来，为和尚、先生每，也里可温、答失蛮每的商税地税，久远定体行的上头，皇帝根底奏了，一概遍行圣旨来，若免了他的呵，比那遍行的圣旨相违者，有别个人每指例去，也依体例，教纳粮者。若他的气力不敷呵，别对付着奏也者，奏呵，是也那般者。”圣旨了也，钦此。（卷二十九）
马昔思乞思，上“思”字当为“里”字，写本讹也。曰“也里可温马昔里乞思”，与梁相《碑》称马薛里吉思为也里可温之说符。曰以自己气力盖寺，与梁相《碑》称“任镇江五年，连兴土木，秋毫无扰”之说符。寺在江南，并有官地，与梁相《碑》“拨赐江南官田三十顷”之说符。中书省所奏，系在元贞元年，与马薛里吉思建寺及梁相立碑之时，并无冲突；覆奏者为爱薛，与爱薛为崇福使之年代，亦适相同。则马昔思乞思之为马薛里吉思，其说至确。马薛里吉思，《元史》无传；至顺《镇江志》外，姓氏事迹不概见，得此益彰矣。马可谓彼为聂斯托尔派人，今中书省奏及梁相《碑》均称为也里可温，可见当时朝野之对于基督教，果无论何派，统称也里可温也。由是易言之，则凡本书所引之也里可温各条，亦必含有基督教之各派人在内（如罗马派、希腊派、聂斯托尔派等） ，不能专指为一派，并不能复辨其孰为甲派，孰为乙派也。美犹有憾哉！然尚赖有马薛里吉思一事，以著其例也。
第十五章 总论
有元得国，不过百年耳。也里可温之流行，何以若此？盖元起朔漠，先据有中央亚细亚诸地，皆昔日景教（聂斯托尔派） 流行之地也。既而西侵欧洲，北抵俄罗斯，罗马教徒、希腊教徒之被掳及随节至和林者，不可以数计；而罗马教宗之使命，如柏朗嘉宾、隆如满、罗伯鲁诸教士，又先后至和林：斯时长城以北，及嘉峪关以西，万里纵横，已为基督教徒所遍布矣。燕京既下，北兵长驱直进，蒙古、色目，随便住居（详《廿二史劄记》） ，于是塞外之基督教徒及传教士，遂随军旗弥蔓内地。以故太宗初元（宋绍定间） 诏旨，即以也里可温与僧道及诸色人等并提。及至孟哥未诺主教至北京，而罗马派之传播又盛。大德间江南诸路道教所讼，谓“江南自前至今，止有僧道二教，别无也里可温教门，近年以来，乃有也里可温招收民户，将法箓先生诱化”，则当时状况，可想而知。而晦隐七八百年，其历史至无人能道。清道光间，阮元门下士刘文淇校至顺《镇江志》，始少发其端，谓《元史》之也里可温即天主教。光绪中叶，驻俄使臣洪钧，又据多桑书证明也里可温为蒙古人效阿剌比语之称天主教。以今所考，则也里可温，又不专指一流。科学家之研究，愈进愈密，考古之事，亦犹是也。所奇者《元史》成于仓卒，号称疏略；宋濂等以儒臣膺编纂之任，对于其他宗教，更非所注意；然也里可温在元之真相，竟赖是以传，则吾人之受赐，不亦多乎？究其所以存此之由，未始不由于草率之间，悉本诸《十三朝实录》，不轻笔削也。倘如清人修《明史》之例，矜为严谨，则芟落必多。试观《续宋元通鉴》及《元史类编》（邵远平）、《元史新编》（魏源） 与乎官纂《续通志、通考》等，不下十数家，“也里可温”诸条，存者有几？（《续通考》等据《〈元史〉国语解》间改为咿噜勒昆） 可慨已！《元典章》本当代官书，自世祖至英宗，分吏、户、礼、兵、刑、工各门，以类编次，足补《元史》所未备。乃纪昀则讥其兼杂方言俗语，体例瞀乱，屏而不录；魏源则讥其钞集案牍，出于胥吏之手，不经馆阁。不知正为其不经馆阁，备录原文，然后保全者大。《经世大典》即馆阁编纂之书，其《礼典》只列僧、道二门，并不另著也里可温教；而《元典章·礼部》则于释教、道教之外，另辟“也里可温教”一门。所谓“体例瞀乱”者，即此类耶？《经世大典》，久已散佚。《元典章》曩有钞本传世，钱大昕、邵远平辈，均据以考史。光绪末，武进董氏得此书于日本，沈家本跋而存之（见《寄簃文存》） ，越一年京师法律馆始以付梓，而也里可温之历史遂尔大明。《通制条格》三十五卷（《四库存目》有《至正条格》二十三卷，门类与此同） ，亦元时官牍，今所据者为清内阁写本，仅存二十七至三十等四卷，“杂令”、“僧道”、“营缮”三门，因僧道而及也里可温，亦足以资考证。至顺《镇江志》，也里可温史料甚众，最可宝贵，然传本绝少。吾人习性，富于保守，语以西史所载，则曰于吾国典籍无征；示以故书雅记所遗，则前日之疑团顿释。吾不知睹是编者其谓之何？纠而正之，固非著者一人之幸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