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五四以来，因受社会发展五阶段论思想的影响，我国思想文化界发生了一场至为激烈的反传统运动。在运动中，国人的文化主体精神遭受重创，传统中国文化被全盘否定，被视为“封建”——愚昧、落后、腐朽、甚至反动的同义词。我们认定，从秦朝到辛亥革命的中国一直是一个落后、愚昧和腐朽的封建社会。在几乎一个世纪中，我们条件反射般地给传统思想、制度、习俗等贴上“封建”“封建迷信”“封建思想”“封建遗毒”“封建礼教”等标签，将思想偏于保守、甚至不够“进步”者视为“封建文人”“封建余孽”等。在很大程度上，这一切都是“封建”概念泛化的结果。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传统文化的精髓成份已得到了重新肯定和尊重，但那种把传统文化一古脑打成“封建”等同于愚昧、落后、腐朽和反动的倾向，却因教科书里的固定表述而一如既往，似无淡出的迹象。在中国迅速走向世界、中国文化迅速复苏的大形势下，这不啻是继续否定、贬低、黑化传统中国文化，明显与时代精神相悖，对于加强文化自信、重建文化主体性的时代任务是不利的，应尽快加以改变。
二 传统语境中的封建
不妨先看看“封建”一词在传统中国语境中的含义。
对传统语境中“封建”（feudalism）一词作一个简单梳理，不难发现秦、汉、晋、唐以及宋以后都有各自的封建论，或者说都对“封”“建”或“封建”这种与郡县制相对照的政治现象或制度进行过讨论。有论者认为，传统语境中的“封建”一词有广狭二义；狭义的“封建”指殷周政制，尤指西周时期盛行、尚无郡县制对照的“封土建候”或“封土建国”的政制；广义的“封建”为狭义“封建”之延伸，指殷周至明清郡县制主导下的种种分封形式，内有“实封”和“虚封”之别，前者如西汉初、西晋、明初实封诸王，后者如秦朝“封爵而不授土、明永乐以后封爵授土而不临民”。宋元时代学者马端临在其代表作《文献通考》中，更将唐天宝以后的藩镇割据也纳入封建范畴。[1]
如果采用以上的描述或界定，将中国语境中的“封建”与西方和日本语境中“封建”作一个对比（详下），不难发现在秦汉以降两千多年历史上，总体而言中华主流政制并非封建制，而是中央集权、即朝廷或皇帝直辖地方的政制形态，准确地说，是官僚皇帝制即通常所谓郡县制。据西方学者新近研究，这种政制具有超前性、先进性乃至现代性，而西欧是晚至近代初期甚至十八世纪以后，才开始实行类似制度的。[2] 本文认为，无论狭义还是广义的封建，都意味着世袭性地方政治势力与中央政府的结构性分权；不同时代分权程度和形式虽不尽相同，却都与官僚皇帝制的中央集权有本质区别。从官僚皇帝制或郡县制的角度看问题，周王室的主权相当有限。有论者认为，不仅郡县制（包括从封建制向郡县制过渡时期）下的行政官员是非世袭的，而且最高统治者与地方官员的血缘联系越来越少，至秦始皇统一后，其本人跟郡守、县令长等地方行政长官已无血缘关系。[3]
事实上从西周初起，周王或周“天子”对诸侯就实行一种对土地为主的不动产进行分封的社会政治制度。武王克商成为霸主后，为屏卫王畿分封了诸多同姓诸侯；管蔡叛乱被平息后，受封的姬姓诸侯又增加了约五十来人。[4] 此外还封了不少异姓诸侯。天子称同姓诸侯为“伯父”“叔父”，对异姓诸侯的称呼则是“伯舅”“叔舅”。天子所属的姬姓诸侯与异姓诸侯之间存在着姻亲关系或其他密切的利益关系，大致可分为三类：一，前代帝王之后；二，功臣；三，本来就存在的部落。[5] 异姓诸侯中有不少非直接分封者，也可分为三类：一本来存在，故封，如宋；二，本来存在，因鞭长莫及而封，如越、楚；三，命其自行开拓疆土并予以承认者，如秦。[6] 不难看出，西周封建社会除具有更明显的宗法性质外，跟欧洲学者所谓封建社会十分接近（详下），是一种层层分封的制度，由此形成了一种王室与封臣、封臣与其附庸或较低级封臣之间的世袭契约关系。
作为一种重大的国策或战略措施，周初出现的封建制度的根本目的，是要形成对周王室所在区域的屏障和保护，以长久维持周人对其他族群的统治。不仅周武王和周公进行了两次大规模分封，后来在西周中晚期，周王室又分封了为数不少的公侯。在这种宗法式封建制度中，周王室把宗亲子弟、功臣、姻亲以及其他利益关系密切者分封到王室所在地的周边，甚至分封至远离王畿之地，使他们在受封之地建立起诸侯国，从而发挥屏藩、拱卫王室的战略作用。分封制的具体内容是，王室将所封土地连同土地上的居民即庶民、奴隶分派给诸侯,受封诸侯则必须服从周王的命令，履行诸如此类的义务：为王室镇守疆土、王室有军事行动时出兵助王室作战、向王室交纳贡赋、助王室救灾，以及定期朝见周王述职等。[7] 若“诸侯过分地渎职不法，或侮辱中央，天子有讨伐的权力”[8]。
然而从当时的青铜器铭文来看，“诸侯被授予的不仅是掌管政府的权力，而且也包括组织军事力量及在其领土内获取经济资源的首次权力。”[9] 换句话说，一个地方封国可能并非太大，却因西周中央政权授予的种种关键性权力和职能而成为一个近乎独立的政治体。事实上，“它拥有对所属领土区域内多样化分层人口实施民政、司法、财政以及军事权威的综合权力”。[10] 在此意义上，诸受封国在相当大程度上可以视为主权国家。这多少解释了为何即使“诸侯过分渎职不法，或侮辱中央”，迫使天子对其进行讨伐，甚至在名义上“除其国”，将其土地收回之事却不曾见诸史籍。 [11]
西周封建制度也被视为“宗法分封制”，即，一种基于“嫡庶”之分的继承制度。[12] 由于分封制与嫡庶宗法制紧密结合，形成了以周王为首的严密等级制度以及周王与诸侯、诸侯与卿大夫等的上下从属关系。这种制度其实是一种贵族等级制，与西方中世纪贵族等级制度相似（详下）。这意味着，“封土建国”是中国与西方所共有的“封建”。然及至春秋战国时期，华夏世界“礼崩乐坏”，经历了剧烈的经济、政治与社会变革，诸侯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兼并战争；与此同时，周王室日趋式微，逐渐沦落为一个被诸侯欺负的小国，最后干脆被灭国，周初式分封制不再是主流。这就是为什么宗教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及其他很多西方学者都认为，封建制在秦汉时代便已被“全面废除”；而“分封制(subinfeudation)废止后，俸禄制度则与取而代之的官僚行政相适应”；“在秦朝统治时期，就已制定出俸禄的固定等级，汉朝以秦朝为榜样，将俸禄分为授钱和授米等十六个等级。这意味着封建主义的全面废除”。[13] 按这种观点，秦汉以后的政治形态是一种基于“俸禄制”的“家产制国家”或“官僚制国家”之政治形态。[14] 这是一种大一统的官僚皇帝制。在此制度下，服制统一、度量衡统一、马车规格和车轨宽窄统一，所有重大政令皆出自朝廷，所有官员皆由朝廷委任，或者说为朝廷任命的行政人员，随时可以被朝廷撤换。[15] 显然，这与诸侯拥有世袭政治经济特权，与朝廷形成分权之势乃至成为几乎完全独立的地方君主，有本质的不同。
三 西方学者的封建观
再看看西方学者对封建主义或封建社会的描述。
首先需注意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西欧封建制遗产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做出了极重要的贡献。佩里·安德森和美国老一代世界体系论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都持这种观点。沃勒斯坦认为，正是封建主义刺激了环大西洋的地理发现，从而使“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最终形成成为可能；也正由于封建社会非中央集权或权力分散的性质，封建主义并没有对十五世纪以后西欧劳动力和资本的大规模流动设置官僚政治障碍，这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顺利成长，是极有利的。安德森认为，西欧中世纪的封建社会结构不仅带有古希腊罗马时代遗留下来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种子，也由于主权分散之特点，使西欧自然形成了诸多现代民族国家，[16] 而这种国家形式几乎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孪生兄弟。事实上不仅现代资本主义在封建社会解体过程中确立了其自身地位，现代民族国家也是在封建制度解体中逐步形成的。在西欧封建主义向现代资本主义的过渡中，先前被束缚于土地的农奴转变成为自由雇佣工人或小资产阶级即“市民”，再后来更转变成现代产业工人或资本家。不仅如此，从西欧历史看，先前那种个人对领主或国王的效忠，也相对容易转变为现代意义上的个人对民族君主国或现代民族国家的效忠。
也需注意，近代之前的西欧盛行长子继承制。从资本主义发展的视角来考察此现象，长子继承制显然更有利于资本原始积累。由于实行长子继承制，次子、三子等如若不愿或不能依附于长子，就得另谋生计，甚至离乡背井赴远方冒险犯难，侵略殖民。这必然产生相应社会政治影响。事实上，在西欧中世纪晚期，长子以下诸子在社会上的自由流动带来了这些结果：为各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劳动力，使既有人口不至于长期被束缚于土地，至近代初期还为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 (甚至德国、意大利)等的殖民扩张提供了人力，为十八世纪中叶以降工业化提供了一支庞大的雇佣劳动者队伍。
而与长子继承制相对的诸子继承制更容易产生使家族财富分散的后果，这显然是不利于资本原始积累的。在二十世纪之前两千多年里，中国盛行的恰恰是诸子继承制。一度流行过的长子继承制早在战国时代便已被废除。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七大国统治者为了求生存求发展，纷纷采取措施扩大税源以增加国家收入，实行诸子继承制便是扩大税源的重要措施。这里逻辑是，一个大家族若细分为多个核心家庭，纳税单位数量就会增加；相比之下，继续让长子继承家族的主要财产，维持一个非核心大家庭甚至超大家庭，就不可能达到这一目的。于是诸子继承制逐渐占据了上风。这种制度对于维系一个超大官僚制帝国是有利的，但及至近现代，却增大了工业化所必需的资本积累的难度。相比之下，长子继承制在资本积累方面却能带来一种额外优势。[17]
那么封建主义、封建社会究竟有何特征？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得不提到相关研究的开创者马克·布洛赫。在其大部头《封建社会》发表以前，“封建”并不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研究对象。布洛赫对法国、德意志、意大利、英国、挪威等地中世纪的相关制度做了全面描述和分析，但并未对封建社会下一个简明的界定。虽然如此，他首次提出被称之为“封建”的社会是一个独特的社会形态,承认在中世纪西欧，土地关系上的受封者有依照契约向领土提供军事及其他服役的义务；封建社会意味着一个无所不在、自上而下的“依附网络”；各地主权远非统一，而是分散掌握在众多“小王子”手中。[18] 自《封建社会》发表以来，这个欧洲人发的概念既不断被质疑，又不断被推广使用，同时相关研究也有取得了很大进展。在中国，其所产生的影响远非局限于学术，而大大扩展到了政治、社会和文化领域。
荷兰中世纪史专家Ｆ·Ｌ·甘绍夫认为：
封建主义的显著特征可总结如下：社会中个人依赖关系这一因素发展至极致，以专业化的军人阶级占居社会层级的高位；不动产权被层层分封至极致；不动产权的这种分封所导致并在某种宽泛意义上与个人依赖关系上的层级现象相呼应的土地分封；将政治权威分散到不同层级的人们当中，他们按自己的利益行使通常属于国家、且事实上往往来源于国家崩溃的权力。[19]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约瑟夫·Ｒ·斯特莱耶尔对“封建”“封建主义”做了这种描述：
政治权威的分裂、公共权力为私人所掌握，以及这么一种军事体系制，其中武装力量的核心部分是通过私人契约获得的。封建主义是一种政治统治方式，一种获得维系这种政治统治方式所需要的权力的方式。[20]
英国牛津大学欧洲中世纪史专家莫里斯·基恩这样界定西欧封建社会：
将这个社会凝聚起来的，不是一种对于共同福祉的责任感，而是单独的个人向单独的领主的私人间宣誓效忠……先前几个世纪的社会混乱所导致的国家权威的某种“碎裂”。对普通自由人来说，对他很重要的政府已不再是某个遥远国王的政府，而是地方上某个有权势的领主的政府。在其紧凑的庄园或采邑上，该领主供养着其封臣。这些封臣是武士，受誓言约束而对他效忠。他的城堡控制着四周道路。他的法庭尽可能为其臣民提供正义……这样一个封建小国的力量主要取决于三个条件：领主的财富、他的城堡，以及他将自己的领导加于封臣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又能达到使封臣的效忠成为一种有意义的关系的程度。有了这些条件，即使一个地方领主是封臣，甚至可能是封臣的封臣，他也能成为一个实际统治者。[21]
具有人类学背景、专攻封建社会的美国历史学者勒什顿·科尔本的描述可能最精当、全面：
封建主义主要是一种政治统治方式，而非一种经济或社会制度，尽管它显然既改变了其所在的社会的经济氛围，也为这种氛围所改变。封建主义是这么一种政治统治方式，其最重要的关系不是统治者与臣民的关系，也不是国家与公民的关系，而是领主与封臣的关系。这意味着，政治统治职能的执行依赖于人数有限的人们之间的个人契约，也意味着政治权威被当作私人财产来看待……领主与封臣的契约之重点通常更在于军事服役，有些封臣除了作为技艺高强的武士以外，便没有其他义务……封建主义离开了领主-封臣集团，对军事权力的垄断或近乎垄断几乎不可能存在。[22]
专攻欧洲古典时代向封建社会过渡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珀里·安德森对“封建主义”作了这种界定：
一种土地和自然经济支配的生产方式。在此生产方式中，劳动和劳动产品均不是商品。作为直接生产者，农民被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结合于生产手段——土地。这种关系的确切内涵是由农奴制的法律定义提供的——glebae adscripti或束缚于土地：农奴的流动性受法律限制。耕种土地的农民不是土地的拥有者……农民受领主司法权的管辖。与此同时，一个领主通常只在某种程度上享有财产权利：一个（或不止一个）级别更高的贵族赋予他这些权利，他则需向该贵族提供军事服役。[23]
以上种种描述或界定有侧重点和措词上的差异，但共同点很明显：大多并不带意识形态倾向，而具有较为明显的技术性研究或实证研究色彩；都产生于西欧的历史情境，大体上只对西欧的社会历史现象作了描述和概括。除马克思主义者安德森更为强调封建生产方式的性质以及封建关系的法律含义外，相关论说大多假定，封建主义更多是一个政治学概念，而非一个经济学或社会学概念；大多认为主权的“分裂”、包括土地在内的不动产的层层分封，以及由此形成的各层级封臣对领主的个人效忠，是封建主义的一个最本质特征，受封者向领主提供军事服役也是封建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非马克思主义学者甘绍夫、科尔本、斯特莱耶尔和基恩都不认为，封建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所必经的一个历史阶段，而认为这种制度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具有偶然性的历史现象。科尔本、甘绍夫、安德森都继承十八世纪英国史学家爱德华·吉本的观点，认为封建主义紧接“旧帝国”解体或“大灾难”之后发生，也就是说，封建制是“普遍国家”或帝国解体的产物，如欧洲封建制是罗马帝国这一“普遍国家”崩溃后兴起的，西周中国的封建制是在周之“普遍国家”权威不再、号令不行的情况下发生的，[24] 虽然这种观察并非准确。
相比之下,马克思主义者安德森的“封建”观有一个突出特点，即对土地关系及所带来的阶级压迫的强调。他注意到，封建土地关系被忽略的一个极重要的方面,即土地耕种者不仅不拥有土地，而且在法律上被束缚于土地，既不能离开也不能出卖土地。这意味着他们是农奴，不享有充分的人身自由；或者说领主虽不能像买卖奴隶那样将他们随意处置，他们也不可以离开土地，而是随土地易手而易手，即固着于土地。从欧洲各地封建社会的具体情况来看，土地耕种者不仅被法律束缚于土地，而且与领主是人身依附关系。事实上，在亚欧大陆很多地方——中世纪的西欧、明治之前的日本、1860年代之前的俄国，以及在被学术界忽视的中国西藏——是一种相当普遍的历史现象。
由于采用了一种非常严格的“封建”定义，科尔本认为，充分意义上的封建主义，即领主拥有独立政治权力并自主执行大多数政治职能这种社会形态，[25] 只存在于前现代西欧和日本。按照这种定义，周时代华夏与汉摩拉比之后约五六百年间的两河流域社会只能视为一种不完全的封建社会；周时代华夏世界拥有封建制度的所有要素，唯独不存在封臣对领主的臣属关系。在科尔本看来，这恰恰是最重要的一种封建关系。在利比亚法老实施统治前夕的古埃及，以及伊斯兰势力侵入之前武士种姓统治的北印度诸邦国，虽有迹象显示这两个地区正在向封建社会的方向演化，但外族入侵打断或改变了这一进程。[26]
不难看出，科尔本对中国历史细部的认知并非准确。他所谓臣属关系的缺失可能指西欧中世纪那种国王与领主、领主与扈从之间的个人主从关系的缺失。可是据相关研究，至少在西周时期，华夏世界的封臣对领主的臣属关系是确然存在的：经由“策命礼”，“周王对其臣属赏赐种种恩命，一次又一次肯定了主从的关系。”[27] 在这种观察中，西周时期周王与诸侯以及诸侯与卿大夫之间的关系，很明显是一种领主与封臣的主从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本文认为，西周封建制与西欧中世纪封建制有很大程度的相似。
四 其他形态的封建主义
除上述传统（尤其是西周时期）中国与中世纪西欧的封建制度以外，明治维新之前或者说幕府时期（1192 年至 1867年）的日本，实行的是一种类似于中国西周式狭义封建制的政制，即幕藩制。在这种制度下，不仅天皇形同虚设，而且最高权力也仅仅在表面上归最高领主即幕府将军所有。作为全国武士名义上的首领，幕府将军直接领有的土地大约占全国土地的四分之一，其余的土地由大名领有，称为“藩”。幕藩领主以下，是数量可观的军事随从即武士；武士以下则是广大农奴。虽然理论上讲，幕府将军对低一级领主大名的封地拥有支配权，实则后者势力极大，形同独立王国，这从其领地被叫作“藩国”可见一斑。
因此，明治之前的日本虽形式上为中央集权，实质上却在极大程度上是封建割据。及至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由于商品经济发展带来的权力关系变动，幕藩体制危机重重，财政困窘，再加农民起义频频，幕府被迫改革变法，但收效甚微。“黑船”叩关，日本开国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幕府却软弱无能，进一步加剧了封建制度的危机。萨摩、长州等强藩实行兴业殖民及抵御外敌的政策，与此同时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最后终于爆发了倒幕运动。一八六七年十二月，以西南强藩为首的倒幕派发动了“尊王攘夷”“王政复古”的运动，迫使幕府还政于天皇，日本始进入君主立宪的明治时代。明治政府致力于中央集权，强力推行“废藩置县”与“四民平等”等反封建政策，秦汉式即现代性的“郡县”制很快得以确立，封建制走向终结。[28]
日本封建制还有另一个方面值得注意，即像中世纪西欧一样，明治之前日本也实行长子继承制。这显然有利于家族资源的集中而非分散，本家可凭借自身地位和经济实力，利用这种制度和家族观念来团结、管理乃至整合各家族分枝，从而进行更为有效的资本积累，开展家族性甚至更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大财团均以家族经营的形式取得了成功，在日本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史上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195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西藏的社会形态。这种社会形态很接近科尔本意义上的封建主义；领主与臣属、领主与农奴的关系，较低层级领主与较高层级领主的关系，以及农奴对领主完全的人身依附关系等，都明显与西欧式封建制有契合之处。中国学者刘忠认为：“西藏的封建经济与西欧主要国家的中世纪经济同属一个类型，即领主庄园制类型，而与国内广大地区的地主经济类型不同。”如前所述，封建制的层层分封必然造成政治权威分裂，而这又必然导致西藏土地权或强或弱地上下移动。关于这点，刘忠说：
这种地权或强或弱的上下移动，也正是封建时代土地所有权与资本所有权不同的一个特点。它的具体表现为：有时是最高所有权较强，有时是较高一级的领主占有权较强，甚至有时是最低一级的领主占有权较强。反之，它们中的某一级在某一时期又可能表现较弱。它们不是平稳的、始终如一、毫不变动的。可以说，这几乎是各国中世纪史中到处可见的现象，是封建时代地权变化的一个共同规律和带有普遍性的特征。[29]
这里所用的“封建”概念，与大半个世纪以来官方话语乃至日常语言中的“封建”概念明显不同，而与西方学者严格人类学、社会学意义上的“封建”概念大体相同 [30]（或可以说西欧、日本或许正因为经历过较为“纯粹”的封建社会而顺利开出或移植了现代资本主义，故与社会发展阶段论相契合）。相比之下，在1950年代前的西藏，封建主义虽已有八九百年历史，却并不存在现代资本主义兴起和发展的其他条件，如活跃的金融资本、长期积累且不断丰富的科技知识、海外市场的开拓、较大的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等，所以并未出现任何资本主义迹象，即使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的渗透和影响也如此。
此外，据科尔本，拜占庭帝国苏丹对私人军事力量的依赖似乎符合封建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但私人军事力量的首领却从未成为皇帝的封臣，而这种主从关系恰恰是封建主义最本质的关系之一。[31] 同样据科尔本，十五世纪后期，莫斯科公国兴起了一种基于土地持有的军事或行政服务制度，即以土地持有权作为给提供军事或行政服务者的酬劳，但封臣对领主的臣属关系这一极重要的封建指标却并不存在；提供军事或行政服务并以此取得土地持有权的人不必对莫斯科大公（现在开始自称沙皇）个人效忠，其与大公的关系更像是公务员与政府的关系。[32] 至于世界其他地区，封建制或封建主义得以产生的末日浩劫迹象直至十五至十六世纪仍未出现。总之，照科尔本的严格定义，封建主义是中世纪西欧和明治前日本所特有的现象。[33]
五 “封建”在现代中国的含义
甲午战争以后至五四时期，一方面民族生存危机不断加重，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在救亡图存的运动中视野得到了迅速扩展，毅然摈弃了传统中国中心主义，本能地采取了一种多元主义的文明观（这从梁启超、严复等人的相关言论，甚至梁漱溟成名作《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的书名可见一斑）。在这种情况下，某些学者采用中国本有的封建概念是很自然的事。与此同时，另一些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准确地说，苏联型号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得出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封建观。在他们看来，要用新的眼光对中国社会的性质及演化发展历程做出适当评价，其中最关键的任务是对中国社会作一种全新的认知或定位，厘清其与西方以及其他主要社会或文明相似和不同。这意味着对整个中国历史进行一种基于唯物主义社会史观的分期，同时对中国社会形态作相应的分类或定性。这就开启了“中国社会史论战”。
论战中的一方主张中国封建社会始于西周，至春秋战国之交结束。主张此说者主要有胡适、钱穆、瞿同祖、翦伯赞、徐中舒、杨向奎、范文澜、王亚南、吕振羽等，其中后三者是公认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值得注意是的，国民党左翼学者陶希圣、梅思平、梁园东等也认为，西周时期存在过“封土建国”之制，但及至春秋战国之交，最迟至秦始皇统一六国，废封建，置郡县已演变为郡县制；也就是说，秦汉以后由于士人阶级的勃兴、郡县皇帝制的确立，中国已由封建主义进入官僚政治时期，自此，社会政治的主角已由贵族阶级变为士大夫阶级。[34] 梁启超、严复、孙中山虽未发表系统性论述，但由于受传统学术话语的影响而持相似立场，也是西周封建论者。持这种观点的思想家或学者都在“封土建国”的意义上使用“封建”一词，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早在两千五六百年前的春秋战国之交便已经解体，同时还十分重视采邑或封土、领主经济、人身依附等典型的封建要素。这种认知不仅符合传统话语中“封建”一词的含义，也与主要西方学者对feudalism的理解密切对应。
但中国社会史论战还有另外一方，即，以陈独秀为首的激进派左翼学者。他们从一种全新的视角理解封建主义现象，而这种认知既不见于传统典籍，也不同于同一时期西方主流观点。在论战中，意见领袖陈独秀以“封建”一词指称商周以下全部中国历史，被认为是泛化封建说的肇始。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五日，陈氏在《青年杂志》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决绝地把当时中国社会种种陈腐落后的现象统统归罪于“封建制度之遗”。同年十月十五日，陈独秀又发表了另一篇文字，再次将“封建时代”当作“君主专制时代”的同义语使用，认定正是“封建制度之遗”，使得“中国人与白种人相比，思想落后千年。”[35] 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一日，陈氏在《新青年》发表《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一文，非常明确地将孔子所处之时代及其社会政治思想统统目为“封建”。他这样写道：
孔子生长于封建时代，所提倡之道德，封建时代之道德也；所垂示之礼教，即生活状态，封建时代之礼教、封建时代之生活状态也；所主张之政治，封建时代之政治也。”[36]
在救亡压倒一切的知识氛围中，这种明显有着宁左毋右倾向的激进言论引起了共鸣，起到了定调的作用，再加上获得此时正如火如荼的社会发展阶段论的加持和毛泽东等政治人的跟进，既有的主流封建概念被迅速泛化。最终，郭沫若等人正式提出战国封建论，将中国封建社会的起始定在春秋末战国初，甚至给了一个确切的年份，即西元前475年。[37] 最大的悖论正是在此：西周封建论者认为，这个时间点恰恰是中国封建社会结束之时。由于中共在与国民党的博弈中取得了最后胜利，陈独秀式的封建观最终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郭沫若的战国封建论最后甚至被写入教科书，至今未改。
可是在战国封建论成为主流论述之前，在相关社会史论战中，关于中国究竟何时进入封建社会，大致有八种说法：一，“西周封建”（按：此处的西周“封建”指起始于西周的封建，不同于前文所讨论的西周封建论；前述一大批学者，包括王亚南、范文澜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认为中国封建开始于西周，但及至春秋战国之交已结束）；二，“春秋封建”；三，“战国封建”；四，“秦统一后封建”；五，“西汉封建”；六，“东汉封建”；七，“魏晋封建”，以及八，“东晋封建”。[38] 那么中国封建社会是何时结束的呢？大家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相当一致：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全面冲击下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解体。这大致可以算是其终结之时，也是所谓“半封建、半殖民地”提法的由来。那么，在写入教科书的意识形态话语中，“封建”或“封建主义”“封建社会”究竟指什么？有关“封建主义”“封建社会”的论辩进行了若干年以后，最终得出以下四点：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二，统治阶级即地主、贵族、皇帝拥有大部分土地，而农民只有很少土地，或完全不拥有土地；三，地主、贵族、皇室及所控制的国家依靠农民的地租、贡税和劳役生活和运作；四，保护这种剥削制度的是地主阶级的国家机器。[39]
这些分期法看似五花八门，差异相当大，却并无本质区别,都是教条主义地运用从西方搬来社会发展阶段论来附会中国实际，大体上都是基于阶级斗争论提出来的。这些分期法的一个最大共同点，是疏于对“封建”概念作一个形态学式的描述及界定，尤其是在充分对比研究其他文明中类似现象的基础上作一种形态学式的描述和界定。事实上，上述八种封建社会分期说都认定，历史上的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极其漫长的时期：取上限，亦即西周封建说，长达三千年左右；取下限，即东晋封建说，也延续了大约一千五百年。若能采取一种更为严格、较少受时代风潮干扰的形态学式的界定，不难发现，中国封建社会只存在于一个较短的时期，即从西元前十一世纪中叶西周初年至前五世纪上半叶即春秋末期这六百来年，而非像左翼知识人所认定的那样，从历史上某个时刻如春秋战国之交一直持续到西方人用大炮轰开中国国门后方告终结。
另需注意的是，在旷日持久的社会史论战中，激进的左翼思想界持这一基本理念：人类历史被一种客观必然性所支配，线性、单方向、不可逆转地由低级向高级演进——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演进。此即社会发展五阶段论，被激进的左翼知识人视为一种超越各文明具体情境，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规律。既然现时中国仅处于资本主义的门槛，既然中国不发展资本主义，民族生存危机便将继续，那么最紧迫的任务便是论证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这意味着，中国社会必须上接一个封建社会。可是在左翼知识人那里，前现代中国存在封建主义与否并不是问题。与已然现代化了的欧美和日本相比，中国落后这一事实本身就不说明，中国社会还没能进入资本主义阶段？既然如此，至少晚至鸦片战争时代，中国仍处于封建社会阶段；进入20世纪后，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对传统社会形态的强烈冲击，中国沦为一个“半封建”社会。至于中国的封建是何种意义上的封建，是西周式的封建抑或阶段论发源地西欧式的封建，并非知识分子的兴奋点。问题只是：急需发展资本主义的中国，其封建社会始于何时？中国的封建社会有何特点？如何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既然按照社会发展五阶段论资本主义只可能紧接封建主义而出现，而当时中国已经是一个即将跨入资本主义门槛的“半封建”社会（此时民族资本主义正方兴未艾，“洋务运动”更是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便已展开），那么封建社会怎么可能在三千年之前兴起和终结呢？
阶段论成为知识界的主流论述后，其真理性长期以来不容置疑，一切论争都必须以之为前提或纳入其框架之内进行。这就难免产生一个严重后果：“封建”概念不仅被泛化，甚至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专有形容词，“封建专制”被用来贬义地指称传统社会、政治、习俗的方方面面乃至一切专制、愚昧和“落后”现象。问题是，中国革命成功至今已有七十年，改革开放至今也已有四十几年，这期间，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国已重新崛起，成为首屈一指的全球大国。与此同时，国人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乃至普通民众已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并未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反而是有助于实现现代化的积极因素。仅举一例说明：放眼整个人类文明史，其他任何一个文明都不像中华文明那样高度注重教育，而国际学界的一个共识是，正是注重教育这一优良传统使中国得以从低落中相对迅速地复苏，重新回归其在历史上大多数时候所拥有的崇高地位。因此，重新肯定传统文化，从中发掘出一切有助于使中国文明复兴、繁荣进而引领世界的要素，已成为学术界、文化界、商界、政界的共识。尽管学界中很多人近年来已觉察到“封建”一词不妥，且尽量避免使用，但在其他领域如中小学教育、媒体等领域，情况并非如此。
六 “封建”一词带来的尴尬
国内外学术界的一个共识是，明治之前的日本是唯一一个存在过西欧式封建制的非西方社会。国内外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中国社会从西周初年至春秋后期存在过与西欧封建制度类似的社会制度。而在信奉社会发展阶段论的泛化封建论者眼中，既然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处于资本主义的门槛，那么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只可能是封建社会，并不存在其他可能性。问题是，日本和中国经历过西欧意义上的奴隶制度吗？[40] 在主要疆域范围为地中海世界的古希腊罗马社会即所谓“古典社会”，奴隶制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经济形态或制度，支撑着持续了约一千三百年左右的“古典文明”。在方方面面，这个社会与后起的西欧中世纪封建社会有着如此深刻的差异，其基本价值理念与中世纪封建社会主流价值理念之间存在着如此深刻的断裂，以至于学术界不得不使用完全不同的术语来指称后来兴起的那个文明，即“欧洲文明”（殖民大扩张完成后至二十世纪又被称之为“西方文明”），而将之前主要活跃于地中海世界的那个更古老的文明称之为“希腊罗马文明”或“古典文明”。[41]
事实上，作为阶段论意义上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从欧洲历史中概括出来的封建主义在世界上大多数地区要么未能充分发展，要么连萌芽阶段也未能达到，可现代资本主义却不顾区域之间巨大的经济社会差异，在西欧封建社会末期率先登上历史舞台，并伴随西欧殖民势力的扩张而扩张，最终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上半叶将并未经历过封建社会的其他文明区域（日本是例外）强行拽入其庞大体系。如果说其他文明区域在尚未经历封建主义之前（遑论中国这一特例——它早在两千五百来年前即已结束了封建社会阶段）资本主义便已全面展开，即便这是一种外源性的资本主义，那么阶段论所声称的普适性和必然性就很难成立。[42]
若采用一种稍稍严格一点的定义，则自秦汉起至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总体而言并不存在公认的封建现象，即土地的层层分封及所导致的政治权力分散、封臣对领主的个人效忠、封臣按私人契约向领主提供军事服役，以及农民被法律束缚于土地。如前所述，这一时期的中国总体上是一个建立在俸禄制基础上的郡县官僚皇帝制国家，分封（及其所导致的政治权力分散或分割）不再是主流政治形态；在各个朝代早期至中期土地兼并尚不十分严重之时，土地不仅为地主乡绅所持有，也为大量一般农民所持有；总体上，农民要么是自耕农，要么是半自耕农，要么是佃农，也可能是“长年”即长工，但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实际生活中，都享有人身自由。[43] 始于隋朝、至清末才废止的科举制度所带来的社会流动性，更是在社会政治结构和文化象征的双重意义上深刻塑造了中华文明的品格，造就了一个相对平等的前现代社会。这就使近代以前的中国不同于其他任何文明，使二十世纪中国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比其他区域如印度、伊斯兰世界、非洲更容易。
基于上述较为严格的定义，并且认同阶段论的历史发展观，就不得不作这种假设：中华文明在大约二千多年前，便因封建社会过早成熟与终结而已处在资本主义社会的门槛上了，却因种种缘故竟未能适时发展出现代资本主义，只好被动地等待大约二千多年，眼睁睁地看着西欧和日本后来居上，开出他们的现代资本主义，最终用坚船利炮来轰开中国的国门；中国人为了不致继续挨打受辱，不得不起而模仿它们的现代资本主义。不过，有一个方便省事的解决办法，即对“封建”下一个宽泛的定义：地主阶级拥有大部分土地，农民阶级不拥有土地，或只拥有很少的土地；正是基于这种土地关系，地主阶级借国家机器对农民进行残酷压榨。或还可以采用一种更加笼统的定义：统治集团对农业人口剩余劳动进行制度性的剥削。当时中国知识界正是这么做的。
许倬云先生也注意到了阶段论所面临的尴尬：
中国的分封制在秦统一以后基本上即已结束，而中国的资本主义社会又迟迟不出现。于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不能不在这矛盾中找出路，不能不……划分资本主义未出现以前的中国历史，甚至分封制度本身，是划归奴隶社会，抑或划归封建社会？都是近三十年聚讼的焦点。[44]
事实很清楚，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二十的巨大文明，其严格意义上的封建社会已是距今两千四五百年前的情形。一定要清末民初的中国直接与一个虚构的、漫长的“封建社会”相衔接，就不得不削事实之足以适理论之履。
或可以说新文化运动以降知识人的做法是不得已。中国有中国的国情，各时期有各时期的历史任务。二十世纪是一个革命与大规模社会动员的时代。既然具有现实紧迫性的救亡任务得尽快完成，更为务虚的启蒙任务岂有不撇在一边之理？哪有比救亡更重要，以至于“务虚”的学术话语不得不为其让路的道理？如果说，一种政治导向的理论建构成为当务之急，则思想和学术上的其他可能性即使不被视为有害，也会被视为无用。事实上，新文化运动以降，知识人迅速采用了在他们看来最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发展五阶段论，迅速采用了名实不符的封建社会说，相关理论也很快产生了现实效力。或可以说，若无这种理论，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和对象为何，就可能不那么清楚，相关政党就不容易进行社会政治动员以开展土地改革和革命战争，最终夺取政权。问题是，一种旨在指导行动以改变世界的理论若与历史事实及当今实际相差甚远，最终必然会付出代价，甚至是极沉重的代价。一九四年至一九七九年这三十年期间，阶级出身论、唯成份论，以及不断革命论在中国社会所造成的后果有目共睹。从某种意义上讲，即使在已然“崛起”的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中国依然处在一个“还债”或矫枉归正的过程中。
七 “封建”一词不宜再用
应当承认，中国社会史论战留下了一笔颇有价值的学术遗产。[45] 这场论战引入了乾嘉以降传统考据学者一无所知的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野，即从社会形态演进的角度来看待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历史，而这正是传统学术现代转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在事关中国前途的文明再造工程及相关社会政治运动中，一种具有新思维、新视野故而截然不同于既往的新历史观、新史学诞生了。
可是学术遗产终归是学术遗产，与社会政治现实并不是一回事。相关论辩假如能较少受时代风潮裹挟，假如能进行一种将其他文明、国家或民族中存在的类似现象加以考察的理论描述和概括，则所用关键概念就能具有足够大的涵盖性和解释力。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特殊国情下，激进主义知识分子对封建社会的描述几乎不可能不受特定理论框框的束缚，这样就不可能不与历史事实相矛盾，与传统中国话语系统中的封建概念相矛盾，也与西方主流形态的封建观相扞格。更何况长期以来即使在采用泛化的封建概念的学者内部，也存在严重分歧和激烈争论，殊难达成共识。这就是为什么社会史论战在现代中国持续了大半个世纪仍是一笔糊涂账的根本原因。[46] 一个不可置疑的事实是，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作为一东方大国重新站立起来，一九七九年至今，中国更已重新崛起成为一世界强国。在这种情势下，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不可能不发生重大变化。中国人越来越正面地看待传统文化，恢复文化自信已成为举国上下的共识。所以，现代汉语的“封建”一词以其否定与贬抑传统文化的内涵，已不合时宜，应尽快予以废止。目前看来，这个任务在学术界、文化界更为敏锐的知识分子中大体上已然完成，可从教育领域尤其是中小学教育来看，则远未完成。
在此不妨回顾一下法国大革命的情形。在大革命期间及之后，“封建”一词在一段时期内也曾被用来指称一切与旧制度相关联的事物，也曾是一个十足的贬义词，[47] 尽管大革命前夕的法国大体上已不是什么封建社会，而是一个不乏现代性的君主集权式的官僚制国家。[48] 然时过境迁，历史任务既已完成，一度流行过的某些观念不可能不过时。尤其是当现代性已成为一种铺天盖地的现实，用一种更平和、更客观的心态看待历史和传统文化，便是情理中事。这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何在当今法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封建”已完全蜕去了其先前的负面涵义，摇身一变成为一个中性词。同理，在已然崛起为世界大国并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引领世界的今日中国，“封建”不应再带有贬义。继续在教科书中使用“封建”一词藉以否定或贬低中国传统文化，有害无益。
本文初稿于2000年，曾以“什么是‘封建’——从文明比较的角度考察现代中国的‘封建’概念”之题目收入阮炜《中国与西方：宗教、文化、文明比较》一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1] 参见冯天瑜，《“封建”考论》（第二版），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108-109页。
[2] Francis Fukuyama（福山）,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New York，Farrar, Strauss and Giroux, 2011, p.20；pp. 110-138. 20世纪初我国开始流行的“封建”一词与日语中“封建”的含义虽有一定程度的重合，但中日之间有一个极重要的差异，即中国早在战国时代，狭义的封建制度便已终结，而日本晚至明治维新之前却仍在实行类似于欧洲中世纪的狭义上的封建制度。
[3] 管东贵，《从宗法封建制到皇帝郡县制的演变》，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136页。
[4] 瞿同祖，《中国封建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32页。
[5] 同上书，34页。
[6] 同上书，37页。
[7] 杨宽，《西周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577-80页。
[8] 瞿同祖，《中国封建社会》，135页。
[9] 李峰，《西周的政体：中国早期的官僚制度和国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244页。
[10] 同上书，244页。
[11] 瞿同祖，《中国封建社会》，135页。
[12] 同上书，90-99页。
[13] 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洪天富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46-7页）。关于汉承秦制，韦伯在另一处又如是说：“并非所有制度都被汉朝保留下来，然而最为重要的是封建制度被废除了，一个凭个人功绩而获官职的政权建立了起来”。韦伯，《儒教与道教》，58页。
[14] 韦伯，《儒教与道教》，43-77页。
[15] 瞿同祖，《中国封建社会》，166页。
[16] 丹尼斯·史密斯，《历史社会学的兴起》（周辉荣等译、刘北成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36页。
[17] 在近现代中国，很大程度由于诸子继承制的缘故，民间资本积累速度相对较慢，也相对有限，因此要搞工业化现代化，就非得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不可。因为在这种国情下，只有国家才能更充分、更有效地集中、积累工业化、现代化所需之资本。洋务运动之兴办造船厂和机械厂，再后来兴办兵工厂，是国家出资搞起来的。民国时期稍稍大型一点的企业，也是政府出资兴建的。从本质上看，1949年共产党执政以后采取的方略同样是国家资本主义，尽管名义上并非如此。1950至1970年代中国兴办了无数国营企业，成为一个似乎如其自我定位那样的社会主义国家，然而若能换个角度看问题，则这些国营企业未尝不可以视为一种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特殊的国情决定了必得通过国家机器来汲取资源才能真正实现资本原始积累，最终实现现代化。若无国家，光靠社会、家族或者个人，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不知得等到何年何月才能实现。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虽蓬勃发展，但国企的国家资本主义底色比之先前更为昭著。
[18] Marc Bloch, The Feudal Society (two volumes,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L. A. Manyon), London: Routledge, 1961, published in the Taylor & Francis e-Library, 2004，Vol. II, p. ix；Vol. I , p. xiv.
[19] Francois-Lois Ganshof, Feudalism（Tr. Philip Grierson）, New York：Harper and Row, 1964, p. xv.
[20] Joseph R. Strayer, Feudalism，Princeton：D. Van Nostrand, 1965, pp. 12-13.
[21] Maurice Keen, The Pelican History of Medieval Europe, London, 1992, p. 57；pp. 103-4。
[22] Rushton Coulborn, Feudalism in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6, pp. 4-5；Marc Bloch, Feudal Society (tr. from the French by L. A. Many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4, 2 volumes, vol. I, pp.145-62；pp. 176-89；pp. 211-230.
[23] Perry Anderson, Passages from Antiquity to Feudalism，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4, p. 147.
[24] Coulborn, Feudalism in History, pp. 236-53.
[25] 同上书， p. 16.
[26] 同上书，p. 185.
[27] 参见许倬云，《西周史》，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165页。关于西周封建与西欧封建的区别，许氏说：“西周分封，以姬姜为主，其中已有血亲与婚姻的韧带，休戚相关，其来有自。天子与诸侯，诸侯与臣属，并不是新发展的投靠与依附。反之，西欧中古历史，异族一波一波的侵入，旧人与新人之间，及新来的异族彼此之间，原无君臣血亲姻娅诸种纠葛。在无秩序中，澄清混沌，建立新秩序，主从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必须明白规定，也必须在神前立誓许愿，以保证彼此信守不渝……当然，西周封建社会也有确立个人间主从关系的制度，是即委质为臣的约束。因此，西周的封建制度，一方面有个人的承诺与约定，另一方面又有血族姻亲关系加强其固定性。”许倬云，《西周史》17页。
[28] 参见冯天瑜，《“封建”考论》（第二版），124-127页。
[29] 刘忠，《试论西藏领主占有制的形成与演变》，载吴从众编，《西藏封建农奴制研究论文选》（原载《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3期），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年，2页。
[30] 同上书，1-27页。需注意的是，科尔本在研究和比较各文明历史上封建主义的专著中并未提及西藏。但即便西藏经历过更为“纯粹”的封建社会，也不能加强阶段论牵强的历史发展模式论。
[31] Coulborn, Feudalism in History, p. 260.
[32] 同上书， p. 360.
[33] 同上书， p. 185。
[34] 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新生命书局1929年，59页、258页，转引自冯天瑜，《“封建”考论》（第二版），296页。
[35] 转引自冯天瑜，《五四时期陈独秀“反封建”命题评析》，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网站，下载时间2023年1月18日。
[36] 陈独秀等，《《新青年》：民主与科学的呼唤》（王中江、苑淑娅选编），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144页。
[37] 郭沫若，《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红旗》杂志1972年第7期。
[38] 何怀宏，《世袭社会的解体：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42页。
[39] 同上书，46页。
[40] 与此相关的是，在伊斯兰教兴起后的阿拉伯世界和十六至十九世纪的南北美洲，奴隶制对社会经济具有结构上的重要性。这其实也削弱了阶段论的普遍意义。
[41] 需要注意的是，阶段论的核心理念即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必然性驱动下，人类历史从低级直线演进到高级的状态，也可以视为犹太教千禧年主义的一个翻版。考虑到犹太思想传统与西方思维的深度纠葛，可以说后者就是与西方思维水乳交融的一部分，也很难祛除阶段论的西方中心论嫌疑。
[42] 当然，西方非马克思主义学者也有按阶段划分历史的做法，如比较文明史学者马修·默尔科便将人类社会政治模式的演化划分为封建、国家、国家体系和帝国四个阶段（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一种由低级到高级的线性、单向的进步主义历史观）。在默尔科看来，“文明是从一套高度复杂的、个人的和分裂化的关系中发展起来的。我们西方人通常将这套关系与封建主义联系起来。可是封建主义或早或晚会演化为一种更简单、权力更集中、也更加非个人化的制度。我们把这种制度称为国家。如果许多国家按它们相互间的关系演化，这可以称作国家体系。如果一个国家拥有了对于其他国家的霸权，我们说它已形成了帝国。如果这个帝国是中央集权的，但又与其边缘的独立小国保持联系，我们可以将这种关系体系描述为帝国体系。封建制度类型通常出现在一个文明的形成时期，或出现在该文明经历了大灾难以后的恢复时期。国家体系通常在此之后产生，但一个文明可能在国家和帝国制度类型之间徘徊犹豫好几次，如我们在中华文明中所看到的那样”。参见Matthew Melko, The Nature of Civilizations，Boston, 1969 p. 47。默尔科的封建概念与以上引述的几位学者大体上一致；他所持“封建制度类型”出现在文明形成期或者说“大灾难”之后恢复期的看法，也与科尔本、甘绍夫等人所持封建主义出现在统一国家或“旧帝国”解体时的看法相似。
3 许倬云，《西周史》，144页。
[43] 在非统一时期的局部国家，情况也基本如此。不妨将这些局部政权看作比统一政权小一些的官僚制国家。
[44] 许倬云，《西周史》，10页。
[45] 见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13页。
[46] 当然，在西汉初期，当中央集权式的郡县制尚未巩固之时，皇室对同姓亲戚进行了规模较大的分封。这完全可以看作新政治体制对旧时代的封建制度残余所作的妥协和让步。另需注意，在东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唐朝中后期以及五代十国时期的战乱或政治分裂中，地方割据势力统治下的农民对军阀和大地主有过较大程度的依附性。换句话说，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交出一部分人身自由。
[47] Strayer, Feudalism，p. 2。
[48] 撒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87-100页。大约在1700年至1800年这一百年里，欧洲的现代国家取代了封建公侯国，“对国家的忠诚超越了对教会和王朝的传统忠诚……中世纪领主受到抑制，贵族也随着新社会集团的兴起而衰落。此外，在这一世纪，国家官僚机构和公共机关迅速发展并日趋合理化，常备军建立并扩大，税收制度得以普及和完善。1600年欧洲还是中世纪政治的天下，及至1700年，就已成为民族国家的近代世界了”。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