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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70年代，日本学者西嶋定生提出汉代皇帝“二重身份”说之后，汉代“皇帝”和“天子”两种名号不同即位礼及其功能等，成为中外秦汉史研究的重要问题，也是学界分析汉代君主神圣地位、“公私”职责分野的一大路径。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二重即位”说表现出强烈兴趣。由于相关讨论缺乏实质性证据，目前对此问题仍是见仁见智，亟待将研究引向深入。学界对“二重身份”说的争论仍有局限性：多从《续汉书·礼仪志》引《尚书·顾命》的解读出发展开讨论，忽视考察相关政治历史情境；只关注汉朝内部皇位继承情况，而未考量两汉之际诸政权更替背景下的即位情况。

在两汉之际“天命断裂”的历史缝隙中，出现皇帝号、天子号共存，且有明显区别的现象，隐含其政权合法性建构的重要信息，为“二重名号”和即位的存在提供证据。刘秀建立东汉王朝时的即位礼环节、意涵与汉朝内部皇位继承的即位礼有所不同，是分析“二重名号”的新案例，也是东汉王朝区别于当时其他割据政权的表征之一。刘秀称“帝”体现对“王者受命”思想逻辑的构造，显示东汉王朝独特的建国路线。

一、《白虎通》的“皇帝天号”、“天子人爵”

“皇帝”号始创于秦始皇，始皇议尊号时称“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秦始皇认为，“皇帝”号对应其旷世功业。“皇帝”名号在创立之初，与先秦的“天子”号在意涵上有差异。“天子”之下有诸侯，对应封邦建国之制。始皇既废分封，朝无诸侯，必不称“天子”，故始创“皇帝”号，以“统治万民”的新身份，对应理论上能够支配万民的郡县新制。西汉建立郡国并行制度，复用“天子”名号，重建“天子—诸王”的政治秩序。西汉对“皇帝”、“天子”作出义理上的区分，《新书·威不信》称：“古之正义，东西南北，苟舟车之所达，人迹之所至，莫不率服，而后云天子；德厚焉，泽湛焉，而后称帝；又加美焉，而后称皇。”王者建立统治后，先称天子，然后称帝，最后称皇，体现功德渐进之序。《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云：“明此通天地、阴阳、四时、日月、星辰、山川、人伦，德侔天地者称皇帝，天佑而子之，号称天子。”二号区别是“侔天地”和“低于天”：“皇帝”是功业至高，比于天地；“天子”受命于天，地位居于天之下，是可变、有限的。

值得注意的是，东汉时期流传的文献多凸显“皇帝”、“天子”称号上区别，二者呈现政治理念之异。《尚书璇玑钤》载：“帝者天号，王者人称。天有五帝以立名，人有三王以正度。天子，爵称也。皇者，煌煌也。”《易纬乾凿度》卷上：“孔子曰：易，有君人五号也：帝者，天称也。王者，美行也。天子者，爵号也。”《孝经钩命决》：“三皇步，五帝骤，三王驰，五霸骛。或称帝王。接上称天子，明以爵事天。接下称帝王，明以号令臣下。”《易纬》：“帝者，天号也，德配天地，不私公位，称之曰帝。天子者，继天治物，改政一统，各得其宜，父天母地，以养生人。”上述纬书形成于哀、平、新莽之际，保留西汉今文经学思想，反映两点内容：其一，“帝者天号”突出皇帝“德侔天地”的性质。《易纬坤灵图》载：“故德配天地，天地不私公位，称之曰帝。”《逸周书·谥法解》：“德象天地曰帝。”《春秋运斗枢》：“五帝修名立功，修德成化，统调阴阳，招类使神，故称帝。”应劭《汉官仪》：“皇者，大也，言其煌煌盛美。帝者，德象天地，言其能行天道，举措审谛。”其二，纬书强调皇帝和天子都是“名号”，前者是天之号；后者是爵号，即人之号。

汉代政治推崇“深察名号”，以名号为实施制度礼仪的基础，由“名”方能定“实”，确定政治秩序：“治天下之端，在审辨大。辨大之端，在深察名号。”汉章帝召开白虎观经学会议，为厘清皇、帝、王、天子等政治名号。现存《白虎通》将皇帝、天子置于“号”和“爵”之下定义。号是“功之表”，“皇帝”属于号，“天子”属于爵：

帝王者何？号也。号者，功之表也。所以表功明德，号令臣下者也。德合天地者称帝，仁义合者称王，别优劣也。《礼记·谥法》曰：“德象天地称帝，仁义所生称王。”帝者天号，王者五行之称也。皇者，何谓也？亦号也。皇，君也，美也，大也。天人之总，美大之称也。时质，故总称之也……号之为皇者，煌煌人莫违也……或称天子，或称帝王何？以为接上称天子者，明以爵事天也。接下称帝王者，明位号天下至尊之称，以号令臣下也。

天子者，爵称也。爵所以称天子何？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故《援神契》曰：“天覆地载，谓之天子，上法斗极。”《钩命决》曰：“天子，爵称也。”帝王之德有优劣，所以俱称天子者何？以其俱命于天，而王治五千里内也……爵者，尽也。各量其职，尽其才也。

“帝王”是作为“表功明德，号令臣下”的号，表明德合天地、至尊至大至美之义，具有绝对性和唯一性，侧重“权力”。同时，“德合天地者称帝，仁义合者称王，别优劣也”，称帝与否，区别在于功德优劣；“帝王之德有优劣，所以俱称天子者何？以其俱命于天，而王治五千里内也”，称天子与否，似乎无关功德优劣，而取决于是否受命于天（《易纬乾凿度》所谓天子“继天理物”），能否治理一定范围的土地。该天子观与“皇帝”有差别。“天子”是“量其职，尽其才”的爵称，扮演天的代理人角色；与王、公、侯等爵称相似，职能是有限、承袭的，侧重“义务”。此为分封、宗法制度下对“天子”的理解。

受纬书影响，《白虎通》建立“皇帝天号”对应“德配天地”，“天子人号”对应“继天理物”的二分框架。东汉文献多沿用此定义。在强调“深察名号”的汉代，作为政治名号的“皇帝”和“天子”，含义不断发生变化。在皇帝、郡县体制初步确立，又尚未完全摆脱分封制的早期大一统王朝时代，“皇帝”和“天子”尽管经常混用，但仍保留各自的历史特点。该特点在政治变局中趋于显著，尤其在西汉末、新莽、东汉交替时刻。

二、两汉之际“天子”号与“皇帝”号的使用

东汉人对“皇帝”与“天子”称谓的区分，可能与两汉之际各政治势力对两种称号的认识和建构有关。纬书虽颁定于东汉建武后期，但大部分谶文自西汉末年已经流行。两汉之际，自立为王者多援引谶纬作为政治合法性的依据。纬书中常见关于“皇帝”和“天子”的叙述，各方势力对两种名号的选择，有其理由。

（一）诸侯多称“天子”而王莽称“皇帝”

西汉末年至新莽末年，在反抗王莽统治的各方势力中，不少人建制称王。史载这些人多称“天子”。如西汉东平王之父严乡侯刘信，居摄二年（公元7年），“（翟）义举兵并东平，立信为天子。义自号大司马柱天大将军”。舂陵义军领袖刘玄，地皇三年（公元22年）二月“立刘圣公为天子”。前钟武侯刘望，地皇三年“八月，望遂自立为天子”。王郎，更始元年（公元23年）“（故赵缪王子）林于是乃诈以卜者王郎为成帝子子舆，十二月，立郎为天子，都邯郸”。前安定公刘婴，建武元年（公元25年）春正月“平陵人方望立前孺子刘婴为天子”。宗室刘盆子，建武元年六月“赤眉立刘盆子为天子”。

上述情况比比皆是，如建武元年至五年内：“刘永自称天子”；“铜马、青犊、尤来余贼共立孙登为天子于上郡”；“及刘永死，步等欲立永子纡为天子，自为定汉公”；“卢芳自称天子于九原”。值得注意的是，《后汉纪》更始元年载“秋八月，故钟武侯刘望据汝南，自立为定汉王，严尤、陈茂皆归之……冬十月，刘望自立为天子，严尤为大司马，陈茂为丞相”。又“彭宠自立为燕王，李宪自称天子”。刘望先自立为“定汉王”，后自立为“天子”；李宪本来号“淮南王”，再称“天子”，同时彭宠称“燕王”。可见天子、王、公、大将军等政治名号在当时清晰明确。

“天子”是实号而非虚泛指称。以《东观汉记》载更始帝刘玄即位为例，地皇三年“朱鲔立坛城南淯水上，诣伯升。吕植通《礼经》，为谒者，将立圣公为天子仪以示诸将。马武、王匡以为王莽未灭，不如且称王。张卬拔剑击地曰：‘称天公尚可，称天子何谓不可！’于是诸将军起，与圣公至于坛所，奉通天冠进圣公。于是圣公乃拜，冠，南面而立，改元为更始元年”。首先，在城南淯水上立神坛，举行祭天仪式，当属“天子”即位礼。其次，精通礼学的吕植设计“天子”礼仪，包括奉“通天冠”——天子之冠。最后，马武等人主张应称“更始王”，众人在“天子—诸王”的分封名号下讨论此事。《东观汉记》为东汉官修史书，记载应当可靠。刘玄即位时，被明确冠以“天子”号，在彼时有典型性。称“天子”者多能分封诸侯，如更始帝分封绿林将帅、舂陵宗亲，分封行为符合“天子”身份。

史籍多称天子、不称皇帝的现象，是否东汉当朝因这些势力未能入继汉统而作出的特定史书笔法？细考未必。第一，不同史书记载同一人统称“天子”。第二，对东汉后期作乱自立者，史书同时出现“天子”、“皇帝”两种名号。称“天子”者有张纯、马相、阙宣、袁术，称“皇帝”者如盖登、李伯、戴异、李坚、裴优。起事者有称天子，又有称皇帝，说明这些名号可能是如实记录，未必与是否继统有关。其时，“天子”号不管是自称，还是被别人拥立而称，都是各政治集团的自称，可能不是后来史书的追述。起事者虽然后来也有个别称“帝”的，如更始帝，但本文关注的是，其初次起事时皆采取“天子”名号。“天子”是初举义旗、合法化政权、谋求民心支持的名号，特殊政治意义值得注意。

再看《汉书·王莽传》记载王莽即位时采用的称号。元始五年（公元5年）十二月汉平帝去世，王莽掌控朝政，称“居摄”。当时发生“丹书著石”的符命事件，文曰：“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王莽说：“朕深思厥意，云‘为皇帝’者，乃摄行皇帝之事也。”后又出现两宗符命：“汉氏高庙有金匮图策：高帝承天命，以国传新皇帝。”“大神石人谈曰：‘趣新皇帝之高庙受命’”。符命皆称王莽为潜在的“皇帝”。于是居摄年间，王莽的名号从“安汉公”改为“假皇帝”。群臣上奏称：“郊祀天地，宗祀明堂，共祀宗庙，享祭群神，赞曰‘假皇帝’，民臣谓之‘摄皇帝’，自称曰‘予’。平决朝事，常以皇帝之诏称‘制’。”太后诏莽朝见，称之为“假皇帝”。时人言论中还有“今摄皇帝背依践祚”，“进摄皇帝子褒新侯安为新举公”，“摄皇帝遂开秘府，会群儒，制礼作乐”等。居摄二年，翟义起兵宣称“莽鸩杀孝平皇帝，矫摄尊号”，“尊号”即“皇帝”。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班固并未正面记载王莽“称帝”，而是用“顺符命，去汉号”等相对隐晦的说法表达此义。如王莽将妻王氏“立为皇后”，“以临为皇太子”，“中傅将孺子下殿，北面而称臣”等。上述说法表明，王莽在始建国元年登基时采用“皇帝”号。缕析元始、居摄到始建国年间王莽代汉过程，可知其基本采用“皇帝”为公开、正式的政治名号，极少使用“天子”称谓。即使王莽在居摄时期大量引用、效法周公居摄故事，也几乎不用周代的“天子”称谓，只用“皇帝”。其中原因恐怕不仅是封建、皇权的特性使然，还可能有“皇帝”号于“德配天地”和“改朝换代”的特殊意义。该现象与新莽末年诸侯多数自称“天子”的情况截然不同。

（二）刘秀“皇帝”号及其即位礼的两个步骤

尽管光武帝刘秀即位前，舆论多称其为“天子”，但在鄗城践祚时明确建号“皇帝”。《东观汉记》载更始三年夏，“六月己未，即皇帝位”。《后汉书·光武帝纪》载：

六月己未，即皇帝位。燔燎告天，禋于六宗，望于群神。其祝文曰：“皇天上帝，后土神祇，眷顾降命，属秀黎元，为人父母，秀不敢当。群下百辟，不谋同辞，咸曰：‘王莽篡位，秀发愤兴兵，破王寻、王邑于昆阳，诛王郎、铜马于河北，平定天下，海内蒙恩。上当天地之心，下为元元所归。’谶记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秀犹固辞，至于再，至于三。群下佥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

《后汉纪》载：“六月己未，即皇帝位于鄗。”杜笃《论都赋》：“立号高邑，搴旗四麾。”班固《两都赋》：“立号高邑，建都河洛。”傅毅《洛都赋》：“受皇号于高邑。”可见刘秀即位时“受皇号”，“号”指帝号，称“皇帝”无疑。即位前夕，刘秀问诸将“寇贼未平，四面受敌，何遽欲正号位乎？”耿纯回答“不正号位，纯恐士大夫望绝计穷”。冯异“遂与诸将定议上尊号”。寇恂击破朱鲔部将苏茂，“恂檄至，（刘秀——引者注）大喜曰：‘吾知寇子翼可任也！’诸将军贺，因上尊号，于是即位”。“移檄上状，诸将皆入贺，并劝光武即帝位”。“及河北平，（吴）汉与诸将奉图书，上尊号”。上述例子说明，刘秀即位的公开、正式说法是“受皇帝号”、“即皇帝位”。

刘秀即帝位的告天祝词中，又表达“成为天子”的心念。《春秋保乾图》载“建天子于鄗之阳”，谶记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是刘秀于鄗阳称天子的依据。《续汉书·祭祀志》记载即位告天祝文，刘秀自称“秀不敢当”，“秀发愤兴兵”，“秀犹固辞”，在天面前以名自称，以子自居，符合“父天母地”的“天子”之义。“爵所以称天子何？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子于父母，则自名也”，不称姓表示家族内部的称谓。祀天称某，是父子之礼类推至天子之礼的说法。刘秀即位仪式的祭天祝词中出现“天子”之说，应属于观念表达。

刘秀即位礼上出现“皇帝”名号和“天子”理念，即位过程似乎分为两个步骤。《续汉书·祭祀志上》：“建武元年，光武即位于鄗。”《后汉纪》：“六月己未，即皇帝位于鄗。改元为建武元年，大赦天下，改鄗为高邑。”杜笃、班固、傅毅的赋都提到，光武“受皇号”的地点在“高邑”。光武称帝后，将鄗改名高邑，邑指城邑，说明鄗县有邑，该邑对光武即位有重要意义。《春秋繁露》载“武王受命，作宫邑于鄗，制爵五等，作《象乐》”，光武改鄗为高邑，是为附会周武王“作宫邑于鄗（镐）”。可见“受皇号”与鄗之宫邑有密切关系。另外，史料多以县名指城邑。以此类推，刘秀“即皇帝位于鄗”应指鄗城即位。闻战檄、诸将入贺、奉图书、上尊号，是即位礼前的一系列政治活动，可能都在鄗城中进行。

《续汉书·祭祀志上》云“光武即位于鄗，为坛营于鄗之阳。祭告天地，采用元始中郊祭故事”。《后汉书·光武帝纪上》载，“光武于是命有司设坛场于鄗南千秋亭五成陌”。可知设坛场、祭告天地的“鄗之阳”、“鄗南”是在城邑南郊某处。刘秀在鄗南千秋亭举行祭天仪式，宣示成为“天子”的愿念。据《东观汉记》，坛场建于该年五月，即强华从长安奉赤伏符诣鄗之后，而不是《续汉书》所说的六月己未“即位于鄗”之后。一个月后筑坛完成，遂即位。“上尊号”所在的鄗城和祭告天地所在的鄗南，可能是两个场所，代表两种仪式。鄗城，段玉裁称在“直隶赵州柏乡县之县北二十里”，在今河北柏乡县固城店镇固城店村。“鄗之阳”在鄗南千秋亭五成陌坛场，今柏乡县龙华乡十五里铺。两地今相距大约4公里。

据此可推断刘秀即位的全过程：先在鄗城“正尊号”，为政治性即位礼；再到鄗南坛场告祭天地，征求天意，向天表达成为“天子”的心念，是神圣化即位礼。两场仪式虽在六月己未一天之内完成，却分为两步。当时更始帝仍在皇位上，天下未定，两场仪式被压缩在一天内，合乎情理。即位礼中，受“尊号”是刘秀最看重的第一步。受“皇帝”号是现实政治行为，而“天子”则是通过礼仪表达儒家合法化理念。当前者成为事实，后者才得以确认。称帝的对象是群臣，称天子的对象是上天，两种名号对刘秀建朝必不可缺。另外，时人多以“皇帝”称刘秀。建武晚年对光武一生作盖棺论定的泰山封禅文中，刘秀以“皇帝”自称，未提及“天子”。

“皇帝”是刘秀即位时的官方称号，称“皇帝”是其践祚最关键环节。此情况与王莽禅汉时采用“皇帝”号相似，却不同于新莽末年各方诸侯多数称“天子”的现象。刘秀大张“皇帝”号，似是迫于形势之举，亦有区别于彼时其他王者的用意。

三、“天子”与“皇帝”的不同意涵

逐一考察新莽末年自称“天子”的众诸侯政权如何构造其合法性，可更清晰界定“天子”称号意涵。对采用“天子”号的诸侯，以下分别列出身份背景及其合法性话语。

刘玄是舂陵戴侯曾孙，时人称：“宗室兴兵，除乱诛莽，故群下推立圣公，以主宗庙。”王郎自称：“朕，孝成皇帝子子舆者也。昔遭赵氏之祸，因以王莽篡杀，赖知命者将护朕躬，解形河滨，削迹赵、魏……盖闻为国，子之袭父，古今不易。”刘婴被拥立者认为“前定安公婴，平帝之嗣，虽王莽篡夺，而尝为汉主。今皆云刘氏真人，当更受命，欲共定大功”。刘盆子是城阳景王刘章之后，被赤眉军立为天子：“不如立宗室，挟义诛伐……求军中景王后者，得七十余人，唯盆子与茂及前西安侯刘孝最为近属……遂于郑北设坛场，祠城阳景王。”刘永是梁王刘立之子，梁孝王武八世孙，“以奉本朝之故，是以山东颇能归之”。卢芳自称武帝曾孙刘文伯，三水豪杰“以芳刘氏子孙，宜承宗庙”。卢氏以此为合法性：“过托先帝遗体，弃在边陲。社稷遭王莽废绝，以是子孙之忧……非敢有所贪觊，期于奉承宗庙，兴立社稷”。

可见，自称“天子”者无不强调汉宗室后裔身份，负有延续汉家天命的责任。王莽居摄时，翟义、刘信就提出“选宗室子孙辅而立之”的方案。彰显“宗室子孙”身份，是各家称“天子”的条件之一。严乡侯刘信是东平王刘云之子，云死，刘信兄刘开明继嗣王位，不久薨，刘信子刘匡嗣王位（居摄元年）。刘信被翟义立为“天子”，原因是在天下无“真主”的情况下，刘信作为东平王之父，具有天子血缘身份。分封体制中，“天子”是比“王”高一级的爵位。就分封制而言，诸侯王有成为天子的潜在资格。当天子无子可嗣时，可从王中推举，如惠帝去世，以代王恒入继；昭帝去世，以昌邑王贺继嗣；成帝去世，以定陶王欣接继。因此，当平帝无嗣，需在诸侯王中选出天子。平帝年间，舂陵侯刘敞、安众侯刘崇图谋反抗王莽，提出匡扶天下为宗室的责任：“崇见莽将危汉室，私谓敞曰：‘安汉公擅国权，群臣莫不回从，社稷倾覆至矣。太后春秋高，天子幼弱，高皇帝所以分封子弟，盖为此也。’敞心然之。”刘崇又称：“安汉公莽专制朝政，必危刘氏。天下非之者，乃莫敢先举，此宗室耻也。吾帅宗族为先，海内必和。”自高祖立白马之盟，“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汉诸侯王绝大多数为刘氏，在嫡长子继承制度之外，汉代分封制是刘氏永葆天命的辅助机制。在升为“天子”前，刘望是“定汉王”，李宪是“淮南王”，诸将也推举刘玄称“王”。他们在分封制下考虑名号问题。诸侯王是“宗室子孙”，当称霸者宣称是宗室时，即默认以“宗室—（侯—王）天子”为合法化路径，宣布具备成为天子的资格。这是当时默许的规则，遵循此规则的人成为“天子”而不是“皇帝”。

“王莽鸩杀平帝”的舆论由翟义、刘信最早传播，未必属实。它传达了两层意思：一是王莽新朝是不得天命的伪朝，二是汉代天命尚未终结。西汉末期，王莽代汉之举一度获得众多儒生士人支持，儒生解释为汉家失德、天命衰微而转移至新莽朝。王莽被视为贤德圣人，然而一旦相信“王莽鸩杀平帝”，王莽的形象便从圣人变为弑君者，新朝便从得天命之正变为不义的篡权。王郎称天子前说：“因以王莽篡杀，赖知命者将护朕躬……王莽窃位，获罪于天，天命佑汉，故使东郡太守翟义、严乡侯刘信，拥兵征讨，出入胡、汉。普天率土，知朕隐在人间。”此外，当时还有“前定安公婴，平帝之嗣，虽王莽篡夺，而尝为汉主”；“乃者，猾臣王莽，杀帝盗位”；“故王氏之贵，倾擅朝廷，能窃号位”；“故新都侯王莽，慢侮天地，悖道逆理。鸩杀孝平皇帝，篡夺其位。矫托天命，伪作符书，欺惑众庶，震怒上帝。反戾饰文，以为祥瑞。戏弄神祇，歌颂祸殃”等说法。上述引文强调王莽“篡夺”、“盗位”、“矫托天命”，神明愤怒于王莽对天意的戏弄，忧虑汉子孙。虽然新莽暂时取代汉朝，但其建立的是伪朝，天命并未真正转移，仍属于汉，只不过趋于低落。新莽末年称天子者，皆以辅佐汉室为号召，希望以“天子”身份振兴衰弱的汉家天命。只有称“天子”才能与天命建立联系，此对天命衰而未绝的信念是称“天子”的思想基础。

另外，“宗室受命”观念还受到纬书“始祖感生”说影响。“感生”意思是圣人无父，感天而生。天有五帝，圣人是其母与五帝精血相感而生，所感之帝是感生帝。“夏，白帝之子。殷，黑帝之子。周，仓帝之子”。如后稷是姜嫄感天而生，因其无父，为周族“始祖”，其并非人之子，而是天子。感生的始祖，经历数十百年的积善累德，才会有某位王“受命”。谶纬中有刘汉“始祖感生”的建构，如《诗含神雾》：“含始吞赤珠，刻曰玉英，生汉皇。后赤龙感女媪，刘季兴。”“感生”说确认刘氏一族的神圣性，承认执政的正当性。唯刘氏是感生帝所生，刘姓宗室方可受命。“古之神圣人，母感天而生子，故称天子”，“天子”之号，反映“感天而生”的思想，可概括为“天—感生帝—始祖—受命王—代代相授的天子”序列。

自称“天子”代表一种相信天命尚未终结、刘姓宗室将受命的观念。当时执信与否认此念者，角逐天下的舆论行为迥异。更始汉朝覆灭后，隗嚣与班彪有一场对话。隗嚣预言，如今会重现战国的“纵横之事”。班彪反驳称，形势绝非多国逐鹿，因为天命并未真正断绝，天命仍在汉。“假号云合，咸称刘氏，不谋同辞”，“百姓讴吟，思仰汉德”，天下民心所向，仍是汉家，即郅恽所言“刘氏享天永命”。如苏竟之见，汉天命从新莽迄今只是暂时缺断：“夫孔丘秘经，为汉赤制，玄包幽室，文隐事明。且火德承尧，虽昧必亮，承积世之祚，握无穷之符，王氏虽乘间偷篡，而终婴大戮，支分体解，宗氏屠灭，非其效欤？皇天所以眷顾踟蹰，忧汉子孙者也。”理由有二：一是孔子为汉制法，二是汉承尧运火德，二者在谶纬文献中可得“印证”。至于谁能获得天命，班彪认为，是“刘氏宗室”：“福祚流于（汉家——引者注）子孙，天禄其永终矣。”班彪为此作《王命论》，强调天命自有定数，不可以力争：“贫穷亦有命也。况乎天子之贵，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据哉！故虽遭罹厄会，窃其权柄，勇如信、布，强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润镬伏锧，烹菹分裂；又况么麽不及数子，而欲暗干天位者乎？”从翟义、刘望反抗王莽，到刘玄、王郎十余人称天子，所据皆如班彪所说。隗嚣则讥之为“但见愚民习识刘氏姓号之故，而谓汉家复兴，疏矣！”

隗嚣代表两汉之际纷争诸方的另一种思路。在隗嚣看来，当时局势正如秦末刘邦、项羽逐鹿中原，不知天下将鹿死谁手。汉朝天命已终结，新天命花落谁家，取决于功德和力量。天命可被“诈力所致”，诈即谋略，力即军事力量。以功德和力量获取天命，不限定血统，此观念对刘氏再受命持否定态度。如张玄说：“更始事业已成，寻复亡灭，此一姓不再兴之效。”公孙述称：“孔子作《春秋》，为赤制而断十二公，明汉至平帝十二代，历数尽也，一姓不得再受命。”与之对应，他们更热衷于择定“皇帝”号。

细究逐鹿者对“皇帝”号的热衷，可能与有功德者可争天命的观念相关。“皇帝”号在诞生之初，就被赋予彰显旷世功业、以武力统治天下的意涵，又在西汉儒生的构造中，获得“德侔天地”之义。谶纬文献中的“帝”具有“德配天地，不私公位”含义，强调“德配天地”，必然重视现实事功。另外，“皇帝”号在创制时很大程度上还包含天命鼎革之义。秦始皇以“皇帝”号宣扬其超越三皇五帝变革式的政治成功。王莽一直使用“假皇帝”、“皇帝”之号，既为凸显“定国安家之大功”、比肩周公的功德，又与“皇帝”号初始的创革意涵有关，宣布汉朝天命终结、新朝受命。新莽结束后，局势被认为是战国的重现，亟待像秦始皇、汉高祖功德盖世、“并天下”的“皇帝”出现。此时“皇帝”号凸显“以功德取天命”的意涵，与“天子”感天而生、强调血缘的侧重点不同，“皇帝”号更强调人事角力、武事军功，时人多有论述。岑彭说：“今赤眉已得长安，更始为三王所反，皇帝受命，平定燕、赵，尽有幽、冀之地，百姓归心，贤俊云集，亲率大兵，来攻洛阳。”班固称颂光武：“圣皇乃握乾符，阐坤珍，披皇图，稽帝文，赫尔发愤，应若兴云，霆发昆阳，凭怒雷震。遂超大河，跨北岳，立号高邑，建都河洛。绍百王之荒屯，因造化之荡涤，体元立制，继天而作。”以“皇帝”名号对应平天下、安百姓的功勋，似乎已成共识。

以公孙述巴蜀称帝为例，可以了解“帝”的功能职责。《后汉书·光武帝纪》和《后汉纪》都记载更始三年四月“公孙述自称天子”，但《东观汉记》载公孙述“有龙出其府殿中，夜有光耀，述以为符瑞，因称尊号，改元曰龙兴”。《华阳国志·公孙述刘二牧志》沿袭此说，以“称皇帝”代替“称尊号”。《东观汉记》《华阳国志》的记载，可知公孙氏称“皇帝”的前因后果，更为真实。公孙氏称帝，又如《后汉书》记载“是时公孙述称帝于蜀，（隗）嚣使（马）援往观之”；“方以陇、蜀为忧，（光武）独谓（来）歙曰：‘今西州未附，子阳称帝，道里阻远’”；“蜀郡王皓为美阳令，王嘉为郎。王莽篡位，并弃官西归。及公孙述称帝，遣使征皓、嘉”。公孙述集团还自称“公孙帝”、“白帝”、“西帝”。公孙述最早称蜀王，由王升为天子是合法的顺序，但“天子”可能只是其称帝前的过渡性称号。

公孙述政权的合法性建构，与其称“帝”的意涵密切相关。一是汉朝天命仅限于十二代，即“以为孔子作《春秋》，为赤制而断十二公，明汉至平帝十二代，历数尽也，一姓不得再受命”。二是“公孙氏”将取代刘氏受命，“引《录运法》曰：‘废昌帝，立公孙。’《括地象》曰：‘帝轩辕受命，公孙氏握。’《援神契》曰：‘西太守，乙卯金。’谓西方太守而乙绝卯金也”。三是汉新禅代出自“火生土”的次序，再由“土生金”推论大成为金德，大成是符合德运规律的合法王朝，“五德之运，黄承赤而白继黄，金据西方为白德，而代王氏，得其正序”。三种说法都受谶纬影响，强调汉天命已绝，本朝合法性建立在汉家终结的基础上。起初，公孙述也怀疑“称帝”能否得到天命认可。

述曰：“帝王有命，吾何足以当之？”（李）熊曰：“天命无常，百姓与能。能者当之，王何疑焉！”

功曹李熊认为，“帝王”践祚凭借统治者能力和百姓拥戴，而非天命。对于公孙述应该“争天命”，还是“待天命”，骑都尉荆邯认为应主动争取，“兵者，帝王之大器，古今所不能废也”；隗嚣偃武息戈，错过争天命的时机，“嚣不及此时推危乘胜，以争天命，而退欲为西伯之事”，致使“汉帝（指刘秀——引者注）释关陇之忧，专精东伐”。博士吴柱称应效法周武王“还师以待天命”，荆邯回答：“今东帝无尺土之柄，驱乌合之众，跨马陷敌，所向辄平。不亟乘时与之分功，而坐谈武王之说，是效隗嚣欲为西伯也。”荆邯反复提及“帝王”、“东帝”、“汉帝”竞夺天命，与李熊“天命无常，百姓与能。能者当之”逻辑相一致，透露“帝”号“能者当之”、“不私公位”的意涵。

更始汉朝覆灭后，“汉家天命”大势已去，“天子”承续天命的意义难以为割据者提供足够的合法性依据，争霸理由从强调“继统”逐渐向重视“功德”倾斜。彼时“世俗见高祖兴于布衣，不达其故，以为适遭暴乱，得奋其剑。游说之士，至比天下于逐鹿，幸捷而得之”。谶纬中“皇帝”号“德配天地，不私公位”的意义逐渐被各家重视。公孙述、刘秀称帝与此时局相关，与王莽称帝一脉相承。

实际上，对于真正能胜出者，“皇帝”与“天子”两种品质往往兼而备之。“智者”劝窦融归降刘秀时，透出这种“兼备”：

汉承尧运，历数延长。今皇帝姓号见于图书，自前世博物道术之士谷子云、夏贺良等，建明汉有再受命之符，言之久矣，故刘子骏改易名字，冀应其占。及莽末，道士西门君惠言刘秀当为天子，遂谋立子骏。事觉被杀，出谓百姓观者曰：“刘秀真汝主也。”皆近事暴著，智者所共见也。除言天命，且以人事论之：今称帝者数人，而洛阳土地最广，甲兵最强，号令最明。观符命而察人事，它姓殆未能当也。

“智者”称光武帝洛阳政权在“天命”和“人事”都有优势。他提出继承尧运、“历数延长”的汉天命，由汉家百年功德而致，可以由符命占卜预知，属于“再受命”。然而，“再受命”者可以是任何一位刘姓者，未必是刘秀，因此接下来的话更关键，“除言天命，且以人事论之”。刘秀的“土地最广”、“兵甲最强”、“号令最明”等“人事”优势，构成窦融归降最重要的理由。关乎天命问题称“刘秀当为天子”，有关人事问题则称“今称帝者数人”。“天子”与“皇帝”有不同含义：前者应当符合天命、符命，后者应该在“人事”上脱颖而出。“观符命而察人事”，刘秀具备两方面的优势。“智者”的表述，反映“天命”和“人事”是当时逐鹿者需要考虑的两方面，正如班彪提醒隗嚣“岂徒暗于天道哉，又不睹之于人事矣”，苏竟警告刘龚“揆之图书（指纬书，对应天命——引者注），测之人事，则得失利害，可陈于目”。

刘秀在即位礼上同时称“皇帝”与“天子”，看重王者的两种品质。然而细究刘秀部众将两次劝刘秀即位的说辞，似乎出现重“帝王”、轻“天命”的说法。

王与伯升首举义兵，更始因其资以据帝位，而不能奉承大统，败乱纲纪，盗贼日多，群生危蹙。大王初征昆阳，王莽自溃；后拔邯郸，北州弭定；参分天下而有其二，跨州据土，带甲百万。言武力则莫之敢抗，论文德则无所与辞。臣闻帝王不可以久旷，天命不可以谦拒，惟大王以社稷为计，万姓为心。

今功业即定，天人亦应，而大王留时逆众，不正号位，纯恐士大夫望绝计穷，则有去归之思，无为久自苦也。

首先，以更始帝“因其资”反衬刘秀凭借“武力”、“文德”登基，质疑前者“因资”的合法化途径。其次，渲染刘秀赫赫战功、救民于水火之中的大德，铺垫刘秀成为“帝王”的必要条件。最后，以“帝王不可以久旷，天命不可以谦拒”的先后排列，凸显“帝王”的重要性。“功业即定”对应“帝王”事业，“天人亦应”对应“天命”，两方面条件不可偏废。对于从河北阶段就背井离乡追随刘秀的年轻将领来说，他们更希望劝进刘秀“受尊号”，以求自身富贵。现实需求的紧迫感，远大于他们对刘秀合不合乎天命的关心。

《白虎通》有关“天子”与“帝王”含义的不同认识，在两汉之际的变革时代有迹可循。“天子”代表宗室受命、恢复汉室，汉家天命虽衰犹续。“皇帝”代表“德配天地，不私公位”，“百姓与能，能者当之”，倾向于认为汉家天命已绝，功德至高者新受天命。两种名号的意涵并非截然不同，只是着眼点、侧重点不尽一致。刘秀集团整合两种名号于一体，重新构造“王者受天命”的思想基础。

四、刘秀的“皇帝号”话语构造

光武帝刘秀在即位礼上先受“皇帝”尊号，再南郊祭天，称“天子”。该做法与东汉立国时期特殊的政治合法性建构有关，即塑造刘秀兼备“创革之君”和“继统之主”的双重身份。学界多关注刘秀“继统”性质，强调“汉家尧后”、“赤帝九世”思想话语对“复兴”汉朝的意义。实际上，刘秀的合法性体系除了继承前汉的一面，还包含彰显“创革”的另一面。“创革”不仅是刘秀立国的实然描述，还是其合法化的路径之一，可从刘秀集团塑造的一系列“皇帝”号话语谈起。

刘秀即位的更始三年六月，正值更始汉朝统治之时。刘秀本是更始帝刘玄的部将，称臣于更始帝。更始元年十月，更始帝以刘秀为破虏将军行大司马事，派其巡行河北，后封为萧王。刘秀从更始的萧王到自立为帝，是对更始汉朝的背叛。当时，更始是天下公认继承西汉的政权，得民心之所向，具备因袭天命的正统性。袁宏评论更始政权及光武建号：

于斯时也，君以义立。然则更始之起，乘义而动，号令禀乎一人，爵命班乎天下。及定咸阳而临四海，清旧宫而飨宗庙，成为君矣。世祖经略，受节而出，奉辞征伐，臣道足矣。然则三王作乱，勤王之师不至；长安犹存，建武之号已立，虽南面而有天下，以为道未尽也。

袁宏此论代表两汉之际的观念。在此背景下，刘秀要自立为帝，必须否定更始政权的合法性。但想证明更始汉朝天命不正，刘秀才是真命天子，显然困难，因更始帝更具资历，且在血统上，更始帝比刘秀更接近于舂陵侯。因此，刘秀集团的策略是宣布更始的功德和能力不足以胜任帝位，一方面宣示刘秀也拥有汉统血脉，另一方面强调刘秀的“因功受命”。双管齐下解释为什么是刘秀而不是其他刘姓有资格统一天下，相比于只强调继承汉家血统的“天子”，建功立业的“皇帝”身份为刘秀独有，后者为其受命资格提供强有力支持。为了彰显自己的特点，建立王者受命逻辑，刘秀选择先称“皇帝”。

东汉王朝恢复“汉”之国号，重建汉制度、礼仪；宣称刘秀出自景帝后裔，为高祖九世孙，以“赤帝九世”受命中兴；恢复“一祖二宗”庙制，以汉元帝为祢庙，逐步建立“元帝次当第八，光武第九，故立元帝为祖庙，后遵而不改”的宗庙合祭制度。通过汉帝世系梳理，刘秀建立新汉朝与西汉的法统联系，衔接汉制，成为天下的合法继承者。但在人人皆称汉后的当时，此合法化的效力不甚充足。于是刘秀集团又在平天下、治天下的过程中作另一方面的建构，配合“皇帝”号，推出“汉统中绝”、“匹庶受命”、“同符高祖”等一系列舆论，凸显光武帝旷世功德，构造他被天命选中的条件。该功德首先是战功，刘秀能够一统天下；其次是拥有重建秩序、安定民生、得民拥戴的道德；最后，更始虽以宗室身份得据帝位，却因能力低下，无法治理社稷。对自称是成帝之子的王郎，刘秀说：“设使成帝复生，天下不可得，况诈子舆者乎！”刘秀强调自己得天下，不仅因其是汉帝后裔，还因其有能力。因袭汉资已不是得天下的唯一资格，因此东汉人描述光武创业，多在修辞上突出其平乱大功，在受命平乱的意义上“中兴”汉业。

东汉初年形成的诸多政治话语，都与“皇帝”号的意涵相关，可称为“皇帝”号话语。第一，“汉统中绝”，“天下无主”，汉天命已断绝。更始三年三月“诸将议上尊号。马武先进曰：‘天下无主。如有圣人承敝而起，虽仲尼为相，孙子为将，犹恐无能有益’”。群臣又奏：“今上无天子，海内淆乱。”此时更始汉朝尚在，天下并非无主。“天下无主”是一种策略性话语，是“上尊号”的前提条件。在建武晚年的封禅议中，博士曹充强调，殷高宗时殷商并未绝统，可称中兴；刘秀时“汉统中绝”，其功德高于因袭父业的周武王和继统的殷高宗。刘秀不仅是中兴之主，还是受命之君，理应封禅告天。

“天下无主”凸显光武帝的创业者身份，隐喻西汉的终结和东汉的新生。本王朝也是“汉”，处于“刘家”法统中，但西汉、东汉之间并不是自然继承关系。班固《两都赋》有意渲染二者之间断裂：“王莽作逆，汉祚中缺，天人致诛，六合相灭。于时之乱，生民几亡，鬼神泯绝，壑无完柩，郛罔遗室，原野猒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秦、项之灾犹不克半，书契已来未之或纪也。”傅毅称“汉历中绝，京师为墟”。此时“天下无主”，汉统已然灭绝，秩序不复存在。光武如“救世主”般出现，拯救万民于水火之中，重建天下秩序。光武推重“皇帝”号，与其对天下“汉历中绝”的认定密不可分。

第二，强调刘秀出身于“匹庶”。刘秀出于舂陵宗室旁支，是汉室疏属。尽管时人认定刘秀出于宗室，但刘秀集团强调其以“宗室的匹庶”身份获得天命。张纯称：“陛下兴于匹庶，荡涤天下，诛锄暴乱，兴继祖宗。”曹充说：“陛下无十室之资，奋振于匹夫，除残去贼，兴复祖宗，集就天下，海内治平，夷狄慕义，功德盛于高宗、武王。”王充提到“起于微贱，无所因阶者难；袭爵乘位，尊祖统业者易……高祖从亭长提三尺剑取天下，光武由白水奋威武帝海内，无尺土所因，一位所乘，直奉天命”。所谓“直奉天命”，指刘秀的天命不来自代代相传，而是无尺土所因、直接受命于天，与刘邦相似。强调刘秀“匹庶”出身是东汉塑造合法性的话语。“宗室的匹庶”一方面表明刘秀是汉家后代，有继承天命的资格；另一方面突出他宗室血脉已淡薄，是一介匹夫，靠一己之力，没有可因袭和利用的形势，与宗室如更始帝等对比，更衬托刘秀的能力和功德。袁山松《后汉书》说“世祖以眇眇之胤，起于白水之滨”，就显示上述两方面意涵。

第三，强调刘秀“同符高祖”。汉高祖刘邦以一介布衣之身获天命，原因在其超群的智力和能力，如秦末蒯通说：“秦之纲绝而维弛，山东大扰，异姓并起，英俊乌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于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新莽末年的形势，形同天命坠地、个人力量张扬和勃发的秦汉之际。刘秀常被比作高祖，多引高祖典故以喻之。刘秀集团对韩信、英布、田横及白马之盟事迹的引典，强化刘秀比附高祖的想象。马援称：“天下反覆，盗名字者不可胜数。今见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班固称刘秀“不阶尺土一人之柄，同符乎高祖”。在形貌书写上，刘秀“隆准，日角，大口，美须眉”，是高祖之相的仿写，有“同符高祖”、“感赤龙而生”的寓意。王者受命必有“符”，刘秀与高祖是赤帝火德之符，象征以个体之身承受天命恩眷。邓禹称“于今之计，莫如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勉励刘秀如高祖般创立伟业，拯救万民。东汉合法化叙述凸显光武获得高祖火德之符，将“逐鹿论”和“天命论”相结合。

一方面，东汉宣称刘秀是高祖九世孙、元帝之后，具有继承汉朝的资格。另一方面，又宣称在“汉统中绝”的情况下，刘秀“同符高祖”，以“匹庶”受命，所向披靡，在一片混乱中安定民生，重建秩序，成为新汉朝之“祖”。此套互为关联、相互支撑的“皇帝号”话语，构成刘秀称帝的合法性体系。建武晚年所立的封禅刻石，清晰呈现该话语逻辑：

王莽以舅后之家，三司鼎足冢宰之权势，依托周公、霍光辅幼归政之义，遂以篡叛，僭号自立。宗庙堕坏，社稷丧亡，不得血食，十有八年。杨、徐、青三州首乱，兵革横行，延及荆州，豪杰并兼，百里屯聚，往往僭号。北夷作寇，千里无烟，无鸡鸣狗吠之声。皇天眷顾皇帝，以匹庶受命中兴，年二十八载兴兵，以次诛讨，十有余年，罪人斯得。

泰山封禅碑强调，“汉历中绝”长达18年之久，从此出发，以“皇天眷顾皇帝，以匹庶受命中兴”为中心解释刘秀如何能“以次诛讨”，构成其获得天命、永垂青史的解释逻辑。“皇帝号”话语包含浓厚的创业意涵，以至于前汉遗臣张纯提醒刘秀“虽实同创革，而名为中兴”，不应该忽视自己作为西汉继统者的身份。

根据“王者受命”逻辑，建武元年刘秀先即“皇帝”位，成为“皇帝”是对他重建天下秩序、拯救万民功德的肯定。再将“平定天下，海内蒙恩，上当天心，下为元元所归”功德告知天，征求天意能否让自己成为“天子”。完成告天仪式，刘秀才成为“天子”，“天子”是天对强者的眷顾和馈赠。此即位模式重构王者受命的逻辑顺序，是光武帝首创，此后魏晋南北朝的创业君主多采用该即位形式。如宋武帝即位，“皇帝即位于南郊，设坛，柴燎告天”。齐高帝即位，“上即皇帝位于南郊，设坛柴燎告天”。梁武帝即位，“高祖即皇帝位于南郊。设坛柴燎，告类于天”。北齐文宣帝即位，“乃即皇帝位于南郊，升坛柴燎告天”。上述例子都依循“皇帝即位”到“柴燎告天”（成为“天子”）的顺序。由南北朝易代之际的即位礼反观刘秀的即位礼，可见后者对天命中断、汉统中绝的暗示。

光武帝借“皇帝”号表达王者受命的逻辑理路。“能者当之”的思想意涵，显示西汉后期流行的“革命”观念和“公天下”理念在东汉初年的复苏和延续。“得天下”与“治天下”的合法性一脉相承。“能者当之”的观念对统治者来说是一把双刃剑，有能力、有道德的君主方可得天命垂青，反之，也可能失去天命庇佑。深知得天下之不易的光武帝、明帝、章帝执政时处处以“慎”字当头，多援引《尚书》辞句颁布诏令，自省“无德”、“不明”，标榜“君舟民水”理念，兢兢业业，如履薄冰，彰显理性务实的施政路线，皆与此受命观有关。

结 语

“‘皇帝’不但意味着至上权力，同时也意味着至高德行。‘皇帝’名号包含有一种深刻的‘德’的内涵。皇帝之‘德’即在于它是天地秩序落实为人间秩序的一种自我创造。”“‘皇帝’观中有神性，但突出的是理性、创造性和社会的至上性；‘天子’称号中无疑更多的是神性”。西汉终结之时，天下何去何从，是分裂还是统一，是延续汉家天命还是能人创造历史，是重建刘汉还是如新莽般易姓，一度难以预料。各方对“天子”号和“皇帝”号的选择，反映其对政权合法性来源和政治秩序的不同观念建构。“天子”号和“皇帝”号的政治文化意涵，承续自西汉以降在政局变动、礼制设计、外交活动中形成的观念，也源自战国以来“天命”与“逐鹿”、命定（determinism and fatalism）与人力（human agency）诸合法化思想的抵牾较量。“因袭天命”与“一统天下”，是两汉之际政治合法性建构的两种形式。对二者需求，使光武帝先择取“皇帝”号，再将其与天子受命理念结合，首创“功德至高者称帝，而后膺受天命”的义理逻辑，以创造功德的能人方可得天命垂青，恢复大一统的汉家天下，在此意义上实现“受命—中兴”。如班固《东都赋》所说，建武之际是一场“天地革命”，光武帝功德不仅涵盖汉高祖、文帝、武帝，还能比肩伏羲、黄帝、商汤、周武。天命与人力相结合的合法性构造巧妙兼容王制理念与君权实践，内含辩证的张力，既巩固了新汉朝政权大一统，又使之向有德有能者保持开放。光武帝颁定的谶纬81篇，即该神圣性结构的展现。

在上述政局与思想脉络下，东汉时期重视天人关系、谶纬符命，将“明德慎罚”、“敬天保民”、“天命无常”等政治理念付诸现实，是光武帝“能者受命”构造的衍生。此构造显示“公天下”政治精神的延续，暗示当刘汉不得天命，仍有“更命有德”的可能，奠定汉魏禅代的思想基础。在汉儒的层累构造下，汉代二重名号形成政治诠释学的思想意义，谶纬文献在此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二重名号被赋予时间性的“延续—革命”意涵，既能延续祖宗传统，又能建立安定天下民生的大功，超越西汉历史而跻身于儒家圣王行列，构成东汉王朝复合结构的合法性模式，将战争革命转化为文化革新，体现在东汉一系列糅合周礼与汉制的礼仪建构中。东汉后期，“皇帝”号“至尊至美”、“盛德煌煌”、“举止审谛”的意义被强化，在巩固皇权、重构分封、重建儒家礼制诸方面发挥作用，既彰显了大一统治理，又为“公天下”留有余地，成为魏晋以降讨论“皇帝”号意义多元化发展的理论资源。

转自《历史研究》2025年第10期

县是中国传统社会最为稳定的政区形态，也是体现中国“官僚制”特征最为典型的社会组织形态，县政则是从古代地方治理中汲取现代国家治理经验的重要资鉴对象。不过，由于文献不足征，以往对帝制初期县制面貌和县行政运作的认识不太清楚。在“周秦革命”“汉承秦制”等宏大叙事之下，学者们或从县制起源展开，以封建向郡县转变的线性思维一言蔽之，或从成熟的汉县追溯，以汉制逆推秦制，传统思维与方法的弊端日益显露，对于百代所行“秦政法”的理解有如雾里看花。所幸地不爱宝，近年来出土了一大批秦代地方社会的行政史料遗存，其中既有墓葬中出土的云梦睡虎地秦律、岳麓书院藏秦律令等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指导秦县运行的规范性文件，也有地方衙署遗址中出土的里耶秦简、兔子山简牍等具有鲜明区域特征的反映秦县运行的基层文书，由之学界得以直接使用一手文献复原秦县制、解读秦县政。最值得一提的是，在对秦代迁陵县衙署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时，数量达到三万多枚的里耶秦简面世，首次对秦代县政运行提供了个案呈现，使我们从组织社会学角度解剖秦县成为可能，帝制初期的“官僚制”组织分层和理性行政也清晰起来。虽然迁陵县有其地理上的特殊之处，但也只是秦代郡县组织中的一个分子，既在宏观层面受到帝国政治地理思维的影响，又在具体层面受到秦代律令体系的制约和文书行政的规范。同时，新出益阳兔子山西汉简牍、睡虎地汉简《质日》等所呈现的行政运行情况与秦代迁陵县大同小异，反映了汉初对秦制的继承。因此，以迁陵县为个案的研究对于观察秦及汉初县政的总体状况具有普遍意义。本文即以出土简牍为中心，考察秦县制的产生背景、组织形态、运行模式和秦汉间的县制转型，以期在前辈学者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对战国秦汉基层社会面貌和地方治理的认识。

一、封建与郡县互动关系下秦县制的发展轨迹

秦县的产生具有历时性，其复杂过程却往往被简化。传统研究在“以封建为郡县”的单向叙事模式下，从社会演进的角度突出县制在推进官僚制中的革命性意义，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秦统一之前的史实更多地呈现为封建与郡县的关联互动，“以封建为郡县”这一结果导向式的叙述，并不能遮蔽郡县制脱胎于封建制的基本事实，新旧制度的并行、新制度对旧制度的借鉴、旧制度的残留亦是题中之义。纵观战国秦汉史，秦代单一的郡县官僚制存续时间仅十数年，郡县封国并行才是政治形态的主流。即便秦汉以降多数政权在法律意义上废除封建制，但“寓封建于郡县”才是现实写照。马克斯·韦伯就认为中国古代存在宗法身份关系与礼仪制度等多方面的封建存留，封建制与家产官僚制的斗争贯穿于中国历史，构成了“中国的政治与文化结构的关键所在”。秦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警示汉代统治者官僚制政统的限度需要儒家士人通过道统加以伸张，从而确立了“霸王道杂之”的祖宗之法；西汉、魏晋、南朝等国家治理的成败经验，更在现实层面强化了中国社会封建与郡县国家双轨治理思维体系的形成。封建与郡县治理模式在不同维度与尺度中的意义，正是费孝通等所言秦汉以来“双轨政治”或“皇权不下县”的基础。而这种国家治理策略的灵活选择、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与调适关系，其制度渊源被渠敬东一语点透：“从封建到郡县的过渡，奠定的却是一个相互辅成、相互制约的双重治理系统。”

县制的生成是两周时期封建与郡县互动的产物，秦县是秦在“改良”与“革命”等多种政治方式中选择的结果，其发展并非单一线性模式，却顺应了战国以来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强化的总趋势。

在中央与基层之间形成中间组织，行政指令能自上而下一以贯之，是地方行政体系建立的标志。一般认为，西周时期尚无严格意义上的地方行政体系。周初分封先王后裔、宗亲与功臣“以藩屏周”，在行政上，中央可直接管辖王畿范围内的基层组织，即里、丘、邑等；但“权力代理”模式下行政关系无法递进至诸侯国的地方基层。也就是说，周天子与诸侯国之间建立在宗法制之下的政治关系虽可向下延伸，但并不能一以贯之，央地关系在关东地区封国中呈现出一种断裂式结构，严格意义上的地方行政自然无从谈起。李峰指出：“这种将民事行政权力与王朝主权的行使相分离的办法，是西周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

春秋时仍行分封，但随着周室衰微，权力中心逐渐多元，呈现出向诸侯国转移的趋势。诸侯国内央地关系和地方行政组织得到发展，频繁的政治变化和军事活动更是促成了新型地方行政组织郡、县在新地、边地的出现。晋、楚两国县制起源最早，发展最为活跃。楚国实行灭小国为县，以及边地别都为县的置县模式，内部变动较小，制度变化并不明显，楚县公的多重身份属性在战国时期仍然比较普遍。晋国实行灭小国后置县并封赏与大夫、大县分出小县的置县模式，《左传·哀公二年》记赵简子鼓舞士兵云“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晋县虽有封建采邑制的残留特征，但君主直辖公邑的属性明确，为县制在战国的突破和秦县制的形成打下了基础。总体上，春秋时期还未有完全脱离封建制的县制出现，县长官的任免主要由卿大夫及其子弟担任，少数由中央任免。

战国是封建与郡县并立的时代，独立的诸侯国虽沿袭旧有封建意识、普遍设立封君，但此时的封君与春秋卿大夫已有较大区别。同时，各国开始有序设郡置县。封建是政治手段，郡县则是行政手段；封建的本意是守土，郡县的核心是治民。秦孝公欲变法图强，抛出尊官和分土的利益诱惑，其实质也是分封，只不过对象主要是军功臣僚而非诸公子。随着商鞅变法后秦的强盛，“宾客群臣”尊官分土者渐多，封地多在秦本土外围的新占领区。商鞅第二次变法在京畿地区“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县一令，四十一县”；陆续在新征服地区设郡，至秦昭襄王晚期已有十二郡。秦统一进程中对新地的分封和推行郡县是并行的，行分封授爵以激励将帅开拓新地及诸子守土稳固局势，行郡县以有效推行中央政令巩固战争的后勤基础，这与《商君书·徕民》“今以故秦事敌，而使新民事本……令故秦兵，新民给刍食”的策略是一致的。最为巧妙的是，秦通过设置封君的过渡环节，逐步在新占领区域实行秦的郡县制，步步向东方推进。其时封建与郡县还未发展为非此即彼的两种路线或必须抉择的道路，更多的是顺应战时实际需要的同时保持传统治理模式。可见，封建与郡县并立既是制度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形势使然，单一的行政方式无法在列国纷争的形势下进行有效的国家治理。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统一六国之后，秦始皇曾两次举行朝堂会议，集中讨论封建与郡县的道路选择。两种制度之争被上升到基本国策的高度，并与秦朝历史相始终，甚至可能影响到了秦始皇嗣君的选择。秦亡之后项羽恢复分封；汉初汉廷直辖郡县与王国、侯国并存，是形势使然也有恢复战国旧制的意味。楚汉战争时期以军功分封为主，至汉政权稳固后开始废除功臣王国改封宗亲。自景帝削藩到武帝实行推恩令，封建制不断受到打击，王国越来越小、侯国愈加增多，逐渐有名无实等同于郡县。总之，封建与郡县事关战国秦汉时期国家治理的道路选择，多数政权都是两者兼用，以多元的组织形式和行政方式治理国家，唯秦代废封建而实行单一的郡县制。

《说文解字》云：“县，系也。”县的本义为用绳子系物将其悬挂起来的状态，延伸出政治关系后指与核心相连接、悬挂在外的政治区域。县往往在封国之间的边鄙隙地出现，起初为西周王室直接掌控的直辖性质的都邑，春秋时期也是诸侯大国将新征服土地直接掌控在公室之下的方式，其君主“直辖”的基本义并未有大的变化。一般认为县的发展历经县鄙之县、县邑之县和郡县之县三个阶段，但是，早期文献所记载的“县”、县鄙之县与一般所言郡县之县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厘清。各国县的发展进程不一而足，并非呈现单线条的演进轨迹，楚、齐、燕的地方行政制度就保留了更多“封建”色彩。战国时期列国纷争的形势下，郡县之“县”的生成呈现出多种渠道和方式，秦县模式是其中之一和最终归结。对于战国郡县之“县”的生成方式，晏昌贵概括为四种类型模式：
A：三晋齐燕地区的“改良”型：县鄙之县—县邑之县—郡县之县；
B：秦国的“革命”型：集小乡、邑、聚为县；
C：楚国新征服地区：灭小国为县；
D：秦楚赵燕等边境国家的新征服地区：亭障（点线占领）—都尉区（军事控制）—县（行政化区域）。

这一总结可谓全面，郡县之“县”的生成在各诸侯国及其不同区域表现出不同的路径和方式。在继承三晋之县保证君主对县直辖的基础上，秦合并小乡聚为大县和设置县令、丞，通过官僚化和组织地域化的改革推动秦县向郡县之“县”转型。郡县之“县”的判断标准，周振鹤提出四条：“一是郡县之县不是采邑，而完全是国君的直属地；二是其长官不世袭，可随时或定期撤换；三是其幅员或范围一般经过人为的划定，而不纯是天然地形成；四是县以下还有乡里等更为基层的组织。”虽然如此，战国晚期各国基层地域性居民组织已逐渐趋同，里、邑、乡等类型基层组织单元走向稳定和普及，为“县—乡—里”行政结构的建立和推广打下了基础。西周时期出现里和邑地域性居民组织，春秋时期又出现乡、州和书社，直至战国时期乡、里、邑、州、丘、遂、辑（井）、聚等组织并存，而且在基层地域性居民组织中建立或完善了什伍制、户籍制等政治制度，将行政组织与家户紧密结合起来。

秦将西周以来的地方行政组织整合到县的行政系统中，成为其他各国改良的参照。职官上，县在春秋晚期由中央直辖开启官僚行政化，至秦置县令丞统辖地方；地理上，战国中期实现区划化并整合乡里组织。各国出于军事目的，在核心区之外尤其是边境地区置郡统县，中央集权及地方郡、县、乡的层级关系逐渐清晰、稳定。在此之前，县主要作为政治控制点存在，此后的县则具备了面和结构的区划属性。战国地方行政组织发展的趋同性，成为秦统一后秦制全面铺开所能依托的基础。

大体上，封建与郡县是关联互动的两种制度。周代郡县制孕育于封建制之中，但又表现出跳脱封建制的趋向，春秋战国时期封建与郡县的互动历史是竞合模式，秦汉以来封建与郡县之争的结果是“寓封建于郡县”。县的生成模式随着时代变迁有所变化，从早期邑制国家模式下的公卿直属采邑到领土国家模式下的中间地带，再到秦“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的地域整合模式，各国县制发展殊途同归。虽然战国晚期郡县制和封君制在各国并行不悖，但是基层地方行政组织已逐渐趋同，县行政的模式成为大势所趋。在统一之前，随着军事征伐的推进，秦国不断派遣官吏在占领的新地推行秦制。但是秦县从商鞅变法后的四十一县到昭襄王时期的二三百县，再扩大到秦统一后的近千县，在不改变县行政模式的前提下，中央与县的行政关系亟需调整，以郡统县成为战时体制向常态转化过程中的必然选择，在新地逐渐推开。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在“定于一尊”的思维下最终确立完全的郡县制，将秦已普遍化的郡县制向六国故地全面铺开。当然，此时县仍然是地方行政的中心，集权于郡的模式尚未形成。得益于史料的丰富，以江汉地区和湖南北部地区为例，复原战国秦汉地方行政组织和行政运行的演变过程逐渐成为可能。

二、集权思维与分权方式下秦县政的运行网络

县具有系统性，县政运行从属于国家整体的治理体系和行政系统。秦县是国家有机体的组成板块和控制节点，也是整个官僚组织和郡县地方行政系统的枢纽。秦的郡县制虽自上而下一以贯之，却并非单一结构，地方上存在多个交叉的行政系统和平行的组织单元，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集权主义精神下的分权制衡原则，县及县政在国家整体组织系统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战国时期，秦国以县、都官、十二郡为基本组织系统。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置吏律》摘录了官吏任免的部分规定，其中一条记载：
县、都官、十二郡免除吏及佐、群官属，以十二月朔日免除，尽三月而止之。其有死亡及故有夬（缺）者，为补之，毋须时。

在秦统一后颁布的岳麓秦简《置吏律》中，“县、都官、十二郡”被写为“县、都官、郡”，反映了秦郡数目随着秦统一进程的推进而不断增加，十二郡只反映了特定时段的秦郡面貌。《置吏律》是规定官吏任免的律令，将都官与县、十二郡并列，说明都官官吏的任免与县、郡分开，揭示出战国秦时期存在县、都官、十二郡三种并行不悖、直辖于中央的地方行政系统。县具体指商鞅变法时设置的四十一县，即一般所谓的“中县”；“都官”为内史等中央公卿部门属官或派出机构，分布在县域中，与县平级；十二郡则仍处于由军事单元向行政单元过渡的阶段，为京畿之外的辖区。

随着秦统一进程的推进，郡县不断增加，地方行政组织系统重组，逐渐演化出内史、郡的二元政区地理面貌。秦统一之前，内史一方面延续西周以来的传统，是丞相之下统管财经事务的中央官吏，一方面逐渐转型兼具地方行政职能，成为掌治京师的地域性行政机构。这主要是随秦一统战争推进做出的调整，关中诸县此前或由中央部门直接进行事务管理郡的设置及民政事务增加之后，京畿地区随之进行事务整合，由内史进行汇总和统管，内史的郡化使国家形态向完整的郡—县模式转型。

秦代中央直辖的行政系统与秦国不同，呈现内史、属邦、郡并立的格局。秦统一之后，制度上的调整除了废除封建，实行单一的郡县制外，更多是对秦国战时实行的制度进行确立和全面推广。秦始皇二十六年之后将内史在战时状态下掌治京师的临时职掌固定下来，成为与郡并列的地域组织。郡在秦统一进程中逐渐民政化、政区化，成为地方行政的最高一级。直至二十六年完全确立守、尉、监三府分立的格局，凌驾于县和地方都官之上，并确定郡的数量与名目，此即《汉书·地理志》所记“本秦京师为内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从战时转入常态，地方行政组织需要整合规范，由内史在民政上统辖“中县道”，设郡以管辖秦本土之外的县、道，“内史—县”“郡—县”的行政隶属关系确定化，在岳麓秦简、里耶秦简等出土文献中分别称“中县道”和“郡县道”。内史与郡构成秦王朝的两大政治地理单元，以律令为代表的制度规定中也将内史和郡并列，如“内史、郡二千石官共令”等便是明证。郡的长官实行三府分立，郡太守、郡尉、郡监各自开府治事，权力上形成一定的牵制关系。

里耶秦简8—657记载将“琅邪尉徙治即默”相关行政调整告各官署悉知的文书行政过程：

亥朔辛丑，琅邪叚（假）【守】

敢告内史、属邦、郡守主：琅邪尉徙治即【默】

琅邪守四百卅四里，卒可令县官有辟、吏卒衣用及卒有物故当辟征遝

告琅邪尉，毋告琅邪守。告琅邪守固留费，且辄却论吏当坐者。它如律令。敢    

一书。·以苍梧尉印行事。/六月乙未，洞庭守礼谓县啬夫听书从事

军吏在县界中者各告之。新武陵别四道，以次传。别书写上洞庭（8—657）

尉。皆勿留。/葆手。

/骄手。/八月甲戌，迁陵守丞膻之敢告尉官主：以律令从事。传别【书】贰春，下卒长奢官。/手。/丙子旦食走印行。 

 【月庚】午水下五刻，士五（伍）宕渠道平邑疵以来。/朝半。洞 （8—657背）

由文书内容及历朔信息可知，该文书的时间大概是秦始皇二十八年，其中“琅邪叚（假）【守】 敢告内史、属邦、郡守主”的记载属于平行文书的行文格式，说明内史、属邦和诸郡的长官与琅邪假守均为二千石官。内史和郡由中央直辖，属邦亦如是。一般认为，属邦在战国秦时期是专门管理少数族群的机构，以“道”为基本范围。秦统一后少数族群区域和人口不断被纳入秦的行政统治中，但又并未广泛设“道”进行管理。属邦是与郡守、内史平级的中央职官，继续管辖全国范围内的少数民族事务，带有地方行政的属性。秦统一初期中央直辖的行政单元为内史和郡，但地方行政中也存在属邦的系统。而以大一统为基本目标，郡属县级道制政区逐步设立，秦代道的数目在20-30个。郡县一元化的同时，少数族群地区事务由中央部门属邦进行垂直行政管理的方式仍有保留。这一点与邑分属郡和宗正，都官分属郡和少府等机构如出一辙，在受到中央部门管辖的同时也受到地方政府节制，地方郡县系统与中央垂直行政系统并存。

“琅邪尉徙治即默”文书到达洞庭郡之后，洞庭太守礼要求各县啬夫依照文书执行，同时转告“都官军吏在县界中者”。文书到达迁陵县后，迁陵守丞转告尉官，由尉官传别书贰春乡，“下卒长奢官”。可见郡属行政机构的主体是县，与之平级的是都官和军吏。县有一定的地域，并下辖乡里，属于郡内民政系统；都官，在县域内负责中央特别经营的事务；军吏则是处理郡内军事事务的人员，为郡属军事系统。军事系统一以贯之，军吏与县、乡平行而置。“县—乡”行政系统、都官系统与军吏系统，这三种行政方式与《置吏律》中县、都官、十二郡的模式一脉相承，都是中央集权之下民政、都官和军事三轨行政系统并行的模式。秦统一后，都官隶属于中央的行政管理模式仍然存在，但随着郡和内史区划的形成，都官由于地理因素而在行政上受到郡的制约。郡府下达文件至各县，往往由都官所在的县平行传书到都官。都官既保留了原本直属中央的性质，又是郡属与县平级的机构，其与县的关系应是秦本土“中县道”与“中都官”关系的推衍。简言之，都官的分布具有地域性，分为京畿地区都官和郡内都官两类。秦国的都官与郡、内史并未形成明确的行政隶属关系，而秦代都官分为中都官和郡属都官，郡与都官和内史的行政统辖关系逐渐明确，都官兼具中央直辖机构和郡辖组织两方面的属性，虽然依托于郡、县，却属于郡县民政管理之外的另一套行政系统。故而一方面《置吏律》保留了地方“县、都官、郡”的结构，另一方面都官又被整合进“内史、属邦、郡守主”二千石组织之下。纵观秦汉地方行政，在地域单元为主的行政系统之外，一直存在着中央、高层垂直管理的行政系统，两者相辅相成，地方行政组织和人员活跃于民政、都官及军事行政系统中。

行政系统是秦代地方行政运作的基础，其中包括郡县民政系统和其他地方行政系统，各系统互相交织，共同建构起国家的行政网络。《汉书·百官公卿表》记县“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乡里与亭邮分属民政和治安邮驿系统已被充分揭示。实际上，县属乡级行政系统还有田部。《二年律令·田律》记“乡部主邑中道，田主田道”，由乡部啬夫主管城邑内的道路，而由田啬夫主管城外田地生产区域。里耶秦简也显示，民事上的爰书由乡啬夫制作，涉及田务的爰书由田啬夫制作，分别上行县廷。简8—1443+8—1455记：
卅二年六月乙巳朔壬申，都乡守武爰书：高里士五（伍）武自言以大奴幸、甘多，大婢言、言子益等，牝马一匹予子小男子产。典私占。初手。（8—1443+8—1455）

六月壬申，都乡守武敢言：上。敢言之。/初手。

六月壬申日，佐初以来。/欣发。初手。

本简是都乡守武上呈爰书与县廷的记录，内容为高里士伍武要求让渡奴婢和牲畜予其子的申请。简9—2344记：

卅三年六月庚子朔丁巳，[田]守武爰书：高里士伍吾武自言：谒垦草田六亩，武门外，能恒藉以为田，典缦占。（9—2344）

六月丁巳，田守武敢言之：上黔首豤（垦）草一牒。敢言之。/衔手。

【六】月丁巳日水十一刻刻下四，佐衔以来。/

 发。（9—2344背）

本简是田守武向县廷上呈爰书的记录，内容为黔首高里士伍吾武欲将开垦的六亩草田纳入名下田籍的申请。高里黔首武对于不同性质的事务向不同部门提出申请，说明至少在都乡，田务和乡部行政事务是分开的，里中百姓之上至少有乡和田两个行政系统存在。裘锡圭曾指出：“乡啬夫下面有乡佐、里典，田啬夫下面有部佐、田典，这是平行的两个系统。”县内分“部”的情形也有乡部、田部、亭部，乡、田、亭之间互不统属，各自直属县廷。乡域主要由邑里、田野和道路组成，对应乡啬夫、田啬夫、亭校长各自的管辖范围。县属各乡的行政长官为乡啬夫，乡佐、乡史辅佐行政，乡所辖之里每满三十户设里典一人，管辖里内事务。主管县内田务的长官为田啬夫，田佐、田史辅佐行政，设田典数人。县域划分为多个亭部，设校长进行治理，主管里、田内的治安交通等事务。亭部内设行政机构亭，亭之校长下有求盗辅助行政，又设有邮，属亭啬夫管辖。亭的治安行政区划与乡的民事行政区划关联但不一定重合。大体说来，邑里、田野、道路等景观存在地理空间和行政管理上的分野，里、田、邮是国家行政的末端组织，里典、田典、邮人各自在乡域内参与行政，其上县廷属吏分别为乡部啬夫、田（部）啬夫和亭啬夫，形成乡、田、亭（或称校长某部）三种并行的县行政系统，由县令、丞、尉三长吏分管。值得注意的是，县下分设多个乡，可分为都乡和离乡两大类。县廷所在称都乡，都乡啬夫主管里邑事务，其他事务多由县属诸官啬夫直接管辖，如仓务、田务分别由仓啬夫和田啬夫主管，户口事务由乡啬夫主管；离乡仓、田等事务理论上应由诸官啬夫管理，但为方便实际上由离乡啬夫代管。

总之，战国时期的秦县直属于中央，此后逐渐由郡级地方行政机构统辖。但从出土文书来看，秦统一后亦保留了各县可直接与内史和它县文书往来的传统。可以说，县既在行政关系上隶属于郡，又有较大的自主性。在县一级，县与都官、军吏分别承担县域内不同系统的行政事务，县令之权受内史和郡制约的同时也被其他行政系统分割。在县内，乡部民政系统与田部田务系统、亭部治安交通系统分部行政。行政系统分立保证了权力制衡与专业治理的实现，不仅契合法家“明分职不得相逾越”的思想，也符合韦伯科层官僚制和“理性化”的理论。归根结底，秦代县行政在地方上下各层面存在双轨乃至多轨的治理方式，其背后的分权制衡法则既出于实际政治、文化和地理上的分野，更是总体保证大一统中央集权意识的体现。

三、解剖秦县：秦县的组织社会学考察

县具有综合性，内部组织结构多元且处于变动之中。以县作为相对独立的组织个体，不仅可以进行考古学的解剖，更可以对秦县政进行组织社会学上的解剖。在空间结构上，县是秦及汉初国家的基本组成单元；在地方行政上，也是行政运作的核心场域和中转站，在郡国与乡里间起着承上启下的纽带作用；同时，县行政模式在战国诸国体制向秦汉郡县体制的转轨中也起到承接作用。

县衙署遗址内的中心场域是县廷。通过文书行政发现秦及汉初官署机构与县廷之间存在一定的空间距离，各类官署机构或附郭于县城之内、县廷周边，或散布于县城之外，形成县之都官与离官的格局，构成县内“央地关系”的一种形式。以里耶秦简为核心史料，以秦代迁陵县为个案进行组织社会学解剖，可知秦王朝末端的行政运作主要体现在廷与曹、官的组织架构及其协调互动上。

秦县的组织架构可以概括为“廷…曹—官”结构。县“廷”为中枢机构，诸曹为廷中秘书部门，长吏中的县令、丞为权力中心，长吏与曹存在一定对应关系，如令曹或对应县令，尉曹对应县尉，簿曹或对应县丞。户曹、仓曹、司空曹、金布、狱曹、吏曹、覆曹、讂曹等曹亦对应专门事务，曹中工作人员主要是令史。廷外诸官为执行部门，由官啬夫执掌，迁陵县主要有田、三乡官、仓、司空、少内、库、田官、畜官十个官啬夫，负责县内户口土地登记管理、粮食出入、工程事务等民政事务的执行。校长、发弩、髳长等不属于官啬夫，与士吏同属军事系统。各县情况不尽相同，但基本框架如是。机构之间事务交叠，人事往来互动，曹与官在事务上形成一定对应关系，内外官事文书在曹初步处理后由县廷进行决策，官啬夫之间的沟通多需要通过文书在县廷进行中转，县廷处于绝对中心的枢纽地位，由此形成了相对严格的官僚科层制和理性行政模式，秦县的科层化、文书行政、专业分工等特征，契合组织社会学中韦伯所提出的科层官僚制理论。

仲山茂曾根据睡虎地秦简的记载，指出县的官署可区分为官啬夫所署的“官”与令史所署的“县廷”，这与里耶秦简所见迁陵县的行政结构如出一辙。睡虎地秦律中的行政结构当具有普遍性，且其年代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那么“廷…曹—官”的行政结构毋庸置疑是秦县的标准结构，在秦统一后推广到迁陵等新地。尤为值得关注的是，秦代“廷…曹—官”的县行政结构，与传世史籍所记代表东汉时期情况的“廷—曹”结构不太一样。据严耕望的研究，可以职分标准将汉代县道掾史分为“纲纪”“门下”“列曹”和“监察”四类。在东汉县行政结构中，曹是行政的主体机构，诸官已隐退出县行政系统。里耶秦简的出现，使秦县行政机构官曹二分格局及其在汉中后期的变化逐渐成为学界共识，但是其中转变的时间节点和原因仍有待考究。

概而言之，秦汉县行政结构的转变主要是“官”的退出和“曹”权力的扩张，各有其演变脉络。秦迁陵县包括乡啬夫在内的诸官啬夫的禄秩等级均为有秩，秩级在百廿石以上；而新近公布的虎溪山汉简《计簿》显示汉文帝后元元年（前163）之时，县属乡官啬夫秩级已经普遍下降，有秩啬夫减少，诸乡和官啬夫多为“斗食啬夫”，如：

都乡斗食……人

庑乡斗食啬 

亭八，求盗卅人 

 武春乡斗食啬夫一人，佐二人 

郪乡斗食啬夫  人 

 尉史三人

少内兼库斗食啬夫一人，佐二人

 唯  斗食啬夫一人，佐一人（109+99）

 啬  （114）

结合张家山汉简《秩律》以及睡虎地汉简等其他文帝时期的简牍资料，基本可以框定这一转变发生于文帝时期。也就是说，汉文帝时期诸官虽然仍旧存在，但开始出现县级秩等向下延伸的趋势，其背后原因是在中央集权的大背景下，县廷需要以集权的方式确立对廷外诸官的政治强势。在俸禄官僚制业已成熟的秦汉，秩级下降为“斗食”可以说是“官啬夫”退出官僚系统和“官”分离出县行政组织的开始，地方社会面貌和地方治理方式亦随之转型。作为诸官的乡啬夫，秩级下降的同时，其职能最终被县廷差遣的掾史取代。换句话说，不论是都乡内由诸官管辖的事务，还是离乡内代管诸官的事务，均由代表县廷权力扩张的掾史接管。有所变化的是，乡在西汉后期逐渐地方政区化，体现在籍贯书法上，则是东汉之后乡开始见于籍贯记录中，乡啬夫的秩级或在此过程中回归到有秩序列。

令史是应该予以充分关注的一类官吏群体。它是秦县庞大秘书部门“曹”的组成人员，在整个组织结构中起着桥梁的作用，是县行政中不可或缺的存在，也成为秦汉地方行政中心转移和结构转型的关键角色。令史具有值曹、监官、守官、上计等职能，它不仅是县令丞的书记官，也是县官行政过程中的监督人员，同时还时常由县廷指派到诸官代理主官行政，或外出徭使。里耶秦简9—450记载了一位令史向县廷的上书，令史“全能型官吏”形象一览无遗。

卅一年二月癸未朔己丑，启陵乡守尚敢言之：尚部启陵乡官及邑中，乡行官事，稟吏卒、徒隶及日食者，毋监令史。谒遣令史监，毋留当稟者。谒报，署主廥发。敢言之。 （9—450）

二月癸未朔【辛卯】，迁陵丞昌却之，令乡蜀（独）【行】 

/气手。/二月辛卯水十一刻刻下七，守府快行启陵乡。二月辛卯旦，史气以来。/气发。冣手。（9—450背）

秦始皇三十一年二月七日，启陵乡的代理啬夫尚向县廷报告，提出自己作为主官负责启陵乡官署并管理启陵乡邑中，职责所在需要处理乡所承担的稟食任务，但是没有令史对稟食进行监督，应尽快派遣令史前来监督，以免耽误稟食；报告到县廷后被迁陵县丞昌驳回，命令尚独自处理此事。尚本身是作为令史的身份代理启陵乡啬夫一职的，现在既要作为乡啬夫打理乡务进行稟食，还得在稟食过程中作为令史进行监督，而这种身兼二职的行为居然得到了迁陵县丞昌的许可。令史位置之重要、职权之广泛，尤其是秦代令史守官制度的设计和常态化运行，使令史在秘书部门和执行部门中来回切换角色，在廷、曹、官各部门的沟通与行政中进行广泛参与和深度实践，“全能型官吏”令史或许是“曹”在现实层面取代“官”作为县务执行部门的重要原因。实际上，县行政结构的变化与东汉时期郡县内曹外官化的完成，以及中央内朝尚书等机构外朝化的趋势不尽相同，总体上也是各级权力集中于廷、中央集权的反映，推动着公卿制向省部制的转型。同时，从秦县的“廷…曹—官”到东汉时期“廷—曹”的转变也是地方行政中心由县向郡转移的一个侧面，郡县关系最终确立，县行政模式与郡相似。就县而言，令史作为县廷长官令、长的秘书，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

麻雀虽小，肝胆俱全。秦迁陵县组织结构严密，各类机构、官职设置颇有十羊九牧的格局，科层化行政特征显著。但是里耶秦简中名为《迁陵吏志》的统计文书在展示秦县吏员编制的同时，也暴露了秦县职位缺员和官吏大量外出徭使的问题，可供观察秦县常态化行政的问题。《迁陵吏志》记载：
迁陵吏志：
吏员百三人。
令史廿八人，【其十】人徭使，【今见】十八人。
官啬夫十人。其二人缺，三人徭使，今见五人。
校长六人，其四人缺，今见二人。
官佐五十三人，其七人缺，廿二人徭使，今见廿四人。
牢监一人。
长吏三人，其二人缺，今见一人。
凡见吏五十一人。（9—633）

这是目前所见最早的记录帝制时期县级政府官吏编制及在岗情况的实物资料。8—1137也记：吏凡百四人，缺卅五人。·今见五十人。综合来看，秦迁陵县的官吏编制略超100人，这与尹湾汉简《东海郡吏员簿》记载的西汉后期东海郡吏员编制数最多的三个县相近，其中海西县107人、下邳县107人、郯县95人；再加上迁陵县的长官称令，汉代“大县称令，小县称长”，秦代的迁陵似乎为一大县。但是，就迁陵县的地理位置和152—191的户数而言，又与岳麓秦律令中“县盈万户以上为大，不盈万曰小”的户口标准有很大的距离。看来秦、汉县令长的设置是存在差异的，而县令丞的分化或与前述有秩啬夫和斗食啬夫分化的背景有关。再具体看，县属官吏被分为6类：令史、官啬夫、校长、官佐、牢监、长吏；统计事项有4种：员额、缺、徭使、见吏。重点在于记录县内在编在岗官吏情况，体现出很强的实用性。迁陵县编制数的庞大与佐、史的大量设置有关，吏员编制中以官佐和令史最多，分别占到总编制数的51.5%和27.2%。令史、官佐不仅在岗者多，共42人，占总在岗者数的82.4%；外出参与徭使者也同样最多，共32人，占总徭使数的91.4%，占总在职者数的38.9%。可见秦代迁陵县内外事务的处理都须依靠官佐、令史，这一点在里耶秦简所反映的迁陵县实际的行政运作中更是常见。令史人多无缺，也进一步突出了秦代县行政对令史的依赖性。

表1 秦迁陵县与汉海西县、下邳县和郯县吏员设置情况对比

组织社会学中新制度主义学派主张制度包括法规政策等正式制度，也包括惯例、习俗、文化认知等非正式制度。周雪光指出，环境的变化会对制度的稳定性和灵活性产生很大的张力和冲击，这为非正式制度在国家治理中预留了位置；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存在同方向上的强化、转化与替代关系和不同方向的抵触关系。这与上文所言封建制和郡县制的竞合关系十分相似。吏员的编制可以视为县机构设置的“经制”，即正式制度；但由于统一战争推进及对新地管理的需要，基层衙署人员流动和损失较大、补充又不足，导致存在严重的“吏缺”和“吏徭使”现象，客观上形成了守、假、行、兼等代理方式作为权变、零活的人员配置方式。这种非正式制度在战时又逐渐转化为正式制度的一部分，其治理逻辑在于强化人事的流动性来化解吏员的缺失，通过大量设置守官和各类官职人员的高频调动来努力维护整个官吏体系的短期有效运行。可以说，守官制度是保证秦代迁陵县官吏体系稳定运转的重要支撑。秦代迁陵县置“守”较为普遍，从县丞到十官啬夫，几乎所有重要的官职都设有守官，在本职官吏出缺或外出等特殊情况下，由守官代其处理政务，以保证此职乃至整个系统的正常运作。长吏有缺或外出办事需要代理，这也是经常看到“迁陵守丞”代表县廷发文和接收文书的原因。令史守官的例子大量存在，从制度设计来看，佐、史需要进入县廷担任令佐或令史之后才能守官啬夫，令史在守官制度中的重要性亦决定了其能在县行政结构转型中扮演关键角色。假官和兼官的代理情况也同时存在，作为日常官僚运行中补缺迁转的补充。可以看到，迁陵县官吏的专职化倾向还不明显，官吏在实际宦历中短暂辗转于各种不同的机构部门，以及令史类史职官吏承担文书、督查、执行等多项事务的情况，严重的吏缺催生了这些“全能型官吏”的出现，一定程度上维系了官僚体系的运转，尤其是秦在“新地”的县政运行。

即便“守官”进入了律令成为正式制度，但毕竟只是战时状态下的应急或日常的权宜之计，不宜长久或普遍化。由于秦从战时状态向常态治理转轨的环境变化，从根本上解决官吏大量缺失和不在岗问题成为当务之急，也就是陆贾所言“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对临时法则的依赖反而会阻碍制度的成长。也就是说，秦王朝虽有严格的律令规定、严密的文书程式、严整的行政结构，但是县行政模式在从王国到王朝、从战时向常态的转变过程中亟需调适，简化并赋予一定的弹性。因为整个国家在商鞅变法之后确立了大政府的秦县行政模式，这种高行政成本、科层化的运行结构之下一旦出现缺环难免形成治理链条的断裂，以致影响整个行政系统的有效运转，对国家稳定带来不安定的因素。秦末起义后地方政府应对乏力的事实就是这一问题导致的结果。不过，更为根本的方法是，对秦大政府高行政成本的县政运行模式进行改革，裁撤机构、缩减人员，前述文帝时期大抵已经开始，至东汉时已完成秦汉县制的转型，形成小政府的汉县模式。

结 语

出土简牍所复原的秦代新地的县制，是西周以来分封制与郡县制互动下的产物，也是秦统一后推广商鞅新县制的结果。从秦国到秦代，从中县到新地普遍实行。就组织社会学而言，秦县组织机构众多但科层清晰、职权分工相对明确，吏员数量庞大但缺位离岗现象严重，属于不成熟的理性化行政。理性化的一面尤其体现在，整个国家的行政设计采取中央集权下“央地关系”的行政思路，以央统地、以都治离的运行模式，地方各级也一以贯之效仿了这种央地关系模式，既分区域、层级也分部门（类型）进行管理。县内“廷…曹”或可比拟县之“中央”，包括乡官在内的县属诸官则为“地方”，从秦到汉县行政结构的变化也是整体上中央集权强化的反映。

秦汉地方行政的架构和运作，除了郡县制影响着后世的政区演变外，县及以下基层行政的制度规范与运作模式，对后代的国家治理同样有着深远的影响。在秦汉县制转型的背景下，亦可从基层角度探索传统社会发展的内在机理，观察早期皇权如何下县，采取何种方式下县等问题。应该说，作为媒介的乡官啬夫的存在，保证了信息能够通过文书行政、交通网络、郡县乡里系统上传下达，皇权得以伸展至乡里。而县行政结构由“廷…曹—官”到“廷—曹”，县廷权力扩张，差遣掾史行事局面的出现，以及整个地方行政中心由县转移到郡的整体趋势，在制度上导致基层社会出现一定的权力空白，为西汉中后期以降豪族、门阀等地方社会势力兴起、乡里基层社会的发展预留了空间，古代社会“皇权不下县”的印象亦可借此寻找制度渊源。

转自《文史哲》2025年第6期

先秦礼仪在行进过程中常辅以一些配合仪式场合使用的言辞，这类言辞又被称作“礼辞”“饰礼文辞”。在周代礼仪活动中，礼辞的使用相当频繁，祭祀、婚丧、朝聘、宴饮、朝觐、田猎等仪式各有适用的礼辞。由于古礼的仪式实践要早于仪式书面文本的出现，礼辞的原初形态显然是以口头讲述的仪式语言。随后，在现实中实践已久的古礼在先秦至秦汉时期被先后记录成书面文本，部分口头礼辞也因之被转写成文本形态的书面礼辞。考虑到古礼成书是历经多人之手且漫长复杂的过程，仪式语言的文本记录不仅存在于性质、来源多样的古文献之中，内容也覆盖了多个社会阶层的礼仪实践。最有代表性的礼辞书面记录莫过于《仪礼》等礼书文献中的相关记载，因这类文献在历史上被视作“经”，它们既是古礼从实践向文本“迁移”的见证，其中记录的礼辞，又被认为代表了经典的言说风格。

可以认为，相当一部分先秦文献中所记载的礼辞，本质上来看，处在口语文学和书面文学交混阶段所留下的关于仪式语言的文本记录。因而在口头文学转为书面文本的过程中，这些散见于多种文献的礼辞记载，本身就是观察仪式语言如何在文本层面持续发展、演化的重要案例。

本文以婚礼亲迎礼环节所用的昏辞为研究对象，昏辞是先秦婚礼场合用于表达和维护世俗人际关系的礼辞，在婚礼的“亲迎”环节，昏辞的主要形态表现为家长训诫新妇的诫女辞。当礼辞讲述的环节被确立为仪式中必不可少的步骤，足以说明，亲迎礼在仪式上已具备了初步的规范结构。但如果深入到礼辞这一相对微观的层面去观察，就会发现，这些礼辞不论是文辞形式、语体风格，还是在表达礼义的言说结构上都远未定型。所以亲迎礼昏辞的案例或许正体现了：仪式语言曾有过一段规范化未及完备的中间形态，而这又是口语文学和书面文学曾一度存在交混的历史状态所决定的。

一 文献所见先秦婚礼亲迎礼用辞

昏辞最重要的相关记载见于《仪礼·士昏礼》，在《春秋谷梁传》《孟子》《说苑》中亦有对昏辞的直接征引、提及或记录。周代青铜媵器的铭文中也出现过近于昏辞内容的辞例，如出土于武功县任北村窖藏的媵器《胡叔胡姬簋》（集成4062—4067）铭文有“用享孝于其姑公”一句，同《说苑·修文篇》所录诸侯婚礼用辞中的“善事尔舅姑”颇为接近，它们很可能同属于诸侯级别贵族婚礼所习用的仪式语言，都表达着新娘父母（也即媵器制作者）对女儿婚姻生活的嘱咐与告诫。这种情形正体现出同一种仪式语言被分散保留于多种古文献的现象。

（一）《仪礼·士昏礼》附经之“记”

《仪礼·士昏礼》记录的是“士”一级的婚礼礼仪，昏辞就出现在《士昏礼》的“附经之记”中。贾公彦指出《仪礼》篇末“记”的功能在于“记经之不备”，近人沈文倬则在前人基础上另作补充，将记录仪式所用的“辞”归纳为《仪礼》附经之记的主要内容之一。近年发表的《清华简·公食大夫礼》则表明，“附经之记”是编纂《仪礼》时不便整合进正文的内容。纵观《仪礼·士昏礼》一篇对古代婚礼仪式的记录，周人举行婚礼总夹杂着礼物的赠送与言辞上的应答往来，举行婚礼的双方宗族通过礼物和言语展开多次接触，使婚姻关系在宗族间频繁往来的状态下得以缔结。

古代婚礼需要用到与多个仪节相配合的昏辞内容，曹元弼先生在《礼经学》中对此概括甚详：

自“昏辞曰”以下，记昏礼之辞。先纳采辞，次问名辞，次醴宾辞，次纳吉辞，次纳征辞，次请期辞，次使者反命辞，次父醮子辞，次亲迎至门告摈者辞，次父母送女戒命辞，次姆辞，壻授绥辞。凡十一节。

依据所置身的社交场合及社会功能可以把昏辞分为两类：一种主要见于“亲迎”环节之前，以及最后一段“若不亲迎，则妇入三月，然后婿见”情况下所使用的“婿授绥辞”，主要记录了“六礼”行进过程中的宗族间对话，这类礼辞在言语上遵循着相似的主客问答模式；另一种则是在“亲迎礼”环节出现的昏辞，亲迎礼中只记录了家庭成员之间交流，明确表现为家族长辈对晚辈讲述的诫命辞。《仪礼》中记录的亲迎礼用辞相当古雅：

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毋违命！”

母施衿结帨，曰：“勉之敬之，夙夜无违宫事！”

庶母及门内，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听，宗尔父母之言。夙夜无愆，视诸衿鞶！”

婿授绥，姆辞曰：“未教，不足与为礼也。”

这段昏辞的突出特点在于，其语体同《诗经》及金文中的仪式语言表达非常近似。好比说，《诗经·周颂·闵予小子》中“维予小子，夙夜敬止”一句，与此处昏辞中出现的“戒之敬之”“勉之敬之”等语句，很可能就出自同源的仪式语言，可上溯至西周时期逐渐形成的礼仪语言传统。这种语言风格成功塑造出宗族内部训诫晚辈的肃穆气氛，又使仪式中的言语活动沾染了指向传统的时间纵深感。

（二）《孟子》对昏辞的征引

《孟子》中关于婚礼亲迎部分的礼辞记载同为“士礼”却与《仪礼》存在明显差异：

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仔细审读这段征引昏辞的内容，不难注意到，《孟子》突出的是婚礼与冠礼在礼辞使用与表达上的反差。在《孟子》叙述的仪式框架中，冠、婚这两种在个人生命不同阶段举行的重要典礼，应当分别由行礼者的父亲和母亲来主导，因而《孟子》引述昏辞时便带有鲜明的性别指向，更关注援引礼辞来论证女性在周礼规范下所应具备的品德，也即所谓“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

《孟子》引用昏辞的段落出自一段对话，这段对话始于景春对公孙衍和张仪的称许，而孟子却通过引述冠礼与婚礼的仪式内容，驳斥了景春良莠不辨、颠倒是非的看法，从而认为，正如“妾妇之道”可以通过婚礼中的昏辞得到揭示，士大夫的“道”就集中体现在一个人能否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于是这段话还回应了“道”和“礼”的关系，孟子言论的基本观点是，每个人所应当遵从的“道”都需要合乎“礼”所划定的规范和要求。

（三）《春秋谷梁传》引述诸侯昏辞

《春秋谷梁传》（下文作《谷梁传》）中引述的昏辞在言说结构上很接近《仪礼》的记载，但《谷梁传》却记录的是诸侯一级婚礼的礼辞：

公子翚如齐逆女。逆女、亲者也，使大夫非正也。

九月，齐侯送姜氏于。礼：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门，诸母兄弟不出阙门。父戒之曰：“谨慎从尔舅之言。”母戒之曰：“谨慎从尔姑之言！”诸母般申之曰：“谨慎从尔父母之言！”送女逾竟，非礼也。公会齐侯于讙。无讥乎？曰：为礼也。齐侯来也，公之逆而会之，可也。

夫人姜氏至自齐，其不言翚之以来，何也？公亲受之于齐侯也。子贡曰：冕而亲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继万世之后，何谓已重乎？

《谷梁传》征引昏辞是为了述礼，目的是对“齐侯送姜氏于”一事进行批评，然而此处很难判定，《谷梁传》所引述的“礼”，究竟是实践中的礼仪规范，还是直接引自成文的礼书。值得注意的是，《谷梁传》与《仪礼》看起来传达了相同的仪式结构，特别是关乎仪式中的礼辞言说方式，两个文本都描述了由多位新娘家庭的长辈依次发言的情形。但与此同时，《谷梁传》却缺乏《仪礼》中那种文雅古奥的语感，反而将这类诫命辞简化为了“谨慎某某之言”的单一表达形式。

考虑到《谷梁传》的记载更关注仪式活动的整体描述，“述礼”是为了判别现实中存在的“非礼”现象，礼辞的言说就此对应于婚礼所要求的行礼准则。回到文本来看此处引述的昏辞，之所以强调新娘家长要依次讲述礼辞，不过是为“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门，诸母兄弟不出阙门”这一仪式规范作补充说明。因为“礼”对于婚礼中新娘家长应当如何“送女”有着严格规定，《谷梁传》所述之礼正是通过把言语活动处理成整体仪式规范的一部分，才能理据充分地批评齐侯“送女逾竟”一事为“非礼”。

（四）《说苑·修文篇》所见诸侯婚礼

《说苑·修文篇》中对昏辞的记录承接着《公羊传》庄公二十四年传文“夏，公如齐逆女。何以书？亲迎礼也”一句展开。《说苑校证》的校理者认为这一段“当出佚礼”。也有其他学者对照《礼记》和《仪礼》中的相关内容，指出《说苑》关于“履女”的记载可能反映的是西汉婚俗。不过，结合《仪礼》所载“无大夫冠礼而有其昏礼”一句来看，《说苑·修文篇》这段包含诸侯婚礼仪式的记录，很可能是用“佚礼”中的相关记载来阐释《春秋》的经文：

夏，公如齐逆女。

何以书？亲迎，礼也。

其礼奈何？

曰：诸侯以屦二两加琮，大夫、〔士〕、庶人以屦二两加束修二。曰：“某国寡小君，使寡人奉不珍之琮，不珍之屦，礼夫人贞女。”

夫人曰：“有幽室数辱之产，未谕于傅母之教，得承执衣裳之事，敢不敬拜祝。”

祝答拜。夫人受琮，取一两屦以履女，正笄，衣裳，而命之曰：“往矣，善事尔舅姑，以顺为宫室，无二尔心，无敢回也。”

女拜，乃亲引其手，授夫乎户。夫引手出户，夫行，女从，拜辞父于堂，拜诸母于大门。夫先升舆执辔，女乃升舆，毂三转，然后夫下，先行。

这段记载更像是对亲迎礼核心仪式环节的简省记录，其中既包含了礼物的交接，也伴随着言辞间的往来。因而不同于《仪礼》把仪式和言语分开记述，《说苑》中的昏辞是夹杂于仪式的说明文字中被一同记录的。另外，不同阶层婚礼仪式层面的差异也始终存在，例如诸侯礼所用礼物的隆盛程度明显要高于士礼。《说苑》记载的诫女辞中有一句“无二尔心，无敢回也”，可能也是专属于高等贵族婚礼的礼辞内容，毕竟对于诸侯阶层而言，已婚贵族妇女“大归”是件不怎么体面的事。

二 文本差异、言说结构与意义模式

上述文献基于不同著述意图均记录下了婚礼亲迎仪式中的言语部分。有的文献专注于描述整场仪式，并在记录或引述仪式时提及了言辞的内容；有的则片段截取了仪式中的礼辞部分，作为满足议论或叙事目的的引证。比较明确的是，围绕亲迎礼中的“送女”环节，文献记载的言辞内容大体一致，它们都表现为由女家长辈讲述的一段告诫新妇恭顺听从夫家舅姑的言辞。这意味着，礼辞的讲述正是先秦亲迎礼中必不可少的仪式要素与步骤。与这一事实构成对照的是，不同古文献所记录下的礼辞仍表现出许多微观层面的差异。此处且将文献中观察到的礼辞差异做一归纳。

（一）仪文之别：部分记载仅见母诫女辞

前述多种记载了昏辞的古文献中，《孟子》《说苑》仅出现了母诫女辞，相比之下，《仪礼》和《谷梁传》则还保留了“父送女辞”及“庶母（诸母）辞”。这一点甚至在《说苑》的记载中还显得颇有戏剧性，因为仪式全程只能听到夫人与使者的言说，与此同时新娘家族的其他长辈也被要求出席，可这种“在场”却仅通过仪式行为得到揭示：“拜辞父于堂，拜诸母于大门。”于是在《说苑》的记载中，“父”“诸母”这些在其他文献里必须依次发言的长辈，就成了在仪式中沉默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事实上《孟子》与《说苑》的记载很可能透露了先秦婚礼仪式中非常关键的一点，那就是在亲迎礼环节中，相较之女方的父亲，最为关键的人物很可能是女子的母亲。这一认知在《孟子》引述昏辞时体现得尤为明确，因为《孟子》有意将冠礼与婚礼的仪式规范，延伸阐释为男性与女性的品格尺度。此外，这一仪式细节还可通过《诗经·东山》一篇得到印证。在解释《东山》诗中的“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一句时，《正义》云：“诗云‘亲结其缡’，谓母送女重结其所系，着以申戒之。说者以袆为帨巾，失之也。母诫女礼，施衿结帨。”特为强调的也是母亲在仪式中的任务与职责。

或许在先秦的婚礼实践中，确实存在过两种讲述亲迎礼昏辞的方式。一种要求新娘的长辈依次讲述训诫女性的言辞，另一种则将礼辞讲述的任务完全交由新娘母亲来承担。所以礼辞应当“由谁言说”就成了此处的关键问题。礼辞的具体言说方式存在着的结构性差异，或许还代表了对亲迎礼仪式的不同理解。也就是说，“礼辞由谁言说”绝不只是仪式层面的差异，这种差异很可能反映着特定礼义如何经由仪式得到表达的问题。

（二）语体差异：昏辞的多元语体表达

《谷梁传》和《说苑》记载的诸侯婚礼段落同为对《春秋》的延伸解释，两种文献所录仪文不同，两处礼辞的语体也存在差异。《谷梁传》所录礼辞皆为“谨慎从某某之言”的重复句式，看起来同日常语言没有太大区别；而《说苑》中由诸侯夫人讲述的礼辞则要雅驯得多，更接近于《左传》中常见的贵族交际语的基本风格。礼辞语体最为独特的仍要数《仪礼》，《仪礼》所录“士”一级的昏辞则近乎诗体，对比《士昏礼》其他仪式环节里的礼辞，显然亲迎礼的用辞相当有意地凸显着日常语言和仪式语言的反差。

这或许表明，当这批古文献陆续成书时，昏辞尚未在言说方式与言辞语体的层面实现统一的规范性。礼辞之所以存在这种差异，很可能一方面因为文献保留了礼辞在实践中的多元口语特征，另一方面也不排除部分礼辞文本在成书时经历了书面的语言修饬。这导致，即便有些礼辞在文献中看起来近乎日常口语，有些却已经表现为带有身份指向的、与日常语言差异甚大的礼仪用语，但这些礼辞所表达的基本语义却又是共通的。因而不管是仪文还是语体的差异，均反映出这一阶段礼辞规范性尚不完备的状况。把此处观察到的昏辞记载差异，放置到先秦时期礼辞发展的历史脉络中来审视，便可以想见，通过规律而重复的仪式实践，固然可以初步将长辈训诫女儿的仪式环节确立为亲迎礼的必要步骤，但直到这类礼辞陆续成书的历史时刻，人们还未在文辞形式与言说方式上，将这段诫女辞统合成规范且标准的一类礼辞形态。

（三）阶层秩序：昏辞中的“言”与“事”

昏辞无疑体现着行礼阶层的差异，这一点首先体现在礼辞所遵循的用语惯例。除了词汇、用语等语言层面的惯例，不同阶层生活方式的差异也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礼辞的内容表达。如前所述，诸侯阶层贵族在亲迎礼用辞中会特别强调“无敢回也”，是因为诸侯的婚姻中止通常影响到两国间政治。转而看到古代出妻所用礼辞也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礼辞同样反映出阶层对婚姻的理解差异。《礼记·杂记》记录了两段与出妻相关的礼辞，一段用于“诸侯出夫人”时，另一段是“妻出，夫使人致之”的用辞。这两段话的记载使“从诸侯下至卿大夫士，离弃妻子都有礼可循”，简单对比这两段出妻用辞，就会发现，当不同阶层均诉说着“引咎自责”的相近语义时，礼辞中最明确的分别仍旧关于“言”和“事”两个部分，也就是仪式语言中的特定用语惯例，以及涉及阶层生活方式存在差异的内容。对于诸侯一级的贵族来说，他们的婚姻通常是政治色彩浓厚的国家间联姻。这就决定了和这些人有关的礼辞总会不厌其烦地多次谈及“社稷、宗庙”。这种与阶层身份相关的礼辞言说风格，同样见于记录诸侯联姻关系的青铜媵器铭文，例如标志着春秋时期晋、楚联姻的《晋公盆》铭文（《集成》10342），大部分篇幅都在歌颂新妇所在的晋国公族。但这种着眼于家族、祖先之类的礼辞内容，到了更低的阶层就只是表述为“不能从而共粢盛”。

礼辞所用之“言”与其所述之“事”，都相当鲜明地指向了社会阶层的秩序。从“言”的角度看，春秋时期就已经出现了专属于特定阶层的语词规范，说明以阶层为界的礼仪用语规范正在形成。相比之下，礼辞所述之“事”会更复杂一些。不仅因为阶层间的不同生活方式，有可能影响人们看待和理解婚姻的基本态度。更重要的是，在受到政治影响的贵族婚礼场合，很可能不那么依赖于规范化的礼辞套语。还是以《晋公盆》铭文为例，在铭文最后致以祝福的部分却特别提醒新娘，在担负起楚国宗妇职责的同时也要“晋邦隹翰”，期待女性在出嫁后仍不忘维护自己的母国。这种婚姻礼辞的表达同传世文献有着很大差距。这种看似介乎出土和传世文献的差别，同样可以理解为礼辞规范性不够完备的写照。

因而从整体上看，礼辞规范性的获得应当滞后于仪式基本要素的确立与整体结构的定型。而且礼辞的文献差异通常出现在礼辞文本的“外部”：首先，亲迎礼礼辞的仪文和语体两方面都表现出不可忽视的差异性。即便仪式从结构上确立了这一环节必须由长辈讲述诫女辞，但在婚礼实践中，很可能存在两种关于“礼辞由谁言说”的仪式版本。而文献中所呈现的多元语体，有些特别具有口语色彩，有些则格外文采斐然，这也是由于这批礼辞文本诞生于口语文学和书面文学发生交混的历史阶段。其次，阶层差异对礼辞表达也有一定影响，一方面适合于不同阶层的规范用语惯例正在形成，但另一方面高等贵族婚礼的实践较少受制于礼辞表达的规范，他们更倾向于去制作一种既迎合政治关系、又符合贵族语言惯例的“因地制宜”的辞例。最后，因为仪式中的言语部分通常直接承担了表情达意的仪式功能，所以前述的各种关于仪文、语体和阶层的礼辞差异，既关乎修辞也关乎言说结构的实现，都会整体性地影响到仪式意义如何经由言语部分来呈现。

三 口语和文本交混状态下的规范礼辞

古礼仪式的成书时间大约集中在春秋到战国时期。最初成文的仪式文本通常都是特定阶层的“礼”，一开始以单篇的文本形式被记录和流传。如《礼记·杂记下》中记录了“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的成书过程，明确说明此处成书的是“士丧礼”；《国语·楚语》中也提到了名为“祭典”的礼书文本。前文论及《士冠礼》“附经之记”中记载“无大夫冠礼而有其昏礼”，说明在编纂《仪礼》时可能已出现了记载大夫昏礼的礼书。这些单篇流传的礼书文本，随即就同其他经由口耳相传的礼仪惯例一起，共同充当起古人关于“典范礼仪”的知识来源。

婚礼在这一时期也经历了由“实践仪式”而至“仪式文本”的转向，在这一过程中，作为婚礼中的言语内容，原本用口语讲述的昏辞就被书写成文本形式的礼辞。然而文本和实践是截然不同的“场域”。对仪式而言，“文本化”最重要的影响或许在于，文本能够使仪式从实践的“强制性重复中解放出来”，从而将一切仪式变成了仅通过语言就能去理解与阐释的对象。当仪式的社会传播与接受，开始依托于文献的传抄和阅读来实现，那么仪式（包括其内部各个环节及要素）的发展与演化，也就不再必然受制于实践层面的操演与实行，而只需通过文本的修订、改写、传播和解释，便足以影响到仪式的方方面面。

从这一视角出发回看亲迎礼辞，如前所述，礼辞记载的多层次差异表明礼辞的规范化要滞后于仪式整体结构的定型。这或许是因为，这些礼辞的文本记载本质上是口语文学和书面文学存在交混状态下的记录。原先单纯作为口语文学出现的礼辞一旦被书写为文本，部分口语特征仍会被文字记录所保留，但文本层面的修订与改写也会随即发生。

正是在口语性和文本性的“拉锯”中，“规范化”始终是礼辞在文本层面持续发展和演化的主要向度，目的则是为了缔造一种被社会广泛认可并接受的通行仪式语言。但婚礼终究不同于祭礼，昏辞作为一种世俗礼辞主要用于沟通宗族关系，也就拥有了更多现实的不确定性。因此文本很可能在塑造世俗礼辞规范的过程中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但与此同时，口语和文本共存交混的历史语言状况，则又决定了昏辞这类世俗仪式语言，所能实现的始终只是“留有限度”的语言规范。

（一）制造规范和意义的文本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古礼仪式同时存在着实践和文本两种形态，礼辞亦因之处在口语和文本的互渗、交混状态中。当一部分仪式被著录为书面文本时，仪式实践仍主要存储于人类的集体记忆中，以口传和操演的方式进行传播与传承。在这种情形下，书面文本仍决定性地推动了礼辞实现规范化。这是因为，口头文学“同态化”（homeostatic）的特征，会使一切不具有当代意义的元素与内容迅速在口头文学中被遗忘或改变，相比口语这种因地制宜、随时而变的特点，唯有通过书面文本的书写与传播，才能将口头言辞在语言形式、结构功能甚至言语意义层面加以规范和定型。

基于书面文本与书写文化的基本特性，口头礼辞的“文本化”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参与建构了礼辞的规范性甚至是典范性：一方面，书面文本让不同源流、不同版本的仪式在文本层面实现“对齐”，进一步削弱了实践中伴随“因事制礼”所呈现出来的灵活性，而为仪式赋予了更为确定和永久的形式。这样，古礼才能逐渐演变为一套适用于多数人去施行的相对固定的仪式规范；另一方面，书面文本也永久地改变了仪式所能实现的意义模式。如果说，实践中的仪式曾被赋予过各种适合当下时刻的仪式意义，那么在以文本为传播载体的阶段，不仅仪式意义必须经由各类文本记载不断得到充实和延展，通过仪式要素（包括仪式中的言语活动）所阐发的礼义也一定更为抽象而普遍，同时还能将关于仪式内容的记载，同其他文献中关于礼义的论说联系起来。

昏辞记载最为突出的差异主要出现在“礼辞由谁言说”的言说结构层面。正是在《仪礼》和《谷梁传》的记载中，很可能围绕亲迎礼中的礼辞言说方式，搭建了一种不同于其他文献的意义模式。在这两个仪式文本中，亲迎礼环节要求女方家族长辈依次“诫女”，由此建构了一种言说内容与言说者身份之间的微妙呼应：当父亲告诫女儿听从“尔舅”之言，母亲告诫女儿要谨慎听从“尔姑”之言，庶母则仅希望女儿婚后能“忆父母之言”。这显然是基于不同“言说者”的家庭身份，在仪式中特地“言及”联姻家庭中与自身身份构成对等关系的人。当新娘母亲在礼辞中明确提到了“姑”（即今日所谓“婆婆”），言说者在此情境中的情感态度，就必须建立在身为“母亲”的身份基础之上，这样才能去体谅和关照另一家族中的“母亲”的感受。这种言语所寄托的情感指向，在其他言说者那里也是一样的。

如此则意味着要在婚礼双方家族成员之间，搭建一种基于相同家庭身份的对等关系。这很容易联想起传统的“两姓之好”之说，这一观点将“婚姻”定义成由两个不同族姓家族因联姻结成的亲属关系，于是亲迎礼昏辞所表达出来的家族成员的对等关系，正与“两姓之好”这一定义对婚姻家庭属性的强调相一致。可是围绕仪式语言塑造出来的仪式意义很可能是后起的，因为在《仪礼》和《谷梁传》所看到的对发言人仪式身份的关注，并不见于《孟子》和《说苑》的礼辞记叙之中。所以即便礼辞可能只是仪式中具体而微观的部分，但礼辞如何被讲述以及以什么方式被讲述等言说结构层面的细节，不仅折射出理解婚礼的不同视角和观点，更重要的是，这个需要言说礼辞的仪式场合，就这样被赋予了规定和协调参与者情感态度的功能。

因而对于礼辞言说结构的处理，恰恰为仪式塑造了一种“礼以合义”的意义模式。在《仪礼》和《谷梁传》所记载的亲迎礼当中，礼辞的言说方式同整场婚礼的核心意义是同构的，这种意义模式或许终究需要通过书面文本才能贯彻与实现。于是文本就此“制造”了与口语时代截然不同的礼辞规范，文字书写不仅推动礼辞成为一种形式规整、内容确定且涵义深刻的典范言辞，在文本层面实现仪式内容的“对齐”，文本的撰写和传抄也一定会伴随着礼义层面的建构或重构，使人类言语活动更有深度地“内嵌”于仪式的整体架构之中。

（二）规范礼辞的施用限度

“礼”在古代通常意味着典范的行为标准，也是衡量个体行为是否得体的基本尺度。在前述多种礼辞文献中，《孟子》征引昏辞时以“子未学礼乎”发语，是将“礼”看成评论个体道德品行的标准；《谷梁传》引述亲迎礼也是为了用“述礼”阐释规范，来批评现实中普遍存在着的失礼或失范现象。至少在这两个文本中，明显体现着一种关于“规范仪式”的认知，并且这种规范仪式在事实上还可以起到指导现实实践的文化功能。仪式在春秋到战国时期陆续被书写成文本，正与“规范仪式”观念日益凸显的历史事实互为表里。这种观念的形成自然影响到了礼辞。礼辞在语言形式和语体风格上持续趋于规范化，甚至构造并强化一种与整体礼义相符的礼辞言说结构，本身就是规范仪式落实到语言细节的表现。但在先秦时期，世俗礼辞的规范性始终处在不及完备的状态，这是因为，这一时期礼辞的口头实践始终都很重要。

《左传》中与诸侯婚礼有关的用辞记载正可以用来说明，仪式语言之所以必须呈现为规范未及完备的形态，既受制于仪式语言载体发生转变的文化背景，也和当时贵族行礼的现实语境有关。《左传》昭公三年传文记录了齐国向晋国“请继室”的详细过程，其中就包含了大量言辞：

齐侯使晏婴请继室于晋，曰：“寡君使婴曰：‘寡人愿事君朝夕不倦，将奉质币以无失时，则国家多难，是以不获。不腆先君之适以备内官，焜耀寡人之望，则又无禄，早世陨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顾齐国，辱收寡人，徼福于大公、丁公，照临敝邑，镇抚其社稷，则犹有先君之适及遗姑姊妹若而人。君若不弃敝邑，而辱使董振择之，以备嫔嫱，寡人之望也。’”

韩宣子使叔向对曰：“寡君之愿也。寡君不能独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俪，在缞绖之中，是以未敢请。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顾敝邑，抚有晋国，赐之内主，岂惟寡君，举群臣实受其贶，其自唐叔以下实宠嘉之。”

从内容来看，这两段话也很典型地表现为规范套语与即时应对之辞的结合。在《左传》中明显存在着一套规范仪式语言系统，这种规范语很可能有书面的典章记载作为支撑。如“先君之适及遗姑姊妹若而人”一句，同《左传》襄公十二年传所录诸侯应答天子求后的“夫妇所生若而人，妾妇之子若而人”“先守某公之遗女若而人”等应对之辞非常近似，更证明了这是诸侯以上贵族谈婚论嫁时的礼仪套语。与此同时，《左传》昭公三年传所记录下的这段礼辞，还有不少地方符合聘辞的用语规范，例如“君若不忘先君之好”“照临敝邑，镇抚其社稷”“惠顾敝邑”等，都属于当时常见的邦交规范用语。很难想象，在这些大量吸收了规范礼辞的仪式语言背后，完全没有书面文本作为知识层面的参考或依据。

这段围绕“齐侯请继室”的对话发生于真实的历史人物之间，而不是礼书文献所展现的抽象仪式场景。面对这种相对特殊的仪式场合，完全依赖礼书文本所记载的礼辞内容，显然也不符合贵族行礼的实践需要。因为礼书中所记载的礼辞通常是种“无具名的言说”，这类规范礼辞固然可以普遍施用于一些仪式场合，却很可能无法满足高等贵族缔结特殊婚姻关系的具体要求。考虑春秋各国皆有“博学多闻，精通掌故，娴熟礼仪”的有识之士，善用礼辞是这些群体所必备的文化素养，以上述这段应对之辞为例，晏婴、叔向完全有能力为这场特殊的求婚仪式制作出符合当时场景需求的妥帖言辞。

史书中记录下的这类兼具礼辞规范与现实意义的言辞，就是一种特殊的口语文学，它们往往孕育于特殊的贵族仪式场合，因此必须将规范仪式语言镶嵌于应对口语中，以适合于应对复杂的现实邦交关系。这个例子充分证明了，仪式的口语文学不仅难以被书面记载替代，口头礼辞在历史上更有其长期存在的理由。相比之下，通过文本书写试图推动实现规范世俗的礼辞，因其必须对仪式的现实语境与特定需求作模糊化、抽象化的处理，而势必在实践中有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结语：书写与口语的张力

先秦时期的礼辞经历了从不规则到规则、不齐整到齐整的规范化演变，口头礼辞在规律而频繁的仪式实践中，经过古人有意识地提炼与完善，逐渐在用词、句式、风格等方面形成了仪式语言的基本规范。过往研究与理论均较为强调仪式实践对礼辞口语规范的决定性影响。本文则关注到，历史上存在着古礼仪式被陆续撰录成书面文本的过程，礼辞在口语和文本的交混状态中，单纯通过文本层面的修订和改写，即能推动礼辞的形式与内容更趋于规范化，并且通过改变礼辞的言说结构和情感功能，文本微观层面的修订还可以为礼辞实现抽象仪式意义的建构。

围绕文本而产生的包括书写、传抄和阅读等人类行为，显然对仪式传统的记忆和流传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礼辞的规范化和普适化，很大程度上需要借助于书面文本的权威性来实现。这类规范礼辞的现实意义就在于，一旦仪式成为抽象规则的记录，周代礼仪传统中那种因事制礼的早期风格不仅因之淡化，人们也不再需要依赖“礼仪专家”来特地创作礼辞，而只需调取书面的规范礼辞文本，即能确保仪式言说环节的完成。另一方面，当文字成为描述、保存仪式的主要载体，单纯依靠文字就能让仪式通过阅读、记忆、解说和编写实现内容和意义的传承与表达。所以文本记载总是使仪式更具“深度”意义的转折点。

但具体到婚礼语境，正所谓“辞，所以通情也”，规范礼辞十分重视准确反映并调节仪式中的人际情感联系，并将言说情感的公共表达同婚礼整体意义的阐发联系起来，但规范礼辞通常无法直接施用于特定的现实场景，也无法清晰表达婚礼背后的复杂家族关系。这意味着，即便书写传统从多个方面推动礼辞持续朝向规范化发展，可规范礼辞在事实上很难迅速地取代现实中的礼辞口语实践。所以本文所讨论的亲迎礼辞记载中存在着的多重差异，也许正是文学书写传统与口头传统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同时存在的证明。

本文原刊《文学评论》2025年第6期

一、秘密纪律的探索(1921年7月至1927年7月)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极为强调保密，并根据形势需要对秘密纪律做出相应规定。自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至1927年7月，秘密纪律总体处于探索阶段，尚未出台正式的秘密纪律。

(一)秘密纪律的雏形

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即特别注意保密。中共一大召开时用隐语以学术研讨会形式通知外地代表开会。1921年6月初，中共一大会议通知以李达、李汉俊名义以“平安家信”形式投寄。①1921年6月29日，谢觉哉日记记载：“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②用“○”代表“共产党大会”也是为保密起见。

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即特别强调秘密纪律，明确规定：“在党处于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保守秘密。”③中共二大、三大和四大进一步强调秘密纪律。中共二大《中国共产党章程》首次规定六项必须开除党籍的行为，其中之一即为“泄漏本党秘密”。④中共三大《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与中共四大《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均保留这一规定。⑤中共三大增加新的保密内容，对自请出党的党员“收回其党证及其他重要文件，并须由介绍人担保其严守本党一切秘密，如违时，由区执行委员会采用适当手段对待之”。⑥

1923年6月，中共三大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文件必须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和秘书共同签署方为有效。⑦文件署名为委员长陈独秀的英文化名“T.S.Chen”和秘书毛泽东的英文化名“C.T.Mao”。1924年10月通过的《中央通告第二十一号——加强党的组织观念和汇报工作》，签名即为T.S.Chen和C.T.Mao。⑧

1923年6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设立秘书处，兼管保密工作。秘书处负责保密工作期间，为避免在行文方面出现泄密事故，对有关事项专门作出规定。文件用纸最好使用32开纸，次用16或64开，文件要做到尽量小型化。文件书写要注意用纸用墨及使用化学药水等，文件内容特别机密的应当采用密写方式。文件、信件书写格式统一，发送时使用“双信封”；发出文件编号盖章；行文使用隐语、暗号和代号等。而且所在地出产什么纸即要用什么纸书写公文。⑨

为保守党的秘密，一般采用代号代指有关内容。党的决议称为“总校年鉴”，党员统计表称为“每月决算表”，党员叛变称“得病”，被捕入狱称“入院”，以大学代表全党，以男生代表男性党员，女生代表女性党员，正式生即正式党员，旁听生即候补党员。中央用得较多的代号为“钟英”，同时亦用中国共产党英文缩写(C.P.)。⑩而“C.Y.”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代号。

(二)秘密纪律的逐步发展

1924年5月，《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规定，中央组织部之下设“交通”，任务为发送秘密宣传品。(11)成立交通处后逐步开辟国际、国内秘密交通线，广泛建立秘密交通站，逐渐承担起全党文件材料的秘密传递任务。保密工作从最初通过代号等方式躲避搜查，逐步发展为主动建立自己的秘密文件传递渠道。1925年1月，中央组织部制订《中央组织部工作进行计划》，规定中央组织部设一交通干事，职责之一即“筹划向各地秘密的输送本党宣传品及函件”。(12)1926年1月，中央组织部下发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份关于保密工作的专门文件《中央组织部通告第三号——加强党的秘密工作》。该通告强调了秘密工作的基本原则与主要任务，而且就具体事项做出明确规定。此通告本身也用“同学”“吾校”等密语写成，“钟祖之”即中央组织部的代称。

1926年5月，中共中央机关报《校刊》发表《秘密工作常识》一文，针对秘密工作的特点和当时形势，共提出30条具体要求，包括会议保密知识、文件传递注意事项、日常言行保密、党员身份保密等保密工作技巧方法，指出“保守秘密是我校纪律中最重要者之一”。(13)

1926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通过《组织问题议决案》，提出“应增设中央秘书处，以总揽中央各种技术工作”。(14)秘书处在党的组织体系中独立，主要承担上下级机关联系的“枢纽作用”、机要工作的“总汇作用”和机关日常工作“执行者的作用”，主要任务是文书处理、上下级联系、筹划联络代号和暗语等。但受当时条件限制，并未对中央秘书处人员配备等做出明确规定，而且随着革命形势变化，中央秘书处未能正常发挥作用。

二、秘密纪律的发展(1927年8月至1928年12月)

(一)秘密纪律的发展背景

1927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在白色恐怖背景下特别强调严格党的纪律，指出“严格党的纪律是全体党员及全体党部最初的最重要的义务……”(15)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持续加强包括秘密纪律在内的纪律建设。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八七会议讨论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特别强调秘密工作，指出全党要尽量设法保持党的组织“要建立壁垒深严的秘密组织”。(16)八七会议通过《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对秘密工作做出要求，强调指出“极严格的秘密规律，是秘密状态中党的工作之基本条件。虽极小的破坏秘密规律，都应与以严厉的处分(一直到开除)”。(17)

这一时期中共中央主要在有关决议案以及通告中发布有关秘密纪律的规定，尚没有关于秘密纪律的专门规定。随着秘密斗争的发展以及白色恐怖的日益严重，出台完整独立的秘密纪律势在必行。

(二)《中央通告第四十七号——关于在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整顿、发展和秘密工作》

《中央通告第四十七号——关于在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整顿、发展和秘密工作》(以下简称《通告》)是专门为强调秘密纪律而发布的通告，也是首个严格意义上的秘密纪律。

《通告》指出，最近党组织遭受大的破坏固然由于是反动派的猛烈进攻，而“本党组织不适用于秘密工作的环境，以及党内同志的反动告密”实为问题关键所在。《通告》特别强调，秘密工作的重要意义“不是缩小党的活动范围脱离群众去求党的安全隐密的政治主张，而是如何使党的政治主张更能普遍深入组织更能接近群众，随时能够领导群众的斗争而不致遭受军警侦探的破获”。所以要特别注意“白色恐怖下党的组织问题”，要“采用适当组织形式保持党的组织与干部”免遭破坏。《通告》详细规定了整顿组织与秘密工作的办法。具体内容包括严密党的组织、细分党支部、设置候补书记、强化巡视工作、有效掩护、文件集中保管、强化根据地秘密工作、严格纪律要求等。《通告》特别强调以上各项规定各级党部应即切实执行，绝不能丝毫疏忽致使党遭受破坏的损失，“须知因疏忽而引起的破获，与同志告密反叛因而破获的结果是相同的！”(18)《通告》标志着秘密纪律进一步的发展，但规定仍过于原则，需要进一步细化以在实际工作中贯彻实施。

(三)《秘密工作常识》

1928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机关报《校刊》发表《秘密工作常识》专辑《秘密工作常识》由劈头语、如何建立秘密机关、如何举行秘密会议、如何保存秘密文件、秘密交通法、认识敌人侦探及逃脱法、如何化装、散发传单及公开活动应注意之点、向人宣传及介绍同志的方法和态度、同志间的关系及态度、如何安置侦探在敌人的机关中、机关破毁及被捕后应注意之点、对付叛徒或敌探的方法、结论等十四个小节组成。从基本原则、组织方式和技术方法等对中共党员如何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开展秘密工作做出了详细规定，其中内容全部是党员应知应会的保密工作常识，要求将专辑发到党组织的每个支部，以支部为单位组织认真学习，严格执行。

《秘密工作常识》特别强调，秘密工作原则貌似琐碎小事，但关系党的存亡安危，这些经验是许多牺牲换来的必须注意，不同地方要根据实际情况予以变通。强调指出，秘密工作并非是怯懦而是防范不必要的危险，有些事情有危险也必须去做。(19)

三、秘密纪律的成熟(1929年1月—1933年1月)

(一)秘密纪律进一步发展

随着形势发展与斗争需要，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健全完善秘密纪律，并通过成立专门机构等方式强化秘密工作。1929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成立中央秘密工作委员会。(20)中央秘密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向忠发、余泽鸿三人组成，周恩来任主席。(21)此后，各中央分局、省委等党组织普遍成立秘密工作委员会组织。

1928年10月，中共中央发布《中央工作计划大纲》，指出为使中央工作能顺利进行，必须切守以下原则：第一，中央每次开会必须保留一二人在外；第二，每次开会时间必须经济；第三，中央工作人员须少而精；第四，中央机关必须职业化，必须相互秘密。(22)

针对大革命过程中党员自首与叛变的问题，1928年12月发布《中央通告第二十一号——关于党员自首与叛变》，指出解决自首与叛变问题的重点之一是强调秘密纪律，即“整个党应以极大的努力注意秘密党的存在条件的遵守，非政治的或非必要的党内事虽负责同志亦不必互相询问……党的机关地址非必要须去的人虽主要负责同志亦不必多所知道”。(23)

以上文件并非专门针对秘密纪律制定，主要是在有关文件中强调秘密纪律，这些文件尚不足以应付秘密斗争的需要，为此出台专门的有关秘密纪律文件势在必行。

(二)《中央通告八○号——建立秘密工作》

1930年6月，中共中央发布《中央通告第八○号——建立秘密工作》。该文件指出全国三年来无数的血的教训强调要在组织上建立秘密工作“谁忽视秘密工作，客观上等于告密，不但是错误，而且是不可饶恕的罪恶”。(24)对秘密工作的漠视说明全党还不能接受血的教训，因而要强调建立全党的秘密工作。《中央通告八○号——建立秘密工作》主要从原则上对秘密纪律予以规定，对党内秘密机关日常工作做出要求，强调执行秘密工作是党的纪律的主要部分，并对被捕的党员提出明确要求。为保障指导机关的安全，要求除江苏省委外任何省委不能兼当地市委领导，省委集中指导全省工作。强调各省接到通知后要迅速执行，并经常不断地加以检查和督促，特别要按照各地的实际情形研究具体的执行方法。(25)

(三)《中共中央秘密工作委员会关于秘密技术工作的规定》

1929年3月，中共中央秘密工作委员会发布《中共中央秘密工作委员会关于秘密技术工作的规定》，进一步细化秘密纪律，重点从可操作性出发，从机关分布、文件办理、文件转送、召开会议、准备口供等方面详细规定了保密要求。此外，还对接头招待、同志来往、个人要求、社会关系以及报警要求等方面做出明确规定。指出同志间来往最好单线联系，个人装束与行动必须适合环境及职业，在敌人内部的社会关系非经允许不得擅自联系或来往，每个机关设房长且最好是女同志“专司报警与监督该房一切秘密工作”等。(26)

(四)其他秘密纪律规定

除上述秘密纪律外，这一时期密集出台有关规定，如《中共中央秘密工作条例》《中共中央关于秘密工作给各部委的信》《中共中央关于秘密工作问题给各省委指示信》等，进一步严格纪律要求，也标志着秘密纪律的不断健全完善。

在中央推动和指导下，地方党组织加强推进秘密工作。1929年11月，江苏省委要求巡视委员要更多了解实际秘密工作情形。同时江苏省委部署各机关进行一次保密工作总检查，检查内容包括机关布置、机关警号、口供准备、文件收藏、来往接待、日常生活、文件销毁、交通秘密技术、携带文件保护及化装等。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自成立之日即特别重视秘密工作。强调“尤其是边区的党要准备随时可以转入秘密工作环境的基础。这就是保留一部干部与同志的秘密，来担负新环境中的工作”。(27)指出要注意在邻近的白色统治区域与中心城市中建立党的秘密组织。

四、秘密纪律的总体评价及中共临时中央撤离上海的原因

在中国共产党积极加强纪律建设的过程中，秘密纪律由于其特殊作用，在保护党的安全、确保党的生存、促进党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大作用。正是由于制定并严格遵守秘密纪律，才使得中国共产党在当时极为严重的白色恐怖环境下能够生存并得以发展。

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不得不撤出上海转往江西瑞金苏区。中共临时中央撤出上海并不能说明秘密纪律的失败。反之，如果缺乏健全成熟的秘密纪律，党将面临更为严峻的形势，可能会面临更为严重的后果甚至灭顶之灾。中共临时中央撤出上海是多方面因素的综合结果。首先，敌人力量过于强大。虽然中国共产党一再强调秘密纪律，但中共在上海的工作还是较为困难。1932年11月，国民党特工总部成立，该部利用叛徒安插内奸，加大破坏上海中共党组织力度，白色恐怖日益严重。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后，国民党当局趁机加强特务工作，针对“左”倾教条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所导致的共产党组织方面的漏洞，利用顾顺章对中共的了解，加强侦缉破坏活动，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的组织遭受极大破坏。

其次“左”倾盲动主义盛行。“左”倾盲动主义盛行是导致中共组织受到较大破坏，乃至不得不离开上海的重要原因。“左”倾盲动主义始于1929年开始的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虽然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终为1930年9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所制止，但此后王明上台导致新一轮的盲动主义。由于过度推行飞行集会、示威游行、公开散发传单等斗争形式，频繁的群众活动不是中途流产，就是造成干部群众的无谓损失，导致革命力量丧失严重，在此情况下再强调秘密纪律也无济于事。

再次，叛徒出卖告密。1931年4月，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革命，中共中央机关遭到严重破坏，先后被捕的中共党员有800多人。被关押在南京即将获释的恽代英、在香港工作的蔡和森均遭出卖而牺牲。1931年6月，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后很快叛变，暴露了党的大量机密。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沪上，叛徒与特务联手，告密之风愈演愈烈。

此外，秘密纪律虽然极为严密，但不严格遵守秘密纪律也导致了无谓的牺牲。1931年1月，上海总工会秘书长龙大道和闸北区委书记黄理文因违反秘密纪律在路上攀谈，不幸被捕牺牲。(28)

注释：

①费云东主编《中共保密工作简史(1921-1949)》，金城出版社1994年版，第6—7页。

②《谢觉哉日记(一九二一)》，青岛出版社2011年版，第181页。

③《中国共产党历次党章汇编》，中国方正出版社2019年版，第61页。

④《中国共产党历次党章汇编》，第68页。

⑤《中国共产党历次党章汇编》，第75、82页。

⑥《中国共产党历次党章汇编》，第71页。

⑦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8卷《文献选编》(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20页。

⑧《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8卷《文献选编》(上)，第46页。

⑨杨世保等编《中国共产党保密工作史(1921-1949)》，金城出版社2018年版，第48—49页。

⑩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汇编》第三卷《一九二三年》，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416页。

(11)《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8卷《文献选编》(上)，第39页。

(12)《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8卷《文献选编》(上)，第56页。

(13)杨世保等编《中国共产党保密工作史(1921-1949)》，第58—60页。

(14)《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8卷《文献选编》(上)，第87页。

(15)《中国共产党历次党章汇编》，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92页。

(16)《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一九二七)》，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90页。

(17)《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8卷《文献选编》(上)，第136页。

(18)《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8卷《文献选编》(上)，第177—181页。

(19)《秘密工作常识》(1928年5月)，转引自蒋杰：《法国所藏中共〈秘密工作常识〉的保存、内容与价值》，《中共党史研究》2021年第6期。

(20)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二卷《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7—1937.7)》(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47页。

(21)《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2卷《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7—1937.7)》(上)，第79页。

(2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4)，中共党史出版社2022年版，第1590页。

(23)《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8卷《文献选编》(上)，第248页。

(24)《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8卷《文献选编》(上)，第334页。

(25)《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8卷《文献选编》(上)，第337页。

(26)杨世保等编《中国共产党保密工作史(1921-1949)》，第126页。

(2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38页。

(28)陆景川：《龙大道传》，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4页。

在唐朝近三百年的历史中，安史之乱无疑是个具有分水岭意义的重大事件。叛乱初起时的天宝十四载（755年）末至次年初，中央错误的平叛措置，导致本来有可能快速平定的叛乱持续近八年，唐朝前期“平时安西万里疆”的宏大版图渐渐被吐蕃等周边政权所蚕食，以致陷入“今日边防在凤翔”的窘境。唐玄宗在平叛初期的军事部署，是用河西、陇右以及朔方三镇兵力来抵御东北三镇的叛乱，具体而言，就是调集河、陇大军驻防潼关，与叛军主力对垒；京师北部的朔方军团则在郭子仪与李光弼的率领下，袭扰叛军的河北后方。天宝十五载六月，在平叛局势有利于朝廷的情况下，急于求成的唐玄宗逼迫哥舒翰率军出战，导致唐朝平叛大军在灵宝之役中惨败，潼关失陷，玄宗只得放弃京师，出奔蜀地，太子李亨则北上，七月十二日在灵武即位，改当年的天宝十五载为至德元载。

长期以来，学界对安史之乱的研究侧重将其置于唐代历史的长期脉络中思考，主要关注叛乱发生的原因及平定后的影响。近年来，学界研究更侧重考察安史之乱本身。大视野的观察与细微的考证并非非此即彼，而是不可或缺、互相促进。黄永年通过对天宝年间边防形势的考辨指出，唐廷平叛初期的部署是以西北军团抵抗安禄山的东北边军。对于唐廷平叛初期措置失误原因的考索，则需要从潼关失陷、玄宗出京前后的史事考察入手。玄宗在得知太子李亨即位后，派遣房琯、韦见素等人北上宣慰，承认唐肃宗即位的合法性。九月二十五日，房琯一行到达唐肃宗的行在顺化郡。三日后，肃宗以败退失地为名，要将王思礼、李承光、吕崇贲三人斩杀，在房琯的劝谏之下，仅杀李承光一人，而释放了另外二人。玄、肃二帝权力过渡之际发生的这次杀败将事件，并没有引起前贤时彦的过多垂意。李承光之死是否如史书所载，在当时的历史中没有掀起一丝微澜？本文以李承光被杀作为探索的起点，对该事件进行回溯，并重新审视玄、肃之际的河、陇情势及中央政局。在究明李承光的个人经历及相关人物关系后，河西、陇右的人事格局及玄、肃二帝权力关系等重大问题，便会渐趋明晰。

一、顺化郡唐肃宗杀败将事件

唐肃宗在顺化郡杀败将之事，对中央权力格局及平叛局势产生了较大影响。此事发生后，房琯率领朝廷大军在陈涛斜对叛军展开了一次大规模的攻势，结果官兵再次惨败。杜甫诗曰：“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这次战役对肃宗一朝政局产生了极大影响，史载：“方事讨除，而军半殪，唯倚朔方军为根本。”从此之后，肃宗只能依仗朔方军及少量回纥援军来平叛。对于陈涛斜战役，传统观点从肃宗不善用人的角度上进行观察。随着学术研究的推进，学界对这一战役背后所暗含的政治博弈及权力争斗已有讨论，或许由于史书着墨不多，此事件并没有得到研究者太多的重视。在顺化郡唐肃宗杀败将之事中，李承光等三人最初为俎上鱼肉，肃宗欲斩之，在房琯的救谏下，王思礼、吕崇贲二人得以获释。从房琯的经历可以看出其中什么政治背景呢？潼关失陷后，房琯于普安郡追及玄宗的车驾。玄宗到达蜀地后，收到了肃宗即位的上疏，便派遣房琯与韦见素、崔涣等奉使关中，册立肃宗。房琯等人刚到顺化郡，恰遇肃宗正欲斩杀败将：
至顺化郡谒见，陈上皇传付之旨，因言时事，词情慷慨，肃宗为之改容。时潼关败将王思礼、吕崇贲、李承光等引于纛下，将斩之，琯从容救谏，独斩承光而已。

房琯行至顺化郡谒见肃宗，时肃宗以潼关败将王思礼、吕崇贲、李承光等败军失地，欲斩之，因房琯力救，只斩杀李承光一人。房琯等人到达顺化郡是九月二十五日，李承光被斩杀则是三天后的二十八日。在肃宗即位之初权力不甚稳固之时，绝情斩杀三员大将，颇显可疑。关于此事，杜甫诗曰：“肃宗登宝位，塞望势敦迫。公时徒步至，请罪将厚责。际会清河公，间道传玉册。天王拜跪毕，谠论果冰释。”王思礼至肃宗行在“请罪”，受到肃宗责备，恰巧此时遇到传玄宗诏书的房琯，在房琯的进谏下，王思礼得以释放。肃宗即位初期发生的这起杀败将事件有诸多疑点尚未解决。

关于王思礼等三人的行踪，《新唐书》本传载：“潼关失守，思礼与吕崇贲、李承光同走行在。”然而，翻阅史书可以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七月十二日，肃宗即位当天，吕崇贲便被任命为关内节度使兼顺化郡太守，并非如《新唐书》所载与王思礼、李承光一同前往行在，可见顺化郡事件并非如正史所载因失地而杀败将这么简单。而且此次顺化郡杀败将的时间是在九月，肃宗也不是在九月二十八日初见吕崇贲，何以在任命吕崇贲为关内节度使两个月之后，却要因败退失地而欲斩杀之？关于王思礼这段时间的经历，史载：
六月，潼关失守，思礼西赴行在，至安化郡。思礼与吕崇贲、李承光并引于纛下，责以不能坚守……

《旧唐书》王思礼本传的记载只有这一句话，六月至九月之间其行踪缺载。幸而《资治通鉴》中有断续记载，可以大致勾勒出这位大将的行迹。潼关陷落后，唐玄宗出京避难，六月十三日到达金城县。当晚，“王思礼自潼关至，始知哥舒翰被擒；以思礼为河西、陇右节度使，即令赴镇，收合散卒，以俟东讨”。此后“王思礼至平凉，闻河西诸胡乱，还，诣行在”。于是，玄宗把河西兵马使周佖紧急擢任为河西节度使，陇右兵马使彭元耀提拔为陇右节度使，与都护思结进明等奔赴军镇，并以王思礼为行在都知兵马使。既然王思礼在河池郡附近被玄宗任命为行在都知兵马使，那么他接下来就应该随着玄宗入蜀，不应与吕崇贲等人一同至肃宗行在。王思礼随同玄宗入蜀，之后又在顺化郡遇房琯，那么，他极有可能是与韦见素、房琯等人一同到了顺化郡宣诏。

在此事件中被杀的李承光，两《唐书》中并没有留下相关记载，甚至他在潼关失陷后的行踪，正史也付之阙如。幸而《文苑英华》录有于邵《为人请合祔表》一文，可以据此略作补充：
臣某言：……故开府仪同三司兼太常卿李承光，顷充河西兵马使。天宝年中，录臣帐下。自兹效用，得列戎班。出入五凉，艰勤一纪。风雨寒暑，未尝废离。俄属幽燕作逆，伊洛陷寇，蒲潼不关，天地交闭。承光临计自失，仓卒西还。亦既通表华阳，奉笺灵武，枕干待命，俟期而往，曾未信宿。先朝赐书，敦叙兄弟，如家人礼。当是时也，臣亲见之，开缄涕流，是日便发。及至行在，特加天下兵马副元帅，改名匡国。扈跸彭原，别承诰旨，因此伏法，当瘗朔陲……

此文是作者为李承光及其亡妻请合祔而写的，从文中可以大略勾勒出李承光的经历。天宝年间，李承光为河西兵马使，安史乱起，镇守潼关。哥舒翰大军溃败之后，他同时上表唐玄宗与唐肃宗。此表具有一定的文学性，如“通表华阳，奉笺灵武”，前言玄宗一行到达成都已是七月二十八日，李承光上书二帝应非如此之晚，故“华阳”“灵武”应是玄宗与肃宗二帝的代称。当时，“诸臣及宫臣上皇太子，大事以笺，小事以启”。笺是臣僚给皇太子的上奏文书，和上奏给皇帝的表是有区别的。由此可以推论，李承光的上书，或应在玄宗和肃宗分兵之后的几日内，他收到回信后，便跟随某一方前往行在。仅从文本表达来看，尚无法确定“先朝赐书”的“先朝”是玄宗还是肃宗。

进一步分析此文包含的信息，有关李承光的行踪可以得出以下认识。其一，李承光曾为“天下兵马副元帅”。在唐代的政治规则中，元帅为亲王所领，外官、军将最高只能为副元帅。安禄山叛起，高仙芝、哥舒翰先后任副元帅，实为此时期军将的最高职级。如此重要的军职，李承光这段任职经历竟然在各类史册中均隐没不显。玄宗在奔蜀途中的七月十五日下诏，以太子李亨为天下兵马元帅，是年九月，肃宗以广平王李俶为天下兵马元帅，这时，李承光只是潼关败将，所领军队十分有限。七月底，郭子仪等人已经率领五万朔方大军自河北赴难灵武。若肃宗在九月为天下兵马元帅李俶配置副元帅，应该选择兵强马壮的朔方节度使郭子仪，而非仅统率残军的李承光。其二，若李承光是追随肃宗，九月二十八日在顺化郡，玄宗是否能够遥令肃宗诛杀亲信大将，令人怀疑。其三，房琯等人所传玄宗诰敕是八月中旬所下，玄宗远在蜀地，其时应不知李承光已追随肃宗，似不会遥命肃宗将之诛杀。其四，若玄宗下令杀李承光，肃宗可以奉旨行事，完全不必作势斥责李承光、王思礼、吕崇贲三人丧师失地之罪，欲将其全部诛杀。并且，王思礼是与房琯一同前往顺化郡宣诏的人，若诛杀李承光是玄宗的诰命，房琯似乎也不会违命为三人求情。其五，若肃宗在六、七月之际以李承光为军将最高职级的天下兵马副元帅，说明已经赦免其潼关战败之责，何以在两个月后旧案重提？

《为人请合祔表》“别承诰旨”之“诰旨”或为“诏旨”之谬。由此来看，李承光第一次前去的“行在”是玄宗处，是时玄宗任其为天下兵马副元帅，作为太子李亨的副手，之后遣其至肃宗处，被肃宗以败军失守的罪名斩杀。

二、李承光个人经历与安史之乱初期朝廷的军事部署

在顺化郡唐肃宗杀败将事件中，李承光是唯一被杀的人，由此，他应是了解此问题的突破口。李承光先到玄宗行在，被任命为天下兵马副元帅，其后又被派往肃宗所在地，然后被杀。唐玄宗于七月二十八日方至蜀郡，八月十八日派韦见素、房琯、崔涣三宰相奉册书前往灵武。那么王思礼、李承光二人应与三相一同赴肃宗行在，正因如此，才有史书记载的肃宗欲斩王思礼等三人于纛下，宰相房琯救之的一幕。这又显现出另一个关键问题，肃宗即位当天即已任命吕崇贲为关内节度使，为何两个月后又责其不能坚守，甚至要将之斩杀？并且，王思礼与李承光两人均是玄宗派往顺化郡辅佐肃宗的大将，肃宗何以敢将二人问罪？况且，被杀的李承光又是天下兵马副元帅之高官。所以，责三人以潼关战败只是表象，肃宗的真实目的则需要进一步加以探究。

关于李承光的经历，前引《为人请合祔表》载，于邵在李承光帐下，“出入五凉，艰勤一纪”，天宝时期李承光在河西镇十余年，后也被编入潼关守军。关于李承光到达潼关的时间，史书未载，但《资治通鉴》的一条记载可以解开这个疑问，天宝十四载十二月十八日，玄宗遣中官边令诚到潼关斩封常清、高仙芝二人，以李承光暂统大军，之后又以哥舒翰为副元帅：
将兵八万以讨禄山……以田良丘为御史中丞，充行军司马，起居郎萧昕为判官，蕃将火拔归仁等各将部落以从，并仙芝旧卒，号二十万，军于潼关……翰病，不能治事，悉以军政委田良丘；良丘复不敢专决，使王思礼主骑，李承光主步，二人争长，无所统壹。

则李承光应是隶于高仙芝帐下，一同前往潼关镇守，之后高仙芝被杀，由李承光统领其部兵。当哥舒翰带着大批军队抵达潼关后，李承光所统高仙芝旧卒便被划归哥舒翰麾下。哥舒翰让王思礼掌骑兵，李承光主步兵。但是，这二人相互对立，互争短长，互不相能。

既然李承光是高仙芝的部下，欲知其何时前往潼关，则有必要对高仙芝领军出征之事再作分析，《旧唐书》载：
（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安禄山据范阳叛。是日，以京兆牧、荣王琬为讨贼元帅，仙芝为副。命仙芝领飞骑、骑及朔方、河西、陇右应赴京兵马，并召募关辅五万人，继封常清出潼关进讨，仍以仙芝兼御史大夫。

十二月七日，唐玄宗“下制欲亲征，其朔方、河西、陇右兵留守城堡之外，皆赴行营，令节度使自将之；期二十日毕集”。这是史书所见玄宗初次下诏征河西、陇右兵马。然而，据上引《旧唐书·高仙芝传》载，副元帅高仙芝所领已有“飞骑、骑及朔方、河西、陇右应赴京兵马”。玄宗七日所下诏书言：“其河西、陇右、朔方，除先发蕃汉将士，及守军郡城堡之外，自余马步军将兵健等，一切并赴行营，各委节度使统领，仍限今月二十日齐到。”诏书中提到“除先发蕃汉将士”，则知此前已有边镇兵马先行出发，十二月七日下此诏是又一次大规模的征召边军行为，而非首次。

《旧唐书》本传此处未载高仙芝就任副元帅之前的官职。《资治通鉴》曰：“丁丑，以荣王琬为元帅，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副之，统诸军东征。”则高仙芝此前为右金吾大将军。但是，史书也有不同的记载：“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安禄山叛，册琬为元帅，以河西节度高仙芝为副元帅，统诸军以东征。”此处高仙芝的官职是河西节度使。另据《安禄山事迹》载，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哥舒翰的官职是“河西、陇右节度使”。关于高仙芝为河西节度使的记载在《册府元龟》中不只一处，同书卷一二二载：“册荣王琬为元帅，以河西节度高仙芝为副元帅；”卷四〇六曰：“高仙芝，玄宗时为河西节度使，监军边令诚每事干仙芝，芝多不从；”卷四五〇载：“高仙芝为西河节度使，时，安禄山据范阳叛，仙芝为讨贼副元帅。”同一种文献中有关高仙芝为河西节度使的记载出现了四处，前三条曰“河西”，第四条为“西河”。其中“西河”，陈寅恪先生认为是河西或河湟之异称。

关于高仙芝在天宝末期的履历，《旧唐书》本传另载：
八载，入朝，加特进，兼左金吾卫大将军同正员，仍与一子五品官。九载……入朝，拜开府仪同三司，寻除武威太守、河西节度使，代安思顺。思顺讽群胡割耳剺面请留，监察御史裴周南奏之，制复留思顺，以仙芝为右羽林大将军。十四载，进封密云郡公。

天宝九载高仙芝入朝，玄宗任命他为河西节度使以替代安思顺。但是，因为安思顺发动当地军民设法挽留自己，朝廷于是又撤销了对高仙芝的这一任命，改任其为右羽林大将军，其出任河西节度使或未能行。关于安思顺后来的经历，天宝十一载四月，“会李献忠叛，林甫乃请解朔方节制，且荐河西节度使安思顺自代；庚子，以思顺为朔方节度使”。十二载，哥舒翰“加河西节度使”。也就是说，天宝十一载，河西节度使安思顺开始兼朔方节度，次年陇右节度哥舒翰兼河西节度，安思顺只任朔方节度。天宝十四载初，哥舒翰患风疾回到京城，在家养病。关于此时的河西节度使，司马光认为“翰虽病在京师，犹领河西、陇右两镇也”。然据两《唐书》的玄宗纪、哥舒翰传相关记载，天宝十四载十二月，玄宗任命哥舒翰为副元帅时，均未载其官职。根据上引《册府元龟》的几条记载，玄宗早有以高仙芝为河西节度使之意，或许正是因为天宝十四载初哥舒翰风疾无法视事，节度使之位不能长期空缺，所以任高仙芝为河西节度。这样，《册府元龟》中数条有关高仙芝为河西节度使的记载应可以据信。

那么，安禄山叛乱后，朝廷的应对举措如何？天宝十四载十一月九日，安禄山反于范阳，十五日这一消息便传到朝廷，十六日，封常清入朝，玄宗问以平叛策略，十七日（即丁丑），任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常清即日赴洛阳募兵。二十一日，玄宗任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以王承业为太原尹，置河南节度使，以张介然为之，又命程千里为上党郡长史，始置防御使，以应对叛军的南下。二十二日，以荣王李琬为元帅，高仙芝副之，统诸军东征，在京师募兵十一万，号天武军。十二月一日，高仙芝“将飞骑、骑及新募兵、边兵在京师者合五万人，发长安”。自十一月十五日玄宗得到安禄山反叛的信息，到十二月一日，仅仅半个月的时间，高仙芝即将兵出征。仙芝军中有飞骑、骑、新募兵、边兵在京师者等四类，除北衙禁军与南衙禁军外，新募兵便是在长安新招募的“天武军”，其中最需要注意的是所谓“边兵在京师者”。玄宗开元、天宝时期的边防态势，其核心是在边疆屯驻重兵，以取代前期的征兵制，由此形成了九大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的军事格局。天宝元年正月，史载：
河西节度断隔吐蕃、突厥……兵七万三千人。朔方节度捍御突厥……兵六万四千七百人。河东节度与朔方掎角以御突厥……兵五万五千人。范阳节度临制奚、契丹……兵九万一千四百人。平卢节度镇抚室韦、靺鞨……兵三万七千五百人。陇右节度备御吐蕃……兵七万五千人。

安禄山携范阳、平卢、河东三镇大军，席卷河朔，劫掠中原。此时，距离长安最近的大军有朔方、河西、陇右三镇。在平叛初期，朔方作为距离长安最近的节镇，朝廷本应先令朔方军入援。但是，据《资治通鉴》记载，在十一月十五日玄宗听闻禄山造反的确切消息之前，太原留守杨光翙已被叛军劫去，太原已经将此事禀告长安，朔方下辖的东受降城也禀奏了安禄山造反之事。由此来看，河套平原的东受降城应是受到了叛军大同军使高秀岩的攻击，所以方能得知安禄山已反叛，并在十五日之前将此消息呈送长安。故朝廷的部署是命朔方节度使郭子仪率军东向攻击高秀岩，进入河东地区，后又与李光弼一起攻下井陉与常山郡，攻击叛军的河北后方。

同时，也可以看到，玄宗征召靖难的边防军中还是有朔方军的，这在墓志史料中可以得到佐证。臧晔墓志载：“公即镇北军使之子，朔方十将、游击将军、左内率府率、上柱国。以天步艰厄，躬亲翦诛，与安禄山暴兵交战于潼关，元戎哥舒銲（翰）失律，公分兵水战，不克，溺于黄河，呜呼命矣！”志主为朔方十将，殁于天宝十五载六月的灵宝之战。由此可以看出，朔方主力大军应跟随节度使由河套地区向东攻打叛军的大同军，后南下河东，并开辟河北战场。距离长安较近的小部分朔方军，有入援赴难长安者。

安禄山叛变初期，唐廷先以入朝的安西北庭节度使封常清为范阳节度使，募兵于洛阳，防守东都。而后，又以河西节度高仙芝为副元帅，率领在长安的禁军、新募兵以及部分屯于陕郡的边兵出发平叛。关于长安禁军，史载：“天宝以后，稍亦变废，应募者皆市井负贩、无赖子弟，”早已孱弱不堪战斗。而在长安新募之兵，“旬日而集，皆市井子弟也”，更是乌合之众。能与安禄山幽燕突骑相抗衡的，只有来自西北的边军。除朔方军之外，距离长安较近、且实力强大的藩镇是河西和陇右两镇，《旧唐书》所言，十二月一日高仙芝从长安启程时，所部有“朔方、河西、陇右应赴京兵马”。可见，赴难长安的最有战斗力的边军，是河西和陇右两支。据上文分析，高仙芝曾任河西节度使，朝廷此时以河西节度使高仙芝为副元帅，应有这方面的考虑。关于河西镇驻兵，《旧唐书》载，河西节度使治所在凉州，“管兵七万三千人，马万九千四百匹”。《资治通鉴》又载，河西军共管马一万七千三百匹，则河西的马匹数量约有一万八九千匹之多，当时，九大节度一经略所管马共八万匹，河西一镇便占近四分之一，表明河西镇骑兵最强大。王永兴认为，由于河西节度使所管兵以蕃兵为主体，蕃兵多为骑兵，所以河西军管马数居诸镇之冠。武威一直是粟特等蕃人部落聚集区域，河西以蕃兵为主，这从至德二载九姓商胡安门物叛乱、河西节度使周佖被害一事上可以得到验证。河西镇骑兵强大的另一个原因，应该是接近西北拥有适宜牧马的优良草场，自然环境有利于其马生产。

当时，陇右兵七万五千人，管马总数一万匹，以兵数与马数论，陇右是以步兵为主的军队，骑兵不多。河西节度使府衙在武威郡，其通达长安有秦州路、皋兰路两条大道，距离约两千里，陇右节度使驻地在西平郡，距长安1960里，两镇距长安路程基本相当。十一月十五日，玄宗得知安禄山之叛，十二月一日，高仙芝便率军出征。河西、陇右勤王将士是如何能在十余日内赶到长安的呢？据史载，正常情况下，唐代最快速度的驿传是用于传递赦书，可“日行五百里”。此外，有记载哥舒翰任陇右节度使时，常遣使乘白骆驼奏事，日驰五百里。在得知安禄山反叛万分火急时刻，玄宗征兵的诏书应该以超过五百里的日行速度传达。数万大军十天行两千里，步兵是绝对做不到的，这个速度即使对于骑兵，也是轻装行军不带辎重的情况下才勉强可以达到。所以，此时“边兵在京师者”，即《旧唐书·高仙芝传》所言“朔方、河西、陇右应赴京兵马”，应多为骑兵，河西马匹近两万，陇右仅一万，且朔方军主要攻击方向是河东，驰援长安的朔方军不多。因此，初期云集长安的边军中，河西应该最多，这或许是朝廷命河西节度使高仙芝为指挥官的原因。

此外，玄宗以荣王李琬为元帅或许也经过了充分考虑。荣王李琬曾任“凉州牧”，此时可能遥领河西节度大使，既然初期到达京师的边兵中骑兵为主，则以河西节度大使李琬为元帅，以河西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高仙芝为副元帅，当更利于控驭这支军队。在首批驻军抵达潼关半个月后，河西、陇右主力大部队陆续抵达前线，潼关中陇右军占比上升。朝廷需要一位同时拥有陇右、河西两镇背景的人来统率平叛大军，高仙芝已非平叛的最佳人选，于是，在京养病的哥舒翰被重新起用，任命为副元帅，这或许也是高仙芝被斩杀的原因之一。十二月十八日，不再被朝廷需要的封常清、高仙芝二人便被宦官边令诚奉敕处斩，而由于哥舒翰还未抵达前线，所以便临时起用身在潼关的河西军将李承光暂领大军。

三、河西、陇右二镇的矛盾与陈涛斜之战

探明了河西与陇右两镇军力构成的差别以及安史之乱初期朝廷的平叛部署后，循着这一线索，很多问题便可顺势而解，如：
翰心不自安。又素有风疾，至是颇甚，军中之务，不复躬亲，委政于行军司马田良丘。良丘复不敢专断，教令不一，颇无部伍。其将王思礼、李承光又争长不叶，人无斗志。

被朝廷猜忌且患病的哥舒翰不能正常履行职掌，便将军政事务委任田良丘，田良丘不敢独自决断，而原来分属河西、陇右两系的王思礼、李承光二人又相互争斗，导致潼关平叛大军人心涣散。

哥舒翰早年仗剑前往河西，先后在节度使王倕、王忠嗣帐下效力，后被委任担任陇右节度副使、都知关西兵马使、河源军使等。天宝六载十一月，河西、陇右节度使王忠嗣被贬，哥舒翰取而代之，为陇右节度，直至十二载兼河西节度，然十四载初他便“构风疾”，因病闲居在家。也就是说，哥舒翰从军初期是在河西，之后大部分经历是在陇右，兼河西节度只有不到两年的时间。哥舒翰与王思礼的关系如何呢？《旧唐书·王思礼传》所载一事值得注意：
思礼少习戎旅，随节度使王忠嗣至河西，与哥舒翰对为押衙。及翰为陇右节度使，思礼与中郎周佖为翰押衙，以拔石堡城功，除右金吾卫将军，充关西兵马使，兼河源军使。

王思礼在河西时，与哥舒翰同为王忠嗣麾下大将，哥舒翰升为陇右节度使后，便将王思礼调至陇右。这涉及到天宝六载河西、陇右两镇的一场人事大变动。当年十一月，因董延光、李林甫等人状告河西、陇右节度使王忠嗣阻挠军计，并欲拥兵尊奉太子，玄宗罢王忠嗣节度使之职，以哥舒翰“判西平太守，充陇右节度使；以朔方节度使安思顺判武威郡事，充河西节度使”。这里安思顺为朔方节度使，应有误，此时的朔方节度使为张齐丘。

那么，哥舒翰与安思顺关系如何呢？在此之前，安思顺的官职，史书未载。《新唐书》本传，哥舒翰曾“为大斗军副使，佐安思顺，不相下”，《旧唐书》载王忠嗣任哥舒翰为大斗军副使，王忠嗣兼河西、陇右节度是天宝五载正月，则哥舒翰任大斗军副使应是在天宝五载，此时安思顺的职务应该是大斗军使，属于河西节度。哥舒翰在河西时，便与上级安思顺不和，“思顺常衔之（翰）”。天宝十五载哥舒翰接管潼关防务后，伪造安禄山给安思顺的书信，献之于朝廷，以致安思顺被杀。哥舒翰在天宝六载之前，一直从军于河西，直到六载升任陇右节度副使、节度使。六载十一月的此次人事调整，以互不相容的安思顺、哥舒翰两人分别为河西、陇右节度使，王思礼先在河西，后任职于陇右哥舒翰帐下。这其中的政治背景应是哥舒翰将河西亲信抽调去了陇右。

安思顺、哥舒翰在河西均有一定根基。王思礼曾从军于河西，在哥舒翰和安思顺两人的斗争中，他是坚定站在前者一边的。天宝十五载二月，王思礼在潼关时便鼓动哥舒翰“谋杀安思顺父元贞”。因此，可以认为，天宝六载十一月玄宗划河西、陇右分属安思顺、哥舒翰后，双方对河西镇势力进行了争夺。早在天宝元年十二月，河西节度使王倕奏报攻下吐蕃的露布中，有“都知兵马使左羽林军大将军安波主”，及下属安思顺、“安贞”与“讨击副使”哥舒翰等人，其中，安波主即思顺之父，安贞应是安波注的另一个儿子安元贞。由此可知，安波注、安思顺父子常年从军于河西，哥舒翰也曾是安波注的下属。天宝六载哥舒翰将其河西的心腹抽调至陇右后，留在河西的主要是安思顺的势力，或者是与哥舒翰不亲近的军将。前引《为人请合祔表》提到李承光“出入五凉，艰勤一纪”，则至少应在天宝三载之前，李承光从军河西，与哥舒翰、安思顺经历有重叠，他之后留在河西任“河西兵马使”。因此，在天宝六载十一月的人事大变动中，李承光没有跟随哥舒翰前往陇右，基本可以认为他是安思顺一系。

天宝十二载，哥舒翰兼河西节度使，安思顺只任朔方节度使。此时的河西军已非七年前哥舒翰担任大斗军副使时的那支军队，其嫡系已全部集中在陇右，河西已经没有了自己的亲信。相比于河西，陇右才是其腹心所在，这从次年三月，为扩充本部势力，哥舒翰请功一事可以看出：
哥舒翰亦为其部将论功，敕以陇右十将、特进、火拔州都督、燕山郡王火拔归仁为骠骑大将军，河源军使王思礼加特进，临洮太守成如璆、讨击副使范阳鲁炅、皋兰府都督浑惟明并加云麾将军，陇右讨击副使郭英乂为左羽林将军……前封丘尉高适为掌书记。

关于这次请功的背景，《资治通鉴》将其与安禄山奏请朝廷官爵之事并列：“除将军者五百余人，中郎将者二千余人。禄山欲反，故先以此收众心也。”这是安禄山、哥舒翰两大节帅笼络亲信忠心之举。哥舒翰请朝廷奖赏的几人全部为陇右军将，如火拔归仁为陇右十将，王思礼为河源军使，成如璆为临洮太守，鲁炅为讨击副使，浑惟明为皋兰州都督，郭英乂为陇右讨击使。至于高适，史载其“客游河右，河西节度哥舒翰见而异之，奏为左骁卫兵曹，充翰府掌书记”，说明其曾在河西幕下。然此事前人已有辨析，天宝十二载，高适受田良丘推荐，赴河西谒哥舒翰不遇，转至陇右，被重用，高适是在陇右幕府之下。此外，《册府元龟》关于此次叙功之事的记载中还有一人：“陇右兵马使右武卫员外大将军彭元曜”，他被加特进，彭元曜就是前面提到的玄宗在幸蜀路上任命为陇右节度使的那位，彭元曜此时是陇右兵马使。从这份请功名单上，可以清晰看出，天宝十三载时，已经身兼河西、陇右两镇节度使的哥舒翰，在为部下论功时，所提及的只有陇右军将，河西系统无人在名单上。这说明哥舒翰虽然兼任河西、陇右两镇节度使，但他的根基是在陇右。

安史之乱前哥舒翰与安思顺之间军事实力的争雄，对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政府平叛的军事部署有重要影响。关于天宝末年及安史之乱初期的边防格局，杜佑《通典》中有段关于东北、西北“二统”的论述，其大略曰：“哥舒翰统西方二师，安禄山统东北三师……于是骁将锐士，善马精金，空于京师，萃于二统。”黄永年先生以此条史料为中心，对天宝末年的边防形势及安史之乱暴发初期朝廷的平叛部署有详细的考察。“二统”的形成，导致只能用西部的河西、陇右之师以及西北的朔方军来抵御东北三师的叛乱。据杜佑此言，哥舒翰统帅陇右、河西二师，安禄山统领范阳、平卢、河东三师，东北、西北两大体系，似乎内部各自铁板一块。但是，哥舒翰天宝十二载方兼河西节度，同时统率两镇只有两年的时间，而河西长期以来是安思顺的势力范围，哥舒翰陇右的嫡系势力与河西是有一定矛盾的。经过上面的分析，我们不得不质疑杜佑所谓河西、陇右二镇为西北一统之说。正如太原留守杨光翙被劫标志着安史叛乱的起始，安禄山虽然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对三镇的掌控是否一样有力，也是个问题。其中他对河东的控制力明显不强。即便是安禄山的发迹之地平卢，在叛乱后也呈现不稳定之势。东北、西北并没有形成各自坚固不破的“统”，无论中央还是地方，均没有严格的、密不可破的集团，相关人物以利而结，利尽则分。平叛初期的形势，在西北二师对抗东北三师的大背景下，各自内部的潜流与分裂同样值得留意。

朝廷委派前任河西、陇右节度使哥舒翰担任潼关平判大军的最高指挥官，但他的威望不足以慑服临时调集的各路将士。并且，天宝六载人事变动之后，河西军基本是安思顺的势力范围，这从天宝九载玄宗欲以高仙芝为河西节度，安思顺设法请留一事上可以看出。安氏父子常年在此经略，身为粟特人的安思顺在河西诸胡中拥有深厚的根基。而从天宝十二载哥舒翰为陇右部将请功一事可以看出，他有任人唯亲，党同伐异的倾向，自然不愿给予河西军将以实权，而更倾向于任用自己的亲信部下。然而，田良丘不敢专决，只能将事务分别委任王思礼与李承光。以李承光为首的河西军在两任前节度使高仙芝、安思顺先后被杀后，屈于哥舒翰亲信主导的陇右系之下，不甘被压制，这便是李承光与王思礼“争长不叶”的政治根源。

在潼关前线驻军中，哥舒翰仍然相信自己陇右的老部下，而将河西系军将排斥于核心之外。《旧唐书·王思礼传》载：“禄山反，哥舒翰为元帅，奏思礼加开府仪同三司，兼太常卿同正员，充元帅府马军都将，每事独与思礼决之。”并且，哥舒翰以王思礼为马军都将，命李承光统领步军。在冷兵器时代，相较于步兵，骑兵的战斗力是具有压倒性的。但哥舒翰以出身“重装步兵”的陇右军的王思礼统领马军，却以来自骑兵为主力的河西镇的李承光统领步兵，颇值得推敲，此任命或是希望以自己的嫡系控制河西精锐骑兵部队。另外，前面提到，在哥舒翰任陇右节度使后，王思礼与中郎周佖同任哥舒翰部下之押衙，可知周佖是哥舒翰在陇右的部下。然而，天宝十五载六月，玄宗在幸蜀的路上“以河西兵马使周佖为河西节度使”。据于邵《为人请合祔表》载，李承光的职务是“河西兵马使”。可见哥舒翰在潼关时已经任命陇右系的周佖为河西兵马使，其意或应是代李承光掌控河西军。并且，灵宝一战，也未见李承光统军。这应是由于哥舒翰率领陇右大军到达潼关后，以陇右嫡系田良丘、王思礼等人掌握军权，但又恐李承光为首的河西系不服，方暂以承光为步军总管而已。十五载三月，哥舒翰以计陷害安思顺、安元贞兄弟。既然河西系的原“首脑”已被除掉，潼关的河西军将便不再构成威胁，以周佖为河西兵马使取代李承光应该在此之后。李承光的军权被渐渐剥夺，到灵宝一战，他甚至未在领军出战的主要将领之列。因此，以李承光为代表的河西系在潼关是被哥舒翰的陇右系刻意打压的。

潼关平叛军中存在着如此严重的矛盾，其兵败也是可以想象的。玄宗以哥舒翰为潼关大军的指挥官，是其在平叛初期军事部署中的一大败笔，他本以为哥舒翰的资历足以威服两镇大军，却没有考虑到哥舒翰与河西系的矛盾如此之深，以及哥舒翰在大敌当前的危机时刻仍然排斥异己，任人唯亲。潼关驻军不同派系将领矛盾重重，军心涣散，这也是灵宝战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见，即便是安思顺被杀后，哥舒翰系也难以控制河西。前面提到，肃宗以周佖为河西节度使，第二年就被九姓胡人所杀，哥舒翰系与安思顺系的矛盾即使在两人死后也如幽灵般地笼罩在河陇地区上空。

深入分析此次唐肃宗杀败将事件中三个主要人物的履历及其复杂的人际关系之后，我们可以将视角重新转回到至德元载九月的顺化郡，并观察房琯与陈涛斜之战。关于此次战役，史书记载十分有限，据《旧唐书》载：
寻抗疏自请将兵以诛寇孽，收复京都，肃宗望其成功，许之。诏加持节、招讨西京兼防御蒲潼两关兵马节度等使……琯请自选参佐……既行，又令兵部尚书王思礼副之。琯分为三军，遣杨希文将南军，自宜寿入；刘悊将中军，自武功入；李光进将北军，自奉天入。琯自将中军，为前锋……遇贼于咸阳县之陈涛斜，接战，官军败绩。

另据《册府元龟》评价房琯称：
琯用兵素非所长，而天子采其虚声，冀成实效。琯既自无庙胜，又以虚名择将吏，以至于败。乃与贼对垒，琯欲持重以伺之，为中使邢延恩等督战，苍黄失据，遂及于败。

“天子采其虚声，冀成实效”，中使奉肃宗之命不断促战，以至于陈涛斜之战失败。清人朱鹤龄对此事评价曰：“陈陶（涛）之败，与潼关之败，其失皆以中人促战，不当专为琯罪也。”房琯是一介书生，用兵非其所长，为何肃宗还要任命他为统帅，并且还对其作战横加干预？结合九月肃宗在顺化郡杀败将事件与陈涛斜之战中肃宗的种种作为，可以认为，王思礼、李承光到达玄宗行在后，长期被陇右系压制的李承光取得了玄宗的信任，得知肃宗即位，玄宗任命李承光为天下兵马副元帅，令其与王思礼、房琯等北上宣慰肃宗，这或许是玄宗对肃宗继续施加影响的一项努力。众人到达顺化郡后，王思礼倒向肃宗一边，三天内密谋并协助其上演一部杀败将的大戏。肃宗虽痛斥三人，但惟杀李承光，房琯救之不得。且为了给玄宗一个交代，又以房琯为大军统帅，但掌握实权的应该还是副帅王思礼。

房琯所率大军一共分为三支，杨希文将南军，刘悊将中军，李光进将北军。之后杨、刘二人降贼，此二人的背景史书未着一墨，难寻踪迹。但北军将领李光进值得关注，光进为李光弼之弟，光弼为朔方军将，是肃宗的下属。在陈涛斜之战唐军战败之后，南军杨希文、中军刘悊都投降了叛军，唯独北军李光进未降，在之后还得到了重用，这显示出李光进的忠诚。史书虽然记载肃宗允许房琯自选参佐，并且此战并没有朔方军参与，但房琯军中却有一位朔方系统的大将，不能不令人疑惑。李光进极有可能是肃宗安插进房琯军中的亲信，李光进深得肃宗信任，这在唐肃宗委任其掌禁兵一事中可以得到验证。所以，房琯虽是大军的指挥官，但肃宗似乎并没有放弃对这支军队的控制。

四、李承光个人经历折射的四个问题

前文的考察使李承光的经历渐趋明晰。天宝初年，李承光与安思顺、哥舒翰等同时从军于河西。天宝六载十一月，哥舒翰与安思顺分统陇右、河西二镇，两人正式分道扬镳，原河西军分成哥舒翰与安思顺两派，哥舒翰的亲信被其调往陇右。李承光一直在河西，应属安思顺一系。经过此次人事调动，节帅之间的矛盾影响到了高级军将阶层，河西、陇右二镇在人事上已呈泾渭分明之态。

安禄山起兵叛变后，玄宗调动河西、陇右军团勤王。由于河西军以精锐的骑兵为主，所以，在初期到达长安的边军中，河西军势力最强大，故以河西节度使高仙芝为副元帅。但在河西、陇右大军主力到达潼关后，朝廷需要一位同时拥有两镇背景的军将作为统帅，在家养病的哥舒翰勉强上任，而在高仙芝被杀、哥舒翰未至的权力真空期，河西（都知）兵马使李承光暂时担起指挥全军的大任。

哥舒翰为副元帅统领潼关大军后，计杀安思顺，排挤潼关军中的思顺系势力。两任河西节度使先后被杀，尤其是哥舒翰及王思礼陷害安思顺一事，足以想象这会引起河西高级军将对哥舒翰怎样的怨怼。潼关军中王思礼与李承光“争长不叶”，实质是两个军镇长期以来不和的表现。由于哥舒翰任人唯亲、排斥异己，潼关大军军心涣散，灵宝一战，几近全军覆没。玄宗没有考虑到两镇不和的状况，任用哥舒翰为副元帅，这是安史之乱初期军事部署的一大败笔。在当时西部边境人的歌谣中，哥舒翰是“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吐番总杀尽，更筑两重壕”的河湟支柱。然而，虽为蕃将，哥舒翰却并非李林甫眼中“无党援”之人，在政治斗争方面，他丝毫不让于朝中大臣。

至德元载九月，玄宗为肃宗配备的“副手”天下兵马副元帅李承光及一众大臣到达顺化郡。令关山悬远的玄宗没想到的是，册封队伍中王思礼与李承光的矛盾，被唐肃宗及其核心集团利用，上演一出“杀败将”以正军纪的大戏。李承光被斩杀后，肃宗任命对自己更为忠诚的王思礼作为陈涛斜大军的实际指挥官，二帝的此波交锋中，肃宗获胜。至于为何肃宗能在王思礼的支持下诛杀李承光，王炳文已指出，哥舒翰、王思礼均受王忠嗣提拔，而后者又与太子李亨关系密切，故此数人均是忠王（李亨成为太子前为忠王）党的坚定支持者。虽然唐玄宗在开元时已对宗室有严密的监控打压，加之权相李林甫、杨国忠先后多次对太子兴起大狱，但不可否认的是，还是会有官员、军将通过拥立太子博取政治前途，形成松散的小团体。或许正是王思礼、哥舒翰通过王忠嗣的提拔，与太子李亨在政治上有一定利益相关，肃宗方会在顺化郡拉拢王思礼，顺利除掉代表玄宗意志的李承光。

李承光的经历折射了此时期政局的四个问题：哥舒翰、安思顺的不和及由此衍生的河西、陇右两镇军方之间的矛盾；河西、陇右兵力构成的不同及安史之乱初期玄宗军事部署中存在的问题；潼关平叛军内部不和的根源及灵宝之战的失败的原因；顺化郡肃宗杀败将事件的本质及陈涛斜之战背后玄、肃二帝的博弈等。从这些问题中，可以一窥中央与地方军镇之间权力关系的复杂面相及互相影响之处。李承光作为哥舒翰与安思顺两派斗争中失败的一方，在史官重重避讳之下，其事迹几乎被遮蔽。李承光在潼关时被哥舒翰为首的陇右系压制，在其刚获得玄宗的重用之后，又被新皇帝肃宗杀掉。本来或许能在平叛中有所作为的河西大将，却被肃宗无情斩杀，成为派系斗争的牺牲品，在史书中被塑造成一个因败退失地而受到严惩的将领。于邵《为人请合祔表》的存世，使我们既能勾勒出李承光的个人经历，也可窥见天宝、至德之际诡谲的政治斗争及其对河西军事系统的深刻影响。灵宝之战后，即使部分河西将士得以幸存，但是，其统帅在数月后的顺化郡事件中最终被诛。及至陇右系王思礼掌权，河西旧部在权力格局中便彻底走向了边缘。帝国边疆将领内部盘根错节的人事网络与矛盾纠葛，不仅左右前线战局，更逆向渗透至中枢决策，参与并塑造了玄宗、肃宗之际最高权力的重组过程。因此，全面理解安史之乱初期的中枢政治变局，应与边疆不同军镇的内部博弈及军镇之间的矛盾结合起来，这也为观察中晚唐权力结构的演变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转自《史学月刊》2025年第12期

明代的“宾兴”一词有多层含义，其本意是指地方选才举贤，多数情境下特指乡试，又可泛指科举考试。宾兴礼，可以理解为国家在科举考试前后，礼遇所选贤才的相关礼仪与活动。宾兴礼不仅是一种文化礼仪，也是一种与科举制度紧密相连、互动发展的习俗。高规格的宾兴活动，展示了国家重视士人的态度。与此同时，宾兴礼背后不菲的经费开销，也直观地表明国家和社会对士人的倾力支持。可以说，探讨宾兴礼及其经费，是展现科举抡才在明代国家与社会中地位的一个独特视角。……

一、明代宾兴礼的主导官衙及流程

现有研究对“宾兴”一词的使用尚有模糊之处，直接导致对“宾兴礼”的界定不明。明代宾兴礼与乡饮酒礼在洪武年间就完成了分离，宾兴礼渐趋变化，嵌入科举制度中。检阅史籍，不难发现明人使用“宾兴”一词时，虽主要指代乡试，但也概指乡试、会试以及殿试在内的所有科举考试。与之相应，在这些科举活动中，礼遇所取之士的礼仪与活动，都可称之为宾兴礼。首先，由府州县衙主导，为贡生、乡试考生、举人和进士举行的迎送等相关典礼。这也是现有研究中讨论最多，被认为是宾兴礼的主要形式。其次，由提学、布政司和抚按等官衙主导，饯送乡试考生和礼遇新举人等相关典礼。最后，是中央一级，以六部、国子监为代表的诸多部衙举办的迎宴举人等典礼。后两者的诸项礼仪活动，除了文献中频繁出现的乡试鹿鸣宴，其余在以往的研究中均鲜有提及。至此，也可依据主导官衙将宾兴礼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宾兴礼包括所有相关官衙主导的礼仪和活动，狭义则仅限府州县主导。宾兴礼之所以难见全貌，主要原因是多数礼仪规制并不载于各大典志书籍，且除地方志以外，其他文献资料亦很少提及宾兴礼的具体情况。但爬梳史籍，还是不难发现蛛丝马迹。以下略举宾兴礼的实践情况。

举人的迎送活动。有关府县迎宴新举人，万历年间陕西布政使萧良干童年时曾目睹此活动，“儿时从父居郡廨中，郡宴新举士，鼓吹阗然，舍中群儿争出观之。及太守导至，皆走匿，公立观自若”。万历初任南京兵部尚书的翁大立在昔日中举时，也获得“邑令大张筵，导迎新举子赴席”的礼遇。送举人赴考的例子则更多。早在洪武五年（1372年）乡试，浙江明州府考中15名举人，十一月，府衙为诸位举人举办了鹿鸣宴。当科解元郑真有如下记载：

十一月二十一日，明州府以诸进士计偕京师，设燕席歌《鹿鸣》而劝驾。是日，礼乐备具，正位南向者，上宾卫阃指挥佥事冯公某、张公某。坐西东向者，浙省宣使汤公某、沈公某，省委官某，卫镇抚某，训导胡先生季弘、赵先生斯盛。为之主者，郡同知刘公某，通判王公某。乡贡进士则郑真、郭可学、樊余庆、黄梦熊、顾厪、吴振、王廷直、王用吉、孙原仲、吴伦、陈希贡、汪义方、何操、陈仲贤共十有四人，由阼阶升列，坐以齿。以病弗与者汪瓒。

据郑真所言，这是一场由府衙官员主导，饯别赴试举子的鹿鸣宴，并邀请了省级官员、当地卫所官员和儒学教官。尽管礼仪方面的记述不多，但“歌《鹿鸣》”和“礼乐备具”，也足以说明这场鹿鸣宴有着庄重的仪式感。需要注意的是，14名举人参加宴会，表明府级举办的欢送举人赴考宴会，邀请的是本府辖区内所有举人。永乐年间，常熟知县傅玉良也曾设宴送举人赴考，“今年秋，诸生鱼侃辈领荐归，将诣春闱。有司偕教官歌《鹿鸣》，饯之于学宫……予谓穷经致用，固士子之素志，而作兴劝励者，县官分内事也”。嘉靖年间的状元李春芳曾获县令饯别，“先是，邑宾兴，令举酒，属公云：烂然五色。人以此吉征当公。至是，中外鼓动，咸称人瑞”。王世贞也曾提及福建按察佥事李植，“弱冠补郡诸生，有奇声。无何，荐于乡，郡且举宾兴宴”。当时恰逢其父亲病重，于是他“精心医药间，不之应”，其父询问：“奈何不问公车耶？”李植回答：“儿敢以大人易一第也？”从李植父子的问答，不难看出这场“宾兴宴”是由府衙主办，送举人赴京应试的宴会。

饯送生儒赴考乡试的也有不少。由府衙主导的，如正德、嘉靖时期徽州人潘潢，“少日颇自负，尝试南都，郡例有饯。时别驾某摄郡，特设一席，置金花彩币其上，举杯进诸生曰：‘公等有志发解者，幸即此席。’潘傲然登坐，领花币归”。可见，徽州府衙有饯送生儒赴试的惯例，潘潢作为府学生员得以参与其中。由县衙主导的，如万历时人罗大纮称家乡吉水县的县令朱懋芳，在本县数科未考中举人情况下，“建青云楼，宴饯应试诸生，至丙午一举于乡”。送岁贡出学的亦有，洪武三十年（1397年）十二月，时任德安府教授的王叔英等人饯送岁贡生林通，他称：“郡庠置酒于堂，宾兴秀士……二守俞公实主斯筵。”

以上诸例均是府州县举办宾兴礼的有力证明。在地方社会中，除由府州县衙门主导之外，还有由儒学和卫所主导的宾兴礼。如天启年间，苏州府学为即将参加乡试的本学生员举办宾兴礼，即“本学宴待宾兴”，费用由儒学自行负担，从“学租银内动支”。浙江海宁卫，宣德、正统年间饯送本卫籍士子，“每大比，设宴饯卫籍之预试者于西郊”。

需要指出的是，布政司、抚按和六部、国子监等诸多衙门主导的宾兴礼，目前尚未得到关注。以下分而述之。

第一，布政司、提学和抚按等衙门迎送生员和举子。各省提学官会饯送士子赴考乡试，陆容称：“士子中小试赴举者，插花挂红，鼓乐道送。”他提到，正统年间南直隶提学御史孙鼎在英宗被俘期间饯送考生，认为饯送活动不宜过于隆重，于是对考生说：“天子蒙尘在外，正臣子泣血尝胆之时。吾不敢陷诸生于非礼，花红鼓乐，今皆不用。”不仅如此，提学官还会迎贺新举人和进士，万历《上元县志》记载了相关费用的编征，“学院贺新进士、举人，牌扁、旗竿、羊酒等项，每位银一两七钱八分”。各省布政司官员也有宾兴送考活动，李濂曾提及成化十九年（1483年）十月，“汴藩左布政眉州吴公节，张宴饯省城诸举子，赴南省试”。限于史料，布政司是否饯送全省的举人赴会试及迎贺新进士，不得而知。笔者推测，布政司因为驻地在省会，属于趁便式的饯送。因此，无论是送举人赴考还是迎贺新进士，极可能都是以在省城进学和省城籍贯的士子为主要对象。有关乡试鹿鸣宴的史料和论述颇多，不再赘述。

第二，六部和国子监等部衙迎宴新举人。明代两京乡试的考生中，除了地方府州县送考的应试生儒，还有六部和国子监等中央部衙送考的历事监生。这些部衙会在送考的监生中举后举行宾兴礼。成化七年（1471年），监生杨守阯在论及国子监的经费支出时称：“递年进士谒庙、监生中举，俱有筵宴、花红……通以银计，何下四百余两。”南京吏部尚书汪宗伊在议论本部公费的奏疏中，也提及乡试考选与监生中式花红、宴待。可见，国子监和南京吏部都会为本衙门中举的监生举行宾兴礼。崇祯六年（1633年）应天府乡试，桐城籍中式举人姚孙棐，就曾参加这样的宾兴宴会，他称：“秋捷后，赴南雍、铨部鹿鸣宴”。查姚孙棐的中式身份，确是“选贡”。姚氏参加两处官衙的鹿鸣宴，应该是其曾在吏部历事。此外，南京国子监的支出费用中，也包括监生参加乡试之前和中举之后的公宴之费，“三年科举考试，入场开榜，迎送公宴……等费难以预计者又不下三四百金”。不难推测，除国子监和吏部外，其他监生历事衙门多数也会举行类似的宾兴礼。

将宾兴礼按地方到中央的顺序，分为三个层次，不仅能纵向展现一名士子从生员到进士可能经历的所有宾兴礼，同时也展现了各级官府与官僚如何参与宾兴礼。此外，有必要通过地方志中的相关记载，进一步考述地方宾兴礼的流程。以嘉靖《河间府志》记载为例，乡试前后的相关礼仪活动依次如下：先是生员应试，有司会将其礼送至京。若生员中举，先有“举人报捷”，有司会“树旗，送捷报牌，备礼以待焉”。当新举人回乡，又有“郊迎”，有司会“具伞盖，率金鼓，骑队请道，结彩出迎，行礼如常仪”。回乡后，需先至儒学参加释菜礼，“成礼而退”。之后便是“赴宴”，有司会准备酒席，现场“童子歌《鹿鸣》诸诗”。结束后，便是送新举人“归第”，礼仪与赴宴时相同。不难发现，从生员赴试到中举回乡，宾兴礼流程依次是送生员应试，中举后报捷、郊迎和释菜，迎宴新举人，导之归第。会试前后的宾兴礼流程与乡试大体相同，仅礼仪更为隆重。府、县两级的宾兴礼活动则大体相同。然而，一个被以往研究者忽视的重要史实是，府、县两级的宾兴礼活动虽是各自开展，参加的科举群体却并非完全不同，而是会有交叉重合。

具体而言，对于岁贡生和生员，府、县两级的宾兴礼基本是相对独立的，即岁贡出学和起送生员（往往还包含少量的儒士）赴乡试，府、县两级会分别起送来自府学和县学的生员。但举人和进士，尤其是非附郭县籍者，会先后参加府、县两级的宾兴礼。流程上，新举人和新进士接受迎宴，通常先参加府级，再依据籍贯，参加各自县级的活动。举人被起送赴试则与之相反，要先县后府。嘉靖《河间府志》记载：“州县举人诣本府，府遣夫马，备礼迎于郊外，府堂宴饮如常仪。”说明各州县所有新举人，一起到府堂参加宾兴宴。无独有偶，嘉靖《吴江县志》同样称中式举人回乡，既参加“郡中统宴”，本县也会“自备花币、旗鼓、彩帐、酒席，如期应之”。

不少礼仪实践也证明了这点。除前文所述的郑真等全府举人参加了府级的起送会试鹿鸣宴，扬州府兴化县籍的李春芳，在嘉靖十年（1531年）中举后，同样先参加了府衙的迎新举人鹿鸣宴，“辛卯秋，吾郡领荐者十三人，强半为郡庠士。时同宴太守堂，送归私第……予以下邑士，回翔其间，藉有余荣焉”。此外，部分地区的新举人还会先参加巡按等官员所设的迎宴，同样有花红、旗匾和酒席等仪式，大抵与府县宾兴礼类似。常州府武进县籍的唐鹤征就有此经历，他称：“丁卯荐乡书，与听《鹿鸣》。既归，燕于按院，复燕于府，每燕率费数金，且侑以花币，给以坊价，诸使者旗扁、礼币又交错焉。”由此可见，唐鹤征先后参加了由巡按和府衙主导的迎新举人礼仪。

二、地方宾兴礼与科举经费编征的关系

府州县的宾兴礼，无论是参与的科举群体规模还是礼仪活动种类，都远胜其它官衙主导的。且其存在于全国各地，对传播科举文化、凸显国家抡才盛意的意义重大。颇为隆重的宾兴礼，需要不菲的经费支撑。囿于史料，明代前期宾兴礼的经费来源目前尚难掌握，推测可能与乡饮酒礼相似，由“官钱约量支办”或基层里甲组织承担。大约正德前后，随着赋役改革的推进，宾兴礼作为科举活动的一部分，其经费也随其他科举经费一起见诸史端。

一般而言，科举经费大体可分为两部分，一是乡试、会试和殿试等各级科举考试的科场运行费用，可称之为科场经费；二是国家对生员、贡生、举人和进士等科举群体的支持经费，包括花红、旗匾、牌坊和酒席等褒赏费用，以及赴考所需卷资和盘缠，可称为宾兴经费。部分地方志亦直接将相关科举经费以“宾兴”来命名，如天启《同州志》卷五《赋役》项下载“宾兴”，列有迎举人旗牌花红银、会试盘缠银、岁贡盘缠银、科举生员盘缠酒席银和童生进学花红彩旗银等条目。

嘉靖以前，在各类地方志中，相关科举经费的编征条目或直接失载，或十分简略。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地方赋役制度尚未变革，科举经费并未以折银的形式派征；其二是各地相关的赋役文册尚未完成。从嘉靖朝开始，文献中科举经费编征条目才渐次增多，编征条目的内容也渐趋细化。当然，各地科举经费尤其是宾兴经费的缺载，并不意味着宾兴礼活动的沉寂。只是宾兴经费大多来自地方的税收和赃罚银，这些公费无论是收入还是支出，都存在着不确定性，因此，相关条目通常并不会出现在文献中。笔者检阅嘉靖年间山东的多部地方志，并未发现关于宾兴经费的记载。实际上，山东各地当时也有“岁贡银”和举人“车价银”“牌坊银”等各类宾兴经费支出，只是分别出自苇地租银、香税银和赃罚银等各色公费，而非以宾兴礼的名目单独编征，因此，宾兴经费没有出现在嘉靖时期的志书之中。总之，嘉靖以前，宾兴礼必然也需要经费支撑，但或记载阙漏，或未以宾兴礼的名目进行经费编征；嘉靖以后，宾兴礼实践大抵与文献中宾兴经费的编征内容相对应。

随着科举经费逐渐编入各地均徭，并以折银的方式记载于地方志等文献中，地方宾兴礼的经费支出逐渐明朗。以往的研究主要从科举、赋役或国家财政转型等角度探讨科举经费，未能深究地方宾兴礼的具体流程与相关经费之间的对应关系，因此对宾兴经费的数额释读仍是未见堂奥。实际上，两者之间的对应关系，正是理解宾兴经费的关键所在。其中最为重要的，莫过于地方宾兴礼中，新举人、进士多数会先后参加府、县两级的宾兴礼。宾兴经费的编征，同样也能与宾兴礼的流程相互验证。以松江府为例，崇祯《松江府志》记载：

按院宴待新举人一十七名为率，每名花红、旗扁、盘缠、卷资、牌坊、酒席、杯盘银一百一十八两二钱，该二千九两四钱。又院道府官酒席银一十二两五钱。华亭约八名，上海约五名，青浦约四名。

府县接待新举人，每名旗扁、礼物、花红、锦标、酒席银一十两，该一百七十两。

抚、按、河道、操江、提学、巡盐、巡江、巡仓、屯田、两道会行共十一处行贺新举人，每名折仪旗扁银四十四两四钱七分九厘，该银七百五十六两一钱四分三厘。

从松江府对迎宴新举人经费的编征，可以看出迎宴新举人的官衙分为三大部分，即“按院”和“府县”，以及“抚按、河道……共十一处”，且每一部分针对单名新举人的经费编征数额又各不相同。其中按院的经费编征最为确切，按17名的新举人数量，每人118.2两，总计为2009.4两。其余两部分虽然未再提到编征的举人数量，但用编征总数除以单名举人的花费，便知同样是按照17人来计算。这也表明，17名举人会先后参加由不同衙门主办的迎宴，而非不同衙门分别迎宴不同的举人，这与前文所述宾兴礼流程与宾兴经费的对应关系相符。实际上，从经费编征的主体也能得出此结论。以“府县”为例，当提及“本府”的生员、举人或进士时，只有两种可能，即出身府学或乡贯为本府的士子；而府级编征的科举人数与各县级之和又往往一致，因此只能是指代后者。换言之，此处17名本府新举人，亦即府内各县的新举人之和。

依据此计算方法，其他编征条目也更容易理解。不妨来看松江府对起送新举人的经费编征，“三县会试新举人，每名盘缠银二十四两，该银四百八两。本府饯行会试新举人，每名盘缠等银三两，该银五十一两。三县饯行会试新举人，每名盘缠等银三两，该银五十一两。”虽然此处三项编征条目内容都称“盘缠银”，看似有所重复，尤其是“三县”编征了两次“盘缠银”，为何没有合并为一项，即前者的“二十四两”加上后者的“三两”，直接编征每名盘缠银27两呢？当结合各项条目对应的宾兴礼流程，则不难理解。真正的盘缠银应该只有第一项，即由三县各自向本县籍举人支付的每名24两，从总计408两，可知编征人数正是前文的新举人17名。而“本府”和“三县”项下分别征收的3两盘缠银，实则是府、县两级官员各自饯送17名新举人的酒席等经费支出，故区别于真正的盘缠银，单独成为一项编征条目，只是书写出现错误。松江府青浦县的记载也可佐证这点，据万历《青浦县志》记载，“新举人会试盘缠银”编征48两，“本府饯行新举人酒席等银”编征6两，“本县饯行新举人酒席等银”也为6两。虽然两本地方志的记载相隔一段时间，但相关经费的编征条目内容和单人花费都没有变。按《松江府志》所载每名举人24两的盘缠银计算，可知青浦县会试新举人是照2名编征。照2名举人编征数，可知“本府”与“本县”两处编征的饯行酒席银单人经费与《松江府志》看似重复的“每名盘缠等银三两”相同，因此，《松江府志》中后两项编征条目，应是与《青浦县志》一致的“酒席等银”。

常州府也很典型，万历《常州府志》记载：

宴待新举人花红等银，府县各每名十两；各院道十三处行送，每名七十两。

府县宴新举人陪宴酒席，每桌二钱五分，共十二两二钱五分，万历三十七年减一两二钱五分，四十年照旧编。

共编银一千九百二两二钱五分。

……以上系照前科约中名数编派，如该科余存，留待下年支用，不足临时请编。

常州府当年按照21名新举人编征宾兴经费，相较于松江府，宴待费用特别标注府和县每名举人各10两，加上各院道每名70两，每名新举人合计需编派90两。再加上酒席银12.25两，如此才可计算出与原文一致的总数1902.25两。也就是说，府、县和院道分别宴待、行送了同一批21名新举人，而非不同的新举人。

松江府与常州府两地方志中的科举经费书写，均各项数据齐全、条目明晰、内容详细。以此两府为例，是为了验证宾兴礼与宾兴经费编征的对应关系，以及宾兴经费计算方式的正确性。当遇到一些数据和内容书写缺失或错误的文献，则能体现这种计算方式对释读宾兴经费数额的重要性。如天启《衢州府志》记载：“起送会试举人，新旧约十五名上下。每名约计路费、卷资、酒席，本府银七两，该银一百五两。西安等五县银四两，该银二十两。又各官陪席银四两。通共银一百六十九两。”府志称县银每名举人4两，5县共计20两，二者相除可得5县共起送5名举人。若不知宾兴经费的计算方法，或认为这5名举人，与本府起送的15名举人并不相干。实际上，这是地方志中的书写或计算错误，因为总数169两，减去各官酒席银4两和府级的105两，实际还剩下60两，按每名4两，可知5县也是以15名派征。只有洞悉宾兴经费的计算方式，才能发现“二十两”是错误数字，并正确理解为何府、县两级均是按照15名的举人数编征。

再看衢州府宾兴经费的编征，尤能凸显宾兴经费计算方式的意义。天启《衢州府志》记载：“贺新进士，合用旗匾、花红、酒礼银约三名上下，府银三十两。西安等五县银五十两，共银八十两。”若忽视宾兴礼与其经费编征的对应关系，而仅依据字面意思，以府、县两级总计80两除以3名进士的编征数，得出衢州府新进士每名可获得26.7两，显然是错误地理解了编征条目背后的史实。正确的理解应是，3名进士的数量是此条经费编征的估算值，而府和县编征的经费一致，均为每名进士10两。只是各县均有可能考中进士，且无法预判下科3名进士会来自哪些县，故5县均以1名新进士的数额来派征，这才是县银合计征收50两的真正含义。如此才与本条经费的备注相符，即“各县征解府库，府照中式名数支用，县亦照数请支，有余申报布政司，听备缺额年分应用”。因此，每名新进士所需编征的经费，应是府、县两级各10两，共20两，而非26.7两。

三、科举经费数额考释

对科举经费进行准确释读，可以更直观地展示国家对生员、举人和进士等科举群体进行褒赏、资助的力度，也是从经济角度观察、判断中央和地方社会对科举考试重视与否的重要指标。就科举经费中有关宾兴礼的编征条目而言，大体有这样的书写规律，结构上由编征的主体、经费的花销内容、编征名额、单人经费和经费总额等五部分构成。编征的主体通常为本府、本县或府县，又或以“府银”“县银”的方式区分。经费的花销内容有捷报、旗匾、花红、酒席和牌坊等项。后三者，则是涉及数额的部分，三者之间通常可做乘除法运算，即编征名额乘以单人经费等于征银总额，有时还会有三年分派或每三年一征的说明。

揆诸史料，文献中科举经费的书写，往往因数据残缺，让研究者对相关史料难以做进一步分析和利用。不仅如此，由于各地科举经费编征方式和文献书写习惯并不统一，使得文献中科举经费的条目和数额记载各不相同，让人难以准确释读。目前，关于科举经费中宾兴经费的数额释读，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文献中给出编征名额、单人经费和总额，不能完全通过乘除运算的方式互相印证。这种情况在前文已有举例，在理解宾兴礼流程与科举经费的关系后，基本可以解决。第二，针对科举编征名额和府县征银数的释读。具体是指科举编征名额与各地实际中式举人或进士数相差甚大，以及经费中“府银”与“县银”的编征数额不等，而这与一般的宾兴礼流程不符。这时，理解宾兴礼与科举经费的关系只是第一步，还需要从科举史和财政史等角度对相关经费的数额做进一步释读。

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编纂的《钦依两浙均平录》，是记录当时浙江赋税徭役编征最细致的赋役册，弥足珍贵。下文以此册的相关记载为中心，对上述第二个问题做出解答。

1.宾兴经费中的编征名额数字释读

以宁波、温州和衢州三府迎宴新举人为例，统计三府新举人编征数和实际平均中式举人数，可绘制成下表：

表1 宁波、温州、衢州三府新举人编征名额和实际平均中式举人数表

单位：名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各府、县举人的统计标准十分重要，会直接影响我们对宾兴经费中编征名额的判断。笔者认为，除了本省乡试中式者，在两京和他省中式的现籍本地士子以及部分现籍外地而原籍乃至祖籍在本地者，也应被纳入统计范围。在明人的观念中以上身份者都属于本地人，都有权利在本地参加相关宾兴礼活动，并获得相应的花红、旗匾和盘缠银等褒赏。这也是地方志中的举人名录，常常将以上身份者全部收入的原因之一。徽州府歙县的“客籍”新举人和进士，便一度在“客籍领有坊银，比及回家祭祖，又呈领银，是一中式而两冒坊银”。足见已入外籍而原籍本地者，在两地均领取褒赏的现象并非个例。甚至当万历后期歙县主政者认识到此现象加重百姓的负担后，也只是加强了对重复领取数额较大牌坊银的审查，而数额较小的“花红、旗匾照常准给”。浙江嘉善籍进士陈龙正，本可在两地领取宾兴银。他先是寄籍苏州府吴江县，后改回嘉善县籍中式，而《吴江县志》仍将其记录在举人和进士名录。陈龙正在领取嘉善的牌坊银后，致信即将上任吴江知县的同年章日炌，拒绝领取吴江县给他的100两牌坊银，并提议杜绝冒领。

另外，新举人编征名额都是整数而无分数，故表中增加了平均每科举人取整数以便对比。表中宁波府定海县、温州府平阳和瑞安等县，虽然平均举人数不超过0.2，但仍然向上取整为1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因为明代赋税征收秉持着“量入为出”的宗旨，各地在征收相关经费时，一般会做到“有备无患”。这样才能保证官府在举人中式时有经费可支，这也与“如无中式，下科申鸣免派”的注解相符。

综上，各府平均每科中式举人数，与府级新举人编征名额均不相同，都有1到2人的差距。具体到三府下属各县可发现，平均每科新举人取整数，与各县新举人编征名额完全重合，表明后者应是参照前者制定的。此外，各府的编征名额均与下属各县编征名额之和相等，表明各府是先确定各县的编征名额，汇总之后再得出府级的编征名额，而并非依据本府平均中式数确定府级编征名额，再分配至各县。以上数字也与宾兴礼的相关流程相互验证，即新举人回乡，要先后经历府、县两级的仪式。

如前文所述，宾兴礼虽相当普及，但毕竟留存的史料稀少，使得我们无法断定全国各地是否有着相同的宾兴礼。因此，地区间宾兴礼存在差异也并不意外。例如，一些地区的府级科举编征名额与县级编征名额并不相等。《均平录》所载处州府迎宴新举人编征名额是：府级5名，丽水和缙云县各3名，遂昌县2名，青田等7县各1名。处州府各县编征总数为15名，远超府级的5名。府、县两级并不相同的编征名额，意味着府级宾兴礼存在不同。某些地区的府衙在迎宴新举人时，目标仅限于府学和在监的新举人，而非全府的新举人，故府级编征名额往往会少于各县的编征名额。即万历《青浦县志》所载：“本府宴府学并在监新举人，花红、旗扁、酒席等银六两。”

实际上，从《均平录》等史料记载来看，各府在编定进士与举人等数量有较大波动性的编征名额时，有着并不一致的计量方式，大抵而言，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府、县两级分别确定编征名额。如台州府迎宴新举人的编征数：府级5名，临海县5名，黄岩与仙居县各2名，太平、宁海和天台县各1名。县级共编征12名新举人数，远超府级的5名。但是，将各县嘉靖年间平均每科举人数取整后相加，一共有9名，与12名的编征数相差不大；全府平均每科6.5名的新举人数，也与5名的府级编征数相差不大。可见，尽管府、县两级的迎宴新举人数量不同，但府级和县级的编征名额，整体上分别与各自的平均每科举人数接近，说明台州府在编定两级的新举人名额时，应该只是分别依据府和县两级的实际中式举人数。这与前文所述，先确定各县级的编征数量，相加得出府级编征名额不同。第二，确定中式举人稀少地区编征额名额的计量原则。先看杭州府的新城、昌化和於潜三县，迎宴新举人一项编征数均为零，但三县在嘉靖年间都有中式新举人，尤其是於潜县在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和四十年（1561年）均有1名新举人。对此，只能猜测三县与杭州府其他各县相比，中式举人数远远落后，故得以免征。相较而言，处州府松阳、宣平、庆元和景宁四县，迎宴新举人编征数均为1名。但四县在嘉靖年间都只考中了1名举人，宣平和景宁县更是在嘉靖元年各中式1名举人后，长达四十余年没再考出过举人，且各县的平均每科举人数比杭州府免征的三县还要低。因此，处州府新举人编征额名额的计量方式显然不同于杭州府，不但各县的编征名额相较于平均每科举人数有着较大幅度的提升，似乎各县也以1名为起征数量。

2.宾兴经费中“府银”与“县银”的编征数额

除了编征名额的释读，宾兴经费中府银与县银的编征银两数同样值得一番释读。一般来说，府与各县编征的举人或进士数之和相等，此时各县编征的科举人数，也是各县需要分摊的府级科举人数。因为府级的宾兴经费需要依靠各县征解到府（即府银），所以当府、县两级关于此项经费编征单人花费相等时，那么各县编征的府银和县银便会相等。这种编征情况无疑符合一般的宾兴礼流程，也最易于识读。然而，事实是在记载宾兴经费编征的文献中，常常会出现府银与县银不相等的情况，又或不区分府县仅有最终的编征银两数。浙江部分地区的编征情况可参见表2。

表2 万历至崇祯年间浙江部分地区宾兴经费中的府县征银表

在迎宴新举人、起送新举人和迎宴新进士等三项经费编征中，遂安县和义乌县各项经费的府银与县银均不相等，会稽县、龙游县和开化县分别有一项相等，秀水县和嘉兴县分别有两项相等。当某项宾兴经费条目中府银和县银的编征数额不相等时，不仅对宾兴经费的释读带来困扰，似乎也无法与宾兴礼中府、县分别迎送同一批科举群体的流程形成验证。故有必要对这些编征数额做出解释，以下分两种情况分析：

首先，是府、县两级编征的人数相同，却出现府银与县银编征数不等的情形。大致有以下两种原因：一是府、县科举编征的单人经费不同。就衢州府的迎宴举人来说，府级5名，5县各1名。显然各县在负担本县的1名外，还要分摊来自府级的1名新举人。新举人的捷报旗匾等各项花费，府级每名5两，西安县每名7.9两，龙游等四县每名6.3两。可见，不仅府、县两级编征的单人经费不同，即便各县之间单人经费也不尽相同。因此，尽管府、县两级编征人数相等，各县所编征的府银与县银也各不相同。如西安县迎新举人，每年征府银1.67两，县银2.63两。以三年计算则府银共5两，县银共7.9两。二是各县分摊的府级经费数额不同。可以看绍兴府的迎宴新举人一项，府县两级均编征35名，每名新举人编征6两。但府级共210两的经费却未按各县编征的新举人数分摊，而是大抵照科举实力强弱分摊。依次是余姚县90两，会稽县37两，山阴县27两，上虞县17两，萧山县13两，新昌县11两，诸暨和嵊县各7.5两。如此的经费编征和分摊方式，不仅致使各县编征的府银与县银不等，每县分摊的府银数额，也无法通过新举人编征的单人经费换算出整数。这也是很多无法查阅全府数据的地区科举经费难以释读的原因。

还有些地区的府银和县银不等兼有以上两个原因。衢州府起送举人会试项便是如此，府县两级编征人数相同，府银和县银却不相等。其原因不仅是府、县两级编征的单人经费不同，各县编征的科举人数与分摊的府级名额也不等，这使得宾兴经费释读尤为困难。衢州府该项经费起送举人数，府级与县级均编征10名，府级每名经费7两，而各县每名经费4两。各县派征的举人数是西安和龙游县各3名，江山县2名，常山和开化县各1名。府级的10名编征数没有依据各县的编征名额来分摊，而是由5县均摊，即每县2名。换言之，西安和龙游县分摊的府级名额比本县派征的名额少1名，常山和开化县分摊的府级名额比本县派征的名额多1名。

其次，若府、县两级编征的科举人数不同，各县编征的府银和县银自然也很难相等。这种情况仍需要解释一个问题，即府级的经费如何分摊到各县？一般来说，也有两种分摊方式。一是经费均分至各县。如衢州府贺新进士，府级编征3名，属内5县各编征1名，府县均是每名10两。府级共30两的经费由5县均摊，每县的府银均编征6两。二是全部分摊至附郭县或科举实力较强的县。如台州府贺新进士，府级编征3名，属内6县各编征1名，府县均是每名10两。府级的经费则全部分摊到附郭县临海县，即临海县每年贺新进士府银10两，三年共30两，而县银每年仅派征3.33两。其余5县贺新进士的经费中，则均未派征“府银”。

最后，部分宾兴经费的记载并无府银和县银之分，而是直接给出经费总额。此类经费记载也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无府银的摊派。前文所述台州府“贺新进士”一项的经费编征中，由于府级经费全部由附郭县临海县承担，其余5县在该项经费编征中，实际只有县银而无府银。二是经费总额是府银和县银相加的结果，只是出于书写习惯等原因，文献中直接写出了最终数额。这就意味着，看似没有府银和县银之分的地区，实际上仍存在着府、县两级宾兴礼，甚至是府、县两级分别迎送同一批科举群体的宾兴礼。万历《温州府志》对永嘉县的“新举人旗匾、酒礼”项经费的记载，仅为“银四两六钱六分六厘六毫”。由于缺乏相关信息，难以进一步解读这条史料。实际上，相较《均平录》时期的经费编征，永嘉县的这项经费编征总额并未发生变化。4.67两实际由2.91两的府银与1.76的县银组成。永嘉县分摊的府级举人数与本县编征新举人均是2名，造成府银与县银不同是因为府、县两级关于新举人的单人经费不同，府级为每人4.36两，县级为每人2.64两，所以永嘉县需要分摊的府级经费是8.72两，县级经费是5.28两。因为是分三年派征，可得出每年派征府银2.91两和县银1.76两的结果。

四、结 语

随着明代政治、社会环境的变迁，宾兴礼经历了重塑、推广和接受的过程。宾兴礼不仅指府、州、县官为送迎科举功名群体的相关活动，还包括乡试鹿鸣宴，布政司、提学、抚按等衙门以及中央部衙的送迎活动。但由于始终没能完全上升到国家典礼的高度，宾兴礼在一定程度上，仍处在礼俗之间。例如府州县的宾兴礼，在各地的方志中，多被归入“典礼”“礼制”中，也有被纳入“风俗”之中。地方宾兴礼的相关流程长期被研究者忽视，即在多数地区，举人和进士会先后经历府、县两级的礼仪活动。

这一重要的宾兴礼流程，正是释读相关科举经费编征数字的基础。它不仅揭示了如何正确计算宾兴经费中的相关数额，也是理解宾兴经费编征条目真实含义的关键。以《钦依两浙均平录》为例，可以发现科举经费的编征名额，主要是依据各地的实际中式人数确定的。府县确定编征名额的原则有两种：一是府级编征名额由各县中式人数取整相加而来；二是府、县两级各自依据实际中式人数取整。此外，由于地区差异，即便同府之内，府与县、县与县之间的宾兴礼习惯和相关编征数额也不尽相同，使得各县的宾兴经费编征中，“府银”多于或少于“县银”。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三种：本县分摊的府级名额与本县派征名额不等，府、县关于某项宾兴礼编征的单人经费不同，府级的宾兴经费有着依照科举实力强弱分摊、各县平均分摊和全由附郭县分摊等多种方式。

总之，尽管把握宾兴礼的流程对解读科举经费编征有着十分关键的作用，但由于明代各府县在科举的经费编征原则、单人经费和府级经费分摊方式，乃至最终呈现在文献中科举经费编征条目的书写习惯等方面都可能存在差异，致使科举经费的解读仍有着许多困难。以上问题的探究，力求推进科举经费数额的释读工作。

转自《史学月刊》2025年第12期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政府积极履行同盟国的作战义务，配合盟军在东南亚战场的军事行动，积极派遣远征军远赴缅甸与英美军队合作对日作战，一般将中国远征军两次入缅作战看作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于国外作战的唯一战例”，但从抗战期间中国境外军事行动的整体视角来看，还应该包括越北受降。抗战胜利前，国民政府希望派兵进入日本，协助盟国实行占领，但由于忙于内战等原因未能实现。“国民政府也曾考虑派兵赴欧洲作战，并先后对德国和意大利宣战，但由于诸多因素的制约并未实现”。如上所述，抗战期间中国军队的境外军事行动，只有两次入缅作战和越北受降得以实现。国内学者就两次入缅作战已经有比较深入的探讨，但关于中国军队越北受降研究不足，以及把两次入缅作战与越北受降作为中国境外军事行动的整体性关怀不足，本文以抗战和二战战场整体性看中国境外军事行动。

一、中国远征军两次入缅作战

（一）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为了获得缅甸丰富的战略资源，切断中国抗战生命线滇缅公路，对中国进行战略围堵，日军进攻缅甸，“不仅占领中部缅甸之要地，并企图向缅中边境追击，肃清缅甸境内之敌，起到完全切断滇缅公路，使重庆限于孤立，挫伤重庆坚持抗战的意志的重大作用”。按照日军大本营的基本构想：“为了防备将来盟军可能进行反攻，更必须在外围确保必要的反击地区……西面大致以缅甸作为重点包围区域”。对中国而言，“战时公路运输，首在求取国际路线，一面使国外军械弹药必需物资源源输入”。“1939年9月至1940年6月间，每月通过滇缅公路运输的军用物资以及其他物资共计10000吨，1941年间，滇缅公路运入的其他各类物资达132193吨”。日本攻缅的重要作战任务就是切断中国赖以输入武器的对外联络线。

为了保卫中国西南国际战略通道，中国积极准备并提出派兵进入缅甸布防。1941年3月17日，中马印缅军事考察团团长商震与驻缅英军总司令麦克莱会晤时，转达了中国的决心：“对于协助英方远东战事，夙具坚定决心，敌果南进，则无论直接、间接，中国尽量捍卫”。但时任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会见日本外相重光葵时，表示“我们在马来设防，并不是对日本的包围。……我们希望避免冲突，并愿为战后发展友好关系铺平道路”。英国自恃控制着新加坡要塞，可以阻断日军从海上入侵缅甸，判断日军不会从缅甸南部入侵，同时“以为中国自卫尚无充实力量”，不愿中国军队介入缅甸事务。英国印缅军总司令阿奇博尔德·韦维尔以“印度增援部队最近数星期当可到达”为由，一再拖延中国远征军入缅的时间，原定入缅的中国远征军只得在中缅边境驻守待命。

1942年2月3日，远征军第六军军长甘立初接到电令入缅参战，14日远征军第五军接到电令入缅。3月20日，同古保卫战打响。第200师人数及武器装备均不及日军，缺少空军支援，连续战斗12日，伤亡2000余人，成功掩护英军撤退。美国盛赞：“同古保卫战是‘所有缅甸保卫战所坚持的最长的防卫行动’，为第二〇〇师和它的指挥员‘赢得巨大的荣誉’”。日军第15军司令官饭田祥二郎中将也不得不承认，第200师“战斗意志始终旺盛，尤其是担任撤退收容任务的部队直至最后仍固守阵地拼死抵抗”。仰光失守造成中英军队陷入被动，东、西两线溃败导致平满纳会战计划流产。日军攻占曼德勒后，进占腊戍，切断了中国远征军回国的主要通道。中国远征军入缅参战的第5军、第6军和第66军等3个军9个师和各直属部队为避免遭遇合围，只得分别撤退到印度东北部、滇南和滇西。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参战宣告失利，其后果是：“盟国向中国军队提供的少量重型武器大部分损失了，能够把人员、武器、供给物资运入中国的一切可用的陆海通道均被截断”。入缅作战失利使日军直接威胁中国西南大后方和盟国在印度的战略基地。

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参战失利的原因，国民党归结为“缅战失败由于作战方针之被美英所动摇”，英国对联军作战指导无全局战略构想，中、英两军各自为战，英军缺乏联盟作战的诚意以及战斗力薄弱等因素。英军一再拖延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的时机，导致中国远征军“集中于战场之时机过晚，无法发挥全力，自始至终战况均呈被动之态势”。中国远征军“缺乏空军，我人盲目作战者先后凡两个月……至于士气、训练、配备、人数、交通、供应、指挥、组织（日军）均优于我方”。英国殖民主义播种的后果——缅甸人无意于为维护英国人对他们的统治而战斗，使“缅甸人民感到惊奇的不是英国人的失败，而是他们失败得那么快”。黄道炫指出，“史迪威对中国军队的战略指导和具体指挥上负有主要责任，蒋介石放弃领导责任，迁就史迪威的错误指挥，也应负一定责任”。

（二）中国远征军滇西缅北反攻

缅甸战役失利后，自1942年7月始，中、美、英三方就反攻缅甸的问题进行了反复磋商。中国政府为恢复中国与盟国的路上交通线，提出反攻方案，即“规复缅甸可建立反攻日本‘本土’之基地，使盟国尔后攻势作战容易；巩固印度，彻底击破轴心国会师远东之企图；打通中印交通，使美国援华物资大量输入，及早完成中国总反攻之准备”。美国则考虑到利用中国军队牵制日军，为日后盟国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反攻进行前期准备。乔治·马歇尔认为，“击败日本人的唯一经济的办法是动员中国巨大的人力来对付日本。但是要对庞大的中国军队进行装备和训练，必须首先重新打通经过缅甸的路上交通线”。《新华日报》1941年报道称：“某高级权威方面人士确悉，美政府已决定保持滇缅路，盖中国之供应线，固亦攸关美国之国防”。美国的设想“就是必须让中国继续同日本作战，以便以中国为基地空袭日本的海上航线和最后以中国为跳板进攻日本本土”。但美国在反攻缅甸的问题上，强调“因船只缺乏及其他战场之需要频繁，目前尚不能派遣陆军至中国、缅甸及印度”。英国对反攻缅甸的态度消极，“不想让美国军队在它先前的殖民地作战，担心美国影响将取而代之，它也不愿让中国军队在缅甸作战……它担心中国参战会刺激这一地区民族情绪高涨，鼓励脱离英国的倾向”，史迪威曾说英国人“只关心保卫他们具有战略意义的殖民地，而且只是在战局符合帝国更大的战略需要时才这样做”。从卡萨布兰卡会议、三叉戟会议、魁北克会议，直至开罗会议，中、美、英三方始终未能就对缅反攻形成统一意见。早在1943年10月，为执行盟军关于在缅甸对日军发动攻势和打通中国西南国际交通线的决定，中国驻印度远征军开始向缅北的日军发动进攻。直至1944年4月，终于“核定滇西部队出击计划”。1944年5月11日，滇西反攻以中国远征军强渡怒江为标志，中国远征军经强渡怒江、松山战役、腾冲围攻、龙陵争夺战、收复畹町等一系列战役，彻底将日军赶出滇西。

1945年1月，中国驻印军在英军协同下攻占八莫、南坎、芒友，同自云南出击的中国远征军实现会师。中国远征军与驻印军密切协同，南下进攻日军，并于3月6日攻占腊戍。据资料记载：“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在滇西缅北反攻中，收复缅北大小城镇50余座，收复滇西失地8.3万平方公里，基本上歼灭了日军第33军的第18师、第56两师团，歼灭其官兵41142人（此据日本厚生省调查的数字，包括军直属部队阵亡的2854人，但不包括航空兵），并给予缅甸方面军直属的第2、第53、第49师团以沉重打击（至少歼灭其数千人），并缴获了大批武器装备”。根据日本厚生省救援局的调查，日军在缅甸方面作战的兵力司令部直辖部队、第15军、第28军、第33军总计303501人，战死者185149人。中国军队也付出了重大牺牲，阵亡官兵31443人，负伤35948人。滇西缅北反攻战打破了日军对我国东西夹击的包围状态，解除了日军对中国大后方的侧背威胁，收复了大片沦陷国土，极大地鼓舞了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和决心，“日军在缅甸战线的崩溃，给了日本军部一个严重打击……自夸精锐的日本陆军被他们一向所轻视的中国军打垮了”。这次胜利使被日军切断的陆上交通线滇缅公路得以恢复。

（三）中国远征军境外军事行动的国际意义及对战后的影响

中国远征军两次赴缅参战，是中美英三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首次大规模的协同作战。中国军队入缅作战所形成的两面作战，给国内的正面战场带来了很大压力。1944年5月13日，蒋介石致电魏道明转富兰克林·罗斯福，“中国战场一方面其战场中心河南平原作战正在大规模发展之时，而一方面又欲在萨尔温江作战同时进行，以中国疲弱之身而当此两方面作战之重任，其艰危之状，更倍于往昔”。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代价，在国内和境外积极策应和支援欧洲战场。中国的抗日战争应被视为全球战争的核心组成部分。丘吉尔、罗斯福对此予以高度认可。罗斯福曾说：“我们也忘不了中国人民在七年多（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实为14年之久）的长时间里怎样顶住了日本人的野蛮进攻和在亚洲大陆广大地区牵制住大量的敌军”。丘吉尔表示，“如果中国一崩溃，至少会使日军十五个师团，也许会有二十个师团腾出手来。其后，大举进犯印度，就确实可能了”。滇西缅北反攻的胜利，完全粉碎了日本与德意会师中东的计划。“日军指挥部想把中国与其盟国分割开来的企图遭到破产。缅甸和东南亚其他国家获得解放的条件已经具备”。滇西缅北的胜利加快了轴心国彻底失败的步伐，揭开了亚洲战场盟军向日军反攻的序幕，为英军对英帕尔的坚守和对缅中出击进而收复全缅甸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胡德坤指出，“以中国军队为主体的缅北反攻作战取得完全胜利，不仅打通了滇缅公路，使中国重获外援之路，更重要的是，为盟军在缅甸乃至在东南亚的反攻建立了前进基地”。

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是二战中少有的由亚洲国家主导的跨国协同作战，其战略价值深刻重塑了同盟国的全球布局，抗战使中国赢得了参与塑造战后世界秩序的权利，中国在战后秩序特别是东亚秩序构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大大提高了中国在盟国中的地位。正如美国学者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认为，“1931年至1949年中国国际地位的历史展示了日本侵略以及其他国家与其对抗的对策，使中国从一个受侵略的弱小牺牲品逐渐转变为一个世界强国，确立和平的稳定框架中的一个伙伴”。

二、中国军队入越受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广播“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根据《波茨坦会议》精神，“盟军统帅部于1945年8月13日发布命令：北纬16度线以北之法属印度支那境内之日本高级将领，及所有陆、海、空军及附属部队应向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投降”。鉴于日军投降部队集中地点在越南北部河内，一般称之为“越北受降”。越南北部受降区是中国战区16个受降区中的一个境外受降区。

1945年8月18日，“国民政府派卢汉为受降官，指挥第五十二军、第六十军、第六十二军、第九十三军，暂十九师，暂二十三师，第九十三师，负责接收越南在北纬十六度以北地区，该区为敌第三十八军”。这次受降是在战争结束后，属于非战斗性质的军事行动。中国军队的驻留以法军开到为限，由行政院在占领军总部派设顾问团辅助处理相关事务。

8月31日，卢汉通知侵略越南的日军第三十八军军长土桥勇逸，要求其立即派遣谈判代表，并携带驻越日军人员资料、武器及弹药的详细报告和清单，商讨投降事宜。9月1日，第三十八军参谋长酒井干城及其随从、翻译等5人抵达开远中国第一方面军司令部，在第一方面军参谋长马锳主持下举行洽降仪式，接受中方的《中国战区陆军第一方面军司令部备忘录》及在越北向中国投降的所有安排。

9月28日在河内法国总督府举行受降仪式。朱偰作为中国政府顾问团财政代表，在其《越南受降日记》中回忆道：“上午十时正，日军司令土桥勇逸及海空军代表至，面带忧戚之色，北向立。卢司令官根据日军在南京所签降书，宣读条款，译成日文，交土桥签字，签毕即行退席”。

鉴于中国军队力量不足、国内政局不稳，国民党内部就越南独立问题意见不一，法国政府重返越南的强硬态度以及美国政府对越政策演变等因素，使中国政府在越南独立问题上受到很大影响。但在参与东南亚战后秩序重建以及利用自身影响帮助越南独立方面，中国政府还是在三个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影响。

一是中国政府主张战后联合托管，积极推动越南独立到同意法国重返越南的过程，凸显了国民政府在对越南事务中的政治转向。1942年11月9日，中国明确向美国提出“安南共同扶助”的主张。1943年11月于开罗会议期间，公开表态支持越南独立，“关于安南问题，本人表示无领土野心并请发表宣言，战后由安南独立”。二战结束前夕，《大中华民国第一方面军司令部布告第一号》：“至于越南问题，我最高统帅业经明白发表宣言，今后一本大西洋宪章，扶植其自治基础，俾能臻于独立地位，绝无领土企图”。二战结束后，中国政府表示“中国从未想要占领越南，将帮助越南获得独立”。但中国政府的外交承诺往往受制于美国的外交政策，随着美国对越政策的转变，1945年召开的旧金山会议上，美国官员们向法国保证，法国在印度支那的主权不会受到挑战。1945年8月24日，戴高乐与哈里·S·杜鲁门会谈，杜鲁门保证“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美国政府对于法国重返印度支那一事绝不反对”。鉴于美国态度的转变，中国政府军力不足，中法关系的改善以及在越华侨的生存现状等因素的共同作用，蒋介石推动越南独立的态度产生动摇，不主张明确支持胡志明，避免引发与法国的纠纷，拒绝了胡志明要求援助越南独立的请求，“希望越南人民以不流血的和平手段及渐进的方法去实现此独立的愿望，故期盼胡志明主席与法谈判，在上述原则之下，我政府必给予协助。若法越双方希望中国出面斡旋，中国政府亦愿调停”。

1945年8月，越南独立同盟会（简称“越盟”）发动“八月革命”，“只在半个月内，总起义就在全国范围内取得成功”。9月2日，越盟领导人胡志明宣布越南独立，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国民政府处理越南问题的方针是不主动参与，避免卷入越南独立的外交漩涡中，但基于对中国西南地缘政治的考量，以及中国边境安全和在越侨胞利益等问题的考虑，中国政府努力调节越南各派间的矛盾，试图以调停人的角色增加在越南政局变动中的分量，以期将越南局势引向对中国有利的一面。

在中国政府的推动下，1946年3月6日，法国与越南在河内签订《法越初步协定》，双方议定内容之一是：“法兰西政府承认越南共和国为一个自由的国家，有它的政府、国会、军队和财政，并为印度支那联邦和法兰西联邦的一分子。越南政府声明对于依照国际协定接防中国军队的法兰西军队，准备予以友谊的接待；接防行动的进行方式另由附在本初步协定内的附属协定规定之”。中法协定签约后，“蒋介石方面，一俟交防和撤军，就可移兵东北，发动内战”，蒋介石口头承诺并未完全放弃援助越南的计划，但已逐步让位于国内战争的现实需要。《法越初步协定》客观上为新生的越南政权争取了整军备战的时间，避免了短时间内的法越军事冲突。“由于中国国民党军队在占领和撤离期间出卖和转交了大量美制与日制武器，加上其他来源，越盟部队的枪支在上述时间和范围内先从不足1万件增至3万余件，再增至8万余件”，这些举动为越南抗法提供了一定的支持，壮大了抗法力量。

二是改善在越华侨待遇。二战结束后不久，1945年10月国民政府外交部代表凌其翰与法国代表团正副团长让·圣德尼和莱昂·皮农在河内就华侨权益问题进行了多次交涉，并得到了法方的承诺，“法方将尊重华侨历史性的、传统的权利和特权”。中国政府支持法国返回越南，但也给予了一定的限制，中法两国展开民事协定的交涉与谈判工作。在华侨待遇问题上，中国政府提出：“旅行、居住及经营工商业、购置动产和不动产等方面华侨应享有不低于最惠国人民所享有的待遇。华侨在税收上应享有与越南人民同等的待遇。力争在法律手续和司法案件的处理上，应享有与法国人民同样的待遇”。1945年12月7日，蒋介石与即将离任的大使贝志高的谈话中，暗示改善华侨待遇，并且“在国民政府各部门联合起草的、蒋介石批准的谈判方案中，法国改善越南华侨待遇并接受中国其他要求正是中国军队撤退、法军接收越南北部防务的必要条件”。围绕着在越华侨的待遇问题，法方声明只有等中国军队全部撤离越北后，才能启动谈判。谈判一度陷入僵局。1946年1月，法国新政府上台，调整谈判立场，2月28日，中国外交部部长王世杰和法国驻华大使梅理霭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订了中法协定，即《关于法国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约》《关于中越关系之协定》《关于中国驻越北军队由法国军队接防之换文》《关于法国供给中国驻越北军队越币之换文》。其中，《关于法国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约》第六条明确规定：“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对于中华民国人民在法兰西共和国一切领土内早已予以旅行、居住及经商之权利。……关于各项法律手续与司法事件之处理以及有关税捐之征收，不低于所给予本国人民及公司之待遇”。通过该协定，法国顺利返回越南北部，而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旅越华侨的待遇，包括在越南居住、工作和接受教育的权利等等。中国方面坚持，改善华侨待遇是签署中越关系协定和撤离驻越部队的必备条件，对此，法方不得不做出妥协。

三是解决海防军事冲突。该冲突也称“中法海防三·六事件”。海防是越南北部的重要门户。按照1946年2月28日关于中国驻越北军队由法国军队接防之换文规定：“驻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之中国军队交防，于三月一日至十五日期间开始，至迟应于三月三十一日完毕”。1946年3月5日上午，驻海防法国领事来到第一三〇师师部，要求允许法军登陆接防，意图强制登陆，欲将中国军队赶出海防。3月6日，中国与法国驻越南舰队在海防发生军事冲突，法国舰队偷袭中国军队海防守地，被中国国民政府第53军第130师击败。冲突之后，法国不得不求和，被迫承认应对事件负全部责任，最终形成了如下协定：“（一）一九四六年三月六日法军偷袭中国军队海防守地，被中国军队击败，此次误会，纯由法军负责。（二）海防市所有各国居民的生命财产一切损失，都由法军负责赔偿。（三）法军保证今后绝不再来偷袭海防守地。（四）击沉击伤法国军舰，在中国军队监视下，准予打捞拖走，限七日早八时前打捞完竣。（五）中国军队方面无条件地即日放回法军被俘人员，双方伤亡均由各自负责”。中国军队于5月全部撤出越南后，法军接防。

中法海防冲突“并非偶然发生”，而是中法双方从各自不同的战略利益出发，互不让步而导致。中国军队禁止法军入越受降以及派遣法方代表参加受降仪式，不准被释放的法国军人携带武器，也不得悬挂法国国旗，对越南人民的反法活动采取默许和庇护。中方希望法国与胡志明达成和平协定，中国军队交防，而法国试图武力迫使中国军队让防，并兵逼胡志明接受城下之盟。如朱偰在其日记中言道：“考法军急欲登陆之原因，不外有二目的：一为于三月九日以前进军河内，一雪去年三月九日为日人缴械之耻；一为以武力威迫越人，促其作城下之盟，签丧权之约”。法方则认为“中国军队没有坦克、大炮、飞机、军舰，装备很差，战斗力薄弱”，试图集结军事力量驱逐中国军队。

中法越南海防冲突最终以武力方式解决。这是由于法方过高估计自身实力，轻视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更错判了中国政府应对中法军事冲突的决心。“法军的海防登陆，客观上起到了动员越南人民起来抗法的作用。海防市民全体动员，进入战时状态，民兵到处站岗巡逻，彻夜操练，虽妇女亦不例外”。而中国军队不卑不亢，有理有节且积极迎战，挫败法军提前登陆、造成既定事实的阴谋，成为越南人民“一道篱笆，用以暂时拦阻法军进入北方”，客观上支持了越南人民的抗法斗争。

中国军队以二战战胜国的身份进入越南，接受驻越日军的无条件投降，是自1884年中法战争以后，中国军队第一次以胜利者的姿态踏上越南的土地，彰显出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的巨大贡献。中国军队开赴越南接受日军投降，向全世界传递出积极的政治信号，“作为东亚大国，中国重新担负起对地区邻国的道义责任，支持朝鲜、越南两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三、云南在中国对外军事行动中的贡献

日军全面侵华后，云南成为中国抗战的大后方，同时承担着国际援华物资供应中转的重大使命，又是抗战后期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进行物资补给、部队休整的前沿军事基地。

（一）云南对中国抗战作出的巨大支持

作为抗战的大后方，日军全面侵华后，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敦促地方，尽快修筑滇缅公路，“中日战争，日渐激烈，范围日渐扩大。与我接近之海岸，亦被其封锁。滇缅公路已成必要之交通，尚希积极赶办”。云南省政府积极支援其他省份，龙云曾亲询，“闻湘地西药缺乏，部队患病甚感痛苦……拟由滇采买接济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云南省“总计四年内供应盟军鲜猪约87600头，肉用牛约58400头（其中有部分由贵州省买来）”。自1944年6月至1945年1月，“依据总部调查，补给军粮九千一百二十五吨，马料六百五十吨，弹药三千三百四十七吨，共计一万三千一百二十二吨。连同食盐副食与装具器材等，大约近一万四千吨。在吾国战史上，其消耗数量，不可谓不巨。赖美方人员与地方民众之竭力帮助，克复困难，达成任务”。“滇西反攻先后参加作战之军队达十六万人之多，仅粮食一端，即成大问题，由昆明运往接济者甚少，绝大部分是滇西人民供应”。“民众协助，在围剿残敌中，收获特大；在深山大壑中，亦能得到一部由各方输送之给养”。自1937年全面抗战以来，“云南至少将42万子弟输送到抗日前线”。云南人民为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二）云南民众积极支援抗战

九一八事变后，云南民众救国会大理分会就号召民众抗日，“吾滇地处边陲，强邻虎视……保国者如保家，救国者适以自救”。云南各级政府组织动员大量民力，修筑滇缅公路。滇缅公路修筑之初，“滇西人民以20多万人之众参加这一浩大工程。大理、下关的农民和居民每户都要去人参加修路，家里没有劳动力的，老人和妇女也要去出工”。滇缅公路复运后，为防日军轰炸，云南省政府令各地事先做好抢修公路的准备，“如遇本路需用民工协助抢修时，应即如数征发，以利交通而维军运”。为保障美军飞机顺利起降，争夺太平洋战场的制空权，“云南先后投入数十万劳动大军，在呈贡、沾益、蒙自、祥云、保山等地，筑成可供战斗机、轻重轰炸机使用的大中型飞机场五个，昆明原有的巫家坝机场，也扩大了数倍”。云南各地人民积极响应抗战，“普遍开展了抗战献金运动。每年的7月7日为全省的抗战献金日，到日全省各地都举行隆重的献金大会”。1942年2月上旬，“中国远征军第五军、第六军、第六十六军相继入缅作战，途经龙陵。地方机关、学校、村寨、街道和寺庙、宗祠均让出房屋给军队停宿”。1942年秋，“远征军预备二师卫生队的看护排、担架排被抽调补充作战部队，空出编制两个排，遂在南甸、干崖、盏达召募少数民族女青年和腾冲流亡的女学生60名……跟随部队打游击，到前线救护伤员”。保山施甸县由旺镇“各乡镇民众，闻本军在龙陵断炊犹能奋勇杀敌，无不感动，踊跃应雇，自备雨笠、蓑衣、扁担、绳索，向兵站部报到”。腾冲沦陷后，县政府为支援军队作战，“令各乡镇成立便衣队，由乡保派丁充当，请驻军派员指导搜集情报、破坏桥梁、道路及袭击敌人等各项知识……在我军势力所及之地设置担架队、运输队，负责伤病员和运输工作”。在中国远征军反攻后，“军粮一时接济不上，各乡镇人民群众都愿自动节省粮食，供应部队，或以饭菜送达阵地，或邀食于乡公所及居民之家”。概言之，“云南8年来之农村平民，无日不在被征之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男子穷于应付，继以妇女，少壮散之四方，继以老弱，出钱出粮，流血流汗，对国家已尽其最大之努力”。

（三）云南军队支撑入越受降

以滇军为主力的第一方面军是唯一一个到境外接受日军投降的军队。第一方面军是在日军1940年侵入越南后，云南兵力不足，龙云发电要求将活动在江西的第一集团军第六十军及新三军调回云南，“海防铁道，既已突然停运，敌军自必登陆无疑。滇中空虚，毫无准备。……现又海防登陆，滇省直当其中，感受严重威胁，防务倍形重要”。蒋介石批准将第六十军麾下所属的第182、184两师调回云南，在云南另行成立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部。1945年8月第一方面军接受入越受降任务后，蒋介石指派卢汉任第一方面军司令和入越受降军事主官，“当时，第一方面军指挥第六十军万保邦、第九十三军卢逡泉、第五十二军赵公武、第五十三军周福成和第六十二军黄涛等五个军及第九十三师彭佐熙、暂编第十九师龙绳武、暂编第二十三师潘期端、朱家壁团，宪兵第二营及通信营等共约二十万人”。

转自《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5期

自南宋开始，东南山区的山林产业逐渐繁荣，至明清时期成为山区民众的重要收入来源。近年来，学界从获得途径和实现方式两个方面讨论东南山场的确权问题，涌现出一批有影响力的学术成果。在山场产权的获得途径方面，郑振满发现里甲制度是福建永泰县民众取得山场支配权的最主要方式；孟一衡持相似观点，认为山主借助南宋政府的“经界法”将早已占为己有的山场合法化；郑鹏程则进一步将这种获得山场产权的途径概括为“纳税控产”。在山场产权的实现方式上，杜正贞的贡献最大，她指出划定山界是明清时期东南山场民众实现产权的主要路径。

不过，近年来陆续刊布的一批分山合同显示，明清时期东南山区的民众主要通过折合股分和划定山界两种方式界定山场权益。一大批被称为分银单、分价单、出拚清单、清白合同等名称的材料记录了不同时期各处山场的股分占有和利润分配情况，尽管各位业主从未划定山界，依然能够有效分享山场收益。即使是那些划定山界的山场，各位业主又建立了一套严密的山场经营秩序，甚至有时候也会模仿股分山场的模式制作各类分银单。这似乎说明，明清时期的东南山区可能存在一套更为复杂的山场确权机制。

“共业”山场的存在决定了这套确权机制的生成。自山林产业崛起后，在分家和买卖的双重作用下，东南山场出现大量“共业”现象。这些“共业”广泛存在于同姓家族内或异姓家族之间，是民间社会在山林经营中基于维护共同经济利益而相互合作的集中表现。学界曾注意到这类山场的经营。任志强认为：“诸子均分制和产业频繁买卖，是共业形成的主要途径，而管业不便则是它消亡的主要原因。”康健持相同观点，认为“共业”山主之间基于减少摩擦的考虑重新分配山场，却引起了“共业”的消失。遗憾的是，当时他们尚未充分注意到数量庞大的分银单资料，仅将“共业”视为由共同共有产业向个人所有产业转化的一种过渡形式，并未意识到其中恰好隐藏着东南山场产权的奥秘。

事实上，“共业”山场的形成绝不局限于民间社会基于维护共同利益而相互合作，更不是一种简单的过渡形式，而是东南山场运行过程中的常态。因此，从“共业”山场入手分析东南山场产权形态的内在演变逻辑，就成为深入了解明清时期东南山区民众如何实现山场产权的必要环节。基于此，本文以近年来刊布的分银单、分山合同、清白合同、分家书为核心史料，结合前辈学者业已搜集出版的多种民间契约文书，分析明清时期东南山区“共业”山场的产权演化逻辑，以期为山场确权研究提供一个新视角。

一、分籍“共业”山场的运行

（一）分籍“共业”山场的形成

光绪年间，诸暨县知事倪望重概括山场占有形态为“盖内得者，不拘多少，通山有份也；若分受者，山之广狭，界限分明也”，以有无山界区分两种不同类型的山场。近年来陆续刊布的诸多契约文书显示，明清时期东南山区民间社会在分家时通常采用划定山界和厘定分籍两种方式析分山场。划定山界就是将“肥瘦品搭”的各处山场进行物理分割。康熙四十五年（1706），徽州某县汪振祖将自己的几处山场析分成界限明确的忠、恕两号新山场分给二子，两人的山场界限清晰。厘定分籍则是指诸子以所持份额共有山场，并不划定山界。康熙年间，祁门县凌明爵和凌明禄分家时专门规定“外号承祖各处余山均业”，尽管界定了持有人的权益，他们依然存在紧密的合作关系。

山场的买卖也使用这两种方式。在那些界限清晰的山场，业主会依据需要出售全部或部分山场。当出售全部山场时，他会在契约中注明所售山场的四至。如果出售部分山场，他面临两种选择：第一，与买受人划定新四至；第二，出售山场份额。一旦划定山界，新旧业主的权益边界就变得清晰，而出售山场份额的情况则稍微复杂。洪武三年（1370），祁门县汪申如将自己的部分山场卖给谢銮友：
今有自己山地三号……将前项三号山地，本家存留祖坟二穴，将空闲山地合得内取一半……出卖与同都谢銮友名下……其山地一听买人迁造风水，永远共同管业……日后倘有起税，二家均管。

汪申如将自己的一半山场出售给谢銮友，谢家由此获得经营山场的权利。不过，两家并未划定山界，而是以“共同管业”的形式共有山场。如此一来，山场也从一家独占转变为两家共有。在那些原本就通山有份的“内得”山场，业主也会选择出售全部或者部分分籍。永乐二年（1404），祁门县谢曙先出售自己的全部分籍：
将承祖山地二片，坐落本都八保，土名白杨坞，系经理吊（字）六百五十五号、六百五十八号，山三亩一角；又将土名张岭坑西源坞，吊字六百七十五号，山四亩。所是四至，俱照经理为准。其山与侄能亨、能静相共，曙先四分内合得一分，山地骨并地内杉苗，尽数立契出卖与同都谢则成名下。

谢曙先将675号山场分籍出售给谢则成，该处山场转而由谢则成和谢能亨、能静共有。永乐四年（1406），祁门县胡氏员出售自己的部分分籍：
原承故夫批受山地一片，坐落本保，土名周家山，系唐字……号，其四至自有文契可照。其山地原与叔谢显先相共，本宅四分中合得三分。今将一分出卖与显先了当，仍有二分，内取一分，出卖与男谢淮安名下。

胡氏员与谢显先共有一处山场，自己占有三分，现在她将其中的两分转卖给谢显先和自己的儿子谢淮安，仍保留一分。还有一些分籍的出售更细化。浮梁县张一荣兄弟原本持有一处山场的六十四分之二分籍，万历四十年（1612），他们“将山一分，断骨出卖与本都汪良云、成等名下为业，本身兄弟二分中存留一分，契买主共相两半管业”。两人共同持有的分籍被再次析分成两部分。

即使是那些新划定山界的山场，后来也可能演化成通山有份的“内得”山场。在分家和买卖的双重驱动下，“分受”山场的持有者可能会基于某种考虑，在未来某个时间点采取厘定分籍的方式析分山场，这样就改变了山场的占有形态。从这个角度而言，分籍“共业”是“共业”山场的主要表现。

这种山场分配方式与测量技术不完善有关。明清时期，政府始终没有能力实现山体的精准丈量。因此，在当时的国家清丈中，除祁门县等小部分区域外，其他大部分地区的山场是估算后的税粮面积。既然官方都无力实现精准测量，民间社会也只能以估算方式析分山场。而且，划定山界的方式也容易造成山场破碎。山场有高低、阴阳、肥瘦之分，需要使用“肥瘦品搭”的抓阄方式划定山界，这样就会造成山场破碎，呈现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布局，不利于山场的整体经营，还容易因估算山界引发新的纠纷，所以民众更倾向采取厘定分籍的方式析分山场。

（二）政府认可分籍“共业”山场

明清政府的土地登记制度使得“共业”山场成为常态。明洪武年间，政府将鱼鳞图册制度化，用来登记土地信息。鱼鳞图册中主要包括业主、土名、面积（税亩）、四至、山形图、分庄等内容，而分庄一栏尤为引人注目，其详细记录了每处山场不同持有者的情况。以万历九年制字号鱼鳞清册为例，第5331号山场登记税亩为1亩1分2厘5毫，业主是蒋延应，但左侧分庄栏里却注明本处山场由蒋延应、谢德谥、胡益共有，他们的山税面积分别为5分6厘2毫5糸、1分8厘7毫5糸、3分7厘5毫。归户鱼鳞册中的分庄信息更全面。一份户主为汪瑞保的明代黟县归户鱼鳞册显示，他持有的山场分布在官字第926、948、972、988号等多地，占有形态和面积有较大差异，第926号山场为独有，另外三处山场则与他人共有，其中第988号山场多达9位共有人。

设置分庄的主要目的是应对频繁的分家和买卖。政府完成鱼鳞图册编制后，一般不会随意更改具体物业的字号和税额信息，但分家和买卖却使山场处于不断析分的状态，故而政府专门设置分庄栏，用于灵活调整每位持有者的税额。也就是说，面对难以精准测量的山场，政府侧重于获得足额税收，并不关心析分后各方是否划定边界，也不会轻易改动鱼鳞图册的编号信息，而这就在事实上造成了大量“共业”山场的存在。这一土地登记制度长期存在，为民间社会以厘定分籍方式调配山场提供了制度保障，一例卖山契完整展现了其在地方社会的运行情况：
汪汝宜……将共承祖父阄分得山地并苗一片……系经理尚字一百九十四号，计山三亩五分，通山八大分取一分；又山一片……系经理益字四百九十三号，计山六分二厘五；又山一片……计山三亩；又山一片……计山三亩，通山一十六分中取一分；又山一片……计山二亩五分；又土名黄土勘……计山五亩，通山三十二分中取一分……将前项山地分数并苗断骨，尽行立契。出卖与族人汪思静名下……前项各号税粮，通计山一亩零八厘七毫四糸，大造以（听）自本户起割无阻。

永乐十九年（1421），休宁县汪汝意等人将多处独有或与他人共有的1亩8厘7毫4糸税亩山场出售给汪思静。据上文可以大致推测本次交易的来龙去脉：第一，汪汝意的祖父分得多处山场，既有独有山场，又有“共业”山场；第二，历经多次分家和买卖，“共业”山场增多；第三，尚字194号等“共业”山场占有形态被详细记录在鱼鳞图册中的分庄栏；第四，汪思静会在下一个造册之年过税。直到清代，这种操作方式依然存在，尽管没有划分山场边界，民众在分家和买卖山场时依然会精准分配税额。

综上，在分家和买卖的双重驱动下，明清时期东南山场的占有形态最终演变为以划定边界为特征的“分受”和以厘定分籍为特点的“内得”两种山场“共业”方式。因为难以有效测量山体面积，部分民众可能倾向于采取厘定分籍的方式共有山场。为了保证税收的完整性和连续性，政府专门在地籍系统中设置分庄一栏，分别记录山场的占有情况，相当于以分税的方式确认了各位分籍持有者的产权。

（三）模糊的产权

既然是分籍“共业”，那么分籍持有者均可使用这片山场。洪武三年，祁门县汪申如出售山场时就约定两家共同经营。福建永泰的一份乾隆年间分籍“共业”山场合同也特别提到：“倘外人批种、造坟、起盖，其山价、花彩、山租等项，张家应半，曾、蔡共应一半。如张、曾、蔡三姓自种自造，不得言说批礼。”这种共有共用的模式也存在弊端。尽管政府已经通过地籍系统确认分籍产权，它们却很难落实到实践层面。经过多次分家和买卖，众人持有的分籍趋向细化，必然出现分值“多寡不一”的现象。在共有共用模式下，因为不能清晰界定分籍的产权边界，分值不均的直接后果便是持有人的产权无法转换为相对应的实有产权，继而造成分籍“共业”山场的产权模糊。

正因如此，私占山场的行为频发。“藉坟占山”是最常见的方式，主要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经过共有人认可，分籍持有者上山造坟，多年之后形成占山事实；另一种则是分籍持有者私自借葬坟占有相当规模的山场。这些祖坟往往成为日后众人及其后代声称山场权益的凭证。有一例争山案呈现了“藉坟占山”的具体过程和结果。浙江太平县的陈孔琳等声称其在第284号山场拥有4分税山，里边葬有高祖坟墓，而陈恩炳等人亦声称他们拥有祖先陈元如名下的3分6厘5毫税山，其中葬有陈元如的墓。经过几十年的经营，双方默认以山腰处的一条横路作为山场分界线，造成了事实上的私占。 这种行为极易引发分籍持有者之间的矛盾，所以很多契约都注明禁止“藉坟占山”。不过，“藉坟占山”事件屡禁不止，仍是引发山场纠纷的重要导火索。

也有分籍持有者以种树的方式占山。既然不能清晰界定分籍产权的边界，而那些已经被编入地籍系统的山场又面临缴税的压力，故而一些分籍持有者便率先垦殖荒山。崇祯年间，浮梁县王文贵等人共有一处山场，因为众人分值不一，难以落实产权，就随意登山圈地植树，逐渐将共有山场私占为大小不等的个人山场。然而，私占的山场规模却未必与自己的分籍数额对等，引发纠纷也就在所难免。由此可见，分籍所有权和使用权错位是引发山场失序的主要诱因。

分家和买卖过程中的信息不透明又加剧了“共业”山场的内部矛盾。通常而言，持有者在处置分籍时无需通知其他共有人，这就极易引发新旧持有者之间的矛盾。例如，徽州某县高振轩与方记洪原本共有一处山场，后来高振轩将自己的分籍出售给朱振虎，并未告知方记洪。正德十四年（1519），朱振虎将嫂子葬于此山，遭到方记洪抵制，遂将其告发到官府。在东南山场，这种情况颇为常见，是引发山场纠纷的重要因素。信息不透明还会造成重复买卖山场的情况频繁发生，也使得伪造契约现象极为普遍，成为引发山场诉讼的重要起因。

总之，采用厘定分籍的方式可以避免山场破碎，却可能衍生新问题。分籍所有权和使用权的错位使得私占山场成为分籍“共业”山场的常态，让原本看似清晰的产权变得模糊，引发共有人之间的纠纷，而析分过程中的信息不透明又加剧了持有人之间的内部冲突。因此，在那些因产权模糊而频繁爆发冲突的山场，亟待再次确权。

二、山场的精准确权

为了解决因产权模糊而引发的矛盾和纠纷，一些分籍持有者在公开信息的基础上订立不同类型的分山合同，根据实际需求分别采用划定山界和折合股分两种方式实现精准确权。

（一）划定山界确权

在家族内部，将分籍“共业”山场进行物理分割，是实现精准确权的重要方式。歙县黄荣得和侄子黄玉珊共有多处山场，后来却“各爨子孙繁衍，照管不一”，他们于嘉靖元年（1522）委托中间人“将各号山场肥瘦品搭，均分为二”。从合同开列的抓阄结果看，这次分山遵循“肥瘦品搭”原则，根据各房的分籍数额逐一划定每处山场的边界。 异姓共有的分籍山场同样如此。崇祯十一年（1638），浮梁县王文贵、张大祯兄弟等多人对一处“业属各姓，分值不均”的共有山场进行物理分割，将原本产权模糊的分籍山场划定为八份边界清晰的新山场。

对于那些结构复杂的山场，民众会追根溯源，通过还原历次分家和买卖详情，梳理每一分值的来龙去脉，再逐次实现精准确权。浮梁县汪应种等人的祖先曾集资九股购买一处山场，后因产权模糊引发纠纷，他们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重新分配山场。与上述分山合同相似，按照“肥瘦品搭”将所有山场编为天、地、人三阄，最终应种、茂錂、时高值下拈得天字阄，应霖、茂祝、永何、（永）付拈得地字阄，应种独自拈得人字阄。

完成第一轮分山后，天字阄的汪应种等人又于当天订立本阄的分山合同。他们将本阄荒山分为三小股，最终茂錂兄弟拈得第一阄，汪应种拈得第二阄，时高值下拈得第三阄。通过两轮抓阄，天字阄的各位分籍持有者均获得相应山场。结合两份分山合同可以推测：第一，汪应种、茂陵兄弟、时高值下所持分籍同出一源，而分家或买卖又造成分籍细化，由一家独有变为三家共有；第二，第一轮分山时仍将他们三家共有的分籍视为一支，合成天字阄；第三，直到第二轮分山，才最终确定每家的具体山场。由此可见，在划分山场的过程中，民众会自上而下逐一厘定各项分籍的来源，最终完成精准确权。

上述分山仅局限于一处山场，相对容易操作，而崇祯年间祁门县谢家坦的汪澹石等人所立分山合同则涉及多处山场，实践起来也更复杂。合同中介绍了分山原因：
立清分摽山合同文约人汪澹石等、方永槐等、方宗朝、汪尚有、谢泰保等，又同业王、李、方等，为查契清山界定正业，以杜争端，以收永利事。照得山清则利兴，业混则讼起，不在分数之多寡也。十三都山场遐字号起至号止，土名等处，各家买受多少不均，向因人众心志不一，未行清查，混互不明，管业无定，以致苗木荒芜，又且争讼叠起。今公议延中，清分订界，兴利杜争。

汪澹石等人共同拥有十三都遐字号多片山场，但相关分籍难以转化为实有产权，引发争讼，于是计划订立山界实现精准确权。具体分两个步骤：第一，公开所有分家和买卖信息，所谓“各卖买契及官文公私合同，尽俱付众，公同查考。或买有重复、契有真伪，分有多寡，焚香盟神□公稽核，毫无偏曲”；第二，按每户分籍，以“肥瘦品搭”原则分配各家山场，也就是“文契查清，照数分山，立定硬界”。

完成上述两步后，共有山场被分成若干大小不等的山块。这些山块的分配遵循以人带山的原则，先开列人名，再列举其阄得山场的具体位置。以汪澹石为例，他阄得的山场涵盖遐字480—497、499、506、511—555、618—623、687—690、712—724、760—765、737、738等号，分布在程禾坑、榔木坞、查坦前山、□师坑合源、枧头坞、江坑头、田尾坞、查木降、大禾坑又小禾坑、李七公坞、枫木坞等多处。显然，这种破碎的分布形态是“肥瘦品搭”后的结果。以遐字480—497号为例，汪澹石在此处分得的山场如下：
土名程禾坑等处作东西二边截界，阄得西边一单，东至长大中垄外大坑，直上至坳，随坑出至油榨基为界，西至大禾坑夅，随夅上至休宁大夅，南至休宁大夅，北至查木坞垄，随垄上至大禾坑夅，下至油榨基为界。仝处东边一单作里外二单截界，阄得外截，东至却师坑夅，西至大坑，南至三曲长垄上至夅，随垄下坑，随坑出至双坑口，北至陈秀山界上夅，下至双坑口。

他并未占有程禾坑的所有山场，仅获得东西二截中的西侧，以及东侧中的外截部分。至于东侧里截，则被谢泰保和汪尚有、汪大生等人分别阄得，其中谢泰保得到“里截内扒山，粘外截三曲长垄一边，又小垄一条”，而汪尚有等人只分得剩余部分。这些已经登记在册的18处山场却被分成大小不等的山块，各自的边界蜿蜒而清晰。

汪澹石等人将大规模的山场统筹分配，有其历史渊源。据上文，经过多次分家和买卖，原本独立持有的山场可能逐渐演变成分籍共有，故而单户家庭会在周边多处山场都拥有分籍，最终使得小区域内的所有山场都被不同家庭共同持有，形成一种错综复杂的交叉分布形态。祁门县凌家的山场分布情况可为佐证。嘉庆二十年（1815）的一份凌家出拚山场林木合同显示，25位家族成员以不同分籍共有叶家源、邵家坞、成健塆、南山路四处山场。例如，凌大有“叶家源该山一亩五分三厘，成健塆该山八厘三毛（毫）三，邵家坞该山三分一厘三，南山路该山二分四厘一”，凌记鸾则是“叶家源该山一亩零六厘六七五，成健塆该山六分零八，邵家坞该山二分二厘，南山路该山一分二厘三”。如果这些分籍不能转化为有效产权，那么极有可能造成本区域内所有山场都纷争不断，因此需要持有者统筹多处山场的精准确权。

如果按照分籍数额在每号山场逐一划界分山，山场会严重破碎。以叶家源山场为例，共有22人持有分籍，数额分布在二厘三毫三到一亩五分三厘之间，若将这些分值一一转换成有边界的小型山块，那么整片叶家源山场会高度破碎。若其他三处山场均如此操作，最终是众人在四处山场都拥有多块规模极小的山块。正因如此，谢家坦的汪澹石等人才考虑采取另一种分配方式，打破原有各号山场的边界，统筹整合多处山场，根据每人的分籍数额用重新分配山场的方式精准确权，以保证各自山场的规模。

（二）折合股份确权

除了划定山界，分籍持有者们还会通过建立股分结构实现精准确权。如果共有人较少，双方只需要签订简单的确权合同。徽州某县谢家原有一处山场，后来谢钺的侄子将自己的分籍出售给洪家，但谢钺并不知情，直到洪家上山砍木，双方发生纠纷，查阅契约才发现分籍的持有者发生了变化。谢钺和洪家于万历七年（1579）订立合同，约定将此山折合成4分，谢家占3分，洪家占1分，许诺“二家子孙永远照分籍管业，毋许私自入山砍木，其树木日后断卖，务要眼同照分均分”。此外，若是两人合买新的山场，为了避免出现纷争，也会签订类似的合同。浮梁县汪应种和胡永凰曾经共同买入一片山场，康熙五十七年（1718）约定：“各得一半，日后拚树，二家无得争分。”

如果是多方持有大片山场，那就需要使用较繁琐的折股方式确权。据上文，崇祯十三年四月十三日，谢家坦的汪澹石等人通过划界实现了南边山场的精准确权，不过“仍有北边山场自遐字三号起至二百七十六号止，向因各家公私文契未曾赍出照验明白，以致仍前混互不清，管业无定”，同样存在产权模糊的问题。崇祯十五年（1642）二月六日，众人再次订立合同，“将各号山场议作股分管业，自定之后，各照所派各号分股永远为业”。据此可知，与南边山场不同，北边山场通过折合股分的方式确权。由于涉及山号众多，且文书中记载了每处山场的详细股分情况，逐一罗列这些冗长的内容实无必要，兹将其归纳为独立股分、简单股分、复杂股分三种类型逐一分析。

独立股分指的是一人独有整片山场。例如，遐字第29至31号就是“汪澹石全业，共山一十七亩”。独立股分的出现无外乎两种原因，第一，这些山场原本就属于汪澹石，现在的折股确权仅是原有山场占有形态的延续；第二，汪澹石陆续购买他人分值，最终将其变成全业。需要指出的是，根据政府地籍系统的登记制度，第29、30、31号山场原本界限清晰，但经过本次折合股分确权，它们的边界被打破，整合为一处山场。

简单股分是众人将所有分籍折算出总股数，再根据每户之前的分籍额度确定各自的新股分，约定日后照此分享收益。举例如下：
遐字三号起至十号止……共山七十四亩三角；遐字十一号起至廿八号止……共计山九十九亩一角四十步。前山以作十二股为率，汪澹石得六股，二处共该得实山八十七亩零廿步；方福显、相、义、祯等共得三股，方永槐、祯、羕等共得一股，方宗潮得二股。

众人将他们在3—28号山场的分籍整合成12股，汪澹石分得6股，方氏家族成员则分得另外6股。这一行为使得原本产权模糊的山场实现了精准确权，虽然彼此之间仍无山界，但分籍持有者们的责权利却获得了保障。同样需要强调的是，众人是将鱼鳞图册中分属两座山并且界限分明的26处山场整合为一体，在一个更大范围内通过折合股分实现了精准确权。

复杂股分指的是自上而下由多层股分关系交叉组成的结构。在汪澹石等人签订的北边山场合同中，这种类型的股分多次出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遐字第44、45、46、87、93、94、95、96号山场。合同文书记载如下：
土名纸背降、李家弯、庄背坞、偌名牛冢堀，前山共计开三十二亩，以四股为率。汪澹石得一股，该得实山八亩；仍三股炤方应户宗卖买契分派，化作二百一十六股分，汪得一百三十三股，方得八十三股。

这些山场通过两层股分结构完成确权。第一，先将位于不同区域的全部8号山场整合为一处虚拟山场，再将其折算成4大股，其中汪澹石得到1股，另外3股围绕方应户之前的山场买卖而产生；第二，将众人共同持有的3股折合成216小股，分属于汪家和方家。在这一股分结构中，汪澹石不但占有1大股，而且还在另外3大股中占133小股。这133小股主要源自买卖，即方氏族人在之前多年内陆续将自己持有的分籍出售给汪澹石。具体过程如下：
买方天赐通山十二分之一，买方伦、方备入之一；买宗沼、宗濂入之一；买方天俸分下宗洆、宗泰、宗淳共三十六分之一；买方应大二十四分之一；买方宗焌、宗漪各一百零八之一；买宗济三百一十六分之一；买方宗浩七十二分之一；买方宗四五十四分之一；买方天祐分下宗洪、宗和、国珍共十八分之一；买宗诏、宗训三十六分之一；买国正原宗洙三百十六分之一；买国正承父买友羕分下内得廿四分之一；买国顺原买应瑞卅六分之一。

据此可知，在将分籍出售给汪家之前，方家虽然多次分家，但其家族成员均以持有分籍的方式共有这些山场。在本次确权中，众人协商将汪澹石等人从方氏族人那里多次购买而来的分籍折合成新股分，以133股加入到新的股分结构中。方氏族人不但将分籍出售给汪家，也在家族内部交易。这样经过多次分家和买卖，在订立合同时，最终将众人剩余的分籍折合成3大股中的83小股。例如：“方宗潮名下：承祖二百一十六分之一，买宗宪、宗渏各二百一十六分之一；买宗汉一百零八之一；买友义分下四股之三，通山八之一。”

这些高度细化的分籍不容易进行物理分割，正如合同中所言“诚恐琐碎剖辨，未免反伤和气”。故而，汪家和方家众人只能将各人持有的分籍整合成“四股为率”中的3大股，以折股的形式确立产权。需要强调的是，这种自下而上进行整合，由分籍凝成股分，再次并入大股，逐层建立清晰股分结构，实现精准确权的方式，广泛存在于明清时期的东南山场。现存多份契约均不同程度反映了这种复杂股分的应用情况，限于篇幅，此不赘述。

并非所有股分确权都用股来表示。只要通过公认的程序，查验清楚分家和买卖后分籍的变动情况，即使有一部分合同仍以分籍数额代指相应产权，也应该将其理解为建立了股分结构。嘉庆十四年（1809），祁门县汪姓和凌姓两家就大小塘坞山场签订确权合约，文末以“计开股分”方式详列19位分籍持有者的情况，如“汪兆恭祀共山二亩五分五厘零八九，凌大例共山四分七厘三毛（毫）九三”。当然，也不是所有契约中的股都是折股后的股分，在很多分家书或买卖合同中，股是分籍的另一种代称，同样未经过公开程序确认，与本节所讲的股分有本质区别，研究者不可不察。

总之，为了应对因产权模糊而引发的各种纠纷，分籍持有者们会通过划定山界和折合股分两种方式精准确权。在确权过程中，考虑到分家和买卖对山场分籍变动的影响，各位业主需要追根溯源，从山场的初始析分阶段，逐一理清每一次的分籍变动，往往通过多轮确权才能最终将山场落实到具体业主。对于那些内部构成复杂的山场而言，业主们还会尝试跨越政府编制的山号与山界，按照分值数额整合全部山场资源，完成有效确权。需要强调的是，这种确权与初始阶段的行为不同，是分籍历经多次分家和买卖后的再次整合，包含着一个更为复杂的民间自发协同过程。

三、产权体系的维护与调整

（一）维护产权体系

划定山界和折合股分的起因都是分籍“共业”山场的产权模糊，所以业主们在完成精准确权后仍需避免再次出现纠纷，因此大部分分山合同都会明确山场运营秩序。相比而言，谢家坦汪澹石等人制定的约束制度最为系统和全面，本文以这份材料为主阐释业主们维护新产权体系稳定的行为和逻辑。

完成确权后，旧的文书和契约仍有可能侵蚀新业主的使用权。鉴于此，汪澹石等人针对山场边界的变动及可能产生的纠纷预先做出了相应规定，“凡买契、官帖、合同等文，俱面同查考，详悉无遗，清定分数。标分以后，只看新立标分合同为准，先年一切公私文契俱不行用”，防止以后有人用旧合同争山。在此之前，政府已经在祁门县编制了字号完备的鱼鳞图册，且为每号山场划定四至范围。汪澹石等人放弃这些编号和范围，将一部分毗连山场统筹起来重新划界，但这种超越政府规制的民间行为也隐含着不稳定因素，所以他们特别强调：“四至以新立硬界标书为准，经理四至不用，以杜纷争”。

外部力量的干扰也会影响山场经营秩序。如果其中一名共有人遭到外人欺辱，而其他人没有协力应对，同样会冲击新产权体系，所以合同明确要求：“各姓分得山场，倘遇外侮，约内人同心协力，出备赀费，赴官鸣理，不致偏累得山之人。”事实上，类似约定普遍存在于明清时期东南山区的分籍“共业”山场。康熙年间，祁门县康启璲一族共有的一处山场林木被谢连生等人砍伐，众人立约“所有讼费，六股均出，不得累及出身告理之人”。异姓“共业”山场同样如此，都体现了业主之间的通力协作。

保持各处山场的统一生产有助于维护产权体系稳定。在林木栽插、管养山林方面，分山条款规定：“长养苗木尽系力分人及时栽苗，丛密五尺一株，不得荒废寸土；松子布撒，主力照分各合三年点青，如有抛荒，追出逐年花利，鸣官理治。”除此之外，又规定：“力分照旧例，三七为率，山主得七分，力分人得三分。俱至拚木时眼同分价，不分木。力分人无许变卖他人，以致混破全业，如有私卖，鸣官究治，力分不与。”强调全部山场均按照主力7：3的比例分配收益，且不得以树木冲抵，也不允许力分人将自己的预期收益转售他人。

行文至此，有必要简单介绍东南山区山林的经营模式。明清时期，苗木栽插的步骤如下：第一，斩除杂草，平整山地；第二，栽种芝麻、玉米等作物，以疏松土壤，增强肥力；第三，来年栽插树苗，同时于树苗间播种芝麻、粟、油桐、玉米等“花利”作物。这个过程需要大量人员参与，很多山主选择将山场租佃给他人耕种，按照一定的比例分配树木和“花利”收益。那些佃种山场的人被称为“力分人”或者“力主”，承担了林木栽插和养护的大部分工作，是维系山林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如此，上述条款中的“花利”“力分人”“三七为率”等概念和约定便一目了然，其本质是专门约定山主和“力分人”的相关收益。汪澹石等人在此统一规定山主和“力分人”的收益分配比例，目的是让众位业主“俱各心服，无得妄生奸诡，开衅异议，以致纷争坏约”。

山林火灾同样可能冲击新产权体系。山林失火的原因，除人为纵火之外，还与“炼山”这一山林种植技术有关。在栽插苗木之前，民众会通过“炼山”清理采伐迹地，却时常因为操作不当而引发山火，导致民间争讼。对于汪澹石等人而言，山林失火所引发的内部纠纷可能冲塌新建立的产权体系。如果一处山场失火，而他处山场的业主无动于衷，众人之间就会产生嫌隙。对此，分山条款专门规定：“火盗尽系种山人照管，逐年砍拨火截。倘有偶失，约内人同行救护，不得坐视。失火之人查名呈治，不救之人一并罚究。”其目的是用制度维系众人齐心协力。

私自偷盗树木也会引发体系内部的纠纷。山场大多远离居民点，大部分业主只会在几个重要时间点登山查看林木，偷盗现象便时有发生。如果独立山场的树木被盗，民众要么通过仲裁或官府判决获得赔偿，要么自认损失，但对于分籍“共业”山场的业主而言，如果自己的林木被共有人偷盗而无人受责，则会将矛头指向新建立的合作关系。为了消灭这种潜在的不安定因素，分山条款强调“或有不肖之人私盗木一根，查出，约内公议责令照本山大木赔还，容隐不报，一并呈治”。这种类型的禁约普遍存在于东南山场，它们大多是分籍“共业”山场的附属制度，用来支撑山场的产权体系稳定。

而通过折合股分方式确权的山场还需要防范再次发生私占。这是因为，折合股分确权后仍未划定山界，如果任由分籍持有者们自由种山，势必再次出现私占。所以，维护此类山场产权稳定的重点是让渡众人的使用权，租佃制便成为最佳选择。可以将山场租佃给共有人。康熙三十一年（1692），浮梁县张修五兄弟和汪颜兄弟协议将共有山场“汪颜兄弟承佃，长养成材，日后出拚，二姓眼同立契，毋许私拚，其木价仍依前约立捌力贰分。所有截火捕盗，俱是佃人承值，其上截已长树木，日后亦是二家共契均拚”。汪颜兄弟由“共业”人转为兼具山主和承佃人两重身份，虽然获得种山资格，但并无私种、私售的权利，而其他“共业”人则只能在日后分享山场收益。

也可以将山场出佃给无“共业”关系的同族人。嘉庆二十四年（1819），祁门县凌大有等人将一处“共业”山场出佃给同族的凌记泰等人种植，约定“严禁松杉杂柴，内外人等毋得入山窃取，出议于记泰等五人名下前去掌养” ，采用禁止“共业”人随意上山的方式规避新纠纷。最常用的是将山场出佃给第三方。浮梁县吴、张、程、刘等人共同持有多处山场，他们将这些山场出佃给与此毫无关系的汪祥耕种。这种承佃方式，可以最大程度避免众位业主插手山场经营，保证折股确权后的产权体系稳定。对此，另一份徽州山场招佃契约更是明确指出“其山议定眼同招佃锄种栽苗，同业人毋许入山混种”。总之，众位分籍持有者通过划定山界和折合股分两种方式实现精准确权后，会尝试建立一套新的山场经营秩序，分别采用保障使用权和让渡使用权来维护产权体系稳定。

（二）周期性调整产权体系

新的产权体系依然面临挑战。“共业”山场的持有者们竭尽所能控制大部分不利因素，期望藉此稳定多方博弈而成的合作机制，但后来的分家和买卖仍将动摇这一体系。康熙二十年（1681），浮梁县汪应文、汪应武订立分家书，约定将他们继承而来的18处股分山场“二人均得”，将之前确权形成的大股又析分为两小股。而且，分家后的各房仍会根据需要出售股分。乾隆二年（1737），浮梁县汪应雕和弟弟应集将继承而来的五处山场股分出售给其弟汪应种，这些山场位于不同地方，如“里苦桃树湾，合身六股之二……外苦桃树湾，合身十二股之二”。第二年十二月，汪应佳也将他在这五处山场的分值“出凑与应种名下”。经过两次购买，汪应种完成了分家后的资产重组。

异姓之间的股分交易也非常频繁。祁门县凌家保留的一份山业清单详细记录了明末至清嘉庆年间该家族在木瓜坑、碓臼塆等处买卖山场的情况。例如，在木瓜坑，其祖凌意于“万历十三年契买汪义龙八股之一，二十九年契买胡岩孙股分，三十年契买胡喜四股之一，三十一年契买胡福孙股分”；后来凌意的儿子凌良仕于天启二年将“万历二十四年买胡留山一契木瓜坑东西二培、刀鞘塆、何九坞、荫家源一契五号转卖于凌奇、富兄弟管业，仍买汪义龙、汪得龙、胡岩孙、胡福孙、胡喜五人股分”。由此可见，尽管前人已经对特定山场实现精准确权，但分家和买卖却持续侵蚀山场的产权体系。这样的分家和交易时常发生，就需要周期性调整产权体系。道光八年（1828），祁门县凌大例等人在介绍本地律字第462号山场时对此有过描述：
计山六亩……正德十一年、廿一年、万历廿五年，祖买受汪荣、汪涯、胡文仕、胡文优、胡佑全业，各祖买多寡不一。天启二年，公议认价作四大股均分，奇祥、奇安、奇祖、兴文各得一股。康熙年间出拚，出入不一，验契查明分价。自后未禁。嘉庆十六年，兴种松苗。道光八年正月十四日，将在山松木杂柴，眼仝出拚……今又出入多寡不一，合众赍契查明，各人买受契墨验明，开载于后。

自1516年至1828年，第462号山场历经三次验契确权。正德和万历年间，凌氏祖先陆续购入山场，后于天启年间进行第一次确权；康熙年间，众人又针对分值不一的情况进行第二次确权；道光八年出售林木时，众人又进行第三次确权。

分银单是历次确权的主要载体。一般来说，众人订立确权合同后就开始种植杉木或松木，而这些树木的生长期大都在20年以上，在此期间，分家和买卖时有发生，因此业主们会在出售林木时查明汇总所有股分变动，制作用于分配收益的分银单。分银单中详细开列每位业主的股分数额及其变动历程，是了解山场产权体系调整的绝佳材料。道光五年（1825）三月，祁门县凌大有、大例、荣观、荣春出拚竹塔岭的山林杂木，因“其山买卖出入不一”，不能准确分配收益，众人“眼同验契查明，清立分单”，并将本次确权作为日后“各子孙照依管业，毋得混争”的凭据。这份分银单既反映了当前阶段山场的产权结构，是本次分配收益的依据，又成为下次清算股分变动、调整产权结构的起点，此后根据分家和买卖情况调整即可形成一个新的股分结构。

有三份连续的分银单比较清楚地展现了自光绪二年（1876）至民国二年（1913）一处山场的股分变动情况和历次确权。光绪二年，浮梁县汪家、张家、胡家等数人共同出售桃花坦的杉木，所获收益按照四大股均分：

汪怀美合二大股，张思迓合一大股，仍一大股作三股：汪永浩、张崇保共合一股，汪永建、永瑞共合一股（胡大敏兄弟买有永瑞位下四股之一），仍一小股作三股：张崇供合一股，张崇仕合一股，汪永建、永泙共合一股。

这份分银单共包含三层股分。第一层分为四大股；第二层主要集中在第四大股，又分作三股；第三层包括两条信息，其一是汪永瑞的股分又被分为四小股，其中的一小股出售给了胡大敏兄弟，其二是第二层中的一股由张崇供、张崇仕、汪永建、永泙等共有。从这份分银单的描述来看，众人的祖先之前已对此“共业”山场进行过确权，建立了层次清晰的股分结构。之后的两份分银单提供了更详细的股分变动情况。光绪二十一年（1895），他们再次出拚杉木，所获收益仍按四大股均分：

汪怀美合得二大股，张思迓合一大股，仍一大股品作三股：汪永浩、张崇保共合一股，汪永建、永瑞共合一股，仍一股作三股：汪永建、永泙共合一股，张崇供、崇仕各合一股。

对比光绪二年和二十一年两份分银单的第一层与第二层股分，它们的主体结构没有改变。不过，光绪二十一年的分银单却在第二层中增加了汪怀美秩下的股分分配情况，这说明在此期间汪怀美秩下子孙曾经分家，将他的二大股分作三小股。除此之外，其他股分也有变动。第一个变动体现在第三层汪怀美三儿子汪永溶这一小股，他的一股又品作四股。第二个变动是先前汪永建和永瑞共有的那一小股，永建的股分被他的儿孙析分，而永瑞的股分则由四个儿子分别继承，之后他们又将其转让给新业主。由此可见，光绪二十一年的分银单通过调整分家和买卖带来的股份变动再次确权。

民国二年（1913），众人又出售杉木。在这份分银单中，第一层的三大股未有变动，而第四大股内部结构出现显著变化：“仍一大股品三股，汪永浩合一股，汪永建、永瑞共合一股，仍一股品作三股。”对比三份分银单，之前的两份都是汪永浩、张崇保共合一股，现在却变成汪永浩独占一股，这表明此前张崇保已将自己的股分出售给汪永浩。汪永浩还在第三层股分中购买了张崇供的一小股。可以推测，汪永浩在过去18年间比较活跃，分别购入了张崇保和张崇供的股分，现在则通过分银单明确产权。另外，汪成祥又购入汪成福名下的所有股分，实现了家庭内部的资源整合。

还有一些分银单会详细记录山场股分的变动历程。嘉庆二十五年（1820），凌荣春等人出拚位于方七坞口的分籍“共业”山场，通过查验契约，厘定了每一股的复杂来历和变动过程。这恰恰说明了在分家和买卖的双重驱动下，那些博弈而成的产权体系并非一成不变，而每一次变动都可能带来新纠纷，所以众位业主每过一段时间就需要清查分家和买卖文书，再次实现精准确权。

结  语

不管早期的山主通过何种途径获得山场的支配权，分家和买卖始终在不断改变山场占有格局，由一人独有转为多人共有是明清时期东南山场的基本演进形态。一部分山主在初次分家和买卖时选择划清山界，更多的山主选择以厘定分籍的方式分配山场资源。国家土地登记制度顺应民间的这些自发行为，在鱼鳞图册中专门设置分庄栏，以核定各家山税的方式确认了不同业主的产权。

不过，政府的确权只具有象征性意义，在实际操作时容易造成产权模糊。针对这一问题，那些分籍持有者们会根据山场的占有形态分别选择划定山界和折合股分两种方式完成精准确权。如此一来，对于分籍“共业”山场而言，产权的确立并不局限于政府层面的制度设计，自我调节亦成为其中的必要环节。然而，这种民间的确权行为也面临诸多挑战，需要众人协力维护和调整产权体系，以应对分家和买卖的持续冲击。

既然如此，或许就需要重新思考那些频繁出现的山场边界争讼案件。理论上而言，大多数边界争讼案件的起因是分籍“共业”中的产权模糊。如果政府介入，也只能抱着平息争端的目的，根据鱼鳞图册、买卖契约、租佃合同、分家书等多种材料协调矛盾各方的主张，并不会调整之前早已确认的山税数额，本质上是以划分山界的方式实现了山场的精准确权。

但划分山界依然无助于最终解决山场产权问题。基于山体测量技术和山场经营秩序的考虑，新划界山场的所有者在分家和买卖时仍会倾向于选择厘定分籍的方式析分山场。于是，产权模糊的困境再度出现，划分山界和折合股分的故事便循环上演，而人口的持续增长又在不断削减每位新业主的分籍数额，山场的物理分割也就变得难以为继。为此，越来越多的民众会被迫选择以折合股分的方式明确产权，股分经营也就成为传统时代东南地区山场的最终归宿。这一假设已经获得多份分银单的证实，未来仍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支撑。

转自《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6期

兵备道是明代“道制”体系中以整饬军务为核心职能的特殊类型，兼具监察与军事职能，通常由按察司副使、佥事等省级监察官兼任，是“以文统武”政策在地方治理中的体现，明人沈德符即称兵备道之设置是“欲隆其柄以钤制武臣，训习战士，用防不虞”。兵备道自产生以来，便长期参与明王朝整饬地方军务、镇压动乱的活动。若从其逐渐确立过程及从区域性到广泛性的设置趋势来看，足见明王朝对兵备道的重视，川鄂边区（今湖北恩施、宜昌及重庆东部）兵备道的设置和演变，正是这一过程的有力佐证。荆州府、夔州府、重庆府及施州卫等地是湖广与四川交界的边区，亦是湖广由水路入川的战略要地。此地族群众多，传统军事、行政体制难以融合管理，加之当地根深蒂固的土司势力，是明王朝边区治理的重难点。自明代中期以后，明廷便在上述地区推行兵备道制度，以实现深入且有效的治理。

明代湖广地区不仅地理环境多样，而且涉及多个族群的互动与融合。这种独特的社会结构，使得流民问题和土司制度成为该地区治理中的两大挑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明廷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在湖广地区设置地方管理机构，并对政区进行相应的调整。这些机构的建立，旨在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同时通过调整行政区划，更好地适应地方的实际情况，以期达到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明廷的这些举措，不仅体现了其对地方治理的重视，也反映了其在处理复杂族群关系和地方问题上的政治智慧。

因此，学界对明代如何通过政治、军事等手段，实现对湖广地区有效治理的研究兴趣浓厚。其代表性研究深入探讨明朝政府如何通过建立地方行政机构、调整行政区划以及运用其他政治和军事策略，以应对流民问题和土司制度带来的挑战。这些研究不仅揭示了明代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复杂性，也为我们理解中国古代地方治理提供了宝贵的视角。但从军事层面看，学界关注的目光主要聚焦在湖广行都司及施州卫，对川鄂边区的兵备道鲜有关注。有学者认为“全面、深入地研究兵备道个案，对从不同视角、不同侧面立体认识地方社会发展及其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具有积极的意义和价值”，开展兵备道个案研究的意义因此凸显。若从明清时期兵备道制度的总体研究现状看，其个案研究的时间范围，多集中于清代，尤其是清中晚期，对明代和清前期的关注明显不足。张振国“政治制度史研究要注重不同群体的多元认知和实践”的观点予以笔者较大启发，因此笔者尝试以督抚大员在边区的认知及实践角度，探讨其对兵备道演变造成的影响。总之，通过对该地兵备道演变过程的分析，一方面可窥探明廷对边区控制的尝试，及兵备道制度对民族地区“内地化”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能够揭示明代地方机构设置的复杂过程，以及传统社会以文统武体制的复杂演变。

一、兵备道设立前川鄂边境的军事建置

明初川鄂边境地区的军事布局呈现出特定的复杂性与局限性。其特殊性主要源于该地区复杂的地形和战略交通要道，这些因素促进了卫所制度在川鄂边境的建立与调整，并形成了卫所广泛分布、部分卫所下辖土司以及上级管理体制频繁变动的特点。作为军事布局补充的营兵设置，同样是明廷针对这些特殊性所作出的应对措施。然而，这些措施的局限性十分明显，主要表现在长期驻守一地的卫所军队容易松懈，甚至与当地势力形成勾结；加之营兵的守备品秩较低，威望不足以有效镇守。这些局限显著削弱了川鄂边境军事布局的实际效能。

川鄂边地兼具战略及交通优势。早在元末农民起义之时，徐寿辉部将明玉珍袭取川蜀之地，建立大夏政权。川鄂边区不仅是明玉珍大夏政权与陈友谅大汉政权的边界地带，在陈友谅政权被消灭后，亦成为明夏政权与明朝的前线。有学者指出，明夏政权在元代的基础上继续推行土司制度，积极拉拢湖广地区的土著势力，《明太祖实录》载“四川散毛宣慰使司都元帅覃野旺、湖广永顺宣慰使顺德汪备、堂厓安抚使月直什用遣人来朝贡方物，上其所授伪夏印”，可见当地土司多依附明氏父子。明夏政权对边疆族群进行的有效管理与控制，成为明夏政权之国祚在元末各群雄势力中较为长久的关键因素。地方土司与明夏政权的合作，致使明军平蜀颇为不易，当地土司全力配合明夏政权，为明军平蜀之战造成了不小的麻烦，明军将领康茂才即死于当地土司之手，鉴于川鄂边区土司力量的强大，在平定该地后，明廷极为重视当地的军事建置，在该地设置卫所，强化军事控制。

战事的艰难，加之此地军事、交通的双重价值，促使明廷不断强化该地的军事力量。由于四川瞿塘险要的地理条件，平蜀后明廷“置永宁、贵州二卫，及瞿塘关、汉中、阶州三守御千户所”。后因巴县王立保作乱，明廷于洪武六年（1373）改重庆守御千户所为重庆卫。洪武十二年（1379），明廷升四川境内的瞿塘守御千户所为瞿塘卫，隶湖广都司管辖。后为控扼湖广入川要道，巩固长江上游防线，明廷在与夔州相近的荆州、施州亦设不少卫所。至万历朝荆州及相邻的郧阳卫所格局见如下表1：

表1　万历年间郧阳、荆州卫所建置情况

与其他行省不同，川鄂两地的部分卫所下辖土司。如重庆卫下辖石砫宣抚司、酉阳宣抚司、耶洞长官司、邑梅洞长官司等。又如施州卫，明廷先于洪武十四年（1381）设施州卫指挥使司，后于洪武二十三年（1390）改为施州卫军民指挥使司，“领军民千户所一，宣抚司三，安抚司八，长官司八，蛮夷长官司五，而容美宣抚司亦在境内焉”，可见统辖众多土司是施州卫一大特点。该卫的设立对明廷安抚当地族群，加强族群交流发挥了积极作用。如宣德九年（1434），“木册长官田谷佐奏，高罗安抚常倚势凌轹，侵夺其土地人民，已蒙朝廷分理，然彼宿怨未平，恐加害，乞径隶施州卫，从之”，明廷通过将土司改隶施州卫的方式，解决了当地土司冲突。至此，明廷通过在川东的重庆、夔州及鄂西的荆州、施州地区设置卫所，一方面实现了对长江上游与中游交界地带的军事控制，进而控扼了湖广入川的水路要道；另一方面则暗含震慑川东、鄂西南土司的用意。

此后的川鄂边区卫所，基本保持此种规模，但其上级指挥和管理变动较大，主要是由于成化时湖广行都司的设置。据《大明会典》载，湖广行都司辖荆州卫、荆州右卫、瞿塘卫、襄阳卫、襄阳护卫、郧阳卫、夷陵千户所、长宁千户所、枝江千户所、远安千户所。此外，也有部分调整而来的卫及新设的千户所隶属湖广行都司。由此可见，湖广行都司的设置，改变了原有的卫所管辖权，是明代中期以来最大规模的对卫所管辖权的调整，彰显了管理体制创新的“时代特色”，亦是明廷从治理结构维度，尝试解决荆襄社会问题的一次实践。

川鄂边区诸多卫所的设置，并不能令明廷放心，正如《荆州府志》所称，“荆置三卫，亦足以诘戎矣，犹惧其岁久而易玩也”。怀揣此类担忧，明廷又于该地推广营兵制，其主要表现为守备的设立。守备是重要城堡的防守将领，有专城之责并拥有一定的辖区，以防守本城、赴援乃至防盗为主要职责。天顺三年（1459），明廷在荆州设守备，其所辖湖广及四川部分府州县，包括施瞿等地，均为军事要地，可见明廷意图通过守备实现对川鄂边区的军事管控。随着时间推移，嘉靖三十三年（1554）为了平息容美土司的叛乱，明廷命荆瞿守备移驻施州卫，故荆瞿守备辖区发生变动，万历《湖广总志》载：
荆瞿守备一人，辖施州卫大田所，施南、散毛、忠建、金岗、龙潭、东乡、忠岗、忠路、大旺、高罗、容美、盘顺、木册、忠孝、镇南、东流、腊壁、唐崖、上下刺峒各宣抚、安抚、长官、蛮夷官诸司。

审视荆瞿守备管辖的机构，可以清晰看到，宣抚司、安抚司、长官司等众多机构的存在，目的在于安抚当地族群。这些机构的设置，不仅体现了朝廷对族群关系的重视，也反映了其在处理族群问题上的制度设计。守备机构建立后，荆、瞿、施等川鄂边境地区已构筑起“卫所—营兵”的军事体系。而这一军事格局的形成，标志着该地区在军事防御上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川鄂边境的卫所，不仅是一种军事防御体系，更是一种行政管理和社会控制的手段，并通过土司制度与当地族群合作，使明王朝能够有效地控制和管理这一边疆地区以维护稳定；营兵的设置，本意是为补充卫所的不足，提供更为灵活的军事力量。但一些官员对“卫所—营兵”这一军事体系的实际效用持怀疑和批评态度。他们认为，这一军事体系在实际操作中存在诸多问题，如指挥体系的不明确、物资供应的不足以及士兵训练的不充分等。此类问题的存在，使其在面对边疆的复杂局势时，往往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反而成为边疆安全的隐患。因此，尽管明廷在边疆地区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其军事防御的实际效果，却远未达到预期的目标。时人对当地卫所和营兵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点：

其一是卫所长驻此地，与土司勾结，使其实际治理效果大打折扣。谭纶曾指出，施州卫位于湖广极西之界，所辖土司众多，冲突不断，亦因距离问题“监司罕临其地，法令勾摄所不及，卫官因而耽袭废弛，恬不知有王法”，而卫所武官与当地土司勾结，甚至私养土司为心腹，并有意放纵其行为，以致“养成桀黠，啸聚逋逃，据险结寨，劫杀邻境，几二十余年”。正因川鄂边区远离腹地，朝廷难以及时知晓其实情，而卫所军长期驻扎此地，难免与当地土司产生利益往来。这反映了承平日久后，卫所弊端的暴露。

其二是守备级别较低，难以有效震慑。明人秦金称，“荆瞿守备名位颇轻，以此人多玩习，事鲜克济”，即守备名位颇轻，威望不足以镇守此地。由于卫所军承平日久，难以堪当镇守地方重任，故添设守备，但受限于品秩和资源，营兵往往难以承担高强度的防御压力。况且在实际运行中，由于威望和能力不足，营兵往往难以震慑潜在的地区安全威胁。此外，由于营兵的待遇和地位相对较低，难以吸引和保留优秀军事人才，其战斗力被进一步削弱。

鉴于“卫所—营兵”体系的局限性，为有效实施对该地区的长期控制，明廷不得不调整治理机构，增设了由军事体系与民政组织两大系统整合而成的“兵备道”。这一变革背后，是明廷对于边疆安全与地方治理的深刻考量，以及对过往军事介入地方管理模式的反思与革新，即明代中期之后，由省级提刑按察使司派出权兼文武的官员，旨在打破传统军政分立的格局，通过统一指挥，提高行政效率和军事响应速度，以应对边疆地区复杂多变的局势。然而，这一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却遭遇了来自地方官员、驻军将领以及当地士绅的质疑和反对。有的担心权力被削弱，有的则担忧新制度可能带来的不稳定因素。这些争议和反对，反映了社会结构和权力分配的复杂性。

尽管如此，明廷并未放弃兵备道制度在此地区的创立与推广，并通过一系列的政策调整和制度创新，试图在维护中央集权的同时，赋予地方一定的自治权，以期达到边疆稳定与发展的终极目标。这一过程虽然充满挑战，但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对于理解古代边疆治理与军事制度演变有重要历史价值。

二、正德年间关于川鄂边境兵备道设立的争议

兵备道设立的最初目的，是为了解决武官“疏于文墨”之弊，以便军务运转，故《明史》载：“兵道之设，仿自洪熙间，以武臣疏于文墨，遣参政副使沈固、刘绍等往各总兵处整理文书，商榷机密，未尝身领军务也。”但随着其职权范围的日渐扩大，兵备道逐渐由参赞军务演变为负责当地兵马钱粮、稽查私茶、经理互市、司法等事项，甚至比分巡更显重要。而分巡所兼领的治安之权，亦被兵备道所继承，因此无论在整饬兵备抑或治安方面，兵备道均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鉴于川鄂边区所面临的紧急且复杂的局势，以及卫所和营兵在镇守该地时遭遇的种种困难，一些官员向朝廷提出条陈，认为川鄂边境的安宁直接关系国家的稳定与繁荣，当前的军事部署已无法应对日益严峻的治理危机，应在当地增置军事力量。但是否要改变原有军事体系、设立新的军事部署，明廷内部爆发了激烈的辩论，并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有官员认为，增加兵备是当务之急。他们强调，川鄂边区地理位置特殊，是多族群聚居之地，历史上不乏动乱，若不加强防御，恐有内忧外患之虞。他们主张，应立即在战略要地增设驻军，并加大当地驻军的权力，以加强控制，确保边疆的长治久安。

而反对者则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增加兵备虽是解决眼前问题的手段，但此举可能会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且长期驻军还可能引起当地民众的不满，甚至激化族群矛盾。他们建议，应采取更为审慎的策略，如加强与边疆各族的沟通交流，改善民生，从根本上消除不安定因素，即反对以新军事部署来应对治理危机。

这场关于川鄂边区军事部署的辩论，不仅反映了明廷内部对于防务的不同理解和立场，也揭示了国家治理中平衡军事安全与经济负担、族群关系与地方稳定之间的复杂关系。随着讨论的深入，朝廷必须权衡利弊，作出决策，以确保国家的长远利益和边疆的和平稳定。两派官员所提观点的具体举措如下：

第一种添设兵备道的观点，以郧阳抚治任汉为代表，他于正德十年（1515）奏称，若要彻底解决沔阳、京山等地的盗贼问题，朝廷应：
或量拨荆州等卫官兵前去石首等县防御；或于沔阳、荆州二处，各设兵备宪臣一员，整饬武备，督捕盗贼；或令上下荆南二道，分守分巡各带家口，常在地方驻扎，专一责成其事，不许别项差委，无事不许回司，年终不许更代。

任汉的方案大致有三点，其一是请求朝廷拨派荆州卫军赴石首驻扎防御；其二是请求朝廷在沔阳、荆州两处添设兵备，专责整饬武备，缉拿盗贼；其三是责成上下荆南道分守、分巡官驻扎地方，专责缉盗。按《武备志》所载，分守下荆南道驻襄阳府，管辖襄阳、郧阳二府；分巡下荆南是郧襄兵备的职责，亦驻襄阳府，从其郧襄兵备的名号来看，其分巡地方亦是襄阳、郧阳二府；分守上荆南道驻澧州，整饬岳州九溪卫及永定卫兵备；分巡上荆南道是荆州抚治的兼职，驻荆州府，统辖荆州府所属州县及荆州卫，荆州右卫，瞿塘卫，枝江、惠州各千户所，施州、永顺等土司，还需巡历夷陵归州巴东一带州县。任汉的奏议则不准上下荆南分巡分守驻在府城或州城，而要驻扎地方，以此强化地方管控。

第二种观点则是建置上保持现状，仅整饬吏治。就在任汉将其方案上奏之后，兵部尚书王琼就质疑，认为：
（湖广）设官不为不多，禁制不为不密，使各官果忧切地方，尽心所事，盗贼何至窃发，军民岂有不安，奈何玩寇养乱，漫不经意，及至事势急迫，便欲拨军添官，轻变成法，殊不知荆州等卫官军各有分地操守，难以摘离，额外又添兵备，不知原设分巡、抚民等官，平日所理何事。

王琼指出，湖广地区已经布满巡抚、总兵等文武大员，为了进一步加强该地区的军事防御，又增设了郧阳抚治、副总兵、分守、分巡等职位，他们驻扎于此，形成了一个看似坚不可摧的防御网络。但现实情况却是，由于当地官员未能恪守职责，盗贼之乱屡屡发生，这无疑是对严密防御体系的一种讽刺。王琼的奏报中蕴含着深刻的见解，他认为湖广地区已经配备了足够的文武官员，若继续增设，可能会导致官员冗余，这不仅会浪费国家资源，还可能引起行政效率的降低。基于这两点考虑，王琼反对任汉关于增设兵备的提议，是出于对明廷官僚体制的深刻认识，而非一时冲动或偏见。针对现实中沔阳、京山等地的盗匪问题，王琼认为，朝廷应“令上下荆南二道分巡官，不时往来前项地方，公同各该守备官严督军卫有司巡捕等官，缉捕盗贼，纠察奸弊，照例一年更代。若分巡等官推奸避事，不行巡历，听抚治并巡抚、巡按官纠奏处治”。即继续保持分巡官按时巡历的惯例即可。时任湖广巡抚的秦金认为：
一国三公，十羊九牧，似非政体所宜，臣愚以为，合无比照浙江温处、广西右江事例，将本司分巡官员改为兵备副使或佥事，领敕一道，就于荆州驻扎，控制一方，仍兼理分巡……而事体得宜，地方亦可保固矣。

可见秦金亦反对增设官员，他建议将分巡加入兵备衔，意在通过“一官双责”避免冗官，同时提升军事管控效率。

在探讨是否应当设立兵备道的问题上，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反映了明代道制设置的两种思路：一是因事设职，创设专职的兵备道以追求效率；二是因职扩权，在现有的分巡道职能上叠加兵备衔以控制成本。川鄂边区的特殊性，使得这两种思路的冲突在此表现得尤为激烈。争论也揭示了在兵备道设置过程中必须权衡的多重影响因素：一方面，鉴于某些地区频繁出现的动乱和不安定因素，传统的治理手段难以深入到这些区域，无法有效地实施控制和管理。因此为了强化对这些地区的管控，便有必要通过增设兵备道，利用军事手段来确保朝廷的权威和地方的稳定；另一方面，增创军事体系时必须考虑财政和行政效率问题。控制所设立的官职数量，避免官职体系过于臃肿和冗杂，是设置兵备道时必须慎重考虑的重要因素。冗官不仅会增加朝廷的财政负担，还会降低行政效率，从而影响整个治理体系的效能。因此，在决定是否设立兵备道时，必须在强化地方管控与控制官职数量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以确保既能有效应对地方的动荡不安，又能维持朝廷治理的高效和当地发展的可持续性。

有学者指出“兵备道设置之后，多以按察司副使、佥事转任”，或是以“布政司的参议等‘方面官’整饬兵备”，即认为更多赋予了兵备道“以文驭武”的用意。笔者认为，兵备道的设置固然存在此种因素，但如结合上述王、秦等人的观点来看，以按察司副职整饬兵备的做法，亦蕴含了控制治理成本的用意。

审视上述争论，可以清晰地看到，郧阳抚治任汉是设立兵备道的积极倡导者。任汉的提议基于对当时川鄂边地治安状况的深刻理解和对兵备道职能的充分信任，他认为这一举措将为两地带来更为稳固的安全保障。然而，反对者们则担忧在荆、沔两地已经存在众多管理机构的情况下，若再增设兵备道，会导致冗官现象的出现。他们还认为，兵备道的增设不仅会增加治理成本，还可能因为机构间的职能重叠和协调不力，反而降低行政效率。反对者们的意见反映了对朝廷资源合理配置的关切，及对改革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的担忧。

尽管双方各执一词，朝廷最终还是采纳了王琼的意见，显示了明廷在设置地方机构时的审慎态度。但是该方案本身存在一定的弊端，川鄂边区所面临的突出而急迫的问题和矛盾，并不能得到根本性的解决。这是因为分巡上下荆南二道是以巡历的方式管理川鄂边区，而其驻地则分别位于荆州和襄阳，距郧阳府、夔州府及施州卫尚远，再加上川鄂边区气候、地理情况较为复杂，史载此地“谿氛瘴雾，飘忽蒙密，而箐道险绝，单骑驰阪，犹或难之”，盗贼活动的频繁和治安问题的复杂性，使得该地区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一旦发生突发事件，上下荆南二道的分巡官并不能很好地应对。这一现状对当地族群关系、民众生活，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

正德朝争议的本质是“区域性管控”与“行政成本”的博弈，王琼的保守态度反映了明廷对“冗官”问题的警惕，但同时也暴露传统分巡道在跨区域治理上的无力。因此，围绕该地区管理机构调整而引发的争议，预示着这一问题的解决仍需深入探讨和审慎决策。只有通过全面考量，平衡各方利益，才能找到真正符合川鄂边区治理长远利益的解决方案。

三、嘉靖至天启朝川鄂边兵备道的调整、特点及争议

正德年间围绕荆州及其他地区设立兵备道的争议，实际以不了了之而暂告一段落。然而，随着地区局势的不断变化，川鄂边界的兵备道经历了持续的调整与演变。这一系列的变革，不仅体现了明廷对兵备道的深刻认识，也揭示了兵备道制度的诸多特点。变革从嘉靖三十三年（1554）“上荆南道兵备道”的建立开始，紧接着嘉靖四十五年（1566），由于土司之乱的爆发，上荆南道不得不被“荆瞿兵备道”所取代，这一变动反映了当时边疆地区动荡不安的政治局势。此外，由于朝廷内部的争议，荆瞿道亦经历了进一步的调整，最终形成了荆夔道。这一系列的调整过程，从嘉靖朝延至天启朝，凸显了明廷对兵备道认识作用的加深，也反映了设置兵备道所涉及的激烈政治博弈。这些变革与调整不仅涉及军事战略的考量，也牵涉到朝廷内部权力的平衡与争夺，以及对边疆稳定与安全的长远规划。

（一）“上荆南兵备道”的设立及面临的问题

嘉靖三十三年上荆南兵备道的设立与当地土司动乱有关。川东、鄂西南一带土司众多，且“叛服不常，诛赏互见”，极易产生动乱。嘉靖三十三年，容美土司因内部矛盾几乎酿成叛乱。容美土司田世爵与当地大户向元楫是世仇，田为吞并向家家产，向衙门捏称向氏意图作乱，明廷官员将向元楫抓捕入狱。不久湖广巡按察觉事出蹊跷，真相暴露后，田便图谋与罗峒土司黄中反叛。面临此种情形，湖广巡按周如斗提议，应“移荆南道分巡施州卫，以便控制，掣回广西清浪等处轮戍官军，以实行伍”。湖广总督冯岳则认为：“施州地势孤悬，不可久居戍军，亦非一时可尽制掣，但当移荆瞿守备于施州，九永守备于九溪，仍申明旧例，以上荆南道守巡官更替巡历。”从二人的反应来看，在得知土司田世爵即将谋反时，封疆大吏巡按、总督第一反应均是调整分巡道，即令上荆南道分巡施州卫，或分巡荆瞿守备、九永守备来作应对。“田世爵之乱”发生时，明廷地方大员为明确具体职责，便于管理，决定以“上荆南道”整饬施州兵备，即“上荆南道抚治荆州等府流民，驻扎荆州府，整饬施归等处兵备”，荆南兵备道的创立，不仅映射了明代兵备道成立的深层动因及其职能的演变，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兵备道制度的独特性。以下三点可作为深入阐释的依据。

首先，明中期以后，川鄂边地分巡道向兵备道的转变趋势显而易见。荆南道原本是分巡道，其设立初衷在于巡视地方、维护治安。然而随着历史的演进，特别是为了应对土司叛乱等重大危机，巡道官员开始兼任本辖区及其邻近区域的军事管理职责，这一过程导致了分巡道向兵备道的逐渐转变，即由其他职务兼任进而形成新的职务，这一现象不仅体现了明廷在面对紧急情况时的应变能力，也反映了其政策的灵活性、适应性。

其次，“抚治”与“整饬”职能暗示了兵备道“文武双全”的特性，其职能的特殊性也因此而凸显。换言之，兵备道不仅负责军事指挥，同时也管理地方民众，兼有司法与军务属性。这种集军事、民事管理于一身的职能，使兵备道成为地方治理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明代地方官员往往需要具备处理复杂事务的能力，兵备道的设置，正是为了应对这种需求，以确保地方的稳定与安全。

最后，从制度层面来看，兵备道的成立也反映了明代中央集权体制的加强。通过兵备道的设置，中央政府能够更有效地控制地方，确保地方官员的忠诚与执行力。这种制度安排，不仅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监督，也提高了地方治理的效率和效果。史载“上荆南道……统辖荆州府所属州县及荆州卫、右卫、瞿塘卫、枝江惠州各千户所，施州、永顺等土司，巡历夷陵、归州、巴东一带”。可见上荆南道亦辖部分土司，而明代在民族地区设置兵备道的现象较为常见。有学者指出，“明廷在少数民族区域添设兵备道，籍以维持当地治安”。

此外，仍有一问题值得深思，明廷为何会以上荆南道整饬施州卫等处兵备？原因在于上荆南道本驻荆州，邻近施州卫、荆州府、夔州府等地，上述地点均位于长江中上游地理单元之内，控扼川楚咽喉。基于形势之便的考虑，巡按、督抚遂决定以上荆南道统辖施州等地。此外，“分巡道”本身即负有监察地方、安抚流民的职责，由其兼管兵备，是明代扩展道官职能的一种常见且成本较低的惯例，这为后来专职兵备道的设立奠定了基础。

上荆南兵备道的设立，凸显了明廷的治理考量。因兵备道既统军又统民，能够最大程度地整合区域内政治、军事资源，故明廷将其视作区域军事力量的重要补充。而兵备道设立后，当地的军事格局亦会适时重塑。如早在成化年间，原任四川建昌等处守备的陈云被调为副总兵分守凉州，关于此次调动的原因，兵部如此解释：“建昌等处已添设整饬兵备副使，不必更以武官守备故也。”该现象反映了朝廷两方面的考量，其一是兵备道有着良好的军事作用，兵部认为有兵备副使足矣，守备不必保留；其二是明廷调离守备亦有优化区域军事设置、精简机构的用意。若从该地区兵备道变迁的宏观层面看，明廷内部多围绕第二点，即精简机构的目标，就川鄂边兵备道的设立问题产生了争议。

尽管上荆南兵备道的设立已成既定事实，但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问题。由于上荆南道的驻地依旧设于荆州，而荆州与施州卫之间相距遥远，且由于山脉连绵、河流纵横的复杂地形，两地之间的往来交通变得极为困难，这在管理上给当地造成了极大的不便，上荆南道的官员们常常感到鞭长莫及，难以有效施加影响和控制。如嘉靖中期爆发的“黄中之乱”不仅暴露了上荆南道在管理上的短板，还引起了朝廷内部的广泛关注和激烈争议。

（二）“黄中之乱”引发的争议及相应的兵备道调整

嘉靖中，支罗黄中起兵作乱，剽掠施南、散毛二土司及奉云万三县。四川巡按郑洛提议：“川贵二省自分彼此，而湖广诸道勘处耽延，以致贼久不服，乞令抚臣协心督率所属，克期会剿，毋得仍前推调，诏从之。”湖广巡抚谷中虚亦奉命征剿，并兼采诱降之计，最终“黄中听抚，解院磔于市，余党悉平”。“黄中之乱”冲击了明廷在施州等地的统治秩序，动乱平定后，明廷需恢复对当地的统治。因此湖广巡抚谷中虚奏称，应于施州添设兵备一员，便于节制，“仍于湖广按察司添设佥事一员，请给敕书关防，整饬荆瞿施州等处兵备，驻扎施州卫”。在谷的构想中，该兵备应统辖荆州府所属各州县、邻近卫所及施州十四土司，永顺、保靖、容美各土司与重庆府所属的忠州、丰都县，夔州府所属万县、巫山、建始、奉节、云阳七州县及石砫土司亦听兼制。明廷同意了谷的提议，于嘉靖四十五年宣布“设按察司佥事一员，整饬荆瞿施州等处兵备”，形成了所谓的“荆瞿兵备道”。

但此后时人对该兵备道的设立存在异议，其反对意见主要在于该道职权较低，镇守该地较为困难。随着此问题的进一步争论，就如何重构当地治理体系，最终形成了三种不同意见：

其一是设川湖贵州总督，并将兵备佥事升为副使。荆瞿兵备道设立两月后，便有官员向朝廷提议，应“复设川湖贵州总督”，又请求升佥事为副使，重其事权。其二是不设总督，只升佥事为副使。户科给事中何起鸣认为“设总督不如专设兵备副使”。其三是仍支持设置兵备道，“荆南守巡有遥制之虑，重夔兵备无专制之权”，应设立以施州卫为中心，统辖荆重夔的兵备道。面对三种不同的意见，兵部决定行文四川巡抚谭纶进行商议。三方意见送至谭纶处，谭纶再三斟酌，提出了对设总督与设兵备两种方案的看法：
复总督不如设兵备，盖总督势远而节制难及，兵备势近，而缓急有济，此不但在施州一处为难，即他处有事，其形格势沮……宜于湖广按察司添设佥事一员，整饬荆瞿等处兵备驻扎施州，兼制四川重庆所属忠州、丰都等七州县。

面对设总督与设兵备的两种意见，谭纶最终选择了后者。原因在于，总督辖区过广，地方突发急事，总督难以遥制，而兵备道仅辖数地，统辖范围要小于总督，若地方突发事件，兵备道可以从容应对。此外，在兵备道辖区问题上，谭与谷的看法大致相近，即该道应包括荆州府、施州卫及重庆府、夔州府所属部分州县、卫所及土司。在汹汹争议之下，谭纶力排众议，最终维护了兵备道的地位，使其暂时避免了被裁撤的命运。为更加有效地管理此地，谭纶也采取了相应调整措施，旨在提升该地兵备道的地位，即“宜如贵州巡抚议添设副使一员，请给敕书关防，整饬荆䕫（即荆瞿）地方兵备，从湖广按察司列衔，在于施州卫驻扎”。谭纶认为由按察副使整饬兵备较为合宜，主要是因为佥事地位相对较低，难以树威。可见明廷在设立兵备道时，会综合考虑地方形势，并在此基础上确定兵备道的具体职衔。兵部随即同意了谭纶的提议，并于嘉靖四十五年增设湖广按察司副使一员，整饬荆夔兵备，专驻施州，以湖广荆州及四川重庆、夔州等处属之。“荆夔兵备道”由此正式设立。

从此次变动过程来看，荆夔兵备道的形成经历了复杂的调整。这一过程的起点，是荆瞿兵备道的设立，并随之在明廷内部引起较大争议。部分官员对此持有质疑态度，他们认为，为了确保边疆的稳固与安全，应设立一个更高级别的总督职位，而绝非品秩较低的兵备道。然而，谭纶力排众议，坚决主张保留并强化兵备道的职能。谭氏的坚持并非没有根据，而是基于对川鄂形势深刻理解及对兵备道作用、价值的重要坚持。经过讨论和权衡后，谭纶的提议最终获得了明廷的认可，也标志着兵备道制度在朝廷中的正式确立。

谭纶等人的胜利，实质上是兵备道制度效果得到朝廷认可的体现，在他们的推动下，兵备道的职能和地位得到了显著提升。谭纶正是基于前任谷中虚的工作基础，进一步强化了兵备的职衔，将佥事的职位提升至副使，从而赋予了兵备道更大的权力和责任，使其在地方治理上拥有了更大的自主性和灵活性，能够更有效地应对各种挑战。同时，谭纶还对兵备道的辖区范围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和固定，不仅有助于提高行政效率，也确保了该地区在军事和民事管理上的连贯性和稳定性。通过这些措施，荆夔兵备道逐渐成为了一个在边疆治理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机构，其辖区范围也基本确定，为川鄂边地安全和稳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从荆夔兵备道看川鄂边地兵备道的演变趋势

嘉靖朝明廷最终形成了以施州卫为中心，地跨川鄂，统辖该地区军民的荆夔兵备道。以该兵备道的辖区及设置特点为例，可窥探明代兵备道辖区的特点与演变趋势。首先在地域层面，笔者绘制嘉靖四十五年荆夔兵备道的大致辖区范围如下（见图1）：

上图可反映嘉靖朝后期川鄂兵备道设置的发展趋势。根据图示可以清晰看到，荆夔兵备道的治理核心位于施州，其管辖范围形成了一种以施州为核心的辐射状治理格局。从地域上看，荆夔兵备所辖的府州县及卫所主要分布在夔州和荆州，由于濒临长江，且均处于长江流域的地理单元内，荆夔两地成为了交通要冲和军事重地，因此被兵备道共同管辖。其职名“荆夔”二字的合称，正是这一地理特征的反映。荆夔以南地区包括重庆府、施州卫、永顺宣慰司、保靖宣慰司，相较于荆夔的交通要冲地位，这些地区地形更为复杂、土司势力较强。因此当地兵备道的主要职能是扼守战略要道并加强对土司的管理，从而维护地方稳定。

综上，荆夔兵备道所辖川鄂两省府州县及卫所的特点，体现了兵备道设置在明代中后期更加成熟，并打破行政空间界限，沟通了有司、卫所两大系统，进而整合土司，实现了区域内各治理机构、单位的有机整合。

除辖区外，荆夔兵备道的归属关系，尤其是因其设立而导致的邻地机构调整，是明代兵备道复杂的隶属关系的反映。明代中期以来，其隶属设置愈发灵活，管控愈发严密，体现了兵备道制度在实践中不断优化并趋于成熟的发展趋势。

首先，在归属关系方面，荆夔兵备道形成了“多重归属格局”。如谭纶认为荆夔兵备道应“专属湖广抚按考覆，仍听川贵巡抚、四川巡按节制”，并得到了朝廷的认同，最终形成“多重归属格局”。此种情形的出现，与前文所述该兵备道的辖区有关。从谭纶奏疏及图1可见，荆夔兵备道所辖的范围甚广，并涉及川鄂两地的府州及卫所、土司几大系统，其辖区与四川巡按、湖广巡抚等官员的辖区存在重叠之处。因此，就统辖范围及归属关系而言，荆夔兵备道受湖广巡抚、川贵巡抚、四川巡按节制亦是情理之中。这种多重归属，反映了兵备道未形成单一的隶属关系，颇有叠床架屋之弊，容易造成政令执行不畅，行政效率低下的弊端。有鉴于此，明廷不得不调整辖区，使分巡、守道整齐划一，不致掣制，不少因事而设的兵备道在完成使命后，终被裁撤，这也符合兵备道“因事而设”的特点。

其次，该兵备道邻近地区治理机构的调整，是兵备道设置愈发严密的体现。前文提及，荆夔兵备道的辖区颇有“重东轻西”之弊，对于辖区之西的土司管理殊为不易。因此，主事罗青霄提议，可于川省上川东道添设兵备副使一职，意在利用上川东道实现川东与湖广交界之地的管控。谭纶认为，川东已有兵备副使一员，驻扎达州，若再度添设，实为冗职，并建议将重庆、夔州分属上下川东二道管理：

宜以重夔二府分为上下川东二道，以整饬下川东道兵备副使即兼分巡仍驻达州，专辖夔州府卫州县，并石砫土司；以分巡上川东道佥事即兼兵备，专辖重庆府卫州县，并播司、酉阳等土司……如此庶画地为守，分任责成，彼此无掣肘之虞，首尾成率然之势，而于地方为有赖矣。

可见谭纶的解决方案是，由上川东分巡兼兵备，管辖夔州等府卫州县；由下川东分巡道兼兵备，专辖重庆府卫州县。前文提及，明廷在川鄂边区地带已设置荆夔兵备道，用以节制荆州、重庆、夔州等地。此番设置上川东、下川东兵备道节制重庆、夔州的举动，使重庆、夔州实际被三个兵备道所统辖。出现此种辖区重叠的根本原因，在于兵备道作为一种临时差遣，始终未被纳入稳定的地方行政层级体系。荆夔兵备道驻扎施州，恐其难以节制相对较远的夔州、重庆两地，在节省治理成本的前提下，通过上下川东道与荆夔兵备道的协作，三方共同实现对川鄂边区的管控，这导致了机构的重复设置和军政资源的严重浪费。

总的来看，嘉靖朝因“黄中之乱”而引发的兵备道调整，揭示了兵备道管理体系的复杂。尤其是川鄂边地兵备道辖区范围较广，须整合区域内的军民及土司，其职权近似于“小巡抚”。从辖区层面看，荆夔兵备道与上川东道、下川东道同辖重庆、夔州二府卫州县；从归属层面看，荆夔兵备道同属湖广巡抚、川贵巡抚、四川巡按节制。无论是向下统辖亦是向上归属，均存在管理体系、辖区上的重叠和交叉。此现象的出现，除了辖区管理有限因素，亦体现了明廷的权力制衡。若使多个兵备道辖区重叠，可避免权力过于集中；由多个督抚管辖，表明其尚未形成单一、稳定的隶属，更凸显了其因事而设的临时性特点。此种局面，直至清乾隆朝道员职衔统一化，归属关系单一化，即“道”成为介于省、府之间的行政机构，且由巡抚统辖，并逐渐脱离布、按二司系统后，才有所改观。

尽管荆夔兵备道的设立得到了朝廷的正式批准，但其存在较为短暂，并在隆庆年间曾遭遇裁撤。此后至天启年间，当地兵备道又经历了调整与演变，反映出明代后期军事变革、行政管理与地方治理的多方博弈。

（四）隆庆至天启朝兵备道的调整与演变

隆庆至天启朝，朝臣们对川鄂边地兵备道的设立方式及存废问题展开了持续的辩论，治理效率与节约开支是其争论的核心议题，这些论争致使该地兵备道处于裁设不定的状态。

隆庆三年（1569），荆夔兵备道被裁撤，上荆南兵备道则得以重新设立，这一变动似乎体现了明廷对于川鄂边区防务的重新考量与调整。但此后隆庆五年（1571），施瞿兵备道的设立，则体现对先前裁撤的反思和防务安全重视的回归。然而，这一系列调整并未就此停止，至天启三年（1623），施瞿兵备道最终也被裁撤，这不仅说明了明廷在军事管理上的摇摆不定，也映射出当时政治环境的复杂多变。此时期兵备道的频繁更迭，不仅影响了边疆的稳定与安全，也对地方治理和军事资源配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朝臣们对于兵备道存废的争论，实际上是对国家治理能力与资源分配效率的深刻反思。在此过程中，朝政的决策不断受到内外压力的影响，而兵备道的设立与裁撤，成为了朝臣们在政治博弈中不断权衡利弊的体现。

首先是荆夔兵备道的裁撤和上荆南道的复设。嘉靖朝臣反复争论后设立的荆夔兵备道，于隆庆三年被明廷裁撤。据《温恭毅集》载，“自黄贼平后，主事罗青霄建议设荆瞿兵备，驻扎夷陵，镇压边鄙，未几罢”，其裁撤的原因是“盖以两府而设四道”，即该地所设兵备道过多，人浮于事。此外，该兵备道设立后，由于暂时承平无事，无需承担过重的军事职责。加之隆庆朝西南边疆短暂稳定，出于节费的需要，该道遂被明廷裁撤。但此时朝中有人提议，应恢复上荆南分巡道分管兵备之责，如湖广巡抚刘悫认为黄中之乱既平，久无战事，且荆夔兵备道近已裁撤，不如“以分巡上荆南道摄之，更赐之敕，并整饬施归兵备，其瞿塘、忠州卫所原隶湖省，凡考选、屯粮诸务俱属本道督理”。此外，刘还认为重庆、夔州二府州县，以及石砫土司仍应隶属川东兵备道，并兼制施州，往来弹压，如此便可达到“或土司争构、地方盗起，则两兵备夹剿之”的效果。明廷最终认可了刘悫的方案。

由上述调整方案可见，荆夔兵备道裁撤之后，明廷将兵备的职责附加于上荆南分巡道，并未否定施州等地设置兵备道的合理性。换言之，相较于添设副使、佥事整饬兵备，明廷更倾向邻地之分巡兼管兵备。该现象并非孤证，如嘉靖年间明廷曾命山东按察司分巡济南道官兼管兵备，有警则移住德州，专事防御；又如早在弘治朝江西巡抚韩邦问就认为，南昌府奉新、靖江等县人性顽梗，便请求朝廷允许“分巡南昌道官兼管兵备，常驻瑞州”。该举措一方面以稳定地方秩序为前提，进而解决冗官问题；另一方面，分巡、分守已形成所谓的“坐定职衔”原则，在此基础上令分巡整饬兵备，有很大的便利性。

其次是施瞿兵备道对上荆南兵备道的取代。上荆南兵备道虽得以恢复，但有官员认为其毕竟是以分巡整饬兵备，不如添设官员专管兵备，因此请求恢复专管夔州、施州等处的兵备道，试图改变由分巡道兼管的局面。隆庆朝覃璧之乱后当地兵备道的调整，便是该现象的反映。隆庆四年（1570），金峒土司覃璧杀兄夺印，并在当年反叛朝廷。明廷在平定这场叛乱后，鉴于覃璧起兵时，“本卫（施州卫）孤悬境外，事起仓猝”，决定调整施州卫等地的上级管理机构，不少官员纷纷提出要求恢复专管施州等地兵备道的意见。据温纯记载称：
今议复荆瞿兵备为施瞿兵备，专住施州镇压，应辖湖川有司，亦一策也。不知施州以卫所比邻土司终不可驻，且令宪司日与土夷狎居久之，必损威伤重，况两省有司词讼兵粮既得分理，使官民日往来于险远不可行之地可乎……分巡该道或驻荆州，或往来夷陵，有事方临该卫抚处可也。

上述史料反映，朝廷官员的基本意见是恢复荆瞿兵备，命荆瞿兵备专制施州，名称亦改为施瞿兵备，辖湖广、四川等地方的府卫州县。为何要将其名改为施瞿兵备？原因在于，明廷以往所设兵备大多驻扎荆州等地，而动乱多发生在施州，管理时颇有鞭长莫及之感，若将驻地改为施州，便可从容应对。温纯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指出若兵备长期驻扎施州，常与土司接触，势必损其威望。不如将驻扎地点仍设在荆州，或设在相对较近的夷陵，临事去施州安抚即可。可见，兵备道的驻地亦呈现出灵活性的特点，因事抚剿、因事裁撤愈发成为明代兵备道设置的演变特征。最终明廷决定恢复该地的兵备道建置，平时驻地为夷陵。在万历、天启朝的实录中，多见统辖施州、荆州及夔州等地兵备任免的记载，这表明上述建置在施州等地得以实行。如万历时“补原任山西佥事周应中，为湖广佥事，抚治荆州等府流民，兼整饬施归等处兵备”；又如天启朝“造施归兵备道关防，给按察使李椿茂”。

施州等地兵备道的恢复，不仅巩固了明廷在该地区的统治，亦加速了边区“内地化”的进程，边区与内地的联系日益紧密，促进了文化交融。刘悫曾指出，设置兵备道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提升土司地区的文教水平，即“令兵巡道每岁经历施州，豫行调集各官舍奖谕，令赴学观化”。不少兵备使也以弘扬文教为己任，如天启四年（1624）衡永郴兵备使周士昌，“捐俸课士，每月两试，手定甲乙”，在当地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可见兵备道在少数民族之地推行的“文治”，在推动当地文教发展的同时，也深化了内地与民族地区的关系。

最后是施瞿兵备道的裁撤。因“覃璧之乱”而出现的施归兵备道，即施瞿兵备道，仅存在于隆庆、万历两朝，至天启年间，又面临裁撤的尴尬处境。不少曾历任川鄂一带的官员向朝廷上奏，要求裁撤该兵备道。如万历至天启朝，曾多次在川鄂等地任职的蔡复一指出：
今天下病在形赘而神驰，官多而政愈厖，兵多而饷愈诎，皆赘之为害也。荆、岳两郡额设三道而奢难发，时有复增施归兵备之议，旧督遂荐其姻家李佥事为之。其驻地辖属廪粮、人役，行两司议者，半年屡次催不报……官之累地方有之，而地方何赖于此官哉。

蔡复一认为，荆州等地所设兵备道员额已足，并出现了人浮于事、玩忽职守的情况，若再添官设职，除加重地方负担外，别无裨益。其他文官士大夫亦支持者多，反对者少。因而明廷最终听取了蔡复一的建议，于天启三年（1623）裁撤了兵备道。“施归兵备佥事”一职也随即裁撤，并由“荆南分巡兼领”。自此，创始于嘉靖朝、专辖施州等地的兵备道，终于在天启年间结束了自身的使命。入清伊始，清廷在川鄂边区以八旗兵和绿营兵驻防，并未在此地区设置兵备道，直至乾隆三十二年（1767），清廷下令湖北分守安襄郧道加兵备衔，才恢复这一地区的兵备道建制，乾隆五十七年（1792）又改分守安襄郧兵备道为安襄郧荆兵备道，并兼管水利。此后，该建制一直存续至清末。可见，兵备道这一制度并未被清廷废弃不用，反而是被其继承并发展。在清军甫一入关的1644年，清廷就设置了宿迁兵备道，显示了清朝对明代兵备道的认可与承继。此后兵备道的设置在康熙年间历经了大规模的整合，又在乾隆时大力发展起来，从而成为了明清地方行政制度中的重要一环。

结  语

兵备道的设立，最初源于明代对边疆防御的深思，其位置的选择，不仅体现了当时军事防御的重心所在，也映射出朝廷对边疆安全的重视。在九边和西南民族地区，兵备道的建立宛如一道坚固的屏障，守护着国家的边疆安宁。明中期以来，兵备道的重要性愈发显著，其职能不再局限于军事领域，更扩展至司法等社会管理层面。川鄂边区兵备道的设置，正是明廷对这一地区军事控制重视的直接体现。当地兵备道的创设，不仅强化了对边疆的军事管理，也展示了兵备道制度在边疆地区的适应性和有效性。然而，随着兵备道的设立，其相关争议也随之而来。如正德年间关于荆州设立兵备道的争议，揭示了朝廷内部对于兵备道设置方式的不同意见，反映了朝廷内部对于如何更有效地进行边疆治理的深刻思考。

自嘉靖朝至天启朝，土司的叛乱和朝廷内部的纷争，成为推动川鄂边区兵备道调整的重要因素。在调整过程中，兵备道设置方式、辖区范围及具体职能等方面的特点逐渐显现。从兵备道的设立及职衔来看，大多自动乱之际由分巡道整饬兵备，进而形成专责军务的兵备道，或令按察司副使、佥事充任兵备，成为其主要的设立方式，这不仅体现了因应时势的灵活调整，也展现了朝廷在治理边疆时的智慧和策略。从辖区来看，兵备道所辖之地超越了行政及军事区划的界限，它沟通了府州县及卫所军民两大系统，并将土司纳入辖区之内。这种制度设计，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军民分立的问题，但也带来了新的挑战。由于兵备道的驻地限制，其对边缘地区的管控显得力不从心。为此，朝廷不得不经常对兵备道及邻近兵备道的驻地、辖区进行调整，以期更有效地管理边疆地区。然而，这种调整也使得兵备道制度呈现出“临时性”的特点，其治理模式难以保持一致性。

除了军事职能外，兵备道在文教职能方面的作用也不容忽视。朝廷通过在川鄂地区设置兵备道，不仅推动了当地文教事业的发展，也加速了川鄂边区内地化的进程。明代中后期，川鄂边兵备道反复设立及裁撤的过程，更是凸显了朝廷在治理边疆时的取向，即在精简机构、降低成本的前提下，实现对边疆的有效治理。这一治理取向的背后，是朝廷对治理成本及治理效用的多重考虑。

综上所述，明代在川鄂边区推行的兵备道，其历史意义与其说是一项成功的制度创新，不如说是一次在边区实施的制度实验。明廷通过兵备道，探索了在复杂边疆地区实现军政整合的可能性，其在短期内整合资源、应对危机的权宜之功不可否认，但其内在的制度之弊也甚为凸显，临时性的设置使其缺乏稳定性，多元的隶属关系导致行政效率低下，辖区的重叠与冲突造成资源浪费。这些弊病使其难以承担长效治理的重任，故其演变史呈现出裁设不定的态势。然而，兵备道制度在治理地方的设计用意，却得到了清王朝的认同。因此，清王朝继承了这套制度，并在实践中不断优化、完善，最终使其成为地方治理体系的重要固定构成。这一制度的演变，不仅反映了历史的连续性，也体现了治理智慧的传承与发展。

转自《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6期

一、历代政治家与思想家关于盟誓制度的认识

盟誓制度，本质为一种互信关系的建立。《礼记·曲礼下》载：“约信曰誓，莅牲曰盟。”可见“誓”以语言承诺为主，“盟”则更为庄重和规范，即用牲为盟。《礼记正义》云：“莅牲曰盟者，亦诸侯事也。莅，临也。临牲者，盟所用也。盟者，杀牲歃血誓于神也。若约束而临牲，则用盟礼，故云‘莅牲曰盟’也。”说明建立盟约的主体，需要通过杀牲畜及歃血为盟的行为，作为向神灵发誓的仪式。如果双方订立盟约并提供牲畜，则需用盟誓礼。“然天下太平之时，则诸侯不得擅相与盟。唯天子巡守至方岳之下，会毕，然后乃与诸侯相盟，同好恶、奖王室，以昭事神，训民事君，凡国有疑，则盟诅其不信者，及殷见曰同，并用此礼。”天下太平之时，诸侯不得擅自结盟，唯天子巡视至方岳之下，诸侯才能建立盟誓，共同辅佐王室，以此彰显对神明的敬奉、对民众的训导及对君主的忠诚。

东汉末年经学家郑玄称：“载，盟辞也。盟者，书其辞于策，杀牲取血，坎其牲，加书于上而埋之谓之载书。”载书为会盟时所订的契约文书，是盟誓双方通过协商达成的，比单纯的“誓”更加强调礼法的力量，其中还蕴含了一定的契约精神。扼要来说，盟誓制度在西周时期表现为一套系统化的政治仪式，通过仪式使立约双方共同遵循所达成的协议，以避免诸侯之间产生过多的军事、政治勾连，从而威胁到周天子的统治。无论是盟誓过程中“杀牲歃血誓于神”，还是签订具有契约效应的“载书”，都意在强调盟誓制度的合法性和神圣性，违背盟誓制度就是违背礼法，通常为契约方乃至社会各界所不容。

春秋以来，“盟”“誓”常连用。《国语》载：“夫为四邻之援，结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可见春秋时期，盟誓已被政治集团视为处理内外关系的重要选择。在使用过程中，盟誓的社会功能不断延伸，增强内部协作、维系民族关系、约束政治行为和规范社会秩序等作用也随之彰显。盟誓的信用约束力极其强大，“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结之，明神以要之”，说明其本质在于加强各民族交往，达成信任与认同，诚如董芬芬、程方所言：“盟誓的重心不是限制外在行为，而是获取盟誓参与者内心的诚意和忠心”。除了参盟者内心的作用外，盟誓还受到来自祖先、神灵、社会等的监督，这些监督时刻警醒盟誓双方尊重并遵守盟约。

如何通过有效手段确定盟誓的主体范围、仪式内容及实现利益的最大化，是历代统治者、政治家、思想家反复思考的现实问题。先秦时期天下势力林立，各方都试图在复杂局面中缔结联盟以制衡其他势力，盟誓制度在其间被广泛运用。昭公十三年（前529年）秋，晋昭公以讨伐鲁国、邾国、莒国为名，与刘子、晋侯、宋公、卫侯、郑伯等诸侯相约平丘，结平丘之盟。晋人要重温过去的盟约，齐人予以否决。刘献公提出“盟以厎信”，强调盟誓是为了彻底巩固盟国信任。叔向认为，“明王之制，使诸侯岁聘以志业，间朝以讲礼，再朝而会以示威，再会而盟以显昭明。志业于好，讲礼于等。示威于众，昭明于神。自古以来，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兴”。在他看来，君主再次朝见时举行会盟以显示威严，用盟誓来彰显光明，并昭告于神，这是国家应坚守的原则，说明盟誓制度在早期国家行政体制中占据重要地位。

北周韦孝宽在《上武帝疏陈平齐三策》中提出“还崇邻好，申其盟约。安人和众，通商惠工，蓄锐养威，观衅而动”的观点，与儒家思想十分吻合。由此可见，北周大臣对盟誓的认识还与儒家思想有一定关联，他们重申并巩固彼此间的盟约，意在通过尊重邻国，推动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

唐朝政治家、思想家对盟誓的认识更加深入。唐高宗麟德二年（665年）八月，新罗王金法敏与熊津都尉扶余隆于百济熊津城杀白马而盟，先祀神祇及川谷之神，而后歃血。唐朝遣鲁城县公刘仁愿亲临劝谕，宣布朝廷旨意，以婚姻来约束他们，用盟誓来申明双方的友好关系。刘仁轨在盟辞中表示：“刑牲歃血，共敦终始；分灾恤患，恩若弟兄。祗奉纶言，不敢失坠，既盟之后，共保岁寒”，意图通过盟誓来实现各方体恤患难，共担灾祸。

开元二年（714年）五月，吐蕃大臣坌达延向唐朝上表，要求河源定界后，再度缔结盟约。唐朝宰相魏知古、姚崇、卢怀慎等人发布“报吐蕃宰相坌达延书”，认为“以彼国君臣，素敦信义，况立盟誓，又结婚姻”，“自见来书，果符意揣，两国和好，百姓安宁，永绝边衅，岂非好事？”可见当时的政治家、思想家倾向于通过盟誓的方式为唐蕃双方巩固和好关系，认为盟誓具有推动边疆稳定与安全的重要作用。与唐朝的认识相同，吐蕃在与唐朝订立盟誓过程中，也明确表达了对盟誓制度的肯定。唐中宗驾崩后，吐蕃以现宰相不知前宰相所立盟约为由，于开元六年（718年）要求再盟。吐蕃上表称：“当令望重立盟誓，舅甥各亲署盟书，宰相依旧作誓，彼此相信，亦长安稳。”吐蕃申请重立盟誓，显然是对唐不允亲署誓文的不满。吐蕃认为，甥舅双方应重新订立盟誓，建立长久安稳的关系。

两宋时期，宋辽夏金四个政权代表了当时国家存在的特殊形式，当时的政治家、思想家对盟誓制度的认识反映了政治一体化的发展需求。咸平六年（1003年），宋朝遣王继忠屯驻定州之望都，率轻骑窥视辽军，为南府宰相耶律奴瓜等所俘。辽太后认为其贤能，特“授户部使，以康默记族女女之”。王继忠感激涕零，事事竭尽心力，“稍亲信之，继忠乘间言和好之利”。他曾就宋朝与契丹关系发表看法：“窃观契丹与南朝为仇敌，每岁赋车籍马，国内骚然，未见其利。孰若驰一介，寻旧盟，结好息民，休兵解甲。为彼此之计，无出此者。”可见王继忠主张延续昔日的盟誓，两相交好，停止战争。作为宋真宗的藩邸旧臣，王继忠曾被委任郓州刺史、殿前都虞候等职，故他对盟誓制度的认识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庆历四年（1044年），元昊以宋夏失和七载，于双方关系不利为由，“乞颁誓诏，盖欲世世遵守，永以为好”。元昊称帝后，宋夏连续发生冲突，双方各有损伤，无力再战。在此情况下，元昊通过约称臣、奉正朔、进誓表等一系列行动，营造了相对和平的外部环境。

元朝时期，蒙古人重视通过盟誓来达成合作。为了强调契约的不可违抗性，盟誓双方通常会“刺臂血和金屑饮之”。至元六年（1269年），窝阔台汗国、钦察汗国与察合台汗国三国决定在塔剌思草原举行忽里勒台大会，三方就河中地区的分配问题达成一致，即将多数地域划归八剌所有。同时，为进一步推进利我局面，八剌主张通过盟誓定下契约。八剌说：“如果你们真心赞同所议的话，咱们立下誓约吧！”于是他们按照蒙古族的习惯与仪式“嚼金起誓”。可见当时重要事项的协议一般通过盟誓来完成，这既表明了协议的重要性，又反映了涉及协议各方对协议内容的认同。

明朝时期，中央政府与周边政权时战时和，边疆局势时紧时缓，统治者在盟誓制度的推行上始终面临诸多挑战。永乐初期，蒙古鞑靼部首领阿鲁台归附明朝，“请得役属吐蕃诸部。求朝廷刻金作誓词，磨其金酒中，饮诸酋长以盟”。当时朝臣都认为应同意阿鲁台所请，但大臣黄淮认为“彼势分则易制，一则难图矣”。明成祖完全同意黄淮的观点，称赞“黄淮论事，如立高冈，无远不见”。从黄淮反对阿鲁台与吐蕃诸部结盟及朝廷刻金盟誓的主张可以看出，盟誓对于势力整合与统治合法性建构有着重要作用，而黄淮所强调的“彼势分则易制，一则难图矣”，正是对盟誓可能带来的边疆各部力量集中化趋势的警惕与防范。

清朝时期，为争取明朝降将的支持，皇太极主张通过盟誓来拉拢人心。天聪五年（1638年）十月，皇太极在大凌河守城明将祖大寿等人的劝降信中表示，“傥实欲共事，可遣人来，我当对天地盟誓。我亦遣人至尔处莅盟，既盟之后，复食其言，独不畏天地乎？幸勿迟疑，伫俟回音”。借助天地的神圣权威来强化誓言的可信度和约束力，反映了皇太极收服他族的决心和诚意。

综观历代政治家、思想家对盟誓制度的认识，盟誓制度在处理民族关系中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尽管盟誓的目的不尽相同，有的是为了解决社会成员之间的矛盾和纠纷，有的是为了联合军事力量建立政治共同体，有的是为了巩固边疆民族地区的稳定局面，但总体来说，当面临多个势力之间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利益纠葛时，统治者一般会采用盟誓的方式来达成多方共识，建立政治互信关系。

二、盟誓制度的演进

从最初的部落联盟到分封制王朝，再到中央集权帝制，中国古代的盟誓制度发生了显著变化。先秦时期的盟誓作为一种政治文化观念，更多是基于口头约定而形成的契约，规定了参盟双方共同认定的行为。汉唐时期，盟誓制度逐渐演变为中原王朝处理民族关系的常用制度并推及后世。

（一）先秦时期盟誓制度的形成

早期国家及民间普遍依赖盟誓来缓解各类矛盾。明朝学者徐师曾认为，“三代盛时，初无诅盟，虽有要誓，结言则退而已。周衰，人鲜忠信，于是刑牲歃血，要质鬼神，而盟繁兴，然俄而渝败者多矣”。在盛世，社会风气较好，人们之间的信任程度较高，一般不需要通过盟誓来巩固关系。随着国家的衰落，信任逐渐丧失，为了保障自身利益，人们宰杀牲畜、饮血为誓，以鬼神为见证订立盟约，以维护结盟关系的稳定性和严肃性。

夏商周时期常通过盟誓来申明对盟友的约束。夏启继位后，作《甘誓》宣布有扈氏罪行，强调征讨的正义性，“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天、祖、社作为盟誓制约机制中的神灵力量，代表盟誓约束力的最高层次。盟誓者由于害怕受到神灵的惩罚，对违背誓言的后果产生恐惧。商朝的《汤誓》增强了军事集团内部的团结合作，保证了军事行动的顺利进行，但由于这一时期的盟誓以声讨为主，范围仅适用于同一政治集团，故而算不上制度化的盟誓，仅仅是受到共同认可的政治话语。

西周时期，盟誓逐渐由政治话语演变为一种处理内外关系的制度。根据《左传》杜预注，周王与诸侯依仗定期或不定期的盟誓来推进同盟关系。定期的盟誓有三年一朝、六年一会、十二年一盟，不定期的盟誓则往往举行于诸侯叛乱之时，如“周幽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西周时期盟誓与国家兴衰紧密相关，“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阳之蒐，康有酆宫之朝，穆有涂山之会，齐桓有召陵之师，晋文有践土之盟”。周天子与诸侯皆重视盟誓，并将其作为维系国家统治的主要手段。周天子作为天下共主，“凡邦国有疑会同，则掌其盟约之载及其礼仪”。当遇到邦国需要会商或者共同行事时，就由周天子以盟主身份对邦国关系进行协调，将其盟约及有关礼仪记录在案。周朝司盟“掌盟载之法，盖邦国会同之制也”。至于四夷，则“胡人弹骨，越人?臂，与夫中国歃血，所繇各异，示信一也”。无论弹骨，抑或?臂、歃血，都是盟誓仪式的具体内容，不同的内容反映了周朝不同民族的盟誓约信之法，这是盟誓制度多样化的反映，也是不同文化形态下盟誓制度在地化的体现。

盟誓“作为形态成熟的官方文体并在国与国之间大规模应用，应在春秋之后”。春秋时期，由于政治争霸的影响，各国都在试图打破过去固有的政治格局，于是盟誓开始在诸侯国之间盛行。隐公八年（前715年）七月庚午，“宋公、齐侯、卫侯盟于瓦屋”。桓公元年（前711年）四月丁未，“公及郑伯盟于越，结祊成也。盟曰：渝盟无享国！”以国为誓，足见盟誓之坚定。哀公十三年（前482年）七月辛丑，“盟，吴、晋争先。吴人曰：于周室，我为长，晋人曰：于姬姓，我为伯”。吴、晋争相抢占歃血的次序，其实就是抢占尊位，说明他们试图通过争夺最高政治话语权占据争霸优势。

（二）汉唐时期盟誓制度的成熟

汉唐时期盟誓制度已经比较成熟，之后的王朝在处理政治关系时基本沿袭了这一制度，盟誓的主体也从传统诸侯国推及边疆民族。汉宣帝时，西汉与匈奴呼韩邪单于约定，“长城以南天子有之，长城以北单于有之。有犯塞，辄以状闻；有降者，不得受”，且造设四条，令单于奉行。此约对稳固汉匈藩属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汉元帝时期，遣车骑都尉韩昌和光禄大夫张猛护送呼韩邪单于侍子回匈奴，韩、张见呼韩邪势力日渐强盛，担心其北去后难以控制，遂私与单于订立盟誓。盟辞称：“自今以来，汉与匈奴合为一家，世世毋得相诈相攻。有窃盗者，相报，行其诛，偿其物；有寇，发兵相助。汉与匈奴敢先背约者，受天不祥。令其世世子孙尽如盟。”韩昌、张猛和单于及大臣俱登匈奴诺水东山，“刑白马，单于以径路刀金留犁挠酒，以老上单于所破月氏王头为饮器者共饮血盟”。韩、张二人擅自以汉朝世代子孙与匈奴诅盟，为汉元帝所不满，下诏让他们用财物赎罪，但“勿解盟”。

唐朝时期，中央王朝与突厥、南诏、吐蕃等政权都建立了盟约。武德九年（626年）八月，唐太宗即位。不久，突厥寇高陵，唐太宗亲临渭水之滨，与颉利可汗相隔渭水对话，责备其违背盟约。可汗请求和解，唐太宗表示同意。同月乙酉，唐太宗又亲临城西，“刑白马，与颉利同盟”，盟誓之后，突厥引兵而退。显然，盟誓制度是当时协调民族关系的必要手段，也是民族地区治理的理想方式。

唐朝与南诏的贞元会盟，反映了南诏对自身与唐朝乃至吐蕃关系的重新考量。贞元十年（794年），南诏王异牟寻及清平官大军将与剑南西川节度使巡官崔佐时盟于玷苍山神祠，“上请天、地、水三官，五岳、四渎及管川谷诸神灵同请降临，永为证据”，并“请西洱河玷苍山神祠监盟”。在诸多神灵的参与下，双方誓言的执行状况会受到文化意义上的“监督”，参盟者一旦违誓就要遭受众多神明联合降下的神罚。贞元会盟结束了唐朝与南诏之间的长期战争，在盟誓下形成了一种基于“神灵参与监督”的契约关系，维护了双方的互信与合作。

唐朝与吐蕃之间的盟誓最为频繁，目前学界公认可考的共有八次。这些盟誓不仅见证了双方关系的复杂多变，还折射出当时政治格局的动荡不安。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崔汉衡等出使吐蕃商议盟誓之事，吐蕃使者提出希望将边界定在云州之西，以贺兰山为界。至于礼仪，“请依景龙二年敕书云：‘唐使到彼，外甥先与盟誓，蕃使到此，阿舅亦亲与盟’”。可见吐蕃十分重视盟誓仪式，将盟誓作为处理唐蕃联盟关系的重要基石。建中四年（783年），唐陇右节度使张镒与吐蕃相尚结赞等盟于清水。盟文曰：“唐有天下，恢奄禹迹，舟车所至，莫不率俾。以累圣重光，历年为永，彰王者之丕业，被四海之声教。与吐蕃赞普，代为婚姻，固结邻好，安危同体，甥舅之国，将二百年。”盟约认为虽然唐蕃在交往过程中依然存在纠纷，但“安危同体”才是关系的主流。

（三）宋元时期盟誓制度的充实

宋元时期，盟誓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充实。这一时期，不仅中原王朝乐于采用盟誓制度，而且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也十分重视盟誓。宋金“海上盟约”就很能说明问题。宣和二年（1120年）三月，宋徽宗诏令中奉大夫、右文殿修撰赵良嗣和忠训郎王环，到金商量夹攻契丹、求燕云地及岁币等事宜，以缔结联金攻辽的盟约。起先，“面约不赍书，唯付以御笔”，宋金约定一同攻辽，赵良嗣表示，“今日说约既定，虽未设盟誓，天地鬼神实皆照临，不可改也”。后来，金朝再次出使北宋，奏言：“奉御笔，据燕京并所管州城，原是汉地，若许复旧，将自来与契丹银绢转交，可往计议”。虽然宋金双方没有严格按照盟誓的仪式订立契约，但认同契约的不可违背性，显示了对盟约的重视。可惜由于谈判分歧、军事实力不足以及外交策略的失误，“海上盟约”最终未能达到预期目标，反而间接导致了北宋的灭亡。

宋朝时期，即使在非常偏僻和文明程度较低的地区，誓约同样具备一定的法律效力。如通过盟誓订约的形式，对土官加以约束。据《武经总要前集》记载，“咸平中，转运使丁谓招抚蛮人，每有诫谕，并令歃血为盟，置铁柱以志其事，条制甚多”。这一现象在隋唐时期未曾有过。

在早期的蒙古人中，盟誓就已十分盛行。成吉思汗在与克烈部首领发生冲突的过程中，与行者“至班朱尼河，河水方浑，帝饮之以誓众”。蒙古饮水誓有一说法，即“凡与饮河水者，谓之饮浑水，言其曾同艰难也”。

初谒太祖于军中，一见异之。太祖与克烈汪罕有隙。一夕，汪罕潜兵来，仓卒不为备，众军大溃。太祖遽引去，从行者仅十九人，札八儿与焉。至班朱尼河，糇粮俱尽，荒远无所得食。会一野马北来，诸王哈札儿射之，殪。遂刳革为釜，出火于石，汲河火煮而啖之。太祖举手仰天而誓曰：“使我克定大业，当与诸人同甘苦，苟渝此言，有如河水。”将士莫不感泣。

同饮班朱尼河水，代表着成吉思汗及其带领的19位将士患难与共的联盟关系的建立。此次盟誓对于蒙古汗国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参与盟誓的札八儿火者、哈散纳、怀都、耶律阿海、耶律秃花等人在遭遇困境时所发挥的“遇食同享，难则争赴”的精神则体现了盟誓制度的核心价值。

（四）明清时期盟誓制度的繁盛

明清时期，盟誓制度依然在国家治理中占据重要位置。东北人参挖采权管理不当，导致明朝边民与女真人时常发生矛盾。为解决纠纷，明与后金“欲修和好，曾立石碑盟曰：‘明国与满洲皆勿越禁边’”。但由于明朝并未严格按照盟约履行义务，双方冲突不断加剧。明朝违背盟约也成为后来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讨明檄文的重要依据。“如此盟言，明国背之，反令兵出边卫叶赫，此其二也。”“自清河之南，江岸之北，明国人每年窃出边，入吾地侵夺，我以盟言杀其出边之人，彼负前盟，责以擅杀，拘我往谒巡抚者纲古里、方吉纳二人，挟令吾献十人于边上杀之，此其三也。”

满蒙联姻是清朝的一项基本国策。与之前朝代的盟誓有别，清朝的盟誓制度将婚盟作为盟誓的重点，政治集团因为婚姻盟誓得以联合，凝聚而成新的政治共同体。华立认为，满蒙联姻从它产生之初就明确服务于一个目的：与对方结成政治性联盟，进而将蒙古打造成一支清朝在政治斗争中可以直接借助的力量。不论是努尔哈赤求娶科尔沁蒙古之女，还是为其子指婚蒙古科尔沁部和内喀尔喀五部女子，都是想借助蒙古部落力量对抗敌对势力，谋取发展空间。为了使满蒙联盟更加稳固，双方一般会在通婚时签订盟约，以此建立政治互信关系。努尔哈赤曾先后数次与科尔沁、喀尔喀等五部贝勒举行盟誓，反复重申“相与盟好，合谋并立”对付明王朝及察哈尔部。乾隆帝也曾对科尔沁部王公说：“塞牧虽称远，姻盟向最亲。”清朝对婚姻盟誓的贯彻，充分反映了这一时期对“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思想的遵从。

三、盟誓制度在民族关系调适中的作用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各民族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既有团结一致、守望相助的美好画卷，也存在矛盾冲突与利益纷争，而盟誓制度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文化现象，始终在民族关系的调适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一）盟誓制度强化了各民族互信

互信是民族关系良性发展的基础。盟誓制度中的请盟、应盟，盟辞内容的确定，盟誓者对信义的坚守等增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了解与信任，推动了民族关系的良性发展。

其一，盟誓制度有助于各政权的团结合作与相互尊重。在长庆会盟过程中，吐蕃希望获取唐朝信任并与其结盟，进而加强自身的统治权威。长庆元年（821年）九月，吐蕃遣使者尚绮力陀思来朝“乞盟”，唐穆宗“许之”。会盟当日，“大蕃赞普及宰相钵阐布、尚绮心儿等先寄盟文要节”。以上史实反映了吐蕃与唐结交的主动性，盟誓使两个政权在政治上产生关联，形成命运共同体意识，政治互信也有所加强。

宋朝也存在其他政权求盟的情况。据《宋史纪事本末》记载，景德元年（1004年），“契丹使韩杞持书与曹利用俱来，请盟”。景德四年（1007年）十一月，天书封祀前夕，宋真宗与枢密使王钦若、枢密副使马知节等论及边患，马知节说：“西北二方，久为外患。今契丹求盟，夏台请吏，皆陛下威德所致”。他认为，契丹的会盟请求是宋朝统治者有德的必然结果，也是契丹信任宋朝的表现。同时，契丹表现出对盟誓的迫切，意在结束冲突。通过盟誓，与盟者建立起一种相对稳定的政治关系，诸政权在盟誓的约束下，大多能在初期维护契约的权威，从而减少了冲突爆发的可能性。

其二，盟辞明确规定了与盟者的责任与义务。当两方或多方通过盟誓建立同盟关系时，意味着彼此在政治上达成了一定程度的互信。这种互信基于双方对盟誓内容的认可与遵守，即相信对方会履行承诺的义务，例如，摒弃战争、停止掠夺暴行以及谨慎守卫要害之地等。澶渊之盟的誓文就对双方应当遵守的义务进行了明确规定：“沿边州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或有盗贼逋逃，彼此无令停匿。至于陇亩稼穑，南北勿纵惊骚。所有两朝城池，并可依旧存守，淘壕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创筑城隍，开拔河道。誓书之外，各无所求。必务协同，庶存悠久。自此保安黎献，慎守封陲，质于天地神祇，告于宗庙社稷，子孙共守，传之无穷，有渝此盟，不克享国。昭昭天监，当共殛之。”明确的盟誓内容会让与盟者在合作过程中有章可循，进而减少猜疑与误解，增强政治互信。

同时，盟誓内容中的违约惩罚条款也对各方形成了强大的约束机制，使他们在违背盟誓时不得不权衡利弊，顾虑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登国年间，慕容宝犯魏，北魏太祖拓跋珪遣汉族官员与后秦将领杨佛嵩缔结盟约，以此确立战时互助关系。双方盟曰：“昔殷汤有鸣条之誓，周武有河阳之盟，所以藉神灵，昭忠信。夫亲仁善邻，古之令轨，歃血割牲，以敦永穆。今既盟之后，言归其好，分灾恤患，休戚是同。有违此盟，神祇斯殛。”从北魏与后秦的盟誓誓文中可见，盟誓违约条款中神的惩罚之类的附加诅咒的出现，会让与盟者真切地恐惧超自然力量的道德审判，从而促使他们在正常情况下更倾向于遵守盟誓，维护政治互信。

其三，以道德约束保障信义的实施，进而推动民族互信。在订立盟誓的过程中，信义观念得到了传播与强化。如子产对韩宣子说：“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丐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恃此质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产认为，郑桓公与商贾同为周朝后裔，世代订立盟誓，互相信任，故能互保互助至今。盟誓和信义的相互作用能够增强人与人、国与国的自觉与默契，并推动多主体合作结盟关系的进一步深化。

誓文中对信义的规定，促使各方秉持信义精神参与盟誓，只有这样，盟誓才能真正为各政权在政治、军事和经济活动中提供必要的支撑。努尔哈赤主张实行以女真人所特有的以天地为见证、以饮酒礼俗为媒介的盟誓仪式，积极同蒙古交好结盟。天命四年（1619年）十一月，努尔哈赤遣额克兴额、楚胡尔、雅希禅、库尔禅、希福等大臣与蒙古喀尔喀五部盟誓。盟辞云：“五部喀尔喀诸贝勒与恭敬英明汗之十部诸贝勒，我二国既蒙天地眷佑，愿相盟好，同谋共处。……以诚信之言誓告天地。……愿二国如同一国，永享太平，亦乃天地之意也。恭敬英明汗、五部诸贝勒，二国共立此誓。”努尔哈赤认为，建立盟誓对“两国如一国”来说意义重大，两国以天地为见证，相结盟约，以诚信之言规范双方，有利于各部关系的进一步深化，为日后共同开疆拓宇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盟誓制度促进了民族关系的和谐稳定

《册府元龟·外臣部》载：“若乃要荒之俗，凶悍成性，置之度外，斯为匪人，先王于是羁縻而不绝之也。然而威力有所不及，德义有所不怀，姑务息民，非可黩武，繇是申以诅誓，质于神明，达之以诚心，要之以祸福，然后边鄙不耸，保障以宁，倒载干戈而阜安生齿”，认为将盟誓制度作为“长辔远御”之术，不仅可以打破边疆民族地区各自为政的局面，而且有利于推动中央一体化进程，实现民族关系的和谐稳定，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

其一，盟誓能够维系各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鲁隐公二年（前721年）春，“公会戎于潜，修惠公之好也。戎请盟，公辞”。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复修戎好也”。桓公二年（前710年）七月，“公及戎盟于唐，修旧好也”。说明春秋时期各诸侯都试图通过盟誓与戎人重修旧好。僖公九年（前651年）夏，齐桓公与诸侯相会于葵丘，希望“寻盟，且修好”。僖公十九年（前641年），陈穆公提议修好于诸侯，于是鲁、蔡、楚、郑等“盟于齐，修桓公之好也”。可见，盟誓制度在延续盟国友好关系方面始终发挥着积极作用。

开元四年（716年），吐蕃向唐朝请和，弃隶蹜赞希望与唐玄宗签署盟文，唐玄宗没有答应。次年三月，金城公主又上表恳求唐玄宗亲署誓文：“此间宰相向奴奴道，赞普甚欲得和好，亦疑亲署誓文，往者皇帝兄不许亲署誓文，奴奴降蕃，事缘和好，今乃骚动，实将不安和，矜怜奴奴远在他国，皇帝兄亲署誓文，亦非常事，即得两国久长安稳”，唐玄宗仍然没有明确表态。为了与唐朝尽快签署盟约，弃隶蹜赞于开元六年（718年），派使者向唐朝递交《请修好表》，强调盟约对巩固双方友好关系的重要意义。他们认为，在唐中宗和唐睿宗时，盟约使双方“彼此安稳”，出现了“亲好并相和同”的局面。唐中宗时，官员豆卢钦望、魏元忠、李峤、纪处讷、萧至忠、李回秀、宗楚客、韦安石、杨矩等22人以及吐蕃君臣共同见证了这一重要事件。唐睿宗登基后，双方“修睦如旧”，使双方关系沿着良性发展的轨道继续前行。弃隶蹜赞始终致力于通过盟誓推动吐蕃与唐朝重归旧好。开元十七年（729年），弃隶蹜赞派大臣名悉猎到长安朝拜唐玄宗时带去一封信，这封信被史学家称之为《请约和好书》。弃隶蹜赞在信中说：“外甥是先皇帝舅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和同为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乐”，“千年万岁，外甥终不敢先违盟誓”。

长庆二年（822年），唐与吐蕃在逻些（今拉萨）重盟，在拉萨大昭寺前树立唐蕃会盟碑以志纪念。背面古藏文记曰：“圣神赞普可黎可足陛下……乃与唐主文武孝德皇帝舅甥和叶社稷如一统，情谊绵长，结此千秋万世福乐大和盟约于唐之京师西隅兴唐寺前。时大蕃彝泰七年，大唐长庆元年，即阴铁牛年（辛丑）冬十月十日，双方登坛，唐廷主盟。”碑文重申了历史上唐蕃和同一家，情谊长存，反映出汉藏友好关系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其二，盟誓对预防冲突和消弭战争具有重要作用。盟誓作为治理民族地区的有效手段，双方会就引发冲突的相关内容进行协商和约定，从而避免矛盾的发生。《异牟寻誓文》中对南诏与唐朝行动的雷区进行规定和诅誓：“如会盟之后发起二心，及与吐蕃私相会合，或辄窥侵汉界内田地，即愿天地神祇共降灾罚，宗祠殄灭，部落不安，灾疾臻凑，人户流散，稼穑产畜，悉皆减耗。”这种预先的契约能够从源头上减少与盟者冲突的可能性，维护民族关系的稳定。

盟誓建立了一定的沟通机制，使盟誓双方约定在遇到他者攀咬或离间时，采用和平的方式进行协商，而不是诉诸武力。如此一来，当内部出现一些杂音或摩擦时，可以得到妥善解决，防止矛盾升级。早年王罕感激成吉思汗的父亲也速该，“遂相与盟，称为按答”，成吉思汗因其同烈祖交好，便亲迎抚劳，“会于土兀剌河上，尊汪罕为父”，故而两人盟誓：“咱俩若遭人嫉妒，若被有牙的蛇挑唆，咱俩莫受挑唆，要用牙用嘴互相说清，彼此信任。若被有牙的蛇离间，咱俩莫被离间，要用口用舌互相对证，彼此信任”。成吉思汗在盟约中明确要求双方相互信任，不生嫌隙，这使得两个本互不统属的部落发展联结成一致对外的友邦。铁木真部被蔑儿乞惕人偷袭时，与弟弟哈撒儿、别勒古台前往土兀剌河黑林，请求王罕出兵救助。王罕听罢说道：“我不是对你说过吗？我要将此事牢记在心里。如今我要履行我所说的话，为答谢你送给我的貂皮袄，我要把蔑儿乞惕人全部消灭，救出你的孛儿帖夫人。”最终，铁木真在联军合力下大败蔑儿乞惕。

当民族冲突爆发时，盟誓还可以成为缓和冲突的重要方式，即通过订立盟誓终止战争，双方约定和平共处，不再互相侵扰。唐僖宗继位后，南诏“劫略巂、雅间，破黎州，入邛崃关，掠成都”，南诏使者为高骈所杀后，“骈以其俗尚浮屠法，故遣浮屠景仙摄使往”，酋龙与其部下迎接前来和好的浮屠景仙，“定盟而还”。不久，又派清平官酋望赵宗政及质子30人入朝乞盟，“请为兄弟若舅甥”。盟誓的订立，消除了交战状态，修复了唐朝与南诏受损的关系。此外，基于唐蕃长期和战不定的状态，吐蕃主动遣使至长安请盟并订立盟誓。盟辞曰：“坛于城之西郊，坎于坛北。凡读誓、刑牲、加书、复壤、陟降、周旋之礼，动无违者，盖所以偃兵息人，崇姻继好，懋建远略，规恢长利故也。”盟辞强调了盟誓的主要社会功能，即消弭战争、维护政权关系的稳定。

同时，盟誓可以促使与盟者保持克制，即使在冲突激烈的情况下，考虑到盟誓的约束以及破坏盟誓可能带来的后果，双方也会尽量避免采取极端行为，为缓和冲突创造有利条件。如咸平五年（1002年），施州溪蛮多次侵扰边境，宋真宗以盐作为补偿，命丁谓以诏传示叛乱者，群蛮感悦，因相与盟约：“自今有入寇者，众杀之”。认定严重的背约后果，对契约双方形成了一定的约束和规范，既保证了盟约的履行，又维护了和谐稳定的局面。

（三）盟誓制度推动了各民族文化的相互涵化

在中华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盟誓制度作为古老而庄重的政治手段，对各民族文化的相互涵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其一，盟誓制度加速了多元文化的交流和渗透。有时为了结束对立关系，劣势方败后，通常会给战胜方送礼乞盟，以实现双方关系的扭转，有学者谓之“贿盟”。如成公二年（前589年），齐侯率兵攻打鲁国，晋景公派郤克率军救鲁，于鞌地大败齐军。为与晋军达成和好关系，齐顷公遣宾媚人向晋军“赂以纪甗、玉磬与地”，最后双方在爰娄结盟。又如昭公七年（前535年），齐景公居虢地，燕人求和，盟于濡上。“燕人归燕姬，赂以瑶瓮、玉椟、斝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玉被赋予了纯洁、温润等象征意义，承载了“君子比德于玉”的儒家价值观念。随着玉器的流通，其中所蕴含的文化观念也得以扩散，成为各民族跨文化交流中共同的价值追求。

在盟誓过程中，为了维持盟誓制度的有效性和稳定性，盟誓主体通常需要遵循一些共同的原则和道德规范，由此促进了不同民族文化价值观的相互渗透，这对民族关系的发展和文化交流来说意义重大。例如，诚信、坚韧、仁义等优良品质在盟誓中得到强调。绍兴十一年（1141年），金宋双方达成“绍兴和议”，形成南北对峙局面。宋朝传统文化中所强调的“盟誓之信，皎如日月”的道德观念与女真文化中对承诺的重视相结合，形成了一种跨越民族界限的共享共有的价值取向。在盟誓的约束下，各民族在日常生活中也逐渐践行这些共同的价值观，诸如宋人通过商业契约的订立构建了规则化的信用社会；金人则从部落盟誓传统出发，逐渐吸收中原文化，形成了兼具游牧与农耕特色的诚信伦理。至清朝前期，努尔哈赤在治国理念中融入了女真人重视诚信的传统，认为盟誓“不需财畜，唯需至死不渝之诚心”。

其二，盟誓制度反映了各民族文化的借鉴与吸收。哀公十三年（前482年），吴国和晋国在黄池会盟。“吴，夷狄之国也，祝发文身，欲因鲁之礼，因晋之权，而请冠端而袭。其藉于成周，以尊天王，吴进矣。”这是华夏族与“夷狄”礼仪、习俗交流互鉴的例证。肃宗元年（711年），吐蕃使来朝请和，敕宰相于中书省设宴，吐蕃使者将至光宅寺为盟，使者曰：“蕃法盟誓，取三牲血歃之，无向佛寺之事，请明日复于鸿胪寺歃血，以申蕃戎之礼”。唐朝对蕃礼的遵从，显然是盟誓过程中不同民族文化交流的结果，有利于中华文化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

唐蕃清水会盟时，双方约定唐朝以牛、吐蕃以马作为盟誓的牲畜，但由于张镒执迷于“夷夏之辨”的偏见，“耻与之盟，将杀其礼”，于是请求以羊、猪、狗三种牲畜代替牛、马。结赞以塞外无豕，“请出羝，镒出犬白羊，乃于坛北刑之，杂血二器而歃盟”。最终选择用犬、白羊和羝羊来代替牛和马进行盟誓，这体现了双方在文化习俗上的相互妥协。

其三，盟誓制度的仪式体现了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交融。不同民族的盟誓仪式各具特色，从仪式地点的选择、布置到流程安排甚至盟誓者的行为规范等，无不体现不同民族文化的碰撞。苍山盟誓中，为符合双方仪式规制，仪式融合了道教与南诏的地方信仰体系。天、地、水三官作为道教独有的神祇信仰概念，对天、地、水进行祷告反映了南诏对道教的尊崇与认同。由于道教是唐朝的国教，以道教仪式作为盟誓的主要仪式之一，体现了南诏对唐朝的自觉臣属。至于其誓文，“一本请剑南节度随表进献，一本藏于神室，一本投西洱河，一本牟寻留诏诚内府库，贻诫子孙。伏惟山川神祇，同鉴诚恳！”西洱河为南诏的神湖，湖内有金螺和金鱼等象征“湖神”的生物。西洱河在苍山盟誓中既代表了道教三官信仰中的水官，还代表了南诏本土的神灵权威，这说明盟誓仪式涉及并整合了两套文化系统，实现了文化的接纳与交融。

同样，南诏与吐蕃所签订的盟约也体现了吐蕃文化的深刻影响。《南诏德化碑》载：“天宝十一载正月一日，于邓川册诏为赞普钟南国大诏，授长男凤迦异大瑟瑟告身、都知兵马大将。凡在官寮，宠幸咸被。山河约誓，永固维城。改年为赞普钟元年。”可见，吐蕃与南诏的盟誓不仅具备深远的政治意义，也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为吐蕃文化向南诏的渗透提供了契机，尤其是纪年、兵制和官制名号等的引入，进一步加深了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为民族关系的良性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四、结语

盟誓制度的本质是通过完备的规范的甚至带有一定威胁性质的正式契约，来维系民族及国家间的信义。这一制度对国家政治体制建设、价值观念的确立以及民族关系的发展，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转自《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5年第4期

作为地方性兵种的土兵，始设于宋代，是为应对辽、西夏侵边而由沿边土民组成的地方性武装。宋初“制兵之额有四，曰禁兵，曰厢兵，曰乡兵，曰蕃兵”，并无土兵。随着西夏与宋朝战争频发，北宋开始在陕西、河北等地招募当地百姓作为常驻禁军，开“地方禁军”先河，因来源地有别而冠以不同番号，如“蕃落、广锐、振武、保捷”等。禁军由中央正规军到地方兵的延展，主要出于北宋与周边关系的现实军事考量，标志着土兵由临时性地方兵力到常役性地方武装的转变。土兵由此被正式纳入地方军制，主要分布于西北沿边和广南两路。

宋神宗时，土兵成为地方巡检司管辖的维持地方治安及沿边防卫的兵丁，兼具军事与治安职能，多招募本地人充任，亦称“土军”、“乡土之兵”、“本土之兵”或“地方兵”等。南宋时，土兵仍受巡检司管控。相较而言，土兵不仅熟悉当地地形，还具备较强实战经验，在沿边防卫和维持地方治安等方面作用明显，“土兵一人，其材力足以当禁军三人”，而且开支相对较低，“禁军一人，其廪给足以赡土兵三人”。

此外，宋代土兵也指由羁縻府州县官吏控制的少数民族武装，如“西南土兵”亦称“土丁”、“乡兵”、“保丁”、“峒丁”、“撞丁”等，本质仍是地方军队；另有专指土家族强宗大族私人武装的情形。元明清时期，土兵主要指土司的武装力量——“土司兵”，同时部分保留宋代地方兵的含义与形式。

目前学界有关土兵的研究以明代居多，或以区域研究为主，或以族源为考察对象，基本认同土兵是明代卫所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对土兵从宋至元明清时期经历由地方兵到土司兵的演变，语焉不详；对其在国家兵制发展中的地位及在边防建设中的保内安外作用，揭示得不够深入。有鉴于此，本文重点关注元明清时期土兵流变，揭示随着土兵制度演变，边疆与中原地区的互动不断增多，不仅稳固边疆地区对中央政府的认同，而且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强化。

一、元明时期土司制度推行与土兵发展

元以后，朝廷“每于徼外不毛之地，使土司居之……洵善政也”。作为中原王朝在边疆地区实施的特殊政策，也是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的重要模式，土司制度旨在将地方军事、政治、经济纳入王朝国家系统，通过任命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为土司（土官），形成军政合一的自治体系。从唐宋羁縻政策到元明土司制度的转变，标志着中央王朝对边疆地区的治理已从较为松散、象征性的羁縻状态，逐步走向更加制度化的国家实质管理转变。土司可世袭兵权，拥有一定数量的军事武装力量，“以其出自土司，故曰土兵。以其有头目管之，曰目兵。又以其多狼人，亦曰狼兵”，土兵由此逐步转变成土司兵。随着土司制度形成，土兵大量增加，中央通过授予土司官职间接控制土兵，土司则通过掌控土兵强化自身权威，土兵既是军事力量，又是政治资本。

元代土兵由土司征召，受地方宣慰司、安抚司等控制。土兵名称与形式因土司所辖地域、族源不同而较为庞杂，如罗罗军、爨僰军、摩些军、和泥军等以族源为主。罗罗军由罗罗斯宣慰司所辖，爨僰军为大理金齿等处宣慰司所辖。有学者以“爨僰”泛指元代云南土司，故称爨僰军为土司兵。又如贵州八番军和思播土兵、广西左右土军、云南金齿土军等，则以地域划分。土兵主要从当地民众中招募，部分为土司家丁或部落属民，其战斗力主要依赖少数民族的尚武传统及对地形的熟悉。

元代土兵采用万户府、千户所、百户所、牌子四级军事编制，与蒙古军队组织形式类似，但保留当地少数民族部落特色。土兵除维持地方治安外，还参与对外作战，守卫边疆要隘。元朝土兵是“因俗而治”政策的产物，也是军事体系多元化的体现，兼具地方自治与中央征调的双重属性。中央政府通过土司加强边疆控制，土兵由此成为中央政权与地方势力的缓冲力量，减少了驻军成本。

明时“踵元故事”，在边疆地区大量设置土官和羁縻卫所土司，在西南地区、中南山地和西北沿边要冲设置千余个土司，土司制度更趋完备。为加强对土司的管控，明廷在承袭审核、印信颁予、朝贡赋税等方面明确土司权责，西南地区“虽有府州县卫之名，地方皆土司管辖”，“云贵两省，处处皆设土司”。明朝实行卫府参设、土流兼治，“卫所之外，郡县有民壮，边郡有土兵”。土司分文职（土知府、土知州）与武职（宣慰使、宣抚使），土兵由武职土司统领，此即“兵从司出”。

相比元代，明代土兵在制度规范、军事协作、驻防边疆等方面更为完备，但始终面临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的张力。其中，宣抚、宣慰、长官司等所属土兵和卫所兼领武装归兵部，纳入国家军制；而由府、州、县土司、土官控制的土兵属吏部，均听总兵官调遣。部分土兵参与屯田，卫所与土司共屯，实现以兵养兵。

明代土兵既作为地方维护治安力量负责保境安民、镇压叛乱等，又是中央军事行动的辅助力量。土兵要参与国家战事征调，甚至是大规模的跨省、跨区域征调，因此“设土兵相制之法。而其后展转假借，凡议大征者，无不藉狼兵土兵，远为驱遣”。明廷可随时调集土兵参与国防作战，土司“听征不听调”，服从中央征召，但军队指挥权仍归土司。大范围征调土兵能节省中央军费开支，弥补兵力缺口，缓解财政与军事压力。正德十二年（1517），为平江西盗贼，“南调两广之狼达，西调湖湘之土兵，四路并进，一鼓成擒”，还“省供馈之费，无征调之扰；日剪月削，使之澌尽灰灭”。土兵擅长山地战、丛林战，适应复杂地形尤其是南方山地，在抗倭、平乱、驻防、戍守等方面作用日益显著，其职能亦不断向国防主力转化。

明代土兵被大规模征调，如“发广西都司及护卫官兵二万人，调田州、泗城等土兵三万八千九百人从征”，乃至“凡有征调，全倚土兵”。究其原因，明初推行卫所制，后因军屯破坏、士兵逃亡及管理混乱等逐渐失效。明中后期，朝廷只能大量征调土兵以弥补兵源不足，土兵成为抗敌和平乱的核心力量。明末辽东战事中，朝廷征大量土兵“调往朝鲜、辽东，万里攻战。当时征调既惯，土兵皆习见以为当然”。征调土兵远征，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土司兵力，达到对其军事制衡的目的。

明代土兵主要分布在四川、云贵、广西及湖广等地，建立以“旗”为基本军事单位的层级结构，土兵由土司家族世袭统领，定期轮换并戍守军事要地，替代正规军，成为地方常备防御力量。土兵还参与屯田驻守，兼具军事与经济功能。土兵赏罚并施，立功土兵可获赏金银或土地，但较少晋升官职，目的在于限制土司实力，以防其势大。随着明代国家疆域明晰，土兵在边疆防务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如云南“土兵先年用迤西、今用迤东者，先年防缅，近年防交……时下沙、普二兵最劲，沙可六千，普可五千”。

此外，明代土兵因区域不同而名称各异，如广西“狼兵”、云南“沙练”与“沙兵”等。不过，明代土兵到土司兵的改变，并不意味着其原有“地方兵”的消失，实际上土兵仍保留部分“乡土兵”的建制。明代文献确实存在称地方兵丁为土兵的记载，如成化二年（1466）在延安、庆阳“选精壮编伍，得五千余人，号曰土兵”。隆庆六年（1572），巡按浙江御史谢廷杰因“昔浙民尝苦倭患矣，谈战则股栗拘之，即戎妻子相涕泣而别，无可遂以应，兵为奇货”，故请“练土兵以济实用”。万历四十八年（1620），甘肃巡抚祁光宗疏报：“该镇选发援辽兵马……其祁家土兵原系西番纳马种田……未经战阵，骤闻调遣辄相率入山，声言投虏难于驱迫。鲁氏土兵……即有土民皆田野村夫，素不经战，尽力挑选止得五百，不能取盈千数。”上述情况表明，土兵作为最初乡土之兵、地方之兵的沿袭与留存。

二、清代土司制度的完备与土兵制度化建设

清承明制，各处土司准与照旧袭封。鉴于明代麓川、辽东等土司引发叛乱，清廷在制定土司承袭奖惩规则时，“不惜予之职，使各假朝廷之名器，以摄部落而长子孙”。随着清代中央集权加强与边疆整合需要，土司制度在达到鼎盛的同时，又因土司权力过大、地方割据严重而弊端日显。自雍正时起，清廷在西南地区废除世袭土司制度，改由中央委派流官进行直接管理，即“改土归流”。这一时期土兵仍主要特指“土司兵”，“惟川、甘、湖广、云、贵有之，调征西南，常得其用”。在清朝边疆治理不断深化的同时，土兵国家化转型势在必然。

“土司所属之民，皆籍为兵，与古代征兵制无异。”土兵和八旗、绿营、防军、乡兵等共同组成清代国家兵制，光绪《大清会典事例》明确记载了土兵的待遇、俸饷，表明其进入国家边防体系的制度建设范畴。“土兵之制，甘肃、四川、两广、湖南、云、贵或隶土司，或属土弁，或归营汛。甘肃土兵附番部，四川土兵附屯弁、屯藩。湖南土兵附练兵、屯兵。”土兵主要来源于土司辖区的土民，平时负责耕种和维持地方治安，战时跟随出征。

土兵只在服从朝廷调遣、参与战事时，按例支给出征行装银和口粮。雍正八年（1730）规定，“土兵有派拨征剿者，则于起程时赏给银两……嗣后土兵之出征者，除恩加赏赉外，其父母妻子在家，照守兵坐粮之例，每月给银九钱，米三斗。米折银赏给”。乾隆朝开始增加土兵出征盐菜银，乾隆元年定，“所调各处土兵与官兵同劳。请将土官照千总酌减之例，日给盐菜银三分；土目照把总之例，日给银二分；土兵日给银一分。汇入军需报销”。乾隆四十九年朝廷议定土兵出征行粮例，实施过程中根据《钦定户部军需则例》、出征地点、时间、土兵职级等调整。朝廷发放土兵粮饷，改变土兵“兵为司有”模式，通过经济关联强化其国家认同。

土兵粮饷定例并非一成不变，如道光年间，云南思茅厅外派调拨土兵时奏销每日每员口粮折银二分，但以不符合旧例被驳回。后经调查发现，土兵每员每日口粮折银一分系乾隆八年例，至此时已不能糊口。若行旧例，遇边境有事，则雇募无人，因而请照每日每员口粮折银二分奏销。

土兵武器装备以弓弩、鸟枪为主，严禁民间私铸私藏。土兵武器不仅须编号备查，所需火药也由国家统一配给，还定期核查土兵器械。如乾隆五十二年，云贵总督富纲奏称，“防边土练执操者，俱系查明编有字号，此外亦无违禁私造之事”。但到了晚清，由于经费投入严重不足，土兵待遇每况愈下，终致“沿边土司多属穷苦，不能认派承充”。

土兵参与国家军事行动的议恤、奖赏等，基本与经制官兵相同。康熙年间规定，若土兵在出征时表现出众或受伤，其所属土司土职可得到赏银；土兵若阵亡，则予以抚恤。乾隆十四年四川金川战事结束后，阵亡土兵千余人均“制造牌位，送入昭忠祠”，另送“翰林院立传”。既表现国家对土兵一视同仁，又体现朝廷加强边疆内化和土兵国家认同的努力，还反映土司—土兵—国家兵、中央—地方—中央边疆治理模式的动态调整。

三、清代土兵形式多样化及其边防意义

清代土兵既主要指土司兵，又是各土司下辖私人武装的统称，因地域、民族不同而形式、名称各异，如“土练”、“沙练”、“沙兵”、“狼兵”等。相关文献中，“土练”、“土兵”常常互用，如“向来于官兵之外，多用土练……派自各土司”；“云南沿边……为南维锁钥。腾越界连野番，旧设八关九隘，以土练驻防……省官兵征调之劳”。既反映土司自行招募的私人武装特征，又表明土练被整合进国家边防体系，成为国家武装力量的组成部分，以土兵戍边可以缓解清廷财政压力，达到事半功倍之效。乾隆二十九年，云贵总督刘藻奏称：“沿江一带口隘，实为中外扼要之区。”在滚弄江外木邦地界派拨土练，沿江设卡防守，“所需土练，即在分隶各土司地方，就近派拨”，于每年九月十五日秋末拨防起，到次年三月十五日“瘴盛止”。

云南也有“沙练”、“沙兵”，“广南府属沙练……昔年乌蒙用兵，前督臣鄂尔泰曾经调遣，较各土兵尤能奋勇效命，旋奏肤功，今用以协击逆苗，甚与官兵有益”，将“沙练”、“土练”同等互用。又如清缅战争时，在云南巡抚鄂宁的奏报中，也出现就近“再将杉木笼驻防土练内派拨二百名”，以及于提标、大理城“业已拨往虎踞关五百名，同先驻兵三百名、沙练二百名……足资防遣之用”等记录。

清代关于狼兵的记载虽较明代为少，但在广西地区仍然存在。如雍正十年广西桂林府隶永宁州，有富禄、常安二镇，由狼兵防守关隘，每名狼兵给兵田20亩，“各自耕种，不输差饷”。又如乾隆二十二年，两广总督杨应琚奏称，“粤西猺獞错居，土司环绕。向来汉土各属，于额设营汛外，又设土兵暨狼兵、堡卒、隘卒等”。嘉庆年间，随着边疆日益被纳入内地化管理体系，狼兵数量锐减，规模大不如前，因所辖田土属军田，税额较轻，清廷为防止疏漏，下令严查广西、贵州等边疆省份州县所设狼兵“始自何时，现在是否尚循其制……毋令虚费田粮，有名无实”。

清代土兵仍部分保留最初“地方兵”、“乡土兵”地方武装特性。如四川有地方官员组织、由少数民族（主要是藏族）组成的屯练土兵，又称“屯土兵”、“屯兵”，始自四川总督策楞、提督岳钟琪平定乾隆十七年杂谷土司苍旺叛乱时，挑选当地精壮士兵为屯土兵，“进剿金川，于额设三千外，已多派二百余名，此内阵亡病故者，共有一千余名。伊等改土归流，自知本系番人，不敢与官兵相埒。冲锋打仗、爬越山岭，不让土兵，而又不屑与土兵为伍。历来攻得碉卡，屯兵之力颇多”。

土兵维护地方治安，被纳入地方管制。道光二十二年（1842），贵州巡抚贺长龄上奏并遵旨招募土兵勤加训练，“现计通省共募得土兵一千七十六名，又觅雇素娴技艺之人，专司教演等语，览奏均悉……所需火枪刀矛及衣履等件，即由该地方官捐备……并饬各道于每年巡查营伍之期，按名调阅，分别赏罚，不得虚应故事，日久滋弊”。

光绪九年，国子监司业潘衍桐奏陈，广东海防“宜多用土兵，不宜多用客兵。现在淮湘各军到粤，务宜区分地段，勿与土兵杂处”。至于如何处理土兵与客兵的关系，兵部尚书彭玉麟则认为，“防兵以精练为主，土客之分，不宜胶执……客兵与百姓相安，与土兵亦不相参错”。

边疆地形复杂、交通不便，官兵很难驻扎，凸显土兵在维护国家边防稳定中难以替代的作用。乾隆二十九年，云南沿江设边卡，分别于镇康土司所属喳里上渡、耿马土司所属滚弄中渡、葫芦酋长所辖南外下渡，及孟定土司所属南捧河一处，设若干炮台和卡房，每年秋间瘴弱时派土兵驻防，仅为其提供口粮，并无安家坐粮银。嘉庆十七年（1812），云贵总督伯麟等奏，云南边外一带有“野夷猓匪，乘闲抢掠”，但当地“系瘴疠之地”，官兵无法驻扎稽查，于是奏请在“缅宁腾越等处要隘”复设土兵1600名。

随着土兵在边疆管控中的作用进一步增强，沿边地区由此形成官兵与土兵共同守卫的立体防卫体系。如清初滇南普洱地区曾设置三关：一是位于厅城东南20里处倚象关，是出入猛腊、猛旺、易武、倚邦要道；二是厅城东南25里处水碓河关，为出入普藤要路；三为距厅城25里永靖关，西南通车里、缅甸，东南通交趾、南掌、暹罗，西北通野倮，为十三版纳诸路扼要。三关均设官军和土兵驻防，关内以官兵为主，关外由土兵负责。土兵驻防边地形成“秋末赴防，夏初撤回”的冬防体制，服从区域性临时调遣，负责边疆地区日常巡防。土兵作为边疆防卫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中央治理边疆的低成本地方武装，又是国家管理与地方自治的“结合体”，体现清代因地制宜、因俗而治的边疆策略及军事制度的弹性调整。

同时，清朝进一步明确土兵协助官兵维持地方治安的职责，“自行操演，以防窃盗而卫地方”。边地土兵虽有“协同官兵巡查戍守，以重边防”之职，但“各汛弁兵慎防于内，令各土司派练慎防于外”，可谓“内外”有别。由于土兵“节饷费而重边防”，在无法派遣官军深入的边区，土兵“每遇征伐，荷戈前驱，国家倚之为重”，成为边疆防务与治理的重要军事保障。

随着清末边疆危机加深，“保藩固边”成为当务之急，各地边防亦由内防转向外防，实行严格的巡边制度，土兵在边防中的作用空前加强。如云南知府陈灿所奏：“宁洱、思茅、顺宁、镇边各土司边境，西接英而东连法，所有边关要隘……其山川地利之情形……独为该处土练所深知者；其水土瘴疠之恶毒……独为该处土练所久耐者……亦必挑练土练以为固圉绥边之计，应请于冬春瘴息之际……守沿边之门户，杜外人之觊觎，此尤筹边者当务之急也”。光绪元年四月，云贵总督岑毓英连续上奏，强调土兵在守土固边、抵御外侵、维护统一中的重要作用。

土兵是土司制度的产物，而土司制度是特定历史背景下中央政府治理边疆地区的“权宜之计”和有效手段，使得中央王朝和地方各民族上层“在政治互利的基础上结成了政治与经济同盟。中央政府通过土司制度笼络各地民族上层为其‘谨守疆土，修职贡，供征调’，使其统治‘大为恢拓’，而各民族上层势力则通过中央政府的封赐取得对当地统治的合法地位，确保自身利益最大化”。其实施过程始终贯穿着中央与地方、流官与土司的博弈，土兵在其中至关重要。土兵依附于土司，具有高度自治性，土司则借助土兵扩大地方势力，甚至与中央讨价还价，形成“独立半独立王国”。是故明中后期与清初推行“改土归流”，中央政府为实现边疆内化及王朝国家利益最大化，重新调整利益格局，中央与各土司之间的封赐与承袭、镇压与反叛等，便是此种博弈的直接反映。

清代土兵仍由土司自行招募，平时耕田，战时应召出征，兼具国家与地方属性。如四川地区土司实行征兵制，凡管辖区域内男子16岁以上，三丁抽一，五丁抽二，七丁抽三，服兵役至50岁。其编制是：十人为什，十什为牌，十牌为寨，五寨至十二寨为沟，也有三五寨为一沟者，沟直属土司管辖指挥。什有什长，牌有头，寨、沟有主，土司、寨主可直接征调青壮民众为兵，土兵主要任务是守卫该土司管辖地区要隘门户及土司官寨。清廷虽通过直接发放粮饷等试图将土兵纳入国家军制，但部分土兵仍沦为土司和地方豪强私兵，甚至通过剥削属民维持运转，导致边疆经济凋敝。而土司为维持特权，常常克扣土兵粮饷，导致兵员逃亡，甚至哗变。

土兵出自土司，位居边徼，其军事属性容易导致两面性。对此，四川提督武绳谟于乾隆十二年称，“土兵遇贼漫散，致被杀伤。又称绰斯甲、瓦寺等土司，俱有姻亲，其派调土兵，诚恐临敌观望，向背叵测……以蛮攻蛮，虽属制御土司之道，而情形各有不同……至土兵原不可倚信”。边疆防务亦会出现“土属相安，在我俨若藩篱之卫，万一出此入彼，则祸变即在肘腋之间”。各地土司通过掌控土职土弁，实现对辖地的严格管控，建立层级分明的组织体系，但易导致土兵只知有土司而不知有国家。

随着雍正朝展开大规模“改土归流”，废除世袭土司，仅在偏远地区保留部分土司，如川西藏区、云南边区等，导致土兵失去制度依托，首当其冲被严格限制，土司既革，兵随司去。清中央政府更通过设流官、编户籍、收兵权，将土兵改编为屯兵与团练，如湘西土兵在改流后转为“苗疆屯兵”，归绿营管辖。此外，存续土兵多负责地方巡逻、缉盗等任务，不再参加大规模征调与作战，土兵人数也从明代的数千降至数百，并按绿营编制设“汛”、“塘”。土司不得私自调派土兵，土兵出汛需经知府（流官）批准，“非奉官调，不应擅动……嗣后调练，务以地方文武会衔印牌为凭。不许土目擅自私调……如有土目不奉印牌，以木刻小票擅调乡练，即赴文武衙门具报，以凭严拿，照擅调官军律治罪……则土弁目无权可操，实属防范之要道也”。土兵制度强调以国家为主导，土兵调练由地方政府直接控制，进一步削弱土司军事权力，加强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管控，标志着边疆军事体系从土司自治半自治间接管理向直接国家化的最终转型。

结 语

综合前述，土兵源于宋，兴于元明而盛于清，是边疆地区不可小觑的武装力量。随着土兵从宋代乡土之兵、地方性兵丁，至元明清时期由于土司制度的产生与发展成为土司下辖武装力量——土司兵，尽管在各历史时期仍不同程度地保留着部分“地方乡兵”的形式与建制，以及“土练”、“沙练”、“沙兵”、“狼兵”、“番兵”等多样化类型与名称，但从总体看，从“地方兵”到“土司兵”的演变，体现了明清两朝超越宋代的边防管理模式，呈现王朝国家在边疆与内地深化管理及复式化治理的演进态势。换言之，土兵流变历程体现中央王朝对边疆地区管理的日益深化，土兵作为土司制度得以运转和实施的军事保障，也是理解土司制度的关键，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中国历史上边疆治理在中央—地方—中央双向互动中制度国家化的发展，彰显边疆地区国家认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不断增强。

就土兵演变而言，不论是地方兵还是土司兵，作为地方区域内重要的武装力量，土兵与中央王朝的官兵形成互补，在维护地方治安与边疆防务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土兵历经近千年演化，由地方性军队发展为特指边疆地区土司所辖武装力量，土兵的设置与征调成为中央王朝政治与军事中不可缺失的一部分，除可以节约军事成本，更多则出于“以土官治土民”笼络地方势力、减少边疆冲突等现实考量，是对历史上中央王朝面临复杂多样的周边族群关系，以及构建大一统“华夷秩序”传统的继承和延续。不同时期的具体做法体现了历时的普遍性与当时的特殊性。土兵常参与政府组织的军事行动，跨区域征调，在镇压叛乱、治安维护、后勤保障、边境防御的同时，通过与汉族官兵混编作战、学习语言等，促进各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对维护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就土兵的制度化发展而论，土兵多“寓兵于农”，日常受土司节制，战时接受朝廷督抚调遣，依靠“兵田制”耕种免赋土地，收获充作军资，构建起官兵控要塞、土兵守僻壤的立体军事防控体制。土兵更在入军籍、受表彰的制度化过程中，重塑国家身份认同和文化思想观念，实现了由“地方人”到“国家人”的转化。正是通过对土兵军事控制、经济关联、身份转换三位一体的策略，实现了土兵与土司制度从“地方自治”向“国家统合”的转型。土兵千年演变史，体现的是中国大一统格局发展、巩固的历史。

明清时期土兵制度也存在负面影响。首先，国家大量征调土兵参加军事行动，容易导致地方劳动力不足，社会生产力破坏。其次，土兵分布于边疆地区，远离中原，土司借此扩张势力，缺乏相应制约，存在脱离中央王朝控制隐患。土司权力过大，易形成地方割据，势必危及国家安全。再次，土兵早期以山地作战、熟悉地形为特长，后期却因缺乏系统训练和火器装备而逐渐落后于绿营和新军。最后，土兵作为地方性武装，缺乏有效监督与控制，军纪松弛涣散，甚至滋扰地方、劫掠百姓，影响民众对土司、对地方官府乃至对国家的信任。因此，在明后期及清代实行大规模“改土归流”后，土兵数量日益减少，边疆地区土兵与经制兵混合驻守，土兵在国家军队的作用日渐消减。随着近代国家军队建设和边疆行政一体化进程，通过绿营、八旗驻防和新军编练等替代土兵，土兵逐渐衰亡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转自《历史研究》2025年第8期

大诰初编

74条，1385年颁布

序

朕闻曩古历代君臣，当天下之大任，闵生民之涂炭，立纲陈纪昭示天下，为民造福。当是时，君臣同心志同一气，所以感黄天后土之监（鉴），海岳效灵。由是雨旸时若，五谷丰登，家给人足。斯君臣之逝，遐且久矣。育民之功，载诸方册，犹如见存。君子读诵至斯，陡然情怀感激，仰慕于千万古之下，恨不能目击耳闻，乐此升平以为庆幸。昔者元处华夏，实非华夏之仪，所以九十三岁之治，华风沦没，彝道倾颓。学者以经书专（传）记熟为奇，其持心操节比格神人之道，略不究衷，所以临事之际，私胜公微，以致愆深旷海，罪重巍山。当犯之期，弃市之尸未移，新犯大辟者即至。若此乖为覆身灭姓，见存者曾几人而格非？呜呼！果朕不才而致是欤？抑前代污染而有此欤？然况由人心不古致使而然？今将害民事理昭示天下，诸司敢有不务公而务私，在外赃贪酷虐吾民者，穷其原而搜罪之。斯令一出，世世守行之。
洪武十八年十月朔序

一 君臣同游

昔者人臣得与君同游者，其竭忠成全其君，饮食梦寐，未尝忘其政。所以政者何？惟务为民造福，拾君之失，撙君之过，补君之缺。显祖宗于地下，欢父母于生前，荣妻子于当时，身名流芳，千万载不磨，专在竭忠守分。智人悟之，有何难哉！今之人臣不然。蔽君之明，张君之恶，邪谋党比，几无暇时。凡所作为，尽皆杀身之计，趋火赴渊之筹。

二 官亲起稿

曩古之君，除尧、舜、禹、汤、文不过《尚书》略节之纪，余无备载，难以测云。其秦不可法。自周至于汉、晋、唐、宋，当时贤人君子，臣于斯历代者，受任方隅，所任之事，各必躬亲理之，所以视吏卒如奴仆，待首领官若今之参谋，善者礼之，不善者奏闻黜之。凡所施行诸事，议论已成，正官、首领官亲行草稿，役吏精书之，而乃书押印行，所以事多端正，并无过误稽迟。所以食天之禄，安如磐石，名流万古，耿耿而不磨。

三 胡元制治

胡元入主中国，非我族类，风俗且异，语意不通，遍任九域之中，尽皆掌判。人事不通，文墨不解，凡诸事务，以吏为源。文书到案，以刊印代押，于诸事务，忽略而已，此胡元初治焉。
三十年后，风俗虽异，语言文墨且通，为官任事者，略不究心，施行事务，仍由吏谋，比前历代贤臣，视吏卒如奴仆，待首领官若参谋，远矣哉。
朕今所任之人，不才者众，往往蹈袭胡元之弊，临政之时，袖手高坐，谋由吏出，并不周知，纵是文章之士，不异胡人。如户部侍郎张易，进以儒业，授掌钱谷，凡诸行移，谋出吏，己于公廨袖手若尸。入奏钱粮概知矣，朕询明白，茫然无知，惟四顾而已。
吁！昔我中国先圣先贤，国虽运去，教尤存焉，所以天命有德，惟因故老。所以不旋踵而雍熙之治，以其教不迷也。胡元之治，天下风移俗变，九十三年矣。无志之徒，窃效而为之，虽朕竭语言，尽心力，终岁不能化矣，呜呼艰哉！

四 荐举首领官

或有忠臣在职，数观首领官吏，倘有大智之士，屈在下僚，一时不能上达，其忠臣不特己用其贤能，又将速荐，以安社稷，致君尧、舜，岂肯泛用无藉，隐匿非常之才。古者圣臣，尝以此为常，又不以为罕矣。

五 谕官之任

朕命诸司官前往任所，每常数开谕，导引为政，勿陷身家。其谕之辞曰：
“汝知不才者乎？今所在有司，坐视患民，酷害无端，政由吏为。吏变为奸，交头接耳，议受赃私，密谋科敛。愚奸既成，帖下乡村，声征遍邑，民人嗟怨。此果交头接耳、密谋征敛，机轴之深乎！民人既怨，何谋之良哉！
汝不见事觉之后，受刑在禁。议罪已明，身居工役之场，赃在数千里外，妻子收存者有之，眷属无之者有之，多在异姓收藏，临期欲以为用，安得而至耶。是致家破身亡，赃为他人所有，比若是而无益。
守俸如井泉，井虽不满，日汲不竭渊泉焉。贿赂之财何益之有哉！汝往任事，勿蹈前非。

六 军人妄给妻室

山西洪洞县姚小五妻史灵芝，系有夫妇人，已生男女三人，被军人唐闰山于兵部朦胧告取妻室。兵部给与勘合，著落洪洞县将唐闰山家属起赴镇江完聚。
方起之时，本夫告县，不系军人唐闰山妻室。本县明知非理，不行与民辨明，擒拿奸诈之徒，推称内府勘合，不敢擅违。及至一切内府勘合，应速行而故违者，不下数十余道。
其史灵芝，系人伦纲常之道，乃有司之首务，故违不理，所以有司尽行处斩。

七 刑部追问妄取军属

刑部尚书王时，将史灵芝并本夫及妄取军属奸夫，尽行提取在部，不行明坐妄取他人妻室为妻之罪，又不问乡贯同否，曾无日前有奸，却乃吹毛求疵，询问出史灵芝三岁时，曾定与奸夫唐闰山兄为婚，其人未出幼已故。灵芝长成，与姚小五为婚，已生男女三人，王时尚欲差人原籍，勾取三岁媒合之人，意在动扰良民。持权妄为，有乖治体，非止一端。

八 尚书王时诽谤

刑部尚书王时，持五刑以弼五教，时所习者，先圣之道；及其行也，不体先圣之教，纵奸顽之志，郁良善之心，怀暴诽谤，惟在沽名。
凡奏刑名，增减情辞，故行出入，每每不当。御史唐铎按实将欲勾问，其王时面伤唐铎，径引唐则天故事，上侮朝廷，下慢执法之官。其词曰：“你入我罪，久后少不得请公入瓮。”
今所言王时之事，不过一二尔，不才多矣！

九 陕西有司科敛

陕西布政司、按察司官，府、州、县官王廉、苏良等，害民无厌，恬不为畏。造黄册，科敛于民；朝觐，科敛于民；买求六部宽免勘合限期，科敛于民；征收二税促逼，科敛于民；造上中下三等民册，科敛于民。
其赃官赃吏实犯在狱，招出民人官吏，指定姓名，各寄钞银、毡衫、毡条、毡褥、毡袜、头匹等项，各照姓名坐追。其布政司、府、州、县闻此一至，且不与原指寄借姓名处追还，却乃一概遍府、州、县民科要，平加十倍。如此害民，其心略不将陕西百姓于心上踌躇。
民人苦楚，且如西凉、庄浪等处，河州、临洮、岷州、洮州军人缺粮，著令民人趱运，地将盈雪尺余，深沟陡涧，高山峻岭，庄农方息，劳倦未苏，各备车辆，重载涉险，供给军储。中路车颓牛死者有之，人亡粮被盗取者有之。若牛死车存，人在中途，进退两难，寒风凛冽，将欲堕指裂肤，上畏法度，谨遵差期。虽死不易，苦不胜言。设若到卫交纳，淋尖跌斛，加倍输纳，无敢妄言。
如此艰辛，布政司、府、州、县官，按察司官，果曾轸念于民？为此，法所难容，各科重罪。

十 山西运粮

山西布政司、按察司、府、州、县官关贤、武宣等，赃贪无厌，视民岂如禽兽。且如泽、潞等州，平阳等府，粮饷北供，山高风猛，地概溜冰，雪盈川野，冷切入骨，寒逼牛心，中途车摧牛死，虽有人存，进退两难。
且纳粮之难，犹颇少苦，其纳草之艰甚矣。一车之草，比度雁门，止足泽、潞车牛之用。民人负细软，诣大同、蔚朔、雁门等处，易草输纳。有司欲取民财，实难言语，故行刁蹬，必欲本处载去。致使民人转运艰辛，不胜之苦，惟天可知，呜呼哀哉！
有司食天之禄，岂有天灾人祸不至者耶！今之所犯，法所难留。

十一 凌说山场竹木

湖州府官吏刘执中等，不谋公而谋私，将籍没凌说山场所产木植，砍伐二十九万，设计差夫搬运，卖遍府、县，然后止差五千人搬运。后与各各人夫，及推官吕惟贤等，通同作弊，除各匿人己外，止解二万余根至京。自取之祸，安可逃乎！

十二 五府州免粮

应天、宣城、太平、广德、镇江五府州，为是兴王之地，久被差徭，特将夏秋税粮不时全免。惟元、宋人官田地，我朝籍没之田，民田全免，官田若令全免，民难消受，所以减半征收。凡免粮去处如此，但凡民粮，不一概全征。
其应天等五府州县，数十万没官田地夏收税粮，官吏张钦等通同作弊，并无一粒上仓，与同户部官郭桓等尽行分受。君子详观，果可容乎！

十三 武进县夏税

常州府武进等县官吏邓尚文等，将民人夏税，十分以九分上仓，一分入己，声言民人科敛未足，巧于富户处借纳，如此害民。既征不足，借于富户，果后以何陪还？以此观之，富民不免致害，终无陪还之意。

十四 庐州府夏税

庐州府夏税，知府韩克佐等，不忧民艰，言十八年夏税小麦，秕细不堪为粮，欲令民抵斗米折。朕谕户部：天时所收如此，当以此上仓。况此际时当六月，旧收稻粮已绝，小民盼望新麦已成，若不征麦而征米，是故虐其民。其庐州府官之罪，户部之罪，可得而逃乎！

十五 张梦弼私递赃私

通政司经历张梦弼，子在朝，父在乡，父子同谋，夤缘朝官，构为党比，私递赃私，坐名前去山西沁水县追取。其本县官朱坦等，不于本家追取，一概以为营计，科敛吾民，扰动一县，代奸陪赃。其县官及张经历父子，果可释乎！

十六 吏殴官长

各处有司，惟务奸贪，不问民瘼，政声丑陋，愚民所耻。所以苏州常熟吏人沈尚等，衢州开化吏人徐文亮等，眇视二县官长邓源、汤寿轻等，于厅殴打。罪虽吏当，官何人也？

十七 皂隶殴旗军

苏州府昆山县皂隶朱升一等，不听本县官李均约束，殴打钦差旗军，罪至极刑。若旗军纵有赃私，所司亦当奏闻区处，安可轻视。

十八 皂隶殴舍人

金华府县官张惟一等，出备银、钞、衣服等项，赍送钦差舍人。舍人不受，就欲擒拿，特令府官封收其物。府官自知其难，舍人临行，其府官发忿，故纵皂隶王讨孙等殴打舍人。事觉，皂隶断手，府官之罪，又何免哉。

十九 揽纳户虚买实收

各处纳粮纳草人户，往往不量揽纳之人有何底业，一概将粮草付与解来。岂知无藉之徒，将钱赴京，止买实收，粮草并不到仓。及至会计缺少，问出前情，其无藉之徒，惟死而已。粮草正户，罚纳十倍，奸顽还可逞乎。

二十 雨泽奏启本

各处有司诸事奏启本及雨泽奏启本赴京，中间多有不书写姓名，有写而不称臣者。以数千里、数百里造文一纸，以对人君，姓名尚不谨书，此果为人臣之礼乎？于中不恤吾民可见矣。

二十一 勾取逃军

十二布政司、按察司、府、州、县官，为兵部勾取逃军，或有顽民犯法，各部勾取。其布政司、府、州、县贪图贿赂，不将正犯解官，往往拿解同姓名者。因赃迷惑其心，止知己利，不知良善受害，无可伸诉。若将犯罪受刑之苦，以己推之，岂有贪赃害于良善者。且罪人受刑，罪重，昼则枷项杻手，夜则系项钤足；轻则銕索牵行，父母妻子悲啼。送程仓卒，一时催起，路无盘费，是后父母妻子，收拾盘缠，意在往供。有司刁蹬，不与引行。既而买引，沿途追赶，有中途病死者，有饮食不节而负病者。所勾之人，惟恐违限，日加棰楚，虽有微命，犹在几死之间。若法司审理不明，即作真犯拟罪。若上官既明，吏不枉法，方得放归。其苦万端，当时法司肯将此苦量推于己，岂有良善受害哉。然有司因此无辜于善良，天鉴不远，一旦发露，罪及身家。如此者，数数开谕，每每加刑，曾有几人而省此祸殃！

二十二 婚姻

同姓、两姨姑舅为婚，弟收兄妻，子承父妾，此前元之胡俗。朕平定之后，除元氏已成婚者勿论。自朕统一，申明我中国先王之旧章，务必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方十八年矣。
有等刁顽之徒，假朕令律，将在元成婚者，儿女已成行列，其无藉之徒，通同贪官污吏，妄行告讦，致使数十年婚姻，无钱者尽皆离异，有钱者得以完全。此等之徒，异日一犯，身亡家破，悔之晚矣。
胡人之俗，岂止如此而已。兄收弟妇，弟收兄妻，子承父妾，有一妇事于父生子一，父亡之后，其妾事于正妻之子，亦生子一，所以夫妇无别，纲常大坏，与我中国圣人之教何如哉。设理旧事，难为者多矣，所以元氏之事不理，为此也。
今后若有犯先王之教，罪不容诛。

二十三 卖放浙西秋粮

户部官郭桓等收受浙西秋粮，合上仓肆百伍拾万石。其郭桓等止收陆拾万石上仓，钞捌拾万锭入库。以当时折算，可抵贰百万石，余有壹百玖拾万未曾上仓。其桓等受要浙西等府钞伍拾万贯，致使府县官黄文等，通同刁顽人吏沈原等作弊，各分入已。

二十四 谕官生身之恩

朕常命官，每谕生身之恩最重。其词云何？曰：汝知父母之慈乎？且初离母身，乃知男子。母径闻父，生儿矣。父既闻之，以为祯幸。居两月间，夫妻阅子寝笑，父母亦欢。几一岁间，方识父母，欢动父母。或肚踢，或擦行，或马跁，有时依物而立，父母尤甚欢情。然而鞠育之劳，正在此际。所以父母之劳，忧近水火，以其无知也。设若水火之近，非焚则溺。冬恐寒逼，夏恐虫伤，调理忧勤，劳于父母，岂一言而可尽。及其长也，有志四方，能不致父母之忧，此为孝也。更能异闾里之子，出民上，衣食丰奉于父母，温情之道以时，送终之期设备，人子之道，无以加矣。
今为官者，往往不才。父母在堂者，忘鞠育之恩而妄为。彼虽不知父母之慈，父母之慈未尝有间。良妻在室，故忘夫妇之道，乌合野妇。彼虽不知良妻之节，良妻之节，未尝有间。
且如福建道御史于敏，初任卫知事，犯法遭刑，其妻击鼓以救。朕屈法以赦之，以全贞良之妇。朕谓敏曰：“京师人烟辐辏，刁诈容貌者多。少年妇女居京，一心于夫者鲜矣。惟欲夫终日不归，岁月不还，得以自由。今汝之妻，孰父母之良哉。柔训如是，间有者也，是勿自弃。”谕后，复任御史。不逾年，复作非为，罪当徒役。其妻复救，仍准贞良，赦之。复谕曰：“良哉之妻，汝勿自弃”，仍前御史。复不逾岁，大肆奸顽，交结朋党，比周京内。一犯之后，朕亲审问。自知罪恶渊深，朗然自笔奸党之情，略无阻滞。朕谓曰：“汝何若是？”对曰：“人到神思昏处，不知如何又作非为，大抵吃不过内外人朝说暮说浸润，一时见利忘身。”朕谓曰：“此时如何？”曰：“臣临刑方觉，悔之不及。”此于敏若是而对。朕所审况非一日，所对未尝异词。
呜呼！愚顽终化不省，临刑方觉，死而后已。呜呼！生身之恩既不能报，贞良之妻自弃不抚，古至于今，若此者鲜矣。

二十五 开州追赃

有司务在问民疾苦，抚安良善，罪奸治顽，伸冤理枉。其大名府开州州判刘汝霖，系江西布政司九江府耆儒。受任以来，不将所学运用以持心，而乃弃先圣先贤之道，私邪妄作，上谤朝廷，下虐良民。
其北平布政司、按察司官吏李彧、赵全德等，通同六部官郭桓等，十二道丁廷举等，寄借赃钞。各官事发，坐名定数，遣人追取。本州官吏罗从礼等，分寄一万七千贯。州判刘汝霖，竟不将前项所寄赃钞照名追还，却乃帖下乡村，遍处科民，代陪前项钞贯。
朕知诸处有司一体如是，故出诏播告天下官民人等：所有物件钱物寄借，须凭文约；如无，诸司不理，理者抵罪。其州判刘汝霖，视为泛常，仍复出帖科民，甚至禁锢其民，逼令纳钞。其帖之词曰：“民不以朝廷追赃为重。”致有开州耆民，不忍坐视民患，赴京面奏者五人焉。即遣人按治，果如奏状，于是将州判刘汝霖枭令于市。

二十六 朝臣优劣

洪武十八年，户部试侍郎郭桓事觉发露，天下诸司尽皆赃罪，系狱者数万，尽皆拟罪。或曰：朝廷罪人，玉石不分。吁！朕听斯言，所言者理哉。此君子之心，恻隐之道，无不至仁。此行推之于君子则可，小人则不然。
且都察院詹徽，刑部掌部事唐铎，二者异同，下人所事亦异同。徽刚断嫉恶，不容奸伪，所役之吏，发蓬面垢，容愁肌瘦，不异羁囚，盖不得肆其贪有若是。其铎，始友及臣，至今三十四载。其人交不知变色，绝不出恶声，德有余而才少不足，屡被小人相累，陷极刑者二三。朕深知其德，宥而弗罪，以眷其德也。
今奸人小人不然。徽刚则谤讪满朝。铎重厚无疵，其奸人小人，反为懦而无为，一切行移计禀，皆舞文弄法以愚之，贿赂公行，铎无奈何。呜呼！聪明决非者以为非，渊泉其德，海容其物以为愚。人心之不古，有此耶。
当诸司酷害于民，有能恻隐民艰，不与同类；科敛之际，或公文不押，或阻当不行，或实封入奏，以恤吾民。此际不分轻重，岂不妄及无辜！每每科无阻当，征无恻隐，混贪一概，又何分之有哉！

二十七 问赃缘由

如六部有犯赃罪，必究赃自何而至。若布政司贿于部，则拘布政司至，问斯赃尔自何得，必指于府。府亦拘至，问赃何来，必指于州。州亦拘至，必指于县。县亦拘至，必指于民。至此之际，害民之奸，岂可隐乎！其令斯出，诸法司必如朕命，奸臣何逃之有哉。呜呼！君子见而其政尤勤，小人见而非心必省。

二十八 京民同乐

在京人民，朕于静处，少有暇心，即思必与同乐，不期愚民为胡、陈所诱，一概动摇，至今非心不格，面从心异。曩者愚民奔走门下，纷然竞起，构作马前之卒，为奇谋、为吏役之道自庆，奸狡蔽其仁心，是非迷其本性，由是身亡家破。
迩年以来，坊厢人户，不许差役，使得遂其生。今者诸司犯法，赃在坊厢，其坊厢村店人等，不奉朕命，固替奸贪隐匿，直至身亡家破而后已。今后天下内外城市乡村，凡我良民，无得交结官吏。设若家道生受，误用官吏赃私钱物，才闻官吏发露，即于所在官司首告，与免交结之罪。

二十九 官民犯罪

今后官民有犯罪责者，若不顺受其犯，买重作轻，买轻诬重，或尽行买免，除死罪坐死勿论，余者徒、流、迁徙、笞、杖等罪贿赂出入，致令冤者不伸，枉者不理，虽笞亦坐以死。法司罪同犯者。此犯不分赃之巨微，除失错公罪不坐，凡私的决，并不虚示。

三十 僧道不务祖风

僧尼、道士、女冠，敢有不务祖风，混同世俗，交结官吏，为人受寄生放，有乖释道训愚之理，若非本面家风，犯者弃市。

三十一 民不知报

民有不知其报，而恬然享福，绝无感激之心。因不知其报，不知其感激，一日天灾人祸并至，茫然无知其由，忧愁满室，抱怨横嗟，孰不知不知其报而若是耶。
且以社稷言之，古先哲王立坛以祀之，严恭祗奉，未敢有怠。何也？盖社，五土之神；稷，五谷之神。五土发生五谷，为民立命，天子不能遍祭于天下，则诸有司立坛所在而祭之。又立大社、大稷于雉阙之右，与庙相对，亲之也。所以春祭于社，祈嘉谷之生成；秋之祀，是报成也。凡良民造理者，居一方一隅，食土之利，不拘多少，其心日欲报之。其诚何施，以其社稷立命之恩大，比犹父母，虽报无极。良民有此念者，家道不兴鲜矣。
方今九州之民，有田连数万亩者，有千亩之下至于百十亩者，甘于利其利，而不知其报者多矣。然而未尝不为富破其家资以保其富。呜呼！至此之际，怒贯神人，天灾人祸由是。所以破家资，不过贿赂有司，君差不当，小民靠损，所以不知其报在此也。若欲展诚以报社稷，为君之民，君一有令，其趋事赴功，一应差税，无不应当。若此之诚，食地之利，立命之恩，斯报矣。
咸云：君养民，果将何以育之？君之服食，皆民所供，衣食既系民供，果何养民哉？然君之养民，五教五刑焉。去五教五刑而民生者，未之有也。所以五教育民之安，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教既兴，无有不安者也。民有不循斯教者，父子不亲，君臣不义，夫妇无别，长幼不序，朋友不信，强必凌弱，众必暴寡，鳏寡孤独，笃废残疾，何有之有焉。既不能有，其有命何存焉。凡有此者，五刑以加焉。五刑既示，奸顽敛迹，鳏寡孤独，笃废残疾，力弱富豪，安其安，有其有，无有敢犯者，养民之道斯矣。
今之顽民，罔知立命之由，妄破家资，买嘱官吏，故犯宪章，身亡家破，由人神之监见也。百祥百殃，信矣哉。

三十二 水灾不实

有司牧民，水旱灾伤，是为急务。自朕即位以来，各处水旱灾伤，虫蝻生发，民人告灾，有司多不准理。
及至准理，通同无藉顽民，以荒作熟，以熟作荒，以荒作熟，小民愈觉艰辛；以熟作荒，无藉顽民以为得志，孰不知天灾人祸，至有日矣。
呜呼！
君子小人得有司之位者，当灾伤之际，君子所以难为，小人易为。
云何？
君子受理，被顽所诬，所以受与不受者两难哉？
且如高邮州民有水灾，朕令进士诣踏，未至灾所，其有司民人即以灾册至，进士谓曰：未曾沿坵履亩，先进是册，为何？
曰：马前册。
呜呼！
民有不淳者，其同知刘牧，不才尤甚，若允马前册以进，更微与颜色交谈，马前册为实哉，贿赂公行矣。
其进士不诺，必欲亲诣灾所，其同知刘牧与顽民议，将已熟禾稼尽行剷去，引水灌其地，若此者若干顷亩。
呜呼，所以君子未敢受理者，为此也；同知刘牧易为受理者，亦为此也。

三十三 奸吏建言

绍兴府余姚县吏叶彦彬，父亦在闲之吏，其子邑呼曰小疾灵，以黄冠符篆印作县印，用使批文，下乡骗民，被弓兵史敬德觉露，本吏贿于有司，虚有罪，实释之。
后以吏役起赴京师，其吏心怀旧恨，外名仁义，内包祸心，建言便民事理中含报雠于弓兵史敬德等二人，依所言章，皆以人至法司对问，间所言事内巳虚三件，况实报雠告人，御史王式文徇情，出妄告之罪。
御史王式文因别事不公者，多由小疾灵因事发露，墨面文身，挑筋去指。
书吏梁仲真亦然。
既刑之后。
皆系狱中。
系原问小疾灵之官，不余数日，乃与小疾灵同狱。
疾灵系是有罪之徒，因罪未决，得以纵横。
𮞚房代人书写疾灵事内。
被告者知疾灵奸诈百端，难以口对，免曰：母我对词。
疾灵知被诈者畏惧，谓曰：若毋对，尔将何我？
益曰：以银相送，时在狱中，不便取与人，各与花押一枚为照。
是后各出系狱，果送钞银、布疋。
时朕亲问诸司，疾灵他犯，又将及身，促为所知，畏惧罪责，乃以钞银攺绢、布疋赴通政司首。
呜呼！
人不畏法，有若是欤！
疾灵系狱处所，黠剌断筋者盈牢呻。

三十四 仓库虚出实收

天下仓廒并库藏等处，官攒、斗级人等，有犯赃私，问赃自何而得，必供虚出实收，与纳户某人接受钱物若干。
当此之际，凭招勾纳户到官，加倍追陪。
当该法司不行，如𠡠究问追征，罪如犯者。

三十五 行人受赃

行人受命而出，或捧制书，或寻常差使，或催督六部都察院公事。
所在受赃者，问赃自何而来，必供诸司所与，擒至诸司，问此贿赂钱物从何而至，必供取之于民。
其害民之奸，岂可隐乎？
其害民之奸，岂可隐乎？
当此之时，除民人被其威逼科敛不罪外，官吏与者、受者罪同。

三十六 民陈有司贤否

自布政司至于府州县官吏，若非朝廷号令，私下巧立名色，害民取财，许境内诸耆宿人等，遍处乡村市井，连名赴京，状奏备陈。
有司不才，明指实迹，以凭议罪。
更贤育民及所在布政司、府州县官吏，有能清廉直干，抚吾民有方，使各得遂其生者，许境内耆宿老人遍处乡村市井士君子人等，连名赴京状奏，使朕知贤。
凡奏是奏非，不许三五人、十余人奏。
且如府官善政，槩府所属耆老，各县皆列姓名具状。
其律内不许上言，大臣美政，系干禁止。
在京官吏人等，毋得徇私党比，紊乱朝政。

三十七 籍没揽纳户

揽纳户揽到人户诸色物件、粮米等项，不行赴各该仓库纳足，隐匿入己，虚买实收者，追物还官，然后处以重刑，籍没家产。

三十八 安保过付

所在府州县安保之家，并说事过钱，人皆以口舌利便说诱，是致君子一时被其昏愚，陷入宪章。今后敢有如此者，处以重刑，籍没家产。

三十九 诡寄田粮

将自已田地移坵换叚诡寄他人及洒泒等项，事发到官，全家抄没。若不如此，靠损小民。

四十 冒解罪人

所在有司官吏，上司着令勾解罪人，往往卖放正身，将同姓名良善解发。今后若此，该吏处以重刑。

四十一 折粮科敛

浙西所在有司，凡征收害民之奸，甚如虎狼。且如折收秋粮，府州县官发放，每米一石，官折钞二贯，巧立名色，取要水脚钱一百文，车脚钱三百文，口食钱一百文，库子又要辨验钱一百文，蒲篓钱一百文，竹篓钱一百文，沿江神佛钱一百文，害民如此，罪可宥乎？

四十二 重科马草

马草事。户部侍郎郭桓等官，受要应天、太平、镇江、宁国、广德五府州纳草人徐添庆等户赃钞，不行追征合纳马草，却于已纳安庆府人户内，多科补纳五府州原欠数目，以致农忙时月，勾取各各人户到官，问出前由害民之奸，才方显露。

四十三 谕官无作非为

诸衙门官到任，朕常开谕：无作非为，显尔祖宗，荣尔妻子，贵尔本身，以德助朕，为民造福，立名于天地间，千万年不朽，永为贤称。去后，曾几人依朕所谕。到任之际，掌钱谷者盗钱谷，掌刑名者出入刑名，使冤者不伸，枉者不理，致使衔冤无诉。纵然欲诉，下情不能上达。间有达者，朕知其然，擒奸贪，获无道，置之极刑，或加流窜，刑以徒役，决以笞杖，是非分明。
死者且已，生者以是饰非，谩朋友，诳乡曲，皆曰本身无罪，乃云朝廷刑暴，如此谤讪者多矣。朕尝开谕之际，甚是明白，往往不依朕言，反自取祸。且如恶人犯罪，善者过误遭刑，二者有畏笞杖伤及肌肤者，有畏死而不得生者。二者畏罪甚矣，乃以金帛贿赂于当该。其当该者，反不以扬祖宗、荣妻子、贵身惜命为重。前二者畏死买生，为官者反不畏死，径接受其赃，将自己性命，故人宪章。临刑赴法，才方神魂苍惶，仰天俯地，张目四视，甚矣哉。悔之晚矣。岂止晚矣，终不获生。
如兵部侍郎王志，为勾补逃军等事，受赃二十二万。朕亲问之：“尔贪何若是？”对曰：“财利迷其心，虽君亲亦忘之。”曰：“今如何？”对曰：“臣临刑方觉，悔不及矣。”呜呼！财利之迷人，非正人君子、至贤之士，不可得而免矣？呜呼！免何难哉，其不用心尔。
曩元末之时，群雄并起，孰不以子女玉帛为先，良骑美服为上，酣歌作乐为奇，生离人父母妻子为妙。朕亦扰攘中，于斯数事，为何不能？其保身惜命而不敢。当未定之时，攻城略地，与群雄并驱十有四年余，军中未尝妄将一妇人女子。惟亲下武昌，怒陈友谅擅以兵入境，既破武昌，故有伊妾而归。朕忽然自疑，于斯之为，果色乎？豪乎？智者监之。朕为保身惜命，去声色货利而不为，盖为慕声色货利者，数数朝兴暮败。监此非为，终不同其愚志，量岂难哉。

四十四 社学

好事难成。且如社学之设，本以导民为善，乐天之乐。
柰何府州县官不才酷吏，害民无厌。
社学一设，官吏以为营生，有愿读书者，无钱不许入学；有三丁四丁不愿读书者，受财卖放，纵其愚顽，不令读书。
有父子二人，或农或商，本无读书之暇，却乃逼令入学，有钱者又纵之，无钱者虽不暇读书，亦不肯放，将此辏生员之数，欺诳朝廷。
呜呼艰哉！
天灾人祸，若不灾于此官此吏，载在祀典之神，无凭可敬。
似此善道难为，惟天可监。
智人详之。
朕恐逼坏良民，不暇读书之家，一时住罢。
复有不知民艰，茫然无知，官吏害民者，数言社学可兴。
吁！古云为君难，诚如是，为臣不易，果然哉！间有忠良，同凶顽之徒联衔，日被所污，终不能清。
不易哉！甚矣！呜呼，惟天可监。
凶顽之徒，何父母所生，造恶以陷人，终化不醒，神明监焉，祸有日矣，迟疾焉。

四十五 耆民奏有司善恶

今后所在布政司、府州县，若有廉能官吏，切切为民造福者，所在人民必深知其详。
若被不才官吏、同寮人等捏词排陷，一时不能明其公心，远在数千里，情不能上达，许本处城市乡村耆宿赴京面奏，以凭保全。
自今以后，若欲尽除民间祸患，无若乡里年高有德等，或百人，或五六十人，或三五百人，或千余人，岁终议赴京师，面奏本境为民患者几人，造民福者几人，朕必凭其奏，善者旌之，恶者移之，甚者罪之。
呜呼，所在城市乡村耆民智人等，肯依朕言，必举此行，即岁天下太平矣。
民间若不亲发露其奸顽，明彰有德，朕一时难知，所以嘱民助我为此也。
若城市乡村有等起灭词讼，把持官府，或拨置官吏害民者，若有此等，许四邻及阖郡人民指实赴京面奏，以凭袪除，以安吾民。
呜呼，君子目朕之言，勿坐视纵容奸恶患民。故嘱。

四十六 文引

凡布政司、府州县耆民人等赴京面奏事务者，虽无文引，同行人众，或三五十名，或百十名，至于三五百名，所在关津把隘去处，问知面奏，即时放行，毋得阻当。
阻者论，如邀截实封律。

四十七 民知报获福

方今富豪之家，中等之家，下等之家，富者富安，中者中安，下者下安。
去古既远，教法不明，人不知其报，反造罪以陷身。
富者田多诡寄，粮税洒派他人，中者奸颇少同，下者因无可恃，岁被靠损者有之，上中数犯罪责者有之，有倾家覆产者有之。
盖由不知其报，而致然耶？
若使知报之道，知感激之理，则于闲中起居饮食不时，举手加额，乃曰：税粮供矣，夫差役矣。
今得安闲，上奉父母于堂，下抚妻子于室，虽笃废残疾，富有家资，除依差税外，余广家资。
本身生不能捍本家之患灾，其凶顽之徒，孰敢称名道姓而盗取之云何？
盖君，礼法之所治也。
礼，人伦之正，民间安分守礼者多，法治奸绳顽，二者并举，遍行天下，人民大安。
所以孝子顺孙，得奉祖宗父母，父母已逝者，除岁时祭祀外，余有其有优游于家庭，遂欢妻抚子于一生，绝无祸殃为何？
盖为知其报矣。

四十八 伪钞

宝钞通行天下，便民交易。其两浙江东西民有伪造者甚。
惟句容县杨馒头，本人起意，县民合谋者数多，银匠密修锡板，文理分明，印纸马之户同谋刷印，捕获到官。
自京至于句容，其途九十里，所枭之尸相望，其刑甚矣哉！
朕想决无复犯者。
岂期不逾年，本县村民亦伪造宝钞甚焉。
邻里互知而密行，死而后已。
呜呼！
若此顽愚，将何治耶？

四十九 郭桓造罪

造天下之罪，其造罪患愚者，无如郭桓甚焉。其所盗食粮，以军卫言之，三年所积，卖空前者。
榜上若欲尽写，恐民不信，但略写七百万耳。
若将其余仓分并十二布政司通同盗卖见在仓粮，及接受浙西四府钞五十万张，卖米一百九十万不上仓，通筭诸色课程、鱼盐等项。
及通同承运库官范朝宗偷盗金银，广惠库官张裕妄支钞六百万张，除盗库见在宝钞金银不筭外，其卖在仓税粮，及未上仓该收税粮及鱼盐诸色等项课程，共折米筭，所废者二千四百余万精粮。
呜呼！
古今贪有若是乎！
其郭桓不才，乃敢如是，其中所分入己者几何？
罪及同谋愚顽者，生死纪必枚焉。
空仓廪，乏府库，皆郭桓为之。

五十 扬州鱼课

扬州瓜埠河泊所欠鱼课钞四万张，其郭桓著令追陪，通同扬州府知府战慎，不令网业户及湖官陪偿，却乃行下富户追陪。
追钞既足，各人分受入己，变买银两。
其所欠四万赃钞，行下湖官原籍江西布政司追陪。
及其钞至，犹且因循不进，意图入已，虽未入己，由是而犯。
呜呼！
扬州鱼户欠钞，指以湖官原籍江西，著令江西布政司追陪。
其布政司不才，将平民一槩科陪。
又非扬州河泊所民，初本所欠四万，今两处共追八万。
扬州四万已行入己，重复追征四万，又欲侵欺，君子监焉。
人有如此无状者。

五十一 吏属同恶

府官、州官、县官、府吏、州吏、县吏、一切诸司衙门吏员等人，初本一槩民人，居于乡里，能有几人不良？
及至为官为吏，酷害良民，奸狡百端，虽刑不治。
朕思是官是吏，其父母妻子闻此酷害良民，如何并不推己以戒之，以谏之，致令身家祸焉。
详观其属，非同恶相济，岂如是耶？

五十二 纳粮入水

纳粮人户及收粮仓官斗级人等，身亡家破，皆自招也。
且如大军仓廒，每间不下万余石，良民务以乾圆洁净上仓。
奸顽无藉之民，但知己之图利，不知所坏甚多。
且如有纳一千石者，通同仓官人等，入水上仓，比所纳者止是一千，入于万石之中，一蒸之后，满廒尽坏，所纳甚少，所坏甚多，天灾人祸，岂有不至者耶？

五十三 纳豆入水

马料豆年年有等奸顽人户，通同仓官人等，拌水袢豆，以增斛面，弊同乎米，米坏尚有可食者；豆坏，六畜不食，人何用之？
每仓一间，不下万余石，因一户奸顽，搀水交纳，湿热一蒸，盈廒皆坏，如此者多矣。
及期拏住官攒人等，治以极刑，无知朝廷艰辛者，乃曰刑酷。
孰不知此等之徒，奸顽无厌，近为郭桓败露，仓拆廒移，平基毁墙，得见官攒人等造祸之深有如此。
将米豆稻成千余石或百石，尽行埋瘗于地下，一槩毁烂，其数不少。
设心如此，君子监焉。

五十四 造册科敛

置造上中下三等黄册，朝觐之时，明白开谕，毋得扰动乡村，止将黄册底册就于各府州县官备纸札，于底册内挑选上中下三等，以凭差役，庶不靠损小民。
所谕甚明，及其归也，仍前着落乡村，巧立名色，团局置造，科敛害民，此等官吏，果可容乎？

五十五 积年民害逃回

积年民害官吏，有于任所拿到，有于本贯拿到。此等官吏，有发云南安置充军者，有发福建、两广、江东、直隶充军者，有修砌城垣二三年未完者。
这等官吏，皆是平日酷害于民者。
且如勾逃军，卖正军，解同姓，朝廷及当该上司勾拿一切有罪之人，卖正身，解同姓，朝廷著追某人寄借赃钞，皆不于某人处正追，却于遍郡百姓处，一槩科征代陪，就中克落入己，不下千万。
其余生事科扰，及民间词讼，以是作非，以非作是，出入人罪，冤枉下民，衔冤满地。
其贪婪无厌，一时笔不能尽。
此等之徒，见在各处，军者军，工者工，安置者安置。
设若潜地逃回，两邻亲戚即当速首，拿赴上司，毋得容隐在乡，以为民害。
敢有容隐不首者，亦许四邻首。其容隐者同其罪而迁发之，以本家产业给赏其首者。

五十六 差使人越礼犯分

皂隶，系是诸司衙门执鞭缒镫，驱使勾摄公事之人。此等之徒，往往承差于所属衙门干办公务，或勾罪人径入公廯，据公座而坐者有之，当道直行者有之，从正门入者有之。
呜呼！
公廨，朝廷所设，禄君子，贵贤人，分理庶务，民人瞻仰之所，岂是奴仆皂隶人等，入正门，驰当道，坐公座，有乖治体。
此等之徒，父母不教，妻子不谏，致使奴仆之体，亵慢官制。
今后敢有如此者，全家迁入云南。
当该主使者临遣之时，不行省会，毋得犯分，杖一百。
其容令入正门，驰当道，坐公座，此等衙门官吏不行举觉，杖一百，流云南。
已将洪武十八年秋九月为水灾事，扬州府差皂隶宋重八下高邮州传递事务，其高邮州同知刘牧，辄令本卒入正门，驰当道，坐公座，刘牧跪与执结。
呜呼！
其同知刘牧不才，不如一妇人尔，自贱其体，受皂隶宋重八辱。
兴化县知县敖德真，皂隶宋重八到县，亦欲如此，知县敖德真执法不从，以致事觉。
已将同知刘牧，皂隶宋重八杖断，流入云南烟瘴，兴化县知县敖德真受赏。
呜呼！君子小人有若此之异乎？
自今以后，各宜慎之。敢有不遵者，当该受辱衙门拿赴京来。吏员承差人等，敢有如此者，其罪尤甚。
若六部、都察院、在京诸衙门及驾前校尉、力士、旗、军行人等，非捧制书，止受批差，敢有似前越礼犯分者，许所在官长实封入递。
今后除朝廷差委各处要招打断外，其布政司、都司、按察司、盐运司、府州县，毋得辄差吏员、承差、皂隶人等，于各衙门要招打断。
敢有如此者，罪亦如之。

五十七 祭祀不敬

开谕为一郡一邑之主，岂止牧民而已，其鬼神必欲依之阴阳表里，以行人道，故谕之出则辞于神，入则告于神。
官长既敬，民必畏从之。
民人既敬，鬼神奠安一方善恶灾临福临，必不至于妄加。
谕后，曾几人处恭寅畏，岂止不畏。
江浦县知县刘进等盗其祭帛，巩县知县饶一麟等未祭而先食其牲牢脏肉。
闻喜县丞周荣以活鹿送人为玩物，以死肉奉祀于山川社稷之神。
呜呼，人有不才者如是，然不旋踵而亡者几人，其祸安得而逃耶？

五十八 乡饮酒礼

乡饮酒，礼朕本不才，不过申明古先哲王教令而已。所以乡饮酒礼，叙长幼，论贤良，别奸顽，异罪人。
其坐席间，高年有德者居于上，高年淳笃者并之，以次序齿而列。
其有曾违条犯法之人，列于外坐。
同类者成席，不许干于善良之席。
主者若不分别，致使贵贱混淆，察知，或坐中人发觉，主者罪以违制。
呜呼！
斯礼始立，先哲王之制，安良民于宇内，亘古至今，兴者乡里安，邻里和，长幼序，无穷之乐，又何言哉！
吾今特申明之。从者昌，否者亡。

五十九 乡民除患

今后布政司、府州县在役之吏，在闲之吏，城市乡村老奸臣猾顽民专一起灭词讼，教唆陷人，通同官吏，害及州里之间者，许城市乡村贤良方正豪杰之士，有能为民除患者，会议城市乡村，将老奸臣猾及在役之吏、在闲之吏，帮缚赴京，罪除民患，以安良民。敢有邀截阻当者，枭。令拿赴京之时，关津渡口毋得阻当。

六十 沉匿卷宗

金吾后卫知事靳𮘹，始由小吏起取赴京，见其年壮聪敏，径授金吾后卫知事，操持案牍，掌管卫兵。
初见聪敏，朕以为必然至诚，托以心腹，虽有机密事务，亦曾使令究焉。
几岁间，事颇不律，如不律者皆罪之，独谦且免。
𮘹不知其恩，数犯以为常。
朕方知非是怀恩之士，命断事官稽卫卷宗，令谦亲挟卷宗，赴断事官觌面考对。
及其至官，一卫卷宗十不存一，于是着追明白。
谦终日支吾，独以肌肤以拒刑，又令妻妄击鼓以诉，核之不实。
断事官覆奏，朕亲问之，𮘹不以卷宗奏答，却言断事官诽谤朝廷。
试将与断事官周士铭对问，委实谤言。
朕复问谦：断事罪巳，尔一卫卷宗安在？
𮘹不答。
复问卷宗有无，亦不答。
再问到了卷宗有无，谦回言到了无，于是凌迟处死。
呜呼！
金吾后卫，谦未任之先，军七千余，自𮘹到任，增至八千余，其一切赏赐月支，其数浩大。
谦盗卖仓粮数多，克落月支并赏赐，其数亦浩大，故不立案，必欲支吾，意在偷生，安可免乎？

六十一 马站

站马之设，远在万里，报不逾二旬，安民之道甚矣。洪武初，兵方息，民方生，余资何有，彼时自京至于西凉、北平、山西、山东、辽东、四川皆设马驿，着定民人自备。
其良民奉命，竭家资以备走递时，一马千贯者有之，九百贯者有之，七八百贯者有之，贵矣哉！
以此观之，何民不因马驿而贫矣。
呜呼，良矣哉！
古先哲王之教，民间相传，良民趋事赴功，终不为怨，教之良矣，良民之良，良尤甚矣。
洪武十四年、十五年，狱有囚者，命人视审之，谓曰：死者欲生乎？
徒者欲免乎？皆曰：愿。
曰：尔破家资买马入驿，以便走递，代先劳之。
民从之。
于是脱羁去禁，各着驿所。
一至驿所，即买病马以应之。
未久马死，数以钞赂驿官，不半年余，其贿赂之财，可买上等马一疋。
其奸顽之徒，宁可不买马入驿，惟务贿赂驿官，以致使臣至驿关马，令人舆行，事发，着买马二疋，复工役无休。
于斯之时，奸民愈愚。
呜呼！中上之民，着令走递，终岁人马不阙，虽是家道窘逼，亦不敢有违。
以此观之，良者愈良，奸者愈愚，验矣哉！

六十二 开谕粮长

粮长往常民间不便，盖是有司官不肯恤民，止是通同刁诈之徒，生事多端，取要财物，民人一时不能上达。
如今教你每户家做粮长。
民有事务，粮长除纳粮外，闲中会乡里一万石粮内长者、壮者与他说：各处府州县，从古设社稷坛塲官长每祭祀，春谓之祈，风雨以时，五谷丰登，秋谓之报成也。
民有事务，粮长除纳粮外，闲中会乡里一万石粮内长者、壮者与他说：各处府州县，从古设社稷坛塲官长每祭祀，春谓之祈，风雨以时，五谷丰登，秋谓之报成也。
古先哲王所奉之社，五土之神，稷，五榖之神。
五土发生五榖，立人性命，王者不能遍祭，所以所在食其利者，令有司设坛以祀报之。
又于京内皇城之外阙之右立太社、太稷，以对宗庙而祀之，特亲之也。
所以春祈秋报，为民造福。
今民有数千亩、万亩或百亩、数十顷、数十亩者，每每交结有司，不当正差。
此等之家，不知千万亩田千万亩，天覆数百十顷亩者如是。
其风雨霜露，与地相合，长养五榖，其家食其利以安生。
往往不应正役，于差靠损小民，于粮税洒派他人，买田不过割，中间恃势移坵，换叚诡寄他人，又包荒不便，亦是细民艰辛。
你众粮长会此等之人，使复为正，毋害下民。
了毕，尽图贴说，果有荒田，奏知明白除豁。
粮长依说办了的是良民，不依是顽民。
民有不遵者，具陈其所以。

六十三 妄告水灾

镇江、丹徒民有告水灾者，曹定等所告二百三十七顷，所踏止一百六十五顷。
踏官拘草稿而视之，其稿中之辞曰：某顷某坵，可作某顷某坵，以熟作灾，以灾作熟。
初，朕闻水灾，急令人踏，意在赈济佃户有产之家罢给，岂期刁诈之徒有此。
所以各处有司，每逢人间水旱灾伤，往往不受理者，为其刁诈之民相累也。
且如丹徒曹定等，以熟作荒者六十八顷九十八亩，本家田万亩有奇，以熟作荒者四顷七十三亩。
彼为状首将民閒余灾不报，以荒作熟，坑陷善良。
为此着修城一百五丈。
呜呼！
镇江府京师羽翼之郡，肇基先劳之民，天下既平，数免征税，止是当夫。
自洪武十四年免征秋夏税粮，至洪武十八年、五年，并不曾征税。
今年妄告水灾，竟不知奸出何意，所以不赦者，为此也。

六十四 奸贪诽谤

奸贪无福小人故行诽谤，皆说朝廷官难做。且府州县止以秋粮夏税言之，民人已将秋粮夏税纳矣，不甚劳于有司，二税办矣。
其府州县官，有就仓盗卖者，有与顽民相通，接受赃私，虚出实收者，此果民人难管，二税艰征，陷官于罪责耶？
实由贪而自取灭亡耶？
府州县官专一宣布条章，辨民曲直，民有户婚田地，斗殴相争，一是一非，初招明白，不甚难于官吏。
既知是非，辄起贪心，倒持仁义，接受赃私，祸善福顽，以招自身之祸。
此果刑名之难欤？
实奸顽之自取欤？
呜呼！绝贤辅我，所用皆非忠志之士，自作非为，强声君过，妄彰君恶，逢亲友于所在，掩非饰过，昧已谩人，天灾人祸，岂有不遇者耶？

六十五 设立粮长

粮长之设，本便于有司，便于细民，所以便于有司。且如一县粮该十万，止设粮长十人，正副不过二十人，依期办足，勤劳在乎粮长。
有司不过议差部粮官一员，赴某处交纳，甚是不劳心力。
呜呼！其不才有司官吏通同奸顽，寅缘作弊，故行零碎，先后设计，留难紊乱，不劳心力之事，自取灭亡。
教化风俗，乃有司之首务。
民有风俗未美者，朕何尝速责于有司，必待自渐而成刑名。
失出失入，为其人人精神有限，智识短长，未曾轻责。
失出失入之官。
钱粮尽在民间，征敛不足，其顽在民，何尝即责有司？
所以责者，接受赃私，故行出入罪名，于粮虚出实收，就仓盗卖，有时妄起科征，如此虐吾良民，所以罪者，为此也。
便于细民之说，粮长就乡聚粮，其升合斗勺、数石、数十石之家，比亲赴府州县所在交纳，其便甚矣。
柰何愚民犹有谤言，乃曰受害。
此人情之难处。
有等粮长贪婪无厌，将自己合纳二税，尽为众户所包，少有不从，倚官挟势，临门□吊打，细民从之。
有等粮长，心怀仁德，性体柔懦，上不倚官，下不挟势，并不令细民包纳本户二税，从实催征。
民情不然，欺侮懦弱，故行过期不足，反累善良。
呜呼！吾言至此，惟天可监。君子详观。

六十六 征收不时

呜呼！有司官吏不才，害民有若是耶！专以二季征税为奸计。
麦方吊旗而催夏税秋税，榖秧方节，早催秋税，窘民于青黄不接之时，逼民于结实未坚之际，频于箠楚，得赃缓矣。
及其粮成期至，可以上仓，其官吏人等故行迁延，刁蹬留难，不得便于上仓，直待有益于巳而后已。
呜呼！
天灾人祸不至，其徒自死，必有日矣。

六十七 户部行移不实

户部尚书茹太素，左侍郎张易、右侍郎张文质，本部郎中吕士威、王士廉、刘景颜、员外郎蒲如真、黄安及主事傅友文、王毅、徐阜、良接恭、李益、王肃、部文烨、姚德荣、蔚绶、方彦逸等官，故推阘茸，将应施行事务故不施行。
及至督责，口称事务繁冗，发落不开。
于是命总目日事若干，以凭考验。
十月十八日早来呈十七日事件，数该一百四十三件。
𠡠给事中张衡、监察御史胡昌龄，比日考对，所单之数，各各公文，皆非十月十七曰本日公文，尽是十月初三日，连日累至十七日，故不施行。
垛下数目，才命稽考，却乃星夜将半月，故行沉滞公文，妄作十七日接纳，发放一百四十三件面欺，以为冗繁，细察，所以，十七日、本日止有公文六件行移。
以此观之，面欺平诳一百三十七件。
海内智人观之，奸顽无藉之徒，擅敢肆侮如是。

六十八 御史汪麟等不才

广东道监察御史汪麟，户部主事王肃，系洪武十八年进士，登科之后，朕尝爱惜，分布各司，于公文并不署押，政事与正官一体施行。
所以不押字者为何？
恐见任官不才，有累进士，所以事虽办而字不押。
倘有事务差迟，罪归见任，特意优容进士。
其诸进士不才者多，恩且不怀，奸猾日务，独汪麟、王肃尢甚。
见其恩不怀而诈日习，于是实授以职，命事诸司。
未久，户部主事王肃藏匿锦衣卫力士支赏册，内力士四千名，本卫知事累次索取，推称亡去，终不肯与，致令卫知事陈叔铭奏闻。
朕亲问之，其册安在？
曰：亡矣。
朕谓曰：斯册一失，弊大矣。
所赏人各钞壹锭，布二疋，计钞四千锭，布八千疋。
尔若坚执不与，本卫必重造关支，支则支矣。
其后将不逾月，小吏通同库藏，凭所亡之册，一槩盗支，罪甚矣哉！
尔可免乎？
朕言至此，明旦，主事王肃以册来首。
呜呼！
郭桓死而未朽，尔乃疾蹈其踪，灯窗之学安在？
广东道御史汪麟，初在北平道，不押公文，特使涉历诸事。
其汪麟常不居道，四散优游。
都御史题名榜示进士，汪麟不着道为何，明旦恳告诸生于都堂求免，从而去之。
既授监察御史之任，辄怀己私上言。
其首辞曰：各部所任之官，动履紊错，日获谴责。
然诸事不能一一尽理。
次曰妙选布政司有司；三曰御史，本达情以广言路，问刑名失职。
方今刑名轻重为能事，问囚多寡为勋劳。
如此怀私，妄诞惑乱。
朝政曲赦其罪，窜居金齿，以成见在志人。

六十九 刑余攒典盗粮

龙江卫仓官攒人等，为通同户部官郭桓等，盗卖仓粮。
其官攒人等已行墨面文身，挑筋去膝，盖，仍留本仓守支。
不逾半年，进士到仓放粮，朝发筹二百根，至晚乃收二百三根。
进士诘焉，乃是已刑之吏康名远，仍肆奸顽，偷出官筹，转卖与一般刑余攒典费祐，盗支仓粮。
呜呼！
当是官是吏受刑之时，朕谓斯刑酷矣，闻见者将以为戒。
岂意攒典康名远等，肢残体坏，形非命存，恶犹不巳，仍卖官粮。
此等凶顽之徒，果将何法以治之乎？

七十 和州鱼课

和州判官唐仲芳与同知州邵杰，将本州青沙坊等河泊所原办课钞一万九千四百四十贯，各分入己。
及至上司催督起解，却将本州人户不分城市乡村，一槩科敛，每户一贯、二贯者有之，或三贯者有之。
以此补纳前项课程。
本州人户数多，科征钞数倍于课额，除陪官外，仍复各分入己。
如此贪婪无已，罪恶贯盈，致有人吏计彦彰首告发觉，良民被其剥害，不可胜言。

七十一 教官妄言

天下府州县学官，咸怀先圣先贤之道，于斯至精者，方敢领受是任，敷演先圣先贤之道，以开天生上智之人，以明中材之士，以训下愚之徒。
学校之设，岂非礼之徒易居之所，实乃贤人君子端本澄源之所设使君子居是，其徒日渐君子矣；恶人居是，其徒日渐凶徒矣。
洪武十八年冬十月，宁国府教授方伯循实封宁国府知府韩居一，其辞曰：于斋戒未祭先食牲牢肉赃，又且饮酒，及其勾问其府官，并无二项，非为，余罪不律者有之。
询其所以，府官严督学校，以致教授方伯循、生员张恒等五名，憾是督责，遂于祭祀之际，窥伺府官饮茶，教授方伯循自行饮酒，径率诸徒诣斋所，将府官祭服四面楸捽，若奉上司明文，擒拿有罪者，如此，非为人神共怒。
询其所以，府官严督学校，以致教授方伯循、生员张恒等五名，憾是督责，遂于祭祀之际，窥伺府官饮茶，教授方伯循自行饮酒，径率诸徒诣斋所，将府官祭服四面楸捽，若奉上司明文，擒拿有罪者，如此，非为人神共怒。
且府州县教官，礼义风俗，忠孝出焉，凡遇祭祀，则当训诲生徒，明以持心守戒之道，至期率赴坛所，陪祀群神，非独本礼诚敬，将后生徒为政不劳，祀神熟矣。
其宁国府教授方伯循，不独不本礼以奉神于坛所，大辱掌祭之官，可谓罪不容诛，又有余罪。
出纳学粮不明，攺换文案，以致本府捡举，非止一端。
呜呼！有司提调学校，助君之急务也。
生徒有奸顽者，师卒不能化，且得府官助其威严，以成成效，岂不美欤！
柰何反与不才生徒诬辱提调官，罪当皆死。
所在学校，想宜知悉。

七十二 成造马船

云南乌撒、乌蒙、东川、芒部、水西、松潘、客叠、碉门、黎雅等处，每岁进马不下二万余疋。
为是各处递运所官夫作弊，故将船只缺少，以致将川江船只打过，往往不得依期回还。
所以着令沿江州郡，每处添造船二十只。
其各郡钦依造完者有之，十分中完备七分者有之。
惟太平府同知陈汝器、繁昌县知县王景东、当涂县丞张郁、芜湖县主簿周仁等，监工官仓大使潭演道，副使胡海、高泰、房景□等，指以造船为由，将阖郡一槩科敛，剥削于民，止造到船二只。
及至递运，仍缺船只，复将川江船打过赴京。
事觉拏到，问出情弊，罚各官自于龙江成造四倍，终岁不起。
各官亡者，仍拿家属并工造完。
似此奸顽，还可逞乎？

七十三 冒解军役

凤阳临淮知县张泰，县丞林渊，主簿陈日新，典史吴学文为勾捕逃军事，受要逃军陈保仔钱钞，逼令民人管伍、管歪儿兄弟二人，充当异姓军役。兄顶陈保仔军，弟顶王虎子军，各各着役，以致告发。又河南嵩县知县牛承，县丞毋亨，主簿李显名，典史赵谷安，亦受要逃军赵成钱钞，逼令征进云南有功，留守乌撒军人赵成子铁驴代充逃军赵成军役，以致告发。此两县官员尽行典刑。

七十四 颁行大诰

朕出是诰，昭示祸福。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徒、流罪名，每减一等，无者每加一等，所在臣民熟观为戒。

大诰续编

87条，1386年刊布

一 申明五常

今再诰一出，臣民之家，务要父子有亲；率土之民，要知君臣之义，务要夫妇有别，邻里亲戚，必然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众尊有德，不拘年之壮幼，不序长幼之分，此古人之大礼也。
此诰也，朕本非能，不过申明先王之旧章，而民从之，家和户宁，吉哉！
倘有不如朕言者，父子不亲，罔知君臣之义，夫妇无别，卑𭰗尊，朋友失信，乡里高年并年壮豪杰者，会议而戒训之。
凡此三而至五，加至七次，不循教者，高年英豪壮者，拿赴有司，如律治之。
有司不受状者，具在律条。
慎之哉，而民从之。

二 松江逸民为害

自开国以来，惟两浙、江西、两广、福建所设有司官未尝任满一人，往往未及终考，自不免乎赃贪。
官固非人，实由所在吏卒，并在閒不务生理之徒，安保茶食之辈，浸润说诱，陷害者多。
间有执法，为政以仁，超然而出，其甚不多。
今洪武十九年，松江府吏卒有犯，都察院询问害民之由，其所供也，止松江一府。
其不务生理者，专于衙门阿附役吏、皂隶，寅缘害民。
吏其名曰正吏，曰主文，曰写𭛁，皂隶具名曰正皂隶，曰小弓兵，曰直司牢子，其名曰正牢子，曰小牢子，曰野牢子。
此三等牢子，除正牢子合应正役外，余有小牢子野牢子九百余名，皆不务生理，纷然于城市乡村，扰害吾民。
询情至此，官贪于上，吏卒横加虐害于下，其吾松江之良民，岂不哀怨而动天乎？
朕闻之，愈加宵衣，不遑宁处。
于是复诰，再与吾民约：从吾命者，五福备于身家；不从吾命者，五刑备坐于家身。
所以约者，里甲要明，户丁要尽。
户丁既尽，虽无井田之拘，约束在于邻里，除充官用外，务要验丁报业，毋得一夫不务生理。
是农是工，各守本业，毋许閒惰。
巨贾微商，供报入官，攺古之制，常年守业，消之不堪，复入官报，更名某业，不许在閒。
此诰既出，贤者良者互相劝勉，乐天之乐。
呜呼！诰由是而不遵，未有不刑者也。

三 互知丁业

先王之教，其业有四：曰士、农、工、商。昔民从教专守四业，人民大安，异四业而外乎其事，未有不堕刑宪者也。
朕本无才，申先王之教，与民约告，诰出，凡民邻里互相知丁，互知务业，具在里甲。
县州府务必周知。市村绝不许有逸夫。若或异四业而从释道者，户下除名。
凡有夫丁，除公占外，余皆四业，必然有效。
若或不遵朕教，或顽民丁多，及单丁不务生理，捏巧于公私，以搆患民之祸，许邻里亲戚诸人等拘拿赴京，以凭罪责。
若一里之间，百户之内，见诰仍有逸夫，里甲坐视邻里亲戚不拿其逸夫者，或于公门中，或在市闾里，有犯非为，捕获到官，逸夫处死。
里甲四邻化外之迁，的不虚示。
一、知丁之法，某民丁几，受农业者几，受士业者几，受工业者几，受商业者几？
且欲士者志于士，进学之时，师友某氏，习有所在，非社学则入县学，非县必州府之学，此其所以知士丁之所在，已成之士为未成士之师，邻里必知生徒之所在，庶几出入可验，无异为也。
而且想成为读书人的人立志读书，入学时要拜老师和同学，在什么地方学习，不是在社学就是在县学，不是在县学就一定是在州府的学校，这样就可以知道读书人的所在，已经学成的读书人是未学成的读书人的老师，邻里一定知道学生的所在，差不多就可以验证出入的情况，没有什么异常。
一、农业者，不出一里之间，朝出暮入，作息之道互知焉。
一、专工之业，远行则引明所在用工州里往必知方臣细作，为邻里采知。臣者归迟，微者归疾，工之出入，有不难见也。
一、商本有巨微，货有重轻，所趋远迩，水陆，明于引间，归期难限其业，邻里务必周知。
若或経年无信，二载不归，邻里当觉之。
询故本户，若或托商在外，非为邻里勿干。
朕所以命知丁者，但愿民得其寿尔。
若不申明先王之教，使民恣肆冗杂，搆非成祸，身堕刑宪。
乃朕不能申明先王之教，致民堕于刑宪，将不得其死者多矣。
若或遵朕申明之教，顿然皆入仁寿之乡，乐天之乐，岂不快哉！
而民从之。

四 辨验丁引

此诰一出，自京为始，遍布天下，一切臣民，朝出暮入，务必从容验丁。
市村人民，舍客之际，辨人生理，验人引目生理是其本业，引目相符而无异。
然犹恐托业为名，暗有他为。
虽然业与引合，又识重轻巨微贵贱，倘有轻重不伦，所 微细必假此而他故也。
良民察焉。

五 验商引物

今后无物引老者，虽引未老，无物可鬻，终日支吾者，坊厢村店拿捉赴官，治以游食，重则杀身，轻则黥窜化外。
设若见此不拿，为他人所获，所安之处，本家邻里罪如之。

六 再明游食

再明游食，互知生理。此诰一出，所在有司，邻人、里甲有不务生理者，告诫训诲，作急各著生理，除官役占有名外，余有不生理者，里甲、邻人著限。
游食者，父母兄弟、妻子等，一月之间，仍前不务生理，四邻里甲拿赴有司，有司不理，送赴京来，以除当所当方之民患。
设若不拿，此等之徒，非帮閒在官，则于閒中为盗，帮閒在官，教唆官吏，残害于民，不然为贼乡里。
是诰一出，四邻里甲文，能拘拿赴官赴京，此人或为盗，或帮閒，为吏，为皂隶，所为不善，犯之日，四邻里甲同坐，其罪的不虚。
示。

七 明孝

呜呼，古先哲王之要道，流至于今，朕不能申明敷教于臣民，致臣民之愚，有若是耶？
洪武十九年三月四月，所在有司耆宿举到人材，皆称孝廉。
朕谓来者曰：有司耆宿举尔是否？
对曰：是。
曰：孝何孝？
曰：父母根前晨省昏定，供奉饮膳，说的言语，不敢违了。
朕复谓曰：止此乎？
曰：是。
呜呼愚哉！
以尔所言，人子之道，未见尽善，而称孝廉，不亦难乎？
且孝冬温夏凊，晨省昏定，饮膳洁净节之。
父母有命，善正速行毋怠。
命乖于礼法，则哀告于再三。
父母已成之业毋消，父母运蹇，家业未成，则当竭力以为之。
事君以忠，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居处端庄，莅官以敬，战陈勇敢，不犯国法，不损肌肤，閒中不致人之骂詈。
朝出则告往某方，暮归则告事已成未成，纵过归期，父母指方而眄望，不致忧戚。
呜呼！
孝子之节，非止一端，岂有但供饮膳而巳？
设使供饮膳为孝，孰不能之？
其各节行孝幽微。
备明于首，注于足，从吾命者，家和户宁，身将终老，世将治焉。
冬温夏凊，晨省昏定，饮食洁净节之。
父母有命，善正速行毋怠。命乖于礼法，则哀告再三。
父母巳成之业毋消。父母运蹇，家业未成，则当竭力以为之。
事君以忠，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居处端庄，莅官以敬，战陈勇敢，不犯国法，不损肌肤，閒中不致人骂詈。
朝出则告往某方，暮归则告事巳成未成。

八 耆宿

从古至今，所在有司，凡公事有大者，非高年耆宿不备。
所以古设耆宿，务必德行超群，市村称善，所以拔居群民之上，名为耆宿。
凡贤人官于是方，公事疑难，则会而请决之，所以必此而事备。
以其高年历事也多，听记也广，其善恶易难之事，无不周知；以其决事也必当。
凡诸有司用是耆宿无不昌焉。
今之为官者，官虽善而吏不善，官虽善，不知用耆民之道；吏不善，惟务赃贪，更加所用耆宿，又非其人，宫虽善而事不行矣。
至此而事不行者何？
盖吏贪而捏巧，耆宿不才，以同谋虐民之祸，由是而蜂起。
所以甚者云何？
盖谓充耆宿者，皆系无藉小人，苟回寿至于高年，是等有昔为皂隶者，有为簿书者，有屡犯过恶者，有弓兵者，有说事过钱者，皆为今之耆宿。
其善人官于一方，皆不审实明白，去此之徒，崇尚德人，又将同恶相济，以患吾民。
诰至所在有司，务必崇尚德人，上助朕躬，下福生民。
无藉之徒见此即早退去。
若或年高不能生理，居家格非，抚儿孙以善已，得终天年，岂不智哉！
设若不奉朕命，仍复在官，应当耆宿，运不良之谋，陷有德之官，害天民之善者，非有天灾，又必假手于法司，身亡家破有日矣。
诰至，所在高年有德者，一闻有司礼请，速出赞襄，广吾求治之道，以安生民，不言天祐之，阴骘既行，岂有不昌耶？

九 有司超群

洪武十八年以来，府县正官、佐贰官超出群职者十有三员，朕悉加劳。
一、安庆府怀宁县丞陈希文，
一、徽州府祁门县知县何敏中、县丞李善、主簿李文鼎，
一、常州府宜兴县主簿王复春，
一、建阳县知县郭伯泰、县丞陆镒，
一、池州府知府王希颜、推官林惟贤，
一、嘉兴府崇德县知县毕辉、县丞齐搏，
一、诸城县知县朱允恭、金坛县丞李思进。

十 如诰擒恶受赏

前者大诰一出，民有从吾命者，惟常熟县陈寿六，为县吏顾英所害，非止害已，害民甚众。
其陈寿六率弟与甥三人擒其吏，执大诰赴京面奏，朕嘉其能，赏钞二十锭，三人衣各二件。
更𠡠都察院榜谕市村，其陈寿六与免杂泛差役三年，敢有罗织生事扰害者，族诛。
若陈寿六因而倚恃凌辱乡里者，罪亦不赦。
设有捏词诬陷陈寿六者，亦族诛。
陈寿六倘有过失，不许擅勾，以状来闻，然后京师差人宣至，朕亲问其由。
其陈寿六岂不伟欤！

十一 有司不许听事

凡诸司衙门，如十二布政司不许教府、州县官吏听事，府不许教州官吏听事，州不许教县官吏听事，县不许教民间里甲听事。
呜呼！听事之名，实贪赃之臣祸，所以民误生理，官废公务，凡有此者，获罪甚焉。
今后有司呼唤里甲人等，亲诣衙门听事，故行留难，刁蹬捶楚，非罪捶楚而裂吾民肌肤者，罪不赦。
敢有如此，许民赴京面奏。
呜呼！吾惜民而畏天焉，臣从之乎？

十二 妄立干办等名

往常布政司及诸有司，但闻系是朝廷差遣人员，不问有无承制，或是六部差使，五军遣行，各卫勾军。
如此数等，不辨，一槩阿从。
所以承差之徒，不拘贵贱，所到衙门，径由中道，直入公𪠘，据公座，口出非言，诸司阿奉，略不奏闻。
布政司听六部所嘱，府州县听布政司嘱，州县听府嘱，县听州嘱。
所以布政司吏员、皂隶承差入府州县，径由中道，直入公堂，据公座，口出非言，凌辱府州县。
其无藉为政有司之徒，其身不正，虽辱无诉。
所以府吏皂隶及非朕旨意，乱政坏法，巧立名色的当人、干办人，擅差至州，径由中道，直入公厅，据公座，口出非言，州差下县者，与府同。
呜呼，世绝君子乎，贤人乎？
非朝廷立法，閒民擅当的当名色、干办名色。
呜呼！官擅与立名，民擅承之，岂不知乱政坏法之律，罪当处斩，公然为之，异日拿至京师，官民皆枭于市，又何怨耶？
此令一出，仍蹈前非，必罪有所归。

十三 戒吏卒亲属

天下诸司所用走卒，不可无者，持簿书亦不可无者。然良家子弟，一受是役，鲜有不为民害者。
朕今独条，特谕，诸走卒持簿书之父母、兄弟、妻子。
呜呼！戒之哉，毋为民害。
良心𭛁于父母，嘉言起于妻子，善行询于弟兄。
凡走卒簿书之家，有此三戒，害民者鲜矣。
为人父毋、妻子、兄弟者，善听吾言，戒哉戒哉！

十四 吏卒额榜

今后十二布政司、府州县诸司衙门，凡有当佥应役皂隶，或亲身，或代替，或佣他人。
在任之官，将额设名数，明出榜文，告之于民。
其榜之辞曰：除榜上有名外，余有假以衙门名色，称皂隶、称簿书者，诸人擒拿赴京。

十五 遣牌唤民

十二布政司府州县，凡有临民公务，遣牌下乡，指乡村坐地名下姓氏，遣牌呼唤，民至抚绥发落，有司不如命者，民赴京诉。若牌至民所，三呼而民不至，方遣皂隶诣所在勾拿。民至，必询不至之由，所以询者为何？恐民单夫只妻，为生理而远出，或近处急事有妨。果如是非民得罪也！若加以罪，实有司故虐吾民，设若有辞，有司之罪，臣微不赦，戒之哉！

十六 滥设吏卒

诸司衙门，官吏、弓兵、皂隶，祗禁已有定额，常律有规，滥设不许。
今所在有司，故违法律，滥设无藉之徒。
其徒四业不务，惟务交结官府，捏巧害民，擅称的当干办、管干名色，出入市村，虐民甚如虎狼，律有常宪，乱政者斩。
所在官吏并非吾良民者搆此非为奸狡百端，致令吾良民受害。
当地的官吏中那些不是我的良民的人，制造这种不良之事，奸狡的手段多种多样，致使我的良民受到损害。
今再诰一出，敢有仍前为非者，的当人、管干人、干办人并有司官吏族诛。
诰不虚示。
设若诰不能止其弊，所在乡村，吾良民豪杰者、高年者，共议擒此之徒，赴京受赏。
若擒的当人一名，干办人一名，管干人一名，见一名，赏钞二十锭，的不虚示。

十七 官吏下乡

十二布政司并府州县，往常官吏不时亲自下乡，扰吾良民，非止一端，数禁不许，每每故违不止。
洪武十七年，将福建布政司右布政陈泰拿赴京师，斩首于市。
𠡠法司行下诸司，毋得再犯。
此行诸司承受禁文，非止一纸，动经五七次，诸司明有卷宗，其无藉杀身之徒，终不循教，仍前下乡，扰吾良民。
且如洪武十八年、十九年，无为州同知李汝中下乡扰民，罪已不赦。
湖州府官吏、乌程县官吏易子仁、张彦祥，不将被水灾人户赴京赈济，通同豪猾，当告水灾之时，以熟作荒，以荒作熟，以多作少，以少作多，以多作少者，为其善人。
被灾本多，当报之际，减灾报数，以少作多者，为与富豪交结，将少作多，以荒作熟亦如之，以熟作荒亦如之。
致令乌程县民傍湖者缺食，朕终不能明其数，所以赈不及之，至今慊慊，无可柰何。

十八 民拿下乡官吏

十二布政司及府州县，朕尝禁止官吏皂隶，不许下乡扰民，其禁已有年矣，有等贪婪之徒，往往不畏死罪，违旨下乡，动扰于民。今后敢有如此，许民间高年有德耆民，率精壮拿赴京来。

十九 擅差职官

十二布政司及诸司去处，仓塲库务、巡检、闸垻等官，各有职掌，暂时不可离者。
前十二布政司及府州县官，往往动经差使，仓塲、库务、湖池、闸坝、巡检等司官员离职办事，罪得乱政之条，合该身首异处。
前事巳往，今后敢有如此者，比此罪而昭示之。
其各官擅承行者如之。

二十 粮长妄告叔舅

吴江县正粮长张镠孙，系张奇二亲侄，副粮长朱太奴，系盛𧃍外甥，其侄因粮告叔，外甥告舅。
初朕不知，止知此二粮长告凶顽之户，不行输纳官税，差人提取至京，问间一名张奇，二系正粮长张镠孙亲叔，一名盛𧃍，系副粮长朱太奴亲母舅。
呜呼！古先哲王大道养民，务在彝伦攸叙，否此民不堪命。
今粮长张镠孙等，正告叔，副告母舅，绝灭纲常，彝伦大坏。
其告也，正陷叔父于聚众，副陷母舅同恶。
呜呼！倚恃官威，多科吾良民多矣。
其钱一万贯，米六千石，更除包纳本户外，犹不能本彝伦而优亲长，岂不枭令于乡闾？
其科也，一斛面粮三斗，一，使用粮三斗，一水脚舡钱、神福钱一万贯，科已毕矣，各各侵欺入已，复回乡里，团局造册，每户复科三斗。
朕观如此，若不速治，将不久而民不聊生。
朕问间，其叔面奏其侄弟役身于马驿，盘费不供；父犯事，军役云南，终岁不供，存亡不问，骗诈他人之妻，回家宿娼于市肆。
朕听是言。
鸣呼，枭令之刑，宜其然乎！

二十一 粮长金仲芳等科敛

粮长之设，首便于有司，次便乎良民。所以设立之时，定殷实之家，当关勘合之际，面听朕言。
朕乃竭气语谕之再三，曰：毋害吾良民。
更兼前大诰内戒𠡠分明，岂期所在粮长，不遵大诰，仍前为非，虐吾民者多矣。
且如嘉定县粮长金仲芳等三名，巧立名色，凡一十有八：一、定舡钱一，包纳运头米一，临运钱一，造册钱一，车脚钱一，使用钱一，络麻钱一，銕炭钱一，申明旌善亭钱一，修理仓廒钱一，点舡钱一，馆驿房舍钱一，供状户口钱。
一、认役钱一，黄粮钱一，修墩钱一，盐票钱一，出由子钱。

二十二 粮长瞿仲亮害民

上海县粮长瞿仲亮，被纳户宋官二连名状告，科敛太重。
纳粮既毕，拘收纳户，各人路引刁蹬，不放回家为农，致令告发，差人拿至。
朕谕粮长瞿仲亮曰：汝除淋尖跌斛外，更科使用神福钱一万贯，尔如何使用？
对曰：神福钱。
其纳户密迩，近拜问粮长，又是支吾，各各当而对奏：官二等粮起松江，本府烧愿一次，至苏州一次，无锡一次，皆是官二等自备，直至出江，方才照舡俵钞，每舡六贯。
朕谕粮长：余钞何用？
曰：舡钱用。
纳户曰：官二等一十七石，葛观一、黄观二二户各一十石，皆系自挑赴仓。
呜呼，当面的对，如此为纳户所艰，支吾不行，惟俯首而已。
呜呼！既已富豪，朕命办集钱粮，为朕抚恤细民，无生刁诈，广立阴骘，以待子孙绵远，岂不善哉！
何本户该纳粮储，众户已行包纳，犹且无厌，巧立名色，需索百端，以致告发，身亡家破，临刑却乃神魂仓皇，莫知所知，惟欷歔而乞免，可得免乎？

二十三 俏家

嘉兴府有父母不教，逸民徐戬等共七名，虚造印匣，用物包裹。
当粮舡行时，将此印匣负背循河而行，以为催粮者所在，声言督责。
至江都县杨子桥止，临路民舍，以案置匣于上，架笔砚于傍，点视，诘众多粮舡，留难刁蹬，以取钞贯。
被给事中缉捕至彼，各人难隐奸顽之情，诣前首告：徐戬等系是俏家，官肯容乎？
必当厚谢，致被擒获赴京，以罪罪之。
今民间如此者尚未巳。
鸣呼，若不互知丁业，其顽民无藉者多游食。
者广，良善何当，朕将焉治？
所以知丁之条，吾良民必助吾以行，即日升平矣。

二十四 韩铎等造罪

工部侍郎韩铎，洪武十五年，以儒士起发赴京，任吏科给事中。
至洪武十七年，与同科给事中彭允达、吏部尚书陈敬等，将取到十二布政司儒士与谏院等各官私下定拟职名，作见行事例，朦胧奏启。
事觉，法司以交结近侍律处斩，妻子流二千里。
朕闵初任，释放宁家，因眷恋干才，复取赴京，顿挫奸顽，发往云南烟瘴盘江安置，使攺非心。
抵所在，不数月取回，命为工部司务。
到任之祭，察知堂上并四子部人各赃贪。
其铎得此缘由，职虽在微，一时作威作福，阖部群官因铎知巳之非，被铎抚楚辱詈，虽堂上之官亦俯首以受，莫敢谁何。
不两月余，诸人奸贪尽在铎之腹中矣。
其铎后升本部侍郎，敛威结党，遂同诸官赃贪乱政一次。
洪武十八年月日不等，卖放木瓦匠顾受四等一千五百名，土工孙贵等三百名，木匠狄阿演等五百名，木艌匠王富二等一百五十名。
又与工科给事中杨霖卖放人匠一百名，得钞一万三千三百五十贯。
给事中哈安七百□□郎李祯二千一百五十贯，员外郎陈□、主事郭升各分一千八百贯，郎中陈恭分一千三百，王十□，员外郎郝彬、主事邵炳、鲁赡各分三百贯，郎中俟恒礼分二百贯，杨霖又分一百五十贯。
铎本名分四千三百贯，入已一次。
十八年八月九月，关支人匠金斗等食钱，同侍郎李祯克落钞三千贯，郎中侯恒礼、主事郭升各分五百贯，员外郎郝彬、主事邵炳各分一百贯。
铎与侍郎李祯、员外郎陈侃各分六百贯，入已一次。
十八年九月二十日，同侍郎李祯、员外郎王大用盗卖芦紫二万八千来，得钞一万四千贯。
侍郎李祯、员外郎王大用各分三千贯，主事张凤、司务宋原各分二千贯，铎分四千贯，入已一次。
洪武十八年七月二十七曰，与本部尚书徐本、侍郎李祯于奉天门奏：大胜关抽分塲见在抽分木炭九十万斤，奏旨撇运，为无人夫，未准撇运。
后两月余，发放搬运原奏炭数，不期铎窥俟万机之冗，以为朕必失记，故将前项炭数止存九万余者，尽皆分卖，著令搬运原数。
其铎面欺应对。
原奏炭止九万斤，知铎大肆奸顽，送法司穷问。
铎以前情供招在官，已将前项炭数盗卖不存。
呜呼！铎之在任，节次赏钞七百余贯，先犯死罪释免，安置烟瘴，使攺非心，想必从化。
及其取至，都无半年，诸奸并作，遂致杀身。
总计韩铎荨节次取受赃一，除隐匿入已外，实供招到官，共该三万三百五十贯，术炭八十一万斤，侍郎韩铎八千九百贯，侍郎李祯五千七百五十贯，郎中 恒礼七百贯，郎中陈恭一千三百五十贯，员外郎陈 二千四百贯，员外郎郝彬四百贯，员外郎王大用三千贯，主事郭升，二千三百贯，主事张凤二千贯，主事鲁瞻三百贯，主事邵炳四百贯，司务宋原二千贯，给事中哈安七百贯，给事中杨霖一百五十贯。

二十五 礼部盗出财物

礼部试侍郎章祥等六员，出自民家，祥任礼部试侍郎，始初精神才干，可以作为，然虽礼乐巳定，临期亦要支分。
本官到任半年余，持节行册妃礼，巳娶三府王妃。
朕生日之期，冬至之节，贺正之礼，皆大会朝班，凡经三次，参差并无。
及其命部赏赐婚礼，银钞出库，通同近侍盗出银锭，虚出钞贯，同谋事觉，虽未供指，本官巳行，神思荒促，凡所作为，不数日间，颠荒恍惚，于事莫知所知。
拿至法司，未及治罪，因病身故。余者员外郎辛钦等五名受刑。

二十六 教人受贿

徐州丰县丞姜礼，在任之时，家至户到，敛民宝钞，替犯人纳赃，指此为名，尽行已用。
为此作积年民害，拿至法司，𭛁付修城，未久，释免，降等叙用。
未行，恐本县部民中在京职序班身役朱士廉泄，在任害民尢甚，亲诣本官下处，送钞一沓，请勿泄弊。
□官畏罪，不敢领受。
县丞姜礼曰：你不接，久后无钱工役，撇甚□清。
呜呼！已罪方免，又教人受赋，陷人于□地，愚莫□于此，奸顽更何以加？遂致巳身不免。

二十七 重支赏赐

十二布政司起到能吏，𭛁付在京掌 亲军文册，其事至易，各吏众口一辞，来诉甚多，皆言不解 军吏事。
朕谕曰：尔虐吾良民多矣，今见管军无取，故不欲是役，岂是无知 军吏事？
且军律法巳定，队伍分明，开国至今巳有年矣。
且如百户□□所□□军旗军人等一百一十二名，虽不下文墨，屈指□□，□无尔言。
不能者为何？
尔役有司，钱粮，臣者数□万，细微冗旷者升合勺撮，刑名则有户婚、田地、水火盗贼问刑。
则人情难辨，拟罪则法律幽微，教化则贤人善为，小人不能。
今尔自府州县以能吏起，至能前项如许，今不能 百人之数，是其诳也。
呜呼！其奸贪小人，置之于仁寿之乡，不能顺受，径欲且趋凶折之地，愚由是而不迁，陷身而后巳。
鸣呼愚哉！及其著役也，通同上下，结交近侍，关支月粮，报名赏赐，重支一次者有之，冒支两三次者亦有之。
事觉穷之，皆无文案可考，所以观隙重支，其罪显然，皆杀身而后巳。
所以杀身者，镇南卫吏范□彰、王复、李坚、孙子才、于孜、费敏、张谷玉、王时彦、刘汝昌、土显、李秉、府军卫吏李中、王显、王俊荣、李守德、张彬、吴玄保、王麒、陈关生府军左卫吏张整、宗文富、田彦实、鿄弘道、王宗道、□文、贺仁、罗以文、过权、柏居敬、王希顺、万本成、王留住广洋卫吏刘顺、崔居从、张士延、陈子山、邵茂、陈德名江阴卫吏柳公逸、金吾后卫吏陈惟善、府军后卫吏杨刚、神策卫吏刘彬、天策卫吏艾仁美江浦卫吏李茂德虎贲右卫吏，金润龙骧卫吏张文恕、骁骑右卫吏陈应𭛁鹰扬卫吏。
刘骥羽林左卫吏，李升水军左卫吏。
张曙留守左卫吏，姜敏留守右卫吏，王用留守中卫吏李春、燕企源武德卫吏王希文、程安、龙江卫吏纪彦良。
呜呼！若此犯非一番，杀非数人，吏笔易为迷惑，其心，终化不醒，身亡家破者多矣。

二十八 用囚书办文案

五军都督府首领官掾吏陈仔等，自到任以来，并不亲笔起稿，凡有书写，多令典吏、囚人起稿立意，然后押字施行。
及至事理参差，朕乃驳问。
其各守领官，惟皇皇瞠目四视，凡奏目内事，惟知大意，本末幽微，莫能解分。
结交近侍兵科给事中孙勖等，支出征官军盘缠赏赐工役军人，优给幼官儿男，恤赐军属，动経数十万锭，其数甚大。
経历都事陈仔等，却乃盘桓曲折，用尽机谋，幽微其情，妄出钞锭，亦不下数十万。
于此等却乃善能。平昔不务公而务私计，至杀身而后己。

二十九 科取巡拦

应天府宣课司官点与巡栏，其大使张从义等定计害民，自将以为良计，岂知由此计而杀身。
且如巡拦时子清一户，家有三丁，一丁充军，常川在役；一丁身役巡拦，本官计役一丁，□做饭名色，常欲差占，每朝要肉三斤，副使于进二斤，司吏攒典陈礼等人各一斤。
皆系巡拦出办，故难本户待买之后方巳，事觉身亡。

三十 故脱贼党

山西都司断事陈允中，为管州山贼不时劫民，被承差采取木植，旗军张士能等于无人烟可疑去处，拿获男子二名，问系送粮供给贼人人数， 下断事厅会石州同知俞桓问备细情由，本民从实供招。
其断事、石州同知等官吏陈允中等通同受财，将供送贼粮民人脱放，反将捕获军人张士能等各杖一百充军。
为此各人处斩。
呜呼！军士在野，获得可疑之人，军之役分当然，或者错拿，别无骗诈情由，亦无纵放奸顽，安有治其罪耶？

三十一 枉禁凌汉

十二道按察司为朕耳目所在，激浊扬清，进贤退不肖，岂期任非其人，所在事枉人冤。
且如淅江按察使陶晟，赃贪不巳，治下皆轻薄小吏。
洪武十八年，将会稽县知县𭰗汉，吹毛求疵，入狱收监五月有余，有罪无罪，并不与决，故意枉禁𭰗汉。
及朕觉，陶晟巳待罪在京，朕思伊父相从之旧，巳行释免，在闲为枉禁𭰗汉复枷项前去，浙江按察司，取𭰗汉至京。
其陶晟至按察司，公然项带沉枷，径趋公座，将𭰗汉出狱，至其前，其晟大肆无礼，身巳受刑，犹憾𭰗汉，谓曰：尔汉何由使上知尔在禁？
汉对曰：外无代诉者。
晟曰：家有甚人？
汉曰：二子皆稚，长，不出十一，次方八岁，一女七岁，远在河南。
自到任以来，并入禁月日，妻子未知存与亡。
汉语既，晟又令狱卒复收，入禁，半月方起。
晟如此奸顽。
初，朕命晟带刑往取，星驰前来。
所以星驰者，为汉年高，恐疾于狱中，所以救之速者，为此也。
晟故不畏法，乃敢复淹禁半月而后行。
及其抵京也，就舡又监四日，方交法司。
呜呼！晟有罪，朕宥之，复有罪，磨难令省之。
终不自省，愈肆奸顽，杀身后已。

三十二 钞库作弊

宝钞提举司官吏冯良、孙安等二十名，通同户部官栗恕、郭桓、户科给事中屈伸等，并钞匠五百八十名，在局抄钞，其钞匠日工可办十分，诸匠等止认办七分。
朕明知力尚有余，从其认办，所以得存三分，不欲竭尽心力。
后三处结党，诸匠尽力为之。
洪武十八年二月二十五日造钞起，至十二月天寒止，尽力所造钞六百九十四万六千五百九十九锭。
临奏钞数，已匿一百四十三万七千五百四十锭，于广源库杂诸处所进商税钞堆积，所奏进者五百五十万九千五十九锭，将混同商税钞堆积，以代外来啇税课程。
且如太平府进纳折收秋粮钞，并江西承差李民宪等解课程钞一十万至，其进钞人先谋通户部及钞库官内，将十万就库检沓，如数贴作折收秋粮钞并课程钞名色，虚出实收来人执凭。
外，十万钞与解来人四处共分，事甚昭然。
呜呼！当计此之谋，为利所迷，自将以为终身不犯，岂知不终年而遭刑。
古先哲王谕之曰：毋作聪明。观今此之徒，先王之谕，良哉！今不循者堕命矣。

三十三 鱼课扰民

所在湖池河泊地理所在，从古至今办集课程，一定不易之所。
迩年以来，奸邪小人受任，将从古以来不系办课所在小沟、小港山涧去处，下流虽通办课去处，其小□小港山涧及灌溉塘池、民间自养鱼鲜池泽，皆已照地起科，并不系办课去处。
小人生事，贪心无厌，搜求扰民，将农民小沟、小港、山涧、灌溉池塘、养鱼池泽，取鱼 网罩笼之类，一槩搜拿，声言要奏，如此虐民。
今后敢有仍前夺民取采𫚥鱼器具者，许民人拿赴有司，有司不理，拿赴京来，议罪枭令，以快吾良民之心。

三十四 东流鱼课害民

东流江口河泊所官陈克素，通同业户人等，侵欺本所鱼课一万贯入已，复通同东流、建德两县官吏王文质等，诡言两县不行阑栈江口，致使鱼随水去，有亏国课。
因搆成谋，将两县山村人民验丁敛钞。
二县之民所敛之钞不下数万，及其敛就官数，犹不纳足，其余尽皆分受入已。
及其进纳鱼课，其河泊所官陈克素起程之曰，假有亲丧，遽然丁忧，呜呼愚哉！
其罪何逃！
捕至，不能隐其情，从实供招在官。
呜呼！先次尽一所鱼湖课入已，犹心不足，通同有司，尽敛两县民财均分，犹且未厌，尚将官课有亏，致身死而后已。
智人戒之。

三十五 湖池水面钱

所在湖池，民舟经涉，其河泊之官，敢有妄取水面钱者，罪不赦。

三十六 追赃科敛

洪武十八年，为郭桓不法，通同诸司，将天下钱粮尽行废坏，事觉诸司官赃有所在，于是遣人诣所在追取。
所在见任有司，皆系不才之徒，通同原寄借之人，借此追赃名色，一槩遍邑科敛，扰吾良民。
巳敛百分到官，所进惟原赃耳。
以数论之，所进者百分之一。
其原寄借之人，亦有良心发见者，从实送还。
有等无藉，与官吏同谋，一文不出，所科良民钞内，犹且有分送至京也。
朕恐民顽，后复如此，交结官吏，仍欲寄借诱引为非，所以纳钞毕，修街盖房，以磨顽愚。
以朕观之，盖房、砌街之役，险哉，几死而免，今尽行脱去，未审此际曾无省者乎？
设若不省，终不循朕化，命将弃焉。
何以见？
初寄借之时事觉，临追之际，有司不才，令民代陪，众皆入已。
今诰遍天下，再有如此者，有司悔过者不敢，民知诰不与，所寄借者必欲赴官纳后，工役不免。
呜呼，险哉！可不戒乎！

三十七 妄奏官属

艾祖丁系回回人氏，任大理寺左少卿，凡详审刑名，其心务在出入。
其同任在寺进士杨吉执政明刑，其艾祖丁等官，数皆不律。
内大理乡边泰，被进士唐盛等具奏情状，已行治罪。
其艾祖丁心生妒忌，生事罗织，杨吉为无短可讦，止将出人缘由罗织，朦胧具奏。
其辞日，杨吉不遵礼法，于公堂上大辱臣等。
朕𠡠都御史按问。
及其复命也，乃艾祖丁诬奏杨吉，祖丁抵其罪而无憾，诛之。

三十八 匿奸卖引

兵马指挥赵兴胜，系是国初旧根，刻期人数年深，命为瓜州巡检，制胡惟庸心腹人。
同僚两员，皆被胡惟庸朦胧收下一名月鲁帖木儿巳死，独兴胜狱存。
垂亡之际，妻击登闻鼓取至京师，后升为南城兵马指挥，警巡坊厢，一切非为之人。
洪武十八年夏，民人陈来安首平凉侯男造反，兴胜匿而不奏，被同僚指挥法则刺不从，才，方朦胧奏闻，又不详细。
及至鞫问平凉侯男，其弊多端，因而将兴胜平昔职掌稽求，所以又路引之弊赃多。
凡出军民引一张，重者一锭，中者四贯，下者三贯，并无一贯两贯引一张者。
其引纸皆系给引之人自备，兴胜却乃具文关支官纸，三年间一十五万有奇，巳往之年不追，止追十八年半年纸札，其钞巳盈万计。
呜呼！中奸臣之计，垂亡活而复官，家给人足，柰不知感恩之报，乃又匿告反之情，所以不赦而诛之为此也。

三十九 董演虚诳

军吏董演，初以小吏起到，发充兴武卫六合屯军吏。因公道经山下，遇虎搏人，人皆惊走，独演夺军手枪，挺身捕虎，其虎舍已搏之人，径来趋演，演乃格杀之。
本卫官以演格虎之状来闻，朕嘉雄猛，即受承𠡠郎养威于近侍。
其演不数月，侮于寡妇，法司具奏如律。
朕释之方免，未久，逢人狂妄，假势 人数入京师上元县分付公事，沮坏县治不巳，忽陷仓脚夫王三等于死地，捏词具状来闻，朕将以为是，准其所奏，得旨后私下没杨三玄保家产，伪造非言，上罔朝廷，下虐黎民。
其应天府京尹孙凤等，明知虚谁，辄便党比阿从，都不期年，乱政坏法，岂止一端。
由是囚而皆杀之。

四十 刑狱

所在官于司狱，役于狱典狱卒者，曩古役是者，机秘而理焉，所以机之幽微。
其在禁者，皆自招其祸而至刑，非善之善者也。
虽罪有轻重，其狱情外不得而知之者，以其轻重同牢，若一囚事泄，阖狱之情露矣。
先王之治狱也，使幽其情，令囚内外忧之。
呜呼！
囚体深远，外而父母妻子，不得而易见者也。内而囚心悬望，欲眷属之语，何由而至耶？虽隔壁不闻其音，对门无复可语，间出狱外，遥见眷属，岂若路人。
呜呼，圣人之治良哉！
云何为先王之制此刑此法，顿民之顽心。
罪轻者，异日与决之后，囚获生归，眷属以谓死者复生，妻子又谏，父母兄长，诫昔友者，劝皆诉狱之幽情机秘之状，由是而良心𭛁见。
囚亦为是而云系狱之不易也。
所以先王举此制，而司狱、狱典狱卒奉行毋怠，所以囹圄长空。

今之主典者不然，内外情通，教囚番异，刑具颠倒临人，所以颠倒临人者，应柙而枷，应枷而锁，应杻而脱者，应锁而不锁，非柙而柙，非枷而枷，非锁而锁，非杻而杻，为何？为欲财也。呜呼！”“是致囚买生而离死，其主典者见利忘害，经受财而趋死焉。所以趋死者，教囚番异，接受赃私，纵囚自在，走泄狱情，纵囚在逃，令服毒药，狱杀囚徒。所以今之狱囚，轻重颠倒，犯者相继，囹圄不得而虚也！呜呼！囚畏死而贪生，罄家资以贿赂，主典贪财，致身亡而覆姓。吁！是诰一出，不奉朕命，仍复为之，世将焉治。

四十一 再诰刑狱

再诰刑禁司狱狱典狱卒，人人必要深知禁囚之机。凡在禁之囚，司狱狱典狱卒，但系畏惧刑法，保身惜命之人，一切囚词，不教他人走泄狱情自已。
虽然，主典亦不肯将囚词轻与闲人知会，何况纵人走泄事情？
其囚罪轻重，虽然如律巳定，主典亦不与囚易知，此所以机之幽者为此也。
夫贤人君子之典狱也，保囚即保身也。
囚无横死，身无祸殃。
设使囚亡非法，重则累及其身，非重泛滥，而苦囚愆，延于后嗣。

所以贤人君子之典狱也，不分囚之轻重，常以善言妥之，苦寒则置温之，炎暑则置凉之，饮食则节之，病则医之。
所以主囚之道，古人必此而为之理焉，所以前诰机秘而理幽为若是。
呜呼！凡职于典狱者，役于监狱者，知此机秘理幽，行朕所申先王之道，未尝不家妥而身子昌焉。
朕所以重诰者，自乱世方定以来，知理者亡，无籍者进，所在刑狱，非罪而死者多矣，有罪而非法死者亦多矣。
所以无罪而死者多，由苦寒而逼，炎暑而蒸，饮食不节，病无医药，盖谓主典欲财而无与。或受他人之财，代其报仇，无罪而死者由是。有罪而非法死者，亦因寒暑饮食医药并欲财而无与，不待律法定而人已亡矣。所以非法死者为此也。
呜呼！朕出是诰，凡主典刑禁之人，父母妻子、亲戚朋友，当以朕言劝诫之。
行朕之道，其阴骘之理，恻隐之心，以为常道，行之于岁月曰时，将后阴骘博被于狱囚，虽释道处身于物外，俦灯侣影，苦行于终身，何若此修之速疾也。
呜呼！凡人父母妻子、亲戚朋友，必以朕言诫勉之。

四十二 相验囚尸不实

呜呼，人心危险，果若是欤？朕自驭宇以来，务必人人同仁，使身不遭凶祸，所以切切图治，必欲人安为何。
朕尝以已之父母推之，以已之妻子推之，代他奸顽不才之忧，皇皇无巳，所以皇皇无巳为年壮者，非为父母在堂，妻娇子幼，一旦杀身致老。
父母思昔襁哺，朝夕玩爱，提携抚育，至于身壮。
子虽不才而至刑。
其父母慈子之情，未尝以子不才而有间，所以朝夕瞠目四视，子在而游方，终不获生归矣。
夫妇年迈，新妇娇弱，有孙孩童，艰理家事，切思若是，将必窘于衣食。
情怀至此，哀伤感忆，昼夜□歔而不巳。
神人闻之，亦也感伤为此。
朕恶人不思父母妻子，妄为百端，所以刑奸顽不孝之徒。
意在所刑者少，归善者多。
人人必思父母之劬劳，为夫纲子纲必能，岂期刑愈重而犯愈多。

洪武十八年、十九年，一样奸谋朝弃市数人，当日同谋死罪者又数人。此数人不鉴朝杀者，奸与己奸同。呜呼！前诛血未干，尸未移，本人已造杀身之计在身矣。
且如洪武十九年春三月十四日，刑部子部总部、司门二部郎中、员外郎、主事、都吏等官吏胡宁、童伯俊等，恣肆受财，纵囚代办公务，书写文案，被司狱王中以状来闻，觉奸顽之情态。于是朕亲诣太平门，将各官吏棰楚无数，刖其足发于本部，昭示无罪者。呜呼！以此法此刑，朕自观之，毫发为之悚然，想必无再犯者。岂期未终半月，其都官员外郎李燧、司务杨敬将在禁死囚邵吉一尸，停于狱内，通同医人、狱典、狱卒等作三尸相验，以出有罪者张受甫二人，受财四百八十贯。人心之危，有若是耶！吁！以此观之，世将安治，智人观之。

四十三 故更囚名

刑部、比部主事、吏员王进、阮贞等，不鉴总部、司门部官吏胡宁、童伯俊等来手，一切书写文案，尽皆囚成。
各官心在出入人罪，贪婪无厌，致囚钟渊无钱使用。
虽然召保在外，终羁不得而归，致令阖家死者二十口，皆非有罪，一旦绝灭，并无噍类。
事觉，断足于部，生者苦楚不禁，血尚不止，死者尸未远移。
其比部主事王进、吏阮贞等，将工役囚徒纳册于役所。
一名丁洪僧临剌也却作工洪生；一名马伴舅却作马道四。
一名朱宅保却作朱哲保；一名余关住，却作于关住；一名王阿转，却作王阿专；一名杨添孙，却作王太僧；一名祖复奴，却作祖佛奴。
一名黄甫名却作黄福名；一名蒋均路，却作蒋均禄。
一名郑守真，却作郑寿真；一名朱友常，却作朱友恒。
呜呼！朕驭宇内，□□一二年。间民乐雍熙之治，其刃顽之徒，得居官位吏役者，务以善为恶，以恶为善，凡百务要颠倒其事，取利肥已，此等终不能免其凶罪。
虽然刑死者多，生者未尝肯戒以此官此吏，顺音更人姓名，以有赃私，觉而伏罪，岂不愚哉！

四十四 追问下蕃

前军断事官、提控案牍司吏施德庄等，于洪武十九年三月十四曰，刑部、总部司门部官吏胡宁、童伯俊等，纵囚书写文案，各官吏来手，在闲就令囚人杨遇春说事过钱，各受赃私。
被司狱王中觉其事，人各刖足鞭背，不知数目，不过半昼，巳死数人，活者半存。
当刖足鞭背之时，特令五军断事官、大理、刑部、都察院十二道，会视刑之。
岂期前军断事等官吏施德庄、杨耀、乔方，于四月初四曰，问泉州卫指挥张杰等私下蕃事，接受指挥张杰等银四百七十两，钞五百三十贯，施德庄、杨耀各分钞一百七十贯，乔方一百六十贯，施德庄分银一百七十两，杨耀、乔方各分银一百五十两，将原告百户范源拟作虚告，朦胧奏闻，意在杀无罪而脱有罪，身受赃私。
朕命诸司会审，露出奸情。
呜呼！前番赋私未终二十日，人巳死讫一半，此等官吏不将非者为戒，杀身为寒心，公然冤枉无罪者。
今各官人各死于有罪，是其宜也。

四十五 洒派包荒

民间洒派包荒诡寄，移坵换叚，这等俱是奸顽豪富之家，将次没福，受用财赋田产，以自已科差，洒派细民，境内本无积年荒田，此等豪猾买嘱贪官污吏及造册书筭人等，其贪官污吏受豪猾之财，当科粮之。
际作包荒名色征纳。
小户书筭手受财，将田洒派，移坵换叚，作诡寄名色，以此靠损小民。
此诰续出，所在富家，当体朕意，将田归于已名，照例当差。
倘不体朕意，所在被害人户及乡间鲠直豪杰会议，将倚恃豪杰之家捉拿赴京，连家迁𭛁化外，将前项田土给赏被扰群民的不虚示。

四十六 粮长妄奏水灾

粮长之设，初关勘合，朕谕粮长曰：今勘合上不许将地方犬牙相制，易为催办。
其中户多有买田不过割的，教过割了；田多洒派了的，教收在本户自身里。
移蚯换叚的，各归本主；诡寄的如之，不从的来奏。
若区内果有积年荒田，有司不行除豁，其刁顽之徒，借此名色包荒虐吾民者，尔粮长从实具奏，以凭除豁。
积荒吕民佃种，凡有水旱灾伤，将所灾顷亩人户姓名，从实报官，凭此赈济。
其粮长唐谦等目击耳闻前去，心生谲诈，将前所谕数等民艰，尽行隐匿。
洪武十八年水灾，粮长唐谦等&置不良之户，以灾一分，具告十分，中间以荒作熟，以熟作荒，以灾作熟，以熟作灾。
其状首巳被拘拿，本人暗中使钞，买嘱官吏，亦用钱物买嘱该收粮卫分，不行具奏。
本人粮未至朦胧，直待农忙，见将吴江县粮长葛德润准灾，又顾常、陆仲和准灾。
唐谦等才方出奏，万石之粮，止纳一千者有之，二千者有之，余有八千、九千不纳者。
为此刁顽，拿下鞫问情由，却乃从实供招在官，以致罪发云南。
呜呼！朕，君也，与民约，民失信，不从教而置身于祸，愚哉！
设使良有司对彼宣布条章，阐敷五教，此等顽民，岂不侮之甚也欤！

四十七 粮长邾阿仍害民

粮长邾阿仍自朕命有司召粮长面听宣谕，其邾阿仍坐视不出，令徐添长代替赴京。
本人在家朋党谭理、徐付六、周伯贤、谭真五、张二、徐付三、在寿二、胡付四，起立名色，科扰粮户。
其扰民之计，立名曰舡水脚米、斛面米、装粮饭米、车脚钱、脱夫米、造册钱粮局知房钱、看米样中米、灯油钱、运黄粮、脱夫米均需钱、棕软篾钱一十二色，通计敛米三万七千石，钞一万一千一百贯。
正米止该一万，便做加五收受，尚余二万二千石，钞一万一千一百贯。
民无可纳者，以房屋准之者有之，揭屋宅准者有之，变卖牲口，准者有之，衣服 疋布帛之类，准者亦有之，其锅灶、水车、农具，尽皆准折。
呜呼！似此奸顽，贪婪无厌，虐民之心，甚如蝮蛇，其仁心莫知所在，直至身亡家破而后巳。
呜呼，愚哉！临期悔者晚矣。何不早推巳以及人，朕终化不醒，直至临刑不免，顽矣哉！

四十八 逃吏更名

呜呼！人不能自生，终于取死者，无如苏、松、嘉、湖四府之吏，终于取死，不得自生者。
顾显等，罪之魁者，无出于显。
且显初本原显，因犯工役，在逃还家，攺名顾源，仍复为吏，拘拿赴京，着令工役，亦复在逃，改名顾显，依然县吏，至杀身而后巳。
其次更名，一次者有之，二次者有之，更其字而捏怪多端者甚广。
其次是更改名字，有更改一次的，有更改两次的，更改名字并捏造怪名的就更多了。
朕今将各人名题于首，犯注于足，所在臣民观之，戒哉！
一名陈玄，一名顾源𬤊，一名郑恒，一名王允，一名蒋思贤，
一名黄仲达，一名王文，一名高文，一名王文达。

四十九 常熟县官乱政

凡任有司职掌，务在牧民。其牧民之道，务在兴民之利，除民之害。
洪武十八年，常熟知县成 奇到任未久，从奸则听苏州府知府张亨分付，参逃囚、逃吏黄通等，各各更名为吏，自已所用，尽收市乡无藉之徒为吏，掌行文案，明知不可，略无畏惧，恣肆妄为。
未及周岁，动止满前，皆是小人。
呜呼！志人受任，清奸顽而进良善，所以民受其福，已功亦成。
今知县成曳奇，罔知君臣之道，昧于牧民之理，朋党小人，乱政坏法，自取灭亡。
呜呼！不膺福而膺祸，愚之哉！
一、沮设粮长，以致秋粮不足。
一、粮长之设，本便县司干计，民人自当。尔成 奇交结无藉粮长沈玠等，违朕旨意，将地方犬牙相制。
臣者征收，细微蒙蔽，以致本县比常设粮长之数内缺一名，以致万石不足。其间所在奇零数户，意在使朕艰知，今也难逃刑宪，又何怨哉！

五十 朝臣蹈恶

六部、六科给事中、承𠡠郎、参军、仓塲卫分，日逐随朝，朕之所言，目击耳闻。
弃人于市，有同僚，有异司异府，异塲异科，各各不等衙门，此非一二人耳。
各人身亲见之，其尸未移，各人继踵而为非。
今将各人名题于首，犯注于足，智人观之。
一、吏部主事萧惟一，
一、鹰扬卫知事王贞，
一、六科给事中并承𠡠郎、尚宝司各卫知事，交结朋党，互相蒙蔽。
盗出银钞衣服，给事中言信，盗出入已钞六万三千五百贯、衣服二十二件。
卢敏、王庭分钞三万贯袄子二件，李悦分钞万贯袄子二件；孙询分钞二万五千贯袄子二件。
张德规分钞五千贯，袄子三件，刘士贞分钞一万一千贯，袄子一件，张悦分钞八百贯，董思敬分钞一千贯，沈炜分钞五百贯，杨菀分钞一千二百贯，俞诚分钞八百贯，张绶分钞一千三百五十贯，杨宾分钞三百五十贯，叚子一疋，倪濬分钞九百五十贯，叚子一疋，栾执中分钞一千四百五十贯，吴亨分钞七百贯，魏庭实分钞一千六百贯，田礼分钞五千二百五十贯，王列分钞七百贯，王荣祖分钞一千五百五十贯，任企宗分钞五百贯，刘存礼分钞八百一十贯，钱德仁分钞五百贯，许讷分钞一千四百贯，常铭分钞五百贯，张谊分钞一千二百一十贯，徐焕分钞四千贯，王鹤分钞六百五十贯，杜鲁分钞一千五百五十贯，贺裕分钞四百贯，杨永分钞五千二百贯，刘士原分钞四百贯，崔振分钞一千二百一十贯，张文甫分钞四百贯，陈廉分钞四百贯，羊廷显分钞一千一百五十贯，圆领一件，刘谧分钞一千二百贯，王鹏分钞七百二十贯，路𫐄分钞七百贯，马翱分钞五千贯，彭子敬分钞一千贯，陶镕分钞五百贯，李让分钞五百贯，焦愉分钞三百贯，靳俊分钞四百贯，孙敬分钞四百贯，周仲义分钞四百贯，王玘分钞四百贯，孙𪾫分钞五百五十贯，许文辉分钞一千贯，袄子二件，张文中分钞五百五贯，和雍分钞千二百七十贯，胡肃分钞九百贯，康宁分钞八百五十贯，伍子开分钞六百贯，黄顺理分钞六百贯，赵璧分钞一千一百贯，哈安、孟达善分钞一千五百一十贯，张均礼、黄普分钞九百贯，参军王斌分钞二千贯，史玄龄分百贯。
承𠡠郎殷裕分受钞一千二百十三贯，萧韶分受钞贯，黄耕分受钞六百五十贯，谢文分受钞六百五。
承𠡠庶吉士廖孟瞻分受赃。
金吾前卫知事侯时举、尚宝司少卿姜徐关分钞三百五十贯，尚宝司丞安寿分钞三百五十贯。
龙骧卫知事彭景中分钞一千八百贯，龙江卫知事汪傒任分钞一千八百贯。
锦衣卫知事陈叔铭分钞四千贯，府军右卫知事李润分钞四百贯，江阴卫知事吴中分钞七千贯。
前军都督府经历陈仔分钞四百贯，都事刘仲宁分钞四百贯；后军都督府都事杜清分钞五百贯，虎贲左卫知事赵信分钞二千贯，豹韬卫知事郭麟分钞五千五百贯，留守右卫知事辛谅分钞三千贯，广武卫知事王清分钞五千贯，兴武卫知事王规分钞五百贯，羽林左卫知事蔡均分钞四百贯。
一、龙江抽分塲副使李兴，
一、金吾前卫千百户纸德等四员，
一、监察御史武希颜，
一、监生陈孜，
一、虎贲右卫吏魏叔温，
一、留守左卫吏李仲恭
一、广洋卫百户洪福，
一、留守右卫百户吴祥、李英。
呜呼！此辈皆系洪武十八年新诛奸恶贪婪之后，人人不畏其法，仍继踵而为非。吁，可谓之难教者欤，难禁者欤！

五十一 诸司进商税

洪武十九年十二布政司率诸有司及鱼湖诸色司局等衙门官吏进呈十八年金银、钞锭、钱帛之类，总计府州县、司局等衙门二千四百二十七处。
至之日，所进之文，奏本一，启本一，诸物件文册一，量此三件。
甚不繁冗，当措办此件，巳有数月，其来，有七千里至京者，有八千里至京者。
进奏之时，令人细阅奏目启札，有倒使印信者，有漏使印信者，有全不用印信者，有不书名姓者，并身不称臣者；文书有有总无撒色者，有有撒无总者，有县局不分课程混淆者。
如此者，布政司、府州县皆如之。
朕谕群职曰：尔等数千里、数百里，为此办集，凡经半年，今至也，皆无人臣之礼。
当未起之时，孰罪加临？
尔等皇皇其心，诸事颠倒，尔必欲奸贪，故作此态乎？
今执尔来文，不消加刑问罪，即此真犯，别何辞焉？
群职默然。
呜呼！
前尸未移，后尸继至。
此番群职若论如律，数千中得生者轻，罪者浑无。
为其初任，故且释之，令戴罪往悛。
其得罪布政司一十二处，盐运司一处，府一百六处，州一百二十九处，县九百八十一处，税课司、局八百二十八处，河泊所三百七十九处，库二处。

五十二 解物封记

呜呼艰哉！朕竭心力，不能化聪愚之不善，柰何？且如立一法，去奸去弊，必欲保全臣民。
其所立也，多因事而制，虽因事而制，未尝轻发，必虑之万全，然后敷于臣民，久之终未见成效。

呜呼！艰矣哉！且如洪武初，天下诸司差人解物赴京，照该仓库送纳一至中书下部，照数收受。一起解捐者，数具千匹，该部点掣二百，以为不堪，着令解物人再进，堪中换去，其解物者收买依数兑换，备数送库，交纳了当。赴部欲取原捐，部官吏已入矣，并无有还者。
著解者以状来闻。朕知此弊非起于洪武之初，其来久矣。所以知者为何？为拿住贪官污吏，问出前情，已将各官吏弃市矣。

朕筹虑数月，立法布于诸司。
今后诸司，凡有解进之物，于本衙门公同印押，封记牢固，省令解物人休开。
物至，朕号令该部，毋得擅开封缄，直抵当该库，分库官辨验开封，堪中则如法收受，不堪则如数奏闻。
此便于臣民者也。
此出未久，其所在诸司通同起解者，并不公同缄封，惟是散盛解行，却乃广用印信封皮，令解物人于身藏带，于所解之物无所关防。
沿途或以微抵臣，或以贱易贵，或虚买实收，止纳一半，观朝廷之隙，为之全不纳者有之；有抵库而不如数者有之。
鞫问其由，其印信封皮悬带在身，至京方用，谓曰：何若是？
对曰：已与官吏交通，自起至京，便于抵换，亏折自由。
呜呼！前为中书六部库藏人员刁蹬留难解物者，朕特设此法，以便解物之人，更不陷官吏于不易。
此法之良，虽神天亦谓之便，而况人乎？
其趋死之徒，见此法此行，难以作弊，故不依允，直至杀身而后巳。

五十三 经该解物

今后各府州县解纳应合入官诸色物件，非正官、佐贰官、首领官或该吏，须得一名亲起解则可。
若或不然，仍差无职役、无藉顽民及无底业者解送，则治罪官吏，甚不轻恕。
所以禁者为何？

自开国以来，朝廷小人在位者多，动止互相朋党，所以天下有司，数差无籍之徒解纳诸色物件，及至京也，有周年不纳，虚买实收而归者有之，有使讫一半而妄言原本不足而来者有之，及其稽也，原来本足。由此杀身，岁非一二人，犹不能止其奸，岂不罪在有司。今后敢有如此者，倍追之后，官吏杀之，妄承行者亦杀之。

五十四 江西解课

江西左布政使冯𠮏等，通同广济库官攒江日新等，将在库诸色课程、赃罚等项偷盗，分受入已，临差进呈。
其布政使冯𠮏等，不将旧经首尾库官江日新差来进呈，却差新到任库官朱恕，恕不能推脱，就而承行，虑恐不便，索率库攒人等起解赴京。
其所奏状启札内，将诸色物件混淆槩闻，不分何者，税课若干，赋罚若干，如此欺侮朝廷，岂人臣之□哉！
呜呼！
因利所迷，其谋愚若是耶？
若将奏状、启札云及稚子老妻，亦难蒙蔽而上闻朝廷，可乎？
吁！尝闻世不绝圣，国不绝贤。今朕驭宇，所用之人咸若是，柰何于心岂不愁焉忧矣乎？
无巳。

五十五 民拿经该不解物

诸处有司解纳诸物，差官吏亲自解赴京纳，连年通同户部、兵部、刑部、工部、户科、兵科、刑科、工科给事中，阴谋结党，虚出实收，每常事觉，语谬者甚多。余人复任是职，不数月，仍蹈前非，如安庆府、苏州府、江西布政司等处临解物之际，多不差经该人员，每每着令富户起解，故意虐吾良民。此诰一出，凡在官之物起解之际，须差临监之守者，若是布政司、府州县不差临监之守，故差市乡良民起解诸物，因而卖富差贫。许市乡年高耆宿非耆宿老人及英壮豪杰之士，将首领官并该吏绑缚赴京。

若或深知在闲某人，或刁狡好闲民人，教此官吏一𭛁帮赴京来。
有司官吏精目是诰，勿堕此宪。
敢有故违，族诛之，何故极刑如是。
盖谓此差一行，及至抵京，仓库等处，朕一时不知，其不畏死之徒，往往刁蹬留难，动经数月，弗得归还，或半载未归者有之，必贿赂而后巳。
当起解之时，有司托此名色，使用钱已敛民矣。
及其行也，令民自备，为因重复，害吾良民。
此等官吏，一犯族诛，为其害重也。
一、湖广黄州府原感湖河泊所鱼户刘复三，
一、湖广衡州府桂阳县解物人翟用等，
一、苏州府胡达等，
一、江西九江府赤湖河泊所钱福六，
一、淅江绍兴府伧塘税课局大使莫仲和
一、安庆府𮧻南莲若湖河泊所官郑德荣
一、湖广辰州府辰溪县知县蔡德茂
一、北平府通州三河县。

五十六 科敛驴匹

蒲州知州孙景德到任未及周岁，其剥削于民，其奸有不胜之巧。
朕初命官牧民，务在先王之教敷，使民复古，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鼓腹而歌曰：无官逼之忧，无盗厄之苦，是以作息自然。
朕尝慕此。
何期此辈同人之人，心神禽兽，罔知稼穑之艰，征敛吾民，急如倒悬，其诛也宜其然乎！
犯注于尾，君子详观。
一、知州孙景德。

五十七 吉州科敛

有司之务，专在兴民之利，除民之害。民有好善者，有始无终，则有司导引以进其善。
民有不善，顽恶者，屡化不悛，则执法以刑之，论罪轻重以施行，毋使过不及。
务必三纲举，五常施。
其贤人君子之为有司也，必欲上佐朝廷，下福生民，惟学校为之急务。
洪武十九年，山西平阳府吉州乌仁关巡检吴子昱以状来闻。
吉州知州游尚志为生民之患，岂止一端，指以生员。
为由，逼令为生员者二百余户，勾至受赃放归，以中盐事，客商巳缴原买官引毕矣。
其知州游尚志复征民加倍，每一引重追引五道，无者追钞五贯。
又每户用紫_（泥）五十斤，炭一十斤，以巡阑为由，多差人户卖放，少点应当。
进纳商税课程，科民驴二百四十头，每头要钞三贯。
向后除存留外，其余尽行卖去。
呜呼！有司兴举学校，实为朝廷端本澄源之所。
其知州游尚志不能端本澄源，上沮朝廷之意，下酷害于生民，指学校为名，贪要赃私，沮坏作养之意。
观其情状，可不诛乎？

五十八 钱钞贯文

钞法之行，皆云贯锭，铜钱之行，皆云万千百文。若以钱云文数，一文至千百数万，可以言之。
以钞云文数，并无奇零十文、五十文。
今会稽等县河泊所官张让等，故生刁诈，广衍数目，意在昏乱。
掌钞者如会稽鱼课钞本该六千六十七贯二百文，所进钞本，却写作六百六万七千二百文。
及至关勘合入库交纳，其钞并非奇零文数。
巳将各官吏治以重罪，今后敢有如此者，同其罪而罪之。

五十九 民间差发

官府一应差发，皆是细民应当，正是富家，却好不曾正当官差，算起，买嘱官吏，不当正差，私下使用钱物，计算起来，与当差不争来去，不知如何愚到至极之处，你这等豪民，却买免不当。
贪官污吏，故差豪民，使你等买免，卖尽豪户，然后定差贫民。
贫民无物可买，著实应当。
呜呼！似此小民尚且应当，此害此苦，年年有之。
不曾见细民家破人亡，大户刁顽，直至家破人。
亡后巳，此诰一出，豪富之家，闻有差发，随即应当，不许出钱买免。
尔若出钱买免，官吏贪污，心无厌足，其差故叠叠至门，不买官吏，著实应当。
其官吏无可奈何。
今后一体朕意，倘有官吏刁蹬百端，尔勿贿赂，少加窘逼，缚吏赴京来奏。
所在良民，必依朕言，官吏自清，民无横害。
不依朕言，诱引官吏贪污，事发，全家迁于化外，不许与艮民同于中国，的不虚示。

六十 克减赈济

河南水灾，连并三年，民患水甚二次。𠡠驸马都尉李祺、梅殷赈民于灾处，赈后终岁不闻责弃儿女.
洪武十八年灾，𠡠户部差行人斋钗诣河南，会布政司、按察司，当该府州县赈如前例。
赈后未及终岁。朕闻之，民有卖儿女者，陈州民亦有易其妻者。呜呼哀武！
海内之乱，朕凭诸英俊，委命大将军中山武寅王、开平忠武王等，躬擐甲胄，不五年而偃兵，纪年洪武，今十有九年矣。
岁不能任贤，以致水灾之济不周，致陈民卖妻，郑民卖子，原武之民艰甚。
呜呼！兵，凶事也，尚可平之。
奸贪小人，甚若凶器。五教不循，五刑弗惧。无如郑州知州康伯泰、原武县丞紫琳，各将赈民钱入已。
康伯泰一千一百贯，紫琳二百贯，布政使杨贵七百贯，参政张宣四千贯，王达八百贯，按察司矢事谢毅五百贯，开封府同知耿士能五百贯，典吏王敏一千五百贯。钧州判官弘彬一千五百贯，襄城县主簿杜云升一千五百贯，布政司令史张英一千五百贯，张岩五百贯。
贪匿之后，天寒地冻，其严凝之气，御非其宜，则有堕指裂肤。
其灾民腹饥，被体之衣且薄，更兼曰无可炊之粮，老幼艰辛，未免号呼于天。
其贪婪之徒，岂不天讨有罪乎？
其郑州知州康伯泰、原武县丞紫琳，布政司参政张宣、开封府同知耿士能、钧州判官弘彬、襄城县主簿杜云升等，坐视民患，略无惭色，由是捕鞫之，情理昭然。
除参政张宣等功臣之子免死充军外，其有司官吏，宜其然而死乎？

六十一 路费则例

今后每岁有司官赴京进纳诸色钱钞，并朝觐之节，朕已定下各官路费脚力矣。
若向后再指此名头，科民钞锭、脚力物件，官吏重罪。
每有司官壹员，路费脚力共钞一百贯，周岁 炭钱五十贯。
吾良民见此，若此官此吏仍前不攺非为，故行搅扰，随即赴京伸诉，以凭问罪。
一、进商税路费脚力钞一百贯；
一、朝觐路费脚力钞一百贯；
一、周岁紫炭钞五十贯。

六十二 闲民同恶

今后敢有一切闲民，信从有司，非是朝廷设立应当官役名色，而于私下擅称名色，与不才官吏同恶相济，虐害吾民者，族诛。
若被害告发，就将犯人家财给与首告人有司凌迟处死。

六十三 不对关防勘合

噫！贪官污吏，财利迷其心，不才有若是耶？苏州府知府张亨、知事姚旭，视朕命如寻常，以关防为无事。
□者无官诈称有官扰民，非官差而私造印信，诈称差使，骗诈取财，扰害吾民。
数次拿获，尽行典刑了当，想必人畏。
未久数数又犯，所杀又多，其禁不止。
于是设置勘合。
凡布政司、府州县、管军、都司等军职衙门，命各收一册，皆系半印勘合。
凡有差使，若往某衙门公干，即将应该去处填写勘合，前去干办公务。
本处衙门闻有差使人员到来，即索勘合比对。
如无帮缚赴京；纵有勘合比对不同，亦行拿赴京来。
其令所出甚是。
其苏州府知府张亨，知事姚旭，被假千户沈仪赍伪造御宝文书至府，不行比对勘合承接，即便当厅开读，行下属县，意在通同，扰民作弊，被巡按御史雷升及百户戴能盘获。
事发假千户沈仪并伴当四名人，各凌迟处死。
知府、知事枭令。
今后布政司府州县、都司、军职衙门等有勘合去处，凡遇称系差使人员，即要勘合比对。
如是仍蹈前非，不对勘合，以致奸邪扰乱。
事务虽不同，情罪同。
苏州府官，的不虚示。

六十四 奸宿军妇

给事中王默，进士易聪，序班洪文昌，斯三人两志士，一人才，正当精英少壮之时，以学问则已超群类矣。
洪文昌虽非学校之出，出自民间，巳超民矣。
所任之职，或周旋于朕前，或从游于殿庭，以贤者论之，贵矣哉。
今三人心忘立志，性务奸顽，苟合无藉之妇通奸不已，败常乱俗，法司所以论如律者，为此也。

六十五 关隘骗民

各处关隘把截去处，巡检、弓兵，将逃军逃囚一槩受财，纵令逃去。
及至拿住贼盗，不行火速解官，却乃教唆诬指平民，拿获私盐，尤其骗诈民甚。
此等不才，诰布之后，仍前为事不公，事发到官，治以重罪。

六十六 纵囚越关

巡检之设，本为察奸顽而捕私邪，使境内民安，是其责任也。
其所任巡检皆不得其人，人皆不度其所掌，是其重事也。
往往将越关逃军、逃囚，虽髡发墨面，文身受财而纵行之。
鸣呼止知目前之利，不知向后之害。
洪武十九年四月初十日，苏州府管下七县地方，捉拿黥面文身、髡发在逃囚徒一十三名，无黥刺一十九名，逃吏二十五名，逃军六名，下法司并各卫鞫问，経过隘口，受财脱放情由，一一供招在官。
因此囚徒罪及贪婪，巡检七名，弓兵一十五名，皆不免死。
此诰一出，所在把隘去处，应有囚徒，不许卖放。
如前受财纵放囚徒在逃者，自将以为不犯。
岂期大诰一出，乡里之人不容拿获到官，问出前情，罪不能免，岂不险哉！

六十七 阻挡耆民赴京

洪武十九年（公元一三八六年）三月二十九日，嘉定县民郭立二等二名，手执《大诰》赴京首告本县首领弓兵杨凤春等害民，经过淳化镇，其巡检何添观刁蹬留难，致使弓兵马德旺索要钞贯，声言差人送赴京来，如此沮坏。除将各人押赴本处，弓兵马德旺依前《大诰》刑诛，枭令示众，巡检何添观刖足枷令。今后敢有如此者罪亦如之。

六十八 岁进野味

应天府河泊所、常州府武进县，江西布政司、湖广布政司皆为岁进野味，湖广原本进鹿改写麂进，江西本进天鹅攺写天鴈。
其解物者，物有活者，则途中宰食之，存皮以进，又以死易活进，以肥易瘦，以微抵臣。
龙江河泊所进鲟鱼，于光禄司作鲊，其所进之人，将鲟鱼去首去尾，以为已用，所进者不过中身一块尔。
呜呼！因朕不才，三纲不明，五常弗度，致使言□有司官吏并解物无藉之徒，罔知君臣之义，放敢肆侮。
常州府工房吏杨仲和、猎夫孙华一等，以香貍进数本五枚，甲首先食其一，该吏又食其一，所存者三。
及其进也，死者又一，止有二焉。
呜呼！其敬之心安在？此果臣民乎？

六十九 民擅官称

民有不才，越礼犯分者，朕今谕诫之。呜呼！书不云乎：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
朕自驭宇以来，民有无官称官者，往往皆然。
一日，闻称官者谓曰：尔官称，由祖至今始尔曾职。
对曰：自祖父以来，并不曾有为官者。
曰：祖既无官，尔亦无职，人称尔为官为何？
曰：人相敬尔。
曰：尔无赧乎？
曰：久矣，市乡多如此。
噫！圣人之教远矣。
朕申明未周，至民无礼，狂民越礼犯分，岂无祸焉？
书不云乎：臣无有作威作福，作威作福，凶焉。
尔庶民擅官称，擅官称，且无赧，岂不由是而根祸？
朕谕之后，乡民有曾充粮里甲者，则以粮里甲称，非粮里甲则以字称。
若遇耆民，长其父者则称伯，下其父者则称叔，长于已者则称兄，下于巳者则称弟，岁如父者亦称伯。
本朝曾官者则以官称，兄弟皆官称。
子孙舍人称，虽一人，终考而无痹。
再无为官者，子孙同朝称舍人，兄弟称官，随朝世世称官，称舍人。为官的，子子孙孙都称为官，称为舍人。
无官者毋敢擅称，称者、受者，各以罪罪之。
果顽而违令，迁入遐荒，永为边卒，是其禁也。
听戒之。毋犯。

七十 居处僭分

民有不安分者，僭用居处器皿、服色、首饰之类，以致祸生远近，有不可逃者。
诰至，一切臣民所用居处器皿、服色、首饰之类，毋得僭分。
敢有违者，用银而用金本，用布绢而用绫锦、纻丝、纱罗。
房舍栋梁，不应彩色而彩色，不应金饰而金饰。
民之寝床舡只，不应彩色而彩色，不应金饰而金饰。
民床毋敢有暖合而雕镂者，违诰而为之。
事𭛁到官，工技之人与物主各各坐以重罪。
呜呼！天尊地卑，理势之必然，富贵贫贱，神明之鉴焉。
有德有行者至于贵，阴骘无疵者至于富，德行俱无，阴骘杳然，刁顽奸诈至于贱。
此数说也，宰在天地鬼神，驭在驭世之君，所以官有等差，民有富贫，而至贱者也，岂得易为而用之乎？

七十一 逃军

诰到之日，所在有司官吏往日曾受逃军财物买嘱，不行起发，今《大诰》遍满天下，两邻里甲，不许影射。若不早为晓谕，有司官吏必是两邻里甲，照依《大诰》事内拘送赴京，那是有司官吏其罪难道。诰到肯听朕言，将境内逃军省令里甲亲戚人等，或百或千或十，各各令里长送赴京来，一里长十名者，送十名，五名者送五名。当该有司差佐贰官该吏，用前路关文，一程程关给食米。不致逃军失所，送赴京来。若逃军改名换姓，影在境内，闻诰到日，三五人自行赴官首告，赴京着役，如在京卫，分赴京卫分。各都司卫分，赴各都司卫分。虽是在逃十年、十五年、十七八年，三五年亦行尽皆出首，与免本罪，仍前着役。如不出首，两邻里甲见了大诰毋得隐藏逃军，虽是至亲，必须首告，免致乡村良民被捉拿逃军，连累受苦。

敢有违朕之言，仍有勾逃军官吏生事，搅扰良民，其良民中豪杰之士、耆宿老人会议，捉拿赴京，见一名赏钞五锭。
如是仍前影射，被人告发，或挨勾得出，两邻并影射之家，尽行拿充军役。
众百姓，我说的言语听著。你若不听，便三家两家垛一丁为军。
比及如此，你众人只休隐逃军在乡，却不免致动了。
你每户下人丁，看了我的言语，你每众百姓将附近逃军家下影射的逃军众人好生抚绥，送出来，各卫军亦不缺役，你每众百姓安乐。
便是你百姓受了逃军财物，隐藏十年之上，如今送出来，也不问你每要罪。
呜呼！因无藉不良之家，心生奸诈，屡次故违号令，影射逃军，致令贪官污吏卖遍同名同姓异姓者，亦皆受害。
呜呼！朕居京九重，知天下拿逃军，扰害吾良民，民怨已满朕耳。
你影射逃军之家，如何不将仁心发见，改革前非，坐视群民受害。
一家父母妻子兄弟，并无一个为善者，皆是同恶相济之人。
此诰出后，仍前故违，许令邻里耆宿并豪杰之士会议，将隐藏逃军之家，全家拿赴京来，迁居化外，家私就赏捉拿之人，免致捉拿同名同姓，逼抑异姓良民。
朕言至此，耆民豪杰之士必从朕命，方乃是安。
此患不除，终无宁息。
智人见之，毋视寻常。

七十二 吏卒赃私

吏卒赃贪，岂能尽革？然曩古至于近代，吏卒人等，虽要赃私，取于末节，纪纲大法，未尝敢坏。
所以纪纲大法，罪之轻重。
招词卷宗款词不异卷宗，分明年月次序日期，题判不紊粘联，使稽无遗失之患。
刷无倒判。
之奸。
此等大纲大纪既立，赃贪于未节，虽盈满贯，岂不容诛？
是诰再三，岂止刑而说？
一切钱粮金帛，诸等事务，当体前说焉。
智人觉之。

七十三 容留滥设

容留罢闲，擅便滥设，祗禁吏员等项，律巳有条，所在诸司，往往故违律法，委身受刑，容留此辈，以致剥削吾民，每每加罪于此等官吏，人谁不知？
今洪武十九年，有司仍然故犯。
一、溧阳县知县李皋，容留闲吏在乡，结党害民，亵狎皂隶潘富等非为。
一、苏州府知府张亨等，将屡犯在逃黔刺之吏，分付常熟县参充县吏黄通等五名。
其吏在逃数次，一得承行文书，结党下乡虐民，得钱多少，拆字戏云。
其云且如得钱一万，乃呼一方；得钞一千，更称一撇。
呜呼！剥吾良民脂膏，不知足而不知惧，拆字终日以为戏尔。
是官是吏，其罪可得而免乎？
一、长洲县丞吕直等，容积年害民野牢子叶清甫等四十三名，营充弓兵，顽民周子能等一十七名，把持县事，说事过钱。
周继先等十二名，专一恃顽，替人出官。
逃囚朱𤪽等六名，纵容在县，如此长恶，罪在不赦。
一、嘉定县知县张敬礼等，纵容闲吏陆昌宗匿过，复入衙门，把持官府，以秋粮为由，买批下乡，骗诈小民。
一、浙江按察司佥事王翰等，故纵绍兴逃军杜康一等一十四名，在乡扰民，告发到官，又行迁延不问。宪司本以除恶，乃今纵恶，罪将焉逃？
一、高邮州吏顾仲可等并书手一十三名，已经造罪，黥刺回家，仍然在州教唆词讼，结揽写𭛁，扰害良民。
一、南昌府新建县丞郑宗道，容留罢闲官吏杨杰。等在县说事过钱一连江县土著猾吏郑世环等三十二名，在乡结党害民，致使本县以状来闻，各吏罪将焉逃？

七十四 罪除滥设

民有不能修福而造祸者，无如苏、松两府市井良民中，刁顽不良之徒，造祸有如是耶？
人皆市井之徒，民有四业，此等之徒，一业不务，惟务好闲，结搆官府。
此等之类，松江一府坊厢中，不务生理，交结官府者一千三百五十名，苏州坊厢一千五百二十一名。
呜呼！务业者有限，此等不务生理者如许，皆是市井之徒，不知农民艰苦，余业费心。
此等之徒，帮闲在官，自名曰小牢子、野牢子，直司主文，小官帮虎，其名凡六，不问农民急务之时，生事下乡，搅扰农业。
栽种之时，栽种在手，农务无隙。
此等赍执批文，抵农所在，或就水车上锁人下车者有之；或就手内去其秧苗，锁人出田者有之。
呜呼！公务有不急者，尚不□农时，况无事乎？
今二府不良之徒，除见拿外，若必欲搜索其尽，每府不下二千人，皆是不务四业之徒。
呜呼！此等之徒，上假官府之威，下虐吾在野之民。
野民无知，将谓朕法之苛，野民止知如此，不知此等之徒，上假朝廷，下假官府，朕朝治而暮犯，暮治而晨亦如之。
尸未移而人为继踵，治愈重而犯愈多，宵昼不遑宁处，无可柰何。
设若放宽，此等之徒，愈加昌炽，在野之民岂得而安生？
呜呼，艰哉！
刑此等之徒，人以为君暴；宽此等之徒，法坏而纲弛，人以为君昏。
具在方册掌中，可见，其为君者不亦艰哉！
朕除此无藉之徒，诸处不良之徒，见朕是诰，当戒之哉！
勿蹈前非，永保吉昌。
设否此诰，身亡家破矣。
戒之哉，戒之哉！

七十五 市民不许为吏卒

今后诸处有司衙门皂隶、吏员、狱卒，不许用市井之民。
其市井之民，多无田产，不知农业艰难。
其良善者将本求利，或开铺面于市中，或作行商出入，此市中之良者也。
有等无藉之徒，村无恒产，市无铺，无本作行商，其心不善，日生奸诈，岂止一端，惟务搆结官府，妄言民之是非。
此等之徒，设若官府差为吏卒，其害民之心，那有厌足？
所以良民受害不已者，为市井无藉之位，为簿书之吏，为祇禁狱卒等，其毒甚如蝮蛇。
诰布民间，有司仍前用此，治以死罪。
市井之徒见充此役者，见诰即早退去；若仍前擅应此役，及暗搆为是，皆死。
闾巷邻里知而不拿，长成奸恶，自取扰害，治以罪责。
知此无籍仍应此役，众耆民及少壮者，拿赴京来，以凭区处，的不虚示。

七十六 庆节和买

天下府州县，今后毋得指以庆节为由，和买民物。往往指此和买名色，不还民钱者多。
此弊虐吾民久矣。
诰出，敢有如此者，许被扰之民或千或百或十，将该吏拿赴京来斩首，以除民患。

七十七 造作买办

朝廷凡有诸色造作文书，明下有司，止许官钞买办，毋得指名要物，实不与价。
果有违吾令者，许被科之民或千或百或十，赍大诰拿该吏赴京，物照时估给钞，将该吏斩首，以快吾良民之心。

七十八 议让纳粮

催粮之时，其纳户人等，粮少者，或百户，或十户，或三五户，自备盘缠，水觅舡只，旱觅车辆，于中议让几人。
总领根随粮长赴合该仓分交纳，就乡里加三起程，其粮长并不许起立诸等名色，取要钱物。
其议让领粮交纳人，既是如三领行，毋得破调不敷。
若科粮之时，民有顽者，故不依期，刁顽不纳，粮长备书姓名，赴京面奏，拿与粮长对问，非是粮长排陷，实是顽民故违，阖家迁于化外。
粮长捏词朦胧，奏闻，罪如之。

七十九 断指诽谤

蒸民之中，有等顽民，其顽也如是，其好也如是，其愚也如是。
呜呼！非顽、非奸，非愚，盖去古既远，老壮相传，为民之道迷矣。
由相代之帝，敷教而不精，致令民颇聪明者而作聪明，所以反成至愚。
今朕不能申古先哲王之道，所以奸顽受刑者多。
洪武十九年，福建沙县民罗辅等十三名，不务生理，专一在乡搆非为恶，心，恐事觉，朋奸诽谤，却说：如今朝廷法度好生利害，我每各断了手指，便没用了。
如此设谋，扇惑良善，以致告发，拿捉到官。
朕谓曰：尔等既断了手指，诸事艰为，安坐无忧，凌暴为何？
辅等默然。
呜呼！人皆说人君养民，朕观之，人君宫室服食器用，皆民所供，人君果将何以养民哉？
所以养民者，在申古先哲王之旧章，明五刑以弼五教，使民知五常之义，强不得凌弱，众不敢暴寡，聚兵积粮，守在四夷，民能从化，天下大安，此人君养民之道也。
尔辅等不遵治化，造罪渊泉，自残父母之遗体，是谓不孝；捏词上谤于朝廷，是谓不臣。
似尔不臣不孝之徒，惑乱良民，久则为祸不浅。
所以将尔等押回原籍，枭令于市，阖家成丁者诛之。妇女迁于化外，以戒将来。
吁！朕制法以养民，民乃搆奸而自罪，全家诛之，朕岂得巳乎？
智人鉴之。

八十 交结安置人

昔先王之治人，有罪而非甚者，则屏于化外，使不得与良民同于中国。
维时民良，见有罪者则羞与之齿，心甚疾之。
所以教化流行，人民大安。
朕尝慕此法，古为治罪奸制顽，欲惩一而戒百，奈何今之人心不然，见善则远而不从，见恶则趋而党比。
如李子中等九名，先为造罪渊深，迁徙福建沙县安置，磨其奸顽之心，使得自省。
其李子中等怙恶不悛，搆非日甚，复入衙门，交结官吏顽民汪澄、林均泽等。
其澄等不以子中得罪于朝廷，辄与交友朋党搆非。
吁！使子中等之罪，纵朝廷罪之不当，澄等岂得与之来往？
况子中等罪恶贯盈，法不容宥而宥之，澄等既不能疾恶，却乃同恶相济，杀身之罪，可得而逃乎？

八十一 力士催砖

自元兵乱，豪杰最多，朕尝抚恤头目军士，并无失错，所以肯听号令的。
如今封公封侯，做指挥、千百户、卫所镇抚，这的是抚绥的成效。
近年以来，起取民间有力壮士充校尉，随驾出入。
因见好汉，著令四方打差，实是恩抚这等壮士。
为甚么这般说？
因各衙门皂隶，驾前行人，遇有差使，至其所在，虽不需索动止，便以财物相送。
再思皂隶行人，于朝无功，于民无益。
到处所受赃私，动经千百，此等赃钞，并无人讦告，禁也禁不住。
为此令力士打差。
若得此财，却不恩养壮士，随驾出入。
岂期力士周金保等八名，为催办城砖事差。
往常州等府，至彼受财无厌，又行脱放有罪囚徒，受彼赃私，经九月不至，差人诣所在捉拿。
本人巳于本处娶讫妻室，盖造院宅，置买牲口，就彼为家。
呜呼！不知恩者有如是。
若止接告状钱物，怀归，分送若干，归家养父母，留若干已用，更知朕恩，终身无患。
一旦被酒色财物，迷惑其心，恩不知害，不见，以致杀身。

八十二 牙行

天下府州县镇店去处，不许有官牙、私牙。一切客商应有货物，照例投税之后，听从𭛁卖。
敢有称系官牙、私牙，许邻里坊厢拿获赴京，以凭迁徙化外。
若系官牙，其该吏全家迁徙。
敢有为官牙、私牙，两邻不首，罪同巡阑。
敢有刁蹬多取客货者，许客商拿赴京来。
不应税而税者。
且如海南民有取新妇者，其县官将下礼牲口并新妇俱要税钱，已行拿赴京师，治以死罪。
今山东胶水县丞欧阳祥可不鉴前非，又将人家下礼牲口索要税钱，诈取财物，自取之罪，安可逃乎？
所以罪同海南县官者，为其蹈恶也。

八十三 秦升等怙终

呜呼！人有怙终不悛者，果然。曩为昆山县水灾事，朕命进士秦升、张子恭、王朴往视灾所，务必以实归告，赈济细民。
升行之曰，朕谓升曰：尔年壮方行，朕有嘱焉。
此行防民奸诈，其诱说非一端。
其诱说之道，或以女色，或以金银钱钞，或以疋帛，或以诸等玩好，觇视尔情，果何等，可以动尔之心。
设使数等不能动其心，必又以丰美肴羞，盛筵以待，尔果志坚，勿堕此计。
升既听诣所在，即违此教，首与旧识教谕漆居恭会次。
与茜泾巡检姚诚会，亦是同类生员，其漆居恭为教谕，姚诚为巡检，因与相合，浸润说诱筵宴银钞叚疋、衣服、靴布等物，尽行受纳，将民人成熟田二万二千六百亩，作灾妄奏，致令监生覆踏不同。
彼时秦升已升户部左侍郎，张子恭、王朴除工科给事中，虽是作弊，分明，不肯轻易，便问本人诣灾所，拿到原根杳踏水灾，随从人员，问出作弊真情，未及十分，十分中不过三四。
朕谓法司曰：升等年幼方仕，未可尽究其弊，略知一二，不解见任，姑待革非，止是画影图形，昭示刑状，顿剉成人。
升巳亲笔供𭠡在官，明曰见出示象形，升乃以是饰非，意在上谤朝廷，指名摭拾当道御史将亲笔所𭠡尽皆不认。
复命法司更道，复问被原根查踏水灾，皂隶、弓兵、吏员人等，将升等本末作弊缘由，罄其所以，露升非为。
及将升亲笔所𭠡置升面前，升默然无对。
初不欲究尽其弊，止知一二，既是怙终，必要务知本末，所以不能隐讳奸贪。
其所得之赃，除衣布、银两、靴物外，钞该一千一百贯，亲招在官，令法司引赴奉天门。
朕谓升曰：朕教尔多矣，今终不从，此际何如？
升对曰：初好来，知县李均与瓜一个，曾推腹痛不食。
后为教谕漆居恭、巡检姚诚、吏卒陆安等皆曰：此间知县巳去十五矣，官人逃不去，升被说不过领受赃私。
今日死得是，死得好。
朕谓升曰：未尝曾教尔死，已命法司不解见任。
待尔去非就善。
今不听朕命，吾何救尔！
令锦衣卫与尔刃器，给尔绳索，从尔自尽。
内除王朴，性不怙终，见任不解。
升荨默然而往。
诣玄津桥观刃器，视绳索，谓傍曰：临终也，上且加恩于我，就绳而缢。
呜呼！造恶渊深，不能自活者，有如是耶！

八十四 查踏水灾

进士、行人差遣查踏水灾之子，从实踏勘，以灾来闻，奸诈奏罪，民瘼备知。
有等。
父母不教之徒，所在州县民瘼，不问贪要赃私，接受马前文册，或彻票批，坐视过期，动经旬月。
及其归也，一槩诬词妄奏。
计不才者一百四十一。
名进士秦升、张子恭、王朴、李哲、陈益、海永清、卓闰、缪均、赵泰、张端、卫善初、王蒙、张莹、黄惟清、谭子英、甘友信、卫俊明、杨志明、庞清、金惟一、宋仁桂、𭰗辂、顾𬤊、刘观、陈绶、刘庸、张义、胡本、周从善、张和、李伯冲、陈洵仁、张翥、陈善生、刘 孙翥、向宝、赵刚、蔡玄、谭彦方、丁麟、辛民、熊政隆、黄健、张𫐄、韩毅、田忠、彭庆、齐肃、彭仁俊、叶耀、张山、沈志远余二十八名。
行人李良、张鲁、丛观、薛昭、饶礼、吴贯、吴武、冯吉、张仁、高仁寿、薛秉彝、邢楷、邓仲保、姚伯华、杨京、床中、唐诚、刘允、赵士弘、赵景春、熊士良、谭文渊、毕敏、何原琛、熊文渊、熊希远、李进、薛贞、郑士玄、朱名辉、朱邦宪、马奉先、李焕然、杨勉学、聂恕、孙铭、刘仲辅余二十三名。

八十五 水灾不及赈济

往为有司征收税粮不便，所以复设粮长，教田多的大户管著粮少的小户。
想这等大户肯顾自家，田产必推仁心，利济小民。
当复设之时，特令赴京，面听朕言，关给勘合，不许地方犬牙相制，只教管著周围附近的人户，易催易办。
若区内田有洒派的，教收在自户下，不过割的便过割了。
如果有积年荒田，明白，具本来奏，除豁了。
各各粮长目击耳闻，前去一至本乡，巧立名色，其弊多端，剥削吾良民，不可胜言。
地方依旧犬牙相制，民间洒派包荒不过割的，俱不来奏知，却通同刁猾顽民，妄告水灾，本灾一分，告灾十分。
及至差人诣所在查踏，却乃多方设计，贿赂所差进士、行人、监生，扶同准灾，捏合回奏。
其被灾人户，灾本一分，今告十分，并不敢将此等人户一槩赴京赈济，以致实灾小民混淆，难以分别，至今不得赈其贪乏，使朕宵衣，皇皇无已。
吁。朕设粮长，本欲便于细民，不期此等之徒，奸贪无厌，身家不顾，实为民患。
惟天可鉴，智人详之。

八十六 婚娶

古至如今，凡人父母，未有不慈者。其慈之道，非是强为，实是自然之道。
有等愚父母，止知宽爱为慈，岂知宽爱及害于子。
其宽爱害于子者为何？
宽则无教，爱且姑息，致子诸事不能，止靠祖业，父母方逝，身既不能，产业日消，窘于衣食，是其不慈也，是其反害也。
有等慈父母，外加严容，内怀宽爱，善教不堕刑宪。
比子长成，诸事善为，终世不乏衣食。
虽曰严容，其宽爱之道显矣。
朕自开国以来，凡官多用老成，既用之后，不期皆系老奸巨猾，造罪无厌。
及至进用后生，皆是年壮英俊。
初父母且贤，致令习学经书，通达古今，已成士矣。
其父母宽爱之道，得其宜也。
至此之际，各各父母反为愚夫愚妇。
子既年壮，公私作为，无有不可者。
朕既授以官，且有厚禄，只身在任，朝出暮归，寒暑为之自调，汤药亦为之自奉。
其父母愚而不与之娶，致令孤守厚禄，淫欲之情横作，一旦苟合于无藉之妇，暮去朝来，精神为之妄丧，财物由是而空虚，天生诚实之性因而散乱，虽古智人君子，莫复其原，岂不艰哉！
今以诰告，凡在京有官君子之父母，即早婚娶前来，以固子天生自然之性。
不然，暂染娼优，污合村妇，性一乖为，莫可得而再治。
其诸父母早为之计。

八十七 颁行续诰

朕出斯令，一曰大诰，一曰续编。斯上下之本，臣民之至宝，𭛁布天下，务必户户有之，敢有不敬而不收者，非吾治化之民，迁居化外，永不令归的不虚示。
曩为天下臣民不从教者多，朕于机务之隙，特将臣民所犯，条成二诰，颁示中外，使家传人诵，得以惩戒而遵守之。
诰行既久，近监察御史丘野奏：所在翻刻印行者，字多讹舛，文不可读，欲穷治而罪之。
朕念民愚者多，况所颁二诰，字微画细，传刻之际，是致差讹。
今特命中书大书重刻颁行，使所在有司，就将此本易于翻刻，免致传写之误。
敢有仍前故意差讹，定拿所司提调及刊写者人各治以重罪。
洪武十九年冬十有一月二十五日谕。御制大诰卷五

大诰三编

43条，1386年颁行

序

朕为臣民有不善者，往往造罪渊深。及其犯也，法司究问，情弊显然。以其弊也，弊甚多端；以其情也，情甚奸深。由是法司原情拟弊，凡律所该载者，各随所犯，备施五刑_{（墨、劓、刖、宫、大辟）}。
如此者非一年矣。其奸顽之徒，未尝肯格心向善，良民君子每被扰害，终无一岁优闲。
朕才疏德薄，控驭之道竭矣，逐于洪武十八年_（1385）冬十一月，首出大诰前编，以示臣民。其诰一出，良民君子欣然遵奉，恶人以为不然，仍蹈前非者叠叠，不旋踵而发觉。发觉速者为何？为良民君子知前诰之精微，一心钦遵，有所怙恃，乃与奸恶辨所以。强凌人者，众暴人者，以计量赚人者，设诸不正邪谋之徒，专以此为良善之害者，一施即为良善之所擒，所以发觉之疾也，所以良善之志伸矣，含冤者渐少。
然无藉奸顽，尚不知善良，秉大诰以除奸顽，设心无知，轻生易死，犯若寻常，上累朝廷用刑之惨，下灭身家，若此者又非一二人。朕虑不忍，以续编再出，警省愚顽，使毋仍蹈。诰出，良民一见，钦敬之心，如流之趋下。巨恶之徒尚以为不然，中恶之徒将欲迁善而不能。云何？以其恶巳及人，盈干胸怀，著于耳目矣，终被善良所擒。
朕观若是，斯二诰于民间，良民君子坦然无忧，伸于诸恶之上。
其奸顽之徒，屈于善良之下，虽不死者，终是囚徒。
以前二诰，良民君子钦遵有益，人各获安。弥来凶顽之人，不善之心犹未向化，朕复出诰以三示之。奸顽敢有不钦遵者，凡有所犯，比诰所禁者治之。呜呼！良民君子之心，言不在多，其心善矣。凶顽之徒，虽数千万言，终不警省，是其自取也。此诰三颁，良民君子，家传人诵，以为福寿之宝，不亦美乎？
洪武十九年冬十有二月望曰序。

一 臣民倚法为奸

于戏！世有奸顽，终化不省，有若是。且如朕臣民有等奸顽者，朕日思月虑，筹计万千，务要全其身命，使扬祖宗，显父母，荣妻子，贵本身，共安天下之民。
朕所设一应事务，未尝不稳，一一尽皆的当。
其不才臣民，百般毁坏不行，依正所行，故意乱政坏法，自取灭亡。
往往如此数百数千矣。
故入此奸顽，终了杀身者，莫知其数。
且如朕为布政司、府州县并军职衙门，恐各官吏才力不及，特设良法使行之。
其法巳定，其法巳良有等不才奸顽，故意妄生枝节扰乱，使上不能清其事，官吏人民易为作弊。
及至事发，使彼自清，簿书少减，轻其罪。
当此之时，意在求生，其心切切，及其理也，自亦莫能知，是乱之极也。
呜呼！其贪心勃然而起，迷其真性，造恶如此，虽欲自求生路，亦也不能。
况朝廷及他受害者。
如府州县官不能，朕设良法，使安其禄位。

其常熟县秋粮四十万石有零，教粮长三十余名掌之。临催粮时，省会三十余名，人粮办已。本以大户为粮长，掌管本都乡村人民秋夏税粮，其官吏见法正且清，却乃设计乱法。乱法之计，将粮长不许管领本都乡村纳粮人户，调离本处，或八九十里，一百里，指与地方，使为粮长者，人户不识，乡村不知，其本都本保及邻家钱粮，却又指他处七八十里，百十里人来管办，务要钱粮不清，田地不真，易为作弊，如此扰害细民。朕将原设三十余名粮长割去，从本县并各处有司，设法自办。其常熟官吏用之百有零里长催办，其为首者既多奸民，乘此其弊纷然。常熟县官莫能谁何，加以自取肥己，一旦发露，官吏杀身，奸民又罪若干。皆乱政坏法自取也。

二 进士监生不悛

呜呼！为人子不才，徒劳父母鞠育慈爱之心，莫甚于进士监生王本道等三百六十四名。
且如父母养儿女也，初无儿女，才觉有孕，夫妻不胜之喜。
月分既足，得生男子，以为大喜，女生亦为之喜。
既生，百日之间，酣睡中时或为之笑，父母视之，亦为之喜。
将周或肚踢或擦行，或马跁有时依物而立，父母尤甚欢。
情。
然而鞠育之劳，正在此际。
所以父母之劳，忧近水火，以其无知也。
设若水火之近，非焚则溺，冬恐寒逼，夏恐虫伤，四时增减，衣服，调理忧勤，劳于父母，岂一言而可尽。
今王本道等不能推父母之慈情，立志在于禄位，显扬祖宗，丰奉父母，而乃奸计曰生，杀身之道数履在近者每朝面谕奸迷其心顽不肯遵选行者谕之尤甚，人各面从心异。
朕言如水，人心如石，沃之既久，未见少润；加以镌凿，未见成文，不能化者，有如是耶？
王本道等将前所说父母之劳，数十年，灯窗之苦，不数月，一时尽丧。
呜呼！君子观之，岂不惜哉！志士岂不恨乎？
且诸生年幼，况初入仕，凡有所犯，必免之更免，以待成人。
独王本道等两犯不悛，至于四犯，由是虽有一犯者，不得不诰之天下。
今将各生所犯名题于首，槩注于足，所在志士、贤人君子目此以推心成人于悠久，立名于天地间，未知听乎？
四犯 死罪 进士 王本道

三 公侯佃户

公侯世禄，佃田人户，往往不肯与民一例当差，此诰二出。
今后一切杂泛差役，一体应当，敢有不当者，全家迁发化外。
管庄人阻当，管庄人处斩，有司听从嘱托分付，一体处斩。
且公侯佃田人户，秋夏二税办纳之际，比之众民，甚是易办。
凡收粮之时，各府遣人诣庄所催督众户送赴交纳，并无刁蹬留难，淋尖跌斛，及上仓芦席脚钱诸等使用，并无比之众民，减轻多矣。
若再不与众民一体当差，定迁化外。
其管庄人倚恃公侯之家，上谩朝廷，下谩本官，假以各官佃户为由，擅隐当差人民入已者，处斩，的不虚示。

四 沽名肆贪

布政司官府州县官为非者，莫甚于常州府同知王复春、青州府知府陈希文。
且如同知王复春，先任宜兴县主簿，言常州府官差人下县及乡，扰害官民，诉甚有理。
朕即命礼部差人赍朕制谕及酒醴以劳，即升常州府同知。
不半年余，本官奸宄并出，亲自下乡，临民科扰。
青州府知府陈希文，本官先任安庆府怀宁县丞，深知指挥毕寅，系是昔乱保民砦主，其寅无厌之心，广侵民地。
寅闻民巳告，赴县意在嘱托。希文欲图贿赂，执大义以斥之，想必有赂。不期赂未至，府官不才，巳受寅之嘱托。
府官代寅嘱希文，希文不满，固执大义以责之。
朕闻之，遣使以劳，𠡠谕励朝，即升青州府知府。
至任之后，不逾年差皂隶，著令临朐等三县需索糯米、蒸笼、鞍鞒、䩞辔等物，此物皆非各县官吏巳有之物，设使必欲应答，民受科矣。
若此不巳，上下交征，民无宁息。
以此观之，前者阳为君子，阴为小人，青州事觉，其罪安可逃乎？
所以枷项诸衙门封记，差人互递有司，遍历九州之邑，已而复罪。
所在官者熟读而戒慎之，毋蹈前非。

五 空引偷军

所在官民凡有赴京者，往年往往水陆赴京，人皆身藏空引，及其至京，临归也，非盗逃军而回，即引逃囚而去，此弊甚有年矣。
今后所在有司，敢有出空引者，受者皆枭令，籍没其家。
关津隘口及京城各闲，盘获到空引者，赏钞十锭，赍引者罪如前，拿，有司同罪。
有等齍正引赴京，引本十人，至京之日，存留五名，假作营生，余五名或偷囚，或偷军，顶名而去。
他日引后至，正名方归。
惟江西之民有等顽者，其奸尤甚，本引已偷军、囚去矣，却乃故行哀怜，赴官陈告，同行将引先去，致曾以道等无引而归，该司怜其所以，径给引以往。
如此数等，犯者巳数人。
今后敢有如此者，枭令于乡闾，籍没其家，成丁家口迁于化外。

六 违诰纵恶

为大诰出久。镇江坊甲邻里人等，坐视容纵。韦栋等一十八名，上惑朕听，归则把持官府，下虐良民，养恶为一郡之殃，束手不擒。
韦栋等事发，将坊甲邻里尽行责罚，搬石砌城。
其费有空其家者有之，有不能存活者有之，有不及搬运石块而逃死者有之。
呜呼！比若是而得罪，何不依大诰擒恶赴京，一则受赏，二则立良民之名于一郡，使有司畏惧，不敢轻易虐害而频科，抑且去同恶相济之声。
其坊甲邻里姑息坐视者有之，同恶相济者亦有之。
以致耗财之役不免。所在城市乡村见此为戒之，依朕命而行之，太平矣。

七 李茂实胡党

镇江新港李茂实，系胡党人数。初未知茂实乃胡党，由上元县民孙才四投胡惟庸门下，说诱邻里乡民，暗为义兵。
胡惟庸伏诛，本人逃窜，直至十九年于沙县客店内事发，将至京师，询问本人，本人供称与镇江李小官畏惧党事漏泄，假商在外，不敢还乡。
所以著令法司行下镇江，督令搜索李小官家属，数次不获。
忽淫妇严阿周赴法司诉讼，因而讦出李茂实系李小官父，提取李茂实到官，招供明白。
洪武九年，见胡惟庸，于惟庸家饮酒，西厅宿歇。
明日，胡惟庸令李茂实领大银一百三十个，用车推赴船𫠦，装运至本家，遂作大商，支盐二十万引。
呜呼！李茂实无知，不守已分，乐天之乐，朕君也。
茂实，富民也。家本不缺，用富且有余，不能报天地阴骘之恩，犹敢舍朕生杀予夺之主，而投门下，把持官府，欺压良善，恶贯神人，所以出幼者皆诛之，是怒及神人也。

八 陆和仲胡党

苏州府吴江县粮长陆和仲，当十八年粮长。其年水灾民田，朕谓诸粮长曰：今年水为民患，低下之田必伤。
尔等归明白查踏，亲自回奏，熟者输纳税粮，灾者以凭赈济。
设有包荒洒派，移坵换段，不行推收过割，并积荒田地，以凭开除，以凭正收作数。
凡所听者粮。
长人等，不下数百余名，人各不听朕命，归则邪谋设计，将无藉之民妄为状首，伸诉水灾，粮长竟不出名，亦不亲诣灾所，故行以一分灾伤作十分报官。
其中以熟作荒者多，以荒作熟者少，比比皆然，末有无者。
及至差进士、监生人等亲诣查踏，其粮长豪猾之民，各备资财段匹、靴袜、冠帽、衣服、金银钞锭，说诱进士、监生人等，朦胧作灾来闻，准其奏，待灾民来赈，久而不至，行下有司催并。
其催并之词，命户部谓有司曰：有产之家不赈，无产之家，佃户人等领赴京来。
其有司通同作弊，乃敢回文曰：据各户所申，人各有田不多，皆非无田之户，系是有产之家，不敢受赈。
呜呼！赃心所迷，不知自已，造罪渊深，亦不知民患有此，所以杀身。
进士、监生初出为人，未有不中此浸润而污名者也。
初本粮长及有司不行执正主张，故生贪心，累及人多甚矣，所以不敢将民赈济者为何灾，已报十分，𫠦灾者止有一分。
若以全灾，将至赈济，熟田之家，良民安肯为之熟曰之家，良民人等既不准此，其罪发矣。
所以奸顽不肯将至，正欲谩良善，隐熟甲，所以灾及灾民，终无赈济，无可伸诉。
呜呼！如此之徒，其身家吉昌，果有此乎？
未久，苏州府吏杨复，罪该断没，籍没家私，于本家箱内搜出告胡党状三纸。
原告沈庆童等三名告党，陆和仲，三番告党，皆被此吏受财，匿状不行，以致陆和仲以一千贯买原告沈庆童等不语，又钞一千六百贯买和劝人陆观保等。
因事之发，验陆和仲所纳粮，其粮一万石上仓，止该七百石，尚有九千三百余石，恃顽托故，不行上仓，意欲侵欺入已，因党事发，身亡家破。
呜呼！恶人造罪，终不自已，直候杀身方止，家破人亡。
智者详观。

九 指挥林贤胡党

前明州卫指挥林贤，帅兵守御，以备东海。所任之职，务在精操士卒，仿古名将，务要军民安妥，使境内外无虞，竭忠事上，显扬父母，贵其身名，荣及妻子，同诸将名书史册，垂年不朽，岂不伟哉！
本官出海防倭，接至日本国王使者归廷用入贡方物。
其指挥林贤移文赴都府，都府转奏，朕命以礼送来。
至京，其归廷用。
王事既毕，朕厚赏令归，仍命指挥林贤送出东海，既归本国。
不期指挥林贤当在京随驾之时，巳与胡惟庸交通，结成党弊。
及归廷用归，胡惟庸遣宣使陈得中，密与设计，令林指挥将归廷用进贡船只，假作倭寇船只失错，打了分用朝廷赏赐。
却乃移文中书，申禀胡惟庸，佯言奏林指挥过。
朕责指挥林贤，就贬日本。
居三年，胡惟庸暗差庐州人充中书宣使李旺者，私往曰本取回，就借曰本国王兵，假作进贡来朝，意在作乱。
其来者正使如瑶藏主，左副使、左门尉，右副使、右门尉，率精兵倭人，带甲者四百余名，倭僧在外。
比至，胡惟庸巳被诛戮，其日本精兵就发云南守御。
洪武十九年，朕将本人命法司问出造反情由，族诛了当。
呜呼！人臣不忠者如是。
且昔者天下大乱，有志有德者，全民命，全民居；无志无德者，焚民居而杀民命，所过荡然一空。
天下群雄以十数为之，其不才无志者，诚有七八。
惟姑苏张士诚虽在乱雄，心本智为，德本施仁，柰何在下非人，兄弟不才，事不济于偃兵。
然而相从者，父母妻子，当归我之时，各各见存。
其余从诸雄者，十七八年间，日迁月播，略无宁息。
以其妻之说，朝为已妻，暮为他人之所有。
若此者互相生离，后嗣不能立，父母不能奉。
不几年，诸来从朕者，一夫之后，再无异居，妻室为之已有，男女岁为之生产。
祖宗后嗣己立，天下大定，守在四夷。
其指挥林贤，年将六旬，又将辅人为乱，致黔黎之不宁，伤生所在，岂不得罪于天人者乎？
遂于十九年各十月二十五日，将贤于京师大中桥，及男子出幼者皆诛之妻妾婢之。

十 秀才剁指

广信府贵溪县儒士夏伯启，叔侄二名人，各截去左手大指，拿赴京师。
朕亲问之，谓曰：昔世乱，汝居何处？
对曰：红寇乱时，避兵于福建、江西两界间。
曰：家小挈行乎？
对曰：奉父行。
曰：既奉尔父行，上高山峻岭，下深沟陡涧，还用手扶持乎？
曰：扶持。
曰：自后居何处？
曰：红寇张元帅守信州，伯启还乡复业。
曰：向后何如？
曰：教学为生，至今。
朕知伯启心怀忿怒，将以为朕取天下非其道也。
特谓伯启曰：上古自伏羲至于黄帝，少昊至于颛顼、高辛，无文可考，知大槩者，尧禅舜，舜禅禹，禹传家，汤放桀，武王伐纣。
自此秦、汉至于隋、唐、宋元，天更其运祚者非一帝尔。
所以一家之祚不能千年者何？
盖为孰子孙皆能奉天勤民，不致上帝忧民之患以更运乎？
所以更运者，为其人君不。
称天心而致然也。
且人之生父母，但能生其身体而巳。
其保命在君，虽父母之命非君亦不能自生。
况常云：人有再生父母。
何谓再生父母？
人本非罪，偶遇大殃而几死，或遇人而免。
所遇之人，不分老壮，而出幼者，但能回生于将死之期，是谓再生父母。
所以偶遇大殃而几死者何？
或路逢强贼，或坐家被劫，或雠暴相侵，路逢盾狼，堕于水火，于此得济者，是谓回生之期。
年虽苍颜皓首，中此祸殃，自出幼而至壮者生之，是谓再生父母。
何以见命于此际本绝矣，自此而复生，命若初生矣。
所以常云再生父母，宜其然乎？
尔伯启言红寇乱时，意有他忿，至于天更历代，列圣相传，此岂人力而可为乎？
今尔不能效伯夷、叔齐去指以食粟，教学以为生，恬然不忧凌暴，家财不患人将，尔身将何怙恃？
伯启俯首默然。
噫！朕谓伯启曰：尔所以不忧凌暴，家财，不患人将，所以有所怙恃者君也。
今去指不为朕用，是异其教，而非朕所化之民。
尔宜枭令，籍没其家，以绝狂夫愚夫仿效之风。
而伯启无对，命法司诣本贯决之。
呜呼！当豪杰乱起，暴兵横作，挈家奔走，顾命之不暇。
官军近则依官军，乱雄近则依乱雄。
当此之时，偶遇大难，或逢仗义之士，能释难全生于一时，或保命于数月，亦或几岁。
本人事虽不成，势属他人。
其全生保命之恩，再生之德，其梦寐于终身，有所不忘。
其伯启知朕代元为君，意有不然，及其数至，天更历代运祚，其伯启虽死，默然而无恨，是岂理乎哉？

十一 作诗诽谤

呜呼！去古既远，贤圣遐迷，奸臣贼子既多，贪饕无厌，而仕者麻树。
今之学仕者欠宛至理之精。
所以京师江宁县知县高炳，以通经举赴京师。
其年太常司缺官，人材至京者虽不少，朕忧奉神之人必寡。
于是召诸儒来前至列者甚广，必欲以言知其所以何，下数千万言，交接而后知其人焉。
若此，朕精神有限，对者词多，岂能周遍而当乎？
况特以言动其心者，使应之，欲辨利钝，凡此人多默然，其贤愚盖不知矣。
于是面选者多。
时高炳巳除工部员外郎，特见雍容之态在班，朕将以为笃实，外貌若此，心必亦然，奉神必可。
于是选入太常职少卿，未久，作故而归。
又五年，以通经复至，命职江宁知县。
到任未各非公，而事觉，罪犯徒年。
朕闻之。
呜呼！学虽通经，愚若是乎？
昔者太常之役，不过竭诚心，而常怀畏惧，率领斋郎人等，周旋于上帝、后土、海岳、四渎、山川、社稷之神，各坛上下左右而巳。
人生一世，何幸获此职分，对越上帝神明，竭精诚以敬畏，以祈将来，不亦可乎？
且四时之祭，定阳不繁，官于是者，不过声动人耳，其于筋骨之劳，杳然无施，但敬畏为务如此，可以效诚伸敬。
其高炳名虽志士，衷实无神，傲天地而慢鬼神，弃清高之职，以有伪作故而归。
复以经书来朝，自造陷身之罪，罪非死罪，而敢亵慢，妄出谤言，以唐律作流言，以示人，获罪而身亡家破。
呜呼惜哉！
其高炳年巳苍颜，于元不显，于我朝至官不能。
奋志以造民福，反构殃以杀身。
设使奋志以造民福，或牧守一郡之安，或上助朕清宁寰宇，岂不使志者及乡里有识者以为嗟乎！
为何炳有若是之才，当元正壮，元君未识，以为弃才。
今君用之，晏安寰宁，岂不能人者也？
炳不能如是，昔在元时，志既不达，今得选用，一槩自为之倾覆，可谓之无藉之徒，甚非儒者之学矣。

十二 造言好乱

鸣呼！民有厌居太平好乱者，考之于汉、隋、唐、宋，此等愚民，累代有之
呜呼！惜哉！此等愚民，累为造祸之源，一一身死，姓氏俱灭者多矣。
愚者终不自知，或数十年、数百年，仍蹈前非。
且如元政不纲，天将更其运祚，而愚民好作乱者兴焉。
是等之家，吾亲目睹，当元承平时，由园宅舍，桑枣榆槐，六畜俱备，衣粮不乏，老者孝子顺孙，尊奉于堂；壮者继父交子往之道，睦四邻而和亲亲，余无忧也。
虽至贫者，尽其家之所有，贫有贫乐，纵然所供不足，或遇雨水愆期，虫蝗并作，并淫雨涝而不收，饥馑并臻，间有缺食而死者，终非兵刃之死。
设使被兵所逼，仓惶投崖，趋火赴渊而殁，观其窘于衣食而死者，岂不优游自尽者乎？
视此等富豪中户，下等贫难，闻作乱，翕然而蜂起其乱，雄异其教，造言以倡之。
乱巳倡行，众巳群聚，而乃伪立名色，曰君曰帅，诸司官并皆仿置。
凡以在外者，虽是乱雄，用人之际，武必询勇者，谋必询智，贤必尊德。
数等既拔，其余泛常，非军即民，湏听命而役之。
呜呼！当此之际，其为军也，其为民也，何异？
于居承平时，名色亦然，差役愈甚。
且昔朕亲见豪民若干，中民若干，窘民若干，当是时，恬于从乱，一从兵后，弃撇田园宅舍，失玩桑枣榆槐，挈家就军，老幼尽行随军，营于野外，少壮不分多少，人各持刃趋凶，父子皆听命矣。
与官军拒，朝出则父子兄弟同行，暮归则四丧其三，二者有之。
所存眷属众多，遇寒朔风，凛凛密雪霏霏，饮食不节，老幼悲啼，思归故里，不可得，而归不半年，不凋岁，男子俱亡者有之，幻儿父母亦丧者有之。
如此身家灭者甚多矣。
如此好乱者，遭如此苦殃，历代昭然，孰曾警省？
秦之陈胜、吴广，汉之黄巾，隋之杨玄感、僧向海明，唐之王仙芝，宋之王则等辈，皆系造言倡乱首者，比天福民，斯等之辈，若烟消火灭矣。
何故？盖天之道好还，凡为首倡乱者，致干戈横作，物命损伤者既多，比其事成也，天不与首乱者，殃归首乱，福在殿兴。
今江西有等愚民，妻不谏夫，夫不戒前人所失，夫妇愚于家，反教子孙一槩念诵南无弥勒尊佛，以为六字，又欲造祸以殃乡里。
呜呼！设若鼓倡计行，其良民被胁从而被诖误者，甚不少矣。
前者元朝驴儿差僧一名，诡名彭玉琳，又曰无用。
其新淦等县愚民杨文德等，相从为之，比及缉捕尽绝，同恶之徒，被生擒者数百名，所在杀死者又若干，眷属流移他处，中途死者又若干。
吁诡名彭玉琳，无用，乃元细作，其新淦等县人民杨文德等，轻同恶而相济，累及良民，难于分豁者多矣。
至于死地。
以此观之，岂不全家诛戮者也？
今后良民凡有六字者，即时烧毁，毋存毋奉，永保巳安良民。
戒之哉！

十三 苏州人材

苏州人材姚叔闰、王谔二生，皆儒学，有人以儒者举于朝廷，吏部行下苏州府取赴京师，朕欲擢用，分理庶务，共造民福。二生交结本府官吏张亨等暗作主文老先生，因循破调，不行赴京以就官位而食禄，匿于本郡作害民之源。事觉枭令，籍没其家。呜呼！古者士君子其学既成，必君之用，将老乡无举者以为耻焉。今二生名已在朝，举者诉以实学，其二生以禄为薄，以酷取民财为厚，故重主文贵老先生而为得计，以致杀身亡家。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

十四 妄举有司

河南府新安县主簿宋玘，未任之先，経过洛阳县，店主宋二家，意欲再娶，到任后，凭本人为媒，娶王婆婆女为妻，就带伊弟王福舟驴在家说事过钱，将积年害民老吏甄仪等不行起发，受钞一百五十贯，银二十五两，泯灭原卷姓名，投入井中，容留各吏在县书写害民，本人固自为非。
其典史李继业，因公会集耆民发放，公事既毕，特谓耆民刘汶兴等一十三名曰：如今主簿朝廷拿去，尔众耆宿赴京保奏去。
耆民对曰：不敢去。
其典史恐民，你不想主簿在前，你纳粮时，主簿出帖与你赴潼关近处籴粮上仓。
你想这意思也著去。
你若不去，保奏主簿，我将纳粮的缘故即调。你他处送纳。
耆老刘汶兴等惧怕，回言：去呵，去，无盘缠。
典史云：明日来，我与你盘缠。
及至众老人明日赴县，意在取讨盘缠，并辞县官。
其本官闭门不出，令皂隶传言：官人今日病，你老子每去自去。
因此老人自备盘缠，径赴京来妄诉。
呜呼！朕将农民艰苦周折备云。
前二诰中，其典史李继业，终不恻隐于民，乃敢与主簿同恶相济，又恐吓耆民。
然耆民刘汶兴等，见此恶党，不将典史李继业拿赴京来，辄便听从妄奏，其徙流之罪，有所不免。

十五 冯睿累贪不悛

江西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冯睿续诰，槩彰非为。今睿累贪不悛，致被法司问招明白。
初止知睿盗布政司库内金银钱物，每每应答朝廷，多是以是饰非。
及其拿赴法司，询问何人与谋。
睿供：盗库钱物，系知印陈昱教唆作弊，分钞四千八百五十贯、银三百七十两。
又承差熊钊教唆出脱逃吏金临夫。
其逃吏南昌府监禁在狱，本欲解赴京师，听从承差熊钊教唆，唤府官至布政司省令出脱，得钞一千七百贯、银二百两。
其睿到任已及二年，余弊不稽。
止此二弊，共分赃钞六千五百五十贯、银五百七十两。
若将余弊尽行稽考，赃不下万数。
所在为官者，观睿贪谋，岂不幽深且秘，神人不容，由犯之速，岂不戒哉！

十六 逃囚

自郭桓掌户部之时，天下钱粮金银匹帛，不半年余，其桓弊盈寰宇。
其贪婪之徒，闻桓之奸，如水之趋下，半年间，弊若蜂起，杀身亡家者人不计其数，出五刑以治之，挑筋刴指刖足、髡发文身，罪之甚者欤。
君子厌闻，贤人恶听，智者格非，庸庸无藉之徒，轻生如此。

如黥刺者，发充军遐荒，往往带黥刺而中途在逃。有等押解者，亲睹罪囚黥刺形状，又不以为寒心，接此囚钱物，特意纵放，中途在逃。
为《大诰》一出，邻里亲戚有所畏惧，其苏、松、嘉、湖、浙东、江东、江西，有父母亲送子至官者，有妻舅、母舅、伯、叔、兄、弟送至京者多矣。朕见亲戚不忍罪囚再犯逃罪遭刑，亲送出官，凡此等类，不加刑责，送着原发地所。其有亲戚影射四邻擒获到官者，本人枭令田产入官，人口发往化外，如此者多矣。
有等邻里亦行隐藏，不拿到官，同其罪者亦多矣。所在巡检弓兵受财纵放越境而逃者，同其罪者不少。呜呼！不才无籍，有如此耶！
且如守边军士，辟土开边，功非浅浅，就留戍边，永不敢回，孰敢违命而自由？
其犯法囚徒，不揣开边之功如此，犯法充军，何幸得此？
累恶不悛。
初则本身犯罪，往往中途在逃，二次三次者有之，终不自省，直至家破人口，流移化外，本身受杀而后巳。

十七 县官求免于民

北平布政司永平府滦州乐亭县主簿注铎等，设计害民，妄起夫丁。
民有避难者，受财出脱之，每一丁要绢五匹，被高年有德耆民赵罕辰等三十四名，帮䌸赴京。
行间有的当人说事人、管事人何濬等十名，翻然攺图，格前非心，一同辅助。
耆老赵罕辰等四十四名，将害民工房吏张进等八名，谓缚起行，去县四十里。
其县官主簿汪铎等追赶求免，谓耆老言：我十四岁读书，灯窗之劳至此，你可免我，此番，休坏我前程。
呜呼！愚哉！孰父毋生此无藉不才之徒，宫于是县，是县民瞻，今既不才，为民所觉，乞怜哀免于耆民，纵然得免，何面目以居是任？
呜呼！兴言至此，虽非本人，凡听读者亦皆报焉。
贤人君子可不为之戒乎？

十八递送潘富

民顽者，莫甚于溧阳、广德、建平、宜兴、安吉、长兴、归安、德清、崇德、蒋士鲁等三百七户。
且如潘富系溧阳县皂隶，教唆官长，贪赋坏法，自已挟势持权。
洪武十八年，知县李皋系陕西人材，一到任后，与皂隶潘富等同谋害民，设计科敛，名色纷然。
及其下乡也，本人不行冠带，径与潘富等皂隶一般妆扮，头戴宣帽。
乡民闻县官至，耆民会而共迎，道傍待至。
及其至也，□□者群然。
耆民谓曰：县官者何？
傍曰：出皂隶一□头者，县官也。
民知官矣，本官岂止如此。
自到任不月中间潘富用浸润之计将所取民财，于苏州买到女子一名，与本官为妻就舍潘富家。
本宫于本家往来三五遭，然后潘富占吝此女，不与本官，自行收要，本官亦莫谁何。
潘富与诸吏教本官行害民计，著科□□遍。
一溧阳，所属人民，尽要荆杖，及其有将荆杖至者，故推不好，不行收受，留难刁蹬，生事捶楚，民出钱矣。
既得钱后，而乃荆杖息焉。
为此民黄鲁上章，朕亲问之，遣人按治，情状昭然。
潘富在逃，境内民蒋士鲁等一十三户，不思潘富害民之首，自溧阳节次递至广德，蒋士鲁系儒士引导前行，至建平县，拈踪追捕。
建平民王海三等，潜递复回溧阳。
溧阳民朱子荣等暗递至宜兴，宜兴民杭思鼎等暗递至安吉，安吉民潘海。
私递至长兴，长兴民钱弘真等递至归安，归安民吴清甫等递至德清，拈踪追及。
德清民赵罕仁，暗递至崇德。
崇德豪民赵真胜奴，家盈数万资财，曰集无藉之徒五十余人，在家常川贩卖私盐，邻里相朋者二百余人。
潘富遁于此家，追者至本户，将潘富遁入千乘乡僧寺，僧澄寂、周原善，却将追捕者率领二百余丁，终宵困逼，致被追者杀讫一名，杀伤一名。
后天明而解去。
追者回奏，将豪民赵真胜奴并二百余家尽行抄没，持杖者尽皆诛戮。
沿途节次递送者一百七户，尽行枭令，抄没其家。
呜呼！见恶不拿，意在同恶相济，以致事发，身亡家破，又何恨欤！
所在良民，推此以戒狂心，听朕言以擒奸恶，不但去除民害，身家无患矣。

十九 官吏长押卖囚

各处为事囚徒，有司或差吏员，或引兵、或皂隶，或长押人等，管解赴京。
此等之徒不知利害，惟务贪赃，中途卖放者有之，就于本处狱内卖放者有之。
似此奸贪卖囚之徒，屡常拿住，刑之人各不畏其死，犯者相继。
此诰一出，敢有仍□□□籍没家产，人口迁于化外。

二十 巡阑害民

歙县民吴庆夫，买求本县官吏，充作巡阑。其家父子兄弟于本处乡村所在，上持官府之威，下怀肥巳之奸，将乡民程保家买到牛二只，农田著要税钱二十六贯。
民程保不敢与抗，遂与之。
本家盖房木料，俱系是本处山塲土产。
其吴庆夫逼要税钱八十贯。
贩乾鱼客人至于本乡，著要税钱，准乾鱼三十斤。
呜呼！民人起盖房屋，居在万山之中，木植系是土产，又系已山塲民人，乐太平之年，起盖房屋，以安家眷。
今吴庆夫如此生事搅扰，民何得安？
耕牛二只，系是客商处买来，巳有入官文契，又行著要二十六贯。
其卖乾鱼客人步挑，至于深山去处，能者挑百十斤，力中者八十斤，力小者六十斤，本人税讫三十斤。
又于遍处乡村，不问有无门店，一槩科要门摊。
以此观之，如此强豪奸顽，民何生理？
遂命法司差人押发原籍，本人凌迟，其弟及男同恶害民，皆枭令示众。
今后为巡阑者，倚侍官威，剥尽民财，罪亦如之。
三十分中，定例税一，岂有重叠再取者。
今后敢有如此者，虽赦不宥。

二十一 著业牌

应天府上元县知县吕贞，自到任以来，并不将前所废官员姓名员数，并所受杀身刑责，以为推巳之戒。
本官任时，大诰颁行，民人一一遵守见丁著业。
其吕贞将民王七所告见丁著业事内事尽行受财阻滞。
呜呼！有司惟在宣布条章，引民遵守，民若钦遵，实官之福也。
吕贞所管上元一县，民该数万，顽恶岂无，当以至公之道，化恶为善，不致词讼纷然，盗贼消靡，是其宜也。
贞于公不行，于私，务作将见丁著业号令一槩阻滞，由是而获罪杀身矣。

二十二 医人卖毒药

医人王允坚卖药为生。锦衣卫受监者厨子王宗自知罪不可逃，虑恐刃加于项，令家人买毒。
王允坚即时卖与，隐饭中。
入外监门者，力士杨贵受财，放入内监门，力士郭观保验，出外监者荒毒巴到官。
其外监者杨贵说内监者易其毒，复说内监门者往卖药。
王允坚家恐要财物，王允坚拿至，以黑药一丸授与，王允坚自吞，服之久，毒不作。
朕知易药矣，谓允坚曰：当卖此药，药何颜色？
允坚曰：红丸。
曰：几枚？
对曰：三枚。
噫！毒本三丸，色本赤色，今药一丸，色且黑色。
捕送饭递药人至：尔买毒药三九，何送一丸？
对曰：药本三丸，何颜色？
曰：赤。
二丸尚存在家。
于是急遣人取至，果赤色，令卖药人王允坚吞服。
本人持药在手，颜色为之变其态，忧惊犹豫，未吞，督之乃服。
既服之后，随谓之曰：此药以何料成？
服药之后，随即问他说：“这药是用什么材料制成的？”
曰：砒霜、巴豆，饭粘为丸，朱砂为衣。
曰：服后何时人丧？
曰：半昼语□□坚泪堕。
朕谓曰：尔所以凄凉者，畏死如此乎？
□□妻子如此乎？
曰：一子见军，一子在外，故悲焉。
呜呼！王允坚初卖毒药，以毒人不行，反顾推眷恋妻子之心，径以毒药毒人。
及其自服也，药方入腹，眷恋之情，畏死之道，一时发见。
呜呼愚哉！至此而若此，亦何济哉！
然终不以此药致本人之死，何故？
若督令服此药而死，是药之也，解而后刑之法也。
随问允坚：此毒还可解乎？
曰：可何物可？
曰：凉水、生豆汁、熟豆汤可愈。
朕谓曰：此解不速，余何速解？
曰：粪清插凉水，粪清用多少？
曰：一鸡子可。
于是遣人取凉水半碗，粪清一鸡子许，候至毒作，方与之解。
少顷，允坚身不自宁，手搔上下，□□四顾，眼神张皇。
朕谓曰：毒何尔患？
曰：五脏不密，心□□□。
谓曰：此毒身死，伤何经络？
允坚对曰：五脏先坏，□□□才墨黑。
谓曰：几时可解，何时不解？
对他说：‘什么时候可以解开，什么时候不能解开？’
曰：三时候□解。
朕见毒兴。令人与之解，本人痛利数番，其毒洁然，人复如初，明日枭令以正其罪。
呜呼！昔者古人制药，惟积阴骘以生人。今之货药者，惟务生理，善能群队其药，不施阴骘，少有逆其意者，即群队蛊者有之，即时毒者有之，图利而卖与人，伤生者有之。
噫！如此不才者犯法遭苦刑，而杀身亡家者，非止一人而巳。
京师货药者往往不戒，蹈袭前非，将柰之何？
此诰一出，所在货药之人，听朕言者，推已以及人，永为多福。
不然，此刑此犯，有不可逃者。

二十三 安庆解课

安庆府将洪武十七年冬季鱼课钞三万九百七十四贯，差业户徐应隆等管解，赴京交纳。
本人解赴京师聚宝门河下，觇视动静，自十八年三月至十九年三月，计一年之上，不行进纳，通同前户部侍郎张易，意在埋没，侵欺入已。
其张易别为赋私，巳行提下，以致课程一向不曾入官。
其望江县吏汪诚接管本县户房事，捡验得文案内有起解课程数目，无实收入卷。
本吏询问本钞在京师聚宝门河下隐藏，其吏径赴京师，面陈其情。
朕将本吏擢为户部司务。
其作弊意在隐谩三万课程钞入已，及至首发，己自用过一千一百二十三贯，所以徐应隆等尽行治以死罪。
噫！忘生舍死，偃兵息民，辟上开边，如此功归，赏不过二十万文，上者匹不过十表里。
今此弊户部试尚书茹太素，首衔张易，公然作弊，若无余罪，搅扰被监。设使无事而弊成，张易为之弊首，太素未知何如。
呜呼！如许大钱粮，岂有联衔而忘其计者？
今张易被诛，太素曲法而免。

二十四 团槽喂驴

北平布政司经历董陵云并府州县官吏，定酷害良民，计以情推之，虽鬼神亦不忍，听闻必为之怒，人何不怨？
且如大军北行，朕所调之兵，将及二十三万，两兵合脚力驴一头。
若使兵全至北平，驴该十万有余；兵到者将及一半，十万有余，驴该五万有零。
朕仰观乾象，上帝戒焉。
罢举兵归各卫，驴留北平，命布民间，各户分养，甚便于民。
庄农虽作生理，带驴前去，羁绊于郊，不甚妨人，亦无草料之费。
其经历董陵云与府州县官吏设计，巧取民财，令民入邑团槽喂驴料，民必为之艰，赂必至矣。
呜呼苦哉！为民父母，当方面者及牧守一方者，不能造民福而造民祸，有若是耶？
且驴在野，各户分养，草料不赀，入工不妨，役令团槽，每驴妨夫一名，出城取草，归家取料，往复艰辛。
且又设计于民，科敛棘针，擅盖牢墙，其奸计亦如溧阳科荆杖同患，民之殃，不可胜数。
其官吏董陵云等，恬然不以民为艰，取财肥已，岂有天灾人祸不至者耶？
事觉，枭令之，见者戒之，推已以及人，毋蹈此非。

二十五 王子信害民

呜呼！民顽难化，富者不能保其富，惟松江王子信顽恶为最。
本人田地广有，佃户极多，若将一年分受私租，本分自用，计其人口丰衣美食，十年不能用尽。
洪武四年，验户点充粮长为事，免死，刺发西河州充军，至卫，就于本卫交结官吏。
后诈计多端，私逃还家，又行交结官吏，称为军身，常率佃户四五十名，军容妆扮，扰害乡民，欺压良善。
事觉，朝廷遣人勾捉王子信。
本人却将钱物累次买求拿捉，人多端破调，急不至京。
及至勾至法司问间，奸伪无所逃。
又乃设计以家人作亲侄，击登闻鼓妄诉，又令妻妄诉数番，令人顶名到官。
其诡诈非二十九年六月初五日，拿获到官，于本贯枭令，家财入官，田产籍没，人口流移。
呜呼！如此富豪，以巨富论之，王子信非上上，必上中不居上下，今无所不为，顽不听教，执迷不化，身亡家破，巳而后巳。
呜呼，富者戒之！

二十六 私牙骗民

军民有违令而不从教者，莫甚于应天府上元、江宁两县民刘二等，军丁王九儿等一十四名。
先为天下府州县及人烟辏集，村店马头去处，客商人等，贩卖物货，多被官私牙行等高抬低估，刁蹬留难，使客商不得其便。
商有强者，本利无亏；才有淳良者，皆被牙行所制，本利俱伤，亦且留难迟滞。
所以续诰颁行，明彰禁治。
其刘二等暗出京师百里地名边湖，称为牙行，恃强阻客，以致拿缚赴京，常枷号令，至死而后巳，家迁化外。
此诰一出，所在人民观此，以为自戒。
倘不奉命，罪同刘二等。

二十七 农吏

今后诸衙门官，凡有公事能书者，务必唤首领官于前，或亲口声说，首领官著笔，或亲笔自稿，照行移格式为之，然后农吏誊真，署押发放。
吏本粘连卷捡新旧，验看迟速，知数目之精，未尝公事主谋。
吏今往往正官、首领官凭吏立意施行，其事堕于杀身者也。
此时奸贪猾吏，已行不用，惟以役之。
凡百公事，若吏无赃私，一切字样差讹，与稿不同，乃吏誊真之罪。
设若与稿相同，主意乖违，罪坐官长吏并不干。

二十八 揭籍点吏

吏部郎中刘焕等，朕命揭黄册，照丁数点选吏人。其应天府所属六县，若每县点选三二十名，足勾使用，多者六七十名，十分备不缺矣。
其郎中刘焕等，将溧水一县选下有丁之户五千余家，被给事中张衡奏发。
以溧水一县较之，于九州之郡，若此佥黠，不下数十余万，以为吏用，何处安插？
为此拿下法司，询问为何一县点选若干，奸不能逃，实供在官。
其词曰：焕闻揭册佥吏，故将有丁力之家广选，书记姓名，声出在外，故使民知民畏为吏必有贿赂。
若此吏曹选吏之权，今得揭册为之，其所贿赂，甚非小小。
呜呼，前官尸未朽腐，受诛者血尚未乾。
焕等一入吏曹，即蹈前非，是其难化也。

二十九 王锡等奸弊

礼部郎中王锡，系色目人，冒汉姓，而曰王锡掌祠部事，凡大驾、东宫、主驾出入，并诸将征进，有所祭祀牲口，并属本部收买。
其王锡通同察院、刑部、子部、光禄卿屈图南，将断没猪羊，暗地移文，作收买破用。
其所支官钞，或数千，或数万，抵下入己，致被主事李显各因事发，讦出前奸。
其色目王锡公然肆奸，招杀身之刑。
大诰遍布臣民，初出，未广礼部且有一本，员外郎尹岩，时□□读，色目王锡见之，故藏匿其书，亦被尹岩奏发。
鸣呼，君子导人为善，惟恐不善，导之再三。
今色目王锡公然为恶，见人为善，恶人为善，匿其诰，使人不知，诰已布天下矣，何匿之有哉！
呜呼！愚夫为利之所迷，将以奸狡为妙，孰不知杀身速矣。
色目王锡由是而杀身矣。

三十 工匠顶替

工作人匠将及九万。往者为创造之初，百工技艺尽在京城，人人上不得奉养父母，下不得欢妻抚子，如此者二十六七。
年迩年以来，工多成就，人匠应合省差。
朕为事繁，一时不能打点。
其所任工部官吏，惟务贪饕，本无大工，假此作为由，将近九万人设计勾差一千、二千，方勾到京。
文案明立到京月日，实不与上工，待一月后、半月后，方许上工。
及至关安家钞，并月支食钱，照依文案所立月曰，一槩关支钞锭出库。
及其赏匠也，或万或千，或数千人，止论上工之日准工，余虚半月、一月。
钞虽关出，诸色匠人不得如此奸弊。
诸匠虽关食钱、安家钱，工满，应放回还，不即与批，又行刁蹬留难，直至将安家钱每月食钱勒要贿赂，方才放归。
诸匠所得甚少。
近年以来，愈见工减甚多，无处役使匠人。
其工部官吏设计将诸色匠人勾至，便卖，得钱便放，来者方到，有钱贿赂即归，未到者连日发批勾取，被卖去者到家都无半月，亲戚邻里虽欲面会，不能完全，又乃起程。
似如此者，九万工技之人，年年在途者有之，暂到京者有之，方到家者亦有之，无钱买嘱，终年被微工所役者有之。
呜呼！九万工技之人，年年在途，在京、在家，皆无宁息，上废朝廷之供，下殃百工技艺，惟工部官吏肥己为奇。
智人君子深察至此，岂不恨哉！
九万工技之人至如此艰难跋涉，不得休息。
朕命进士秦逵职工部侍郎，掌行其事。
本官到任未久，识此奸诡甚多，躬亲来奏。
其辞曰：创造巳定，工技有劳甚久，虽有此湏未完，所用人匠，甚不湏多。
臣将应用数目，立定限期，编成班次，使轮流而相代之。
其九万之人一班，诸色匠人不满五千，以此轮之，四年有余，方轮一交。
朕见其词，善，可其奏。
不月□成，除当□□工者在京，余有八万五千，尽皆宁家，各奉父母，保守妻子。
呜呼！甚矣哉！秦逵为诸色匠人造福，有如此乎？
此系良谋良政，公当无移。
如此者将一年余，第四班人匠心生奸计，侮慢朝廷，自取𣒌殃。
朝廷既除多人，徒劳泛滥工役减省用人。
其诸技艺人等，必躬亲赴工者，乃当人匠减少。
所来者技艺不精，工有所误，事多迟滞，责罚焉。
人匠沈添二等二百七名，中有三名乃亲身赴役，余皆以老羸不堪，幼懦难用，以代正身，致使工不能就，点出奸顽，将幼丁老者尽发广西充军，复于家下，务必要正身赴官。
如此者，自取不宁，又何恨哉！
今后诸色匠人，敢有不亲身赴工者，迁发云南。

三十一 代人告状

天下十三布政司，良民极广，其刁顽者虽有，惟江西有等顽民，奸顽到至极之处，变作痴愚。
且如郭和卿告王迪渊等四十五名，皆系害民吏、皂隶、豪民，及至提到，其中二十名皆实，一十八名系是虚告。
惟刘弘道等七名，令原告当面互相诉讼，惟原告郭和卿默然无对。
通政司官谓原告曰：何故不对？
原告曰：和卿无可对，为甚么无对？
对曰：此等被告，系是周继奴寄与我姓名数目，和卿就与寄告其状。
呜呼！似此痴愚，上侮朝廷，下虐良民，为害深重，莫甚此徒。
十三布政司内，除江西代人告状，如此愚民，巳行枭令处决数次。
今郭和卿不以前犯为惧，公然代人告状，以致杀身亡家。
其余布政司刁民，虽有未见如此者。

三十二 诡名告状

自古民之诉讼者，本为被人冤抑苦楚，气不能仲，所以不得巳诉之于官，以求辩其曲直，明其是非，使冤伸而枉理木。
尝有无冤妄诉，故乱法度而烦官府者。
今烝民中有等顽民，其奸其诈，不可胜言。
如处州松阳县民杨均育，本与叶惟宗冤雠，不行明白，具状来告，却将叶惟宗姓名写状，告其兄叶允名系积年老吏，弟叶允槐系逃军。
及至法司差人将带原告诣所在，勾提被告对问，其原告巳自在逃，承差人诣本处，将原告姓名及被告人数，照名提至松阳县。
承差人熟视，非是带去原告。
及至法司，再三审问，其拿至原告叶惟宗曰：惟宗自幼并不出乡，亦不曾赴京告状。
今所告之人，系是惟宗兄弟，与我并无雠隙，可告。
法司以闻，持命释之。
其叶惟宗曰：惟宗虽蒙释宥，亦当挨究。
告状之人去狱。
后于京城行走间，忽见乡中熟议扬桃儿曰：休如何出来？
其叶惟宗以情告之，熟识曰：将你名字告状的人，系是杨均育。
本人见将伊母药死，图赖告我。
我于通政司前拿住，搜出本人身上状草一纸，系是你名字告状，其人见在。
本人因同拿赴都察院，问招明白，凌迟处死。
呜呼！民有巧生奸计，欲以嫁祸于人者，有若是欤？
其杨均育如此设计，自以为良，岂知神明拨置，不能害人，反以自害，使其安分守已，孰祸殃之相寻？
今乃上干天宪，自取杀身，悔之何及！
天下良民，观之戒之！

三十三 有司逼民奏保

曩为天下有司众多，其贤否朝廷一时不能尽知。所以前颁二诰，凡所在有司，有能宣布条章，抚吾民有方者，特许阖境高年有德耆民会议，连名赴京奏保，使朕知贤。
今胶州官夏达可、长子县官赵才、新安县官宋玘、建昌县官徐颐等，在任不以生民为意，恣肆为恶，惟务赃贪害民。
事觉，法司差人提取，却乃公然会集耆民，逼令赴京，妄行奏保，且与耆民捏词书记，教其熟读，用此面奏，肆为欺罔。
其各各耆民自合忿此奸贪害民之徒，即时擒拿赴京，陈其奸状，以凭赏劳，却不合听受教唆，即与同恶赴京面奏。
设若不识欺诳，准其面奏。
其归把持公事，各人日盛一日，岂不为民之巨害？
柰何天理不容，欺诳之情一一自露，以致杀身亡家，人口迁于化外，虽悔何及！
今后各处有司，若有奸贪之徒，平日害民，及至事觉，逼令耆民奏保者，尔耆民即便拿来，一则除尔良民之害，二则尔耆民无同恶之罪，且受重赏，岂不伟哉！
其果有善政实迹可言者，尔耆民自当如诰会集阖郡高年有德者，一同赴京奏保，庶几循良者显名，奸贪者敛迹。
尔耆民其敬听朕言，毋忽。

三十四 民拿害民该吏

朕设府州县官，从古至今，本为牧民，囊者所任之官，皆是不才无籍之徒，一到任后，即与吏员皂隶不才耆宿及一切顽恶泼皮，夤缘作弊，害吾良民多矣。似此无籍之徒，其贪何厌，其恶何已，若不禁止，民何以堪。此诰一出，尔高年有德耆民，及年长豪杰者，助朕安尔良民。若靠有司辩民曲直，十九年来，未见其人。今后所在有司官吏，若将刑名，以是为非，以非为是，被冤枉者，告及四邻，旁入公门，将刑房该吏拿赴京来，若私下和买诸物，不还价钱，将吏房该吏拿来。若赋役不均，差贫卖富，将户房该吏拿来。若举保人材，扰害于民，将吏房该吏拿来。若勾捕逃军力士，卖放正身，拿解同姓名者，邻里众证明白，助被害之家，将兵房该吏拿来，告造作科敛，若起解轮班人匠卖放，将工房该吏拿来。若民从朕命，着实为之，不一年之间，贪官污吏，尽化为贤矣。其正官首领官及一切人等，敢有阻挡者，其家族诛。

三十五 库官收金

承运库官李庭圭，系通政司吏，考满得除承运库官，掌管金帛。
前库官范潮宗荨偷盗库藏财物，身被刑责，非止一端。
吾见不才者贪心不巳，施五刑而不拘常宪，法外不忍见闻者犹若干刑，死者巳死，刑余不死在库，以示再任者三人，想必见者寒心，必无犯者。
其李庭圭收轻赍金银，设计偷盗金二十四两，意在深谋，以愚朕心。
将纳金者，每十两多秤五钱。
以百两计之，巳出五两；以千两筭之，金出一锭，其所折之金，何下数千百两。
若终收不犯，其所贪者正该几何。
粮长包贤等金巳行收足，内多秤三十五两，却与粮长。
丁遵等设计，故作刁蹬，云：粮长包贤少金一厘五毫，粮长径入状以奏，朕赧之。
一厘五毫不能容民之欠，果何道哉？
明曰：按问李庭圭，将所收本粮长金，逐一秤验，每十两余五钱，将五钱较之，一厘五毫粟欠之乎？
况粮长包贤等𫠦纳金七百两，共余三十五两，岂有欠邪？
其李庭圭特通粮长，以此一厘五毫来奏，料此一厘五毫尚为欠数，岂有收受不精而有弊者乎？
其李庭圭之计，岂不深谋者也，何犯之亦速？
此作聪明至极而有此耶？
当在通政司时，公座之官，洁已奉公，李庭圭为吏，官既公论，其李庭圭无所作为，终一考，吏役并无赃私，得升承运库官。
此果李庭圭能守而至此耶？
正官能守而保全耶？
此实通政司官成其考也。
今一得位而即丧，可见小人非君子，不能全其命行者欤。

三十六 民违信牌

民有奸顽难治者如此。往常为有司官吏动辄差人下乡勾扰，及官吏亲自下乡，扰害其良民，被不才官吏、皂隶、弓兵人等，酷害至极，无所伸诉。
以其恃以官威，难以伸诉。
古人为官者务必便民，冤者伸之，柱者理之。
今不才官吏无故害众成家，虐害吾民。
所以前编两诰，禁止不许官吏下乡，诸司亦不得差人勾扰。
凡有一切公务，必合用民者，止是遣牌。
前诰所云三牌不至，方许遣人捉拿。
诰布天下，用司遵奉。
如顽民余永延等故行抗拒，不服牌唤，三牌不至者二百五十一户，有司以状来闻者数矣。
又最顽民人。
刘以能不止三牌不行，倒将承差人帮䌸赴京，以致问出。
前情得罪，甚不轻矣。
今后凡吾良民，但凡有司，牌至不问为何事务，随牌速赴衙门。
倘或官吏着令办事，诸等科差，推派不均，自合当官哀告，以诉实情。
实情既诉，若官吏不准，生事留难，或收入禁中，或散羁在外，不令还家，致使有妨生理。
彼时赴京伸诉，必罪有所归。
今后良民钦遵朕命，毋蹈恶人之非呜呼！
禁官吏。
之贪婪以便民生。
其顽民乘禁侮慢，官长及至，禁民。
以贵官吏，其官吏贪心，勃然而起，其仁义莫知所在。
呜呼，是其难治也。

三十七 朋奸匿党

朝廷设置学校，教育生徒，所以望实材之用。而生徒之为学者，所以学乎立身事君之道。
自昔志士，莫不皆然。
故其任职，罔徇亲旧之私情，恪守事君之大节，惟务造福于民，所以显身荣亲，垂名千古。
今有等奸顽不才之徒，一得官位，辄忘所学，身名莫顾，惟务徇私作弊，坏政乱法，罪恶贯盈，不可容诛。
如潘行系金坛县人，由监生任乐安县知县；周公焕系乐，安县人，由监生任太平府同知，丁忧回还乐安守制。
其二人比先在监，实为同堂生员。
周公焕有叔周德泰，原任旌德县丞，为事刺面，侥幸回家。
叔侄二人，因时常于潘知县家来往说事。
过钱，县民陈添用赴县陈告：民人罗本中，系是胡惟庸行财之人，先被床庆芳告发，已行用钱买息，本人惧怕党事漏泄，因将财榖散与叶志和等五十八人。
自后宰杀牲口，与各人夤夜商议，前往福建杨门庵，请给彭玉琳和尚旗号，回归抢掠本都民人杨恩等家钱榖，意在积粮，接应彭玉琳作乱。
及见官军剿捕，彭玉琳被获，方才止息。
观此情状，其罗本中等系是旧逆余党，今次惧罪及身，又复倡谋作乱，首祸殃民，在法无赦。
知县潘行不思：此徒设若谋成，其为殃祸，诚非浅浅，却乃徇私，辄从周公焕叔侄并礼生耆宿曾原鼎等嘱托，接受罗本中等银钞贿赂，听其设计。
我今曰教罗本中男罗伯彰来告陈添用强占有夫妇人等事，相公可作比先曰期题押，便显得陈添用状是妄告。
及至着落里长体勘，罗伯彰所告，俱系涉虚。
其周公焕叔侄等又行设计，与知县潘行言说：如今不如将陈添用只作积年民害解去便了。
因将陈添用并积年民害柳召生等共一十三人，枷钉起程。
继即闻知陈添用赍擎大诰，赴京伸诉。
知县潘行声言：上位如今也饶我三个死罪，他终不告我四状。
然实恐陈添用告出前情，却差皂隶杨添召，与同周德太赶至土名大岭，将陈添用脱放了。
当其陈添用心忿知县徇情枉法，酷害良民，又行赴京告其不法。
知县潘行闻知，即唤弓兵胡士亨等到县，着令状供管解。
陈添用等，行至进贤县深山去处，有陈添用等将弓兵帮缚在树，行开枷镣，俱各逃走。
如此捏词，具本来奏，以致事觉。
呜呼！昔人读书，委身事君，尚有忧国而忘其家者。
今潘行等不思朝廷教育之恩，不知荣身立名之道，不能造福于民，惟匿朋友之私，迷于贿赂之得，乃敢匿告反之情，再三设计，陷害原告。
如此同恶肆贪，朋奸罔上，罪怒神人，法不容宥。
朕虽欲生之，其道无由，所以凌迟示众。
所在监生、进士居官者，观此以为大戒。
立志成人于悠久，吉哉！

三十八 戴刑肆贪

古人制刑，所以禁奸制暴，使人视之而不敢犯。今有等奸贪顽恶之徒，视国法如寻常，受刑宪如饮食，虽身被重刑，残及肢体，心迷赃私，恬不自畏，愈造杀身之计。如丹徒县丞李荣中，并应天府吏任毅等六名，先为受赃五百七十五贯，卖放均工夫一千二百六十五名，法司鞫问，情罪昭然，死不可逃。朕念此徒惟知贪赃，勇不畏死，所以特命法司止将此徒各断十指，押回本处，将所卖人夫着勾赴工，使其流血呻吟，备尝苦楚，若果起到原卖人夫，岂不余生可存。何期此辈不体朕之至意，却谓先时已受各人财物，虽匿其名，反将应免夫役铺兵弓兵生员军户周善等数百余家，一概遍乡勾拿动扰，意在搪塞于内，又复受财作弊，以致被扰之家至京告出前情。呜呼！见利忘生，怙终不改，有如此耶！使其因受刑责，翻然改图，将前所卖人夫，一名名从实勾解赴工，岂不复延喘于人世，顾乃持刑肆贪，自速其死，枭令之刑，宜其然乎！

三十九 御史刘志仁等不才

朝廷设置百官，分理庶务，于中恐有未当，所以特设御史，司朕耳目，纠察百司得以风闻言事，激浊扬清，号为风宪之官。
士生何幸，获居是任。
自昔有志之士，虽位登宰辅，而先不得为御史者，于心终有未惬，其任可谓重矣。
今朕设监察御史，任同乎古，往往由进士、监生即授是任。
其中有等不才之徒，不知官之清要，不知职之在乎紏人，乃假御史之名，扬威胁众，恣肆贪淫，如刘志仁、周土良二人，俱由监生擢任监察御史，为追问克落课程等事，前往淮安，暗行体察，明彰追问。
其刘志仁等一到淮安，辄欲非为，恐为淮安、大河二卫守御官所觉，于是提取二卫卷宗查刷。
查出二卫俱将积年害民皂隶人等二百六名收补军役，心喜其弊，声言具奏，实肆把持之术，并不以状来闻。
自是与卫官日相往来，饮酒游猎，因得大肆贪婪之心，时常挟妓饮宴，并不将巡阑陈五等原侵欺课程追征还官，却乃指以追赃为由，故纵巡阑，诬指平民，帖下乡村，遍邑科扰，又行容留里长鞠七等说事过钱，受银一百五十两、金三十四两，钞二万五千二百贯。
如此害民，岂止如此。
乃敢将民人夏良等故以指赃为由，拘收各人妻小，捶楚威逼，因而奸骗如此，妄为百端，以致事发。
及至差锦衣卫千户蒋福追提，其刘志仁等自知罪不容诛，却用银七肆两、钞五十贯、纻丝四表里及绵布等物至京，好言欲以掩其罪恶。
呜呼！既已为恶事露，方用取受之赃，转赂于人，欲以求免，其可得乎？
当设计之初，把持军卫，然后肆恶贪淫，自以为不致败露，岂知罪恶贯盈，神人共怒，罪将焉逃？
所以刘志仁等凌迟示众，以快吾被害良民之心。
凡百有官君子观之戒之。

四十 排陷大臣

呜呼！自古人臣为国为民者，其忠，为君其仁，为民其忠仁之道，若非始终动天地鬼神，使良民君子怀之，其始勤终怠者，奚足道哉？
所以动天地鬼神、良民君子怀之者，方可云。
何谓奸邪无藉。
者，多兼时君杂听而无断。
忠臣艰于效忠，难于布君之德。
若非忠以格天，鬼神呵护于良臣而固社稷甚艰，为人臣难于立名。
呜呼！甚哉！古今之奸邪，为国民之害，有若是耶！
洪武二十年正月二十九日，通政司奏：有来告者，言都御史受赂，命锦衣卫收系本人。
朕亲问之，明曰锦衣卫引至告人宋绍三。
朕谓绍三曰：尔何知徽之密曰：邻监囚人许原者，不知绍三告讦本人亲况许昂。
原乃谓绍三曰：你为何事入禁久矣？
绍三回曰：告事甚多，不蒙发落。
绍三亦谓原曰：你因何事而在禁？
原曰：我事不妨。
兄许昂巳嘱到都御史熟识人王舍过银十个，送与本官。
绍三听知，为其久禁，特来告诉。
朕谓绍三曰：彼在禁之囚，盈牢千余，柙禁囚稠，凡所贿。
赂意欲脱难者，赂恐鬼神知，安敢与邻知？
设使一囚互知，不逾时，盈牢者皆觉。
今在禁者众，其主囚御史愚钝者多，贪财者广，公明者少，致囚几年数月、数旬数日，往往有之，非尔一而巳。
尔今来诉，无乃擅听人遣乎？
绍三俯首托病甚。
朕观人情，容貌，此设心矣。
命锦衣卫觅许原所在，随诣原问北平道，索取许原。
御史任辉等云：本人巳发户部矣。
即于户部取索。户部该吏言，原巳于正月二十八日身故。
朕听所言，噫，是设心矣。
其奸用计非浅浅哉！
何以见许原二十八日死，宋绍三二十九日具状？
况许原本囚，原犯欠粮事，追征足备，巳于户部无相干涉。
本道巳行完结，设此计后，强谓未审虚实，推与户部，密令人药死，以绝对问。
由是朕命锦衣卫著要北平道。
原问御史何哲。
等及监送皂隶张荣，并户部看监禁子陈聪、四，该吏孟敏，朕为之亲问，略见情伪，命杂推之明者来告。
御史何哲、任辉等，皆妨贤病国之徒，邪谋设计，转折既多，情理深重，于是命中书、翰林等官槩明情由。
备开节次，以告臣民。
一凌迟示众四名。
三名何哲、任辉、齐肃，俱任北平道监察御史。何哲先为追问尤荣一告不应事，内受钞七十贯、银十两，将一干人不曾提问，被都御史詹徽举间。
又为编管小牢子迟慢，被都御史喝骂抢出，因此怀恨。
于洪武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与同道御史任辉、齐肃商议，会同各道御史魏卓等十八名言说：我前日为两件事不停当，被都御史当众辱詈，又奏了吃打，好生惶恐，受气不过，如何是好？
众人回说：你且耐心，待寻得他此事，再做商量。
至洪武二十年正月初十日朝回，因邀魏卓等十八名至家吃茶，诈捏词情，对各官言说：我本道有两起原告：一名许昂告曹，为是胡党，许昂不曾与曹为对证。
徐阿真告莫粮长不法事，倒被发去充军，只把这两件事著人告他，受了银子便了。
各官回说：待各道人齐时，大家商量。
至本月二十七日，哲又与众御史言说：如今我道里有一名原告宋绍三告状都院五十曰，不与给批提人。
如今只放保，著他去通政司告，准也由他，不准也由他。
只说道是许原，教他去告。
如此捏词排陷，妨贤蠹政。
一名魏卓，任四川道监察御史，除同谋排陷都御史事情与何哲相同外，又欲提问太仓卫指挥使孙茂。
其卓揣知本官系是勋旧。
不行明白奏闻，朦胧具本，送科给批，将本官一槩提取，意在陷害勋臣。
及平日在道问事，囚罪本有一分，辄增作二三分，文致其罪。
其囚一分情真，增以二分，文饰无罅，意在献能，希求升用，故使是非混淆。
如此乱政。
一同谋排陷，罪在不宥，姑容戴罪镣足。在道问囚一十四名：
一名张泽，一名乔鼎，一名郑珇，一名甘泉，一名李子实，一名张敏，一名程善，一名程士箴，一名茹太素，一名郑能，一名傅弼，一名蔡用强，一名丁麟，一名赵恒。

四十一 拖欠秋粮

设置粮长，惟在催征本区内一万石税粮，其税粮俱系各户自行办纳，本非难办之事，自合依期纳足，其粮长人等，将各各人户税粮，征收入己，故意抵顽，迁延不纳，直至下年秋熟，方才将下年秋粮补纳上年欠数。盖是奸臣胡、陈并郭桓等在时，仓廒不明，粮数不清，粮长人等惯于虚买实收，妄称足备，自以为得计，不知自洪武十八年以来，朕知其弊，特命户部，将各衙门岁用粮米，逐月分派，一月置仓一廒，一年置仓十二廒，仓粮数目精明，难以仍前作弊。因此显出奸顽不纳粮，粮长张时杰等一百六十名身亡家破。今后粮长务要依期纳足，如是仍蹈前非者，一体治罪不赦。

四十二 驿丞害民

沆州黔阳县安江驿丞李添奇，自洪武十五年到任，恣肆为非害民，非止一端。
每月取要驿户酒七十坛，茶油、盐各七斤，喂猪、白粟米一石一斗，喂鸡、鹅鸭榖一石二斗。
及拘驿夫妻小到家纺织，又擅拆官船，攺造作自已船只，装载瓦器买卖，岂止如此，科敛驿夫银钞，收买良民来兴等三名，作本家驱口，占据驿夫五名，在家使唤，不行走递。
后权安江巡捡司，违法做造生牛皮鞭，身带腰刀，时常飞放扰民。
及生员赍擎诏书到司，在外飞放，不行迎接开读。
如此慢君虐民，神人共怒，致被土民李子玉等率精壮拿获赴京，罪不可容，所以斩趾，枷令驿前。
所在驿官观之戒之。
颁行三诰第四十三此诰前后三编，凡朕臣民，务要家藏人诵，以为鉴戒。
倘有不遵，迁于化外的不虚示。

四十三 颁行三诰

后序

臣闻昔列圣之驭宇，必明纲常，正法度，使号令赏罚，粲然布于天下，是以民无少长，皆知教化之当从，法度之当守，所以民淳俗厚，罔罹刑宪。
于是上契天心，三光明，寒暑时，海宇宁谥，民乐雍熙，至今照燿简册，何其盛哉！
柰何三代以降，汉、晋、唐、宋之君，因循为治，先王之教日衰月替，俗渐浇漓。
降及胡元，以夷风制治，先王之教，华夏之风，于是扫荡无余，民俗愈偷，可胜叹哉！
钦惟皇上神圣文武，受天眷命，统有天下十九年于兹，深慕二帝三王之治，宵旰不遑，欲丕变胡俗，复我中国先王之治，柰乏贤为辅，所以治之虽严，而犯者自若。
皇上深念从古至今，无有不可变之俗，无有不可化之民，故于机务之隙，特将官民过犯，条成二诰，颁示中外，使民知所劝惩。
未几，民有从命者，将所在奸恶之徒擒获至京，以除民患。
于是皇上知斯民有从命之诚，有可化之机，所以至者，特加赏劳以激劝之。
然而民狃于污习，虽暂革面，犹未格心。
其中因法为弊者，奸诈百生，异乎寻常。
神明鉴察，其情其罪，卒莫能逃。
皇上复虑天下官民仿效成风，自取刑戮，特拨机务，复条此诰，使其知此奸此计，罔能欺诳，徒自杀身。
天下官民诚能体皇上倦倦之心，鉴此非为，格心从化，庶几至治可兴，华风复振，将见人有士行，比屋可封享五福于悠久，岂不美欤！臣叨备侍从，目睹皇上忧勤图治之切，恐官民弗能悉知，不揣芜陋，谨拜手稽首，书此于后云。洪武十九年冬十有二月二十五日，承务郎。左春坊左赞善臣刘三吾谨序。

大诰武臣

32条，1387年颁行

序

将那小军每苦楚也不如猪狗，且如人家养个鸡狗及猪羊，也等长成然后用，未长成者怎么说道不喂食不放，必要喂食看放有条理，这等禽兽畜生方可用。如今军官全家老小吃着穿着的，这是受的职事，都是军身上来，这军便似他家里做饭的锅子一般，使似仓里米一般，又似庄家种的田一般，这军官每如今害军呵，他那心也那里是个人心也，赶不上禽兽的心。若比草木也，不如草木知春秋，当春便生，当秋便死。似他这般害军呵，却便如自家打破锅子要要饭吃么。
如今做总兵贪财杀降，科敛出征头目，守卫管军指挥千百户镇抚旗首人等如此害军呵。却不似打破锅子烂了米，荒了田、卖了田似的。这等为总兵的望有功封公，封王、封侯。这等名爵里，想着要呵得也，不得那内外卫分指军千百户镇抚旗首，害得军十分苦楚，望长远受用如何能够。这等害人的人，这个不有天灾必有人祸，以这等灾祸应呵，应则有迟有疾。且如在京的管军的官员人等，我每日早朝晚朝，说了无限的劝诫言语，若文若武，于中听从者少，怒目不然者多，其心专一害众成家，及其犯法到官，多有怀恨，说朝廷不肯容，又加诽谤之言，为这般凌迟了这诽谤的人若干，及自有一等不诽谤，甘心受贬做军三、二年，五、七年，十数年，才可怜他召回复职，到任都无二月，其害军尤甚前日，更加奸骗军妇，似此等愚下之徒，我这般年纪大了，说得口干了，气不相接也，说他不醒，我将这备细缘故，做成一本书，各官家都与一本，这话直直地说。
军官有父母的，父母每教诫，有兄弟妻子的，便教生些仁义之心，则把那小军身上穿的衣服，口里吃的饭，下的那个小房子儿，都看了自家心里，寻思把做自家做军，似这等过活受得将去也受不将去，若是将心比心，情思度量到跟前，果实过不去呵。那做父母妻子兄弟，怎么可怜小军，发些仁慈心，教那为官的，休害小军。我许大年纪，见了多，摆布发落了多，从小受了苦多，军马中我曾做军来，与军同受苦来，这等艰难，备细知道。这般比并着说，这愚顽贪财不怕死的，说了干无事，似这等难教难化，将了怎地好。
这文书各家见了呵，父母妻子兄弟朋友怎么劝诫，教休做这等恶人，合着天理人心行。却不好有一等官人家父母妻子兄弟一同害人，满家儿无一个发仁心的。似这等全家儿坏了的，也好些个，文书里说得明白，一件件开得分晓，若还再如此害军，便是自己犯了又犯。一般难说你不曾见文书。
我这般直直地说，大的小的都要知道，贤的愚的都要省得这书，与管军的人都是造福，不是害他的文书，不听不信呵，将来将家下儿男都问过你记得这文书里几件，若还说不省得，那其间长幼都治以罪。

一 冒支官粮

二 常茂不才

郑国公常茂，他是开平王庶出的孩儿，年纪小时为他是功臣的儿子，又是亲上头抚恤他，着与诸王同处读书，同处饮食，则望他成人了出来承袭，及至他长成着承袭做郑国公，他却交结胡惟庸，讨他母亲封夫人的诰命，又奸宿军妇，及奸父妾，多般不才，今年发他去征北，他又去抢马、抢妇人，将来降人砍伤，几年误事。他的罪过，说起来是人容他不得，眷恋开平王上头，且饶他性命，则去发广西地面里安置。这等人你怕他长久不得。

三 耿良肆贪害民

四 梅义交结安置人

五 饿死军人

六 储杰旷职

七 擅收军役

八 咒诅军人

九 科敛害军

十 守门阻当

十一 教人作弊

十二 邀截实封

十三 图财杀人

十四 打死军人

十五 冒支官绢

十六 克落粮盐

十七 卖放胡党

十八 卖放军人

十九 纵贼出没

二十 防倭作弊

二十一 因奸杀人

二十二 奸宿军妇

二十三 男女混淆

二十四 以妾为妻

二十五 勾军作弊

二十六 监工卖囚

二十七 私役军人

二十八 生事害民

二十九 生事苦军

三十 排陷有司

三十一 寄留印信

三十二 说事过钱

朱元璋在洪武三十年精选三编《大诰》与《大明律》合二为一，订立《大明律诰》。

本文将以近代英国公司特许状、议会法令、议会日志、法庭判例等原始文献为主要依据，结合历史实际，从公司土地产权的合法性来源、商业信托制的影响以及公司法的制定等方面，尝试探讨近代英国公司土地产权的兴起问题。这里的英国是指英格兰和威尔士，所涉及的时段则是从1555年英国首家合股公司莫斯科公司获得国王颁发的特许状到议会制定的《1862年公司法》出台的近三百年间。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英国公司土地产权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兴起过程。

一、源于国王特权的公司土地产权

近代英国公司是法人组织，其土地产权就是法人的土地产权。英国中世纪的法人主要是宗教法人，其持有土地受到土地死手保有法的严格限制。近代英国公司法人兴起时，其土地产权同样面临着土地死手保有法的限制，且只有经国王同意方可持有土地。不过，公司法人无需向国王申请单独的持有土地许可证，而是由国王在所颁发的特许状中就有关事项予以明示。因此，近代英国公司土地产权兴起之初，其遵循土地死手保有法的实际情况相当复杂。

从词源学上看，“死手保有”（mortmain）源自法语。据1650年编纂出版的一部法英词典的解释，“mort”的意思是“死亡”（death）；“main”的意思是“手”（a hand）。该法语词的本意即“死手”，是指修道院、教会等宗教法人组织的自然人成员在世俗法律意义上已死的状态。但是，宗教法人组织在教会法意义上则是永续不死的。据1658年一部英语词典的解释，在英国普通法意义上，该法语词是指“经国王和庄园领主许可，把土地或保有物向任何法人或兄弟会及其全体成员继任者的转让”。由于宗教法人组织永续不死，其所持有的土地得以永久保留而不能再转让，故称其为“死手保有”。直到1750年，约翰逊编纂的首部现代英语词典对该词仍沿用了百年前的解释：“不可转让的占有状态，一旦落入死手就不可转移该财产。”这是从字面上理解的“土地死手保有”。

从历史实际来看，土地死手保有最初仅限于修道院等宗教法人持有的土地，后来才扩展到世俗法人。13世纪初，修道院等宗教法人的死手保有地规模不断扩大，引起了国王和世俗贵族的警觉。《大宪章》第43条就表明了他们对修道院等宗教法人持有大量土地的敌视态度。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国王特权得以巩固。为控制土地转入宗教法人手中，1279年英国议会通过了首部《土地死手保有法》，在英格兰、威尔士甚至爱尔兰实施。该法直到1960年才被完全废除。因此，其影响极为深远。其中明确规定：“未经直接持有封地的领主许可和同意”，“任何人，无论是修士还是其他人，不得以捐赠或租赁名义买卖任何土地或保有物，也不得以任何其他理由通过任何其他诡计和手段达到其目的，由此造成的该土地或保有物成为死手保有地将一律予以没收”。该法的适用主体主要是修道院等宗教法人，适用客体主要是土地或保有物，但在实践中并未从根本上阻止土地向宗教法人转移，也未能缩减死手保有地的规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地产托管即用益的兴盛规避了有关规定。为了维护封建领主权利、增加国王收入，1391年议会再次制定新的《土地死手保有法》，明确规定：“未经国王和主要领主许可”，禁止一切教俗法人组织持有死手保有的“土地、保有物、封地、圣职推荐权以及其他财产”及其用益。可见，1391年法令扩展了适用主体和客体。从此，世俗法人与宗教法人一样，未经许可均不得持有土地，也不得成为土地用益的受益人。英国著名法律史学家尚塔尔·斯特宾斯指出：“这部法律在商业领域具有显而易见的重要性，因为此后贸易公司在土地持有上受到了限制。”这是近代英国公司土地产权受到制约的法律依据。

到16世纪初，随着英国宗教改革的兴起，大量修道院被解散，新的法人组织不断涌现，土地用益获得进一步发展。1531年议会通过的《土地死手保有法》主要是为了禁止教俗法人团体成为土地用益的受益人。其中规定，任何人“为了堂区、教堂、小教堂、堂区执事、行会、兄弟会、公会等团体的用益”而设立的一切信托，在1531年3月1日以后均告无效。这里较早使用了“信托”一词，但它在当时只是“用益”的同义词。该法不仅重申了教俗法人均不得作为用益的受益人，而且该法适用主体不再提及修道院，而是明确地提及行会、公会（company）等。这是该法适用于特许公司的重要法律依据。

1555年，莫斯科公司获得了国王颁发的特许状。其中明确规定：“本王以及本王后嗣继承者依据本特许状授予本王上述值得信赖、忠实、可敬的谘议会成员和上述其他人员，以如下之名：为发现未曾到达的未知土地、领土、岛屿、自治领和领地的英格兰冒险商人，从此在事实和名义上他们将成为一个主体和永续团体及共同体”，可在伦敦市或其他任何地方集会，“与我们所说该城市的其他法人一样集会，每年任命、选举、挑选他们自己的一到两名主管人员”，建立法人管理机构。可见，莫斯科公司不仅是近代英国首家重要合股公司，同时也是一个世俗法人。

接着，特许状明确了莫斯科公司的一系列权利，其中包括土地产权。该公司“享有永久继承权，拥有永久服务于该团体及共同体事务的共同印章。该团体及共同体以及其后嗣，依法能够购买并永远无条件占有定期或终身地产、保有物、租金、土地复归权以及其他任何占有物和可继承财产”。与此同时，该公司法人还可以“依法转让、赠予、出租和分割”以上全部或部分财产，但是“未经本王及本王后嗣继承人特别许可，他们首先应拥有该许可，否则他们不得把以上全部或部分财产转让或赠予为死手保有”。值得注意的是，该特许状进一步明确规定了莫斯科公司购买死手保有地的额度，即每年可购买66镑13先令4便士的土地；只要不超过此限额，“尽管有防止死手保有的诸多法律以及其他有关的法律习惯和规章制度等相反的规定，但无论本国王及本国王的继承人持有还是其他任何人持有的土地该公司均可购买”。这是排除条款，即国王准许公司在特许状规定的购地额度内不受土地死手保有法的限制。

与此前的土地死手保有法的有关规定相比，莫斯科公司特许状的内容有三点独特之处值得关注：首先，公司法人的土地产权只需国王的许可，不再需要中间领主的同意。这样，国王就成为公司土地产权合法性的唯一来源。这就使公司的土地产权通过国王特权，与传统封建领主权利进行了分离。其次，经国王同意后，公司法人的土地可以不受死手保有法限制，由公司自主转让、出租、赠予和分割。这是以往土地死手保有法中从未出现过的内容，可以说是对有关法律制约的突破，有利于公司土地产权的资本化。最后，应该看到，公司土地产权对土地死手保有法突破是有限度的，这个限度就是国王在特许状中明确规定的年购地额度。

可见，莫斯科公司土地产权从合法性上看最初源于国王特权，由国王颁发的特许状予以许可和明示。这种状况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到来而被改变，公司土地产权的合法性从源于国王特权转向源于议会授权。

二、从国王特权向议会授权的转变

莫斯科公司特许状中有关土地产权的规定，在后来较长时间里成为其他特许公司所遵循的先例。直到16世纪末17世纪初，利凡特公司和东印度公司的特许状才对相关规定有所调整。

利凡特公司1581年特许状规定该公司“依法可拥有、购买、接受、占有、享有、保留诸如土地、保有物、豁免权、特权、审判权、特许权以及任何性质和数量的可继承财产；也可赠予、授予、让与、转让、分配、处分该公司名下的土地、保有物、可继承财产以及其他任何可让渡之物”；该公司应“以我们英格兰王国任何忠诚的人民的行为方式”行使其土地产权。这里不再设定具体购地限额，也没有原文照搬莫斯科公司特许状中的有关条款，而是详细列举了公司土地产权的具体内容与自主行使土地产权的方式。东印度公司1600年特许状的相关规定几乎原文照搬了利凡特公司特许状的上述内容。通过分析这两家公司的特许状文本，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公司土地产权更明晰了。

17世纪上半叶，英国的特许公司基本沿袭了利凡特公司和东印度公司特许状的有关规定。1611年设立的法国贸易公司、1615年设立的皇家新贸易商人公司、1622年获特许状的伦敦面粉制造公司、1636年设立的大雅茅斯制盐公司、1637年设立的伦敦肥皂生产公司等，其特许状除设有具体购地限额外，其余内容均与利凡特公司和东印度公司特许状的相关规定一致。这一时期，有的公司是对外侵略扩张、建立殖民地，以及对移民和殖民地进行管理的机构。这种公司的土地产权涉及被侵略国家的领土主权问题，这里对其不予赘述。但是，1618年成立非洲公司的特许状规定该公司“依法可拥有、取得、购买、接受、占有、享有诸如庄园、宅院、土地、保有物、租金、豁免权、特权以及任何性质和数量的可继承财产；也可转让和处分如上财产，只要他们认为合适和方便”。这就强化了公司土地产权的自主性。

[在英吉利共和国时期]，为筹措远征爱尔兰的军费，克伦威尔领导的议会于1649年4月通过法律，规定：“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一切团体、政治体和法人，即刻有权力、有资格并获准，为其本身或后嗣取得、购买上述封号、庄园、土地、保有物和可继承财产，无须再申请任何死手转让许可。”此后，议会于1649年7月制定了《关于出售已故国王、王后和亲王所属之封号、庄园、土地法》，1651年7月制定了《关于因叛国罪没收归共和国的若干土地和地产出售法》，11月制定了《进一步没收和出售国王林地法》等。相关规定的文字表述不仅与1649年4月法令几乎完全一致，而且被一再重申和强调。由以上文献考察可见，这一时期公司购地既不用国王颁发特许状明示，也不须遵守死手保有法，更无购地限额，完全与自然人一样可依照议会法令授权自主、自愿购买和处分土地的财产权。这种土地产权成为完全的土地所有权。因此，从近代英国公司土地产权兴起的角度看，这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顶点。

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后，国王又恢复了特权。非洲公司于1660年、1663年先后重新获得国王颁发的特许状，规定该公司“依法享有伦敦市以及从先王至今国王通过颁发特许状设立的所有商人公司之一切特权”。哈德逊湾公司1670年特许状与此前东印度公司、非洲公司等海外贸易公司的特许状的有关规定几乎完全一样。

“光荣革命”后，随着议会主权的确立，议会授权许多新成立的公司获得土地产权。1692年议会通过的格陵兰公司法规定，该公司“依法可拥有、购买、接受、占有、享有、保留诸如土地、租金、保有物以及任何类型、性质和数量的可继承财产，每年不得超过100镑；也可出售、授予、让与、转让或处分如上财产”。1694年议会通过的英格兰银行公司法规定，该公司“依法可拥有、购买、接受、享有、占有、保留诸如土地、租金、保有物以及任何类型、性质和数量的可继承财产；也可以出售、授予、让与、转让或处分如上财产”。1697年议会通过的新东印度公司法有关公司土地产权的规定，与英格兰银行公司法完全一样。1711年议会通过的南海公司法规定，该公司“依法可拥有、购买、接受、享有、占有、保留诸如土地、租金、保有物以及任何类型、性质和数量的可继承财产，每年不得超过1000镑；同时拥有相应的权力、能力、特权、豁免权、优先权来处理和转让该名下的、属于他们的全部或部分财物。这些处理和转让权应遵守国王陛下及其后嗣继承人认为合适的规则、条件、限制和制约”。

综上所述，从1555年莫斯科公司获得特许状，到1719年《泡沫法》出台，英国公司土地产权兴起经历了螺旋式上升过程。公司土地产权最初从国王特权那里获得合法性，资产阶级革命则使其通过议会授权而摆脱了国王特权的束缚，但这只是昙花一现。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后，公司土地产权又回归到国王特权之下，“光荣革命”后则又转到议会手中。但是，议会授权与国王特权在有关公司土地产权规定的具体内容上，几乎没有差别。

因此，当时东印度公司管理者很早就认识到，无论是通过国王特权还是议会授权，公司所获得的土地产权都是不安全的。据东印度公司1614年的会议记录记载，公司总管提出：“以公司的名义购地是不安全的，这是因为如果议会或国王撤销了公司的特许状，那些土地就会复归于国王”，因而建议公司“设立信托受托人，以他们的名义取得土地”。直到18世纪，随着商业信托的兴起，公司土地产权才在实践中转向信托制。

三、商业信托与公司土地产权的资本化

从1719年《泡沫法》制定，直至1825年该法被废除，公司土地产权日益转向商业信托。信托制是在1535年《用益法》颁布实施之后兴起的，但直至18世纪，主要是应用于个人之间的土地信托和家庭财产授予信托。随着18世纪商业信托的兴起，公司土地投资信托或土地商业信托应运而生。通过土地商业信托，公司不仅突破了购地限额和土地死手保有法的束缚，还使其土地产权走向资本化。

议会对公司土地产权的限制是土地商业信托兴起的重要因素。1719年《泡沫法》批准新设立两大海上保险公司，其中的购地条款明确规定：“如上所述每家公司依法均可购买、取得、享有宅院、土地或保有物，每年不得超过1000镑；也可按照其自由意志和意愿授予、转让、让与或处分以上全部或部分财产。”这里明确赋予公司行使土地产权的自主权，使之成为一种完全自由保有地产，但仍规定了土地限额，尽管这个额度已比此前的公司购地额度提高了很多。原有一些特许公司因购地条款中没有明确规定限额而大量购地，引起了议会的警觉。1720年议会下院在讨论公司购地限额时，时任英国总检察长的莱奇米尔（Nicholas Lechmere,1675—1727）明确表达了如下观点：“前引的由议会设立之公司，是为特定之目的而设立的。尽管其所获购地之权没有明示受任何年度价值额限制，但依据合理的解释，该权之运用应当受制于并受限于该法人设立之目的，而不可理解为授权该法人，出于与设立之目的完全无关之意图，而购买任何价值额的土地。”最后达成一致意见：一些人以公司名义开展了许多“不正当业务”，“这些做法显然有害于本国商业贸易”，因此必须予以限制。可见，这时的议会对公司土地产权的限制不仅没有放松，反而有所加强。

此后十余年里，银行、海外贸易等领域也几乎没有新设立公司，只有爱尔兰银行和苏格兰银行向各自的议会提出过申请，且仅苏格兰银行获得了批准。保险领域受《泡沫法》所限，虽已禁止设立新的公司，但对1718年6月24日以前所设立的所有公司没有溯及力。因此，1706年成立的友爱社作为近代英国较早的人寿保险公司仍继续经营。该公司1730年特许状除了继续设定购地限额之外，另有一条关于该公司土地产权的条款值得注意：“该公司的任何资金不得借出或外放，除非以土地或政府担保为保证。”可见，土地开始成为公司的抵押物。

这一时期商业信托的兴起为公司土地商业信托的形成提供了条件。随着公司股份、国债、年金等新型财产的出现，围绕这些新型财产所建立的信托关系就是商业信托。其突出特征在于，商业信托主体是公司及新兴资产者，而不是土地贵族；客体以公司股份、国债、年金等新型财产为主，而不是传统土地财产；这些新型财产可流动性、可交易性比较强，而不像土地那样长期相对稳定；受托方从信托财产的消极接受和看管者，转向积极经营和管理者。

商业信托的兴起有利于公司土地产权的资本化，从而使之更加明晰、安全且更具可交易性。因此，在商业信托影响下，公司土地产权逐渐成为商业信托财产。南海公司较早转向土地商业信托。议会在1711年批准其成立时，规定该公司每年购地不得超过1000镑。最初该公司是以其本身之名直接持有土地财产的，当时多数公司也是这样做的。然而，在南海泡沫事件之后，该公司的地产被没收，成为抵押贷款的担保。在实际操作中，这一时期公司在其土地包括房产出租或抵押贷款时，往往以受托人个人名义签订合同，成为信托受益人。这种做法在哈德逊湾公司管理委员会记录中更加常见。

然而，公司土地商业信托形成的前提是，公司不仅可以作为信托的受益人，还可以作为信托的受托人。1750年，佩恩诉巴尔的摩勋爵案正式明确国王作为独体法人可以是信托受托人。随后，1759年，曼斯菲尔德大法官在审理伯吉斯诉惠特案中，不仅确立了国王和其他法人均可作为受托人的原则，还明确指出受托人只是土地财产转让的工具。这样，公司作为法人既可以是信托的受益人又可以是信托的受托人。这两个案例标志着公司土地商业信托的兴起。

公司土地商业信托的突出特征在于，从事土地商业信托的主体不再限于个人而是扩大到公司法人；公司无论是土地商业信托的受益人还是受托人，所获得的土地产权与公司股份一样实现了资本化，其可交易性和流动性明显增强；改变了以往个人消极接受和看守信托财产的做法，转向了积极经营和管理信托财产。这些转变有利于公司在实践中突破购地限额，摆脱土地死手保有法的限制，实现公司土地产权的资本化，从而提高了公司土地产权的明晰性、安全性和可交易性，为公司资本的积累和发展注入了活力。

随着公司土地商业信托的兴起，公司土地产权与股东的股份权日益融合。在这方面较为典型的判例就是1754年皇家交易所保险公司诉沃恩案。该案各方围绕公司是否应该缴纳土地税展开了辩论。最终，法庭确立的原则是“对该公司征收土地税仅限于其资本金，对其成员征税则限于其分红，他们收到的分红就成了独立的个人财产”。这表明，股东持有的股份属于公司财产，股东的财产权仅限于分红；公司的资本金则等同于其土地产权。土地作为一种传统的不动产，实际上开始与股份融合成为动产，这就从司法实践上确认了公司土地产权的资本化。

1760年土地税法明确规定，公司的土地与其他财产一样均应缴纳土地税；更为重要的是，不论地产类型均一视同仁，经专门委员会评估和认定之后，按其年收入或年利润额纳税。这一原则在1797年土地税法中得以延续。到19世纪初，土地税法赋予公司赎回土地税的优先权。这就更加明确了公司的土地产权。土地税法是针对土地的年收益额而非土地本身征税，而且这时的土地税已可通过签订合同进行买卖了。土地税法正是通过征收土地年收益而日益明确了公司的土地产权。这种土地产权已开始被视为可产生利润的资本。

总之，这一时期随着土地商业信托的兴起，公司土地产权不仅在实践中实现了资本化，而且变得更为明晰、安全且更具可交易性。这为公司土地产权的法制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公司法与公司土地产权的法制化

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开展和资本主义的确立，19世纪上半叶英国资本日益集中，公司的力量不断增强。公司法的制定和实施推动了公司土地产权法制化。公司土地产权依法成为公司注册资本权的有机组成部分，融入了现代公司产权体系。

1801年英国与爱尔兰合并，统一的国内市场进一步扩大。英国在反法战争和1812—1814年英美战争中，均以胜利告终。在这种有利的国内外形势下，英国在1805—1807年及1824—1825年先后两次出现类似于南海泡沫的公司投机狂热，人们纷纷向议会提出设立公司申请。据统计，仅1807年就有47家拟建立的合股公司，而在1824—1825年拟建立合股公司的数量则达到624家。

面对申请设立公司数量激增的压力，议会不堪重负，不得不考虑废除《泡沫法》，并着手制定公司一般法。1825年，议会完全废除了《泡沫法》。1834年，议会通过《特许公司法》，强调国王必须依据普通法和议会法令颁发特许状设立特许公司；公司的法律纠纷必须依该法由法庭做出判决。不过，该法主要是对合股公司法人地位的确认，对公司土地产权问题则只字未提。在实践中，该法执行效果并不理想，当时人们仍然偏好向议会而不是向国王的贸易委员会提出设立公司的申请。因此，议会不得不在1837年修订了该法，但修订后该法未能从根本上减轻议会压力，也未提及公司土地产权问题。

从当时的司法实践来看，公司的股份资本无疑包括土地。1837年财税法庭在布莱特诉布伦特案的判决词中明确指出：“公司管理的联合股份是其各个成员交付的认购款，公司有权随意把这些归为动产或不动产，改变所持有的财产类型，唯一的限制是其总额”；“所有这些财产都不可分割地属于公司，所有联合股份均可按照公司的意愿明确地出售、交易、变更和处置”；“公司有不受限制的权力把其中一部分转变成土地、一部分转变成商品，并且随时在改变和处置”，“无论土地还是动产都只是联合股份借以产生利润的手段（而且是变化的、临时的手段）”。可见，公司土地产权已融入公司整体财产权，超越了静态的动产和不动产区分，均属于追求利润的不断变换形态的资本。

在司法实践的基础上，议会开始制定合股公司一般法。1844年，议会通过了《关于股份公司的注册、设立和规制的法令》，合股公司从此成为现代股份公司。该法明确规定，公司在完成注册时必须提交财产授予协议，其中的重要内容就是有关公司资本的约定：应声明该资本构成的种类及其价值，且在注册之后不得随意更改。可见，公司的资本已不限于资金，其他种类的财产也是公司资本的组成部分。这就在法律上把公司的全部财产权包括土地产权在内，抽象化为注册资本权。值得注意的是，该法规定：“为用作营业场所及其他业务所需，公司可以以公司或受托人的名义购买和持有土地、保有物和可继承财产（但须首先获得贸易委员会的一般或专门许可）。”这就确认了贸易委员会的土地许可权，实际上是保留了国王的特权。为限制国王特权，议会于1847年对该法进行修订，明确规定贸易委员会应向议会汇报上一年度发放土地许可证的情况，接受议会监督。这就使公司土地产权进一步受到了议会的监管。

与此同时，司法实践更加明确了公司土地产权不受土地死手保有法的限制，这最终被写入法律文件。1846年案卷法庭（Rolls Court）审理的斯帕林诉帕克案中，法官援引1837年布莱特诉布伦特案的先例，认定公司的不动产为衡平法意义上的动产，在破产清算时这些不动产将被转化为动产，因此公司的土地产权不受死手保有法限制。法庭最后宣判：公司清算时，其全部财产会被出售，剩余以动产方式分配给股东，所以公司的土地和股东的股份均不受土地死手保有法限制。1849年案卷法庭审理的沃克诉米尔恩案中，法官认为公司的土地财产都是被视为用于贸易目的的动产，如燃气公司的土地用于售卖燃气，而非改良土地，进而从中获利。因此，公司的土地与该公司的股份一样，均为不受土地死手保有法限制的动产。法官最后指出：“在《死手保有法》得以通过以及一些案件依法予以判决时，法庭未曾考虑过目前所讨论的财产种类。这就要求人们考虑那些法律条款多大程度上能适用于当今的情况”，“如今我们却要把该法适用于新的情况，也就是后来兴起的股份公司。它创立了一种新的财产分类”。1852年大法官法庭审理银行股份公司的土地产权案中，大法官曾明确要求撤销此前副大法官适用土地死手保有法的判决，并提出：“为了经营业务的目的而购买的不动产不属于土地死手保有法调整范围。”即使是采矿公司的土地也是动产，同样不受土地死手保有法限制。1854年财税法庭审理的沃森诉斯普拉特利案中，法官认为：“在采矿业中，土地是必不可少的，但土地只是股份资本和股东实际利益的一部分。股份只是参与或有权参与分享商业合伙利润。在联合股份或资本中，机器设备、土地与资金、技能和劳动力全部融合起来了。”“土地只是联合股份或资本借以生产利润的手段。”这一判决也可见于1856年的鲍威尔诉杰索普案。在以上司法实践的基础上，《1856年股份公司法》明确规定，公司土地产权在转让时不受土地死手保有法限制。这具有标志性意义。

《1862年公司法》则最终对此前分头并进的贸易、银行、保险等股份公司的法律制度、司法实践进行了全面整合，因而被称为现代公司制度的“大宪章”。其中，有关公司土地产权规定的重大突破在于：公司不得承认或接受任何明示、默示或推定的信托；所有属于公司的各种财产权益，在依本法注册时均应转到该公司名下。这就斩断了公司与信托财产之间的瓜葛，全面确立了公司完整的财产权即公司的注册资本权。由此，公司土地产权成为注册资本权的有机组成部分。

结  语

近代英国公司土地产权最初是国王特许的产物。这是中世纪晚期以来王权与市民联盟的具体体现，因为公司成员的主体就是城市工商业者和国王的廷臣。王权与市民之间既联合又斗争，共同推动了经济关系和所有权的变革。从经济关系上看，近代英国公司土地产权兴起的历史基础是封建土地保有制的等级结构及其叠加的土地权益。到中世纪晚期，出现了个人所有制。这种个人所有制通过获得国王特许，形成了个体所有权，为近代英国公司土地产权的兴起奠定了社会历史基础。

英国中世纪晚期产生的个人所有制和个体所有权，较早见于获得国王特许权的市镇中。梅特兰在市镇习惯中发现，正是在国王特权的庇护下，“市民可以像动产一样通过遗嘱自主处置其房产，市镇法庭也准予他们保留这种习惯”。这主要得益于市镇工商业的复兴和发展：“我们可以说市镇的商业精神影响了房产；商业精神要求像动产一样遗赠房产，同样正是在市镇中土地所有权才首次达到了现代的纯度和强度。”但是，正如恩格斯曾指出的那样，中世纪晚期市民的个体所有权“还同封建的限制密切交织在一起”，“主要由特权构成”。这种通过国王特许获得的个体所有权成为近代英国公司土地产权兴起的序曲。

由于受到土地死手保有法的限制，国王特许和议会授权为近代英国公司土地产权的兴起提供了合法性，却长期控制着公司的购地额度及土地用途，甚至有时可以收回公司的土地。这就使公司土地产权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既不能实现公司土地产权的有效积累和扩张，又不能使公司土地产权得到安全利用和交易。为了摆脱困境，公司不得不求助于信托制度，由此催生了土地商业信托，从而把土地产权变成可交易的动产。公司土地产权由此实现了资本化。这成为近代英国公司土地产权兴起的制度基础。

然而，土地商业信托也造成公司土地产权的双重性，即“普通法所有权”与“衡平法所有权”的并立。前者实际占有和支配着公司的土地财产，但并不受益；后者受益，但既不实际占有也不实际支配其土地财产，因此二者均非完整的所有权。随着公司财产权资本化程度的加深，公司土地产权的双重性逐渐被克服，日益形成纯粹的、完整的所有权，并最终融入公司现代产权体系。

因此，近代英国公司的土地产权兴起过程实际上就是公司土地产权的资本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公司成为土地产权资本化的转换器。公司改变了土地财产的形态，把物质形态的土地财产抽象为非物质形态的股票、债券或年金，土地产权也随之变成了股权、债权或受益权。不仅如此，公司还改变了土地产权的实现方式，使之更加明晰，也更加可被测量、分割、转让及交易，从而提高了土地产权的利用效率，推动了金融市场的兴起。更重要的是，公司把土地产权与其他财产权整合在一起，全部转换成以公司为主体的社会性财产权，从而孕育了转向新经济社会形态的力量。

转自《社会科学战线》2025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