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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未成年人刑事被遗忘权是加强人权司法保障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建立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意味着对一般主体的轻微犯罪将引入刑事被遗忘权保障机制，如何更好地保障未成年人刑事被遗忘权也随之成为亟待深化研究的课题。当前学界普遍认为，我国全面建立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宜以已经建立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为蓝本和基础①。这表明，未成年人刑事被遗忘权制度的示范效应与时代价值被广泛认可并高度彰显。事实上，我国学界关于未成年人刑事被遗忘权的讨论已持续近二十年。早期研究主要倡导借鉴域外经验，构建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和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但也不乏针对全年龄段罪犯的概括性研究②。随着2011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八）》）对免除轻罪未成年人前科报告义务作出规定，以及201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增设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之规定，近年来的相关研究多数聚焦于上述两项制度的落实与完善③，而与实现未成年人刑事被遗忘权密切相关的复权制度的研究成果则较为少见④。时至今日，随着轻罪治理需求的增长，将仅适用于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扩展适用于成年人已是大势所趋，关于消除犯罪附随后果的延伸研究也呈增长趋势⑤。已运行十余年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实践将成为整体性制度构建的突破口，而未成年人刑事被遗忘权及其制度体系也亟须以此为契机开展体系化反思与续造。

1924 年，《日内瓦儿童权利宣言》（以下简称《宣言》）首次提出对不良行为儿童（含青少年）应给予改过自新机会的原则性倡议，1989 年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进一步将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等纳入国际人权法体系。百余年来，特别是最近数十年，《宣言》与《公约》在推动实现儿童基本人权和一般儿童权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时间的流逝并未理所当然地为贯彻落实百余年前提出的国际人权法原则扫清障碍，未成年人刑事被遗忘权的认知状况与实现程度在当今时代反而面临新的障碍，亟待寻求脱困之道。

反思和回顾未成年人刑事被遗忘权的理论与实践，此方面研究还存在基本概念梳理不清、现实境遇把握不准等问题，尤其是没有结合数字化时代新境遇探讨实现未成年人刑事被遗忘权的现实困境，有关对策建议也因之存在碎片化的缺憾，没有很好地从整体上把握不同对策共同服务于实现未成年人刑事被遗忘权的结构性功能关系。因此，有必要分析未成年人刑事被遗忘权制度所面临的现实困境，理顺并系统发挥前科消灭、复权制度、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功能，并基于贯彻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形成制度闭环，以期为推动未成年人刑事被遗忘权的实现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二、未成年人刑事被遗忘权内涵外延再梳理

被遗忘问题真正进入法律视野并被作为一项权利进行探讨是新近的事情［1］，而完善轻微犯罪记录封存等相关制度、保障刑事被遗忘权，也是刑事一体化理论下治理犯罪问题的有机组成部分［2］。但目前，被遗忘权的讨论往往被置于个人信息保护语境下，被认为是个人信息权的组成部分，是个人请求删除可以识别自己的信息的权利。这忽视了刑事被遗忘权的历史源流，也混淆了刑事被遗忘权的内涵外延及其核心功能。

刑事被遗忘权是根源于基本人权的一项基础性权利，要求包括刑事司法机关在内的各类国家机关及相关主体应依法限制使用犯罪人的犯罪信息。现在普遍认为，被遗忘权源自法国法律中被称为“le droit à l’oubli”的权利，其允许被定罪的罪犯在服刑改造期满后要求其被定罪和监禁的相关事实不被公开［3］。但“被遗忘权”一词在大数据时代被默认为仅针对个人信息，造成20 世纪被关注的刑事被遗忘权与个人信息保护中的被遗忘权相混淆。“可以说儿童信息被遗忘权正逐渐被认可成为儿童新兴的基本权利内容之一。”［4］诸如此类抛开任何前提而对当前语境下的被遗忘权冠之以新兴权利、雏形的表述并不准确。刑事被遗忘权依然应当是指20世纪甚至更早时候提出的为保障罪犯回归社会而形成的权利，只不过在大数据时代，其与个人信息保护上的被遗忘权存在一定的交叉重叠。

刑事被遗忘权是为治理犯罪、保障经法律确认犯罪并已为此付出代价（接受刑罚处罚）且经过改造的人员顺利回归社会并为社会所接纳，而依法限制其犯罪信息使用的权利。个人信息权强调从保障人格尊严出发保障个人对其自身信息的控制权，此逻辑下的被遗忘权是强调对个人信息的不披露和删除，而刑事被遗忘权的逻辑基础是保障经过改造后的犯罪人员得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权利，不仅仅体现为信息权涵摄的依法收集、合法使用、删除等下位权利，还包含犯罪记录封存、前科消灭、复权等在内的制度体系，是犯罪治理和刑事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

三、犯罪低龄化与社会数字化对保障未成年人刑事被遗忘权的影响

更好地保障未成年人的刑事被遗忘权的关键在于是否解决应对其涉罪行为予以宽宥以及社会发展是否有助于对其予以宽宥的问题。当前面临的主要难题一是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日益严峻、犯罪低龄化趋势显著，公众就保障未成年人刑事被遗忘权难以形成共识；二是数字化背景下未成年人刑事被遗忘权的保障措施面临挑战。

（一）犯罪低龄化使刑事被遗忘权陷入伦理与刑事政策争议

保障刑事被遗忘权的逻辑基础是通过防止罪犯的相关信息被提及、使用而助力其改造和回归社会，是通过“遗忘”其过往错误而给予其同正常人一样的对待。适用对象主要是那些社会危害性不大的犯罪人，包括部分犯罪的未成年人。但随着犯罪低龄化的形势日益严峻，未成年人犯罪已经很难与低社会危害性画上等号，这就引发了如何对未成年犯罪人适用被遗忘权的争议。

犯罪低龄化是当今全世界共同面临的突出问题。无论是东欧还是西欧，青少年犯罪率在20 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都有显著上升［5］。如在法国，“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数量剧增、犯罪主体年轻化（许多犯罪主体年龄在13周岁以下）以及未成年人所实施犯罪行为的严重化（相当比例的犯罪系涉及人身及财产方面的暴力犯罪）”［6］341。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4）》显示：“2024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101526 人，提起公诉56877人，同比分别上升4.3%、46%。”同时，一些未成年人触法涉罪案件的恶性之深持续引发社会关注，如霸凌同学致伤亡案件和因不服管教弑亲案件，都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这导致社会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的整体态度发生了重大转变，社会氛围更倾向于对触法涉罪未成年人的严格处理。刑法学界对引入恶意补足年龄的讨论也因未成年人实施的恶性案件频发而趋于热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规定，允许对严重暴力犯罪且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人有条件地追究刑事责任。由此，对触法涉罪未成年人选择宥恕还是严惩，面临来自伦理与刑事政策的双重争议，成为当今未成年人刑事被遗忘权实现的一重困境。

一方面，来自伦理的责难集中于如何满足公众对公平正义差异化的期待。人们对未成年人的特殊对待与照护来自单纯的代际延续情感。其所暗含的假设是双方均处于伦理道德的理想状态，即成人是伦理价值取向正常且一致的成人，而未成年人是处于“人性本善”原初阶段或未被彻底颠覆本性的未成年人。但现实难以达到理想状态。中国古代的“十恶”即包含“不孝”，这类犯罪“为常赦所不原”，时至今日这依然是大多数成长于中华文化体系中的人坚持的伦理价值。人们在伦理道德层面往往会做扩大解释，欺凌同学弱小等行为也会纳入“不睦”、“不义”等价值判断所彻底摒弃的范畴。基于此，人们对公平正义的认识以及对法律、司法达至公平正义的要求也会产生差异，未成年人在代际上的天然道德优势在法律上显得并不那么理所应当，也使大多数人放弃了对未成年人行为越轨的成因以及未来纠错可能性的善意思考，甚至忽略以往哪怕是“十恶”之罪也受刑事责任年龄制约的历史经验，而对当今法律制度和司法体系施加结构性的道德责难。

另一方面，未成年人的特殊刑事处遇在恶性案件发生之后持续引发刑事政策争议。犯罪低龄化是否能够得到科学证据支持尚存疑问［7］，但当恶性案件出现之时，在社会舆论的裹挟之下，犯罪低龄化俨然就是不争的事实。由此，对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引入恶意补足年龄制度的呼声渐强，天生犯罪人理论、人格责任论在一定时间段内占据压倒性的理论优势，从而极有可能推动立法的改变和刑事司法政策从严，相应地给予未成年人特殊刑事处遇的理论则日渐式微。如法国、西班牙的刑法与刑事诉讼法都采取改革措施，对未成年人犯罪持从严惩治态度，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消减其特殊性，逐渐与成年人刑事司法趋同成为改革趋势［6］340-353。20 世纪80 年代起，美国学者在新闻传播领域提出了“童年的消逝”的概念，随之司法领域也受其影响，未成年司法从福利型司法走向惩罚性控制，未成年犯与成年犯的二元化司法结构也日益遭受质疑［8］123-176。对未成年人的谅解原则和刑事被遗忘权的推进过程，在一次次“罪恶昭彰”的恶性案件的阻挠下反复中断，作为人权概念的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一旦具象于刑法的范畴，则会丧失原则性地位。

应当说，面对犯罪低龄化的形势，从严治理才是必然之举。但定罪处刑之后，这些未成年人后续如何自处、如何回归社会与他人相处、如何保持改造效果不在社会排斥下再犯，同样需要配套制度跟进解决。保障未成年人刑事被遗忘权是解决上述后续问题必不可少的制度设计。

（二）数字化时代的忘却困难成为保障未成年人刑事被遗忘权的新障碍

数字化时代使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数据影响甚至成为数据的一部分，社会关系在虚拟世界被传播被运算，再重新对现实世界施加无形却重大的影响。被遗忘权的定义也因此发生了重大转变。1995 年10 月24 日，欧盟制定的《关于涉及个人数据处理的个人保护以及此类数据自由流动的指令》被认为将“删除权”以立法形式规定在欧盟法律体系［9］。欧美国家的立法以此为开端，倾向于对所有主体特别是未成年人的网络信息保护。如美国于1998年对《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进行修订并制订了《2011 年儿童防追踪法案》，2013年美国加州的568号法案，即“橡皮擦法案”则明确规定，网络社交网站应按照未成年人的要求擦除其上网痕迹。2014 年，欧盟法院在冈萨雷斯案件中认可了成年人信息的被遗忘权。2016 年，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确立未成年人信息处理同意权的特殊保护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1037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以下简称《个人信息保护法》）、《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等引入相应规定。

数字化时代新的被遗忘权概念的提出和法律的迅速响应揭示了一个迫切的现实，即随着数字化的进展，任何领域的“被遗忘”都成为异常困难的事情，这是未成年人刑事被遗忘权与一般信息被遗忘权共同经历的又一重困境。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17年发布的针对世界儿童状况的“数字时代的儿童”（Children in a Digital World）调研报告显示，“他们最大的担忧是网络隐私，特别是担心陌生人获得他们个人信息的可能性”［10］，而结论中，企业和政府对儿童网络个人信息的收集也引发了调查组织的忧虑。互联网信息传播几乎没有时间差，未成年人案件又容易引起社会过度关注，不待特别司法程序予以保护，相关信息便早已见诸网络。如不加限制，这部分信息将长时间展示于网络之上，可能对未成年人未来人生走向产生重大影响。个体网络信息难以被遗忘是大数据时代“双刃剑”的一个表征，而刑事被遗忘权在这一时代遭受的更为严重的艰难处境和因此受害的未成年人则更像是在经历一种“无妄之灾”。其中众多环节固然未必与刑事司法程序有直接相关性，但如不堵塞漏洞，则保障未成年人刑事被遗忘权必然沦为空谈。

（三）双重影响下未成年人刑事被遗忘权的中国因应

随着人权事业的发展和保护未成年人权利意识的提升，《中央政法委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2009－2013）》等一系列政策文件均提出有条件地建立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制度。2011 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规定，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人，免除前款规定的报告义务。2012年《刑事诉讼法》在总结地方探索基础上，明确规定了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以下简称《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03 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59 条增加了相应配套规定。2022 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印发《关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实施办法》，由此形成了我国以“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为中心的未成年人刑事被遗忘权制度体系。

但是，在犯罪低龄化与数字化时代的双重影响之下，我国保护未成年人刑事被遗忘权的制度供给仍然呈现疲弱态势，亟须实现整体突破。一方面，现有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仅适用于轻罪情形，保护范围狭窄，制度本身也存在有待改进的空间。另一方面，仅靠犯罪记录封存制度难以建立起周延的未成年人刑事被遗忘权保护体系。我国没有前科消灭的制度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100条对“前科”一词的使用不甚准确，前科报告制度与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在实践中存在冲突，需重塑前科消灭制度逻辑。同时，探索建立以复权为基础的未成年人犯罪附随后果消除机制的需求非常迫切。数字化时代，与个人信息保护、网络被遗忘权等新兴权利概念相关的制度如何与传统未成年人刑事被遗忘权相关制度进行有效衔接、形成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合力，是法治发展需要突破的关键点。

四、完善未成年人刑事被遗忘权保障机制的路径

未成年人刑事被遗忘权保障机制的完备表面上看是涉罪人员个人信息使用的问题，实质上关系刑事政策、犯罪治理，是刑事一体化理念下构建整体刑事制度机制的重要环节。解决这一难题，不但要全面认识到犯罪低龄化、社会数字化对未成年人刑事被遗忘权保障带来的新挑战，反思其中涉及的问题，更要站在刑事一体化视域下，全方位审视防范和治理未成年人犯罪、保障涉罪未成年人回归社会的制度机制体系。

（一）完善未成年人刑事被遗忘权保障机制应秉持的观念

1.以平衡与恢复性司法模式为导向

福利型未成年人司法模式与严惩型未成年人司法模式各存利弊，究竟哪一种能够更好地发挥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预防功能和社会改造功能，是难以精确运算的命题。平衡与恢复性司法模式的出现为搁置上述争议、解决未成年人犯罪与刑事处遇现实困境提供了可能。平衡与恢复性司法模式（Balance and Restorative Justice Mode）认为，“少年司法之目的不在处罚少年之触法行为，而在修复该行为对被害人、少年及社会所造成之创伤”［11］295-296。这种司法模式并不排斥惩罚，而主张福利与惩罚模式的折中。令被害人充分参与司法过程，提升涉罪未成年人的社会生存能力以实现对其自身的惩罚和对被害人的补偿，进而消除罪错未成年人人身危险性，最终实现刑法的社会防卫功能。平衡与恢复性司法模式对被害人的重视和对社会关系的修复能够为未成年人刑事被遗忘权的实现奠定基础。

传统司法模式和早期未成年人司法模式对被害人的重视程度不足，被害人参与司法活动程度低，且国家以公共利益之名对犯罪人发起的刑事制裁仅附带对被害人的补偿，这远远无法满足被害人的正义需求，成为被害人难以宽恕犯罪人的制度性障碍，进而在以被害人为联结的社区直至更大社会范围形成对犯罪人的永久性排斥。平衡与恢复性司法模式让被害人的地位与诉求充分被“看见”，让被害人充分参与到司法活动之中，“以被害人为中心的司法形式应该关注的不仅是减轻伤害，更应该是纠正‘错误’。……正是犯罪人的后悔才使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得以纠正”［12］320-325。从被害人角度出发的司法主张弥补了传统司法模式的缺陷，强化了被害人应有的诉讼地位和刑事诉讼对人际关系的修复功能。犯罪人也能在这一过程中受益，与被害人社会关系的修复可以使犯罪人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自身的罪错以及其犯罪行为与社会行为准则及价值观的矛盾，从而起到教育犯罪人、提升其社会生存能力、协助其在将来顺利回归社会的作用。平衡与恢复性司法甚至可以超越未成年人司法的界限，逐步引入成年人轻罪治理的时代命题中，如此在未来形成未成年人与成年人不作区分的一元化司法模式未尝不可。

2.平衡刑事被遗忘权与公共利益

勾连司法制度与公共利益的首要概念为司法公开，如上文所述，未成年人与成年人的犯罪记录封存存在显著差异，司法公开也是如此，我国刑事司法公开方面已建立起全流程、全方位对未成年人予以特殊保护的制度体系。未成年人刑事被遗忘权与公共利益的冲突超越了刑事司法程序范畴，主要体现在新闻报道和个人意见发表之中，互联网与自媒体传播形式加剧了这一冲突。这种无序传播的社会影响最终阻碍了触法涉罪未成年人重新回归社会，使恢复性司法的努力因缺乏社会支持而在效果上大打折扣。在犯罪记录封存问题之外的社会领域，与未成年人刑事被遗忘权真正发生冲突的是媒体和社会公众的表达自由。

各国法律制度在这一问题上存在分歧。在美国，同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从福利型向惩罚型回归的历史走向相一致，对未成年人犯罪信息的保密原则也有所松动，许多州对于犯重罪的未成年人出台“以成年人身份受审”的规定，从而允许媒体报道其姓名。在加拿大，有为了公共利益需要在侦查阶段公开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信息的例外规定［13］189；但法国《少年刑事司法法典》第L13-3条规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直接或间接公开涉及刑事诉讼的未成年人的身份或形象。这种差异是不同国家对未成年人犯罪与公共利益关系的认知差异在社会领域的投射。英美判例法国家本就倾向于重视犯罪信息的社会公共信息属性，针对未成年人有限的保护制度仅是其公开原则的一点例外；以法德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正好相反，在司法公开方面本就趋于保守，对未成年人犯罪信息的保护更加周延。中国大陆属成文法法域，但近年来中国司法公开制度却走在世界前列，在对待未成年人犯罪信息与表达自由、公众知情权相互关系问题上，两种立法取向均可参酌，但也需从中国法治文化观念和未成年人司法制度整体出发，作出适当的选择。

我国现有司法制度无法超越刑事司法程序本身对程序前端与后端的未成年人相关信息进行保护。《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03 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司法行政部门以及其他组织和个人不得披露有关案件中未成年人的姓名、影像、住所、就读学校以及其他可能识别出其身份的信息，但查找失踪、被拐卖未成年人等情形除外。”《民法典》第111 条和1034 条规定了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不得非法公开；第999 条和第1036 条规定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的可以合理使用、处理个人信息。何为“合理使用、处理”缺乏可操作性判断标准，由此可能导致制度空转。《未成年人保护法》第49条规定：“新闻媒体采访报道涉及未成年人事件应当客观、审慎和适度，不得侵犯未成年人的名誉、隐私和其他合法权益。”《个人信息保护法》将不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个人信息列为敏感信息，该法第31 条以及《未成年人保护法》第72条均规定了针对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网络处理的“同意规则”和信息处理者的更正、删除义务。但上述规定并未明确包含未成年人犯罪的信息，对于未成年人犯罪信息是否属于个人隐私及个人信息在法律条文中处于语焉不详的状态，且年龄在14 至18 周岁（事实上也是未成年人犯罪人数最多的年龄区间）的触法涉罪未成年人并不在上述制度的保护对象之列。重述触法涉罪未成年人信息权利与新闻自由、表达自由之间的关系，在我国形成保护触法涉罪未成年人信息权的法律制度和社会支持机制非常必要。

大数据时代的网络被遗忘权立法成果并不当然排斥未成年人刑事被遗忘权。新兴权利的概念以及时下热议的网络被遗忘权可以囊括未成年人刑事被遗忘权的内涵，对其形成新的社会环境之下的保护。“数字人权”概念的提出为基于传统人权理论的未成年人刑事被遗忘权的数字化权利转化提供了理论依据，“人的信息存在方式赋予了人权的数字属性”［14］，人权的数字化演变需要数字法学新兴范式予以重新确认与保障。触法涉罪未成年人信息一旦上网，完全可以在确认网络被遗忘权的国家和地区的现有法律制度框架之下寻求有效救济。如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在2014 年援引“被遗忘权”概念判决支持刑事被遗忘权，在日本这样羞耻文化盛行的国家，通过判决确认网络刑事被遗忘权，其背后的动机与价值取舍过程值得研究借鉴。西班牙《个人信息保护法》则直接以法律文本方式确认了犯罪信息同样受保护的属性［15］132。2019 年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也作出裁定，一名37 年前被定杀人罪的男子有权被遗忘，应将其名字从网络搜索结果中删除。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未成年人应受保护”是普通民众所接受的共识，立法和司法的现实任务是要将包括未成年人触法涉罪在内的多种具体情形与上述共识连接起来，在社会舆论容易走向极端之时，令公众思维冷静地从基本共识出发重新审视与回归正轨，而非单纯以法律杀伐惩戒的严苛一面示人把舆论引向更为水深火热的境地。网络被遗忘权是当今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伦理与法律命题，知情权、信息自由、隐私权、人格权、信息自决权等概念关系尚待厘清，刑事被遗忘权如何嵌入网络被遗忘权规则体系也有待释明。中国作为互联网使用人数最多的国家，有必要、有责任率先就解决上述问题作出积极探索。

（二）完善未成年人刑事被遗忘权保障的具体制度设计

1.重塑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逻辑

目前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学研究成果中时常出现将犯罪记录与前科概念混同的表述，但二者存在显著差异。犯罪记录仅仅是一种纯粹记述式的客观存在，是刑事司法程序末端的记载性结果。前科是基于犯罪衍生出的一种规范性评价，偏重对行为人实体权利的影响，与后续可能发生的“累犯”、“再犯”的认定及处罚轻重情节直接相关。事实上，我国《刑法》和各国刑法典皆没有明确出现“前科”的概念，前科制度只有在对累犯、再犯的认定过程中才具有实践意义。如我国《刑法》第65 条对于一般累犯的规定中的“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第66 条对于特别累犯的规定中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即为“前科”。我国《刑法》65 条中规定的“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则从反面印证了实质上的“前科消灭”制度的存在，即经过五年“考验期”没有犯罪或即使犯罪应判处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即消灭其前科。

未成年人犯罪具有特殊性，未成年人极易受到家庭、社会环境的不良影响产生触法涉罪行为，但又具有较强的行为可矫正性，因而大部分国家对未成年人规定了更为宽缓的前科和前科消灭制度，即以未成年人犯罪不构成累犯为原则的未成年人前科先期消灭制度。相比之下，我国《刑法》第65条不满十八周岁不成立一般累犯的规定更为全面，再加上第66 条成立特别累犯的3 种罪名以及刑法分则中有关特别累犯的规定与《刑法》第17条未成年人相对负刑事责任的8种情形并无重合，因而可以断定未成年人不是成立特别累犯的适格主体。可以说，我国《刑法》彻底否认了未成年人犯罪前科的存在，既然不存在，后续也就没有消灭的必要性。我国《刑法》100 条“前科报告制度”所称“前科”其实是曾经犯罪的事实，更偏向犯罪记录的概念，而非严格意义上能够产生规范性后果的“前科”；而《刑法修正案（八）》增加了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人的前科报告义务免除，也非前科之义。由此，未来对未成年人前科制度的完善应集中于厘清“前科”的规范性含义，重塑未成年人犯罪前科制度逻辑。

2.以复权为支撑消除犯罪附随后果

在消除对未成年犯罪人职业禁止、资格限制等问题上，既有研究存在将前科消灭与复权制度混为一谈的误区。实际上，讨论未成年人刑罚执行完毕或免除之后职业禁止、资格限制的取消只是在谈论复权，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前科消灭。经常被引以为据证明前科消灭制度的日本《少年法》第60条规定的是对未成年人犯罪后可能附随的资格限制后果的当然复权，是日本法上的复权制度的一个方面⑥。正本清源地看，复权制度是刑罚消灭制度的一种，旨在恢复犯罪人被判处资格刑而被限制的权利和被剥夺的资格。

我国《刑法》上规定的主要的资格刑类型是第54 条的“剥夺政治权利”。除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应当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外，其他剥夺政治权利均是定期的。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2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第13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第13 条、《人民警察法》第26 条规定的曾有犯罪记录者不得担任相应公职人员的期限是永久的、不定期的。永久剥夺犯罪人公职特别是政法类公职任职资格的理由在于对其犯罪行为藐视国家法治的惩罚和对其人身危险性采取预防性限制措施。对未成年人而言，以上两项理由不具正当性基础。一方面，未成年人认知能力尚未成熟，其犯罪行为并不代表其主观上存在藐视国家法治的故意或恶性深重到需要终身遭受谴责的地步；另一方面，未成年人的行为可矫正性强，使得其面向未来的人身危险性与成年犯罪人不可等同视之。由此，国家公职对曾犯罪未成年人永久禁入的规定是否有可调整的空间有深入研究的必要。针对犯罪人的职业禁止和资格限制还有为数不少存在于其他法律规定之中，没有资格刑之名确有资格刑之实，更准确地说是刑罚扩大化的“附随后果”。

此外，《刑法》第100条“前科报告制度”规定所有“就业”情形之下都需要承担前科报告义务，将哪怕只有一次犯罪的影响终身施加于犯罪人。虽然《关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实施办法》第9条免除了犯罪记录被封存的未成年人在入伍、就业时的报告义务，但保护范围过于狭窄仅限于轻罪者，且作为效力位阶较低的司法解释难以对抗《公务员法》等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国家机关以外的用人单位一旦知晓应聘者曾犯罪的事实，即使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极高概率也会以各种“非法定”原因将应聘者拒之门外，客观上扩张了对曾经犯罪人员的职业禁止范围，形成事实上的就业歧视。目前我国尚未出台《反就业歧视法》，意味着相关漏洞尚无制度性弥补手段。在“祸及己身”之余，刑罚的附随后果还有可能具有涉他性，对犯罪人的近亲属产生影响，这就会影响犯罪人回归家庭。

由于资格刑本身弊端及其附随影响的无序性扩张，现有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无法对其形成有效制约，在我国《刑法》增设复权制度的需求尤为迫切。“正如同自由刑有缓刑与假释等制度来救济其弊端，而使自由刑更能发挥其在刑事政策上本所预期之功能一样，对于资格刑也宜设有复权的制度，而使资格刑更形完善。”［16］312在法国、瑞士等国家，“复权”的内容之一即是有资格担任国家公职人员并撤销职业禁令。这种宥恕之举不仅包括曾经犯罪的未成年人，而且惠及全体。再如，《日本公务员法》中的“欠格条款”仅规定了正在执行刑罚和少数几种特定犯罪的人不得担任国家公务员，换言之，大部分刑罚执行完毕的人是允许成为公务员的⑦。再加上日本《少年法》第60 条自动复权的规定，使得触法涉罪未成年人就业不受歧视有了“双保险”。德国《少年法院法》第6 条也有类似的对未成年犯罪人不得判处剥夺担任公职资格的规定⑧。国家公务员体系对曾经犯罪人的开放代表了社会主流态度对这部分人员的接纳，会对其他行业和整体社会风气产生带动作用。这在相关数据很难被彻底删除的数字化时代更显意义重大，即使信息删除的技术和制度障碍持续存在，只要对当事人就业、生活不产生实际影响，残存在网络上的碎片化信息也终将成为过去，被“社会性无视”。当然，出于职业特殊性和法益平衡考虑，对特定犯罪施加终身禁入某种行业的惩罚并非完全不具备正当性，如终身禁止性犯罪人、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从事可能接触未成年人的职业有充分的理论和现实必要性，但这种复权上的例外需要具备明确的边界。

3.完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首先，应扩大封存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范围。不只在我国，其他不少国家建立的都是轻罪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但对于未成年人来说，过于有限的封存意味着他们的未来缺乏足够的保障。成年人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存在显著差别。建立成年人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动机在于社会犯罪结构变化导致轻罪附随结果严重异化，进而引发治理层面的蝴蝶效应。而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设立初衷非常纯粹，即对未成年人基本人权的特殊保障，在未成年人犯罪语境之下犯罪记录封存应突破“轻罪”、“轻微犯罪”的狭窄范围。无论是针对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封存举措，单纯以刑种、刑罚期限作为危害性程度划分依据皆有失科学性，从目的论角度也难以实现筛选犯罪记录进行封存所希望达到的在维护刑法基本社会功能、预防犯罪的前提下尽可能促使犯罪人回归社会的目的。针对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应在掌握未成年人犯罪主观恶性、情节严重性、社会危害性以及未成年和成年两个阶段再犯率等大规模数据的基础上，以罪名为主要区别指标，在立法技术上采用原则上一律封存的一般性规定，对极个别不予封存的罪名作列举式的例外规定。如国外针对成年人的犯罪记录立法中，有的对性犯罪、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等采取以公开为主的特别措施，对不予封存的情形应慎重考查、严格论证是否有不予封存的充分必要性。不予封存的情形通常与复权制度的例外存在一定对应关系。

其次，在查询犯罪记录的法定权限和程序方面也应更加严格。有权查询犯罪记录的主体与犯罪记录的功能密切相关。功能主义语境下犯罪记录有以下三个维度。第一，记录并形成国家刑事犯罪基础数据，成为宏观刑事政策的制定基础；第二，为落实刑法相关制度提供客观事实依据（而非实质规范性评价标准），如前次犯罪的事实、有无判处刑罚、相关时间节点等；第三，为法定情形下的资格准入限制提供判断依据。为满足第一、二项功能，需要授予司法机关查询犯罪记录的权限；为满足第三项功能，可能出现两类有权主体，一是资格准入判定机构（多为国家机关），二是未成年犯罪人的监护人或待其成年后的本人。依照国内外立法经验一般不会授予资格准入判定机构以直接查询犯罪记录的权利，而是通过将“无犯罪记录证明”作为资格准入条件由资格申请者自己查询来实现，对于有犯罪记录者而言就回归到未成年人犯罪人的监护人或待其成年后的本人一端。综上，在多数情况下有权查询犯罪记录的主体实际就是司法机关和未成年犯罪人的监护人或待其成年后的本人这两类。对其中的司法机关查询当事人犯罪记录的行为需要严格限制其目的与用途，即只能以形成司法大数据辅助决策或办理与被记录人直接相关的刑事案件为目的，将犯罪记录谨慎用于去个人化的大数据统计与刑事案件办理用途，同时恪守基于个人隐私或未成年人刑事诉讼专门程序的保密义务。《关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实施办法》第14条规定了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采用各主体分散保存的模式，导致信息泄露可能发生在各个环节。在上述办法中，检察机关既是封存义务主体也是监督机关，未来至少应以层级差异的方式消除这一制度文本上的矛盾。在数字政务系统广泛应用的当下，我国电子政务和司法信息化实践都表明技术漏洞依然存在、数据安全承受较大压力，对于以电子信息方式保存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应借鉴《法国刑事诉讼法典》设置专门的保存、查询、修改等程序，并辅之以信息安全保障技术规程。

最后，最理想的遗忘是犯罪记录的彻底消除。虽然《东京规则》第19条提出了犯罪记录销毁的倡议，但各国司法实践大多尚未实现彻底的销毁。犯罪记录应否被彻底删除成为颇具争议的问题。美国多个州和西班牙都有类似自动封存的规定。需要注意的是，在美国的一些州，所谓犯罪记录“删除”是指彻底全面封存，而非物理清除，且各州法律规定大多为删除非判决记录数据，其余案件信息依然保留在犯罪记录保存机关，并可为司法机关和执法机关使用。德国《中央登记册与教育登记册法》第13条第（2）项时常被国内文献引用为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删除的依据，但该条并不能涵盖所有未成年人犯罪情形。其中“根据《少年法院法》第30 条第2 款而被删除”，是指未成年人犯罪被判处“缓科”，期间没有不良表现，有罪判决随之消灭的情况下犯罪记录应删除；“根据《少年法院法》第31 条第2 款、第66 条而被纳入一个记录于教育登记册的裁定”指的是对数个生效判决的补充裁定，删除的为该裁定而非有罪判决记录。德国《中央登记册与教育登记册法》第四章所称“勾销”，其法律效果在第五章第51 条中明确规定为“禁止使用”，也非物理意义上的删除，不涉及当事人个人法律关系的使用不在禁止之列。但也并非没有理想主义的实践，如《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770 条规定可依据《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法典》第L.631-4 条规定的条件，决定将涉及未成年人的某项判决从其犯罪记录中删除。……当已作出将该项判决从犯罪记录中删除的决定时，该判决的相关记载不应再出现在犯罪记录1 号通报上。此外，依据法国《刑事诉讼法》R70 条之规定，该项犯罪登记卡信息也将被删除。从对国家刑事政策制定的基础性数据意义上看，犯罪记录不应该被删除。但既然是出于制定宏观政策而非对个人产生影响的目的，个案中的个人信息对犯罪形势判断毫无价值，此种情形下的犯罪记录应当与犯罪人个人身份进行有效剥离，隐名化可能是比较简便的实现路径。多数国家的立法模式保留了犯罪记录以其公共属性服务宏观刑事政策制定的利用可能性，未来我国完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亦可考虑更进一步将“禁止使用”位列其中。

五、结论

无论未成年人犯罪是否呈现低龄化的趋势，无论数字化时代人们的忘却与宽恕如何困难，只要回顾百年前的《宣言》，重温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依然可以摒弃这些干扰因素以原初之心来决定如何对待走过一段弯路的孩子。现实因素越是复杂，越是需要一体化的前科消灭制度、复权制度、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和新兴权利对传统被遗忘权的及时联结所表达出的坚决态度来支撑这部分未成年人应有的未来，也是全社会共同享有的未来。毫无疑问，对刑事被遗忘权的保障是一套系统的制度体系，承担保护责任的也绝不限于刑事司法机关，尤其是在社会生活复杂化、个人信息数字化的当下，依法限制未成年人涉罪信息的披露、使用需要多方参与、多方努力。而且，在刑事一体化理念下，保障刑事被遗忘权不仅是基于个人信息保护理论引发的对个人信息加强管理的问题，而是更为重要的完善整体刑法制度机制、完备犯罪治理的重要环节。当然，在关注触法涉罪未成年人权利的同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中给予被害人及其亲属以公正的结果和充分的来自法律的慰藉，以行之有效的改造与预防实效保障公共安全、消除公众担忧，以及说服公众、面向社会彰显法治精神，都是必须要同步解决的问题。建立强化被害人地位的平衡与恢复性未成年人司法模式、全方位的触法涉罪未成年人行为矫正社会支持机制，将有助于保障未成年人基本人权，彰显儿童利益最大化的国际人权法准则。

注释：

①参见喻海松：《论我国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革新与续造》，《中国法律评论》2025 年第3 期；时延安：《轻微犯罪记录封存的法律定位与制度构建》，《比较法研究》2025 年第2期；汪海燕：《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构建》，《法律适用》2025年第3期，等等。

②参见房清侠：《前科消灭制度研究》，《法学研究》2001 年第4 期；高亚男：《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研究》，《中国刑事法杂志》2009 年第11 期；李玉萍：《犯罪记录制度初探》，《法律适用》2010年第12期，等等。

③参见黄晓亮、徐啸宇：《论我国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构建》，《法学杂志》2012 年第3 期；罗世龙：《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之反思与完善》，《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④参见彭新林：《略论刑法中的复权制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⑤参见陈志军：《轻微犯罪立法的反思与完善》，《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8 年第3 期；梁云宝：《我国应建立与高发型微罪惩处相配套的前科消灭制度》，《政法论坛》2021 年第4 期；郑二威：《我国犯罪记录整体封存的制度构建》，《法制与社会发展》2025年第4期。

⑥日本《少年法》第60 条规定：“因少年时犯罪被判刑并已执行终了或免于执行的人，关于人的资格的法令的适用上，在将来得视为没有受过刑罚处分的人。”国内对该条的翻译存在错误，即将“人の資格に関する法令の適用については”翻译为“在关于人格法律的适用上”，正确的译法应当是“在关于人的资格的法令的适用上”。“人的资格”与日本《民法》所用“人格”一词不同，明显是复权制度的内容。

⑦该条规定：“符合第38 条下述任何一项规定的当事人，不得就任官职，但人事院规则另有规定的除外。一、被处以监禁以上刑罚，并在该刑罚执行终了前或者决定不予执行前的人员；二、受到惩戒免职处分，且自受到该处分之日起不满两年的人员；三、担任人事院人事官或者事务总长职务，犯第109 条至120 条所规定的犯罪并被处以刑罚的人员；四、组织或者加入主张以暴力破坏日本国宪法或者据此成立的政府的政党及其他组织的人员。”

⑧该条规定：“1.不得判处剥夺担任公职的资格、公开选举权或在公共事务中的选举或表决权。不得命令公开判决结果。2.有关丧失担任公职的资格和公开选举权（《刑法典》第45条第1款）的判决，不予生效。”

转自《宁夏社会科学》2025年第6期

清同治十一年（1872），清廷重臣李鸿章在一份奏章中说：“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这段话在后来的流传中，逐渐变成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句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话。

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多次重大变化，但都未像这个“大变局”那样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这个“大变局”之所以是“三千年未有”，原因是“西方”的到来。那么，这个“西方”到底是什么？它对中国的影响始于何时？通过何种方式？具有何特点？……过去人们对这些问题存在一些含糊、片面甚至偏颇的看法，从而影响了我们对中外关系的认识。本文主要从经济史的视野出发，对这些问题作一探讨。

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何时开始？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大变局”？蒋廷黻做了阐释：“我们到了19世纪遇着空前未有的变局，在19世纪以前，与我民族竞争的都是文化不及我，基本势力不及我的外族。到了19世纪，与我抗衡的是几个以科学，机械及民族主义立国的列强。”这段话中说的“与我抗衡”的“以科学、机械及民族主义立国的列强”，就是新兴的西方国家。正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到来，才导致了这个对中国产生了如此巨大影响的“大变局”，因此追寻这个“大变局”的起始时间，就不能不从中国与西方交往的历史说起。

中国和西方之间的交流可以追溯到汉代甚至更早，但是在16世纪以前，交流并不多，而且都是通过中介进行的。因此中国和西方对对方的了解都很有限，甚至对对方的名称和所处的地理位置的认识也很模糊。到了16世纪，情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来华传教士利玛窦明确地认识到以往被西方人称为“丝国”（Seres，Serica）的那个国度，正是他已经来到的这个国家，并且第一次确定了以往西方人说的“契丹”（Khitai或Xathai）是中国的别名。因此他采用古代印度人对中国的称呼Cina，把中国称为Sina，之后又演变为China。在此同时，一个新名词“欧罗巴”也进入了中国。万历三十年（1602），李之藻刊印《坤舆万国全图》，在原图总论部分中引述利玛窦的话说：地分五大洲，欧罗巴居其一，其地理范围为“南至地中海，北至卧兰的亚及冰海，东至大乃河、墨何的湖大海，西至大西洋”。在1600年前后，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发明了“泰西”一词，用来称呼欧亚大陆另一端的西欧。与此同时，英语和法语里都出现了“远东”（Far East和Extreme Orient）一词，用来称呼以欧亚大陆另外一端的东亚。“泰西”与“远东”两个名词的同时出现，表明远隔万里的中国人和西欧人，对于对方的了解已经有很大进步，可以创制出一个合适的新名词来称呼对方所在的地区了。

中国和欧洲对对方的认识发生重大变化，是因为双方往来发生了重大变化。而双方的往来发生大变化，又是因为从16世纪开始，世界历史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这个新时代的开端就是地理大发现，其开端标志是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三大发现：哥伦布发现从欧洲到美洲的航线、达伽马发现从欧洲绕过非洲到达印度的航线，以及麦哲伦发现从美洲到亚洲的航线。这些新航线把世界上主要地区连接起来，形成了全球网络。这个全球贸易网络在空间上覆盖了整个地球，而且随着时间推移，网络的密度和网络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网络中货物、人员、资金的流动越来越快，使得世界各地之间的经济联系也越来越紧密，把世界变成了一个“贸易打造的世界”。这个巨大变化主要是通过欧洲人进行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此做了精辟的阐释：“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因此每个国家的命运都和其他国家的命运也交织在一起了。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通过“西方”之手变得越来越紧密。

也正是在16世纪，中国社会经济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学界所谈的“资本主义萌芽”就是出现在这个时期。近年来，学界又提出了“晚明历史大变局”的新看法，认为这是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开端，或“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开始。所谓“晚明”或者“明代后期”，大致是16世纪中期至17世纪中期。而在“晚明历史大变局”的研究中，西方的到来都被视为“晚明历史大变局”的主要外因。由此我们可以说，这个“大变局”的开端是16世纪，在17和18世纪加速进行。到了19世纪中期，以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和西方的关系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出现了巨大变化，从而成为李鸿章所说的“大变局”。因此，就中国大变局的历史进程而言，16—19世纪中期是第一阶段，19世纪中期以后则是第二阶段，在这两个阶段，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有很大的不同，而两个阶段的分界线就是鸦片战争。

简言之，16—19世纪中期是中国历史上“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发生时期，这个时期正是世界历史发生前所未有的剧变的时期。大多数经济史学家也认为经济全球化开始于地理大发现时代，世界近代史主要也就是16世纪以来的历史。因此16世纪是世界历史“大变局”的开端，中国的“大变局”发生在这个世界的“大变局”中，成为后者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将集中讨论这个大变局第一阶段的情况。

二、什么是中国历史大变局时代的“西方”？

以往许多涉及中西关系史的著作中有一种普遍看法，把欧洲（包括俄国）和北美的所有国家都笼统地视为“西方”。这里将对“西方”这个概念做一个讨论，说明大变局时代的“西方”到底具体指哪些国家。

“西方”和“东方”这两个概念原本只是古代人对世界认识的地理概念。罗马人以罗马城作为世界中心坐标，以西为西方，以东则为东方。罗马人所指的东方包括西南亚洲和东北非洲，这些地区作为罗马的行省列入帝国版图。中国古代所说的“西方”，主要是“西域”，包括印度、中亚、波斯、地中海东岸与北岸等地区。到了18世纪下半叶，西欧和亚洲在经济、政治、技术等方面显示出了很大差距，成为学界区分“东方”和“西方”的主要依据。西欧的经济、政治与文化发展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这时的西欧人将西欧以外的欧洲东部和亚洲称为东方。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没有对这两个概念下准确的定义，但在有关论述中对其赋予政治经济含义。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到资产阶级“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可见他们认为“西方”指的是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西欧国家，而在此之外的地区则被认为是“东方”。他们提到“东方问题”时，说除了中国、日本、印度等属于“东方”外，俄国、土耳其、希腊等地区也属于“东方”。在相当长时期内，由于英国和法国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居于主导地位，“西方”主要指的是这两个国家及其影响下的欧洲地区。之后美国兴起，也成为“西方”的重要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与“东方”逐渐演变并日益固化为具有特殊内涵的国际政治词汇。在冷战时期，“西方”是“铁幕”的一侧，而“东方”是其对立面和敌人。

“西方”一词在中国首次被正式使用，见于明末清初传教士艾儒略（Giulio Aleni）的《西方答问》。该书一开始就写道：“敝地总名为欧逻巴，在中国最西，故谓之太西、远西、极西。以海而名，则又谓之大西洋，距中国计程九万里云。”由此而言，当时所说的“西方”就是欧洲。中国人认识的“西方”，到了19世纪中后期，演变为欧美以及俄国，而到了20世纪中期以后，又演变为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而“东方”则演变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两大阵营之外的国家则属于“第三世界”。本文的研究时间范围是16—19世纪中期，所说的“西方”是西欧。后起的美国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到了18—19世纪之交变得日益重要，但在之前两个多世纪里，彼此往来很有限。至于俄国，其在16—19世纪中期与中国的关系很复杂，不同于同时期西欧国家和中国的关系，在鸦片战争以前，清朝政府也不把俄国视为西方国家。因此在本文中，将俄国排出“西方”。

被诸多学者称为“西方”的地区有众多国家，它们在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等情况都有着很大的差别。在欧洲，在16—19世纪中期，通常所说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差别如此之大，以致范·赞登（Jan Luiten van Zanden）在关于“大分流”的国际讨论中，提出了“1400—1800年期间欧洲内部的小分流”的观点，指出欧洲的近代经济增长大部分集中在西欧的低地国家和英格兰。之外的其他地区则大不一样，例如文艺复兴的发源地意大利，其北部地区曾是欧洲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其人均GDP在15世纪时达到顶峰，但1600年以后开始下降，逐渐沦为落后的地区。威廉·伯恩斯坦（William Bernstein）也指出：意大利在国家层面上的政治、法律和金融制度未得到发展，经济在1500年以后逐渐成为一潭死水。除了威尼斯共和国以及美第奇家族接管前的佛罗伦萨之外，意大利是一个依靠刀剑统治的国家。进入近代以后，旅行者在意大利还要依靠武装卫兵保护。在鸦片战争以前，意大利与中国并没有多少经济交往。至于南欧的巴尔干、意大利南部、东欧的乌克兰等地，更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直到20世纪初依然如此。欧洲国家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和文化上都有重大差别，这些差别导致彼此之间关系十分复杂，甚至经常刀兵相见。17世纪欧洲大部分国家卷入1618—1648年之间的宗教战争（即有名的“三十年战争”），这是欧洲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战争之一。在受战争影响最严重的德意志地区，农村人口损失了大约40%，城市人口则损失了大约33%。其中梅克伦堡（Mecklenburg）、波美拉尼亚（Pomerania）和符腾堡（Württemberg）地区，有超过一半的人口死亡。波西米亚地区人口1600年为295万，1650年仅有215万。在包含整个战争时段的1600年到1650年，欧洲的总人口从1亿减少到了8，000万，直到1700年才重新恢复到1亿。之后一直到20世纪，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仍然不断发生，其中包括两次世界大战。

因此，“西方”并非一个整体。和中国打交道的都是具体的国家，而不是一个抽象笼统的“西方”。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因此不能用一个抽象而笼统的“西方”作为和中国发生关系的欧美众多国家的统称。

三、16—19世纪中期与中国关系密切的“西方”国家

在16—19世纪中期，中国和“西方”之间的最重要的交往是贸易。虽然“西方”国家众多，但在这个时期和中国有比较紧密的贸易关系的国家主要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后起的美国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到了18—19世纪之交也变得日益重要，但在之前两个多世纪往来很有限。法国、丹麦、瑞典、德国、奥地利等国也有中国有一些经贸往来，但规模都不大，持续时间也有限。它们和中国之间的经贸以及政治关系是在19世纪中期之后才逐渐扩大起来的。

最早来到中国的“西方”国家是葡萄牙。1513年，葡属印度总督阿方索·德·阿尔布克尔克（Afonso d’Albuquerque）派遣乔治·欧维士（Jorge Alvares）率领船队来到了中国珠江口，这是欧洲人第一次直接来到中国。稍后，葡萄牙政府派遣与王室关系密切的托梅·皮列士（Tome Pires）担任使节，代表葡萄牙国王来中国，希望跟中国建立官方关系。皮列士于1511年就已来到亚洲，在印度、马六甲、香料群岛一带活动，是那时欧洲少有的“亚洲通”。他于1517年来到珠江口，在广州等到1520年初才得到北上的许可。他于1521年到达北京，但很快即遇到明廷下命驱逐所有外国人，因此葡萄牙人也未能获准与中国建立贸易关系。葡萄牙人于是“更附诸番舶杂至为交易”，并伪托满刺加、暹罗、北大年诸国人的名义进行对华贸易。后来葡萄牙人通过贿赂地方官员等手段，得以在澳门立足。为了取悦明朝政府，葡萄牙人配合明朝海防对中国沿海的海盗进行打击。明朝政府也希望利用葡萄牙人协助保障珠江口的安全，不仅应付更多的中国海盗袭击，而且也防范其他外国人前来干扰海运，于是在万历四十二年（1614）允许葡萄牙人租居澳门。明朝以及之后的清朝政府对澳门都采取“建城设官而县治之”的政策，澳门也成为一个中国拥有主权、葡萄牙人租居的特殊地区。葡萄牙人有了这个立足地，得以积极开展贸易，澳门也成为中西贸易的重要基地。

西班牙人征服南北美洲大片土地后，渡过太平洋，占领了菲律宾群岛。但是如麦迪森（Angus Maddison）指出的那样，西班牙与中国从来就没有友好的关系。1603年，西属菲律宾当局对华人进行了大屠杀，此后虽然西班牙人与中国继续保持着贸易往来，但是贸易规模很有限，从墨西哥经马尼拉流入到中国的白银数量，远远低于从日本流入到中国的白银数量。西班牙和中国之间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一直持续到19世纪。

荷兰兴起后，迅速展开海外扩张。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刚成立，就派遣韦麻郎（Wybrand van Warwijck）率领船队前往中国，要求与中国通商。在北大年的华人李锦、潘秀、郭震向韦麻郎献计，通过贿税使宦官高采，据澎湖以开拓与中国的贸易。韦麻郎遂派潘秀、郭震投书福建官员，随之自率船队到达澎湖，筑城堡准备久居，但被明军驱逐。荷兰人之后转向台湾。1624年下半年，夺取了台湾南部的大员，之后又北上，从西班牙人手里夺取台湾北部，建筑了安平、赤嵌两个城堡，把台湾作为其对华贸易据点，到1662年被郑成功驱逐。终明一代，荷兰人都未能和中国建立正式的贸易关系。

到了清代，葡萄牙和荷兰都成为朝贡国。康熙七年（1668），清廷“准西洋国（葡萄牙）入贡，正贡一船，护贡三船。嗣后船不许过三，每船不许过百人，令正副使及从人二十二名来京，其留边人役，地方官给予食物，仍加防守”。荷兰也因“助剿海逆（按：指荷兰人帮助清军攻打郑氏集团）并请贸易”，因此允许荷兰“二年贸易一次”。按照当时清廷的规定，外国除了正贡之年，贡使来京颁赏后可在会同馆开市贸易外，“非正贡时，无故私来贸易者，该督抚即行阻逐”，因此清廷给予荷兰人助攻郑氏的酬谢十分优厚。在整个清代，荷兰曾朝贡七次。

英国人开展对华贸易的活动始于1581年。在这一年伊丽莎白一世的宠臣罗伯特·达德利（Robert Dudley）发起了推动英中贸易的探索活动。他对派出的代表团说：如果他们能到达中国，可以在那里留下“合适的人选”和货物，以便和中国人交易，但该代表团未能到达中国。1583年，伊丽莎白一世派遣亲信约翰·纽伯莱（John Newberry）携带给万历皇帝的国书，带领商队前往中国。信中说，“吾人以为：我西方诸国君王从相互贸易中所获得之利益，陛下及所有臣属陛下之人均可获得。此利益在于输出吾人富有之物及输入吾人所需之物。吾人以为：我等天生为相互需要者，吾人必需互相帮助，吾人希望陛下能同意此点，…吾人将永不能忘陛下之功业”。纽伯莱一行航行至忽鲁谟斯（即霍尔木兹），为葡萄牙人所阻，未能抵达中国。1610—1613年，尼古拉斯·唐顿（Nicolas Downton）带着詹姆士一世致中国皇帝的信到了中国，但没有一个中国人敢翻译和传递信件。1623年，英国与葡萄牙合作，获许通过澳门与中国进行贸易，但葡萄牙当局阻止英国人与中国官方接触。英国与中国有据可查的最早的正式往来是在1637年，当时英国科腾商团（Courteen Association）派遣约翰·威德尔（John Weddell）率领船队前往中国。该船队抵达澳门附近海域后，为避免遭到葡萄牙人的阻挠，绕开澳门抵达珠江口，威德尔也成为第一个正式访问中国的英国人。

清初实行海禁，英国东印度公司无法开展对华贸易，遂于1670年与台湾的郑经政权签订商约，通过台湾与中国大陆进行贸易。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朝开海禁，英国商船转向福建、浙江沿海进行贸易。据当时从厦门等东南沿海城市回长崎的日本商船报告，1684年即有两艘英船去厦门贸易，之后1685年、1686年、1687年、1689年都有英国商船到达厦门购买生丝、绸缎、白糖等。168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争取到了在广州开设一个临时商馆的权利，第一艘英国商船也于1689年到达广州，但在1685—1704年间，英国商船仍然经常到广东、厦门、舟山、宁波、福州等地进行贸易。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廷颁布《防范外夷规条》，开始全面管制外商来华贸易，实行一口通商。之后直至1840年，英国与中国的贸易只能在广州进行。

到了18—19世纪之交，先前和中国进行贸易的大部分西方国家都淡出了中国市场，而英国与美国对华贸易却出现了快速发展。俄国人克鲁森什特恩（И.Ф.Крузенштерн）1805年来到广州，观察到“欧洲与中国的贸易在近20年里发生了很大变化。法国大革命前，除了俄罗斯和德国，所有欧洲大国都参与其中并获得了巨大利润，而英国人由于1784年采取了新措施，从广州运出的中国商品比所有其他欧洲人的总和都多。那时刚独立不久的美国也开始参与到这一贸易中来，由于其他国家（除英国外）的贸易被削弱，他们的贸易则得到增强。……居英国人之后在广州贸易的是荷兰人，但他们每年派往那儿的船只从未超过五艘。……自1795年起，连一艘荷兰船都没有来过广州。……法国人从未尽心尽力地从事过对华贸易，法国大革命后则完全停止了。西班牙人本来因为自己的菲律宾群岛距离近而有利于与中国贸易，但他们派往广州的船只鲜有超过两艘的，常常是一艘都没有。……葡萄牙人尽管占据了澳门城……但他们只满足于每年往欧洲和孟加拉分别发送两三艘船只和五六艘小船。……随着英国有关中国贸易新规定的实行和瑞典与俄罗斯战争的爆发……瑞典人与中国的贸易大大减弱了。而且，此前他们每年派往广州的船只也从未超过两三艘，后来只是每年两艘，接着常常是每年一艘，有时则一艘都没有。……精打细算的丹麦人对华贸易虽经营得相当不错，但他们派往广州的船只每年从未超过两艘。奥斯坦德的奥地利皇家东印度公司的命运则众所周知”。道光二十三年（1843）闰七月十二日，两广总督耆英等奏称：“伏查各国来粤贸易船只，惟英吉利及其所属之港脚为最多，其次则米利坚（美国）几与相埒。此止荷兰国每年有货船，自三四只至十余只不等。尚有佛兰西国（法国）、吕宋国（西班牙）、连国（丹麦）、瑞国（瑞典）、单鹰国（普鲁士）、双鹰国（奥地利）、甚波立国（比利时）来船，或有或无，或多或少，大约每国一二只，至多亦不过五六只。”由此可见，从18世纪后期开始，英国在中国对外贸易中逐渐取得对其他国家的压倒性优势，成为与中国关系最密切的“西方”国家。

四、“西方”真的很强大吗？

在许多学者心目中，自地理大发现以来，那个抽象的“西方”一直很强大，在“西方”与中国的关系史中都是处于强势地位，因此自从16世纪以来，“西方”和中国的关系就是侵略和被侵略的关系。但是这种看法正确吗？

国家实力是一国所拥有的能在国际关系中发挥作用的全部力量的有机综合，在国际关系中是一个国家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一个国家是侵略者还是被侵略者，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这个国家所具有的实力。

国家实力包括两个不同的部分：综合国力和国家能力。综合国力是一个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全部可以动用的物质力量的总和，其中最主要者是经济实力。国家能力是国家实现自己意志的能力，其内涵主要是国家在其统治的领域内有效贯彻其政治决策的能力，而其外延则包含一个国家在国际体系中所呈现出的对外的影响力。

1.综合国力

在19世纪中期以前很长的历史时期中，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主要取决于该国人口和经济规模的大小。俗话说“人多力量大”，人多就意味着兵多，经济规模大则意味着财大。一个国家兵多财大，在国与国之间出现冲突时就拥有更强大的实力。

如前所述。19世纪中期以前的中国有密切关系的“西方”国家是葡、西、荷、英四国。这些国家在人口和经济规模两方面的差别都很大，而且还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有很大改变，其具体情况见以下两表：

由上两表可见，在16—19世纪中期的这些“西方”国家，各国的综合国力很不相同，而且不断发生变化。下面就与中国关系较为密切的葡、西、荷、英诸国的情况作一简单介绍。

（1）葡萄牙与西班牙

这两个国家都位于伊比利亚半岛，自然条件不很好，大部分地区由被称为梅塞塔（Meseta）的贫瘠高原组成。半岛的土地中约有38%可耕种，但真正肥沃的还不到10%，47%的土地适合放牧，10%的土地为林地，6%的土地无法使用。一些工商业发展的关键性的资源都严重缺乏。例如葡萄牙缺乏建造海船的木材，其造船业后来陷于停滞，无法建造很多船只，大部分航运业务是由外国人承包的。西班牙依赖北欧和东欧的粮食、木材和航海用品，由于本国造船业无法建造足够的船只，因此这些产品大部分都是由荷兰船只承运的。这两个国家不仅在经济上严重依赖欧洲其他国家，而且连从殖民地获得的产品也必须通过以安特卫普市场为中心的欧洲商业网才能销售。

在人力资源方面，葡萄牙因为人口少，因此远洋航行的水手稀缺。早在1505年，从西印度群岛向东航行的船员主要就由缺乏经验的本地人和外国人组成。到18世纪，即使驶往巴西的海员大部分也由黑奴组成。葡萄牙人不是优秀的商人，贵族厌恶体力工作，也不愿意经商。阿尔布克尔克就曾说：“一个在佛罗伦萨人账房中培训出来的伙计，比葡萄牙国王派往印度的所有代理人（贵族）都有用。”许多葡萄牙人终日游手好闲，鄙视劳动，为了乞食而卑躬屈膝于富豪和权贵。当时的一名葡萄牙教士说：“这些人宁愿忍受一切痛苦和屈辱，也不愿学点技术。”一位美国史学家曾经评论说：“在欧洲各国中，葡萄牙是最不宜于从事帝国冒险事业的。幸运、地理位置、航海技术和天赋勇敢等结合在一起，使葡萄牙人在初期领先，但是不能长期保持。”因为这个国家缺少一个巨大而殷实的中产阶级，也缺少大量有经验的银行家。

西班牙虽然比葡萄牙人口更多，疆域更大，力量也更强，但基本情况也和葡萄牙相似。在17世纪，黑死病、伤寒、天花等瘟疫和战争、移民宗教迫害，导致西班牙人口明显下降。西班牙人也不是优秀的商人和工匠。威尼斯驻西班牙大使巴多尔（Andrea Badoer）在1557年反复指出：“我认为没有另外一个国家比西班牙更缺乏技术工人。”这种人力资本的不足加剧了国家的贫穷。由于人才缺乏，西班牙政府受到外国银行家的控制。国王费利佩二世厌恶他们，但又不能没有他们。他在1580年2月向其顾问承认：“我从来没能把交换和利息问题放进头脑里。”

1580年，葡萄牙被西班牙并吞，受尽残暴统治，17世纪中期重新获得独立，但已完全衰落了，除了其在非洲西岸和东岸、印度海岸线上的两三个港口以及中国的澳门岛上的势力范围外，在世界范围内已没有多大影响。弗朗西斯科·C.多明各斯（Francisco Contente Domingues）等学者指出：“葡萄牙帝国从未拥有过强大的海军，甚至没有足够的商船队，但它能够生存下来，并在某些时期繁荣，这要归功于它调整以适应情况的能力。”

西班牙经济在1580—1620年就已进入衰退。促成这个衰退的因素很多，所有这些因素都构成了一幅凄凉的图画。到了17世纪，西班牙虽然还有许多殖民地，但是其海上力量已经很软弱。当时一位荷兰人明确指出：“在整个西班牙沿海，只有一些荷兰舰船在航行。自从1648年议和条约签订后，西班牙的舰船和海员数量就非常少，于是公开租用荷兰的舰船航行至西印度群岛。以前，西班牙是非常谨慎小心的，拒绝所有的外籍舰船进入。”他接着又指出：“显而易见，西印度群岛像是西班牙的胃（因为西班牙的几乎所有收入都来自那里），必须通过一支海上力量与西班牙的头脑相连。作为西班牙左膀右臂的那不勒斯和尼德兰不能提供力量支援，而西班牙也只能通过海运从这两个地方获取物资——和平时期西班牙可以方便地利用荷兰的海运，但是战争时期利用荷兰的海运却阻碍重重。”半个世纪之前，法国国王亨利四世的财政大臣苏利（Ducde Sully）把西班牙描绘成“四肢强壮有力，心力极度衰竭的国家”。

（2）荷兰

在16—18世纪，在人均GDP方面，荷兰是欧洲最富有的国家。但荷兰是一个小国，人口不多，而且增长十分缓慢，其主要竞争对手英国、法国的人口都远多于荷兰。由于人口少，荷兰最主要的外贸组织——荷兰东印度公司，不得不依赖大量的德国人和北欧人来填补其海外殖民地对水手、商人、文员和工匠的大量需求，此外还雇佣了许多中国和印度的水手。荷兰精英阶层也逐渐丧失了先前的开拓精神。1625年人们在阿姆斯特丹发出怨言，“统治阶层不是商人，他们不到海上去冒险，只从他们的房产、土地和证券（公债）上攫取收入，因此他们不在乎领海的丧失”。

荷兰资源也很贫乏，在其鼎盛时期，当地一位杰出的权威人士估计说，荷兰的土地最多只能供养其全部居民的八分之一。土地的贫瘠和无掩护的海岸使得荷兰人首先从事渔业，然后是海运业。尽管荷兰也有很多重要的制造业，但其发展远远落后于海运业。1728年，《鲁滨孙漂流记》的作者、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说荷兰“本国没有谷物、大麻、焦油、木材、铅、铁、武器弹药、羊毛制品或渔业的生产；他们自己的土地和海洋或人民的劳动并不直接生产这些物资，除了作为航海者和水手去获取、寻找和运送这些物资”。一旦外部供应源被切断，荷兰就要陷入危机。

到了18世纪，荷兰工业化裹足不前，纺织业、渔业和造船业的生产和出口下降了。在18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荷兰赖以为生的工业基础崩溃了。毛织品和丝织品行业尤其受到重创。不久之后，崩溃扩展到了荷兰其他行业。造船业迅速衰退，造纸业、烟草加工行业、帆布制造业、精盐业、陶瓷业、精盐业等也都进入衰退，处于悲惨的境地。从1720—1820年，荷兰的对外贸易量下降了20%，但是同期英国的出口增长了7倍多，法国的出口增长了2.75倍。

由于人口和经济规模都较小，因此荷兰的综合国力比英国和法国差了很多。荷兰虽然人均GDP领先欧洲各国，但到1700年，其GDP始终没有超过同期英国GDP的40%和法国GDP的20%。这使得荷兰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在17世纪后期，荷兰已开始陷于衰落。1672年法国人侵占了荷兰，在随后的10年内，法国人的掠夺破坏了荷兰的经济，结束了荷兰几个世纪以来在经济上的领先地位。

（3）英国

15世纪末，与当时的意大利、低地国家、法国和德意志地区南部等“发达”国家或地区相比英国仍是一个“不发达国家”。当时英格兰和威尔士仅有300万—400万人口，比法国和西班牙的人口少得多。英国的财政机构和商业的基础结构与上述那些国家或地区的财政机构和商业基础结构相比颇为原始，在技术方面也比欧洲大陆上大多数国家落后。科尔曼（D. C. Coleman）指出：从经济、文化以及地理方面来看，英国当时还是一个处于欧洲世界边缘的国家。德意志和意大利商人控制着英国海外贸易的40%左右。英国最有实力的商业城市伦敦，在财富和体量以及政治和文化影响力方面与欧洲大陆的大城市相比相形见绌，更不能与威尼斯相提并论；而美第奇家族的基地在佛罗伦萨，控制着欧洲最大的金融组织，其所显露出来的财富和力量甚至使英国感到不可企及。

都铎王朝兴起后，英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发展都开始加速，综合实力也随之不断加强。但是在16世纪，英国的人口和经济规模仍然比起法国或西班牙小，因此综合国力也比不上法、西。但是到了18世纪（1700—1820年之间），英国人口增长出现了明显加速，其人口增长率是欧洲国家中最快的，与欧洲其他地方的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此时期，英国人均收入增长迅速，是欧洲平均水平的两倍多。1700年时，英国的GDP（不包括爱尔兰）是荷兰的2倍，到了1820年时则为7倍，英国也成为“西方”列强中的综合国力最强大的国家。

2.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state capability）

除了经济力量之外，还有一个许多人没有意识到的重要方面：国家能力，即政府为实现“国家利益”而动员人力和财力的能力。在国家能力方面，上述这些国家也有重大差异。

传统国家和现代国家在国家能力上具有本质的差别。现代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步骤，是建立一个按规章办事、合理分工、不受人为因素影响的行政体制。这个行政体制是中央集权的，拥有一个中央掌控下的完备的官僚体系和一支常备军。

到了16世纪，民族国家在欧洲开始形成，频繁的战争需要组织和调配与战争有关事务的官僚机构和常备军。随着官僚机构和常备军的发展，西欧出现了一些绝对君主制的国家，国家能力得到很大提升。但是在一些国家，封建残余仍然很强大，使其国家能力仍然受到很大限制。

（1）葡萄牙和西班牙

这两个伊比利亚国家都是封建性很强的国家，其中西班牙尤甚。马克思指出：“西班牙的君主专制同欧洲的一般君主专制只有纯粹表面上的相似，其实，它应该列入亚洲的政体。西班牙和土耳其一样，仍旧是一堆共有一个挂名君主的治理不善的共和国。在不同的省份里，专制制度具有不同的性质，统一的法律由总督和省长任意解释；尽管存在专制制度，政府并不禁止各省保存不同的法律和习惯，不同的币制，不同颜色的军旗和各自的税制。东方式的专制制度只有当地方自治和它的直接利益发生冲突时才触动地方自治”。西班牙本土由卡斯提和阿拉贡两个王国组成，而这两个王国之间以及各自内部都并未真正统一。其中的阿拉贡王国由阿拉贡本土、加泰罗尼亚和瓦伦西亚三部分组成，这三个部分也都分别有自己的税收制度，享有相当程度的自治，帝国政府对其权力很有限。1580年葡萄牙被西班牙并吞后，在更大程度上是独立的。因此，西班牙帝国实际上是有各个拥有自身的特权的领地的联合体。帝国没有中央集权政府，国王本人是各领地唯一的真正的连杆，但国王也很难在某个领地筹集去在别的领地作战的资金。帝国政府唯一有保障的收入是王室的财产，此外能够得到其他补助金的机会很少，而且很困难。1640年费利佩四世想要加泰罗尼亚为派到那里保卫西班牙前线的军队拨款时，结果只是引起一场历时经久的暴动。葡萄牙也与此大同小异。因此这两个国家的国家能力都很有限。

这两个国家的社会结构也很落后。威廉·福斯特（William. Z. Foster）指出：在西班牙，“世俗的和教会的大地主的联合统治，把国家死扼在他们的掌握之中，阻止了它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发展……在整个三百年殖民的时期中，西班牙都是一个经济脆弱、普遍迷信、政治上根深蒂固的反动、少数人拥有庞大财富，而人民大众却极端贫困的国家”。葡萄牙的情况也和西班牙相似，在1640年重新获得独立之前和之后都是教士和贵族的统治。这种情况使得这两个国家缺乏经济活力，它们进行扩张的动力来自宗教狂热，重视宗教信仰胜于商业。在此时期欧洲科学技术和近代思想正在迅速发展，西班牙和葡萄牙与欧洲核心地区的差距日益拉大。

以上情况严重地制约了这两个国家的国家能力，因此在与荷兰、英国和法国的竞争中不断失败，沦为二流国家。

（2）荷兰

在17世纪，荷兰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都走在欧洲各国的前头，但是政治体制方面也存在很大问题。当时荷兰虽然是共和国，但其中央行政权力一分为三，一是世袭的执政，二是由各省权贵组成的“摄政”阶层，三是中央行政首脑即“大议长”，由三级会议推举产生。在战争与和平、签订条约和财政负担分摊等重大问题上，一遇争议，三级会议就把议案退回各省议会，待产生新的议案后再提交三级会议。由于权力结构错综复杂，荷兰的中央政府的能力受到很大限制。这一点也清楚地表现在荷兰军事力量的建设方面。荷兰军事力量的建设与指挥权不统一，执政掌握常备军，摄政指挥城市民兵。执政与摄政之间的矛盾，导致互相牵制。各省只关心自己的利益，不肯斥巨资建设国家舰队。因此，荷兰在和其他欧洲列强的竞争中也未能胜出。特别是1653年和1654年荷兰与英国进行了持续18个月的战争，使得其海运事业完全被迫停止，据说“曾一直使他们的国家收入有充分来源的，如渔业、商业几乎全部枯竭了。作坊关闭了，工厂停业了，须得海的桅杆林立，荷兰国内到处是乞丐；街道上杂草丛生，首都阿姆斯特丹有1500座房子没人租用”。荷兰只有进行蒙受耻辱的议和，才能使它免遭毁灭。

此外，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位于欧洲大陆，无法摆脱欧洲大陆上的纷争，不断的战争也严重削弱了它们的国家实力。

（3）英国

接着荷兰兴起的是英国。在16—19世纪中期的世界上，英国被许多学者称为“最成功的国家”，因为它在这个时期中，经济、政治、社会发展一路领先，到了19世纪成为世界霸主。这个时期，以工业革命（大约从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为分水岭，英国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6世纪到18世纪中期，第二个阶段则是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英国的国家能力在这两个阶段有很大不同。

在第一阶段，都铎王朝建立后，实现了英格兰的统一，成为一个中央集权的比较单一的国家，但是国家能力仍然很有限。在王朝创建者亨利七世时，英国仍然没有正规的常备军，遇到战争，仍然以传统的方式招募士兵。亨利八世时期，建造了可观的军火工业和装备精良的海军，但是仍然拿不出钱来打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伊丽莎白一世承认这些局限性使得英国根本无法与欧洲的任何一个“超级大国”相比，因此设法通过外交手段保持英国的独立。在她统治的最后4年里（1599—1603），为进行爱尔兰战争，想尽一切办法筹款，如拍卖王室地产、出卖专利，甚至启用海盗劫掠西班牙的运宝船。到了克伦威尔时期，英国建立了常备军，陆军达7万人，还有一支庞大的海军，为此军费开支猛涨，1657年政府财政支出287.8万英镑，其中190万镑用于陆军，74.2万镑用于海军。克伦威尔政府不得不大量征税，数量相当于内战以前的查理一世在位时的4倍，但国家负债仍然不断增加，连军队的薪饷也推迟发放，激起了民众对克伦威尔政权的厌恶。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后，不得不大大缩减军队，削减军费。查理二世将军队压缩到7，000人，每年的军费支出为28万英镑，詹姆斯二世时也军队也只有两万多人，每年军费支出为60万英镑。因此在17世纪，英国的国家能力仍然颇为有限。

1688年英国发生“光荣革命”，英国的发展也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在此阶段，“显而易见的是英国的经济和社会特点在‘光荣革命’之后才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在使英国的政治丰富多彩的同时，也增强了这个国家的实力”。“光荣革命”后的第二年，即开始同法国的战争，这意味着英国在同一个在资源和人口上远胜于它的国家开战。因此英国第一次召集一支庞大的陆军，同时组建世界上最大的海军。依靠这支海陆军，在1689—1815年期间，英国与法国进行了六次战争。在17和18世纪，英国中央政府规模不断扩大，1600年左右，英国中央政府只有1，400—2，000工作人员，而到1797年，增加到了16，000多人。中央政府的加强，使得英国的国家能力得以大为提升。因此在18世纪，英国的国家能力有了显著加强，成为“西方”各国中国家能力最强者。

由于综合实力和国家能力的变化，以上“西方”国家在不同时期的国家实力有很大不同，这使得它们的海外活动也受到很大限制。因此，设想有一个整体的、不变的和强大的“西方”，并将其作为中西关系史研究中中国的对手，肯定是不妥的。

五、“西方”与中国的关系

在16—19世纪中期，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先后来到中国后，都曾尝试通过武力迫使中国接受它们的条件，但随着对中国了解的深入，他们最后都放弃了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而转向寻求通商国。

在16世纪之前，西欧人对中国的了解非常有限。最早来到中国的欧洲人皮列士，在到来中国之前，在马六甲时向当地人了解中国，得到这样的看法：“一只爪哇船或马莱船肯定能打翻二十只中国船”“我们只消一只四百吨的船肯定能绝灭广州人”“中国人非常懦弱，易于制服。常到这儿（马六甲）的主要人物都肯定，要把中国置于我们的统治之下，只消用马六甲总督的十只船，就能从海岸攫取全中国”。出于这样的认识，葡萄牙人试图用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1518年，葡萄牙人西蒙·安德拉德（Simao de Andrade）率领的舰队在珠江口的一个岛屿上建筑了一座堡垒，僭称拥有主权。1521年明廷下命驱逐外国人，葡萄牙人拒绝撤，明军即向他们开火，葡萄牙人发现不是中国的对手，以后转而采取合作的方针，以取得明清政府的对通商许可。

西班牙人占领菲律宾后，也因缺乏对中国的了解，曾多次图谋入侵中国。1574年，马尼拉殖民当局书记官雷克尔（Hernando de Riquel）神父上书国王费利佩二世说：“如果陛下乐意调度，只要不到60名优良的西班牙士兵，就能够征服和镇压他们（指中国人）。”1576年，西属菲律宾总督桑德（Franasco de Sande）在给费利佩二世的信中说：“这项事业（指征服中国）容易实行，费用也少”。西属墨西哥总督恩特里克斯（Don Martin Entipuez）也向费利佩二世详细阐述了其侵华计划：“这项远征需要4，000到6，000人，配备矛、枪、船、炮和所需要的弹药”“有2，000到3，000人，便足以占领所要占领的省份，而那里的港口和舰队，组成海上最大的强国，这是十分容易的，征服一省之后，便足以征服全国”。但是那些从事实际工作的西班牙人的看法却谨慎得多。1573年，西班牙舰长迪亚哥·德·阿蒂耶达（Diego de Artieda）上书费利佩二世说：“中国人是高度文明的。他们拥有我们所有的一切武器，他们的大炮质量优异，比我们铸的还要好。据说该地国王是这样一个大君主：他的军队有30万人，其中骑兵20万。该国土地如此肥沃，物产如此丰富，据信乃世界最好的国家。”费利佩二世在1577年4月29日给桑德的回信说：“你所议征服中国之事，容当日后考虑，当前不可贸然行事，而应当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尤戒和那些与中国人为敌之海寇为伍，不给中国人以任何仇视我们的口实。”因此那些入侵中国的计划被西班牙政府搁置起来。1586年桑切斯再次提出征服中国计划，也没有为费利佩二世所接受。1797年西属菲律宾总督阿吉拉尔（Rafael de Aguilar）还向国王卡洛斯四世提出入侵中国的建议，但同样没有被采纳。随着对中国实力了解的加深，西班牙人也打消了原来那些荒唐的想法，只是蜗居在菲律宾，通过华商和中国进行贸易。

荷兰人也曾企图采用武力来迫使明朝接受其通商的要求。1622年，荷属东印度总督扬·彼得生·库恩（Jan Pietersz Coen）等人向荷兰东印度公司决策机构报告说：“对中国人友好相待，不但将使我们无法获得贸易，而且中国人将不予以理会。我们二十多年来友好地请求与中国贸易，结果一无所获。在我们看来，出于各方面原因我们不能再浪费时间，而应采取强硬的措施应对。”为此，他建议派遣舰队到中国沿海进行骚扰，劫夺中国以及葡萄牙、西班牙商船。162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向中国沿海派出一支由16艘船和1，300人组成的舰队，其目的是“阻止敌人（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与中国的贸易，并使我们能够得到这一贸易。……我们需攻占澳门或占据中国沿海的另一地方。无论攻取澳门能否成功，我们命令他们在澎湖（若不能找到其他更合适的地方）筑堡修城作为我们的基地，因为此地据说比澳门更为便利”。但是此时荷兰人对于中国的实力已有较为清楚的认识，因此当明朝政府准备用武力收复澎湖时，荷兰人即感到惶惶不安，说：“因为这一缘故和其他因素，特别是鉴于我们微弱的力量，此事不宜拖延。澎湖评议会决定，撤离澎湖，屯驻大员。随后与中国驻澎湖军队将领达成协议，我们撤出澎湖。……至此，我们与中国人的纠纷似乎告一段落，我们满怀信心地等候巡抚的准许。”之后，荷兰人占领了台湾，在那里通过中国海商与中国进行贸易。

到了清代，葡萄牙和荷兰都成了朝贡国，并且配合清政府打击海盗，以达到通商的目的。

英国人威德尔率领的船队首次来到广东沿海后，也向广东当局请求领取前往广州的许可，但没有结果，于是转而擅自进入内河，以武力强行登陆，售出货物，并装载糖和姜上船，和明军发生冲突，最后撤退。英国人这次来访在中国留下极坏印象，以致“中国人一成不变地认为在所有野蛮的入侵者中，英国人是最暴力、最危险的”。在此之后的四十年，很少有英国人到来中国沿海。英国自18世纪中后期开始了工业革命。但直到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基本完成之前，其实力仍然有限，不仅谈不上征服中国，就是和中国开战也有很大困难。甚至到了1828年，在英属印度担任过多个重要职位的查尔斯·沃克（Charles Metcalfe Walker）给英属印度总督威廉·本廷克（Lord William Bentinck）的报告仍然说：“大家都承认中华帝国是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这一事实。”因为英国人认为英国在中英双方力量对比中并未占有优势，因此鸦片战争以前，英国也没有用武力入侵中国的计划。

事实上，在16—19世纪中期的大部分时间内，西方国家在亚洲的军事力量远不如许多人想象那么强大。据估计，在1600—1740年之间的任何一年中，整个亚洲地区的欧洲人数量都不会超过5万。1635年在亚洲的葡萄牙人总数不过4，947人，另有黑人7，635人（其中在澳门的白人和黑人各有850人）。据一位在亚洲沿海地带工作的意大利耶稣会会士的说法，1576年在亚洲大陆的西班牙人或许只有300名，其中大部分是在葡萄牙势力范围内活动的商人。1584年的一项人口普查报告指出，马尼拉只有329名“西班牙人”可以服兵役，在整个菲律宾地区也不超过713人，而且这里所说的“西班牙人”包括了混血儿在内。1588年，马尼拉主教说马尼拉只有80个西班牙人家庭。在东印度群岛的荷兰人，据1625年荷属东印度总督彼得·德·卡尔本杰（Pieter de Carpentier）的统计，老少共计约4，500人，其中驻守各地的白人总共还不到2，000人，其分布大约是美洛居（即摩鹿加）400人，安汶357人，班达300人，巴达维亚360人，大员（台南近郊）280人。像这样的军事力量，要征服像中国、日本这样的东亚国家是不可能的。亨利·卡门（Henry Kamen）认为葡萄牙人在亚洲取得的成就并不是仅凭自身就能取得的，而是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们与欧洲金融家的合作以及他们与印度、马六甲、中国和日本等亚洲国家达成的协议。西班牙人从未有效地控制过菲律宾，马尼拉并不像西班牙人假装的那样是殖民地领土的首都，而只是一个小小的贸易前哨，就像葡萄牙控制下的果阿和澳门那样。马尼拉非常脆弱且相对孤立，其存续不仅仅是因为自身的顽强，更是因为亚洲的两大强国——中国和日本——对其存在的宽容。1640年，驻扎在台湾基隆的西班牙人不超过50人，再加上这里的30个台湾本地人、200名奴隶以及130名来自中国官府的士兵，驻守的军队总数为400人左右。西班牙人的力量如此薄弱，因此荷兰人在1642年轻而易举地攻下了基隆，占领了全台湾。

在鸦片战争之前，上述“西方”主要国家与中国交往的主要目的，是想和中国做生意。这一点，早在它们到东亚之始就已清楚地表现出来。1508年，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Manoel I ‘o Venturoso’）派遣塞戈拉（Diogo Lopes de Sequeira）率领远征队出发前往亚洲，以夺取贸易枢纽马六甲。曼努埃尔一世命令塞戈拉侦察中国的情报，提出了一连串关于中国的问题，例如中国人何时到马六甲或别处做生意？从何处而来？路途多远？带来什么货物？每年来多少船只？其船多大？体形如何？是否当年回国？在马六甲或别处有无商站房屋？其人是否富有？懦弱还是强悍？有无军器火炮？……“以及一切有关他们的情报”。为了达到通商的目的，他禁止塞戈拉向中国挑衅，禁止在海面或陆上夺取中国的“战利品”。1515年，为葡萄牙服务的意大利人可萨里（Andrew Corsali）在一封信里报告说：去年有葡萄牙人前往中国，中国官吏禁止上岸，但那些葡萄牙人都卖掉了货物，大为获利而归。据说所带的香料、胡椒、肉桂、生姜、丁香在中国的售价，比葡萄牙的还高。葡萄牙人巴斯福萨（Duaste Basfosa）从马六甲发出的信上说，向中国贩卖胡椒，可获利三倍。另外一位为葡萄牙服务的意大利人恩波里（Giozvanni da Empoli）从印度柯钦发出信上也说：中国拥有“世界上可能有的最大财富”，有大量蚕丝，还有珍珠、麝香、绸缎等；到中国做生意，能获利30倍。为了获利，葡萄牙人一直对中国保持友好关系。

1565年，西班牙人占领菲律宾后，发现只有建立与中国的贸易关系，方可维持其经济落后的菲律宾殖民地。为了招徕中国海商赴吕宋贸易，黎牙实比（Miguel Lopez de Legazpi）命令西班牙舰队要善待途中可能遇到的中国商船。1573年，在菲律宾的西班牙官员拉维萨礼示（Gonzalo López de Legazpi，亦作Lavezaris）在给费利佩二世的报告中声称：“自从我们到此地以后，中国人即至此贸易，这是因为我们总是设法善待他们。……自从他们与西班牙人贸易以来，每年均运来较为精美、丰富的商品。”次年，他再次提及由于西班牙人成功地实行招徕政策，“中国商人正逐年增加他们的贸易量”。西班牙人不甘在马尼拉坐等华商来进行贸易，而想获取更大的商业利益。1569年，在宿务的西班牙王室商站主持人在给费利佩二世的报告里说：一个葡萄牙人告诉他，中国是“迄今所知对贸易最大、最有利的地方”，因此要征服中国，以便开展贸易。1573年，一个西班牙人上书费利佩二世，要求国王致书中国“国王”，给予西班牙人一块像澳门那样的地方，以便进行和平贸易。西班牙是具有宗教狂热的国家，一方面想要和中国进行贸易，另一方面又力图在中国推行天主教。因此此人吁请西班牙国王要求中国“国王”接见他这个“上帝使者”，准许他在中国传播福音。这种要求受到明清政府拒绝，于是西班牙人停止与中国政府的联系，而把马尼拉当作与中国贸易的基地。

荷兰和英国和中国打交道主要是为贸易，这两个国家对中国的了解也更为充分，因此不会有企图征服中国的狂妄想法。

荷兰人把发展贸易作为基本国策，因此有“商业是荷兰政府的政治”之说。1595年，科内利斯·德·豪特曼（Cornelis de Houtman）率领的第一支荷兰船队经好望角到印度，第二年到达万丹。荷兰人最初到亚洲主要是搜寻香料，但是随着国际性贸易的发展，香料贸易的重要地位逐渐下降。到了17世纪30年代，荷兰人在亚洲的贸易战略发生了转变，主要搜寻的商品是丝和瓷器。为此，荷兰人力图与中国开展直接贸易。一位当时的英国地理学家说：“荷兰人在东印度建立势力以后，最重要的是安定与中国良好的双边关系，继续他们在这些地方的贸易，并且力图困扰他们的对手西班牙人。”1622年，库恩等人计划用武力迫使中国接受其关于贸易的要求，但该计划书之末也写道：“决定暂时放弃在中国沿海的种种暴力行动，向福建省巡抚派出一个相当的使节，并向他们表明：因他们未接受我们的友好请求、拒绝与我们贸易而引起的战争，并非我们所愿。为避免他们再受战争之苦，我们现在友好地请求，在适当的地方与中国贸易。并向他们保证请求友好贸易是我们唯一的目的，正如他们数年来与我们的敌人那样进行贸易。同时我们命令在中国沿海的舰队司令，停止一切暴力行动，直到中国皇帝对我们的请求做出答复。”荷兰人的要求未能达到，于是力图在中国沿海建立一个与中国进行贸易的基地，他们首先考虑的对象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建立的对华贸易据点马尼拉和澳门。由于其在澎湖、澳门和马尼拉的行动均未得手，荷兰人把目光转向台湾，并于1624年击败西班牙人，将台湾作为其对华贸易的基地。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会仍然想方设法建立对华直接贸易，在1655年、1663年、1666年、1667年多次经广州遣使入贡，请求通商，但都因葡萄牙人和在清廷供职的耶稣会士的极力阻挠未能达到目的。因此自明末直到18世纪初，他们只能主要以巴达维亚为基地，通过中国海商之手进行对华贸易。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清军攻下台湾，次年清政府开放海禁，随后在1685年设立粤海关，1685年设立十三行，逐步健全广州外贸体制。荷兰人看到机会来了，1686年再度遣使到北京，获准在广州进行贸易。1728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商船“科克斯合恩”（Coxhorn）号从阿姆斯特丹直航广州，从而开启了对华直接贸易。自此，荷兰商船始终以从荷兰直航广州为主。从1729年到1794年，先后共有231艘荷兰商船到达广州。1794年底，最后一艘荷兰商船“暹罗”号返航，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广州贸易宣告终止。

英国都铎王朝建立后也积极进行海外扩张，主要仍然是出于经济的目的，为此建立了土耳其公司、威尼斯公司、黎凡特公司、重新建立的东地公司、俄国公司、中国公司及东印度公司等一系列特许公司，在世界各地开展贸易。英国人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开展对华贸易。1684年，清政府开放了厦门、广州、宁波等口岸进行对外贸易，英国人也利用此机会，到这些港口积极开展贸易。随着中英贸易不断发展，英国希望清政府开放更多的港口，以方便英国商人采购茶叶、棉布等产品。乾隆二十年至二十一年间（1755—1756），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遣精通汉语的公司职员洪任辉（James Flint）几次带英国商船到浙江宁波贸易，“冀图另开港路”。之后1787年，英国政府派出以查尔斯·卡斯卡特（Charles Cathcart）为正使的使团访华。此次出使因卡斯卡特在来华途中病逝而夭折。1792年，英国政府派出以马戛尔尼（Lord George Macarney）为特使的庞大使团出使中国。再后，于1816年派出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Amherst）率领的使团出访中国。这三个使团的任务都是寻求扩大对华贸易，它们向清朝政府提出的要求，综合起来有以下几点：（1）希望开放更多港口，而不仅仅是广州一地；允许英国设立永久性的商馆；允许英国商人在中国内地进行贸易活动；消除或减少对外国贸易的各种限制和高额关税；（2）要求与中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包括互派常驻使节，承认与英国在国际法上的平等地位，改变传统的朝贡体系下的不平等待遇；（3）希望获得一个小岛作为贸易中转站或者居住区；（4）希望英国商人的法律问题由本国领事裁决；要求为中国境内的外国人提供更好的法律保障，确保他们的人身安全和财产不受侵犯；（5）设立翻译机构，促进双方语言文化的交流，以便沟通和理解。到了鸦片战争前夕，伦敦的印度中国协会委员会于1837年1月3日向英国政府提出报告书，提出的要求仍然与上述要求基本相同。由此可见，英国对中国的主要关注点是贸易，英国政府在给卡斯卡特的训令中明确指示：“我们的目的纯粹是商业上的，全无领土意图”。王赓武也认为：“英国人想在华经商，而不要土地。”因此，在上述英国派往中国的使团的使命失败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政策仍然是维持对华贸易的稳定，避免与中国政府对抗。东印度公司董事部向广州特选委员会发出的多次指示可以证明这一点。

不仅如此，该公司上层还希望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国政府和民众表明他们的意图。1831年，时任公司大班的马治平（Charles Majoribank）写了一篇文章“Brief Account of the English Character”，刊登在1832年7月18日的《广州纪事报》（The Canton Register）上，随即由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译成中文，题为《大英国人事略说》，由英华书院印刷成一本16页的小册子。也就在这一年，公司高级职员胡夏米（Hugh Hamilton Lindsay）和作为翻译兼医生的传教士郭士立（Charles Gutzlaff）等一道乘坐“阿美士德号”（Lord Amherst）商船沿中国东南海岸向北搜集情报，沿途所到之地散发这本小册子。据郭士立说，这本小册子在沿途民众中大受欢迎，在福州，“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们身上，他们不断的询问也通过我简单地分发一本名为《大英国人事略说》的小册子得到了满足。几乎没有什么方法能够像传播这本小册子那样有效地促进友好交往”。这也使得这本小册子成为英国人最早成功进入中国官私舆论界的宣传品。该小册子写道：“英国人原活之地，距中华有七万里之远；即是其船，往南转亚非里加州之大地方，遂来东北到粤必行这样远路。……英国船所带进口的，系远国之土产之制造各物，所带出口者，系华夏之茶叶等货。如是华、英两国商人发财裕国，且贫民有工夫做得饭食，为良人度日，享此福矣。英国与中华交易，由来二百年之久，且今每年陆续到粤进口插带英国旗之船，有六十、八十只之多。由此贸易岂非数十万人得有工夫做么！英国国朝之志意，屡被人在东土妄称及，即有假言，以英国总是多贪广开新地，但谎言莫大于此。盖英国之地方，现在太多，宁可减少，不可增多也。……夫英国朝廷既经有了这多大地方，何得复渴望开新地乎。……所有各国内清国该修好者，英国为第一也。其年来之贸易为重大。……果然将来在中华之英人与内地人民，固为彼此友见和睦，各安本业享福矣。”虽然这个小册子意在改变中国人对英国的看法而尽力美化英国，但也表明了一点：直到1832年，至少是英国东印度公司仍然希望和中国进行和平的商业贸易。胡夏米在中国沿海大力散发这个小册子，也是希望清朝政府能够了解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意图。他到了上海后，向苏松太仓兵备道吴其泰呈上《上苏松太道禀》，说：“旧时大清与大英国贸易微少，但此百年间增加十倍，因此两国彼此获大益，向来每年小船七八只至贵国，如今每年大船七八十只到贵国，带本国的货物来，买运贵国的茶叶三千万斤及湖丝等货，银几百万圆。又贵国的船及上海县的货船，年年进我大英国属地方之埠头，受好款待。无奈其买卖，大为赚钱。所以我本国之商见此，莫不以为彼此均有获利之道理，而希冀贸易于中国北方之埠头沿利。倘贵国的商，买我本国的货，我们买贵国的茶叶、湖丝等货，则两下均受益，又加国之饷，增民之生活计，商贾皆欲藏于县之市，又添两大国友道结交之义，此是彼此至重之事，是以我恭禀大人俯念，以此事情转报上宪，如可始创贵省与本国生理，始虽少微，亟添甚大，而开大利路于将来矣。”不仅英国东印度公司希望和中国进行和平的商业贸易，不少英国工商业人士也如此。1835年6月2日格拉斯哥印度协会致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Henry John Temple，3rd Viscount Palmerston）的信说：“我会不得不催促陛下政府探取步骤，和中国订友好通商条约，扫除障碍；如果可能的话，并恢复从前我们享有的对厦门和其他北部口岸通商的特权。……我们认为直接向北京朝廷去接治，远比通过地方当局进行交涉更有成功的可能。如果不能得到满意的结果，则我们认为应该由陛下政府倘在中国沿海取得一个或几个岛屿，作为进行贸易的基地，藉以避免中国政府的勒索、控制与烦扰，则必将对于我们的对华贸易大有好处。”

但是清朝对于英国商业界的这些表示置之不理，甚至拒之门外。上文讲到胡夏米到上海求见吴其泰，但吴对其傲慢无礼，并“行驳饬，原呈掷还，即速开船，遵照旧例回粤贸易，毋得迁延自误”。胡夏米于是变成了对华战争的积极鼓吹者。1835年，巴麦尊向他征求对华问题的意见，他在回信中说：“中国人势将在单纯谈判中担绝一切让步，这就使得动用武力成为必要手段了”，因此建议与中国开战，并提出一个初步的作战方案。鸦片战争中英军的作战计划，有许多就是根据这个方案拟订的。由此可见，战争的部分直接起因是英国方面要求与清朝谈判通商问题而清朝置之不理的结果。

戴逸指出：18世纪的实际情况是世界上还没有任何国家能远征中国，对中国造成严重的军事威胁。

18世纪的中英关系基本上是和平的商业关系，没有重大的军事对抗，不构成对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威胁。从本文所示，到19世纪初期情况基本上仍然如此。因此，对于16—19世纪中期“西方”与中国之间的关系，我们还应该作更进一步研究。

最后，通过本文的讨论，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研究中西关系史时，首先必须把研究的主要对象“西方”进行深入的研究，并且注意有关国家和中国的关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具有不同特点和性质，看到它们和中国的关系的演变，从而得出切实可信的结论，而不应当心存一个笼统的和不变的“西方”，然后把中西关系史研究建立在一个对抗理论的预设中。中国和“西方”的关系是复杂的，既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只关注其中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个方面，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如前所述，16—19世纪中期是中国历史大变局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与19世纪中期以后的第二阶段有很大不同。“西方”在这两个阶段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是导致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出现重大变化的主要原因。以上这些，都是我们在研究中西关系史时不能忽视的。

本文转自《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3期

“五帝时代”指古史传说中夏代以前的中国上古时代，其历史真实性在古代原不成问题。但自晚清民国以来，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下疑古之风盛行，五帝时代因之基本被否定，极端者甚至有“东周以上无史说”。虽然因晚商都邑殷墟、早商都邑郑州商城等考古学发现，此说宣告破产，但对商代以前的夏代乃至五帝时代，学术界的质疑声至今仍未断绝。五帝时代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只有紧密结合文献史学和现代考古学，并以适当的方法展开研究，才有希望逼近答案。

一、文献记载中的五帝时代

《周礼·春官·宗伯》：“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其中“三皇五帝”显然指人而非神，且“五帝”晚于“三皇”。《周礼》所载官制等基本符合西周或者春秋时期的实际情况，可知“三皇五帝”的提法也当出自西周或春秋，而非战国以后的发明。战国时期出现“五帝”的情况增多，《荀子》《战国策》中各3处，且多与三王、五伯并举，《吕氏春秋》中有14处之多，一般连称“三皇五帝”或“五帝三王”。和“三皇”有多种组合的情况不同，严格来说“五帝”说其实只有一种，就是出自《大戴礼记·五帝德》《帝系》当中的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在《国语》中也有同样的排列顺序，很可能是至迟在春秋时期已有的说法，后被《史记·五帝本纪》采用。其他一些曾被称为“五帝”者其实并非确指，或者属于神圣而非人王。即便真正的“五帝”就一种说法，那也应该是从众多古人中挑选的结果，同时期还存在很多其他杰出人物。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可以使用“五帝时代”这个概念，指称以“五帝”为代表的那个时代。有关五帝时代的记述，目前只能在商周及以后的文献中见到，被认为部分可能是“口耳相传”的结果，五帝时代一般也就被划到“传说时代”的范畴，相当于西方学术界所谓“原史”时期。

疑古学者多视“五帝”为神话人物，基本否定五帝时代的历史真实性。顾颉刚在1926年出版的《古史辨》第一册中明确提出“层累地造成古史说”，认为东周初年《诗经》里有天神禹，东周末年《论语》里出现尧、舜，战国至西汉伪造了许多尧、舜之前的古“皇帝”，结论是“东周以上只好说无史”，“自三皇以至夏商……都是伪书的结晶”。更早的时候，胡适也主张“中国东周以前的历史，是没有一个字可以信的”。但1928年开始的对殷墟的发掘，发现甲骨文、宫殿、王陵等大量证据，确凿无误地证实晚商属于信史。这不但推翻了“东周以上无史说”，而且证明“层累地造成古史说”逻辑难以自洽。又因晚商史业已被证为信史，早商、夏代甚至五帝时代的历史真实性也理应重新加以考虑。

其实早在1917年王国维就发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论定《史记·殷本纪》所记载的商殷世系几乎完全合于甲骨卜辞所见商人世系。王氏明确认为尧、舜、禹属于历史人物，不应疑古太过。之后蒙文通于1927年出版《古史甄微》，提出中国上古民族可以分为江汉、海岱、河洛三系。徐旭生在1943年出版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提出中国古代部族可以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1935年傅斯年则提出“夷夏东西说”。这些研究虽与传统的中华一脉古史观有别，但却都是在承认五帝时代真实历史背景的基础上做出的综合研究。

五帝时代的诸多人物并非出于战国西汉以后的杜撰，这在晚商、西周和春秋时期的出土文献中也有所证明。殷墟甲骨文中的“四方”“四方风”，见于《山海经》和《尚书·尧典》。殷墟甲骨文中商人将帝喾（高辛氏）作为高祖，这也和传世文献吻合。刻有“天鼋”或“天”族徽的先周和周代青铜器主要分布在陕西，或与轩辕黄帝的名号有关。西周图片公图片记载禹敷土浚川，春秋秦公簋记载“鼏宅禹迹”，春秋晚期的秦公一号大墓石磬上秦人将高阳（颛顼）作为高祖。战国时期金文简牍上关于五帝时代的记载就更多了。比如齐侯因图片敦铭文记载田齐的高祖为“黄帝”，长沙子弹库楚帛书关于炎帝、祝融、帝俊、共工等的记载，清华简《五纪》关于黄帝、蚩尤等的记载，以及其他简牍上有关于尧、舜的记载。

但需要承认的是，不管传世还是出土，目前尚不见晚商以前的相关文献。换句话说，所有关于五帝时代的记载都见于至少七八百年之后的文献中，它们的说服力因此大打折扣。但学人很早就提出新的解决途径：“要想解决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即便顾颉刚也认为，地下出土的古物既可以用来破坏旧古史，也可以用来建设新古史。李学勤则从文献和考古结合的角度，提出要“走出疑古时代”。显而易见，探索古史真相不能仅依靠文献记载，还得和考古学结合。

二、五帝时代考古学探索的方法

利用考古学探索并一定程度上实证古史，最重要的是达成传说和考古资料这两个古史系统之间的互证互释。考古资料是传说史料最可靠的参照系，经过百余年的工作，这个参照系已经以中国史前（原史）考古学文化谱系为主要内容基本建立起来。假设五帝时代为真，那么当时不同族群集团的遗存及其时空框架也应包含在其中，只待与传说史料相印证。

早在20世纪30年代，徐中舒就提出虞夏对应彩陶文化（仰韶文化），太昊少昊对应黑陶文化（龙山文化）。到了50年代，范文澜又推测仰韶文化可能为黄帝时代文化。七八十年代以来，关于五帝时代的考古学探索更多。既有对炎黄、三苗、东夷、有虞氏、陶唐氏、共工氏 等族群所对应的考古学文化的探索，有对“大禹治水”等个案的研究，也有从宏观上对五帝时代的把握，并主要形成两类意见。第一类意见认为，五帝时代大体可以与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对应。如严文明、苏秉琦等认为仰韶文化后期（铜石并用时代前期）对应炎黄时期，龙山时代（铜石并用时代后期）对应尧舜禹时期，笔者等进一步提出仰韶文化前期已进入炎黄时期；许顺湛认为仰韶文化对应炎黄文化，仰韶文化末期到龙山时代早期为颛顼时代，中原龙山文化早期对应帝喾时代，中原龙山文化晚期对应尧舜时代。第二类意见认为，五帝时代和龙山时代大体对应。如童恩正认为中原龙山文化和“五帝”符合，沈长云、江林昌认为五帝时代大致对应龙山文化时期，李先登等具体提出五帝时代早期的黄帝、颛顼、帝喾时期相当于龙山时代早期，五帝时代晚期的尧舜禹时期相当于龙山时代晚期，徐义华认为龙山时代城址的大量出现可能与黄帝时代的战争背景相关。

总体来看，上述关于五帝时代的宏观认识，时间上不出仰韶文化时期和龙山时代，空间上集中在黄河中下游，涉及长江中下游和西辽河流域。空间范围的框定基本就是根据文献传说，时间范围则是从夏商所对应的考古学文化前溯，大致符合“从已知推未知”的逻辑思路。殷墟和郑州商城遗址的发掘，确证殷墟文化和二里岗文化分别为晚商文化和早商文化，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基本确定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或晚期夏文化，则五帝时代只能在之前的龙山时代甚至更前，但到底“前”到何时则不好确定。有些学者在基本信任文献传说的前提下，以神农氏“教民稼穑”为依据，设想当时应为农业社会，认为应该从仰韶文化开始，但实际上中国农业在距今8000多年的前仰韶时期已有初步发展。不少学者以《史记·五帝本纪》所记轩辕黄帝征战四方、统一天下、置官监国为根据，设想其社会应该比较复杂高级，但到底高级到何种程度，是初步开始社会复杂化，还是即将进入或已经进入国家社会？这些其实都难以遽断。考古学上对农业起源发展和社会复杂化进程的认识本身就存在不同意见。还有就是这种“比附”式宏观观察方式，很依赖于文献记载细节的真实性——而这本身是需要验证的。也有不少人想当然地以为，既然关于五帝时代的记载比较模糊，那么与考古学的对应也自当比较宏观笼统才对，但问题是如果每一个细节和局部都得不到证实，又如何能保证整体和宏观的真实性？因此，对五帝时代的考古学探索，最终还需从细节和局部入手，而且必须遵循严格的论证逻辑，找到有效的研究方法。

“由已知推未知”的思路建立在考古学文化一定程度上可以对应于族群、国族的前提之上。我们可以将族群分成三种情况：一是具有相同文化传统、文化习俗和语言的事实上的族群，一般和考古学文化有较好的对应关系；二是当时人所认同甚至包含一定程度建构成分在内的族群，最容易在民族志中找到案例；三是文献记载中的族群。这三种族群多数情况下其主体部分应该是重合的，是以第一种情况作为基础的。国族指国家层面的族群共同体，由一个族群扩展或多个族群融合而成，因国家力量整合形成血缘、文化、语言、历史等方面的共性。因为文化等共性的存在，国族也会和考古学文化有一定程度的对应关系，但情况更为复杂。族群和国族的复杂性，提醒我们考古学文化和族群不宜做简单对应，已进入早期国家阶段的五帝时代尤其如此。但从商周二代国家范围和考古学文化圈存在一定程度的对应关系来看， 考古学文化和国族的对证研究并非不可行，与一般族群的对证研究理应更有可能。

尽管如此，古史传说中关于特定族群的记载往往存在模糊或歧异之处，加之很难对族群和国族进行区分，而考古学文化本身通常也并非毫无异议，这就使得考古学和古史的对证很容易导向诸多难以验证的推论，对五帝时代的考古学对证尤其如此。这也是很多人质疑古史和考古学能否对证研究的主要原因。但如果我们遵照严谨的逻辑，找到若干比较确定的关键点，再将这些关键点串联成面，而且和古基因、古语言谱系研究结合起来，就有可能增强古史对证的准确性和有效性。为此，笔者有针对性地提出两种研究方法，即变迁法和谱系法。

“变迁法”就是以考古学上观察到的巨大变迁来一定程度上证实文献传说中的重要战争或迁徙事件的方法。考古学上的巨大变迁，包括考古学文化巨变和中心聚落巨变两个方面，前者指考古学文化面貌格局发生大范围的剧烈变化，后者指中心聚落、古城等突然毁弃或者出现破坏、暴力现象，两者通常互有关联。而这些在考古学上都是相对容易识别到的。巨变往往是大规模战争和迁徙事件的产物，推测也应当是古人最倾向于记载、传承下来的内容。因此，用考古学上的巨大变迁对古史加以验证，相对容易且确定性也较高。而用这种方法所获得的关键认识，又可以进一步作为其他相关研究的基点。

“谱系法”则是将文化谱系、基因谱系、语言谱系和族属谱系相互结合的方法。族群既然和血缘、语言、文化都密切相关，那么如将它们都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推论的确定性一定会增加。如果再将四个谱系结合起来，就会形成更加确定的推论。目前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谱系的基本框架和基本内容已经确立，只是需要不断完善。对古代人群基因和语言谱系的建立方兴未艾，目前已经在揭示东亚现代人基因组、中国南北方史前人群迁徙与融合过程，以及汉藏、南岛和阿尔泰语系等人群的基因和语言谱系等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果。族属谱系则需要对涉及五帝时代的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进行整理分析，最终构建出上古时期族群谱系的基本框架，允许有几套可能性框架，最终以文化、基因和语言谱系来验证。当然，这里的关键是对“四谱”的互释，最佳的办法依然是结合重大历史变迁，由点及面逐渐展开。

三、考古学视野下的五帝时代

五帝时代有文献记载的重要战争事件，首先要数五帝时代之末的“禹征三苗”；与其大略同时的“稷放丹朱”事件，可能也有军事暴力发生；还有一个就是五帝时代之初轩辕黄帝和蚩尤之间爆发的“涿鹿之战”。考古资料显示，这些战争事件可能都真实发生过。

（一）禹征三苗与黄河流域文化的南下

“禹征三苗”事件在《墨子·非攻下》有详细记载：“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五谷变化，民乃大振……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为山川，别物上下，卿制大极，而神民不违，天下乃静。”古本《竹书纪年》对三苗灭亡前夕的天灾有类似记载：“三苗将亡，天雨血，夏有冰，地坼及泉，青龙生于庙，日夜出，昼日不出。”可见，“禹征三苗”应是趁后者发生天灾内乱之际发动的一场有计划的征服战争。

从文献记载来看，禹或夏禹主要活动在黄河流域，但具体地点不好遽定。史载“禹兴于西羌”、“禹会诸侯于涂山”、“禹都阳城”或“平阳”。禹的兴起或诞生地被认为在中国西部，禹会诸侯的“涂山”有被认为是在江淮地区，禹所都的阳城或平阳有晋南、豫西、豫东等不同说法。“大禹治水”“禹画九州”传说中禹的活动范围更广。禹是夏人首领，夏人主要的活动区域多被认为在晋南和豫中西地区，但也有其他观点。比较而言，三苗的居地更好确定。三苗属于徐旭生所说苗蛮集团，其活动地区虽然涉及黄河下游、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但到和尧舜禹发生冲突的时候，基本就是在江汉两湖地区。《战国策·魏策》：“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险也，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据考证，这个范围大抵东至鄱阳湖、西以洞庭湖为界、向北及于桐柏山。

夏禹作为夏王朝的创建者，其主要活动年代当在距今4000年左右。距今约4100年之前，在豫西南、豫东南和江汉两湖地区分布着范围广大的石家河文化，但之后发生文化巨变：石家河文化特色鲜明的陶器群大范围快速消失，新出矮领瓮、细高柄豆、侧装足鼎等与王湾三期文化煤山类型接近的陶器，出现鬶、盉等龙山文化或造律台文化因素，致使豫东南、豫西南、鄂西、鄂北等地都突变为王湾三期文化，江汉平原及附近地区突变为和王湾三期文化接近的肖家屋脊文化；聚落遗址急剧减少，如大洪山南麓由石家河文化时期的63处遗址锐减到14处；从屈家岭文化延续至石家河文化的大约20个古城，此时基本都遭到毁弃，包括石家河文化的中心天门石家河古城；最保守的祭祀方式也发生突变，石家河文化大量用首尾相套的陶缸祭祀的现象消失，数以十万计的红陶小动物、小人、红陶杯等祭品祭器也基本消失或者数量剧减；在肖家屋脊文化当中出现前所未见的浅浮雕、透雕的小件玉器，此类玉器在更早的龙山前期晚段就出现在山东临朐西朱封、山西襄汾陶寺、河南禹州瓦店等遗址。如此大规模的黄河流域文化南下引起的文化和聚落巨变，只能是大规模战争的结果，和“禹征三苗”事件吻合。此前曾有人将“禹征三苗”解释为二里头文化向江汉地区的渗透，但此说在年代上似有抵牾之处，因为二里头文化已经是晚期夏文化了，和夏禹不能对应。

（二）稷放丹朱与北方文化的南下

古本《竹书纪年》：“后稷放帝朱于丹水。”后稷指周人的始祖弃，《诗经·大雅·生民之什》：“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即有邰家室。”《国语·鲁语上》：“周人禘喾而郊稷。”记载中他是帝喾的嫡长子，理应最有资格成为帝喾的继承人，但他勤于农事而被封为后稷，就是当时的农官，实际继承人是和他同代的尧，这或许为后来的矛盾埋下了伏笔。关于后稷的诞生地“有邰”，汉代以来流行泾渭说，近世有晋南说。尧子丹朱的居地被认为是在豫西南丹水，其实当为被流放后的结果，之前应与尧居于一地。尧的居地又有山东、河北、山西诸说，山西说本身又有“平阳”说和“晋阳”说的分歧，还有晋阳徙平阳说。虽然后稷和丹朱—尧的居地有多种说法，但他们发生交集的地方却只有晋南。文献记载尧时已在丹水流域征服苗蛮， 《吕氏春秋·召类》：“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 丹水附近的陶斝极似晋南者，晋南的丹砂也可能来自丹水地区，后稷逐放丹朱于丹水比较符合情理。

按《尚书·尧典》所载，稷和禹所处时代大致相同，则“稷放丹朱”发生时间应也与“禹征三苗”接近，在距今4100年前后。从考古学上来看，当时晋南地区确实发生了一次文化和聚落巨变：大量双鋬陶鬲出现在原本有斝无鬲的临汾盆地，致使本地陶寺文化剧变为陶寺晚期文化；陶寺遗址甚至附近的临汾下靳、芮城清凉寺等地大中型墓葬，几乎都被挖毁；陶寺遗址还有宫殿废弃、暴力屠杀、摧残女性等现象。双鋬鬲是老虎山文化的典型陶器，其分布范围主要在今内蒙古中南部、陕北、晋中北和冀西北一带。在陕西神木石峁、内蒙古清水河后城嘴、山西兴县碧村遗址都发现了距今4000年多年前的充满军事气氛的大型石城聚落，尤以400万平方米的石峁石城最为瞩目，显示其具有强大实力。考古学上的晋南巨变应当同老虎山文化南下密切相关，和“稷放丹朱”事件能够吻合。

“稷放丹朱”的考古学实证，证明陶寺古城在该事件发生前至少有一段时间应当是陶唐氏尧的都邑，而老虎山文化人群中至少有一支参与了后稷对丹朱的战争放逐事件。据记载，后稷是轩辕黄帝的直系姬姓后裔，北狄也是，而石峁古城很可能为北狄故城，则以后稷名义发起的这起事变，有石峁人群参与也是有可能的。至于《竹书纪年》等有关舜囚尧和阻丹朱的记载，似乎和儒家历来所称道的尧舜禅让之说相去甚远，其实有相通之处，即尧、舜更迭必然是因某一重大变故而发生，这一变故很可能就是“稷放丹朱”事件，“稷放丹朱”或许还有舜的参与。

（三）涿鹿之战与黄土高原文化的东进

《逸周书·尝麦》记载：“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河（或作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以甲兵释怒。”似乎蚩尤和炎帝（此记载中误作赤帝）、蚩尤和黄帝之间的战争都发生在涿鹿，蚩尤曾一度侵凌炎帝，黄帝应炎帝所请而击杀蚩尤。但在《史记·五帝本纪》中，黄帝和蚩尤之间的才是涿鹿之战，另有炎黄之间的阪泉之战，没有提到蚩尤和炎帝之间战争的具体情况：“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 《战国策》《庄子》等都有黄帝、蚩尤战于涿鹿的记载。至于炎黄间的“阪泉之战”，在《大戴礼记·五帝德》《左传》《列子》等中也都有记载。但先秦汉晋以来文献记载中两场战争就已有混淆，除上述《逸周书·尝麦》记载蚩尤逐炎帝也在涿鹿，《逸周书·史记解》、《水经注》也有类似记载，近世学者也多将二者混同，不过尚不足以否定《史记》的说法。

上述文献所记涿鹿之战中的轩辕黄帝、炎帝和蚩尤，显然都是具体的个人，也有不少记载中的黄帝、炎帝和蚩尤只是部族首领的统称。当然无论是个人还是部族，都应有个大致的活动范围，只是炎、黄等的传说遍及大江南北，自汉代以来就众说纷纭。《国语·晋语》：“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徐旭生据此并结合其他材料考证认为，黄帝部族发祥于偏北的陇东陕北地区，炎帝部族则发祥于偏南的渭河上游地区，二者都属于华夏集团。此后他们向东迁徙，在路线上同样是前者偏北而后者偏南。徐旭生还认为蚩尤属于东夷集团，是九黎的首领，九黎的活动范围从晋东南一直延伸到河北、河南、山东三省交界之处。但从《尚书》《国语》等相关记载看，蚩尤还是苗蛮集团的先祖，将之归入苗蛮集团也未尝不可，可见蚩尤部族活动范围很大。关于黄帝和蚩尤发生交集的“涿鹿”虽也有不同说法，但大致都在华北一带，尤其今冀西北涿鹿一带为涿鹿古战场的观点被更多人认可。黄帝部族从陕北东向经内蒙古中南部到达冀西北也是顺理成章的事。至于炎帝部族，按照徐旭生的说法，是偏南沿着渭河流域东向发展，应该是抵达晋、陕、豫交界地带才更合情理，与冀西北相距较远，炎黄之间的阪泉之战也就更有可能发生在晋南附近。

轩辕黄帝早于后稷、夏禹的时代。从大约距今4100年往前追溯，直到距今4700多年，就能看到在陇东陕北至华北这一大片地方，曾经发生过一次考古学文化格局的巨变。黄土高原大部分地区在仰韶晚期向庙底沟二期转变的过程中，文化仍连续发展，而内蒙古中南部、河北大部和豫中地区则不然：内蒙古中南部老虎山文化代替仰韶文化海生不浪类型，冀西北地区老虎山文化替代雪山一期文化，冀南豫北和郑洛等地的仰韶文化大司空类型、秦王寨类型衰亡，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消亡，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当中新增不少横篮纹。这种突变当和黄土高原文化的东进有关。与此同时，在陕北、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突然涌现出许多军事性质突出的石城。这些变化可能是由黄土高原人群在大规模战争事件中的胜利而导致，很可能对应文献记载中的涿鹿之战。尤其是在冀西北张家口贾家营遗址明确存在老虎山文化前期遗存，文化面貌和陕北、内蒙古中南部同期遗存近似，上限有可能早到庙底沟二期。崇礼邓槽沟梁甚至还发现老虎山文化的城址。冀西北被认为有可能是古涿鹿之地，张家口的这些发现为涿鹿之战的实证增加了新的线索。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冀西北等地在庙底沟二期之前是雪山一期文化，其与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有着密切关系。海岱地区是蚩尤或东夷部族的大本营，大汶口文化很可能是以蚩尤等为首的东夷部族的文化。大汶口文化和江汉两湖地区的屈家岭文化的形成有很多共性，屈家岭文化被认为是三苗或苗蛮的文化，而记载中蚩尤又是苗民的领袖，可见东夷和苗蛮关系非常密切。距今50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晚期，中期大汶口文化和早期屈家岭文化分别强烈向西向北影响，很多文化因素渗透到郑洛、晋南、关中东部各地，这或可视为蚩尤所代表的东夷和苗蛮集团大力扩张并侵凌黄河中游各部族的考古学证据。这种情况从庙底沟二期开始发生重要转变。距今4700多年恰好是中国考古学上一个重要时代——庙底沟二期的开启年代，不少人认为庙底沟二期已属于广义龙山时代的早期；传承下来的黄帝纪元元年为公元前2698年，也正在这个年代范围之内。

（四）五帝时代的基本时空格局

从考古学上大致实证禹征三苗、稷放丹朱、涿鹿之战事件，建立了进一步探索五帝时代的三个基点，其基本时空格局也可由此初步推定。

禹征三苗事件的实证，进一步确定了夏禹的历史真实性和夏代的上限，证明以王湾三期文化后期为代表的中原龙山文化后期属于早期夏文化，石家河文化及其前身屈家岭文化等属于三苗文化。禹征三苗之后，黄河、长江流域文化融为一体，奠定了夏王朝版图的基础，因此，《尚书·禹贡》的“九州”很可能记载的是距今4000年左右的真实状况，基本等同于夏初疆域，而非出于战国时人的想象。

稷放丹朱事件的考古学探索，说明尧、丹朱、后稷可能确为真实历史人物，由此可推知《尚书·尧典》等文献记载的舜等其他人物也应当基本属实，证明晋南的陶寺文化至少有一段时间和陶唐氏尧有关。

涿鹿之战事件的考古学探索，说明轩辕黄帝、蚩尤、末代炎帝，以及文献所载同时期人物，都可能有一定的历史真实性，推测黄土高原的仰韶文化后期至龙山文化早期可能属于黄帝部族文化，以东华北平原直至黄河下游地区的仰韶文化后期、雪山一期文化、大汶口文化等，可能与蚩尤部族有关。这两大区域之间的晋南、豫西和关中东部等地区，可能就是炎帝部族的核心分布区。

由此可见五帝时代人物的活动范围主要是黄河和长江流域，尤以黄河流域为主，时间上则从4700多年前延续至约4100年前。又可归纳为早、中、晚三期，其中轩辕黄帝、蚩尤和末代炎帝等最早，距今4700多年；帝喾、尧、舜、稷、丹朱、禹等属于晚期，距今4100年左右；颛顼在中期，年代介于二者之间。《大戴礼记·五帝德》《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颛顼、帝喾分别为黄帝的孙和曾孙，之后紧接着就是尧、舜，似乎五帝时代不过五六代人，充其量也就100多年，现在看来应当存疑。如果承认颛顼为黄帝之孙，帝喾为后稷之父，则颛顼和帝喾之间就可能间隔了20多代、500多年。

早于距今4700多年的前五帝时代的文化，在考古学上也是有线索可循的。既然距今4700多年的黄土高原地区的仰韶文化晚期有可能为黄帝部族文化，那么黄土高原或者渭河流域更早的仰韶文化理应与更早的黄帝部族有关。仰韶文化初期开始于距今7000年左右，当时分布在关中和汉中地区的零口类型诞生不久，即东向扩展至晋南豫西地区，形成与零口类型大同小异的仰韶文化枣园类型。联系《国语·晋语》黄炎同源而分道的记载，零口类型有可能是最早的黄炎共同的文化，此后的零口类型中晚期和半坡类型则可能是黄帝部族文化；而晋南豫西的枣园类型，以及后续的东庄类型、庙底沟类型，则主要为东迁后的炎帝部族文化。黄炎之外其他部族的文化也可以循此逻辑向前追溯。

以上对五帝时代时空框架的建构主要是根据几个关键点做出的，如果能在此基础上将文化、基因、语言和族属谱系结合起来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相信会得到更加令人信服的结论。

四、五帝时代与中华文明的初步发展

从现在的考古学研究来看，中华文明起源于距今8000多年，形成于距今5100年左右。因此五帝时代并非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时期，而是已经进入初步发展时期。

距今5100年左右中华文明形成的最重要的标志，就是良渚和南佐两个超大型聚落遗址的发现。浙江余杭良渚遗址内城面积近300万平方米，计入外城则达630万平方米，内城中部有30万平方米的人工堆筑的“台城”和宫殿建筑，有随葬600多件玉器的豪华大墓，出土了大量玉器、水稻等，外围更有高低坝、沟壕等构成的大规模水利系统。甘肃庆阳南佐遗址面积600万平方米左右，遗址核心区由两重环壕和九座大型夯土台围成，面积达30多万平方米；其中央偏北处围出数千平方米的“宫城”，主殿夯筑而成，占地700多平方米，出土了大量精美白陶、黑陶和水稻。这两个规模超大的中心聚落，宫殿建筑、壕沟水利等工程浩大，玉器、白陶、黑陶等的制作都有很高的专业化水准，说明已出现强大的公共权力或王权。两个聚落都在继承原有聚落（社会）的基础上实现了跃进式发展，超常的规模依赖于对较大范围内人力物力的统一调配，这无疑指向地缘关系对早先区域性氏族社会格局的重塑。笔者认为，王权和地缘关系的同时出现，显示两地业已迈入早期国家行列，中华文明正式形成。但两处早期国家的统治范围基本不出太湖周边或黄土高原地区，称之为“古国”或“邦国”比较合适，属于“古国文明”阶段。

距今4700多年是中华文明初步发展的关键节点。黄土高原文化的东向强烈拓展，很可能已将内蒙古中南部、河北大部和河南中部等地区纳入一个更大的国家组织之内，甚至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区可能也属于这个早期国家的统治范围。而按照《史记·五帝本纪》的记载，通过涿鹿之战和阪泉之战，轩辕黄帝已经统一天下，置官设监，监于万国。不但统治黄河流域，还“南至于江”。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大致可以吻合。距今约4500年以后，面积达三四百万平方米的襄汾陶寺都邑和神木石峁石城先后在晋南和陕北地区出现，黄土高原的文化中心地位得以延续。

距今约4100年是中华文明早期发展的关键节点。此时至少长江中游地区已经通过“禹伐三苗”事件被纳入华夏集团版图。《尚书·禹贡》等记载的夏禹划分“九州”，很可能即真实发生在这一背景之下。据此可以说，至迟在夏朝初年夏王已经初步建立起“大一统”的天下王权。其统治特色是由夏后氏及许多其他族氏共同构成统治集团，从而建立起“血缘组织基础之上的政治组织”，而所谓“九州”即统治天下“万国”的结果。这些标志着“王国文明”阶段的到来。

结语

通过对文献传说和考古学的对证研究，我们现在可以说，文献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应该是真实存在过的，其年代大抵从约4700年前延续至约4100年前。前后可划分为三个时期，大体自轩辕黄帝、蚩尤和末代炎帝等起，继以颛顼和其后诸帝，最后为帝喾、尧、舜、稷、丹朱、禹等。五帝时代，中华文明已经过起源和形成的时期，进入初步发展阶段。经过长期兼并融合，跨区域的王权国家在此时萌芽，早期时已至少形成对黄河流域大部的统治，晚期时更以“禹征三苗”为契机，将长江流域也纳入国家版图，夏王朝初步“一统”的格局正是在此基础上建立的。

五帝时代是古代中国人心目中信史的头一篇章。以五帝为代表的上古祖宗先圣，其后更成为历代敬仰效法的对象，奠定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来追求文化“一体”、政治“一统”的基础，也成为延续中华文明的重要原因之一。可以说，百年来对五帝时代的质疑和否定，一定程度上就是对中华历史根脉的质疑和否定。虽然考古学为复原、重建中华上古史带来了新的途径和方法，但考古学的局限性又决定了它并不能独立解决上古时代的精神创造、制度创造、族群认同、历史记忆等重大问题，而精神创造和制度创造才是中华文明之所以区别于其他文明、之所以伟大长存的核心所在，族群认同和历史记忆更是中华民族凝聚发展的关键。因此在缺乏深入论证的情况下，不应轻易否定五帝时代，更不该轻率地把结合古史传说的研究看作考古学发展的障碍和误区。

当然，从考古学出发探索五帝时代古史并不容易，它要求研究者必须熟谙相关文献记载和考古学知识系统，必须掌握严谨可靠的研究方法，而不是盲目比附。它更要求研究者必须认真辨析后世文献对五帝时代真假杂糅的记载；根据新的发现不断完善仍比较粗糙的考古学文化谱系；大力加强基因和语言谱系的建设工作；以及完善创新进行古史和考古学对证的理论方法。唯有如此，我们才有机会逐渐接近五帝时代的真相。

本文转自《中国社会科学》2024年第12期

引言 

古往今来，任何一部文明史都是不同文明互鉴的历史。深刻认识文明互鉴的实践，是一种特有的文明自觉。文明研究有三个关键议题：其一，文明的起源性构造及根源性影响；其二，文明发展的动力原则及生成逻辑；其三，文明对自身历史的认识及系统化表达。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三个议题都贯穿于文明发展的历程之中。可以说，任何一个角度的文明研究都应怀有这三个部分的问题意识并予以展开。 

就西方文明而言，几乎所有起源性问题都可追溯至古希腊。古希腊作为开端，其始源性构造奠定了西方文明的最初样态。在始源性构造中，有一个议题十分重要，即“秘索思（mythos）与逻各斯（logos）”。它不仅深刻关涉上述三个关键的文明研究内容，且对古希腊文明乃至整个西方文明形成奠基性影响。 

 Mythos一般指“语词”“神话”“故事”与“虚构的言辞”，logos则指“理性”“秩序”“逻辑”和“规则”。二者首先从古希腊历史的发端处，以语言这一最基本的文明形式塑造了古希腊人对自身、社会、世界乃至宇宙的根本想象，同时作为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其动态互动构成古希腊文明乃至西方文明的基本生成逻辑。传统研究将此互动过程经典地描述为“从mythos到logos的转变”，其发展路向通常被认为最终打开了西方理性主义与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的大门，因而对近代以来的启蒙运动与科学主义兴起，乃至现代性的产生与发展形成深远影响。与之相应，在这一过程中西方文明所逐渐形成的对自身历史的认识与系统表达，可称之为历史书写。在logos成为一种权威表达方式时，西方的历史叙事乃至历史观也随之逻各斯化。历史越来越被看作一个理性发展的过程，以至到近代，这一观念进一步与进化论和目的论关联，发展出一系列西方文明对自身价值的评估与判断。 

因此，mythos与logos一向是西方古典学与相关学科研究的经典课题。无论是围绕mythos与logos的词源学经典讨论，还是从文学、哲学、史学等出发的文本意义考察，均成果丰硕。基于“从mythos到logos转向”的基本框架，相关研究从不同侧面不断巩固“logos对mythos的胜利”这一主流观点，从而形成对mythos与logos关系及其奠基性意义的网络式理解。 

 然而，“logos的胜利”却无法涵盖所有现象。在人类似乎进入由理性、秩序、逻辑与规则构成的科学、中立、通约化的普遍历史世界时，mythos一直作为动力隐隐存在着。自19世纪开始，从“原始思维”到“理性文明”的表述，同时受到不同学科的严厉批评与审查。其中结构主义人类学强调神话作为“深层心智”绝非“野蛮的初级思维”，仪式/功能主义社会学对神话进行了社会功能阐释，神话哲学则努力在哲学中直接复兴神话的意义。这表明，mythos与logos的内在蕴涵显然比既有的线性阐释模式复杂得多。究其根本，在于mythos与logos间相互勾连、冲突与纠缠的状态，在其出现之初便已开始。二者在起源时所构成的此消彼长的动力学原则对西方文明发挥着根本而持续的作用。因此，要厘清整个西方文明在思想史层面的复杂发展脉络，就需回到始源，重新探讨mythos与logos的发生史。从这一视角出发，不仅能观察到西方文明所深含的内在力量，还能在此力量所具有的开放性与包容性中理解西方文明不断塑造与再造的过程，直至通解当下现代性所面临的复杂问题。 

一、“颠倒”的秘索思与逻各斯 

从最早的古希腊文献来看，mythos与logos最初即一组有关“言辞”的对立统一的概念。不过，在古希腊早期历史中，mythos与logos的意涵与现在所熟知的意义恰恰相反。早有学者如布鲁斯·林肯指出，logos在古风时期的语境中，所指涉的绝非后人所理解的“理性”与“真实性”，而是与“欺骗”“错误”和“谎言”相关联；反而，现在看似表达“虚构”与“假象”之意的mythos被认为具有更高的真理性甚至神圣的权威性，从而，在mythos与logos的起源之初，两者所表之意，实际正是后来意义的颠倒。 

赫西俄德与荷马为此提供了经典的例证。例如，在赫西俄德《劳作与时日》中，几乎所有的logos都与虚构和谎言相关，诗人不仅以logos而非我们通常认为的mythos来指代“五代神话”这个虚构的故事，而且特地选用形容词haimulios（欺骗的）来对不同语境中的logos进行修饰。而在《奥德赛》中，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在与佩涅罗佩相认前夕，也讲述了（legein）（<logos）许多谎言（polla pseudea），那些谎言就像真的一样，令王后信任与哭泣。 

在布鲁斯·林肯所列举的所有相关例证中，可以发现，“秘索思与逻各斯之争”正是始于这两者所包含的积极与消极意义的对立。而伴随着两极的分化，这两个词汇又被进一步赋予相应的性别化特质，从而，在譬喻性的层面上被完全对立。由于logos总带有欺骗与谎言的负面性质，因此，在古希腊整体的厌女（misogyny）语境下，自然与“女性化”的特性相关联。潘多拉“迷人的logoi，以及诡诈的性格”就是典型。而与logos相反，mythos则具有“男性化”的特质。一位英雄的理想就是成为一位“实践的行动者与mythos的言说者”，由此，mythos被显现为一种与英雄精神相关的特质，并时刻与这一男性化的、公共的、强大的力量正向关联。 

Mythos与logos性别化的对立所反映的不仅是两性本身的问题，而且是在一个更广泛的社会文化意义上，将两者带向了不同的存在之域。与“男性”相关的mythos，其背后意味着“权力”“权威”以及由此而建立的“神圣性”与“真理性”，而logos则恰恰相反。在《荷马史诗》中，当阿伽门农面对克律塞斯（Chryses）的祈求要在集会中力排众议严词拒绝时，他必须使用mythos。因为，越是男性化的、越强大的人，越拥有言说mythos的资格与能力，反之，则被认为应当在mythos的领域保持沉默。与logos相关联的女人便更没有言说mythos的权利。特勒马库斯就明确告诉母亲：“你还是回到里屋，操持你自己的事……mythos是男人关心的事——所有男人，尤其是我，因为我是家中的掌权者。” 

 正如理查德·马丁所指出的，mythos总是一种力量之语，它是一个拥有权力或权威的人所说出的强权化的甚至粗暴的言辞。这种极端男性化的特质与史诗尤其荷马精神高度契合。战争作为英雄荣誉的来源，成为史诗必然歌颂的对象，而正是此“强有力”的话语，不仅标志着英雄取得胜利的强势力量，而且，连同英雄的行动一起，构成了诗歌中那些值得传颂的语言与故事。英雄之诗，从根本上而言，就是力量之诗。换言之，关于英雄的mythos，就是力量的mythos。它光明、正大、直接、不加掩饰，与欺骗、阴暗、迂回的logos形成强烈反差，由此，前者在英雄世界的价值体系中，在对伟大的英雄精神的渴望与追求下，被崇尚为一种揭示英雄本质的、本真性的语言形式，一种与“真实”所关联的“动人”的话语结构。在这个近乎二元对立的价值判别中，mythos——无论是言辞本身，还是其所构成的叙事——便拥有了绝对的权威性与崇高性，甚至与神圣世界关联起来。 

在此，我们必然会想起赫西俄德《神谱》中缪斯女神谈论mythos的经典段落： 

女神们首先向我讲出这些话语（mythos）， 

那些奥林波斯的缪斯，持大盾的宙斯的女儿们： 

“荒野的牧人啊，你这可鄙的家伙，只知吃喝， 

我们知道如何讲述（legein）谎言如真实一般， 

也知道如何如我们所愿唱诵（gēruein）真实（alēthēs）。” 

神圣之音，mythos，在缪斯作为神明的神圣权威中展开。她们对诗人说话，诗人聆听她们的语词。她们告诫诗人，女神可以讲述谎言，也能够唱颂真实，她们凭自己的意愿，在谎言与真话之间作出选择。若是谎言，则是将其讲出（legein），而若是真理，她们则会为之唱颂（gēruein）。“说”与“唱”标定了谎言与真实的界限，而女神们赐给赫西俄德的是一首“动人的歌”，所以诗人笃信，他从缪斯处所继承的，必然是神明们所歌颂的真实。在神圣的启示下，诗歌作为一种唱颂/言说形式，便接近了最高的真实性与永恒性，它从神圣世界获得了权威的力量，从而在世俗世界中，自然而然成为一种富有权威的真实性表达。 

在神圣世界的关照下，诗人通过诗歌所唱颂的史诗、故事和神明谱系便与“真实”和“真理”深度勾连。Mythos成为一种罗伯特·福勒所谓的元诗学（metapoetic），一种先验的、不可辩驳的真理，而其所关联的所有语词、言说与话语都与虚假的、错误的、荒谬的logos世界相区离。而当这些“真实的”叙说在世代吟游诗人的口耳相传中成为古希腊的记忆时，mythos所构成的具有“真实性”的“历史”出现了。而这种深嵌于神圣权威之“真理”的真实性，已经超越了历史实证主义意义上的真实，在一种超历史的意义上成为最本真的存在。荷马与赫西俄德，也由此成为所有古希腊人的先师，其mythos之言说，构成了古希腊共同体“真知”的基底，从而塑造着古希腊人对其自身精神与历史意义的根本认识。 

Mythos与logos在“真”与“假”的二元对立中展开了最初的对话：mythos表达真实的、男性化的、阳刚的、权威性的、公共的、动人的话语体系，logos则表达虚假的、女性化的、阴柔的、边缘性的、私人的、充满冲突的言说。从荷马与赫西俄德到公元前6世纪晚期，这一两极化的表达占据着古希腊世界的主流，mythos也因其所拥有的真理性与权威地位而一直被奉为圭臬。而当mythos的真实性开始受到质疑时，这一图景便开始转变。从希罗多德与前苏格拉底哲人，到修昔底德与智术师群体，最终到柏拉图，mythos逐渐被质疑为不可知的、不真实的、非权威性的话语，而logos则越来越被尊崇为可知的、可控的乃至权威的言说。如此转变使得mythos与logos两者发生结构性倒转，此倒转将影响西方文明对两者意义与关系的根本判摄。而mythos与logos之变是一个逐步发生的漫长过程。 

二、被“悬置”的秘索思 

对传统mythos意义的“反叛”，现存文献最早可以追溯至公元前6世纪晚期爱奥尼亚（Ionian）的阿那克里翁（Anakreon）。尽管阿那克里翁本人是一位抒情诗人，但他对mythos的使用却已颇为大胆与前卫。在其残篇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他在谈及人们反抗萨摩斯的（Samos）僭主波吕克拉特斯（Polykrates）时，用复数mythiētai（说mythos之人）来指涉那些反叛的领袖们。由此，mythos被阿那克里翁纳入政治行动的语境，在动乱的煽动性言辞下，政治领袖所言之mythos就不再是拥有神圣权威的史诗式话语，而是俗化为被世俗政治所利用的“工具与武器”。 

无论阿那克里翁是否受同时代爱奥尼亚学派（Ionian School）的影响，他作为抒情诗人对mythos意义的创新性用法都可以被视作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节点：当mythos不再与神圣世界确切关联而可以被人事所利用时，这样的言说本身是否还具有美德与权威就被打上了一个问号。这意味着，mythos从前所具有的天然的真理性受到质疑，进而受到优劣评判。在批评与赞扬的表述下，“好的”mythos就变成了一个被竞相争夺的对象，而“坏的”mythos则受到贬斥。这正是阿那克里翁之后的几十年所蔓延开来的景象。 

诗人品达就常对mythos进行优劣之分，他会批评“有些人所说的mythoi……隐含着谎言和欺骗”而捍卫自己mythos的优越性，将其诗歌视为一种aretai（美德）的表达。在对自我与他人的扬抑之中，品达不断为自身的诗歌立法，以赢得诗人的“桂冠”。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也参与进了对mythos话语权的争夺中。克洛丰的色诺芬尼（Xenophanes）就曾批评“荷马与赫西俄德将人类中所有有害的、应当受到责难的东西都归因于了神明的力量”，而自己重提一套“好的”mythos的标准。巴门尼德更是明确强调要“听我的mythos！”这与思培多克勒捍卫自己的mythos的方式如出一辙。 

诗人与哲人同时对自我mythos地位的捍卫，从某种程度上显现出后世所谓“哲学与诗歌之争”的雏形。但此时，哲学仍借用诗歌mythos的权威为自我正名，尚未求诸logos。然而，一旦人人都有权利声称自己的mythos才是更好的言说，mythos原本凌驾于一切的权威便决定性地让位于评判者自身。缪斯不再在场，“人的时代”悄然降临。而伴随着mythos本身超越性的下降，一个必然的问题便是：mythos一词还能否完全承担起其权威性的功能？或者说，mythos是否还具有不可置疑的真理性与说服性来作为人们认识与理解世界的基础？ 

从阿那克里翁到品达，再到前苏格拉底的哲学家，这些言说者尽管各有其立场与态度，但在面对上述问题时，他们对mythos一词的表达都越来越收缩与谨慎。若在公元前6世纪晚期至公元前5世纪早期，mythos还被部分作为一个正面、积极的词汇来使用，那么，到了希罗多德之时，他已不再能，或不再愿意用mythos来指代其自我表达。他将mythos束之高阁，转身求诸logos，赋予logos以更高的力量与权威。这可以说是logos之变的一个重要转折。 

希罗多德的写作代表了神话（或mythos）时代对理性（或logos）时代的退让，从他开始，可以明显看到作家对传统mythos整体性的保留态度。在《历史》开篇，希罗多德点明：他希望去探究希腊人与波斯人纷争的原因，于是，详细记述了两者关于同一神话/故事的富有争议的说法。然而，在包括腓尼基人的说法被一一陈列后，这位历史学家以一句总结摒弃了对前述几种mythos的考察：“这两种说法，哪一种更合乎事实，我不想去讨论。下面，我将指出我本人确切知道的那个最先向希腊人发难的人，继而继续我的叙述（logos）。”由此，希罗多德转向了吕底亚国王克洛伊所斯（Kroisos）的故事，并借此将其历史探索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中叶这个可知的历史时代——它成为希罗多德历史叙述的真正起点，一个“不去论述神话”的历史性开端。 

有一种历时化（chronological）的意识，清楚表明了希罗多德的记述愿意开展的范围与界限：在对历史“时间”的反复强调下，“历史”停留在“不可知其时”的神话叙事的边缘。对他而言，“神话”过于久远，无法验真与证伪，于是，选择将其悬置——只有那些可以客观知道并验真的时期与事件才是他本人希望去讲述（legein）的对象。这便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希罗多德将远古的“神话”与故事搁置在了其历史叙述框架之外，或至少，他本人的logos将不会包含传统意义上的mythos，而力图成为一种新的关于过去的叙事。 

这并不是说希罗多德就此将神话直接贬损为欺骗性、虚假的叙事，而是在“悬置”的方法论原则中，对“神话”或我们称之为mythos的话语体系作出了一个不同于史诗传统的界定。福勒曾敏锐地指出，希罗多德在谈论公元前6世纪中叶的一起历史事件时，引人注目地使用了上文提到的“人的时代”（tēs anthrōpēiēs geneēs）这个不同寻常的短语：“波律克拉铁斯，据我们所知，是在希腊人中第一个想取得海洋统治权的人……不过，在我们所谓的‘人的时代’, 波律克拉铁斯就是第一人。”人类时代的“第一”要从头开始计算，它与神话人物所存在的“前人类时代”或“神话时代”相分离。这意味着，荷马与赫西俄德笔下的英雄与诸神，包括缪斯，都被修昔底德悬置在人类历史周期之外，将其归之于经验事实“不可知晓”“不可确信”或“不可触及”的领域。 

 这是希罗多德在他所处的“人的时代”对mythos作出的 “评判”，但其“悬置”方法使得这一评判相对温和，因为它将史诗传统与希罗多德自身的历史立场之间的张力模糊化了。不过，对于希罗多德而言，仍有一个他必须面对的问题，即，如何解释那些“不可确信”的神话人物所拥有的确定无疑的、流传至今的名字与故事。对此，希罗多德用一句几乎惊世骇俗的评论作出了解释：“每一个神从什么地方生产出来，或者他们是不是都一直存在，他们的外形是怎样的，这一切都可以说是希腊人在不久之前才知道的。因为我认为，赫西俄德与荷马的时代比我的时代不会早过四百年，是他们，把诸神的家世教给了希腊人，把他们的名字、尊荣和记忆教给了所有人并且说出了他们的外形。”希罗多德并不否认神明的存在，但他在可知与不可知的边界上，重新界定了赫西俄德与荷马的位置。这两位诗人“创造”了神灵的名字，正如荷马也同样“创造”了希罗多德本人未曾见过的传说中的欧凯阿诺斯（Ocean）河流一样。他们作为“人”本身，并不一定受到所谓的缪斯的神启，毋宁说，大多数神话故事与人物，不过是诗人自身的创造，它们即便很难证伪，也很难证实。由此，诗人所赋予希腊人的mythos，在希罗多德看来，就应当被排除在人类历史的考察范畴之外，而换个角度来说，书写人类历史的历史学家，也应当自觉地将mythos之言说与内容束之高阁，以确保其可知历史的可确证的真实性。 

 希罗多德在此将诗人的mythos与神圣世界作出了区分，神圣世界仍具有崇高的权威与神圣性，但诗人作为传统中讲述与唱颂mythos之人，却受到实质性质疑。在此意义上，我们或许可以理解，为何希罗多德特别有意识地将自己的叙述指涉为logos，并刻意避免使用mythos一词：他的logos是排除对传统mythos讲述的言辞，而他本人，则是区别于传统诗人的历史学家，是能够给希腊人带去一种新的（也更真切的）记忆的言说者。由此，希罗多德便能够从“可知性”与“真实性”出发为其自身的“历史的logos”赋予更高的位置。于是，当他拒绝采信关于居鲁士（Kyros）出生的三种说法时，他宣称将要告诉我们一个“真正的故事”（ton eonta logon）；而那些希罗多德称之为logioi andres的人，则被认为是具有学养的权威人士，他们不仅通晓过去的故事，而且知道哪些才是值得聆听的。所有这一系列对logos的使用都表明传统诗人权威在明显下降。 

从古典时期早期的诗人阿那克里翁与品达，到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再到希罗多德，可以看到，mythos整体的权威性与神圣性越来越低，随之而来的，是logos以及与之相匹配的 historia(历史)的兴起。尽管，在这一阶段，mythos仍处于某种“中间状态”，希罗多德也仍在书中收集了大量传统神话故事，但mythos还是在historia的判断性“悬置”中受到了无形的挤压与价值重估。这恰恰是希罗多德在其“历史与诗歌之争”的框架下为mythos与logos之变所带来的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方向性影响，该影响到智术师与修昔底德之时，将会开展出全部的力量。 

三、智术主义与逻各斯势力的兴起 

 随着启蒙运动与社会变迁的发展，普罗塔格拉 “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宣言打破了mythos与logos最后微妙的平衡。当把人作为宇宙的中心来度量世界时，诸神便隐退天际，传统中神圣的mythos随之黯然失色。智术师是一个彻底转向logos之言说的群体。当mythos的真理性与说服性一再受到质疑，以“人”为万物中心的智者们，最终选择了彻底摈弃将mythos作为人们理解世界的基础，转而在logos处建立其认识论的根基。对智术师而言，logos之所以被认为是可靠的，是因为它是纯粹的人事：它更多与人类的语言和修辞相关联，与遥远的神话无涉。如此介乎人类现实行动之间的言说，在智术师看来，最能呈现真实的人类社会。高尔吉亚将logos与真实性（reality）联系起来，并在其《海伦颂》（ Encomium of Helen ）中，用logos的修辞学力量为海伦传统的mythos开脱，便是这一观念的典型体现。 

 对logos作为言辞力量的强调，是智术师处理与理解logos的一个显著特征。虽然荷马时代已有katalegein(准确地说)一类将logos作为言说之意的词汇，但公元前5世纪，logos在智术师运动下成为一种社会现象、方法论乃至世界观。就社会与政治背景而言，古希腊城邦对公共辩论的强调强化了logos的重要性，但更重要的是，在人本主义的思想逐渐兴起、传统mythos愈受质疑的大趋势下，logos所进入古希腊社会视野之中的意义。当人们返诸己身，以期对人类自身的行动作出自我解释时，logos作为影响政治行动乃至广泛人类行动的推动力，便获得了作为真实性基础的权威。换言之，通过理解logos在人类社会中所展现的力量，便能够理解人类社会最根本的真实性，而这种真实性又将成为指导人们行动的基础，它足够聚焦当下，不再需要神圣世界与遥远历史的参与。由此，logos与mythos彻底分离。而这一步，智术师们走得要比希罗多德激进许多，在他们对logos的强势追随下，mythos及其背后的整个传统世界与之渐行渐远，甚至隐没。 

或许并不令人意外的是，在现存智术师的残篇中，mythos出现的情况少之又少。在讨论logos的诡辩与欺骗力量时，高尔吉亚未将该词与mythos相对比，而在《海伦颂》中，他所对比的却是poiēsis（诗歌）。这似乎显示出智术师试图超越既有“mythos与logos”之传统并重新界定两者关系的“野心”。 

这一野心在智术主义的语境下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对智术师（例如高尔吉亚与普罗塔格拉）而言，logos总被认为拥有双重力量：既是一种说理的话语方式，也是一种欺骗性的话术。无论之前人们认为logos与mythos何者真实、何者虚假，在智术师这里，logos囊括了这两个方面，从而在“真实性”问题上不再与传统意义上的mythos相对。两者的关系因而需要被纳入一个新的框架。新的框架是什么？柏拉图的《普罗塔格拉》提供了一个可能是主流的智术师的回答。在这篇被认为很大程度上忠实于智术师本身作品的文本中，mythos被指涉为“给孩子们讲述的虚构的故事”，而logos则为“逻辑论辩”。这意味着，mythos与logos的对立不再是欺骗与真诚、谎言与真理之间的对立，而是“现实”与“虚构”之间的对立。 

在智术师的现实主义关怀下，mythos被整体文本化（textualization）地处理几乎是一个必然的结果。由于被理解为虚构的，mythos只可能是一种人为的文学现象，而不再是来自缪斯的神启。在公元前5世纪日渐发达的书写体系下，随着口头传播的mythos被越来越多地记录下来当作文本资料和参考资料扩散流通，真实性本就受到质疑的mythos愈加丧失其传统宗教与社会的意义。从而，无论是在智术师群体中，还是在其他领域，mythos都越来越被排除在历史与现实的追问之外。 

修昔底德无疑深受这一思潮的影响。与希罗多德相比，这位更年轻的历史学家除了精通智术师的作品以外，也更加坚决地将mythos排除在其文本写作之外，从而，在许多人（尤其实证史学家）看来，修昔底德是真正的“历史”书写的开端。尽管就对待mythos的立场而言，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之间是程度而非性质的差异，但在同时代智术师传统的强烈影响下，修昔底德对mythos与logos的争判更加毫无保留地偏向了logos，即其所代表的“非虚构”的、“现实理性”的一面。 

 修昔底德明确宣称，mythos，连同那些久远的传统记忆都不应当被纳入历史，因为记忆是脆弱、模糊的，甚至是具有欺骗性的——它永远是对历史的挑选、解释与重构。因此，“在这样的领域，很难去相信它们所呈现出来的信息”。作为一位史学家，修昔底德呼吁每一个人仔细甄别所有信息，去觉察那些记忆或传统说法中无法证实甚至不真实的成分，并识别出它们在经年累月后最终与mythōdes(神话)相结盟并倾泻出的那些不可信的言说。对修昔底德而言，现实与记忆之间存在着一个明显的“可信”与“不可轻信”的对立关系，而后者在诗人与故事记录者的笔下又更加严重。因为当诗人“夸大其词地为事件赋予流光溢彩”或当故事记录者“为了听者的愉悦而非为了事实”将未经证实的东西拼凑在一起时，那些令人怀疑的说法就彻底令人难以相信了。为此，修昔底德坚决提出，“如果我们希望能够看清过去的事实，借以预知未来”，就不应当像诗人和故事记录者那样为迎合人们的兴趣而写作，而是应当彻底地回到可信且可证实的“现实”之中。 

那么，如何确保“现实历史”的真实性？修昔底德走得比智术师更远。他从logos（言辞）转向了ergon（行动），将所有历史书写都建立在现实行动事件的基础上。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伯里克利有一个著名说法，即“真理寓于行动之中”，这可以说正是修昔底德的立场。如果说logos还有欺骗的可能性，那么，现实中“当下”的ergon则既不虚构也不虚假。《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几乎不关注过去与传统，它处理古代（ta palaia），最多是为了通过看似逼真的证据来构建权力逐渐发展的模型。修昔底德所要创建的，是基于权力与战争概念的“行动的理论”，他将关注的视野聚焦于当下，以至于所有远离当下行动的诉说，都被谨慎地悬置甚至排除在外。这位理性主义与实证主义的历史学家不同于那些讲述故事的诗人，他就此将“神话”（mythos）与历史隔绝开来。 

从智术师对logos的推崇，到其对mythos的文本化理解，再到修昔底德对mythos的排除，在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一系列启蒙运动思潮的推动下，mythos已被赋予完全不同于古风时期的位置与地位。一定程度上，mythos在修昔底德的笔下受到了最为激烈的挑战，这也是其在整个古希腊思想历史中所遭受的最为严峻的一次重击。在知识论层面，修昔底德对mythos的处理尤其具有颠覆性，几乎完全否认了mythos之于现实世界的意义，否认了mythos存在的正当性。这使得mythos几乎被驱逐出历史舞台，或至少被足够地边缘化。 

但修昔底德的观念代表较极端化的立场，甚至，他是与大多数同代人充满分歧的少数派。与修昔底德同时期，存在mythos的另一个面向，且在希腊民间社会更加流行。这一面向在最大程度上保留了对mythos的敬意与推崇，其首要特点正是非历史性以及对神话的演绎，即悲剧。从悲剧中可以看到，尽管mythos无可辩驳地受到了冲击，但它对古希腊社会的影响力仍然强大。由此，历史学家、智术师与悲剧作家之间构成了一种对抗与竞争关系，这显示了秘索思与逻各斯之争在当时更加复杂且充满互动的动力学图景，而这种竞争最终对柏拉图关于mythos/logos问题的判摄形成了重要影响。 

四、悲剧意识与秘索思逻各斯的此消彼长 

与修昔底德的历史书写相比，悲剧是一种更加大众化与平民化的文体。虽然，悲剧作家是一群具有高度自觉性的知识精英，但由于悲剧演绎在古希腊尤其雅典城邦是一项面向公民、竞赛性的公共活动，因此，悲剧的受众决定了其与大众阶层更广泛的连接，也由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被视为与陶瓶、壁画、建筑等艺术形式相似的大众文化的代表。尽管以精英与大众、贵族与平民、少数人与多数人等二元架构来与 “秘索思与逻各斯之争”相对应过于粗糙与简略，但悲剧对mythos的敬意与推崇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大众对mythos及其所代表的传统神话的态度与立场。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事实上悲剧经历了一个从历史剧到神话剧的转变。这一转变发生在普利尼克斯（Phrynichus）因其历史剧《米利都的陷落》（The Capture of Miletus）被罚之后。该剧以历史事件为题材，由于其生动呈演了前一年米利都被波斯人攻陷的悲惨遭遇而引得在场希腊观众动容痛哭，所以城邦重金惩罚了普利尼克斯。自此之后，几乎所有悲剧都改为神话题材，不再触碰现实历史，以此避免“悲剧”过于令人悲伤。就这样，现实历史题材在悲剧这个文体刚出现时就被禁止，所有故事又回到神话之中。 

这是“虚构”的mythos在悲剧领域得到高度肯定的一刻，它在此后成为界定悲剧之所以为悲剧的一个核心要素。在悲剧舞台上，“虚构”是一个被刻意强化的特质。不仅演员会戴上面具、穿上戏服，运用大量台词、“假扮”成剧中人物，而且整个悲剧剧场也与外界隔离开来，被有意制造为一个独立于历史社会的虚构空间。而正是在此空间中，神话的故事被改编、演绎与观看，由此，观众对此“虚构性”形成高度的自觉。“有距离地观看”恰恰构成了虚构之于悲剧的价值，而正是在这多重的距离之下，悲剧及其mythos成为一个被凝视、审查与思考的对象。 

当然，这里的mythos已不是古风时期意义上的高贵而神圣的话语。虽然同样属于“诗歌”与“神话”范畴，但悲剧特别强调作者对传统神话的独创性改编，这意味着悲剧的mythos是一个极具作者性与创造性的话语表达，而非来自缪斯的神启。就此而言，悲剧的mythos接续的仍是古典时期“去神圣化”的批评传统，它在本质上完全属于智术师意义下“虚构的、非真实的故事”序列。不过，与智术师和历史学家不同，悲剧作家不仅承认并且大大突出了虚构的价值与力量，还试图在“虚构”中，恢复mythos的“真理性”。 

 对悲剧作家而言，真知寓于虚构的故事情节之中。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悲剧是“对一系列行为的模仿”。戏剧如同镜像一般，通过对故事人物的悲剧性命运的“模仿”，展开了对真实世界中的人性与生命本质的深刻探讨。在一系列无解的悲剧冲突中，世界和人都被展现为充满问题、矛盾与含混性的存在，而恰恰借由“虚构”所带来的距离，那些本被现实世界所掩盖或回避的问题、黑暗与矛盾被充分而安全地暴露出来供观众审视。索福克勒斯的《僭主俄狄浦斯》是以虚构的mythos传达真理的典型，通过对俄狄浦斯悲剧命运的揭示，索福克勒斯表明了理性知识之于真理的局限性。埃斯库罗斯的“奥瑞斯提亚”(Oresteia)对“正义”的根基发出了诘问，在阿伽门农家庭悲剧的演绎中，揭露了绝对正义达成的困难与悖论。欧里庇得斯《美狄亚》《埃勒克特拉》和《希波吕托斯》同样如此，这些剧目都从不同侧面探讨了人与人之间最根本的关系纽带如何可能以及如何不可能。 

对在场观众而言，这些深植于人性与社会的根本问题指向了他们所身处的真实世界，而恰恰是在这虚构的时空中，真理得以以一种超历史乃至于超人的方式显现出来。它向人们表明，舞台上的mythos，以一种historia和logos所不能达到的方式揭露了真相，此真相不仅比现实历史世界所显现出来的更加深刻，而且也比理性思辨所触及的更加复杂。我们在悲剧中不断看到诸如此类忠告：“你有视力，但你却没有看到你所陷入的困境”，“你根本不知道你过的是什么生活，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不知道你是什么人”。对于人们日常所熟悉的知识样态、伦理道德、社会结构乃至于人们自身，悲剧都重新发问，并以一种毁灭性的方式呈现出人类世界中被小心翼翼回避、保护与掩盖起来的难以承受的真相。由此，悲剧作为一种虚构的文学形式，重新给予了mythos最高的真理性。 

 那么logos呢？Logos作为悲剧中的对话与言辞被纳入了mythos的表意系统之中，成为一种工具性的——尽管十分强势的——存在。Logos对悲剧而言不可或缺，它贯穿于整个戏剧演绎，是人物思想表达与交锋最直接的通道。悲剧情节的推进，都在语言的诉说、往来、游戏与较量中达成。而语言的误解、诱惑、欺骗与劝说又构成了悲剧情节中最重要的反转与高潮。可以说，在悲剧中，是logos成就了mythos，这恰恰是悲剧作为一种对话式诗歌文体与史诗或抒情诗最大的区别。在此意义上悲剧充分吸收并利用了公元前5世纪理性主义与修辞学传统，为mythos注入了当代最前沿的活力。然而，悲剧对logos作为言辞乃至逻辑思辨的力量又始终保持谨慎。无论是“奥瑞斯提亚”中对克吕泰莫涅斯特拉修辞术的尖锐批评，还是《僭主俄狄浦斯》中俄狄浦斯诘问判案的反讽性演绎，三大悲剧作家的作品都一再表明，logos是危险的。在如此种种对人物语言的危险性的揭示下，悲剧的mythos毋宁将公元前5世纪的logos整体纳入了其对人性之真理的探讨之中，由此，mythos拥有了对logos进行审查与盘问的权力，进而，前者对后者建立起一种“真理”意义的权威。 

这是悲剧对公元前5世纪智术师传统、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历史观向mythos发起的多重挑战的回应。从悲剧在雅典乃至泛希腊世界的受欢迎程度来看，这一回应无疑十分强劲有力，并且得到了民间社会的大力支持。在每年举行的酒神节中，悲剧在循环往复的宗教与仪式的时空中不断强化着其对古希腊社会的整体性影响。而这一影响首先发生在公民教育上。通过集体的排演与观看，城邦公民不仅形成了个体层面的对悲剧问题的反思，而且通过共同的投票，形成了对悲剧意义的共同意见，从而建立起一种公共的、政治的、社会性的思想基础。这恰恰是自荷马以来mythos对古希腊社会而言最重要的意义，正是悲剧将其延续下来。 

从mythos所面临的败退之势来说，悲剧在启蒙运动的大背景下，对mythos精神的重新强化是相当不容易的事，但这也表明，mythos在希腊世界中拥有强劲且充满韧性的生命力，使得古希腊的根本特质深深扎根于mythos传统之中，即便深受启蒙运动的冲击，mythos也没有被新兴的思想浪潮所湮灭。比三大悲剧作家再晚一辈的柏拉图目睹了这一切，恰因如此，这位哲学家也显现出了最深的忧虑，他不仅明确发起了“诗歌与哲学之争”，并且还要从根源处对mythos与logos的关系进行彻底的哲学改造。 

五、柏拉图对秘索思与逻各斯关系的哲学改造 

 柏拉图对传统mythos的批评几乎人所共知。在《理想国》第二、三卷中，他指出，传统诗人所编造的mythos都是虚假的故事，因为他们把伟大的神描写得丑陋不堪、把英雄塑造为无恶不作的恶棍，这样的mythos既不虔诚、也不真实，需要被排除在理想的城邦之外。从上文讨论中可以看出，柏拉图此处所针对的正是史诗与抒情诗传统之下的诗歌，尤其那些将英雄特质极端化的悲剧。对柏拉图而言，诗歌尤其悲剧以虚构的形式所展露出的引以为傲的“悲剧性真理”恰是最糟糕的，因为这些故事对不幸与罪恶“不加拣选地”模仿，并且夸大了欲望、痛苦、快乐这些灵魂中最低劣的部分，因此，这样的诗作极容易将mythos置于伦理的险境。倘若城邦中普通的公民无法分辨模仿的真伪与高下却跟随这些故事行事，那么人们的灵魂不仅不会变得更优秀，还将处于道德败坏的危险之中。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将那些“讲不道德的故事的”诗人驱逐出去，“至于我们，为了对自己有益，要任用较为严肃和正派的诗人或讲故事的人，模仿好人的语言，按照我们开始立法时所定的规范来说唱故事以教育战士们”。 

 柏拉图之所以对诗歌如此警惕，不完全是因为“虚构”本身对真理形成了威胁，尽管，它的确因其作为对真相的模仿而多少远离真实。他最深的忧虑在于——正如他所目睹的——传统mythos不仅道德含混，而且对公民的影响巨大。这正是柏拉图在“古已有之”的“诗歌与哲学之争”中看到的最大问题。柏拉图深知，在一座城邦中，要彻底驱逐诗歌与故事（mythos）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故事的制造者”（muthopoioi）在城邦中无处不在。她们首先是母亲和保姆，然后是老男人和老女人，还有忙着照顾新生儿的那些不知疲倦地喋喋不休的人，她们“向他们的耳朵里灌输迷人的话语”，为他们讲述口传的以假乱真的故事。由神话和美丽的故事所承载的整个模仿的情感结构吸引了年轻人的眼睛和耳朵，他们会被那些自发的“神话家”迷住，最终“变成身体、声音和思想的性格和第二本性”。从孩子的睡前故事，到所有公民都热衷于观看的戏剧演出，以情动人的文教无处不在，mythos强劲的生命力令其教育如此深入人心，若其真的道德败坏，那么它将对公民及社会形成毁灭性影响。因此，既然深知无法驱逐mythos本身，那么，至少应当将那些对城邦有害的mythos及其制造者排除在城邦之外，方能对城邦形成最大的保护。这正是柏拉图所谓“驱逐诗人”的真正原因。 

需要指出的是，柏拉图并未驱逐所有诗人与mythos。在其哲学建构中，更重要的是用新的mythos去替代那些传统的、被驱逐的mythos。“任用较为严肃和正派的诗人或讲故事的人，模仿好人的语言”正是柏拉图在驱逐传统诗人之后，立即给出的一个替代性方案。那么，为何柏拉图要使用这样一个“不彻底的”方案？ 

 从知识论的角度来看，这是因为，mythos仍是柏拉图哲学思辨与教育不可或缺的存在。正如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在《理想国》中所承认的，尽管知识最终通过logos获得，但在获取知识的哲学式的辩证法中，人们却必须“不使用任何感觉的对象，而只是通过纯粹的观念来推动达致观念的结果”，这种用非物理术语来对抽象概念和形式进行理解的方法无疑是困难甚至难以自证的。因此，logos的局限性本身就要求mythos作为一种语词性的、哲学的形象，作为“认知的桥梁”，承担起对真理的“可见和可感知的表达”。由此，mythos不仅要成为哲学上的“发言人”，甚至还要成为哲学论证尤其辩证法开始之前真理交流的第一原则（即起点或公理），去完成那些logos或辩证法难以达成的事情。《理想国》中的洞穴神话与厄尔神话等都是典型的例子，由此可以看出，神话对于哲学认知过程的开始和结束都是必要的。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它也可以解释为何mythos本身在公众世界中具有（比logos更加）普遍性的吸引力与知识传播的能力，无论结果好坏。 

 在此意义上，便可以理解柏拉图既要“驱逐诗人”又要“留下诗人”的看似矛盾的态度，而我们看到，这一态度远比被动的妥协要积极得多。那么，他所谓“正派的故事”和“好人的语言”是什么？在柏拉图的论证框架下，这两者自然就是由哲学/logos所引领的语言，而这正是柏拉图认为mythos本身所无法达成的东西。哲学之所以比mythos更加权威，是因为其思辨的logos包含了经由理性而得来的“理相”（eidos）。这些“理相”构成了真正的现实，且在那个“真理”的世界中永恒不变。因此，这些具有绝对稳定性的存在可以指明什么是真正的善，并引导人们走向德性。当然，柏拉图哲学“真理性”的自我辩护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体系性问题，无法在此展开，但倘若柏拉图假设了他的辩护是成功的，那么，在其理想的城邦建设中，哲学，logos，就成为包括诗歌在内的一切教育与立法的先导与模型，从而使得mythos必然处于一个从属地位。 

 基于此，城邦便可以容纳mythos，并且对其不可或缺的辅助力以及不可抗拒的影响力加以利用。于是，柏拉图提出：“logoi分为两种：一种真实，另一种虚假。必须让人在这两方面都得到教育，而且，首先得在虚假的方面……要首先对孩子们讲神话故事，因为总的来说，这些故事说的是假话，但其中也有真实的东西。”真实的logos，柏拉图指的是哲学的理性辩证；而虚假的logos，即智术师/历史学家意义上的mythos。在哲学向那“虚假的logos”注入“真实的东西”（即哲学真理）后，mythos便得以作为构成城邦logoi（复数）整体的一部分，继续对公民施加“第二本性”般的影响，并作为哲学教育的起点对公民实施真正的知识教育。当mythos成为logos，神话/诗歌成为哲学的一部分时，logos不仅实现了对mythos最好的规训，而且，哲学反过来也成为诗歌，成为“最伟大的一种缪斯的艺术”。 

某种意义上，柏拉图对logos至高地位的赋予显现出其从智术师处接续而来的批评传统，在mythos与logos问题的整体框架下，柏拉图无疑是作为一位革新的思想家站在了启蒙运动的风口浪尖。然而，这位苏格拉底的学生对智术师传统是有所保留的。他不仅通过对“德性”的强调，用一个完全道德化的“善”的logos取代了智术师笔下“可善可恶”的logos，而且也在其对mythos的处理中，修正了智术师（以及修昔底德）彻底背离mythos传统的进路，将mythos在其理想的城邦中保留下来。这意味着，mythos在柏拉图的哲学中不仅获得了一席之地，而且，还在一个显性的“秘索思与逻各斯之争”中被一位哲学家重新赋予存在的根本价值。柏拉图本人以戏剧对话（mythos）的方式来呈现其哲学，便是最好的例证。 

 柏拉图之所以将mythos纳入其哲学体系，不单是因为其知识论上的前驱性意义及其对公民教育的影响力。《蒂迈欧》中梭伦的故事暗示，这一切或许还与mythos在古希腊的本质相关。这个故事讲述了梭伦前往埃及的见闻。梭伦在与当地最有经验的祭司谈话时发现，“不论他自己还是其他希腊人，可以说都对古老的事物一无所知”。对此，一位年迈的祭司道出了一句箴言：希腊人之所以不知过往，不是因为无知，而是因为“希腊人永远都是孩子”。.祭司的意思是，由于古希腊人总是用口头的方式传播故事，因此，并没有像古埃及那样的书写传统将一切记录下来。在古埃及的对比下，柏拉图指明，古希腊的历史实际总是留存于口头的记忆之上的，神话记忆而非历史书写构成了古希腊之所以为古希腊的本质。就此而言，mythos直抵古希腊精神的核心。它不仅不可能被驱逐，而且还在存在论意义上，牢固地锚定在了古希腊的内核之中。在如此社会里，神话就是历史，它为历史的起源不断输送能量，并塑造着古希腊人的历史与文明意识。我们看到，在此，虚构的故事就不仅是在知识与教育的意义上被需要，而且是在整个古希腊文明的意义上被需要。 

恰是在这一点上，柏拉图有意识地将mythos融汇进了自己的理想城邦的建构之中，并且，以一种相当积极的方式对其本质进行了最大程度的利用。《理想国》中著名的“高贵的谎言”就是一个典型例证：这个被哲学规训的具有真理性的起源神话成为整个理想的文明城邦建立与教育的起点。这个看似“荒唐的”的传说，“虽然那些听故事的人未必会相信，但后代的后代，子子孙孙迟早会相信的”。在世代的流传下，高贵的谎言成为历史的起源，成为城邦立法最根本的、先验的无可辩驳的基础，从而，mythos也在这个对logos而言最理想的城邦之中成为一个最不可或缺的存在。 

从柏拉图对mythos的批评来看，他一方面明显继承了智术师与理性主义传统对logos的尊崇，另一方面，也对mythos强韧的力量有着充分的自觉。因此，尽管在柏拉图的理论体系中，logos是绝对高于mythos的存在，后者必须受前者所指导，但无论是在教育意义上，还是在存在论与知识论意义上，柏拉图都承认，mythos对古希腊而言绝不可或缺。 

由此，虽然在柏拉图这里，我们看到“logos对mythos的胜利”，但我们也看到，这一胜利建立在对mythos的承认、接纳甚至为己所用的基础上。就此而言，柏拉图可以说是从智术师和修昔底德的极端立场的某种后退。在人类的城邦与社会中，这位哲学家试图找到一种mythos与logos间平衡与共存乃至互补的关系，令其各司其职。这一后退，不仅是战略性的，而且深植于其对哲学思辨的理性认识以及古希腊文明本质的深刻理解之中。古希腊人，或人类，对mythos和logos两种精神的需求表明其任何一方都不能，也不可能，被完全否定与排除。恰因如此，可以看到，无论是在柏拉图之前，还是自柏拉图之后跌宕起伏的历史中，mythos与logos总是相互勾连牵延、此消彼长，时而彼此竞争，时而互为补充，直至今日。 

结语 

Mythos与logos自古希腊文明伊始，就在口述传统催生下，深深扎根于其文明精神的核心。二者在普遍的二元思维架构中，构成古希腊内在精神的两个面向，一同推动该文明向前发展。 

Mythos与logos不单是两个词汇与概念，背后隐含的是认知世界及自身处境的表达方式与路径。二者的关系不仅关涉话语体系的构建方式，还包含对“真实与虚假”“神圣与世俗”“诗与思”等一系列问题的思考。因此，该议题既指向神话与历史、神话与哲学、历史与哲学，也在形而上层面与认识论、存在论乃至宇宙论问题关联在一起。正是在多层面的勾连与张力中，mythos与logos开启了一个极为丰富的希腊世界。 

二者“二元辩证统一”的动力学关系构成古希腊极为关键的文明特质。两者之所以不断此消彼长，是由古希腊开放的宇宙论、世界观与不同时期的社会和思想共同造就的。对变迁动力追根溯源，除却神话与思想、诗歌与哲学、感性与理性这些对立概念本身内在的冲突与竞争，社会文化自身的发展、古希腊民间风俗的变化、传统宗教与世俗生活的抗衡，乃至外来文化与新兴思想的渗透等，也均是推动两者变化的重要因素。 

进一步看，恰恰是这一相互制约又互相定义的动态特质，对此后西方文明的展开产生了本源性影响。古希腊之后，不仅秘索思与逻各斯之争一直根植于西方思想发展脉络之中，而且两者地位在不同时期的变化也持续影响着西方感性与理性演变的周期以及西方哲学在认识论上的几次重大转型。现代社会兴起后，这一动力学原则更进一步与理性主义、科学主义结合，强化了西方科学与宗教并立的辩证传统，至今仍是西方文明体系的核心结构，对现代性及其内在复杂性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mythos与logos经历地位反转与意义更迭后，西方对自身整体文明传统的自我认识与系统性表达也随之形成。Mythos被驱逐出历史叙事的范畴，logos与实证精神合流成为现代西方历史观的真正开端。尽管在古希腊时期，这一历史认识论仍属激进、并非主流，然而经由漫长的中世纪、文艺复兴而进入现代世界之后，它在现代社会发挥出巨大能量。实证主义的理性化书写、古史研究对虚构叙事的全盘否定都显现出自古希腊时期便已在神话、传说与历史之间划出的巨大鸿沟。尽管对神话的复兴一直若隐若现，但整体而言，理性的历史观仍占据上风。这两种历史观的反复纠缠是系统性的，而这正是在现代世界中不断显现的问题。 

本文节编自《中国社会科学》2024年第10期

一

中国是一个文化发展很早的同家，他与埃及、巴比仑、印度，在世界史上上古部分里，同应占到很重要的篇幅。但中国因其环境关系，他的文化，自始即走上独自发展的路径。在有史以前，更渺茫的时代里，中国是否与西方文化有所接触，及其相互间影响何如，现在尚无从深论。但就大体言，中国文化开始，较之埃及、巴比仑、印度诸国，特别见为是一种孤立的，则已成为一种明显的事实。

中国文化不仅比较孤立，而且亦比较特殊，这里面有些可从地理背景上来说明。埃及、巴比仑、印度的文化，比较上皆在一个小地面上产生。独有中国文化，产生在特别大的地面上。这是双方最相异的一点。人类文化的最先开始，他们的居地，均赖有河水灌溉，好使农业易于产生。而此灌溉区域，又须不很广大，四围有天然的屏障，好让这区域里的居民，一则易于集中而到达相当的密度，一则易于安居乐业而不受外围敌人之侵扰。在此环境下，人类文化始易萌芽。埃及尼罗河流域，巴比仑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印度印度河流域，莫不如此。印度文化进展到恒河流域，较为扩大，但仍不能与中国相比。中国的地理背景，显然与上述诸国不同。

普通都说，中国文化发生在黄河流域。其实黄河本身并不适于灌溉与交通。中国文化发生，精密言之，并不赖藉于黄河本身，他所依凭的是黄河的各条支流。每一支流之两岸和其流进黄河时雨水相交的那一个角里，却是古代中国文化之摇篮。那一种两水相交而形成的三角地带，这是一个水桠杈，中国古书里称之曰“汭”，汭是在两水环抱之内的意思。中国古书里常称渭汭、泾汭、洛汭，即指此等三角地带而言。我们若把中国古史上各个朝代的发源地和根据地分配在上述的地理形势上，则大略可作如下之推测。唐、虞文化是发生在现在山西省之西南部，黄河大曲的东岸及北岸，汾水两岸及其流入黄河的桠杈地带。夏文化则发生在现在河南省之西部，黄河大曲之南岸，伊水、洛水两岸，及其流入黄河的桠杈地带。

周文化则发生在现在陕西省之东部，黄河大曲之西岸，渭水两岸，及其流入黄河的桠杈地带。这一个黄河的大隈曲，两岸流着泾、渭、伊、洛、汾、涑几条支流，每一条支流的两岸，及其流进黄河的三角桠杈地带里面，都合宜于古代农业之发展。而这一些支流之上游，又莫不有高山叠岭为其天然的屏蔽，故每一支流实自成为一小区域，宛如埃及、巴比仑般，合宜于人类文化之生长。而黄河的几个渡口，在今山西省河津、临晋、平陆诸县的，则为他们当时相互交通的孔道。

据中国古史传说，虞、夏文化极相密接，大概夏部族便从洛水流域向北渡过黄河，而与汾水流域的虞部族相接触。其主要的渡口为平陆的茅津渡，稍东的有孟津。周部族之原始居地，据旧说乃自今陕西渭河上流逐步东移。但据本书作者之意见，颇似有从山西汾河下流西渡黄河转到陕西渭河下流之可能。无论如何，周部族在其定居渭河下游之后，常与黄河东岸汾水流域居民交通接触，则为断无可疑之事。因此上述虞夏周三氏族的文化，很早便能融成一体，很难再分辨的了。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较为西部的一个文化系统。

中国古代的黄河，流到今河南省东部，一到郑县境，即折向北，经今河南浚县大伾山下，直向北流，靠近太行山麓，到今天津附近之渤海湾入海。在今安阳县（旧彰德府）附近，便有漳水、洹水流入黄河，这里是古代殷、商氏族的政府所在地。他们本由黄河南岸迁来，在此建都，达二百八十年之久。最近五十年内，在那里发掘到许多牛胛骨与龟版，上刻贞卜文字，正为此时代殷商王室之遗物，因此我们对于此一时期中在此地域的商文化，增多了不少新智识。

原来的商族，则在今河南省归德附近，那里并非黄河流经之地，但在古代则此一带地面保存很多的湖泽，最有名的如孟诸泽、蒙泽之类。也有许多水流，如睢水、濊水（即涣水）之类。自此（归德）稍向北，到河南中部，则有荥泽、圃田泽等。自此稍东北，山东西部，则有菏泽、雷夏、大野等泽。大抵商部族的文化，即在此等沼泽地带产生。那一带正是古代淮水、济水包裹下的大平原，商代文化由此渐渐渡河向北伸展而至今河南之安阳，此即所谓殷墟的，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较为东部的一个文化系统。这一个文化系统，再溯上去，或可发生在中国之极东，燕、齐滨海一带，现在也无从详说了。

但在有史以前很早时期，似乎上述的中国东西两大系统的文化，早已有不断的接触与往来，因此也就很难分辨说他们是两个系统。更难说这两大系统的文化，孰先孰后。

现在再从古代商族的文化地域说起。因为有新出土的甲骨文为证，比较更可信据。那时商王室的政治势力，似乎向西直达渭水流域，早与周部族相接触，而向东则达今山东、河北两省沿海，中间包有济水流域的低洼地带。向东北则直至辽河流域，向南则到淮水流域，向西南则到汉水流域之中游，说不定古代商族的文化势力尚可跨越淮、汉以南，而抵达长江北岸。这些地带，严格言之，早已在黄河流域外，而远在商代早已在中国文化区域里。及到周代兴起，则长江流域、汉水、淮水、济水、辽河诸流域，都成为中国文化区域之一部分，其事更属显明。

我们只根据上文约略所谈，便可见古代中国文化环境，实与埃及、巴比仑、印度诸邦绝然不同。埃及、巴比仑、印度诸邦，有的只籍一个河流和一个水系，如埃及的尼罗河。有的是两条小水合成一流，如巴比仑之底格里斯与阿付腊底河，但其实仍只好算一个水系，而且又都是很小的。只有印度算有印度河与恒河两流域，但两河均不算甚大，其水系亦甚简单，没有许多支流。只有中国，同时有许多河流与许多水系，而且都是极大和极复杂的。那些水系，可照大小分成许多等级。如黄河、长江为第一级，汉水、淮水、济水、辽河等可为第二级，渭水、泾水、洛水、汾水、漳水等则为第三级，此下还有第四级第五级等诸水系，如汾水相近冇涑水，漳水相近有淇水、濮水，入洛水者有伊水，入渭水者有沣水、滈水等。此等小水，在中国古代史上皆极著名。中国古代的农业文化，似乎先在此诸小水系上开始发展，渐渐扩大蔓延，弥漫及于整个大水系。我们只要把埃及、巴比仑、印度及中国的地图仔细对看，便知其间的不同。

埃及和巴比仑的地形，是单一性的一个水系与单一性的一个平原。印度地形较复杂，但其最早发展，亦只在印度北部的印度河流域与恒河流域，他的地形仍是比较单纯。只有中国文化，开始便在一个复杂而广大的地面上展开。有复杂的大水系，到处有堪作农耕凭藉的灌溉区域，诸区域相互间都可隔离独立，使在这一个区域里面的居民，一面密集到理想适合的浓度，再一面又得四围的天然屏障而满足其安全要求。如此则极适合于古代社会文化之酝酿与成长。但一到其小区域内的文化发展到相当限度，又可藉着小水系进到大水系，而相互间有亲密频繁的接触。因此中国文化开始便易走进一个大局面，与埃及、巴比仑、印度，始终限制在小面积里的情形大大不同。若把家庭作譬喻，埃及、巴比仑、印度是一个小家庭，他们只备一个摇篮，只能长育一个孩子。中国是一个大家庭，他能具备好几个摇篮，同时抚养好几个孩子。这些孩子成长起来，其性情习惯自与小家庭中的独养子不同。这是中国文化与埃及、巴比仑、印度相异原于地理背景之最大的一点。

其次再有一点，则关于气候方面。埃及、巴比仑、印度全都近在热带，全在北纬三十度左右，物产比较丰足，衣食易给，他们的文化，大抵从多量的闲暇时间里产生。只有中国已在北温带的较北地带，在北纬三十五度左右。黄河流域的气候，是不能和埃及、印度相比的，论其雨量，也远不如埃及、印度诸地之丰富。古代中国北部应该和现在的情形相差不远，我们只看周初时代《豳风·七月》诗里所描写那时的节令物产以及一般农民生活，便知那时情形实与现在山西、陕西一带黄河、渭水附近甚相类似。因此中国人开始便在一种勤奋耐劳的情况下创造他的文化，较之埃及、巴比仑、印度之闲暇与富足的社会，又是绝不相似了。

二

根据上述，古代中国因其天然环境之特殊，影响其文化之形成，因有许多独特之点，自亦不难想像而知。兹再约举其大者言之。

第一：古代文化发展，皆在小环境里开始，其缺点在于不易形成伟大的国家组织。独有中国文化，自始即在一大环境下展开，因此易于养成并促进其对于政治、社会凡属人事方面的种种团结与处理之方法与才能。遂使中国人能迅速完成为一内部统一的大国家，为世界同时任何民族所不及。

第二：在小环境里产生的文化社会，每易遭受外围文化较低的异族之侵凌，而打断或阻碍其发展。独有中国文化，因在大环境下展开，又能迅速完成同家内部之团结与统一，因此对于外来异族之抵抗力量特别强大，得以不受摧残，而保持其文化进展之前程，逐渐发展。直至现在成为世界上文化绵历最悠久的国家，又为世界任何民族所不及。

第三：古代文明多在小地面的肥沃区域里产生，因此易于到达其顶点，很早便失却另一新鲜向前的刺激，使其活力无地使用，易于趋向过度的奢侈生活，而招致社会内部之安逸与退化。独有中国文化，因在较苦瘠而较广大的地面产生，因此不断有新刺激与新发展的前途。而在其文化生长过程下，社会内部亦始终能保持一种勤奋与朴素的美德，使其文化常有新精力，不易腐化。直到现在，只有中国民族在世界史上仍见其有虽若陷于老朽，而仍有其内在尚新之气概，此又为并世诸民族所不逮。

因于上述三点，所以中国文化经过二三千年的发展，完成了他的上古史之后，一到秦、汉统一时代，正为中国文化开始走上新环境、新气象之另一进程，渐渐由黄河流域扩展至长江流域的时代。而与他同时的几个文明古国，如埃及、巴比仑、印度等，皆已在世界文化史上开始退出他们重要的地位，而让给其他的新兴民族来扮演另一幕的主角了。

三

若照全世界人类文化已往成绩而论，便只有西方欧洲文化和东方中国文化两大系统，算得源远流长，直到现在，成为人类文化之两大主干。我们不妨乘便再将此两大文化约略作一简单的比较。

欧洲文化的远祖是希腊，希腊文化灿烂时期，正和中国西周乃至春秋、战国时代相平行。但双方有一极大的不同。希腊诸邦，虽则有他们共同的文化，却从没有他们共同的政治组织。希腊永远是一种互相独立的市府政治，每一市府，各成一单位。中国西周乃至春秋时代，虽亦同样有许多国家，每一国家虽则几乎亦同样以一个城市，即中国古书中称为“国”的为中心，但这些国家，论其创始，大体都由一个中央政府，即西周王室所分封，或经西周王室之正式承认。因此西周时代的中国，理论上已是一个统一国家，不过只是一种“封建式的统一”，而非后代郡县式的统一而已。

中国此时之所谓“封建”，亦和欧洲中世纪的封建不同。惟其如此，所以一到春秋时代，虽则西周王室东迁，他为中原诸侯共主的尊严早已失去，但还可以有齐桓公、晋文公一辈在列国诸侯中称霸为盟主的起来，代替王室，继续联合和好与统一的工作。这是西方希腊政治所不能完成的。因此西方希腊诸市府，一到中国秦、汉时代，便不免完全为罗马所吞灭，从此西方文化又要走入一新境界。但中国秦、汉时代，却并非如西方般，由外面来了一个新势力，把旧有的中国吞灭，中国秦、汉时代，只是在旧中国的内部，自身有一种改进，由封建式的统一，转变而成“郡县式的统一”，使其统一之性质与功能，益增完密与强固而已。

我们继此可以说到西方罗马与汉代之不同。罗马政府的性质，论其原始也和希腊市府一般。后来逐步向外伸张，始造成一个伟大的帝国。这一个帝国之组织，有他的中心即罗马城，与其四围之征服地。这是在帝国内部显然对立的两个部分。至于中国汉代，其开始并没有一个像希腊市府般的基本中心，汉代的中国，大体上依然承袭春秋、战国时代来，只在其内部组织上，起了一种新变化。这一种变化，即如上节所说，由封建式的统一转变成为郡县式的统一。

因此汉代中国，我们只可说他有了一种新组织，却不能说他遇到一个新的征服者。罗马帝国由征服而完成，汉代中国则不然。那时的中国，早已有他二三千年以上的历史，在商、周时代，国家体制早已逐渐完成了。一到汉代，在他内部，另有一番新的政治组织之酝酿与转化。因此在罗马帝国里面，显然有“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两部分之对立，而在汉代中国，则浑然整然，只是一体相承，并没有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区分。西方习惯称罗马为帝国(Empire)，汉代中国决不然，只可称为一国家(Nation)。照西方历史讲，由希腊到罗马，不仅当时的政治形态变了，由市府到帝国，而且整个的国家和人民的大传统也全都变了，由希腊人及希腊诸市府变到罗马人与罗马帝国。而那时的中国，则人民和国家的大传统，一些也没有变，依然是中国人和中国，只变了他内部的政治形态，由封建到郡县。

我们再由此说到罗马覆亡后的西方中古时期，和中国汉代覆亡后之魏晋南北朝时期，两者中间仍有显著的不同。罗马覆亡，依然和希腊覆亡一样，是遇到了一个新的征服者，北方蛮族。此后的欧洲史，不仅政治形态上发生变动，由帝国到封建，而且在整个的人民和国家的大传统上也一样的发生变动，由南方罗马人转变到北方日耳曼人，又由罗马帝国转变到中世纪封建诸王国。中国汉代的覆灭，并不是在中国以外，另来了一个新的征服者，而仍然是在中国内部起了一种政治形态之动荡。东汉以后，魏、蜀、吴三国分裂，下及西晋统一，依然可以说是一种政治变动，而非整个民族和国家传统之转移。此后五胡乱华，虽有不少当时称为胡人的乘机起乱，但此等胡人，早已归化中国，多数居在中国内地，已经同样受到中国的教育。他们的动乱，严格言之，仍可看作当时中国内部的一种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而非在中国人民与中国国家之外，另来一个新的征服者。

若依当时人口比数论，不仅南方中国，全以中国汉人为主体，即在北方中国，除却少数胡族外，百分之八九十以上的主要户口依然是中国的汉人。当时南方政治系统，固然沿着汉代以来的旧传统与旧规模，即在北朝，除却王室由胡族为之，其一部分主要的军队由胡人充任以外，全个政府，还是胡、汉合作。中国许多故家大族，没有南迁而留在北方的，依然形成当时政治上的中坚势力，而社会下层农、工、商、贾各色人等，则全以汉人为主干。因此当时北朝的政治传统，社会生活，文化信仰，可以说一样承袭着汉代而仍然为中国式的旧传统。虽不免有少许变动，但这种变动，乃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所不免。若单论到民族和国家的大传统，文化上的大趋向，则根本并无摇移。

因此西方的中古时代，北方蛮族完全以一种新的民族出现而为此下西方历史之主干，旧的罗马人则在数量上已成被压倒的劣势而逐渐消失。反之，在中国史上，魏晋南北朝时代，依然以旧的中国人为当时政治、社会、文化各部门各方面之主干与中坚。至于新的胡人，只以比较的少数加入活动，如以许多小支流浸灌入一条大河中，当时虽有一些激动，不久即全部混化而失其存在了。这一层是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和欧洲中古时期的绝大不同处。

因此西方的中古时期，可以说是一个转变，亦可说是一个脱节，那时的事物，主要的全是新兴的。北方日耳曼民族成为将来历史和文化之主干，这是新兴的。当时所行的封建制度，亦是新兴的。西方的封建，乃罗马政治崩溃后，自然形成的一种社会现象，根本与中国史上西周时代所谓的封建不同。中国的封建制度，乃古代中国统一政治进展中之一步骤、一动象；西方封建，则为罗马政治解消以后一种暂时脱节的现象。那时在西方主持联合与统一工作的，主要者并非封建制度，而为基督教的教会组织。这种教会组织又是新兴的。

希腊、罗马和基督教会之三者，成为近代西方文化之三主源。在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虽同样有印度佛教之流入，并亦一时称盛，但在历史影响上，复与西方中古时期的基督教绝然不同。基督教是在罗马文化烂熟腐败以后，完全以新的姿态出现而完成其感化北方蛮族的功能的。但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中国，则以往传统文化并未全部衰歇。孔子的教训，依然为社会人生之最大信仰与最大归趋，只在那时又新增了一个由印度传来的佛教，而一到唐代以后，佛教也到底与儒教思想相合流相混化。因此我们可以说，在欧洲中古时期，论其民族，是旧的罗马民族衰歇而新的日耳曼民族兴起。在中国则只在旧的中国汉民族里面增加了一些新民族新分子，胡人。

论政治，在欧洲中古时期，是旧的罗马统治崩溃，而新的封建社会兴起。在中国则依然是秦、汉的政治制度之沿续，根本上并无多少转换。论文化与信仰，在欧洲中古时期，则由旧的罗马文化转变到新的基督教文化。在中国，则依然是一个孔子传统，只另外又加进一些佛教的成分。却不能说那时的中国，由旧的孔教而变成为新的佛教了。

由此言之，西方的中古时期，全是一个新的转变，而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中国，则大体还是一个旧的沿袭。那些王朝的起灭和政权之转移，只是上面说的一种政治形态之动荡。若论民族和国家的大传统，中国依然还是一个承续，根本没有摇移。

根据上述，来看近代西方新兴的民族国家，他们在两洋史上，又都是以全新的姿态而出现的。论其民族和国家的大传统，他们复和古代的希腊、罗马不同。但中国史则以一贯的民族传统与国家传统而绵延着，可说从商、周以来，四千年没有变动。所有中国史上的变动，伤害不到民族和同家的大传统。因此中国历史只有层层团结和步步扩展的一种绵延，很少彻底推翻与重新建立的像近代两方人所谓的革命。这是中西两方历史形态一个大不同处，因此而影响到双方对于历史观念之分歧。

西方人看历史，根本是一个“变动”，常由这一阶段变动到那一阶段。若再从这个变动观念上加进时间观念，则谓历史是“进步”的，人类历史常由这一时代的这一阶段，进展到另一时代的另一阶段。但中国人看历史，则永远在一个“根本”上，与其说是变动，不如说是“转化”。与其说是进步，不如说是“绵延”。中国人的看法，人类历史的运行，不是一种变动，而是一种转化。不是一种进步，而是一种绵延，并不是从这一阶段变动、进步而达另一阶段，只是依然在这一阶段上逐渐转化、绵延。

变动、进步是“异体的”，转化、绵延则是“同体的”。变动、进步则由这个变成了那个。转化、绵延则永远还是这一个。因此两方人看历史，常偏向于“空间”的与“权力”的“向外伸展”；中网人看历史，常偏向于“时间”的与“生长”的“自我绵延”。西方人的看法，常是“我”与“非我”两个对立。中国人的看法，只有自我一体浑然存在。双方历史形态之不同，以及双方对于历史观念之不同，其后面便透露出双方文化意识上之不同。这一种不同，若推寻根柢，我们依然可以说中西双方全都受着一些地理背景的影响。中国在很早时期，便已凝成一个统一的大国家。在西方则直到近代，由中国人眼光看来，依然如在我们的春秋、战国时代，列国纷争，还没有走上统一的路。

中国历史正因为数千年来常在一个大一统的和平局面之下，因此他的对外问题常没有像他对内问题那般的重要。中国人的态度，常常是反身向着内看的。所谓向内看，是指看一切东西都在他向己的里面。这样便成为自我一体浑然存在。西方历史则永远在列国纷争、此起彼仆的斗争状态之下，因此他们的对内问题常没有像他们对外问题那般的重要，西方人的态度，则常常是向外看的。所谓向外看，是指看一切东西都在他自己的外面，所以成为我与非我屹然对立。惟其常向外看，认为有两体对立，所以特別注意在空间的“扩张”，以及“权力”和“征服”上。惟其常向内看，认为只有一体浑然，所以特别注意到时间的“绵延”以及“生长”和“根本”上。

四

其次说到双方经济形态，中国文化是自始到今建筑在农业上面的，西方则自希腊、罗马以来，大体上可以说是建筑在商业上面。一个是彻头彻尾的农业文化，一个是彻头彻尾的商业文化，这是双方很显著的不同点。

依西方人看法，人类文化的进展，必然由农业文化进一步变成商业文化。但中国人看法，则并不如此。中国人认为人类生活，永远仰赖农业为基础，因此人类文化也永远应该不脱离农业文化的境界，只有在农业文化的根本上再加绵延展扩而附上一个工业，更加绵延展扩而又附上一个商业，但文化还是一线相承，他的根本却依然是一个农业。

照西方人看，文化是变动的，进步的，由农到商截然不同。照中国人看，则文化还是根本的与生长的，一切以农为主。这里自然也有地理背景的影响。因为西方文化开始如埃及、巴比仑等，他们本只有一个狹小的农业区，他们的农业文化不久便要达到饱和点，使他们不得不转换方向改进到商业经济的路上去。希腊、罗马乃至近代西方国家莫不如此。在中国则有无限的农耕区域可资发展，因此全世界人类的农业文化，只有在中国得到一个继长增荣不断发展的机会。

中国历史，在很早时期里，便已有很繁荣的商业了。但因中国开始便成为一个统一的大国，因此他的商业常是对内之重要性超过了对外。若西方各国，则常是对外通商的重要性超过了对内。因此双方对商业的看法，也便有异。西方常常运用国家力量来保护和推进其国外商业。中国则常常以政府法令来裁制国内商业势力之过分旺盛，使其不能远驾于农、工之上。因此在西方国家很早便带有一种近代所谓“资本帝国主义”的姿态，在中国则自始到今常采用一种近代所谓“民主社会主义”的政策。

再换辞言之，农业文化是自给自足的，商业文化是内外依存的。他是要吸收外面来营养自己的。因此农业文化常觉得内外一体，只求安足。商业文化则常觉彼我对立，惟求富强。结果富而不足，强而不安，因此常要变动，常望进步。农业文化是不求富强但求安足的，因此能自本自根一线绵延。

我们继此讲到科学和工业，科学知识和机械工业在现世界的中国是远为落后的。但中国已往历史上，也不断有科学思想与机械创作之发现，只因中国人常采用的是民主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不患寡而患不均”。对于机械生产，不仅不加奖励，抑且时时加以禁止与阻抑，因此中国在机械工业一方面，得不到一个活泼的发展。在中国的机械和工业，是专走上精美的艺术和灵巧的玩具方面去了。科学思想在中国之不发达，当然不止此一因，但科学没有实际应用的机会，自为中国科学不发达的最要原因之一。

五

其次我们再说到中西双方对于人生观念和人生理想的异同。“自由”(Liberty & Freedom)一词是西方人向来最重视的。西方全部历史，他们说，即是一部人类自由的发展史。西方全部文化，他们说，即是一部人类发展自由的文化。“人生”、“历史”和“文化”，本来只是一事，在西方只要说到“自由”，便把这三方面都提纲挈领的总会在一处了。在中国则似乎始终并不注重“自由”这个字。西方用来和自由针对的，还有“组织”和“联合”(Organization & Unity)。希腊代表着自由，罗马和基督教会则代表着组织和联合。这是西方历史和西方文化的两大流，亦是西方人生之两大干。我们只把握这两个概念来看两方史，便可一一看出隐藏在两方历史后面的一切意义和价值。

但中国人向来既不注重自由，因此也便不注重组织和联合，因为自由和联合的后面，还有一个概念存在的，这便是“两体对立”。因有两体对立，所以要求自由，同时又要求联合。但两体对立，是西方人注重向外看，注重在空间方面看的结果。是由西方商业文化内不足的经济状态下产生的现象。中国人一向在农业文化中生长，自我安定，不须向外寻求，因此中国人一向注重向内看，注重在时间方面看，便不见有严重的两体对立，因此中国人也不很重视自由，又不重视联合了。中国人因为常偏于向内看的缘故，看人生和社会只是浑然整然的一体。

这个浑然整然的一体之根本，大言之是自然、是天；小言之，则是各自的小我。“小我”与“大自然”混然一体，这便是中国人所谓的“天人合一”。小我并不和此大自然体对立，只成为此体之一种根荄，渐渐生长扩大而圆成，则此小我便与大自然融和而浑化了。此即到达天人合一的境界。中国《大学》一书上所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层一层的扩大，即是一层一层的生长，又是一层一层的圆成，最后融和而化，此身与家、国、天下并不成为对立。这是中国人的人生观。

我们若把希腊的自由观念和罗马帝国以及基督教会的一种组织和联合的力量来看中国史，便得不到隐藏在中国史内面深处的意义与价值。我们必先了解中国人的人生观念和其文化精神，再来看中国历史，自可认识和评判其特殊的意义和价值了。但反过来说，我们也正要在中国的文化大流里来认识中同人的人生观念和其文化精神。

继此我们再讲到中两双方的宗教信仰。西方人常看世界是两体对立的，在宗教上也有一个“天国”和“人世”的对立。在中国人观念里，则世界只有一个。中国人不看重并亦不信有另外的一个天国，因此中国人要求永生，也只想永生在这个世界上。中国人要求不朽，也只想不朽在这个[让界上。中同古代所传诵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便从这种观念下产生。中国人只想把他的德行、事业、教训永远留存在这个世界这个社会上。中国人不想超世界超社会之外，还有一个天国。因此在西方发展为宗教的，在中国只发展成“伦理”。中国人对世界对人生的“义务”观念，反更重于“自由”观念。在西方常以义务与权利相对立，在中国则常以义务与白由相融和。义务与自由之融和，在中国便是“性”（自由）与“命”（义务）之合一，也便是“天人合一”。

西方人不仅看世界常是两体对立，即其看自己个人，亦常是两体对立的。西方古代观念，认人有“灵魂”“肉体”两部分，灵魂部分接触的是理性的“精神世界”，肉体部分接触的是感官的“物质世界”。从此推衍，便有西方传统的“二元论”的哲学思想。而同时因为西方人认为物质世界是超然独立的，因此他们才能用纯客观的态度来探究宇宙而走上科学思想的大园地。中国人则较为倾向“身心一致”的观念，并不信有灵肉对立。他看世界，亦不认为对我而超然独立，他依然不是向外看，而是向内看。他认为我与世界还是息息相通，融为一体。

儒家思想完全以“伦理观”来融化了“宇宙观”，这种态度是最为明显了。即在道家，他们是要摆脱儒家的人本主义，而从宇宙万物的更广大的立场来观察真理的，但他们也依然保留中国人天人合一的观点，他们并不曾从纯客观的心情上来考察宇宙。因此在中国道家思想里，虽有许多接近西方科学精神的端倪，但到底还发展不出严格的西方科学来。

以上所述，只在指出中西双方的人生观念、文化精神和历史大流，有些处是完全各走了一条不同的路。我们要想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我们先应该习得中国人的观点，再循之推寻。否则若从另一观点来观察和批评中国史和中国文化，则终必有搔不着痛痒之苦。

本文原载《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202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