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新觉罗·胤禛《大义觉迷录》-相关文献

　　雍正颁布《大义觉迷录》始末
　　雍正上谕：一、满清入主中原君临天下，是否符合正统之道？岂可再以华夷中外而分论？　　二、朕到底是不是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好谀、奸佞的皇帝？
　　奉旨问讯曾静口供十三条：一、大清朝的建立正是天命民心之所归，乃道义之当然　　二、华夷之间、人兽之间的本质区别到底是什么呢？　　三、清朝统治八十年后，造成地塌天荒，神哭鬼号吗？　　四、社会出现贫富差别的原因是否可以归咎于君王呢？　　五、整个大清国的人民到处都在呼号怨恨吗？　　六、像岳钟琪一样臣事清朝的人就是低头屈节、效忠于匪类吗？　　七、明朝亡于李自成之后，清兵的确是明臣请来除寇治乱的，是救亿万生灵于水火之中的仁义之师啊！　　八、对于孔子的《春秋》大义，岂可以乱臣贼子之心来解释？　　九、对于一个臣民来说，到底什么是荣辱生死的大义？　　十、那些狂肆毁谤皇帝的谣言传语到底从何而来？　　十一、这“山崩川竭”的传言到底是何等之事？　　十二、“五星聚，黄河清”的瑞祥征兆到底是什么因缘？　　十三、被曾静奉以为师的吕留良到底是何许人也？
　　奉旨讯问曾静口供二十四条：一、曾静等人各处行走，纠合叛逆之人的缘由如何？　　二、大清国里考生增多，如何说是文人趋下，无耻奔竞呢？　　三、著述《格物集》的刘先生，其人其书是什么情形？　　四、如果皇帝只应孔、孟、程来做，那么汉、唐、宋、元的开国皇帝都是光棍”吗？　　五、你曾静真的是可以担当“天聪明，乾之九五”的大人物吗？　　六、“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的道理讲得通吗？　　七、清朝得天下到底是盗窃天位的强盗呢，还是驱逐流寇的主人呢？　　八、到底是中华之外，四面皆是夷狄”呢，还是天下一家，万物一源”呢？　　九、大清王朝八十多年没有国君吗？臣民也禽兽不如吗？　　十、科举制度仅仅是讲名讲利、卑污苟贱而不知耻的方法吗？　　十一、你曾静为何尊敬悦服一个行走于市井江湖的吕留良呢？　　十二、春秋战国时期的封土建邦、割据而治真的适合大清国情吗？　　十三、边地民族全是无耻无状的小人，难道没有像尧舜一样的圣人吗？　　十四、对于夷狄入主中原，难道一定要诛戮讨伐，而不能和睦相处、共图大业吗？　　十五、大逆不道的吕留良真的能和孔子相提并论吗？　　十六、你曾静自命为济世英才，你真的有“宰相之量”，还是心怀异谋，图为不轨呢？　　十七、程颢提出的选拔人才方法在宋代已经证明行不通，难道能够在本朝实行的通吗？　　十八、雍正钱发行不久，不能普遍流通，你便造谣“雍正钱，穷半年”，是居何用心？　　十九、为什么山西百姓争先恐后为国效力，忠诚爱戴朝廷，而湖南竟有你这样猖狂悖逆之徒？　　二十、有人诬蔑你的父亲有盗窃的劣迹，母亲有淫乱的行为，你能不加审查便将父母唾骂一番，甚至著书立说到处宣扬吗？　　二十一、自称忠民义士的曾静，你为什么要甘愿赴蹈灭族死罪而谋反呢？　　二十三、云贵两地民风淳厚，服教乐善，以至感召丰收大稔，正是天人感应昭著啊！　　二十四、孔庙失火和庆云出现是礼乐制度遭受厄运的灾异呢，还是文明光华的祥瑞呢？
　　曾静供词五条：一、皇上嗣位以来，是五谷丰登，人民乐业？还是四时易序，五谷少成？　　二、雍正皇帝是励精图治，爱抚百姓，还是谣言所传的虐待百姓呢？　　三、皇上调拨粮食是平抑物价，还是倒卖粮食做生意？　　四、雍正皇帝是有好生之德，还是草菅人命，滥杀无辜？　　五、雍正皇帝是霸嫂为妃，还是按照惯例让她们居在别宫呢？
　　雍正上谕：忠诚报国、公正无私的岳钟琪与叛逆曾静有鲜明的对照
　　曾静、张熙供词二条：一、我曾静这个文弱书生是怎样成为弥天重犯的？　　二、我张熙久居僻壤穷乡，怎么会误入歧途，随师造反呢？
　　曾静供词二条：一、皇上不是有意遵循守孝三年的古制，不过是为了尽心尽孝才安心罢了　　二、雍正皇帝勤政爱民，与天理浑然一体，神功伟德实在是顶天立地
　　雍正上谕：一、我雍正是将遗诏的“十”改成“于”字而谋取皇位的吗？　　二、朕诸兄弟不可以德化，不可以理喻，不可以情感，不可以恩结，而其悖逆妄乱，的确是百折不回　　三、朕之“屠弟”，正是为了不负皇考付托之重，顾及宗社之安危
　　雍正上谕：吕留良怎么得罪了圣祖皇帝在天之灵，而落致戮尸枭首的下场
　　曾静供词二条：一、我是怎样受吕留良思想毒害，而成为弥天重犯的？　　二、乱臣贼子吕留良是怎样把我们引入歧途的？
　　雍正上谕：一、本朝子民严鸿逵追随吕留良效颦狂吠，谩骂诽谤朝廷，是何居心？　　二、曾静痛心疾首地说：“我这过去的禽兽，如今是怎样脱胎成人的？”

　　附录：
　　陕西总督岳钟琪奏折：一、秀才造反，实在是自投罗网　　二、假结同盟，这样才诱出真情　　三、追根溯源，吕留良正是罪魁祸首
　　雍正上谕：急下诏书，各路兵马展开大缉捕
　　陕西总督岳钟琪奏折：一、感泣悚惶，披肝沥胆再上奏折  二、谨慎行事，乞请皇上睿鉴　　三、追查谣言，务必要铲除祸根
　　副都统海兰等奏折：　　天罗地网，长沙党羽插翅难逃
　　湖南省巡抚王国栋奏折：一、境内出逆匪，以致巡抚受牵连　　二、检讨失误，湖南巡抚愿立新功
　　刑部侍郎杭奕禄等奏折：曾静等人为什么要捕风捉影、诽谤雍正皇帝？
　　湖广总督迈柱奏折：曾静等人在湖南被捕审的经过
　　陕西总督岳钟琪奏折：一、张熙堂叔张勘被追捕的经过　　二、继续搜捕毛仪及其两子的经过
　　刑部左侍郎杭奕禄等奏折：一、应将曾静案及其主犯押送湖南对质　　二、曾静等供词及押解犯人进京安排
　　雍正上谕：沈在宽诗“陆沉不必由洪水”，其中大有深义
　　广西巡抚金奏折三条：一、雍正收用密亲王妃嫔的谣言　　二、臣下的确夙夜兢兢，稽察办案　　三、风水先生摇唇鼓舌，祸从口出
　　雍正上谕：仁君何以要对弥天重犯网开一面
　　江苏巡抚尹继善奏折：冒名王澍传播谣言的犯人
　　浙江总督李卫奏折：在浙江继续查访逆党情况
　　陕西总督岳钟琪奏折：《大义觉迷录》一书的确是觉世道之宏模，指迷途之宝训
　　浙江总督李卫奏折：谎供引起的草木皆兵、虚惊闹剧
　　湖南巡抚赵弘恩等奏折：湖南人为什么非要将曾静沉潭溺死
　　雍正上谕：对吕留良及家属最后应如何判决
　　安徽巡抚程元章奏张秀公等供词：南方几省与王朝有关的人仍要大力追查
　　江苏巡抚尹继善奏折：要继续对张应星的会客日记上的人逐加细问，一一根究
　　雍正上谕：朱轼等编纂的驳吕留良之书应该颁发各地学宫
　　湖南巡抚赵弘恩等奏折：曾静已到湖南观风整俗使衙门任职
　　雍正上谕：一、对吕留良孙辈心有不忍，从宽免死，改判流放　　二、严鸿逵、沈在宽诸人应凌迟处死，戮尸枭首示众
　　乾隆上谕：一、将攻击先王的曾静、张熙缉拿进京　　二、将大逆不道的曾静、张熙凌迟处死

雍正颁布《大义觉迷录》始末

雍正六年秋，湖南永兴文人曾静，遣徒张熙（化名张倬）赴西安向陕西总督岳钟琪投书策反。九月二十五抵西安，次日上午，当岳钟琪正乘轿抵总督署衙门前时，张熙手捧书信拦轿阻道，声言要亲交总督岳钟琪，并有要事与他讲。岳钟琪命随员接过书信，见那书信封面上写天吏元帅岳钟琪”，岳甚为惊奇，随将投书人交巡捕看守。急忙赶回总督署衙，走进密室，拆书细读。这封策反信，署名“南海无主游民夏靓、张倬”。所谓“无主游民”，就是不承认是清王朝统治下的民人。原信从未公开过，但从以后的审讯口供和《清文字狱档》中记载，大致有四个方面的内容：一、强调“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认为雍正帝是满洲”女真人，就是夷狄，“夷狄即是禽兽”，“满人”入主中原是夷狄”盗窃王位，清朝历经“八十余年天运衰歇，地震天怒，鬼哭神号”，这是夷狄”统治带来的恶果，所以要反对清朝的统治。二、谴责雍正帝是失德的暴君。列出雍正帝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利、好杀、酗酒、淫色、怀疑诛忠、好谀任佞十大罪状。这么多的罪状，根本无资格当皇帝。三、指责雍正是用阴谋诡计而篡位的。因而天地不容，使天下“寒暑易序，五谷少成”，出现“山崩川竭，地暗天昏”。百姓饥寒交迫，流离失所，尸横遍野，反清愤忿，一触即发。四、策划岳钟琪同谋造反。称岳是宋代抗金民族英雄岳飞的后裔，劝其继承先祖遗志，不应效忠清王朝，要他用手握重兵之机，适时地举事谋反，为列祖列宗报仇，替大汉民族雪耻。

岳钟琪才平息了疯子卢宗汉持同样理由的谋反事件，又碰到张熙投书策划谋反，于是当即向雍正帝如实地上了奏本。

岳钟琪，字东美，号容斋。四川成都人。康熙五十年，开始担任武职军官，后因在云贵边陲屡建战功，于康熙六十年提升为四川提督。雍正元年，因平定青海罗卜藏丹叛乱立大功，授封三等公、参赞军机大臣。雍正三年七月，因大将军年羹尧事发，接替年羹尧出任川陕总督。这个职位重要，自康熙十九年定例，是满族八旗要员的专缺，岳钟琪获得破例提升。当岳接任年羹尧受命川陕总督之际，直隶总督蔡立即向雍正奏本称岳“不可深结”。并对岳钟琪说：“怡亲王对你当上川陕总督非常不满，皇上藩邸旧人傅鼐告你要小心。允祥是皇上最信任的兄弟。”

　　岳钟琪接到张熙投书三个月前，成都人卢宗汉在大街呼喊：“岳公爷带领川陕兵马，想要造反！”并呼唤民众起来，“从岳公爷造反，西城门外开有黑店，要杀人”。这个举动使岳大为恼火，当即命提督黄庭桂将卢宗汉捉拿归案，被当作疯子砍了头。尔后正式上奏朝廷称：“卑职不敢檄讯，不敢隐匿”。并提出引咎辞职。雍正说这是蔡、程如丝等鬼魅之所为。并说：“多年来，曾在朕前密参的谤书有一箧之多，可朕从无理它”。要岳钟琪继续供职，不要理会那些佞言邪说，要他“愈加鼓励精神，协赞朕躬，利益社稷苍生，措天下于泰山之安，理大清于磐石之固，造无穷之福以遗子孙也！”

　　但岳钟琪与皇上帝的关系不协调的舆论却在民间广为流传。四川、湖南民间传说，岳总督非常尽忠爱民，曾上奏谏本，说些不知忌讳的话，劝皇上修德行仁，皇上非常怀疑他，怕他威重权高，对朝廷形成威胁，屡次召他进京，要削夺他的兵权，并传说要杀掉他。那岳总督非常害怕，连召几次，他都不敢进京。皇上见他死守任上，不肯进京，越发对他疑忌。因他是大学士朱轼保举推荐的人，令朱轼召他才进京。皇上就派朱轼来陕西召他，不得已才同朱轼一同进京陛见，并向皇上奏说用人莫疑，疑人莫用等语。皇上听到这个谏议，也就不忌前嫌，仍派他回陕西继续任职，但要求有人保他他才肯去。皇上问朱轼，朱轼不愿再保；又问九卿大臣，九卿大臣也不敢保；皇上就亲自保他去了。岳钟琪出京门才四天，朝中就有一大臣向皇上奏了一本，说朱轼不保他，是和他暗结私党，里应外合预谋造反，等到朱轼到他任上保他，他才消除疑虑，欣然进京。这足可证明他同朱轼是同党合谋，今日回陕西，本来朱轼是原保举人，照理应该去保他，可是他推却不保了，这是朱轼脱身之计。皇上十分后悔，对他疑忌更深，马上派遣一个叫吴荆山的朝廷官员前去追赶，让他赶快回京，他不从命。这朝官吴荆山没有办法，就在路上自刎了。这总督回到任所之后，随即上了一道本章，说皇上很多不是之处。可见岳钟琪是朝野瞩目的人物，朝中有人因他是兵权在握的汉族重臣而忌防他；百姓则又认为他是忠义爱民而又反对雍正暴政的岳飞后裔，把反清复仇的希望寄托于他。使岳钟琪成为政治斗争和民族矛盾的试金石。二今见南海无主游民夏靓遣徒张倬上书“天吏元帅”岳钟琪，书信内容有“皆诋毁天朝，言极悖乱，且谓系宋武穆王岳飞后裔，今握重兵，居要地，当乘机反叛，为宋明复仇”等语，加上前因后果，使岳钟琪像骨鲠在喉，欲吐不能，暴怒之极，决定亲自提审张倬审讯，对投书人张倬施以重刑严加逼供，把张倬打得皮开肉绽，几次昏迷过去。但张倬誓不招供，宁愿“舍身可以取义”，尊从恩师所嘱“只去献议，不必告以姓名里居”的嘱托，只说他们的势力范围很广，湖广、江西、云南、贵州等省，这些地方民众反清情绪高涨，可以一呼百应群起反清。结果一无所获。岳钟琪怕事涉嫌疑，随即密奏皇上，恳请雍正批准“将张倬解送到京”，交朝廷审讯此案。雍正接到奏折，反应却沉着镇静，声称“世上竟有如此可笑之事，如此可恨之人”。同时奉劝岳钟琪要秘密审讯，用刑太过酷狠了，“料理急些了，当缓缓设法诱之”。他在大臣田文镜的奏折上批复道，“遇此种怪物，不得不有一番出奇料理”的手段，方能使悖逆之人就范。岳钟琪忠实地照雍正的谕旨办了，想出一套巧计诱供的计策，同时为撇开清廷猜忌，岳钟琪请出一位满州大员陕西巡抚西琳陪同审讯。在提审张倬时，张倬被绳捆索绑押进审讯庭堂，西琳暗躲在屏风后窥探审讯情景，岳钟琪一改过去怒斥责骂态度，笑容可掬地亲自为张倬解下绳索，并让坐捧茶以礼奉侍，大加夸奖张倬是位英雄好汉，难得的仁人志士。岳钟琪流着眼泪诚恳地对张倬说：“我岳某早有谋事反清意图，只为处境艰难，不得已对志士动用刑讯，以图掩人耳目，看你是真是假，不想兄弟真男子大丈夫，使兄弟受委屈了，请你体谅。”说着热泪横流，伪为发誓结为盟友，共讨满清，光复汉室。九月二十九日，岳钟琪导演的假戏成真。二人在秘室，照例又拉一位满州大员秘隐屏风之后以窃虚实，二人焚香对天跪拜，叩头泣血，结为金兰之交，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共举义旗，迎聘曾静为师，决心为推翻满清为己任，这样骗取了张倬的信任。张倬于是将他恩师和平时与恩师交往密切而又诋毁清朝最严重人的姓名住址，一一告诉了岳钟琪。雍正对岳钟琪的做法甚为满意，用朱批道：“览虚实不禁泪流满面，卿此一心，天祖鉴之。……朕与卿君臣之情，乃无量劫之善缘同会，自乘愿力而来，协朕为国家养生者，岂泛泛之可比拟，朕实嘉悦之至。”

　　激动得泪流满面说：“岳钟琪实朕股肱心膂之大臣。”

　　“惟知有国，不知有身。”

　　雍正对岳钟琪大加奖励，使岳钟琪“感泣悚惶，惊喜交迫”。这个投书策反人的真实姓名叫张熙，字敬卿，张倬是化名。他的老师叫曾静，夏靓是化名，湖南郴州永兴人，他出身于“家事单寒”的家庭，因应试屡次落第，中年放弃举业，以教书授徒糊口，自称“蒲谭先生”。他收张熙、廖易两个得意徒弟在家，住房不宽绰。他先有同居的兄、嫂，后来兄嫂夫妻反目，嫂子改嫁。张熙、廖易家事也很贫寒。岳钟琪审讯张熙为何谋反，张说：“百姓贫穷，只为救民起见”。曾静看到土地高度集中，财富占有不平等，从他们自身经历中深有体会，曾静著书说：“土地尽为富室所收，富者日富，贫者日贫”，所以具有浓厚的民族意识和政治见解，认为只有铲除满清统治，贫寒百姓才有出头之日。他根据社会传言和自己的分析，认为岳钟琪最有能力实现他的反清复明目的。雍正六年五月，曾静派遣张熙和他的堂叔张勘同行，张熙当出家产作路费，携带给岳钟琪的策反信和《生员应诏书》赴陕投书，一路晓行夜宿，风尘仆仆途经贵州到四川，听四川人讲岳钟琪已回驻西安，便由四川追踪到陕西。九月十三日到了西安，打听岳钟琪是当今皇上重用的封疆大臣，皇上非常宠爱他，所谓北京雍正皇帝三召不赴京之说，纯系编造的谣传。二人听后，心灰意冷，那同路人张勘更为惊慌，吓破了胆，便偷偷地扔下张熙，只身逃回家了。张熙投书意志坚决，心想当了家产做路费，千里迢迢专为投书而来，决不虚此一行，于是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向岳钟琪投书。雍正帝自登基以来，常处于如履薄冰的险境，所以他采取铁血手腕，凡是危及皇位的人，无不在他面前倒下。几年来他处心积虑地分化瓦解了允集团；打击了允、允争夺皇位的势力；严加惩处隆科多结党联盟企图篡权的诸文武大臣。其诛连之广，处置之惨，堪称是清代“铁血皇帝”。雍正帝不仅是宫廷政变的高手，而对驭驾重臣也有新的创造。他为稳定西北，不让边陲要地出纰漏，不惜以君王身份向岳钟琪封官许愿，发誓赌咒。使岳感恩备至，以更大精力防守边陲，同时去查办这宗天字号谋反案。雍正帝早已觉察到，张熙投书谋反案，绝不是孤立偶然现象。特别是供出已撒手人寰四十五年的反清祖宗理学大师吕留良。张熙供称吕留良是我辈同志之人素所宗者”。曾静于雍正五年（年）曾派张熙去浙江购书，专门到吕留良后裔家坊求遗著手稿，吕留良的儿子将乃父遗稿交给张熙，其中有《备忘录》、《吕子文集》。曾静看到这些书稿，“始而怪，既而疑，继而信”。对吕留良佩服得五体投地，认为吕留良完全有资格作皇帝，反清思想更为浓厚。当曾静派张熙投书时，行李中尚有抄录吕留良的诗文手册。曾静、张熙同吕留良的高足徒弟严鸿逵交往极其密切，由反清思想变为反清行动。三雍正帝不仅察觉此案非偶然现象。而更深层次追究，其背景也非同小可。如那曾静、张熙深居穷乡僻壤，怎能知道宫廷中发生的错综复杂细节，怎能指责他犯有十大罪状呢？雍正帝分析，这些谋反言行的来源有两个方面：“盖其分别华夷中外之见，则蔽锢陷溺于吕留良不臣之说；而其谤及朕躬者，则阿其那（允）、塞思黑（允）、允、允之逆党奸徒，造作蜚语，布散传播，而伊误信以为实之所致。”

　　雍正将被打倒在地的同父异母皇八子允改名为阿其那，皇九子允改为名为塞思黑。阿其那满语为狗，塞思黑满语是猪，可见雍正为争夺皇位，不惜将其同父异母兄弟当做狗猪对待，其性格刻薄枭乖可见一斑。曾静供称：他的“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

　　的反清排满言论来源于吕留良的《吕晚村文集》，他供称：“皇帝合是吾学中儒者做，不该把世路上英雄做。周末局变，在位多不知学，尽是世路上英雄，甚者老奸巨猾，即谚所谓光棍也。若论正位，春秋时皇帝该孔子做；战国时皇帝该孟子做；秦以后皇帝该程、朱做。明季皇帝该吕留良做。如今却被豪强占据去了。”

　　“妄以此人是本朝第一等人物，举凡一切言议，皆当以他为宗。”

　　“于是中留良之毒深，所以不察其非，而狂悖发论至此。”

　　雍正明白了曾静等人的反清源于吕留良及其著作，认识到思想犯更比现行犯危险得多。那曾静见势却来个将计就计，顺水推舟，将全部反清思想和现行反清行动都推到受吕留良的蛊惑和影响。于是，雍正将曾静谋反和吕留良文字犯连结起来，精心将张熙投书和吕留良的著作摘录成条，分编整理，审讯时公开提问，要曾静、张熙等老实交待，重新认识，自我批判。尽管吕留良已死去四十余年，继承乃父衣钵的吕葆中也已魂归西天，也难逃口诛笔伐和刨棺戮尸的厄运。吕留良（公元—年），字用晦，号晚村，浙江石门人，明末清初著名理学家和思想家。少年时博览群书即有文名，十二岁时在家乡结文社。明亡后曾散家财，企图反清复明。清顺治十七年，参加科考，中秀才。此后连续参加科举考试，均名落孙山，始悔心迹相违，苦闷已极，后与同乡学者黄宗羲、黄宗炎结识，使他反清思想更为坚定。他决心不参加清朝科考，不做清廷官吏，更不与官场来往。隐逸山村，以“天盖楼”为名，评选时文，闭门著书授徒。康熙五年（公元年），他根据读书士子要求，选评历代八股文要义，辑评注释，成书为《时文评选》，刊刻发行后，流行极广，远近闻名，前往求教的士子络绎不绝，被誉为“东海夫子”。在学界产生较大影响。康熙十八年，浙省官员推荐他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被他拒绝，次年地方官员又以“山林隐逸”荐举他，他坚辞不赴，吐血满地，索性削发出家当和尚去了，起法名为耐可，字不昧，号何求老人。他在《耦耕诗》写道：“谁教失脚下渔矶，心迹年年处处违。”

　　“八年倦容违心做，九日黄花满意开。”

　　表现他誓不仕清，蔑视现政的民族气节。吕留良于康熙二十二年病死，终年五十五岁，其后人将其诗文汇编刊刻，成书有《吕晚村诗集》、《吕晚村先生文集》、《惭书》、《四书讲义》、《论文汇钞》、《八家古文精选》及评选的明文和清人时文等。吕留良的基本理论是华夷之辨，大于君臣之伦”。反对尊君卑臣，反对官重民轻，反对清朝满族统治。这些基本理论同清朝统治者要求大相径庭，故而遭到雍正帝的怒斥呵责。雍正说，吕留良写的文章和日记，全是叛逆的词句，凡是做臣子的，都会不忍看，不忍读，更不忍写出来。因而雍正对吕留良的反清思想和曾静的谋反案，逐章摘句的进行口诛笔伐，以求达到消除反清排满思想。与此同时，雍正不失时机地穷打猛追允集团的残余势力。他清楚知道允集团党羽，还在各地兴风作浪，窥探时机，以求反扑，绝不能掉以轻心，因而他集中力量追查雍正失德等十大罪状的具体情节及其来源。关于雍正继位制造的种种议论，曾静供称：圣祖皇帝原传十四阿哥允天下，皇上（指雍正）将“十”字改为“于”字而篡了位；又d圣祖在畅春园病重，皇上给圣祖端碗人参汤，圣祖喝了后便驾崩了。”

　　关于逼母，说是雍正逼太后在铁柱上撞死，雍正听后说：“但不料其诬蔑诋毁、怪诞奇特至于此极，亦并不料曾静、张熙辈遂信以为实，而便生背叛之心也。”

　　人言可畏，直接关系他这个皇帝宝座是否能坐的大问题，因而他决心清除心腹隐患，不惜以万乘之尊同犯人逐条辩论。“你是怎么知道的？”“何以听闻？”“朕若有此事，皇天在上可以证之，”等等发咒和质讯，确实惹怒了雍正。据审讯曾静时，供称：他是听安仁县生员何立忠和永兴县医生陈象侯说的”，何、陈供称是听茶陵州看风水先生陈帝锡说的。经多次审讯陈帝锡，陈帝锡记不清楚了，便含糊其词说：“他是在衡州路上，碰见四个穿马褂、说官话，像是旗人的大汉子，说岳老爷上了谏本，不知避讳，皇上大怒。”

　　但后来“皇上并未定他的罪，反加封他的官。”

　　雍正要的他失德口供，所问非所答。经过反复审讯，辗转查访，顺藤摸瓜，查出是被判罪流放的允、允的得力太监和党羽达色、蔡登科、马守柱、耿桑格、耿六格、吴守义、霍成等人说的话扩散出去的，这些被诛连的宫中太监，心怀不满，从北京发配到广西充军，“沿途称冤，逢人讪谤”。肆无忌惮地攻击谩骂雍正，凡过村店城市，高声呼招：“你们都来听皇帝的新闻，我们已受冤屈，要向你们告诉，好等你们向人传说。”“只好问我们的罪，岂能封我们的口。”

　　同时又查出以前发配东北三姓地方的允集团亲信党羽，同样“肆行诬捏，到处传播流言，欲以摇惑人心，泄其私忿。”

　　雍正紧紧抓着发配远境的允集团残余势力散布流言不放，列出这些犯人的言行，同曾静谋反、吕留良文字狱结在一起，为彻底肃清允集团势力找到借口。凡查出散布流言而中伤当今皇上的允集团残余分子，罪加一等，重新加罪处置，这些人的下场之悲，清史资料中虽未记载，但可想而知。四这桩由雍正帝亲自领导并由他亲自审讯的清朝最大文字狱案，从雍正六年开始立案追查，直到雍正十年方告结案。而最后的处置，却一反历代皇帝处置钦犯的常例。雍正下令免罪释放曾静、张熙等谋反犯，让他们戴罪立功，到各地现身说法，清除流毒；政治思想犯吕留良被锉尸枭首。他的长子吕葆中、学生严鸿逵被刨棺戮尸，枭首示众。其他受诛连的依律处斩、杖毙、缘坐和发配等严刑惩处。对于雍正的“出奇料理”，九卿大臣大为不满，纷纷上书要求将曾静、张熙等谋反人凌迟处死，即是碎尸万段也不足平臣民之愤。雍正帝力排众议，他认为若不是张熙自投罗网，曾静等供出许多散布流言蜚语惑众造反的人和诽谤皇上的奸人恶党，如何能暴露无遗？“朕深居皇宫何以能知道，何以能去一一查清，又何以能使天下臣民得知朕继位之正。”

　　这样去看问题处理问题，那曾静、张熙等人还是有功劳的，故而皇上不究其往，不究其罪，决定予以无罪释放，使其改过从新。并说：“以后不要再向朕上奏此处置曾事，即是上本奏章，朕也不再看了。”

　　非但如此，雍正还降谕子孙后代：“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求诛戮。”

　　同时，雍正帝编纂刊刻这桩最大文字狱案的全部谕旨、审讯、口供秘密记录，后附曾静的认罪书《归仁说》，书名为《大义觉迷录》，发行全国各府州县以及“远乡僻壤，让读书士子及乡曲小民共知”。“要每学宫各贮一册”，永久存档，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倘有未见此书，未闻朕旨者，经朕随时查出，定将该省学政及该县教官从重治罪”，“要使远近寡识之士子不至溺于邪说”。可见《大义觉迷录》是雍正帝的力作，具有非常特色的旷世大著，因为它能使人人都“觉迷”起来，紧跟雍正走。曾静、张熙被释放后，安排在湖南观风整俗使处，以便随叫随到听候遣使，地方官员和平民百姓，不能蔑视讥讽。之后，曾静、张熙携带《大义觉迷录》，到各地向民众现身说法，宣讲《大义觉迷录》。由此可知《大义觉迷录》刊刻数量之多，普及发行之广达到雍正年间最高水平。雍正对吕留良文字思想犯处置与曾静谋反案却大相径庭。其诛连数之多，刑惩之惨酷，可以说是达到登峰造极地步了。雍正朱批道：“逆贼吕留良，凶顽悖逆，私为著述，妄谓德以后，天地大变，亘古未有，于今又见。……岂非逆天悖理，无父无君。”

　　于是下令将已死去的吕留良和长子吕葆中“俱著戮尸枭示，次子吕毅中著改斩立诀，其孙辈俱即正典刑。朕以人数众多，心有不忍，著从宽免死，发遣宁古塔给于披甲人为奴。倘有顶替隐匿等弊，一经发觉，将浙省办理此案之官员与该犯一体治罪”，“其财产，令浙江地方官变价充本省工程之用”。吕留良的徒弟严鸿逵，此时已死多年，但他“与吕留良党恶共济，诬捏妖言……为王法所不贷”。“严鸿逵应凌迟处死，即使死去，应戮尸枭示。其祖父、父亲、子孙、兄弟及伯叔父兄弟之子，男十六以上皆斩，立决。男十五以下及严鸿逵之母女妻妾姊妹子之妻，俱解部，给功臣之家为奴，财产入官。”

　　“沈在宽（严鸿逵的学生）传习吕留良、严鸿逵之邪说，猖狂悖乱，附会诋讥，允宜速正典刑，凌迟处死。其嫡属等，均照律治罪。”

　　吕留良案内，“黄补庵，自称私淑门人，所作诗词，荒唐狂悖；车鼎丰、车鼎贲，刊刻逆书，往来契厚；孙用克，阴相援结；周敬舆，甘心附逆，私藏禁书。黄补庵应拟斩立诀，妻妾子女给功臣之家为奴，父母子孙兄弟流二千里。车鼎丰等，俱拟斩监候。”

　　吕留良案内：“被惑门徒房明畴、金子尚，应革去生员，杖一百，佥妻流三千里。陈祖陶、沈允怀、沈成之、董吕音、李天维、费定原、王立夫、施子由、沈斗山、沈惠候、沈林友应革去教谕、举人、监生、生员、杖一百，徒三年。朱霞山、朱芷年从学严鸿逵，时年尚小，张圣范、朱羽采令伊等幼子从沈在宽附学训蒙，审无与沈在宽交好之处，应无庸议。”

　　在清代康熙、雍正年间，文人稍有不慎，就有遭文字之祸，其例很多。车鼎丰、车鼎贲平时有较强反清复明思想，他的兄车鼎晋，因奉诏校《全唐诗》，其弟鼎丰有句云：“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意谓清朝统治者不识文字，何能做皇帝理国政。有一日，车鼎丰与弟鼎贲喝酒，酒盅为明瓷，盅底有“成化年造”字样。鼎丰翻其杯表示酒已干了，说：“大明天子今重见”，鼎贲把壶放在一旁说：“且把壶儿搁半边”。取壶、胡同音之意思，以表示对异族统治者不满。后二人都被吕留良文字狱案所诛连被处斩刑。哥哥车鼎晋终日惊惧万分，忧悲成疾而死去。据《东华录》雍正十年十二月十七日记载，此案最后的处置结果是：“严鸿逵著戮尸枭示，其孙著发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沈在宽著改斩立诀。黄补庵已伏冥诛，其嫡属照议治罪。车鼎丰、车鼎贲、孙克用、周敬舆俱依拟应斩，著斩监候，秋后处决。房明畴、金子尚，俱著佥妻流三千。陈祖陶等十一人，著以杖责完结。张圣范、朱羽采、朱霞山、朱芷年，著释放。”

　　雍正驾崩后，皇子弘历即位，是为乾隆帝。乾隆当上皇帝仅四十三天，即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八日，就违背乃父“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的遗命。降旨道：“曾静大逆不道，虽处之极典，不足蔽其辜。”

　　乾隆强调按照处置吕留良案的先例处置曾静案，下令：“著湖广督抚将曾静、张熙即行锁拿，遴选干员解京候审，毋得疏纵曳漏。其嫡属交地方严行看守候旨。”

　　同年十二月十九日，乾隆帝又下令将“曾静、张熙著照法司所拟，凌迟处死。”

　　接着将雍正《大义觉迷录》宣布为禁书，停止刊刻，停止颁发，私藏者治罪，在全国范围内统统收缴销毁。《大义觉迷录》是雍正朝御制国书，刊行全国使其家喻户晓，欲以使人人“觉迷”。转眼之间，乾隆继位宣布为特号禁书，凡有私藏者，即有杀头灭身之罪，惟恐有一人“觉迷”。从此《大义觉迷录》成为绝世罕见的一部皇帝撰写的御制国书，湮没二百多年不见天日，这一切更增加了它的神秘色彩。乾隆之所以与雍正处置曾静谋反案大相径庭，有他周密的考虑。他在青年时代目睹了这场文字案的前前后后，他清楚认识到：父王对曾静谋反案和吕留良文字狱案的公开审讯和批判，实际是把父王自己推上审判台；雍正的“华夷之别”的新释、十大罪状的自我辩解、皇宫中的秘闻丑事泄露、皇子间尔虞我诈、文武大臣间明枪暗箭等等，统统详细地记录于《大义觉迷录》一书中，损害了万乘之尊皇帝的光辉形象，暴露了国祚和宫廷的绝密，起到反宣传作用，根本达不到使臣民“觉迷”的目的，只能更增强人们的反清排满情绪。因此必须彻底剪除禁锢异端思想的蔓延，肃清其流毒。同时留着这两个弥天重犯”当“反面教员”，更难以起到“感化”教育的作用。证明他父皇失德确有其事。乾隆深思熟虑，甘愿冒着违犯父王遗命的罪名，诛杀了曾静、张熙，以绝后患。乾隆此举，实际上是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翻版，比其乃父的深谋远虑“出奇料理”低劣多了。清朝文字狱是我国历史上数量最多的朝代。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制造的文字狱，有案可查的就有一百七十多起。

　　一、满清入主中原君临天下，是否符合正统之道？岂可再以华夷中外而分论？　

　　上谕：自古帝王之有天下，莫不由怀保万民，恩如四海，膺上天之眷命，协亿兆之欢心，用能统一寰区，垂庥奕世。盖生民之道，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此天下一家，万物一体，自古迄今，万世不易之常经。非寻常之类聚群分，乡曲疆域之私衷浅见所可妄为同异者也。《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

　　盖德足以君天下，则天锡佑之，以为天下君，未闻不以德为感孚，而第择其为何地之人而辅之之理。又曰：“抚我则后，虐我则仇。”

　　此民心向背之至情，未闻亿兆之归心，有不论德而但择地之理。又曰：“顺天者昌，逆天者亡。”

　　惟有德者乃能顺天，天之所与，又岂因何地之人而有所区别乎？我国家肇基东土，列圣相承，保万邦，天心笃佑，德教弘敷，恩施遐畅，登生民于衽席，遍中外而尊亲者，百年于兹矣。

　　夫我朝既仰承天命，为中外臣民之主，则所以蒙抚绥爱育者，何得以华夷而有更殊视？而中外臣民，既共奉我朝以为君，则所以归诚效顺，尽臣民之道者，尤不得以华夷而有异心。此揆之天道，验之人理，海隅日出之乡，普天率土之众，莫不知大一统之在我朝。

　　悉子悉臣，罔敢越志者也。乃逆贼吕留良，凶顽悖恶，好乱乐祸，拢彝伦，私为著述，妄谓“德以后，天地大变，亘古未经，于今复见”。而逆徒严鸿逵等，转相附和，备极猖狂，余波及于曾静，幻怪相煽，恣为毁谤，至谓“八十余年以来，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在逆贼等之意，徒谓本朝以满洲之君，入为中国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遂故为讪谤诋讥之说耳。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诗》言“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者，以其僭王猾夏，不知君臣之大义，故声其罪而惩艾之，非以其为戎狄而外之也。若以戎狄而言，则孔子周游，不当至楚应昭王之聘。而秦穆之霸西戎，孔子删定之时，不应以其誓列于周书之后矣。

　　盖从来华夷之说，乃在晋宋六朝偏安之时，彼此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是以北人诋南为岛夷，南人指北为索虏，在当日之人，不务修德行仁，而徒事口舌相讥，已为至卑至陋之见。今逆贼等于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之时，而妄判中外，谬生忿戾，岂非逆天悖理，无父无君，蜂蚁不若之异类乎？且以天地之气数言之，明代自嘉靖以后，君臣失德，盗贼四起，生民涂炭，疆圉靡宁，其时之天地，可不谓之闭塞乎？本朝定鼎以来，扫除群寇，寰宇安，政教兴修，文明日盛，万民乐业，中外恬熙，黄童白叟，一生不见兵革，今日之天地清宁，万姓沾恩，超越明代者，三尺之童亦皆洞晓，而尚可谓之昏暗乎？

　　夫天地以仁爱为心，以覆载无私为量。是为德在内近者，则大统集于内近，德在外远者，则大统集于外远。孔子曰：“故大德者必受命。”

　　自有帝王以来，其揆一也。今逆贼等以冥顽狂肆之胸，不论天心之取舍，政治之得失，不论民物之安危，疆域之大小，徒以琐琐乡曲为阿私，区区地界为忿嫉，公然指斥，以遂其昧弃彝伦，灭废人纪之逆意。至于极尽狂吠之音，竟敢指天地为昏暗，岂皇皇上天，鉴观有赫，转不如逆贼等之智识乎？且逆贼吕留良等，以夷狄比于禽兽，未知上天厌弃内地无有德者，方眷命我外夷为内地主，若据逆贼等论，是中国之人皆禽兽之不若矣。又何暇内中国而外夷狄也？自詈乎？詈人乎？

　　且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至于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从来为君上之道，当视民如赤子，为臣下之道，当奉君如父母。如为子之人，其父母即待以不慈，尚不可以疾怨忤逆，况我朝之为君，实尽父母斯民之道，殚诚求保赤之心。而逆贼尚忍肆为讪谤，则为君者，不知何道而后可也。

　　从前康熙年间，各处奸徒窃发，动辄以朱三太子为名，如一念和尚、朱一贵者，指不胜屈。近日尚有山东人张玉，假称朱姓，托于明之后裔，遇星士推算，有帝王之命，以此希冀鼓惑愚民，现被步军统领衙门拿获究问。从来异姓先后继统，前朝之宗姓臣服于后代者甚多。否则，隐匿姓名伏处草野，从未有如本朝奸民假称朱姓，摇惑人心若此之众者。似此蔓延不息，则中国人君之子孙，遇继统之君，必至于无噍类而后已，岂非奸民迫之使然乎？

　　况明继元而有天下，明太祖即元之子民也。以纲常伦纪言之，岂能逃篡窃之罪？至于我朝之于明，则邻国耳。且明之天下丧于流贼之手，是时边患肆起，倭寇骚动，流贼之有名目者，不可胜数。而各村邑无赖之徒，乘机劫杀，其不法之将弁兵丁等，又借征剿之名，肆行扰害，杀戮良民请功，以充获贼之数。中国民人死亡过半，即如四川之人，竟致靡有孓遗之叹。其偶有存者，则肢体不全，耳鼻残缺，此天下人所共知。康熙四五十年间，犹有目睹当时情形之父老，垂涕泣而道之者。且莫不庆幸我朝统一万方，削平群寇，出薄海内外之人于汤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是我朝之有造于中国者大矣，至矣！至于厚待明代之典礼，史不胜书。其藩王之后，实系明之子孙，则格外加恩，封以侯爵，此亦前代未有之旷典。而胸怀叛逆之奸民，动则假称朱姓，以为构逆之媒。而吕留良辈又借明代为言，肆其分别华夷之邪说，冀遂其叛逆之志。此不但为本朝之贼寇，实明代之仇雠也。

　　且如中国之人，轻待外国之入承大统者，其害不过妄意诋讥，蛊惑一二匪类而已。原无损于是非之公，伦常之大。倘若外国之君入承大统，不以中国之人为赤子，则中国之人，其何所托命乎？况抚之则后，虐之则仇，人情也，若抚之而仍不以为后，殆非顺天合理之人情也。假使为君者，以非人情之事加之于下，为下者其能堪乎？为君者尚不可以非人情之事加之人于下，岂为下者转可以此施之于上乎？孔子曰：“君子居是邦也，不非其大夫。”

　　况其君乎！又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夫以春秋时百里之国，其大夫犹不可非。我朝奉天承运，大一统太平盛世，而君上尚可谤议乎？且圣人之在诸夏，犹谓夷狄为有君，况为我朝之人，亲被教泽，食德服畴，而可为无父无君之论乎？韩愈有言：“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

　　历代从来，如有元之混一区宇，有国百年，幅员极广，其政治规模颇多美德，而后世称述者寥寥。其时之名臣学士，著作颂扬，纪当时之休美者，载在史册，亦复灿然具备，而后人则故为贬词，概谓无人物之可纪，无事功之足录，此特怀挟私心识见卑鄙之人，不欲归美于外来之君，欲贬抑淹没之耳。

　　不知文章著述之事，所以信今传后，著劝戒于简编，当平心执正而论，于外国入承大统之君，其善恶尤当秉公书录，细大不遗。庶俾中国之君见之，以为外国之主且明哲仁爱如此，自必生奋励之心，而外国之君见是非之不爽，信直道之常存，亦必愈勇于为善，而深戒为恶，此文艺之功，有补于治道者，当何如也。倘故为贬抑淹没，略其善而不传，诬其恶而妄载，将使中国之君以为既生中国，自享令名，不必修德行仁，以臻隆之治。而外国入承大统之君，以为纵能夙夜励精，勤求治理，究无望于载籍之褒扬，而为善之心，因而自怠。则内地苍生，其苦无有底止矣。其为人心世道之害，可胜言哉！况若逆贼吕留良等，不惟于我朝之善政善教，大经大法，概为置而不言，而更空妄撰，凭虚横议，以无影无响之谈，为惑世诬民之具。颠倒是非，紊乱黑白，以有为无，以无为有。此其诞幻张，诳人听闻，诚乃千古之罪人，所谓悯不畏死，凡民罔不憝，不待教而诛者也，非只获罪于我国家而已。此等险邪之人，胸怀思乱之心，妄冀侥幸于万一。曾未通观古今大势，凡首先倡乱之人，无不身膏斧，遗臭万年。夫以天下国家之巩固，岂鸟合鼠窃之辈所能轻言动摇？即当世运式微之时，其首乱之人，历观史册，从无有一人能成大事者。如秦末之陈涉、项梁、张耳、陈余等，以至元末之刘福通、韩林儿、陈友谅、张士诚等，虽一时跳梁，究竟旋为灰烬。而唐宋中叶之时，其草窃之辈，接踵叠迹，亦同归于尽。总之，此等奸民，不知君臣之大义，不识天命之眷怀，徒自取诛戮，为万古之罪人而已。

　　夫人之所以为人，而异于禽兽者，以有此伦常之理也。故五伦谓之人伦，是缺一则不可谓之人矣。君臣居五伦之首，天下有无君之人，而尚可谓之人乎？人而怀无君之心，而尚不谓之禽兽乎？尽人伦则谓人，灭天理则谓禽兽，非可因华夷而区别人禽也。且天命之以为君，而乃怀逆天之意，焉有不遭天之诛殛者乎？朕思秉彝好德，人心所同，天下亿万臣民，共具天良，自切尊君亲上之念，无庸再为剖示宣谕。但险邪昏乱之小人，如吕留良等，胸怀悖逆者，普天之下不可言止此数贼也。用颁此旨特加训谕，若平日稍有存此心者，当问天扪心，各发天良，详细自思之。朕之详悉剖示者，非好辩也。古昔人心淳朴，是以尧舜之时，都俞吁，其词甚简。逮至殷周之世，人心渐不如前，故《殷盘》、《周诰》所以告诫臣民者，往复周详肫诚剀切，始能去其蔽固，觉其遇蒙，此古今时势之不得不然者。每见阴险小人，为大义所折，理屈词穷，则借圣人之言，以巧为诋毁，曰：“是故恶夫佞者。”

　　不知孔子之以子路为佞，因子路“何必读书，然后为学”之语而发。盖以无理之论，而欲强胜于人，则谓之佞，所谓御人以口给也。若遇吕留良、严鸿逵、曾静等逆天背理，惑世诬民之贼，而晓以天经地义，纲常伦纪之大道，使愚昧无知，平日为邪说陷溺之人，豁然醒悟，不致遭天谴而罹国法，此乃为世道人心计，岂可以谓之佞乎？天下后世自有公论。著将吕留良、严鸿逵、曾静等悖逆之言，及朕谕旨，一一刊刻，通行颁布天下各府、州、县、远乡僻壤，俾读书士子及乡曲小民共知之，并令各贮一册于学宫之中，使将来后学新进之士，人人观览知悉。倘有未见此书，未闻朕旨者，经朕随时察出，定将该省学政及该县教官从重治罪。特谕。

　　二、朕到底是不是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好谀、奸佞的皇帝？　　

　　上谕：朕荷上天眷佑，受圣祖仁皇帝付托之重，君临天下。自御极以来，夙夜孜孜，勤求治理，虽不敢比于古之圣君哲后，然爱养百姓之心，无一时不切于寤寐，无一事不竭其周详。抚育诚求，如保赤子，不惜劳一身以安天下之民，不惜殚一心以慰黎庶之愿，各期登之衽席，而无一夫不得其所。宵旰忧勤，不遑寝食，意谓天下之人，庶几知朕之心，念朕之劳，谅朕之苦，各安生业，共敦实行，人心渐底于善良，风俗胥归于醇厚，朕虽至劳至苦，而此心可大慰矣。岂意有逆贼曾静，遣其徒张熙投书于总督岳钟琪，劝其谋反，将朕躬肆为诬谤之词，而于我朝极尽悖逆之语。廷臣见者，皆疾首痛心，有不共戴天之恨，似此影响全无之事，朕梦寐中亦无此幻境，实如犬吠狼嗥，何足与辩？既而思之，逆贼所言，朕若有几微愧歉于中，则当回护隐忍，暗中寝息其事，今以全无影无声之谈，加之于朕，朕之心可以对上天，可以对皇考，可以共白于天下之亿万臣民。而逆贼之敢于肆行诬谤者，必更有大奸大恶之徒，捏造流言，摇众心而惑众听，若不就其所言，明目张胆宣示播告，则魑魅魍魉，不公然狂肆于光天化日之下乎？如逆书加朕以谋父之名，朕幼蒙皇考慈爱教育，四十余年以来，朕养志承欢，至诚至敬，屡蒙皇考恩谕。诸昆弟中，独谓朕诚孝，此朕之兄弟及大小臣工所共知者。朕在藩邸时，仰托皇考福庇，安富尊荣，循理守分，不交结一人，不与闻一事，于问安视膳之外，一无沽名妄冀之心。此亦朕之兄弟及大小臣工所共知者。　

　　朕在身为亲王的时候，上托皇父的荫庇，安享荣华福贵，安分守礼，不随便交接一个私人，不干预一件国家政事，除了依礼制进见皇父问安问饮食以外，丝毫没有沽名钓誉和别的企图，这也是朕的兄弟和一切大臣、侍从们所共知的事实。至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冬至之前，朕奉皇考之命，代祀南郊，时皇考圣躬不予，静摄于畅春园，朕请侍奉左右，皇考以南郊大典，应于斋所虔诚斋戒，朕遵旨于斋所至斋。至十三日，皇考召朕于斋所，朕末至畅春园之先，皇考命诚亲王允祉、淳亲王允、阿其那、塞思黑、允、公允、怡亲王允祥、原任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谕曰：“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

　　著继朕即皇帝位。是时唯恒亲王允祺以冬至命往孝东陵行礼，未在京师，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贝勒允、贝子允，俱在寝宫外祗候。及朕驰至，问安皇考，告以症候日增之故，朕含泪劝慰。其夜戌时龙驭上宾，朕哀恸号呼，实不欲生。隆科多乃述皇考遗诏，朕闻之惊恸，皆仆于地。诚亲王等向朕叩首，劝朕节哀。朕始强起办理大事。此当日之情形，朕之诸兄弟及宫人内侍与内廷行走之大小臣工，所共知共见者。夫以朕兄弟之中，如阿其那、塞思黑等，久蓄邪谋，希冀储位，当兹授受之际，伊等若非亲承皇考付朕鸿基之遗诏，安肯帖无一语，俯首臣伏于朕之前乎？而逆贼忽加朕以谋父之名，此朕梦寐中不意有人诬谤及此者也。又如逆书加朕以逼母之名，伏惟母后圣性仁厚慈祥，阖宫中若老若幼，皆深知者。朕受鞠育深恩，四十年来，备尽孝养，深得母后之慈欢，谓朕实能诚心孝奉。而宫中诸母妃咸美母后，有此孝顺之子，皆为母后称庆，此现在宫内人所共知者。及皇考升遐之日，母后哀痛深至，决意从殉，不饮不食。朕稽颡痛哭，奏云：“皇考以大事遗付冲人，今圣母若执意如此，臣更何所瞻依，将何以对天下臣民，亦惟以身相从耳。”

　　再四哀恳，母后始勉进水浆。自是以后，每夜五鼓，必亲诣昭仁殿，详问内监，得知母后安寝，朕始回苫次。

　　朕御极后，凡办理朝政，每日必行奏闻，母后谕以不欲与闻政事。朕奏云：“臣于政务素未谙练，今之所以奏闻者，若办理未合，可以仰邀训诲，若办理果当，可仰慰慈怀，并非于予政事也。”

　　后朕每奏事，母后辄喜，以皇考付托得人，有不枉生汝，勉之莫怠之慈旨。母后素有痰疾，又因皇考大事，悲恸不释于怀，于癸卯五月，旧恙举发。朕侍奉汤药，冀望痊愈。不意遂至大渐。朕向来有畏暑之疾，哀痛擗踊，屡次昏晕，数月之内，两遭大事，五内摧伤，几不能支，此宫廷所共知者。朕于皇考、母后大事，素服斋居，三十三月如一日，除祭祀大典，及办理政事外，所居之地，不过屋宇五楹，不听音乐，不事游览，实尽三年谅阴之礼，此亦内外臣工所共知者。至于朕于现在宫中诸母妃之前，无不尽礼敬养，今诸母妃亦甚感朕之相待，岂有母后生我，而朕孺慕之心，有一刻之稍懈乎？况朕以天下孝养，岂尚缺于甘旨而于慈亲之前，有所吝惜乎？逆贼加朕以逼母之名，此更朕梦寐中不意有人诬谤及此者也。又如逆书加朕以弑兄之名。当日大阿哥残暴横肆，暗行镇魇，冀夺储位，二阿哥昏乱失德。皇考为宗庙社稷计，将二人禁锢。此时曾有朱笔谕旨：“朕若不讳；二人断不可留。”此广集诸王大臣特降之谕旨，现存宗人府。

　　朕即位时，念手足之情，心实不忍，只因诸弟中如阿其那等，心怀叵测，固结党援，往往借端生事，煽惑人心，朕意欲将此辈徐徐化导，消除妄念，安静守法，则将来二阿哥亦可释其禁锢，厚加禄赐，为朕世外兄弟，此朕素志也。所以数年以来，时时遣人赉予服食之类，皆不令称御赐，不欲其行君臣之礼也。二阿哥常问云：“此出自皇上所赐乎？我当谢恩领受。”

　　而内侍遵朕旨，总不言其所自。及雍正二年冬间，二阿哥抱病，朕命护守咸安宫之大臣等，于太医院拣择良医数人，听二阿哥自行选用。二阿哥素知医理，自与医家商订方药。迨至病势渐重，朕遣大臣往视，二阿哥感朕深恩，涕泣称谢云：“我本有罪之人，得终其天年，皆皇上保全之恩也。”

　　又谓其子弘皙云：“我受皇上深恩，今生不能仰报，汝当竭心尽力，以继我未尽之志。”及二阿哥病益危笃，朕令备仪卫移于五龙亭。伊见黄舆，感激朕恩，以手加额，口诵佛号。以上情事，咸安宫宫人、内监百余人，皆所目睹者。及病故之后，追封亲王，一切礼仪有加，且亲往哭奠，以展悲恸。其丧葬之费，动支库帑，悉从丰厚，命大臣等尽心办理，封其二子以王公之爵，优加赐赉。今逆贼加朕以弑兄之名，此朕梦寐中不意有人诬谤及此者也。又如逆贼加朕以屠弟之名，当日阿其那以二阿哥获罪废黜，妄希非分，包藏祸心，与塞思黑、允、允结为死党，而阿其那之阴险诡谲，实为罪魁，塞思黑之狡诈奸顽，亦与相等。允狂悖糊涂，允卑污庸恶，皆受其笼络，遂至胶固而不解，于是结交匪类，蛊惑人心，而行险侥幸之辈，皆乐为之用，私相推戴，竟忘君臣之大义。以致皇考忧愤震怒，圣躬时为不豫，其切责阿其那也则有“父子之情已绝”

　　之旨。其他忿激之语，皆为臣子者所不忍听闻。朕以君父高年，忧怀郁结，百计为伊等调停解释，以宽慰圣心，其事不可枚举。及皇考升遐之日，朕在哀痛之时，塞思黑突至朕前，箕踞对坐，傲慢无礼，其意大不可测，若非朕镇定隐忍，必至激成事端。朕即位以后，将伊等罪恶，俱行宽宥，时时教训，望其改悔前愆，又加特恩，将阿其那封为亲王，令其辅政，深加任用。盖伊等平日原以阿其那为趋向，若阿其那果有感悔之心，则群小自然解散。岂料阿其那逆意坚定，以未遂平日之大愿，恚恨益深，且自知从前所为，及获罪于皇考之处万无可赦之理，因而以毒忍之心肆其桀骜之行，扰乱国政，颠倒纪纲，甚至在大庭广众之前诅朕躬，及于宗社。此廷臣所共见，人人无不发指者。

　　从前朕遣塞思黑往西大同者，原欲离散其党，不令聚于一处，或可望其改过自新。岂知伊怙恶不悛，悖乱如故，在外寄书允，公然有“机会已失，悔之无及”等语。又与伊子巧编格式，别造字样，传递京中信息，缝于骡夫衣袜之内，诡计阴谋，甚于敌国奸细。有奸民令狐士仪，投书伊处，皆反叛之语，而伊为之隐藏。其他不法之处甚多，不可胜数。允赋性狂愚，与阿其那尤相亲密，听其指使。昔年因阿其那谋夺东宫之案，皇考欲治阿其那之罪，允与塞思黑在皇考前袒护强辩，致触圣怒，欲手刃允。此时恒亲王允祺抱劝而止。皇考高年，知伊愚逆之性，留京必致妄乱启衅，后因西陲用兵，特遣前往效力，以疏远之。

　　伊在军前，贪婪淫纵，恶迹种种。及朕即位，降旨将伊唤回，伊在朕前放肆傲慢，犯礼犯分，朕悉皆曲宥，仍令奉祀景陵。竟有奸民蔡怀玺，投书伊之院中，造作大逆之言，称允为皇帝，而称塞思黑之母为太后。允见书，将大逆之语剪裁藏匿，向该管总兵云：“此非大事，可酌量完结。”即此，则其悖乱之心，何尝改悔耶！允无知无耻，昏庸贪劣，因其依附邪党，不便留在京师，故令送泽卜尊丹巴胡土克图出口。伊至张家口外，托病不行，而私自禳祷，连书雍正新君于告文，怨望慢亵，经绪王大臣等以大不敬题参。朕俱曲加宽宥，但思若听其闲散在外，必不安静奉法，是以将伊禁锢以保全之，伊在禁锢之所竟敢为镇魇之事，经伊跟随太监举出，及加审讯，鉴鉴可据。允亦俯首自认，不能更辩一词。从前诸王大臣胪列阿其那大罪四十款，塞思黑大罪二十八款，允大罪十四款，又特参允镇魇之罪，恳请将伊等立正典刑，以彰国宪。朕再四踌躇，实不忍，暂将阿其那拘禁，降旨询问外省封疆大臣，待其回奏，然后定夺。仍令太监数人供其使。令一切饮食所需，听其索取。不意此际阿其那遂伏冥诛，塞思黑从西宁移至保定，交与直隶总督李绂看守，亦伏冥诛。夫以皇考至圣至慈之君父，而切齿痛心于阿其那、塞思黑等，则伊等不忠不孝之罪，尚安有得逃于天谴者乎？

　　朕在藩邸，光明正大，公直无私，诸兄弟之才现实不及朕，其待朕悉恭敬尽礼，并无一语之争竟，亦无一事之猜嫌，满洲臣工及诸王门下之人，莫不知者。今登大位，实无丝毫芥蒂于胸中，而为报怨泄愤之举，但朕缵承列祖皇考基业，负荷甚重，其有关于宗庙社稷之大计，而为人心世道之深忧者，朕若稍避一己之嫌疑，存小不忍之见，则是朕之获罪于列祖皇考者大矣。古人大义灭亲，周公所以诛管蔡也，假使二人不死，将来未必不明正典刑。但二人之死，实系冥诛，众所共知共见。朕尚未加以诛戮也。至于朕秉公执法，锄恶除奸，原不以诛戮二人为讳，若朕心以此为讳，则数年之中，或暗赐鸩毒，或遣人伤害，随时随地皆可陨其性命，何必咨询内外诸臣，众意佥同而朕心仍复迟回不决，俾伊等得保首领以殁乎？至允、允将来作何归结，则视乎本人之自取，朕亦不能予定。而目前则二人现在也。朕之兄弟多人，当阿其那等结党之时，于秉性聪明，稍有胆识者，则百计笼络，使之入其匪党，而于愚懦无能者，则恐吓引诱，使之依附声势，是以诸兄弟多迷而不悟，堕其术中。即朕即位以后，而怀藏异心者，尚不乏人，朕皆置而不问。朕之素志，本欲化导诸顽，同归于善，俾朝廷之上，共守君臣之义，而宫廷之内，得朕兄弟之情，则朕全无缺陷，岂非至愿。无如伊等恶贯满盈，获罪于上天、皇考，以致自速冥诛，不能遂朕之初念。此朕之大不幸，天下臣庶，当共谅朕为国为民之苦心，今逆贼乃加朕以屠弟之名，朕不辩亦不受也。

　　至逆书谓朕为贪财，朕承皇考六十余年太平基业，富有四海，府库充盈，是以屡年来大沛恩泽，使薄海黎庶，莫不均沾。如各省旧欠钱粮，则蠲免几及千万两，江南、江西、浙江之浮粮，则每年减免额赋六十余万两。地方旱涝偶闻，即速降谕旨，动帑遣官，多方赈恤，及灾伤勘报之后，或按分数蠲除，或格外全行豁免。今年又降谕旨，被灾蠲免分数，加至六分七分。至于南北黄运河工堤工，兴修水利，开种稻田，以及各省建造工程，备办军需，恩赐赏赉，所费数百万两，皆内动支帑项，丝毫不使扰民。

　　夫以额徵赋税，内库帑金减免支给如此之多，毫无吝惜，而谓朕为贪财，有是理乎？只因从前贪官污吏，蠹国殃民，即置重典，亦不足以蔽其辜。但不教而杀，朕心有所不忍，故曲宥其死，已属浩荡之恩，若又听其以贪婪横取之资财肥身家，以长子孙，则国法何存，人心何以示儆？况犯法之人，原有籍没家产之例，是以将奇贪极酷之员，照例抄没，以彰宪典，而惩贪污，并使后来居官者，知赋私之物，不能入已，无益有害，不敢复蹈故辙，勉为廉吏，此朕安百姓，整饬吏治之心。今乃被贪财之谤，岂朕不吝惜于数千百万之帑金，而转贪此些微之赃物乎？

　　至于属员，虚空钱粮，有责令上司分赔者，盖以上司之于属吏有通同侵蚀之弊，有瞻徇容隐之风，若不重其责成，则上司不肯尽察吏之道，而侵盗之恶习无由而止。是以设此惩创之法，以儆惕之。俟将来上官皆能察吏，下寮群知奉公，朕自有措施之道。若因此而谤为贪财，此井蛙之见，焉知政治之大乎？至逆书谓朕好杀，朕性本最慈，不但不肯妄罚一人，即步履之间，草木蝼蚁，亦不肯践踏伤损。

　　即位以来，时刻以祥刑为念，各省爰书及法司成谳，朕往复披览，至再至三，每遇重犯，若得其一线可生之路，则心为愉快，倘稍有可疑之处，必与大臣等推详讲论，期于平允。六年以来，秋审四经停决，而廷议缓决之中，朕复降旨，察其情罪稍轻者，令行矜释，其正法及勾决之犯，皆大逆大恶之人，万万法无可贷者。夫天地之道，春生秋杀。尧舜之政，弼教明刑。朕治天下，原不肯以妇人之仁，弛三尺之法。但罪疑惟轻，朕心慎之又慎，惟恐一时疏忽，致有丝毫屈枉之情，不但重辟为然，即笞杖之刑，亦不肯加于无罪者，每日诚饬法司，及各省官吏等，以钦恤平允为先务。今逆贼谓朕好杀，何其与朕之存心行政相悖之甚乎？

　　又逆书谓朕为酗酒，夫酒醴之设，圣贤不废。古称尧千钟，舜百，《论语》称孔子惟酒无量，是饮酒原无损于圣德，不必讳言。但朕之不饮，出自天性，并非强致。而然前年提督路振扬来京陛见。一日忽奏云：“臣在京许久，每日进见，仰瞻天颜，全不似饮酒者，何以臣在外任，有传闻皇上饮酒之说。”

　　朕因路振扬之奏，始知外闻有此浮言，为之一笑。今逆贼酗酒之谤，即此类也。又逆书谓朕为淫色。朕在藩邸，即清心寡欲，自幼性情不好色欲。即位以后，宫人甚少。朕常自谓天下人不好色，未有如朕者。远色二字，朕实可以自信，而诸王大臣近侍等，亦共知之。今乃谤为好色，不知所好者何色？所宠者何人？在逆贼既造流言，岂无耳目，而乃信口讥评耶！

　　又逆书谓朕为怀疑诛忠。朕之待人，无一事不开诚布公，无一处不推心置腹，胸中有所欲言，必尽吐而后快，从无逆诈，亿不信之事。其待大臣也，实视为心膂股肱，联络一体，日日以至诚训诲臣工。今诸臣亦咸喻朕心有感孚之意。至于年羹尧、鄂伦岱、阿尔松阿则朕之所诛戮者也。年羹尧受皇考及朕深恩，忍于背负，胸怀不轨，几欲叛逆。其贪酷狂肆之罪，经大臣等参奏九十二条，揆以国法，应置极刑。而朕犹念其西藏、青海之功，从宽令其自尽；其父兄俱未处分，其子之发遣远方者，今已开恩赦回矣。

　　鄂伦岱、阿灵阿实奸党之渠魁。伊等之意，竟将东宫废立之权，俨若可以操之于己。当阿其那恶迹败露之时，皇考审询伊之太监，比将鄂伦岱、阿灵阿同恶共济之处，一一供出，荷蒙皇考宽宥之恩，不加诛灭。而伊等并不感戴悔过，毫无畏惧，愈加亲密，鄂伦岱仍敢强横踞傲，故意触犯皇考之怒。当圣躬高年颐养之时，为此忿懑恚恨，臣工莫不切齿。阿灵阿罪大恶极，早伏冥诛。伊子阿尔松阿，仿效伊父之行，更为狡狯。朕犹念其为勋戚之后，冀其洗心涤虑，以盖前愆，特加任用，并令管理刑部事务。而伊逆心未改，故智复萌，颠倒是非，紊乱法律。一日审理刑名，将两造之人，用三木各夹一足，闻者皆为骇异。

　　又与鄂伦岱同在乾清门，将朕所降谕旨掷之于地，其他狂悖妄乱之处，不可殚述。朕犹不忍加诛，特命发往奉天居住，使之解散其党羽，尚可曲为保全，岂料二人到彼全无悔悟之念，但怀怨望之心，而在京之邪党，仍然固结，牢不可破。朕再四思维，此等巨恶，在天理国典，断不可赦，于是始将二人正法。至于苏努则老奸大蠹，罪恶滔天，实逆党之首恶。隆科多则罔上欺君，款迹昭著。二人皆伏冥诛，未膺显戮。

　　逆书之所谓怀疑诛忠者，朕细思朕于年羹尧、鄂伦岱、阿尔松阿三人之外，并未诛戮忠良之大臣。想逆贼即以年羹尧、鄂伦岱、阿尔松阿、苏努、隆科多等为忠良乎？天下自有公论也。又逆书谓朕为好谀任佞。朕在藩邸四十余年，于人情物理，熟悉周知，谗谄面谀之习，早已洞察其情伪，而厌薄其卑污。不若冲幼之主，未经阅历者也。是以即位以来，一切称功颂德之文，屏弃不用，不过臣工表文，官员履历，沿习旧日体式，作颂圣之句，凑合成章，朕一览即过，不复留意。日日训谕大小臣工，直言朕躬之阙失，详陈政事之乖差，以忠谠为先，以迎合为戒。是以内外诸臣，皆不敢以浮夸颂祷之词见诸言奏，恐为朕心之所轻。今逆贼之所谓好谀任佞者，能举一人一事以实之否耶？

　　以上诸条，实全无影响，梦想不及之事，而逆贼灭绝彝良，肆行诋毁者，必有与国家为深仇积恨之人捏造此言惑乱众听。如阿其那、塞思黑等之奸党，被朕惩创拘禁，不能肆志，怀恨于心，或贪官污吏，匪类棍徒，怨朕执法无私，故造作大逆之词，泄其私愤。且阿其那、塞思黑当日之结党肆恶，谋夺储位，也于皇考则时怀忤逆背叛之心。于二阿哥则极尽摇乱倾陷之术，因而嫉妒同气，排挤贤良，入其党者，则引为腹心。远其党者，则视为仇敌。又如阿其那，自盗廉洁之名，而令塞思黑、允、允贪赋犯法，横取不义之财，以供其市思沽誉之用。

　　且允出兵在外，盗取军需银数十万两，屡次遣人私送与阿其那，听其挥霍。前允之子供出，阿其那亦自认不讳者。又如阿其那残忍性成，逐日沉醉。当朕切加训诫之时，尚不知改。伊之护军九十六，以直言触怒，立毙杖下，长史胡什吞，亦以直言得罪，痛加楚，推入水中，几至殒命。允亦素性嗜酒，时与阿其那沉湎轻生。允又复渔色宣淫，不知检束，以领兵之重任，尚取青海台吉之女，及蒙古女子多人，恣其淫荡，军前之人谁不知之？

　　今逆书之毁谤，皆朕时常训诲伊等之事，伊等即负疚于心，而又衔怨于朕，故即指此以为讪谤之端，此鬼蜮之伎俩也。且伊等之奴隶太监，平日相助为虐者，多发遣黔粤烟瘴地方，故于经过之处，布散流言。而逆贼曾静等，又素怀不臣之心，一经传闻，遂借以为蛊惑人心之具耳。向因储位未定，奸宄共生觊觎之情，是以皇考升遐之后，远方之人皆以为将生乱阶，暗行窥伺。及朕缵承大统，继志述事，数年以来幸无失政。天人协应，上下交孚，而凶恶不轨之徒，不能乘间伺觉，有所举动，逆志迫切，自知无得逞之期，遂铤而走险，甘蹈赤族之罪，欲拼命为疑人耳目之举耳。殊不知实于朕无损也。又逆书云“明君失德，中原陆沉，夷狄乘虚入我中国，窃据神器”等语。

　　我朝发祥之始，天生圣人起于长白山，积德累功，至于太祖高皇帝，天锡神武，谋略盖世，法令制度，规模弘远。是以统一诸国，遐迩归诚，开创帝业。迨太宗文皇帝，继位践祚，德望益隆，奄有三韩之地，抚绥蒙古，为诸国之共主。是本朝之于明，论报复之义，则为敌国，论交往之礼，则为与国。本朝应得天下，较之成汤之放桀，周武之伐纣，更为名正而言顺，况本朝并非取天下于明也。崇祯殉国，明祚已终，李自成僭伪号于北京，中原涂炭，咸思得真主，为民除残去虐。太宗文皇帝不忍万姓沉溺于水火之中，命将兴师，以定祸乱。干戈所指，流贼望风而遁。李自成为追兵所杀，余党解散。世祖章皇帝驾入京师，安辑畿辅，亿万苍生咸获再生之幸，而崇祯皇帝始得以礼殡葬。此本朝之为明报怨雪耻，大有造于明者也。是以当时明之臣民，达人智士，帖然心服，罔不输诚向化。今之臣民，若果有先世受明高爵厚禄，不忘明德者，正当感戴本朝为明复仇之深恩，不应更有异说也。况自甲申，至今已八十余年，自祖父以及本身，履大清之土，食大清之粟，而忍生叛逆之心，倡狂悖之论乎？

　　逆书云：“夷狄异类，詈如禽兽。”

　　夫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义存心。若僻处深山旷野之夷狄番苗，不识纲维，不知礼法，蠢然漠然，或可加之以禽兽无异之名。至于今日蒙古四十八旗，喀而喀等，尊君亲上，慎守法度，盗贼不兴，命案罕见，无奸伪盗诈之习，有熙宁静之风，此安得以禽兽目之乎？若夫本朝，自关外创业以来，存仁义之心，行仁义之政，即古昔之贤君令主，亦罕能与我朝伦比。且自入中国，已八十余年。敷猷布教，礼乐昌明，政事文学之盛，灿然备举，而犹得谓为异类禽兽乎？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是夷狄之有君，即为圣贤之流，诸夏之亡，君即为禽兽之类。宁在地之内外哉！《书》云：“皇天无亲，惟德是辅。”

　　本朝之得天下，非徒事兵力也。太祖高皇帝开创之初，甲兵仅十三人，后合九姓之师，败明四路之众。至世祖章皇帝入京师时，兵亦不过十万，夫以十万之众，而服十五省之天下，岂人力所能强哉？实道德感孚，为皇天眷顾，民心率从，天与人归。是以一至京师，而明之臣民，咸为我朝效力驰驱。其时统领士卒者，即明之将弁，披坚执锐者，即明之甲兵也。此皆应天顺时，通达大义，辅佐本朝成一统太平之业。而其人亦标名竹帛，勒勋鼎彝，岂不谓之贤乎？而得以禽兽目之乎？及吴三桂反叛之时，地方督抚提镇，以至县令武弁攻城破敌，转饷挽粮，多半汉人也。且多临阵捐躯，守土殉节者，国史不胜其载，历历可数。又如三次出征朔漠，宣力行间，赞襄荡平之勋者，正复不少。岂不谓之忠且义乎？而得以禽兽目之乎？即如岳钟琪，世受国恩，忠诚义勇，克复西藏，平定青海，屡奏肤切，赤心奉主，岂非国家之栋梁，朝廷之柱石乎？如逆贼曾静者，乃汉人之禽兽也。盖识尊亲之大义，明上下之定分，则谓之人。若沦丧天常，绝灭人纪，则谓之禽兽。此理之显然者也。且夷狄之名，本朝所不讳。孟子云：“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

　　本其所生而言，犹今人之籍贯耳。况满洲人皆耻附于汉人之列，准噶尔呼满洲为蛮子，满洲闻之，莫不忿恨之，而逆贼以夷狄为诮，诚醉生梦死之禽兽矣。

　　本朝定鼎以来，世祖十八年建极开基，圣祖六十一年深仁厚泽。朕即位以后，早夜忧劳，无刻不以闾阎为念，是以上天眷佑，雨时若，奸宄不兴，寰宇享升平之福。在昔汉、唐、宋极治之时，不过承平二三十年，未有久安长治如今日者。百姓自龆龀之年，至于白首，不见兵革，父母妻子家室完聚，此非朝廷清明庶绩咸熙之所致乎？且汉、唐、宋、明之世，幅员未广，西北诸处，皆为劲敌，边警时闻，烽烟不息。中原之民，悉索敝赋，疲于奔命，亦危且苦矣。今本朝幅员弘广，中外臣服，是以日月照临之下，凡有血气，莫不额手称庆，歌咏太平。而逆贼谓乾坤反复，黑暗无光，此又犬获鸱之吠鸣，禽兽中之最恶者矣。或逆贼之先世为明代之勋戚，故恋恋于明乎，今昌平诸陵，禁止樵采，设户看守，每岁遣官致祭。圣祖屡次南巡，皆亲谒孝陵奠酹，实自古所未有之盛典，朕又继承圣志，封明后以侯爵，许其致祭明代陵寝，虽夏、商、周之所以处胜国之后，无以加矣。若逆贼果心念前明，更当感切肺腑，梦寐之中，惟本朝崇奉，而犹云：“内中国而外夷狄乎？”

　　此逆贼也。非惟在本朝为汉人之禽兽，即在明代，亦一禽兽，且其意非仅比本朝为禽兽，其视明代亦一漠不相关之禽兽耳。

　　又云：“五六年内寒暑易序，五谷少成，恒雨恒，荆、襄、岳、常等郡，连年洪水滔天，吴、楚、蜀、粤，旱涝时闻，山崩川竭，地暗天昏。”

　　夫天时水旱，关乎气数，不能保其全无，所恃人力补救耳。如尧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曾无损于一帝一王贤圣之名，但朕自嗣位以来，赖天地祖宗之福庇，阴阳和顺，风雨时调，五谷丰收，农民乐业，各省之内，间有数州县旱涝不齐，即令动帑赈济，民获安全。湖广惟上年江水泛涨，有伤禾稼，即特发帑金，筑堤捍御，此天下臣民所共知者。幸六年之内，各省薄收之处不过数州县耳。倘遇大水大旱，不知又作何幸灾乐祸之说也。方今天下，凡有知识之人，以及草木昆虫，皆居于戴高履厚之内，而云“地暗天昏”，盖逆贼之心昏暗，入于鬼道，固不知有天地矣。至云：“孔庙既毁，朱祠复灾。”

　　孔庙之不戒于火，唐宋皆有之。明弘治时，被灾尤甚。弘治非明代之贤君乎？若以此为人君之不德所致，则将来叛逆之徒，必藉此煽动人心，至有纵火焚毁，以及各府州县文庙者。逆贼既称东鲁腐儒，附于圣人桑梓，而忍为此言乎？若朱祠之焚，未知果有其事否？但朱子祠宇遍天下，偶一被火，即关君德，则诸儒之祠宇何穷，宁能保其一无回禄之灾乎？至云：“五星聚，黄河清；为阴尽阳生，乱极转治之机。”

　　夫果至乱极之时，有此嘉详，犹可附合其说，今天下吏治虽不敢曰尽善，然已大法小廉矣，民生虽不敢曰安，然已衣食粗足矣。四方无事，百姓康乐，户口蕃庶，田野日辟，正万国咸宁之时，而乃云“乱极”乎？且食草木者何人，积尸者何地，逆贼能确指之乎？昧心丧理，总不举首仰观于天也。昊苍之所以恩眷本朝者，历代未有若斯之厚，而且显也。朕即位之初，孝陵蓍草丛生，六年之秋，景陵芝英产于宝城山上，以至双岐五秀之嘉禾，九穗盈尺之瑞谷，五星聚于奎璧，黄河清于六省，骈实连株之应，卿云甘露之祥，朕虽不言祯符，而自古史册所艳称而罕观者，莫不备臻而毕具。而逆书则云：“山崩川竭。”

　　试问此数年来，崩者何山，竭者何川，能指出一二否乎？

　　夫灾异之事，古昔帝王未常讳言。盖此乃上天垂象，以示儆也。遇灾异而能恐惧修省，即可化灾为福矣。遇嘉祥而或侈肆骄矜，必致转福为灾矣。朕于此理见之甚明，信之甚笃，故每逢上天赐福，昭示嘉祥，寤寐之间，倍加乾惕。并饬内外臣工，共深敬谨，若涉冰渊，所颂谕旨，已数十次，朕岂敢欺天而为此不由衷之语耶！数十年来，凡与我朝为难者，莫不上干天谴，立时殄灭。如内地之三逆，外蕃之察哈尔、噶尔丹、青海、西藏等，偶肆跳梁，即成灰烬。又幺么丑类，如汪景祺，查嗣庭、蔡怀玺、郭允进等，皆自投宪网，若有鬼神使之者。今逆贼曾静，又复自行首露。设逆贼但闭户著作，肆其狂悖，不令张熙投书于岳钟琪，其大逆不道之罪，何人为之稽察，不几隐没漏网乎？而天地不容，使之自败，朕实感幸之。昔明世嘉靖，万历之时，稗官野史所以诬谤其君者，不一而足。如《忧疑议录》、《弹园杂志》、《西山日记》诸书咸讪诽朝廷，诬及宫壶，当时并未发觉，以致流传至今，惑人观听。今日之凶顽匪类，一存悖逆之心，必曲折发露，自速其辜，刻不容缓，岂非上天厚恩我朝之明徵欤？又云：“自崇祯甲申，以至今日，与夫德以迄洪武，中间两截世界，百度荒塌，万物消藏，无当世事功足论，无当代人物堪述。”

　　夫本朝岂可与元同论哉？元自世祖定统之后，继世之君，不能振兴国家政事，内则决于宫闱，外则委于宰执，纲纪废弛，其后诸帝，或欲创制立法，而天不假以年，所以终元之世，无大有为之君。

　　本朝自太祖、太宗、世祖，圣圣相承。圣祖在位六十二年，仁厚恭俭，勤政爱民，乾纲在握，总揽万几，而文德武功，超越三代，历数绵长，亘古未有。朕承嗣鸿基，以敬天法祖为心，用人行政，无一不本于至诚。六年以来，晨夕惕厉之心，实如一日。朕虽凉德，黾勉效法祖宗，不敢少懈，是岂元政之可比哉？且元一代之制作，及忠孝节义之人物，亦史不胜书。《元史》独非明洪武时之所编辑乎？其称太祖则云：“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

　　称世祖则云：“度量弘广，知人善任，信用儒术，立经陈纪。”是明之于元帝誉美如此，而云“无当世事功足论”乎？且《元史》专传之外，其儒学、循良、忠义、孝友诸传，标列甚众。而云“无当代人物堪述”乎？

　　《元史》系明太祖所修，而逆贼云尔，是厚诬明太祖矣。乃称欲为明复仇乎？夫天眷帝德，以为保定，朕惟兢兢业业，夙夜基命，则自蒙上天嘉佑，历世永享太平，为内外一家之主，岂一二禽兽之吠鸣，可以惑人心而淆公论哉！人生天地间最重者莫如伦常，君臣为五伦之首，较父子尤重。天下未有不知有亲者，即未有不知有君者，况朕之俯视万民，实如吾之赤子，朕清夜扪心，自信万无遭谤之理。而逆贼之恣意毁谤，果何自而来乎？

　　夫造作蜚语捏饰诬词，加之平等之人，尚有应得之罪，今公然加之于君上，有是理乎？何忍为乎？朕思秉彝之良，人所同具，宇宙亿万臣民，无不怀尊君亲上之心，而逆贼独秉乖戾之气，自越于天覆地载之外，自绝于纲常伦纪之中，可恨亦可哀矣。逆贼之所诋毁者，皆禽兽不为之事，而忍心加之于朕，朕实不料吾赤子之内，有此等天良尽丧之人。普天率土之臣民，定不为其所惑于万一，但天壤间，既有此诞幻怪异之事，则天下之人情不可以常理测度，或者百千亿万人之中，尚有一二不识理道之人，闻此流言，而生几微影响之疑者。是以特将逆书播告于外，并将宫廷之事宣示梗概，使众知之。若朕稍有不可自问之处，而为此布告之词，又何颜以对内外臣工，万方黎庶，将以此欺天乎？欺人乎？抑自欺乎？朕见逆贼之书，坦然于中，并不忿怒，且可因其悖逆之语，明白晓谕，俾朕数年来寝食不遑，为宗社苍生忧勤惕厉之心，得白于天下后世，亦朕不幸中之大幸事也。特谕。

奉旨问讯曾静口供十三条

　　一、大清朝的建立正是天命民心之所归，乃道义之当然　

　　问曾静：旨意问你上岳钟琪书内云“道义所在，民未尝不从；民心所系，天未尝有违。自古帝王能成大功建大业，以参天地，而法万世者，岂有私心成见介于其胸”等语。

　　我朝积德累功，至太祖高皇帝神武盖世，统一诸国，成开创之功，太宗文皇帝，弘继统之业，世祖章皇帝，建极绥猷，抚临中外。此正顺天命，从民心，成大功，建大业，参天地而法万世之至道也。你生在本朝，不知列祖为天命，民心之所归，而云“道义所在，民未尝不从，民心所系，天未尝有违”，是何所指？

　　曾静供：弥天重犯这些话，是泛说自古帝王之兴，与帝王之在位皆是顺天命，得民心的。天命顺，民心从，而兴起在位，即是道义之当然。弥天重犯生长楚边山谷，本乡本邑，以及附近左右，并没有个达人名士在朝，而所居去城市又最远，所以盛朝功绩，传闻不到。直至旧年到省城，由省城以至于帝畿，见闻渐广，方知东海龙兴，列祖列圣承承继继，不惟非汉、唐、宋、明所及，直迈三代成周之盛。盖天地精英日流日开，上世浑噩，人文未起，积到成周，而太和翔洽，文明大著。然天之笃生圣人以开治者，在周亦惟算文武二圣为极，至岂若本朝叠叠相因，日远日大，愈久愈光。自太祖高皇帝神武盖世，开创王基；太宗文皇帝继体弘业，统一诸国；世祖章皇帝建极绥猷，抚临中外；圣祖仁皇帝深仁厚泽，遍及薄海；迨至我皇上，天聪明，恢弘前烈，已极礼明乐，备海晏河清。此正是天命民心所归，乃道义之当然，参天地，法万世，为天运文明之隆会。从前弥天重犯实实陷于不知，不是立意要如何，以自外于圣世。

　　二、华夷之间、人兽之间的本质区别到底是什么呢？　

　　问曾静：旨意问你书内云“天生人物，理一分殊，中土得正，而阴阳合德者为人，四塞倾险而邪僻者，为夷狄。夷狄之下为禽兽”等语。禽兽之名，盖以居处荒远，语言文字，不与中土相通，故谓之夷狄，非生于中国者为人，生于外地者不可为人也。

　　人与禽兽同在天地之中，同禀阴阳之气，得其灵秀者为人，得其偏异者为禽兽，故人心知仁义，而禽兽无伦理。岂以地之中外，分人禽之别乎？若如你所说，则中国阴阳和合之地，只应生人之一类，不应复有禽兽并育其间矣。何以遍中国之地，人与禽兽杂然共居，而禽兽之族，比人类为尤多。且即人类之中，还生出你这等叛逆狂悖、沦丧天良、绝灭人理、禽兽不如之物来呢，你有何说处？

　　曾静供：天生人物，理一分殊，其有分别，实以理之偏，全不在所居之内外。弥天重犯读书浅少，义理看不透彻，妄意以地之远近分华夷，初不知以人之善恶分华夷，今日伏读皇上谕旨，谓如你所说中国只应生人之一类，不应复有禽兽并育其间矣。义更精实，理更显明，虽顽石无知，亦应灵动了。

　　况本朝之兴，列圣相承，亘古所无，万国咸宁，历代罕睹，且开辟幅员之广，声教四讫。自有生民以来，到今日而极盛。又圣祖皇帝承天眷顾之笃厚，享年之久，三代以来所无。况更有几多善政善教，纬地经天，开万世之弘基，立百王之大法，所谓考诸三王而不谬，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正于今日见之矣。所以圣祖皇帝宾天诏到，虽深山穷谷，亦莫不奔走悲号，如丧考妣，即以弥天重犯冥顽无知，至此亦曾废食辍饮，恸哭号涕，被素深山，居丧尽制。然在当时皆起于心之不及觉，发于情之不容己，非有所为而为也，若非圣德隆厚，皇恩浩大，何以使民至此，今日圣祖皇帝在天之灵，犹或洞鉴。只为向见《春秋》有华夷之辨，错会经旨，所以发出诞妄狂悖言语，其实到今日方晓得经文所说。只因楚不尊王，故攘之，而本朝之兴，与经文之所指天悬地隔。

　　弥天重犯因思天地之内无气不通，无理不到，华夷之辨固不可以地言，即以地言，亦无定限。天地精英之气日散日远，而且循环无常，今日二五之精华尽钟于东土，诸夏消磨，荡然空虚，是实话实理。况夷狄本是论人，亦善恶五性克全，无所亏欠为人，五性浊杂，不忠不信，为夷狄。孟子既称大舜、文王为东西夷所生，又诋杨朱、墨翟之无父无君为禽兽，是中国岂无夷狄，要荒岂无圣人，至于有明之世，非鲁、卫、齐、晋之旧，而本朝之兴，直迈成周之辙，更不待言。弥天重犯识浅见小，未曾经历，又得这些无知流言，夹杂胸中，所以有此妄言，悔罪无及。弥天重犯记得前而两次亲供，前供就人而论，看得天地精英之气愈开愈远，循环无常，不以地限。而后供指出，有明之世非鲁卫齐晋之旧，而本朝之兴，直迈成周之辙。以今看来，益觉自信无疑，悔罪无及，是弥天重犯虽昔同禽兽，今蒙金丹点化，幸转人胎矣。

　　三、清朝统治八十年后，造成地塌天荒，神哭鬼号吗？

　　问曾静：旨意问你书云“聪明睿智，仁能育万物，义能正万事，礼能宣万化，智能察万类，信能孚万邦者，天下得而尊之亲之。概自先明君丧其德，臣失其守，中原陆沉，夷狄乘虚窃据神器，乾坤反复，地塌天荒，八十余年，天运衰歇，天震地怒，鬼哭神号”等语。

　　从来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我太祖、太宗、世祖，圣圣相承，圣祖在位六十二年，深仁厚泽，浃髓沦肌。正所谓聪明睿智，仁育万物，义正万事，礼宣万化，智察万类，信孚万邦者也。天与人归，懋昭大德。凡有血气，莫不尊亲，盖列祖之至德感孚，奉若天道者，为从古之极盛。是以皇天之保佑，申命恩厚于我朝者，为从古之极隆。若谓乾坤反复，地塌天荒，而我朝八十余年以来，享承平之福，凡叛逆之徒，稍萌奸回，即灭不旋踵。是岂天震地怒，鬼哭神号，皆无可奈何，而人力竟可胜天乎？此非敢于评诬稍诋我朝，乃敢于诬诋上天矣。曾静，你有何说处？

　　曾静供：弥天重犯所说必聪明睿知而兼具五性之全德，乃是尊贵天位之语。到今日看来，列祖列圣之聪明睿智，仁义礼智信之施于薄海内外者，固己共信为圣神之极致。我皇上御极以来，圣德神功，上承列祖，尤无纤毫不惬于民心。惟弥天重犯为谣言蛊惑，遂戴天不知天之高，履地不知地之厚，出入作息，竟忘帝力于何。有以是酿成大恶，身陷乱贼。直到旧冬，得闻钦差大人宣传圣德之大，涵育宇宙，又伏读圣谕谆谆，光被四表，始觉心神开豁，脱然得悟从前之非。然耳虽闻圣德，心虽服圣教，目实为曾亲见有道盛世的光景。

　　昨奉解来京，自湖南而湖北，以抵河南，由河南而到直隶京城，所过都邑省郡，自野及市，历人历境，不知凡几万千。但见民康物阜，风景和平，生其间者，皆气象古茂，性习淳厚，治化休明，太和翔洽，油然共庆太平有道之世。若不是皇上聪明睿智，仁育万物，义正万事，礼宣万化，智察万类，信孚万邦，休养抚育，励精不倦，为从古所未有。何以民心爱戴，休徵齐著，天眷隆笃至此，到此愈觉从前错误之罪大弥天，无地自容，惟日自痛悔号泣而已。至若谓“中原陆沉”以下等语，总因错听谣言，错解经义，一个病根，一路直错到底。今日虽万死万剐，亦所宜然，更何能稍置一喙？

　　四、社会出现贫富差别的原因是否可以归咎于君王呢？　　

　　问曾静：旨意问你书内云“土田尽为富户所收，富者日富，贫者日贫”等语。自古贫富不齐，乃物之情也。凡人能勤俭节省，积累成家，则贫者可富；若游惰侈汰，耗散败业，则富者亦贫。富户之收并田产，实由贫民之自致窘迫，售其产于富户也。今你说土田为富户所收，其果自雍正元年以后，富者始收民之土田乎？抑康熙年间，富者已收民之土田乎？其果本朝以前，若明若宋若汉、唐之代，民间皆贫富均齐乎？抑自古以来，民间即有富者，收民之土田乎？你以富者日富，贫者日贫，俱归咎于君上，有何理据呢？

　　曾静供：此是太平日久，民间辗转积而成弊。固自然之势，不关君上事。亦汉唐以来的通弊，不起于本朝。但本朝历圣相继，承平之久，亘古少及。而皇上御极以来，德盛民化，风清弊绝，民间无丝毫烦扰，而惟田业一项，富户安于有余，贫民常苦不足，辗转流弊，土田将多为富户所收。此际似正须裁成辅相，因妄谓斯民所仰望君上者，在酌盈剂虚，衰多益寡。圣人成能，宜不忍任物情之自流。此是弥天重犯鄙之粗见，不通世事之愚论，岂知贫以游惰而致，富因勤俭而得。此等不齐，自天降下民已然，原非人力之所能挽。盖天之生物不齐，因五气杂揉，不能一致，人之昏明巧拙，才质不同，乃造化之自然，虽天亦无可如何。人之贫富，视乎作为营办，作为营办，又视乎才力之巧拙昏明，此自然之理势也。况天道福善祸谣，要幽远莫测，其穷困者，安知不是天厄之，其丰亨者，安知不是天相之乎？皇上以抚育为心，举一世而涵濡之，岂愿其有此。得圣谕点化，更觉分明。

　　五、整个大清国的人民到处都在呼号怨恨吗？　

　　问曾静：旨意问你书内云：“到处呼号怨恨，切日丧偕亡之愿”等语。这呼号怨恨的确是何人？确在何地？确有何被虐之事？确有何愿丧之情？须一一据实供来。

　　曾静供：这等呼号的，乃是洞庭湖滨偶被水灾，不能安业之民。盖人生疾病痛苦，饥寒劳瘁，忍耐不过，多呼天呼父母，此情之不容自己者。而小民太平日久，素享丰盈，偶尔被水，觉苦不聊生，曾不如他郡他邑之群歌大有。皇上赤子，必帑赈济，存留者虽沐恩惠，而散流辗转者或远不遍及，其逃于外的，间有呼号。弥天重犯不能广览远稽，故有此语。其实寒暑怨咨，何伤天地之大，况沐恩者久，且多未遍者，暂而少不获安业者，以湖南计之，不过百分之一，以普天下计之，尚不及亿万分之一乎。此个缘故，到今方知。

　　六、像岳钟琪一样臣事清朝的人就是低头屈节、效忠于匪类吗？

　　问曾静：旨意问你书内云“戴皇祖之仇以为君，且守死尽节于其前”，又有“俯首屈节，尽忠于匪类”等语。曾静以岳钟琪之远祖武穆王，称为皇祖者，是奉岳钟琪为主而已，为其臣子也。且曾静狂言，以《春秋》大义自居。其逆书有云“人臣之择主，如女之子从夫，为臣者事非其主，而失身如女子已嫁于人而再醮者矣。而曾静又臣事于岳钟琪，是以失身再醮”等语。岳钟琪假若依曾静之说而叛本朝，是岳钟琪为不能守死尽节，而再醮之人矣。曾静以岳钟琪之臣事本朝为屈节尽忠于匪类，则曾静之愿奉岳钟琪为君，岂不为匪类中之匪类乎？且逆书内以岳钟琪为岳飞之后，称功颂德，乃钦差讯问时，又盛言本朝之恩泽勋业。未知曾静之心，仍欲臣事岳钟琪乎？抑愿臣事本朝乎？如愿臣事本朝，则曾静不亦屈节于匪类乎？设岳钟琪为曾静鼓惑，未知曾静此时以岳钟琪为是乎？抑为匪类也。可一一讯问，令其逐条供明。

　　曾静供：弥天重犯本心毫无所为，只为误听谣言，错解经义，故一切大义大分，都至混淆。加以闻见狭隘，不知本朝世德之隆，得统之正，深仁厚泽之久而且洽。所以上书岳钟琪。种种悖谬，直是痛悔无及。盖人臣之择主，固如女子之从夫，今岳钟琪以文武全材，笃生圣神之世，而事圣神之君，正如皋夔之事尧舜，伊周之事汤武，不但如正女之从贤夫而己者。固万无可叛之义，亦决无或叛之心。而弥天重犯以误听流言，遂至冒昧上书，不惟自昧君臣之大义，而并劝人以不忠。是微如蜂蚁，尚知有君臣，毒如蛇虎，尚不忘恩报，而腼然人面，直匪类之不若也。迨至去冬奉钦差大人审问，传宣圣德，已知从古盛世帝王莫与伦比；而且详告本朝来龙兴功德，事事仁至义尽，得统之正，全是天与人归。盖本朝来抚万国之初，明愍帝已身殉国难，而李贼猖狂，中原涂炭，毒逾水火，世祖章皇帝不烦一兵，不折一矢，而天下感戴，率从如赤子之依父母，较之汤武，昔尝为夏殷诸侯，而临时不免兵戈者，更名正言顺，神武而不杀。弥天重犯得闻此义，始如坠深渊，而痛哭追悔，万死莫及。嗣后蒙大人仰遵皇上高厚深恩，一路抚惜到京。而弥天重犯自长沙以抵京师，沿途目之所见，尽是圣世隆景，耳之所闻，莫非圣德仁声。且当身亲被，又有几多破格恩典，而一到京师出之囹圄，居以广厦，给食赐衣。

　　弥天重犯生长山陬，不知圣天子忧切民瘼，曲谅民难，哀矜民隐，竟及于极恶重囚，万死莫赦之徒，直至如此。弥天重犯虽同草木无知，顽石无灵，亦当翻然感化。故在当时岳钟琪幸而怒斥，得免乱贼之名，万一误见听从，不惟弥天重犯为万世乱贼之罪魁，而岳钟琪亦不免为万世乱贼之巨恶了。岳钟琪之守正，固益显其为圣世之良臣，而弥天重犯到此尚有何别义可以借口？只痛恨谣言之害人，遂至陷身于大恶而莫解，然犹幸到今，尚得接天语下诘，省悟以翻身，纵不敢望苟免幸生，得为圣世之民。然得闻大义而知前此之非，是即为圣世之鬼，亦所甘心矣。至若奉岳钟琪为君，而己为其臣子，在弥天重犯初无此心，其称彼远祖为皇祖者，乃是见得礼经，自诸侯以下，概有皇考皇伯父之号，故欲用三代以上称呼而妄耳。盖当时止做旁人献义，未即输身归顺，总之大义既错，罪在恶极，一路皆错，尚有何是处可言。惟千万叩首感激隆恩盛德，自伤欲为圣世之民，而不可得。至于臣事本朝，乃天经地义之当然，又曷尝自即于匪类乎。

　　七、明朝亡于李自成之后，清兵的确是明臣请来除寇治乱的，是救亿万生灵于水火之中的仁义之师啊！

　　问曾静：旨意问你书内云“明亡之恨”等语。前明之亡国，亡于流寇李自成之手，与我朝毫无干涉。自有明之季，政教不修，纲纪废弛，内则盗贼纷起，李自成等扰乱残虐，沦陷京师，外则边警时闻，各处蒙古外藩，皆为劲敌。是蹂躏中国，消耗明之元气，非独本朝也。况我太祖创业以来，并无取明之天下之心。太宗皇帝曾勒兵入关徇地，直到山东临清，周视京城，纵猎南苑，数日乃归。明朝并不能一矢加遗。彼时若欲取明之天下，岂不易如反掌？盖我祖宗列圣惟冀息兵安民，解仇释忿。屡欲与明朝和好，而明之君臣总置之不问。迨李自成已陷北京，明愍帝殉国而死，明祚已绝，明位已移，始请兵我朝，来除寇乱。太宗皇帝命将兴师，兵至山海关，一战而胜。李自成二十万之众，望风逃窜，席卷长驱，是以我世祖皇帝君临万邦，廓清群寇，救亿万臣民于水火之中，为明朝报仇雪耻，是我朝深有德于前明，显然著明可白万世者也。我朝得国较之汤武征诛，更为名正言顺，何明亡之有恨乎？以李自成之横行中原，所过残破，明朝糜饷百万，曾不能少抗其锋。贼兵一至城下，长驱直入，李自成唾手得明之天下。是明之兵力，万万不如流寇甚明。当李自成既陷京师之后，其志方张，精锐之锋未尝少挫，更增明之叛臣降卒以助其势。而我朝兵威甫及，如摧枯拉朽，只经山海关一战，流贼即亡魂夺魄，奔逃溃败。由是而论，我朝之兵力声势，与明何啻相悬云壤乎？设若取明之天下，已早取矣，何待流贼之摧残乎？惟以仁义为心，不肯代有其国。本朝之光明正大若此，今你怀叛逆之心，若在明朝，即是流寇李自成。而乃以明亡致恨为词，曾不反心自问乎？你还有何说？

　　曾静供：这个源头，弥天重犯从前全然不知，盖因失父太早，独居山僻穷陋者，已数十余年左右。附近不惟无史册可以借观稽考，而乡党邻里，并无知事老成传闻，但知本朝代明而有天下，初不知有明之天下，早已失之于流寇之手。直至旧冬，闻大人之说后，又得仰读圣谕，乃知本朝全是以仁义而兴，直驾千古莫媲，其弘功伟绩之在当世。不惟明之君臣感其恩，戴其力，即在当时之草木，亦莫不被德而蒙惠。盖有明之季，上下怠慢，政教全然荡废不举，纲纪颓然倒坠不整，内则任宦官把持国政，外则听诸藩剥削民力，荒淫纵恣，无礼无学，遂致民不聊生，奔入贼党，四起为敌。在外官兵望风而靡，所以贼得长驱，直抵京师。当此之时，生民流离困苦，残杀惨掠，直不啻如水火之告急。

　　太宗皇帝龙兴东海，政举教修，仁声仁闻，施及薄海内外，并未萌一点取天下之心。曾勒兵入关，纵猎南苑，以期为明解仇释怨，息兵而安民。而明之君臣，竟置之不问，由是振旅东归，当时若有一毫利天下之心，取明直如反掌之易耳。又何待贼陷京城，愍帝身殉国难，明祚已绝，明位已移，请求除寇安乱，而后兴师命将乎？即此一举，较之武王观兵孟津，以冀纣恶之改悔，心事更光明正大，表里无憾。况入关一战而胜，李自成二十万之众流寇，亡魂夺魄，溃散奔逃，扫荡廓清，当时天下之众如出深渊，如睹父母。世祖皇帝由是发政施仁，抚临天下，救亿万生灵之苦于水火之中，而天下之感戴者，不惟在明之君臣雪耻复仇，衔结莫报。而为亿万生灵救死扶生，其大德直与天地同流。由是看来，汤武虽以仁兴，而君臣一伦犹不能脱然无憾。所以当时成汤不免有惭德，武庚不免以殷叛。岂若本朝之有天下得于流贼之手，名正言顺，明臣、汉人皆感激深切，乐为效力致死者乎！弥天重犯从前陷于不知，任臆狂悖，妄引《春秋》以自误，所以有“明亡之恨”等语。到今知之，痛悔流涕，几不欲生，而且蒙恩高厚，更觉无地自容了，复有何说。

　　八、对于孔子的《春秋》大义，岂可以乱臣贼子之心来解释？　

　　问曾静：旨意问你书内云“《春秋》大义，未经先儒讲讨，有明三百年，无一人深悉其故。幸得东海夫子秉持撑柱”等语。孔子成《春秋》，原为君臣父子之大伦，扶植纲常，辨定名分。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今曾静以乱臣贼子之心，托《春秋》以为说，与孔子经文判然相背，无怪乎明三百年无一人能解。不但元、明之人，即汉、唐、宋以来之儒，亦无人能解也。惟逆贼吕留良凶悖成性，悍然无忌，与曾静同一乱贼之性，同一乱贼之见，所以其解略同耳。曾静之恶逆大罪，肆诋朕躬，已为自古乱臣贼子所罕见。而吕留良张狂吠，获罪于圣祖，其罪万死莫赎，宜曾静之服膺倾倒，以为千古卓识。可问曾静，吕留良所说《春秋》大义，如何昭然大白于天下？吕留良是域中第一义人，还是域中第一叛逆之人？着他据实供来。

　　曾静供：弥天重犯僻处山谷，离城甚远，左右邻里，无读书士子，良师益友就正，因应试州城，得见吕留良所本朝程墨，及大小题，房书诸评。见其论题理，根本传注，文法规矩先进大家，遂据僻性服膺，妄以为此人是本朝第一等人物，举凡一切言议，皆当以他为宗。其实当时并未曾晓得他的为人行事何如。而中国有论管仲九合一匡处，他人皆以为仁，只在不用兵车，而吕评大意，独谓仁在尊攘。弥天重犯遂类推一部《春秋》也只是尊周攘夷，却不知《论语》所云“攘”者止指楚国而言，谓僭王左衽，不知大伦，不习文教，而春秋所摈，亦指吴楚僭王，非以其地远而摈之也。若以地而论，则陈良不得为豪杰，周子不得承道统，律以《春秋》之义，亦将摈之乎。况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其说载于《孟子》，更大昭著者也。由是看来，在当时吕留良固为背谬之极，而弥天重犯信而宗之，尤为失之千里矣。但吕留良议论弥天重犯所见者止此。其余文字著作，并不曾见过。惟到雍正五年，有学徒张熙，到浙江购书，到吕家传得吕留良题《如此江山图》及《钱墓松歌》诗。彼时闻之，不觉惊异，不敢信以为然，随复得谣言，叠叠惑乱，遂疑他的话是实，且妄悔当身大义之不能早闻。今奉旨将吕留良家藏旧作日记纂一本、诗集一本、日记草本四束、抄本文集四本、散诗稿一束赐看。其中不惟错看《春秋》，罪与弥天重犯同。且竟有讥诋圣祖皇帝处。

　　圣祖皇帝在位六十余年，深仁厚泽，遍及薄海，即弥天重犯生长山僻，犹知感佩，况吕留良身居浙江大地，列名胶痒，食毛践土，亦已数十余年，如何丧心病狂，竟至如此。弥天重犯从前不知，姿以《春秋》之义说，虽出于吕氏，旨实发于孔子，不得不信。今日解出孔子不是如此说，又深知本朝得统之正，全是天与人归，历圣相承，无不道隆德备。而吕留良所云，如此到今，实实见得他是凶悖成性，悍然无忌，张狂吠，得罪圣祖，万死莫赎，诚为盛朝叛逆之罪魁。而弥天重犯山鄙无知，坐昧当身大义，姿信而附和之，万死亦不足以当其罪。今虽深痛无知而误信，切恨吕说之害人。俱嗟无及矣，更有何说。但吕留良之说行世日久，如弥天重犯之为其蛊惑者，谅复不少，今幸得因弥天重犯败露，莫非历圣德隆，皇天笃佑我朝，故水落石出，一至于此，此岂人力之所能与？弥天重犯今虽陷法网，由此而天下之人共知其叛逆，不为彼说所惑，弥天重犯死所甘心矣。

　　九、对于一个臣民来说，到底什么是荣辱生死的大义？

　　问曾静：旨意问你书内云“可荣可辱，可生可死，而此义必不可失坠”等语。今钦差审问之时，曾静缮写亲供全然改变，求哀乞怜，备极称颂。在曾静将以为荣乎，将以为辱乎？又未知曾静之心，此时愿生乎，抑愿死乎？其争持大义者何在？着他据实供来。

　　曾静供：弥天重犯向谓荣辱死生大义必不可失，只因错解《春秋》，错听谣言耳。其实弥天重犯原是皇上的赤子，非有历世功爵在先明难忘，素怀背叛不臣之心。今日发觉被执，只为谣言蛊惑，错解经义遂至狂悖若此。即在旧年狂悖蒙心之中，此心自问毫无别为，皆是从知识闻见上差错起。到今日解出经义，毫不相干，知得谣传是蜚语诋诬。弥天重犯是蝼蚁小民，实是心悦诚服，到此惟有痛哭流涕，自恨当身大义，自悔不能为顺则之民，其乞哀求怜，正是弥天重犯今日当身之正义，但恐求乞之诚不至不能赎补当前之罪，虽蒙皇恩浩荡，自计于法无可生耳。至若颂德称功，亦弥天重犯为臣民之分，所宜然，尚得似前日之陷于不知，而姿自诋诬，惟所虑者，识浅学陋，不能仰测龙德中正之备，而颂与称有不能至，以是死难瞑目也。盖君之尊同天，亲同父，民之称天，子之颂父岂得为过，况五伦从天而下，极之昆虫草木，皆有而君臣一伦，尤为五伦之首。弥天重犯从前错听流言，错解经义，所以陷身禽兽，自咎虽生犹死，今既晓得本朝龙兴，不同寻常万万，又亲被圣德，高厚从古所无，此时虽死犹生，虽辱亦荣了。

　　十、那些狂肆毁谤皇帝的谣言传语到底从何而来？

　　问曾静：旨意问你，书内云“生当今日，遭逢今世，无志于当世之利禄以自污”等语。曾静果无志当世，则宜早为高尚，何以应试入学，身列青衿，及考居五等，然后愤懑穷居，肆为狂放？尚得云无志利禄乎？又书内“与一二同志，闭门空山，养鸡种瓜”等语。观曾静书内，见闻甚多，援据甚广，若闭门空山之中，蜚语讹言，何因入耳？是曾静同志之人，必非一二数也。着据实供吐，若供出何人传说，则曾静是误听传闻，罪尚可恕，不可以身犯大逆之罪，遂拼一死以含糊了事，甘为众人容隐。皇上恩旨，着你据实供吐，你须将书内所云若者得自何人，若者传自何处，逐一据实供来。

　　曾静供：弥天重犯书内千错万错，无一字著实者，总因错听谣言，误解经义，所以酿成大恶，到今日不可疏解。今圣德光洁，毫无瑕玷，而皇恩浩荡，不可名言。以弥天重犯如是之大罪大犯，尚如是优容宽待，另置幽闲清旷之地，且敕部给食赐衣，此诚千古未有奇典，尧舜所不到之殊恩。即此一事，弥天重犯粉身碎骨，亦不能仰酬皇恩于万一。此时此际，若果晓得造言首犯，方欲寝食其皮肉，又岂敢容隐他人奸回，以负皇恩？所以当日在长沙，大人审问再三，不敢说者，实为胸中不晓得个实在源头上造言的人。而传言的人，又实实是个忠厚守法，不惟不肯造言，并不肯乱言的人。且自计罪大咎深，自料必不能生，虽蒙大人屡宣皇上智虑神奇，聪明天纵，事事非常，法所得定，亦非常情所得拟。弥天重犯的死生，断非事前所得决然。在弥天重犯当身自计，万难自信，可以侥幸于不死，与其临死而又牵累他人，不如自家一死之安为稍愈。今感皇恩如此高厚，且奉旨意询问，思量自家一死何足轻重，即死亦要说明白自家的心事。

　　赤子冒触父母，虽当父母盛怒之下，亦要向前号泣，说个明白，况今日旨意煌煌，得许弥天重犯直吐其人乎。此在自家分上计合，该要供出人来。因思水流毕竟有源即流，或可以寻源，胸中记出有两个偶尔传言的人，一是安仁县生员姓何名立忠，曾说他听闻有个茶陵州人姓陈字帝锡，传说朝中有人上议皇上多条，其大者如此如此。又永兴县十八都有个医生，姓陈字象侯，也说他在一处人家行医，听得人说茶陵州有个堪舆姓陈字帝锡，口传有个本章，谏议皇上如此不好，那上本的臣子姓岳名钟琪。弥天重犯听得二人之话符同，遂渐疑此为实事，其实源头造言的人，不知就是那陈帝锡，抑陈帝锡上手还递传有人否。且陈帝锡弥天重犯从未会面，不知其人形貌何如，即帝锡两字，也不知是此两字否，问何立忠便知。听闻比人会堪舆，前两年在安仁县起学官，何立忠是安仁县的秀才，或者知得他的名字。其实今日仰惟皇上如天如地，何可毁谤。天经云隔，何伤于天，反因云隔，而转见天之高；地经穿凿，何损于地，反因穿凿，而转见地之厚。今皇上之行，如日月经天，虽湖山万里，莫不共见共闻。弥天重犯幸今亦如盲，得视复见天地日月了。

　　十一、这“山崩川竭”的传言到底是何等之事？

　　问曾静：旨意问你在湖南供称“山崩川竭，是传闻泰山崩四十里，至于川并未竭，因笔头不谨，弄文致诬”等语。这泰山崩四十里之说，影响全无，你将传说笔之于书，已极悖逆了，况川竭之事，并无传说，而遂连类。并及这“山崩川竭”，是何等之事，竟可以笔头播弄得么？乃仅以“不谨”二字，轻忽戏玩之词掩饰此罪，如何使得呢？但所闻必有所自，你须据实供出。

　　曾静供：“山崩”之说，虽有传闻，弥天重犯今日万死，记想个人不出。“川竭”之误，弥天重犯今日实实该死。盖寻常说话，犹庸言之谨，一涉不实，不惟于道理有碍。于心不能无愧，抑且当面受人诃责不小。此是何等重大的事情，如何可以轻易掠过，且以庶人小民之贱，而上议国家事体，即有实据，犹不免出位冒干之罪，况既复妄，虚中更虚。即此一项，已足粉骨莫偿了。而前供犹仅以“笔头不谨”，盖过是身陷于罪，而竟不自知其罪之大小轻重矣，今日省悟，万死何辞。

　　十二、“五星聚，黄河清”的瑞祥征兆到底是什么因缘？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以大事看来，五星聚，黄河清，某当此时如何死得。天不欲开治则止，天欲开治，某当此机会，毕竟也算里面一个，求人于吴楚东南之隅，舍某其谁？等语。从古治乱之数，必上有桀纣之君，下有生世涂炭之祸，方可谓之大乱。曾静以我朝为夷狄，为匪类，然必为君者实有昏德，纪纲法度，一切废弛，方为否极之时。以今日海宇承平，万民乐业，以朝廷政事而论，虽不敢谓为至治之世，然苟有人心之识者，断无有诬为乱极。当治之时也。且自开辟以来，未有如曾静禽兽不如之人，而以“五星聚，黄河清”为“舍我其谁”。又云“当此机会”，所谓机会者，何所指？据实供来。

　　曾静供：弥天重犯许多该死该剐的话，今日反复省悟，也有个病根。盖缘自幼以来，讲解经书，讲到《孟子》“滕文公问为国”章说，那井田法制，心中觉得快活，私地暗想，以为今日该行。由是屡去问人，却无一人说今日行得。心下听着人说行不得，甚不快活。后看见吕留良此章书文评语，竟以为行得，且说治天下必要井田封建，井田封建复了，然后方可望得治平。遂不觉赏心合意，从此遂深信吕留良的话。且执着这个死法子，放肚里。因而看轻汉、唐、宋、明之治，大不及三代，妄以为井田不复，贫富不均，其余言治，皆非至道，乃猥不自量，敢以经济抱负，超越寻常。自许一闻“五星聚，黄河清”，遂疑此必是文明开始的机会，既遇文明开治的机会，必行井田复三代，欲行井田复三代，在当身自计，竭其驽骀，亦足备一时犬马之用，因而有舍我其谁之语。即所谓当此机会者，亦是望上之人用我，故曰求人于吴楚东南之隅，非是说弥天重犯当此机会，另生个别见也。只因谣言见闻，遂深疑皇躬主德未纯，所以狂悖，而有是举。及昨自湖南一路以抵京师，所历过之地数千里，无不家给人足，薄海内外，无不化行俗，美道德，政教修举，详明较三代之井田学校，更因时损益，已精益精，正礼明乐备之极，天开文明之盛，当此如是之道隆德至，治著功成。我皇上犹求治之念孜孜不遑，不肯一时一刻少懈。伏读谕旨，尚曰：不敢谓为至治之世。德隆心下，圣不自圣，一至于此，此所以无人感孚，瑞呈详见，“五星聚，黄河清”者，正为皇上道德纯全，超越千古，本朝治教休明，迈盛三代，大圣人兴起在位应也。况井田疆界，自秦以来，已荡废二千余年，封洫沟渠，皆不可考。而今日承平日久，平原旷土，各成旧业，以理势论之，迹必不可行。且天下人文蔚起，不知有几千几万贤良，才智深于治体，精于治法者，用之不尽，而弥天重犯山鄙无知，禽兽不如，乃谓“舍我其谁”，其不自量，一至如此，狂妄之罪，万死何逃。

　　十三、被曾静奉以为师的吕留良到底是何许人也？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近世晚村夫子学问足，本领济，大有为得”。又“生非其时，在今日似恰逢其会”等语。这吕留良自以其先世为前明之仪宾，不忘故国，而在本朝应试诸生，以天盖楼选刻时文，将本朝制科内名人之墨卷文稿刊板求利，致富不赀，乃包藏祸心，肆行无忌。实一反复无赖、卑污狂悖、叛逆之人，天地覆载所不容。今你乃奉为师法，心悦诚服，以为孔孟复生。你所谓吕留良之学问本领，从何处见得？吕留良之大有为，从何处知道？是你与吕留良必曾会晤，亲承指授，而信敬畏服，一至于此。且云“今日恰逢其会”，又是何解？可从实供来。

　　曾静供：圣人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又曰：“不知人则是非邪正莫能辨。”弥天重犯今日狂悖，一路错到底者，总因自家僻处山谷，眼孔小，见闻隘，胸次鄙陋，错认人故也。如这些话都是自家没识见讨人底里不着，遂妄意心悦诚服，奉以为师，不惟以为师，且以他为一世的豪杰。其实当时何曾晓得他的行径大有不好处。不过就语句言话上，见得与自家僻性相投合，遂不觉好之深。好之深，遂不觉信之笃。当时所谓学问本领者，妄意指他的说理明，论文精。谓他大有为者，期他得用，可行井田，复三代，从前谬妄信得他是如此。今日蒙圣恩开导点化，始晓得他的行事为人，到处不是。不特他当身大义背谬而已。从此回想，向日之信听他者，何啻陈相之悦许行，痛悔何及？至若谓亲承指授，实实没有。他生在浙江，弥天重犯生在湖南，近广东界，相去有数千里，且弥天重犯是康熙十八年生，吕留良是康熙二十一年死，弥天重犯只有四岁，实未曾与他会晤。至于“恰逢其会”等语，是弥天重犯胸中先有他一段看轻后世之心，又有他一段错解《春秋》之意，加以元年匪类之说在耳，而又适值永兴县那两年大雨，数月不断，遂以为世道有不好处。此全是山僻无知的识见。直到旧岁奉拿到长沙，今岁又由长沙到京城，见得年丰时和化行俗美，太平有道，普天薄海皆然。方知圣人在位，政教修举，礼乐明备，直盛千古。从前满肚疑团，始得一洗落实。而吕留良之欺世盗名，大逆不道，蛊惑人心，为覆载难容处，弥天重犯亦了然明白矣。

奉旨讯问曾静口供二十四条

　　一、曾静等人各处行走，纠合叛逆之人的缘由如何？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敬卿、景叔西游，似亦不轻。那年二月初二日五星朕珠，日月合璧。某等七月初即有是行。天上这个朕兆不应则已，若应此事，必落于我辈之手。纵不能成于我手，亦必是我家眷属敬卿、景叔之手”等语。敬卿是张熙，所谓景叔又是何人？据你前次供云：“胸中原无确见，但传闻讹言，妄生疑惑，因而遣徒上书”等语。今据书中所云，是年七月，即有是行。是你于雍正三年已令张熙等各处行走，纠合叛逆之人，至六年方于岳钟琪处上书。你平日自命以为上应联珠合璧之祥，且云：此事必落于我辈之手，则是久蓄异谋，处心积虑要叛逆。你将三年七月以后差张熙等在何处行走，纠合何人，并所谓眷属，共有多少？景叔是何姓名，他又行住何处？逐一据实供来。

　　曾静供：西游的话，是雍正三年事，当时并有别意。因弥天重犯所住的地最狭僻，在山谷中，左右方圆十余里，尽是耕户山农，并没有个读书识字的人相接。弥天重犯的父亲在日，曾尝有个迁居的志，而不能得遂。复因近来人多田贵，家事单寒，转移不得。后得学徒张熙、廖易在门往来，居宿安顿不得。而张熙、廖易家事亦贫寒，因见这些去四川的传来，以为四川田贱，乃与张熙、廖易商量，思欲去四川寻采个安静的所在，以为搬家安耕之计。且与张熙、廖易同往，并可以遂其读书之志。于是打叠去四川之行。于七月二十五日起身。搭船到长沙上岸，因到长沙城中走一回。盖弥天重犯从未出门，只因考试到过郴州，余并未曾走动。不意到长沙竟看见有一告示，上d五星联珠，日月合璧”的话。彼时大喜，以为有好世界来，毕竟会复井田封建，复井田封建，毕竟要用人，到那会用人时，我辈的行藏就不可得知。且既有井田则到处可以安身，又何必搬家带属，走四川做甚？于是去四川志遂灰了，就要转身来。那时并没有一点别样志向，惟有心中打量，要来京城上书献策，再三不决者，苦为匪类一篇说话在胸中狐疑，乃转身到长沙岳麓山一看。由是往湘潭一路回来，并没有会着别样人物，说一句异话，到九月初三日归家。唯回来有两年，见得这两年的收成不好，接年水荒，米贵，谷贵，百姓艰难，逃荒避水的多，乃翻疑此五星联珠、

　　日月合璧的兆，恐另有别应，加以传闻日密，皆与前匪类之说相印证，于是狂悖有是话。盖此话是雍正五年冬说的，乃追忆雍正三年事，一前一后，前面的志向，与后面所见大不相贴。其实并没有到别处，并未曾会半个人。所谓西游者亦是因去四川西蜀取名。景叔即今在案解到之廖易。所谓眷属，即指张熙、廖易言。除此之外，并没有别人。总之，弥天重犯狂举的心肝肺腑，一丝一毫，点点滴滴，尽载于《知几录》、《知新录》。此两本书，虽有两个名号，确不是立意著作的书、装点的话。《知新录》乃是仿张横渠先生“心有开明，即便札记”之说。随每日所知所见，不论精粗是非，写放于此，以便自家翻阅。考其所学之得失议论，固未曾斟酌，文法亦未曾修饰，原是随便写出的口语。《知几录》不过写出叮咛张熙的话，明说与他，恐左右人听闻，且虑他未必记得，因写于纸上，到写得多了，遂取个名号，此是暗地递与他的话。今二书俱已搜获，进呈御览矣。弥天重犯当年情事何处掩藏？况皇上圣明天纵，明睿所照，丝毫尽露，并不能掩。且弥天重犯一路感戴皇恩如此高厚，自计虽粉骨碎身，亦莫能仰报万一，到此又何忍隐？

　　二、大清国里考生增多，如何说是文人趋下，无耻奔竞呢？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永兴童生应县试者二千四五百人，应道试者有二千人，何曾是今文风极盛，盖缘风俗日趋日下，无耻的多，所以奔竞成习”等语。从来以人材之众多，征国家培养教育之功。是以《兔》之诗，言化行俗美，贤才众多，未闻以人文日盛为风俗趋下者。且士人求名进取，有志观光，亦其本分当然。今曾静谓为无耻奔竞。试问曾静，伊既以应试为无耻，则自己不该应试，何以从前名列青衿？考试多年，及考居劣等，方不出来应试。曾静自问，为有耻安静之人乎？为无耻奔竞之人乎？着伊自评品。

　　曾静供：这种狂悖说话，大病总坐于看轻举子，所以颠倒悖谬，竟至于此。当年之意，盖谓国家隆重师儒，养育人材，开此科举，以为士子荣进之阶，典至重大。读书均当仰体朝廷之意。亦须看此为至尊至贵之路，必敦行励节，有廉有耻，经义明晓，文理通达，然后从此应试上进，方不负朝廷取士之意。若文理全未通，经义全未解，行谊毫不加修，而唯日以应举应试为荣。岂不是以至重至贵之路，而反为争名夺利之场！所以狂悖，遂有此说。岂知我生之初应试少者，因明末丧乱之后，百姓流离困苦，不得安业读书所致。到后来蒙世祖章皇帝休养生息，圣祖仁皇帝至德流洽，仁渐义摩，所以盛朝人材蔚起，迥不同于先明，是这个缘故。如何当年不省？至于弥天重犯当身自问，从前未睹天日，狂妄丧心，看得一切皆不入眼，到今日得圣化，一洗从前谬妄，因翻思向之所知所行，直与禽兽无异，狗彘不如，更有何人行堪问，只有愧死无地耳。

　　三、著述《格物集》的刘先生，其人其书是什么情形？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刘先生所著《格物集》，他从子光斗过宁远县任所，带得一个稿本来”等语。这刘先生是何等样人？是何名字？他的从子光斗，于今现在何处？其所著《格物集》是何等样书呢？

　　曾静供：刘先生即今案内解到之刘之珩，从子刘光斗，在湖南岳州府安乡县住。《格物集》是刘之珩所著的，其中专言物理，并没说别样话。书亦不多。因刘之珩原任在永兴县做教谕，弥天重犯做生员时，曾经接见。后于雍正元年刘之珩丁父忧，遂回归岳州府安乡县居丧去了。到服满起复，改补永州府宁远县教谕。有从子刘光斗，自安乡县到宁远县学署看问伯父刘之珩，路从永兴县过，弥天重犯见他带得《格物集》，故写在《知新录》内。前在长沙，这《格物集》已经钦差大人从刘之珩家搜获进呈矣。

　　四、如果皇帝只应孔、孟、程来做，那么汉、唐、宋、元的开国皇帝都是光棍”吗？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皇帝合该是吾学中儒者做，不该把世路上英雄做。周末局变，在位多不知学，尽是世路中英雄，甚者老奸巨猾，即谚所谓‘光棍’也。若论正位，春秋时皇帝该孔子做，战国时皇帝该孟子做，秦以后皇帝该程朱做，明末皇帝该吕子做，今都被豪强占据去了。吾儒最会做皇帝，世路上英雄他那晓得做甚皇帝”等语。孔孟之所以为大圣大贤者，以其明伦立教，正万世之人心，明千古之大义。岂有孔子、孟子要做皇帝之理乎？孔子云：“事君尽礼。”

　　又云：“臣事君以忠。”

　　又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看《乡党》一篇，孔子于君父之前，备极敬畏小心。孟子云：“欲为臣，尽臣道。”

　　又云：“齐人莫如我敬王者。”使孔孟当日得位行道，惟自尽其臣子之常经，岂有以韦布儒生，要自做皇帝之理！若依曾静所说，将乱臣贼子篡夺无君之事，强派在孔孟身上。污蔑圣贤，是何肺肠？且自汉唐以来，圣君哲后，代不乏人。汉高祖、唐太宗、宋太祖、金太祖、元太祖、世祖，或戡定祸乱，或躬致太平，皆天命所归，功德丕著。今乃概目为光棍！况曾静时切明亡之恨，而以周末局变之后，皇帝皆系光棍，则明太祖亦在光棍之列。曾静不但是本朝之叛臣贼子，亦即是明之叛臣贼子。且曾静亦知光棍应得何罪，今以开创之主，皆诋为光棍，则当时佐命冀赞之名臣，皆当治以光棍为从之律矣。又春秋至明，数千年间，曾静所谓合该做皇帝者，只有孔、孟、程、朱、吕留良五人。开辟至今，无此狂怪丧心之论。可问曾静是如何说？

　　　曾静供：这狂怪的话，本是说做君的毕竟是聪明天，学问盖世。如前供所说，聪明睿智，仁能育万物，义能正万事，礼能宣万化，智能察万类，信能孚万邦，天下乃得而尊之亲之，奉以为君之意。盖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君以职位言，师以道德言。必道德极天下之至，然后职位居天下之尊。其实君师原是一人做的，君之外，另有一种道德高出天下者为师。所以二帝三王之世，尧、舜、禹、汤、文、武之君，皆是深于道德之至，精于学问之极，当明天下莫得而尚之，所以为君。春秋、战国之局变，有孔孟之道全德备，而世莫能用。在上周家天子，又未闻有道德高出于孔孟者，以唐虞三代极盛之例推之，却似春秋时的大君，合该有孔子之道德，方足以当之；战国时之大君，合该有孟子之仁义，乃足以当之；宋末时的大君合该有程朱的理学，方足以当之。当日之意，不是谓孔、孟必要出来做君，程、朱亦有志于临民。乃是谓君临天下，必有孔、孟之道德仁义，与程、朱之理学精详耳。盖敬君之至，莫如孔、孟，尊君之极，莫如程、朱。孔子事君尽礼，见于《乡党》一篇，后世人臣所少到，且不唯敬而已。推事君之诚，无所不至。为委吏则牛羊茁壮长，为乘田则会计当。举凡当官之职，尽到十分处，不肯一毫苟且者，皆是看得君命重大，所以职不敢旷耳。观孔子，则孟子、程、朱可类推矣。其所谓会做者，谓学问造到极处，成己自可以成物。《大学》讲明德，必及新民；《中庸》致中和，必到位育。盖性分中功用之全，自然贯通到此。所以说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禹为君、稷为相、颜子是个陋巷匹夫，如何做得君相的事，亦是一理相通，修身就可以齐家，齐家就可以治国平天下。四书五经中，无一章不言及治天下的事。

　　弥天重犯此条狂怪的话，是说出做大君的，原不是别样人可做，乃是聪明睿智而精深于学问道德的，正是看得君至重至大，轻易不得。伏惟今日皇上抚临天下，统一六合，神明天纵，睿智性成。性焉安焉，优入圣域，其实道德之微，无不经历学问之精，无不透过中和并致，方得天地位而万物育，如是岂不是圣人而精于学问，方得尊居天下之上，与尧、舜、禹、汤、文、武千载符合。他若汉高祖、唐太宗、宋太祖、金太祖、元太祖世祖，或戡定祸乱，或躬致太平，才智虽然有余，学问未免欠缺，故其发于政治，见于事功，未见得浑乎天理之正，而不能保其无一毫人欲之私。其实天下未闻有才德驾出其上，所以得而君之。弥天重犯狂怪之说，本系以英雄比历代诸祖，而以光棍指魏、晋篡窃之主，所云：“周末局变，在位多不知学，尽是世路中英雄。”

　　这三句原指汉、唐、宋、金、元诸祖说。所云甚者老奸巨猾，即谚所谓光棍。这两句乃是指魏、晋诸篡夺者言，因辞不能达意，以致混同不明，一带说了。而光棍两字，亦是楚中俗语，山鄙无知，妄引以比例当时，立言大指原是如此。其实一种狂妄粗率，悍然无忌之罪，实有难容。况其中所举吕留良，尤为无知之极，不惟不识本朝历圣之德与尧、舜、禹、汤无异，竟把狂悖叛逆之吕留良，当孔、孟矣。从前如在云雾中，今得圣谕开导点化，不唯光天睹日，抑且自觉寸磔不足以抵其辜矣。

　　五、你曾静真的是可以担当“天聪明，乾之九五”的大人物吗？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敬卿、景叔语言文字推崇过量，把某看做莫大的人物。心心念念，望世变世革，想某乘运起来复三代。”

　　又云：“仰观三代，天聪明，乾之九五，圣位莫乘。此等语在分上，固不敢当，只是他也不是一时躁率轻妄，信口说大话，抬高师长，确是他心中所见，实实如是”等语。这敬卿、景叔丧心病狂之语言文字，岂人所可当。而云：“不是抬高师长的大话，实实见的如是。”是你自承认担当莫大的人物了。“天聪明，乾位九五”，这话都是你可以承认担当的么？且你如何乘运起来，你须将敢于担当大话的意思，据实一一供出。

　　曾静供：张熙、廖易，病狂丧心，猥以此等语，推尊弥天重犯，何异弥天重犯盲睛瞎眼，以千古人宗推尊吕留良。虽说话轻重稍有不同，其实皆是一样无知，一样狂妄。揆之于法，不唯万剐莫辞，即问之于心，亦且愧死无地。但当时此话下语未清，大意谓人之知识有浅有深，有大有小，浅不能骤使之深，小不能强扩之大。随所见到，以为大小浅深，如蛙居井底，所见者只井底之地，初不知井之外更有地，遂妄以为天下之地尽在于此，岂知天地间有几多大地宽广，山岳湖海，无穷无尽在。然不到过，亲见过，如何信得过？山鄙无知，何以异是。弥天重犯从前为谣言所惑，亦因生平五十岁人，从未见过满洲，从未见过京师、省城，又未亲目亲耳，晓得皇上道德政教如此经天纬地，所以谣言易惑，直到旧年，捉拿到长沙，见过大人，由是心中遂疑吕留良的说话有不当。复自长沙以抵京城，耳所闻，目所见，与胸中所传闻者，不啻昼夜之相反。及至到京，又身亲皇恩如此之极，心醉圣德如此之至，乃恍然大悟从前之狂悖，该死该剐莫逃，而深信皇上之道隆德盛，直驾千古，而莫敢媲。当时弥天重犯此条，本意说知有大小浅深，必要人见到方信得过，故末后所以敬卿、景叔异日见到，则必不肯说此狂悖之语。至若谓乘运起来，亦是谓如太公之遇文王，伊尹之受汤聘，此即张熙、廖易病狂丧心之意，而言之总之，皆到此处。皇上圣明天纵，天地包容，万万叩首，惟冀哀之怜之矜恤，其无知而已，更有何说分解得。

　　六、“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的道理讲得通吗？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如何以人类中君臣之义，移向人与夷狄大分上用。管仲忘君仇，孔子何故恕之？而反许以仁。盖以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华之与夷乃人与物之分界，为域中第一义。所以圣人许管仲之功。”

　　又云“人与夷狄无君臣之分”等语。君臣为五伦之首，断无有身缺一伦，而可以为人之理。曾静当日以人与夷狄无君臣之分，不知从前以何人为君，且到今还是甘心俯首以君臣之义，移于夷狄分用乎？抑是始终以与夷狄无君臣之分乎？据实供来。

　　曾静供：凡这悖逆狂妄之说，皆是雍正五年冬与雍正六年春写载的。实因见得吕留良论孔子称管仲之仁处，有华夷之分，大过于君臣之伦之说。以致推论到此。其实，弥天重犯平昔并无此说。岂知华夷之分，圣人原不在地上论，若以地论，则舜生于诸冯，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西夷之人也。都不通了。将谓大舜与文王不是人可乎？且更不是圣人可乎？况由舜、文以下，不知更有几多行为师表，道高百世，如周子、张子、陈良者，俱生于四裔之地，犹历历可数指者乎？弥天重犯当年中吕留良之毒深，所以不察其非，而狂悖发论至此。到今日亲被皇上德化之盛，且晓得本朝之得统，全是仁义，天与人归，浑乎天理。且我皇上道隆德盛，亘古所未见，即僻处在东海北海之隅，凡声名所到，犹尊之亲之，而无心不服。矧弥天重犯生居中土，身受抚绥之恩，而现为赤子者乎。故弥天重犯今日之甘心俯首，如七十子之服孔子者，一为本朝得统之正，从古所少；二为皇上道德之大，生民未有其心悦诚服，乃是当身之至情，天地之大义。弥天重犯即是草木无知，到此亦当欣然向荣了，况有血气者，敢不尊亲乎？

　　七、清朝得天下到底是盗窃天位的强盗呢，还是驱逐流寇的主人呢？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夷狄盗窃天位，染污华夏，如强盗劫去家财，复将我主人赶出在外，占踞我家。今家人在外者，探得消息，可以追逐得他”等语。明朝天下亡于流贼李自成之手，是强盗劫去家财，赶出明之主人者，李自成也。我朝驱逐流寇，应天顺人，而得天下，是乃捕治强盗，明罚敕法之天吏也。你等为家人者，既不能追逐李自成，索取家财，而于强盗花费家财之后，转向捕治强盗，明罚敕法之天吏，指令赔偿可乎？且由曾静之说推之，元之主人为明朝赶出，元人当索取家财于有明；而宋之主人，又为元朝赶出，宋人亦当索取家财于有元。等而类之，自唐以上，至于晋、汉，皆然矣。从古有曾静逆天背理之论否？试问曾静，教他自己细想此段议论，是何如说？

　　曾静供：大义看错，遂总错到底。盖人身之主宰在心，心之所系在知，知上一错，凡发言行事，逆天背理，遂致不可穷诘。此等处总因错认本朝为夷狄，而不知圣人之生，原无分于东西也。且并不知明末之丧乱。生民受李自成残杀之毒，逾于水火。而本朝兴义师以除寇乱，功同天地，到今方知得本朝不唯不同于汉、唐之以智力取天下，而直过商、周之以仁兴，而不免于征诛者。且历圣相承，自有生民以来所未有之盛会。弥天重犯如何诬天诬父，至于此极。由今日看来，本朝当日即实实取明，代明而有天下，亦有德者兴，无德者亡，天理之当然。况有明当年与本朝原为与国，而天下又早已亡于流贼李自成之手。本朝之来抚中国，又不是以智谋力制中国，而使之服，乃是仁义感动中国，筐篚争迎，而心悦诚服。今弥天重犯误听人言，而反指以为盗窃，将明之取元，元之取宋，宋之取周等，而上之若唐若汉，以及周之代商，商之革夏，无一而不是盗窃，无一不当索回家财矣。其背理逆天之论，自家今日也解说不出。岂止于一处窒碍而已哉。今日细思此段议论，实实无知。其无知也，总因不知本朝龙兴之故，历圣功德之隆，徒为人言蛊惑，遂致狂悖如此，嗟悔无及，更有何说？

　　八、到底是中华之外，四面皆是夷狄”呢，还是天下一家，万物一源”呢？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天下一家，万物一源。”

　　又云：“中华之外，四面皆是夷狄。与中土稍近者，尚有分毫人气，转远转与禽兽无异”等语。既云天下一家，万物一源，如何又有中华、夷狄之分？曾静但知肆其狂悖之词，而不知其自相矛盾。《中庸》云：“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九州四海之广，中华处百分之一，其东西南朔，同在天覆地载之中者，即是一理一气，岂中华与夷狄有两个天地乎？圣人之所谓万物育者，人即在万物之内，不知夷狄在所育之中乎，抑不在所育之中乎？可问曾静是如何讲。且《易经》言：“信及豚鱼。”是圣人尚欲感格豚鱼，岂以远与中国，而云禽兽无异乎？即如曾静之叛逆肺肠，真禽兽不如，然至今日可能如豚鱼之感格否？着他据实说来。

　　曾静供：天下一家，万物一源，此两句是从本心出的话，不杂外诱，不被人惑，所以冲口说出，与道理尚无窒碍。至若后面中华之外，四面皆是夷狄等语，总因误听人言，错解经旨之所致。所以自相矛盾，以至于此。岂知《中庸》云“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者，原兼人物而言之也。盖为人心广大，原通天地，天大无外，人心之大亦无外。凡天下之大理所贯，气所通，皆在人心胞与之内。是以圣人在位，举天下之大，四海九州之远，皆涵濡之，使之各遂其生，各复其性，无一物之不得其所者。亦为中外只有一个天地，心体性量所贯通，无一处不到耳。岂同然并生于天地之中，齐在覆载之内，而为人有中外之分乎？弥天重犯从前醉生梦死，强分中外，今日蒙皇上旨意，发明此章道理，至明至当。弥天重犯到此实实如醉初醒，如梦初觉，恍然大悟从前之非。至于《易经》所载信及豚鱼等语，弥天重犯自幼亦曾读过，既有此等诬天的说话，当时何不把这信及豚鱼等经文取来印证一印证，而竟狂悖率意，写放纸上，这就是天夺其魄了。今蒙皇上开示到此，弥天重犯便是豚鱼，亦当感格，何况人性未泯，尚有知觉乎。总之，山鄙无知，眼光小，胸次隘，道理不经点破，终看不出，今蒙皇上过化存神之德感孚，方得省悟。

　　九、大清王朝八十多年没有国君吗？臣民也禽兽不如吗？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君臣之义，一日不可无。天下岂有无君之国哉？孟子曰：‘无父无君，是禽兽也。’禽兽亦有君臣，蜂犹如依从。如今八十余年没有君，不得不遍历域中，寻出个聪明睿智人出来做主”等语。传云：“君，天也，天可逃乎？”

　　曾静既知君臣之义不可一日无，本朝君天下八十余年，曾静之祖、父，皆是大清之子民，曾静年纪不过四十余岁，即其逆乱之谋，蓄无君之念，不过四十余年。其四十余年以前，伊祖伊父之心中，有君乎，无君乎？而云：八十余年没有君，是加其祖、父以无君之罪矣。孟子所谓无父无君，是禽兽者。言不知有君有父也。曾静现在食毛践土，而云没有君，且加祖、父之罪，此实孟子所谓无父无君之禽兽。又曾静云：禽兽亦有君长，而云：“八十余年没有君”，是又禽兽不如矣。且孟子之所谓无君者，谓不知有君，而曾静以为没有君，不更诬圣贤之言乎？曾静又云：“不怕利害辛苦，要从遍域中寻出个聪明睿智之人主来”，伊如何寻遍域中，可曾寻得个人来？曾静到今日还是要另寻个聪明睿智之人乎？抑将此寻遍域中之心歇息乎？或其心以夷狄禽兽、元凶巨恶感戴为君乎？着他据实供来。

　　曾静供：无君之说，实非弥天重犯的本意，因吕留良《钱墓松歌》上有云：“其中虽有数十年，天荒地塌非人间。”

　　彼时闻得此说，如坠深谷，语虽为元朝而发，而引例未尝不通于本朝。始而疑，因思弥天重犯世受国恩，祖、父皆列名胶庠，而当身亦现在食毛践土五十年，如何驾阁漏空八十余年没有得君，并不算人间得？反复思索，解此缘故不得。既而言，以为吕留良是大地人宗，他的学问海内通行，毕竟他的说话有所见。弥天重犯僻处山谷，有何知识，如何晓得这种义理，加以谣言叠叠满耳，遂妄以为人在天地间，君臣为五伦之首，今既不见得有君，如何安然自立得住。乃孟浪定志，不辞辛苦，不计利害，思想遍历域中，寻出个聪明睿智，能尽其性的人来做主。所以狂悖，激而有是举。非是当时心下另藏有别样不好意见，而甘为此谋反叛逆，以自取死地。其实此举原是妄为当身大义起见，原是错听人言，不知本朝得统之正，不知皇上道德之隆起见，但所见一错，则无所不错。既身犯大逆之罪，而为禽兽，又诬祖、父以无君之罪，并诬及圣贤立言之旨。种种悖谬，皆因山鄙无知见错来，岂知本朝圣德神功，垂于两间，与天地同大，而皇上道德隆盛，更为亘古所未有。弥天重犯从前妄意所云：寻个聪明睿智，能尽其性，以为当身之主者。当时虽极十分过望，亦梦想不得到这样田地，梦想不到今世有此圣明的君，而今日恭逢盛会，得近圣天子之清光，正与当年孟浪，遍历域中，不辞辛苦，不怕利害，诚恳寻君之始念相合而庆幸。且更出于望外，到此实实欢喜倒地，不惟为一身一家幸，实为天下苍生之大幸，大快事焉。得不极其尊亲爱戴之诚。至若当身从前见错，万死之罪，惟有痛哭自咎自悔而已，更有何说。

　　十、科举制度仅仅是讲名讲利、卑污苟贱而不知耻的方法吗？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科举词章之习，比阳明之害更大更广。阳明之教，虽足以害道，尚依傍道理来；科举之习，公然讲名讲利，卑污苟贱，而不知耻，直把道理一笔勾消，人类尽灭”等语。朝廷用人，所以设立科举者，以科举之人，所习皆四书五经，诵法圣贤之道，讲求圣贤之义理故也。人能读书明理，其造诣底蕴，皆见之于举业文章。是以朝廷设立科举，以期多得读书明理之人，为国家之用。今曾静以科举之为害，直到得把道理一笔勾消，人类尽灭，这是何说？且若不设科举，更有何法可以发明圣人之道理乎？至人之贤愚不一，科举内卑污苟贱之人，原世间所有。惟在朝廷辨别此等卑贱之人，而不用耳。非可废科举之制，而后禁人之卑污苟贱也。况无耻之人，即使不设科举，而别开用人之途，如或乡举里选，或征辟聘荐，或改诗赋策论，则讲名讲利者，又必于别途行其卑污苟贱之事矣。曾静又有何术，可以禁人之讲名讲利，着据伊所见供来。

　　曾静供：朝廷设立科举，以四书五经取士者，盖以修己治人之道尽备于四书五经，欲人童而习之素，讲明其理，理通然后发为文章。而朝廷即以考察其浅深得失，择其优者而升举之。其立法之意，原尽美尽善，无毫发可议。但在下之人，实能仰体朝廷之意者少，蒙昧不知者多。是以积之又久，不免忘其本而徒事其末。以为朝廷取士，取文字，只要文字说得尖隽，即可以中有司之选。初不知文字之上，原有一层义理，当学当讲也。因妄谓文字可以乖巧习得来，于是设立方便法门，拟定程课，日以讲文为事。其讲文也，又只是以临场描摹填凑，袭取割截，及卖弄笔头为计。而圣贤道理，当身行谊，遂置之高阁不论。且人身既有血气，营名图利，乃其常情。况乡人无知者多，能有几个晓得朝廷立法之意，原是要人通经明理，以备国家之用。只谓科场之设，乃是生人取名取利之途。是以一有子弟，未尝不使之读书，问读书何为，则曰取科名、获禄利而已。自少小时，即横这个俗鄙识见，在胸渐长渐大，名利之心日深，而从事于文字。到文字中式得选时，越发营名图利，而毫无忠君爱民，力图报效之心。此弥天重犯在山僻无知，不通世务，妄据蠢见，遂有是把道理一笔勾消之说。其实到今日看来，全不如是。举业何曾无人，几多奇勋伟烈，大半多是举业家做就。且皇上天聪明，无法不精，无弊不彻。即如圣谕，谓无耻之人即使不设科举，而别开用人之途，则讲名讲利者，又必于别途行其卑污苟贱之事。此皆洞彻人情，深悉世务，智能察万变方得见及于此。由是看来大半总要得人，何法无弊，唯得其人而行之，弊斯可免。如今养士之法，平昔总要教官得人，教官之品虽小，而所职之事甚大，必须择道明行修者，专使之教育其子弟。以圣贤中正之道，孝弟忠信之行，聚讲日专，丁宁反复，其或有行谊不修者，则即许责惩。如此三年教成，然后教官具文行优劣之册，申详学政，学政核考其实而高下之，并以其果否验教官之诚伪明暗。是教官劝其行于平日，而不徒以文。学政考其文于一时，而兼察其行，文行交备而真才以得，积弊庶几得减。抑近读圣谕，而知本朝用人，原不专恃科举一途。除科举之外，尚有选孝廉、优生、实学等法，有此诸法，庶几足以尽天下之才，而裕国家之用。便选举亦要得选举之人，方能无弊。若临考，学政独凭教官之荐举，苟教官非人，只取平日与己情文相接、酒食相征逐者，荐之举之，而闭户守正之士，仍终不得有闻，恐亦无补。故在今日国家取士用人之际，固超出千古，然欲历久成化，似当参用程明道所议宋熙宁间取士法，损益斟酌行之，方为更善。弥天重犯山鄙无知，不与人数，感佩皇恩，深重自计，衔结无由，仰承旨问，敢不剖心直供。

　　十一、你曾静为何尊敬悦服一个行走于市井江湖的吕留良呢？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程子、朱子、吕子，如今人做官一样。程子是世袭荫补出身，朱子是由科甲出来，吕子是市井江湖钻刺打点作来底”等语。你平日推尊吕留良及其崇奉，心悦诚服，如何又说他是市井江湖钻刺的人呢？且如为官，亦未有市井江湖之人，可以钻刺而得的道理。何况，这做圣贤也可以钻刺打点得么？且吕留良系一钻营打点的人，从前曾静如何尊敬悦服之诚，一至于此？今曾静还是尊敬此钻营打点之吕留良乎？抑忿恨此钻营打点之吕留良乎？务将心上实话供来。

　　曾静供：弥天重犯以吕留良为市井江湖钻刺打点作用来的者，是个譬喻的话。当时心下见得程明道先生天资纯和，道德粹美，浑然无一毫圭角，令人摹拟得，是天生下来德器就如此纯全，人学他不得。恰似做官的样，他是个荫补世袭官，生下来是他受用的；朱子天资未甚高，生质亦未甚美，然他从持敬致知，循循做法，由下学而直造上达，今日成法俱在，令人可学而至。恰如做官的，由科举正路来，是他辛苦读书读出的，人人可以学得他。若吕留良，观他文字所传，少年本不是正路学人，下学工夫并未拈起，东剽西掠，无事不揽，到中年只以批评文字为事。因批评文字，遂得窥探程朱之奥。所以当时说他是市井江湖钻刺打点来的。盖谓他本无临政治民之学，只是办得闲杂事好，效用有功，朝廷悯其劳，亦把个闲杂的职与他做样。此虽是当时妄意推崇他的话，其实心中天理发见，大是不满足他。可惜当时无人指破他的失处，且并未曾看过他的遗稿残编有许多大逆不道的说话，所以终为他所迷陷。此全是自家识见浅陋，窥他不破，而一时学人文士，多以他为文章宗匠，群然向慕他。所以山鄙无知，被他枉误，竟至于此。今日若不恭逢皇上圣德合天，洞悉致罪之有由，悯念陷罪之无知，弥天重犯之磔尸碎骨，灭门赤族，俱因吕留良之逆凶毒祸之所致也。今日使吕留良而在，弥天重犯当食其肉而寝其皮，岂但忿恨而已。此是心肝上的实话，天鉴在兹，如何欺罔得？

　　十二、春秋战国时期的封土建邦、割据而治真的适合大清国情吗？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封建是圣人治天下之大道，亦即是御戎狄之大法”等语。三代以前，封建之制，原非圣人以为良法美意，万世无弊，而行之也。古者疆域未开，声教未通，各君其国，各子其民。有圣人首出庶物，而群然向化，虽不欲封建，而封建之势已定。是故圣人即因其地而封建之，众建亲贤，以参错其间。此三代以前之制，封建所以公也。后世干戈相寻，礼乐征伐之权下移于诸侯大夫，而乱臣贼子益多，至战国七雄并吞，而生民之祸极矣。其势虽欲封建，而封建之势必不可久。是以秦人乘便因势，混一天下而郡县之。封建之变为郡县者，其势不得不然也。自是以后，遂为定制。岂有去三代二千余年，而可复行封建之理乎？如欲复行封建，则三代以来，帝王苗裔，诸侯遗胄，皆湮失不可复知，而后世之勋臣，孰可以享茅土；后世之懿亲同姓，孰可以保万民。即分疆画界，置为万国，又何从得人而封建之乎？且以塞外蒙古言之，昔者各蒙古自为部落，亦互相战伐，至元太祖之世，而统于一。越有明二百余年，我太祖皇帝神武奋兴，遐迩归诚，而复统于一。我朝幅员广大，中外一家。为千古所莫伦，盖悉惟天时人事积渐使然也。至若封建以御戎狄，则尤为不通之论。曾静僻处东南，距边塞为远，妄意西北、中州各自为守可作藩蔽，为东南诸处假息偷安之计耳。不知前明之时，西北诸边各蒙古皆为劲敌，以天下之全力备御，而所在蹂躏，况以封建诸国，地方仅百余里，兵甲不满万人，遂能支拄门户，遏戎马之南牧乎？西北、中州诸处，既至离析残破，无以自存，则东南之人，虽欲安枕，亦何可得也？此其言至为愚陋无知，迂妄之甚者也。而叛逆之徒，动以封建为说者，盖自知奸恶倾险，不容于乡国，意谓封建行，则此国不可即去之他国，殊不知狂怪逆乱之人，如曾静辈，天地所不容，虽之海外何益？可问曾静，伊言封建之利是此意否？再如，曾静如此叛逆，天下可有容得他的国否？着他一一供来。

　　曾静供：弥天重犯生处穷乡陋谷，胸次极狭，眼界极小，往昔狂妄无知，依稀影响，孟浪自信，以为窥探得管中之天。到今日蒙圣化所被，反思从前五十年发言行事，不惟如此经国大计，毫无当于事理，即寻常日用一言一动，亦不见一毫是处。是前头五十年，今已除落，不算人了。感皇恩浩荡，破格宽宥，做人当自今兹始。是前头的行，原不算人行；前头的话，亦不算人话。只为旨意问及当初立言之意，不敢不说明其实耳。，弥天重犯所云，封建是圣人治天下之大道，亦是御戎狄之大法者，只见得天下之大，一人耳目所及，心思所系，海隅之远，必有遥隔不到之处。而天生人材，有圣有贤，有贤之大者，有贤之小者，类皆有治民之责。以圣统贤，以大统小，错壤以居，事虽分于众贤，政实颁于一人，此古之王者，所以有封建之制。且其中礼乐征伐，虽出自于天子，而抚民之任，治民之责，则永属各国诸侯之长。非若郡县之此去彼来，彼此可以推委，且在任不久，视民常多泛而不亲，即有极意为民，立为法制，然政随人转，新旧交迁，实不免于朝张暮弛之叹。所以妄谓郡县不如封建之好，其实当时何曾穷源究委，晓得自家看错事理，不是如此。直到今日伏读旨意，乃知古圣人之制为封建者，因当时疆域未开，声教未通，各君其国，各子其民，封建之势已定，圣人不过因其地，顺其势，而封建之。初非以为良法美意，万事无弊，而行之也。后世礼乐征伐之权，下移于诸侯大夫，干戈相寻，至战国并吞而封建之势必不可久。秦人所以乘便因势，混一天下，而郡县之。是封建之变为郡县者，势不得不然也。况今日欲复封建，亦实无许多勋旧懿亲，可以保万民，享茅土，又从何得人而封建之乎？且封建之变，为郡县本积渐所至，今既为郡县矣，岂有复为封建之理。而我朝幅员之广，中外一家，亘古未有。实因百年之内，圣德神功，亦亘古未有。所以天与人归，大成一统，无外之盛，是以今日之不可封建者，理也，势也，天命也，民从也。至若弥天重犯谓封建以御戎狄，当日愚陋无知之论，诚如圣鉴，所谓妄意西北、中州各自为守，可作藩蔽，为东南诸处假息偷安之计之说。岂知西北诸边，各蒙古皆为劲敌，当明以天下全力备御，而所在蹂躏，况以封建之地小兵少，而能支拄门户，遏戎马之南牧乎？弥天重犯到此乃得如梦而初觉，深愧从前妄论，极为愚陋无知。而且感服我皇上聪明首出，神睿无微不昭，天下之大，何理不透；古今之远，何义不精；学问精神，卓识超越，虽极帝尧之钦明，大舜之睿哲，不是过也。弥天重犯从前狂怪逆乱，虽蒙圣朝宽宥，稍缓寸磔之死。然自知负罪弥天，无颜得立于世，久为天地所不容，尚有何地何国可以潜处，所不敢自就死地者，恐以蝼蚁之命，负天地浩大之恩，思欲留余息以图报无疆之大德于万一耳。　

　　十三、边地民族全是无耻无状的小人，难道没有像尧舜一样的圣人吗？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中国人之诡谲反复无耻无状者，其行习原类夷狄。只是恶亦是人之恶，天经地义，究竟不致扫灭。若是夷狄，他就无许多顾虑了，不管父子之亲，君臣之义，长幼之序，夫妇之别，朋友之信”等语。中国之人既有行习类乎夷狄者，然则夷狄之人，岂无行同圣人者乎？你说中国之人虽恶，究竟天经地义不致扫灭，今你这等逆乱君臣，上下之义荡然无存，且身罹重罪，有衰老之母，而毫不相顾；犯赤族之诛，门无噍类而不恤，殃及子孙，害及朋友，尚得谓之有君臣、父子、长幼、夫妇、朋友之伦理乎？曾静将天经地义，尽情扫灭，是禽兽不如之类，亦还有顾虑乎？着曾静回心细想，据实供来。

　　曾静供：弥天重犯此等狂悖的说话，总因生平未到外面走过，并未接见一个外境人，兀坐山谷中，意想中外华夷之分，大约是如此，遂不觉狂悖，写放纸上。直至旧年到长沙，今年奉解来京，一路见得政教美盛，万物得所；复又伏读圣谕诸书，章章经天纬地，句句理精义透，不觉惊魂夺魄。始知天地之大，一理一气，无处不到。而近代之精英尽聚本土，所谓“东海有圣人出，此心同，此理同；西海有圣人出，此心同，此理同”者，今日方实信得。东海之圣人，其心理果与尧舜同世。若中国人物，则久已沦落不堪问。如弥天重犯生圣明之世，而竟不知有圣明之君在上，乃听信谣言逆说，大肆诋毁，虽圣人量同天地，包容群丑怨嗟而不计。然当身实已陷于极恶大罪而莫解。且不惟当身陷罪，君臣上下之伦，荡然无存，而堂有七十岁之老母，而不能顾，犯赤族之诛，门无噍类而弗知恤。若非皇上裕天地好生之德，开生民未有之典，将弥天重犯老母幼子宽宥释放，当此炎暑气候，必禁毙狱中，而莫能顾此。弥天重犯万死万剐，粉骨难偿当身之极罪。亦弥天重犯万死万剐，粉骨难报未有之洪恩。回心细想，到此实实天经地义，尽情扫灭，直禽兽不如了。尚得有人气乎？尚得谓之有顾虑乎？尚有君臣父子长幼夫妇朋友之伦理乎？万死万剐，罪尚何辞。

　　十四、对于夷狄入主中原，难道一定要诛戮讨伐，而不能和睦相处、共图大业吗？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夷狄侵凌中国，在圣人所必诛，而不宥者，只有杀而已矣，砍而已矣。更有何说可以宽解得”等语。曾静今日称功颂德，极口赞扬，可问你还是要杀，还是要砍，还是可以宽解，据实供来。曾静供：今日仔细检点，弥天重犯当身狂悖之举，狂悖之言，该死该剐的罪，尽是吕留良之说所陷。即如此等万剐不足以蔽其辜的说话，原不是从弥天重犯本心上说出来的，实因吕留良批《射不主皮》文，有云“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圣人何故制此不祥之物？盖有所用也”句，推出这个说话，遂信以为实，而有是说。总之，弥天重犯识见浅小，学力不到，受他的著作语言蛊惑最深。所以到今日，当身受他的害更大。今日默自计来，凡旨意摘出所问的话，尽是弥天重犯当初错信吕留良的说话之所致。弥天重犯自己亦解说不出如何，误信至于此极，到今日亲见圣天子道德隆备，与天为一，学问高深，亘古未有，尊之如天，亲之如父，犹不足以惬其爱戴之诚，而万剐不足以蔽其辜的说话，尚敢萌之于心乎？尚忍萌之于心乎？此时此际，惟有稽颡流血，哀恳皇上终始垂怜山野无知，误受蛊惑而已，尚有何说？

　　十五、大逆不道的吕留良真的能和孔子相提并论吗？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开蒙书，叙道统，只该叙到吕子止”等语。曾静以孔子比吕留良，推尊诵法，心悦诚服之至，确是何见？曾静还是只就吕留良之著述文章因而信服，或是别有他故？今又极口痛斥吕留良之奸逆大罪，与前叙道统之意，迥然不侔。未知是真心痛斥吕留良之大逆乎？抑伪为怨恨而始终悦服推尊乎？据实供来。

　　曾静供：弥天重犯从前之所以心服吕留良者，实无他为，因山野僻性，未有见闻。读书只心服三代的治体治法，尽美尽善。遂谓三代君德之大，是个体天；三代立政之本，是个为民。一切政治，皆是推本天心，为民筹画。其教养之大者，则有井田、学校之制，然世儒多以为不可复，唯吕留良的著述文章内以为可复，与僻性相合，遂不觉心悦诚服，推尊他直接孔孟之统者以此，实无他故。是当日之推尊吕留良者，原是为他的著述文词蛊惑之所致。今日明目张胆，极口痛斥吕留良者，实因得见他的遗稿残篇内，有大逆不道之语，甚而至于良心丧尽，天理全无，竟忍于讥诋圣祖。凡为赤子者见之，焉有不切骨痛恨之理。此又弥天重犯今日当身之大义，发乎天理，本于至情，合该如此，到此岂尚有一点伪为怨恨之心乎？在弥天重犯今日之当身大义，固当如是，但若非弥天重犯亲见皇上之圣德、圣治、圣度，如此亘古未有，从前即使见得吕留良之残稿遗篇，亦未必至于如此之极口痛斥也。然使不得见他讥诋圣祖皇帝处，又未得至于极口痛斥，如是之甚也。引弥天重犯心肝中吐出的实语，无一字欺隐。

　　十六、你曾静自命为济世英才，你真的有“宰相之量”，还是心怀异谋，图为不轨呢？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湘湾陈梅鼎，识见气节，乡人中罕见。某为他侄婿，一日某到，他迎接某，吾岳翁出见，乃大声指某曰：‘此诗礼大家，方正君子。’又曰：‘吾老三生平作事，惟择婿一椿，眼力高过天下。’又曰：‘贤婿有济世之德，宰相之量。’又生平极鄙薄当今，屡叹先朝衣冠文物，最喜茶陵陈元章，以为大丈夫奇男子”等语。

　　据此，则曾静平昔以济世自命，心怀异谋，图为不轨已久矣。可问曾静，伊叔岳陈梅鼎与岳丈是何等样人？茶陵陈元章又是何等人？此三个人，如今现在何处？可供来。至若衣冠文物之语，最为谬妄。盖衣冠之制度，自古随地异宜，随时异制，不能强而同之。亦各就其服习，便安者用之耳。其于人之贤否，政治之得失，毫无关涉也。向闻无知愚妄之徒，轻诋本朝衣冠，有云“孔雀翎，马蹄袖，衣冠中禽兽”之语，其说至为鄙陋。夫以冠言之，则周有雀弁、鹿弁，汉唐有獬豸冠、貂蝉冠、冠之类，以衣言之，则《尚书》云：“山、龙、华、虫作绘。”

　　汉、唐以来，有羽衣、鹤氅，以及雉头裘、狮蛮带之类，不可胜数。皆取禽兽之名状，以为服饰之光华，岂有自古以来，用此等衣冠之人皆为禽兽可乎？若夫治天下之道，惟在政教之修明，纪纲之备举，从来帝王全盛之时，君明臣良，朝野宁谧，万民安生乐业，不问为何代之衣冠，皆足以为文明之治。如其不然，则桀纣时之衣冠，即禹汤时之衣冠也。岂以衣冠之相似，而遂可以文明不坠，礼乐不废，不至于乱乎？如元代混一之初，衣冠未改，仍其蒙古旧服，而政治清明，天下又安。其后改用中国衣冠，政治不修，遂致祸败。即此可见衣冠之无关于礼乐文明、治乱也。且如故明之末年，衣冠犹是明之衣冠也，而君臣失德，纲纪废弛，寇盗蜂起，生民涂炭。区区衣冠之制，礼乐文明何在世？可能救明代之沦覆乎？我世祖皇帝统一区夏，戡定祸乱，救民于水火之中。圣祖皇帝继天出治，久道化成，海内承平，恩周万类。凡我朝之仁育义正，鸿猷善政，不及往古者何事？岂容以我朝之衣冠而有妄议乎！盖我朝起自东土，诞膺天命，本服我朝之衣冠，来为万国臣民之主。是上天大命集于我朝祖功宗德者，即天心降鉴在于我朝之衣冠，谓可表中州而式万方也。夫衣冠既为天心降鉴之所在，则奕世相传，岂容擅为改易乎！且如曾静以山野穷僻、冥顽无知之人，尚因妄逆之见，心念故明之衣冠，况我朝席祖宗之鸿业，奉列圣之成规，历世相承，已有百余年，岂有舍己而从人，屈尊而就卑，改易衣冠之理乎？又如今之外藩各国，衣冠之制皆多不同，我朝受其职贡，亦不必强易其衣冠也。况我朝一统之盛，抚有万邦，其衣冠安可轻议乎！着并问曾静，屡叹先朝衣冠文物之语，是何意见呢？

　　曾静供：陈梅鼎是安仁县的百姓，于康熙五十二年老死。弥天重犯的岳父名国衡，是陈梅鼎之弟，亦是个百姓，于康熙四十六年病死。其子贫不能自立，于康熙五十七年搬往四川去了。陈梅鼎之子，今不知其在否。陈元章是茶陵州人，不知是士，是民，不在已四十多年矣。陈梅鼎是弥天重犯的岳伯，弥天重犯十七岁娶他的侄女陈国衡之女，十八岁到他家中有是话。弥天重犯之所以记说此话者，亦是因见得吕留良诗“稚子诧衣冠”之句，所以言得此处。这话皆是雍正五年丁未岁，因张熙至浙江，传得吕留良的诗看见，序有此话。其实当年与陈梅鼎说话时，并未有别意。陈梅鼎本是个农家乡人，未曾读书学问，如何晓得别样说话！其所称许弥天重犯为“诗礼大家，方正君子”者，是因见弥天重犯在他家中比常儿厚重敦笃，不佻达耳。许弥天重犯有“济世之德，宰相之量”者，为心多慈爱而量能容受。因弥天重犯原同居有个兄嫂，因夫妻不睦，兄将嫂改嫁到陈梅鼎邻家，陈梅鼎与是妇语言之间，妇称言弥天重犯处待得他好，所以说有宰相之量。妇复说弥天重犯屡劝兄不得嫁妻。陈梅鼎闻得此话，所以说弥天重犯有济世之德。至于陈梅鼎屡叹先朝衣冠文物者，彼时有七十余岁，大抵他服过先朝衣冠来，所以叹其好。喜陈元章以为大丈夫、奇男子者，弥天重犯不知得陈元章的底里，亦不知陈元章是个什么样人，相隔有五百多里。当时只闻得茶陵州有个陈元章，因得罪州官，州官要捉拿处治他，他随聚众围城，几乎起变，当即被捉伏诛。陈梅鼎之所以称他者，大抵是喜他以匹夫而不受制于官长之故。此是陈梅鼎反常异俗狂怪的说话。弥天重犯见得吕留良前诗句，所以记忆到此。至若谓衣冠文物之说，在弥天重犯有何知识定见，能剖决其中道理丝毫不易而有是说，此乃听得这些俗儒鄙陋议论，不察其理，遂妄有是说。今伏读旨意，广大精深，惊天动地，乃知本朝衣冠之制，原是随地异宜，随时异制，全以道为归，初未尝有意立异，亦未尝强以求同。此正所谓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而无私者也。观此则知本朝一切礼乐刑政，经天纬地之制，无一不顺天因地，因物付物，宜乎冠百王而超千古。弥天重犯得闻斯义，不惟当身喜极快极，冰释雾开，且私幸此说一出，竟足以破千古愚陋疑团。因思从前几多误听谣言处，皆是为心中愚暗，窥探义蕴理奥不到之所致。当时若有高明指示，当前妙理精义之所在，心中未有不喜悦诚服者。如今衣冠之说，从前未尝不因人言而心疑，今得旨意如此煌煌指示，虽木石也会动心点头，弥天重犯到此更有何说！只有叩首，叩首，干万叩首！将此段议论记于心，口传于当世，以解陋儒之疑。若得蒙恩宽宥，德教所被，期以数年，当身学问觊有寸进，笔传于万世，以为百王立政之准而已。

　　十七、程颢提出的选拔人才方法在宋代已经证明行不通，难道能够在本朝实行的通吗？

　　问曾静：旨意问，前曾静供内有“国家取士之法，宜当参用程明道所议宋熙宁间取士，损益斟酌行之方为更美”之语。查程子熙宁取士札子云：“宜先礼命近侍贤儒，各以类推及百执事、方岳州县之吏，悉心推访，有笃志好学，材良行修者，皆以名闻，命州县敦遣。”

　　朕于雍正元年，即有举贤良方正之恩诏。迩年以来，有令各省州县延访孝友端方，才可办事，而文亦可观者，每岁各举一人之谕。又有六年选拔贡生，不拘考试名次，务取经明行修者之谕。又有令满汉内外文武诸臣，将有猷、有为、有守者，各举一人之谕。又有令中外诸臣，在京主事以上，在外知县以上，各举所知，或举贡生员，或山林隐逸，送部引见之谕。是程子所议，皆腾已行之事也。无如举贤良方正，则各省举者寥寥。惟福建巡抚黄国材荐彭鹏之孙二人，皆童稚无知，学识浅陋，不堪任用。至浙江巡抚李馥所举贤良方正，竟系积恶巨棍，夤缘荐举，后经地方大吏察出纠参，赃私累累，款迹狼藉。观此，则贤良方正之举，可尽信乎？自三代至汉，用乡举里选之法。迨其后，刺史守相，得专辟召之权；九品中正，得司人物之柄。用人之权不在上而在下，其势不可复行，于是改为糊名易书，以文艺科目取士。盖言为心声，人之文章，先由积学深造而成，尚可以略知其人之蕴蓄。若专取行谊，则必有伪为涂饰以欺世而盗名者。且心术至难窥测，每见曲谨自好之徒，一旦改涂易辙，即可无所不为。是以《汉书》史臣之论，谓“直言独行，高节沉隐之属，荣路既广，遂有窃名伪服，浸以流竞，权门贵任，请谒繁兴”者，可知前代德行之选，已不足为铨衡之准则，何如科场文艺之稍有凭据乎！

　　宋臣郑樵谓“科甲一途，虽非古人德行之举，而犹可以得才能之士”。其言信而足征也。且朕用人之道，并未尝限于科甲一途，乃多方鉴拔，惟日孜孜，冀获贤才，以为莅政临民之选。用心甚苦，而其事甚难。此在廷诸臣所共知者，又岂程子奏议一格，所能尽朕求材之意乎！至于程子所云，取材能明达之士，受业于成德之士，其学业大明者为太学之师，其次分教天下，由州郡而县，以次而用。三岁宾兴，优者自县而州郡，自州郡而太学，以此递迁；劣者以此递降。欲以化成天下，其说迂远而难行，是以当熙宁之时，已不能见诸实用，况数百年以后乎！且今之选拔，即古贡士之法，而朕数年以来，用人之道，亦可谓详且尽矣。曾静以为当参用熙宁取士之法。

　　试问曾静，熙宁取士之法果有实效否？今当何如斟酌损益，方为尽美？可详悉供来。

　　曾静供：弥天重犯本山野愚民，从前谬发狂言，固是井蛙之见，无当事理，然亦因平昔不知我皇上之所以因时立政致治政策敷猷者，其中损益变化，既详且尽，不惟非今人之谋虑所得及，并非从古圣贤之筹画所能备。直到今日，方知神化广运，无处不到。生天地之内，只有顺天地之化而已，又焉知天地之高厚哉！天地之高厚且不知，又焉知天地之大，造化之所以然哉！况当此极恶重罪之会，虽屡蒙皇上如天之仁，钦恤无知，沛生民未有之殊恩，宽宥重典。然在弥天重犯自悔自愧，惶恐战栗，自是无时无刻可释于怀，岂但感恩戴德，昊天罔极而已！又焉敢妄抒蚁见于经国大计万分中之一乎！不意我皇上宵旰图治，孜孜为民，既无一时少懈，复无一处不到，今明旨下颁，竟以前供取士之法，如何斟酌损益方为尽美，许弥天重犯详悉再供。自古算君德之备，君道之尽，以尧舜为极。然孔子称舜为大智，在不自用而取诸人，其言曰“舜好问而好察迩言”，其所问察世，亦只曰迩言而已，未闻察及于深囚重犯，不足齿数之人言也。况弥天重犯之山野穷僻、冥顽无知更甚者乎！于此可见我皇上虚中之极，用中之精，视当年大舜更进而上无疑矣。是不惟宽宥弥天重犯之重典，为沛生民未有之殊恩，即今日许弥天重犯之再供，亦属生民未有之大德。由是看来，我皇不特为明君、圣君，缵往古圣贤之绪而已，直继天立极，开万世之君统，立百王之大法，于天运再辟再造之中世。弥天重犯虽自量愚顽，本无说可以敷奏，然当此生民未有之盛会，焉敢不竭一线之明，因前供所未详悉者而直供之，以仰副我皇上好问好察、勤求不倦之至意。因思前供所谓程子取士之法者，彼时无知，妄谓古昔帝王治天下之道，皆是争先一著之法。如欲禁民为盗，不在盗上禁，要推其为盗之源，或是为饥起念，或是为寒生心，如何设法安置，使之农桑不失业，衣食饥暖，则盗自止。又如欲士习善行，亦不专在行上引，要先使之通道德、明理义，道德通，理义明，则人自乐于为善，虽强之为恶，亦不去矣。以此推之，事事皆要争先一著，虽极之日用寻常、百工末技、农圃医药之小，亦必要从原本上做来，方得妥贴，况治天下之大乎！所以当时妄意谓要取士，必以教士为先，教土又必以明理义、通道理为要。然欲教士明理义，通道德，必先择教官之理义明、道德通者，方可以当其职。此弥天重犯前供谬妄，谓当参用程子所议熙宁取士之法者，大意谓先要教士得法，教士得法，系于教官，又先要教官得人。

　　今伏读旨意，方知我朝取士之典，除科举外，有举贤良方正之恩诏；有令各省州县延访孝友端方，才可办事而文亦可观者，每岁各举一人之谕；有选拔贡生，不拘考试名次，务取经明行修者之谕；有令满汉、内外、文武诸臣，将有猷、有为、有守者，各举一人之谕；有令中外诸臣，在京主事以上，在外知县以上，各举所知，或举贡生员，或山林隐逸，送部引见之谕。猗钦！何其盛欤！此不惟当年程子所议熙宁取士一格所不能尽，且自古隆盛之朝取士之典所不能备。弥天重犯至此，因感念我皇上一种忧民图治之苦心，体天求贤之至意，不觉泣下，移时不能言。其所以为我辈赤子抚绥谋者，亘古来有如是之我后乎！况监前代德行之选，不足为铨衡之准，勘出科举文章之发，尚由积学深造而成，尤无弊不彻，无隐不烛，皆历历如数家珍，若分黑白。以是思我皇上之用心甚切甚周，抑且良苦矣。

　　夫以取士之方，如是之广，得人之念，如是之笃，宜贤才汇登，多士济济。而天下所荐举，间多不能仰副我皇上之深愿者，固是人才难得，然亦无乃在下之有司，以他政为急，视此荐举为稍缓欤！岂知我皇上治天下以得人为先，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自古政治之休明，生民之乐利，全视乎在上之得人，即为微末之邑宰，亦必以得人为先。所以子游为武城宰，圣人不问其他必先问其得人与否。诚以人才所关于政教风俗为至大而且重也。所以谕旨煌煌，广开仕路，立贤无方者，正为得人为治天下所必选之政。而今日之少能荐举与荐举而不实者，无乃有司视为泛常，而各省督抚亦少以此为事，而责望于所属之有司，所以至此。若使督抚以及有司执事知得为政必得人为先，仰体圣心，认真职分，在外早夜不遑，悉心推访，何患人才不得！自然千中选百，百中选士，可以仰副我皇上惟日孜孜，冀获贤才，以为莅政临民之选之德意。

　　至若谓程子所云，取材能明达之士，受业于成德之士，其学业大明者为太学之师，其次分教天下，由州郡而县，以次而用，三岁宾兴，以此为黜陟。欲以化成天下，其说迂远而难行。今日得明旨剖分，反复看来，果是迂远难行。然我朝取士之法至矣，尽矣，无以复加矣。惟养士之典，稍有未备。弥天重犯因古法贡士，必本于乡里，而风俗适与人材相通。曾见有蓝田吕氏乡约，经朱子斟酌增损者，其纲领甚切，其节目甚密，其联络督率之法更精详美备，有关于德教风化甚大而远。大纲有四：一曰德业相劝；二曰过失相规；三曰礼俗相交；四曰患难相恤。每纲之下，类分节目，节目所载，准古酌今，更为尽善。乡中择一老成有齿德者为都约正，其次者为副约正，更择子弟中之端方正直、通道义而能文辞者为直月。直月每岁十二人，轮流掌其事。立三籍。愿入约者，书一籍；有善，书一籍；有过，书一籍。近者每月一会，远则每季一会。择四达之处立一约所。直月先期循环纠察同约中之善行与过行。临约之日，行礼读约毕，约正及同约以次就坐，酒三行，直月举约中之善与过，告于约正。约正当众询其实状，无异词，然后书于籍。善则约正率同约奖励之，过则约正率同约规戒之，仍将善、过两籍遍传在坐者观省，然后许各人就约所质疑问事，讲辨道理，区画家计，以及论文习射，至脯乃退。其中纲张目举，仪文度数，最为精密。

　　弥天重犯妄谓今日于科举取士之中，似当取此全文，恳祈我皇上天聪，参以时宜，斟酌损益，颁行天下。敕令督抚责委有司，每县视地之大小远近，多立约所。不拘士农工商，居其土者，皆许其入约。读约之会，先将圣祖皇帝上谕十六条及我皇上圣谕广训宣读毕，然后取此约大纲细目，依其仪节，次第读过，讲解一遍。或并列祖圣德神功及前后所颁政令，凡有关于风俗民事者，俱着令有司行文到乡约中宣示。

　　盖小民不知上之德教者，由于居乡之日多，到县城之日少，或又不通文义，不能仰会上意。今各乡有约，每月一会，得约正，直月等讲明，心下自无疑团，各知上意，且记善有籍，记过有籍，民固知劝惩，而乐于为善。即异日有司荐举，亦必先察此二籍，必有善而无过，与过而能改者，然后试之以文艺，文艺可观，然后得蒙荐举。如此则不惟荐举本于乡里，善恶无毫发之爽，可绝欺罔清托之弊。而且情文密而壅睦洽，教化明而礼乐兴，道德同而风俗一，人人相勉于善。他年科甲举子之从乡约中历练来者，岂不更有可观者乎？夫乡约本朝廷所已颁行之典，但联络无方，约束无法，彼此善恶之行不著，友朋规劝之义不行，早晚情谊不关，往来督率无人。甚至山州草县只行之于城而不行之于乡，讲之于官而不遍通于民。不唯善恶无人纠察劝戒，即宣讲亦多不能依期奉行，在官固视为泛常，而民之听之亦或作或辍，有来有不来。况居乡者多，在城市者少，乡民离远，无人督率，虽有讲宣，如何听见？即如弥天重犯所居，离城市远，县中讲约读法之事，生平并未撞逢一次。如所颁圣谕广训及我皇上斟酌取士之法，从前不惟不曾目见，并未曾耳闻。直至近日，伏读皇上圣谕，中间有圣谕广训序文，持以问人方知。

　　从前只晓得圣祖皇帝上谕十六条而已。况乡人中之全不通文理者，如何晓得？似此法亦简易易行，但要责令有司实心奉行。若能天下之大，县县如此奉行，每县之中，到处如此宣讲行习，道德齐礼，其治效岂有极哉！况此规制既成于各县各乡之中，凡有善政善教，皆可照此仪节，遍晓民间。不惟无上行而下不效之患，且君民一体，呼吸竟可相通矣。弥天重犯山野冥顽，本不知是非可否，但管见及此，不敢不尽情直供。伏祈圣明，取此约全文，详览规制，裁夺可否为幸。

　　十八、雍正钱发行不久，不能普遍流通，你便造谣“雍正钱，穷半年”，是居何用心？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即观铸钱一事，自癸卯到今六年，尚铸个钱不顺。勉强铸就的，糊糊涂涂，不明不白，民间无人肯受。谣曰：‘雍正钱，穷半年。’若身上有一个雍正钱，即投之沟壑”等语。制钱为民间日所必需，务宜轻重适均，流通无弊，方于民生有益。钱文字画之清楚与否，皆关铜铅之多少，此人人所知者。

　　向年圣祖皇帝时所铸制钱，以铜六铅四搭配，虽钱文字画清楚，而铜多于铅，遂有奸民销毁制钱改造器皿者，因而钱价日昂。康熙四十五六年间，每银一两仅可兑钱七八百文。朕在藩邸时，深悉其弊，是以令钱局以铅铜各半搭配鼓铸，使奸民无销毁之利。又严黄铜器皿之禁，方得钱价渐平。今银一两，可兑制钱一千，小民并受其利。其钱文字画虽未甚精工，然惟铜铅相半，方能禁止销毁，而制钱可得流通便民，并非吝惜铜斤而多加铅两也。且铸钱由模范而成，其样钱谓之祖钱，轮廓匀厚，字画完整。由祖钱套出，谓之母钱，即逊于祖钱。再由母钱套出，是谓铸钱，今民间日用之官钱也。较之祖钱，更不逮矣。盖即一板之内，所铸二枝之钱，下沉者必重，在中者适均，在上者必轻，而字画亦因之而不能一式完美。此从来铸钱皆然，非独今日之雍正钱为然也。乃曾静不知钱法，信狂妄之说，遂肆讥议，任意蛊惑咒诅，何殊昏梦中之呓唔乎！

　　至云投之沟壑，尤为可笑。民间所有之钱，必以银两兑易而来，岂有以银易之物而委之沟壑乎！至于贸易之人，当其受钱之时，必细视钱文而后交易，若以雍正钱为不祥之物，孰肯收受！况既以货物售卖，人虽至愚，孰肯以银与货物换得之钱而轻弃之沟壑也！今直省内外，果不肯用雍正钱文乎？即如曾静之家，至为贫薄，然囊箧中亦必有制钱收贮，然后可以易米买薪，何以不投而弃之乎？

　　江南地方，因雍正钱文尚少，元年、二年间，有以旧钱十文易一雍正钱以为宝玩者。其重雍正钱文何以又如此？向湖南之人情与江南迥别乎？至于铸钱未能流通普遍，此则事理之常，明而易见者。圣祖皇帝在位六十余年，康熙铸钱尚有流行未到之处。又如广东高、雷、廉等府，至今尚用宋时旧钱，并元、明代之钱亦流通未至。自雍正元年以来，甫及七年，所铸钱文，欲令遍及天下并荒僻之处，亦有是理乎！曾静所闻谣言，确系何人传说？曾静果否亲见投钱沟壑之人？其人系何姓名？确在何处？可据实供来。

　　曾静供：此等狂悖说话，弥天重犯当时无知，听得人言如此，遂不穷究其事理，信以为实，随手写记放在纸上。其实到今日看来，无论人言己言，皆该杀该剐，尚有何说分解得！盖缘弥天重犯所住之地离城市远，无交易买卖，即间有买卖，亦是用稻谷，不惟不使钱，竟少有用银子。穷民无所出息，亦无处交易得银子，所用者只有谷耳。惟富户积得稻谷多，方以谷去卖得银子用。至若钱，则无论康熙钱，雍正钱，皆未用。皇上御极之初，雍正元年、二年、三年，雍正钱流通未遍楚疆。弥天重犯彼时心下常想求雍正钱一看，以为此是新天子的通宝，以此去问人，而人间有自城市中来者，遂妄传以为雍正钱铸不成。

　　后又逾年，心下实要想求雍正钱看而不可得，又去随使问人，谣传遂以为如今新皇帝因铸钱不成，杀了几多铸匠。弥天重犯此话固不肯信，然无奈乡愚小民，不通钱法，每多如是说。后弥天重犯偶得一二雍正钱，细验其钱文字画，果不十分清楚。先疑以为模范新制，恐是初铸，所以未甚精工，后来再看，亦复如是。那会雍正钱少，到街市上用康熙钱熟识，又见得雍正钱文字画不完美，不知从何处遂造出这个谣言来。无知小民听得此言，遍传于乡里，弥天重犯心中渐次受了谣言悖论之毒，又加以不通钱法，解这钱文字画不清楚的缘故不出，遂不察而信以为实。直至雍正六年春，狂悖将萌，竟把此事做一个验证。

　　其实到今日伏读我皇上旨意，方晓得钱文字画之清楚与否，原关铜铅之多少。康熙钱文字画清楚者，由于铜六铅四，铜多于铅；雍正钱文字画未甚精工者，由于铅铜各半。其铜多于铅，则致奸民销毁制钱，改造器皿，而钱价日昂；其铜铅各半，则奸民无销毁之利，而制钱可得流通便民。细思到此，全是我皇上一段爱民苦心，经天纬地的学问，方能鉴别物理之所以然，察照民间之积弊，直从源头整理下来，此岂寻常之智虑所能窥测万一！况钱有祖钱、母钱、铸钱，即一板之内，所铸二枝之钱，下沉者必重，在中者适均，在上者必轻，而字画亦因之不能一式完美。小民不知其由，竟以钱文字画未甚精工，遂从此妄生议论。而弥天重犯不知钱法，亦妄信而附和之，万死万剐，自如何辞！但念小民虽顽，天性亦难泯绝，未有不知爱戴君亲者。其所以狂悖如此者，实由于心中无知，不知圣天子之德意。其所以不知圣天子之德意者，又由于宣传之未遍。即如我皇上禁取黄铜一事，弥天重犯耳闻，亦有几多说话。山野无知，不解取铜禁铜之故，甚有谓我皇上欲取尽中国之铜，解往满州地方，熔铸以为宫殿者。弥天重犯虽心知谬传，然亦无话可解答。离县城远，未见衙门所张挂告示如何说，在外只有取铜禁铜之令，中间并未说出取铜禁铜之由。小民无知，焉得不妄生拟议！拟议出于一二人之口，传者遂遍递于千百人之耳。直至今日伏读圣谕，方晓得禁铜为防奸民销毁制钱，改造器皿，钱价日昂；禁铜不用，则钱无所毁，而价可渐平，民得利用。是我皇上几多深仁厚泽，为民善政，远鄙百姓，皆为心中不知，糊涂浪过。此弥天重犯前供乡约内，所以说到朝廷所颁政令，凡有关于风教民事者，须要在乡约中宣示，正为此类也。至若谓投之沟壑，从前不深究其事理，遂误听以为果有是说。今得明旨，反复推勘，而复心下思索，不惟信得无是理，且天地间并无是事，何其诞妄一至于此极耶！

　　总之，愚民类多无知而悖谬，实非有心以肆妄。况毁谤讥议出于小民无知者之口，本无损于圣天子明德，而御极初年之毁谤，尤是以圣德神功之远大。盖有非常之主，必有非常人所得知之猷谋。众见未尝不惊，不知者未尝不疑，惊疑交集，此谤之所由生也。是以帝尧承帝喾之后，自唐侯而陟践帝位，始三年而谤作，又三年而颂兴，又三年而谤颂悉泯，乃得“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况我皇上初潜之时，韬光养晦，无求无欲，只尽己性分之当然，并未尝稍露一毫声光于人间。龙德中正，不惟非天下所得知，并非在廷诸臣所能识。惟我圣祖皇帝聪明未纵，本父子之亲，以圣知圣。早知我皇上天禀贵重，蕴蓄美富，为能聪明睿智，足以有临。然亦只以是存之于心，而不肯扬之于众。直至圣躬不豫，委以南郊大礼，方知我皇上圣德神谋久为圣祖皇帝所深契。所以当我皇上御极之初，一切政治，经天纬地，天下莫能仰测高厚之所以然，加以阿其那、塞思黑等久蓄奸谋，散布流言于山陬海隅，小民无知误听而起疑生谤者。

　　以今看来，实属理势之所必至。如此等说钱的话，亦是二年、三年事，到雍正五年、六年来，实无人如此说，今若究问传说的姓名，此是深入乡愚，只听人如此说，亦依口学舌如此说，原是不识不知，随声妄和，今日如何记得哪一人说？指得哪一人姓名出？在弥天重犯固冥顽无知，然尚稍识得一两个字，稍通得丝毫义理，且不免以讹承讹，传妄踵妄，按其罪过，该杀该剐。其实在今日就杀就剐，浑身寸磔，亦抵当弥天重犯许多罪过不得；况蚩蚩之众，较弥天重犯之无知更甚乎！我皇上德量同天，明睿并日，今日实是弥天重犯万死万剐罪不容诿。其余传说，同在覆冒涵育之内者，惟恳矜之恤之，悯念小民之无知陷罪而已，如何妄扯得别人！

　　十九、为什么山西百姓争先恐后为国效力，忠诚爱戴朝廷，而湖南竟有你这样猖狂悖逆之徒？

　　奉上谕：据山西巡抚石麟奏称：“晋省绅士百姓，愿将军需应用之驼屉、苫毡、绳索三万副，从本地自备车骡运送，至归化城交收。臣等遵旨，令地方官给价雇送。而各属士民，挽车策骡，争先装载，给以脚价，感激涕零，稽首称谢，不肯领取。急公效力，旷古所稀”等语。着将此折令杭奕禄发与曾静看，并讯问曾静：湖南、山西同在戴天履地之中，何以山西之民踊跃急公，忠诚爱戴，实能视朕为后；而湖南之民，乃有猖狂悖逆、肆恶扰乱之徒如曾静等，至于视朕如仇？此朕所不解。着讯取曾静口供具奏。

　　曾静供：弥天重犯禀性愚顽，不知天高地厚。然圣人在上，恩深德大，感化到至处，虽木石亦知倾向起舞。是以数月以来，感恩被化之深，白昼对人，虽是无言可以称述，然梦寐恍惚，对人言及皇恩圣德，惊惶感泣，几次流涕痛号至醒，犹有不能自止者。以是知秉彝之良，原未尝尽绝，特从前偶为外诱浮言所惑乱，不知圣德高深万一之所致，非本性与人异也。今蒙恩旨，以山西巡抚所奏，奉旨动用正项钱粮，制造骆驼绳屉等以备军需。抚臣遵旨，动银给发通省。而通省士民咸称我皇上宵旰勤民，爱养百姓，直如赤子，安享升平。无以为报，情愿自备骡车，各从本地运送，期效犬马之劳，感激涕零，稽首称谢，不肯领受脚价折奏等情，命弥天重犯阅看。弥天重犯因思君臣一伦，至大至重，分虽有尊卑之别，情实同父子之亲，本于天命之自然，无物不有，无时不在，通古今，遍四海而未尝有异也。民之乖戾，不供顺其上，固是民之无良，然亦半由在上者不以民为子，或子焉而德惠偶有未洽于民，或及民而有司不能宣扬上意，以致民或不能以君为后，即或后戴其君，而不能至诚赤忠，实尽我赤子之道者，往往有之。若果能以民为子，食思民饥而为之谋其饱，衣思民寒而为之谋其暖，一体，每念不忘其民。则君民一体，民自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财，不敢恤其力。虽赴汤蹈火，亦不肯避矣。然此虽有其理，从古未见有其事，不惟汉、唐、宋、明如文景、贞观、熙宁极盛之时所无，即三代郅隆之世，亦所少见。惟文王上承十五王之积累，下开八百年之太平，太和融洽，至德深仁，沦肌浃髓，见于经者，方有“庶民子来”之事。不然，以尧舜之德，亦难期此圣神功化之极救也。

　　今我皇上子惠元元，时时刻刻以爱养抚绥为念，至德深仁，无隐不入，无处不到。所以天和萃聚，丰稔频登，民心爱戴，顶踵思捐，以期踊跃争先报效万一者，将遍宇内而皆然矣。何况山西省近京都，感德被化，尤为最先而更亲者乎！惟有湖南隔远，民习又夙浇漓，加以奸党犯罪充发广西，往来通衢，布散流言，传闻道左。致使圣德声称，湮郁未洽，然到今云开日丽，快爽欢欣，舆情谅是不同寻常爱戴。况我皇上治化，已几刑措而道德齐礼之教，犹时轸念远方，已蒙差使往湖南观风整俗矣。今又蒙恩旨，着弥天重犯往湖南观风整俗使衙门听用。弥天重犯虽愚陋不堪，然数月以来，被我皇上德教，耳闻目见京都风景，亦颇粗知圣教之万一。纵不能有所赞助裨补于观风整俗使之前，然以当身所感我皇上之德，被我皇上之恩，尽心竭力，以直道实，逢人说项，亦得期赎重罪之毫末。但念犯罪蝼蚁，自揣不足取信于人。所赖者，惟我皇上大德至诚，既可感召天和，屡奏成效，必能孚及豕鱼，而四方风动，从欲以治。自是家喻户晓，人人咸思尊君亲上，民情必不减山西爱戴之隆矣。

　　二十、有人诬蔑你的父亲有盗窃的劣迹，母亲有淫乱的行为，你能不加审查便将父母唾骂一番，甚至著书立说到处宣扬吗？

　　奉旨讯问曾静：你看了山西巡抚石麟奏折，供称“君臣一伦，情同父子，四海未尝有异，湖南民习浇漓，奸党犯罪，充发广西，往来通衢，布散流言，致使圣德声称，湮郁未洽”等语。夫“扶我则后，虐我则仇”，古有是语，朕于普天之下，一视同仁，湖南、山西之民，固皆抚之如子也。山西民俗醇良，感召天和，连年丰稔，无待朕之大加恩泽。湖南民俗浇悍，乖戾之气，上干天谴，以致浸间作，荒歉屡告。朕叠沛恩膏，所以子惠而抚绥者，不一而足，尚不得为抚我之后乎！朕揣山西之民，所以趋事赴功者，盖因圣祖仁皇帝六十余年深仁厚泽，浃髓沦肌，是以一遇国家公事，即输诚效力，踊跃争先，如此肫切。试问湖南之民，独不受圣祖六十余年之恩泽乎！即据曾静前供，圣祖宾天之时，亦尝哭泣尽哀，持服拜祭。夫既感圣祖之深恩，顾不念及朕躬乎！人情于亲戚朋友，素相契厚者，或闻其子孙有过失，则必曲为之掩护；或闻其子孙被谤议，则必力为之辨白。况于君臣之间乎！伊之于朕躬，万无忍于排斥之理，况以毫无影响之流言，不察真伪而便肆为诬蔑，敢行悖逆，尚得谓有人心者乎！伊既知君臣之伦，情同父子，今有人诬曾静之父有盗名，捏其母有淫行，曾静闻之，忍不与之辨乎？忍不察其言之虚实乎？抑不问其虚实，遽将其父母丑诋唾骂，且著书立说以扬播之乎！伊称往来奸党布散流言，被其煽惑。夫奸党充发往来之所，不止湖南一省也，即山西地方岂无此等逆党之流言！乃从无一人被其摇惑煽动者。独湖南奸民如曾静之辈，一闻奸徒之蜚语，即起叛逆之心，谓非其性与人殊者乎！且“抚我则后，虐我则仇”之语，亦非正论。

　　夫君臣、父子皆生民之大伦，父虽不慈其子，子不可不顺其亲；君即不抚其民，民不可不戴其后。所谓抚我则后，虐我则仇者，在人君以此自警则可耳，若良民必不忍存是心，唯奸民乃是以借其口。然人虽甚无良，亦断无有以抚为虐者，朕于湖广已实尽其抚民之道，而不意曾静辈犹视朕如仇也。至曾静蛊惑于华夷之辨，此盖因昔之历代人君，不能使中外一统，而自作此疆彼界之见耳。朕读洪武宝训，见明太祖时时以防民防边为念。盖明太祖本以元末奸民起事，恐人袭其故智，故汲汲以防民奸；其威德不足以抚有蒙古之众，故兢兢以防边患。

　　然终明之世，屡受蒙古之侵扰，费数万万之生民膏血，中国为之疲敝。而亡明者，即流民李自成也。自古圣人感人之道，惟有一诚，若存笼络防范之见，即非诚也。我以不诚待之，人亦以不诚应之，此一定之情理。是以明代之君，先有猜疑百姓之心，而不能视为一体，又何以得心悦诚服之效！先有畏惧蒙古之意，而不能视为一家，又何以成中外一统之规！虽当时蒙古之人，亦有入中国者，然皆闲散不足数之辈耳。若因此遂谓蒙古之人臣服于中国，则当时中国之人，亦有入蒙古者，是中国亦曾臣服于蒙古矣。至于我朝兴自东海，本非蒙古，向使明代之君果能以至诚之道，统御万方，使我朝倾心归往，则我朝入中国而代之，亦无解于篡窃之名矣。

　　乃我朝自太祖、太宗以来，浸昌浸炽；明代自万历、天启而后，浸微浸熄。明代久已非我朝之敌，彼自失天下于流民，上天眷佑我朝为中国主。世祖君临万邦，圣祖重熙累洽，合蒙古、中国一统之盛，并东南极边番彝诸部俱归版图，是从古中国之疆域，至今日而开廓。凡属生民皆当庆幸者，尚何中外，华夷之可言哉！曾静有何辨说？据实逐一供来。钦此。

　　曾静供：弥天重犯山野无知，于人事无一得通，自犯罪以来，只有惶恐战栗，万死待罪而已，更有何说可以分辨？今承高厚之恩，复降谕旨语问。反复细读，字字句句皆发从古圣贤所未发，义蕴精深弘博，已到至处极处。在弥天重犯实无一言可以分疏、解免其罪，但自计当初狂举之念，处处皆从不知圣德高深，错执人言起见。因念人之五伦，虽有人合、天合之分，其实皆本天而出，根性而具，所以圣人谓之达道。惟其谓之达道，所以通古今、遍四海而不异。五伦之中，又惟君臣、父子为更大。君臣虽从义生，而以人合；父子虽从仁出，而以天合。其实君臣之伦，大过父子之亲。盖以父则对子，其尊只在子一身之上；君乃天下万物之大父大母，其尊与天配，在万物之上，故五伦以君臣为首。而所以处之者，彼此有当然各尽之道，本不相期待。在君之职以天自处，所以一切寒暑怨咨有不屑计；而为臣为民者，一身之生杀，唯君所命，不敢以私怨生怼叛之心。虽圣人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两边平放，其实不相期待。臣之忠君，乃天命之自然，不是因君使臣以礼而后臣得事君以忠，所以朱子注云：“二者皆理之当然，各欲自尽而已。”玩“理之当然”四字，见得臣之忠君，原从天出，不是报答君恩。君加恩于臣，在臣固当忠君，即不加恩于臣，而臣亦当忠。诚如圣谕所示：“父虽不滋其子，子不可不顺其亲；君即不抚其民，民不可不戴其后。”

　　盖臣之忠君，乃天命之当然，所性之自然，岂计君恩之轻重哉！试看文王遭纣之昏乱而不改小心服事之节，圣人称为至德。曾子作《大学》传，释“止至善”章，引文王作榜样，以为止善之极则，曰：“为人臣，止于敬”，而不及汤武者，正为此个缘故。今谕旨谓“抚我则后，虐我则仇”非正论，正合文王、孔、曾之旨。盖“抚我则后，虐我则仇”，乃武王将伐纣而誓师之权词。汤武之事，本非圣人之得己，但所遇之时不同，究其极而仍合于义耳。初非其所乐为，而可以为法于天下后世也。故必有汤武之至德深仁，而又遇桀纣之昏乱失德，以汤武而遇桀纣，又要看天命，验民心，方可行得。然在圣人心中，终是不满，终不免以此为惭，岂后世莽、操等所得借口乎！盖圣人处此，只为常经到此穿绝，理势不得不变，所以就时地上裁制，不得已而为古今之通义，以持续天理耳。故此一种道理，非大圣人不能用。所以圣人说个未可与权，虚悬此理于天地间，而未敢轻以许人耳。今我皇上因父子之亲则剖析分示，推出此理，兼使弥天重犯得以闻所末闻，此诚不幸中之大幸事也。

　　因回思我皇上子惠元元，尽六合而皆然，所以抚绥我辈赤子者，本元间于山西、湖广，而山西之民醇良，湖广民俗浇悍，几烦圣虑，叠沛皇恩，以尽抚我之道。今圣德谦光，圣教诚笃，深仁厚泽，归美圣祖。于此见湖南之民，不唯沐我皇上之深恩，当思忠顺，以事其上，即推想圣祖至德，亦无不当输诚尽分以竭其忠。

　　况为民当身正义，处覆冒之下，既食毛而践土，君即不抚其民，民不可不仰戴其君者乎！思量到此，弥天重犯虽粉身碎骨，不足以偿万剐之罪，更有何说可以解脱！况弥天重犯既知感圣祖之深恩而持服尽哀，独不思推圣祖大德于我皇上而思忠孝顺？今明旨诘问及此，虽木石亦当动心，况弥天重犯身带血气，有不割肝泣泪者乎！所痛恨者，只为自居山谷，我皇上御极初年，大德尚未遍洽，即为奸言先入，以此递递叠闻，遂尔步步生疑。唯其有元年之流谤在心，是以后此之谣传得以入耳。而奸党造谤之大，皆与圣祖皇帝为仇为敌之事。以弥天重犯当日看得君父之伦重大，痛当身受圣祖皇帝四十余年抚绥之恩，吃紧此义，不觉透骨彻髓，只思报效于圣祖，思为圣祖皇帝之忠民义士，于义合当为圣祖皇帝舍身致死，以是妄萌悖逆之念，甘蹈赤族之诛而不辞耳。即谓惑于吕留良之悖论，在当时尚属第二、第三义。逆书虽有其说，然亦是看得君父之伦重，故以是劝岳钟琪耳。其实多为感圣祖皇帝之深恩大德起念，所以圣祖宾天，弥天重犯持服尽哀，发于至性。在当时悲思，竟有不堪对人者，每暗地流涕拭泪，在己亦不自知其何以至是。原无意于人知，以为忠孝是读书人本分事，为各人自尽之道，岂敢希冀人知！一著人知之念，即为伪矣。尚得有忠孝乎！

　　前供所以说到此处者，只为弥天重犯犯此大罪，心事未易明白，故缘此以为证据耳。

　　其实当日一片赤心肫切并未说到。故在当时，非弥天重犯全然死心，只为谮言流毒，多切紧圣祖皇帝身上。岂意我皇上大孝大德，为圣祖皇帝同德嫡体而更有光者乎！倘若弥天重犯以毫无影响之流言，不察真伪，而使肆为诬蔑。揆以君臣之义，情同父子之亲，彼人有诬弥天重犯之父以盗名，捏弥天重犯之母淫行，在弥天重犯情必不安，必察而辨之，且为之掩护之。而人于我皇上之诬捏，则遽信以为实，漠不加察，较之父子之情，相去悬绝，弥天重犯万死之罪，实无所逃。但当初之狂举妄动，而误信以为实者，亦以圣祖皇帝之恩德在人者深，为民者无不冀圣子圣孙之继其统。当时心中所期，以为处今日，即皇上偶有德不及圣祖处，在民间亦必为之掩护，不忍宣扬。今所闻如此，且以为言出于京城往来道路人口，并非起于民间，因妄疑圣祖皇帝非有仇于人者，而今日所闻如是，必有其因。况天子本四海之共主，人只有爱戴颂扬，谁甘不良而肯造言讪谤！是以弥天重犯当日，一为从未历过世路倾险，识透人情有此变诈；二为从未到过京师，得闻奸党如此阴毒；三为圣德高深，湖山万里，未得骤闻。因此三事未谙，以致谮谤流言得以乱听。

　　况阿其那、塞思黑、允等之奸党，流布民间，本非一处一种。除充发广西外，尚有诡名变迹，借游学为名者，而其所诋诬圣德，多由谈文论学引入。山野蝼蚁，从何窥测其底里？因此不觉为之摇惑煽动。若奸党充发，所过省郡极多，不止湖南一省，即山西地方，岂无此等逆党流言？独不能惑人之听，而唯湖南奸民一闻蜚语，即起叛逆之心？夫奸人有心造谤，每乘人之虚而避人之实，诚以虚则吾言易入，实则吾言易识。故其不肯在山西、河南等近处传布者，以山西、河南等省离帝都近，往来者多，皇上之至德声称，人人所习闻，心中实而有主故也。惟湖南离帝都远，往来者少，我皇上之至德声称，未得遍洽，山谷知之者少，心中虚而易惑故也。非山西与湖南之民全异，实所处之地有不同也。

　　至若谕旨以华夷之辨，推原于昔之历代人君不能中外一统，而自作此疆彼界之见。且谓明祖以元末奸民起事，恐人袭其故智，故汲汲以防民奸；其威德不足以抚有蒙古之众，故兢兢以防边患；以及先有猜疑百姓之心，而不能视为一体，又何以得心悦诚服之效？先有畏慎蒙古之意，而不能视为一家，又何以成中外一统之规？大哉皇言！既与天地同体，复与天地同用。于穆天也，而我皇上配对之，不见其不足；我皇上也，而天全体之，不见其有余。况见透汉、唐、宋、明几多英主隐曲作用，直同儿戏。不唯德量同天，心公到至处；而且眼界高出日月之上，明察到极处。此等境界，自古帝王所少到，而此等议论，自古圣人所未发。苟非我皇上身亲历到，焉能辨别到此至处，焉能包容到此极处，焉能阐发到此至微至细处！况复以感人之道，总归一诚，尤俨然活露天体之大矣。盖惟天至诚，惟其至诚，所以覆冒无外，感而遂通。故《中庸》言：“诚”，必推极于天，惟其诚能合乎天，所以高明光大，博厚悠久，与天无异世。此我皇上所以合蒙古，中国成一统之盛，凡天所覆冒者，俱归版图，凡属民生，皆当庆幸，岂有华夷中外之间哉！理到至处，行到极处，虽尧舜复起，亦不能赞一词。而我皇上不惟规模弘远，开中天之隆会；抑且道德广大，立万世之成规。人君不能修身配天，强分中外华夷，到此直堪耻无地矣。况欺世盗名，假窃圣言余唾以混理学之正者，逆天不亦甚欤！至是而益信我朝名义之正，德业之隆，诚极生民所未有世。猗欤盛哉！

　　二十一、自称忠民义士的曾静，你为什么要甘愿赴蹈灭族死罪而谋反呢？

　　奉旨讯问曾静：你供称“身居山谷，我皇上御极初年，大德尚未遍洽，即为奸言先入，遂尔步步生疑，后此入耳谣传，皆与圣祖皇帝为仇为敌之事。因身受圣祖皇帝四十余年抚绥之恩，思为忠民义士，是以妄萌悖逆之念，甘蹈赤族之诛”等语。

　　你自雍正元年以来，讹传逆党之言，是朕之失德备闻于耳，而阿其那贤孝之名，及圣祖皇帝欲传位于允之事，亦入于耳。你既感圣祖皇帝之恩，即以朕为君父之仇敌，不克缵承大统，则亦当劝岳钟琪世受国恩，当仰承先帝之志，辅佐阿其那、允等以以继先帝之基业。何以竟将叛逆之事，掀动岳钟琪？况你逆书内分别华夷，直指圣祖皇帝为夷狄，如何尚说感戴圣祖皇帝四十余年抚绥之恩，思为忠民义士乎？可据实供来。

　　曾静供：弥天重犯狂悖之举，按其罪，触处皆是，本无一线可生。苟非大圣人在上，德量同天，精明并日，本大公无我之怀，虚心体察，使顽逆隐情毕露，虽磔尸磨骨亦不足以偿当身莫大之罪，尚有何说可以疏解！今承恩旨讯问，前供所称身受圣祖皇帝四十余年抚绥之恩，思为忠民义士，则当劝岳钟琪仰承先帝之志，辅佐阿其那、允等，以继先帝之基业，何以竟将叛逆之事，掀动岳钟琪？况逆书分别华夷，直指圣祖皇帝为夷狄，如何尚说感戴圣祖皇帝四十余年抚绥之恩，思为忠民义士？究问及此，弥天重犯惶恐战栗，万死何逃！不惟无说可以仰答天聪，即自问亦无说可通了。今亲观圣德之高深，极生平所未有，感被皇恩之浩荡，彻骨髓而融洽。此所以心悦诚服，而痛悔当年狂悖之举，切齿于阿其那、塞思黑、允等之奸党造言流谤者以终天也。然苟非我皇上之德量同天，精明并日，亦只有杀而已矣，剐而已矣。今承旨问，从肝滴出一字一泪，实无半语只字可以仰答天聪，理屈辞穷，自如万死万剐莫偿，只有惶恐战惧而已矣。

　　二十二、山西嘉祥兆瑞迭现，湖南连年水灾，这些说明什么？

　　奉旨讯问曾静：前因山西绅士庶民运送军前骆驼鞍屉，自备车骡，不肯领价，踊跃急公，争先恐后，已将晋民情节谕你。今不旬日间，晋省保德州等处，遂有庆云呈献之瑞。据巡抚、学政、布政使三处奏报前来，特将奏折发与你看。朕从来不言祥瑞，但天人相感之理，实捷于影响。晋民怀尊君亲上之心，是以连年丰稔，今又蒙上天特锡嘉祥，以昭示福佑万民之象。可见从前湖南地方屡被水灾者，实因民风浇薄，又有你与张熙辈心怀悖逆，以致乖戾之气上干天和。此理显然昭著。但朕凉德，不能化导湖南百姓，亦不能辞其咎。你从此更当猛醒，知天之不可欺矣。你今仍怨谤朕一人乎？

　　曾静供：自古称圣王励精图治，虽不言祥瑞，然到治定功成，而祥瑞自然协应；必到祥瑞协应时，而后称得治定功成。此《中庸》推学问之极功，圣神之能事，而必归到“天地位，万物育”上去者，此诚以大君之身，与天相配，其精神运量，与天相通。君能心与天心融通无间，而克符合一，则和气致祥，自然云日辉煌，藻彩缤纷，以及河清海晏，万物顺成，百福骈集。若君心稍有一点与天心不相符合，则戾气致异，一切反是，此理之大致一定不易者。但其中不能尽同，亦微有辨。盖有君尽其道，而臣庶不能仰体君心，此又以君为天，君心为天心，臣庶之心不能仰体君心，即与天心相违，所以亦能致异。此普天之下，所以有嘉祥灾异之不能尽同也。恭惟我皇上克体天心，克肖天德，励精图治，仁恩厚泽，遍浴寰宇。其效至于薄海内外，物阜民康，皆歌乐育，礼陶乐淑，共被洪钧。惟圣心与天心合一，君德与天德无间，所以天和见彩，地灵垂祥，大者如五星聚、黄河清，嘉谷蓍芒，百瑞叠呈。我皇上天人感孚，成自古未有之治功，以只褡怨盼醇鹫鳎死碇萦谟跋於抟烧咭？？

　　至于近者晋省庆云捧日，外绕三环，光华四射，藻彩缤纷，与湖南数年歉收，旱涝叠闻，灾异间见，其理复异者，何也？诚以晋省民心醇厚，知恩感戴，民心能仰体君心，一切输诚奉公之事，无不踊跃争先。故于办理驼屉之会，而天垂祥瑞，以协人心之顺。若湖南虽同处覆冒之下，而民俗浇滴，不能仰体我皇上之心，加恩而不以为恩，被德而竟忘其德。加以弥天重犯等之狂悖丧心，不惟不知我皇上之大德合天，而竟不能安业顺化。是湖南庶兆之心多与我皇上之圣心相违。即与天违，所以厉气致异，而灾寝独屡见于湖南也。但此理甚显示甚微，非我皇上精通性命之源，素能默契乎天，而复能与天合一，焉能知之！弥天重犯到今日读所报闻诸嘉祥奏折，并我皇上所讯问谕旨之理观之，不惟信我皇上之至德毫无瑕累，实实与天合一。在弥天重犯将插翅遍飞遍传，破谮除谤之不暇，岂尚复为谮谤所惑之理！抑且自痛悔当年狂悖之举，诚得罪于天，而不意今日戴天广大之德，推原致罪之由，宽宥以至于此极也。

　　二十三、云贵两地民风淳厚，服教乐善，以至感召丰收大稔，正是天人感应昭著啊！

　　奉旨问曾静：湖南地方，人心诈伪，风俗浇滴，而督抚大吏又不能宣朕之威德，化导愚民，以致风雨不时，灾屡作。云贵总督鄂尔泰实能体朕之心，教养百姓，而民风淳厚，又能服教乐善，以此感召天和。云南连岁大稔，而贵州今年通省丰收，所产嘉谷，岐穗繁多，科粒硕大，为从来所未见。今将贵州巡抚张广泗奏本，及所进嘉谷图样与你看，天人感应之理，显然昭著如此，你再有何说？

　　曾静供：天人感应之理，捷于影响，弥天重犯已曾供过，不敢复赘。今观贵州巡抚所进献瑞图，共四十六种。稻谷粟米之多，有一茎两穗至十五六穗不等；稻谷有每穗四五百粒至七百粒数之多者；粟米有每穗长一尺八九寸至二尺有奇者。不惟从来目所未见，实从古耳所未闻。此必贵州人民被服圣教，革面涤心，输诚向化，熙乐利，一团忠顺太和之气，上应我皇上励精图治之苦心，于我皇上之大德无不洽，至教无不通，道德齐礼之化，无不顺应协从。所以与云南、山西等省同一尊亲爱戴之诚，上召天和，是以或垂天锦以示祥，或著地灵以呈瑞。其事虽异，其理则一也。惟湖南虽与山西、贵州、云南等省同居覆冒之下，同受生成之恩，而数年以来灾异屡见者，何也？实因阿其那、塞思黑、允、允等之奸党将圣德诋诬，造言惑乱，而湖南之民无知轻听，妄以我皇上之德，果如奸人之谤，各怀不平而怨咨嗟议，反以数年灾为皇德之亏所致。岂知我皇上以亘古未有之至德深仁而湮郁远鄙，是以上天震怒，屡示灾异，以遗责湖南之民。则湖南之民乃不知省，反听信奸党之谤而致怨乎上，故怨愈深而灾愈厉。盖湖南之多灾与贵州、云南、山西等省致祥，其事虽殊，其理实同，同一上天眷佑我皇上之大德所致。贵州、山西、云南等省之致祥，是贵州、山西、云南等省之民，能仰体我皇上之大德，各尽忠顺之道而乐业安化，皇上至德舒畅四达而无隔碍，所以和气融通而能致祥。

　　湖南之多灾，是湖南之民不能仰体我皇上之大德，胸存悖逆之念，不肯安业乐化，皇上至德间隔湖山而多郁结，所以戾气否塞而能致灾。所谓同一上天眷佑我皇上之大德，实因我皇上之大德亘古未有，所以既有此等应处，又有此等异处。今弥天重犯得见阿其那、塞思黑、允、允等及伊等平日所蓄养之匪类等所供谤议，恰与湖南百姓所闻无异，于此见得奸党上误国家，下害生民，蓄心狠毒，一至于此。若非我皇上仁孝诚敬之至，上细于天，素孚于祖，感通默相，焉能使诸奸尽行败露，恶迹如此昭彰！而我皇上之大德，转因此光明显烁，耀中天。所谓“仲尼，日月也，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此理至今日而益验矣。到此实实信得我皇上之德，超越古今，与天、与圣祖一而二，二而一，并无毫发彼此之间，故能为圣祖所笃爱，上天所眷佑，而天理响应如是，报验如是。

　　二十四、孔庙失火和庆云出现是礼乐制度遭受厄运的灾异呢，还是文明光华的祥瑞呢？

　　奉旨讯问曾静：你从前逆书内云“于今正值斯文厄运，是以孔庙焚毁”。今据督修庙工之通政使留保奏报：“十一月二十六日午刻，正当孔庙大成殿大梁之前二日，庆云现于曲阜县。形若芝英彩凤，五色缤纷，正南、东、西三面拱日朝阳，历久益加绚烂。万目共睹，无不称庆”等语。今将留保所奏之折及庆云图发与你看，还是斯文厄运之灾异？还是文明光华之祥瑞？你今又如何说？

　　曾静供：道之在天下，本无处不有，无人不备，特凡民为气禀所拘，物谷所蔽，是以有的不适如其有，备的不能果见其备。故聪明睿智之资，气禀清明，义理昭著，生知安行，千万人中无一见焉，甚或数千年无一遇焉。然一有之，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所谓“禀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又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是君与师原属一道，并未尝有岐，此尧舜、禹汤、文武之世，所以只有君之重，并无师之名，盖以君职原兼师职故也。唯至春秋战国，二帝三王之道熄，时有孔子生安之圣，厄而在下，当时仁义之风微，功利之习兴。一时功名之士，以治天下为另有一种权谋术数之学。于是群指孔子为师道，而称君德者，视此则有彼此之分。

　　而孔子之所谓仁义道德者，每多置而不讲。历汉及唐以至于明，二千余年，孔道晦塞，未有能明能行。孔道不明不行，又安望其有虞、夏、商、周之治效乎！惟我朝圣祖皇帝得尧舜、孔子之心传，是以六十余年，深仁厚泽，遍及薄海内外，已媲美于虞、夏、商、周。我皇上以天之聪，生安之资，加以初潜四十余年，研深味道之功，其于尧、舜、孔子之道，合圣祖家学精蕴而久已集其大成。不惟与尧、舜、孔子之心传无二，抑且于圣祖一切政治而更有光矣。此所以天人感应，随时随地莫不信而有征。盖有亘古未有之道德，自能成亘古未有之治功；有亘古未有之治功，斯能备亘古未备之休征，此理之一而不易者。兹因山东孔庙大成殿庙上梁之前二日，而庆云五彩捧日，光华融露于曲阜县，此盖孔子之圣，浑全一团天理，孔子之心即天心。今圣心与孔子之心为一，即是与天心为一。而祥瑞见于曲阜，适在兴修圣庙之会者，乃上天所以嘉予圣心与孔子之心为一处，比泛见于云、贵、山西等省，其庆幸为更大，其盛德之合于孔子，而感孚上天者为更极其至。此所以为一无之中，文明光华极盛之会，而为生民所未有也。弥天重犯从前无知，并不知天之高，地之厚，所以以为流言摇惑，而为是万剐之说，悔恨无及。今既含生被化于天高地厚之中，自验知之比他人更深，信之比他人更笃，到此只有尊之亲之，爱之戴之，传颂以为亘古未有此文明光华之圣德神功而已，更有何说。

曾静供词五条

　　一、皇上嗣位以来，是五谷丰登，人民乐业？还是四时易序，五谷少成？

　　问曾静：你书内云“五六年之内，四时寒暑易序，五谷耕作少成，恒雨恒，荆、襄、岳、常等郡，连年洪水，吴、楚、蜀、粤，到处旱涝时闻”等语。皇上嗣位以来，阴阳和顺，风雨时调，五谷丰收，人民乐业。各省之内，间有数州县旱涝不齐，即动帑赈济，民获全安。今你所说四时易序，五谷少成，确是何年、何月、何地呢？吴、楚、蜀、粤到处旱涝，确有何见呢？至于荆、襄、岳、常之地，有你这样狂背逆乱之人，伏藏匿处其间，秉幽险乖戾之气，致阴阳愆伏之干，以肆扰天常为心，以更弃人理为志，自然江水泛涨，示儆一方。灾祸之来，实因你一人所致。你知道么？有何说处？

　　曾静供：这是弥天重犯僻处山谷，正如坐井议天模样，不知天壤内如许广大，见偶尔一处旱涝，遂谓旱涝时闻，不知时序调和，丰收乐业，不旱不涝者，此外遍地皆是。此正不得事体之实，而其根实由眼孔小，不通世事之故也。且当时实不知皇上深居九重，视民间疾苦直如赤子，一遇偶尔旱涝，即动帑赈救，且免其赋供。弥天重犯今日始知圣恩高厚，虽尧舜不过如此，则愚顽无知之罪，实所甘受。一民狂背，皆足致灾，此则非精通天人之故者不能知，弥天重犯闻之，豁然如大寐初醒，虽朝闻夕死，亦实幸矣。

　　二、雍正皇帝是励精图治，爱抚百姓，还是谣言所传的虐待百姓呢？　　

　　问曾静：你书内云“抚我则后，虐我则仇”等语。我皇上夙夜孜孜，勤求治理，爱养百姓之心，无时不切于寤寐，无事不备其周详。屡年来大沛恩泽，薄海黎庶，莫不均沾。旧欠钱粮，蠲免几及千万，江浙等处浮粮，每年减免六十余万；至于赈恤蠲除，以及豁免之处，其数至多；南北黄、运河工、堤工，兴修水利，开种稻田，察吏安民，弭盗除奸，一切实心实政，日昃不遑。其所以抚天下之百姓者，洵乃养育诚求，如保赤子，所以抚之者至矣。海宇内外，无不深元后之戴。今你不以为抚，而以为虐；不以为后，而以为仇。此是何肺肠？且虐民者何事？你将所见实说。

　　曾静供：皇上至德深仁，遍及薄海内外，其用意于民，固可谓亘古少媲。弥天重犯住在远方，不晓世事，不知天高地厚之恩，但见承平岁久，生齿繁多，远方之民，富者田多，而贫者或至无田。皇上屡年大沛恩泽，蠲免旧欠，减免浮粮，动计几百万，扶养非不极其至，然只有田业者，饱饫其惠，而无田业的，多致憾于雨露之不均。直至旧年到省，今年来京，方知皇上有几多爱养善所，有几多扶绥经画，端拱深宫，忧勤惕厉，无事不周，无微不到，且无时无刻不以天下苍生为念。功德昭然在目，传颂哄然满耳。自古圣帝贤君，用意加惠于民，称元后，颂父母，载之史册，垂之经典。以今准古，实所罕闻。此今日海宇内外，所以共深元后之戴。以弥天重犯如此狂诋，如此触冒，尚有几多钦恤，几多宽仁，恩惠频施，被服愧悔，直不啻如天如地之感。则天下之大，四海九州之广，无一发一物不在涵育生成之内，尤不等言矣。弥天重犯前之所以不以为抚，而以为虐者，总为谣言所掩隔，遂使帝德难名，食其力者忘其力，王道同天，蒙其化者自不知其化耳。

　　三、皇上调拨粮食是平抑物价，还是倒卖粮食做生意？　

　　问曾静：据你在湖南供称，有“皇帝使人从四川贩米至江南苏州发卖”，又云“广东、广西发卖水银”等语。这卖米事情，乃外省督抚条奏：江浙地方人多米贵，请动帑项于产米省份，采运平粜以济民食。此是古人移粟之道，且此项运到米石，皆减价粜卖于民，于正项钱粮尚有亏折。如何说贩米石争小民之利呢？至水银之事，乃因原任贵州巡抚金世扬亏空库帑，不能完交。署巡抚石礼哈奏称：金世扬有动帑收贮水银，可以变价完公。皇上允其所请，令于广东发卖，乃系保全金世扬身家性命，实出宽大之特恩。你如何说为争民之利呢？但此二事皆有其因，你在何处听来？须将传说之人供出。

　　曾静供：弥天重犯于这些事，当时都不晓得皇上神奇作为，经纬妙用。从四川贩米至江南苏州发卖的事，这等谣传，是这些往来搬家去四川的百姓回来说；广东发卖水银，是因走广东往永兴县过，弥天重犯是永兴县人，虽住居离县城百数十里，而乡间常有人在县来往，传得此说，并非远方人说。岂知卖米是移此就彼，乃酌盈济虚，圣人裁成辅相之能事，而平粜与减价尤一视同仁，万物各得其所之献谋。至变卖水银完公，则又体恤群臣，使法无犯而事得济，且有以见天地含弘之量，物各因物，而无伤于其中也。此皆帝王之运量，小民不知皇上苦心，遂至妄传，以为卖米、卖水银。而弥天重犯彼时莫知圣虑高深，遂误信以为争民之利，不知此乃利民之大者也。诬上之罪何逃！

　　四、雍正皇帝是有好生之德，还是草菅人命，滥杀无辜？

　　问曾静：你在湖南供内有“极好杀人，京城凛凛”等语。我皇上如天好生，自元年以来，凡矜恤民命之案，不可枚举。即今四月十一日以后，现有督抚及刑部拟定之案，如云南之黑夜杀人八十二岁老妇何氏一案；广东之殴伤服叔谢伯达一案；江西之不知情奸妇刘氏一案；安庆之误伤兄命郭国正一案；浙江之误伤妻命曹道生一案；山西之父为代首之劫盗查声闻一案。凡有一线可生者，皆令九卿详议，从宽减等。又逃纵之窃盗赵玉等一案，私铸钱文之张仙等一案。或以愚人未知定例，或情罪稍轻，俱从宽减。至同殴庶母之曹一案，以情罪尚轻，不忍处以极典，命确查定议。其廷臣所议，如定捕役治罪之例，符咒作奸之例，皆以未曾议及通行晓谕，及与以遵奉之期，敕部另行详议。此数日之内，成谳具在，可逐件与你详看。难道曾静未到之先，皇上预知你来，特为此详刑之事，以示宽大之恩么！这传说纷纷，“极好杀人”之说，确有何人枉杀？确于何年何月日滥杀一人？并传说何人？你须一一据实说来。

　　曾静供：弥天重犯始以不知人情世事，误听谣言，发狂作悖，而身陷极恶大罪。自事发到长沙，及今大半年，旁听市井传颂，历睹当世休嘉，乃知圣德渊深，光被四表，原无丝毫瑕类，久为普天所共仰。到京以来，无一时一刻不痛悔感泣，惶愧悚栗，不惟无面见人，抑且无地自容，加以皇恩屡颁，更觉受恩愈重，罪过愈深。古今来有这样圣天子抚绥万方，直及于禽兽不如之重罪者乎！复蒙谕旨下问，于本月十一日，大人仰承旨意，恭捧皇上御批九卿所奏民间重案，国典条例，弥天重犯跪伏阶前，敬读感服，不觉慌恐汗背。虽圣虑高深，不能仰测毫末，而一种体天好生之德，焦劳爱养之念，盎然见于御批之下，实足令人感泣无穷。

　　如云南所奏之黑夜杀人，以主谋造意，归于八十二岁之老妇，拟斩。复将其子何汪、何世逵、何永杰为同谋加功拟绞。盖妇人夫死，义当从子，何汪何故不谏止其母，而轻从八十余岁之老母以杀人，且开场下手打伤，何汪已有明供，似难更扯别人拟抵罪，而黑夜抱草烧尸，尤非八十余岁之妇人所能，今以何氏拟斩，复以三子拟绞，似伤民命太多。

　　又广东之殴伤服叔，此因争祭田，县断银田，两未交清，谢日习亦不合持棍至谢伯逵门首詈骂，与平昔越分无礼，强悍而殴尊属致死者，必竟不同。

　　又江西之不知情奸妇，此通奸在前，谋杀在后，两事不相涉。光离居又已多年，刘氏夫妻之义未绝，且有子八岁，岂肯弃夫以从奸！律之所谓“奸夫自杀其夫，奸妇虽不知情，绞而监候”者，此正就通奸时看，非若刘氏之别居有年，此时并无奸意萌发也。此三条圣虑通微，照及民隐，所以不肯依拟，而敕九卿议奏也。

　　又江西之误伤兄命，此郭国正、郭国宾兄弟相好，素无嫌隙，因催丁钱小事，拂意生怨，且先是郭国宾以酒壶掷国正不中，而郭国正拾原壶反击郭国宾，以致殒命。初非立意杀兄，执凶向前殴击致死，是以改应斩监候。又曹道生之妻汪氏不循妇道，夫索茶不与，嗔责不受，反拾石还击，以头撞夫。道生气忿，乃用柴片连殴，以致殒命。此是汪氏自失三纲大义，非本无犯而道生有意欲杀，律当拟绞也。皇上从宽枷责完结，不惟使夫妇之义正，而钦恤之恩，益觉有加而无已矣。又查声闻虽盗首，实非本意行劫，乃误听李瞎子之言，志在焚毁契券，以图复占。此愚民无知，情有可原，所以一经伊父代首，圣心之念切，意许原例从宽免死，此皆一线可生，我皇上不忍置之死地也。

　　又如赵玉、田群、刘五以犯盗监禁逃纵，例当加倍治罪。圣虑谓此本系行窍愚人，未必知有逃纵加倍治罪之例，其所犯罪，仍照旧拟。且敕部颁饬天下衙门，将新例张示禁门，使犯罪囚人，入监即知。又私铸钱文，律斩立决。张仙等私铸，睿照分出张仙以造卖铜器为业，因禁止黄铜器皿，遂将所存之铜私铸钱文，其罪与公行私铸者有间，着改为应斩监候，秋后处决。是不惟钦恤民命到至处尽处，并分出小民犯科到公私之极处，所谓茧丝牛毛辨析精微，竟至如此。

　　又如曹同殴庶母，照律拟凌迟，似亦当罪。御批乃谓当孙氏挑唆曹霍柽，共殴狄氏之时，曹先不在旁，孙氏差使女小春唤至。曹听从父母之命，助殴狄氏，而狄氏至九日殒命，是曹虽行殴击，原无致死之心。曹著改应斩监候，秋后处决。盖因案呈有“孙氏差使女小春往唤曹”

　　句，从此一句，遂推原曲谅，恰当其情，恰合其事。我皇上神明照烛，无微不到，又至如此。又如周元伯与周见南比屋而居，因舂米争碓，彼此詈骂，而周见南遂为周元伯殴伤。部议应斩立决，而旨下九卿议奏，不忍遽尔依议。看来皇上抚育天下苍生，纯是以道，并无一点用法之迹。盖道无定体，随时随地，变易无常，非大圣人之智虑精微，明聪天纵者不能用；法虽从道出，然一落乎法，就拘泥执滞，不能活变了。所以先儒谓三代以道治世，后世以法把持天下。如后世贤君算汉文、景，然文、景得黄老之术，全是以法，故谓黄老清静，流于惨刻。如犯死者，依法即以死抵，并不肯留心于其中推原曲谅其致死犯罪之由，任天下事来，皆以成法成例断之，所以得以清静无为。岂若皇上仁心恳至，全副精神尽用在民身上，宵衣旰食，至劳至勤，有几多斟酌裁制，权度时中，大用在其中，卓然与尧舜、禹汤同归一致。

　　又如御批捕役治罪之例，符咒作奸之例，必须通行晓喻与以遵奉之期。凡有改定科条，俱宽其期限，悉令家喻户晓，如此而犹有不率教者，加以严惩，始为不枉。今法司更定律例，而不示以遵行之期，则彼无知之人，冒昧而犯重辟，是谓不教而杀，于心忍乎！看到此处，觉得一种念切生民之隐，此文王之视民如伤，更切更笃，惟恐民之无知，而自陷于法，这就是个天了。盖皇上宸宫，浑同天体，天之元气流行，直贯四时，故当秋肃，未尝不寓春生之机于其间，所以皇上用刑，亦有几多宽仁慈惠的苦心流贯于其中。故未事之先，既有许多善政善教，以移民恶而迁于善；万一偶入于刑，所以体恤而原谅之者，又无所不极其至。即今四月十一以后，数日之内，略举数端，莫非“肫肫其仁”之发。况前乎此者，不知几万千；所经纶裁制神运无方，常情不可得知者，又不知几万千。由是看来，皇上之好生德洽，施及薄海，固难以数计矣。

　　况皇上勤民之下，敬天之念，尤无一时少懈，一时放过。如御批衍圣公孔传铎之奏贺卿云本章，江南学院李凤翥之奏贺瑞芝本章，一字未安，一义未当，亦所不受，皆不肯以臣工颂扬之词略过。而圣谕所颁，谓“朕之事天，亦犹臣之事君也。臣之视君也，以为九重之尊；而以人君视天，其相越之分，又不啻九重而已也。设以属员颂其上官，而称为‘上所崇奉’，或称为‘福与君齐’，彼为上官者，能安受而不战栗乎！今以‘效灵齐天’等语见诸奏章，其背理慢神，何以异是？”

　　细玩此段，虽皇上德隆心下，谦光自贲，其实理正义大，至精至当，至实至透，为自古圣君哲后所少到，自当永为万世之法程。况皇上敬德之至，心细之极，一字之讹落，皆为睿鉴所洞照。如李凤翥贺本内，讹“赉”字的“赍”字，总督示其倬题参蔡国骏本，案呈内有“勒索官兵饷银二三两”句，落“两”字，经历多少衙门对过，多少大臣用心看过而不及，到今皆为皇上摘出、指出。自古帝王一日万机，多听内阁分理，即所阅览臣工本章，亦只看贴黄，贴黄尚虑不能周，何暇及于案呈！况案呈已经许多官员查照不出，而能知之乎！即此不惟见皇上留心国政，至周至密，抚育苍生，至劳至苦，而且见圣学主敬之纯。盖所谓敬者，无一毫苟且，无一事轻忽，神聚到极处，心细到至处，无一不极其精，无一不尽其详而已矣。故帝尧称圣以钦德为先，孔圣修己以持敬为本，而《中庸》归宿学问到尽头处，亦曰“笃恭而天下平。”

　　今我皇上细密如此，正所谓“先圣后圣，同揆合符”者也。

　　弥天重犯山野庸鄙，毫无知识，岂能仰测天地之大！但今日蒙旨下问，直据所见而心悦诚服如此，其实皇上经纬大用，参赞弘谟，弥天重犯何人何物？从何得知？况从前僻处深山，全未识睹天日，即有意见，亦属蝼蚁度天，何处测其高深？所以谣言一入于耳，即信以为实。今承大人捧出本章，有说马廷锡讹传说：皇上因钦天监启奏，紫微星落在福建地方，为此特差大人赴闽，凡三岁以上，九岁以下男子，尽行诛灭。现有巴兰泰一同听见可据。若使弥天重犯当日听闻，一定以为实事而笔之于书矣，小民无知，大率多同，况弥天重犯尤处深山穷谷中，为小民无知中之无知者！必到今日，一路所听闻如此，所目见如此，身亲被皇恩如此，今日又亲目看见皇上用意于民如此，焦劳于治政如此，方实实信得皇上德同天地，明并日月。

　　从前在长沙，蒙三位大人屡将圣德宣传，心下虽亦信服，而犹未脱夫旧惑之深也，至今方拨云雾而睹青天，朗然日月之当心，自是知之明、见之切矣。但憾身陷法网，不能旋归故里，宣传皇上大德遍覆，如天如地；圣哲精明，如日如月；洪慈爱养，如父如母。使亲戚故旧，邻里乡党以及沿途所过市井都邑，共传圣神文武，共庆有道天子，共歌太平盛世。且使山陬海，共愤共恶造言流谤者之奸，而憾不共食其肉而寝处其皮，未免死难瞑目，深痛无以报皇上之万一耳。

　　五、雍正皇帝是霸嫂为妃，还是按照惯例让她们居在别宫呢？

　　问曾静：你在湖南供内，有“将二爷的妃嫔收了”等语。当日密亲王之妃，于康熙五十七年内已经病故。其余宫人等，密亲王病故之后，皇上念理郡王难以养赡多人，或至少有失所，于密亲王甚有关系。是以特降谕旨，令理郡王之生母分别区处，并传旨询问诸人，若有仍愿居宫中者，悉如圣祖皇帝之老妃居守寿宫之例。于时宫人有愿居宫中者，皇上令其另居别宫，厚加廪给以赡养之。此是皇上加恩密亲王宫人之盛德，凡宫中之人及廷臣所共知者。今你这话从何处来？又你以密亲王为三爷，语虽讹传，必有乱说的人，你可据实供出。

　　曾静供：收妃嫔的话，是雍正五年五六月内，往来路上人传说，衡州路上押解一个犯官过，他如此说。弥天重犯听得此话不察，妄以为此话自犯官说出，毕竟是实事。其实到今日，万万记想个传说的人不出，亦不知是个什么犯官，查朝中那年那时月，有什么犯官往衡州过就晓得。直至旧年到长沙，所得舆论，方知皇上清心寡欲，励精图治，至勤至劳，非纯乎天理而无一毫人欲者，那得如此精明为国，如此焦劳为民！后复闻钦差大人宣传圣德无瑕，又伏读圣谕，表里无憾，恰与在长沙舆论符合。弥天重犯到此，益信得从前传闻，全无影响，况加恩宫人，厚赐赡养，乃圣主仁民爱物，发政施仁，必自亲亲托始之意，而谣言竟传以为收宫妃，岂不深可痛憾！凡此十余供，非弥天重犯畏死幸生，故为此语，实因奉拿出谷，见闻渐广，实见得皇上道德政教，从来未有，感戴奋兴，自愧不得为圣世之良民，故痛憾至此。其实自供自吐处，内多理屈词穷，义失气馁，所以语言无序，不成说话，且山野愚夫，从未知拜奏陈词，体式不免乖讹错谬之失。而自到京以来，又愧悔切心，感泣耗神，四肢整顿不起，惶恐战栗，手指颤震，点画并不成字，千万叩首，仰请圣照。

雍正上谕忠诚报国、公正无私的岳钟琪与叛逆曾静有鲜明的对照

　　雍正七年六月初二日，内阁奉上谕：朕从前所批岳钟琪奏折，偶检几件，发与曾静看。朕与岳钟琪，君臣之际，一德一心。在岳钟琪之忠诚报国，公正无私，实自古大臣中所罕见；而朕以至诚御下，恩眷大臣，亦极倚任之优崇。洵为上下交孚，明良盛事。且朕所批岳钟琪奏折甚多，此不过百分中之一分，而折内加恩岳钟琪之处，亦不过百分中之一分，而曾静乃欲上书劝之谋反，岂非醉生梦死，冥顽无知之人乎！此乃天道不容，令其自行败露也。查曾静逆书内，有传闻岳钟琪两次进京陛见，俱不允行，岳钟琪深自危疑，因而上书等语。曾静平昔夷狄之见，横介于胸中，又闻此无根之语，不觉其逆心之愈炽，遂为此孟浪之举。但此传闻之说，必有所自来，著曾静确实供出。以曾静之所犯如此大罪，今尚蒙朕之宽宥，则传说浮言者，若能悔改，亦必从宽贷，况传说者未必即为造言之人，若由曾静供出之人，转究造言之缘起，则此事可得归结。着杭奕禄、海兰详悉宣示曾静。钦此。

　　一、我曾静这个文弱书生是怎样成为弥天重犯的？

　　曾静供：弥天重犯幼承父训读书，粗知仰体朝廷作养人材之意，不肯虚度岁月，自了其生。平常有志于圣贤《大学》之道，期勉强躬行实践，以副朝廷之望。无奈身处幽僻山谷，名人文士足迹不到，而慈父弃世又早，且家贫力单，势不能出外远游，就正有道。直到中年，得知吕留良为文人所宗，而其议论，亦间有几处与本心相合者，遂不觉好之，妄引为修身之助。其中有论《论语》上问管仲两章，以为此乃论圣贤出处节义之大，且有说华夷之分，大过于君臣之义等语。遂妄听其说，以为士子立身，必先从出处起脚。初不知本朝列圣相承，备极礼乐文明之盛，亘千古所未有，与《论语》当时所指，何啻天悬地隔。因先错看此文在胸，适值雍正四、五两年，湖广、广东等处百姓搬家到四川，往还间有从弥天重犯门前过者，传说西边有个岳公，甚爱百姓，得民心，西边人最肯服他。

　　那传说的百姓也不知道岳公是什么名字，是甚官职。后到雍正五年冬，弥天重犯前次所供何立忠，传说陕西有个总督，其肯尽忠爱民，当今皇帝每每过疑他，防他权重，屡次召他进京，要削夺他的兵权，杀戮他。那总督畏惧，连召几次不敢进京，皇上见得他守死不肯进京，转疑得深了。继而因这总督原是朝中大臣朱轼保举的人，皇上随遣大臣朱轼亲到陕西召那总督，那总督不得已，同朱轼一齐进京陛见，奏说皇上用人莫疑、疑人莫用等语。皇上听说如此，也就如此轻带过，又见他亲身来了，前疑稍释，乃复遣他回陕西去。

　　那总督不肯去，要人保他方肯去。皇上问朱轼，朱轼不肯保，又问九卿大臣，九卿大臣亦不敢保，皇上乃亲自保他去了。出京门方四日，又有个大臣奏本，说那总督与大臣朱轼，内外阴结党援，观皇上屡次召那总督进京，那总督不肯进京，则他目中无君命可知。

　　乃朱轼到他任上，他又不疑，而欣然进京，则他与朱轼为心腹又可知。今日回归陕西，朱轼是原保举的人，理应保他，乃又不保，此是朱轼脱身之法，明晓得那总督将来必有变志，所以不保他，期后日皇上责备他不得。于是皇上翻悔无及，前疑愈坚，乃差姓吴名荆山的朝官去赶追那总督，那总督不肯转身，这朝官吴荆山就在路上自刎了。于是这总督到任，随上本章，说皇上有如许不是处。此是何立忠在永兴县十九都石枧村，低声独自告诉弥天重犯的话。在何立忠当日，竟记不得那总督的姓名，他也只听说有此事。弥天重犯闻得此话，以为那上本的总督，毕竟晓得宫中事情的确，方敢如此直言。后又闻得弥天重犯前次所供陈象侯说，茶陵州有个陈帝锡，传说有个本章，其上本的臣子，姓岳名钟琪。弥天重犯到此方知前所传甚爱百姓之岳公者，即岳钟琪也，岳钟琪即何立忠所传之陕西总督也。其实当时发狂作悖，因先吃紧吕留良华夷之谬论在胸，复闻得何立忠、陈象侯传说陈帝锡所说有个本章如此，又适值四、五两年收成不好，遂孟浪有是举。谁知事事与所闻如寒暑昼夜之相反，而身徒犯一个极恶莫大的罪过。

　　到今日弥天重犯伏读皇上朱批岳钟琪奏折，方知皇上之至诚御下，并无一点疑贰之心，而大德感人，恩礼又复两极其至。

　　而岳钟琪之仰体圣心，委身报国，亦无一点避嫌之迹，而其赤忠血诚，一片敬事之念，到此也无以复加。即此处张熙一事而论，夫论道义到至精至当，不可毫发移易，而其谨慎周密，小心精详，不动声色，不露形迹，而自然使人献诚抒悃于其前。此非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不能到，况其聪明睿智，更多神武而不杀者乎！

　　此所谓君圣臣贤，元首股肱，同称一体；而上下交孚，一德一心，不啻如父之视子，子之事父之切。且于此有以见得我皇知人之明，用人之当，委人之专，任人之诚，渊衷至虚至明，处事至中至正，亘千古而罕觏。此天下之贤良才俊，抱道蓄德之儒，焉得不共聚一朝而乐为之用，各致其力，各致其身哉。弥天重犯到此，翻思从前以犯悖之举，献议于岳钟琪，实为醉生梦死，冥顽无知，更有何说！但当时虽是弥天重犯罪大恶极，天道不容，所以自行败露至此；其实弥天重犯此举，莫之为而为，觉得有个人在身后催促之使动一样，此不是今日方敢如此说，当时《知几录》上亦略言及此意，难逃圣明洞鉴。所不解者，弥天重犯自反，当身虽为禽兽，其实平日并无半点过恶得罪于天，而祖父以来，历世积善，常言三代行善人家，在弥天重犯的祖父，可称得一句十代积善人家，不知如何流到弥天重犯的身上，竟犯一个赤族磔尸的大罪。且事发奉拿之会，弥天重犯闻得此信，自料当身固不免于寸磔万剐，而且遗祸于家门，忧愤填心，决计自尽。此时思欲望火投火，望水投水，以求速死，以免诛连，然竟不能得死，彼时解此缘故不得。

　　到今日想来，若使弥天重犯当时即死，不惟皇上不得洞鉴弥天重犯致罪之由，且皇上深居九重，又何由知得外面许多奸回造谤，有许多悖义兴讥？且事到今日，以弥天重犯如是之罪，蒙皇恩如是之宽宥，今又传旨释放弥天重犯之老母幼子，并悯念弥天重犯等炎暑过伤，命医调和，惟恐不得其所。

　　然若弥天重犯生民未有之大罪，亦无以显皇上生民未有之大德。由是看来，弥天重犯无为而为，当年有此狂悖之举，求死不死，今日得蒙宽宥之典。皆因皇上道隆德盛，以天理言之，不当妄诋；本朝名正言顺，以天道方之，不可轻议。所以皇天笃佑，故默使弥天重犯之山鄙无知，冒昧上书于皇上一德同心之大臣，以显皇上之大德如天于山陬海，表本朝得统之正于地久天长。不然，湖山万里之外，奸党之流谤，何由得知？穷乡陋儒之胸，吕留良之逆说，何由得解？岂不全是个天在此主持默使！至若谓传言之人，弥天重犯以如是之罪，尚蒙皇上宽赦之典，则传说浮言者，若能悔改，亦必从宽贷。况传说者未必即是造言者，谕旨煌煌，早已体恤及隐，弥天重犯何所顾虑？而敢于隐匿，忍于隐匿，以负我皇上天高地厚之恩乎！除前此所供外，实实别未有人传说。

　　二、我张熙久居僻壤穷乡，怎么会误入歧途，随师造反呢？

　　张熙供：重犯愚暗浅陋，生长山隈，如蛙囿井。但身处光天化日之下，少小颇知以读书从学为大，然竟不知读书之错，从学之误，其害一至于此也。盖因重犯家世寒微，人文科第，寂寞无闻；僻外穷乡，无缘得见贤士大夫，以正其趣而发其蒙。迨后年二十五，始见有郴州永兴县曾静入学文字，原评为湖南第一卷，心窃慕之，遂欲负芨从游几席之下。在重犯只知学问是务，并不知有所谓人间事；彼时犯师曾静亦闭门扫轨，甘穷守寂，惟日以前言往行及近世文章道德指授。后因乡穷无书可读，于前岁承犯师曾静命，以四书五经之大全，以及朱子语类文集，隔于河山之险阻，要重犯往各省购求。因至浙江吕留良家买书，偶见其家有诗稿一本，重犯素闻犯师曾静说，吕留良评选时文论头批语，说理据章句集注，为近世名儒。因此即以其诗为必高，遂求取以归。

　　犯师曾静看见其中有《钱墓松歌》及《题如此江山图》，始而怪，即而疑，继而信。以为吕留良生长江浙大地，其议论文章为天下人宗，夫岂有差？又限于素来不识本朝得统之正远迈商、周之盛，因此华夷之见横介于中心，加之当今皇帝之龙德贤于尧舜者，无由得知于云山万里之僻壤。而犯师曾静，初以错会华夷之分，而误听谣言蛊惑，既以误听谣言蛊惑，而大昧夫君臣之大伦。是以于去岁戊申之秋，忽有犯师书，命上陕西总督岳钟琪。重犯无知，属在弟子，遂误听师命，冒然前往。及到投递后，岳公始而严审。重犯以受犯师曾静“只去献议，不必告以姓名里居”之命，且彼时无知之见，误信师说，尚固执为事关天经地义之所在，舍生可以取义，所以宁受三木之重刑，至晕绝不变。

　　岳钟琪知重犯死不肯供，不能改移，旋即放夹，许重犯为好汉子，且慰之谢之，以宾客礼待之。于逆书所言事理，无不盛称以为实，复告以其家亦有《屈温山集》，议论无不与逆书相合。既见重犯坚不告犯师姓名，乃呼天以示之信，乃言当身所处之危险，甚至垂泪以示其诚；且具书具仪时，告以必欲聘请曾静以辅己。命侄整装，即欲与重犯同行，更以长安县李知县扮作亲信之家人王大爷时刻相陪伴。无一不极其机密而浑然无迹。以重犯当时之固执师说，虽死不肯摇夺者，卒乃使重犯实情毕露，然后具折奏闻。

　　由今看来，事固属上天笃爱皇上，故冥漠中默使此逆举败露于重犯之手，然使岳钟琪不备极其智虑之周密，则重犯之冥顽，只知拼一死以全义信于犯师曾静，则逆情亦未轻易得显著。凡此，皆岳钟琪之忠赤贯日，精诚动天，出其素蕴经济弘猷，为国家攘除奸凶，是以顽钝者莫逃其鉴，奸宄者自献其诚。然岳钟琪之尽心为国，而能至于此极者，实由我皇上知人之明，用人之当，虚公下应，至诚感孚之所致也。重犯从前毫不解其故，直至今日得蒙皇上之高厚洪恩，深被德化，又见旨意发出所批岳钟琪奏折数十通，重犯跪读越日，仰见皇上惟以至诚恩眷大臣，备极礼际之隆盛，恩意之周密不啻如父之视子，诚为亘古之所未有；而岳钟琪赤忠图报，不避嫌怨，只知有国，不知有身，不啻如子之事父，亦为自古名臣所罕见。以此回想，重犯前此之妄承犯师使令，冒昧上书者，实实醉生梦死，冥顽无知之极也。当此益觉愧死无地，痛恨追悔之莫及，敢不剖析隐曲，输情服罪，哀恳皇上之矜恤于万一乎！重犯之背逆心肝，实尽于此。至于传说浮言之人，俱在犯师曾静所供内，重犯实另无见闻。若稍有传闻，重犯当此时深沐皇上千古未有之殊恩，虽粉身碎骨，亦不足以仰报，何敢忍心昧理，为他人讳罪，以负我皇上天高地厚之恩哉！

　　一、皇上不是有意遵循守孝三年的古制，不过是为了尽心尽孝才安心罢了

　　曾静供：经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

　　又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是古之帝王治天下，其大本大根，必在于孝。诚以孝为百行之源，万化所从出之地，所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如木之有根，水之有源，必根盛而后望得叶茂，源深而后可得流长，必亲亲无亏，而后德足以仁民，仁民量满，而后功足以覆物。是德教加于百姓，乐利普遍环区者，皆由一孝所致，即《论语》所谓：“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是也。然理虽一定而不易，其实躬行实践者少。至于三年之丧，虽曰“自天子达于庶人，父母之丧，无贵贱一也”。然新主当万机综理之下，苟非仁孝诚敬之至，实有难行。此不唯三代以下罕见，即三代以上之圣君哲后，从头算来，亦未闻历历有几。古称大孝，首推虞帝，然当上世浑噩，风气未开，礼制未备，三年之丧，未经记载，其详不可得知。继算武王为达孝，礼制略述于《中庸》。其中丧葬之制，春秋祖庙之修，继志述事之绩，与夫追王之礼，享帝之仪，可谓千古郁郁之盛。然在当时，武王亦不能独成其美备，大事多资周公之力，定于周公之手。其余只有高宗，书载谅阴三年，所以卒推商朝中兴贤圣之首君。然在当时，孔门高弟亦疑其势有难行，后儒注疏亦多疑谅阴之制为心丧，未必能实居庐被素也。后世以日易月，虽自汉文帝，然战国时，滕文公欲行三年之丧，访于孟子，父兄百官，皆不欲，谓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则是短丧之制，自春秋战国时，已视为泛常矣，岂独自汉始乎！即在诸侯素称秉礼之国，亦不能行，况无子乎！自是以来，历代帝王固无有能行者，即向有一二好礼之君，仁孝之主，则有欲行而势不能行者，有勉强行之者，而不终者；有徒循其名，而不能尽其实者，求其实能尽礼尽制，出于至情，发于本心，表里无间，始终如一日者，则绝无焉。

　　我皇上至孝至仁，至诚至敬，超越万古帝王。自圣祖仁皇帝升遐之后，继以孝恭仁皇后宾天，共历三十五个月，悲哀极至，感慕之诚，久而弥笃。抚时生悲，触绪增伤，见忾闻，追思永慕，无时或释于怀。每朝夕共奠，朔望殷祭，哀痛迫切。至扶送梓宫，赡拜山陵，惨怛号呼，一时万众感泣，不能仰视。即听政临朝，总理万机之下，偶有感触，辄欷流涕，哀情所发，忘不自胜。群臣日侍左右，仰瞻天颜，无不吞声哽咽。因诸王大臣援引古典，再三奏请，于天地宗庙之大祀，恭行典礼。皇上虽勉从所请，仍于养心殿斋居素服，以尽思哀思慕之诚，三年谅阴，恪遵古制。乃圣德谦让，却而不居，屡下谕旨，谓情不容以自禁，心不能自觉，遑论其合于古制否乎！细恩旨意，正得制礼之意，适合礼制之至，非精通性命之微者不能到。且当圣祖仁皇帝服阙之时，将近孝恭仁皇后大祥之侯，群臣奏请释哀即吉，我皇上谕以“臣民固有不同，朕于所生，何有二视！朕非有意遵循古制，但行其心之所安而已。”

　　逮后诸王大臣屡疏恳慰，而明旨屡颁，反复晓谕，不允所请。仍素服斋居，触物生悲，感念孝恭仁皇后，即复追思圣祖仁皇帝，怙恃交慕，历久弥深。

　　夫丧服本以期断，三年为加隆，所出古人制礼仪节以渐而减，诚以历时既久，人子之孝思，有所易匮故也。至若前丧未除而遭后丧，三年有加，为日益长，非仁孝诚敬之至，安能持久而不懈！况兼服行之母后，历三年始终如一日者，尤为仅见之事。此无论自古帝王所未有，即史册所载，士大夫中，秉礼之家，笃行之士，亦未闻有尽哀尽礼，初终不逾如是者也。

　　况自古帝王，当丧则多废政之累，而临政又不免忘哀之咎。而我皇上于斋居永慕之中，孝思所及，无一事不体圣祖之心以为心。是以敬天法祖，大孝至诚，旰食宵衣，勤求民隐，扬清激浊，整饬官员，蠲数百万惟正之输将，开亿万年无疆之乐利；推继志述事之孝思，行存亡兴废之盛典；事事默契天心，念念感通圣祖。岂但徽号之议，协万世之人心；配天之典，冠百王之隆会。与夫晨昏之瞻拜，朔望之祭享，守陵之致敬，庙寝之告虔，无一时不思哀思敬，无一事不尽礼尽诚而已。此所以至诚至孝，感通天地。当圣祖仁皇帝袷祭之时，合璧联珠，即悬象于苍昊；迨孝恭仁皇后祥之候，一茎九穗，复呈瑞于郊圻。域中河清四省，孝陵蓍草丛生。非仁孝诚敬之至，与天无间，曷克臻此！此岂三代以下之贤君，所得仿佛其万一！进而上之，虽极虞帝之大孝，武王之达孝，其精详亦未闻是过也。

　　弥天重犯从前僻居山谷，以谣言惑乱，何知圣德万分之一！今伏读《大礼记注》，不唯信从前之听闻出于诽谤，如坠深谷，而且信得我皇上之至孝纯仁，亘万古之圣帝明天子所不到。是以数日以来，不觉痛心割肝，刻刻泣流湿襟。一面感圣德之纯诚，思得法以宣传于穷乡海隅，并及故乡间里；一面痛老母之衰独远离，期遂志复亲音容，得详告圣天子如是之大恩大德，俾临年得以欢喜瞑目。夫以弥天重犯冥顽无知之极，今闻见圣主之至仁圣孝，至诚至敬，如此极至弗加，尚有以感动其天良，触发其至性，泣流湿襟，不觉欣欣戚戚，有归厚之思。况天下闻之，焉有不大昭于变之休，咸登比户可封之域乎！

　　二、雍正皇帝勤政爱民，与天理浑然一体，神功伟德实在是顶天立地

　　曾静供：弥天重犯读书浅少，如何晓得天地高厚？况属山鄙狭陋，负罪弥天。一旦身近圣天子之光，忽睹广大精深，胆寒心裂，愈觉窍口难开。只有圣德神化，感通于变，其效甚速。是以弥天重犯昔虽冥顽，同于禽曾，今得被化，幸转人胎。以此心下犹具蚁知蚊见，稍得窥于高深于万一。窃闻天以好生为德，而好生中有无限因时制宜，至当不易之法。在天不能运量裁制以成其能，尽举而畀之于聪明睿智，能尽其性，合其德者为之。是君之心即天之心，君之德即天之德。凡天所欲为者，君体天之心为之；天所欲行者，君体天之德行之。君未尝参一毫己意于其中，事事仰承天命而已。所以大君之号曰天子，言善继善述，与天不分两体，实一气贯注，如子之承父也。但天隐而难见，其本体之流露者，惟理而已。故先儒曰：“天即理也。”

　　人君政刑德礼，浑然从一，理运量发，露于两间，斯方称得是天践形合德的肖子，而为大君当身之职分。以是粤稽历代帝王，虽代不乏英伟贤智，而求其运量裁制，浑乎天理之公，而无一毫人欲之私，得天之有子者，历数千载而罕见。今伏读圣谕，而知我皇上浑然一理，泛应曲当，其施之于政刑，见之于德礼者，无一处不知之极其精，无一事不处之极其当。神明尽化，化裁尽变，推行尽通，圣德神功，蟠际天地。而究其归，皆因物付物，初未尝稍存一毫成见，介于虚明应物之天也。只见得念念从民设想，处处体天定趋，所以无事无时不以圣祖皇帝为怀。盖圣祖皇帝乃天笃爱之肖子，圣祖皇帝之心即天心，圣祖皇帝之德即天德，一而二，二而一，怀想圣祖皇帝即是体天地。况敬天之至，至诚肫恳，本于性生，而儆戒乾惕之切，尤天一时或释于怀。所以天人交孚，呼吸相通，而感应之理，不惟见之最深最切，抑且屡试屡验，捷如影响。自是以敬天之念勤民，深宫几多经纬天地的筹画，神运无方的猷谋，无一时一刻，不以爱养天下苍生为念，为斯万物各得其所而后即安。是以忧勤惕厉不遑宁处，凡可以利生民之安，除生民之若者，思无不到，到无不行，行无不实。知民之艰难在食，蠲租减赋之典，无年不颁；赈灾救患之泽，无处不遍。

　　偶闻一处旱涝，即悯念忧形，不惟减膳，甚或饮膳不御，弹竭精诚，为民祈祷，多修人事，以格天心。率至祷雨雨通，祈晴晴应。复以食乃民天，农为食本，每岁躬耕藉田，以重农事。而老农之勤劳俭朴者，亦岁举给以品秩荣其身。思明刑原以弼教，而群德期于好生。法虽一定，心本宽仁，稍有一线可生，则因事原情，时生恻隐之念。诚以民命至重，宁过乎仁，毋过乎义也。知察吏所以安民，而惩贪兼得以养廉，宵旰忧勤，无非为国计民生，思久安长治之策，所以隐微之中，疑似之间，辨晰精详，秋毫不爽。如谕公私二字，关系甚重，不可不辨。而公中有私，私中有公者，尤不可不时时警戒。与夫论因循苟且，一味求悦于人，称赞之者甚多，即如阿大夫之誉言日至也；杜绝私情，不肯取悦于众，谤议之者甚多，即如即墨大夫之毁言日至也。又如辨武断乡曲者非是武断，揽权者实非揽权，此毫厘千里之间，帝尧亦以为难，今皆剖决明晰，如丝过扣，毫发不混。此所以用赏用罚，忽用忽舍，无往而不得其公正之至者，为渊衷虚而权度精明也。

　　盖皇上渊衷为止水，如明鉴，万物之过其前者，妍自然毕露而不容掩。原非鉴与水留恋于当前之物，而后得照见，若稍留一毫意见去照物，则鉴与水虚明之本体，反为此意见所掩蔽，而照物不见了。必浑乎天理之公，而不杂一毫人欲之私，方有此种境界。故举凡用人理财，养老恤幼，崇师训士，以及揆文奋武，皆开千古所未开之盛典，而实极千古所未到之至善。且诏诫所颁，反复丁宁，区画详密。

　　内自大臣群僚，外及军民童叟，务期天下群登乐利之域，共享升平之福。其中旨意周切，理熟义精，一言一字，皆可与二典三谟并垂天地而不朽。是不惟仁天下之心，安天下之学，超越天下之才识，亘万古之圣君哲后莫与媲。而即比自朝至暮，一日万机，件件御览，字字御批。一应上任官员，无论内外大小，每日必逐一引见，谆谆告诫以爱民扶绥之至意，事至物来，随到随应，不留一毫不周不密、不精不当之憾。直至二三更，方得览批各省督扶奏折，竟不用一人代笔，其焦劳如此。此种历练天下之精神，亦亘古励精图治的至君哲后所不到。尚犹圣不自圣，每以为君难为虑，并以不及圣祖之圣德神功为忧。是以德合天地，至诚感孚。数年以来，诸瑞齐见，万福骈臻，而且道不拾遗，蔼然成周太和之盛，唐虞熙之隆，亘千古而再觏者。

　　弥天重犯身犯寸磔之典，自痛生圣人之世，竟生不得为圣人之氓，庶几死为圣世之鬼。岂料圣德同天，生民未有之殊恩，既超禁处厦，复给食赐衣，今蒙恩旨，又复开锁，皇德皇恩已极荡荡难名。弥天重犯抢地呼号，痛心挖髓，此时即置之极刑，亦王法人情所当然，死亦知思感德，甘心瞑目。况蝼蚁百姓，当此皇恩无涯，何敢言报？只愿插翅遍飞宇内，凡人力所能到、足迹所可及，逢人逢地，宣扬圣德同天之大，无间内外，申明本朝得统之正，直近商周，一洗从前谣言之谤，共知吕留良为圣世之逆贼，共歌太平之世，共祝有道天子，万寿无疆，以赎补当身万死蒙赦之罪，斯幸耳。深情结胸，重义透髓，一字一泣。谨供。

　　内阁九卿奏本曾静等即使是一失足铸千古恨，也应该殃及九族入牢狱刑部等衙门奏为遵旨复加讯问事。上谕：“曾静一案，前命侍郎杭奕禄、副都统海兰详加审讯。据曾静逐款回供，俱是悔过感恩之语，此等奸险之徒，语言诈伪，或畏惧诛戮，故勉强作此认罪之词；抑伊自知罪大恶极，愧耻悔恨，出于本心。著大学士、九卿詹事、翰林、科道，将从前诘问各款，逐一再加讯问，确取口供具奏。钦此。”

　　臣等将杭奕禄等遵旨审讯曾静口供，逐款复讯，据曾静供出，与从前口供俱各相符，俯首认罪，甘服上刑。又据供：“弥天重犯罪案，今日蒙知大人逐款勘讯，自知万死万剐，更有何法可解！所痛恨者，实因住在深山穷谷，愚昧无知，是以吕留良之逆说情论，得以迷心。惟其有吕留良之悖论在心，所以阿其那、塞思黑、允之党羽匪类，并发遣广西人等之奸谋流谤，得以惑听。抑惟其有阿其那等之流谤在心惑听，而吕留良之邪说悖论，愈得以固志。二者交乘，相因为害，遂致酿成亘古未有之极恶而不自知。直到后来，实见得我皇上之至德同天，与我朝得统之正，直迈商周，方知从前之错谬，自悔自愧，自咎莫及。

　　“盖我皇上之大德，弥天重犯自旧岁到今，饱饫已周年矣。不惟目睹耳闻，深仁厚泽之在天下，为自古所未有，即弥天重犯以蝼蚁之微，冒犯九五之尊，万死不足蔽辜，而当亲皇恩，尚容留苟延残生以到今日。虽尧舜之对，亦未见有此出格殊恩至于如此，又岂汉高之宽，唐太之明，所能拟似于万一！况我朝得统之正，治化之隆，并非泛说‘远迈商周’。一语所能尽。盖我朝龙兴，不由中土而起于满州，由满州而至中国，地之相去数千余里，而德化之盛，及于中土，薄海内外，无不倾心爱戴。由是天与人归，使大统一朝而成，不劳而得，并非汤武之居中渐化，而后民心乐从，始有天下者可比。其规模更大更远，所以为亘古莫及。

　　“凡此皆是弥天重犯旧岁一路来，亲被我皇上的德化，亲见熙景象，颂德歌功，欢声载道，不觉倾心悦服至此。则前之狂悖，由于无知，后之爱戴，出于有见。前后虽异，其实皆发于本心。此固不是巧说以偷生，亦非旁人所能代为指拨开导而有是说话，实字字句句皆从一片良心发出。且弥天重犯从头一路细思，实由列祖列圣之功德，在天地间极其大，我皇上之圣仁，迈古今而极其至。故皇天默使弥天重犯传其害道悖义之论，露其奸党谤毁之行，以显圣德于深山穷谷，申名义于千秋万世，使天下之大，万世之远，人人悦服，处处倾心耳。“所以弥天重犯到今日感德被化之余，愿置身极典，以求其心之所安。且使天下万世，共知我皇上至德深仁，透民骨髓，即在无知悖逆之民，犹切被化改过，自愿伏罪以至如此。所以弥天重犯到今日，惟有仰恳众大人转奏，将弥天重犯速正刑典而已，更有何说！”等语。

　　该臣等看得曾静狂逆凶狡，罪大恶极，妄信逆贱之悖论及奸党之流言，胆肆凶逆，辄敢诋毁本朝，诬蔑君上，编造逆书。从湖南至陕西，劝封疆大臣以反叛，欲构乱于升平之世。核其情罪，法无可宽。且曾静以一山野细民，戴高履厚五十余年，忽谋为叛逆之事，从古以来，乱臣贼子中无有其比。臣等审讯之下，无不切齿恨愤，咸愿食肉寝皮，虽寸磔族诛，不足以蔽其辜。

　　查律内谋反大逆，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正犯之祖父、父、子、孙、兄弟、及伯叔父、兄弟之子，男十六以上，不论笃疾、废疾皆斩；男十五以下，及正犯之母、女、妻、妾、姊妹、子之妻妾，给付功臣之家为奴；正犯财产入官；若女许嫁已定，归其夫；正犯子孙过房与人，及正犯聘娶未成者，俱不追坐等语，曾静应照此律，即凌迟处死。行文湖南巡抚，查明曾静之祖父、父、子、孙、兄弟及伯叔父、兄弟之子、男十六以上，照律皆斩立决；男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姊妹，子之妻妾，解部，照律付功臣之家为奴。所有财产，查明入官，伏乞皇上允臣等所请，将曾静立正典刑，以彰国法，以快人心。至张熙与曾静共谋不轨，听从曾静指使，赴陕投送逆书，思欲构乱。亦应照“共谋者皆凌迟处死”律，即凌迟处死。为此，合词谨奏。请旨。

　　一、我雍正是将遗诏的“十”改成“于”字而谋取皇位的吗？　　

　　奉上谕：自古凶顽之徒，心怀悖逆，语涉诋诬者，史册所载，不可枚举。然如今日曾静此事之怪诞离奇，张为幻，实以古所未见，为人心之所共忿，国法之所断不可宽者。然朕往复思之，若伊讪谤之语，有一事之实，在朕有几微不可问心之处，则不但曾静当蓄不臣之心，即天下臣民，也应共怀离异之志；若所言字字皆虚，与朕躬毫不干涉，此不过如荒山穷谷之中，偶闻犬吠鸣而已，又安得谓之讪谤乎！上年此事初发之时，朕即坦然于怀，实无丝毫仇怒之意，笑而览之。此左右大臣皆深知之。嗣令侍郎杭奕禄、副都统海兰，前往湖南拘曾静到案，明白晓谕，逐事开导，动以天良，祛其迷惑。而伊始豁然醒悟，悔过感恩。其亲笔口供，不下数万言，皆本于良心之发见，而深恨从前之误听浮言，遂妄萌悖逆之念，甘蹈赤族之诛也。盖其分别华夷中外之见，则蔽锢陷溺于吕留良不臣之邪说；而其谤及朕躬者，则阿其那、塞思黑、允、允等之逆党奸徒，造作蜚语，布散传播，而伊误给以为实之所致。自上年至今，已将一载。朕留心体察，并令内外大臣各处根究，今日案内著邪书、造谤言之首恶俱已败露，确有证据，并不始于曾静者，尽明白矣。与朕初意毫无差谬。则曾静之误听，尚有可原之情，而无必不可宽之罪也。

　　据曾静供称，伊在湖南，有人传说：先帝欲将大统传于允，圣躬不豫时，降旨召允来京，其旨为隆科多所隐，先帝宾天之日，允不到，隆科多传旨遂立当今。其他诬谤之语，得之于从京发遣广西人犯之口者居多等语。又据曾静供出，传言之陈帝锡、陈象侯、何立忠之人，昨从湖南解送来京。朕令杭奕禄等讯问，此等诬谤之语，得自何人？陈帝锡等供称：路遇四人，似旗员举动，憩息邮亭，实为此语。其行装衣履是远行之客，有跟随担负行李之人，言中京师王府中来，往广东公干等语。查数年以来，从京发遣广西人犯，多系阿其那、塞思黑、允、允门下之太监等匪类，此辈听伊主之指使，到处捏造，肆行流布。

　　现据广西巡抚金奏报，有造作逆语之凶犯数人，陆续解到。讯据逆贼耿精忠之孙耿六格供称，伊先充发在三姓地方时，于八宝家中，有太监于义、何玉柱向八宝女人谈论：圣祖皇帝原传十四阿哥允天下，皇上将“十”字改为“于”字。又云：圣祖皇帝在畅春园病重，皇上就进一碗人参汤，不知何如，圣祖皇帝就崩了驾。皇上就登了位。随将允调回囚禁。太后要见允，皇上大怒，太后于铁柱上撞死。皇上又把和妃及其他妃嫔，都留于宫中等语。又据达色供，有阿其那之太监马起云向伊说：皇上令塞思黑去见活佛，太后说：“何苦如此用心！”皇上不理，跑出来。太后甚怒，就撞死了。

　　塞思黑之母亲，亦即自缢而亡等语。又据佐领华赉供称，伊在三姓地方为协领时，曾听见太监关格说，皇上气愤母亲，陷害兄弟等语。八宝乃允管都统时用事之鹰犬，因抄抢苏克济家私一案，圣祖皇帝特行发遣之恶犯；何玉柱乃塞思黑之心腹；太监关格系允亲给之太监；马起云系阿其那之太监；其他如允之太监马守柱、允之太监王进朝、吴守义等，皆平日听受阿其那等之逆论，悉从伊等之指使。是以肆行诬捏，到处传播流言，欲摇惑人心，泄其私仇。昨据湖南巡抚赵弘恩等一一查出，奏称：查得逆犯耿六格、吴守义、达色、霍成等，经过各处，沿途称冤，逢人讪谤。解送之兵役，住宿之店家等，皆共闻之。凡遇村店城市，高声呼招：你们都来听新皇帝的新闻，我们已受冤屈，要向你们告诉，好等你们向人传说。又云：只好问我们的罪，岂能封我们的口！等语。是此等鬼蜮之伎俩，一无所施，蓄心设谋，惟以布散恶言为煽动之计，冀侥幸于万一而已。夫允平日，素为圣祖皇考所轻贱，从未有一嘉予之语。曾有向太后闲论之旨：“汝之小儿子，即与汝之大儿子当护卫使令，彼也不要。”

　　此太后宫内人所共知者，圣祖皇考之鄙贱允也如此。而逆党乃云，圣意欲传大位于允，独不思皇考春秋已高，岂有将欲传大位之人令其在边远数千里外之理！虽天下至愚之人，亦知必无是事矣。只因西陲用兵，圣祖皇考之意，欲以皇子虚名坐镇，知允在京毫无用处，况秉性愚悍，素不安静，实借此驱远之意也。

　　朕自幼蒙皇考钟爱器重，在诸兄弟之上，宫中何人不知！及至传位于朕之遗诏，乃诸兄弟面承于御榻之前者，是以诸兄弟皆俯首臣伏于朕前，而不敢有异议。今乃云皇考欲传位于允，隆科多更改遗诏，传位于朕，是尊允而辱朕躬，并辱皇考之旨，焉有不遭上帝皇考之诛殛者乎！

　　朕即位之初，召允来京者，彼时朕垂涕向近侍大臣云：痛值皇考升遐大故，允不得在京，何以无福至此！应降旨宣召，俾得来京以尽子臣之心。此实朕之本意，并非防范疑忌而召之来也。以允之庸劣狂愚，无才无识，威不足以服众，德不是以感人，而陕西地方，复有总督年羹尧等在彼弹压，允所统者，不过兵丁数千人耳，又悉皆满州世受国恩之辈，而父母妻子俱在京师，岂肯听允之指使，而从为背逆之举乎！其以朕防范允，召之来京者，皆奸党高增允声价之论也。及允将到京之时，先行文礼部，询问见朕仪注，举朝无不骇异。

　　及到京见朕，其举动乖张，词气傲慢，狂悖之状不可殚述。朕皆隐忍宽容之。朕曾奏请皇太后召见允，太后谕云：我只知皇帝是我亲子，允不过与众阿哥一般耳。未有与我分外更亲处也。不允。朕又请：可令允同诸兄弟入见否？太后方谕允。诸兄弟同允进见时，皇太后并未向允分外一语也，此现在诸王阿哥所共知音者。后允于朕前肆其咆哮，种种不法，太后闻知，特降慈旨，命朕切责允，严加训诲之，此也宫中人所共知者。允之至陵上，相去太后晏驾之前三、四月，而云太后欲见允而不得，是何论也？且何玉柱等云，太后因闻囚禁允而崩；马起云向伊妹夫达色又云，太后因闻塞思黑去见活佛而崩。同一诬捏之语，彼此参差不一者如此。

　　且塞思黑去西大同，在雍正元年二月，朕将不得已之情，曾备悉奏闻太后，太后是而遣之者，并非未请慈旨太后不知不允之事也。即允之命往守陵，亦奏闻太后，欣喜嘉许而遣之者，亦非太后不知不允之事也。雍正元年五月，太后升遐之时，允来京，朕降旨封伊为郡王，切加教导，望其省改前愆，受朕恩眷。后伊仍回陵寝地方居住。其间阿其那在京，塞思黑在陕，悖乱之逆日益显著。是其逆心必不可折，邪党必不肯散。而雍正四年，又有奸民蔡怀玺投书允院中，劝其谋逆之事，朕始将允召回京师拘禁之。是允之拘禁，乃太后升遐三年以后之事，今乃云太后因允囚禁而崩，何其造作之舛错至此极耶！

　　又马起云云，塞思黑之母亲自缢而亡。现今宜妃母妃，朕遵皇考遗旨，著恒亲王奉养于伊府中，而逆贼等以为昔年自缢，真鬼魅罔谈也。前康熙四十七年，圣祖皇考圣躬违豫，朕与诸医同诚亲王等，昼夜检点医药，而阿其那置若罔闻。至圣体大安，朕与之互相庆幸，而阿其那攒眉向朕言；目前何尝不好，虽然如此，但将来之事奈何？是阿其那残忍不孝之心，不觉出诸口矣。朕曾将伊不是处，对众宣扬羞辱之，而伊深为愧恨。今乃以六十年之进奉汤药，加恶名于朕，可谓丧尽天理之报复，无怪乎遭神明之诛殛也。至于和妃母妃之言，尤为怪异莫测。朕于皇考之宫人，俱未曾有一见面者，况诸母妃辈乎！七年来，如当年皇考宫中之人，即使令女子辈，若曾有一人在朕左右，朕实不对天日以君临兆庶也。又曾静供称，伊在湖南时，传闻皇上令浙江开捐纳之例，欲将银六百万两修造西湖为游幸之地。彼时为其所惑，今乃知皆奸党造作，毫无影响之语，无所不至。夫西湖所有昔年地方官盖造之行宫，朕尚皆令改作佛宇矣，而奸党云，欲捐纳银两修造西湖为游幸之地，不知出自何论。又三姓地方，有人造播流言：皇上在芦沟桥盖造官房，收往来客商之饭钱等语。朕因应试士子来京者，桥上查检行李，不免风雨露处之苦，是以特发帑金，盖造房舍，俾其住歇。令管理税务之人，到店验看应试文凭，即令放行。在士子辈既有投足之地，又可免奸商冒充应试之人，致于漏税之咎。此朕之仁政，直省举子感恩颂德之事，而奸党以朕为欲收容商饭钱，作此等诬谤之语，实为可笑，亦可怪也。

　　阿其那、允纵酒无忌，而加朕以酗酒之名。阿其那等蓄心阴险，存倾陷国家之念，怀与皇考为仇之心，而反一一加之于朕。总因阿其那等平日之逆谋不遂，畜养匪类者久矣。播散讹言，分门立户，各各收买党羽，欲以蛊惑人之耳目，俾素蓄逆念之蠢动而起，然后快心，祖宗之社稷所不顾也。夫加朕以凶暴恶名，其罪犹轻，独不念圣祖皇考六十余年之丰功懋烈，而作如此归结，岂为人子者所忍为乎！阿其那、塞思黑等之罪，实万死不足以赎矣。

　　伊等之奸谋若此，目今败露者，即不胜其数，其他匪类邪党之听其驱使者，奚止数千百人！造作种种诬谤之语，已流散于极边远塞，则宇宙之内，乡曲愚人，为其所惑者，岂止曾静数人而已哉！即如三姓之协领华赉，身在地方，有稽查之责，乃伊将所见所闻，俱行隐瞒，不以入告。朕在九重大内，何由而知之？何从而究之？又何自而剖晰开示，使天下臣民共晓之？今蒙上天皇考俯垂默佑，令神明驱使曾静自行投首于总督岳钟琪之前，俾造书造谤之奸人一一呈露，朕方得知若辈残忍之情形，明日张胆将平日之居心行事，遍谕荒陬僻壤之黎民，而不为浮言所惑于万一。亦可知阿其那、塞思黑等蓄心之惨毒，不忠不孝，为天祖之所不容，国法之所难宥处。天下后世，亦得谅朕不得已之苦衷矣。此朕不幸中之大幸，非人力之所能为者，即此则曾静不为无功，即此可宽其诛矣。

　　从来奸宄凶丑，造作妖言，欲以诬民惑众者，无时无之。即如从前妖言云：“帝出三江口，嘉湖作战场”。此语已流传三十余年矣。又如广西张淑荣等言：钦天监奏紫微星落于福建，今朝廷降旨，遣人至闽，将三岁以上九岁以下之男子，悉行诛戮。又有山东人张玉，假称朱姓，系前明后裔，遇星士推算伊有帝王之命，似此诞幻荒唐，有关世道人心之语，往往地方大臣官员希图省事，目为疯癫，苟且掩护于一时，而未念及其迷惑之害，日月渐远，传播渐多，遂不能究问其所自来，转令无辜之人，受其牵累。此皆庸碌无能，视国家利害于膜外之大臣等养痈之害也。

　　又如村塾训蒙之人，本无知识，而又穷困无聊，心怀抑郁，往往造为俚鄙怪妄之歌词，授于村童传唱。而不知者遂误认以为童谣，转相传流布。此皆奸民之欲煽惑人心，紊乱国法者。地方大吏有司，视为泛常，不加稽察惩创，以防其渐。可乎？

　　前年，有人捏称侍郎舒楞额密奏八旗领米一事，欲以摇惑旗人之心。舒楞额闻之，据实入奏。此时朕随降旨根究，即得其造言之人，加以惩戒。凡属流言初起之时，若地方大臣能肯悉心穷究，必得其根由，使奸宄不至漏网，庸愚无知亦不至拖累，其有裨于人心世道者，良非浅鲜。今因曾静之事，而查出首先造谤之渠魁，盖以此案发觉尚早，易于追寻，故可递推而得其根源也。且朕之宽宥曾静，非矫情好名而为此举也。《虞书》曰：“宥过无大，刑故无小。”

　　曾静之过虽大，实有可原之情。若我皇考时时训诲子臣曰：“凡人孰能无过？若过而能改，即自新迁善之机，故人以改过为贵。但实能改过者，无论所犯之大小，皆不当罪之也。”

　　朕祗承圣训，日以改过望天下之人。盖过大而能改，胜于过小而不改者，若曾静可谓知改过者矣。朕赦曾静，正欲使天下臣民，知朕于改过之人，无不可赦之罪，相率而趋于自新之路也。且朕治天下，不以私喜而赏一人，不以私怒而罚一人。曾静狂悖之言，止于谤及朕躬，并无反叛之实事，亦无同谋之众党。彼跳梁逆命之人，果能束身归命，畏罪投诚，尚且邀赦宥之典，岂曾静独不可贷其一死乎！

　　且曾静之前后各供，俱系他亲笔书写，并非有所勉强逼勒，亦并非有人隐受意指，实由于天良感动，是以其悛悔之心迫切诚恳，形于纸笔。此及可原之情，并非以其为谄媚颂扬之词，而欲宽其罪也。若今日喜其谄媚而曲宥之，则从前即当怒其诬谤而速诛之矣。况曾静今日颂扬之词，较之从前诬谤之语，其轻重悬殊，何止千百？论其情罪，岂足相抵！若有人议朕喜曾静之谄媚而免其罪者，则与曾静从前之犬吠鸣无以异矣。然朕亦不论。除造作布散流言之逆党，另行审明正法外，著将曾静、张熙免罪释放，并将伊之逆书及前后审讯诘问之语，与伊口供，一一刊刻颁布，使天下人共知之。

　　湖南省地方大小官员等，平日既不能宣布国恩，敷扬朕训，化诲百姓，尽去邪心，致有此等愚昧狂乱之人，实有阄忝于父母斯民之责，此则深当愧耻者。今若以羞忿怨恨之心，或将曾静，张熙有暗中贼害情形，朕必问以抵偿之罪。曾静等系朕持旨赦宥之人，彼本地之人，若以其贻羞桑梓有嫉恶暗伤者，其活罪亦然。即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之。盖曾静之事，不与吕留良等。吕留良之罪，乃皇考当日所未知而未赦者，是以朕今日可以明正其罪。若曾蒙皇考赦免之旨，则朕亦自遵旨而曲宥其辜矣，特谕。

　　二、朕诸兄弟不可以德化，不可以理喻，不可以情感，不可以恩结，而其悖逆妄乱，的确是百折不回　

　　又奉上谕：“从来善恶之报，纤毫不爽。凡罪大恶极之人，虽一时宽宥，免于诛戮，而伊辗转行回，仍复自投法网，若有驱逐之使然者。即如阿其那、塞思黑、允、允门下同恶共济之徒，潜蓄邪谋，阴怀逆志，实国家之巨贼，贻宗社之隐忧。朕既洞烛其奸，本应将伊等置之于法，以绝根株。只以一时不忍，思古人“歼厥渠魁，胁从罔治”之意，予以宽典，发遣边方，保其性命，以为此辈稍有人心，或能感发天良，悛改夙恶。岂料逆天造孽之人，不可化诲，毒忍之性，愈益猖狂，上干天地，皇考之怒。委曲婉转，假手于曾静辈，使奸党匪类之罪状一一呈露，不容漏网。天道昭著若此，能不令人毛骨悚然，倍加警惕乎。

　　朕即位之初，召诸兄弟于养心殿，朕以肝膈肺腑之言，痛哭向诸兄弟劝谕之曰：朕蒙皇考付托之重，于诸子之中，传朕以大位。不比前代继统之君，先后序立，父子之间，各成其是；非如禹汤之后而有桀纣，天下不得因其子孙之不善，而掩禹汤之功德。若朕之于皇考，则是非得失，实为一体。朕躬若是，则皇考之付托为是；朕躬若非，则皇考之付托为非。以皇考六十余年之圣德神功，超越千古，朕断不敢苟且怠荒，甘于自弃，使天下后世，共论皇考付托之误，致掩六十余年功德之崇隆。朕之此心，上天、皇考实鉴临之。

　　凡我兄弟，均受皇考生成顾复，数十年天高地厚之深恩，当仰体皇考之心，并思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之义，各抒忠荩，协赞朕躬。于朕所不能者，辅之助之；于朕所错误者，规之谏之；朕便有过失，亦当谅之隐之。同心匡弼，让朕一个是字，使朕为一代之令主，以成皇考之是，即诸兄弟所以报皇考罔极之鸿慈也。似此谆谆劝告，乃阿其那、塞思黑等置若罔闻，而悖逆妄乱之念，百折不回。不可以德化，不可以理喻，不可以情感，不可以恩结。即如阿其那方封亲王时，伊即向人出怨望愤激之语，且向在廷大臣云：“皇上今日加恩，焉知未伏明日诛戮之意！其目下施恩，皆不可信。”

　　又当大庭广众，咒诅朕躬，则其他可知矣。朕初即位时，塞思黑谓其左右人等曰：“不料事情竟至如此，我辈生不如死。”此伊太监王应隆亲口供出者。及令伊居住西宁时，伊则以多金邀买人心，以致奸民令狐士仪等人密投书札，劝其构逆。

　　又如允依傍景陵居住，尚有奸民蔡怀玺投书院中，称伊为帝，而伊藏匿之。是伊等之逆心，断不改除；伊等之逆党，断不解散。朕早夜筹思，总无可以料理措置，以全顽梗，以安宗社之良法。万不得已，将阿其那、塞思黑、允、允分别拘禁，而不料阿其那、塞思黑相继皆伏冥诛。

　　朕之办理此事，皆默告天地，虔对皇考，熟思审慎，量其轻重为宗社国家之大计，置此身于度外之举，此心可以对上天、皇考。至于众口之褒贬，后世之是非，朕不问也。从前储位未定时，朕之兄弟六、七人，各怀凯觎之心，彼此戕害，各树私人，以图侥幸。而大奸大恶之人，遂乘机结党，要结朝臣，收罗群小，内外连属，以成牢不可破之局。公然以建储一事，为操权于己，垂手可成，不能出其范围。此等关系宗社国家之大患，朕既亲见而深知之，若苟且姑容，不加以惩创儆戒，则凶恶之徒，竟以悖逆为寻常之事，其贻害于后世子孙者，将不可言矣。况古人云：“抚我则后，虐我则仇。”是君民、上下之间，有天冠地履之义，尚言施报之情，岂有臣下之分，作乱犯上，显然昭著，只因系出宗亲，遂可纵恶长奸，置宗社大计于不问乎！故以在下言之，则曰：抚我则后，虐我则仇。而以在上言之，则曰：忠我则臣，背我则敌。此一定之情理，千古之通义也。且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夫与君与社稷相较君尚轻于社稷，则兄弟宗亲，更不待言矣。若但务敦睦九族之虚名，而不计宗社苍生之大患，岂不本末混淆，轻重倒置耶！今不必远引古昔之事，即以我朝与明代近事言之，我太祖、太宗刚毅明决，预烛机先，不以私情而存姑息之见，是以成大一统之规，贻世世子孙太平之福。明之建文优柔寡断，不知大义，不识极变，意欲保全骨肉而酿成永乐之祸，卒至国危身丧，为祖宗之罪人。永乐虽幸而事成，祖宗天下不至落他人之手，然俯对臣庶，能不赧颜乎？传之后世，能免讥议乎？

　　且扰乱海内，荼毒生灵，宗社之危，臣民之厄，未有甚于此时者。又如明宸濠之乱，亦由于姑息酿成，可为天下后世之鉴戒也。总之，人君不幸遇此等之事，若见之既真，知之既确，则当权其利害之轻重而毅然决断，勿存小不忍之见，顾己身之毁誉，以贻祸患于无穷。倘见之不真，知之不确，而冒昧行之，或更有所怨参乎其间，则为天地祖宗之罪人，亦不能逃于谴责也。朕于阿其那等结党构逆之情，知之真确，而其显然背叛之迹，又大庭广众之所共见共闻者。彼时诸王大臣等屡次合词陈奏，请将阿其那、塞思黑等即正典刑，朕召入面见堕泪，复切谕之曰：“阿其那、塞思黑、允、允乃圣祖皇帝之子，朕之亲弟，骨肉手足。尔等皆受圣祖皇帝及朕深恩之人，今所奏如此，若稍有情罪不符之处，陷朕于不义，或稍有心口相违之处，抱歉于隐微，则得罪于上天、皇考者，莫大乎是。其能逃于天谴乎！”

　　此时诸王大臣异口同声，无不以为阿其那、塞思黑等悖逆之情罪，断断不容宽宥。朕复逐一询问，人人皆言陈奏之处，实实出于公心。朕犹降旨询问各省督抚、提镇等，其所奏亦复佥同。只因尚有数处未曾奏到，朕未降旨，各令拘禁，仍欲详加斟酌而定之意。而二人乃相继而死，朕尚未将伊等明正典刑也。此京师亿万臣民所共知之事，不待朕之晓谕者。

　　若天下之人，必欲以朕诛戮二人为言，据伊等罪情、朝廷法律而论，朕也不以诛戮二人为讳。盖有此一番惩创，使天下后世宗亲不肖之辈，知大义之不可违越，国法之不可幸逃，循理安分，以受国家宠荣，则所以保全骨肉宗亲者大矣，多矣！此遵古帝王“刑以弼教”之意，实尽敦睦九族，端本之道者。观今日阿其那、塞思黑已死，而其逆党匪类等仍不肯歇心，更加摇唇鼓舌，到处诬捏布传，冀惑天下民人之听，为构衅报复之端。若非上天、皇考俯垂默佑，使之败露，则传之天下后世，倘贻疑似之端，不但朕抱不白之讥，可惜皇考六十余年际天蟠地之功勋，上天六十余年锡福凝禧之恩眷，俱付之流水矣。朕又自幸抚躬内省，实毫无几微瑕疵之可指摘，理直气壮，因曾静此案，得以明目张胆，向薄海内外亿万臣民剖析而畅言之。不然则口将言而嗫嚅，岂能免于瞻顾回护，又何颜以对廷臣左右近侍之人乎！朕蒙皇考俯鉴悃忱，于众弟兄中，惟许朕以“诚孝”二字。

　　朕时时自问，不但用人行政，起居出入之间，事事效法君父，即隐微之间，偶举一念，必思此一念果合于我君父，始敢存于胸臆，否则必屏去之。朕虽不敢自谓尽孝，然生平一片爱慕诚敬之心，实可对天地神明。是以仰蒙上天、皇考照察，保护提携，每显彰景象，而发奸摘伏之处，实非人力所能为者。朕惟有以手加额，感激项戴，刻骨铭心，益加黾勉而已。朕因匪类诬捏浮言，故明白剖析前后，降旨十数道，以示臣民。倘朕言有一字虚捏，是亦如若辈之居心，必遭上天之责罚也。特谕。

　　三、朕之“屠弟”，正是为了不负皇考付托之重，顾及宗社之安危　

　　又奉上谕：前曾静逆书，诬谤朕躬诸条，离奇荒唐，即梦寐中亦无此诞幻怪异之境，惟有加朕屠弟之名一切，朕不辩亦不受，已于前谕中述其梗概。但朕之苦衷，尚有未曾详析宣示者。当日阿其那阴险狡狯，实逆党之渠魁，塞思黑、允、允皆听其指挥，愿出死力，而不顾伦常之大义，其举动甚不可测，若阿其那果肯省愆悔过，革面革心，则其他断无有不效法悛改者。朕是以令塞思黑等分别居住，而留阿其那在京，所以加恩厚待，冀其感激醒悟者，无所不极其至。且披肝露胆，诚切劝告，至于泣下，所少者惟下跪恳求耳。岂知伊悖逆不臣之念，百折不回。前诸王大臣等所参恶迹数十条，皆举朝共见共闻之实事。及至拘禁之后，不但不知畏惧，转欢跃加餐，横肆之态，不堪枚举。是岂尚有悛改之日耶？塞思黑居住西宁，逆状种种，无丝毫畏惧之心。及令其来保定时，岂但无儆惕之意，一路谈笑自如。其解送人员，向伊称述朕即位以来所办政务，伊笑曰：“他从来伶俐”。全无臣弟之道，而其悖逆之念更炽，又何可望其悛改耶！允拘禁已四年有余，至今悍傲如昔。允在拘禁之地，尚为镇魇之术，被伊太监出首。朕遣大臣询问情由，并从前结党等事，伊云：“我若说出，只恐杀我，如果皇上免我从前重罪，则便一一实供。”

　　所遣大臣云：“皇上原有旨意，汝若据实供出，丝毫不隐，必宽宥汝罪”。于是伊将从前阿其那、塞思黑、允等朋比作奸，阴谋秘计，暨朕即位后所怀逆议，一一供吐，且自认镇魇不讳。是以诸王大臣立请正法，朕仍将伊宽宥。看伊近来似稍有感愧之意。　

　　至于阿其那、塞思黑从来之恶迹，其彰明较著，为朕所知者，不可胜数；而其处心积虑，鬼蜮之行踪，为朕所不知者，不知凡几。伊等自意为朕必皆悉知，料无可幸免之理，是以残毒之念，日益加深，妄乱之行，愈无忌惮，拼一死以累朕，逆志坚定，不可拔矣。似此万无可姑容之罪情，而朕尚未忍即置之于法，仍令拘禁，以待天下督抚大臣公奏到日再行酌定。不料旬日之间，二人相继俱伏冥诛，实奇事也。此时朕垂涕谕全朝大臣曰：“朕原欲为十全之令主，以报答我君父之恩。今有二人之事，便黾勉十分之善，亦减去其半矣。此朕所遭之不幸，岂非朕父子前因夙劫之冤孽耶！”

　　总之，此等立心与国家君父为仇之人，暗结死党，潜蓄奸谋，不将国家至于扰乱倾危，其心不肯止息。朕既洞烛其逆情，若不先期防范，及彼谋成事就而后应之，则朕之力不能胜，彼时身死无名，为天下后世笑，不但负皇考付托之重，而宗社之安危，正不可必，天下生灵皆遭涂炭之厄矣。幸朕每事洞烛几先，伊等之伎俩，全无所施，惟力造作恶言，以为煽惑报复之计，由今日之事观之，虽渠魁数人被诛，而其同党胁从，至微至贱之人，仍复怀藏逆志，传布大逆之语。以此情形观之，然则朕之留心防范，早为经理者，岂非上天、皇考默启其心，使宗社苍生享太平之福耶！从来仇敌之人，造为谤议以泄其忿者，往往有之。朕从前未忍将逆党悉行正法，而充发边远时，亦料此辈奸邪匪类，必有怨望之词，想亦无人听信。但不料其诬蔑诋毁，怪诞奇特至于此极，亦并不料有曾静、张熙辈遂信以为实，而便生背叛之心也。所幸薄海之外，亿人兆人，受皇考圣祖六十余年深仁厚泽，浃髓沦肌，不为匪类流言摇惑于万一者，岂人力之所能哉！则皇考之留遗于朕者岂止天高地厚而已哉！今日不但雪朕不白之冤，而皇考又安宗社苍生之功德愈加彰著矣。挥泪书此，再示臣民，天下也可以知朕之心矣。

　　和硕怡亲王等题为滔天之罪恶难宽，率土之同仇甚切，恳祈乾断，明正典刑，以昭国宪，以快人心事。臣等伏读上谕，宽宥曾静，仰见我皇上大度包涵，如天之无不覆，如地之无不载。虽恶兽毒蛇，魑魅魍魉，不忍以雷霆歼灭，欲使之改面回心。

　　自尧、舜、禹、汤以至于今，未闻此宽大之典也。但臣等伏思我朝创业垂统，列祖圣圣相承，圣祖仁皇帝御极六十余年，丰功骏烈，炳耀日星，厚泽深仁，浃洽宇宙。皇上嗣统建极，大孝大德，至圣至诚，宵旰勤民，仁育义正。躬行节俭，俾藏富闾阎；广沛恩膏，以普寒黎庶。蠲赈动盈亿万，教养溥遍遐荒。数年以来，年岁丰登，民气和乐，嘉祥骈集，风俗阜成。举凡含齿戴发之俦，靡不沐浴皇风，歌咏帝德，山陬海，僻壤穷乡，咸顺则怀恩，心悦诚服。乃有曾静者，性与人殊，张为幻，蛊惑于逆贼吕留良之反书悖论，复道听阿其那、塞思黑门下之奸徒匪类散布诬捏毫无影响之流言。辄敢编集蜚语，缮写谤书，令其徒张熙从湖南远至陕西，赴总督岳钟琪衙门投递。虽不能为反叛之事，实素蓄反叛之心。是以恶贯满盈，神明驱遣，令其自行败露，身服典刑，以消异类之邪说，以正天下之人心也。经年以来，中外臣民闻其嗥吠，皆切不共戴天之忿，思食其肉而寝其皮。

　　今皇上沛如天之仁，悯其始由误听，今已悔悟，情有可原，特加宽宥。臣等伏读圣谕，以改过望天下之人，过大而能改，胜于过小而不改，若实能改过，则无不可赦之罪。又念跳梁逆命者，畏罪投诚，尚邀赦宽之典。大哉皇言！宽仁好生之德，度越千古。但曾静枭獍性成，阴谋不轨，诬谤悖逆，罪恶弥天。查律例开载十恶，凡谋反叛逆及大不敬，皆常赦之所不原。是曾静之罪在十恶，乃三宥之所不及。而张熙与曾静共谋不轨，赴陕投递逆书，思欲构乱，亦所难宽。仰祈皇上俯允臣等所请，敕下法司，将曾静、张熙按律处决，碎尸悬首；查其亲属逆党，尽与歼除；以明朝廷之宪章，慰臣民之公愤。臣等无任恳笃激切之至。为此，谨题请旨。奉旨：宽宥曾静等一案，乃诸王大臣官员等所不可赞一词者，天下后世或以为是，或以为非，皆朕身任之，于臣工无与也。但朕再四详慎，所降谕旨，俱已明晰，诸王大臣官员等不必再奏。倘各省督抚提镇有因朕宽宥曾静复行奏请者，著通政司将本发还。

　　雍正上谕吕留良怎么得罪了圣祖皇帝在天之灵，而落致戮尸枭首的下场

　　上谕：我朝肇造区夏，天锡人归，列圣相承，中外景从。逮我圣祖仁皇帝，继天立极，福庇兆民，文治武功，恩施德教，超越百王，亘古罕有。此普天率土，心悦诚服。虽深山穷谷，庸夫孺子，以及凡有血气之伦，亦莫不尊亲者。讵意逆贼吕留良者，悍戾凶顽，好乱乐祸，自附明代王府仪宾之孙，追思旧国，愤懑诋讥。夫仪宾之后裔，于戚属至为疏贱，何足比数。且生于明之末季，当流寇陷北京时，吕留良年方孩童。本朝定鼎之后，伊亲被教泽，始获读书成立，于顺治年间，应试得为诸生。嗣经岁科屡试，以其浮薄之才，每居高等，盗窃虚名，夸荣乡里。是吕留良于明毫无痛痒之关，其本心何曾有高尚之节也。乃于康熙六年，因考校失利，妄为大言，弃去青衿，忽追思明代，深怨本朝，后以博学宏词荐，则诡云必死；以山林隐逸为荐，则剃发为僧。按其岁月，吕留良身为本朝诸生十余年之久矣，乃始幡然易虑，忽号为明之遗民，千古悖逆反复之人，有如是怪诞无耻，可嗤可鄙者乎？自是著邪书，立逆说，丧心病狂，肆无忌惮。其实不过卖文鬻书，营求声利，而遂敢于圣祖仁皇帝任意指斥，公然骂诅，以毫无影响之事，凭空撰造。所著诗文以及日记等类，或镌板流传，或珍藏秘密，皆人世耳目所未经，意想所未到者。朕翻阅之余，不胜惶骇震悼。盖其悖逆狂噬之词，非惟不可枚举，抑且凡为臣子者，所不忍寓之于目，不忍出之于口，不忍述之于纸笔者也。今姑就其中数条，略为宣示内外诸臣，庶天下后世共知其张，感愤之荒唐，犬吠狼嗥之忿戾。自生民以来乱臣贼子，罪恶滔天，奸诈凶顽，匪类盗名理学大儒者，未有如吕留良之可恨人也。

　　其文集有云：“德以后，天地一变，亘古所未经”。又其行状云：“有故人死于西湖，为位以哭，坏墙裂竹，拟于西台之恸。”

　　又云：“将以小庄为桃花源，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之人。”

　　又云：“遂削发为僧，苟延性命。”

　　又辞山林隐逸之荐，答友人书云：“有人行于途，卖饧者唱曰：破帽换糖。其人急除匿，已而唱曰：破网子换糖。复匿之。又唱曰：乱头发换糖。乃惶遽无措曰：何太相逼！留良之剃顶，亦正怕换糖者相逼耳。”

　　又示诸子戒庆生辰云：“如其有重于生也，则偷息一日，一日之耻也。世有君子曰：夫，夫也，何为至今不死也。则其谬严于斧钺，又何庆之有？使以辱身苟活者为庆，将置夫年不满三十，义不顾门户，断飞首，以遂其志义者于何地也。”

　　又日记内诗句云：“若论五百年间事，紫色蛙声总正传。”

　　又云：“麻喇吉出城，送者填塞，饥渴易为饮食如此，观我民狼狈不知所归，可怜可痛也。”

　　又云：“李雯，华亭人，甲申后入北幕，《与史道邻书》及《下江南诏》皆其笔也。中有‘六合一而泰阶平，礼乐兴而干戈息’之句，人传嗤之。”

　　又云：“沈天彝为其妹求旌贞节，且云其尊公弃车先生遗命，不请有司之旌。予曰：‘尊公之识高，其命正当尊也。’弃车先生遭变后十余年，闭门不见宾客，颠毛全好，天彝忽以酒灌醉，尽髡之。醒为号痛而已。所著述将及栋，天彝尽取焚之，恐其有刺触累己也。嘻，亦异矣！”

　　又祭友人云：“斯文将丧，逆天者亡，顾我逆天，死反得后。”等语。此即其梗化不臣，明目张胆，指我朝为闰统，托吠尧以自文者，皆此类也。夫吕留良食本朝之粟，履本朝之土，且身列胶庠，深被本朝之恩，何得视如仇敌，而毫无顾忌，普蜂蚁之不若乎？又文集有云：“人心恶薄日甚，即杀运所开，聊避睹闻，窃恐不免。”

　　又日记云：吴三桂乞撤之语，甚有愤懑不平之气。三桂老不足虑，其下恐未必安。”

　　又云：“滇中于甲寅元日寅时即王位，取四寅也。今按其时正彼中日食云。”

　　又云：“董允出其新作，乃《平平凉颂》也，予不看，曰：先须改题目，去首字改颂作叹。”

　　又云：“闻吴三桂死，有吴国贵者立，清遣人往讲，割云贵罢兵。”

　　又云：“闻闽乱为范承谟激成，承谟亦死于闽。”

　　又其行状内云：“夙兴夜寐，终日乾乾”等语。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吕留良于我朝食德服畴，以有其身家，育其子孙者数十年，乃不知大一统之义，平日之谓我朝皆任意指名，或曰“清”，或曰“北”，或曰“燕”，或曰“彼中”。至于与逆藩吴三桂连书之处，亦曰“清”，曰“往讲”，若本朝于逆藩为邻敌者然，何其悖乱之甚乎！且吴三桂、耿精忠乃叛逆之贼奴，人人得而诛之，吕留良于其称兵犯顺，则欣然有喜，惟恐其不成；于本朝疆域之恢复，则怅然若失，转形于嗟叹。于忠臣之殉难，则污其过失，且闻其死而快意；不顾纲常之倒置，惟以助虐迎寇为心；不顾生民之涂炭，惟以兵连祸结为幸。何吕留良处心积虑，残忍凶暴之至，此极也。且乾乾夕惕，《易经》传注，皆以为人君之事，而其子孙公然以加吕留良之身，不更肆且妄乎？

　　又云：“永历帝被执时，满汉皆倾心，东宫勒马前行，以鞭梢东指，则东边满汉兵皆跪，西指则西跪。弑之日，天地晦霾，日月失光，百里之内，凡关壮缪庙皆被雷击”等语。

　　查伪永历朱由榔本窍立于流寇之中，在云贵广西等处，其众自相攻剽劫夺，贻害民生，后兵败逃窜缅甸。顺治十八年，定西将军爱星阿领兵追至缅城，先遣人传谕缅酋，令执送朱由榔，否则军临城下，后悔无及。大军随至城下，缅人震惧，遂执朱由榔献军前，杀伪侯王维恭等一百余人，于是全获朱由榔眷属以归。此永历之实迹，乃中外人所共知者。朱由榔穷蹙无归，为我朝满汉大兵所共擒，岂有擒寇贼之人，转于其马前行跪之理乎？其时之汉人兵丁，亦耻而不为之事，况于满人乎！此等瞽说，荒唐鄙谬，无中生有，不知何自而来也。至云关壮缪庙皆被雷击，尤为荒诞之甚。朱由榔之死，实系上天诛殛，而人力岂能强为耶！关圣帝君与雷神皆为奉天司命之正神，何以有凡关庙皆被雷击之事？于理亦甚为不顺。

　　且本朝用兵以来，事事皆仰荷上天眷佑之恩，百神呵护之德。即如我兵之守永兴也，士卒不过千人，贼以重兵相攻，势甚危急，蒙真武之神，显化神兵，布满岩谷，狂寇寒心褫魄，众遂溃逃而散。此有御制碑文，详纪其事者。其克复云南城也，则有金马飞腾之兆，而逆寇即日荡平。此皆见之志乘，万目共睹之事，天下所共知者，然此不过举一二事而言，其它不可枚举，吕留良独闻之乎？总之，逆贼吕留良，于本朝应有征应之事迹，则概为隐匿而不书，而专以造作妖诬，欲快其私愤。伊之妄诞伎俩，能逆天乎？

　　又文集内云：“今日之穷，为羲皇以来所仅见”等语。夫明末之时，朝廷失败，贪虐公行，横征暴敛，民不聊生，至于流寇肆毒，疆场日蹙，每发糜饷数百万，悉皆出于民力，乃斯民极穷之时也。我朝扫靖寇氛，与民休养，于是明代之穷民，咸有更生之庆。吕留良岂毫无耳目，乃丧心昧理，颠倒其说，转言今日之民穷乎？况逮我圣祖皇帝爱育黎元，海内殷庶，黄童白叟，不见兵革，蠲租减赋之政，史不胜书。民何由而穷，至为羲皇以来仅见之穷乎？试问之吕留良，如我圣祖皇帝六十余年，久道化成，休养生息，物阜民安，内外升平，兆民乐业，即自羲后以来，史册所纪屈指而数。蒙上天之眷佑，可以比并我朝之盛者，果可多得乎？而乃云：“羲皇以来未有之穷”，不太甚乎？即如吕留良怀不逞之心，动云万金结客，而其刊刻我朝时文，货卖牟利，富仍不赀。观其日记所载米盐琐碎，算及粪壤，营营求财之心，惟日不足，尚得谓之穷乎？又日记内云：“四月末京中起怪风三日，其色大红，著人面皆红。”

　　又云：“石门镇堰桥水忽立二丈许，舟中芦席，有飞至南高桥，复还原舟者。”

　　又云：“有大星如碗，后有细星随之，如彗。”

　　又云：“十二月二十九日夜雨甚大，然大电，随发震雷，甚响而长，不知明年作何运数耳。”

　　又云：“初五日午后，日光磨荡，有黑日如斗状。”

　　又云：“日有三枚，日旁有一差小者，色白不甚动；白日旁又一小者，色赤而动甚。”

　　又云：“河南郏县有凤至，百鸟朝会数日。有二赤鸟，长丈许，以身蔽凤，凤身五色陆离，鸣如箫韶。邑人怪之，驱牛厌胜，牛俱股栗不前。路上死鸟甚众。又有死金色鲤，狼藉地上。时予作《凤砚铭》云：‘德未尝衰，尔或不来，善以道鸣，必圣人生。’而忽闻此，又一异也”等语。凡此毫无影响，妄捏怪诞之记载甚多。总由其逆意中幸灾乐祸，但以捏造妄幻，惑心观听为事。其荒诞不经，皆不顾也。夫灾亦古所时有，上天垂象，原以儆戒人君，令其修省进德，未有事不实而可以为鉴者也。若如吕留良之记载，一一皆虚，天地间未有之事，何以示儆于将来？假使传诸后世，以捏影捕风之语，或信为实有之事，必以从前太平盛世，尚有如此非常奇怪灾异，倘遇日月星辰水旱之变，必轻忽为无关于治乱，而漫不经心，其所以启后世人君之怠玩者，其罪不可胜数矣。

　　又日记云：“康熙甚吝，吴中顾云者，写真甚精，供奉内廷，不许其遍游公侯之门。一日入朝，仓遽用旧服。康熙曰：‘此要银子也。’荐之一王子，王子送元宝二百两及缎，康熙收之。临行辞，康熙只予二十四两而已”等语。不但岂有此事，而怪诞悖乱，何至于此极也。吕留良以此诬诋圣德。夫韩昭侯藏蔽裤曰：“欲待有功者。”

　　史册相传，以为美谈。今一写真之人，即圣祖仁皇帝不轻加厚赐，亦圣主慎重赏赉之盛德耳。而吕留良捏此浮言，讥为吝惜财物乎？圣祖仁皇帝在位六十一年，除水旱赈恤外，特恩蠲免钱粮，不下数百万万，此天下臣民所共知，岂吝主所能为者？吕留良独无耳目乎！忍心害理，可谓极矣。且吕留良谊属臣民，而慢称康熙，其悖逆无状，何太甚矣。即此数条，猖狂悖乱，已极放言横逆之罪，况其它太甚之词，尤足令人痛心疾首，不共戴天。

　　夫吕留良生于浙省人文之乡，读书学问，初非曾静山野穷僻，冥顽无知者比。且曾静只讥及于朕躬，而吕留良则上诬圣祖皇考之盛德；曾静之谤讪，由于误听流言，而吕留良则自出胸臆，造作妖妄。况曾静谬执中国夷狄之见，胸中妄起疑团，若不读吕留良之书，不见吕留良之议论蜂起，快心满意，亦必有所顾忌。而不敢见之文辞。是吕留良之罪大恶极，诚有较曾静更为倍甚者也。朕向来谓浙省风俗浇漓，人怀不逞，如汪景祺、查嗣庭之流，皆以谤讪悖逆，自伏其辜，皆吕留良之遗害也。

　　甚至民间氓庶，亦喜造言生事。如雍正四年内，有海宁、平湖阖城屠戮之谣。此时惊疑相煽，逃避流离者有之。此皆吕留良一人为之倡导于前，是以举乡从风而靡也。盖浙江士人等，习见吕留良之恣为狂吠，坐致盛名，兼拥厚赀，曾无纤芥之患得婴其身。是以转相推服，转相慕效，多被愚迷而不知也。甚至地方官吏，怵其声热之嚣凌，党徒之众盛，皆须加意周旋，优礼矜式，以沽重儒之誉。如近日总督李卫，为大臣中公正刚直之人，亦于到任之时，循沿往例，不得不为之赠送祠堂匾额，况他人乎？此其陷溺人心，浊乱世俗，害已不可胜言矣。数年以来，朕因浙省人心风俗之害，可忧者甚大，早夜筹划，仁育义正，备极化导整顿之苦心，近始渐为转移，日归于正。若使少为悠忽，不亟加整顿，则吕留良之邪说诬民者，必致充塞胶固于人心而不可解，而天经地义之大闲，泯灭沦弃，几使人人为无父无君之人矣。吕留良之为祸浙省者，不知何所底止耶！今日天道昭然，逆贼恶贯时至，令其奸诈阴险尽情败露，则不容不明正其罪，以维持世教，彰明国法者也。且吕留良动以理学自居，谓已身上续周、程、张、朱之道统。夫周、程、张、朱世之大儒，岂有以无父无君为其道，以乱臣贼子为其学者乎？此其狎侮圣儒之教，败坏士人之心，真名教中大罪魁也。而庸流下愚，不能灼知其心迹行藏，乃以一不解天经地义之匪类，犹且群我以道学推之，则斯文扫地矣。即吕留良自撰之文亦云：“逆天者亡。”

　　又曰：“顾我逆天，死反得后。”明知逆天之罪大，而必欲悍然蹈之，死而不悔，不知古今以来，天地间乖戾悍暴之气，何独钟于吕留良也。

　　朕即位以来，实不知吕留良有何著述之事，而其恶贯满盈，人神共愤，天地不容，致有曾静上书总督岳钟琪之举，曲折发露，以著吕留良之凶顽。而吕留良之子如吕葆中者，曾应举成名，蒙恩拔置鼎甲，仕列清华。其余子孙多游庠序，乃不即毁板焚书，以灭其迹。且吕葆中既已身叨仕籍，而犹世恶相承，并未洗心涤虑，前此一念和尚谋叛之案，党羽连及吕葆中，其时逆迹早已彰著，蒙圣祖皇帝如天之仁，免其究问，而吕葆中遂忧惧以死。

　　就常情而论，吕葆中之兄弟子孙，遇如此之惊危险祸，且荷蒙圣祖皇帝如此之高厚洪恩，自当感激悔悟，共思掩覆前非，以为幸逃诛殛之计。岂料冥顽悍鸷，习与性成，仍复抱守遗编，深藏笥箧。此固吕留良以逆乱为其家传，故吕葆中等逆竖昏愚，罔知警惕；而实乃天道昭然，不容少昧，如有鬼神驱遣，使逆贼之阴谋彻底呈现于今日。逆贼之遗毒，不致漏网于天诛也。前此曾静逆书，朕所以一一剖白者。缘朕即位以来，深知外间逆党甚众，自然散布讹言，惑乱人心志。其所以诋惟朕之一身者，朕可以己意自为判定归结。若如吕留良之罪大恶极，获罪于圣祖在天之灵者，至深至重，即凡天下庸夫孺子，少有一线良心之人知此，亦无不切齿而竖发，不欲与之戴履天地，此亦朕为臣子者情理之所必然。兹特降谕旨，将诸条略为宣示，其逆贼吕留良及其子孙嫡亲弟兄子侄，应照何定律治罪之处？著九卿翰詹科道会议，直省督抚、提督、两司，秉公各抒己见，详核定议具奏。

　　一、我是怎样受吕留良思想毒害，而成为弥天重犯的？

　　曾静供：弥天重犯生于楚边，身未到过大都，目未接见文人，见闻固陋，胸次尤狭，只有一点迂腐好古好义之心，时存于中而不可泯。加以吕留良之文评，盛行于世，文章举子家，多以伊所论之文为程法，所说之义为定义，而其所讥诋本朝处，又假托《春秋》之义，以寄其说于孔子口中，所以不得不令愚人信其实。弥天重犯心下虽不知本朝得统来历，与列圣相承功德，然生圣祖皇帝之朝，赖圣祖皇帝之恩，自祖父以来，无干戈之扰，无苛政之苦，休养生息，以乐以利，大是安业顺化，胸中原无此说。无奈吕留良将此义发得惊异，且以为说出于孔子。弥天重犯虽不识吕留良如何人，焉有不信孔子？且浅陋无知，胸中实别寻个义理解脱不出，因妄自揣量，以为士人读书，无事不当以孔子为法，岂有当前一个这样大的名义全不照管，竟将孔子一部《春秋》囫囵吞下去，如何使得。所以抱此疑团，陷身大逆而莫救。

　　直到今日想来，当时之所以别寻个义理解脱不出者，只为心中不知本朝龙兴之原，与列圣递承之绩，所以为一部《春秋》缚束。若晓得这两个缘故，本朝名正言顺，大义亭亭，关《春秋》所摈甚事，与管仲所攘何涉，又何至为彼说所拘局。弥天重犯今日之所以切齿痛恨于吕留良者，为伊生于明末之季，身处江浙人文之区。于本朝功绩岂有不知，以伊之聪明才性，本朝如此亭亭大义，岂看不出，即托身于儒林，合该早将斯义表白于天下，使天下读书士子，晓然知本朝大功大德，名正言顺，尊之亲之，而勿致疑于孔子《春秋》之说。此方是吕留良当身之正义，如何反将此正大义理隐蔽，不见宣发，竟支吾旁引《春秋》之义，以抵当本朝。

　　既背经文之旨，复乖当身之义，且流说于士林，遗累于国家。今日士子之从事举业文字，晓得他的说话者，胸中未尝不染其恶。但所知有浅深，是以受病有轻重，求其能卓然自信，知吕留良之说为非，而复解脱得一部春秋之义，与本朝丝毫无碍者实少。盖人纵晓得本朝功德之隆，治业之盛，远驾汉唐，而直接三代，与圣人之生，原无分于东西；然终不能去吕留良之说。而紧抱一部《春秋》义旨，在言下不是说坏本朝不是圣人，定会诽谤孔子错作《春秋》，此弥天重犯前在长沙两次亲供，解说此义。

　　到今日思来，实是皇天眷佑我朝，知得我朝正义正名，久为逆说掩蔽于士庶人之胸，所以假弥天重犯之口，曲折阐发此义，使天下万世共尊共亲，无毫发遗玷于我朝之圣德神功，故必如弥天重犯之身亲经历，方晓得此义。

　　从前错误，实由于无知，而过信吕留良之说所致，今得圣谕开示，复就伊荒唐鄙谬，无中生有的说话思之，并考吕留良的时地与其学问心术，知得彼非不知而看错，实出于有意以诋诬也。所以于本朝一切实有征应之事迹，则概为隐匿而不书，而专以捏造妄幻惑人观听为事，全不知食本朝之粟，履本朝之土，食德服畴，以有其身家，育其子孙者数十年，皇恩之当报，而竟无顾忌，相视如仇敌。今观其说话，全是以张佞利之口，逞其忿戾凶顽之习，而复七为藏奸隐诈，假托圣贤之说，盗名理学大儒，以欺世而惑人。自古以来乱臣贼子，包藏祸心，诱变士子，陷害良民者，未有如吕留良可痛可恨之甚也。然在重犯因过信吕留良逆说，与误听谣言，而身陷极恶大罪以来，每清夜自思，心虽无恶，罪实难解。

　　即令自家判断，亦寻出路不著，况圣天子一日万机焉，能烛照心肝，洞悉民隐，知得无知误听，本心无恶而钦恤之？足以屡蒙皇上如天之仁，颁旨宽宥，自家心正觉得皇恩虽然好生，当身罪过重大，恐难得其生路解脱也。今蒙圣谕剖判吕留良罪案，复取弥天重犯罪案比较，此时在弥天重犯只有惶恐战粟，死生待命之下而已。又焉敢摇唇张口，指他人所犯之大小，诉自己罪恶之轻重！特以尧舜在上，无不达之民隐，圣谕所颁，原得许直供陈奏，而今日所供者，又皆在谕旨包涵遍覆之内，是以敢于冒死直供。且以弥天重犯如此极恶重罪，尚得容许自供自解，可以知我皇上宸衷虚明广大，直同天体，不惟为亘古首出之圣君，然即此一事，亦属亘古未有之奇典。弥天重犯当此盛会，又何敢隐忍回曲，而不直供其所以然。

　　因是思得吕留良之著说纪载，是有心为恶，而假托于善，以掩其恶。弥天重犯之狂举上书，本不知是恶，乃用意为善，而自陷于恶。盖吕留良生明末之季，处江浙之省，读书学问，何事不晓，何义不讲，本朝功德，宜耳闻目见而身被熟矣。岂若弥天重犯之生晚而居处穷僻，心暗质鲁，不惟别事不知，即流贼李自成名姓亦不晓。若使早似吕留良之有知，不但不肯为此狂悖之举，且久已将我朝功德阐发，见之于言，论传之于士林，使天下共晓君亲之义矣。又何至有弥天重犯狂悖之举。盖生本朝而搜纪本朝之功绩，阐明本朝之道德仁义，正学士分内事，自古儒者所必先之举。吕留良何计不出此，而反以讥诋为事？今蒙圣谕开示：“吕留良生于浙处人文之乡，读书学问初非曾静山野穷僻冥顽无知者比。”

　　此诚德同天地，明并日月，至公至明之至论也。且吕留良本心，不欲圣祖之圣，而伪捏不圣之说，以诬其圣。弥天重犯本心不知皇上之圣，忽听不圣之说，遂误信以为果是不圣。其实谤诬圣祖，罪固不容于死，而讥诋皇上，法又岂容独生乎？所不同者，只为山野愚民，不知圣德高厚，遂为奸党布散流言，惑乱民间听闻。岂若圣祖皇帝在位六十余年，深仁厚泽，沦肌浃髓，虽黄童白叟，皆所深知，况身列胶庠十余年之吕留良乎？皇上天视圣祖，浑忘己德。今蒙圣谕开示：“曾静诋讥及于朕躬，而吕留良则上诬圣祖皇考之盛德。”此又不惟德同天地，明并日月，至公至明，而并且流露我皇上平昔至仁至孝之深衷矣。

　　又弥天重犯之狂举，心中本无成见，因闻吕留良逆说，复闻谣言，而弥天重犯附近之地，又偶尔歉收，且平昔并未晓得我皇上圣德万分之—。此时觉得当身道义既催，目前时势又迫，俨若有个鬼神在此驱逐之使动，容人安息不得。所以不计利害，不审成败，妄萌此狂悖逆乱之举，若吕留良，则明知有道，而若不知其道；明闻有德，而若不闻其德。观其立说，多幸灾乐祸之心，毫无忧民爱国之念。是吕留良之诋诬，独出己意，而弥天重犯之狂悖，全凭人使。今蒙圣谕开示：“曾静之讪谤，由于误听流言；而吕留良则自出胸臆，造作妖妄。”

　　此诚德同天地，明并日月，至公至明之至论也。至若中外之分，弥天重犯虽曾闻其说，其实亦心知其不然，苦奈学浅无知，见闻未广，思想义理不出，分解不来，无可如何。且一面反覆细观吕留良议论，直指此为今日等一大义，读书人所必守。岂知本朝得统之正，列圣救济之功，皆千古所罕见，与春秋之所摈管仲之所攘义例，不惟不同；且以今较古，脱然如寒暑昼夜之相反。今蒙圣谕开示：“曾静胶执中国夷狄之见，胸中妄起疑团，若不读吕留良之书，不见吕留良之议论蜂起，快心满意，亦必有所顾忌，而不敢见之文辞。”

　　此诚洞见肺肝，民情丝毫不能隐处。凡此乾断，固非具大舜之智，不能明察到此。抑非裕帝尧之仁，不能钦恤如是。仁智交融，圣神并至，焉得不令闻者拍案惊倒，以为千古圣明之君所不到。弥天重犯到此生固有荣，死亦何恨？况昨又蒙降旨，九分不杀，是即感明睿之德，照烛隐情；复荷高厚之恩，宽宥重典，恭逢这样神圣天子在上，竟无说可以颂扬比拟得，只有尊之敬之如天地，亲之如父母而已，更有什么话说得。

　　二、乱臣贼子吕留良是怎样把我们引入歧途的？

　　刘之珩、车鼎丰、车鼎贲、谯中翼、孙用克即孙学颜、陈立安、曹珏、廖易即景叔、张孝先、张勘即实安、张新华、张照、张熙同供：伏惟本朝圣圣相承，积厚流光，太祖高皇帝神武奋兴，肇基东北。太宗文皇帝举义师以除寇乱，为亡明雪耻，救生灵于水火，天下筐篚争迎，同登衽席。世祖章皇帝应天顺人，入登大宝，大一统之盛，虽殷周有未及者。迨我圣祖仁皇帝继统承乾，化神德盛。凡有血气，莫不尊亲。乃不意浙省有吕留良者，恃彼小才，欺世盗名，假评选以驰声，藉刊刻而射利。适值昭代右文之隆会，得以风行宇内，一时传习举业者，悉为其所惑，遂多奉为八股之金科，讲章之宗匠。之珩等庸陋迂愚，素未谙其为人底里，但见其现行选刻本头，论文说书，笔尖舌快，因随众而推服者有之。

　　今得见留良和抄藏残稿，种种悖谬，率皆大逆不道之语，甚至轻肆诋讥，上及圣祖，诚有臣子所不敢入于目，不忍述诸口者。乃始惊其平日凶悍性成，乖戾无比，逞臆妄言，私心梗化，正是乱臣贼子之尤，罪大恶极，为王法所断不容。夫以留良身为圣代之诸生，谬附前朝之余烬，践土食毛者业经数十年，直视如蔑有，顾以绝我影响之事，毫无顾忌之谈，公然形诸笔墨。观其言殆桀犬以自居，其实曾蜂蚁之不若，一何其悖逆之至于斯极也。且其身后，长子葆中即成进士，缀清班，其余子孙，亦复多列胶序，则由今日而论，国家之恩泽，涵濡煦育于吕氏者甚深且厚，而回思留良之狂肆背负，愈觉可恨，而其罪益彰明较著，历劫难逃矣。此在忠臣义士固欲请上方以正显戮；而庸夫孺子，稍一线之良者，亦莫不痛恨而发指。即彼诗文中，亦尝自谓逆天，宜乎其享年不永，而旋已早伏冥诛也。窃思留良既死，凡秘笥所留，其子若孙即当速为毁弃，而乃应毁不毁，片纸只字，卒致莫能遁匿者，岂非上天之笃爱圣祖，而又欲有以显佑我皇上之纯孝，所以默使之败露，而表暴其罪状哉！从此宇内士民，幸得悟其背伦逆天，以共晓然于邪正之判，如大寐之忽醒焉。昭昭天理，盖非狂悖者之所能久诬，恢恢天网，亦非叛逆者之所能终漏也。之珩待共沐皇仁，粗知大义，睹此奸回，不胜不共戴天之愤。谨供。

　　一、本朝子民严鸿逵追随吕留良效颦狂吠，谩骂诽谤朝廷，是何居心？

　　上谕：浙江逆贼吕留良，凶顽梗化，肆为诬谤，极尽悖逆，乃其逆徒严鸿逵者，狂暴狠戾，气类相同。意见吻合，实为吕留良之羽翼，推尊诵法，备述其遗言绪论，又从而恢张扬厉，以附益之，其词有较吕留良为尤甚者。夫吕留良以本朝之诸生，追附前明仪宾之末裔，无端反噬，愤懑猖狂，已属从古乱臣贼子中所罕见；至若严鸿逵，则生今之世，为今之人，自其祖父，已为本朝之编氓，践土食毛，戴高履厚。严鸿逵之于明代，岂有故君旧国之思，而于我朝实被遂生乐育之泽，何所庸其感忿，何所庸其追忆，而亦敢效颦狂吠乎？兹择其悖逆之语、彰明较著者，一并宣示，庶使中外臣民知严鸿逵背理逆天，无父无君之罪，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其日记有云：“索伦地方，正月初三地裂，横五里，纵三里，初飞起石块，后出火，迫三十里内，居人悉迁避。”

　　旨云：此等异事，古来甚多，况在口外，何足为奇。又云：“徐姓在燕，有仆妇发狂，一夕见贵者三人坐堂上，忽报朱三太子来，三人下阶迎之。见一人浑身血痕，怒向三人索黑水三道，三人初不允，固索，乃允。约以某日发水始去。醒而言之。后几日，热河水大发，淹死满洲人二万余。计其日，则此妇所梦之日也。”

　　又云：“江都邵穆布将死，如有所见，口呼‘惕斋先生，与我无预’者，月余而死。盖当时此事发于此人，有人在彼署中，见其死时如此。”

　　又云：“十六夜月食，其时见众星摇动，星星如欲坠状，又或飞或走，群向东行。”

　　又云：“旧年七月初四日星变，一钦天监云：此星出天沛垣，入天市垣，分野属吴越，应在数年内吴越有兵起于市井之中。其色白，应主国丧，在本年内其后说已验。”

　　又云：“予所戴六合一统帽，以拟四方平定巾，今士人仿效渐多，因阅《日知录》，乃知先朝已有是名，亦太祖所制，若曰‘六合一统’云尔。”

　　又云：“燕中人家门首悉土朱画圈，方圆点叉不一，或圈中有字。”

　　又云：“徐孝先终身衣直领，戴孝头巾，言与先皇帝戴孝。”

　　又云：“近日有雄鸡生卵，雌化为雄；又有犬产蛇鳖，胎生。”

　　又云：“练市有沈开生名伦，不去发，白衣冠终其身。”

　　又云：“河南有虾蟆食人异。奇哉！”

　　凡此荒唐叛逆之语，自康熙五十五年至雍正六年内所记载者，已不胜枚举，其中惟索伦地方，拥石出火，实有之事，此盖彼地气脉使然，前此已经屡见，现今有相同九山为证。本地相传，皆言自土中拥出者，历年已久，无从考索。是以其地名九墩，与新出之石，凡十矣。其傍远迫山顶，亦有烈焰者，此圣祖皇帝深知之事，是以有“从前甚多”之谕旨。而严鸿逵以此为讥讪乎。至热河水发一事，口外重山叠嶂，五六月间大雨时行，凡涧溪悉成巨浸，行旅时为阻滞，然雨止，则一二时即退。热河山回峦抱，中惟一道河流，每雨水稍大，众山之水皆从此出，是以往往有冲决堤岸之事。

　　康熙四十八年六月，大雨连昼夜，其时附近行宫一带，地处高阜，惟隔岸山根之下为水所漫溢。本地久居之民，实所习见，不以为异。而扈从之官兵，亦皆知雨止水即减退，皆安重不迁。惟寄居之匠人等，以生平所未见，惊惶迷惑。或有愚人编木为筏，谓可以乘流而渡，遂有木筏触石而解，以至沉溺者数人。又圣祖仁皇帝御用水井，在隔河山麓，有守水官兵，凛尊法度，水至不敢移徙跬步，亦至沉溺二三人。是时，朕以轮班，恭请圣安，随从官兵二三百人驻扎即在水发之地，因约束严整，无一妄动之人。及至水退，皆安然无恙，无一人被水者。乃严鸿逵谓淹死满人二万余，何其妄诞至于此极！江浙等处时有山水骤发，及起蛟之事。动辄冲没村落数百家，严鸿逵岂不闻之乎？何独以热河水发为异也。且热河之地，五方贸易之人毕集，而佣工力作者，多系山东山西之民。而严鸿逵谓独淹死满人，有此理乎？乃托之梦幻，造为朱三太子索黑水等语，不知严鸿逵是何肺肠也。

　　夫从来讪骂诽怨之词，多言桀犬吠尧，吠非其主，以自卸其罪。然以严鸿逵生之今世，为今之民，明代沦亡已久，而我朝定鼎，经百年有余，按之天时，稽之人事，则明之太祖与崇祯帝，以及伪朱三太子，非严鸿逵之主也，明矣。若之何托心于遥遥不相关涉之非其主，而转吠及于神尧之主乎？且臆造讹言，好乱乐祸，于升平宁谧之时，作干戈扰攘之望；以圣祖之德盛化神，而公然诬蔑；以今日之民安物阜，而朝夕咒诅。种种丧心病狂，皆拾吕留良之唾余，而尤加幻妄，岂非凶虐性成，万死有余之逆贼乎！且伊既私自著述，造为妖罔嵘，而又貌作迂腐曲谨之态，以掩其奸顽。浙俗浮薄之士，簧鼓其虚誉，致有廷臣以纂修《明史》荐举及伊者，伊乃自鸣得意，抗慢诡激，其日记有云：“传之得炳仪字，仍嘱劝驾。有‘尧舜在上，不可徒事高隐’之语。予笑谓尧舜在上，独不可下放巢由耶。”

　　又云：“总宪又有面奏，语嘱易斋令惟怀驰信劝驾，势不得辞云云。然予意自定，当以死拒之耳。”

　　其大言藐抗，即已若此。乃日记又云：“有衡州人张熙，字敬卿来见，言其师曾静，永兴县人，在彼中讲学，学者称蒲潭先生。从前因读讲义，始弃诸生。”

　　又云：“敬卿欲往江宁，作致双亭字，又寄冬之字。”

　　夫以朕特旨诏修《明史》，旁求山林隐逸之士，而廷臣荐举及伊，则妄附巢由之洗耳，至欲以死力拒、视朝廷如儿戏，待征召于弁髦。而于逆贼曾静等叛乱悖恶之徒，尺书驰问，一介相通，则数千里之外，呼吸相应，亲如同气，辗转游扬，招纳党类，天地间，显图不轨，恣意横行，扰乱纲常，震世骇俗，未有凶狡至于此极者也。似此悖逆叛乱之人，煽惑民心，贻祸后世，王法所不容，神人所共嫉，且获罪于圣祖皇帝，与吕留良党恶共济，其罪不容于死。严鸿逵应作何治罪之处？著九卿翰詹科道会同速议，具奏。

　　二、曾静痛心疾首地说：“我这过去的禽兽，如今是怎样脱胎成人的？”

　　上谕：曾静悖乱凶顽，张为幻，从束狡恶狂肆之徒，未有其比。宜若性与人殊，不可化诲。乃今悔悟，从前为邪说流言所蛊惑，痛心疾首，历历吐供，自称“向为禽兽，今转人胎”等语。可见天地之大，无所不有，亦无物不可化诲。圣人有言，“信及豚鱼”。今以曾静豚鱼不如之物，亦能悔罪悛改如此。伊著《归仁说》一篇，奏云：“此身若在，愿现身说法，化导愚顽。倘不能生，则留此一篇，或使凶恶之徒，亦可消其悖逆之念。”

　　可见人无智愚贤不肖，无不可感格之人。是以将曾静《归仁说》附于各供词之后，非以其称功颂德、谄谀而存之也。

　　曾静著述　　归仁说

　　圣人之出也非常，故其生也无常地，亦无常格。而其德业光辉之周于上下四方，心思运量之通于四海万世也。乃一皆超于前古，而并非数百年数千年之所尝有。昔人云：“非常者，常人之所异。”

　　窃以为非独常人，即世俗所震聪明绝世，才智出群，竭其私智，足以压服众论；逞其著述，且可流及远境。而不足以知圣人之生，与对人之德业光辉，心思运量之迥出前古，则亦至愚之常人，不安分之常人而已矣。盖天之生圣人也，其积气也极厚，故其备德也极盛。以宇宙而言，必天地中和，积之之久，蕴蓄至数百年，而始生一圣人。又数千年，而始生一大圣人，不常有也。以一家而言，祖宗功德积之之久，至数十年，又至数百年，而始生圣子圣孙，并为大圣之子，大圣之孙。此则又圣祖、圣宗分所宜有。而自下而仰观，亦世所不常有者也。

　　譬之未耕种之土，生气郁积既久，而一加耕种，收必数倍，嘉谷岂择地而生，天地于嘉谷亦岂择地而使之生者，而迥异他夫植。麒麟、凤凰不必尽出中土，奇珍大贝何尝不产海滨。同在此天地之中，一大胚胎，或左或右，孰分疆界，安得岐而二之，然则中国之生圣人，固已气竭力倦，而循环以出于远地也，抑何疑哉。况道之在天下无穷尽，无方体。今日与明日不同，此地与彼地各别，本极活脱变易，不容人以成格定式执持捉摸。所贵乎读书知道者，因时制宜，随地取中，即其活变之妙，以竭吾权度裁制之精，取吾与古人之同处勘出异，复使吾所处之异者归乎同，而后与古人五经垂训之旨合，而后人穷经明理，以定义之大用，斯无穷矣。然而斯义也，昔日扣盘扪龠，以瞽语瞽；桃源醉乡，由妄踵妄。若不经风霆鼓动，大冶熔铸，亦无由转头开盲，拨云雾而观天瞻日。盖生人之大迷，而至今乃得大觉也，抑厚幸矣。

　　恭惟我朝，当明末之乱，明位之移，由东土而来，扫除寇乱，抚临诸夏，一统无外。至德深仁，沦洽四海，鸿功骏烈，耀两仪。自有生民以为，未有如此之盛者也。自夫世人智不足以知对人之生。与天地之生圣人，往往非常。误以东土为非中华文明之会，并不知列祖相承之德，皆为圣人。于是妄引《春秋》之义，与孔子所许管仲之仁诸说，以比例自矢，甚有惑于近世吕留良之逆说悖论，忘其当前衣被仁育之深恩，敢肆然讥诋诬谤，私形于论说文词者，亦或有之。其名欲正大义，而不知实反拂乎生人之大义；谓以明道，而不知竟大昧乎当然之常道。既昏迷错乱，枉误乎当身，复陷身悖逆，以取罪于当时，而贻讥于后世。此曾经身历者，不得不为天下之有志于学，而不知亦变易之道，徒为吕说所陷溺者，变色告之也。夫天地间二气，五行之精英，由聚而散，日流日广，且变动不拘，循环无常。唐、虞、三代之世，中土本狭、五服之地，荆、楚、吴、越已算要荒蛮服，其余粤、闽、古滇、巴蜀，封疆所建，贡赋所通，尚未属于中国。然计世运之升降，必以治统为转移。而稽治统之转移，又必以道统为依归。唐、虞、三代之盛，承帝治者首推大舜，颂至德者终惟文王。孟子曰：“舜生于诸冯，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歧周，西夷之人也。”

　　是唐、虞、三代时之圣人，已有不尽生于中土者矣。自秦以及五季，千五百余年，二帝三王，周、孔之道，晦盲否塞，不明不行。至宋而天运始旋，其道虽仍不行于上，而实明于下。然开其统者，始于濂溪周子，集其成者盛于紫阳朱子。周子生于湖南永州，而迁于江西；朱子生于江南徽州，而学于福建。今考湖南乃楚地，而永州竟居两广之界，江南即吴江，而徽州实于东闽相接。江西则古三苗之地，福建原属八闽之区。由是观之，则知圣人之生，其不以地限也，昭昭矣。且《春秋》之摈吴楚为夷狄者，因时审地。按其事迹，与今日不惟如方圆体度之不相合，竟脱然如寒暑昼夜之相反，盖风气之开，由渐而著，自有天地以来，文运到周为极盛，而文、武、周公，以世德笃生之圣，制作礼乐，又鉴古为极精。故一时明备灿然，声名文物之隆，不惟非后代汉、唐所能及，实非前代唐、虞所得并。所以圣人赞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春秋》之书，虽因平王迁以后，政教不行，王者之迹熄而作，然当时鲁、卫、齐、晋诸国，去文武之世未远，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蔼然是成周之旧。而吴、楚、山戎以侏不通诗书，不知礼义之习，逞其僭王猾夏之恶，冒于中华文明之治，此圣人所以深恶而摈斥之。其实圣人之心，即天心，因其当绝者而绝之，初未尝有意以吴、楚为处地，亦未尝立念以高置诸夏，而重内轻外也。使诸夏而不谨其常度，则其贬而抑之，也又甚于吴、楚矣。故先儒撮其旨曰：“夷狄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中国而夷狄，则夷狄之。是《春秋》之书，分华夷者，在礼义之有无，不在地之远近。心实至公至平，原视乎人之自处何如耳。况今日则更有事不同，而大相反者，何也？古来治统道统之合一，而从天定者，自暴秦变乱以后，虽历汉、唐、宋之盛，犹不免架阁漏空，无当于对人之万一。

　　明末之世，尤君怠臣侈，百度废弛。内则宦官专权，把持国政；则藩封放恣，暴殄天物。官吏贪污，横征暴敛，所在皆然。荒淫骄奢，世家大族，习为高致。加以文德尽废，远人不服，各处蒙古外藩，皆为劲敌，边警时闻，应接不暇，元气尽丧。即极之前后五代之衰，亦不过是。座之流贼四起，惨杀屠掠，毒逾汤火。凡贼所经过府郡州县，以及市井村落，类皆片瓦不保，目惨心伤，自有生以来，其离乱未有如是之甚者也。论者不思此境，妄引三代、春秋之盛以此例，何其悖谬甚乎？况本朝太祖创业东海，以德行仁本，尤取明天下之心。至太宗皇帝，政举教修，仁声仁闻，四讫海内。当是时，曾勒兵入关，徇地直至山东临清，周视京城，纵猎南苑，以期为明解仇释怨，熄兵安民。而明之君臣，竟置之不问，由是振旅东归，明不能以一矢加遗。当时若有一毫利天下之心，取明直如反掌之易，又何待贼陷京城，愍帝身殉国难，明祚已绝，明位已移，请除寇乱而后兴卿命将乎？即此一举，较之武王大会孟津，观政于商，以冀纣恶之悛悔，心事更光明正大，表里无憾。况入关一战而胜李自成二十万之众，如摧枯拉朽，望风逃窜，席卷长驱，廓清海宇，救亿万生灵于水火之中。当时天下之众之依我朝也，如出深渊，如睹父母。由是世祖章皇帝发政施仁，抚临天下。而天下之感戴者，不惟明之君臣雪耻复仇，衔结莫报；且大者为我亿万生灵拔死育生，大德深恩，直与天地同流。

　　由此观之，在昔汤、武为夏、商诸侯，虽以仁兴，而君臣一伦犹不能脱然无憾。所以当时成汤不免有惭德，武庚不免以殷叛。岂若我朝之有天下也，得于流贼李自成之手，视商、周之得统更名正而言顺。

　　明臣、汉人，当时皆乐为效力致死乎。是春秋之吴、楚以夷狄之心，肆夷锹之行，蔑视诸夏礼乐文明之治，而来僭乱之。我朝以仁义之心，行仁义之政，不忍中国之生灵涂炭，而来抚绥之。一是为乱于至治之世，一是敷治于极乱之时，所谓不惟如方圆体度之不相合，竟脱然如寒暑昼夜之相反者此也。使圣人而在今日，其作《春秋》也所以大褒予于我朝者，当如何深切著明可知矣。盖圣人与天合德，天大无外，圣人之心亦无外，稍有一毫有外之心，即不能合天心，又何又为圣人。所以圣人判事，至虚至平，胸无一毫成见定义。原视天视民以定义。而天之于民，实无常亲，惟德是亲。今我朝不折一矢，不伤一众，不待年而成帝业。到今幅员之广，与天同大，享年之永，与天同久。承承继继，笃生圣人，愈远愈大，弥久弥光，四海升平，万国咸宁，此岂人力所能与？乃民之食德者厚，以至皇天亡眷顾者深，所以至是。圣人又何事违天拂民，而有彼此之间哉！故谓《春秋》大旨在谨华夷之辩则可。若概引《春秋》之例，以抵当我朝之盛，则罔诬圣人作经之旨，为大不可。谓圣人许管仲之仁，其功在于摈吴、楚则可，若妄以吴、楚例今日，则是非颠倒，害道害义，为大不可。是《春秋》不惟无碍于我朝，而我朝竟深有契于圣人之心，大有光于《春秋》之义旨也。审矣。

　　盖我朝自太祖高皇帝神武盖世，开创帝基；太宗文皇帝弘继体之业，统一诸国；世祖章皇帝建极绥猷，抚临中外；圣祖仁皇帝圣德神功，遍及薄海内外，久道化成，沦肌浃髓，更为超越前古，业隆万世。可见皇天笃爱之至，非三代以下所及，即极之虞、夏、商、周，天运初开，太和极隆之会，亦罕有此圣圣相承，绵绵无间之盛。况我当今皇帝，尤圣神文武，时中变化，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恢弘前烈，更有光于圣祖仁皇帝者哉。故其治效化功之显烁于两间者，已极礼明乐备之盛，而其验实亦已至于海晏而河清，特以治德渊微，圣学深，山陬海之间，间有不能与闻其大者，实因初潜藩邸，韬尧养晦，无求无欲，研经味道，以尽己性分之固有，职分之当，为未尝稍露一声光于人间，所以龙德中正，不惟非天下所得知，并非在廷诸臣所能识。

　　惟我圣祖仁皇帝，聪明天纵，本父子之亲，以圣知圣，早知人品贵重，蕴蓄美富，为能聪明睿智足以有临。然亦以是存亡于心，而不肯扬之于众。直至圣躬不豫而大渐，委以南郊大礼，从方知我皇上至德天全，圣学性安，久为圣祖皇帝所深契。而于此尤可以见圣祖皇帝之揆道精义，传子即以传贤，并二帝，兼三王，而适于中者，迈百王而首出矣。所以当我皇上御极之初，一切政治，天下皆莫能仰测高厚之所由出。加以阿其那、塞思黑等，久蓄奸谋，散布流言于外，以致盛德至善，不能骤得遍闻于穷乡远鄙者，斯亦事理之所必有。

　　岂知我皇上渊衷至仁，天性至孝，发虑至诚，修已至敬；而造德之纯熟，学问之渊深，历练之缜密，处事之精详，则又一理浑然，泛应由当。举凡之于政刑，见之于德礼者，既无一处不知之极其精，复无一事不处之极其当。神明尽智，化裁尽变，推行尽通，深仁大德，际天蟠地。究其归，皆因物付物，初未尝稍存一毫成见于未事之先。是以身虽至劳至苦，无一时一刻不以爱养天下苍生为事。凡可以利济斯民者，思无不到，到无不行，行无不实。自朝至暮，一日万机，目不停视，手不停批，不遑宁处，而心实至安至逸。常如明鉴、如止水，万物之过其前者，妍媸自然必露，而不容掩。今试于荡荡难名中，而以管窥及者略举其万一。如明王奉若天道，大义本于天经，自二帝三王唱和而后，后世人主皆以国家行政出治，生杀予夺，权由己制，竟不知大君之上，更有天焉，不可违也。

　　我皇上念念从民设想，处处体天定趋。凡天所好者，体天之心好之；天所恶者，体天之心恶之；天所欲行欲止者，体天之心行之止之。由是体天之心以养民，知食为民天，农乃食本，务使各务本为，尽力南亩，不得贪利而废农功之大，不得逐末而忘稼穑之艰。每岁躬耕藉田，以重农事。而老农之勤朴无过者，令各州县岁举一人，荣给品秩，以示鼓励。而先啬神农，亦开千古未开之典，设坛崇祀，以报其功。偶间一处旱涝，即悯念忧形，减膳之下，殚精竭诚，为民祈祷，专务修少人事，以格无心。

　　座至祷雨雨通，祈晴晴应。犹不以此为足蠲减赋之典，无年不颁，赈灾救患之泽，无地不遍。甚者如江南、江西、浙江，正供六十余万两，皆沛恩永免，深仁厚泽，与天罔极不朽。采运积贮，禁屠崇俭，以预防其不足。与夫疏浚河流，开导积淤，相地开垦，以奠民居。通民行而济民食者，可谓无处不到，无法不备参。推其极抚久绥尽六合之广，虽穷幽极僻之区，亦不至一夫失所，如西陲安插之众，不惜厚赐，使之衣食有赖。云贵等省，边塞土民，素受土司之害者，禁其鱼肉，革其科派，老有沿乡给发之养，孤贫有动用钱粮，务令得沾实惠之谕。存恤悯念，恻怛，恩膏直下及于行人气人之微贱，以期尽天子惠元元，包涵并育，大小高低遐迩，一体之本，量而后快也。

　　体天之心以爱民，则察吏不得不极其明，惩贪不得不用其法。谓贪赃犯法之官，蠹国殃民，罪大恶极，即立置重典。亦不足以蔽其辜。但不教而杀，有所不忍，故曲宥其死，偶行抄没其家资，以备公事赏赉之用，盖所以昭国法而惩贪污，并使后来居官者，知贪赃之物不能入己，无益有害，自不肯复蹈故辙，以罹法耳。更或即其所有之资，填补亏空之数，其得豁免其罪，此皆以罚恶之内，隐寓宽仁之意，原非过刻也。至于人之心术，隐微之中，疑似之间，最为难测。睿照则辨析精微，而公中有私，私中有公，尤如丝过扣，毫发清楚。然犹不以此自用，必广行采访，以收好问好察之益，以为执两用中之资，抑兼欲得人擢用，为生民思久安长治之计，故一切政令所敷，治益求治，安愈图安，务求适中得当，立千百年不坏之良谟，以期移风易俗，潜移默化，使民日迁善。而不知其所以爱民者，又何无己也。

　　体天之心以钦恤民命，谓明刑原以弼教君德，期于好生，法虽一定，心本宽仁。《书》云：“宥过无大，刑故无小。”所以斟酌权衡，广好生之德也，有不得已用刑者，不过欲国法申行，刑期无刑耳。故每有改定条例，必期三令五申，惟恐小民无知陷罪，不教而杀。时深恻隐之念，承审官司，滥刑有夹讯之戒；秋审应决，具奏有三复之谕。稍有一线可生，因事原情，宁过乎仁，毋过乎义。不惜反复批阅，至再至三，每年沛岁多格外生全之恩。其实皆准乎天理之至公，即乎人情之至安，宽而得中，非废法也，然亦间有应严者，则又用严，以顺适夫至正至平之则。

　　如阿其那、塞思黑蓄奸树党，贪图不轨，已经圣祖皇帝贬而绝之，乃不知仰体君父之心，痛自改悔，竟怙终不悛，按其罪过实同周之管蔡。我皇上本大公无我之心，揆道执中，以事关国社生民之重，不惜数其罪，以大义灭之。此亦如四凶之在尧世，必有可容者，而后尧容之；其在舜世，必有不可留者，而后舜去之。尧舜何容心哉？皆因其人之自取何如耳。故皇上今日之义，即圣祖皇帝当年之仁，皇上今日之仁即圣皇帝当年之义，道无二致，同归一中，因时制宜便得其平而已。天语煌煌，反复剖析此理，已到至处尽处，而心事亦直与日月并明于千古矣。盖虚明应物之天，本无一毫成见、己意稍杂于其中，所以用宽用严，无往而非道之至当，不易有如此也。

　　体天之心以为民，取士则于三年科举之外，有举贤良方正之恩诏，有令各省州县延访孝友端方，才可办事，而文亦可观者，每岁各举一人之谕。有选拔贡生，不拘考试名次，务取经明行修者之谕。有令满汉、内外、文武诸臣，将有猷有为有守者，各举一人之谕。有令中外诸臣，在京主事以上，在外知县以上，各举所知，或举贡生员，或山林隐逸，送部引见之谕。而于各省州县，文明极盛之学，又有升改增额，录取之谕。乡试中式各数，亦随着加增。广求博访，惟日孜孜，冀获贤才以为莅政临民之选。

　　而犹忧人才难得，务在矜全器使，幽隐必录，所以于湖南等省，又特降分闱之旨，悯念士子之贫寒有志者。嗣后不为远险所隔，皆得以遂其观光之愿焉。体天之心以为民，尊师重道，则至圣先师追封一代。敬圣人如君亲，易讳为“邱”，重临雍之大典，改“幸”为“诣”，而诞降之期，斋戒禁屠，著为定例。且旌有节义，崇建祠守，奖劝善行，虚公核实，军民一体，直及于匹夫匹妇之贫且贱焉，风声之树更远也。体天之心以为民，优礼大臣，则赐坐赐茶；体恤群臣，有赏有赉。上下虽分，君臣一体，极至饮食之轻微，情至亦所必赐；器用、服物之小者，虽远亦所常颁。君臣之际，相期以诚，臣下隐微，无不洞烛，训诫开导。隆恩同于天地之钧陶万物，胜于父母之教育婴孺。至中至正，总以吏治戎政，物情民隐，各得其所为念。体天之心以为民，存亡修废，则合天下为一家，视异代而无外，大廓成例，封明祖之后以侯爵。考古仁恕之君，隆名之主，从未有如此之洪施公普者也。

　　体天之心以为民，励精图治，则天德之刚，纯乎一敬，乾乾终日。法天行健，无时不极其精，无处不尽其详，广览博访，随机应变，无一不中节合宜，神聚到至处，心细到极处，即至群臣奏章，偶有一义未安，一字错落，几经廷臣历阅不到者，一经睿照，必为摘出。反复告诫，不以为倦。自朝至暮，凝坐殿室，扩然大公，物来顺应，非帝尧之钦明，大舜之恭己。殆未易臻此笃恭之境矣。体天之心以为民，垂训立教，则皇极之敷言，尤长江大河，浑浑灏灏，盘折自如，愈析愈精，实无一不行所无事，与天理之大中至正者相准。诚以宸衷虚明广大，昭融洞彻，海涵天覆，内外无间，浑乎天理之公，无一毫人欲之私，故发于文辞，理实气足，巍然经天纬地之作，与《二典》、《三谟》并垂不朽。

　　自古圣明之君见之典谟，载之史册，所传诏诰，其精思神力，未有在纵之深厚目极如是也。极而至于体天之心，为民之深，直至作述之间，心融神契，道统、治统、心法、圣学，一气相承。诚以圣祖皇帝德合乾坤，功弘位育，开生民未开之大业，深仁厚泽，迈百王而独隆，为皇天笃爱之肖子。是圣祖皇帝之心即天心，圣祖皇帝之德即天德，故一切政治，祖述宪章，多以圣祖皇帝为准。然亦只学其道，而不拘泥其法，其中有时地异宜，损益殊方，所当更定者，则又未尝不推对祖之心，以承天之心，为民而更定之。其实继志述事，适与圣祖无违也。所以大孝纯笃，无处不到。当圣祖皇帝宾天，哀号恸慕，尽礼尽制，历三年如一日；继以孝恭仁皇后升遐，兼服不懈，悲思历久弥深。当斋居永慕之中，孝思所及，孝治所颁，徽号之议，协万世之人心；配天之典冠，百王之隆会。晨昏瞻拜，朔望祭享，望山陵而致敬，瞻庙寝以告虔。无一时不思哀思敬，无一事不尽制尽心。此虽一时怪于至情，由于至性，为所当为，不知其然而然。本无意于民，不求鉴于天，然天人一理，家园相通，此感而彼自应，上行而下自效，实无往而非继天立极，为民作则之大者。岂但区区致我仁孝诚敬之至于圣祖而已哉。

　　凡此皆亲被德化之后，身近天日之光，管见所及，百千万分中之一耳。至于广大精神，浩浩肫肫，可以意想而不可以言尽者，不惟今日浅陋不得而知，抑人所不得而传。盖圣本不可知，而至德尤未易名言故也。此所以天人交孚。

　　数年以来，休征并著，嘉瑞屡见，太和翔洽，民康物阜，四海同登乐利之域，万姓共享升平之福者，诚以我皇上道德既早与二帝三王合辙，而治效自当与虞、夏、商、周并隆无疑也。静生长楚边，山野穷僻，足迹未到通都大邑，生平未接见一名人达士，加以稍长失怙，身处露孤，形单影只，胸次极狭，见闻极陋。不惟列祖相承之圣德神功，有所不知，并我朝得统之大者，亦所未闻，徒以迂固执方之见，而痼其好古不化之癖。早年从事举业，翻阅八股时文，读吕留良文评，妄喜其议论之爽快，而不察其气象之粗暴；贪其意见之间与己合，而不知其发言立论之甚者，实多与道义大相悖也。且平昔徒知其刊刻之多为有功，而不知其实欲多刻以为阴图射利之计。知其立言之高为有德，而不知其故为高论，以逞其欺世盗名之术。由不知而错好，由错好而误信。日甚一日，不觉为其说所浸淫者实深。至近年以来，兼读其杂文残诗，甚有谓《春秋》华夷之分，大过于君臣之义。而今日有人实若无人，有世实若无世。以此为《纲目》凡例未发之蕴。始闻未尝不疑，迨久而不得不信。

　　盖以其意借口于孔子之《春秋》，而例又窃附于朱子之《纲目》故也。因妄思君臣为人伦之首，本于天降，由于性生。人之思君如子之思父，天下未闻有父既失处，而于能晏然独安者。读书以明理为大，身忝士林，所干何事？又焉敢重计一己之死生利害，而委弃当身大义于不顾乎！加以我皇上圣德高远，初年洋溢未遍海内，即早为奸党布散流言，传闻满耳。此时不觉狂悖蛊心，顿忘天地之大，恍若当身道义之迫，甚于水火。乃敢定志，遍导域中，冀得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以为生民之依。遂即其谣传诋谤之词，大肆悖妄，冒昧上书于陕西总督岳公。直至事发之会，执讯庭阶，犹坚持吕留良悖论在心，以为道理当然，死何足惜。且妄谓纲常名教，而得其正，尤读书为士者之所乐，就而不避者也。

　　殊意承问大人仰遵谕旨，早知穷陋无知，为谣言邪说所蛊惑，乃将逐条所诬一一剖示；及我朝得统事迹，反复详告；并宣皇上文德之大，励精图治，孜孜为民，忧勤不倦之苦心。伏听之下，恍然自失，如梦初醒。本若可信而无疑，然反覆细玩，所宣扬处实无往而非三王之极诣、二帝之盛德。数千年梦想不到之境，岂意今日而恭逢有此盛会，似又可疑而难信。未几，蒙恩特发圣谕一章，颁到长沙，剖析宣示，极尽详明，觉大德粹行，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而不容掩。较前所闻于大人者，蓄德蕴道，深弘广备，玩味更无穷尽焉。

　　复自湖南以抵京城，一路所见，风清景和，文明灿烂，民康物阜，雍睦熙，不觉心醉神移，穆然远思三代，而旷怀唐虞矣。直至抵京，更伏读近年以来所颁示内外臣工圣谕若干卷，广大深渊，纯粹至精，盖自殷盘周诰以后，久矣未闻有此盛德至善，发挥透辟到此极处也。由是回思我皇上德量同天，以蝼蚁之微，冒犯九五之尊，自料万死不足以蔽辜。而我皇上竟埋然于衷，丝毫不怒。到京即超禁释囚，被以广厦，给以丰食，叠赐厚衣，暑悯其热，寒恤其冻。沛几多殊恩厚泽于千古仁惠之主，常法所不到之处。及至谳狱讯供，则又刑措不用，纯以至诚至德，感孚默化，使民不期格而格，竟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

　　于是实信圣德光明浑全，毫无瑕累遗漏，前谣传所闻，不惟无其事，无其影，且不啻如天渊之悬隔，南北之反向也。加以一面翻阅吕留良家藏日记诸篇，其所以讥诋我朝者，皆是无端妄捏，立意毁诋，实非虚心论道理，见之言词也。乃知其立心既险，为术复巧，平日所说《春秋》诸义，关通于我朝者，不过借圣贤言语，以为题目，肆逞其无忌惮之私见耳。

　　况《春秋》正义与今日不相干涉者，有寒暑昼夜三反哉。静思量到此，如坠渊深，觉天壤虽大，无处可容，抢地号呼，痛悔何及。自咎数十年读书辛苦，修身砥行，无非欲敦伦笃义，俾或出或处，随在有以尽己性分之常，期无忝于名教，以仰副朝廷作养之意，并得有以报我父母鞠育之恩耳。今一旦身陷巨恶，罪犯弥天，生圣人之世，竟不得为圣人顺则之民，何颜立于世，何面见乎人？此种罪孽，从何处造作，从何处收赎填补？以是不得不切齿忍恨于奸党之造谤，与逆说悖论之陷害生民者，非小小事也。于是回审当身之义，前之所以孟浪上书者，为心中无知，惑于流言悖论，为当世求君起见。

　　今我朝既如此得统之正，溯其功德，揆之道义，驾过商、周、汉、唐有不屑道。而我皇上又如此道全德备，超越千古。虽以孔孟之圣，处春秋战国之时，其所以汲汲皇皇，奔走不暇，欲引君当道，致之尧舜者，亦只为不忍生民之苦，求明圣之君以主治耳。而今日现有尧舜之主在上，实亘古未有之隆会，生民无疆之福庆。当其时者，即草木无知，犹被荣而向化，况身带血气者乎。所虑在静者，罪大恶极，虽有自悔自咎之诚，自怨自艾之行，剖心沥肝，亦惟恐后时不足补既往之阙，而仰希对鉴于万一。斯为可痛可悲耳，岂尚有旁说剩义，可以假借乎。是今日之心悦诚服者，正如赤子无知，被人欺隐其父；而寻父，寻父未几，而适遇父，遇父而相喜以从父。虽缘幸出于意外，梦想所不到，实乃当身之正义。与从前误听误信，冒昧遍寻域中，冀德聪明睿智，能尽其性之圣人，以为生民主之心，名违而实相合，原出一辙。特先迷而后得，昨非而今是耳。天经地义，本不容泯。而德盛物化，尤不期然而然，至性至情所发，夫岂有所为而为之哉。

　　盖以我皇上道如此之全，德如此之备，不惟居中定治，处一统无外之下者所当服，即龙潜东海，未飞未跃，闻其声教，亦所当归当服。不惟今日宽仁不杀所当服；即按律治罪，置罪于极刑重典，亦所当悦当服。盖生死事轻，道义事重，若审之于义有所不可，静虽极愚不肖，又岂敢前既无知而犯莫大之罪，后复隐忍苟活以坏生民之大义，罪上加罪乎！故今日之倾心顺服，非是贪生，当身本无可据之义；皇上之宽仁不杀，实非废法，按罪实有可原之情。特以德非尧舜，则不能明照得情及此，即能明照得情及此，亦必不能大公无我至是。明照得情，圣也；大公无我，仁也。一举而仁圣并尽，此汉唐以后之贤君英主所万不能到，而必独让于唐虞三代之圣君哲后者也。

　　况尚有几多盛世未开之令典，生民未有之殊恩，令民感戴无穷者乎！此静今日所以不徒于语言传闻间，信我皇上之大德同天，乃于当身经历中，亲见我皇上之圣，与尧与舜并参也。夫为国以正名为先，名不正其弊至于礼乐不兴；为学以定义为大，义不定其弊至于进退无据。今我朝得统如此堂堂正正，历三千余年而莫有能媲，而列祖列圣之功德，并非汉唐以来之贤君所能拟。而读书向道之士，未闻有能出分毫气力，阐发其正大之名义，申明其广远之功德，使天下后世共见共闻，以报食德被功之大，而尽己当身之职分，斯己不能无愧于衷矣。而反含愤嫉忌，诋德若仇，造为悖论，张妄说，奴号以掩盖其实，而又甚焉。徒使穷乡晚进之士，胸无定见，但喜其议论之高险，而不审夫神圣之生，总无常域，遂将身为其说所眩迷而不知返。而山林清谨之士，无从考其底里，尤见道不真，择义不精，不知道之变易无方，义例所值，各有不同，一闻当前有此名义，则恐得罪地当时，进又虑见恶于圣贤，徘徊歧路，进退两碍；久之不得不托为高蹈远引之行，以自放其轻世肆志之习，其害理悖义而得罪于天也，可胜道乎。

　　夫人同此耳目心思，非甚无良，断无有食德而不见为德，被功而竟忘其功，生于圣世而不愿为圣人之氓者。今种种悖谬若此，盖为名主莫明天心，趋向莫知所定之所致，推其极皆由吕留良之悖论在前，错认题目，有以起之也。静至愚不肖，信其说最深，受其祸极大，以是犯罪弥天。幸蒙天子仁圣，体恤民隐曲，谅无知，得留残喘，以苟延岁月。然惟其信之深，是以于此中曲折知之甚悉；抑惟其受祸大，故于此中利害，言之稍切。乃敢忘其固陋，详述夫本朝得统之正，直迈商、周；当今皇帝之德，上参尧、舜者，以遍告焉。

　　伏望沉潜向学之士，去井蛙习见，相观于昭旷之途。知覆载之大，原无畛域，神圣之钟，气流愈远。天亲民怀，亦只以其德其仁，而初无额定九州之例，则中外之谘释然矣。放勋重华，绍庥尚分二代；文谟武烈，盛德仅推二君。

　　而我朝极帝王之隆，兼积累作述之全，则治统道统之归，晓然矣。尧舜生安而在上，孔子以生安而益加好古敏求于下，功在一世，万世不相兼也。而皇上以尧舜之君道，复备孔子之师道，而天纵神奇，丝纶直匹之典，则心悦诚服之戴，沛然矣。猗欤盛哉！麒鳞凤凰，犹欲先观为快，奇珍大贝，尚冀一见为荣。今圣仁天子在上，应非常之运，具非常之才德，成非常之勋华。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而犹以中外为疑，是天地本至大无外，而人自以为有外。正如尧舜之治，不过九州，则人遂以为九州之外，不复有九州，而并疑邹衍所论为荒唐也，岂不悖哉。昔益之赞尧也，曰：“乃圣乃神，乃武乃文。”

　　说者以为惟其广运，是以变化莫测，而形容之不尽。窃尝谓皇上之圣神文武，由于仁孝诚敬之至，而仁与孝敬之至，又本于一诚之至，是以克合天地之量，克符天地之运，而无有远迩内外之间，为一无以内，对神文武之极谊也。孟子曰：“至诚不动者，末之有。”

　　《书》曰：“百兽率舞”。《易》曰“信及豚鱼。”今上有至诚，而下不以诚应，是殆鸟兽昆虫之不若也。乌乎忍，乌处敢！今而后凡为臣民者，益悟覆载之无有限隔，对人之诞生，无有中外。君臣之大伦，必不可逃，毛土之深恩，决不可背。《春秋》义例，因时审地，天悬地隔。而吕留良之逆说，必当芟除。今日之正义，永有攸归矣。人人悦服爱戴之忱，在在守孝子忠臣之分，各有重夫人伦，以全其天理之大公，复多所性之固有。常以静之至愚不肖，误听误惑为戒。四海同化，九州一德，各安有道之天，长享无疆之福，斯不枉为圣世之民，而为生人之大幸耳。是为说。

　　一、秀才造反，实在是自投罗网

　　（雍正六年九月二十六日，曾静的徒弟张熙（化名张倬）投书给岳钟琪劝他谋反。岳钟琪未能从张熙口中问出书信背景，怕拖延日久，遂于九月二十八写了此奏折上报情况）

　　陕西总督臣岳钟琪谨奏为冒昧密陈，恳祈恩鉴事：窃臣于九月二十六日己刻拜客回署，署前西街有人持书趋向臣舆，被从人呵止，臣见其形貌不似投书官役，令接书入舆，阅封面题签称臣系天吏元帅，臣甚为惊讶，当将其人交巡捕看守，随入署密拆。内写南海无主游民夏靓遣徒张倬上书，其中皆诋毁天朝，言极悖乱，且谓臣系宋武穆王岳飞后裔，今握重兵，居要地，当乘时反叛，为宋明复仇等语。臣不敢卒读，亦不忍详阅，惟有心摧目裂，发上冲冠，恨不立取逆兽夏靓，烹食其肉。即刻遣人密邀抚臣西琳，以便会讯张倬。无奈抚臣西琳因署将军印务，在教场考验满洲官兵，未能即臣署，臣逡巡数刻，忖度逆情，既敢明目张胆致书及臣，必非无所凭依，空言相耸，若遽加鞫讯，怨难得实情；又思彼书以叛逆劝臣，臣若一人独问张倬，旁无见闻确证，将来重刑拷讯，彼反得恣意造言。而臣遣人邀抚臣时，又不便明言，所以固未能促其速至。因传按察司硕色坐于密室，然后唤张倬入署，命坐待茶，霭言相接，问其里居。则云：昔年曾在江夏住过。至现在居址，并师夏靓里居，皆立誓不说。臣云：“然则欲见尔师，当于何处接取？”

　　彼答云：“但实用来书所言，我自往邀师来见。”

　　问：“汝师今在何处？”

　　则云：“今在广东。”

　　问：“汝自何处来？”

　　则云：“自广东来。”

　　问：“何时起身？”

　　则云：“五月起身，由贵州到四川打听，皆言：总督去年便往西安，故我又自川来陕，昨九月十三日方到。”

　　问：“尔师有何所见，突敢远致此书？”

　　答云：“在广东，闻得朝廷三次召你不去，我师因此致书，及我到陕，方知并无三召不应之说，此书已不愿投；后思万里远来，不可虚返，故决意投递。”

　　臣云：“方今圣明在上，如此盛时，尔师何故谋反？”

　　彼云：“百姓贫穷，只为救民起见。”

　　臣云：“陕西百姓不穷，你不知道么？”

　　彼云：“你陕西虽好，我湖广连年大水，积尸载路。”

　　臣云：“此乃天灾，何与人事？且闻湖广不过几县被荒，朝廷已屡加赈贷，况各省比陕西更好的去处甚多，你却不尽知道。”

　　彼云：“官吏又性急，又刻薄，不知百姓苦楚。”等语。臣复云：“尔若不将尔师并实在住处开心见诚说出，则安知非我仇家，遣尔持书设局诱我，我岂肯轻信，误坠仇人术中。”

　　彼坚称实在住处，死也不说。时届未末申初，抚臣西琳亦至臣署，随公同细讯。奈张倬依旧含糊不肯实供。臣等方行夹讯，张倬仍坚供宁死不说。臣等再三诘讯，但混供在南海之滨，广南，交趾交界之处。臣等恐遽加叠夹，重刑致毙，则此案愈无根据，随商之抚臣西琳，约次早密至臣署，再以甘言曲诱，或可得其实情。至二十七日，抚臣西琳复来，于密室坐听。臣复唤张倬入署，殷勤慰劳，设法问之。臣先绐之云：“即如你们湖广有个邹鲁，始与年羹尧同谋，后来便去首；你们这些游说之士，如何可以轻信，且安知不是有人打发你来特地试我。我昨晚所以不得不刑讯一番，看你诚伪。”

　　张倬云：“你昨日如彼举动，我今日万不肯信了。”

　　臣云：“尔以利害说人，人亦以利害试尔。尔昨日既不该当街递书，昭张耳目；又不该于初见时含糊其说，无一着实语，使我怀疑，至于刑讯，自古设鼎镬以待说客，实有深意。昨见你视死如归，知你大有气节，非利害所能摇夺。我今日所以推诚奉问，尔须切实指陈，使我心里了然，方不是捕风捉影之论。”

　　彼云：“总之，有昨晚举动，知你断不肯行，知我断不得活，你这些话我万不肯信。”等语。因复再三婉讯，终一日不吐。

　　臣复云：“自古以来总因天下多故，方有人从中取事；今天下承平，并无一省响动，尔师夏靓突令陕西冒昧举事，则接迎者是何地方，何等人物，何处传檄可定，何处必须用兵，今询尔茫然，一言不吐，终是胸无成见耳。”

　　张倬云：“此固不难，但要尔确实凭据，则湖广、江西、广西、广东、云南、贵州六省，在我一呼可定。”

　　臣问其何所见而云然，则云：“此六省百姓愁苦颠连，流离逃窜入川，而僵仆道路者，皆何处人民，此显而易见者也。臣云：“我在四川，深知云贵官民相安，你如何也说易动？”

　　彼云：“吴三桂一麾即起，乃云贵之明征。”

　　臣云：“江浙如何？”

　　亦云：“不知。”

　　问晋豫如何，亦云：“不知。”

　　问：“四川如何？”

　　亦云：“不知。”

　　且云：“我惟知此六省耳。六省之外，若再有川、陕，他省不足忧也。”

　　臣云：“尔求确凭据，莫如我处遣人随尔往聘尔师，并尔意中人物。”

　　彼方唯唯，忽又云：“无是理也，我意中人物虽不多，亦断无使尔知悉之理。”

　　臣云：“尔始终疑惑，不如竟放尔去，任尔自为，我亦不问，何如？”

　　彼云：“你放我，不得了，昨晚刻讯之后，外间必有人知，将来朝廷责问，你岂不自贻祸患乎？”

　　臣云：“我若不放你去，势必据实奏闻，从此朝廷知谋反的人都来约我，势必疑我、虑我，我何能一日自安？今日骑虎之势，不得不放你去。倘因外人传言，朝廷觉察，我只说是迂腐儒生，条陈时事，语言狂妄，当经刑讯逐释，便无形迹了。”

　　彼云：“言亦至理，但我断不信。且我此来，死得其所，你即实意放我，我亦实意不去”

　　等语。臣伏念受恩深重，今遇此等奇幻之事，但臣知有国不知有身，故为各种诡言，意在得具实状，方可奏闻。乃臣等细勘张倬狡黠奸深，加以严刑，既无惧色，即百计诱之，而仍坚不可破。不但一时不能确讯；即讯明请旨，奏折往返，未免时日耽延，为此密恳圣恩，准将张倬解送到京，请敕亲信大臣，设法细讯，务得其实，以便就近请旨，缉拿同党，庶事机可密，完结亦速，不致久羁时日矣。至夏靓逆书，理应随近进呈，但具言绝灭彝良，悖乱罔极，臣不敢冒昧呈觉，上亵天聪。（朱批：犬吠兽号之声耳，有何可介意，送来闲观之。）谨同抚臣西琳，密封候旨。又搜出张倬随身携带书二本，一系抄录《坐拟生员应诏书》，一系刻本《握机图注》，俱经密封一处，除将张倬严加收禁外，谨会同抚臣西琳，冒昧据实缮折密奏，伏岂皇上睿鉴施行，为此谨奏请旨。雍正六年九月二十八日。

　　朱批：竟有如此可笑之事，如此可恨之人。朕观此人，不似内地匪类；就其言论天下时势光景、朕之用人行政，一些不知未闻之人，非是苗疆内多年汉奸，即系外洋逆党。其语言口声果似湖广人否？人品、相貌、学问何如人也？近文近武？不过市井俗人也。可将内闲言语试问，便可知矣。此事在卿利害所关，朕量卿不得已而然，但料理急些了，当缓缓设法诱之，何必当日追问即加刑讯。伊既有是胆为此事，必是一亡命闵不畏死之徒，便解京亦不过如此审问。伊必料无生理，何能得其实情！可从容暂缓，徐徐设法诱问，或此间有人探问消息之同来人，亦未可知。未必止此一人来也。密密访拿，或问他言：“将你情节书字未曾尽奏，将大概情节奏闻，有旨言：你必系疯痴之人，不然此人岂无耳目，着我随便发放你，并未动大怒。”

　　如此言毕，作卿意将圣祖六十年深仁厚泽，百姓沦肌浃髓；朕继统六年，勤政爱民，将各省朕加恩于百姓之善政，整饬官防，大法小廉，用人行政处；将朕待卿之恩，卿便负恩而势亦不能处，详细开示，宣朕之仁爱公明，“汝等亦系人类，何不思中光天化日之下，共享太平之福，而造此无故涂毒生灵之念。便就你这一人聪明胆量，不论文武，足可以取功名干世业，只就你今日不审本宪之心迹，不料本宪之能否，如此孟浪轻生，取笑天下，后世实为汝惜之，耻之。据汝所方，似非汝一、二无知之人，必有有识见人，将你性命为伊乘侥幸之谋也！何不将你送之死地之人举出。”或如此，再不然，“看你如此豪杰，则伊师又不知如何超越之人物，汝既言六省一呼即应，汝同事人各省必多，何不回去将伊等劝化归正，为国家臣子，不但不徒老死于匪类，抑且垂名竹帛矣！”

　　将此等言语诱问看，再将本朝得天下之正，待前朝之体，实前明之恩代也。再将明时百姓不聊生之处，本朝百姓蒙福处，备悉言之，将伊听闻对答、辞色，不必隐讳一二，据实奏闻，再另有旨谕。

　　二、假结同盟，这样才诱出真情

　　（岳钟琪采用了伪与张熙结盟设誓同意谋反的办法，套出了主谋人曾靓及同案人员名单，便立即写了这份奏章上报。名单是另纸抄写密封，故此奏折中未提姓名。）

　　陕西总督臣岳钟琪谨奏，为逆犯已吐造谋之人，谨缮密折恭呈御览事。

　　窃查逆犯张倬持其师夏靓逆书到臣，臣会同抚臣西琳设法讯诱，未得实状。缘由于九月二十八日具折密奏。臣因见张倬坚忍练刑，复难计诱，故请辞赴京师审讯，但因此等重情不求速得实状，以慰君父之心，则臣子所司更有何事大于此者，故拜发密折以后，未即令其赴狱。遣署长安县事咸宁丞李元，假称臣仆，就近署闲房与之共寝。又遣人送裘，致酒，缓言相询，被乃一味支吾。至二十九日酉刻，臣复传按察司硕色于密室坐听，然后令张倬入署与之盟誓。（朱批：览虚实不禁泪流满面，卿此一心，天祖鉴之，此等誓盟，再无不消灾灭罪、赐福延生之理。朕嘉悦处实难笔谕。朕与卿君臣之情，乃无量劫之善缘同会，自乘愿力而来协朕，为国家养生者，岂泛泛之可比拟，朕实嘉悦之至。）伪为激切之言，彼方将其师实在姓名、居址，并平素与伊师往来交好，诋毁天朝之人，各姓名、居址，一一吐出。臣谨亲缮密折，恭呈御览。伏乞皇上遴选忠实干员，潜行密捕，自当悉获以正典刑。至张倬未吐各情，臣现在设法陆续相绐，务以悉吐，以便次第芟除，使逆党尽绝。庶稍尽臣子之职分，为此缮折密奏，伏乞睿鉴施行，谨奏。雍正六年九月三十日。朱批：开单留中。朕自命妥协之人前往捕拿料理，将张熙仍好好设法宽其心，而羁留之。

　　三、追根溯源，吕留良正是罪魁祸首

　　（这份奏章写于雍正六年十月初二日。张熙继续供出了其师曾静主要受吕留良著述的影响，并供出了一些有关人员。岳钟琪因而上奏，请查抄吕留良家及拘拿其家属有关人员）

　　陕西总督臣岳钟琪谨奏：为逆犯续吐情由，谨再密奏，兼封诗册进呈事。窃查逆犯张倬持其师夏靓即曾静逆书到臣，臣随将设法讯诱缘由于九月二十八日、三十日两次缮折奏闻。其时因刑讯之际，搜出张倬贴身随带之书，故于前折内逐一声明，而其行李中所有抄写《易经》、诗册、医方各一本，臣未暇细阅，惟同行李封贮，恭候谕旨到日，连逆犯一并解赴京师。但臣因其有湖广等省一呼可定之言，虑党已有成谋，必须速得实情，早图殄灭。故三十日酉刻，复传按察司硕色于密室坐听，然后令张倬入署，臣伪为恳切之言以相试探，力问湖广等处，何以一呼可定。彼言：“但据民情，乃不易之理。”

　　臣云：“皇上御极以来，察吏安民，民情悦服，尔以民情为据，万不可信矣。尔等自必有兵、粮，将于何处举动，方自信一呼可定耳！”

　　彼云：“我等但有同志数人讲此义理，其他悉非所知。”

　　臣伪诘之云：“汝昨所言，大抵迂腐儒生，必更有智勇兼备之人，方可济事。”

　　彼云：“我师曾静并刘之珩、严赓臣等俱有本领韬略，大不可量，但能聘用吾师，何愁不济，即何以使湖广等六省一呼可定之法，亦惟吾师有此智略，我后生小子岂能见及？不过奉命致书，传达吾师面嘱之言，有六省传檄可定之语耳。”

　　臣细听其言，详审其状，但问及兵粮等语，彼即支吾。而极力崇奖其师，劝臣聘用。方此辈到处惑乱人心，潜谋不道。其谋逆确据，俟拿获伊师曾静，严讯必得实情。因又细问其平日往来相与之人，并其所祖述师承之据。彼云：“我辈同志之人素所宗者，系吕晚村，号东海夫子，我曾亲自到其家，见其所著备忘录，并《吕子文集》，惜其子孙不肖，忽背先志，贪慕荣利，已作仕宦，可为痛恨！今行李中所有抄录诗册，即晚村作也。”

　　臣云：“诗无关系本朝语。”

　　彼云：“其诗内如《钱墓松歌》、《如此江山图歌》及凡空字处皆是也。”

　　臣又坚问其父兄名字，并同谋诋毁者，更有何人。彼一一吐出，臣谨详开密折，并诗册一本，密封进呈御览。

　　但密伏查：吕晚村，名曰吕留良，本前朝逋儒，我朝定鼎之后，彼惟以著书论文为事。与绅士讲艺往来，未闻有不法形迹。是以伊孙前于一念和尚案内，犯赤族之诛，蒙圣祖仁皇帝念其为读书明理之人，必无知情怙恶之事，不特有其子姓，抑且原其本身。此诚天高地厚之仁，而吕留良自有当洗心感戴，凡从前所作悖逆诗谣，即应销毁，乃竟敢留存如故，以致传抄匪人，由此推之，罪大恶极，实神人之所共愤，国法之所不容者也。虽吕留良久已身故，而其子孙尚存，保无踵继前恶，伏慝衔奸。况据张熙现供，吕留良著有《备忘录》，藏匿在家，则其奸罔之辞，窃恐不至于此。抑恳圣主密饬浙江督臣李卫遴委亲信，文武干员，密至吕留良家内，仔细搜查《备忘录》等书，并拘拿吕留良子孙嫡属，讯有实据，上请天威，严戮尸之典，行族灭之诛，庶可靖逆孽以灭妖邪，正人心而彰国法。即臣于痛恨之中，亦惟有额手上庆矣！除张熙发交按察司硕色牢固监禁外，臣谨缮折密奏，伏乞皇上睿鉴，为此谨奏。雍正六年十一月初二日。朱批：卿此忠诚之心，天祖自然鉴之，朕之嘉悦之怀，笔难宜谕。湖南已差钦差前往，江浙已谕该督密审矣。此等匪类自寻败露者，实皆上天神明之大德，非人力之所能者。朕实庆幸，而感畏之情愈加数倍矣，期共勉之。

　　雍正上谕急下诏书，各路兵马展开大缉捕

（雍正接到岳钟琪十月初二日奏折后，于十月九日即指示执政大臣通知湖南巡抚逮捕曾静等人外，同时又下此谕旨，通知浙江总督李卫，查抄吕留良家，并拘拿其在浙同党）

和硕怡亲王、大学士张、蒋，字寄浙江总督李。雍正六年十月初九日上谕：岳钟琪处有投书之奸民，始初不肯供出伙党之姓名，后被岳钟琪设计发誓引诱，始陆续供出十余人，其在楚省者已差人前往查拿；可将供出浙江之人开出，令李卫密行缉捕，明白究问，并将所供别省之人，亦开单内，令李卫知之。总之，查拿匪类以速慎为要，正犯勿使漏网，无辜不可拖累。又奸民口中供出浙江吕留良等，可将岳钟琪奏折抄寄李卫一一研究，并查其书籍，倘伙贼即获之后，再当诘问党羽，其应行拘缉者，即著李卫一面办理，一面奏闻。钦此。

遵旨寄信前来，并将岳钟琪总督奏折及名单抄录，驰寄总督，可遵旨慎寄，速行办理。切。十月初十日。

　　一、感泣悚惶，披肝沥胆再上奏折

　（岳钟琪因张熙投书劝自己谋反，写此奏折以表示忠心）

陕西总督臣岳钟琪谨奏，圣恩超越古今，特再沥陈谢悃事。窃臣因欲速得逆犯张熙谋逆实情，故伪与盟誓。在臣鄙念，惟知有国，不知有身。然方自愧识见迟钝，不能于初接逆书之时，即以甘言试诱，早得底里。至次日虽与盟誓，已觉无及。而逆犯张熙，竟肯吐露实情者，实由上天圣祖默夺其魄，非臣盟誓所能诱致。乃荷朱批谕旨：此等盟誓，消灾灭罪，赐福延生。又重之以天祖之鉴临，臣感泣悚惶，惊喜交迫。时伏念微臣自顾鄙野，逢旷代难遇之圣君，承古今未有之隆眷，正不知从前历劫何修得此，乃荷朱批。谓臣亦自乘愿力而来辅佐圣主。臣戴此恩纶，如蚊负天，不识措身何地，惟是君父期待之厚，注念之切，远迈隆古，至于此极。臣虽木石，能勿世世生生，矢忠诚于万祀也。为此沥陈感激之私，百叩恭谢，伏乞皇上睿鉴。谨奏。雍正六年十月十七日。

朱批：朕生平居心行事，惟一诚实二字。凡谕卿之旨，少有心口相异处，天祖必佑之。朕之诚实，卿必尽知。而卿之忠赤，朕实洞晓。朕惟朝天焚香，对天祖叩头，祝愿祈我良佐多福多寿多男子耳。五内欣悦，览之。

　　二、谨慎行事，乞请皇上睿鉴

　　（岳钟琪收到雍正对上两奏折的朱笔批示后，因目前对此案又无新的进展可言，才写了曾怀疑张熙与西南少数民族有关，以及搜出二本书籍的事）

　　陕西总督臣岳钟琪谨奏，为遵旨密封呈览事。窃查逆犯夏靓，即曾静，遣徒张倬，即张熙，持逆书到臣。随即会同抚臣西琳，将讯供情由，缮折密奏。续将设法诱讯各姓名、情事，节次奏闻。兹于本月十六日恭接朱批臣密折二件，臣跪读之下，仰见圣主天地之量，无所不容，日月之明，无微不照。伏念圣祖六十余年，深恩厚泽，天下臣民沦肤浃髓。我皇上仁孝恭俭，兢业忧勤，御极数年以来，凡所以厚民生而肃吏治者，史册不能尽书，朝野皆能共晓。乃夏靓逆书张倬供吐，不似生长盛世之人。于圣朝隆治，略无闻见。臣初亦疑其来自土司外彝等外处，亦总以土司外彝之事探之，彼悉懵然不知，故前折未敢附及。臣细探其语言居址，实系湖广人民。细看其形貌瘦弱，似通文墨，不谙武艺。至一切谋逆实状，臣屡为诱讯，俱言惟师曾静知之，必俟捕得其师，方可究诘实情。（朱批：朕览逆书，谅讶堕泪览之，梦中亦未料天下有人如此论朕也。亦未料其逆情如此之大也。此等逆物，如此自首，非天而何？朕实感沃祖之恩，昊天罔极矣。此书一无可隐讳处，事情明白后，朕另有谕。卿可将朕究抑处，伊从何处所闻？随便再与言之，看伊如何论议。若恐其畏惧自了，则可不必。寻常诬陷一平人，尚遭恶报，似此以毫无影响之事，诬捏君上，谅无人心者矣。可笑可恨之极。）兹惟遵旨，将逆犯张熙加谨防守，以待首逆曾静质对处，合将逆书并搜出张熙所带曾静坐拟《生员应诏书》一本，刘之珩所刻《握机图》一本，并遵旨密封，恭呈御览。为此，谨会同抚臣西琳，缮折密奏，伏乞皇上睿鉴施行。雍正六年十月十七日。朱批：西琳闻又不妥协，其才情居心人品办事如何？据实奏朕知之。回奏王廷瑞一折留中，有旨谕部矣。

　　三、追查谣言，务必要铲除祸根

　　（岳钟琪虽然引诱张熙供出了指使他投书的曾静，以及有关的一些人姓名。但雍正仍不满足，而下令岳钟琪追查逆书中的一些谣传，是从哪里听来的。至于逆书中说有那些谣传，不得而知，因为这封逆书，始终未被公布。不过，根据《大义觉迷录》“卷一”中为自己辩护的上谕中看来，无非是说雍正杀父逼母、屠杀兄弟和功臣、好酒、好色等等。像这种涉及皇宫和朝廷的内幕，曾静等穷山僻乡的人，是决不可能知晓的，必有传播的人。在雍正的心目中，一定是出自以前与他争夺皇位的几个兄弟的党羽之口，所以他才决心追查到底，将对手的余党一网打尽。所以后文有追查被流放到广西的几个太监和钦犯的事情）

　　陕西总督臣岳钟琪谨奏，为遵旨密讯，根据实复奏事。

　　窃查逆犯夏靓，即曾静。遣徒张倬，即张熙。所投逆书，臣遵旨密封进呈。兹于本月初九日，跪接朱批谕旨，命臣将伊从何处所闻，随便再与言之，看伊如何论议，钦此。伏念臣前于乍接逆书之始，粗阅数行，发竖目裂，未暇询其言所从来。即随后屡次诱讯，亦未忍再举共污藏之词究诘所自，实为疏忽。但彼时诱吐逆党实情，曾伪许其即行释放。及张熙吐露实情之后，数日不见释放，自觉被诱，遂忧惧仓惶，痛苦流涕。臣恐有他虞，随令署长安县事、咸宁县丞李元，持张熙携住长安县衙署中，仍派标员兵丁看守伴宿。近因李元禀称，张熙偶以感冒有疾，是以未即传讯。一二日后，闻已稍愈，随密唤入臣署，设法讯诱。臣思逆犯张熙，狡黠最甚，见兵弁看守月余，彼必料臣已经入告。臣是以先向张熙言，尔师书于我自断断不敢进呈。但尔既来，我亦不敢不奏，所以将尔暂留。不料圣天子浩荡仁恩，转怜尔等或系大有才猷，越在草莽，不但不加罪责，且欲收而用之，故今密唤尔来，告知此意，但如此圣主，尔等何以全然不知，甚至尔师书中，还有那些奇骇之说。当初是何处听来，便认以为实呢？据张熙供称，前自湖南往江浙时，乃由水路，有搭船之人所言如此。臣问同舟者何等之人，住居何处，是何姓名？据供偶然搭船，不过行路客商，实未问其里居姓字。臣问其人是何等形貌，据供匆匆回答，但记其言，至其人实不能记忆。臣问云贵等省有作此言否？据供并未走过云贵。臣问你由川到陕，亦闻有作此言者否？据供这是今年从旱路来，不但未闻此等语言，路上且有人说是好皇帝。我心里正也疑惑，要问是如何好处，他们走路的人就说，也说不明白。

　　臣云：“此惟我辈大臣方知天德圣治之万一，其道路愚民，但知感颂，如何说得详细？皇上至性诚孝，谅阴三年，斋居素服，更行兼服之典，此其尽礼尽制，虽三代以上，亦所未闻。至今一动一言，无不慕效圣主，每逢称述，恻怆涕零。至于友爱弟昆，敦笃宗室，不以严胜慈，不以恩废法。尔等即通文墨，当知周旦何以作相，管蔡何以得辜。即知圣天子用法用恩，悉由天理，自然之极则矣。若乃治功高深广远，如尊心崇文，减豁丁条，治水营田，蠲租发帑，频施赈贷，视民如伤，立贤无方，求才若渴，体察群吏，信任大臣，无利不兴，无弊不革。凡此史不胜书，口难尽述者，尔等或不能遍晓，即如尔等如此大逆不道，虽遇尧舜，亦无不震怒，立置极刑，乃圣主父母之心天地之量，尚且殷殷拳拳，询及尔等学术才技，欲宥海山之罪案，曲收蚁介之微长。此其广大宽仁，自古帝王莫可比。似今但将舟中之人，据实说出，尔等即有生机，若仍执迷是自误也。”

　　逆犯张熙闻臣此语，亦惶恐云：“果如此，是我等悖谬自作之孽，何可复活，舟中人实不能记忆”等语。臣因此伏思，从前于邸抄内，见提臣路振扬奏对，以圣主天性即恶旨酒，乃出于生安，并非有意，而外人竟有称圣天子惟酒无量等语。是虽股肱大臣，非亲侍燕饮，不能深悉。传言相反至于此极。此皆系从前不轨之徒，捏造流布。今曾静等既敢谋大逆，则其污天蔑日之言，何所不至。臣细讯张熙，既毫无指实，即所供舟中传说者，若果有其人，亦未必非前此造言之余党。统俟捕获曾静之日，再加研讯，自无遁情。臣谨将现今密讯事由，据实覆奏。伏乞皇上俯赐睿鉴施行。谨奏。雍正六年十一月十四日。朱批：欣悦览之。此事朕实庆幸，感天祖之慈见也，毫无愤怒处。朕从来秉性卒然临之不惊，无故加之不怒。二句实能之，何况此有益无损之妄言。此案审明，诸逆尽获时，自另有旨谕。

　　副都统海兰等奏折天罗地网，长沙党羽插翅难逃

　　（雍正向浙江总督李卫发出查抄吕留良家及密捕张熙招供出来的浙江案犯的旨意。与此同时，派副都统海兰亲往湖南密捕曾静等人，这份奏章，反映了海兰到长沙后，准备捕人的一些安排）

副都统臣海兰，湖南巡抚臣王国栋谨奏，为奏明事。窃臣海兰于十月十一日奉命驰驿出京，于十月二十七日酉刻抵湖南长沙府抚臣驻扎公署。谨将谕旨交办事宜，密下与抚臣王国栋钦遵，会同办理。臣等随于本日戌刻，密委长沙协副将周宝，会同永州府知府姜邵湘，前往宁远县查拿刘之珩，并着要门人陈立安。又密委臣海兰带来守备韩祥，同抚标中军游击邬锦，署郴州知州张明叙，前往永兴县，查拿曾静。又密委长沙府知府孙元，前往安仁县，查章张熙之父张新华，及张照、张勘二犯，又密委岳州府知府尹土份，前往华容县，查拿谯中翼。均令多带兵役，谨密搜拿。臣王国栋又经密檄该管地方文武员弁，遣拨兵役，严行防范。臣等并面谕各委员，如各犯内或有结连党羽，不服擒拿等情，该员等一面移会该地本管，邻近文武，带领兵役，设法擒获，一面飞报臣等，添兵会擒，务获匪类，毋致疏脱。因各该县离长沙数百里或千余里不等，尚未据各官回覆，获俟陆续获到，追究党伙，讯取确供，另行具奏外，所有臣海兰到长日期，与会同臣王国栋，分委员弁密捕。缘由合先会折奏明，伏乞睿鉴。缘系奉旨交办紧要事件，谨遣抚标把总李松驰驿，齐捧奏闻。

朱批：览。

　　一、境内出逆匪，以致巡抚受牵连

　　（曾静等被捕后的初审情况）

臣王国栋谨奏，为陈明地方安静情形，及微臣感激私忱，仰祈睿鉴事。窃臣谬荷封疆，惭无报称，惟有督度属吏，整饬地方，以期稍尽职守。不谓永兴安仁县属，忽有逆贼曾静、张熙，敢为逆书，公行不道。臣疏忽之咎，自问莫逭。乃蒙我皇上不加谴责，仍命副都统臣海兰至长，同臣密行办理。此盖圣主鉴臣才本不及，而曲赐矜原，悯臣过获无心，而勉其后效。天恩高厚，感激涕零。臣随公同海兰，密委长沙府知府孙元等，将主谋逆贼曾静，逆贼张之熙之父张新华，兄张照，堂叔张勘，并供犯谯中翼等，先后拿获到案。除讯过口供，另折会奏外，臣窃以逆贼曾静，虽坚供并无同谋党类，但该犯住居处所，逼近苗疆，倘有伙党潜藏，关系匪细。臣又分饬干员，细加遴访，并密机该管文武严行稽察。据称“各属苗土人等，俱极安静，实无匪类藏匿，不敢矜张滋扰”等语。臣伏查现获伏逆贼曾静及张熙之父张新华等，均系猥琐下流，既无白莲、无为等教可以哄诱愚民，复无寸枝片长，以及家产巢穴，可以号召匪类，徒以略识点画，遂尔丧心病狂，深山穷径之中，闭户潜谋大逆不道，诚为禽兽之不若，覆载所不容，宜置极刑以彰国法。至地方有此匪类，臣平时不能觉察，虽邀圣恩格外宽厚宥，臣罪实无可辞。伏祈皇上即赐严加处分，以为疏忽之戒。除现在会同臣海兰，严追同谋知情伙党，质讯确实，另行会奏请旨外，所有地方，现在安静情形，及微臣感激私忱，合先具折奏闻。伏祈睿鉴。

朱批：览。

　　二、检讨失误，湖南巡抚愿立新功

　　（雍正派杭奕禄到长沙审问此案。杭奕禄到长沙后，首先传达雍正谕旨，对王国栋作了严厉训斥，因此王国栋写下这份检查）

　　臣王国栋谨奏，为敬复训旨事。本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刑部左侍郎署吏部尚书事臣杭奕禄，奉命至长。臣谨跪请圣安，随蒙臣杭奕禄口宣皇上训旨：“尔到去问王田栋，他在湖南一二年，如果时常宣扬德化，晓谕愚民，如何会有这样百姓，想河南必无此事。叫他从此以后，勉力改过自新，留心地方事务，不时晓谕愚蒙，稽查匪类等因，钦此。”

　　臣跪聆之下，悚惭无地。伏念臣本愚贱，谬任封疆，楚南刁悍习俗，久属圣明洞鉴，今乃有大逆不道之曾静、张熙出臣属下。臣莅任一载有余，不能革易心志，化导于先，又不能抉摘隐微，觉察于后。负职之罪，百喙难辞。乃蒙我后上不加谴责，格外优容。复谕旨部臣，勉臣改过。天恩如此其高厚，训诲如此其谆切，臣虽短于才识，亦略具人心，若不知加意奋勉，则属下愚不移，何以对扬圣主，何以督率官民，更何以与田文镜、李卫诸臣比肩而共事？自今以往，臣惟有时刻凛遵天语，一念不敢懈弛，一事不敢姑息，殚心竭力，化导整顿，以期仰报殊恩万一耳。除会讯逆贼供情，及分咨各省提犯，缘由另行公同陈奏外，所有微臣恭领训旨，私心感激下清，理合具折附奏。臣谨奏。

朱批：既为大臣，凡事只务远大二字。人多以因小而误大者，勉为之。

（副都统海兰等奏折严刑逼供，已经是殃及无辜；海兰和王国栋将押解到长沙的犯人，依次审讯，采用重刑夹讯和到家搜查的办法，无甚大效果）

　　副都统臣海兰、湖南巡抚臣王国栋谨奏，

　　为报明拿获首恶日期，及讯过口供，仰乞睿鉴事。窃臣海兰于十月二十七日到长沙府城，同臣王国栋，遵旨密委长沙府知府孙元等，分路查拿逆犯曾静等。于十一月初八日，据岳州府知府尹士份、华容县知县赵念曾，解到谯中翼。该臣海兰、臣王国栋，即公同密讯。据谯中翼供，我年七十二岁，系华容县学文生。今岁因贫苦患病，考试不到除名。我入学二十八年，不入公门，不管闲事，平日只晓得读书教学，并不曾出外行走，不认得什么曾静、张熙。昨日忽然拿到这里，连一生积聚得几本书，都抄了来，不知什么缘故。那刘之珩，是安乡人，平日文字相知，曾替他做过一篇时文序是实，若不信，只求拿这些人来与我对质，再着两个人扮作我，叫曾静等认指，谁是谯中翼，我这冤就伸了等供。因取所搜书籍等项查，看并无与张熙等往来字迹，诗内止有题明太祖像一首。据供系前明华容县人黎禧永，号天山所作，并不是我做的等语。当查诗题，下确有天山二字，随将该犯发禁候质。

　　于本月十二日，据长沙府知府孙元，拿解逆贼张熙之父张新华，兄张照，并与张熙同行上书之张勘到案，即公同密讯。据张新华供，我今年六十岁，原名张仕璜，是乙亥年进学，因考试不到除名。那张熙是第二的儿子，从永兴曾静读书，近年来见他大言不惭，我赶他出去，他就住在曾家。今年回来当田做盘费，说要往川陕上书去。我被曾静所愚，儿子做这样不法事，我不能管束，就该死了。据张照供，张熙是我兄弟，这两年通在永兴曾静家住，我只晓得种田，他们做的什么事，我不晓得。据张勘供，曾静是我师父，张熙是他族侄。他会行医，今年五月，曾静打发他大儿子同张熙到我家，把数两银子与我，叫我替他们背包袱，同到四川去。说前头有好处，并不晓得什么事情。我跟着他走，九月十四日到了陕西，张熙叫我到文王陵上拔蓍草。到二十四日回来，听见他说要往总督衙门上逆书的情由。我想这样不法的事，我若同做就该死了。心里害怕，即时卷起铺盖走回。不知张熙后来怎样了，我是十一月初二日回家，初三日就被捉住。这些事，总是曾静、张熙做的，我实不知情，求超豁。夹讯该犯，矢口不易。至本月十五日，据抚标中军游击邬锦，署郴州知州张明叙，同随带守备韩祥，拿解张熙之师曾静到案。臣海兰、臣王国栋，即公同密讯。

　　据曾静供：“我年五十岁，是永兴县人。系生员，考了五等革除。这上书的事，是我数年前的想头，立志定向，今年同学生张熙商量做的。张熙当了屋和塘，设措盘缠，是今年五月初七日起身。那张勘是我叫他同张熙去的，那书中讲的话，必要有学问的方好与他商议，张勘是个没学问的，我如何肯替他讲，他不知道的。就是张熙父亲张新华，止晓得他儿子往川陕去上书，那书里事情他也做不得主。永兴有学问的人少，我在山里住，离县城远，并不相与人，刘之珩先做永兴教官，我从过他，知道他晓得性理、天文，学问尽好。那陈立安是他的学生，在他家认得的。刘之珩有六十多岁，极有涵养。听见我讲及这些道理，还大怒痛骂。今年上书的事，他隔的路远，并不曾与他商量。谯中翼平素不认得，曾见过他的文章，知道他的学问好，有志向。我生平讲究程朱性理，见吕晚村拒陆尊朱，直接濂洛之传，心里慕他。去年张熙曾到浙江访他书籍回来，知道湖州严赓臣、沈在宽们，都是吕晚村渊源一脉，必定有学问的了。就同张熙讲究这事，若做得成，我们举尔所知这些人，都可荐得的。其实不曾会过面，并无同谋的事，也没有什么党羽。永兴有个学生廖易，我平时讲论道理，他知道的，上书的事，他并不曾同谋，总是我一个做事一人当，我不肯赖，也不好诬扳别人的等供。臣海兰又追问张熙所说：“六省一呼可定之处”，据供这是我同张熙商量，看见时疫流行，像个天心不顺，想来天心是一样的，故如此说，并没有成见等语。臣等又细检各犯家中搜到书籍字札，于张新华家搜出逆书二册，并上总督岳钟琪书稿，及临行祭神祭祖等文。系张勘带回之物。讯据张勘，供这书是张熙带去的，他藏在被盖里，我不知道拿回来，被长沙府搜出的。书上的话，我不晓得，求问曾静便见明白。讯据曾静供：“这书上的话，俱是我做，就把与张熙的，我岂肯赖”等语。

又查书内所开严赓臣、沈在宽、车遇上，俱系各省已经奉旨查拿之犯，又有施虹玉、毛仪、孙学颜名字。讯据曾静供：“施虹玉系江南徽州人，年九十六岁，其人已故。孙学颜系山西人，我在古文刻本上见他学问好，没有会过面，不晓得他年貌住处。毛仪系陕西凤翔府宝鸡县人，曾在晚村家里买过八十两银子的书，知道他学问好的”等语。臣海兰臣王国栋查书内辞义，类多借道学，以济其悖逆之说。满纸乱言，狂吠不道。翻阅一过，心胆欲裂，断不敢进呈御览。现在公同封固，俟追讯确实，即行请旨焚毁。似此丧心病狂逆贼，虽寸磔不足蔽辜，断难姑容时刻。第刘之珩虽经拿获，因途远尚未到案对质。但他省所拿各犯，不知口供果否相等，不便即请正法，或致同恶漏网。再查曾静状同禽兽，语属猖狂，昨游击邬锦等拿获之时，于该犯衣衫上写对句数联，并云：“蒲潭先生卒于此”。自知罪大恶极，欲寻自尽。幸赖皇上威德，天夺其魄，是以擒获。臣等因该犯自获到案，即经直认，未经查拿之犯，俱一一供明，且查逆书所载，亦无多余党伙。张新华又现在患病，窃虑夹讯致毙，或该犯自行绝食，不得明正极刑，无以快人心而彰国法，是以未加夹讯，现饬按察司加谨看守。似刘之珩、陈立安、廖易等到案质讯确实，即行会奏请旨定夺外。所有首恶曾静拿获日期，及讯过口供，理合会折。谨遣抚标把总李吉驰驿，赍捧奏报。又查曾静所供孙学颜，系山西人。臣等于搜到书籍内，检出《吕晚村古文》二本，系桐城孙学颜编次、作序。篇首又有“桐城孙用克编次”一条，似乎孙学颜即属孙克用。再臣海兰，前赍到供犯单内，开有孙克用一人，系江南淮安府人，与集内桐城孙用克，姓名略同，合并陈明，伏乞睿鉴。

朱批：知道了。

　　刑部侍郎杭奕禄等奏折曾静等人为什么要捕风捉影、诽谤雍正皇帝？

　　（杭奕禄到长沙后，遵照雍正面授机宜，要平心静气，穷追邪说来源。所以改变用刑逼供为软语宽问，将逆书中所有传言，逐条追问消息由来。雍正的本心不在于杀不杀曾静这些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关心的是逆书中所提及的一些宫廷内幕（参见《大义觉迷录》卷一雍正的二篇上谕），认为这些绝非一个居住深山的小百姓所能编造出来的，其根源必出自熟知宫廷情况之人，所以让杭奕禄等逐条追问其来源。不过杭奕禄虽然曾经雍正亲自交待，但思想仍有顾虑，不敢把一些涉及皇家稳私的事公然写入奏折。所以雍正看了这份奏折后并不满意。因而批示将曾静等犯人解送北京）

　　刑部左侍郎臣杭奕禄，副都统臣海兰、湖南巡抚臣王国栋谨奏，为恭报会讯逆贼供情，并呈逆书底稿，仰乞睿鉴事。窃臣杭奕禄于十一月初三日，奉命出京，至二十六日抵长沙市城，恭述我皇上天地之量，尧舜之仁，不以逆贼狂言少介圣意。并命臣等平心静气，穷究邪说所由来，开导痴愚所未喻，务使折服认罪。臣海兰、臣王国栋恭聆之下，仰颂圣德之渊涵，益愤逆徒之妄诞。臣等随于长沙抚臣内署密室，提出曾静，将本朝得统之正，列圣功德之隆，圣祖仁皇帝六十余年，恩泽入人之深，当今皇天子孝敬慈惠，恭俭文明，与夫励精求治之实心，爱养斯民之实政，逐一开示宣扬。该犯谛听良久，乃俯首认罪云：“静生居天末，日坐井中，妄想成魔，造言诽谤，是诚罪大恶极，若非三位大人传示，几于至死不悟”等语，痛哭流涕，叩头不已。臣等见其醉醒梦觉，然后将逆书所载，逐条追究。该犯茫无所指，非云齐东之语，即云臆度之私。诘问再四，毫无风影。当给纸笔，令该犯详细写供。谨将亲笔供单进呈御览。臣杭奕禄，又会同追究其同谋党羽。据该犯坚供，当日遣张熙前去，实系独得之秘，毅然而行，既非他人所能参赞，亦不屑与闻于人。且自以为成，固有利，止也无害。故《知几录》内谆嘱张熙，一路访问。如所闻与在家所传不合，即便回来，另作主意，不可轻举。原非预有邀约，谋定后行。实无同党，有书可证”等语。

　　臣等会讯续获之宁远县教谕刘之珩、陈立安，并书内查出之曹珏、廖易即景叔等，皆供不知投书情事。即质之曾静，亦云伊等实不知情。臣等又询刘之珩、果否通晓天文、兵法？据刘之珩共称：“因幼习《尚书》略晓得些星象图说。那里知道天文，至八阵握机图，俱是先贤朱熹成语。之珩纂刻起来，教武秀才的。何尝知道什么兵法。曾静看见了《握机图》、《格物集》他就混说之珩知道天文、兵法了。如今这两种刻本底稿现在，求查便明”等语。臣等细阅刘之珩《格物集》抄本，及《握机图注》刻本，实无妖妄悖乱之语。除将检得刘之珩《格物集》并封呈外，伏查逆贼曾静，即夏靓，生于山野，不明大义，因考试五等，遂丧心病狂，借前人道学之皮毛，以行无父无君之邪说。复敢诬谤圣主，捏造逆书，遣徒张熙即张倬，又字敬卿，带同张勘，即实安，赍往陕西，希图诱惑大臣，济其大逆。诚为罪恶滔天，神人共愤。臣等恪遵训旨，平心细讯。该犯自知诬妄，不待刑加，叩头伏辜。虽悔罪出于至诚，似类有苗之格，而下民敢于罔上，难逃大逆之诛。宜置极刑，以彰大法。同谋之张熙，知情之张勘、张新华，以及缘坐人等，律有明条，均难轻纵。至于曾静，行止乖张，久为乡党所不齿，其所谋情事，亦非邻里所得闻。昨事露被获，当地士民以为向年假称道学，今竟弄出事来，莫不称快。被其蛊惑信从者，不过张熙等一二门人。臣等细行查访，此外实无同伙党羽。其逆书所载，谯中翼、严赓臣、沈在宽、车鼎丰、车鼎贲、孙克用，并书内查出毛仪、施虹玉等，据该犯坚供，皆系背地推崇，并未谋面之人”等语。臣等查阅《知新录》、《知几录》内所载各条，原无与众人商谋字样，似非全出狡饰。再从前曾静遣张熙往浙访求吕晚村书时，曾见吕晚村第九子吕无尽，得伊《纲目凡例未发之蕴》，或彼此有所商谋，亦未可定。臣等现在行提并要《备忘录》、《吕子文集》及《纲目凡例未发之蕴》，以便查阅质审定拟。

　　曾静系大逆重犯，理应刑讯。但各犯尚未到齐，若一加刑，该犯自知必死，势必绝食，则将来难于定案，统俟各犯到后，严行质取确供，斟酌律拟。臣等自当仰体皇仁，细心区别，有罪者断不敢纵漏一人，无罪者亦不敢诛连扰累也。所有曾静逆书底稿，及祭祖等文稿，前臣海兰、臣王国栋以臣子忠爱私心，不忍将犯上呓语，转呈君父。谨公同阅明封固，具折请旨。今臣杭奕禄面聆天语，知圣主如天之度，未尝以妄诞之语少介圣怀。既有逆书，理当进呈，臣等谨公同封进，仍望皇上即赐发回，容臣等细按追问，以免遗漏。除现在会咨陕西、江南、浙江三省督臣、提拿逆贼张熙，并逆书内一应有名人等，到案质明，另行分别律拟奏请外，所有臣杭奕禄、到长会讯缘由，及逆贼曾静供单，并搜获曾静大逆书三册，又所著《小学开蒙》一册，扇一柄，对联一纸；刘之珩书二册，谯中翼诗稿一纸。理合另匣一并奏呈，伏乞睿鉴。谨差抚标千总吴杰赍捧奏闻。朱批：览。逆犯之供单更属可笑人也。有旨部颁，遵谕将一起逆犯押解来京，一路着实宽慰带来。江浙逆党数人已解到部矣。俟到京对质。

　　湖广总督迈柱奏折曾静等人在湖南被捕审的经过

　　（湖广总督下辖湖北、湖南二省。湖南发生曾静案，虽然是由皇帝亲下密旨，由湖南具体执行，并未让迈柱过问。但迈柱身为总督，统管两省，不能不写折表态，这是清代官场惯例）

　　湖广总督迈柱谨奏，为奏闻事。窃照臣驻扎湖北武昌，凡湖南事件，耳目稍远，闻见甚迟。先于四月内，臣经奏明在案。当蒙朱批，此自然之势，岂有不量之理等因，钦此。但臣身受总督重任，凡有关地方紧要事务，向经饬谕湖南文武属员，不时报闻，以便办理，不敢一事怠忽，更不敢一刻苟安。兹于本月初三日，据署衡州副将印务谢珑密禀，内称长沙知府孙元到衡，约同文武，密拿要犯。随令外委带兵，同至安仁，于十一月初二日，已拿获张新华、张照、张勘三名，各犯家产封固，理合禀明等因。又于本月初四日，据谢珑禀称，今有钦差同抚标游击、桂阳知州，在于永兴县渤潭地方，拿获匪犯曾静一名，衣内写有渤潭得道先生字样。当查明该犯家口，收永兴县禁等因。同日又据永州知府姜邵湘密禀，内称长沙协周宝，持巡抚公文，同至永城，折阅公文，系密拿宁远县教谕刘之珩，并追要门人陈立安及同志录。即同副将、县令，督同拿获。搜查寓所，据供同志录并未看见，又搜查册籍，往来书札，并家口财物，封贮看守。并拿获陈立安之子陈达，同刘之珩俱解赴长沙等因。同日又据长沙副将周宝密禀，与前禀同。又于初五日据岳州参将李佐喜密禀，十月二十九日夜，有岳州知府奉巡抚钉封公文一角，酌派武弁一员，带兵同往华容县，有县令奉巡抚飞檄，内开奉旨严拿要犯谯中翼。当令把总同往，至歇凉地方，于十一月初二日未时，拿获谯中翼并子谯大谷，押解到岳，拨兵转解长沙去讫等因。

　　同一天，又据长沙副将周宝寄来密禀，和前一禀报内容相同。又于初五日，根据岳州参将李佐喜寄来密禀说，十月二十九日夜间，有岳州府知府，收到巡抚密封公文一份，让派武官一名，带兵前往华容县，由县令遵照巡抚紧急檄文办理，内容是奉圣旨严拿要犯谯中翼。当下便派一名把总带兵同往，到歇凉这个地方，于十一月初二日下午未时，逮捕了谯中翼和他的儿子谯大谷，押解到岳州，又派兵解送到长沙去了等情。又据岳州知府尹士份禀，同前由。同日又据华容县禀，亦同前由。随又据岳州知府尹士份密禀，内称奉巡抚檄文，拿获谯中翼父子，解赴长沙。

　　巡抚当同钦差大人在内堂会审。即将书箱四个取进，又蒙巡抚传谕，驰驿往安乡，密拿陈立安，已获起解，至该犯家产，有水田，时文一小书箱等因。据此臣查此等密拿情节，三日之内，据文武各报，事同一类，揆其行径，显系地方奸匪，有谋为不轨情由，或系抚臣察觉奏闻事件，或有别经发觉之处，臣实未准抚臣知会，又恐系另奉密旨，令抚臣办理事体，不便违例询问。臣是以虽据报闻，仍应静候抚臣审明，知会到臣，再容具奏。但臣身任总督，地方有此等奸匪之徒，不能查察于先，直待拿获之后，据文武属员禀报，始有知觉，臣实惭悚无地，总惟仰恳皇上，俯念北南两省，远隔耳目，原有未周之处，恩赐曲原，庶臣得以稍免过愆。再臣原经访闻，有旗人金姓者，在衡州府城，与原任衡州革职知府金依尧往来情厚，并口称系奉诚郡王差遣等语，招摇滋事。臣已密谕衡州知府密拿，即就近解赴南省究审。今据按察使赵弘恩，亦通报前来此案。俟拿获审实，容臣另奏，合并陈明。臣谨缮折奏闻，伏乞皇上睿鉴批示。谨奏。雍正六年十二月初六日。

　　朱批：览。

　　一、张熙堂叔张勘被追捕的经过

　　（张熙约其堂叔张勘赴西安投书，到达后，张勘才知是投逆书，心中害怕而逃走，岳钟琪派人追捕未获，因写此奏章。而张勘到家第二天，即被湖南方面逮捕）

陕西总督臣岳钟琪谨奏，为据实复奏事。窃查逆犯张熙，供称伊弟张勘，由商州一路先回湖南等语。彼时臣一面奏闻，一面即飞遣确人追缉。先令由商州一路，挨门逐户盘察查拿，仍另遣人星夜兼程，预抵襄阳，在各饭店马头守候踪迹，密伺查捕。以凡自西安往湖南者，不拘水陆分途，冲偏各径，悉由襄阳径过也。兹奉朱批谕旨下，询张勘曾否拿获，仰见睿虑周详，恐其逃回，预漏消息，则逆犯曾静等，不无潜匿远之患。但臣曾细询张熙，自西安至湖南住家处，水陆必行，四十余日。今虽据商州一路蹑缉之人役回称，挨户盘查，并无张勘踪迹。而襄阳守候之人，至今尚未回陕。窃计钦差兼程南下，到彼必速，料张勘纵能脱漏，亦难迅速抵家，不至预透风声，令逆党潜遁也。兹奉朱批垂询，拟合缮折据实复奏，伏乞皇上睿鉴。谨奏。雍正六年十二月初七日。

朱批：大奇事。张勘到家，次日已被钦差差役拿获，凡张熙开列名单所有之人，一人未曾免脱，皆就擒矣。谕卿喜之。

　　二、继续搜捕毛仪及其两子的经过

　　（由于张熙供出陕西人毛仪，曾在吕留良家购买过书籍。尽管张熙说此人已故去五六年，仍要派人前往搜捕）

　　陕西总督臣岳钟琪谨奏，为奏明事。窃查逆犯曾静遣徒张熙投递逆书一案，于十二月十四日，准钦差侍郎臣杭奕禄等，会同湖南巡抚臣王国栋，咨提逆犯张熙质审，并提案犯毛仪，乃曾向浙江吕晚村家买过书籍者，系陕西凤翔府宝鸡县人等因。移咨到臣。随即密令署长安县事，县丞李元，将毛仪实在住址下落，仍用好言探问张熙去后，续据李元回称，据张熙供，毛仪系宝鸡县贡生，住在溪地方。前路过曾到他家，他已故五、六年了。他有两个儿子，都是务农的庄家汉等语。臣即遣把总王大谟，星夜前往，会同宝鸡县知县杜生，赴溪地方密访查拿。如毛仪现在，即行密拿到者，连张熙一并解楚；倘毛仪如果已故，即将张熙先行解楚。仍一面密拿毛仪之子，并搜其书籍。到日容臣审明，另奏外。合先缮折奏明，伏乞皇上睿鉴。谨奏。雍正六年十二月十五日。朱批：杭奕禄等已将逆情审明奏闻，有旨着将逆类解京完案。张熙若已解楚，则不必矣。若尚未动身，亦解送京交部，不必解往也。沿途着实宽慰，不可令受苦，差来押解之人，着实吩咐，好生送到。

　　一、应将曾静案及其主犯押送湖南对质

　（根据曾静、张熙供词，主要犯人已在各省纷纷被捕。杭奕禄等要求将这些犯人押送湖南对质后定案，而雍正则下令一律解送北京）

臣杭奕禄、臣海兰、臣王国栋谨奏，为请旨事。雍正六年十二月初八，臣等将会审逆贼曾静亲笔供单，及逆书稿本，业经会折进呈御览。其逆贼张熙，并供犯严赓臣、车鼎丰等、亦经飞咨陕西、江南、浙江督臣分提去后。雍正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准陕西督臣岳钟琪咨，称讯据张熙供毛仪，系宝鸡县贡生，前曾路过他家，他已故五六年了等语。现在差查如毛仪尚在，即一并移解，如毛仪果故，即当移解张熙听审，合先咨复等因。本年正月初七日，准浙江督臣李卫咨，称此案先奉密旨，随将严赓臣、沈在宽、已故吕晚村之第九子吕毅中，第四子吕黄中，长孙吕懿历，密提到案，研讯确供。委官李国正等，于十一月初六日管押起程，解赴刑部投收讫。其《备忘录》、《吕子文集》并别项书籍，俱经两次固封，具折进呈。并将吕留良家现存书目抄册，同送在案。相应粘抄供单咨复等因。该臣等查核单内，严赓臣等各供，与臣等前审曾静口供相同，其张熙赴陕上书之处，虽据曾静坚称严赓臣等并不知情，但必得对质严讯，始可完结。相应会折奏请，伏乞皇上敕部将严赓臣等，押发来楚，与曾静、张熙等三面质明，另容臣等按供律拟，请旨定夺。至供犯车鼎丰等，正月十二日据臣等差役王宗周回称，江南督臣范时绎，已经遣员解来。于正月二十外可到，理合一并奏明，谨遣抚标把总李吉赍捧奏闻。

朱批：已有旨著汝等带各逆犯来京矣。

　　二、曾静等供词及押解犯人进京安排

　　（这是曾静遣徒张熙投书案在湖南审讯时的最后一份奏折。此案涉及人员均已在各省被捕，雍正下旨全部押送北京）

　　臣杭奕禄、臣海兰、臣王国栋谨奏，为奏闻事。雍正七年正月二十一日，湖南抚标千总吴杰，赍捧朱批奏折。恭捧上谕：“览逆畜之供单，更属可笑人也。有旨部颁，遵谕将一起逆犯押解来京一路着实宽慰带来。浙江逆党数人，已解到部矣。俟到京对质，等因，钦此。”

　　本月二十二日兵部火牌递到，怡亲王等公字，内开雍正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奉上谕：“前岳钟琪奏呈曾静、张熙逆书，朕览之不觉失笑，不知从何处得此奇幻荒诞之语。但曾静等，既为此书，必有奸逆之人造作流言，希图煽惑者。朕不得不一一剖析，宣示于众。今将谕旨发出，着交与杭奕禄等，将朕此谕逐一询问曾静等，取具口供奏闻。至杭奕禄等前次所取曾静口供，今日方到，朕尚未细阅。大概看过，若果朕之居心行事有丝毫如伊逆书之所言，则人人当如曾静怀叛逆之心矣。并以此谕之。据曾静供称，此语得之传闻，是他人造作此语，而陷伊于重罪，则造作此语者，乃伊之深仇，伊更不当为之隐讳。即曾静等不能确指其人姓名，亦必略知其来由踪迹。着杭奕禄等委曲开导，推问根究，务得其造言之首犯，不必刑询。若供出之人审究确实，着同曾静等一并解京，如不得其人，即将曾静等解送。着杭奕禄、海兰带领前来，途中加意照看，勿令受苦。至各省提解人犯，其在浙江者，已经解京。其余人犯者已解楚，一并解送等因。并抄颁上谕一折，到臣等。钦此。”

　　同日准陕西督臣岳钟琪差委县县丞管道沛等，将逆贼张熙押解到长，并查明逆书内有名之毛仪已经身故，其子毛仍世、毛延世现禁在陕等因。本月二十九日又准江南督臣范时绎，将逆贼供犯车鼎丰、车鼎赍、孙克用，委员押解到长沙府，并声明孙克用现在患病等因。均经分别严加收禁。该臣等随提曾静至抚臣内署，钦遵圣谕，详悉宣示，并将上谕，令伊捧阅，又委曲开导，反复追讯造言首犯，曾静惟有痛哭流涕，深悔前非，叩头服罪。据供：“小的书馆在安仁县路傍鹏塘地方，偶听来往路人传言，实未询确姓名住址，不敢信口妄报。惟雍正元年四月二十七日，有一人至小的书馆，据云向名王澍，号燕山，系丙戌进土，曾与十四爷同窗读过书来。小的恐系职官，不敢深问，因伊称有子现在川陕统兵，疑即系岳钟琪父亲，故《知几录》内亦载有此段，令张熙访问”等语。此外实不能指出造言之人，臣等诘问王澍居址，据供止知是江浙人，不知府县，又诘问年貌，据供“彼时有四十多岁，如今有五十余岁了，五短身材，胖肿的，微须”等语。

　　提讯张熙，据供“赴陕投递逆书，系曾静主使，案内谯中翼，小的并不认识，至于刘之珩，陈立安等，虽有一面，并无往来，俱不知情。小的先于雍正五年，至浙江吕晚村家买书，会见吕无尽，因说起吕晚村有个门人严赓臣，遂复至湖州严赓臣家，又因严赓臣有门人沈在宽，在江南车鼎丰、车鼎贲家教书，遂写书交与小的，于八月间到车家，住两三日，临行车家送银一两。至孙克用，系小的在车家时听得说学问好，其实并未会面。在陕西时，亦无见过之供。总之，这事原是曾叫我前去，他平日师道最严，我怕他，不敢不去，其余诸人，均不知上书缘由”等语。臣等复提车鼎丰、车鼎贲密询，据供“原籍湖广，久住江南，与曾静、张熙毫无交往。雍正五年八月间，有浙江湖州严鸿逵，即严赓臣，字附张熙带投犯生处，犯生等念系原籍同乡，穷途告助，随留住两三天，送银一两而去。实不知何故牵及。且犯生等世受国恩，侄子车敏来，现任山西安邑县知县，犯生车鼎丰，系戊子科副榜，犯生车鼎贲，系监生，何敢结交匪类”等语。

复提问孙克用，据供“实名孙用克，并不曾与张熙会面”等语。据此，除案内缘坐各犯逐一查拿监禁楚省，俟本案各犯解京审明，知照发落外，其逆贼曾静、张熙及照单拿获之张勘、张新华、张照、刘之珩、陈立安、谯中翼，逆书有名之廖易、曹珏，案外查出之张孝先，江南解到之车鼎丰、车鼎贲、孙克用等，臣王国栋捐给路费，遴委乾州同知沈元曾，长沙协守备仇之苞，抚千总吴杰，督率押解，臣杭奕禄、臣海兰带领，于雍正七年三月初十日，自长沙府起程进京。所有曾静亲笔供单，及臣等带押逆犯起程日期，理合奏呈，伏乞睿鉴。谨遣抚标把总刘起凤恭捧赍奏。

朱批：览。不数日汝等即可至京也。

　　雍正上谕沈在宽诗“陆沉不必由洪水”，其中大有深义

　　（吕留良文字狱案所受诛连的人，除吕氏家族外，最重要的就是吕留良的徒弟严鸿逵，以及严鸿逵的徒弟沈在宽。雍正给严鸿逵定的罪状，有专门谕旨，已见于《大义觉迷录》卷四。而这篇公布沈在宽罪状的谕旨，主要抓住沈在宽的一句诗“陆沉不必由洪水”来作文章。雍正在黄、运两河是否决口，发生洪水上大作文章，摆出康熙治河的种种功绩。这篇谕旨没有收入《大义觉迷录》）

　　雍正七年六月十五日谕内阁：我朝建极绥猷，遐迩率育，海隅日出，莫不尊亲。乃逆贼吕留良、严鸿逵凶悖严乱，无父无君，著书显为谤讪。于本朝之大统，肆为诋斥之词，于我圣祖仁皇帝之深仁厚泽，伟烈丰功，任意为诬蔑慢诅之语。其猖狂妄幻，肆无顾忌。人人痛心疾首，不共戴天。朕已降谕旨，将伊等极恶大罪之处，宣示中外诸臣，公议治罪。至于严鸿逵之徒沈在宽，生于本朝定鼎数十年之后，自其祖父，已在覆帱化育之中，非只身被德教育可比，纲常伦理之大义，尤当知凛。乃堕惑逆党之邪说，习染凶徒之余风，亦怀不逞，附会诋讥，慕效梗化之民。称本朝为清时，竟不知其身为何代之人，狂悖已极。此沈在宽与吕留良、严鸿逵党同，惑逆之彰明较著者也。至其所著诗集，有云：“更无地著避秦人。”

　　又云：“陆沉不必由洪水，谁为神州理旧疆。”此以本朝之宅中立极，化理郅隆，目为神州陆沉，有同洪水之患，其谬戾尤为狂肆。且即以洪水言之，明代二百余年，黄运二河，时时溃决，生民日有沦为波臣之惧。我圣祖仁皇帝时廑忧勤，详示方略，躬亲相度，至再于三，凡所以修筑捍御之策，疏浚导刷之宜，悉经睿虑精详，尽美尽善，以致川流循轨，黄河安澜。数十年来，堤工巩固，亿姓永无昏垫之虞，共享平成之庆。迨朕绍膺丕绪，恪遵谟烈，加意修防。仰荷上天眷佑，七年以来，河流咸归故道，海口深通，清、淮迅畅，三省运道，遄行无阻。至于北直畿辅之地，南省浙江等处，凡有海塘河渠，以及应行经理水利之处，皆渐次兴修，蓄泄为时，旱涝有备，府事修和，桑麻遍野，此时之神州，何处可指为陆沉，又何地可指为洪水乎？且沈在宽云：“谁为神州理旧疆。”

　　其意欲将神州付之何人经理也。沈在宽年未满四十，而亦效其师之狂悖，肆诋本朝，乃于逆贼曾静之徒张熙千里论交，一见如故，赋诗赠答，意同水乳。此其处心积虑，以叛逆为事，其罪实无可逭。著交与刑部，将沈在宽讯取口供具奏。

　　一、雍正收用密亲王妃嫔的谣言

　　（曾静供出谣传雍正收用密亲王妃嫔一事（参见《大义觉迷录》卷三），使雍正大为恼火，下令广西巡抚追查出此造谣人为谁，广西巡抚这份奏章，便是接到谕旨后的表态，而使曾静案牵连进一步扩大。）

广西巡抚臣金谨奏，为奏闻事。窃本年六月十八日辰刻，奉怡亲王暨大学士等，寄到雍正五年五六月以前发往广西烟瘴人犯密单。据逆贼曾静供吐，五年充发人犯五六月间路经衡州，造作逆语，令臣查此犯所到充发去处，散播悖乱之词。臣看得此等充发烟瘴之犯，皆罪大恶极之人，蒙皇上天恩，宽其死罪，故每于该犯发到之时，该地方官俱派拨人役看守，不许擅自行走，原惟恐其害地方。今此中竟有如此大逆之犯，造为逆语，摇惑人听，臣益仰见皇上圣谕所照，如日丽中天，无微不悉。臣接到密字，当即密谕该管官，令其细心设法查访，务得实情。不但五年六月以前充发人犯，并来单所不及者，亦令其一体访察。俟查得其人，即星速押解赴部，断不使稔奸积恶得幸脱于恢恢之天网也。再本年七月初二日，准刑部咨，据福督高其倬奏，送马廷锡妄传讹言一案。行拿原任山东巡察御史蒋洽秀家人俞成一犯。当即飞檄该全州知州，密拿的犯俞成，五月到案。随于本月十二日给咨，委全州山角司巡检刘朝佐，押解赴部矣。理合一并奏闻。谨奏。雍正七年七月二十一日。

朱批：览。

　　二、广西钦犯的确是不少人有悖逆言论

（金根据京中发来的名单，进行密查，发现不少人有悖逆言论，并又查出名单中漏开的二名饮犯也有悖逆言论。不久，又接到将这批钦犯解送京师的通知。在解送前写了这奏折先行报告）

　　广西巡抚臣金谨奏

　　为奏闻事。窃本年六月十八日辰刻，怡亲王暨大学士等，寄到雍正五年五、六月以前发往广西烟瘴人犯密单，令臣察访该犯所到去处散播悖乱之词；其来单所不及开者，并令臣留心细察。臣查来单，开列过衡人犯共五案，马守柱、蔡登科、耿桑格、六格、吴守义、霍成、达哈琏并子成德，共八名。除蔡登科、耿桑格二名已经病故，报明在案外，其现存在配人犯六名。有永康州知州高潢在省，臣见其人明白精细，即密令该员访查前去，今据查明密禀。惟原茶叶库大使达哈琏甚为安静守法，其子成德，年仅六岁，并据该管官上思州知州崔杰禀称，亦与高潢禀称无异。又太监吴守义，亦未闻其有何言语。查得太监霍成、马守柱二名，或为悖逆之语，或为怨望之语，俱一一具禀前来。又据河池州知州陈舜明查得六格一犯，实有悖逆之语。其来单所未及开者，再据高潢查访，得雍正四年十二月间准咨太监一名刘应试，又五年十月间准咨太监一名米儿，或为悖逆之语，或为怨望之语。

臣正将各犯姓名语言缮具清单，并一面飞檄各地方官速行解省，以便请旨。兹于闰七月二十八日，又接得怡亲王、大学士等于七月二十六日，并闰七月初二日两字，宣传上谕，令臣将五年内充发广西人犯达色、蔡登科、马守柱、耿桑格、六格、吴守义、霍成共七名，遴选的当人员，押解赴京。臣查字内所开人犯，除已病故之蔡登科、耿桑格二名，现在五名。其达色一名，据该地方官称，该犯亦有逆语，但未得其确实，正在密查。吴守义一名，未闻有何言语，余犯六格、霍成、马守柱三名，俱已察出实情，臣接得来字，当又飞檄各地方官星速解省。一经解到，臣即遵奉谕旨，将字中所开存人犯五名，并未开之刘应试、米儿二名，陆续选员押解，不令一处行走，不令各犯相见，并令细察其动静言语，务使完全解部。再来字宣传上谕，令将从前押解各犯之人员查出，确加询问，令将所闻各犯悖逆之语，据实说出。臣伏绎谕旨，惟务在察出各犯实情，今各犯语言，除达色正在密查外，其余各犯俱已分别访实。从前原经押解人员，似可无庸询问。理合奏明。所有前后奏到谕旨查访得充发烟瘴人犯，容臣陆续起解。缘由合并先行奏闻。谨奏。雍正七年八月初一日。

朱批：览。

　　三、广西官犯已经出发押送京城

　　（金奏报了押送各犯赴京日期，并讲了些诱犯人口供的实况，受到雍正在批语中嘉奖，同时对金原是允属下也点了一下）

　　广西巡抚臣金谨奏

　　为奏闻事。窃本年闰七月二十八日，接到怡亲王、大学士等寄字，宣传上谕，令臣将雍正五年充发广西人犯达色、蔡登科、马守柱、耿桑格、六格、吴守义、霍成共七名，遴选的当人员，押解赴京。臣当查明所开人犯，除蔡登科、耿桑格二名已经病故，又查出单内未及开出之刘应试、米儿二名，合共七名。业将访出各犯实情于八月初一日缮折具奏，并开列清单，恭呈御览。臣以监临乡试入闱，预将咨牌给发按察司衙门，随后各属押解刘应试、霍成、马守柱、米儿、达色、六格等六名先后到省。经该司于八月初八、初九、初十、十一、十四、二十二等日，陆续委员押解去后，其达色一名前来，得其确定逆语。兹据天河县知县吴正一具禀，现已备细察出。再六格一名，前据河池州知州陈舜明访闻，已将逆语缮奏。今又据该州禀称，密唤六格至署，予以酒食，设词探诱。而该犯逆语愈多，乃既以妄言之后，随复自吐其舌云：“我错了，老爷是个官，我如何向老爷说出这些话来！”

　　此诚罪恶贯盈，天夺其魄，故不觉呈露如此。伏思我皇上至德光昭薄海，臣民无不共仰高厚，该犯等捏造谤侮，曾何伤于日月。而逆贼曾静之敢于见之笔墨，肆行狂吠，其为此辈之所煽惑确然无疑。谨将续查达色、六格二犯逆语，于出闱后再行详缮清单上呈。伏乞睿鉴。谨奏。雍正七年八月二十八日。

朱批：料理可嘉之至。犯口供单留中。地方中既被此辈流言，已蛊惑数年矣。但乡愚无知者，信疑之间不可言无常。竭力留心开示，凡有发往人犯处，皆不可疏忽。务将阿其那等不忠不孝不法不臣处，一一详细委曲宣谕，务人人知悉方是，不可草率疏忽从事。况汝先在允属下，虽任外吏，朕弟兄辈从来情形，汝不可言全不知也。勉为之。

湖南巡抚王国栋奏折：

一、风水先生陈帝西兴风作浪，传播谣言

（曾静供出所听谣言来源分二条线索，一是发往广西充军的官犯；一是出于看风水的先生陈帝西。这份奏折，即为审理陈帝西一案的情况，从中可看出，牵扯到的人互相推委，无个结果，所以王国栋受到雍正严厉批评。）

　　臣王国栋谨奏

　　为奏闻事。雍正七年六月初十日，准兵部火票递到和硕怡亲王等寄字。内开据逆贼曾静供称，记出有两个偶尔传言的人，一是安仁县生员，姓何名忠立。曾说他听闻有个茶陵州人，姓陈字帝锡，传说朝中有人上议皇上多条；又水兴县十八都有个医生，姓陈字象侯，也说他在一处人家行医，听得人说茶陵州有个堪舆，姓陈字帝锡，口传有个本章谏议皇上如此不好，那上本的臣子姓岳名钟琪等语。巡抚可密将安仁县生员何忠立、永兴县医生陈象侯、茶陵堪舆陈帝锡行提到省，细讯何忠立、陈象侯伊等向曾静如何说，并问陈帝锡所传之语，本于何处？伊若承认直供，则将伊供出之人，一面奏闻，一面提问；如伊等不肯承认，巡抚可委曲开导，晓以曾静乃首逆巨恶，面我皇上好生之德，尚以其听信流言，不忍即加诛戮。况尔等不过传说之人，但将传自何处，得自何人说出，尔等则皆系无罪之人，何苦为人隐讳，以身试法。如此劝谕，伊等犹不实供，则用刑讯，刑讯若仍不能得实，着将何忠立等解京与曾静对质。又：曾静供所传收密亲王妃嫔等语，是雍正五年五、六月内，往来路上人传说衡州路上押解一个犯官过，他如此说等语。巡抚可密行查访，五年五、六月间何犯过衡，查明一并具奏。且将五、六月间过衡人犯姓名密行知会广西巡抚等因到臣。随分差标员，密檄各州县，逐一查提。先据永兴县知县戴文谟获解医生陈象侯到。臣讯据该犯供称：“五、六年前，因曾静的妻子患病，他来接小的医治，所以认得他。那陈帝锡小的并不认得，前年在安仁行医，曾听得武生何献图说起，京中有一个臣子上了谏本，皇上说他是个忠臣，要加封他的官。后来会着曾静，讲闲话时，也曾说及过的。”臣即密拘何献图。

　　去后，又据安仁县知县袁紫垣获解生员何立忠。即何忠立到，臣审据该犯供称：“我是文生，叫何立忠，平日与曾静并无往来，旧年因犯生女婿死了，曾静到女婿家来吊孝，犯生会着他，说起犯生女婿为人度量偏浅。犯生随口回他说，目今只有皇上的度量大，听见朝中有人不知避讳，上了谏本，皇上置之度外。这也是因话答话，并不是犯生造的，是族间何献图对犯生说，是一个堪舆陈帝西讲的。”

　　续据署茶陵州知州李凤生获解陈帝西即陈帝锡到。臣审据该犯供称：“小的叫陈帝西，是做堪舆的，平日并不认得陈象侯，也没有在何献图面前讲过什么话。”

　　随提何立忠质供：“那上本的话，是何献图亲口对我讲是你说的，并不是我赖你。”

　　复据陈帝西供：“前年十月里，小的在何献图家看风水，他的妹夫叫张继尧，曾说有人去四川回来，闻得岳老爷上了一谏本，说些不知忌讳的话，劝皇上修德行仁。又说四川坍出一个孔明碑，那碑文上有几句诗，说‘孔汝仅留二八帮，花木流落在四方。秦楚士卒千万丈，郊外东方荒又荒。秦晋兵来燕赵地，秋后鸦鸟尽无粮。四民遍地遭淹没，天下从此动刀枪。若问人民太平日，除非山山口口藏。’这都是张继尧说的。”

　　又据安仁县知县袁紫垣获解何献图到。臣讯据该犯供称：“犯生曾请一个堪舆陈帝西看风水，他曾说过有个臣子上了一谏本，皇上置之度外，还加封他的官职。犯生道听途说，原向族间何立忠并在犯生地方行医的陈象侯讲过，并不曾听见有什么孔明碑的话。”

　　随提陈帝西质讯。据供：“那上本的话，是你妹夫张继尧对我讲的，就是他讲的孔明碑。我解说不出来，还要你写出来，你怎么赖呢？”

　　据何献图又供：“那孔明碑的话，犯生实没有听见，若说犯生写的，有什么凭据？至上本的话，实在是陈帝西说的，并不是犯生妹夫张继尧讲的。随刑讯陈帝西，据供：“若提到张继尧不认，小的情愿与他对夹”等语。

　　臣查逆贼曾静在京所供，陈象侯、何立忠传闻之言，均出堪舆陈帝西之口，及讯现犯何立忠，及供出之何献图，亦称陈帝西告知。是陈帝西实系传言要犯，经臣反复开导，诘其传自何处？得自何人？据供实系张继尧传说。臣恐狡饰仇诬，当经刑讯，该犯坚供必俟张继尧到案对质着落。除现在密提张继尧，并追取抄录孔明碑文到日，质审明确，再行具奏外，所有讯取犯供情，合先缮折奏闻。至奉查雍正五年五六月内，经过衡州官犯，臣即密查。是年五月二十二日，兵部递过人犯一名达色；六月初四日，兵部递过人犯一名蔡登科。臣恐五六月前后尚有遗漏，遵又细查，是年四月初七日，兵部递过人犯一名马守柱；七月初十日，兵部递过人犯二名耿桑格、六格，太监一名吴守义；七月二十四日，兵部递过太监一名霍成。俱系发往广西之犯。其原文内止有人犯、太监名色，并无官犯字样。臣复密行署衡州府知府杨浚、副将崔起潜查复无异。当即密行知会广西抚臣金在案，理合一并奏闻。伏乞皇上睿鉴。朱批：你地方上百姓如此风习，而不能觉知，而不肯奏闻。他处发觉，特命钦差来究审，而又不能将此等一类匪物究出。今从京指名交与你数人审究，原为恐奸民闻风远扬，方着你就近作速设法诱问。今但将此已经问出口供而令彼此推卸，耽延时日，总不能体察其出之谁口，亦可谓才德兼全，忠诚任事之巡抚矣。此干人犯自然亦解京审问者，再究问出他犯，自然亦在你地方上，但必将有名人犯一一交出方可。

　　二、臣下的确夙夜兢兢，稽察办案

　　编者按：上一封奏折，雍正在批语中对王国栋作了严厉训斥，使王国栋不能不作一番检查。但王国栋必竟缺少才干，自己无法审结此案，只好委托下属去分头审讯，这更引起雍正不满，在本奏折中夹批了“胡说，溺职之极！”这里，已伏下了雍正决心要撤换王国栋的想法。所以在奏折后朱批中，没给王国栋任何具体指示。

　　臣王国栋谨奏，为恭谢天恩，敬复朱批谕旨事。闰七月十八日，臣标把总刘万志恭捧皇上批回奏折到长沙，并赍软赐鲜荔枝一瓶。圣恩高厚，感刻难名。臣谨恭设香案，望阙叩头祗领讫，随捧读朱批。臣奏湖南雨水，及恭请陛见两折，均恭皇上详悉训诲，一一指示。臣庸愚下质，谬任封疆，仰荷圣恩深重，虽于甄别吏治，体恤民瘼，清厘钱粮，慎重刑罚之处，夙夜兢兢，稽察办理，而上之不能感召天和，下之不能潜消匪类，即自顾亦觉怀惭。因恩才庸任重，或得面承圣训，庶几有所遵循。兹蒙我皇上训旨详明，不惜千万言，勉臣振作鼓舞。臣跪读之下，醉醒梦觉，昭若发蒙。惟有整励精神，倍加奋迅，以求天人感召之本源，以副圣主委用之至意。

　　皇上圣明，自有远鉴。至陈帝西传播流言一案，臣将得自何人之处，设法诱问。委曲开导，刑讯数次，总不能实供得自何人。复发按察司郭朝祚，护岳常道孙元，署长沙府知府杨辅臣分别研讯（朱批：胡说，溺职之极！）亦不能别指造言之人。业经录供，于闰七月初四日具折请旨在案，现候皇上批示遵行。按察司郭朝祚，臣即将所奉圣旨，详悉宣谕，伊甚恐惧战栗（朱批：此等负恩无知之人，恐惧战栗即可赦宥乎？），已遵旨遣人至大学士臣张廷玉处转奏。再，臣前奏丈勘复测田亩一折，蒙皇上朱批：似此实心任事之员，当引朕旨，察其等次，题请议叙，以示鼓励，钦此。臣查湖南清查欺隐田亩，如系额内者，向例不清议叙；额外者，照例附请。今沅陵、辰溪、黔阳、攸县、安仁五县，俱系额内，惟酃县田亩除足额外，又查出额外垦熟田地六十六顷零。经臣于原题案内，将酃县知县刘朝佑，委勘之原任澧州知州黄炎附请议叙，已准。部复照例各准其纪录二次，奏旨俞允钦遵在案。合并附折奏闻，臣不胜感激悚惶之至。谨奏。

　　朱批：览。

　　三、风水先生摇唇鼓舌，祸从口出

（奏折中重复抄录了雍正对王国栋审案的大段批评。王国栋也自知职位不稳，所以又抓紧审讯陈帝西，才算使陈帝西承认谣言出于自己之口，但又说是听路人所言，是否真实，则难以知道。王国栋未来得及禀报，又接到将陈帝西押解进京的通知。在这封奏折上报不久，王国栋即被免职）

　　臣王国栋谨奏，为遵旨复讯事。雍正七年九月初六日，准兵部火牌，递到怡亲王等奉上谕：“湖南巡抚王国栋奏称，曾静在京供出陈象侯、何立忠转述陈帝西传说流言一案。审讯陈象侯、何立忠，供出何献图。据何献图供，得之陈帝西。及究问陈帝西，陈帝西又供出得之张继尧，以何献图为证。刑讯张继尧、何献图，皆呼冤不认。又陈帝西供出抄录孔明碑文，曾与何知来、何纯忠看过。提审茫无确据，显系陈帝西捏造。既经众证明白，难容狡赖。应否将陈帝西解京，一并拟结等语。“从前令尔等寄信与王国栋，令其将何立忠、陈象侯、陈帝西等，细讯所传之语本于何处。如伊等不肯承认，可委曲开导。尔等不过传说之人，但将传自何处，得自何人说出，则尔等皆系无罪之人，何苦为人隐讳，以身试法？如此劝谕，犹不实供，则用刑讯，刑讯犹不承认，则解京与曾静对质。

　　今该抚讯问陈象侯、何立忠二人，俱称闻自何献图，得之陈帝西。何献图供亦相等。又究陈帝西，则供谏议碑文，系张继尧说的。是陈帝西已经自认传说流言，与曾静所供无异。更无再与曾静对质之处，何必又请将陈帝西解京？至陈帝西所供之张继尧及何知来、何纯忠等，该抚既称刑讯，张继尧呼冤不认，何知来等家中并无抄录碑文，显属陈帝西捏造。“则该抚应将陈帝西委曲开导，令其悔悟感激，则自必将传言之实，由何处何人招出。乃王国栋既不将陈帝西详悉晓谕，使之感悟，吐露实情，而但将扳出之张继尧加以刑鞠，不知王国栋出自何心？况陈帝西将孔明碑文烂熟胸中，随口背出，此决非陈帝西临时造作之语，其言必有所本。即此，可以推求其他流言之所自来。而王国栋先用严刑，讯究诬扳之人，刑讯不得，遂请将陈帝西解京，以卸彼地方之责。”

　　“从前杭奕禄在湖广时，既不能详悉推求，是以特降旨令王国栋查讫。而王国栋又复草率，希图完结如此。有凭有据之事，尚不肯细心推究，以尽根株，设地方有疑难之事，则将作何办理？王国栋残为溺职。着王国栋再行详讯，务必追出传言之人，则此事方可归着。“又前令王国栋将雍正五年五、六月间，衡州路上解过犯官留心察访，王国栋亦未复奏。令其一并确查，具奏等因到臣，钦此。”

　　臣于文闱竣后，复传陈帝西，几经询问，供吐游移。臣恐该犯乡愚畏罪，适刘之珩等奉旨释放回籍，臣即令刘之珩等将皇上宽大弘仁，当面逐为宣布，并又多方委曲开导。据陈帝西供：“前年八月初间，小的奉母亲的命，往衡州买绸子，走到地名唐堡司，是条大路，有个凉亭，小的走得吃力。在那里息息足，买茶吃。只见有四个长大汉子，还有一个挑担的，是走道儿的光景，身上都穿着马褂子，口里说的是官话，像京里内旗人模样。他们自己伙里，在那边讲什么岳老爷上了谏本，不知避讳，恐怕不便，内中一个人说，皇上竟不定他的罪，反加了他的官。因那挑担的来问小人要茶吃，小的随问他，你们是到那里去的？他说往城里去。那时路上偶然撞见，不知他是什么人，又不曾问他姓名，恐其着在小的身上要人，所以从前不敢供出。其实这句话，实在是道听途说的，就是小的告诉何献图，也讲是听见人说，若果向小人说的人，如今可以指得出姓名，其时小的又不晓得有今日的事，怎么不在何献图面前就讲是某个说的呢？

　　至于那碑文，是前年九月初一，小的在衡州，去买鼎锅，在同年桥地方，见有许多人攒着一个背胡芦的道人，白发长须，约有九十多岁，据他讲有一百岁了。他招牌上写着云水道人，善观气色；又有一张诗句贴在桥上，说是什么孔明碑文。那时看相的人也多，要八文钱一相，小的也出了八文钱，相了一相。已往的事，有些对证。他自己说是四川来的，小的因识得几个字，就把那碑文看了几遍，记在肚里，也不知那诗句讲的是什么话。因小的从前病在何献图家，他郎舅说要缠绕，将小的用草荐裹了，逐出门外；又因何献图将小的对他说的话告诉别人，以致今日有这样事，所以怀恨，扯着他郎舅两人是正。如今小的供的都是实情，并没有半句假话”等语。

　　正在具折奏复间，又准大学士公马尔赛等札，开前巡抚奏请，将陈帝西解京拟结。奉旨以陈帝西并未供出传言之人，王国栋不能详悉推求，但请解京，希图草率完结，务令再行详讯，追出传言之人，则此事方可归着，钦此。写字寄与巡抚在案。今在京有与陈帝西质问之处，我等遵旨再寄前来，巡抚可将陈帝西确讯取供，即将陈帝西并陈象侯、何立忠三人，遴员解送来京。臣复钦遵，详加讯问，坚称此番所说实系正情，并无捏造饰除。经遵旨将陈帝西、陈象侯、何立忠三人，遴委醴陵县典史陈继祖，于雍正七年九月二十八日，自长沙起程，管押解送刑部查收外，合将复讯供情再行缮折奏闻。至过衡犯官，随即密查，雍正五年五、六月内，递过军犯达色、蔡登科，臣恐前后尚有遗漏，又细查四、七两月，递过军犯马守柱、耿桑格、六格，太监吴守义、霍成等，姓名于六月二十九日备叙奏明在案，合并陈明，谨遣臣标千总宋启相恭赍奏闻。

四、有人混水摸鱼，竟想诬告得赏

　　（曾静一案，牵扯数省，到处追查余党。便有人想从告密中获得奖赏，而捕风捉影，任意诬告。王国栋未详察，便奏报上去。此折上奏后不数日，王即被免职）

　　臣王国栋、臣李徽谨奏，为奏复事。本年九月二十五日，臣抚标下把总刘万志，恭捧批回奏折到省，臣等跪接开读。会奏周楠呈首袁炽与曾静交往一折，蒙皇上朱批：“讯问曾静，并不识此人，况陈学松等姓名，亦皆一人不知，可将周楠诬捏情节究审为何起见，亦不可严用刑具。袁炽可释放，此案无可究处。钦此。”

　　臣等随将袁炽当堂释放，并提周楠复讯。据供：“小的原不认得袁炽，前因听见这话，一点忠心，就出首了，并没有心要害，并只想出首了，皇上自然说我好，并有加恩之处，并不为别的起见”等语。反覆研讯，别无异辞。臣等备查，周楠原供往滇之杨天佩等三犯，先经行据郴州永兴县细加察访，挨查烟户册内，并无其人，出有印结在案。惟传言之张凤一犯，现在移查广东未复，而既经部臣讯明，曾静未与袁炽认识，其余各犯，亦皆一人不知，自应遵旨，概予免究。其周楠诬捏之处，据供妄想皇恩，并无别故。可否俯念该犯异乡愚民，无知犯法，一并从宽，递回原籍安插，毋许出外滋事，以结斯案。臣等未敢擅便，理合缮折奏复，仰乞皇上睿裁批示遵行。

　　雍正上谕：仁君何以要对弥天重犯网开一面

　　雍正七年十月初六日，怡亲王、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等，遵旨讯问曾静，合词公奏，将曾静、张熙照大逆不道律，即行正法。上谕乾清宫，召入诸臣等，并令李绂随入。谕曰：“今日诸臣合词请诛曾静、张熙。伊等大逆不道，实从古史册所未有，以情罪论之，万无可赦。但朕之不行诛戮者，实有隐衷，上年曾静之徒张熙，诡名投书与岳钟琪。岳钟琪仓猝之间，忿怒惊惶，不及筹算，即邀巡抚西琳、臬司硕色，坐于密室，将张熙严加根究，问其指使之人，张熙不肯供出真实姓名，旋即加以刑讯，而张熙甘死不吐，岳钟琪无可如何，越二三日，百计曲诱，许以同谋，迎聘伊师，与之盟神设誓，张熙始将姓名一一供出。彼时岳钟琪具奏前来，朕披览之下，为之动容。岳钟琪诚心为国家发奸摘伏。假若朕身曾与人盟神设誓，则今日亦不得不委曲，以期无负前言。朕洞鉴岳钟琪之心，若不视为一体，实所不忍。况曾静等僻处乡村，为流言所惑，其捏造谤言之人，实系阿其那、塞思黑门下之凶徒、太监等。因犯罪发遣广西，心怀怨忿，造作恶语，一路流传，今已得其实据。若非因曾静之事，则谣言流布，朕何由闻之，为之明白剖晰，俾家喻而户晓耶？且从来国家之法，原以惩一儆百，如曾静等之悖逆，谅宇宙内断无第二人，即后世亦可断其必无有与之比者。何必存惩一儆百之见，可以宽宥其罪，并非博宽大之名而废法也。一切朕另有谕旨。

　　江苏巡抚尹继善奏折冒名王澍传播谣言的犯人

　　（曾静招供出传播悖逆言论的犯人。而且供出梦见自己的同族人告诉他说，那人姓邓等话。江苏巡抚便依此追查，无结果）

臣尹继善谨奏：臣于淮安，路遇刑部侍郎臣杭奕禄恭传谕旨，命臣等访拿曾静供出诡名王澍播散流言之人，并将图像交臣。窃思逆贼曾静，僻处乡野，敢于逆天悖理，皆由奸邪党羽造言四布，凡在人类者，闻之无不切齿痛心。臣现在多方设法密访查拿。再杭奕禄途中盘问曾静，伊又记诡名王澍之人曾言，在潘宗洛湖南学差任内，看过文字。臣查潘宗洛，原籍常州府宜兴县，访有伊孙潘文熙在家。臣着人将潘文熙并当日历任跟随潘宗洛之家人，唤至署中，称访延慕友，令将伊祖学院、巡抚并历任内所清幕友及教书看文字之人，姓名、年岁、相貌、住址一一列出，现在逐名密访。再，臣与杭奕禄淮安相见是夜，曾静梦回伊家，族人曾天祥向其说那人姓邓，在王澍家中教过书，是湖北人，兄弟曾又思在兴谷洞地方，知他跟底等语。杭奕禄到苏将此语向臣说知，臣思梦中之语虽难凭信，但如此罪大恶极之人，天理昭彰，无不败露，或者由此跟寻而得亦未可定。臣因遣人至无锡，寻见原任给事中王澍细问，曾在伊家教书往来者并无姓邓，亦无湖广之人。开出处馆数人，其年纪相貌俱不相同。但曾静既称梦中见曾天祥，告以其人姓邓，系湖北人声口，曾又思在兴谷洞知其底里，恐非无因。臣现在照图书像密札知会湖南巡抚赵弘恩，湖北巡抚费金吾，令其就近查询密访，并探兴谷洞地方踪迹。臣日夜筹度，展转于心，恨不能一时就获，以抒愤懑，不敢以为梦语而忽之也。谨将奉到密旨，遵行缘由，先行奏闻，谨奏。雍正八年二月初三日。

朱批：览。但梦寐之语，何必如此认真也。

　　浙江总督李卫奏折在浙江继续查访逆党情况

　　（对曾静一案审讯已告一段落，雍正仍嫌供出的犯人太少。因又命令杭奕禄秘密带领曾静去浙江，企图指认浙江逆党，但无结果，因此，浙江总督李卫又派官兵将曾静押往湖南继续指认逆党。）

浙江总督管巡抚事，驻扎杭州，在任守制臣李卫谨奏：为钦奉上谕事。雍正八年正月二十三日，钦差刑部左侍郎杭奕禄，密带曾静并悖逆妄人图像到杭，向臣宣示密谕，跪领钦遵。伏查此辈棍徒，造作讹言，往来煽惑，实可痛恨，断难容其漏网。臣细思江浙好事悖谬之人，莫过于现在拿获之甘凤池等各犯，诚恐其中或有在内因，将依稀仿佛年貌相近者，密令认识，逗问语音，皆不相像。据称江南稍有影响。杭奕禄回江之日，会同江南督抚二臣，再为推求。臣仍当加意留心，设法访察，不敢略有懈怠宣露。至臣前见曾静逆恶妄言，实深忿激，恨不能食肉寝皮，以抒公义。及观其补貌语言，乃系鄙陋不堪，甚属平常者，较浙省现获之陆同庵，行径执谬，大概相似。与其从前作为，迥不相同。乃知实属天地祖宗之灵，借此妄人以昭显千古是非邪正之别，而使天下无不咸知造言生事之徒，共相儆戒，诚非偶然也。今笔帖式杭嵩安，已密押该犯于正月二十九日起行，前往湖南。臣专派外委把总吴居功，带兵四名，宽裕发给盘费，随同护解至彼。并沿途拨兵六名，交替接送去讫。至极恶吕留良家口子孙，于臣旋浙之时，即已密令府县查点清楚，分别大小，监禁看守。迨此番回任后，又将其父子坟冢，严饬文武，派拨人役，加谨巡查，不敢疏忽。理合一并奏明，伏乞皇上睿鉴。为此顺交臣权外委把总黄文达，自备脚力赍进，谨奏。雍正八年二月初八日。

朱批：览。曾静之感服情形如何？

　　陕西总督岳钟琪奏折《大义觉迷录》一书的确是觉世道之宏模，指迷途之宝训

　　（雍正亲自编定的《大义觉迷录》刻印出来后，颁发全国，使“曾静差徒投书案”告一段落。岳钟琪身为第一个接触此案的人，自然必须表态歌颂一番。才写了此奏章。最后又附上一笔，趁机交待了他在审问张熙时，曾假意称赞过屈大均的文章。这依然是为了怕以后被抓住辫子）

　　宁远大将军，臣岳钟琪谨奏

　　为圣德光昭，群迷觉悟，臣庆切于中，敬抒虔悃，仰祈睿鉴事。雍正八年三月十九日，准兵部咨送内阁，交出奉旨刊刻《大义觉迷录》二部到臣，臣恭设香案，望阙叩头。跪读圣谕，敬谨详绎，仰见睿照所临，无微不至，圣泽所被，万类咸沾，大义聿昭，愚蒙共启。此诚为觉世道之宏模，指迷途之宝训。析理义于至精至微；开聋聩于极顽极冥。稽之典、谟、训、诰实未有若此之深切著明者也。逆兽曾静，蠢顽不灵，恣肆狂悖，雍正六年遣其徒张熙持书至臣，其中词语丧心病狂，狼嗥犬吠，臣阅未竟，竖发裂眦，痛心切齿，畏欲食其肉而寝其皮，以消忿恨。遂将张熙严加刑讯，期于逆党全获，寸磔族诛，早申国宪，以蔽厥辜，讵逆恶张熙任刑不吐。臣是时忽怦然心动，以为若不设法引诱，则逆踪党恶究难必得。然此际臣心忽动之机，若有不自知其然而然者。至逆恶张熙于严刑夹讯之后，不辨臣设誓之诚伪，欣然将逆谋奸党，历历指供，悉诉其情，无稍遗遁。由今思之，诡谲如逆恶张熙，既能坚忍重刑，而不能不为假词所诱者，冥冥之中，如有鬼神若或使之而然也。随得将逆恶张熙所供逆谋，并逆兽曾静住址及所投逆书，密陈圣鉴。

　　夫以逆兽曾静等，生逢盛世，戴高履厚，始而心服大奸大逆禽兽不若之吕留良讲义横蓄于心，继而又听信悖逆之阿其那、塞思黑等逆党，捏造全无影响之流言，肆加毁谤，声载成书。若非逆兽自为败露，不几以讹传讹，妄为扬播，迷惑人心，流毒无已。在逆兽曾静之罪恶，已通于天。而臣当时之假词谓诱，并逆恶张熙受刑之后，旋即信而不疑，悉吐实情，实乃神人共愤，不使奸谋逆恶暂容于天地之间。此种情事，有非思虑之所得，而预定蓄念之所得预防。良由我皇上深仁厚德，感格天祖，是以阴夺其魄，遣使投书，奸谋毕露，此即逆静今日所谓从前投书，自速天诛，乃今痛自悔恨，实有若或使之莫之为而为也。我皇上如天好生，以逆兽曾静僻处穷乡，罔知大义，先由误信逆恶吕留良邪说，继又妄信逆党道路诬谤之言，遂使迷而不语。乃远引“宥过无大”之蕴义，赦其狂背，予以自新。似此张为幻，悖恶凶头，实属千古未有之大憝；而我皇上宏仁大度，特宥无知，更属千古所未见之旷典。即蠢顽如逆静等醉生梦死之禽兽，尚有一线之明，感恩戴德，痛首痛心，自怨自艾，深知从前轻信邪说谣言之误。臣细阅逆兽曾静等全供，益信道盛德至，化及豚鱼，所感甚深，为效甚速；且我朝列圣相承，积功累仁，天与人归，抚有中夏，光明正大，远迈商周。自生民以来，得天下之正，未有如我朝之盛者也。

　　我皇上乘乾首出，仁覆寰区，复念四海苍生，万一尚有为邪说所惑，是以万几之余，剖析圣贤之经义，以开万古群蒙，疏解至三，精详明切，特命刊刻，布告中外。俾茅檐屋，均知尊君亲上之常经；僻壤遐陬，共识践土食毛之大义。今现在之冥顽，既以趋义而归仁。被惑自愚蒙，自必格心而向化。臣谨遍谕阖营，敬宣圣德，官兵人等，莫不叩首欢呼，忭舞称庆。而臣之微悃愚忠，睹兹宝录，亦得稍为表白，永矢赤忱，以仰报皇上高厚洪恩于万一而已。臣感切于中，未由自己，敬抒愚悃，缮摺恭奏。再臣细阅逆恶张熙所供，臣言屈温山一段情节，缘比时逆恶张熙曾言，闻得广东有屈温山者，诗文甚佳，亦未出仕，并云惜未见其文集。其时臣正在诱之使言，随亦云其著作大意，仿佛与吕留良及而师曾静之意略同。其实屈温山之为人如何？并伊之诗篇文集，不唯臣从前并未寓目，抑且并未闻人说及，其书之有无邪说（朱批：此一语非卿提起，朕实未留意，而廷臣亦未有言及者。）无由而知。是时臣之所以信口称道者，盖欲探逆恶之实情，使之深信不疑，直言无隐也，理合一并奏明，伏乞皇上睿鉴。为此谨奏。雍正八年三月二十六日。

　　朱批：览。

　　浙江总督李卫奏折谎供引起的草木皆兵、虚惊闹剧

　　（这个奏折是曾静案的余波，记录了一件十分可笑的事。杭州一个监生陈铨，在群众中吹嘘自己认识张熙，以夸耀、抬高自家身份，但被官府风闻而抓起来，又乱供与江西人吕东阳有往来。浙江总督遂通知江西省，请捕送吕东阳到案。结果江西错抓了一个叫吕学一的人，吕学一怕受刑打，无中生有地供出直隶、山东、江苏等省的同党，于是江西便发文照会各省，大加搜捕。后来吕学一被押送杭州，才审出全是他胡编乱供，将其释放；又通知江西火速撤销往各省搜捕同案犯的公文，演了一出虚惊闹剧。从这里也可看出，清政府各级官员，对吕留良、曾静一案，已紧张到草木皆兵的地步，以及在办案审问中的诸多弊端。）

　　浙江总督管巡抚事，驻扎杭州在任守制，臣李卫谨奏

　　为奏闻事。窃臣于上年冬月，访有杭城仁和县监生陈铨，少年狂诞，在外扬言曾与湖广逆犯张熙来浙时认识，并同党恶严赓臣，投拜门生，讲论诗文、自幸不曾扳入案内等语，当即拿究审问。又据供出，曾与江西人看风水之吕东阳，于杭州书坊相遇，因起大六壬数，彼此接谈，许以跟随同行，每月可得帮给银三两，尚有札付等语，随查吕东阳踪迹，已于雍正三年回归原籍。因陈铨供内有札付狂妄之语，不可不为究讯明白。一面移咨江西巡抚查缉解浙质对，一面再将陈铨细加研鞠。旋又改供吕东阳系浙江台州人方贤济冒名假称，亦在省城堪舆生理，错认为东阳。又复行提方贤济，于今年三月下旬到案，三面质讯，曾与陈铨会面起过六壬，彼此较量深浅争论是实，并无许银及札付之事，讯之陈铨，自认谎供。其熟识张熙等之处，反复推鞠，均属支离，并称曾静亦经到杭州拜望见过等语，更为荒唐，乃系好作不根之谈，造言生事，哄骗愚民，假做体面狂徒，随将陈铨咨革监生，从重枷责，仅留余生，交与伊父亲邻取保管束，永不许出门。正在备文移咨江西间，即于四月二十二日，准江西署抚臣谢，咨解吕学一即吕东阳到浙。臣查其在江西所供陈铨，年貌籍贯，及京师相遇情节，俱不符合。随将解到之吕东阳更换衣服，同别案犯及衙役等十余人间杂并跪。吊同陈铨及吕东阳当在杭寓主逐一识认，并非其人。

　　讯据吕学一供称，实系打造银匠生理，招牌上有东阳吕记，并非名号。向在保定府涞水县开店，从没有到过浙江，且目未识丁，不会风水。其江西所在京与陈铨结盟，吃血酒，约会船只下海及供出各省田开玉等姓名，俱系畏刑信口妄指，毫无影响。诘其因何认供凿凿之故。据称彼地要严审，若不妄供，难逃夹讯。我族人说：“你到浙江，自然明白，何必先自受苦”等语。隔别研讯，实属误拿。查臣前咨，止于将吕东阳获解送浙质对，并未令其就近讯供，彼处既无活口来历，何从究审，自有错误。但因江南匪类正在浙省发觉，江西州县官疑为此件，奉公过甚所致。幸到杭不曾动刑，即与剖明省释。臣捐给盘费，交原解官带回江西，并咨明署抚臣谢，飞速行文直隶、山东、山西、江南、广东各省，将吕学一妄供之姓名，毋庸查拿，以免张皇滋扰。去后今已准有谢回咨，合将情由奏明。再，浙江各处地方安静，惟海盐县近日后有愚民，以“糍粑教”名目，聚会拜忏。恐其蛊惑人心，经臣访拿，为首及附和党羽等十余名，交杭嘉湖道细加严审，尚系乡愚初起，无别项为匪情，故现在分别重惩枷责，仅留余生，交保管束，朔望点卯不时稽察，以杜颓风。

　　又，钱塘县知县李惺，缉得游方匪僧裕安、上乘等，讯出同伙甚多，皆系马流和尚，结党为匪，各处云游挂单，遇孤村静室，庵庙人少者，即用强行劫，或以蒙汗药投入饮食之中迷人，取其衣资，更有损害性命者。臣随拣造弁员，为发给路费，押带匪僧作眼，分头认缉，先后又获同党静参等二十余犯。所供江浙两省窃劫，历年为害，踪迹莫定。按址行查，皆属不虚。而乡僻僧尼弱门，止于失物未致伤命者，从前竟不赴官呈报，今现在逐案究明，定拟具题。此外，多党仍再上紧侦拿，断不使其漏网贻患。又，本年五月三十日，据臣差往江南巡缉私盐盗匪弁员禀称，祟明县花沙海稍等处民人，忽率众鸣锣到新开河市镇强勒各铺户，关闭店面，喧闹地方等情。随据苏松镇兵官施廷专呈，同前。由臣一面严批查拿首犯，解散余党，一面密加察访。因祟明佃户向夏冬二季交纳业主田租之外，尚有轿钱、折饭、家人杂费等项。经知县祖秉震于上年具详禁革，立碑文内分晰未明，刁民藉以为题，欲将夏季麦租不还。先写匿名谤纸粘贴。指称取租富户施大受与新任镇臣施廷专联宗，倚势收等语，聚众多人逼迫店户罢市，甚至殴辱巡检。

　　虽有营县拿有朱锁等四、五人到案，尚有写匿名帖之夏君钦等棍脱逃未获。该县欲为掩饰，详文含糊，未将实情叙明，臣查崇明地居海外，各沙孤悬错杂，民情向称刁悍，今欲借端图赖额内一季正租，辄敢粘贴匿名，聚众妄行，恶风断不可长。现在批行江苏按察司，苏松太道严查确情，会同营员勒获为首鼓众要犯。咨会江省督抚二臣听其究审定拟，分别严处示儆外，事关海疆要地，棍徒聚众，合并附摺奏明，伏乞圣鉴。谨奏。雍正八年六月初六日。

　　朱批：是施廷专已有旨着汝调补矣。朕意李灿似宜此任，若浙省镇臣调用有难行处，只管暂委员署理崇明。据实折奏以闻。

　　湖南巡抚赵弘恩等奏折湖南人为什么非要将曾静沉潭溺死

　　（曾静由反清转向多方吹捧雍正和清朝的统治，因被派往湖南“观风整俗使”衙门听用，向民众宣扬雍正盛德。曾静到湖南不久，长沙城内便出现了传单，内容是约定一批百姓要共同抓住曾静，投入深潭溺死。传单使湖南地方官员大为紧张，不得不奏报）

　　湖南巡抚臣赵弘恩，观风整俗使臣李徽谨奏

为奏请圣训事。八月十一日布政使杨永斌、按察使张灿面禀：省城贴有传单，约于十九日共执曾静沉潭。随据长沙县知县单含，揭送传单到臣。臣即出示晓谕，严行禁止。讫十四日，荷蒙圣恩特赦，将曾静切加训束。臣等当将曾静传赴公所，宣扬圣旨，明切教导，曾静惟俯首称谢。臣等窃思，曾静来楚，本欲令其宣扬圣德，化导愚民，今据该司等公禀前来，诚恐草野愚民共生义愤，无益人心，反滋事端。臣等未敢擅便，臣谨会同观风整俗使臣李徽，据实奏闻，并抄录传单呈览。伏讫圣主训示遵行。臣赵弘恩、李徽谨奏。雍正八年九月十三日。

朱批：览。另有旨谕。

　　雍正上谕对吕留良及家属最后应如何判决

　　（这道谕旨是对吕留良及其家属的判决，对吕留良的著作也下令焚毁。但雍正仍惧怕吕留良思想影响仍在，所以在这篇谕旨中又用了一半篇幅去讲道理。最后，还下令让全国各级学校的秀才、监生，人人对吕留良的定罪恰当与否表态，并要写出书面具结。表面上讲可以各抒己见，提出异议，实际上是对不同意见的镇压。）

　　雍正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刑部等衙门会议：吕留良身列本朝子衿，妄附前代仪宾之裔，追思旧国，诋毁朝章，造作恶言，妄行记撰，猖狂悖乱，罪恶滔天。甚至敢将圣祖仁皇帝诬蔑指斥，悖犯已极，臣等莫不切齿痛心，允宜按律定罪，显加诛灭，以扶人纪，以绝乱源。吕留良应尸枭示，财产入官。伊子吕葆中，曾叨仕籍，世恶相济，前此一念和尚谋叛案内连及，吕葆中逆迹彰著，亦应尸枭示。吕毅中应斩立决，伊子孙并兄弟伯叔，兄弟之子及女，妻妾姊妹、子之妻妾，应行文该督查明，按律完结。并行知各省、府、州、县，将大逆吕留良所著文集、诗集、日记及他书已经刊刷及抄录者，于文到日出示遍谕，勒限一年，尽行焚毁。得旨：吕留良怀悖逆不臣之心，假托先儒糟粕余论，欺世盗名。以致人心陷溺，为其迷惑已久，愚昧之徒，称为夫子，几谓其驾乎程朱之上，甚至奉祀书院以尊崇之。今其谋逆秽行无不败露，天下焉有丧灭伦常，犹得托名于理学之林，而著作尚有可取者乎？今内外臣工等合词陈奏，朕思吕留良之罪，从前谕旨甚明，在天理国法万无可宽。

　　然天下至广，读书之人至多，或者千万人中，尚有其人谓吕留良之罪，不至于极典者。朕慎重刑罚，诛奸锄叛，必合乎人心之大公，以昭“与众弃之”之义。至其所著书籍，臣工等奏请焚毁，复思吕留良不过盗袭古人之绪余，以肆其狂诞空浮之论。有识见者，固不待言，即当日被其愚惑者，今亦自然窥其底里，而嗤笑之也。况其人品心术若此，其盲更何可取，今若焚灭其迹，假使毁弃不尽，则事属空文，倘毁其尽绝，则将来未见其书者，转疑伊之著述，实能阐发圣贤精蕴，而惜其不可复得也。即吕留良书籍中有大逆不道之语，伏思我圣祖仁皇帝圣德神功，际天蟠地，如日月之照临宇宙，万古为昭，岂吕留良所能亏蔽于万一乎？著将廷臣所议，行文直省学政，遍行询问各学生监等，应否照议，将吕留良、吕葆中尸枭示，伊子吕毅中斩决，甚所著文集、诗集、日记及他书，已经刊刻刷印暨抄录者，尽行燔毁之处，著秉公据实，作速取具该生监等结状具奏。其有独抒己见者，令其自行具呈该学政，一并具奏，不可阻挠隐匿，俟具奏到日，再降谕旨。

　　安徽巡抚程元章奏张秀公等供词南方几省与王朝有关的人仍要大力追查

　　（对曾静的审问虽已结束，《大义觉迷录》也刻印颁布全国了。但由于曾静供词中供出过有冒名王澍的人（同名王澍任给事中，已查出与此案无关，见附录江苏巡抚尹继善奏折），在湖南散布了一些朝廷内幕，故仍不甘心，继续下令南方几省大力追查。虽已证实这王澍已死，还要追查其家属下落，进一步扩大，结果以讹传讹，捕风捉影，便牵连了大批不相干的人。）

　　安徽巡抚，臣程元章谨奏：
　　今将审问张秀公等供词缘由开陈于后。

　　问：“张秀公，你今年多少年纪，弟兄几个，有几个伯叔，你父亲张应星是哪一年到耒阳的任，哪一年病故，你必定常在任所的，据实供来。”

　　供：“犯今年三十七岁了，弟兄原有四个。大哥早死了。弟兆鹏自雍正三年往广东谋生，至今杳无音信，不知存亡。还有幼弟兆凤，今年十五岁现在家里。父亲是康熙四十八年内到任，雍正元年病故，在任共十五年。犯生跟随到任时年纪只有十四岁，后来也常回家，也进过京，也到过广东，约算在耒阳不过五六年。前在臬司讯供已经供明。惟雍正元年犯生在家，到六月闻讣，继赶到耒阳的，现在孙仪周等可问。”

　　又问：“你父亲是何年入学、怎么得官，死时有多少年纪呢？”

　　供：“父亲进学时候，犯生还不曾出世，只听说是康熙三十二三年间，挈眷到浙江糊口，在颜学院任内商籍进学的。后于康熙四十年四月内，由杭州搬家回籍，不及一月就进京去，四十一年考取景山教习，四十七年报满，就选授耒阳县，冬底出京，四十八年四月到任，后来病故，时年五十四岁了。”

　　又问：“你父亲在任十五年，你又常随任所，衙门中宾朋往来，你自然知道，曾有一个王澍，当日到过耒阳，与你父亲交好，因何县府司审你，你狡供怎么没有个王澍的影子呢？”

　　供：“父亲衙内往来亲朋，犯生都是晓得的，若说王澍这个人，实在一点影子也没有，教犯生怎么供得出？”

　　又问：“雍正元年四月里，王澍曾写书札寄你父亲，教祝融庵的僧人弥增，到你父亲衙门里去取五十两银子，你怎说不知王澍的影子呢？”

　　供：“雍正元年四月间，犯生不在耒阳，但父亲衙门从没有个和尚弥增出入。犯生又细查过父亲日用银帐，元年上并没有这和尚弥增，拿着王澍的书札来取五十两银子的帐况。我父亲商籍进学，教习选官，是赤手空拳挣出来的，也没有亲朋帮衬，后来做官俭朴自守，死的时候尚且亏空了钱粮，那打抽丰的人来都没想头，若送五十两银子必是平素受过重恩的人，难道犯生还不知道。就是元年四月犯生不在耒阳衙门的，果有弥增取银子的事，他们犯不着隐瞒，况且取了五十两银子去。王澍既有字来，父亲必有字回答，只求咨查叫他们拿出回书来验就明白了。”

　　又问：“现据僧人弥增在湖南供称，王澍曾说与你父亲同学，岂有你父亲同学的人，你倒不知道吗？”

　　供：“如果与父亲同学，必是相好朋友，犯生是亲儿子，岂有不晓得的理。父亲实没有这个同学的人，只求咨查问弥增，是哪年上王澍与父亲同学，是在哪里同学。况前日在安庆府讯供，吩示王澍的年貌，说王澍于雍正二年死在桂东，时年纪有三十多岁。我父亲元年死的时候有五十四岁了，在杭州进学，年纪就有二十四五岁，计算起来，那时王澍不过几岁的小孩子，怎说与父亲同学？求详情。”

　　又问：“同学之称不必定是同窗读书，才算同学，也有平日斯文相与，意气相投称同学的。你想你父亲平日文字相交，定有王澍这个人，及早供出，免得拖累。”

　　供：“父亲平日文字相交，意气相投的人，犯生都知道，并没有王澍这个人，如今叫犯生如何凭空捏出个王澍来？”

　　又问：“你父亲在杭州住了几年？又在京教习几年？他在外相与同学的人，必多来任所打抽丰，叙旧好，也是常事，就有王澍到耒阳衙门走动，你也无罪，快从头细想，据实供来。”

　　供：“父亲到杭州才生了犯生，那几年犯生年少不记事，后在京教习，犯生跟在京读书。父亲相与的人从没有这个人。至于到任以后，非至亲没有到耒阳来的，那里有个王澎到衙门走动？犯生巴不得有个王澍，供出来就免拖累，只是千思万想没有这一个人，犯生也无可奈何了。”

　　又问：“你这样狡供大错了，那湖广移来的口供，不但僧人弥增供你父亲与王澍同学，就是你父亲长随唐思，现在湖南把你父亲与王澍相与的实情都供出来了。还有王澍湖南相与的许多人，所供俱是一样，你还敢隐瞒么？”

　　供：“这是死冤家对头了，和尚弥增，犯生不认得，唐思原叫唐诗，父亲衙里做裱褙，是有的，他若供出父亲与王澍同学，王澍在耒阳衙门行走，这是他诬扳了。湖南还有王澍相与的人，这样供的，只求同唐诗一起，咨提来与犯生对质，或把犯生解到湖南与他们对质，就见明白。”

　　又问：“湖南的许多人，都供王澍是好夸才学，张狂古怪的人，或者王澍是他改换的姓名，你如今一时想不起来。现在王澍的图像在这里与你看，你要细细的想，你同乡亲友中可有这样像貌，这样性情的人？据实指出来，你就不受拖累了。”

　　供：“犯生父亲的亲友并同乡认识的人，犯生照图像细想，实在没有这样形象，这样狂妄古怪的人，不敢捏供。”

　　又问：“你今年三十多岁，也该晓得事体，这不过是要查问王澍的家属下落，只得问他相与的朋友。你看那湖南与王澍相与的人，供明实情就把他们放了。就是曾静那样弥天大罪的人，自知悔罪，供吐不讳，皇恩如天广大，尚且赦他，你若供出王澍实在下落，纵是你父亲在日与他相与，他的奸恶没有败露，你父亲也是不知情，无罪的人。你还怕甚么不说？你若到底含糊支饰，就要刑审，还要解到湖南，与王澍相与的人，并当日与王澍传帖的柬房门子，现在都要与你对质了。那时即说出实情来，你从前替奸人隐瞒，就是奸人党羽，就要问罪了。”

　　供：“蒙这样这样谆切开导，皇恩如天广大。犯生若知有王澍，不将他实在下落供出来，就是鬼神也不容犯生的。况且供出来，犯生就有活命，不供出来，反要解往湖广对质，还要受刑拖累至死，犯生岂不知道？反情愿向死路上走？只是犯生晓得一点影子也好着想，如今一点影子也没有，叫犯生如何想起？况犯生供出表兄孙仪周来，我姑夫阖家人到犯生家吵闹，说犯生坏良心扳害他，恨入骨髓，如果有个王澍与父亲相与，孙仪周还不供出来，倒替犯生隐瞒，不受拖累么？况耒阳县有柬房有门子，有许多衙役。若王澍与父亲往来，又有个异言异服的和尚弥增，到衙门取银子，瞒得哪一个的眼，难道还查问不出来。况且弥增既代王澍取银子，必定与王澍相好，王澍方肯叫他到耒阳。他日亲日近的人，岂有不晓得这王澍的下落？湖南又有王澍相与的许多人，难道他们不知道王澍是何府何县的人？如何信口混供，捏出这些没着落的话来。犯生情愿与他质对。”

　　又问：“唐思在湖南供他是徽州人，同你父亲读过书，府司审你，你如何说他是衡州人，并不识字呢？将来还要对质，你如何混说得。”

　　供：“唐诗实在住在衡州，他兄弟唐俊，妹夫关弘道，外甥郁成，俱在衡州、湘潭等处住家。他是从康熙五十二年就在衙门裱褙字画，六十一年，他跟犯生回家走了一次。若是徽州人，只求行文到休宁县三十一都一图六甲十排之中，通县烟民册细查。如果他系徽州人，犯生的话都是假的，他连天地人三个字都写不出来。衙门记帐，都是打苏州马子，他怎说同父亲读过书的鬼话。”

　　又问：“你父亲当日衙门，还有什么人帮同办事道，止你同你侄子张振蕃，和孙仪周、唐思么？”

　　供：“我父亲在任十五年，同办事亲友长随也会死的，也有去的。后头父亲死了，又亏空了钱粮，他们也有逃走，欺瞒不得。”

　　问：“张振蕃你今年多少年纪，你随祖父在耒阳任中时，可知道与你祖父相与的都是什么人，可有个王澎，时常往返。他曾叫和尚弥增，持字在衙门取过五十两银子，你可知道么？实供来。”

　　供：“小的今年二十二岁，原在耒阳生的，到五岁上跟父母回家，第二年六岁，父亲死了，小的母亲在家里住。直到雍正元年，小的才十三岁，祖父差人叫小的到任上读书。二月里到了耒阳，祖父家训极严，终日关在学里读书，非初一十五，不许出来。就是家里事，一些不晓得，如何还晓得祖父相与的人？小的委实不知道甚么王澍，也不知道弥增和尚持书取银子的事。小的寡母在家，一贫如洗，一路来饭都没的吃，若知些影子，巴不得就说出来，好免拖累。只是不知道的人，就想一百年也想不出来了。”

　　问：“你祖父任所用的人，除孙仪周和唐思外，还有几个，都是甚么姓名，实实供来。”

　　供：“孙仪周是小的表叔，原在家里相熟的，唐思就不知道，只晓得有个唐诗，会裱画。问他讨些碎纸是有的。其余用的人，小的那时人事不知，又不管事，又不使用人，如何晓得。”

　　问：“孙仪周，你在耒阳住过几年，王澍与你母舅往来相与，雍正元年四月内，王澍叫弥增和尚持字到衙门取五十两银子，你自然知情的，据实供来。”

　　供：“小的是康熙六十一年六月内到耒阳，至雍正元年六月，母舅死了就回家来，并不曾见有个王澍。与母舅往来，那里有什么和尚取银子的事。”

　　又问：“你愚了，你不过是张应星的外甥，帮他办事，他与王澍相与不相与，于你本不相干。你果知王澍踪迹，实说何妨，况这件事，是他张家的事，张秀公反把你扳出来受累，你何苦替他隐瞒，岂不枉受刑法，枉受拖累么？”

　　供：“他家姓张，小的姓孙，今日张秀公丧良心扳害小的，家中父母吓病在床，存亡未知，小的与他成了切骨的仇恨，这事若有些影响，不等到今日，早直说了。为甚么受他的害，反替他隐瞒，求详情。”

　　又问：“你不肯说出实情，自然是为亲戚的意思，要知道这件事，不过查问王澍的籍贯，你果知王澍的踪迹，供出来，根究出他的住址，连你母舅家也就脱然无累了。如执迷不吐实情，不但要受严刑，还要解往湖南质对，都要受累。反不是你为亲戚了，你想想，把实话说来。”

　　供：“小的若知道王澍的住址踪迹，实说了就脱然无累，小的岂不知道？实在不晓得这个人，小的无从想起，今日被亲戚扳害，也是小的与张家前世冤业。”

　　又问：“你母舅衙门还有甚么帮同办事的，把姓名一一供来。”

　　供：“自六十一年至元年，小的在耒阳不过一年，母舅是个穷官，办事的人原少，自少的到了衙门，母舅就有亏空，从前的亲友长随，都散去了。”等情。各供在案。

　　江苏巡抚尹继善奏折要继续对张应星的会客日记上的人逐加细问，一一根究

　　（这篇奏折与安徽巡抚程元章的奏章一样，都是继续追查张应星与王澍的关系。这里又讲到得到张应星的会客日记，打算对所会之客一一根究）

臣尹继善谨奏，为奏明事。臣先接大学士公马尔赛等，寄到奏复湖南抚臣赵弘恩查审奸人王澍一案，因跟随王澍之罗一奎供，王澍系江南人，行令臣等留心访察家属等因。臣在随处留心，密行查访外，查湖南抚臣原审供内，有僧人弥增供称：“王澍说与耒阳县知县张应星，曾在江南徽州同学，雍正元年王澍叫耒阳县人曾盛任代写一帖，要向张应星取银五十两”等语。据安庆按察司密提张应星之子张秀公、孙张振蕃，（和在耒阳任内当管事的张应星外甥孙仪周，押往安庆。抚臣程元章问供中，并没有查出王澍与张应星同学和借银子的事情，已经把问供的情况全部上奏。接皇上圣旨：“仍然遵照以前的谕旨行事。其中如果确实没有关系的，有的可令其保释，有的可在外边分散看守，不可使无辜的人长时间关在监牢内。总之，冤屈普通百姓和纵放匪人同样有罪，一定要秉公处理。钦此。”）

接安徽抚臣密札知会到臣，此等紧要之案，臣未经亲讯，不敢放心，复亲提细问，据张秀公等供吐如前，再三开导，始据供有应星在任日记簿一本，复供出康熙六十一年雍正元年管宅门系秀公之侄张庆远，臣思王澍行踪诡秘，在湖南一带传说悖逆之言，自必改易姓名，既有应星会客日记，可从此根究。臣已密差妥人前往将日记簿提到，其所登记自康熙五十六年正月至雍正元年五月日行之事，所会之客，俱在其内。现在逐加细问，一一根究下落，密查踪迹。并提管宅门之张庆远，详加究讯外，合先奏明。谨奏。雍正九年十月初七日。

朱批：览。

（雍正鉴于吕留良的著述仍存在于世，所以批准了把朱轼等编的，批驳吕留良《四书讲义》的书，颁发到各地学宫）

　　雍正九年十二月十六日谕，内阁逆贼吕留良，以批评时艺，托名讲义，今罪迹昭彰，普天共愤。内外臣工咸以罪犯私著之书急宜焚毁为请。朕以为，从来无悖逆之大儒，若因其人可诛而谓其书宜毁无论，毁之未必能尽。即毁之而绝无留遗天下，后世更何所据以辩其道学之真伪乎？以故毁书之议概未允行。顷者翰林顾成天奏称，吕留良所刊四书讲议，语录等书，浮浅鄙，毫无发明，宜敕学臣晓谕多士，勿惑於邪说，爰命在廷儒臣，详加检阅。兹据大学士朱轼等，放其讲义、语录逐条摘驳，纂辑成帙，呈请刊刻，遍颁学宫。朕以逆贼所犯者，朝廷之大法也。诸臣所驳者，章句之末学也。朕惟秉至公以执法，而于著书者之为醇为疵，与驳书者之或是，或非，悉听之天下之公论。后世之公评，朕皆置之不问也。大学士朱轼等既请刊刻，分布学宫，俾远近寡识之士子，不至溺于邪说。朕思此请亦属可行，姑从之，以俟天下后世之读书者。

　　（雍正对曾静进行宽大处理，并让他到湖南观风整俗使衙门使用，利用他到处吹捧宣扬皇上圣德。引起社会上的不满，曾有传单要把曾静劫走，投入深潭溺死。曾静日子并不好过。因而他只好请假以购置家产为名，隐居躲避。这份奏章即是他假期期满，回到湖南观风整俗使衙门后，湖南主要官员向雍正及时报告的奏折）

　　湖南巡抚臣赵弘恩、观风整俗使臣李徽谨奏，为奏闻事。查曾静系奉旨发到臣李徽衙门听用之人。曾静请假归家置产，臣等于去夏奏请圣裁。七月二十日接到朱批：“赏他一年假，期满仍着来汝处使用，奏闻候旨，钦此。”今曾静于八月二十二日期满到长，仍留臣李徽衙门使用。理合奏闻候旨，臣等谨奏。雍正十年九月初七日。

　　雍正朱笔批示：览。

　　（雍正下谕旨对吕留良进行开棺戮尸，并进行灭族。下令让全国所有学生“人人过关”表态，雍正以全国学生一致拥护来证明这个判决是公正至当的。此后，才下了这个谕旨，免去吕留良孙辈杀头之罪（其中有不少儿童））

　　雍正十年十二月十二日谕内阁：吕留良治罪之案，前经法司、廷臣、翰詹科道及督抚、学政、藩臬、提镇等合词陈奏，请照大逆之例，以昭国宪。朕思天下读书之人甚多，或者千万人中，尚有其人谓吕留良之罪不至于极典者。又降旨令各省学臣遍行询问各学生监等，将应否照大逆治罪之处，取具该生结状具奏。其有独抒己见者，令自行具呈学臣为之转奏，不得阻挠隐匿。今据各省学臣奏称，所属读书生监，各具结状，咸谓吕留良父子之罪，罄竹难书，律以大逆不道，实为至当，并无一个有异词者。普天率士之公论如此，则国法岂容宽贷。吕留良、吕葆中供著戮尸枭示，吕毅中著改斩立决。其孙辈俱应即正典刑，朕以人数众多，心有不忍，著从宽免死，发遣宁古塔给与披甲人为奴。倘有顶替隐匿等弊，一经发觉，将浙省办理此案之官员与该犯一体治罪。吕留良之诗文书籍，不必销毁；其财产令浙江地方官变价充本省工程之用。

　　（这一道谕旨，宣布了对吕留良的学生严鸿逵等人及其家族处理决定，使这件历时三年多的文字狱大案告一段落。但这份谕旨所涉及到人员，还只限于和吕留良有关的一小部分人。至于本书前边奏章所载的散布谣言的太监、犯官等人，均另有上谕处理）

　　雍正十年十二月十七日，刑部等衙门议奏：逆贼严鸿逵枭獍性成，心怀叛逆，与吕留良党恶共济，诬捏妖言实，覆载所难容，为王法所不贷。严鸿逵应凌迟处死，已伏冥诛，应戮尸枭示。其祖父、父、子孙、兄弟及伯叔父兄弟之子，男十六岁以上，皆斩立决，男十五以下，及严鸿逵之母、女、妻、妾，子之妻妾，俱解部，给功臣之家为奴，财产入官。沈在宽传习吕留良、严鸿逵之邪说，猖狂悖乱，附会诋讥，允宜速正典刑凌迟处死。其嫡属等均照律治罪。又吕留良案内黄补庵，自称私淑门人，所作诗词，荒唐狂悖；车鼎丰、车鼎贲，刊刻逆书，往来契厚；孙用克阴相援结，周敬舆甘心附逆，私藏禁书。黄补庵应拟斩立决，妻妾子女给功臣之家为奴，父母、祖孙、兄弟流二千里。车鼎丰等俱拟斩监候。又吕留良案内被惑门徒房明畴、金子尚，应革去生员，杖一百，佥妻流三千里。陈祖陶、沈允怀、沈成之、董吕音、李天维、费定原、王立夫、施子由、沈斗山、沈惠候、沈林友，应革去教谕、举人、监生、生员，杖一百，徒三年。朱霞山、朱芷年，从学严鸿逵时，年尚幼小；张圣范、朱羽采令伊等幼子从沈在宽附学训蒙，审无与沈在宽交好之处，应无庸议。得旨，严鸿逵著戮尸枭示，其孙著发宁古塔，给与披甲人为奴。沈在宽著改斩立决，黄补庵已伏冥诛，其嫡属照议治罪。车鼎丰、车鼎贲、孙用克、周敬舆，俱依拟应斩著监候，秋后处决。房明畴、金子尚俱著佥妻流三千。陈祖陶等十一人，著以杖责完结。张圣范、朱羽采、朱霞山、朱芷年著释放。

　　（雍正于十三年八月病死，由其子弘历嗣位，第二年，改年号乾隆。乾隆登基后一个多月，即下令逮捕曾静、张熙进京并判刑）

　　雍正十三年十月初八日，上谕。曾静大逆不道，虽置之极典，不足蔽其辜，乃我皇考圣度如天，曲加宽宥。夫曾静之罪不减于吕留良，而我皇考于吕留良则明正典刑，于曾静则屏弃法外者，以留良谤议及于皇祖，而曾静止及于圣躬也。今朕绍承大统，当遵皇考办理吕留良案之例，明正曾静之罪，诛叛逆之渠魁，泄臣民之公愤。著湖广督抚，将曾静、张熙即行锁拿，遴选干员，解京候审，毋得疏纵泄漏。其嫡属交与地方官严行看守，候旨。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十九，谕刑部。曾静、张熙，悖乱凶顽，大逆不道。我皇考世宗宪皇帝，圣度如天，以其谤议，止及圣躬，贷其殊死。并有“将来子孙，不得追究诛戮”的谕旨。然在皇考当日，或可姑容；而在朕今日，断难曲宥。前后办理虽有不同，而衷诸天理人情之至当，则未尝不一；况亿万臣民所切骨愤恨，欲速正典刑。于今日者，朕又何能拂人心之公恶乎？曾静、张熙著照法司所拟，凌迟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