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deepoo

宗法制乃中华文明之特质。梁启超推崇宗法制，认为“此制（宗法制）行之三千年，至今不变。我民族所以能蕃殖而健全者，亦食其赐焉。”[1]宗法制的本质，就是将宗族的血缘关系扩大化并转化为政权的组织基础。当宗族之长与执政者合一后，宗法国家也就随之形成，宗族之宗主也即一国之君主。这种“家国同构”的理想模式，构成了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基础。然而，这种看似自然合理的解释，在具体的礼制规范与历史实践中却遭遇了巨大的理论挑战。这一挑战的核心在于：作为政治最高领袖的“君”（天子、诸侯），是否同时也必须是血缘组织中的“大宗”？换言之，“宗统”与“君统”在西周社会中究竟是合二为一的，还是截然分离的？围绕这一问题，历代学者展开了长达两千多年的争论。

一、宗统与君统问题之缘起

这一问题的缘起，最早可追溯至战国末期赵国人毛亨与东汉大儒郑玄对《诗经》的不同诠释。在解构《诗经·大雅·公刘》中“食之饮之，君之宗之”一句时，毛亨主张“为之君，为之大宗”，即认为君主同时也是大宗，二者合一；而郑玄则注曰：“宗，尊也。……群臣从而君之宗之”，将“宗”解释为尊崇之意，从而剥离了君主的宗法身份。这种分歧在对《诗经·大雅·板》“大宗维翰”的解释中更为尖锐：毛亨直言“王者天下之大宗”，坚持天子在宗法体系内的最高地位；郑玄则将其解释为“大宗，王之同姓之嫡子也”，暗示天子本人超脱于大宗之外，仅利用同姓嫡子作为屏障。这两条注释路线，实际上开启了后世关于“宗君合一”与“宗君分离”长达两千多年的学术拉锯。

清代礼学家是“宗君分离”说的主要拥趸。他们多据《礼记·郊特牲》中“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诸侯”[2]的记载，认为在严格的礼制规范下，政治地位较高的君统必须与血缘地位的宗统相隔离。程瑶田在《宗法小记》中论断：“宗之道，兄道也。……自大夫以下达于庶人。而君之昆弟，乃犹散无友纪焉，可乎哉？此公子之宗道所由立也。”[3]程瑶田的观点非常明确：宗法是“兄统弟”的道理，其适用范围仅限于大夫、士及庶人阶层。对于天子和诸侯而言，他们是政治上的统帅，不应受制于宗法上的“宗子”身份。因此，他认为天子和诸侯是完全独立于宗法体系之外的。

江永亦据《礼记·大传》“有小宗而无大宗”之说[4]，推论诸侯无宗，认为若诸姬皆以鲁为大宗，则不合“五世而迁”之制。江永以鲁国为例，犀利地指出，如果诸侯也是大宗，那么当鲁君去世时，天下所有的姬姓诸侯都应当为他服丧三年（齐衰三月），这在政治现实中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得出结论：宗法原则不可施于诸侯，君统必须独立于宗统。毛奇龄也持类似观点，他在《经问》中断言：“古者立宗法，国君无宗，只以相传之诸君为宗。……故曰国君无宗，列国不当宗武王，此宗法也。”[5]这一派观点在经学传统中占据主流，深刻影响了人们对周代政治结构的认知。

然而，近代以来，随着新史学的兴起与出土文献的涌现，学界开始对传统的“分离说”进行反思。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虽然在继承系统上区分了君统与宗统，但他敏锐地指出，在“统治”的立意上，二者是合一的：“惟在天子诸侯，则宗统与君统合，故不必以宗名。”[6]这开启了“宗君合一”说的先河。

新中国成立后，这一问题的讨论更加深入。金景芳从“别子”这一核心概念入手，指出正确理解“别子”是理解整个宗法制度的关键。他认为，“别子”不仅有“自卑别于尊”的含义（即庶子别于嫡子），更有“自尊别于卑”的含义（即国君别于臣属）。他指出：“公子与嗣君虽然同是先君之子，同是一个系统传下来的。但是，由于公子不继君位，在政治地位上已与嗣君大大悬殊，即一方是君、为统治者，一方是臣、为被统治者，尊卑不同。公子须离开旧有的系统（君统）另建立自己的系统（宗统）。”[7]虽然也强调了君统与宗统的范畴区别，但他实际上揭示了二者在周代社会中的紧密嵌套关系：君主既是政治首领，也是宗族中拥有最高权力的家长。陈恩林进一步继承和发扬了这一观点，他认为在周代社会，天子、同姓诸侯、大夫这三个等级之间存在着事实上的亲缘关系，这种关系通过宗法制度被政治化了。[8]刘广明则从神权与君权合一、嫡长子继承制、“封建”制度以及族军制四个层面，全面论证了西周社会“宗君合一”的本质。[9]

综上所述，关于“宗君合一”与“宗君分离”的争论，实际上反映了不同时期、不同视角的学者对周代政治性质的不同理解。传统礼学家过于拘泥于《礼记》等战国、汉代儒生理想化的礼制文本，忽视了西周早中期的政治现实；而现代部分学者虽然强调了宗法的政治功能，但往往容易陷入另一种宏大叙事的陷阱，忽略了宗法制度内部的演变与张力。

因此，简单的“合一”或“分离”二分法，难以解释西周三百年的复杂历史动态。宗法制度并非一成不变的静态规范，而是一个动态的历史演进过程。正如王进锋所深刻指出的，西周宗法制度并非僵化的教条，而是具有一种内在的“调适”机制；它能够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来缓解“亲亲”与“尊尊”之间的张力，从而适应不断变化的政治形势。[10]这种动态视角对于我们理解西周政治结构至关重要。正如段陶所言：“西周贵族氏族的延续、分化及演变方式是影响西周政治结构的最重要的因素。”[11]我们必须引入时间维度，结合出土的金文资料，特别是那些记录了家族世系、土地纠纷和王命册封的“现场记录”，来重新检视这一问题。

二、概念的再厘定：宗法制度的构成要素

在深入讨论“宗君关系”之前，有必要重新厘定宗法制度中的几个核心概念。这不仅是术语的澄清，更是理解西周社会结构的基础。

（一）“宗”与“族”的辨析

“宗”字在甲骨文中作“宀”下有“示”，意为置于宗庙中的神主。《说文解字》云：“宗，尊祖庙也。”这表明“宗”的本义与祭祀祖先的场所有着直接联系。《说文解字》释“族”云：“族，矢锋也。束之族族也。……从旗，从矢。”这里的“族”强调的是一种带有军事性质的聚合体。

在周代社会中，“宗”与“族”往往连用，但各有侧重。高婧聪指出，宗族是周代最基本的社会结构单位，其主要特征在于拥有共同的始祖和宗庙，有特定的祭祀，并且宗族各级有族长，谓之“宗子”。[12]在宗法制度下，宗族不仅仅是血缘共同体，更是一个政治和经济实体。朱凤瀚也强调，宗族在组织结构上具有多级性，由主体家族与若干分支家族组成，且这种结构与政治权力同层同构。[13]因此，西周的“宗”不仅仅是私人的亲属集团，实际上更是国家政治机器的基层细胞。

（二）“别子”与“大宗”的政治内涵

“别子”是理解宗法分化机制的关键。《礼记·大传》云：“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这里的“别子”，传统解释多指诸侯之庶子。但结合金文材料来看，其含义更为丰富。

高婧聪认为，“别子”一般为次子，从原来的宗族中分出另立一宗为始祖，其所在之宗百世不迁，世代为大宗。[14]这里的关键在于“分出”。在西周的分封制下，这种“分出”往往伴随着政治权力的授予。一个“别子”往往也是一个新的采邑主或诸侯。例如，周公之子伯禽就封于鲁，对于周王室而言，伯禽是“别子”；但对于鲁国而言，他又是始祖，是鲁国公室的“大宗”。

因此，“大宗”具有双重属性：在血缘上，他是始祖的直系继承人，拥有主祭权；在政治上，他往往是该宗族所在地域的最高统治者。这种“大宗”身份与政治职位的重合，正是“宗君合一”在制度设计上的体现。正如《白虎通·宗族》所言：“宗者，尊也。为先祖主者，宗人之所尊也。”[15]这种尊崇，既源于血缘的长幼有序，也源于政治权力的现实威慑。

（三）“庶子”的权利限制与宗法等级

在宗法体系中，与“宗子”（大宗）相对的是“庶子”（小宗）。这里的“庶子”并非仅指妾所生之子，而是泛指除宗子以外的所有旁系子孙。《礼记·丧服小记》规定：“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这一原则在学术界曾引起争议，但这恰恰是宗法等级森严的体现。

高婧聪指出，“庶子不祭”并非指庶子完全不能参与祭祀，而是指庶子没有主祭权（独立主持祭祀祖先的权利）。庶子若要祭祀祖先，必须通过宗子，或者在宗子的主持下进行。[16]这种对祭祀权的垄断，实际上是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因为在西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三十年》），掌握了祭祀权，就掌握了与祖先神沟通的渠道，从而掌握了统治的合法性。金文中的《作册益卣铭文》明确记载了庶子“不敢”直接祭祀祖先的案例，这有力地证明了宗法等级在西周社会的实际约束力。

综上可见，西周的宗法制度是一套将血缘关系政治化的精密体系。通过“别子为祖”的分宗机制和“庶子不祭”的等级规范，周人成功地将家族内部的父子、兄弟关系转化为国家层面的君臣、上下级关系。这一制度设计的初衷，正是为了实现“宗君合一”，从而确保政权的长期稳定。

三、“宗君合一”的制度实态：基于金文世系的深度考察

如果完全采信《礼记·郊特牲》“诸侯不敢祖天子”的说法，那么西周的政治结构应当是政治权威与血缘纽带的二元分立。然而，检视出土的金文资料，特别是那些记录了完整家族世系的重器，展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政治图景：在西周早中期的社会结构中，天子不仅是政治上的共主，更是宗法网络中的最高“大宗”。

（一）称谓中的宗法纽带与身份认同

在西周早期的青铜器铭文中，周王在与同姓贵族之间的互动中频繁使用宗法性称谓，这直接证伪了“天子绝宗”的绝对化论断。

1963 年出土于陕西宝鸡的何尊，记录了周成王对宗室子弟的训诫。铭文云：“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尔考公氏，克逨文王。’”[17]这里的“宗小子”，指同姓贵族中小宗成员。周王在代表国家最高权力的“京室”中，以宗族长辈的口吻教导“宗小子”要效法其父祖辅佐文王，这本身就是宗法权力与政治权力合一的典型体现。如果天子已经如战国儒生所言“绝宗”，完全脱离于宗法体系之外，又何来对“宗小子”的宗法训诫权？

更为直接的证据来自盠驹尊。该铭文详细记载了周王册命“盠”的过程，其中周王说：“王弗望厥旧宗小子，懋皇盠身。盠曰：王倗下不其，则万年保我万宗。”[18]铭文中的“旧宗小子”，表明“盠”不仅是周王的臣子，更是周王室的远房宗亲。而“万年保我万宗”一句，更是意味深长。周王自称要“保我万宗”，并非虚指，而是强调周王作为天下大宗，对无数小宗（万宗）负有庇护之责，同时也拥有统辖之权。这种“保我万宗”的表述，清晰地构建了一个以周王为塔尖、层层分封的宗法金字塔结构。在这种结构中，政治上的“君臣”关系与宗法上的“大宗小宗”关系是高度重合的。

此外，关于诸侯是否可以祭祀天子的问题，金文也提供了反证。出土于河南的应公鼎的铭文说：“应公乍（作）尊彝……珷帝日丁于子孙孙永宝。”[19]学界对“珷帝”指文王还是武王虽有不同意见，但核心事实是确定的：作为诸侯的应公，正在祭祀周天子的先祖。这直接打破了“诸侯不敢祖天子”的礼制禁忌。事实上，在西周乃至春秋时期，诸侯祭祀天子先祖并非孤例。《左传·哀公二年》卫太子祷辞中亦有“昭告皇祖文王”之语。这些证据表明，在西周的政治实践中，君统并未切断宗统的脐带，相反，祭祀天子先祖正是诸侯确认自身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手段。

（二）祭祀权的层级与宗法控制

宗法制度的核心在于祭祀权的分配。在“宗君合一”的体制下，祭祀权不仅是宗教特权，更是政治权力的象征。大宗通过掌控祭祀权，确立了其在宗族内部的绝对统治地位。

西周早期的作册益卣为我们揭示了这一制度的严苛性。该青铜器的铭文记载了作册益（父）为其子“子引”之祖（即作册益之父“父癸”）制作祭器的事情。铭文云：“不录益子子延先衋（尽）死，亡子。子引有孙，不敢……用作大御于厥祖妣。”[20]这段铭文透露出一段曲折的家族继承故事：作册益的长子“子延”早死且无后，这意味着大宗的继承链条在子辈发生了断裂。次子“子引”虽然有子孙，但在法理上仍属于庶子（小宗）。根据“庶子不祭”的原则，子引“不敢”直接主持对祖父“父癸”的祭祀。因此，必须由父亲作册益亲自出面，为“父癸”制作尊彝。

高婧聪指出，这一案例生动地说明了庶子在宗法体系中的尴尬地位：“庶子不能祭祀祖、祢，而要由嫡子来祭祀。所以说‘庶子不祭’是重要的宗法制原则。”[21]这种对祭祀权的严格限制，实际上是对大宗政治权威的维护。它确保了宗族内部只有一个权力中心，防止了因多头祭祀而导致的宗族分裂，从而在微观层面维护了“家国一体”的政治秩序。

与此同时，小宗若要祭祀，往往需要依托大宗，甚至是在大宗的宗庙中进行。出土于河南洛阳的沈子它簋记载：“它曰：拜稽首……沈子作于周公宗……用格多公。”[22]这里的“沈子它”作为沈氏小宗，却在“周公宗”（周公的大宗宗庙）中举行祭祀。这进一步证明，在西周时期，诸侯（大宗）与分出去的小宗之间保持着紧密的宗法联系，小宗在祭祀等核心礼仪上对大宗存在着依附关系。这种依附关系，正是“宗君合一”体制在贵族阶层内部的运作实态。

四、家国同构的终极样本：单氏家族与逨盘

如果说零散的铭文只能提供片段式的证据，那么2003年陕西眉县杨家村窖藏出土的逨盘，则为西周“宗君合一”的政治结构提供了全景式的铁证。这件作于西周宣王时期的青铜重器，其铭文长达372字，详细记载了单氏家族从建立之初到宣王时期长达十二代的世系，并将每一代祖先与所辅佐的周王一一对应。这一世系表不仅是单氏家族的家谱，更是一部缩微的西周政治史。

（一）家族史与国史的完全同步

逨盘的铭文以排比句式，历数了单氏先祖辅佐周王的功绩：“皇高祖单公，夹召文王、武王达殷。……皇高祖公叔，克逨匹成王，成受大令……皇高祖新室中……会召康王……皇高祖惠中盠父……用会昭王、穆王……皇高祖零伯……用辟龚（恭）王、懿王……皇亚祖懿中，克匍保厥辟孝王、夷王……皇考龚叔，享辟厉王。”[23]这段铭文揭示了三个极其重要的宗法政治特征。

第一，家族世代与王朝世系的严丝合缝。单氏家族的每一代宗子，其生命历程和政治生涯都严格对应于周王的世系。文王、武王对应单公，成王对应公叔，直至厉王对应龚叔。这种对应关系在世界古代史中亦属罕见。它证明了西周时期一个贵族家族的兴衰荣辱，是完全依附于王朝政治的。家族的延续（宗统）不再是孤立的血缘繁衍，而是服务于王朝统治（君统）的职能延续。

第二，以“辅佐”为核心的宗法义务。铭文中反复出现的“夹召”“克逨匹”“用会”“匍保”等词汇，皆为辅佐、保卫之意。这说明，对于单氏这样的畿内世族而言，其宗法上的最高义务就是对大宗（周王）的政治效忠。正如段陶在分析西周贵族家庭分化时所指出的，西周贵族氏族的延续与演变是影响西周政治结构的最重要因素。单氏家族作为小宗，其存在的最大价值就是作为大宗（周王室）的政治屏障和行政工具。这种“世守其职”的忠诚，是建立在宗法血缘认同基础之上的。

第三，官僚等级与宗法等级的重合。逨盘显示，单氏家族不仅是血缘上的贵族，更是世代世袭的王朝高官（如“虞林”等职）。这种“世官世禄”的制度，正是宗君合一体制的制度化体现。宗法上的“父子”关系，在政治上转化为“君臣”关系，而在行政上则表现为“上下级”关系。这种三位一体的结构，使得西周的政治体制具有极强的稳定性。

（二）宗法分封与政治权力的再分配

宗法制度在周代的全面实行，很大程度上依托于分封制。分封不仅是土地和人口的分配，更是宗法关系的政治化延伸。周初的“元子就封”是这一过程的典型表现。例如，周公之子伯禽就封于鲁，召公之子克就封于燕。这种安排使得分封出去的诸侯国君（如伯禽、克）在血缘上是周王室的小宗（或别子），但在政治上是一国之君（大宗）。正如《诗经·大雅·板》所云：“宗子维城，无俾城坏，无独斯畏。”宗子（诸侯）构成了周王朝的城墙屏障。

宜侯矢簋详细记录了周康王册封宜侯的过程：“王令虔侯矢曰：迁侯于宜……赐土：厥圳三百……赐在宜王人……赐宜庶人六百又□六夫。”[24]这种赏赐土地、人口的行为，实质上是周王作为天下大宗，将王室的资源分拨给小宗（宜侯），使其有能力在地方建立新的宗族（小宗之大宗）。

同样，西周中期的不其簋记载大宗“伯氏”赏赐小宗“不其”土地与臣仆：“白（伯）氏曰：不其，女（汝）小子。……易（赐）女（汝）弓一、矢束、臣五家、田十田。”[25]这里的伯氏是宗族的大宗，而不其是被称作“小子”的小宗成员。大宗伯氏因为不其在战争中的功劳，赏赐给他土地和人口。这种赏赐行为具有双重属性——既是宗法内部的财产分配，也是政治权力的确认。大宗通过掌握经济命脉，控制了小宗的生存基础，从而确保小宗在政治和军事上的绝对服从。

段陶在研究中指出：“西周时期氏族财产的分配主要由制作铜器或赏赐铭文的记录来佐证。铭文中的信息显示宗子在祭祀中占据统领地位，也常常有宗子令支子为其父考作器或赏赐族人的记载，这都显示了宗子在宗法关系与家族财富分配上的主导身份。”[26]这种经济上的依附关系，是“宗君合一”体制能够长期维持的物质基础。只要大宗（无论是周王还是诸侯）掌握着足够的土地和资源进行再分配，小宗就会紧密团结在大宗周围，形成稳固的政治屏障。

（三）宗法伦理的政治化：孝与德

在“宗君合一”的体制下，宗法伦理（如“孝”“友”）被赋予了极强的政治意义。“孝”不仅仅是家庭内部的伦理规范，更是臣对君的政治义务。西周金文中频繁出现的“追孝”“用享孝于宗室”等语，大多出现在臣子接受周王或大宗赏赐之后。例如《大克鼎铭文》中，膳夫克在列举祖父功绩、接受周王册命后，称“（克）敢对扬天子丕显鲁休，用作朕文祖师华父宝尊彝”。铭文中的“作器追孝”，其前提是“对扬天子休”。也就是说，对祖先的“孝”是建立在对天子“忠”的基础之上的。或者说，在西周人的观念中，服务好天子，就是对祖先最大的“孝”，因为家族的荣耀和地位来自于天子的恩赐。

高婧聪指出，周代的“德”实际上是宗法分封之德，是制度之德。[27]这种“德”通过宗法网络层层下移。周王有“德”，诸侯效法之；大宗有“德”，小宗效法之。金文中的“帅型祖考”（效法祖先）与“对扬王休”（宣扬王恩）往往并列出现，说明在周人意识中，维护宗族传统与效忠王朝政治是完全一致的。这种伦理上的同构，是“宗君合一”在意识形态层面的最高体现。

由上可见，无论是从家族世系的政治化、祭祀权力的等级化，还是从经济资源分配的宗法化来看，西周早中期的社会结构都呈现出鲜明的“宗君合一”特征。天子作为天下大宗，通过分封、册命、祭祀等手段，将政治权力深深植入血缘网络之中，实现了“家”与“国”的深度融合。

五、“宗君合一”的裂痕：家族内部的利益博弈与王权介入

虽然在西周早中期，“宗君合一”是维系国家政治稳定的基石，但这一体制并非坚不可摧。随着西周中后期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的繁衍以及土地资源的日益稀缺，宗族内部——特别是大宗与小宗之间——的利益冲突逐渐浮出水面。这种冲突最为直观地体现在新出土的西周晚期金文中，其中以琱生三器所记录的家族诉讼案最为典型。这一案例生动地揭示了单纯依靠宗法伦理（“亲亲”）已难以维系家族内部的利益平衡，必须借助最高政治权力（周王/君统）来进行裁决，从而撕裂了原有的“家国一体”的温情面纱。

（一）宗法伦理的失效：琱生三器所见之争

琱生三器包括五年琱生簋、五年琱生尊和六年琱生簋，这组器物出土于陕西扶风，详细记录了召公家族内部一场关于土地与仆庸（人口）的复杂纠纷。纠纷的一方是作为大宗宗子的召伯虎，另一方是作为支子小宗的琱生。根据铭文记载，这场纠纷的核心在于土地资源的再分配。铭文云：

召伯虎告曰“余告庆。……余典（誓）勿敢封（邦），今余既讯有司，曰展令（命），今余既一名典（誓），献伯氏则报璧。”[28]

这段晦涩的铭文背后，隐藏着一场惊心动魄的家族内斗。段陶在对这组器物的深入研究中指出，琱生作为召氏家族的支系小宗，与大宗召伯虎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利益冲突。虽然召伯虎在铭文中强调“余既讯，禀我考我母令，余弗敢乱”，试图用祖先和母亲的命令（宗法伦理）来压服对方，但现实却是，单纯的宗法权威已经失效。

为了解决争端，双方不仅进行了长时间的博弈，甚至出现了类似商业交换的行为——“报璧”。即小宗琱生通过向大宗进献玉璧，来换取某种权益的确认或让步。更值得注意的是，铭文中出现了“君氏”这一关键人物，以及“讯有司”的法律程序。这意味着，宗族内部的矛盾已经无法在宗族内部通过“尊尊亲亲”的道德说教来解决，而必须诉诸外部的官僚体系和法律程序。

这起事件深刻地反映了西周晚期宗法制度的内在危机：第一，大宗权威的下降。在西周早期，大宗对小宗拥有绝对的支配权，如作册益卣中庶子“不敢”祭祀那样。但在琱生簋中，小宗琱生已经具备了与大宗讨价还价甚至对簿公堂的实力。这说明随着支族势力的膨胀，大宗的经济和政治控制力正在削弱。第二，宗法伦理的功利化。宗法关系本应是温情脉脉的血缘纽带，但在土地利益面前，这种纽带变得脆弱不堪。玉璧的交换、契约的签订（“誓”），取代了血缘亲情而成为解决问题的主要手段。

（二）王权的强制仲裁：君统对宗统的干预

如果说家族内部的纷争只是宗法制的“内伤”，那么王权的强制介入则是对“宗君合一”体制的结构性调整。在琱生三器的案例中，最终平息事态的并非宗族长老，而是周王（或其代表）。铭文记载，这起纠纷最终上诉到了周王廷，并由周王介入调停。段陶敏锐地指出，这一事件侧面体现出，小宗是否还绝对统属于大宗、家族内部事务是否还必须回归大宗处理，已经出现了松动。[29]当宗族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失灵时，必须依靠国家机器（君统）的强制力来维持秩序。

这种现象在西周中晚期并非孤例。出土于陕西岐山的五祀卫鼎同样记录了一场土地纠纷：

唯正月初吉庚戌。卫以邦君厉告于邢伯、伯邑父、定伯、伯、伯俗父。曰：“厉曰：‘余执恭王？工（功）……。’”[30]

在这里，卫（小宗）因为土地问题，将邦君厉（大宗或地位更高者）告上了法庭，并由王朝的五位执政大臣（井伯等）进行听讼裁决。最终，王朝官员判决邦君厉败诉，必须割让土地给卫，并由王朝派出的“三有司”实地勘定田界。

这一案例极具象征意义：它标志着“法”的权力开始凌驾于“宗”的权力之上。在传统的宗法观念中，大宗侵占小宗利益或许被视为“收族”或“统辖”的一部分，但在国家法律面前，这种行为被判定为非法。周王室通过司法裁决，直接干预了贵族家族内部的财产分配。这虽然在短期内维护了社会稳定，但从长远来看，它削弱了宗族大宗的绝对权威，使得小宗和庶子阶层开始越过大宗，直接效忠于周王或寻求国家权力的保护。

这种政治权力对宗法事务的深度介入，实际上是将“君统”从“宗统”中剥离出来的开始。它预示着一种新的政治逻辑正在形成：国家不再仅仅是宗族的放大，而是一个拥有独立司法和行政意志的公共权力机构。

六、从“合一”到“分离”的演进机制：宗法制的衰变

西周宗法制度从早期的“宗君合一”走向晚期的“分离”与瓦解，并非偶然的政治事件，而是社会结构深层变革的必然结果。导致这一演变的核心动力，在于小宗经济地位的独立化与政治权力的官僚化。

（一）小宗经济独立与宗法离心力

宗法制度得以维持的物质基础，是宗族财产的共有或大宗对财产的绝对支配权。然而，随着西周中期以来土地制度的变化，特别是私田的开垦和土地交换的频繁（如“卫鼎”所示），小宗（支子）逐渐获得了相对独立的经济地位。西周晚期至春秋初期，卿大夫家族内部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与西周早期小宗完全依附于大宗不同，此时的小宗往往拥有独立的采邑和土田。[31]这种经济上的独立，必然带来政治上的诉求。以“不其簋”为例，虽然铭文表面上是大宗赏赐小宗田地，但实质上确认了不其（小宗）对这些土地的排他性占有权。当小宗拥有了足以自立的经济基础后，他们对大宗的依附关系便大大减弱。此时，宗法上的大宗往往只剩下祭祀上的名义尊崇，而在现实利益面前，小宗更倾向于维护自己的小家庭利益，甚至不惜与大宗分庭抗礼。这种经济基础的变动，产生了强大的离心力，直接冲击了“宗君合一”的政治架构。当天子（天下大宗）无法再通过分封土地来满足诸侯（小宗）的需求，当诸侯（国之大宗）无法再通过赏赐来笼络卿大夫（国之小宗）时，宗法纽带便开始断裂。

（二）政治官僚化对世卿世禄的侵蚀

另一方面，周王室为了应对日益复杂的统治危机，开始尝试突破传统的宗法世袭原则，任用非宗法系统的官员，这进一步加速了“宗君分离”的进程。

西周早期的官员选拔严格遵循“世官世禄”和“亲亲”原则，即官员多由王室宗亲或世袭贵族担任。然而，到了西周中晚期，面对戎狄的入侵和内部的动荡，周王开始提拔一些出身低微但有才干的人员，或者重用通过军功晋升的新贵。例如，《敔簋铭文》记载了厉王在征伐南淮夷的战争后，直接对作战有功的“敔”进行赏赐和提拔，赐予其“圭瓒”等高规格礼器。[32]这种基于军功而非血缘的提拔，实际上是对宗法世袭制的修正。正如高婧聪所论，厉王时期，王身边的近臣（如“善夫”）作用加强，王开始通过这些近臣直接向贵族传达命令，甚至监督贵族执行，这表明王权试图摆脱贵族宗族势力的控制，强化君权的行政属性。[33]这种政治权力的官僚化趋势，使得“君”的属性逐渐压倒了“宗”的属性。官员对君主的效忠，不再仅仅基于“宗子维城”的血缘义务，而是基于职位升迁和俸禄赏赐的行政契约。虽然这一过程在西周时期尚处于萌芽阶段，但它已经从根本上动摇了“宗君合一”的制度根基，为春秋时期“举贤任能”和战国时期官僚制度的全面建立开辟了道路。

（三）礼制变革中的观念分离

伴随着制度层面的松动，人们的观念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西周早期的金文多强调“对扬王休”“用享孝于宗室”，将对王的忠诚与对祖先的孝敬混为一谈。但在西周晚期的铭文中，虽然仍保留着宗法套话，但对个人功绩和现实利益的关注明显增加。例如，西周晚期的史墙盘，其铭文虽然仍以家族世系为主线，但其叙事的重点已经转向了对家族成员个人才德和政治成就的歌颂，而非单纯强调血缘身份的尊贵。这种观念的转变，反映了宗法血缘的神圣性正在消退，而政治功绩的世俗价值正在上升。

综上所述，西周宗法制度的演变是一个从“合”到“分”的辩证过程。在西周早中期，为了巩固新生的政权，周人利用宗法血缘构建了“宗君合一”的统治模式，实现了政治与家族的完美融合；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家族利益的私有化、经济结构的独立化以及政治运作的行政化，共同瓦解了这一模式的根基。到了西周晚期，“宗统”与“君统”虽然在形式上依然纠缠，但在实际运作中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分离趋势，这正是周代社会转型的关键所在。

关于西周宗法制度究竟是“宗君合一”还是“宗君分离”的学术争论，不应止步于非此即彼的静态判断。结合传世文献与逨盘、作册益卣、琱生三器等出土金文资料的深度互证，我们可以勾勒出一幅动态演变的历史图景：

第一，“宗君合一”是西周立国的基石与早期实态。在西周早中期，通过“家国同构”的制度设计，宗统与君统实现了高度融合。天子既是天下之君，又是天下大宗；诸侯既是一国之主，又是王室小宗。如逨盘所展示的单氏家族世系与周王世系的完美对位，证明了在这一时期家族的政治效忠与血缘认同是浑然一体的。宗法伦理（如“孝”“友”）有效地支撑了政治统治，实现了“以族为国”的治理模式。

第二，利益分化与王权介入导致了体制裂痕。随着历史的演进，特别是到了西周中后期，随着土地私有化倾向的加剧和家族内部利益的分化，单纯的宗法伦理已不足以维系政治秩序。如琱生三器所揭示的那样，当大宗无法仅凭宗法权威解决内部纠纷时，不得不寻求最高政治权力（君统）的介入。这种“君”对“宗”的强制仲裁，标志着宗法权力开始让位于行政权力，体制内部出现了不可逆转的裂痕。

第三，“分离”是社会结构转型的必然结果。厉王、宣王时期的政治变革，以及小宗经济地位的独立，进一步加速了宗法与政治的剥离。这种从“浑然合一”到“内部裂痕”再到最终“分离”的过程，正是周代政治制度从以血缘为基础的“族天下”向以地缘和官僚为基础的“家天下”转型的缩影。

因此，传统礼学家所主张的“宗君分离”，并非西周初年的制度原貌，而是宗法制在春秋战国时期走向瓦解后的历史回响；而现代史学家强调的“宗君合一”，则准确把握了西周社会结构的本质特征。重新审视这一过程，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西周宗法制的复杂面向，也为理解中国早期国家从“血缘政治”向“官僚政治”的演进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线索。

注释

[1]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47页。

[2]（清）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681页。

[3]（清）程瑶田：《通艺录》卷六《宗法小记》，清嘉庆八年（1803）刻本。

[4]（清）江永：《礼书纲目》卷六十九《五宗通礼》，《四库全书》本。

[5]（清）毛奇龄：《经问》卷五，（清）阮元编：《清经解》，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年，第1248-1249页。

[6]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53页。

[7]金景芳：《论宗法制度》，《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6年第2期。

[8]陈恩林：《关于周代宗法制度中君统与宗统的关系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2期。

[9]刘广明：《宗法中国：中国宗法社会形态的定型、完型和发展动力》，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0-18页。

[10]王进锋：《论西周宗法制度中的限度与调适》，《中原文化研究》2024年第4期。

[11]段陶：《西周金文所体现的宗法关系及贵族家庭分化》，《饶宗颐国学院院刊》2021年第8期，第47页。

[12]高婧聪：《宗法制度与周代国家结构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95-97页。

[13]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第19页。

[14]高婧聪：《宗法制度与周代国家结构研究》，第97页。

[15]（清）陈立撰，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393页。

[16]高婧聪：《宗法制度与周代国家结构研究》，第250页。

[17]中国社会科学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释文》第4卷，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2001年，第275页。

[18]中国社会科学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释文》第4卷，第273页。

[19]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顶山市文物管理局：《河南平顶山应国墓地八号墓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7年第1期。

[2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释文》第4卷，第169页。

[21]高婧聪：《宗法制度与周代国家结构研究》，第250页。

[22]中国社会科学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释文》第3卷，第465页。

[23]参见段陶：《西周金文所体现的宗法关系及贵族家庭分化》，《饶宗颐国学院院刊》2021年第8期，第67-68页。

[2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释文》第3卷，第452页。

[2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释文》第3卷，第463页。

[26]段陶：《西周金文所体现的宗法关系及贵族家庭分化》，《饶宗颐国学院院刊》2021年第8期，第69页。

[27]参见高婧聪：《宗法制度与周代国家结构研究》，第76页。

[2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释文》第3卷，第414页。

[29]段陶：《西周金文所体现的宗法关系及贵族家庭分化》，《饶宗颐国学院院刊》2021年第8期，第67页。

[3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释文》第2卷，第402页。

[31]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第383-395页。

[3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释文》第3卷，第456页。

[33]高婧聪：《宗法制度与周代国家结构研究》，第76页。

转自《孔子研究》2026年第1期

一般认为西周王朝的军队由四部分组成：王室禁卫部队、王朝常备军、诸侯国军队与强宗雄族之私属武装。王朝常备军又包括“六师”与“八师”两套系统，“六师”或称“西六师”，日常驻扎在西土，此素无争议；“八师”的情形比较复杂，在金文中有“殷八师”与“成周八师”两种称谓，二者所指是否相同，相同的话为何称名有异、不同的话又有何关联，解释起来尚存分歧。有相当多学者默认“殷八师”就是“成周八师”，但对于称名方面的争议，却未给出清晰的回答或具有说服力的论证。近日在山西北白鹅墓地出土的夺簋铭文同时出现“殷八师”与“成周”，不仅提供了新的金文资料，也启发我们从不同角度思考“殷八师”迁移的可能性。窃以为欲厘清“八师”之始末，不惟铜器断代、金文考释各方面需仔细斟酌，西周王朝地缘政治等大的历史背景也要予以充分考虑。兹不揣梼昧，略述鄙见，以期辨明“殷八师”与“成周八师”的关系，对西周军队建置及管理体制，形成更深入的认知。

一、相关研究回顾

西周金文中既有“殷八师”，也出现过“成周八师”。[1]殷八师与成周八师之间的关系，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徐中舒、杨宽、刘雨等研究者认为，殷八师与成周八师是两支军队，分别驻扎在殷地与成周，[2]此说严格遵循史料原文，不掺杂任何阐发，却有违于周代东西二元并立的政治格局：[3]西土有“六师”，东方有“八师”，恰可构成一组军事力量上的平衡；如果东方有“殷”与“成周”两支“八师”——姑且不讨论兵员来源、物资供给等潜在困难——数量的对比本身就打破了预想中的“平衡”。而且禹鼎及新出夺簋铭文证明，“殷八师”在西周晚期确驻扎于成周（详后文），成周没有理由再容纳另一支“八师”。目前更多学者相信，金文中的“殷八师”与“成周八师”是同一支军队。

同一支“八师”为何拥有两个名称，前人的解释思路可归纳为两类倾向、四种看法：

第一类倾向认为“殷”表示人群范畴，代表观点即（1）于省吾主张“八师”由殷人的投降军队改编而成，故称“殷八师”；又经常驻扎在成周，所以称“成周八师”。[4]

第二类倾向认为“殷”表示地理范畴，具体又有（2）李学勤认为“八师”驻扎于成周，镇压殷人，而洛阳一带也属于“故殷之地”，因此又可称“殷八师”。[5]（3）王慎行提出“八师”经常换防，当屯驻于殷地时称为“殷八师”，屯驻于成周时便称“成周八师”。[6]（4）黄圣松主张“八师”原本常驻殷地，故称“殷八师”，后来移防至成周，才改称“成周八师”。[7]

第（1）说从者最众，但细究之下仍有值得继续推敲的地方。首先，就周初对殷遗民的政策看，周人任用殷遗民侧重于文化与技术，如祝卜、史官、工匠等，或分封给诸侯为“附庸”，如殷民六族、殷民七族之类（《左传》定公四年），军事层面则以防范态度为主，若谓专门组建以殷人为主体的庞大“八师”并用于东征，显于施政方针不协。其次，据金文资料看，虽不能否认有东方土著进入军队担任“师”职，[8]但“师氏”“司马”职官系统中的大部分贵族未显露出使用日名、族徽等典型殷人特征，殷遗民虽不是被绝对排斥于军队之外，却也只有少数人能够担任戎职，谈不上是“八师”的主力。而且，小臣簋（《集成》4238、4239）铭文记载“殷八师”的两处驻地为“”与“牧”，分别位于古济水以西的豫鲁交界地带与古黄河南岸的淇县附近，[9]也证明“八师”最早确实屯宿于豫北殷商故地。故将“殷八师”之“殷”解释为空间范畴“殷地”，绝非向壁虚造，若理解为“殷人”反而缺乏必要的根据。

第（2）说将“成周”与“殷”解释为相同的地理概念，未免过于宽泛。殷晚期豫西的考古学文化面貌不甚清楚，洛阳地区是否为殷商王朝故地，尚无明证；单就周人观念而言，洛邑最初处在广义的“东国”（《尚书·康诰》），成周营建后变为“中域”（何尊，《集成》6014），又被称为“新邑”（臣卿鼎，《集成》2595等）、“新邑洛”（《尚书·召诰》），尽显新生政权之蓬勃朝气，断无道理又将洛邑视为“故殷之地”。

第（3）（4）说思路相同，皆谓“八师”随驻地的变化而改名，如承认“殷”与“成周”均是地名，唯此推演才能在逻辑上讲通。至于“八师”究竟是反复换防，还是从一地移驻到另一地，只要将涉及“殷八师”与“成周八师”的金文按年代排序，辨别先后，区分首尾，自然可以寻得线索：如果时代彼此杂糅，则符合第（3）说；如果一者在前，一者在后，则符合第（4）说。以下便从相关金文年代考辨开始谈起。

二、金文所见“殷八师”与“成周八师”年代考辨

“殷八师”在金文中比较确凿的记载有三处，一见于小臣 簋，其铭文云（释文用宽式，下皆同）：

㪥东夷大反，伯懋父以殷八师征东夷。唯十有一月，遣自（洛）师，述（遂）东，伐海眉（湄），厥复，归在牧师。伯懋父承王命，锡师䢦征自五贝。小臣 蔑历，眔锡贝，用作宝尊彝。（《集成》4238、4239）

记伯懋父率殷八师征伐东夷事。一见于禹鼎，节录相关内容如下：

禹曰：……呜呼哀哉！用天降大丧于下域，亦唯鄂侯驭方率南淮夷、东夷广伐南域、东域，至于历、内。王廼命西六师、殷八师曰：“撲伐鄂侯驭方，勿遗寿幼。”肆师弥怵匌匩，弗克伐鄂。肆武公廼遣禹率公戎车百乘、厮御二百、徒千，曰：“于（将）朕肃，[10]慕惠西六师、殷八师伐鄂侯驭方，勿遗寿幼。”（《集成》2833、2834）

大意是鄂侯驭方叛乱，西六师、殷八师受命平叛，但进攻不顺，武公又派遣禹率领族兵助战，方取得胜利。一见于垣曲北白鹅墓地M3新出夺簋，摘引铭文前半段：

唯正月初吉，王在成周。庚午，各于大室，井叔入右夺，即位，王呼内史微册命夺曰：“命汝司成周讼事眔殷八师事，锡汝……”[11]

省略部分为赏赐的命服以及嘏辞。铭文言任命“夺”管理“殷八师事”，未提及作战。[12]

小臣簋造型独特，双附耳高出口沿，三柱足接在圈足下，器身素净，捉手与口沿下饰两周弦纹，其断代有“成王说”“康王说”“昭王说”等意见，[13]结合东征的背景与“伯懋父器组”其他铜器综合考量，[14]断在康昭之际更显妥帖。禹鼎立耳，浅垂腹，蹄足，属朱凤瀚划分的鼎Ae型Ⅲ式，[15]时代集中于西周晚期，根据铭文中出现的“武公”“鄂侯驭方”及淮夷叛乱的背景，基本可推定属厉王世。[16]夺簋共4件，形制相同，腹圆鼓微垂，半环形耳饰小珥，圈足下接三小足，器身饰弦纹，盖缘及口沿饰窃曲纹，属朱凤瀚划分簋Da型Ⅳ式，[17]发掘者根据同型器判断其年代属西周晚期早段，亦相当于厉王世。综言之，“殷八师”在金文中最早见于昭王，最晚及于厉王。

“成周八师”在金文中的明确记载有两处。一见于㫚壶盖：

唯正月初吉丁亥，王各于成宫。井公内（入）右㫚，王呼尹氏册命㫚曰：“赓乃祖考，作冢司徒于成周八师，锡汝秬鬯一卣……”（《集成》9728）

言㫚继承祖考职事，担任成周八师之冢司徒。另一处见于小克鼎：

惟王廿有三年九月，王在宗周，王命膳夫克舍令于成周、遹正八师之年，克作朕皇祖僖季宝宗彝……（《集成》2796—2802）

其大事纪年言“舍令于成周、遹正八师”，此“八师”为“成周八师”，当无疑问。

以上两篇铭文过去被定在西周中期，但目前更多证据显示它们应归在晚期。㫚壶全器不存，盖呈椭方体，有方形捉手并饰弦纹，盖侧壁饰凸目对称窃曲纹，郭沫若定在孝王世，[18]乃受㫚鼎之“㫚”影响，两人同名却未必是一人；彭裕商则根据其椭方体形制、“横G形”窃曲纹断为西周晚期器，[19]更可信。㫚壶盖与临潼零口村窖藏所出冟车父壶、晋侯墓地M64出土铜壶（M64:103）、M93出土叔家父壶（M93：30、31）盖部形制、装饰风格全同，按M64、M93在晋侯墓地中年代最晚，对应西周末年宣、幽之世，[20]不过㫚壶盖铭所记右者为“井公”，井氏卿族在西周中晚期煊赫一时，但至迟到宣王，井氏已遭逢变故而解体，[21]故㫚壶盖归于厉王晚段或较合适。小克鼎属于扶风任家村出土的“克”器组，这组铜器的断代旧存争议，但经过与晋侯墓地、眉县杨家村窖藏等新出资料的比对，可基本确认属西周晚期晚段，小克鼎之“廿有三年”，可排定为周宣王二十三年。[22]换言之，“成周八师”集中见于西周晚期厉宣之世。

综上，“殷八师”始见于康昭之际，其名称至少延续到厉王世；“成周八师”则集中出现在厉王末年至宣王时代，时间刚好接续，故“移驻”的假说是可以成立的。

三、金文“成师”与“成周师氏”解析

资料的年代排序本来简单清晰，然而“移驻”之说一直未获广泛支持，殆由于金文“成师”“成周师氏”等记载的干扰，使人误以为西周早中期便设有“成周八师”。按“成师”与“成周八师”名相似而实不同；“成周师氏”与“成周八师”亦不可直接划等号，为破除疑碍，需对几条材料稍作辨析。

“成师”最早见于周初小臣单觯铭文：

王后反克商，在成师。周公锡小臣单贝十朋，用作宝尊彝。（《集成》6512）

“反克”同义复合，训为颠覆，[23]“后”揭示铭文所述乃成王周公二次克殷及东征事，“在成师”可理解为驻扎在“成师”，也可径读作“在成次”，要之核心地名为“成”。当是时，成周尚未营建，洛邑无“成周”之名，附近也无名“成”之地；从克商及东征地理看，成王、周公也没必要往成周驻军。此“成”地郭沫若谓为成皋，陈梦家、唐兰认为是成叔武所封之“成（郕）”，新近陈絜结合卜辞资料提出应为鲁孟孙氏之“成”邑，[24]无论如何“成”与成周无关，“成师”自然牵扯不到“成周八师”。

相较而言，竞卣铭文的“成师”更富争议：

唯伯屖父以成师即东，命戍南夷，正月既生霸辛丑，在。伯屖父皇竞，各于官（馆），竞蔑历，赏竞璋。对扬伯休，用作父乙宝尊彝，子孙永宝。（《集成》5425）

竞卣属于扁罐形卣中最晚的一种形制，陈梦家将该器归入“师雍父”器组中，[25]学者皆从之，目前主流意见认为“师雍父”与“伯屖父”活跃于穆王时代，铭文中提到的“戍南夷”，即穆王征淮夷事。[26]所谓伯屖父“以成师即东”，意为率领“成师”东进，“成师”显然指代军队。于省吾提出“成师”是“成周八师”的省称，[27]得到部分学者支持。但遍查金文资料，并无其他“成周”省称为“成”的记载；从地名构成的角度分析，“成周”之“成”为修饰语而非核心要素，[28]“成周”也不应该省称为“成”，按诸“齐师”（《集成》4313等）“豳师”（《集成》4266等）等例证，“成师”解释为“成地或成国的军队”简洁明了，不宜贸然与“成周”牵连。

除“成师”外，与竞卣同组的录卣铭文中还提到“成周师氏”：

王命曰：“㪥淮夷敢伐内域，汝其以成周师氏戍于由师。”伯雍父蔑录历，锡贝十朋。录拜稽首，对扬伯休，用作文考乙公宝尊彝。（《集成》5419、5420）

 簋铭又言 率“有司、师氏”追击敌军（《集成》4322），“师氏”殆即此“成周师氏”。杨宽曾主张“成周师氏”是“成周八师”的高级军官，[29]暗示西周中期成周已有“八师”之设。“师氏”一名金文习见，常与“有司”“邑人”并列，含义丰富，除武职外，还可指代农人首领，总之是“某种等级较低而人数又比较多”的基层管理人员，[30]“高级军官”之说恐不可信。然则低等级的“师氏”之存在，不足以说明成周驻扎有建制完整的“八师”。黄圣松检出 方鼎铭“王用肇使乃子 率虎臣御淮戎”（《集成》2824）的记载，两相对照，主张前揭“师氏”实际是王室禁卫军“虎臣”。[31]今按黄说过于绝对，“师氏”“虎臣”应有区别，殆作铭时随文取用而已，但根据黄说的提示，至少可确认： 从成周带走的部队，包括“有司”“师氏”“虎臣”等多种类别，构成十分复杂，这恰恰侧面佐证当时成周不设“八师”，否则直接遣“八师”出征即可。

四、“殷八师”移驻成周过程蠡测——基于地缘政治视角的分析

根据“殷八师”“成周八师”金文资料的排序，以及对“成师”“成周师氏”含义的辨析，笔者基本赞同前揭第四种观点即黄圣松的“移驻说”。但黄说犹有继续斟酌的余地——他判断“殷八师”移驻成周的时间点在厉王之后宣王世，这只是来自铜器断代的直观印象，若深入考虑铭文内容，不难发现“殷八师”移驻成周至迟不晚于厉王初年，最早在厉王前的孝、夷时代，只是到厉王末期才正式更名为“成周八师”，中间存在着一个名实转化的过程。兹举三事以证明。

（一）西周晚期早段的夺簋铭文记载，夺的职事为“司成周讼事眔殷八师事”，“殷八师事”当如韩巍说乃省一“讼”字，[32]所谓“司讼事”大概与金文“讯讼”“讯讼罚”相近，即命“夺”管理成周狱讼事务，兼管“殷八师”之诉讼。类似例证可举西周晚期簋铭文：“命汝司成周里人眔诸侯大亚，讯讼罚，取五锊。”（《集成》4215）“ ”被委任管理的“里人眔诸侯大亚”，均为成周城内居民，[33]同理“夺”既主管成周之狱讼，兼管的“殷八师”也当驻扎在成周附近，否则不便于“夺”履职。

（二）禹鼎铭文记载鄂侯驭方叛乱，周厉王调动“西六师、殷八师”征讨，按鄂在今湖北随州，[34]周人经略江汉，大多集结军队于成周，再穿过南阳盆地与随枣走廊南下。“殷八师”原驻扎在小东地区，用兵方向首要面向东土，此前未曾调动南征；当时如驻扎在成周，与“西六师”会合、南下伐鄂更加顺理成章。

（三）曶壶盖的时代虽晚至厉王晚期，但铭文言“㫚”任成周八师冢司徒，系“赓乃祖考”之职务，换言之，“㫚”的祖辈父辈已担任过类似的官职。“㫚”既活跃于厉宣时代，其祖父的供职至迟不晚于夷、厉之交。

综上，“殷八师”移驻成周的时间，早可至孝、夷之世，最迟不晚于厉王初年，故而当厉王世，“夺”主管成周狱讼要兼管“殷八师”讼事，征伐鄂侯也可直接调动“殷八师”从成周南下，惟“殷”之旧名延用未变。上古时代族名、地名等专名的使用具有很强惯性，迁入新地而不改旧名的例子屡见不鲜，军队的专名未必不能延续，简举二例：子犯编钟言“子犯及晋公䢦西之六师，搏伐楚荆”（《铭图》15201），则周室东迁之后，晋人作铭仍袭用“西六师”旧名称呼王师；[35]西汉初年设南、北军屯宿京师，北军因驻扎在长安城北而得名，后南军废置，武帝增设七校尉属北军，其中步兵校尉（掌上林苑门屯兵）、长水校尉（掌长水、宣曲胡骑）都在长安城外，不限于长安之北，但“北军”称号未改，[36]东汉徙都洛阳仍袭用之。[37]相较而言，“殷八师”名称在移驻后延续十数年，实非异事。到厉王末年，“㫚”继承司徒职官时，“殷八师”才正式改称为“成周八师”。

周王朝为什么要将“八师”从殷地调到成周？黄圣松认为，西周晚期，南方战事频繁，淮夷一度侵扰至伊洛腹地，迫于淮夷内侵的压力，为了提升作战的机动效率，厉王才将“八师”移至成周。[38]如果“八师”移驻的时间提前，淮夷尚未大规模内侵，黄说的因果关系便无法成立，但他提供的地缘政治视角仍具有较高价值，“八师”作为王朝在东方最重要的直辖军事力量，其空间分布一定与周人的经营策略直接关联。

回顾“殷八师”设立的初衷，离不开周人对东方的征服。“殷八师”的雏形或可追溯到克殷后“建管叔于东，建霍叔于殷”的布置，武庚叛乱后又以中旄父与康叔替代（《逸周书·作雒》），不单单要压制安阳周边殷遗民，还要监视殷遗与东夷族群的往来，必要时切断豫北与东土的联络；[39]及至东征胜利、康叔封卫，安阳的不安分因素已肃清，周人矛头完全转向东方，“殷八师”最重要的战略任务，转变为支援东土经略、平定东夷叛乱。豫北殷地扼守河、济之间“小东”，“八师”驻扎在此，便于控制关键交通节点，堵住东夷内侵的路线，并可迅速进入东土平叛。

自西周中期起，淮夷渐兴，从“师雍父”器组内容看，穆王阻击淮夷的防线稳定在淮河支流汝、颍流域，动用的军事力量有“师氏”“有司”“虎臣”等，未见“八师”参与东南作战的记载。不过穆王以后的东土局势发生明显变化：第一，东夷集团威胁减弱。尽管山东境内仍爆发零星战事，如懿、孝时期的史密簋（《铭图》5327）记载“杞夷、舟夷”作乱，但“东夷大反”之类记载未再出现，在考古学上表现为面貌一致的周文化在东土的广泛覆盖，[40]因此“殷八师”对东夷的作战任务大幅度减轻了。第二，王朝掌握“齐师”。西周中期晚段，周王室与齐国的关系一度紧张，发生“周烹哀公”之事，夷王立胡公后，王朝借机加紧对齐国的控制，一个凸出现象即强化掌控“齐师”，如懿、孝王世的史密簋铭云“师俗率齐师、遂人左周伐长必”（《铭图》5327）、孝王或夷王世的引簋铭云“引，余既命汝赓乃祖，总司齐师”（《铭图》5299、5300）、厉王世的师寰簋铭云“今余肇命汝率齐师、㠱、莱、僰、殿、左右虎臣征淮夷”（《集成》4313、4314）等，通过直接统率、册封“命卿”等方式，周王室将“齐师”掌握在手中，[41]用作维持东土稳定的军事力量，换个角度看，也就不再需要“殷八师”深入山东境内。第三，卫国建为“侯”。依《史记·卫康叔世家》所载，卫自康叔以下六世皆称“伯”，至西周中期顷侯“厚赂周夷王，夷王命卫为侯”，卫君才转变为“侯”。近年来陆续有学者指出，西周时代的“侯”往往拥有较强武力、承担重要军事职责，[42]早期卫君不任“侯”职，与封君无异，“殷八师”驻防豫北，某种意义上也是守卫“王畿”边缘；自顷侯后，卫重新被命为“侯”，“小东”的防务遂转移到卫侯手中。考虑以上西周中期“小东”“大东”的诸多变化，“殷八师”向东经略的任务已基本完成，既无必要也不便于继续屯宿于豫北殷地（实际已是卫侯防区），故移驻成周，转向南方开拓，亦可谓顺理成章，至于移驻的具体时机，还需发掘更多史料，结合西周中期政局以继续考察。

“殷八师”既在成周落脚，厉王遂开始发动对淮夷的大规模进攻，新出况盆铭文记厉王“二祀”应伯征伐“淮南夷”取得胜利，其中作战地点“为山”，赵庆淼、周颖昳考订为春秋楚国北边的“蒍”地，周人此役已深入桐柏山以北的淮水干流。[43]此中虽未见“八师”的身影，但周人军事攻势的加强十分明显，移驻成周的“殷八师”所发挥的作用可想而知。不过再参考禹鼎铭文，鄂侯驭方叛乱后，被寄予厚望的“西六师”“殷八师”并未取得理想战果，周人与淮夷的征战陷入长久的拉锯之中，在此过程中“殷八师”正式固定为“成周八师”，担负起巩卫东都、营建南征基地等战略任务。

最后简要总结全文观点，以清眉目：“殷八师”与“成周八师”不是两支军队，也不是一支军队同时段的两个称谓，而是“八师”因移驻而形成的前后两个阶段的名称。成康之世，周王朝延续“扼守小东以监视大东”的战略布局，设置“殷八师”屯驻于豫北殷商故地，配合东土经营；西周中期，王朝拓殖重心转向南土，东土局势渐趋稳定，又有齐师、卫侯等承担军事任务，至迟到中期晚段或晚期早段，“八师”遂由殷地移驻成周，唯“殷八师”之名在金文资料中未立刻更改，直到厉王晚期才改称为“成周八师”。由“八师”迁移假说出发，考察“六师”“八师”建置的演变，也可深化我们对早期国家“军事组织民政化”典型范式的理解。

引书简称对照表

《集成》  《殷周金文集成》
《铭图》  《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
《续编》  《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
《三编》  《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三编》

[1] 近年新见的《续编》228贤鼎铭文云“惟十有二月，辰在甲申，王大射在鲁。王眔右即西六师，左即东八师。王克西师，左克东师，贤克厥敌。王休锡贤贝百朋，用作宝尊鼎。”首次出现“东八师”一词并省称为“东师”。然而这篇铭文与义盉盖铭（《集成》9453）的时间、地点、事项一模一样，但“大射”程序又不相同，难免有照抄之嫌；且公布的照片不清，字体细部特征不能完全辨认，故其可靠性一直存在争议，姑附识于此，以俟后考。

[2] 徐中舒：《禹鼎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考古学报》1959年第3期；杨宽：《西周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40页；刘雨：《西周金文中的军事》，《金文论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8年，第89页。

[3] 此种认知最早可追溯至《公羊传》隐公五年所谓“自陕而东者，周公主之；自陕而西者，召公主之”。也可参看李峰著，吴敏娜、胡晓军、许景昭、侯昱文译：《西周的政体：中国早期的官僚制度和国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第47—54页。

[4] 于省吾：《略论西周金文中的“六”和“八 ”及其屯田制》，《考古》1964年第3期。

[5] 李学勤：《郿县李家村铜器考》，《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7期；李学勤：《论西周金文的六师、八师》，《华夏考古》1987年第2期。

[6] 王慎行：《吕服余盘铭考释及其相关问题》，《古文字与殷周文明》，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237页。

[7] 黄圣松：《六 与八 的若干问题》，《文与哲》（台湾）第3期，2003年12月。

[8] 一组典型而富有争议的例子即西周中期穆王世“录”组器之“录”与“ ”组器之“ ”，他们无疑是军队高级将领，但族属究竟是殷人还是周人，学者持不同意见，参看刘源：《读金短札：伯雍父是殷人还是周人》，《出土文献》第4辑，上海：中西书局，2013年，第130—135页。

[9] 关于“ （洛）师”地望考察，别详王旭东《小臣 簋释地与伯懋父东征》（待刊）一文。

[10] 此处断读与前人略不同，“于”训为“往”，“”读为“将”训为“行”，“肃”训敏捷之义（参看[清]王引之：《经义述闻》卷十八，南京：凤凰出版社，2000年，第428页），句谓往行朕之敏捷，可类比《左传》成公二年“有先君之明与先大夫之肃”。下句“慕”训为“勉”，谓勉力襄助西六师、殷八师。

[11]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垣曲北白鹅墓地M3出土的两件有铭铜器》，《文物世界》2021年第1期。

[12] 另有近年新见的嗌甗（《三编》366）铭文云：“嗣乃先祖考，司南事卜事工卜、殷八师南事卜事，锡汝赤巿……”然这件资料不无可疑之处：出土地未知，流传情形不明；器型为西周晚期的联体方甗，与庄白二号窖藏所出父甗相似，但口沿下装饰的“S”形顾龙纹盛行于西周中期；铭文记载右者为武公，是西周晚期厉王世人物，但铭文书体呈现中期特征；铭文记“王各于文大室”，然金文中“某大室”为康宫等大型宗庙中某位先王的专门祭祀场所，而文王为周人建国始祖，祖庙应立于“宗宫”（金文称“京宫”），“文大室”之称似与礼制不符；册命给嗌的职事“南事卜事工卜”，不易断读，可比照者，惟新追缴所得免簋（《三编》516），其铭文云“官司六师卜□工卜”，第一个“卜”下一字不清，释文写作“事”并属上读，恐不确，盖“六师卜”“□工卜”是并列的两项职事，准此再考虑嗌甗铭文“卜事工卜”之辞，难免邯郸学步之嫌。考虑以上疑点，正文中暂不列入该器，附记于此以备考。需要申明的是，即便将来有证据能证明嗌甗不伪，它的时代亦不违背本小节“移驻”的推论。

[13] “成王说”以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为代表，“康王说”以马承源（《商周青铜器铭文选》）为代表，“昭王说”以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为代表。

[14] 参看刘晓霞：《小臣 簋新论》，《考古》2016年第4期。

[15] 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92页。

[16] 李学勤：《禹鼎与张家坡井叔墓地》，《文物中的古文明》，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99—202页。

[17] 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第129页。

[18]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上海：上海书店，1999年，第100页。

[19] 彭裕商：《西周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第486—487页。

[20]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四次发掘》，《文物》1994年第8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五次发掘》，《文物》1995年第7期。

[21] 韩巍：《西周金文世族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2007年，第146—147页。

[22] 参看李学勤：《眉县杨家村新出青铜器研究》，《文物》2003年第6期；韩巍：《册命铭文的变化与西周厉、宣铜器分界》，《文物》2009年第1期。

[23] 李守奎：《据清华简〈系年〉“克反商邑”释读小臣单觯中的“反”与包山简中的“钣”》，《简帛》第9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129—136页。

[24]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第2页；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0页；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36页；陈絜：《〈方鼎〉铭与周公东征路线初探》，《古文字与古代史》第4辑，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5年，第281—286页。

[25]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第116—120页。

[26] 李学勤：《从新出青铜器看长江下游文化的发展》，《新出青铜器研究（增订版）》，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年，第224页。

[27] 于省吾：《略论西周金文中的“六”和“八 ”及其屯田制》，《考古》1964年第3期。

[28] 依《公羊传》等典籍记载，成周之得名取意于“周道始成”，也有学者主张成周的命名是为了纪念成王亲政，参看李民：《说洛邑、成周与王城》，《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1期。

[29] 杨宽：《论西周金文中“六 ”“八 ”和乡遂制度的关系》，《考古》1964年第8期。但在《西周史》书稿中，杨宽只强调“成周师氏”是高级军官，似乎放弃了与“成周八师”的直接联系。

[30] 陈絜：《周代农村基层聚落初探——以西周金文资料为中心的考察》，朱凤瀚主编：《新出金文与西周历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43页。

[31] 黄圣松：《六 与八 的若干问题》，《文与哲》第3期，2003年。

[32] 韩巍：《垣曲北白鹅墓地族姓解谜——兼论春秋初年关中世族的东迁》，《出土文献研究》第20辑，上海：中西书局，2022年，第39页。

[33] 参陈絜、田秋棉：《商周宗亲组织的结构与形态》，《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4期。

[34] 李学勤：《由新见青铜器看西周早期的鄂、曾、楚》，《文物》2010年第1期；张昌平：《论随州羊子山新出噩国青铜器》，《文物》2011年第11期。

[35] 黄锡全：《新出晋“搏伐楚荆”编钟铭文述考》，《古文字论丛》，台北：艺文印书馆，1999年，第136页。晋在城濮战前只有三师，故将“西之六师”实指为晋国军队或晋文公组织的诸侯联军，均不妥帖，结合铭文明显的“尊王”倾向看，似宜理解为托名于周王、虚指“王师”而言之。

[36] 史书又称“北军五校士”，或谓长安城外步兵、长水诸校尉不在北军之属，有学者指出这可能是根据实际指挥系统而形成的狭义的区别，参看孙闻博：《秦汉军制演变史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88页。

[37] 东汉置北军五校尉，守卫宫城之外，然史无明文记载北军五营的驻地是否皆在城北，大多认为是西汉“北军”之名的延续。

[38] 黄圣松：《六 与八 的若干问题》，《文与哲》第3期，2003年。

[39] 王旭东：《〈世俘〉、墙盘与牧野战后的武王东征》，《汉学研究》（台北）第40卷第4期，2022年。

[40] 曹斌：《周文化统治的历史格局在“东土”的形成》，《考古》2017年第6期。

[41] 李学勤：《高青陈庄引簋及其历史背景》，《文史哲》2011年第3期；赵庆淼：《高青陈庄引簋铭文与周代命卿制度》，《管子学刊》2015年第3期。

[42] 魏芃：《西周春秋时期“五等爵称”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南开大学，2012年，第114—120页；朱凤瀚：《关于西周封国君主称谓的几点认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上海博物馆编：《两周封国论衡：陕西韩城出土芮国文物暨周代封国考古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73—275页。

[43] 赵庆淼、周颖昳：《况盆铭文与周伐淮夷的史地背景》，《考古》2022年第5期。

转自《出土文献》2025年第4期

1978年于安徽南陵县麻桥公社发现了三国东吴孙权时期的墓葬三座，在其中二、三号墓中共发现三件木方，木方上的文字系记录随葬物品的衣物疏。二号墓的木方M2:19正反两面均有文字。安徽省文物工作队在出土报告中公布了反面文字的摹本和照片，正面则只公布了摹本而没有照片。[1]正面摹本中记有随葬物品“木一 一具”，该句中的“ ”字是什么字，学界考释意见尚无定论。安徽省文物工作队最早将文字摹写为“ ”，田河隶定作“”，[2]赵宁、[3]李世持[4]等隶定作“ ”，皆无释义；白彬释作“椅”，释文改作“木椅一具”；[5]窦磊释作“樹”，断句为“木一，樹一具”。[6]我们认为以往意见皆未得其实。[7]

一、释“椅”说。

从字形比较来看，“ ”字字形清楚，而所见“椅”字未见写作类似字形者。又《说文》木部：“椅，梓也。从木，奇声。”大徐本注音为“於离切”，今读“yī”，所指为一种树木名，即“山桐子”，用例较早，如《诗·鄘风·定之方中》“树之榛栗，椅桐梓漆”，毛传：“椅，梓属。”《诗·小雅·湛露》“其桐其椅，其实离离”，郑玄笺：“桐也，椅也，同类而异名。”高亨注：“椅，椅树，即山桐子。”很显然，此“椅”不符合随葬衣物疏语境。而读音为“yǐ”，表示现在有靠背的坐具的“椅”字用例时代较晚，《正字通·木部》：“椅，坐具后有倚者，今俗呼椅子。”明方以智《通雅·杂器》：“倚、卓之名，见于唐宋。”又据董志翘、[8]刘琴勇[9]等研究，“椅”作为坐具的字词用例最早见于唐代，最开始先是写作“倚”，后来才写作“椅”。如此则“椅”无论是字还是词当都是出现较晚的，在三国东吴时期可能还没有出现，白彬释作“椅”的意见[10]未可信从。

二、释“树”说。

窦磊依据《夏侯妙妙衣物疏》中有“采樹一具”，认为“具”是量词，在汉简衣物疏中多修饰成套物品，又依据甘肃高台骆驼城墓棺内出土木器座一件，上插一杉木神树，由此推断南陵东吴墓衣物疏中所记载的“木一”是指木器座，“ ”当即“树”，指神树。[11]此说只是通过出土衣物疏的材料相似性做了一个大胆的推断，但缺乏细致的证明。因为从字形角度而言，“树”的古今文字字形，没有与“ ”字形相同或相近者。在安徽南陵东吴墓中也没有相关材料证据佐证作者的观点。因此此说也不可信。

我们考察后认为，“ ”字，实则即“檮”字的一种俗写字形。左侧是“木”字旁，没有疑议，右边部分的“”实则即“寿”的俗体字写法。秦公辑《碑别字新编》中所列“寿”字写法就有（隋《范高墓志》）、（《龙门高灵寿造象》），与“ ”写法基本相同，书中所列与此相近的“寿”字写法还有（魏《敬史君碑》）、（魏《王诵墓志》）、（魏《米舍今造象记》）、（齐《同氏造象》）、（周《圣母寺四面造象》）、（隋《李领万造象》）、（隋《赵朗墓志》）等。[12]秦公等《广碑别字》中增加了“寿”的几个近似字形，如（周天和年《李由造像》）、（周保定年《杨丑黑等造像》）、（周《佛弟子百廿八人造像碑》）、（隋《仲思那造桥碑》）等。[13]《佛教难字字典》中“寿”字下列有、等字形。[14]这些字形与“ ”字形虽略有差异，然大体构形皆类似，诸多字形当皆由“寿”字的繁体字形“壽”减省而来，相关异体字形体皆有或多或少的形体演变联系。[15]

由此，我们可推知“ ”即“檮”字的俗写字，字形应该没问题。然“檮”所指为何呢？考察出土文献，“檮”字还见于以下一些材料：

（1）《敦煌汉简》[16]中简1394的“第一檮”、简1395的“第二檮”、简1397的“第三檮”、简1398的“第四檮”、简1396的“第五[17]檮”。

（2）《额济纳汉简》简99ES16SF2:4（分A、B、C、D四面书写）记有“第十候史日迹檮”，简2000ES7SH1:25有“甲渠第七隧长日迹檮”，简2000ES9SF1:1有“第七隧卒日迹檮”等；[18]《肩水关汉简》简73EJT23：286与简73EJT27:44记有“骍北亭卒日迹檮”； [19]《居延新简》中简EPT48：131、简EPT49:1与简EPT49:2记有“第六日中檮”，简EPT49:21、简EPT49:22与简EPT49:23记有“第六迹檮”，简EPT49:24、简EPT49:25与简EPT49:26记有“第六日中迹檮”。[20]

以上材料，（1）《敦煌汉简》中“第一檮”“第二檮”“第三檮”“第四檮”“第五檮”尚不确定（详后文）；（2）所列简牍文例皆为“日迹梼”。关于（2）中之“梼”，薛英群、[21]侯旭东[22]等一派学者主张此“梼”为当时各烽燧区分各自巡视地区和范围的界限标志。另一派学者则主张此“梼”通“筹”，白音查干、特日格乐、[23]邢义田[24]等认为此筹是汉代边郡戍卒、官吏日迹记录牌，作为日后赐劳、夺劳的依据；汪桂海、[25]张文翰、[26]马克冬等[27]则认为日迹梼是边塞吏卒日迹时所携表明身份的筹牌，“筹”与“符”同，为“符节、凭证”之义；冨谷至则释“檮”为“棒”，称边境上日迹之两隧戍卒相遇时需要刻符。[28]

对于出土文献中诸多“日迹梼”用例，我们倾向于“檮”通“筹”，与“符”同为“符节、凭证”之义的观点。诸多学者都提到“日迹符”实物见于居延新简，有“第廿三侯长迹符左”“第廿三侯长迹符右”（简EPT44:21-22），“第六平旦迹符”（简EPT49:69）等，[29]“日迹符”是烽燧卒吏巡察有无敌人混入的凭证。“符”表示凭证为常见义，“筹”也可以表示凭证义。例如：

（3）四年春正月，关东民相惊走，或持筹相与，号曰“西王母筹”。道中相逢多至数千人，或披发徒跣，斩斫门关，逾墙入屋，或乘骑奔驰，或致驿传行。经历郡三十六所，至京师。又聚会祀西王母，设祭于街巷阡陌，博奕歌舞。又传言：“西王母告百姓：‘佩此符者不死。’不信我言，视户枢中有白发。”   （东汉荀悦《前汉纪·孝哀二》）

例（3）为东汉荀悦的作品，其中前文称民持“西王母筹”相与，后文言西王母告百姓“佩此符者不死”，则“筹”“符”同义，此为“筹”可表示凭证义之明证。[30]而汉简出土文献中“日迹檮”与“日迹符”互出，“檮（筹）”“符”亦当为同义，皆可为凭证。然安徽南陵东吴墓衣物疏中“梼一具”，而墓主并非边境日迹之吏卒，其中的“檮”与“日迹檮”当无关系，那么“檮”当为何义呢？

又据《汉语大字典》[31]《汉语大词典》[32]， “檮”下所列有四个相关读音和义项：（一）táo。《说文·木部》“（檮），断木也。”（二）chóu。此音义项有二：一是“刚木”，见“梼树”；二是通“筹”，指筹码。《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甲本·道经》：“善数者不以檮”，今本《老子》第二十七章作“善数，不用筹策”。（三）dǎo，通“擣”，舂。《楚辞·九章·惜诵》：“檮木兰以矫蕙兮，申椒以为粮。”王逸注：“檮，一作擣。”朱熹集注：“舂也。”（四）dào。指棺。《集韵·号韵》：“檮，《博雅》：‘棺也。’”

这四个读音和义项，第四个指“棺”，不符合语境，因为出土报告中明确说明木方M2:19衣物疏所记载的是棺木中之物，不当在棺中再有“棺一具”；而第一个读音指“断木”，第二个读音中的第一个义项“刚木”“梼树”，都与量词“具”搭配不适当；第三个读音，通“擣”，南北朝以前罕见，唐宋以后渐多，当是“木”“扌”混用，且“檮”“擣”一般用作动词。如：

（4）又方取梅若桃叶，檮，绞取汁三升许，或干以少水，绞取汁，饮之。  （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卷七十六《备急方》）

假如南陵东吴墓衣物疏之“檮”通“擣”的话，在语境中只能是表示舂捣的木制器具舂杵，而文献中指称舂捣工具这样一个名词，一般皆名为“杵”，其相应的舂捣动作才名之为“擣”，因此语境中读为“擣”并不合适。又根据语境中量词特点，如果是舂杵一类器物，一般用个体量词“枚”来称量，而不会用“具”来称量。文献中的证据亦可证明，如：

（5）《东宫旧事》曰：“太子妃有石砧一枚，又捣衣砧杵十枚。”  （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七百六十二）

（6）须用舂杵一枚，小凳一个，令患者立凳上，用杵撑在下出臼之处。  （元危亦林《世医得效方》卷十八《正骨兼金镞科·秘论》）

（5）（6）中称量“杵”皆用量词“枚”称量。又据刘世儒、[33]张显成等[34]研究，量词“具”一般是集体量词，用来称量齐备成套的器具，凡配备具足、成套可用的东西，都可用“具”计量，此特点是与其本义“准备”“备办”（《说文》廾部：“具，共也。”）及引申义“完备”“齐全”密切相关的。汉晋时期简帛文献相关用法习见，如“角弩一具”（《马王堆3号墓汉简·遣册》34）、“瓦雍（瓮）、甗一具”（《马王堆3号墓汉简·遣册》297）、“毡席千具”（《史记·货殖列传》）、“具器一具、□一具、博一具、豫疎一具”（《大坟头汉简》4）、“受甲胄一具”（《汉书·王莽传》）等。

结合汉魏时期量词“具”的特点及“梼”的词义，我们认为南陵东吴墓衣物疏中的“梼”当通“筹”，即指古代常用来计算用的小棍状或小片状的东西，用竹、木或象牙制成。[35]“筹”从材料上则可分为木筹、竹筹、象牙筹、兽骨筹、金属筹等；[36]从具体功能而言则“筹”除了用于计算外，还有作为古代投壶所用的签子（形如箭笴）、[37]记取的凭证、[38]抽签决疑用的签筹、[39]酒筹[40]等其他功能。南陵东吴墓随葬衣物疏中所说的“梼一具”，当亦即生活中常用的算筹，这是“筹”最常见也是最基本的功能。《汉书·五行志》：“筹，所以纪数。”《仪礼·大射仪》：“实之弓矢与中、筹、豐，皆止于西堂下”郑玄注：“筹，算也。”卢连成等、[41]张沛、[42]王青建、[43]田鸣等、[44]邓亮[45]等不少学者都对中国古代算筹作过深入细致的研究，王青建根据已经搜集的15批出土算筹报道，从算筹的形态、质料、陪葬年代、出土地点及其用途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总结了出土算筹的种类和用法，[46]这些相关信息可以佐证我们推断安徽南陵墓衣物疏中的“梼一具”属于算筹。如1954年湖南长沙市郊左家公山战国木槨墓葬出土竹签（竹算筹）40根，置于一竹筐内，伴随物品还有天平、砝码、木梳、竹片、铜削、毛笔、小竹筒等物；1955年河北石家庄北宋村出土东汉晚期骨条（算筹）17根，随葬物品有钱币、铁、铜、陶、骨等；1971年山西千阳西汉墓，出土骨筹31根，“算筹与带钩同出于男骨架腰胯部，经观察，算筹系裹在一丝绢囊内，系在死者腰部”；1973年山西浑源毕村西汉中期墓葬，出土铅制六博筹6根，随葬物品有墨、砚、铜、铁、陶、木等器；1973年湖北江陵八号西汉墓，出土竹筹6根，同时出土的遣册记载有“博、算、綦、梮、博席一具，博囊一”；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西汉墓出土博具筹码盒内有“箸状的筹码”，长者12枚（长22.7厘米，直径0.4厘米），短者30枚（长16.4厘米，直径0.3厘米），随葬遣册中记载有“象算三十枚”，当是指短的象牙筹；1975年湖北江陵168号秦墓出土竹算筹数十支；1975年湖北云梦秦墓出土木（竹）算筹6根，称“六博棍”；1976年江苏徐州西汉早期墓葬2号墓出土骨算筹41根；1978年陕西宝鸡东汉早期墓出土骨质算筹11根；1978年山东莱西西汉中晚期墓葬M2号墓出土算筹30枚；1980年河北石家庄振头村东汉早期墓葬出土骨算筹30根；1982年陕西西安三店村西汉墓出土铅算筹20根；1983年陕西旬阳县佑圣宫一号汉墓（西汉末至东汉初）出土象牙算筹28根；1986年甘肃天水党川乡放马滩秦墓（M1）出土竹算筹21枚。王青建认为这些出土算筹从功能上可分为博戏类和筹算类两大类，而从安徽南陵县东吴墓中的“木一，梼一具”中，推断当是木制算筹，但功能上是属于博戏类还是筹算类仍无法确定。前引《敦煌汉简》中“第一檮”至“第五檮”等说明“梼”也是一整套的，猜测很可能还有第六梼，放在一起就是秦汉时期流行的六博筹。

转自《出土文献》2025年第4期

运城盆地处于“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古中原”的中部。1926年，李济发掘了位于运城盆地的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

李济在西阴村的发掘不仅发现了包括属于仰韶时代、今被称为西阴文化在内的各时期多种考古遗存，更有趣的是，他在夏县西阴村遗址发掘出土了半枚碳化的蚕茧。这一发现，因运城地区旧有“黄帝正妃嫘祖养蚕缫丝”的传说，而颇引人注目。然而，囿于当时的田野考古工作水平和研究基础，学界难以确指这半枚碳化蚕茧的年代和文化属性。

近百年来，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和考古资料的不断丰富，运城盆地仰韶时代文化遗存的面貌不断明晰起来。运城盆地已成为探索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重要核心区域之一。深入探索该地区仰韶时代早期的聚落形态、文化面貌、生业方式等问题已成为中华文明起源以及考古学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需要指出的是，据调查，运城盆地东部缺少大规模发掘的仰韶时代早期聚落遗址材料。因此，大规模整体揭示和研究这一区域的聚落遗址成为晋南乃至黄河中游地区田野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的关键。

我们以山西运城夏县师村遗址的考古发现为例，简要介绍并讨论黄河中游地区仰韶时代早期史前生业与聚落等方面的问题。

师村遗址位于夏县县城西南15公里处，地处中条山北麓青龙河故道的河曲地带，直线距离“世界三大硫酸钠型内陆盐湖”之一的运城盐湖约7公里。

2019—2022年，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运城市文物保护中心等单位联合对夏县师村遗址进行了调查和发掘，揭示出了运城盆地年代最早、距离盐湖最近的仰韶早期聚落遗址，为研究仰韶时代黄河中游的聚落、文化与生业等问题提供了重要资料。

发掘工作在对师村遗址进行全面考古钻探的前提下，联合吉林大学黄大年团队对遗址采用航磁扫描、电阻率扫描、探地雷达等手段进行了无损勘探等多学科合作考察，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布方，共发掘6363.25平方米。

师村遗址包括史前时期的仰韶时代早期、中期以及历史时期的东周、两汉和宋金等时期的遗存，以仰韶时代早期遗存为主。

聚落：揭示运城盆地仰韶时代早期的重要聚落遗址

师村遗址的主要遗存为仰韶时代早期的一处聚落遗址，面积约3.5万平方米。

师村遗址仰韶早期聚落被两座夯土围墙环绕，墙外侧有台基等附属设施，围墙和台基外围有环壕。围墙内有房址、陶窑和道路，围墙内外发现有墓葬和大量灰坑。

围墙形制规整，存在基槽，为人工挖槽填筑而成。

1号围墙早于2号围墙。在1、2号围墙的部分区域清晰可见高于原地表约20厘米的类似“平夯”而成的板块。

1号围墙基槽现存部分宽约1.8米，残深1.5米，基槽内堆积可分10余层，土质致密坚硬，系人工填埋并拍砸所致。

2号围墙基槽宽约2.8米，距地表深1至3.5米，发掘区内揭露部分长约134米。2号围墙中段与1号围墙平行。有趣的是，1号围墙在发掘区中部的一段墙基槽呈半径为6米左右的半圆形向南与2号围墙相依，1、2号围墙相依的部分基槽的宽度没有发生变化，两墙基槽内填土的颜色不同、界限清楚、清晰可辨。

2号围墙基槽底部的深度不同，最深处距地表深约3.5米，最浅处深约1米。2号围墙基槽底部呈现出规律的波浪状起伏，基槽深度每隔约10米～15米达最深。2号围墙基槽内填土均经过拍砸，土层最多达30余层，墙基槽的每段波浪状区域内填土的土质土色存在明显区别。很可能是在确定墙基区域后，采用分段施工的办法开挖基槽，每段中部挖掘最深，每段两端挖掘最浅，各段的浅端相连构成墙基槽，各段填入不同质地的填土，并逐层夯实。

我们通过对墙体的土壤微形态分析，并对比自然堆积，可以确认其为人工夯筑而成，是黄河流域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夯土。

同时发现了三个聚落出入口，形态各异，并揭示出了连接入口的踩踏面。

在1号围墙中段发现明显宽于其两侧围墙基槽的踩踏面，其上覆盖一层碎陶片，推测其为1号围墙的一个出入口，我们称为2号出入口。

2号围墙上揭示出两个出入口。1号出入口宽约6米，并发现有类似我国历史时期的“瓮城”结构。3号出入口位于2号围墙中段，宽约5米，3号出入口两侧的2号围墙基槽形状规整。3号出入口以北通向聚落内的方向上发现有向北延伸的踩踏面，其上覆盖有较多碎陶片，并叠压1号围墙使用时期形成的踩踏面。说明，在2号围墙上的3号出入口使用时期，1号围墙上的2号出入口仍作通行之用，并形成了踩踏面。

在3号出入口北部还发现了几处覆盖着碎陶片的踩踏面，其连线与3号出入口两侧的墙体呈垂直方向，推测其为一条通向聚落内部的道路。

在1号围墙和1号出入口类似“瓮城”结构的外侧，发现有4号台基，为西北依靠2号围墙中段起建的一处建筑的基址，整体呈西北—东南走向，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长约21.4米，宽约11.8米，基址表面堆积为依次相连、人工夯打而成的夯土块。夯土块平面形状为长方形、方形和不规则形等，边界清晰。基址起建的原始地表起伏不平，存在自然或人工形成的凹坑。可见，师村遗址的先民们对地表凹坑搬运土方、填平坑洼，逐层夯筑建成了该基址。

在围墙和4号台基外围发现有环壕。环壕已发掘部分宽约4米，深约3.5米。其东段与墙体走向基本平行，且与墙体保持约5米距离，西段向西南方向延伸。

在聚落内，也发现有作为地面式房屋基础的夯土台基。其中较大的一处台基，现存面积约557平方米，平面形状大致呈长方形，南部向外延伸出一部分，北部宽南部窄，最宽处约16米，长约32米。经解剖可见台基上存在依次相连的夯土块，系逐块夯打而成，台基表面仅残存几处柱洞和料礓石面。因此，台基上可能建有多座地面式房址。较小的一处台基，现存面积约18平方米，年代稍晚于较大台基，位于其西侧，呈不规则形，残存数个柱洞，有多层垫土，应为人工填平低洼处后在其上修建房屋。

房址有圆形和方形两种。例如，1号房址，方向为北偏西35度，残长约9米，残留有直线形的木骨泥墙，应为一座矩形地面式房址。2号房址的年代早于1号房址，为圆形的地面式房址，仅残存部分墙基，直径约5.4米。

灰坑包括袋形、直筒型、圜底和不规则形等。在1、2号房址西北约10米处，发现一座年代晚于1、2号房址的仰韶早期不规则形灰坑，该坑底距地表最深处5.3米，口径达6米以上。值得注意的是，灰坑中发现了大量红烧土和被火烧过的木骨泥墙、居住面残块，应为建筑堆积残块，很可能与房屋等建筑的废弃有关。灰坑内填埋大量带有木骨印痕的红烧土墙体碎块与居住面残迹，表明当时人们或存在通过“拆旧埋废”的方式循环利用居住空间的行为。

墓葬有土坑竖穴墓、偏洞室墓与瓮棺葬等类。

土坑竖穴墓的葬式包括俯身直肢葬与叠肢二次葬等类。叠肢二次葬又有多人合葬、双人合葬和单人葬等。如10号墓的墓穴为一东西长、南北窄的长方形土坑，最长边为东西向。墓内发现自西向东排放有5具人骨，皆为仰身屈肢二次葬。最西部人骨头向西，颅骨残损严重；其余四具人骨，头向均朝北，面向南，埋葬在西向人骨以东，四具人骨头自西向东依次平行排列于墓坑的中、东部。64号墓为双人二次合葬墓，墓穴为近圆角方形，墓内南北向并排放有两具人骨，头向朝西，肢骨叠放整齐，颅骨破损严重。82号墓为一偏洞室墓，单人二次葬，头向朝西北，肢骨叠放整齐，保存较完好。墓主人头向南，墓向163°，墓主人左侧股骨外侧洞室前出土随葬品红陶钵，为目前发现的年代较早的偏洞室墓。

在2号围墙的3号出入口外还发现了三座叠肢二次葬与一座俯身屈肢葬墓穴，整齐地排列在道路西侧。

瓮棺葬发现数量较多，均位于房址或台基附近，年代应与居址同时，由钵或盆倒扣在夹砂罐上组成。如7号瓮棺葬平面呈椭圆形，剖面为斜直壁，出土2件完整的陶器，红陶钵倒扣在弦纹灰陶罐上。

考古人员发现了仰韶时代早期结构最完整的陶窑。如6号陶窑，被仰韶时代的壕沟打破，现存部分窑室、火眼、火膛、火门。陶窑的挖建方式为在断崖上横向掏出窑室和火膛，中间由火眼连通，窑壁内侧有青色烧结面，故该窑可能使用时间较长且窑内烧造温度较高。

文化：呈现运城盆地仰韶时代早期遗存向西阴文化转化的进程

师村遗址出土了丰富的仰韶时代早期的枣园文化、东庄文化和部分仰韶时代中期的西阴文化遗存。

此前，在运城盆地尚未系统发掘过仰韶时代早期遗存。师村遗址仰韶早期遗存的发掘，填补了运城盆地腹地仰韶时代遗存发现的空白。师村遗址发现的枣园文化、东庄文化和西阴文化遗存呈现出运城盆地腹地的仰韶时代早期遗存向仰韶时代中期的西阴文化转化的进程。

师村遗址仰韶时代早期遗物以陶器为大宗，按用途可分为陶容器和陶制品，另外还有一定数量的石器和骨蚌器等。经类型学比对，结合碳十四测年分析，师村遗址仰韶早期遗存的绝对年代约为距今5900至6500年。

陶容器的质地可分为泥质和夹砂两类。泥质陶数量较多，其中，以泥质红陶为主，还有部分泥质红褐陶和黄褐陶。夹砂陶主要有夹砂红陶和灰褐陶等。器表除素面外，还有器表施纹和彩陶两种装饰方法。器表施有弦纹、绳纹、附加堆纹、戳压纹等。彩陶均为黑彩，主要包括直边三角形、直线、圆形、平行四边形等基本纹样，及其组成的复合纹，还发现了鱼纹彩陶片。陶器包括平底、尖底、圜底和三足器等，器类有小口尖底瓶、瓮、壶、碗、盆、罐、鼎、器盖等，陶制品有陶纺轮、小口尖底瓶、壶模型等。

石器主要由磨制或打制而成，器类有工具和石制品两种，工具包括石锄、石斧、石钻、石凿、磨石等，石制品有石球、石珠、石雕蚕蛹、绿松石坠饰等。骨蚌器包括骨簪、骨锥、蚌饰等。

师村遗址发现了部分属仰韶时代中期的西阴文化遗存，以几座袋形坑最具代表性。例如779号灰坑，袋形平底，堆积中包含较多草木灰，坑底有踩踏面，推测为窖穴，出土西阴文化时期的重唇口尖底瓶残片。943号灰坑出土曲腹彩陶盆、石制铲形礼器等遗物。

值得注意的是，师村仰韶早期遗存中见有与后冈一期文化酷似的鼎足和陶壶模型等器类。仰韶早期，后岗一期文化在黄河以北占据了汾河流域和张家口地区，在晋中地区的上土河遗址中就发现有后岗一期文化遗存。地处运城盆地的师村遗址仰韶早期遗存中发现的这些后冈一期文化因素与后岗一期文化的西进有关。

仰韶时代早期，运城盆地位于黄河流域的半坡文化和后岗一期文化强势影响形成的漩涡之中，文化的交流激发了师村遗址土著文化的发展机制，呈现出多元的文化特征，展现独具特色的文化面貌，从而向西阴文化转化。

这成为师村遗址仰韶早期聚落的文化背景，为研究地处“陕晋豫地区”地理中心的运城盆地由仰韶时代早期的枣园文化、东庄文化向仰韶时代中期的“西阴文化”的演进提供了重要资料。

生业：探讨黄河中游仰韶早期先民生业方式的重要线索

师村遗址的古环境分析研究显示，仰韶时代早期，师村遗址的植被类型为森林草原，气候温暖湿润。师村遗址出土了蚌镰、石臼、石杵等收割与加工谷物的工具。可见，当时农业已有了初步发展。出土的石球等遗物表明，狩猎采集或为补充农业产品的生产方式。

师村遗址出土了多枚仰韶早期的石制和陶制蚕蛹，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蚕蛹形象，如，2019年出土的一枚石雕蚕蛹，属仰韶时代早期的东庄文化，形态逼真、造型精美、工艺成熟。这枚石雕蚕蛹长约3厘米，宽约1.3厘米，采用中条山地产的鲕状灰岩制成，石雕整体呈黄褐色带有天然黑褐色斑点。石雕通体刻有螺旋状的横向弦纹，使用简洁的刻划纹勾勒出蚕蛹的头和尾部，形态酷似现代的家桑蚕蛹，但较小。

如前所述，运城地区旧有“黄帝正妃嫘祖养蚕缫丝”传说，1926年李济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时，曾出土半个碳化的蚕茧。李济先生在《西阴村史前的遗存》（清华学校研究院丛书第三种，1927年）中指出：“我们最有趣的一个发现是一个半割的，丝似的，半个茧壳。用显微镜考察，那割的部分极平直。清华学校生物学教授，刘崇乐先生替我看过好几次，他说，他虽不敢断定这就是蚕茧，然而也没有找出什么必不是蚕茧的证据，与那西阴村现在所养的蚕茧比较，它比那最小的还要小一点。”此外还指出：“因为它是经过人工的割裂。当着我最初发现它的时候，我知道这意义很重大，就非常注意这件事，但是我没找到第二个。”夏鼐先生曾在《我国古代蚕、桑、绸的历史》（载《考古》1972年第2期）中讨论过我国古代发明蚕丝生产技术的年代问题。他也关注到了1926年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村发掘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一个“半割”的蚕茧，但他很谨慎地认为，“其实，这个发现是很靠不住的，大概是后世混入的东西。”并指出，“我们不能根据这个靠不住的‘孤证’来断定仰韶文化已有养蚕业。”总之，囿于当时的情况，学界难以确指西阴遗址出土蚕茧的具体年代，关于仰韶时代黄河流域的先民是否存在养蚕、是否认识或利用桑以及丝、绸等方面的问题，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也很难进行讨论。

经实验室测试鉴定，师村遗址仰韶早期遗存中存在一定比例的桑科花粉，很可能与先民们养蚕有关。同时，还发现有碳化黍和粟的种子。这些共生的遗存及其文化属性显示，距今6000多年以前，地处黄河中游的运城盆地先民从事种植农业生产，并很可能已有条件了解、喜爱并崇尚桑蚕。

此前，学界也曾经在黄河流域发现过年代稍晚的与丝绸起源相关的遗存，如，20世纪80年代在华北地区的正定南杨庄遗址发现了距今约5500年的陶制蚕蛹模型；近年来，在运城盆地的闻喜上郭遗址发现有仰韶中期的石雕蚕蛹，在河洛地区的巩义双槐树遗址发现了仰韶中晚期的丝绸遗存等。

不断丰富的考古发现暗示着，仰韶时代早期东庄文化的先民们很可能已掌握了养蚕和处理蚕茧的技术。这一系列发现为我们探索后世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商品——丝绸的起源与传播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也为探索当时运城盆地的自然环境以及先民对自然资源的改造利用等问题提供了重要参考。

师村遗址发现的石雕蚕蛹，在李济先生1926年发掘西阴村遗址百年前后，成为探讨学术史上提出的重要问题的关键证据，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标识之一。

师村遗址仰韶早期聚落已具备一定规模，沿用时间较长，围墙经两次修建，围墙外有依附墙体起建的夯土台基，围墙和台基外围有环壕，围墙内有大面积的建筑基址，且年代有早晚之分。从中可以窥见，遗址内的居住区范围存在逐步扩大的过程。师村遗址仰韶早期的围墙、台基等是黄河流域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夯土遗存。建筑基址附近发现了中原地区年代最早的偏洞室墓，聚落南部揭露出了迄今为止结构最完整、保存状况最好的仰韶早期陶窑，昭示师村遗址仰韶早期聚落处于时代发展的前沿，具有较大的先进性。

师村遗址仰韶早期聚落遗存的发现，填补了运城盆地考古学文化发现的空白。在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上，为研究晋南地区新石器时代仰韶早期遗存向西阴文化的演化及其与周边文化区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在聚落考古研究上，为研究陕晋豫地区以及黄河流域仰韶早期聚落形态提供了重要材料；在生业方式研究上，为进一步探索手工业生产及其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师村遗址仰韶早期遗存的揭示将为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养蚕缫丝”、手工业发展、聚落形态以及生态环境、生业方式、文明起源等问题的研究提供重要启示。

师村遗址是晋南地区内涵最丰富的仰韶早期聚落遗址，其发掘成果具有多重突破性学术价值，从聚落布局、建筑工艺、手工业发展、文化互动、生业策略等多个维度，极大地深化了学界对仰韶时代早期社会复杂化进程的认识。师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丰富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历史脉络。

转自《光明日报》（2026年02月07日）

荆门郭店1号楚墓竹简发现后，首先引起学者注意的是其中的《老子》，特别是简本《老子》增多“太一生水”等内容，使大家十分惊奇。“太一生水”有怎样意义，与《老子》关系如何，众说不一。这里谨将个人的见解贡献出来，供讨论参考。

首先要说明的是，“太一生水”等文字，虽不见于传世《老子》，但就简本而言，实与《老子》不能分割。如《郭店楚墓竹简》整理者所说，简本《老子》原有三组，其简的形制、长度互有不同。“太一生水”十四支简，简端平齐，长26.5厘米，编线间距10.8厘米，”形制及书体均与《老子》丙相同，原来可能与《老子》丙合编一册”[1]。因此，从文物工作角度看，没有理由把这十四支简分立出来。简本《老子》丙应原有二十八支简，包括今见于传世《老子》各章和“太一生水”等内容。

我曾提出，《老子》书中并无“太一”概念，“太一”在道家的起源当出自关尹一派[2],至于“太一生水”之说的思想性质，还未及论析。本文想讲的，是“太一生水”深受数术家的影响，同天文数术有直接密切的关系。

“太一生水”等内容多袭《老子》，即以文字而论，如“为万物母”“天道贵弱”“功成而身不伤”之类，殊属明显。至于其数术色彩，只要与1942年长沙子弹库出土的楚帛书对看，就易于判明。简文说，太一生水，以成天地、神明、阴阳、四时、沧热、湿燥，“成岁而止”。帛书则云伏羲咎（轨）天步地，疏通山陵，殊有日月，四神（即四时）相代，“乃止以为岁”[3]。两者年代接近，所说固然不同，而归结于四时成岁则是一致的。四时成岁的框架，正是中国古代数术的基本要素之一。

如果上面这一点还可有所怀疑的话，简文有一处确凿无误的数术性质的证据，即：

太一藏于水，行于时。

这两句只有做数术解释，才能够讲通。原来，这里说的是后世所谓太一行九宫数术的雏形。

太一行九宫详见于《易纬·乾凿度》卷下，东汉郑玄注：

太一者，北辰之神名也。居其所曰太一；常行于八卦日辰之间，曰天一。或曰太一出入所游息于紫宫之内外，其星因以为名焉，故《星经》曰：“天一、太一，主气之神。”行，犹待也。四正四维，以八卦，神所居，故亦名之曰宫。太一下行，犹天子出巡狩、省方岳之事，每卒则复。太一下行八卦之宫，每四乃还于中央。中央者，北辰之所居，故因谓之九宫。天数大分以阳出，以阴入。阳起于子，阴起于午，是以太一下九宫从坎宫始。……行则周矣，上游息于天一、太一之宫，而返于紫宫。行从坎宫始，终于离宫，数自太一行之坎为名耳。……

在古人心目中，太一是北辰之神，《乐纬·协图征》：“天宫，紫微宫也。北极，天一、太一。”紫微垣有太一星，即现代星图天龙座10；天一星，即天龙座9[4]。两颗星都较暗弱，但是《史记·天官书》称：“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这是指帝星，即小熊座β，乃是相当明亮的二等星。现在它距北极有约十五度半，两千多年前只有七度多[5],作为太一常居是适宜的。《春秋纬·元命苞》：“北者，极也；极者，藏也。言太一之星高居深藏，故名北极。”所云太一之星即指太一常居的帝星而言。

《天官书》又说：

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

“斗为帝车”，也就是太一之车。由此可知，太一的行九宫，实际上便是斗柄旋转周行的视运动，被当时的学者数术化了。

1977年，阜阳双古堆1号墓出土有太一行九宫式盘，我们曾经详细讨论过[6]。式盘的上盘标有位于斗柄延长线上的招摇（牧夫座γ)，可以明确看出太一周行与斗柄运动的联系。双古堆墓的墓主卒于汉文帝十五年（前165)。

这样，“太一生水”简文所说“太一藏于水，行于时”就得到解释。“行于时”是太一的周行，“藏于水”是太一从五行属水的北方始。太一常居北极，在一定意义上也可说是“藏于水”，请参看前引《元命苞》文。

自然，产生“太一生水”的年代下限即公元前300年左右，太一周行的理论不会太复杂。当时说“太一藏于水，行于时”，只意味着太一常居北极，始于北方，周行四时，恐怕没有结合八卦而形成九宫。到百余年后，太一行九宫式盘的时期，这种理论已发达成熟了。

战国中晚期道家受到阴阳数术学说影响，在《管子》《鹖冠子》等书中都不难看出来。“太一生水”把“道生一”那套道家思想与太一周行结合，正是其时思想潮流的一种表现。

注释

[1]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第125页，文物出版社，1998年。

[2]李学勤：《荆门郭店楚简所见关尹遗说》，《中国文物报》1998年4月8日。

[3]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第48-49页，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

[4]伊世同主编：《全天星图》，第1-2页，地图出版社，1984年。

[5]钱宝琼：《太一考》，《燕京学报》第12期，1932年。

[6]李学勤：《（九宫八风〉及九宫式盘》，《古文献丛论》，第235—243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

转自《李学勤文集》第19卷，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23年，第164—167页

一、问题的提出

……相比《春秋公羊传》偏重于在义理层面阐发大一统的政治奥义，《周礼》与《王制》则更多是从制度维度展现大一统具体的政治设计蓝图。

……《王制》相对《周礼》改革的内容包括了封建制、职官制、选举制、军赋制、税制、巡狩制、庙制、婚礼、葬礼、祭礼等多个方面。……

在祭祀之礼方面，与《周礼》《月令》《史记·封禅书》中复杂繁琐的祭祀对象和祭祀礼仪相比，《王制》的祭祀经过孔子改制后，除去历史旧俗中之众多淫祀，本着“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非其鬼而祭之谄也”的无神之教的精神，回归到一直简单明了的神道设教的祭祀礼仪……

本文着眼于《周礼》与《王制》两种大一统制度模式的比较，故主要选取其疆域之大小、王权之强弱、设官之繁简、文质之取舍四个宏观方面进行深入探究，以期挖掘其官制背后之义理差异，同时为避免讨论焦点弥散，只能舍弃诸多具体礼制上微观不同元素之辨析。

二、九服与三服：疆域之大小

《周礼》关于九服制的记述主要分散于《大司马》《职方氏》《大行人》等几部分。其中大司马是夏官之正卿，为主管征伐之军事长官；职方氏为其属官，职在制定四方之贡赋；大行人则隶属于秋官大司寇，主管朝觐会同之礼仪。由此可见，九服制与天下的军事安全、朝贡职责密切相关。

《大司马》：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国之政职。方千里曰国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

《职方氏》：乃辨九服之邦国，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

《大行人》：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谓之侯服，岁壹见，其贡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甸服，二岁壹见，其贡嫔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男服，三岁壹见，其贡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采服，四岁壹见，其贡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卫服，五岁壹见，其贡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要服，六岁壹见，其贡货物。九州之外谓之蕃国，世壹见，各以其所贵宝为挚。

此外，在《逸周书·职方篇》中也有类似的记录，可以作为参照：

乃辨九服之国：方千里曰王圻，其外方五百里为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为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为卫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为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为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为藩服。凡国，公侯伯子男，以周知天下。凡邦国，大小相维，王设其教。制其职，各以其所能；制其贡，各以其所有。

以上之各处表述在文字上稍有差异，我们以表格加以对比，更加一目了然。

从上表可以看出，天子直辖的区域皆为方千里，但在名称上有国畿、王畿、邦畿、王圻四种不同的称呼。另外，除了《大司马》称九畿外，其余各处均称九服。郑注：“畿，犹限也。”“服，服事天子也。”据此可知，言九畿乃是据其地理上的疆界分限而言，言九服则是就其政治上的宾服天子而言，二者取义不同，而实质无别。唯一有差别的地方是第六服的名称，各处皆称蛮服，只有《大行人》称作要服。要服本是《禹贡》五服之第四服，有“要束以文教”之意。蛮服之蛮，贾疏的解释是：“云‘蛮’者，縻也，以近夷狄，縻系之以政教。”可见在意思上，要与蛮差不多，只是用字不同。九服十畿就是《周礼》视野里的天下，总计方万里。

与《周礼》规模宏大的九服制相比，《王制》的疆域只有三服。《王制》文曰：“凡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千里之内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据此可知，《王制》的天下九州面积方三千里，类似一块放大版的井田九宫格，每宫为一州，州皆方千里。按照畿服制回字形的圈层空间布局，自内而外依次谓之甸服、采服、流服。甸服也就是天子所在之王畿，自居一州，占据九州九分之一的面积。其余八州环绕王畿之八方，谓之采服，用于分封诸侯。甸者田也，郑注甸服曰“服治田，出穀税”，也就是天子可以直接管理进行收税的土地。郑注采服曰“九州之内地，取其美物，以当穀税”，也就是各地诸侯以其地方特产进贡于天子，故孔疏云“采取美物，故言曰采”。在《尚书·禹贡》的注疏中孔颖达明确区分了“赋”与“贡”：“赋者，自上税下之名，谓治田出谷。”“贡者，从下献上之称，谓以所出之谷，市其土地所生异物，献其所有。”对应于《王制》，甸服所出曰赋，采服、流服所出曰贡。赋与贡的区别在于：“赋出于百姓，贡出于诸侯”；“赋止甸服，贡兼九州”；“赋止中邦，贡兼四海”。

三千里之内曰九州，三千里之外则是夷狄所居，游移不定，故谓之流服。郑注流服曰“谓九州之外也，夷狄流移，或贡或不”。夷狄自外于华夏文明世界，故朝贡之期不定，九州之内的不受教者，往往也会“屏诸四夷，不与同中国”，所以流服应该还有流放之地的意思。以上便是郑注所理解的三服范围：千里之内（单面五百里）为甸服（王畿），千里至三千里（单面五百至一千五百里）为采服（九州），三千里（单面一千五百里）以外为流服（四夷）。但这里有个问题，无论《禹贡》还是《周礼》，畿服制一般每服的单面间距都是五百里，若按照郑注所说甸服与采服的单面间距则是一千里，殊不可解。郑注大概是为了牵合《禹贡》与《王制》在畿服名称上的一致，因为在《禹贡》的五服制中也有“采”与“流”，这就需要我们对比一下《王制》的三服制与《禹贡》的五服制。先看一下《禹贡》的原文：

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

所谓五服即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东西南北每个方向各以五百里为等差递推，两面相合则每服一千里，总计方五千里。处于中心位置的甸服是天子的直辖统治区，其余四服则是封建的诸侯国和蛮夷部落。各服根据其距离之远近对中央的天子分别承担着不同的职责义务。五服中的甸、侯、绥三服，地方三千里，是华夏文明的核心区域，由于其文化程度高于要、荒二服，故谓之中邦，中邦亦即中国。胡渭云：“古之所谓中国者，《禹贡》甸、侯、绥方三千里之地也。所谓四夷者，要、荒方二千里之地也。”从贡赋制度上看五服便可进一步划分为三个区域：最内圈的甸服需要治田纳赋，属于天子直接统治区；次一级的侯、绥二服要定期定额向天子上贡，属于间接统治区；最外围的要、荒二服负担最轻，没有进贡的硬性规定，属于统而不治的羁縻区。

《王制》的三服应该相当于《禹贡》的中邦即前三服，这是华夏文明当时的范围。郑玄见《禹贡》侯服有“百里采”，荒服有“二百里流”，于是把《王制》的采服、流服与之强行匹配，流服只能被放到三千里以外了。实际上与《王制》一样主张三服制的还有《逸周书·王会篇》，其文云：“方千里之内为比服，方二千里之内为要服，方三千里之内为荒服，是皆朝于内者”。另外，《史记·秦始皇本纪》也有言：“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可见即便同为三服，其名称也是各自命名、甚至完全不一样。针对出于不同文献记载之内容，存异即可，不必强制求同。所以本文认为，《王制》之三服甸、采、流皆在三千里之内，都属于九州的范围。

《禹贡》以前三服（三千里）为华夏，以后二服（二千里）为夷狄，五千里乃是合计之数。《周礼》也是一样，以王畿和前六服（七千里）为华夏，以后三服（三千里）为夷狄，合计方万里。而《王制》这里的三千里只有华夏，不包括夷狄，这是其与前二者之重要区别。朱熹的学生刘砺认为，《王制》篇末文字“自‘方一里者为田九百亩’以下至篇终，是《王制》传文。”在传文中汉儒对三千里的范围进行了地理解读：“自恒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于江，千里而近。自江至于衡山，千里而遥。自东河至于东海，千里而遥。自东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于流沙，千里而遥。西不尽流沙，南不尽衡山，东不近东海，北不尽恒山。”从北到南的三千里分别是“恒山——南河——长江——衡山”，自东向西的三千里分别是“东海——东河——西河——流沙”，基本上是符合华夏文明的历史活动范围的。

所以就大一统之疆域而言，《王制》的方三千里与《周礼》的方万里相差悬殊，《王制》的疆域更合乎历史的实际，《周礼》的疆域更富于理想的设计。贾公彦曾结合公羊学的三世说对此予以解释：“先王之作土有三焉：若太平之时，土广万里，中国七千；中平之世，土广七千，中国五千；衰末之世，土广五千，中国三千。”如表2所示，这段话的意思是：衰乱世夷狄内侵、版图缩小，华夏文明区只有方三千里，另外周边有环二千里的羁縻缓冲区；升平世尊王攘夷、稍微扩大，华夏文明区拓展到方五千里，周边环二千里的羁縻缓冲区亦得相应外推；太平世天下一统、文教兴盛，华夏文明区进一步拓展到方七千里，剩余环三千里为夷狄所居，向义慕化，内外相安无事。揆之历史，朝代国力有盛衰，疆域大小有伸缩，这也是时势之使然。对照清朝的版图，以汉地十八行省为中国本部，以满蒙回藏四大边疆为内藩，以朝鲜、琉球、越南、缅甸等属国为外藩，与畿服制的内外格局完全一致。从服制上看，《禹贡》与《王制》的五服说和三服说接近于衰乱世之制，《周礼》与《逸周书·职方篇》的九服说和六服说则更像太平世之制。至于升平世之制则其详不得闻焉。无怪乎廖平以《王制》为小一统，以《周礼》为大一统，就其疆域范围而言良有以也。不过我们须知，衰乱——升平——太平的三世说只是一个理想的逻辑顺序，而不必然是一个线性的时间顺序。不可据此判断《王制》在年代上一定早于《禹贡》，《禹贡》又一定先于《周礼》。

三、封建与巡守：王权之强弱

从《王制》的方三千里到《周礼》的方七千里，中国的疆域由900万平方里增加到4900万平方里，扩大了5倍多。郑玄把此疆土的开拓归功于周公的“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由于王畿的面积不变，还是100万平方里，剩下用于分封诸侯的面积便由800万平方里变成了4800万平方里，扩大了6倍之多。郑玄假定九州之内诸侯国的数量是不变的，还是《王制》所说的八州共1680国，于是只能增加封国的面积。进而由疆域之大小引申出封国面积之变化。《王制》规定爵五等而土三等，即公侯方百里，伯方七十里，子男方五十里，不足五十里曰附庸。但到了《周礼》，土地太多只能益封，于是土也分为五等，公国方五百里，侯国方四百里，伯国方三百里，子国方二百里，男国方百里。郑玄把《王制》的三等之地认为是殷制，把《周礼》的五等之地认为是周制，从三等之地的小封建到五等之地的大封建，就是从殷制到周制的转变。其言曰：

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犹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狭也。周公摄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礼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后为公及有功之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

此大界方三千里，三三而九，方千里者九也。其一为县内，余八各立一州。此殷制也。周公制礼，九州大界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有九也。其一为畿内，余四十八，八州各有方千里者六。设法，一州封地方五百里者不过四，谓之大国；又封方四百里者不过六，又封方三百里者不过十一，谓之次国；又封方二百里者不过二十五，及余方百里者，谓之小国。盈上四等之数，并四十六。一州二百一十国，则余方百里者百六十四也。凡处地方千里者五，方百里者五十九，其余方百里者四十一，附庸地也。

郑玄把《王制》与《周礼》的制度分歧以时代化差异进行处理，虽然暂时缓解了经典内部的不一致性，但也用固定的历史性消解了经典的未来性和创制性，掩盖了孔子欲拨乱反正、改制立法、垂范将来的素王之志。孔子整理六经，难道仅仅是为了记录历史吗？还是要表达一种指向未来的平天下之志？“六经皆史”抑或“六经皆志”？其实这才是今文古经学之间最大的宗旨分歧。正如司马迁所言：“《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东周乱世，礼崩乐坏，诸侯国之间相互兼并已经出现，于是出现王畿日削而诸侯尾大的局面。孔子欲救周文之疲弊，正在用质尚忠，化繁为简。故《王制》以三等之地的小封建行削藩之计，这与汉武帝时推恩令的“众建诸侯少其力”是一样的策略。反观《周礼》，依旧实行五等之地的大封建，让那些公侯之国实力雄厚，渐启僭越自专、上逼天子之野心，对天王之权威及天下体系都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和不稳定因素。

《春秋》之大义就在于尊王攘夷，尊王也就是尊重最高的政治权威，进而维护天下体系的稳定性。为了尊王，《王制》不仅在分封的面积上进行削藩，而且还在诸侯国之间建立起一套严密的监督体系。其文曰：
千里之外设方伯，五国以为属，属有长；十国以为连，连有帅；三十国以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国以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帅，三百三十六长。八伯各以其属，属于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为左右，曰二伯。
天子使其大夫为三监，监于方伯之国，国三人。

通过“二伯——州伯——卒正——连帅——属长”的科层化监督体系，天子得以实现对天下1680个诸侯国的分层管理，同时在八个州伯的身边还要派驻三监，作为天子之代表行使监督权，类似后世的刺史和钦差大臣。这个监督体系如此之严密，有助于巩固中央权威，所以有人甚至以中央集权、君主集权来形容《王制》的政治体系。与之类似，《周礼》也提到了监的设置，但只有两处，一处是大宰职文“乃施典于邦国，而建其牧，立其监”，还有一处是大司马职文“建牧立监，以维邦国”。这两处的监都是和牧联系在一起的，牧即州牧，但郑玄把监解作诸侯国之国君。如果只是国君，那就不是代表天子的监察官，即便是监察官，每国设几人也语焉不详，且相比《王制》显得没那么复杂严密。两相比较即可看出，《周礼》的封建性更强一些，诸侯的自主权更大；《王制》的集权特征更明显，诸侯虽然可以世袭，但也要接受天子之权力监督与奖惩。

天子的监督权从其巡守制度也可以有所窥见。《王制》的天子五年一巡守，四时之仲月分别到东南西北四方视察。每到一地，都要“觐诸侯，问百年者就见之。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命市纳贾，以观民之所好恶、志淫好辟。命典礼，考时月，定日，同律，礼乐、制度、衣服正之”，然后根据诸侯的表现进行考绩奖惩。其奖惩的标准为：“山川神祇有不举者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庙有不顺者为不孝，不孝者君绌以爵；变礼易乐者为不从，不从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为畔，畔者君讨；有功德于民者，加地进律。”封建制下天子这种强大的监督权比之后世皇帝对郡县制地方长官的奖惩权力亦毫不逊色。同样，“诸侯之于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可见以五年为一个大周期，天子与诸侯国之间的交往互动是很频繁的。

《周礼》的天子是十二年一巡守，周期比较长。王将巡守，职方氏则戒于四方曰：“各修平乃守，考乃职事，无敢不敬戒，国有大刑。”除巡守外，还有春朝、秋觐、夏宗、冬遇、时会、殷同、时聘、殷覜、间问、归脤、贺庆、致禬等十二种外交形式。其交往的目的是：“春朝诸侯而图天下之事，秋觐以比邦国之功，夏宗以陈天下之谟，冬遇以协诸侯之虑。时会以发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时聘以结诸侯之好，殷覜以除邦国之慝，间问以谕诸侯之志，归脤以交诸侯之福，贺庆以赞诸侯之喜，致禬以补诸侯之灾。”相比《王制》里天子权威之雷厉风行，《周礼》的外交活动更多是一种礼仪性的协调，而不像是上级对下级的监督考察。与巡守反方向，九服之诸侯按照距离远近，侯服岁壹见，甸服二岁壹见，男服三岁壹见，采服四岁壹见，卫服五岁壹见，要服六岁壹见，九州之外的蕃国则世壹见。相比《王制》，其交往的密集程度也少了很多。这说明天子与诸侯国的关系不算紧密，大多时候双方都是各自自治，互不打扰。

综上所述，《王制》的小封建制更有利于维护中央权威，巩固天下体系，防止诸侯国尾大不掉。《周礼》的大封建制则更像是现代的邦联制，各诸侯国充分自治，中央权威不突出，且公侯之国面积过大，使得封建体系存在着不稳定甚至瓦解的风险，从春秋到战国封建制在兼并中走向崩溃便是最好的历史证明。二者核心差异在于：《周礼》试图通过分权与礼制维系大一统，而《王制》则通过集权与法治强化大一统。前者是儒家对古典制度的理想化重构，后者是礼法合流后适应帝国时代的现实方案。这两种模式共同塑造了中国古代“大一统”思想的双重脉络。

四、六卿与三公：设官之繁简

正如皮锡瑞所言：“《王制》简便易行，不比《周礼》繁重难举。”就官制而言，《王制》结构简单、官职数量少，《周礼》结构复杂、官职数量多乃是不争的事实。据六官人数之不完全统计，《周礼》六官下士以上的官员人数就有2435人之多，实际上肯定还不止于此。如果只统计官职，即便不算冬官，也有346种。与之相比，《王制》就要少得多，全篇记载的职官主要有冢宰、司空、司徒、小胥、大胥、小乐正、大乐正、司马、司寇、史、正、太史、司会、市等十几种。以人数论，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加在一起只有120人，若再加上中士与下士，总共也就1092人，比《周礼》少了一半还多。

《周礼》官制的总体结构是三公六卿制，其中三公为虚位，与天子坐而论道，无职守，无定员，六卿才是承担一切政务的实权官职。六卿又分为天官地官二孤卿和春夏秋冬四卿，每卿之下设中大夫、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以1∶2的比例向下数量递增。就命数而言，三公八命，若有加封则最高不过九命，天地二孤七命，春夏秋冬四卿六命，中大夫五命，下大夫四命，上士三命，中士二命，下士一命，命士以上皆属于正式的朝廷命官。另有府史胥徒辅助政务，其中府史为办公属员，由长官自行辟除，为庶人在官者，有稍食即工资；胥徒则是庶民无偿为国家所服劳役，属于法定义务，没有薪给，但有时限，可轮替。以往认为《周礼》官员数量庞大，是错误地把胥徒也计算在内的结果。

与《周礼》不同，《王制》官制的总体结构乃是三公九卿制，三公即司马、司徒、司空，分别主掌军政、教化和地政，九卿按照3∶1的比例辅佐三公。《王制》中没有罗列九卿完整名目，但可知的包括司寇、大乐正、市、司会、大史等。另外还有冢宰一职，与三公同尊，为内朝官之首，辅佐天子主管财政事务和祭祀丧葬等。《王制》中有一段年终朝会考计的场景描述，可以让我们在动态的朝堂仪式中身临其境地观察三公九卿之间的上下级从属关系。其文曰：
大史典礼，执简记，奉讳恶。天子齐戒受谏。司会以岁之成，质于天子，冢宰齐戒受质。大乐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从质于天子。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齐戒受质。百官各以其成，质于三官。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质于天子，百官齐戒受质。然后，休老劳农，成岁事，制国用。

如这段话所描述的，大史是朝会的记录者和主持人；司会总管天下财务考计，是冢宰之属官；司寇主管刑罚，与主管军事的司马同为暴力机关，所以是司马之属官；乐正主管教育，是司徒之属官；市主管市场交易，是司空之属官。作为下属，司会、司寇、乐正和市在向天子提交其年度考计报告时，要分别经过其直属长官来“齐戒受质”。另外百官之考计报告也是由外朝之三公接受考察，说明百官在政务上也要接受三公之领导。冢宰作为内朝官首领，相当于天子的大内总管和秘书长，所以孔子说：“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听于冢宰其实也就是间接听于天子，作为内朝官首领的冢宰此时便是天子的代理人。故除了自己的直属业务外，冢宰与外朝的百官没有直接的业务领导关系。据此我们可以做成一张《王制》官制结构图来更清晰地展示他们各自的从属关系，如下所示：

对比《王制》与《周礼》，虽然它们职官的名字都一样，但其在各自官制结构中的地位和执掌内容却是不相同的。《王制》的冢宰只管财政和祭祀丧葬，而《周礼》的冢宰则有“立法度、定编制、理财政、主考计、赞礼仪、司内侍”六大职能，二者之权力大小不可同日而语。司马、司徒、司空，在《王制》为三公，但在《周礼》只是六卿，地位高下判然有别。《周礼》中地官司徒除了教化之外还要主管农业生产，但在《王制》这里农业生产却是司空的职责所在。《周礼》里作为冬官的司空职能被严重压缩，只剩下工程建造，地位居于六官之末，这与作为三公之一的《王制》司空简直不可相提并论。此外，《王制》中没有大宗伯一职，其主管的祭祀职能则移交给了冢宰，教育职能移交给了大乐正。宋代的陆佃说：“六官不言宗伯，以大乐正见之也。”实际上大乐正只相当于半个大宗伯，还有半个在冢宰那里。

当然，《王制》与《周礼》也有相同之处。不论是三公制还是六卿制，它们都存在内朝与外朝对峙的政治格局，且二者都是以冢宰为内朝官之首领。宰之本义便是家臣，大夫有家宰，天子则有冢宰。天子以天下为家，于是把本属于家臣的宰提升为内朝官首领的地位。宰之名本来自祭祀，在祭祀中协助主人宰牲献祭，故祭祀之事归其执掌。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冢宰兼管财政，乃是因为祭祀乃是财政支出的首要内容，应予以充足保障，这里体现的是先神后人、先尊后卑的孝悌之道。所谓“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寝不踰庙”，“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都体现了祭祀的优先性。由祭祀连带而来的丧葬、庙制皆属于财政支出优先项目，所以也都划归冢宰管理。但总体而言，《王制》的冢宰相比《周礼》的冢宰职权要小得多。

《王制》与《周礼》官制的最大区别在于外朝，《周礼》的外朝是地官司徒领导下的五官架构，《王制》则是司马、司徒、司空并立的三公架构。五官制历史悠久、渊源有自。《礼记·曲礼下》就有记载：“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众。”郑注以为殷制，孔疏引《郑志》焦氏答崇精问云：“殷立天官，与五行其取象异耳。是司徒以下法五行，并此大宰，即为六官也。”于此可见《周礼》的六官之中内含了五行之取象。以五行观之，春夏秋冬四时之官刚好可以和木火金水相配，而地官司徒本身即属土，合在一起恰好五行完备。

与之相对，《王制》的三公制乃是取法天地人的三才之道。《韩诗外传》卷八有云：“三公者何？曰：司空、司马、司徒也。司马主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此三公制与三才之道相配之今文经说也。《白虎通·封公侯》对此有详细的阐释，其文曰：
王者所以立三公、九卿何？曰：天虽至神，必因日月之光；地虽至灵，必有山川之化；圣人虽有万人之德，必须俊贤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顺天成其道。司马主兵，司徒主人，司空主地。王者受命为天、地、人之职，故分职以置三公，各主其一，以效其功。一公置三卿，故九卿也。天道莫不成于三：天有三光，日、月、星；地有三形，高、下、平；人有三尊，君、父、师。故一公三卿佐之，一卿三大夫佐之，一大夫三元士佐之。天有三光然后而能遍照，各自有三法，物成于三：有始、有中、有终，明天道而终之也。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官，下应十二子。

相对今文经学，古文经学也有其三公说。《尚书·周官》云：“立太师、太傅、太保，玆惟三公，论道经邦，燮理阴阳，官不必备，惟其人。”许慎《五经异义》云：“古《周礼》说，天子立三公，曰太师、太傅、太保，无官属，与王同职，故曰坐而论道谓之三公。”概言之，今文之三公职在领袖百官、秉持大政，故以三司为名；古文之三公职在匡正天子、坐而论道，故以师傅相称。后世家法淆乱、古今不分，常常将二者混为一谈、重复设官。正如皮锡瑞所言：“汉主今文，故三公九卿，宇文周行《周礼》，故分设六部。其后沿宇文之制，既设六部，又立九卿，官制复重，议者多云可以裁，并不知《周礼》《王制》古今文说必不相合，乃兼用两说，多设冗官，皆由经义不明，故官制不善也。”

三公制与六卿制（内含五官制）根本的不同在于取象各异。与取法三才的三公制相对照，《周礼》之六卿制所取法的乃是天地四时，天地为阴阳相对，四时加上地官为五行，合在一起就是阴阳五行之道。其与三才的最大区别就在于缺少了“人”这一维度，因为春夏秋冬四时实际上也是附属于天的，天地四时归根结底还是天地之道，也即乾坤阴阳之道。按照刘师培的说法，《周礼》这种以阴阳为立国之道应该与文王演《周易》有关。一个取法三才之道，一个取法阴阳五行之道，取象不同则其设官之繁简亦大不同。《周礼》中种种细小琐碎的职官设置，断非《王制》可比。仅就层级而言，《王制》的职官层级只有“公——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六级，《周礼》的职官层级则有“公——孤——卿——中大夫——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八级，多出了孤和中大夫两级，于此便可见其设官之复杂程度。

转自《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5年第4期

一、关于《统万城铭》的作者问题

《统万城铭》见载于《晋书·赫连勃勃载记》，其中有一段文字：
群臣劝都长安，勃勃曰：“朕岂不知长安累帝旧都，有山河四塞之固！但荆吴僻远，势不能为人之患。东魏与我同壤境，去北京裁数百余里，若都长安，北京恐有不守之忧。朕在统万，彼终不敢济河，诸卿适未见此耳！”其下咸曰：“非所及也！”乃于长安置南台，以璝领大将军、雍州牧、录南台尚书事。勃勃还统万，以宫殿大成，于是赦其境内，又改元曰真兴。刻石都南，颂其功德，曰：……

这里所谓的“刻石都南，颂其功德”即史传所引的《统万城铭》，文末特别注明作者：“其秘书监胡义周之辞也。”《周书·王褒庾信传论》也认为《统万城铭》的作者是胡义周：“至朔漠之地，蕞尔夷俗，胡义周之颂国都，足称宏丽。”《北史·文苑传叙》亦有完全相同的记载。既然说是胡义周“颂国都”，自然是指《统万城铭》。胡义周，见《晋书·胡方回传》附传，可知他曾事后秦。《晋书·姚泓载记》记载姚泓“博学善谈论，尤好诗咏。尚书王尚、黄门郎段章、尚书郎富允文以儒术侍讲，胡义周、夏侯稚以文章游集。”这说明，胡义周在当时也是享有盛誉的文学家。

萧方等撰《三十国春秋》叙及《统万城铭》曰：“夏王勃勃自号真兴元年，夏，刻石都南，颂其功德，曰：‘我皇诞命世之期，应天纵之德，仰协时来，俯从民望。属奸豪鼎峙之际，群凶岳立之秋，故运筹命将，举无贵策，亲御六戎，即有征无战，五稔之间，而治风弘阐矣。’”这段“我皇诞命世之期”等是《统万城铭》中的句子，却没有指明作者。《魏书·胡方回传》则把《统万城铭》的作者归为胡义周的儿子胡方回：“胡方回，安定临泾人。父义周，姚泓黄门侍郎。方回，赫连屈丐中书侍郎。称其为安定临泾人，姚泓黄门侍郎胡义周之子，方回，赫连屈丐中书侍郎。涉猎史籍，辞彩可观，为屈丐《统万城铭》《蛇祠碑》诸文，颇行于世。”安定临泾，在今甘肃庆阳市属镇原县。

这样，《统万城铭》的作者就有三种可能，或胡义周，或胡义周之子胡方回，或佚名作者。

曹道衡、沈玉成排比资料，认为“《统万城铭》作者为胡方回之可能性实大于其父。且《魏书》较早，又属北人记载，当较《晋书》之多据南人记述及《周书》之晚出，且非专记十六国事为可信”。而笔者认为，这篇作品为胡义周撰写、胡方回修改定稿的可能性最大。统万城的建设前后经历了七年。《统万城铭》的撰写，应当就在这七年间。

二、大夏政权的建立与统万城的修筑及命名

统万城位于奢延水（即无定河）之北、黑水之南，是在汉代奢延城的基础上改筑而成。这一改筑工程始于公元412年底，419年竣工。而今，在陕西榆林地区西北部，统万城的城墙遗址依然屹立，是匈奴族在中国历史上保留下来的唯一都城遗址。这座古城改筑的推动者，就是十六国之一的大夏开创者赫连勃勃。

赫连勃勃为南匈奴后代。东汉建武二十四年（48），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北匈奴西迁，南匈奴呼韩邪单于率众归汉，入居云中郡，分散居住在西河（治美稷，在今内蒙古准格尔旗）、北地（治富平，在甘肃庆阳）、朔方（治临戎，在内蒙古磴口县）、五原（治九原，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县）、定襄（治善无，在山西右玉县）、雁门（治阴馆，在山西代县）、代（治高柳，在山西阳高县）等八郡之地。其后，南匈奴逐渐由沿边八郡迁入并州，前后二十余万人。

建安二十一年（216），呼厨泉单于来朝，曹操留其在邺（今河北临漳），遣右贤王去卑回到平阳（今山西临汾），监管匈奴的五部。呼厨泉是左贤王刘豹的叔父，而刘豹是前赵建立者刘渊的父亲。右贤王去卑之子诰升爰代领其众。诰升爰卒，子虎立，居新兴，号铁弗氏，与白部鲜卑皆附于汉，永嘉之乱后属刘渊等。

赫连勃勃为去卑之后。其父刘卫辰，入居塞内，前秦苻坚以为西单于，督摄河西各个部落。前秦败乱，刘卫辰乘机占据朔方之地。东晋孝武帝司马曜太元十六年(391)十月，魏拓跋珪破柔然，徙其众于云中。十一月，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大破匈奴刘卫辰部，刘卫辰为部下所杀。其宗党五千余人又为拓跋珪所杀，河以南诸部皆降。刘卫辰少子屈丐流奔薛干部。《十六国春秋》《晋书·赫连勃勃载记》《资治通鉴》等文献记载，刘勃勃（即赫连勃勃）因后秦与北魏相通，勃然大怒，遂与后秦反目。东晋安帝司马德宗义熙三年（407）五月，柔然可汗杜仑献马八千匹于后秦姚兴，过河至大城，刘勃勃截留，并召其部众三万余人，以狩猎为名，袭杀后秦高平公没弈干，并吞其数万人马，自称天王，大单于，置百官，以统万城为核心，建立胡夏政权，建元龙升，管辖今陕西榆林、宁夏等地。刘勃勃自谓是夏后氏之苗裔，遂国号曰大夏。龙升六年（412），刘勃勃下书改姓赫连，其改名之由，见《下书改姓赫连氏》记载：
朕之皇祖，自北迁幽朔，姓改姒氏，音殊中国，故后从母氏为刘氏。子而从母之姓，非礼也。古人氏族无常，或以因生为氏，或以王父之名。朕将以义易之。帝王者系天为子，是为徽赫实与天连，今改姓曰赫连氏，庶协皇天之意，永享无疆大庆。系天之尊，不可令支庶同之，其非正统，皆以铁伐为氏，庶朕宗族子孙刚锐如铁，皆堪伐人。

龙升七年(413)三月，夏改元凤翔元年，以叱干阿利领将作大匠，发胡夏十万人筑统万城，前后整整七年始建成。

在这期间，发生了两件比较重要的事情。第一件大事是凤翔三年(415)三月拔后秦杏城，坑士卒二万。五月，赫连勃勃与沮渠蒙逊结盟。史载其《与沮渠蒙逊盟文》云：
自金晋数终，祸缠九服，赵魏为长蛇之墟，秦陇为豺狼之穴，二都神京，鞠为茂草，蠢尔群生，罔知凭赖。上天悔祸，运属二家，封疆密迩，道会义亲，宜敦和好，弘康世难。爰自终古，有国有家，非盟誓无以昭神祇之心，非断金无以定终始之好。然晋楚之成，吴蜀之约，咸口血未干而寻背之。今我二家，契殊曩日，言未终而有笃爱之心，音一交而怀倾盖之顾，息风尘之警，同克济之诚，戮力一心，共济六合。若天下有事，则双振义旗，区域既清，则并敦鲁卫。夷险相赴，交易有无，爰及子孙，永崇斯好。

从此，势力越发壮大。

第二件大事发生在凤翔五年，即晋安帝义熙十三年(417)三月，刘裕部下龙骧将军王镇恶大破姚泓部将姚绍于潼关。七月，攻克长安，姚泓出降，后秦灭亡。刘裕本想留在长安经略西北，而诸将佐皆久役思归。十一月，刘穆之卒于建康，刘裕以为根本无托，遂决意东还。十二月，刘裕留其子刘义真镇守长安，赫连勃勃遂图进取之计。

凤翔六年（418）三月，赫连勃勃称皇帝，并且改元昌武，然后大举进攻长安。据郦道元《水经注·河水三》记载，赫连勃勃决定立都统万城后，“并造五兵，器锐精利，乃咸百炼，为龙雀大镮，号曰大夏龙雀。铭其背曰：古之利器，吴楚湛卢。大夏龙雀，名冠神都。可以怀远，可以柔逋。如风靡草，威服九区。世甚珍之”。由此可见，赫连勃勃改年号为“昌武”并造五兵，显示他对于武功的期许与自信。“五兵”，指五种兵器。《黄帝内经·灵枢经·玉版》引黄帝言及“五兵”。据《世本》记载，蚩尤以金属（青铜）发明“五兵”，即戈、矛、戟、酋矛、夷矛。后来，在“五兵”的基础上又有所谓十八兵的说法。这说明在冷兵器时代，刀剑奔马是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赫连勃勃委托叱干阿利督造“五兵”，要求苛刻至极。《晋书·赫连勃勃载记》云：
阿利性尤工巧，然残忍刻暴，乃蒸土筑城，锥入一寸，即杀作者而并筑之。勃勃以为忠，故委以营缮之任。又造五兵之器，精锐尤甚。既成呈之，工匠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即斩弓人；如其入也，便斩铠匠。

《水经注》记载的《龙雀剑铭》即是这种锐利兵器的写照。日本学者三崎良章考证说：“这正值夏国军事力量大举侵入关中的时期；赫连勃勃使用这个向来少人问津的‘武’字，而且还要制定没有先例的年号，可想而知是在标榜自己的军事力量。”结合“昌武”这个年号，品读《龙雀剑铭》，我们感到，赫连勃勃炫耀兵强马壮，是想让对手感到压力。再结合《汉书·艺文志》著录的《相宝剑经》二十卷，梁代阮孝绪《七录》著录的《相宝剑经》二卷以及流传至今的陶弘景《古今刀剑录》，还有考古发掘的居延汉简中的《剑文四事》，我们可以比较《龙雀剑铭》与上述著录的文字，确有异曲同工之处。譬如《剑文四事》评论剑的文饰，“欲知剑利善、故器者，起拔之，视之，身中无推处者，故器也。视欲知利善者，必视之身中有黑两桁不绝者”。并且认为，利剑之威力不仅体现在自身的锋利上，还要“加以善”，这样才可以称为“天下利善剑也”。《龙雀剑铭》也认为，驰骋名都的龙雀剑，“可以怀远，可以柔逋。如风靡草，威服九区”，属于“善剑”，故为世之珍宝。由此推断，大夏国在炼铁技术方面确有其优长之处。

诚如赫连勃勃所愿，凤翔六年十一月，长安被攻陷，关中悉入于夏。占领长安之后，群臣中有很多人建议将长安作为首都，但赫连勃勃最终还是选择了统万城。这种选择的根本原因在于阻断北魏的侵略野心，而统万城经过七年的修建，此时业已大体完成。《十六国春秋》记载，昌武二年（419）二月，赫连勃勃还都统万。三月，筑坛灞上，即皇帝位。以宫殿大成，赦其境内，又改元真兴。

统万城始建于凤翔元年（413），至昌武二年（419）大体完成，前后耗时七年。早在筑城之初，赫连勃勃就有《筑统万城下书》，对统万城的定名有明确解说：
古人制起城邑，或以山水，或以义立名。今城都已建，万堵斯作，克成弗远，宜立美名。朕方统一天下，君临万邦，都城可以“统万”为名。

郦道元《水经注·河水三》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奢延水注之，水西出奢延县西南赤沙阜，东北流，《山海经》所谓生水出孟山者也。郭景纯曰：孟或作明。汉破羌将军段颎破羌于奢延泽，虏走洛川。洛川在南，俗因县土谓之奢延水，又谓之朔方水矣。东北流，迳其县故城南，王莽之奢节也。赫连龙升七年，于是水之北，黑水之南，遣将作大匠梁公叱干阿利改筑大城，名曰统万城。蒸土加功。雉堞虽久，崇墉若新。

修筑统万城的过程以及统万城定名之缘由，崔鸿、郦道元皆有明确记载，本无疑义。并且，赫连勃勃《筑统万城下书》说得很清楚：“朕方统一天下，君临万邦，都城可以‘统万’为名。”

近年，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在《水经注校证》中又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这个在郦氏作《水经注》时代就已经不知其由来的统万城，在唐太宗作为主编的《晋书》中，却提出了解释‘统一天下，君临万邦’（《晋书·赫连勃勃载记》）。此后，《元和郡县志》也从《晋书》之说，而《通鉴》胡注因之。直到现代，新编《辞海》统万城条，也袭用前说。则统万城的地名来源，虽然郦氏已经不谙，而在此后一百多年的唐修《晋书》却提出了望文生义的说法，似乎成了定论。但著名历史学家缪钺却对此提出了怀疑。”钱氏的基本观点认为，统万城并非如“谓赫连勃勃自言统一天下，君临万邦，故以统万为名”的意思，而是“吐、统一声之转，是本译胡语，故或统或吐（《古今姓氏书辨正》亦言统万亦作吐万），或省去突字。赫连氏当时自无《元和志》所言之义”。这个推论恐有武断之嫌。赫连勃勃所言已见于崔鸿的《十六国春秋》和郦道元的《水经注》。崔鸿卒于北魏孝明帝元诩孝昌元年（525），郦道元卒于孝昌三年（527），距统万城之建成不过百年，他们对于北魏的历史非常了解，对于“统万城”的命名缘起，记载基本相同。再说，赫连氏自诩夏朝大禹之后，其统治集团内部又有很多学养深厚的文人学者，用统一天下、君临万方的“统万”命名都城也在情理之中。所谓“统万”可能是胡语译音，也只是推测之词，并无确切依据。

三、从《统万城铭》看“统万城”命名的意义与渊源

前引《水经注校证·河水三》“赫连龙升七年，于是水之北，黑水之南，遣将作大匠梁公叱干阿利改筑大城，名曰统万城”这段话，陈桥驿有如下注释：“可惜胡方回的《统万城铭》早已亡佚，如此《铭》尚在，则统万城的地名渊源，当可迎刃而解。解释古代地名，特别是非汉语地名，既不能望文生义，也切忌人云亦云。”其实，这篇作品的石刻虽然失传，但其录文则完整地保存在《晋书·赫连勃勃载记》中，并没有关于统万城地名渊源的说明。如果说统万城取名来自胡语，作为汉族文学家的胡义周、胡方回父子自应有所考证。然而细检文章，并没有这样的提示。其文曰：
夫庸大德盛者，必建不刊之业；道积庆隆者，必享无穷之祚。昔在陶唐，数钟厄运，我皇祖大禹以至圣之姿，当经纶之会，凿龙门而辟伊阙，疏三江而决九河，夷一元之穷灾，拯六合之沈溺，鸿绩侔于天地，神功迈于造化，故二仪降祉，三灵叶赞，揖让受终，光启有夏。传世二十，历载四百，贤辟相承，哲王继轨，徽猷冠于玄古，高范焕乎畴昔。而道无常夷，数或屯险，王桀不纲，纲漏殷氏，用使金晖绝于中天，神辔辍于促路。然纯曜未渝，庆绵万祀，龙飞漠南，凤峙朔北。长辔远驭，则西罩昆山之外；密网遐张，则东絚沧海之表。爰始逮今，二千余载，虽三统迭制于崤函，五德革运于伊洛，秦雍成篡弒之墟，周豫为争夺之薮，而幽朔谧尔，主有常尊于上；海代晏然，物无异望于下。故能控弦之众百有余万，跃马长驱，鼓行秦赵，使中原疲于奔命，诸夏不得高枕，为日久矣。是以偏师暂拟，泾阳摧隆周之锋；赫斯一奋，平阳挫汉祖之锐。虽霸王继踪，犹朝日之升扶桑；英豪接踵，若夕月之登蒙汜。自开辟已来，未始闻也。非夫卜世与乾坤比长，鸿基与山岳齐固，孰能本枝于千叶，重光于万祀，履寒霜而踰荣，蒙重氛而弥耀者哉！

文章第一部分追溯历史。作者自高门户，以大夏为大禹的后人。这种自认为是炎黄后裔的表述，是十六国时期一种普遍现象，譬如北魏就自称是黄帝之苗裔。只有这样传承，他们才能获得执政的合法性，以便招引贤才，稳固政治基础。文章说，夏之祖业传至当下，已“传世二十，历载四百，贤辟相承，哲王继轨，徽猷冠于玄古，高范焕乎畴昔”。此后，中原政权更替，大夏先祖“龙飞漠南，凤峙朔北。长辔远驭，则西罩昆山之外；密网遐张，则东絚沧海之表。爰始逮今，二千余载”。关中平原，河南故地，已“成篡弒之墟”，“为争夺之薮”。相比较而言，统万城地处绝佳位置：“能控弦之众百有余万，跃马长驱，鼓行秦赵，使中原疲于奔命，诸夏不得高枕，为日久矣”。这段话与赫连勃勃《筑统万城下书》意思是一样的，其实是为下文描写统万城而作的一种铺垫。此前，大夏主要据点在朔方和高平，开展了多次战役，确实打得非常艰苦。现在，大功告成，统万城成为新的国都，自然是值得庆贺的大事。在第一部分的最后，作者表达了这样的自信：“卜世与乾坤比长，鸿基与山岳齐固，孰能本枝于千叶，重光于万祀，履寒霜而踰荣，蒙重氛而弥耀者”。这些足以告慰其先人。

文章第二部分为：
于是玄符告征，大猷有会，我皇诞命世之期，应天纵之运，仰协时来，俯顺时望。龙升北京，则义风盖于九区；凤翔天域，则威声格于八表。属奸雄鼎峙之秋，群凶岳立之际，昧旦临朝，日旰忘膳，运筹命将，举无遗策。亲御六戎，则有征无战。故伪秦以三世之资，丧魂于关陇；河源望旗而委质，北虏钦风而纳款。德音著于柔服，威刑彰于伐叛，文教与武功并宣，俎豆与干戈俱运。五稔之间，道风弘著，暨乎七载而王猷允洽。乃远惟周文，启经始之基；近详山川，究形胜之地，遂营起都城，开建京邑。背名山而面洪流，左河津而右重塞。高隅隐日，崇墉际云，石郭天池，周绵千里。其为独守之形，险绝之状，固以远迈于咸阳，超美于周洛。若乃广五郊之义，尊七庙之制，崇左社之规，建右稷之礼，御太一以缮明堂，模帝坐而营路寝，阊阖披霄而山亭，象魏排虚而岳峙，华林灵沼，崇台秘室，通房连阁，驰道苑园，可以荫映万邦，光覆四海，莫不郁然并建，森然毕备，若紫微之带皇穹，阆风之跨后土。然宰司鼎臣，群黎士庶，佥以为重威之式，有阙前王。于是延王尔之奇工，命班输之妙匠，搜文梓于邓林，采绣石于恒岳，九域贡以金银，八方献其瓌宝，亲运神奇，参制规矩，营离宫于露寝之南，起别殿于永安之北。高构千寻，崇基万仞。玄栋镂榥，若腾虹之扬眉；飞檐舒咢，似翔鹏之矫翼。二序启矣，而五时之坐开；四隅陈设，而一御之位建。温宫胶葛，凉殿峥嵘，络以随珠，綷以金镜。虽曦望互升于表，而中无昼夜之殊；阴阳迭更于外，而内无寒暑之别。故善目者不能为其名，博辩者不能究其称，斯盖神明之所规模，非人工之所经制。若乃寻名以求类，迹状以效真，据质以究名，形疑妙出，虽如来须弥之宝塔，帝释忉利之神宫，尚未足以喻其丽，方其饰矣。

这部分描述了赫连勃勃选择统万城作为政治军事中心的考虑，说：“五稔之间，道风弘著，暨乎七载而王猷允洽。”七载，乃修筑统万城的时间。还有这样几句关键的话：“乃远惟周文，启经始之基；近详山川，究形胜之地，遂营起都城，开建京邑。”这里有两点特别重要，反映了赫连勃勃对于新都城建设的思考。一是从时间上要充分考虑历史传统，即所谓“远惟周文”。二是从空间上要特别注意地理位置。而统万城正好符合了这两个要素。

先说空间优势：“背名山而面洪流，左河津而右重塞……其为独守之形，险绝之状，固以远迈于咸阳，超美于周洛。”统万城有这样的地理优势，再加上筑成时梁公叱干阿利“蒸土筑城”，城土色白而牢固，因此被当地人称为白城子。统万城“城基如铁石，攻凿不能入”。历经1600多年的风风雨雨，其城基依然保存至今，坚硬程度可想而知。《晋书·赫连勃勃载记》记载，统万城有四个城门，名其“南门曰朝宋门，东门曰招魏门，西门曰服凉门，北门曰平朔门”。其内城大约分为东西两个部分。可见，建城时也充分考虑了空间的规划。

再说历史传统。文中说：“若乃广五郊之义，尊七庙之制，崇左社之规，建右稷之礼，御太一以缮明堂，模帝坐而营路寝，阊阖披霄而山亭，象魏排虚而岳峙，华林灵沼，崇台秘室，通房连阁，驰道苑园。”这里所说的五郊、七庙、社稷、明堂皆为汉族传统的礼制建筑。又说：“温宫胶葛，凉殿峥嵘，络以随珠，綷以金镜。虽曦望互升于表，而中无昼夜之殊；阴阳迭更于外，而内无寒暑之别。”温宫、凉殿，亦为汉魏宫殿必有之建筑。宫殿设计“阴阳迭更于外，而内无寒暑之别”，并且各种装饰光彩耀人，乃至“虽曦望互升于表，而中无昼夜之殊”。宫殿前还有各种配套，诚如郦道元《水经注》所载：“又铸铜为大鼓，及飞廉、翁仲、铜驼、龙虎，皆以黄金饰之，列于宫殿之前。则今夏州治也。”在统万城遗址中，考古学家大致可以还原颂文中提到的建筑实体的具体位置。

文章第三部分为：
昔周宣考室而咏于诗人，閟宫有侐而颂声是作。况乃太微肇制，清都启建，轨一文昌，旧章唯始，咸秩百神，宾享万国，群生开其耳目，天下咏其来苏，亦何得不播之管弦，刊之金石哉！乃树铭都邑，敷赞硕美，俾皇风振于来叶，圣庸垂乎不朽。其辞曰：
于赫灵祚，配乾比隆。巍巍大禹，堂堂圣功。
仁被苍生，德格玄穹。帝锡玄珪，揖让受终。
哲王继轨，光阐徽风。道无常夷，数或不竞。
金精南迈，天辉北映。灵祉踰昌，世叶弥盛。
惟祖惟父，克广休命。如彼日月，连光接镜。
玄符瑞德，乾运有归。诞钟我后，应图龙飞。
落落神武，恢恢圣姿。名教内敷，群妖外夷。
化光四表，威截九围。封畿之制，王者常经。
乃延输尔，肇建帝京。土苞上壤，地跨胜形。
庶人子来，不日而成。崇台霄峙，秀阙云亭。
千榭连隅，万阁接屏。晃若晨曦，昭若列星。
离宫既作，别宇云施。爰构崇明，仰准乾仪。
悬甍风阅，飞轩云垂。温室嵯峨，层城参差。
楹雕虬兽，节镂龙螭。莹以宝璞，饰以珍奇。
称因褒著，名由实扬。伟哉皇室，盛矣厥章！
义高灵台，美隆未央。迈轨三五，贻则霸王。
永世垂范，亿载弥光。

这部分为韵语，是为“铭”。铭的本意是将祖先的功德箴言铭刻在器物上，昭示天下。《礼记·祭统》曰：“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恶焉。铭之义，称美而不称恶，此孝子孝孙之心也。惟贤者能之。”《文心雕龙·铭箴》篇是这样界定的：“铭者，名也，观器必也正名，审用贵乎盛德。”作为表彰功德的文体，班固《封燕然山铭》最为著名，见载于《后汉书》《文选》，其体例是前有散体，最后是“封山刊石，昭铭盛德”的韵语。《统万城铭》也是这样的体例。稍有不同的是，《封燕然山铭》的韵语为骚体，而《统万城铭》为四言体，凡六十四句，五次换韵。有些铭文的句式，如“卜世与乾坤比长，鸿基与山岳齐固”，“文教与武功并宣，俎豆与干戈俱运”，都是非常新颖的句式，多被后来者继承。庾信《贺新乐表》中“醴泉与甘露同飞，赤雁与班麟俱下”与《三月三日华林园马射赋》“落花与芝盖同飞，杨柳共春旗一色”，就与《统万城铭》中的语句相似，后来为初唐王勃《滕王阁序》“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所袭用。

在《统万城铭》创作八十年后的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二年（488）七月，供养人王庆峕请人撰写了《宕昌公晖福寺碑》，前面为散文，后面是四言韵语，典型的四六句式，文字已经极为讲究。如开篇“夫玄宗幽窈，非名相之所诠；至韵冲莫，非称谓之所摄。秒绝称谓，微言以之载扬；体非名相，圜像以之而应”。可见北魏文学进程加速。北魏后期到东魏、北齐，渐染南朝风气，文章隽妙绮丽，这在碑文中有着特别明显的变化。

四、以统万城为中心的大夏文化在民族融合中的影响

北魏太武帝在统一北方的进程中，最重要的关注点之一就是统万城。这里“南阻秦岭，东戍蒲津，西收秦陇，北薄于河”。从地理位置看，统万城地处黄土高原与内蒙古高原的过渡区域，北方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在这里碰撞、交流、融合，既是兵家必争之地，又是丝绸之路上的交通要道，具有独特的地理优势。诚如《统万城铭》所言，“独守之形，险绝之状，固以远迈于咸阳，超美于周洛”。

从政治形势看，赫连勃勃决定建都统万城，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防备北魏的进犯。如其所言，“朕在统万，彼终不敢济河”。然而，政治的长治久安在人事而非天险。西晋时期的著名文学家张华著有《剑阁铭》，曾就此立论。对此，《统万城铭》的作者应当知晓。不过，他们恪守铭文“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的古训，回避了这个话题。但现实是无情的。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始光四年，也就是夏赫连昌承光三年(427)五月，统万城落成不过十年，就被北魏攻克，沦为统万军镇，据此控制从鄂尔多斯通往河西的交通要道。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一年（487）改置夏州，治统万镇。

从经济角度看，北魏攻陷统万城，主要是看重这里的自然环境和交通枢纽地位。《魏书·释老志》载：“世祖将讨赫连昌，太尉长孙嵩难之，世祖乃问幽征于谦之。谦之对曰：‘必克。陛下神武应期，天经下治，当以兵定九州，后文先武，以成太平真君。’”《魏书·食货志》曰：“世祖之平统万，定秦陇，以河西水草善，乃以为牧地。畜产滋息，马至二百余万匹，橐驼将半之，牛羊则无数。高祖即位之后，复以河阳为牧场，恒置戎马十万匹，以拟京师军警之备。每岁自河西徙牧于并州，以渐南转，欲其习水土而无死伤也，而河西之牧弥滋矣。”攻陷统万城，不仅为北魏提供了丰饶的水草，还控制了通往河西的交通要道。据《通典·职官·马政》记载，北魏以这里为据点，又先后消灭了盘踞在陇右的南凉秃发和北凉沮渠等政权。关中地区此前以氐人、羌人和匈奴人为主，而此后鲜卑和其他北镇杂胡入关，这里的族属发生重要变化。不过七十年，北魏迁都洛阳，完成了北方各民族政治与文化的深度融合。

从文化交流看，以统万城为中心的关中地区聚集了大量的文献资料，还有众多的文人学者。大夏真兴（419—425）、承光（425—428）年间，赵逸和张渊还著有《夏国史》。《魏书·李顺传》记载，始光四年（427），“及克统万，世祖赐诸珍宝杂物，（李）顺固辞，唯取书数千卷”。可见统万城藏书之富。北魏俘获大夏数万人至平城（今大同），不仅包括公卿、后妃、公主、宫人，还包括关中地区的大量文人学者，如太史令张渊、徐辩，晋故将毛脩之，著作郎赵逸等。

《魏书·术艺传》载：“张渊，不知何许人。明占候，晓内外星分……世祖平统万，渊与辩俱见获。世祖以渊为太史令，数见访问。”至平城十年，张渊作《观象赋》，后不知所终。《观象赋》收在《魏书》张渊本传，就像谢灵运《山居赋》、颜之推《观我生赋》一样，都有自注。《水经注校证》卷十四“濡水注”、卷二十九“沔水注”还引庾阐《扬都赋》自注。这些自注都具有文学史料价值。

《魏书·赵逸传》载：“赵逸，字思群，天水人也。十世祖融，汉光禄大夫。父昌，石勒黄门郎。逸好学夙成，仕姚兴，历中书侍郎。为兴将齐难军司，征赫连屈丐。难败，为屈丐所虏，拜著作郎。世祖平统万，见逸所著，曰：‘此竖无道，安得为此言乎！作者谁也？其速推之。’司徒崔浩进曰：‘彼之谬述，亦犹子云之美新，皇王之道，固宜容之。’世祖乃止。拜中书侍郎。”赵逸年踰七十二卒，凡所著述，诗、赋、铭、颂，有五十余篇。

《宋书·毛修之传》载：“毛修之，字敬文，荥阳阳武人。其父毛瑾，为谯纵所杀，故屡请伐蜀。杀父之仇不共戴天。”《魏书》本传载：“司马德宗梁秦二州刺史。刘裕之擒姚泓，留子义真镇长安，以修之为司马。及赫连屈丐破义真于青泥，修之被俘，遂没统万。世祖平赫连昌，获修之。……浩以其（指毛修之）中国旧门，虽学不博洽，而犹涉猎书传，每推重之，与共论说。”其卒年，《宋书》本传谓其元嘉二十三年（446）卒，时年七十二。《魏书》本传作太延二年（436）卒，相差十年。

胡方回亦被俘至北魏平城，虽然“雅有才尚，未为时所知也。后为北镇司马，为镇修表，有所称庆。世祖览之，嗟美，问谁所作。既知方回，召为中书博士，赐爵临泾子。迁侍郎，与太子少傅游雅等改定律制。司徒崔浩及当时朝贤，并爱重之。清贫守道，以寿终”。胡方回所写文书受到拓跋焘的赞美，亦可见其文采足以修订乃父所作铭文。又据《魏书·世祖太武帝纪》《北史·魏本纪》等记载，胡方回与游雅等人改定律制，时在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正平元年(451)六月，此时距离他初来平城，已经过去二十五年。《魏书·刑罚志》载：“游雅与中书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盗律复旧，加故纵、通情、止舍之法及他罪，凡三百九十一条。门诛四，大辟一百四十五，刑二百二十一条。有司虽增损条章，犹未能阐明刑典。”此后，胡方回的事迹湮没无闻，估计不久就“以寿终”了。

上述文人来到平城后，得到了崔浩、高允等重臣的赏识和推荐。张渊曾为大夏太史令，善观天象，为当时著名的天文学家；毛修之善烹调，为太官令；赵逸善为文，拜著作郎；胡方回以博雅为中书博士，参与改定律制。《魏书·乐志》载：“世祖破赫连昌，获古雅乐，及平凉州，得其伶人、器服，并择而存之。后通西域，又以悦般国鼓舞设于乐署。”在北魏文化的复兴过程中，大夏文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谈到对北魏的影响，还要说到大夏胡氏一家。在北魏历史上，有两位皇太后对北朝政治产生巨大影响。一是孝文帝冯太后，乃孝文帝汉化过程中最重要的推手。一是孝明帝胡太后，为大夏重臣胡渊之孙。统万城陷落后，胡渊以降款之功赐爵武始侯。其子胡国珍，太和十五年袭爵，例降为伯。其女胡充华被选入掖庭，生元诩。胡国珍由此发迹，拜为侍中，封安定公。

延昌四年(515)正月，北魏宣武帝元恪卒，其子元诩继立，是为肃宗孝明皇帝，时年六岁。胡充华借此临朝称制，亲览万机，被尊为皇太妃，寻改皇太后。因其谥号为灵，故史书又称其为灵太后。神龟三年(520)七月，胡太后为元叉幽禁。孝昌元年(525)四月复临朝执政，时人将她与孝明帝并称为“二圣”，而此前仅有孝文帝和冯太后曾享有这样的称谓。又三年，武泰元年(528)二月，胡太后杀孝明帝元诩，立故临洮王宝晖世子元钊为帝。仪同三司、大都督尒朱荣抗表请入，立魏长乐王子元子攸为帝，随后勒兵攻入洛阳，大杀王公、官民二千余人。胡太后及幼帝亦被投入河中淹死，史称“河阴之难”。六年以后，北魏分为东魏、西魏，北魏从此消亡。可见，胡太后对北魏后期政治走向产生重要影响。

《魏书·皇后·灵太后传》称：“太后性聪悟，多才艺，姑既为尼，幼相依托，略得佛经大义。亲览万机，手笔自断。”据《续高僧传·魏南台石窟寺恒安沙门菩提流支传》以及《洛阳伽蓝记》卷一的记载，胡太后执政第二年，就在宫前闾阖门南一里御道西，修立永宁寺。《洛阳伽蓝记》开篇所描写的就是永宁寺。她还曾遣使者宋云与比丘惠生入西域求佛经，四年之后才返回洛阳，得经书一百七十部，世传《使西域记》一卷。胡太后组织策划的这些宗教文化活动，自然是劳民伤财，但是在推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也并非一无是处。

胡太后还曾逼通仇池杨白华，杨白华惧而南奔。太后追思之不已，作《杨白华歌辞》曰：

阳春二三月，杨柳齐作花，春风一夜入闺闼，杨花飘荡落南家。
含情出户脚无力，拾得杨花泪沾臆。春去秋还双燕子，愿衔杨花入窠里。

翻阅北魏文学史料，这首诗常为人道及，看似坊间流传，寻常无奇，实有新意。王夫之《古诗评选》给予此诗较高评价：“胡妇媟词，乃贤于南朝天子远甚。推宕有力，用兴比亦变化不杀，非同秦寺主、长城公所堪也。”沈德潜《古诗源》卷十四也说：“音韵缠绵，令读者忘其秽亵。后人作此题，竟赋杨花，失其旨矣。柳子厚一篇，若隐若露，剧佳。”

这首诗也渊源有自。《周易》卦爻辞中有这样两则文字，一则曰：“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二则曰：“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按照刘大杰先生《中国文学发展史》的解释，作者用“枯杨生稊”讽喻老头子娶妙龄少女做老婆，用“枯杨生华”譬喻老太婆嫁给年轻小伙子。对这种社会现象如何评价，就如同上引《杨白华歌辞》一样，作者都没有多说，留给读者去评价。这便是诗歌的妙处。

综上所述，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大夏的统治时间并不算长，却在多元文化传播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我们知道，西晋王朝经过“八王之乱”迅速分崩离析，中原士族一部分逃到江南，一部分避难西北。衣冠南渡后，结合当地的自然环境、风俗习惯，创造性地推动发展了灵动俊逸的江南文化；而逃往西北的文化家族，则更多地保留了中原文化的火种。西北地区的文人很多来自中原。北魏统一北方后，来自西北的文人学者，还有保留在河北、山东的世家大族，他们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恪守传统，潜心经史，逐渐推动形成了一种朴实厚重的学术传统，为隋唐学术文化的繁荣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统万城铭》虽然只是一篇文学作品，却为我们认识大夏文化及其历史价值提供了一扇窗口，值得我们研读解析。

转自《人文杂志》2025年第11期

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中的《属邦律》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成文民族法，同批秦简中的《法律答问》亦间接记载了《属邦律》的部分内容。虽然《属邦律》的全貌已很难看到，但《属邦律》确立的民族政策，如允许一定程度的民(部)族自治、给予“蛮夷”族群上层首领特权、推行华夏化等，为此后历代王朝制定民族法、调整民族关系提供了重要参照。例如，汉王朝制定的《蛮夷律》便与《属邦律》存在一定共性。关于《蛮夷律》，过往囿于资料有限，人们所知甚少，相关研究成果包含较多推测成分。而胡家草场汉简《蛮夷诸律》的公布改变了这种局面，大大拓展了人们的认知。围绕《蛮夷诸律》，目前已有一些研究，或对其内容作出阐释，①或对其贯彻实施加以考察，②或对其与《属邦律》的关系展开论述，③但尚未有研究从整体上就目前所见的《蛮夷诸律》内容进行分析，总结其成功经验与不足之处。两汉王朝绵延400余年，对广大边疆民族地区进行了规模空前、影响深远的开发与治理。《蛮夷诸律》作为汉代管理“蛮夷”族群的法律文献，其得与失均值得深究，对相关问题的辨析也有助于更全面客观认识汉代的边疆治理与民族政策，乃至“蛮夷”的华夏化进程。本文拟就此谈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正于方家。

一、《蛮夷诸律》述略

《蛮夷律》之名，首见于张家山汉简《奏谳书》所录发生在汉高祖十一年(前196)的一宗诉讼案件(一般称为“毋忧案”)，具体内容如下：

1.十一年八月甲申朔己丑，夷道、丞嘉敢��(谳)之。六月戊子发弩九诣男子毋忧，告为都尉屯，已受致书，行未到，去亡。·毋忧曰：变(蛮)夷大男子岁出五十六钱以当(徭)赋，不当为屯，尉窑遣毋忧为屯，行未到，去亡，它如九。·窑曰：南郡尉发屯有令，变(蛮)夷律不曰勿令为屯，即遣之，不智(知)亡故，它如毋忧。·诘毋忧，律变(蛮)夷男子岁出賨钱，以当(徭)赋，非曰勿令为屯也。及虽不当为屯，窑已遣毋忧，即屯卒，已去亡，何解?毋忧曰：有君长，岁出賨钱，以当(徭)赋，即复也，存吏，毋解。·问，如辤(辞)。·鞫之：毋忧变(蛮)夷大男子，岁出賨钱，以当(徭)赋，窑遣为屯，去亡，得，皆审。·疑毋忧罪，它县论，敢��(谳)之。谒报。署狱史曹发。·吏当：毋忧当要(腰)斩，或曰不当论。·廷报：当要(腰)斩。(简1～7)④

南郡夷道“蛮夷”男子毋忧被征发为屯卒，但在前去服役的途中逃亡。毋忧被捕后辩称自己身为“蛮夷”，只要每年缴纳賨钱，就可免除徭赋，夷道官吏对此意见不一，遂将案件上报廷尉，最终对毋忧判以腰斩。由于“毋忧案”的症结在于如何理解《蛮夷律》中的有关规定，故而可基本确定汉代《蛮夷律》的存在。⑤张家山汉简整理小组进一步指出，“男子岁出賨钱，以当(徭)赋”即《蛮夷律》律文。⑥

2018年10月至2019年3月，荆州博物馆在胡家草场西汉墓M12发掘出土大量简牍，共3000余枚，其中有律典3卷。“蛮夷复除”“蛮夷士”“蛮夷”“蛮夷杂”“上郡蛮夷间”等律见于第3卷，均系首次发现，可统称为《蛮夷诸律》，内容涉及“蛮夷”分封、拜爵、徭役、賨赋、除罪等诸多事项。⑦《蛮夷诸律》的释文主要见于《荆州胡家草场西汉简牍选粹》，另有部分见于李志芳、唐俊峰等人的相关论文。现将目前已公布的《蛮夷诸律》释文移录如下：

2.亡道外蛮夷及略来归、自出，外蛮夷人归羛(义)者，皆得越边塞徼入。(1272)

3.蛮夷长以上，其户不賨；其邑人及戎、翟(狄)邑，岁出賨，户百一十二钱，欲出金八朱(铢)者，许。(1582)

4.蛮夷人不可令乘城亭鄣者，勿令戍边；其有罪当戍边，令居居县道。(2596)

5.蛮夷君当官大夫，公诸侯当大夫，右大夫、左大夫，胄䇎彻公子当不更，籍(2597)

6.蛮夷百户以上为大邑，不盈百户为中邑，(卌)户以下为小邑。令其长有车马者闲岁(2601)

7.蛮夷长死，欲入禾粟戎葬者，许之。邑千户以上，入四千石；不盈千户，入二千石；不盈百户，入千五百石；不盈五十户及毋(无)邑人者，入千石。(2621+2630)

8.蛮夷邑人各以户数受田，平田，户一顷半；山田，户二顷半。阪险不可豤(垦)者，勿以为数。(2636)

9.以上，令赎。为汉以来，来入者为真。子产汉而为后者，不用此律。(1584)⑧

10.蜀蛮夷居关外者，其欲买器及缯布、禾粟，必有太守致，关乃出之，而毋出兵、弩、矢。(2603)

11.道常以七月数蛮夷户，以其故藉(籍)阅雠之，有物故者，定其(藉)籍，异子、异食者，别以为户。(2615)

12.蛮夷一岁(徭)员：不更八日，簪袅十六，上造廿四，公士卅二，毋爵者卌八日。(编号未知)

13.蛮夷长除舍人：君、公、诸侯二人，胄䇎以下一人。邑千户以上家吏四人，不盈千户至五百户。(编号未知)⑨

因胡家草场汉简《岁纪》与睡虎地秦简《编年记》的性质相似，而其记事止于汉文帝十六年(前164)，故陈伟指出：“墓主大概卒于此年，律令的抄录也应在此前一段时间。”⑩可见，《蛮夷诸律》的制定时间当在西汉前期。关于《蛮夷诸律》的适用范围，除了“上郡蛮夷间”律似适用于特定区域，其余四种律当普遍适用。不过，考虑到西汉前期的控制范围较秦时有所收缩，北方退至燕代一线，彼时制定的《蛮夷诸律》可能主要适用于分散在长江中游地区的“诸蛮”。走马楼西汉简“诸公、爵”案例抄录有关戎翟赐爵的规定，未援引《蛮夷诸律》的内容，(11)由此可进一步推知《蛮夷诸律》(至少是大部分内容)很可能并不适用于汉武帝以后大量内附的北方族群。另外，鉴于“蛮夷”含义的特殊性，还有必要强调，《蛮夷诸律》中的“蛮夷”概指“归义蛮夷”，即归附汉王朝、居住在徼内的“蛮夷”。汉承秦制，中央由典客(后更名大鸿胪)与典属国(后并于大鸿胪)主管“蛮夷”归义事务；(12)在地方则由各郡国及县、道负责对“蛮夷”的治理。

二、“用夏变夷”：《蛮夷诸律》所见汉代“蛮夷”治理特征

关于汉代的“蛮夷”治理，有的学者认为汉代对“蛮夷”主要采取羁縻政策，满足于其名义上的归附，(13)即《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所谓“盖闻天子之于夷狄也，其义羁縻勿绝而已”。然而，从《蛮夷诸律》的规定来看，这明显低估了两汉王朝整合与改造“蛮夷”族群，以实现“用夏变夷”的能力和决心。《蛮夷诸律》突出反映了汉代“蛮夷”治理的两大特征，以下试作分析。

(一)对“蛮夷”施行有限的优待政策

由材料2可知，《蛮夷诸律》准许以下三类人内徙：逃亡缴外“蛮夷”地区又来归、自首者，被掳掠至徼外“蛮夷”地区又来归者，以及原居徼外的“归义蛮夷”。在此基础上，西汉王朝对“蛮夷”推行怀柔政策，有意识地加以笼络和优待。

首先是政治待遇方面。“蛮夷”上层人士可依照原有社会身份获得爵位，享受赎刑的法律特权，材料9所载“以上，令赎”即其反映。材料5所见的“蛮夷君”“公”“诸侯”“右大夫”“左大夫”“胄”“彻公子”可能均属于这一特权群体。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规定：“臣邦真戎君长，爵当上造以上，有罪当赎者，其为群盗，令赎鬼薪鋈足；其有府(腐)罪，【赎】宫。其它罪比群盗者亦如此。”“真臣邦君公有罪，致耐罪以上，令赎。”(14)臣邦君长或君公在触犯秦法后，可通过爵位或特殊身份寻求从轻处罚，表明《蛮夷诸律》中的相关条文渊源有自。

其次是徭役赋税方面。由材料1“变(蛮)夷大男子岁出五十六钱以当(徭)赋”，以及“律变(蛮)夷男子岁出賨钱，以当(徭)赋”，可知汉初“蛮夷”成年男子每人每年缴纳56钱可抵徭赋，此种赋税即“賨钱”。“賨”，“南蛮赋也”，(15)《晋书·李特传》称“巴人呼赋为賨”。材料3显示，《蛮夷诸律》规定“蛮夷长”无须出賨钱，其“邑人”以户为单位，每户每年缴纳112钱或金8铢。据此，可以推测若1户成年人超过2人，亦仅按2人缴纳賨钱，即每人每年出56钱，每户最多不超过2人。虽然汉初板楯蛮曾有“渠帅”七姓以外每人每年仅出40钱的先例，但是应注意其立有军功的特殊背景。(16)要之，与汉代一般编户民在通常情况下每年仅算赋便要缴纳120钱相比，“蛮夷”所需缴纳的赋税无疑少得多。

不过，西汉王朝对“蛮夷”的优待是有限的。以爵位来说，材料5所见不更、大夫、官大夫分别为二十等爵的第四、五、六级，在西汉爵制中均处于较低位置，故即便是拥有官大夫爵位的“蛮夷君”，其政治地位也不算高，甚至不能与县级长吏相抗礼。《汉书·高帝纪下》载：“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与亢礼。”又材料8记录了对“蛮夷邑人”的授田规定，由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户律》可知，“蛮夷邑人”每户授“平田”一顷半，比照的是汉初公士“一顷半顷”(17)的授田标准。另据《后汉书·南蛮列传》“及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为蛮夷君长，世尚秦女，其有罪得以爵除”的记载，可知至少相比秦惠王时期的政策，西汉前期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对“蛮夷”的优待力度，而且缩小了赐爵的范围，不再大量授予“蛮夷”不更及以上爵位，(18)赐爵对象亦仅限“蛮夷”的上层人士。而材料9则进一步表明，“蛮夷”归义后所生之子不得享受《蛮夷诸律》规定的赎刑特权。(19)

再就徭赋而言，“蛮夷”在缴纳賨钱后一般即可免除徭赋，但大部分人仍然要承担一定时间的更役。材料12对此有具体规定：“不更八日，簪袅十六，上造廿四，公士卅二，毋爵者卌八日。”杨振红指出，秦汉国家的“徭”期可能是每年30天，(20)则“蛮夷”自公士以下每年服徭役时间均长于一般编户民。湖北荆州松柏汉墓出土的木牍《南郡卒更簿》记录了汉武帝早期南郡下辖各县、道、侯国卒更的状况，其中亦载有“夷道二百五十三人，四更，更五十四人，余三十七人”，(21)这些人很可能都是“归义蛮夷”。此外，《后汉书·南蛮列传》载秦时巴郡南郡蛮“君长岁出赋二千一十六钱，三岁一出义赋千八百钱。其民户出幏布八丈二尺，鸡羽三十鍭”，汉初“岁令”武陵蛮“大人输布一匹，小口二丈，是谓賨布”。里耶秦简记录秦迁陵县对辖境内“蛮夷”管理情况，亦涉及“蛮夷”缴纳实物税的内容，如简8-998“幏布四丈七尺。丗五年四月己未朔乙酉，少□⧄”，简8-1735“廿七年羽赋二千五【百】⧄”(22)等，简文中出现的“幏布”和“羽赋”与上引巴郡南郡蛮须缴纳的物品对应。又走马楼西汉简“襄人敛賨案”显示，受“蛮夷地区经济不发达，货币流通欠缺”影响，无阳县脽夷乡在收賨时仍不得不以米、肠、船等实物为主，而且所收实物皆以米为一般等价物进行折算，甚至连钱亦莫能外。(23)因此，尽管材料3规定的赋税征收标准并不高，但仅仅以賨钱替代实物这一项，便显著增加了“蛮夷”缴纳赋税的难度，使之在承担赋税方面开始趋近一般编户民。

《蛮夷诸律》中还有一些内容可直接体现西汉王朝对“蛮夷”的防范与戒备。如材料4严格禁止“蛮夷人”登城守卫和戍边；材料10强调，聚居扞关以东的“蜀蛮夷”购买日用器物、缯布、禾粟，须经郡太守许可方能出关，兵器严禁出关。甚至材料13中关于“蛮夷长”可任命舍人和家吏数量的规定，很可能也具有抑制“蛮夷”统治阶层扩张的作用。(24)

(二)在因俗而治的基础上推导变革

以往学者在总结秦汉边疆治理的特点时，注意到统治者善于采取因俗而治的管理方式。(25)这在汉代《蛮夷诸律》中也有反映，材料5所记赋予“蛮夷”上层首领一定权力和地位便是明证。事实上，这是一种承袭自秦《属邦律》的管理方式。“蛮夷”君长可在一定程度上协调“蛮夷”族群内部纠纷，并维持社会秩序稳定。同时，为进一步拉拢“蛮夷”君长，《蛮夷诸律》还采取了一些变通方法，如“蛮夷长”可在达到“入禾粟”数量的前提下保留“戎葬”的习俗。(26)

以上规定看似体现了西汉王朝对边疆民族地区固有社会秩序和风俗习惯的尊重，但并不代表其有意让渡实际控制权。需要指明的是，“蛮夷”君长本人亦须听命于县、道，前述《蛮夷诸律》对其爵位加以限制，使之不能与县级长吏相抗礼，或许就是相关制度安排的一部分；而即便在“蛮夷”成员内部，“蛮夷”君长的权力实际上也是有限的。《续汉书·百官志》载：“凡县主蛮夷曰道。”县、道在行政方式上几无差别，道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作为少数民族地区的象征”。(27)汉代“蛮夷”聚集地区的户籍统计、赋税征收乃至司法审判等，均由政府任命的基层官吏直接处理，无须经过“蛮夷”君长。(28)如材料6与材料7所示，《蛮夷诸律》根据“蛮夷”聚落的户数划分大邑、中邑和小邑：大邑在100户以上，户数多者在1000户以上；中邑在40户至100户之间；小邑在40户以下，甚至不排除仅有“蛮夷长”而无“邑人”的极端情况。这在表面上是对“蛮夷”君长的分封，实则主要为了方便县、道的管理——大邑的户数与乡相当，中邑、小邑的规模则与里接近。笔者认为，“蛮夷邑”不仅无法脱离县、道控制而保持独立，还存在日后逐渐向乡、里转化的可能，走马楼西汉简所见“臾里”“皇里”“共里”等里名皆与“蛮夷”聚居有关，(29)或即其证。

张家山汉简《功令》是西汉前期“任免官吏令文的汇编”，(30)其中亦有体现县、道对“蛮夷”进行管理的内容，如简40云：“武都道、羌道、平乐皆蛮夷，守课此道斗食、令史功劳多者补其有秩，有秩补其有秩乘车，它如律令。”由于武都道、羌道、平乐县均属于“蛮夷”聚集地区，故而特许其所在郡的太守对“功劳”累积较多的斗食、令史、有秩予以破格提拔，这从侧面说明对“蛮夷”的管理更考验官吏的能力，也造成其行政负担较重。又如简87载：“北地守书言，月氏道大柢(抵)蛮夷，不习吏事。请令旁县道给令史、吏，能自给止。”(31)北地郡太守反映月氏道“蛮夷”众多，对汉的行政事务陌生，导致工作很难开展，因此请求从周边县、道增派官吏支援，从中可发现“蛮夷”聚集地区官吏负担沉重的部分原因。(32)以上二例表明，西汉王朝十分重视对“蛮夷”的直接管理，愿意在“蛮夷”聚集的县、道投入力量并给予当地官吏政策扶持，而这些县、道也确实发挥了作用。

根据材料11，《蛮夷诸律》还明确规定各道对“蛮夷”编户的户籍统计应固定在每年七月完成(较“八月案比”提早一个月)，而且要完成对“蛮夷”家庭的“分异”，即分户登记。之所以在时间上如此安排，联系上引张家山汉简《功令》的内容不难推知，当与“蛮夷”在一道之中所占人口比重较大，对其户籍统计需要耗费更多时间有关。松柏汉墓53号木牍记有汉武帝早期南郡下辖各县、道、侯国的编户数，提供了“蛮夷”编户统计的实例，其中可见“使户”与“延户”之别，魏斌认为“延户”即“蛮夷”编户，具体指的就是“巴郡、南郡、武陵郡相邻地区的蛮人”。(33)

进一步来说，即便允许“蛮夷长”戎葬，也包含了西汉王朝深层次改易风俗的动机，体现了对“蛮夷”文化认同的塑造。相关规定见于材料7，“蛮夷长”死后如欲采用本民(部)族葬俗，须根据所在“蛮夷邑”的户口数缴纳大量粮食，即便是某些并未领有“邑人”的“蛮夷长”，也须“入千石”，这显然是要推进并倡导“蛮夷”采用农耕生产方式。“蛮夷长”死后为采用戎葬而缴纳的粮食，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一种变相的田租。大量事实证明，秦及西汉时期有许多“蛮夷”都可免交田租。例如，走马楼西汉简“都乡七年貇(垦)田租簿”载：“出田十三顷卌五亩半，租百八十四石七斗，临湘变(蛮)夷归义民田不出租。”(34)又武威汉简《王杖诏书令》载：“夫妻俱毋子男，为独寡，田毋租，市毋赋，与归义同。”(35)政府向“蛮夷”授田，既有利用“蛮夷”开垦土地的考虑，也包含改变“蛮夷”生产方式以推动其华夏化的目的。走马楼西汉简“卯劾僮诈为书”案中，政府针对性地在“蛮夷”聚集的无阳县组织垦田，甚至准备将开垦的土地授予“蛮夷”，即凸显了引导“蛮夷”从事农耕的意图。(36)故此，可以这样推测，通过有条件地允许“蛮夷”君长戎葬，西汉王朝试图实现一举两得：如果“蛮夷长”坚持采用戎葬，则有利于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该邑“蛮夷”转向农耕生活；如果“蛮夷长”不再采用戎葬，则意味着该邑“蛮夷”在丧葬习俗方面开始放弃自身传统，改从农耕民族的习俗。无论事态按照哪种可能性发展，都在事实上推进了“蛮夷”的华夏化进程。

简而言之，《蛮夷诸律》显示西汉王朝一方面推行了一系列优待“蛮夷”的政策，另一方面对优待力度亦有较为精准的把握，在拉拢和利用“蛮夷”上层首领以巩固地方统治的同时，也将“蛮夷”的政治、经济、法律特权限定在相对可控的范围，并初步实现其编户化。此外，西汉王朝还有意识地在因俗而治的基础上，因势利导地施行改易风俗的变革措施，以促进“蛮夷”的华夏化。这些法律条文为汉代边疆治理奠定了坚实基础，为维护边疆民族地区的长治久安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夷夏”有别：《蛮夷诸律》与“蛮夷”华夏化的两难

《蛮夷诸律》虽多有值得肯定之处，但也难免存在缺陷，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当时的民族问题，特别是在持续为“蛮夷”的华夏化进程提供助力方面有不小的局限。由于南部边疆自秦代起就属于传统的郡县范围，两汉政府在处理当地事务时表现出明显的“郡县意识”，(37)加之《南蛮列传》作为范晔在《后汉书》中新增的列传，本就是东汉时期政治格局和民族关系变化的产物，反映了东汉政府对南部边疆的治理更加深入，(38)故而对《南蛮列传》所载“诸蛮”的研究当具有较大的代表性。以下主要基于《后汉书·南蛮列传》的记载，以活跃于汉代南部边疆的“诸蛮”为中心，考察《蛮夷诸律》之于“蛮夷”华夏化进程存在的不足之处。

(一)武陵太守与虞诩的争论

尽管走马楼西汉简有“武陵变(蛮)夷反”(39)的记载，但是从传世文献反映的情况看，西汉王朝治下的“南蛮”地区总体较为稳定。新莽时期，武陵五溪蛮一度脱离中央控制，《舆地纪胜》载：“王莽欲赐五溪酋领田强铜印，强有子十人，雄勇过常，乃曰：‘吾等汉臣，誓不事莽。’以其三子将五万人下屯沅东，各筑一城，烽火相应。”(40)东汉建立后，这种混乱局面逐渐得到改观，统治者对“南蛮”地区的经营取得良好成效，并且维持了较长时间。然而，降至东汉中后期，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有关“诸蛮”反叛的记载频见于《后汉书·南蛮列传》，例如：

14.和帝永元十三年，巫蛮许圣等以郡收税不均，怀怨恨，遂屯聚反叛。明年夏，遣使者督荆州诸郡兵万余人讨之。

15.安帝元初二年，澧中蛮以郡县徭税失平，怀怨恨，遂结充中诸种二千余人，攻城杀长吏。州郡募五里蛮六亭兵追击破之，皆散降。

16.顺帝永和元年，武陵太守上书，以蛮夷率服，可比汉人，增其租赋。议者皆以为可。尚书令虞诩独奏曰：“自古圣王不臣异俗……是故羁縻而绥抚之，附则受而不逆，叛则弃而不追。先帝旧典，贡税多少，所由来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计其所得，不偿所费，必有后悔。”帝不从。其冬澧中、溇中蛮果争贡布，非旧约，(41)遂杀乡吏，举种反叛。明年春，蛮二万人围充城，八千人寇夷道。遣武陵太守李进讨破之，斩首数百级，余皆降服。进乃简选良吏，得其情和。

通过以上史料不难发现，“诸蛮”起兵反叛大多与东汉地方官吏加重其徭赋有关。所谓“收税不均”“徭税失平”，皆指东汉地方官吏所征徭赋超出了原先相对固定的标准。至于澧中、溇中蛮“果争贡布，非旧约”，则以倒退回汉初缴纳賨布的形式回击东汉政府，表达了对朝廷不守“旧约”的愤慨。面对“蛮夷”的反叛，东汉政府表现得较为强硬，往往调遣军队予以镇压；待事态平息，则实施柔和政策，多有更换地方官吏、以示抚循之举，在徭赋方面可能也相应地恢复了“旧约”。那么，什么是“旧约”?东汉地方官吏为什么毁弃“旧约”，重新制定“蛮夷”的徭赋标准?仅仅是某些东汉地方官吏压榨“蛮夷”、从中谋取私利吗?

在材料16中，武陵太守与尚书令虞诩的观点针锋相对，可从中获得一些启示。武陵太守认为“蛮夷率服，可比汉人，增其租赋”，即完全可比照一般编户民的标准向“蛮夷”征收赋税，这一看法几乎得到举朝大臣的赞同，也透露了一条关键信息，即汉顺帝时“蛮夷”仍然在租赋方面享受低于一般编户民标准的特殊待遇，这证明《蛮夷诸律》在东汉时期依旧发挥着效力。尽管不能确知东汉时期《蛮夷诸律》的具体内容出现了哪些变化，但是其基本精神显然与西汉时期的《蛮夷诸律》存在一脉相承之处。《后汉书·循吏列传》载：“初，光武长于民间，颇达情伪，见稼穑艰难，百姓病害，至天下已定，务用安静，解王莽之繁密，还汉世之轻法。”可见，东汉统治者在全国范围内恢复了西汉旧法，其中自然也包括各“蛮夷”族群所在的地区。因此，前揭“旧约”其实指的就是《蛮夷诸律》。虞诩则坚持认为，应该对“蛮夷”采取羁縻政策，只要“蛮夷”不起兵反叛，就万事大吉。

武陵太守的立论依据当来自其日常处理政务积累的经验，尤其是在处理与“蛮夷”相关问题时获取的认识，而唯一持反对意见的尚书令虞诩的立论依据则是“先帝旧典”。秦涛认为，“旧典”是东汉习语，东汉人所说的“旧典”几乎都出自西汉，包括西汉的约束、律令、诏书、章程、仪制、惯例等。他还明确指出：“‘先帝旧典’，当为《蛮夷律》。”(42)故此，完全可将“先帝旧典”与“旧约”等量齐观，二者皆属于对《蛮夷诸律》的不同表达。而“贡税多少，所由来久矣”则从侧面进一步证实，《蛮夷诸律》在东汉时期仍然沿用于边疆民族地区。

总的来看，武陵太守和虞诩产生分歧的根源在于对“蛮夷”所能达到的华夏化程度的认知不同。前者强调作为“内臣”的“蛮夷”归附已久，可进一步向一般编户民转化；后者则将“蛮夷”视为“外臣”，表示“自古圣王不臣异俗”，拒绝承认拥有异质文化的“蛮夷”早已由“外臣”转变为“内臣”，(43)一仍“先帝旧典”已是其能够接受的最积极的政策。(44)在这种情况下，汉顺帝对武陵太守和虞诩争论的态度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在很大程度上也代表了他对《蛮夷诸律》相关条文是否合乎时宜的立场。而由“帝不从”可见，在长期施行《蛮夷诸律》以推动“蛮夷”的华夏化进程后，东汉统治者的心态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至少在对待部分华夏化程度相对较高的“蛮夷”时，他们已决心废除其租赋方面的优待条件，转而以一般编户民的标准要求之。

(二)部分“蛮夷”族群抗拒华夏化的理由和条件

尽管东汉统治者的设想在实践过程中并不顺利，但仍有其合理之处。随着时间推移，《蛮夷诸律》中凸显“夷夏”有别的规定逐渐暴露出阻碍“蛮夷”华夏化进程的弊端，甚至为“蛮夷”对抗东汉政府提供了理由和条件，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其一，部分“蛮夷”族群为享受租赋方面的优待，以尊奉《蛮夷诸律》为由抗拒华夏化。如前所述，既然《蛮夷诸律》能成为虞诩在朝堂发出反对声音的依据，那么在“蛮夷”丧失特殊待遇后，他们围绕《蛮夷诸律》大做文章也就不足为怪了。前揭“收税不均”“徭税失平”“非旧约”等起兵理由无不说明这一点，其矛头指向的正是东汉政府对《蛮夷诸律》的违背。然而，部分“蛮夷”族群之所以尊奉《蛮夷诸律》，甚至为此不惜动用武力，一再发起反叛，也许恰恰是出于抗拒进一步华夏化的目的。东汉政府贸然打破《蛮夷诸律》的规定、增加租赋的做法固然显得简单粗暴，但是多少说明相关族群已长时间归附东汉统治，接受政府管理的程度较深，理应承担更多的义务。(45)在此前提下，《蛮夷诸律》很可能会被某些“蛮夷”族群当作挡箭牌，方便他们逃避新增的租赋，乃至成为其反叛的托词。

诚然，一方面，“蛮夷”族群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不容忽视，不同族群的华夏化程度差别较大，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在被完整纳入赋役系统后的适应程度也截然有异；另一方面，鉴于当时东汉政府的控制力已出现下降趋势，为了加大敛财和征发徭役的力度，很有可能夸大部分“蛮夷”族群的华夏化程度，这些都是值得考虑的因素。不过，《蛮夷诸律》的相关规定毕竟是客观存在的，趋利避害的心理也从不限于某一民(部)族。如里耶秦简和走马楼西汉简等所示，从秦代起中原王朝为加强对“南蛮”地区控制作出的努力，(46)以及《蛮夷诸律》的长期施行更让人有理由相信，东汉中后期部分“蛮夷”族群确已达到相对较高的华夏化程度。例如，田继周便认为：“武陵等郡蛮，由于处于汉代郡县的统治之下，而这些郡县又靠近中原地区，所以受汉族经济文化的影响是比较深的。”(47)吴永章综合两汉时期武陵蛮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发展状况，亦认为：“武陵蛮在当时的蛮族中是比较接近汉族发展水平的。”(48)鲁西奇虽然指出秦汉时期南方山区农业产出的整体水平较低，“山伐渔猎畜牧”在山区民众生活中仍占据主导地位，但是也承认“蛮夷率服，可比汉人，增其租赋”表明“蛮民或已垦辟出部分农田”。(49)

不仅如此，西汉时期的道至东汉多有被废置者，亦不乏被改置为县或改由属国管辖者，总数明显减少。柳诒徵对此高度评价道：“西汉之道，凡三十二。至东汉时，有改为县者，有仍为道者；比而观之，亦可见其进化之迹焉。”(50)这正是东汉政府对民族地区控制力日益增强、边疆“蛮夷”族群对郡县制管理也更加适应的直观反映。具体到“南蛮”地区，零陵、桂阳和武陵三郡在汉平帝元始二年(2)的户口总数仅为83388，(51)至汉顺帝永和五年(140)，三郡户口总数激增至393985；(52)人口密度则分别由每平方公里2.3、3、1.6人，提升至16.8、9.8、2.2人。(53)考虑到直至南北朝时期，“长江中游及其周围地区的蛮民户口数”仍然“远远超越同一地区著籍的华夏户口数”，(54)则可推知在武陵太守提出“蛮夷率服，可比汉人，增其租赋”的汉顺帝永和年间，东汉政府控制下的“南蛮”人口数量较西汉末年已有大量增长。此外，在促进“南蛮”华夏化方面，东汉地方官吏亦有辰阳长宋均矫正当地“少学者而信巫鬼”之俗，“为立学校，禁绝淫祀，人皆安之”，(55)以及武陵太守应奉“兴学校，举仄陋，政称变俗”(56)等直接例证。

应该看到，就“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57)的形成而言，东汉政府增加“蛮夷”租赋的尝试具有进步意义，符合地域历史发展的主流，不能轻易否定。因为只有逐步“从经济上打破华夷界限，才能从根本上促成少数民族和汉民族的融合”。(58)更何况“蛮夷”族群内部并非铁板一块，东汉政府此举更多损害的应是“蛮夷”统治阶层的利益，毕竟他们原先享受的特权远多于普通“蛮夷”编户，而整个族群向一般编户民的转化将意味着失去更多。汉桓帝时，车骑将军冯绲平定武陵蛮叛乱，“收逋賨布卅万匹，不费官财，振旅还师”。(59)武陵蛮“拖欠”的大量賨布，准以财富分配的一般规律，此前或大多装在“蛮夷”统治阶层袋中。反之，将“蛮夷”反叛单纯定性为东汉政府横征暴敛的结果，则多少有悖史实。有的“蛮夷”族群正是通过发动反叛，迫使东汉政府“知难而退”，从而打断其族群向一般编户民的进一步转化，亦使其华夏化进程陷入发展和倒退的反复拉锯，在前引澧中、溇中蛮的史事中就有这方面例证。

其二，《蛮夷诸律》对“蛮夷”族群上层首领地位的保全，使后者得以组织领导军事力量对抗东汉政府。诚如魏斌所论：“编户化了的蛮民部落，处于种落君长和郡县乡亭的双轨体制之下。”(60)洪适《隶续》著录之东汉《繁长张禅等题名》为此提供了很好的佐证，碑文所见“白虎夷王谢节”“白虎夷王资伟”“邑君兰世兴”“邑长爰文山”“夷侯杨伯宰”“夷民李伯仁”(61)等表明，“蛮夷”上层首领明显不同于一般“夷民”，可保留其特殊身份。由于《蛮夷诸律》明确规定了“蛮夷君”“公”“诸侯”等对应的汉爵以及可任命的舍人数量，故而“蛮夷”上层首领特殊身份的保留自有其法律依据。此外，在汉颁赐“蛮夷”的官印中，还可以看到“汉归义賨邑侯”“汉归义蛮邑长”(62)等印文，这些正是《蛮夷诸律》中的原则得到长期贯彻执行的表现。只是《蛮夷诸律》的此种安排有利也有弊：其优点在于能够有效延续《蛮夷诸律》既有的治理模式，并维持“蛮夷”族群内部结构的稳定；其隐患则在于使“蛮夷”上层首领始终保有在族群中的权威和影响力，既加大了国家权力渗透入“蛮夷”族群内部的困难，也给一些“蛮夷”族群的起兵反叛创造了可能，尤其是当“蛮夷”统治阶层的利益受到直接损害时。在史书和碑文中即多有对“诸蛮”发动大规模反叛的记载：

17.桓帝元嘉元年秋，武陵蛮詹山等四千余人反叛，拘执县令，屯结深山。

18.(桓帝)永寿三年十一月，长沙蛮反叛，屯益阳。至延熹三年秋，遂抄掠郡界，众至万余人，杀伤长吏。又零陵蛮入长沙。冬，武陵蛮六千余人寇江陵……武陵蛮亦更攻其郡，太守陈奉率吏人击破之，斩首三千余级，降者二千余人。

19.(灵帝)光和三年，江夏蛮复反，与庐江贼黄穰相连结，十余万人，攻没四县，寇患累年。(63)

20.(冯绲)南征五溪蛮夷黄加少、高相、法氏、赵伯、潘鸿等，斩首万级，没溺以千数，降者十万人。(64)

除此之外，在材料16中还有澧中、溇中蛮“二万人围充城，八千人寇夷道”等记载，尽管其中可能存在夸大的成分，甚至部分“蛮夷”也不排除并非已经归义的“蛮夷”，但是这些军事行动不仅声势浩大，而且往往延续时间较长，以至于形成寇患累年的局面，当属实情。

诸蛮大规模反叛具有很强的组织性，可以想见“蛮夷”统治阶层当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事实上，“蛮夷”君长原本就具有酋邦军事首长的属性，否则汉高祖刘邦也不会在“发夷人还伐三秦。秦地既定，乃遣还巴中”后，单独对“其渠帅罗、朴、督、鄂、度、夕、龚七姓”给予“不输租赋”(65)的优待，更不会封“募发賨民”(66)的阆中人范目为侯。罗开玉剖析渠帅的含义并指出：“渠帅即大帅在酋长之上，是同姓部落的最高首领。”(67)再考虑到“蛮夷”进可袭扰郡县，退可利用“山深水疾”的地理形势“屯聚守险”，(68)而且有的“蛮夷”族群如板楯蛮的作战能力极强，(69)更增添了东汉军队平叛的难度。《后汉书·马援列传》记录东汉军队在平定五溪蛮叛乱时曾面对极为不利的战场形势，即具有一定代表性。这势必导致战争旷日持久、耗费巨大，并动摇东汉统治者在应对“蛮夷”反叛时采取军事手段的决心，使之不得不时而施以“恩信”，通过做出让步来招降“蛮夷”。

综上，当东汉政府不再给予某些“蛮夷”族群租赋上的优待，抑或控制力出现明显下降时，受《蛮夷诸律》庇护的“蛮夷”统治阶层便屡有反叛之举。于是，《蛮夷诸律》不自觉地成为“离心力”的产生源头之一，并连带造成局部地区的华夏化进程在一定程度上出现倒退。

结语

有学者认为汉代在处理夷夏关系时，对夷越和归降的匈奴民众采取“纳之华夏”政策，对匈奴与西域则遵循“夷夏之防”的思想。(70)实际上，在汉代《蛮夷诸律》中亦同时存在“用夏变夷”和“夷夏”有别的方面，只不过就制定律令的初衷而言，前者是主要的，彰显了掌握“蛮夷”华夏化主导权的强烈愿望，以确保“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后者则是虽然相对次要，但是在特定阶段依然有其必要性的，是“柔远能迩，惇德允元，而难任人，蛮夷率服”(71)等思想深刻影响下的产物。

汉代统治者设想的“用夏变夷”过程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以有限度的优待政策吸引“蛮夷”归附，将“蛮夷”编户纳入政府直接控制下；第二，在因俗而治的基础上着力推导变革，促进“蛮夷”的华夏化；第三，在“蛮夷率服”后，比照“汉人”标准“增其租赋”，推动华夏化程度较高的“蛮夷”族群向一般编户民转化；第四，以“蛮夷”被完全纳入各县、道基层社会，并表现出对华夏文化的高度认同为目标，实现其彻底华夏化。(72)然而，问题在于《蛮夷诸律》发挥的作用基本限于前两个阶段，不仅无法为整个“用夏变夷”过程提供支持，而且从第三阶段起，还产生了不容忽视的阻力——其凸显“夷夏”有别的规定已不合时宜，至少不利于对部分华夏化程度较高的“蛮夷”族群的管理。这就造成了进退两难的局面，固然统治者不满足于停留在第二阶段，但是一旦开始比照“汉人”标准增加“蛮夷”的租赋，就意味着对长期施行的《蛮夷诸律》相关规定的推翻。由此可见，《蛮夷诸律》俨然成了汉代统治者在“用夏变夷”过程中自设的绊脚石，而部分“蛮夷”族群则抓住汉代统治者意图与《蛮夷诸律》规定的矛盾之处，为抗拒华夏化找到理由。这充分说明，从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的跨越是“用夏变夷”的关键节点，更是不易突破的难点。正如王明珂所说：“对于这些边缘族群而言，赋税是进入华夏之域(或成为特定华夏边缘)的痛苦代价，也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73)

事实证明，“用夏变夷”的过程是崎岖并充满反复的，需要强大而稳定的国家政权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多方面确立和巩固其根基。《蛮夷诸律》在前两个阶段取得的成果，究竟是进而成为第三阶段的坚实基础，还是横遭破坏，实际上也取决于此。遗憾的是，随着东汉后期政府控制力的严重削弱，“蛮夷”的对抗愈发激烈，以至于在史书中已很难寻觅其起兵的理由。即便考虑到东汉后期腐败统治的影响，这也仍然是局部地区华夏化进程遇到挫折的表现。而等到新的强力政权崛起，体现国家意志的“用夏变夷”程序将重新启动，甚至在许多方面从头再来。因此，可以看到相似的华夏化进程在东汉以后循环往复地出现，只是其实施力度、发展速度和覆盖广度持续上升，直至完成从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的蜕变。

由此看来，《蛮夷诸律》其“用夏变夷”的方面对汉代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促进“蛮夷”华夏化的同时，对维持社会稳定、加速民族融合均有显著的积极意义，对后世的民族立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优待“蛮夷”、保全“蛮夷”上层首领地位的“夷夏”有别的方面，尽管就出发点而言无可厚非，也有相对严格的限制，但这种“区别”终归还是划下族群的界限，为部分“蛮夷”族群设定了华夏化的限度，甚至为其短暂脱离华夏化轨道埋下伏笔。总之，汉代《蛮夷诸律》在边疆治理实践中虽取得了较突出的成效，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难以克服的弊端，既要从中提炼成功经验，也要总结其缺陷和不足，以作为历史的镜鉴。

注释：

①参见唐俊峰：《新见荆州胡家草场12号汉墓〈外乐律〉〈蛮夷律〉条文读记与校释》，《法律史译评》第8卷，中西书局2020年版；王勇：《从走马楼汉简看西汉归附蛮夷的编户化管理》，《简帛研究·二〇二一》(秋冬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曹旅宁：《读〈荆州胡家草场西汉简牍选粹〉汉律令简札记》，《秦汉研究》第17辑，西北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欧扬：《胡家草场汉简蛮夷诸律管窥》，《出土文献与法律史研究》第1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版；Sun Wenbo,”The ‘Manyi lü’蛮夷律(Statutes on the Manyi) in Han Slips from Hujia Caochang and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of Regional Ethnic Groups”,Bamboo and Silk,Vol.7(2),2024。

②参见李文涛：《〈蛮夷律〉与汉武帝在海南设县初探》，《南都学坛》2023年第4期。

③参见安梅梅：《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民族管理体制研究：以“属国”和“道”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80-190页。

④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91页。

⑤关于“毋忧案”及其所见汉代《蛮夷律》的讨论，参见于振波：《秦汉法律与社会》，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页；曾代伟、王平原：《蛮夷律考略——从一桩疑案说起》，《民族研究》2004年第3期；陈庆云：《秦汉时期民族关系的法律调整——以〈属邦律〉和〈蛮夷律〉为中心》，《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万荣：《西汉初年徭役制度——由张家山汉简〈奏谳书〉“毋忧案”说起》，《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魏永康：《张家山汉简“蛮夷律”辨正》，《史学集刊》2015年第6期；陆德富：《“毋忧案”确是冤案——兼论汉代的“内臣齐民化”尝试》，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编：《出土文献研究》第16辑，中西书局2017年版。

⑥参见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第91页。

⑦参见李志芳、蒋鲁敬：《湖北荆州市胡家草场西汉墓M12出土简牍概述》，《考古》2020年第2期。

⑧参见李志芳、李天虹主编：《荆州胡家草场西汉简牍选粹》，文物出版社2021年版，第89-97页。

⑨唐俊峰：《新见荆州胡家草场12号汉墓〈外乐律〉〈蛮夷律〉条文读记与校释》，《法律史译评》第8卷。

⑩陈伟：《秦汉简牍所见的律典体系》，《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

(11)参见长沙简牍博物馆、湖南大学简帛文献研究中心编著：《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牍》(二)，岳麓书社2024年版，第142-149页。

(12)参见《汉书》卷19上《百官公卿表上》。

(13)参见张正明：《羁縻与开拓》，《张正明学术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52-255页。

(14)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120、135页。

(15)(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31页。

(16)参见《后汉书》卷86《南蛮列传》。

(17)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第52页。

(18)针对“其民爵比不更”，学界主要有三种看法。第一，“民”字衍，只有“蛮夷君长”可“爵比不更”[参见(清)王先谦：《后汉书集解》，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94页上栏]。第二，“民”字不衍，巴中“蛮夷”皆可“爵比不更”[参见(明)陈子龙撰、孙启治校点：《安雅堂稿》，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92页；唐嘉弘：《巴史四题》，《中国古代民族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15-316页]。第三，“民”字不衍，只有部分巴中“蛮夷”可“爵比不更”(参见徐复：《后读书杂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50页)。考虑到《后汉书·南蛮列传》下文复有“君长岁出赋二千一十六钱，三岁一出义赋千八百钱。其民户出幏布八丈二尺，鸡羽三十鍭”的记载，综合以上诸说，笔者认为“其民爵比不更”的“民”应指每年缴纳“幏布”和“鸡羽”的“蛮夷”。此外，由于从秦惠王并巴中到秦亡汉兴相隔逾百年，不同时期获取爵位的难易程度亦存在差别，故而不能排除“爵比不更”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即一开始仅限于“蛮夷”君长，之后范围不断扩大。

(19)《蛮夷诸律》在此方面填补了前引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相关条文的漏洞。参见欧扬：《胡家草场汉简蛮夷诸律管窥》，《出土文献与法律史研究》第13辑。

(20)参见杨振红：《徭、戍为秦汉正卒基本义务说——更卒之役不是“徭”》，《中华文史论丛》2010年第1期。

(21)彭浩：《读松柏出土的四枚西汉木牍》，《简帛》第4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22)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1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59、384页。

(23)参见王博凯：《走马楼西汉简所见“译人”及相关问题试论》，《简帛研究·二〇一九》(春夏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24)参见唐俊峰：《新见荆州胡家草场12号汉墓〈外乐律〉〈蛮夷律〉条文读记与校释》，《法律史译评》第8卷。

(25)参见卜宪群、袁宝龙：《秦汉边疆治理思想的演进历程、实践经验与教训》，《河北学刊》2022年第1期。

(26)已有学者对汉初民族地区葬俗背后的政治礼俗博弈进行了较深入的阐发。参见杨彦鹏：《胡家草场汉简所见汉初蛮夷葬俗的几个问题》，《简牍学研究》第10辑，甘肃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

(27)郑威：《试析西汉“道”的分布与变化——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谈起》，《江汉考古》2008年第3期。

(28)参见王勇：《从走马楼汉简看西汉归附蛮夷的编户化管理》，《简帛研究·二〇二一》(秋冬卷)。

(29)参见王博凯：《走马楼西汉简所见长沙国民族及其社会生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2025年第6期。

(30)荆州博物馆：《湖北江陵张家山M336出土西汉竹简概述》，《文物》2022年第9期。

(31)彭浩主编：《张家山汉墓竹简：三三六号墓(上)》，文物出版社2022年版，第103、111页。

(32)由走马楼西汉简可知，诸如“夷聚里相去离远”和“蛮夷”不通楚言等情况，给长沙国的“蛮夷”治理亦带来了很多困难。参见王博凯：《走马楼西汉简所见“译人”及相关问题试论》，《简帛研究·二〇一九》(春夏卷)。

(33)魏斌：《古人堤简牍与东汉武陵蛮》，《“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14年第85本第1分。

(34)长沙简牍博物馆、湖南大学简帛文献研究中心编著：《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牍》(一)，岳麓书社2024年版，第87页。

(35)李均明、何双全编：《散见简牍合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16页。

(36)参见王勇、杨芬、宋少华：《西汉国家权力对蛮人族群的渗透——基于走马楼西汉简所见无阳蛮人的探讨》，《社会科学战线》2022年第8期。

(37)参见朱尖：《论东汉初期南部边疆经略的特殊性》，《云南社会科学》2022年第3期。

(38)参见王文光：《〈汉书〉、〈后汉书〉民族列传与汉代边疆民族历史的文本书写》，《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3年第3期。

(39)长沙简牍博物馆、湖南大学简帛文献研究中心编著：《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牍》(四)，岳麓书社2024年版，第128页。

(40)(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68《常德府·人物》，中华书局1992年版。此外，由“光武中兴，武陵蛮夷特盛”(《后汉书》卷86《南蛮列传》)一语亦可见东汉初期武陵蛮势力之强。

(41)“澧中、溇中蛮果争贡布，非旧约”的句读方式参考了鲁西奇的观点，此处的“非”应解释为“否定”。参见鲁西奇：《释“蛮”》，《人群·聚落·地域社会：中古南方史地初探》，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0页。

(42)秦涛：《后汉“旧典考释”——兼论前汉法制在后汉的适用问题》，《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第7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43)参见刘瑞：《秦、西汉的“内臣”与“外臣”》，《民族研究》2003年第3期。

(44)虞诩的整体观点实际上已明显背离“先帝旧典”(《蛮夷诸律》)的宗旨，表现出将“蛮夷”进一步边缘化的思想倾向。

(45)参见罗新：《王化与山险——中古早期南方诸蛮历史命运之概观》，《历史研究》2009年第2期。

(46)参见王勇：《里耶秦简所见迁陵蛮夷与秦朝蛮夷政策》，《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王勇、杨芬、宋少华：《西汉国家权力对蛮人族群的渗透——基于走马楼西汉简所见无阳蛮人的探讨》，《社会科学战线》2022年第8期。

(47)田继周：《从远古到秦汉的统一》，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84页。

(48)吴永章主编：《中南民族关系史》，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52页。

(49)鲁西奇：《南方山区经济开发的历史进程与空间展布》，《长江中游的人地关系与地域社会》，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85、86页。

(50)柳诒徵：《汉代内外之开辟》，《中国文化史》，中国书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402页。

(51)参见《汉书》卷28上《地理志上》。

(52)参见《续汉书》志22《郡国志四》。

(53)作为参考，南郡在永和五年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9.9人，不仅低于零陵郡，而且低于长沙郡(每平方公里14.0人)，与桂阳郡大致持平。参见梁方仲编著：《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6、37页。

(54)参见鲁西奇：《释“蛮”》，《人群·聚落·地域社会：中古南方史地初探》，第39页。有学者推测：“六朝时期长江中游蛮族应该超过了100万。”参见方高峰：《六朝政权与长江中游农业经济发展》，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67页。

(55)《后汉书》卷41《宋均传》。

(56)《后汉书》卷48《应奉传》。

(57)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

(58)李冀：《两汉政府对少数民族的赋役政策》，《南都学坛》2003年第6期。

(59)(宋)洪适：《隶释》卷7《车骑将军冯绲碑》，中华书局1985年版。

(60)魏斌：《古人堤简牍与东汉武陵蛮》，《“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14年第85本第1分。

(61)(宋)洪适：《隶续》卷16《繁长张禅等题名》。

(62)罗福颐主编：《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214、218页。

(63)《后汉书》卷86《南蛮列传》。

(64)(宋)洪适：《隶释》卷7《车骑将军冯绲碑》。

(65)《后汉书》卷86《南蛮列传》。

(66)(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卷1《巴志》，巴蜀书社1984年版。陈连庆认为阆中范氏“为接受汉化较早賨族”，“范目与賨族渊源非浅，本身当出自賨族”。参见陈连庆：《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姓氏研究——魏晋南北朝民族姓氏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332页。

(67)罗开玉：《板楯“七姓”与賨人》，《巴蜀历史·民族·考古·文化》，巴蜀书社1991年版。

(68)《后汉书》卷86《南蛮列传》。

(69)在两汉期间，板楯蛮一再被统治者征调参与战事，除了为汉还定三秦立下卓越战功，还曾在针对羌人、武陵蛮、益州郡夷的军事行动中发挥重要作用。

(70)参见谢良：《西汉时期夷夏关系的嬗变与思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0年第1期。

(71)(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4664、273页。

(72)陈寅恪曾论称“北朝胡汉之分，不在种族，而在文化”(参见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46页)，是知文化上的高度认同足以形成对“夷夏之辨”的超越。又胡鸿总结普通“蛮夷”民众的华夏化包括“生蛮—熟蛮—非华夏编户—普通编户”四个阶段，亦明言“非华夏编户到普通编户的转变不是法律上的，而是社会和心理意义上的”。参见胡鸿：《六朝时期的华夏网络与山地族群——以长江中游地区为中心》，《历史研究》2016年第5期。

(73)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350页。

转自《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京)2025年第3期

霸主政治是春秋政治的基本特征。作为春秋时期最重要的霸主国，晋国的霸政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课题，学者已经从土地关系、用人、战略和战略思想、法制、政治婚姻、地缘政治、宗法等多个角度对晋国霸业的建立和影响作了研究。齐桓公和晋文公是春秋最具代表性的、前后相接的两代霸主，学者研究注意到晋国霸政与齐国霸政的不同，除从传统的“正而不谲”“谲而不正”认识出发进行讨论外，李岩澍、申亮从持续时间、“尊王攘夷”的战争效果方面探讨了晋文公和齐桓公霸政的差异；晁福林从侧重点的角度，认为齐桓公的霸业重点是尊王攘夷，晋文公的霸业重点在加强晋与各诸侯国的联系上。日本学者吉本道雅从地域和结构的角度，区分齐国和晋国的霸政，将晋文公作为“霸者体制”的开创者。以上研究都极具启发意义。不过，就笔者目力所及，尚未有学者从内外服制的角度分析晋国霸政的建立以及晋、齐霸政的不同。本文拟从春秋初年突破内外服界限的角度出发，考察晋文公建立的霸主政治，希望能对春秋霸主政治研究有所裨益。

一、“今晋，甸侯也”解

西周沿用了商代的内外服制，内服王畿地区主要由周王直接控制，分布着王的直属邑和分封卿大夫的采邑，设置的是内服王官；外服则由诸侯承担着对地方的统治和藩屏周邦的任务。据学者研究，西周的“侯”是具有封君身份的边域上的军事长官，王畿内的封君并不称“侯”。也就是说，“侯”是外服封君的一种，不见于内服。西周早期的578980a0a94c6ddfdf1bcb21f08645ae.png公簋（《铭图》04954）铭文记载：“578980a0a94c6ddfdf1bcb21f08645ae.png公作郪姚簋，遘于王命唐伯侯于晋，唯王廿又八祀。”据此，晋是在唐叔虞儿子燮父的时候由唐伯改封为晋侯的，此后晋国的国君一直称晋侯，说明西周时期的晋国是外服诸侯中的一员。

《左传·桓公二年》记载春秋初年晋国的师服说“今晋，甸侯也”，这里的“甸侯”，历来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以《周礼》的“九服”“九畿”说为据，认为“甸侯”是位于“九服”之甸服的侯爵，如《春秋左传正义》杜预注：“诸侯而在甸服者。”孔颖达正义曰：“周公斥大九州，广土万里，制为九服。邦畿方千里，其外每五百里谓之一服。侯、甸、男、采、卫、要六服为中国，夷、镇、蕃三服为夷狄。《大司马》谓之九畿，言其有期限也。《大行人》谓之九服，言其服事王也……故晋在甸服也。”另一种解释依从《国语》韦昭注，认为甸是指王畿，“甸侯”是王畿内的诸侯，如杨伯峻注：“甸，甸服。《国语·周语上》云：‘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韦注云：‘邦内谓天子畿内千里之地。《王制》曰：千里之内曰甸。周襄王谓晋文公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规方千里以为甸服，是也。’”

后一种理解显然与西周的晋国是外服诸侯的史实存在矛盾，所以学者多取《春秋左传正义》的说法，认为此句是说晋国是九服中甸服的诸侯。

其实文献所载周代“畿服”之制，顾颉刚已经辨得很清晰，他说《国语·周语上》所称的“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之制“犹合当时局势，非凭空想”，而发展到《禹贡》五服已经“支离”，《周礼》所载九服之说“更谬戾”。但是他又说“晋何以在甸服？盖汾、沁之域，王季已伐燕京之戎，西伯已戡黎，厉王亦流彘，宣王又料民太原，足证其为周之王畿；叔虞封晋，自在甸服中也”，这种理解与晋自西周初年就属于外服诸侯的史实不符，并不正确，也影响了他对“畿服”之制考证的认可度。

既然传统的两种解释都有窒碍之处，有学者就提出所谓的晋为甸侯，是指晋在诸侯“侯、甸、男”的级别中为甸。“侯、甸、男”是西周时期的诸侯称谓，晋君既然称侯，就不会是甸的层级，这种理解也是有问题的。

从《国语》的记载来看，西周春秋的甸服指王畿地区，是很清晰的。“甸侯”确实是指王畿内的诸侯，那么，该如何理解师服这句话呢？值得注意的是师服说的是“今晋，甸侯也”，“今”，意思是现在、此时，是说现今的晋国是甸侯（畿内之侯），不是指晋国自受封以来就处于甸服。《左传·隐公五年》载：“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检索《左传》，我们发现关于“叛王”的记载，还有“樊皮叛王”和“苏子叛王”二则。樊皮和苏子都是周王畿内的封君，属于内服王官，再结合春秋初年周王频频派大臣干预晋国曲沃和翼的嫡庶之争的史事，我们有理由认为，正是因为此时的晋国有畿内封君的身份，才引起了王室如此多的干预。《左传》的这个记载表明春秋初年晋国突破了内外服的界限，以外服诸侯进入王畿，获得了甸侯的身份。师服说这句话《左传》系于鲁惠公二十四年，时为晋昭侯元年，针对的是封桓叔于曲沃之事。晋昭侯元年晋国已经可以称为畿内诸侯（甸侯），则晋国进入王畿，应该始于春秋初年的晋文侯时。

二、春秋初年内外服的突破

清华简《系年》第二章载：

晋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师。三年，乃东徙，止于成周。晋人焉始启于京师，郑武公亦政（正）东方之诸侯……楚文王以启于汉阳。

这里的两处京师，学术界多认为所指是一地。具体为哪一地，学界主要有宗周，晋国的都城，宗周与成周之间某地几种看法。笔者认为京师，就如《公羊传·桓公九年》“京师者何？天子之居也”所言，指的是周的都城、王畿地区。具体上，也许我们可以将这两处京师分开来看，前一个京师，指的是西周的宗周地区，后一个京师，指的是东周的京师——成周地区。这个认识，吕亚虎已经提出，这里再略作分析。

虽然学界大多认为《系年》关于两周之际史事的史料来源可能较早，但它并非实录，而是追述的文字。特别是“晋人焉始启于京师，郑武公亦政（正）东方之诸侯”“楚文王以启于汉阳”，与《国语·郑语》“及平王之末，而秦、晋、齐、楚代兴，秦景、襄于是乎取周土，晋文侯于是乎定天子，齐庄、僖于是乎小伯，楚蚡冒于是乎始启濮”非常相似，都是具体叙事后简明记述历史发展结果的总结句。《系年》的第二章在“郑武公亦政（正）东方之诸侯”后，还记载了郑庄公、昭公和厉公即位以及楚文王吞灭汉阳诸姬的事情，时间已到鲁庄公时期，再考虑《系年》的成书时代，不能概以西周时期的观念来理解这段史料。在《春秋》经、传中，“京师”指的都是东周王都成周洛邑。春秋早期晋姜鼎（《铭图》2491）铭文“鲁覃京师”，李学勤说：“讲她辅助文侯，值得赞美的功业及于京师，使万民得到治理，实指晋文侯杀王子余臣而‘定天子’一事。所说‘京师’，指东周王都。”联系《系年》，与“郑武公亦政（正）东方之诸侯”相对应，“晋人焉始启于京师”的“京师”可能是指东周的成周。“始启于京师”，整理者已经指出“启”的意思是“拓土”。“始启于京师”与《左传》所称“晋于是始启南阳”以及同篇所载“楚文王以启于汉阳”的“启”用法一致，应该指的是晋国开始在王畿地区开疆拓土。《吕氏春秋·疑似》载：“此褒姒之所用死，而平王所以东徙也；秦襄、晋文之所以劳王劳而赐地也。”是说平王东迁后，有赏赐秦襄公、晋文公土地之事。今本《竹书纪年》称：“（平王二年）赐秦、晋以邠、岐之田。”《逸周书·度邑》云：“王乃升汾之阜，以望商邑。”“汾”，一版本作“邠”，是以汾、邠相通。依今本《竹书纪年》的记载，则平王赐秦之地为岐之地，赐晋之地则可能是汾水流域属于成周王畿的土地，此即为“晋人焉始启于京师”。“启于京师”的晋国可称畿内诸侯（甸侯），正在晋文侯“定天子”之后。

西周并没有所谓畿内之“侯”，也没有兼有内服王官和诸侯身份的职官。春秋初年，内外服的界限被打破，表现在护送周东迁的晋、郑两国上。郑国最初封在畿内，郑桓公为周幽王的司徒，为内服王官。周东迁后这种局势被打破。清华简《系年》记载：“郑武公亦政（正）东方之诸侯。”整理者云：“‘政’与‘正’通，训为‘长’，此云郑武公为东方诸侯之长。”根据《左传》的记载，春秋初期郑武公、庄公两世为周卿士，同时郑国又频繁与诸侯会盟，参与诸侯之间的战争，是以后世有“郑庄小伯”的说法，其诸侯的身份也很明确。

可以与郑对比的，就是虢。为了对抗郑国的强势，周平王、桓王都努力提升虢公的地位，以期达到对郑国的制衡。在周王的授意下，有“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王命虢仲立晋哀侯之弟缗于晋”“秋，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贾伯伐曲沃”等行为。周僖王时期有“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军为晋侯”，周惠王时期有“王命虢公讨樊皮。夏四月丙辰，虢公入樊，执樊仲皮，归于京师”之事。足见虢公是春秋早期周王室最为倚重的股肱之臣，符合其周卿士的身份。不过与郑伯相比，未见有虢公参与诸侯会盟的记载，虢公的活动局限在周王畿之内，虢君在灭国之前似仅拥有王官的身份，并无诸侯的身份。而郑国则是在春秋初期，突破了内外服的限制，郑君兼具了内服王官和诸侯两种身份。这种身份的获得，可能与郑武公护送平王东迁有关，也就是《系年》所说的“郑武公亦政（正）东方之诸侯”。

郑国这种由内服职官转而获得诸侯身份的情况，学者已有关注。而由诸侯向畿内发展，突进到内服的现象却鲜有学者关注，这就是晋国。依靠出土材料和传世文献的记载，我们现在可以略知其情。大概在护送平王东迁之后，晋文侯得到了平王赏赐的成周王畿附近的土地，“晋人焉始启于京师”，晋国疆土和势力由外服发展到内服王畿地区，成为畿内之侯（甸侯）。晋国由外服进入内服，其身份似也得到了周王的认可。周王频频参与曲沃夺嫡的争斗，大概也与晋国的此种身份有关。晋国也参与王室事务，《左传·庄公十八年》记载：“虢公、晋侯、郑伯使原庄公逆王后于陈。陈妫归于京师，实惠后。”即为一例。入春秋后，晋国一直向周王畿渗透。周惠王十六年（前661年），晋献公灭耿以赐赵夙，灭魏以赐毕万。十九年（前658年）晋伐虢，灭下阳。二十二年（前655年）晋灭虞、虢。虢是春秋早期周王最为倚重的力量，虢的灭亡使王室不得不选择晋作为新的靠山。周襄王四年（前649年），戎伐京师，“秦、晋伐戎以救周”，这年秋天，晋惠公“平戎于王”。周惠王时期的王子颓之乱，是依靠虢、郑的力量来平定的，而到周襄王时期的王子带之乱，王室只能向秦、晋求助，最后依靠晋文公来平定，由此更可见晋献公灭虢的战略深意。

不少学者认为入春秋之后，周的内外服制度被打破。但是，周东迁后，还是努力重构了王权秩序，仍以西周时期的内外服制度为国家的治理模式。整理史料，笔者发现，真正突破内外服制，由内服突破到外服的只有郑国。春秋时期，周王虽然对畿内也日益缺乏掌控，但畿内的封君并不能以独立身份参加诸侯盟会，他们偶有参与，也是代表王室参加的。而由外服突破到内服，兼具诸侯和内服封君两种身份的诸侯也只有晋国。郑国由内服突破到外服，体现了郑国两代国君郑武公和庄公的雄心，然而随着郑国国势的衰微，郑国逐渐由“小伯”沦为二等诸侯，在春秋霸主政治的历史上处于陪衬位置。而晋国，自晋文侯突进到周王畿之内，便一直在周王畿内发展自己的势力。这种兼跨内外服的身份促使晋文公建立了制度化的春秋霸政模式，对整个春秋霸主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晋文公的霸政：春秋典型霸主政治的建立

周襄王十七年（前636年）发生王子带之乱，周襄王避居于郑，狐偃对刚刚即位的晋文公说：“求诸侯，莫如勤王。诸侯信之，且大义也。”并称：“继文之业，而信宣于诸侯，今为可矣。”鼓励晋文公像自己的先祖晋文侯那样，定天子，立功业。晋文公率领晋军“辞秦师而下”，迎襄王入王城，杀王子带。在创霸伊始，晋文公就没有以齐桓公为榜样，而是延续了晋文侯开创的定天子的基调。

周襄王十八年（前635年），晋文公平定王子带之乱，周襄王赏赐给他阳樊、温、原、欑茅之田，“晋于是始启南阳”，晋的领土扩展到周王畿的南阳地区。三年之后，周襄王二十一年（前632年）晋国在城濮战胜楚国。同年，践土之盟上，晋文公被周襄王策命为“侯伯”。

关于城濮之战和践土之盟，我们可以从子犯编钟铭文获得更多的认识，先将铭文俱引于下：

隹王五月初吉丁未，子犯佑晋公左右，来复其邦。诸楚荆不听命于王所，子犯及晋公率西之六师，搏伐楚荆，孔休大工（功），楚荆丧厥师，灭厥3691d597b7df61037ef35a10d492eee1.png。子犯佑晋公左右，燮诸侯，得朝王，克奠王位。王锡子犯辂车、四牡、衣、裳、带、韍、冕。诸侯羞元金于子犯之所，用为和钟九堵，孔淑且硕，乃和且鸣，用燕用宁，用享用孝，用祈眉寿，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乐。（《铭图》15200～15207A组，《铭图》15208～15215B组）。

子犯编钟是晋文公的重要谋臣狐偃（舅犯）在践土之盟后受到赏赐，并且得到诸侯献金，事后纪功所作。从铭文中可以知道，虽然城濮之战的起因是楚国攻打转向晋国的宋国，宋国向晋国求助，和周没有直接关系，但是晋军此次出兵的理由是“诸楚荆不听命于王所”，彰显了尊王之意。铭文中“子犯及晋公”率领的“西之六师”所指，引起了学者的广泛讨论。目前主要有晋国的军队，周的军队，晋及秦、宋、齐联军三种看法。

关于第二种看法，何树环已经指出当时的王室刚经历过王子带之乱，即使是仍建制有名为“西六师”的军队，也没有派遣出去作战的能力。城濮之战的直接起因是楚国攻打宋国，和周并没有起直接冲突。所以周王室派军队参加城濮之战的主、客观因素都不具备，将“西之六师”视为周王室军队的理由很不充分。第三种看法将“西之六师”视为晋、秦、齐、宋四国的军队，若按方位言，只有晋、秦在成周的西方，齐、宋两国在周的东方，所以将之理解为西方的军队并不合理。因此何树环认为“西”可能是“西土”的省语，实际上指的是“周”，对此，王泽文指出“西”在春秋时期已不可能指周。

综合来看，“西之六师”指晋国军队的理解是最为可取的。“西”指方位，《国语·郑语》称：“当成周者……西有虞、虢、晋、隗、霍、杨、魏、芮。”晋国在成周（东周王室）的西方，故晋军可以称为西师。耐人寻味的是“六师”一词，“西之六师”很容易使人联想起西周金文中的“西六师”。众所周知，西周金文中的西六师和殷八师是周王室的两支直属军队，其中西六师以宗周为中心，驻扎在西土，称西六师、六师；殷八师以成周为中心，又可称成周八师、八师。值得注意的是，文献仅见“六师”，不见“八师”，而文献中的“六师”为周天子的亲军。《左传·襄公十四年》载：“晋侯舍新军，礼也。成国不过半天子之军。周为六军，诸侯之大者，三军可也。”虽然这个记载为后人所记，但其很可能杂糅了两周的军队建制。城濮之战前晋“作三军”，所以子犯编钟铭文中的“六师”可能并非实指，而是在比附西周时期的“六师”，既有尊王之意，也有借周王室抬高晋国身份之意。但以晋军比附王师，还是有僭越的嫌疑，这不应该是提出“求诸侯，莫如勤王”的子犯所为。笔者以为，如果我们结合《左传》所载“今晋，甸服也”，了解晋国在春秋初年由外服发展到内服，成为畿内之侯，就会理解子犯称晋军为“西之六师”有其合理性。再考虑到践土之盟上晋文公被策名为“敬服王命，以绥四国，纠逖王慝”的侯伯，践土之盟后子犯铸钟称晋军是“西之六师”，就更是可以理解的了。无论是“诸楚荆不听命于王所”，还是“西之六师”，都将城濮之战与尊王紧密联系起来，体现了晋文公建立霸政过程中“尊王”的策略。

虽然晋文公是踵继齐桓公的第二位春秋霸主，但是晋文公建立的霸政，与齐桓公的霸政有很大不同。最根本的不同，是齐桓公未获得“侯伯”的策命。《史记·周本纪》记载：“惠王十年，赐齐桓公为伯。”周惠王十年即鲁庄公二十七年（前667年），《左传·庄公二十七年》记载：“王使召伯廖赐齐侯命，且请伐卫，以其立子颓也。”有学者认为二者所记为同一件事，是齐桓公被策命为侯伯的文献证据。《左传》中并无齐桓公被策命为“侯伯”的明确文字证据，杨伯峻指出：“此次赐命是否与僖二十八年策命晋侯为侯伯同，则不可知。”周惠王二十一年（前656年），齐桓公伐楚，出兵的理由是“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如果齐桓公之前已经被策命为侯伯，他应该不需要再打着西周时期齐太公之命的旗号了。这可以反证齐桓公在周惠王十年并未被策命为侯伯。

从齐桓公的霸政历程来看，他一直在努力拉近和王室的关系并参与王朝事务。公元前683年，齐桓公三年，齐迎娶王姬；公元前680年，齐桓公六年，齐请师于周，与诸侯一起讨伐宋国，周王派单伯会之。此外，齐桓公还积极介入周惠王和太子郑之争。然而，周王室对待他的态度却很微妙。因为齐桓公选择支持太子郑，首止会盟上周惠王指使郑文公逃盟。葵丘会盟，依靠齐桓公稳固王位的周襄王派宰孔莅会，但宰孔未与诸侯结盟，诸侯的盟辞中未见有关王室的内容。提前返周的宰孔还劝阻了晋献公参加盟会。周王室始终没有授予齐桓公“侯伯”的名号。可以说，虽然也有苦心经营，但是终齐桓公一生，他都没能突破诸侯方伯的身份，成为周王室认可的全体诸侯的伯长。这个身份是在晋文公时代实现的。

践土之盟，周襄王亲自参会，仿效周平王策命晋文侯之礼，策命晋文公为侯伯。王子虎与诸侯结盟，相约“皆奖王室，无相害也”。践土之盟还有盟辞为“凡我同盟，各复旧职”，此处的旧职是指西周以来的旧职。

这里还可以联系晋公3c285006d2741802bed1f84b03267779.png（《铭图》06274）和晋公盘（《铭续》0952）铭文进行讨论。这两件同铭的器物目前许多学者都定为晋文公所作。铭文有“公曰：余唯今小子，敢帅型先王，秉德秩秩，协燮万邦……保乂王国”之语。目前所见西周金文中称“帅型先王”的，都是周王的语气，或者从周王的角度出发，如师虎簋（《铭图》05371）铭文载周王册命师虎所说的“载先王既命乃祖考事，嫡官司左右戏繁荆，今余唯帅型先王命，命汝更乃祖考，嫡官司左右戏繁荆”，是周王重申上一代王命，命令师虎接替他父祖之职；毛公鼎（《铭图》02518）铭文称“汝毋弗帅用先王作明型”，是周宣王对当时的执政大臣毛公的寄语；史墙盘（《铭图》14541）铭文称“祇显穆王，型帅宇诲”，是说穆王能遵循效法昭王的宏大谋略，而一般的贵族作器，铭文只敢称“帅型祖考”。春秋青铜器铭文称“帅型先王”的目前仅见此二器。“王国”的称法目前也仅见此二器。结合晋文公所受“敬服王命，以绥四国，纠逖王慝”的策命辞以及践土之盟“凡我同盟，各复旧职”的盟辞，再联系子犯编钟铭文高调宣称“燮诸侯，得朝王，克奠王位”，这两篇铜器铭文显示了晋文公“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雄心，其背景正是践土之盟上晋文公被周王室策命为“侯伯”，成为王室所认定的诸侯伯长。践土之盟的当年冬天，晋文公就履行了侯伯的职责，率诸侯朝王于温。

践土之盟后，晋国主导的春秋霸主政治的典型模式正式确立，开始了晋国在政治和礼制上对周王室的压制和替代。践土之盟后，周王室依靠晋国来维持稳定，内部争斗都由晋国出面解决。周匡王继位，周公阅与王孙苏争政，双方到晋国去理论，由赵宣子出面调停，使各复其位。周定王时期，周王室发生“毛、召之难”，晋景公“使士会平王室”。周灵王九年（前563年），王叔陈生与伯舆争政，“晋侯使士匄平王室”，于周庭听二者之讼。周景王二十五年（前520年），周王室发生王子朝之乱，直到周敬王四年（前516年）才依靠晋国的力量平定。

《左传·昭公三年》载：“昔文、襄之霸也，其务不烦诸侯，令诸侯三岁而聘，五岁而朝，有事而会，不协而盟。”可知晋文公给诸侯制定了朝聘会盟的制度规范。此后历代晋君承文公之政，晋国最终取代周室成为春秋时期中原的政治中心。诸侯不去成周朝见周天子，而是去晋都朝见晋侯，“听政”“听朝聘之数”，诸侯参加晋为盟主的会盟，“以命朝聘之数”。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按照周礼的规定，周代祭祀的范围和规模都有等级的区别。随着晋国霸政的发展，晋国在祭祀上也代替了周王的位置。公元前535年，晋平公患病，晋卿韩宣子对前来聘问的郑子产说：“寡君之疾久矣，上下神祇无不遍谕，而无除。今梦黄熊入于寝门，不知人杀乎，抑厉鬼邪？”子产回答说：“昔者鮌违帝命，殛之于羽山，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实为夏郊，三代举之。夫鬼神之所及，非其族类，则绍其同位，是故天子祀上帝，公侯祀百辟，自卿以下不过其族。今周室少卑，晋实继之，其或者未举夏郊邪？”于是晋祀夏郊，平公五日病愈。按照周礼的规定，只有周王能祭祀先代之后，而晋举夏郊，是替代了周王的位置。此记载表明，当时的诸侯已经认可了晋国对周王室权威的替代。

而遇到冲突时，诸国往往会回溯到践土之盟。如，公元前509年，晋国征发诸侯建设成周，宋臣仲幾不愿意承担劳役，说“滕、薛、郳，吾役也”，薛宰表示反对，说：“宋为无道，绝我小国于周，以我适楚，故我常从宋。晋文公为践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复旧职。’若从践土，若从宋，亦唯命。”又如，公元前506年，举行皐鼬之盟前准备将蔡国排在卫国之前，卫侯让祝佗去游说王臣苌弘，也提到“晋文公为践土之盟，卫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犹先蔡”，作为维持原来排位次序的理由，被苌弘认可，告知周王室的执政卿刘文公，与晋卿范献子商议，最终“长卫侯于盟”。吕静指出：“践土之盟在某种程度上确立了中原诸侯与霸主之间的关系、诸国间的互相关系以及与周王的关系，对东迁以来长期缺失的、越来越定位不准的国家关系，重新制定了原则。而此原则的核心，则是有实力的诸侯，诸如晋文公等，代替周王重新统合诸侯联合体。”确为卓识。

如果说齐桓公还是以诸侯方伯的身份干涉王事，那么，晋文公的这个侯伯身份就具备了王官和诸侯长的双重身份。细绎周王室对于他们差别对待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在血缘上齐国是异姓诸侯，而晋国是出自周王室的姬姓血亲诸侯；另一方面则是在地理上，齐国距离东周王室较远，以齐桓公当时的实力，无论是救助王室，还是给王室施加压力都鞭长莫及，王室对齐国的仰仗和敬畏都相对不够，而晋国紧邻王畿，春秋初年突破内外服的界限进入王畿并不断发展，特别是灭虢之后成为王室在王畿内的重要倚仗力量，给王室造成了极大的压迫，使王室不得不做出选择，最终突破王官和诸侯的界限，策命晋文公为侯伯。春秋霸主政治是西周方伯和王官伯两种身份的继续和突破，这种突破是在晋文公建立霸主政治后最终实现的。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突破在整个春秋时期，仅仅体现在晋国担任诸侯盟主的时期。后世在追述春秋时代的历史时，往往春秋五霸并称，然而只有晋文公，只有晋国的国君真正成为周王室认可的诸侯伯长。这是其余春秋霸主所不能比拟的。

四、结语

西周“侯”是外服职官的一种，西周无畿内诸“侯”。两周之际，由王臣拥立的携王和由诸侯拥立的平王二王并立，呈分裂之态长达21年之久，晋文侯横空出世，杀携王，立平王，东迁洛邑，开启了东周时代，也在某种意义上宣告了在这场权力之争中，诸侯最后占据了上风，中原政治迎来了诸侯主导的时代。春秋初年，凭借护送平王东迁之功，晋、郑两国突破了内外服的界限，两国的国君既拥有诸侯的身份，又拥有内服王臣的身份。郑国由王畿发展到外服，郑武公、庄公为平王卿士的同时，“小伯”诸侯。但是随着春秋政治的发展，郑国失去其内服身份，逐渐沦为二流诸侯国。晋国则以外服“侯”的身份进入王畿。曲沃夺嫡之后，延续了晋文侯“定天子”、在周王畿发展的策略。灭虢之后，晋国成为周王室倚重的内服力量。城濮之战，晋文公以“诸楚荆不听命于王所”为名，打着“西之六师”的旗号大败楚军。践土之盟，晋文公被册命为“侯伯”。践土之盟后，晋国建立了制度化的春秋霸主政治，全面取代了周王室，成为中原政治的中心。

春秋晋国的霸政，肇始于晋文侯，收功于晋文公。两位晋君为春秋时期晋国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奠定了基调。春秋五霸中，被策命为侯伯的只有晋文公。春秋霸主政治的典型模式建立于晋文公时期，其鼎盛时期，也是晋国把持中原霸主地位的时期。随着晋国公室的衰落，春秋霸主政治也走向衰落。春秋霸主政治的兴盛和衰落与春秋晋国的兴盛和衰落相始终。到战国初年三家分晋，曾经的霸主国的瓦解对战国社会造成了巨大冲击，也直接影响了战国政治的发展趋向。

转自《史学月刊》202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