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deepoo

题目[1]

一、柳条边的名称和形状

柳条边又名条子边[2]，又名边栅[3]，又名盛京边墙[4]，简称边[5]，或柳边，满语称为毕埒根[6]（biregen）。

柳条边是清代划定的，在今天辽宁、吉林两省境内。柳条边，从山海关长城起，东北行到今天辽宁省威远堡，又从威远堡东行转南到辽宁省凤城县，共长一千九百五十余清里。因修建在前，称为老边[7]；复从威远堡北行转东到吉林省舒兰县西的法特，长六百九十余清里，修建在后，称为新边[8]；统称盛京边墙。[9]为了下文叙述方便，我们把山海关到威远堡一段称为西线，把威远堡到凤城县一段称为东线，把威远堡到法特一段称为北线。这只是为了方便而不是历史上有此名称。明代以来原称长城为边墙[10]，自柳条边称为边墙后，改称长城为边城。[11]《清一统志》卷三十九说“盛京边墙西至山海关接边城”是其明证。

柳条边沿线设方土堆，高、宽各约三尺，上面插柳，因此称“柳条边”。在指定的地方作为人马往来的道口，因此称“边门”。土堆上的柳树称为“边柳”。土堆以外挖壕沟一道，宽、深各约八尺，称为“边壕”。今天柳条边已经没有完整的遗迹了。日本为了侵略中国，对柳条边进行了调查。1907年，发现了清代修理彰武台边门时，写给奉天将军的《西三台边栅例式程途甲数清单》。有如下的记载：“边壕：深八尺，底宽五尺，口宽八尺。边柳：一步三棵，粗应四寸，高应六尺，塗（除）土埋二尺，降（余）剩四尺。边外大路：二丈六尺宽。区内马道：一丈一尺宽。”[12]至于威远堡到法特一段的情况，“边栅，高四尺五寸。边壕，宽、深各一丈”[13]。可以说，新边的情况与老边的大体一致。

关于柳条边的柳，是成活的柳树，还是砍伐下来的柳木，过去的记载颇有出入。

（一）康熙二十年辛酉（1681）八月，吴兆骞、吴振臣父子入关通过威远堡时的记载说：“四十里至乌远堡（威远堡），即柳条边。柳条边垂柳数百里，系前朝所种，以隔中外。”[14]清楚指出是生长着的柳树林。

（二）康熙二十一年壬戌（1682）三月初四日，高士奇随康熙帝两次通过柳条边，一次在咸厂[15]，一次也是威远堡，他记载说：“道经柳条边。插柳结绳，以界蒙古。南至朝鲜，西至山海关，故曰柳条边……出此为宁古塔将军所辖。”“驻跸威远堡，即柳条边汛守之地，奉天将军所辖也。疆分内外，地势渐高。”[16]这里的插柳可以理解为是活着的柳树，也可以理解为柳木樁，但同“结绳”联在一起，就不可能是柳树了。

（三）康熙二十八年己巳（1689）十月和康熙二十九年（1690）二月，杨宾两次通过柳条边，他记载说：“今辽东皆插柳条为边，高者三四尺，低者一二尺，若中土之竹篱，而掘壕于其外，人呼为柳条边。”[17]这样“插柳条”显然不是生长中的柳树，也不是柳木樁，而是柳条。康熙十七年（1678）修的《开原县志》说“今（黄龙）冈上插篱为边，以限内外，为新边。”[18]这里不说插柳而说插篱，显然不是柳树。

他们三人是相识的。高士奇和杨宾都在书中记载了与吴兆骞的谈话和著作，并引用其书。杨宾还引用了高士奇的《扈从东巡日录》，但是何以他们自己作书时全无辩释，这应该是他们的所见不同。

到了乾隆初年，一般把柳条边解释为木栅，所谓“向来各边，俱编木为栅，以限内外，栅外浚壕，以禁越渡”[19]，既不是柳树，也不是柳条。“木栅”之称正与《例式》中的“边栅”相合。《例式》中的边柳“粗应四寸”，可以解释为柳树，但是四寸粗的柳树，至少已成活三年，加上柳叶枝条，树冠会更大。它们的间距“一步三棵”是不可能的。清制一步等于五尺，五尺之间植柳三棵，间距不过二尺五寸[20]，再包括树冠，这一间距是容纳不下的。而且这样宽阔的间隔，也无法“以隔中外”，防止“私越”。如果理解为柳木樁，间隔太大，更与事理不合。

柳条边是客观实物，诸家的分析解释如此迥然不同，显然不关实物本身，而是观察者的观察角度不同，他们只看到某一方面。合理的解释应该是：柳条边有时是插种柳树建成的；有时利用原有的柳林，如《宁古塔纪略》所说；有时则是插种柳杆，为《例式》所载，由于两树间距太大，用绳系柳木条为栅，所以称为“插柳结绳”[21]。柳条有高有低，可以三四尺，可以一二尺。[22]工程不是很大，因此便于扩展移徙。

从其他文献上，我们还可以得到某些旁证。由于柳条边是种柳树而形成的，所以金德瑛《和乾隆柳条边无韵诗》“古来辛苦筑长城，何如植此柔柳条”[23]。由于柳条边有时利用原有的柳树，所以康熙帝《柳条边望月》诗“春风寂寂吹杨柳，摇曳寒光度远空”[24]，这里显然是种柳树了。杨宾《出威远堡边门》“柳条三尺认边门”[25]，由于在两树之间捆系木条编列成栅，所以刘纶《柳条边》诗“径为设桓围设蕞”[26]，乾隆帝《入伊屯边门》诗“边墙尽柳条”。[27]由于柳条边不高而且间距空隙较大，所以乾隆帝《柳条边》诗“我来策马循边东，高高逾越疏可通”[28]，汪由敦和诗“边门萦绕柳条多，疏为列栅眉才过”[29]，金德瑛和诗“行依柳色束复束，麂眼疏篱面面通。外边策逐里边见，欢笑和答将毋同？”[30]柳条边的修造是简易的，所以刘纶诗说“一线缘边析柳条，版锸不烦人力惫”[31]。

1977年2月，在抚顺讨论清代柳条边的小组会上，知道柳条边的柳条不是杨柳条的枝条，而是另一种叫做柳条的植物。汉语又叫条子。这种柳条是长条，丛生，长不很高，现在东北仍把它作为房地界址，以防止牲畜的闯入。满语叫做“卜儿干”，又叫“毕勒特”，同柳树的“佛多火”（佛多和）分别得很严格。[32]这一说法，从前没有接触过，我想是正确的。至少柳条边有一部分是这种柳条建成的。汉语柳条边又叫条子边，大约都由于此。所谓“插柳结绳”（《扈从东巡日录》），所谓“高者三四尺，低者一二尺，若中土之竹篱，而掘壕于其外”（《柳边纪略》卷一），所谓“柳条三尺认边门”（杨宾《出威远堡边门》诗，见《柳边纪略》卷五），等等记载，也是符合的。

为什么叫柳条边呢？

边在清初的概念是指边疆边境的广大土地，而不是国家的疆界线，更不是指自然的疆界。康熙帝在1682年视察，到了今天辽宁省的沈阳、新宾和吉林省的吉林市，距离国家的疆界还很远，但是康熙帝回京后的诏书却说“朕巡行沿边地方”，已称沿边地方。[33]1661年奉天府尹张尚贤汇报奉天形势时，把“边” 与“海”相对，他说“自山海关以东，至中前所”，“北面皆边，南面皆海，所谓一条边耳”。[34]这所谓北方的边竟在清代旧都沈阳之南。1690年编写的《柳边纪略》，不只一次地说“边外”“边内外”，明白指出“东北柳条边内外设将军三：曰盛京将军，曰宁古塔将军，曰爱珲将军，即黑龙江将军”[35]。显然清政府不可能把行政机构设在疆界以外，所以柳条边是在国境以内用柳树作标识设立的界限，是国内的限制线，不是疆界线。

今天，清代柳条边已无完整的遗迹可寻，只有部分地方尚能看到。据调查，尚能大体看到当年概况的，只有威远堡公社东南八里地的毛家屯一带，还保存约三百多米长的一段遗迹，顺山脚南北走向，边壕最深处约有一米半，壕的上口宽约一米，壕楞上面还长着几个直径约二尺粗的柳树墩子和几株碗口粗的柳树。[36]苏联文人妄说“高柳桩”，既与文献记载不符，又与实存遗迹不合，显然是荒谬的捏造，有意的歪曲。

二、柳条边建立的年代

柳条边从康熙时期的《盛京通志》[37]和其他公私著作到清末宣统年间的杨守敬《历代地志图》底本都有记录，但都没有提到它的建立年代。

1681年，吴振臣经过开原威远堡柳条边，在他的《宁古塔纪略》中说：“柳条边垂杨数百里，系前朝所种”[38]。所谓前朝，当时的习惯指明朝。[39]开原在1619年（明万历四十七年，清天命四年）归属努尔哈赤，在那以前二百多年都属明朝辖土。吴振臣所说的“前朝所种”，不过因为作者看柳条边枝干高大推想而言，不是真的有明朝种的确据，自然不能因此认为柳条边是明朝设立的。

自凤凰城到威远堡，再由威远堡到山海关的柳条边，俗称老边[40]，有人以为既称老边应该就是明代辽东镇边墙。这是没有根据的。1583年，努尔哈赤追击尼堪外兰，尼堪外兰逃向抚顺，欲进边，明军出边把他赶走。[41]说明明代沈阳附近的边墙是以抚顺所（今辽宁抚顺市北抚顺城）为界。努尔哈赤祖居的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明清大战的萨尔浒，都在明边墙之外，但是到清代却在柳条边之内。可知柳条边与明边墙并不一致。

清代沈阳西六十里（华里，下同）有土墙基，号称老边，是由沈阳到北京驿道的第一站，清初就有人认为是明代辽东镇边墙。辽东镇边墙既在沈阳以东八十里的抚顺，就不可能在沈阳以西六十里有墙基，两处不是一条线。有人解释说是“即明朝失辽阳后边墙”[42]。我们知道努尔哈赤在1621年3月攻下沈阳，之后才进攻辽阳，辽沈失后，明起用熊廷弼固寺广宁，没有时间在沈阳以西重建边墙。

辽东镇边墙，不是明代边疆的国防线，只是境内区域性的警备线。因为明代的东北边疆在黑龙江和外兴安岭，已有奴尔干都司的设置。而且辽东地区地旷人稀，少数民族聚居，不相统属，时常发生攘夺，于是在必要时于适当的地方设立边墙。因为它是辽东都司所辖，所以名为辽东边墙，或辽镇边墙。辽东镇边墙在宣德年间（1426—1435）还未建立[43]，其后王翱、毕恭建辽河边墙于正统末，是为了防止朵颜三卫[44]，李秉建抚顺边墙于成化初，是为了防制建州女真。[45]边墙路线也有伸改，万历元年（1573）东线伸展到宽甸等六堡，到万历三十三年（1605）又复退回来。辽东镇边墙的建立已在明代全盛以后，工程质量很差，许多地方不久便已残破，而且建造方式不同，所以清代柳条边尽管有在明边墙上重建的地方，也不是原来的旧墙了。因此，认为老边就是明边的意见是不能成立的。

明代著作《寰宇通志》《明一统志》《辽东志》《全辽志》都无柳条边的记载，《满文老档》《清太祖实录》《清太宗实录》也未见，可知柳条边的出现一定在清入关之后。同时我们还注意到在1659年到宁古塔的方拱乾[46]写的《绝域纪略》也未提到柳条边。

1661年5月（顺治十八年，时康熙已即位，由四辅臣执政），奉天府尹张尚贤论奉天形势说“广宁城南至闾阳驿、拾山站、右屯卫海口，相去百余里；北至我朝新插之边，相去数十里”[47]。这里所说“我朝新插之边”就是柳条边，不说柳条边而称新插之边，可知柳条边必建立于顺治时，但当时尚无“柳条边” 之名。惜史籍未载确实年月。

据康熙《盛京通志》，顺治十一年（1654）在柳条边西段各边门设置笔帖式各一人[48]，可知这时西段已全部完成，至于开始修治时间则不详。[49]东段完成时间，史无明文。凤凰城（今辽宁凤城）是明代以来的重镇，是通朝鲜的孔道。1621年（天命六年，明天启元年）3月，清攻下沈阳、辽阳后，凤凰城一带地方才为清所得，但是明军毛文龙屯住鸭绿江边，是一个威胁。所以1634年（天聪八年，明崇祯七年）清只在通远堡设官驻兵，到1638年（崇德三年，明崇祯十一年）才向南在凤凰城建立行政机构，设官。[50]柳条边东线以凤凰城为起点（或终点），必定要在行政体制完成后才能修建，所以在1638年以前是不会有柳条边东线的。是不是东线就在本年开始？也不然。

1636年（崇德元年，明崇祯九年）12月，清军南侵朝鲜，从盛京（今辽宁沈阳）出发，到沙河堡（沈阳南）分两路进军，中路向南从镇江（今辽宁丹东）渡江攻朝鲜义州，进军郭山、定州。[51]左翼向东南从宽甸入长山口，攻朝鲜。次年（1637年）二月，仍由义州渡江旋师。从后来的地图看，中路除镇江部分外都在柳条边内，左翼一路在柳条边外。《实录》记载并无通过柳条边明文，可知当时还未修建。[52]

当时从朝鲜到辽东，由义州渡鸭绿江到凤凰城是往来大道，从昌城渡江到宽甸一带是荒僻小道，除了走私的以外很少有人走。[53]皇太极第二次侵朝后，强迫朝鲜王储昭显世子作人质，从1637年起留沈阳前后八年。他的随从人员记载了八年的情况，存留下《沈馆录》一书。八年中从朝鲜义州到沈阳往来人多，过鸭绿江后，第一个集中地点，有不同的记载。在1637年是通远堡[54]；在1638年8月以后是凤凰城[55]，偶尔也在通远堡[56]，在1642年10月以后，出现“栅门” 的名称，是前所未见的。凡到凤凰城城内的，先在栅门等待，离去也在栅门休止。[57]据记载“栅门”在汤站（今辽宁汤山城）以北，并不是凤凰城的栅门，曾经有人旁晚来到栅门，次日才被送进城[58]，说明栅门距凤凰城还有一段路。在这本书里，别处提到栅门，指的是明代边墙门[59]，或是庄屯堡寨的门。[60]凤凰城外的这里，不是庄堡，也不是明边，而且是新有的，很可能就是柳条边的边门。在昭显世子留沈阳后，往来朝鲜的人加多，最初以通远堡为集合点，通远堡不方便，又迁到凤凰城，凤凰城不方便，又设立栅门，就是后来的边门，凤凰城边门在城东南三十里，方位也正相当。[61]圈立边栅，后来称为柳条边，这是合乎规律的。所以柳条边东段的修建年代不会早于1642年，由于边门是往来孔道形成的，修治边栅必预留边门，不可能先修边墙后定边门。

日本稻叶岩吉认为，1638年清太宗皇太极经过凤凰城和咸厂边门，将旧界展出五十里[62]，可惜没有指出资料的来源，我们不能进一步加以分析论证。但从当时形势看，这时清军除了进攻明朝以外，还在进一步进行内部统一，1638年对虎尔哈[63]、库尔喀[64]正在用兵，它是否有把自己东面地区加以封锁的必要，是值得怀疑的。

1681年（康熙二十年）在柳条边北线四边门添设防御和笔帖式等官员，见《会典事例》。[65]所以一些书籍都同意柳条边北线是1681年完成的。苏联齐赫文斯基说是1676年（康熙十五年）盛京将军安珠瑚奉命修建的。[66]安珠瑚于1678年（康熙十七年）任奉天将军[67]，当时柳条边北线四边门统属于宁古塔将军[68]，与奉天将军无隶属关系；1676年安珠瑚任吉林乌喇副都统[69]，也与奉天将军无关。他的错误是从另一苏联人麦利霍夫来的。[70]

柳条边设立的年代反映了当时形势和设立的原因。

三、柳条边建立的原因

1.柳条边不是中国的疆界线

认为柳条边是清代疆界线的，前有日本矢野仁一，后有苏联的齐赫文斯基、麦利霍夫，现在不作繁琐考证去辩驳，只举几件简单事实。

1630年（天聪四年，明崇祯三年）朝鲜使臣到沈阳，从昌城渡江，因为他们不从义州过江，受到农民盘诘，被怀疑是来窥探。[71]说明过鸭绿江就是清朝（当时称金）的疆域；1631年（天聪五年，明崇祯四年）有朝鲜人到卜儿哈兔（东间岛）地方狩猎，又到灰扒（辉发）和宽典（宽甸）地方挖参，清人均提出抗议[72]，说明这些地方都属清朝所有；1642年英俄尔岱（朝鲜称“龙将”，又称“英将”）驻凤凰城，不时到九连城、中江城狩猎[73]，说明这些地方都属清朝所有。1642年皇太极在叶赫狩猎十几天后在开原城南门止宿。[74]以上记载都不是清朝自己的，而是外国的，关于领土问题应该比较客观。它们都承认记载的地方是清朝领土，而在后来地图上却都在柳条边之外，明确地指出柳条边不是清朝的疆界线。特别还应指出的：这些记载的时间都在帝俄人到达黑龙江（1643年）之前，有的还在帝俄人听说黑龙江（1636年）之前。[75]其中没有一个资料记载到这时帝俄人到过黑龙江，更不用说为它所有了。

2.柳条边不是清代的边防设置

柳条边既然不是我国边界，不是疆界线，当然不是边防防御工事，上面关于柳条边的建造形式已经充分说明。但是苏联的某些文人却有意颠倒黑白地说什么“决不是什么象征性的，而是在当时来说非常牢固的防御线”[76]；“一条无法穿越的林带”。[77]妄图伪造柳条边是防御工事的形象，以达到使人产生是中国疆界线的错觉。柳条边的形式前面已加说明，现在再举两件柳条边绝对不是防御工事的证明以作比较。

清初的广宁县城是明代修建的卫城，砖墙高三丈五尺，厚一丈五尺，濠宽二丈，深一丈五尺。1666年（康熙五年）修造的宁古塔城（今黑龙江宁安），在牡丹江边，竖立松木作墙，中实以土，墙高二丈余。1686年修造的墨尔根城（今黑龙江嫩江县），墙用松木夹栅，中间筑土，高一丈八尺。[78]这些城并不是边防重镇，但是它们修建的规格，无论高度、深度以及土木工事，较之柳条边都要超出一倍。

柳条边的边门，是往来孔道，但它不像近代国家的要塞，没有作为阵地核心的多面堡，没有任何相应的人工防御手段的筑城工事，也不像中国古代的一大五小前后分列的墩台。[79]它只是平房三间而已[80]，中间一间通车马、行人，稽查人员就在其旁两间屋里。

从柳条边边门的武装看，更显然不是边防设置。清代柳条边边门各设兵十人或二十人。[81]北线全长六百二十二清里，凡四个边门共八十人，平均八清里一个兵；东线和西线全长一千九百五十清里，凡十六个门，共一百六十人，平均约十二清里一个兵。从古到今哪有这样的边防！清初在东北并不是没有驻防部队，但不在边门。有的在柳条边内，如熊岳城（辽宁盖平县南）、岫岩；有的在柳条边外，如宁古塔（1653年），三姓（黑龙江依兰）；有的虽在柳条边沿线镇，却不是在边门，如兴京（辽宁新宾），距汪清边门三十里，如开原，距威远堡边门三里都是。[82]至于随时调遣的部队还不在驻防部队之内。显然柳条边边门的满洲兵和汉军兵只是守门的稽查而已。清代边境上的巡逻站是喀路或译卡伦，与柳条边无关。

3.柳条边不是关内汉族的限制线

日本稻叶岩吉认为柳条边是清代封禁政策的产物，它的建立原因有三：一是禁止汉人进入东北；二是防止满族汉化；三是防护围场。[83]都说的是柳条边建立后的情况，不能说明所以要建立的原因。

辽河迤东，从来就是汉族与少数民族住居地区，《汉书·地理志》有明确记载。1618年努尔哈赤的军队进入明边，满族随之移入，当时对汉族没有排斥[84]，然而汉族上层逃入关内的很多。[85]1644年清军入关，满族和汉军随同入关，“挈家驻防”的汉人多至几万家[86]，因之关外人口稀少。1649年（顺治六年）正月劝谕各省居住的关外辽人还乡，愿入满洲旗内即入旗内，愿还乡的可以还乡，愿入行伍的满洲一例给予粮饷，这是专为辽东汉人而发的。通晓文理的送礼部考选，亲善骑射的由兵部试用。[87]1649年4月又下令招民，认为“自兵兴以来，地多荒芜，民多逃亡”，令各省府厅州县“不论原籍、别籍，必广加招徕”，察本地方无主荒田，给以开垦耕种，永准为业，六年后再议征收。[88]并制定了招民劝耕官吏的奖励。这是对全国而言的。

1653年（顺治十年）辽东定了招民受官例[89]：招民开垦到一百人的，文官任用为知县（县长），武官任用为守备（相当于营长），不是一百人按人数递减。奖励是高的。这种办法实行了有十五年，到1668年才停止。招民授官停止了，但移民并未停止。这种招徕的农户，法令上称为“招民”，招民令停止后迁来的农户称为“徙民”。在1661年奉天府尹张尚贤奏报盛京形势，还说辽河东西“沃野千里，有土无人，全无可恃，此内忧之甚者。”[90]可知招民、徙民的结果，还远不能满足当时的政治需要。

清代制度，旗籍户口由八旗都统所属佐领管理，在辽东则由盛京将军所属佐领或各城城守管辖，汉族户口才归地方州县上报各省布政使。[91]清初辽东户口，有的入旗，有的随清军入关，或驻防两广，更多的则是逃亡。所以《盛京通志》说，康熙初年（1662—1666）“于时州县新设，户无旧籍，丁鲜原额，俱系拓民，三年起科”[92]。在这种情况下，招民还感不足，那能禁止汉人进入辽东？

据当时的人口记录，也是逐年增加的。略举几年，以资证明。

以上资料摘自《盛京通志·田赋志》卷二十四。

从上面记录看出，在柳条边修建前后年代里，东北三省的人口和农田都有显著的增加，增加的户口是招民、徙民，都是汉人，开垦的田亩不是官庄，不是旗地，而是新起科的民田，也是汉人耕种的。这充分说明：认为柳条边是为了禁止汉人进入东北而修建的说法，没有事实根据。尤其难于解释的是，柳条边从山海关向东修造的部分，隔断了南北，当时汉人都住在山海关内，那么北面的柳条边也是为了隔断汉人进来的吗？美国人费正清看出这个漏洞，于是解释说这是为了阻止汉人从南满向北移殖，并且保留北满为狩猎区。[93]这一解释，就承认了东北原有汉人，只是为了阻止汉人从南满向北移殖，而不是限制关内汉人向东北移殖。这样，也就否定了他自己根据稻叶意见所说“满洲人想保持他们种族社会的本来面目，封闭了自己家乡本土，禁止汉人移殖”的主张。努尔哈赤自己的“家乡本土”是兴京（辽宁新宾）周围，与汉人同样圈在柳条边之内，又怎样“保持他们种族社会本来面目”呢。

清代帝室的陵墓、围场等都是所谓封禁区域，不让往来、樵采、狩猎，它们有自己的围墙，规格上和柳条边不一样。《嘉庆一统志》英峨边门条说：“边外为围场”[94]，这是说英峨边门外并无居民，只是围猎地区，也未举明某一围场，更没有说柳条边就是保护围场的围墙，我们在盛京边墙条下清楚看到“兴京、凤凰城边外为围场”，而在凤凰城边墙条下并无记载，可以知道这只是泛泛说明而不是指实。同样，盛京边墙条说，“吉林开原以西的边外为蒙古科尔沁等诸部驻牧地”，发库边门条说“边外为科尔沁界”，这些记载，也是一般地指出由此属于驻牧民族，而不是标明某一民族的确实驻地，因为科尔沁还分为六旗，接连边墙的只是左翼旗、左翼前旗和左翼后旗[95]，郭尔罗斯分二旗，而前旗近边，就是《嘉庆一统志》所谓的“等诸部”。

还应该指出，柳条边也不是行政区划的分界线。高士奇《扈从东巡日录》在记耿家庄柳条边时说，“出此（耿家庄口）为宁古塔将军所辖”[96]，在记威远堡时说，“即柳条边汛守之地，奉天将军所辖”[97]。据康熙《开原县志》，耿家庄在开原县东七十里，威远堡门在开原县东北三十里，自耿家庄绕北到西一带都是柳条边。[98]这里说的是：这段柳条边的边内、边外分属两个镇守将军辖区管辖，而不是说在行政区划分属两个区域。直到1727年（雍正五年）在宁古塔境内设置永吉州（今吉林省吉林市）泰宁县（已废），还是隶属于奉天府[99]，这是清代制度。后来将军辖区发展到行省，今辽宁省开原县和西丰县清初隶属奉天府，后隶奉天省，但西丰县在柳条边外，开原县在柳条边内；今吉林省长春市和吉林市清初隶属吉林将军，后隶属吉林省，但长春市在柳条边外，吉林市在柳条边内。显著地证明柳条边不是行政区划分界线。

附带说一下清初东北领域里的边。1608年（明万历三十六年），努尔哈赤势力强大之后与明朝官吏宣誓立碑，约定“两国各守边境”，凡看到对方有越边的都杀掉。[100]这里所说各守边境，实际以明朝的边墙为线，满洲并没有自己的边墙，所以其后1627年（天聪元年，明天启七年）皇太极给袁崇焕的信里，责备明朝“移置界石于沿边三十里外”[101]，就是证明。

1626年（明天启六年，天命十一年），皇太极即位第七天下令说，“工筑之兴，有妨农务。前因城郭边墙事关守御，有劳民力，良非得已”，“今修葺已竣”，后“不复兴筑”。[102]这里边墙指的是什么？当时柳条边尚未修建，明代边墙东线抚顺一带已成清朝疆域中心，西线义州一带还在明朝管辖之下。此外别无所谓边墙。但是我们知道，在文献中城圈也叫边墙，在《盛京通志·城池志》有明白记载。[103]这里城郭边墙是指城郭周围的城圈。在此次下令的前一年，1625年（天命十年，明天启五年）8月努尔哈赤命兵士屯驻耀州（今辽宁海城县西南），修葺其城尚未完工时，发生明军来袭。[104]皇太极所说“今修葺已竣”就指这类工程。如果认为1626年停止修葺的城郭边墙就是柳条边，从而认为柳条边为努尔哈赤修建，那是不符合事实的。

1628年（天聪二年，明崇祯元年）满洲将领刘兴祚伪装自杀逃往明地，留遗书给库尔缠说，把他的尸体埋葬于边外扎木谷中。[105]这里说的边外是指刘兴祚居住沈阳城外的边远地方，而不是国境以外。1626年皇太极初即位时对旗民禁令说“田猎、采捕须先告知本旗贝勒，凡边内狼、狐、貉、獾、雉、鱼等物，各听其采捕”，“并禁止边外行猎”。[106]这里的边内、边外是指八旗贝勒的屯庄份地的境内、境外而言，不是在国境内任何地方都可以任意采捕。所以下文还有“若往外国亦当告知诸贝勒，私往者罪之”一句。

满洲自1621年（天命六年，明天启元年）夺取明朝辽沈之后，隔辽河与明对峙，当时明清边界在辽河，但满洲对辽河边界为何设、有无边墙之类，没有记载。从当时明代防守沈阳的设备来看，大约也是几道深濠、木栅，并加筑拦马土墙。[107]

从上面可以看出：柳条边不是清代的国境线，不是国防线，不是要塞线，也不是行政区划分界线。那么它是什么？

首先从原始资料看。关于柳条边的记载以1682年高士奇《扈从东巡日录》，1684年《开原县志》[108]，1693年杨宾《柳边纪略》[109]和吴振臣《宁古塔纪略》较早。《宁古塔纪略》写于1721年，但经过柳条边的时间为1681年，比较在前；高士奇是康熙帝的随从人员，记载是半官方的，比较有根据。[110]

高士奇《扈从东巡日录》说，“道经柳条边，插柳结绳以界蒙古”，“有私越者必置重典”。[111]《宁古塔纪略》说，“以隔中外，今仍有章京守此，盘诘往来”[112]。《开原县志》说，“以限内外”[113]。都明确指出：柳条边是禁止自由通过的封锁线，是盘诘往来的稽查线。这些记载和当时情况是一致的，说明它的确实。1681年（康熙二十年）吴兆骞从宁古塔进关，他是特赦的人，将军派人护送，“两次换发勘合”。“更换勘合”[114]，说明限制稽查的严格。

朝鲜记载，1638年自朝鲜义州过江到清国的人，在凤凰城要被进行“搜检”，“为守堡将所侵，不胜其苦”[115]，可知清人关堡搜查之严由来已久。那时明尚未亡，朝鲜和它友好已久，所以清人惟恐他们联合起来对清不利。

其次，探究清政权为什么在东北设置国内稽查线，要从当时形势看。柳条边老边东西线修建于1654年，是顺治帝亲政的第四年。这时满洲贵族统兵入关已经十年，关内的广大区域已经统一，反清势力局促于湖广、两广、云贵和福建、台湾等边远省份，都离东北很远，威胁不到东北。可以构成威胁的只有郑成功和张煌言的海军从海上进扰，但辽东湾和辽东半岛各海口都在柳条边的边内，显然反清势力不是柳条边的稽查对象。

1654年正值清王朝申严隐匿逃人禁令的时候[116]，柳条边是否同逮捕逃人有关？逃人都是汉人受不了满族奴隶主的压迫而逃亡的，逃匿处所大都在黄河流域，和东北地区不相干，柳条边决不是为了防逃人而建的。

就在1654年12月，清廷命明安达理统兵征罗刹（即俄罗斯）于黑龙江，这正是沙俄军队侵入我国尼布楚的同一年。[117]是沙俄无理侵略引起的。无论苏联某些文人怎样抵赖，也掩盖不住。

方拱乾在1666年写的《绝域纪略》中说“（宁古塔）本朝控制诸夷，受人参貂狐皮贡，爰留卒以戍之。有逻车国者嬲诸夷使不得贡，敌之不胜，又动大众勒舟师，遂择八旗八十人长戍焉。复立牛鹿章京、梅勒昂邦以重其任。逻车亦不知其国在于何所。云舟行万二千里，不知其疆所遇。皆擅鸟枪，又讹鸟为老，讹枪为羌云”[118]。这是我国与沙俄关系的较早记载。宁古塔设昂邦章京、梅勒昂邦（副都统）始于1653年。这里至少有三点可以驳斥苏联某些文人的谰言。（1）黑龙江各少数民族在沙俄东来以前归附中国。（2）沙俄挑拨中国少数民族不向中国入贡，并用武力干扰使不得入贡，说明当时是沙俄侵略中国。（3）在1660年宁古塔对于沙俄还一无所知，只知道他们善于打枪，是一批掠夺者，那么苏联某些文人所谓早已统治了黑龙江流域是不足信的。

从“嬲（音鸟，侵夺，干扰）诸夷使不得贡”的记载，可知当时为什么会同沙俄发生战争，也可以知道为什么建立柳条边了。

1681年清朝在吉林境内又修了一道柳条边，成了东西复线，目的也在于限制沙俄蛊惑蒙古族进行分裂活动。

沙俄进犯我国东北少数民族地区，大约始于1647年。康熙帝在1687年对鄂尔图等人说，“俄罗斯渐次入犯，占据我达呼里（达斡尔）、索伦等处，扰害边疆四十一年”[119]，说得非常具体，从1687年上溯四十一年，正好是1647年。我们注意到1647年正是沙俄进入奥廖克马河（olekma），南下靠近中国边境的时候。[120]清代学者何秋涛认为沙俄吞并尼布楚当在崇德年间（1636—1643），因为康熙帝在康熙三十九年（1700）说俄罗斯并吞尼布楚已五六十年，而崇德六年（1641）距康熙三十九年恰六十年。[121]这个推算机械而不精确。康熙帝说的是“五六十年”[122]，是约计的，不是具体的数字，更不是明确的六十年。

帝俄东进，由于哥萨克军士少，他们是点、线前进的，没有顾面。1604年占托木斯克（Tomsk），1619年占叶尼塞斯克（Yeniseisk），1632年占雅库次克（Yakntsk），然后沿勒拿河西行，1635年占奥廖克敏斯克（Olekminsk），1638年占鄂塞次克（Okhotsk），1636年从托木斯克（Tomsk）到阿尔丹河（Aldan River）的航行中才第一次听到黑龙江的名称，1639年从叶尼塞斯克到维梯姆河（Vitim River）途中才知道了石勒喀河（Shilka River）[123]，也就是黑龙江上游额尔古纳河的支流，但是都没有去访查。直到1643年7月沙俄才从雅库次克出发，沿阿尔丹河南进，经乌楚尔河（Uchur River）越斯塔诺夫山脉（即外兴安岭），到达结雅，结雅河就是《盛京通志》的精奇里江，等到他们逐步回雅库次克已经是1646年了。1647年又从奥廖克马河南下，占据石勒喀河流域。所以何秋涛认为沙俄在1641年占据尼布楚时间太早了，是推断不精确的。沙俄占尼布楚在1657年（顺治十四年）。[124]

1654年到1681年只二十七年，为什么又建立第六道限制线。这是因为沙俄的侵略加重。1658年沙俄寇边，沙尔虎达击走之[125]；1660年复寇边，巴海击走之[126]；1665年入索伦部抢貂皮[127]；1668年沙俄到黑龙江各处抢貂皮[128]，诸如此类的军事扰乱侵略一直未停过。特别是沙俄不择手段地挑拨我国少数民族与清朝统治者的关系。除了上面说的《绝域纪略》以外，厄鲁特罗卜藏与喀尔喀扎萨克图汗的斗争，是与沙俄合谋的，这在当时已经被彻底揭穿。[129]

1681年，时叛变八年、盘踞十省的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之乱才告平定，生产还未恢复，福建沿海的反清势力依然存在，但已衰落；蒙古族内部还未统一，又没有完全归附清朝统治者，而沙俄“虎视眈眈，其欲逐逐”，不断地挑拨离间少数民族和全国统一政权的关系。就全国而言，由满族领导的多民族中央封建政权为了巩固国家统一，必须严加防止。就东北而言，除了维护统一之外，就地方民族主义利益来说，也要严格防止这种挑拨离间、恶毒谗言的传播，以免影响到满洲对全国的领导。因此，从全国利益来说，进行战争或是构筑“为军队服务”的以人工防御手段的要塞，弥补自然防御手段的不足的实体屏障[130]，时机还不到，国力还不足，所以先做一道简易的柳条篱笆，以限制各族人民任意往来，只准在专设的边门通过，以便稽查。它不像历史上的万里长城，也不像明代东北的边墙，也不像近代史上的法国马奇诺防线，更不像现代的柏林墙。

就在1654年7月，我们知道清朝在河北密云县东北的墙子岭“复设了关口”，派了章京、笔帖式各二员稽查[131]，这是与柳条边相合的。

高士奇说柳条边“以界蒙古”，一定有法律依据。事实上北线、西线边外都属蒙古族的活动区域，但东线边外全属围场，与蒙古无关。所以稻叶岩吉为了保护围场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因为（1）围场在边外，怎样保护。（2）热河也有围场，但没有柳条边的设置。（3）在文献上没有记载。

续记

稻叶岩吉《满洲发达史》认为柳条边是清代封禁政策的产物，余向不同意。稻叶谓柳条边之设，是不许汉人进入，防止汉化。从历史的角度看，其说大误：（1）东三省原有汉人。（2）雍正以前，东三省的田地、人口年年增加，必无禁止汉人进入之事。（3）顺、康时，尚有招民之令。（4）柳条边尚有北线一段，防止为谁？

美人费正清《美国与中国》沿用了稻叶之说，加了防止汉人从南满向北移殖一条，还是不好解释北线。

我认为柳条边是为了防止沙俄进扰和煽动蒙古私入骚扰而设的：（1）顺治、康熙初，蒙古未统一。（2）“有逻车国者嬲诸夷使不得贡”[132]。（3）沙俄煽动根帖木尔叛国。（4）沙俄与罗卜藏合谋攻扎萨克图汗。[133]

[1]此文属稿于1976年8月至11月，次年春天略作增饰。

[2]杨宾：《柳边纪略》卷1，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页。

[3]《吉林通志（上）》卷15《地理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75页。

[4]《嘉庆重修一统志》卷60《奉天府二·关隘》，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352页。盛京这一概念，在清初包括今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

[5]《盛京通志》第1册，卷12《疆域志》所记各城四至的“边”都是柳条边，第407页。《盛京通志》初修于康熙二十三年，续修于雍正十二年，成书于乾隆元年，重修于乾隆四十三年，这里指续修本。下文不注明版本的都是续修本。

[6]《清文鉴》卷19，第33页上；《嘉庆重修一统志》卷67《附翻译语解》，第2751页；《柳边纪略》卷2，亦作毕勒亨，第29页。

[7]《嘉庆重修一统志》卷60《奉天府二·关隘》，盛京边墙条，第2352页。

[8]《清一统志》（乾隆本）卷46《吉林·关隘》，布尔德库苏巴尔罕边门条，《嘉庆重修一统志》卷68同，第2807页。《吉林通志》卷15说“长六百二十二里”，第275页。

[9]《清一统志》（乾隆本）卷39《奉天府·关隘》，盛京边墙条；《嘉庆重修一统志》卷60亦同，第2352页。

[10]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37，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597页。广宁前屯卫北至边墙二十五里，边墙指长城。

[11]《清一统志》卷44，明水堂边门西至山海关边城界四十里，边城都指长城。

[12]稻叶岩吉：《增订满洲发达史》，第323-324页引。可惜它未举年代。

[13]《吉林通志》卷十五《舆地志三·疆域上·边隘》，第275页。

[14]吴振臣：《宁古塔纪略》，《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1帙，第349页。

[15]据高士奇：《扈从东巡日录》卷下，三月十二日庚申，康熙帝自兴京（新宾）东行入山，驻跸嘉祜禅，嘉祜禅就是加木禅，也就是咸厂门，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05页。稻叶岩吉：《增订满洲发达史》说康熙经过英额门，第339页。英额门在兴京北，成厂门在南。

[16]高士奇：《扈从东巡日录》卷下，第107、119页。

[17]杨宾：《柳边纪略》，金毓黼主编：《辽海丛书》第1集，第6页。王锡祺辑：《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一帙，杭州古籍书店1985年版，第351页，作“插柳为边”，无“条”字。也缺“若中土之竹篱”六字。案康熙时，林结校订的《柳边纪略》改名《金辽备考》，所载与辽海从书本同，知杨氏原本为此。

[18]《开原县志》卷上，金毓黼主编：《辽海丛书》第7集，第5页下。此书于康熙十七年（1678年）开始纂修，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成书。

[19]《和其衷上根本四计疏》，见《清名臣奏议》，贺长龄、魏源等编：《清经世文编》卷35，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861-862页。

[20]有人解释为间距一尺七寸，与习惯不合。那是一步四棵的间距。

[21]高士奇：《扈从东巡日录》卷下，第107页。

[22]杨宾：《柳边纪略》卷1，第1页。

[23]《吉林通志》卷15《舆地志三·疆域上·边隘》，第276页。

[24]王河：《盛京通志》第1册，卷4，第278页。

[25]杨宾：《柳边纪略》卷5《出威远堡边门》，第130页。

[26]《吉林通志》卷15，枑是梐桓，就是用木条交叉而做成的障碍物，蕞是草制的小围屏，第275页。

[27]萨英额撰，史吉祥、张羽点校：《吉林外记》卷1《入伊屯边门》，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2页。

[28]《盛京通志》卷13。

[29]《吉林通志》卷15。

[30]《吉林通志》卷15。意思是说像篱笆一样，空隙太大，在外面的行动里面都看得见，里外可以对话。

[31]《吉林通志》卷15。

[32]吉林师范大学夏景才同志谈。

[33]《王氏康熙东华录》三十，康熙二十一年八月乙酉条。

[34]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康熙一，顺治十八年五月丁巳条，第489页。

[35]杨宾：《柳边纪略》卷1，第8页。

[36]抚顺钢厂、吉林师范大学《清代柳条边》讨论稿，第120页。

[37]《盛京通志》初印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凡三十二卷，重印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在艺文部分加了一些康熙帝的诗文，通称康熙本；续修于雍正，凡四十八卷，书成于乾隆元年（1736年），通称乾隆元年本，或称王河本，因为王河是总裁；重修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通称乾隆本。

[38]吴振臣：《宁古塔纪略》，《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第1帙。第349页。

[39]高士奇：《扈从东巡日录》说：“前代自万历以来”，又说：“宁远寺庙多是前朝镇帅所建”，毕奥南整理：《清代蒙古游记选辑三十四种（上）》，东方出版社2015年版，第224页；又高士奇：《松亭纪略》说：三河县马房“乃前朝豢牧之所”，毕奥南整理：《清代蒙古游记选辑三十四种（上）》，东方出版社2015年版，第182页。所谓前朝、前代都指明朝。这是当时惯称。

[40]《嘉庆一统志》卷60《奉天府·关隘》，第2352页。

[41]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天命一，万历十一年八月，第8页。

[42]杨宾：《柳边纪略》卷1，第8页。

[43]《明孝宗实录》卷72，弘治六年二月条，第1351页。

[44]杨宾：《柳边纪略》卷1，第23页。

[45]《明宪宗实录》，成化三年十二月李秉奏疏，第993页。

[46]方拱乾的儿子方章铖同吴兆骞都是丁酉江南科场案中人。

[47]王锡祺辑：《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一帙，第339页；又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康熙一，第489页。这里的“相去数十里”，王氏《东华录》作“相去数千里”，“十”误为“千”。

[48]康熙二十三年《盛京通志》卷14。

[49]王河：《盛京通志》第1册，卷16关隘，白石嘴条有“顺治八年初此口”一句，但下文又有十四年、二十五年展边的话，显的错简，不取，第656页。

[50]王河：《盛京通志》第1册，卷10建置沿革，凤凰城条，第357页。

[51]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崇德一，崇德元年十二月，第137页。

[52]有一说1638年（崇德三年）起，皇太极利用自凤凰城成厂边门一段明边加以修缮，并向东北扩展。案本年五月修治沈阳到辽河大道，高三尺，广三丈，路旁浚濠；八月分二路伐明，深入河北、山东，至次年（1639）三月回师，均见实录，何时修治柳条边，待考。此说来自稻叶岩吉，不采。

[53]1630年朝鲜宣若海使金，从昌城渡江，“第五日始见人迹”，见宣若海：《沈阳日记》，辽海丛书本，第2846页。

[54]《沈馆录》卷1，金毓黼主编：《辽海丛书》第1集，第2页上、第5页上。

[55]《沈馆录》卷1，第13页下、第14页上、第17页下。

[56]《沈馆录》卷4，第12页下。

[57]《沈馆录》录4，第7页下、第10页下、第11页下、第12页下。

[58]《沈馆录》卷5，第5页上。

[59]《沈馆录》卷3，第24页下；卷七，第10页下。

[60]《沈馆录》卷7，第18页下。

[61]博明：《凤城琐录》，金毓黼主编：《辽海丛书》第1集，第1页。

[62]稻叶岩吉：《增订满洲发达史》，东京1939年版，第319页。

[63]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崇德三，第149页。虎尔哈在黑龙江、松花江都有，见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崇德八，第188页。

[64]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崇德四，第163页。

[65]《清会典事例》卷429，第842页；《吉林外记》卷3，《吉林通志》卷60同。

[66]齐赫文斯基：《中国历史学中的大汉族主义》，苏联《历史问题》1975年第2期。

[67]王河：《盛京通志》第1册，卷20《职官志》，奉天将军条，第797页。

[68]王河：《盛京通志》第1册，卷19《职官志》，边门条，第787页。

[69]王河：《盛京通志》第1册，卷20《职官志》，吉林乌喇副都统条，第798页。

[70]麦利霍夫：《满洲人在东北》，莫斯科1974年版，第107页。

[71]宣若海：《沈阳日记》，第2页。

[72]稻叶岩吉：《增订满洲发达史》，第320页，引文书。

[73]《沈馆录》卷4，第14页上。

[74]《沈馆录》卷3，第24页下。

[75]拉文斯坦：《俄罗斯人在黑龙江上》，英文1861年版，第9页。

[76]麦利霍夫：《满洲人在东北》，第106页。

[77]别斯克·罗夫内、齐赫文斯基、赫沃斯托夫等三人《论俄中边界形成史》，见苏联《国际生活杂志》1972年第6期。

[78]均见王河：《盛京通志》第1册卷15《城池志》，第635页。

[79]古代墩台有大墩一，前列小墩五，甘肃酒泉至嘉峪关路上还有遗迹，见邵元冲主编：《西北揽胜》，正中书局1936年版，第84页。

[80]博明：《凤城琐录》：“边门……植木栅为缭垣（就是柳条边），屋三椽（间），中为门，施管钥焉（加锁），边门章京司之”，辽海丛书本，第1页。书作于1777年（乾隆四十二年）。

[81]杨宾：《柳边纪略》卷2“山海关至威远堡等八门，每门设兵十人；北线兵八十人”，第29页；康熙《广宁县志》卷5《武备志》清河门披甲兵丁十名；康熙《锦县志》卷5《武备志》，松岭门、九官台门披甲兵十名。康熙《宁远州志》卷5，新台门、黑山口门、高台堡门同。

[82]均见于王河：《盛京通志》第1册卷19《职官志》，第754页。

[83]稻叶岩吉：《增订满洲发达史》，第326-334页。

[84]1625年努尔哈赤杀了些明朝的官僚地主，认为“种种可恶皆在此辈”，见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天聪三年九月壬午，与一般汉人无关，第68页。《实录》卷9说，1640年广宁之役辽民逃入关内的有二百八十万。案1578年调查户口，全国人口共有六千零六十多万，《明史》卷77“食货一”，第1880页；山东布政司凡五百六十六万人，《明史》卷41“地理二”，第937页，广宁只十个卫，人口不会有这样多人口，显系臆测。

[85]“辽东汉人时时逃走”，见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天聪九年正月戊寅，第117页。

[86]1649年随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部挈家驻防的凡四万人，见《清世祖章皇帝实录》，顺治六年五月丁丑，第351页。

[87]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顺治十二，第287页。

[88]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顺治十二，四月壬子条，第291页。

[89]王河：《盛京通志》第2册卷23《户口志》，第1160页。

[90]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康熙一，五月丁巳条，第489页。

[91]《钦定大清会典》卷九，户部户口，《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19册，第113页。王河：《盛京通志》第1册卷12《疆域志》奉天府所辖疆域条，第452页。

[92]王河：《盛京通志》第2册卷23《户口志》，第1161页。

[93]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哈佛出版社1958年版，第8页。费正清采用柳条边是为了禁止汉人移殖说法，但未提稻叶的姓名。

[94]《嘉庆重修一统志》卷60《奉天府·关隘》，第2352页。

[95]《嘉庆重修一统志》卷537，第26585-26588页；卷538，第266623页。

[96]高士奇：《扈从东巡日录》卷下，三月癸亥（十五日）条，第107页。

[97]高士奇：《扈从东巡日录》卷下，四月辛卯（十四日）条，第119页。

[98]康熙十七年（1678年）修《开原县志》卷上，辽海丛书本，第5页、第9页、第12页。

[99]王河：《盛京通志》第1册卷10《建制沿革志》，第348页。

[100]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天命一，戊申年正月条，第18页；同书天命二，天命元年六月条，第26页。

[101]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天聪二，天聪元年正月丙子条，第53页。

[102]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天聪一，天命十一年九月丙子条，第51页。

[103]王河：《盛京通志》第1册，卷15《城池志》，宁古塔城池条，永吉州城池条，第601.629页。

[104]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天命四，天命十年八月条，第45页。

[105]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天聪三，天聪二年九月庚申条，第64页。

[106]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天聪一，天命十一年九月丙子条，第51页。

[107]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天命三，第39页。

[108]《开原县志》由刘起凡考订，周志焕校辑，前有刘起凡1678年序，称“今天初冬告成”，但志内记载有1684年事，当是周志焕所补。刘起凡1678年任开原知县，周志焕1681年任知县。

[109]杨宾之父杨越以沟通张煌言嫌疑，1662年被清廷遣戍。杨宾1689年到宁古塔省父，1690年回，1691年杨越死，又二年归葬浙东。杨宾：《柳边纪略·自序》说“先子即世，归葬中原，回念耳目所闻见有宜书者”，又说“先子至其地在三十年前”，书中称杨越为“余父”，自序称“先子”，所以这本书应该写在1691年—1693年之间。

[110]吴兆骞《天东小记》未见。

[111]高士奇：《扈从东巡日录》卷下，三月癸亥条，第107页。

[112]吴振臣：《宁古塔纪略》，《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第1帙。第349页。

[113]《开原县志》卷上《疆域志附景物》龙北枕条，第5页下。

[114]《宁古塔纪略》勘合当时称“官票”，见《柳边纪略》卷4，就是路条，第75页。

[115]《沈馆录》卷1，第17页。

[116]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顺治二三，顺治十一年八、九月，第383-385页。

[117]拉文斯坦：《俄罗斯人在黑龙江上》，1861年英文版，第35页。

[118]方拱乾：《绝域纪略》，王锡祺辑：《小方壶斋奥地丛钞》第1帙，第342页。

[119]王河：《盛京通志》第1册卷2《典谟志》，康熙二十六年十月二十四日谕，第128页。

[120]拉文斯坦：《俄罗斯人在黑龙江上》，第14页。

[121]何秋涛：《朔方备乘》第1册，卷15“尼布楚考”，文海出版社1972年版，第324页。

[122]王先谦：《东华录》第2册，康熙六十六，康熙三十九年七月乙卯条，第395页。

[123]以上均见拉文斯坦：《俄罗斯人在黑龙江上》，第9页。

[124]拉文斯坦：《俄罗斯人在黑龙江上》，第36页。

[125]《清史稿》卷243《沙尔虎达传》，第9583页。

[126]《清史稿》卷243《沙尔虎达传附巴海传》，第9585页。

[127]杨宾：《柳边纪略》卷1，第17页。

[128]吴振臣：《宁古塔纪略》，《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1帙，第344页。

[129]王先谦：《东华录》第2册，康熙三十，康熙二十一年八月，第106-107页。

[1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13，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77页。

[131]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顺治二三，顺治十一年七月甲午条，第382页。

[132]方拱乾：《绝域纪略》，《长白山丛书》第5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页。

[133]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康熙三十，第106页。

明代科举考试体系空前完善，自下而上，由科考、乡试、会试、殿试和庶吉士考试等五级构成。其中，殿试不行黜落，只是把应试者区分为三甲，分别赐予“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和“同进士出身”而已，所以其录取率自然为百分之百；而科考、乡试、会试和庶吉士考试则都属于淘汰性考试，它们各自的考试规模及其录取率又怎样呢？弄清这一问题对于推动明代科举与士人出路及其与当时社会互动关系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对此进行研究的是吴宣德先生，他在《中国教育制度通史·明代卷》第七章《明代的科举制度》中指出：乡试录取率，永乐时“大约为10％”，景泰七年顺天乡试“为7.5％”，嘉靖末年可能“低于4％”；会试录取率“大约在1/10左右”。接着，钱茂伟先生在其《国家、科举与社会》一书中又对此设专章进行了探讨，主要利用各省直部分“乡试录序”等资料，得出了“明代乡试录取率在4％左右，会试录取率在10％左右”的肯定性结论。这对于推动该论题研究的深入是很有意义的。以此为起点，笔者对以上结论进行了重新探讨，并进而对科考和庶吉士考试的规模及其录取率也做了尝试性的推测，以期有助于该问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一科考规模及录取率

科考是由各省直提学官主持的确认应试生儒乡试资格的考试，每三年一次，在乡试之前举行。由于各省直人口多寡及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不一，甚至相差悬殊，故科考规模也就因省直而异。因相关资料缺乏，目前尚无法完全弄清各省直每科科考的具体规模，但据现有资料至少可以作出以下判断：各省直科考规模的大小直接取决于本省直准备应试的生员和儒士的多少，多者上万乃至数万人，如江西嘉靖三十七年就达“万人”，隆庆四年，仅选“遗才”的复试，参加者竟近“四万人”；浙江万历十年参加科考者也“至二万余员”。少者仅数千人，如贵州，弘治十二年“学校至二十四处、生徒至四千余人”；嘉靖十四年奏准单独开科乡试，估计应科考者也不过五六千人。

至于科考录取率，也是因省直而异的。若做一个大致的估计，明中后期全国科考的平均录取率大致应在10％上下浮动，不会低于8％。因从宏观上推测，成化至嘉靖间，全国生员大致在25万～35万之间，而同期全国乡试实际平均录取率大致为4％，全国各科乡试录取举人总数在1160～1190之间，则全国每科乡试应试人数（也即科考的录取数）应为29000余人，而科考的平均录取率则应在11.6％～8.3％之间；隆庆以后，生员大致在35万～50万之间，同期全国乡试实际平均录取率为3.1％（见下统计），全国各科乡试录取举人总数在1190～1415之间，则全国每科乡试应试人数（即科考录取数）应在38000～45000余人之间，科考的平均录取率则应在11％～9％之间。

还有一个大致符合实际的判断，这就是科举相对落后省份的科考录取率往往要高于科举发达的省份。如据钱茂伟先生《国家、科举与社会》一书附表3—1《明朝各地乡试录取率》提供的贵州嘉靖十六年、三十七年、四十年和崇祯十二年乡试应试人数（即科考录取数）分别是八百余人、一千二百余人、二千余人和一千四百余人，假设上述额数都是按10％的录取率录取的，那么以上诸科的应试士子就应分别是八千余人、一万二千余人、二万余人和一万四千余人，而事实上，当时贵州科考的应试士子是难以甚至不可能达到这样的规模的，而若低于这样的规模，其录取率自然就应高于10％。

二乡试录取率

在科举各级考试中，乡试竞争是最为激烈的。明初对乡试录取率没有明确规定，但杨荣所撰永乐十六年《进士题名记》有以下记载：“夫当大比之秋，京郡合国子监及畿甸之士，天下布政司合所隶郡邑之士，三试之，拔其尤者贡于礼部，盖什之一。”可知当时各省直乡试录取率一般应为10％。成、弘间，明廷对“两京应试生儒人等”作出了“止许二千三百有余”的明确规定，因两京规定的解额都是135名，故其录取率都应为5.9％；嘉靖四十年，复规定各处乡试每解额1名，许25人应试，则录取率下降为4％；四十五年，又规定各处乡试每解额一名，许三十人应试，则录取率又下降为3.3％。成、弘以后，朝廷规定的乡试录取率相对于明初的不断下降，反映了乡试竞争激烈程度的不断加剧。

而事实上，实际的乡试录取率又在朝廷规定的录取率之下。这从以下对成化至明末各省直以及全国乡试的平均中式率的统计中就可看出。

 成化至嘉靖三十七年各省直若干乡试平均中式率

（根据钱茂伟先生《国家、科举与社会》一书附表3-1《明朝各地乡试录取率》提供的数据编制）

上表显示，统计成化至嘉靖三十七年间各省直有考生数和录取数记载的乡试资料，得出全国乡试平均中式率为3.95％的结论；其中山东最高，为5.6％；贵州最低，为2.7％；皆在成、弘间朝廷规定的5.9％的中式率之下。而统计钱茂伟先生《国家、科举与社会》一书附表3-1《明朝各地乡试录取率》提供的隆庆元年至明末福建、广东、贵州、河南、湖广、江西、山东、陕西、顺天、应天、云南、浙江等12省直共29次乡试的录取率，平均则为3.1％，也低于同期规定3.3％的录取率。以上两组统计反映了一个同样的事实，这就是自成、弘至明末，无论全国还是各省直的乡试平均中式率皆在朝廷规定的乡试录取率之下。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应主要是由于在应试士子众多的压力下，提学官在科考之时为“收士心”“往往于定额之外加取”，也即参加乡试的人数多于规定额数造成的。

由上可知，无论相对于朝廷规定的录取率的变化，还是相比于各省直实际的录取情况，“明代乡试录取率在4％左右”的说法，还是有失笼统的。

三会试录取率

有学者估计明代“举人成为进士的比例为31.3％”，这是在其认为明代“举人总数约八万左右”的基础上作出的推断。而据笔者考证，明代录取举人至少为十万二千三百九十余名，进士则有二万四千五百九十余名；依此计，则明代举人最终摘取进士桂冠的应该是24％，而非“31.3％”。

但24％的举人能够考中进士并非就是会试的录取率，二者虽有密切联系——会试录取率越高，则成为进士的举人就会越多——但并非完全一事。会试录取率仅指每科会试录取人数与应试人数之间的比例；而在明代，举人则是可以连续参加会试的。笔者以明代科举专书《皇明贡举考》所载洪武至万历间各科会试应试数和录取数资料为主，参以《南雍志》和若干“会试录”中的有关资料，对明代会试的录取率做了重新考察，并列表显示如下：

明洪武至万历三十二年各科会试录取率

由上表可知，自洪武四年至万历三十二年之间，在查到有准确应试人数记载的63科会试中，平均录取率为8.6％，其中达到和超过10％录取率的仅有16科，录取率在10％以下者则有47科。洪武至永乐二年，表现为大起大落，但总体看录取率很高，平均达到21.7％；永乐四年以后则趋于平稳，自此至万历三十二年共59科，平均录取率为8.4％。其间，平均录取率还体现出逐步下降的趋势：成化五年至万历三十二年共43科下降到8％；嘉靖五年至万历三十二年共24科又下降到7.6％；万历二年至三十二年共8科复下降为7％。

会试录取率的不断下降，是直接由应试者持续增加而录取额却增长缓慢甚至长期相对稳定造成的。如成化十一年乙未科，应试者首次接近四千人的规模，此后一直在三千五百人至四千人之间起伏；而自嘉靖十七年戊戌科以后，应试者则稳定地超过四千人，并渐次超过四千五百人；万历后又逐渐向五千人的规模逼近。而录取数则自成化十一年乙未到崇祯十六年癸未共55科，则一直维持在300～400人之间；其中，以400人为额者，仅有正德九年甲戌、嘉靖二年癸未、嘉靖三十二年癸丑、嘉靖四十四年乙丑、隆庆二年戊辰、隆庆五年辛未、天启壬戌和崇祯十六年癸未等8科，其他47科则维持在300～350人之间。一方面是应试者数量的不断增长，另一方面是录取额的相对稳定，这就自然导致了录取率的不断下降，体现出会试的竞争度也在不断加剧的发展趋势。

有学者认为这是“科举不堪重负”的表现。从表面看来，的确如此；但从根本上说，这应是专制官僚体制下官本位的必然结果。因在这种体制下，当官是士人惟一的光明出路，而朝廷所能提供的官缺又是极为有限的，科举既然是选拔官员来源的制度，所取之士都要由吏部依例授官，因此会试录取额数也就不可能脱离官缺规模而自行增长。

庶吉士是明代出现的一个位于二甲进士之上的高科名政治和社会群体，是明代阁臣等高级和重要官员的主要来源之一。洪武十八年，明太祖把“观政于近侍衙门”的二、三甲进士称为庶吉士，是为有庶吉士之始；永乐后，则主要通过考试方式在二、三甲进士中选拔。据笔者考证和统计，在明代88科共89榜进士中，总计60科有庶吉士，占总科数的68％；各类庶吉士共计1397名，占明代二、三甲进士总数的5.7％。但因明代并非每科进士都考选庶吉士，所以这个数字显然还不是庶吉士的录取率。又因文献中并没有像乡试、会试那样，留下记载考选庶吉士应试者数量的资料，所以庶吉士的录取率成为一个最难估算的比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求其次，在以下假设的条件下——凡考选庶吉士的科次，二、三甲进士都参加了考试——进行估算，并列表如下：

明代历科考选庶吉士之录取率

由上表可知，自永乐二年至崇祯十六年，明朝共在51科14938名二、三甲进士中考选了1277名庶吉士，录取率为8.55％。其中，最高者为永乐二年甲申科，二、三甲进士总数为469名，考选庶吉士122名，录取率达26％；最低者为宣德二年丁未科，考选庶吉士仅1人，录取率为1％。永乐至景泰间，无论单科考选庶吉士数还是录取率，都表现出明显的大起大落的特点，反映出该制尚处于不稳定的粗放阶段。天顺以后，单科考选庶吉士数以天启二年壬戌和崇祯十六年癸未2科最高，皆为36名；最低为天顺四年庚辰科，为15名，相差已不甚远；若从各科录取率来看，除嘉靖二十年辛丑科高至11.2％外，其余科次都保持在6％～9.8％的变化幅度内，反映了考选庶吉士及其录取率都由粗放进入平稳、成熟的运行轨道。

最后还需要说明一点，这就是上述各级考试的录取率，尽管从表面上看，都是“考”出来的，但实际上都是在朝廷的控制之下形成的，不完全是自由竞争的结果。如会试和庶吉士考试的录取数始终都是预定的，而非所有达到录取标准的考生都能录取；乡试在定额录取时期，不仅录取数是预定的，而且应试数在成化以后大体上也是预定的，同时意味着科考的录取数也是预定的。之所以要进行控制，是由国家政治资源也即官缺的有限性和科举取士用途的单一性造成的。

转自《史学月刊》2006年第12期

希腊文化对罗马的影响，或者说罗马对希腊文化的吸收，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在随着时间流逝被纳入罗马帝国的所有民族中，希腊人占据着特殊地位，他们对罗马文化和宗教的影响较任何其他民族都要更大，罗马人自己也如此认为”。[1] 迟至奥古斯都时代，即罗马文化传统形成约两个世纪之后，[2] 罗马人还非常大方地赞美希腊文化在拉丁文化形成中的贡献。西塞罗在公元前60年左右致昆图斯的书信中说，“我们必须承认，文明源自希腊人，因此，对待他们，我们要采取与统治高卢人或非洲人这些蛮族不同的方式”。[3] 贺拉斯在《致屋大维》中写道，“被征服的希腊征服了野蛮的征服者，把艺术带给粗鄙的拉提乌姆，糙野的农神体流走了，洁净之水驱逐了恶臭的毒汁”。[4] 这里的“拉提乌姆”指罗马，“农神体”指传统的罗马歌谣，言下之意便是在希腊文化来到罗马后，罗马人才有了文明和文化。随后，贺拉斯长篇叙述了罗马人如何抄袭希腊人的喜剧，如何把希腊人的图书和艺术品搬到罗马，才使罗马人中出现了像维吉尔那样的诗人。而维吉尔最重要的作品《埃涅阿斯纪》，其实也是模仿《荷马史诗》的成果，它的前半部分类似《奥德赛》，叙述埃涅阿斯的漂流，后半部则模仿《伊利亚特》，重点是描述埃涅阿斯到达意大利后的战斗。考虑到罗马人自己的态度和实际的历史，一些极端的学者甚至认为，罗马文化不过是希腊文化的延伸。然而，罗马人对希腊文化的吸收从来不是单向的，其中充满了抵抗和改造，其结果便是熔铸成了独特的罗马文化。因罗马文化到共和国末期已经成型，本文涵盖的时间基本限于奥古斯都时代之前。

一、罗马文化与希腊文化的早期接触

罗马与希腊文化的接触，如果从文献记载来看，在罗马发端时期就已经开始。据罗马人的传说，罗马最初的居民是特洛伊移民的后代，意大利的一些部落(如萨宾)也被视为斯巴达移民。这些传说虽然晚起，但是希腊人的确早在公元前8世纪中前期就到达了意大利中部，优卑亚人在皮特库萨岛和邻近的库麦先后建立了殖民地。最早的希腊语铭文，就出自皮特库萨所在的伊斯奇亚岛。[5]这些希腊人建立的殖民地，其目标很可能是厄尔巴岛及其附近地区的铁矿，[6]其中部分商人很可能涉足拉丁姆。在古代文献中，也有伊达拉里亚城市塔奎尼商人卢库莫移居罗马，并且通过收买人心最终获得王位的故事。[7]而在考古证据中，公元前8世纪中期，即传统的罗马起源时期，维伊和伊达拉里亚南部的城市中都出现了优卑亚陶器。后来，伊达拉里亚人还引入了希腊人的书写方法和重装步兵战法。[8]伊达拉里亚人的城市格拉维斯卡和皮尔吉距离罗马只有30～40英里，是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重要的贸易港口，带有浓厚的希腊风格，城内还有希腊人的阿芙洛狄忒、赫拉和戴麦泰尔神庙，神庙中有大量献给赫拉的还愿祭品，其中有些还愿物品上标注了SOS符号，学者们普遍将其视作埃吉那商人索斯特拉图斯的缩写形式。[9]该城发现的一件铭文中有“我属于埃吉那的阿波罗”这一内容。[10]这些事实暗示，希罗多德笔下那个全希腊最富有的埃吉那商人，并不是像萨摩斯人那样前往西班牙，而是在意大利收获了大量财富。皮尔吉也有希腊人活动的痕迹。在这两个城市都发现了伊达拉里亚人或腓尼基人的文书，暗示它们是希腊人、腓尼基人和伊达拉里亚人等共同经营的城市。[11]罗马在公元前7世纪末被伊达拉里亚国王统治，后者在塞尔维乌斯改革中确立了重装步兵在军队和政治中的核心地位。据称，鉴于希腊人联合起来建立联盟，伊达拉里亚国王也把罗马及其周边的城市聚集起来，建立狄安娜神庙并颁布法律，要求其像希腊人那样和谐共处。塞尔维乌斯所颁布的命令，也是用一种古老的希腊字母书写的。[12]虽然塞尔维乌斯模仿希腊人、联合罗马和周边城市这一事件的真实性存疑，但是神庙铭文中古老的希腊字母，昭示了罗马与希腊之间的联系。

在共和国建立后，希腊文化对罗马的影响不但没有衰退，反而有所增强。在推翻塔克文后，罗马之所以采用共和政治体制，根本原因固然在于伊达拉里亚王朝日益扩大的王权与罗马贵族势力之间的矛盾，但也与希腊的影响有关，是当时整个希腊和意大利废止王政运动的一部分。纵观当时的意大利，就在罗马推翻王政和建立共和前后，在伊达拉里亚、拉丁姆和奥斯坎—翁布里亚人的城市，都发生了王被行政长官取代的历史现象，这说明从王政到贵族制的转变合乎历史发展的规律性。[13]如果狄奥尼修斯的记载可信，则罗马人抛弃君主制，的确受到了当时希腊人的影响。据称在起义推翻国王之前，罗马人曾集会讨论国王垮台后应当采用的政体。许多人发言，有人主张继续保留君主制，有人主张实行寡头制，让元老院掌权，还有人主张实行雅典那样的民主制。最后布鲁图斯发言，声称上述制度都有弱点。为确保自由，权力必须分散，他援引斯巴达的例证，将后者的强大归因于双王制度，因此他主张采用两个人掌握王权的制度。但为避免官员长期掌权，他要求罗马向雅典学习，将两个最高官员的任期限定为一年，这样权力尚未来得及腐蚀官员的心灵，他们就已经下台，从而可以避免独裁和暴政。[14]

狄奥尼修斯是在奥古斯都时代进行写作的希腊人，熟读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作品。他写作的一个重要目的便是宣扬罗马人本是希腊人的一支，因此难免故意夸大希腊人的影响。他的整个论证，特别是对于三种政体各自弱点的描述，带有十分清晰的希腊人政治辩论色彩，尤其与希罗多德记载的、据称发生于波斯人中间的那段著名的政体辩论太过相似，不太可能发生在当时的罗马。但如前所述，当时的罗马人的确了解希腊人的制度，在建立共和国这一事件中对希腊有所借鉴并非完全不可能。在共和国建立后，罗马爆发了平民与贵族的冲突。据卡瑞推测，平民运动可能与部分希腊商人在罗马的活动有关。[15]在公元前494年的第一次撤离运动中，平民在阿芬丁山上建造了神庙，而这个神庙崇拜的三位神灵，即凯瑞斯、利贝和利贝拉，分别源自希腊人的神灵德麦泰尔、科莱和狄奥尼修斯。负责装饰这座神庙的也是两个希腊人，即德摩菲鲁斯和戈尔加苏斯，据称他们还用希腊语在作品上签了名。[16]

此后，希腊似乎成为罗马人经常参考的对象。公元前451年，罗马制定十二表法。据说在着手制定法律之前，罗马人曾遣使雅典寻求所谓梭伦之法。[17]当时以弗所的赫尔莫多罗斯恰巧在罗马流亡，向十人团解释了希腊人的法律。罗马人为感谢他，还给他在公民大会会场立了雕像。[18]虽然这一事件同样未必完全真实，尤其是十二表法中严厉的债务法，其精神与梭伦的“解负令”背道而驰，罗马人即便真的遣使雅典，也未必从精神上追随梭伦之法。但是罗马人了解南意大利希腊人城邦的法律，并从中有所借鉴，这仍是可能的。[19]公元前4世纪，随着罗马人稳定控制拉丁同盟，其势力逐渐深入意大利中部，并与亚平宁半岛南部的希腊人城邦有了更为密切的联系，希腊文化对罗马的影响也日益增强。罗马征服维伊后，主将卡米卢斯遵守诺言，向德尔菲的阿波罗神庙献纳了一尊黄金酒杯，存放在马萨莉亚人的宝库中。[20]

公元前3世纪前期，罗马征服意大利，亚平宁半岛南部的希腊人城邦随之被纳入罗马统治之下，罗马人与希腊文化大规模地直接接触。有趣的是，从公元前4世纪后期开始，罗马贵族便开始努力学习希腊语，并利用希腊人发展罗马自身的文化。其典型做法是利用希腊作品来创作罗马的文化作品，代表人物是普鲁塔斯和泰伦斯等早期喜剧诗人，他们大多以希腊喜剧为蓝本来创作最早的拉丁语喜剧。[21]到公元前3世纪，罗马已经形成了拉丁式的希腊主义。到公元前3世纪末，法比乌斯开始用希腊语写作罗马史，向希腊世界介绍罗马的历史。此后双方的联系愈发密切：汉尼拔战争初期，在连续遭遇惨败后，罗马曾遣使寻求德尔菲神谕；[22]公元前212年罗马攻陷叙拉古，统兵将领马尔凯鲁斯将大批希腊艺术品劫往罗马；汉尼拔战争末期，罗马利用帕加马的帮助，从小亚细亚迎请大母神并建庙崇拜，以缓解罗马人的战争疲惫。[23]罗马人击败了皮洛士，而可能正是通过皮洛士，罗马人的王政理念才逐渐开始复活，皮洛士“向他们灌输了一种观念：某些人拥有独一无二的命运眷顾，这种眷顾使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超越常人。尽管古老的平等主义精神尚未受到冲击，但皮洛士成功地在共和国内部唤醒了一个梦想”。[24]到公元前3世纪末，罗马人已经开始崇拜希腊的政治强人。斯奇皮奥曾击败汉尼拔，而他最崇拜的政治家是叙拉古僭主阿加托克莱斯和狄奥尼修斯，理由是这两人都能把勇气和智慧结合起来，阿加托克莱斯还曾直接攻击迦太基本土。[25]而两人又都曾是叙拉古的僭主，对叙拉古实行独裁统治。随着罗马在第二次马其顿战争中取得胜利，越来越多的希腊艺术品和财富被作为战利品运到罗马，原来只被用来装饰神庙的希腊艺术品，后来也被用于装饰罗马上层阶级的庭院和罗马广场，大批希腊哲学家开始访问罗马，并在罗马教学。罗马的城市规划，特别是对市中心广场的建设和改造，也借鉴和模仿了希腊城市，在城市设施中添加了各种柱廊和建筑。在第三次马其顿战争后，罗马成为巴尔干半岛的统治者。罗马从马其顿获得的战利品十分丰厚，以致罗马国家宣布，从此免除罗马公民的特别税。[26]

到公元前2世纪，罗马政治家身边常常围绕着几个希腊哲学家或演说家，这似乎已成为惯例。罗马开办了拉丁修辞学校，希腊哲学家受到追捧，希腊史学家波利比乌斯也成为迦太基征服者埃米利乌斯·斯奇皮奥的顾问。在公元前146年，罗马攻陷迦太基，而主将斯奇皮奥在火烧迦太基城时竟突然哭了起来，并吟诵了《伊利亚特》中特洛伊主将赫克托尔对其妻子说过的关于特洛伊命运的预言，担心罗马有一天可能会遭遇与迦太基同样的命运。[27]这一事件的有趣之处不仅在于斯奇皮奥引用了希腊人的经典篇章《伊利亚特》，而且在于其对罗马的担忧——对命运无常的反思，表明斯奇皮奥深受希腊哲学影响。此外，在改革家提比略·格拉古的顾问中，有斯多葛派哲学家库麦的布罗西乌斯和米提莱奈的修辞学家狄奥法奈斯。提比略试图以公民大会的主权冲击元老院统治权威的做法，也带有罗马人一直防范的希腊民主政治的色彩。提比略的弟弟盖约·格拉古“想要元老阶层的管理者们受到民众大会所制定的规则的制约，让他们也可以受到低等级者的检举和非元老出身者的定罪”。[28]罗马人向来不看好希腊人的民主政治，上述两人也不太可能有希腊人的民主理念，但其做法都有模仿希腊城邦中所谓人民领袖的痕迹。[29]罗马共和国末年的庞培、恺撒、西塞罗和小加图等政治人物，身边也经常有希腊人陪伴。

到共和国末年，涌入罗马的希腊文化的确像西塞罗所说如“滔滔江河”，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尤其受到共和国末年政治家们的追捧，庞培便曾被比喻为罗马的亚历山大。据普鲁塔克所言，庞培成年以后“自然流露威严的气势和王者的风范。他的头发从前面稍微向上梳起，略带忧郁气质的眼睛和面孔的轮廓，与亚历山大大帝的雕像极为神似，大家都有这种说法，事实也的确如此。因此，在庞培年轻的时候，很多人用这个名字来称呼他，他自己没有加以拒绝”。[30]据说在与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进行比较时，恺撒曾哀叹自己在亚历山大已征服世界的年纪还一事无成。[31]屋大维在击败安东尼并进入亚历山大里亚后，也要去参观一下亚历山大大帝的遗体，“看了一眼之后，他把一顶金制王冠放在上面，缀上鲜花，以示敬意”。[32]

在思想文化方面，希腊人对罗马的影响更为明显。罗马人的第一部文学作品，便是安德罗尼库斯翻译的《奥德赛》，罗马最初的剧作家如普劳图斯和泰伦斯等人，都以抄袭希腊喜剧来开始他们的创作。罗马的第一部史学著作，是法比乌斯·皮克托用希腊语写的《罗马史》，其读者对象也部分针对希腊人。[33]第一次对罗马政治制度进行系统分析的，是希腊人波利比乌斯，其混合政制论大部分被西塞罗所继承，成为后者撰写《论共和国》和《论法律》的出发点。罗马在哲学和艺术等领域，也存在大量照搬希腊人成果的现象。借用西塞罗的话说，罗马只是因为希腊文化才变得文明起来，“这时首先由于一种外来的学说，公民们显然变得较前富有教养。要知道，当时各种科学和技艺不是以涓涓细流，而是以湍湍急流从希腊流进罗马”。[34]但西塞罗将希腊文化的大规模流入置于王政时代，这一判断在时间上未免太早，将其放在公元前3世纪—公元前2世纪更加合理，正是在那时，希腊哲学的各个流派陆续进入罗马。斯多葛派哲学在罗马尤其受到青睐，一个重要原因是该学派能够回应罗马思想的核心关切：智慧固然是美德，但美德通过实践也能实现。斯多葛派还主张，实践者不一定必须赤贫，相反，实现美德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作为支撑。他们声称，至善之举固然需要以绝对的道德完满为前提，但人类的道德存在一定的阶梯区别。人类的不同美德本来便相互联系，那些能够实践美德的人，即使只能充分实现斯多葛派四种美德中的一种，也足以塑造一个正直有为的人。这一理论不仅为罗马人享受物质生活提供了哲学论证，而且很好地适应了罗马人长于行动、短于理论的特点。[35]

从公元前4世纪开始，罗马的显贵们纷纷开始学习希腊语。到公元前3世纪，希腊语已经成为罗马精英阶级的标配，他们不仅会说标准的希腊语，而且能说希腊人的方言：第二次马其顿战争中击败腓力的弗拉米尼努斯与后来的格拉古兄弟等人，都能说非常流利的希腊语；第三次马其顿战争中击败帕尔修斯的埃米利乌斯·宝鲁斯，可以从希腊人的一种方言切换到另一种方言；执政官李锡尼·克拉苏，可以用5种不同的希腊方言与希腊人交流。在对希腊人发表演说时，罗马人基本不需要翻译。[36]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依然是西塞罗，他不仅在希腊留学两年，而且在致即将出任亚细亚行省总督的昆图斯的书信中，毫不掩饰地承认希腊人是文明发展上的领先者，他自己也从希腊人的学问中受益良多：

我们统治的是一个文明的民族，事实上，文明被认为是从这个民族传承给其他民族的，我们当然应该首先将文明的益处给予这些人。是的，我毫不羞愧地说出这番话，尤其是我的生活和记录中没有任何懒惰或轻浮的蛛丝马迹：我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归功于希腊文学和各门学科中传承下来的那些追求和准则。因此，除了对全人类的共同义务之外，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对这个民族负有特殊的责任；受其教诲的熏陶，我们应当渴望在老师们的注视下展现我们所学到的知识。[37]

西塞罗同时承认，雅典是文明、学问、宗教和法律的故乡，希腊在希腊化时代的声望，基本上靠雅典维持。[38]他的看法代表了当时相当一部分罗马人的观念，也给希腊人在政治和文化上的贡献做了总结。大致与西塞罗同时代的维吉尔，在《埃涅阿斯纪》中借安奇塞斯之口，也承认希腊人在学问的各个领域都比罗马人表现优异。[39]到共和国末年，希腊对罗马的影响达到几乎无孔不入的程度，“最终，罗马文明的每一个领域：雕刻、马赛克、建筑、哲学、语言、演说、科学、艺术、宗教、道德、风俗、衣饰以及观念等都受到了希腊人的影响”。[40]然而，罗马人在广泛接受希腊文化的同时，对希腊文明从来不是照单全收，有时甚至是坚决抵制的。

二、罗马对希腊文化的抵制

罗马人向来认为，他们的祖先长于吸收外人的长处，在加以改进后为自己所用，罗马的强大在很大程度上也源自他们这一优点。[41]但他们对希腊文化也特别警醒。罗马对希腊文化的抵制，几乎从希腊文化大规模进入罗马时就开始了。早在公元前186年，为强化对意大利的统治，罗马就以酒神崇拜引起社会动荡和道德败坏为由，对酒神崇拜发起了一场猎巫式的调查和审判。[42]公元前181年，当所谓的国王努马墓被发现时，随之发现了两部著作，其中之一据称源自努马学习的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哲学。然而在城市副执政官和保民官共同阅读此著作并经元老院讨论后，该书被认为有损罗马的道德观，因而在广场上被公开烧毁。[43]公元前2世纪前期有关所谓反奢侈法的争论，在很多方面也与希腊文化的传入，特别是所谓希腊人的奢侈风气与两性关系模式等有关，希腊风俗被认为会威胁罗马的政治和社会等级制度。[44]公元前154年，在元老院打算建造一座摆有凳子的剧院时，曾任执政官的大祭司长斯奇皮奥·纳西卡说服元老们放弃了这一工程，理由是“不要允许希腊人的奢侈压倒了祖国男子汉的习惯，不要因偏爱外来的无关痛痒的东西，使罗马的英雄气概被削弱和侵蚀”，而他的声望如此之高，以至于在“他话语的感召下，元老院马上明智地禁止建造那些公民们在赛会中已经开始使用的临时长凳”。[45]事情当然不只是禁止罗马人在剧院中坐着那么简单，其背后有着更深层的政治考量。希腊人的公民大会经常是坐而论道，而且公民大会开会的地点，又经常选择在剧院。而罗马人的公民大会一般是在没有任何座位的地方举行，在此过程中公民需要站立。[46]对于希腊人的公民大会模式，罗马人一直小心抵制。公元前161年，元老院颁布命令，决定驱逐那些教授修辞学的哲学家和修辞学家。[47]其最重要的原因，也是担心年轻人因学习修辞学而抛弃罗马人以吏为师的传统，怀疑罗马基本的是非观。公元前92年，鉴于当时的年轻人对学习拉丁修辞学趋之若鹜，罗马监察官又颁布命令限制拉丁语修辞学校的发展。[48]

反对希腊文化的最初代表人物，是当时知名的政治家老加图。加图相当了解希腊文化，直到晚年还在研读希腊文学，在日常写作、演说甚至处理公务时，对希腊例证和典故经常信手拈来。[49]但这位政坛上的新人以维护罗马传统为己任，对希腊人的反感几乎达到病态的程度。当他的前辈和同辈纷纷用希腊语撰写历史著作时，他却用拉丁语写出了《起源论》，宣扬罗马一统意大利的伟大功勋。在访问雅典时，虽然他能说希腊语，但是坚持用拉丁语发表演说，并让翻译员现场将其译为希腊语。当发现翻译用希腊语说的话远比用拉丁语更多时，他嘲讽道，希腊人的言词发之于唇齿，而罗马人则是发自内心。对于波斯图米乌斯·阿尔比努斯用希腊语书写历史并请求读者们谅解其在希腊语中犯下的错误，加图予以嘲讽，声称无人强迫阿尔比努斯那么做，而如果这么做了，就不要请求原谅。他反对取消汉尼拔战争期间通过的反奢侈法，理由是东方奢侈品的流入会严重影响罗马的社会风气，进而削弱国家的力量。他讨厌希腊的哲学家，连苏格拉底也不例外。公元前155年，当雅典使团在罗马活动时，哲学家卡奈亚戴斯就同一问题连续发表演说，观点却完全对立，而卡奈亚戴斯试图证明两种观点都有道理，吸引了大批罗马年轻人的追捧。而加图从一开始见到全城充满这种辩论的热情时就深为苦恼，担心青年人在这种引导之下将趋向于靠言词来博得声望和名誉，而不去从事征战并建立功勋。于是他建议元老院尽快处理雅典使节们的事务，“以便于这两个人回他们学校去传授希腊子弟，罗马的青年要一如既往，倾听法律和官员的教诲”。对帕加马国王欧麦奈斯，加图同样抱着怀疑态度，虽然他承认这位国王是罗马人民的朋友，但是仍把国王与野兽并列。[50]而抵制希腊文化的最著名文献，是经由普林尼流传下来的、据称是加图写给儿子的书信：

马可，我的儿子，我将在适当的地方谈到希腊的医生。我将把自己在雅典发现的情况告诉你，我要让你深信，在他们的文献之中表面上富丽堂皇的东西，实际上经不住深入的研究。它们是毫无价值的，难以捉摸的——在这个领域，请把我当成一位预言家。因为当希腊人把他们的文献传授给我们的时候，他们就在暗中破坏我们整个的生活方式，不仅如此，他们还把他们的医生派到我们这里来，他们发誓要用自己的医术消灭所有的外邦人，他们这样做是为了酬金，为了赢得我们的信任，为了更轻而易举地杀死我们。他们固执地把我们称为外邦人，对待我们比对待其他人还要轻蔑，把我们当成一伙乡巴佬看待。我要禁止你与医生有任何交道！[51]

如果加图只是指控希腊医生，我们还可以理解，毕竟随着后者一同到来的人群中的确有一些骗子，其中一位“由于不加限制地使用外科手术和火烙，结果他获得了‘屠夫’的外号。他的职业以及所有的医生都变得让人讨厌起来”。[52]问题在于加图推而广之，抨击希腊医生试图把罗马人全部谋杀，甚至认为希腊人对罗马的称呼也有问题，因为在希腊语中，“外族人”一词与“野蛮人”等同。加图厌憎的已不只是希腊人的学问，而是所有希腊人及其知识。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当元老院就是否释放阿凯亚同盟人质整整辩论了一天但仍未达成共识时，加图用一句话就解决了问题：“我们整天坐在这里似乎无事可做，来辩论几个老年的希腊人应该埋在这里还是埋在阿凯亚的问题！”[53]这番言论包含的对希腊人的鄙视意味，几乎要破纸而出。

学者们找了很多理由，为加图全面否定希腊文化的行为开脱：或者说加图只是讨厌希腊文化中某些不好的元素，其本人曾借鉴了希腊人的许多知识和技术；或者强调加图个人的特殊性，认为他代表不了当时罗马社会的整体趋势；或者声称加图讨厌希腊化时期，而非古典时期的希腊。这些看法都有一定道理。但加图实际上并没有对希腊加以区分，尤其是他连苏格拉底和伊索克拉底都同样加以嘲讽，担心“如果罗马受到希腊文字的影响，罗马将失去它的帝国”。[54]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加图并非罗马社会中的个例。公元前173年，正是元老院决定驱逐伊壁鸠鲁派哲学家，多数元老对希腊哲学的传播持反对态度。公元前161年，元老院指示副执政官采取一切手段，将所有哲学家和修辞学家驱逐出罗马城。公元前154年，元老院再次下令禁止修建带有座位的剧场。[55]所有这些事实都暗示，在公元前2世纪，罗马贵族在接受与适应希腊文化的同时，也存在着对希腊文化的不信任、抵抗乃至敌视情绪，其核心原因便源自加图所说的“担心希腊人的风俗和文化会破坏罗马人的生活方式，影响罗马人自己特有的认同”。[56]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潮流一直延续到公元前1世纪，在马略和西塞罗身上，我们仍然能够看到加图的影子。

马略出身于阿尔皮努姆的骑士家庭，依靠军功逐步攀爬，在公元前2世纪末到前1世纪初约二十年间，先后7次出任执政官，成为当时罗马政坛上绝无仅有的重要人物。马略对希腊文化不仅不感兴趣，而且从内心里对其鄙视。据普鲁塔克记载，“据说他从来没有学过希腊语，也没有在正式场合使用过希腊语，认为花时间去学习被征服民族的语言是非常荒谬的事情”。[57]萨鲁斯特关于马略的记录，大体与普鲁塔克一致。他借马略之口说道：“我个人就知道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在当选为执政官之后才开始首次诵读我们祖先的历史和希腊人的军事论文，他们真正是一些反其道而行的家伙……公民同胞们，请你们把我这个‘新人’拿来同那些高傲的权贵们比较一下吧。他们从别人的传述和阅读中才知道的东西，在我却是亲眼看到或亲身经历过的。他们从书本学到的东西，我却是从服军役中学到的。现在就请你们自己想一想，言语和行动哪一种更有价值呢？他们瞧不起我的卑微的出身，我还瞧不起他们的庸懦无能呢。”[58]

马略把他心目中罗马人的实干精神，与显贵们的腐败和纸上谈兵做了鲜明的对比。在一个上层阶级普遍对希腊文化趋之若鹜的时代，对希腊人表示不屑的马略多次当选罗马最高官职，这固然有当时罗马显贵日益非军事化且无人可用的原因，[59]但一个民选产生的官员，若只是因为军事上的需要就可以连续打破制度惯例，这种解释未免过于简单。萨鲁斯特的叙述表明，马略在第一次当选时得到了包括骑士阶层在内的广泛支持。[60]在马略生前，前文提到的会说多种希腊语方言的克拉苏为避免拉丁语遭到希腊语修辞学的污染，在其担任监察官时公开宣布不希望开办拉丁语修辞学校。[61]

西塞罗一方面毫不羞赧地承认，他从希腊人的学问中受益良多，另一方面也不止一次地批评希腊人。对于希腊人治理国家的方式，西塞罗抱着严重怀疑的态度：

另一方面，希腊人所有的公共事务都是由坐在会场的不负责任的公众进行的，我就不谈当下的希腊——它早已被自己的公民大会蹂躏和灭亡了，我只谈古代的希腊。因财富、权力和荣耀而如此知名的古代希腊，却因为一个罪恶而垮台了，那就是公民大会的过度自由和放纵。没有经验的人、对一切都天真无知的人，坐在剧场中就决定进行有害的战争，让那些煽动分子掌握公共事务，却把最优秀的公民赶到国外。[62]

西塞罗所批评的，不止是希腊化时代的希腊，还有古典时代的希腊城邦。他抨击雅典以公民大会治理国家的方式，指责雅典人对他们的政治家忘恩负义，审判和关押了马拉松战役指挥官米尔提亚戴斯，流放了希波战争的英雄地米斯托克利，并指出“雅典人的反复无常和残酷地对待杰出公民的例子简直不胜枚举”。[63]他自己被流放，也是希腊风气侵染罗马的结果。因此，对于希腊的政治，尤其是雅典民主政治，由于那里“人民拥有绝大部分权力，一切都按照他们的意见办理”，[64]西塞罗不抱有好感。

对希腊人的人品和性格，西塞罗同样持批评态度。在为小亚细亚总督弗拉库斯辩护时，他高扬弗拉库斯道德上的完美无瑕，抨击出庭的希腊证人一贯品德败坏，从无真话：“你们说，那都是什么证人啊！我首先要说的是——因为这是共同因素——他们是希腊人！”希腊人中也有正人君子，但是“这个民族从未培养过作证时对诚实的严谨恪守，对与之相关的任何事物的意义、重要性或价值都漠然无知……观察他们发言时的神态与方式，您便会明白其良知约束何等稀薄。他们从不直接回答质询，而总是向控方提供超乎问题所需的冗长回应。他们从不关心如何证明所言属实，只盘算如何摆脱自身困境……当希腊人怀揣着损害他人的目的出庭作证时，他心中盘算的并非誓词约束，而是如何编织伤人之语。于他而言，被驳倒、被揭穿、被证伪才是最大的耻辱；他所有的准备都为此而设，其余皆不足虑”。[65]

在西塞罗眼里，希腊人是一个不值得信任的族群，从无任何原则，不诚实、无良知，心里想的就是如何欺骗他人。与这样的族群，即使勉强来往，也要小心提防。在那封写给自己兄弟、声称希腊人是文明之源的信中，西塞罗也告诫他的兄弟：

与希腊人建立亲密友谊应当慎之又慎——除非是那些配得上古希腊荣光的极少数卓越之士。但当今之世，他们中多数人狡诈无常，长期为奴的处境更使他们滋生出过度谄媚之态。依我之见，你尽可对他们施以群体性的慷慨款待，并与其中佼佼者建立宾主之谊。但若与之过从甚密，则既有损尊严，又不足为信。[66]

当西塞罗对他的希腊人奴隶提洛给予正面评价时，他形容后者不是一个希腊人，而更像是罗马人。[67]对希腊人的文化，西塞罗也不止一次提出批评：对希腊人的天文学，他形容其虚妄；对希腊人的文学，他觉得罗马人已经学到了足够的技艺，“若这些学问能尽归我国，我们甚至将不再需要希腊的藏书楼”。对希腊人最引以为豪的哲学，西塞罗也认为罗马人已经超越他们，“因为哲学无法仅通过希腊的文献和导师来完全掌握；但我一贯认为，我们罗马人或者靠自身发现了比希腊人更精深的智慧，或者从他们那里汲取知识而升华”。[68]

对西塞罗而言，希腊人无论是政治，还是在性格和文化成就方面，都远不如罗马人。或者说，罗马人觉得自己已经全面超越了希腊。如何看待罗马人这种一面景仰、一面又轻蔑以待的矛盾态度？这就不能不追溯罗马作为霸主的身份。

三、罗马霸权下希腊文化的命运

公元前168年，罗马在皮德纳战役中彻底击败马其顿。主将埃米利乌斯·宝鲁斯在俘获马其顿国王帕尔修斯、巡游希腊并做出相关安排后，一反常态地在安菲波利斯举行了宏大的庆祝仪式，并要求希腊各城市派代表出席。针对这场持续两天的庆祝仪式，弗莱格指出：

在安菲波利斯举行的这场庆典，实则是以罗马政治象征体系构建的帝国仪典，希腊人及其运动员皆沦为陪衬。统帅端坐于审判席，身边是元老院派来的十人委员会——该使团肩负整顿自色雷斯、伊吕利亚、马其顿直至希腊中部广大疆域的责任。随从们封锁通道，宣令官高声宣布肃静。统帅用拉丁文宣读政令，一位副执政官再译为希腊语，此举刻意凸显语言等级：拉丁语是新统治者的语言，使用希腊语仅是礼节性让步。政令宣读持续良久，其声调宛如宣判罪状。直至首日议程终结，关于马其顿的法令方公布完毕……第二天接着宣布关于埃托利亚人、阿卡纳尼亚人及其他人的命令，以及惩罚措施……之后是希腊运动员入场。最后，人们将大量武器烧献给马尔斯、密涅瓦、大母神和其他神灵；统帅蒙首覆面，亲手点燃了献祭之火。所有在马其顿缴获的战利品都被公开展示。最终，罗马人遣散了各国使团，并赐予他们赠礼。[69]

这场庆典不管对希腊人还是罗马人而言，都意义重大。罗马人通过三次马其顿战争，终于消灭了从第二次布匿战争以来就让他们寝食难安的帝国。其他希腊人国家，无论此前如何，也都无一例外地受到了惩治或奖赏，各个城市的统治者都换成了亲罗马分子。而希腊人引以为豪的希腊语，在这场于希腊举行的罗马人庆祝胜利的仪式上成为“外语”，需要由罗马人翻译出来。希腊运动员需要替罗马庆祝胜利，庆典仪式的主角是击败马其顿、制裁希腊人的统帅宝鲁斯。武器被销毁、战利品被展示、献祭之火被罗马统帅点燃，这些事件都预示了罗马统治的确立。公元前217年，阿盖劳斯在演说中让希腊人和马其顿人共同警惕的“乌云”，不但如他预言的那样飘到了巴尔干，而且彻底笼罩在了希腊人头上。[70]罗马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宗教和文化上，都成为了希腊的主宰。

罗马人主宰希腊文化的形势，随着罗马统治的稳固，到公元前1世纪变得更加明显。希腊人几乎是单语族群，很少学习拉丁语等异族语言。尽管自波利比乌斯以来，希腊人尝试去理解罗马的政治统治，但是双方的沟通并不顺畅。罗马人作为统治者，在政治上从来不会怜惜他们已征服的对象，结果便是在政治高压之外，罗马人还不断地从希腊劫掠各种文物：除公元前168年对马其顿的劫掠外，公元前146年科林斯被摧毁并遭到抢劫，公元前86年雅典被攻陷并遭到苏拉的洗劫。连希腊人最为自豪的文化，包括其演说术，似乎也被罗马人接管或超越了。据称西塞罗在罗德斯师从知名演说家阿波罗尼乌斯，完成学业后用希腊语发表了一个演讲，大获成功。当所有人都鼓掌欢呼时，阿波罗尼乌斯却安静端坐，一脸严肃。西塞罗好奇地询问自己的老师何故，后者回答道：

祝贺你，西塞罗，你让我印象极其深刻，但我为希腊的命运感到伤心。我意识到，留给我们的仅有的荣光，因为你的缘故，也被转移给罗马人了。我指的是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雄辩术。[71]

罗马霸权确立一百多年后，希腊人在失去其政治独立的同时，在文化上也日渐丧失自信和独立。希腊与罗马文化交流的结果，是希腊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沦为罗马人的工具。希腊人只能躲回到过去的光荣时代，“怀乡病因此日益成为早期帝国时代希腊人世界观的核心特征”。[72]哈利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通过证明“罗马人是真正的希腊人”，来满足自己作为希腊人的可怜自尊心。普鲁塔克则试图在希腊和罗马名人的对比中，证明希腊人祖上不仅在文化上，而且在政治和军事上也能与罗马人匹敌，力证罗马人完成的不过是希腊人已经开始的工作。[73]波桑尼阿斯则在论及希腊古迹时，故意轻描淡写罗马时代的文物，来彰显希腊昔日的荣光。[74]

西塞罗的成功，也再次表明罗马人作为政治统治者，在吸收希腊文化的过程中具有强烈的选择性。这一点从一开始就表现得非常明显。普劳图斯虽然借鉴了雅典的新喜剧，但是其表达的精神却是罗马式的。在罗马，没有任何剧作家敢像阿里斯托芬那样，把大小政治家都嘲弄一遍。个别试图稍稍越过雷池的人，如奈维乌斯等，马上就能感受到罗马显贵的政治威力。[75]罗马式的希腊主义，永远保留着拉丁式的内核，“它是作为罗马文化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得到罗马政府和统治阶层认可的”。[76]加图虽然不吝使用希腊人的资料和技巧，但是坚决反对希腊人的哲学和医学，尤其是希腊人的“奢侈”与“空谈”。如前所述，当他宣布要尽快送走雅典使节时，其理由便是罗马人不能学习太多希腊哲学，而必须以法律和官员作为老师。即使是积极把希腊哲学介绍到罗马的西塞罗，对希腊人的文化也抱着强烈的选择性态度。当西塞罗在雅典时曾追随阿斯卡隆的安条克，被后者语言的流利和词汇的优雅所倾倒，但并不赞同他对基本原则的变革。到小亚细亚后，西塞罗又师从色诺克莱斯、狄奥尼修斯和麦尼波斯，最后到罗德斯跟随阿波罗尼乌斯学习演说术。[77]正是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西塞罗才能让他的老师感叹，希腊人最后的荣光也被罗马人所超越。如果将公元前168年安菲波利斯的庆祝仪式与阿波罗尼乌斯的感叹结合起来，我们会发现，在罗马人与希腊人的交往互动中，希腊人已全面处于下风。

罗马人吸收希腊文化时的选择性，与一个基本事实紧密相关。“政治上罗马是主人，而且可能一直如此，那些使用希腊人奴隶的罗马人，在社会层面上也是主人，而这只会让希腊文化的优势更让人难堪”。[78]作为霸权国家和希腊世界的仲裁者，罗马尽管承认希腊人曾经在文明发展上居于领先地位，但是绝不可能完全拜倒在希腊文化面前。罗马人可以把希腊人的财富、雕像和艺术品等劫掠至罗马，也可以通过正常的商业手段进行购买，用来装饰他们的庭院、广场和建筑。在罗马人眼里，那些大多是胜利者的战利品。当罗马人看到这些艺术品时，他们心里想到的不仅是罗马在战场上的荣光，而且还有对战败者的鄙视。宝鲁斯在安菲波利斯举行庆祝仪式，随意处置马其顿王室的宝藏，在罗马的凯旋式中尽情展示掠自马其顿的战利品，并且让马其顿国王和王子作为俘虏出现在游行行列中，使罗马人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获得了最充分的体现。[79]罗马人对希腊历史、制度和文化的认识，从本质上说，服务于罗马作为统治者的需要。当需要学习希腊语时，罗马人可以让希腊奴隶教授语言；在与希腊人打交道时，罗马人可以决定自己使用拉丁语还是希腊语。[80]当波利比乌斯到达罗马时，其身份是人质，他在罗马的18年里战战兢兢，时刻等待着罗马的裁决。他能留在罗马，也是因为埃米利乌斯和斯奇皮奥家族的庇护。阿凯亚同盟的其他人质被送到不同城市接收监管，也是罗马人做出的决定。直到罗马人觉得没有必要再为几个希腊老者“到底是埋在意大利还是埋在希腊”而争论时，这些人质才终于有机会回到希腊。[81]在关于波利比乌斯与埃米利亚努斯·斯奇皮奥关系的记载中，我们仍能感受到前者因得到赏识而庆幸留在罗马，尽管他把自己描述为年轻的斯奇皮奥的老师和长辈。事实上，波利比乌斯最后摆脱人质身份并获得解放，也有赖于埃米利乌斯和科尔奈利乌斯家族的帮助。[82]他获得的最好待遇，也不过是成为斯奇皮奥的顾问。当科林斯被摧毁时，波利比乌斯只能利用自己的身份，尽可能让希腊人受到的惩罚有所减轻。而对罗马人来说，选择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当觉得外来的奢侈品正在腐化罗马年轻人时，他们可以通过反奢侈法加以限制；当觉得希腊哲学家可能让罗马年轻人失去方向时，他们可以对其加以驱逐。加图可以肆意地嘲笑希腊人的恶劣行径，抨击希腊语词不达意。西塞罗则告诉自己的兄弟，希腊早已衰败，希腊人无论说话还是做事，都奴性十足，只想着自己的利益并从罗马人那里捞取好处，尽管在治理过程中对希腊人还是要给予表面上的尊重，但是在与希腊人的交往中一定要保持适当距离。这是一种典型的统治者对臣民、上位者对下位者刻意的俯就。[83]维吉尔虽大方地承认希腊人在雄辩、雕刻和天文等领域强于罗马人，但他强调，“罗马人，你记住，你应当用你的权威统治万国，这将是你的专长，你应当确立和平的秩序，对臣服的人要宽大，对傲慢的人，通过战争征服他们”。[84]与罗马人征服其他族群时一样，罗马人对希腊人的态度很难称得上宽大，科林斯被劫掠便是最好的证明。

罗马人抵制希腊文化的另一个理由，是他们希望保持自己的制度和文化认同，不少学者都曾谈到这一点。[85] “当庞大和优越的外来希腊主义文化资源开始对罗马生活产生更广泛的冲击时，对许多罗马人而言，这种变化似乎要威胁到罗马的认同。这导致罗马对希腊文化更加持有选择性的态度，其基础是将他们相信拥有‘真正’文明的古时的希腊人，与他们同时代的希腊人——他们日益将之视为无足轻重、自我放纵和不够诚实的人——做出明确区分”。[86]抽象地肯定古代希腊并贬低希腊化时代的希腊，是罗马人在汲取希腊文化过程中保持自身认同的重要路径，加图和西塞罗都是具有代表性的案例。

加图实际上认可希腊文化的重要性，直到晚年仍在研读希腊文献。与此同时，他也真诚地希望罗马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当发现希腊哲学家可以对同一问题给出完全相反的答案且这两种答案似乎都有道理时，加图觉得这会让年轻人追求辞藻华丽并变得夸夸其谈，忘记了真理所在，进而颠覆罗马某些基本的行为规范。奢侈风气的流行，有可能造成“一个漂亮的男童会比一块耕地价格更高，一罐腌鱼会比一对耕牛卖得更贵”[87]的局面，必须加以抵制。加图反对那种偏好希腊文化甚至用希腊语写作的风气，认为统治者使用臣民的语言写作、甚至因为对语言掌握不过关而向希腊臣民道歉的行为，有损罗马人的身份和地位。对于阿奇利乌斯在元老院中主动给雅典使节做口译的行为，他同样予以嘲讽。[88]事实上，在保留自己的文化认同这一问题上，罗马人从不吝惜使用自己的权力。喜剧作家可以借用希腊的喜剧，但无法复制阿里斯托芬喜剧中对所有官员的嘲讽。对罗马人的父权制和法律权威，罗马也绝对不容挑战。莫米利亚诺不无讥讽地评论道，“在罗马，希腊化意味着对统治秩序的尊重。多数作家服从了，因此得到了回报”。但是，“约公元前200年，在奈维乌斯认为可以将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言论自由出口到罗马时，他自欺欺人了”。[89]奈维乌斯的结局提示那些希腊人乃至罗马人，希腊文化固然可以进口，但其必须符合罗马的需要。

罗马这一基本态度，在西塞罗身上也有所体现。西塞罗的主要目标，是证明罗马文化在本质上优于希腊。前文提到的修辞学的例子，固然表现了西塞罗一贯的自负，但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他对罗马文化的认同：西塞罗抨击希腊人因靠近大海而受到外界风气影响，在政治上实行民主制并让会场中坐着的民众决定一切，从而导致国家衰败，而赞美罗马混合政体的优越；他批评希腊人在宗教上玩世不恭，高扬罗马人的虔诚；他挖苦希腊人只重视辞令，肯定罗马人的实干精神；在哲学方面，西塞罗认为罗马人的智慧比希腊人更为精深；在文学方面，他认为希腊的荣光已经被罗马取代。总之，在西塞罗看来，不论在哪个领域，罗马人都可以取代希腊人，而且表现得更加优秀。[90]

面对罗马在政治上的优势和文化上咄咄逼人的攻势，希腊人似乎无所作为。由于政治、军事实力远逊于罗马，自罗马东来后，希腊人就开始把罗马当作仲裁者。帕加马和罗德斯为对抗马其顿与塞琉古，都与罗马结盟。当弗拉米尼努斯在地峡赛会上宣布让希腊人获得自由时，他几乎被希腊人视为救世主。然而罗马人所谓的自由，从来不是让希腊人自行其是，而是要跟着罗马人的节奏起舞，否则便会遭到严惩。在打垮马其顿和塞琉古之后，罗德斯和帕加马先后受到了制裁：罗德斯失去了它在亚洲大陆上的领土，并因罗马人将提洛岛宣布为自由港而迅速衰落；帕加马在第三次马其顿战争中一度想进行调停，但在战后仍遭到严惩，处境日益艰难，以至于其末代君主只好在遗嘱中把国家赠给罗马人。在第三次马其顿战争之后，巴尔干以东几乎所有国家都不得不看罗马脸色行事：比提尼亚国王普鲁西亚斯为讨好罗马元老院，甚至不惜称元老们为“父亲”；塞琉古王子德麦特利乌斯身为人质，为了能够脱身回国，也将元老们称为“父亲”。[91]罗马的使节、官员和商人，在行省和依附国中宛如国王。正是从公元前2世纪以来，希腊人在政治上的迅速衰败和诸王国的灭亡，使罗马人萌生了“罗马的制度远优于希腊”的理念，并确立了鄙视王权的传统。[92]

失去了政治独立的支撑，希腊人在文化上也步步退让，“如他们数百年来一贯而且少有例外的那样，希腊人仍然是傲慢的单语族群。用当地人的语言与当地人交流不适合他们，他们既不熟悉拉丁语文献，也不熟悉希伯来语文献，也没有把外语著述译为希腊语的传统”。[93]除波利比乌斯等少数人外，希腊人拒绝学习拉丁语。直到公元前2世纪，雅典的哲学家们在访问罗马时，仍需要通过翻译在元老院发表演说。甚至到公元前1世纪，雅典的精英阶级仍需要通过翻译与罗马人打交道，导致他们对罗马的认知受到限制，无法更深入和全面地认识罗马的实力及其可怕之处。[94]在这种情况下，向外传播希腊文化的责任，竟然落到了作为征服者的罗马人身上，“在罗马人中，对希腊文化的吸收表现为两种形式：既给意大利非拉丁语的知识群体提供了根据希腊模式用拉丁文创造一种共同文学的工具，又教育罗马贵族说，用希腊语思考和说话是他们践行其帝国角色的一部分”。[95]希腊人没有意识到，当拒绝学习拉丁语时，他们在与罗马文化的对话中也失去了主动权。阿波罗尼乌斯面对西塞罗演说的哀叹，或许是当时希腊文化精英一般心态的真实反映。政治上失去独立、文化上失去主动权的希腊人，面对罗马强大的政治和文化实力，只能节节败退，在政治上接受罗马统治的同时，在文化上也努力向罗马靠拢。如狄奥多鲁斯和狄奥尼修斯那样的文人，开始把罗马作为他们的文化首都，两人不约而同前往罗马，并在那里完成了他们历史著述的写作。狄奥尼修斯还利用希腊传统，把罗马人想象成真正的希腊人，而希腊人自己反而堕落为所谓的蛮族。[96]

结　语

从罗马文化诞生之时起，希腊文化就是它最重要的源头之一。随着罗马人征服意大利，走向地中海，希腊人的文化也随着征服者劫夺的战利品和俘获的奴隶，大量进入罗马。希腊城邦与罗马共和国在制度上相通，双方都是以公民为基础的城邦国家，这为两种文化的交融提供了基本前提。然而双方的交融从来不是平等的，更不是始终平和的。从公元前3世纪初征服大希腊开始，罗马人就不断借用希腊文化元素熔铸自己的文化。在此过程中，罗马人主动学习希腊语，并利用帝国赋予他们的政治和军事优势，不仅强迫希腊人向他们“输出”文化，而且有意识地进行选择，在保持和强化自身传统的同时，不断改造希腊文化，最终于共和国末年接掌了希腊文化。希腊人则在丧失政治独立的情况下依然故步自封和文化自大，在与罗马文化的对话中逐渐落后，最终丧失了文化上的主导权。罗马帝国时代的希腊人，或者躲在其古典时代的荣光中自我安慰，或者全面向罗马靠拢。无论躲避还是靠拢，帝国时代的希腊文化都被打上了深刻的罗马印记。

[1] Benjamin Issac, The Invention of Racism in Classical Antiqu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p.381.

[2]参见朱龙华：《罗马文化与古典传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2页。

[3]参见Cicero, Letters to Quintus and Brutus. Letter Fragments. Letter to Octavian. Invectives. Handbook of Electioneering, ed.and trans. by D.R.Shacleton Baile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I.1, 27-28。除特别说明外，本文中的古典文献均采用国际学界通行方式，标注卷数、章节数或行数。

[4] [古罗马]贺拉斯著，李永毅译注：《贺拉斯诗全集：拉中对照详注本》上册，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年版，第683页。

[5]张强译注：《古希腊铭文辑要》，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3-4页。

[6] [英]奥斯温·默里著，晏绍祥译：《早期希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7-68页。

[7] [古罗马]李维著，穆启乐等译：《建城以来史　前言·卷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7-99页。

[8] [英]奥斯温·默里著，晏绍祥译：《早期希腊》，第68页。

[9] [意]阿纳尔多·莫米利亚诺著，晏绍祥译：《外族的智慧：希腊化的局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6-17页。

[10] [英]奥斯温·默里著，晏绍祥译：《早期希腊》，第215页。

[11] Guy Bradley, Early Rome to 290 BC: The Beginnings of the City and the Rise of the Republic,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20, pp.72-79.

[12] 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 Roman Antiquities, VolumeII, trans.by Earnest Ca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9, iv.25, 3-26, 5.

[13]施治生、刘欣如主编：《古代王权与专制主义》(修订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04页。

[14] 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 Roman Antiquities, iv.72, 1-75, 4.

[15] M.Cary, A History of Rome：Down to the Reign of Constantine the Great,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Limited, 1938, p.76.

[16] Pliny, Natural History, VolumeIX, trans.by H.Rackha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xxxv.45; Guy Bradley, Early Rome to 290 BC: The Beginnings of the City and the Rise of the Republic, pp.249, 254.

[17] 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 Roman Antiquities, x.51, 5; 52, 4; 54, 3.

[18] Pliny, Natural History, xxxiv.11, 21.

[19] Guy Bradley, Early Rome to 290 BC: The Beginnings of the City and the Rise of the Republic, p.256.

[20]参见[古希腊]普鲁塔克著，黄宏煦主编，陆永庭、吴彭鹏等译：《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76-277页。

[21] [意]阿纳尔多·莫米利亚诺著，晏绍祥译：《外族的智慧：希腊化的局限》，第19-20页。

[22] Livy, History of Rome, VolumeV, trans.byB.O.Foste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9, xxii.

[23] Livy, History of Rome, VolumeV, xxix.10.4-xi.8; xi.37, 2-3.

[24] Pierre Grimal, Fischer Weltgeschichite, Band 6: Die Mittelmeerwelt im Altertum II.Der Hellenismus und der Aufstieg Roms,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76, S.257.

[25] Polybius, The Histories, Volume IV, trans.by W.R.Paton, revised by F.W.Walbank and Christian Habich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xv.35, 6-7.

[26]值得注意的是，战胜帕尔修斯的埃米利乌斯·宝鲁斯据说对马其顿的宝藏一无所取，但把国王的藏书室送给了自己的儿子。关于从马其顿劫掠的战利品，普鲁塔克有过一个简要的描述：第一天，有250车的雕塑、图画和巨大的神像；第二天，许多车辆装载马其顿人的武器装备，还有2250塔兰特的银币；第三天，除了230塔兰特的金币外，还有一个奉献给神明的大银杯、其他各种皇室用品，以及各个城市呈送的400顶金冠。参见Plutarch, Plutarch’s Lives, Vol.VI: Dion and Brutus, Timoleon and Aemilius Paulus, trans.by Bernadotte Perrin,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Ltd., 1954, Aemilius Paulus, xxviii, 6-7, xxxii, 2-xxxiv, 4。关于罗马公民免除直接税的事件, 参见Cicero, De Officiis, trans.by Walter Mille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13, ii.76; Plutarch, Plutarch’s Lives, Vol.VI: Dion and Brutus, Timoleon and Aemilius Paulus, Aemilius Paulus, xxxviii.1。

[27]参见Polybius, The Histories, Volume VI, trans.by W.R.Paton, London：William Heinemann Ltd., New York: G.P.Putnam’s Sons, 1927, xxxviii.21；[古罗马]阿庇安著，谢德风译：《罗马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99页。

[28] Plutarch, Plutarch’s Lives, Vol.X: Agis and Cleomenes, Tiberius and Caius Gracchus, Philopoemen and Flamininus, trans.by Bernadotte Perrin,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Ltd., 1959, Tiberius Gracchus, viii.4-5.

[29] [英]J.A.克鲁克等编，裔昭印等译：《剑桥古代史》第9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95页。必须承认，斯多葛派哲学并非倾向于民主的哲学，但他们对公正的追求，可能在政治实践中导向对民众的关注。参见Pierre Grimal, Fischer Weltgeschichte, Band 7 Die Mittelmeerwelt im Altertum III: Der Aufbau des Römischen Reiches,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2003, S.92-93。

[30]参见Plutarch, Plutarch’s Lives, Vol. V: Agesilaus and Pompey, Pelopidasand Marcellus, trans.by Bernadotte Perrin,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Ltd., 1955, Pompey, ii.1-2; Diana Spencer, The Roman Alexander: Reading a Cultural Myth, Exeter: University of Exeter Press, 2002, pp.15-28。

[31] [古罗马]苏维托尼乌斯著，张竹明、王乃新、蒋平等译：《罗马十二帝王传》，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4页。

[32] [古罗马]苏维托尼乌斯著，张竹明、王乃新、蒋平等译：《罗马十二帝王传》，第56页。

[33]参见Tim Cornell, ed., The Fragments of the Roman Historians, Vol.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163-168。

[34] [古罗马]西塞罗著，王焕生译：《论共和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9页。

[35] Pierre Grimal, etal., Fischer Weltgeschichte, Band 7: Die Mittelmeerwelt im Altertum III. Der Aufbau des Römischen Reiches,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Taschenbuch-Verl., 1966, S.85-86.

[36]参见[意]阿纳尔多·莫米利亚诺著，晏绍祥译：《外族的智慧：希腊化的局限》，第23-25页。

[37]Cicero, Letters to Quintus, I.1, 27-28.

[38] Cicero, Pro Flacco, trans.by C.Macdonal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511.

[39]在参观冥府时，安奇塞斯向埃涅阿斯介绍了他后人之中的名人。随后他提到了希腊人，“我相信有的将铸造出充满生机的铜像，造得比我们高明，有的将用大理石雕出宛如真人的头像，有的在法庭上将比我们更加雄辩，有的将擅长用尺绘制出天体的运行图，并预言星宿的升降”。参见[古罗马]维吉尔著，杨周翰译：《埃涅阿斯纪》，译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70页。

[40]陈恒：《希腊化的另一面：罗马的希腊化》，《学术研究》，2005年第10期。

[41]参见[古罗马]撒路斯提乌斯著，王以铸、崔妙因译：《喀提林阴谋朱古达战争》，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41页。

[42] P.G.Walsch, “Making a Drama out of a Crisis: Livy on the Bacchanalia,” Greece and Rome, Vol.43, No.2 (1996), pp.199-200; Erich S.Gruen, Studies in Greek Culture and Roman Policy, Leiden: E.J.Brill, 1990, pp.72-73.

[43] Livy, History of Rome, xl.29, 3-14; Valerius Maximus, Memorable Doings and Sayings, VolumeI, trans.by D.R.Shackleton Baile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i.1, 12; Bejamin Isaac, The Invention of Racismin Classical Antiquity, p.385.

[44] Craige B.Champion, Cultural Politics in Polybius’s Histories,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pp.59-61.

[45] Augustine, City of God, VolumeI, trans.by G.E.McCracke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i.31.

[46] Lily Ross Taylor, Roman Voting Assemblies from the Hannibalic War to the Dictatorship of Caesar,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6, pp.30-31.

[47] Aulus Gellius, Attic Nights, Volume III, trans.by J.C.Rolf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7, xv.11, 1.

[48] Aulus Gellius, Attic Nights, xv.11, 2.

[49]例如在阿凯亚人质获释后，当波利比乌斯打算请求元老院恢复人质在阿凯亚同盟中的荣誉时，加图嘲笑道，波利比乌斯有点像奥德修斯，在离开了库克罗普斯的洞穴后，却还想着回去讨回自己遗失在洞中的腰带。而加图的《论农业》无论是内容还是结构，都从希腊人的作品中多有借鉴，其演说技巧也借用了希腊人的修辞学。参见A.E.Astin, Cato the Censor,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78, pp.165-166。

[50]参见[古希腊]普鲁塔克著，黄宏煦主编，陆永庭、吴彭鹏等译：《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第357、351、369、352-353页。关于加图对波斯图米乌斯的嘲笑，波利比乌斯补充了一些材料，称在与希腊人的战斗中，波斯图米乌斯因不愿参战而退出战场，却在战斗结束后第一个写信向元老院报讯，好像他本人参战了一般。参见 Polybius, The Histories, Volume VI, xxxix.1, 1-12。关于加图驱逐哲学家和从意大利驱逐所有希腊人的建议，参见[古罗马]普林尼著，李铁匠译：《自然史》，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103页。

[51] [古罗马]普林尼著，李铁匠译：《自然史》，第286-287页。

[52] [古罗马]普林尼著，李铁匠译：《自然史》，第286页。

[53] [古希腊]普鲁塔克著，黄宏煦主编，陆永庭、吴彭鹏等译：《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第353页。

[54] [古希腊]普鲁塔克著，黄宏煦主编，陆永庭、吴彭鹏等译：《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第370页。

[55] A.E.Astin, Cato the Censor, p.179.

[56] Craige B.Champion, Cultural Politics in Polybius’s Histories, p.62.

[57] Plutarch, Plutarch’s Lives, Vol.IX: Demetrius and Antony, Pyrrhus and Gaius Marius, trans.by Bernadotte Perrin,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Ltd., 1920, Gaius Marius, ii.2.

[58] [古罗马]撒路斯提乌斯著，王以铸、崔妙因译：《喀提林阴谋朱古达战争》，第299页。

[59]Wolfgang Blösel, Dierömische Republik: Forum und Expansion, München: C.H.Beck, 2015, S.152-154.

[60]马略得到了罗马骑士、商人和保民官的支持。参见[古罗马]撒路斯提乌斯著，王以铸、崔妙因译：《喀提林阴谋朱古达战争》，第282、288页。

[61]参见[古罗马]苏维托尼乌斯著，张竹明、王乃新、蒋平等译：《罗马十二帝王传》，第358-359页。

[62]Cicero, Pro Flacco, 16.

[63] [古罗马]西塞罗著，王焕生译：《论共和国论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页。

[64] [古罗马]西塞罗著，王焕生译：《论共和国论法律》，第113页。

[65] Cicero, Pro Flacco, 9-11.

[66]Cicero, Letters to Quintus, I.1, 16.

[67] Harold Guite, “Cicero’s Attitude to the Greeks,” Greece and Rome, Vol.9, No.2 (1962), p.149.

[68] Cicero, Tusculum Disputations, trans.by J.E.King, Litt.D, 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William Heinemann Ltd., 1966, i.1, ii5.

[69] Egon Flaig, “Lucius Aemilius Paullus-militärischer Ruhm und familiäre Glücklosigkeit,” Karl-Joachim Hölkeskamp und Elke Stein-Hölkeskamp, Hera.Von Romulus zu Augustus: Große Gestalten der römischen Republik, München: C.H.Beck, 2000, S.139-140.

[70] Polybius, The Histories, VolumeⅢ, trans.by W.R.Paton, Cambridge, MA: William Heinemann Ltd., 1979, v.104.

[71]Plutarch, Plutarch’s Lives, Vol.VII: Demosthenes and Cicero, Alexander and Caesar, trans.by Bernadotte Perrin,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Ltd., 1967, Cicero, iv.4.

[72] Geoffrey Horrocks, Greek: A History of the Language and Its Speakers, 2nd ed., Chichester: Blackwell Publishing Limited, 2010, p.133.

[73] Philip A.Stadter, “Plutarch and Rome,” in Mark Beck, ed., A Companion to Plutarch, Chichester: Blackwell Publishing Limited, 2014, pp.21-22.

[74]吕厚量认为，《希腊纪行》对罗马帝国的总体态度是“冷漠、拒斥”，在波桑尼阿斯所建构的文化记忆中，从希波战争到菲洛波门逝世的希腊“自由时代”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参见吕厚量：《波桑尼阿斯的文化记忆与〈希腊纪行〉中的罗马帝国》，《史学理论研究》，2018年第4期。

[75]奈维乌斯因在政治上直言不讳，讽刺了麦泰鲁斯家族，故遭遇制裁并被迫流亡北非，最后死在那里。参见E.J.Kenney,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lassical Litera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Vol.2, p.94。

[76]朱龙华：《罗马文化与古典传统》，第72页。

[77] Plutarch, Plutarch’s Lives, Vol.VII: Demosthenes and Cicero, Alexander and Caesar, Cicero, iv.1-4.

[78] Harold Guite, “Cicero’s Attitudes to the Greeks,” pp.157-158.

[79] Andrew Erskine, “Greek Gifts, Roman Suspicions,” Classical Ireland, Vol.4 (1997), p.42.

[80]参见[意]阿纳尔多·莫米利亚诺著，晏绍祥译：《外族的智慧：希腊化的局限》，第14、25页。

[81] Andrew Erskine, “Polybius among the Romans: Life in a Cyclops’ Cave,” in Christopher Smith and Liv Mariah Yarrow, eds., Imperialism, Cultural Politics and Polybiu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17-32.

[82]参见Polybius, The Histories, Volume VI, xxxi.23-29。

[83] Harold Guite, “Cicero’s Attitudes to the Greeks,” p.158.

[84] [古罗马]维吉尔著，杨周翰译：《埃涅阿斯纪》，第170页。

[85]参见陈恒：《希腊化的另一面：罗马的希腊化》，《学术研究》，2005年第10期；朱龙华：《罗马文化与古典传统》，第46、79页；A.E.Astin, Cato the Censor, pp.179-181。

[86] Geoffrey Horrocks, Greek: A History of the Language and Its Speakers, p.133.

[87] Polybius, The Histories, VolumeVI, xxxi.25, 5.

[88]参见[古希腊]普鲁塔克著，黄宏煦主编，陆永庭、吴彭鹏等译：《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第357、369页；Erich S.Gruen, Culture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Republican Rome, London: Gerald Duckworth & Co.Ltd., 1993, p.55。

[89] [意]阿纳尔多·莫米利亚诺著，晏绍祥译：《外族的智慧：希腊化的局限》，第28页。

[90] Harold Guite, “Cicero’s Attitudes to the Greeks,”pp.152-156.

[91] Polybius, The Histories, Volume VI, xxx.18; xxxi.2.

[92] Elizabeth Rawson, Roman Culture and Society,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91, pp.174-187; Andrew Erskine, “Hellenistic Monarchy and Roman Invective,” The Classical Quarterly, Vol.41, No.1 (1991), pp.106-120.

[93] [意]阿纳尔多·莫米利亚诺著，晏绍祥译，黄洋校：《论古代与近代的历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3页。

[94] [意]阿纳尔多·莫米利亚诺著，晏绍祥译：《外族的智慧：希腊化的局限》，第24-26、29-30页。

[95] [意]阿纳尔多·莫米利亚诺著，晏绍祥译，黄洋校：《论古代与近代的历史学》，第13页。

[96]狄奥尼修斯写作《罗马古事记》的重要目的之一，便是阐明罗马人是希腊人的后代，指出前者是保留了更多希腊元素的希腊人。参见Irene Peirano, “Hellenized Romans and Barbarized Greeks: Reading the End of 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 Antiquitates Romanae,” 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Vol.100 (2010), pp.32-53。

转自《史学集刊》2026年第4期

传统中国法律的架构是围绕“家”展开的。①在传统社会中，家不仅是基本的生产和生活组织，也是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家产制则构成了家族制度的经济基础。家产制这一概念最早由日本学者中田薰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经由仁井田陞、滋贺秀三等日本学者的阐释及我国学者的引介、争论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学术影响。学界普遍认为，家产制是一种以财产维持家之存在与延续的制度，家产被视为家庭公共产业。②该制度遵循同居共财原则，家产由父系家长支配管理，诸子仅在家产分割时方可获得财产份额。至今，家产制叙事依然是法律史学界最具影响力的分析范式之一，为理解传统中国社会的家、财产等问题提供了基本理论框架。

在以家和家产制为认识起点的学术视野下，学界大多对个人财产持否定态度，认为不存在个人财产，或者虽承认存在少量财产由个人支配或专有现象，③但“财产行为只有以家的名义才能成立或展开，而一切以个人名义的财产处分行为都是可争议的”，进而认为，“如果我们一定要讨论中国古代的民事法律制度，那么，一切讨论都必须以‘家’这个概念作为起点，而不是个人”。④但近年来，随着少数学者注意到宋代“自置财产”法令及个人之私的存在，⑤以及学界对女性财产展开了更为深入的研究⑥，一系列重要问题逐渐浮现：传统中国社会在家产制主导之下，是否存在个人财产的空间?当时的财产秩序是否呈现为一元的家产制?本文试图从立法、习惯及司法审判出发，探讨古代个人财产的存在空间及多元财产格局存在的可能性，并以此为线索对家产制部分理论进行重塑。

一、中国传统家产制叙事的形成及局限

家产制叙事的理论体系不仅契合了唐宋至清末的主要家庭生活和财产状况，而且与儒家伦理和官方表达高度一致，但其理论方法和形成路径深受西方法学研究范式的影响，并将个人财产排除在其理论框架之外，导致这一经典叙事在面对复杂多元的传统中国社会财产状况时，呈现出明显的解释张力与局限。

(一)学术脉络与理论来源

20世纪20年代，日本学者中田薰针对中国唐宋时期的财产制度提出并系统阐述了“家族共产制”概念。仁井田陞继承其观点，将家族共产制置于经济史和社会史的研究框架下进一步阐发。其后，滋贺秀三在与前人论辩和批评的基础上，发展了两位学者的观点，将家产和同居共财置于法学理论和视野下进行解读，最终形成一套高度凝练、体系完整的家产制理论。⑦这一理论经翻译引介被我国学界承袭，进一步扩大了其影响，这既得益于其本身成熟的学术体系，亦与戴炎辉、俞江等学者同日本学界就同居共财、分家等问题展开的法律论辩密切相关。⑧此外，瞿同祖、费孝通等学者的研究从传统社会的“家本位”出发，对家产制理论亦产生较大影响。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从社会学角度解释了共财观念的社会基础，瞿同祖从法律社会学视角出发，对家族主义和财产制的关系进行深入剖析，为家产制理论提供了多元的方法论视角。⑨

以滋贺秀三为代表的中日学者构建的家产制经典叙事，以其强大的解释力，成功塑造了学界对中国传统财产秩序的核心认知，其理论贡献在于系统解释了传统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同居共爨现象，并借助法学方法对其进行了规范性阐释。马克斯·韦伯的理想型方法是其构建家产制的重要工具。他们也从法典、儒家经典中提炼出与之相符合的家产制理想模型。从儒家主流思想来看，“齐家”是实现治国平天下的必然路径，家产制是凝聚家族、维系社会伦理和实现国家治理的重要经济制度。《礼记·曲礼上》强调：“不有私财”；《礼记·内则》说：“子妇无私货，无私蓄，无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与。”⑩在儒家文化传统中，个人不得蓄积私财、家产须由家长统一管理的观念源远流长，为同居共财的家产制提供了文化理据。

(二)基本观点与解释困境

家产制理论发展至今，学界就其核心内涵形成了诸多基本共识。一般认为，家产制并不以个人和个人权利为基础，而是以家的整体性为基础的一种制度安排。第一，所有家庭成员的劳动所得和必要支出均以家为计算单位，产生的积蓄为全体成员的共同资产即家产。仁井田陞认为：“祖先传下来的财产，无论是动产还是不动产，都是用于维持全体家族成员共同生活的财产，都是作为家产的组成部分。家族成员自己取得的财产，原则上也被纳入家产之内，为了家族的共同目的而支用。”(11)滋贺秀三持大体相同的看法。第二，财产处分权归于家长，卑幼无处分权。中田薰认为，直系尊长基于对子孙的教令权具有对家庭财产的处分权。(12)这一观点得到仁井田陞、戴炎辉的认同。滋贺秀三认为父亲拥有家产处分权是再当然不过的事情，并认为这种处分权是基于家长对家产的所有权。(13)俞江则主张家长的处分权受到“家”这一主体的限制。(14)无论他们认为家长的处分权是否完整，在卑幼无处分权这一点上是一致的。第三，家产分割贯彻均分主义。家产分割即分家，是原有的家结束同居共财，分立为以父和子为首的几个家庭的过程。分家的过程贯彻诸子均分原则。如仁井田陞所言：“中国的家产均分主义，自古以来，大凡可分之物，原则上都要算入总财产中，一一加以均分。”(15)分家前，诸子对家产仅有期待权。(16)第四，承认特有财产，否认个人财产。上述学者均承认在家产制中存在妇女妆奁、官俸、随军财产等财产形式，但将其视为家产制的例外和“少量的现象”，并不承认其为个人财产。(17)

在这些共识之外，学界关于家产制的叙事也存在诸多分歧，主要集中于同居共财的法律属性和财产归属。中田薰、仁井田陞、戴炎辉等认为，父亲和诸子是家产的平等所有者，相当于现代民法的共有关系；滋贺秀三基于父子一体的观念认为，儿子的人格被父亲吸收，父亲为家产的单独所有者；俞江在批判滋贺秀三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家产不是共有的，而是归属于整体性的家。(18)基于财产的不同权利归属，也产生了家长处分权是基于教令权还是所有权的争论。

上述家产制的叙事建构实际上是将西方法律作为重要参考。以滋贺秀三为例，他之所以多次强调中国家产制与罗马法上的家之间的相似性，并基于此提出中国古代父亲为家产的单独所有权人，子孙不具有财产权，其人格也被父亲所吸收，是因为在罗马法早期，以“家父权”为核心的家是国家的基本单位，家庭财产完全归父亲所有，家属没有私产。随着罗马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对外扩张与商业繁荣，为适应家属参与经济活动、政务的需要，罗马法逐步发展出“特有产”(peculium)，作为家庭财产的例外和补充，(19)官俸、妇女财产等则参照罗马法被称为“特有财产”。(20)

由此可见，家产制叙事本质上是一种立足于西方理论框架和历史经验的简化叙事。尽管它在构建过程中运用了丰富的司法判例、民间习惯等材料，却往往依据理想化的理论模型对材料进行筛选与剔除。这一叙事在强调家庭作为伦理与经济共同体的同时，实质上遮蔽乃至否定了个人财产在传统社会中的存在空间。随着愈加丰富的史料出现，它们所揭示的日常生活充满了发展变化、协商与变通，使得原有家产制理论在解释这类复杂社会现实时逐渐显现出其局限性。契约、家庭账簿等材料显示，家产制下存在以“房”(21)为主体的财产，同时个人财产的运作是常态而非例外，司法审判亦彰显了对个人财产的承认与保护。既有叙事无法解释家庭内部财产主体的多元并存，亦未能洞察家产与个人财产的功能互补，更忽视了社会经济的变迁对官方倡导的财产秩序造成的冲击。本文无意于对这一叙事进行全方位的法学分析或理论挑战，而是希望立足史料，基于对个人财产的考察，对这一叙事进行审视和部分修正。

二、家产制下个人财产的界定及存在空间

中国传统社会中后期，商品经济得到发展，宋元时代自置财产法令的存在和明清时期别籍异财条的松解，为家产制下个人财产的存在留下了法律空间。个人财产在习惯和司法实践中被承认，同时因受社会制度和主流文化影响而具有鲜明特色。

(一)传统个体观下的个人财产

中国法律上的“权利”及“个人所有权”概念是近代以来继受西方的结果。在传统中国，不存在近现代意义上的个人所有权，但是在习惯中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个人对财产进行排他性占有、使用、处分的事实，并受到司法实践的保护。正是基于这一事实，本文认为传统社会存在个人财产。在家产制叙事中，学者否认个人财产的存在主要基于两个理由：一是在古代社会，个人不具有独立的人格和地位，因此即使有妆奁、生活用品等，也只能用“专有权”或特有财产来概括；二是所有财产归于家而非个人所有。

基于此，谈及“个人财产”，首先需解决传统社会下的“个人”是何种意义上的个体问题。一个社会中法律主体的确立，归根结底是由该社会关于“人”的观念所决定的。如萨维尼所言：“人格、法主体这种根源性概念必须与人的概念相契合。”(22)基于传统社会的家族本位和礼治秩序，有观点认为“父亲实是子女之所有者”，或者儿子人格被父亲所吸收。(23)然而，传统社会为家族本位的社会，并不意味着对个体的彻底否定。就社会实践主体性而言，个体参加科举考试、从事经营、为官等活动以及法律上承担的义务等，均可以说明传统社会的个人具有一定独立性。同时，个人又始终处于礼制秩序、身份关系中。

从文化观念层面看，“个人”观念乃是任何文明社会普遍存在的，中国传统社会也不例外。(24)在传统社会中，既有对人的主体性承认的一面，又是将人在关系中加以认识的，这从主体方面影响了家产制和个人财产的制度安排。一方面，占主流地位的儒家始终将人作为主体，认为人具有成为理想个体的天性及通过自身努力达成的可能性，如“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25)另一方面，儒家思想的基础是一套完整的人伦体系，“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26)个体及其社会价值在家庭关系及其推衍的社会关系中得以界定和实现，关系性自始至终存在于个体之中。与此相适应，传统社会的个人财产既有存在的文化根基，又始终受到礼治秩序的限制。

需要看到，传统社会确实产生了与家产具有明显界限的，不属于家庭公有的个人财产。随着商品经济和商品交易的发展，普通百姓在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个体性质的生存、生活需求以及相关的利益诉求。(27)这些利益和诉求在司法和习惯中得到普遍承认，并一定程度上为成文法所确认。虽然这些财产未能完全摆脱社会舆论、经济制度的制约，但在一定情况下由个人持有、支配，不参与家庭的分家析产，处分无须经过家长或者共同成员的同意。这些财产与家庭公产有着较为明显的界限，实质上构成了一种不属于“家”所有的个人财产形态。

(二)立法、司法和习惯中的个人财产空间

从立法、习惯和司法审判出发，子孙自置财产、女性财产和继子、养子、赘婿等特殊身份主体的财产，在一定情况下均可以成为个人财产，而且这些个人财产也并非少量和例外。

1.子孙自置财产

宋元时期，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提升了人们对个人财产的重视。社会生活中别籍异财风气渐长，相关纠纷日益增加，促使法律对子孙自置财产予以承认。宋仁宗景祐四年下诏：“乙未，诏应祖父母、父母服阕后，不以同居、异居，非因祖父母财及因官自置财产，不在论分之限。”(28)根据宋代袁采的解释，这一法令中不在分析之列的财产包括：不因家族资产而由自己营置之财产，为官俸禄及所经营之产业、妻子的妆奁等。(29)这一诏令意味着法律允许子孙在家产之外持有个人财产，后为元代承袭。

这类财产为当时社会承认，并受到司法保护。北宋仁宗时期，官员有“因官置到资产，不及兄弟叔侄”(30)的陈述。南宋的洪适在汇报其财产的奏疏中，将己产与四个儿子因官所置之产加以区分。(31)宋元时代的司法审判中，子孙自置财产亦被认可。在宋代的一则立嗣案中，司法官吏对于立嗣并无异议，对于争产则判令“后立者不得前立者自置之田”，即后命继之子对先立继之人自备钱取赎的财产，无权要求分割。(32)在元代，军户王兴祖在军役期间，置田宅等财产若干，其兄王福等要求作为家产均分。司法官吏依照当时的法律，将王兴祖的自置财产判为不在分析之列。(33)

由于史料所限，目前在明清法律中并未找到自置财产的规定，但司法实践中将与祖业无关的个人经营所得判定为自置财产。光绪四年吕逢渭与吕渭振兄弟争产案、道光十九年白芳控白喜秀案，司法官吏均依据积蓄是祖业还是个人经营加以判定。(34)即使在未分家前，兄弟一方所经营的与家庭无关的产业，也认定不属于家庭财产，而归属于个人所有。

法律及司法审判中的自置财产“不在论分之限”，意味着子孙可以拥有家产之外的个人财产。不过在传统社会中，对于这一财产仍需细分。当拥有自置财产的男子未成婚时，为个人财产；结婚成为父亲后，按照父财为同居者公财的规则，(35)应为家或家之下一房的财产。

2.女性财产

唐宋时期，女性个人财产受到法律承认，(36)并为司法所保护。首先，妆奁被视为在室女应得之财。宋代通城县的一家中四女儿至成婚年龄，家人不分给她妆奁，拖延其婚事。司法官吏判决她可获得妆奁。(37)这样的判决在当时并非孤例。第二，诸多案例显示司法官吏援引律令、说理释法，对女性应继承的财产进行保护。(38)第三，女性在外靠自己劳动获得的财产或者接受赠与的财产，为个人所有。如宋代一则案例中，司法官吏支持阿邹到罗柄家中做女仆期间获赠的田产和自己经营所得田产归其所有。(39)第四，女性改嫁时可以带走个人财产。在宋代，吴贡生的续弦王氏在吴去世后，将妆奁和成婚后所置田产全部登记在自己名下，并在改嫁时全部带走。司法官吏引用当时法律认可财产归于王氏所有。(40)众多案例说明，宋代女性财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排除他人侵害，身份转变时可随个人转移，体现出较强的个人财产特点。

明清时期，对女性财产的保护较之宋元有所消减，法律上仅有户绝之女财产继承的规定。(41)而在习惯中，女性财产仍广泛存在。一是不少地区户绝之女享有财产继承权，如黑龙江木兰县、海伦县、巴彦县等地习惯。(42)二是仍较为普遍地保有为女儿提供嫁妆的习俗，尤其是有产之家。如江苏省昆山县等地习惯。(43)三是妻子改嫁后妆奁任其带走、得到夫家同意可以带走等情况并不少见。当妻子没有显著的罪过而离婚时，一般允许其带走妆奁。(44)如清代巴县档案中，“徐以仁认还秦氏嫁资限约抄白”“马明周嫁妻文约”等案离婚时妻子均带走了嫁妆。(45)另如通行于浙江省宣平县、丽水县、缙云县等地之习惯。(46)

女性对财产排他性占有和支配的事实，说明当时社会允许其拥有一定的个人财产。在一些地区，妻子可以自由处分其妆奁等财产，如清代奉天洮南县习惯；还有一些地区，妻子对随嫁财产的处分则受到限制。(47)滋贺秀三认为，随嫁财产是该夫妻一体的财产。柏清韵根据宋代史料提出，妻子的私人财产与丈夫的财产是分开的。(48)本文认为由于习惯的复杂性，需要视情况而定：在妻子处分妆奁的权利受到限制的地区，财产属于夫妻一体享有，在其离婚或改嫁将财产带走时，恢复为个人财产；在那些处分权未受到限制的区域，财产始终归属于个人。在女性财产中，通常被认为属于个人财产的还包括随身的生活用品，或者家庭劳动之外的收入、利益等。

3.继子、养子、赘婿等特殊身份主体的财产

继子(随母子)、养子、赘婿等特殊身份的人，在进入无血缘关系的家中，且在没有被入继为后时，其身份和家族传承不具有实际关系。他们进入家庭后，通常负担了养老和劳动等义务，因此法律和习惯赋予其一定财产。在宋代，与继子、养子、赘婿相关的家产纠纷增多，需要以法律形式对他们的继承权加以确认。北宋时，法律规定继子、养子、赘婿对户绝之家的财产，在无在室女、出嫁女，并且同居三年以上的情况下，可部分继承。(49)南宋时，法律规定赘婿对家庭财产增值有贡献的户绝之家可以继承部分份额：“在法：诸赘婿以妻家财物营运，增置财产，至户绝日，给赘婿三分。”(50)在宋代多则案例中，司法官吏根据法律，结合同居时间和对家庭贡献，酌分赘婿财产。(51)

在清代，法律亦规定养子、赘婿可继承一定财产。《大清律例》规定：“若义男、女婿为所后之亲喜悦者，听其相为依倚……仍酌分给财产。”(52)习惯中，养子、赘婿等身份的人在所入之家庭可获得一定财产。如浙江省长兴县习惯：“异姓义男及赘婿于入继之后，被承继人故后，如系酌给一部分财产，当许携归本宗。”(53)河南省商水县、甘肃省罗平县习惯也是如此。在少数地区，养子具有和亲生子同样的继承份额，如热河省凌源县、甘肃省庆阳县。(54)

上述身份的人在家庭变化时，其在原有家庭获得的财产为个人财产，不列入后入之家的家庭公产。如南宋时，继子丘如随再嫁的母亲入丘润家中，丘如所获得的故父财产以及由此运营产生的财产，司法官吏判决归其个人所有，无须被后入之家兄弟析产。(55)养子、赘婿等获得财产后归宗时，称为“带产归宗”，所携带之财产为私产，被排除在分析财产之外。

(三)个人财产发展的限制

在中国古代专制政权和自然经济占主导的背景下，个人主体及其财产权利的发展长期受到限制。同时，个人财产的发展与家产制存在内在张力，是分化家产的结构要素。私人财产所有(包括男性和女性)削弱了家长的权威，因为家长在理论上是通过掌握家庭财政来管理家庭成员的日常生活的。(56)儿子独有的个人财产客观上使其具有对抗父亲的能力，妻子所拥有的财产使其可以对抗丈夫。家庭成员拥有个人财产，将会进一步谋求私利，动摇家长权威，成为家庭分解的诱因。(57)这与儒家礼制秩序相悖，对国家宗法制而言是一个威胁。因此，不少正统儒家学者反对个人财产和妇女继承财产，主张重振宗法秩序，反对分家析产。如朱熹所言：“盖父母在上，人子一身尚非自己所能专有，岂敢私蓄财货擅据田园以为己物，此乃天性人心自然之理。”(58)

可以说，古代个人财产的实现以不影响家族制度为前提。在农业社会中，为官和为商者属于少数，赋予其个人财产并不会影响作为主体的家产制。而女性、继子、赘婿等主体在当时社会中属于弱势群体，分给其财产一般情况下不会影响家产继承和血缘传承，同时可以保障其基本生存。总体来看，个人财产既不会动摇原有的经济结构，又平衡了家产制的社会保障功能与个人财产对效率的推动，缓解了纠纷增多、弱势者生存等社会问题，因此被当时的国家和社会所允许。

与此同时，个人财产的发展受到社会制度和道德舆论的双重限制，社会鼓励个人财产向家产流动。在经济制度上，个人土地的转让要遵循先尽亲邻的原则。在道德舆论方面，宋明理学家们面对女性财产的扩展，鼓励妻子将部分或全部妆奁捐助夫家。(59)司法官吏和社会舆论既承认个人财产的正当性，又鼓励富裕者将部分财产用于救济贫困的家族成员。用私产设置的以赡族、睦族、培养才俊为目的的义庄、学田等，受到国家和宗族的双重支持。因此，个人财产在传统社会虽有一席之地，却难以发展壮大。

三、个人财产的引入对家产制叙事的修正

以个人财产为线索对家产制加以审视，可以发现家产制从财产结构到制度安排均通过灵活弹性的设置回应经济社会变迁，缓解了公与私的内在张力。这种应对社会发展的调适机制，正是家产制得以长期稳定存续的内在原因。

(一)分家：从整体家产分割到多元权益确认

与西方的继承制度不同，分家是一种包括身份传承和财产传递的承继制，既可能发生在父亲在世时，也可能在父亲死后进行。在滋贺秀三看来，分家是同居共财的终结，是由父亲基于单独所有权对整体家产的分割。通过分家，被赋予了新权利的是孩子们而不是父亲。“总之，父亲在世期间的家产分割是指父亲单方面地把家产的全部或一部分给儿子们的行为，并且同时是指解放儿子们的人格、赋予他们以后每个人能够将自己的勤劳所得作为自己的东西的独立性的行为。”(60)他认为家产归于父亲一人所有，否认儿子或者其他主体在分家析产前存在实际权利。俞江则认为财产是属于“家”的，这个“家”是一个抽象的、整体的概念。分家是两个及两个以上儿子将整体的家产予以分割的行为。(61)

以个人财产为线索，可以发现家产的整体性是值得怀疑的，家产制下实际上存在着复杂、多元的权利模式。古代社会所称的“私产”或私财，是相对于以家庭为主体的“公产”而言的。私产之性质，又因主体及其身份而有所不同。如前文所述，家庭公产之外的个人财产，因为个体身份的不同可能归属于不同主体。在未分家析产的家中，拥有自置财产的子孙以及继子、养子、赘婿等，在成婚有后代后由于父子一体的身份制度，其财产属于“房”所有；没有妻、子时，则属于个人财产。女性财产在相当程度上可视为一种个人财产，在结婚后也不属于整个家，但在一些地区会受到夫妻一体的限制。因此，中国古代的家产制是一种家之公产、房之财产和个人财产多元并存的财产状态。

以坚持同居共爨的南宋理学大家陆九渊的家族为例，在经济结构上，既有公产又有各房私产。“公堂之田，仅足给一岁之食。家人计口打饭，自办蔬肉，不合食。私房婢仆，各自供给，许以米附炊；每清晓，附炊之米交至掌厨爨者，置历交收；饭熟，按历给散。”(62)在公灶之外，有各房的私灶，由各房私财所供给。这表明私房的势力已经相当大了。(63)家之公产、房之财产、个人财产并存的情况在明清亦可以得到证实。以明代休宁吴文奎为例，随着家庭成员的不断繁衍，家庭历经几次分家析产，但在未分家之前，亦存在着父亲吴文奎名下的共有财产和子孙名下财产的多元结构。(64)这样的家庭财产结构在明代徽商中多有存在，并为家庭账簿等史料所证实。(65)

在滋贺秀三和俞江看来，财产属于父亲或者整体的家，那么分家就是诸子从父亲或者整体的家分得财产份额的过程。俞江进一步提出，分家的主体确切来说是诸子组成的各房，是以“房”为家产分割的主体。(66)大量流传于世的阄书可以证实按房分家的原则是成立的。不过需要修正的是，分家不仅是以各房为主体对公产进行分割的过程，也是对房之财产、个人财产加以确认的过程。以宋代的一则案件为例，范通一有四子，在分家时将家中公产分作四份留给四房，长子利用其妻妆奁所置财产仍由长子保有。长子夫妇及其子先后去世，其父并没有为其立继，而是将长子私产拨充祭田，使三房轮收，以奉其祭祀。此后兄弟因争产引发纠纷。在这一案例中，可以看到分家前公产与房之财产并存，分家时以“房”为分割主体，房之财产仍归原有之房保有。在清代的一则家产分析案中，刘玉、刘沦分别为刘芳梅、刘惠之子，声称其叔(伯)刘芳义隐匿公产不分。经查实，“其凤县生理，实系承领黎姓资本，辛苦营运，并非祖遗钱财，不宜议令再分”。(67)由这些案例可见，分家并不影响房之财产、个人财产的归属，只分家中公产。一旦引起纠纷，司法官吏亦会确认私产不分。

可见，相对于现实而言，家产制叙事存在简单化的问题。在实践中，财产统一归家或父亲所有的理想难以实现。随着宋元时期对自置财产的承认及社会变迁，共财和公产只是相对而言，在实行共财的同时，也准许有合法的私财。“在既有众分之财，又有各房私财的情况下，同、居、异、财的四种组合可能纷纷出现，视乎财的多少和人的关系而此起彼落，这时的家族构成就相当复杂了。”(68)明清之际，有产之家中这一复杂多元的家产结构表现得更为明显。同时，在分家析产时，将未分之产作为祭田等公产的现象颇为普遍。随着家族繁衍，“每一次分家所产生的基础房，构成本次家产分析之际所留存众存产业的共业和继承之主体”。(69)因此，从宏观的视野来看，整个家族呈现出家与家在保持经济相对独立的同时存有公产，以及家庭内部公产、房之财产、个人财产并存的复杂多元结构。各种财产的公与私具有相对性，却均被认可。而分家是将家中早已形成的、事实上的多元财产权益予以承认，并对其中公产进行清算、分割的过程。

(二)处分：从家长权到多种处分权并存

中田薰、滋贺秀三、戴炎辉等学者对于家长具有的财产处分权基本可以达成共识，并普遍认为卑幼擅用财或处分家财的行为不被认可。如戴炎辉所言：“共有财产的管理权，统摄于家长(尊长)，家属(卑幼)不得擅自使用、收益或处分。”(70)同居卑幼不得擅用及处分家财，历代法律多有明文规定，并且符合礼典的规定。从司法实践来看，对于私自典卖家产的案件，司法官吏也多依据法律认定处分无效。

本文对此予以认同，但这仅为家产制的一面。相较于同居卑幼，父亲对家之公产的处分确实具有相对较强的主导地位。但与此同时，在家产制下多元利益并存的现实中，以“己产”或代表“房”的利益进行的处分并不鲜见，司法判例中官员也并非一概否决。“房”或子孙个体拥有一定的利益处分空间。

在宋代，士大夫赵鼎将家产分为不许分的不动产和许分的动产，前者即属家族公产，用于日常生活、聘礼嫁妆、祭祀丧葬，以至兴建房舍等；后者变成各房的私产，可随意处置，他房不得过问。(71)至明清时代，亦有史料证明除了公产由家长支配外，各房和个人对专属的财产具有处分权。以明代休宁吴文奎的家庭为例，在未分家析产期间，吴文奎名下的大家庭和诸子小家庭分别承担着不同事务。吴文奎名下的大家庭承担着包括诸子在内的日常生活费用，而诸子小家庭承担着各自的私务费用。如在婚姻方面，对于诸子第一次婚姻，其费用由吴文奎名下的大家庭承担；对于诸子继娶或娶妾，其费用则由诸子个人承担。这使得吴文奎家庭事务出现多元结构，诸子可以使用个人财产，家长对诸子小家庭财产没有支配权。(72)司法审判中，对自置财产或女性财产，个人或者“房”可以处分，他人即使未分家也不能处分。在清代“秦张氏控侄私卖田产”案中，兄弟秦集之、秦弘模与其婶母秦张氏未分家析产，家中现有之产业均为秦弘模担任官吏期间利用其俸禄自置。兄秦集之多次将弟秦弘模所置产业售卖，在秦弘模死后引发纠纷。司法官吏认为，对于秦弘模自置财产，其兄长与婶母均不能自行处分，判令将秦集之私自出卖的田产追回。(73)

如果家贫，绝对的公产尚可能维系，一旦财富增多、家事日繁，加之血缘关系渐趋疏远，完全的公产便难以为继。因此，在有产之家，各房乃至个人拥有相当的财产处分权就不难理解了。同时，随着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和市场交换的频繁，交易活动也并非全部是以家为主体的土地流转，在大量日常、高频的小额商品交易中，以“房”或者个人为主体进行是必然趋势。个人对消费性物品的处分权这一点已经为费孝通、赵冈等学者所注意。(74)

另外明清之际由契约可见的一个趋势是，分家时未作分析的祭田、族产等公产日趋股份化，且逐渐成为可由个人所处分的财产。祭田等公产是分家时为公共目的所保留的产业，禁止其买卖为明清法律的明文规定，亦为家族法规所强调，但是在福建等地，仍有很多契约以“房”或者个人为主体对其份额或者收益进行处分。如《福建民间文书》一书中收录的光绪十二年至三十三年出卖族产份额的契约文书就有十一份。(75)光绪七年张有财签订的出卖族田契约颇具代表性。该族田田皮原本由三房轮耕，其他两房早已将轮值年份的份额卖出，只留一份在家，这一房之下分为柴客、荣茂、有财三房，柴客在日早将自己一股卖与本族外房。因为荣茂身故，缺钱殡殓，有财就将他与荣茂两股一并立契出卖。至此这块族田田皮已经全部卖完。(76)这一份契约中包括了几次各房将公田份额出卖的活动。公产的设置本为家族公共事务，并具有鲜明的身份性。将公田按股出售在一些地区的流行，显示出商品经济下财产流转对身份关系的不断冲击，以及公产向私产、个人财产不断分化的趋势。

综上，在古代家产制下，礼制和法律虽禁止子孙私擅处分家产，但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家庭生活的实际需求，使得公产不断向私财、个人财产分化，“房”或个人具有一定的财产处分权。多种处分权并存于家产制下的现实，彰显了家与个人、公产与私有之间的内在张力。

(三)拨产：从家族传承到兼顾个体利益

一般认为，家产制是一种整体的利益安排，其目的是保障家族利益及家族存续与繁荣。如滋贺秀三认为，中国的继承是祭祀、财产、人格三者不可分的一体化事实。(77)俞江认为，“在一个家中，家庭成员对家产满怀期待，家产是他们生存、养育和发达的基础”，家长从维持大家庭的利益出发去处分家产，设定祀产。(78)本文赞同这一方面，同时认为应予补充的是，家产制的制度安排在保障家族利益的同时，亦兼顾了个人利益。

家产制的制度安排，包括了两个层面：一是家的利益和家如何存续，二是家中的人如何安排。家产制能够集中家庭的经济力量，应对赋税、灾荒、婚丧嫁娶等大事，通过家庭的财产积累购买土地、投资教育，提升“家”的社会经济地位，保障家族传承。同时，家产制在古代之所以受到国家权力的支持，在于其“均其贫富，养其孝悌”(79)的目标，以及其所具有的集祭祀、经济互助、扶贫养老为一体的多重社会功能。在古代社会，国家无法直接给予个体生存的福利与保障，这一职能相当程度上是由家产制来实现的。“生则养，没则丧，丧毕则祭。”(80)家是祭祀继嗣之地，也是同居共财的经济单位，更是育幼养老之所。在农业社会中，家族成员的互助及家产的代际传递，兼顾了个体包括弱势群体的生存和利益。

拨产集中体现了对个人财产的尊重和对个人利益的考量。分家在贯彻诸子均分原则的同时，一般会留存祀产、灯油田、父母养老田、嫁妆费、娶亲费、长孙田等进行再分割，在分家契约中称为“分拨”或“拨产”，其在目前留存的契约中大量可见。如《顺治徽州程阿毕立分家书》载：有“存众田四坵，计租四十九秤……存银贰拾两贴嘉裕、嘉祥娶亲支费。女时弟存银捌两在众，待出嫁四分均出。分拨之后四子各搭银六钱，四共搭银二两四钱以作母膳，照月毋得缺少，日后百年四分均葬。”(81)在这一契约中，同时留存了存众田、嫁妆费、娶亲费、赡养费等。即使是在贫寒之家，也会尽力安排好家庭中的个体。清光绪七年，叶大核家庭有田12亩，欠债300洋。在留贴长孙费、赡养费后，已无多余产业拨分幼子以备将来娶资，但分家书仍载“予所穿之衣服，至今日仅存旧皮棉袍套各一通，津贴三子振熠婚娶，毋得异说”。(82)分拨的财产中既顾及了家族祭祀、救济族众的需要，又顾及了女性出嫁、未婚幼子以及年老父母的生活，为他们预留了个人财产。

考虑到父母的养老问题，分家时常分拨土地作为膳田或者留存赡养费，其中一方去世时，作为个人财产为另一方提供老年的生活保障。这一习惯在清代广泛存在，如直隶清苑县，福建政和、建阳、莆田等地。(83)现实中孀妇财产易受侵夺，多个明清案例可见司法保护孀妇的财产。(84)在清代分家书中还常见到，将父母的丧葬费用或者丧葬地提前留存。如清乾隆年间的分家文书中列：“再批众存杉木五根，父亲存坐二房地内贰根，四房地内叁根，以作衣衾之□。”(85)其中“衣衾”是棺椁的委婉说辞，即对父亲的丧葬费用也预先分拨，做了妥当安排。养膳田、丧葬费的预留，从家族角度看，是维护孝道伦理、保持家长最终权威的物质基础，而从个体来看，则是对年老父母生存和利益的最后保障。

在不少地区，预拨长子长孙田的习惯长期存在。一般认为其设置是基于家庭宗祧继承和祭祀的安排。从现存契约来看，除了对家族传承和长子身份的考虑外，还有对长子较早参与家庭经营，为家庭付出较多的额外补贴之意。如清光绪四年的一份分家书中说：“又坐土名上干田壹业，坐长子经管，以报勤劳之苦，又坐土名水角后地壹业，坐长孙经管，以为爱恤之恩。”(86)因长子“同创基业有功”“从予辛勤”(87)而额外多分产业的表述在清代分家契约中并不少见。这既是对嫡长关系的看重和家族传承的重视，又有对家中付出较多的个体予以回报的公平之意。

在分家时为女性预拨妆奁的习惯在各地广泛存在，女性的个人财产亦受到法律保护。从立法目的与社会需求来看，是在夫为妻纲的社会结构下，为女性保留一定的财产自主性和生活空间。女性财产不仅有生活用品，也可能包括田产、店铺等资本，成为其贴补己用、抚养亲生子女乃至在家庭中争取话语权的物质基础。当因为离婚、守寡等原因失去家庭时，亦可以成为其最后的生存保障。

另外要提及的是不属于拨产范围但可获得个人财产的继子、养子、赘婿等身份主体。法律和习惯赋予他们一定财产，主要是因为他们进入家庭后一般负担了养老和劳动等义务。获得财产的多少则根据他们在家中生活的时间长短、贡献多少，以及对长辈所尽的奉养义务酌定。在当时社会中他们属于弱势群体，分给其财产常在户绝之时，一般情况下不会影响以宗法为基础的财产分配与身份继承，同时包含了对他们为家庭付出的回报和基本生存的保障，同样属于兼顾了家庭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制度安排。

综上，家产制通过一系列弹性设置为不同身份、处境的个人提供了利益保障与生存空间。对个人利益的考虑以维系家族利益为前提，其制度安排既坚持了家产制的基本原则，不动摇原有的基本财产结构和身份秩序，同时又予以变通，保障了个人尤其是弱势者的基本生存。这种制度设置，反映了传统财产制蕴含的实用理性。

结语

家产制的存在与传承主要源于国家治理的实际需要，而从经济发展、人性需求乃至儒家伦理来看，个人主体及其财产仍具有不可忽视的存在基础。传统社会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整个社会对于私有财产的重视。在家的框架之下为个体的基本生存及多元主体的需求提供制度保障，这种制度弹性和实践智慧或许正是家产制在传统社会能够长久存续的重要原因。当前学者普遍对传统中国社会中的个体之私予以否定，主要在于其以西方近代以来的个体观和个人所有权为尺度来认识传统中国的财产秩序，从而进一步突出家族本位的社会结构和家的主体地位。财产的个人取向和家庭取向并非绝对对立，(88)家庭财产制与个人财产也并非完全不相容。对传统社会个人财产的审视和家产制叙事的修正，不仅可以矫正完全以家为出发点带来的视野盲区，也有助于在对往昔民族生活与法律的历史考察中，更好地厘清传统法与近现代法治的深度链接。

近代以来在西方法律的影响下，个人所有权被引入中国，传统家产制逐渐解体。清末民国民法近代化的历程，正是个人财产权取代家产制的进程。然而时至今日，在剥离了父权和夫权之后，家与家产制在社会生活中影响依旧深远。在当代，家不仅承载了中国人的日常情感和社会生命，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仍为经济共同体和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家产制作为习惯仍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并与当代财产法呈现出相通之处。(89)民法典的诸多条款彰显了对传统财产法的继承。与此同时，单纯依靠现代财产法难以观照基于民族性的家产习惯，如以赠与、共同共有等现代法律概念来解决父母出资购房、分家析产等家产传承行为，是法律难以解决此类社会问题的重要原因。唯有妥善安顿深植于民族生活的家庭伦理与财产习惯，才能实现当代家庭财产法与社会生活的协调。在这一意义上，传统财产法的影响并未消散于历史，而是转化为一种根植于人性伦常与民族生活的深层基因与持久传承。

注释：

①参见林辉煌：《家产制与中国家庭法律的社会适应——一种“实践的法律社会学”分析》，《法制与社会发展》2012年第4期。

②参见俞江：《家产制视野下的遗嘱》，《法学》2010年第7期。

③参见费孝通：《江村经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6页；滋贺秀三：《中国家族法原理》，张建国、李力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406页；俞江：《论分家习惯与家的整体性——对滋贺秀三〈中国家族法原理〉的批评》，《政法论坛》2006年第1期。

④俞江：《论分家习惯与家的整体性——对滋贺秀三〈中国家族法原理〉的批评》，《政法论坛》2006年第1期。

⑤参见陈景良：《何种之私：宋代法律及司法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柳立言：《宋代的家庭和法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25页；尹成波：《子孙“自置财产权”研究——以律令和判例为中心》，《学术月刊》2017年第7期。

⑥参见陈顾远：《中国婚姻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白凯：《中国的妇女与财产：960—1949》，刘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柏清韵：《宋元时代中国的妇女、财产及儒学应对》，刘晓、薛京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

⑦中田薰「唐宋時代の家族共產制」国家學會雜誌40巻7號，8號(1926年)1頁以下；仁井田陞：《唐宋之家族同产及遗嘱法》，汪兼山译，《食货》1935年第1卷第5期；滋贺秀三：《中国家族法原理》。

⑧参见戴炎辉：《中国法制史》，台北：三民书局1979年；俞江：《论分家习惯与家的整体性——对滋贺秀三〈中国家族法原理〉的批评》，《政法论坛》2006年第1期。

⑨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

⑩《礼记》，胡平生、张萌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14、526页。

(11)仁井田陞：《中国法制史》，牟发松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69页。

(12)参见仁井田陞：《中国法制史》，第169页。

(13)参见滋贺秀三：《中国家族法原理》，第129页。

(14)参见俞江：《论分家习惯与家的整体性——对滋贺秀三〈中国家族法原理〉的批评》，《政法论坛》2006年第1期。

(15)仁井田陞：《中国法制史》，第176页。

(16)参见滋贺秀三：《中国家族法原理》，第178页。

(17)参见俞江：《论分家习惯与家的整体性——对滋贺秀三〈中国家族法原理〉的批评》，《政法论坛》2006年第1期；滋贺秀三：《中国家族法原理》，第406页。

(18)参见仁井田陞：《中国法制史》，第169页；戴炎辉：《中国法制史》，第215页；滋贺秀三：《中国家族法原理》，第178页；俞江：《论分家习惯与家的整体性——对滋贺秀三〈中国家族法原理〉的批评》，《政法论坛》2006年第1期。

(19)参见周枏：《罗马法原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52页。

(20)参见滋贺秀三：《中国家族法原理》，第178、406页。

(21)“房”是一个具有伸缩性的概念，本文的“房”是相对于未分家析产的家而言，指家之下由诸子组成的家庭分支。有学者认为，“房”是宗族内部相对于父子系谱关系所构成的由近及远的不同亲属群体，相对于同一父系之下的诸子组成的家均可以称为“房”。参见刘道胜：《明清徽州宗族关系文书研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26页。

(22)转引自星野英一：《私法中的人》，王闯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第25页。

(23)参见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第17页；滋贺秀三：《中国家族法原理》，178页。

(24)参见徐忠明：《“礼治主义”与中国古代法律观念》，《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8年春季号。

(25)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55、174页。

(26)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33页。

(27)参见陈景良：《何种之私：宋代法律及司法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

(28)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0，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820页。

(29)参见刘云军校注：《袁氏世范》卷1，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27页。

(30)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2，第4404页。

(31)参见尹成波：《子孙“自置财产权”研究——以律令和判例为中心》，《学术月刊》2017年第7期。

(32)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名公书判清明集》卷8，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71-272页。

(33)参见杨一凡、徐立志：《历代判例判牍》第3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46页。

(34)参见杨一凡、徐立志：《历代判例判牍》第11册，第282页；邱煌：《府判录存》，谢晶、刘浩田点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23年，第144-145页。

(35)参见柳立言：《宋代的家庭和法律》，第332页。

(36)唐《户令》曰：“应分田宅及财物者，兄弟均分……妻家所得之财，不在分限。”《宋刑统》对于妻子所得之财也做了类似的规定，不计入家产内。参见仁井田陞：《唐令拾遗》，栗劲等编译，长春：长春出版社1989年，第155页；薛梅卿点校：《宋刑统》，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221页。

(37)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名公书判清明集》卷7，第238-239页。

(38)如“继绝子孙止得财产四分之一”所判“田县丞家产案”“处分孤遗田产案”“女合承分”，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名公书判清明集》卷8，第251、288、290页。

(39)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名公书判清明集》卷4，第115-116页。

(40)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名公书判清明集》卷10，第365页。

(41)《大明令·户令·户绝财产》：“凡户绝财产，果无同宗应继者，所生亲女承分。无女者，入官。”《大清律例·户律·卑幼私擅用财》中也有同样的规定。参见怀效锋点校：《大明律》，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242页；田涛、郑秦点校：《大清律例》，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187页。

(42)参见胡旭晟等点校：《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783、785、791页。

(43)参见胡旭晟等点校：《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第855页。

(44)参见滋贺秀三：《中国家族法原理》，第428页。

(45)参见四川省档案馆、四川大学历史系主编：《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上，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51页；四川省档案馆、四川大学历史系主编：《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下，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90页。

(46)参见胡旭晟等点校：《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第897-898页。

(47)参见胡旭晟等点校：《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第765页。

(48)参见滋贺秀三：《中国家族法原理》，第419页；柏清韵：《宋元时代中国的妇女、财产及儒学应对》，第86-87页。

(49)参见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一之五八，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5902页。

(50)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名公书判清明集》卷7，第216页。

(51)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名公书判清明集》卷7，第206、277页。

(52)田涛、郑秦点校：《大清律例》，第179页。

(53)胡旭晟等点校：《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第915页。

(54)参见胡旭晟等点校：《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第808、1058页。

(55)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名公书判清明集》卷10，第375页。

(56)参见柏清韵：《宋元时代中国的妇女、财产及儒学应对》，第89页。

(57)参见王跃生：《中国传统家庭合与分的制度考察》，《社会科学》2013年第7期。

(58)朱熹：《晦庵集》卷99《晓谕兄弟争财产事》，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767页。

(59)参见柏清韵：《宋元时代中国的妇女、财产及儒学应对》，第96页。

(60)参见滋贺秀三：《中国家族法原理》，第178-179、171页。

(61)参见俞江：《论分家习惯与家的整体性——对滋贺秀三〈中国家族法原理〉的批评》，《政法论坛》2006年第1期。

(62)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5，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23页。

(63)参见许怀林：《陆九渊家族及其家规述评》，《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2期。

(64)参见王裕明：《家长制下明代徽商家庭及家庭财产的多元结构——以休宁吴文奎家庭为例》，《学术界》2023年第7期。

(65)参见王裕明：《明代正余利制合伙组织中商人资本的二元结构——基于〈万历程氏染店查算帐簿〉的分析》，《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

(66)参见俞江：《论分家习惯与家的整体性——对滋贺秀三〈中国家族法原理〉的批评》，《政法论坛》2006年第1期。

(67)邱煌：《府判录存》，第306页。

(68)柳立言：《宋代的家庭和法律》，第348、366页。

(69)刘道胜：《众存产业与明清徽州宗族社会》，《安徽史学》2010年第4期。

(70)戴炎辉：《中国法制史》，第214页。

(71)参见柳立言：《宋代的家庭和法律》，第353页。

(72)参见王裕明：《家长制下明代徽商家庭及家庭财产的多元结构——以休宁吴文奎家庭为例》，《学术界》2023年第7期。

(73)参见杨一凡编：《古代判牍判例新编》第12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547页。

(74)参见费孝通：《江村经济》，第56页；赵冈：《永佃制研究》，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年，第30页。

(75)参见陈支平：《福建民间文书》第4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32、158、180、192、212、217、234、261、274、277、301页。

(76)参见陈支平：《福建民间文书》第4册，第132页。

(77)参见滋贺秀三：《中国家族法原理》，第96页。

(78)俞江：《论分家习惯与家的整体性——对滋贺秀三〈中国家族法原理〉的批评》，《政法论坛》2006年第1期。

(79)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名公书判清明集》卷8，第279页。

(80)《礼记》，第928页。

(81)王钰欣、周绍泉主编：《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清·民国编)卷1，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21页。

(82)俞江主编：《徽州合同文书汇编》第4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79页。

(83)参见胡旭晟等点校：《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第761、921页。

(84)如明代“息诉黄宅俊案”“讼地粱瑜案”等，参见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点校：《盟水斋存牍》，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33、590页。

(85)俞江主编：《徽州合同文书汇编》第1册，第196页。

(86)俞江主编：《徽州合同文书汇编》第4册，第183-184页。

(87)王钰欣、周绍泉主编：《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清·民国编)卷4，第404、464页。

(88)参见肖瑛：《“家”作为方法：中国社会理论的一种尝试》，《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11期。

(89)参见汪洋：《貌离神合：家庭财产法对传统家观念的呈现》，《法学研究》2023年第3期。

转自《社会科学》(沪)2026年第3期

清朝治理基层社会的制度主要由征收赋役的里甲、维护治安的保甲和推行教化的乡约组成，里甲、保甲、乡约的基本制度被收录于《皇朝文献通考·职役考》之中，可见里甲、保甲、乡约属于职役，因其推行于地方，负责社会事务，不妨称之为地方社会职役，以别于官府衙门中的捕役等。以往对清代地方社会职役的经典研究是通论性的制度考察，[1] 由于清代的职役设置具有因地制宜的特点，分省考察实有必要。清朝官方政书虽记载职役制度，但对执行的情况语焉不详。除制度外，职役人的具体活动情况也需了解。呈现职役在地方的实态以及治理情况，还需借助除《皇朝文献通考·职役考》以外的其他资料。清朝刑科题本档案记载了呈报案情者的官役身份，口供中也会涉及报案的官役，这为我们了解地方社会职役提供了新的资料。关于清代山西地方社会职役问题，笔者在两篇论文中都对其予以讨论。其一利用碑刻资料考察了清代山西的乡约；[2] 其二依据杜家骥主编的《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辑刊》[3]讨论了清中叶山西地方职役的名称、种类和地方职役系统。[4]兹以笔者所主编的《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分省辑刊》[5]以及乾隆朝刑科题本为资料，[6]就清乾嘉时期山西地方社会职役制度与形态做一些补充性的探讨，以期进一步完善对该问题的认识。

一、乾隆朝山西地方社会职役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的《清代地租剥削形态》《清代土地占有关系与佃农抗租斗争》，辑录了刑科题本中的土地债务类资料，共计17个山西事例记载了地方社会职役名称。郑秦、赵雄主编的《清代“服制”命案——刑科题本档案选编》有2个山西事例记载了地方社会职役名称。常建华主编的《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分省辑刊》收录了4件虽案发生于乾隆朝但于嘉庆朝结案的刑科题本，记载了报案的地方职役名称。我们现将这23个事例制成下表1。

在上述23例当中，山西地方社会职役名称为乡约的有12例，甲头3例，牌头、村头、地方各2例，乡保、甲长各1例，共计7种职役名称。乡约中有第16例和第20例也称作乡保，即乡约与保甲合称的简化，以乡约代表乡保，可见乡约在乡保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甲长、甲头、牌头属于保甲系统。地方一般认为属于承担赋役的里甲系统。

清代的职役制度奠基于顺治时期。关于保甲制度，“顺治元年置各州县甲长总甲之役，各府州县卫所属乡村，十家置一甲长，百家置一总甲，凡遇盗贼、逃人、奸宄窃发事件，邻佑即报知甲长，甲长报知总甲，总甲报知府州县卫核实，申解兵部。若一家隐匿，其邻佑九家、甲长、总甲不行首告，俱治以罪。臣等谨按：保甲为弭盗安民之良规，国家定鼎之初即举而行之，其后屡经申饬，为法甚详且备，此盖其权舆也。考十七年令民间设立里社，则有里长、社长之名，惟八旗庄屯以设领催，不更设里长，南省地方以图名者有图长，以保名者有保长。其甲长又曰牌头，以其为十家牌之首也，十牌即为甲头，十甲即为保长，又曰保正，是皆民之各治其乡之事而以职役于官，沿诸古法，变而通之，与民宜之”。[7]保甲制度的职役有甲长、总甲、保长(保正)、牌头和甲头等。

清承明里甲制度，顺治三年(1646)“禁革主保、里长并催头、大户名色。天下各府州县编赋役册以一百一十户为里，推丁多者十人为长，余百户为十甲，甲凡十人。岁役里长一人管摄一里之事，城中曰坊，近城曰厢，乡里曰里，里长十人，轮年应役，催办钱粮，勾摄公事。凡十年一周，先后各以丁数之多寡为次……凡里甲之民轮充，现年止令催纳各户钱粮，其一应差徭勿使现年受累……其州县官或于额外私派而上司徇隐者，许里长、甲长据实控告，依律治之”。[8]里甲制度有里长和甲长两种地方社会职役，里甲除催纳钱粮外，还“勾摄公事”。

清朝乡约制度颁布于顺治十六年(1659)，乡约制度的职役有约正、约副等。约正、约副负责讲解“六谕”原文。约正、约副由乡人公举60岁以上，行履无过、德业素著的生员担任；若无生员，即以素有德望，年龄相当的平民担任。每遇朔望，进行宣讲，并根据乡人善恶表现，登记簿册，分别奖惩。[9]乡约保甲制度在康雍乾时期得到了加强。如在乡约方面，清廷于康熙九年(1670)颁上谕十六条，令府州县乡村人等切实遵行。雍正二年(1724)，清世宗将近万言的《圣谕广训》颁发直省，通行讲读。在保甲方面，清廷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申行保甲之法，雍正四年(1726)严饬力行保甲，又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整理直省保长保甲。清朝里甲制度变化较大，雍正时期实行摊丁入地改革后，力行保甲，加强了对齐民的控制，里甲制有所弱化。

了解了上述清朝地方社会职役制度的推行情况，便于把握乾隆时期山西的地方社会职役制度名称与形态。上述23例山西地方社会职役的地域分布为：太原府8例，其中榆次县乡约2例，岢岚州村头1例，太原县甲头1例，岚县村头1例，徐沟县乡约1例，阳曲县地方、乡约各1例，共计太原府乡约4例，村头2例，甲头、地方各1例；汾州府5例，其中永宁州地方1例，介休县、乡宁县、孝义县乡约各1例，临县牌头1例，共计汾州府乡约3例，地方、牌头各1例；泽州府1例，为沁水县乡约；平阳府2例，为岳阳县乡保1例，赵城县乡约1例；朔平府1例，为左云县乡约；保德州1例，为河曲县牌头；归化城直隶厅2例，为甲头；托克托直隶厅1例，为甲长；忻州直隶州1例，为乡约；不知山西具体地点1例，为乡约。

由此可知，乾隆朝山西地方社会职役主要是乡约，在23例职役名称中占到一半还强。职役事例最多的是太原府。在同一府中，职役名称并不统一，如太原府除乡约外，还有村头、甲头、地方。汉族与蒙古族混居地区的归化城直隶厅有2例甲头，托克托直隶厅有1例甲长，说明这一地区比较重视保甲系统，以维护社会秩序。这种局面与清廷特别重视汉蒙混居地区有关。乾隆八年(1743)，清廷“令山陕边外种地人民设立牌头、总甲。部臣议奏：山西、陕西蒙古地方种地人民甚多，其间奸良难以分晰，应设立牌头、总甲，令其稽察。即于种地人民内择其诚实者，每堡设牌头四名，总甲一名。如种地民人内有拖欠地租并犯偷窃等事及来历不明之人，即报明治罪，如通同徇隐，将该牌头等一并治罪”。[10]乾隆四十八年(1783)，“户部议覆、山西巡抚农起疏称：查明和硕庄亲王、惠郡王、公绰克图、闲散宗室宁和等四家，塔拉库布尔地方牧厂已垦成熟地，应于四十七年入额，未开地仍陆续招垦，至该处与蒙古游牧毗连，请照太仆寺牧厂挖濠堆石为界，并每村设立乡保，编查保甲。其承种民人应给执照，或不愿承种者禀明另行推认。应如所题。其已垦地即饬各家分收。未开地，俟升科后再行分给。从之”。[11]除边外之地，清朝其他地区也推行地方社会职役，如沁州武乡县乾隆二十一年“所有驿务统归武乡县知县管理，各驿丞仍照旧管理一切，其查点保甲缉拿盗逃等件，许解印官审理，疏防失事，照例参处”。[12]乾隆四十五年，山西巡抚喀宁阿奏：“严饬所属稽查保甲，缉盗诘奸实力奉行。得旨：一切实力妥为之，毋为空言。”[13] 据此，清朝推行保甲的实际效果还有待证明。

刑科题本除了在开头部分提到报案人之外，还在口供或审案结果部分提到与报案职役有关的情况。口供的事例，如乾隆二十一年阳曲县民苗光富挟嫌毒死苗光荣一案，据苗光富供，他作案后“地方们就把小的拴住”。[14]乾隆三十五年(1770)赵城县民李玉娃拉跌梁环受伤身死一案，据梁全兴供：“小的因儿子的伤不是被他打的，所以没投乡约禀报。不料儿子到十五日夜死了，乡约就来问明具报的。”从这两个事例可见，乡约、地方在报案和抓获嫌疑人过程中发挥作用。在审案中涉及有关职役的事例，如乾隆二十年沁水县民王蛮娃殴伤许共保身死一案，在审案时提到“杨生高劝阻不及，应与报迟有因之乡保王冲宵，均免置议”；乾隆二十七年岳阳县审理贺生正殴砍贺生让身死一案，案发“次日乡保见尸报县验讯”。[15]

山西地方社会职役一般应当是轮流承当。如山西临县民刘子通掷伤刘添表身死一案，“缘刘子通系刘添表无服族叔，同村居住，该村牌头向系轮流充当。乾隆四十四年刘子通充应牌头，至四十五年役满，轮值刘添表接充。刘添表屡次推诿，仍系刘子通代管。六月初五日傍晚，刘子通撞遇刘添表，复令接充。刘添表嗔其絮烦，致相嚷骂。刘添表揪扭刘子通衣领欲殴，经刘玉宗拉劝，刘子通走避。刘添表仍嚷骂追赶，拾砖向掷未中。刘子通转身亦拾砖回掷，致伤刘添表脐肚，至初六日傍晚殒命”。[16]由此看来，牌头是大家唯恐避之不及的苦差役。

二、嘉庆朝山西地方社会职役

嘉庆二十一年(1816)的潞安府长治知县示谕冯村绅士乡约碑记，将约正作为“役”看待，职责是“上而伺办公务，下而稽查匪类”，有十三班乡约轮流值月办公，整饬村规，从属于政府的行政系统。[17]碑刻资料虽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职役的形态，但我们在碑刻中未发现清代职役投报刑案的事例，而刑科题本则专门记载了职役报案情况。现以《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分省辑刊》为依据，制成下表2。

表2具有山西地方社会职役名称的档案为58例，其中乡约25例、乡地9例、地方7例、甲长4例、乡保3例、里地3例、保长1例、小甲1例、甲头1例、地保1例、村保1例、约保1例、约地1例，共计13种名称。据表1和表2统计，关于刑科题本所记的山西地方社会职役的名称数量，嘉庆朝比乾隆朝多6种，表2与表1相比缺少牌头、村头两种名称，但表2多出表1所没有的乡地、里地、保长、小甲、地保、村保、约保、约地8种名称。关于山西地方社会职役，据表1统计，在乾隆朝刑科题本中共有23例，其中乡约12例，约占52%；据表2统计，在嘉庆朝刑科题本中共有58例，其中乡约25例，约占43%，与乾隆朝相比，比例虽有所下降，但也几近总数的一半。嘉庆朝山西新增地方社会职役乡地9例，约占总数58例的16%，十分引人注目。嘉庆朝山西地方社会职役地方为7例，约占总数58例的12%，比例也较高。

笔者另外依据杜家骥主编的《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辑刊》统计出山西地方职役78件，[18] “其中出现乡约29件、乡地25件、地方4件、保长4例、乡保3件、村头2件、总约2件、保正2件、小甲2件、甲头2件、甲长2件、地保1件。可见乡约与乡地数量大致相当，总计54件，占总数的69%，最为普及。因此可以说，嘉庆时期山西村社事务一般是由乡约、乡地主持的”，[19]引文中出现的职役名称为12种。表2中的嘉庆朝山西地方社会职役乡约、乡地加在一起，约占总数的59%，支持了笔者以前的看法。在笔者统计的嘉庆朝刑科题本中的78件地方社会职役中，乡约约占37 %，乡地约占32%。一般认为乡地是乡约与地方的合称，乡约在地方社会职役中的占比本来就很高，再加上乡地中的乡约成分，乡约的占比将会更高。

笔者根据《清史稿·地理志》和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对表2中山西各府州厅地方社会职役的地区分布加以统计：太原府11件，其中阳曲县2例，地方、乡地各1例；太原县1例，为乡约；文水县3例，均为里地；祁县2例，乡约、乡地各1例；兴县1例，为地方；交城县2例，为乡地。以上6个县的案例数量较为平均，总计乡地4例、里地3例、地方2例和乡约2例。汾州府13件，其中汾阳县3例，均为地方；介休县3例，乡约1例、乡保2例；临县1例，为乡约；平遥县1例，为乡保；永宁州1例，为乡地；孝义县2例，乡地、地保各1例；石楼县2例，地方、乡约各1例。在以上7个州县的案例中，汾阳县、介休县较多，其余为1—2个，较为平均。7个县共计地方4例、乡约3例、乡保3例、乡地2例和地保1例。潞安府3例，其中长子县村保1例，壶关县约保1例，屯留县乡约1例。沁州直隶州1例，为乡约。平定直隶州1例，为寿阳县乡约。平阳府4例，其中襄陵县、临汾县、洪洞县乡约各1例，曲沃县约地1例。解州直隶州1例，为平陆县乡约。绛州直隶州1例，为乡约。隰州直隶州2例，其中州属乡地1例，永和县乡约1例。霍州直隶州6件，其中州属乡约2例，乡地1例；灵石县3例，甲长2例，小甲1例。大同府3例，其中大同县、怀仁县乡约各1例，天镇县甲长1例。朔平府3例，其中府属乡约1例，朔州县乡约2例。忻州直隶州1例，为乡约。代州4例，其中州属1例；崞县3例，地方、乡约、乡地各1例。保德直隶州1例，为乡约。归化城直隶厅1例，为本城保长。清水河直隶厅1例，为甲头。托克托直隶厅1例，为甲长。

上述统计缺少泽州府、辽州直隶州、蒲州府、宁武府、萨拉齐直隶厅、丰镇直隶厅、宁远直隶厅的事例。不过笔者依据杜家骥主编的《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辑刊》所作的统计得知，这7个府州厅存在职役的事例。在各府州厅中，依据上表1的统计，乾隆朝太原府、汾州府的职役事例数量最多，依据上表2的统计这两个府在嘉庆朝的职役事例的数量也是最多的。在乾隆朝太原府的职役事例数量位居第一，而在嘉庆朝汾州府的职役事例数量位居第一。

在上述各府州厅中，位于蒙古族为主居住区的归绥六厅中的归化城直隶厅、清水河直隶厅、托克托直隶厅，职役均属于保甲系统。这里是汉民流动人口聚居之处，格外强调治安。以归化城直隶厅为例，户部回奏嘉庆帝：“归化城种地民人，由该同知、通判各按所管地界，照编造保甲之例，每年将旧存、新到及回籍病故人数各若干，注明系何州县民人，造册咨送臣部查核。除嘉庆十四年人数尚未造报外，计十三年分实在民人四千九百余名。”[20] 可知当时归化城外地人比较多，清朝采取保甲制对其进行管理。

地方社会职役不仅出现在刑科题本报案者的身份记载之处，而且在题本记载的口供和官府审案结果里还保留了职役的一些活动情形。第一，案发后涉案人员向职役报案，乾隆六十年介休县程宜法商同众人谋杀程廷玑身死案，据监生程廷琇、捐职千总程廷璠同供：“程廷玑已被砍伤身死。曹清选帮同小的们追赶拿住年老一人，投知乡保，问说叫王秉富，是程宜法叫刘富仁转邀他同扬富盛们把程廷玑砍死的。”投知乡保，就是投案知会乡保。嘉庆十二年永宁州客民张玉因欠钱与邢田照结仇谋扎邢田照身死案，据张玉供：“小的转身用刀扎伤邢重则头上，又扎了李三左臂膊一下脱身跑走。半路上撞见闫开根问知情由，把小的扭交乡地具报的。”[21] 闫开根直接将凶犯交给职役报案。

第二，职役主动调研案情。嘉庆十二年孝义县民张尔仲等捆缚于智殴打致伤身死私和匿报案，据于郭氏供：“后来地方张玉兴来查问，小妇人就说是儿子失跌身死，已经掩埋，不愿报验，他就去了。”这是职役闻讯后主动查问。嘉庆十七年石楼县客民刘庭幅因被索讨面钱殴伤张梦茂身死案，据死者之父张鸿兆供：“正月十八日，儿子怎样向刘庭幅讨要面钱争闹，被刘庭幅殴伤身死，小的先不知道，是十九日乡约通知，小的才来看明候验的。”[22] 职役了解案情后，通知死者家属验尸。

三、清中叶山西地方社会职役的混合形态

笔者依据杜家骥主编的《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辑刊》指出，山西乡约与乡地名称混用，乡约与乡地的职责略同，“地方”与“乡约”均负责地方事务，以致混合为“乡地”。[23]本次考察新注意到两类混称：一是乡约、乡保可以混称。乾隆六十年介休县程宜法商同众人谋杀程廷玑身死案，官府说“据介休县董村乡约王奇仲报”，而据监生程廷琇、捐职千总程廷璠同供称：“投知乡保”。乡约与乡保是相通的，相通的基础是二者都有乡约。二是地保、地方、乡地可以混称。嘉庆十二年孝义县民张尔仲等捆缚于智殴打致伤身死私和匿报案，刑科抄出山西巡抚成宁题本，是据按察使张映汉呈文，该按察使据汾州府知府王彝象详文，该知府据孝义县知县葛拱宸详文，该知县访得此案件，“当即差拘张尔仲并乡邻尸亲人等到案。讯据地保张玉兴供”，这里出现的“地保”应当是葛知县的用语。而据于郭氏供：“后来地方张玉兴来查问”，口供则称张玉兴为“地方”。三法司审案则说“乡地张玉兴讯无受贿情事”，[24]用“乡地”作为张玉兴的职役名称。这说明时人对于地保、地方、乡地并无严格区分，可以混称，只是视为地方社会职役而已，混称是基于“地方”的存在。

此外，笔者还注意到太原府文水县的3个事例出现的职役是“里地”。“里地”可以理解为里长，如文水县民王应得殴伤伯母王张氏身死一案，陕西巡抚的题本记载为“据旧城村里地郭景谦报称”，而三法司题本则记载为“据里长郭景谦报称”，将里地、里长混称。

乾嘉时期山西地方社会职役主要是乡约、地方、保甲，三者原本的分工是教化、赋役、治安，这时既有独立存在的形态，又有混合的形态，管理具有综合性，我们从各种职役名称的混称以及承担的事务就可以看到这一点。府州厅的地方社会职役形态呈多样化，而县一级职役形态较为单一，说明大致以县为单位推行有关制度，清朝的地方社会职役设置采取因地制宜的策略。以山西平定为例，清中期以来官房(村社共建具有独立性的公共空间)具有类似 “乡约所”的职能，其运行依赖保甲、乡地等基层社会组织，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里甲、保甲等职役员经常在不同场合出现，共同维持祭祀或协调村落秩序；二是村社事务纷繁，“乡地”成为基层具体事务的主要职役人员。“保甲和乡地之间的功能差异很难区分，他们在村社中均具有综合性职能，这也是清代出现在其他地方的普遍现象”。[25]

山西乡约虽以教化为名，但平时实则主要承办国家各类差徭，清中叶有人描述了当时的乡约：“今之乡约既无号数，又无处所，在城乡约不但不觉察奸匪，查禁窝赌，而且扰索闾阎，把持乡党，在四乡者畏胥役如虎，一有官差到乡，供办车价饭资，莫敢稍后，去则摊派阖村，此外，萑苻之劫掠莫御，训谕之宣讲无闻，在昔培风化俗之良法荡然无存，非一朝一夕之故矣”，[26]吏通乡保，“以点充乡约为利津，取具保结为奇货”。[27]可见乡约摊派差徭、赔累与点充、保结等存在着被惩处的风险或谋利的空间，这或许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形。

清中叶山西的地方社会职役人员承办官府布置的差役，维护社会秩序，对村社居民的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当刑事案件发生，一般是由乡约、乡地向官府报案，也有里甲、保甲系统报案的情形。

结　语

总而言之，笔者收集到的乾隆朝刑科题本所记山西地方社会职役共23例，分为7种名称，其中乡约12例，约占52%，位居第一，其余6种职役名称每种不超过3例，数量远低于乡约。笔者收集到的嘉庆朝刑科题本所记山西地方社会职役共136例，职役名称总计16种。其中依据杜家骥主编的《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辑刊》统计出嘉庆朝职役共78例12种名称，其中乡约29例、乡地25例，其他10种名称每种不超过4例，远低于乡约、乡地。依据常建华主编的《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分省辑刊》统计出嘉庆朝山西地方社会职役共58例13种名称，其中乡约25例、乡地9例，地方7例，其他10种名称每种不超过4例，远低于乡约、乡地。将后两种统计中数量最多的乡约和乡地分别相加，则嘉庆朝职役共计136例，其中乡约54例，约占总数的40%，乡地34例，约占总数的25%，而乡地实际上是包括乡约的，乡约与乡地相加共88例，约占总数的65%。因此，乾嘉时期山西的地方社会职役主要是乡约，其次是乡地，即乡约与里甲系统的地方构成职役主体，同时存在着负责治安的保甲系统，而保甲特别是在晋省北部汉蒙相交地区发挥作用。在山西地方社会职役中，乡地占有较高比例，与邻近的直隶职役乡地突出类似，[28]但山西的乡约更为突出，山西地方社会职役以乡约为主，与陕西、四川接近，[29]晋陕川共同构成以乡约为主的清代西部地方社会职役形态。

[1]关于此问题，最具代表性的研究，参见萧公权：《中国乡村：论19世纪的帝国控制》，联经出版公司2014年版。

[2]常建华：《明清山西碑刻里的乡约》，《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3期。

[3]杜家骥主编：《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辑刊》，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4]常建华：《清中叶山西村社生活与管理——以嘉庆朝刑科题本为基本资料》，《经济社会史评论》，2015年第4期。

[5]常建华主编：《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分省辑刊》，天津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

[6]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清代地租剥削形态》，中华书局1982年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清代土地占有关系与佃农抗租斗争》，中华书局1988年版；郑秦、赵雄主编：《清代“服制”命案——刑科题本档案选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7]《清朝文献通考》卷二一《职役考一》，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043－5044考。

[8]《清朝文献通考》卷二一《职役考一》，第5045考。

[9]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三九七《礼部·风教·讲约一》，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22页。

[10]《清朝文献通考》卷二四《职役考四》，第5061页。

[11]《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七六，乾隆四十八年三月甲辰条，《清实录》第23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69－770页。

[12]《清高宗实录》卷五一四，乾隆二十一年六月庚子条，《清实录》第15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94页。

[13]《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二○，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甲辰条，《清实录》第22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52页。

[1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清代土地占有关系与佃农抗租斗争》上册，第161页。

[1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清代土地占有关系与佃农抗租斗争》下册，第742、680、618页。

[16]郑秦、赵雄主编：《清代“服制”命案——刑科题本档案选编》，第257页。

[17]常建华：《明清山西碑刻里的乡约》，《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3期。

[18]因此统计与表2所依据的刑科题本不同，故不存在重复统计的问题。

[19]常建华：《清中叶山西村社生活与管理——以嘉庆朝刑科题本为基本资料》，《经济社会史评论》，2015年第4期。

[20]《清仁宗实录》卷二二六，嘉庆十五年二月己酉条，《清实录》第4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6页。

[21]常建华主编：《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分省辑刊》上册，第283、349页。

[22]常建华主编：《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分省辑刊》上册，第360、382页。

[23]常建华：《清中叶山西村社生活与管理——以嘉庆朝刑科题本为基本资料》，《经济社会史评论》，2015年第4期。

[24]常建华主编：《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分省辑刊》上册，第283、359－360页。

[25]王鹏龙：《官房：清代太行山村社祭赛与自治的新空间——以山西平定为中心》，《历史档案》，2024年第4期。

[26]道光《阳曲县志》卷一○《刑书》，1932年铅印本，第10页b。

[27]《清仁宗实录》卷五三，嘉庆四年十月庚子条，《清实录》第28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85页。

[28]魏光奇：《清代直隶的里社与乡地》，《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

[29]常建华：《清乾嘉时期四川地方行政职役考述——以刑科题本、巴县档案为基本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论丛》第3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67－213页；常建华：《清中叶陕西地方社会职役实态新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论丛》第46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3－33页。

转自《史学集刊》2026年第4期

女官泛指皇后以下的妃嫔及掌事宫人，兼具内命妇与宫官双重身份。[1]此制虽未载于《辽史·百官志》，但实存在于辽朝政治体系之中。既有研究多聚焦辽代内外命妇的位号与特权，[2]对女官制度整体结构与功能尚未形成系统认知。本文拟系统梳理该制度，补《辽史》之阙、明制度之序……

一、辽朝女官制度的构建历程

辽初诸事草创，制度未备，未见正式封授女官之例，辽帝后妃与皇子之妻仅以“妃”代称，[3]意指“配偶”，难以标识身份与等级之别。至景宗时期，“贵妃”方首次出现在文献记载中。《辽史·后妃传》载：“景宗睿智皇后萧氏，讳绰，小字燕燕，北府宰相思温女……帝即位，选为贵妃”。[4] 这与泛称为“妃”者明显不同，此“贵妃”之封标志着后妃间产生了显性等级之分，但此时除萧绰外，未见册立其他后妃，故当时尚未形成体系化的女官制度。

圣宗时期为辽朝女官封授制度化的重要阶段，圣宗继续完善诸“妃”位号，并首次封授“妃”之下的“九嫔”这一层级，使“宫官”与之互兼，创立了较为系统的女官封授制度。具体而言，在诸“妃”中，首见“元妃”之封，获封者为萧耨斤：“圣宗选入宫……册为顺圣元妃”。[5] 而辽代以前“元妃”常意指“元配”，多用以描述夫妻关系中女性的地位，至唐末仍未被纳入内官之列，[6]故最迟在圣宗时，“元妃”被正式纳为女官位号进行封授。此外，圣宗亦首封“德妃”，史载开泰六年(1017)六月戊辰朔，“德妃萧氏赐死，葬兔儿山西”。[7]该条记载过简，德妃的出身、封册始末与死因皆已难考，然足证该女官封号在当时确实存在。

圣宗继续扩充后宫建制，在参考唐制位号的基础上又设立“九嫔”。如耿淑仪出身上谷耿氏家族，21岁时以“良家子”身份选入后宫，为圣宗诞育皇子，并因此“聿正九嫔之号”，获封二品“淑仪”。[8]其余获封九嫔者亦多为汉族，即“尚寝白氏昭仪，尚服李氏顺仪，尚功艾氏芳仪，尚仪孙氏和仪”[9]等人，可见“九嫔”多用以封授以汉人为主的非契丹女性。此外，“宫官”原指执掌后宫事务的内廷女官，圣宗则直接以“昭仪”“顺仪”等“九嫔”位号授予尚寝白氏、尚服李氏等人，女官序列也初步形成上起诸“妃”、下至“九嫔”的二级架构，封授对象亦从契丹族扩展为契丹、汉族等多族并纳。

圣宗创立的女官制度为后世所承袭，兴宗时期更是在其基础上进一步改革。重熙十一年(1042)，兴宗册封三韩王耶律宗范之妻乌骨里为“丽妃”。[10]辽朝“某国王”母、妻可封“某国王妃”，封号一般从夫从子，属外命妇范畴，耶律宗范之妻乌骨里为外命妇，兴宗却以内命妇位号对其册封，以此来笼络耶律宗范。

此后，道宗在沿用前朝女官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其系统化、精细化，尤其体现在对“妃”位号的扩充及女官等级体系的严密构建上。道宗在传统女官位号之外，又新增设“惠妃”，[11]另如前文所言，圣宗时期的低级女官，多为汉族女子，而从道宗皇后萧氏的履历——入宫后先封“芳仪”再进“昭仪”看，[12]出身于后族的萧皇后亦从低品级“芳仪”起步，后妃尊卑秩序愈加森严，低层级女官已形成自“六仪”至“九嫔”的清晰晋升阶梯。

天祚帝时首次得见柴册礼覃恩为后妃加尊号事。如天祚帝德妃萧氏，北府宰相常哥之女，“寿隆二年入宫，封燕国妃，生子挞鲁。乾统三年，改德妃，以柴册礼，封挞鲁为燕国王，加妃号赞翼”；文妃萧氏，“生蜀国公主、晋王敖卢斡，尤被宠幸。以柴册，加号承翼”。[13]天祚帝这一做法并非简单的礼仪修饰，而是蕴含着深刻的政治动机。“赞翼”与“承翼”皆含有辅佐、承续的寓意，在统治陷于内外交困之际，天祚帝以隆重的礼仪(柴册礼)给妃子加尊号，蕴含着安抚、奖赏后族的目的。但同时，天祚帝为生有皇子的两位妃子加名分相同的尊号，其牵制与平衡后族的意图非常明显。

整体而言，女官制度的发展与运行贯穿辽朝始终，自景宗时期“妃”级女官出现等级分野后，圣宗正式确立“妃”与“九嫔”二级架构，女官封授步入制度化阶段。兴宗、道宗、天祚三帝在承继圣宗朝女官制度的基础上又有所创革，不仅将内命妇封号封于外命妇，继续丰富诸“妃”位号，而且女官等级也愈加严密，最终形成“妃—九嫔—六仪”三级序列。

二、辽朝女官制度的核心特征

作为北疆游牧民族政权职官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辽朝女官制度乃以唐制为蓝本，在参鉴唐代所置女官位号与封授成例的基础上，经契丹化改造与持续优化，最终形成了适用于辽朝政治生态，颇具民族与时代特色的重要制度，并成为维护其政权运转的重要一环。其核心特征可归纳如下：

其一，辽朝女官制度颇具“事简”“朴实”之风。《辽史·百官志》云：“契丹旧俗，事简职专，官制朴实，不以名乱之”，[14]辽朝女官制度，正是此一精神的集中体现。唐朝设置了庞大复杂的女官体系，在皇后之下有正一品夫人四人、正二品九嫔九人、正三品婕妤九人、正四品美人九人、正五品才人九人、正六品宝林二十七人、正七品御女二十七人和正八品采女二十七人等，[15]辽朝女官封授虽多参唐制，但位号设置简化得多：只有贵妃、元妃、文妃等“妃”，昭仪、昭容等“九嫔”，丽仪、淑仪、顺仪等“六仪”，获封人数与唐制相比大为缩减。

此外，唐代已有假借“外命妇”名号册封侍御宫人的先例，此类女子虽为皇帝生育子嗣，但多仅在身后追赠嫔妃位号。至唐昭宗时期，她们在承担宫官传宣职能的同时，亦实际具备皇帝配偶的身份。[16]五代时“宫官”与低品后妃皆被纳入“内职”范畴，[17]二者渐趋合流，其中兼领“外命妇”封号者仍可被视为皇帝配偶。辽圣宗虽仿唐制设“尚寝”“尚服”等四宫官，但对其予以创造性改造：在参鉴唐五代旧制的基础上延续了这一合流趋势，直接授予尚寝白氏等宫官以后妃位号，省略了兼授“外命妇”的中间环节，并将“外命妇”封号专用于品官母妻，从而厘清了在前代女官封授中身份重叠的模糊状态，建立起“内职(女官/后妃)—外命妇”分途的清晰体系。

辽虽设宫官，但未置关键的“尚宫”一职。唐之“尚宫”，为诸宫官之首，“尚宫职，掌导引中宫，总司记、司言、司簿、司闱四司之官属。凡六尚书物出纳文簿，皆印署之”，[18]因其职掌得以“交通外司”，虽为天子“家婢”，但可受皇子拜礼，甚至达到“关预国政，凭附者皆得宠荣”的程度。[19]辽朝不封授“尚宫”，并将此权责分化消解，一方面使宫官服务职能与低品阶女官之衔相结合，限制其个人权势的膨胀；另一方面，此类职务多由汉族女性担任，在制度上阻断了其凭借内职形成独立政治势力的可能，彻底贯彻了事简、朴实的政治传统。

其二，辽朝女官制度虽承唐制而来，但其适用范围却被有意收缩。唐代女官体系包含“太子内官”，而辽代则将太子配偶排除在外，转依其夫爵位授以外命妇封号。[20]这一调整与辽朝“太子”身份的复杂化直接相关：辽之“太子”名目繁多，[21]并非确定无疑的储君，[22]其配偶自然不宜沿用唐制被受封为“内官”。

因此，辽朝女官制度严格限定于帝王后妃，形成一种明确的“权力聚焦”。这并非制度简省，而是将女官这一政治资源完全集中于权力核心——皇帝与后族手中。此举既避免了因太子地位不定而可能引发的内廷权力纷争，又强化了辽朝特有的“帝后共治”体系。

其三，辽朝女官封授体系明确呈现出以契丹贵族，尤其是萧氏后族为核心的特点。有辽一代，女官封授以萧氏后族为核心，突出表现为最高等级的“妃”衔专属于契丹女性，未见汉女获封之例；而中下级女官如淑仪、丽仪等，则多授予汉族为主的非契丹族女性。道宗朝以后，萧氏女性可以从下级女官晋升至妃位乃至皇后，汉女却始终被限制在低级封号之内，难以突破民族层级的壁垒。

这一制度安排清晰反映出辽朝统治的根本逻辑：女官体系本质上是巩固萧氏后族地位和维系契丹统治核心的工具。对汉族女性虽行笼络，授予官职以示怀柔，但实则通过制度化的等级区分，确保权力与地位始终向契丹族群，尤其是向后族势力集中倾斜。

辽朝女官制度，深刻展现了中原制度文明对北方民族政权的强大向心力。然而这种向心力并非简单模仿，而是在汲取汉制框架的基础上，经契丹政治传统的调整与形塑，最终形成一套符合自身政治逻辑的独特体系。

三、辽朝女官制度的政治功能

辽朝女官制度自创立以来持续行用，其功能远非局限于规范后宫秩序，更是协调后族关系、巩固皇权乃至维系政权稳定的重要制度保障。其政治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首先，辽朝女官制度通过系统建构品秩序列，确立了后宫严密的权力等级体系。景宗首设“贵妃”之位，标志高阶品秩的肇始；至圣宗朝，“宫官”多兼领低品职事，其服务性质与“妃”级形成鲜明阶差，“妃—九嫔”二级架构初具轮廓；迨至道宗时期，“九嫔”内部等级进一步细化，形成“妃—九嫔—六仪”三级序列，品秩结构更趋严密。

这一等级体系具有多重政治意涵：第一，以制度化方式划分后妃权责，既防外戚专权，又通过封授机制调控非契丹族女官地位；第二，以品秩界定强化皇权对后宫的掌控，在笼络后族的同时限制其过度干政；第三，在等级体系中持续强化契丹本位——高阶“妃”位由契丹贵族女性独占，彰显其政治特权；而契丹女性在低阶序列中仍保留明确晋升通道，甚至可循制度路径晋封为后，使该制度成为彰显和维护契丹统治核心地位的关键领域。

其次，女官封授更是契丹统治者用以制衡后族各支系势力的政治工具。辽朝两位皇后被降为贵妃即为此提供了鲜明注脚。第一位为圣宗所立的第一任皇后，出身萧阿古只家族，乃萧排押长女。[23]据《故贵妃萧氏玄堂志铭》，此女于统和四年(986)十七岁时被选纳为皇后，不久被废，至统和九年(991)，被“册命为贵妃”。[24]统和十九年(1001)，承天太后弟萧隗因之女被册立为后。[25]首次废后标志着在承天太后萧绰主导下，后族核心由萧阿古只—萧排押系向其本支转移；第二位是兴宗“元配”皇后萧三，出身萧绰家族，“重熙初，以罪降贵妃”，而出自萧阿古只—萧孝穆(钦哀后弟)家族的仁懿皇后随即继立，[26]此次废后则反映了权力重心再次向萧阿古只—萧孝穆一系(钦哀后家族)的回摆。两任皇后被黜为贵妃，实为辽朝皇权通过女官封授对后族核心派系进行制衡的政治举措，凸显了女官制度在辽朝政治中的重要性。

最后，女官制度是契丹最高统治者巩固政权的重要保障。辽朝女官制度的核心逻辑在于通过等级化的封授体系，强化契丹后族与汉人世家对皇权的双重支撑。一方面，该制度赋予萧氏后族女性对高阶“妃”职的垄断地位，使后族通过宫廷渠道深度参与政治，形成“帝后共治”的稳固联盟，从而确保后族对皇权的持续效忠与政治支撑。如景宗仅封萧绰一人为高品女官“贵妃”，此举虽有回报其父萧思温拥立定策之功的考量，[27]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景宗在治国理政方面多仰赖萧绰。萧绰既封“贵妃”，地位已凌驾于其他妃嫔之上，随即在保宁元年(969)五月戊寅，又被册为皇后。[28]萧绰执掌国政，其权势与景宗比肩，[29]为维护自身独尊地位并确保其子皇位继承无虞，必然有意遏制后宫出现新的权力竞争者，此举亦得到景宗默许，因此景宗一朝再未见其余被正式获封的女官。而后，圣宗又将“元妃”纳入正式女官位号并册封出自核心后族萧阿古只家族的萧耨斤，此举也是为了换取萧耨斤家族对皇权的坚定支持。

同样，兴宗打破常规，将耶律宗范的妻子乌骨里封为“丽妃”，本质上也是用殊荣来笼络宗室重臣及核心后族，确保他们对皇帝的忠诚。乌骨里之父为萧忠，萧忠的高祖即太祖淳钦皇后同胞弟萧阿古只；[30]其母是圣宗长女平原公主，则乌骨里是兴宗的外甥女；其夫耶律宗范，即圣宗弟耶律隆裕的次子，契丹名合鲁，则乌骨里也是兴宗的弟妇。《辽史·圣宗纪七》对耶律宗范有三处记载，呈现出其清晰的晋升轨迹：开泰七年(1018)五月，皇子宗真封梁王时，皇侄宗范为昭义军节度使；太平三年(1023)十一月，以宗范为归德军节度使；十二月壬戌，“以宗范为平章事，封三韩郡王”。[31]这透露出圣宗对宗范的超常重视与系统培养——在第一次同期任职的十一位皇侄中，唯宗范一人连续获得擢转，并在五年内从地方节镇跃升到中枢，并获封郡王。圣宗此举，显系为储君宗真预先构筑宗室支撑体系。虽《辽史》未直接记载兴宗与宗范的互动，但宗范及其妻族在兴宗即位初期的权力巩固过程中，很可能发挥了关键作用，兴宗破格册封宗范之妻乌骨里为“丽妃”，便可得到宗范与萧忠后族的双重支撑。

另一方面，中下级女官职位(如“九嫔”诸号)向汉人女性开放，使玉田韩氏、上谷耿氏等汉人世家得以通过联姻与封授融入统治联盟，[32]既稀释了契丹宗戚的权柄，又将汉人精英利益与辽朝政权紧密捆绑，扩展了皇权的社会基础。这也是辽朝国祚能“雄长二百余年”的关键因素之一。[33]

结　语

辽朝女官制度在参鉴唐制的基础上，依据自身政治需要持续演进，其发展轨迹几乎贯穿辽代始终，虽参鉴唐制设立职名，然体系更为简练，且未扩展至储君系统。景宗朝“贵妃”的出现标志着等级区分显性化；至圣宗朝形成“妃—九嫔”二级序列，制度框架初步建立；兴宗时期封授更趋灵活；道宗进一步细化低品女官等级，确立“妃—九嫔—六仪”三级序列；天祚帝则通过柴册礼为后妃加尊号，以安抚并制衡后族势力。……

辽朝女官制度具有事简朴实、适用范围有限的特点，且始终以契丹贵族特别是萧氏后族为核心。在政治功能上，它不仅构建了后宫等级分明的权力体系，而且成为帝王用以制衡后族内部各支系势力的政治工具，同时还是契丹统治者巩固政权的重要制度保障。

[1]朱子彦认为，从广义上理解，女官应指妃嫔御嫱(即内命妇)和司掌宫中各项事务的宫人；从狭义上理解，则单指内宫中与天子无配偶名分而掌管着上起后妃教育，下至衣食供给的各级女性管理人员(朱子彦：《帝国九重天——中国古代后宫制度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8页)。就现有成果而言，唐、辽女官研究基本以广义女官为研究对象，本文亦然。

[2]参见唐统天：《辽代的命妇》，《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4期；张敏：《辽代外命妇制度探析》，《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张敏：《辽代品官命妇初探》，姜锡东主编：《宋史研究论丛》第11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4－161页；李蕊怡：《辽代外命妇制度考论》，姜锡东主编：《宋史研究论丛》第4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5年版，第547－567页；等等。

[3]如“太宗靖安皇后萧氏……帝为大元帅，纳为妃，生穆宗”，“世宗妃啜里及蒲哥厌魅”，“圣宗皇帝藩戚间，逼王(耶律宗政)娶妃”。参见《辽史》卷七一《后妃传》、卷八《景宗纪上》，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321、99页；《耶律宗政墓志》，向南：《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08页。

[4]《辽史》卷七一《后妃传》，第1322页。

[5] (宋)叶隆礼撰，贾敬颜、林荣贵点校：《契丹国志》卷一三《后妃传》，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63页。

[6]如《后汉书》即注明：“元妃，嫡夫人也。”《新唐书》则曰：懿安皇后郭氏“乃宪宗东宫元妃，事顺宗为妇，历五朝母天下，不容有异论”，此处“元妃”意为“元配”而非位号。参见《后汉书》卷一○上《皇后纪第十上》，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99页；《新唐书》卷七七《后妃下》，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505页。

[7]《辽史》卷一五《圣宗纪六》，第196页。

[8]《寂善大师墓志铭》，刘凤翥、唐彩兰、青格勒等：《辽上京地区出土的辽代碑刻汇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69－170页。

[9]《辽史》卷一五《圣宗纪六》，第189页。

[10]《平原公主墓志》，周阿根：《辽代墓志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2022年版，第275页。

[11]即道宗惠妃萧氏“小字坦思，驸马都尉霞抹之妹。大康二年，乙辛誉之，选入掖庭，立为皇后……八年，皇孙延禧封梁王，降为惠妃”。参见《辽史》卷七一《后妃传》，第1326－1327页。

[12] (宋)叶隆礼撰，贾敬颜、林荣贵点校：《契丹国志》卷一三《后妃传》，第165页。

[13]《辽史》卷七一《后妃传》，第1327－1328页。

[14]《辽史》卷四五《百官志一》，第773页。

[15]关于唐代女官制度具体规定，参见《旧唐书》卷五一《后妃上》、卷五二《后妃下》，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161－2162、2185、2186页。

[16]如《旧唐书·昭宗纪》载，天祐元年(904)四月“癸巳，帝遣晋国夫人可证传诏谕全忠，言中宫诞蓐未安，取十月入洛阳宫”，而《旧五代史》则载为“昭宗累遣中使及内夫人传宣，谓帝曰：‘皇后方在草蓐，未任就路，欲以十月幸洛。’”可见，此“晋国夫人”实为昭宗“内夫人”，在唐末离乱的境遇下还需承担传宣诏令的事务性工作。参见《旧唐书》卷二○上《昭宗纪》，第778页；《旧五代史》卷二《太祖本纪第二》，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37－38页。

[17]参见(宋)王溥：《五代会要》卷一《内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5－17页；朱子彦：《帝国九重天——中国后宫制度变迁》，第53－54页。

[18]《旧唐书》卷四四《职官志三》，第1867页。

[19]如《旧唐书·舒王元名传》载：“舒王元名……年十岁时，高祖在大安宫，太宗晨夕使尚宫起居送珍馔，元名保傅等谓元名曰：‘尚宫品秩高者，见宜拜之。’元名曰：‘此我二哥家婢也，何用拜为？’太宗闻而壮之，曰：‘此真我弟也。’”参见《旧唐书》卷六四《舒王元名传》、卷九三《唐休璟传》，第2433、2980页。

[20]如穆宗居藩邸之前已获封“寿安王”，其“皇后萧氏……帝居藩，纳为妃”是凭夫爵；道宗宣懿皇后萧氏“重熙中，帝王燕赵，纳为妃。清宁初，立为懿德皇后”，也是因道宗曾封“燕赵国王”之故，属外命妇。参见《辽史》卷六《穆宗纪上》、卷七一《后妃传》，第77、1322、1326页。

[21]辽称“太子”者见“皇太子”“元帅太子”“自在太子”等。参见《辽史》卷一《太祖纪上》，第11页；(宋)叶隆礼撰，贾敬颜、林荣贵点校：《契丹国志》卷二《太宗嗣圣皇帝上》、卷一四《诸王传》，第13、173页。

[22]正如邱靖嘉所言，与中原王朝不同，辽朝后期皇储的身份地位是由多重名号体系共同决定的，他们有着固定的王爵，即“梁王—燕国王”，也有“总北南院枢密使事”的共同职任，两者兼备或直接称“皇太子”者才是真正的储君。参见邱靖嘉：《再论辽朝的“天下兵马大元帅”与皇位继承——兼谈辽代皇储名号的特征》，《民族研究》，2015年第2期。

[23]多位学者已对此进行了详细考证，参见盖之庸等撰：《内蒙古多伦县小王力沟辽代墓葬》，《考古》，2016年第10期；史风春：《内蒙古多伦县小王力沟辽代贵妃墓墓主家世再考》，《北方文物》，2020年第5期；王善军：《辽代〈故贵妃萧氏玄堂志铭〉考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1年第1期；等等。笔者亦赞同此说。也有学者反对此说，如都兴智认为，志主贵妃与圣宗第一任皇后萧氏并非同一人。参见都兴智：《关于萧排押家族的两个问题》，辽宁省博物馆、辽宁省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会编著：《辽金历史与考古》第10辑，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43页。

[24]志文参见盖之庸等撰：《内蒙古多伦县小王力沟辽代墓葬》，《考古》，2016年第10期。《辽史》卷一一《圣宗二》也载：统和四年九月辛巳，“纳皇后萧氏”(第133页)，与志文记载相合。

[25]《辽史》卷七一《后妃传》，第1323页。

[26]《辽史》卷七一《后妃传》，第1325－1326页。

[27]萧思温的定策之功，参见李桂芝：《辽景宗即位考实》，《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6期。

[28]《辽史》卷八《景宗纪上》，第98页。

[29]保宁八年(976)二月壬寅，“谕史馆学士，书皇后言亦称‘朕’暨‘予’，著为定式”(《辽史》卷八《景宗纪上》，第103页)。辽景宗用诏令的形式保证萧绰拥有等同于景宗的决策权。

[30]韩世明、都兴智：《辽〈驸马萧公平原公主墓志〉再考释》，《文史》，2013年第3辑，第103－104页。

[31]《辽史》卷一六《圣宗纪七》，第214页。

[32]参见蒋金玲：《“契汉联姻”：辽代玉田韩氏婚姻考论》，《史学集刊》，2020年第5期。

[33]参见《辽史》卷四六《百官志二》，第825页；蒋金玲：《“汉契一体”：辽朝国祚“雄长”的历史智慧》，《史学集刊》，2025年第4期。

1976年12月15日，陕西扶风县法门公社庄白大队民众平整土地时，在白家村南100多米的坡地上发现了一处青铜器窖藏，共藏有青铜器103件，其中有铭文者74件。这批青铜器以墙盘铭文字数最多，计18行284个字，在周代铭文里也比较突出。据铭文，墙盘的器主名墙。铭文可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一部分叙述西周文、武、成、康、昭、穆六王的历史和时任天子的伟业；后一部分叙述器主墙自其高祖开始的历代先祖的历史，以及墙本人的功绩。……

自墙盘面世以来，专家们不断研究，成绩卓著，解决了铭文释读的大部分问题，[1] 不过个别地方尚有可以再议之处。今就铭文颂扬先祖部分的两处文字进行补释……

一、关于“青(静)幽高祖，在微灵处”

墙盘铭文述家族历史，首言“青幽高祖，在微灵处”，[2]意思是颂扬墙的高祖，说他隐居于微地。“在微灵处”的“灵处”即善处，意即安居在微地。墙盘铭文所言的高祖，就是微子启。他虽然不是商王朝的史官，但是他的儿子即铭文所言的“烈祖”，被称为“微史”。墙的儿子名 ，其铜器铭文(例如微 铺)称自己是“微白(伯)”。[3]综合这些资料考虑，我们称这个家族为“微史家族”是妥当的。在武王伐纣之前投奔周的“烈祖”，已是王朝史官，所以他可能是高祖微子启的儿子，而不太可能是其孙辈。墙盘述墙的历代先祖，可以肯定其间关系的是高祖与烈祖的父子关系，再就是称“文考”的乙公与器主墙的父子关系。其他的如“乙祖”“亚祖”则无法确定。过去以为从高祖以下的六代人，前后代之间皆为父子，可能说得过于肯定了。墙盘关于高祖的说明仅“青幽高祖，在微灵处”八个字，其间需要讨论的有如下几个问题。

(一)铭文“幽”字所透露的微子启隐居的历史信息

关于这段铭文里的“青幽”，诸家多将“青”释为“静”，意犹娴静。此说正确可从。关于“幽”字，诸家多释其意与“静”同，但唐兰说“幽”为“隐居”之意，[4]李学勤、戴家祥释“幽”为“隐”，[5]此类说法较优。另有读“青”为“靖”者，或释“幽”与“青(静)”同义者，或释“青幽”为“头脑冷静”[6]之义，虽然不为无据，但不如释“幽”为“隐”更为妥当。在商末动荡的时局中，微子为保护自己的家族，率族离开商都。关于微子之族所往之处，史书乏载。洪家义认为墙盘铭文不仅指出高祖即微子启，而且指出铭文高祖“在微灵处”，“恰好解决了这个悬案，原来微子去纣之后，既没有奔周，也不是在荒野流浪，而是回到了他的封地微隐居起来”。[7]是说甚确。墙盘铭文补充了文献所不载的微子启离纣之后的去处问题，可谓于史有补，这是墙盘铭文的重要史料价值之一。

微子为“殷三仁”之一。从相关史料记载里可以看出“殷三仁”对殷商王朝的不同态度。《论语·微子》记载：“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8] 孔子之所以称许微子、箕子与比干为“三仁”，是因为他们对于纣王残暴民众的行径虽态度有别，但都明确反对。箕子的做法是“详(佯)狂”，[9]即装疯；比干则因强谏而被处死；微子启则离纣而隐居于微地，没有与纣断然决裂，只是不再出仕于朝廷，并仍留其子在朝中任史官。他的做法，一方面表现了其临事决断的勇敢，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他具有高度的政治智慧。在武王伐纣之前，微子在朝廷任官的儿子带着筮具奔周。这其中应当不乏微子的意旨。在武王伐纣之时，微子“持其祭器造于军门，肉袒面缚，左牵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于是武王乃释微子，复其位如故”，[10]微子表示出彻底归顺周王朝的决心。在自己力量不足，改变不了“邦无道”局面的时候，孔子主张不必强硬对抗，而要明哲保身，从而“免于刑戮”。[11]微子的作为与后来孔子的主张十分契合。在周公平定“三监之乱”以后，周公和成王让微子启建国于宋，以之安抚殷遗民，稳定天下局势。周王朝以客礼待宋，对于殷商文化取尊重态度，显示了周王朝博大包容的心态，这对于周代的历史发展以及商周文化的交融都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作为宋的立国之君，微子启的历史功绩亦不应被忽视。

(二)铭文称颂“高祖”的原因

“高祖”之称，文献和彝铭皆有记载，关于其内涵有不同说法。就家族世系来说，家族的远祖、始祖或者四世祖及以上之祖，都可以被称为“高祖”。就功烈勋绩说，王朝国家的所谓“受命”之君、家族的命氏立族之人，也可以被称为“高祖”。分析商周时期称“高祖”者的情况，吴镇烽认为“高祖”和“皇祖”之称相似，“高祖只是一种尊称，并不是哪一代先祖的专称”。[12]是说比较恰当，可从。微史家族的青铜器铭文表明，这个家族里就有两个“高祖”，一个是史墙所称的“高祖”(微子启)，另一个见于 钟铭文所载“高祖辛公、文祖乙公、皇考丁公”。[13]是史墙的儿子，其所称的“高祖辛公”当即墙盘所称的“亚祖祖辛”。这位“辛公”，在史墙的时候，还被称为“亚祖”，但到史墙之子的时候就升格为“高祖”，可见“高祖”并非某一代先祖的专称。

然而，还应当注意到社会所认可的一般观念。在先秦时期，一般认为高祖多指远祖、始祖，其中包括本族的命氏立族者，即本族的始创者。具体来说，本族之人往往将高祖追溯到声名显赫之人。例如，战国时期的田齐威王，他出于陈国田氏，与黄帝素无瓜葛，但为攀附名人，硬说其族“高祖黄帝”。[14]在此种社会习俗下，铭文所称“微史高祖”，应当是微氏中地位显赫者，而非普通的微国贵族可担此称。

墙盘铭文所言先祖系统，与微子启直接相关。“高祖”就是微子启。关于这位“高祖”，唐兰说其人是武王伐纣时率领的西南夷的庸、蜀等八国之一的微国史官，[15]尹盛平等说其是“微国之闲居贵族”，[16]李学勤说其是“商朝微子的史官”，[17]黄盛璋说微子家族“来自殷之微方伯之国”。[18]徐中舒释铭文“在微”为“甲微”，虽然不确，但是他认为铭文的高祖即“微子启”，[19]则是可取的。之所以推断墙盘铭文所说的“高祖”即微子启，是因为他完全符合被尊为“高祖”的条件。微子启是微氏家族地位最高的先祖，他不仅作为帝乙之子而被称为“王子”，而且是周代宋国的开国君主，他在商周两代都享有很高的声誉。[20]其他说微子身份者，如谓他是西南夷微国的史官、微子之国的史官等，虽然可以说其为微史，但绝没有微子启那样显赫的身世、崇高的地位以及深远的影响。可以肯定墙盘铭文所言的“高祖”即微子启。

(三)微子启的身份及领地

关于微子启的身份，春秋时人说他是“帝乙之元子”，[21]战国时人说他是帝乙的“妾之子”，[22]虽年长但只是纣之庶兄。司马迁说他是“帝乙之首子而帝纣之庶兄”，[23]又说“启母贱，不得嗣”。[24]在《尚书·微子》中，微子启被商王朝父师称为“王子”，[25]故推测他是帝乙之子比较可信。说微子是纣之庶兄，这应是战国秦汉时人以周代盛行宗法制度时的情况为准进行的推测。王国维早就指出“商人无嫡庶之制，故不能有宗法”。[26]微子启没有继统是由商王继统之法所决定的，并不是因为庶出。微子启是否为帝乙之长子，尚可存疑。一般说来，商王之子里面年龄较大和能力较强者受到重视。《史记》集解引孔安国曰：“微，畿内国名。子，爵也。为纣卿士。”[27] 据专家研究，商王诸子在卜辞中被称为子某或某子者，“只限于一部分与王有较密切亲属关系的贵族”，有自己的领地和族众，他们可以“分出去独立成族”。[28]要之，墙盘的“高祖”微子启，是殷商后期的商王族和显赫的子姓贵族。微子启的身份类同于卜辞所载的王子。

微子启领地的核心地区，一般认为在今山西长治市潞城区微子镇一带。微是商代早就存在的一个地名，卜辞多有记载。可举《甲骨文合集》第584号商王武丁时期的一版卜辞来说明它的方位：“癸未卜， 贞，旬亡……祟，其有来艰，迄至七日……允有来艰自西，微戈告曰： 方征于我奠。”[29] 这条卜辞大意是：贞人名者贞问道，这旬会不会有灾祸发生。卜兆显示会有灾祸发生。这旬的第七天，果然有灾祸来自西方，微地的守卫报告说， 方来攻打我西方的奠。“奠”在卜辞里指一种安置降服者的区域。裘锡圭认为，商王往往将被商人战败的国族或其他臣服国族的一部或全部奠置在所控制的地区内，这种人便称为“奠”，安置他们的地方也可以称为“奠”。[30]这条卜辞里的“微戈”，可能指微地的军队。从卜辞看，微地在商都以西，这里的守军报告方入侵，可见其位置在西方边境。今山西长治一带正是商王朝的西部边陲。商王帝乙将此地封给子启，故其可被称为“微子启”。微地在今山西东南部，是商王畿地区的西北境。[31]在商周之际，微地正处于商、周两大势力的中间要冲地区，在周武王率军伐纣所经之途的附近。武王伐纣时，微子启能够“持其祭器造于军门”以降，应当跟“微”地的位置有关。

专家或认为墙盘的微氏出自殷商的微方伯，是臣属于殷的“异姓侯伯”，并且推断此微氏家族为姚姓，根据是彝铭有“微姚”的记载。[32]刘士莪、尹盛平已指出此说不确，“微姚可能是姚姓女子嫁于微者”，[33]因而不能否定微史家族出于高祖微子启且该家族为子姓之说。刘士莪、尹盛平的这个说法甚是。

微子在周公平定三监之乱以后，被封于宋，建立诸侯国，成为宋国的始封之君。春秋时人说：“宋，先代之后也，于周为客。天子有事膰焉，有丧拜焉。”[34] 周王朝以客礼待之，可见对他的重视。微子为宋国国君，曾经入周朝拜，特意到周的祖庙助祭行礼以致敬。《诗经·周颂·有客》篇褒扬微子之美，记述他受到客礼优待的情况：

有客有客，亦白其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絷，以絷其马。薄言追之，左右绥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35]

《诗序》言：“《有客》，微子来见祖庙也。”[36] 说明此诗是为微子启朝周而作。此诗的大意是：有客来访，白马驾着车前来。盛况空前，盛服可见，他的随从也精心打扮。客人住了一宿又一宿，住了一宿又一宿。用绳索拴牢马匹，让他多住些日子。离开时设宴欢送，他的左右随从也要好好招待。微子既然有大德，所以要赐予他大福。

《有客》一诗的末句“既有淫威，降福孔夷”，其中的“威”字当训为“德”，清儒马瑞辰说：“《广雅·释言》‘威，德也。’《风俗通义·十反》篇云：‘《书》曰天威棐谌，言天德辅诚也。’是知古者威有德训。‘既有淫威’犹云既有大德耳。”[37] 王念孙据此亦谓“威与德同义”。[38] “淫威”的“淫”字当训为大。《尔雅·释诂》云：“淫，大也。”[39] 是为其证。“淫威”即大德。周人之所以如此称赞他，是因为微子不与残贼民众的纣王同流合污，决然隐居，后又忠心降服于周。微子至周，不见“殷社”，[40]而是助祭于周庙，[41]是他又一次表示忠心于周。

总之，微子启的情况，可以简括如下：他原称“子启”，是帝乙之子，被封于微地，所以称“微子启”。因为他是纣王至亲，所以微子启虽有领地，但他自己却一直在商王朝任职。《尚书·微子》孔颖达疏引汉儒王肃说他“入为王卿士”。[42]若果真如此的话，那他就是协助商王治国的最高级别的官员之一。《史记》载，微子启“数谏”，商纣王不听，微子遂决心“发出往”“吾家保于丧”。[43]在商周之际复杂的局面下，微子启是一个智勇双全的政治家，他既坚决地离纣而去，表明了与残暴政治不合作的态度，又保全了家邦，使其族灵光巍然，后来他成为宋的开国之君，为历史发展做出了贡献。

二、关于“微史列(烈)祖迺来见武王”

墙盘铭文后半部分述家族历史，在记述“高祖”之后即言“烈祖”：“ 武王既殷，微史列(烈)祖迺来见武王，武王则令周公舍(宇)，于周卑处。”[44] 铭文的大意是：在武王将要伐殷的时候，来自微地、任王朝史官、功业卓著的先祖前来拜见并投奔武王，武王让周公给予他居住之处，使他率族居住于周。关于此段铭文，尚有以下几个问题可以进一步探讨。

(一)“烈祖”的特定内涵

“烈”，有炽盛、功业等义，“烈祖”应当是具有这两方面特质的先祖。春秋末年卫庄公称卫康叔为“烈祖康叔”。[45]卫康叔是卫国始封君，对于卫国宗族来说，他的功业巨大，但卫国宗族只是周王朝姬周族的一个分支，所以卫康叔不能算是高祖，而只是烈祖。同样的例子还见于《诗经·鲁颂·泮水》所称的“昭假烈祖”。[46]此“烈祖”指鲁国始封君伯禽。《诗经·商颂·烈祖》以“烈祖”为题，歌颂的是商王大戊。大戊是殷卜辞所记受到后代商王隆重祭祀的“六大示”之一。[47]商王大戊虽然不是殷人的高祖，也不是开国之君，但据清华简《说命下》记载，他“克渐五祀，天章之用九德，弗易百姓”。[48]因其对于殷商王朝的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所以被尊称为“烈祖”。[49]

以上三例被尊为“烈祖”者，前两例是诸侯国的开国之君，也可以说是对宋国公族抑或鲁国公族的发展起到过开宗立氏之功绩的祖先。对宋、鲁两国公族来说，“烈祖”有无可替代的巨大功绩。第三例是对商族的发展有重大贡献的先祖。到了周代，一般的氏族被称为“烈祖”的先人，可能没有“高祖”那样显赫，但对本氏族而言，作为本氏族的开宗立氏者，“烈祖”的地位仍是本族其他先祖所无可比拟的重要存在。墙盘铭文的制作时间已届西周中期偏晚，微史家族虽保存着一些殷商传统，但在许多方面已经周化。他们敬重祖先已专注于事功，而不像商代那样注重世系。墙盘铭中的“烈祖”带领族人在周地开枝散叶，是周地微史家族的实际开创者。

(二)“烈祖”奔周的时间

关于“烈祖”奔周的时间，铭文说得很清楚，就是“武王既殷，微史列(烈)祖迺来见武王”。此处的“既”，一般释其义为“已经”，虽然是有根据的解释，但是愚以为不如释“暨”为优。[50]先秦文献每训“暨”为“及”，《尔雅·释训》又训“暨，不及也”，[51]《说文》：“暨，日颇见也”，段玉裁说其意为“见而不全也”。[52] “暨”之意为及与不及之间，意谓临近、即将。要之，铭文“既”当释为“暨”，意为即将。“既殷”，意谓将要(裁)殷。铭文“武王既殷”表明在纣王覆灭之前，铭文中称为“微史”的“烈祖”已投靠于周，时间点在武王伐纣之前。这一点亦说明“烈祖”并未随其父微子启隐居于微地，而是继续留在朝中任史官。他奔周的路线，有可能是从商都先到微地，然后再赴周。

(三)“烈祖”的身份

不少专家认为既然烈祖称“微史”，那他必定是微国的史官。其实“微史”应当是指出于微地而任职于朝廷的史官。商周时期，王朝史官称“某史”见诸彝铭者，大致有两种情况：一是称“史某”，如“史曹”“史颂”“史留(籀)”[53]等，“史”后的一字或两字，多认为是私名，但亦有可能是族名或地名，只因材料稀少而难辨；二是称“某史”，“某”指职事，如内史、大史等。另，称“某史”者，部分“某”指的是地名或族名，如“宁史”“齐史”“彭史”“羕史”“耇史”[54]等，这些都是王朝史官，其时代皆为西周早期。到了西周中期以降，关于“地名或族名＋史”的例子则只见永盂铭“ 史”[55]一例。周自文王开始即广招人才，其中殷商史官为主要对象，周文王就延纳了商王朝史官辛氏、尹氏，并且向其咨询政务。[56]其后的武王、周公、成王继续此举，取得了很大成绩，墙盘铭文记载的“微史”奔周之事，就是一个显例。唐兰认为“微史烈祖是微国人而作史官”，[57]是正确的。“烈祖”到商王朝任史官的时间，应当是在微子启任王朝卿士的时候，而不是在他隐居之后。“烈祖”奔周之后受到隆重接待，不仅周武王亲自接见他，而且还让周公赐予宅宇，给他安排居住之处。此种优渥待遇，也说明他奔周可能在伐纣之前，而非其后。依后世观念言之，在伐纣之前者，算是“起义”，而在之后者则只是“归顺”。两者受优待的程度自然是不相同的。[58]由此言之，铭文的“既”释为“暨”(意即将要)应当是合乎原意的解释。

(四)“烈祖”奔周后享受优渥待遇的原因

墙之烈祖奔周，获得优渥待遇。关于其原因，钟铭文透露了一个宝贵的信息。钟铭说道：“武王既殷，微史烈祖来见武王，则令周公舍寓(宇)，以五十颂处。”[59] 这段铭文的大意是：武王即将克殷的时候，微史烈祖来投奔武王，武王命令周公给他安排住处，烈祖就以五十颂而立足于朝廷。铭文中需要说明的是，“处”本义为止、居。墙盘铭文云墙之烈祖奔周，周公赐予居处，“以周卑处”，意即使居住于周。钟铭所言“烈祖”“以五十颂处”中的“处”，已由止、居义引伸为 “安”“据”，[60]犹今语之“立足”。“以五十颂处”即以“五十颂”而立足于朝廷。专家或读“颂”为“通”，50颂即50个方里的土地。墙盘铭文只讲赐予住宅，未提赐予土地之事。且高祖微子启自有领地，烈祖任职于朝廷，所以铭文未提向他赐土之事。铭文的“颂”，或读为“容”，谓掌管礼容，虽然读“颂”为“容”，颇有理据，但大战在即，礼容之事实非紧要。所以此说疑非。再者，朝廷礼仪繁多，《礼记·中庸》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61]之说，“烈祖”若只掌握了50条礼仪，实在不足为奇，不够资格受到如此优待。《吕氏春秋·先识》载商周之际，“殷内史向挚见纣之愈乱迷惑也，于是载其图法，出亡之周”。[62]所谓“图法”当指舆地之图与治国法典，这远比掌握一些仪容重要。

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张政烺解释易卦时曾经指出颂即《周礼》所说的繇，是歌谣之辞。刘翔据此加以论证，指出这里的“颂”就是殷人占筮的卦辞。[63]此说很有启发意义。但愚以为还可以进一步考虑，即“颂”若为繇，五十颂即五十段歌谣，只是占筮之结果，若仅如此，则于决疑并无大用，真正于卜辞有大用的是占筮所用的工具。商末，商王朝的乐师“抱其乐器而奔周”，[64]乐器是乐师最要紧的东西，所以要随身携带奔周。“烈祖”奔周时应当携带着他最重要的东西，而不是仅仅记住五十段歌谣或者一些礼容规矩。商周时代巫、史不分，殷卜辞表明，商代的贞人即为王朝占卜事的主导者，也是记录王朝大事的史官。“烈祖”奔周时所携带的“五十颂”应当是占筮所用的五十根筹策。依《周易·系辞上》所说，占筮时须“错综其数，通其变”，[65]意即观察筹策数量的变化以知晓事物之变。用王弼的说法就是“至精者无筹策而不可乱”，[66]最聪明的人也需要筹策才能知晓奥妙。“五十颂”即五十根筹策，若此则符合“大衍之数五十”[67]之说。就古音而论，“筹”为屋部字，“颂”为东部字，两部字阴入对转，有通假的条件。这里的“颂”，可以释为“筹”。铭文意即“烈祖”携带作为筮具的五十根筹策，立足于朝廷。

从易筮发展的路径来说，其初，对于筮筹之数特别重视。在文字出现之前的时代，易占要靠占筮所得筹策之数来定吉凶祸福，而不靠占辞。进入有文字记载的时代，筮占才出现了卦爻辞，并且筮占之数被阴阳符号所取代。现存《周易》的占筮方法，即以复杂的推演所形成的六十四卦来定吉凶，是较晚的时代才形成的。周代社会多种占筮方式并存，以筹策之数定吉凶的方法因其简便，也和需经十八变而成卦的复杂方法一样行用于世。[68]微史家族青铜器铭文只透露“五十颂”这样少许的信息，至于用这五十根筹策进行占筮的具体方法，尚不得而知。即便如此，这条材料对于说明“烈祖”受到优待的原因还是很有意义的。

商周之际正是筮法大发展的时期，《周易·系辞下》说“《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69]《史记》说周文王为殷“西伯”之时，“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70]是皆为证。在商周鼎革之际，双方皆重占筮所显示的天命，当周军即将压境之时，商纣王还自恃拥有天命而毫不畏惧，说道：“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71] 商纣之所以能够纠集“七十万人距武王”，跟他宣称自己拥有“天命”颇有关系。在这场“天命”之争中，周文王早就宣称自己接受天命，被诸侯视为“受命之君”。[72]周武王伐纣时在阵前说自己“恭行天之罚”，[73]也是说自己拥有天命。由此可见，在商周易代这个紧要时刻，谁拥有“天命”，便会得到天下人的支持，所以双方都抢着说自己拥有天命。判定“天命”归属最权威的是卜筮结果。作为商王朝史官的“烈祖”携带筮具奔周，很可能利用占筮技能为周拥有天命作出最有力的证明。他之所以受到周武王、周公的优待，这应当是一个重要原因。由此也可以看出，若谓“烈祖”只是“商末微子启的史官”，[74]是不大可能的。如果只是如此的话，他就不够资格受到周王朝如此优待。

结　语

虽然殷墟卜辞显示早在殷商王朝武丁时代就有“微”邦族之名的存在，但是很难将其与墙盘的微史家族相关联。只能推测史载的帝乙之子名子启者被封于微，“微”是其领地，他因此被称为“微子启”。微子启的儿子在朝廷中任史官，就被称为“微史”。从商周时期社会流行的关于“高祖”的观念看，一般认为高祖即本族的声名显赫的远祖。就微史家族来说，能够有资格被尊为“高祖”者，非微子启不可。他离纣而隐居以及一贯的坚定立场，表现出他的勇敢精神及政治智慧。

墙盘铭文所称颂的“烈祖”，是微子启之子而在朝廷任史官者，因出自微地，故称“微史”。他在武王伐纣之前离纣而奔周，受到周武王和周公的优待。他奔周时携带了“五十颂”，即作为筮具的五十根筹策。对于微史家族来说，“烈祖”可谓是其家族得以安身立命的先祖。正是由于其人对宗族的功业巨大，故被后人尊称为“烈祖”。

微史家族的高祖和他的儿子(墙盘称之为“烈祖”)在商周鼎革之际，坚定地以弃暗投明的方式投靠周武王，并获得优渥待遇。在周武王平定“三监之乱”以前，他们都居于微地。在平定“三监之乱”以后，微子启受封建立宋国，“烈祖”仍留居于微并在周王朝任史官。据《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载，微子启辞世时“立其弟衍”，[75]其中的原因固然有殷商时期兄终弟及遗俗的存在，然微子启的儿子“烈祖”在周王朝任职而不在宋国，应当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总之，墙盘铭文关于微史家族“高祖”“烈祖”的记载，直接展现了周王朝对于高层殷遗民的优待政策，显示了周初政治家们统理天下时开放包容的心态，以及对于殷商优秀文化的吸收与包容。

[1]代表性成果，参见唐兰：《略论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铜器群的重要意义——陕西扶风新出墙盘铭文解释》，《文物》，1978年第3期；裘锡圭：《史墙盘铭解释》，《文物》，1978年第3期；李学勤：《论史墙盘及其意义》，《考古学报》，1978年第2期；徐中舒：《西周墙盘铭文笺释》，《考古学报》，1978年第2期；戴家祥：《墙盘铭文通释》，《上海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2期；于豪亮：《墙盘铭文考释》，中国古文字研究会、四川大学历史系古文字研究室编：《古文字研究》第7辑，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87－101页；等等。

[2]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第25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599页。

[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681号。按，学界使用该工具书时，一般按拓片著录号检索，为便于读者查找，本文标拓片著录号而非页码。

[4]唐兰：《略论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铜器群的重要意义——陕西扶风新出土墙盘铭文解释》，《文物》，1978年第3期。

[5]李学勤：《论史墙盘及其意义》，《考古学报》，1978年第2期；戴家祥：《墙盘铭文通释》，《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2期。

[6]洪家义：《墙盘铭文考释》，《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1期。

[7]洪家义：《墙盘铭文考释》，《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1期。

[8]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论语注疏》卷一八《微子》，(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528页。

[9]《史记》卷八三《鲁仲连邹阳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471页。

[10]《史记》卷三八《宋微子世家》，第1610页。按，这是周武王以服制统理天下邦族的首次表态(关于周代实施服制的探讨，参见张利军：《商周服制与早期国家管理模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晁福林：《论周代服制》，《历史研究》，2024年第9期；等等)。又按，高明说《宋世家》此处所载，“所描述的微子启投降武王时的一些情景完全是错误的”(高明：《论墙盘铭文中的微氏家族》，《考古》，2013年第3期)。实则司马迁写微子降周武王之事，并非出于虚构。他依据的应当是《左传·僖公六年》所载逢伯之语，春秋前期许国君主曾经以“面缚衔璧”之礼降楚，楚王询问此礼是否于古有征，逢伯说：“昔武王克殷，微子启如是。”[(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一三，僖公六年，(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798页]此可证微子启降武王之事是流传于周代的说法，并无材料可证逢伯之说为虚，亦不能证明史公之说无据。高明的这个说法欠妥，盖因没有注意到微子隐居的时间问题。

[11]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论语注疏》卷五《公冶长》，(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473页。

[12]吴镇烽：《高祖、亚祖、王父考》，《考古》，2006年第12期。

[1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第246号。

[1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第4649号。

[15]唐兰：《略论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铜器群的重要意义——陕西扶风新出墙盘铭文解释》，《文物》，1978年第3期。

[16]尹盛平主编：《西周微氏家族青铜器群研究》，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第52页。

[17]李学勤：《青铜器与周原遗址》，《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2期。

[18]黄盛璋：《西周微家族窖藏铜器群初步研究》，《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3期。

[19]徐中舒：《西周墙盘铭文笺释》，《考古学报》，1978年第2期。

[20]微子启的声誉在其身后一直甚隆。孔子说他是殷的“三仁”之一，孟子说他是商代著名的“贤人”之一[(汉)赵岐注，(宋)孙奭疏：《孟子注疏》卷三上《公孙丑上》，(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684页]，墨子说他是“天下之圣人”[(清)孙诒让撰，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453页]。

[21] (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八，哀公九年，(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165页。

[22] (战国)吕不韦著，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新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03页。

[23]《史记》卷三八《宋微子世家》，第1607页。

[24]《史记》卷三《殷本纪》，第105页。

[25] (汉)孔安国注，(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卷一○《微子》，(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77页。

[26]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58页。按，在王国维之前，清儒崔述曾质疑，谓：“古者本无以妾为妻之事……《史记》以为元子者长子之称，而长子不当不立，故意其必庶长也。”[(清)崔述撰著，顾颉刚编订：《崔东璧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53页]崔述、王国维的说法虽受到不少专家质疑，但其基本论断仍不可废。郑慧生曾经研究卜辞所载殷代周祭的材料，指出周祭“入祀配偶，不过是登位儿子的生母”，从而论定“商代无嫡妾制度”(郑慧生：《从商代无嫡妾制度说到它的生母入祀法》，《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4期)。他的这个结论对于认识微子启的身份很有启发意义。也有专家认为：“商末周祭祀谱的排定，是嫡子继承制的确定和商王宗主地位得到确认的反映”(王宇信、徐义华：《商代国家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5－106页)。殷代有无嫡庶制及宗法，是一个尚待长期研究以后才能论定的问题。本文暂从崔述、王国维之说。

[27]《史记》卷三八《宋微子世家》集解引，第1607页。

[28]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增订本)，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50、56页。

[29]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40页。

[30]裘锡圭：《说殷墟卜辞的“奠”——试论商人处置服属者的一种方法》，《裘锡圭学术文集·古代历史、思想、民俗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88页。

[31]关于商王朝畿、疆地域的情况，参见王宇信、徐义华：《商代国家与社会》，第309－310页。

[32]黄盛璋：《西周微家族窖藏青铜器群初步研究》，《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3期。

[33]尹盛平主编：《西周微氏家族青铜器群研究》，第65页。

[34] (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一五，僖公二十四年，(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818页。

[35] (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一九，(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597页。

[36] (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一九，(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597页。

[37] (清)马瑞辰撰，陈金生点校：《毛诗传笺通释》，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088页。

[38] (清)王念孙撰，徐炜君等校点：《读书杂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017页。

[39] (晋)郭璞注，(宋)邢昺疏：《尔雅注疏》卷一《释诂》，(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568页。

[40]殷社，又称“亳社”，周王朝所立，称为“丧国之社”。孔颖达说：“周立殷社为戒，而屋之，塞其三面，唯开北牖，示绝阳而通阴。”参见(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二五《郊特牲》，(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449页。

[41]让殷人助祭，是周王朝十分重视的事情。《诗经·大雅·文王》：“殷士肤敏，祼将于京。厥作祼将，常服黼冔。”周人如此描写，既有胜利者的自信，又有浓厚的“殷鉴”之戒。参见(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一六，(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505页。

[42] (汉)孔安国注，(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卷一○《微子》，(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77页。按，《孔子家语· 本姓解》亦有相同说法。参见陈士珂：《孔子家语疏证》，上海书店出版社1987年版，第234页。

[43]《史记》卷三八《宋微子世家》，第1607页。

[44]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第25卷，第599页。

[45] (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五七，哀公二年，(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157页。

[46] (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二○，(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611页。

[47]关于殷卜辞中的“大示”，学术界有不同的理解，愚亦有小文参加讨论。参见晁福林：《关于殷墟卜辞中的“示”和“宗”的探讨》，《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3期。

[48]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中西书局2012年版，第128页。

[49]关于商王大戊的相关讨论，拙文曾有涉及。参见晁福林：《从商王大戊说到商周时代祖宗观念的变化》，《学术月刊》，2015年第5期。

[50]于豪亮指出：“既字不应解释为‘已经’，应当读为几或近。意思是‘将要’。”(于豪亮：《墙盘铭文考释》，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等：《古文字研究》第7辑，第96页)是为卓见。本文这里读“既”为“暨”，可谓异途同归。

[51] (晋)郭璞注，(宋)邢昺疏：《尔雅注疏》卷四《释训》，(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591页。

[52]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七篇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08页。

[53]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第2784、2787、2815号。

[54]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第5384、6490、5810、5811、5885号。

[5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第10322号。

[56]《国语·晋语》谓周文王“用四方之贤良……访于辛、尹”(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387页)。按，关于西周时期周王朝任用殷遗为史官的情况，参见胡新生：《异姓史官与周代文化》，《历史研究》，1994年第3期。

[57]唐兰：《略论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铜器群的重要意义——陕西扶风新出墙盘铭文解释》，《文物》，1978年第3期。

[58]在商周之际，称臣于周者并不一定都受到同样的优待，如昭王时期的中鼎铭载武王时，“人入史(事)，易于武王作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第2785号]，到了昭王时其地就被赐予名中者为采邑，其邦族不复存在。

[5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第252号。

[60]处，本有居、止义，然又有“安”意。《礼记·檀弓下》“何以处我”，郑玄说“处犹安也”[(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一○《檀弓下》，(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311页]。《诗经·邶风·旄丘》“何其处也”，朱熹释曰：“安处也”[(宋)朱熹集注：《诗集传》，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5页]。《孙子兵法·行军》“养生而处实”，王晢注：“处实者，倚固之谓。”张预注：“处实，谓倚隆高之地以居也”[(春秋)孙武撰，(三国)曹操等注，杨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孙子校理》，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89页]。是皆为证。

[61]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五三《中庸》，(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633页。

[62] (战国)吕不韦著，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新校释》，第955页。

[63]刘翔：《“以五十颂处”解释》，《学习与思考》，1982年第1期。

[64]《史记》卷四《周本纪》，第121页。

[65] (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卷七，(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81页。

[66] (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卷七，(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81页。

[67] (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卷七，(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80页。

[68]相关探讨，参见晁福林：《大道至简：补释清华简〈筮法〉的“数”及相关问题》，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编：《简帛》第3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6年版，第13－38页。

[69] (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卷八，(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90页。

[70]《史记》卷四《周本纪》，第119页。

[71] (汉)孔安国注，(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卷一○《西伯戡黎》，(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77页。

[72]《史记》卷四《周本纪》，第124、117页。

[73] (汉)孔安国注，(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卷一一《牧誓》，(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83页。

[74]尹盛平主编：《西周微氏家族青铜器群研究》，第70页。

[75]《史记》卷三八《宋微子世家》，第1621页。

转自《史学集刊》2026年第4期

由于古建筑木结构主要采用木材承重和装饰，极易受到火灾威胁，近年来，古建筑木结构的火灾事故也时有发生。因此，深入探讨古建筑中的防火奥秘，系统梳理古人的营造技艺与消防理念，对古建筑保护、传统技艺传承及现代城市更新建设至关重要。

空间布局方面的防火智慧

古人秉持“防患于未然”的理念，通过对城市的合理划分和建筑空间的合理布局，有效降低火灾发生和蔓延的风险。

从城市尺度看，唐代长安城所采用的坊市制度，体现出早期的防火分区思想。其以纵横交错的道路将城市划分为百余坊，每个坊周围建有高大的坊墙，形成相对独立的单元。这种布局在客观上起到防火隔离作用，当某一坊发生火灾时，坊墙能够有效地阻止火势向周边区域蔓延。至明清时期，福州三坊七巷通过“商住分离”的方式，将商业活动集中于南后街一带，居住区则分布于内部坊巷中，同样体现防火隔火的空间智慧。

从建筑群体尺度看，封火墙是中国古建筑防火技术的一项重要发明，封火墙的样式主要有“马头墙”“马鞍墙”和“镬耳墙”等。明代徽州知府何歆在应对当地火灾频发的问题时，提出“吾观燔空之势，未有能越墙为患者。降灾在天，防患在人。治墙，其上策也”①，他提倡广泛修建封火墙，将连续的建筑群划分为多个相对独立的防火单元，徽州地区常见的马头墙，其墙体通常高出屋面1米至2米，厚度一般不小于20厘米，部分可达60厘米，采用砖石材料砌筑，具备良好的耐火性能。当相邻建筑发生火灾时，封火墙能有效阻止火焰蔓延，避免大规模燃烧，这一做法在明清时期被广泛采用，除徽州外，在全国其他地区也有大量应用。

从建筑单体尺度看，院落式的布局本身就具有防火和排烟双重功能。院落式古建筑以天井为中心，四周高墙围护，形成外闭内空的格局。这种布局在火灾发生时，不仅能利用高墙阻隔火势蔓延，而且能借助天井的竖向空间，使热烟气和有毒气体迅速上升并排出室外，从而减少室内烟雾积聚，为人员逃生和救援争取宝贵时间。故宫皇史宬采用“无梁殿”设计，建筑主体以砖石砌筑，不设木质梁架，内部采用砖拱券结构，外部门窗、斗拱等构件均由砖石雕刻而成，建成至今从未遭受火灾。

中国古建筑在空间布局中还极为重视消防水源的配置，将“蓄水防火”作为整体防火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故宫内蜿蜒的内金水河不仅承担景观功能，而且是一处关键的消防水源。明代刘若愚在《酌中志》中指出：“是河也，非为鱼泳在藻以资游赏，亦非故为曲折以耗物料，恐意外回禄之变，此水实可赖”②，体现出内金水河作为消防水源的重要地位。内金水河采用蜿蜒的平面形态，目的是尽可能接近更多宫殿，便于火灾发生时快速取水。至清代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修建文渊阁时，选址紧邻内金水河，门前仅十米处即有河道穿过。这一布局既能保障充足的消防水源，又在空间上形成一道天然防火隔离带，有效降低火灾蔓延的风险。此类设计，体现出古人在建筑组群规划中，对水源利用与防火隔离相结合的系统性智慧。

除河流外，太平缸与水井也是中国古代建筑中广泛分布的常备消防设施。以故宫为例，现存各类金属材质太平缸二百余口，其中太和殿前的鎏金铜缸口径达1.66米。这些水缸多安放于距离内金水河较远的重要宫殿附近，作为固定储水点，以应对突发火情。清代还专门设有水缸维护制度，规定每年小雪节气后，太监须为水缸加设盖套，并在缸底处生火保温，防止结冰，直到次年惊蛰。这一制度，有效保障冬季消防水源的可用性。故宫内水井分布密集，与内金水河、太平缸共同构成一张多层次、全覆盖的消防供水网络。

在民间村落中，同样存在古人的水系营建智慧，徽州宏村通过筑坝引水，将西溪河水引入村内，形成蜿蜒贯户、总长逾千米的“水圳”系统。既能满足居民日常饮用和消防用水的需求，又起到调节微气候的作用。根据《汪氏家谱》记载，这一工程历经汪氏家族数代才最终完成，反映出古人在聚落建设中的可持续营造思想。历史上，南京的古井甚多，其中《白下琐言》里写道“城中人烟辐辏，食井不可胜计”③，至今保留下来的还有很多，如四眼井、二泉井、乌衣井、仓顶大井、六角井、甘露井、胭脂井、铜钩井、还阳井、同乡共井等。

工艺构造方面的防火智慧

空间布局方面的防火设计是古建筑火灾防控的基础屏障，而工艺构造方面的防火做法，则是建筑本体防火的关键技术环节。在长期的营造实践中，古人通过材料改良与构造优化，将防火功能融入建筑构件的设计之中，形成一系列降低古建筑火灾风险的应对技术。

木材易燃，是传统木构建筑的主要弱点。古人很早就发现，在木构件表面涂抹泥灰可有效延缓火势蔓延。这种做法可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墨子》中提到“厚涂以备火”④，《韩非子》中也有“涂其隙”⑤的记载，即填涂泥浆用来防火。汉代以后，以草泥包裹木柱的做法逐渐普及，考古发现的汉代建筑遗址中仍可见此类痕迹。发展至明清，此类防火构造愈发精细。例如，江南民居中广泛使用的“灰板壁”，以芦苇或竹片编成骨架，外覆草泥抹平，形成连续防火面层。“批麻作灰”也是古代常用的防火做法，包括一麻四灰、一麻五灰、两麻六灰等。其做法是先用麻布包裹木构件表面，再逐层涂抹由桐油、生漆、灰料等按一定比例混合而成的涂料，形成兼具韧性与耐火性能的保护层。这种处理方法不仅能提升木构件的强度和耐久性，而且大大增强其耐火性能。 此外，古人还常在泥灰中掺入矿物颜料，这些颜料在高温下能够形成致密炭化层，既美化外观，又增强耐火性能。这一系列兼顾实用与审美的处理方式，展现出古人在防火技术与建筑艺术之间的巧妙平衡。

门、窗是建筑的开口部位，也是火势蔓延的通道，古人在这些关键位置进行专门处理。传统民居的入户大门，门框多用石条或砖石砌筑，门扇以厚木板为芯，外包水磨砖或铁皮并用铁钉固定。这种复合结构使大门既厚重又耐火，关闭后能有效阻挡外部火势。

楼板是古建筑中的防火薄弱部位，一旦楼板烧穿，会造成楼面结构坍塌，大大影响人身安全。为提升楼板的耐火性能，古人常会设置两层楼板，上层承重，下层吊顶，有时会在两层楼板之前填充阻燃材料，如细沙、灰泥等，这种构造在火灾发生时，单层楼板虽容易烧穿，但因填充物的隔热作用，温度上升缓慢，火焰蔓延速度降低，可以显著延长人员逃生时间。

古建筑屋面常常铺设望砖，望砖以粘土烧制，铺在椽子上、瓦片下，本身不易燃烧。当屋顶遭遇火焰炙烤，望砖能有效阻隔高温向木椽、木檩和木梁架传导，从而保护关键的承重部分。即便表面的瓦片被烧毁，望砖仍然能够起到一定的防火作用，为扑救火灾争取宝贵时间。

除了人为引发的火灾，雷电造成的“天火”也是古建筑面临的一大威胁。在没有现代防雷知识的时代，工匠们通过长期的观察与实践，逐渐摸索出一些减轻雷击损害的方法。“雷公柱”是中国古建筑中的一种特殊构件，其通常设置在建筑顶部的梁架上。虽然古人并不清楚电磁学的原理，但是他们从实践的经验中发现，在建筑最高处设置“雷公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将雷电带来的破坏引向局部，从而保护主体结构的安全。

社会治理方面的防火智慧

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系，对火灾的防范与惩处有所规定。历代统治者深知，火灾不仅危及百姓生命财产，而且可能成为社会动荡的导火索，因此对失火和纵火行为制定了极为严苛的刑罚。

作为我国现存最早、保存最完整的法典，《唐律疏议》对火灾相关罪责的规定十分详细。按照唐律，凡是故意纵火，即便未造成人员伤亡，也难逃极刑；若致人死亡，处罚则更为严重。对于过失引发的火灾，法律中也有规定。若因家中用火不慎殃及邻里财产，需参照盗窃罪的标准量刑；若仓库、庙宇等要害之地失火，哪怕未造成实质损失，也要处以杖刑。⑥这些条文，清晰地反应出古人对建筑防火的高度重视。

此外，唐律还确立了严格的责任追究机制。在火灾发生时玩忽职守、扑救不力的官员，同样要承担法律责任。这种将防火责任落实到具体个人的规定，有效调动各级官员的主观能动性。此后，宋、元、明、清各代基本沿袭唐律的框架，并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修补完善。例如，明代的《大明律》将火灾的危险程度细化，并设置不同的刑罚⑦。清代则将防火纳入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中，失职者将受到处分。这种持续千年的法律威慑，在客观上有效遏制人为纵火和人为疏忽引发的火灾。

法律的事后惩戒虽然重要，但是古建筑火灾防护的重点在于提前发现与预防。宋代建立的“军巡铺”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专业消防机构。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都城汴京的防火网络极为严密：“每坊巷三百步许，有军巡铺屋一所，铺兵五人”⑧，他们专职负责夜间消防巡逻警戒。此外，汴京还在地势高处修建专门的“望火楼”。楼上有人瞭望，楼下则屯驻军兵，并常备大小桶、洒子、麻搭、斧锯、梯子、火杈、大索、铁猫儿等全套救火工具。一旦发现火情，望火楼上的值守人员会立即通过旗帜、灯笼等信号发出警报，附近驻守的官兵随即赶赴现场扑救。这种从监测报警到统一调度、再到快速处置的流程，与现代消防的制度高度相似。此外，宋代还明确规定，扑救火灾“不劳百姓”，火灾消防多由受过训练的专业队伍承担，不仅能避免民众因慌乱造成的二次伤害，而且大大地提高灭火效率，展现当时城市管理的先进水平。

在“军巡铺”的基础上，到南宋时期，则形成更为专业的“潜火队”，这支队伍配备有包括梯桶、钩搭、绳索、锯斧等消防装备，每十天就各自携带分管的灭火器械，列队操练、点检装备。此外，还会有一名官员来统领和监管这支队伍。

夜间巡更制度同样是防火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打更人夜间巡行街巷，呼喊“小心火烛”，既提醒居民注意用火安全，又起到巡查火情的作用。这一制度可追溯至周朝，当时朝廷特设“司烜”一职，每逢仲春时节，司烜便会在都城中巡视，敲击木铎，警示民众防火。这种通过声音传递预警的方式，成为后世巡更制度的雏形，此后历代沿袭，逐渐演变为古代城市管理的一项基本制度。

在法律的约束与制度的保障之外，中国古建筑还巧妙地通过文化信仰与象征符号来强化防火意识。这些做法虽然带有一定的迷信色彩，但是对大众的防火意识也起到一定的心理暗示作用。五行学说中“水克火”的思想，深深影响着中国古人的防火观念，并体现在建筑的装饰之中。藻井通常位于宫殿、庙宇等重要建筑内部天花板的中心处，形态呈向上凹进的穹顶状，藻井壁四周雕刻或彩绘荷、菱、莲、水草等水生植物图案，甚至直接绘制游鱼、波涛等水景。这些元素共同构建一个象征性的“水上空间”，悬于建筑顶部，寓意以无形的“大水”压制潜在的“烈火”。

屋脊上的螭吻、水兽等构件，同样体现“水克火”的思想。螭吻龙头鱼身，属水性，古人认为螭吻能激浪降雨，可用作镇邪避火。而所谓的“水兽”，更是直接取材于神话中的海中异兽，传说其能兴云作雨、灭火防灾。这些装饰构件虽不具备实际的防火作用，但它们所代表的象征意义，不仅体现古人对灭火的美好期望，而且起到提醒火灾危险与防范的作用。此外，古人还有在房顶种植戒火草的传统，《荆楚岁时记》载有“春分日，民并种戒火草于屋上”，《南越志》载有“或多种屋上，以防火也”，《泉州府志》载有“人家以缶植之屋上，云可御火灾”。这些植物虽然起不到实际的防火作用，但是被古人赋予防火的寓意。

防火智慧中蕴含着超越时代的价值理念

纵观中国古建筑防火技术和理念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古人从未停止与火灾的博弈。在博弈的过程中，不仅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防火技术体系，而且催生出深植于社会中的安全文化。

中国古建筑的防火智慧，首先体现在对物理空间的精妙营造。从城市坊墙到村落封火墙，从涂抹泥灰到批麻作灰，从内金水河的蜿蜒布局到遍布院落的水缸水井，中国古建筑通过对空间布局的巧妙设计与工艺构造的精巧营造，尽可能地提升城市、街巷和建筑的防火性能。在制度方面，《唐律疏议》严厉惩处失火纵火，宋代“军巡铺”建立完善的消防机制，明清严格规定用火，民间宗族世代传承防火规矩，中国古代通过法律约束、制度管理与基层治理，将防火意识转化为社会成员的共同责任。空间营造与社会治理的双重支撑，将防火从个体行为上升到覆盖全社会的集体责任。

①李俊：《徽州古民居探幽》，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第14页。
②《酌中志》卷十七，道光二十九年番禺潘氏本。
③《白下琐言》卷一，光绪十六年江宁傅氏筑野堂刻本。
④《墨子》卷十四，上海涵芬楼影印明《正统道藏》本。
⑤《韩非子》卷七《喻老》第二十一，张鼎文明嘉靖四十年刻本。
⑥《唐律疏议》卷二十七，四库全书本。
⑦《大明律》卷二十六，1722年刊本。
⑧《东京梦华录》卷三，崇祯年刻本。

转自人民论坛网

自然债务作为一种古老的法律形态，最早发端于罗马法时代。自然债务内容上的不确定性，以及欧陆近代民法在该法律形态的继受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多样性，使之一直为法学界所关注。关于其范围、性质及效力的争论，直至今天依然不绝于耳。对此，我国民事立法同样没有直接作出回应，现有理论由于缺乏法教义学上的体系指引，不仅无法充分发掘这项制度所能承载的规范意义，甚至存在“自说自话”的嫌疑。

本文试图从自然债务的外延与性质入手，确立对自然债务进行教义学分析的前提，进而重点探讨各类自然债务共通的规范效力，从而更好地把握其与普通债务之间的异同关系，补充债法的理论体系。

一、自然债务的发生原因：形成体系

从历史沿革的角度看，自然债务的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及不同法域指向不同内容。譬如，在罗马法时代，基于当时特定的社会制度，形成了多种纯正自然债和非纯正自然债，欠缺要求清偿的诉权是这些自然债务共同的效力特征；德国民法中，赌博、打赌、婚姻居间报酬及《德国民法典》第814条意义上的道德义务等，被认为属于自然债务。总之，自然债务的外延取决于特定的法秩序对具体自然债务类型的规定，且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一）法定自然债务

国家法是法律关系效力的最终评价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讲，所有自然债务都是“法定”的。但此处的“法定”，是指由法律规范直接确定一种民事债务的强制力的排除效果。根据自治的作用机理不同，它或者经由法律规则直接产生，或者由实定法赋予一方民事主体以特定的权利对民事债务的强制力加以驱除，在自然债务的形成过程中，法律并未预留当事人自由协商的空间。

1．无主体意思参与的法定责任限制形成的自然债务

实定法为维持民事主体在社会活动中必要、基本的自由，在某些民事债务中直接宣告不受国家强制力保护，当事人之主观意思如何，在所不问。这些情形包括但不限于：（1）限定继承下超出被继承人遗产价值范围之外的债务（《继承法》第33条第1款）；（2）民间借贷中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限度的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

2．有主体意思参与的法定责任限制形成的自然债务（时效经过的债权）

在采抗辩权发生主义的立法例（包括我国）中，时效经过的债权本身仍属效力健全的债权，惟已经因时效经过的事实而负担法律上的不利益，且此种不利益有赖于债务人抗辩权的行使。在债务人行使时效抗辩权之后，则该债务沦为自然债务。

（二）意定自然债务

法律行为作为债务形成的重要原因，在传统民法学说中备受重视，但在讨论自然债务的形成过程中则常常被忽视。这或许因为，人们潜意识中会质疑通过法律行为所创设的欠缺强制力的债的实践意义，进而认定此处并无债之关系产生，或者认为属于法外空间。

从学理上看，基于私法自治的原则，通过法律行为来创设自然债务是实现私法上形成自由的重要方式。“法律也允许人们通过选择特定的法律形态来限制责任”，如成立公司。创设意定自然债务所涉及的法律行为，不仅包括合同，即通过约定直接创设自始的自然债务，或者通过债之变更将原本效力健全的民事债务转化为缺乏强制权能的自然债务，也包括单方行为，不过通过单方行为创设自然债务，在实践中并无太大意义。

从技术上看，直接排除强制力、为一方提供永久性的抗辩、附任意条件、权利不行使的约定等行为均可创设自然债务，其核心特征是排除通过诉讼强制要求履行，即根据该债之关系，债务的履行完全依赖于当事人的自愿。它的起点在于实体法上直接根据债之关系而请求履行的限制，以此为基础，根据该“完全自愿”的要求，其他以实现债权为目的的私力救济或法庭外强制，也将当然地被排除适用。除此之外，进一步地排除国家的法律拘束，应当受到限制。即便在现代社会，私法自治也是一个历史性的规范性命题，以国家法的授权为基础；合同本身的规范效力仍源于实定法对当事人意思实践行为的充分承认。为实现基本的契约正义，必然要求一个最低限度的法律控制和保护。在德国民法学说中，这种“法律途径排除”通常被认为是违反善良风俗而无效，因为这种排除常常带有明显的溢出效应，它不仅排除履行强制性，也将排除担保、返还给付关系等所有相关领域的法律适用。因此，就意定自然债务而言，完全债权形成过程中的法律控制机制，如格式条款、缔约过失及合同效力的评价等制度，在自然债务的形成中也应一体适用，从而完成对法律行为的内部控制。

总之，当我们认可自然债务是一种债之关系的时候，即便这种关系缺乏法律上的强制，它至少应当包含一个最低限度的债权债务关系，至少存在一方请求另一方为给付的权利和另一方据此所负有的“当为”的义务。以此为标准，在前述分类中，自然债务的外延仍有延伸的余地。

我国民法学的语境中，各种属于比较法上独有的自然债务，没有形成债权债务关系的社会关系，都被一股脑儿地以道德之名塞进自然债务概念之下。道德伦理进入自然债务的外延，只为蹭到自然债务“不能强制，但一经履行就不能要求返还”的功能，对于自然债务的其他效力则毫不关心。这种不加分类与取舍、单纯因袭比较法上的类型叙事或不加辨别地将诸种法律形态统归于自然债务的概念之下的做法，并不会对自然债务研究提供新的实质性的知识增量，只会因外延的无限铺陈而极大地缩小自然债务的内涵。之所以使用“自然债务”这一概念，目的在于以当下的实定法为基准，充分发挥“自然债务”概念的体系整合、简化与说明的功能。

（三）不宜纳入自然债务的诸种情形

不宜纳入自然债务的诸种情形均以不存在有效的债权债务关系为共同特征。债作为一种特别结合关系，以给付为其内容。其中一方负有给付义务的同时，另一方纵然缺乏能够通过诉讼途径得到执行的债权，至少也应具有权能不完整的对应债权。当这种给付义务或对应的债权不存在时，要么整个法律关系根本就属于非债，要么仅仅是法律识别出某种债法之外的义务并将其作为受领原因。

1．非债

（1）现行法律体系禁止将之归入自然债务。此以赌债为典型。赌债是否属于一种自然债务，抑或并未形成债务（即非债），比较法上并无统一见解。王泽鉴教授认为，赌博系违反公序良俗因而无效的法律行为，既属无效，则根本未产生债务，因此，赌债非债，相应的担保亦无存在余地。德国民法理论通说持类似结论，即赌博不产生债务（Verbindlichkeit），也不形成《德国民法典》第241第1款意义上的债务关系。但反对论者认为，赌博不产生债务意义上的债务系可强制执行的债务，赌博虽不产生该意义上的债务，但并不妨碍欠缺责任的单纯请求权的形成。德国民法出现两种矛盾见解的基础在于，《德国民法典》第762条第1款第2句至少承认赌博契约是一种受领原因或取得原因，并未将其归入不法原因给付中。

反观我国，结合业已形成的市民生活和行政规范，首先需要区分两类赌博：其一，纯粹社会交往活动意义上的赌博；其二，以营利为目的的数额较大的赌博行为，即《公安部关于办理赌博违法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通知》（公通字[2005]30号）第1条第1至3项所列情形及《刑法》第303条所涉情形。前者系法律不加调整的领域，从民法角度看当然无债务形成；后者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1条、第70条的规定或《刑法》第168条的规定，赌资及赌博违法所得均应依法没收，即作为严令禁止之行为，取得人并无保有该给付的规范依据。故此，赌债在我国不构成债，更遑论自然之债了。

（2）欠缺实定法基础而无法形成自然债务。有些比较法上的自然债务在我国欠缺实定法基础，这以有限责任制度下超出国家强制取得的责任财产之外的债务为典型。一方面，我国并未建立个人破产制度，不存在同一主体上破产债务的存续的制度基础；另一方面，法人与出资设立该法人的股东系属两个相互独立的主体，法人破产之后，原法人与债权人的债之关系并不由股东继受。因此，就我国目前的民事立法而言，自然人必将永久性地以其全部财产作为债务的一般担保，自然债务并无产生之可能；后一情形中，股东与公司债权人之间并无债之关系产生。

2．民法中的道德义务

在讨论自然债务的语境下，“道德义务”一词有广、狭二义。广义的道德义务，被自然债务“主观说”用以揭示自然债务的本质；狭义的道德义务，则用以指称以抚养义务误认、合于礼俗或礼节之给付为典型的给付关系形态。本处所涉及的道德义务，系狭义的道德义务。

依德国民法理论通说，给付是否符合道德义务，全凭客观决定，即给付的效果不以给付人的主观认识为基础。在我国，道德义务的规范意义在《合同法》第186条第2款中得到了体现，该条并确立了道德义务在实定法中的开放结构。但从比较法上看，道德义务的意义更在于作为一种受领给付的法律原因，从而排除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适用（《德国民法典》第814条第2句）。这样，实定法就打开了一扇通向法外空间的窗口，它允许司法裁判在个案中吸纳舆论及社会一般观念在不断变迁的社会中形塑的道德共识，并形成相对固定的类型化案件。比如，在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司法实践中，抚养没有法定抚养义务的贫穷家庭成员，即属履行道德义务。此时，虽然抚养人误以为有抚养义务，但事后仍不得要求返还。

此外，赠与与道德义务有千丝万缕的连结，但道德义务并不全然为赠与法所吸收。按照德国民法见解，道德义务除了在赠与合同中限制赠与人的任意撤销权之外，也能独立地在不当得利法中作为法律原因使受领人保有给付，且为防止单方加利，不管何种性质的赠与合同都必然以双方行为的形态出现，但道德义务作为一种自然债务得以履行时，却是单方行为，因此，道德义务的履行也不以无偿性合意为要件。由此，道德义务的范围也必将受司法拘束，使之在同胞互助与私法自治之间取得平衡。

但纵然如此，道德义务仍不能与债之关系等量齐观，因为：（1）在道德义务的情形中，仅仅是一方负有“义务”，而该义务却没有对应的权利人，即便我们认为受益人是权利人，道德义务无法作为请求权基础使该“权利人”得以主张其权利。（2）道德义务虽然在类型上可以被规范化，从而在赠与法和不当得利法中起重要的辅助作用，但给付的期限、数量等内容无法事先确定，而且即便进行了给付，道德义务也并不随之归于消灭。此种漫无边际的“法律关系”已丧失特别结合关系的特征，因而只能排除在债之关系的范畴之外。（3）即便道德义务在不当得利法中取得独立的地位（参见《德国民法典》第814条），法律观察的模式通常是以给付存在为起点，进而判断是否符合道德义务，这隐含了法律关系事先不存在的逻辑前提，由此可见，道德义务其实并未创设债之关系。（4）就本国法而言，如道德义务并未在不当得利法中得以确立，基于道德义务给付的返还争议时，作为法外空间亦能解决。（5）从概念使用的功利目的看，将道德义务列入自然债务并无价值。因为缺乏相应的债权，自然债务的共同效力在性质上无法适用于道德义务。因此，道德义务即便因客观化而不同于纯粹的社会义务，它也应被排除于自然债务之外。

二、自然债务的性质：作为法律债务

自然债务的性质并非只是单纯的教义学归类问题，下文将揭示，不同的自然债务性质界定，将导致不同的关于自然债务效力的解释路径与体系建构，并最终形成对相关当事人利益的不同影响。对自然债务的发生原因的体系梳理，使得自然债务的定性有了一个较为“实证”的分析基础，从而使伴随着抽象道德叙事的性质纷争，重返立法者的价值考量，获得较为妥当的分析理路。

（一）自然债务性质的两种见解

欧陆民法就自然债务的性质问题一直存有两种见解：客观说和主观说。其中，客观说将自然债务视作是民事债务的贬损，而主观说则认其为道德义务的升华。

客观说基于自然债务本质上属于民事债务的认识，认为债务人的对于可诉请履行性的认识错误是无关紧要的，且允许民事债务对自然债务进行抵销，民事债务与自然债务通过法律行为相互转换原则上亦应得到认可，对自然债务进行保证及担保亦非不可能。而主观说则以“道德义务”本质的基础，重视债务人行为的动机，关注该义务对于给付一方来说是否在主观上是强制的，进一步讲，债务人必先对道德义务存在的环境及义务的不可强制性有所认识，并通过与其自由意志相连的外部行为（如履行承诺或履行行为）进行承认。虽然履行承诺也能将道德义务转换为民事债务（即所谓更新效力），但一旦债务人对道德义务的存在及履行的不可强制性有错误认识，则其给付得请求返还。

这两种学说的纷争两百年，我国民法学界面对此两种学说的争执，尚难谓何者已成通说，更多学者仍致力于对此两种学派的观点引介。这一论争的现代意义在于，依照主观说，如果认为自然债务不是一种法律义务，而是一种法律外的社会义务，则自然债务根本就不在法律的调整范围之内，而是应由人们按照非法律规则，即社会的、道德的、宗教的规范去解决。笔者并不认同这种见解。

（二）主观说批判

以罹于时效的债务为例，持主观说的学者认为，时效完成之自然债双方不存在债的关系。的确，单就罹于时效的债务而为的清偿不得返还而言，主观说仍能得出自己的解释：“如非债给付是行为人真实意思，只要不违反公序良俗，非债受领不构成不当得利。换言之，非债给付人之真实给付意思，即非债受领之法律根据（或称法律上原因）。”依此解释，自然债务的履行在性质上则归属于“非债清偿”。明知债务不存在或至少明知该债务欠缺法律上的履行强制力而为给付时，可以排除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其法理基础在于“禁止矛盾行为”或者英美法上的“禁反言”。但问题在于，非债清偿与自然债务的履行在性质上有明显区别。后者直接赋予受领人以受领、保有给付的法律原因，因而只要债之关系存在，给付一方基于何种动机而为给付在所不问；前者则始终缺乏法律原因，受领人对给付的保有，是法律对受领人提供了一个针对给付人的返还请求权的抗辩权，因为给付一方明知债务不存在仍为给付。

可见，非债清偿欲发生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排除的效力，一般以加利人明知债务不存在为前提，否则真实意思就无从谈起。“明知”要件在这里的意义是，如果清偿人要求不当得利返还，应当由受领人就清偿人的明知负担证明责任，本质上，受领人并无取得的法律原因，只是由法规范提供了一个抗辩权。一旦具有抗辩权的事实无法举证，则抗辩权就无法有效行使，原本受领的给付就不得不被要求返还。举例而言，在“欠债还钱”、“父债子还”的观念深入人心的我国，清偿人为清偿行为时，其动机往往在于履行既有债务。这些清偿行为在主观说看来都极有可能伴随着事实认识错误，因而受领人的给付可能被要求返还。这明显与自然债务“一旦履行就不得请求返还”的共识相矛盾。换言之，我国民法理论一向认为，自然债务的履行无须考虑动机和其他主观状态。

支持主观说的另一解释是，基于自然债务的给付本身即属于法外空间，给付与返还请求权均属法律调整所放弃的领域，因而，基于道德义务而作出的给付不能要求返还，实际上是法律对道德领域不加干涉的反射规则。但以此为基础再进行推论，必然的逻辑结论就是，无法以自然债务为基础进行债之担保或债之更新。很难想象一个在民法上不存在的债务得以构成的担保的主债务，也很难认同一个原本不存在的债务可以通过债务更新而转变效力。

这一立场连同上述“非债清偿说”均与我国一贯以来的司法实践不相符合。首先，即便采胜诉权消灭主义，对于时效经过的债权，我国司法实践也承认债务更新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当事人达成的还款协议是否应当受法律保护问题的批复》（法复[1997 1 4号）明确规定：“对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当事人双方就原债务达成还款协议的，应当依法予以保护。”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借款人在催款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法律效力问题的批复》（法释[1999] 7号）明确了债之确认的效力，该批复认为：“对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信用社向借款人发出催收到期贷款通知单，债务人在该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应当视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该债权债务关系应受法律保护。”如果认为债之更新事实上是以新债替代了旧债，从而两者不具同一性，因此不足以彻底否认旧债“非债”的可能性；则在后一个批复中，单纯的债之确认行为使该法律关系具备了法律上的强制执行力，已足以说明旧债仍属法律上的债，因为对非债进行确认的效果必然只能是非债。

此外，自然债务也并非一种单纯的受领给付的法律原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第44号）第35条，自然债务除了为给付提供原因之外，尚能作为一种法律上的债务，成为担保的对象。根据该司法解释第12条第2款，主债权罹于时效，担保物权尚能继续有效存在，此必然以主债务的继续存在为前提。

（三）自然债务的理论基础：债务与责任的分离

自日耳曼法时代以来，民法理论就始终承认债务与责任的可分离性。虽然债务与责任相伴而行是民法中最典型的债之样态，甚至为避免语用上重复，“负有债务”常常等同于“负有责任”，但此种出于方便考虑而放弃精确性的做法，并不意味着债务与责任在现代民法中有融合的趋势。相反，现有民法中不仅存在有债务无责任的情形，如罹于时效的债务，也承认无债务有责任的情形，如为他人担保。“债务是法律上的当为，意即法律上被规定的事物，该概念中并不包含法律上的强制”，债务的概念并不必然包含责任。相应地，自然债务本身虽然缺乏责任，但责任的缺失并不否定请求权的存在。相反，如上文提到的司法解释和文献所揭示的，以罹于时效的债务为代表的自然债务所对应的不完全债权，作为一种实体债权，从未遭到我国司法实践与学理的否认。

进一步讲，在法律调整的领域中，强制手段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必需的，“‘不完善法律’和‘自然债务’也是法律语言的形式，间接表明了强制的限度或条件”，民法并不因其在特定领域强制力的缺失而失去对这些领域的法律控制，相反，它终局性地决定了国家强制退出的领域、范围与程度。正如我妻荣先生所揭示，“对无论是从伦理上还是社会角度而言，国家都不应以其组织力量强制履行的特殊债权，应当控制使用强制力，是否履行债务委托给道德及习惯来决定”，换言之，自然债务的权能和效力的配置，最终仍由民法确认，而通常人们认为的使法律区别于道德领域而所必需的强制，与其说是法规范控制下的法律行为的品质，毋宁说是法规范的基本品质。

最后从规范上讲，“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民法通则》第84条第1款），义务仅仅涉及行为人“当为”，而并不必然包含强制的成分，因此，我国《民法通则》确立的债并不涉及服务于国家强制的责任因素。相反，就我国民法理论而言，将自然债务归于道德义务的意义仅在于，它完整地揭示出自然债务在失去强制力之后其履行动机的合乎道德性。然而，这一意义仍是有限的，这不仅因为当存在法律上的自然债务作为受领的原因时，履行动机变得不再重要，也因为任何一种效力健全的民事债务很大程度上也成就了履行的道德性。因此，我们探讨的重点应当在于，当自然债务被褫夺强制力之后，在道德属性之外还具备怎样的法律属性。

三、自然债务的实体法效力

认定自然债务的本质是道德义务，除了解决给付的正当性问题之外，对于自然债务本身效力体系的建构问题则常显左支右绌，而现代债法又缺乏对自然债务的普遍性包容，诸如债之保全、履行形态制度均以效力健全的民事债务为典型展开建构。理论的缺乏与制度设计的缺位影响着法院的裁判。笔者在这一部分以自然债务的法律债务性质认定为基础，围绕静态效力和动态效力，探讨自然债务的实体法效力，为相关司法实践和学理的发展提出建议。

（一）静态效力：异于完全债权

一般而言，完全债权通常兼具请求力、强制执行力、私力实现力、处分权能及保持力。一般见解认为，自然债务欠缺的是强制执行力，债权的其他权能则不受影响。

的确，债权唯有以某种方式予以实现才有存在的意义，“无救济即无权利”。原则上，在诉讼中和诉讼外提出履行请求，是一项权利之为权利的本质要求，因此，具备请求力系债权应有之义，而与请求力相关的催告等权利也均存在。其次，具有基础地位的保持力作为债权的核心权能，在各种自然债务本质理论之下均得到了承认。再次，权利本身意味着法律上的利益，原则上，权利人通过法律行为对权利加以处分，且不损害第三人或公共利益的，该处分行为应当有效，即对不完全债权的让与、抛弃、内容变更行为，并不因其程序性的最终救济权利的缺失而受影响。

但自然债务是否同样具备以实现债权为目的的私力实现力？我国民法对此并无一般规定，但学说一般认为，当涉及私的执行时，只有在不能及时取得机关援助，并且不实行自助即有可能无法实现或者严重妨碍实现请求权时，才容许自助行为。如此看来，在现代社会，就实现债权而言，私法意义上的自助行为似乎是国家机关行为的补充。在自然债务欠缺强制执行力的情况下，如允许其私力实现，就与国家机关的不作为行为存在价值判断上的背反。其实，自助行为的要件中就已经原则上排除了私力实现力的存在可能性：当人们认可私力救济取代国家救济时，事实上是以国家救济的有效性为前提的。在自然债务中，国家救济常常缺位，作为其替代物的自助行为，自然不应认可。

（二）自然债务的动态效力：受静态效力影响的运行过程

不完全债权在履行、债权保全、债权担保问题上迥异于完全债权（或曰普通债务）。可以说，强制执行力和私力实现力的缺失直接影响到不完全债权本身实现的可能性，私法对其保护的力度远远小于普通债权。当然，由于自然债务本身仍可作为给付保有的法律原因，一旦该债务人主动清偿了自然债务或达成了清偿协议，对债权人产生的直接法律效果与普通债务并无差异。但这一般性的结论可能受诸多限制，尤其在债务人责任财产不足以清偿所有现存普通债务的情况下是否同样成立，殊值探讨。

1．自然债务的履行问题

（1）自然债务的履行受履行障碍法的控制及其限度。自然债务的履行，如不存在履行障碍之情事，则发生清偿及消灭债的效果。但如存在瑕疵履行、履行不能或履行迟延等情形，则将产生损害赔偿、瑕疵履行的补救措施及解除等效果。

履行行为通常是事实行为，或与原因行为相分离的法律行为，但独立于原因行为，债之更新必然涉及相应的针对原债关系的意思表示，成立新债之关系，而履行行为依其本旨并非在于变更债，而是实现债之关系的终止。因而，单纯的履行行为并未改变自然债务的履行自愿性要求，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第二性给付义务都受制于自愿性而不得强制履行。

从目的上看，第二性给付义务有可能是：（1）第一性给付义务之替代；（2）基于诚实信用原则的信赖与保护；（3）维持正常债之关系的进一步发展。第二性给付义务的目的不同，法律所赋予的功能也就不同，能否强制履行就不能概而论之。总的来说，服务于积极利益的实现的第二性给付义务通常不具有可强制执行性。

具体而言，替代履行之损害赔偿（《合同法》第113条第1款）本身即属于第一性给付义务之替代。第一性给付义务系以自愿履行为前提，发生债务不履行，理论上虽然应当承认第二性给付义务的存在，但此时替代履行之损害赔偿仍应以自愿履行为特征，否则无异于强迫履行。而另一些第二性给付义务则仍然能够强制执行，这主要涉及针对人身、财产安全的保护义务（《合同法》第60条第2款）等附随义务。自然债务所失去的只是履行强制，而义务人的履行义务及债之关系并未丧失。这种义务只为维护给付关系的正常发展，并不涉及给付义务的履行或替代履行，承认强制执行性并不违反自然债务履行自愿性的要求。

此外，涉及物之瑕疵履行时产生的退货、减少价款或者报酬的权利（《合同法》第111条）等，往往着眼于债务得到履行之后债权目的的充分实现，维持债之关系正常发展，所涉及的仅仅是债务人“可得收益”的减少，并不妨害其债务履行的自愿性。相反，同属《合同法》第111条的修理、更换、重作等义务在性质上则属于继续履行（或曰“强制履行”），不仅直接妨害债务履行的自愿性，而且涉及债务人成本的上升，本质上与替代履行的损害赔偿极为相似，因而应当排除强制执行力。

如果自然债务系以双务合同为基础而形成，且符合法定解除之要件时，则还可能适用合同解除权。就约定的自然债务而言，双务合同中给付与对待给付的牵连性，并不因债之强制执行力的欠缺而丧失。双务合同在功能上的牵连性，从积极面观之，可产生同时履行抗辩权；从消极面观之，则应赋予守约方在对方违约时撤销已经作出的给付的权利，而解除权即属实现此种给付撤销的重要手段。包含自然债务的双务合同同样以合同目的、人身信赖等因素作为维系合同关系的因素，当合同目的、人身信赖等因素无法实现时，赋予守约方以合同解除权，使之从无意义的合同义务中解放出来，并索回违约方所期待的合同利益，使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得到平衡。但涉及自然债务的合同解除在效果上受到影响，迟延履行的损害赔偿和替代给付的损害赔偿仍应排除强制执行力。

在法定自然债务的情形，解除权行使将受限制。此时，即便涉及双务合同，该合同在成立之初常常包含了给付与对待给付的交换关系，但随着该完全债务向自然债务转变（或自始即属自然债务），基于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模式变更及法律界定的特定的法政策考量，给付与对待给付的交换关系有可能被打破，双务合同基于牵连性的救济规则被限制，并与债务履行的自愿性互为表里。亦即，双务合同的债权人面对自然债务的不履行，很难通过法定解除权等制度得到救济。

（2）自然债务的履行受自然债务劣后性特质的限制。自然债务履行的自愿性在面对请求权时，通过一系列实体法抗辩权和诉讼法意义上的抗辩来实现，如时效抗辩权、原告所主张之利息超过法定标准的抗辩。这些抗辩或抗辩权既为利益，则原则上可以抛弃，进而通过履行行为使债权得以实现。但此种权利或利益的抛弃以不损害完全债权的债权人利益为前提。

首先，抗辩权作为请求权的反对权，当抗辩权人不作为时，请求权将可以通过司法程序得到执行。但是当债务人的责任财产不足以清偿所有既存普通债务时，权利的抛弃即应有一定的限制，因为，任何一种权利的抛弃不得损害他人的利益。时效抗辩权等的抛弃恰可清晰地识别出此种损害的存在。就时效经过的自然债务而言，抗辩权的放弃表现为请求延期、清偿、部分清偿、支付利息、主张抵销、和解商谈等，其最终的效果均指向自然债务权能的恢复或债务的直接清偿，其本质均是自然债务的债务人以其自身的意志行为实现对自然债务的债权人加利。无论是否现实地进行了给付，在债务人的财产不足以清偿所有普通债权的情况下，前述抗辩权放弃的行为均导致其他债权人的正当利益受损。

其次，从责任财产角度看，权利人的总体财产首先是主体对其债务承担责任的物质基础，以实定法为依据的责任承担，优先于主体对财产的不当处分，是私法的基本价值判断。

最后，从经济价值角度看，相同内容的不完全债权与普通债权在经济价值上存在着巨大差异，债务人放弃抗辩权或履行债务的行为补足了普通债权与不完全债权之间的差距，从而实现了对债权人的经济利益的输送，这事实上是以无对价的方式实现对他人的加利，无异于财产赠与。因此，可以准用《合同法》第74条第1款关于债权人撤销权的规定，撤销自然债务的债务人的履行行为；涉及履行允诺的，从债务更新角度看即成立新的无偿合同，相应的无偿处分行为亦可通过《合同法》第74条第1款予以撤销。换言之，就自然债务履行的劣后性而言，当责任财产不足以清偿所有债务时，一般意义上的“债权平等”在此遭遇了例外。

在意定自然债务中，解除权不受妨碍的事实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守约方提供救济，因此，其履行未必带有不利益，因而也未必会对其他债权人的权利实现产生影响。如果待履行的双务合同中，负有自然债务一方当事人面对的是负有法定债务的债务人，也不属于履行自然债务会危及普通债权债权人利益的情形，从而不属于本处需要讨论的内容。

2．不完全债权的保全问题

债权“人代位权”、撤销权之目的仅在于防止因债务人对他人的事实上加利行为而对债权人债权的实现造成损害。因此，虽然债之保全行为需要借由国家公权力机关实现，但从效果上看，保全行为之实施并非在于通过司法程序实现债之履行，因此，它与强制执行力的实施有云泥之别。此外，若不考虑代位权的“入库”效力，这一效果与抵销等直接实现债权的情形相比，也存在明显差异。

因此，单纯就强制执行力与私力实现力的缺失而言，似乎并无充分之理由限制自然债务中债权人的保全行为，但此时仍应考察保全行为的要件。《合同法》第73条、第74条关于债权人代位权和撤销权的规定中，均有关于“对债权人造成损害”这一要件规定，即债务人的不作为或不当处分使自然之债的债权无法依债的内容得到满足。不可否认，债务人的行为须与债权人的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自然债务在形成过程中，某些约定事由法律规定的存在或抗辩权的运用本身，即已经欠缺了强制执行力和私力实现力，其债权的满足完全依赖于债务人的自愿给付。所以，债权人事实上的损害，并非来源于债务人陷人无资力及不作为，而是前述法律事实或法律规定。由此可见，不完全债权的债权人原则上并不能提起代位权、撤销权之诉。

即便对于前述损害存有争议而认可债权人代位权的存在，对自然债务而言，仍需探讨的是代位权行使的效果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法释[1999]号，以下简称《合同法司法解释一》）第20条规定，债权人向次债务人提起的代位权诉讼经人民法院审理后认定代位权成立的，由次债务人向债权人履行清偿义务，债权人与债务人、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相应的债权债务关系即告消灭。从文义上看，似乎代位权一旦行使，直接导致债权人的债权得到满足。这样，即便是自然债务，逻辑上必然得出自然债务的债权人可以通过对次债务人行使代位权而规避其债权权能上的不足。但如此理解的法理逻辑必然是：债权人并非以自己的名义行使他人的权利，而是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自己的权利，但这显然与当下对代位权制度的理解不符。事实上，本条规定的逻辑在于，在金钱债务为典型的场合中，借助抵销制度，使代位权制度发挥简易的债权回收手段的功能，也就是说，代位权行使的结果并非直接地归属于债权人，而是通过抵销制度间接地归属于债权人，即所谓的“入库规则”。因此，如果债权人所拥有的债权为不完全债权，则因品质上存在差异，自然债务与普通债务并不能产生抵销的情形，或因债务人具有某种形成反对权而对债权人的保全行为提出抗辩。《合同法司法解释一》并未赋予自然债务的债务人相应的抗辩权以确保其履行自由，而径由次债务人对债权人完成有效清偿，这一清偿效果与前述抵销权的适用效果之间存在着矛盾的效力评价，令人难以接受。换言之，《合同法司法解释一》第20条中的“债权人”亦应当作目的性限缩，使之局限于完全债权的债权人。

此外，从效果上看，债权人撤销权的行使直接干涉债务人甚至第三人的行为自由，是对经济秩序的破坏，故而，该权利的行使应严加限制。我国通说认为，撤销权兼有形成权和请求权的性质，因此当债权人提出撤销权时，亦应当允许债务人提出与自然债务有关的具体抗辩。因而，从效果上看，自然债务的债权人撤销权常常不能发生私法上的效果。

综上，自然债务在权能上的欠缺，不仅影响到债权的实现，而且直接导致自然债务对债的保全行为的行使条件和效果方面的限制。

3．自然债务的担保问题

（1）自然债务的意定担保的限制。自然债务仍属法律债务，且设立担保系独立之法律行为，因此，不完全债权仍可以作为主债权而设立担保。该担保由第三人提供，或者虽然由债务人提供但债务人的责任财产足以清偿所有普通债务时，其效力不生疑问；但当该担保由债务人提供且债务人的责任财产不足以清偿所有普通债务时，是否能够一概认定其担保效力则有疑问。这种立场在一些支付不能法中得到了体现，如，《企业破产法》第31条第1款第（三）项对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财产担保的行为规定了撤销权。为防止矛盾评价的出现，对不具有强制执行力的债务进行担保更应受该撤销权之限制。

（2）自然债务的法定担保的限制。在法定担保中担保的产生并不关乎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意愿。就留置权实行的要件来看，除了要求留置财产与债权之间应处于同一法律关系之外，我国《物权法》未设置其他要件。就此而言，似乎即便主债权欠缺强制执行力，留置权的成立亦不受影响。但留置权的行使从性质上看仍是一种法律允许的私力救济手段，依私力救济力的本质属性，设定留置权的请求权显然必须在司法程序中得到诉请履行，且如果存在针对请求权的抗辩权，此种留置权亦将无法设立。这一结论同样适用于商事留置权。

代结语：民法典对自然债务的回应

解决本国的法律问题，必以本国的实定法为基础，比较法上的学说纷争虽可以提供问题意识，却不能决定本国法律制度的全貌。自然债务更是如此。自然债务是并通过法律的规定或当事人的约定而形成的权能受限制的法律上的债。自然债务本身并非仅仅是一个单一的法律制度，而是一类以债务与责任的分离为基本特征的债的法律形态。我国未来的民法典不可能对自然债务的形成作出一般性的规定，民法典的各个角落均可能出现相关规定，有的属于总论（时效制度）、有的属于合同法（意定自然债务）、有的属于亲属继承法（限定继承下超过遗产范围的债务），等。总而言之，自然债务本质上是一种法律债务，而非社会道德义务。与普通债务相比，自然债务缺乏强制执行力和私力救济力，在履行、保全与担保方面受到诸多限制。

转自《法学家》201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