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人文知识

一

中国历来以纺织为制造业主干，尤以丝织工艺与产品名扬世界。罗马斯多葛派哲人塞涅卡有句名言，话题本身是从他们主张的节俭主义生活方式出发，就人类衣食住行基本需求的居住和穿衣作一个设问，将中国的纺织品能否舶往欧西与他们的国计民生联系了起来：

不用切割大理石的石匠和工师，我们怎能有得以栖身的房屋？假若没有了跟丝国人的贸易，我们可还有衣穿？

古希腊、罗马人把中国称为“丝国”（Σηρικά、Serica），中国人则是Seres“丝国人”。由于塞涅卡原话中的词组sine commercio sericorum 在语言学上允许有两种理解，遂产生了不同的译法——广义的“经由丝绸贸易”与狭义的“跟中国进行贸易”，而且传本中sericorum这个词本身还有异文（servorum），故而这句话实无达诂，但是仍有学者坚信这一句话跟中国确有关系，赛岱司把这个段落编入古代希腊罗马对远东的记述史料集，就是基于“跟中国进行贸易”这一理解。事实上，两种译文并无本质的不同，因为当时从事桑蚕养殖、缫丝织绸，生产并出口丝绸产品的正是中国，唯此一家，并无分号。

世界多数语言中表示“丝”的词，也证明了这一点。“丝”是个汉语原生词，在甲骨文中已经出现。属于东亚汉字文化圈的语言系统借用汉语汉字的丝绸词汇这一事实自不必论，与汉藏语不同系的欧洲语言中表示“丝绸”义的词也多以汉语“丝”字为语源，如：拉丁语的seta、英语的silk、瑞典语、丹麦语的silke、俄语的шелк、法语的soie、德语的Seide、意第绪语的zeyd、荷兰语的zijde、爱沙尼亚语的siid、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的seda、意大利语的seta以及克罗地亚语的svila等等。“印欧语里这些关于‘丝’的语词无疑是从中国*si̯ǝg借去的。从历史上讲，丝业最初是中国发明的，也是我们物质文明最早传布到全世界的。”

丝织业是中国传统手工业的技术和商业亮点，但并非唯一，丝织品以技艺精湛、品质华美独占鳌头，麻纺织则是常用纺织品的主力。古有“掌布缌缕紵之麻草之物，以待时颁功而授赍”的专门职守“典枲”（《周礼·天官·冢宰》），即是管理麻织行业的官署。在棉花传来之前，中国人的“布衣”文化的主要角色其实由各种麻布、葛布承担，丝锦绫罗绸缎因价格昂贵，并非日用所宜，“卫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左传·闵公二年》），君主贵族尚且需在用度上俭省，更说明了普通民众财力所能承担的衣装用料一般是在大布以下的。中国是大麻（hemp，Cannabis sativa）、苎麻（ramie，Boehmeria nivea）的原产地，很早就实现了对它们的驯化、栽培，苎麻在近代贸易中充当起重要角色，在西方被称为“中国草”（China grass），以苎麻织成的夏布、葛布被定义为“中国草制品”（made from China grass），可见其作为中国产品的独特性与中国麻制品的世界意义。

二

有关中国麻布的向外传播，现有古代匈牙利的语汇证据提供了线索，藉此可以将汉代至唐五代时期史籍文献与出土文书中的相关记载贯串勘同，为麻布的西传勾勒出一条亚欧交流之路。

匈牙利语属于乌拉尔语系，所以在前述的印欧语系表示“丝”的举例中没有出现。匈牙利语名词selyem“丝织物”，无疑也是借自汉语。不仅如此，匈牙利语还有一个词vászon，久经国际学者博考，词义确定是“麻布”，已由上世纪中期匈牙利科学院编纂的《马札尔语历史语源词典》著录，但标明“语源不详，待考”。本文认为，vászon有汉语来源。

《马札尔语历史语源词典》出版后，学界对这个词的语源持续关注。哈德罗维奇（László Hadrovics）提出vászon的古俄语语源假说。但是，此说想在来自希腊语βύσσος及其教会斯拉夫语（Church Slavonic）对应词въIccъ（vyssu）、вuccъ（vussu）和马札尔语的vászon之间建立起源流关联，是存在困难的，首先在第一个音节就有元音不同（á、o）的问题。vászon似乎只见于马札尔语，鄂毕乌戈尔诸语言中不见其踪影，此前也有学者已经探讨过伊朗语来源，但并未找到答案。从1993年起，《马札尔语历史语源词典》德文版以分册的形式陆续出版，词条vászon的释义较匈牙利语旧版有所增补，译述如下：

vászon麻布（Leinwand）。语源可能是古伊朗语vaŋhana-，义为“衣装”（Gewand），印欧语源，可参见：古印度语vásana-“衣服”（Kleid）、拉丁语vestis“衣裳”（Kleidung）等。这个词有可能早在公元九世纪马札儿人定土立国之前就经由贸易途径传入，进入了匈牙利语语汇。

这个词条谨慎地提出了伊朗语源，举出亲缘语的对照词形，并溯源于印欧语，对该词进入匈牙利语的时间和历史条件也有所推断。

在这期间，中亚伊朗语多种分支语和突厥语古代文书研究逐渐深入，为有关问题的解答提供了新的条件。突厥语学者茨默（Peter Zieme）再次提出这一问题。他的思路是钩联希腊语βύσσος和中亚的伊朗语、突厥语中的对应词，指出粟特语的wšyny、wšynyn’k以及穆格山粟特语文书中的语音变位拼写方式šwynny与vászon的可能关系。在文中，茨默引述他与伊朗语学者辛姆斯—威廉姆斯（Nicholas Sims-Williams）的通信讨论，也正视到仍有很多问题不易作出明晰、断然的解释，“这个词的流传路径环节曲折，本来就是意想之中的事”。

在茨默论文发表之后，李特（Ralf-Peter Ritter）撰文质疑vászon的粟特来源说。他引证了印欧语学者翟美列尼（Oswald Szemerényi）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就这个词提出的考释意见，认为vászon的语源是中古高地德语的wassin：

在现代西方语言中，亚麻布（linen）经常被称作wax，这个词对应于近代德语的Wachstuch（麻布），其中古高地德语的形容词表现形式则是wachsin duch，最早的用例为1389年。在一些方言中，wachsin变成wassin、wessin。似乎很明确，vászon是由wassin发展而来的（其中间环节为vaszun）。

茨默、翟美列尼的两种解说，代表完全不同的意见，各自词源的地理、文化指向相反。茨默先生在与笔者交流中坦陈，vászon的粟特语源说在语音形式和语义（粟特词wšyny的意思是“棉布”）两方面都不能认为成熟，期待有关研究能够继续深入。笔者认为，翟美列尼的解决方案值得重视，但仍有不足之处，那便是1389年的书证对于麻布这种古老的纺织品未免过晚，将wassin用来证明“可能早在公元9世纪马札儿人定土立国之前就经由贸易途径传入，进入了匈牙利语语汇”的vászon，不够合理，前后关系是颠倒的。

此后，匈牙利历史语言学者罗纳—塔施（Róna-Tas）和白尔塔（Á. Berta）合作编撰的《匈牙利语中的突厥语借词》一书，也将vászon列为词条，溯源到古匈牙利语 *vɑsɑnə，祖型当为印欧语*vɑsɑnɑ，与阿维斯陀语的 vastā，vaste（“穿着”）、vastra（“衣物”）以及和田塞语的 vāsta（“衣物”）同源。在此编者似乎忘记了——或者是未能——提出本书题旨中的西突厥语中介词型，所以此条落空。

三

在我看来，表示“麻布”的这个匈牙利语词vászon，应与汉语“八稯”——至迟从汉代起就见于记载的一种麻布——有关。从音韵上说，八稯的构拟中古音是：八*pəɨt，河西方言音是par4（高田661）；稯 *tsəwŋ，河西方言音（阙；参音值接近的：總tsuŋ2，高田1138）。下文将提到，这个意义上的稯字在吐鲁番文书中写为“纵”，纵的中古音 *tsuawŋ；在敦煌文书里写为“综”，也是同音。

“八”字，回鹘人所发的汉字音为var，见于回鹘本佛教文献《阿毘达磨倶舍论实义疏》的佛教名词“八转声（aṣṭa vibhaktayaḥ）”，回鹘语发音标注为var čun ši。这样一来，vászon的第一个音节就有了着落。后一个音节szon与中古汉语稯*tsuŋ勘同，也无窒碍。综此，“八稯”的中古音可以是*vartsuŋ或*va（t）tsuŋ。

稯是纺织业术语，《说文解字》对此有定义：“稯，布之八十缕为稯。”“缕，线也。”段玉裁注：“此本谓布缕，引申之，丝亦名缕。”稯即在一定尺寸的幅面上织有80条经线，八稯便是有640条经线的织物。

八稯布作为一种纺织品，在汉文史料里有相当丰富的记载。以稯构词，前缀以数量词，史籍中还有“七稯布”“十稯布”。《史记·孝景本纪》：“后二年（公元前142年）正月，令徒隶衣七緵布。”《汉书·王莽传》：“天凤三年（公元16年）五月，自公卿以下，一月之禄，十緵布二匹或帛一匹。”湖北省江陵县张家山西汉竹简中已有提及“七稯”“八稯”两种布：《二年律令·金布律》（四二○）规定“内作县官及徒隶”四季衣装所使用布的丈尺数量，就这种布的品种还做了说明：“布皆八稯、七稯。”这里的所谓二年，指吕后二年，即公元前186年，尚在前述《史记》《汉书》记载的时代之前。

居延汉简中有“七稯布”“九稯布”，“八稯布”更多次出现，如“贳卖八稯布一匹，直二百九十”“出广汉八稯布十九匹八寸大半寸，直四千三百廿，给吏秩百一人，元凤三年正月尽六月积七月”。元凤三年为公元前78年。“今余广汉八稯布卌九匹，直万一千一百廿七钱九分”，再一次突出了这种八稯布的产地广汉。“入七稯布二千七百九十七匹九尺六寸五分，直六十万八千四百，率匹二百一十七钱五分”，标出当时七稯布的货币价值。综上可知，七稯布217.5钱，八稯布290钱，九稯布330钱。终汉之世，七稯布、八稯布、九稯布、十稯布都广泛地存在于制造、流通、使用中，最早的纪年记载为公元前186年，地点为华中地区。居延地区频频出现四川广汉出产的八稯布，且用作发放给官吏的薪水等价物。斯坦因1907年在敦煌西北的汉塞烽燧遗址发现的汉简中，有一条文字：“神爵二年（前61年）十月廿六日广汉县廿郑里男子节宽贳卖布袍一陵胡隧长张仲孙所，贾钱千三百，约至正月□□。任者□□□□□□”，表明广汉人在隆冬来临之前向守隧官吏出卖布袍的情形，可能即与广汉盛产麻布有关，可见这些布匹在当地生活中属于常用、急需之物，也提醒我们注意丝绸之路贸易中麻布织物也占有一个重要的地位。

稯作为纺织名词，后来在吐鲁番文书中写作“纵”，八稯布便成了八纵布。有关文书如下：

（1）前秦时期高昌有“八纵布”的买卖（约4世纪末《仓曹属为买八纵布事》，TCWI/4）（图二）：

1 仓曹樊霸、梁斌前属催姧吏买八纵

2 布四匹，竟未得。今日尽，急须。属至，亟催

3 买，会廿六日。属官付。

4 三月廿四日属

5 统军 玢 主簿 谦

（2）“八纵布”作为利息：要到十月卅日还偿锦半张，即交与锦生布八纵一匹，若过其（期）不偿，一月生布一丈（《义熙五年/454年道人弘度举锦券》，TCWI/94-95），意思是在借贷方到时归还锦匹之外，还需缴纳由此孳生的额外利息八纵布一匹。逾期不还，则需缴纳惩罚性利息，每月一丈八纵布。

（3）“八纵布”作为借贷物资：左舍子贷良愿相八纵布三匹（《高昌良愿相、左舍子互贷麦、布券》，TCWI/304）。

（4）偷盗案件中的赃物：六纵叠、柒纵叠、八纵布（《高昌作头张庆祐等偷丁谷寺物平钱账》，TCWII/109）。八纵布为麻布，叠为棉布。这是首次见到棉布也有以纵数分类的实例。棉花的传入有西北一途。《梁书》卷54“西北诸戎高昌”：多草木，草实如茧，茧中丝如细纑，名为白叠子，国人多取织以为布。布甚软白，交市用焉。这是中国植棉最早的记录，所在地正是高昌。唐治西州时期（640年—8世纪末）这种纺织品写作“緤”。8世纪中期《交河市估案》“彩帛行”一项中，列有三种緤布：细緤、次緤、粗緤，以精粗程度定名，而不使用“纵”数对緤布进行分类。

以上四条吐鲁番文书材料，均属于4世纪末到7世纪以前这三百年之间。可以注意的是，中国人不仅在麻布制品的种类上使用纵／稯这一术语，对后起的叠也同样以此分类。目前虽然只有六纵叠、七纵叠的文字证据，但是着眼于文书书写柒纵叠时使用了“柒”，与“六”“八”不协调（会计数字分别为“陆”“捌”），显然事出有因，意在避免“七”“十”两个字在书写中容易相混而导致讹误，关乎经济利益，数字非小事，所以在此出现了不同系列的数字写法混杂的情况。从这个角度推测，当时或许有“十纵叠”。

稯、纵这个纺织品术语后来又经历了一次变化：在敦煌文书里写作“综”，如“八综布”，见于P.3724王梵志诗卷第五。其他品种也丰富多样，P.3985“八综褐”“十综褐”。褐本为粗布，但以织法工细程度的不同也有精粗之别，也有“十二综细褐”（S.6417v孔员信女三子为遗产事诉状［稿］）。陈直曰：“稯名愈高，则布质愈细。”如上所述，汉代以下的麻布按类分别，现知有六稯以至十稯，敦煌文书出现的十二综，可征纺织技术的进步。

四

古代马扎尔人对麻布的使用，见于匈牙利史料：“马扎尔军士的内衣为亚麻或者苎麻质织物，上罩薄皮坎肩和裤子，外套为及膝的呢绒大衣。”这里马扎尔语的“大麻织物（kender）”和“呢绒（bársony）”两个词，也是由突厥语借入匈牙利语的外来词。

无独有偶，在同属东欧语言大家庭的波兰语中，存在一个也有汉语语源的词：tapczan，义为“坐榻”，根据茨默先生研究，来自汉语的“道场”。这个词随着佛教进入了回鹘人的精神世界，除了梵语、吐火罗语佛典，汉传佛教的经典也多被译为回鹘语。在《三藏法师传》的回鹘译本中，“道场”一词音译为tavčaŋ或tavčo。成书于11世纪的马合木·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收有词条tapčan、tapčaŋ，语义发生了泛化，“小台子；三足踏凳，供摘葡萄使用”，已经世俗化，从佛教词汇变成日常生活词汇。这个词由此一路向西，最后，在波兰语中停留到了舒适的客厅里，意思进一步引伸为“躺椅、长沙发”。

如果本文论证不误，则可以认为，汉语的“八稯/八纵”（*vatsuŋ）传入匈牙利语，成为vászon，语义没有变化，仍为“麻布”，语音接近，反映的可能正是这个词进入匈牙利语的时代较早这一背景，如上文引述《马札尔语历史语源词典》德文版所说，该词成形于“公元九世纪马札儿人定土立国之前”。这个语词的借贷不会是直接单线的过程，理应有传播的中间环节，粟特语词wšynyn’k、šwynny可否与八稯/vászon建立联系，抑或在中亚语言、东欧其他语言中别有踪迹，尚有待继续探寻。就“八/vá”的语音对应基于回鹘语特有发音这一表征来看，或许可以想像这个匈牙利语词有一个直接或者间接的突厥—回鹘语上源。文章开头引述的中古德语语源说，原则上难以苟同，但是有意思的是，翟美列尼按照历史语言学的音变规则为vászon推测出来的中间形式vaszun，竟和我们发现的汉语语源词八稯／八纵的音值*vatsuŋ若合符节。

如前所述，在八稯布之外，中古中国的纺织业也生产八稯褐，在棉花传入之后甚至很可能生产出八稯叠/緤，这是织造工艺在不同材质织物上的翻用、推广。基于匈牙利语vászon的“麻布”义，我们可以推知，一路向西的这个表示“八稯”的译音词，代表的是中国产的麻布。

以往研究中外文化交流的学者注意中国作为物质与精神文化影响的接收方较多，对中国作为输出一方关注、研究较少；语言学家关注汉语中的外来词较多，对汉语作为贷出词这一方向加以观察、研究者较少。通过纺织品的物质交换而实现的语言接触，产生了一些从汉语“走出去”的纺织品名词，在古代中亚地区的民族语言中留下了印记，如汉地的“罗”以音译形式la直接借入回鹘语（Wilkens，449）以及lat（a）y“罗带”（同上，451）。此外还有：siliŋ“紫绫”（同上，613）；huliŋ“胡绫”（同上，283）；käŋši“绢织”（同上，357）；žünkim“绒锦”（同上，929）；men“棉”（同上，474）等等。甚至毛质的织物名词也有以汉语名称为词源的西域语言词型，如“褐子”，其梵语形式多歧，学者认为正确的拼法当是kocava，而其犍陀罗语形式为karci，粟特语形式为rzγy，rγzy，突厥语为kars/qars（同上，339）。河西突厥化的粟特语文书中的š’mtsy就是汉话的“衫子”，可见成衣的汉语名称也进入到异族的日常文化。与纺织工艺技术有关的外语借出词可以举“立机”为例，粟特语中lipky即是。这些汉语词汇在西域和河西多种民族语言中的流传使用，可以看作是八稯麻布沿丝绸之路西传的背景。

除了纺织品实物的出口，织匠的外流也是技术传播的契机。唐代国史记载，玄宗天宝十载（751年），刚刚建国的阿拔斯王朝的呼罗珊总督阿卜·穆斯林（Аbū Muslim）和唐朝的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分别应中亚地方的王公请求而出兵怛逻斯（今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城），两军对峙数日，最后唐军因所属的葛逻禄部倒戈而败北。就此战的世界史意义，以往意见多强调战役的结局决定了穆斯林在中亚的优势地位。“就这次战争本身而言，它的重大意义在于，大批汉地士兵被俘往阿拉伯地区，其中有不少技术工匠，可以说，这次战役促成了中阿之间第一次技术转移。就今所知，被俘工匠中有金银匠、画匠，汉匠能作画者有京兆人樊淑、刘泚，织络者有河东人乐、吕礼”。据《说文解字》，“麻未沤”为络，是织麻布的基础程序。由此可见，8世纪中期的中国织匠因随军征战被俘往大食国都亚俱罗，流落异国他乡，客观上促进了中华纺织工艺的外传。这也是本文讨论的麻布八稯一词西传具体历史背景的可能旁证。

本文的重点是对一个纺织品词语的历史语言学讨论。作为一种贸易货物，八稯布应该在中原与西域及以西地区留下过踪迹。张德芳为河西地区出土的丝绸实物做了比较全面彻底的盘点，统计也包括其他种类的纺织品，由此可以观察品类之间的数字比例。谨摘引于下：

经过最近可移动文物的普查可知，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简牍博物馆、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高台县博物馆、肃州区博物馆、敦煌市博物馆等文博单位都收藏有数量不等的两汉时期的丝织品。但是经过集中发掘的遗址主要是敦煌马圈湾遗址、居延遗址和悬泉置遗址。下面主要以此三个遗址为例来说明两汉丝织品的出土情况。

敦煌马圈湾遗址，1979年发掘。除出土汉简1217枚以外，还出土其他遗物343件。其中有各类纺织品140件。140件纺织品中有丝织品114件，毛织品和麻织品各13件。丝织品占全部纺织品的81.4%，而毛、麻织品各占18.6%左右。丝织品主要有锦、罗、纱、绢等遗物。

在上世纪30年代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组织的居延考古中，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沿着额济纳河流域进行了地毯式考察发掘，除了发现著名的居延汉简外，还发现了纺织品848件。其中丝织品681件，毛织品97件，麻织品70件。各占纺织品总数的80%、11.4%、8.2%。

上世纪70年代初，由甘肃省文博部门发掘的甲渠候官遗址和肩水金关遗址，除出土20000多枚“居延新简”外，同样出土了相当数量的纺织品。有丝织品282件、毛织品1件、麻织品32件。总计出土各类纺织品315件。其中丝织品占89.5%、麻织品占10%、毛织品只占0.3%。

1990年至1992年发掘的悬泉置遗址，除了出土20000多枚汉简和其他遗物外，还出土了大量纺织物，据初步统计，各类毛麻丝织品共有2306件，其中丝织品909件，占总数的39.41%，毛织品587件，占25.45%，麻织品810件，占35.12%。

以上三处遗址中，只有悬泉置遗址出土丝织品的比重大约在三分之一强，其他地区所出，丝织品都在80%以上。

由此可见，考古发现的实物表明，丝绸之路的确名不虚设，曾经以长时段的远程贸易将中原生产的丝织品运往西陲，出口域外。丝绸之外，尚有麻布，这一点以往注意不够。正如“丝”这个汉语概念的世界性传播，说明了文明词（mot de civilisation）“名随货走”的特性，其背景就是与中国丝织品的出口、养蚕缫丝织绸技术知识的外传一样，八稯布所代表的麻织品是东西方纺织品交流具有问题价值的一个指标，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

本文转自《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4期

西方现代权利观念的起源是人权理论中的一项重要议题。权利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正如路易斯·亨金（Louis Henkin）所言：“我们的时代是权利的时代。”然而，西方现代社会不受控制的个人主义和公共议题的衰落使权利招致诸多批判。基于权利的重要性及其现代困境，西方学者尝试对权利的起源进行探讨。西方现代权利究竟起源于何时？一种观点认为，权利是现代的产物。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在批判现代权利时，将17世纪作为批判的起点。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更是断言，在约1400年前不存在能够表达权利概念的语言。另一种观点认为，现代权利学说衍生自古老的自然法和自然权利。随着西方权利观念起源研究的推进，米歇尔·维利（Michel Villey）、理查德·塔克（Richard Tuck）、约翰·菲尼斯（John Finnis）和布莱恩·蒂尔尼（Brian Tierney）等学者，不断将现代权利的起源往前追溯，从14和15世纪的格尔森（Jean Gerson，1363—1429）和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cam，1287—1347）等人，直至12世纪的教会法学者。

学者们往往以主观权利（subjective right）形成于中世纪为依据，主张西方现代权利有着中世纪起源。然而，现有研究仅以主观权利为依据存在局限性，且在对权利观念进行探讨时忽视与权利观念有关的一些政治观念，如同意思想和抵抗权等。因此，有必要在主观权利、财产权和生存权等自然权利观念基础上，将中世纪权利观念以及和权利观念相关的一些重要政治观念联系起来，从权力来源和权力制约两个维度剖析中世纪权利观念的深层次内涵，从而挖掘更多关于现代权利中世纪起源的依据。中世纪权利观念是一种观念集合体，不仅包括自然权利观念，还包括具有自由取向的选举、契约和同意观念，以及保障自由的“王在法下”和抵抗权观念。

一、自然权利：主观权利、财产权和生存权

在西方权利话语体系中，主观权利主要指一种以个人为主体而非以自然为主体、人得以作为权利主体而非义务主体、内在于个人的可以进行自由选择的能力。首先，主观权利意味着以个人而非自然为主体。Ius naturale从客观意义上的“法”（自然法）转变成为主体内在所拥有的“权能”（自然权利和人权），突出强调的正是权利内在地从属于人性。主观权利以个人权利为核心，是以个人为主体而非以自然为主体的权利。其次，主观权利意味着人得以作为权利主体而非义务主体。西方早期人权思想的逻辑结构里的本性自由观念之所以成为人权概念形成中的关键一环，就是因为它使人得以作为权利主体而非义务主体凸显出来。最后，主观权利是内在于个人的可以进行自由选择的能力。蒂尔尼主张自然权利是一个强调个人自主领域的概念，权利拥有者可以按照自己的选择行事。这种对权利的理解在维利包罗万象的论述中被总结为“主体的一种品质，他或她的一种能力，更确切地说是一种许可（特许权），一种自由，一种行动的可能性”。

主观权利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是现代权利起源于中世纪的首要依据。西方学者以主观权利在中世纪的形成作为依据，主张现代权利有着中世纪起源。塔克从“权利是不是一种能力”视角，认为格尔森通过主张权利（ius）是一种能力（facultas），将权利和自由统一起来。维利在“权利意味着一种权力”的意义上，认为奥卡姆是主观权利之父，而蒂尔尼认为奥卡姆的这种做法在12世纪的教会法学者那里早已存在，因为教会法学者对ius一词的注释意味着其主观含义的显现。他们均以主观权利为依据共同主张权利源自中世纪。

主观权利作为古今权利话语转换的核心，在ius一词的释义转换过程中得以形成。“主体权利观念的形成革命性地改造了西方的自然法传统，使权利话语实现了从自然法、自然权利到人权的转变。”主观权利的形成是西方现代权利观念发展演变过程中的重要环节，这一过程为现代权利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从古代西方的自然权利到现代西方的个人权利，正是源于中世纪对ius一词的含义和用法的扩大和修改。ius一词所内含的权利观念经由罗马、中世纪再到近代的漫长发展过程，才蜕变成现代意义上的“权利”（right）。

一方面，从罗马时期到12世纪，ius一词的含义实现了从客观含义到主观含义的转变。从罗马法规定的权利内容来看，“主观权利”概念绝不是罗马法的真正创造。维利否定罗马法中存在权利概念，他认为尽管在罗马存在应该用权利来讨论的实际情况，但在古典法学中缺乏个人权利的概念。从12世纪开始，ius一词的主观含义逐步受到重视，这得益于教会法学者们对罗马法中ius一词的注释。他们意识到，古老的自然法语言可以用来定义人类的能力或力量，以及“个人选择的中立领域”和“人类自治的区域”，并将ius一词理解为人类所拥有的“力量”或“权力”。这使得ius一词开始蕴含主观含义。

另一方面，ius一词的主观含义在13至15世纪进一步彰显。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5—1274）在“主观”意义上使用ius一词，指的是某人，即“主体”所拥有的一项或多项权利。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Marsilius of Padua，1280—1343）认为ius一词在另一种意义上指的是一种主观力量，可以指符合法律的行为或权力。这种行为被称为“合法的”，就是“这是某人的权利”的意思。在法律思想史上，奥卡姆首次对ius作为个人权能（potestas）的表述进行辩护。这一壮举为他赢得维利的赞誉，维利将其视为主观权利之父。维利甚至断言，奥卡姆将传统的客观自然权利观念转变为新的主观自然权利理论，由此开启了一场“语义革命”。对格尔森而言，ius一词既有客观的法律（lex）主义，亦有个人固有的主观权能或权利之义。在追求整整一代教会改革者的目标时，格尔森形成了个人主观权利的理论，包括每个人履行上帝律法和自由获得生活必需品的自然权利。

此后，将ius一词界定为一种能力或权力的做法，在16世纪和17世纪变得相当普遍。西班牙经院学者弗朗西斯科·苏亚雷斯（Francisco Suárez，1548—1617）列出的ius一词的三个定义中，就有道德能力或主观权利。雨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1583—1645）对ius一词的三重理解中的主观权利含义，即被视为一种权利，它直接与人身相关，是个人所具有的一种道德属性，使之能够正当地拥有某物或做某事。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则从传统的ius中分离出“权”（right），并界定为“做或不做的自由”。这充分表明在霍布斯和洛克之前，自然权利就已经有着几个世纪的起源和发展。

通过对ius一词释义转变过程的梳理，可以发现，由于ius一词的主观含义在中世纪得以凸显，现代权利才有着中世纪起源。正是在ius一词的释义转换过程中，主观权利得以形成。从罗马法中权利概念的初步形成，到中世纪初具主观权利之意，再经由现代早期思想家如格劳秀斯和霍布斯等人的发展，ius一词作为现代权利的含义得以完全形成。

财产权和生存权作为主观权利的两种主要形态，在中世纪“方济各会贫困之争”中得以集中体现。方济各，原名弗朗西斯·亚西西（Francesco Assisi），是从12世纪转向13世纪这一历史时期中的关键人物。方济各会以贫穷作为最大教义，提倡过禁欲、安贫、守贫的生活。其核心观点在于主张基督及其门徒没有任何财产，修士们不能为自己占有任何东西，包括占有一所房子、一个地方或任何其他东西等。方济各会的这种贫穷教义引发争论，史称“方济各会贫困之争”。

中世纪“方济各会贫困之争”蕴含着自然权利观念。方济各会主张无财产权的自愿贫困，其辩护者用简单使用和事实使用以及极端必要性原则为其辩护，主张无所有权的使用可行且合理。其批判者则认为所有使用都要有所有权，否则为不公正。极端必要性原则为争论双方共同使用，辩护方基于此原则为无财产权的使用辩护，反对者基于此原则认为自然权利不可放弃，双方都认可自然权利尤其是生存权。为方济各会贫穷教义辩护的有博纳旺蒂尔（Bonaventure，1217—1274）和教皇尼古拉三世（Nicholas Ⅲ，1225—1280）等，对贫穷教义表示否定的有世俗大师方丹的戈弗雷（Godfrey of Fontaines，1250—1305）和教皇约翰二十二世（John ⅩⅫ，1249—1334）等。

辩护者博纳旺蒂尔和教皇尼古拉三世用“简单使用”（simplex usus）和“事实使用”（usus facti）的概念来为方济各会的主张辩护。一方面博纳旺蒂尔首先盛赞贫穷的好处，贫穷能够通过消除诱惑和加强抵制诱惑的能力，以此来克服“贪婪”的邪恶。另一方面，他主张“简单使用”并非一种基于所有权的使用权。教皇尼古拉三世进一步阐述博纳旺蒂尔的教义，在1279年的《出去撒种者》（Exiit Qui Seminat）文本中为方济各会的贫困提供了法律和神学上的理由。教皇用“事实使用”一词发展“简单使用”的概念，即与所有财产权相反的事实使用。方济各会主张自愿贫困和无财产权的使用，“简单使用”还是“事实使用”都并不基于所有权。

反对者并不赞成这种无所有权的使用，他们利用极端必要性原则来反对方济各会放弃一切权利的主张。方济各会声称他们已经放弃了所有的财产权利，只保留了对生存所必需的东西的事实使用权。对此，方丹的戈弗雷认为，在极端必要情况下，人的自我保护义务和自然权利不可放弃也无法放弃。他质疑方济各会的立场，认为方济各会没有办法放弃自然权利，使用权（right of using）和所有权（dominium）自然地属于个人，是极端必要下不可剥夺的权利。教皇约翰二十二世同样反对方济各会的立场。在1322年的教皇法令《因有时》（Quia Nonnunquam）中，他拒绝接受方济各会和之前教皇法令的整个说法，认为没有使用权的简单使用将构成一种不公正的使用行为。约翰在1323年颁布的教皇法令《鉴于在众多学者中》（Cum Inter Nonnullos）宣称，断言基督及其使徒们一无所有或无权拥有是违背《圣经》的异端邪说。

争论双方围绕自愿贫困、简单使用和事实使用以及极端必要性原则展开的辩论，正是“方济各会贫困之争”所蕴含的关于财产权和生存权的最早表述。方济各会宣称放弃一切财产权，为自己主张贫困和简单使用而不是所有权，其反对者主张所有权与使用权和使用事实的统一。“方济各会贫困之争”蕴含大量财产权和生存权观念。

正是在主观权利、财产权和生存权基础上，西方社会发展出更为全面的权利学说，但是这种权利观念往往具有抽象性和虚伪性。14世纪至17世纪欧洲新兴资产阶级展开反教权、反神权斗争，宣扬人性的解放，为资本主义文明的权利逻辑奠定基础。然而，马克思对西方人权观念进行了批判，认为无产阶级才能真正推动人类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自从马克思将权利拒斥为资产阶级进行剥削和压迫的工具，他就不再重视权利这个概念，认为“代替那存在着各种阶级以及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主张随着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建立在阶级性基础上的权利终将消亡。因此，作为现代权利起源的中世纪权利观念具有内在的局限性。

总之，主观权利、财产权和生存权是中世纪自然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此为依据将现代权利的起源追溯至中世纪，为古今之间权利的连续性提供了依据。然而，以主观权利的形成为依据证明现代权利有着中世纪起源，总体上都过于将现代人的观点加诸古人，并不完全符合中世纪的实际情况。中世纪权利观念仍然处于整体主义之下，若将其视为一种以个人为主体的自由选择的权利，意味着脱离当时的政治社会背景。因此，除主观权利及财产权和生存权等具体权利形态外，还应从中世纪政治思想中挖掘更多的权利观念。将与权利观念有关的政治观念纳入中世纪权利观念的组成部分，才是正确理解西方现代权利的中世纪起源，以及西方学者将中世纪权利观念纳入西方自由主义文明历史书写和话语建构的关键所在。

二、面向自由：选举、契约和同意观念

仅仅因为中世纪缺乏“权利”词汇或现代意义上的权利，就独断地将其定性为没有权利观念，难免失之偏颇。中世纪的权利首先是一种自由，中世纪选举、契约和同意观念的自由面向可以作为一种中世纪权利观念。

自由乃是权利观念的必备要素。权利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要想给权利下定义颇为困难。权利概念具有复杂性，问一位法学家“什么是权利？”就像问一位逻辑学家一个众所周知的问题“什么是真理？”同样使他感到为难。有的学者干脆拒绝给权利下定义，转而着重阐释权利所包含的最基本的、必不可少的要素。自由便是权利不可或缺的要素。在霍菲尔德（W. N. Hohfeld）所给出的一个很有影响力的权利分类法中，就包括自由。塔克同样重视自由要素，他认为权利界定了一个合法行动的范围，在此范围内，一个人可以自由地行使权力或提出要求，自由地按照他选择的方式行事。塔克甚至认为，这种从自由角度探讨的权利理论才是最重要且最令人感兴趣的，因为只有在这种理论中，权利概念才发挥了真正独立的作用。虽然中世纪尚未出现现代意义上的权利和自由，但选举、契约和同意观念中所蕴含的自由价值不容忽视。

中世纪对自由的观照首先集中体现在对权力源于人民的探讨中，权力源于人民的思想，包括选举、契约和同意观念等，这些观念无一不是对特定自由的主张。中世纪选举、契约和同意观念中含有的自由因子虽然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自由，具有局限性，但还是为理解中世纪的权利观念提供了窗口。中世纪权利观念还包括选举观念、契约观念和同意观念，二者相互关联的内在逻辑在于选举、契约和同意等所内含的自由面向。

首先是选举观念。在中世纪，对世袭原则的承认并不意味着统治者的权威最终并非来自社会，相反，统治者的权威被认为通常取决于选举，或者至少是社会的认同。严格意义上的君主世袭权的概念并不是中世纪的概念。爱德华三世的加冕令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调从早期日耳曼法兰克人的王权中继承下来的选举程序：四位尊贵的伯爵应负责宣布选举；在选举之后，他们应在神职人员面前进行陈述，并以人民的名义请求，由于他是由全体人民选出来的……将当选的国王引入教堂接受祝圣。

“选举”一词的中世纪含义比其现代含义更广泛，它的主要意涵是“挑选”（selection）或“选择”（choice）。中世纪的选举与当今的选举有着相同的因素：为某一特定职位、职责或义务挑选合适的候选人。最著名的选举是新教皇的选举。在教皇“选举”期间，需要在特定群体中达成共识，将选举限制在一小部分人身上，即“人民”（意指贵族）和王子。即使中世纪的选举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选举，充满局限性，但还是重振了人们对混合政府和人民参与理论的兴趣，而这些关于政体形式和人民参与可能性的探讨，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中世纪的人们对自由和权利的渴望。

其次是契约观念。中世纪契约是封建制度的产物，规定了领主和附庸之间的相互权利义务关系，是社会选举或承认统治者以及加冕宣誓的自然产物。契约思想把政府的权威从上帝那里转至民众，认为政治的合法性在于因共同体的同意而产生的契约，国家的功能在于维护正义和法律，保护权利和稳定社会秩序。当劳滕巴赫的曼尼戈尔德（Manegold of Lautenbach，1030—1103）把国王和人民之间的关系体现在一项对彼此具有同等约束力的协议或“契约”中时，他首次明确表述了后来被称为“社会契约论”的概念。契约观念绝不仅仅是抽象的观念，至少从8世纪起，在西欧的加冕典礼上，尤其是君主和人民的共同宣誓中，皆有明确表述。858年，查尔斯在奎尔齐宣誓时承诺“像一个忠诚的国王一样尊重和保护忠诚于他的人的法律地位”。这一契约要素在他869年的加冕典礼上得到反映。通过契约关系的确立，国王有维护正义和法律的职能，有保障臣民自由的义务，这具有一定的自由取向。

中世纪的封建社会中领主与封臣间的所谓封建关系也可以视为某种契约关系；中世纪封建制度的根本特征是其契约属性。国王与其封臣间缔结起封建契约，双方从而处于双向互动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之中，为“宪政王权”的产生提供了社会基础。产生于中世纪的第一部宪法性文件《大宪章》就是一部封建权利契约，规定了英国贵族与国王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这种相互关系的规定和实践在后来继续存在。1412年一份提交给费迪南德一世（Ferdinand I，1503—1564）的加泰罗尼亚声明称，作为“通过约定”（conpactos）选出的国王，“有义务保护”臣民的自由。在1461年的加泰罗尼亚起义中，人们再次宣称国王受其与臣民签订的契约的约束，尤其是要维护他们的自由。封建契约的相互权利义务关系具有自由取向。

最后是同意观念。中世纪普遍认为政府权力的合法性必须以整个社会的同意为基础。“民众同意”在中世纪成为权力合法性的来源之一，政治权力的合法性不仅来自上帝，还要得到民众的同意。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查士丁尼法典》中的“同意”条款作为一种具有民主精神的思想资源，一直为教会法学家、天主教神学家、中世纪思想家、注释法学派（glossators）及教会会议至上主义者（conciliarists）所广泛传诵、引用、解读和讨论。“同意”概念来自罗马法格言“凡涉及全体之事，须得全体认可”（Quod omnes tangit ab omnibus approbari debet）。这一格言在中世纪政治思想中得以反复应用，成为同意理论的一部分。

立法需经同意。在中世纪，法律的来源有两种：一是习俗；二是共同体意志的表达。无论是习俗还是共同体意志的表达，都表明法律权威源自共同体。在13世纪有了立法观念和行为后，并不代表法律不需要共同体的同意，相反，立法是国王、大人物和人民的共同行为，“人民”在同意法律方面具有议事参与地位，而且统治者的立法行为受到社会中的大人物的建议和同意的限制和制约。1250年左右，诺曼人的《法律大全》（Summa de Legibus）序言写道：“……诺曼人的王公们以巨大的努力，根据教士、伯爵、男爵和其他谨慎之人的建议和同意，为人类的福祉颁布了法律和制度。”布雷克顿（Henry de Bracton，1210—1268）认为将英格兰法律（laws）视为“法律”（leges）并不荒谬，因为那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是在“伟人”的建议和同意、在整个英联邦的批准和英王的授权下公正地确定和批准的。

征税需经同意。一般情况下，国王征税需要考虑议会的意见。这在1420年《特鲁瓦条约》（Treaty of Troyes）的条款中得以体现。其中一项条款规定，亨利不得无故向法兰西王国征收任何税赋，且这些税赋必须符合法兰西王国的法律和风俗习惯。如果不能证明征税的必要性并遵守法国的习俗和惯例，他就不能征税（第23条）。在约翰·福特斯库爵士（Sir John Fortescue，1395—1477）看来，国王的任意征税正是法国人民贫困的原因所在。他认为，与法国实行的王权统治（regimen regale）不同，英国实行的是政治且王室的统治（dominium politicum et regale），因此未经议会同意，国王既不能制定法律，也不能征收补贴。

总之，从权力的来源维度而言，政治权力源于共同体的观念具体表现在契约、选举和同意观念中，这些观念的自由面向使其成为中世纪权利观念的组成部分。然而，此种共同体并非由单个独立的平等的个体组成，而是一种观念上的产物，是一个具有等级性的有机整体。统治者将其行为建立在整个社会的意见和同意之下，显然是一种高度理性的权宜之计——只是将其作为一项政治权力的建构原则，即证明了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增强了权力的约束性。契约、选举和同意观念具有内在一致性、重合性和相似性，它们共同代表着当时的人们对臣民自由和权利最大的想象和尝试。

三、保障自由：“王在法下”和抵抗权观念

既然中世纪的权利首先是一种自由，选举、契约和同意观念代表着思想和观念上的自由取向，那么，从逻辑上来说，对自由的保障也属于中世纪权利观念的组成部分。如果说从权力来源角度而言，选举、契约和同意观念体现了权利观念的自由面向，那么，对自由的保障便可以从权力制约的角度进行分析。权力受约束主要表现为：国王应维护正义的神学旨意和道德责任、王权受法律约束、暴君可能遭到抵抗与废黜等。

“王在法下”是一种国王应维护正义和法律的神学要求和道德责任。政治权威的功能是维护正义，这是中世纪正义理论的应有之义。“政治权威的功能是维护正义”被卡莱尔视为是“中世纪政治理论的第一个原则”。圣伊西多尔（Saint Isidore，570—636）在国王与暴君之间所作区分的标准正是在于国王是否维护正义和法律。按照神圣计划进行统治的国王的首要职能是伸张正义，圣伊西多尔写道：“他们被正确地称为国王，因为他们知道如何用适当的规则来管理自己和臣民。”他继续说道：“如果他们不允许自己做禁止臣民做的事，那么他们的权威之声就是公正的。”圣伊西多尔认为，统治就等于行善，不行善者不能统治。古人有这样的说法：“如果你做得对，你将是国王；如果你做得不对，你就不会是国王。”“国王应维护正义”的神学旨意认为，国王是上帝的代理人，其权威在于热爱、维护正义和法律，主持公道等，只有这样其权威才具有神圣性。

王权受法律约束还表现为加冕誓言约束，加冕誓言在一定意义上等同于法律。国王加冕宣誓的内容一般包括维护正义和尊重法律。在布雷克顿看来，国王以“三项承诺”（tria praecepta）——维护和平，保护教会；维护良法，废除恶法；为所有人伸张正义——约束自己。从10世纪起，英国国王就开始宣誓，征服者威廉和他的继任者都宣誓过。不仅如此，亨利一世、斯蒂芬和亨利二世都颁布了加冕特许状。理查德一世和约翰都没有这样做，但亨利三世恢复了他祖父的做法，1216年重新颁布的《大宪章》实际上就是加冕宪章。对于布雷克顿所阐述的国王加冕宣誓中的承诺，麦基文（Mcllwain）认为，加冕宣誓在某些方面类似于英国王法，它将国王可能拥有的任何权力限制在符合其庄严承诺的行为范围内。这些承诺包括根据人民选择的法律（quas vulgus elegerit）进行治理。因此，布雷克顿说，只有当国王的意愿表达与人民的意愿相一致时，他的意愿才成为具有约束力的法律。加冕宣誓不仅是一种承诺，更是一种类似于法律规定的要求。

在国王应维护正义和法律的神学要求、王权受法律约束的观点基础上，对暴君的抵抗和废黜成为一种在不得已情况下保障自由和权利的行为。抵抗权观念的核心在于，那些没有维护正义、不受法律约束的君主可能受到抵抗和废黜。国王应维护正义和法律的神学要求和道德责任、类似于法律规定的加冕誓言、封建契约的相互权利义务关系，以及自然权利观念等，均为抵抗权提供理论基础。抵抗权和废黜源于中世纪对自然法、正义和法律至上的主张和中世纪滥用权力无效原则。这种原则在各种复杂的学说中得以体现，包括不服从和抵抗、公开罢免等。抵抗权这一欧洲封建主义的遗产，是中世纪法律至上传统和“王在法下”思想的必然产物。

正是在抵抗权和反暴君学说中，中世纪的自然权利观念得以实践。阿奎那、马西利乌斯、奥卡姆、格尔森等人均对ius一词的主观含义（即权利）有所主张，他们关于自然权利的论述与其对抵抗权和废黜暴君的观念具有内在联系。自然权利观念是抵抗权和反暴君学说的基础，而抵抗权和反暴君学说是自然权利观念的政治推演。自然权利观念以及选举、契约和同意观念等成为抵抗权和反暴君学说的前提，也就是说，既然权力源自人民，自然权利包括立法权和选举权等，那么，在必要时候进行抵抗和废黜就具备一定合法性。这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强调人类自主性和自由的权利观念，为限制政府权力提供基础。阿奎那对自然法的理解本身就是对人类自主性的断言，其对人类自由的强调得到了关于政府权力适当限制的各种段落的补充。虽然阿奎那并未明言自然权利学说，但他曾在“主观”意义上使用ius一词，其政治观点的很多方面可以视之为特定的权利观念。奥卡姆政治思想的逻辑起点也是其权利观，他主张权力要受到臣民的自然权利的限制，且没有正当理由，任何人都无权剥夺这些自然权利。他将自然权利概念进一步解释为人民选择和限制统治者的自然权利，为社会个体成员同意政府组成以及限制绝对政府做辩护。奥卡姆关注的问题乃是臣民反对其统治者的权利。由此可见，自然权利观念在政治领域拓展为限制权力的抵抗权观念。

第二，立法权和选举权在于人民，抵抗权同样属于人民。马西利乌斯在其《和平的保卫者》（Defensor Pacis）中将所有立法权和选举权都赋予了公民“主要和重要部分”，意在表明就人类法律而言，立法者不是别人，正是公民主体。“君主”（Principans）的权威来自立法者的选举，对统治者的纠正以及必要时对统治者的废黜也属于同一权威。奥卡姆同样以选举和同意为基础强调抵抗权和反暴君学说。他认为皇帝的权力源自选举本身，而选帝侯团处于“人民”的地位并且是为人民讲话的。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皇帝的权力——确实也是任何主权——源自臣民总体的同意，而这种同意又是通过人民当中的权贵来表达的。即使这并不意味着现代意义上的个人权利，但仍从选举权拓展至抵抗权和反暴君学说。

第三，在抵抗权和反暴君学说方面，阿奎那主张服从公正的统治者，无需服从不正义的统治者，反抗不公正的权威并不是在煽动叛乱，但他尤为强调不应由个人而是应由公共权力来处理已经成为暴君的国王。格尔森《论教会的权力》（De Potestate Ecclesiastica）在对国王与法律的关系进行论述的基础上，也认为皇室的权威应该受到限制和约束，尤其是法律和议会的约束和限制，并且社会有权纠正甚至废黜不可救药的君主。对此，格尔森的传记作者布莱恩·麦奎尔（Brian McGuire）总结道，“格尔森想要反驳任何对暴政的一般性辩护”是对“我们现在所说的人权”的关注，尽管个人的优先权不是在法律上而是在个人救赎的道德、神学和精神背景下得到重申的。

总之，通过权利观念与政治思想的建构，王权受法律约束、抵抗权和废黜观念被纳入中世纪权利观念的范畴，成为中世纪权利观念的组成部分。对权力的制约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自由的保障，通过法律约束和暴力抵抗，中世纪并无绝对王权的生存土壤，存在一定意义上的自由和权利观念。这具有一定的逻辑合理性，但同时也存在局限性。这种废黜甚至诛杀暴君的权利，不是一种属于公民个体的政治权利，而是一种公共权利。即使当“人民”被赋予一种废黜失职国王的权利时，这种权利一般也被归于一种法人团体或其代表。更为重要的是，个人权利看起来构成了对政府的重要限制，甚至包含一种废黜国王的权利。实际上，这是代表封建权贵而诉诸的权利，其目的主要在于否定教皇具有这种权利。教权与王权之争的背景使得中世纪的权利观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然而，无论如何，中世纪的抵抗权和反暴君学说的发展，为现代人理解中世纪的权利、自由观念、法治思想和有限王权等提供了学理参考。

四、余论

中世纪权利与现代权利之间具有连续性，主观权利、财产权和生存权便是依据。然而，现代权利具有中世纪起源的依据不应局限于主观权利、财产权和生存权，还包括内含自由价值取向的选举、契约和同意观念，以及旨在制约权力和保障自由的法治观念和抵抗权观念。这些观念共同构成中世纪权利观念的集合体。如此进行解读的中世纪权利观念与现代权利观念更具本质连续性。

这种连续性在中世纪权利观念的现代早期影响中得以体现。从格劳秀斯和洛克的权利思想中可以发现，他们对中世纪的权利观念在一定意义上有所继承、摒弃和发展。

一方面，现代早期权利对中世纪权利观念有所继承。在论证自我保护作为自然权利学说的基础方面，格劳秀斯继承了中世纪的观点。正如蒂尔尼所说，格劳秀斯将如此多的中世纪遗产吸收到他新的“近代”综合体中。在中世纪的思想中，自我保护在道德上一直被视为神圣法律规定的义务，这意味着相应的自卫权利和获得生活必需品的权利。格劳秀斯以同样的方式论证，他财产理论的中世纪论证模式、在讨论国家起源时对中世纪晚期思想传统的继承、在讨论反抗权时对中世纪资料中反对暴政的写作传统的延续等方面均体现了其权利思想的中世纪传统。他确实在关于自然权利的思想从中世纪向现代的转变中发挥了主要作用。

洛克同样在其中世纪前辈那里寻求灵感。他所奠定的自由主义的两大基石——个人自然权利理论及政府须基于被统治者同意的理论，以及所提倡的人类三大权利，即生存的权利、自由的权利和追求财产的权利——的理论基础在于通过胡克（Hooker）发掘出来的、可以一直追溯到阿奎那的中世纪传统。洛克的权利思想与中世纪权利观念间的连续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极端必要性原则”和财产权观念。洛克关于自然权利的所有论述中的“极端必要性原则”在中世纪的神学和教会法中屡见不鲜；第二，同意思想。洛克以“个人化的同意”并非完全取代中世纪思想家的“团体同意”，在其关于原始自然状态的学说中，政治社会的产生基于个人同意；第三，在一定程度上，洛克仍然遵循中世纪关于紧急权力合法性的观念。同时，在为防止例外状态成为滥用权力的理由而制定客观标准时，他也借鉴了中世纪的传统。洛克的自然法学说延续了中世纪晚期的思想传统。

另一方面，在对中世纪权利观念有所继承的同时，现代早期权利观念也对中世纪权利观念进行了摒弃和改造。格劳秀斯在吸收中世纪遗产时又为中世纪自然法的世俗化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被视为是“漫长中世纪的破冰者”。格劳秀斯在借鉴中世纪抵抗权思想的同时，也根据时代的需求进行了改造和摒弃，更加注重社会的和平和受约束的抵抗权。格劳秀斯在《战争与和平法》的一开始就将私人战争的合法性问题视为一个需要平衡自卫权与社会效用的问题，“杂乱的抵抗权”（promiscuous right of resistance）本身与公民社会不相容，如果抵抗的权利不受约束，那么就不再有国家，只会有一个非社会的部落。同样，洛克的自然法学说既延续了中世纪晚期的思想传统，也对传统自然法进行了建设性创新。洛克的学说被视为基督教中世纪传统和激进的霍布斯主义的共同后代，他调和了神圣所有权和自我所有权这两种平行的观念，这两种观念分别对应自然法源于上帝对创造的所有权，而自然权利是人类对自己所有权的结果。

中世纪权利与现代权利之间具有连续性，但两者也存在本质性区别。首先，虽然主观权利的演进过程不断凸显了人的主观性和个体性，但并非完全实现了从整体主义到个人主义的转变，人们仍然处于教权与王权、等级社会和封建制度之下。进行选举、订立契约与表达同意，以及行使抵抗权与废黜的主体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公民个体，而是依附于教权与王权、依附于封建领主的臣民，是整体而非独立自主的个体。其次，在权力来源方面，中世纪存在的君权神授观念完全世俗化，为人民主权思想和契约观念所替代，公民的选举和投票才是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所在。最后，在权力制约方面，中世纪所主张的“国王应维护正义”是一种神学旨意和道德要求，“王权受法律约束”等观念，不仅具有唯心主义色彩，而且也并不具备现代社会对权力的制度性约束，并不能真正实现对自由和权利的保障。此外，现代社会强调的是公民的政治参与，而非暴力抵抗和废黜。总之，虽然中世纪的权利与现代权利之间存在一定连续性，但绝不能简单将两者视为等同。

随着现代早期权利对中世纪权利观念的继承和改造，以及教权的衰落和上帝的隐去，贵族阶级被推翻，现代民族国家得以建立。中世纪的权利观念逐渐世俗化，宗教色彩和封建等级色彩不再是权利的属性，臣民成为公民，等级权利和特权成为平等的公民权利，不再受到教权和封建王权的束缚，民主和法治更是为权利的实现提供了制度化保障。然而，即使中世纪权利观念的现代转型完成了其历史使命，也难以克服权利观念自身的局限性和现代性危机。过度的世俗化、上帝的隐去和自然法的衰落、是非标准的不确定、极端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等，使现代西方文明面临诸多挑战。

中世纪的自然权利观念神学色彩浓厚，将人束缚于神学和自然法之下，使其缺乏主观能动性，且具有唯心主义色彩。权利并非天赋，而是生产力达到一定水平的产物。虽然中世纪权利也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变化，尤其是商业和行会的发展而开始有所变化，但其始终强调的是上帝面前的人性平等和自由，这具有非真实性和虚假性。所谓的财产权也是为教会、国王和贵族特权辩护的工具，而非独立自主的个体所切实享有的权利。……

本文转自《人权法学》2025年第2期

春秋战国作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发展阶段，一直备受学界关注，尤其是近代以来，学界更是将其视为重要的变革期与转型期，各种论著汗牛充栋，不同视角、不同方法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几乎所有关注点都集中在变革与转型，从国家体制到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从经济技术、经济结构到生产方式，从社会风俗到思想文化，每一领域的变革都有大量研究成果。唯独对于这一时期未曾改变或变化不大的领域忽略不计，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遗憾。从村落发展视角看，春秋战国社会巨变涉及整个社会，村落自然也在其中。但这场变革的主体是经济社会制度与政治体制，村落基本结构与居民生存状态并未发生大的改变，无论是村落格局、村落地位，还是村落中的宗法血缘关系以及精神文化取向，都有着明显的稳定性与继承性，这对于中国古代农耕文明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

一、村落空间格局的未变

春秋战国村落源自农耕时代之初的原始聚落，仰韶晚期至龙山时代，在城邑化进程中，聚落分化为城邑聚落与城邑之外的普通聚落，城乡二元结构开始出现。城邑之外的普通聚落就是早期村落，它们与城邑构成较为完整的城乡共同体，既处在城邑管理下，又有着自身固有的空间结构与村落形态。在春秋战国社会变革中，城邑发生重大变化，兴衰更替，不一而论；但村落并未发生明显变动，绝大多数村落得以存续，在原有空间格局基础上直接跨越了这一变革时代。

从文献记载与考古调查资料中都可看到，战国秦汉村落中，自西周春秋甚至更早时期延续而来者占比颇高，这些村落自然是直接跨越了春秋战国巨变时代。检《后汉书·郡国志》中关于“聚”的记载，由来可考的“聚”共30处，其中24处由春秋及其以前延续而来。据河南淮滨县黄土城地区区域考古调查，调查区域内46处汉代村落中，由春秋及其以前延续而来的33处，占当时村落的72%。据程嘉芬对河南郡、河内郡、弘农郡非城聚落址的统计，笔者分别对河南郡、河内郡、弘农郡非城聚落遗址进行年代考察，结果表明：河南郡有65处非城聚落遗址，自西周春秋及更早时期接转而来的有31处，占非城聚落数量的48%；河内郡有25处非城聚落遗址，自西周春秋及更早时期接转而来的有16处，占非城聚落数量的64%；弘农郡有52处非城聚落遗址，自西周春秋及更早时期接转而来的有28处，占非城聚落数量的53.8%。非城聚落遗址中绝大部分属于村落或与村落相关的遗址，这些数据基本代表了自西周春秋及更早时期接转而来的村落数量，这与《后汉书·郡国志》所见村落沿革情况大致吻合。

从聚落考古发掘资料不难看出，这些跨越春秋战国巨变时代而来的村落，无论是村落空间结构，还是村内要素构成，多是对上一时期村落的直接相承，并无明显变化，呈现出较强的稳定性与持续性，表明是同一文化族群的历史延续。

比如，山东章丘宁家埠聚落遗址自龙山时代一直延续到汉代，尤其是自商周到秦汉，迄无中断。该遗址总面积5万平方米，发掘面积6300平方米，商与西周遗存中发掘出房址11处，灰坑131处，水井1口，灰坑大部分经认真加工，壁面坚固，底部平整，有的铺有料礓石，应属窖穴之类。这显然是一处住宅比邻、分布密集的集村式村落。春秋战国时期，村落格局依然如此。该遗址东周时期遗存中有灰坑69个，陶窑窑址3座，水井3口，水井相对均匀地自西南向东北分布。由水井、窑址数量可见，村落空间密度仍在增加。西汉时期遗存中，有水井11口，灰坑172个，并有11条沟。发掘报告称：灰坑中，以圆形坑为多，这些灰坑均较规则，应为窖穴。可见，直到西汉时期，村落格局仍一如此前。

再如，山东泗水尹家城聚落遗址是由大汶口时期，经龙山时期、殷商时期、西周春秋延续至战国秦汉。该遗址面积仅存4000多平方米，累计发掘面积超过2000平方米。在这样一个有限空间内，发掘出从史前到汉代的大量遗存。其中，在周至汉代的遗存中，有灰坑183个、灰沟5条、水井1眼、房址1处，还有91件青铜器、59件铁器、103件石器，及骨、角、牙器115件，蚌器35件，周代陶器153件、汉代陶器40件，另外还有春秋战国与秦汉钱币46枚。所出器物除青铜器外，主要是生产工具与生活器物。灰坑中除部分窖穴外，还有若干祭祀坑，如H370中有两件完整的成年虎下颌骨，H137和H332中，各有一具完整牛骨架，显然是祭祀坑。村落内各要素的密集存在，表明该村落自商周到汉代一直是一处集村式村落。考古发掘报告从陶器演化角度，论证了这一遗址的连续性，提出：“这里的周代陶器，从西周中晚期开始一直延续到战国晚期。……汉代的许多器物，如盆、钵、瓮等，都与战国晚期的同类器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其年代也应是前后紧密相衔接的。”

又如，湖北宜城郭家岗遗址自周代一直持续到六朝，现发掘面积400平方米，虽面积有限，但也发现与建筑有关的柱洞7个、灰坑97个、水井7座，是一处集村式村落。发掘报告将西周晚期到战国晚期所出陶器分为7期，提出：“郭家岗遗址的文化内涵自春秋初年开始就一直处在一种互相承袭、嬗递清晰的发展过程中……郭家岗遗址正是在自我发展为主的基础上，不断地兼容、吸收一些异域文化，不断丰富和发展自身的文化内涵，形成了一个整体的、特征更鲜明的文化类型。”

上述村落的共同特点就是稳定的历史连续性，自西周时期或更为久远的历史时期延续而来的村落，在春秋战国社会巨变中未受到明显影响。无论是村落空间结构，还是村落内部要素，都是在原有格局上的继续递延。

更为重要的是，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大量新兴村落，几乎都是由原有村落剥离而来，原有村落形态同样得到完整传承。如，湖北十堰市店子河遗址为战国中期新兴村落，在5200平方米的发掘区内，共发现秦汉时期陶窑6座、瓮棺葬37座、灰沟19条、灰坑132个。更为重要的是，该村落遗址有一条东汉时期的环壕，遗址中发现的遗迹绝大部分位于环壕内。如此密集的遗存分布，充分表明聚落空间结构的紧凑与集中，也表明与此前各时期村落形态的一致性。再如，湖北十堰上宝盖遗址是东周新兴村落，现存面积约3万平方米，发掘面积2100平方米。从文化层堆积看，东周文化地层堆积较薄，遗迹主要集中在发掘区东南角，有灰坑4个、灰沟1条、井1口，出土遗物较少，此时其应是一处较小的新兴村落。该村落在汉代发展成为一处大型村落，据发掘报告，“汉代文化堆积几乎遍布本次发掘的整个发掘区，东部较薄，中、西部较厚。遗迹有灰坑106个、墓葬14座、沟7条、窑1座、灶4个、井1口、房址1处、柱洞2组，出土遗物较为丰富”。说明该遗址是一处集村式村落。

上述事例充分表明，在春秋战国社会巨变中，不仅原有村落的发展未被打断，原有空间格局未变，原有构成要素依然存在，而且，大量出现的新兴村落同样继承了上一历史时期的村落形态。这样，乡村居民生产生活的自然聚落空间一如既往，对于乡村社会形态的传承与连续具有重要意义。

二、村落地位的传承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先后打破原有宗法血缘体系，逐步建立起自上而下的地缘行政组织。在这一过程中，作为基本地域单位的村落地位依然延续，只是由宗法血缘组织载体转变为地缘行政组织载体，但仍是乡村居民基本生产生活单位与基本社会单位。

自原始聚落以来，聚落一直是基本地域单位与社会单位，随着城乡分离，早期村落继承了这一性质，村落既是宗法血缘组织的基本载体，又是基本地域单位与社会单位。西周春秋时期仍然如此。

长期以来，凡论及西周村落基层组织与生产生活，多以宗法血缘组织立言，这是正确的。从社会生产与经济活动的组织看，无论是公田、私田，还是国中庶民的土地，其耕作模式都是以家族为单位的集体耕作。对此，前人多有论述，而且，这一问题在《诗经》中已有明示，《诗·周颂·良耜》写道：

荼蓼朽止，黍稷茂止。获之挃挃，积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栉，以开百室。百室盈止，妇子宁止。

《良耜》一诗写出了丰收后举族分配的情景，郑玄之笺又进一步明晰了斯时家族生产与生活的基本状况。郑笺曰“百室，一族也”；劳作之时，“出必共洫间而耕”，“千耦其耘，辈作尚众也”；收获之时，“则百家开户纳之”；日常生活中，则是“入必共族中而居，又有祭酺合醵之欢”。

但是，不论哪个家族，都必然有大小不一的空间载体，要具备住宅、水井、窖穴等生活设施，这一载体就是村落。西周时期，举族为村，一个家族就是一个村落。因而，以家族为单位的生产生活单位，也可以视为以村落为单位。其实，西周春秋时期已经把村落当作基本地域单位与社会单位。比如，这一时期的村落称“邑”，在分封或领属关系调整时，往往直接以邑作为基本单位。如 比铭记道：“其邑彶眔句、商、儿，眔雠、找，（复）限余（予）比田，其邑竞、（槌）、甲三邑，州、泸二邑，凡复友（贿）、复付比田十又三邑。”（04466）上述诸邑均有名称，在领属关系调整时作为基本单位。以邑为分封基本单位之例，如宜侯夨簋铭文记周王将虎侯夨改封于宜，有“厥川三百……厥……百又……厥宅邑卅又五，〔厥〕……百又”。“厥宅邑卅又五”，当是宜城之外35邑。春秋时期齐子仲姜镈铭文也记齐侯“赐之邑，二百又九十又九邑”。这都是十分明确地将邑作为分封单位之例。

又如，邑是这一时期乡村社会实际的基本管理单位，对乡村百姓的日常管理都在邑中实施。《仪礼经传通解》引《尚书大传》曰：

上老平明坐于右塾，庶老坐于左塾，余子毕出，然后皆归，夕亦如之。余子皆入，父之齿随行，兄之齿雁行，朋友不相逾，轻任并，重任分。颁白者不提携，出入皆如之。

《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也说：

田作之时，春，父老及里正且（旦）开门，坐塾上，晏出后时者不得出，莫（暮）不持樵者不得入。五谷毕入，民皆居宅，里正趋缉绩，男女同巷，相从夜绩，至于夜中，故女功一月得四十五日作，从十月尽正月止。

上述内容所描述的就是邑内生产生活状况，可以明确村落地域单位与社会单位属性。

当然，西周春秋的邑只是宗法血缘组织的载体，并非地缘行政组织，而是以族为村，族长即村落首领。《诗·小雅·信南山》描述了西周时代的村邑生活。诗中写道：

信彼南山，维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孙田之。我疆我理，南东其亩。……疆场翼翼，黍稷彧彧。曾孙之穑，以为酒食。畀我尸宾，寿考万年。中田有庐，疆场有瓜。是剥是菹，献之皇祖。曾孙寿考，受天之祜。

从诗本意看，“曾孙”为宗族之长，不仅是村邑中的主祭者，而且还是土地管理者、生产组织者。《诗·小雅·甫田》中即有“曾孙来止，以其妇子，馌彼南亩”句。其中的“曾孙”自然也是村邑首领。

由上可见，西周春秋村落是以族为村，村是族的载体，族是基本生产生活单位与社会单位。以村落视角言之，村落除作为基本地域单位外，自然也是基本生产生活单位与社会单位。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政体发生重大变化，分封制被新兴的中央集权政体取代，宗法血缘组织体系被自上而下的地缘行政组织体系取代。具体到乡村社会，则是地缘行政组织的乡里制对宗法血缘组织的宗族制的置换。在这一变革过程中，村落地位依然延续，只是由宗法血缘组织载体转变为地缘行政组织载体，仍是乡村基本生产生活单位与基本社会单位。

自战国始，乡里逐步成为设于乡村的地缘行政组织，其中，里设于村，一般情况下因自然村落设里，不改变其原有自然聚落形态。如秦《尉卒律》规定：

里自卅户以上置典、老各一人，不盈卅户以下，便利，令与其旁里共典、老，其不便者，予之典而勿予老。

秦制一里的建制基点为三十户，每聚落三十户以上者需设里典、里老各一人；若村户不足三十户者，可与邻村合设一里，置里典、里老，也可只设典，不设老。依此规定，多数情况下各村落均设一里，一些大村落或设二里或数里；一些小至三五户、十几户人家的小村落则要两三个村落并置一里，但并不改变原有村落设置。而且，对这些小村落并置一里也不是硬性要求，而是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变通。秦律的这些规定应该是得到较好落实，在统一进程中又推广到整个秦王朝境内。至汉代依然是因自然村落设里，里村基本合一。

战国秦汉时期，里是乡村社会的基本管理单位，从人口管理、治安管理，到经济事务诸如催缴赋税，按验、核实土地、征发徭役等，都是以里为基本单位，里正或里典是主要执行者。既然这一时期里村基本合一，村落便成为实际的社会单位。如张家山汉简《户律》规定：

自五大夫以下，比地为伍，以辨券为信，居处相察，出入相司。有为盗贼及亡者，辄谒吏、典。田典更挟里门籥（钥），以时开；伏闭门，止行及作田者；其献酒及乘置乘传，以节使，救水火，追盗贼，皆得行。不从律，罚金二两。

该律要求，里中居民要“居处相察，出入相司”，互相监督纠察；田典掌管里门钥匙，按时开关里门，监督居民的行为举止。这一规定显然是立足于村落而设计，将村落作为基本社会单位进行管理。村落的这种功能和性质与西周春秋时期的村落功能和性质一脉相承，乡村居民生存的社会空间没有多少变化，对于乡村社会形态的传承与连续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三、村落宗法血缘关系的递延

在春秋战国社会巨变中，多数乡村居民除家庭独立与个体责任的强化外，自己所在村落未变，比邻而居的空间结构未变，人们生活的社会空间未变，基本生活方式也没有大的改变，安土重迁仍是其突出特性。各国在乡村社会的变革并非要改变原有宗法血缘关系，只是要废止以往宗法贵族对乡村社会的控制体系，代之以自上而下的乡里地缘组织体系。在这种情况下，村落内部的宗法血缘关系依然得以递延，宗族仍是村落中较为普遍的存在。西周春秋时期，村落内部宗法血缘关系的重要体现是族居与族葬。如《周礼·地官·大司徒》“族坟墓”条郑注所言：“族，犹类也；同宗者，生相近，死相迫。”春秋战国社会变革中，传统族居与族葬并未消失，依然是村落社会的重要表征。

就族居而言，这一时期各国村落中的同族聚居仍较为普遍。以秦国而言，虽然商鞅变法对宗法血缘关系冲击颇大，宗族制度受到很大压制，但宗族成员的聚居依然未变。秦简牍资料中便不乏关于族居的个案资料。睡虎地秦简《封诊式》中《迁子》《告子》两例父讼子文书中，均称“同里士五（伍）”，表明已分异之子与其父均同居一里。正因为此，尉缭认为秦之什伍连坐“所联之者，亲戚兄弟也，其次婚姻也”。睡虎地4号秦墓出土的11号与6号木牍，为秦王政二十四年（公元前223年）两位远戍的兵士兄弟黑夫、惊写给兄弟衷（中）及母亲的家书。从书信内容看，三位成年兄弟与母亲及未嫁的姐姐居住在同一村落，与其他亲属诸如姑姑家、岳父家等，也相距不远。尹在硕据以分析，认为当时亲属的地缘关系往往是相近的，多在同里或相近之里。

另外，秦国一直存在着三族之罪、宗族连坐制，直到秦二世时，还“令有罪者相坐诛，至收族”；秦王政九年（公元前238年），长信侯嫪毐作乱失败后，即“车裂以徇，灭其宗”；公子高“恐收族”，便自请死，以免株连族人；赵高治李斯狱时，也是“皆收捕宗族宾客”“夷三族”；同样，赵高被公子婴杀后，其族人也未免其难，“令韩谈刺杀之，夷其三族”；等等。邢义田曾分析道：

如果宗族存在，同族聚居的情况即可能继续。秦国的小家庭各自为户，但编为乡里什伍后的左邻右舍，大概仍以或亲或疏的宗族亲戚为多。……商鞅的连坐是以四邻什伍连坐为原则，结果受牵连的却是父子、兄弟、婚姻、亲戚、故人，这不从宗人亲族在相当程度上聚居，是无法理解的。

这充分说明秦国村落宗族聚居之普遍。

经历了商鞅变法后的秦国，村落中的宗法血缘关系尚且如此，其他地区村落内部状态可想而知。从各国具体情况看，宗法血缘关系的递转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如《管子·问篇》有多处问及乡里宗族，如：“问国之弃人，何族之子弟也？”又如：“问乡之贫人，何族之别也？”“子弟以孝闻于乡里者几何人？”等。问及乡里“何族之子弟”“何族之别”，足见齐国乡村宗族之多见。又如荆楚一带，宗族势力也比较突出。包山楚简中不乏关于宗族的记载，如简32记道：“辛巳之日不以所死于其州者之居凥（处）名族至（致）命，阩门又（有）败。”简191记道：“应族州里公黄固。”秦末动荡之际，萧何随刘邦起兵，乃“举宗数十人皆随”，说明萧氏是具有一定势力的宗族。西汉建立之初，便将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等楚国大族迁入关中，也足以说明这些大族势力强大，威胁到王朝统治。再如三晋地区也同样存在着大小不一的宗族势力。韩国旧地到西汉初期仍是“宗族盛多”；赵国廉颇一族，入秦时仍是“豪宗”，汉初作为大族被迁徙；魏国冯鲂，“其先魏之支别，食菜冯城，因以氏焉。秦灭魏，迁于湖阳，为郡族姓”。云梦秦简《为吏之道》中所附《魏奔命律》记道：

叚（假）门逆 （旅），赘婿后父，或衡（率）民不作，不治室屋，寡人弗欲。且杀之，不忍其宗族昆弟。今遣从军。

对于商人、赘婿、不积极从事农耕的人、不治家业的人的处罚要顾及其“宗族昆弟”，表明魏国宗族的普遍存在。

就族葬而言，《周礼·春官·墓大夫》“令国民族葬”条郑注曰：“族葬，各从其亲。”可见，族葬就是同一血亲关系死者的相聚而葬。学界对西周春秋时期的族坟墓制度已有充分研究，意见较为一致。从考古发掘资料看，族葬的现象的确十分普遍。对于春秋战国社会变革中墓葬制度的变化，学界认识不一。有学者提出，战国时期的旧式族葬与族坟墓发生了重大变化，族坟墓制度已经崩溃与消亡。笔者认为，战国以来，随着旧有宗法血缘体系的瓦解，族坟墓制的确受到重大冲击，但村落社会聚族而葬的传统并未中断，而是适应新的宗法血缘关系，形成了祖茔制。

如前所述，战国以来，立足于血缘关系的亲属关系并未瓦解，村落宗族也未消失，“生相近”的现象仍普遍存在。因此，相同血亲关系的人们葬于一处是自然而然的，“死相迫”是乡村居民的必然选择。从考古资料看，各聚落的墓葬仍多是以家族为单位连片集中存在。有学者曾系统分析战国时期中原地区的墓葬制度，认为中原地区的许多墓地中，“经常发现多座墓聚葬一方，有主有次，排列有序，可能墓主是有家族的关系”。不独中原地区，战国时期其他地区也普遍存在着这一现象。比如山东章丘宁家埠东周时期遗存中，共发掘清理墓葬110座，其中，春秋时期墓葬分为东、西两墓区，排列有序，两者相距不远；战国时期墓葬分为东、西、西南三个墓区，各墓区间相距20余米。发掘者认为，不同的墓区代表着不同的家族墓地。又如，河南三门峡市陕州区刘家渠遗址为汉代墓地，已发掘者共44墓，可分为三组，应是由“羊氏”“唐氏”“刘氏”等三个以上的族墓地组成。上述现象的原因应当是多方面的，比如，多个宗族对族坟制时代公共墓地的继续使用可以造成这种状况；若干散居姓氏相邻而葬，随着宗族的形成，墓葬随之扩展，也可以造成这种现象。

由上可见，族居与族葬是这一时期村落社会的普遍情况。相对于之前的时代而言，其表现形式或有不同，但其与村落宗法血缘形态的关系是一致的，都是宗法血缘形态的外在体现，是物化的宗法血缘关系。

更为重要的是，春秋战国社会变革中，各国统治者并未因宗法贵族政治向官僚集权政治的转变放弃原有宗法血缘功能，而是将其移转到新的社会形态中，继续发挥其作用。各诸侯国一方面在乡村社会积极推进个体家庭独立，建立地缘行政组织体系；另一方面，又要求乡村居民保持原有生存状态，不仅“祭祀同福，死丧同恤，祸灾共之”，还要“世同居，少同游”，“居同乐，行同和，死同哀”。其用意在于利用宗法血缘功能，保持乡村社会内凝性与稳定性。《文韬·六守》言为君之道：“无乱其乡，无乱其族。臣无富于君，都无大于国。”其要旨就是既保持宗法血缘组织，又不使其影响君主集权统治。在这一问题上，诸国虽然情况各异，但对村落中宗法血缘组织的取向是一致的，基本方针都是立足于继承与利用。

与之同时，这场社会变革所带来的小家庭与编户齐民的普及，在对宗法血缘关系造成冲击的同时，又生长出同样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宗法血缘关系聚合机制，这就是家产继承中的诸子均分制。随着小家庭与编户齐民的普及，嫡庶之分在家产继承上已不复存在，各国普遍流行家产继承中的均等原则。农民的所谓家产主要表现为宅圃等不动产，既是均分，分立后的各家庭必然比邻而居，或相距不远，起码在同里之中。如此代相传承，成为宗法血缘关系的重要保障。

如此，宗法血缘组织依然是乡村社会的重要构成形式，只是由法定社会组织转为民间自组织而已。这样，乡村社会既有自上而下的乡里地缘组织体系，又有村落中内生的宗法血缘组织，两者构成互为表里的乡村社会结构。如《墨子·明鬼》所言：“内者宗族，外者乡里，皆得如具饮食之。虽使鬼神请亡，此犹可以合欢聚众，取亲于乡里。”这句“内者宗族，外者乡里”，道出了春秋战国社会变革后乡村社会结构的实质。

四、村落文化精神的接续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并起，百家争鸣，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空前繁荣与变化。乡村社会虽也受其影响，但整体而言，村落中的文化传统与价值取向未变，从神灵信仰到村落文化精神，都在原有基础之上接续发展。

就神灵信仰而言，西周时期已经形成较为完备的神灵信仰体系，这一体系中神灵众多，上至天神、星宿，下到地祇、人鬼，无所不包。但在信仰权力上有明确等级划分，乡村居民只能参与极少数信仰活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社神信仰。乡村社会信仰的社神即土地神，又称“田祖”，其掌土地丰歉，备受百姓重视。《礼记·月令》云：“仲秋择元日，命人社。”郑玄注曰：“赛秋成也，元日，谓近秋分前后戊日。”《礼记·郊特牲》云：“唯为社事，单出里。唯为社田，国人毕作，唯社，丘乘共粢盛，所以报本反始也。”“国人毕作”，说明这是村落全体成员的集体活动。《诗·小雅·甫田》描述了这一时期村落祭社的具体场面：

以我齐明，与我牺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农夫之庆。琴瑟击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谷我士女。

在春秋战国社会变革中，村落中的社神与百姓祭社活动依然如故，并未随社会变革而改变，而且，以往只有上层社会统治者才能祭祀的相当一部分神灵也被村落百姓直接传承，成为更为广泛的信仰。

李悝所言村落居民的“社闾尝新，春秋之祠”，就是西周村落“社事”的延续。战国新蔡葛陵楚简、包山楚简、秦家嘴楚简以及周家台简牍《日书》中都有村落祭社的记载。如：

梠里人祷于亓（其） （社） 

 里人祷于亓（其）（社），一

荐于野地主一 ，宫地主一。

地主、司命、司祸各一牂，缨之吉玉北方一环。

“ ”，同“社”。《说文》：“，古文社。”“野地主”“宫地主”“地主”则为社的别称。周家台简牍《日书》中也有田社、里社的记载。如《三十六年置居》载：

置居土，田 、木并主岁。

置居木，里、冢主岁，岁为上。

  ，同“”，即“社”。可见，祈年是祭社的重要诉求，祈求的是“岁为上”。清华大学藏战国简《祷辞》也载有“邑又（有）社而向（乡）又（有） （丘）”，明确表明战国村落居民之社祭。

《史记·滑稽列传》载齐国淳于髡所述“禳田”之事：

今者臣从东方来，见道旁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祝曰：“瓯窭满篝，污邪满车，五谷蕃熟，穰穰满家。”臣见其所持者狭而所欲者奢，故笑之。

“禳田”，司马贞《索隐》曰：“谓为田求福禳。”即祭拜土地神。淳于髡所言禳田者，仅奉献一豚蹄、一盂酒，便祈求庄稼丰收，即便是狭小干旱或低洼易涝的田地也有好收成。如此不成比例，淳于髡因此笑之。

汉王朝建立后，进一步明确了村落祭社权。《史记·封禅书》记道：“高祖十年春，有司请令县常以春（三）〔二〕月及（时）腊祠社稷以羊豕，民里社各自财以祠。”这道诏令将村落中的祭社权交给了里，亦即村落，官方只负责县社以上的祭祀。各处村落中的里社，则是“各自财（裁）以祠”，即村落居民自行敛钱祭社。至于所聚敛祭品多少，则由村民量力而行，故师古注“各自裁以祠”云：“随其祠具之丰俭也。”表明村落民众拥有了较为独立的祭社权。

在春秋战国社会变革中，被村落百姓传承自统治者手中的神灵数量众多，从生命诸神到农桑之神、日常起居之神，应有尽有。比如，司命为天上文昌宫第四星宿，与其他日月星辰诸神为周天子以及诸侯所祀，乡村百姓无权祭祀。春秋战国以降，司命降至民间，即史谓“今民间独祀司命耳”，成为乡村民众奉祀的重要神灵。因为司命掌管生死寿命，“主老幼”，当人罹患疾病时，可以向司命祷请，希望能延长寿命。所以，对于乡村民众而言，这一点是最值得敬畏的。至战国时期，司命在百姓信仰中已有重要地位。《史记·扁鹊列传》中扁鹊曰：“其在骨髓，虽司命无奈之何。”包山二号楚墓出土卜筮祭祷竹简，内容大多是有关墓主生前祷神以求病愈之事，所祷神灵就有司命。如：“赛祷太佩玉一环，后土、司命、司祸各一少环。”这些事例说明司命信仰已较为普及。至汉代，村落百姓往往将司命像或石刻或木雕，随身携带。如应劭《风俗通义·祀典》记道：

今民间独祀司命耳，刻木长尺二寸为人像，行者檐箧中，居者别作小屋，齐地大尊重之，汝南余郡亦多有，皆祠以 ，率以春秋之月。

对司命之神要随身携带，须臾不离，以佑平安；而且又“别作小屋”，春、秋之月要以猪祭祀，表明对此神灵祭祀已成为百姓日常。

又如，西周时期的“八蜡”之祭是天子的特权。《礼记》云：“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为蜡。蜡也者，索也；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飨之也。”此八种神灵包括：“先啬一；司啬二；农三；邮表畷四；猫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虫八。”战国以降，原来专属于天子的“八蜡”之祭告一段落，“八蜡”诸神灵发生明显分化。“八蜡”之中，先啬为主神，战国秦汉又称“先农”，既被君王祭祀，又可被村落居民祭祀。湖北荆州关沮乡周家台30号秦墓出土竹简记载了村落居民腊日祭祀先农的活动：

先农：以腊日，令女子之市买牛胙、市酒。过街，即行 （拜），言曰：“人皆祠泰父，我独祠先农。”到囷下，为一席，东乡 （向），三腏，以酒沃，祝曰：“某以壶露、牛胙，为先农除舍。先农笱（苟）令某禾多一邑，先农 （恒）先泰父食。”

这组简文详细描述了一位农夫祭祀先农神的整个过程：腊日当天，令家中女子到市场购买祭品后，在自家囷廥旁，将祭品牛肉、美酒摆放席上，供神享用，然后虔诚地向先农表达自己“禾多一邑”的愿望。

由上可见，在春秋战国社会巨变中，村落居民不仅延续着村落原有信仰与崇拜，还将上层社会散落的神灵加以收容，实际上承担起对上一历史时期神灵信仰的继承责任，在文明传承中具有重要意义。

就村落文化精神而言，在西周春秋乡村社会中，人们“生死相恤，坟墓相从”，在井田制下进行着集体劳动，有着浓厚的共同体色彩。守望相助、生死相恤是村落百姓的共同精神取向。如《韩诗外传》所言：

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忧，患难相救，有无相贷，饮食相招，嫁娶相谋，渔猎分得，仁恩施行，是以其民和亲而相好。

《逸周书·大聚》也讲道：

维武王胜殷，抚国绥民……发令以国为邑，以邑为乡，以乡为闾，祸灾相恤，资丧比服，五户为伍，以首为长；十夫为什，以年为长；合闾立教，以威为长；合旅同亲，以敬为长；饮食相约，兴弹相庸，耦耕俱耘，男女有婚，坟墓相连，民乃有亲，六畜有群，室屋既完，民乃归之。

文中“合旅同亲”，据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旅”当为“族”，应为“合族同亲”。

战国以来，虽然集体劳动成为历史，家族共同体被个体家庭取代，但村落居民的居住方式一如前代，仍是“生相近，死相迫”，同处一个聚落共同体中。村落仍是乡村居民基本生活空间与社会活动空间，村落空间结构的连续一体以及村落居民宗法血缘关系的传递，为村落精神传承奠定了良好基础。战国时期，孟子倡导的乡村理想境界就是：“死徙无出乡，乡里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这一境界就是对上一历史时期村落精神的继承。

在村落实际生活中，孟子所倡导的精神也的确较为普遍存在。战国李悝在“尽地力之教”中详细罗列村落百姓的全年开支，其中就有“社_{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表明村民对}社闾尝新与春秋之祠的参与十分普遍。桓谭《新论·见徵》记道：

淳于髡至邻家，见其灶突之直而积薪在旁，曰：“此且有火灾。”即教使更为曲突，而徙远其薪，灶家不听。后灾，火果及积薪而燔其屋。邻里并救击。及灭止，而烹羊具酒以劳谢救火者。

淳于髡为战国齐人，来邻家串门，见到邻家有火灾隐患，遂热心建议修改。邻家不听，结果引起火灾，“邻里并救击”，即全部出动救火。火灭后，灶家又设美酒佳肴答谢救火的村民。《史记·韩信卢绾列传》亦载：

卢绾者，丰人也，与高祖同里。卢绾亲与高祖太上皇相爱，及生男，高祖、卢绾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贺两家。及高祖、卢绾壮，俱学书，又相爱也。里中嘉两家亲相爱，生子同日，壮又相爱，复贺两家羊酒。

卢绾与高祖刘邦同居一里，两人同日出生，邻里纷纷携带羊和美酒庆贺。待卢绾、刘邦长大后一起读书，彼此相友，邻里又持美酒和羊前来祝贺。以上事例展现的内容与孟子所言高度契合，充分说明当时邻里间“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已相沿成风，成为他们的生活日常。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村落中还出现了互助式结社，这种结社以当时普遍存在的守望相助为基础，以民间规则将其组织化。在岳麓书院藏秦简所收“识劫 案”案宗中，可以看到其组织方式。简文中的为大夫沛之妾，沛妻死后，大夫沛欲以为妻。简文叙述了“入宗”的过程。简文曰：

沛告宗人、里人大夫快、臣、走马拳、上造嘉、颉曰：沛有子 所四人，不取（娶）妻矣。欲令入宗，出里单赋，与里人通  （饮）食。 快等曰：可。 即入宗，里人不幸死者出单赋，如它人妻。 

从这些内容不难看出，同里内的公共活动较为丰富。比如，简文“出里单赋，与里人通㱃（饮）食”，意即入单后，要共同分担里中祭祀或节庆等宴饮的费用；“里人不幸死者出单赋”，即单内成员若遇有丧葬之事，大家要出钱助丧。另外，这种结社有着较为严格的规则性与组织性，其实质是守望相助的制度体现。

由上可见，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村落并未中断西周以来文化精神的连续，表明当时村落邻里间“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已相沿成风，成为他们的生活日常。

综上，在春秋战国社会大变革中，村落社会也发生了重要变化，无论是授田制取代井田制，还是国野制的消泯与编户齐民的出现，无不具有重大转折意义。但与之同时，村落内外的许多方面并未发生根本性转变，有些甚至并无明显变化，而是直接延续与保留着更早时期的历史传统，这是聚落时代以来农耕文明基因得以传承的重要前提。值得注意的是，这场大变革所造就的新的社会机制，不仅与之未见违和，反而还带有明显的促进因素，有效地实现了农耕文明基因的递延。这充分说明春秋战国社会变革的实质是原有文明体内的内生性变革，是传承与扬弃的有机统一。唯此，方可造就源远流长、连续一体的中国古代农耕文明。

本文转自《中原文化研究》2025年第1期

傅说是武丁时的相，在商代是可与伊尹齐名的政治人物。后世对傅说的认识主要来自孔传本《说命》和《国语》《史记》等文献记载。如《史记·殷本纪》云：
帝武丁即位，思复兴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决定于冢宰，以观国风。武丁夜梦得圣人，名曰说。以梦所见视群臣百吏，皆非也。于是乃使百工营求之野，得说于傅险中。是时说为胥靡，筑于傅险。见于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与之语，果圣人，举以为相，殷国大治。故遂以傅险姓之，号曰傅说。

《史记》描述武丁梦得傅说，派人寻来并任命为相的经过，还称之为圣贤。当然，孔传本《说命》也把傅说塑造为圣贤形象。但孔传《古文尚书》为东晋时梅赜所献，除去与伏生传《今文尚书》相同的内容，又增加25篇古文，《说命》三篇就在其中。自宋代开始，就有学者怀疑增益25篇古文为伪书，到明清达到巅峰。特别是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列举128条证据，力证其为伪书。此后，增益25篇古文为伪书的结论似已成“铁案”。然而与此同时，认为孔传本不伪的观点也一直存在，清代毛奇龄曾撰《古文尚书冤词》为孔传本大声鸣冤。黄怀信亦指出，阎若璩所提出的多数证据都经不住推敲，或者与辨伪无关，是书不足以构成“伪古文”定案的条件。正在学界为孔传本真伪问题难定是非之时，新出清华简为重新审视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清华简发现多篇《书》类文献，特别是《傅说之命》可与孔传本《说命》的内容相联系，这就使利用前者对后者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成为可能。

与此同时，清华简《傅说之命》也为学界提供了两个前所未知的傅说形象。学界过去对傅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身份、名号、主要事迹、思想等方面，也有学者关注到傅说故事的流传演变研究，如甘岚、闫志否定傅说为商代贤相这一客观事实，认为以布衣为相的傅说故事是战国时代士人阶层的建构，目的是为了士人阶层进入官僚体制创造舆论。李璐勾稽了先秦文献所载傅说故事，梳理了在时间、地域、学派等不同背景之下的傅说故事流传演变，并对傅说文献资料进行了对比分析。实际上，上述研究对孔传本《说命》、清华简《傅说之命》成篇年代的把握并不准确，且以傅说故事为中心的考察不能从本质上揭示不同的傅说人物形象，并系统阐释其形成及演变的历史动因。孔传本《说命》及清华简《傅说之命》表明，傅说在历史上的形象并非一成不变，这两个重要文本对傅说人物形象迥异的塑造体现了不同时期人们的思想，为我们研究先秦时期思潮的变动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一、孔传本《说命》成篇年代及所塑造的傅说形象

傅说为后世所熟知的人物形象，就是圣贤形象，这个形象是由孔传本《说命》三篇塑造的。因此，孔传本《说命》三篇的成篇年代直接决定傅说这一形象形成的时间。按照孔传《古文尚书》所附孔安国的序言，《说命》三篇出于孔子旧宅壁中，是由孔安国整理并流传后世的先秦文本。而这一说法也与《汉书·艺文志》所云孔壁出书，以及孔安国进行整理的记载相吻合。直至宋代，特别是明清时期，一些学者经过考辨认为包括《说命》三篇在内的新增25篇古文为“伪古文”，是魏晋时人伪造的，这一结论也逐渐成为学界的主流看法。所幸清华简与《古文尚书》相关的《书》类文献陆续公布，为重新审视一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但遗憾的是，目前学界的主流做法是利用清华简来进一步坐实所谓“伪古文”为魏晋人伪造的观点。然而清华简《傅说之命》并非先秦经典所引之《说命》，与先秦经典所引《说命》相同的恰是孔传本《说命》。事实上，孔传本《说命》并非魏晋人所伪作，而是源自先秦的真古文。

首先，清华简《傅说之命》并非先秦经典所引之《说命》。利用清华简《傅说之命》对孔传本《说命》辨伪的最直接思路就是利用二者的不同来证伪后者，但清华简《傅说之命》与先秦经典所引《说命》为不同传本这一事实却被整理者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先秦经典所引篇名是《说命》，而清华简该篇自题为《傅说之命》，篇名完全不同，将简本改题为《说命》无疑会产生不必要的混淆。从内容来看，《礼记·文王世子》《礼记·学记》所引《说命》的三条内容均不见于《傅说之命》，但却见于孔传本《说命》的下篇。《礼记·缁衣》引《说命》云：“惟口起羞，惟甲胄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此句见于孔传本《说命》的中篇，《傅说之命》虽有相似的内容，但却有较多异文。《礼记·缁衣》所引《说命》另一条内容亦不见于《傅说之命》，但却见于孔传本《说命》的中篇。《国语·楚语下》楚国大夫白公子张叙述武丁之事，引用了武丁的三句话。第一句：“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类，茲故不言。”第二句：“若金，用女作砺。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天旱，用女作霖雨。启乃心，沃朕心。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视地，厥足用伤。”第三句：“必交修余，无余弃也。”这三句中仅第二句可以在《傅说之命》中找到近似的内容，但异文较多，且夹杂有其他语句；而此三句却均见于孔传本《说命》。如按孔传本《说命》是剽窃先秦经典引文成篇的观点，那作伪者应如何安排这三句话呢？显然要将其置于同一篇中或紧邻的两篇中，如此不仅容易操作，更可从《国语》原文中获取更多密切衔接的线索。但事实上，前两句在孔传本《说命》的上篇，第三句却在孔传本《说命》的下篇，这样的安排显然不符合一般的作伪逻辑。反之，如果是《国语》引用孔传本《说命》的战国文本的话，则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国语》是引武丁的话，三句话自可出自不相邻的两篇之中。显然，清华简《傅说之命》并非先秦经典所引之《说命》，因而也就不能根据两者的不同来判定后者为伪作。而《国语》所引武丁之言，应以源自孔传本《说命》的先秦古文更为合理。

其次，《说命》中的用语非魏晋时人能伪造。《说命》下篇最后一段为：
说拜稽首曰：“敢对扬天子之休命。”

在《尚书》中，“敢对扬天子之休命”仅出现于此处，在别的篇目，特别是同于《今文尚书》的篇目中是绝对不见的。现在我们知道，这样的用语常见于西周的册命金文。如迁簋（《铭图》5342）云：“迁拜稽首，敢对扬天子休命。”永盂（《铭图》6230）云：“永拜稽首，对扬天子休命。”丁屖鼎（《铭三》253）云：“丁屖用吉金作朕皇考宝尊彝，敢对扬天子休命。”敖金简（《铭三》1729）云：“敖拜稽首，敢对扬天子休命。”上述四件青铜器为西周中晚期的器物。因此，《说命》三篇的作者必然生活在铜器尚广泛流行的年代，这一年代范围可宽泛划定为西周中期至战国晚期。商周时期的铜器往往被用作随葬品，或因战乱、外族入侵等原因埋入窖藏。秦汉以后，商周时期的青铜器虽偶有发现，但也是一般人极难见到的。直到宋代“金石学”兴起以后，著录商周铜器及铭文才开始成为一门真正的学问。所以，魏晋时期的人是无法伪造出上引《说命》下篇最后一段内容的，这是孔传本《说命》作于先秦时期的铁证。

第三，孔传本《说命》三篇与孔安国所作传注是一体的关系。如经文是伪作，那么传注解释必能自圆。如相互冲突，则可证明二者并非伪作。《礼记·文王世子》引《说命》“念终始典于学”，郑玄注：“典，常也。”孔传本《说命》下篇也有这句，孔安国传“终始常念学”，也是将“典”释“常”。其实郑注与孔传都错了，“念终始典于学”的“典”为宾语前置，正确语序应是“念终始学于典”。“典”泛指先王典册，是说心里要始终想着学习先王的典册。孔传本《说命》下篇在“念终始典于学，厥德修罔觉”后，紧跟“监于先王成宪，其永无愆”一句。孔安国传：“视先王成法，其长无过，其惟学乎！”先王成宪，即先王成法。《说命》行文常讲究对仗，先王成法正对应先王典册。试问，莫须有的“作伪者”在不明“典”字倒装、不知道其真实含义的情况下，如何能想到用“先王成宪”来对应“典”的呢？

第四，先秦经典引用《说命》的内容，因流传原因会导致出现一些讹误，可通过孔传本《说命》予以纠正。《礼记·学记》引“学学半”，孔传本《说命》下篇作：“敩学半。”孔安国传：“敩，教也。”指傅说告诫武丁，老师教与学生学，各占一半，不要仅仅依靠老师教，还要自己一心想着学习先王典册、成法。《礼记·缁衣》引“纯而祭祀，是为不敬。事烦则乱，事神则难”，孔传本《说命》中篇作：“黩于祭祀，时谓弗钦。礼烦则乱，事神则难。”引文“纯”字不明其义，孔传本《说命》中篇作“黩”，“频繁”之义，正与后面“烦”字对应。“是”对“时”，“敬”对“钦”，符合古文献同音通假、同义换读现象，真实而自然。孔传本《说命》中这些与先秦经典引用《说命》内容的明显不同，一方面说明了孔传本《说命》不可能是剽取经典引文成篇的，另一方面说明孔传本《说命》源自未受流传因素干扰的先秦古本。

据上，孔传本《说命》不可能是魏晋时人伪作的，而是源自孔壁的先秦真古文。先秦经典《国语》《孟子》《礼记》已经引用孔传本《说命》，《国语》成书约在战国中期以前，《孟子》为战国中期孟子及其弟子万章、公孙丑等著。所以，孔传本《说命》的成篇年代不会晚于战国中期，但又不可能早于《傅说之命》的成篇年代，其成篇当在战国初年前后。

孔传本《说命》三篇所塑造的傅说人物形象是我们最熟悉的傅说形象。上篇看似以武丁的言行为主，但却是在为傅说的隆重登场做铺垫。武丁虽是王者的身份，却将自己的位置看得很低。他认为自身的德行不足以为天下的表率，所以不敢讲话，不随便发号施令。梦中上帝派来的这个傅说，是一个代替王讲话，并发布号令的身份。同时，傅说的德行更是超越武丁的完美存在，所以，傅说尚未开始讲话，其圣贤的气势与气场已经跃然纸上了。

中篇和下篇基本以傅说的言论为主，傅说是指导者，而武丁是受教者。在中篇，傅说告诫武丁做事要谨慎，向他传授选贤任能以及谦虚务实的治政经验，并指出践行这些道理并不容易。在下篇，武丁与傅说互相勉励，武丁期望傅说能够成为伊尹那样享誉殷商的一代名相；傅说则向武丁强调学习古训的重要性，认为要想国祚长久，必须师法古人。同时傅说还强调在学习过程中要有好的态度，认为学习先王的典册和先王的成法，有助于品德的养成，永不犯错。

孔传本《说命》将傅说塑造为一个在政治和学习等方面能够充当商王老师的圣贤形象。

二、清华简《傅说之命》成篇年代及所塑造的傅说形象

清华简《傅说之命》共有三篇，在每一篇最后一支简的背面题有《傅说之命》的篇名。整理者根据清华简的形制和字的特征，判断其时代为战国中晚期，与郭店简、上博简相近似。只是这一年代只能代表清华简《傅说之命》这一抄本的年代，却不能正确反映《傅说之命》文本的形成年代，其大致成篇年代范围的判定应根据文本的具体内容来确定。

《傅说之命》前两篇内容联系较为密切，文风一致，其成篇年代应为同时。上篇中包含了很多商代特有的元素：比如最高神称为“帝”；失仲居“韦”，生“二戊豕”，与商周时期的“豕韦氏”相合，“豕韦氏”正是一支以“豕”为图腾，居地在“韦”的部族；失仲还就是否杀死“二戊豕”进行了一次占卜，卜辞采用的对贞格式及其措辞等多与殷墟卜辞一致，这次占卜所包含的内涵是商代以后很难拟作的。从《傅说之命》中篇与孔传本《说命》《国语》引武丁之言的对比看，《傅说之命》中篇的内容明显更加古朴，是后两者相关内容的祖本。这些证据表明，《傅说之命》前两篇应是源于晚商原始素材，在西周时期不断完善，并最终写定于春秋初期前后的作品。

《傅说之命》上篇塑造了一个半神半人的傅说形象，他的身世与经历颇为奇特。武丁梦到天帝将傅说赐予他，但这个梦并非是武丁自己的梦，而是武丁与傅说共同的梦。武丁根据梦境指示，派人将傅说寻来，并与之核对梦境中的情节。傅说向武丁描述了梦境，武丁确认这就是上帝派来辅佐自己的人。这个有帝、武丁和傅说共同出现的梦境，显示了傅说的来历不一般，他是上帝派来的使臣。

傅说出场时，人物的样貌也不同寻常。简本说他“鹃肩如惟”，多数意见将“鹃”读为“鸢”，“惟”读为“椎”，其实均不可信。“鹃”读如本字即可，“惟”应读为“隹”，“鹃肩如惟”即“鹃肩如隹”，“鹃”就是杜鹃鸟，“隹”就是短尾鸟，是说傅说的肩部陡立高耸，凸起于背部平面，人长得像一只短尾鸟的形状。《荀子·非相》云：“傅说之状，身如植鳍。”王先谦注引郝懿行云：“鳍在鱼之背，立而上见，驼背人似之。”当然，傅说背部高耸凸起是因其肩部突出的缘故，与驼背人因脊柱病变导致背部耸起的原因不同。简文除了讲傅说长得似鸟，还暗示他和鸟的渊源。如文末说傅说的城邑在北海四面环水的陆地上，而这样的地方，往往是众多鸟类的栖息地。傅说的状貌及居址说明他绝非平凡之人，而是半神半人。

傅说的非比寻常，也显示了他拥有平常人不具备的神勇和能力，所以上帝派他前去讨伐失仲。而失仲此时也如有神秘力量相助，他的夫人生了两只日名为戊的猪。面对这样的怪异现象，失仲卜问要不要杀死他们，结果显示不杀是吉，可失仲违反了占卜的吉兆，杀死了其中一只猪。当傅说前来进攻时，失仲在幸存的那只猪的保护下离开。城墙陷落后，这只猪又凿通地下通道，带领整个城邑的人逃走。如果失仲没有杀死另一只猪，或许能在两只猪的共同保护下，击退傅说的进攻亦未可知。

《傅说之命》下篇与上、中篇相比，缺乏叙事性文字，只是单纯的命辞。从相关内容流传看，上篇武丁梦得傅说的内容见于《国语》《史记》等文献，中篇武丁对傅说讲话的内容还见于《国语》《孟子》《礼记》以及孔传《古文尚书》。下篇是一篇先秦佚籍，不见于传世文献。从学界的关注程度看，前两篇明显更高，而下篇由于晦涩难懂，通读尚且困难，更遑论进行全面研究了。事实上,《傅说之命》下篇的重要性丝毫不逊色于前两篇，其中所蕴含的治政思想尤其丰富。更重要的是，我们在下篇见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傅说形象。他蜷缩在王权的高压之下，丝毫感受不到所谓的圣贤气质，与之相比，商王武丁则显得极具谋略与智慧。由于下篇完全是武丁的个人讲话，形式更像现场的实录，让我们感受的塑造痕迹并不明显，但这种严谨形式的背后，所展现的可能才是傅说在担任朝臣时最真实的形象。

《傅说之命》下篇共有10支简，第一支简缺失，余下九支简。下篇属于册命类文体，共出现六次“王曰”，自第二支简开始至第一个“王曰”为第一段落，以下每个“王曰”领起一个段落，共七个段落。类似文体亦见于《尚书》、西周金文及清华简。《尚书·康诰》为西周初年作品，周王的讲话由“王若曰”开始，后面连续跟着11个“王曰”，最后又是“王若曰”，各自领起一个段落。西周金文中文体类似的有大盂鼎（《铭图》2514）、毛公鼎（《铭图》2518）等，大盂鼎的册命以“王若曰”领起，后面陆续跟三个“王曰”，毛公鼎的册命也以“王若曰”开始，后面连续四个“王曰”。清华简《摄命》篇文体也比较接近，该篇连用10个“王曰”。从内容上看，《傅说之命》下篇似乎更接近于西周中晚期的文献，因为它表达了一种迫切渴求人才的情绪，与毛公鼎和清华简《摄命》颇为相似。这并不意味着《傅说之命》下篇就是西周中晚期的文献。我们不能找到与之对比的商代文献，从理论上讲，《傅说之命》下篇的成篇年代从商代晚期到西周都有可能，但更大的可能是，这是一篇有商代史料来源并最终写定于西周中晚期的作品。

《傅说之命》下篇中武丁展现了高超的政治智慧，傅说则像一名学生一样虔诚地聆听着王的教诲。全篇的内容主要围绕勤政忧民这一中心思想展开，其背后蕴藏着极为深刻的哲理，体现了对志业、中罚、惜时、鉴史等方面的深度思考。这些认识所达到的高度，即使在我们今天的人看来都是非常震撼的。它们与时俱进，对我们的人生和事业无疑具有巨大的启迪和指导作用。

首先，该篇表达了“眔亦图片乃服”的重要理念。这句简文的释读过去一直没有得到好的解决，致使武丁的这一重要思想没有得到正确的阐释。整理者将“眔”读为“既”，将“图片”读为“至”。黄杰认为，依照整理者的意见，原句之意仍不得其解。“图片”当读为“视”，“视乃服”为考察你的职事。马楠认为，从“旨”得声诸字往往可以读为“厎”，训为“致”，有供、具义。其实上述观点均不能切合文意。“眔”应读为“瘝”，“图片”从“脂”得声，读为“旨”。“眔亦图片乃服”即“瘝亦旨乃服”，“瘝”，意为劳苦、辛苦。图片，读为“旨”，美好之意。这句简文的意思就是辛苦操劳于自己的职事，并从中得到极大的快乐和满足，这无疑是追求事业的最高境界了。当然，武丁让傅说保持这样的工作状态，就是讲为民众做事应不怕苦，同时又乐于为民众做事。如果不能做到心系民众，想人民之所想，忧人民之所忧，那么就会导致很多不好的后果。武丁用了一个比喻，就像小麻雀一样，对于外界窥伺觊觎的目光无所畏惧，不但有可能被老鹰捕捉，还有可能会陷入各种各样的的网罗之中。武丁以此为喻来警告傅说对于民众的忧戚一定要保持密切的关注和高度的重视。

其次，保持长久在位的关键在于治政清明，对民众有悲悯之心，同时还要“中乃罚”。“中罚”是对于刑罚的态度，即在刑罚的实施中，要避免过度严苛的刑罚和过度宽纵的刑罚。刑罚过宽会失去刑罚的意义，刑罚过严则会激起民众的不满。所以，“中”就是刑罚运用过程中对度的把握问题。“中罚”的背后是“中”的哲学，“中”就是不偏不倚，恰到好处。

第三，提出勤政惜时的观念。武丁命令傅说：“昼汝视日，夜汝视辰，时罔非乃载。”这句简文的意思是，白天你看着太阳，晚上你看着星辰，时间不过是你的年岁。这句话看似简单，但却对时间和人生有非常深刻的认识，强调人的一生不过是由一定的时间组成的，要珍惜时间，并在有限的时间里做好自己的职事。同时还打了一个比方，就像做生意一样，不要把那些宝贵的货物当成是粘土和石头，告诫傅说不要荒废光阴，而要勤于政事。

最后，武丁以史为鉴，举出了商王大戊施德政于民的例子，希望傅说学习其治国理政的经验。同时要求傅说能够奉献自己的真心实意，协助自己处理政事，带领僚属来执行武丁的命令。

可见，《傅说之命》下篇完全就是商王武丁的个人秀场，他极具政治智慧，根本不需要傅说告诉他怎么去做。相反，傅说就像一个初入政坛的新人，要由武丁来告诉他怎么做好自己的职事，怎么来治理民众，同时还要告诫他勤于政事，不要荒废光阴。傅说其实充当的是一个王命忠实执行者的角色，在他顺服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那个高高在上、森严可畏的王权。傅说蜷缩在王权之下、俯首听命的形象，恰恰代表着商周时期绝大多数臣下最真实的状态。

三、《傅说之命》与《说命》所塑造傅说人物形象的演变

通过清华简《傅说之命》和孔传本《说命》，我们可以得到三个傅说的人物形象。这三个形象是先秦不同时期对于傅说这一商代著名历史人物形象的塑造，体现了不同的社会思潮，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对于我们认识先秦时期思潮的变动无疑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傅说之命》上篇的傅说是一个半神半人的上帝使臣，相关故事情节看似荒诞无稽，但却折射出商代人的精神世界与上帝信仰。根据殷墟出土的商代甲骨文，上帝有很大的权威，是管理自然与下国的主宰；上帝可以令雨、令风、降旱、降祸、受年等，管理的事项包括年成、战争、作邑、王的行动，命令的对象包括商王、天时等；上帝不仅施令于人间，还拥有自己的朝廷和可供驱使的使、臣。上帝在《傅说之命》上篇所体现的权威与商代甲骨文所表现出来的威严是完全吻合的，他可以将傅说赐予商王，还指挥人间的征伐。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傅说之命》上篇，帝与天是混称的，这是由于傅说的故事是由商代流传下来，并在西周以后经过润色和加工。不可避免会带上周人信仰的痕迹，而周人的至上神是天，而不称帝。《傅说之命》上篇充分体现了商代后期到西周时期的神权信仰。傅说受命辅佐武丁代表的是天帝的意志，同时他又在人间接受商王武丁的领导。因此，他被塑造成了一个人神参半的人物形象。

《傅说之命》下篇的傅说是一个蜷缩在王权下的人臣形象，商王对傅说的册命文本格式整饬，充满了政治智慧与道德教化，反映了商周时期高高在上的王权与严格的等级秩序。商王是商代国家政权的象征，在政治及社会生活中拥有极大的权力。商王还大力神化自己，实现了王权与神权的合一。商王对臣下有绝对的控制权，掌握官员的任免、使令等权力。进入西周，周王实行分封、世卿世禄等制度，对周王朝的官僚体系加以管控。大量青铜器铭文揭示，西周王朝的官员任命需要经过周王的正式册命，周王除了对任职官吏进行谆谆教诲以外，还要进行赏赐，官吏则要感谢周王的恩宠。西周的毛公家族多出辅弼之臣，历代毛公均效忠周王，建立了显赫的功勋。西周的微史家族，自微史烈祖起，连续六世在西周王朝担任史官，为周王朝尽职尽责，并以此为荣耀激励后世子孙。周王对权力的高度掌控，以及西周王朝官吏任用的世卿世禄制度，对于维护周王朝的统治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时代的前进，这种官吏任用的世卿世禄制度，必然会导致官僚体制的僵化，并对人才的选拔任用起到阻碍作用。

清华简《傅说之命》让我们看到半神半人的傅说和蜷缩在王权下的人臣傅说，这两个形象都是过去所不了解的，但却反映了商代晚期到春秋时期人们对于傅说的认识及对其形象的塑造。这两个人物形象体现了当时浓郁的神权以及森严的王权，在这两大权威的重压之下，傅说是无法展现个人耀眼的光彩的。到了战国初年前后，孔传本《说命》三篇古文开始成篇，从其被《国语》《孟子》《礼记》引用来看，孔传本《说命》大概率出自战国初年前后的儒家学派之手。孔传本《说命》三篇是基于已有傅说相关的文献，再进行编辑创作。清华简《傅说之命》中篇的战国抄本就应是孔传本《说命》的重要来源之一。

在《傅说之命》中篇，武丁告诫傅说：“且惟口起戎出好，惟干戈作疾，惟依载病，惟干戈省厥身。”这句话到了孔传本《说命》中变成了傅说对武丁的告诫，文作：“惟口起羞，惟甲胄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除了讲话者变化外，文句的变化也很明显。相较《傅说之命》中篇，《说命》这句的格式变得更加工整，《傅说之命》中篇原有两个“干戈”，《说命》将其中一个更换为“甲胄”。此外，“惟依载病”变成了“惟衣裳在笥”。“惟依载病”过去一直没有解释清楚，其实是讲如何处理关系的，“依”指的是相互之间亲昵的状态，但过于亲近就会产生嫌隙和矛盾，所以说“惟依载病”，这个“病”是指心病。《说命》中篇将其改为“惟衣裳在笥”，用来形容授予官服要慎重，不可加非其人。文句方面的变化与讲话者的变化是一体的。在《傅说之命》中篇，武丁讲这句话的目的是要告诫傅说要谨慎行事，所以在处理关系时不可大动干戈，同时也不可因过于亲昵而心生嫌隙，现在看来，这种认识在当时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在孔传本《说命》中篇，整句的变化趋向于谈论选官任人的慎重，与下文傅说大谈授官鬻爵应以贤能为本相统一。《傅说之命》中篇的这句简文到孔传本《说命》中篇的这些变化说明，后者是以前者或与前者近似的素材为材料，对文本进行加工及润色，建构新的傅说人物形象。过去以为孔传本《说命》是利用《礼记·缁衣》引文等材料推演成篇的观点并不可信，《礼记·缁衣》引《说命》的“惟衣裳在笥”较《傅说之命》中篇的“惟依载病”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又与《说命》中篇主体思想一致，表明是《礼记·缁衣》在引用孔传本《说命》的古文，而非后者剽取前者。

孔传本《说命》的成篇，标志着一个崭新的，挣脱神权与王权束缚的傅说人物形象浮出水面，他化身成为“王者师”的圣贤。“王者师”这个概念最早是由孟子提出：“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孟子在这里主要是讲教化的重要性。但这个概念一经提出，便具有了更加广泛的含义，找到更加确切的归属。他在《孟子·公孙丑》中指出：

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故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

在这段文字里，孟子提出王者要向“不召之臣”学习，列举两个例子，伊尹和管仲。王者对待像伊尹和管仲这样的大贤，要尊敬他们，向他们学习，然后任用他们为臣，便会轻松地王霸天下。这样看，将伊尹和管仲称为“王者师”显然非常合适。同理，傅说于武丁而言，也是当之无愧的“王者师”。

傅说“王者师”圣贤形象的形成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春秋战国之际，周天子权力衰落，诸侯雄起，社会政治制度与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革，传统的世卿世禄制度逐渐瓦解。各国为了争霸的需要，迫切需要人才。与此同时，一个以儒家为代表的士人阶层开始形成，他们有知识、有文化，但又远离权力中枢，渴望得到统治者的任用，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负。如何说服统治者重视人才、启用人才成为摆在士人面前的首要任务。他们将以古喻今作为一种重要的手段来向统治者阐述自己的人才思想，即通过向统治者宣扬古代理想社会敬贤任贤的例子来推动统治者效法古代的明君，尊重并启用贤能的士人，向他们学习治国的策略，以期实现士人治国理政的人生抱负。孔传本《说命》三篇的古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综合运用相关史料进行的撰述。傅说这样一个“王者师”的圣贤形象并不符合历史的实际，但是却满足了士人对于理想社会的向往以及自身能够像傅说那样为统治者所倚重的期盼。从孔传本《说命》三篇的思想与春秋战国之际思潮的契合来看，也足证它们并非魏晋时人所能伪作的。

结 语

傅说是商代武丁时期的著名大臣，其传统形象是一位具有卓越智慧和谋略的圣贤，这一形象主要是由孔传本《说命》三篇所塑造。过去学界的主流观点主要是依据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的考辨，将孔传本《说命》认定为魏晋时人所作的伪书。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列举的许多证据都经不起推敲，是书不足以构成“伪古文”定案的条件。结合清华简《傅说之命》三篇与孔传本《说命》三篇的文本研究，证明其不可能是魏晋时人所能伪作，其成篇年代在战国初年前后。由孔传本《说命》三篇推而言之，其余22篇所谓“伪古文”亦非魏晋时人所作，其中大多数篇目的成篇年代应与孔传本《说命》一致。

近出清华简《傅说之命》为我们提供了两个前所未知的傅说人物形象。清华简《傅说之命》前两篇文风接近，成篇年代在春秋初年前后，其中上篇将傅说塑造成一个人神参半的上帝使臣形象。清华简《傅说之命》下篇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思想，其成篇年代约在西周中晚期，该篇将傅说塑造成一个蜷缩在王权下人臣的形象，这个形象最接近历史上真实的傅说。

本文转自《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1期

1842年8月29日，《南京条约》在英舰“康华丽”号上正式签署，标志着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结束，这在中国近代史叙述中有重大历史意义。但详细记录签约过程的中文文献仅有伊里布门人张喜的《抚夷日记》。该作在缺乏旁证的情况下很难被视为信史，也不足以重构签约过程全貌。但近年来大量相关西文文献的发现和图像资料的公开，为再次讨论《南京条约》相关问题提供了可能。

本文将以《〈南京条约〉的签订与钤印》（The Signing and Sealing of the Treaty of Nanking in the State Cabin of H.M.S. Cornwallis, 29th August 1842，以下简称《签订图》）和其他历史图像为核心，运用文献、图像和地理信息三重证据互证，尝试还原签约场景、讨论出席人员身份并核实“康华丽”号停泊的精确位置。同时，通过探究中英官员对签约的不同处理及签约对战后交涉的影响，尝试挖掘更多鸦片战争期间中英交涉的史实。

一、 《签订图》的基本情况及其政治意涵

《签订图》描绘的是《南京条约》签约场景和出席仪式的中英官员。该图广泛地出现在当代中文教材、宣传画册或历史书籍之中，几乎是中国读者了解签约现场的唯一图像资料。但该图的来历尚未得到细致梳理，图像蕴含的丰富历史信息也没有得到完整发掘。因此，剖析《签订图》的内容和绘制过程，是重审《南京条约》影响、补全第一次鸦片战争末期历史语境的首要步骤。

虽然《签订图》草稿的存世情况、该图在起草和定稿过程中经历了怎样的修改与调整，均无法得知，但美国布朗大学图书馆“安妮·布朗军事版画、素描和水彩画收藏”（Prints, Drawings and Watercolors from the Anne S. K. Brown Collection）的《签订图》版画原件，仍是目前存世最早、保存最完善的《签订图》版本，极具研究价值。该图由英国陆军中校约翰·普拉特（John Platt）绘制原稿，经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资深制版师约翰·伯内特（John Burnet）制版，1846年4月20日，由伦敦市议员、著名印刷商弗朗西斯·格雷厄姆·穆恩爵士（Sir Francis Graham Moon）印刷出版。该图使用混合法雕版（mix method engraving）设色，宽45.5厘米，长88.4厘米。1846年，在《签订图》正式发行的同年，伦敦出版商还印制了一张《在“康华丽”号战舰特等舱中签订和钤印〈南京条约〉版画中被描绘的军官与官方人士的姓名示意图》（Names of the Principal Officers and Official Gentlemen who are represented in the Engraving of the Signing and Sealing of the Treaty of Nanking in the State Cabin of H.M.S. Cornwallis,以下简称《示意图》）与之配套，其标题不仅明示了《签订图》绘制的地点，还提及了绘制的精确时刻：“画家选择的时间是在条约签署之后、海军上将军乐队正在舱板上演奏国歌的时刻。”

由此可知《签订图》初绘于签约当天。画面中心以六扇舷窗为背景，前方为签约圆桌，三位中方代表和一位英方翻译沿桌而坐；圆桌背后的人物或坐或立，绝大部分面容完整，直视前方。

《签订图》作者在画面结构、人物形象、设色等方面都进行了精细设计，画面要素的选择也具有特殊政治意涵。例如，居于画面正中位置的人物是中方负责签约的钦差大臣耆英，但在他头顶的正上方绘着一幅英国女王的肖像画。虽然女王肖像画在画面中的尺寸不大，甚至隐在阴影中，但观众在看向画面中心时很难忽略这个细节，而英方胜利者的姿态和中英之间权力关系的高低也被自然地描绘出来。

又如，画面前景左下侧绘有一个文件箱，右下侧绘有一只小狗，它们出现在严肃的签约现场，似乎有些不合时宜，但二者在画面中却有独特作用。首先，文件箱和小狗居于画面下半部，分别被置于左右视觉落点区，起到了平衡画面重心的作用；其次，文件箱与小狗的形象选择也富有深意。文件箱在绘画语言中点明了“签约”的主题，而小狗在西方绘画传统中则具有“忠诚”的含义。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已注意到，在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男性的人物肖像画身边往往画着一只大狗”，以“体现贵族的阳刚之气”；“在仕女或夫妻的身边往往画着一条小狗，可能是为了象征忠诚（意指妻子对丈夫的忠诚犹如狗对人的忠诚）”，类似套式在之后被部分保留。

再如，英方人员的着装也值得注意。除了几位身穿礼服的高级代表或文职人员外，图中英国海军军官均着蓝色上装，白色或蓝色礼裤。陆军将领则大多“身穿红衣，肩缀金花，头戴高冠，上插白绒球，腰间戴刀”，下穿蓝色裤子。这种蓝色裤子，因所用面料为中国土布“南京布”（nankeen cotton cloth）而得名为“南京裤”(nankeen)。8月24日璞鼎查带兵前往静海寺与耆英会面时，曾命令仪仗队换掉专用的白色裤子，穿上在作战时使用的、甚至已经磨损的蓝色“南京裤”。在《签订图》中，部分陆军军官的装束也被描绘成了相似制式。这或许是因为当时出席的军官装束的确如此，也可能是画家有意为之。英军最终通过武力而非外交取得了签约的战果，因此在这幅表彰军功的画作中，军人们服装的粗糙似乎更值得他们骄傲。

除了图像，《签订图》上的文字也值得深究。《签订图》中画像的下面印有说明，分别为该图名称、规格及出版信息：

致最仁慈的维多利亚女王陛下
本图即
《南京条约》的签订和钤印。
经女王陛下同意，由女王陛下的忠实和忠诚的仆人
——作者谦卑地献上。

如前所述，原画作者、制版师和出版商的身份都暗示着该图的绘制、印刷与英国军方、政府的紧密联系，这些说明文字更直接表明该图是英政府授意的结果。利用图像宣传政治主张、美化侵略的举措，在19世纪上半叶极力扩张殖民地的英国极为常见。这类作品一般在“事件尚未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之前”就被绘制出来销售，它们大多是“受命创作的，目的是纪念当时发生的事件”，因而被称为“时事图像”。同类作品还有《“威尔斯利”号上的会议》《皇家爱尔兰第18步兵团攻击厦门堡垒的情景》《攻克德里》等。此类图画所选取的都是极容易引发观者共鸣的场景，其内容、角度、着色经过精心设计，均被制作成版画，降低成本，广为发行，最终使观众在欣赏绘画的过程服膺于英国的统治。因此，《签订图》可视作典型的政治宣传画，而其美化鸦片战争的功能，与英国政府战后主导出版的一系列“对华作战记”异曲同工。时至今日，西方学界的主流意见仍认为鸦片战争是一场贸易战争，部分研究甚至“若隐若晦”或“明目张胆地大喊中国该打”。这种观念的产生与存续，与此类服务于政治需求而被构建的历史叙事和图像亦有不可忽视的关联。

《签订图》承载着重要功能，其绘制过程自然也得到了英方的重视与细密筹划。或许是为了更加准确地记录下这个意义非凡的时刻，英国远征军甚至带来了当时极为罕见的照相机。1842年六七月间，鸦片战争已经接近尾声，英军明确地意识到和谈可能在近期达成。于是，7月16日当英军经过镇江附近的焦山时，英方全权特使璞鼎查的随员麻恭（George Alexander Malcolm）和吴士南（Richard Woosnam）一同在“女王”号轮舰上进行了一次照相实验。时年14岁的巴夏礼在日记中记录了这次实验的过程：
麻恭少校和吴士南医生今天用他们的银版照相机拍摄了这个地方的剪影。我完全搞不懂它的原理：只是在借助一些玻璃将一块高度抛光的钢板暴晒在太阳下时，它会将你面前的景象传到钢板上，拍下的影像可以通过某种方法在板上留存数年之久！我没有办法描述它，因为这对我来说完全是一个谜。

参与此次实验的麻恭、吴士南，虽然日常工作繁忙，却耗费了大量时间来试验相机，此举应当出自璞鼎查授意，而其目的很可能就是记录签约场景的预演。据巴夏礼的描述，麻恭和吴士南所用的是当时刚发明不久的“达盖尔”（Daguerre）照相法。但该技术并未成熟，步骤又过于烦琐，二人的实验很可能没有成功，因此也未见有照片流传下来。技术上的困难迫使英方放弃使用照相机，最终还是选择以绘画的方式记录签约场景。

然而，绘制多人画像并非易事。8月24日，璞鼎查带领英方人员前往静海寺与耆英、伊里布、牛鉴等人会晤。宴会之余，伊里布的门人张喜注意到英方的一个“奇怪”举动：“该夷暗带画工将三宪面容画去。”作为家仆，张喜虽然足够细心，但他可能不清楚这其实是英方为绘制签约现场所作的准备。因为英方认为这幅《签订图》是“将给整个欧洲带来深远影响”的“重大世界性事件”的现场记录，所以重要人物的面容都要力求准确。但由于签约过程不会持续太久时间，不足以供普拉特准确记录所有参会者特别是中方官员的面部特征，因此英方不得不提前收集中方大员的面容画像。

相比于英方对签约仪式的高度重视，中方虽对此少有表示，但也并非无迹可寻。在《签订图》和《示意图》右下角，均绘有“永远和好”中文字样的钢印图案。该词的含义与此后代指《南京条约》的“万年和约”相似，重点在于“和”。相比于该词的英文翻译“愿该条约泽被后世”（“To distant ages may the Treaty be beneficial”），中方在战争末期急于媾和、止战的诉求便清晰可见了。

二、 参会人员名单背后的关键信息

出席《南京条约》签约仪式的人员情况，目前尚未得到学界详细讨论。结合《签订图》与《示意图》，我们可以基本确认现场大部分人员的身份。参与签约仪式的中英要员共56人，其中英方51位，中方5位。《示意图》所附的名单按编号全引，参见表1。

这份名单标注了《签订图》中所有人物的姓名和身份。如以此为线索，将《签订图》与同时期其他图像相对照，可知普拉特对人像面部与服饰的写实程度较高。如英军总司令郭富（Lord Hugh Gough）、将军萨尔顿勋爵（Lord Saltoun），郭实猎（Charles Gützlaff）、璞鼎查（H. Pottinger）等人的面貌，与现藏于英国陆军博物馆（National Army Museum）、英国国家肖像画廊（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中他们的个人肖像画，以及19世纪出版物上刊载的他们的面部素描和相片均高度吻合，特别是郭富和萨尔顿佩戴的军衔、武器、绶带、勋章等细节，也都被刻画得非常精准。

随着画中人物身份的明确，《签订图》人像选绘的逻辑也逐渐浮现。比如，画中的英方人员，除了少数文职和一名随军儿童之外，多是校级以上军官，作者普拉特中校立于图片右侧（编号50）。级别较低或被作者认为不够重要的人物则没有绘入。例如，身为璞鼎查随员、承担了仪式中部分接待和翻译工作的少年巴夏礼，因出身寒微未能入画；《抚夷日记》中提及的几位中方重要随员，如张喜、舒恭受、颜崇礼等人也未被绘入。这种筛选入画对象的方式，很大程度上受到当时“大叙事绘画风格”（grand style of narrative painting）的影响，即在遵从作者主观创作意图的同时，省略如平民或身份较低的参与者，甚至增添未到场人物等，最终形成“虚实相间”的历史图像。因此，《签订图》虽然在很多方面追求写实，但仍以政治目的为绘画主旨，着重描绘身份更高的参与人物。参看《示意图》附录的参会人员头衔和勋位，便可见一斑。

但当详细比对《示意图》与《签订图》时，会发现二者呈现的信息存在着些许矛盾。比如，立于郭富和萨尔顿之间的孩童弗雷德里克·金康（Frederick Kingcome），在《示意图》中却被注为“皇家海军”；又如，在《示意图》中全权特使璞鼎查（Sir H. Pottinger）和海军司令巴驾（W.Parker）名后都被标注了“G.C.B.”字样，但在《签订图》中，璞鼎查没有佩戴勋章，巴驾佩戴的则是“K.C.B”勋章；再如，《签订图》中的少校麻恭（Malcolm），在《示意图》被标注成了中校等。

这些矛盾并不意味着《示意图》有误，其原因在于画中人物身份在战后发生了变化。孩童弗雷德里克·金康是“布莱斯勒”号战舰（H. M. S. Belleisle）舰长、后来官至海军上将的约翰·金康（Capt. John Kingcome，编号31）的长子，当时年仅十岁，并无军籍。但在1847年弗雷德里克死亡时，已经是“海军军校生”（midshipman）。按当时英国皇家海军的培养规定，学员应在12岁入伍。由此推断，在1846年《示意图》出版时，弗雷德里克已加入皇家海军。在《示意图》中，标注在璞鼎查和巴驾名字后的“G.C.B”勋章，也正是因为二者在对华战争中“功绩”斐然才被授予的。而麻恭在签约时只是一名少校，到1846年时已经是一名中校。所以，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胜利，对于远征中国的英军官兵而言，是其个人职业生涯中重要的晋升资本，故《示意图》尤其注重人物身份和爵位信息的准确性。这既反映出英国社会对这场战争胜利的推崇与宣扬，也呈现当时英国殖民主义强大的舆论影响力。

值得注意的是，这份名单对于重新评估相关中文记录的史料价值，也具有重要作用。若将名单与《抚夷日记》所录参加静海寺宴会的英方人员名单对勘，可发现有21人重合（见表2）。

不通英文的张喜如何详细得知英方军官的官职和勋位，尤值得注意。《抚夷日记》中的英军官职和勋位的组合，明显具有较为固定的中文搭配，官衔等级的中英文之间也存在着明确的对应关系：如英国海、陆军各级将、校依次被对译为清军的将军（从一品）、副将（从二品）、参将（正三品）、都司（正四品）；在日记的其他部分，英军尉级军官被称为守备（正五品）或千总（正六品）。其中，“Captain”一词同时具有海军上校和陆军上尉之意，而《抚夷日记》明确称之为“水师副将”，显然是译者对英军官衔有较为明确的认识。对于更特别、更复杂的勋爵名，如“G.C.B.”“K.C.B.”和“C.B.”三个等级的巴斯勋章，《抚夷日记》巧妙地将之与清代传统封号“巴图鲁”进行系统性对应，分别记为“头等尊烈巴图鲁”“二等尊烈巴图鲁”和“三等巴图鲁”。

更值得注意的是，《抚夷日记》中还存在两处比较明显的翻译错误。一是张喜将璞鼎查不能世袭的“从男爵”爵位（Bart.）记作世袭男爵；二是将编号36的“Lieut.-Col. Gough, C.B. Quarter-Master-General”称作“管引导事都司郭福”。前者或许缘于译者对璞鼎查爵位的性质理解有误，但后者尤其值得深究。中校郭福与来华英军司令郭富同姓，在《签订图》中身着红色军服，显然是英军陆军军官。在陆军中，“Quarter-Master-General”指“补给部长”或“后勤部长”，而日记中所谓“管引导事”则指的是“舵手”或者引航员，即“Quartermaster”，是海军或者商船上的地位较低的职位，属于误译。

首先，这两处错误显然不是张喜译出的。张喜虽粗通文墨，但并不懂英文，他对英军官职的记录必须借助翻译人员才能完成。那么名单是否由英人翻译？结论恐怕也是否定的。大部分相关研究认为，参与《南京条约》谈判和签约的翻译人员仅有英方的马儒翰、郭实猎、罗伯聃和李春四人。但无论是将“Bart.”译成“世袭男爵”，还是把“Quarter-Master-General”译为“管引导事”，都不应是英方译员可能犯的错误。此外，在四位西人译员当中，罗伯聃和李春的中文水平较低，在宴会间歇准确翻译英军官职和军衔可能较为困难。中文较好且有能力翻译这份名单的是马儒翰和郭实猎。但二人均有固定中文名，张喜却将他们两人的名字都写错了。另一处值得注意的细节是《抚夷日记》将英方旗舰“康华丽”号（Cornwallis）译为“国勒外士”，更像是将英文按粤语音译。郭实猎擅长闽南语，马儒翰擅长官话，对粤语都相对生疏。因此“国勒外士”和名单由二人所译的可能性较低。这些翻译，更有可能出自通晓中国官制，对英军建制有所了解却并不熟知的中方译员之手，其身份也许是经常与西方商船打交道的中国通事或行商。他们虽然不清楚何为“后勤部长”，却一定接触过商船上的负责引导船只的领航员，这或许正是他们将“Quarter-Master-General”译作“管引导事”的缘故。而“康华丽”号的粤语音译，也暗示了这些译者与广东的渊源。

张喜的记录揭开了战时“中方翻译”神秘面纱的一角，这些人在其他记录中也有迹可循。在乍浦失陷后，伍秉鉴之子伍崇曜和“明白谙练”“能通夷语”的行商吴天显及两名通事，曾受诏前往江苏协助斡旋。萨尔顿勋爵的副官、上尉亚瑟·坎宁厄姆（Arthur Cunynghame）在回忆录中提及，有一位名叫阿唐（Atang）的中国人被指派给他们充当翻译。《复仇神号轮舰作战记》也提到，直至1842年7月19日英军即将到达南京时，该船仍驻有两名从广州跟随而来的“中国翻译”（two interpreters, Chinamen from Canton）。这些证据表明，在《南京条约》的交涉过程中，很可能有广东籍的中国翻译参与其中。囿于文献不足，我们暂时无法确知签约现场是否有中方翻译，但《抚夷日记》中较为准确的英军信息，足以证明中方翻译在交涉过程中的存在与能力。

《抚夷日记》中对英国的人名、地名、官衔的翻译，表明张喜及耆英、伊里布掌握英国人信息的水平。将之与《澳门新闻纸》中相关翻译情况相比较，可知耆英等人所知的英方情报，显然要比此前的林则徐、怡良，甚至奕山、奕经等人更加准确。这意味着在鸦片战争的最后阶段，中方的前敌组织能力和情报收集水平，确有一定程度的提升。虽然中方在《南京条约》的谈判过程中显得仓促、被动，但耆英、伊里布等人的信息准备较交战阶段更为充分。这或许正是他们在《南京条约》及后续的中英交涉中，能够保持清醒头脑和理性判断，没有做出极端外交决策的原因之一。至于那些参与其中的中国翻译在中文文献中为何全无记载，或许与琦善任用的翻译鲍鹏获罪有关。他们的情况究竟是被刻意隐瞒还是无意忽略，尚无一手文献涉及，但仍值得研究者继续关注。

概言之，《示意图》和参会人员名单是了解签约现场、深入剖析《签订图》的重要参考，也是研判《抚夷日记》的有益参照，更提供了中方翻译参与中英谈判的确实证据。至于《签订图》所展现的签约过程和其他交涉细节，则要从图中五位中方代表说起。

三、 签约仪式的流程及中英关系的后续走向

在《签订图》中，英方人员共有51人，中方人员只有5人。在交涉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中方官员黄恩彤、伊里布、耆英、牛鉴（编号9、10、11和41），从左至右，并排坐在签约圆桌之后的一张长沙发上，居于全图正中。四等侍卫咸龄坐于图像右侧前排（编号14）。圆桌的左右两侧分别是黄恩彤和翻译罗伯聃。但英方负责签约的全权特使璞鼎查却坐在后方的靠背椅上，并没有上桌。这样的座位安排似乎有些怪异。如果仅从人物的位置看，中方代表的地位似乎高于英方特使。但这既与《签订图》宣扬战功的意旨相抵触，更不符合英方在交涉过程中始终强调的“地位对等”原则。若要理解这种布局，则要从英方对钦差伊里布的印象讲起。

在《南京条约》谈判期间，伊里布的身体每况愈下。郭实猎曾在信件中提及伊里布的情况和他对伊里布的观感：

伊里布年老且衰弱，他曾长期担任各省的长官。因为他觉得自己现在阳寿无多，所以显得非常迷信，成天攥着念珠在他的喇嘛像面前祈祷……我非常热爱这位老者，他是和平的使者，已经为这个帝国做了那么多。

郭实猎的叙述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英方对伊里布的普遍印象。在交涉期间伊里布很少出现无端反复的情况，更重要的是还应允释放了被俘的英军少校安突德（Major Anstruther）等人，这使得英军上下对他评价极高。当得知伊里布身体欠佳时，璞鼎查的医官吴士南甚至通过张喜给伊里布送过药。但据爱尔兰皇家18军团的穆瑞上尉记述，因张喜贪酒，弄丢了药品说明书，不明真相的伊里布将本该分开几天服用的西药一次性吃下去，而造成严重后果。由于药品的副作用，在签约当天的伊里布甚至很难有力气站起来。所以，巴夏礼在签约仪式开始之前看到了如下场景：
这个可怜的老人(伊里布)病得很重，他是坐在椅子里被抬上来的。璞鼎查、司令和将军都去帮忙把他抬到船舱的后部，安置到沙发上。程序进行得很快，我们不希望伊里布被累着。

患病的伊里布在《签订图》中脸色灰暗，与红光满面的耆英和黄恩彤形成鲜明对比。由于此时伊里布的地位低于耆英与牛鉴，他不能独自卧于沙发上，因此三人才会并排同坐。至于全权特使璞鼎查的位置，则是因为中英要员的座次在签约过程中发生了变化。巴夏礼对此情况也做了完整的记录：
首先，马儒翰代表璞鼎查在条约上盖章，耆英的秘书（黄恩彤）则在另一边盖章。他们所盖的分别是璞鼎查的印章和帝国钦差大臣的印章。这一项完成之后，桌子被移到沙发旁边，耆英、伊里布和牛鉴分别签名……然后亨利爵士（璞鼎查）签了名。他们在四份合约的复本上盖章、签名。每份复本包括一份英文条约和一份中文条约，用黄色的绸带绑在一起。这些程序结束之后，他们离开了后舱，坐下来一起吃点东西。

由此可知，在签约仪式开始之前，璞鼎查、伊里布、耆英和牛鉴其实是并排坐在船舱中心位置的。三位清政府大员坐在长沙发上，璞鼎查坐的是一把椅子。居于画面当中的那张圆桌，实际是马儒翰在协助璞鼎查完成签字之后，才被抬到耆英等人的面前的，并最终形成了《签订图》描绘的样子。因此，整个签约过程仍然遵循着英方一直在强调的“对等”“平等”原则，仅出于对伊里布病情的考虑，才做出适当变通。添置一张沙发在签订条约面前显得微不足道，璞鼎查等人对伊里布的“体恤”，恐怕也是战胜国对战败国居高临下式的“优待”。

相比于端坐着的耆英、伊里布和黄恩彤，就座于沙发最右端的牛鉴的形象却显得格格不入。牛鉴的官职仅次于耆英，居然呈半蹲的姿势，甚至没有被画上正脸。其原因或许在于英方对几位中方大员的观感存在着明显差异，其中对牛鉴印象极差。在《南京条约》交涉期间，除伊里布之外，英方对耆英和黄恩彤的印象也相当不错。郭富的副官洛赫（Granville G. Loch）在回忆录中表达了对耆英和黄恩彤的赞赏：
钦差大臣耆英，非常应当得到他的国家的感激以及我们的善意和尊重……他是一位身材魁梧、精神矍铄、风度翩翩的老先生，步履稳健，身姿挺拔。起初我们对他的智慧禀赋存有偏见，但当开始处理事务时，他摆脱了表面上的沉闷，变得十分活跃，并表现出相当的城府和观察力。
财政大臣黄，就是我之前提到的由钦差们派来交涉条约初步准备工作的人，他被认为是中国最优秀的年轻人之一。

马儒翰对黄恩彤的印象也非常好。他发现，在谈判时随员越少，黄恩彤在讨论问题时的态度便越开放。郭实猎认为耆英是一位“强有力的领导者”，黄恩彤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友好又开朗，他就是为了工作而生的，渴望倾听并提升自己的观念”。三人的观点基本代表了英方对耆英和黄恩彤的印象与态度，这种正面印象对中英战后交涉也产生了深远影响。1843年伊里布因病出缺，道光帝随即诏谕耆英、黄恩彤赴粤办理后续事务。其原因正是耆英为通商事宜“原议之人，为该夷所信服。较之祁接办，更为稳妥”。可见，英方对交涉官员的态度，不仅为清廷所熟知，并且直接影响到战后官员的委任。

相比之下，英方对于牛鉴的态度就不那么友善。在他们的游记或者书信中，提到牛鉴时经常附上批评甚至讽刺的字句：
总督牛将军是一个老派的汉族官员，对官场生活中的所有阴谋都了如指掌，但却无法触及更高的真理。
牛鉴坐着，没有任何明显的或是值得注意的动作，他一杯杯地喝着樱桃白兰地，嘴里还时不时地发出满意的吧嗒声。
牛，据说是皇帝的近亲，他的名字在英文中的意思是“阉牛”（bullock），而且看起来也像是和那种动物差不多的大块头。
牛羚（Gnu），那位江苏和江西两省的总督……

牛鉴得到这样的评价或讽刺，或许并不令人意外。就任两江总督以后，他在战事方面几乎无所作为。在双方交涉的过程中，牛鉴发给英方的照会大多冗杂繁琐，官僚气十足，却无益于谈判的推进，与耆英、伊里布联衔发出的那些简短清晰的交涉文书形成了鲜明对比。7月27日，英舰逼近南京时，牛鉴连发两道照会乞和。第一道发给璞鼎查，第二道竟然发给“统兵大宪郭、马”。即使英军曾以“大英统领水陆军师大宪巴、郭”（巴驾和郭富）的名义发布了大量的照会和晓示，但战争爆发已近三年，且战事就发生在江苏，身为前敌重臣的牛鉴却依旧把翻译郭实猎和马儒翰当成自己的对手。因此，“阉牛”“牛羚”等谑称，正是英军对这位庸懦的官员鄙夷的表现。

英方对牛鉴的调侃和讥讽，自然也反映在《签订图》当中。普拉特除了将牛鉴画成侧像之外，还在他的后脑勺上勾出了一根如手指般粗细的辫子。这与李民寏《建州闻见录》所载“男胡皆拔须剪发，顶后存发，如小指许，编而垂之左”相合，即“金钱鼠尾”。按照西方人的审美，这种发型有些怪异，甚至丑陋。故在晚清以来的西文文献中，对中国人辫子的讽刺层见叠出。普拉特为牛鉴绘上发辫，虽然有向观众展示中方官员装束、发型的意图，但将牛鉴绘作侧像，又将其画成尴尬的姿势，不难看出对牛鉴刻意的丑化和贬低。

另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是签约现场的外景。如将视线移至“康华丽”号之外，我们会发现它的停泊位置十分特殊。在中英双方在条约上钤印、束带之后，签约仪式还未结束。英方随即在“康华丽”号上进行升旗仪式，并发射了礼炮。这一场景被“布朗底”号战舰（H.M.S. Blonde）的舰长沃森（Capt. Watson）绘成油画（见图3）。这幅油画很可能是迄今仅存的《南京条约》签约现场外景记录。图中“康华丽”号主桅上的黄旗、礼炮产生的烟雾，甚至那架将伊里布座椅抬上甲板的舷梯都清晰可见。英方各舰桅杆上站满船员，正在行“站坡礼”“站坡礼”。经笔者实地考察，画面左侧城墙背后的山景，准确地描绘了下关江面东侧十公里外钟山的轮廓。我们甚至可以辨认出，图片左下角的城垛就是南京狮子山西侧城墙的一个形状特别的突出部。这段城垛的正下方，有几处带有圆形窗户的建筑，屋脊处还可看到鸱吻，应该是原静海寺建筑群的一部分。

图中的“康华丽”号似乎濒临岸边城墙，但现今长江江岸距画中所绘的城墙突出部至少870余米。既往研究并未详论“康华丽”号停泊位置，笼统谓之停泊于“南京下关江面”。那么，签约时“康华丽”号究竟停在哪里？它距离城墙是否如沃森所绘的那样近呢？事实上，《复仇神号轮舰作战记》为我们提供了停船位置的线索：
（8月）10日，各艘战舰都被分配到了适当的位置，以备对这座城市实施必要的轰击。城墙距离江面最近的点有约700码，最近的城门（仪凤门）约1000码。“康华丽”号、“布朗底”号和重型蒸汽船已经布置妥当，以便在需要时攻击城墙。

英制1码约等于0.91米，700码约等于637米，1000码为910米。换言之，如以最靠近江面的城墙处与仪凤门为圆心，分别以637米和910米为半径画圆，“康华丽”号就停泊在两圆重叠范围内。但距离现在南京临江段古城墙“700码”或仪凤门“1000码”的所有位置都在陆地深处，不可能行船。可实际上，近代以来，南京下关段的江岸线一直都在变化。因中山码头的兴起，下关江面附近很多湿地和水面都逐渐变为陆地。这一过程在美军1929年的南京航拍图（图4）中得到印证。航拍图左侧有大面积洼地，证明当时江水仍可大面积深入陆地，距《南京条约》签订时隔87年，这片水域也未完全消失。

而图3中的一处细节，表明该船的停泊位置就在这片水域而非江面当中。该图左下角绘有一蓬芦苇，其上方与下方的波浪形状不同，上方平缓而下方汹涌；而“康华丽”号左侧、即靠近岸边的水面较右侧更为平静，甚至可以显示岸边建筑的倒影。这意味着原静海寺外存在较大面积的水域，而芦苇正是该片水域与江面的分界。因此，按《复仇神号轮舰作战记》中的数据，“康华丽”号应泊于该水域偏北处，其坐标大致在今南京天妃宫小学西侧约150米处。

“康华丽”号配备80门炮，火力最强，是当时英军部署在南京的唯一的一艘三级战舰。将这艘战舰安排在上述位置，离城墙和城门的距离都最近，极利于火炮发挥威力。1842年七八月间，南京持续大雨，长江水位快速上涨，这一客观条件也更便于“康华丽”号靠近江岸。同时，停泊于该水域的英军战舰还有“布朗底”号和重型蒸汽船“复仇神”号，两船应处于现在的长江堤岸以内约300米的陆地上。3艘巨舰毗邻城墙，产生了极其沉重的压迫感，英方武装威慑的意味不言而喻。

因此，当明晰“康华丽”号的位置后，我们可更易理解中方官员在签约后的反常举动。张喜回忆道：“钤用关防完讫，众情欣喜。该夷扯起黄旗一面于中桅，即于本船连放二十一炮，言系该国国王之寿辰。耆将军、牛制台闻炮则面容失色。”无独有偶，巴夏礼也提及中方官员在听到礼炮时的怪异反应：“条约签订后，中国的黄色旗和英国国旗在船的后桅升起，同时有21发皇家礼炮升空。一些满人去看，但是他们很快就吓得退了回来。”彼时，“康华丽”号的炮口距离用于谈判的静海寺东配殿仅有600米，距离静海寺山门只有500米，极具威慑。可以想见，当中方的官员从静海寺山门处向西望去，便能看到英军高耸的楼船和黑洞洞的炮口。因此，中英双方绝大多数交涉都是在舰炮的严密监视下进行的，《南京条约》也是名副其实的“城下之盟”。中方官员或许每一秒都在担心，英军是否会开炮攻城，而英国人也借此抬高谈判的价码。这或许正是马儒翰等人坚持使用静海寺作为谈判地点的原因，也是耆英在签约前“唯恐英夷将其扣留”，在签约后听闻礼炮又“面容失色”的根源。

现今距《南京条约》的签订已逾180年，其间仍有大量历史细节等待发掘。《〈南京条约〉的签订与钤印》与其他历史图像，为我们建立了回溯《南京条约》签约谈判现场与第一次鸦片战争末期中英交涉实况的空间；图像与文本之间的信息回响，进一步展示出中英双方对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的定位与措置之间的差异。英方将条约签署视作实力和“功勋”的象征，《签订图》筹划、绘制和发行，体现了19世纪英国盛行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观念意识，其影响至今未消。参与交涉与签约的中方官员则对签约一事讳莫如深、少有论及，遑论留下图像记录。虽然双方在军事力量、作战准备和外交观念上不可同日而语，英军的武力威慑更让身处炮口之下的中方官员倍感惊惶，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此过程中全无作为。《示意图》名单与《抚夷日记》间的对应关系，不仅佐证了后者作为历史文献的可信度，也暗示了部分中方人员已具备系统理解并翻译英军官职的能力，更意味着耆英等人在战争后期的情报收集水平有所提升。耆英、伊里布、黄恩彤三员与牛鉴之于英人的不同印象，既是官员个人外交策略差异性的表征，也是战后中方交涉官员任命的重要参考，继而对后续中英关系的风格与走向产生一定影响。此类细节，不仅揭示了鸦片战争期间中英交涉中的重要另面、为后续研究提供新的切入点，也显露了历史图像特殊的史料价值与巨大的研究潜力，值得我们从方法论角度进行持续的关注和探索。

本文转自《近代史研究》2023年第1期

一、 引言

大法官会议,是南京国民政府于1947年特设的,专事宪法解释和统一解释法令(以下合称法令解释)的法律机关。[1] 中国古代素有官方释律的传统,但由最高司法机关统一解释法律则为近世移植西法的产物。[2] 在移植对象方面,以1946年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为界,此前效法德日,民国大理院与司法院先后行使统一解释法令权。此后则是以美国为师,法令解释不仅扩展到宪法领域,而且出现了专门机关——大法官会议来行使相关职权。大法官会议制度的确立,是近代中国解释宪法的初步尝试,也被视为司法改革由大陆法系向英美法系转变的标志。[3] 从既有研究来看,学界对民国法令解释问题的研究,多集中于大理院、司法院时期,在法令解释方法、制度与实践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4] 相比较之下,学界对大法官会议本身则关注较少,虽已有部分学者作出探讨,但相关研究或述多于论,重在描述其沿革历史与组织架构,疏于分析制度变革背后蕴含的原因,或仅涉及论题之下的部分面相,如宪法解释等,未及制度全貌。[5]

事实上,在“法律民族化”的背景下,大法官会议并非对美国联邦大法官制度的简单移植,而是经本土化调试后的产物。历次宪草对大法官会议的不同定位,亦证明其背后蕴含了多方博弈与现实考量。本文在挖掘立法史料的基础上,通过追溯大法官会议模式的变迁过程,认为其偏离制宪初衷具有历史必然性:“五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和“三级三审”的司法体制,决定了大法官会议不可能以最高法院的形态进入国家的政治秩序中。此外,台湾地区所藏《审查报告》,汇集了1948年至1949年大法官会议初审的65件法令解释案,[6]使本文得以从动态层面考察这一时期大法官会议的运行实效,并在一定程度上修正其仅作出两件宪法解释的定论。[7] 概言之,本文以《审查报告》为基础史料,辅之以民国制宪人员、学者与民众对大法官会议的论述,试图还原大法官会议制度移植时的异议碰撞,并结合其运行实践之得失,拟为当今中国统一法律适用工作提供些许参考。

二、 大法官会议制度的由来与变迁

“二战”结束后,司法改革领域掀起了“学美之风”。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决定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为模范,将司法院改造为最高审判机关,由大法官会议掌理民事、刑事、行政诉讼与法令解释权。然而,从政协决议到《司法院组织法》的修订,大法官会议制度反复易辙,这不仅体现在推展过程的起伏,也体现在理论方面的论争。在各方博弈下,司法院延续了行宪前的旧制,唯增设大法官会议专司法令解释,这一结果与制宪初衷相去甚远。

(一) “政协宪草”中以美为师的制度构想

大陆法系国家,对各级法官并无称谓之别,但在英美法系国家,法官则有“Judge”和“Justice”的 区 分,例 如 美 国 联 邦 最 高 法 院 大 法 官 称 作 “Justice”,一 般 法 院 法 官 则 称“Judge”。[8] 就职权而言,联邦大法官除拥有《美利坚合众国宪法》规定的上诉审理权,[9] 还可以行使司法审查权来否决联邦和州的法律,判定某项法律或政府行动是否违宪。[10] 通过运用强大的司法审查权,联邦最高法院在美国政治制度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联邦与州之间、民众与政府之间,以及政府各部门间争议的仲裁者和终极权威。

鉴于联邦大法官制度对促宪法政治的良好作用,且“二战”期间中国的盟友大多为英美法系国家,敌人则为大陆法系之日、德,因此社会上有一种思潮,认为之前采大陆法系制度,今后应考虑改采英美法系之制度。1946年,在政协会议讨论修改宪草期间,具有留美背景的罗隆基提议司法院改采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模式,由若干名大法官掌理司法权。[11] 该提议经《五五宪草修正原则》采纳后,[12]正式确立于《五五宪草修正案草案》(史称“政协宪草”)。其中,第81条“司法院为国家最高审判机关,掌理民事、刑事、行政诉讼之审判,及宪法之解释”和第82条“司法院设院长一人,大法官若干人,由总统提名,经监察院同意任命之”[13],可谓基本贯彻了《五五宪草修正原则》中对司法院的体制设计与定位。

从法律文本来看,此前司法院直辖之最高法院、行政法院和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均改为其内部法庭与组织,由司法院院长和大法官行使相关职权。其用意为:司法院直接处理审判事务,避免因直辖机关复杂而导致情事隔阂、效率不高的局面。此外,“政协宪草”虽未明确司法行政权的归属,但根据《五五宪草修正原则》,司法院不兼管司法行政,推知该权力将由行政院继续行使。

(二) 制宪实践与初衷的逐步偏离

“政协宪草”提出后,由于“国民大会召开期迫,政府特指定王宠惠、吴经熊、雷震就协议之修正草案为文字之整理校正。复经孙科、王宠惠、吴铁城、邵力子、陈布雷、雷震再就校正稿加以研究,除文字略有修正外,余均维持原修正案。”[14] 11月28日,国民政府将该修正案(史称“政府宪草”)提交制宪国民大会审议。据政府所述,除文字略有修正外,[15]有关司法院和大法官的规定与此前“政协宪草”并无不同。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政协宪草”第86条规定:“司法院及其以下各级法院之组织,以法律定之。”调整后的“政府宪草”第87条载:“司法院及各级法院之组织,以法律定之。”显而易见的是,后者看似省去了“其以下”三字,却是模糊处理了司法院及各级法院组织的隶属关系。此种微小的“文字修正”不容忽视,为司法院继续作为只司理相关行政工作而不直接负责审判工作的司法机构提供了组织规范的可能性。[16]

随着制宪国民大会的召开,第四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政府宪草”中的司法内容,其中关于司法院是“最高审判机关”抑或是“最高司法机关”的争论尤为激烈,这并非简单的文字之争:依政协决议,司法院应效仿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成为纯粹的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权由行政院继续职掌。然此决议遭到多数国民党籍代表反对,其主张司法院除审判权外,应握有司法行政权,以完成司法权力的统一。[17] 因“每个小组所有之代表人数,国民党皆占绝对多数,以票决修改条文,自易通过”。[18] 司法院最终被定位为“最高司法机关”,从而基本推翻了政协会议所达成的修宪共识。

在进入宪草二读程序后,国大代表江一平称:“普通法官,其职责将在审判,但大法官则有解释宪法与法律及命令之权”。[19] 这一表述既明确了普通法官与大法官定位不同,又限定了大法官的职权范围:仅有解释宪法与法律命令之权。在得到与会多数代表同意后,宪草二读修正稿改变了此前确定的条文顺序。原第86条,在二读时改列为第83条,文字修正为:“司法院解释宪法,并有统一解释法律及命令之权。”原先的第83条改为第84条,增加“司法院设大法官若干人,掌理前条规定事项,由总统提名,经监察院同意任命之”的表述。[20] 因此,大法官掌理的职权就由原第82条规定的“民事、刑事、行政诉讼之审判,及宪法之解释”,变为二读宪草第83条“解释宪法,并有统一解释法律及命令之权”。至此,“政协宪草”关于司法院仿照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设计,经由国大分组审查后,变成大法官不再掌理审判,只行使抽象的规范审查权(解释权),造成审判权与解释权相互分立,司法院与大法官结构分殊的结果。[21]

1947年1月1日,《中华民国宪法》公布,第77条规定:“司法院为最高司法机关,掌理民事、刑事、行政诉讼之审判,及公务员之惩戒。”第78条规定:“司法院解释宪法,并有统一解释法律与命令之权,司法院设大法官若干人,掌理本宪法第七十八条规定事项。由总统提名,经监察院同意任命之。”基本遵循了宪草二读时针对司法体制所作的改动。

(三)《司法院组织法》的出台和修订

为配合宪法实施,国民政府于1947年3月31日公布《司法院组织法》,但吊诡的是,该法并未理会宪草二读以来针对司法体制所做的微妙调整,而是重新回归“政协宪草”方案,将司法院定位为最高审判机关。其中第3条“司法院设大法官会议,以大法官9人组织之,行使解释宪法并统一解释法律命令之职权”,乃仿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9名大法官之设。第4条“司法院分设民事庭、刑事庭、行政裁判处,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前项各庭会之组织,另以法律定之”,[22]明确司法院直接以分庭的方式掌理审判,取代此前下设最高法院掌理审判的传统。换言之,大法官既可依《司法院组织法》组成大法官会议行使法令解释权,也可以在法无明文禁止的前提下另组审判庭(公务员惩戒委员会)掌理审判权(惩戒权)。[23]

《司法院组织法》与宪法精神大相径庭,究其原因,很可能是该法由立法院通过,而立法院长孙科早在制宪前,就曾主张:“司法院就是最高的司法裁判机关,院长就是最高的法官,下面可以不必再设最高法院。”[24]该主张与政协决议基本一致。此外,由于孙科即将接任行政院院长,维护政协决议也意味着司法行政权继续由行政院职掌,孙科本人自然对此乐见其成。

但该法公布后,便受到最高法院院长在内的法界人士的反对。由于当时所谓的“截乱”形势较为严峻,司法应采该取何种制度,对于国民政府而言,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既然有激烈的反对,政府便在原定的实施日对该法予以修改。[25]1948年6月24日,修订后的《司法院组织法》正式施行,“除增设17名大法官组成大法官会议专司释宪和统一解释法律命令之权外,仍沿袭训政时期司法院下设三院(会)分掌普通(民刑)诉讼、行政诉讼与公务员惩戒等旧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模式的构想,至此彻底破灭”。[26] 最终,大法官会议成为司法院下设机构之一,其职能仅限于解释宪法和统一解释法律命令。

(四) 大法官会议模式的变迁逻辑与原因

纵观制宪历程,大法官会议究竟采何种模式,与司法院体制的变化密切相关,其基本逻辑为:司法院若为纯粹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权则继续交由行政院职掌,大法官会议即取代原有之最高法院、行政法院和公务员惩戒委员会,掌理司法院全部职权;反之,司法院若为最高司法机关,司法行政权则由行政院改隶司法院职掌,而大法官会议只能作为其下级组织,与原有之三院(会)并存,仅掌理法令解释权。从这一逻辑出发,便不难理解最高法院群体对“政协宪草”和《司法院组织法》的反对——乃在于大法官会议将取代最高法院,威胁其既有权力与地位。

当然,除上述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外,司法院之所以不能作为纯粹的审判机关而进入国家的政治秩序中,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其一,在“五权分立”的政治制度下,五院各自行使治权,互不统属。司法院作为五院之一,具有与其他四院同等的独立性,应当掌握审判、司法行政、公务员惩戒等全部司法权力,以避免行使权力时受到其他机关的限制与干预。换言之,“五权分立”的政治制度要求在中央层面建立一个总揽司法权力的机关。[27] 但事实上,统一司法权力的理想始终未能实现,其中又以司法行政权为甚。自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司法行政部的隶属关系在司法院和行政院之间反复易辙,特别是1943年司法行政部改隶行政院后,司法行政权为行政系统所垄断,行政院直接掌握司法人事的任免与考核、司法经费分配、司法监督等重要权力,对法官独立审判与司法改革构成较大威胁。相比较之下,司法官沦为行政官的附庸,司法院无法对全国各级法院行使监督权,最高司法权有名无实。“司法行政部的归属,不但涉及到司法行政权由谁掌握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关系到如何处理好6五权体系》中6五权》关系的问题。”[28]

而根据“政协宪草”,司法院一旦成为纯粹的审判机关,大法官负责审理具体案件,则司法行政部仍将沿袭旧制,由行政院继续统属,司法权力势必无法统一。因此,司法群体内部对该决议的反对尤为激烈,主张变更“政协宪草”关于司法院和大法官会议的规定,如最高法院、行政法院、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全体同仁所称:“政治协商会议提出之宪草修正原则第四项,虽谓司法院为最高法院,不兼管司法行政,然制宪之国民大会既接受中山先生遗教,制定五权宪法,其赋予司法院之职掌为掌理民事刑事行政诉讼之审判及公务员之惩戒,又远非最高法院仅司民刑诉讼之审判所可比拟。”[29]最终,这种基于政治制度的呼声使“政协宪草”理念付诸东流,司法院回归行使治权之一的五院地位,不再直接行使最高审判权,也使得大法官会议区别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不负责审理具体案件,而是专职行使宪法第78条规定之法令解释权。

其二,将大法官定位为职司审判的法官确实存在实际困难。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实施《法院组织法》,改“四级三审制”为“三级三审制”,依照该法第22条规定,最高法院是唯一的第三审法院,对地方上诉而来的案件进行法律审。[30] 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此前由各省高等法院第三审的案件,现在全部转由最高法院办理,以致最高法院受理的案件数量激增。面对积牍如山的状况,除扩大最高法院规模、增加推事数量外,别无他法。而案多人少的问题在抗战胜利后愈演愈烈,由于惩治汉奸的需要,以及剧烈的通货膨胀导致第三审上诉利益数额形同虚设,加之沦陷区诸多亟需重新审判的案件,最高法院愈发不堪重负。[31] 1948年,据时任最高法院院长谢瀛洲称:“当年积存民刑事未办案件,几达三万件,每月新收案件,亦在二千件至三千件之间。”当时最高法院共设民、刑事庭三十庭,内有一百二十五名推事,每名推事年平均办案数达三百件以上。[32] 而同一时期,上诉至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案件数不过一千一百余件,大法官年平均办案数,亦在一百二十件左右。[33]

推事数量如此众多的最高法院尚且不堪重负,若按照“政协宪草”构想,改最高法院为司法院内设法庭,由大法官代替最高法院推事,审理民事、刑事、行政诉讼案件,及行使法令解释权,则难以想象人数如此有限的大法官该如何履职。正如张知本在制宪国民大会中所言:“现在最高法院推事约有百余人,掌理全国诉讼,尚感人力不敷,倘将来设大法官百余人,甚为困难。”[34]倘若增加大法官人数以解决讼累,则又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九人制”大法官模式相去甚远。事实上,大法官会议建立之后的实践证明,即使其仅负法令解释之责,十七名大法官亦觉任务繁重,不得不严格限制申请解释条件。因此,“三级三审”的审级制度,决定了大法官会议不可能效仿美国式联邦最高法院。换言之,在未对司法体制进行根本变动的情况下,大法官会议不具备同时掌理审判与法令解释权的现实可行性。

三、 大法官会议制度的具体构建

《中华民国宪法》颁布后,《司法院组织法》与《大法官会议规则》从微观层面构建起大法官会议的制度框架:既承袭、改造了自清末以来的统一解释法令制度,对法令解释权进行自我限缩;又在“五权分立”的政治制度下,发展出特设机构释宪模式。总体观之,大法官会议制度虽有一定缺陷,但瑕不掩瑜,是推动近代统一法律适用的重要创新。

(—) 大法官的选任

根据修正后的《司法院组织法》,担任大法官者必须具备以下条件之一:(1)曾任最高法院推事十年以上者;(2)曾任立法委员九年以上者;(3)曾任大学法律学主要科目教授十年以上者;(4)曾任国际法庭法官,或有公法学或比较法学之权威著作者;(5)研究法学,富有政治经验,声誉卓著者。[35] 前四项条款对大法官任职资格要求较高,第五项条款则略显笼统。此外,《司法院组织法》还规定具有上项任何一款资格的大法官,其人数不得超过总名额的三分之一,以期多方面产生大法官。

1948年7月3日,经过反复考虑与慎重选择,时任中华民国总统的蒋介石向监察院提出洪文澜等17名大法官人选,并对各人的学养经验大加赞赏。但因大法官行使法令解释权,关乎宪政发展与社会进步之命运,所以监察院对大法官人选的审查显得格外挑剔。7月14日投票通过时,在17名大法官人选中,仅江庸、燕树棠、黄右昌、郗朝俊、张式彝、李伯申、胡伯岳、洪文澜、张于浔、林彬、刘克傭、沈家彝12人得票过半数获监察院同意,而刘通、张映南、周蜀云、史尚宽、徐一清等5人未获同意。[36] 此后,由于江庸、郗朝俊二人辞不就职,[37]实际任职并从事法令解释的大法官仅为10人。[38]

作为行使国家法律职权的法律职业者,大法官自身的专业性,将直接影响法令解释制度的实施效果:其不仅要对申请解释的各类案件进行判断,正确适用解释规则,而且应该对解释条文的理论基础、立法意图有着深彻的领悟,并做出合乎法理的说明。“这不限于对个别条文的咬文嚼字的分析,更重要的是刻意追求法律体系整体的逻辑一贯性和条文之间的关联性,注重对于规范的合理性涵义的推敲和综合操作,留心于确认法条背后的共通规则和指导原理。”[39]这就意味着大法官必须接受系统、专业的法学教育,拥有扎实、深厚的理论修养。

从教育背景来看,担任大法官者无一不是本国司法界的精英。据1948年的《第一届大法官略历》所载,当选的12位大法官均为大学法科毕业生,其中本国法政大学卒业者4人(直隶法律学堂、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浙江法政学校、北京大学各1人),日本各大学法政科卒业者5人(早稻田大学1人、日本法政学校1人、东京帝国大学2人、明治大学1人),欧美大学卒业者3人(美国耶鲁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德国慕尼黑大学各1人)。[40] 其中翘楚如燕树棠、刘克傭,曾获得法学博士学位。

此外,法令解释不是闭门造车。如果大法官“囿于传统的观念,运用纯粹的逻辑,而为盲目的解释”[41],忽视国家与民族的现实生活,那么再精良的法令解释于社会进步也毫无益处,甚至可能造成国家动荡、民生凋敝。换言之,大法官行使职权,不仅限于确定现行法律为何,还应当结合社会实际,推进司法改良乃至社会发展的进程。从大法官群体构成来看,担此职任者约分为三类:一是从事法律实务的技术官僚,如最高法院推事张式彝、张于浔,立法委员黄右昌、林彬;二是执教于知名学府、著作等身的法学家,如燕树棠、刘克傭、洪文澜;[42]三是历任政府要职,深谙权力运作状况的政治家,如李伯申、胡伯岳等。他们或长期行使国家法律权能,或积极从事法学教育,对法律实践有着躬体力行的深切体会,能够担当法令解释的重任。

（二) 特设机构释宪模式

在南京国民政府制宪期间,就世界范围而言,已出现四种释宪模式:一是以英国为代表的立法机关释宪模式,在“议会至上”原则的指导下,由议会行使最高宪法解释权;二是以法国为代表的宪法委员会释宪模式,由总统、国民议会议长、参议院议长各任命三位成员,与卸任总统组成委员会,对颁布之前的法案进行事先审查;三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司法释宪模式,各级法院在具体案件中对立法、行政机关颁布的法律法规是否符合宪法进行司法审查;四是以奥地利为代表的特设机关释宪模式,由宪法法院对法律等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43]

从机构设置来看,根据《司法院组织法》第3条,大法官会议名义上是司法院的下设机关,与最高法院等共同受司法院管辖。但事实上,司法院对大法官会议并无实质意义的管辖权,这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在大法官的选任上,国民政府总统享有大法官的提名权,监察院享有大法官的任命权,司法院无权干涉大法官的人事安排;二是大法官行权时,对申请解释事项采集体表决制,司法院院长若不并为大法官,则只有主持会议的权力,并无最终表决权。这样的设计,使司法权无法渗透到大法官会议的组织与行权过程中。因此,从职权与定位来看,大法官会议基本偏离了美国式司法释宪模式,实际上更接近于奥地利式特设宪法法院,于立法、行政、司法权力之外而独立存在。

这种特设机构释宪的做法与当时的政治制度密切相关。“由于释宪权是一项重要的国家权力,因此一国释宪机制必然受制于该国政治制度。”[44] 在“五权宪法”和“权能区分”理论的指导下,南京国民政府将国家治权交由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五院分别行使。这种权力结构虽与美国奉为圭桌的“三权分立”学说有共通之处,但后者的核心要旨不仅在于国家权力的分立,更在于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而五院制设计,则只是借鉴西方三权的表现形式,并未采取其中的权力制衡思想,更强调国家机关权力之间的合作性、统一性、协调性,而不是对立性、牵制性。[45] 由于缺乏权力制约的精神内核,司法机关并未获得对立法、行政等机关实质的制约权力,大法官会议便无法在司法体系下,对立法、行政等机关颁布的法律法规是否符合宪法进行审查。比较可能的选择是,设立专门的释宪机关单独管辖宪法案件。在审查模式方面,释宪权与司法权,特别是其中的审判权相互分离,因此,大法官会议难以效仿美国的“附随性审查”,而是转向“抽象审查”,即根据提请要求,直接对法律条文进行审查,在程序上不依附于某一具体案件。[46]

值得注意的是,大法官会议并非照搬奥地利宪法法院模式,二者在释宪情形与申请主体方面均有所不同。《大法官会议规则》第3条载:“中央或地方机关,于其职权上适用宪法发生疑义,或适用法律命令发生有无抵触宪法之疑义时,可以申请宪法解释。”具体而言,启动宪法解释有两种情形:一是各国家机关对涉及自身职权的宪法条文产生疑义,需要大法官会议进行解答;二是国家机关对正在适用的法令的合宪性有所质疑,需要大法官会议进行审查。前者针对的是宪法条文本身,后者针对的是法律等规范性文件。而在奥地利宪法法院的司法审查中,规范审查是其核心任务,即宪法法院负责判断法律法规、国际条约等规范是否违反宪法条款,不负责宪法条文的解释问题。[47]

此外,在申请释宪的主体方面,奥地利宪法法院允许公民等私法主体向其提出审查请求,并以私权利直接被法律、行政命令所侵犯为条件。[48] 大法官会议则完全排除了个人申请释宪的主体资格,此规定似有违宪之虞。《中华民国宪法》第23条载:“以上各条列举之自由权利,除为防止妨碍他人自由,避免紧急危难,维持社会秩序,或增进公共利益所必要者,不得以法律限制之。”即宪法在列举人民权利的同时,设置了保障权利的兜底条款,只要不妨碍他人自由,或损害公共秩序、利益者,法律皆不能加以限制。事实上,宪法只赋予了大法官会议解释宪法的权力,并未限制请求解释的主体资格。即使大法官会议有补充立法之权,其行权范围也应以宪法为界,不应伤及人民的基本权利。由于法律应为人民所共同信守者也,人民既有遵守法律之义务,自应有了解法律的权利,当其权利于受损之际,却不许有请求解释之权,无疑会造成权利救济体系的漏洞。

(三) 自我限缩的统一解释法令权

统一解释法令制度肇始于清末,在基层司法人员专业素养普遍不高的背景下,最高司法机关统一解释其他机关提请的法律疑义,以保障法律理解与适用的整齐划一。民国时期,大理院、最高法院和司法院先后行使统一解释法令权,然“行之既久,请求解释者日繁。往往诿卸其自身研究之职责,或藉以延宕案件之进行,不无流弊”[49]。行宪后,大法官会议的统一解释法令职能,必须与其他机关适用法令时保持一种制度上的默契,才能突显其价值,否则将产生新的制度流弊:司法实践中的法官对于法令意义的判断自由会因此受到限制,法院审判权威被削弱;其他机关的责任心减弱,遇有法令上的疑问,即使属于其分内之事,亦卸责于大法官而请求大法官会议解释,其结果将使得大法官会议解释的法令事件堆积如山。[50] 因此,为撇清自身与其他机关之间的权责差异,大法官会议不得不自我限制统一解释法令权。

与司法院时期相比,大法官会议在申请主体、事由和层转程序方面均做出严格限制。《大法官会议规则》第3条:“中央或地方机关,于其职权上适用宪法发生疑义,或适用法律命令发生有无抵触宪法之疑义时,得声请解释。”将申请主体限定为中央或地方机关,公民个人、公署公务员以及法令所认许之公法人均被排除在外。在申请事由方面,《大法官会议规则》第4条:“中央或地方机关,就其职权上适用法律或命令所持见解,与本机关或他机关适用同一法律或命令时所已表示之见解有异者,得声请统一解释。”排除了各机关单纯对法令条文有疑义的情形。若未表示本机关内部或不同机关对法令理解的歧异之处,则大法官会议应拒绝解释。在层转程序方面,为防止统一解释法令权侵蚀其他机关应有之职权,《大法官会议规则》第5条要求:“声请解释机关有上级机关者,其声请应经由上级机关层转,声请解释不合规定者,上级机关不得为之转请。”[51]即主管机关负责对下级机关的法令解释申请进行初审,若属于自身管辖范围,则不得代为提交大法官会议进行解释。

在此制度设计下,大法官会议将自身定位成统一法律分歧的裁判机关,而非指导法律适用的司法机关,避免了此前最高司法机关以释法之名行立法之实,或代替地方法院审理案件的问题。[52] 通过自我限制,大法官会议试图厘清统一解释法令权与其他权力特别是司法审判权的边界,取得了一定的实效。但与此同时,该制度设计也存在标准模糊等问题,给统一解释法令实践留下隐患。

举例言之,根据《大法官会议规则》第4条,是否满足法令解释的条件在于:申请事由是否属于对法令理解的歧异,其中既包括本机关内部的理解歧异,也包括不同机关的理解歧异。后者较为容易判断,只需在申请文本中,表明两个及以上机关在适用同一法令时的不同观点即可。前者却颇难判断,如会字第214号解释,内政部呈请大法官解释“国家银行职员能否兼任参议员?”[53]既可解读为单纯的法律疑义,不应由大法官会议解释,又可解读为该机关内部存在“国家银行职员可以兼任参议员”和“国家银行职员不可兼任参议员”两种理解歧异,属于大法官会议解释范围。由于区分标准过于模糊,大法官在受理统一解释法令案件时便拥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导致不同大法官之间,甚至同一位大法官在不同时期,对类似案件做出迥异的裁判,损害了统一法令适用的预设效果。

四、 新旧龃龉：大法官会议制度的相关运行

因大法官会议制度对维护宪法、保障民权的重要作用,加之首创此制原型的美国彼时被视作民主政治的典范,故官方与民间对于施行大法官会议制度多抱有期待,时人称“中华民国将来能否成为一个纯粹的宪法统治的国家,我们司法院这种解释大权的运用,将为重要的决定因素”[54]。然而,正如前文所述,大法官会议制度的最终建构不仅与美国模式有所偏差,而且结合台湾地区所藏“审查报告”,可以发现其运行中还呈现出了新旧龈龋的面貌:一方面,大法官群体力图摆脱政治约束,坚持从专业角度解释法令;但另一方面,制度设计的不足、旧有的法律观念等因素都影响了大法官会议的运行实效。

(一) 由“监察院提案权”之争透析宪法解释

1.“监察院提案权”之争议过程

提案权是参与立法的一种权力,训政时期,纳入国民政府官僚体系的机关都可以通过各自的渠道提出法律案参与立法。行宪之后,监察院为行使宪法赋予之职权,拟定了监察法草案,并“咨请立法院迅即完成立法程序”。但立法院审议该草案后,认为监察院所提之草案,并无宪法条文之依据,故不予审查。由于双方争执不下,1948年7月10日,时任“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召集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立法院院长孙科和司法院院长王宠惠,会商监察院向立法院提出法律案问题。对于上述争论,司法院院长王宠惠并未明确支持或反对监察院的观点,而是强调“宪法内容规定如何完全周到实不可能,宪法虽未规定监院可向立院提案,但也未规定不能提案,此事须加解释”。三方会商的结果是“监察院提出法律案问题,须由关系院作成决议案,方能贯彻,其手续上之复杂过于大法官之解释,故本案仍以交大法官解释为妥”。[55]

在呈请解释的文书中,监察院的意见可归纳为三点:一是认为提案权是其行使监察权的重要手段;二是认为宪法虽无明文规定,但亦无明文禁止其行使提案权;三是诉诸传统,认为“五五宪草”中亦未规定各院享有提案权,但《国民政府组织法》中有此规定,行使提案权实际上已成各院之惯例。[56]10月14日,大法官会议对该案进行初步审查,共有三名大法官参与讨论,其中,胡伯岳与黄右昌支持了监察院的申请,燕树棠一人表示反对。三位大法官的意见分别如下:

胡伯岳认为,训政时期,为保证各院充分行使职权,《国民政府组织法》补充了“五五宪草”之不足,赋予行政、司法、考试、监察四院向立法院提出法律案之权,该制度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今宪法只赋予行政、考试两院提案权,于监察院、司法院则付之阙如,显为规定之缺漏。既然行政院与考试院有提案权,根据当然解释,同为五院之一的监察院亦应有此职权。并且,监察院就其所掌事项向立法院提出法律案乃为应实际之需要,对监察院本身职权并无所增,对立法院职权亦无所损。[57]

黄右昌主要从解释方法层面,论证了监察院行使提案权的合法性。他认为,解释宪法有两种方法:一曰文理解释,二曰论理解释。当文理解释与论理解释发生冲突时,应以论理解释为准。因为“文字不过为立法者表示其意思之符号及方法,不得以方法而左右表示意思之本体也。故法规之解释,确定立法者之意思,不得仅依文字以为断”。今宪法并无立法委员得向立法院提出法律案之明文,《立法院组织法》第15条补充了这一缺漏。若单纯依文理解释,则该条必与宪法抵触而归于无效,但这种文理解释显然不符合宪法原理。因此,黄右昌认为:“司法监察两院,关于所掌事项得向立法院提出法律案,正可借大法官会议之有权解释,而以论理解释方法中之类推解释以弥补之。”[58]

燕树棠对二人观点进行了反驳,他认为解释法律并非制定法律,其首要目的“在于求取制法机关之意思及其所已表示之意思之意义”。就宪法第九章关于监察院的各项规定而言,无一字一句明示其有向立法院提出法律案之权。即使按黄右昌大法官所言,“解释宪法,不应只拘泥于文字,并应确认宪法之精神;不应只限于局部之规定,并应考虑宪法之全部,以及宪法所涵容之大原则”。宪法所授予监察院之一般大权为监察权,应该“推敲宪法全部之精神与意义,以确定提案权是否默示的色彩含于监察权之内”。然考证宪法第九章之规定,其所用文字及语气显示“监察权行使之要义,全在现法之维护,不在新法之制定”。并且,成文法中如果 “对于某种或某类事项,有明文之列举规定,而却对于与之类似之事项,则未加规定而无明文。此项未加规定之事项,名为6无规定之事件》。凡无规定之事件,在法理上即认为立法机关有意不加规定,不得认为缺漏”。因此,监察院之提案权,宪法上既无明文规定,又无默示涵义,大法官会议自不得以释宪之名行修宪之实。[59]

2.不同宪政观下宪法解释的差异

如上所述,三位大法官从不同层面,对监察院提案权问题做出解释。无论是其对于立宪精神的解读,还是对解释方法的阐释,抑或对现行体制的论述,都是基于法律本身而言,寻求法律规范与法律方法上的依据,而非基于政策或政治纲领来解释宪法。就此而言,相较于司法院,大法官会议体现出更强的专业性,其行权方式也更符合现代法治的要求。但值得关注的是,双方虽然都是依法行权,但解释意见却大相径庭,这一结果或与其对公权力的认知密切相关。

作为留美归国的法学博士,燕树棠深受近代立宪政治的影响,“在一般意义上,立宪政治被理解为一种通过法律和制度性设计,对政治权力施加规范和限制的政治秩序。立宪主义从人性与权力的运行规律出发,主张一种有限政府观”[60]。而在公权力领域,立宪主义思想衍生出“法无授权不可为”原则。该原则视公权力为防范的对象,必须用宪法(或法律)加以限制,这种限制通常有两种方式:一是授予权力和限制权力并行列举法,即宪法通过逐项具体列举的方式,将一些权力授予相应国家机关,同时也通过此举宣示授予的权力以此为限。第二种限制权力的方法是直言禁止法,即直接规定国家机关不得如何、禁止如何等。[61] 因此,在燕树棠看来,《中华民国宪法》既然未明确列举监察院享有提案权,应视为有意不加以规定。否则,如果公权力不以列举为限,那么同完全不列举便没有区别。

而胡伯岳、黄右昌作为学者型官僚,其对待公权力的态度,多受国民政府主流意识形态影响,特别是孙文的“万能政府理论”:孙文“最希望的是要一个万能政府,为人民使用,以谋人民的幸福”。[62] 他提出政治权力为善还是作恶,关键要看其操之于何者手中,如果权力掌握在“不会谋私利的好人”手中,那么它不但不会带来危害,反而会加快理想社会的建设。从这一逻辑出发,孙文虽然已经认识到有人利用政治权力作恶的可能性,但防范的重点在于防止恶人把持权力,而非对政治权力本身进行限制。[63] 因此,相较于西方的有限政府观,这种“万能政府”理论很难推导出公权力“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原则。

这种对公权力的认知差异,导致此案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解释意见:胡、黄二人以宪法规定缺漏为由,支持监察院行使提案权。燕树棠则认为宪法有意不对此加以规定,反对监察院行使提案权。由于史料所限,大法官会议最终以何方意见为准,今日未能得见。但可以肯定的是,胡、黄二人的意见,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制宪初衷。考诸制宪史,在综合小组审查“政协宪草”期间,国民党代表曾新增若干条文:有监察院、司法院与考试院均可向立法院提出法案的规定。但由于民盟等党派的强烈反对,大会秘书长洪兰友报告综合委员会撤销该三条新增条文,监察院与司法院有关的代表皆未表示异议。[64] 行宪后,监察院却以“法无明文禁止”为由主张行使提案权,或有借助大法官会议而恢复训政旧制之意。

此外,就五权宪法精神而言,中央层面设立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以行使治权,各院之间并非相互制衡,而是分工与合作的关系。故《中华民国宪法》第五章至第九章关于提案权之规定,对立法院则曰“有议决法律案”之权,对行政院则曰“须将应行提出于立法院之法律案”,对于考试院则曰“关于所掌事项,得向立法院提出法律案”,而对监察院及司法院则全无提案权之规定。从上述规定不难看出,宪法关于提案权之有无与限度,乃是根据立法院与四院的关系而定,如行政院执行立法院制定的法律,其对于法律施行效果最为清楚,宪法第58条给予行政院之提案权的范围便最为宽泛,以使行政机关参与立法,推进立法的准备与完善。

因此,解释宪法时,便不能将五院职权等量齐观,赋予监察院超出宪法原意的提案权。概言之,大法官虽有解释宪法之权,但这一权力并非漫无边界。“尽管一种宪法理论的灵活性与适应性允许日后的解释者考虑不同时期日益变化的需要并使他们能够应对新出现的无先例的问题,但是出于保护一部宪法的精髓及其基本的完整性之必要性,这种灵活性与适应性就必须有其范围的界限。”[65]这一界限应以宪法精神或宪法规定为准,不得随意以宪法条文之缺漏而要求解释宪法。胡、黄二位大法官却未能考诸制宪历史,探寻宪法本意,不得不说是宪法解释上的一次缺憾。

(二) 频遭驳回的统一解释法令申请

从现存“审查报告”来看,1948—1949年大法官会议仅完成7件宪法解释、5件统一解释法令,其余53件皆因不满足申请程序而遭驳回,占比高达81.5%。

1.频遭驳回的类型

一是申请主体不适格,通常表现为个人与人民团体申请统一解释法令。如会字第49号解释,申请人金子和为与杨伦房屋涉讼事件,请就法律问题为统一解释。大法官洪文澜拟具解释意见:“声请本院统一解释法律或命令,按诸宪法第七十八条之本旨,非中央或地方机关就其职权上适用法律或命令所持见解与本机关或他机关适用同一法律或命令所已表示之见解有异者,不得为之。人民依宪法第十六条有请愿、诉愿及诉讼之权,自无许其声请本院统一解释法律或命令之理由。本件声请人金子和与杨伦因请求确认房屋所有权及返还房屋事件,现正系最高法院关于该事件之法律问题,应候该法院解决,兹乃声请本院统一解释,于法不合,未便照办。”[66]概言之,大法官认为人民在宪法上享有的诉讼权,可以通过法院进行救济,无须申请大法官会议解释。

二是申请事由不合法,通常是申请者未表示法令理解上的歧异。如会字第87号解释,江西省高等法院赣县分院首席检察官提请的“省参议会组织条例第六条规定法律疑义”,大法官洪文澜在“审查报告”中指出:“(该声请)仅列甲乙两说,未据说明何说为该首席检察官所持见解,亦未谓其所持见解与本机关或他机关适用同条时所已表示之见解有异,依本院释字第□号解释所载理由,自应不予解释。”[67]此类解释在大法官会议的“审查报告”中相当常见,例如会字第22号解释、第68号解释、第129号解释、第133号解释等,均因该理由而遭驳回。[68]

三是未遵行层转程序。根据《大法官会议规则》,申请法令解释者如有上级机关,必须经上级机关层转。一般而言,地方司法机关由本省高等法院转送,行政机关由当地省政府转送,中央机关则由其所属的五院代为转达。溯其根源,类似规则产生于大理院时期,[69]但并未得到严格贯彻。行宪后,各机关对此程序性规定亦不重视。其中有未经层转,径行向大法官会议提起法令解释者,如会字第2号解释,浙江於潜县司法处申请解释“国大代表可否在当选所在地充任官吏疑义”,大法官沈家彝以其未经上级机关层转(应经由高等法院转呈部院),做出不予解释的决定。[70] 亦有层转错误者,如会字第62号解释,兰溪县商会“电请采纳商店顶首权习惯转请解释”,本应由司法行政部转送,却错将浙江高等法院当作其上级机关,致使大法官沈家彝做出不予解释的决定。[71]

2.频遭驳回的原因分析

统一解释法令申请的大量驳回,一方面显示出大法官会议尊重法律程序、严格执法的态度。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制度运行欠佳的现实。其原因不仅在于制度本身的设计问题,更与制度运行的整体环境密切相关。从“审查报告”来看,时人对变动后的法令解释制度知之甚少,导致其提请的法令解释多因程序违法而遭驳回,无法充分发挥统一解释法令的制度效用。如会字第204号解释,胡玉班请求解释《银行战前存放款清偿条例》与宪法第十五、十六条是否抵触,其在原函中称:“钧院行宪伊始,虽未规定何人可请解释,依照民主政体之原则,虽一介平民,似有请求解释之可能,为此声请钧院对战前存款放款清偿条例之限制人民财产权及诉讼权,是否与宪法抵触,应否依宪法一七一条规定认为无效予以解释。”[72]该案情涉及立法院通过之法规,与宪法规定之人民财产权是否抵触的问题,大法官会议正可借机进行合宪性审查,并由此迈出保障民权的重要一步。然而,无论是《大法官会议规则》,还是此前已做出的法令解释案,均明确限定了申请解释的主体资格,并将公民个人排除在外,胡玉班以个人名义提出解释申请,导致此案尚未至实体法律讨论环节,便直接遭到大法官沈家彝的驳回。

事实上,不仅普通民众如此,国家公务人员对相关规定同样一知半解。在会字第70号解释中,林泽民代表江西省宜春县政府提出申请:因春季粮荒严重,该县机关主管人员购谷八十万元,候至谷价升涨后变卖,除加退原垫谷价八十万元外,余数悉充员工福利之用,并无丝毫侵占行为。问前情是否触犯贪污条例各条之规定。然而,一项行为是否触犯法律规定,本属法院自由裁量的范围,与统一解释法令并无干系。此外,林泽民在原函中称:“查宪法第七十八条,司法院解释宪法并有统一解释法律及命令之权,查阅法令,并无非公务机关不得请求解释法律之硬性规定,兹谨将有关法律疑义呈请解释。”[73]由此不难看出,当时基层公务人员的能力相当有限——其既不了解申请统一解释法令的主体资格,又混淆了统一解释法令与普通审判的关系,导致该案同样因程序不合规定而遭驳回。

当然,在宪政实施初期,由于法律制度草创,人民对法律规范一知半解,司法人员专业素质不高,此际正宜发挥法令解释的指导作用,大法官会议却严格限制其申请条件,使法令解释制度几乎成为常人难以企及的“空中楼阁”。

五、 结语

考诸制宪历史,从“政协宪草”到《司法院组织法》的修订,大法官会议之所以逐步偏离制宪初衷,从美国式司法审查转向欧陆式特设机关模式,其直接原因在于法令解释权与终审权的分离:在缺乏终审权加持的情况下,大法官会议难以效仿美国“附随式审查”模式,于具体个案中审查法令规范,而是仅对涉及违宪的法律条文进行抽象审查。造成这一变化的根本原因是南京国民政府“五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和“三级三审”的审级制度。在法令解释实践中,大法官会议的行权方式蕴含了现代法治的特征,但制度设计的不足、新旧法律观念的冲突,在一定程度上消减了大法官会议本身应有的进步性。从深层次原因分析,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整体法制环境不佳,影响了大法官会议的运行实效。

不过,尽管存在诸多问题,但并不能因此全面否定大法官会议制度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大法官会议虽然偏离了制宪初衷,但以功能主义视角观之,其毕竟迈出了近代中国解释宪法的第一步,并在解决国家机构权限冲突、促进法律统一适用、传播先进法律理念等方面,在当时都颇具创造性和进步性。正因为移植时因应本国政治土壤而行变通,才使得该制成功扎根。美国式的司法审查模式,根植于普通法传统 [74] 与“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虽然当时因为国际政治的原因,南京国民政府对美国制度有所向往与追逐,但面对与自身土壤完全迥异的移植物时,立法者们最终还是较为清醒,并未盲目效仿美国式司法审查,强行把大法官会议以最高法院的形态嵌入到宪法秩序中,进而将整个司法体制推倒重塑,而是把大法官会议纳入既存的组织结构中,即在最高司法机关的司法院之下,令大法官会议与最高法院分别掌理法令解释权与终审权。这种变通因应于社会现实,既延续了清末以来解释抽象法令条文的传统,又避免了司法体制根本性变革可能引发的社会和政治动荡。大法官会议制度的生命力不容小觑,移植时虽与制宪初衷有所偏离,但正是因应时代土壤的变通,才使其得以在这种土壤中传承和发展,这在某种意义上亦可谓是一种制度的创造。

其实,不仅大法官会议制度如此,如果放宽历史的视野,可以发现中国法律的近代化大多同样如此。在移植外来法律、改造传统旧律的过程中,被视为优秀的外来法律文化,并不总是如人所愿地在本土全面生根发芽,往往会发生排异反应甚至无法生存。因此,法律移植与其说是借鉴、继受外来的法律制度与精神,不如说是借助异质法律文化催生本土法治胚芽的过程。进而言之,真正的法治不可能仅仅依靠变法或移植就能建构,而是必须结合中国的本土资源进行一种演性化创造才有现实可能,因为“具体的、适合一个国家的法治并不是一套抽象的无背景的原则和规则,而涉及到一个知识体系”。[75] “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和推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当下,民国大法官会议制度与实践,对于构建中国本土特色的宪法解释制度、合宪性审查制度,仍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和参考意义。

本文转自《南大法学》2025年第3期

在中世纪，大多数欧洲法院使用民法以及习惯的混合规制体系。在法国，国王要求不同社群将自己的“习惯法”汇总成法典。1510 年，《巴黎习惯法》出版，并成为法国各地适用的标准。与此同时，巴黎的法院采用了罗马—教会法诉讼程序，即由教会根据罗马先例制定的教法程序。新的专业律师阶层随之出现，以执行这些程序。在西班牙，君主下令出台新的法律汇编，用来补充以《民法大全》为蓝本的《七法全书》。习惯法的规范和程序仍然很重要，尤其是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土地上，彼时，后者依旧主宰着欧洲。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所统治的，是一个由日耳曼诸侯国和自由城市组成的松散联盟，大多数成员都拥有自成一体的司法体系，并且经常援引伦巴第王朝制定的封土法。

渐渐地，情况发生了变化。罗马皇帝颁布了若干一般法，特别是关于皇帝的选举和选举者的职责。1495 年，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试图通过禁止世仇和其他未经官方允许的暴力以实现“永久和平”。他还建立了一个新的最高司法机关，即帝国枢密法院，负责受理来自帝国各地的上诉。几十年后，以意大利的法典为先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尔斯五世在 1532 年颁布了《加洛林法典》。他要求没有受过法律训练的法官向学者寻求建议。布拉格、维也纳、海德堡和科隆的法学家如今声名日盛，这一举措既巩固了他们的地位，也增强了罗马法的权威。这一时期，许多渴望建立更有效的行政管理体系的德国王公，将民法视为建立官僚政体的有力工具，并以之对抗境内更强大的封建领主的独立地位。后来的皇帝们认识到民法可能让他们治下的不同领土实现统一，进而要求帝国的法官必须是训练有素的法学家，并沿用罗马—教会法的相关程序。随着职业律师群体的蓬勃发展，他们的社会权威和自命不凡引起了一些人的批评，但有影响力的改革者盛赞罗马法克制宗派主义的能力。对许多人来说，罗马法就代表着和平与公正的秩序。

在 1618 年，三十年战争爆发时，神圣罗马帝国的疆域包括了现在的德国大部，以及荷兰、意大利、比利时、捷克和波兰等地。其下辖的各君主国、公国、亲王国、教区、郡县、皇家修道院和村庄可能都有自己的法院，但这些法院都承认民法。律师们在巴黎、巴拉多利德和维也纳的法庭上长篇累牍地引用查士丁尼的《民法大全》。在苏格兰，詹姆斯五世也下令确认，应由受过民法训练的法官主持庭审。苏格兰法官接受大陆法系的书面程序，并用其代替普通法的救济手段；他们也从查士丁尼的文本中借鉴了所谓的“公平性”和“合理性”，作为苏格兰法律的补充。民法已经成为众多地方法院、统治阶层、风俗习惯和法律程序的参考指标，并为之提供了共同的原则。

在苏格兰边境以南，情况却大不相同。在 16 世纪中叶，英格兰对于这个世界而言还无足轻重，其法典、法院、法律原则和法律程序亦然。自 12 世纪亨利二世建立中央法院以来，英格兰君主及其议会不断颁布法令，以完善治理结构，增加财政收入，改善社会与经济。但是，高等法院适用法律的实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令状决定的。令状是诉讼当事人在陈述案件时必须使用的语言形式，而这种“普通法”还远远不够全面。普通人基本上遵循地方风俗生活，并期望其他人同样遵循这些风俗。

即使是那些普通法貌似渐成体系的中央法院，其下辖法庭的组成和管辖权也各不相同，不同法庭有时甚至会争夺特定的案件。王座法庭的法官审理涉及王室的案件；民诉法庭负责审理私人纠纷；财政法庭负责处理税收问题。在每年两次的巡回审判中，12名王室法官在全国各地巡回审理当地案件。御前大臣是王室大臣中位阶最高的一位，他建立了自己的法庭，即衡平法院。其中，提诉方所需要遵循的程序比国王法庭的严格令状形式更为灵活，财政法庭和负责审理小额诉讼的小额债务索赔法庭也是如此。还有高等骑士法庭，以罗马法程序审理关于荣誉事务的诉求；以及皇家海军大臣法庭，拥有海事管辖权。

实际上，大臣管理人民生活的能力是有限的，而中央法院也无法解决所有的争端。是教会法庭在颁发结婚证，授予遗嘱认证，审理婚姻纠纷，征收什一捐，并审议性行为不端的指控，尽管它们受到王室权威的制约。庄园法庭继续审理当地案件，记录土地交易，在法律层面承认地方习惯和制度，尽管其逐渐被建立在城镇中的自治市法庭所替代，后者审理了大部分的债务偿付诉求。在这些城市法庭中，治安法官还负责审理对轻微犯罪的指控，而其他各种地方法庭则处理围绕市场、集市和森林发生的纠纷。

然而，律师和法官在陈述和辩论案件时，或者在利用令状和诉状的技术细节进行谈判时，都会谈到“国家的法律和习惯”。如果进一步追问，大多数法官可能会同意，普通法存在于法律专业人士的知识中，以及他们在高等法院使用的推理中。15世纪，民诉法庭法官托马斯·利特尔顿爵士撰写了《土地保有论》，尝试梳理复杂的土地所有和租赁制度。该书提到了“律师的共同认知”和他们“对法律的理解”。同样在15 世纪，王座法庭首席大法官约翰·福蒂斯丘爵士撰写了一篇关于英国法律的颂词，后者实际上是对引入新法院的批判。在这篇文章中，他赞扬了英格兰法律推理的品质，强调了法官用法律格言表达的基本原则。法学家克里斯托弗·圣·吉尔曼在1523年创作了另一篇批判亨利八世的资政托马斯·沃尔西的文章，将普通法与上帝的意志及其永恒的法则联系起来。尽管可能并不系统，但学者和法官都热衷于强调英国普通法的品质及其悠久的历史源流。

就连下级法院的法官也动辄谈及英格兰法律的“卓越”，及其所维护的人民的“自由”。在很大程度上，他们考虑的是司法程序中的保障措施，尤其是陪审团审判。17 世纪初，律师兼政治家弗朗西斯·阿什利宣称，每一个感觉受到威胁或压迫的英格兰人都会想到“没有自由人（应当）”（nullus liber homo）这个表达。《大宪章》第 39 条宣称，没有自由人应当在未经其同侪裁判或本地法律不允许的情况下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流放，或以任何方式受到伤害。该条款至今仍是事关英国人自由的基本宣言。

到了17世纪初，伊丽莎白一世统治的末尾，英格兰的地方法官已经可以查阅大量关于法律及其历史、衡平法和法理学的廉价论文集，还有实用手册和法规摘录。这些出版物就法律程序提供了指导，而这恰恰是治安法官最需要了解的信息。此外，它们也讨论了法律的实质。此时的法院人满为患，人均提诉占比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但即使是高等法院适用的普通法，也还几乎没有形成系统化的规则和原则体系。没有哪本法律教科书试图做到全面深入，而庭审的成功取决于是否使用正确的令状。程序就是一切。在律师学院的训练中，法学生听取有关法规的诵讲，讨论模拟案例，并在他们的“年鉴”和诉状集上记录法律论点，而法官认为自己应该遵循前辈的推理和判决。然而，当时的案件报告仍很粗略，用早先判决约束后来法官的判例制度远未稳固。

尽管此时的英格兰法律体系仍不完善，但人们仍然感觉法律是重要的，是具有自身权威的存在。这导致在17世纪初，英格兰君主和司法机构之间的政治关系异常紧张。亨利八世和他的女儿伊丽莎白一世都试图加强王室特权，借助枢密院发布宪章和公告，进而绕过甚至架空议会。伊丽莎白利用枢密院向商人授予专营权，并借此让这些商人垄断了某些类型的国际贸易。她还动辄以外国入侵或者国内动乱相威胁，扩大她所控制的法庭，也就是星室法庭的管辖范围。星室法庭为当事人提供了一种简易的司法形式，并公然宣称“非常规的违法行为不受普通法程序的约束”。但她并没有完全抛弃普通法机制。甚至连坚决捍卫女王至高无上地位的神职人员理查德·胡克也认为，应该是法律引导女王（或国王），而不是让王室主导法律。他声称，作为国家的英格兰应像“竖琴或其他悦耳的乐器，其琴弦由一个人来调音和处理”。这为其他人打开了一扇门，让他们可以利用法律挑战不受欢迎的王室倡议。

17世纪初，詹姆斯一世登上英格兰王位，他的政治手腕显然不如前任娴熟。詹姆斯一世宣称，国王是所有法律的源头，他拥有法律，并有权定义、规范和管理法律。议会和国王法官显然都无法接受上述主张，就连詹姆斯一世的枢密大臣埃尔斯米尔法官和弗朗西斯·培根爵士也认为，国王的法律权力最终来自普通法。爱尔兰总检察长约翰·戴维斯爵士夸张地将法律称为“王国的共同习惯”，强调其历史悠久且永垂不朽。紧随其后的是国会议员托马斯·赫德利，他在1610年辩称，普通法是人类理性和远古习惯的产物，这些习惯是根据英国及其人民的特殊经历发展演变而来的。赫德利坚持认为，是普通法确立了议会制定法律的权力。

同年，民诉法庭首席大法官爱德华·柯克爵士审议了关于伦敦医师学会管辖权的争议，即博纳姆医生案。在本案的判决书中，柯克宣称，法院不会执行任何“违背公理和理性、令人反感或无法执行的”议会立法。他还声称，普通法将“管辖这些议会立法”，并“判定其无效”。此前，柯克爵士与詹姆斯一世已经就法律管辖权进行了争论。在辩论中，柯克爵士宣称国王必须遵守法律，因为“法律保护了国王”。这意味着将首席大法官的权威置于国王的权威之上，因此激起了詹姆斯一世的“极大愤慨”。根据当时的一篇报道所说，柯克爵士不得不向詹姆斯一世道歉，“跪倒在地”以乞求谅解。但两人之间的对峙仍在继续。1616年，在一场围绕王座法庭和枢密院的管辖权展开的争斗中，冲突达到了顶点。在托管圣俸案中，其他法官被柯克说服，宣布国王阻止他们做出决定的企图是无效的。詹姆斯一世怒不可遏，他召集法官，撕毁了他们的判决书，并宣布他知道普通法是“对国王最有利的”。面对压力，其他法官卑躬屈膝，请求国王原谅，但柯克却坚持自己的立场，坚决捍卫其所认为的真理，遂被免去首席大法官的职务。后世研究者可能夸大了柯克对抗君主、抵制王室专制主义的决心，但毫无疑问，法官确信普通法的优越性。此后数十年间，通过法律限制国王权威，即提倡法治的思想，在法律界和政治界继续引发共鸣。在大西洋的另一边，柯克的论点也将引起轰动。

在上述辩论和争议中，有一些人也表达了担心，认为历经数个世纪的发展，普通法变得错综复杂，亟待加以整合。但是，爱德华·柯克爵士抵制编纂法典的呼声，坚持认为普通法的灵活和精细使其优于民法。被褫夺法官职权后，柯克在《英格兰法律总论》中着手描述“这个国家古老的普通法框架”。该书的标题显然是受到查士丁尼的启发。《英格兰法律总论》的首卷于 1628年出版，涉及财产和继承，主要参考了利特尔顿的《土地保有论》。第二卷阐述了“宣示英格兰基本法的主要基础”的成文法令。第三卷讨论刑法，第四卷则为读者展示了一张司法管辖的“地图”，包括“国王陛下的王国和领地内所有崇高、尊贵、可敬和必要的法院和法庭”。在书中，柯克承认教会法和民法，也承认森林法、捕拿抵偿法（law of marque）和商人习惯法，还包括泽西岛、根西岛、马恩岛的法律和习惯。除此之外，还有锡矿区法律，英格兰东部、西部和中部边境的法律，以及习惯的权威。

就英格兰法律的整理而言，柯克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归纳出了法条的体系和规则，但其他学者认为，按字母顺序排列法条才是前进的方向。此外，还有人在试图整合法律程序，以解决法庭诉讼中臭名昭著的拖沓冗长。呼吁编纂法典的呼声仍在继续，但到了 17世纪后期，试图对英格兰法律做出系统性概述的学者却都绝望地放弃了。法官马修·黑尔爵士辩称，在14世纪，爱德华三世就已从各种习惯法和地方法中提炼出了“整个王国都要遵守的唯一法律”，后者业已成为“作为国家的英格兰的面貌和宪法”。但是，正如他哀叹的那样，“这一法律的细节如此之多，各种事物之间的联系如此之繁，必须承认，无法把它简化成一个精确的逻辑方法，所以需要声明，在第一次，乃至第二次、第三次的尝试中，我确实感到绝望”。直到一个世纪之后，威廉·布莱克斯通的著作问世，柯克的研究才被超越。

到了17世纪，大多数欧洲国家都已采纳了民法的部分要素，尤其是在程序方面。但是，当身兼英格兰和苏格兰国王的詹姆斯一世试图在罗马法的基础上统一两地不同的法律传统时，他遭到了两国法官们的一致强烈反对。英格兰有自己的“普通法”，也就是“王国的共同习惯”，它保护了所有英格兰人的自由。这是英格兰人与生俱来的权利，不能延伸到苏格兰人身上。早前，在巩固了对威尔士的统治之后，亨利八世通过了《威尔士法律法案》，宣布“英格兰域内的法律、条例和法规”将取代威尔士的“不同和矛盾”的法律和习俗。但对于苏格兰，法官显然持有不同看法。1608年，法官判定，苏格兰人可以向英格兰法院提起诉讼，主张在英格兰拥有的土地所有权，但英格兰的法院不能对苏格兰的土地行使管辖权。当英国君主派遣移民横渡大西洋时，这项判决引发了很大麻烦。殖民地的法律和习惯会发生什么变化？远渡重洋的新移民能否继续享受英国法律的保护？

继西班牙和荷兰探险家的开拓活动之后，16世纪末，英国探险家也开始组织北美远征。伊丽莎白一世颁布了允许英国人建立海外定居点的特许状。詹姆斯一世有样学样，1606年，他授予伦敦公司特许状，允许后者在弗吉尼亚建立永久定居点。该公司有权“制定、任命和建立一切形式的命令、法律、指令、指示、规章和仪式，只要它们对该殖民地而言是合适和必要的，并且与该殖民地的治理有关”。这些移民通常是贵格会教徒和清教徒，他们很快也在其他地区建立了小型社群，根据特许状，他们有权制定自己的法律，只要这些新法的内容与英国法律“接近”“兼容”且“不抵触”。

17 世纪中期，英格兰内战爆发，分散了政府的注意力，殖民地几乎一度可以实现自治。许多殖民地发展出强调非正式性和共识的司法形式。但随着人口的增长，大多数殖民地还是建立了遵循英国模式的法院，并选择当地领导人担任治安法官。早在1618 年，伦敦公司就已经在殖民地引入了遵循普通法原则的财产保有制度，而到了此时，弗吉尼亚的律师也开始在财产纠纷中参考利特尔顿和柯克的法律著述。他们还在英格兰边境地区议会制定的法律中找到了有用的判例。事实上，在北美殖民地的律师中，很少有人接受过科班训练。许多人只是对法律感兴趣的门外汉，阅读过一些英国司法执业手册和法律评论，而治安法官学习的是为其编写的指南和关于遗嘱继承的论文集。不过，殖民者仍然意识到这些新设立的法院很有用，并纷纷向之求助。在 17 世纪，马萨诸塞殖民地法院审理了大量案件，起诉人包括商人、债务人、债权人、瑞典人、贵格会教徒、农民、工匠、仆人，甚至奴隶。

回头看英国，北美殖民地的地位颇受争议，主要在于议会是否对殖民地拥有管辖权，或者王室是否可以直接管理这些领土。这一问题夹杂在以 1649 年查理一世被处决为顶点的英王和议会之间的紧张关系中，别具一番意味。一些法官支持国王，认为后者对国家的统治不受任何约束，而这种观点一度被认为可能会削弱柯克曾极力强调的普通法的权威及其控制君主专制的能力。在 1651年出版的《利维坦》一书中，托马斯·霍布斯就曾发出著名的呼吁，希望由强大的统治者用法律维持秩序。但普通法及其法官最终还是幸存了下来。奥利弗·克伦威尔承诺他和他的政权将维护普通法，尽管学者们就其是否“篡夺”了王位争论不断。毕竟，他需要普通法赋予的合法性。

1688 年光荣革命后，詹姆斯二世被废黜，其女玛丽和她的丈夫奥兰治亲王威廉继位，自此，议会开始在国家治理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比如讨论并通过新的法规。但是王座法庭成功地维护了自身的权威，并开始尝试扩大其管辖权。他们接管了更多传统上由教会法庭处理的案件，并制定了与商业活动有关的法律，又在一定程度上将其与欧洲大陆适用的法律相融合。这意味着王座法庭能够管辖商人习惯法的应用，也就是商人长期遵循的法律惯例。衡平法院和海事法庭仍然保有独立管辖权，但王座法庭的法官成功地限制了二者的职权范围，并最终将它们纳入普通法体系。

本文选编自《秩序四千年：人类如何运用法律缔造文明》

第一章 剿夷与抚夷
第一节 英国请中国订立邦交
第二节 英国人作鸦片买卖
第三节 东西对打
第四节 民族丧失二十年的光阴
第五节 不平等条约开始
第六节 剿夷派又抬头
第七节 剿夷派崩溃
第二章 洪秀全与曾国藩
第一节 旧社会走循环套
第二节 洪秀全企图建新朝
第三节 曾国藩刷新旧社会
第四节 洪秀全失败
第三章 自强及其失败
第一节 内外合作以求自强
第二节 步步向前进
第三节 前进遇着阻碍
第四节 士大夫轻举妄动
第五节 中日初次决战
第四章 瓜分及民族之复兴
第一节 李鸿章引狼入室
第二节 康有为辅助光绪变法
第三节 顽固势力总动员
第四节 孙总理提民族复兴方案
第五节 民族扫除复兴的障碍
第六节 军阀割据十五年
第七节 蒋总裁贯彻总理的遗教

附录一 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
一、俄国的远东发展
二、中俄初次在东北的冲突
三、尼布楚交涉
四、东北一百五十年的安宁
五、俄国假道出师与胁诱割地
六、俄国友谊之代价

附 录
之一：资料评叙
之二：清太祖太宗征服的边境民族考
之三：释“俄罗斯察罕汗”
之四：《尼布楚条约》之条文考
评《清史稿•邦交志》
琦善与鸦片战争

第一章 剿夷与抚夷

第一节 英国请中国订立邦交

　　在十九世纪以前，中西没有邦交。西洋没有派遣驻华的使节，我们也没有派大使公使到外国去。此中的原故是很复杂的。第一，中西相隔很远，交通也不方便。西洋到中国来的船只都是帆船。那时没有苏彝士运河，中西的交通须绕非洲顶南的好望角，从伦敦到广州顶快需三个月。因此商业也不大。西洋人从中国买的货物不外丝茶及别的奢侈品。我们的经济是自足自给的，用不着任何西洋的出品。所以那时我们的国际贸易总有很大的出超。在这种情形之下，邦交原来可以不必有的。

　　还有一个原故，那就是中国不承认别国的平等，西洋人到中国来的，我们总把他们当作琉球人、高丽人看待。他们不来，我们不勉强他们。他们如来，必尊中国为上国而以藩属自居。这个体统问题，仪式问题就成为邦交的大阻碍，’天朝’是绝不肯通融的，中国那时不感觉有联络外邦的必要，并且外夷岂不是蛮貊之邦，不知礼义廉耻，与他们往来有什么好处呢？他们贪利而来，天朝施恩给他们，许他们作买卖，藉以羁縻与抚绥而已。假若他们不安分守己，天朝就要’剿夷’。那时中国不知道有外交，只知道’剿夷与抚夷’。政治家分派别，不过是因为有些主张剿，有些主张抚。

　　那时的通商制度也特别。西洋的商人都限于广州一口。在明末清初的时候，西洋人曾到过漳州、泉州、福州、厦门、宁波、定海各处。后来一则因为事实的不方便，二则因为清廷法令的禁止，就成立了所谓一口通商制度。在广州，外人也是不自由的，夏秋两季是买卖季，他们可以住在广州的十三行，买卖完了，他们必须到澳门去过冬。十三行是中国政府指定的十三家可以与外国人作买卖的。十三行的行总是十三行的领袖，也是政府的交涉员。所有广州官吏的命令都由行总传给外商；外商上给官吏的呈文也由行总转递。外商到广州照法令不能坐轿，事实上官吏很通融。他们在十三行住的时候，照法令不能随便出游，逢八（那就是初八，十八，二十八）可以由通事领导到河南的’花地’去游一次。他们不能带军器进广州。’夷妇’也不许进去，以防’盘踞之渐’。顶奇怪的禁令是外人不得买中国书，不得学中文。第一个耶稣教传教士马礼逊博士的中文教师，每次去授课的时候，身旁必须随带一只鞋子和一瓶毒药，鞋子表示他是去买鞋子的，不是去教书的，毒药是预备万一官府查出，可以自尽。

　　那时中国的海关是自主的，朝廷所定的海关税则原来很轻，平均不过百分之四，清政府并不看重那笔海关收入，但是官吏所加的陋规极其繁重，大概连正税要收货价百分之二十。中国法令规定税则应该公开；事实上，官吏绝守秘密，以便随意上下其手。外人每次纳税都经过一种讲价式的交涉，因此很不耐烦。

　　中国那时对于法权并不看重。在中国境内外国人与外国人的民刑案件，我国官吏不愿过问，那就是说，自动的放弃境内的法权。譬如，乾隆十九年，一个法国人在广州杀了一个英国人，广州的府县最初劝他们自己调解。后因英国坚决要求，官厅始理问。中国与外国人的民事案件总是由双方设法和解，因为双方都怕打官司之苦。倘若中国人杀了外国人，官厅绝不偏袒，总是杀人者抵死，所以外人很满意。只有外国人杀中国人的案子麻烦，中国要求外人交凶抵死，在十八世纪中叶以前，外人遵命者多，以后则拒绝交凶，拒绝接收中国官厅的审理，因为他们觉得中国刑罚太重，审判手续太不高明。

　　外人最初对于我们的通商制度虽不满意，然而觉得既是中国的定章，只好容忍。到了十八世纪末年（乾隆末年，嘉庆初年）外人的态度就慢慢的变了。这时中国的海外贸易大部分在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手里。在广州的外人之中，英国已占领了领袖地位。英国此时的工业革命已经起始，昔日的手工业都慢慢的变为机械制造。海外市场在英国的国计民生上一天比一天紧要，中国对通商的限制，英国认为最不利于英国的商业发展。同时英国在印度已战胜了法国，印度半岛全入了英国的掌握。以后再往亚东发展也就更容易了，因为有了印度作发展的根据地。

　　当时欧洲人把乾隆皇帝作为一个模范的开明君主看。英国人以为在华通商所遇着的困难都是广州地方官吏作出来的。倘若有法能使乾隆知道，他必愿意改革。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正是乾隆帝满八十岁的一年，如果英国趁机派使来贺寿，那就能得着一个交涉和促进中英友谊的机会。广州官吏知道乾隆的虚荣心，竭力怂恿英国派使祝寿。于是英国乃派马戛尔尼侯（Lord Macartney）为全权特使来华。

　　马戛尔尼使节的预备是很费苦心的。特使乘坐头等兵船，并带卫队。送乾隆的礼物都是英国上等的出品。用意不外要中国知道英国是个富强而且文明的国家。英政府给马戛尔尼的训令要他竭力迁就中国的礼俗，惟必须表示中英的平等。交涉的目的有好几个：第一，英国愿派全权大使常驻北京，如中国愿派大使到伦敦去，英廷必以最优之礼款待之。第二，英国希望中国加开通商口岸。第三，英国希望中国有固定的，公开的海关税则。第四，英国希望中国给她一个小岛，可以供英国商人居住及贮货，如同葡萄牙人在澳门一样。在乾隆帝方面，他也十分高兴迎接英国的特使，但是乾隆把他当作一个藩属的贡使看待，要他行跪拜礼。马戛尔尼最初不答应，后来有条件的答应。他的条件是：将来中国派使到伦敦去的时候，也必须向英王行跪拜礼；或是中国派员向他所带来的英王的画像行跪拜答礼。他的目的不外要表示中英的平等。中国不接受他的条件，也就拒绝行跪拜礼。乾隆帝很不快乐，接见以后，就要他离京回国。至于马戛尔尼所提出的要求，中国都拒绝了。那次英国和平的交涉要算完全失败了。

　　十八世纪末年和十九世纪初年，欧洲正闹法兰西革命和拿破仑战争，英国无暇顾及远东商业的发展。等到战事完了，英国遂派第二次的使节来华，其目的大致与第一次同。但是嘉庆给英使的待遇远不及乾隆，所以英使不但外交失败，并且私人对我的感情也不好。

　　英国有了这两次的失败，知道和平交涉的路走不通。

　　中西的关系是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

　　到了十九世纪，我们只能在国际生活中找出路，但是嘉庆、道光、咸丰年间的中国人，不分汉满，仍图闭关自守，要维持历代在东方世界的光荣地位，根本否认那个日益强盛的西方世界。我们倘若大胆的踏进大世界的生活，我们需要高度的改革，不然，我们就不能与列强竞争。但是我们有与外人并驾齐驱的人力物力，只要我们有此决心，我们可以在十九世纪的大世界上得着更光荣的地位。我们研究我民族的近代史必须了解近代的邦交是我们的大困难，也是我们的大机会。

第二节 英国人作鸦片买卖　

　　在十九世纪以前，外国没有什么大宗货物是中国人要买的，外国商船带到中国来的东西只有少数是货物，大多数是现银。那时经济学者，不分中外，都以为金银的输出是于国家有害的。各国都在那里想法子加增货物的出口和金银的进口。在中国的外商，经过多年的试验，发现鸦片是种上等的商品。于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乃奖励种植，统制运销。乾隆初年，鸦片输入每年约四百箱，每箱约百斤。乾隆禁止内地商人贩卖，但是没有效果，到了嘉庆初年，输入竟加了十倍，每年约四千箱。嘉庆下令禁止入口，但是因为官吏的腐败和查禁的困难，销路还是继续加增。

　　道光对于鸦片是最痛心的，对于禁烟是最有决心的。即位之初，他就严申禁令，可是在他的时代，鸦片的输入加增最快。道光元年（一八二一年）输入尚只五千箱，道光十五年，就加到了三万箱，值价约一千八百万元。中国的银子漏出，换这有害无益的鸦片，全国上下都认为是国计民生的大患。广东有般绅士觉得烟禁绝不能实行，因为’法令者，胥役之所藉以为利也，立法愈峻，则索贿愈多’。他们主张一面加重关税，一面提倡种植，拿国货来抵外货，久而久之，外商无利可图，就不运鸦片进口了。道光十四五年的时候，这一派的议论颇得势，俱是除许乃济一人外，没有一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提倡这个办法。道光十八年，黄爵滋上了一封奏折，大声疾呼的主张严禁。他的办法是严禁吸食，他说没有人吸，就没有人卖，所以吸者应治以死罪：

　　请皇上严降谕旨，自今年某月某日起，至明年某月某日止，准给一年限戒烟，倘若一年以后，仍然吸食，是不奉法之乱民，置之重刑，无不平允。查旧例，吸食鸦片者仅枷杖，其不指出兴贩者罪止杖一百，徙三年，然皆系活罪。断瘾之苦，甚于枷杖与徙杖，故甘犯明刑，不肯断绝。若罪以死论，是临刑之惨更苦于断瘾，臣知其情愿绝瘾而死于家，不愿受刑而死于市。惟皇上既慎用刑之意，诚恐立法稍严，互相告讦，必至波及无辜，然吸食鸦片是否有瘾无瘾，到官熬审，立刻可辨，如非吸食之人，无大深仇，不能诬枉良善，果系吸食者，究亦无从掩饰。故虽用刑，并无流弊。

　　这封奏折上了以后，道光令各省的督抚讨论。他们虽不彰明的反对黄爵滋，总觉得他的办法太激烈，他们说吸食者尚只害自己，贩卖者则害许多别人，所以贩卖之罪，重于吸食之罪，广州是鸦片烟的总进口，大贩子都在那里，要禁烟应从广州下手。惟独两湖总督林则徐完全赞成黄爵滋的主张，并建议各种实施办法。道光决定吸食与贩卖都要加严禁止，并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驰赴广州查办烟禁。林文忠公是当时政界声望最好，办事最认真的大员，士大夫尤其信任他，他的自信力也不小。他虽然以先没有办过’夷务’，他对外国人说：’本大臣家居闽海，于外夷一切伎俩，早皆深悉其详。’

　　实在当时的人对禁烟问题都带了几分客气。在他们的私函中，他们承认禁烟的困难，但是在他们的奏章中，他们总是逢迎上峰的意旨，唱高调。这种不诚实的行为是我国士大夫阶级大毛病之一。其实禁烟是个极复杂，极困难的问题。纵使没有外国的干涉，禁烟已极其困难，何况在道光间英国人绝不愿意我们实行禁烟呢？那时鸦片不但是通商的大利，而且是印度政府财政收入之大宗。英国对于我们独自尊大，闭关自守的态度已不满意，要想和我们算一次账，倘若我们因鸦片问题给予英国任何藉口，英国绝不惜以武力对付我们。

　　那次的战争我们称为鸦片战争，英国人则称为通商战争，两方面都有理由。关于鸦片问题，我方力图禁绝，英方则希望维持原状：我攻彼守。关于通商问题，英方力图获得更大的机会和自由，我方则硬要维持原状：彼攻我守。就世界大势论，那次的战争是不能避免的。

第三节 东西对打　

　　林则徐于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行抵广州。经一个星期的考虑和布置，他就动手了。他谕告外国人说：’利己不可害人，何得将尔国不食之鸦片烟带来内地，骗人财而害人命乎？’他要外国人作二件事：第一，把已到中国而尚未出卖的鸦片’尽数缴官’；第二，出具甘结，声明以后不带鸦片来华，如有带来，一经查出，甘愿’货尽没官，人即正法’。外国人不知林则徐的品格，以为他不过是个普通官僚，到任之初，总要出个告示，大讲什么礼义廉耻，实在还不是要价？价钱讲好了，买卖就可以照常做了。因此他们就观望，就讲价。殊不知林则徐不是那类的人：’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到了二月初十，外人尚不肯交烟，林则徐就下命令，断绝广州出海的交通，派兵把十三行围起来，把行里的中国人都撤出，然后禁止一切的出入。换句话说，林则徐把十三行作了外国人的监牢，并且不许人卖粮食给他们。

　　当时在十三行里约有三百五十个外国人，连英国商业监督义律（Captain Charles Elliot）在内。他们在里面当然要受相当的苦，煮饭、洗碗、打扫都要自己动手。但是粮食还是有的，外人预贮了不少，行商又秘密的接济，义律原想妥协，但是林则徐坚持他的两种要求。是时英国在中国洋面只有两只小兵船，船上的水兵且无法到广州。义律不能抵抗，只好屈服。他屈服的方法很值得我们注意。他不是命令英国商人把烟交给林则徐，他是教英商把烟交给他，并且由他以商业监督的资格给各商收据，一转手之间，英商的鸦片变为大英帝国的鸦片。

　　义律共交出二万零二百八十箱，共计二百数十万斤，实一网打尽。这是林文忠的胜利，道光帝也高兴极了。他批林的奏折说：’卿之忠君爱国皎然于域中化外矣。’外人尚不完全相信林真是要禁烟，他们想林这一次发大财了。林在虎门海滩挑成两个池子，’前设涵洞，后通水沟，先由沟道引水入池，撒盐其中，次投箱中烟土，再抛石灰煮之，烟灰汤沸，颗粒悉尽。其味之恶，鼻不可嗅，潮退，启放涵洞，随浪入海，然后刷涤池底，不留涓滴’。共历二十三日，全数始尽销毁，逐日皆有文武官员监视，外人之来观者，详记其事，深赞钦差大臣之坦然无私。

　　义律当时把缴烟的经过详细报告英国政府以后，静待政府的训令。林文忠的大功告成，似乎可以休手了。并且朝廷调他去做两江总督，他可是不去。他说：已到的鸦片，既已销毁，但是以后还可以来。他要彻底，方法就是要外商人人出具甘结，以后不作鸦片买卖；这个义律不答应，于是双方又起冲突了。林自觉极有把握。他说，英国的战斗力亦不过如此，英国人’腿足缠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虎门的炮台都重修过。虎门口他又拿很大的铁链封锁起来。他又想外国人必须有茶叶大黄，他禁止茶叶大黄出口，就可以致外人的死命。那年秋冬之间，广东水师与英国二只小兵船有好几次的冲突，林报告朝廷，中国大胜，因此全国都是乐观的。

　　英国政府接到义律的信以后，就派全权代表懿律（Admiral George Elliot）率领海陆军队来华。这时英国的外相是巴麦尊（Lord Palmerston），有名的好大喜功的帝国主义者。他不但索鸦片赔款，军费赔款，并且要求一扫旧日所有的通商限制和邦交的不平等。懿律于道光二十年（一千八百四十年）的夏天到广东洋面。倘若英国深知中国的国情，懿律应该在广州与林则徐决胜负，因为林是主战派的领袖。但英国人的策略并不在此，懿律在广东，并不进攻，仅宣布封锁海口。中国人的解释是英国怕林则徐。封锁以后，懿律北上，派兵占领定海。定海并无军备，中国人觉得这是不武之胜。以后义律和懿律就率主力舰队到大沽口。

　　定海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以后，清廷愤懑极了。道光下令调陕、甘、云、贵、湘、川各省的兵到沿海各省，全国脚慌手忙。上面要调兵，下面就请饷。道光帝最怕花钱，于是对林则徐的信任就减少了。七月二十二日他的上谕骂林则徐道：’不但终无实际，反生出许多波澜，思之曷胜愤懑，看汝以何词对联也。’

　　是时在天津主持交涉者是直隶总督琦善。他下了一番知己知彼的工夫。他派人到英国船上假交涉之名去调查英国军备，觉得英人的船坚炮利远在中国之上。他国的汽船，’无风无潮，顺水逆水，皆能飞渡。’他们的炮位之下，’设有石磨盘，中具机轴，只须移转磨盘，炮即随其所向’。回想中国的设备，他觉得可笑极了。山海关的炮，尚是’前明之物，勉强蒸洗备用’。所谓大海及长江的天险已为外人所据，’任军事者，率皆文臣，笔下虽佳，武备未谙’。所以他决计抚夷。

　　英国外相致中国宰相书很使琦善觉得他的抚夷政策是很有希望的。那封书的前半都是批评林则徐的话，说他如何残暴武断，后半提出英国的要求。琦善拿中国人的眼光来判断那封书，觉得它是个状纸。林则徐待英人太苛了，英人不平，所以要大皇帝替他们伸冤。他就将计就计，告诉英国人说：’上年钦差大臣林等查禁烟土，未能体仰大皇帝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朦，措置失当。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惟其事全在广东，此间无凭办理。贵统帅等应即返棹南还，听候钦差大臣驰往广东，秉公查办，定能代伸冤抑。’至于赔款一层，中国多少会给一点，使英代表可以有面子回国。至于变更通商制度，他告诉英国人，事情解决以后，英人可照旧通商，用不着变更。懿律和义律原不愿在北方打仗，所以就答应了琦善回到广州去交涉，并表示愿撤退在定海的军队。道光帝高兴极了，觉得琦善三寸之舌竟能说退英国的海陆军，远胜林则徐的孟浪多事。于是下令教内地各省的军队概归原防，’以节糜费’。同时革林则徐的职，教琦善去代替他。

　　琦善到了广东以后，他发现自己把事情看的太容易了。英国人坚持赔款和割香港或加通商口岸，琦善以为与其割地，不如加开通商口岸。但是怕朝廷不答应，所以只好慢慢讲价，稽延时日英人不耐烦，遂于十二月初开火了。大角沙角失守以后，琦善遂和义律订立条约，赔款六百万元，割香港与英国，以后给与英国平等待遇。道光不答应，骂琦善是执迷不悟，革职锁拿，家产查抄入官，同时调大兵赴粤剿办。英国政府也不满意义律，另派代表及军队来华。从这时起中英双方皆一意主战，彼此绝不交涉。英国的态度很简单：中国不答应她的要求，她就不停战。道光也是很倔强的：一军败了，再调一军。中国兵士有未出战而先逃者，也有战败而宁死不降不逃者。将帅有战前妄自夸大而临战即后退者，也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者，如关天培、裕谦、海龄诸人。军器不如人，自不待说；纪律不如人，精神不如人，亦不可讳言。人民有些甘作汉奸，有些为饥寒所迫，投入英军作苦力。到了二十二年的夏天，英军快要攻南京的时候，清廷知道没有办法，不能再抵抗，于是接受英国要求，成立《南京条约》。

第四节 民族丧失二十年的光阴　

　　鸦片战争失败的根本理由是我们的落伍。我们的军器和军队是中古的军队，我们的政府是中古的政府，我们的人民，连士大夫阶级在内，是中古的人民。我们虽拚命抵抗终归失败，那是自然的，逃不脱的。从民族的历史看，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倘使同治光绪年间的改革移到道光咸丰年间，我们的近代化就要比日本早二十年。远东的近代史就要完全变更面目。可惜道光咸丰年间的人没有领受军事失败的教训，战后与战前完全一样，麻木不仁，妄自尊大。直到咸丰末年英法联军攻进了北京，然后有少数人觉悟了，知道非学西洋不可。所以我们说，中华民族丧失了二十年的宝贵光阴。

　　为什么道光年间的中国人不在鸦片战争以后就起始维新呢？此中原故虽极复杂，但是值得我们研究。第一，中国人的守旧性太重。我国文化有了这几千年的历史，根深蒂固，要国人承认有改革的必要，那是不容易的。第二，我国文化是士大夫阶级的生命线。文化的摇动，就是士大夫饭碗的摇动。我们一实行新政，科举出身的先生们，就有失业的危险，难怪他们要反对。第三，中国士大夫阶级（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无论在那个时代，总有少数人看事较远较清，但是他们怕清议的指摘，默而不言，林则徐就是个好例子。

　　林则徐实在有两个，一个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林则徐，一个是真正的林则徐。前一个林则徐是主剿的，他是百战百胜的。他所用的方法都是中国的古法。可惜奸臣琦善受了英人的贿赂，把他驱逐了。英人未去林之前，不敢在广东战，既去林之后，当然就开战。所以士大夫想中国的失败不是因为中国的古法不行，是因为奸臣误国。当时的士大夫得了这样的一种印象，也是很自然的，林的奏章充满了他的自信心，可惜自道光二十年夏天定海失守以后，林没有得着机会与英国比武，难怪中国人不服输。

　　真的林则徐是慢慢的觉悟了的。他到了广东以后，他就知道中国军器不如西洋，所以他竭力买外国炮，买外国船，同时他派人翻译外国所办的刊物。他在广东所搜集的材料，他给了魏默深。魏后来把这些材料编入《海国图志》。这部书提倡以夷制夷，并且以夷器制夷。后来日本的文人把这部书译成日文，促进了日本的维新。林虽有这种觉悟，他怕清议的指摘，不敢公开的提倡。清廷把他谪戍伊犁，他在途中曾致书友人说：

　　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无他深巧耳。不此之务，即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况逆船朝南暮北，惟水师始能尾追，岸兵能顷刻移动否？盖内地将弁兵丁虽不乏久历戎行之人，而皆觌面接仗。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见面而接仗者，未之前闻。徐尝谓剿匪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令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

　　这是他的私函，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写的。他请他的朋友不要给别人看。换句话说，真的林则徐，他不要别人知道。难怪他后来虽又作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他总不肯公开提倡改革。他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他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林文忠无疑的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他尚以为自己的名誉比国事重要，别人更不必说了。士大夫阶级既不服输，他们当然不主张改革。

　　主张抚夷的琦善、耆英诸人虽把中外强弱的悬殊看清楚了，而且公开的宣传了，但是士大夫阶级不信他们，而且他们无自信心，对民族亦无信心，只听其自然，不图振作，不图改革。我们不责备他们，因为他们是不足责的。

第五节 不平等条约开始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在南京所订的《中英条约》不过是战后新邦交及新通商制度的大纲。次年的《虎门条约》才规定细则。我们知道战后的整个局面应该把两个条约合并起来研究。我们应该注意的有下列几点：第一，赔款二千一百万两。第二，割香港。第三，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第四，海关税则详细载明于条约，非经两国同意不能修改，是即所谓协定关税。第五，英国人在中国者只受英国法律和英国法庭的约束，是即所谓治外法权。第六，中英官吏平等往来。

　　当时的人对于这些条款最痛心的是五口通商。他们觉得外人在广州一口通商的时候已经不易防范，现在有五口通商，外人可以横行天下，防不胜防。直到前清末年，文人忧国者莫不以五口通商为后来的祸根。五口之中，他们又以福州为最重要，上海则是中英双方所不重视的。割让土地当然是时人所反对的，也应该反对的。但是香港在割让以前毫无商业的或国防的重要。英人初提香港的时候，北京还不知道香港在那里。时人反对割地，不是反对割香港。

　　协定关税和治外法权是我们近年所认为不平等条约的核心，可是当时的人并不这样看治外法权，在道光时代的人的目光中，不过是让夷人管夷人。他们想那是最方便，最省事的办法。至于协定关税，他们觉得也是方便省事的办法。每种货物应该纳多少税都明白的载于条约，那就可以省除争执。负责交涉条约的人如伊里布、耆英，黄恩彤诸人知道战前广东地方官吏的苛捐杂税是引起战争原因之一，现在把关税明文规定岂不是一个釜底抽薪，一劳永逸的办法？而段新的税则平均到百分之五，比旧日的自主关税还要略微高一点。负交涉责任者计算以后海关的收入比以前还要多，所以他们洋洋得意，以为他们的外交成功。其实他们牺牲了国家的主权，遗害不少。总而言之，道光年间的中国人，完全不懂国际公法和国际形势，所以他们争所不当争，放弃所不应当放弃的。

　　我们与英国订了这种条约，实因为万不得已，如别的国家来要求同样的权利，我们又怎样对付呢？在鸦片战争的时候，国内分为两派：剿夷派和抚夷派。前者以林则徐为领袖，后者以琦善为领袖。战争失败以后，抚夷派当然得势了。这一派在朝者是军机大臣穆彰阿，在外的是伊里布和耆英。中英订了条约以后，美法两国就派代表来华，要求与我国订约。抚夷派的人当然不愿意与美国、法国又打仗，所以他们自始就决定给美、法的人平等的待遇。他们说，倘若中国不给，美、法的人大可以假冒英人来作买卖，我们也没有法子查出。这样作下去，美、法的人既靠英国人，势必与英国人团结一致，来对付我们，假使中国给美、法通商权利，那美国、法国必将感激中国。我们或者还可以联络美、法来对付英国。并且伊里布、耆英诸人以为中国的贸易是有限的。这有限的贸易不让英国独占，让美、法分去一部分，与中国并无妨碍，中国何不作个顺水人情？英国为避免别国的妒嫉，早已声明她欢迎别国平等竞争。所以美国、法国竟能和平与中国订约。（实际上，最惠国待遇将所有外国绑在一起来，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

　　不平等条约的根源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无知，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法制未达到近代文明的水准。

第六节 剿夷派又抬头　

　　在鸦片战争以前，广州与外人通商已经三百多年，好像广州人应该比较的多知道外国的情形，比别处的中国人应该更能与外人相安无事，其实不然，五口通商以后，惟独广州人与外人感情最坏，冲突最多。此中原因复杂。第一，英国在广州受了多年的压迫，无法出气，等到他们打胜了，他们觉得他们出气的日子到了，他们不能平心静气的原谅中国人因受了战争的痛苦而对他们自然不满意，自然带几分的仇视。第二，广东地方官商最感觉《南京条约》给他们私人利益的打击。在鸦片战争以前，因为中外通商集中于广州，地方官吏，不分大小，都有发大财的机会。《南京条约》以后，他们的意外财源都禁绝了，难怪他们要恨外国人。商人方面也是如此。在战前，江浙的丝茶都由陆路经江西，过梅岭，而由广州的十三行卖给外国人。据外人的估计，伍家的怡和行在战前有财产八千多万，恐怕是当时世界上最富的资本家。《南京条约》以后，江浙的丝茶，外人直接到江、浙去买，并不经过广州。五口之中，上海日盛一日，而广州则日形衰落。不但富商受其影响，就是劳工直接间接受影响的都不少，难怪民间也恨外国人。（粤官绅仇视外国人，是因为条约断绝了他们财源）

　　仇外心理的表现之一就是杀外国人，他们到郊外去玩的时候，乡民出其不意，就把他们杀了。耆英知道这种仇杀一定要引起大祸，所以竭力防御，绝不宽容。他严厉的执行国法，杀人者处死，这样一来，士大夫骂他是洋奴。他们说：官民应该一致对外，那可以压迫国民以顺夷情呢？因此耆英在广东的地位，一天困难一天。

　　在广东还有外人进广州城的问题。照常识看来，许外国人到广州城里去似乎是无关宏旨的。在外人方面，不到广州城里去似乎也没任何损失，可是这个入城问题竟成了和战问题。在上海，就全无这种纠纷。《南京条约》以后，外人初到上海的时候，他们在上海城内租借民房，后来他们感觉城内街道狭小，卫生情形也不好，于是请求在城外划一段地作为外人居留地区。上海道台也感觉华洋杂处，不便管理，乃划洋泾浜以北的小块地作为外人住宅区。这是上海租界的起源。广州十三行原在城外，鸦片战争以前，外人是不许入城的。广州人简直把城内作为神圣之地，外夷倘进去，就好像与尊严有损。外人也是争意气：他们以为不许他们入城，就是看不起他们。耆英费尽苦心调停于外人与广州人民之间，不料双方愈闹愈起劲。道光二十七年，英人竟兵临城下，要求入城。耆英不得已，许于二年后准外人入城，希望在两年之内，或者中外感情可以改良，入城可以不成问题。但当时人民攻击耆英者多，于是道光调他入京，而升广东巡抚徐广缙为两广总督，道光给徐的上谕很清楚的表示他的态度：

　　疆寄重在安民，民心不失，则外侮可弭。嗣后遇有民夷交涉事件，不可瞻徇迁就，有失民心。至于变通参酌，是在该署督临时加意权衡体察。总期以诚实结民情，以羁縻办夷务，方为不负委任。

　　徐广缙升任总督以后，就写信问林则徐驭夷之法。林回答说：’民心可用。’道光的上谕和林则徐的回答都是士大夫阶级传统的高调和空谈。仅以民心对外人的炮火当然是自杀。民心固不可失，可是一般人民懂得什么国际关系？主政者应该负责指导舆论。如不指导，或指导不生效，这都是政治家的失败。徐广缙也是怕清议的指责，也是把自己的名誉看的重，国家事看的轻。当时广东巡抚叶名琛比徐广缙更顽固。他们继承了林则徐的衣钵，他们上台就是剿夷派的抬头。

　　道光二十九年，两年后许入城的约到了期。英人根据条约提出要求。广州的士大夫和民众一致反对。徐广缙最初犹疑，后亦无可奈何，只好顺从民意。叶名琛自始即坚决反对履行条约。他们的办法分两层：第一，不与英人交易。第二，组织民众。英人这时不愿为意气之争与中国决裂，所以除声明保存条约权利以外，没有别的举动。徐叶认为这是他们的大胜利，事后他们报告北京说：

　　计自正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二十日，居民则以工人，铺户则以伙伴，均择其强壮可靠者充补。挨户注册，不得在外雇募。公开筹备经费，制造器械，添设栅栏，共团勇至十万馀人。无事则各安工作，有事则立出捍卫。明处则不见荷戈持戟之人，暗中实皆折冲御侮之士。（朱批：朕初不料卿等有此妙用。）众志成城，坚逾金石，用能内戢土匪，外警猾夷。

　　为纪念胜利，道光帝赏了徐广缙子爵，世袭双眼花翎，叶名琛男爵，世袭花翎。道光又特降谕旨，嘉勉广州民众：

　　我粤东百姓素称骁勇。乃近年深明大义，有勇知方，固由化导之神，亦系天性之厚。朕念其翊戴之功，能无恻然有动于中乎！

　　三十年（一千八百五十年）年初道光死了，咸丰即位。在咸丰年间，国内有太平天国的内战，对外则剿夷派的势力更大。三十年五月，有个御史曹履泰上奏说：

　　查粤东夷务林始之而徐终之，两臣皆为英夷所敬畏。去岁林则徐乞假回籍，今春取道江西养疾，使此日英夷顽梗不化，应请旨饬江西抚臣速令林则徐赶紧来京，候陛见后，令其协办夷务，庶几宋朝中国复相司马之意。若精神尚未复原，亦可养疴京中，勿遽回籍。臣知英夷必望风而靡，伎俩悉无可施，可永无宵旰之虑矣。

　　咸丰也很佩服林则徐，当即下令教林来京。林的运气真好：他病大重，以后不久就死了，他的名誉藉此保存了。

第七节 剿夷派崩溃　

　　林则徐死了，徐广缙离开广东去打太平天国去了。在广东负外交重责的是叶名琛。他十分轻视外人，自然不肯退让。在外人方面，他们感觉已得的权利不够，他们希望加开通商口岸。旧有的五口只包括江、浙、闽、粤四省海岸，现在他们要深入长江，要到华北，其次他们要派公使驻北京。此外他们希望中国地方官吏不拒绝与外国公使领事往来。最后他们要求减轻关税并废除厘金。这些要求除最后一项外，并没有什么严重的性质。但是咸丰年间的中国人反而觉得税收一项倒可通融，至于北京驻使，长江及华北通商及官吏与外人往来各项简直有关国家的生死存亡，绝对不可妥协的。

　　咸丰四年（一八五四年），英美两国联合要求修改条约。当时中国没有外交部，所有的外交都由两广总督办。叶名琛的对付方法就是不交涉。外人要求见他，他也不肯接见。英美两国的代表跑到江苏去找两江总督，他劝他们回广东去找叶名琛。他们后来到天津，地方当局只允奏请皇帝施恩稍为减免各种税收，其余一概拒绝。总而言之，外人简直无门可入。他们知道要修改条约只有战争一条路。

　　咸丰六年（一八五六年）叶名琛派兵登香港注册之亚罗船上去搜海盗，这一举动给了英国人开战的口实。不久，法国传教士马神父在广西西林被杀，叶名琛不好好处理，又得罪了法国。于是英法联军来和我们算总账。

　　七年冬天，英法联军首先进攻广东。士大夫阶级所依赖的民心竟毫无力量。英法不但打进广州，而且把总督巡抚都俘虏了。叶后来押送印度，死在喀尔喀塔（即加尔各荅）。巡抚柏贵出来作英法的傀儡维持地方治安。民众不但不抵抗，且帮助英国人把藩台衙门的库银抬上英船。

　　八年，英法联军到大沽口。交涉失败，于是进攻。我们迫不得已与订《天津条约》，接受英法的要求。于是英法撤退军队。

　　清廷对于北京驻使及长江通商始终不甘心，总要想法挽回，清廷派桂良和花沙纳到上海，名为交涉海关细则，实则想取消《天津条约》。为达到这个目的，清廷准备出很大的代价。只要英法放弃北京驻使，长江开通商口岸，清廷愿意以后全不收海关税。幸而桂良及何桂清反对这个办法；所以《天津条约》，未得挽回。清廷另一方面派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在大沽布防。僧格林沁是当时著名勇将之一，办事极认真。

　　九年，英法各国代表又到大沽，预备进京去交换《天津条约》的批准证书。他们事先略闻中国要修改《天津条约》，并在大沽设防，所以他们北上的时候，随带相当海军。到了大沽口，看见海河已堵塞，他们啧啧不平，责中国失信，并派船拔取防御设备，僧格林沁就令两岸的炮台出其不意同时开炮。英法的船只竟无法抵抗。陆战队陷于海滩的深泥，亦不能登岸。他们只有宣告失败，等国内增派军队。

　　咸丰九年的冬季及十年的春季，正是清廷与太平天国内战最紧急的时候。苏州被太平军包围，危在旦夕。江、浙的官吏及上海、苏州一带的绅士听见北方又与英、法开战，简直惊慌极了，因为他们正竭力寻求英法的援助来对付太平军。所以他们对北京再三请求抚夷，说明外人兵力之可畏及长江下游局势之险急。清廷虽不许他们求外人的援助，恐怕示弱于人，但外交政策并不因大沽口的胜利而转强硬。北京此时反愿意承认《天津条约》。关于大沽的战事，清廷的辩护亦极有理。倘使英法各国代表的真意旨是在进京换约，何必随带重兵？海河既为中国领河，中国自有设防的权，而这种防御或者是对太平军，并非对外仇视的表示。海河虽阻塞，外国代表尚可在北塘上岸，有陆路进北京。我国根据以上理论的宣传颇生效力。大沽之役以后，英法并不坚持要报复，要雪耻。他们只要求赔偿损失及其他不关重要之条约解释与修改。这种《天津条约》以外的要求遂成为咸丰十年英法联军的起因。

　　十年，英法的军队由侧面进攻大沽炮台，僧格林沁不能支持，连天津都不守了。清廷又派桂良等出面在天津交涉。格外的要求答应了。但到签字的时候，一则英法代表要求率卫队进京，二则因为他们以为桂良的全权的证书不合格式，疑他的交涉不过是中国的缓兵之计，所以又决裂了。英法的军队直向北京推进。清廷改派怡亲王载垣为钦差大臣，在通州交涉。条件又讲好了，但英使的代表巴夏礼在签字之前声明英使到北京后，必须向中国皇帝面递国书。这是国际间应行的礼节，但那时中国人认为这是外夷的狂悖。其居心厄测，中国绝不能容忍。载垣乃令军队捕拿英法代表到通州来交涉人员。这一举激怒外人，军事又起了。

　　咸丰帝原想’亲统六师，直抵通州，以伸天讨，而张挞伐’。可是通州决裂以后，他就逃避热河，派恭亲王奕訢留守北京。奕訢是咸丰的亲弟，这时只二十八岁。他当然毫无新知识。八年天津交涉的时候，他竭力反对长江通商。捕拿外国交涉代表最初也是他提议的，所以他也是属于剿夷派的。但他是个有血性的人，且真心为国图谋。他是清朝后百年宗室中之贤者。在道咸时代，一般士大夫不明天下大势是可原谅的，但是战败以后而仍旧虚骄，如附和林则徐的剿夷派，或是服输而不图振作，不图改革，如附和耆英的抚夷派，那就不可救药了。恭亲王把握政权以后，天下大势为之一变，他虽缺乏魄力，他有文祥作他的助手。文祥虽是亲贵，但他的品格可说是中国文化的最优代表，他为人十分廉洁，最尽孝道。他可以作督抚，但因为有老母在堂，不愿远行，所以坚辞。他办事负责而认真，且不怕别人的批评。我们如细读《文文忠年谱》，我们觉得他真是一个’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政治家。

　　奕訢与文祥在元首逃难，京都将要失守的时候，接受大命。他们最初因无外交经验，不免举棋不定。后来把情势看清楚了，他们就毅然决然承认外人的要求，与英法订立《北京条约》。条约签定以后，英法退军，中国并没丧失一寸土地。咸丰六年的《天津条约》和十年的《北京条约》是三年的战争和交涉的结果。条款虽很多，主要的是北京驻使和长江通商。历史上的意义不外从此中国与西洋的关系更要密切了。这种关系固可以为祸，亦可以为福，看我们振作与否。奕訢与文祥绝不转头回看，留恋那已去不复回的闭关时代。他们大着胆向前进，到国际生活中去找新出路。我们研究近代史的人所痛心的就是这种新精神不能出现于鸦片战争以后而出现于二十年后的咸末同初。一寸光阴一寸金，个人如此，民族更如此。

第二章 洪秀全与曾国藩

第一节 旧社会走循环套　

　　第一章已经讨论了道光、咸丰年间自外来的祸患。我们说过那种祸患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无法阻止西洋科学和机械势力，使其不到远东来。我们也说过，我们很可以转祸为福，只要我们大胆的接受西洋近代文化，以我们的人力物力，倘若接受了科学机械和民族精神，我们可以与别国并驾齐驱，在国际生活之中，取得极光荣的地位。可是道光时代的人不此之图。鸦片之役虽然败了，他们不承认是败了。主战的剿夷派及主和的抚夷派，在战争之后，正如在战争之前，均未图振作。直到受了第二次战败的教训。然后有人认识时代的不同而思改革。

　　在没有叙述同治光绪年间的新建设以前，我们试再进一步的研究道咸年间中国的内政。在近代史上，外交虽然要紧，内政究竟是决定国家强弱的根本要素。譬如：上次世界大战以前，德国的外交失败了，所以战争也失败了，然而因为德国内政健全，战后尚不出二十年，她又恢复她的地位了，这就是自力更生。

　　不幸到了十九世纪，我们的社会、政治、经济都已到腐烂不堪的田地。据前清政府的估计，中国的人口在康熙四十年（一千七百零一年）约有二千万；（按：作者有误，此二千万应为人丁，而非人口。）到了嘉庆五年（一千八百年）增加到三万万。百年之内竟有十五倍的增加！这种估计虽不可靠，然而我国人口在十八世纪有很大的增加，这是毫无疑问的。十七世纪是个大屠杀的世纪。开初有明朝末年的内乱，后又有明清的交战及满清有计划的屠杀汉人，如扬州十日及嘉定屠城。我们也不要忘记张献忠在四川的屠杀，近年中央研究院发表了很多明清史料，其中有一件是康熙初年四川某县知事的人口年报，那位县老爷说他那县的人口，在大乱之后，只有九百余人，而在一年之内，老虎又吃了一大半！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大乱之后的大治，于是人口增加。这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圈套，演来演去，就是圣贤也无法脱逃。

　　那时的人一方面不知利用科学节制生育，另一方面又不知利用科学增加生产。在大乱之后，大治之初，人口减少，有荒可垦，故人民安居乐业，生活程度略为提高。这是老百姓心目中的黄金时代。后来人口一天多一天，荒地则一天减少一天，而且新垦的地不是土质不好，就是水源不足，于是每人耕地的面积减少，生活程度降低。老百姓莫明其妙，只好烧香拜佛，嗟叹自己的命运不好。士大夫和政府纵使有救世之心，亦无救世之力，只好听天灾人祸自然演化。等到土匪一起，人民更不能生产，于是小乱变为大乱。

　　中国历史还有一个循环套。每朝的开国君主及元勋大部分起自民间，自奉极薄，心目中的奢侈标准是很低的，而且比较能体恤民间的痛苦，办事亦比较认真，这是内政倡明吏治澄清的时代。后来慢慢的统治阶级的欲望提高，奢侈标准随之提高，因之官吏的贪污亦大大的长进。并且旧社会里，政界是才子惟一的出路，不像在近代文化社会里，有志之士除作官以外，可以经营工商业，可以行医，可以作新闻记者，大学教授，科学家，发明家，探险家，音乐家，美术家，工程师，而都名利两全，其所得往往还在大官之上。有人说：中国旧日的社会很平等，因为官吏都是科举出身，而且旧日的教育是很不费钱的。这种看法，过于乐观。前清一代的翰林那一个在未得志以前，曾经下过苦力？我们可以进一步的问，前清一代的翰林，那一个的父亲曾下过苦力？林则徐、曾国藩是前清有名的贫苦家庭的子弟，但是细考他们的家世，我们就知道他们的父亲是教书先生，不是劳力者。中国旧日的资本家有几个不是做官起家？中国旧日的大商业那一种没有官吏作后盾，仗官势发财？总而言之，在中国旧日的社会里，有心事业者集中于政界，专心利禄者也都挤在官场里。结果是每个衙门的人员永在加增之中，而衙门的数目亦天天加多。所以每个朝代到了天下太平已久，人口加增很多，民生痛苦的时候，官吏加多，每个官吏的贪污更加厉害，人民所受的压榨也更加严重。

　　中国到了嘉庆年间已到了循环套的最低点。嘉庆初年所革除的权臣和珅。据故宫博物院所保存的档案，积有私产到九万万两之多，当时官场的情形可想而知。历嘉庆道光两朝，中国几无日无内乱，最初有湖北、四川、陕西三省白莲教徒的叛乱，后有西北回教徒之乱，西南苗傜之乱，同时东南沿海的海盗亦甚猖獗。这还是明目张胆与国家对抗者，至于潜伏于社会的匪徒几遍地皆是。道光十五年，御史常大淳上奏说：’直隶、山东、河南向有教匪，辗转传习，惑众敛钱。遇岁歉，白昼伙抢，名曰均粮。近来间或拿办，不断根株。湖南之永州、郴州、桂阳，江西之南安、赣州与两广接壤，均有会匪结党成群，动成巨案。’

　　西洋势力侵略起始的时候，正是我们抵抗力量薄弱的时候。到了道光年间，我们的法制有名无实，官吏腐败，民生痛苦万分，道德已部分的失其维系力。我们一面须接受新的文化，一面又须设法振兴旧的政教。我民族在近代所遇着的难关是双层的。

第二节 洪秀全企图建新朝　

　　洪秀全所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就是上一节所讲的那个时代和那种环境的产物。

　　洪秀全是广东花县人，生于嘉庆十八年，即西历一八一三年。传说他的父亲是个农民，家境穷苦，但他自幼就入村塾读书，到十六岁才辍学，作乡村教师。这样似乎他不是出身于中国社会的最下层，他自己并不是个劳力者。他两次到广州去考秀才，两次都失败了。于是心怀怨恨。这是旧社会常有的事，并不出奇。洪秀全经验的特别是他在广州应试的时候，得着耶稣教传教士的宜传品。后来大病四十多天，病中梦见各种幻象，自说与耶稣教义符合，于是信仰上帝，创立上帝会。最早的同志是冯云山，也是一位因考试失败而心怀不平者，他们因为在广东传教不顺利，所以迁移其活动于广西桂平县。

　　中国自古以来的民间运动都带点宗教性质，西洋中古的时候也是如此。可是洪秀全与基督教发生关系，不过是偶然的事。他的耶稣教也是个不伦不类的东西。他称耶和华为天父，耶稣为天兄，自为天弟。他奉天父天兄之命来救世。他的命令就是天父天兄的命令。崇拜耶和华上帝者，’无灾无难’；不崇拜者，’蛇虎伤人’。他的兵士，如死在战场，就是登仙。孔教，佛教，道教，都是妖术。孔庙及寺观都必须破坏。

　　洪秀全的上帝会吸收了许多三合会的分子。这个三合会是排满的秘密团体，大概是明末清初时代起始的。洪秀全或者早有了种族革命的思想。无论如何，他收了三合会的会员以后，他的运动以推倒清朝为第一目的。他骂满人为妖人。满人之改变中国衣冠和淫乱中国女子（三千粉黛，皆为羯狗所污；百万红颜，竟与骚狐同寝。）是洪秀全的宣传品斥责的最好的对象。

　　洪秀全除推行宗教革命及种族革命以外，他有社会革命的思想没有？他提倡男女平权，但他的宫庭充满了妃妾，太平天国的王侯将帅亦皆多蓄妻妾。他的诏书中有田亩制度，其根本思想类似共产主义：’有田共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但是他的均田主义，虽有详细的规定，并未实行。是他不愿实行呢？还是感觉实行的困难而不愿试呢？就现在我们所有的史料判断，我们可以说洪秀全对于宗教革命及种族革命是十分积极的，对于社会革命则甚消极。他的党徒除冯云山以外，尚有烧炭的杨秀清，后封东王；耕种山地的萧朝贵，后封西王；曾捐监生与衙门胥吏为伍的韦昌辉，后封北王，及富豪石达开，后称翼王。他的运动当然是个民间运动，反映当时的民间痛苦和迷信，以及潜伏于民间的种族观念。

　　道光三十年夏天，洪秀全在广西金田村起兵。九月，占蒙山县（旧名永安），于是定国号为太平天国，自称天王。清兵进围永安。洪秀全于咸丰二年春突围，进攻桂林，未得，改图湖南。他在长沙遇着很坚强的抵抗，乃向湘江下流进攻。他在岳州得着吴三桂留下来的军械，并抢夺了不少的帆船。实力补充了以后，他直逼武汉。他虽打下了汉阳、武昌，他不留兵防守，设官立治。他一直向长江下游进攻，沿途攻破了九江、安庆、芜湖，咸丰三年春打进南京，就定都于此。名叫天京。在定都南京以前，洪秀全的行动，类似流寇，定都南京以后，他才开始他的建国工作。

　　从道光三十年（一千八百五十年）到咸丰三年（一千八百五十三年）可说是太平天国的顺利时期。在这时期内，社会对洪秀全的运动是怎样应付呢？一般安分守己的国民不分贫富，是守中立的。太平军到了，他们顺从太平军，贡献金钱；官军到了，他们又顺从官军，又贡献金钱。他们是顺民，其实他们是左右为难的。他们对满清政府及其官吏，绝无好感，因为他们平素所受的痛苦也够了。并且官军的纪律不好，在这期内，太平军的纪律还比较好一点。同时老百姓感觉太平军是造乱分子，使他们不能继续过他们的平安日子？太平军到处破坏庙宇，毁灭偶像，迷信的老百姓看不惯，心中不以为然。各地的土匪都趁火打劫。太平军所经过的地方，就是他们容易活动的地方。他们干他们的事，对于官军及太平军无所偏倚。有组织的秘密会社则附和太平军，如湖南的哥老会及上海的小刀会。大多数士大夫阶级，积极反对洪秀全的宗教革命。至于排满一层，士大夫不是不知道汉人的耻辱，但是他们一则因为洪秀全虽为汉人，虽提倡种族革命，然竭力破坏几千年来的汉族文化，满人虽是外族，然自始即拥护汉族文化；二则他们觉得君臣之分既定，不好随便作乱，乱是容易的，拨乱反正则是极难的，所以士大夫阶级，这时对于种族革命并不热心。

　　太平军的军事何以在这时期内这样顺利呢？主要原因不是太平军本身的优点。论组织训练，太平军很平常，论军器，太平军尚不及官军，论将才，太平军始终没有出过大将。太平军在此时期内所以能得胜，全因为它是一种新兴的势力，富有朝气，能拼命，能牺牲。官军不但暮气很重，简直腐化不成军了。当时的官军有两种，即八旗和绿营。八旗的战斗力随着满人的汉化，文弱化而丧失了。所以在乾隆嘉庆年间，清朝用绿营的时候已逐渐加多，用八旗的时候已逐渐减少。到了道光咸丰年间，绿营已经成了清廷的主力军队，其腐化程度正与一般政界相等。土兵的饷额甚低，又为官长剥削，所以自谋生计，把当兵作为一种副业而已。没有纪律，没有操练，害民有馀，打仗则简直谈不到。并且将官之间，猜忌甚深，彼此绝不合作。但是绿营在制度上也有一种好处。这种军队虽极端腐化，然是统一的国家的军队，不是个人的私有武力。在道、咸以前，地方大吏没有人敢拥兵自重，与朝庭对抗。私有的武力，是太平天国内乱的意外副产品，以后我们要深切的注意它的出世。

第三节 曾国藩刷新旧社会　

　　曾国藩是我国旧文化的代表人物，甚至于理想人物。他生在嘉庆十六年，一八一一年，比洪秀全大两岁。他是湖南湘乡人，家世业农。他虽没有下过苦力，他的教育是从艰难困苦中奋斗出来的。他成翰林的时候，正是鸦片战争将要开始的时候。他的日记虽提及鸦片战争，他似乎不大注意，不了解那次战争的历史意义。他仍埋首于古籍中。他是一个实践主义的理学家。无论我们是看他的字，读他的文章，或是研究他的为人办事，我们自然的想起我们乡下那个务正业的小农民，他和小农民一样，一生一世，不作苟且的事情。他知道文章学问道德功业都只有汗血才能换得来，正如小农民知道要得一粒一颗的稻麦都非出汗不可。

　　在咸丰初年曾国藩官作到侍郎，等于现在的各部次长。他的知己固然承认他的文章道德是特出的，但是他的知己不多，而且少数知己也不知道他有大政治才能，恐怕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所以在他的事业起始的时候，他的声望并不高，他也没有政治势力作他的后盾。但是湖南地方上的士大夫阶级确承认他的领袖地位。他对洪秀全的态度就是当时一般士大夫的态度，不过比别人更加积极而已。

　　那时的官兵不但不能打仗，连乡下的土匪都不能对付，所以人民为自卫计，都办团练。这种团练就是民间的武力，是务正业的农民藉以抵抗不务正业的游民土匪。这种武力，因为没有官场化，又因为与农民有切身利害关系，保存了我国乡民固有的勇敢和诚实。曾国藩的事业就是利用这种乡勇，而加以组织训练，使它成为一个军队。这就是以后著名的湘军。团练是当时全国皆有的，并不是曾国藩独创的，但是为什么惟独湘军能成大事呢？原故就在于曾国藩所加的那点组织和训练。

　　曾国藩治兵的第一个特别是精神教育的注重。他自己十二分相信孔孟的遗教是我民族的至宝。洪秀全既然要废孔教，那洪秀全就是他的敌人，也就是全民族的敌人。他的’讨贼檄文’骂洪秀全最激烈的一点就在此：

　　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视，不思一为之所也？

　　他是孔孟的忠实信徒，他所选的官佐都是他的忠实同志，他是军队的主帅，同时也是兵士的导师。所以湘军是个有主义的军队。其实精神教育是曾国藩终身事业的基础，也是他在我国近代史上地位的特别。他的行政用人都首重主义。他觉得政治的改革必须先有精神的改革。前清末年的官吏，出自曾文正门下者，皆比较正派，足见其感化力之大。

　　曾国藩不但利用中国的旧礼教作军队的精神基础，而且利用宗族观念和乡土观念来加强军队的团结力。他选的官佐几全是湖南人，而且大半是湘乡人。这些官佐都回本地去招兵，因此兵士都是同族或同里的人。这样他的部下的互助精神特别浓厚。这是湘军的第二特点。

　　历史上的精神领袖很少同时也是事业领袖，因为注重精神者往往忽略事业的具体条件。在西洋社会里，这两种领袖资格是完全分开的。管教者不必管事，管事者不必管教。在中国则不然：中国社会几千年来是政教不分，官师合一的。所以在中国，头等领袖必须兼双层资格。曾国藩虽注重为人，并不忽略作事。这是他的特别的第三点。当时绿营之所以不能打仗，原故虽多，其中之一是待遇太薄。曾氏在起始办团练的时候，就决定每月陆勇发饷四两二钱，水勇发三两六钱，比绿营的饷额加一倍。湘军在待遇上享有特殊权利。湘军作战区域是长江沿岸各省。在此区域内水上的优势很能决定陆上的优势。所以曾国藩自始就注重水师。关于军器，曾氏虽常说打仗在人不在器，然而他对军器的制造，尤其对于大炮的制造，是很费苦心的。他用尽心力去罗致当时的技术人才。他对于兵士的操练也十分认真。他自己常去督察检阅。他不宽纵他的军官，也不要军官宽纵他的部下。

　　曾国藩的事业，如同他的学问，也是从艰难困苦中奋斗出来的。他要救旧社会旧文化，而那个旧社会旧文化所产生的官僚反要和他捣乱。他要维持大清，但大清反而嫉妒他，排斥他。他在长沙练勇的时候，旧时的官兵恨他的新方法，新标准，几乎把他打死了，他逃到衡州去避乱。他最初的一战是个败仗，他投水自尽，幸而被部下救起来。他练兵打仗，同时他自己去筹饷。以后他成了大事，并不是因为清廷和官僚自动的把政权交给他，是因为他们的失败迫着他们求曾国藩出来任事，迫着他们给他个作事的机会和权利。

第四节 洪秀全失败　

　　洪秀全得了南京以后，我们更能看出他的真实心志不在建设新国家或新社会，而在建设新朝代。他深居宫中。务求享作皇帝的福，对于政事则不放在心上。宫廷的建筑，宫女的征选，金银的聚敛，官制宫制的规定，这些事情是太平天王所最注意的。他的宗教后来简直变为疯狂的迷信。杨秀清向他报告国事的困难，他回答说：

　　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不用尔奏，政事不用尔理，欲出外出，欲在京住，由于尔，朕铁桶江山，你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国藩）乎？

　　快要灭亡的时候，南京绝粮，洪秀全令人民饮露充饥，说露是天食。

　　这样的领袖不但不能复兴民族，且不能作为部下团结的中心。在咸丰六年，洪秀全的左右起了很大的内讧。东王杨秀清个人独掌大权。其他各王都须受东王的节制。照太平天国的仪式，天王称万岁，东王称九千岁，西王八千岁，余递减。别的王都须到东王府请安议事，并须跪呼千岁。在上奏天王的时候，东王立在陛下，其余则跪在陛下，因此杨秀清就为其同辈所愤恨。同时天主也怕他要取而代之。六年九月，北王韦昌辉设计诱杀杨秀清和他的亲属党羽。翼王石达开心怀不平，北王又把翼王家属杀了。天王为联络翼王起见，下令杀北王，但翼王以后还是独树一帜，与天王脱离关系。经过此次的内讧，太平天国打倒清朝的希望完全消灭。以后洪秀全尚能抵抗八年，一则因为北方有大股捻匪作他的声援，二则因为他得了两个后起的良将，忠王李秀成和英王陈玉成。

　　在清朝方面，等到别人都失败了，然后重用曾国藩，任他为两江总督，节制江、浙、皖、赣四省军事。湖北巡抚胡林翼是与他志同道合的，竭力与他合作。他的亲弟曾国荃是个打硬仗的前线指挥。以后曾国藩举荐他的门生李鸿章作江苏巡抚，他的朋友左宗棠作浙江巡抚。长江的中游和下游都是他的势力范围，他于是得通盘筹划。他对于洪秀全采取大包围的战略。同时英、美、法三国也给了曾、左、李三人不少的帮助。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年）湘军在曾国荃领导之下打进南京，洪秀全自杀，太平天国就此亡了。

　　洪秀全想打倒清朝，恢复汉族的自由，这当然是我们应该佩服的。他想平均地权，虽未实行，也足表现他有相当政治家的眼光。他的运动无疑的是起自民间，连他的宗教，也是迎合民众心理的。但是他的人格上及才能上的缺点很多而且很大。倘若他成了功，他也不能为我民族造幸福。总而言之，太平天国的失败，证明我国旧式的民间运动是不能救国救民族的。

　　曾国藩所领导的士大夫式的运动又能救国救民族吗？他救了清朝，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清朝并不能救中国，倘若他客观的诚实的研究清朝在嘉庆、道光、咸丰三代的施政，他应该知道它是不可救药的。他未尝不知道此中实情，所以他平定太平天国以后，他的态度反趋于消极了。平心而论，曾国藩要救清朝是很自然的，可原谅的。第一，中国的旧礼教既是他的立场，而且士大夫阶级是他的凭依，他不能不忠君。第二，他想清廷经过大患难之后，必能有相当觉悟。事实上同治初年的北京，因为有恭亲王及文祥二人主政，似乎景象一新，颇能有为。所以嘉、道、咸三代虽是多难的时代，同治年间的清朝确有中兴的气象。第三，他怕清朝的灭亡要引起长期的内乱。他是深知中国历史的，我国几千年来，每次换过朝代，总要经过长期的割据和内乱，然后天下得统一和太平。在闭关自守，无外人干涉的时代，内战虽给人民无穷的痛苦，尚不至于亡国。到了十九世纪，有帝国主义者绕环着，长期的内战就能引起亡国之祸，曾国藩所以要维持清朝，最大的理由在此。

　　在维持清朝作为政治中心的大前提之下，曾国藩的工作分两方面进行。一方面他要革新，那就是说，他要接受西洋文化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他要守旧，那就是说，恢复我国固有的美德。革新守旧，同时举行，这是曾国藩对我国近代史的大贡献。我们至今还佩服曾文正公就是因为他有这种伟大的眼光。徒然恢复我国的旧礼教而不接受西洋文化，我们还不能打破我民族的大难关，因为我们绝不能拿礼义廉耻来抵抗帝国主义者的机械军器和机械制造。何况旧礼教本身就有他的不键全的地方，不应完全恢复，也不能完全恢复呢？同时徒然接受西洋文化而不恢复我国固有的美德，我们也不能救国救民族，因为腐化的旧社会和旧官僚根本不能举办事业，无论这个事业是新的，或是旧的。

　　曾国藩的革命事业，我们留在下一章讨论。他的守旧事业，我们在前一节里，已经说过。现在我们要指出他的守旧事业的流弊。湘军初起的时候，精神纪律均好，战斗力也高。后来人数多了，事业大了，湘军就退化了。收复南京以后，曾自己就承认湘军暮气很深，所以他遣散了好多。足证我国治军的旧法根本是有毛病的。此外湘军既充满了宗族观念和家乡观念，兵士只知道有直接上级长官，不知道有最高统帅，更不知道有国家。某回，曾国荃回家乡去招兵，把原有的部队交曾国藩暂时管带。这些部队就不守规矩。国藩没有法子，只好催国荃赶快回营。所以湘军是私有军队的开始。湘军的精神以后传给李鸿章所部的淮军，而淮军以后又传给袁世凯的北洋军。我们知道民国以来的北洋军阀利用私有的军队，割据国家，阻碍统一。追究其祸根，我们不能不归咎于湘军。于此也可看出旧法子的毛病。

第三章 自强及其失败

第一节 内外合作以求自强

　　　恭亲王及文祥从英法联军的经验，得了三种教训。第一，他们确切的认识西洋的军器和练兵的方法远在我们之上。咸丰十年，担任京津防御者是僧格林沁和胜保。这两人在当时是有名的大将。他们惨败了以后，时人只好承认西洋军队的优胜。第二，恭亲王及文祥发现西洋人不但愿意卖军器给我们，而且愿意把制造军器的秘密及训练军队的方法教给我们。这颇出于时人意料之外。他们认为这是我们自强的机会。第三，恭亲王及文祥发现西洋人并不是他们以先所想象那样，’狼子野心，不守信义’。英法的军队虽然占了北京，并且实力充足，能为所欲为，但《北京条约》订了以后，英法居然依据条约撤退军队，交还首都。时人认为这是了不得的事情，足证西洋人也守信义，所以对付外人并不是全无办法的。

　　从这三种教训，恭亲王及文祥定了一个新的大政方针，第一，他们决定以夷器和夷法来对付夷人。换句话说，他们觉得中国应该接受西洋文化之军事部分。他们于是买外国军器，请外国教官。他们说，这是中国的自强之道。第二，他们知道自强不是短期内所能成立的。在自强没有达到预期的程度以前，中国应该谨守条约以免战争。恭亲王及文祥都是有血性的人，下了很大的决心要推行他们的新政，在国家危急的时候他胆敢出来与外人周旋，并且专靠外交的运用，他们居然收复了首都。时人认为这是他们的奇功。并且恭亲王是咸丰的亲弟，同治的亲叔。他们的地位是全朝最亲贵的，有了他们的决心和资望，他们在京内成了自强运动的中心。

　　同时在京外的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诸人也得着同样的教训，最初使他们注意的是外人所用的轮船，在长江下游私运军火粮食卖给太平军。据说胡林翼在安庆曾有过这样的经验：

　　驰至江滨，忽见二洋船，鼓轮西上，迅如奔马，疾如飘风，文忠（即胡）变色不语，勒马回营，中途呕血，几至堕马，阎丹初尚书向在文忠幕府，每与文忠论及洋务，文忠辄摇手闭目神色不怡者久之，曰，此非吾辈所能知也。

　　可见轮船给胡文忠印象之深，曾、左、李大致相同。曾在安庆找了几位明数理的旧学者和铁匠木匠去试造轮船，造成了以后不能行动。左在杭州作了同样的试验，得同样的结果，足证这般人对于西洋机械的注重。

　　在长江下游作战的时候，太平军和湘军淮军都竞买洋枪。李鸿章设大本营于上海与外人往来最多，认识西洋文化亦比较深切，他的部下还有英国军官戈登（Gordon）统带的长胜军。他到了上海不满一年，就写信给曾国藩说：

　　鸿章尝往英法提督兵船，见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日戒谕将士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若驻上海久而不能资取洋人长技，咎悔多矣。

　　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年）他又写给恭亲王和文祥说：

　　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用非所学，学非所用。无事则斥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一旦豁然贯通，参阴阳而配造化，实有指挥如意，从心所欲之快。……前者英法各国，以日本为外府，肆意诛求。日本君臣发愤为雄，选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聪秀者，往西国制器厂师习各艺，又购制器之器，在本国制习。现在已能驾驶轮船，造放炸炮。去年英人虚声恫愒，以兵临之。然英人所恃而为攻战之利者，彼已分擅其长，用是凝然不动，而英人固无如之何也。夫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于我，窥伺西人之短长；我无以自强，则并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薮。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所取法。然则我中国深维穷极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变计矣。……杜挚有言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苏子瞻曰言之于无事之时，足以为名，而恒苦于不信；言之于有事之时，足以见信，而已苦于无及。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我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业可精，而才亦可集。

　　这封信是中国十九世纪最大的政治家，最具历史价值的一篇文章。我们应该再三诵读。李鸿章第一认定我国到了十九世纪惟有学西洋的科学机械然后能生存。第二，李鸿章在同治三年已经看清中国与日本，孰强孰弱，要看那一国变的快。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的世界的历史的意义，他一下就看清了，并且大声疾呼的要当时的人猛醒与努力。这一点尤足以表现李鸿章的伟大。第三，李鸿章认定改革要从培养人才下手，所以他要改革前清的科举制度。不但此也；他简直要改革士大夫的人生观。他要士大夫放弃章句小楷之积习，而把科学工程悬为终身富贵的鹄的。因为李鸿章认识时代之清楚，所以他成了同治、光绪年间自强运动的中心人物。

　　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作事极不容易。同治年间起始的自强运动，虽未达到目的，然而能有相当的成绩，已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倘若当时没有恭亲王及文祥在京内主持，没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在京外推动，那末，英法联军及太平天国以后的中国还要麻木不仁，好像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一样。所以我们要仔细研究这几位时代领袖人物究竟作了些什么事业。

第二节 步步向前进　

　　自强的事业颇多，我先择其要者列表于下。

　　咸丰十一年 恭亲王及文祥聘请外国军官训练新军于天津。

　　同年 恭亲玉和文祥设立同文馆于北京。是为中国新学的起始。

　　同年 恭亲王和文祥托总税司赫德（Robert Hart）购买炮舰，聘请英国海军人员来华创设新水师。

　　同治二年 李鸿章设外国语文学校于上海。

　　同治四年 曾国藩、李鸿章设江南机器制造局于上海，附设译书局。

　　同治五年 左宗棠设造船厂于福州，附设船政学校。

　　同治九年 李鸿章设机器制造局于天津。

　　同治十一年 曾国藩、李鸿章挑选学生赴美国留学。

　　同年 李鸿章设轮船招商局。

　　光绪元年 李鸿章筹办铁甲兵船。

　　光绪二年 李鸿章派下级军官赴德学陆军，船政学生赴英、法学习造船和驾船。

　　光绪六年 李鸿章设水师学堂于天津，设电报局，请修铁道。

　　光绪七年 李鸿章设开平矿务局。

　　光绪八年 李鸿章筑旅顺军港，创办上海机器制布厂。

　　光绪十一年 李鸿章设天津武备学堂。

　　光绪十三年 李鸿章开办黑龙江漠河金矿。

　　光绪十四年 李鸿章成立北洋海军。

　　以上全盘建设事业的动机是国防，故军事建设最多。但我们如仔细研究就知道国防的近代化牵连甚多。近代化的军队第一需要近代化的军器，所以有江南及天津两个机械制造厂的设立。那两个厂实际大部分是兵工厂。第二，新式军器必须有技术人材去驾使，所以设立武备学堂，和派遣军官出洋留学。第三，近代化的军队必须有近代化的交通，所以有造船厂和电报局的设立，及铁路的建筑。第四，新式的国防比旧式的费用要高几倍。以中古的生产来负担近代的国防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李鸿章要办招商局，来经营沿江沿海的运输，创立制布厂来挽回权利，开煤矿金矿来增加收入。自强运动的领袖们并不是事前预料到各种需要而定一个建设计划。他们起初只知道国防近代化的必要。但是他们在这条路上前进一步以后，就发现必须再进一步；再进一步以后，又必须更进一步。其实必须走到尽头然后能生效。近代化的国防不但需要近代化的交通、教育、经济，并且须要近代化的政治和国民。半新半旧是不中用的。换句话说：我国到了近代要图生存非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不可。曾国藩诸人虽向近代化方面走了好几步，但是他们不彻底，仍不能救国救民族。

第三节 前进遇着阻碍　

　　曾国藩及其他自强运动的领袖虽走的路线不错，然而他们不能救国救民族。此其故何在？在于他们的不彻底。他们为什么不彻底呢？一部分因为他们自己不要彻底，大部分因为时代不容许他们彻底。我们试先研究领袖们的短处。

　　恭亲王奕、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这五个大领袖都出身于旧社会，受的是旧教育。他们没有一个人能读外国书，除李鸿章以外，没有一个人到过外国。就是李鸿章的出洋尚在甲午战败以后，他的建设事业已经过去了。这种人能毅然决然推行新事业就了不得，他们不能完全了解西洋文化是自然的，很可原谅的。他们对于西洋的机械是十分佩服的，十分努力要接受的。他们对于西洋的科学也相当尊重，并且知道科学是机械的基础。但是他们自己毫无科学机械的常识，此外更不必说了。他们觉得中国的政治制度及立国精神是至善至美，无须学西洋的。事实上他们的建设事业就遭了旧的制度和旧的精神的阻碍。我们可以拿李鸿章的事业作例子。

　　李鸿章于同治九年（一千八百七十年）起始作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因为当时要人之中以他最能对付外人，又因为他比较勇于任事，而且他的淮军是全国最近代化最得力的军队，所以从同治九年到光绪二十年的中日战争李鸿章是那个时代的中心人物。国防的建设全在他手里。他特别注重海军，因为他看清楚了如果中国能战胜日本海军，无论日本陆军如何强，不能进攻高丽，更不能为害中国。那末，李鸿章办海军第一个困难是经费。经费所以困难就是因为中国当时的财政制度，如同一般的政治制度是中古式的。中央政府没有办海军的经费，只好靠各省协济。各省都成见很深，不愿合作。在中央求各省协助的时候各省务求其少；认定了以后，又不能按期十足拨款，总要延期打折扣。其次当时皇室用钱，漫无限制，而且公私不分。同治死了以后，没有继嗣，于是西太后选了一个小孩子作皇帝，年号光绪，而实权还不是在西太后手里。等到光绪快要成年亲政的时候，光绪和他的父亲醇亲王奕譞怕西太后不愿意把政权交出来，醇亲王定计重修颐和园，一则以表示光绪对西太后的孝敬，一则使西太后沉于游乐就不干政了。重修颐和园的经费很大，无法筹备，醇亲王乃请李鸿章设法。李氏不敢得罪醇亲王，更不敢得罪西太后，只好把建设海军的款子移作重修颐和园之用。所以在甲午之战以前的七年，中国海军没有添订过一只新船。在近代政治制度之下，这种事情是不能发生的。

　　在李鸿章所主持之机关中并没育新式的文官制度和审计制度。就是在极廉洁极严谨的领袖之下，没有良好的制度，贪污尚且无法杜绝，何况李氏本人就不廉洁呢？在海军办军需的人经手的款项既多，发财的机会就更大。到了甲午战争的时候，我们船上的炮虽比日本的大，但炮弹不够，并且子弹所装的不尽是火药。外商与官吏狼狈为奸，私人发了财，国事就败坏了。

　　李鸿章自己的科学知识的幼稚，也是他的事业失败的原故之一。北洋海军初成立的时候，他请了英国海军有经验的军官作总教官和副司令。光绪十年左右，中国海军纪律很严，操练很勤，技术的进步很快，那时中国的海军是很有希望的。后来李鸿章误听人言，辞退英国海军的军官而聘请德国陆军骑兵的军官来作海军的总教官，以后我国的海军的技术反而退步。并且李鸿章所用的海军总司令是个全不知海军的丁汝昌，丁氏原是淮军带马队的。他作海军的领袖当然只能误事，不能成事。甲午战争的时候，中国海军占世界海军的第八位，日本的海军占第十一位。我们的失败不是因为船不如人，炮不如人，为战略战术不如人。

　　北洋海军的情形如此，其他的自强事业莫不如此。总之，同治、光绪年间的自强运动所以不能救国，不是因为路线错了，是因为领袖人物还不够新，所以不能彻底。

　　但是倘若当时的领袖人物更新，更要进一步的接受西洋文化，社会能容许他们吗？社会一定要给他们更大的阻碍。他们所行的那种不彻底的改革已遭一般人的反对，若再进一步，反对一定更大。譬如铁路：光绪六年（一千八百八十年）李鸿章、刘铭传奏请建筑，到了光绪二十年还只建筑天津附近的一小段。为什么呢？因为一般人相信修铁路就破坏风水。又譬如科学：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年）恭亲王在同文馆添设科学班，请外国科学家作教授，招收翰林院的人员作学生。他的理由是很充足的。他说买外国轮船枪炮不过一时权宜之计，治本的办法在于自己制造。但是要自己制造，非有科学的人才不可。所以他想请外国人来教中国青年学习科学。他又说：

　　夫天下之耻，莫耻于不若人。……日本蕞尔小国尚知发愤为雄。独中国狃于因循积习，不思振作，耻孰甚焉？今不以不如人为耻，而独以学其人为耻，将安于不如，而终不学，遂可雪其耻乎？

　　他虽说的名正言顺，但还有人反对。当时北京有位名高望重的大学士倭仁就大声疾呼的反对说：

　　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之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

　　恭亲王愤慨极了。他回答说：

　　该大学士既以此举为窒碍，自必别有良图，如果实有妙策，可以制外国而不为外国所制，臣等自当追随大学士之后，竭其梼昧，悉心商办。如别无良策，仅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等词，谓可折冲樽俎，足以制敌之命，臣等实未敢信。

　　倭仁不过是守旧的糊涂虫，但是当时的士大夫居然听了他的话，不去投考同文馆的科学班。

　　同治光绪年间的社会，如何反对新人新政，我们从郭嵩焘的命运可以更加看得清楚。郭氏的教育及出身和当时一般士大夫一样，并无特别，但是咸丰末年英法联军之役，他跟着僧格林沁在大沽口办交涉，有了那次经验，他根本觉悟，知道中国非彻底改革不可。他的觉悟还比恭亲王诸人的更深刻。据他的研究，我们在汉、唐极盛时代固常与外族平等往来；闭关自守而又独自尊大的哲学，是南宋势力衰弱时代的理学先生们提倡出来的，绝不足以为训。同治初年，江西南昌的士大夫群起毁教堂，杀传教士。巡抚沈葆桢（林则徐的女婿）称赞士大夫的正气，郭嵩焘则斥责沈氏顽固。郭氏作广东巡抚的时候，汕头的人，像以先广州人，不许外国人进城。他不顾一切，强迫汕头人遵守条约，许外国人进城。光绪元年云贵总督岑毓英因为反对英国人进云南，秘密在云南缅甸边境上把英国使馆的翻译官杀了。郭嵩焘当即上奏弹劾岑毓英。第二年，政府派他出使英法，中国有公使驻外从他起。他在西欧的时候，他努力研究西洋的政治、经济、社会，他觉得不但西洋的轮船枪炮值得我们学习，就是西洋的政治制度和一般文化都值得学习。他发表了他的日记，送给朋友们看。他常写信给李鸿章，报告日本派到西洋的留学生不限于机械一门，学政治、经济的都有。他劝李鸿章扩大留学范围。他的这些超时代的议论，引起了全国士大夫的谩骂。他们说郭嵩焘是个汉奸，’有二心于英国’。湖南的大学者如王闿运之流撰了一副对子骂他：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王闿运的日记还说：’湖南人至耻与为伍。’郭嵩焘出使两年就回国了。回国的时候，没有问题，他是全国最开明的一个人，他对西洋的认识远在李鸿章之上。但是时人反对他，他以后全无机会作事，只好隐居湖南从事著作。他所著的《养知书屋文集》至今尚有披阅的价值。

　　继郭嵩焘作驻英法公使的是曾纪泽。他在外国五年多，略识英语。他的才能眼光与郭嵩焘等。因为他运用外交，从俄国收回伊犁，他是国际有名的外交家。他回国的时候抱定志向要推进全民族的近代化。却是他也遭时人的反对，找不着机会作事，不久就气死了。

　　同光时代的士大夫阶级的守旧既然如此，民众是否比较开通，其实民众和士大夫阶级是同鼻孔出气的。我们近六十年来的新政都是自上而下，并非由下而上。一切新的事业都是由少数先知先觉者提倡，费尽苦心，慢慢的奋斗出来的。在甲午以前这少数先知先觉者都是在朝的人。甲午以后，革新的领袖权慢慢的转到在野的人的手里，却是这些在野的领袖都是知识分子，不是民众。严格说来，民众的迷信是我民族近代接受西洋文化大阻碍之一。

第四节 士大夫轻举妄动　

　　在同治、光绪年间，民众的守旧虽在士大夫阶级之上，但是民众是被动的，领导权统治权是在士大夫阶级手里。不幸，那个时代的士大夫阶级，除极少数外，完全不了解当时的世界大势。

　　同治共十三年，从一千八百六十二年到一千八百七十四年。在这个时期内，德意志统一了，意大利统一了，美国的中央政府也把南方的独立运动消灭，恢复而又加强美国的统一了。那个时期是民族主义在西洋大成功的时期。这些国家统一了以后，随着就是国内的大建设和经济的大发展。在同治以前，列强在国外行帝国主义的，仅英、俄、法三国。同治以后，加了美、德、意三国。竞争者多了，竞争就愈厉害。并且在同治以前，英国是世界上惟一的工业化国家，全世界都销英国的制造品。同治以后，德、美、法也逐渐工业化，资本化了。国际上除了政治势力的竞争以外，又有了新起的热烈的经济竞争。我国在光绪年间处境的困难远在道光、咸丰年间之上。

　　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大敌人。同治光绪年间如此，现在还是如此。要救国的志士应该人人了解帝国主义的真实性质。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是有关系的。关系可以说有三层：第一，资本主义的国家贪图在外国投资。国内的资本多了，利息就低。譬如：英美两国资本很多，资本家能得百分之四的利息就算很好了。但是如果英美的资本家能把资本投在中国或印度或南美洲，年利很容易达到百分之七或更高些。所以英美资本家竞向未开发的国家投资。但是接受外国来的资本不一定有害，英美的资本家也不一定有政治野心。美国在十九世纪的下半期的建设大部分是利用英国资本举办的。结果英国的资本家固然得了好处，但是美国开辟了富源，其人民所得的好处更多。我们的平汉铁路原是借比国资本建筑的。后来我们按期还本付息，那条铁路就变为我们的了。比国资本家得了好处，我们得了更大的好处。所以孙中山先生虽反对帝国主义，他赞成中国利用外债来建设。但是有些资本家要利用政治的压力去得投资的机会，还有政治野心家要用资本来扩充政治势力。凡是国际投资有政治作用的，就是侵略的，帝国主义的。凡是国际投资无政治作用的，就是纯洁的，投资者与受资者两方均能收益。所以我们对于外国的资本应采的态度如同对水一样，有的时候，有的地方，在某种条件之下。我们应该掘井取水，或开河引水；在别的时候、地方和条件之下，我们则必须筑堤防水。

　　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第二层关系是商业的推销。资本主义的国家都利用机械制造。工厂规模愈大，出品愈多，得利就更厚。困难在市场。各国竞争市场原可以专凭商品之精与价格之廉，不必靠武力的侵略或政治的压力。但在十九世纪末年，国际贸易的自由一天少一天。各国不但提高本国的关税，并且提高属地的关税。这样一来，商业的发展随着政权的发展，争市场等于争属地。被压迫的国家，一旦丧失关税自主，就永无发展工业的可能。虽然，国际贸易大部分还是平等国家间之贸易，不是帝国与属地之间的贸易。英国与美、德、法、日诸国的贸易额，远大于英国与其属地的贸易额。英国的属地最多，尚且如此，别国更不必说了。

　　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第三层关系是原料的寻求。世界上没有一国完全不靠外来的原料。最富有原料的国家如英、美、俄尚且如此，别的国家所需的外来原料更多。日本及意大利是最穷的。棉、煤、铁、油四种根本的原料，日、意都缺乏。德国较好，但仍不出棉和石油。那末，一国的工厂虽多，倘若没有原料，就会完全没有办法。所以帝国主义者，因为要找工业的原料，就大事侵略。虽然，资本主义不一定要行帝国主义而后始能得到原料。同时，出卖原料者不一定就是受压迫者。譬如：美国的出口货之中，石油和棉花是大宗。日本、德国、意大利从美国输入石油和棉花，不能，也不必行帝国主义，因为美国不但不禁止石油和棉花的出口，且竭力推销。

　　总之，资本主义可变为帝国主义，也可以不变为帝国主义。未开发的国家容易受资本主义的国家的压迫和侵略，也可以利用外国的资本来开发自己的富源及利用国际的通商来提高人民的生活程度。资本主义如同水一样：水可以资灌溉，可以便利交通，也可以成灾，要看人怎样对付。

　　同时我们不要把帝国主义看得过于简单，以为世界上没有资本主义就没有帝国主义了。七百年以前的蒙古人还在游牧时代，无资本也无工业，但是他们对我的侵略，还在近代资本主义国家之上。三百年以前的满洲人也是如此。在西洋方面，中古的亚拉伯人以武力推行回教，大行其宗教的帝国主义。十八世纪末年法国革命家以武力强迫外国接受他们的自由平等，大行其革命的帝国主义。据我们所知，历史上各种政体，君主也好，民主也好，各种社会经济制度，资本主义也好，封建主义也好，共产主义也好，都有行帝国主义的可能。

　　同光时代的士大夫完全不了解时代的危险及国际关系的运用。他们只知道破坏李鸿章诸人所提倡的自强运动。同时他们又好多事，倘若政府听他们的话，中国几无年无日不与外国打仗。

　　长江流域有太平天国之乱的时候，北方有捻匪，陕、甘、新疆有回乱，清廷令左宗棠带湘军去收复西北。俄国趁我回乱的机会就占领了伊犁。这是俄国趁火打劫的惯技。在十九世纪，俄国占领我们的土地最多。咸丰末年，俄国趁太平天国之乱及英法联军，强占我国黑龙江以北及乌苏里以东的地方，共三十万方英里。现在俄国的阿穆尔省及滨海省包括海参崴在内，就是那次抢夺过去的。在同治末年。俄国占领新疆西部，清廷提出抗议的时候，俄国又假仁假义的说，他全无领土野心，他只代表我们保守伊犁，等到我们平定回乱的时候。他一定把土地退还给我们。其实俄国预料中国绝不能平定回乱，中国势力绝不能再伸到新疆。那末俄国不但可以并吞伊犁，还可以蚕食全新疆。中国一时没有办法，只好把伊犁作为中俄间的悬案。

　　左宗棠军事的顺利不但出于俄国意料之外，还出于我们自己的意料之外。他次第把陕西甘肃收复了。到了光绪元年，他准备进攻新疆，军费就成了大问题。从道光三十年洪秀全起兵到光绪元年，二十五年之间，中国无时不在内乱内战之中，实已兵疲力尽，何能再经营新疆呢？并且交通不便，新疆民族复杂，面积浩大，成败似乎毫无把握。于是发生大辩论，左宗棠颇好大喜功，他一意主进攻。他说祖宗所遗留的土地，子孙没有放弃的道理，他又说倘若新疆不保，陕甘就不能保，陕甘不保，山西就不能保，山西不保，河北就不能保。他的理由似乎充足，言论十分激昂。李鸿章的看法正与左的相反。李说自从乾隆年间中国占领新疆以后，中国没有得着丝毫的好处，徒费驻防的兵费。这是实在的情形。他又说中国之大祸不在西北而在东边沿海的各省，因为沿海的省分是中国的精华，而且帝国主义者的压迫在东方的过于在西方的。自从日本维新以后，李鸿章更加焦急。他觉得日本是中国的真敌，因为日本一心一意谋我，他无所图，而且相隔既近，动兵比较容易。至于西洋各国彼此互相牵制，向外发展不限于远东，相隔又远，用兵不能随便。李鸿章因此主张不进攻新疆而集中全国人力物力于沿海的国防及腹地各省的开发。边省虽然要紧，但是腹地倘有损失，国家大势就去了。反过来说，倘若腹地强盛起来，边省及藩属自然的就保存了。左宗棠的言论比较动听，李的比较合理，左是高调，李是低调。士大夫阶级一贯的尚感情，唱高调，当然拥护左宗棠。于是借外债，移用各省的建设费，以供左宗棠进攻新疆之用。

　　左宗棠的运气真好。因为新疆发生了内讧，并没有遇着坚强的抵抗。光绪三十年底，他把全疆克服了。中国乃派崇厚为特使，到俄国去交涉伊犁的退还。崇厚所定的条约虽收复了伊犁城，但城西的土地几全割让与俄国，南疆及北疆之交通险要区亦割让。此外，崇厚还许了很重要的通商权利，如新疆加设俄国领事馆，经甘肃陕西到汉口的通商路线，及吉林松花江的航行权。士大夫阶级主张杀崇厚，废约，并备战。这正是青年言论家如张之洞、张佩纶、陈宝琛初露头角的时候。清廷竟为所动。于是脚慌手忙，调兵遣将，等到实际备战的时候，政府就感觉困难了：第一，从伊犁到高丽东北角的图们江止，沿中俄的交界线处处都要设防。那里有这么多军队呢？首当其冲的左宗棠在新疆的部队，就太疲倦，不愿打仗。第二，俄国远东舰队故作声势，从海参崴开到日本洋面。中国因此又必须于沿海沿长江设防。清廷乃起用彭玉麟督长江水师来对付俄国的海军。彭玉麟想满载桐油木柴到日本洋面去施行火攻。两汉总督刘坤一和他开玩笑，说时代非三国，统帅非孔明，火攻之计，恐怕不行呢！李鸿章看见书生误国，当然极为愤慨。可是抗战的情绪很高，他不敢公开讲和。他只好使用手段。他把英国有名的军官戈登将军请来作军事顾向。戈登是个老实人，好说实话。当太平天国的末年，他曾带所谓常胜军，立功不少。所以清廷及一般士大夫颇信任他。他的意见怎样呢？他说，中国如要对俄作战，必须作三件事：一、迁都于西安。二、长期抗战至少十年；三、满人预备放弃政权，因为在长期战争之中。清政权一定不能维持。清廷听了戈登的意见以后，乃决心求和。我国近代史的一幕滑稽剧才因此没有开演。

　　幸而俄国在光绪三四年的时候，正与土耳其打仗，与英国的关系也很紧张，所以不愿多事。又幸而中国当时有青年外交家曾纪泽，以极冷静的头脑和极坚强的意志，去贯彻他的主张。原来崇厚所订的条约并没有华政府的批准，尚未正式成立，曾纪泽运用外交得法，挽回了大部分的通商权利及土地，但偿价加倍，共九百万卢布。英国驻俄大使称赞曾纪泽说：’凭外交从俄国取回她已占领的土地，曾侯要算第一人。’

　　中俄关于伊犁的冲突告一段落的时候，中法关于越南的冲突就起了。

　　中国原来自己是个帝国主义，我们的版图除本部以外，还包括缅甸、暹逻、越南、琉球、高丽、蒙古、西藏，这些地方可以分为两类。蒙古、西藏属于第一类，归理藩部管，朝廷派有大臣驻扎其地。第二类即高丽越南等属国，实际中国与他们的关系很浅，他们不过按期朝贡，新王即位须受中国皇帝的策封。此外我们并不派代表常驻其国都，也不干涉他们的内政，在经济方面，我们也十分消极。我们不移民，也不鼓励通商，简直是得不偿失。但是我们的祖先何以费力去得这些属地呢？此中也有原故：光绪七年（一八八一年）翰林院学士周德润先生说得清楚：

　　臣闻天子守在四夷，此诚虑远忧深之计。古来敌国外患，伏之甚微，而蓄之甚早。不守四夷而守边境，则已无及矣；不守边境而守腹地，则更无及矣。我朝幅员广辟，龙沙雁海，尽列藩封。以琉球守东南，以高丽守东北，以蒙古守西北，以越南守西南：非所谓山河带砺，与国同休戚者哉？

　　换句话说，在历史上属国是我们的国防外线，是代我守门户的。在古代，这种言论有相当的道理；到了近代，局势就大不同了。英国在道光年间直攻了广东、福建、浙江、江苏，英法联军直打进了北京，所谓国防外线简直没有用处。倘使在这种时代我们还要保存外线，我们也应该变更方案。我们应该协助这些弱小国家独立，因为独立的高丽、琉球、越南、缅甸绝不能侵略我们。所怕的不是他们独立，是怕他们作帝国主义者的傀儡。无论如何，外人既直攻我们的腹地，我们无暇去顾外线了。协助这些弱小国家去独立是革命的外交，正如苏联革命的初年，外受列强的压迫，内有反革命的抗战，列宁（Lenin）于是毅然决然放弃帝俄的属国。

　　法国进攻越南的时候，士大夫阶级大半主张以武力援助越南。张佩纶、陈宝琛、张之洞诸人特别激昂。李鸿章则反对。他的理由又是要集中力量火速筹备腹地的国防事业。清廷一方面怕清议的批评，一方面又怕援助越南引起中法战争，所以举棋不定。起初是暗中接济越南军费和军器，后来果然引起中法战争。那个时候官吏不分文武，文人尤好谈兵。北京乃派主战派的激烈分子张佩纶去守福州船厂。陈宝琛去帮办两江的防务。用不着说，纸上谈兵的先生们是不济事的。法国海军进攻船厂的时候，张佩纶逃得顶快了。陈宝琛在两江不但无补实际，连议论也不发了。打了不久就讲和，和议刚成又打，再后还是接受法国的条件。越南没有保存，我们的国防力量反大受了损失。左宗棠苦心创办的福州船厂就在此时被法国毁了。

第五节 中日初次决战　

　　李鸿章在日本明治维新的初年就看清楚了日本是中国的劲敌。他并且知道中国的胜负要看哪一国的新军备进步的快。他特别注重海军，因为日本必须先在海上得胜，然后能进攻大陆。所以他反对左宗棠以武力收复新疆，反对为伊犁问题与俄国开战，反对为越南问题与法国打仗。他要把这些战费都省下来作为扩充海军之用。他的眼光远在一般人之上。

　　李鸿章既注重中日关系，不能不特别注意高丽。在国防上高丽的地位极其重要，因为高丽作敌人陆军侵略我东北的根据地，也可以作敌人海军侵略我山东河北的根据地。反过来看，高丽在日本的国防上的地位也很要紧。高丽在我们手里，日本尚感不安，一旦被俄国或英国所占，那时日本所感的威胁就更大了。所以高丽也是日本必争之地。

　　在光绪初年，高丽的国王李熙年幼，他的父亲大院君李昰应摄政。大院君是个十分守旧的人，他屡次杀传教士，他坚决不与外人通商。在明治维新以前，日韩关系，在日本方面，由幕府主持，由对马岛之诸侯执行。维新以后，大权归日皇，所以日韩的交涉也改由日本中央政府主持。大院君厌恶日本的维新，因而拒绝与新的日本往来。日本国内的旧诸侯武士们提倡’征韩’。这种征韩运动，除了高丽不与日本往来外，还有三个动机：（一）日本不向海外发展不能图强；（二）日本不先下手，西洋各国，尤其是俄国，恐怕要下手；（三）征韩能为一般不得志的武士谋出路。光绪元年（即日本明治八年）发生高丽炮击日本船的案子，所谓江华岛事件。主张征韩者更有所藉口。

　　当时日本的政治领袖如岩仓、大久保、伊藤、井上诸人原反对征韩。他们以为维新事业未发展到相当程度以前，不应轻举妄动的贪图向外发展。俱是在江华岛事件发生以后，他们觉得无法压制舆论，不能不有所主动。于他们一面派黑田青隆及井上率舰队到高丽去交涉通商友好条约，一面派森有礼来北京试探中国的态度，并避免中国的阻抗。

　　森有礼与我们的外交当局大起辩论。我们始终坚持高丽是我们的属国：如日本侵略高丽，那就是对中国不友谊，中国不能坐视。森有礼则说中国在朝鲜的宗主权是有名无实的，因为中国在高丽不负任何责任，就没有权利。

　　黑田与井上在高丽的交涉成功。他们所订的条约承认高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这就是否认中国的宗主权，中国应该抗议，而且设法纠正。但是日本和高丽虽都把条文送给中国，北京没有向日本提出抗议，也没有责备高丽不守本分。中国实为传统观念所误。照中国传统观念，只要高丽承认中国为宗主，那就够了。第三国的承认与否是无关宏旨的。在光绪初年中国在高丽的威信甚高，所以政府很放心，就不注意日韩条约了。

　　高丽与日本订约的问题过了以后，中日就发生琉球的冲突。琉球自明朝洪武十五年（一三七二年）起隶属于中国。历五百余年，琉球按期进贡，曾未中断，但在明万历三十年（一六○二年）琉球又向日本萨末诸侯称藩，成了两属，好像一个女子许嫁两个男人。幸而这两个男人曾未遇面，所以这种奇怪现象竟安静无事的存在了二百七十多年。自日本维新，力行废藩以后，琉球在日本看来，既然是萨末的藩属，也在应废之列。日本初则阻止琉球入贡中国，终则改琉球为日本一县。中国当然反对，也有人主张强硬对付日本，但日本实在时候选的好，因为这正是中俄争伊犁的时候。中国无法，只好把琉球作为一个悬案。

　　可是琉球问题暴露了日本的野心。士大夫平素看不起日本的到这时也知道应该戒备了。日本既能灭琉球，就能灭高丽。琉球或可不争，高丽则势在必争。所以他们专意筹划如何保存高丽。光绪五六年的时候，中国可以说初次有个高丽政策。李鸿章认定日本对高丽有领土野心，西洋各国对高丽则只图通商和传教。在这种形势之下，英、美、法各国在高丽的权利愈多，他们就愈要反对日本的侵略。光绪五年李鸿章写给高丽要人李裕元的信说得很清楚：

　　为今之计，似宜用以毒攻毒以敌制敌之策，乘机次第与泰西各国立约，藉以牵制日本。彼日本恃其诈力，以鲸吞蚕食为谋，废灭琉球一事，显露端倪。贵国不可无以备之。然日本之所畏服者泰西也。以朝鲜之力制日本或虞其不足，以统与泰西通商制日本，则绰乎有余。

　　经过三年的劝勉与运动，高丽才接受这种新政。光绪八年春，由中国介绍，高丽与英、美、德、法订通商条约。

　　高丽不幸忽于此时发生内乱。国王的父亲大院君李昰应一面反对新政，一面忌王后闵氏家族当权。他于光绪八年六月忽然鼓动兵变，围攻日本使馆，诛戮闵族要人。李鸿章的谋士薛福成建议中国火速派兵进高丽，平定内乱，一则以表示中国的宗主权，一则以防日本。中国派吴长庆率所部淮军直入高丽京城。吴长庆的部下有两位青年，张謇和袁世凯。他们胆子很大，高丽的兵也没有抵抗的能力。于是他们把大院君首先执送天津，然后派兵占领汉城险要，几点钟的功夫，就把李昰应的军队打散了。吴长庆这时实际作高丽的主人翁了。后高丽许给日本赔款并许日本使馆保留卫队。这样，中日两国都有军队在高丽京都，形成对峙之势。

　　八年夏初之季，中国在汉城的胜利，使起许多人轻敌。张謇主张索性灭高丽。张佩纶和邓承修主张李鸿章在烟台设大本营，调集海陆军队，预备向日本宣战。张佩纶说：

　　日本自改法以来，民恶其上，始则欲复封建，继则欲改民政。萨、长二党争权相倾，国债山积，以纸为币，虽兵制步伍泰西，略得形似，然外无战将，内无谋臣。问其师船则以扶桑一舰为冠，固已铁蚀木窳，不耐风涛，余皆小炮小舟而已，去中国定远铁船、超勇、扬威远甚，问其兵数，则陆军四五万人，水军三四千人，犹且官多缺员，兵多缺额，近始杂募游惰，用充行伍，未经战阵，大半恇怯，又去中国淮湘各军远甚。

　　邓承修也是这样说：
　　扶桑片土，不过内地两行省耳。总核内府现银不满五百万两。窘迫如此，何以为国？水师不满八千，船舰半皆朽败，陆军内分六镇，统计水陆不盈四万，而又举非精锐。然彼之敢于悍然不顾者，非不知中国之大也，非不知中国之富且强也，所恃者中国之畏事耳，中国之重发难端耳。

　　这两位自命为’日本通’者，未免看事太易。李鸿章看的比较清楚。他说：
　　彼自变法以来，一意媚事西人，无非欲窃其绪余，以为自雄之术。今年遣参议伊藤博文赴欧洲考察民政，复遣有栖川亲王赴俄，又分遣使聘意大利，驻奥匈帝国，冠盖联翩，相望于道，其注意在树交植党。西人亦乐其倾心亲附，每遇中日交涉事件，往往意存袒护。该国洋债既多，设有危急，西人为自保财利起见，或且隐助而护持之。
　　夫未有谋人之具，而先露谋人之形者，兵家所忌。日本步趋西法，虽仅得形似，而所有船炮略足与我相敌。若必跨海数千里与角胜负，制其死命，臣未敢谓确有把握。
　　第东征之事不必有，东征之志不可无。中国添练水师，实不容一日稍缓。昔年户部指拨南北洋海防经费，每岁共四百万两。无如指拨之财，非尽有著之款。统计各省关所解南北洋防费，约仅及原拨四分之一。可否请旨敕下户部总理衙门，将南北洋每年所收防费，核明实数，务足原拨四百万两之数。如此则五年之后，南北洋水师两枝当可有成。

　　这次大辩论终了之后，越南问题又起来了。张佩纶、邓承修诸人忽然忘记了日本，大事运动与法国开战。中、法战事一起，日本的机会就到了。这时高丽的党政军正成对垒之阵。一面有开化党，其领袖即洪英植、金玉均、朴泳孝诸人，其后盾即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这一派是亲日的，想借日本之势力以图独立的。对面有事上党，领袖即金允植、闵泳翊、尹泰骏诸人，后盾是袁世凯。这一派是联华的，想托庇于我们的保护之下，以免日本及其他各国的压迫。汉城的军队有中国的驻防军和袁世凯代练的高丽军在一面，对面有日本使馆的卫队及日本军官所练的高丽军。在中法战争未起以前，开化党不能抬头，既起以后，竹添就大活动起来，说中国自顾不暇，那能顾高丽？于是洪英植诸人乃决计大举。

　　光绪十年十月十七夜，洪英植设宴请外交团及高丽要人。各国代表都到，惟独竹添称病不至。后忽报火警，在座的人就慌乱了。闵泳翊出门，被预埋伏兵士所杀。洪英植跑进王宫，宣称中国兵变，强迫国王移居，并召竹添带日兵进宫保卫。竹添这时不但无病，且亲率队伍入宫。国王到了开化党的手里以后，下诏召事上党领袖。他们一进宫就被杀了。于是宣布独立，派开化党的人组阁。

　　十月十九日，袁世凯带他所练的高丽兵及中国驻防汉城的军队进宫。中日两方就在高丽王宫里开战了。竹添见不能抵抗，于是撤退。王宫及国王又都到袁世凯手里。洪英植、朴泳孝被乱兵所杀，金玉均随着竹添逃到仁川，后投日本；政权全归事上党及袁世凯，开化党完全打散了。袁世凯这时候尚不满三十，忽当大事，因电报不通无法请示，只好便宜行事。他敢大胆的负起责任，制止对方的阴谋。难怪李鸿章从此看重他，派他作驻高丽的总代表。

　　竹添是个浪人外交家。他如果没有违反日本政府的意旨，至少他超过了他政府所定的范围。事变以后，日本政府以和平交涉对高丽，亦以和平交涉对中国。光绪十一年春，伊藤与李鸿章订《天津协定》，双方皆撤退驻高丽的军队，但高丽以后如有内乱，中日皆得调兵进高丽。

　　光绪十一年（一八八五年）英俄两国因为阿富汗的问题，几至开战。他们的冲突波及远东。英国为预防俄国海军从海参崴南下，忽然占领高丽南边之巨磨岛。俄国遂谋占领高丽东北的永兴湾。高丽人见日本不可靠，有与俄国暗通，求俄国保护者。在这种形势之下，英国感觉危险，日本更怕英俄在高丽得势。于是日本、英国都怂恿中国在高丽行积极政策。英国觉得高丽在中国手里与英国全无损害，倘到俄国手里，则不利于英国甚大。日本亦觉得高丽在中国手里他将来还有法子夺取；一旦到了俄国手里，简直是日本的致命之伤。所以这种形势极有利于我们，李鸿章与袁世凯遂大行其积极政策。

　　从光绪十一年到二十年，中国对高丽的政策完全是李鸿章和袁世凯的政策。他们第一紧紧的把握高丽的财政，高丽想借外债，他们竭力阻止。高丽财政绝无办法的时候，他们令招商局出面借款给高丽。高丽的海关，是由中国海关派员代为管理，简直可说是中国海关的支部。高丽的电报局是中国电报局的技术人员用中国的材料代为设立，代为管理的。高丽派公使到外国去，须先得中国的同意，到了外国以后，高丽的公使必须遵守三种条件：

　　一、韩使初至各国，应先赴中国使馆具报，请由中国钦差挈同赴外部，以后即不拘定。一、遇有朝会公宴酬酢交际，韩使应随中国钦差之后。一、交涉大事关系紧要者，韩使应先密商中国钦差核示。

　　这种政策虽提高了中国在高丽的地位，但与光绪五年李鸿章最初所定的高丽政策绝对相反。最初李要高丽多与西洋各国往来，想借西洋的通商和传教的权利来抵制日本的领土野心。此时李、袁所行的政策是中国独占高丽。到了光绪十八九年，日本感觉中国在高丽的权利膨胀过甚，又想与中国对抗。中国既独占高丽的权利，到了危急的时候，当然只有中国独当其冲。

　　甲午战争直接的起因又是高丽的内乱。光绪二十年（即甲午西历一八九四年）高丽南部有所谓东学党，聚众数千作乱，中日两国同时出兵，中国助平内乱，日本藉口保卫侨民及使馆。但东学党造乱的地方距汉城尚远，该地并无日本侨民，且日本派兵甚多，远超保侨所需之数。李鸿章知道日本另有野心，所以竭力先平东学党之乱，使日本无所藉口。但是内乱平定之后，日本仍不撤兵。日本声言高丽内乱之根在内政之不修明，要求中日两国共同强迫高丽改革内政。李不答应，因为这就是中日共管高丽。

　　这时日本舆论十分激烈，一意主战。中国舆论也激烈，要求李鸿章火速出兵，先发制人。士大夫觉得高丽绝不可失，因为失高丽就无法保东北。他们以为日本国力甚小：’倭不度德量力，敢与上国抗衡，实以螳臂挡车，以中国临之，直如摧枯拉朽。’李鸿章则觉得一调大兵，则双方势成骑虎，终致欲罢不能。但他对于外交又不让步。他这种军事消极，外交积极的办法，是很奇怪的，他有他的理由。俄国公使喀西尼（Cassini）答应了他，俄国必劝日本撤兵，如日本不听，俄国必用压服的方法。李觉得既有俄国的援助，不必对日本让步。殊不知喀西尼虽愿意给我援助，俄国政府不愿意。原来和战的大问题，不是一个公使所能负责决定的。等到李鸿章发现喀西尼的话不能兑现，中日外交路线已经断了，战事已经起始了。

　　中日两国同于七月初一宣战。八月十八（阳历九月十七）两国海军在高丽西北鸭绿江口相遇。那一次的海军战争是我民族在这次全面抗战以前最要紧的一个战争。如胜了，高丽可保，东北不致发生问题，而在远东中国要居上日本居下了。所以甲午八月十八的海军之战是个划时代的战争，值得我们研究。那时我国的海军力比日本海军大。我们的占世界海军第八位，日本占第十一位。我们的两个主力舰定远和镇远各七千吨；日本顶大的战舰不过四千吨。但日本的海军也有优点，日本的船比我们快，船上的炮比我们多，而且放的快。我们的船太参差不齐，日本的配合比较合用。所以从物质上说来，两国海军实相差不远。那一次我们失败的原故很多。第一，战略不如人。我方原定舰队排’人’字阵势，由定远镇远两铁甲船居先，称战斗之主力。海军提督丁汝昌以定远为坐舰，舰长是刘步蟾。丁本是骑兵的军官，不懂海军。他为人忠厚，颇有气节，李鸿章靠他不过作精神上的领导而已。刘步蟾是英国海军学校毕业的学生，学科的成绩确是上等的。而且颇识莎士比亚的戏剧，颇有所谓儒将的风度。丁自认不如刘，所以实际是刘作总指挥。等到两军相望的时候，刘忽下令把’人’字阵完全倒置，定远、镇远两铁甲船居后，两翼的弱小船只反居先。刘实胆怯，倒置的原故想图自全。这样一来阵线乱了，小船的人员都心慌了。而且日本得乘机先攻我们的弱点了。

　　其次，我们的战术也不及人。当时在定远船上的总炮手英人泰乐尔（Tyler）看见刘步蟾变更阵势，知道形势不好。他先吩咐炮手不要太远就放炮，不要乱放炮，因为船上炮弹不多，必命中而后放。吩咐好了以后，他上望台，站在丁提督旁边，准备帮丁提督指挥。但丁不懂英文泰乐尔不懂中文，两人只好比手势交谈。不久炮手即开火，而第一炮就误中自己的望台，丁受重伤，全战不再指挥，泰乐尔亦受轻伤。日本炮弹的准确远在我们的之上，结果，我海军损失过重，不敢再在海上与日人交锋。日人把握海权，陆军输送得行动自由，我方必须绕道山海关。其实海军失败以后，大事就去了。陆军之败更甚于海军。

　　次年三月，李鸿章与伊藤订《马关和约》。中国承允高丽独立，割台湾及辽东半岛，赔款二万万两。近代的战争固不是儿戏。不战而求和当然要吃亏，这一次要吃亏的是高丽的共管。但战败以后而求和，吃亏之大远过于不战而和。同治、光绪年间的政治领袖如曾、左、李及恭亲王、文祥诸人原想一面避战，一面竭力以图自强。不幸，时人不许他们，对自强事业则多方掣肘，对邦交则好轻举妄动，结果就是误国。

第四章 瓜分及民族之复兴

第一节 李鸿章引狼入室　

　　甲午战争未起以前及既起以后，李鸿章用各种外交方法，想得西洋各国的援助，但都失败了。国际的关系，不比私人间的关系，是不讲理，不论情的。国家都是自私自利的。利害相同就结合为友，为联盟；利害冲突就成为对敌。各国的外交家都是精于打算盘的。西洋各国原想在远东大大的发展，但在甲午以前，没有积极推动，一则因为他们忙于瓜分非洲；二则因为他们互相牵制各不相下；三则因为在远东尚有中国与日本两个独立国家，具有相当的抵抗能力。在中日战争进行的时候，李鸿章虽千方百计的请求他们的援助，他们总是抱隔岸观火的态度，严守中立。他们觉得中国愈败，愈需要他们的援助，而且愈愿意出代价。同时他们又觉得日本虽打胜仗，战争总要削减日本的力量。在西洋人的眼光里，中日战争，无论谁败，实是两败俱伤的。他们反可坐收渔人之利。所以他们不援助我们于未败之前。

　　等到《马关条约》一签字，俄、德、法三国就联合起来，强迫日本退还辽东半岛，包括旅顺、大连在内。主动是俄国，德、法不过附和，当时俄国财政部长威特（Witte）正赶修西比利亚铁路，他发现东边的一段，如绕黑龙江的北岸，路线太长，工程太困难，如横过我们的东三省，路线可缩短，工程也容易的多。同时海参崴太偏北，冬季结冰，不便航行。如果俄国能得大连、旅顺，俄国在远东就能有完善的军港和商港。完成西比利亚铁路及得一个不冻冰的海口；这是威特想要乘机而达到的目的。法国当时联俄以对德，俄要法帮忙，法不敢拒绝，何况法国也有野心家想乘机向远东发展呢？德国的算盘打得更精。他想附和俄国，一则可以使俄国知道德国是俄国的朋友，俄国不必联络法国；二则俄国如向远东发展，在欧洲不会多事，德国正好顺风推舟；三则德国也可以向我们索取援助的代价。这是三国干涉《马关和约》实在的动机。

　　俄、德、法三国的作法是十分冠冕堂皇的。《马关条约》发表以后，他们就向我们表示同情，说条约太无理，他们愿助中国挽回失地的一部分。在我们那时痛恨日本的情绪之下，这种友谊的表示是求之不得的。我们希望三国能把台湾及辽东都替我们收回来。同时三国给与所谓友谊的劝告，说日本之占领辽东半岛不利于远东和平。战后之日本固不敢不依从三国的劝告，于是退还辽东，但加赔款三千万两。中国觉得辽东半岛不止值三千万两，所以我们觉得应感激三国的援助。

　　《马关条约》原定赔款二万万两，现在又加三千万两，中国当然不能负担。威特一口答应帮我从法、俄银行借一万万两，年息四厘。数目之大，利率之低，诚使我们受宠若惊。俄国真可算是我们的好朋友！

　　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年，俄皇尼古拉二世（NicholasⅡ）行加冕典礼。帝俄政府向我表示：当中俄两国特别要好的时候，中国应该派头等大员去作代表，才算是给朋友面子。中国乃派李鸿章为庆贺加冕大使。这位东方的毕士麦克（即俾斯麦）于是到欧洲去了。威特深知中国的心理，所以他与李鸿章交涉的时候，首言日本之可恶可怕，这是李鸿章愿意听的话，也是全国人士愿意听的话。这种心理的进攻既然顺利，威特乃进一步陈言俄国对我之援助如何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他说当中日战争之际，俄国本想参战，但因交通不便，俄军未到而中日战争就完了。以后中国如要俄国给予有力的援助，中国必须使俄国修条铁路横贯东三省。李鸿章并未驳辩威特的理论，但主张在中国境内之铁路段，应由中国自修，威特告以中国人力财力不足，倘自修，则十年尚不能成，将缓不济急。威特最后说，如中国坚拒俄国的好意，俄国就不再助中国了。这一句话把李鸿章吓服了。于是他与威特签定密约，俄许援助中国抵抗日本，中许俄国建筑中东铁路。

　　光绪二十二年的《中俄密约》是李鸿章终身的大错。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并无于短期内再进攻中国的企图。是时日本政府反转过来想联络中国。因为西洋倘在中国势力太大，是于日本不利的。威特的本意不是要援助中国，是要利用中东铁路来侵略中国的。以后瓜分之祸，及日俄战争，二十一条，九一八这些国难都是那个密约引出来的。

　　李鸿章离开俄国以后，路过德、法、比、英、美诸国，他在柏林的时候，德国政府试探向他要代索辽东的报酬，他没有答应。德国公使以后又在北京试探，北京也没有答应。光绪二十三年秋，山东曹州杀了两个传教士，德国乘机一面派兵占领青岛，一面要想租借胶州湾及青岛及在山东修铁路和开矿的权。中国于二十四年春答应了。山东就算是德国的利益范围。

　　俄国看见德国占了便宜，于是调兵船占旅顺、大连。俄国说为维持华北的势力均衡，并为助我的方使，他不能不有旅顺、大连，并且还要修南满铁路。中国也只好答应。我们费三千万赎回来的辽东半岛，这时俄国又夺去了。俄国还说，他是中国惟一的朋友！俄国的外交最阴险：他以助我之名，行侵我之实。以后他在东北既有了中东铁路，南满铁路及大连、旅顺，东三省就成了俄国的势力范围。

　　于是英国要求租借威海卫和九龙及长江流域的优越权利。法国要求租广州湾及广东、广西、云南的优越权利。日本要求福建的优越权利。意大利要求租浙江的三门湾。除意大利的要求以外，中国都答应了。这就是所谓瓜分。惟独美国没有提出要求，但他运用外交，使各国不完全割据各国所划定的范围，使各国承认各国在中国境内都有平等的通商权利。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门户开放主义。

　　这种瓜分运动就是甲午的败仗引起来的。在近代的世界，败仗是千万不能打的。

第二节 康有为辅助光绪变法　

　　假使我们是甲午到戊戌那个时代的人，眼看见我国的国家被小小的日本打败了，打败了以后又要割地赔款，我们还不激昂慷慨想要救国吗？又假使我们就是那个时代的人，新知识新技术都没有，所能作的仅八股文章，所读过的书，仅中国的经史，我们救国方案还不是离不开我们的经典，免不了作些空泛而动听的文章？假使正在这个时候，我们中间出了一个人提出一个伟大的方案，既合乎古训，又适宜时局，其文章是我们所佩服的，其论调正合乎我们的胃口，那我们还不拥护他吗？康有为就是这时代中的这样的人。

　　康有为是广东南海县人，生在咸丰五年，一八五五年，比孙中山先生大十一岁。他家好几代都是读书人。他的家教和他的先生朱九江给他的教训，除预备他能应考试，取科名外，特别注重中国政治制度的沿革及一般所谓经世致用之学。他不懂任何外国文字，在戊戌以前，也没有到外国去过。但他到过香港、上海，看见西洋人地方行政的整齐，受了很大的刺激。他觉得这种优美的行政必有文化和思想的背景和渊泉。可惜那个时候国内还没有讨论西洋政治、经济的书籍。康有为所能得的仅江南制造局及教会所译的初级天文、地理、格致、兵法、医药及耶稣教经典一类的书籍。但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能举一反三，因小以知大，自是于其学力中别开一境界。’

　　我们已经说过，同光时代李鸿章所领导的自强运动限于物质方面，是很不彻底的。后来梁启超批评他说：

　　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以为吾中国之政教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船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

　　这种批评是很对的。可是李鸿章的物质改革已遭时人的反对，倘再进一步的改革政治态度，时人一定不容许他。甲午以后，康有为觉得时机到了。李鸿章所不敢提倡的政治改革，康有为要提倡。这就是所谓变法运动。

　　我国自秦汉以来，两千多年，只有两个人曾主张变法，一个是王莽，一个是王安石。两个都失败了。王莽尤其成为千古的罪人。所以没有敢谈变法。士大夫阶级都以为法制是祖宗的法制，先圣先贤的法制，历代相传，绝不可变更的。康有为知道非先打破这个思想的难关，变法就无从下手。所以在甲午以前，他写了一篇《孔子改制考》。他说孔子根本是个改革家。孔子作《春秋》的目的就是要改革法制。《春秋》的真义在《公羊传》里可以看出来。《公羊传》讲’通三统’那就是说夏、商、周三代的法制并无沿袭，各代都因时制宜，造出各代的法制。《公羊传》又讲’张三世’，那就是说，以专制政体对乱世，立宪政体对升平之世，共和政体对太平之世。康有为这本书的作用无非是抓住孔子作他思想的傀儡，以便镇压反对变法的士大夫。

　　康有为在甲午年中了举人，乙未年成了进士。他是那个国难时期的新贵。他就趁机会组织学会，发行报纸来宣传，一时附和的人很不少。大多数并不了解他的学说，也不知道他的改革具体方案，只有极少数可以说是他的忠实同志。但是他的运动盛极一时，好像全国舆论是拥护他的。

　　孔子是旧中国的思想中心。抓住了孔子，思想之战就成功了。皇帝是旧中国的政治中心。所以康有为的实际政治工作是从抓住皇帝下手。他在严重的国难时期之中，一再上书给光绪皇帝，大讲救国之道。光绪也受了时局的刺激，很想努力救国。他先研究康有为的著作，后召见康有为。他很赏识他，因为种种的困难，只教他在总理衙门行走，戊戌春季的瓜分，更刺激了变法派和光绪帝。于是他又派康有为的四位同志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在军机处办事。从戊戌四月二十三日到八月初康有为辅助光绪行了百日的维新。

　　在这百天之内，康有为及其同志推行了不少的新政。其中最要紧的有二件事。第一，以后政府的考试不用八股文，都用政治、经济的策论。换句话说，以后读书人要做官不能靠虚文，必须靠实学。第二，调整行政机构。康有为裁汰了许多无用的衙门和官职，如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以及总督同城的巡抚，不治河的河督，不运粮的粮道，不管盐的盐道。同时他添了一个农工商总局，好像我们现在的经济部，想要推行经济建设。这两件大新政，在我们今日看起来，都是应该早办的，但在戊戌年间，虽然国难那样严重，反对的人居大多数。为什么呢？一句话，打破了他们的饭碗。人人都知道废八股，提倡实学，但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全国的读书人都觉得前功尽弃。他们费了多少的心血，想从之乎也者里面，升官发财。一旦废八股，他们绝望了。难怪他们要骂康有为洋奴汉奸。至于被裁的官员更不要说，无不切齿痛恨。

康有为既然抓住皇帝来行新政，反对新政的人就包围西太后，求’太后保全，收回成命。’这时光绪虽作皇帝，实权仍在西太后手里。他们两人之间久不和睦。西太后此时想索性废光绪皇帝。新派的人于是求在天津练兵的袁世凯给他们武力的援助。袁世凯嫌他们孟浪，不肯合作，而且泄露他们的机密。西太后先发制人，把光绪囚禁起来，说皇帝有病，不能理事，复由太后临朝训政。康有为逃了，别人也有逃的，也有被西太后处死的。他们的新政完全打消了。

第三节 顽固势力总动员　

　　在戊戌年的变法运动之中，外国人颇偏袒光绪帝及维新派，反对西太后及顽固党。因此一个内政的问题就发生国际关系了。后康有为、梁启超，逃难海外，又得着外国人的保护。他们在逃难之中发起保皇会，鼓动外国人和华侨拥护光绪。这样，西太后和顽固党就恨起洋人来了。西太后要废光绪，立端王载漪的儿子溥俊作皇帝。刚毅、崇绮、徐桐、启秀诸顽固分子想在新王之下操权，于是怂恿废立。但各国驻京公使表示不满意，他们的仇外的心理更进了一层。

　　顽固党仅靠废立问题还不能号召天下，他们领导的运动所以能扩大，这是因为他们也是爱国分子。自鸦片战争到庚子年，这六十年中所受的压迫，所堆积的愤慨，他们觉得中国应该火速抗战，不然国家就要亡了。我们不要以为顽固分子不爱国，从鸦片战争起，他们是一贯的反对屈服，坚强的主张抗战。在戊戌年，西太后复政以后，她硬不割让三门湾给意大利。她令浙江守土的官吏准备抗战。后意大利居然放弃了他的要求，顽固党更加觉得强硬对付洋人是对的。

　　外人在中国不但通商占地，还传教。这一层尤其招顽固分子的愤恨。他们觉得孔孟的遗教是圣教，洋人的宗教是异端，是邪教，中国最无知的愚民，都知道孝敬父母，尊顺君师，洋人是无父无君的。几千年来，都是外夷学中国，没有中国学外夷的道理。这种看法在当时是很普遍的。譬如大学士徐桐是大理学家倭仁的门弟子，自己也是个有名的理学家，在当时的人物中，算是一个正派君子。他和他的同志是要保御中国文化而与外人战。他们觉得铲草要除根，排斥异端非尽驱逐洋人不可。

　　但是中国与日本战尚且打败了，怎能一时与全世界开战呢？顽固分子以为可以靠民众。利用民众或’民心’或’民气’去对外，是林则徐、徐广缙、叶名琛一直到西太后、载漪、刚毅、徐桐传统的法宝。凡是主张剿夷的莫不觉得四万万同胞是有胜无败的。甲午以后，山东正有民间的义和团出现。顽固分子觉得这个义和团正是他们所需要的武力。

　　义和团（又名义和拳）最初是大刀会，其本质与中国流行民间的各种会匪并无区别。这时的大刀会专以洋人，尤其是传教士为对象，民众对洋人也有多年的积愤。外国传教士免不了偏袒教徒，而教徒有的时候免不了仗洋人的势力欺侮平民。民间许多带宗教性质的庙会敬神，信基督教的人不愿意合作。这也引起教徒与非教徒的冲突。民间尚有种种谣言，说教士来中国的目的不外挖取中国人的心眼以炼药丹，又一说教士窈取婴孩脑髓，室女红丸。民间生活是很痛苦的，于是把一切罪恶都归到洋人身上。洋人，附洋人的中国人，以及与洋人有关的事业如教堂、铁路、电线等、皆在被打倒之列。义和团的人自信有鬼神保佑，洋人的枪炮打不死他们。山东巡抚李秉衡及毓贤前后鼓励他们，因此他们就以扶清灭洋的口号在山东扰乱起来。

　　己亥年（光绪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年）袁世凯作山东巡抚，他就不客气把义和团当作乱民，派兵痛剿。团民在山东站不住，于己亥冬庚子春逃入河北。河北省当局反表示欢迎，所以义和团就在河北得势了。毓贤向载漪、刚毅等大替义和团宣传，说他们如何勇敢，可靠。载漪和刚毅介绍义和团给西太后，于是义和团在北京得势了。西太后及想实行废立的亲贵，顽固的士大夫及顽固爱国志士都与义和团打成一片，精诚团结去灭洋，以为灭了洋人他们各派的公私目的都能达到。庚子年拳匪之乱是我国顽固势力的总动员。

　　经过四次的御前会议，西太后乃于五月二十五日向各国同时宣战。到七月二十日，董福祥的军队连同几万拳匪，拿着他们的引魂幡，混天大旗，雷火扇，阴阳瓶，九连环，如意钩，火牌，飞剑，及其他法宝，仅杀了一个德国公使，连东交民巷的公使馆都攻不破。同时八国联军由大沽口进攻，占天津，慢慢的逼近北平。于是西太后同光绪帝逃到西安。李鸿章又出来收拾时局。

　　拳匪之乱的结束是《辛丑条约》，除惩办祸首及道歉外，《辛丑条约》有三个严重的条款。第一，赔款四万万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还清，在未还清以前，按每年四厘加利，总计实九万万八千余万两。俄国的部分最多，（那时中俄尚是联盟国）占百分之二十九，德国次之，占百分之二十，法国占百分之十六弱，英国占百分之十一强，日本与美国各占百分之七强。第二，各国得自北京到山海关沿铁路线驻兵。近来日本增兵平津，就藉口《辛丑条约》。第三，划定并扩大北京的使馆区，且由各国留兵北京以保御使馆。

　　这种条款，够严重了。但我们所受的损失最大的还不是《辛丑条约》的各款。此外还有东三省的问题。庚子年，俄国趁拳乱派兵占领全东北三省。《辛丑条约》订了以后，俄国不肯退出，反向我要求各种特殊权利。假使中国接受了俄国的要求，东北三省在那个时候就要名存实亡了。张之洞、袁世凯竭力反对接受俄国的条款，日本、英国、美国从旁赞助他们。李鸿章主张接受俄国的要求，但是幸而他在辛丑的冬天死了，不然东北三省就要在他手里送给俄国了。日本、英国看见形势不好，于壬寅（光绪二十八年）年初，缔结同盟条约来对付俄国。美国虽未加入，但表示好感。中国当时的舆论亦赞助同盟。京师大学堂（以后的北京大学）的教授上书政府，建议中国加入同盟，变为中日英三国的集团来对付俄国。俄国看见国际情形不利于他，乃与中国订约，分三期撤退俄国在东三省的军队。条约虽签字了，俄国以后又中途变计。日本乃出来与俄国交涉。光绪三十年（一千九百零四年）两国交涉失败，就在我们的国土上打起仗来了。

　　那一次的日俄战争，倘若是俄国全胜了，不但我们的东三省，连高丽都要变为俄国的势力范围；倘若日本彻底的打胜了俄国，那高丽和东北就要变成日本的范围，中国左右是得不了便宜的。幸而事实上日本只局部的打胜了，结果两国讲和的条约仍承认中国在东北的主权，不过划北满为俄国铁路及其他经济事业的范围，南满包括大连、旅顺在内，为日本的范围。这样，日俄形成对峙之势，中国得收些渔人之利。

第四节 孙总理提民族复兴方案　

　　在未述孙中山先生的事业以前，我们试回溯我国近代史的过程。我们说过，我们到了十九世纪遇着空前未有的变局，在十九世纪以前，与我民族竞争的都是文化不及我，基本势力不及我的外族。到了十九世纪，与我抗衡的是几个以科学，机械，及民族主义立国的列强。我们在道光间虽受了重大的打击，我们仍旧不觉悟，不承认国家及民族的危险，因此不图改革，妄费了民族二十年的光阴。直到受了英法联军及太平天国的痛苦，然后有同治初年由奕訢、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领导的自强运动。这个运动就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应付大变局的救国救民族的方案。简单的说，这个方案是要学习运用及制造西洋的军器来对付西洋人。这是一个不彻底的方案，后来又是不彻底的实行。为什么不彻底呢？一则因为提案者对于西洋文化的认识根本有限，二则因为同治光绪年间的政治制度及时代精神不容许自强运动的领袖们前进。同时代的日本采取了同一路线，但是日本的方案比我们的更彻底。日本不但接受了西洋的科学和机械，而且接受了西洋的民族精神及政治制度之一部分。甲午之战是高度西洋化近代化之日本战胜了低度西洋化近代化之中国。

　　甲午以后，康有为所领导的变法运动是我国近代史上救国救民第二个方案。这个方案的主旨是要变更政治制度，其最后目的是要改君主立宪，以期民族精神及维新事业得在立宪政体之下充分发挥和推进。变法运动无疑的是比自强运动更加西洋化近代化。康有为虽托孔子之名，及皇帝的威严去变法，他依旧失败，因为西太后甘心作顽固势力的中心。满清皇室及士大夫阶级和民间的顽固势力本极雄厚，加上西太后的支助，遂成了一种不可抑遏的反潮。严格说来，拳匪运动可说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三个救国救民的方案，不过这个方案是反对西洋化，近代化的，与第一第二两个方案是背道而驰的。拳匪的惨败是极自然的。惨败代价之大足证我民族要图生存绝不可以开倒车。

　　等到自强、变法、反动都失败了，国人然后注意孙中山先生所提出的救国救民的方案。这个方案的伟大与中山先生的少年环境是极有关系的。

　　中山先生是广东香山县人，生于前清同治五年，西历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他的家庭是我国乡下贫苦农夫的家庭，他小的时候，就在田庄上帮助父亲耕种，十三岁，他随长兄德彰先生到檀香山。他在那里进了教会学校。十六岁的时候，他回到广州入博济医学校。次年，他转入香港英国人所设立的医学专科。他在这里读书共十年，于光绪十八年毕业，成医学博士。中法战争的时候，他正十九岁，所受刺激很大。他在学校所结纳的朋友，如郑士良、陈少白、陆皓东等多与秘密反对满清的会党有关。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已有了革命的思想。

　　中山先生的青年生活有几点值得特别注意。第一，他与外人接触最早，十三岁就出国了。他所入的学校全是外国人所设立的学校。他对西洋情形及近代文化的认识远在李鸿章、康有为诸人之上。这是我民族一种大幸事，因为我们既然只能从近代化找出路，我们的领袖人物应该对近代文化有正确深刻的认识。第二，中山先生的教育是科学的教育，而且是长期的。科学的思想方法是近代文化的至宝。但是这种方法不是一两个月的训练班或速成学校所能培养的。我们倘不了解这一点，我们就不能了解为什么中山先生所拟的救国方案能超越别人所提的方案。中山先生的一切方案是具体的，精密的，有步骤的，方方面面都顾到的，因为他的思想是受过长期科学训练的。

　　光绪十年的中法之战给了中山先生很大的刺激。光绪二十年的中日之战所给的刺激更大。此后他完全放弃行医，专门从事政治。次年，他想袭取广州以为革命的根据地。不幸事泄失败他逃到国外。在檀香山的时候，他组织了兴中会。当时风气未开，清廷监视很严，所以兴中会的宣言不提革命，只说政府腐败，国家危急，爱国志士应该联合起来以图国家的富强。宣言虽是这样的和平，海外侨胞加入兴中会的还是很少。中山先生从檀香山到美国、英国，一面鼓吹革命，一面考察英美的政治。在英国的时候，使馆职员诱他入馆，秘密的把他拘禁起来，想运送回国。幸而得着他的学校教师的援助终得出险，后又赴法。这是中山先生初次在海外逃难的时期，也是他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初熟的时期。

　　庚子拳匪作乱的时候，郑士良及史坚如两同志奉中山先生的命令想在广东起事，不幸都失败了。但是庚子年的大悲剧摇动了许多人对满清的信念。留学生到日本去的也大大的加增。从此中山先生的宣传容易的多，信徒加增也很快。日本朋友也有赞助的。到了甲辰年（光绪三十年，西历一千九百零四年，）他在日本组织同盟会，并创办《民报》。这是我民族初次公开的革命团体。《同盟会宣言》及《民报发刊词》是中山先生初次公开的正式的以革命领袖的资格，向全世界发表他的救国救民族的方案。甲辰以后，中山先生尚有二十年的革命工作，对他所拟的方案尚有不少的补充，但他终身所信奉的主义及方略的大纲已在《同盟会宣言》和《民报发刊词》里面立定基础了。

　　《民报发刊词》说明了三民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欧洲罗马帝国灭亡以后，各民族割据其地，慢慢的各养成其各别的语言、文字、风俗、法制。到了近代，各民族遂成了民族国家。但在各国之内王室专制，平民没有参政之权，以致民众受压迫的痛苦。十八世纪末年，十九世纪初年，欧人乃举行民权的革命。在十九世纪，西洋人虽已实行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但社会仍不安。这是因为欧美在十九世纪科学发达，工业进步，社会贫富不均。中国应在工业初起的时候，防患未然，利用科学和工业为全民谋幸福，这就是民生主义，中山先生很激昂的说：

　　夫欧美社会之祸，伏之数十年，及今而后发见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瞳乎后也。

　　这是中山先生的爱国热忱和科学训练所创作的救国方案。其思想的伟大是古今无比的。

　　但是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在西洋尚且未实现，以落伍的中国，外受强邻的压迫、内部又满布封建的思想，何能同时推行三民主义呢？这岂不是偏于理想吗？有许多人直到现在还这样的批评中山先生。三十三年以前，当同盟会初组织的时候，就是加盟者大部分也阳奉阴违，口信心不信。反对同盟会的人更加不必说了。他们并不否认三民主义的伟大，他们所犹豫的是三民主义实行的困难。其实中山先生充分的顾到了这层困难。他的革命方略就是他实行三民主义的步骤。同盟会的宣言的下半说明革命应分军法、约法、宪法三时期，就是以后所谓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一般浅识的人承认军政、宪政之自然，但不了解训政阶段是必要的，万不能免的。中山先生说过：

　　由军政时期一蹴而至宪政时期，绝不予革命政府以训练人民之时期，又绝不予人民以养成自治能力之时间，于是第一流弊在旧污未由荡涤，新治未由进行；第二流弊在粉饰旧污以为新治；第三流弊在发扬旧民，压抑新治。更端言之，即第一，民治不能实现；第二，为假民治之名行专制之实；第三，则并民治之名而去之矣。此所谓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者。

　　当时在日本与同盟会的《民报》抗争者是君主立宪派的梁启超所主持的《新民丛报》。梁启超是康有为的门徒，爱国而博学。他反对打倒清朝，反对共和政体。他要维持清室而行君主立宪。所以他在《新民丛报》里再三发表文章攻击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他说中国人民程度不够，不能行共和制。如行共和必引起多年的内乱和军阀的割据。他常引中国历史为证：中国每换一次朝代必有长期的内乱。梁启超说，在闭关自守时代，长期的内乱尚不一定要亡国。现在列强虎视，一不小心，我们就可召亡国之祸。民国以来的事实似乎证明了梁启超的学说是对的。其实民国以来的困难都是由于国人不明了因而不接受训政。

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革命方略无疑的是我民族惟一复兴的路径。我们不可一误再误了。

第五节 民族扫除复兴的障碍　

　　庚子拳匪之乱以后，全体人民感觉满清是我民族复兴的一种障碍，这种观察是很有根据的。甲午以前，因为西太后要重修颐和园，我国海军有八年之久，不能添造新的军舰。甲午以后，一则因为西太后与光绪帝争权，二则因为满清的亲贵以为维新就是汉人得势，满人失权，西太后和亲贵就煽动全国的一切反动势力来打倒新政。我们固不能说，满人都是守旧的，汉人都是维新的，因为汉人之中，思想腐旧的，也大有人在。事实上，满人居领袖地位，他们一言一动的影响大，而他们中间守旧的成份实在居大多数。并且他们反对维新，就是藉以排汉，所以庚子以后，满清虽逐渐推行新政，汉人始终不信服他们，不认他们是有诚意的。

　　庚子年的冬天，西太后尚在西安的时候，他就下诏变法。以后在辛丑到甲辰那四年内，他裁汰了好几个无用的衙门，废科举，设学校，练新兵，派学生出洋，许满汉通婚。戊戌年康有为要辅助光绪帝行的新政，这时西太后都行了，而且超过了。日本胜了俄国以后，时人都觉得君主立宪战胜了君主专制。于是在乙巳年（一九○五年）的夏天，西太后派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宪法，表示要预备立宪。丙午、丁未、戊申三年成了官制及法制的大调整时期。

　　丙午（一九○六年）九月，厘定中央官制。前清中央主要的机关有内阁、军机处、六部、九卿。所谓九卿，多半是无用的衙门。六部采用委员制，每部有满汉尚书各一，满汉侍郎各二，共六人主政，责任不专，遇事推诿，并且自道、咸以后，各省督抚权大，六部成了审核机关，本身几全不举办事务。军机处是前清中央政府最得力的机关，原是内阁分出来的一个委员会，实际辅佐皇帝处理大政的。自军机处在雍正年间成立以后，内阁变成一种装饰品。丙午年的改革，保存了军机处，此外设立十一部，每部以一个尚书为最高长官。这种改革虽不圆满，比旧制实在是好多了。但十一名尚书发表以后，汉人只占五人，比以前六部满汉各一的比例还差了。所以这种改革，不但未和缓汉人的不平，反加增了革命运动的力量。

　　丁未年（一九○七年）清廷决定设资政院于北京，作为中央的民意机关，设谘议局于各省，作为地方的民意机关。戊申年，满清颁布宪法大纲并规定九年为预备立宪时期。如果真要立宪，九年的预备实在还不够，但是因为当时国人对满清全不信任，故反对九年的预备，说满清不过藉预备之名以搁置立宪。

　　满清在这几年之内，不但借改革以收汉人的政权，并且铁良和良弼想尽了法子把袁世凯的北洋兵权也夺了。等到戊申的秋天，宜统继位，其父载沣作摄政王的时候，第一条命令是罢免袁世凯。此时汉人之中尚忠于清廷而又有政治手腕者，袁世凯要算是第一，载沣还要得罪他，这不是满清自取灭亡吗？

　　同盟会和其他革命志士看清了满人的把戏，积极的图以武力推倒满清的政权。丙午年，同盟会的会员蔡绍南、刘道一联合湖南和江西交界的秘密会党在浏阳和萍乡起事。他们的宣言明说他们的目的是要打倒清朝，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这是同盟会成立以后第一次的革命，也是三民主义初次充当革命的目标。不幸失败了。同时还有许多革命党员秘密的在武昌及南京的新军之中运动革命，清廷简直是防不胜防。

　　这时日本政府应满清的请求，强迫孙中山先生离开日本。中山先生乃领导胡汉民、汪精卫等到安南，在河内成立革命中心。他们在丁未年好几次在潮州、惠州、钦州、廉州及镇南关各处起事，戊申年又在河口起事，均归失败。同时江浙人所组织的光复会也积极活动，丁未年五月光复会首领徐锡麟杀安徽巡抚恩铭，此事牵连了他的同志秋瑾，两人终皆遇害。戊申年十月，熊成基带安徽新军一部分突破安庆。他虽失败了，他的行动表示长江一带的新军已受了革命思想的影响。

　　丁未、戊申两年既受了这许多的挫折，同盟会的多数领袖主张革命策略应该变更。胡汉民当时说过：’此后非特暗杀之事不可行，即零星散碎不足制彼虏死命之革命军，亦断不可起。’汪精卫反对此说，他相信革命志士固应有恒德，’担负重任，积劳怨于一躬，百折不挠，以行其志’，但是有些应该有烈德，’猛向前进，一往不返，流血以溉同种’。他和黄复生秘密的进北京，谋刺摄政王载沣。后事不成，被捕下狱。这是庚戌宣统二年的事情。

　　汪精卫独行其烈德的时候，中山先生和胡汉民、黄兴、赵声正在南洋向华侨募捐，想大规摸的有计划的向满清进攻。这是汪精卫所谓恒德。他们于庚戌年十一月在槟榔屿定计划，先占广州，然后北伐，’以黄兴统一军出湖南趋湖北，赵声统一军出江西趋南京’。定了计划以后，他们分途归国。次年，辛亥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九日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役是他们的计划的实现。军事上虽失败了，心理上则大成功，因为革命精神从此深入国民的脑际。

　　正在这个时挨，清廷宣布铁路国有的计划，给了革命党人一个很好的宣传的机会。那时待修的铁路，以粤汉、川汉两路为最急迫，困难在资本的缺乏。四川、湖北、湖南诸省的人民乃组织民营铁路公司，想集民股筑路。其实民间的资本不够，公司的领袖人物也有借公济私的，所以成绩不好，进行很慢。邮传大臣盛宣怀乃奏请借外债修路，把粤汉、川汉两路都收归国有。借外债来建设，本来是一种开明的政策，铁路国有也是不可非议的，不过盛宣怀的官声不好，满清已丧失人心，就是行好政策，人民都不信任。何况民营公司的股东又要损失大利源呢？因以上各种原故，铁路国有的问题就引起多数人的反对，革命党又从中煽动，竟成了大革命的导火线。

　　同盟会的革命策略，本注重广东，但自黄花岗失败以后，陈其美、宋教仁、谭人凤等就想利用长江流域为革命策源地。他们在上海设立同盟会中部总会。谭人凤特别注重长江中游之两湖。那时湖北新军中的蒋翊武组织文学社于武昌，藉以推动革命。在湖南活动的焦达丰及在湖北活动的孙武和居正，另外组织共进会。这两个团体，虽有同盟会的会员参加，并不是同盟会的支部，而且最初彼此颇有磨擦。经谭人凤调和以后共进会和文学社始合作。

　　同盟会的首领原来想在长江一带应该有好几年的预备工作，然后可以起事。但四川、湖北、湖南争路的风潮扩大以后，他们就决定在辛亥年（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秋天起事。发难的日期原定旧历八月十五日，后因预备不足，改迟十天。却在八月十八日，革命党的机关被巡捕破获，党人名册也被搜去。于是仓卒之间定八月十九即阳历十月十日起事。

　　辛亥武昌起义的领袖是新军的下级军官熊秉坤。他率队直入武昌，进攻总督衙门。总督瑞澂当即不抵抗出逃，新军统制张彪也跟他逃，于是武昌文武官吏均弃城逃走。武昌便为革命军所据。革命分子临时强迫官阶较高，声望较好的黎元洪作革命军的都督。

　　武昌起义以后，一个月之内，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安徽、江苏、贵州、浙江、广西、福建、广东、山东十三省相继宣布独立。并且没有一个地方发生激烈的战争。清朝的灭亡，不是革命军以军力打倒的，是清朝自己瓦解的。各独立省选派代表，制定临时约法，并公举孙中山先生为中华民国的临时总统。我们这个老古的帝国，忽然变为民国了。

　　满清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请袁世凯出来挽回大局。这种临时抱佛脚的办法是不会生效的。袁世凯替清室谋得的不过是退位以后的优待条件，为自己却得了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总统的地位。

　　辛亥革命打倒了清朝，这是革命惟一的成绩。清朝打倒了以后，我们固然扫除了一种民族复兴的障碍，但是等到我们要建设新国家的时候，我们又与民族内在的各种障碍面对面了。

第六节 军阀割据十五年　

　　民国元年的民国有民国必须具备的条件吗？当然没有。在上了轨道的国家，政党的争权绝不使用武力，所以不致引起内战。军队是国家的，不是私人的。军队总服从政府，不问主政者是属于那一党派。但是民国初年，在我们这里，军权就是政权。辛亥的秋天，清室请袁世凯出来主持大政，正因为当时全国最精的北洋军队是忠于袁世凯的。中山先生在民国元年所以把总统的位置让给袁世凯，也与这个原故有关。我们以先说过在太平天国以前，我国并没有私有的军队，有之从湘军起。湘军的组织和精神传给了淮军，淮军又传给北洋军，以致流毒于民国。不过湘军和淮军都随着他们的领袖尽忠于清朝，所以没有引起内乱。到了民国，没有皇帝了，北洋军就转而尽忠于袁世凯。

　　为什么民国初年的军队不尽忠于民国，不拥护民国的宪法呢？我们老百姓的国民程度是很低的。他们当兵原来不是要保御国家，是要解决个人生计问题的。如不加以训练，他们不知道大忠，那就是忠于国家和忠于主义，只知道小忠，忠于给他们衣食的官长，和忠于他们同乡或同族的领袖。野心家知道我国人民乡族观念之深，从而利用之以达到他们的割据企图。

　　工商界及学界的人何以不起来反对军阀呢？他们在专制政体下作了几千年的顺民，不知道什么是民权，忽然要他们起来作国家的主人翁，好像一个不会游水的人，要在海洋的大波涛之中去游泳，势非淹死不可，知识阶级的人好像应该能作新国民的模范，其实也不尽然。第一，他们的知识都偏于文字方面。古书愈读的多，思想就愈腐旧，愈糊涂。留学生分散到各国各校各学派，回国以后，他们把万国的学说都带回来了，五花八门，彼此争辩，于是军阀的割据之上又加了思想的分裂。第二，中国的读书人，素以作官为惟一的出路。民国以来，他们中间有不少的人惟恐天下不乱，因为小朝廷愈多，他们作官的机会就愈多。所以知识阶级不但不能制止军阀，有的时候，反助桀为虐。

　　那末，我们在民国初年绝对没有方法引国家上轨道吗？有的，就是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和三民主义。中山先生早已知道清朝不是中国复兴惟一的障碍。其他如国民程度之低劣，国民经济之困难，军队之缺乏主义认识，这些他都顾虑到了。所以他把建国的程序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但是时人不信他，因为他们不了解他的思想。他们以为清朝是我们惟一的障碍，清朝扫除了，中国就可以从几千年的专制一跃而达到宪政。这样，他们正替军阀开了方便之门。这就是古人所谓’欲速则不达’。在民国初年，不但一般人不了解中山先生的思想，即同盟会的会员，了解的也很少。中山先生并没有健全的革命党作他的后盾。至于革命军更谈不到。当时军队的政治认识仅限于排满一点，此外都是些封建思想和习惯，只够作反动者的工具。中山先生既然没有健全的革命党和健全的革命军帮他推动他的救国救民族的方案，他就毅然决然让位与袁世凯，一方面希望袁世凯能不为大恶，同时他自己以在野的资格，努力造党和建设。

　　假使我民族不是遇着帝国主义压迫的空前大难关，以一个曹操、司马懿之流的袁世凯当国主，树立一个新朝代，那我们也可马虎下去了。但是我们在二十世纪，所须要的，是一个认识新时代而又能领导我们向近代化那条路走的伟大领袖。袁世凯绝不是个这样的人。他不过是我国旧环境产生的一个超等的大政客。在他的任内，他借了一批大外债，用暗杀的手段除了他的大政敌宋教仁，扩充了北洋军队的势力，与日本订了民国四年的条约，最后听了一群小人的话，幻想称帝。等到他于民国五年六月六日死的时候，他没有做一件于国有益，于己有光的事情。

　　袁死了以后，靠利禄结合的北洋军队当然四分五裂了。大小军阀，遍地皆是。他们混打了十年。他们都是些小袁世凯。到了民国十五年的夏季，中国的政治地图分割到什么样子呢？第一，东北四省和河北、山东属于北洋军阀奉系的巨头张作霖。他在北京自称大元帅，算是中华民国的元首。第二，长江下游的江、浙、皖、闽、赣五省是北洋军阀直系孙传芳的势力范围。孙氏原来是吴佩孚的部下，不过到了民国十五年，孙氏已羽翼丰满，不再居吴佩孚之下了。第三，湖北同河南仍属于直系巨头曾拥戴曹琨为总统的吴佩孚。第四，山西仍属于北洋之附庸而保持独立而专事地方建设之阎锡山。第五，西北算是吴佩孚的旧部下而倾向革命之冯玉祥的势力范围。第六，西南的四川、云南、贵州，属于一群内不能统一，外不能左右大局的军阀。第七，广东、广西、湖南三省是革命军的策源地。从元年到十五年，我们这个国家的演化达到了这种田地。

第七节 蒋总裁贯彻总理的遗教　

　　民国十五年七月九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中正誓师北伐，并下总动员令。这是中华民国历史上的大分水界。前此我们虽有革命志士，但没有健全的，有纪律的，笃信主义的政党；前此我们虽有军队参加革命，但没有革命军。此后就大不同了。我们如要了解民国十五年北伐誓师为什么是个划时代的史实，我们必须补述孙中山先生末年的奋斗。

　　我们已经说过，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以前宣布了他的革命方略，分革命的过程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用不着说，军政是一个信服三民主义的革命军对封建势力的扫荡和肃清，训政是一个信服三民主义 的革命党猛进的缔造宪政所必须的物质及精神条件。民国初年，这样的革命军和革命党都不存在，军阀得乘机而起，陷民国于长期的内乱，人民所受的痛苦，反过于 在清朝专制之下所受的。中山先生于是更信他的革命方略是对的。民国三年，他制定革命党党章的时候，他把一党专政及服从党魁的精神大大的加强。民国七年，俄 国革命，虽遇着国内国外反动势力的夹攻，终成功了。中山先生考察俄国革命党的组织，发现其根本纲领竟与他多年所提倡的大同小异。原来俄国也是个政治经济落 后的国家，俄国的问题也是火速的近代化。在十九世纪，俄国没有赶上时代的潮流，因此在上次的欧洲大战，俄国以二十倍德国的领土，两倍德国的人口，尚不能对付德国二分之一的武力。俄国的革命方略，在这种状况之下当然可供我们的参考。难怪中山先生虽知道中山主义与列宁主义有大不同之点，早就承认列宁是他的同志。

　　在苏联革命的初年，为抵抗帝国主义起见，列宁亦乐与我们携手。民国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中山先生与列宁的代表越飞（Joffe）共同发表宣言，声明两国在各行其主义的条件之下，共同合作。十二年夏，中山先生派蒋介石同志赴俄，考察红军和共产党的组织。是年冬，苏联派遣鲍罗廷来华作顾问。十三年初，中山先生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于广州，彻底的改组国民党，并决定联俄容共。同时蒋介石同志从俄回国。中山先生就请他创办黄埔军官学校。中山先生对黄埔军校是抱无穷希望的。在开学的那一天，中山先生说过：

　　今天开这个学校的希望，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从新创造，要这学校的学生来做根本，成立革命军。诸位学生，就是将来革命军的骨干。

　　十四年是革命策源地的两广的大调整时期。陈炯明勾结杨希闵、刘震寰以图消灭新起的革命势力。于是有两次的东征，然后广东得以肃清。同时革命政府协助了李宗仁、黄绍竑肃清广西。

　　不幸在这年的春天，三月十二日，中山先生在北平逝世了。革命的重担大部分从此就遗到蒋介石同志的身上了。

　　从十五年七月九日起的北伐，到二十六年七月七日的抗日战争，蒋先生的事业是读者们所熟知的，我们可以不必细说。但是有三个重要方面我们不能不注意。

　　第一，现任国民党总裁的蒋先生在最近十余年之内的事业一贯的以中山先生遗教为 本。他认定偏左的共产主义和偏右的军阀都是误国的。他所领导的政军始终不离开三民主义。最初误会的人很不少，慢慢的他们认识了他的政策，由认识而生敬仰， 终则一致的拥护。所以抗战以来，国人不分党派区域均团结于他的领导之下，一致抗战。

　　第二，近年蒋先生鞭策全国向近代化这条大路上迈进。铁路的加修，全国公路网的 完成，航空线的设立，无线电网的布置，义务教育的提倡，科学及工程教育的奖进，及国防的近代化，都是近几年的大成绩。抗战以前全世界无不承认我民族已踏上 复兴之路。日本的军阀看清了这一点，所以决计向我们大举进攻。

　　第三，九一八以来，国人有些为 感情所冲动要求中央早战，有些反动份子另怀阴谋，以为向日抗战，就能消灭中央势力，于是假借爱国之美名，鼓动早战。蒋先生为民族计忍受国人的非议和敌人的无礼，绝不轻言战，亦绝不放松民族近代化之推进。我们能从九一八到七七得着七年宝贝光阴的建设，这是蒋先生深谋远见的结果。

目前的困难是一切民族在建国的过程中所不能避免的。只要我们能追随蒋先生，谨守中山先生的遗教，我们必能找到光明的出路。

附录一 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

（从顺治到咸丰）

一、俄国的远东发展

　　我族在东北的历史虽变故多端，概括说，可分为两大时期。满清以前，在东北与我族相抗的，不是当地的部落，就是邻境的民族，其文化程度恒在我族之下。最近三百年的形势就大不同了。从清初到现在，这三百年，东北最初受了远自欧洲来的俄罗斯之侵略，最近又遭了西洋化的日本之占据，而其他列强亦曾插足其中。现在东北已成所谓世界问题。纵不说最近三百年的侵略者之文化高于我族，我们不能不承认他们的国力有非我们所能比抗。

　　俄国的历史颇有与我相同的。在13世纪，蒙古人一方面向南发展，并吞了华北的金及华南的宋；另一方面又向西发展，简直席卷了中央亚细亚及俄罗斯，直到波兰。我国受蒙古人的统治不满百年，即由明太祖在14世纪的下半叶光复了祖业。俄国终亦得到解放。惟蒙古人在俄国的施政并不如在中国那样积极，而同时俄人民族的观念亦不及我族发展之早，故俄国的光复运动到15世纪始由马斯哥王国率领进行，其完成尚在16世纪宜番四世的时候。总计起来，俄国的光复比我国迟了二百年。

　　俄国反蒙古人的运动虽较迟，其发展之积极及持久反为我们所望尘莫及。我族自明成祖以后，保守尚感不足，遑论进取。俄国则不然。

　　俄人初越乌拉山而角逐于西比利亚者为雅尔马克，所带队伍仅840人；其时在公历1579年，即明万历七年。此后勇往直前，直到太平洋滨为止。1638年（崇祯十一年），俄国的先锋队已在鄂霍次克（Okhotsk）海滨建设了鄂霍次克城。六十年内，全西比利亚入了俄国的版图，其面积有四百万方英里，比欧洲俄罗斯还大一倍。

俄国在西比利亚的拓展并未与我国接触，所以无叙述之必要。但其经过有两点足以帮助我们了解日后中、俄初次在黑龙江的冲突，不能不略加讨论。

第一、俄国在西比利亚发展之速得了天然交通的资助。西比利亚有三大河流系统：即俄比（Ob River System）系统，也尼赛（Yenisei）系统，及来那（Lena）系统。俄比、也尼赛、及来那三大河虽皆发源于南而流入北冰洋，但其支河甚多，且大概是东西流的。一河流系统之支河与其邻近河流系统之支河往往有相隔甚近者，且二者之间有较低的关道可以跋涉。俄人过乌拉山就入俄比系统；由俄比系统转入也尼赛系统；再转入来那系统，就到极东了。

　　俄人在西比利亚所养成的交通习惯与日后中、俄两国在黑龙江的冲突有很大的关系。因为黑龙江及其支河可说是亚洲北部的第四大河流系统。其他三大河皆由南向北流，惟独黑龙江由西向东流入海。所以在自然交通时代，黑龙江是亚洲北部达东海最便捷之路。并且俄人有好几处可以由来那系统转入黑龙江系统。黑龙江上流有一支河名石勒喀（Shilka）；石勒喀复有一支河名尼布楚（Nertcha，尼布楚城因河得名）。尼布楚河发源之地离威提穆河（Vitim）发源之地甚近。威提穆河就是来那河上流之一支，这是由来那系统转入黑龙江系统道路之一。黑龙江上流另有一支河名额尔必齐（Gorbitsa），其发源地与鄂列克玛河（Olekema）之发源地相近，雨鄂列克玛河也是来那河的一支，这是由来那转入黑龙江的第二条路。黑龙江的中流有一支河，我国旧籍称为精奇里河，西人称为结雅河（Zeya River）。精里奇发源于外兴安之山阳，其流入黑龙江之处，在其东现在有俄属海兰泡，亦名布拉郭威什臣斯克（Blagoveshchensk），对岸稍南即我国的瑷珲。自来那河来者可溯雅尔丹河（Aldan）或鄂列克玛河之东支而转入精奇里河上流的支河，这是由来那系统入黑龙江系统的第三条路。在清初的国防上，这条路尤其要紧，因为最毗近东北的腹地。

　　第二，俄国17世纪在西比利亚拓展之速多因土人无抵抗的能力，俄人用游击散队就足以征服之。彼时西比利亚户口稀少，土人文化程度甚低，政治组织尚在部落时代，其抵抗力还不及北美的红印度人。比较有抵抗能力的要算俄比河上流的古楚汗国（Kuchum Khanate）。这国就是蒙古大帝国的残余。雅尔马克（Yermak）于1583年夺取了其京都西比尔（Sibir），西比利亚从此得名，马斯哥王亦从这时起加上西比尔主人翁的荣衔。1587年（明万历十五年），俄人在西比尔附近建设拖博尔斯克大镇（Tobolsk）。雅尔马克原来不过是一个土匪头目，他的队伍大部分是他的绿林同志。立了大功之后，马思哥王不但宽赦了他，且优加赏赐；为国事捐躯之后，俄国教堂竟奉送他神圣尊号，雅尔马克遂成了俄罗斯民族英雄之一。事实上，他无疑的是俄国拓殖西比利亚的元勋。自他在俄比河战胜古楚汗国之后，直到鄂霍次克海，俄人再没有遇着有力的抵抗。

　　雅尔马克及其同志，论人品及作事方法，皆足代表17世纪俄人在西比利亚经营者。历17世纪，先锋队大都是凶悍而惯于游牧生活的喀萨克（Cossack）。他们数十或数百成群，自推领袖。在俄国政府方面看起来，喀萨克的行动虽常不遵守政府的命令，确是利多而害少。他们自动的往前进，成功了，他们所占的土地就算是俄国的领土，他们从土人所收的贡品几分之几划归政府；失败了，不关政府的事，除非政府别有作用，可以置之不理。但是害处也有，这种游击散队只顾目前，不顾将来；只顾当地，不顾全局。喀萨克过于残暴，因此土人已不心服，且被杀戮者就是当地的生财者。在西比利亚作惯了，到了黑龙江流域，他们依然照旧横行，不知道这地的形势有与西比利亚不同者。

　　俄人发展到来那河流域的时候正是明崇祯年间。在明成祖的时代，中国在东北的政治势力几可说是空前绝后，黑龙江全流域以及库页岛皆曾入明之势力范围。到天启、崇祯年间，辽河流域尚难自顾，至松花江、乌苏里江及黑龙江更无从顾及，明之旧业快要亡了。但满清遂乘机收归己有，在清太祖及太宗的时候，满人连年东征北伐。其战争及交涉的经过，我们无须叙述，但其收复的部落及土地不能不表明。因为17世纪中、俄的冲突根本是两个向外发展运动的冲突，俄国方面有新兴的罗马洛夫（Romanov）朝代，我国方面有新兴的清朝：可说是棋逢对手。

　　兹将清太祖及太宗所收的东北的部落及区域列表如下：
　　[1]窝集部（亦名窝稽达子，鱼皮达子）。居牡丹江（亦名呼尔哈河，瑚尔哈河）及松花江下流两岸，距宁古塔北约四百里，其中心在现今之三姓。
　　[2]穆棱。居乌苏里江及其支河穆伦河的两岸。
　　[3]奇雅，居伊玛河的上流，伊玛河（Niman，Iman，Imma，Ema）是乌苏里江东的一支河。
　　[4]赫哲（亦名黑金，赫真，额登）。居松花江与黑龙江会流之处到乌苏里江与黑龙江会流之处。
　　[5]飞牙喀（亦名费雅喀）。居黑龙江下流。

　　[6]奇勒尔。居黑龙江口沿海一带。

　　[7]库叶（亦名库页）。居库页岛。

　　[8]瓦尔喀。居吉林东南隅及俄属滨海省的南部及海山威附近的熊岛。

　　以上皆东境的部落。

　　[9]索伦。居布特哈（齐齐哈尔以北的嫩江流域）。

　　[10]达呼尔。居嫩江以东到黑龙江一带。

　　[11]鄂伦春。居黑龙江东之精奇里两岸。

　　[12]巴尔呼（亦名巴尔古）。居呼伦贝南。

　　以上皆北境的部落。

　　满清武功所达极北之点就是日后中、俄相持的雅克萨城，俄人称为Albazin。崇德四年（1640年），将军索海所征服的四木城之一，即雅克萨。

　　入关以前，满人的势力虽已北到黑龙江及精奇里河，东到库页岛，并未在边境设官驻兵。被征服的民族有少数编入八旗，大多数仍居原地，按期进贡而已。直到康熙二十年，清朝驻兵最近东北边境者莫过于宁古塔。虽然，俄人入黑龙江的时候，除当地土人的抵抗外，尚有大清帝国的后盾，其形势与西比利亚完全不同。

二、中俄初次在东北的冲突　

　　俄人到了来那流域以后，不久就感觉粮食缺乏的大困难。他们从土人听说精奇里河流域产粮甚多，这种传说形容未免过度，好像一到外兴安的山阳就是一片乐地。俄政府于1632年在来那河的中流设立雅库次克城（Yakutsk），派有总管，俄人所谓Voevod。1643年（崇祯末年），总管官彼得果罗文（Peter Golovin）派探险队到精奇里河流域去调查真相。队长是波雅哥夫（Vasili Poyarkof）；队员有喀萨克一百十二名，猎夫十五名，书记二人，引导一人。军器带有大炮一尊，枪每人一杆。他们于是年7月中从雅库次克动身，逆流而上，由来那河入雅尔丹河。11月，未抵河源而河已结冰，不通舟楫。波雅哥夫在河边筑了过冬的土房，留了四十三个队员及辎重，自己遂率领其余队员跋山而南。行了两星期的旱路之后，他们找着精奇里的支河布连塔河（Brinda）。上流仍是一片荒土，到了中流，才发现少数鄂伦春住户，波氏派了七十人到村里去搜粮食。村民起初尚以礼相待；俄人求入村，未蒙允许，就动武了。村民竭力抵抗。到了天黑，俄人空手而归。在饥寒交迫的时候，喀萨克不惜执杀土人或互相残杀以充饥。1644年春，留在山北的队员赶上了，于是合队而行，由精奇里入黑龙江。沿途的土人皆骂他们为食人的野蛮人，有些逃了，有些就地防堵。秋季波氏到了黑龙江口，就在此过冬，强迫奇勒尔供给粮食。

　　俄人入黑龙江的那一年正是满人入关的那一年。受其扰害的鄂伦春、达呼尔、赫真、飞牙喀及奇勒尔是否曾向其宗主求援，如果求了满人如何处置，这些问题，因为史料的缺乏，无从答复。在入关之初，就是东北边境有警报来，清廷亦无暇顾及。波雅克夫此次的成绩并不好，除了没有发现新乐园以外，他留给土人永不能忘的坏印象。虽然，经过这次的失败，雅库次克的总管知道了传闻的虚实，而波雅克夫仍不失为第一个西洋人入黑龙江者。他在江口过冬以后，由海道北返。几年之内，雅库次克的总管不再费事于南下的企图。

　　1649年（顺治六年），雅库次克的一个投机的富商哈巴罗甫（Yarka Pavlov Khabarof）呈请总管许他用自己的资本组织远征队到黑龙江去。是时俄人已从土人探知由鄂列克玛河的路比由雅尔丹河的路容易。总管佛兰士伯克甫（Franzbekof）对此事虽不甚热心，但哈巴罗甫的提议既无须政府出资，万一成功，政府反可借私人的力量收征黑龙江流域土人的皮贡，就允许了哈氏的呈请。其实政府的批准不过是一种形式；在呈请之先，哈氏已组织好了远征队，大有必行之势。4月初，他率领队员前进，溯鄂列克玛河直到河源，于是跋山而转入黑龙江的支河乌尔喀（Urka）。此河近额尔必齐，惟稍东。哈巴罗甫到黑龙江的时候，两岸的村落已闻风远逃。哈氏对所遇的少数土人虽竭力巧言诱吸，土人总以喀萨克是食人的一语答之。除在土坑里发现匿埋的粮食外，其余一无所获。虽然，在其给总管的报告书中，哈氏仍夸大黑龙江流域的富庶及积粮之多。他深信有六千兵足以征服全区域，征服之后，雅库次克的粮食问题可得解决，而皮贡的收入可大加增。

　　哈氏初次的远征虽无直接的成绩可言，他确信亲自到了黑龙江，知道了当地的实在情形。他决志组织第二远征队并改良行军的方法。1650年的夏季，他就出发，所走的路线大致与第一次相同，这次他行军极图迅速，以免土人的迁徙。在雅克萨附近，他袭击了一个村庄，土人与之相持一下午，终究弓箭不抵枪炮，雅克萨遂为所占。土人乘夜携带家眷牲口逃避，哈氏即夜派135人去追截。次晨就赶上了，一战之后，喀萨克夺了117只牲口，高兴的返归雅克萨。哈氏在雅克萨建筑了防守的土垒，留下了少数的驻防队，自己遂率领其余队员及枪炮，乘用冰车驶往下流。十天之后，于11月24日他遇着使马的鄂伦春。此处也是弓箭不抵枪炮，一时土人惟有屈服，遵命贡送貂皮。哈氏的投机总算得了相当的收获，于是回雅喀萨过冬。

　　次年6月2日，哈氏带着300余名喀萨克，配齐枪炮，出发往下流去。此次要求迅速，以图攻人之不备。正队以前，他预备了八只小船以充先锋。连行四日不见人烟，沿岸的村落皆迁徙一空。第四日晚间，在黑龙江折南的角段发现尚未迁徙的吉瓜托村（Guigudar）。此处居民约有一千，并有五十名八旗马队适在该处收征贡物。我国的记载全不提及，故其虚实难明。哈氏乘夜进攻。据俄人的记载，交火之初，满人就逃了。次晨村落失守，土人欲逃不能。死于炮火之下者约660人，女人被掳者243，小孩118，马237，其他牲口113。俄人死4名，伤40名。哈氏的得意可想而知，可惜我方关于此事全无纪录以资对证。

　　哈巴罗甫在吉瓜托村约留了六星期。他派出的调查队均说直到精奇里河口，土人早已迁徙，惟闻在河口尚有未迁徙的村落。哈氏乘坐小船赶到现在瑷珲城左右，土人事先全无所知，既不能逃，又不能战，大部分都成俘虏。哈氏命土人的长老召集会议。到会者300多人，均说刚向中国皇帝进了贡，余存无几，一时只能奉送貂皮60张，以后当陆续补送，哈氏令土人以貂皮赎俘虏。他的投资又得着红利了。土人竭力应酬他，好像他们已甘心投顺喀萨克。但9月3日全村忽迁徙一空，仅留下两个当质者及两个老女人。此举给哈氏一个很大的打击。他原拟在此过冬，不料周围忽然变为全无人烟之地。他们把四个未逃的土人付之火中，遂开拔向下流去了。

　　9月29日，哈氏行抵乌苏里江与黑龙江合流之处。此地现有哈巴罗甫城，即纪念哈氏之功绩者，我方命名伯力。哈氏在此建筑土垒，准备过冬。赫真人表示和好，因之哈氏不为设防，时常派遣队员出外捕鱼。10月8日，赫真人忽乘虚进攻。相持之际，适外出的队员归来，加之军器相差太远，赫真人大受挫败。从此喀萨克作了当地的主人翁。

　　按俄国的纪载，黑龙江的土人受了两年的扰害之后，均向中国求保护。我方的纪载亦提及此事，但不详细。《平定罗刹方略》说：’驻防宁古塔章京海色率所部击之，战于乌扎拉村，稍失利。’俄国方面的纪录说：海色带有2020骑兵。至于战争的经过则各说不一。海色与哈巴罗甫的战争是中、俄初次的交锋。我国史乘从顺治九年起始有’罗刹’之乱之纪载。按’罗刹’这名词是索伦、鄂伦春、达呼尔诸部落给俄人的称呼。这一战，俄国方面的人数至多不过四百人；我方加入战争者必较多，但是否有二千余名，颇难断定。顺治十四年，宁古塔设昂邦章京一员，副都统一员。康熙元年，昂邦章京改为镇守宁古塔将军。十年，宁古塔副都统移驻吉林。十五年，宁古塔将军移驻吉林，而于宁古塔设副都统。从这年起，吉林将军领兵2511名，宁古塔副都统领兵1320名，从此看出我国东北边境驻军首重宁古塔，后移重心于吉林。惟顺治十四年以前，究有兵多少，不容确定。战争的经过，我方的纪录仅说’稍失利’。俄方的纪录则分两说，一说：

　　1652年3月24日（俄历）黎明，满洲兵到达俄国土垒之前，俄人正在酣睡之中，倘满人不即施放火枪–他们放枪大概是要示威–哈巴罗甫或将不能生还。幸而他被枪声惊醒了，即时设备。满人又把炮安置以后，就向土垒开火。不久打穿一个洞口，冲锋者即向洞口猛进。俄人火速在洞口之后安置一炮，向冲锋者开放极有效力的弹子，冲锋者因此止住了。而150名俄人从营垒冲出来，以短兵相接。他们从满人夺取了两尊太近的炮。满人的火枪大半被毁之后，俄人就成了战场的主人翁。除上文所说的两尊炮外，俄人尚得着十七杆火枪，八面旗帜，830匹马及几个俘虏。满兵死者听说有676人遗留在战场之上，俄人仅死10名，伤70名。

　　另一说则谓：

　　交锋之初，中国人得了胜利，一时好像他们能把俄国营垒攻下来。后不知因何原故–或者因为中国的主将过于自信，或者因为他遵守训令–在俄人受迫最紧急的时簇，他忽然下令，要他的兵士不杀也不伤喀萨克，只活拿过来。这一战的最要关键即在此。俄人了解这种形势之后，决志不被活拿。于是一面宣誓，一面冲锋，步步的把中国人赶退了。一个军队不能一面受敌人之火，一面又被禁还火，而保持其地位。中国兵从此丧失战斗精神，向后退避，留下十七杆枪，二尊炮，八面旗帜，八百三十匹马及许多粮食。俄人死十名，伤七十八名。哈巴罗甫从土人–不可靠的来源–听说中国兵死了676六名。

　　这一战，中国确是败了，但先胜而后败。致败之由，除策略或有关系外，尚因军器不及敌人。至于战败的程度很难说了。此战以后，俄国方面的报告多说喀萨克一听见某处有中国兵，就戒严不敢前进，而且从这时起土人又敢抵抗了。

　　顺治九年，乌扎拉之战以后，哈巴罗甫率领全队逆流而上，途中遇着雅库次克总管派来的补充队，共计一百一十七名喀萨克及军需。8月，在精奇里河口附近，队员内哄，致分为二队，一队二百一十二人仍服从哈氏，另一队一百三十六人则自树一旗，从此黑龙江上下有二队喀萨克游行抢掠。以往哈巴罗甫及雅库次克总管给马斯哥的报告已引起俄国政府相当的注意和热心，当时拟派兵三千前来黑龙江，以图永久占领。同时，俄国政府对喀萨克的暴行亦有所闻，遂决定先派小援队并调查实况。十年，援队抵黑龙江以后，哈氏返俄复命，但一去未回，他从此就离开历史舞台了。俄国政府亦未实行大队远征的计划。

　　哈巴罗甫的继任者是斯德班乐甫（Onufria Stepanov）。斯氏于顺治十一年（1654年）的春天进松花江，5月24日遇着中国军队。喀萨克自己的纪录说他们火药用尽，故就退了。虽然，退的时候，喀萨克心志慌乱，大有草木皆兵之势。从松花江一直退到呼玛尔河口，就此筑垒防御。我国军队也追到这地。顺治十二年春，遂围呼玛尔营垒，经三星期之久，无功而返。《平定罗刹方略》说：’十二年，尚书都统明安达礼自京率师往讨，进抵呼玛尔诸处，攻其城，颇有斩获，旋以饷匮班师。”晌匮’是很自然的，因为经过罗刹数年扰乱之后，地方居民已经迁徙他处；且清廷又令土人行清野之法，使罗刹不能就地筹饷，而呼玛尔偏北，路途甚远。这是当时在东北行军最大的困准。

　　顺治十三年及十四年，斯德班乐甫多半的时候在黑龙江的下流，松花江口以东。’十四年，镇守宁古塔昂邦章京沙尔呼达败之于尚坚乌黑；十五年，复败之于松花、库尔翰两江之间。’十四年的战争，俄国方面没有纪载，尚坚乌黑不知在何处。十五年（1658年）的战争，俄国的纪录也甚简略，但其结果则言之甚详。战后，斯德班乐甫及二百七十名队员不知下落，余二百二十名逃散了。我方所得的俘虏和上次在呼玛尔所得的俘虏均安置于北京的东北隅，斯氏是否在内，不得而知。此后黑龙江上无整队的罗刹，散队则时见。’十七年（1660年），巴海大败之古法坛村，然皆中道而返，未获剪除，以故罗刹仍出没不时。’虽然，雅库次克总管从此以后不接济，也不闻问黑龙江的罗刹了。

　　在康熙年间，罗刹来自也尼赛，隶属于也尼赛总管。从顺治九年起，也尼赛的俄人常有小队到拜喀尔湖以东石勒喀河上。顺治十二年（1655年），也尼赛总管巴石哥夫（Pashkof）根据这些私人的报告，呈请俄国政府许他在石勒喀河上设立镇所，以便征服附近的部落。政府批准了他的提议，且即派他为远征队的队长。他于次年7月18日从也尼赛城动身，带有五百六十六人。他由也尼赛河转其支河昂格勒（Angara），在河的上源跋山而入石勒喀河。顺治十四年的春天，他在尼布楚河与石勒喀河会流之处设立尼布楚城，这是俄人经营黑龙江上流的根据地。不久就缺乏粮食和军火，而所派出寻觅斯德班乐甫的探员全无结果。顺治十八年，留了少数驻防队，遂回也尼赛，巴石哥夫所受的艰难未得着相当的收获。

　　也尼赛总管在黑龙江上流的失望正如十二年以前雅库次克总管在中流及下流的失望。当时雅库次克因失望遂不愿继续进行，于是有私人哈巴罗甫出而投机。也尼赛亦复如此，此地的私人投机者是柴尼郭夫斯奇（Nikifor Chernigovsky）。柴氏是个盗匪头子，因为杀了一个总管官，他遂率领他的绿林同志跋山投雅克萨去逃罪。他在此地重筑土垒，强迫土人交纳贡品，且自行种植粮食，大有久居之意。同时其他喀萨克有在额尔古纳河筑垒收贡者，有在精奇里河上下骚扰者。我国边民亦有逃往尼布楚而投顺于俄国者，其中最著者莫过于根忒木尔。我国屡次索求引渡，俄人始终拒之。因此，在康熙年间中、俄的关系更趋紧张。

　　康熙帝原来不想以武力解决罗刹问题。他屡次派人到雅克萨、尼布楚去送信，令俄人退去。同时俄国政府从顺治十二年到康熙十六年亦屡次派使到北京来交涉，因路途相隔之远，文书翻译的困难，罗刹之不听政府命令，及中国在邦交上之坚持上国的地位，凡此种种均使外交的解决不得成功。（战前及战后的外交留待下节叙述，本节限于军事的冲突。）等到三藩之乱一平定了，康熙帝就决定大举北伐。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七月，帝派’副都统郎坦与彭春率官兵往达呼尔索伦，声言捕鹿，因以觇视罗刹情形’。十二月又’命户部尚书伊桑阿赴宁古塔督修战船’。郎坦等的报告以为’攻取罗刹甚易，发兵三千足矣’。康熙帝乃下谕曰：

　　朕意亦以为然。第兵非善事，宜暂停攻取。调乌拉（吉林）宁古塔兵一千五百名，并置造船舰，发红衣炮、鸟枪及教之演习者。于瑷珲、呼玛尔二处建立木城，与之对垒，相机举行。所需军粮取诸科尔沁十旗、锡伯、乌拉之官屯，约得一万二千石，可支三年。且我兵一至，即行耕种，不致匮乏。

　　康熙帝在筹划此次征役的时候，最费苦心的莫过于粮食的接济，他以为往年的失败都由饷匮，以致罗刹不能肃清。

　　二十一年算为觇探敌情之年。二十二年起大事预备，筑瑷珲城为后路大本营，修运船、战船，通驿站，运粮食，调军队，联络喀尔喀的车臣汗，共费了三年。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五月二十二日（我国旧历），彭春始带兵抵雅克萨城下。其部队自吉林、宁古塔调去者三千人，自北京调去的上三旗兵一百七十人，自山东等省调去的官一百零五人，兵三百九十五人，自福建调去的藤牌兵三百余人，索伦兵约五百人，总计不过五千人。此外尚有夫役、水手。俄人说此次中国军队有一万八千之多，与实数相差一倍以上。

　　俄人虽早已知道中国的军事行动，且竭力预防，但等到兵临城下，雅克萨的防守队连商人、猎夫、农民及喀萨克部包括在内，不过四百五十人，不到中国兵数的十分之一！我国军队与外国军队战斗力的比较，从康熙年间到现在，究竟有进步呢，还是有退步呢？彭春第一着发表康熙帝的招抚书：

　　前屡经遣人移文，命尔等撤回人众，以逋逃归我。数年不报，反深入内地，纵掠民间子女，构乱不休。乃发兵截尔等路，招抚恒滚诸地罗刹，赦而不诛。因尔等仍不去雅克萨，特遣劲旅徂征。以此兵威，何难灭尔。但率土之民，朕无不恻然垂悯，欲其得所，故不忍遽加歼除，反复告诫。尔等欲相安无事，可速回雅库，于彼为界，捕貂收赋，毋复入内地构乱；归我逋逃，我亦归尔逃来之罗刹。果尔，则界上得以贸易，彼此安居，兵戈不兴。倘执迷不悟，仍然拒命，大兵必攻破雅克萨城，歼除尔众矣。

　　城内的罗刹置之不答。彭春遂开始攻击。

　　我方关于战争的纪录甚简略：

　　五月二十三日，分水陆兵为两路，列营夹攻，复移置火器。二十五日黎明，急攻之，城中大惊。罗刹头目额里克舍等势迫，诣军稽颡乞降。于是彭春等复宣谕皇上好生之德，释回罗刹人众。其副头目巴什里等四十人不愿归去，因留之。我属蒙古索伦逃人及被掳者咸加收集，雅克萨城以复。

　　俄国的纪载大致相同，惟有数点可资补充。第一日的战争结果，俄方死百人。经数日后，教士率居民向总头目官额里克舍拖尔布残（Alexei Tolbusin）要求停战，额里克舍见势已去，遂允所请。他派代表到中国军营议投降条件，所要求者即许俄人携带军器輜重回国。我方接收，事实上有二十五人甘愿留居中国，数目与我方的纪录不同，未知孰是。雅克萨投降的俄人后亦安置于北京城内之东北隅。

　　罗刹退去以后，中国军队把雅克萨的城垒及房屋全毁了，但四乡的禾苗并未割去，就全军回瑷珲。雅克萨城不但不留防，且未设卡伦；甚至从瑷珲起，全黑龙江上流恢复战前无主的状态。清廷以为罗刹问题完全解决了：足证我国受了四十年的扰害还未认清敌人的性质。

　　额里克舍的后退全由于势力的单弱。其实在雅克萨战争的时候，也尼赛总管已派有援军在途，共六百人，由普鲁斯人拜丁（Afanei Beiton）率领。额里克舍退出雅克萨后，未满一日，即于途中遇着援军的先锋队百人，带有十足的军器。额里克舍到了尼布楚仅五天，拜丁的大援队也到了。于是也尼赛总管派拜丁额里克舍复整军前往雅克萨。此次他们带了六百七十一人，五尊铜炮，三尊铁炮，均配足火药，后面络续尚有接济。他们到了雅克萨，一面收割四乡的粮食，一面从新建设防具。我国在康熙二十五年二月始得罗刹复来的报告，清廷即命萨布素及郎坦带兵去攻。此次战争较久，较烈。六月，我军抵雅克萨。十月底，俄人防军仅剩一百一十五人，仍不退不降。适俄国政府是时派代表到北京，声明公使在途，要求停战交涉，康熙帝遂下令撤雅克萨之围。中、俄问题从军事移到外交去解决了。

三、尼布楚交涉

　　　从顺治元年到康熙二十五年，四十余年中、俄在黑龙江的冲突，在俄国方面，完全是地方人民及地方官吏主动，马思哥至多不过批准，有时不但未批准，且欲禁止而不能。地方的动机，最高在图开辟疆土以邀功，普通不过为发财而已，此外实际急迫的目的在图粮食的接济。彼时俄国中央政府亦想与中国发生关系，但其目的及方法完全与地方的不同。我们试一研究俄国屡次派使来华的经过就能明了其动机所在。《东华录》载：

　　顺治十七年五月丁巳，先是鄂罗斯察罕汗于顺治十二年遣使请安，贡方物，不具表文。因其始行贡礼，赉而遣之，并赐敕，命每岁入贡。后于十三年又有使至，虽具表文，但行其国礼，立而授表，不跪拜。于是部议来使不谙朝礼，不宜令朝见，却其贡物，遣之还。后阅岁，察罕汗复遣使赍表进贡，途经三载，至是始至。

　　据此纪录，则顺治年间俄国曾三次派使来华：第一次在十二年（1655），第二次在十三年，第三次在十七年。此中有一误会，第一次的使者是亚尔班（Seikul Albin）。他不过是公使背喀甫（Theodore Isakovitch Baikoff）的随员，先到北京来报信，所以’不具表文’，第二次的公使就是背喀甫，所以第一次及第二次实系一个使团。我们从俄国政府给背喀甫的训令就能看出俄国对中国注意所在。俄王要背喀甫向中国皇帝转达俄王的友谊及和好之善意，表示俄国欢迎中国公使及商人到俄国去，打探清廷对俄国的实在意志，是否愿通使通商，调查中国接待外国的仪节，调查中国的国情如户口、钱粮、军备、城市与邻邦的关系、出产以及中俄的交通，总而言之，主要目的在通商及交邻。当时俄国以为中国产金银甚多，在重金主义（bullionism）盛行的俄国，以为与中国通商便可用西比利亚所产的皮货及俄国的呢绒来吸收大宗金银及丝绸。背喀甫的出使，除得知中国一般国情外，完全失败。其主要原因即《东华录》所谓’不谙朝礼’。换句话说，背喀甫不愿以’贡使’自居，不肯跪拜，不肯递国书于理藩院。次要原因即罗刹在黑龙江的骚扰。因此，清廷颇疑背喀甫之来另有野心；不然，怎可一面通好，一面侵犯边境？1658年，俄国又派亚尔班及浦尔费里叶甫（Ivan Perfilief）二人出使中国；1660年（顺治十七年）始抵北京，即上文所谓第三次的出使。他们所带的国书首述俄王祖先声名的伟大及邻邦如何皆畏服俄国，后半表示愿与中国通使通商。《东华录》继续说：’表文矜夸不逊，不令陛见。’所以这次也无结果。

　　康熙年间，中、俄的冲突转移到黑龙江上流，这是上节已经说过的。除喀萨克的侵扰外，中、俄之间又加上根忒木尔（Gantimur）问题。此问题的原委颇不易明。根忒木尔乃达呼尔头目之一，原住尼布楚附近，曾向中国进贡，中国亦曾授以佐领职衔。俄人占据尼布楚以后，根忒木尔遂率其部落迁居于海拉尔河及甘河左右。顺治十二年呼玛尔之役，他率部助清，但临阵不曾前。战后，他回尼布楚降俄。康熙五年及九年，宁古塔的疆吏曾派委员至尼布楚索根忒木尔。俄人始终拒绝引渡，说他既原居尼布楚，就该算是俄王的臣民。双方所以这样重视根忒木尔的缘故，因为他的向背足以影响当地一般人的向背。尼布楚的总管亚尔沈斯奇（Daniel Arshinsky）于九年也派了一位使者到北京来报聘。背喀甫出使的失败足证当时中国如何不明世界大势；这一次又表明俄国人之不懂中国国情。使者是米乐番乐甫（Ignashka Milovanoff），一个不识字的喀萨克！亚氏给他的训令更加可笑，大意谓各国之汗及王多求大俄罗斯、小俄罗斯及白俄罗斯的大君王亚里克含米海罗韦赤（Alexei Mikhailovich）的保护，大君王除概予保护外，且优加赏赐。中国的皇帝也应求大君王的保护，并应时常进贡及许两国人民自由通商。米乐番罗甫到北京以后，在理藩院被质问一番。他曾否执行训令，理藩院得何印象，作何感想，我们无从知道。康熙许他陛见，但所行的是跪拜礼。最后清廷颁一封敕谕，要尼布楚的总管严行约束部属，禁止他们侵扰中国边境。这段往来好像两个互不相识的人对说互不相懂的话，这样的外交是得不着结果的。

　　康熙十一年，清廷又派人到尼布楚去送信，要求俄国送回根忒木尔。这信是用满文写的，尼布楚及马思哥均无人能翻译，但俄国政府根据尼布楚的报告，以为中国要求俄国派使来华交涉。康熙十四年（1675年）二月，俄王遂派尼果赖罕伯理尔鄂维策斯巴费理（Nicolai Gavrilovich Spafarii）。斯氏有出使日记及报告与函件，这些材料不但是中、俄关系史的好史料，且间接对当时中国的内政，如三藩战役及天主教传教士的地位，有不少新知识的贡献。本文限于中、俄在东北的冲突，故可从略。斯氏于康熙十五年六月抵北京，交涉共历三月，绝无成绩而返。中国对斯氏要求二事：送回根忒木尔及令喀萨克退出雅克萨；斯氏对中国的希望包括通商和通使，这是双方的实在目的。但斯氏在北京的交涉可说未入正题就被种种仪节问题阻止了。最初斯氏坚持亲递国书于皇帝，后虽退步而呈递于理藩院，但陛见的时候不肯跪拜，正式交涉简直未进行。在归途中，斯氏曾致书于雅克萨的喀萨克，嘱他们不要骚扰，但未见发生效力。

　　等到中国大举进攻雅克萨的消息传到马斯哥的时候，俄国政府始知道黑龙江流域非西比利亚可比，土人之后尚有一个大帝国须对付，而这帝国决不让俄国占领黑龙江流域。究竟黑龙江一带的地理如何，俄国政府并不知道。与其出师于万里之外来与一大邻国争一块可有可无的土地，不若和好了事，以图通商之发展。在中国方面，康熙帝素性不为已甚。三藩战役之后，中国亟须修养。且外蒙古尚有厄鲁特问题，其他部落亦未倾心向我，倘我与俄为已甚，则俄、蒙可相联以抗我。俄人军器的厉害及战斗精神的坚强，这是康熙帝所深知的。所以在未出师之前，康熙帝对于军备是慎之又慎，以策万全的。外交虽已试过而未见效，康熙仍不绝望。所以他一面派彭春率师往攻雅克萨；一面又致书于俄国政府，一封由传教士转递，一封由荷兰商人带去。俄国政府既已有言归于好之心，康熙帝的信正为外交的进行辟了大路。二十五年九月，俄国要求停战的使者米起佛儿魏牛高（Nicefor Venukiov）及宜番法俄罗互（lvan Favorov）到北京，声明俄国愿与中国和好，且已派有全权大使在途。康熙帝即时下谕：’其令萨布素等撤回雅克萨之兵，收集一所，近战舰立营。并晓谕城内罗刹，听其出入，毋得妄行攘夺。俟鄂罗斯使至后定议。’换言之，这是无条件的停战。

　　俄国所派的全权大臣是费要多罗亚列克舍维赤果罗文（Theodore Alexievitch Golovin）。俄国政府于1686年初颁给果罗文第一次的训令，根据此训令：边疆应以黑龙江为界，如不得已，可以拜斯特尔（Bystra）及精奇里二河为界；再不得已，则以雅克萨为界。但俄人须能在黑龙江及其支河通商，并且通商除纳关税外，不应有限制。如果罗文能使中国派公使及商人到马斯哥更好。俄国政府派了一千五百兵同行，以备万一，且教果罗文设法联络外蒙古以助声势。果罗文于1686年正月26日（俄历）在马斯哥起程；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10月22日始抵拜喀尔湖南外蒙古边境之色楞格。他在途中接到政府第二次训令：如通商能得便易，即全黑龙江流域包括雅克萨，可认为中国领土；除非万不得已，绝不可引起战争；倘交涉失败，他可向中国提议双方再派公使从新协议。

　　喀尔喀土谢图汗把俄人抵境的消息报告给北京以后，康熙帝遂令在雅克萨的军队退瑷珲。次年年初，他派内大臣索额图，都统公国舅佟国纲，尚书阿尔尼，左都御史马齐，汉员二人，张鹏翻及钱良择，及护军统领马喇带八旗前锋兵二百，护军四百，火器营兵二百，往色楞格去交涉，代表团带有传教士二人，张诚（Jean Francois Gerbillon）及徐日升（Thomas Pereyra），以助翻译。索额图等遵旨预拟交涉大纲如下：

　　察鄂罗斯所据尼布楚本系我茂明安部游牧之所，雅克萨系我达呼尔总管倍勒儿故墟：原非罗刹所有，亦非两界隙地也。况黑龙江最为扼要，未可轻忽视之。由黑龙江而下，可至松花江；由松花江而下，可至嫩江；南行可通库尔瀚江及乌拉、宁古塔、锡伯、科尔沁、索伦、达呼尔诸处。若向黑龙江口可达于海。又恒滚、牛满等江及精奇里江口俱合流于黑龙江。环江左右均系我属鄂伦春、奇勒尔、毕喇尔等民人及赫真，费雅喀所居之地。不尽取之，退民终不获安。臣以为尼布楚、雅克萨、黑龙江上下及通此江之一河一溪皆属我地，不可弃之于鄂罗斯。又我之逃人根忒术尔等三佐领及续逃一二人悉应索还。如一一遵行，即归彼逃人及大兵俘获招抚者，与之划疆分界，贸易往来；否则臣当即还，不与彼议和矣。

　　康熙帝当时批准了这个交涉大纲。我代表团所负的使命全见如此。我们若以俄国给果罗文第一次的训令与此大纲相比，则中、俄的目的抵触甚多，因为双方都要黑龙江的上流从尼布楚到雅克萨，若以俄国政府第二次的训令与此大纲相比，则双方所争者仅尼布楚城。

　　我使团于康熙二十七年五月初一日从北京启程，取道张家口，库伦。适此时喀尔喀与厄鲁特战，路途被阻。索额图等一面率领团员回京，一面派人往色楞格去通知俄国代表阻道的原委，并要求改期改地会议。果罗文指定尼布楚为交涉地点。次年（1689年）4月26日，我使团复由北京出发。此次代表中没有阿尔尼及马齐，但添了黑龙江将军萨布素，都统郎坦，都统班达尔善及理藩院侍郎温达。此次所带的兵有北京八旗二千人，黑龙江兵一千五百人，倘总计军中夫役及官员的仆从，全代表的人数约在八千左右。中国外交史上出使之盛，没有过于此次者！康熙帝增加使团的兵数是否因为果罗文也带有兵来，我们无从知道。不过当时的人，如我们一样，觉在外交应有武力的后盾，但他们的后盾未免过于放在前面了！康熙帝虽对于军备主积极，而对于交涉目的则主退让。使团出发以前，曾拟议交涉大纲应仍旧，康熙帝大不以为然：

　　今以尼布楚为界，必不与俄罗斯，则彼遣使贸易无栖托之所，势难相通。尔等初议时仍当以尼布楚为界。彼使者若恳求尼布楚，可即以额尔古纳河为界。

　　康熙帝的实在理由或者是因为厄鲁特与喀尔喀的战已起，中国应速与俄国结案，以便用全力来对付蒙古问题。大纲经此修改以后，实与俄国政府第二次的训令无所抵触。倘尼布楚的交涉失败，则其故并不在两国政府目的的悬殊。

　　六月中，我代表团抵尼布楚。俄人见我方军容之盛，不知我方实意在议和，抑在交战。果罗文迟到二十天。因为双方军备甚严，一时空气颇紧张。应酬费了几天功夫，遂决定开议形式：双方可各带七百六十兵赴会，但其中五百须留会场外，二百六十可入会场，站在代表后面。会场形式岂不有点《三国志演义》的风味？

　　七月初八初次会议，果罗文提议中、俄两国应以黑龙江为界，江左（北）属俄，江右（南）属华。索额图则谓俄国应退至色楞格以西；以东的地方，包括色楞格、尼布楚、雅克萨皆应属中国。双方皆要价甚高，故相差甚远。次日，中国代表首先减价：色楞格及尼布楚愿让归俄国，这是遵守朝廷的训令，也是我方预定的最低限度。果罗文付之一笑，以为该二处无须中国之慷慨。七月初十日，交涉仍无进展。我代表遂提议双方签订正式会议纪录，以俾各返国复命。这等于宣布会议决裂。次晨，果罗文派人来声明接收此项提议，但要求再开会议一次，我方不允。张诚及徐日升得了代表的许可，以私人的资格往访果罗文。张诚等的疏通，据其日记有如下状：

　　马斯哥人实际渴望和平不在我们（中国代表团）之下，对于我两人的访问，他们表示愉快。我们起头就对他们说：如果他们不愿意放弃雅克萨及附近的土地，那末，他们用不着再费事了，因为我们确实知道我们的大使曾得着明文的训令，非得此地不立约。至于尼布楚和雅克萨之间的地方及黑龙江以北的地方，我们不知道大使们可退让到什么地步。马斯哥的代表可一斟酌他们所希望在尼布楚及雅克萨之间的界限，我们的大使因为渴望和平，必竭其力之所能以促成之。

　　马斯哥的全权代表回答说：既然这样，他就请我们的大使把最后的决定通知他。

　　七月十二日，俄国代表一早就派人来问我方最后的决定。我代表团在地图上指出额尔比齐河及外兴安山脉，谓河以东及山以南应归中国，河以西及山以北应归俄国，此外则以额尔古纳河为界。俄人辞退后，我代表遂派张诚及徐日升去探问俄方最后的决定，并声明外蒙古及俄国的界线应同时划清。果罗文以职权的限制，并以我国势力未到外蒙古，拒绝交涉蒙、俄界线。我方未坚持此点，但声明到厄鲁特及喀尔喀的战争平定以后，蒙、俄间的界限必须划清。这个支节过去以后，俄方又提出一个要求：在额尔古纳河以东的俄人可搬回国。这点我方于七月十三日就答应了。这样，和议似乎已成。不料这时果罗文反要求雅克萨及其以西的土地应归俄国。张诚及徐日升面斥果罗文之无信义。在他们努力疏通之初，他们就说破，倘俄国放弃雅克萨则不必费事；何以此时又旧话重提？张诚等向萨布素报告俄国尽反前议以后，我代表团即时召集全国文武会议，决定当夜全军渡河，以便包围尼布楚城；同时一面派人去鼓励四周的蒙古人，一面调少数军队回雅克萨去铲除禾苗。俄代表见势不佳，即派人来，微示可让雅克萨之意。我代表团复开会议，不进呢，恐俄人行缓兵之计；进呢，又怕因军事行动断绝和平的希望。代表团请张诚及徐日升发表意见，他们答以身为教士，不便也不能参与军事。代表团终决定按原定计划进行，惟对俄方则说移动人马专为求水草之方便！

　　七月十四日，我军全抵尼布楚城下的时候，俄代表正式承认我方所提出之界线。萨布素等遂派张诚去作最后的交涉。次日果罗文提出三种新要求：第一，中国以后致俄王的信应书俄王的全衔，并且信中不可有不平等的词句；第二，两国应相互尊重公使，并许其亲递国书于元首；第三，两国人民如持有政府护照，应许其自由往来贸易。关于第一条，我代表等答以国书中的称呼及词句是皇帝所定，为臣子者不敢擅允；关于第二条，我方答以中国向不派驻外公使，倘俄国派使来华，接待的礼仪必从优；至于自由通商一节，我方以为无问题，惟买卖小事，似不必载诸条约。果罗文得了自由通商的权利，实已完成其主要使命，此节他不能不编入约款。最后关于界线的东段，双方发生稍许争执。外兴安脉之东段分南北二支：北支绕乌特河（Oud River）之北而直抵海滨；南支在乌特河之南而不到海滨。若以南支为界，则近海一带须另划界；若以北支为界，则乌特河流域将全属中国，其地面积甚大，且产最上等的貂皮，而其海岸又多产鱼。果罗文向我代表索解释的时候，我方答以约稿系指北支。这是七月十八日的事。十九日，俄方竟无回音，我代表以为是功亏一篑，颇为之觉急。因为乌特河流域非朝廷训令所必争，倘因此偾事，朝廷未必不责备。张诚从旁劝我代表不必坚持，于是萨布素等遂决派张诚去提折中办法，把乌特河流域由两国均分。适俄方亦派人来，带有果罗文致我代表的信，恳求我方完成和议，信中也提出折中办法，即暂不划分乌特区域。我代表当时接受，和议算告成了，所余者仅条文的斟酌及约本的缮写。

　　《尼布楚条约》是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公历1689年9月7日，俄历八月二十七日签订的。中国代表在一份满文，一份拉丁文的约本上签了字，盖了图章；俄国代表在一份俄文，一份拉丁文的约本上签了字，盖了图章。所以仅拉丁文的约本是由双方签了字盖了章的。签订后，两国代表起立，手持约本，各以其国主之名宣誓忠实遵守，并祈’无所不能的上帝，万物之主’作他们意志忠实的监视者。同时双方军队鸣炮以资庆祝。张诚说康熙帝曾有明令，要代表们以基督教的上帝之名宣誓，以为惟独这样可以使俄人永远遵守，所以这约的签订是经过鸣炮誓天的。

　　《尼布楚条约》在我国方面所注重的是划界，在俄国方面所注重的是通商。双方均达到了目的，故此约得实行一百六十余年。照这约，不但黑龙江、吉林及辽宁三省完全是中国的领土，即现今俄属阿穆尔省及滨海省也是我国的领土。根据此约，我们的东北可称为大东北，因其总面积几到八十万方英里，比现今的东北大一倍有余；也可称为全东北，因其东其南均有海岸线，有海口，其北有外兴安的自然界线–国防上及交通上她是完全的。吾国当时所以能得此成绩，一则因为俄国彼时在远东国力之不足，关于远东地理知识之缺乏及积极开拓疆土之不感需要；一则因为康熙帝处置此事之得法，军事上有充分之准备，而外交上又替俄国留了余地。其结果不但保存了偌大的疆土，且康熙朝我国在外蒙古的军事曾未一次受俄国的牵制。’以往所有的争执，无论其性质如何，今以后永远忘记不计。’这是条文的第三款。这一层完全做到了：中、俄两民族曾未因17世纪的冲突而怀旧怨。关于将来，此约虽未永久有效，基督徒虽亦不计’无所不能的上帝’的监誓而不守信，但确立了一百五十多年的和好及友谊的基础。在国际条约中，《尼布楚条约》算得一个有悠久光荣历史的。

四、东北一百五十年的安宁

　　　康熙二十八年十二月，索额图等关于尼布楚立约的奏报到了北京以后，康熙帝遂命议政王、贝勒、大臣集议东北边疆善后的办法。他们提议应于额尔必齐河诸地立碑以垂永久，’勒满、汉字及鄂罗斯、拉丁、蒙古字于上’，并于墨尔根及瑷珲设官兵驻防。这两件事都实行了。可惜界碑是由中国单独立的，不是会同俄国立的。碑文不是条约全文，是条约撮要。据俄国传教士Hyacith的实地调查，在额尔必齐河畔的碑上，匠人竟把’兴安岭以北属俄国’误刊为’以南属俄国’，俄人以为是个好预兆。并且有几个界碑实非立在边界上。1844年，俄国国立科学会（Academy of Sciences）派了一位科学家米丁多甫（A.Th. Von Middendorf）到远东来调查。他发现中国所立的界碑，最北的不是在外兴安的山峰，是在急流河（Gilu）与精奇里河合流之处；最东北的不是在外兴安与乌特河之间，是在乌特河及土格尔（Tugur）之间，中国自动的放弃了二万三千方英里的土地！

　　至于驻防的军队，中、俄战争的时候，中国以瑷珲为大本营，设将军镇守；康熙二十九年（1690，将军移驻墨尔根；三十八年，复移驻齐齐哈尔，步步的离黑龙江远了。吉林省亦复如是：原来中心在宁古塔，已离边境甚远，后来中心复向内移至吉林省城。虽然，以兵数而论，我们不能说清廷疏于防备。历18世纪，前后兵数虽略有增减，东三省驻防军队约在四万左右，内奉天将军所辖者一万九千余人，吉林将军所辖者九千六百余人，黑龙江将军所辖者一万一千四百人。黑龙江西境设有十二卡伦，每卡伦驻兵三十二名，三月一更；北境设有十五卡伦，每卡伦驻兵二十名，一月一更。这些卡伦的目的在防止俄人越界，可惜大半离边境甚远，且恐是有名无实的。此外黑龙江将军每年四五月间派委官佐，率兵二百四十名，分三路巡边，’遇有越境之俄罗斯，即行捕送将军，请旨办理’，惟巡边实亦不到极边。

　　我国政府所派人员实际到黑龙江极边去的次数及地点颇难稽考。惟《东华录》乾隆三十年（1765年）七月’癸亥’条载有将军富僧阿的奏折，内有关于巡查极边的事情。这时因为’俄罗斯近年诸事推诿，不能即速完结，且增加税额，以致物价昂贵’，所以停止恰克图贸易。因为停止贸易，乾隆帝恐俄国侵扰边境，所以教黑龙江将军调查并整理边防。富僧阿的奏报如下：

　　据往探额尔必齐河源之副都统瑚尔起禀称：自黑龙江至额尔必齐河口，计水程一千六百九十七里；自河口行陆路二百四十七里至兴堪山（即外兴安）：其间并无人烟踪迹，又往探精奇里江源之协领纳林布称：自黑龙江入精奇里至都克达（Dukda）河口，计水程一千五百八十七里；自河口行陆路二百四十里至兴堪山：其地苦寒，无水草禽兽。又往探西里木第（Silimji）河源之协领伟保称：自黑龙江经精奇里江入西里木第河口，复过英肯（Inkan）河，计水程一千三百五里，自英肯河行陆路一百八十里至兴堪山：地亦苦寒，无水草禽兽。又往探牛满（Niman）河源之协领阿迪木保称；自黑龙江入牛满河，复经西里木第河入乌玛里（Umalin）河口，计水程一千六百十五里；自河口行陆路四百五十六里至兴堪山：各处俱无俄罗斯偷越等语。

　　查呼伦贝尔与俄罗斯接壤之额尔古纳河，西岸系俄罗斯地界，东岸俱我国地界，处处设有卡座，直至珠尔特地方。现复自珠尔特至莫哩勒克河口添设二卡，于索博尔罕添立鄂博，逐日巡查，俄罗斯鼐玛尔斯断难偷越。其黑龙江城（?）与俄罗斯接壤处有兴堪山，绵亘至海。亦断难乘马偷越。第自康熙二十九年与俄罗斯定界查勘各河源后，从未往查。嗣后请饬打牲总管每年派章京、骁骑校、兵丁，六月由水路与捕貂人同至都克达、英肯两河口，及鄂勒布、西里木第两河间遍查，匆报总管，转报将军。三年派副总管、佐领、骁骑校，于冰解后由水路至河源兴堪山巡查一次，回时呈报。其黑龙江官兵每年巡查额尔必齐河，照此三年至河源兴堪山巡查一次，年终报部。

　　这是乾隆年间东北边境的概况及加添的边防办法，即每年小巡，三年大巡。但实行到何等程度，无从知道。

　　除立碑及边防二事外，清廷直到光绪末年毫无柘植东省的计划和设施。顺治年间，多数满人入关。在关内住惯了的，除因公事外，很少愿意回去。乾隆年间，因北京旗人过多，朝廷曾资遣少数到关外去开垦，彼时尚得着相当成效。后来满人汉化程度高了，无论在关内生计如何困难，朝廷虽资遣之，总不愿去，或去后不久复回。汉人在康、雍二朝去的多半是山西商人及因犯罪而遣戍者。到乾隆年间，因关内人多地少。原大可移民，但清廷反于此时禁止汉人出关。这种禁令自然难于实行，而官吏亦未必认真实行，故虽无大规模的移民，零星去者亦复不少。惟吉林东部、乌苏里江一带及黑龙江下流既未设官立治，地方人民，不分土居外来，是少而又少的。国家并未从东北边疆得着任何实利，皇室及其附庸收了些貂皮及人参而已。

　　《尼布楚条约》以后，东北所以享了一百五十余年的安宁，其原因不仅在我国防边之严，此外还因为俄国彼时对远东的消极。尼布楚订约的时候正是大彼得（Peter the Great）起始独揽政权的时候。从彼得起，历18世纪，俄国政府集中力量，北与瑞典争波罗的海的东南境，南与土耳其争黑海北岸，西与普鲁斯及奥斯抵亚争波兰。18世纪末年及19世纪初年，欧西有拿破仑的战争，俄国也转入那个漩涡，所以无暇来与中国争黑龙江流域。同时在这一百五十年内，俄国起初与我国在北京及尼布楚附近通商，后来改在恰克图。为维持及发展中、俄的贸易，俄国政府很不愿与中国引起冲突。

　　虽然，在这一百五十年内，俄国政府及人民对于远东亦未完全置之度外。18世纪初年，俄人占据堪察克；以后继续前进，过比令海峡（Bering Strait）而占领阿拿斯喀（Alaska），就是在黑龙江流域。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俄国猎夫、罪犯、军官及科学家违约越境者不知凡几。乾隆二年（1737年），测量家邵比耳晋（Sholelzin）及舍梯罗甫（Shetilof）曾到精奇里河。他们在急流河流入精奇里河之处发现一个俄国猎户的住宅，在精奇里河口以上约百里遇着几个从尼布楚来的猎夫。次年，他们从黑龙江上流而下，路过雅克萨的时候，看见一名喀萨克及一家俄罗斯与通古斯合种的人在那里居住。雅克萨以东六十里，他们又看见一家俄罗斯及通古斯的合种。19世纪初年，嘉庆年间，少佐斯塔夫斯奇（Stavitsky）曾到雅克萨。同时植物学家杜尔藏宁罗甫（Turcyahinov）调查了黑龙江上流沿岸的植物，到雅克萨为止。道光十二年（1832年），大佐垃底神斯奇（Ladyshinsky）为调查界碑，也顺流到雅克萨。罪犯越境而有记录可考者，在乾隆六十年有鄂西罗甫（Rusinov）及色尔可甫，在嘉庆二十一年有瓦西利叶甫（VasiLief）。瓦氏在黑龙江往来了六年，从河源直到江口，且留有游记。道光二十一年，米丁多甫调查了黑龙江的下流及其北岸，他在江口也遇着一个逃罪的游客。这皆是见诸纪录的。

　　《尼布楚条约》以后，俄国科学家及官吏提倡再占据黑龙江者亦不乏人。在17世纪的前半，俄人初到来那流域的时候，因为感觉粮食的困难，就派人进黑龙江。在18世纪亦复如是。得了堪察克以后，接济发生困难。从雅库次克到堪察克的路途太难，几至不可通行，粮食的接济多由雅库次克运到鄂霍次克，再由海道运到堪察克。雅库斯克既乏粮食，而从雅库次克到鄂霍次克的旱路又十分困难，所以俄人又想起黑龙江：若能从尼布楚经黑龙江运粮到海，再由海道运到堪察克，则接济问题就解决了。1741年（乾隆六年），西比利亚历史家米来尔（Müller）曾发表著作提议此事。1746牟，大探险家比令（Bering）的同事齐利哥甫（Chirikof）提议俄国应占据黑龙江口而立市镇。1753年（乾隆十八年），西比利亚巡抚米也梯雷甫（Myetlef）向政府提出由黑龙江运输的具体计划书。俄国贵族院接受了他的计划，并嘱外交部与中国交涉。俄国政府在未交涉前，令色楞格总兵雅哥备（Jacobi）调查中国在黑龙江的军备。雅氏的报告说中国在沿江各处留有四千的驻防队。倘俄国要利用黑龙江，须秘密预备军队，中国若不许，即可出其不意以武力占之。此举费用过大，俄国政府不愿实行。与中国的交涉亦完全失败：’乾隆二十二年八月庚申朔，俄罗斯请由黑龙江挽运本国口粮，上以其违约不许。’18世纪的下半叶，一个法国探险家拿佩罗斯（Lapéouse）及一个英国探险家蒲闹哈顿（Broughton）均由海外到黑龙江口及库页岛，他们调查的报告均谓库页非岛，乃半岛；黑龙江口只能绕库页的东边，由北面入，且江口堆有沙滩，航行不便。因此俄国对于黑龙江的航行权也就冷淡了一些。1803年（嘉庆八年），俄国政府始又组织远东调查队，由库鲁孙斯德（Krusenston）领导。库氏建议俄国应占据库页岛南部之安义瓦湾（Aniwa Bay），以便再进而占据吉林省之海岸线。同时俄国政府派果罗甫金（Golovkin）充公使来华交涉。政府的训令要他向中国要求黑龙江的航行权及中、俄沿界的自由通商权。如中国不允，则要求每年至少由黑龙江航行一次，以便运送接济给堪察克及俄属北美。如中国再不允，则根据《尼布楚条约》要求进内地通商及北京驻使。清廷得到果罗甫金出使的消息以后，就饬地方官吏预备沿途的招待。后库伦办事大臣蕴端多尔济奏报俄使不知礼节，清廷就教果氏自库伦迳回本国，不许进京。所谓’不知礼节’究是何事，我们不知道。果氏出使的失败可算到了十分。他经过这次的失败，深信俄国所希望的权利非外交家所能得到，必须一军的军长方能济事。他以为俄国无须占领全黑龙江，只要得着下流及精奇里河与乌特河之间的土池就够了。伊尔库次克的巡抚哥尔尼罗甫（KorniLof）因果氏所得的待遇，亦愤愤不平，主张即派舰队进黑龙江以资恫吓，俄国政府不允。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探险家米丁多甫走遍了精奇里河及乌特河区域，当地的形势及中国在该处政治及军事势力的薄弱，他都调查清楚了。他的报告大引起俄国朝野的注意。

到了19世纪的中叶，东北的外患又趋紧急，形势的严重远在17世纪末年之上。因为这时候正演着英、美、俄、法四大强权争北太平洋优势之第一幕。是时英国是无疑的海上的霸主，且有方兴未艾之势，俄、美、法各国处处嫉英妨英。鸦片战争的时候，英国在中国得着许多通商权利，美、法即步后尘，惟恐英国独占，中国的腐弱亦因此战而暴露于天下。同时在北太平洋的东岸，各国的竞争更加剧烈。直到19世纪初年，北美的西部尚未分界，北有俄国的属地，南有斯班牙的属地，两国虽未分界，但两国均不容他国置喙其间。但美国一方面由东向西发展，其西疆垦民如海潮一般的前进；一方面波士顿、纽约及菲列得尔菲尔为发展中、美的通商，派商船到北美西岸去搜罗海獭皮及到檀香山去收买檀香，以便到中国广州来交易。1821年，俄国政府宣布北美西部从比令海峡到五十一度都是俄属的领土的时候，美国政府即提出抗议，并宣布门罗主义，结果俄国承认五十九度为其南岸。俄国所放弃的土地–当时统称为阿里根（Oregon）。英、美两国又起争执，最初定为两国共有；等到分界的时候，美国坚执五十四度四十分为英、美的界线。1844年总统选举的时候，美国的急进分子甚至以承认’五十四度四十分或交战’为对英的口号。1846年，英、美终定四十九度为界线。英、美的问题虽以外交解决了，美国与墨西哥则打了两年，结果在1848年全加利福尼亚的海岸划归美国。北太平洋的东岸就由英、美、俄三国瓜分了。这时候，因为汽船的实用，太平洋上的交通大加进步。列强均感觉世界的历史已到了所谓太平洋时期。因为竞争之烈，各国都怕落后，都感觉我不取则彼将先取之。19世纪中叶，东北的外患实际就是列强的世界角逐之一隅，不幸这时正值中原多故，内有太平天国之乱，外有英、美、法三国的通商条约修改的要求，中国国运的艰难，除最近这一年外，要算咸丰年间。论物质文明，自17世纪中、俄两国比武以后，俄国随着西洋前进，不但军器已完全改造，交通亦惯用汽船。咸丰时代的中国所用之军器、军队及交通完全与康熙时代的中国相同，而在国计民生上反有退步，这关之难过可想而知。

五、俄国假道出师与胁诱割地　

　　在好大喜功的尼古拉一世（NicolasⅠ）当政的时候（1825至1855年），俄国同时向三方面发展：近东、中亚细亚及远东。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他派了少壮军人木里裴岳幅（Count Muraviev）为西比利亚东部的总督。以前百数十年学者及官吏对于黑龙江的计画和企图，到了木里裴岳幅的手里就见诸实行了。木氏第一步派军官万甘罗甫（Vaganof）带喀萨克秘密越境来调查黑龙江沿岸的情形，万氏曾随登多甫到过恒滚河及精奇里河。他此次越境以后，绝无音信，木氏反以罪犯越境误被杀戮向中国交涉。黑龙江将军竟代为追究，将行凶的五人治罪。同时木氏又派海军舰长聂维尔斯哥叶（Nevilskoi）从堪察克往南去调查黑龙江口及库页岛。聂氏发现库页实系一岛，与大陆隔一海峡，可通航–证明前人的调查不确。他于1851年（咸丰元年）入黑龙江，并在其下流立二镇所尼可赖富斯克（NicoLaievsk）及马隆斯克（Mariinsk），即我国旧籍的阔吞屯。

　　木氏于是年春回到俄京，要求政府索性占据黑龙江全北岸。在俄国外交史上，木氏是仇英派最力者之一。他以为英国企图称霸北太平洋东西两岸，如俄国落后，黑龙江必为英国所占，中国是不能自保其疆土的。咸丰元年四月初七日，俄国致理藩院的公文就代表木氏的思想：

　　敝国闻得有外国船只屡次到黑龙江岸，想此船来意必有别情，且此帮船内尚有兵船。我们既系和好，有此紧要事件，即当行知贵国。设若有人将黑龙江口岸一带地方抢劫，本国亦非所愿，黑龙江亦与俄罗斯一水可通。

　　此时俄国外长聂索洛得（NesseLrode）以为近东问题紧急，不宜在远东与中国起衅，力阻木氏的计画。尼古拉一世采取了折衷的办法，黑龙江全北岸固不必占，但已立的两个镇所亦不撤弃。俄国实已违约而侵占黑龙江口，但北京不但未提抗议，且全不知有其事。

　　直到咸丰三年，俄国尚无侵占黑龙江全北岸的计画和行动。是年俄国致理藩院的公文只求中国派员与木氏协立界碑及划分无界之近海一带。此文明认’自额尔必齐河之东山后边系俄罗斯地方，山之南边系大清国地方’。我国经理藩院及黑龙江将军计议后，允许派员协同立碑划界，并未疑此中别有野心。

　　不幸这时近东问题竟引起战争。1853年，俄国对土耳其宣战。次年，英、法联军以助土耳其。这个所谓克里蒙战争（Crimear War）不但未牵制俄国在远东的行动，反供给木里裴岳幅所求之不得的口实。我们不是说，倘西方无克里蒙战争，俄国就不会侵占东北的边境。细读过本文前段的人知道，俄国在远东之图往南发展是积势使然。我们不过要指出，克里蒙战争促进了木氏的计划。是时俄国在堪察克的彼得洛彼甫罗甫斯克（Petropavlovsk）已设军港，并驻有小舰队，英、法为防止俄船出太平洋扰害海上商业计，势必派遣舰队来攻：近东战争居然波及远东！俄国为应付起见，以为惟假道黑龙江方足济事。这举固然不合公法，但’急须不认法律’。木氏在伊尔库次克及尼布楚积极的预备了军需、船只及队伍。咸丰四年春，他遂率领全队闯入黑龙江。

　　木氏在未起程之先，曾致书库伦办事大臣，声明他要派专差送紧要公文致理藩院。德勒克多尔济以与向例不符，不允所请。其实木氏知道北京必不许其假道，与其费时交涉，不若先造成事实。但假道的请求，在形式上他也算作到了。咸丰四年四月二十五日，他从石勒喀河起程，带汽船一只，木船五十只，木筏数十，兵一千。五月十三日抵瑷珲。他在此地所见的中国军备有船三十五只，兵约一千，大半背上负着弓箭，少数带着鸟枪，少数手持木矛，全队还有旧炮数尊。’二百年来，中国绝无进步’：这是当时俄人的感想。我们地方官吏如何应付呢？吉林将军景淳的奏报说：

　　查东省兵丁军器一概不足，未便遽起争端，止向好言道达。小船扯篷，胡逊布欲待始终阻拦，恐伤和睦，会派妥员尾随侦探。

　　盛京将军英隆及黑龙江将军奕格会衔的奏折完全相同。概括言之，疆吏应付外侮的方法不外’好言道达，尾随侦探’八字。中央的政策亦复相同，谕旨说：

　　该将军惟当密为防范，岂可先事张皇。……即著严为布置，不可稍动声色，致启该国之疑，……如果该国船只经过地方，实无扰害要求情事，亦不值与之为难也。

　　在东边海防紧急的时候，木氏正怕中国与之为难。所以他教北京俄国教堂的主教巴拉第（Palladius）上书与理藩院，代为解释。从这书中可以看见木氏要给中国什么麻醉品：

　　本大臣之往东海口岸也……一切兵事应用之项俱系自备，并无丝毫扰害中国。……本大臣此次用兵，不惟靖本国之界，亦实于中国有裨。……如将来中国有甚为难之事，虽令本俄罗斯国帮助，亦无不可。

　　原来俄国此举是友谊的，而且是慈善的！德勒克多尔济在库伦也得着一点麻醉品，他转告北京说：

　　该夷……复又言及英夷惟利是图，所有英国情形尽已访问。初意原不止构怨于俄客，并欲与中国人寻衅。且在广东等处帮助逆匪，协济火药，甚至欲间我两国之好。

　　英国是中国的大敌，俄国是中国的至友：从咸丰到现在，这是俄人对中国始终一贯的宣传。’昏淫’的满清并不之信，惟对于事实的侵略无可如何而已。理藩院给俄国的公文妙不可言：

　　此次贵国带领重兵乘船欲赴东海，防堵英夷，系贵国有应办之事，自应由外海行走，似不可由我国黑龙江、吉林往来。

　　俄国的侵略当然不能以’似不可’三字抵阻之，咸丰五年俄国假道的人马三倍于四年的，此外尚有垦民五百，带有农具牲口，永久占据的企图已微露了，我国疆吏仍旧’尾随侦探’及’密为防范’。当时外交的软弱和不抵抗主义的彻底虽可痛惜，吾人亦不可苛责。咸丰帝原来是主张强硬外交的，在即位之初，他就责贬穆彰阿及耆英，把他们当作秦桧，而重用林则徐，好像他是岳武穆。咸丰帝对外之图抵抗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当时太平天国声势的浩大还在现今共产军之上，东三省的军队多数已调进关内。五年冬，吉林将军景淳的奏折把当时的形势说得清楚极了：

　　查三姓、珲春、宁古塔皆有水路与俄夷可通，距东海则各以数千里计，其间惟松花江两岸有赫哲、费雅哈人等久居，余到旷邈无涯，并有人迹不到者，控制诚难。……寻思该夷自康熙年间平定以来，历守藩服。今忽有此举动，阳请分界，阴图侵疆；以防堵英夷为名，俾可咨意住来。其不即肆逞者，及因立根未定耳。今当多故之秋，又乏御侮之力，此中操纵，允宜权量。各处旱道原多重山叠嶂，彼诚无所施其技，水路则节节可通。又就人力论之：黑龙江存兵固多，病在无粮，吉林既无粮而兵又少。再就官弁情志论之：此对皆知自守，谁敢启衅？……查吉林额兵一万一百零五名，四次征调七千名，已回者不及八百名。三姓、珲春、宁古塔刻下为至要之区，三处仅止共存兵八百余名。虽令各该处挑选闲散，团练乡勇，究之为数无几。到城驻守，行资生费，无款可筹。

　　抵抗虽不可能，我国当时的外交还有一条路可试，就是根据咸丰三年俄国的来文与俄国趁早立碑分界，时人亦以此路为利多害少。三年冬，景淳本已派定协领富呢扬阿为交涉员。四年五月，木里裴岳幅超过三姓之后，富呢扬阿就去追他。行到阔吞屯附近，俄人告以木氏已到东海去打英国人。富呢扬阿见该处军备甚盛，而其赫哲引导亦不敢前往，遂折回了。于是吉林、黑龙江及库伦的疆吏决定各派一人，等到五年春会齐前往与木氏交涉。因时期及地点未预先约好，三处所派的交涉员东奔西跑，于八月内始在阔吞屯找着木氏。初十、十一、十二，木氏称病不见。二十三日，木氏要求将黑龙江左岸划归俄国。我方代表以其要求与旧约不符，且’黑龙江，松花江左边有奇林、鄂伦春、赫哲、库页、费雅哈人等系为我朝贡进貂皮之人，业已居住年久’，就当面拒绝。木氏给了他们一封公文以便复命，交涉就完了。原来咸丰五年东北的情形已非三年可比。在咸丰三年，俄国尚无重兵在黑龙江一带，俄国尚不明东北的虚实，俄国政府尚不愿听木氏一意进行；到了五年，这些情形都不存在了。所以三年俄国尚要求根据条约来立碑分界，五年则要求根本废《尼布楚条约》。不过在五年，木氏尚未布置妥贴，实不愿急与我方交涉。

　　克里米战役于1856年结束。俄国在1854及1855年不但击退了英、法舰队来犯东边海岸者，且在黑龙江下流立了两个重镇。等到战争一停，俄国在黑龙江的行动就变更性质：以先注重运军，现在则注重移殖农民；以先注重下流，现在则注重中流。呼玛尔河口、精奇里河口及松花江口均被占领，均设有镇市。1857年，俄国想派海军大将普提雅廷（Poutiatine）由天津进北京，中国不允，因为以往俄人只准由库伦、张家口进京。是年初，木里裴岳幅回俄署，要求政府给他全权及充分接济去强迫中国割地，俄政府概允所请。1858年春（咸丰八年），木氏回到黑龙江，带有大部队，准备与中国作最后决算。

　　是时黑龙江将军是宗室奕山。在鸦片战争的时候，他曾充’靖逆将军’，带大兵到广州去’讨伐英逆’。英国兵打到广州城下的时候，他出了六百万元’赎城’的钱，并允将军队退去广州城北六十里。但在他的奏折里，他反说是英人求利。木里裴岳幅把奕山当作劲敌，未免过于重视他了。

　　奕山于咸丰八年四月初五日由齐齐哈尔抵瑷珲城，木氏的船已停在江中。初六日，奕山派副都统吉拉明阿去催开议。木氏故意刁难，说他如何匆忙，无暇交涉，’再四挽留’，始允开议，初十日，木氏带通事施沙木勒幅（I.Shishmaref）及随员上岸进城。木氏要求中、俄疆界应改为黑龙江及乌苏里江，两江的航行权属于中、俄两国，他国船只不准行走；江左旧有居民率迁江右，迁移的费用由俄国出；在通商口岸，俄国应与各国享同等权利，黑龙江亦应照海口例办理。奕山答以界线应照旧，即额尔必齐河及外兴安山脉；至于通商，黑龙江地方贫寒，通商无利，且通商易引起争执。这次的交涉’至暮未定而散’。

　　次日，十一日，木氏复进城交涉。他带来满文及俄文的约稿，其内容与初十日所要求者相同，惟江左旧居人民，北自精奇里河，南至霍勒木尔锦屯（Hormoldzin），可不迁移。经过若干辩论之后，木氏留下约稿遂回去了。奕山派佐领爱绅泰把约稿送还，以表不接受的意思。木氏又送来，奕山又教爱绅泰带约稿去，声明须删去’以黑龙江、松花江为界’一句。木氏把约稿留下，’声言以河为界字样断不能删改，其余别事明日进城再议’。

　　等了两天，木氏全无动静。十四日，他又带原稿进城，要求奕山签字。奕山拒绝了，且加上一层理由，谓乌苏里河系属吉林将军所辖，他不能作主。’木酋勃然大怒，举止猖狂，向通事大臣喧嚷，不知作何言语，将夷文收起，不辞而起’。咸丰八年五月十四日是瑷珲交涉的大关键，奕山的奏折说：

　　先是木酋未来之前，有夷船五只，夷人数百名，军械俱全，顺流而下，行数十里停泊。木酋来时，随有大船二只，夷人二三百名，枪炮军械俱全，泊于江之东岸，尚属安静。自木酋忿怒回船后，夜间了望夷船，火光明亮，枪炮声音不断。

　　饱受惊慌之后，十五日奕山就签订《瑷珲条约》了。此约仅二款，第一款论分界，第二款论黑龙江通商。疆界西面仍依额尔古纳河；自额尔古纳河入黑龙江之点起，直到黑龙江入海为止，左岸全属俄国，右岸（南岸）则分两段，自额尔古纳河到乌苏里江属中国，乌苏里以东算中、俄共管。黑龙江及乌苏里江只许中、俄两国船只行走。江左自精里奇江至霍勒木尔锦屯的旧居人民’仍令照常居住，归大清国官员管辖’。通商一款甚简略：’两国所属之人永相和好。乌苏里、黑龙江、松花江居住两国之人，准其彼此贸易。两岸商人责成官员互相照看。’

　　《瑷珲条约》的严重在我国外交史上简直无可与比拟者。外兴安以南、黑龙江以北完全割归俄国；乌苏里以东的土地，包括吉林省全部海岸线及海参崴海口割归中、俄共管，这是直接的损失。间接则俄国自《瑷珲条约》以后，在太平洋沿岸的势力又进一步，列强的世界帝国角逐因之更加紧急，而现在的东北问题即种根于此。且有了咸丰八年的《瑷珲条约》，就不能不有咸丰十年的《北京条约》。

　　奕山所以签订这约的原故是极明显的。第一，木氏的’勃然大怒’及’枪炮声音不断’把他吓坏了。第二，木氏为他留了塞责的余地。江左屯户仍归中国管理，乌苏里以东算中、俄共有。作到了这种田地，奕山自己觉得他上可以搪塞朝廷的责备，下可以安慰自己的良心。第三，奕山全不明了所失土地的潜伏价值。江左屯户既保存了，’此外本系空旷地面，现无居人’。前文已经说过，东北边境除供给皇室貂皮及人参以外，与国计民生绝未发生关系。奕山的昏愚很可代表他的国家。这一年中国对俄外交所铸的错尚不止《瑷珲条约》，清廷及在天津交涉的桂良、花沙纳均错上加错。

　　奕山订约的报告及《瑷珲条约》的约文于五月初四送到北京。朝廷并不加斥责，谕旨说：’奕山因恐起衅，并因与屯户生计尚无妨碍，业已率行允许。自系从权办理，限于时势不得已也。’不但奕山可以原谅，且他的办理尚可实用于乌苏里以东的地方。谕旨继续说：’即著景淳（吉林将军）迅速查明，如亦系空旷地方，自可与黑龙江一律办理。’咸丰帝之所以承认《瑷珲条约》，并不是因为他素抱不抵抗主义，也不是单独因为奕山之’限于时势不得已’，是因为是时中国的内政、外交全盘’限于时势不得已’。太平天国的平定到此时尚全无把握，此外又有英、法的联军及英、美、法、俄四国通商条约的交涉。联军于四月初攻进大沽海口，直进天津，清廷急于北仓、杨村、通州设防，京城亦戒严。《瑷珲条约》送到北京的时候，天津的交涉正有决裂之虞。当时我们与英、法所争的是什么呢？北京驻使，内地游行，长江通商，这是双方争执的中心。这些权利的割让是否比东北土地的割让更重要？大沽及天津的抵抗是否应移到黑龙江上去？我们一拟想这两个问题，就可以知道这时当政者的’昏庸’。咸丰四年，西洋通商国家曾派代表到天津和平交涉商约的修改。彼时中国稍为通融，对方就可满意。清廷拒绝一切，偏信主张外交强硬论的叶名琛。叶氏反于全国糜烂的时候，因二件小事给英、法兴师问罪的口实。咸丰时代与民国近年的外交有多大区别呢？

　　桂良及花沙纳在天津的外交策略不外离间敌人。他们知道英国最激烈，法国次之，美国及俄国又次之。法、美、俄三国亦知道只要有最惠国待遇一条，其他都可让英国去作恶人。桂良等如何应付美、法二国与本文无关，无须叙述；至于他们与俄国代表普提雅廷的交涉，与东北问题关系甚大，不能不详加讨论。

　　普提雅廷与英、美、法三国公使同到大沽，同到天津。他最初给桂良等的照会要求二事：（一）割黑龙江以及乌苏里以东与俄国，（二）许俄人在通商口岸有与别国同等的通商权利。他的策略则在输灌麻醉品，以期收渔人之利。照会的一段说：

　　以上两条如不斥驳，大皇帝饮定，所有两国争竞之事皆可消弭。俄国所求俟得有消息，竭力剿灭英、佛（法）两国，以期中国有益。……再阅贵国兵法器械，均非外洋敌手，自应更张。俄国情愿助给器械，并派善于兵法之员前往，代为操练，庶可抵御外国无故之扰。

　　桂良等及清廷对于俄国这种意外之助是疑信参半的，但京内京外均以为最低限度应使俄国不与英、法合作，或在旁边怂恿，所谓’助桀为虐’。关于划界，桂良等答以奕山已奉派负责交涉；关于通商，他们以为已开口岸多一俄国亦无妨碍。所以他们与普提雅廷就订了《中俄天津通商和好条约》。其第九款与边界有关：

　　中国与俄国将从前未经定明边界，由两国派出信任大臣秉公查勘，务将边界清理补入此次和约之内。边界既定之后，登入档册，绘为地图，立定凭据，俾两国永无此疆彼界之争。

　　有了这款，俄国便可要求划分乌苏里以东的地方，我国全无法拖延。这是桂良等联络普提雅廷代价之一。北京承认《瑷珲条约》的谕旨，他们也抄送了一份，普氏即要求决定乌苏里以东的土地归俄国。桂良等也答应了，以为这就是谕旨所说’与黑龙江一律办理’。所以奕山在瑷珲争得的共管之地，桂良等在天津实已赠送俄国，惟条约尚待订而已。

　　桂良等在天津与英、美、法所订的条约许了外人两种权利与以后东北问题有关系的；一种是牛庄开通商口岸，一种是外人得入中国传教。这两种权利，尤其是牛庄通商，促进了东北问题的世界化。

总之，中国在咸丰八年的外交全在救目前之急，其他则顾不到了。在瑷珲如此，在天津亦复如此。

六、俄国友谊之代价

　

　　等到英、法联军一退出天津，目前的危急一过去，清廷就觉得《瑷珲条约》及天津诸条约损失太大，非图补救不可。《天津通商条约》的补救不在本文范围之内，但有一点不能不指出，因为中国要取消北京驻公使，长江开通商口岸及外人在内地的游行，所以引起了咸丰九年及十年的中外战争。有了十年的英、法联军，然后有中、俄的《北京条约》。换言之，因为到了19世纪的中叶，中国还不图在国际团体生活之中找出路，反坚待站在国际团体之外，俄国始得着机会作进一步的侵略。

　　《瑷珲条约》及桂良给普提雅廷的诺言之挽回当然困难极了。在东北边境未丧失以前，我国觉得为势所迫，不得不割让；既割让之后，要俄国放弃其已得权利岂不更加困难？中、俄势力的比较及世界的大局并未因英、法联军的撤退就忽变为有利于我，而我方之图取消北京驻使、长江通商及内地游行，更能使西欧与美国和东欧团结。这些国家虽是同床异梦，然我方的政策迫着她们继续同床。咸丰九年及十年之最后努力不能不失败，这是很自然的，这种努力的发展、方法及终止的原因是我国外交史的一幕大滑稽剧，同时也是一幕大悲剧。

　　《瑷珲条约》定后，朝廷原以吉林东边空旷地方亦可照黑龙江左岸的办法，但教吉林疆吏去调查地方实际情形。我方尚未调查，木里裴岳幅已带领人员入乌苏里江。疆吏关于此事之报告于八年七月初一到北京，朝廷当日下的谕旨说：

　　除黑龙江左岸业经奕山允许，难以更改，其吉林地方，景淳尚待查勘，本不在奕山允许之例。……倘该夷有心狡赖，即行严行拒绝。……该夷此次驶赴天津，业已许其海口通商，并经奕山将黑龙江左岸准其居住往来，即吉林各处未能尽其所欲，在我已属有词，在彼谅未必因此起衅也。

　　从这道谕旨，我们可以看出清廷在八年七月初已决定黑龙江左岸不能挽回，亦不图挽回，但乌苏里以东之地则断不割让。七月初的态度已与五月初的不同，其理由幼稚极了。俄国既得了黑龙江左岸，更加要乌苏里以东的地方。朝廷的态度虽变了，疆吏尚不知道，所以七月初八日，黑龙江副都统吉拉明阿给了木里裴岳幅一个咨文，说：’乌苏里及海一带地方应俟查明再拟安设界碑。’这明是承认中、俄可以划分乌苏里以东的地方。实际的划分虽推延到查明以后，但推延不是否认，且与外人交涉，推延是大有时间限制的。

　　疆吏的调查报告于十二月二十日送到北京。他们说乌苏里一带的地方南北相距一千四百余里，’俱系采捕参珠之地’，两岸住有赫哲、费雅哈，’历代捕打貂皮，皆在该处一带山场，均属大有关碍’；’且该处距兴安岭甚远，地面辽阔，统无与俄夷接壤处所’。最奇怪的，他们的报告不提海山威，足证彼时海山威与东北关系之不重要。朝廷得此报告后，于二十一日下旨，说：

　　该夷要求黑龙江左岸居住，奕山遽尔允准，已属权宜。此次无厌之求，著该将军等妥为开导，谕以各处准添海口，皆系大皇帝格外天恩，因两国和好多年，是以所请各事，但有可以从权者无不曲为允准。此后自应益加和好，方为正办。若肆意侵占，执我参珠貂鼠地方，是有意违背和议，中国断难再让。

　　后三天，复有一道谕旨责备吉拉明阿：

　　绥芬、乌苏里两处既与俄夷地界毫不毗连，且系采捕参珠之地，当时即应据理拒绝。何以副都统吉拉明阿辄许木里裴岳幅于冰泮时驰往查明，再立界碑？

　　清廷的态度虽较前强硬，反于此时从吉林调兵一千驻守山海关，从黑龙江调兵一千驻守昌黎、乐亭以防英、法之再来。可见彼时政府仍以防英、法的通商要求比防俄国的侵占疆土为更重要，置急迫。

　　俄国为促进乌苏里边界之’登入档册，绘为地图，立定凭据’，一面派人进京互换《中俄天津条约》的批准证书，并作进一步之交涉，一面由木里裴岳幅派人去测量乌苏里区域。疆吏既不敢违旨会同查勘，又不敢挡住俄人的进行，结果木氏的委员伯多郭斯启（Lt.-CoL.C.Budogoski）于九年的春夏单独测量和绘图。俄国的公使丕业罗福斯奇（Pierre Perofski）于八年冬抵北京，我国派户部尚书管理理藩院事务肃顺及刑部尚书瑞常与之交涉。九年三月中，批准证书互换以后，丕氏提出八项要求，其中第一项即系关于划界的事。可惜《夷务始末》不录来文，只录军机处的答词，但从这答词中，我们可看出朝廷态度之又一变：

　　中国与俄国地界，自康熙年间鸣炮誓天，以兴安岭为界，至今相安已百数十年。乃近年贵国有人在黑龙江附近海岸阔吞屯等处居住，该将军念两国和好之谊，不加驱逐，暂准居住空旷之地，已属格外通情。今闻欲往吉林地界，该处距兴安岭甚远，并不与贵国毗连，又非通商之处，断不可前往，致伤和好。黑龙江交界之事，应由我国黑龙江将军斟酌办理。京中不能知其情形，碍难悬定。

　　换句话说，军机处仍认《尼布楚条约》为中、俄疆界的根据。虽未明文的否认《瑷珲条约》，等于否认了。因为就是黑龙江左岸，奕山尚止’暂准’俄人居住，吉林东部更谈不到了。俄国于五月里因他故改派伊格那提业幅来京交涉。伊氏在俄国外交界算一能手，他曾出使中央亚细亚的小邦，以能了解亚洲人的心理得名。我方仍由肃顺、瑞常二人负折冲樽俎之责。肃顺是咸丰末年的权臣，手段亦不凡，伊氏遇着他可说是棋逢敌手。伊氏能强词夺理，虚言恫吓；肃顺也能。在未叙述此剧之先，我们应说明疆吏的应付及中外大局的变迁。

　　咸丰九年五月，吉林疆吏的警报纷纷到京，说俄人如何已进到乌苏里江的上流，并在该处盖房屋，筑炮台。与之理论，他们总’恃为约内有乌苏里河至海为中国、俄国共管之地一语’。五月初十的谕旨要署吉林将军特普钦’与之决绝言明，将前约中此语改去，方为直截了当’。此时北京方明了祸根所在，所以五月十二日又有一道谕旨：

　　绥芬、乌苏里河地属吉林，并不与俄国接壤，亦并非黑龙江将军所辖地方。上年该将军奕山轻信副都统吉拉明阿之言，并不与俄国使臣剖辩明白，实属办理不善，咎无可辞。黑龙江将军奕山著即革职留任，仍责令将从前办理含混之处办明定议。革职留任副都统吉拉明阿著即革任，并著特普钦派员拿赴乌苏里地方枷号示众，以示惩儆。

　　’咎无可辞’当然是对的，但一年以前朝廷已有明旨认《瑷珲条约》是出于’势不得已’，并且何以吉拉明阿之罪反重于主政的奕山？朝廷也知道此中赏罚不公，不过此举是对外而非对内的。同日还有一道密旨给特普钦：

　　特普钦接到明发谕旨即可宣示夷酋，告以乌苏里等处本非俄国接壤，又与海路不通。奕山、吉拉明阿已为此事身获重罪。若再肆意要求，我等万难应允。前此奕山等将黑龙江左岸借给俄国人等居住，大皇帝既已加恩，自不至有更改。其未经议定之地，任意闯越，即是背约。岂有吉林地界转以黑龙江官员言语为凭之理？……该酋见吉拉明阿获罪已有明征，自必气馁，而特普钦等据理措词当亦较易。

　　这种对外方法确带了亚洲人的特性在内。同时吉拉明阿以副都统的官职而枷一号示众于乌苏里地方，未免于天朝的面子不好看。宜乎木里裴岳幅对这套把戏不过付之一笑。

　　凑巧咸丰九年的五月，中国对英、法得了意外的胜利。自英、法联军离开天津以后，朝廷即命僧格林沁担任畿辅的海防。大沽的炮台加料重修，海河也搪塞了，沿海均驻军队。惟留了北塘以便各国公使带领少数随员进京交换《天津条约》的批准证书。英、法、美三国公使于九月五日抵大沽口外，英、法公使带有不少的海陆军。他们决意要由大沽口进，不由北塘进。五月二十五日晨，英、法起始毁我方堵河防具，僧格林沁遂下令反攻，不但海军大受损失，陆军登岸者亦死伤过半。于是北京及东北疆吏对俄稍为胆壮，我们对英、法的胜利影响了对俄的交涉。

　　伊格那提业幅于五月初十由恰克图起程，他到北京的时候正在大沽捷音传到之后。六月初，他提出草约六条，要求中国承认。其中第一条有关东北：

　　补续一千八百五十八年玛乙月（五月）十六日在黑龙江城所立和约之第一条，应合照是年伊云月（六月）初一日在天津和约之第九条：自后两国东疆定由乌苏里江、黑龙江两河会处，沿乌苏里江上流至松阿察河会处，由彼处交界依松阿察河至兴凯湖及珲春河，沿此河流至图们江，依图们江至海口之地为东界。

　　伊氏要求的根据是《瑷珲条约》和《天津条约》。《瑷珲条约》明载乌苏里以东之地为两国共管；倘根据此约来分界，应由中、俄均分，不应由俄国独占，更不应由俄国占据乌苏里流域以外的土地，如伊氏草约所拟。《天津条约》第九条只说两国应分界绘图立碑，并没有规定划分的方法。伊氏也觉得他的根据不充足，所以在其说明书内又引咸丰八年五月初四日桂良及花沙纳给普提雅廷的咨文，且加上一段宣传麻醉品：

　　本国从东至西一万余里，与中国相交一百余年，虽有大事，并未一次交锋。若英吉利等，十余年之间，常至争斗，已经交锋三次。然逾数万里地尚且如此，况离此相近乎！若英、佛（法）两国往满洲地方东岸，兵船火船来时甚易。中国海岸绵长，战法各国皆不能敌，惟本国能办此事。若中国与本国商定，于外国船只未到彼处之先，先与本国咨文，将此东方属于本国，我国能保不论何国，永不准侵占此地，如此中国东界亦可平安。且须知我国欲占之地，系海岸空旷之处，于中国实无用处。且贵国使者须知，因本国官员到彼，并未见有中国管理此处官员之迹，我们业经占立数处。

　　在咸丰年间，英、法虽曾攻下广州、天津、北京，但均于和议定下退去。至于东北海岸，英、法不但未曾占领，且未曾有此拟议。伊氏也深知此中情形，不过故意作此谣语，以欺不明世界大局的中国人。这个当，军机处是不会上的。答复虽在法律上很难讲过去，但用了彼之矛以刺彼之盾：

　　中国与俄国定界，自康熙年间鸣炮誓天，以兴安岭为界，凡山南一带流入黑龙江之溪河尽属中国，山北溪河尽属俄国，所定甚为明晰。至黑龙江交界应由黑龙江将军与贵使臣木里裴岳幅商办；其吉林所属之地并不与俄国毗连，亦不必议及立界通商。贵大臣所云恐有他国侵占，为我国防守起见，固属贵国美意，断非藉此侵占我国地方。然若有别国占踞，我国自有办法。今已知贵国真心和好，无劳过虑。

　　军机处与伊氏有了这次文书的往来，遂由肃顺、瑞常负责交涉。六月二十三日初次会晤的时候，伊氏面请肃顺阅读桂良及花沙纳所发之咨文，内附有批准《瑷珲条约》的谕旨。肃顺等不承认有此谕旨，但三日后又去一咨文，声明虽有此谕旨，但与吉林东界事无关，所以伊氏带来之稿本，’谅必因抄写之误’。六月二十八日，伊氏回答：’此等大事不可有抄写错误之处。本大臣恳乞贵大臣将桂良所奉谕旨原文送交与我，以便查对错误之处’。肃顺等答以谕旨原文存大内，不便检阅。适是时伯多郭斯奇带乌苏里区域的地图来北京，伊氏遂要求按俄国新绘地图，即在北京定约分界。’不然，焉能得免侵占’？肃顺等七月初一日的答文，措词同样的强硬，在乾隆时代，因俄国不讲理，中国曾三次停止互市。乾隆年间作过的事，此时也能再作。如俄国此次不讲理，中国不但要停止互市，’即已经许借与贵国之黑龙江左岸空旷地方，阔吞屯、奇吉等处’亦将不借与。’是贵国求多反少也。总之，绥芬、乌苏里江等处是断不能借之地。贵国不可纵人前往，亦不必言及立界’。

　　双方话已说到尽头，条件相差甚远。伊氏行文军机处，要求中国改派别人担任交涉。军机处告诉他说，肃顺、瑞常’皆系我大皇帝亲信大臣’，不能改派。伊氏仍不肯放弃，历夏秋二季，屡次向军机处行文，均是旧话重提，空费笔墨，军机处亦以旧话搪塞。但在十一月十六日的照会内，加上一层新理由，即吉林人民之不愿。好像中国此时要援人民自决的原则。可惜这次人民的意志实在如何，我们无从知道。俄人在乌苏里区域测量者均说当地的人欢迎俄人去解除他们从满人所受的压迫，至于军机处所说的吉林人的反对割让，全是北京闭门捏造的。十年正月十六日的谕旨显露此中的实情：

　　现在俄夷以吉林分界一节屡次行文，哓渎不已。当经复以绥芬、乌苏里等地界，奕山等妄行允许后，该处民人以中国地方不应被夷人占踞，公同具呈控告，是以奕山革职，吉拉明阿枷号，并未奉旨允准；倘该国前往占踞，该处民人出来争论，反伤和好等语：藉以措词，以冀消其觊觎之心。如该酋伊格那提业幅将此复文知照木里裴岳幅，恐其向该将军询问，吉林人民有无同递公呈，不愿该夷在绥芬、乌苏里住居之事，著景淳、特普钦遵照前说，加开导，以坚其信，勿致语涉两歧，是为至要。

　　伊氏于十年四月初一致最后通牒，限三日答复。军机处丝毫不退让。照复说：

　　至乌苏里、绥芬地界，因该处军民人等断不相让，屡次递呈，现已开垦，各谋生业，万不能让与他人。经该将军等将此情节据实奏明。因恐贵国之人去至，该处人等不容，必致反伤和好。中国向来办事，皆以俯顺民情为要，是以碍难允准。

　　伊格那提业幅接到此文以后，宣布交涉决裂，于四月初八离开北京。

　　这时，木里裴岳幅在乌苏里一带照其自定计划进行测量、开垦、设防。疆吏虽未抵抗，亦未与划界定约，且似在火燃眉毛的时候，稍图振作。吉林、黑龙江皆办团练，吉林则略为解放山禁，多招参商刨夫入山，’以资兵力’。在咸丰十年的春天，两省的奏折都有调兵设防的报告，好像他们准备抵抗。

　　不幸十年的夏天，我国另起了风波，把对俄的强硬都消灭了。英、法两国为报复大沽之仇，加添要求，并厚集兵力于远东以图贯彻。伊格那提业幅适于是时交涉失败后，愤愤不平的离开北京，直至上海、香港去挑衅。他见了英、法的代表就大骂北京当局的顽固与不守信义，西洋各国应一致对付中国，并且非用武力不可。但他的行动亦被我方探知，五月中，暂署两江总督江苏巡抚薛焕的奏折说：

　　查俄国使臣忽然骤至，未审意欲何为，连日亦未来请见，当饬华商杨访等密探。旋据报称……今因俄酋到此，极力怂恿英、佛（法）打仗，并云在京日久，述及都门并津沽防堵各情形，言之者凿。谆告普鲁斯（Bruce）及布尔布隆（Bourboulon），不必误听人言，二三其见，竟赴天津打仗，必须毁去大沽炮台，和议方能成就。前普酋、布酋为其所惑，主战之意坚。

　　我方知道了这种消息以后，当然设法预防。

　　六月初，英、法联军齐集于大沽口外。伊格那提业幅已先到，并带有兵船四只。美国公使华若翰（John E.Ward）亦带有两只兵船在场。初四日，我方接到伊氏照会，询问《中俄天津条约》何以尚未在各海口宣布，并言’英、佛与中国有隙，愿善为说合’。他的’说合’，军机处明知不可靠，但当危急的时候又不敢多得罪一国，所以含糊回答他说：’今贵国欲为说合，足见贵使臣美意。在天朝并无失信于二国，又何劳贵国替中国从中调处。’尹氏颇为失望，遂转告法国公使葛罗（Baron Gros）由北塘进兵的便利。七月中，英、法联军已进天津，桂良与英、法的交涉将要完成的时候，伊氏又来文，要求中国许他进京。军机处还是怕他生事，所以回答他’暂可不必，应俟英、佛（法）二国换约事毕，再行进京办理可也’。等到英、法已经到了圆明园，预备攻安定门的时候，伊氏嘱俄国教士向恭亲王奕要求许他进京。我方依旧拒绝：’如果有意为中国不平，亦必在外代为调停，俟两国之兵退后，即可照常来京。’此是八月二十二的事。可见我方防备伊氏到什么程度。

　　英、法军队于八月二十九日进北京，伊氏也跟进了。中国的外交到了这种山穷水尽的时候，伊氏的机会也就到了。九月初二日，咸丰帝自热河行宫宣布谕旨：’著恭亲王等迅即饬令恒祺往见该夷（英、法代表），仍遵前约，不另生枝节，即可画押换约，以敦和好。’换言之，朝廷已决定接受英、法的条件。伊氏于九月初五致信于法国公使葛罗，说他如何在北京力劝留守大臣迅速接受英、法的条件。英、法进攻的原意在强迫中国承认《天津条约》及宣大沽之耻，并不在占据北京。英、法联军在北京的时候，咸丰帝已逃避热河，北京官吏能逃者也逃散。倘和议不成，势必须进兵热河，那末，时季已到秋末，须等来年。倘英、法压迫太甚，清廷或将瓦解。列强在远东的角逐很能引起世界战争，是时英、法因为意大利的问题全盘关系已趋紧张。因为这些原故，英国公使额尔金（Lord Elgin）及法国公使葛罗均以为宜速定和议，速撤军队，否则夜长梦多，枝节横生。所以他们将赔款现银部分由二百万两减到一百万两。此中背景，恭亲王及文祥–我方的全权代表–当然无从知其详，而伊格那提业幅则完全知道，因此他又向我方冒功。

　　九月十一日及十二月《英法北京条约》签订之后，伊格那提业幅遂向恭亲王要求报酬。我方代表的感想如何见于他们九月十三日所具的奏折：

　　本日复接伊酋照会，以英、佛（法）两国业已换约，仍以所祈之事请派大员前往商酌等语。臣等复息英、佛（法）敢于如此猖獗者，未必非俄酋为之怂恿。现虽和约已换，而夷兵未退，设或暗中挑衅，必致别生枝节，且该酋前次照复，有兵端不难屡兴之语。该夷地接蒙古，距北路较近，万一衅起边隅，尤属不易措手。查前次该酋向祟厚等面称，允给英、佛（法）等银两，尚可从缓，且可酌减，并不久驻京师，夷兵亦令退至大沽等处。现英、佛（法）议现银一百万两，难保非该酋预探此语，有意冒撞。而此次照会内颇有居功之意，心殊叵测。

　　是以恭亲王、桂良、文祥并非觉得俄国有恩于我故必有以报之，他们不过觉得伊氏挑拨之力太大，非使其满意不可。后英国军队因故退出北京稍迟数日，恭亲王等更急了。他们九月二十日的奏折说：’且英、佛（法）两夷之来，皆属该夷怂恿。倘或从中作祟，则俄夷之事一日不了，即恐英夷之兵一日不退，深为可虑。’

　　伊氏所索的报酬除东北疆土外，尚包括西北边界及通商与邦交的权利。恭亲王既以速决为要，所以九月二十三日《中俄北京条约》就议好了，十月初二日（西历11月14日）签字。这约的第一条就是规定东北的疆界的，也是全约最要紧的一条。条文如下：

　　议定详明一千八百五十八年玛乙月十六日，即咸丰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在瑷珲城所立和约之第一条，遵照是年伊云月初一日即五月初三日，在天津地方所立和约之第九条：此后两国东界定为由什勒喀、额尔古纳两河会处，即顺黑龙江下流至该江、乌苏里河会处，其北边地属俄罗斯国，其南边地至乌苏里河口所有地方属中国；自乌苏里河口而南，上至兴凯湖，两国以乌苏里及松阿察二河作为交界，其二河东之地属俄罗斯国，二河西属中国；自松阿察河之源两国交界逾兴凯湖直到白棱河，自白棱河口顺山岭至瑚布图河口，再由瑚布图河口顺珲春河及海中间之岭至图们江口，其东皆属俄罗斯国，其西皆属中国，两国交界与图们江之会处及江口指距不过二十里。

　　这两个条约–《中俄瑷珲条约》及《中俄北京条约》–在世界历史上开了一个新纪元，即土地割让的纪录。我国在咸丰八年及十年所丧失的土地，其总面积有四十万零九百十三方英里。现今的东三省加上江苏，比我们这两年所丧失的土地只多一千四百方英里。法、德两国的面积，比我们这两年所丧失的土地还少六千五百三十一方英里。俄国从我国得着这大的领土不但未费一个子弹，而从始至终口口声声的说俄国是中国唯一的朋友。俄国友谊的代价不能不算高了！

　　咸丰以后的东北可称为半东北，残东北，因其面积缩小了一半有余，且因为她东边无门户，北边无自然防具–她是残缺的。所以到这种田地的原因有三：第一是太平天国的内乱；第二是咸丰年间全盘外交政策的荒谬，争所不必争，而必争者反不争。比这两个原因还重要、还基本的是在世界诸民族的竞进中，我族落伍了。有了这个原由，无论有无前两个原由，我们的大东北、全东北是不能保的。

附 录

之一：资料评叙

　　中文著作中尚无一种与本文范围相同的。西文中有三部著作其范围与本文大致相同，其中两部均因19世纪中年俄国在远东发展之速有所感触而著的。两部均是1861年出版的。[1]E.R.Ravenstein：The Russians on the Amur，its Discovery，Conquest，and Colonization（London，1861）。著者用了不少俄国方面的材料，可借甄别似欠功夫，且不详细注明出处。书后附有简略史料目录。[2]C. de Sabir：Le Eleuve Amour-Histoire，Geographie，Ethnographie（Pari，1861），此书与前书的范围完全相同。资料大致相同，两书著者均系地理学家，两书前半皆叙历史，后半讲地理。[3]F.A.Golder：Russian Expansion on the Pacific 1641-1850。著者精通俄文，且专治史，他审查史料的严密远在前两个著者之上。书后附有详细书目至为可贵。此外尚有北平燕京大学徐淑希教授之[4]China and her Political Entity（New York，1924）。此书实即一部东北外交史。西文著作论东北问题而参用中西的材料，据我所知，以此书为最早。

　　本文论《俄国的远东发展》的一节不过作背景的叙述，故极简略。欲作进一步的研究者应参看[5]G.E.MGller：Sammlung Russischer Geschihte，9 vols（St. Petersburg，1732-1764）。此书出版几将两百年。批评者、抄袭者、继起者不少，但至今此书有读的必要，因为著者所见及所用的原料实不少。[6]J.E.Fiseher：Sibirisehc Geschiehte，2 vols，（St. Petersburg，1768）。此书即抄袭前书者之一，不过著者深知西比利亚的历史，在重编前人著作的时候亦有所发明和纠正。关于满人向黑龙江的发展，至今尚无专著。《皇清开国方略》、《太祖高皇帝实录》、《东华录》及《盛京通志》等官书皆记有某年某月伐某部族或某部落来贡一类的事实，但对满人的武功不免夸耀过实，且所举地名及部落名称间有不可考者。何秋涛的《朔方备乘》收了他自己所著的[7]《东海诸部内属述略》及[8]《素伦诸部内属述略》。前书述清太祖、太宗征收牡丹江、乌苏里江、珲春河、黑龙江下流及库页岛各部落的事迹；后书述同时征收黑龙江上流各部落的事迹。两书皆根据咸丰以前的官书，不正确，其简略，但有系统。

　　《中俄初次在东北的冲突》的主要资料即《朔方备乘》内的[9]《平定罗刹方略》。此亦官书之一，过于夸耀朝政，但其中保有几件重要谕旨及奏折。在事的人如郎坦、萨布素诸人的传见于《清史列传》、《碑传集》，《清史稿》的’列传’类，皆无声无色，惟[10]《八旗通志》初集卷一百五十三之《郎坦（亦作谈）传》诚为至宝之史料。[11]吴振臣《宁古塔纪略》？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有一段纪’逻车国人造反’事，形容俄人炮火的厉害，大可补官书之偏。著者随其父在宁古塔戍所多年，其父亦被调往征’逻车’者之一，故所记皆亲历的事

　　《尼布楚的交涉》的主要史料当然是张诚的日记。张诚即康熙帝所信任的传教士之一，原名Jean Francois Gerbillon。其日记见于[12]J.B.du Halde：Description Geographique，historique，Chronologique，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chinoise，4 vols，（La Haye，1736）.康熙二十七的的日记（见卷四页一○三至一九五）仅记路程，与外交无大关系；次年的日记（见卷四页一九六至三○一）记尼布楚的交涉甚详。张诚是耶稣会的会员，不敢也不愿开罪中国；同时耶稣会正求俄国许其会员假道西比利亚来华，故亦不敢开罪俄国。他及徐日升无疑的作了忠实的疏通者。不过日记言其调停之功过甚，因为双方政府最后的训令并没有冲突。《八旗通志》的《郎坦传》及《平定罗刹方略》大可补充张诚的日记。[13]Gaston Cahen：Histoire des relations de la Russie avec la Chinesous Pierre le Crand，1689-1730（Paris，1912）．著者是法国的一个俄国史专家，且专攻中、俄的关系，俄国已出版的及未出版的史料，关于中、俄这时期的往来的，他曾研究过，于书后备有详细目录。本书第一章论尼布楚交涉，其他各章论中、俄在北京的通商。关于尼布楚以前的交涉，我国旧籍过于简略，且多不实。最好的史料是[14]J.F.Baddeley：Russia，Mongolia，China being Some record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m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17 th century to the death of the Tsar Alexei Mikhailovich，A.D. 1602-1676. 2 Vols.（London，1919）。上卷大半是著名的叙论，说明俄国17世纪以前的历史，俄人入西比利亚的经过及西比利亚的地理。下卷则几全为史料，中有曾未出版者，内包括俄人出使中国的记录及报告（页一三○至一六九，一九五至二○三，二四二至四二五）。书后有极好的目录。[15]张鹏翮《奉使俄罗斯行程录》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记康熙二十七年代表团的行程，亦可资参考。

　　尼布楚以后，咸丰以前，东北的状况除《盛京通志》及《吉林通志》外，尚有[16]萨英额的《吉林外记》（光绪庚子年广雅书局刊）及[17]西清的《黑龙江外记》（出版同上）两书的叙述。《吉林外记》述事到道光初年止，《黑龙江外记》到嘉庆末年止。因其不为体裁所拘，这二书的史料价值反在官书之上。至于19世纪的前半，列强如何竞争太平洋的海权，我们从[18]Foster Rhea Dulles：America in the Pacific，a century of Expansion（New York，1932）可窥见一斑。书后附有很详细的目录。

　　咸丰一朝，中、俄关于东北的冲突及交涉当以[19]北平故宫博物院出版的《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为主要史料。书共八十卷四十册，民国19年出版。因此书的出版，在此书以前的著作均须根本修改。咸丰朝，我方主持中、俄交涉者–奕山、景淳、特普钦、桂毅、恭亲王奕、文祥诸人–的文稿均于《夷务始末》初次发表。关于伊格那提业幅的挑拨，[20]Henri Cordier：L’Expedition de Chine de 1860-Notes et documents.（Paris，1906）及[21] Henri Cordier：Histoire des Relations de la Chineavec les Puissances Occidentales 1860-1900，3 vols.（Paris，1901）之第一册第六章有不少的材料，可惜法国人不知伊氏的狡猾。

　　俄文的资料必甚多，可惜著者因为文字的困难不能利用。在未直接利用俄方资料之前，我们谈不到东北外患史的最后定论。

之二：清太祖太宗征服的边境民族考

　　草此文时，亟思参考人类学家的著作，以决定所谓索伦及窝集诸部的种类，于是向清华同事史禄国教授（Professor S.M.Shirokogoroff）请教并参用了他的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Northern Tungus（Commercial Press，1929），我们参考了几张详细地图并审查了许多名字。我们的结论大概如下：巴尔呼即西人所谓Bargut，是蒙古种类的；索伦即Solon；鄂伦春即Orochun，均是北通古斯种类的。达呼尔即Dahur，其语言是蒙古语言的一种，其种类是蒙古种类或通古斯种类尚待考。窝集部的’窝集’实即满文的森林；此部支派甚多，按其风俗及区域大概是Goldi，奇勒尔即Gilak；库叶即居库页岛的Gilak。赫真及飞牙喀大概也是Goldi。穆伦、奇雅、瓦尔喀大概是Udehe。

之三：释“俄罗斯察罕汗”

　　’察罕’或’察汉’并非任何俄皇的名字，亦非Tsar的译音。二字实即蒙古文之白色的’白’字，’察罕汗’就是’白汗’。这是当时蒙古人给俄皇的称呼而我国抄袭之，正如蒙古人称清朝皇帝为Bogdikhan而俄人借用之，光绪年间总理衙门曾因Bogdikhan一字向俄国提出抗议。凡此足证中、俄两国最初的相识是以蒙古文及蒙古人为媒介的。

之四：《尼布楚条约》之条文考

　　现今最有权威的中国条约集是海关总税务司所出版的Treaties，Conventions，etc.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States，2 vols.（Shanghai）。书中所载之《尼布楚条约》有中文、法文及英文三种。其法文稿录自张诚的日记，中文稿录自《通商约章类纂》。按《类纂》所录者即《平定罗刹文略》所记的界碑碑文，此碑文原用汉、满、蒙、俄及拉丁五种文字，但所刊的并非条约全文，不过其撮要而已；且界碑并非中、俄两国共同设立，乃中国单独设立，其无权威可知。旧外务部所刊的备朝条约有碑文，亦有条约全文，碑文录自《罗刹方略》，约文系录自《黑龙江外记》。著者西清明说（卷一页十一）他得着条约的满文稿，再由满译汉，所以中文的《尼布楚条约》仅有这《外记》所录的。以《外记》的条文来比张诚日记的条文，不符之处颇多。原来《尼布楚条约》以拉丁文本为正本，是两国代表所同签字的。这拉丁文本是张诚撰稿的，日记的法文本是张诚自己所译的，所以最有权威的是拉丁文本，其次要算日记的法文本。兹特从这法文本译汉如下：（原文见Du Halde，vol.Ⅳ，pp.242-244）

　　大皇帝钦派领侍卫、议政大臣、内大臣萨额图，内大臣、一等会、都统、国舅佟国纲，都统郎坦，都统班达尔善，镇守黑龙江等处将军萨布素，护军统领玛喇，理藩院侍郎温达，于康熙二十八年七月，在尼市楚城附近会同俄国全权大臣果罗文，为要禁绝那般越界捕猎及抢掠杀人滋事的不法之徒，并要确实划清中华及马斯哥两帝国的边界，更要建立永久的和平及谅解，双方一意的议定下列诸款：

　　第一款。自北流入黑龙江的绰尔纳河（Chorra，Shorra）即满文的乌鲁木河最毗近的额尔必齐河即作为两国的边界，处于额尔必齐河河源之上的而且绵延至海滨的山脉亦作为两国的边界；从这山脉之南流到黑龙江的一切大小溪河及山脉峰脊之南的一切土地皆归中华帝国所有；山脉之北的一切土地溪河皆归马斯哥帝国所有。但这山脉及乌将河之间的土地暂不划分，等到两国大使返国，得了决定此事的必须知识，然后或由大使、或由函札再行决定。

　　此外流入黑龙江的额尔古纳河也作为两帝国的边界：这额尔古纳河以南的一切土地均属中华帝国；以北的一切土地均属马斯哥帝国。在眉勒尔甘河（Meritken）流入额尔古纳河之处，在南岸已有的房舍均应迁至北岸。

　　第二款。马斯哥人在雅克萨所建的城垣应尽毁灭。马斯哥帝国的臣民在雅克萨居住的，连同他们的财物应撤回至马斯哥王的领土。

　　两国猎户，无论因何事故，均不得超越上面的疆界。

　　如有一二小人越界游行，或为捕猎，成为窃盗，应即行擒拿，送交两国边境的巡抚或武官。该巡抚审知罪情后，应给以相当的惩处。

　　如十人或十五人以上聚群携械，越界去捕猎，或抢掠，或杀地方的人民，应奏报两国的皇帝。所有犯这类的罪的人，审明属实，应处以死刑。但不得因私人的暴行引起战争，更不得因此而致大流血。

　　第三条。以往所有的争执，无论其性质如何，今以后忘记不计。

　　第四条。自两国宣誓成立本永久知约之日起，两国绝不收纳对方的逋逃。如有人从一国逃到对方国去，应即擒拿送回。

　　第五条。马斯哥臣民现在中国者及中国臣民现在马斯哥国内者，概仍留如旧。

　　第六条。两国之间既已成立本和好友谊条约，一切人民均可完全自由的从一国到对方国，惟必须携带执照，证明他们是得允许而来的，他们并可完全自由交易。两国边境的争执既已如此结束，再两国之间既已成立忠诚的和平及永久的友谊，如双方切实遵守本约明文所定的各款，以后不应发生任何争执。

　　两国大使将本约盖印后，互换两本。并且两国应将此约用满文、汉文、俄文、拉丁文刻上石碑，在边界上树立，以作永久纪念，俾不忘两国间现有的谅解。

评《清史稿•邦交志》　

　　中国旧有之正史皆无’邦交志’一门，有之自《清史稿》始，此亦时代变迁使然也。有清以前，中国惟有藩属之控制驭夷怀远诸政，无所谓邦交。春秋战国之合纵连横，不过等于西洋封建时代诸侯之争斗；虽远交近攻，聘使立盟，有似近代之国际交涉；然时代之局势与精神，实与19世纪中外之关系迥然不同。李氏鸿章在同治初年，常以《江宁》及《天津条约》为古今之大变局一语，激时人之图自强，此可谓知时之言也。故清史尚无’邦交志’，则清史无从理解，即今日中国之时局亦无从探研。主持《清史稿》诸公能不为成法所束，而创’邦交志’一门，足证诸公之能审时察势，亦足证今日中国思想之进步也。

　　《清史稿》’邦交志’虽为新创，然《邦交志》之书法及其根本史学观念则纯为袭旧。批评者倘以’《邦交志》非史也’一语加之，亦不为过当。近百年来中外关系之大变迁何在？其变迁之根本理由又何在？《邦交志》非特无所贡献，且直不知此二问题为撰《邦交志》者之主要问题也。至于近百年来中外交涉之重要案件，如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同治修约、马加理案、伊犁案、中法战争、中日战争、瓜分与排外、东三省之国际问题等，皆《邦交志》所不理解者也。《邦交志》既不说明各案之所以成问题，又不指定各案结束之得失，其史学上之价值可想而知。

　　或谓《邦交志》既循旧史体裁，不可以新史学之眼光评论之。所谓时代之背景及时代之变迁，皆旧史家所不注意者，不可专以责难《邦交志》也。虽然，旧史界对于史事真确之审定及事与事之轻重权衡，自有其严密之纪律在焉。《邦交志》述事之失实比比皆是，后当列举。至于史事轻重之缺评断，请就’英吉利’部论之。

　　《邦交志》共为八卷，俄、英、法、美、德、日六国为一卷，瑞典、挪威、丹麦、荷兰、日斯巴尼亚、比利时、意大利合为一卷，奥斯马加、秘鲁、巴西、葡萄牙、墨西哥、刚果又合为一卷。其中以英吉利部为最多，共二十八页，页二十六行，行三十字（共21840字）。《邦交志》对于中、英关系之轻重评断，可从下表知其梗概：

　　论中、英西藏交涉者，共一百四十行。

　　论鸦片战争者，百零五行。

　　论马加理案及烟台条约者，五十二行。

　　论中央缅甸交涉者，前后共四十六行。

　　论鸦片税则者，四十四行。

　　论道光十六年以前中英关系者，四十行。

　　论咸丰七年至十年之战争者（内包括广州之役、大沽之役、《天津条约》、通州之役、外兵入京、圆明园之被焚及《北京条约》）共三十六行。

　　论马凯条约者，三十二行。

　　论沪宁铁路者，二十三行。

　　论同治时代中、英交涉者，十二行。

　　论庚子拳匪者，九行。

　　论德宗大婚英赠自鸣钟者，三行。

　　论九龙租地之扩充者，半行。

　　《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两广总督叶名琛之被捕、文宗之退避热河、英人之焚圆明园诸事，共占篇幅仅西藏交涉之四分之一。英人之赠自鸣钟显非军国大事，钟上所刻之祝辞（’日月同明。报十二时。吉祥如意。天地合德。庆亿万年。富贵寿康。’见《邦交志》二第十七页）非字字载诸史乘不可；而于九龙之展界，则以半行了之；轻重颠倒，史家之判断何在？《邦交志》于记事既无轻重之权衡，于史事真确之审定想必慎之又慎；然细加考察，则又知其不然。兹特列举数端，以供读者参考：

　　甲、俄罗斯部：

　　（1）俄罗斯地跨亚细亚、欧罗巴两洲北境（第一页第二行）。

　　按欧洲北境不属俄者，尚有瑞典、娜威、不列颠诸国。如其说俄有欧之北境，不若说俄有欧之东半，盖东半仅博耳干半岛不属俄也。

　　（2）十二年及十七年俄察罕汗两附贸易人至京奏书（第一页第七八行）。

　　会荷兰贡使至（第一页第十行）。

　　三十三年遣使入贡（第一页第二十行）。

　　按道光以前，西洋各国派使来华以通和好者凡十数次。每次均携有本国元首致中国皇帝或宰相文书及礼物，朝臣或不知此中实情，或知之而故意粉饰以欺上，概称外邦之公使为贡使，公文为奏折，礼物为贡物；甚至翻译官曲解捏造，改平等之文书为奏禀，史家似不应不加以修正。《邦交志》之谬误类此者，不胜枚举，下不复赘。

　　（3）俄国界近大西洋者崇天主教（第二页第一行）。

　　按俄国无近大西洋之边界。

　　（4）后遂有四国联盟合从称兵之事（第二页第二十二行）。

　　按咸丰八年、九年、十年，有英、法二国联盟称兵之事，无四国联盟称兵之事。英、法屡求美国加入盟约，美允合作交涉，不允联盟称兵。俄国事先向英、法声明，中国既未违犯《中俄条约》，俄无宣战之理，且向中国自称为中国惟一之友。

　　（5）俄帝遂遣海军中将尼伯尔斯克为贝加尔号舰长，使视察勘察加鄂霍次克海兼黑龙江探险之任，与木喇福岳福偕乘船入黑龙江（第三页第二至第三行）。

　　按尼伯尔斯克（Nevelsky）与木喇福岳福（Muraviev）并非同时同路入黑龙江。尼氏之任专任探险，由勘察加南驶，路过库页岛，发现库页实系一岛非半岛，后由黑龙江口溯流而上，事在道光二十九年，即公元1849年。木氏率舰队由石勒克河（Shelka）入黑龙江顺流而下，事在咸丰四年，即公元1854年。路对东西，时距五年，何能’偕乘船入黑龙江’乎？

　　（6）十年秋，中国与英、法再开战，联军陷北京，帝狩热河，命恭亲王议和。伊格那提业福出任调停，恭亲王乃与英、法订《北京和约》。伊格那提业福要中国政府将两国共管之乌苏里河以东至海之地让与俄以为报。十月与定《北京续约》（第三页第二十一至二十四行）。

　　按是役伊格那提业福之外交，非’出任调停”让与俄以为报’二语足以传其实。伊氏告英、法公使曰：’中廷态度顽固，惟武力能屈服之。吾与中国之执政者颇相识，愿竭力劝其就范。’同时又告恭亲王曰：’英怀叵测，吾愿调度以减其锋。’迄中、英《北京条约》既定，英兵有不即撤之势。伊氏又言于恭亲王曰：’英之野心于此可，见吾往说之，或可挽回。’后数日，英兵果退，而伊氏居其功。实则额尔金爵士（Lord Elgin）全无违约不退兵之意，其不即撤者，一时交通之困难也。伊氏有何功可言，反挟此要索，而恭亲王不察，遂割吉林省之海岸以报之。此事久已成中外之笑柄，岂撰《邦交志》者至今未省耶？何不揭伊氏之奸诈以告国人。（参见Cordier，L’Expedition de Chirede l860，Paris，1906，PP.121，187，209，241。Michie，The Englishman in China，2vols。London，1900 Vol，1，pp，157-359）

　　（7）崇厚将赴黑海画押回国，而恭亲王奕等以崇厚所定条款损失甚大，请饬下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金顺、锡龄等，将各条分别酌核密陈。于是李鸿章及一时言事之臣交章弹劾，而洗马张之洞抗争尤力（第九页第三至五行）。

　　按当时言事之臣诚如《邦交志》所云’交章弹劾’，张之洞至欲治崇厚以极刑，然李鸿章之议论则反是。其复议《伊犁条约》奏折虽明陈通商与分界之弊，然谓通商一项可在用人行政上补救，分界一项则势难争，即争得伊犁西南境，亦且难守。李之主旨在承认崇厚之条约也。其致总署及朋僚书更明言崇厚交涉之失败在势不在人。李氏对伊犁之态度始终一贯，当同治末年、光绪元年政府议海防塞防孰缓孰急之际，李氏即主暂弃新疆以重海防。新疆尚可弃，何况伊犁之一隅？无怪以后于崇厚之约，李氏与言事之臣大相径庭也。（参看《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十四页十八至十九，又卷三十五页十五至十九；’朋僚函稿’卷十五页十，又卷十六页五、页七、页十二、页十七，又卷十七页十八；’译署函稿’卷十页十七。当时言论不止分主和与主战两派，可参看《刘忠诚公文牍》八页二十八至二十九。）

　　（8）（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俄以德占胶州湾为口实，命西伯利亚舰队入旅顺口，要求租借旅顺、大连二港，且求筑造自哈尔滨至旅顺之铁路权（中略）。俄皇谓许景澄曰：’俄船借泊，一为胶事，二为度冬，三为助华防护他国占据。’（光绪二十四年中略）限三月初六日订约。（中略）既而俄提督率兵登岸，张接管旅大示，限中国官吏交金州城。中国再与交涉，俄始允兵屯城外。遂定约，将旅顺口及大连湾暨附近水面租与俄（第十七页第一至十一行）。

　　按中国之租旅大与俄，大半固由于俄人兵力之压迫，即《邦交志》所谓舰队入旅顺口率兵登岸，兵屯城外诸行动是也。然不尽然。近苏俄政府所发表帝俄时代外交公文中有二电稿，颇能补吾人知识之不足。是年俄人在北京主持交涉者系署理公使巴布罗福（Pavloff）及户部大臣威特（Witte）之代表博可笛洛夫（Pokotiloff），二月十六日（西历三月九号）博氏致威特电云：’今日吾偕署使与李鸿章、张荫桓密谈，吾告以倘旅大之事能于限期之内俄国未施极端手段之前签订条约，愿各酬银五十万两。彼二人均诉其地位之艰难，云近日中国官吏大为旅大事所激动，中国皇帝接收无数奏折，力主勿许俄之要求，中国驻英公使电告总理衙门：英廷反对俄之条款。’二月二十三日（西历三月十六号）博氏又密电威特云：’吾今日面交银五十万两与李鸿章，李甚欢悦，并嘱吾代为致谢阁下。吾同时发电与洛第斯坦恩（Rothstein银行家），吾尚无机会交银与张荫桓，张氏之行动甚谨慎。’或者李氏之意以旅大之租借势不能免，五十万之巨款何妨收之。然李氏既与俄国订同盟密约（此事《邦交志》不提，然其为事实则无可疑，中国政府已在华府发表其条款），而俄国又以助华防护为口实，则俄国碍难先以武力施之于其所防护者，俄人之以定约在限期未满之先为纳贿之条件者，其故即在渡过此外交之难关。旅大之丧失史，固不如《邦交志》所传之简单也。

　　博氏二密电见于Steiger：China and the Occident，1927.P71。

　　（9）前清末年东三省之外交（第二十至二十一页）。

　　按东三省之外交，尚有一重大变迁为《邦交志》所未提及者，日、俄战争以后，美国资本家极望投资于东三省铁路。初议由美收买南满铁路，事将成，而日政府忽翻案。后美国又拟借款与中国，以筑锦瑷铁路。日、俄见美国资本家之野心，乃立一九○八年之协约，划内蒙古之东部及南满为日本势力范围，馀为俄国之势力范围，互相协助，以防第三者之侵入。此条约即日本以后二十一条之雏形也。《邦交志》于日、俄、美三部均不提及此事，何疏略一至于此？

　　乙、英吉利部

　　（1）而贡使罗尔美都……（第二页第二行）。

　　英王乃遣领事律劳卑来粤（同页第十四行）。

　　按嘉庆二十一年，英国派遣来华之公使原名Lord Amhersto，中文译为’罗尔美都’。盖以’罗’译Lord，而以’尔美都’译Amherto也。道光十四年，英国派遣来粤之领事，原名Lord Napier中文译为’律劳卑’。盖以’律’译Lord，而以’劳卑’译Napier也。译法载于前清档案，固非《邦交志》所独创，若不加以解释，学者实无法领会也。

　　（2）及事亟，断水路饷道，义律乃使各商缴所存烟土凡二万二百八十三箱。则徐命悉焚之，而每箱偿以茶叶五斤。复令各商具’永不售卖烟土’结。于是烟商失利，遂皆觖望。义律耻见挫辱，乃鼓动国人，冀国王出干预。（中略）义律遂以为鸦片兴衰实关民生国计（第二页第二至七行）。

　　按鸦片战争为中外关系史上最要之一章，《邦交志》论战争发生之原因仅此数行，细审之，不外’义律耻见挫辱’及’义律遂以为鸦片兴衰实关民生国计’二语。实则鸦片战争之远因近因十分复杂。英人至今不认为鸦片战争也，英人虽不免偏持己见，然非全无理由。试读义律致林则徐之《抗议书》，及巴马斯登（Palmerston）《致中国宰相书》，即知其理由何在。英人承认禁烟乃中国之内政问题，然谓禁烟须有其法。中国不能因禁烟而封锁一切外商于洋行，撤其仆役，绝其粮食，即领事亦不稍示优待。且中国之烟禁忽严忽弛。在严禁之时，中国官吏又与中外商人朋比为奸，视国法如同虚设。林则徐一至广东，即用超然强硬之手段，使欲悔改者亦无从悔改。文明国之政治措置宜如是乎？英国更进而辩曰：战祸实起于中国之攘外政策，中国始终闭关自守，不与外人互约通使，致两国间情息不通，交涉莫由。且中国限外商于广州一埠贸易，而关税无定章。于广州又有公行之设，使外商必须与行商交易，无所谓贸易自由。是以中国对外政策非根本改革不可，故英人决然称兵而不顾焉。平心论之：烟禁之防害英国之国计民生及义律之耻见挫辱，与夫林氏烟禁之严厉，皆鸦片战争之近因。英国之开辟商场政策，及中国之闭关自大政策，皆其远因也。闭关之政策虽在中外历史上有先例可援，然至十九世纪之中叶仍株守之，何不审势之甚耶？

　　冬十月，天培击败英人（第三页第十五行）。

　　按道光十九年十月十六日，林则徐曾奏报提督关天培在穿鼻尖沙咀屡次轰夷船。但英国将校之报告及士兵之记载，均谓英胜华败。

　　（4）夏五月，林则徐复遣兵逐英于磨刀洋。时义律先回国请益兵（第三页第二十至二十一行）。

　　按义律（Captain Elliot）充驻粤英领，起自道光十六年冬，直至二十一年秋，先后共五年，五年内并无回国之行。请兵者，以书牍请也。后偕英国舰队来华之交涉员虽与义律同名，实其从兄，非一人也。吾国档案名此交涉员为懿律以别之。

　　（5）英人见粤防严，谋扰闽（第三页第二十二行）。

　　按道光二十年夏以前，林则徐屡与英舰战，虽未大胜，亦未大败。是夏，英派新舰队来华，不直攻广州，仅封锁之，遂北犯厦门、定海，似则徐必有一制英人者。迨则徐罢职，琦善主政，尽撤海防，于是英人得逞其志，而大势去矣。此中国八十年来论鸦片战争者之公论，亦《邦交志》之所雷同者也。林文忠公在中国近代史上固有其地位，然其所以为伟人者不在此。道光二十年夏以前，英国大兵未至，在中国洋面者仅二三军舰。所谓九龙及穿鼻之役，英人不认为战争，只认为报复（Reprisal），胜之不武，况并未大胜乎？英舰队抵华后，又不攻广州者，英廷之训令也。英政府之意，以为未宣战以前，倘派舰队至华北耀武扬威，据地为质，或者中国即将屈服，而交涉可在天津进行。且广州远离京都，中国虽败，朝廷必以为边陲小失利，无关大局。必也侵中国之腹地，而后中国得就英之范围。故英人始终以攻入长江为其作战根本策略，彼固不料林氏竟因此而得盛名也。（英廷致驻华代表之训令见Mors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Shanghai，1910.VOL.Ⅰ.Appendix B.）

　　（6）八月，义律来天津要抚。时大学士琦善任直隶总督，义律以其国巴里满衙门照会中国宰相书，遣人诣大沽口上之（第三页第二十六行）。

　　按所谓巴里满衙门当即英国之国会。义律所递之照会，乃英国外交部大臣巴马斯登爵士（Lord Palmerston）致中国宰相之书，与巴里满毫无关系。义律之旨在交涉，在送哀的美敦书，非要抚也。

　　（7）陷镇江，杀副都统海龄。

　　按《东华续录》记镇江事云：’京口陷时，副都统海龄并其妻及次孙殉节。’《清史稿》’列传’一百五十九卷亦云：’海龄及全家殉焉。’英人之记载更详，云：’海龄系自焚，搜其尸仅得数骨。英军有叹者曰：’若海龄之节操多见于疆场，中国何至战败。”是则海龄确系自尽，非为英人所杀明矣。（参看Lieutenant John Ouchterlony，The Chinese War，London，1844，p.282.）

　　（8）初，英粤东互市章程，各国皆就彼挂号始输税。法人、美人皆言’我非英属’，不肯从，遂许法、美二国互市，皆如英例（第六页第十七行）。

　　按鸦片战争之前，法商、美商并无就英人挂号始输税之事。战后中、英立通商条约，法、美于是要求利益均沾及最惠待遇。耆英、伊里布诸人以为不许法、美之请，其商人必附英商而合从以谋我，许之则惠自我取，法、美反可成为我用，故与定商约如英例。（参看外交部出版之《道光条约》卷四页二至四，又卷五页二至三）。

　　（9）（咸丰）六年秋九月，英人巴夏里致书叶名琛，请循江宁旧约入城，不许。英人攻粤城，不克逞，复请释甲入见，亦不许。冬十月，犯虎门横档各炮台，又为广州义勇所却，乃驰告其国（第七页第五至八行）。

　　按咸丰六年六月初九，两广总督叶名琛派兵上亚鲁号船捕海盗。亚鲁船属华人，是时泊广州，且所捕者亦系华人，故名琛未先照会英人，径派兵上船捕获。英领事巴夏里则谓亚鲁船系在香港注册，悬英国旗，非得英领事之事先许可，华兵不得上船捕人。巴夏里要求名琛即送还被捕者至领事馆审查，且须正式道歉，限期答复，名琛不允。英人遂于九年二十四日炮轰广州，此咸丰末年英、法联军导火线之一也。是年正月，法国教士闪蒲德林（Pere Augnste Chapde Laine）在广西西林遇害。法人称系西林官吏主谋，属与名琛交涉，不得要领，遂决与英联军，此战事导火线之二也。此二者即咸丰末年战争之近因。其远因则以加增通商口岸及传教机会为最要，许外人入广州城次之。《邦交志》仅述其次要者，于其他则一字不提，未免失实过甚。

　　（10）英有里国太者，嘉应州人也。世仰食外洋，随英公使额尔金为行营参赞（第七页第十五行）。

　　按咸丰末年、同治初年之际，中国外交公文上常见里国太或里国泰之名。此人原任职上海英领事馆，善华语。咸丰四年，上海道与外国领事订《海关行政协定》，许外人充税务司。英领初荐威妥玛，威任一年即辞，继之者即里国太。八年，里以中国税务司资格兼任额尔金之翻译，《天津条约》大半出自其手。桂良、花沙纳及耆英恨之入骨。后升总税务司，因代中国创海军与总理衙门意见不合，遂革职。里国泰原名Horatio Nelson-Lay，《邦交志》谓其为嘉应州人，世仰食外洋，不知有何根据。（参看Morse，Op.Cit，Vol.Ⅱ.Chap.Ⅱ）

　　（11）时英人以条约许增设长江海口及商埠，欲先察看沿江形势。定约后，即遣水师、领事以轮船入江，溯流至汉口（第七页第十九至二十行）。

　　按此次察看沿江形势者，即全权公使额尔金，非领事也。

　　（12）巴夏里入城议约（中略），宴于东岳庙。巴夏里起曰：’今日之约须面见大皇帝，以昭诚信。’又曰：’远方慕义，欲观光上国久矣。请以军容入。’王愤其语不逊，密商僧格林沁，擒送京师，兵端复作（第八页第五至八行）。

　　按咸丰十年七月，桂良、花沙纳以全权大臣名义，赴天津与英、法公使定条约八款。约甫定，英，法忽探知中国交涉实无全权，愤受欺，遂停止交涉，调兵由杨村河西坞迫通州。于是朝廷改派怡亲王载垣、军机大臣兵部尚书穆荫出与议和。载垣于七月二十七日致书与英、法公使，告以中国完全承认天津八条，望即退兵，英、法答以兵须前进，议和须在通州，屡经交涉，乃定议外兵进至张家湾南五条为止。八月四号，英、法各派翻译官及侍从至通州，与载垣、穆荫面议进京换约觐见、呈国书诸事。英翻译官巴夏里坚持公使入京，须携卫队千人，且云’中国前已允诺，不可失信’。后巴夏里又力助法翻译官与载垣辩论，且措词失礼。载垣于是阳许之，而阴谋害之。次晨，英、法译者归营，报告途遇僧格林沁之马队，英人被捕者二十六，法人十三，经二十日之监禁虐待，英人得生归者半，法人仅五名，后英人之焚圆明园者，即以报复也。撰《邦交志》者，何必隐讳其词若此。（参看Cordier，Op.Cit，Chap.XXI）

琦善与鸦片战争　

　　*据团结出版社（民国珍本丛刊）2006年1月第1版补入。–CTJ121

　　鸦片战争的终止之日，当然就是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中、英两国代表签订《南京条约》之日。至于起始之日为何日，则不易定。因为中、英双方均未发表宣战正式公文，并且忽战忽和，或战于此处而和于彼处。此种畸形的原因大概有二：一则彼时中国不明国际公法及国际关系的惯例。不但不明，简直不承认有所谓国际者存在。中、英的战争，在中国方面不过是’剿夷”讨逆’。就此一点，我们就能窥测当时国人的心理和世界知识。第二个原由是彼时中、英两国均未预抱一个必战之心。中国当初的目的全在禁烟。宣宗屡次的上谕明言不可轻启边衅。在道光十八年各省疆吏复议黄爵滋严禁鸦片的奏折之时，激烈派与和缓派同等的无一人预料禁烟会引起战争。不过激烈派以为，倘因达到禁烟目的而必须用兵以迫’外夷顺服’则亦所不惜。在英国方面，自从律劳卑（Lord Napier）以商业监督（Superintendent of Trade）的资格于道光十四年来华而遭拒绝后，英政府的态度就趋消极。继任的监督虽屡次请训，政府置之不理。原来英国在华的目的全在通商，作买卖者不分中外古今，均盼时局的安定。我们敢断定：鸦片战争以前，英国全无处心积虑以谋中国的事情。英政府的行动就是我们所谓’将就了事，敷衍过去’，英文所谓’Muddle along’。英国政府及人民固然重视在华的商业，而且为通商中、英已起了好几次的冲突，不过英国人的守旧性重，不好纷事更张，因为恐怕愈改愈坏。及林则徐于道光十九年春禁烟，锢英商与英领以迫其缴烟的信息传到英京之时，适当巴麦尊爵士（Lord Palmerston）主持英国的外交，此人是以倡积极政策而在当时负盛名的。他即派遣舰队来华，但仍抱一线和平的希望，且英国赞成和平者亦大有人在。倘和议不成而必出于一战，巴麦尊亦所不惜。故鸦片战争的发生，非中、英两国所预料，更非两国所预谋。战争虽非偶然的，无历史背景的，然初不过因禁烟而起冲突，继则因冲突而起报复（Reprisal），终乃流为战争。

　　鸦片战争，当做一段国际史看，虽是如此畸形混沌，然单就中国一方面研究，则显可分为三期。第一期是林则徐主政时期，起自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即林以钦差大臣的资格行抵广东之日。第二期是琦善主政时期，起自道光二十年七月十四日，即琦善与英国全权代表懿律（Admirla George Elliot）及义律（Captain Charles Elliot）在大沽起始交涉之日。第三期是宣宗亲自主政时期，起自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六日，即琦善革职拿问之日，而止于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的《南京条约》。在专制政体之下，最后决断权依法律当然属于皇帝，然事实上常常有大臣得君主的信任，言听计从。此地所谓林则徐及琦善主政时期即本此意而言。缘此，林的革职虽在二十年九月八日，然自七月中以后，宣宗所信任的已非林而为琦善，故琦善主政时期实起自七月中。自琦善革职以后，直到英兵破镇江，宣宗一意主战，所用人员如奕山、奕经、裕谦、牛鉴等不过遵旨力行而已。虽有违旨者，然皆实违而名遵，故第三期称为宣宗主政时期，似不为无当。

　　三期中，第一期与第三期为时约相等，各占一年半。第二期–琦善主政时期–为最短，半年零数日而已。在第一期内，严格说，实无外交可言。因为林则徐的目的在禁烟，而禁烟林视为内政–本系内政，不必事先与外人交涉，所采步骤亦无需外人的同意。中、英往来文件，在林方面，只有’谕示’；在英领义律方面，迫于时势，亦间’具禀’。此时义律既未得政府训令，又无充分的武力后援，他的交涉不过图临时的相安，他的军事行动不过报复及保护在华英人的生命和财产。到第三期，更无外交可言。双方均认交涉无望，一意决战。后来英兵抵京，中国于是屈服。在此三年半内，惟独琦善主政的半年曾有过外交相对的局势。在此期之初，英国全权代表虽手握重兵，然英政府的训令是叫他们先交涉而后战争，而二代表亦以迅和以复商业为上策。训令所载的要求虽颇详细，然非完全确定，尚有相当伸缩的可能。在中国一方面琦善的态度是外交家的态度。他的奏折内，虽有’谕英夷’、’英夷不遵劝戒’字样，但他与英人移文往来，亦知用’贵国”贵统帅’的称呼。且他与英人面议的时候，完全以平等相待。至于他的目的，更不待言，是图以交涉了案。故琦善可说是中国近九十年大变局中的第一任外交总长。

　　这个第一任外交总长的名誉，在当时，在后代，就是个’奸臣’和’卖国贼’的名誉。不幸，琦善在广东除任交涉以外，且署理两广总督，有节制水陆军的权力和责任。攻击他的有些注重他的外交，有些注意他的军事。那么，琦善外交的出发点就是他的军事观念，所以我们先研究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军事关系。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初间虎门失守以后，钦差大臣江苏巡抚裕谦上了一封弹劾琦善的奏折。他说：’乃闻琦善到澳后，遣散壮勇，不啻为渊驱鱼，以致转为该夷勾去，遂有大角、沙角之陷。’裕靖节是主战派首领之一，也是疆吏中最露头角的人。他攻击琦善的意思不外林则徐督粤的时候，编收本省壮丁为团勇，琦善到粤则反林所为而遣散之。这班被撤壮丁就变为’汉奸’，英人反得收为己用。此说的虚实姑不讨论，倘中国人民不为中国打外国，就必反助外国打中国，民心亦可见一斑了。

　　靖节的奏折上了不满二月，御史骆秉章又上了一封，措辞更激烈：’窃惟逆夷在粤滋扰几及一年。前督臣琦善到粤查办，将招集之水勇、防备之守具全行撤去。迨大角、沙角失事，提镇专弁赴省求援，仅发兵数百名，遣之夜渡，惟恐逆夷知觉，以致提督关天培、总兵李廷钰在炮台遥望而泣。’这样说来，琦善的罪更大，除遣散壮勇之外，还有撤防具、陷忠臣的大罪。骆文忠原籍广东花县，折内所言大概得自同乡。他为人颇正直，道光二十一年以前，因查库不受贿已得盛名。故所发言词，不但足以左右当时的清议，且值得我们今日的研究。

　　此类的参奏不必尽引，因为所说的皆大同小异。但道光二十一年六月，王大臣等会审的判词是当时政府最后的评定，也是反琦善派的最后胜利，不能不引。’此案琦善以钦差大臣查办广东夷务，宜如何慎重周详，计出万全。该夷既不遵照晓谕，办理已形猖獗，即应奏请调兵迅速剿除。乃妄冀羁縻，暂以香港地方许给，俾得有所藉口。于一切防守事宜并不预为设备，以致该夷叠将炮台攻陷，要隘失守，实属有误机宜。自应按律问拟。琦善合依守备不设失陷城塞者斩监候律，拟斩监候，秋后处决。’这个判词实代表当时的清议。所可注意者，政府虽多方搜罗琦善受贿的证据，判词内无受贿的罪名。

　　但是当时的人不明了琦善为什么要’开门揖盗’，以为必是受了英人的贿赂。战争的时候，左宗棠–同、光时代的恪靖侯左宗棠–正在湖南安化陶文毅家授课。道光二十一年，他致其师贺蔗农的信有一段极动人的文章：’去冬果勇杨侯奉诏北行。有人自侯所来云：’侯言琦善得西人金巨万，遂坚主和议。将恐国计遂坏伊身。’昨见林制府谢罪疏，末云’并恐彼族别生秘计’云云，是殆指此。诚如是，其愚亦大可哀矣。照壁之诗及渠欲即斩生夷灭口各节，情状昭著。炮台失陷时，渠驰疏谓二炮台孤悬海外，粤东武备懈弛，寡不敌众，且云彼族火器为向来所未见，此次以后，军情益馁。无非欺君罔上，以和为主，张贼势而慢军心，见之令人切齿。’左的信息得自’自侯所来’者。果勇侯杨芳原任湖南提督，于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八日放参赞大臣，驰驿前往广东剿拴逆夷。他于正月二十一日接到了这道上谕，二月十三日行抵广东省城。他在起程赴任之初即奏云：’现在大局或须一面收复定海，一面准其于偏岸小港屯集货物。’换言之，浙江应与英人战，广东则应与英人通商以求和。自然宣宗以为不妥。抵广东后他就报告：’预备分段援应，共保无虞。’但是他所带的湖南兵为害于英人者少，为害于沿途及广东人民者反多。三月初，果勇侯又有’布置攻守机宜’的奏折，说：’城厢内外民心大定，迁者渐复，闭者渐开，军民鼓勇，可期无虑。’宣宗当然欣悦之至：’客兵不满三千，危城立保无虞。若非朕之参赞大臣果勇侯杨芳，其孰能之？可嘉之处，笔难宜述。功成之日，伫膺懋赏。此卿之第一功也。厥后尤当奋勉。’后来的奋勉或者有之，至于第二功则无可报了。虽然，败仗仍可报胜仗，自己求和仍可报外夷’恳求皇帝施恩，准予止战通商’。皇帝远在北京，何从知道这就是杨芳日后顾全面子的方法。左宗棠的信息既闻接得自果勇侯就不足信，何况果勇侯传出这信息的时候既在途中，亦必间接得自广州来者？至于琦善’欲即斩生夷灭口’之说，遍查中外在场人员的记载均未发现。独在湖南安化乡中教书的左先生知有其事，且认为’情状昭著’，岂不是甚奇了！

　　同时广东的按察使王庭兰反说他屡次劝琦善杀义律而琦善不许。他写给福建道员曾望颜的信述此事甚详：’义律住洋行十余日。省河中夷船杉板数只而已，不难擒也。伊亦毫无准备，有时义律乘轿买物，往来于市廛间。此时如遣敢死之士数十人拴之，直囊中取物耳。乃屡次进言于当路，辄云现在讲和，未可轻动。是可谓宋襄仁义之师矣。’琦善倘得了’西人金巨万’，授之者必是义律；’欲即斩生夷灭口’，莫若斩义律。琦善反欲效’宋襄仁义之师’，岂不更奇了！王庭兰的这封信又形容了琦善如何节节后退：’贼到门而门不关，可乎？开门揖盗，百喙难辞。’王庭芬既是广东的按察使，他的信既由闽浙总督颜休焘送呈御览，好像应该是最好的史料。不幸琦善在广东的时候，义律不但未’住洋行十余日’，简直没有入广州。这封信在显明的事实上有此大错，其史料的价值可想而知了。

　　琦善倘若撤了广州的防具，撤防的原动力不是英国的贿赂，这是我们可断定的。但是到底琦善撤了防没有？这是当时及后来攻击琦善的共同点，也是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军事关系之中心问题。道光二十年的秋末冬初–宣宗最信任琦善的时候–撤防诚有其事，然撤防的程度则大有问题在。

　　宣宗是个极尚节俭的皇帝。林则徐在广东的时候，大修军备，但是宣宗曾未一次许他拨用库款，林的军费概来自行商及盐商的捐款。二十年六月七日，英军占了定海，于是宣宗脚慌手忙地饬令沿海七省整顿海防。北自奉天，南至广东，各省调兵、募勇、修炮台、请军费的奏折陆续到了北京，宣宗仍是不愿疆吏扣留库款以作军费。当时兵部尚书祁??藻和刑部右侍郎黄爵滋正在福建查办事件，他们同闽浙总督邓廷桢及福建巡抚吴文镕会衔，建议浙江、福建、广东三省应添造大船六十只，每只配大小炮位三四十门。’通计船炮工费约须银数百万两’。他们说：’当此逆夷猖獗之际，思卫民弭患之方，讵可苟且补苴，致他日转增靡费。’宣宗不以为然。他以为海防全在平日认真操练，认真修理，’正不在纷纷添造也’。此是道光二十年七月中的情形。

　　八月中，琦善报告懿律及义律已自大沽带船回南，并相约沿途不相攻击，静候新派钦差到广东与他们交涉。宣宗接了此折，就下一道上谕，一面派琦善为钦差大臣，一面教他’将应撤应留各兵分别核办’。琦善遵旨将大沽的防兵分别撤留了。

　　九月初四，山东巡抚托浑布的奏折到了北京，报告英国兵船八只于八月二十二日路过登州，向南行驶。托浑布买了些牛羊菜蔬’酌量赏给’。因此’夷众数百人一齐出舱，向岸罗拜，旋即开帆南驶。一时文武官弁及军吏士民万目环观，咸谓夷人如此恭顺，实出意料之外’。宣宗以为和议确有把握，于是连下了二道谕旨，一道’著托浑布体察情形，将前调防守各官兵酌量撤退归伍，以节靡费’；一道寄给盛京将军耆英、署两江总督裕谦及广东巡抚怡良：’著详加酌核，将前调防守各官兵分别应撤应留，妥为办理。’适同日闽浙总督邓廷桢奏折到京，报告从福建调水勇八百名来浙江。宣宗就告诉他，现在已议和，福建的水勇团练应分别撤留，’以节靡费’。是则道光二十年九月初，琦善尚在直隶总督任内，宣宗为’节省靡费’起见，已令沿海七省裁撤军队。

　　琦善于十一月六日始抵广东。他尚在途中的时候沿海七省的撤防已经实行了。奉天、直隶、山东与战争无关系，可不必论。南四省中首先撤防者即江苏。裕谦于十月三月到京的折内报告，共撤兵五千一百八十名。并且’各处所雇水陆乡勇亦即妥为遣散’。十一月十七日的报告说陆续又撤了些：’统计撤兵九千一百四十名。’广东及浙江撤兵的奏折同于十一月一日到京。怡良说：’查虎门内外各隘口兵勇共有万人。督臣林则徐前次奉到谕旨，当即会同臣将次要口隘各兵陆续撤减两千余名。臣复移咨水陆各提镇，将各路中可以撤减者再为酌核情势，分别撤减以节靡费。’撤兵的上谕是九月初四发的，罢免林则徐的上谕是九月初八日发的。怡良所说广东初次撤兵是由林与他二人定夺，此说是可能的。怡良署理总督以后，又拟再撤，但未说明撤多少。伊里布在浙江所撤的兵更多，照他的报告共撤六千八百名，共留镇海等处防堵者五千四百名。南四省之中，惟福建无撤兵的报告。

　　总结来说，与鸦片战争有关系的四省，除福建不明外，余三省–江苏、浙江、广东–均在琦善未到广东以前，已遵照皇帝的谕旨实行撤兵。江苏所撤者最多，浙江次之，广东最少。广东在虎门一带至少撤了两千兵勇，至多留了八千兵勇。道光二十年秋冬之间，撤防诚有其事，并且是沿海七省共有的，但撤防的责任不能归诸琦善，更不能归诸他一人。

　　琦善未到任以前的撤防虽不能归咎于他，他到任以后的行动是否’开门揖盗’？二十年十二月和二十一年二月的军事失败是由于琦善到任以后的撤防吗？散漫军心吗？陷害忠臣吗？

　　琦善初到广东的时候，中、英已发生军事冲突，因为中国守炮台的兵士攻击了义律派进虎门送信而挂白旗的船只。这不但犯了国际公法，且违了朝廷的谕旨，因为宣宗撤兵的上谕已经明言：除非外人起衅，沿海各处不得开火。琦善本可惩办，但他的奏折内不过说：’先未迎询来由，辄行开炮攻打，亦不免失之孟浪。’接连又说：’惟现在正值夷兵云集诸务未定之时，方将激励士气，藉资震慑而壮声威。若经明白参奏，窃恐寒我将士之心，且益张夷众??骜之胆。’同时他一面咨行沿海文武官吏，在未攻击之先，须询明来由；’一面仍以夷情叵测，虎门系近省要隘，未便漫无堤防，随饬委署广州府知府余保纯、副将庆宇、游击多隆武等前往该处，妥为密防’。是则琦善不但不愿散漫军心，且思’激励士气’；不仅未撤防具，且派员前往虎门’妥为密防’。

　　十二月初，和议暂趋决裂。琦善’遂酌调肇庆协兵五百名，令其驰赴虎门，并派委潮州镇总兵李庭钰带弁前往帮办。又酌调督标兵五百名，顺德协兵三百名，增城营兵三百名，水师提标后营兵两百名，水师提标前营兵一百五十名，永静营兵一百名，拨赴距省六十里之总路口、大濠头、沙尾、猎德一带，分别密防。并于大濠头水口填石沉船，藉以虚张声势，俾该夷知我有备’。总计兵一千九百五十名，不能算多，且广州第一道防线的虎门只五百名，虎门以内大濠头诸地反增一千四百余名。于此我们就可窥测琦善对军事的态度及其所处地位的困难。他在大沽与英人交涉的时候，就力言中国万非英国之敌。到了广东，他的奏折讲军备进行者甚少，讲广东军备不可靠者反多。如在十二月初四的具折内，他说不但虎门旧有的各炮台布置不好，’即前督臣邓廷桢、林则徐所奏铁链，一经大船碰撞，亦即断折，未足抵御。盖缘历任率皆文臣，笔下虽佳，武备未谙。现在水陆将士中又绝少曾经战阵之人，即水师提臣关天培亦情面太软，未足称为骁将。而奴才才识尤劣，到此未及一月，一旦经费无出，且欲制造器械，训练技艺，遴选人才，处处棘手，缓不济急’。琦善对军事既如此悲观，故不得不和；然和议又难成，不得不有军备，’藉以虚张声势’，’俾该夷知我有备’；且身为总督，倘失地责不容辞。但军备不但’缓不济急’，且易招外人之忌，和议更易决裂，故只能’妥为密防’，但只能在虎门内多增军队，所以他犹疑不决。结果国内主战派攻其’开门揖盗’，英人则责其无议和的诚心，不过迁延时日，以便军备的完竣。他们说：’此种军备进行甚速。’（Were going on with the utmost expedition）英人采先发制人的策略，遂于十二月十五日晨攻击大角、沙角两炮台。

　　结果中国大失败。二个炮台均失守；水师船只几全覆没；兵士死者约五百，伤者较少；炮位被夺被毁者共一百七十三尊。英人方面受伤者约四十，死亡者无人。防守大角、沙角约两千人，英兵登陆来攻者共一千四百六十一人，内白人与印度人约各半。此役中国虽大败，然兵士死亡之多足证军心尚未散漫。炮位损失有一百七十三尊，内二十五尊在大角，七十二尊在沙角，余属师船，足证防具并未撤。我们还记得：在虎门十台之中，大角、沙角的地位不过次要。道光十五年整理虎门防务的时候，关天培和署理粤督祁??就说过：’大角、沙角两台在大洋之中，东西对峙，惟中隔海面一千数百丈，相距较远，两边炮火不能得力，只可作为信炮望台。’平时沙角防兵只三十名，大角只五十名；二月十五之役，二台共有兵士两千名，不能算少。至于军官及兵丁的精神，外人众口一词地称赞。虽然，战争不满二时而炮台已失守，似无称赞的可能。欧洲的军士对于败敌素尚豪侠，他们的称赞不能不打折扣。但是我们至少不应说琦善’开门揖盗’。

　　此役以后，琦善主和的心志更坚决，遂于十二月二十七日与义律订了草约四条。他虽然费尽了心力求朝廷承认草约，宣宗一意拒绝。愈到后来，朝廷催战的谕旨愈急愈严，琦善于无可如何之中，一面交涉，一面进行军备。他的奏折内当然有调兵增防的报告，但我们可利用英人的调查以评他的军备。正月二十三，义律派轮船Nemesis到虎门去候签订正式条约日期的信息。此船在虎门逗留了四天，看见威远、镇远及横档三炮台增加沙袋炮台（Sandbag batteries），并说三台兵士甚多。别的调查的船只发现穿鼻的后面正建设炮台，武山的后面正填石按桩夹道。二月一日，义律亲自到横档，查明自Nemesis报告以后，又加了十七尊炮。二月二日，英人截留了中国信船一只，内有当局致关天培的信，嘱他从速填塞武山后的交通。于是英人确知琦善已定计决战，遂于二月五日下第二次的攻击令。

　　道光二十一年二月五日、六日的战役是琦善的致命之伤，也是广东的致命之伤。战场的中心就是威远、镇远、横档三炮台，所谓虎门的天险。剧烈的战争在六日的正午，到午后二点，三台全失守。兵士被俘虏者约一千三百名，阵亡者约五百名，提督关天培亦殉难。炮位被夺被毁者，威远百零七尊，临时沙袋炮台三十尊，镇远四十尊，横档百六十一尊，巩固四十尊。此役的军心不及十二月十五日，横档的官佐开战之初即下台乘船而逃，且锁台门以防兵士的出走，然亦有死抗者。失败的理由不在撤防，因为炮台上的兵实在甚多，炮位亦甚多，而在兵士缺乏训练及炮的制造与安置不合法。失败之速则由于关天培忽略了下横档。此岛在横档的南面，镇远的西面。关天培以为横档及威远、镇远已足以制敌，下横档无关紧要，故在道光十五年整理虎门防备的时候就未注意。不料英人于二月五日首先占领下横档，并乘夜安大炮于山顶。中国的策略只图以台攻船，而二月六日英人实先以台攻台。战争的失败，琦善或须负一部分的责任，但是说他战前不设备，战中节节后退，不但与事实相反，且与人情相反。英人Davis甚至说琦善的军备已尽人事天时的可能。时人及以后的历史当然不信中国反不能与’岛夷’敌，他们说中国所以败全由宣宗罢免林则徐而用琦善。他们以为林是百战百胜的主帅，英人畏之，故必去林而后始得逞其志，英人在大沽的交涉不过行反间之计。时人持此论最力者要算裕谦。江上蹇叟（夏燮）根据他的话就下了一段断语，说：’英人所憾在粤而弃疾于浙者，粤坚而浙瑕也。兵法攻其瑕而坚者亦瑕。观于天津递书，林、邓被议，琦相入粤，虎门撤防，则其视粤也如探囊而取物也。义律本无就抚之心，特藉琦相以破粤东之局。’魏源的论断比较公允，然亦曰欲行林的激烈政策，’必沿海守臣皆林公而后可，必当轴秉钧皆林公而后可’。不说’沿海守臣’及’当轴秉钧’，即全国文武官吏尽是如林则徐，中国亦不能与英国对敌。在九龙及穿鼻与林则徐战者不过一只配二十八尊炮的Volage及一只配二十尊炮的Hyacinth。后与琦善战者有陆军三千，兵船二十余只，其大如Welles levs，Blenheim，Melville，皆配七十四尊炮。然而九龙及穿鼻的战役仍是中国失败，且虎门失守的时候，林则徐尚在广州，且有襄办军务的责任!英国大军抵华以后，不即攻粤而先攻定海者，因为英政府以为广东在中国皇帝的眼光里不过边陲之地，胜负无关大局，并不是怕林则徐。当时在粤的外人多主张先攻虎门，惟独《Chinese Repository》日报反对此举，但亦说：倘开战，虎门炮台的扫平不过一小时的事而已。至于去林为英国的阴谋，更是无稽之谈。英人屡次向中国声明：林之去留与英国无关系。实则林文忠的被罢是他的终身大幸事，而中国国运的大不幸。林不去，则必战，战则必败，败则他的声名或将与名琛相等。但林败则中国会速和，速和则损失可减少，是中国的维新或可提早二十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毫无革新运动，主要原因在时人不明失败的理由。林自信能战，时人亦信其能战，而无主持军事的机会，何怪当时国人不服输！

　　战争失败的结果就是《南京条约》，这是无可疑问的。但战争最后的胜负并不决在虎门，而在长江，《南京条约》的签字距虎门失守尚有一年半的功夫。到了道光二十二年的夏天，英国军队连下了吴淞、上海并占了镇江，而南京危在旦夕，这时候朝廷始承认英国的条件而与订约。正像咸丰末年，英、法虽占了广州省城，清廷仍不讲和；直到联军入京然后定盟。琦善在广东的败仗远不如牛鉴在长江的败仗那样要紧。

　　总结来说：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军事关系无可称赞，亦无可责备。败是败了，但致败的原由不在琦善的撤防，而在当时战斗力之远不及英国。琦善并未撤防或’开门揖盗’，不过他对战争是悲观的。时人说这是他的罪，我们应该承认这是他的超人处。他知道中国不能战，故努力于外交。那么，他的外交有时人的通病，也有他的独到处。现在请论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外交关系。

　　懿律及义律率舰队抵大沽的时候，琦善以世袭一等侯、文渊阁大学士任直隶总督。他是满洲正黄旗人。嘉庆十一年，他初次就外省官职，任河南按察使，后转江宁布政使，续调任山东、两江、四川各省的督抚。道光十一年，补直隶总督。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外交全在广东，故琦善在官场的年岁虽久，但于外交是绝无经验的。

　　道光二十年七月十四，懿律等到了大沽。琦善遵旨派游击罗应鳌前往询问。罗回来报告说：英人’只谓迭遭广东攻击，负屈之由无从上达天听，恳求转奏’。此种诉屈伸冤的态度是琦善对付英人的出发点，是至关重要的。这态度当然不是英政府的态度。那么，误会是从何来的呢？或者是义律故意采此态度以图交涉的开始，所谓不顾形式只求实际的办法。或者是翻译官马礼逊未加审慎而用中国官场的文字。或者是琦善的误会。三种解释都是可能的，都曾实现过的，但断断不是琦善欺君饰词，因为他以后给英人文书就把他们当做伸冤者对待。琦善一面请旨，一面令英人候至二十日听回信。十七日谕旨下了，十八日琦善即派千总白含章往英船接收正式公文。

　　此封公文就是英国外部大臣巴麦尊爵士（Viscount Palmerston）致’大清国皇帝钦命宰相’的照会。此文是鸦片战争最紧要的外交文献，研究此战者必须细审此照会的原文与译文。译者遵照巴麦尊的训令只求信，不求雅。结果不但不雅，且不甚达。但除一句外，全文的翻译确极守信。这一句原文是’To demand from the Emperor satisfaction and redress’，译文变为’求讨皇帝昭雪伸冤’。难怪宣宗和琦善把这个外交案当做属下告状的讼案办！

　　这照会前大半说明英国不满意中国的地处，后小半讲英国的要求。中国禁烟的法子错了，烟禁的法律久成具文，何得全无声明忽然加严？就是要加严，亦当先办中国的官吏，后办外人，因为官吏’相助运进，额受规银任纵’。中国反首先严办外人，宽赦官吏，岂不是’开一眼而鉴外人犯罪，闭一眼不得鉴官宪犯罪乎’？就是要办外人，亦应分别良莠，不应一概禁锢，’尽绝食物，所佣内地工人，见驱不准相助’。如外人不缴烟土，即’吓呼使之饿死’。不但英国商人是如此虐待，即’大英国家特委管理领事”亦行强迫凌辱’。这是’亵渎大英国威仪’。因此层层理由，英国第一要求赔偿烟价。第二要求割让一岛或数岛，作为英商居住之地，’以免（日后）其身子磨难，而保其赀货妥当’。第三要求中国政府赔偿广州行商的积欠。第四要求以后中、英官吏平等相待。第五要求赔偿战费及使费。倘中国’不妥善昭雪定事，仍必相战不息矣’。照会内虽未提及林则徐的名字，只说’其官宪’，中外皆知英国所不满意的禁烟办法皆是林的行动。照会的口气虽是很强硬，但全文的方式实在是控告林的方式。

　　巴麦尊爵士给懿律及义律的训令有一段是为他们交涉时留伸缩地步的。他说：倘中国不愿割地，那么可与中国订通商条约，包括（一）加开通商口岸；（二）在口岸，外人应有居留的自由及生命财产的保护；（三）中国须有公布的（Publicly known）及一定的（Fixed）海关税则；（四）英国可派领事来华；（五）治外法权。除治外法权一项，余皆为国际的惯例，并无不平等的性质，且并不有害于中国。订商约或割地这二者，中国可择其一，这点选择的自由就是当时中国外交的机会，要评断琦善外交的优劣就在这一点。

　　琦善接到了巴麦尊的照会，一面转送北京请旨，一面与懿律约定十天内回答。廷臣如何计议，我们不能知其详细。计议的结果，就是七月二十四日的二道谕旨。一道说：’大皇帝统驭寰瀛，薄海内外，无不一视同仁。凡外藩之来中国贸易者，稍有冤抑，立即查明惩办。上年林则徐查禁烟土，未能仰体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蒙，措置失当。兹所求昭雪之冤，大皇帝早有所闻，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现已派钦差大臣驰至广东，秉公查办，定能代伸冤抑。该统帅懿律等著即返掉南还，听候办理可也。’此道上谕可说是中国给英国的正式答复。其他一道是给琦善的详细训令。’所求昭雪冤抑一节，自应逐加访察，处处得实，方足以折其心……俾该夷等咸知天朝大公至正，无稍回护，庶不敢藉蒙伸冤，狡焉思逞也’。至于割让海岛，’断不能另辟一境，致坏成规’。所谓’成规’就是一口通商。行商的积欠’亦应自为清理，朝廷何能过问’？换言之，广东行商所欠英人的债，英人应该向行商追讨，何得向朝廷索赔？’倘欲催讨烟价，著谕以当日呈缴之烟原系违禁之件，早经眼同烧毁，既已呈缴于前，即不得索价于后’。这种自大的态度何等可笑！英国所要求者一概拒绝，惟图重治林则徐的罪以了案，这岂不是儿戏！但在当时，这是极自然、极正大的办法。’薄海内外无不一视同仁’：这岂不是中国传统的王道？英国既以控告林则徐来，中国即以查办林则徐回答：这岂不是皇帝’大公至正之意’?

　　八月二日，琦善即遵旨回答了英国代表。他们不满意，要求与琦善面议。琦善以’体制攸关’，不应该上英国船，遂请义律登岸。八月初四、初五，他们二人在大沽海岸面议了两次。义律重申要求，琦善照圣旨答复，交涉不得要领。最困难的问题是烟价的赔偿。八月十八、十九琦善复与懿律移文交涉，他最后所许者，除查林则徐外，还有恢复通商及赔烟价的一部分二条：’如能照常恭顺，俟钦差大臣到彼查办，或贵国乞恩通商，据情具奏，仰邀恩准，亦未可定。”如贵统帅钦遵谕旨，返棹南还，听钦差大臣驰往办理，虽明知烟价所值无多，要必能使贵统帅（懿律）有以登复贵国王，而贵领事（义律）亦可申雪前抑。果如所言，将有利于商贾，有益于兵民，使彼此相安如初，则贵统帅回国时必颜面增光，可称为贵国王能事之臣矣。’英国代表于是’遵循皇帝的意旨’（In Compliance with the pleasure of the Emperor），开船往广东，并约定两国停止军事行动。

　　英国政府所以教懿律及义律带兵船来大沽者，就是要他们以武力强迫中国承认英国的要求。懿律等在大沽虽手握重兵，然交涉未达目的即起碇回南，且说回南是遵循中国皇帝的意旨。难怪巴麦尊几乎气死了，难怪中国以为’抚夷’成功了。宣宗因此饬令撤防，’以节靡费’。且即罢免林则徐以表示中国的正大。大沽的胜利是琦善得志的阶梯，也是他日后失败的根由。懿律等的举动不但不利于英国，且不利于中国，因为从此举动发生了无穷的误会。但他们也有几种理由：彼时英兵生病者多，且已到秋初，不宜在华北起始军事行动。琦善态度和平，倘与林则徐相比，实有天壤之别。他们想在广东与他交涉，不难成功。他们在大沽不过迁就，并不放弃他们的要求。

　　琦善在大沽除交涉外，同时切实调查了敌人的军备。他的报告和朝廷改变林则徐的强硬政策当然有密切的关系。英国军舰的高大，这是显而易见的。’又各设有大炮，约重七八千斤。炮位之下设有石磨盘，中具机轴，只须转移磨盘，炮即随其所向’。此外还有’火焰船’，’内外俱有风轮，中设火池，火乘风起，烟气上熏，轮盘即激水自转，无风无潮，顺水逆水，皆能飞渡’。当时的人如林则徐所拟破夷之法，琦善以为皆不足恃。倘攻夷船的下层，’夷船出水处所亦经设有炮位，是其意在回击也’。若欲穿其船底，则外人水兵’能于深五六丈处，持械投入海中，逾时则入跳跃登舟，直至颠顶，是意在抵御也’。此外还有纵火焚烧的法子，’今则该夷泊船，各自相离数里，不肯衔尾寄碇……是意在却避延烧也’。’泥恒言以图之，执成法以御之，或反中其诡计，未必足以决胜’。这是琦善’知彼’的工夫。

　　对于这样的强敌，中国有能力可以抵抗吗？琦善说中国毫无足恃。’该夷所恃者为大炮，其所畏者亦惟大炮’。那么，中国正缺乏大炮，譬如在’山海关一带本无存炮，现饬委员等在于报部废弃炮位内检得数尊，尚系前明之物，业已蒸洗备用’。华北如此，华南亦难操胜算。’即如江、浙等省所恃为外卫者，原止长江大海。今海道已被该夷游奕，长江又所在可通，是险要已为该夷所据，水师转不能入海穷追’。假设中国能于一处得胜，英国必转攻别处；假使我们能于今年得胜，英国必于明年再来。’欲求处处得胜，时时常胜，臣实不免隐存意外之虞’。’边衅一开，兵结莫释。我皇上日理万机，更不值加以此等小丑跳梁时殷宸廑。而频年防守，亦不免费饷劳师’。这是琦善’知己’的工夫。

　　外交的元素不外’理’与’势’。鸦片战争的时候，中、英各执其理，各行其是。故中、英的问题，论审势，论知己彼的工夫，琦善无疑的远在时人之上。琦善仍是半知半解，但时人简直是无知无解。所以琦善大声疾呼的主和，而时人斥为媚外，或甚至疑其受英人的贿赂。

　　不幸，十一月六日琦善到广东的时候，国内的空气及中、英间的感情均不利于和议。伊里布在浙江曾要求英国退还定海，英人不允，朝野因之以为英国求和非出于至诚。在英国方面，因中国在浙江抢夺二十多个英国人，且给以不堪的待遇，决战之心亦复增加。十一月内，浙抚刘韵珂、钦差大臣祁??藻，黄爵滋，御史蔡家玕相继上奏，说英人有久据定海的阴谋。朝廷主和的心志为之摇动。同时义律在广东多年，偏重广州通商的利益，主张在广州先决胜负。所以他在广东的态度，比在大沽强硬多了。中国对他送信的船开了炮，他就派兵船来报复。所以琦善到广东后的第一次奏稿就说义律的词气’较前更加傲慢’。适此时懿律忽称病，交涉由义律一人负责。琦善莫名其妙，’初六日（委员）接见懿律时，虽其面色稍黄，并无病容，然则何至一日之间遽尔病剧欲回’？那么此中必有狡计：’今懿律猝然而行，或就此间别作隐谋，或其意见与义律另有参差，抑或竟系折回浙江，欲图占据，均难逆料。’所以琦善就飞咨伊里布，教他在浙江严防英人的袭攻。

　　这样的环境绝非议和的环境，但广东的军备状况更使琦善坚持和议。他说广东’水师营务，微特船不敌夷人之坚，炮不敌夷人之利，而兵丁胆气怯弱。每遇夷船少人稀之顷，辄喜贪功；迨见来势强横，则皆望而生惧’。他第一步工作当然是联络感情和缓空气。他教水师参将致信懿律：’声明未询原委，擅先开炮，系由兵丁错误，理在严查惩办。’如此冲突免了，而双方的面子都顾到了。同时他又释放了叱??吨（Vincent Staunton）。此不过在澳门外人的一个教书先生，因至海岸游泳，民人乘机掳之而献于林则徐以图赏资，英人已屡求释放而林不许。琦善此举虽得罪了林派，尤为英人所感激。空气为之大变，交涉得以进行。

　　义律交涉的出发点就是前在大沽所要求的条件：（1）他要求赔偿烟价，首先要两千万元，后减至一千六百万，又减到一千二百万。琦善先许三百万，续加至四百万，又加至五百万。这是市场讲价式的外交。（2）兵费一条，琦善坚决拒绝，’答以此系伊等自取虚糜。我军增兵防守，亦曾多费铜银，又将从何取索’?（3）行商的欠款应由行商赔补。（4）义律允退还定海，但要求在粤、闽、浙沿海地方另给一处。琦善以为万万不可：’假以偏隅尺土，恐其结党成群，建台设炮，久之渐成占据，贻患将来，不得不先为之虑。且其地亦甚难择，无论江、浙等处均属腹地，断难容留夷人，即福建之厦门一带，亦与台湾壤地相连，……无要可扼，防守尤难。’（5）中、英官吏平等一节，琦善当即许可。这是十一月二十一以前交涉的经过。十二月初七的上谕不许琦善割尺寸地，赔分毫钱，只教他’乘机攻剿，毋得示弱’。于是全国复积极调兵遣将了。

　　这道上谕十二月二十左右始到广东。未到之先，琦善的交涉又有进展。烟价的赔偿定六百万元，分五年交付。交涉的焦点在割地，义律要求香港，琦善坚持不可：’即香港亦宽至七八十里，环处众山之中，可避风涛。如或给予，必致屯兵聚粮，建台设炮。久之必凯觎广东，流弊不可胜言。’香港即不能得，义律遂要求添开口岸二处。琦善以为’添给贸易码头，较之给予地方，似为得体’。他本意愿添二处，但为讲价计，先只许厦门一处，且只许在船上交易，不许登岸。义律颇讨厌这种讲价式的交涉，遂以战争胁之。琦善虽一面备战，他的实心在求和。他十二月初四所具的折内求朝廷许添通商口岸。粤东防守如何不可靠，他在折内又说了一遍：’盖缘历任率皆文臣，笔下虽佳，武备未谙’；’即前督臣林则徐、邓廷桢所奏铁链，一经大船碰撞，亦即断折，未足抵御。’初六日，义律请他到澳门去面议。他以为’无此体制’，并恐’狼子野心”中怀叵测’，只许移文往来。十四日，义律声明交涉决裂，定于明日攻击。琦善的复信尚未发去，中、英已开始战争了。

　　十二月十五日，大角、沙角失守了，琦善的交涉就让步。二十七日，遂与义律定了《穿鼻草约》：（1）中国割让香港与英国，但中国得在香港设关收税，如在黄浦一样。（2）赔款六百万元，五年交清。（3）中、英官吏平等。（4）广州于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旬复市。在英国方面，即时退还定海。此约是琦善外交的结晶。最重要的就是割让香港。在定约的时候，琦善已经接到了不许割地不许赔款的谕旨。照法律他当然有违旨的罪。但从政治看来，琦善的草约是当时时势所许可的最优的条件，最少的损失。我们倘与《南京条约》相较，就能断定《穿鼻草约》是琦善外交的大胜利。《南京条约》完全割香港，《穿鼻草约》尚保留中国在香港收税的权利。《南京条约》开五口通商，《穿鼻草约》仍是广东一口通商。《南京条约》赔款二千一百万元，《穿鼻草约》赔款只六百万元。我们倘又记得义律因订《穿鼻草约》大受了巴麦尊的斥责，我们更能佩服琦善外交了。

　　定了此约以后，琦善苦口婆心的求朝廷批准，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五到京的奏折可说是他最后的努力。他说战争是万不可能，因为地势无要可扼，军械无利可恃，兵力不固，民心不坚。’奴才再次思维，一身所系犹小，而国计民生之同关休戚者甚重且远。盖奴才获咎于打仗之未能取胜，与获咎于办理之未合宸谟，同一待罪。余生何所顾惜，然奴才获咎于办理之未合宸谟，而广东之疆地民生犹得仰赖圣主洪福，藉保义安。如奴才获咎于打仗之未能取胜，则损天威而害民生，而办理更无从措手。’宣宗的朱批说：’朕断不似汝之甘受逆夷欺侮戏弄，迷而不返。胆敢背朕谕旨，仍然接递逆书，代逆恳求，实出情理之外，是何肺腑，无能不堪之至！’琦善著革去大学士，拔去花翎，仍交部严加议处。’部议尚未定夺，怡良报告英占据香港的奏折已于二月初六到了北京。宣宗即降旨：’琦善著革职锁拿……家产即行查抄入官。’北京审判的不公，已于上文说明。

　　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关系，在军事方面，无可称赞，亦无可责备。在外交方面，他实在是远超时人，因为他审察中外强弱的形势和权衡利害的轻重，远在时人之上。虽然，琦善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不能算重要，宣宗以后又赦免了他，使他作了一任陕甘总督，一任云贵总督。他既知中国不如英国之强，他应该提倡自强如同治时代的奕?、文祥及曾、左、李诸人，但他对于国家的自强竟不提及。林则徐虽同有此病，但林于中外的形势实不及琦善那样的明白。

　

羁縻政策是中国古代治理边疆及其他民族地区的基本策略，对于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拟对羁縻政策的发展脉络作一系统梳理，对羁縻政策在古代边疆民族地区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作一初步考察。

一、历代政治家对羁縻政策的认识

“羁縻”一词被引入政治和民族关系范畴，较早见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其文云：“盖闻天子之于夷狄也，其义羁縻勿绝而已。”《汉官仪》云：“‘马云羁，牛云縻’。言制四夷如牛马之受羁縻也。”这里比较形象地说明“羁縻”具有笼络和控制边疆民族之意，当然也有歧视意味。历史文献中记载的“羁縻”和“羁縻之道”大都具有这一意涵。当然，文献中也有联络和笼络的史例，如汉成帝时西汉对西域康居的羁縻，就具有联络和笼络之意。康居虽向汉朝贡，但“自以绝远，独骄嫚，不肯与诸国相望”。为此都护郭舜多次上书，建议解除汉与康居的羁縻关系，但“汉为其新通，重致远人，终羁縻而未绝”。这里的“羁縻”具有联络和笼络之意，西汉王朝希望以羁縻方式与康居保持关系。前秦皇帝苻坚较早提出了“羁縻之道”的概念，揭示了“羁縻之道”的精神实质、核心内容及目标要求。历代政治家在理论探讨和具体实践中，不断丰富其内涵，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羁縻政策体系。

中国幅员辽阔，地形复杂，自然条件不一，西部有帕米尔高原，北部有蒙古高原和戈壁沙漠，西北有阿尔泰山，西南有青藏高原，东北有兴安岭和长白山，东边和东南为海洋所环绕。在如此广袤的大地上，自古就活跃着诸多民族或部族。生活在不同地域的民族在饮食、居住、服饰、语言、习俗等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以及社会发展阶段、接受信息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致使中央王朝的治理方式也有一定的差异。如何治理远在边陲、高山峻岭、深山密林及人迹罕至之地的边疆民族地区，成为历代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及地方官员等需要重点思考和解决的问题。总体来看，历代王朝对边疆民族地区主要采取“因俗而治”的羁縻政策。

先秦时期，即已形成了“因俗而治”思想，也即《礼记·王制》中所说的“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就是在边疆民族承认中央王朝统治的前提下，中央王朝允许其有限度的自治，保留其原有的组织结构、社会经济制度、宗教信仰及风俗习惯等。

此后，许多政治家、思想家基本在这一思想框架下谋划和处理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问题，制定相关的民族政策，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效。

东汉时期，针对出兵匈奴之事，侍御史鲁恭上疏称：“夫戎狄者，四方之异气也。蹲夷踞肆，与鸟兽无别。若杂居中国，则错乱天气，污辱善人，是以圣王之制，羁縻不绝而已。”在鲁恭看来，边疆族群与中原人众在多方面存在差异，采用羁縻方式是自古以来的良策。鲁恭的意见得到了尚书令韩棱、骑都尉朱晖、议郎京兆乐恢等多数大臣的赞同，说明羁縻政策符合当时的实际。

唐朝政治家对羁縻政策的认识更加深刻，对其重视程度前所未有。唐高祖李渊在四处征战中，曾得到突厥等部族的支持和帮助。因此，他对如何治理民族地区以及如何处理民族关系更有感悟，在建立唐朝的次年（619）就主张实施羁縻政策，认为“画野分疆，山川限其内外；遐荒绝域，刑政殊于函夏。是以昔王御世，怀柔远人，义在羁縻”。贞观年间，中书侍郎颜师古对实施羁縻政策的原因作了分析：“蛮夷要服，戎狄荒服，言其恍忽，来去无常也，饱则飞去，饥则附人。今遽欲改其常性，同此华风，于事为难，理必不可，当因其习俗而抚驭之。”颜师古认为，在社会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的时候，不宜改变边疆民族的生活和社会特点，如果边疆民族还没有达到主动要求改变的程度，强行改变，不仅难以奏效，而且在情理上也很难讲得通，况且还有可能激化矛盾。因此，羁縻政策是当时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比较理想的方式。

两宋时期，朝廷仍以羁縻思维处理民族关系，解决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问题。宋淳化元年（990），南丹州蛮首领洪皓与其弟洪沅发生矛盾，对此宋太宗提出了“以蛮夷之俗，羁縻而已，不欲为之兴师报怨”的思路和主张。宋真宗即位后，经常向官员解释实施羁縻政策的重要性，反复告诫防守在边疆地区的大臣，治理边疆民族只能“用本土之法”，不能套用治理中原的办法，“以国法绳之，则必致生事”。在宋真宗看来，采用边疆民族的惯用方法治理当地，即“用本土之法”为“羁縻之道，正在此尔”。

元朝崛起于朔方，崇尚佛教。元世祖忽必烈鉴于西北、西南地区“地广而险远，民犷而好斗，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乃郡县土番之地，设官分职，而领之于帝师。乃立宣政院，其为使位居第二者，必以僧为之，出帝师所辟举，而总其政于内外者，帅臣以下，亦必僧俗并用，而军民通摄。于是帝师八思巴之命，与诏敕并行于西土”。元成宗时期出任安西路总管，元武宗时期任中奉大夫、陕西行台侍御史的赵世延，因有平定乌蒙蛮酋反叛的经历，对治理民族地区有丰富经验，因此在处理边疆问题时，主张“蛮夷事，在羁縻”。赵世延出身边疆族群，其父赵黑梓曾兼文州吐蕃万户达鲁花赤，他本人又有处理民族关系的经验，所以他的认识颇具代表性。

明朝是羁縻政策比较成熟的时期。明成祖对实施羁縻政策的原因说得非常清楚，在针对女真诸部实施羁縻政策时称：“朕非欲并其土地，盖以此辈自昔扰边，至宋岁赂金币，卒为大患。今既来朝，从所欲，授一官，量给赐赉，捐小费以弥重患，亦不得不然。”朝廷在给女真诸部的敕谕中称：“尔等若能敬顺天意，诚心来朝，各立卫，分给印信，授以名分、赏赐，俾尔世居本土，自相统属，打围牧放，各安生理，经商买卖，从便往来。”在给蒙古兀良哈部的敕谕中称：“但来朝者，悉授以官，俾仍居本地，岁时贡献，经商市易，一从所便。”按照明成祖的认知，实施羁縻政策是迫不得已之举，边疆部族首领只要诚心归附，就能继续行使其职权，治理其辖地。直到清朝乾隆年间，杨名时针对持续用兵苗疆的具体情况，提出了“御夷之道，贵在羁縻”的建议。杨名时曾任云南巡抚，在边疆民族地区治理方面经验丰富，他的主张比较符合实际。

羁縻政策是中华民族的集体智慧和共同精神财富。不仅中原政治家和史学家从多方面阐述“羁縻”“羁縻之道”及其在边疆民族地区治理方面的价值，而且边疆民族的政治家也将这一概念引入民族关系和政治思想领域，比较娴熟地用羁縻政策治理所辖地区。王莽时期，乌桓和丁零官兵屯守代郡，乌桓因水土不服，担心“久屯不休”，“遂自亡畔”。匈奴见此机会，“因诱其豪帅以为吏，余者皆羁縻属之”。前秦皇帝苻坚对羁縻政策有着深刻认识，是中国历史上较早提出“羁縻之道”的政治家。建元十九年（383），他告诫出征西域的吕光说：“西戎荒俗，非礼义之邦。羁縻之道，服而赦之，示以中国之威，导以王化之法，勿极武穷兵，过深残掠。”金大定二十八年（1188），金世宗针对乌底改有“不顺服之意”，向大臣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朕尝思之，招徕远人，于国家殊无所益。彼来则听之，不来则勿强其来，此前世羁縻之长策也。”这与传统的“附则受而不逆，叛则弃而不追”的“羁縻治策的底线”吻合。由此可见，羁縻政策是中华民族的集体智慧和共同精神财富，是当时边疆民族地区治理及民族关系良性发展比较理想的制度安排和有效运行模式。

二、羁縻政策的主要内容

根据历代政治家的言说及其实践，可以将羁縻政策的主要内容归纳如下。

一是羁縻对象多为中央王朝一时尚无力直接管理的边疆以及其他边远地区部族。夏商周时期五服制中的“要服”和“荒服”，秦朝的属邦，两汉时期的“五属国”，南北朝时期的左郡左县，隋唐两宋时期的羁縻府州县，元朝的土官土司，明朝的羁縻卫所，清朝的土司等，都设置在西北、西南、岭南和东北等边疆民族地区。历代政治家在谈及羁縻政策时，都会强调边远地区。如唐玄宗时期的许国公苏颋建议对远在西南地区的吐蕃“羁縻御之”。在他看来，“古称荒服，取荒忽之义，非常奉职贡也。故来则拒，去则勿逐”。这种认识与孔子的“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思想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

二是羁縻对象承认中央王朝的统治地位和自己的“藩臣”身份，接受中央王朝的册封，承担纳贡、纳赋和服兵役的义务。如汉宣帝时期君臣在讨论接待匈奴呼韩邪单于的规格和仪式时，萧望之认为：“外夷稽首称藩，中国让而不臣，此则羁縻之谊。”汉宣帝采纳了萧望之的意见，“其以客礼待之，令单于位在诸侯王上，赞谒称臣而不名”。再如唐朝贞观年间李大亮曾对唐太宗说：“臣以为诸称藩请附者，宜羁縻受之，使居塞外，畏威怀德，永为藩臣。”从秦朝的属邦到元明清的土官土司，尽管在其管辖范围内拥有很大自主权和有限度的自治权，其官位可以世袭，但嗣立或变更必须接受中央王朝的册封，由中央王朝赐予“印绶”或“王印”，其官爵名号，只有得到朝廷册封和认可，才有效。同时，他们还要定期赴京朝觐、遣使赴京进贡以及接受中央王朝的调遣，这些都是“藩臣”的标志，而能否按时朝觐和进贡是评判其是否称职的重要标准，能否听从调遣、“奔走惟命”是其对帝王忠诚度的重要表现。

三是采取不同于中原地区的管理制度和治理方式。中央王朝的统治者非常清楚，对于一时还难以直接统治的边疆民族地区，只能因地制宜、因族制宜和因时制宜，保留其原有组织形式和统治方式，保证其首领的权力，“以其故俗治”。如东汉顺帝永和元年（136），武陵太守和朝廷许多大臣因“蛮夷率服”，建议“可比汉人，增其租赋”。尚书令虞诩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先帝旧典，贡税多少，所由来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汉顺帝没有采纳虞诩的意见，结果澧中、溇中蛮以“贡布非旧约”为由，杀害乡吏，“举种反叛”。唐睿宗时期，在如何对待已经归降的姚州西贰河蛮问题上，监察御史李知古主张筑城，加重征税。黄门侍郎徐坚则认为，“未得同华夏之制”，应“羁縻属之”。唐睿宗采纳了李知古的意见，令其调动剑南军队前往筑城，“将以列置州县”，结果“蛮众恐惧，乃杀知古，相率反叛”。北宋真宗对此认识更加深刻，认为如果套用中原的办法治理边疆民族地区，“则必致生事”。而宋神宗则想让羁縻州内的民众“出租赋如汉民”，遭到强烈抵制。宋徽宗时期，朝廷试图将羁縻州改为郡县制，使溪蛮、洞民成为编户齐民，也遭到强烈反对，最后只好“悉废所置州郡，复祖宗之旧”，继续沿用羁縻州县制。由此可见，羁縻政策基本符合当时的实际，是治理边疆以及其他边远民族地区比较有效的方略。

四是以恩为主的恩威并施。羁縻政策虽对边疆民族上层给予一些特权和赋税等多方面的优惠待遇，但多数是在中央王朝控制的地区或边疆民族主动归附地区实施的，因此以恩为主的恩威并施是羁縻政策的主要手段。如秦惠王在灭巴国的基础上，以巴氏为君长。汉武帝击败匈奴后，设置“五属国”安置来降的数万匈奴人，并“因其故俗”而治之。西汉王朝在“诛羌，灭南越”基础上，在番禺以西至蜀南设置的17郡，“且以其故俗治，毋赋税”。曹魏明帝曹叡即位后，“务欲绥和戎狄，以息征伐，羁縻两部而已”。北魏时期的高闾认为，恩与威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荒狡放命，则播武功以威之”。南朝左郡左县和僚郡俚郡都设在已经归顺的“蛮夷”之地。唐太宗击败突厥后，在其地设置羁縻府州，并按照“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的思路处理民族关系。李大亮建议，羁縻归降的突厥使其“永为藩臣”的方式，就是使他们“畏威怀德”。五代后晋时史学家刘昫等人认为，隋文帝对突厥“修王道，肃军容，示恩威以羁縻之”。唐朝之所以“置州府以安之，以名爵玉帛以恩之”，“盖以狄不可尽，而以威惠羁縻之。开元中，三纲正，百姓足，四夷八蛮，翕然向化，要荒之外，畏威怀惠，不其盛矣”。宋人更是从恩和威两个方面认识羁縻政策，如王钦若等撰《册府元龟·外臣部·助国讨伐》云：“古先哲王，怀之以恩信，惊之以威武，长辔远驭羁縻不绝而已。”元武宗时期的大臣赵世延认为，“蛮夷事，在羁縻，而重烦天讨，致军旅亡失，诛戮省臣，藉使尽得其地，何补于国？”清朝顺治皇帝谕令，“有归顺者，俱加意安抚，令其得所，秋毫无有所犯”。恩威并施，以恩为主的手段，是历代羁縻政策有效推行的坚实基础。

五是册封边疆民族各级官吏。册封是中央王朝加强与边疆民族政权政治关系的重要手段之一，与羁縻政策紧密相连，如《册府元龟·外臣部·册封一》所云：“中国之于夷狄羁縻而已……加以侯王之号，申之封拜之宠。”册封具有两个不同层次的内涵，所谓册是册立新首领，主要是对既成事实的承认；所谓封是封给中央王朝官爵。在多数情况下，既册又封，有时只册不封。中央王朝从稳定边疆、加强统治着眼，高度重视册封事宜，在边疆民族首领变更时，大都立即册封，通过册封建立起边疆民族政权对中央王朝的从属关系。如刘宋在“诸蛮”地区册封当地首领为地方长官，借其力量进行统治。宋文帝、宋孝武帝、宋明帝等刘宋帝王，都曾对边疆民族首领进行册封，如宋文帝封爨龙颜为宁州刺史、邛都县侯，宋孝武帝封合浦俚帅陈檀为龙骧将军、高兴太守，宋明帝封蛮帅田益之为辅国将军。高凉首领冼夫人“世为南越首领，跨据山洞，部落十余万家”，永定二年（558），南朝陈武帝册封冼夫人年仅九岁的儿子冯仆为阳春郡守。西突厥咄陆可汗主动“诣阙请降”，唐太宗将其册封为吞阿娄拔奚利邲咄陆可汗。对于一些长期以来世袭的边疆民族首领，如西南诸蛮“历代以来，自相君长”，中央王朝一般都予以认可，如《旧五代史·钱镠传》所载，“四夷远藩，羁縻册拜”。明朝正德元年（1506），四川巡抚刘洪建议，对环布松迭两河的“土官已故子孙自相承管，未尝请袭”情况进行核查，凡是“有原降印信者必请而袭”，对于“自相承管者别为处置”。刘洪认为，这样做能够“以尽羁縻之道”。明武宗同意刘洪的主张，调查、登记及确认等事宜随之展开。

三、羁縻政策在古代边疆民族地区治理中的作用

中国历史上的羁縻政策，虽在不同时期的名称有所变化，实施背景、实施范围及实施手段不尽相同，但其思想渊源则一脉相承，政策出台的动机、目标追求及其重要作用基本一致。在其实施和发展演变过程中，显现出中央王朝对边疆及其他民族地区统治不断加强的发展趋势，呈现出由近及远、由点到面、由局部到整体、由松散到紧固、由间接到直接的走向。

夏商周的五服制，是古代王畿外围由近及远所分的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五个区域，反映了当时中央王朝和地方的关系、政治格局、朝贡制度及治理结构，其中将南部的“苗蛮”和东部的“东夷”等要服以及迁徙无常、“政教荒忽”的“戎狄”等荒服纳入五服和王朝的朝贡体系之中，是夏商周王朝统治不断加强、疆域不断扩张的结果。孔子曾言：“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在五服制中，处于要服和荒服的边疆部族定期朝贡，象征着他们对夏商周王朝的臣服及从属关系。

秦统一六国之前，属邦具有中央与地方双重属性，管理归服的“臣邦”和有“蛮夷”聚居的“道”。秦在边疆民族地区虽然设置了郡县，委派守令，但“初虽有郡名，仍令其君长治之”，通过他们实现对边疆民族的治理，即“不改其本国之俗而属于汉”。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随着中央管理模式的一元化，属邦所辖机构及“臣邦人”称谓均发生了变化，“臣邦君长”改称“蛮夷君长”，“臣邦人”成了“徼中蛮夷”，原来黄河以南故塞外的“外臣邦”，被称作“故塞徼外蛮夷”。这些称谓的变化，反映了秦朝郡县一体化不断强化的发展趋势。

两汉时期由属国负责处理归附的边疆民族事宜。所谓属国即对归降的边疆民族在保留其原有部落组织形式、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的基础上，使其隶属汉朝，接受汉朝的统治。《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的“正义”曰：“以降来之民徙置五郡，各依本国之俗而属于汉，故言属国也。”《汉书·武帝纪》颜师古注释称：“凡言属国者，存其国号而属汉朝，故曰属国。”属国除了体现“属于汉”及“属汉朝”外，文献中还有“诸外国属汉”的意思，如《汉书·西域传》就记载：“属国谓诸外国属汉也。”

西汉时期通过实施羁縻政策，中央王朝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统治范围不断扩大。汉朝将匈奴降者分徙到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郡故塞外，设置“五属国”，“因其故俗”进行管理。为了安置和管理氐羌，汉朝设置了张掖属国、张掖居延属国和金城属国。为了安置和管理西域的龟兹归降者，汉朝设置了龟兹属国。在西南地区，汉朝设置了犍为属国、广汉属国和蜀郡属国。

东汉时期，由于归降者已经稳定下来，边疆形势比较缓和，边疆民族管理机制逐步完善，属国性质也相应发生了变化，变成与郡并列的地方行政机构，其突出标志，一是在属国前冠以郡名，二是把原来的部都尉改为属国都尉，其实质就是属国都尉逐步取得治民的权力。关于属国前冠以郡名，文献中就有犍为属国、蜀郡属国、广汉属国、涿郡属国等记载，关于将原来的部都尉改为属国都尉，《后汉书》中就有广汉属国都尉、张掖属国都尉、辽东属国都尉、上郡属国都尉等记载。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东汉时期的属国与郡并列，标志着此时的属国已步入郡县化轨道。西汉武帝时期在边郡设置属国都尉，“主蛮夷降者”，并不干预属国的民政，其民政由原来的首领负责。东汉时期，不仅属国“分郡离远县置之，如郡差小，置本郡名”，即在属国前冠以郡名，属国都尉的地位与郡太守相当，而且属国都尉逐步管理属国的内政。据《后汉书·百官志五》记载，建武六年（30）“省诸郡都尉，并职太守，无都试之役。省关都尉，唯边郡往往置都尉及属国都尉，稍有分县，治民比郡”。属国都尉“治民比郡”，说明属国与郡的管理职能没有多少差别，属国都尉与郡太守同样具有治民的权力。直到东汉末期及三国时期，才“多以诸部都尉为郡”，属国与郡处于并列地位，完全步入郡县化轨道。

左郡左县是南朝在“蛮人”聚居地区设置的一种特殊行政建制，其名称当来自“蛮左”。南朝刘宋和萧齐均在“蛮族”聚居地设置“蛮郡蛮县”，被称为左郡左县，以此加强对“蛮族”，特别是其上层的有效管理。南朝羁縻政策的突出特点，就是在已经归顺的“蛮夷”地区均设置了左郡和左县，在僚人和俚人聚居地设置了僚郡和俚郡，如在益州僚人聚居地设置东宕渠僚郡、越嶲僚郡、沈黎僚郡、甘松僚郡、始平僚郡等僚郡。南朝左郡左县制的另一特点是，左郡左县和僚郡俚郡依据“蛮夷”部落组织的内部结构和居住地域而划分。胡三省在注释《资治通鉴》相关条目时就说，宁蛮府领郡“盖因群蛮部落分署为郡也”。在左郡左县和僚郡俚郡体制下，尽管边疆民族仍然保持聚族而居和政治经济体制、文化习俗上的一些特点，“但已被纳入了政府不同程度的掌控之中，有利于向政府编户转化，有利于民族融合的最终完成”。

隋唐王朝在总结和借鉴历代民族政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边疆民族地区设立了大量的羁縻府州，大力实施羁縻政策。唐高祖时期设置的羁縻府州，因“天下初定”，“权置州郡”属权宜之计。唐太宗时期，羁縻府州的设置范围不断扩大，数量迅速增加，在东北、西北和中南等地区设置了许多羁縻府州。到唐玄宗开元年间，唐朝先后在东北、北方、西南和南方设置了大量羁縻府州。

唐朝羁縻府州制的鲜明特点，就是“华官参治”和监领制。所谓“华官参治”即为中央派官员到羁縻府州任职，与当地首领共同治理。如总章元年（668）唐朝平定高句丽后，唐高宗“剖其地为都督府者九，州四十二，县百”，又重新设置安东都护府，选拔其酋豪有功者为都督、刺史、县令，“与华官参治”。所谓监领制，就是中央王朝在保留边疆民族原有的组织机构、承认其首领统治地位的同时，派中央官吏予以监督。如开元十三年（725），唐玄宗在黑水靺鞨设置黑水都督府，仍以其部落首领为都督，“中国置长史，就其部落监领之”。

隋唐时期的羁縻府州制，对边疆民族地区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央王朝将边疆地区纳入国家统一的行政建制之中，打破了边疆地区部族各自为政的局面，加快了边疆与内地一体化的进程，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奠定了宋元乃至明清时期的疆域，使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巩固。二是为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创造了必要条件，推动了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进步，促进了各民族的交融，增强了中央王朝的向心力与凝聚力。贞观四年（630），“四夷”君长共同拥戴唐太宗为“天可汗”，唐朝皇帝颁给西北边疆民族首领的玺书，“皆称天可汗”。“可汗”是古代北方民族首领的称号，称唐太宗为“天可汗”，就是承认唐太宗既是中原王朝的皇帝，也是边疆民族的“可汗”，是各民族的最高首领。从此之后，“夷人率谓天子为天可汗”。开元二十九年（741），突厥登利可汗在给唐玄宗的《贺正表》中称：“顶礼天可汗如礼诸天，奴身曾祖已来，向天可汗忠赤，每征发为国出力。今新年献月，伏愿天可汗寿命延长，天下一统。”正是由于各民族承认唐朝皇帝是他们的共同首领，因此会积极响应唐朝征召，参加唐朝主导的军事行动。

两宋时期，面对辽夏金等北方民族所建政权，宋朝主要采取战争与和好的手段处理与北方民族的关系；而对南方边疆的其他民族，主要沿袭和完善隋唐时期的羁縻府州制，设置羁縻州县洞，“树其酋长，使自镇抚”。两宋时期对羁縻州县洞的管理更加规范，管理制度越来越完善，对土官的管控进一步加强，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一是对入京进贡作出明确规定。朝贡标志着羁縻州县只是地方政权，必须接受中央王朝的领导。因此，中央王朝对此高度重视，对入京进贡有明确规定：其一，登记造册，规定年限和人数；其二，持有释卷；其三，皇帝召见和回赐。由于朝贡是边疆民族首领归顺中央王朝的象征及加强政治联系的重要手段，朝贡人员会得到皇帝的大量赐物，故都希望得到朝贡机会，带着庞大队伍入京朝贡，其中“西南夷”的朝贡人数最多。

二是对土官承袭范围和承袭程序作了规定，“州将承袭”由都誓主召集各部酋长合议，从子孙、弟、侄及亲党中议定当立者，然后联名具保，经申钤辖上报，朝廷赐以敕告、印符作为信物，承袭人北望谢恩，正式就职。经过这一整套程序，承袭才算正式合法。

三是将土官调离本地，以防止其势力膨胀。如乾德五年（967），北宋以溪州团练使彭允足为濮州牢城都指挥使，溪州义军都指挥使彭允贤为卫州牢城指挥使，珍州录事参军田思晓为博州牢城都指挥使。宋太祖之所以会采取如此措施，主要因为彭允足等溪洞酋豪占据山险，“持两端，故因其入朝而置之内地”。

四是用誓约方式约束土官。在传统社会，特别是边疆民族地区，誓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法律效力，因此宋朝也会通过盟誓订约的形式，对土官加以约束。如《武经总要》记载：“咸平中，转运使丁谓招抚蛮人，每有诚谕，并歃血为盟，置铁柱以志其事，条制甚多。”这一现象在隋唐时期未曾有过。

元朝是历史上又一大一统王朝，“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羁縻政策发展到元朝，初步形成了土官土司管理制度，并对明清时期的羁縻政策产生了很大影响。

元朝土官土司制的最大特点和最突出成效，就是促进了此前羁縻府州的内地化，如《元史·地理志》所言：“盖岭北、辽阳与甘肃、四川、云南、湖广之边，唐所谓羁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赋役之，比于内地。”这也是元朝中央王朝加强对边疆地区有效统治的突出表现。

明朝羁縻政策的主要内容，就是“分别司郡州县，额以赋役，听我驱调，而法始备矣”。“司郡州县”，即在边疆民族地区设置众多土司；“额以赋役”和“听我驱调”，即规定土司的基本义务。明朝与元朝一样，土司的主要义务有三项：一是朝贡，二是纳赋，三是出土兵。

明朝土司的显著特点，就是土流参用、土汉共治。在西南地区，“其府州县正贰属官，或土或流”。一般而言，在土司势力较强的地区，土官为正，流官为副；而在土司势力较弱的地区，流官为正，土司为副。这种安排，主要是加强对土司的监督和制衡，督促“诸蛮，谨守疆土，修职贡，供征调，无相携贰”。在土流参用的府州县，实施与内地相同的赋税制度。

清朝因袭明朝的土司制度，对各处土司提出了不得“自外王化”的基本要求，并采取相应措施，进一步加大对土司土官的管理力度：一是由中央统一授予官职，颁给标志土官权力与身份的印信与号纸，使其牢记自己是朝廷命官，时刻要服从中央政令；二是对土司的职衔品级予以调整，有的土官只有虚衔品级而不管理峒寨，土知府由明朝的正四品改为从四品，土副长官由明朝的从七品改为正七品；三是土官需接受流官的节制。清朝土司统一由当地流官管辖，绝大多数土司隶属府、州、县。康熙时期，四川等地“凡镇臣所驻地方，境内土司，俱应属其统辖”。各地土司，“应并听该镇节制，以便防御”。这一规定使土司的权力受到极大限制，只能做些巡捕及征粮工作，使土司的地位越来越低，只能遵循流官的旨意办事，“见同知甚恭，称公祖，自呼曰治晚生”。

结语

羁縻政策是中国古代治理边疆以及其他边远地区的基本策略，体现了“因俗而治”的治边思想。中央王朝在边疆民族承认自己的臣服和从属地位的前提下，对其采取不同于中原地区的管理政策和管理方式，以实现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有效管理。历代中央王朝统治者都从国家战略和长治久安的高度充分认识羁縻政策的重要意义，把“羁縻之道”视为“圣王之制”和“御夷之道”，并不断丰富和完善这一政策。

羁縻政策的实施及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历代中央王朝对边疆民族地区治理方式的发展演变过程，体现了中央王朝对边疆及其他民族地区统治不断加强的趋势。其中，五服制将南部的“苗蛮”和东部的“东夷”等要服及荒服纳入王朝的朝贡体系，使夏商周王朝的统治不断加强、疆域不断扩张。秦朝的属邦制反映了秦朝郡县一体化不断强化的趋势。两汉时期的属国制使中央王朝对民族地区的统治范围不断扩大，其中东汉时期的属国与郡并列，标志着属国已步入郡县化轨道。南北朝时期在“蛮”、“僚”和“俚”聚居地设置的左郡左县和僚郡俚郡，不同程度地将其纳入政府的掌控之中。唐朝在各地设置了许多羁縻府州，将边疆民族地区纳入国家统一的行政建制之中，增强了其对中央王朝的向心力与凝聚力。两宋对土官的管控进一步加强。元朝的土官土司制将此前羁縻府州内地化，进一步加强了对民族地区的有效统治。明朝不仅要求土司服从中央的调遣，而且还采用土流参用、土汉共治等方式，加强对土司的监督和制衡。清朝要求各处土司不得“自外王化”，并采取相应措施，持续加大对土司土官的管理力度。总之，羁縻政策的实施及发展，加强了古代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推动了边疆与内地一体化进程。

本文转自《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5年第1期

2022年6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西安市雁塔区东姜村发掘了一座唐墓，出土墓志一合，墓主为葬于贞元十年（794年）的新罗质子金泳。关于在唐新罗王族成员的墓志，先前仅见大历九年（774年）的金日晟墓志，但来源不明。本次新出的金泳墓志是首次经考古发掘出土的在唐新罗人的墓志，背景信息明确，志文记载了金泳本人及其先世的诸多内容，这对研究唐与新罗的关系多有裨益。现将墓志内容考释如下。

一、金泳家世

志文载金泳的祖父为金义让，唐玄宗开元初年受新罗国王派遣入唐宿卫，而其身份为“新罗国故王堂兄”。所谓“故王”，当指金义让入唐时在位的新罗国王，该志撰文时此王已故，因此以“故王”称之。考之文献记载，长安二年（702年）新罗王金理洪卒后，其弟金兴光继位，直到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去世[2]，谥号圣德王[3]，可见开元初年在位的新罗国王为金兴光，因此金义让当是金兴光的堂兄。

金义让入唐后，获授官职，志文所记“金紫光禄大夫、试太常卿”当为其最终官职。其中，金紫光禄大夫为正三品文散官[4]，九卿之一的太常卿为正三品职事官，“掌邦国礼乐、郊庙、社稷之事”[5]。志文称“试太常卿”，因此金义让获授的太常卿一职为试官，而非正官。

金义让传世文献无载，但见于定陵陵园蕃酋像的题名。2016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定陵陵园遗址发现了一尊蕃酋像的两件残块，其中躯干部分残块的背部题刻有文字，残存“卫将”和“金义让”五字。关于金义让此人，田有前推测其为中宗时期的新罗遣唐使金思让，而“思让”和“义让”为一名一字关系，或为题刻者因音近而致误，“卫将”则是某卫将军之残缺[6]。据《三国史记》记载，金思让于新罗圣德王二年（703年）被派遣入唐，并于次年三月返回新罗[7]。据金泳墓志，金义让在开元初年才入唐，至少晚于金思让入唐十年，两人入唐时间不同。更为重要的是，金思让的身份为遣唐使，入唐次年即归国，而金义让则是入唐宿卫。无论入唐时间抑或生平，两人截然不同，所以蕃酋像上题刻的“金义让”并非金思让。唐中宗李显于景龙四年（710年）十一月葬于定陵[8]。其后睿宗于开元四年（716年）十月葬于桥陵[9]。志文所记“开元初”当指开元元年（713年）或稍晚，可见金义让的入唐时间略晚于中宗入葬定陵。可以推测，金义让入唐之时，包括蕃酋像在内的定陵部分附属设施可能正在修建，因此金义让的形象被纳入定陵。而桥陵蕃酋像的修建时间稍晚于金义让入唐，亦有极大可能存在题名金义让的蕃酋像，这有待今后的考古工作验证。

志文载“因宿卫而有三男流于阙下，其长子皇授中散大夫、可光禄少卿，则君之考也”，可知金义让有三子留在唐廷，其中长子即金泳的父亲。该处仅记了金泳父亲在唐廷获授的官职中散大夫、光禄少卿，而未载其名讳。其中，中散大夫为文散官，正五品上阶[10]，光禄少卿为职事官，从四品上阶，光禄卿“掌邦国酒醴、膳羞之事”，而光禄少卿是光禄卿的副职[11]。

二、金泳生平

1.袭其父质

志主金泳于“贞元十年（794年）五月壹日”“终于京兆府太平里之馆第”，“春秋卌有八”，据此，其应生于唐玄宗天宝六载（747年），后金泳“以父之胤而袭其质者”，即金泳的质子身份承袭其父。

新罗入质宿卫始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年），金春秋因求助唐廷出兵百济向唐太宗表示愿留子宿卫[12]。根据史料记载，宿卫者有宿卫质子、宿卫学生两种，唐中后期入唐求学的一般称为宿卫学生，早期宿卫质子身份具有双重性，既是学生又是质子[13]。宿卫质子带有较强的政治色彩，其在唐宿卫期限并无固定，既有次年归国者，又有居唐二十余年甚至于终老唐土者，宿卫学生则“通常为十年”[14]。金泳质子身份承袭其父，因此金泳父亲亦为质子，推测在金义让卒后，其长子承袭其质子身份留在唐廷。唐代四夷质子中是有长期居唐，世代为质的现象[15]。虽然唐代有这种袭质传统，但新罗作为唐代纳质宿卫最多的，尤其是经历了唐罗战争后，从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两国之间的朝贡关系逐渐恢复正常，玄宗开元二年（714年）新罗重新向唐派出质子宿卫阙庭，开元天宝中史料有记载的多达7次[16]，金泳祖父金义让就是在开元初入唐宿卫。从入唐宿卫人选看，似乎新罗并未有袭质的现象。安史之乱期间新罗入质侍子罕见，直至德宗贞元十六年（800年）后，新罗入唐宿卫才又逐渐频繁起来，而这段时间恰好是金泳父亲与金泳为质子的时间。因此，或可推测由于安史之乱，唐罗的交流一度中断，新罗无法派出新的宿卫质子，唐廷即任命金泳及其父亲为质子，以处理两国事宜。

2.佐使衔命

大历三年（768）年，金泳首次受命作为宣慰副使回国。关于该年唐廷与新罗的交往，《旧唐书·新罗传》记载“（大历）三年，上遣仓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赐紫金鱼袋归崇敬，持节赍册书往吊册之，以乾运为开府仪同三司、新罗王，仍册乾运母为太妃”[17]。这一年代宗派遣归崇敬出使新罗，对金乾运及其母亲进行了册封。而金泳作为归崇敬的副官一同出使，因此也得以在行前获授“将士郎、韩王府兵曹参军”。其中，将仕郎为最低一等的文散官，从九品下阶[18]；韩王府兵曹参军为职事官，正七品上阶[19]。唐代宗第七子李迥于“宝应元年（762年）封韩王。贞元十二年薨”[20]，故金泳担任兵曹参军时的府主应为韩王李迥。但自从玄宗开始将皇子安置于十六王宅集中居住后，亲王例不出阁，亲王府的僚属也随之虚化，并无实际职掌[21]，可见金泳此次获授的官职仅为虚职，其作为李迥僚属的身份也徒有虚名。

由“宣命毕而复归，恩命优加重赏，授朝散大夫、试太子洗马”可知，金泳在此次出使新罗返回后，得到了代宗的重赏，获授官职“朝散大夫、试太子洗马”。其中，朝散大夫为文散官，从五品下阶；太子洗马为职事官，从五品上阶[22]。代宗长子李适于广德二年（764年）被立为皇太子[23]，因此金泳担任太子洗马时的东宫之主为李适。但与亲王府僚属从玄宗时已虚化一样，因太子从玄宗时也不再居住东宫，其属官也沦为虚职。可见，金泳返回唐廷后的此次升迁，虽然职事官的品阶从正七品上阶提升到从五品上阶，但并未改变所任仍为虚职的性质。此后，因“丁太夫人忧，居丧三年”，金泳之母在其担任太子洗马期间去世，金泳也按唐廷的礼制去职守孝三年。

3.再赴东国

金泳在德宗贞元元年（785年）三十九岁前已结束守孝又一次任副使前往新罗。据史料所载，贞元元年唐廷前后两次派遣使者前往新罗，分别对金良相、金敬信进行册命。关于第一次册命，《旧唐书·新罗传》记载“贞元元年，授良相检校太尉、都督、鸡林州刺史、宁海军使、新罗王，仍令户部郎中盖埙持节册命”[24]，而《册府元龟》记载“贞元元年正月，以秘书丞孟昌源为国子司业、兼御史中丞、新罗吊祭册立使……至是，诏授良相检校太尉、都督、鸡林州刺史、宁海军使，遣昌源吊册之”[25]，两处所记均是对金良相的册命，但所记使者一为盖埙，一为孟昌源。究竟使者是何人，朝鲜史书《三国史记》中记载：“六年（新罗宣德王金良相六年）春正月，唐德宗遣户部郎中盖埙，持节册命王为检校太尉、鸡林州刺史、宁海军使、新罗王”[26]，因此此次册立使者极可能是盖埙。关于第二次册命，《旧唐书·新罗传》记载“其年，良相卒，立上相敬信为王，令袭其官爵”[27]，而《册府元龟》记载“是年，新罗王金良相卒，其上相金敬信为王，诏令袭其官爵”[28]，两处所记内容一致，但均未载使者为何人。因此贞元元年的第一次册命是对早在建中四年（783年）已被国人立为王[29]的金良相进行册命，建中四年十月至兴元元年（784年）七月德宗因泾原兵变出逃奉天[30]，导致时局极为混乱，那么遣使赴新罗推迟到兵变平息后的贞元元年正月也颇为合理，而第二次册命则是对当年新立的金敬信进行册命。志文称此年“本国王薨”，而本年所薨之王为金良相，那么金泳当是作为吊祭册立副使参与了第二次册命，即随从正使吊祭当年去世的先王金良相，并册立新王金敬信。因金泳此次出使新罗，得以在行前拜官试卫尉少卿。卫尉少卿为从四品上阶职事官，卫尉卿“掌邦国器械文物之事”，而卫尉少卿是卫尉卿的副职[31]。与前两次所授试官皆为虚职不同，本次所授的试卫尉少卿具有实际职掌。

金泳第二次作为副使出使新罗后，被新受册命的新罗国王金敬信奏请唐廷让其兼任蕃长一官。金泳出身于新罗王室，通晓本国风俗，可以很好地管理在唐新罗人，即所谓“风俗广通于海隅”；又自幼成长于长安，熟悉中原礼制，出使东国新罗可以很好地践行礼义，即所谓“礼义大兴于东国”。蕃长是唐宋时期用于管理外国侨民事务的官员，人选一般是从外国侨民中挑选的有声望者[32]，资历丰富的金泳被任命为蕃长也合乎情理。蕃长这一官职目前最早见于高足酉墓志，据该志其于证圣元年（695年）获授高丽蕃长[33]，而金泳是目前所见史料中唯一一位担任新罗蕃长者。据志文，金泳生前居住在“京兆府太平里之馆第”，此处既云“馆第”，则金泳可能并未置办私宅，而是居住在太平坊的新罗馆第之内。太平坊位于皇城含光门西南，与皇城内鸿胪寺、卫尉寺相距不远，新罗馆第位于此坊当不是巧合。舒王李元名、卫王李重俊等人之宅也在此坊[34]。

4.葬于唐土

值得注意的是，直到时隔九年之后的贞元十年金泳去世，其再也未有所升迁。开成元年（836年），新罗国质子、试光禄卿金允夫向唐文宗进状称：“本国王命臣入朝充质二十六年，餮矣。三蒙改授试官，再当本国宣慰及册立等副使，准往例皆蒙特授正官”[35]，可见在开成元年以前，已形成质子历任三次试官并作为副使两次出使本国，即可特授正官的惯例。从金泳的经历来看，其在贞元元年第二次出使新罗返唐后已满足特授正官的这一条件，但此后生前未再升迁，或与当时尚未形成这一惯例有关。

志文载“鸿胪以奏，圣上宸悼，锡以优例，诏赐使持节、都督登州诸军事、登州刺史，赙赠疋帛”，可知金泳去世后获赠官职使持节、都督登州诸军事、登州刺史，登州都督为中都督[36]，正三品[37]。登州是渤海的重要口岸，也是新罗遣使赴唐的必经之地[38]，在登州的蓬莱、牟平、文登等地有“新罗坊”“新罗所”，组织管理新罗人贸易的机构叫“构当新罗所”[39]，因而金泳获赠登州都督应与其新罗人的特殊身份有密切关系。

三、相关问题

1.关于撰者良说

墓志撰者为良说，志文中其自称“广文馆进士从侄良说”，可知良说为志主金泳的从侄。良说其人检索史料未见，《三国史记》载：“八月，授前入唐宿卫学生梁悦豆肹小守。初，德宗幸奉天，悦从难有功，帝授右赞善大夫，还之，故王擢用之”[40]。良说之“说”与“悦”相通，其音与梁悦同，亦做过宿卫学生，可能为同一人。但从梁悦生平事迹来看，其于德宗泾原兵变（784年）时从难有功被授予右赞善大夫，而金泳去世时（794年）良说仍为广文馆进士，两者身份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撰者并非梁悦。广文馆是唐代国子监下辖的官学之一，始设于天宝九载（750年），一直持续到唐末[41]。唐代官学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四夷若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相继遣子弟入学”[42]。官学修习科目包括明经、秀才、俊士、进士等，志文既称“广文馆进士”，可知良说在广文馆所习之科为进士科。唐廷曾设“宾贡进士”专科，为“四夷”留学生举行单独考试，以便其出仕任官[43]。因此良说在撰写该志文之时，正在广文馆修习进士科，以待参加考试。从行文来看，志文有多处语句不太通顺之处，如“其长子皇授中散大夫、可光禄少卿，則君之考也”一句本为直叙，却加“可”字。“可”字常见于唐代授官制（诏）书，制（诏）书文本大体可分为前后两部分，前一部分叙述受官者的功绩，后一部分陈列所受之官，如建中二年的诏书“二庭四镇，……皆侯伯守将交修共理之所致也。伊西北庭节度观察使李元忠可北庭大都护，四镇节度留后郭昕可安西大都护、四镇节度观察使”[44]，官职前加“可”字可使语句通顺。但该志此处的“可”字却颇为龃龉，可以推测此处或是直接照抄金泳的授官制书而来，这也反映了作为新罗留学生的良说文字功底有所欠缺。

2.关于金泳的葬事及葬地

志文载“及葬日，官给车轝、缦幕、手力，兼赐诏祭棺椁、墓地等，仍令长安县令专知葬事者”，可知金泳的丧事由官方操办。关于品官的丧事标准，依大历五年（770）敕文所定：“应准敕，供百官丧葬人夫、幔幕等：三品以上，给夫一百人；四品、五品，五十人；六品以下，三十人。应给夫须和雇，价直委中书门下文计处置。其幔幕，鸿胪、卫尉等供者，须所载幔幕张设人，并合本司自备。如特有处分，定人夫数，不在此限”[45]，其中“人夫”即志文所谓“手力”，金泳获赠的登州都督为正三品官职，那么其官给手力的人数当依照“三品以上，给夫一百人”的规定执行。关于其墓葬随葬品，《唐六典》载：“三品以上九十事，五品以上六十事，九品已上四十事。当圹、当野、祖明、地轴、诞马、偶人，其高各一尺；其余音声队与僮仆之属，威仪、服玩，各视生之品秩所有，以瓦、木为之，其长率七寸”[46]。其后在开元二十九年（741）正月十五日唐廷诏敕：“三品以上明器，先是九十事，请减至七十事；五品以上，先是七十事，请减至四十事；九品以上，先是四十事，请减至二十事；庶人先无文，请限十五事。……其别敕优厚官供者，准本品数，十分加三等”[47]，因此金泳墓葬内明器当在70～90事左右。金泳墓虽经盗扰，但仍出土较多随葬品，尤以陶俑居多。修复完整者80件，推测原数量应高于90件，但这80件中家禽家畜类陶塑55件，有研究认为小型动物俑不在律令限制之列，并无明确的数量限制，不能计算在内[48]。若依此，则金泳墓所出明器仅25件，与其品级差距悬殊，或与被盗扰有关，因此从随葬品数量上判断其等级已无可能。但在葬事办理方面仍能体现唐廷的特别待遇，志文中所载负责金泳葬事的官员为长安县令，而金日晟墓志在记载葬事时称“命万年令监护，宠蕃酋也”[49]，长安、万年二县均为京县，二人的葬事分别由长安县令、万年县令负责，墓地、棺椁也是皇帝诏赐，这些都表明唐廷对其特别的重视与恩宠。

据志文“以其年八月十四日，窆于城南毕原之北府君叔父之次”，可知今东姜村一带在唐代属于毕原的范围，位于毕原北部，该处为其家族葬地，其葬于“叔父之次”。因金义让“有三男流于阙下”，其中长子即金泳的父亲，那么“叔父”当指金义让的第二子或第三子。因该项目发掘范围很小，未发现金泳叔父的墓葬。由韦琼墓志所载“卜葬于长安县永寿乡毕原”[50]可知毕原即在当时的永寿乡境内。先前所见的金日晟墓志载志主“诏葬于长安永寿之古原”[51]，虽然今具体出土地点不明，但从墓志所载葬地看，应该也位于毕原之上，金泳、金日晟二人的墓葬当相距不远。金日晟墓志明载“诏葬”，金泳墓志也称其葬事由官方操办，由此可知侍唐的新罗质子葬于长安的葬礼皆是官方负责，葬地也极可能集中于长安城南毕原之上。

3.关于金泳的婚配、子女

关于在唐新罗人的婚配，以往所见资料很少涉及，仅金日晟墓志载“夫人张氏”，但出身不详。而金泳墓志明载“夫人太原王氏，东畿偃师县令千龄之子也”，可见金泳的夫人出身于太原王氏，为偃师县令王千龄之女。由此或可推测在唐宿卫的新罗质子往往以士族官宦之女为婚配对象。志文载“有男九人：嗣者士素，应明经举；次曰士弘；次曰士烈，尊君痼疾，愿为父出家。女子三人，长者已适事人。余者悉幼，而乃抱棺泣血”，可知金泳有九子三女，其中已成年者仅三子一女，生母极有可能不止王氏一人。在已成年的三子中，嗣子金士素同其从兄弟金良说一样，也在准备科举考试，但所修之科为明经科，这也反映了在唐新罗人修习学业以备科举考试已成为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