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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人文知识

  • 弗洛伊德《梦的解析》

    目录

    弗氏原序（第一版）

    第一章一九○○年以前

    第二章梦的解析方法

    第三章梦是愿望的达成

    第四章梦的改装

    第五章梦的材料与来源

    前言

    甲、梦中的最近印象以及无甚关系的印象

    乙、孩提时期经验形成梦的来源

    丙、梦的肉体方面的来源

    丁、典型的梦

    第六章梦的运作

    前言

    甲、凝缩作用

    乙、转移作用

    丙、梦的表现方法 

    丁、梦材料的表现力 

         戊、梦的像征——更多的典型梦例

          己、一些例子——算术以及演说的梦

          庚、荒谬的梦——梦中的理智活动

     辛、梦中的感情

    壬、再度校正〔137〕

      第七章梦程序的心理

    前言

          甲、梦的遗忘

          乙、退化（后退）现像 

         丙、愿望达成 

         丁、 由梦中惊醒——梦的功能——焦虑的梦

          戊、原本的与续发的步骤——潜抑

          己、潜意识和意识——现实 

     弗氏原序（第一版） 

        我尝试在本书中描述“梦的解析”；相信在这么做的时候，我并没有超越神经病理学的范围。因为心理学上的探讨显示梦是许多病态心理现象的第一种；它如歇斯底里性恐惧、强迫性思想、妄想亦是属于此现象，并且因为实际的理由，很为医生们所看重。由后遗症看来，梦并没有实际上的重要性； 不过由它成为一种范例的理论价值来看，其重要性却相对地增加不少。不管是谁，如果他不能解释梦中影像的来源，那么他也极不可能会了解恐惧症、强迫症或是妄想，并且不能借此给病人带来任何治疗上的影响。 

        不过形成本论题的重要性的原因亦应为本著作无法完..全负责的原因——这本书里常常有许多失落的线索，以致我的论述常常不得不中断；其数目不亚于梦的形成和那比较容易被了解的病态心理问题两者间所存在的许多相关点。关于这些问题，我不拟在此书中加以讨论，不过如果时间和精力允许，并且能够得到更多的资料，那么我以后将陆续地加以探讨。 

        造成发表本书困难的另一个原因是那些运用来说明“梦的解析”的材料的特殊性。在阅读本书时，大家自然会明白为什么那些刊载于文献上，或者来源不明的梦都能够加以利用。只有本人以及那些接受我心理治疗的病患的梦才能够有资格被选用。我放弃病人的梦不用，因为其梦形成的程序由于现存的神经质特征而有不必要的混杂。不过在发表自己的梦时，我又不可避免地要将许多私人的精神生活呈露在众人面前——超过我所愿意做的，或者可以说，超过任何科学家发表其论述时所要牵涉到的私人事情（当然在诗人就不一样）。这是我的痛苦，但却是必要的；与其完全地舍弃了提供对这心理学上发现的证据，我宁可选择后 者。但自然的，我无法避免以省略或以替代品来取代我的一些草率行为。然而这么一来，它的价值就减低了不少。我只希望读者能设身处地站在我的困难立场上想一想，多多包涵；另外，如果有谁发现我的梦涉及他时，请允许我在梦中生活有这自由思想的权利。

         弗洛伊德（1900年） 

     第一章 一九○○年以前有关梦的科学研究

        以下我将讨论有关应用心理技巧 来解析梦的可能性，并由此显示所有梦均充满特别意义，而与梦者白天的精神活动有所联系，然后，我拟再就各梦所隐藏的奇异暧昧作一番演绎，以期由此看出梦的形成过程中所含之冲突或吻合之处。为了使梦的问题变成更容易了解，我对这方面的努力使我不得不对有关梦的各方说法作一通盘整理。 

        本书中我拟对早期以及当代有关梦的理论先作一概括的介绍，因为在以后的推论中，我将无法再有机会谈到这些。尽管梦的存在早已在几千年前即令人困惑研思，但科学方面的了解其实仍是非常有限。因此所有有关这方面的论述，从来就没有人能引用一家说法涵盖一切现象。读者也许都自己有过不少奇异的经验或有关此类的丰富材料，但真正有关梦的本质或其根本的解释方法，相信也仍付之阙如。当然，受一般教育而非梦析专家者对这方面的知识，那是更加贫乏了。 

        史前时期原始人类有关梦的观念，均深深影响他们对宇宙和灵魂的看法，而这些有兴趣的问题由于篇幅所限，我只好推荐有心之人详读拉巴克、史宾塞、泰勒及其他作者之名作。

         在我们未能完成释梦工作以前，我们永远无法真正了解他们对这问题所作的玄思及推测将有多重要的贡献。

         这种原始时代所遗留下来对梦的看法迄今仍深深影响一般守旧者对梦的评价，他们深信梦与超自然的存在有密切的关系，一切梦均来自他们所信仰的鬼神所发的启示。也因此，它必对梦者有特别的作用，也就是说梦是在预卜未来的。因此，梦内容的多彩多姿以及对梦者本身所遗留的特殊印象，使他们很难想象出一套有系统的划一的观念，而需要以其个别的价值与可靠性作各种不同的分化与聚合。因此，古代哲学家们对梦的评价也就完全取决于其个人对一般人文看法的差异。 

        在亚理士多德的两部作品内容曾提及梦，当时他们已认为梦是心理的问题，它并非得自神谕，而是一种由于精力过剩而来的产物。他所谓的“精力过剩”，意指梦并非超自然的显灵，而仍是受制于人类精神力的法则，当然，这多少对某些人而言，也与神灵是有点关系的。梦是按梦者本身睡眠深度所产生的不同精神活动，亚理士多德曾提过一些梦中的特点；举例而言，他观察到梦能将轻微的睡中知觉道出强烈的感官刺激（“一个睡觉中的人在他感到肉体上某部分较暖和时，他可能梦见自己走入火堆中”），由此他推论梦很容易告诉医师病人最先不易察觉的病兆（在希波克拉底的名作内就曾提过梦与疾病的联系）。 

        由此，读者可以看出在亚理士多德以前的作者们并不以为梦是一种精神活动，而坚称神谕的存在。因此，自古以来这两种不同的说法就一直无法妥协，古人曾试图将梦分成两类，一种是真正有价值的梦，它能带给梦者警告，或预卜，而另一种无价值、空洞的梦只是带来困惑或引入歧途。 

        ——-●注：

    由于本书第一章只是对本书所作概括介绍、且所占篇幅太多，又非弗氏本人之论著，故此章采布利尔（译者注：有系统地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介绍入美国者，当数布利尔为第一人。）之节译英文本，只将有关以后读者对本书了解所需之大纲译出。毕竟正如本人所说：“大概通常读者 没有人愿意花那么多精力与时间去了解所有古今对梦的所有人不同理论吧！” 

        以下即布利尔对这六万言的第一章所作的节译： 

        科学问世以前对梦的观念，当然是由古人本身对宇宙整体的观念所酝酿而成的，他们惯于将其精神生活投射于一假想之外在现实。而且，他们所看的梦端视白天醒来后所残留的梦相，而这方面的记忆较之其他精神内容，当然变得陌生，且不寻常，仿佛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但我们也千万不要以为这种视梦为超自然力的理论今日已不再存在。事实上，今日不只是那些深信怪力乱神的神话、小说者，仍执著于被这科学飓风横扫过所残存的鬼神之说，就是一些社会中佼佼者，尽管他们在某些方面嫌弃过分的感情用事，但他们的宗教信仰却仍使他们深信神灵之力确实是这种无法解释的梦现象的原因，某些哲学派如Schelling也深信古来相传的神力对梦的影响，而对某些思想家而言，梦的预卜力量也仍无法完全抹煞。尽管科学家们已清楚地意识到这类迷信的不可信，但所有这些纷纭不一的歧见之所以仍会存在，主要还是因为迄今心理学方面的解释仍不足以解决积存盈库的梦之材料。要想将有关梦的科学研究历史作一整理实在是一大难事，因为有些研究在某段时期确实十分有价值，但到目前为止却仍不能在一特定的方..向有真正的进展，俾能使此后的学者按已证实的成就而继续发展下去，每位学者总得对同一问题从头开始重新整理而仍无法突破这解不开的结。如果要我将这班学者按年列出他们各家的说法，我将很难对目前我们对此问题的看法作一清晰而中肯的交代，因此我宁可按其学说的内容分别讨论，而不以作者来分类，并且由手头上所整理到的资料举出各种不同的梦问题来介绍各种不同的解析。然而由于资料是如此地分散而难见于各种不同的文献，我只好要求读者对我目前所作的整理不要作太多的挑剔，毕竟我已尽量努力避免漏掉任何基本上的事实或观点。 

        在日后德文的增版中，弗洛伊德又 有以下的增补： 

        在这第二版的问世，我未对这方面文献的整理有所增补，是有其理由的。也许读者对此会有所不满，但我却决心如此。在第一版时，我耗尽心血地在开宗明义第一章里对以往的文献作整理，而我发觉这次如果在此再有所增补，将不见得能有多大助益，因为事实上，这两版相隔的九年之间，无论是文学上或实际论著上，对梦的研究并无任何新颖的卓见。自从我第一版的  《梦的解析》问世以来，从来无人问津，那些所谓“梦的研究学者”更完全忽略了我的见解，而只是一味地表现出他们那种难以接受新观念的“食古不化”与“故步自封”，正如法国讽世小说家AnatoleFrance（1844—1924）的“Lessavapascurieux”如果在科学研讨上也有报复的权利的话，那么这回也该轮到我，可以名正言顺地忽略掉他们在我这书出版以后所发表的心得。在杂志上出现的有关这方面的少数研究也总是充满对我的错误看法与缺乏了解，因此我对那些针对这书所发的批评 所作的辩驳是——他们最好再重读我的书，或者应该说他们才是应该好好读我的书的人。 

        在一九一四年德文第四版问世时，也就是我（Brill自称）的英文译本第一版问世一年后，弗氏又加了如下数语： 

        最近，这种情形显然已有改观，我这部  《梦的解析》所作的贡献已不再受人忽视。但这种新情况使我更难作整理，  《梦的解析》一书已引起一系列的新事端与问题，而作者也曾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解释说明过，但在我未能架构出整套理论来反驳他们以前，我无法在本章加添任何新的补注。不过，将来若有任何卓越的文献出现的话，我一定会在以后的版本内附加上去的。 

    第二章 方法-1

    一个梦的分析 

        本书的开场白即已标出我在梦的观念所受传统看法之影响。我主要想让人们理解“梦是可以解释的”，而已经讨论过的那些对梦的解释所作的贡献，其实不过是我这份工作的附加物。在“梦是可以解释的”这前提之下，我立即发现我完全不同于时下一般对梦的看法——（事实上几乎所有梦的理论，仅除了休奈尔的以外），因为要“解释梦”即是要给予梦有个“意义”，用某些具有确实性的，有价值的内容来作“梦”的解释。但，就我们看得出的、梦的科学理论一点也帮不了梦的解释。因为，第一：根据这些理论，梦根本就不是一种心理活动，只是一种肉体的运作，透过符号以呈现于感官的成品。外行的意见一直是与此相反的。它们强调梦的动作是完全不合逻辑的。可是它们虽认为梦是不可理解的，是荒谬的，但却仍无法鼓足勇气地否认梦是有任何意义的。由本能的推断，我们可以说，梦一定有某种意义的，即使那是一种晦涩的“隐意”用以取代某种思想的过程。因此我们只要能正确地找出此“取代物”，即可正确地找出梦的“隐意”。 

        非科学界一直在努力地以两种完全不同的方法，试图对梦作一番解释。第一种方法是将整个梦作一整体来看，而尝试以另一内容来取代，此法其实就某些方面看来，是利用“相似”的原则，而且有时相当高明。这即是“符号性的释梦”。但这种方法在处理上看来极不合理、极端荒谬的梦时，一定是非常吃蹩的。圣经上约瑟夫对法老的梦所提出的解释，便是一个例子。“先出现七只健硕的牛，继之有七只瘦弱的牛出现，他们把前七个健硕的牛吞噬掉”，就被解释为暗示着“埃及将有七个饥荒的年头，并且预言这七年会将以前丰收的七年所盈余的一律耗光”。大多数有想象力的文学作家们，所编造出来的梦多是应用此种“符号性的释梦”。因为他们就用我们一般人在梦里所发现的那份“相似”来把他们的想法表现出来〔1〕。 

        主张“梦是预言未来的观念”者，即利用“符号释梦法”来对梦作一番解释，由其内容、形式加以臆测未来。要想介绍如何使用“符号释梦法”，那当然是不太可能的。解释之正确与否仍只是一种主观的推测及直觉的反应，也因此，释梦才被认为只是属于一些天生异禀之佼佼者所具的专利〔2〕。

        而另一种释梦方法，却完全放弃以上那种观念。这种方法可称之为“密码法”，因为这种方法是——视梦为一种密码，其中每一个符号，均可按密码册一般，用另一已具有意义的内容，一个个予以解释。举例而言，我梦到一封“信”和一个“丧体”等等，于是我查了一下那“释梦天书”，于是我发现“信”是“懊悔”的代号，而“丧体”是“订婚”，然后，我再 于这些风马牛不相及的各意义间寻求其中联系之经纬，编织出对将来所作之预示。在Daldis的Artemidoros所作的释梦作品里，我们也可找出类似这种“密码法”的方法〔3〕，但在释梦时，他不只注重梦的内容，连作梦者的人格、社会地位均列入考虑范围，因此同一个梦的内容，对一个富人、已婚的男人或演说家与穷人、独身者、贩夫走卒是完全不同意义的。此法的主要特点就在于视梦为一大堆片段的组合，而须就每片段个别处理。所谓纷乱的、矛盾的、怪诞离奇的梦，就只有用这方法来对付了〔4〕。 

        以上所介绍这两种常用的释梦方法的不可靠性当然是明显的。就科学的处理来看，“符号法”在应用上有限制，不能广泛适用于所有的梦。而“密码法”之可靠性又取决于每一件事物之“密码代号”是否可靠，而事实上密码的确实性又根本没有科学性的保证。因此，人们很容易同意一般哲学家与精神科医师的看法，而斥责这一套梦的解释为一种幻想〔5〕。 

        然而，我本身却持另一种看法。我曾经不只一次地被迫承认：“的确，古代冥顽执拗的通俗看法竟比目前科学见解更能接近真理”，因此，我必须坚持梦的确具有某种意义，而一个科学的释梦方法是有可能的。我之探求此种方法即循以下途径： 

        几年来，我一直尝试着找寻，对几种精神病态——如歇斯底里性恐惧症、强迫意念等的根本疗法。事实上，当我听到约瑟夫、布劳耳那段意义深长的报道——“视此种病态观念为一种症状，而尽其可能地在病人的以往精神生活中，找出其根源，则症状即可消失，而病人可得复原”，再加上以往我们其他各种疗法的失败，以及这些精神病态所显示的神秘性，才使得我不顾重重的困难，开始走上布劳耳所创的这条道路，而一直到我能在这条绝径上，拓展出一番新天地。将来我将在其他地方再另行详细补述我这套方法的技巧、形式及其所达成之成果。而就在这精神分析的探讨中，我接触到了“梦的解释”这问题。在我对病人要求将他有关某种主题所曾发生过的意念、想法通通告诉我时，就牵涉到他们的梦，也因此使我联想到，梦应该可以将它利用来作为由某种病态意念追溯至昔日忆间的桥梁。而第二步就演变成，将梦本身当作一种症状，而利用梦的解释来追溯梦的病源，而加以治疗。 

        为了这样做，病人方面需有某些心理准备。要再三地叮咛病人，注意自己心理上的感受，而尽量减少心理上习惯地对这些感受所曾引起的批判，为了能达到这目的，最好能使病人轻松地休息于榻上，闭上双眼〔6〕，而严格地遵守决不容许任何心内所浮现出来的批判，来抹煞一丝一毫的感受，并且使他了解，精神分析之成功与否，将取决于他本身之能否将所有涌上心头的感受，完全托盘说出，而不因为自己觉得那是不重要、毫不相干、甚或愚蠢的，而不说出。他必须对自己的各种意念，保持绝对公平，毫无偏倚。因为一旦他的梦、强迫意念或其他病状，无法理想地被解决时，那就是因为他仍容许本身的批判阻滞了它的道白。 

        我曾注意到，在我的精神分析工作中，一个人在“反省”时的心里状态与他自己观察自己的心理运作过程，是完全不同的。“反省”通常较专心作“自我观察”，所需的精神活动较大，当一个人在反省时，往往愁眉深锁、神色凝重，而当他作自我观察时，却往往仍保持那份悠闲飘逸。这两种情形，均须个人集中注意〔7〕，然而一个正在反省的人，却须利用他的批判能力，用来拒斥某些一旦浮现到意识境界曾使他感到不虞意念，以阻止它继续在其心理中进行，而其他有些观念，甚至在未达到意识境界，仍未为他本身所察觉前即已杜绝。

         但是，“自我观察”却只有一个工作——抑制本身的批判力。而如果他能成功地做到这点，那将有无数的意念想法，能丝毫不漏地，浮现到意识里。而借着这些，本不为自我观察者所觉察的资料，我们就可能对这些精神病态意念作一解释，同样地，梦的形成也可由此作一合理的解释。可以看出来的，这样产生的精神状态，就精神能量（流动注意力）的分布而言，颇似人们入睡前的状态。以及催眠状态在入睡前，由于某种批判能力的松懈，使得不希望的意念，涌上心头，而影响了我们意念的变化。由于这种松懈，我们均习惯地称之为“疲乏”，而这涌现的不希望的意念，往往变化为视觉或听觉上的幻象〔8〕。但在梦或病态意念的分析时，这些变化为幻象活动的，均被故意地或熟练地废弃，而将这些精神能量（或只是部分地）予以保留，用来专注于追溯这浮现到意识的不希望的意念，究竟来自何种意念。 

        （在入睡前，这种意念已转为幻象，而在自我观察中，则仍以“意念”存在。因此不希望的意念可由此而蜕变成某种希望的意念。）

         然而大多数人均发现对“自由浮现的意念”，要采取这种态度，仍有相当困难，这种“批判”的扬弃，实在很难做到。不合希望的意念，往往很自然地会引起强大的阻力，而使这意念无法浮现到意识层。然而，如果参照我们伟大的诗人席勒所说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文学的基本创作也正需此种类似的功夫。在他与哥尔纳的通信中（感谢OttoRank的整理，才有这份信件的发现），席勒对一位抱怨着自己缺乏创作力的朋友，作如下的回答：“就我看来，你之所以会有这种抱怨，完全归咎于你的理智加在你的想象力之上的限制，这儿我将提出一份观察，并举一譬喻来说明。如果理智对那已经涌入大门的意念，仍要作太严格的检查，那便扼杀了心灵创作的一面。也许就单一个意念而言，它可能毫无意义，甚至极端荒唐的，但跟随着而来的几个意念，却可能是很有价值的，也许，虽然几个意念都是一样的荒谬，但合在一起，却成了一个甚具意义的联系。理智其实并无法批判所有意念，除非它能先把所有涌现心头的意念一一保留，然后再统筹作一比较批判。就我看来，一个充满创作力的心灵，是能把理智由大门的警卫哨撤回来，好让所有意念自由地，毫无限制地涌入，而后再就整体作一检查。你的那份可贵的批判力（或者你自己要称他作什么），就因为无法容忍所有创造者的心灵的那股短暂的纷乱，而扼杀了灵感的泉涌。这份容忍功夫的深浅，也就是一位有思想的艺术家与一般梦者的分野。因此，你之所以发现毫无灵感，实在都是因为你对自己的意念批判得太早、太严格。”（一七八八年十二月一日的信）

         其实，席勒所谓的将大门口的警卫哨撤回来所做到的非批判的自我观察，绝不是困难的。 

        大多数我的病人，多能在我第一次的指导后，即能做到，而我自己如果把闪过我心头的所有念头一一记下，我可以很轻易地完全做到。这种批判活动，所耗的精神能量日减，自我观察的能量便能日增，当然，这情形尚待取决于人与物之间所耗的注意力多少而定。 

        由这方法应用的第一步骤告诉我们，一个人无法对整个梦作为集中注意的对象；只能够就每小部分逐一检释。如果我对一个毫无经验的病人发问：“这个梦究竟与你有甚关联？” 

        十之八九，他根本无法看出什么眉目的。首先，我必须替他把梦作一套剖析，然后再使他就各片断，逐一地告诉我在这一段里面究竟隐藏着哪些有关的意念。在这最重要的步骤里，我所采用的释梦方法与通俗的、以前的、野史记载的那种“符号释梦法”不太一样，而与前述的第二种方法“密码法”较为相近。与这相同的，我也是用片断、片断地，而非就整体地来研讨，同样的，我也视梦为一大堆心理元素的堆砌物〔9〕。

         在我对“心理症”的精神分析所作的作品中，曾提出不下一千个梦的解释，但我在此介绍释梦的理论和技巧时，并不拟利用这些材料。因为一般人，可能认为由这病态的梦所作的解释并不足以推广适用到普通正常人的梦。而且我还另有一个理由，因为所有这些梦的主题，往往脱离不了这些引起其心理病态的病根。因此这种梦每个都须有很长的附加说明，以及有关其心理症的性质及病源的研究报告，这些都将是极端不寻常，而与梦的本质，将有甚大的出入。相反地，我的目的是——希望能找出一条路，借着梦的解释来解决“心理症”的病人心理上更棘手的问题。然而，我手头上所收集的梦，大半均是此类“心理症”病人的梦，如果要我舍弃这些材料不用，那我就只剩下一些健康的朋友偶尔于闲谈中提及的梦或一些我在“梦生活”的演讲所已经举过的例子而已。然而，很不幸地，这些梦我又都无法作真正的分析，以寻求其真实的意义，因为我的方法比起通常的“密码法”较难些，密码法只要将内容对照那已确立的《密码代号簿》。而我，相反地，认为同样的一个梦对不同的人、不同的关联将有不同的意义。所以，最后我只有用我自己的梦——一种为几近正常的人所做的梦，而其内容的解析较丰富，而且方便，并可与每日生活，本能寻出一较清楚之关系。当然，在此我曾遭遇到究竟自我分析的真实性可靠到什么程度的问题，而且这种分析之有不确定性，也几乎是无可否认的。但就我自己的判断，自我观察总是较观察别人来得真切些，同时这样做可顺便看出究竟用自我分析的方法，可完成多少“释梦”的功夫。当然，在我自身内在方面，仍有很多需要克服的困难，每个人总是对暴露出自己精神生活中的细节，有相当的不情愿，同时也担心旁人对它的误解所生的影响。然而一个人必须能超越这些顾虑。德尔贝夫曾说过：“每一个心理学家必须有勇气承认自己的弱点，如果那样做他认为会对困难的问题有所助益的话。”而且我相信，读者们能由于这心理问题的解析所带来的兴趣，而原谅我所犯的轻率。 

        因此我拟在这里举出一个我自己的梦，来说明我的释梦方法。每一个这种梦均须有一套“前言”，所以我想请读者先生们，先要能把我的兴趣，暂时当作自己的兴趣，集中精神于我身上，甚至包括我生活上的一些繁琐细节。因为这种转移，将是探究梦的隐意所必须具有的兴趣。 

     第二章 方法-2 

         前言 

        在一八九五年夏天，我曾以“精神分析”治疗一位与我家素有交情的女病人，由于不时担心着万一失败将会影响我与她家人的友谊，而使我倍感棘手。但很遗憾的，她在我手中的治疗经过并不太顺利，我只能使她不再有“歇斯底里焦虑”，但她生理上的种种症状并未能好转。那时我尚未确知“歇斯底里症”治疗的标准，因此我以为有更好的办法，所以就提出了一个更彻底但不见得能使患者接受的“办法”，结果在患者的不同意下我们中断了治 疗。 

        有一天我的同 事奥图医生拜访了这患者——伊玛的乡居，回来后与我谈起。于是我问起她的近况，所得的回答是：“看来似乎好一些，但仍不见有多大起色。”那种语气听来就有如指责我的不对，并且我猜想，一定是那些最初就不赞成伊玛找我的治疗的亲戚们，又向奥图说了我一些坏话。但这种不如意的事，当时我并不十分介意，同时也未再向他人提起。只是当晚一气之下，就振笔疾书，把伊玛的整个医疗经过详抄一遍，寄给我的一位同事——M医师（当时他算得上我们这一门的权威），想让他看看，究竟我的医疗是否真有使人非议之处，而就在当晚（或者是隔天清晨）我做了如下一个梦，这是我当天一醒来马上写下的〔10〕

         一八九五年七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之梦   

        有一个大厅里宾客云集，伊玛就在人丛中，我走近她，劈头第一句话就是责问她为什么迄今仍未接受我的“办法”。我说：“如果你仍感痛苦的话，那可不能再怪我，那是你自己的错！”她回答道：“你可知道我最近喉咙、肚子、胃都痛得要命！”这时我才发现她变得那般苍白、浮肿，我不禁开始为自己以前可能疏忽了某些问题而担心。于是把她带到窗口，借着灯光检查她的喉咙。正如一般常有假牙的淑女们一样，她也免不了有点不情愿地张开嘴巴，其实我以为她是不需要这种检查的……。结果在右边喉头有一块大白斑，而其他地方也多有广泛的灰小白斑排成卷花般的小带，看来很像鼻子内的“鼻甲骨”一般。于是我很快地叫M医师来再做一次检查，证明与我所见一样。……M医师今天看来不同于往常，苍白、微跛，而且脸上胡子刮得一干二净……。现在我的朋友奥图也站在伊玛旁边，另一个医生里奥波德在听诊她的胸部（衣服并未解开），并说道：“在左下方胸部有浊音。”又发现在她左肩皮肤有渗透性病灶（虽隔着衣服），我仍可摸出这伤口。M医师说：“这毫无疑问地是由细菌感染所致，那没什么问题，只要拉拉肚子，就可以把毒排出来。”……而我们都十分清楚这是怎么搞出来，大概不久以前，奥图由于伊玛当时身体不舒服而给她打了一针Propyl……Propyls……Propionic acid……Trimethylamin（那构造式我可清楚地看到呈现在我眼前）……其实，人们是很少这般轻率地使用这种药的，而且很可能当时针筒也是不够干净的……。

        这个梦似乎有许多地方占尽人家的便宜，很明显地与当天白天所发生的事息息相关。由我的“前言”，读者大概也可看出一点苗头，由奥图听到伊玛的消息，写治疗经过寄给m医师——这些事一直到睡觉时仍盘踞我心中，而产生了这么一个怪梦。其实连我本人，也不能完全明了里头的内容。我实在想不通，伊玛为什么会有那样奇怪的症状，Propionicacid的注射，M医师的安慰之词……都叫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尤其，后来一切的进展是那么的快，一下子就掠过去，更叫我无从捉摸，以下我打算分作几段，逐段分析。 

     第二章 方法-3

         分析 

        一、“在大厅里——有很多宾客，正受着我们的招待”：那年的夏天，我们正住在Bellevue—是Kahlenbery〔11〕附近山中的独屋，这座房子本是建来作避暑的别墅，所以都是些高大宽敞的房间。这梦是在我妻生日前一天所做，记得做梦的前一天，我妻曾与我谈及生日当天宴会的安排，并开出一列邀请的名单——而伊玛是当中之一。因此，在梦中，我就有宛如当天生日宴会的一幕出现。 

        二、我责怪伊玛为何未接受我的办法，我说：“如果你仍感痛苦，那可不能再怪我，那完全是你自己的错！”：在醒时我都有可能说出这种话，而且可能事实上我也已经说过也不一定。当时我以为（日后我已证明那是错误的）我的工作只是对患者揭示他们症状下面所隐藏的真正毛病所在而已，至于他们接受成功所系的解决的办法与否，则我无能为力。所以在梦中，我告诉伊玛那些话，无非是要表示她今日之久病不愈，实非本人“治疗”之不力…… 

        而很可能地这个梦主要目的，就在这一小段。

         三、伊玛抱怨说：“喉痛、胃痛、腹痛可把我闷死了。”胃痛是她最初找我时就已有的症状，但当时并不太严重，最多不过胃里不舒服想吐而已；至于腹痛、喉痛可就从没听说过，为何在梦中，我会替她造出这些症状，迄今我仍不明白。四、“她看来苍白、浮肿”：

         实际上伊玛一直是脸色红润，所以我怀疑大概在梦中她被另一人所“取代”了。

         五、“我开始为自己可能以前疏忽了某些问题而担心”：读者们都知道，一个精神医生常常有一种警惕，就是他往往会把其他医生们诊断为器官性毛病的症状，统统当作“歇斯底里症”来医治。可能就是这种警惕心使我产生了这一段。而且，另一种可能，就是果真伊玛的症状是由器官性毛病引起的话，那就当然不是我用心理治疗所能治好的，而我就大可不必以此当作失败而耿耿于怀。因此也许可能潜意识里，我反倒希望以前“歇斯底里症”的诊断是个错误。

         六、“我带她到窗口以便看清她的喉咙，最初她稍稍‘抗拒’，有如带着假牙的女人怕开口，我以为其实她是不需要这种检查的”：实际上我从未检查过伊玛的口腔。这梦中的情景，使我想到以前有个富婆来找我看病，她外表显得那般漂亮年轻，但一要她张开嘴巴，她就尽量要掩饰她的假牙……“其实她需要这种检查”，这句话似乎是对伊玛的恭维，但对这句话我另一种解释……。由于伊玛站在窗口的一幕，使我回想到另一经验：伊玛有一位很好的朋友，有一天我去拜访她时，她正好就像梦中伊玛一般站在窗口让她的医生——M医师（就是梦中的那位）为她检查。结果在喉头发现有白喉的伪膜……。M医师、白喉般的膜、窗口都一一在梦中呈现。现在我才发现到，这几个月来，我就一直怀疑着她也有“歇斯底里症”，而其实我之有此种的想法，只不过是因为她常有“歇斯底里症”（就像梦中的伊玛一样）。因此梦中我就把她俩作了置换。如今我才记起我一直期待着伊玛的这位朋友，迟早会找上我来医她的病。但事实上，我又自知决不可能；因为她一直是那种保守的女人，可能梦中特别提出的“拒绝”就意味着这一点。另一个对“她不需要……”的解释，可能就是指着这位朋友，因为她迄今一直能不需要外来的帮忙而好好地活着。最后剩下苍白、浮肿、假牙无法在伊玛和她这位朋友身上发现到。假牙可能来自那富婆；而另外我又想到另一人物——X夫人，她不是我的病人，而且我也真不敢领教这家伙，因为她一向就与我过不去，一点也不柔顺。她脸色苍白，而且有一次身体不好，全身浮肿……。就这样子，我同时用了几个女人来取代了伊玛，而她们与伊玛的共同点只是她们都同样地拒绝了我的医疗。我之所以在梦中用她们取代伊玛，可能是我比较关心她这位朋友，或是我嫌伊玛太笨，以致未能接受我的办法，而其他的女人可能较聪明、较能接受〔12〕。 

        七、“我在她喉头发现一大块白斑，并有小白斑排成像皱缩的‘鼻甲骨’一般”：白斑使我联想到伊玛的那位朋友的白喉；但同时又使我回想起两年前我的大女儿所遭遇的不幸，以及那一段时期的诸般不如意。那皱缩的“鼻甲骨”使我想起自己的健康问题，当时我常服用“古柯碱”来治疗鼻部的肿痛，而几天前，我听说一个病人因用了“古柯碱”，而使鼻粘膜引起了大块的“坏死”。记得一八八五年我正极力推荐“古柯碱”的医疗价值时〔13〕，曾遭来一连串的反对，而且有个至友因大量滥用“古柯碱”，而加速了他的死亡。 

        八、“我很快地叫M医师来再作一次检查”：这只是反映出M医师同我们这几人的关系，但很快地却意味着是一个特别的检查，这使我想起一个很糟的行医经验：当Sulphonal仍广泛地被使用，而看不出什么特别的副作用时，有一次病人就因我开了这种药给她，而产生严重的副作用，使我不得不马上求助于前辈们。啊！我现在才发现到，这位女病人的名字与我死去的大女儿完全一样，看来这真是命运的报应，同是一个玛迪拉，我害了她，结果就害了自己的骨肉，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由此看来，潜意识里，我似乎常以自己的缺乏行医道德而自责。 

        九、“M医师脸色苍白、微跛、并且胡子刮得一干二净”：M医师实际上就是个脸色常常苍白而令人担心的家伙；但刮胡子、跛行却又使我想到这又是另外一个人——我那位在国外的兄长，他经常是胡子刮得最干净的人，而日前来信说，最近因大腿骨的关节炎而行动不便。但为什么这两人会在梦中合成一人呢？想来想去，唯有一个共同点——都对我所提出的意见提出异议，而使我与他们的关系极端恶化。 

        十、“奥图站在伊玛旁边，而里奥波德为她作叩诊，且注意到她的左下胸部都有阴浊音”：里奥波德也是一内科医生，是奥图的亲戚，由于两人干的是同一行当，所以一直都互不相让，当我仍在儿童精神科主持神经科门诊时，他俩都在我手下帮过忙，而两人迥然不同性格曾给我颇深的印象。奥图是敏捷、快速，而里奥波德却是沉稳、仔细而彻底。在这梦里，我无疑地在赞赏里奥波德的细心。这种比较就有如上述的伊玛她那位朋友一般，只是反映出我个人情感上的好恶。现在我才看出在梦中我思路的运行：由我对她有所歉疚的玛迪拉→我的大女儿→儿科医学→里奥波德与奥图的对照。关于梦中的“浊音”使我联想到有一回在门诊，当我与奥图看过一个病人后，正讨论不出名堂时，里奥波德再作了一次检查，发现到这个可作重要线索的“浊音”。我还另有一种想法：要是伊玛就是那病人多好，因为那病人后来已确证为“结核病”，不会像伊玛的这般难断的疑病。 

        十一、“在左肩皮肤上有渗透性的病灶”：我一下子就想到这正是我的风湿痛的部位，每当我夜半醒来，这毛病就要发作。再下一段“虽说隔着衣服，我仍可摸出这伤口”可能就指着我自己摸到自己的身体，又“渗透性病灶”这句话很少用来指皮肤上的毛病，多半都是用来指肺部，如左上后部有一“渗透性病灶”……等的说法，所以又一次我们可以看出，我内心是多么希望伊玛患的是那种极易诊断的“结核病”。 

        十二、“虽说穿着衣服”：这只是一个插句，在儿童诊所里我们一向是要他们脱光衣服作检查的，但一般女性多半是办不到的。记得有一个名医就是专门不叫病人脱衣，而能“看穿”她们的病，所以最受女病人的欢迎……这个插句，我实在看不出什么名堂。 

        十三、“M医师说：‘这是病菌感染，但没关系，只要拉拉肚子，把毒素排出就可以了！’”：这乍看是多么荒谬可笑，但要仔细追究，倒也大有文章。梦中我看出这病人有白喉，而白喉多半是有局部感染，再引起全身毛病，里奥波德曾查出伊玛胸部有一“浊音”，是否为——“转移性病灶”。但就我所知，白喉是不全在肺发生“浊音”的，难道会是“脓血症”吗？“这没什么问题……”完全是一种安慰之词，梦中m 医师说这是病菌感染——一种器官上的毛病，所以我想可能又是我要减轻我的责任——毕竟是因为她患的是器官性毛病，怪不得我这百试不爽的心理治疗会失败。要是她真的是“歇斯底里症”，那才不会……。而很可能当我的梦发展这儿时，我的意识已开始自责：“只为了自己能辩解到不必为她负责任，就不择手段，让伊玛变成感染上‘结核病’重症，是多么残酷不仁！”于是以后的梦又转向另一方向，尽往乐观的方向发展，才有这般“这没什么问题”的说法，但为什么这种安慰之词，却用这般荒谬不智的说法呢？

         老一代老一代的庸医，还有人相信白喉的毒素，可要由肠管自己排出，所以可能在这梦中，我就有意识笑M医师为这种糊涂大夫。但我又想起一件回忆：几个月前，有一个病人因消化不良找上门来，当时我一眼就看出这是“歇斯底里症”。但别的医生都诊断为“贫血、营养不良”。由于我不愿意在他身上试用“心理疗法”，所以我就劝他到海外游历以松弛一下他那长久郁积的不安。不料几天前，他由埃及寄了一封信给我，说他在那儿又发作一次，结果当地的医生诊断为“痢疾”。我实在是很怀疑，这明明是“歇斯底里症”，怎么会是“痢疾”，大概是当地医生的误诊吧！但我又忍不住开始自责：“为什么使一个有病的人，放任他到那种可能感染上“痢疾”的地方去玩？还有白喉与痢疾两个字念起来是不是也十分相近呢〔14〕？而这种情形的取代，在梦中是不乏例子的。 

        在梦中我使这些话由M医师口中说出，可能有意在开他玩笑，因为他曾告诉我一件相类似的事：有一个同事请他去会诊一个快断气的女病人。M医师由于发现到，她尿中出现大量的蛋白质，而表示不太乐观，但那同事却不当一回事地说：“这没什么问题……”因此我可能在梦中，就有意识笑这位看不出“歇斯底里症”的医生。我经常在想：“M医师可曾想过伊玛的那位朋友，不是‘结核病’而是‘歇斯底里症’？

         会不会是他看不出而误诊成‘结核病’呢？”

         但我在梦中这般刻薄地讥讽他，究竟又有什么动机呢？想来只有一个目的——报复。因为M医师与伊玛都反对我，因此在梦中，我以伊玛说她是活该，而把一种最荒谬、最可笑的话由M医师口中道出。 

        十四、我很清楚地确知那感染是怎么来的”：这句话似乎很不合理，因为在里奥波德发现“浊音”“渗透”以前，我根本没想到这会是细菌感染。 

        十五、“不久以前，当她不舒服时，奥图曾给她打了一针”：奥图到乡间拜访伊玛时，是因为乡间旅舍有急症，请他去打针而顺道找伊玛的：所以“打针”可能是由此而联想的。 

        又“打针”使我想到，我有一位至友因为注射大量“古柯碱”而中毒死亡，而当时我是主张，在戒掉吗啡中毒时，可以使用“古柯碱”。想不到，他竟一下子就打了那么大量而送命，这件事曾使我久久不得释怀。

         十六、“打的药是Propyl……Propyls……Propionicacid ……”：这劳什子药，到底是什么，我自己也从没见过。在做梦的前一天，奥图送我一瓶标着Ananas（伊玛的姓很近这个音）的酒，由于强烈的机油味道使我作呕，所以我想把它丢掉。我妻说不如送给佣人们喝，结果我就大骂她：“佣人也是人，我可不准你用这毒死他们！”也许“Amyl”与“Propyl”音很近吧！

         十七、“Trimethylamin”：在梦中，我还可以清晰地看到构造式用粗体字标出来，但Trimethylamin对我又有什么特别意义呢？记得以前我曾与一位无所不谈老友聚会时〔15〕，他告诉我，他最近对于“性”的化学研究的结果，并提到他发现Trimethy－lamin为一种性激素代谢的中间产物，因此，Trimethylamin在我梦中可能代替了“性”，而在我眼中，“性”正是一个精神病学上的大问题。我的病人伊玛是一个寡妇，如果我硬要自圆其说的话，她的毛病可能就是由“性”的不能满足而产生。当然这种说法必不会被那些追求她的人们所接受，但这样的分析，似乎也颇能与梦里情节相吻合。 

        我还是想不出Trimethylamin为什么那么清楚地出现在我梦中；它一定是个比喻，而且很可能不是“性”的代称而已，但我想不出有任何更好的解释。又提到性问题，使我记起了影响我很大的一位医学前辈，他一生专攻鼻炎或鼻窦炎，并曾发表一篇“鼻甲骨与女性生殖器官的关系”的论文，而在梦中我曾提到鼻甲骨，所以这更使我确定了：在潜意识里我认为伊玛的病与性是有一点关系的〔16〕。

         十八、“通常这种针，我们是不轻率就打的”：这完全是在指责奥图的不对。记得当天奥图告诉我伊玛的事时，我心里头就这么骂他：“你怎么这般不明是非轻率地听信伊玛家人一面之词”，但这“轻率”的打针又使我联想到，我那用过量“古柯碱”而死的朋友，以及可怜的玛迪拉……。很明显地，一方面我是借着这梦在推卸我的责任，而对不利于我的人一一报复，而另一方面我却始终摆脱不开良心的自谴。十九、“很可能连针筒也不干净”：这又是指责奥图的，但这来源可又不同，我有一位老病人已经八十二岁，两年来一直靠我每天给她两针吗啡来维持〔17〕。但最近迁到乡间以后，找了别的大夫替她打针，结果发生静脉炎。这消息使我感到非常得意，因为这表示我行医的良心与谨慎，使我两年来从没出过问题。“这一定是针筒不干净”，同时又使我想起，我妻在怀孕快生玛迪拉时，曾因打针而发生“血栓症”。由以上看来，我曾在梦中，把伊玛和我已死的爱女玛迪拉又合成了一人。 

        以上我完成了这个梦的分析〔18〕。在分析的过程中，我曾尽了最大努力去避免接受那种由“梦内容”及其背后所隐藏的“梦的想法”的比较所暗示出的各种意念，而把真正梦的意义呈现出来。由整个梦，我发掘出一贯彻前后的意向，那也就是我所以做了这个梦的动机。这梦达成了我几个愿望，而这些都是由前一个晚上奥图告诉我的话，以及我想记录下整个临床病历所引起。整个梦的结果，就在于表示伊玛之所以今日仍活受罪，并不是我的错，而应该归咎于奥图的。由于奥图告诉我，伊玛并未疹愈，而恼了我，我就用这梦来嫁祸于他。这梦得以利用其它一些原因（事实上，这些原因也搪塞了不少解释）来使我自己解除了对伊玛的歉疚。这梦呈现了一些我心里所希望存在的状况。所以我可以这么说“梦的内容是在于愿望的达成，其动机在于某种愿望”。 

        这个梦乍看似乎大体情景并无甚特别，但就愿望达成的观点来仔细推敲，则每一细节均有意义的。我之所以在梦中这般报复奥图，并不只是由于他那么轻率地就为伊玛的未痊愈而怪我，可能还因为他曾送那机油臭味的酒，所以我在梦中，把这两回事浓缩在一起，成了“Propyl的注射”。然而我仍心有不甘，于是我再拿他与较优秀的同事做比较，以继续我的报复工作。甚至我很想当他面说：“我喜欢他，远甚于你。”但是，奥图并不是我的愤怒所指向的唯一对象。同时我也对我那不听话的病人，深感不满，把她用另一个更聪明、更柔顺的人物来取代。还有，我也不放过M医师，因此，我用一种很荒唐的胡扯，来表达出我对他的看法——他的态度几乎是一个大蠢才（说了些“会发生痢疾……等等的鬼话”）事实上，看来似乎我很想用他转换为一个更好相处的朋友（那告诉我Trimethylamin的朋友），就像我将伊玛转换成她朋友，奥图转换成里奥波德。整个梦看来，我有如想说出：“使我脱离这三个可厌家伙吧！让我自己选三个人来取代吧！如此我才可逃避那我应得的这些谴责！”在梦中，这些不合情理的谴责，均经过复杂的变化后才呈现出来。伊玛的病痛，只是由于她的拒绝接受我的医疗，过不在我。而且如果那些病痛，系由器官性毛病引起，那么当然不能用我的心理治疗见效。伊玛的受苦，完全是由于她的守寡而引起的，而这我也爱莫能助，伊玛的病，是由奥图轻率的打针引起的——一种我所未曾用过的不适当的针药。伊玛的抱怨完全是由不洁的针筒所引起，就像我从未引起那老妇人的静脉炎一般。我当然很清楚这些为了我自己无罪的所有解释是前后不一致的，甚至有些互相矛盾，但这整个意图（这梦除此而外，毫无他图）使我很快地想起一个寓言——借用邻家的茶壶，而弄坏了，以致被人控诉的故事，第一步，他说他还的时候，是毫无损坏，行不通时；他的第二招，便说最初他借的时候，茶壶已有了破洞，最后，再行不通，他干脆说他根本没借过。一种很复杂的防卫机转就这样进行着。只要这三条路，有一个行得通，他便无罪了。 

        还有其他一些在梦中的小节，似乎与我要证明伊玛的事概不负责的主题，扯不上什么关系。我女儿的病，那与我女儿同名的女病人的病、“古柯碱”的害处、那到埃及旅行的病人之病情、对我太太、我哥哥、M医师的健康之关怀、我自己的健康问题、我那患有化脓性鼻炎的已故朋友……，但如果我再就这些纷乱的片段中，摘出其中共同的意义，那无非是“对我自己与别人的健康情形的关怀——即我的职业上的良心”。我现在依稀记得，那晚奥图告诉我伊玛的情形时，我曾有一种说不出的不愉快，而终于我在这梦的其他部分里把这感觉宣泄出来。那时的感受就有如奥图对我说：“你并未相当重视你的医疗道义，你没有良心，你并未实践你的承诺。”因此，我就在梦中，竭尽所能地证明，我是太过度地有良心，我是如此地关心我的亲戚、朋友和病人。很奇怪的，在梦里存在着一些痛苦的回忆，反而更证实了奥图的谴责，而不赞助我的自我告白。这些内容看来是不偏袒的，但在梦中的这些较广阔的奠基，与其较狭隘的主题“证明我对伊玛的病是无辜”之间的联系，却是无可置疑的。 

        我不敢奢望我已经把这梦的意义完全解析出来，我也不敢说我的解释是毫不瑕疵的。

         我仍可再花更多时间来讨论它，来找出更多的解释，来探讨各种可能性，我甚至能找出再深入的心路历程该是如何如何，然而这些牵涉到一个人，自己的每一个梦所遭遇到的一些不愿意再分析下去的部分，那些怪我未能分析得淋漓尽致的人，应可以自己作作实验，作得更直爽、更坦白些。就现在而言，我相当满意于这一个刚刚分析所得的发现——如果遵循上述这种梦的分析方法，我们将发现梦是具有意义的，而且绝不是一般作者对梦所说的：“梦只是脑细胞不完整的活动产品。”相反地，一旦释梦的工作能完全做到，可以发现梦是代表着一种愿望的达成。〔19〕

         ————–●注释:

         〔1〕一九○九年附注：偶然的机会里，我看到了威兼·强生所作的《格拉维拉》里，夹有许多作者编出的梦。但那看来简直像真的人所梦到的一般，我曾去信问过这位作者，而他坚称他事前完全对我的理论讳莫如深，由这看来，我的研究与作者的不谋而合，更使我深信我的“释梦”是确有意义的。

         〔2〕一九一四年附注：亚理士多德曾在DedivinationeperSommumTrans （1953）内提到善于释梦者，必须能于各种梦相中把握住共同点，因为梦相就如水中幻影一般，只要稍一碰动，影像立即歪曲变形，而唯有能于歪曲变形中看出内含之意义者，方为成功之释梦家。

         〔3〕一九一四年附注：ArtemidorosofDaldis约出生于公元第二世纪初期，他留下甚多有关释梦的整套精细的论著，而为希腊罗马时代所沿用。Theomb pez（1866）亦曾指出，释梦应当着重于观察与经验，而斥责当时忽略此一原则而作的释梦为荒谬无稽。而Gompez本身所持的释梦首要的法则，便是“联想的原则”主张一个梦象必会使释梦者心内引起甚多联想，而由此推敲出梦中含义，然而对不同的释梦者，其联想的差异将有天壤之别，根本不可能得出一致的看法，我在本书所述之释梦，则完全不同于他们前人的作法，我的释梦工作，主要靠梦者本身的联想，看某个特别梦象能使梦者联想到什么事，而逐渐抽丝剥茧地探究出来。然而，最近一位传教士Tfinkdji神父一九一三年报告说，东方的释梦者也是利用梦者的联想，他曾提到美索不达米亚的阿拉伯人“这里的释梦者，必须先对梦者问了一大堆有关梦者当时情境的问题，才肯作出正确的释梦，也就是说，释梦者决不肯让梦者的一丝一毫的隐迹逃过他们的注意范围，这些问句内，往往包括许多梦者与亲人的关系，甚至“你昨晚是否在入晚做梦前，曾与你太太性交呢？”

         〔4〕一九○九年附注：DrAlfredRobitsek曾向我指出，东方的释梦大部分偏重于读音的联想以及字与字之间的相似。这一旦透过不同文字的翻译，势必失去其中关键。出名的考古学家HugoWinckler曾对古代东方民族所用的双关语、遁词作一番研究，而留传下最有名的例子，便是靠一种字与字之间的相似所作的释梦，当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包围特洛城而久攻不下时，他曾做了一个怪梦，梦见一只半人半兽的森林之神Satyr在他的盾牌上跳舞，而当时Aristander正好随侍在他身旁，于是Aristander将这梦作了如下的分析：Satyr可分成两个希腊字，而得到一个意思Thiyros（特洛城是属于你的！）Ferenczi（一九一○）也深感到梦与语音有密切的关系，而作了如下的评语：“每一种口音都有一种自己的梦语。”因此，要想翻译外国语的释梦书，可以说是难乎其难，然而Dr．A．A．Brill 以及后继几人，居然能将此书译成英文，实属意外。 

        〔5〕当我完成此原稿以后，才偶然地翻阅到Stumpf（1899）所作的报道，他也与我同样地认为梦必有其特别意义，而且一定可以想办法加以解释。然而，他却只能以比喻式的符号法则来探究梦意，以致所得结果无法博得一般同意。

         〔6〕译者：“闭眼”的重要性，不久就已不再被强调，弗氏在一九○四年的精神分析技巧里，也特别提到，分析者不必主动要求病人闭眼了。

         〔7〕注意力的功能将于第七章再行探讨。 

        〔8〕一九一九年附注：Siberer（1909，1910，1912）曾对释梦作一极重要的贡献；他直接观察到意志如何直接变为视觉影像的过程。 

        〔9〕有关释梦的技巧，以后会再提到，其他关于精神分析治疗术所利用的梦析问题，另有专著详论。 

        〔10〕一九一四年附注：这是我所提出详释的第一个梦。 

        〔11〕Kahlenberg是维也纳近郊的胜地。 

        〔12〕我以为梦的这部分，再探下去并无法将其中的隐含都揭发出来。如果我执著于这三个女人的比较，也许会使我更难开正题——这也就是说每个梦都难免还会留下一些谜，作为与人类所能了解的部分的临界点。

         〔〔13〕这是所有德文版本的错印，其实弗氏首次发表“古柯碱”的论文为一八八四年。在钟士的弗洛伊德第一卷第六章有关于“古柯碱”的详尽的报道，而所说好友概指马索。

         〔14〕德文这两个字“Diphtherie”与“Dysenterie”更相近。

         〔15〕这位老友即指弗利斯医师，柏林的耳鼻喉科医生兼生物学家，他就在弗氏出版此书前后对其学说甚有影响。

         〔16〕这个梦的那部分分析，以后在第六章第一节，会再探讨。这段分析弗氏曾在他早期所著科学心理的计划第一卷第二十一节，以说明移置的机转。

         〔17〕在弗氏这段期间的作品，曾多次提到这位老妇人。（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第七、八章，并且在他写给弗利斯一九○一年七月八日的信中，也提起此老妇人的死讯。）

         〔18〕虽然你们也看得出，我并未能将所有在分析过程中使我想起的事实，丝毫不漏地写出来。

         〔19〕在弗氏一九○○年七月十二日写给弗利斯的信中，他曾提到他后来重游做这个梦的故地Bellvue，他写道：“你可曾想到，将来也许有一天，在这房子里会摆上一大理石，上面刻着：在这房子里，在一八九五年七月二十四日，梦的秘密被弗洛伊德博士所揭穿！” 

     第三章 梦是愿望的达成 

        当一个人爬山涉水，披荆斩棘；终于爬上一个视界辽阔的空旷地，而再发现下去便是一路坦途时，他最好是停下来，好好地想一想，下一步如何走才好〔1〕？同样地，我们现在在学习“释梦”的途中，此时也该作这份功夫。如今，我们正发现那乍现的曙光。梦，它不是空穴来风、不是毫无意义的、不是荒谬的、也不是一部分意识昏睡，而只有少部分乍睡少醒的产物。它完全是有意义的精神现象。实际上，是一种愿望的达成。它可以算是一种清醒状态精神活动的延续。它是由高度错综复杂的智慧活动所产生的。然而，当我们正为这些发现而得意时，一大堆的问题又呈现在眼前。果真梦是理论上所谓的愿望的达成，那么这种达成以如此特殊而不寻常的方式出现又作如何解释呢？在形成我们醒后所记得的梦象前，究竟我们的梦意识经过多少变形呢？这些变形又是如何发生呢？梦的材料又是从何而来呢？还有梦中的许许多多特点，臂如其中内容怎么会互相矛盾呢？梦能对我们的内在精神活动有所指导吗？能指正我们白天所持的观念吗？我以为，目前这一大堆问题最好暂且搁置一旁，而只专注一条途径。我们已发现梦是愿望的达成，下一步骤就在决定，这是否为所有梦的共同特征呢？或者那只是刚刚一个我们分析过的梦的特殊内容（有关伊玛打针的梦）。因为甚至我们已经得出“所有梦均有其意义与精神价值”的结论，我们仍需考虑“每一个梦的意义并非都相同”的可能性。我们所考虑过的第一个梦是愿望的达成，但很可能第二个梦是一种隐忧的发觉，而第三个梦却是一种自我检讨，而第四个梦竟只是回忆的唤醒。是不是除了愿望达成以外，还有别种梦呢？或难道只有这一种梦呢？ 

        梦所代表的“愿望达成”往往是毫无掩饰、极为明显的，以致反而使人觉得奇怪，为什么梦会到最近才开始为人了解。有些梦，我经常可以以实验手法，随心所欲地引出来。譬如，如果我当天晚上吃了咸菜或其他很咸的食物，那么晚上我会渴得醒过来。但在这“醒过来”之前，往往先有一个同样内容的梦——我在喝水，我正喝着大碗的水，那滋味就有如干裂了的喉头，饮入了清凉彻骨的冰水一般地可口。然后我惊醒了，而发觉我确实想喝水。这个梦的原因就是我醒来后所感到的渴。由这种感觉引起喝水的愿望，而梦告诉了我它已使这愿望达成，因此它确有其功能，而其本质我不久即会提到。我平时睡眠极好，不易被身体的需求所扰醒；如果我能用这喝水的梦，来缓和我的渴，我就可以不用渴得醒过来。它就是如此一种“方便的梦”，梦就如此取代了动作。然而，很不幸地，饮水止渴的需求，却无法像我对M医师、奥图等报复的渴望一般，用梦就能满足，但其动机是一样的。不久前，我有一个与这稍微有点不同的梦，这次我在上床前，就已觉得口渴，而把我床头旁小几上的开水，整杯喝光，再去睡觉。但到了深夜，我又因口渴而不舒服，如果要再喝水，势必要起床，走到我太太床边的小几上拿茶杯不胜麻烦。因此，我就梦见我太太由一瓮子内取水给我喝。这瓮子是我以前从意大利西部古邦Etrusia所买回来收藏的骨灰坛。然而，那水喝起来是那么样的咸，（可能是内含骨灰吧！）以致我不得不惊醒过来。梦就是这般地善解人意。由于愿望的达成是梦唯一的目标，其内容很可能是完全自私的。事实上，贪图安适是很难与体贴别人不冲突的。梦见骨灰坛很可能又是一次愿望的达成，很遗憾我未能再拥有那坛，就像那放在我太太床侧的茶杯一样，我现拿不到了。而且，这坛子很适合我梦中的咸味，也因此才能促使我惊醒〔2〕。 

        在我年轻时，这种“方便的梦”经常发生。当时，我经常工作到深夜，因此早上起床对我而言，成了一件要命的差事。因此清晨时，我经常梦到我已起床在梳洗，而不再以未能起床而焦念，也因此我能继续酣睡。一个与我同样贪睡的医院同事也有过同样的梦，而且他的梦显得更荒谬、更有趣。他租了一间离医院不远的房间，每天清晨在一定的时刻女房东就会叫他起床。有天早上，这家伙睡得正甜时，那房东又来敲门，“裴皮先生，起床吧！该上医院去了。”于是，他做了一个如下的梦：他正躺在医院某个病房的床上，有张病历表挂在他头上，上面写着“裴皮·M，医科学生，二十二岁”，于是一翻身，又睡着。事后，他坦白承认这梦的动机，无非是贪睡罢了〔3〕！ 

        尚有一个例子：我的一个女性病人曾作过一次不成功的下颚手术，而受医师指示，一定每天要在病痛的颊侧作冷敷，然而，她一旦睡着了，就经常会把那冷敷的布料全部撕掉。有一天，她又在睡中把敷布拿掉，于是我说了她几句，想不到，她竟有以下的辩词：这次我实在是毫无办法，那完全是由夜间所做的梦引起的。梦中我置身于歌剧院的包厢内，全神贯注于演唱中。突然想到梅耶先生正躺在疗养院里受着下颚痛的折磨。我自语道：“既然我自己并无痛感，我就不需要这些冷敷，也因此我丢弃了它。”这可怜的病人所做的梦，使我想起当我们置身于不愉快的处境时，往往口头上会说：“好吧！那我就想些更愉快的事吧！”而这梦也正是这种“愉快的事”。至于被这病人所指为颚痛的梅耶先生，只是她自己所偶然想起的一位朋友而已。 

        在一些健康人的身上，我也很容易地收集了一些“愿望达成”的梦。一位深悉我的梦的理论的朋友，曾解释这些理论给他太太听。有一天他告诉我：“我太太昨晚做梦说是她的月经又快来了，而这意思你大概很清楚吧！”当然，我很清楚当一个年轻太太梦见她月经快来时，其实是月经停了。我可以想象，她实在还很想再能自由一段日子，而不受生下子女后的负荷。另一位朋友写信告诉我，他太太最近曾梦见上衣沾满了乳汁，这其实也是怀孕的前兆。但这并非他们的头一胎，而是这年轻的妈妈，心里多么盼望，这即将诞生的第二胎比第一胎有更多的乳汁吃。

         一位年轻女人由于终年在隔离病房内，照顾她那患传染病的小孩，而很久未能参加社交活动。她曾做了个梦，梦见她儿子康复，她与一大堆包括道岱特、鲍格特、普雷弗特以及其他作家在一起，这些人均对她十分友善亲切。在梦里，这些人的面貌完全与她所收藏的画像一样。普雷弗特，这人的容貌，她并不熟悉，但看来就像那好久以来第一个从外界进到这病房来作消毒工作的人。很明显地，这梦可以解释为：“此后将不再是枯燥的看护工作而已，快乐的日子即将来临了！”

         看来这些收集已足以显示出，梦无论是如何地复杂，大部分均可以解释为愿望的达成，而且甚至内容往往是毫不隐饰即可看出的。大部分，它们多是简短的梦，而与那些使释梦者需要特别花脑筋研究的复杂梦象，形成鲜明对比。然而，只要你肯对这些最简短的梦再作一番探讨，你会发现那实在是非常值得的。我以为，小孩子由于心灵活动较成人单纯，所以所做的梦多为单纯一点的。而且根据我的经验，就像我们研究低等动物的构造发育，以了解高等动物的构造一样，我们应该可以多多探讨儿童心理学，以了解成人的心理。然而，很遗憾地，迄今很少有识之士能利用小儿心理的研究达到这目的。 

        小孩子的梦，往往是很简单的愿望达成〔4〕，也因此比起成人的梦来得枯燥，然而它们虽产生不了什么大问题，但却提供了我们无价的证明——梦的本质是愿望的达成。我曾经由我自己的儿女收集了不少如此的梦。 

        在一八九六年夏季，我们举家到荷尔斯塔特远足时，我那八岁半的女儿以及五岁三个月的男孩各做了一个梦。我必须先说明的，那年夏天我们是住在靠近奥斯湖的小山上，在天气晴朗时，我们可以看到达赫山，如果再加上望远镜，更可清晰地看到在山上的西蒙尼小屋。 

        而小孩们也不知怎地，天天就喜欢看这望远镜。在远足出发前，我向孩子们解释说，我们的目的地荷尔斯塔特就在达赫山的山脚下。而他们为此显得分外兴奋。由荷尔斯塔特再入耶斯千山谷时，小孩们更为那变幻的景色而欢悦。但五岁的男儿渐渐地开始不耐烦了，只要看到了一座山，他便问道：“那就是达赫山吗？”而我的回答总是：“不，那还是达赫山下的小丘。”就这样地问了几次，他缄默了，也不愿跟我们爬石阶上去参观瀑布了。当时，我想他也够累了。想不到，第二天早上，他神采飞扬地跑过来告诉我：“昨晚我梦见我们走到了西蒙尼小屋。”我现在才明白，当初我说要去达赫山时， 他就满心地以为他一定可以由荷尔斯塔特翻山越岭地走到他天天用望远镜所憧憬的西蒙尼小屋去。而一旦获知他只能以山脚下的瀑布为终点时，他是太失望了、太不满了。但梦却使他得到了补偿。当时，我曾试图再问此梦中的细节，他却只有一句：“你只要再爬石阶上去六小时就可以到的。”而其他内容却是一片空白，无可奉告的贫乏。

         在这次远足里，我那八岁半的女儿，也有一些可爱的愿望，靠着梦来满足。我们这次去荷尔斯塔特时，曾带着邻居一个十二岁的小男孩爱弥儿同行，这小孩子文质彬彬，颇有一个小绅士的派头，相当赢得小女的欢心。次晨，她告诉我：“爹！我梦见爱弥儿是我们家庭的一员，他称呼你们‘爸爸’‘妈妈’，而且与我们家男孩子一起睡在大卧铺内。不久，妈妈进来，把满手的用蓝色、绿色纸包的巧克力棒棒糖，丢到我们床底下。”我那小男儿，这家伙我显然未传给他丝毫释梦的道理，就像我曾提过的一般时下的作家一样，大骂他姐姐的梦是荒谬绝伦。而小女却为了她的梦中的某一部分，仍奋力抗辩。此时如果以心理症理论的观点，来看这一段她所力争的部分究竟是什么呢？她说：“说爱弥儿是我家的一员，确实是荒谬，但关于巧克力棒棒糖却是有道理的。”而这后段实令我不解，还是后来妻才为我作了一番合理的解释。原来在由车站回家的途中，孩子们停在自动售货机前，吵着要买就像女儿梦见的那种用金属光泽纸包的巧克力棒棒糖。但妻认为，这一天已够让他们玩得开心遂愿了，不妨把这愿望留待梦中去满足吧！而这一段我未注意到的插曲，经由妻一说，小女梦中的一切，我就不难了解了。那天，我自己曾听到走在前头的那小绅士，在招呼着小女：“走慢点，等‘爸爸’‘妈妈’上来再赶路。”而小女在梦中就把这暂时的关系变成永久的入籍。

         而事实上小女的感情，也只是梦中的亲近而已，决非她弟弟所谴责她的永远与那小男孩作朋友的意思。但为什么把巧克力棒棒糖丢在床下，当然不问小孩子是无法了解其意义的。

         我的朋友也曾告诉过我一个像我的儿子一样的梦，那是一个八岁的女孩所做的梦。她爸爸带了几个小孩一起徒步旅行到隆巴赫〔5〕，想由此再到洛雷尔小屋，然而因为时间太晚，半途折回，而答应孩子们下次再来。但在归途中，他们看到了往哈密欧的路标，小孩们又吵着要去哈密欧，但同样地，她爸爸也只答应他们改天再带他们去。次晨，这小女孩却兴冲冲地告诉她爸爸：“爹，我昨晚梦见你带着我在洛雷尔小屋，而且又到哈密欧。”因此，在梦中，她的不耐烦促成了她父亲的承诺的提早实现。

         还有，我那女儿三岁三个月时，对奥斯湖的迷人风光所做的梦，也是同样的妙。这小家伙，我们第一次带她游湖时，也许是因为逛得太快就登岸，而不过瘾，她竟吵着不上岸，而大哭大闹。次晨，她告诉我：“昨晚我梦见，在湖上倘佯。”但愿这梦中的游湖会使她更满足吧！ 

        我的长男，八岁时，就已经做过实现幻想的梦。他在兴致勃勃地看完他姐姐送给他的希腊神话的当晚，就梦见与阿基利斯一起坐在达欧密地斯所驾的战车上驰骋疆场。 

        如果我们能把小儿的梦呓也算在梦的领域内的话，我就把底下这段当作我最早的收集材料。当我最小的女儿，只有十九个月大时，有一个早上，吐得很厉害，以致整天都不给她进食。而当晚，我就听到她口齿不清的梦呓：“安娜·弗（洛）伊德，草梅……，野（草）  梅，（火）腿煎（蛋）卷、面包粥……”，她这样子用她自己的名字一一引出她所要的东西，而这些菜均为她最喜欢吃的东西，而这些均为目前健康上所不容许的，而且护士也曾再三叮咛不准吃这些含有过多养分的食物。因此，她就在梦中发泄了她的不满〔6〕。 

        当我们说小孩因为没有性欲所以快乐时，我们可别忽略，小孩也有极多的失望，弃绝以及梦的刺激是由其他的生命冲动所引起的〔7〕。这儿有另一个例证。我的侄儿，当他二十二个月大时，在我生日那天，人家叫他向我祝福生日快乐并且送给我一小篮子的樱桃（当时樱桃产量极少，极为稀贵），他似乎不太情愿，口中一直重复地说：“这里头放着樱桃”，而一直不愿将那小篮子脱手。然而，他仍懂得如何不使自己吃亏，其中妙法是这样的：他本来每天早上，均习惯地告诉她妈妈，他梦见他一度在街上羡慕的一个穿白色军袍的军官，又来找他，但在不情愿地给了我那篮樱桃以后的隔天，他醒来后高兴地宣称：“那个军官把所有的樱桃都吃光了〔8〕。” 

        至于动物究竟做些什么梦，我可无从知道。但我却记得一个学生曾告诉我一个谚语：“鹅梦见什么？”回答是，“玉蜀黍。”（著者注：费连奇曾记载过匈牙利谚语“猪梦见什么？”“粟。”）梦是愿望的达成的整套理论，也几乎概括于两句话中〔9〕。

         现在我们仅仅利用很浅显的话，我们就已可以简单地看出梦里所隐藏的真意。诚然，格言智笺中对梦不乏讽刺轻蔑之语，正如科学家们“梦有如气泡一般”说法，但就口语来说，梦实在是非常美妙的“愿望的达成”。当我们一旦发现事实出乎意料而兴奋时，我们不是会情不自禁地叹道：“就是在我最荒唐的梦中，我也不敢作如是想”〔10〕吗？

         ————–●注释: 

        〔1〕在一八九九年八月六日写给弗利斯信中，弗洛伊德曾对本书的开场白有如下的说法：“本书是以一种漫步的手法写成。最初第一章使人看到各派权威的说法，此时令读者有如进入一片黑森林中，漆黑一片无从捉摸，然后“柳暗花明又一村”地，我用一个特别的梦，描述其细节，而渐渐导引读者到一高地，使他们能拓开视野，而问一声：下去你要再继续走哪一条路呢？ 

        〔2〕魏特甘亦深懂此类口渴之梦，他曾写过：“渴感较其他感觉更来得真切，它往往带来解渴的意念，在梦中口渴可有各种方法解决，而多半取材于新近之记忆。还有另外一个共同点：一旦解渴之后，马上跟着来便会发觉这想象中的解决办法并未能满意”，而魏甘特并未注意到这一种对梦刺激的反应是可适用于一切梦的。那些因为渴感而醒来，但却没有做这种梦的人，并不见得就能推翻我的实验。这只能说他们是比我更差的睡者。 

        〔3〕此梦出自弗洛伊德在一八九五年三月四日写给弗利斯信，可算是他以梦来说明愿望达成的最早记录。

         〔4〕此系于一九一一年所补注，而GesammelteSchriften（一九二五）提到：“实验已显示出，改装过而需要再解析的梦，往往在四五岁的小孩已可看到，这也与我们有关梦改装所需条件的理论相符合。” 

        〔5〕在维也纳近郊。 

        〔6〕不久以后，这小女孩的祖母，也做了一个这类饕餮之梦，（这祖母与她的年龄之和，刚好为七十岁）她当时因肾脏不好，而被禁食一天。当晚，她再回到愉快的童年，她被请出外面吃饭，吃的都是一些最合口味的山珍海味。（这小女孩的梦在发生不久后，即已函告弗利斯。） 

        〔7〕一九一一年附注：由更进一层地对小孩心理的研究，婴孩期的性本能，的确在小孩之心理活动，有甚大的影响。而这方面却往往为人所忽略。其实，孩提时代的喜悦往往并非如成人所推想一般简单。参考弗氏“性学三论”。 

        〔8〕一九一一年附注：小孩日后会渐渐发展出较复杂、较难解的梦，相反地，成人有时却会有极简单、似婴孩期的梦。四五岁的小孩的梦，往往会有极丰富的材料，如我所发表的“一个五岁男孩恐惧症的分析”，以及杨格一九一○年所发表的梦。一九一四年附注：有关小孩的梦分析，可参考下列诸人的作品：Hug—Hellb muth（一九一一——一九一三），Putamen（一九一二）VanRaalte（一九一二）Spielein（一九一三）Tausk（一九一三）。 

        其他的报告尚有Bianchieri（一九一二）Busemann（一九○九，一九一○）Dolgia＆Bianchieri（一九一二），以及特别强调“愿望的达成”的Wiggam（一九○九）。一九一一年附注：另一方面，成人在某些不寻常的外界环境下，也会做出一些婴孩型态的梦OttoNordenskjold于一九○四年，在南极洲度过冬季时，曾有下列记载：“所有我们探险队之队员都发觉，这段期间所做的梦，内容特别的新颖与丰富。每当清晨醒来，互相交换意见时，总会发觉我们这些远隔尘寰的家伙，都对过去的生活，寄予无限的憧憬与想象。我们中间一位队员，甚至梦见他又回到教室内，重操旧业地干起为学校刻印章的工作。但大多数的梦，多半是离不开吃与喝。有个家伙梦见他当晚连吃三宴，酒醉饭饱。另一个老烟鬼，却梦见满山烟叶，取之不尽。更有人梦到一只破冰船扬帆而入。还有人做得更妙的梦，梦见邮差先生，送来一大堆邮件，并且解释说，因为投递到错误的地址，才延误到现在。当然，还有一大堆更荒唐的梦，总是发现到一些不可能得到的事。但最主要的是，这些梦，看来都比较简单而缺少变化，由这些梦，我们可以清楚看出，我们是多么地盼望着睡眠，因为只有在梦乡，才有那么多的愿望能够实现。” 

        一九一四年附注：Duprel曾在一八八五年写过：“当MungoPark在一次非洲航行途中，饥渴交加下，竟梦见了他家乡的甘泉丰田。同样的，BaronTrenck被关在Magdeberg的监牢，饥肠辘辘时，也曾梦见山珍海味。还有参加弗兰克林第一次特遣队的GeeBack也在饿死边缘时，梦见每天均有丰衣足食的享受。 

        〔9〕一九一四年附注：我决不以为我是第一个发现梦是由愿望产生的人（参照下一章的开场白），其实这问题可远溯至埃及托勒密王一世时代赫洛菲洛斯医生。在一八六八年，毕宣序兹曾将梦分成三类：神明的托梦，由自己心灵自然引起的一种心象，以及一种由自己的心愿所蜕变而成的影像。一九一三年史特尔克也曾注意到在歇奈尔的收集中有愿望达成的例子。一八六一年歇奈尔写过：“梦者，因为那愿望的感情分量，在心中非常明显，以致能使梦者利用想象力，一下子便达成了它的实现。”歇奈尔当时将这类梦列为“心情的梦”，而另外在他的分类里，还有两种梦，男女之间的“色情的梦”以及“坏脾气的梦”。毫无疑问地，歇奈尔在此已看出“愿望”在梦中的重要性了。 

        〔10〕有关小孩的梦，在弗氏一九一六～一九一七年的“导论”中第八次讲义内，更有详论。其他，在他一九○一年的短论“论梦”的第三部分也有提到。 

     第四章 梦的改装-1 

        如果我现在就宣称所有的梦均为“愿望之达成”，我深信必招致最强烈的辩驳。批评我的人将会说：梦可以被解释为愿望的达成的说法，其实并非创举，在这以前如拉德斯托克、弗尔克特、普金吉、格利新格尔等均已有此说，但要说除了以愿望达成为内容以外，没有别种梦，那就未免以偏概全，而且是轻而易举即可推翻的谬论。相反地，充满不愉快内容的梦，却是屡见不鲜。悲观哲学家哈特曼是最反对这种“梦是愿望达成”的论调。在他的潜意识的哲学的第二部里（德文版第三三四页），他说：“……至于梦，可说是昼间活动中，除了理性上、艺术上较惬意的享受以外的所有烦恼，一并带入睡境所造成的产物。”其实，甚至其他一些不太悲观的观察者，也都认为梦里痛苦不祥的内容，均远较愿望达成的情形多见。有两位女士，乌依德与哈拉姆曾用她们自己的梦，以统计数字，表示出梦较多失望沮丧的内容。她们发现百分之五十八的梦是不如意的，而只有百分之二十八点六才是愉快的内容。除了那些带入我们梦境中的痛苦感情以外，尚有一些令人不能忍受，以致惊醒的“焦虑的梦”。也就是这种梦，使我们常发现，小孩睡觉时吓得大哭大叫地惊醒（参照德巴克）的梦魇（Pavornous），然而要找出最明显的愿望达成的梦，也是在小孩才找得到。所以梦未必全是千篇一律的愿望达成吧。 

        由此看来，似乎“焦急不安的梦”的实例，即足以推翻以前所提种种的梦，而且甚至也可因此指斥愿望达成的说法为无稽之谈。

         然而，要想对以上这种似乎振振有词的反调，予以辩驳，也并非难事。因为我们只要注意到，我们对梦的解释并非就其梦的表面内容作解释，我们是以探查梦里头所隐藏的思想内容而作的阐释。现在让我们来好好比较梦的显意与隐意吧！梦的显意，确实往往是痛苦不堪的，但有谁会花功夫，去找那隐藏在里头的更深一层的意义呢？如果没有下过这份功夫，那所持的两种反对论调，也就站不住脚了！因为我们那些痛苦恐怖的梦，如果经过精心分析的话，又有谁敢说，它不可能是蕴涵着愿望达成的意义在内呢？

        在科学的研究中，往往一个难题解不开时，不妨再加上另一道难题，一并考虑，反而有时能找到意外的解决办法。就如同你把两个胡桃凑在一起敲碎，比一个个分别敲容易。因此，我们现在不只要解决这一个问题——“痛苦恐怖的梦，如何解释为愿望的达成？”，还要再合并考虑另一个我们以前所提出的问题：“为什么那些乍看之下，风马牛不相及的梦，需要经过层层抽丝剥茧地，才能看出也是愿望达成的意义呢？”，就拿伊玛打针的梦这件事来说，这决不是一个痛苦的梦，而且一经过解析，可以充分看出，确实是愿望的达成，但为什么一定得经过这段解释过程呢？难道就不能直接看出它的意义吗？事实上，伊玛打针的梦，乍看之下，相信读者们甚至做梦者的我，未经分析以前，也看不出竟是梦者愿望的达成。如果我们把“梦是需要解释的”认为是一种梦的特征，而称之为“梦的改装现象”，那么次一个问题便是“梦的改装之来源是什么？”.. 

        对于梦这个问题，许多可能的发问均将被提出，譬如有人说睡觉时一个人是不能对自己的梦中想法有个真切的表达的。或说，梦的分析可能找出另一种解释。因此，我将在此再提出，我自己的第二个梦，当然也因此会把自己的一些私事卤莽地提出，以便能做清楚的解释工作，然而我确信这是值得的。

      第四章 梦的改装-2 

         前言

        在一八九七年春天，我获知有两位我们大学的教授，推荐我升为Professorextraordinarius〔1〕，这消息的确使我非常惊喜，而且也对两位杰出人物对我的垂青，感到难以置信。但不久我马上竭力要自己冷静下来，不要太期待奇迹的出现。因为过去几年学校方面，已经好几次拒绝过这种推荐，而且很多比我资深的或同年的同事，也都已等了几年，毫无着落，而我自认并不见得比他们高明多少。于是，我决定还是宁可听任自己失望，决不乱存奢望。我自知自己并非有野心之辈，而且虽没有那种教授头衔，我仍可过得十分惬意。也许那葡萄是吊得太高了，使我难免有酸葡萄之讥吧！

         有一个晚上，一位朋友R先生来找我。他的境遇一直是使我引为他山之石而自戒的，他很早就已被推荐为教授头衔（对病人而言，有了这头衔的人如神仙一般的神气），而他也比我较不死心，以致经常向上司追问何日晋升的可能性。这次他告诉我，他忍无可忍之下，坦白地逼问上司是否他之所以迟迟未能晋升与他本身的宗教派别有关。结果上司的回答是，目前碍于众议，他确实无法晋升，他说：“至少目前我已知道我自己的处境。”我这朋友所告诉我的这些，并非什么新消息，但至少他加深了我的自知之明，因为我与他是同样的教派。 

        在隔天早晨醒来时，我把当晚所做的梦记下来了。它包括两种想法与两个人物，而一个想法紧跟着便是一个人物，在梦中分两部分出现。但在此处，我只拟提出这梦的头一半，因为下一半与我这儿所要阐述的无多大关系。 

        一、“我的朋友R先生”是“我对他有很深感情的叔叔”。二、“我很近地看着他的脸，有些变了形，似乎脸拉长了，黄色胡子长满腮边，看来甚具特色”。 

        接着有两个其他部分的梦，一个人物与一个想法，但我就此从略。

         这怪梦的解释过程如下：

         当天早上我回想这梦时，我不觉一笑置之，“嘿！多无聊的梦！”然而，我却始终无法释怀，而且整天萦绕脑中。终于到了晚上，我开始自责道：“当我自己在对病人做梦的解析时，如果他们告诉我他的梦太荒唐、太无聊、不值一提，我自己一定会怀疑其中必有隐情，而非探个水落石出不可。同样地，以其人之道治其人之身。我所以认为不值得一提，正代表着心内有股怕被分析出来的阻力。“嘿！可千万别让自己跑掉！” 

        于是我就开始动工了。 

        “R先生是我叔叔”：这是什么意思？我仅有一个叔叔，名叫约瑟夫〔2〕。关于这位叔叔，说来也可怜，约三十多年前，一时为了多赚点钱，竟因此而触犯刑法，受到判刑。我父亲为了这件不幸，在几日之间，头发都变白了。他常常说约瑟夫叔叔并非一个坏人，只是一个被人利用的“大呆子”。那么，如果我梦见R先生是个大呆子，这种论调实在毫无道理，但，我确实在梦中看到那副相貌——长脸黄胡，而我叔叔就是一个长脸加上两腮长有迷人的黄胡子。至于R先生却是黑发黑胡的家伙，但当青春不再时，那黑发也会变灰，而黑胡子也一根根地由黑色而红棕而黄棕的，最后变成了灰色。R先生目前的胡色，也正是连我看了也伤心的这副苍老颜色。在梦中，我仿佛见到R先生的脸，又见到叔叔的脸一般，就有如嘉尔顿的复合照相术——嘉尔顿擅长把几张酷似的面孔重复地感光于同一底片上。由此看来，毫无疑问地我心中以为R先生是个大呆子，就像我那叔叔一般。 

        至此，我仍为自己这份解释，看不出苗头。我想其中一定还有某种动机，使我毫不保留地想揭发R先生。然而，事实上很明显地，我叔叔是个犯人，但R先生可不是什么犯人。 

        喔！对了！他曾一次因为骑自行车撞伤了一个学徒而被罚款。难道我也把这事算在心头吗？

         这种对比未免太荒谬了吧！这时，我又另外想起在几天前，我与另一位同事N先生的对话。

         其实，谈话内容亦不外乎升迁的事。我与N先生在街上邂逅，他也是被提名晋升教职，而且他也听到我最近被推荐为副教授的消息。他当场恭喜我，但我却拒绝了他。我说：“你可不能再这样揶揄我了，其实，你自己知道我只是受人提名而已，又有甚了不起。”于是，他稍带勉强地回答：“你可不要这么说，我是自己有问题，才升不上去的。你难道不知道那女人控告我的事吗？我可以告诉你，那宗案子其实完全是一种卑鄙的勒索，而我只是因努力使那被告免于被判刑而招来麻烦，很可能这件事深深地印在部长的记忆中。而你呢？可完全清白的呀！”就这样子，我又由梦的解释与趋向中引出了一个罪犯人物，我的叔叔约瑟夫象征了我的两位均被提名晋升教职的同事——一个是“大呆子”，一个是“罪犯”。现在，我也才明白了这梦之所以需要解释的地方。果真教派的歧见确实是我朋友未能晋升的症结所在，那么，我的晋升也是无望了。但如果我能找出这两位同事之间，其他我所没有的相同缺点，那么我的晋升希望就不受影响。这就是我做梦的程序。梦使R先生成了大呆子，N先生成了罪犯，而我却既非呆子，又非罪犯，于是我就大有希望问鼎晋升良机，而不必再担心R先生告诉我的那坏消息。

         走笔至此，总觉意犹未尽，对这份解释的内容，也仍不太满意，尤其是自己为了晋升高职，竟在梦中如此委曲这两位我素来敬仰的同事，更是内疚不已。还好，由于我自己深知由梦中所分析出的内容，并不是真正事实的道理，多少也可缓和一下对自己的不满。事实上，我绝对不相信有人敢说R先生是个大呆子，我也决不相信N先生曾被牵涉在勒索事件内。当然，我也不相信伊玛真的因为奥图给她打的那Propyl针而病情转劣。总之，如前所示地，梦所表现的总是一厢情愿的实现，就愿望达成的内容看来，我这第二个梦，似乎比第一个梦来得较不离谱，而且事实上，也可找出些蛛丝马迹，勉强可以解释这些可能是事实的毁谤，而发现这梦也确不是空穴来风呢。因为，当时我的朋友R先生正受着他同系里的某教授的反对，而我另一位朋友N先生，也曾私下坦白告诉过我，一些他的不可告人之事。然而，我仍欲重申我的看法，这个梦仍须再更深入地解析下去。

         现在我想起来这梦还有一些刚才解梦时，未注意到的部分。当我在梦中发现R先生就是我叔叔时，我心中对他有种深厚的感情。但到底这份感情，事实上是对谁呢？当然，对我那约瑟夫叔叔，我可从无如此深厚的感情，而R先生虽是我长年之交的好友，但要是我当面对他道出我梦中对他所具有的那份深厚感情，无疑地，他一定会深感肉麻的。果真我这份感情是对他的话，就我理智的分析，纯粹是糅合了他的才能、人格再掺杂入我对叔叔所产生的一种矛盾的感情的夸大，而这份夸大却是朝着相反方向走的。现在，我终于有所发现，这份难以解释的感情，并不属于梦的隐意，或内含的念头，而刚刚相反地，它却是与梦的内容相反的，而在梦的分析过程中，巧妙地逃过了我的注意力，很可能地，这也许就是它的主要功能。我仍记得，当初我要作这梦的分析前，曾是如何地不情愿，我一直地拖延时间，而一味地嗤之以鼻。如今，由我自己多年精神分析的经验，我深知这种“拖延”、“嗤之以鼻”更表示出其中必有文章。事实上，这份感情对梦内容而言，并无任何关联，但它至少代表了，我内心对这梦内容所产生的实在感受。如果小女不喜欢吃那苹果，她常连尝一口都不肯地，就说那苹果苦得要死。如果我的病人采取如此行动，我也马上可以惴忖到他必有所潜抑。同理，我的梦也是如此。我之所以迟迟不愿意去解释这梦，也不外是我对其中某些内容具有反感。而今，经过如此抽丝剥茧地探讨，我才知道我所反对的是把至友R先生当作大呆子，而我在梦中对R先生那段不寻常的感情，其实并不是梦内容中真正的感情，而只是代表我内心对这释梦工作不情愿的强烈程度。如果当初，我的梦就在最先关头，便被这份感情所困惑，而获悉刚刚与现在相反的解释时，那么我梦中的那份感情便实现了它的目的。换句话说，在梦中，这感情是有目的的，希望能使我们对梦作了改装。我梦中对R先生是恶意中伤的，而使我不会使相反的一面——一种的确是存在的温厚友谊浮现到梦的意识来。 

        以上所发现的道理，是可以推广到各方面均成立的。就像第三章我们所提出的梦，有些是非常显而易见的愿望达成。而一旦愿望之达成，有所“伪装”或“难以认出”必表示梦者本身对此愿望有所顾忌，而因此使这愿望只得以另一种改装的形式表达之。我将在实际的社交生活中，找出一些与此内心活动相类似的实例。在社交生活里，我们不是有很多虚伪客套吗？就两个人在一起工作而言，如果其中一个具有某种特权，那么另一位必定对他这份特权处处有所顾忌，于是他只好对他自己的内心想作的行为有所改装。换句话说，他就须戴上一副假面具。其实，每天我们待人所应用的礼节，说穿了也不过是这种虚伪。如果为了读者们，我要对我的梦作忠实的解释的话，那我势必要陷入这种自己撕破假面具的尴尬场面。甚至连诗人们也抱怨过这种虚伪的必要性，“对你所能知道最好的事，你都不可坦白告诉小孩们。”〔3〕政论作家也同样地对那些执政者有所顾忌，而把许多令人不愉快的事实予以掩盖。如果他敢坦率地道出，那么政府无疑地必会予以制裁——口头上已发表的，事后必被整肃警告，而出版于书面的，也必被禁印封锁。因此作者们为了检查者的顾虑，他就不得不对其论调，作些伪装，不是完全只字不提地明哲保身，便是旁敲侧击地将那些曾被反对的论调予以狡猾的改装。譬如，他会以两个中国满清贪官污吏的劣迹，来暗讽其国内有问题的官员。往往检查标准，越是严格，作家们就越有更聪明的方法，来暗示读者真正的内涵。

        这检查制度，使作家所作的改装，就完全与我们梦里所作的改装相类似。那么，现在，我们须假设每个人在其心灵内，均有两种心理步骤“或谓倾向、系统”〔4〕，第一个是在梦中表现出愿望的内容，而第二个却扮演着检查者的角色，而形成了梦的“改装”。但是究竟这第二个心理步骤的权威性，是靠着哪些特点，来作它的检查工作呢？如果我们想到那些梦的隐意均是经过分析才能为我们所意识到，而醒来后，就已意识到的仅是梦的显意时，我们当可推出一个合理的假设：“凡能为我们所意识到的，必得经过第二个心理步骤所认可；可那些第一个心理步骤的材料，一旦无法通过第二关，则无从为意识所接受，而必须任由第二关加以各种变形到它满意的地步，才得以进入意识的境界。由此，我们可以获知所谓意识的基本性质——意识是一种特殊的心理行为，它是由感官将其他来源的材料，经过一番加工而成的产品。而对心理病态而言，我们决不能对“意识”这一重要问题予以忽略，因此我拟在以后再另行作更详细的探讨。

        由于我用以上所述那两种心理步骤与“意识”的关系来说明我对R先生虽具有深厚感情，而在梦中却加以如许轻蔑的现象，我发觉在政界官场里，我也可以找出一些类似的现象。就一个国家的统治者而言，他那扩张私人权力的欲望往往与人民意见是相左的，而此时他往往就会有一种很令人难以理解的做法，他会故意对那人民极不喜欢的官员加以器重，给予一些不应该得到的特权，以多少发泄出他对人民意见的藐视。同样地，我这控制意识境界的第二心理步骤，也因为第一个心理步骤的愿望，曾对R先生有很深厚的感情，而把那隐藏着的冲动“把他贬斥为一个大呆子”就此发泄掉〔5〕。

        也许我们现在会怀疑说，借着梦的分析，我们可以打开哲学所一直无法解决的人类心理机转。但是，目前我并不拟循此途径去发展，我们还是先回过头来把“梦的改装”先阐释清楚。主要问题是梦中不愉快的内容，究竟如何解释成愿望的达成。我们现在已看出，所呈现的不愉快内容不外就是愿望达成的一种变相的改装。套一句我们以上提过的假设，我们也可以说，梦之所以需要改装为不愉快内容，其实就是因为其中某些内容，为第二心理步骤所不许，而同时这部分正是第一心理步骤所希冀的愿望。每一个出自第一心理步骤的梦，均为愿望之达成，而第二心理步骤却加以破坏减裁，而毫无增润〔6〕。如果我们只考虑到第二心理步骤对梦的关系而已，那么我们将永远对梦无法作一确实的认识，而本书作者发现的一些梦的问题，也将无法解决。

        每一个梦，要想证明出其中之秘密意义确乎在于愿望之达成，的确是需要一番努力的分析工作。因此，我将故意选些痛苦内容的梦，而尝试对它作一番分析。其中有些是“歇斯底里症”的患者所做的梦，因此也就须附带一些长篇的“前言”，而且有些部分，也须牵涉到患者心理过程的分析。这些，无可避免地，将是令读者更加困惑的。

        当我治疗心理症的病人时，往往他的梦就成了我们讨论的主要内容。我必须随时借着他本身的帮忙，对他所做的梦中各种细节，加以一番解释，而由此了解他的病情。此时我就常遭遇到比我同事们对我的批评更苛刻的反驳。几乎所有病人均不赞成我这“梦的愿望达成”的说法。以下就有些梦的内容被引出来驳斥我的论调。

        “你总是说，梦是愿望的达成，”一位相当聪慧的女病人告诉我，“但我现在却可以提出一个完全相反的梦，梦中我的愿望完全无法达成，这倒看你如何自圆其说？那梦是这样的，‘我梦见我想准备晚餐，但手头上只有熏鲑而已。我想出去采购，又偏巧是礼拜天下午，一切商店均关门休业。再想打电话给餐馆，偏偏电话又断了线。因此我最后只好死了这条做晚餐的心’。”

         我回答她，当然啦，虽然你这梦乍看似乎非常合理地完全与我的理论相反——根本是愿望的不能达成。但是，梦的真正意义总是需要经过分析的，决不是表面意义所能代表的。于是我问她：“到底为什么事，引起你做这梦呢？你也知道日有所思，才会夜有所梦啊？”

      第四章 梦的改装-3 

         分析 

        这病人的丈夫，是一个忠厚而能干的肉贩，在前一天曾告诉她，他自己实在胖得太快了，有必要去接受减肥治疗。今后他将早起、运动、节食，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再也不参加任何晚宴的邀请。她就取笑他。曾有一次她丈夫，在他们常去的饭馆里，认识了一位画家。

         那画家曾执意要求为他画张人像，因为那画家说，他一生从没有看过像他这般生动的面孔。

        但被她丈夫当场坦率地拒绝，他认为与其画他的脸，不如去找个漂亮的女孩子的背影，更合这画家的口味〔7〕。她深爱她丈夫，也因此痛快地取笑了他一番。她曾要求他以后再也不要给她“鱼子酱”。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他的高贵又焉能存在呢？ 

        事实上，她一直憧憬着每天早餐均能有三明治加鱼子酱，但就因为俭朴的习性，使她不愿这样作。同时她也深知，只要她开口要求，她丈夫是一定会马上买给她吃的，然而，相反地，她却要求他，不要给她鱼子酱，以便她还可以再以这事来揶揄他。

        （就我看来，这段解释仍十分牵强。不够满意的解释往往背后仍隐藏着一段未坦承的告白。我想起来伯恩亥姆所作过催眠的那病人，在他对病人作“催眠后的指示”时，他问及他们的动机时，他们的回答并非如我们所想象的“我并不知道我为什么这般做”。出乎意外地，他们均会编造出一个看得出有毛病的理由来。这与我所提这女病人的鱼子酱故事是有点类似的。我们可以明了她也是在清醒状态下，不自主地编造了一个不能达成的愿望。她的梦也同样地显示了愿望的不能达成。但，她为什么需要不能达成的愿望呢？）

         至此所得资料，仍不足以对梦作一番真正的解释。于是我再逼问她。经过一段沉默，终于克服了阻力。她才想起，前一天她曾去拜访一位她先生经常称赞得使她多少有些妒意的女友。还好，她发觉那女友长得瘦长多了，而她丈夫却是最喜欢丰满身段的女人。再追问下去，她又说了，那女友曾告诉她，她恨不得能长胖些，并且问她：“你几时能再邀我吃饭呢？你永远做得那么好的菜！” 

        到此，我们总算对这梦可作一番合理的解释了！我终于能够告诉病人：其实在你那女友要你请客时，你就已心里有数：“哼！我才不请你去我家吃好菜，果真使你长胖了，再使我先生动非份之想，我宁可晚餐都不煮呢！”而你所做的梦，就说你做不了晚餐，因而满足了使你那女友长不丰满的目的。你丈夫所提出的减肥妙方不是说最重要的就是不参加人家的晚宴吗？于是在你的心中，你就有了这么一个念头“到人家家里吃饭才会长胖”。现在，似乎一切都解释通了吧！且慢！还有个“熏鲑”这劳什子东西，可有什么意义吧？“你在梦中，为什么会想到熏鲑这道菜呢？”“熏鲑是我那女友最喜欢的一道菜。”刚巧，我也认识她这位女友，而我深知这妇人节俭到舍不得吃熏鲑的程度就有如我这病人爱吃又不忍花钱吃鱼子酱的情形，完全一样。

         这个梦，再加上一些附带的种种细节，使我觉得有必要再作另一种更适当的解释。这两种解释方法，决不互相冲突，反而更能由此得窥梦意之全貌，并且也可由此看出一般心理病态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暧昧性。我们已经听过这女病人曾梦到自己愿望的否定，（想吃鱼子酱的愿望）而她的那位曾表示过希望胖的女朋友，要是在我们这病人的梦中是永远长不胖的话，那我想我们一定一点也不惊奇的。然而，事实上她只有梦到她自己吃鱼子酱的梦无法达成。因此，我们不妨把这梦作一新的解释——梦中她之不能遂愿，其实并非指她自己，而是在梦中以自己代替了那朋友的角色。用句心理学的话，就是说她把自己“仿同”成她那朋友一般。

        我想，她的确是如此地仿同了那朋友，而成了自己的不能遂愿。然而，这种歇斯底里症的“仿同作用”究竟有甚意义呢？要说明这问题可要再进一步地探讨了。“仿同作用”是产生歇斯底里症状极重要的一个动机，病人借此作用，不仅能把自己本身的经验用某种症状表现出来，甚至也可以从别人的一大堆其他经验而表现出各种奇奇怪怪乍看无法解释的症状。

        他们有时就像真能扮演人生百态的各角色。也许有人以为这不过是所谓的“歇斯底里的模仿”——“歇斯底里的病人有能力可以模仿一些发生在别人身上但却使他们印象十分深刻的症状，而且经由这种模仿可以得到所需的同情。”然而，这只不过说明了歇斯底里模仿的心理过程，所循的途径而已。而途径本身与循此途径所需的“精神行动”却是两回事。“行动”本身比我们一般所想象的歇斯底里模仿实在复杂多了，它其实就相当于潜意识的最后产物。举个实例来说吧！如果医生与一群精神病人同住一段时间。那么有一天，他也许就会发觉某个病人会突然发生类似另一女病人所发作过的肌肉抽搐。这时，这位医生也许见怪不怪地说：“因为这些人看过这女病人的发作状态，而模仿了她。”这就是所谓的“心理感染”。然而，心理感染有时却是用以下那种方式发生的；通常，病人们彼此间的了解较医生对他们个别的了解反而更多，一旦医生访视了某位病人以后，他们便会对他问东问西，予以更大的关切。如果今天有一位病人发作了，马上他们都知道那是由于刚接到的一封信，触发了他的相思病或其他心病，于是马上激起了他们的同情心。而且虽然未进入他们自己的意识界，但他们心中却形成了一个结论：“如果这种原因会导致这种症状，那么同样有这种问题的我，可能也会有这种症状发生吧！”如果这个结论进入了意识界，那么他只是会天天担心害怕那相同症状的降临，但一旦它只是深藏于潜意识里，那就会不知不觉中产生了真正他们所害怕的症状。所以“仿同作用”并非单纯的模仿，而是一种基于同病相怜的同化作用再加上某些滞留于潜意识的相同状况发作时所产生结果。

        在歇斯底里症，“仿同作用”是特别常用于有关性的方面。这种病的女患者往往将自己仿同成与她自己有过性关系的男人，不然就是仿同那些曾与她的丈夫或情夫有过暧昧关系的女人。我们在爱情中所用的话“永结同心”、“形影不离”也正说明了这种仿同的倾向。在歇斯底里的幻想里或梦境里，往往一个人只要想到性关系，而并不一定事实上发生，就可以很自然地产生仿同作用。我们所举的这女病人，她只是循着其歇斯底里的思路，由她对她朋友的嫉妒（对这解释，她是一直拒绝承认的）便把自己在梦中取代了她朋友的身份，而仿同她来编造出一个症状（愿望的否定）。我们可以进一步阐释如下：在梦中，她取代了那位朋友，是由于她那朋友抢走了她丈夫的欢心，而她自己内心非常企盼能争回她丈夫对她的珍重〔8〕。 

        还有另一位我的女病人，一位非常聪明伶俐的妇人，也做了一个与我的理论完全冲突的梦。但这也按着我那“一个愿望的未能达成，其实象征着另一愿望的达成”的原则，很简单地解决了她的不服。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我告诉这病人，梦是愿望的达成。而隔天，她就告诉我，她梦见她与她婆婆一道去避暑。而我早就知道，她非常不喜欢与她婆婆住在一起打发这夏天。而且，我也听说，她很高兴地已经在离她婆婆要去避暑的地方相当远处租到了房子。因此这个梦，看来又与我的理论正适得其反。难道这可以证明我的理论是错误的吗？

        由这梦的推论所得的解释看来，我是完全错了。但，其实她最大的愿望，就是希冀我的一切都是错的，而这梦也就正满足了她这种希望。她之所以希冀我有错误，事实上是一件严重的问题。因为，在她接受我心理分析治疗期间，由她所供给的资料中，我曾分析出她生命的某段时间内，曾有某些事情的发生，与她目前的病情大有关系。而这一点，她却因完全记不起来而否认。但不久以后，经过一番追问，我们终于找出了我的断言确实是对的，也因此她心理就不自觉地希望有一天能证明我的话是错的。于是她就将此愿望，转变成梦中与她婆婆一道下乡避暑的根本不可能发生的荒诞怪事。

        现在，我再随便举个小例子，不用分析，单凭一点假设，也可看出一点释梦的端倪。我有一位与我同窗八年的律师朋友，曾有一次在小聚会里，听我对他们介绍关于梦是愿望达成的理论。回家后，他竟做了一个怪梦：“他的所有讼案，全部败诉，”于是他就跟我抱怨了一番。当时，我只好推说：“风水轮流转，一个人毕竟不可能永远胜诉吧！”但我私底下却在想：“八年同学期间，我一直名列前茅，而这家伙成绩，始终平平，因此会不会他内心总有个想法，希望有一天我也会表现得只不过尔尔呢？”

        还有一个女病人告诉过我一个更悲惨的梦，来反驳我的理论。这病人是个年轻少女，以下便是她的独白：“你总记得我姐姐现在只有一个男儿查理吧，她那长男奥图在我尚与他们同住在一起时，即告夭折。我当时最疼爱奥图，而且他也几乎都是由我带大的。当然，我也很喜欢查理，但他总不及奥图那么惹人爱。昨晚，我竟做了一个怪梦：我梦见查理僵硬地躺在小棺木内，两手交叉平放着，周围插满了蜡烛。总之，那样子就像当年奥图死时的情景。

        现在，请你告诉我，究竟这梦是什么意思呢？你了解我的，难道我真的那般狠心地希冀我姐姐连那最后的一个宝贝儿子都死去吗？或者说这梦只是表示出我宁可查理代替我那宝贝的奥图去死呢？”

        我保证她，她所做的第二个解释是一定不成立的。经过一番思考以后，我终于能够给她一个满意的解释。当然，主要还是因为我对她过去的一切都有很深的了解。 

        这女病人是幼失怙恃的孤儿，从小即由较年长甚多的大姐养大。在那常来她家拜访的亲友中，她邂逅了一位使她一见倾心的人物。有一段时间他们几乎已到了谈论婚嫁的阶段。然而，这段美满良缘却因她大姐无理的反对，而告吹。经过这段破裂，那男的就尽量避免到她家来，而她自己在奥图（这她曾把那破碎的爱情转移到他身上的小孩子）不幸夭折后，她也伤心地离家远行，另谋独立。然而，她却始终无法忘怀这使她一度倾心的男友。但她的自尊心，使她不愿主动去找他，而她又无法将这份爱情转移给其他对她求婚的人。她这爱人是一个文学教授，不管他在哪儿有个学术演讲，她必是永远在场的听众，而且她从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偷偷望他一眼的机会。我记得在做这梦的前一天，她曾告诉我，这教授明天将有一个发表会，而她也一定要赶去给他捧场。也就在这发表会的前一个晚上，她做了以上那个梦，而她告诉我梦见的日子也就是发表会的这一天。因此我能很清楚地看出了这梦的真谛。于是，我追问她究竟在奥图死后，有什么特别事件发生呢？她马上回答道：“当然，我记得最清楚了，教授在阔别这么久后，也突然赶回吊丧，而使我在奥图的小棺木旁，再度与他重逢。”而这就正是我早就心里有数的。于是我有了如下的解释：“如果现在另一个男孩子又死了，那种同样的情形，将必会再重演。你将回去与你姐姐厮守终日，而教授也一定会来吊丧，如此你就能够再一样地与他重逢。这梦只不过是表示了强烈的想再见他一面的愿望——一个你一直在内心挣扎，不得安宁的愿望，我知道你已买了今天发表会的门票，你的梦是一种焦躁的梦，对那差几小时就可达到的愿望都等不及的表现。” 

        为了把她的愿望，予以更周全的伪装，她在梦中还故意选用了最悲哀的气氛——丧事，以掩饰那与此完全相反的爱情之狂热。然而，事实上，在她最疼爱的奥图死亡的时刻，她仍无法抑制自己对这久别的情郎所具有的寸断柔情。

         此外，我又分析过一个内容大略相似的梦，但解析出来的结果，竟是与上一个病人完全相反的意义。这是一个富于急智、天性乐观的中年妇人，在她作“自由联想”时，其联想之丰富迅捷也着实使我相当佩服。她梦中仿佛看到她那十五岁的女儿，僵死地躺在“箱中”。

         虽然她自己也考虑到关于“箱子”这东西，可能隐含有某种意思在内〔9〕，她仍坚决地以此梦来驳斥我所主张的“梦是愿望的达成”。经过一段的分析以后，她想起这前一个晚上，她曾与一大堆朋友，提到英文字Box这个字，可以翻译成一大堆德文的不同意义的字，臂如箱子、包厢、橱柜、掌掴等等。由梦中的其他内容看来，很可能事实上在她心里曾把英文字“Box”与德文的盒子（Büchse）拉上了关系。而且她也深知在德国的猥亵谑语中，往往Büchse这个字是指着女性生殖器的。这样看来，我们也许就可大胆地加上解剖学眼光来看，她的“小孩死在箱子里”实在意味着“小孩死在子宫里”。至此，她不再否认这样一说倒是合了愿望的达成。就像一般年轻女子，大多不愿太早就有了身孕，而为子女劳累。她也承认当初她怀孕时，曾希冀胎儿会死于腹中。甚至在一次与她丈夫激烈的口角后，她曾自己用力痛击其肚皮，希望能促成流产。因此，“孩子的死”确实算得上是一种愿望，只是经过了这么多年，生下的孩子也已十五岁了，今昔迥异，也难怪她一时想不出这道理来。 

        以上所举的两个梦（内容均为亲友的死亡）均可列于“典型的梦”之内。而且以下我要再举一新例子，以重申我的主张“不管梦的内容乍看是如何地不幸，其结果均仍为愿望的达成”。这个梦，本来也是用来反驳我那理论的。但这并不是一个病人所提供的梦，而是来自一位我的法学界的朋友。他告诉我：“我梦见我挽着一个妇人的手，在我家门口附近散步。 

        这时有一辆门关着的马车，停在街旁，突地闪出一个人，走到我面前，出示他刑警的身份，而要我同他一道去警局。当时，我只是求他给我一些时间处理一些事务，再跟他走……”。

         这法学家问我：“难道你会说我心里盼望着被警员拘捕吗？”我只好承认，“这当然不可能，但你可搞清楚他们是以什么罪名，来拘拿你呢？”——“我相信是杀婴罪，”——“杀婴罪？但你也知道，这只是母亲才能对刚生下来的小孩下手的啊？”——他尴尬地回答道： 

        “但事实上就是如此。”〔10〕于是，我再问他：“在哪种状况下，你做这个梦呢？在那前一晚上，发生了些什么？”——“我可不太愿意再说下去了，这实在不足为外人道也。”——“如果你不说，那我想这梦是永远解不开的！”——“好吧！我就告诉你吧！那天晚上我并不在家睡觉。我是与一个深爱的女人一起睡觉的。而且，隔天一早醒来时，我们又发生了一次关系，而后我又睡着了。也就在那时，才做了前述的那个梦。”——“这女人结婚了吗？”——“是的！”——“你并不希望她怀孕吧？”——“不！这样会使我们双方都身败名裂的！”——“那么你们从不曾作正常的性交吧？”——“我每次均注意在射精前就出来。”——“那么我是不是可以这样推想，那天晚上你俩都十分小心翼翼地做那些事。但清晨再作的那次你可没有十分确实作到避孕的把握吧？”——“嗯！似乎是这样的！”——“那么，我仍然说这梦也是愿望的达成。由这个梦，你可以告诉自己，你并未生下孩子或是你已把它杀死了。我可以很容易地指出某些有关联的地方。你大概还记得，几天前我们曾一起讨论过结婚的烦恼，而发现一个最大的矛盾就是性交时作任何避孕的办法都可以，而一旦卵子受精成了胎儿以后，再作任何补救办法，却都构成刑法上的罪行。那时我们也曾讨论道，这都是由中古世纪那种‘胎儿已具有灵魂的观念，才导致今日这种谋杀罪名’的成立。

         当然，你也知道雷恼曾有一首诗，就把杀婴与避孕讽咏成同一罪行，”——“咦！很奇怪地，当天早上我曾想到过雷恼这首诗呢！”——“好！现在，我要再告诉你梦中另一个附带的愿望达成，你不是说你梦见挽着一位女人的手走在你家门口吗？因此你心理实在是希望能正大光明地带她回到你家去，而不必像事实上那般偷鸡摸狗地在她家偷情。事实上，这梦的本质——愿望的达成，虽用如许不愉快的形式来伪装，我们仍可能再找出不只一种的解释，在我对焦虑心理症的病因所作的报道中，我曾提到‘中断性交’是一种构成神经质恐惧的因素之一。由此看来，你经过多次的这种性交，心中已充满不愉快的阴影，而由此构成了你所做的梦，甚至还利用不愉快的心境来掩饰你愿望的达成。同时，你所提到的‘杀婴罪’也尚待探讨。为什么这种只有女人才作的罪行，会发生在你身上呢？”——“我将坦白告诉你，几年前我曾有过类似的问题，我与一个少女发生关系，而使她受孕。为了名誉攸关，她悄悄地自己去坠胎，其实，坠胎前我真的是完全不知情的。但事后我却一直有段很长的时间不时在担心着，万一东窗事发之时，何以自处？”——“我能了解你的心境的，你这回忆也说明了另一理由，使你会因为一次‘中断性交’的作不好，而引起如此大的恐惧不安。” 

        一位年轻的医生，由于听了我关于以上那梦的分析他颇为同意，而对自己昨晚的梦，以这种分析手法作了一番解释给我听。他说他在做梦的前一天填报了他的收入数目。由于此时他收入甚微，所以他就据实地填报。但他却梦见他朋友告诉他税务委员们对于他的收入申报数字表示怀疑，以为他以多报少，以便逃税，因此将罚以重金。其实这梦只是伪装了他的一大愿望——希望成为收入丰盈的名医。这同时又使我想起在某个故事中的一位陷入爱河而不能自拔的小姐，当人家劝她决不要嫁坏脾气的家伙，不然婚后她是会挨揍的。她却毅然回答：“我但愿他肯揍我！”她对婚姻的愿望强烈到使她在婚前即已考虑到这些不幸，而且甚至还把它当为愿望呢！ 

        如果我将这一类似“愿望的否认”或“隐忧的浮现”为内容的这种乍看之下与我理论完全相反的梦，统称为“反愿望之梦”的话，我在这些梦中可以归纳出两个原则。其中之一为我们日常清醒或梦境中均常发生的，但我们暂且留待以后再提。我们现在先说第一个原则，那就是他们的梦均具有希冀“我是错了”的动机。每一个病人在治疗期间发生“阻抗”时，均有此种梦的内容。事实上，我有充分的经验，每次只要我向病人说“梦不外是愿望的达成”，即可引发他们这类“反愿望之梦”〔11〕。事实上，我甚至相信，现在在读我这本书的读者们，也可能就有这种与我理论不符的梦。最后我想再举一个我治疗病人中所得的一个梦，以重申这原则的真谛。一个年轻女子，虽然她的亲戚以及他们所请教的专家们，均反对她继续接受我的治疗，她却仍执意要来我诊所就医。她做了如下一个梦：“她家人不准她再来我这儿看病，于是她提醒我说，你曾答应我，如果情形需要的话，你要免费医我。而我回答：我决不在乎钱的问题。”以这个梦来作“愿望的达成”的证明，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这一类的梦，往往可借由其中另含的次要问题的解决，来发掘主要问题的症结，她为什么在梦中使我说出那种话？当然，事实上我从不曾说过那种话，而是一个对她深具影响力的哥哥，曾对我作如此的批评。因此，这梦的目的是要说她哥哥的话是对的，而她并不只想在梦中证实她哥哥的话，她甚至把它当作生命之目的，也成了她生病的动机。

        一个乍看似乎用我的理论特别难以解释的梦，是一位叫史特尔克医生的梦以及他自己所作的解<tt></tt>释。他梦见“我发现我左手食指头有初期梅毒感染”。

        有人也许会以为这梦内容，除了不合愿望达成的原则以外，看来十分合理并不需再作任何解释。但，如果你肯花费一点心血去探讨的话，你会发觉初期感染这个名词非常近似拉丁文的“初恋的爱人”，而以史特尔克自己的话来说：“这勾起了我自己过去情场的失意，而这梦根本是带着强烈感情的愿望达成。”

        现在让我们再来讨论另一个“反愿望之梦”所具的原则。其实这个动机也是很明显的。

        许多人的性体质中，多多少少均有由“侵犯性”、“虐待性”转变而成相反的“被虐待的成分”。如果他们能不以加之于肉体的痛苦，来满足其快感，而却能以谦逊、慈爱的牺牲态度来表现的话，我们即可称之为“理想的被虐待症”。很明显地，这一类人可能做的梦均是“反愿望之梦”。然而，这对他们而言，却正是一种由衷的期盼。因为唯有这样才能满足他们被虐待的倾向。这儿还有个梦：一个年轻男人，早年时曾十分折磨他哥哥（其实他对这哥哥一直有种几近同性恋的喜好）。但长大后，他顿悟前非，而完全改变他的态度后，他做了这样的梦。其中包括三部分：（1）他被他哥哥所欺负；（2）两个男人正同性爱地互相爱抚；（3）他的哥哥将他名下所拥有的事业，未经他的同意，即变卖掉。而由这最后一个梦他很痛苦地醒过来。然而这其实是一个被虐待者愿望满足的梦。这可以如下解释的：如果我哥哥果真那样对我不好，罔顾我的利益地变卖我的财物，那就可以减轻我自己过去所做对不起他的种种罪恶感。

        我希望上述这些例证，可以足够证明——在未有任何更新的反对理由提出以前——一个内容痛苦不堪的梦，其实是可以解析它仍然是愿望的达成（我并不认为我们已完全解决了这问题，以后的篇幅里，我将会再讨论到）。我们也不要以为在解析时发现到的，总“刚好”

        是一些令人平时不愿想或做的事。其实这些不愉快的感觉，就像我们平时对不愿干或不愿意提起的事，所发生的反感一样，是我们在想解开梦之谜底时，所必须克服的阻力。但我们提到梦中的反感，并不意味着梦里就没有愿望的存在。每一个人，其实也都有一些不愿讲出来的愿望，甚至有些连对自己也都想否认，然而，我觉得我们大可以合理地将所有梦的不愉快性质与梦的改装放在一起考虑，而获得如此的结论：这些梦均被改装过的，因为梦中之愿望，平时招致严重之压抑，所以愿望之达成均被改装到乍看之下无法看出的地步。因此，我们也可以说，梦之改装其实就是一种审查制度（sorship）的作业。由所有梦中不愉快的内容分析结果，我拟出以下这个公式：“梦是一种（受抑制的）愿望（经过改装而）达成。”〔12〕最后我想需要再提到与这以痛苦为内容的梦稍近的“焦虑之梦”。如果把这类梦，也算在愿望达成之列，相信对一般未受过梦析训练的人，更不容易接受。

        但在此我可以简单谈谈焦虑之梦。事实上，这种梦并非梦的解析的另一对象，它只不过是以梦本身来表示出一般焦虑的内容而已。我们梦中所感受的焦虑就是梦内容所明白地表示的那些念头而已。如果我们想对这种梦再作解析，那就会发觉梦所表示的焦虑就如恐惧症所生的焦虑一样，它只是由某种念头的存在而引起焦虑。举例而言，从窗口掉下去是有可能，因此一个人走近窗口时应当小心些。但我们就不懂为什么对这类恐惧症病人而言，靠近窗口竟会带给他们那么大的焦虑远超过事实上所需的小心，同样地对这种恐惧症的解释，也可适用于焦虑之梦。这两者一样地，焦虑均附着于来自另一来源的某种意念上。 

        由于梦中之焦虑与心理症焦虑有密切关系，既提到了前者，使我不得不在此对后者作一番讨论。在一八九五年，我曾写了一篇有关焦虑心理症之短文，主张“心理症焦虑”均起源于性生活，而且多为其原欲由正常的对象转移而无所发泄。这论点的正确性，经过几年来的例证，均屡试不爽。而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种结论：“焦虑之梦”的内容多与性有关，也就是这种内容中所附的“性欲”转化而产生“焦虑”。以后我将再利用机会找几个心理症病人的梦作分析，来印证这个结论。而且最后当我要完成梦之理论时，我将会重新再对这焦虑之梦，作一番探讨而指出它们也完全符合愿望达成的理论。 

        ————–●注释: 

        〔1〕约等于副教授。以下暂译为副教授。在奥国境内，这种任派均由教育部指定。有关这件推荐的事实，可于弗氏一八九七年二月八日给弗利斯的信中找到，而这梦也在三月十五日的信内提到。以下所提提名荐升的内幕，当然是指着当时在维也纳猖獗的反犹太人风气。（译者按：弗洛伊德为犹太人）

        〔2〕连我自己事后也百思不解，为什么在我克服了对分析所具的阻力以后，我的记忆力竟怪到对自己说，我只有一个叔叔，而梦中的叔叔就是他。事实上，当我完全清醒时，我很清楚我一共有五个叔叔，只是我比较喜欢其中一位而已。

        〔3〕此段系哥德《浮士德》中第四幕墨菲斯佗弗雷斯的道白，弗氏在本书第六章第七节曾再度引用，他对此段非常欣赏，亦曾于一八九八年二月九日给弗利斯的信中提到，并且在一九三○年弗氏领取“哥德奖”时所作的演讲中，又提到这句话。

         〔4〕译注：Strachey版本译为心理力量Psychicalforces。

        〔5〕这种伪善的梦，在我与别人，均非少见。记得我正为某件科学问题而操心的那几夜，我都一直梦见与一位绝交多年的朋友，重修旧好。经过多次的努力，我终于探究出这梦的真正意义。那其实是用来鼓励我自己忘掉那尚残留心内的疙瘩，而使自己能对那件事情不再介意，但在梦中，我却虚伪地扮演了相反的角色。我曾记载过“虚伪的伊底帕斯梦”，而在那里面，我们也可看出梦思中的“敌视”、“死亡愿望”，均被表现出来的“温柔”、“善心”所取代。

        〔6〕以后我们再提到刚好相反的情形——梦表示第二心理步骤，所企求的愿望。

        〔7〕试比较“坐着给画家绘像”与哥德Totalitüt中之诗句：当他失去了背面，他的高贵又焉能存在呢？

        〔8〕我自己深感把这段歇斯底里症的病情列在篇幅内讨论，殊为不当。因为这儿只是片段的陈述，无法作一整个的个案报告，但我仍衷心希望这能帮助各位了解梦与心理症病人的密切关系。

        〔9〕就像梦到熏鲑、晚餐的情形一样。

        〔10〕梦往往被陈述时均不能完全，而只有借着分析，才能点点滴滴地找出一些线索来，而这些线索往往成了“破案”的关键。参照第七章梦的遗忘。

        〔11〕这几年来，许多听过我的讲学的人，也都纷纷写信告诉我，他们在治疗病人时，也有这种类似的经验。

        〔12〕就我所知，不少当代的诗人，并未听过我的“精神分析”、“释梦”，但却由他们本身的经验里，归纳出同样的真谛：“以伪装的面目、身份表示出受压抑的希望”（如Spitteler所作“我最早的生活经验”一文）。在此，我并拟再抄一段兰克有关这方面的结论“就婴期‘性资料’的说法来看，梦往往是代表达成的心愿，而且多半是性欲的愿望以改装过的、象征的形式出现”。我从不曾提过我完全同意兰克这句话。其实这句话，就我看来是完全对的。但我却发现因为这种话，而使精神分析备受攻击，以为我们的主张竟是“所有梦，均含有‘性’的成份”。果真一个人对兰克这种话会曲解成这种独断意思，那么那人也着实太欠修养了，他们也未免太急于攻击别人了。就在几页前，我曾提过不少小孩的梦（到乡间远足、有一餐饭没吃等），其他我也提过口渴、想小便，单纯的方便或舒服的梦。甚至兰克本人也并未用独断的口气说出那句话，他是说“而且多半是性欲的愿望”，何况这结论也可以由大部分成人的梦，加 以证实呢！然而，最主要问题是我们精神分析学者所用的“性的”一词，并非与一般人所意会的意义完全雷同，而反对我们的人永远不会推究，我所说的梦，是否真的全部由我们所说的“原欲的机动”所促成。 

     第五章-前言 

         前言 

        由于分析了伊玛打针的梦以来，我们了解到梦是一种愿望的达成；而紧接着我们便一直把兴趣集中于这论调的讨论与证明上，以期能找出梦的一般通性；而也因此我们在解析过程中，多少忽略了其他一些特殊问题。现在，既然我们已在这条路上找到了终点，且让我们回过头来，另寻一新径，试图对梦作更深一层的探究。可能此后我们将少提到“愿望的达成”，但将来我仍会再综合起来作一结论的。 

        现在..我们已知道，循着解析的手法，我们可以由梦之“显意”看出更具意义的梦之“隐意”。然而在“显意”中所显示的哑谜、矛盾常常不能满足我们释梦的工作，因此对于每个梦作更详尽的个别探究，确实是非常需要的。

         以前的学者对梦与醒觉状态的关系，以及梦的材料与来源所发表过的意见，此地不拟详述。但我们在此要特别提出三个常被提到，但从不曾清楚阐释过的主张： 

        一、梦总是以最近几天印象较深的事为内容（Robert，Strümpel，Hildebrandt，WeedHallam均主张此说）。

         二、梦选择材料的原则完全迥异于醒觉状态的原则，而专门找一些不重要的次要的被轻视的小事。

         三、梦完全受儿时最初印象所左右，而往往把那段日子的细节，那些在醒觉时绝对记不起来的小事重翻旧帐地搬出来〔1〕。

         当然，他们对这些有关梦材料的选择，所作的种种看法，均是以梦之“显意”为准的。 

     第五章-甲、梦中的最近印象以及无甚关系的印象-1

         以我个人的经验而言，梦内容的来源到底是什么？我一定马上回答“几乎在每一个我自己的梦中均发现到其来源就在做梦的前一天的经验”。事实上，不只我一人如此，大部分的人也均有此感。基于这个事实，我往往在解析梦时，先问清做梦的前一天内发生什么事，而尝试在这里找出一些端倪。就大部分个案而言，这的确是一条捷径，就上章我曾分析过的两个梦（伊玛的打针与长着黄胡子的叔父）来看，的确一问起前一天的事，整个疑梦就水落石出了。但为了更进一步证明它是多真实的方法，我将把自己的“梦记本”抄几段以飨读者。 

        以下我拟提出一些与梦内容之来源问题有关的几个梦：

        一、我去拜访一家很不愿接见我的朋友……，但同时却使一个女人枯等着我。

        来源：当晚有位女亲戚曾与我谈到她宁可等到她所需要的汇款到手，直到……。

        二、我写了一本有关某种植物的学术专论。 

        来源：当天早上我在书商那儿看到一本有关樱草属植物的学术专论。

         三、我看到一对母女在街上走，那女儿是一个病人。 

        来源：在当天晚上，一位在接受我治疗的女病人，曾对我诉苦，说她妈妈反对她继续来此接受治疗。

         四、在S＆R书局，我订购一份每月索价二十佛罗林（一种英国银币，值二先令）的期刊。 

        来源：当天我太太提醒我，每周该给她的二十佛罗林还没给她。 

        五、我收到社会民主委员会的信，并且称呼我为会员。

        来源：我同时收到筹划选举的自由委员会，以及博爱社的主席的来涵，而事实上，我的确是后者的一个会员。

        六、一个男人，就像伯克林一般，由海里沿峭壁如履平地地走上来。

        来源：妖岛上的德利佛斯以及其他一些在美国的亲戚所传述的消息等等。

        现在，紧接着我们就有一个问题，到底梦果真只是当天的刺激所引起的吗？或者是在最近的一段期间所得的印象均可影响梦的产生呢？这当然不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但我却愿意在此先对这当天所发生的事，对梦所影响的重要程度 作一探讨。每次只要我发觉我的梦的来源是两三天前的印象，我就再细心去研判它，而我就发现到这虽是两三天前发生的事，但我在做梦前一天曾想到这件事。那也就是说，那“印象的重现”曾出现在“发生事情的时刻”

        与“做梦的时刻”之间，而且，我能够指出许多最近所发生的事，因为勾起了我旧日的回忆，以致重现于梦中。但，另一方面，我仍无 法接受史瓦伯拉所谓的“生物意义上的规则时差”。他以为在引起产生梦印象的白天经验与梦中的复现，其时间差不会超过十八小时。

        目前，我只能说，我深信每个梦的刺激来源，均来自“他入睡以前的经验”。

        艾里斯，他对这问题也很有兴趣，而且曾费尽心血地想找出经验刺激至梦中复现之间的时差，但也仍无法得到结论。他曾叙述一个自己的梦：他梦见他在西班牙，他想去一个叫Da－raus或Varaus，或Zaraus的地方。但醒来后，他发觉他根本记不起有过这种地名，同时也无法联想出什么来。但几个月后，他发现到在由Saian到Bilbao的铁路途中，的确有一个站叫做Zaraus，而这个旅行是他做这梦前 八个月去的。

        因此最近发生的印象（做梦当天则为特例），事实上与很久很久以前所发生过的印象，对梦内容所具的影响是一样的。

        只要是那些早期的印象与做梦当天的某种刺激（最近的印象）能有所连带关系的话，那么梦的内容是可以涵盖一生各种时间所发生过的印象。

        但究竟为什么梦会那般器重最近的印象呢？如果我们再拿以上曾举过的一个梦，来作更详尽的分析，也许可以获得某种假设。

         关于植物学专论的梦

        “我写了一本关于某种植物的专论，这本书就放在我面前。我翻阅到书中一页折皱的彩色图片，有一片已脱水的植物标本，就像植物标本收藏簿里的一样，附夹在这一册里头。” 

    第五章-甲、梦中的最近印象以及无甚关系的印象-2 

    分析 

        当天早上，我曾在某书商的玻璃橱窗内，看到一本标题为“樱草属”的书，这显然是一本有关这类植物的专论。

         樱草花是我太太最喜爱的花，她最喜欢我回家时顺手买几朵给她。而我最感遗憾的便是，我很少记得带这花回来给她。由这送花的事，我联想另一件最近我才对一些朋友们提起的故事。我曾用此故事，来说明我的理论——“我们经常由于潜意识的要求，而遗忘掉某些事情；其实，我们可由这遗忘的事实，追溯出此人内心不自觉的用意。”我所说的那故事是这样的：有位年轻太太，每年她生日时，她先生总会送给她一束鲜花，而有一年，她先生竟把她的生日忘了。结果那天他太太一看他空着手回到家，竟伤心地啜泣起来。这位先生当时有如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等到他太太说出，“今天是我的生日”时，他才恍然大悟，自打脑袋地大叫“天啊！对不起！对不起！我竟完全忘掉了！”而马上回过头想出去买花。但她已伤心不已，并且坚称她丈夫对她生日的遗忘，分明是已不再像往日那般爱她的铁证。而这位L女士两天前曾来过我家找我太太，并且要她转告我，她现在身体已完全康复（她几年以前，曾接受过我的治疗）。

        其他还有一些补充的事实：我确实曾经写过一篇关于植物学的专论，我所谈的是古柯植物的研究报告，而这篇报告引起了喀勒的兴趣，以导致发现到其中所含古柯碱的麻醉作用。

        当时，我曾预示古柯所含的类碱将来可能用在麻醉一途上，只可惜自己却未能继续研究下去。而做梦醒来的那天早上（那天早上太忙，我未能抽出时间对这梦作解析，而直到那天晚上，才开始分析），我在一种所谓白日梦的状态下，曾想到古柯碱的问题，并且梦见我因为患了青光眼，而到柏林一位记不起什么名字的朋友家中，请一位外科医师来给我开刀。这外科医生，他不知道我的身份，于是尽在吹嘘自从有了古柯碱问世以来，开刀变得如何如何方便，而我自己也不愿说出，关于这药物的发现自己曾是一名功臣。因为在梦幻里，我还考虑到一个医生要向他的同业索取诊疗费是多么尴尬的事。因此，如果他不认识我，那我就可以不必欠什么人情地付帐给这柏林的眼科专家。但等到我清醒过来回味这白日梦时，我发觉这里头的确隐含着某种回忆。在喀勒发现“古柯碱”不久以后，我父亲因为青光眼而接受我的一位朋友眼科专家柯尼斯坦的手术。当时喀勒亲身来负责古柯碱麻醉，而在开刀房里，他曾说了一句话：“嘿！今天可把咱们这三位与发现古柯碱工作有关的家伙都聚在一堂啦！” 

        现在我的思潮又跳到最近一次使我想起古柯碱的场合。就在这几天前，我收到一份叫Festschrift的刊物，这是由一些学生们，为了表示感谢他们的老师们，以及实验室的指导先生们的教导而凑资印发的。刊物中在每位教授的名位下，均列出他们的重大著作及发现，而我一眼就注意到他们将古柯碱之发现归功于喀勒之名下，现在我才恍然大悟，这个梦是与前一个晚上的经验有关。那天晚上，我送柯尼斯坦医师回家，归途中两人谈到某一话题（每当提起这话题，我就会感到无比兴奋）甚为投机。结果到了门廊，我俩仍站在那儿讨论不休。刚巧格尔特聂教授夫妇正要盛装外出，我曾礼貌地对他太太的花容玉貌予以称赞几句，而我现在才想起，这位教授就是我刚提到的那份刊物的编者之一，而很可能就是因这次邂逅而引起我那些联想。其他，还有我所提过的L夫人生日那天的失望，而我与柯尼斯坦的谈话内容可能也多少有关。 

        我现在想再对梦中另一成分作一解释。“一片已脱水的植物标本”夹在那本学术专论的书里，并且看来就像是一本“标本收藏簿”一般，而标本收藏簿（Herbarium）这字，使我联想Gym－nasium（德国高等学校）这个字。于是我想起有一次我们高等学校的校长召集了高年级学生，要大家一起编一本高校的植物标本采集簿，以免只是死读书而不知实物与书本的配合。校长所指派给我的分量很少，只有几页有关十字花科的而已，使我觉得他似乎认为我是一个帮不了什么忙家伙。其实我对植物学一向就不太喜欢，记得入学考试时，在口试那一关，他曾考我有关标本的名字，而我就是栽在这种十字花科的题目。要不是靠着笔试拉回一些分数，我可真要考不上呢！十字花科其实就指着菊科，而我事实上最喜欢的花——向日葵便是属于菊科。我太太，她可比我更体贴，到市场买菜时，经常都替我买些这种我最喜欢的花回来。 

        “那本专论就摆在我面前”，这段又引起我另一联想。昨天我的一位在柏林的朋友曾来信说：“我一直憧憬着你想写的有关‘梦的分析’的书能早日问世，仿佛间好像你已大功告成，而那本大作就摆在我面前让我逐页翻阅着。”喔！其实我自己更是多么希望这本书真的写?完了，而能呈现在我面前呢！

        “那折皱的彩色图片”。当我仍是一位医科学生时，我一股傻劲地只想多读一些学术专论。虽说当时经济并不宽裕，但我仍订阅了一大堆医学期刊，而里头所含的彩色图片，给予我深深的喜好。同时我也一直以我这种治学之精神而自傲。而当我开始自己写书，而必须为自己的内容作插图时，我记得就曾有一张画画得太糟，以致曾受到一位善意的同事的揶揄。

        由这我不知怎地又联想到我童年的一段经验。我父亲，曾有一次不经心地递给我与妹妹一本内含彩色图片的书（一本叙述波斯旅游的书），而看着我们把它一页页地撕毁。这由教育的观点来看，实在大有问题，当时我只有五岁，而妹妹还小我两岁，但我们两个小孩子无知地把书一页页地撕毁（就像向日葵片片地凋落）的影像，却历久弥新地常存于我的脑海里。后来我上了学以后，我开始对收藏书本发生疯狂的兴趣（这点有些类似我因为喜欢阅读学术专论的嗜好导致梦里那种有关十字花科与向日葵之类的内容一般）。其疯狂程度真可用“书呆子”一词以喻之。从那以后，我经常注意到我之所以如此疯狂可能与我童年这段印象有关。

        换句话说，我认为是这段儿时的印象，导致我日后收藏书籍的嗜好。当然，我也因此充分意识到我们早年的热情往往是自找麻烦的。因为当我十七岁时，我就因此欠了书商一笔几乎付不起的书资，而当时我父亲又不太赞成，只因为多看书是一种好嗜好就纵容我这般挥霍。但提到这段年轻时的经验，又使我联想到这正是我做梦的当天晚上与柯尼斯坦相谈甚欢时，他所提到的我的大缺点——我这个人常常过分地沉醉于自己的嗜好里头。

        由于再再讨论下去，有些与这梦之解析无甚关系，我们的分析工作就到此告一段落，不再细谈。我只拟在此指出我们演绎的过程是如此地由“山穷水尽”而至“柳暗花明”。其实，我与柯尼斯坦所谈的在此我只提出某一部分而已，而经过这些对话的再细细品味，才使我对这梦的意义完全豁然开朗。所有我思路的进行就如以下所列的：由我私人的喜好、而至我妻的喜好、古柯碱、接受医界同僚的治疗引起的尴尬，我对学术专论的喜好，以及我对某些问题的忽视，就如植物学而言——所有这些再接上我当晚与柯尼斯坦的一些对话。就这样地，我们又再度证明出，梦是如此地为自我本身的理想与利益想尽办法（就如以前所分析过的伊玛的打针一样）。如果我们再就梦的论题继续推演下去，并且就这两个梦之间作一参照，我们可以发现尚有一个问题需待讨论。一个与梦者本身乍看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的故事，往往一变就产生了确切的意义。现在这梦显示了这样的意义：“我的确曾经发表过甚多（有关古柯碱）的有价值的研究报告”，就像以前我曾表示的“自许”：“我毕竟是一个工作勤奋、做事彻底的好学生”，而这两句话不外乎一个意思——“我确实值得如此自许”。由于我所以提出这梦，主要是要讨论梦如何由前一天的活动，所引起的关系，所以以下不再对这梦作进一步解析。本来我以为梦的显意只与一种白天的印象有明显关系，但当我完成了以上的解析以后，我才发现到在同一天的另一个经验，也很明显地可以看出是这梦的第二个来源。而梦中所出现的第一个印象，其实往往反而无甚关系而为较次要的遭遇。“我在书店看到一本书”这开头确实曾使我愣了一阵，而那内容丝毫引不起我任何兴趣。而第二个经验却具有重大之心理价值，“我与至友，一位眼科医师热心地讨论了个把钟头，而这话题均使我俩很有感触，尤其使我勾起了一些久藏心中的回忆。而且，这对话又因某位朋友的介入而中断”。现在，且让我们仔细比较这两天白天所发生的事有甚关联，还有，它们与当晚所做这梦的关系是如何呢？

        在梦的“显意”里，我发觉到，它只不过提及较无关系的昼间印象。因此我可以如此地重申：梦的内容多半是常用那较无关大局的经验，而相反地，一经过梦的解析以后，我们才能发现到焦点所集中的事实上是最重要、最合理的核心经验。如果我的释梦确实是以梦的隐意按着正确的方法作出研判，那么，我可以说，我无意间又获得一大发现。我现在知道那些以为“梦只是白天生活的琐碎经验的重现”的谬论是站不住脚的，而我也不得不驳斥那些以为“昼间清醒时期的精神生活并不延续于梦中”的学说。还有，以为“梦是我们精神能量对芝麻小事的浪费”也是不堪一击的邪说。刚好相反地，其实在昼间最引起我们注意的完全掌握住我们当晚的梦思。而我们在梦中对这些事的用心，完全是在供应我们白日思考的资料。

        至于为什么我梦见的是一些较无关紧要的印象，而对那些真正使我非常激动到足以“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印象，却反倒隐藏不见。我想最好的解释方法，就是再利用“梦之改装”的现象中，所提过的心理力量中的“审查制度”来作一番阐释。那本有关樱草属的学术专论的记忆，使我想到与我朋友的谈话，就有如我那病人的朋友在梦中无法吃到晚餐，代表着熏鲑的暗示一样。如今，唯一的问题是：在“这本学术专论”与“眼科医生朋友的对话”，这两种乍看毫无关系的两个经验印象间，究竟是用什么关系牵连在一起？就“吃不成的晚餐”的梦而言，那两印象间之关系倒还看得出来。我那病人的朋友最喜欢的熏鲑，多少可由她那朋友的人格在她心中所产生的反应，而有蛛丝马迹可寻。然而，在我们这新例子里头，却是两个完全漠不相关的印象。第一眼看过去，除了说“那都是同一天发生的经验”以外，实在找不出丝毫共同点。那本专论我是在早上看到的，而与朋友的对话是在当天晚上。

        而由分析所得的答案是这样的：“这两个印象的关系是在于两者所含之‘意念内容’，而不是在印象上的表面叙述中”。在我分析的过程中，我曾经特别强调地挑出那些连接的关键——某些其他外加的影响，借着L夫人的花被遗忘，才使有关十字花科的学术专论与我太太最喜爱菊花一事拉上关系。但我不相信，仅仅这些鸡毛小事即够引发一个梦。就像我们在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中所说的：“主啊！要告诉我们这些，并不一定要那些鬼魂由坟墓内跳出来！”且让我们再自己看下去吧！在更仔细的分析下，我发现那个打断我与柯尼斯坦的话题的，是一位名叫格尔特聂的教授，而格尔特聂的德文，意即“园丁”，又我当时曾称赞他太太的“花容玉貌”。的确，我现在又想起那天在我们的对话中，曾以一位叫弗罗拉（罗马神话之花神）的女病人为主要话题，这很明显地由这些关键将讳莫如深的植物学与同一天另外发生的、真正较有意义的兴奋印象连接起来，其他尚须提到有些关系的成立，如古柯碱的一段就很适切地把柯尼斯坦医师，与我的植物学方面的学术论作纠合在一起，也因此而使这两个“意念的内容”熔于一炉。所以，我们可以说，第一个经验其实是用来引导出第二个经验的。

        如果有人批评我这种解释为凭一己之意的武断臆测，或根本是人为编织出来的话，我是早就有心理准备的。如果“格尔特聂”教授与“花容玉貌”的太太不出现的话，或如果我们所讨论的那女病人叫安娜，而并非弗罗拉的话……但，答案仍是不难找到的。如果这些念头的关系并不存在的话，其他方面也许还是可以有所发现的。其实这类关系，并不难找的，就像我们平时常用来自娱的诙谐问话或双关语之类。人类智慧的幅度毕竟是不可限量的。再进一步说：如果在同一天内的两个印象中，无法找出一个足够用得上的关系时，那么这梦很可能是循着另一途径形成的。也许在白天时另一些一样无关紧要的印象涌上心头，而当时被遗忘掉，但其中之一却在梦中代替了“学术专论”这印象，而经由这取代物才找出与朋友对话的关联。由于在这梦中，我们选不出比“学术专论”这印象更适合来作分析的关键，所以很可能它是最适合此目的了。当然，我们不必像雷辛（德国大文学家）笔下的“狡猾的小汉斯”一般地大惊小怪地发现：“原来只有世界上的富人才是有很多钱的！”

        然而，按照我以上的说法，那些无足轻重的经验，如何在梦中取代了对心理上更具重要性的经验，毕竟仍难被一般人所接受。因此我会在以后各章再多找机会探讨，以期能使这理论更为合理。但就我个人而言，由于无数的梦的解析所得的经验，使我不得不深信，这种分析方法所得的结果，确实是有其价值的。在这一步挨着一步的解析过程，我们可以发现梦的形成是曾产生了“置换”现象——用心理学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具有较弱潜能的意念必须由那最初具有较强潜能的意念里，慢慢吸取能量，而到某一强度才能脱颖而出，浮现到意识界来。这种转移现象其实在我们日常的动作行为中是屡见不鲜的。譬如一个孤独的老处女会几近疯狂地喜爱某种动物，一个单身汉会变成一个热心的收集狂，一个老兵会为一小块有色的布条——他的旗帜而洒热血，陷于爱情中的男女会因为握手稍久一点，而感到无比的兴奋。

        莎士比亚笔下的Othello只因掉了手帕而大发雷霆……这些都是足以使我们置信的心理转移的实例。但，果真我们同样地用这种基本原则，来决定自己的意念能在意识界浮现或抑压——这也就是说，所有我们想到的事，无非都得经过这种不自觉的过程而产生的话，我想我们多少总会有种“果真如此，未免我们人的思考过程是太不可思议，太不正常了”，而且如果我们在醒觉状态下意识到这种心理过程，相信我们一定会认为这是想法的错误。但，以后慢慢地我们再经过一些讨论，我们就会发觉梦中所作的转移现象之心理运作过程，其实一点也不会是不正常的程序，只是比一般较原始的正常性质稍有不同而已。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梦之所以用这类芝麻小事作为内容，其实无非就是一种“梦之改装”的表现经过“转移作用”。而且，我们也应当可以想到梦之所以被改装是由两种前述的心理步骤之间的检查制度所造成的。所以，可以预期到，经过梦之解析，我们不难由此看出，这梦的真正具有意义的来源，究竟来自白天的哪些经验，而由此种记忆再将重点如何转移到某些看来无甚关系的记忆上。然而，这观念与罗勃特的理论刚好完全相反，而我深信，他的理论其实对我们可以说毫无价值可言。罗勃特所要解释的事实根本就不存在。它的假设完全是因为无法由梦的“显意”中看出内容之真正的意义所引起的误解。对罗勃特的辩驳，我尚有以下几句话：果真如他所言，“梦的主要目的在于利用特别的精神活动，将白天记忆中的残渣，在梦中一一予以‘驱除掉’”，那么我们的睡眠将不可避免地成了一件严重的工作，而且甚至将比我们清醒时的思考更加令人心烦。因为我们白天十几个小时，所留给我们琐碎的感受之多，毫无疑问地就是你整个晚上都花在“驱除”它们也不够用的。而且更不可能的是，他竟以为要忘掉那么多残渣式的印象，竟能丝毫不消耗我们的精神能量。

        还有，在我们要贬斥罗勃特的理论时，我们仍有些不得不再探讨的地方。我们迄今仍未解释过为什么当天的，或甚至前一天的无甚关系的感受，竟会常常构成梦的内容。这种感受往往与在潜意识里的梦之真正来源，未能从一开头就找得出关系来。就以上我们所作的探讨，我们可以看得出梦是一步一步地朝着有意的转移方向在蜕变。所以要打开这种“最近但无甚关系的感受”与其“真正来源”，必须有待某种关键的发现。这也就是说，这所谓无甚关系的感受仍必须具有某种适合的特点。否则，那就要像真的梦中运思那般地漂浮不定，难以捉摸了。

        也许用以下的经验可以给我们一点解释：如果一天里发生了两件或两件以上值得引发我们的梦的经验时，梦就会把两件经验合成一个完整经验：它永远遵循着这种“强制规则”，而把它们综合为一个整体。举一个实例：有一个夏天的下午，我在火车车厢内邂逅了两位朋友，但他们彼此间并不认识。一位是很得人望的同事，另一位则是我常常去给他们看病的名门子女。我给他们双方作了介绍，但在旅途中，他们却始终只是个别与我攀谈而无法打成一片。因此我只好与这一位说这个，与另一个谈那个，十分吃力。记得当时，我曾与我那位同事提及请他替某位新进人物多加推荐，而那位同事回答说，他是深信这年轻人的能力的，只是，这位新人的那副长相实在很难得人器重。而我曾附和他说：“也就是因为这点，我才会认为他需要你的推荐。”过了不久，我又与另一位聊起来了，我问及他叔母（一位我的病人的母亲）的健康近况，据说当时她正极端虚弱而病危。就在这旅程的晚上，我做了如下的一个梦：我梦见那位我所希望能获得青睐的年轻人，正跻身于一间时髦的客厅内，在与一大堆有头有脸的大人物们处在一块。而后，我才知道那时正举行着我的另一个旅途伙伴的叔母的追悼仪式（在我梦中，这老妇人已死去，而我承认，我一直就与这老妇人关系搞不好）。如此地，我就将白天的两个经验感受在梦中综合而构成一个单纯的状况。 

        有鉴于无数次相同的经验，我将合理地提出一件原则——梦的形式是受着一种强制规则，将所有足以引起梦的刺激来源综合成一个单一的整体（在我以前，如德拉格、德尔伯夫等，也均提及过，梦有种倾向，常把每种有兴趣的印象，浓缩成一个事件）。在下一章里（关于梦之功能），我们将讨论到这种综合为一的强制规则，实在就是一种“原本精神步骤的凝缩作用”之一部分。

         现在我们要再考虑另一问题。究竟由解析所发现的这些引起梦的刺激来源，是否一定都是最近（而且非常有意义的）事件；或者只要是一种对做梦者心理上说来，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一连串思潮，而可以不拘时限，只要曾想到这事，便足以构成梦的形成。由无数次的解析经验，我所得的结论是：梦的刺激来源，完全是种主观心灵的运作，借着当天的精神活动将往昔的刺激变成像是最近发生一般的新鲜。

         而现在也许该是我们将梦的来源，所运作的各种不同状况，作一系统化整理的时候了！

         梦的来源包括： 

        甲一种最近发生而且在精神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而直接表现于梦中。如有关伊玛打针的梦，以及把我的朋友当作我叔叔的梦。

         乙几个最近发生而且具有意义的事实，于梦中凝合成一个整体。如把那年轻医生与老妇人的丧事追悼会合在一起的梦。

         丙一个或数个最近而具有意义的事情，在梦中以一个同时发生的无足轻重的印象来表现。如有关植物专论的梦。

         丁一个对做梦者本身甚具意义的经验（经过回忆及一连串的思潮），而经常在梦中以另一最近发生但无甚关系的印象作为梦的内容。（在所有我分析过的病人里，以这一类的梦最多。）

        由梦的解析，我们可以看出梦中某一成分，往往就是最近某种印象的重复出现。而这成分很可能是与真正引起梦的刺激（一种重要的，或甚至并不太重要的）属于同一个意念范畴内。也可能是来自与一无甚关系的印象较近的意念，而借着或多或少的联想可以由此再找出与真正引起梦之刺激的关系。因此梦的内容所以变幻万端，其实就在于这种情形的选择——“到底要不要经过‘置换过程’，而由此我们注意到，既然有这种‘选择性’的存在，梦本身当然会有各种不同程度的内容，就如医学上解释各种意识状态的变化幅度时，以为这是脑细胞的部分清醒至全部清醒的演变过程。”

        因此，当我们再对梦之来源作一探讨时，我们会发现有时一种在心理上具有重大意义，但却不是最近的印象（只是一连串的回忆），在梦的形成中会被另一种最近所发生，但在心理上无关痛痒的芝麻小事所取代，只要它能符合以下两种条件：①梦的内容仍保持其与最近的经验之关系。②引起梦的刺激本身必仍在心理上具有重大意义。而在上述的四种梦来源中，唯有（甲）类能以同样一个印象来满足这两个条件。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如果我们认为这些相似的，无甚重要的印象，只要是最近发生的，大可利用来作梦的材料，而一旦这印象拖过一天，（或甚至几天）的话，它们就再不能用来作为梦的内容，那我们就等于是认为印象的“新鲜性”在梦的形成中占有与该记忆所附的感情分量几乎相等的地位。其实，这“最近与否”的重要性，还是有待更多的探讨的。（详见第七章，转移关系。）

        附带地，我们尚须考虑到一种可能性——在晚上，我们是否曾不自觉地将我们的意念与记忆的资料，予以重大的改变。果真如此，那么俗话所说“在你做重大决定前，还是先睡个大觉再说吧！”就真是太有道理了。但讨论至此，我们实在已由“梦之心理研讨，转移到常会因而提到的睡眠之心理研讨”了。

        现在我们的结论仍面临一个难题的考验——如果一些无甚重要性的印象之所以能进入梦中，均需至少要与“最近”发生一点关系的话，那么，梦中有时出现的某些我们早期的生活印象，在该印象发生才不久时（也就是说，仍未失去其“新鲜性”时），如果是对心理上毫无特别印象时，为什么不会就在当时可以遗忘掉，就像史特林姆贝尔所说，既不新鲜又不是心理上非常有意义的事？

        关于这种诘难，我想我们可以由对“心理症”病人的精神分析所得结果，来做一满意的答复。解释是这样的：在早期发生的心理重大意义的印象，在当时不久即以转移、重新排列的手法，用一些无甚关系（对梦境或思考而言）的印象来取代，并且以此固定于记忆中。因此，这些出现于梦中，看来无关紧要的早期印象，其实在心理上均具有甚大意义的。否则果真它是毫无关系的早期经验，它决不可能于梦中重现的。

        由以上的这些说明，我想读者们都会与我一致地同意“所有梦均不会是空穴来风的”，因此，也没有所谓的“单纯坦率的梦”的存在。关于这点，除了对小孩的梦与某些对夜间感官受刺激引起的简单的梦以外，我可以绝对地，毫无保留地相信这结论的真确性。除了刚刚我所举的这些例子外，不管是明显到一眼即看得出具有重大心理意义的梦，或者是需要经过整套的解析，除去那些改装的成分，才解析得出其中真义的梦，最后都是合乎这结论的。梦是决不会毫无意义的，我们也绝不会容许琐碎小事来打扰我们的睡眠的〔2〕。一个看来单纯而坦率的梦，只要你肯花时间精力去分析它，结果一定是一点也不单纯的。如果用句较露骨的话来说：梦均表示出“兽性的一面”。由于这种说法必招诘难，而我自己也想找机会对梦的形成中，所具的改装作更详细的说明，我打算以下再拿几个我所收集的所谓单纯无辜的梦来作分析：

        一位聪慧高雅的少妇，在其生活中表现得十分保守，就如一般所说那种“秀外慧中型”

        的标准主妇，曾做了如下一个梦：“我梦见我到达市场.时太晚了，肉卖光了，菜也买不到”，当然，这是一个很单纯无邪的梦吧！但，我相信这并不就是梦的真正意义，于是我要她详述梦中的细节：她与她的厨师一道上市场，而由厨师拿着菜篮子，当她向肉贩说出要买的某种东西时，他回答说：“现在那种东西再也买不到了。”而拿另一种东西向她推销说，“这也很不错的！”但她拒绝了，于是再走到一女菜贩那儿，那女人劝她买一种特别的蔬菜，黑色的成束地绑着的，但这少妇回答说，“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我还是不要买好！”

        这梦与当天的昼间经验之关系是够清楚的。她当天的确是太迟才到市场，以致买不到任何东西。“肉铺子早已关门”，这经验深入其印象中，而构成梦中的这番叙述。但且慢！在这叙述中，丝毫不曾提到这肉贩的衣着是否有点不近常理呢！做梦者一直就未形容过他的服装色样，也许这是她故意避免的吧！且让我们好好地推敲这梦到底涵蕴着什么意义！

        在梦中，往往有些内容是以言谈的方式来表现的——就像是梦见某人说什么，或是听到什么，而并不一定只是想到什么，而且这种说、听的内容之清晰有时甚至也可以找出到底与日常清醒状态下所发生的哪一种情形有关。但当然，这些一经解析起来，只可用作一种尚待整理，或经过变化，而与原来真正内容略有出入的资料而已〔3〕。在我们这次的解析中，就用这种言谈的内容作出发点吧！那肉贩子的话“现在那种东西‘再也买不到了’”到底从哪个地方来呢？那是我曾说过的话呀！在几天前，我曾劝她说：“那些儿时太早的记忆，你可能‘再也想不起来的’。但，事实上它会在解析中找出已‘转移’至梦里头的。”因此，梦中的肉贩子其实是象征着我，而她之拒绝购买另一种代用品，也不过是她内心无法接受“以前的想法感觉会转移至目前的情形”的说法。“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我还是不买得好！”这句话又是从何而来呢？为了解析的方便，我们将这句话拆成两半：“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这句话是她当天与她那厨师为某件事发生争执时所说的气话，并且她当时还接着说了一句“你做事可要做得像样点！”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出又一个“置换作用”的发生，在那两句对厨师所说的话中，她将真正有意义的一句话压抑下来，而用另一句较无意义的话来代替。而这句抑压下去的句子“你做事可要做得像样点”却才真正合得上梦中所剩的一些内容。对某些人不合理的要求，我们往往会有一句俗话：他忘了关他的肉铺子。至此我们差不多已经看出这解析后的端倪来，然后我们再用那卖菜女人的对话来印证一下。一种绑成一束一束而卖的蔬菜（后来她又补充说明是长形的），又是黑色的，这种又像芦笋又像黑萝卜的梦中怪菜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我想我也不必再去详释这些代表着什么（想想，漫画中的“小黑，救救你自己吧！”〔4〕）。但就我而言，这“肉铺子”早已关门的梦所解析出来的故事，似乎与我们最初所猜测的与性有关的主题息息相关。由于在此我们并不拟探讨这梦的整个意义，所以还是就此结束。但至少到这儿，我们可以说，这梦尚有很多意义，而且决不是那般坦率无邪的〔5〕。

        1这个梦是上例的病人所做的另一个梦，就某方面看来，甚至可说是与上一个梦配成一对的梦。她丈夫问她：“我们那钢琴是否也该请人来调音了？”她回答说：“那大可不必如此，那琴锤本身迟早也快不灵了。”同样地，这又是一个当天白天所发生的事的重现。那天，她丈夫的确问过她这样的话，而她也的确如此回答过。但这梦的意义是什么呢？她自己说她认为那钢琴是一个“令人作呕的”老木“盒子”，专门产生一些最难听的音调来，那是她在结婚前，他先生就已“拥有”的东西〔6〕……。但真正的关键句子，则在于：“那大可不必如此”，这句话是来自昨天她的一位女朋友来访时的对话，她这朋友进门时，曾被要求脱下大衣，但她拒绝了，她说“谢谢，但我马上就要走了，那大可不必如此。”到这儿又使我联想到昨天她在接受我的精神分析时，她曾突然间抓紧她的大衣，因为她注意到她有一个纽扣未曾扣好。那意思好像是说：“请你不要由此窥看吧！那大可不必的。”“盒子”象征着胸部，而这梦的解析使我发现到她打从开始发育的年龄以来，就一直对自己的身材十分不满。而如果我们再把“令人作呕的”与“难听的音调”这件事也考虑在一起，我们便会发现到在梦里女性身体所常注意到的两件小事——身材、声调，其实无非是某种更主要的问题的代替品和对照。

         2在这里我将暂时中断前述那少妇的梦，而穿插另一个年轻男人的梦作一解析。“他梦见他又把他的冬季大衣穿上，那实在是一件恐怖的事”。这种梦表面上看来，是一种很明显地天气骤然变冷的反应，但再仔细观察一下，你就会发觉梦中前后两段，并不能找出合理的因果关系，为什么在冷天气穿大衣会是一件恐怖的事呢？在接受精神分析时，他本人第一个就联想到，昨天有一个妇人，毫不含蓄地告诉他，她那最后一个小孩完全是由于当时她先生所戴的保险套于性交时裂开而产生的成果。现在，他自己再以这件对他而言相当深刻的印象，演绎出以下的推论：薄的保险套可能有危险（会裂开而使对方受孕），但厚的又不好。而保险套是一种“套上去的东西”〔7〕，而按字面上的直译，英文的Pullover即德文中的UEberzieher，而德文这个字通常的意思为“轻便的大衣”。而对一个未婚的男人而言，由女人亲口露骨地讲出这些男女性交的事，也未常不是“一件恐怖的事”，很不幸地，看来这个梦又不是那般无邪的吧？ 

        现在且让我们再回到我们那少妇的另一个无邪的梦吧！

         3“她将一根蜡烛置于烛台上，但蜡烛断了，而无法撑直。在学校的一个女孩子骂她动作笨拙，但她回答说，这并不是她的错。”

         这个也一样是真的发生过的事，前一天她曾真的把一根蜡烛置于烛台上，但却没有像梦中所说那样断掉。这梦曾使用了一个明显的象征。蜡烛是一个能使女性性器兴奋的物品，它断了，不能撑直，这在男人方面而言，就指着“性无能”了。（“这并不是她的错”）但这位受过良好的教养，对那些猥亵的事完全陌生的高尚少妇，会有可能知道蜡烛这方面的用法吗？但她终于说出来她曾如何偶然地听到过这种事的。当她以前有一猥亵的歌：“瑞典的皇后，躲在那‘紧闭的窗帘’内，拿着阿波罗的蜡烛……”

         她当时并没听清楚最后那句话的意义，因此她曾要她丈夫解释那是什么意思。于是这些内容便遁入梦中，而且用另一种无邪的回忆所掩饰，当她以前在宿舍时，曾因“关窗帘”关不好而被人笑她动作笨拙。而手淫的意义与性无能的关联又是经常为人所提及的。于是梦的无邪内容一经解析，又再也不成其为无邪了吧！ 

        4就这样子对梦的真实境遇作一结论，未免太早，所以此处我拟再提同一个病人的另一个表面上看来更无邪的梦：“我梦见我正在作某件我白天的确做过的事，那就是我把一个衣箱装满了书本，以致无法关上它。我这梦完全与事实一致。”在这儿，梦者再三强调这梦与真实之间的吻合。所有这一类梦者本身对梦的评判，虽说是属于醒觉后的想法，但经过以后的推证，我们可以知道连这一类的，都其实是属于梦的隐意之内。我们已经知道，梦的确是叙述了白天所发生的事，但这梦如用英文〔8〕来作解析的话，可要绕一大弯，而仍不易得到结论。我们只能够说这梦的重点在于小箱子（参照第四章，梦见箱内装一死去的小孩）装得太满，而再也装不下别样东西。

         还好，这梦并未蕴涵任何邪恶成分在内。

         在以上这一大堆“无邪的”梦中，性因素被作为检查制度的焦点是十分明显的。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以后我们会再详细讨论。

      第五章-乙、孩提时期经验形成梦的来源-1 

        由事实的引证，以及其他一般关于这方面的报告（除了罗勃特以外），我们可以发掘出梦的第三特点——那些在醒觉状态下所不复记忆的儿时经验可以重现于梦境中。由于从梦中醒来后，并无法把梦的每一个成分完全记清，所以，要想决定这些儿时经验的梦究竟发生的频率如何，实在不可能。而我们所要证明的儿时经验，必须能以客观的方法着手，因此事实上要找出这般实例也不容易。茅里所举的实例，大概是最鲜明的一个了，他记载道，有一个人决定要回他那已离开二十年的家乡，就在出发的当晚，他梦见他处身于一个完全陌生的地点，正与一个陌生人交谈着。等到他一回到家乡，才发现梦中那奇奇怪怪的景色，就正是他那老家附近的景色，而那梦中的陌生人也是真有其人的——是一位他父亲生前的好友，目前仍卜居于当地。这个梦，当然，明显地证实了这是他自己儿时曾见过的这些家乡人物的重现。同时，这梦更可以解释出他是如何地迫不及待地心悬故园，正如那已买了发表会门票的少女，以及那父亲已承诺带他去哈密欧旅行的小孩所做的梦一样。当然，这些促成儿时印象重现于梦境的动机，不经过分析是无从发掘的。 

        我有一位同事，曾听过我的这些演讲后，向我夸称，他的梦很少有经过“改装”的。他告诉我，他曾梦见过，那位曾在他家做事做到他十一岁的女佣与他以前的家庭老师同床睡觉。甚至连地点也清晰地呈现于梦境中。由于他很感兴趣，于是他把这梦告诉了他哥哥，想不到他哥哥笑着对他说，确有其事，当时他哥哥是六岁，很清楚地记得这对男女确有苟且关系。那时每当家里大人不在时，他俩便把他哥哥用啤酒灌醉，使他迷迷糊糊，而他这小家伙，虽说就睡在这女佣的房里，但他们认为年仅三岁，决不懂事，于是就在这房里干起来。

        还有些梦，虽不经梦的解析，但可充分确定它的来源，即一种所谓“经年复现的梦”——小孩时就做过的梦，在成年期仍一再地出现于梦境中。虽然我本身并没有做过这一类的梦，但我却可以举一些实例。一个三十多岁的医生，他告诉我，他从小到现在就常做梦看到一只黄色的狮子，而那形象他甚至可以清楚地描绘出来。但后来有一天他终于发现到了“实物”——一个已被他遗忘的瓷器作的狮子，他母亲告诉他，这是他儿时最喜欢的玩具，但自己却一点也记不起来这东西的存在。

        现在让我们将注意力由梦的“显意”转移到由解析以后才发现得出的梦的“隐意”，我们会很惊奇地发现，有些就其内容看不出什么苗头的梦，一经解析，居然会发现其来源也是由儿时记忆所引起的。我再引用一个那位曾梦见“黄狮子”的同事所做的另一个梦。有一次在他读完南森有关他北极探险的报告后，他梦见他在浮冰上用电疗法在为这位患有“坐骨神经痛”的探险家治病！经过解析后，他才记起有件儿时的经验，而如果没有这件经验的加入，这梦的荒谬性将永远无法解释。那大约是他三四岁的时候，他坐着倾听家人畅谈探险的逸事，由于当时他仍然无法分清reisen（德文。意为“旅行”游历），与reissen（德文。意为腹痛、撕裂般的痛），以致他曾问他父亲，探险是否为一种疾病呢？而招来兄姐的嘲弄，也可能因此而促成他“遗忘掉”这件令他觉得羞辱的经验。

        我们仍有一个类似的情形，那就是当我在解析那有关十字花科植物的梦时，我也曾联想到一件我儿时的回忆——当我五岁时，父亲给我一本有图片的书，让我一片片地撕碎。讨论到这儿，可能仍有人会怀疑这种回忆会真的出现于梦中吗？会不会是由解析时勉强产生的联系呢？但我深信这解释的准确性，可以由这些丰富的、紧凑的联想来作一印证：“十字花科植物”——“最喜爱的花”——“最喜爱的菜”——“朝鲜蓟”〔9〕。而朝鲜蓟须要一片一片地剥下皮来。另一个字“植物标本收集簿”（herbarium）——“书虫”（bookworm，即“书呆子”之谓），他们是整天啃食书本为生的。我以后会告诉读者，梦的最终极意义泰半是与儿童时期的有关破坏性景象有密切关系的。

        其他，还有一系列的梦，由解析过程我们会发掘其引起梦的“愿望”（wish），以及其“愿望之达成”均来自于儿童时期，因此我们一定会惊奇地发现，在梦中“小孩时期所有的劲儿全部都活现了”。

        我现在要再继续讨论以前提过的那证明出相当有意义的梦——“我的朋友R先生被看成为我的叔叔”。我们曾用它来充分证明出其目的在于达成某种“愿望”——能使我自己被选聘为教授。而且我们也曾看出，在梦中我对R先生的感觉与事实相反，还有我对这两位同事于梦中也予以不应当的轻视。由于这是我自己的梦，所以，我可以说，因为以前所作的解析结果，仍未能使自己相当满意，而拟继续作更进一步的解析。我深知，我梦中虽然对这两位有如此苛刻的批评，但事实上，相反地我却对他们估计甚高。而我自己觉得，我对那教授头衔的企求的热心程度，并不足以达到使我会在梦与醒觉状态下产生如此差距的感觉歧异。果真那份钻研求进之心是那般强烈的话，那我倒认为是一种不正常的野心，而说实在的，我本身可丝毫不以能实现此种企求为乐。当然，我无法确知别人对我是如何一种看法，也许我是个野心勃勃的人吧！但果真我是够有野心的话，那我想我也不会以区区一个所谓“大教授”之职位即能满足的，可能老早我就已改途旁骛了。

        那么，我梦中所具的那份野心又从何而来呢？在这儿，我想起了一件我儿时常听到的逸事——在我出生那天，一位老农妇曾向我妈妈（我是她的头一胎孩子）预言：“你给这世界带来一个伟大人物”。其实，这预言也无甚了不起，天下哪个母亲不是高高兴兴、殷殷切切地望子成龙呢？而三姑六婆们又有哪个不会应时地说几句使人锦上添花的话呢！还有一些老太婆，由于自己饱经沧桑、心灰意冷，于是所有希望憧憬均贯注于未来的新血，我想那送给母亲这预言的那位老太婆，大概也不外乎一种恭维之辞而已吧？难道这俗不可耐的几句话会变成了我企求功名利禄的来源吗？且慢！我现在又想起另一个以后孩提时代的印象，也许那更可能说明我这份“野心”的来源吧！在布拉特的一个晚上，双亲带着我像往常一样地去某间饭馆吃饭，（当时我大约十一二岁），我们在那儿看到一个潦倒的诗人，一桌一桌地向人索钱，只要你给他一些小钱；他就能照你给他的题目即席献出一首诗。于是，爸爸叫我去请他来表演一下。但在爸还未出题目给他以前，这个人就先自动地为我念出几句韵文，而且断言，如果他的预感不错的话，我将来必是一个至少部长级以上的大人物。迄今，我仍清晰地记得当晚我这“杰出的部长”是多么地得意，最近我父亲带回了一些他的大学同学中杰出人物的肖像，挂在客厅以增加门第光彩。而这些杰出人物中也有犹太人在内。因此每个犹太学校的学生在他们书包内，总要放个部长式的公文夹子以自期许。很可能，是因为这个印象，使我初入大学时，拟专攻“法律哲学”（这决定是到最后一刻才临时改变的）。毕竟一个念医学的人，永无登上部长宝座的一天吧！现在，我们再回头看看这个梦，我才了解我对目前这种不如意的日子与往日“杰出部长”的美景之天渊之别，就是缺乏了这份“年轻人的野心”。至于对我这两位值得尊敬的，学问渊博的同事，只不过因为他俩都是犹太人，我就那样刻薄地一个冠以“大呆子”，另一个冠以“罪犯”之名，这态度就有如我是个大权在握，赏罚由我的“部长”了。对了，在这儿我又发现到：很可能因为部长大人拒绝给予我大教授之头衔，于是在梦中，我就以此荒谬的作法扮演他的角色。

        在另一个梦里，我也注意到，虽然引发出这梦的导火线，是最近的某种愿望，但那其实只是儿时某种记忆的加强而已。我将在以下举出一些“我很想去罗马”的这愿望所产生的梦以作参考。由于每年到我有空可以旅行的季节时，都因为健康关系而不能去罗马〔10〕，因此多年来我一直唯有以“梦游罗马”来聊解心中的热盼。于是有一次我梦见我在火车车厢内，由车窗外望，看到罗马的泰伯河以及圣安基罗桥。不久火车就开动了，而我也清醒过来，我根本未曾进过这城市内，而梦中那幅罗马景色不过是前一天我在某病人的客厅内所注意到一座出名的雕刻画作品。在另一个梦里，某人把我带上一座小丘上，而对我遥指那在云雾中半隐半现的罗马城。记得我当时曾因为距离这么远而景物会看得那么清晰而觉得惊奇。

        这梦的内容由于太多，所以此处不一一提它。但就此，我们已可看出要“看到那心仪久矣的远方之城”的动机是如何地明显。事实上，那我在云雾中看到的其实是吕贝克城，而那座小丘也不过是格莱先山。在第三个梦里，我终于置身于罗马城内了。但很失望地，我发现那不过是通常一般都市的景色而已：“城里有一条流着污水的小河，在河岸的一边是一大堆黑石头，而另一边是一片草原，还有一些大白花点缀地长在上面。我碰到了促克尔先生〔11〕，而我决定要向他问路，以便在这城市内走一圈”。这很明显地，我根本无法在梦中看到这我事实上根本未曾到过的城市。如果我将所看到的景色，个别地予以分析，那我可以说，那梦中的白花，是我在我所熟悉的拉维那那儿所看到的，而这城市曾有一度差点取代了罗马，成为意大利的首部。在拉维那四周的沼泽地带，这种美丽的水白合，就长在那一摊摊的污水中。就像我自己家乡的奥斯湖所长的水仙花一般，我们往往因为它长于水中，而等于看得到却摘不到，因此，梦中，我就看到这些白花是长在大草原上。至于“靠在水边的黑石头”一下子便使我想出那是在卡尔斯矿泉疗养地的铁布尔谷，而这又使我联想起，我想向促克尔先生问路的那些情形，在这混乱交织的梦内容里，我可以看得出里头含蕴了两个我们犹太人常在写信、谈话中喜欢提到的轶事（虽然，偶然其中颇含一种令人心酸的成分）。第一个轶事是有关体力的，它描述一个穷苦多病的犹太人，一心想去卡尔斯矿泉治病，于是没买票就混进了开往那地方的快车，结果被验票员所发现，而沿途受尽索票时的奚落与虐待。后来，他终于在这悲惨的旅途中的某个车站，碰到一位朋友。他问这个人“你要到哪里去呢？”这可怜的家伙有气无力地回答：“到卡尔斯矿泉——如果我的‘体力’尚撑得下去的话。”而另外一个我联想到的犹太人的轶事是这样的：“有一个不懂法语的犹太人，初到巴黎，向人问前往Rue Richelieu的路……。”事实上，巴黎也是我几年来一直想去的地方，而当我第一步踏入巴黎时，心中之满足、喜悦迄今犹历久弥新，也由于这种畅游大都市的喜悦，使我对旅行更具有浓厚的兴趣。还有，关于“问路”一回事，这完全是在指着罗马而言，因为俗语常说“条条大路通罗马。”所以“路”与“罗马”显然有明显的联系可寻。接着，我们看那名字叫“促克尔”（糖）的与我们常送体力衰弱的病人去疗养的“卡尔斯矿泉”，使我联想到一种与“糖”有关的“体质衰弱病”——“糖尿病”（译即“糖病”）。而做这梦当时，正是我与住在柏林的朋友于复活节在布拉格会面以后不久，而当时会面所交谈的内容也多少可以找出一些与“糖”及“糖尿病”有关的话题。

        第四个梦，就紧接着上述我与某朋友的约会不久所作的，又把我带回罗马城内。……很奇怪的是，在这街上竟有那么多用德文写的公告。就在这前一天，我写信给这位朋友时，曾推测说，布拉格这地方可能对一个德国的旅游者而言，不会太舒适吧！于是，在梦中，我便把约好在布拉格相见的场合转换成相遇于罗马，而同时也实现另一个我从学生时代就具有的愿望——希望在布拉格德文会更为人所重用。事实上，由于我出生是在住有很多斯拉夫民族的莫拉维亚的一个村子里，所以在我童年的最初几年，我应该已学会了几句捷克语的。还记得，十七岁那年，我在偶然的机会听到人家哼着捷克的童歌，于是，很自然地，我以后均能顺畅地哼出来（只是对它所唱的内容却一窍不通）。因此，在这梦里头，实在有不少是出自我童年期的种种印象。

        在我最近的一次意大利旅途中，我经过特拉西梅奴斯湖时，我终于看到了泰伯河，但按照日程，只得过其门而不入，只差罗马五十英里即折往他处，而这份憾意更加深了我儿时以来对这“永恒之都”之憧憬。当我计划次年作一旅行，由此地经过罗马去那不勒斯时，我突然想起一句以前曾读过的德国古典文选〔12〕：“在我决定去罗马时，我感到无比的焦躁，而徘徊于这两着棋间——去当个温凯尔曼（一七一七——一七六八德国考古学家及艺术史家）的助理呢，还是作个像伟大的汉尼拔将军那种独当一面的角色。”我自己似乎是步着汉尼拔的后尘，我也注定到不了罗马（他在人们预料他会到罗马时，他却折往甘巴尼亚）。在这一点与我相似的汉尼拔，一直是我中学时代的偶像，就像同年纪的那些男同学们，我们对“朋涅克”（拉丁文即“腓尼基”）战役都同情迦太基人，而敌视罗马。再加上，当我意识到自己身为犹太人，常受班上德国同学的歧视，一种遭受到“反闪族人”的感受，更使我在心中对这位闪族的英雄人物加深倾慕。在我年轻人的脑海里，汉尼拔与罗马的战斗正象征着犹太教与天主教组织之间冥顽不休的冲突，而此后不断遭受的一些反闪族人运动所发生的感情创伤，使我这童年的印象根深蒂固。因此，对罗马的憧憬其实是象征着胸中一大堆热切殷深的盼望——就像那些腓尼基将领们，曾为了促成汉尼拔终其一生的愿望——进军罗马城，宁可知其不可而为地跟随他出生入死。

        而现在，我第一次发现到有一件我年轻的经验，迄今竟仍深深地在我的感情或梦境中表现出其影响力。当时我大约十至十二岁，父亲开始每天带着我散步，并且与我谈些他对世事的看法。他当时曾告诉我一件事，以强调我现在日子可比他那时代好受多了。他说：“当我年轻时，有一个周末我穿着整齐，戴上毛皮帽，在我家乡的街道上散步时，迎面来了一个基督教徒，毫无理由地就把我那新帽子打入街心的泥浆中，并骂我‘犹太鬼子，让开路来。’——我忍不住问我父亲：“那你怎么对付他？”想不到他只是冷静地回答道：“我走到街心，去把那帽子捡起来。”这个当时牵着我的小手的昂然六尺之躯的大男人，我心目中的英雄人物的父亲，竟是如此地令我失望。而与汉尼拔的英雄父亲布拉卡斯〔13〕把年纪尚小的汉尼拔带到祖坛上，要他宣誓终生以罗马人为敌的那份气概一比，这种强烈的对照更使我加深了对汉尼拔的景仰，而甚至处处幻想着自己就是汉尼拔一般。

        我想我还能对自己这份向往迦太基将领的狂热再远溯到更小的时候发生的事，而以上所提的不过是加深这般印象，将之转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已。在我童年时，当我学会了看书以后，第一本看的书就是提尔斯所著的《执政与帝国》。我清楚地记得看完那本书之后，我曾把那帝国的大将军的名字，写在一个小标签上贴在我那木做的玩偶兵士身上。打从那时起，玛色那（Massema一位犹太将领），就已经是我最景仰的人物了〔14〕。而很巧的，我的生日又正好与这位犹太英雄同一天，刚刚差了一百年，也因此而更使我以此自期（拿破仑本身就曾因同样地越过阿尔卑斯山，而以汉尼拔自许）。也许这种军人崇拜的心理更可远溯到我三岁时，由于自己本身体质较弱，而对一位比我长一岁的小男孩，所产生忽敌忽友的心理而激发的一种心理反应。

        梦的分析工作越深入，我们就越会相信在梦的隐意里头，儿时的经验的确构成甚多梦的来源。

        我们已经说过，梦很少能把记忆以一种毫不改变，毫不简缩的方式复现在梦的内容里。

        然而，倒有过几个这种近乎完全真实的记忆之翻版的记载，而我在此，也可以又附加一个儿时记忆所产生的梦。我的一个病人有一次告诉了我一个只经过一点点“改装”的梦，而连他自己也都一下子就看出那梦实在是一种正确的回忆。这份记忆在醒觉状态下并未完全消逝，只是已经有点模糊而已。但在分析过程中，他就已完全清楚地追忆出其中每一细节，他记得那是他十二岁那年，他去探望一位住院的同学，那时候那同学躺在床上，翻身时不慎把他的性器露出裤子外。而我这病人当时不知怎地，一看到那同学的性器，竟不由自主地也把自己的性器由裤裆掏出来，结果招致其他同学惊奇鄙视的眼光，而他自己也变得非常尴尬，而拚命想把它忘掉。想不到在二十三年后，竟在梦中把这情景又复现了，不过内容还是稍稍改变了一下，在梦中，他不再是主动的角色，而成了被动的角色，同时那位生病的同学也以另一位目前的朋友所取代。

        当然一般而言，在梦的“显意”时，童年的景象多半只有雪泥鸿爪可寻，而必须经过耐心的解析才能辨认得出。这一类梦的举证，事实上也很难使人十分信服，因为这种童年经验之确实存在性是根本无法找到鉴证物的。而且如果这是发生在更早年的话，那我们的记忆，根本无法辨认出来。因此要获得“童年时期的经验在梦中复现”的结论是需要利用一大堆因素的收集，再加上精神分析工作成果，才可予以证实的。但一旦用在梦的解析时，我们往往把某一个童年期的经验，个别地从全部经验中摘出，以致使人觉得不太同意，尤其是，我有时未能真正作精神分析时所得的资料全部附载上去。但，我还是认为再多举下列几个例子是有其必要的：

        1我有一位女病人，在她所有梦中均呈现着一种特征——“匆匆忙忙”，总是赶着时间要搭火车啦，要送行啦……有一次“她梦见想去拜访一位女朋友，她妈妈劝她骑车子去，不需要走路的，但她却不断地大叫而疾跑。”这些资料的分析，可以导出一童年嬉戏的记忆，特别是一种“绕口令”的游戏，所有这些小孩间的天恶意的玩笑，也由分析中看出它们有时是取代了另一些儿时的经验。

        2另一位病人做了如下一个梦：“她置身于一间有各种各样机器的大房子里，使她有一种恍如置身一间骨科复健中心的感觉。她听到我告诉她说，我时间有限，无法个别接见她，而要她与另外五个病人一同接受治疗。但她拒绝了，而且不愿意躺在床上，或任何其他东西上面。她坚持地独自站在一个角落，而等待着我会对她说：‘刚刚说的话并不是真的’。但，这同时，其他那五位却嘲弄她太笨了，也在这同一时刻，她又仿佛感到有人叫她画许多的方格子。”这梦的最先一部分，其实是意指“治疗”以及对我的“转移关系”，而第二部分则涉及小孩时的一段情景，然后两部分以“床”衔接起来。“骨科复健中心”是来自于我对她说过的一句话。记得，当时我曾比喻说对她的精神治疗所需的时间以及性质，就有如骨科毛病一般，须要有耐心，经得起漫长的治疗。在治疗开始时，我曾对她说：“目前我只能给你一点时间，但慢慢地，我会每天有一整个小时为你治疗。”而这些话就撩起了她那种易受感伤的特质——这种特质正是小孩子注定要变成歇斯底里症的条件。他们对爱的需求是永远无法满足的。我这病人在六个兄弟姊妹中位居老幺（因此，“与另外五个病人……”），虽说父亲最疼爱这老幺，但她心里不时仍觉得爸爸花在她身上的时间与爱护仍嫌不够。而她等待着我说“刚刚说的话不是真的”可由以下解释，“有一位裁缝的小学徒送来她所订做的衣服，而她当场付钱托他带给老板。以后她问她丈夫，不知道这小孩子会不会把钱在半路上搞丢了，而到时她是否还得再付一次。”她丈夫“嘲弄”地回答：“嗯！那是要再赔一次的。”（就像梦中“嘲弄”），于是她焦急地一问再问地，期待她丈夫说一声“刚刚说的话不是真的”。因此梦中的隐意可由以下建构起来：“如果我肯花两倍时间治疗她，那她是否必须付两倍治疗费呢？”——一种吝啬的或丑恶的想法（小孩时期的不洁，在梦中往往以贪钱所取代，而“丑恶的”这个字正可构成这两种之间的联想），果真梦中所提“期待我说出那不是真的”，其实是迂回地暗指出“肮脏”这个字的话，那么“站在一个角落”以及“不愿躺在床上”，均可用另一件童年期的经验来解释——“她曾因尿床，而被罚站在一个角落里，并受爸爸的厉声斥责，同时兄弟姊妹们也都在旁边嘲笑着她……”等等，至于那小方格，是来自她那小侄子，他曾画出九个方格，而在这上面作出一个算术的难题——每个方格要填上一个数字，而使每个方格加起来均等于十五。

        3这是一个男人的梦：“他看见在两个男孩子扭打在一起，由周围所散放的工具看来，他们大概是箍桶匠的儿子。一个孩子终于被摔倒了，这较弱的家伙戴着蓝石子作的耳环，他抓起了一根竿子，爬起来就想追上去打那对手，但这对手拔腿便跑，躲在那站在篱笆旁边看来像是他母亲的女人背后，那女人其实是一位散工（即所谓按日计酬的工人）的太太，最初她背向着做梦的这个人，后来转过头来，用一种可怕的表情瞪着他，而使这做梦者吓得赶快跑开，但他还记得那女人的下眼皮呈赤红色地由两眼突出来。）

        这梦采用了相当多他当天所遇到的一些琐碎小事作材料。当天他的确曾看见两个小孩在街上打架，而有一个被摔倒。但当他跑过去想劝架时，两个小家伙都马上跑掉。（箍桶匠的孩子）——这句用语一直到他在后来另一个梦的分析过程中，引用了一句谚语时才看出端倪的。那句谚语是说：“打破桶底问到底”〔15〕。“戴着蓝石子作的耳环”，据梦者自己说，这多半是娼妓的打扮。这使人联想到有一句，常可听到的关于两个小男孩的打油诗：

        “……另一个男孩子名叫玛丽”。这也就说，其实，那被摔到的是个女孩子。“那女人站在篱笆旁边”：当天在那两个小鬼跑掉以后，他曾到多瑙河河畔散步，由于当时左右无人，于是他就在篱笆旁边小便，但刚解完才不久，迎面就碰到一个雍容华贵的老妇人，对着他愉快地打招呼，并且给了他一张她自己的名片。

        于是，在梦中，那女人就像他在那篱笆边小便一般地变成她站在篱笆旁边，而由于这样变成涉及到“女人小便”的问题，才解释得通以下几点：“可怕的表情”，.“赤红色的肉突出来”（女人蹲下去小便时，性器所呈的样子），而这梦就这般奇怪地把儿时两件记忆混在一起：小时候，他曾有一次摔倒一个女孩子，以及他曾看过一个女孩子蹲着小便。而这两次都使他有机会偷窥女孩子的性器。还有梦者自己坦承，当年也曾因为对这方面太好奇而遭受父亲的严责。

        4在以下这位老妇人的梦里，我们可以找出曾掺合了多少儿时记忆，以及一些荒谬的幻想。“她匆匆忙忙地赶出去购物，结果在格拉本她突然地像整个身体都瘫痪了一般，双膝落地站不起来，旁边围着一大堆人，特别是一些开车子的家伙们，但他们个个只是袖手旁观，就没有一个人肯扶她一把。她试了好几回想站起来，但都归于徒然。后来她大概是站起来了，因为她又梦见被载入一辆出租汽车驶回家去，一个很大很重的篮子（样子看来像是市场卖物用的篓子）在她进入车内以后由窗口‘被丢进去’。”

        首先得说明这老妇人做小孩子时，很容易受惊，以致她的梦一直都是令她胆战心惊的故事居多。关于以上那梦的头一部分很明显地来自骑马摔下来的情景。在她年轻时，她曾常常骑马，而在更早童年时，她很可能常扮玩“骑马”的游戏。由这“摔下来”的意念又使她想起在她童年时她家那老门房的十七岁大的男孩，曾有一次在外面发癫痫，而被路人用街车送回家来。当然，她并没有目睹发作的情景，但这种由癫痫而昏迷地摔下来的念头，却充斥于她的想象中，甚至日后形成了她自己的歇斯底里症的发作。当一女性做梦梦到摔下来，多半是有“性”的意味在里头的——“她变成了一个堕落的女人”，而再由梦的内容作一番审查，更可看出内容确有其意。因为是她梦见在格拉本那地方摔下去的，而格拉本街正是维也纳最出名的风化区。至于“市场卖物用的篓子”更有另一番解释：德文Korb除“篓子”或菜篮之意以外，另一个意义为冷落、拒绝之意。而这使她回想起早年她曾对向她求婚的男孩子，予以多次的冷落。这与梦中另一段“他们只是袖手旁观”十分吻合，而她本人也解释为“受人鄙视”的意思。还有，那“市场卖物用的篓子”可能尚有一种意义，在她的幻想中，她曾显示出她受人鄙视，而嫁错了一个穷光蛋，以致沦落到在市场卖物。最后，“市场的菜篮子”

        也可解释为仆人的象征。这又使她联想到一件儿时的经验——她家的女厨子由于偷东西被发现，而被解职，当时她曾“双膝落地”地哀求人们的原谅（这时梦者为十二岁）。接着，她又联想到另一个回忆，有个打扫房间的女佣因与家里的车夫有暧昧关系而被辞职，但后来这车夫娶了她做太太。由这回忆，使我们在梦中有关“开车的家伙们”有点线索可寻（车夫在梦中与事实正好相反，并不曾对堕落的女人施予援手），还有关于那“丢篓子”的一段也尚待解释。特别是，为什么它是被“由窗口丢进去的”？这可以使我们想到铁路运货工人的运货方式，还有也令人联想到这地方的特有民俗“越窗偷情”〔16〕。其他尚有与“窗”有关的记忆：有一年在避暑胜地，有个男人曾把蓝色的李花丢入这女人的房内。还有她妹妹曾因有个白痴在窗口徘徊窥看而惊慌。那么，现在由这么多的回想里，又引出另一个回忆，在她十岁时，有位男仆因被发现与她的保姆做爱（他们这种关系，连她小孩子都看得出来），而双双被迫收拾行装，扫地出门（而在梦中，我们所用字眼为“被丢进去”）。还有，我们在维也纳，常对佣人们的行李用句轻蔑的话“七李子”来代替，“收拾好你那些七李子，滚你的蛋！” 

        我所收集的这些梦，无疑地均来自一大堆心理疾患者，而解析结果均可溯自其童年时代之印象，并且甚至是记忆朦胧的或完全记不起来的最初三年的经验。但由于这些均取材自心理症病人，特别是歇斯底里症的病人，而使得梦中出现的儿时情景，可以受到心理症的气质所影响而走样，所以若要由此即推广到所有梦解析的结论，恐怕仍难使一般人信服。而就我自己的梦所作的解析而言，当然我想我并没有严重的症状，我却发现在梦的隐意里，竟也意外地找出我童年的某段情景，并且整个梦即可用这单一的童年经验所推演出来。以前我曾举过这种例子，但我仍拟提出一些不同关联的梦。也许如果我不再多举几个自己的梦，来证明其来源有些出自最近的经验，有些出自早就忘掉的童年经验的话，要把本章作一结束未免言之过早吧！ 

     第五章-乙、孩提时期经验形成梦的来源-2

      第一个梦 

        旅途归来，又饿又累，躺在床上马上呼呼入睡，但这辘辘饥肠的难受就引出了如下的一个梦：“我跑到厨房里去，想找些香肠吃。那儿站着三个女人，其中之一为女主人，她手上正在卷着某种东西，看来很像是汤团之类的。她要我再等一会，等她做好了菜再叫我。（这句话在梦中听得并不太清楚。）于是我觉得不耐烦，很不高兴地走开了。我想穿上大衣，但第一件穿上去时，发现那太长了，于是我又脱下来，这时我很惊奇地发现这套大衣上，居然铺有一层贵重的毛皮。接着我又拿起另一套绣有土耳其式图案的外套，这时来了一个脸长长的、蓄有短胡子的陌生人，叫我不能拿走那外套，他说那是他的，我告诉他说这外套上均绣有土耳其式的图案，但他回答说：‘土耳其的（图案、布条……）又干你屁事？’但不久我们又变得彼此非常友善起来。”

        在这梦的解析时，我很意外地，竟想起一本大概我一生第一次读过的小说，或应该说是第一本我由第一册的最后部分读起的小说，当时我是十三岁。那本小说的书名、作者我都记不起来了，但，那结局竟仍清晰地记在脑海里。那书中英雄最后发疯了，而一直狂呼着三个给他同时带来一生最大的幸福与灾祸的女人的名字。我记得其中一位女人叫贝拉姬，我仍搞不清楚为什么在分析这梦时我会想到这小说。由于提到三个女人，使我联想到罗马神话的三位巴尔希女神，她们执掌着人类的命运。而我知道，梦中三个女人中之一，即那女主人，是已经生了小孩子的妈妈，就我自己而言，母亲是第一个带给我.生命以及营养的人。而爱与饥饿唯有在母亲的乳房里，才能找到最好的解放。我且顺便提一段趣闻：“有个年轻的男人，曾告诉我，他本身非常欣赏女人的美，而他最遗憾的是，他的乳妈那般漂亮，但他当时却因太小，而未能利用哺乳的大好机会，沾点便宜。”（在心理症的病人，为了探求追溯其形成的因素，我有个习惯，总是先利用他的某个趣闻逸事而加以追问下去。）由以上一推演，变成了巴尔希女神中有一位双掌相摩地像是在做汤团。一位命运女神做这种事，太怪了，似乎还须再加探讨一番。这可以用我儿时另一经验来作某种解释。当我六岁时，被妈妈上了第一课，她告诉我，我们人是来自大自然中的尘埃，所以最后也必消逝为尘埃。这听来使我非常不舒服，而表示不相信这一套说法。于是妈妈双掌用力地相摩（就像梦中那女人一般，只差妈妈两手间并没有生面团在里头），而把磨落下来的黑色的皮屑（直译当为“表皮层之鳞屑”）指给我看，这就证明了我们是由尘埃所变成的！记得当时目睹这种现场表演的事实时，心中感到无比的惊奇，而后来我似乎也就勉强地接受她的这种说法——“我们人类均难逃一死的”〔17〕。在我童年时，的确常常在肚子饿的时候，就跑到厨房去先偷吃，而每次总被坐在灶旁的妈妈斥骂，而叫我一定要等到饭菜做好了，才开始用餐。因此梦中我到厨房所碰到的女人们，确是暗指着那三位命运女神巴尔希了。现在再来看看“汤团”这个字有什么意思，至少它使我联想到大学时代教我们“组织学”的一位老师，他曾控告一位名叫克诺洛（德文有“汤团”之意）剽窃他的作品，而“剽窃”意即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拥为己有。

        这又使我能解释出梦的另一部分，我被人当作是经常在人多手杂的剧院讲堂下手的“偷大衣的贼”，我所以会写出“剽窃”这个字出来，完全是一种无意的动作。而现在我却开始看出，也许这就是梦的隐意之一，而可作为梦的其他显意部分的桥梁，联想的过程是这样的：

        贝拉姬——剽窃——扳鳃亚纲（鲨即此中之一〔18〕）——鱼鳔——就这样子由一本旧小说引出克诺洛事件和大衣（德文UEberzieher有几个意思：大衣、套头毛线衣、性交所用保险套），因此很明显地这又牵涉到性方面的问题。诚然，这是一套相当牵强、无理的联想，但要不是经过“梦的运作”的工夫，我在清醒状态下是决不会作如是想法的。虽然，我并无法找出任何迫使我作这种联想的冲动，但我还想一提的是，有一个我很喜欢的名字——布律克，那使我想起我曾在一所名叫布律克的学校里上课的那段快乐时光——无所为而为的纯趣味的追求，“每天孕育于智慧的宝藏内而不复有他求，而这正与当我做梦时“折磨”我的欲望成一强烈的对比。最后，又使我回忆起另一位令人怀念的老师，他的名字叫弗莱雪，这名字发 音听来就像是可以食用的“肉”，紧接我的思路更涌出一大堆景色：包括有表皮层皮屑的一副感伤的场面，（母亲——女主人）、发疯（那本小说），由拉丁药典（即“厨房”）

        可找到的一种使饥饿的感觉麻痹的药——古柯碱……

        就这样子下去，我可以将此复杂之思路继续推演下去，而可以将梦中各部分一一予以阐释。但由于私人关系，使我不得不在此稍有所保留。因此我将在这纷杂思绪中只执其一端，而由此直探这梦思的谜底。那在梦中长脸短胡的，阻止我穿第二件大衣的人，长相很像是我太太常向他购买土耳其布料的斯巴拉多的商人。他的名字叫宝宝比〔19〕，一个很怪的名字，幽默大师史特丹汉姆曾开他的玩笑说：“他道出了自己的名字以后，握手时脸都羞红了！”其他，我发现了与以上贝拉姬、克诺洛、布律克、弗莱雪等一般地由名字发音近似而生的种种联想，差不多没有人不承认我们孩提时代都喜欢利用别人的名字来作恶作剧。也许我因为过分惯于利用这种联想，以致招来了报应，因为我的名字就经常被人拿来作开玩笑的对象〔20〕。哥德也曾经注意到每个人对自己的名字是多么敏感，他认为那种敏感可能甚至比得上皮肤的触觉。而赫尔德就曾以哥德名字的发音作题材，写了一段打油诗： 

        “你是来自神仙们（Güttern）？来自野蛮人（Gothen，或译哥德人）？或是来自泥巴中（Kote）？

         ——你徒具神明的影像，最后也必归于尘埃〔21〕。”

         ……我自知所以把话题扯开到这里来，只不过是想说明一下名字的误用确有其意义而已。且让我们在此转回刚刚的话题吧！在斯巴拉多购物的事，使我想起另一次在卡塔罗购物的情形，那次我因为太过小心，而失去了作一批大好交易的机会（“失去了一次抚摸奶妈的乳房的机会”见以上所提那青年人）。由饥饿而引起的这个梦里头，确能导出一种想法——我们不要轻易让东西失掉，能捞到手的就尽量拿，甚至就是犯了点错也要这样作。我们均不可轻易放过任何机会，生命是短暂的，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可能有“性”的意味在内，而且“欲望”又不愿意考虑是否有作错的可能。这种“及时行乐”的看法，确有理由需要逃避自己内心的检查制度，而遁托于梦境中。因此当梦者所忆及的时光为梦者本身之“精神滋养”够充实的时候，他便能将一切反对念头表现于梦中，而不使丝毫恼人的“性”方面的惩罚呈现于梦中。 

     第五章-乙、孩提时期经验形成梦的来源-3

      第二个梦

         这个梦需要更长的“前言”：为了打发几天的假日，我选择了奥斯湖作度假目的地，于是当天我到西站去搭车，由于到得早一点，刚好碰到开往伊希尔的火车。这时，我看到了都恩伯爵，他又要前往伊希尔朝见皇上吧！虽是倾盆大雨，他却视若无睹，慢条斯理地由区间车的入口昂然直入，而对向他索票的检票员（他大概不认得这位伯爵大人）完全不屑一顾。

        不久，往伊希尔的车子开走了，站务员要我离开月台到候车室等车，经我费了一番口舌，才总算被允许继续停留在月台上。此时极端无聊，于是我就利用这机会，冷眼旁观人们如何贿赂站务员以获得座位，此时，我心中真想抱怨出来——我希望我也能享有那份特权。另一方面，我又嘴里哼着一首歌儿，后来，我才注意到这是《费加洛婚礼》〔22〕中之一段由费加洛所唱之咏叹调：

        如果我的主人想跳舞，想跳舞，那么就让他遂其所好吧！我愿在旁为他伴奏。

        这整个晚上我一直心浮气躁，甚至急躁到想找个人吵一吵的程度。我乱开那些待者、车夫的玩笑（但愿这些并没伤到他们的感情），而现在一些带有革命意味的、反叛的思想突然涌上心头，就像那些我在法兰西剧院所看到的包玛歇借费加洛之口所说的那些话，一些出生为大人物所发的狂言，如阿玛维巴伯爵想到用其君主之权，以获得苏珊娜……以及我们那些恶作剧的记者们对都恩伯爵的名字所开的玩笑。他们称他“不做事的伯爵”。其实我并不羡慕他，因为目前他很可能正战战兢兢地站在国王面前听训，而在这儿正满脑子筹划如何度假的我，才真是个“不做事的伯爵”呢！这时，走进了一位绅士，我认得出这家伙是政府医务检查的代表，并且由于他的能力、表现赢得一个“政府的枕畔人”的绰号。这家伙蛮不讲理地坚持以他的政界地位，一定得给他弄个一等房间，于是只好让给他这房间的一半。最气人的是，有个管车人竟向另一个伙伴说：“喂！那住另半边的那人，我们把他摆在哪里好呢？”这种喧宾夺主的无理作风，简直太受不了。我是付了整个一等房间的钱呀！后来，我总算有了一个整间的，但却不是套房，一旦晚上尿急，可没有厕所在房间内的。我对那管车人争了一顿，也毫无所获，于是怏怏地讽刺他，以后还是在这房间地板上弄个洞，好让旅客尿急时方便些，入睡以后，就在这清晨二点三刻时，我竟因尿急，而由梦中惊醒过来。以下便是这梦的内容：

        “一大堆人，一个学生集会……某个伯爵（名叫都恩或塔飞）正在演讲，有人问及他对德国人的看法，他以轻蔑的姿态，不着边际地回答道：‘他们喜欢的花，就是那种款冬。’接着他又将一片撕下的叶子，其实是一片已干皱的枯叶，装在纽扣洞内。我跳起来，我跳起来〔23〕，但我马上为自己的这种突发动作而吃惊。接着，以下较模糊地，仿佛那场地是在一通道里，出口处挤满了人潮，而我必须马上逃跑。我跑入了一间装设高雅的套房内，很明显地是一个部长级之流的高级住宅，里头的家具尽是一种介于棕色与紫色之间的颜色。最后我跑到一条走廊，那儿坐着一个胖胖年老的看门女人，我想避免与她说话，以防被人摒于门外，但她却似乎认为我的身份已足够通行无阻似的，因为她竟问我，需不需要有人掌灯带路。我以手势，或用说话，对她表示，那大可不必，而且要她就坐原位不动，我似乎就这样很狡猾地摆脱了追踪，现在我开始走下阶梯，而后又是一道狭窄陡峭的小路。”

        接着，又是更模糊的一段：“我的第二个工作似乎是要马上逃离这城市，就像我刚刚所述的需要急速离开那房子一样。我坐在一辆单马马车内，我告诉车夫，火速送我到火车站去，而当他埋怨说我可要把他累坏时，我回答道：‘到了火车内，我就不会再要你赶车了。’这听起来，似乎他已为我赶车赶了一大段普通只有火车才跑得了的长路了。火车站上人山人海，而我拿不定主意究竟去列喀姆或嗤奈姆，但我后来一想，很可能官方会派人在那儿窥伺，于是我决定了去格拉次或这一类的地方……现在我置身于一火车厢内，仿佛是电车内吧！而在我的纽扣洞内插着一个硬硬的棕紫色的很惹人注目的辫带似的东西。”到这儿，这景象又中断了。

        “接着我又再度置身于火车内，但这次，我是与一位老绅士在一道的。其他一些仍旧想不起来的部分，我正推想着，并且我知道推想出来的确实已发生了，‘因为推想到与经验到，这往往是同一回事’。他装成瞎子似的，至少有一眼是瞎了，而我拿着一男用的玻璃便壶（这是我们在这城市里所刚买的）招呼他小便。看来，我成了一个照顾这瞎子的看护了。 

        此时，如果站务员看到我们这景象，一定会注意到的。同时，这老头子的姿态，及其排尿器官，均栩栩如生地使我触摸到。然后我因尿急而由梦中惊醒过来。”

         这整个梦似乎是一种幻想，使梦者重回一八四八年的革命时期。这可能是由一八九八年的革命周年庆祝会带给我这份记忆的重现。还有以前我到华休远足时，曾顺道去伊玛尔村玩了一趟，而那儿据说就是当年革命时期学生领袖费休夫避难的地方〔24〕。而费休夫式的这类人物似乎也在这梦的“显意”中出现过不少次数，因此这乡村小游也可能是促成此梦的伏笔。终由这村落的联想，使我想起我那住在英国的哥哥的房子，而由此再联想到我弟弟，常以但尼生〔25〕的那首标题为“五十年前”的诗，来揶揄他太太，而他的孩子们每次总会矫正他的老毛病——因为那首诗名应该是“十五年前”，但，这份幻想与由看到都恩伯爵所引起的想法之间的联系，却宛如意大利式教堂的正面一般，与其后面的建筑物找不到丝毫衔接处。但在这正面里，它却还充满着一大堆的缺口，以及一些可穿透入内的迂回暗道。这梦的第一部分，包括有好几种景象，在此我拟逐步解开来一一阐释。梦中伯爵的那份狂态，几乎等于是我十五岁那年我在学校所遭遇到的那一份景象——我们的老师非常傲慢自大，不受人欢迎，致使我们在忍无可忍之下，酝酿着“叛变”，而担任领导的主谋人物是一位常以英王亨利八世自许的同学。当时那种情形，对我就有如要发动一次政变似的，而当时有关多瑙河对奥国的重要性的讨论也似乎是一种公开的叛变。我们这些叛变的伙伴中，有一位贵族出身的同学，被叫做“长颈鹿”的（由于他的高度所得的绰号），有一次被暴君似的德文教授申斥时，他站得就像梦中那伯爵一般姿态，关于“喜欢的花”以及那“纽扣洞内所插的某种东西”等等无疑是暗指着某种花，使我想起那天我曾送兰花给一位朋友，同时我又送了一朵捷立哥（巴勒斯坦的一座古城的玫瑰……），而使我由此追忆出一部莎士比亚的历史剧本所揭发的红白蔷薇的内战。这段追忆正好由刚刚提到的“亨利八世”〔26〕衔接下去。再下来，我们可以由红白蔷薇而联想到红白康乃馨这种花〔27〕，而在维也纳，白色康乃馨已成了反闪族人的标记，而红色康乃馨则象征“社会民主党”人士。在这段联想中隐含着以前我在风光旖旎的萨克森旅途中所遭遇的一次反闪族人运动的不愉快追忆。这梦的第一段使我追溯到另一个情景——那是我早年的学生时代，我参加了一个德国学生聚会，讨论哲学对一般科学的关系。初生之犊不畏虎，我以完全的物质主义的观点，拥护一种十分偏激的看法。因此使得一位博学睿智的老学长忍无可忍，站了起来，把我彻头彻尾地痛斥一顿。我记得他是一位很能领导人们、组织团体的青年，同时，他有一个绰号，好像是一种动物的名字。后来，他又说到他本身，过去就曾有一段时间非常偏激过，但后来才迷途知返地彻悟过来。“我跳起来”（就像梦中一样），变得十分冲动，无礼地反驳他，既然他自己也曾有过一段如此经历，那我可对他今日作如是言并不感到“惊奇”（在这梦里，我自己对自己的德国国家主义竟抱有如许感情感到“惊奇”）。会场马上引起了一阵骚动，几乎所有同学均要我收回刚才听说的话，但我仍坚持立场。还好，这位受辱的学长相当明理，并不接受他们的意见来向我挑战，而把这争端就此结束了。

        这梦所剩的一些情景的来源则更难找些。那伯爵轻蔑地提及“款冬”这植物究竟有甚意义？因此我必须再对自己的联想串列加以一番审核。由款冬而lettuce（一种类似莴苣之一种青菜），而Salathund（看到别人有得吃而嫉妒的狗），于是，我发掘出不少晦涩含糊的描述词，其中颇有文章：譬如长颈鹿这个字Gir—affe，而Affe德文为猿猴之意，故由此推出猴，更而猪、牝猪、狗，由此顺推可能推出笨驴，而正好可用来加在我们那位教授头上，以发泄我心中对他的轻蔑。更进一层地，我将款冬——我怀疑这是否正确——译为蒲公英，这意念是我由左拉的小说《阳春》（Germinal）中，所提起的“有些小孩子，带着掺有蒲公英的沙拉一起去”。狗，法文叫，听起来有点像另一种较大功能的动词chier（大便），而法文pisser（小便）代表着较小功能的动词。接着我们就要找出第三种分属不同物理状态（固、液、气三态）的，平时社交场合不便说出口的东西。因为在上述那本《阳春》里，还提到将来的革命等，其中有一段很特殊的内容，与排泄气体的产生有关系，这就是我们俗语说的“屁”〔28〕。而我现在不能不详细检讨一下，“屁”这字为何经过这么大的绕弯子而产生出来，最初提到“花”，而接着是西班牙的歌谣，小伊莎贝拉，由此再联想到斐迪南、伊沙贝拉，再由亨利八世，引到西班牙征英之“无敌舰队”全军覆没后，英国为庆贺此历史上之大胜利，曾在一奖牌上刻上一段句子“Flavitetdissipati sunt”，因为西班牙舰队是被一场海上暴风雨所打垮的〔29〕。我对这段铭刻的名言深感兴趣，甚至我曾想过，一旦我对歇斯底里症的观念与治疗的研究确有成果发表时，我一定用这句话作为“治疗”一篇的篇头呢！

        关于这梦的第二幕，由于无法完全通过我自己意识中的“审查”，故未能作较详细的解析。在梦中，我似乎取代了某位革命时代的杰出人物，这人曾与一只鹰有段传奇的事迹，并且听说他患有肛门“失禁”的毛病……虽然这些史迹大部分都是一位“宫廷枢密官”说给我听的，但我仍觉这些事，不能通过我的“检查”。梦中那套房，使我想起，那就像是我看过的这位大人物的私用驿车内的装潢布置一般。但同时“房间”在梦，往往是象征“女性”的〔30〕。那梦中的看门女人，其实是一位我以前曾在她家受她好意招待，谈吐风趣的老女人。而在梦中却丝毫不带感激地给予她这种角色。关于灯的事，使我回想起格利巴泽（1791——1892，奥国戏剧家及诗人）曾因此种类似的经验，而促成了他日后写出名剧《希洛与黎安德》〔31〕。（海浪，情海波涛——“无敌舰队”与暴风雨）。

        由于我最初选释此梦的目的在于谈及儿时回忆，故在此我不拟再详细探讨这梦的另两部分，而只举其中部分，说明它们如何使我回忆起两桩童年经验。读者们可能会认为那是因为有关性的资料，所以需要被抑制下来，但你们也不可能不以此解释而满足。事实上，有很多事我们对自己并不必隐饰，但却仍深感“不足为外人道也”，而在此，我们并不拟追究，促成我避开这些探讨的理由，我们是要找出，那些使梦的真正内容不能呈现出来的“内在检查”的“动机”。对这点，我愿坦然承认，这些梦中有三部分显示出我清醒时一直抑制住的“过分夸张”、“荒谬自大”，这些情绪居然在梦中分别地，甚至在梦的显意中呈现出来（看来我可真成了一个狡猾人物），而且在梦未成形的当晚，也使我一直心浮气躁。各种各类的浮夸，譬如我提及格拉次这地方，我们会想起有钱人惯用的这种口气“格拉次，要多少钱”。读者们如果还记得大匠拉伯雷的名著GragntuaandPantagruel中的人物〔32〕，那么我这梦的头部分可能就涉及这种吹嘘狂态，而底下所列的，则属于我所述及之两个童年追忆：我以前曾为了旅行而买了一个新的“棕紫色”的行李箱，而这颜色于梦中出现好几次。

        〔棕紫色的硬布，披挂在一种所谓“少女捕器”（girl—catcher）的东西上——在部长办公室内的一种家具）。我们都知道，小孩们认为东西只要是新的，就能引人注意。现在我要告诉各位一件我童年的轶事，这是后来家人说给我听的，“我在二岁时，仍常常尿床，而当我因此受责时，我便会对父亲说：‘等我长大后，我要在N市（最近的一座大城）买给你一座新的大红色的床。’”因此在梦中，我们在城里所刚买到的，便是一种承诺的实践。（我们也许可以更深入地发现出男人便壶与女人的行李箱、盒子之间的联想。）而所有小孩时期的自大狂在这一句承诺中均表现无遗。梦中所述的小便有困难在小孩而言，究竟有何意义，我们已在前述的梦（本章开头部分）有所解释。由心理症病人的精神分析告诉我们，尿床与日后性格中野心的倾向很有关系。

        这以后，在我七八岁时，另有一件我记得很清楚的小事情。“有一个晚上要睡觉时，我不顾爸妈的禁令，拗着父母让我睡在他们的卧室内，爸为了这样不听话骂了我一句‘这种男孩子将来一定没出息’！”而这句话当时必定严重地打击了我的自尊心，因为日后这情景在我梦中又出现过无数次，而每次必连带地呈现出我各种各类的成就与受人尊重的景象。就像是我想说：“爹！你看，我毕竟是有出息吧！”而这童年的景象也说明了梦中的最后出现的一个人物——为了报复，我将人物关系颠倒过来。那老人，明显地是指着我父亲，因为他的单眼瞎了，正象征着我那一只眼睛患有青光眼的老父〔33〕在梦中由我照顾他小便，就如我小时他照顾我一样。由“青光眼”之联想，我对古柯碱的研究使他的青光眼开刀得以顺利完成，而这又是我实践了另一次的承诺。此外，在梦中，我又把他弄成了那副惨相：瞎了眼，必须我以“玻璃尿壶”服侍他小便，而心中却愉快地想着我那引以自傲的有关歇斯底里症的理论〔34〕。

        如果我的这两个孩提时代与排尿有关的情景，根据我的说法，可以找出与我的冀望求名之心有联系可寻的话，那么与奥斯湖的车厢上刚好没有厕所的这件事更加深了我这种说法。

        因为没有厕所，我必须在旅途中忍着尿，而使我真的在清晨因尿急而惊醒。我想，一定有很多人以为我尿急的感觉就是这梦的真正刺激来源。但，我却有相反的看法。“梦里的念头为因，而尿急反而是果”，因为，我平时很少晚上起来小便，尤其是这种三更半夜的时刻，更不可能发生。并且我就是在各种比这更舒适的旅途中也从不曾有过尿急而惊醒的经验。其实，这个论点纵然未能寻出解释，也仍丝毫不会减弱我以上论断的可靠性。

        还有，由于梦的解析所得的经验，使我注意到一件事实——梦的解析，虽然能够从梦的来源与愿望的刺激，经由思路的运行，追溯至“孩提时代”，以找出清楚的关联，使人觉得解释十分完全，但我仍得自问，这因素是否构成梦的基本条件。果真这想法是可以成立的话，那我就可以概括地说：“每一个梦，其梦的显意均与最近的经验有关，而其隐意均与很早以前的经验有关”；在歇斯底里症的病人，我的确发现到那些早年的经验在他们的想法中居然栩栩如生地持续至今。但，我仍然很难确实地证明此一假说。在另外一章里（第七章）

        我将再就“梦的形成”中，对“早年经验”所扮演的角色分量作一探讨。

        以上，我们提出了梦的记忆所具的三个特点，第一：“梦内容多半以不重要的事为显意”，这已由“梦的改装”的探讨作了满意的解释。以及另外两个特点：“梦内容多选用最近的以及孩提时代的资料”——但我们仍很难由梦的动机推演出这两个特点。现在让我们权且先记住，这两个特点仍尚待更进一步的解释与检验。而等到讨论有关睡觉时的心理状态，或研究心灵的结构时，再从长细谈。以后我们就会发现经由梦的解析，就像由一个“检验孔”可以窥看出整个心灵结构的内部。

        但在这儿，我拟再强调由最后这几个梦所分析得出的另一结果——“梦‘往往’（often）看出来有好几个意思”，并不只是上述那些例子所显示的好几个愿望的达成，而且“很可能是一个愿望的达成隐蔽了另一愿望的达成，需要经过最后层次分析，才能找出那最早时期的某种愿望的达成。”最后，我想也许有人会问我，在这句子开头所用的“往往” （often）是否可以更正确改为“恒常的”（stantly〔37〕）。

     第五章-丙、梦的肉体方面的来源

         丙、梦的肉体方面的来源

        如果我们想引发受一般教育的门外汉对梦的问题发生兴趣，那么我们不妨问问他们，究竟他们自己以为梦的来源是什么。关于这问题，一般而言，他们多以为自己的意见是对的，他们多半马上联想到“消化障碍”（“梦由胃脏内引起”）、“睡姿”、“睡中发生琐碎的小事”等等均足以影响梦的形成。他们甚至认为，除了这些肉体上的因素以外，梦就再也找不出其他方面的来源。

        本书开宗明义第一章〔38〕里，我们已经详尽地讨论过一些对有关肉体上的刺激对梦的形成所发生的影响，所以此地我们只须再回忆一下那些探讨的结果。我们已知道肉体上的刺激又可分三种：由外物引起之客观上存在的感官刺激、仅能主观觉察到的感官内在的兴奋状态，以及由内脏发出的肉体上的刺激。而且，我们也注意到，这些有关梦的研究，也因为梦的“精神来源”，究竟是与“肉体来源”共同运作或是根本不存在，而意见纷歧不一，就这有关肉体来源的可靠性而言，我们对这由外物引起的，客观上存在的感官刺激——不管是睡中偶然发生的刺激，或是与睡眠状态时之身体内部状态所共同发生的刺激，它们的意义以及其证明，均有人用实验的方法予以证实。而仅能主观觉察到的感官刺激，则可由梦中复现之乍睡乍醒之感官影像观其一斑。至于由内脏发生之肉体上的刺激，虽不能确定地证明出其影响，但大致上可由众所皆知的消化、泌尿以及性器官的兴奋状态，对梦的内容所生的影响，而多少看出端倪。

        “神经刺激”和“肉体上的刺激”就这样地被认为是梦的“解剖学上的来源”，而有很多学者，乃以为此即梦之唯一来源。

        然而，我们却发现了好几个疑问，而足以使这种肉体刺激的理论站不住脚。

        尽管提倡这种理论的学者们是如何地有自信，尤其是对偶然的，外界的神经刺激方面，他们可能不难在梦的内容里找出这种来源，但是，他们也不得不承认一件事实——梦中所发现的这些丰富的意念，内容并无法单单以外界刺激完全解释得通。就这方面，卡尔金小姐曾在六个礼拜中，对她自己的梦，以及另一实验者的梦与外界感官所受之刺激所作的实验看出，她们两人的梦与外界刺激之关系分别只达百分之十三点二，和百分之六点七而已。在她们所收集的所有梦中，只有两个梦可以与器官之感觉扯上关系。这个统计数字更使我们早先由自己的经验，所导致对这说法的怀疑更为加深。

        常常有人干脆就将梦分为两类，一种是上述的神经刺激引发的梦，以及另外的因素引起的梦。如斯匹达，就曾分类为“神经刺激梦”以及“联想梦”。但，这也仍解决不了问题。

        唯有能找出梦的肉体来源与梦内容之意念之间的关联，才算是真正解决这悬案。

        除了上述“外来刺激之来源并不多见”的证明以外，尚有第二个质疑：“许多梦如果用这种梦来源，解释并未能完全行得通。”兹举两例：第一，为何梦中那外来刺激的真实性质往往不易看出，而多以别物取代。第二，为何心灵对这错误感受到的刺激所生的反应竟是如此地不定而多变化呢。我们已知道，史特林姆贝尔对这质疑所作的答复，他以为心灵在睡眠时往往与外界隔离，而无法对外界感官刺激予以正确的解释，以致被迫对这来自各方的朦胧的刺激建构一番幻象。在他那本《梦的性质及其来源》第一百零八页，他有如下说法：

        “在睡眠时，由外界或内在的神经刺激，在心灵上引发出一种感觉，或一种情意综合，或任何一种精神过程，而这种感觉在心灵里唤起了属于醒觉状态时所经验到的某些记忆、影响，这也就指着是那些以前的各种感受——可能是毫不经过润色的，或有精神价值附着于上的。就这样子，经由神经刺激，引致心灵收集出一些或多或少的影像记忆。而使我们人有如在醒觉状态下一般，心灵能“解释”这些睡中由神经刺激所生的印象。而这种解释的结果即所谓的“神经刺激梦”——“一种梦，其成分是由神经刺激在心灵上产生精神效果，而按着‘复现的原则’使某种心灵上的影像重现出来。

        在主要观点上与这理论相同的，就是冯特的主张，他以为梦的观念，绝大部分来自于感官的刺激，尤其是全身性的刺激，因而引发多半是不真实的幻象——只利用小部分的真实记忆，而扩展成幻觉的程度。以这种理论来说明梦内容与梦刺激之关系，史特林姆贝尔曾作一种譬喻：“就像一个不懂音乐的人，用他的十根指头在琴键上乱弹一般。”这意思就是说，梦并不是一种由精神动机引发出来的精神现象，它是一种生理刺激导出的后果，只是由于受到这刺激后，心灵无法以他种方式表现其反应，而不得不以精神上的症状来表现而已。基于同样的假设，梅涅特曾对obsessiveidea的解释作了那有名的譬喻：“在数码转盘上，每个数字均高高地以凸字表现出来。” 

        （Strachey注：此段文章并无法在梅涅特的著作内找到出处）。 

        虽然这理论似乎广为人们所接受，而且说起来也颇动听，但我们仍不难看出它的毛病。

         每一个在睡中引起心灵产生幻象的肉体刺激，常常可引发无数种不同的梦的内容〔39〕。但史特林姆贝尔与冯特均无法指出“外界刺激”与心灵用来“解释”它的“梦内容”之间的关系。也因此无法解释得通这种“刺激经常使心灵产生出的如斯奇特的梦”〔40〕，其他的反对意见多半是针对这理论的基本假设——“在睡眠中，心灵是无法正确地感受外界刺激的真正性质。”老一辈的生理学家布尔达赫曾告诉我们，在梦中心灵仍能相当正确地解释那些由感官所得到的印象，并且正确地予以反应。他并且指出，某些对个人较重要的感觉往往在睡中并不会与其他一些刺激一同受到忽视。相反地，它们常常自然地脱颖而出，引起睡者的特别重视，一个人在睡觉时，听到人家叫自己的姓名往往马上惊醒，但对其他的音响却往往仍照睡不误。当然，这是基于一个大前提——在睡中，心灵仍能分别各种不同的感觉的。因此布尔达赫以为，并不是心灵不能解释睡眠状态中的感官刺激。而是它对这些刺激并不发生足够兴趣所致。在一八三○年利普士又把布尔达赫这一套搬出来，以攻击主张肉体刺激这一派的看法。在这些论争里头，心灵这东西就有如一段趣闻中的睡者一般。人家问他：“你在睡觉吗？”他回答：“不是。”而再问他：“那么你借我十个佛罗林〔41〕吧？”他却有了借口：“喔！我已睡着了！”

        有关肉体刺激形成梦的理论仍有许多不适切之处。由观察的结果，纵然就是在我们一开始做梦时，那肉体刺激马上介入的话，我们也仍无法确定外界刺激必定会导致梦的形成。譬如说，当我在睡觉时，我感受到触摸或压力的刺激，那么我仍有一大堆的反应供我选择。我可能根本不理它，而直到醒来时，才发觉我的腿没盖上被子，或是我因为侧卧而压着一条手臂。事实上，在精神病态的研究中，我发现有一大堆的例子，均是各种相当兴奋的感觉或运动方面的刺激，但却在梦中引不起丝毫反应。或者，我可能在睡中一直感受到这份刺激的存在，就像通常睡中所感受到的痛感一样，但在梦中却未把这痛感加在内容里头。第三，我可能因为这刺激而惊醒，以便驱散或避开这份刺激。最后第四种反应：我可能由这神经刺激而引起梦的产生；其他尚有各种各类与梦的产生同样可能发生的反应。因此，如果说除了肉体上的来源以外找不出其他引起梦的动机，那实在是欺人之谈。

        有鉴于上述的肉体来源的说法有诸多漏洞，其他的学者——如歇尔奈尔以及跟随他的哲学家伏克尔特——乃致力于更精细地探究那些由肉体刺激引起的具有各种彩色影像的梦，以决定其精神活动之性质，由此他们将梦当作一个心理学上的问题加以研讨，并且以为梦纯粹是一种精神活动的表现。歇尔奈尔不仅将梦的形成以其诗般的文笔加以精彩的阐论，并且深信他自己已找出了心灵应付所受到的刺激的原则。按歇尔奈尔的说法，梦是一种无拘无束的幻象，它刚由白天所受到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而尝试用象征的手法将感到这刺激的器官的特性表现出来。因此，我们可以作出一种释梦的书，一种解析梦的导引，而利用这些，我们可以将肉体的感觉、器官的状况，以及刺激的状态由梦的影像中找出意义来。“因此猫的影像就像征着极坏的脾气，而雪白、光滑的白面包就像征着赤裸的人体。在梦中的幻象，整个人体就用一间房子来代替，而内脏各器官即分别以房子中各部分所代替。在牙痛引起的梦中，一个圆形拱顶的大厅象征着嘴巴，而一座往下走的阶梯象征由咽喉下至食道。在头痛引起的梦中，一座天花板覆满蟾蜍颜色的蜘蛛，即象征着上半头部的问题。”

        “对同一个器官，我们在梦中往往使用各种不同的象征：呼吸胀缩的肺脏以烈火烘烘的火炉代替，心脏以空盒子或篮子、膀胱以像圆形皮包的东西或只是空心的东西代替。而最特别有意思的是，在梦的结束时，受刺激的器官本身或其功能往往会毫无掩饰地真的由梦者的肉体上表现出来。因此，牙痛的梦往往是最后梦者由口中拔出大牙而告结束。”但，这种说法未免太过分神化了。因此使得歇尔奈尔的读者们对他的说法很难接受，甚至连一些我本身也认为颇有道理的，都因为所言太玄而鲜为一般人所相信。我们可以看出，他这方法其实等于古代应用象征理论的释梦的方法的复活，只是他用在释梦的，仅局限于人体的象征符号而已。由于缺乏科学上所能理解的方法，使得歇尔奈尔这理论的应用仍受到极大的限制，由此对梦所作的解释仍充满不定性，特别是一种刺激可以在梦内容内用好几种象征符号所取代的说法，更使人难以信服，甚至连他的门徒伏克尔特也无法确信房屋是象征人体的说法。还有另外一个反对的理由：根据他的看法，梦的活动根本是一种无用的，无目标的心灵活动，心灵本身只满足.于绕着刺激构想一堆幻想，而根本就不曾想把这刺激消除掉。

        歇尔奈尔这个肉体刺激的象征理论尚有一大致命伤的缺点，有某些肉体上的刺激是一直持续存在的，而这种刺激一般认为往往在睡眠中较清醒时更容易为心灵感受到其存在。因此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心灵并不竟夜长宵地一直在做梦，为什么并不每夜梦见所有的这些有关系的器官呢？如果对这种质疑，我们作出如下的遁词：“要引起梦的活动，必须先由眼、耳、牙齿、肠等等器官先有特殊的兴奋状态。”那么我们又面临另一难题：如何证明增加的刺激是客观的呢？这只有在少数几个梦可以找出证明来，如果说梦见飞翔是象征着肺叶的胀缩，那么这种梦，正如史特林姆贝尔所说的，应该是常常被梦见的，不然就得证明出在做这梦时梦者的呼吸特别加快。当然，还有第三个更好的解释，那就是说，当时一定是由某种特殊的动机引导梦者的注意力倾注于那些平时经常存在的内脏感觉，但这将使我们的论证远超过歇尔奈尔的理论范畴。

        歇尔奈尔与伏尔克特的理论，其价值在于唤起我们对某些有待解释的梦特征的注意，而促成了更新的发现，其实梦的确有他们所谓的肉体器官的象征现象——譬方说，梦中的水往往代表着想小便的冲动，而男性性器往往以直耸的硬物或木柱作象征……等等。还有由一些充满新鲜视觉，五光十色的梦中影像与其他晦暗不明的梦影比较，使我们也很难驳斥那种“由视觉刺激引起的梦”的说法。同样地，对那些含有声音人语的梦，也无法否认的确是有幻觉形成的存在。一个像歇尔奈尔所说的梦，两排长得活泼可爱的孩子站在一座桥上对峙着，彼此打来打去的，直到最后梦者本身坐到桥上去，由他的下颏找出一根大牙才结束这怪梦。另外，伏尔克特的另一相似的梦，两排抽屉拉出拉入，最后也是以拔牙作结束。由于这两位作者记述出相当多的这类梦的形成，所以我们也不能把歇尔奈尔的理论看成一种昧于真理的臆测。因此，我们所必须作的工作便是如何对这种所谓的牙齿梦的假想象征作一不同的解释。

        在我们对梦的肉体来源探讨中，迄今我一直未引述我们由梦的分析所得的论断。现在，由于利用一种以前研究梦的学者们所未曾用过的方法，我们能够证明梦具有精神活动的内在价值，由愿望来充当梦形成的动机，而以前一天的生活经验做梦内容中最明显的资料。而任何其他研究梦的理论，如果忽略了这种重要的研究方法——以致形成那种把梦看作由肉体刺激引起的无用的、费解的精神反应——都可以不必再多作批评即予否定。不然的话，那就等于说（事实上，这根本不可能的）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梦，一种我们已详尽观察得到的结果的，而另一种却是那些只有早年的学者所研究的。为了消除这份矛盾，我们得尝试在我们梦的理论的范畴内，找出方法来解释那些所谓肉体来源引起的梦。

        在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已经有了初步的成果，我们发觉梦的工作是基于一种前提，拟使同时感到的所有梦刺激综合成一整体性的产物（见本章开头部分）。我们已知道，如果当天遗留下来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印象深刻的心灵感受，那么由这些感受所产生的愿望便会凝聚形成一个梦；同样地，这些具有精神价值的感受又与当天另外一些无甚关系的生活经验（只要这些能使那几个重要的印象间建构出联系来）综合而成梦的资料。因此，梦其实是对睡眠时心灵所感受的一切所作的综合反应。就我们目前已分析的有关梦的资料看来，我们发现它是包含了心灵的剩余产物以及一些记忆的痕迹——这些记忆，虽然其真实性的本质并无法当场验明，但至少我们均充分地感受到其精神上的真实性（由于多半均与最近或孩提时代的资料确有关联）。有了这种观念，我们也较容易能预测得到究竟在睡中加入的新刺激与本来就存在的真实记忆将会合成如何的一种梦。当然，我们须强调的是，这些刺激对梦的形成确实重要，因为它毕竟是一种真实的肉体感受。而借着再与精神所具的其他事实综合，才完成了梦的资料。换一句话说，睡眠中的刺激必须与那些我们所熟悉的日间经验遗留下来的心灵剩余产物结合而成一种“愿望的达成”。然而，这种结合并非一成不变的，我们已经知道，对梦中所受的物理刺激，可以有好几种不同的行为反应。但一旦这种合成的产物形成以后，我们一定可以在这梦内容内看出各种肉体与精神的来源。

        梦的本质决不因为肉体刺激加之于精神资料上而有所改变，无论它是以何种真实的资料为内容，均仍旧是代表着“愿望的达成”。

        在此，我拟提出几种可能改变外界刺激对梦的意义的特点。我以为梦的形成须视梦者当时的生理状况而异，譬如当时外界刺激的强度、睡眠的深度（平时习惯性的，或当时偶发的），以及个人对睡中刺激的反应均有差异。可能，有人根本不受其扰而继续呼呼大睡，有人因此惊醒，更有人即将之纳入梦中的资料。由于有这种差异，因此，外界刺激对梦形成的影响也因人而异。就我自己而言，由于我向来睡得很好，很少为外界任何刺激所惊扰，所以由外界肉体刺激引起的兴奋很少能介入我的梦中，而大部分的梦均来自于精神上的动机。事实上，我记得自己只有一个梦是与一件客观的、痛苦的肉体刺激来源有关，而且我认为在这梦里，我们可以看出外界刺激如何地影响这梦的特点：

        “我骑着一头灰色的马，最初看来，胆战心惊，小心翼翼地，似乎我是硬着头皮练习似的。然后我碰到一位同事甲先生，他也骑着一头装有粗劣饰带的马。他挺直地端坐于马鞍上，他提醒我某件事情（可能是告诉我，我的坐鞍很差）。现在我开始觉得骑在这头十分聪明的马身上，非常轻松自如；我越骑越舒服，也越觉熟练。我所谓的马鞍是一种涂料，整个敷满马颈到马臀间的空隙。我正骑在两驾篷车之间，而正想摆脱掉他们。当我骑入市街有一段距离后，我转过头来，想下马休息。最初我打算停在一座面朝街心的小教堂，但我却在距离这一所甚近的另一所小教堂前下了马。旅馆也就在同一条街上，我大可以让马自个跑去那儿，但我宁可牵着它到那儿。不知怎地，我好像以为如果骑着马到旅馆面前再下马会太丢人。在旅馆面前，有个雇童在招呼，他拿着我的一份札记本，向我调侃其中内容，那上面写着一句“不想吃东西”（并且底下用双线加注），再下去又另有一句（较模糊的）“不想工作”，同时，我突地意识到我正身处一个陌生的城镇，在这儿我没有工作。”

        这梦相当明显地可以看出是来自于痛刺激的影响的。就在前一天，我因长了疔，而痛苦万分。后来竟在阴囊上方长成一个苹果大的疖疮，而使我每一举步均感穿心之痛。全身发热、倦怠、了无食欲，再加上当天繁重的工作，使我整个人崩溃下来。虽然这种情况并未使我完全不能行医，但由于这病痛的性质与发病部分，至少有一件事，是我一定无法做的，那就是“骑马”。而就因为“骑马”这活动使我构成了这个梦——一种对此刻病痛的最强力的否定方式。事实上，我根本不会骑术，我不曾做过骑马的梦。而一生我也只骑过一次马。还有，无鞍骑马，更是我所不喜的。但在梦中，我却骑着马，有如我根本在会阴处并未长什么毒疮似的。或者说，“我所以骑马，是因为我希望我并没长什么疮。”由梦的叙述我们可以猜测，我的马鞍其实是指着能使我无痛入睡的膏药敷料。也许，由于这般地舒适，使我最初的几小时睡得十分香甜。以后痛感又开始加剧地意识到，而使我几乎痛醒过来；于是梦就出现了，并且抚慰地哄我：“继续睡吧，你不会痛醒的！你既然可以骑马，可见并没有长什么毒疮的，因为哪里有人长了毒疮，还能骑马呢？”而梦就如此成功地把痛感压制下去，而使我继续沉睡。

        但梦并不只是用一个根本与事实不符的幼稚意念，来敷衍掉疖疮的痛楚而已（就像痛失爱儿的母亲或突告破产的商人所作的疯言疯语）。其实在梦中，它所否定的感觉与影像之细节尚与一些心灵中确实存在的记忆有所联系，而在梦中将这些资料一一予以利用，“我骑着一头‘灰色的’马”——这马的颜色正与胡椒盐的颜色一样，而这正好使我想到，最近一次在村庄碰到我的同事甲先生时，他曾警告我，调味品加太多的食物吃了会生疖疮，而且一般人都以为疖疮的病因与“糖”大有关系。我的朋友甲先生自从他接替了我去治疗那位我曾花过一大番心血的女病人以来，他就在我面前“趾高气扬的”（直译当为：骑着高马），但这位女病人，事实上就像“周日骑士”的故事里头的马一样，她随其所欲地载着我跑，因此，梦中的“马”其实就是这女病人的象征（梦中说，它是“十分聪明的”）。我觉得“非常轻松自如”，其实就指着在我那同事甲先生取代了我以前我在她家照顾她时的感受。记得城里名医中有一位支持我的同事，最近曾就我对这女病人的处理，作如此褒勉：“我想你是相当称职的”（直译当为：我想你在那“马鞍”上是安全了）。而且身体正受着如许病痛的折磨，还要每日为病人作八到十小时的心理治疗，可真称得上是一件大功德，但我自己也深知，如果没有理想的健康状态，我是无法再将这繁重吃力的工作继续干下去的。而且梦中又充满着一大堆如果我的病继续发展下去的恶果（那札记，就像神经衰弱的病人拿给他们的医生看的：“不想工作，不想吃东西”）。再更进一步地探讨，我发觉这梦可以由骑马代表愿望的达成，更追溯到童年的一件回忆——我与那年纪长我一岁的侄子（现住于英国）在童年时的多次吵架。还有，这梦也采用了一些我去意大利旅行的片段材料：梦中那街道正是威洛纳与西恩那两城市的景象。再更深一层的解析引向性方面的梦意，我发现我梦中所用的这些风光明媚的城镇竟可能是这位未曾去过意大利的女病人所梦见的（去意大利，德文为gehenItalien〔音近genItaliealieals 〔性器〕）同时我曾提到在甲先生以前是我到她“家”给她看病的，还有我那疖疮所长的位置，均隐约有“性”的意味在内。

        在另外一个梦，我也同样成功地将打扰我睡眠的刺激躯除掉。这次的骚扰是来自感官的刺激。其实，这偶发的刺激与梦内容的关系也是很偶然的机会下发现的，也因此才使我对此梦得以了解。“在一个仲夏的清晨，当时我住在提洛尔（在阿尔卑斯山中）的别墅里，醒来时我只记得梦见‘教皇死了’。”面对这短短的毫无影像的一个梦，我竟完全无从解析，唯一扯得上关系的是，在几天前我曾由报纸上看到有关他老人家身体微有小恙的报道。但这天早上我太太问了我一句话：“今天清晨你可听到教堂的钟声大作吗？”事实上，我完全没听到这钟声，但，却因这一句话而使我对梦中情景恍然大悟。由于这群虔诚信教的提洛尔人所敲出的钟声，促使我由睡眠的需要产生了如此的反应——为了报复他们的扰人清睡，我竟构成了这种梦内容，并且得以继续沉睡而不再为钟声所扰。

        在以前几章里所提过的一些梦也都可以拿来作阐释“梦刺激”的例证。那“高觞畅饮”

        的梦便是一个好例子，其起源完全来自“肉体的刺激”，而由这感觉——“渴”引起的“愿望”即为此梦之唯一动机。其他种种仅肉体刺激即可产生梦的例子永不乏其数。一个病妇，梦见她摔掉两颊的冷敷器具，是一个对痛刺激所生的较不寻常的“愿望达成”的反应。这似乎使梦者暂时忘却了痛苦，而将其病痛归诸于他人身上。

        我那三位巴尔希（命运女神）的梦很明显地是个饥饿的梦，而这对食物的需求更可远溯自儿时对母亲乳房的期待，但它却以这种无害的欲望来取代了某种不能公诸于世的欲望。在那有关都恩伯爵的梦里，我们可以看出一种偶发的肉体需要经由何种程序而与一种精神生活中最猛烈、最强力潜抑的冲动发生关系，还有，伽尼尔所写的，拿破仑一世在定时炸弹的炸声惊醒他以前，那声音先使他产生了一个战争的梦。由此我们不难清晰地看出睡中精神活动对肉体感觉所生反应的真正目的。一位年轻的律师，由于全神贯注于某件破产讼案，在午睡时，竟梦见与一位由这件讼案才认识的莱西先生相会于胡希亚汀。而这地名Hussiatyn（德文为“咳嗽”之意）更使他引入更深的冥想，不久他惊醒过来，才发觉他的枕畔人因气管炎而大声不断地在“咳嗽”。

        现在，且让我们由拿破仑（这位出名的精于睡眠之道的传奇人物）的梦，再来比照以前所提过的那好睡的医科学生，他曾被女房东由懒睡中唤起，提醒他该是上医院的时候了。等到他蒙头再睡时，他就梦见他正躺在医院的床上，而最可能的解释是这样的：如果我已在医院了，那我就不必现在起床赶去医院了。这很明显地，是一种“方便的梦”，而睡者也自己坦承那确是他做这梦的动机。而由此，他也看出一般的梦所具的一种秘密——所有的梦，就某方面来说，均属于“方便的梦”。它们可以使梦者继续酣睡而不必惊醒。“梦是睡眠的维护者，而非扰乱者”。以后在另一章，我们拟再就醒觉状态的精神因素讨论这种观念。但就目前而言，我们已可用这观念解释一般外来的客观存在的刺激所引起的梦。不管是心灵果真能完全不理会外来刺激的强度和意义，而能继续呼呼大睡也罢，或者梦是用来否定掉那些外在刺激。或者第三种说法，睡眠中的心灵能感受刺激，它总是将一种合于睡眠理想状态的真实感觉，编织于梦中，以抵消其他骚扰睡眠的事实。上例的拿破仑就以“那只不过是在阿尔哥的枪声炮响的梦中回忆而已”而继续其酣睡〔42〕。

        “睡眠的愿望”使意识的自我调整其本身的感受，再加上梦的检查作用以及以后将提到的“加工润色”，而使自我形成了梦，这种观念必须在梦形成的动机探讨中经常谨记在心——每一个成功的梦均是愿望的达成。至于，梦所必然附带的、不变的“睡眠愿望”与梦所附带达成的其他某些愿望，究竟有些什么关系，则待以后我们再详论。由“睡眠愿望”的说法，我们发现到这可以补缀史特林姆贝尔与冯特的理论之不足，并且它可以避免前述那些以外界刺激所作解释的荒谬与令人怀疑的程度。其实，睡中的心灵能够对外界刺激予以正确的感受，并投予主动的好恶，有时甚至会因此而惊醒。因此，这些正确的感受，只有能通过那至高无上的睡眠愿望的检查制度，才能于梦中现形出来。梦中情境所用的逻辑可用以下一例代表：“那是夜莺，而非云雀”，因为果真那是云雀，那么这美妙的夜就要告终了。然而能通过这种检查制度的，心灵可能有不下一种的对外界刺激所作的阐释，然后再选出其中与心灵中愿望冲动最相合的作为梦内容。因此，我们可以说梦中每一件内容均有肯定的存在，而无一令人怀疑之处。对梦所作错误的解析其实并非一种幻觉，而是——如果你愿意这样称呼它的话——一种遁词，就像梦的检查制度所取用的转移置换，我们日常的精神过程也免不了这种歪曲事实的毛病。

        只要是外界的神经刺激和肉体内部的刺激其强度足够引起心灵的注意（如果它们只够引起梦，而不使人惊醒的程度），它们即可构成产生梦的出发点和梦资料的核心，而再由这两种心灵上的梦刺激所生的意念间，找出一种适当的愿望达成。事实上，我们可以发现许多的梦均可由其内容中找出肉体上的因素，甚至有些情形是，本来那愿望并不存在，但却因梦形成的需要而唤醒了它的存在。其实，梦说穿了无非是代表愿望的完成而已，它的工作即在于由某种感觉而找出能借此达成的某种愿望。甚至假如这些感觉资料是带有痛苦不愉的成分在内，它仍用以构成某种梦的形成。心灵能够巧妙自如地将某些会引起不愉快，或根本不矛盾冲突的资料，经由两种心理步骤（见第四章）以及存在于其间的检查制度，而变为完全合理的愿望达成。

        在我们的精神生活领域里，我们都知道有许多是属于心灵“原本步骤”（或谓“原本系统”）的受潜抑的愿望，而其所以不能达成则完全来自于“续发步骤”（或谓“续发系统”）的压力。这两者之间我们并非以“时间性的存在”来划分——即这些愿望最初存在，而后来即被摧毁消失掉。“潜抑作用”的原则，为我们对心理症的研究所需具备的观念，它以为受潜抑的愿望并非就此消失，它只是由于某种重压而予以暂时性的抑制。在另外一个字“压抑作用”，由其字的ub—presb sion，意即“压下去”，即可看出这类的意思〔43〕。而一旦这些受压制的愿望得以脱颖而出，于是，“续发系统”的压制力便告消失（这种压制是可以意识到的），此时乃在心理源表现出“不愉快”来。总之，我们的结论是：如果一种在睡眠时来自肉体上的不愉快的感觉发生时，梦活动可以将之利用来达成某种本来受压制的愿望。此时检查制度仍具有或多或少地存在。

        这种说法对某些“焦虑的梦”可以解释得通，但另外某些梦却不太适用这种愿望理论，而需要其他不同的阐释。由于梦中的焦虑均免不了带有心理症的特点，所以来自性心理兴奋的梦，其焦虑均代表受潜抑的原欲，因此这种焦虑，就像整个的焦虑梦一样，具有心理症状的意义，而我们所面临的难题就在于究竟梦中愿望达成的趋势究竟到哪种程度才受到限制。

        然而，另外有些“焦虑梦”却是来自肉体因素的焦虑（譬如某些肺脏或心脏有病的患者，往往偶发呼吸困难的焦虑），那同样地，它也可用来使某些强力压制的愿望在梦中予以实现，而得以疏导出那份焦虑，要想在这两种看来相矛盾的情形找出合理的说明，事实上也并不难。当这两种心理构成物，一种“情绪上的偏好”与一种“观念内容”具有密切关系时，只要其中之一确实存在，即可引发另一种之产生，甚至梦中亦复如此。那么，我们可以看出，来自肉体的焦虑引发了受压制的“观念内容”，而由此再加上性兴奋，使得焦虑得以宣泄出去。就某些情形而言，可说是“由肉体产生的情绪变化由精神予以阐释”。而相反地另外一种情形，却是“来源均由精神因素引起，但所受压抑的内容却明显地由肉体上将焦虑宣泄出来”。然而在这方面的探讨所面临的困难与梦的了解无甚关系，而这些困难之所以产生，乃由于我们的讨论范围已跨入了焦虑的演变与“潜抑”的问题。

        无疑地，来自身体内部的主要梦刺激是包括了全身性的肉体知觉，它不仅能供给梦的内容，并且能使“梦思”在所有资料中挑选最适合其特性的部分作为梦内容的代表，而将其余部分予以删除。同时，这些由当天所遗留下来的全身性知觉以及所附的心理意象也都对梦有很大的意义。而且，一旦这些知觉所带来的是痛苦的反应，那它也可能遁入另一相反的形式表现出来。

        如果睡眠时来自肉体的刺激并非具有十分强烈的程度，那么依我看来，它们对梦的形成所生的影响，充其量也只不过像那些白天所遗留下来不太重要的印象。我的意思也就是说，它们只能用来与某些“观念内容”相结合以形成梦。它们就像是一些便宜的现成货色，视需要而定随时可以取用，而并非十分重要的梦来源。我可作一种譬喻：当一个鉴赏家拿一块稀世宝石，请艺匠镶成艺术品时，那艺匠就必须视宝石的大小、色泽以及纹理来决定镶刻成什么样的作品。但一旦他所用的材料是俯拾皆是的大理石、砂石，那么艺匠就可以完全依照他本身的意念来决定其成品。就我看来，只有以这种譬喻才能说明何以那些几乎每夜都发生的较平凡的肉体刺激并未常常构成千篇一律的梦〔44〕。

        也许，如想好好说明我上述的意思，最好还是再举一个释梦的例子。有一天，我曾对梦中常有的一种“被禁制的感觉”〔45〕，发生兴趣，而思索竟日，结果当天晚上我做了如下一梦：“我衣冠十分不整地，由楼下用一种近乎跳的方式，每次跨三阶地上楼梯，我因为自己的健步如飞而得意。突然我发现女佣人正从楼梯上向着我走下来，刹那间我感到十分尴尬羞愧，而想马上跑开，但我却发现到一种‘受禁制的感觉’，我竟在梯间上身不由主地动弹不得。”

        分析：这梦中情境是来自每日生活的真实情况。在维也纳我所住的房子，有二楼，楼下是我的诊所与书房，而楼上是我的起居室，两者唯有一个楼梯上下相通，每天工作到深夜，我才上楼休息。在做梦的当晚，我的确是衣冠不整地——已把领带、纽扣全部解开——蹒跚上楼，但在梦中却更过分地变得近乎衣不蔽体的程度。通常，我上楼总是两、三阶一大步地跑上去。还有，由梦里也可看出愿望的达成——由于我能如此步履轻快，表示我心脏功能还十分不错，同时，这种跑上楼的自在正与后半段的动弹不得的困境又正是一大对比，我在梦中动作的完全自由轻快，使我不禁想起，我有如在梦中飞驰一般。

        但梦中我上楼去的那房子并非我家，最初我并无法认出那地方，而后来有个女人告诉了我这是什么地方。这女人是我每天出诊两次去给她打针的一位老友人的女佣。而这梦中的地点的确就是我每天都要走两回的那老女人家的阶梯。

        这些“阶梯”与这“女佣”怎会跑入我的梦中呢？为了自己衣冠不整而羞惭，无疑地是带有“性”的成份在内，但那女佣人比我年纪大，而且一点也不吸引人。这些疑问使我想起以下的插曲：当我每次早上去她家看病时，总是习惯地在上楼时要清清喉咙，而把痰吐在阶梯上。由于这两楼连一个痰盂也没有，所以我私自以为楼梯如想保持干净，问题并不在我，而是她应该买个痰盂供人使用。但那管家婆是一个吝啬而具有洁癖的老女人，却有另一种不同的看法。她每天到那时候总是站在楼梯口，注意我是否又随便吐痰，而一旦正好被她发现，势必又有一阵窝囊气好受。甚至后来她看到我，也不再作礼貌上的招呼。就在做梦的当天早上，我又由那女佣的恶言更加强了我对她的反感。当我看完病走出前门时，那女佣竟盯着我说：“大夫！你最好擦擦皮鞋再进来吧！我们的红地毯又被你搞脏了。”而这些事件大概可以解释为什么“阶梯”与“女佣”会出现于我的梦中了。

        至于“跳阶上楼”与“吐痰于阶梯上”是有密切关系的。咽喉炎与心脏的毛病可能是吸烟的恶习所致的惩罚，再加上连我自己的女管家也嫌我不够清洁，因此我在两家均不得人缘，而这在梦中更混合而成一件事。

        其他有关此梦的解析须待我能指出“衣冠不整”的“典型的梦”的来源以后再作详谈。

        同时由刚才所叙述的梦可以看出，梦中的“受禁制的感觉”往往是在梦境需要再接上另一事件时发生的。至于在我睡觉当时的运动系统状况并无法解释这梦的内容，因为就在刚刚不久前，我才发现我又习惯地跳着上楼，就像梦中情景完全一样。

     第五章-丁、典型的梦-1

         丁、典型的梦

        一般而言，如果别人不供给我们一些他的梦中所隐含的意念想法的话，我们就无从对他的梦作一合理的解释，也因此而使得我们的释梦方法大受限制〔46〕。但与这一种特具个人色彩，鲜为外人所能了解的梦相对照的，另有一些例子，却几乎是每个人都有过的同样内容、同样意义的梦。由于这种“典型的梦”，不论梦者是谁，它几乎都来自同样的来源，所以这类梦的研究特别适合我们对梦的来源所作的探讨，也因此我拟在这章专文讨论它。

        为何有这种困难，以及我们如何补救技巧上的困难，则留待下一章再讨论。读者们将来自会了解我为何在本章只能处理几类“典型的梦”，而将其他的讨论延至下一章。

         一、尴尬——赤身裸体的梦

        梦见在陌生人面前赤身裸体或穿得很少，有时也可能并不引起梦者的尴尬羞惭。但我们目前所认为较有探讨价值的是那些使梦者因此而尴尬，而想逃避，但却发觉无法改变这窘态的梦。唯具有这些因素的赤身裸体的梦，才属于本章所谓“典型的梦”，否则其内容的核心可能又包含其他各种关系，或因人而异的特征。这种梦的要点就是“梦者因梦而感痛苦羞惭，并且急于以运动的方式遮掩其窘态，但却无能为力。”

        我相信大部分的读者都曾经有过这一类的梦吧！

        暴露的程度与样子大多相当模糊，可能梦者会说：“当时穿着内衣。”但其实这并非十分清楚。大多数情形下，梦者对袒裼裸裎的叙述均以一种较模糊的方式表示，“我穿着内衣或衬裙”，而通常，所叙述的这种衣服单薄的程度并不足以引起梦中那么深的羞惭。一个军人，通常梦见自己不按军规着装，便代替了这种“裸体”的程度，“我走在街上，忘了佩带，军官向着我走来……”。或是“我没戴领章”，或是“我穿着一条老百姓的裤子”等等。

        在梦中被人看见而不好意思的对象大多是一种陌生面孔，而无一定的特点，并且在“典型的梦”里，梦者多半不会因自己所羞惭尴尬的这件事而受外人的呵责。相反地，那些外人都呈现漠不关心的样子，或者，就像我所注意过的一个梦中，那人是一副僵硬不苟的表情，而这更值得我们好好回味其中蕴味。

        “梦者的尴尬”与“外人的漠不关心”正构成了梦中的矛盾。以梦者本身的感觉，其实外人多少应该会惊讶地投以一眼，或讥笑他几句，甚或驳斥他，关于这种矛盾的解释，我认为可能外人憎恶的表情，由于梦中“愿望达成”的作祟而予以取代，但梦者本身的尴尬却可能因某些理由而保留下来。对于这类只部分内容被“愿望达成”所改装的梦，我们仍未能完全了解。基于这种类似的题材，安徒生写出了那有名的童话《皇帝的新衣》，而最近又由福尔达以诗人的手笔写出类似的护符。在安徒生童话里，有两个骗子为皇帝编织一种号称只能被天神和诚实的人所看到的新衣。于是皇帝就信以为真地穿上这件自己都看不见的衣服，而由于这纯属虚构的衣服变成了人心的试金石，于是人们也都害怕得只好装作并没发现到皇上的赤身露体。

        然而，这就是我们梦中的真实写照。我们可以如此地假设：这看来无法理解的梦内容却可由这不着衣服的情境而导致记忆中的某种境遇，只不过是这境遇已失去了其原有的意义而用作另一某他的用途。我们可以看出，这种由“续发精神系统”在意识状态下如何将梦内容予以“曲解”，并且由这因素决定了所产生的梦的最后形式。还有，就是在“强迫观念”、恐惧症的形成过程，这种“曲解”（当然，这是指在同样心理的人格而言）也扮了一大角色。甚至，我们还可能指出这释梦的材料取自何处。“梦”就有如那骗子，“梦者”本身就是那国王，而有问题的“事实”就因道德的驱使（“希望被别人认为他是诚实的”）而被出卖，这也就是梦中的“隐意”——被禁制的愿望，受潜抑的牺牲品。由我对“心理疗”病人所作的梦分析，使我发现梦者童年时的记忆在梦中的确占有一席之地，只有在童年时，我们才会有那种穿戴很少地置身于亲戚、陌生的保姆、佣人和客人之前，而丝毫不感羞惭的经验。在有些年长些的孩子们，我们发现，他们被脱下衣服时，非但没有不好意思，反而感到兴奋地大笑、跳来跳去、拍打自己的身体，而母亲、或在场的其他人总要呵责几句：“嘿！

        你还不害臊——不要再这样了！”小孩总是有种展示他们自己于人前的愿望，我们随便走过哪个村庄，总可以碰个二三岁的小孩子在你面前卷起他（她）的裙子或敞开的衣服，很可能他们还是以此向你致敬呢！我有一位病人，这个仍清楚地记得他八岁时，脱衣上床后，吵着要只套上衬衣就跑入他妹妹房间内跳舞，但却被佣人所禁止了。心理症病人童年时，曾在异性小孩面前暴露自己肉体的记忆确实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患妄想病的病人，常在他脱衣时，有种被人窥视的妄想，这也可以直接归自于童年的这种经验，其他性变态的病人中，也有一部分由这种童年冲动的加强引起所谓的“暴露症”。

        童年期的这段天真无邪的日子，在日后回忆起来，总令人兴起“当时有如身在天堂”之感，而天堂其实就是每个人童年一大堆幻想的实现。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在这天堂里总是赤身露体而不羞惭，而一旦达到了羞恶之心开始产生的时候，我们便被逐出这天堂的幻境，于是才有性生活与文化的发展。此后唯有每天晚上借着梦境我们才能重温这天堂的日子，我们曾推测最早的童年期（由不复记忆的日子开始至三岁为止）的印象，皆为各遂其欲的产物，因此这印象的复现即为愿望的达成。因此，赤身露体的梦即为“暴露梦”〔47〕。

        “暴露梦”的核心人物，往往是“梦者目前的自己”，而非童年的影像。而且由于日后种种穿衣的情境以及梦中“检查制度”的作用，以致梦中往往并非全裸，而呈现“一种衣冠不整的样子”，然后再加上“一个使他引起羞惭的旁观者”。在我所收集的这类梦中，从不曾发现这梦中的旁观者，正好是童年暴露时的真实旁观者的复现。毕竟，梦境并不是单纯的一种追忆而已。很奇怪地，这些童年时“性”兴趣的对象也并不复现于梦，“歇斯底里症” 以及“强迫性心理症”。而唯独“妄想症”仍保留这旁观者的影像，并且虽看不见“他”，但病人本身却荒唐地深信“他”冥冥中仍暗伺于左右。

        在梦中这类旁观者多半为一些并不太注意梦者尴尬场面的“陌生人”所取代，这其实就是对梦者所欲暴露于其关系深切者的一种“反愿望（ter—wish）。“一些陌生人”有时在梦中还另有其他涵义。就“反愿望”而言，它总是代表一种秘密〔48〕。我们甚至可以看出，在妄想症所产生的“旧事复现”也合于这种“反面倾向”。而且梦中绝不会只是梦者单纯一人，他一定被人所窥伺，而这些人却是“一些陌生的、奇怪的、影像模糊的人”。

        并且，“潜抑作用”也在这种“暴露梦”里插了一脚，由于那些为“审查制度”所不容许的暴露镜头均无法清楚地呈现于梦中，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梦所引起的不愉快感觉完全是由于“续发心理步骤”所产生的反应，而唯一避免这种不愉快的办法，就是尽量不要使那情景重演。

        在以后的章节里，我们将再讨论“被禁制的感觉”。目前我们可以看出在梦中，它是代表“一种意愿的冲突”“一种否定”。根据我们潜意识的目标，暴露是一种“前进”，而根据“审查制度”的要求而言，它却是一种“结束”。

        我们这种“典型的梦”与童话、其他小说以及诗歌的关系并非巧合或偶然的。有时诗人以其深入的自省、分析也可以发现到，他的作品可以追溯到本身梦境，而诗歌只是由梦所蜕变出来的产品。有位朋友曾介绍我看凯勒尔的作品《年轻的亨利》，其中有一段特别值得注意：“亲爱的李，我想你永远无法体会奥德赛斯〔49〕回到家园，赤着身子、满身泥泞地现身于瑙希伽及其玩伴之前时所感受的辛酸激动！你想知道那意思吗？且让我们仔细地玩味这件事吧！如果你曾离乡背井，远离亲友而迷途于异乡；如果你曾历尽沧桑；如果你曾饱经忧患，陷于困境、被人遗弃，那么可能有天晚上，你会梦见你回到家园了，你看到了那熟悉的最可爱、最美丽的景色；一大堆你所思念的、感激的人们跑出来迎接你，而突然间你发觉自己衣衫褴褛地、近乎赤裸地、并且全身泥泞，马上你会被一种无可名状的羞惭、恐惧所攫袭；你想找个东西盖住自己，找个地方躲起来，而终于冷汗浃背地惊醒过来。一个饱经忧患、颠沛于暴风雨中的人，只要是尚有人性的话，必会有这种梦的，而荷马就由这人性最深入的一面挖掘出这感人的题材。”

        这所谓的人性中最深入的一面，这些引起读者们共鸣的诗篇，岂不就是由那些发生于童年时的精神生活的激动所演变成不复记忆的影像吗？童年的愿望，今日再也不被容许，于是受到潜抑后，乃趁隙借着这沦落天涯的断肠人的希望，而表现于梦中，也因此使得这实现于瑙希伽故事的梦，顺理成章地变为一种“焦虑的梦”。

        至于我自己梦见慌张上梯，而后变成动弹不得于阶梯上，由于具有这些主要特征，所以也是一种“暴露梦”。这也可以再追溯至我童年期的某些经验，而也唯有了解了这些，才能使我们获知女佣人对我的态度（譬如说，她责怪我弄脏了地毯）如何使她在我梦中扮演了那种角色，如今我差不多已可对这梦作合理的解释了。在精神分析里，一个人必须学习如何利用各种资料所具时间上的先后联系而得以解析，两个乍看毫无关联的意念一旦紧接着发生，那么它们就必须视为一件事来加以阐释。就像说我们念英文字时，一旦a与b合写在一起，我们就得将ab合念成一个音节，而释梦的手法也不外乎如此。阶梯的梦可由我有关阶梯所曾做过的一系列的梦中所熟悉的人物中找出某种解释（当然，这一系列的梦必须是属于类似内容的），而另有一系列的梦则是有关一位保姆的记忆，这是一位我从吃奶时到两岁半托养于她家的妇人，对这人我的记忆已是十分模糊，最近由母亲口中获知，这妇人长得又老又丑，但却十分聪明伶俐，而由我所做过有关她的一些梦看来，她似乎待我并不太和善，并且对我的不能养成清洁的习惯常常加以斥责。由于我那病人家里的女佣人也在这方面对我加以数说，于是，在我的梦中，便把她蜕变成这几乎已不复记忆的老女人。当然，这有一个假设，那就是虽然这位保姆待小孩子十分苛刻，但他对她仍是有兴趣的。

      第五章-丁、典型的梦-2 

         二、亲友之死的梦 

        另一系列称为“典型的梦”，其内容均为至亲的人之死，如父母，兄弟、姐妹或儿女的死亡。在这儿，我们必须将这种梦分成两类：一种是梦者并不为所恸；而另一种却使梦者为此至亲之死，而深深地感伤，甚至于睡中淌泪啜泣。

        上述的第一种梦，其实不算是“典型的梦”。因为这种梦一旦分析下去，必可发现其实内容是暗示着另一件表面上看不出来的某种愿望。这就像我们所提过的那梦见姐姐的孩子僵死于小棺木的例子（见第四章）。这梦并不表示梦者希冀其小甥之死，就像我们由分析获知的，那是隐藏着想要再见到久别的恋人的愿望——她自从很久以前另一外甥丧礼时见过这人一次以后，就不曾再见过面。而这愿望，才是梦的真正内容，因此这并不会使梦者因此而伤感。我们可以看出这梦所含蕴的感情并不属于这显梦的内容，而应该归于梦的隐意，只不过是这“情绪的内容”并未受到“改装”而直接呈现于“观念的内容”。

        但另外一种的梦，却使梦者确实想象到亲友的死亡，而引起悲痛的情绪。这显示出，就像内容所指的，梦者确有希冀那位亲友死亡的愿望，然而，由于这种说法势必引起曾有过这类梦的读者们的杯葛，我将尽可能以最令人心服的理由来说明之。

        我们曾经举过一个梦例以证明梦中所达成的愿望并不一定是目前的愿望，它们可能是过去的，已放弃的，或已受潜抑而深藏的愿望，而我们也决不能因它曾复现于梦中，即认为这愿望仍旧继续存在。然而，它们并非完全消逝，并非像我们一般人死了就完全归于虚无一般。它们倒有点像奥德赛中的那些魅影，一旦喝了人血又可还魂的。那梦见孩子死于盒子内的例子（见第四章）就包含了一个十五年前存在的愿望，而当时梦者也坦承其存在，而且——这也许是重要的梦理论的观念——有关梦者最早的童年回忆即来自这愿望的存在。当这梦者仍是一个小孩时（但确实是在几岁所发生的，她已不复记忆矣），她听人家说，她母亲在怀她这一胎时，曾发生过严重的情绪上的忧郁症，而曾拚命地盼望这孩子会胎死腹中。等到她长大了，自己有了身孕，她只不过是又依样卖葫芦地形成了如此的梦。任何人如果曾经梦见他父母、兄弟或姐妹死亡而悲恸，我并不认为这就证明他们“现在”仍旧希冀家人的死亡。而释梦的理论，事实上也不需要有这种证明，它只是申言，这种梦者必定在其一生的某一段时间甚或童年时，曾有过如此的希冀。但我想，这些说法，恐怕还难以平息各种反对的批评，很可能，他们根本反对这种想法的存在，他们以为不管是现在已消失的或仍存在的，这种荒谬的希望决不可能发生过，因此，我只好利用手头上所收集的例证来勾画出已潜藏下来的童年期心理状态〔50〕。

        最先且让我们考虑小孩子与其兄姐之间的关系，我实在搞不清楚，为什么我们总以为兄弟姐妹永远是相亲相爱的，因为，每个人事实上都曾有过对其兄姐的敌意，而且我们常能证明出这种疏远实来自童年期的心理，并且有些还持续迄今，甚至，那些对其弟妹照顾得无微不至的好人，事实上，童年期的敌意却依然在心中存在的。兄姐欺负弟妹，讥骂、抢他的玩具，而年纪小的只有满肚子怒气，却不敢作声，对年纪大的既羡又惧，而后来他最早争取自由的冲动或第一次对不公平的抗议，即针对这压迫他的兄姐而发。此时父母们却往往抱怨说，他（她）们的孩子一直不太和睦，而却找不出什么原因。其实，甚至是一个乖孩子我们也无法要求他的性格会达到我们所要求成人所应有的性格，小孩子都是绝对的自我为中心的，他急切地感到自己的需要，而拚命地想去满足它，特别是一旦有了竞争者出现时（可能是别的小孩，但殆半多是兄弟姐妹），他们更是全力以赴，还好我们并不因此而骂他们坏孩子，我们只是说他顽皮，毕竟，这种年纪他们是无法就自己的判断或法律的观点来对自己的错误行为负责的。但随着年龄的增加，在所谓“童年期”阶段，利他助人的冲动与道德的观念开始在小小心灵内逐步发展，套句梅涅特的话，一个“续发自我”渐渐出现，而压抑了“原本自我”。当然，道德观念的发展并非所有方面都同时进行，而且，童年时的“非道德时期”之长短也因人而异。我们一般对这种道德观念发展的失败惯于称之为“退化”，但事实上这只是一种发展的“迟滞”。虽然“原本自我”已因“续发自我”的出现而遁形，但在歇斯底里症发作时，我们仍可或多或少地看出这“原本自我”的痕迹，在“歇斯底里性格”   与“顽童”之间，我们的确可以找到明显的相似处。相反地，强迫观念心理症，却是由于原本自我的呼之欲出，而引起“道德观念的过分发展”。

        许多人，他们目前与其兄弟们十分和好，并且为其死亡而悲恸逾常，但却在梦中才发现他们早年所具潜意识的敌意，仍未完全殒灭。这特别是由三四岁以前的小孩子对其弟妹的态度，可以看出一些有趣的事实。父母亲往往告诉他，亲生的弟弟或妹妹是由鹳鸟由天上送来的，而小孩子在详细地端详这新来报到的小东西以后，往往表示了如下的意见与决定：

        “我看，鹳鸟最好还是再把他带回去吧！”〔51〕

         在此，我拟慎重其事地申言，我以为小孩子在新弟妹的降生后，均能衡量其带来的坏处。我有一个小病人，他现在已与比他小四岁的妹妹相处得很好，但当初他知道妈妈生了一个新妹妹时，他的反应是：“但，无论如何，我可不把我的红帽子给她！”而如果说小孩必须等到长得更大才会感到弟妹将使他少受不少宠爱的话，那他的敌意应该是那时才会产生的。我曾经看过一个还不到三岁的女孩，竟想把小婴孩在摇篮里勒死，而她所持的理由是，她认为这小家伙继续活着对她不利，小孩在这段期间多半均能强烈地，毫不掩饰地表现其嫉妒心理。还有，万一果真那新生的弟妹不久即告夭折，而使他再度挽回了以前全家对他的钟爱，那么，下次，如果鹳鸟再送来一个弟妹时，这小孩是否会极自然地又希冀它的夭折，以便能使他过得与以前第一个弟妹未出生前或他死后的那段集众宠于一身的幸福日子呢？当然，就正常状态下而言，小孩对其弟妹的这种态度，只是一种年龄不同导出的结果，而经过一段时间，小女孩们就会对新生无助的小弟妹产生母性的本能的。

        一般而言，小孩子对其兄弟姐妹之仇视事实上比我们所看到的观察报道更普遍〔52〕。

        就我自己的儿女而言，由于他（她）们每一个岁数接得太近，使我无从作这种观察，为了补偿这点，我仔细地观察了我那小甥子，他那众宠加身的“专利”在十五个月后由于另一女性对手的降生而告终。虽然，最初他一直对这新妹妹表现得十分够风度，抚爱她、吻她，但还不到两岁，开始牙牙学语时，他就马上利用这新学的语言，表示了他的敌意，一旦别人谈及了他的妹妹，他便气愤地哭叫：“她太小了、太小了！”而再过几个月，当这妹妹由于发育良好已经长得够大而骂不了“太小了”时，他又找出另一个“她并不值得如此受重视”

        的理由：“她一颗牙齿也没有”〔53〕。还有，我们家人也都注意到我另一个姐姐的长女，在她六岁时，花了半个钟头的时间，对每个姑姑、姨妈不停地说：“露西现在还不会了解这个吧？”露西是她的竞争者——比她小二岁半。

        几乎所有人，我都可以问出他们均曾梦见过兄弟或姐妹的死，而找出所隐含的强烈的敌意，在女病人身上，除了一个例外以外，我全部得到过这种梦的经验，而这例外，只经过简单的解析，又可用来证实这种说法的正确。有一次，当我正坐着为某个女病人解释某件事情时，由于我突然想到可能她的症状与这有点关系，所以我问她是否有过这种梦的经验，想不到她居然给予否定的答复，但她说她只记得在四岁时她头一次做过如下的梦（当时她是全家最小的孩子），而以后这梦即反复地出现过好几次 ：“一大堆的小孩子，包括所有她的堂兄、堂姐们，正在草原上游戏，突然间他（她）们全都长了翅膀，飞上天去，而永远不再回来。”她本身并不了解这梦有甚意义，但我们却不难看出这梦是代表着所有兄姐的死亡，只是所用的是以一种较不受“检查制度”所影响的原始形式。同时我想大胆地再进一步分析：

        由于她小时是与发伯的孩子们住在一起，那么多孩子中曾有个孩子夭折，而以梦者当时还不到四岁的年纪，总有可能会提出一种疑问：“小孩子死了以后变成什么？”而其所得的回答大概不外是“他们会长出翅膀，变成小天使。”经过这种解释以后，那些梦中的兄姐们长了翅膀，像个小天使而——这是最重要的一点——飞走了。然而我们这小天使的编造者却独自留下来了；所有都飞走了，只有她一人留下来。孩子们在草原上游戏，飞走了，这几乎是指着“蝴蝶”——由这看来似乎小孩子的意念联想也与古时候人们想象赛姬（Psyche〔54〕），与有翼的蝴蝶之间的联想一样。

        也许有些读者现在已同意了小孩的确对其兄弟姐妹有敌意的存在，但他们却仍怀疑，难道小孩赤子之心竟会坏到想致其对手于死地吗？然而，持有这种看法的人，却忘了一件事实——小孩子对“死亡”的观念与我们成人的观念并不完全相同。他们脑海里根本没想过衰老病死的恐怖，坟场冷清的可怕，以及无极世界的阴森。所有成人对死的不能忍受，神话中所提出可怕的“后日”，在小孩心中丝毫不存在。死的恐怖对他们是陌生的，因此他们常会以这种听来可怕的话，向他的玩伴恐吓：“如果你再这样做，你就会像弗兰西斯一样死掉。”而这种话每每使做母亲的听了大感震惊，而不能原谅。甚至当一个八岁的孩子，在与母亲参观了自然历史博物馆以后，也还会对他母亲说：“妈，我实在太爱你了，如果你死了，我一定把你作成标本，摆在房间内，这样我就仍可以天天见到你！”小孩子对死的观念就是如此地与我们不一样〔55〕。

        对小孩子而言，他们并未意念到死前痛苦的景象，因此“死”与“离开了”对他们只是同样的“不再打扰其他还活着的人们”。他们分不清这个人不在，是由于“距离”，或“关系疏远”，或是“死亡”〔56〕。如果，在小孩最早的年岁时，一个保姆被开除了，而过不了多久母亲死了，那么我们由分析往往可以发现，这两个经验在其记忆中即形成一个串联，其他尚有一个需要了解的事实是小孩往往并不会强烈地思念某位离开的人，而这常常使一些不了解的母亲大感伤心（譬如，当这些母亲经过几个礼拜远行回来后，听佣人们说：“小孩在你不在时，从不吵着找你”）。但其实，如果她果真一去不回地进入幽冥之境，那么她才会了解小孩只是最初看来似乎忘了她，但渐渐地他们便会开始记起死去的亡母而哀悼的。

        因此，小孩子们只是由希冀消除另一小孩的存在，而将这愿望冠以死亡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且由死亡愿望的梦所引发的心理反应证明出，不管其内容有多大相同，梦中所代表的小孩的愿望与成人的愿望是相同的。

        然而，如果我们对小孩梦见其兄弟之死解释为童稚的自我中心使他视兄弟为对手所致，那么，对于父母之死的梦又如何用这种说法来解释呢？父母爱我、育我，而竟以这种极自我中心的理由来作如此的愿望吗？

        对这难题的解决，我们可以由某些线索着眼——大部分的“父母之死的梦”都是梦见与梦者同性的双亲之一的死亡，因此男人梦见父亲之死，女人梦见母亲之死，当然，我并非认为这永远是如此地发生，但大部分情形均为如此，以致我们需要以具有一般意义的因素加以解释〔58〕。一般而言，童年时“性”的选择爱好引起了男儿视父亲、女儿视母亲有如情敌，而惟有除去他（她）、他（她）们才能遂其所欲。

        在各位斥责这种说法为荒谬绝伦以前，我希望读者们再客观地想想父母与子女间事实上的关系如何，我们首先必须将我们传统行为标准或孝道所要求于我们的父子关系与日常真正所观察到的事实分别清楚，那就可以发现父母与子女间确实隐含着不少的敌意，只是很多情况下，这些产生的愿望并无法通过“检查制度”而已。且让我们先考虑父亲与男儿之间的关系，我以为由于奉行了“十诫”的禁令而多少使得我们对这方面事实的感受钝化了，或者我们不敢承认大部分的人性均忽略了“第五诫”的事实，在人类社会的最低以及最高阶层里，对父母的孝道往往较其他方面兴趣来得逊色，由古代流传下来的神话、民间小说等均使我们不难发现许多发人深省的有关父亲霸道专权、擅用其权的轶闻。克洛诺司吞噬其子，就像野猪吞噬小猪一样；宙斯（希腊神话之主神）将其父亲“阉割”而取代其位〔59〕；在古代家庭里，父亲越是残暴，他的儿子必越与其发生敌对现象，并且更巴不得其父早日归天，以便接掌其特权。甚至在我们中产阶级的家庭里，父亲也由于不让儿子作自由选择或反对他的志愿而酝酿了父子之间的敌意。医生往往可以看到一件可怕的事实：父亲死亡的哀恸有时并不足以掩饰儿子因此而获得自由之身的满足之感。一般而言，现代社会的父亲仍都对其由来已久的“父性权威”至死也不放手，以致诗人易卜生，曾在他的戏剧里，将这父子之间源远流长的冲突搬上舞台。至于母亲与女儿之间的冲突多半开始于女儿长大到想争取性自由而受到母亲干涉的时候，而母亲这一方面也多少由于眼见含苞待放的女儿已长得亭亭玉立，而难免有青春不再的伤痛。

        所有这些均在一般人身上发生过，但对一些视孝道为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人，其父母之死的梦，却仍无法解释得通。然而，我们仍可就以上所讨论的再继续探究这些童年早期的死亡愿望之来源。

        就心理症的分析看来，更证实了我们以上的说法。因为分析的结果显示出小孩最原始的“性愿望”是发生在很早的年岁，女儿的最早感情对象是父亲，而男儿的对象是母亲，因此对男儿而言，父亲变成可恶的对手，同样地，女儿对母亲也是如此。这种情形就有如上述对兄弟之间“对手”之敌视一般，因此在孩童心理，这种感情很快地形成“死亡愿望”，一般而言，在双亲方面，也很早就产生同样的“性”选择，很自然地，父亲溺爱女儿，而母亲袒护男儿（但就“性”的因素并无法歪曲其判断的范围内，他们仍是主张严厉训练子女的），小孩子们也注意到这种偏袒，而也能对欺负他的一方加以反对。小孩子认为成人“爱”他的话，并不只是能满足他某种特殊需要而已，他必须包括纵容他在各方面的意愿。一言以蔽之，小孩作如此的选择，一方面是由于其自身的“性本能”，同时也由来自双亲的刺激加强此种倾向。

        虽然大部分这种孩提时期的倾向均被忽略掉，但在最早的童年仍有一些看得到的事实足资探讨。一个我所认识的八岁女童，当她妈妈离开餐桌时，她就利用这机会，俨然以母亲的当然代理人自居：“现在我是妈妈，卡尔，你要再多吃些蔬菜吗？听我的话，再多吃一些。”……等等。一个还不到四岁的乖巧伶俐的小女孩，更由以下她所讲的话清晰地道出这种儿童心理，她坦白地说：“现在妈妈可以走了，然后爸一定与我结婚，而我将成了他太太。”但，这决不意味着这小孩子并不爱她的妈妈。还有，如果在父亲远行时，男儿获准睡在母亲身侧，而一旦父亲回来后，他又被叫回去与他不喜欢的保姆睡觉时，他一定会有一种愿望“父亲永远不在家多好！”这样他就可永远占有亲爱的、美丽的妈妈，而父亲的死很明显地就是这愿望的达成。因为小孩子由“经验”（譬如已故的祖父永远不再回来的例子）获知人死了就再也不回来的。

        虽然由小孩子身上我们可以很快地找出与我们的解释相合之处，但在成人心理症的精神分析，却无法达成如此完全的效果。因此心理症病人的梦必须加上适当的前提“梦是愿望的达成”，才更能完满了解。有一天我发现一位妇人十分忧郁、啜泣着，她告诉我：“我再也不愿见我的亲戚们，他们会使我害怕。”接着，几乎主动地，她告诉我一个她四岁时所做的梦，这梦迄今她仍印象犹新，但，当然，她是无从领会其意义的。”一种狐狸，或山猫在屋顶上走来走去；接着，有些东西掉下来，又像是我自己掉下来，以后便是母亲被抬出房子外——死了”。而使得梦者因此大哭。我告诉她这梦是指着一种希望见到母亲死亡的童年愿望，而由于这个梦，使她认为她没有脸见其亲戚，于是她又给了我一些释梦的资料：当她还是小孩子时，街上的小男孩有一次叫她一个很难听的绰号“山猫眼仔”，还有当她三岁时，有一次从屋顶上掉了一块砖瓦敲破了母亲的头，使她因此大量出血。

        我曾经有一个机会对一个年轻女病人的各种不同精神状态作过透彻的研究，在她最初发作时的狂暴惶惑状态下，她对其母亲的态度表现出一种从所未有的转变，只要母亲走近她，她便对母亲拳脚交加，辱骂厉斥，而同时却在对另一位长她很多岁的姐姐极其柔顺，后来她变得较沉静清醒，其实可以说是较无表情的状态，并且常常睡不好觉，也就是这时她开始接受我的治疗以及梦的分析。这时的梦泰半经过或多或少的掩饰，影射着她母亲的死亡，有时是梦见她参加一个老妇人的丧礼，有时是梦见她与姐姐坐在桌旁，身着丧服……均毫无疑问地可看出梦的意义。在渐渐康复后，她开始有了歇斯底里恐惧症，而最大的畏惧便是担心她妈妈会发生意外，不管她当时身在何处，只要一有了这种念头，她就得赶回家看看母亲是否仍活着。现在透过这个例子，再加上我其他方面的经验，可以发现相当有价值的收获。由此可以看出，心灵对同一个使它兴奋的意念可以产生好几种不同的反应，就像对同一作品可以有好几种文字的译文一样。在狂暴惶惑的状态时，我认为是当时“续发心理步骤”已完全为平时受抑压的“原本心理步骤”所扬弃，以致对母亲的潜意识的恨意占了上风，得以露骨地表现出来。后来，当病人变得较沉静清醒时，表示心灵的骚动已平息下来，而“检查制度”得以抬头，所以这时对母亲的敌意只有在梦境才能出现，而在梦中表现了母亲死亡的愿望。

        最后，当她更向正常之路迈进时，她产生了对母亲的过分的关切——一种“歇斯底里的逆反应”和“自卫现象”。而由这些观察所得，我们对一般歇斯底里症的少女何以常对其母亲有过分的依赖，也可以有清楚的解释。

        在另一个例子里，我有机会对一个患有严重“强迫心理症”的青年人的潜意识精神生活作一深邃的研究，当时他严重到不敢走到街上去，因为他深恐自己会在街上看到人就想杀。

        他整天只是处心积虑地在想办法，为市镇上发生的任何可能牵涉到他的谋杀案，找出自己确实不在场的证据。当然，毋庸赘述地，此人的道德观念是与他所受的教育一般具有相当高的水准。由分析（并借此以治疗其病的）显示出，在这要命的“强迫观念”底下，却隐藏着他对其过分严厉的父亲有种谋杀的冲动，而这冲动确曾在他七岁那年，连自己都惊骇地表现出来。当然，这冲动是早在七岁以前就已酝酿着。当这年轻人三十一岁那年，他父亲因一种痛苦的疾病而去世，于是这种强迫观念便开始在心中作祟，而将对象转变为陌生人，形成了这一种恐惧症。任何一个曾希冀谋杀亲父的人子，怎有可能对其他毫无血亲的陌生人，反而不存杀害之心呢？于是他只好把自己深锁在房间里。

        以我迄今相当广泛的经验看来，在所有后来变为心理症的病人，父母多半在其孩提时代的心理占有很主要的角色。对双亲中之一产生深爱而对另一方深恨形成了开始于童年的永久性的心理冲动，同时也很重要地形成了日后心理症的来源。但，我不相信心理症的病人与一般正常人在这方面能找出极明确的分野——这也就是说，我不相信这些病人本身能制造出一些绝对新奇不同于人的特点。较有可能的说法（这可由正常儿童的平日观察得到佐证）应该是：日后变成心理症的孩童在对父母的喜爱或敌视方面，将某些正常儿童心理较不显著、较不强烈的因素明显地表现出来。由古代传下来的一些轶闻野史也可多少看出这种道理，而唯有借着上述的孩提心理的假设，才能真正了解这些故事的深邃而普遍的意义。

        我将提出的是有关俄狄浦斯王的逸闻，也就是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俄狄浦斯王。俄狄浦斯是底比斯国王拉伊俄斯与王后伊俄卡斯达所生的儿子，由于神谕在他未出生即已预言他长大后会杀父，所以一生下来，即被抛弃于野外，但他却被邻国国王所收养，而成了该国王子，直到他后来因自己出身不明而去求神谕时，因为神谕告诉他，他命中注定杀父娶母而警告他远离家乡，他才决定离开这国度，但就在这离家的路上，他碰到了拉伊俄斯王，而由于一个突然的争吵，他将这身份未晓的父王打死了。他到了底比斯，在这儿他答出了挡路的斯芬克斯（希腊神话之人面狮身怪物）之谜，而被感激的国民拥戴为王，而同时娶了伊俄卡斯达为妻。在位期间中国泰民安，他并与他所不认识的生母生下了一男二女，直到最后底比斯发生了一场大瘟疫，而使得国民再度去求神谕，这时所得的回答是只要能将谋杀先王拉伊俄斯的凶手逐出国度即可停止这场浩劫，但凶手在何处呢？这好久以前的罪犯又从何找起呢？而这部悲剧主要就这样一步一步地，乍尔山穷水尽，乍尔柳暗花明地（就像精神分析的工作一样）慢慢引出最后的残酷真相——俄狄浦斯王就是杀死拉伊俄斯的凶手，并且更糟的是他本身竟是死者与其妻所生的儿子。为这本身糊里糊涂所干出来的滔天大祸而震骇的俄狄浦斯终于步入最悲惨的结局——自己弄瞎了眼，而离开其家乡之国，完全符合了神谕的预言。

        俄狄浦斯王是一部命运的悲剧，以天神意志的无远弗届与人力对厄运当前只不过有如蜉蝣撼柱的强烈对照构成其悲剧性。而观众由此所深受感动的庶几是这人力的渺小，神力的可怕吧！近代作家也就因而纷纷地以他们自己构思的故事来表达这类似的冲突，以达到同样的悲剧效果。然而观众们却似乎对这些作品中无法扭转命运而牺牲的可怜角色，并不投以类似程度的感动。就这方面而言，近代的悲剧是失败了。

        因此如果说俄狄浦斯王这部戏剧能使现代的观众或读者产生与当时希腊人同样的感动，那么唯一可能的解释是，这希腊悲剧的效果并不在于命运与人类意志的冲突，而特别在于这冲突的情节中所显示出的某种特质。在俄狄浦斯王里头，命运的震撼力必定是由于我们内在也有某种呼声的存在，而引起的共鸣，也因此而使我们批评女祖先等近代的命运悲剧作品为缺乏真实感。的确，在俄狄浦斯王的故事里，是可以找到我们的心声的，他的命运之所以会感动我们，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命运也是同样的可怜，因为在我们尚未出生以前，神谕也就已将最毒的咒语加于我们一生了。很可能地，我们早就注定第一个性冲动的对象是自己的母亲，而第一个仇恨暴力的对象却是自己的父亲，同时我们的梦也使我们相信这种说话的。俄狄浦斯王杀父娶母就是一种愿望的达成——我们童年时期的愿望的达成。但我们较他更幸运的是，我们并未变成心理症，而能成功地将对母亲的性冲动逐次收回，并且渐渐忘掉对父亲的嫉妒心。我们就这样子，由儿童时期愿望达成的对象身上收回了这些原始愿望，而尽其所能地予以潜抑。一旦文学家由于人性的探究而发掘出俄狄浦斯的罪恶时，他使我们看到了内在的自我，而发觉尽管受到压抑，这些愿望仍旧存在于心底。且看这对照鲜明的道白： 

        “……看吧！这就是俄狄浦斯，他解开了宇宙的大谜，而带来权势，他的财产为所有国民所称羡，但，看吧！他却沉沦于如此可怕的厄运里！”而这段戒训却深深地感动了我们，因为自从孩提时代，我们的傲气便一直自许为如何聪明、如何有办法，就像俄狄浦斯一般，我们却看不到人类所与生俱来的欲望，以及自然所加赐于我们的负担，而一旦这些现实应验时，我们又多半不愿正视这童年的景象〔60〕。

        在索福克勒斯这部悲剧思，的确可以找到这有关俄狄浦斯的故事是来自一些很早以前的梦资料，而其内容多半是由于孩童第一个性冲动引起孩童与双亲的关系受到痛苦的考验所致。伊俄卡斯达曾对当时尚未知晓其身份，时而为神谕而担心的俄狄浦斯安慰说，她以为有些人所常梦见的事，并不见得一定有甚意义，譬如说：“有很多人常梦见他在梦中娶了自己的母亲为妻，但对这种梦能一笑置之的，却都能过得很好的。”梦见与自己的母亲性交的古今均不乏其例，但人们却因此而大感愤怒、惊讶而不能释然，由此，我们不难找出要了解这种悲剧以及父亲之死的梦，究竟关键在哪里。俄狄浦斯的故事，其实就是由这两种“典型的梦”所产生的幻想的反应，而也就像那种梦对成人一样，这种内容必须加上改装的感情，所以故事的内容又掺入恐怖与自我惩罚的结局，于是最后形成的情景是经过一种已无法辨认的另外加工润色，而用来符合神学的意旨〔61〕。当然，在这作品中，也与其他作品一般，对神力的万能与人类的责任心无法达成一种协调。

        另外一个伟大的文学悲剧，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也与俄狄浦斯王一样来自于同一根源。

        但由于这两个时代的差距——这段期间文明的进步，人类感情生活的潜抑，以致对此相同的材料作如此不同的处理。在俄狄浦斯王里头，儿童的愿望幻想均被显现出来并且可由梦境窥出底细；而在哈姆雷特里，这些均被潜抑着，而我们唯有像发现心理症病人的有关事实一样，透过这种过程中所受到的抑制效应才能看出它的存在。在更近代的戏剧里，英雄人物的性格多半掺入犹豫不决的色彩，已成了悲剧的决定性效果的不可或缺的因素。这剧本主要也就在于刻画哈姆雷特要完成这件加之于他身上的报复使命时，所呈现的犹豫痛苦，原剧并未提到这犹豫的原因或动机，而各种不同的解释也均无法令人满意。按照目前仍流行的看法，这是哥德首先提出的，哈姆雷特是代表人类中一种特别的类型——他们的生命热力多半为过分的智力活动所瘫痪。“用脑过度，体力日衰”。而另外一种观点以为莎翁在此陈示给我们的是，一种近乎所谓“神经衰弱”的病态，优柔寡断的性格。然而，就整个剧本的情节看来，哈姆雷特绝非用来表现一种如此无能的性格。由两个不同的场合，我们可以看到哈姆雷特的表现：一次是在盛怒下，他刺死了躲在挂毯后的窃听者；另一次是他故意地，甚至富有技巧地，毫不犹豫地杀死了两位谋害他的朝臣。那么，为什么他却对父王的鬼魂所吩咐的工作却犹豫不前呢？唯一的解释便是这件工作具有某种特殊的性质。哈姆雷特能够作所有事，但却对一位杀掉他父亲，并且篡其王位、夺其母后的人无能为力——那是因为这人所做出的正是他自己已经潜抑良久的童年欲望之实现。于是对仇人的恨意被良心的自谴不安所取代，因为良心告诉他，自己其实比这杀父娶母的凶手并好不了多少。在这儿，我是把故事中的英雄潜意识所含的意念提升到意识界来说明：如果任何人认为哈姆雷特是一个歇斯底里症的病人，那么我又得承认这是由我的解释所导出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在他与奥菲莉亚的对话所表现的性变态也与这种推论的结果相符合——在此后几年内，这种性变态一直不断地盘踞于莎翁心中，直到最后他才写出了雅典的提蒙。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哈姆雷特的遭遇其实是影射莎翁自己的心理，而且由布兰德（GeeBrandes）对莎翁的研究报告指出，这剧本是在莎翁的父亲死后不久所写出的（一六○一）。这可以说，当他仍然在哀挽父亲的感情得以复苏。还有，我们也知道，莎翁那早夭的儿子，就是取名叫作哈姆涅特（发音近似哈姆雷特）。就像哈姆雷特处理人子与父亲的关系，他另一同时期的作品马克贝兹是以“无子”为题材。就像所有心理症的症状以及梦的内容，均能经得起“过分的解释”，有时甚至是需要经过一段“过分的解释”才能看出真相，同样地，我们对任何真正的文学作品，也必须由文学家心灵中不只一种的动机、冲动去了解它，并且需要承认，它可能有两种以上的不同解释。在此我只拟就这位富有创意的文学家心灵冲动中最深的一层来加以讨论〔62〕。

        关于这种亲友之死的“典型的梦”，我在此拟以一般梦的理论再多说几句话，这些梦显示给我们一些极不寻常的状态，它将一些潜抑的愿望所构成的梦意，逃过“检查制度”，而丝毫不变地以原来面目显示出来，而这惟有某种特别状况下才有可能发生。以了两种因素有助于这种梦意的产生：第一，我们心中必定潜藏有某种愿望，而我们自己深信，这些愿望甚至在做梦也不会被发现，于是“梦的检查制度”便对这怪念头毫无戒备，就像所罗门法典，当年就没预料到有必要设有一条有关杀父之罪的刑罚一样。第二，在这特殊情形下，这种潜抑的、意想不到的愿望往往以某种对亲人生命关怀的形式，对当天昼间所遗留下来的感受发生让步的现象。但焦虑必定利用这相对应的愿望而如影随形地进入梦境。所以，在梦中这份愿望往往都能被白天所引起的对某人的关怀所掩饰。然而如果有人以为梦无非是夜以继日的心灵活动，而将这种亲友之死的梦另辟于一般梦的解说之外的话，那么这些解释也就更加简化，而一些尚留下来的难题就更不需要再加探究了。

        试图再探索这种梦与“焦虑梦”之间的关系，是相当有意义的。在亲人之死的梦里，潜抑的愿望多能避过“检查制度”而不受其改装，但也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来梦中所感受的痛苦情感。同样地，“焦虑梦”也唯有“检查制度”全部或部分受到压制时才会发生，而另一方面，一旦由肉体来源引起了真实的焦虑感觉，则强大的“检查制度”便将抬头。因此，很清楚地，我们可以看出心灵之如此运用其检查制度以“改装”梦内容的用意——唯有这样做，“才可以避免焦虑或任何形式的痛苦后果”。

        在前面，我已提过儿童心理的自我主义，现在我要再强调这点，并且由于梦也保留了这份特征，所以我们不难由此看出其间的联系。所有梦均为绝对的自我中心，每个梦均可找到所爱的自我，甚至可能是以经过改装后的面目出现的。而梦中所达成的愿望都不外乎这个自我的愿望。表面看来“利他”的梦内容，其实都不过是“利己”的。以下我将举出几个看来悖逆这种说法的例子加以分析之： 

     第五章-丁、典型的梦-3 

         第一个梦

        “一个还不到四 岁的男童告诉我以下的梦：‘他梦见一个很大的绘着花卉的盘子里，放着一大块烤肉，而突然间那些肉并不经过切碎，而一下子就被吃光了，但他却看不出是谁吃掉的〔63〕。’”

        这小家伙梦中的饕餮之客究竟是谁呢？当天的经验必可供给我们一点线索吧！这小孩子几天以来，一直按医生的指示只吃牛奶，做梦当天，由于他太顽皮了，而被众人罚他不能吃晚餐。因为他早就已被限制少吃食物，所以他也不在意地接受这份惩罚，他知道自己今晚再吃不了东西，因此他就尽量避免去想肚子饿的事情，然而，在梦中虽经过了改装，但毫无疑问地，他自己就是梦中那个对丰盛菜肴有所期待的人（甚至是一大块未切开的肉），但由于他知道自己是不准吃这些东西的，于是他也不敢像通常饿了的孩子所做的梦一般〔64〕，坐在餐桌旁大吃一餐，因此梦中这吃掉烤肉的人就一直不敢露面。

     第五章-丁、典型的梦-4

     第二个梦

        “有天晚上我梦见在一个书摊上看到了一本我对这方面有兴趣的收集本（艺术作品、历史、成名艺术家等的专文收集）。这本新集的书名是‘著名的演说家’（或‘著名的演说’），而第一人物的名字是雷歇尔博士。”

        分析时，我发觉，这个德国反对党的雷歇尔，一个出名的长篇大论的演说家，居然会在我梦中萦绕我心而甚感不解。原来事实是这样的：几天前我开始对几位新病人作心理治疗，而者了。

     第五章-丁、典型的梦-5

     第三个梦

        在另一个场合，我梦见“一位我所认识的大学教授对我说：‘我的儿子患了近视’，而 接着是一些彼此简单的对话，而第三部分接着便出现了我与我的长子。”就这梦的隐意看来，父、子和某讲师只不过是用来影射我与我的长子。以后我会就 其中另一特点，再详细讨论这个梦。

      第五章-丁、典型的梦-6

          第四个梦

        由以下这个梦，可以看出真正的自我中心的感情，如何隐藏于体贴关怀别人之后：

        “我的朋友奥图看来像生病似的，脸色褐红，眼球突出。”

        奥图是我的家庭医生，我对他深深感激，因为几年来都是他在照顾我家小孩的健康，他不仅在他们生病时给予及时的治疗，并且每次登门总是找尽借口地带些礼物给他们。而在做梦当天他曾来我家拜访，当时我太太注意到他看来十分疲累倦困。当晚我就梦见他如此状态，简直就是一个巴瑟洛氏病〔65〕的病人。如果你忽略了我所提过的释梦法则，那么你们一定解释这梦是代表着我十分关切友人的健康，以致将这份关切之情带入梦中。然而这种不仅与我那“梦是愿望的达成”的说法相违背，并且更不容于我这“梦只能以自我和冲动来作解释”的说法。然而，那你们如果那样解释我的梦的话，那么我又为什么要担心奥图会患上巴瑟洛氏病呢？另一方面，我自己的分析是利用了一件我六年前发生的事情加以解释。当时我们一些人，包括R教授在内，正坐在一辆车内，在黑夜中赶路，以便到还有几小时路程的某村庄歇夜。由于司机精神不好，竟把我们整个车翻下河岸，还好，大家均无受伤，但这下子却只得在邻近的小客栈过夜。当时我们的不幸事情曾引起了村人的同情，曾有一位男士，一看便知身患巴瑟洛氏病的（皮肤褐红，眼球突出，但喉部并无肿胀），前来招呼我们，并且问我们需要些什么。R教授以其一向坦率态度回答：“不要什么，借我一套‘睡衣’就好！”但这位慷慨的仁兄回答道：“抱歉之至，这我可没有。”而就此离开。

        继续分析下去，我才想起巴瑟洛并不只是发现那病的医生的名字，并且也是一位出名的教师的名字（现在我已十分清醒，倒觉得这种事实是否可靠还成问题。）。我的朋友奥图，我 曾托他，万一我有个三长两短时，孩子的健康问题，尤其是青春期这段年纪（因此我提到“睡衣”），一律交付他全权负责，由于梦中我看到奥图身罹上述的那位慷慨赐助的村民的症状，我才恍然大悟梦中意义无非是：“如果我有不幸，奥图会对我孩子们就像那村民对我们一般地关怀、贴切。”这梦所含的自我意味，如今大概已经清楚地看得出吧〔66〕！

        但这梦的愿望达成又在哪里呢？并不是我在对至友奥图报复（他似乎经常在我梦中吃瘪），而是以下的情形：就像我将梦中的奥图比作那村民，我自己也就成了另一个人——r教授，因为我有所求于奥图，就像R当时有求于那位村民一样，而这就是关键所在。因为R教授在学术圈内独持己见，有如我一样，以致他到晚年才获得了他早就应当有资格的教授头衔。于是再度地，我又发现了“我希望作一个教授”！那句“他到晚年才……”是一个愿望的达成，因为这意味着我还能活得很久，足够使我在儿女青春期仍能亲自照顾他们。

        至于其他使梦者感到轻松惬意或陷入惊骇慌乱的“典型的梦”，我本身是没有这类经验的，但就我所作的精神分析我倒可以说一些心得。由所得的一些资料看来，这些梦也是一种童年影像的复现——那是说，梦可能包括一些童年时代最喜欢的某些包含急速运动在内的游戏。几乎所有作舅舅、叔叔的不是对着小孩伸开双臂地逗得他满堂飞跑，便是放他在自己膝下摇，然后再突然一伸腿，搞得小孩哇哇大叫，不然便是把小孩高高举起，再突然收手，出奇不意地吓他几下。而在这种时刻，小孩总是高兴得大叫，并且不满足地还要再来一次（特别是如果这种游戏含有一点恐怖或晕眩的情形在内时）。日后他们在梦中又重复这种感觉，但却把扶持他们的手省略掉，所有小孩子都喜欢被荡来荡去或玩跷跷板一类的游戏，而一旦他们看了马戏团的运动表演以后，他们这些游戏的追忆便更加清楚了〔67〕。在某些男孩，歇斯底里症发作时，只不过是某种动作的不断熟练的重复，这些动作本身虽然并不带任何刺激，但往往却给当事者带来性感觉的兴奋〔68〕。简单地说：小孩时期兴奋的游戏都在飞上、掉下、摇晃的梦中得以复现，惟有肉欲的感觉现在变成了焦虑。然而，就像一般母亲所熟知的小孩兴奋的游戏往往最后以争吵、哭闹而结束。

        因此，我有足够的理由反对那种以睡眠状态下，皮肉的感觉、肺脏的胀缩动作等来解释这种飞上、掉下的梦，我发觉这些感觉都可以由梦所带来的记忆予以复现，因此，它们毋宁说就是梦内容本身，而非仅仅为梦的来源。

        然而，我并无法对这些“典型的梦”全部予以合理的解释。更精确地说，是因为我所具有的资料使我走入这进退维谷的困境，我所持的一般意见是这样的：当任何心理动机需要它们时，这些“典型的梦”所具有的皮肉或运动的感觉便复苏了，而用不上它们时，它们就被忽略掉。至于这与孩提经验的关系，则可由我对心理症的分析得到佐证。但我却无法说，这些感觉的记忆（虽然看来都是“典型的梦”，但却各有因人而异的记忆）究竟对梦者一生的遭遇另有哪些其他意义。但我衷心地希望能够有机会仔细地再分析几个好例子以补充这些不足之处。也许有些人怀疑，为什么这种飞上、掉下、拔牙的梦不计其数，而我却仍抱怨资料之缺乏，其实自从我开始注意“释梦”的工作以来，我自己竟从未有过这一类的梦，而且虽然我处理过许多心理症的梦，但并不是所有梦均能解释，还有许多梦都无法发掘其中最深层所隐藏的意向。某些形成心理症的因素，在心理症症状将消失时，会变得更加厉害，而使得最后的问题仍旧无法解释得通。 

     第五章-丁、典型的梦-7 

         三、考试的梦 

        每一个在学校通过期末大考而顺利升级的人，总是抱怨他们常做一种恶梦，梦见自己考场失败，或者甚至他必须重修某一科目，而对已得到大学学位的人，这种“典型的梦”又为另一形式的梦所取代，他往往梦见自己未能获得博士学位，而另一方面，他在梦中却仍清楚地记得自己早开业多年，早已步入大学教席之列，或早已是律师界的资深人物，焉有未能得到学位之理，因此使梦者倍感不解，这就有如我们小孩子时，为自己的劣行而遭受处罚一样，这是由我们学生时代的这种苦难日子要命的考试所带来的记忆的复现，同样地，心理症的“考试焦虑”也因这种幼稚的恐惧而加深。然而，一旦学生时代过去以后，再不是父母或教师来惩罚我们，以后的日子，乃为毫无通融的因果律所支配，但每当我们自觉某件事做错了，或疏忽了，或未尽本分时（一言以蔽之，即“当我们自觉有责任在身之感时”），我们便再梦见这些令自己曾经紧张的入学考试或博士学位的考试…… 

        对“考试的梦”所作更一层研究，我拟举出一位同事在一次科学性的讨论会所发表的有关这方面的心得。照他的经验看来，他认为这种梦只发生在顺利通过考试的人，而对那些考场的失败者，这种梦是不会发生的。由种种事实的证明，使我深信“考试的焦虑梦”只发生于梦者隔天即将从事某种可能有风险，而必须负责任的“大事”。而梦中所追忆的必是一些过去梦者会花费甚大心血，而后由其结果看出，这只是杞人之忧的经验。这样的梦能使梦者充分意识到梦内容在醒觉状态下受了多大的误解，而梦中的抗议：“但，我早就已是一个博士了。”……等等均为事实对梦的一种安慰。因此，其用意不难用以下的话一语道破：“不要为明天担心吧！想想当年你要参加大考前的紧张吧！你还不是空自紧张一番，而事实上却毫无问题地拿到你的博士学位吗？”……等等。然而，梦中的焦虑却是来自于做梦当天所遗留下来的某些经验的。

         就我自己以及他人有关这方面的梦，解析起来虽非百分之百，但大多有利于这种说法。

         譬如说，我曾未能通过法医学的考试，但我却从不曾梦及此事，相反地，对于植物学、动物学、化学，我虽曾大伤脑筋，但却由于老师的宽厚而从未发生问题，而在梦中，我却常重温这些科目考试的风险。我也常梦见又参加历史考试，而这是我当年一直考得很不错的科目，但是我必须承认一件事实——这大多是由于当时的历史老师（在另外的一个梦里，他成了一个独眼的善人），从不曾漏看了一件事，那就是我在交回的考卷上，往往在较没有把握的题目上用指甲划叉，以暗示他对这问题不要太苛求。我有一位病人，他曾在大考时缺席，而后补考通过，但却在公务员国家考试失败了，以致迄今未能为政府录用，他告诉我，他常梦见前一种考试，但后一种考试却从不曾出现于梦中。 

        史特喀尔，是第一位解析“考试梦”的人，他指出这种梦，一概是影射着性经验与性成熟，而以我的经验而言，这种说法是屡试不爽的。 

          ————–●注释:

         〔1〕罗勃特以为梦是用来使人摆脱白天留下来的无用的记忆，但由于我们童年的芝麻小事屡见于梦中，所以这种说法再也站不住脚。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梦往往未能适切地执行其工作。

         〔2〕艾里斯曾对“梦的解析”这书作了一个善意的批评，在他那本《梦的世界》中，提到“由这点再往下的推论，那我们之中就很少人愿意苟同了”。但其实艾里斯先生并不曾作过任何梦的分析，因此他无法意会出只用梦的显意来作梦的解释是多么不合理的事。

         〔3〕参照下一章“梦的工作”：在我以前，大概就只有德尔伯夫曾提起过梦中言谈方式的内容，而以“陈辞”比喻之。

         〔4〕这似乎是在FliegendeBlaEtte或类似的滑稽书页内所常看到的一些漫画的回想。

         〔5〕为了某些好奇的人们，我要坦白说出，由这梦曾引起隐含的某种偶发的绮想，而使我这方面产生一种性挑逗的行为，而那妇人方面发生了拒斥的现象。如果这种解释被读者认为荒谬绝伦的话，我想提醒读者们，曾有无数的歇斯底里症的妇女，均曾对医生们发出类似的非非之想，而且这种想法，往往甚至是毫无隐饰地表现出来或变成妄想，而不只是经过改装的梦而已。以上的所举的那梦是她第一次接受精神分析治疗时所供出来的梦，后来，我才知道就是由这梦，可以探查出她所经常地重复提及的早期某种心灵伤害，实为她所患心理症之病源，而以后，我也经常地注意到，许多患心理症的妇人，也都在其梦中不断复现早期性方面伤害的印象。

        〔6〕解析以后，我们就可看作，其实刚好是相反的意义。

        〔7〕译注：pullover，本意为套头的毛衣，但此处中文不宜以此译之。

        〔8〕译注：译者系译自Brill及Strachey之英译本，惜乎无德文原版可稽考。而这两种英译本均以为该梦，只能以德文才能作合理达意的解释。

        〔9〕artichohe朝鲜蓟，块茎可食之一种向日葵。

        〔10〕我早就发觉，只要我下得了决心，我就去得了罗马，但却因为迟疑延宕，而终不能成行，以致内心更心仪罗马不已。（由弗氏与弗利斯之通信，亦可发觉弗氏对罗马之行所寄予之热盼，而他一直到一九○一年夏天才得遂所愿。）

        〔11〕译注：德文意：糖先生。

        〔12〕椐我所知，语出利希特尔（1763—1825）。

        〔13〕本书第一版时，我曾将此名字误写成“Hasdrubal”，一个惊人的错误，这点我曾在我那本“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解释到这错误的发生。

        〔14〕这位将军的犹太后裔，惜乎不可考。

        〔15〕译注：英文译句意为“找出错误”来。

        〔16〕一种近日已不习用的风俗，以前在德国森林一带，情人们求婚示爱时，男人须架上梯子爬过爱人的窗口，进入她闺房内做爱简直就是试婚的程度，而女孩子只要不是有过太多的这种求婚者，那她也决不会因为曾接受“越窗偷情”而为人所不耻。

        〔17〕由这些儿时情景而对这不可避免的命运所生的惊奇与失望，在这梦的更早些时候，就已出现过这种情绪的反应，而当时就使我回忆起这件儿时的经验。〔18〕我并非完全随意地取出这个字，而是因为我曾在那位老师面前因不懂这个字，而感到一种羞辱。

        〔19〕就如中文之“宝宝”，为德国人哄弄婴儿时所称之名。

        〔20〕德文Freud意为“快乐”。

        〔21〕此段前句来自赫尔德向哥德借书时，在便条上所题的一首打油诗，而后句则由弗洛伊德以自由联想的方式，由哥德作品《道利斯的伊菲珍妮》摘录出来，原文本来是伊菲珍妮在获悉特洛城包围战中，有那么多英雄丧失时，哀恸大呼“你们徒具神明的影像，最后也必归于尘埃”。

        〔22〕译注：莫扎特所作之歌剧，剧本为法人包玛歇所作，该剧描述阿玛维巴伯爵在其家仆费加洛的婚礼前，想尽办法想染指他那位新娘——伯爵夫人的侍女苏珊娜的笑闹讽刺剧。

        〔23〕在写这份梦的内容时，我竟重复地写了这一句话，显然这是一种无心的误失，但我仍保留下来，因为经过解析，也许会找出另有一种意义吧！

        〔24〕这纯粹是一种错误，而非笔误，因为后来我才知道华休的伊玛尔村，并非当年费休夫所住的伊玛尔村，只不过是地名雷同而已。

        〔25〕一八○九——一八九二，英国诗人。

        〔26〕译注：莎士比亚有一剧本以此为名。

        〔27〕有两句童谣可暗示此种联想，一为德文：“蔷薇、郁金香、康乃馨，所有花儿终归凋谢”（Rosen，Tulpen，Nelken，alleBlumenwelken），另一为西班牙文的：“小伊莎贝拉！不要因为你的花儿凋谢而哭呀！”（Isabelita，nue semarchitanlasflores）又这段西班牙文曾现在费加洛那剧本内。

        〔28〕其实不是在《阳春》里，而是来自左拉的另一部小说《土地》里——这错误是我在解析过程中才发现到的。在这儿我想请诸位注意一下Huflattich（款冬）与flatus这字发音之相近。

        〔29〕一位迂阔的传记作家，维特尔斯，曾指责我在上述的那句话中漏掉了耶和华之名。事实上在英国的奖牌上是含有这圣者之名，但却是用希伯莱文写的，而且是写在那奖牌上所绘的云影背景中，所以要把它看成图的一部分或文句的一部分，其实均无关宏旨。

        〔30〕德文Frauenzimmer一词为对“女性”带轻蔑之称谓，而Frauen本字即女性，Zimmer为“房间”。

        〔31〕译注：此原为希腊传说，Abydos的青年黎安德每夜游渡Hellepont海峡到Sestos往晤其爱人希洛，在一风雨之夜，希洛之导引灯火被吹熄以致黎安德溺毙，其后希洛寻获其尸，乃投海殉情而死。

        〔32〕译注：为乐天派之酒徒，粗率而好讥讽。

        〔33〕另一种解释：他是单眼，就像那万神之父的欧丁——欧丁的“安慰”。而在童年景象中我曾“安慰”父亲：我会给你买个新的床。

        〔34〕这儿仍有一些值得解析的：手拿着玻璃做的尿壶，使我联想到一个笑话：一个眼科医生为一个不识字的农夫配眼镜，让他试这个、试那个镜片，总无法使他能够读出字来。——（“农夫的捕器”——前一个梦所述及的“少女的捕器”）——左拉的《大地》一书中那农夫如何对待他那白痴父亲——在先父去世的前几天，他一直大小便失禁，而像小孩子一般地撒在床上，因此，悲剧式地补偿，使我在梦中成了他的看护，“在这儿，‘心里想到’与‘真正经验到’，就像是同一回事，”，这句使我想起巴尼查所作的一部富有革命意味的戏剧，他在这书里，把天父比喻成一个瘫痪的老头子，而受制于一位大天使，一种类似甘尼密〔35〕的人物，这位天使对天父有一种使命：要使天父的意愿，永远与事实如一，结果害得他反而因此永远不敢咒诅、立誓，因为他一咒诅，天使就会马上使它变成事实。——计划、思考其实是在反对我的父亲，就像梦中的“大叛逆”，“蔑视权威”均可溯自于对家父的不满，君王往往称为一国之父，可见父亲是最早最老的权威，而对一个小孩子而言，他是唯一的权威，而由此在人类的文明进展中演变而成社会的各种独裁（至目前，母权仍未能找出有类似父权之地位）。——在梦中我所想到的那句话“心里在想”与“真正经验到”，是同一回事，正可解释歇斯底里症的症状，而这也与男用尿壶又有联带关系——对一个维也纳人，我实在用不着解释Gsas的原则——这就是利用一些无用的、琐碎的废物作出罕见名贵的东西——譬如说，我们那些艺术家们在欢宴上常作的把戏，以一些餐具，几束稻草，和长竿子拼凑成一组甲胄。而我发现歇斯底里症病人也有这种类似的行为，他们除了感受到真正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刺激以外，他们常会由一些无关痛痒的真实经验里，不自觉地受到对他们最恐怖、最荒唐的事件。而他们的症状并不附着于那真实事件的记忆，却症结于这些本身的幻想上。这种解释使我克服了很多难题，并予我以甚大之愉悦。并且我可以用这来解释梦中的“男用尿壶”，因为最近一次的Gsas晚上所展出的柳克里西亚〔36〕，服毒所用的高脚杯，其制造的原料据说竟是用通常医院所用的“男用玻璃尿器”。

        〔35〕译注：天神宙斯带去为众神司酒的美少年。

        〔36〕译注：罗马之烈妇，于公元前五一○年为TarquiniusSertus所污而服毒自杀。

        〔37〕梦的分层意义是梦析中最微妙，而且最成果辉煌的一大发现。如果忘了这个分层探讨的可能性，那么就对梦的本质无从把握住。然而迄今这方面所作的研究，除了峦克曾由排尿刺激作出一相当有条理的分层符号以外，并未有更完备的研究报告。

        〔38〕译注：由于第一章一般译本均认为太过冗长，故本书只译Brill之节录。

        〔39〕我希望每个人均能详读那本伏尔特所作的各种梦实验（他收集成二册出版），他由此而证明以实验中的状况能解释每个梦内容的实在很少，而且断言以这方法来探究梦的问题并没有多少发展的余地。

        〔40〕见利普士所著《精神生活的基本事实》。

        〔41〕一种欧洲国家的币值。

        〔42〕就我所知的这梦的两种来源并不完全与其内容相符。

        〔43〕译注：RepressionSuppression分别译为“潜抑作用”、“压抑作用”系按徐静医师所著心理自卫机转一书之译名，前者意指“不知不觉地抑制至潜意识中”，而后者指“有意识地抑制自己认为不该有的冲动与欲望。”

        〔44〕峦克，曾研究过很多由器官的刺激（如排尿、遗精的梦）引起到令人由睡中惊醒的梦，他发现这是由睡眠与器官两方面需求的冲突而引起，并论及后者来对梦内容的影响。

        〔45〕这种常见的梦境，可使梦者感到动弹不得，或无法作什么动作，这与“焦虑”有密切关系〔46〕这种认为没有梦者的联想资料到手，就无法释梦的说法，其实也需有所保留。有一种情形，我们是可以不同这些联想而能释梦的：那就是，当梦者在梦中利用了“象征成分”。但这时，我们所用的方法，严格地说，应该叫做“释梦的辅助方法”。

        由这些“典型的梦”，我们希望可以看出究竟我们释梦的方法能有多大用处，并且万一这方法有所不适，也可就此加以补救。通常这类梦的解析，我们不是无从获得那些用以了解普通梦的联想资料，便是所到手的资料混乱而不合用。

        〔47〕费兰齐曾报道许多女人赤裸的梦，而很清楚地推溯出这来自童年期的暴露快感，但这些报道却与我们所谈的“典型的梦”略有出入。

        〔48〕很明显地，梦见所有家人在场也具有同样意义。

        〔49〕译注：伊达迦国王，曾参加特洛城包围战，回程中发生许多冒险事迹为荷马史诗奥德塞之主角。

        〔50〕参看拙著一个五岁男童恐惧症的分析以及儿童性理论。

        〔51〕在前一个注解，所提到的那畏惧症病童，汉斯，在三岁半时，他对那新生的小妹狂热地表示“然而我并不希望有个妹妹”，而十八个月后，他因心理症就医时，坦承当时他希望妈有天会在浴缸失手，而使小妹溺毙。然而，汉斯却是一个天性善良，很有感情的小孩，而且不久他就非常喜欢妹妹，并且刻意照顾她。

        〔52〕自从这段文字写出来以后，在精神分析的文献中，我收集了一大堆有关小孩对其兄弟姐妹或双亲的敌视态度的报道。有一位作者，史毕特勒以其最真实、最生动的叙述写下他自己童年时最早感受到的一种典型的稚气态度：“……还有，现在又来了新来的第二个阿道夫，一个自称是我弟弟的小怪物，但我就看不出他有甚用处，或者他们为什么故意骗我说他很像我，我本身已经自足了，多一位弟弟又于我有甚好处？他不仅无用，他甚至是个麻烦呢！当我缠着祖母抱我，他竟也要插一腿，当我坐在婴儿车内乱转时，他竟在我对面，而占了我一半地方，以致我们不得不常常互相踢到彼此的脚。”

        〔53〕——我以前所提过的那三岁半的小汉斯，也曾对他妹妹用同样这种批评。而且他以为是因为没有牙齿才不会讲话。

        〔54〕译注：此为希腊神话中丘比特所深爱的美女，被视为灵魂之化身，在艺术界常被画为蝴蝶或有翼的人。

        〔55〕我很惊奇地获知，有一个聪明的十岁男童，在他父亲暴毙不久后，他说：“我知道父亲已经死了，但我就搞不懂，他为什么总不回来吃晚饭。”其他有关这方面资料，可参照FrauDrvonHngHellmuth所编的孩童心理。

        〔56〕一个受过精神分析训练的父亲曾作如下的一个报道：他那四岁聪慧的小女儿，在这种状况下了解了“离开”与“死亡”的分别：小孩在餐桌上出乱子，而注意到那寄宿在她家的女侍者不耐烦地瞪着她。于是她告诉爸爸“约瑟芬应该让她死掉！”她爸爸和气地问：

        “为什么一定要她死呢？使她离开我们不就够了吗？”小孩回答道：“不！这样她还会再回来的！”就小孩时期明显的“自我恋”看来，任何拂逆其意的小事均为大逆不道，而就像德拉寇法典〔57〕一样，小孩们也认为所有的各种犯罪均惟有一种惩罚——“死”。

        〔57〕译注：雅典立法者德拉寇所拟之严峻法典。

        〔58〕这种情况往往以惩罚的形式加以“改装”——即利用道德反应，恐吓其可能丧失父母。

        〔59〕至少有些神话是如此记载的，但按一般说法，“阉割”只有克洛诺司用来对付其父乌拉诺司而已。

        〔60〕精神分析的研究从没引起过如此痛苦的矛盾——由“童年时所含乱伦的冲动深藏于潜意识里”的说法，而招来如此愤怒的反对以及如此有趣的变化。最近甚至有人，不顾所有过去的经验，而拟只用象征符号来代表乱伦的意义。费兰齐根据叔本华的信中一段文字，曾试图对俄狄浦斯的神话作一别出心裁的解释。但在这本书中，首次提到的俄狄浦斯情意综是对这方面作更深入的研究所得，并借此对人类社会的了解及宗教道德的进化获得意想不到的意义。详见《图腾与禁忌》一书。

        〔61〕请比较前述的暴露症的梦资料。

        〔62〕有关哈姆雷特分析研究的继续发展以钟士博士最为出色，他曾对这观念的各种批评加以精辟的辩驳（哈姆雷特及俄狄浦斯情意综的问题）。哈姆雷特的资料与神话的英雄之诞生的关系也由兰克加以阐释。至于有关马克白的分析，可参考我的其他著作精神分析工作中的几种特殊型态以“俄狄浦斯情意综”来解释哈姆雷特之秘密：动机的探讨。

        〔63〕甚至梦中一些“巨大的”、“大量的”、“非凡的”、“夸张的”东西都是儿童的一大特色。小孩子一心只盼望长大，而想吃东西也与成人一样多。小孩是很难使他满足的，他无法了解“足够”这个字的意思，对他所喜爱的他永远贪求不厌，惟有经过训练，他才能渐渐学会谦虚、中庸。而我们都知道，心理症病人也多半同样地倾向于过分，而失之中庸。

        〔64〕参照第三章所述小女安娜的梦。

        〔65〕译注：即甲状腺功能亢进症。

        〔66〕钟士博士在美国科学学会作有关梦的自我中心的演讲时，座中有位妇女曾反对他这种“非科学的推论”，她认为演讲者只能说这是这国人的梦有这种特色，但决无权推广为美国人也不外如此。就她自己而言，她敢肯定地说，她所有梦均以“利他”为目标，然而，为了不伤这位妇女的国家优越感，我必须再多作一些说明，以免人们误解了我这“梦均为自我中心”的论调。由于所有发生于“前意识”的念头，均可在梦中（显意或隐意）出现，所以利他助人的感情当然也有可能..于梦中流露出来。同样的，对某人的怀念喜爱，如果的确存在于潜意识里，那么在梦中发生是大有可能的。因此我所提的那种说法的真正意思是说：在梦中潜意识刺激里头，我们往往可以发现一些醒觉状态下已经压制下去的自私的倾向。

        〔67〕精神分析的研究使我们得到如此的结论：由小孩小运动表演的偏好以及歇斯底里发作时这些动作的重复出现，我们知道，除了感官上的愉快以外，必定仍有另一个因素存在（往往是潜意识地）：那就是在人类及动物所看到的性交的记忆影像。

        〔68〕一位天性并不神经兮兮的年青同事，在这方面提供了我一件他的经验：“当我荡秋千荡到最高高度时，我的生殖器往往有种很奇怪的感觉，这对我而言虽然并不是一种快感，但我仍认为是一种肉欲的感觉。”我常听到病人告诉我他们第一次感到性器勃起并常有肉欲的感觉是在他们儿时爬行的时候。由精神分析可以确定地证明孩童期间的混战、扭打往往使他们第一次意识到性的感觉。

     第六章-前言

        所有以前所作过的有关梦的解释都是以记忆中所保留的“梦内容”直接予以阐释。他们由梦内容寻求解释，有些甚至不经过解析，而直接由梦内容获取结论。然而，这方面我们却有一些不同的资料，在我们研究出来的结果与“梦内容”之间，我们发现了另一新的心理资料：梦的隐意沿袭自古所用“梦内容”〔或称为“梦的显意”（dream—tent）〕。因此我们所面临的将是一个崭新的工作，一种近似小说的工作——仔细检验“梦的隐意”与“梦的显意”之间的关系，并探讨后者如何由前者蜕变出来。

    “梦的隐意”与“梦的显意”就有如以两种不同的预言表达同一种内容，或说得更清楚些，“梦的显意”就是以另一种表达的形式将“梦的隐意”传译给我们，而所采用的符号以及法则，我们唯有透过译作与原著的比较，才能了解，一旦我们做到了这点，那“梦的隐意”就再不是一个如此难以了解的秘密。“梦的显意”，就有如象形文字一般，其符号必须逐一地翻译成“梦的隐意”所采用的文字。因此，这些符号决非以其图形的型态即可解释，它必须按符号所代表的意义来作这项翻译的工作。譬如说，现在我面前呈现一个画谜，有一所房子，在屋顶上有只木舟，然后是一个大字母出现；再来便是一个无头的人在飞跑等……。一眼看上去，我一定会斥责这简直是荒唐而毫无意义，一只木舟怎有可能摆在屋顶上，无头人怎么会跑，而且人哪有可能比房子还大，还有，如果整个画面是代表一幅景物，那么一个字母又代表什么呢？自然界的风景哪有这种景象？因此要想对这画谜作正确的解释，唯有抛弃这些对这部分或整个的反对批评，相反地，将这每一个影像均视为有意义，而绞尽脑汁地去找出每一个所代表或牵涉到的文字，而后再把这些文字凑合成一个句子，这时它们再也不是毫无意义了，而很可能地，成了一句漂亮动听寓意深长的格言。梦其实就是这么一种画谜，只是我们祖先却没把握住真正的释梦方法，而误把画谜当作一张艺术作品加以鉴赏，也因此，才会认为梦是毫无意义，一文不值的。

     第六章-甲、凝缩作用

          甲、凝缩作用

        在梦的“隐意”，与“显意”之间的比较，第一个引人注意的便是梦的工作包含一大堆的“凝缩作用”。就“梦的隐意”之冗长丰富而言，相形之下，“梦的内容”就显得贫乏简陋而粗略，如果梦的叙述<var>..</var>需要半张纸的话，那么解析所得的“隐意”就需要六或八至十张的纸张才写得完。这差距的比例按各种不同的梦而异。但就我的经验看来，几乎多半是这样的比例。一般而言，我们多半低估了梦所受凝缩的程度，以为由一次解析所得的“隐意”即包含了这梦所有的意义，然而事实上继续对这梦分析下去，往往又发掘出更多深藏在梦里的意义。因此我们必须先要有个声明，“一个人永远无法确定地说他已将整个梦完完全全地解释出来”。尽管所作的解释已到毫无瑕疵、令人满意的地步，但他仍可能再由这同一个梦里又找出另一个意义出来。因此严格地说，凝缩的程度是无法定量的。由这梦的“隐意”与“显意”间的不成比例，而得出“在梦的形成时，必有相当多量的心理资料经过凝缩的手续”的结论恐怕会受到一些反对。因为我们经常有种感觉，“我昨天整个晚上做了一大堆的梦，但却忘了一大半”，因此有人会以为醒后所记得的部分只不过是整个梦里头的片段，而如果能把所做的梦全部内容追记出来，那就差不多可与“梦的隐意”等量齐观了。就某一程度而言，这种说法不无道理。梦只有在睡醒后马上记下来才有可能精确地把握住所有内容，否则随着时间必渐渐淡忘而不复记忆。然而，我们需要认清一件事实，自以为所梦的比所追记得出的资料还要丰富得多，其实是一种错觉，而这种错觉的来源以后会再详细解释。还有，梦工作所采用的“凝缩作用”并不因为“有可能遗忘掉一些内容”的说法而有所影响，因为我们可以由记忆所尚保留的梦的各部分分别找出所代表的一大堆的意义。果真梦的大部分内容均不复记忆，那么我们将很可能无法探究一些新的“隐意”，因为我们毕竟没有理由判断这些遗忘掉的梦所隐含的“梦思”一定与我们所仍保留下来的部分内容所解析出来的“隐意” 完全一样。

        就每一部分的“梦的显意”逐部分析时所产生的一大堆意念看来，许多读者一定禁不住心中有个怀疑，难道现在分析这梦时心灵所产生的每一种意念均可能构成“梦的隐意”吗？

        换句话说，我们岂不是先假定所有这些念头均在睡眠状态下活动着，并且均参与了梦的形成。有些梦形成时并没参与的新念头是不是很可能在解析梦意时才产生呢？对这反对意见，我只能给予一种条件性的回答。当然，这些分散的意念的组合是直到分析时，才第一次出现的。但我们可以看到的，这种组合只有在各种意念之间确实已经在“梦的隐意”里有某种联系时才会发生的。因此，可以说，惟有在能以另一种更基本的联系形式存在下，才有这种新组合的结果。由分析时，所产生的大部分意念看来，我们不得不承认它们早在梦的形成时已有所活动。因为如果我们由一连串的意念下手时，许多乍看之下，对梦的形成并无关联的意念，却会突然发觉它带给我们一个确实与梦的内容有关联的结果，而这正是梦的解析所不可或缺的关键，但它却只有由那一连串的意念追寻下来才能达到。读者此时不妨再翻阅前述的有关“植物学专论”的那个梦，即可发掘其中所含惊人程度的“凝缩作用”（虽然我并未能完完全全地解析出来）。

        然而，人们在做梦以前的睡眠状态下的心理又是怎么一种样子呢？是不是所有“梦思”

        已并列地横陈于脑海里呢？或是一个个地互相竞逐于心灵呢？或是各种不同的意念，各由不同的制造中心，同时涌现到心头，而在此引起大聚会呢？我认为目前讨论梦形成的心理状态并用不上提出这种仍无法确证的观念。但，我们可别忘记我们所考虑的是“潜意识的思想”，这与我们自己沉思默想中的“意识思想”是有很大不同的。

        然而，既然梦的形成确实是经过一番“凝缩作用”，那么，这过程又是如何进行呢？

        现在，如果我们假定这一大堆的“梦思”只有极少数的意念能以一种“观念元素”表现于梦中，我们就可以推论说，“凝缩作用”是以“删略”的手法来对付“梦思”，“梦”并非“梦思”的忠实译者；它并未逐字逐句地翻译。反之，它只是东删西略的产品。我们不久就会发现，这种观念其实是不太正确的。但，目前，我们且以这为起点，而先自问：“如果‘梦思’中只有少数元素可以进入‘梦的内容’，那么究竟什么条件决定这些选择呢？”

        为了解决这问题，我们且研究一下那些符合我们所追寻的条件的这种梦内容中的元素，而这方面最适合的资料是那些在形成时经过强烈的凝缩才产生的梦。以下我选用第78页的“植物学专论”的梦： 

        一梦内容：“我写了一本有关某科植物的专论，这部书正摆在我面前。我正翻阅着一张折皱的彩色图片。这书里夹有一片已脱水的植物标本，看来就像是一本植物标本收集簿。”

        这梦的最显著成分即在于《植物学专论》。这是由当天的实际经验所得，当天我的确曾在一书店的橱窗看到一本有关“樱草属”的专论。但，在梦中并未提到这“属”，只有“专论”与“植物学”的关系遗留下来。这“植物学专论”马上使我想到我曾发表过的有关“古柯碱”的研究，而由“古柯碱”又引导我的思路走向一种叫做Festschrift的刊物，以及另一个人物“柯尼斯坦医师”——我的至友，一位眼科专家，他对古柯碱之临床应用于局部麻醉颇有功劳，还有，由柯尼斯坦医师又使我联想起，我曾与他在当天晚上谈过一阵子，而为别人所中断。当时所谈涉及外科、内科几位同事间的报酬问题。于是，我发觉这谈话的内容才是真正的“梦刺激”，而有关樱草属的“专论”虽是真实的事件，但却是无关宏旨的小插曲而已。现在我才看出来，“植物学专论”只是被用来作当天两件经验的共同工具，利用这无关宏旨的真实印象，而把这些甚具心理意义的经验以这种最迂回的联系将之合成一物。

        然而，并非只有“植物学专论”的整个合成的意念才有意义。就是“植物学”、“专论”等各个字眼分开来逐个层层联想也可引入扑朔迷离的各种“梦思”。由“植物学”使我联想到一大堆人物：格尔特聂（德文“园丁”之意）教授及其“花容玉貌”的太太，一位名叫“弗罗拉”的女病人，以及另一位我告诉她有关“遗忘的花”的妇人。由格尔特聂这人，再度又使我联想到“实验室”以及与柯尼斯坦的谈话，以及这谈话中所涉及的两位女性。由那与花有关的女人，我又联想到两件事：我太太最喜爱的花，以及我匆匆一瞥所看到的那本专论的标题，更进一层地，我联想到在中学时代的小插曲，大学的考试，以及另一崭新的意念——有关我的嗜好（这曾由上述的对话中浮现出现），再利用由“遗忘的花”所联想到的“我最喜爱的花——向日葵”而予以联系起来。而且由“向日葵”，一则使我回想意大利之旅游，另一方面又使我忆及童年第一次触发我日后读书热的景象。因此，“植物学”就是这梦的关键核心，而成为各种思路的交会点。并且，我能证明出这些思路均可于当天的对话内容一一找出联系。现在，我们就恍如在思潮的工厂里，正从事着“纺织工的大作”：

        “小织梭来回穿线，一次过去，便编织了千条线。”

        在梦中的“专论”再度地涉及两件题材：一端是我研究工作的性质，而另一端却是我的嗜好的昂贵。

        由这初步的研究看来，“植物学”与“专论”之所以被用作“梦的内容”，是因为它们能使人联想到最多数的“梦思”，它们代表着许多“梦思”的交会点，而就梦的意义而言，它们也就具备了最丰富的意义。这种解释可用另一种形式表达如下：“梦的内容”中每一个成分具有甚多的意义，它们代表着不只一种的“梦思”。

        如果我们仔细检验梦中每一成分如何由“梦思”蜕变过来，那我们将可了解得更多。由那“彩色图片”引入另外新的题目——同事们对我的研究所作的批评，以及梦中所已涉及的我的嗜好问题，还有更远溯到我童年时曾经将彩色图片撕成碎片的记忆。“已脱水的植物标本”牵涉到我中学时收集植物标本的经验，而特别予以强调之。因此，我得以看出“梦内容”与“梦思”之间的关系，并不只是梦内容的各个成分代表好几种的“梦思”，同时每一个“梦思”又能以好几种不同的梦内容的成分代表，由梦中某一成分着手，经过联想的思路可以引出好几种“梦思”，反之，如果由某一种“梦思”着手，也可引出好几个梦中的成分。而在梦的形成过程中，并不是一个梦思，或一组的梦思，先以简缩的手法在“梦内容”

        中出现。然后另一个梦思，再以同样手法接续于后（就像按人口比例，每多少人选出一位代表的过程一般），事实上，整个“梦思”是同时受到某种加工润色，而在这整个过程中唯有那些具有最强烈最完整实力的分子才脱颖而出，因此这种过程反而较像“按名册选举”。无论是哪一种梦，一经过我解析，我总发觉我这“基本原则”屡试不爽，“由整个‘梦思’蜕变而形成各种‘梦内容’的成分，而这各种成分又各有多种的梦思附于其上”。

        为了说明“梦思”与“梦内容”的关系，确有其必要再多举一个例子，以下所举的例子可以更清楚地看出两者相互交织的错综关系，这是一个患有“幽闭畏惧症”所做的梦，读者们不久就可以看出为何我如此欣赏这梦的结构，而称之为“非常聪明的梦活动的成品”。

        二、“一个美丽的梦”

        “梦者与很多朋友正在×街上驾着车子兜风，这街上有一间普通的客栈（但事实上并没有）。在这客栈里的一个房间内正上演着一出戏剧，最初他是个观众，但后来竟成了演员。

        最后大家都开始换衣服，准备回城里去。一部分人在楼下，一部分人在楼上换装，楼上的已经换好了装，但楼下的仍旧慢吞吞地，以致引起楼上的同伴不满。他的哥在楼上，他在楼下，他认为哥哥他们换装那般匆忙简直太没道理（这部分较模糊）。并且，他们在到达此地以前，早就已经决定好谁在楼上，谁在楼下。接着，他独自由山路登向城市，脚步十分沉重，举步艰辛竟至在原地动弹不得。一位老年绅士加入了他的行列，并且愤怒地谈论意大利国王。最后，快到山顶时，他的脚步开始变得轻松自如。”

        举步困难的印象尤其清晰逼真，甚至醒后，他犹自分不清刚刚那经验是真实或梦境。

        由梦的显意看来，倒是内容平平，但这次我要一反以往的常规，而以梦者所认为最清晰的部分开始着手解析。

        梦中所感受到的最大困难——举步迟重并带气喘——是梦者在几年前生病时曾有过的症状，当时再加上一些其他的症状，被诊断为“肺结核”（可能系“歇斯底里的伪装”）。由我们对“暴露梦”所作的研究，已经了解了这种梦中运动受禁制的感觉，而现在，我们又可以看出这也可用来作为其他种类的代表。“梦内容”中有关爬山的部分，初则十分吃力，到了山顶化为轻松，使我联想到法国小说家都德的名作沙孚〔1〕这故事里，一位年青人抱着他心爱的女郎上楼，最初佳人轻如鸿毛，但爬得越高，越觉得体重不堪负荷，这景象其实就是一种他们之间的关系进展的象征。而都德借此以戒斥年青人切勿四处留情，空留满身风流债，到头来吃不完兜着走〔2〕。虽然我确知这病人最近曾与一女伶热恋，而终告破裂，但我仍不敢说，我这种解释确实正确。在沙孚的情形正与此梦“相反”，梦中的爬山是最初困难，而后来轻松，但小说中的“象征”却反而是最初轻松，后来却成了重负。我很惊讶地，病人竟告诉我这种解释正与他当天晚上所看的一部戏剧的结构十分吻合，那剧本叫做维也纳之巡礼，叙述一位最初颇受人尊崇的少女，如何沦落到卖笑生涯，而后来与一位高阶层男士发生关系，开始“向上爬”，但最后她的地位却更加低落，这剧本又使他联想另一个剧本《步步高升》，而这戏的广告画就以“一列阶梯”为代表。

        再接下去的解析显示出，那位与他最近热恋过一阵子的女伶就住在×街上，而这街里并没有客栈。然而，当他在维也纳与这位女伶打发这夏天的大半时间时，他就下榻于这附近的一间小旅馆〔3〕。当他离开那旅馆时，他告诉车夫：“发现这儿没有一只臭虫，我很高兴！”（事实上，害怕臭虫又是他的另一畏惧症），而车夫回答道：“这地方怎么有人住得下呢？这根本算不上是一间旅馆，充其量不过一间‘小店’而已！”而“小店”这字眼又使他马上想起一句诗：“后来我就成了这么好的主人的宾客！”但这首乌兰德的诗中所歌颂的主人却是一株“苹果树”，第二段诗句又由思潮中涌现出来：（浮士德四一二八——三五）。

        浮士德（面对着年青的女巫）：

        我曾有过一段美梦，我看见了一株苹果树，

        那儿高挂着两颗最漂亮的苹果，

        她们诱使我不由自主地“爬上去”。

        漂亮的苹果，

        自从天堂里惊鸿一瞥，

        你就朝夕心仪这苹果，

        而我非常高兴地获知，

        在我的花园里正长着这种苹果。

        “苹果树”与“苹果”的意义，我想是殆无疑问的。那女伶丰满诱人的胸部，正是使我们这位梦者神魂颠倒的“苹果”。

        由梦的内容看来，我们可以确信这梦是含有梦者小孩时期的某一种印象（梦者此时为三十岁）。果真这种说法正确的话，那么这必是指着梦者的奶妈而言。奶妈柔软的胸部事实上就等于小孩子最好安眠的“旅馆”。“奶妈”以及都德笔下的沙孚，其实就影射着他最近放弃的那位情妇。

        这病人的哥哥也出现在“梦内容”，“他哥哥在‘楼上’，而他在‘楼下’。”而这与事实又相反的，因为就我所知，他哥哥目前穷困潦倒，而他反倒仍维持得很不错。在叙述这“梦内容”时，梦者曾对“他哥哥在楼上，而他在楼下”一节言词闪避不定。而这句话正是一种我们在奥地利所常用的口语，当一个人名利丧失殆尽时，我们会说“他被放到‘楼下’去了”，就像说他“垮下来了”一样。而现在我们该可以看出，在梦中某件事故意以“颠倒事实”的情形出现时，必有其特殊意义的，而这种“颠倒”正可解释“梦思”与“梦内容”

        之间的关系。要了解这种“颠倒”确有其途径可循，在这梦的末尾，很明显地“爬山”以及沙孚中的叙述又是“颠倒”的一例，而这种“颠倒”的意义可分析如下：在沙孚这本书里，那男人抱着那与他有性关系的女人上楼，那么，如果在“梦思”里，一切都颠倒的话，那该是一个女人抱着男人上楼，而这只有可能发生于童年时期——奶妈抱着胖娃娃上楼，因此，这梦的末尾部分成功地将奶妈与沙孚拉上了关系。

        就像诗人提出沙孚这名字，总免不了引申到女性同性恋一般，梦中“人们在‘楼上’、‘楼下’，在上面、下面忙着”也意指着梦者心中的“性”方面的幻想，而这些幻想，就与其他受潜抑的欲望一样，与梦者之心理症颇有关系，“梦的解析”并无法告诉我们，这些只是幻想，而非事实的记忆，它只能供给我们一套想法，而让我们自己再去玩味其中的真实价值。在这种情形下，真实与想象的乍看均具有同等价值（除了梦以外，其他重要的心理结构也有这种类似情形。）。就如我们早已获知的，“许多朋友”是象征着“一种秘密”。而梦中的“哥 哥”，利用对童年时代景象的“追忆”加上“幻觉”，用来代表所有的“情敌”。

        然后再接着一件无甚关系的经验，“一个老年绅士愤怒地谈着意大利国王”意指着低阶层的人闯入了高级社会所发生的不合。这看来倒有点像都德笔下那年青男人所受的警告，而同样地这也可用在吮乳的小孩身上〔4〕。

        在上述的两个梦里，我在“梦思”内所一再复现的成分均用方体字或括弧以别于他字，俾使各位更易看出“梦内容”与“梦思”的多种关系。然而，因为这些梦的分析仍未能作得彻底，所以也许有必要再选一个梦来作整套的分析，以便看出梦内容中的多种意义。为了这目的，另选用前提过“伊玛打针”的梦，而由这例子，我们就可以看出“梦的形成”所用的“浓缩作用”往往利用了多种的方法。

        “梦内容”中的主角是我的病人伊玛，在梦中她看来就如她平常的样子，所以，那无疑地是代表她本人的。然而，当我在窗口给她检查时，她的态度却是我由另一位妇女身上所观察到的，而这女人，在“梦思”里，我宁可用来取代我这病人。由于伊玛在梦中有“白喉伪膜”，使我联想起长女得病时的焦急，因此她又代表着我的女儿，而由于我女儿名字的雷同，又使我联想起一位因毒致死的病人。在梦中，以后伊玛人格的续变（但梦中的伊玛的影像并不再变）代表着：她变成了一位我们在民众服务门诊所看的一位病童，在那儿我的朋友们为她们统计智能的差别。而这种变迁很明显地是受了我的小女儿的影响，由于她常不愿意张开嘴巴，同样地梦中的伊玛就变成了另一位我检查过的女人，而利用同样的联系，又引申到我太太身上。还有，由我在她喉头所发现的病变，也可以再引申出好几位其他的人。由伊玛而引起连串的联想所产生的这些人物，在梦中并不曾亲身出现。她们全都隐身于伊玛一人之后，因此伊玛成了一个“集合影像”，而不可避免地是有许多互相冲突矛盾的特点。在梦中伊玛代表了其他这些为梦中“凝缩作用”所抛弃的人物，但却仍把这些人物的特点多少保留下来，点点滴滴注入于梦中伊玛的形象内。

        为了解释“梦的凝缩作用”，我以另一种方式创造了一种所谓“集锦人物”——将两个以上的真实人物的特点集中于一人身上。利用这种方法，我在梦中制造出M医生，他以“M医生”为名，并且言行均同于平时的M医生。但他所生的病以及身体上的特征却与属于另一个人物——我的长兄。而苍白脸色，由于是他们两人的共同特点，所以较无特别意义。梦中的R医生同样地，是R与我伯父的“集锦人物”，但这个“集锦人物”却是用另一不同方式所编造出来的。这次我并未将两个人物的记忆中的特征予以合并，相反地，我采用了嘉尔登制造家人肖像的方法——我将两个人物复叠在一起，而使两人的共同特征得以更趋明显，而彼此不同的特点反倒互相中和而变得模糊。这书中我伯父的“漂亮胡子”得以出现，就因为这是R与我伯父两人面相上的共同特点。至于，说到那胡子渐渐变灰色，则可以引申到我父亲与我自己。

        “集体”或“集锦”人物的产生是“梦凝缩”的一大方法。

        我们马上又可应用在另一种联系上。

        “伊玛打针”的梦所提到的“痢疾”这个名词也有好几种解释，它可能是由“白喉”这个字音的相近所引起的，但另一方面，它可能是影射到我送她去东方旅行的那病人（她的“歇斯底里症”是个误诊）。

        梦中所提到的propyls这个字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凝缩”产物。在“梦思”里其实是amyls这个字较有分量，很可能这是在梦形成时，两字之间发生了简单的“置换”。而事实上由以下的补充分析，可以看出这种置换完全是凝缩的结果：如果我对propylen这个德文字沉思一段时间，那么它的同音字propy－laeum一定会自然浮现出来的，而propylaeum〔5〕并不只有在雅典才找得到，在慕尼黑也可以看到。而约在做这梦的一年前，我曾去慕尼黑探望一个病重的朋友，而这位朋友就是我曾与他提过trimethylamin这种药物的人，因此由梦中紧接着propyl跑出trimethylamin，更可支持这种说法。

        就像在其他的梦分析一样，我在这儿发现了一大堆对等意义的联想，而使我不得不承认在“梦思”中的amyls确实是在“梦内容”中被propyls这个字所取代。

        一方面，这梦牵涉到有关我的朋友奥图的一些意念，他不了解我，他认为我有错，他送了我一瓶含有amyls怪味的酒……，而另一方面，与前者成对比的，又有一些有关我那住在柏林的朋友威廉的意念，他真正了解我，他永远认为我是对的，而且他曾供给我一些很有价值的有关“性”过程的化学研究资料。

        在有关奥图的意念中特别引起我注意的都是一些引起梦的近因，而amyls是属于较清楚的成分，以致在内容中占有一席之地。至于有关威廉的意念则泰半是由威廉与奥图两人之间的对比所激发，并且其中各成分均与奥图的意念有所呼应，在这整个梦里，我一直有种明显的趋向——摒弃那些令我不愉快的人物，而亲近其他能与我共同随心所欲地对付前者的人。

        因此属于奥图意念的amyls使我连想到属于威廉意念的trimethy－lamin（两者同样是属于化学的领域），而这意念由于受到心理各方面的欢迎而得以于“梦内容”中脱颖而出。

        amyls本来也可以未经改装地遁入梦内容中，但却由于这字眼所能涵概的意念，可以由另一威廉意念的字眼所包括而失败。propyls既与amyls这字看来相似，而且它又可以在威廉意念间以慕尼黑的propylae－un找到联系。因此两意念集团间乃以propylspropylaeum发生关联，而双方有如经过了妥协，而以这中间产物出现于梦内容中。于是就这样造成了一个具有多种意义的共同代号。也唯有透过这种多种意义的字眼才得以深窥“梦内容”的究竟。因此，为了形成这种共同代号，梦内容中注意力的转移必定发生于某些在联想范畴内接近该重点的小节上。

        由这个“伊玛打针”的故事多少已使我们看出梦的形成过程中凝缩作用所扮演的角色。

        我们发现“凝缩作用”的特点即在梦内容中找出那些一再复现的原素，而构成新的联合（集锦人物，混合影像）以及产生一些共同代号。至于凝缩作用的目的以及所采用的方法，需待我们讨论到梦形成的所有心理过程以后再作更深入的研究。目前且让我们先就所得的结果作一整理，我们所找出来的事实是这样的：由“梦思”与值得注意的“梦内容”之间的联系正好由“梦凝缩”补缀。

        梦中的“凝缩作用”一旦以“字”或“意义”表达的，更容易为吾人所了解。一般而言，梦中所出现的“字”往往被视为“某种东西”，而与东西所附带的意念一般、也需经过同样的结合变化，因此这种梦就产生了各种各类滑稽怪诞的新字。

        1、一位同事寄来一份他写的论文，其内容就我看来似乎对最近生理学的发现有些过高估计，并且也对他自己运用了不少言过其实的话。于是当天晚上，我梦见了一句很明显地针对这篇论文所发的批评：“这的确是一种norekdal型的”，这个新字的形成乍看的确令我摸不着头脑，这字无疑地是一些最高层的形容词colossal（巨大的）pyramidal（顶尖的）

        之类的谐谑模仿，但我却无法找出字源到底来自何处。最后，我才发现这怪字可以分成两个字Nora与Ekdal，而这分别来自易卜生的两部名剧，不久前我曾读过报上一篇有关易卜生的评论，而这篇论文的作者的最近一篇作品，正是我梦中所批评的对象。

        2、我有一位女病人梦见一个男人，长着漂亮的胡子以及一种奇异的闪烁眼神，手指着挂在树上的一块指示板，上面写着：“uclamparia—wet”〔6〕。

        分析：那男人长相颇具威严，其闪烁之眼神马上令她想起罗马近郊之圣保罗教堂里，她所看到的镶嵌细工制成的教皇绘像。早年的教皇中有一位具有金黄色的眼睛（其实这是一种视觉的幻象，但却常常引起导游者的注意）。更深一层的联想显示出这人的整个长相确实与她的牧师相似，而那漂亮胡子的造型使她联想到她的医生（我弗洛伊德本人），而那人的身材却与她父亲相仿佛。这些人对她而言，均有一种共同关系——他们均引导指示她生命之道。再进一步地探询，金黄色的眼睛——金子——钱——所受精神分析治疗花费她不少金钱，而使她非常痛心。金子，更使她联想到酒精中毒的“金治疗法”——D先生，要是他不患上酒精中毒，她就会嫁给他——她并不反对别人偶尔喝点酒；她本身有时就喝点啤酒或普通的酒。这又再度使她回想到圣保罗教堂及其周遭环境。她想起当时她曾在这附近的一所叫TreFontane（三泉）的寺庙里饮了一种Troppist（天主教之一支）僧徒由“尤加利树”所制成的酒。接着她告诉我，这些僧侣如何在这沼泽地带种植尤加利树，而把整片沼泽荒地化为良田美亩，因此ub clamparia这个字可以看出是由eucalyptus（尤加利树）与malaria（疟疾）两字所合成，至于wet（潮湿）这个字则由该地区以前为沼泽地区所引起的联想。

        还有，wet（潮湿）有时也暗示着反面的dry（干燥）。而巧的是，那位要是不沉迷于酒杯中，便可与她成婚的男人名字便叫Dry。这怪名字Dry是来自德文字源（德文drei意为“三”），因此，这又影射到“三泉”寺庙。在谈及Dry先生的酒癖时，她曾用了如下的夸张说法：“他可以喝掉整座泉水。”而Dry先生自己也曾自我解嘲地说：“由于我永远‘干涸’（dry，意指其名字而言），所以我必须经常喝酒。”而eucalyptus（尤加利树）也意指着她的心理症，这毛病最初曾被误诊为Malaria（疟疾），由于她的焦虑性心理症发作时，总会发冷发热以致在意大利时曾被人以为是疟疾。而她本身也深信由那些僧侣手中买到的尤加利树汁的确多少治好了她这毛病。

        因此，“uclamparia—wet”这凝缩的产物正是梦者的心理症与其梦的交会点。

        3、这是一个我自己的较冗长混乱的梦，主要情节在于航海旅程中，我突然想起下一站为Hearsing港，而再一站为Fliess。后者正好是我一位住在B市的朋友的名字，而B市是我经常往访的城市。而Hearsing这个字则是采用了一般维也纳近郊的地名所惯有的ing字尾，如Hietzing，Liesing，Moedling（古代米底亚字，meaedeliciae，意即“我的快乐”，而德文“快乐”就正是我的名字Freude这个字）。然后再拼凑上另一个英文字Hearsay，意即诽谤、谣言，而借此与另一白天所发生的无关紧要的印象发生关联——一首在Fliegende BlaEtter的刊物上讽刺中伤侏儒SagterHatergesagt（Saidhe Hashesaid）

        的诗。还有，由Fliess与ing字尾凑成的字Vlissingen确实有这地名，这正是我哥哥由英国来访问我们时所经过的港口。而Vlissingen在英文称之Flushing，意即Blushing（脸红），而使我想起一些罹患Erythrophobia（惧红症）的病人，这种病例我曾处理过几个，还有，最近贝特洛所出版的有关这方面的心理症的叙述，颇引起我的愤慨〔7〕。

        第一个看了这本书的人对我作了如下的批评，而后来的读者可能也会赞成，“果真如此，梦者未免都表现得太诙谐而富有机智吧？”然而，事实上就梦者而言，确实是如此的，唯有将这种批评引申到梦的解析者身上时，才会遭到反对，如果我们的梦呈现得诙谐，并非我个人的错误，而是梦形成时所处的特别精神状态，而这与急智、滑稽的理论大有关系。梦之所以会变得诙谐，多半都是由于表达意念的最直截了当的方法往往行不通所致，我的读者们可能会相信我的病人的梦所表现的诙谐并不下于我自己所提出的梦。因此，这种批评迫使我再作“梦工作”与急智的比较研究。

        4、在另一个场合里我作了一个分成两部分的梦。第一部分是一个我清晰记得的单字Autodidasker，而第二部分则为我几天前所做的梦内容的翻版，而这梦引致我在下次见到n 教授时，一定得告诉他：“上次我曾请教您的那病人确实正如你所料的，是个心理症的病人”。因此，这新创的字Autodib dasker不仅含有某种隐意，并且这意义必与我对N教授的诊断予以推崇的决定有点关系。

        现在Authordidasker这个字可简单地分成Author（德文“作家”即Autor）

        Autodidact，以及Lasker，而后者可联想到叫Lasalle的名字。这第一个字“Author”就做梦的这段时间而言正有一番特别意义。当时，我给太太买了好几本我哥哥好友（他是一位名“作家”）所作的书回家，而就我所知，此人（名叫J．J．David）与我谊属同乡。有个晚上，我太太告诉我，David的一本小说（描述天才的糟蹋）曾使她深深地感动，于是我们的话题乃转入如何发掘自己子女的天才才不会糟蹋了他们，而我安慰她说，她所惧怕的这种差错绝对可以用“训练”来弥补。当晚，我的思路走得更远，满脑子交织着我太太对子女的关怀以及一些其他杂事，而有些那小说作者告诉我哥哥有关婚姻的看法也引导我的意念遁入旁支而产生梦中种种象征。这条思路引至Breslau这地名，一位我们熟悉的妇人结婚后就搬到那地方去住，而在Breslau，我找到两个人名Lasker和Lasalle。这两个例证均可用来证实我的担心——“我的子女将会被女人毁弃一生”，这两个例证同时代表了两种引致男人毁灭的路〔8〕。

        这些“追逐女人”所引起的意念，使我联想到我的哥哥，他迄今仍旧独身，名叫Alexander，而我看出来，我们惯于简称他Alex的这发音，酷似Lasker的变音，而经由这事实使我的思路又由Breslau折往另一条道路。

        然而，我所作姓名、音节的拼弄工作同时还另有一种意义。这代表了我内心的某种愿望——希望我哥哥能享受家庭天伦之乐，而用以下方法展示出来：在描述艺术家生活的小说中，由于其内容与我的梦思有所关联，所以更待追查。这出名的作者借着书中主角Sandoz把他个人以及其家庭乐趣全盘托出。而这名字很可能经由以下步骤加以变形：Zola（左拉）

        如果颠倒过来念（小孩最喜欢将名字倒念的）便成了Aloz，但这种改装仍嫌不够，于是Al的这音节，借着与Alexander这字第一音节的雷同，蜕变成该字第二音节Sand，而凑成了Sandoz这书中人物的名字，而我的Autodidasker 也就利用这种同样方法产生出来。

        至于我的幻想“我要告诉N教授，我们两人一起看过的那病人确实患上了心理症”可以由以下方式产生：就在我要开始休业度假时，我碰上了一个棘手的病例。当时以为是一种严重的器官毛病，可能是脊髓交替退化病变，但却无法确实证明出来。这其实大可诊断为“心理症”而省了一大堆麻烦，但因为病人对“性”方面的问题均力加否认，而使我不愿意率作这种诊断。由于这种困难，使我不得不求助于一位我最佩服的权威医师。他聆听了我的质疑以后，告诉我：“你继续观察他一段时间吧！我想他可能是心理症病人。”因为这位医师并不赞同我关于心理症病源的理论，所以虽然我并不反驳他的诊断，但我却仍保留了内心的怀疑。几天以后，我告诉这病人，我实在无能为力，而劝他另访高明。然而，出乎意外地，他到这时才坦白向我承认过去他曾对我撒谎，他自觉羞惭歉疚，接着他终于告诉我一些我早就猜测出来的性问题的症结，而有了这些才使我能够确实诊断“心理症”。这可真使我松了一口气，但同时，我又自觉不无憾意；毕竟我不得不承认我所请教的那位前辈，他能够不为性问题的付诸阙如而受挫，仍能作出正确的诊断，的确技高一筹。因此，我决定下次与他碰面时，一定马上告诉他，事实证明他是对了，而我是错了。

        以上便是我这梦中所要做的事。但果真我承认了我的错误，又可达成什么愿望呢？我真正的愿望便在于证明我对子女的担心是多余的，也就是说，在梦思中所采用的我太太的恐惧可因此证明为错误。梦中所叙述的事实之对错与梦思中之核心并未曾脱节。于此我们有同样的两种抉择，由女人引起的机能性或器官性的病症，或者是由真正的性生活引起的——也就是说“梅毒性瘫痪”或“心理症”，同时Lasalle的毁灭又与后者有间接的关系。

        在这结构完整的（并且经过解析后意义清晰的）梦里，n 教授不只代表这种类推所产生的结果以及我想证明自己错误的愿望，也不只是由Breslau这地名联想到那位婚后住在那儿的朋友，梦中N教授的出现尚与当时我们一起看病人以后的闲谈有些关联：记得当他看完了那病人，除了提出前面提过的建议以外，他问我：“你有了几个孩子？”“六个。”他以一种关切的、长者的神态再问我：“男孩还是女孩？”“男女各三个，他们是我最大的骄傲与财富。”“嗯！你可得小心些，女孩子较没有问题，倒是男孩子日后的教导并不简单！”我回答他，至少到目前为止，他们都还十分听话。很明显地，这种有关我儿子将来的说法使我不太愉快，就有如他当时对我那病人的诊断以为只不过是心理症而已。于是，这两件前后连续发生的印象便因此而并在一起，而当我在梦中加入了心理症的故事时，我便利用它来代替了有关孩子教育的对话，其实，这些我太太所担心焦急的孩子问题才真正更与梦思的核心发生关系。因此，虽然我对N教授或所提出的儿童教育问题引起的隐忧也遁入内容中，但它却隐藏于我的希望：“证明自己这种担心纯属一种杞人忧天”，而这幻象便同时代表了这两种互相冲突的选择。

        “考试的梦”在解析时也遭到了这种同样的困难，我已于“典型的梦的特征”里提到过。梦者所补充追加的一些联想资料往往并无法足够解析的需要。对这类梦更深一层的了解则有待更多的这种梦的搜集。不久前我所提过的安慰词句如：“你早就已是一个医生了”

        等，其实并不只是一种安慰，而且也是一种谴责。这可以有另一种弦外之音：“你已活了这般岁数，却仍做出这种傻事，仍犯了这种小孩子的毛病。”而这种自我安慰与自我谴责的混合体正是“考试的梦”也具有的特征。因此，由最后解析的那个梦看来，我们大可顺理成章地推论其“傻事”、“小孩子的毛病”均为被斥责的性行为的重复。

        梦中的文字转变为一般发生妄想病的情形仿佛，并且在“歇斯底里症”以及“强迫观念”的病人亦可看到。小孩子口语上的恶作剧，在某种年纪时，他们也真正把“字”、“话”当作对象，甚至创造些新奇的语言、自制的句法，而这些都成了梦和神经官能症的共同来源。

        对梦中的奇形怪状的新字加以解析，特别适合用来探讨梦工作之“凝缩作用”的程度。

        由以上所学的少数例子千万可别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这些材料均属少见甚或例外的梦。相反地，这种梦例比比皆是，可惜在精神分析治疗中，梦的解析工作很少能记录下来作成报告，而且所能报告出来的解析大部分也仅为神经病理学者所能领会。

        当梦中有一些话语，确实清楚地导自某种念头时，几乎所有这种“梦中的话”均来自于“梦资料”中印象犹新的话，这些话的措辞可能完全原封不动，也可能只是稍加更动。往往“梦中的话”是由所说过的一些话东补西缀地凑合而成，句法可能不变，但整句的意义却可能变得暧昧隐涩，或甚至连句法均有改变，往往这些“梦中的话”只不过是追述重复那些印象犹新的话而已〔9〕。

     第六章-乙、转移作用

         乙、转移作用

        当我们收集以上的“梦凝缩”例子时，我们就已注意到另外一种重要性不下于“凝缩作用”的因素。某些在“梦内容”中占有重要篇幅的部分在“梦思”中却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而相反的情形，也屡见不鲜，一些在“梦思”中位居核心的问题却在“梦内容”中找不出蛛丝马迹。而梦就是这般地无从捉摸，由它的内容往往并不足以找出“梦思”的核心。举例而言，在以前提过的“植物学专论”的梦里，“梦内容”中最重要的部分显然是“植物学”，但在“梦思”里，我们主要关切的问题却是同事间做事时所发生的冲突与矛盾，以及对我自己耗费太多时间于个人嗜好上的不满。至于那“植物学”除了用来做个“对照”以与“梦思”发生一点点关联外（因为植物学一直并不是我喜欢的科目），并无法在“梦思”中找出一点地位。在我的病人所作有关沙孚的梦里，上山下山，上楼下楼是主要内容，然而“梦思”却主要为担心与“低”阶层的人发生性关系的危险。由此可见仅有梦思中之一小部分遁入梦内容内，而予以过分的夸张。还有，在我舅舅的梦中，那漂亮的胡子在“梦内容”中算得上是个核心，但却与我们分析后找出的“梦思”——追求“功成名就”的欲望，竟是风马牛不相及。由这些梦，使我们不得不相信“转移作用”的存在。但与此完全相反地，在“伊玛打针”的梦里，我们发觉了这梦的“梦内容”中每一单元的地位竟与解析后的“梦思”完全一一对应，因此分析过这种梦后，再碰到以上所举的梦例，我们不免为这“梦思”

        与“梦内容”间之崭新而不调和的关系感到惊讶。如果我们在正常生活中的心理过程发现，一个意念的产生是由一大堆意念间挑选出来后，才在意识界受到特别重视，那我们就会证实的确一种特别的心理价值（某种程度兴趣）会附着于脱颖而出的意念。但，我们却发觉在梦思中这每一个单元所受到的价值在“梦形成”时并不复存在，或并不予以考虑。由于梦思中的各种意念事实上也无法分出价值的高下，我们往往要靠自己的判断遂作决定。在梦形成时，那些附有强烈兴趣的重要部分往往成了次要部分，反而被某些“梦思”中次要的部分所取。这种情形，乍看似乎每一个意念所附的心理价值并不为梦形成所接受，反而是它所含的意义多寡才是关键。我们很容易就以为能现形于梦内容中的并不是梦思中重要的部分，而只不过是它曾多次地出现，然而，就这个假设而已并不足以使我们对梦形成的了解增进多少。

        首先，我们就无法相信，两个具有多种意义及内含价值的意念除非彼此同朝一方向，那有可能影响梦的选择。那些在“梦思”中最重要的意念往往也可能一时再出现的，因为每一个梦思的单元都是由这些核心发散出来。但，梦仍可能拒斥这些经过特别地强调并且强烈地增援的单元，而在梦内容中采纳其他只受到强烈地增援的意念。

        这种困难，也许我们借着研究梦内容的“过度决定”可加以解决。很多这方面的读者，也许都私自以为发现梦内容的各单元的多种意义并不是重要的工作。由于在分析时，我们是由各梦中的单元着手，将每个由这单元发生的联想一一记载下来，因此有关这些单元在记载的意念资料中会较容易复现的可能性难道还有所怀疑吗？由于我并无法承认这种反对意见的正确性，我现在只能说出以下的看法：在梦析中所找出的意念里，有些已与梦的核心相去甚远，而变成了似乎是为了某种特定目的而设的人为添加物。它们的目的可以很快地看出，即在“梦思”与“梦内容”之间建立一种联系，而这往往是一种牵强的联系，并且很多情形下，一旦这些重要单元在解析时未能找出，则“梦内容”中的各部分不只是不能“过度决定”，连“足够的决定”均无法做到。因此我们获得以下的结论：在梦的选择中占有决定性地位的“多种意义”，可能并非永远是梦形成的最主要因素，往往只是一些未为吾人所知的精神力量的次要产物。然而，就每一单元要进入梦内容而言，这仍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因为就我们观察所得，有些时候“多种意义”并不易由“梦资料”内找出来，而唯有经过一番心血才有所获。

        现在，我们大概可以这样假设：在“梦的工作”下，一种精神力量一方面将其本身所含较高精神价值的单元所含的精神强度予以卸除，而另一方面，利用“过度决定”的方法，于较低精神价值的单元中塑造出新的重要价值，而借着这种新形成的价值得以遁入梦内容中。

        果真这种方法的确为梦形成的步骤，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梦形成的过程中，在各单元之间发生了“心理强度的转移作用”，而由此形成了“梦内容”与“梦思”的差异。这种我们所假设的心理运作其实正是梦的工作中最重要的一环。这我们就称之为“梦的转移”，而“梦的凝缩”与“梦的转移”是我们剖析梦的结构的所发现的两大艺匠。

        我以为利用“梦的转移”来解析梦中所含的精神力量并非难事，而转移的结果便无非使梦内容不再与梦思的核心看得出有所关联，而梦只以这改装的面目复现潜意识里的梦愿望。

        而我们目前已熟悉了梦的改装，因此我们可以由此追溯出在精神生活中某种“心理步骤”对另一种所作的“审查制度”，而“梦的转移”便是达成这种改装的主要方法之一，我们必须假设“梦的转移”是由这种审查制度的影响所产生的一种精神内在的自卫〔10〕。

        在“梦形成”时，究竟“转移”、“凝缩”以及“过分解释”何者居首，何者为副且留待以后再讨论。但同时，我们顺便需要一提的，要使意念能出现于梦的第二个条件便是“他们必须能免于审查制度的拒抗”，有了这种假设，我们就可放胆地说“梦的转移”是一种不容置疑的事实。

     第六章-丙、梦的表现方法

         丙、梦的表现方法

        我们发现把潜在思潮转变为梦之显意的过程中，有两个元素在运作，梦之凝缩作用和梦之转移作用。在接下来的研讨里，我们将遇到另外一两个决定性因素，它们无疑地决定了哪些材料能够进入梦中。

        虽然有使我们讨论的进展停顿的危险，但我认为有必要先把解释梦的程序来个粗略的介绍。我得承认要把这些程序解释得清清楚楚，并且能让评论家相信不疑的最简单方法乃是用某些特殊的梦做为例子，详细的予以解释（如我在第二章对“伊玛打针”所作的分析），然后把所发现的梦思集中起来，而找出构成此梦的程序——换句话说，用梦的合成来完成梦的分析，事实上我已经在好几个梦例中根据自己的指示使用上述的方法；但我不能在此将它们发表，因为这牵涉到有关精神资料的性质问题——有许多的理由，而每一个理性的人都不会反对的，这些顾虑在分析梦时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因为分析可以是不完全，但仍旧能保有其价值——虽然它并没有深入梦的内容。但对梦的合成来说却不是这么一回事了，我认为如果不完全，那么它就不会具有说服力的，因而我只能够把一些名字为世人所不知的人之“梦的合成”公诸于世。但既然这愿望只能以我的心理症病患来达成，所以我必须把这问题的讨论暂时搁下，直到我能够把心理症患者的心理和这个题目拉在一起——在另一本书里〔11〕。

        把梦思合成以建造出梦的尝试使我领悟到由分析得来的材料并非都是具有同样的价值。

        只有一部分是主要的梦思——即是说，那些完全在梦中被置换的；而如果没有审查制度的话，它们本身就足以改变整个梦。另外的材料则常被认为不是那么重要的，我们也没有办法来支持“后者对梦的形成亦有贡献”的论调。相反的是，在梦发生之后到分析这段期间里，也许倒发生了一些使它们产生关联的事件，因而这部分材料即包括了所有由梦的显意指向隐意的连接途径，以及一些中间的连接关键——在分析的过程中，借着它们才能发现那些连接的途径〔12〕。

        目前，我们只对本质（重要）的梦思感兴趣，这些通常是一组说有多繁杂就有多繁杂的思想与记忆的综合——由一些我们清醒时所熟悉的思想串列所提供。它们常常是由许多不同的中心发出来，虽然彼此间有相连的地方。每一思想串列几乎恒常为其相反的想法所紧随，并且与它有相互的关联。

        当然，这繁杂构造的各个不同部分相互间就有很多很多的逻辑关系。它们可以表示前景或背景，离题或说明，各种情况，各种证据或是反驳。不过当整个梦思处在梦的运作的压力下时，这些元素就被扭转，被碎裂，以及被挤压在一起了——就像碎冰被挤成一堆那样——因而就产生这样的问题：构成其基础的逻辑建架变得怎样啦？梦中到底是以什么来代表“如果”、“因为”、“就像”、“虽然”、“不是这个……就是那个”等连接词呢？——如果没有这些，我们是无法了解任何句子或语言的。

        我们最先想到的回答便是，梦并没有任何方法来表现出梦思之间的逻辑关系。大体来说梦忽视这些连接词，它只将梦思的内涵夺取过来而加以操纵处理〔13〕。而分析过程的工作即是要把这被梦的运作破坏了的联系重新建立。

        梦之所以无法表达出这种连接关系乃是基于造成梦的精神材料的性质所致。就像是绘画和雕刻所受到的限制，它们不像诗歌那样能够利用语言；而基于同样的理由，它们的缺陷都源于那些它们想利用来表达一些想法的材料上。在绘画寻得其表达原则以前，它曾经尝试过要克服这缺陷——在古代的绘画中，人物的口中都吊着一些小小说明，用来叙说画家无法用图画来表白的念头。

        现在，也许有人会对梦无法表现逻辑关系表示异议。因为在有些梦中往往有最繁杂的理智运作——反对或证实某些叙述，甚至加以讥讽或比较，就像是清醒时的思想一样。但是这又一次说明了外表常常是骗人的。如果深入分析这些梦时，我们会发现这整个思潮不过是梦思材料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在梦中所产生的理智运作。这外表看来像是思想的东西，不过是重现了梦思的主要材料而不是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是思想所要表现的。我将要提出一些有关这方面的事实。最简单的是，梦中所说的句子（所特别描述的），不过是一些未经改变，或稍有变动的梦思材料而已。这种常常不过暗示了包括在梦思中的一些事件，而梦的意义也许和它差距十万八千里。

        但我却得承认重要的思想活动——并非是梦思材料的重现——确实在梦的形成扮演重大的角色。在完成本题目的讨论后，我将阐述这思想活动所扮演的部分。那时我们就会明了这思想活动并非由梦思产生，而是在梦完成后（由某一观点来看），由梦本身而来的（请看本章后一节）。

        我们暂时可以这样说，梦思之间的逻辑关系在梦中并没有任何独立的表示。譬如说，如果梦中产生矛盾，那么这矛盾不是由于梦本身便是由于某一个梦思的内涵所致，梦的矛盾只能在非常间接的情况下才和梦思之间的冲突有所关联，但是就像绘画（至少）终于能够找到一种方式——而不再是那种小小说明的——来表白那些文字的意图（如感情、威胁、警告等），梦亦有可能用某些方式来阐述梦思之间的逻辑关系——对梦的表现方式加以适当的改变。实验显示出各种不同的梦，（由这观点看）都有表现方式不同的“改变”。有些梦完全不理其材料之间的逻辑关系，另外一些则尝试尽量加以考虑。因此，梦有时与其处理的材料相差不远，有时却又有巨大的相差。同样，如果梦思在潜意识中有着前后的时间顺序时，梦对它们的处理亦有着相似的变异幅度（如在伊玛打针的梦一样）。

        到底梦的运作如何决定梦思之间的这些（逻辑）关系（而这是梦的运作所难以表现的）

        呢？我将一个一个地加以说明。

        梦首先，粗略的考虑，存在于梦思之间的相关——这无疑是存在的——把它们连成一个事件。因而产生连续性（时间）的逻辑连接。由这点看来，梦就像是希腊或巴拿树〔14〕画派的画家一样，把所有的哲学家或诗人都画在一起。这些人确实未曾在一个大厅或山顶集会过；但是由思想来看，他们确是属于一个群体的。

        梦很小心地遵循此法则，甚至细节亦不放过。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梦把两个元素紧拉在一起，那么这就表示在相关的梦思之间必定存在着某些特殊的亲密关系。这就和我们的文字相似，“ab”表示这两个字母是一个音节。如果在“a”及“b”中间有个空隙，那么“a”

        就是前一个字的最后字母，而“b”是另一个字的起头〔15〕，所以，梦中二元素的并列并非是不相连的梦思借着机率而并接在一起，其实在梦思中这部分亦是具有相似的关系。

        为了表现这因果关系，梦有两种在本质上相同的程序。假设梦思是如此的：“既然这是如此的，那么，那个等等必会发生。”最常见的表现方法便是以附属子句做为起始的梦，而那主句就是“主要的梦”了。而时间的前后关系可以倒过来。但通常梦的重要部分是和主句对应的。

        我的一位女病人有一次叙述了一个梦，它是表现梦的因果关系的极好例子，我将在后面把它完完全全地写出来。梦是这样的——它具有一个短的序曲，然后是牵涉非常广泛的梦，不过却紧紧围绕一个主题。也许可以称之为“花的语言”。

        起始的梦是这样的：她走入厨房，那时两位佣人正在那儿。她挑她们的毛病，责备她们还没有把她那口食物准备好。在同一时间里，她望见一大堆厨房里常用的瓦罐口朝下的在厨房里累叠着以让内壁滴干。两个女佣人要去提水回来，不过要步行到那种流到屋里或院子的河流去汲取。然后梦的主要部分就这样地接下去：她由一些排列奇特的木桩的高处向下走，觉得很高兴，因为她的衣裙并没有被它们勾着……

        起始的梦和她双亲的房子是相关联的。毫无疑问，梦中的话是她妈妈常挂在口边的。而那堆瓦罐是源导于同一建筑物内的小店（卖铁器的）。梦的其他部分由说到她父亲——他常常追求女佣人，而最后在一次河流泛滥中，罹患重病死去（他们的房子靠近一河流）。因此，藏在这“起始的梦”的意义乃是：“因为我在这房子出生，在这卑鄙以及令人忧郁的环境……”主要的梦亦肯定有同样的观念，不过却以一种愿望的满足将它加以改变：“我是由高贵世家来的”，所以隐藏的真正观念是这样的：“因为出生是如此卑微，所以我生命的过程就是这样的了。”

        就我所知，把梦分成这不相等的两份，并不永远表示这后面的梦思与前面具有因果的关系。反而，我们会觉得同一材料常常以不同的观点各自出现于这两个梦中（当然，晚上那系列最终导至射精或高潮的梦就是这样的——这是一系列将肉体需求愈来愈清楚表白出来的梦。）有时，这两个梦源于梦思不同的中心，不过其内涵有点重复。因而这梦的中心在另一梦中只是线索式的存在着，而在这梦中不重要的部分却是另一梦的中心。但是在某些梦中，把它分为一个短的前言和一较长的主要部分正表示这两半有着显著的因果关系。

        另外一个表现因果关系的方法则牵涉较少的材料，它把梦中的一个影像（不管是人或物）变形成另外一个。当变形在目击下发生时，我们才要真正地考虑其因果关系——而不是在那种仅仅是某物代替了某物的时候。

        我已经说过这两种方法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因果关系同样是用前后的顺序来表现的：前者是用梦的前后发生，后者却以一影像直接变形为另一个。我得承认，多数的梦例并没有表现出这因果关系，它们已在梦的过程中，因为不可避免的各元素之混淆而消失了。

        那种随便一个都可以的“不是这个——就是那个”的情况在梦里是无法表现的。它们常常各自插入梦里，似乎二者都是一样的有效（译者按：其实只有其中之一能够成立）。伊玛打针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很清楚的，它的隐意如下：“我不用替伊玛仍旧存在的病痛负责；因为这不是由于她拒绝接受我的治疗，就是源于她生活在那不合适的性生活，再不然就是因为她的病痛是器官性，而非歇斯底里的。”这梦完完全全地满足了这些可能（其实它们却是排他性的——不同时存在）。如果合乎梦的愿望，它也会毫不考虑地加上第四个可能。

        在分析完这梦后，我把“不是这个——就是那个”加入梦思的内涵中。

        但是如果在重新制造一个梦的时候，如果想要运用“不是这个——就是那个”——譬如说“这不是花园就是客厅”——那么呈现于梦思的就是“和”一个简单的加法而已。

        “不是这个——就是那个”通常是用来指一个含糊的梦元素——但是却能够被分开的，在这种情况下，解释的原则是：把两个情况看成同样有效，以一个“和”字把它们串连起来。

        譬如说，有一次我的朋友逗留在意大利，我恰好有一段时间没有他的地址。那时我梦见收到了附有他地址的电报。它是以蓝字印成电报体，第一个字是模糊的：“Via（经由）”

        或者是“Villa（别墅）”

        或者是“Casa（房子）”

        第二个字很清楚是：“Seo”

        第二个字念起来有点像意大利的人名，这提醒了我和这位朋友讨论过的词源学题目。并且也表露了我对他的愤怒，因为他把住址匿藏那么久而不告诉我。但是第一个字的三种可能情况却在分析后变得各自独立并且都能成为一个思想串列的起点〔16〕。

        在家父出殡的前一天晚上，我梦见一个布告（招贴或者海报）——倒有点像在火车站候车室内贴着的那种禁止吸烟的布告——上面印着：

        “你被要求把两只眼睛闭上”

        或是“你被要求把一只眼睛闭上”

        我通常把它写成：

        “Youarerequestedtoclosetheaneye（s）”

        这两个不同的说法有各自的意思，在分析的时候就导致不同的方向。我那时选择了最简单的送殡仪式，因为我很清楚家父对这种仪礼的看法，但是家里其他的成员对这种清教徒式的简单葬礼并不那么欣赏，认为会被那些参加葬礼的人们所轻视。所以，其中一句话：“你被要求把一只眼睛闭上”——这就是说，闭着一只眼，或是忽视的意思。在这里我们很容易发现“either—or”所表现的模糊的意义。梦的运作不能用单一字眼来表现出梦中呈现的模棱两可，因而这两道思潮即使在梦的显意中亦开始分道扬镳了〔17〕。

        在有些梦例中，这种要表现出“either—or”的困难是利用将梦分成相等的前后两半来克服的。

        梦处理相反意见以及矛盾的方法是值得注意的——它干脆不予以理会，对梦来说，“不”似乎是不存在的〔18〕。它很喜欢把相反的意见合在一起，或者把它们当作同样的事件来表现。它甚至会随心所欲地把相反意思取代了原先的元素而在梦中表现；因此我们不能一眼望过去就决定一个相反的元素在梦思中是否亦是如此的存在或者恰好相反〔19〕。

        在前面刚提到的一个梦里，我们已经解析过它的第一个句子（“因为我的出生是如此这般”）。在这梦里，病人梦见自己正由一些高低排列的木桩上步行下来，而手里握着开花的枝条。因为这影像，她想起了那手持百合花宣告耶稣诞生的天使画像〔20〕——而她的名字恰好又是玛丽亚——同时也令她回忆当街道用青色树枝装饰，举行“耶稣圣体游行”时，那些穿着白袍步行的女孩子。因此，梦中这开花的枝条无疑的暗示着贞洁——枝条上长着红花，看起来就像是山茶花。梦是这样进行的，当她走下来的时候，花已经大部分枯萎了。然后，接着一些无疑是月经的暗示——看来，这似乎是纯洁少女，握着同样的像是百合花（译者按：纯洁的意思）般的枝条是影射着茶花女：她平时戴着白色的山茶花，但在月经来临的时候，则戴着红色的。这带花的枝条〔歌德诗“Der Mülleri”中的（少女的花）〕

        同时代表着贞洁以及其反面。而这梦表现她对这一生纯洁无瑕的欣悦，但是在某几个部分却泄露了相反的概念（如花的凋谢）——提示出她因为各种有关贞洁过失而引起的罪恶感（即是说，在她孩童时期发生的）。在分析梦的过程中，我们能够很清楚的把这两道思想分开，自我慰解的那部分比较表面化，而自责的那部分较为深藏——这两道想法是全然对立的，不过相反但性质相似的元素却在梦的显意中以同样的事件表现〔21〕。

        梦的形成机转最喜爱的逻辑关系只有一种，那就是相似，和谐，或者是相近的关系——即“恰似”。这关系和别的不同，它在梦中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现〔22〕。梦思间早已存在的平行或“恰似”的关系是架构成梦的第一个基础，而梦的运作大部分不过是在制造一些新的平行关系来替代那些已经存在但是无法通过审查制度的阻抗者。梦的运作是倾向于凝缩，因而它赞助这种相似的关系。

        相似、和谐、所谓具有相同归属的——在梦中却以单元化来表现；这些关系或者早就存在于梦思间，或者是新近才被创造出来。第一种可能可以称为“仿同”，第二种则称为“集锦”。仿同是用在人身上，而集锦则指对事物的统一。不过“集锦”亦可施用于人身上。而地方则常常被当作人一样看待。

        在仿同作用里，只有和共同元素相连的人才能够表现于梦的显意中，其他人则被压抑了。但是这个梦中单一的封面人物出现于所有的关系及环境中——不仅是他自己，并且也概括了其他的人物的。在集锦作用里，这种情形就扩展到人的关系——这梦的影像概括了各人所持有的特征，但不是每个人所共有的；因而这些特征的组合导致了一个新的单元化，一个新的合成，集锦的实际过程可以有好几条，有时，梦中人具有一个和它相关的人的名字——在这情况下，我们一眼就能看出来，因为这和醒着的知识相同：这正是我们要的人——而外观却是别人的样子。或者，梦的影像可以一部分像某人，一部分又像另一个人。或者这第二人的涉及并非是外观的，而是存在于梦中人的姿态，说话和所处的情况中，在最后的这种情形下，仿同和创造一个集锦人物间的分野就不那么清楚了〔23〕。但是，要制造一个像这样的集锦人物的尝试可以遭遇失败。在这情况下，梦中的景物就只像是属于其中一个有关的人物，别的角色（而通常是最重要的），则变为一些附随的，而不具有什么功能。做梦的人有时会用这些词句来形容该种情况：“我妈妈也在那里。”梦内容中的这元素也许类似于像形文字中的决定性因子——不是发音，而是用来说明别的符号的。

        造成两个人物结合的共同元素也许会表现于梦中，也许会被删除。一般来说，仿同或者是建造一集锦人物的理由是为了避免表现出这共同元素。为了避免说，“A仇视我，B亦是如此。”所以我在梦中制造一个由A和B合成的人物，或者幻想A在做一些为B所特有的行动。这样造成的梦中人因而有了新的连接。而它代表了A和B的情况使我能够很合理的在梦的适当时间内穿插一个它们共有的元素，即是说，对我的仇视态度。利用这种方法常常能使得梦内容得到显著的凝缩；如果我能够利用别人而把相同的情况表现得清楚，那么就可以省去了直接表现某人的情况所需的繁琐。我们亦可以很容易地看出，这种利用仿同作用来表现的方法亦可以用来逃过审查制度的阻抗，而阻抗正是梦之运用的严厉一面。审查制度所反对的，也许恰好落在梦思中某一特殊人物的特定意念上；所以我就寻找另外一人，他也和这被反对的材料有关，不过涉及较少。由于这两人不被审查通过的共同点使得以建造一集锦人物——它具有了两人其他无关重要的特征。不管是源于仿同或集锦作用，这人物于是被允许进入梦内容而不被阻抗。所以利用梦的凝缩作用，我满足了审查制度的要求。

        当梦表现出两个人共有的元素时，这往往暗示着另一个被蒙蔽的共同元素，不过却因为审查制度而无法表现。共同元素常常利用置换作用来达到顺利表现的目的，因此，梦中集锦人物所具有的无关紧要的共同元素使我们能下这样的断语：梦思中必定还有一个不是如此不紧要的共同元素。

        根据以上的讨论，仿同作用或者是集锦人物具有下列意义：首先，它代表两个人之间的共同元素。第二，它代表一件被置换了的共同元素。第三，它仅仅代表了一种一厢情愿的共同元素。因为希望两个人具有共同元素的想法，常常和这两人的置换不谋而合，所以后者在梦中亦是以仿同作用来表现，在伊玛打针的梦中，我希望将她和另一病人置换：那就是说，我希望另一病人和伊玛一样亦在接受我的治疗，梦达成这愿望的方法是，呈现一个叫伊的妇人，不过她被检查 的方式却是我以前看到另一妇人所接受的情况。在关于我叔叔的梦里，这种交换成为梦的中心：我利用处置和裁判同事把自己比喻成部长。

        根据经验，我发现每个梦都是关系着做梦者本人，丝毫没有例外，梦完全是自我的〔24〕。当自我不在梦内容中出现，反而代之以外人时，我可以很有把握地说，自我一定利用仿同关系隐藏在这人的背后；因而能够把本人的自我加入梦内容里。在别种的情况下，如果本人的自我确实出现于梦中，那么亦可知道别人的自我亦借着仿同作用而隐匿于本人的自我后面。因此在分析这种梦的时候，常常得注意我和此人所共同具备的隐匿元素（而这元素是连接在此人身上的）。在别的梦里，自我起初是附着在别人身上，不过当仿同作用消失后又再度回复到本人的自我来。这些仿同因而使我得以细察在自我的意念中，哪些部分是审查制度所不通过的。由于这种原因，自我在梦中可以经过数度交迭，有时直接呈现，有时却又经由仿同别人而表现，借着好几个仿同作用，它乃能把好多好多的梦思凝缩起来〔25〕。这种梦者本人的自我在梦中会数次呈现或者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基本上是和在清醒的思考中、自我亦会出现于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或关联没有两样——譬如这句子，“当我想我以前是多么健康的一个孩子。”

        至于地点名称的仿同要比人来的更容易了解，因为在梦中具有重大影响力的自我没有牵涉在内。在我的那个关于罗马的梦里，我发现自己处身于一个被称为罗马的地方，不过却因为看到街头大量的德文招贴而感到非常惊奇。后者是种愿望达成，立刻使我想到布拉格；而这愿望也许源于我童年时代度过的德国国家主义时期（而这已经是过去的〔26〕。在做这梦时，我有希望在布拉格遇见朋友（弗利斯）；所以罗马和布拉格的仿同可以解释成一种愿望的共同元素：我愿意在罗马遇见朋友，而不想在布拉格。而且这会见的目的使我乐于将布拉格和罗马交换。

        这种制造集锦结构的可能是使梦常常披上一层奇幻外衣的最主要因素。因为它在梦内容中导入了一种不能由感官真正感受到的元素〔27〕。这种建构集锦影像的精神程序很明显地和清醒时幻想或涂绘恐龙以及半人半马怪物的情况相同。唯一的不同点是，清醒时，意欲创造的新构造本身决定了这想像物的外表；而梦中集锦的影像却取决于一些和它外表无关的因素——即梦思所含的共同元素。梦中的集锦物可以有好多种方法去完成。最单纯的方法便是只以某物直接表现，不过这种表现却暗示着它仍有别的归属。更复杂的方法则是把两个物体合成新的影像，而在结合过程中，巧妙地利用了两者在现实中所含有的相似点。新的产物也许是怪诞离奇，也许要被认为是高明的想像，这要看原来的材料是什么，以及其拼凑的技巧高下而定。如果凝缩成一个单元的对像是太过不和谐，那么梦的运作常常制造一个具有相当明显的核心，但附随着一些不明显的特征后就心满意足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说，把材料组成一个单元化影像的努力是失败了。这两种表现方法互相重复出现，产生一些性质相当于两种视觉影像竞争的东西。在绘画上，如果我们想表现许多个人体认的意像所形成的一般概念时，亦会产生出同样的情形。

        梦当然是这许多集锦的组合。在前述的梦的分析中，我已经提出了许多例子；以下我将多补充几个，下面这个梦是以“花的语言”来描述病人的生命过程：梦中的自我在手中握着开花的枝条——而我们说过，这代表着圣洁以及性的罪恶。由于花朵的排列情形，这枝条也向梦者暗示着樱花，而这些花儿，如果个别来看则是山茶花而且给人的印像是，花是加上去的。这集锦物各元素间的共通点可以由梦思中显示出来。开花的枝条暗示着那些要赢取，或者想获得她好感的人努力所贡献的礼物。因此，小时候她得到樱花；后来得山茶花树；而那个花看来像是加上去的外表则像征着一位常常外出旅行的自然学者为了获取她青睐所贡献关于花的图画。另一位女病人在她梦中则浮现了一个这样的东西——像是海边沐浴用的茅屋，像是乡村房子外面的厕所，又像是小镇子的顶楼。前面两个元素的共同点是关于人们的赤裸与脱衣；而与第三者的连接则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在她小时候），顶楼亦是和脱衣有关。

        另外一个男人则在梦中产生了两个地点的集锦——而在这集锦物里进行“治疗”。其中一个是我的诊疗室，另外一个则是他第一次邂逅太太的娱乐场所。一个女孩则在她哥哥答应请她吃一顿鱼子酱后，梦见这哥哥的脚沾满了鱼子酱的黑色颗粒。这“感染”的元素（道德上的意思）和她回忆起小时候布满双脚的红疹（而不是黑的），以及鱼子酱的颗粒组合成一个新的概念——意即她由哥哥那里得到的。在这梦里（别的梦也一样），人体的一部分被当作物来看待。在费连奇报告的一个梦中，那个集锦的影像由医生和马所组成，并且穿着睡衣。在分析过程中，这女病人体会到睡衣像征着小时候她父亲在某一情境的影像，因此这三个元素的共同点也就明了了。这三部分都是她性好奇心的对像，当她年轻的时候，保姆时常带她到一个军队的养马场去，因而她有许多机会来满足她那未被压抑住的好奇心。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梦没有办法表达矛盾或者是相反的关系——即“不”。我现在将首先提出反对的意见。有一类能够归属在“相反”前提下的例子是利用仿同作用的——在这些梦例中，交换或者取代的意念是和相反情况关联着。关于这点，我已经举过了许多例子。另外一类则归属于一种我们可称为“刚好相反”的旗下，它是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呈现在梦中——似乎可以把它形容为玩笑。这个“刚好相反”并不直接呈现在梦中，但却经由梦内容（那些为了别的理由而创造的）刚好和它相邻接的部分的扭曲而泄露其存在的事实——就像是一种事后回想。这种方式用实际例子解释可要比描述容易多了，在一个美丽的梦，即“楼上和楼下”的梦里，表现的爬楼梯恰好和梦思的原型相反——即是这恰好和都德名作沙孚中情境相反；在梦中向上爬的动作开始困难，后来却轻而易举，而在都德的故事中开始容易，后来却困难了。另外梦者和她哥哥的“楼上”、“楼下”的关系在梦中刚好倒过来。这指出在梦思中，两件材料的关系是相反的；而我们可以看出梦者幼童式的想让乳母拥抱的幻想，不过在小说的情节中刚好颠倒，主人翁却抱着太太上楼。我那梦见歌德抨击M先生的梦也一样。在此种梦的分析中，必须弄清楚这关系，否则是无法成功的。梦里歌德抨击一位年轻的M先生；而实际存在梦思中的却是另一个重要的人物（我的朋友弗利斯），他被一个不知名的小作家抨击。在梦里，我计算歌德逝世的日子——实际的计算却是基于一位瘫痪病人的生日。

        梦思中具有决定性影响力的思想恰好和歌德应该得到疯子般待遇的意念相冲突，“刚好相反”，梦（潜匿意义）如此说，“如果你不明白书里讲什么，那么你（评论家）便是白痴，而非作者。”另外，我想这种把意义歪曲的梦都隐含着一种轻蔑的，有着这种“背叛某件事”的意念（譬如说，在沙孚的梦中，梦者把他和其兄弟的关系颠倒过来）。另外，我们亦可以看到这种梦中的相反手法时常是源起于潜抑的同性恋冲动。

        附带来说，把一件事扭转到反方向是梦运作最喜欢的表现方式，同时也是运用最广的。

        它的第一个好处乃是能满足对梦思中某些特殊元素的愿望，“如果这件事是相反的话，那该是多好！”这常常要表现自我对记忆中那些不如意部分的最好方法。还有，“相反”是逃避审查制度的有效方法，因为它产生一堆歪曲的材料——这且具有一种瘫痪的效果，譬如说，对尝试要去了解这梦的涵意泼冷水。因此，如果梦很顽固地不愿泄露其意义，那么追究梦显意里那些刚好相反的特殊元素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经过这手续后整个情势就明朗化起来。

        除了把主题颠倒以外，我们还要注意时间的倒置，梦的改装最常见的方法是把事情的结果，或者思想串列的结论置于梦的开始部分，而把结论的前提及事情的原因留在梦后段里，因此，如果不把这原则放在脑海里，分析梦就要无所适从了〔28〕。

        在某些梦例里，我们需要把许多梦内容颠倒过来才能找到其意义。譬如说，有一个年轻的强迫症患者在某个梦中隐匿着一个自孩童时代即已存在的希望父亲死亡的记忆。这父亲又是他所害怕的。梦内容是这样的：因为他回家晚了，父亲骂他一顿。这梦发生在精神分析的治疗过程中。由他的联想看来，本来的意思一定是他生父亲的气，因为父亲回来的太早了。

        他宁愿父亲永不回来，这就等于希望父亲死去（请看第五章），因为这个男孩子在父亲外出的时候做了一件错事，被警告说：“等你爸爸回来，你就知道厉害了！”

        如果我们要更深一层地研究梦思和梦内容的关系，最好的方法便是把梦做为起点，然后研究梦表现方法中的正统特征究竟和底下的思想有什么关系。最显著的是，梦里面各种梦的影像会激发起不同的感觉强度，而梦的各段或者是不同的梦都具有不同的清楚度。

        各种梦影像的强度相差（位于我们所了解的两个极端之间）并不能够看为比真实情况来得大（这我们认为是梦的特征的，其实是掩人耳目而已），因为这和我们在真实情况中所能体会的不清楚度无所比较。我们常常会说，梦中不清晰的对像是“消逝的”，而认为更清楚的影像必定是酝酿了相当长的时间。现在的问题是，到底是梦思的什么东西决定了梦内容中各不同部分的鲜明度呢？

        我想以分析一些可能的情况来做为开始。因为梦的材料可能包括一些睡眠时所觉察到的真正感觉，所以也许有人会这样假设，导源于这些感觉的梦内容一定会有特殊的强度，或者反过来说，在梦中特别鲜明的，一定导源于睡觉时的真正感觉。不过由我的经验来看，此种假设从来没有成立过。由睡觉时所接受的神经刺激产生梦的影像比由记忆而来的清楚——这种关系是不存在的。真实与否对梦影像的强度来说是毫无影响的。

        另外，我们也许这么想，梦影像的感觉强度（鲜明度）和对应的梦思所蕴含的精神强度有关。而精神强度即相当于精神价值；即最鲜明的便是最重要的——是梦思的中心所在。而据我们所知，真正重要的元素通常是无法通过审查而进入梦内容的；但不管如何，也许它在梦中的直接衍化物亦带有一些较大的强度，并且毋需因而形成梦内容的中心。但是这种想法由梦的比较研究来看亦是不正确的。梦思中查元素的强度，和梦内容中相应元素的强度是毫无关联的：事实是“所有精神价值的完全转换”（尼采语），在梦思中举足轻重的元素，也许它的衍化物在梦中变为短暂的存在，并且在一些更强烈的影像相比之下，显得黯然无色。

        梦中各元素的强度反而是由两个独立的因素来决定，第一、完成愿望达成的元素是以特别的强度表现的（请看第七章）。第二、由分析过程看来梦中最鲜明部分乃是产生最多思想串列的起始点——那些最鲜明的元素亦是那些具有最多决定因子的。也可以这样子说：最大强度的梦元素，乃是那些借以得到最大凝缩作用者（请见第七章）。我们也许可以期望，最后终将会有一公式来表达出这两个决定因素和强度的关系。

        前述那个问题——关于梦中某一元素的强度或清晰度的原因——是不能和下面这个关于梦各个段落以及整个梦的清楚或混乱的问题混为一谈。在前一问题里，清晰度是和模糊度相对，而后者之清楚则和混乱相对。但是毫无疑问的，这两种尺度的进退关系是相互平行的。

        具有鲜明印像的那段梦，常常是含有一个强烈因素的，而暧昧不清的梦则具有一些强度较小的元素，但是梦的清楚或混乱可要比梦中元素的鲜明度来的更难于判断。的确，因为一些以后即将讨论到的理由，我们目前仍无法对前者加以讨论。

        但是在某些例子中，我们很惊奇地发现到梦的清晰与否和梦的改装没有关系，它反而是由梦思的材料直接而来（并且是梦思的一部分）。我就有一个梦，在我醒起来时，觉得结构完美、清楚与毫无瑕疵——当我在梦中仍然半睡半醒时的时候，我想要分出一类不受凝缩与置换作用影响，而属于“睡眠中的幻想”的梦，但是细察这稀有梦例时，我发现它仍然和其他梦具有同样的缺陷与隔膜；因此就把这“梦的幻想”〔29〕的分类删除了，梦的内容代表了我们长期追寻以及困扰我们（我和我的朋友弗利斯）的两性理论；而这梦愿望达成的力量使我认为这理论（刚好没有出现于梦中）是清楚与毫无瑕疵的。因此我认为是完整的梦的判断其实不过是梦内容的一个重要部分而已。在这梦例中，梦的运作侵犯了我清醒时的思想，将之篡改使我认为这是对此梦的判断，其实这是在梦中没有成功表现出来的梦思的材料〔30〕。有一回，在分析一位妇人的梦时，我遇到了和这梦相同的情况。开始的时候，她拒绝说，因为“这是非常不清楚与混乱”。终于当我重复说她不能如此确定她一定对以后，她说，有好几个人进入梦境——她本人，丈夫和她父亲——但是她却不能确定她丈夫是否就是她父亲，或者她父亲是谁，以及这类的问题。把梦和她分析过程中的联想合起来很清楚地显示出这是一个常见的故事，关于一个女佣人怀孕了，但不能知道“小孩子的父亲到底是谁”

        〔31〕，因此再度显示梦的不清晰其实乃是促成此梦的材料的一部分：即是说，这材料是以梦的形式来表现。梦的形式，或者梦见的形式是非常普遍的用来表示其隐蔽的主题。

        对梦的谅解，或者表面看来是善意的评论，常常是用来虚饰那以微妙方式出现于梦中的部分，虽然实际上是出卖了它。譬如说，一个梦者说：“梦已被抹掉”；而分析结果则显示出他回忆（童年的），他在倾听那位替他大便后抹屁股的人谈话。另外有一个例子值得详细记录，一位年轻小伙子做了一个很清晰的梦，内容提醒他有关一些仍记得清楚的童年幻想。

        他梦见傍晚时分，他在夏季游览胜地的旅馆里。他记错了房门号码，结果走入一间客房，里头的一位老太太正和两个女儿解衣就寝。然后他说：“梦在这里有个空当；少了某些东西，最后出现了个男人，他想把我抛出去，于是，我就和他挣扎。”他尽了力量，但始终没有办法记起这重要关键——而无疑的这暗示着他儿时的幻想；最后，真相大白，他所想找寻的其实在他叙述梦的隐蔽的部分时已经说出来了。这空当其实是这些要上床的妇人的生殖器开口；而“少了某些东西”，则是对女性生殖器的形容词。当他年轻的时候，他具有对女性生殖器官的好奇心，同时固执于这有关幼童的性理论——根据这理论，女人是具有男性生殖器官的。

        我想起了另外一个相类似的梦。他这么梦：“我和K小姐一起步入公园餐厅……然后就是个含糊的部分，一个中断……然后发现自己置身于妓女户，那里两个或三个妇人，其中一个穿着内衣裙。”

        分析：K小姐是他前任上司的女儿，她承认，她就像是他妹妹。不过他很少有机会与她交谈，有一次的谈话中，他们“似乎开始察觉到彼此性别的不同”，而他似乎这么说：“我是男人，而你是女人”。他只到过此餐厅一次，那是和他姐（妹）夫的妹妹一同去的——而对他来说，她是没有什么影响力的。有一回他和三位小姐走过此餐厅大门。那三位小姐是他妹妹、阿姨以及刚提到的姐（妹）夫的妹妹。三位对他来说都没有举足轻重的力量，但都是他的妹妹。他很少逛妓女户——一生中大概只有两三次。

        对这梦的分析主要建立于梦中“含糊的部分”及“中断”的基础上，因而导出他孩童时，因为好奇的缘故，曾经（虽然很不常）检视过小他几岁的妹妹的生殖器，于是后来，他就做了这个梦，像征着他对这过失的（意识的）记忆。

        同一晚上所发生的梦内容都是整体的一部分；而它们之所以会分成这许多段，同时有不同组合和数目的事实都是有意义的，这可以看成隐匿着的梦思所提供的消息〔32〕。在分析

        含有许多主要部分的梦时（一般来说，或者是同一晚上发生的梦），我们不应该忘记这可能，即这些分开，而同时又是连续着的梦也许含有同样的意义，并且是以不同的材料表达着同一冲动。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第一个梦通常是最胆怯以及歪曲的，而接着的可能是更确定与明显。

        圣经中那个由约瑟夫解释的法老王所做的关于母牛和玉黍蜀穗的梦就是属于此类。约瑟夫的记载要比圣经上详尽得多。当国王提起第一个梦后，他说：“当我看到这景像时，就由梦中惊醒了，而在混淆以及思索这到底有何意义的当中再度入睡。然后又做了一个梦，这要比前一个来得露骨与奇异，并且使我感到惊恐与迷惑……”听完国王对梦的叙述后，约瑟夫回答说：“国王呀，这梦虽然以两种方式表现，但却具有同一意义……”。

        杨格在那篇“谣言的心理”中提到某女孩经过改装的“色情的梦”如何不经分析即被她同学识破，以及这梦如何更进一步的改装与润饰。他在叙述这许多梦的故事后，下如此的评论：“在一系列的梦中，最后一个梦影像所欲表达的思想，完全和这系列中第一个影像所欲表达的雷同，审查制度利用一连串的不同像征、置换、无邪的改装等来达到尽量延长隔离此情意综的目的。”歇尔奈尔对于这种梦的表现方法非常熟悉。他曾经描述过，并且把它和他的器官性刺激的理论〔33〕连在一起，当着是一种特别的定律：“最后由某一特殊神经刺激引起像征性的梦的构造皆遵循此一般原则：在梦开始的时候，它是以一种最遥远，最不正确的暗示描绘着产生刺激的对像，但是最后，当所有可能的图像来源枯竭后，它就赤裸的表现出刺激本身，或者是（依梦例而不同）如有关的器官或者是该器官的功能，因此，梦在指示出其器官性原因后，达到了目的……”

        峦克干净利落地肯定了这歇尔奈尔的定律。他报告的女孩的梦分为二部分，中间有一段间隔，不过是同一晚上发生，而第二个梦是以达到情欲高潮而结束。即使是没有从梦者取得详细的资料，我们亦能很详尽地分析第二个梦；但是由两梦之间的许多联系看来，我们发现第一个梦所表现的和第二个梦一样，不过是以一种比较羞怯的方式呈露而已。因此这第二个达到情欲高潮的梦使我们能给予第一个梦完整的解释，峦克即根据此梦例，很正确地用梦的理论来分析，“产生情欲高潮或遗精的梦”的意义（请看第六章）。

        不过根据经验，我认为很少有机会碰上要用梦的明确或有疑问的材料来判决梦得清晰抑或混乱。后面，我将展示一个“梦的形成”的因素（我以前没有提过）而这将决定梦中各因子的分量。

        有时当梦中的某一情况或段落持续一段时间后，突然会冒出如此的句子：“但似乎在同一时间里出现了另一个地方，在那里发生了某件事情。”过一阵子，梦的主流又回复了，而这中途的打叉不过是“梦的材料”的一个附属子句而已——一个窜入的思想，在梦里，梦思的条件子句是这样子表现的：

        以“当”来替代“如果”。

        那个在梦中常常出现而且是那么靠近焦虑的被禁制感究竟具有何种意义呢？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前进，但是却发觉自己被胶粘在那里。想要取得什么但却被一些障碍挡着。火车快要开了，但是却无法赶上。举起一只手想为受到的侮辱报复，但却发现它是无力的。例子真是不胜枚举。前面，我们已经在暴露的梦中提到这感觉，不过却没有真正的尝试对它分析。

        一个容易但理由并不充分的答案是在睡觉时常常有运动麻痹的感觉，因而就产生这种感觉。

        但是为什么我们不一直梦见这种被抑制着（麻痹）的行动呢？不过我们可以很合理地这么想，这种睡觉时任何片刻都可以唤起的麻痹感使某些表现方式容易呈现出来，并且只是当梦思的材料需要如此表现时才会感觉到。

        这种“无法做任何事情”并不常常以此种感觉呈现在梦中，有时它甚至是梦内容的一部分，下面是这样的一个例子，而且我认为它对此种梦的意义提供了最好的说明。以下是此梦的节录，在梦里我因为诚实而被指控。这个地方是私人疗养院和某种其他机关的混合，一位男仆人出场并且叫我去受审。我知道在这梦里，某些东西不见了，而这审问是因为怀疑我和失去的东西有关（由分析看来，这审问（检查）有两种意义，并且包括了医学检查）因为知道自己是无辜的，而且又是这里的顾问，所以我静静地跟着仆人走，在门口，我们遇见另一位仆人，他指着我说：“为什么你带他来呢？他是个值得敬佩的人。”然后我就独自走进大厅，旁边立着许多机械，使我想起了地狱以及它恐怖的刑具。在其中一个机器上直躺着我的一位同事，他不会看不见我，不过他却对我毫不注意。然后他们说我可以走了。不过我找不到自己的帽子，而且也没法走动。

        这梦的“愿望达成”无疑的是表现于我的“被认为是诚实的，并且可以走了”。因此，在梦思的各个材料中必定和这个相反。“我可以走了”是赦免的一个讯号。因此，在梦的末尾某些事情发生而阻止我的离开不就可以认为是那含着阻碍的潜抑材料正在这时刻表现出来吗？于是我不能找到帽子的意义就是：“毕竟你并不是个诚实人。”因此，梦里这“无法做任何事情”是用来表达一个相反——“no”，所以我又要修改前面所说的梦是无法表达“不”的话了〔34〕。

        在别的梦中，“无法行动”并不是单纯的一种情况而是一个感觉，而这种被禁制的感觉是一种更强有力的表达——它表现一种意志，而这受到反意志地压抑，因此受禁制的感觉代表一种意志的矛盾。而我们以后将提到，睡觉中所连带的运动性麻痹恰好是做梦时精神程序的基本决定因子之一。我们知道运动神经传导的讯息不过是意志力的表现，而我们在梦中确定此传导受抑制的事实不过使整个过程显得更适于代表意志以及反意志的行为。而且我们很容易观察到被禁制的感觉何以那么靠近焦虑，并且在梦中常常和它相连。焦虑是一种原欲的冲动，源起于潜意识并且受到前意识的禁制〔35〕。因此，当梦中，被禁制感和焦虑相连时，这一定是属于某个时候能够产生原欲的意志力量——换句话说，这一定是性冲动的问题。

        我将在别的地方讨论在梦里出现的评语“毕竟这只是梦而已”的精神意义，我这里仅仅要说，这是为了要分散对于所梦见的重大事件的注意。有趣的问题是，梦内容的一部分在梦里被描述为梦到底有什么意义——这有关“梦中梦”的哑谜已经被史德喀尔在分析一些令人信服的梦例后被解开了。再说一遍，其意图是为了减少对梦里所梦见事物的重要性，即夺除其真实性。梦里所梦见的是梦的愿望，欲在醒后将之蒙蔽的事实。因此我们可以很合理地假设，梦里所梦的是真实（真实的回忆）的呈现，而相反的，那些梦里所表现的其他事物则是梦的愿望而已，等于说希望这被称为是梦的东西不曾发生。换句话说，如果某一事件是以梦中梦的方式插入梦中，那么似乎可以很肯定地说，这暗示这事件是真实的——最肯定的了，梦的运作利用梦见在做为否认的方式。并且因而肯定了梦都是愿望达成的。

     第六章-丁、梦材料的表现力

          丁、梦材料的表现力

        直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研讨了许多以梦表现梦思的方法。我们知道在形成梦以前，梦思必须经过某些程度的改造，而且我已触及有关这方面的更深层题目（除了其一般性原则外）。我们也知道，这些材料被剥离了许多相连关系后，还要经过挤压制的程序，同时由于元素不同强度之间的置换，也达致了材料间发生了精神价值的改变。到现在为止，我们所考虑的置换作用只是限于将一个特殊的意念与一个和它非常相近的相互交换，而结果促成了凝缩作用，使一个介于二者之间的单元化元素的进入梦境（而不是两个）。我们并没有提到其他的置换作用，由分析知道，还有另一种置换作用，它置换有关思想的语言表达。在这两种情况下，置换都是基于一串列的联想；此种程序能发生于任何一种精神领域，而置换的结果可能是一元素代替了另一元素，或者是某一元素的语言形式被另外一种所取代。

        第二种“梦的形成”的置换作用不但在理论上是有很大的吸引力，并且亦可以解释梦所伪装的极其荒谬外表。置换的结果常常造成梦思中一个无色与抽像的概念改变为图画的或者是具体的形式。这种改变的好处及目的当然可以一目了然了。由梦的观点来看，能够意像化的，即能被表现：就像在报纸上画家因为重要政治题目而面临了插图（表现）的困难，抽像的观念亦使梦得到了同样的危机。此种置换不但是表现能力受惠，亦可以因而得到凝缩以及审查的好处，只要是抽像形式的梦思都是无法利用的；一旦它变成图像的语言后，梦的运作所需的对比与仿同（如果没有，它也会自己创造的）在这种新的表达方式下就能够更容易的建立了。这是因为在每种语言的历史进展中，具体的名词比概念名词具有更多的关联。我们可以这么想，在形成梦的中间过程中（使得杂乱分歧的梦思变得简洁与统一），大部分精力是花在使梦思转变为适当的语言形式。任何一个想法，如果其表达方式因为别的原因而固定的话，那么它就能根据一个变数来选择其表达方式（这些是别的想法所具有的可能表达方式），而它或许从开始就这样了——像写诗一样，如果诗要押韵的话，那么对句的后者必定受到两个限制：它必须表达某种适当的意义，而其表达亦要合乎第一句的韵律。无疑的，最好的韵诗是那种无法找到刻意求韵的斧凿痕迹，而且它欲表达的意义，因为相互影响的关系，从开始就选定了一些字眼，只要稍加变动就可以满足诗韵了。

        在某些例子中，此种改变表达的方法甚至直接协助了梦的凝缩，因为它的含糊的字眼表达出许多梦思（而不是一个），而整个文字的智慧就这样的被梦的运作所废弃了。我们无需因为文字在梦的形成所扮演的角色而感到惊奇。既然是许多意念的交接点，文字亦可以认为注定是含糊的；而心理症患者（譬如说，在架构强迫性思想与恐惧时），亦毫不羞耻的利用这些文字的好处（不比梦来的少）以达成凝缩和伪装的目的〔36〕。我们亦可以很容易发现梦的改造亦因表达的置换而获利。如果以一个含糊的字眼替代了两个意义明确的，那么结果是误人的；如果以图像来替代我们日常所用的严肃表达法，那么我们的了解力将会大受阻碍，特别是梦从来没有告诉我们它的内容应该是按字面解释或者是比喻的，而且内容是否直接和梦思相联抑或要经过一些中间插入的语句。在分析任何一个梦的元素时，我们常常不知道究竟： 

        a是否要看它的正面或是反面意思；

         b是否要当历史来说明（即回忆）；

         c是否以像征的方式来说明，或者d是否以其文字意义来说明。

         但虽然是含糊，我们亦可以说这些梦的运作之产品（我们应当记得，它们并非基于要被了解而制造的），对其翻译者所带来的困难要比那些古代的像形文字来得简单多了。

         我已经举过了几个梦例，它们利用含糊文字的联系来表现。譬如，“伊玛打针”梦中的“她好好地张开嘴巴”（第二章）和“我没法走动”（第六章）。下面我将记录一个梦，内容大部分是把抽像意念转变为图像，这种梦的分析法和利用像征方法来分析梦的分别仍然是清楚而毫不含糊的。在像征的梦分析中，分析家可以任意选择了解像征的解答钥匙；而在此种用文字伪装的梦里，解答已经展示但却被一些日常的文字用法所遮盖住。如果在适当的时机中有恰当的处理，那么我们就能够部分或完全地解释此种梦，有时甚至不必借重梦者提供的资料。

         我一位熟人的太太做了下面这个梦：

         她在剧院里，那里上演华格纳的歌剧，在到凌晨七时四十五分才结束。剧院正厅里摆着餐桌，人们在那里大吃大喝。她那刚由蜜月旅行归来的表哥（弟）和年轻太太坐在一起，旁边是一位贵族。看来这新婚太太相当公开地把丈夫由蜜月中带回来，就像是把帽子带回来的情形一样。正厅的当中有个高塔，上面有个平台，四周围绕着铁栏杆。指挥就在上面（他具有利希特的特征）。他在那里不停地沿着栏杆走，汗流浃背，而他借着那种位置来指挥簇聚在高塔底下的乐队。 她和一位女朋友坐在包厢内，她年轻的妹妹在正厅中想递给她一大堆煤。因为她不知道会这么长，所以觉得快冻僵了（就像包厢在这长时间的演奏里，需要热气来保持温暖一样）。 

        虽然梦是集中在一个情境下，但是由别的角度看，它却是无意义的：譬如说位于正厅的高塔，以及在上面的指挥！最不可思议的是她妹妹竟然由正厅下面递给她那些煤块。我故意地不要求她将此梦做个分析，是因为我对梦者的人际关系有相当的了解，所以能够不必靠她就能够解释梦里的某些部分。我知道她同情一位音乐家——他的事业生涯因为疯狂而过早地缩短了。因此，我决定把正厅的塔当作是一种隐喻——她希望此人取代利希特的地位，凌驾于整个乐图之上。此塔因而乃是利用适当的材料做成的集锦图像。塔的下面部分表示此人的伟大；上面的栏杆以及他在里面像一位囚犯或牢笼里野兽一样地团团转——这暗示了这不幸者的名字〔37〕表示了他的最后命运。这两个意念也许是以“urn〔38〕”来表示出来。解决了此梦的表现方式后，我们可以利用同一方法来了解第二部分的荒谬——她妹妹递给梦者的煤块。“煤块”一定是指“秘密的爱”： 

        没有火，没有煤， 

        烧得那么猛烈， 

        就像是秘密的爱， 

        没有人晓得。 

        ——德国民谣 

        她和这位女朋友都没有结婚。她的年轻的妹妹（仍然有结婚希望的）递给她煤块，因为“她不知道它会这么长的”，梦并没特别指出什么会这样长。如果这是故事，那么我们会说这是指演奏的时间，不过因为这是梦，所以我们把这片语当作是不同的实体——认为它的用法是含糊不清，而应该在后面加上“在她结婚以前”（译者按：整句话便是，她不知道自己要结婚还要很长的时间呢！）而由梦者的表哥和她太太在正厅中坐在一起，以及后者公开的爱情更进一步地证实了我们对“秘密爱情”的说明，整个梦的重点是在于梦者的热情和年轻太太冰冷之间的秘密与公开爱情的对比。而在这两种情况里都有人被看重——这是指那贵族以及被寄以无限期望的音乐家〔39〕。

        前面的讨论使我们发现第三种〔40〕将梦思转变为梦内容的因素：即是梦考虑它所将利用的精神材料的表现力——而这大部分指的是视觉影像的表现力。在各种主要梦思的附属思想中，那些具有视觉表征的将大受欢迎；而梦的运作并不迟疑地努力将一些无法应用的思想重铸成另一种新的文字的形式——即使变为不寻常亦在所不惜——只要这程序能够协助梦的表现以及解除了这拘束性思想所造成的心理压力。把梦思内容改变成另一种模式的同时，亦可以产生凝缩作用，并且可能创造一些和其他梦思的联系——而这本来是不存在的；而这第二个梦思也许也为了和这第一个梦思相连，早就把自己原来的表达方式改变了。

        塞伯拉曾经就梦的形成发表了许多将梦思改变为图像的程序的直接观察办法，因而可以单独研究这梦的运作的因素。他发现，在很困及疲倦的情况下，如果做一些理智性的工作时，往往思想会脱离而代之以一个图像——他发现这是那个思想的替代物。塞氏以一个不太恰当的“自我像征”来形容此种替代物。下面我将引述塞氏论著中的一些例子，而我以后将在提到有关这现像的特征时再度涉及这些例子。

        “例一”——我想修改一篇论文中的不满意部分。

        “像征”——我发现自己正在刨平一块木板。

        “例五”——我努力地尽量使自己熟悉（了解）别人建议我做的形而上学研究。我认为他们的目的是要人在追寻存在的本质时，发奋克服困难以达到意识与存在的更高阶层。

        “像征”——我将一把长刀插入蛋糕中，似乎是想将一片蛋糕提起来。

        “分析”——我把刀插入的动作比喻“这有问题的”克服困难……。以下是对这像征的解释。我常常在聚餐时切蛋糕，帮忙把它分给每个人。切蛋糕所用的是一把长而会弯曲的刀子——因此需要小心，尤其是要把切好的蛋糕，干净利落地放到碟子里；这刀子必须要小心地塞到蛋糕下面（这和那缓慢的“克服困难”以达到那本质互相对应）。这图像里还有另外一个像征。因为在这图像里，这是一种千层糕——所以刀子要切过许多层（这和意识与思想的许多层面互相对应）。

        “例九”——我失去了一思想串列的线索。我想再把它找回来，不过却得承认这思想的起点已经不可再得了。

        “像征”——排字工人的一个排版。不过末尾几行的铅字掉了。

        回想受教育者的精神生活（那属于玩笑、座右铭、歌曲、成语的部分，我们应该可以期望它们一定常常被用来替代梦思以达伪装的目的。譬如说，梦见许多的两轮马车，每一辆上面装满着不同种类的蔬菜到底具有何种意义呢？它是对“KrautuntRüben”（字面意思“卷心菜和大头菜”）的相反意愿，即混乱的意思。不过奇怪的，这梦我只听见一次。普遍性相同的梦的像征只有少数几个。而这都是基于一些大家都熟悉的暗示和文字的替代物。另外，这些像征大部分为心理症患者，传说和习俗所共有〔41〕。

        如果我们更进一步地探究此问题，那么就能发现在完成此种替代的过程中，梦的运作并没有利用什么新的创意。为了达到目的——在此情况下，也许是不受审查制度的阻抗——它运用一些早已存在于潜意识的途径；而它所喜爱的变形手法，和心理症病人在其幻想中，或者是意识的玩笑与暗示中的情形大致相同。因此我们即可了解歇尔奈尔的梦的分析，而我在别处已经为其基本的正确性辩证过了（第五章）。

        不过这种对自己身体想像的先入为主的概念并非是梦所特有，亦非其特征。我对心理症病患的潜意识思想分析的结果发现它是经常存在的，并且是导源于性的好奇——对生长中的年轻男女来说是指异性及自己的性器官。歇尔奈尔及伏克尔特坚持家里的东西并非是用来像征身体的唯一来源。他们是对的——不管是梦，或者是心理症病患的幻想，不过我也知道许多病人用建筑物来像征身体以及性器官（对性的兴趣远超过外生殖器官）。对这些人来说柱子或圆柱代表着脚（就像所罗门之歌内的像征），每一个门代表身体的开口（即洞），每一种小管都是提醒着泌尿器官，在这里不胜一一枚举。有关植物生涯与厨房的事亦同样的可以用来隐匿着性的影像。对于前者，已有许多语意学上的用语，如一些可追溯到古代的类比想像：如上帝的葡萄园、种子、和所罗门王之歌中的少女的花园。在思想或者梦中，最丑恶以及对性生活最详尽的描述也可以利用那种看来是纯洁无邪的厨房活动暗示着；而我们亦将无法了解歇斯底里症的症状，如果我们忘了性的像征可以由一些普通以及不明显的部分找到最好的匿藏。神经质的孩子无法忍受血及生肉，或者看到蛋与通心粉就恶心，还有那些带有神经质的对蛇的夸大性害怕——这些背后都有性的意义。不管什么时候，心理症病患利用为这些伪装时，他们都是遵循着一条古代文明人类即已走过的途径——一直沿用至今（继续存在）而且蒙着最薄的薄纱；在言语、迷信和习俗上都可以找到证据。

        现在我将记录一位女病人所做的“花”的梦（我在第六章答应将此梦记录下来）。我将在具有性意义的部分用方体字标出来。梦者在经过说明后，就失去了她对此美丽的梦的爱好。

        C起始的梦：

        她走入厨房，那时两位女佣人正在那儿。她挑她们的毛病，责备她们没有把她那口食物准备好。在同一时间里，她望见一大堆厨房里常用的瓦罐口朝下的在厨房里累叠着以让内壁滴干。这两个女佣人要去提水回来，不过要步行到那种流到屋里或院子里的河流去汲取〔42〕。

        D主要的梦〔43〕：

        她由一些排列奇特的木桩或篱笆的高处〔44〕向下走——它们是由小方形的木板架构成大格子状〔45〕，它们并非做来让人攀爬的；要找个置脚的地方也有困难，但是她却高兴衣裙没有被什么勾到，所以她一面走一面仍能保持值得尊敬的样子〔46〕。她手里握着一根大枝条〔47〕，事实上它就像是一棵树，布满着红花，枝芽交错并且向外扩展〔48〕，看来有点像樱花树的花朵；但也像是重瓣的山茶花，虽然它们并没有长在树上。当她向下走的时候，起先她只有一株，然后突然变为两株，后来又变回一株〔49〕。当她走下来的时候，比较下面的花朵很多已枯萎。走下来后，看到一位男佣人——她想和他说话——而他正在梳着同样的一棵树，即是说他用一片木头把像是苔鲜由树上垂下来的一团发状物拖曳出来，别的工人亦由树上砍下相同的枝条，把它们丢到路上而分散在那里，因此，许多人各自拾取一些。但她问他们是否可以——是否也可以拾取一株〔50〕。一位年轻男人（她认识的某人，一个不太熟悉的）站在花园里；她走上前问他如何使这种枝条移植到她自己的园子里去〔51〕。他拥抱着她；她挣扎着并问他想要怎样，难道他认为谁都可以这么抱着她。他说这没有什么坏处，这是被允许的〔52〕。然后他说他愿意和她到另一花园，示范如何把这树种好，并且加上一些她并不太了解的话：“无论如何我需要三码（后来他又这么说：3方码）

        或者三英寻（18英尺）的土地。”就像是为了这情愿而要她支付给他什么似的，或者想要在她花园中取得补偿，或者想要欺瞒一些法律，并且由此得到一些利益，但并不伤害她。至于他是否真地展示什么给她看呢——她一点也不知道。

        这梦可以说是一种自传式的，而我是因为其像征元素才把它提出来的，这种常常发生在精神分析期间，其他时间则很少发生〔53〕。

        我当然藏有许多此种资料〔54〕，但是如果都提出来，则将使我们太过深入于心理症病患的情况，这一切都导致同样的结论——即梦的运作无需利用一些特殊的像征活动，它利用那些早就存在于潜意识中的像征，因为它们更能符合“梦的构成”的需要（由其表现力来看），以及能够逃开审查制度。

     第六章-戊、梦的像征——更多的典型梦例-1

         戊、梦的像征——更多的典型梦例

        由最后这个自传式的梦看来，很清楚的我一开始就注意到梦里的像征。但是却在经验慢慢增加后，我才逐渐了解其重要性与牵涉之广。而这也是受了史特喀尔论著的影响。我想在这里提到他是合适的。

        这位作家对精神分析的破坏也许和他贡献的一样多。他带给这些像征许多出乎意料之外的解释；而起先大家对这些解释皆表怀疑。不过后来，大半都被证实而且被接受了。我这么说并没有小看史氏成就的意思——即他的理论被怀疑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他用来支持（说明）其分析的例子常常不能令人折服，而他所利用的方法在科学上亦是不可信赖的。史氏是利用直觉来解析梦的像征。关于这点，我们需要感谢天赋予他直接了解的才能。但此种秉赋不能完全被接受，而它又无法予以置评，所以其正确性就不可得知了。这就像是坐在病床旁，以嗅觉来对病患之感染加以诊断一样——虽然许多临床无疑地能对嗅觉加以更多的利用（这通常是退化的），并且可借以诊断胃肠病而引起的发热。

        由精神分析的进展，我们可以发现许多病人都具有这种惊人的对梦的像征的直觉，他们多数是早发性痴呆即今日所谓的精神分裂症的病患，因此有一段时间里竟令我们怀疑有这种倾向的梦者都患有此病〔55〕。但事实不是这样——这其实只是个人特殊的秉赋，而且没有病理上的意义。

        当对梦中代表“性”的像征之广泛利用感到非常熟悉时，我们会有这样的问题：这些像征是否大多数都具有固定的意义——就像速记中的记号一样——呢？而我们甚至会想利用密码来编一本新的“释梦天书”。对此点，我们有这样的意见：这种像征并非是梦所特有，而是潜意识意念的特征——尤其是关于人的。通常可在民谣、通俗神话、传奇故事、文学典故、成语，和流行的神话上发现，这可要比在梦中更为彻底。

        如果我们一定要找出各种像征的意义，以及讨论这无数的，并且大部分仍然没有解决的和像征关联的问题，那么我们就会远离了梦的解释〔56〕。因此，我们在这里要说，像征乃是一种间接的表现方法。但是我们不能够无视于其特征而和其他的间接表现法混为一谈。在许多例子中，像征和它所代表的物像具有很明显的共同元素；在别的例子，则是隐匿而不明显，因此使人对这种像征的选择感到疑虑。但一定只有后者才能说明像征关系的最终意义。

        他们是具有遗传的性质。现代那些以像征关系相连的事物也许在史前是以概念的及语言的身份相连接的〔57〕。这像征的关系似乎就是一种遗迹，一种以前身份的记号。就像舒伯特指出的，在许多梦例中，共同像征的利用可要比在日常用语中来得更普遍〔58〕。许多像征是和语言一样老，而其他〔如飞艇，齐伯林（译者按，齐伯林，德国工程师，制造齐伯林大飞船者）〕则在近代才铸造出来的。

        梦利用像征来表现伪装的隐匿思想。因此很偶然的，有许多像征，习惯性的（或者几乎是习惯性的）用来表达同样的事情。不过我们不能忘记梦里精神资料的可塑性。很多时候，“像征”应该以它适当的意思来解释，而不是像征式的；但有时，梦者却由其私人的记忆中导衍出力量而将各种平时不表示“性”的事情来做为性的像征。如果梦者有机会由各种像征中选择的话，那么和梦思中其他材料的主题有关联的像征必定为他所喜爱——换句话即是，虽然是典型的，但还是有个人的不同。

        虽然自歇尔奈尔以后的研究，使人无法对“梦的像征”的存在有任何的异议——甚至艾里斯也认为梦无疑的充满着像征——我们必须承认由于像征的存在不但使梦的解释变得简单并且也使它变得困难。通常遇到梦内容中的像征元素时，利用梦者自由联想的分析技巧是毫无用处的。而为了能适用于科学的批判，我们又不能回复到利用释梦者的随意的判断——这在古代即被应用，而在史德喀尔轻率的分析梦后似乎又复活了。因此遇到梦内容中的像征性时，我们必须应用综合技巧——一方面依赖梦者的联想，一方面靠释梦者对像征的认识。为了要避免对梦的随意判断，我们在解释像征时必须非常的小心，仔细追究它们在此梦中的用途如何，而我们对梦分析的不确定，一部分是因为知识的不完全——这在继续进步后会慢慢改善的——另一部分则是归咎于梦像征本身的特色了。它们通常有比一种还多，或者是好多种的解释；就像中国字一样，正确的答案必须经由前后文的判断才能得到。 

        这像征的含糊不清与梦的特征（过多的表现——凝缩作用——相关联。即是以区区一个梦内容却要表现出性质极不相同的各种思想与愿望来。 

        在这些限制与保留之下，我将继续进行讨论。

         皇帝和皇后（或者是国王和王后〔59〕）通常是代表梦者的双亲；而王子或公主则代表梦者本人。但伟人和皇帝都被赋予同样的高度权威性；因此，譬如歌德在许多梦中都以父亲的像征出现。

        所有长的物体——如木棍、树干，及雨伞（打开时则形容竖阳）也许代表男性性器官，那些长而锋利的武器如刀，匕首及矛亦是一样。另外一个常见但却并非完全可以理解的是指甲锉——也许和其擦上擦下之动作有关。

        箱子、皮箱、橱子、炉子则代表子宫。一些中空的东西如船，各种容器亦具有同样的意义。梦中的房子通常指女人，尤其描述各个进出口时，这个解释更不容置疑了〔60〕。而梦里对于门扉闭锁与否的关心则容易了解（请看一个歇斯底里病患的部分分析里杜拉之梦），因此无需明显的指出用来开门的钥匙；在爱柏斯坦女爵的歌谣中，乌兰利用锁和匙的像征来架构出一篇动人的通奸〔61〕。

        一个走过套房的梦则是逛窑子（妓户）或到后宫的意思，但由沙克斯例举的干净利落的例子看来，它亦可以代表婚姻。

        当梦者发现一个熟悉的屋子在梦中变为两个，或者梦见两间房子（而这本来是一个的）

        时，我们发现这和童年时对性的好奇（探讨）有关。相反亦是一样，在童年时候，女性的生殖器和肛门是被认为一个单一的区域——即下部（这和幼儿期的泄殖腔理论相符）。后来才发现原来这个区域具有两个不同的开口和洞穴。

        阶梯、梯子、楼梯或者是在上面上下走动都代表着性交行为〔62〕——而梦者攀爬着光滑墙壁，或者由房屋的正面垂直下来（常常在很焦虑的状况下），则对应着直立的人体，也许是重复着婴孩攀爬着父母或保姆的梦的回忆。“光滑”的墙壁是指男人；因为害怕的关系，梦者常常用手紧捉着屋子正面的突出物。

        桌子，为了餐点准备的桌子、台子亦是妇人的意思。也许是利用对比的关系，因为在这像征中，其外观是没有突起的。一般说来，木头由其文字学上的关系来看，是代表着女性的材料，“‘Madeira’群岛”这名词的意义即是葡萄牙的森林。因为“床与桌子”形成了婚姻，所以后者在梦中常常取代前者，因而代表性的情意综被置换成吃的情意综了。

        至于衣着方面，人的帽子常常可以确定是表示性器官——男性的。外衣（德语： mantel）亦然，虽然不知道这像征有多少程度是因为发音相似的缘故。在男人的梦中，领带常常是阴茎的像征，无疑的，这不但因为领带是长形的，男人所特有的，不可缺少的物件，而且因为它们是可以依借各人的爱好而加以选择的——但这自由，由所代表的物件来看，是受自然所禁止的〔63〕。在梦里利用此种像征的男人，通常在真实生活中很喜好领带的（近似奢侈的），常常收集了好多。

        梦中所有的复杂机械与器具很可能代表着性器官（通常是男性的），像征着它和人类智慧一样不会疲乏，而各种武器和工具无疑地都是代表着男性生殖器官，如犁、锤子、来福枪、左轮手枪、匕首、军刀等。——同样的，梦中许多的风景，特别是那些具有桥梁，或者长着树林的小山，都很清楚地表示着性器。马奇诺维斯基曾经出版了一组梦（由梦者画出来），无疑地表示梦中出现的风景与其他地点。这些画很清楚地刻划出梦的显意和隐意的分野，如果不注意的话，它们看起来就像是设计图、地图等，但如果用心去观察则知道它们代表人体、性器官等，而此时这些梦才能被了解（并请参阅Pflister′s的密码和画谜）。至于遇到那些不可理解的新语时，则必须考虑它们是否能由一些具有性意义的成分凑成。

        梦中的小孩常常代表性器官；而的确，不管男人或女人都是习惯于把他们的性器官叫着“小男人”、“小女人”、“小东西”。史德喀尔认为“小弟弟”是阴茎的意思。他是对的，和一个小孩子玩，或打他等常常指自慰。

        表示阉割的像征则是光秃秃的，剪发、牙齿脱落、砍头。如果梦关于阴茎的常用像征两次或多次重复出现，那么这是梦者用来防止阉割的保证。梦中如果出现蜥蜴——那种尾巴被拉掉又会再长出来的动物——亦具有同样的意义〔64〕。

        许多在神话和民间传奇中代表性器的动物在梦中亦有同样的意思：如鱼、蜗牛、猫、鼠（表示阴毛），而男性性器最重要的像征则是蛇。小动物、小虫则表示小孩子，譬如说，不想要的弟弟或妹妹，被小虫所纠缠则是怀孕的表征。

        值得一提的是最近呈现于梦中的男性性器的像征：飞艇，也许是利用其飞行和其形状的关联。

        史德喀尔还提到许多像征和例子，但是还没有足够的证明。他的论著，尤其是那本（梦的语言）载有关于解释像征的最完全资料。里面很多是凭借着想像的，不过经过研究后可以知道它们是正确的——如那部分关于死的像征。但是因为此作者的论著无法加以科学的批判，并且又由于他喜爱以偏概全，所以使人怀疑其解释的可靠性。这过失甚至使理论变为毫无用处。因此在接受他的结论前，必须要小心考虑。所以我很谨慎地只引述他的几个例子。

        根据史德喀尔，梦中的“右”和“左”是具有道德意义的，“右手旁的小道常指正直之道，而左手旁的则是罪犯之途。因此，‘左’可以代表同性恋、乱伦或性异常。而‘右’则代表婚姻、和娼妓性交等。而其意义常常是决定于梦者本人的道德观。”——梦中的亲属是性器官的意思。在这里，我只能证实孩子和妹妹〔65〕是具有这意义的（即是当他们属于“小东西”这范畴）。另一方面，我却遇到了一个毫无疑问的例子，在这梦例中，“妹妹”

        代表着乳房而弟弟则代表着较大的乳房——史氏认为梦见追不上车子的意思是悔恨年龄的差距太大，无法赶上。——他说旅途中提携的行李则是一堆把人拖住的罪恶。但这行李却常常正确地像征梦者本身的性器官。史氏亦给在梦中常出现的数目字予以特定的意义。但这些解释不但没有足够的证据，而且也不是永远正确的，虽然在他的个别例子中，此种解释似乎是正确的。在许多梦例中，“3”这数字可用许多方面来证明是男性性器的像征。

        史德喀尔提出一个推论是，性像征具有两重意义。他问：“是否有一个像征（如果此想像暗示着）不能同时用在男性及女性上呢？”事实上，括弧内的句子即已消除了此理论的大部分确定性。因为事实上，想像并不常常如此暗示（承认）着。根据经验我应该这么说，史氏的一般化推论不能够满足事实的繁杂性。虽然有些像征可以代表男性性器和女性性器，但另外一些像征则大部分或全部代表男性，或女性的意义。事实是这样的，想像不会以长而硬实的物品如武器来暗示女性性器，而中空的木箱、箱子、木盒等亦不会用来代表男性性器。

        不过梦的倾向，以及潜意识幻想应用双性的像征却显示出一种原始的特性。因为孩童时期无法分辨两性性器的不同，而给两性予同样的性器。但我们有时会误解某一像征具有两性的意义，如果我们忘记在某些梦中，性别是倒反的，因此男的变为女的，而女变为男的，这种梦表达一种意愿——臂如，女人想要变为男人的愿望。

        性器官在梦中亦可以用身体其他的部分来表现：用手或脚来表示男性器官，口耳甚至眼睛来代表女性的生殖开口，人体的分泌物——粘液、眼液、尿、精液等——在梦中可以相互置换。史德喀尔后面这句话大体来说是对的，不过却受到赖德勒正确的批评，认为要做这样的修正：“事实上发生的是，有意义的分泌物如精液被一些无所谓的来代替。”

        我希望上面这些不完整的提示会刺激人们去探讨这个题目和收集其资料〔66〕。本人在精神分析引论中尝试给梦的像征予以更详细的报告。

        下面我将附录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些像征在梦中的应用，并中，我们是如何情不自禁地接受了这些像征的意义呀！同时，我要提出这警告，不可太过高估梦的像征的重要性，以致使得梦的解析沦于翻译梦的像征的意义，而忽略了梦者的联想。这两个梦的解析工具是相辅相成的；但不管就理论或实际来说，后者的地位是首要的。并且能由梦者的评论中，归结出决定性的意义。而对像征的了解（翻译）就像我提过的一样，只是一种辅助的部分。 

         C帽子，男性的像征（或者男性性器）

        （节自一位年轻妇人的梦，她正因为害怕受到诱惑而患空旷畏惧症）。

        夏天，我在街上行步，戴着一顶形状奇怪的草帽；它的中间部分向上弯卷，而两边则向下垂，（在这里，病人的叙述稍为犹疑一下），其中一边比另一边垂得更低。我兴高采烈，同时深具自信；而当我走过一堆年轻军官的时候，我想：“你们都不能对我有所伤害。”

        因为她不能对这帽产生任何联想，所以我向她说：“这个中间部分竖起而两边向下弯曲的帽子，无疑的是指男性性器。”也许你会觉得奇怪，何必以她的帽子来代表男人，但请勿忘记这句话“UnterdieHaubeKommen”〔字面的意思是躲在帽子下不过却是“找一位丈夫（结婚）”的意思〕，我故意不问她帽子两端下垂的程度何以不同，虽然这种细节一定是解释的关键所在。我继续向她说，因为她的丈夫具有如此漂亮的性器，所以她不需要害怕那些军官——即是，她没有想要从他们那里得到任何东西的必要；而通常因为受诱惑的幻想，她不敢一人单独地无伴的出去散步。基于其他的材料，我已经好几次向她解释其焦虑的原因。

        梦者对此分析的反应是奇特的，她收回对帽子的描述，并且声称她从来没有提到帽子两边下垂的事。但我确定自己没有听错，所以不为所动，并坚持她这样子说过。她寂静了好一会儿，等鼓足了勇气才问道，她丈夫的睾丸一边比另一边低具有什么意义，是否每个男人都是如此。就这样，此帽子特殊的细节就被解释了，而她接受了这个解释。

        在病人告诉我这个梦的时候，我已经对这帽子的像征感到熟悉了。别的较不清晰的梦倒使我相信帽子亦可以代表女性性器〔67〕。

         D像征着性器官的“小东西”——而以“被车辗过”来像征性交（这是空旷畏惧症患者的另一个梦） 

        妈妈把她的小女儿送走了，因此她得自己一人走。她和妈妈走入火车车厢内，但看到她的小东西正在轨道上直直地走着，因此她一定会被火车辗过的。她听到自己骨头被压碎的声音（这使她产生不舒服的感觉，但却没有真正的恐怖感）。然后她由窗子向车厢后面望，看那些碎片是否不会被见到。然后，她责备母亲为何让这小东西自己走。

        分析——要将此梦做一个完全的解释并非易事。这是一连串循环相连的梦的一部分，因此必须和其他的梦连在一起才能被充分地了解。我们很难分离出足够的材料来解释这些像征。——首先，病人声称这火车之旅是和她过去有关，暗示着她被携带着离开一疗养院（她因精神病住院）的旅途。不用说，她爱上了这疗养院的主任。她妈妈来把她带走，而这医生到车站来送行，送给她一束花当作别离的礼物，她觉得很尴尬，因为她妈妈目击了这情况。

        在这里，她妈妈即像征着阻碍她爱情的尝试；而确实在病人小时候，这严厉的女人曾经扮演过这种角色。——她下一个联想和这句子有关：“她由窗子向车厢后面望，看那些碎片是否不会被见到。”由梦的正面看来，这使我们想到她小女儿被辗过而成碎片。但她的联想却指向另一个方向，她回忆从前曾经看见父亲在浴室赤裸的背面；接着她继续谈论有关性别的分野，同时强调即使在背后亦能看见男人的性器，而女人则见不到。在这里，她的解释：“小东西”指的是性器官，而“她的小东西”——她有一个四岁的小孩——则是她本身的性器官。她指责母亲想要她像没有性器官似的活着，而在梦的开始就显露了此指责：“妈妈把她的小东西送走了，因此她得自己一人走。”在她的想像中，“自己一个人在街上走”即是指没有男人，没有任何性关系〔在拉丁文里Coire的意思即是“一起走”，而Coitus （性交）即由Coire变来的。〕——她不喜欢这样，而这一切正说明当她是小女孩的时候，她确实因为受到父亲的喜爱而遭受妈妈的妒忌。

        对此梦的更深一层解析可由同一晚上发生的另一个梦显示出来。在那个梦里，梦者把自己和她的兄弟仿同。她其实是个男性化的女孩，别人常常说她应当是个男孩子，和她兄弟仿同的结果因而清楚地指出“小东西”意即性器官。她的母亲把他（或她）阉割了。这只可能是因为玩弄她阴茎才有的处罚，所以这仿同作用亦证明她小时候曾经自慰过——到这时为止，她这记忆仍然只是限于其兄弟身上。由第二个梦的资料看来，她在早年的时候一定知道男性性器官，不过后来却忘掉了。更进一层来说，第二个梦暗示着“幼儿期的性理论”；根据此理论，女孩子都是阉割的男孩。当我暗示她曾有过这种孩童式的信念时，她立即以一段轶事来证明这点。她说她曾听到男孩向一女孩子说：“切掉的吗？”而女孩子回答道“不，从来都是这样的。”

        因此，第一个梦里的把小东西（性器官）送走和那威胁着的阉割有关，而最后，她对母亲的埋怨是不把她生成男孩。

        而“被车辗过”所像征的性交在此梦里并不能明显的看出来，虽然可以由其他许多来源予以证实。

         F像征着性器官的建筑物、阶梯和柱子

        （一位年轻男人的梦——它受到“父亲情意综”的抑禁）他和父亲散步。地点一定是布拉特〔68〕，因为他看见了一个圆形建筑物，前面有一个附属物，看起来有点歪，并且连接着一个栓禁用的圆球。他父亲问他这些是做什么用的；对父亲的问题他感到惊奇，不过还是向他解释了。然后，他们走到了一个广场，上面延展着一大张锡片。他父亲想要拉断一大片来，不过却先向四周望望，看是否有人在监视着。他和父亲说，只要告诉技工就可以毫无麻烦的取得一些。一组阶梯，由这广场向下延伸到一根圆柱那里，它的壁是一些柔软的物质，就像是盖以皮面的扶手椅子，在这圆柱的尽头是一个平台，然后又是一根圆柱……

        分析——病人是属于治疗效果不佳那类——即在分析的前一段时间里毫无阻抗，但自某一点以后，就变得无法接近。他几乎不需要帮助就自己把这梦解析了。他说：“那圆形建筑物就是我的性器官，而它前面的栓禁用的圆球即是我的阴茎，而我一直担忧它的软弱（strachey版本则是limpness）。由更加详细的观察，我们可以把圆形建筑物翻译成臀部（孩子们习惯的以为是属于生殖器的一部分），而在它前面的则是阴囊。他父亲在梦中问他这些是做什么用的，即等于问他性器官的功能及目的是什么。这里我们似乎应该把情况倒过来，即梦者变为发问者。因为事实上他从来没有这样问过他父亲，所以我们把这当作是梦思的一个意愿，或者是一个条件子句，“如果我为了性知识启发而问爸爸……”在梦的另一部分里，我们将看到这想法的连续。

        伸展着一大张锡片的广场乍看起来是不具任何像征意义的，这是由梦者爸爸的商业财产所导衍的。为了慎重起见，我用锡来代替病人爸爸真正经营的物质..，但不改变其他的文字。

        梦者加入了父亲的营业，不过对某种令人起疑但却使公司盈利的行为大加反对。因为，我刚才所解释的梦思是这样连下来的：“（如果我问他）他也会像对他顾客一样的欺骗着我。”

        至于那个代表他父亲在商业上不诚实的“拉断”，他有另一种解释——即是代表着自慰。我不但对这解释很清楚，而且此梦里亦能证实之。事实上，自慰的秘密性质这里正以相反的形式来表达：即可以公开的做。和我们想像的一样，此自慰的行为再度地置换到梦者父亲的身上（和梦中前面一段的问题相同）。他很快地把圆柱解释为阴道，这是因为墙壁上柔软的覆盖的缘故。由别处得来的经验来看，我想说，就和爬上一样，向下爬也是代表着在阴道内性交（请看注〔62〕）。

        梦者自己替两个圆柱之间隔着一个长方形的平台加以自传式的解答。他性交了一段时期，后来因为抑制的关系而停止了。现在希望借助于治疗而再度能够性交，但是此梦在末了的时候，愈来愈不明显。任何对此熟悉的人都会认为可能是第二个主题涉入梦内容来了，而这由父亲的商业，他的欺骗行为，以及解释第一个圆柱是阴道题示着：这些都是指向和梦者母亲的关联。

         G以人来像征男性性器官，以风景来像征女性性器官（达纳报告的一个梦，梦者未受教育，丈夫是位警察）

        ……然后有人闯入屋里来，她很害怕，大声叫喊着要警察来。但她却和两位流浪汉攀登着许多的梯级〔69〕，静静地溜到教堂〔70〕去。在教堂后面有一座山〔71〕，上面长满茂密的丛林〔72〕。

        警察穿着钢盔，佩带铜领，外披一件斗篷〔73〕，并留着褐色的胡子，那两个流浪汉静静地跟着警察走，在腰部围着袋状的围巾〔74〕。教堂的前面有一条小路伸沿到小山上；它的两旁长着青草与灌木丛，愈来愈茂盛，在山顶上则变为寻常的森林了。

         H孩童阉割的梦

        一、一位三岁五个月的男孩，很不喜欢他爸爸由前线归来。有一天早上醒来，带着激动与困扰的神情。他一直这么重复说着：“为什么爸爸用一个盘子托着他的头？昨晚爸爸以盘子托着他的头。”

        二、一位正患着强迫性心理症的学生记得在他六年级的时候，一直不断地做着以下的梦：“他到理发厅去剪发。一位身材高大，面貌凶狠的女人跑来把他的头砍下。他认出这女人是他的母亲。”

         I小便的像征

        一系列图画是费连奇在匈牙利一份叫着Fidibusz的漫画刊物上找来的。他一下子就看出这可以说明梦的理论。峦克曾因此写了一篇论文。

        图画的标题是，“一位法国女保姆的梦”，只有最后一张图片才显示出她被小孩的叫声吵醒。换句话说，前面七张图都是梦的各个阶段，第一张图描绘着应该已使梦者醒过来的刺激，小孩已经感到需要，并要求帮助。但在梦者的梦里，他们不在房间里，而她正带着他散步。在第二个图中，她已经把他带到街道的一角让他小便——而她能够继续地睡着。但那想唤醒她的刺激持续着，而且确实在加强着。这小男孩因为没有人理睬的关系，叫得更大声了。他愈是加强声音坚持要保姆起来帮助他时，梦就愈保证说什么都很好，而她不必醒过来，同时，梦也把愈来愈强的刺激置换成愈来愈多的层面。小孩解出的小便愈来愈有力量。

        在第四张图片上，它竟然能浮起小舢舨，接着是一艘平底船，然后一艘轮船以及邮轮。这位天才的画家很清楚的描绘了想要睡眠和继续不断使梦者醒来的刺激之间的挣扎。

         J楼梯的梦

        （峦克的报告与解释的梦）

        我想我必须感谢那位同事，他曾提供给我有关牙齿刺激的梦，现在又给我另一个明显的关于遗精的梦：

        “我奔下楼梯（或者一层公寓），追着一位女孩，因为她对我做了某些事，所以要处罚她。在楼梯的下端有人替我拦住这女孩（一个大女人？），我捉住了她，但不晓得有没有打她。因为我突然发现自己在楼梯的中段和这小孩性交（似乎就像是浮在空中一样）。这不是真正的性交，我只是以性器官摩擦她的外生殖器而已，而当时我很清楚地看到它们，还有她的头正转向上外方翻转，在这性行为中，我看到在我的左上方挂着两张小画（也像是在空中一样）——画着房子，四周围绕着树木的风景，在比较小张的画面下端，没有署着画家的名字，反而是我的姓名，好像是要送给我的生日礼物。然后我看见两幅画前面的标签，说还有更便宜的画。（然后我自己就很不明显了，好像是躺在床上）而我就因为遗精带来的潮湿感醒过来了。”

     第六章-戊、梦的像征——更多的典型梦例-2

        分析——

        在发生此梦同一天的黄昏时候，梦者曾经在一间书店里，等待店员招呼的时候，望见一些展列在那里的图画，这和他在梦中看到的相似，他且去靠近一小张他很喜欢的图画，想看看作者是谁——不过他根本不认得这作者。

        后来（同一个黄昏），当他和几位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他听到一个关于某放荡女佣人夸称她的私生子是在“楼梯上造出来”的故事。梦者询问了有关这不寻常事件的细节，知道这女佣人带着她的倾慕者回到家里。在那里根本没有机会性交，而那男人在兴奋当中就和她在楼梯上面行起周公之礼。梦者当时还用一个描述假酒的刻薄话做一个开玩笑的类比，并说这小孩事实上由“地窖阶梯的葡萄园”生产的。

        梦和那天傍晚发生的事有密切的联系，而梦者能够很容易地把它们说出来。但他却不容易把梦中属于幼儿期回忆的那部分挖出来。这楼梯是在他消磨大部分童年时光的屋子内，特别是他在这里第一次意识地接触到性的问题。他常在这楼梯游戏，除了别的事情以外，他还两脚跨骑在楼梯的扶手由上面滑下来——这给他性的感觉，在梦中他也是很快的冲下楼梯——是那么的快，由他的话看来，他并没有把脚放在梯级上，而是像一般人所说的“飞”过它们。如果考虑幼时的经验，那么梦的开始部分则表现出性兴奋的因素。——梦者曾和邻居的小孩在此楼梯以及其他的建筑物内嬉玩着有关性的游戏，并曾像梦中一样的满足他的愿望。

        如果我们记得弗洛伊德对性像征的研究——楼梯以及攀爬楼梯，几乎没有例外的表示着性交行为——那么这梦就很清楚了。其动机，由其结果的遗精来看，只纯粹的属于性欲的。

        梦者在睡觉当中激发起性欲——这在梦中是以冲下楼梯来代表。此性兴奋的虐待元素（基于孩童时期的嬉戏）在追赶以及控制女孩上显示出来。性欲冲动愈来愈增加并指向性行为——在梦中以捉获小孩，把她放在梯级的中段来代表。直到这里，梦仍然是像征式的具有性意味，而对没有经验的梦的解释者来说是不可了解的。但对性欲兴奋的力量来看，此种像征式的满足并不能让病人安睡，而这兴奋终于导致性欲高潮。因此整个楼梯的像征事实上代表着性交——此梦很清楚地证实了弗洛伊德的观点，即以上楼梯来像征性的一个理由是，二者都具有韵动性的特征：因为梦者在梦中很清楚很确定地表达的事是那韵律的性行为和它的上下动作。

        至于那两幅图画，除了它们的真实意义外，我还要补充一句，它们仍然具有“Weibsbilder”〔75〕的像征意义。很明显的有一幅较大一幅较小的图画，就像梦中有一个大女人和一个小女孩出现。而那“还有更便宜的画”则代表了有关娼妓的情意综；而梦者的名字呈现在较小的那幅画，以及那是生日礼物的观念则暗示着对双亲的情意综（在楼梯上出生＝由性交而生下）。

        而最后那个不明显的情况，梦者看见自己睡在床上，同时有一种潮湿的感觉，似乎指向幼儿自慰期更前的时期，其原型是尿床的相似的快感。

         K一个变异的楼梯的梦

        我的一个男病人，具有严重的心理症而自我绝禁性的欲念，而他的幻想（潜意识的）则固着于她妈妈身上，常常反复地做着和她一起上楼的梦。我有一次向他提道，某些程度的自慰也许会比这强迫性的自制对他较少害处，然后他就做了以下这个梦：

        他的钢琴老师责骂他不专心练琴，骂他没有好好地练习Mocheles的“Etudes”及Clementi的“GradusadParnassum”。

        在评论的时候，他指出“Gradus”也是阶级的意思，而琴键本身就是梯阶，因为它分有音阶（scales）〔即阶梯〕。

        我们也许可以合理的说没有任何意念不可以用来代表“性”的事实和愿望。

        L真实的感觉以及对重复的表现一位三十五岁的男人报告了一个他记得很清楚的梦，并说是他在四岁时做的。那位负责管理他爸爸遗嘱的律师——他三岁时父亲就逝世了——买了两只大梨，给他一个，另一个则放在客厅的窗台上，他醒来的时候认为他梦到的是真事，并一直固执地要妈妈到窗台上把第二个梨子拿给他，他妈妈因而笑他。

        分析——这位律师是一位快活的老绅士，梦者似乎记得他真的曾经买来一些梨子。窗台就像他在梦里见到的一样。这两件事一点关联都没有——只是他妈妈在稍前的时候告诉他一个梦，说有两中鸟停在她头上、她曾自问它们什么时候会飞走；但他们并没有飞走，其中一只还飞到她嘴上吮吸着。

        因为病人不能联想，所以给我们以尝试用像征式来解释。那两个梨子——“pommesoupoires”——是那给他滋养的母亲的乳房；而窗台则是她乳房的投影，就像是梦中房子的阳台一般。他醒过来的真实感是有道理的，因为他妈妈真的在喂他奶，并且事实上比通常的时间还长，那时他能吃到她妈妈的奶〔76〕。这梦必须如此翻译：“妈妈再给我（或让我看）那从前我吮吸着的乳房吧。”“过去”是以他吃了一只梨子来代表；“再”则代表他渴望另一只。在梦中，对一行为的暂时性重复恒常以一物像的数目上的重复来表现。

        值得注意的是，在四岁小孩的梦中，像征已经扮演着部分角色，这是常规而非例外。可以很安全地这么说，梦者最开始的时候就利用像征。

        下面这由一位二十七岁的女士提供的不受外来因素影响的梦例显示她在早年的时候，在梦生活以外或以内亦应用到像征。她年龄在三岁与四岁间。保姆带她，和小她十一个月大的弟弟，以及年龄在二人之间的表妹上厕所，然后才一起外出散步，因为是老大，所以她坐在抽水马桶，而另外两个在便桶上。她问表妹：“你是否也有一个钱袋呢？华特（她弟弟）则有个小香肠，我有个钱袋。”她表妹回答：“是的，我也有个钱袋。”保姆很开心地听她们讲话，并回去向孩子们的妈妈报告，而她的反应是激烈的申斥。

        这里，我将加入一个梦（罗比锡在一九一二年在一篇论文中记录着），其中那些天衣无缝的美妙像征使我们不必得到梦者太多的协助就能解释得了梦。

         CM正常人梦中的像征问题

        常常用来驳斥精神分析的理由之一是，认为梦的像征也许是神经质思想的产物但却不会发生在正常人身上——最近这意思还被艾里斯所强调，而精神分析发现正常与神经质生活之间并没有基本而只有量的差距。的确，在梦的分析中——潜抑的情意综在健康或者病人身上都是同样的运作——显示出二者的机转与像征都是完全相同的。正常人纯真的梦事实上比神经质的人含有一些更简单、更聪明的及更特殊的像征，因为在后者中，由于审查制度更严谨的态度因而产生更厉害的梦的改装，使像征变得更含糊以及不易解释。下面的这个梦即说明了此事实，这是一个并非神经质，不过却是相当正规与保守的女孩子所做的梦，在和她的交谈中，我发现她已订婚，不过有些阻碍使她的结婚必须予以延迟。她自己告诉我下面这个梦。

        “由于庆祝生日，我在桌子的中间安排着花朵。”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她告诉我，在梦里她似乎是在家里（她目前并不住在那儿），因而有一种“幸福的感觉”。

        由于常用的像征使我不需帮助即可翻译此梦。这是她渴望当新娘的愿望：桌子以及当中的花朵代表着她以及她的性器官；她以完成来表现出对将来的愿望，因为她已经想到要生孩子了；所以结婚已经过去了好久。

        我向她指出“桌子的中间”并不是个常见的表达方式（她承认了），但我当然不能直接的对这点多加询问，我小心地不去暗示她有关这像征的意义，只是问她对于梦中的分开部分，她脑海中有什么联想没有。在分析的过程中，她的保守态度因为对分析的兴趣而消失了，并因为会谈的严肃性而得以有一种开放性的态度。

        当我问那是什么花，她第一个回答是，“高贵的花，要为它付出代价的，”然后说它们是“山谷中的百合，紫色及粉红色，或者是康乃馨”。我假设在梦中呈现的百合花通常的是像征贞洁的意义，她证实了这个假设，因为她对百合花的联想是纯洁。山谷通常是女性的像征，因此梦的像征利用此两个花的英文名词的偶然配合强调出她贞操的可贵——“高贵的花，要为它付出代价的”——并且表达出她期待丈夫能够重视其价值，我们将看到“高贵的花”等片语在三个不同的花的像征中都有不同的意义。

        “紫色”表面看来是没有什么性的意义的；但据我看来，它似乎是很大胆的，因此也许可以追溯到它和法国字“viol （强奸）”的潜意识连接。使我惊奇的是，梦者联想到英文字中的“暴力”。此梦利用了（“violet”和“violate”）之间偶然的相似——它们只是在最后字母的发音上有不同——来以“花的语言”表达出梦者对于奸污的想法（另外一个利用花的像征），以及显露出她性格上可能存在的被虐待的特征，这是个很漂亮的利用“文字桥梁”（请看注〔36〕）来连接着到达潜意识之途径，“要为它付出代价的”则指要成为妻子或妈妈必须以付出其生命做为代价的。

        连接在“粉红色”后面是康乃馨，所以我想这字可能和“肉体的（al）”有关。但梦者的联想是“颜色”。她并说，康乃馨是她未婚夫最常给她以及给她最多的花。说完以后，她突然自己承认所说非实：她所联想的不是颜色而是肉体化——我所期望的字。恰好“颜色”也不是太离题的联想，但却受决于康乃馨的意义（肉色）——因此也是由同样的情意综来决定。这种缺乏坦率的情况表示在这点的阻抗是最大。相对的事实是，此点的像征性最清楚，而原欲和潜抑对于此阳具论题之间的斗争最是强烈。梦者叙述其未婚夫常常给她那种花朵不但暗示着“康乃馨”的双重意义，并且指出它们在梦中的阳具有意义。花的礼物——这如在生活中使她激奋的因素——表达一种性礼物的交换：她把贞操当着是一种礼物，并且期待着被回报以感情的与性的生活。在这里，“高贵的花，要为它付出代价的”无疑的一定也有着经济的意义。——因此梦的花的像征包括了处女贞操，男性以及暗示着奸污的暴力。值得指出的是以花像征着性是很平常的事（以花——植物的性器官像征着人的性器官），也许情人之间赠送花朵是具有此种潜意识意义的。

        她在梦中准备的生日，无疑的是指婴孩的诞生，她仿同其未婚夫，因此代表着他来为她准备生产——即是，和她性交。潜匿着的思潮也许是这样的：“如果我是他，我不会再等下去——我会不管安全期而和她性交——我会用暴力的。”这由暴力这字显示出，因此原欲的虐待因素得以表露。

        在梦的更深层，这句话：“我安排……”毫无疑问地具有自我享乐的味道，即是有着幼儿期的意义。

        梦者并且泄露了她对自己肉体缺陷的注意。而这只能在梦中才变为可能：她把自己看成像是一张桌子。没有突出，并且强调着“中央”的可贵——在另一个场合里她用了这些字“中间的一朵花”——即是指她的处女贞操，桌子的水平状态一定也和像征有关。

        我们应当注意此梦的浓缩：没有多余的，每个字都是一个像征。

        后来，梦者替这个梦加了补白：“我用绿色皱纸来装饰花朵。”她又说这是用来盖在普通花盆外面的“花纸”。她接着说：“来隐藏着不整齐的东西——那些会为人所见，并且是不好看的东西；有一个间隙，那是群花之间的空间。这些纸看来像是地毯或是苔藓。”对“装饰”，她的联想是“端庄”，和我期待的一样，她说绿色占大部分，而她的联想是“希望”——另外一个和怀孕的联系——在这个部分的梦，主要的因素并没有和男人仿同；羞耻之意念和自我启示先来，她为了他把自己装扮得漂亮，并且承认自己肉体上的缺陷——感到羞耻，并且想要尝试改正。她的地毯以及苔藓的联想很清楚地指示着阴毛。

        这梦表达了一些她在清醒时所没有觉察的思想——虽然是有关肉欲的爱以及性器官，她被“安排了一个生日”（译者按，生日指生产的日子）——即是说，她被性交。它亦表露了被奸污的恐惧，也许还有愉快的受苦思想。她承认自己肉体上的缺陷，而对自己是处女予以过分的价值来过分补偿。她以羞耻心做为肉欲的讯号，以及其目的在于生产一个婴孩的借口。物质的考虑（不在情人考虑之内的）也找到了表达的途径。连接在这简单的梦的感情——一种幸福的感觉——表示那强有力的感情情意综感到满意。

        费连奇说的很对，像征的意义和梦的意义在那些不会来找精神分析的人之梦中最容易找出来。

        在这里我要插入一个同一时代的历史性人物所做的梦。这样做是由于在任何梦例中都像征着男性性器官的对像在这里有着更深的意义，很清楚地表现了阳具的像征。马鞭无止境地伸长除了表示勃起外，就不能再代表什么了。此外，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说明一些严肃的思想（除了性以外）也能由幼儿期的性资料来表现。

         CC俾斯麦的梦（录自沙克斯的一篇论文）

        在他那篇男人与政治家内，俾斯麦引用了他在一八八一年十二月十八日写给皇帝威廉一世的信，里面有这一段：“阁下的来信使我有勇气向阁下报告一个一八六三年春天做的梦，那是发生在战争最激烈的时候，任凭是谁也不知道结果是什么。我梦见（我醒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太太以及其他的证人叙述此事）自己在狭窄的阿尔卑斯山小径上骑着马，右边是悬崖，左边是岩石。小径愈来愈窄，因此马儿拒绝再前进。因为太狭窄的关系，所以要回转过来走或下马都不可能。然后我以左手拿着马鞭，拍击着光滑的岩石，要求上帝的援助。马鞭无止限地延长，岩石壁像舞台上背景一样地跌下去（不见了），开展了一条宽敞大道，能够看到小山与森林的景色，像是波希米亚的；那里有普鲁士军队的旗帜。虽然是在梦中，我脑海中仍然立刻浮现着向你报告的念头。此梦很完满，而我醒过来的时候，全身充满着喜悦与力量……”

        这梦分为前后两半，在前半部里，病人发现自己动弹不得，不过却奇迹式地在第二部分中被救出来了。马儿和骑士的困境，很容易知道是此政治家危机境况的梦的图像。对此危机他也许具有一种特殊的苦楚，因为他在发生前对此问题思虑了好久。在上面引用的文字中，俾斯麦用同样的比喻（那里不可能有“出路”）来形容他当时的形势。因此，他必定很清楚此梦的图像的意义。这同时是塞拍拉“官能的现像”的一个好例子，梦者脑海里运行的各种程序——每一个他所能想到的解决方案都依次地受到不可克服的障碍，但是他却不能把自己由这执著撕开——很恰当地由骑士进退不得的情况描述出来。他的骄傲——使他不能考虑到投降或辞职的问题——在梦中是这样显示的，“回转过来或下马都不可能。”在他那种冲创性的人生（不停为别人利益而辛劳工作）中，俾斯麦一定很容易把自己想像成一匹马；事实上他好几次这样表示过，譬如在他著名的言论：“好马是死在工作中的”。由此看来“马儿拒绝前进”不过表示这过分劳累的政治家想要避开对于现况的处理，换句话说，他用睡觉与做梦来解除“现实原则”对他的束缚，及第二部明显显露的愿望的达成，其实在此文字中（阿尔卑斯山的小径）就暗示出来。无疑的，俾斯麦已经知道他将在阿尔卑斯山的Gastein度过下一个假期；因此这梦把他带到那里，让他一下子脱离所有政务的纠缠。

        在梦的第二部分，梦者的愿望之达成以两种方法来表现；一方面是明显的不经过伪装，一方面是像征性。其像征性的达成是以阻碍前进岩石的消逝，然后展示出宽敞大道来表现的——他梦寐以求的“出路”，且是最方便的。而不经过伪装的则是那前进的普鲁士军队的图像。为了解释这预言式的梦想，并不需要创造一些神秘的假设：弗洛伊德愿望达成的理论就够了。在此梦里，俾斯麦已经决定为了要避开普鲁士的内在冲突最好是赢取对奥地利的战争。因此，这梦表现出愿望的达成（就像弗氏所假设的）——当梦者看见普鲁士军队以及他们的旗帜出现在波希米亚（即敌人的境内）的时候。此梦例的特殊点是，梦者不只是以梦中的愿望达成就满足了，他知道如何在现实中达成。任何熟悉精神分析的人所不会忽略的一个特点是那无止限伸长的马鞭。我们很熟悉，马鞭、棍子、枪矛以及相似的东西都是阳具的像征；而当马鞭伸长的时候，则无疑地暗示着阳具最大的特征——延展性。而此现像的夸张，即它无止限地伸长，似乎暗示着源自幼儿期的过度投注（hypercathexis〔77〕）。而病人手握马鞭的事实则是清楚地暗示着自慰，虽然这并非指梦者现时的情况，而是许久以前的孩童欲念。史德喀尔医师发现在梦中左手是代表着错，抑禁的，以及罪恶的事，在这里是很适合的，因为这可以适用于孩童时受到抑禁的自慰。在这最深的幼儿期层面，以及和此政治家目前的计划有关的表面，我们很容易找到一个和二者有关的中间层。由马鞭击着岩石，同时向上帝求救，然后得到奇迹式的解放，和圣经中摩西由岩石击出水来救助以色列口渴的小孩非常相似。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假定俾斯麦对圣经这一段记载非常熟悉，因为他是来自一个热爱圣经的新教家庭的。很可能在这段冲突的期间内，俾斯麦把自己比喻成摩西——不过这解放人民的领袖，得到的回报却是反叛、仇恨与忘恩。在这里我们应当和梦者当时的意愿相连着。不过，此段圣经记载亦含有自慰性幻想的内容，摩西在神下命令的时候，手握着杖子，而上帝因为他这违法而处罚他，说他在未进入良善邦国（译者按：指有希望之良善邦国或境况）之前必会死去。那被抑禁的握杖子的举动（在梦中无疑的具有阳具的意思），因为它的鞭击而导致水源，和死的威胁——这一切中我们都能找到幼儿期自慰各种主要因素的连合，我们很有兴趣地观察到：此校定的过程如何把这两个不同来源的图像焊接在一起（一个源自天才政治家的心灵，另一个则来自孩童心灵的原始冲动），并因此成功地消除了所有引起困扰的因素，握着杖子（或鞭）是个禁忌以及反叛举动的事实，只是像征地以“左手”表示而已。另一方面，在梦显意中，呼唤上帝是要公开否定任何的抑禁以及秘密的。至于上帝对摩西的两个预言——他会看到良善的邦国，但是不能进入之——第一个是很清楚的满足的表现（“看到小山与森林的景色”）而第二个令人苦恼的则根本提都不提。水也许是因再度校正而删除了，这成功地使此景色和前一个连成一单元，即以岩石的消逝替代了水的流出。

        我们可以期望在幼儿期自慰性幻想的末了时（这包括抑禁的因素），孩子一定希望他环境中的权威人士不知道任何发生过的事情。在此梦中刚好相反——想要立刻将所发生的事情报告国王，但这反而很奇妙地和表层梦思的胜利幻想以及梦显意一部分天衣无缝地配合着。

        这种胜利与征服的梦，常常掩盖着情欲战胜的意愿；梦中的某些特征，譬如说，梦者的前进受到阻碍，但当他运用他那可伸展的鞭子时就展开了一条宽敞大道，可能即指向这点，但是却没有足够的基础可以推论说此种确定的思想与意愿呈现在整个梦中。这是个成功的梦的改装的例子。任何令人不快的事都被表面的保护层所掩盖着，因而可以避免任何焦虑的产生，此梦是个成功的意愿达成，丝毫不违背审查制度；所以我们可以相信这是在来的时候是“充满着喜悦与力量”。 

         最后的一个例子是: 

         CD一个化学家的梦 

        这是一个年轻男人的梦，他致力于放弃自慰的习惯，因为较喜受与女人的性关系。 

        序—— 

        在梦的前一天，他指导学生做Grignard氏反应，即经由碘的触媒作用将镁溶解在绝对纯粹的乙醚中。两天前，当同样的反应在进行时发生了爆炸，把其中一位工作者的手烧伤了。 

        梦——① 

        他似乎是要合成苯——镁——溴的化合物。他很清晰地看到了实验器具，但却把自己替代了镁。现在，他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很不安定的状态。他不断地对自己说：“这样对了，事情进行得很顺利，我的双脚已经开始溶解，膝盖也变软了。”然后他用手抚触着脚。这时（他不能说出是如何做的）他把双脚抬出容器之外，对自己说：“这不会是对的。 

        虽然，应当是这样的。”在这当儿，他已经部分醒来了，不过为了要向我报告，他就重温一下此梦。他对梦中的解决感到非常害怕，在这半睡状态中，他很激动并重复着“苯，苯。”

        ②他和家人正在——ing，十二点半的时候他要到SchottenBter〔78〕去会见一位特别的女士。但他却在十一点半才醒来，和自己说道：“已经太晚了。你不能在十二时半到达那里。”然后，他就看见全家人围坐在桌子旁；他的母亲是特别的清晰，而女佣人正提着汤盆。所以他这么想：“既然已经开始晚餐了，那么要出去也是太晚了。”

        分析——他自己也认为无疑的，即使是第一部分的梦也和要会面的女士有关（这梦发生在他约会的前一天晚上）。他认为他指导的那个学生是特别令人讨厌的，他会和他说：“这是不对的。”因为没有任何迹像显示出镁曾受到影响。而那学生以一种漠不关心的语调回答：“不，也不是这样的。”那学生一定是替代了他自己（病人），因为他对这分析也和那学生对合成一样漠不关心。而那梦中的“他”则是替代了我。对他不关心分析结果，我一定是很不高兴的呀！

        另外，他（病人）是那被用来分析（或合成）的材料。问题是成功的效果如何。梦中关于他脚的事提醒了在前一天傍晚发生的事。他在练习完舞蹈后遇到一位他想追求的女士，他把她抱得那么紧以致于她有一次叫了起来。当他松懈对她脚的压力时，他能感觉到她强力对应的压力正顶迫他大腿的下部直到膝盖的部位——这和他梦中提到的部位相同。由这看来，这女人正是瓶里的镁——事情终于进行着。对我的关系来看，他是女性的，就像是对应于那女人来说，他是男性的。如果和那女人的关系进行很好，那么他的治疗也能顺利达成。他本身的感觉以及膝盖的感受都指向自慰，而和他前一天的疲倦有关——他和那女人约会事实上是在十一时半，而他想以睡过头来回避，而和他的性对像留在家里（即是自慰）则对应着他的阻抗。

        在他重复着“Phenyl”的关联上，他告诉我他很喜欢这些末尾是“—yl”的字，因为它们很好用：如benzyl，acetyl等，这解释不了什么。但当我向他暗示着“Schlemihl”也是这系列的另一个时〔79〕，他很开心地笑起来，并说，在这个夏天的时候，他读了一本由皮和斯写的书，里面有一章是“LesExc LusdeLamour”，里头事实上包括对LesSchlémiliés的批评。当他念此书的时候，他向自己说：“这就和我一样——如果他错过了这个约会，那么他就是另一个‘Schlemihlness’的例子。”

        梦中的性像征似乎已经在实验上予以证实了，在一九一二年史罗德医师〔利用史渥柏达所提出的条例〕，使受到深度催眠的人产生梦，结果发现其内容大半受决于暗示。如果暗示他应梦见正常或不正常的性交，那么这受决于暗示的梦，就会利用那些为精神分析所熟悉的像征来取代性的材料。譬如说，如果暗示一位女士，说她应该梦见和一位朋友做同性恋的性交，那么这朋友在梦中背着一个毛茸茸的手提袋，上面有个标签注明“只限女士”。这位做梦的女士以前一点不知道梦的像征与解释，不过在我们要对这些有趣的试验下个判断时却遇到了困难，因为史罗德在做完这实验不久后就自杀了。唯一留下的记录只是刊载在ZentralbattfürPsyalyse 的原始的通讯。

        同样的结果亦由罗芬斯坦在一九二三年报告，而彼韩和哈曼所做的一些实验是特别有趣的。因为他们没有利用催眠术，他们讲了一些大略和性有关的故事给患Korsakoff氏精神病病患听〔80〕，把他们搅糊涂，然后要他们把这些故事再说出来以观察其歪曲的情形。他们发现在解释梦所熟悉的像征在这里却出现了（譬如，上楼、插入与枪声像征着性交，而刀、烟像征着阴茎）。他们且对楼梯像征的出现认为特别重要，因为他们正确的观察到“没有任何意义的改造欲望能够做成此种像征”。

        只有当我们对梦中像征的重要性做个合适的评价后才能够继续研究前面第五章提到的典型的梦。我想应该把这些梦大略地分为两类：①那些永远具有同样意义的，以及②那些虽具有同样的梦内容却有着各种不同的解释的。关于第一类的典型的梦，我在考试的梦中已经相当详细地说明过了（请见第五章）。

        关于漏搭火车的梦应当和考试的梦放在一起，因为它们具有同样的感情，而由其解释使我们觉得这样做是对的。另外有一种安慰的梦，和那种梦中觉察到的焦虑相反——即对死的害怕。“分离”是最常用也是最容易建立起来的死之像征。因此这种安慰的梦是这样的：

        “不要怕，你不会死（分离）。”就像考试的梦会这样安慰地说：“不要怕，这次也不会有什么发生。”这种梦的困难处是在它除了安慰的表达外，还会有焦虑的感觉。

        那些由于“牙齿刺激”引起的梦，常在分析的病人出现，不过却逃离我的了解之外好久，因为它们对分析总是具有太强烈的阻抗作用，但最后，有许多充实的理由，使我相信在男人中，这些梦的动机都是由青春期自慰的欲望而来。我将要分析两个这样的梦，其中一个也是“飞行的梦”。它们都是由同一个人梦见的——他是个年轻男人，具有强烈的同性恋倾向，但在真实生活中却尽量抑禁。

        他由剧院厅堂观赏着费得里奥的演出；他坐在L君的旁边，此人与他意气相投，而他很想和他做朋友，突然间他由空中飞过剧院大厅，并把手放在嘴巴里拔出两根牙来。

        他说这像是被投掷在空中的感觉。因为上演的剧是费得里奥，所以下面这句子：

        WereinholdesWeiderrungen……

        这似乎是合适的，但即使是获得最可爱的女人也不是梦者的愿望。另外两行是更适当的：

        WemdergrosseWurfgelungenEinesFreundesFreundzusein〔81〕……

        此梦因此包含此“历害的抛掷”但却不是意愿的达成。它并隐现出梦者痛苦的经验，他的友谊常常是不幸的，会被“摔出去”。它亦隐现着这个恐惧——他怕此厄运也在他和此朋友的关系上重现（而现在他在其旁边欣赏费得里奥）。接着这个喜爱挑三拣四的梦者认为是很羞耻地作了下述的坦白：“有一次当被一位朋友拒绝后，他在肉欲的兴奋下连作了两次的自慰。” 

        WemdergrosseWurfgelungen， 

        EinesFreundesFreundzusein， 

        Wereinholdesweibergen…… 

        下面是第二个梦：他被两位熟悉的大学教授治疗，而不是我，其中一位对他的阴茎做某些处理：他害怕开刀。另外一个用铁条压住他的嘴，因而使他掉了一或二根牙齿。他被四条丝巾缚起来。

        此梦具有性意义是没有疑问的。那丝巾暗示着与对一位相熟的同性恋者的仿同。梦者从来没有性交过，在真实生活中也从来没有想要和男性性交；因而他想像的性交是源于他青春期常有的自慰而来。

        由我看来，各种有牙齿刺激的典型梦的身体（如牙齿被某人拔掉等）都可以作同样的解释〔82〕。但我们感到困扰的是为何“牙齿刺激”会具有此种意义呢？对于此点，我想强调，对性的潜抑常常是利用身体上部来转换身体下部〔83〕。因此歇斯底里症病患各种应该表现在性器官的情感与意愿都在其他不被反对的身体部位表现出来（如果不表现在适当的性构造上）。我们有一个例子，在潜意识的像征中，性器官是以面孔来像征。在语言学上，屁股和面颊是相似的（Hinterba字面的意思是后面的面颊），而阴唇和围绕着口的嘴唇相似，把鼻子和阴唇相比是常见的，而类似由于二者留有长毛而更趋下完全。只有牙齿不能有任何可能的类比；但正因为是这种相似与不相似的组合使牙齿在受到性潜抑的压力很适宜用来做表现的媒介。

        但我不能假装说具有牙齿刺激的梦都是自慰的梦这件事已经全部解决了〔84〕——虽然我对这种解释没有丝毫疑心。我已经尽我所知地加以解释，剩下不能解决的也只好不提。但我仍要引述另一个语意学上相平行的用途。在我们这世界中，自慰的行为含糊地被形容为“sienausreissen”或者是“sieerreissen”〔字面的意思是“拉自己出来”，“把自己弄贱〔85〕”〕。我不知道这名词的来源或其想像的基础；但“牙齿”和第一句话很配。

        根据一般人的相信，梦见牙齿掉下来或被拔掉是解释着亲戚的死亡，便由精神分析的观点来看，这最多是在开玩笑下才能成立（前面已说过）。不过这里；我却想引用密克所提供的一个牙齿刺激的梦：

        “我一位同事，好久以来就对梦的解释具有深厚的兴趣，他寄给我这个源于牙齿刺激的梦。

        不久前，我梦见自己在牙科诊所内，医师正在磨钻我下巴的一根坏牙。他工作了好久，结果使牙齿变得无用。然后他捉起一把铗子，毫不费力就把它拔出来——这使我吓了一跳。

        他叫我不必担心，因为他真正治疗的对像并不是牙齿本身。他把牙齿放在桌上，它立刻分离成几层（对我来说，这似乎是上排的门牙）。我由牙科手术椅子上爬起来，好奇地靠近它，并问一个吸引我的医学问题。牙医师这时一面在把我出奇的牙齿各层分开，并用某种器具把它捣碎，一面回答说，这和青春期有关，因为只有在青春期以前，牙齿才这么容易掉出来，如果是女性的话，则要在生下孩子后才是如此。

        然后我就感觉到（我相信那时我是处在半睡状态下）自己在遗精，但是却不能很清楚地知道这和梦的那个部分有关，不过好像在牙齿拔出来以前就发生了。

        我然后又梦见一些我不再记得的东西，不过其结尾是这样：我把帽子和大衣遗留在某些地方（也许是在牙医师的衣帽室内）希望有人会赶着拿来给我。而我那时只穿着外套，正要追上一辆已经开动的火车。我在最后一刻跳上了最末尾的车厢，当时已经有人站在那里。虽然我无法挤入车厢里，一直得忍受在此种不舒服的状况下旅行，但最后终于成功逃脱了。我们的车子要进入隧道的时候，迎面开来两架火车，看来它们就像是个隧道。由其中一个车厢的窗子望出去，我似乎觉得自己是在车子外面。”

        而前一天的经验与思潮提供了解释此梦里的资料。

        （1）事实上我最近到牙科部门治疗，而在做梦的那天，我下巴的牙齿继续不停地痛着——恰好是梦中牙科医生所磨钻着的——而正好他对此牙齿处理又比我想像的要久。在做梦的那天早晨，我再度因为牙疼到牙科医师那里；他和我说也许还要拔掉下巴的另一个牙齿，因为痛也许是源于此处，那是智慧齿。那时我问了一个问题，关联到他对此事的医德问题。

        （2）同一天下午，我因为牙疼引起的坏脾气而向一位女士道歉；而她告诉我她害怕把她的一个牙根拔出（其牙冠已经完全报销了）。她想拔掉眼牙是特别疼与危险的事，虽然一位熟人告诉她要把上排的牙拔除是很简单的（她的坏牙正好是在上排）。这位熟人又告诉她说有一次在局部麻醉之下他被拔错了一根牙。这又增加了她对此必须的手术的害怕。然后她又问我眼牙是臼齿抑是犬齿，以及我对它们的认识。我向她指出这些意见是迷信的，虽然同时也强调了某些大家所接受的事实。然后她向我提起一个很古老而又流传广远的传说——如果孕妇具有牙疼的话，那么她将会有一个男孩。

        （3）这说法引起我的兴趣来，因为这关联到弗洛伊德在  《梦的解析》中所提到的“牙齿刺激的梦是自慰的替代”——此女士说在民间传说中牙齿和男性性器官（或男孩）是相关的，当天晚上我就翻阅  《梦的解析》的有关部分。我发现下面这些论点和前述两件事一样对我的梦具有影响。弗洛伊德对“牙齿”刺激的梦的意见是：“在男人中，这些梦的动机都是由青春期自慰的欲望而来。”以及“各种有牙齿刺激的典型的梦的变体（如牙齿被某人拔掉等）都可以作同样的解释。但我们感到困扰的是为何‘牙齿刺激’会具有此种意义呢？对于此点，我想强调对性的潜抑常常是利用身体上部来转换身体下部（在这个梦中，却由下巴转到上颔）。因此歇斯底里症病患各种应该表现在性器官的情感与意愿却在其他不被反对的身体部位表现出来。”以及：“但我仍要引述另一个语意学上相平行的用途。在我们这个世界当中，自慰的行为含糊地被形容为‘Sienausreissen’或者是‘sienherunb terreissen’”。在年轻的时候，我就知道这种表达即代表着自慰，而有经验的梦的解释者将会很容易地找到此梦中潜隐的幼儿期资料。另外梦中的牙齿如此容易被拔出（后来变为上排的门牙），使我记起孩童时的一件事——我自己把松动的上排门牙拔掉，很简单而且不疼痛。这件事（我仍然能很清楚记得它的细节）恰好发生在第一次有意识地对自慰的尝试〔这是一个银幕式的记忆〕。

        弗洛伊德所引用杨格的话：“发生在妇女的牙齿刺激的梦具有‘生产的梦’的意义”

        （见注〔82〕），和一般人所相信的孕妇牙疼的意义造成了此梦中有关（青春期）男女病例不同的决定因素。这又使我记起了前一次由牙科诊所回来后所做的梦，那次我梦见刚嵌上的金牙冠掉出来；这使梦中的我大为愤怒，因为我已花了大笔的钱，而这笔钱还没有弥补过来。现在我已经能了解这个梦的意义了（获得了许多经验以后）——这是对自慰在物质上胜过对像爱的体认：因为后者，由经济的观点来看，都是比不上前者的（即金牙冠gold〔86〕）；而我相信此女士关于怀孕妇女牙疼的意义又再唤起我的这些思想。

        我想此同事的解释是极富启发性，也没有可以反对的。我没有什么追加，除了对第二部分的梦所可能隐含的意义外。

        这部分似乎表现出梦者自慰到正常性交的转变——而很明显的是经过极大困难（如火车进出的隧道）及后者的危险性（如怀孕以及外衣）。梦者在这里利用了这文字桥梁：

        “Zahn—ui－hen（zug）”及“Zahn—reissen（reisen〔87〕）”。

        另外，理论上此梦例使我感到兴趣的有两点：第一，它提供了赞同弗洛伊德理论的证据——梦中发生的遗精是伴随着拔除牙齿的举动的。不管此种遗精以何种形式呈现，我们都应该把它看成一种不需假手机械刺激的自慰式满足。另外，此梦中伴随着遗精的满足并没有任何对像——而通常这是有对像的，即使是幻想的——所以它完全是自我享乐的或者最多也是些微的同性恋（因为牙科医师）。

        第二点需要强调的是，也许有人会这样子反驳说此梦例并不能证明洛伊德的理论，因为前一天发生的事就足够使这梦让人了解。梦者见牙科医师，和某女士的谈话及阅读的梦的解释都能清楚地解释他为何会产生此梦，特别是他的睡眠遭受牙疼的困扰。如果需要，我们也可以这样解释，此梦是如何处置了那打扰他睡眠的牙齿——利用那减除牙疼的想法，以及将梦者所害怕的疼痛感沉溺于原欲内。但即使是很不严格，我们也不能很诚恳地相信，单单念了弗洛伊德的解释，梦者就可以把拔牙齿和自慰连在一起，或者是能够把那个关联实行——除非这想法长久以来就存在的，而梦者自己也承认这点（在这句话“Sienausareissen”中）。这关联不但借着与该女士的谈话而复苏，并且也和他下面所报告的事件有关，因为在读梦的解析时，他很不愿意相信（其理由是可以了解的）此种牙齿刺激的梦的意义，并且想要知道此意义是否能应用到所有的这种梦上，此梦证实了这点（至少对他来说），并说明了他为何会去怀疑此理论。由这观点来看，此梦亦是种愿望达成——即是，想要让自己相信弗氏观点的正确度和可适用的范围。

        第二类典型的梦包括那些梦者飞或浮空中，跌落，游泳等。这种梦又有什么意义呢？要给予一般性的回答是不可能的，我们下面将看到，它们在每个梦例里都是不相同的；只有它们那些未经处理的感觉材料才是由同一来源导衍的。

        精神分析的材料使我断定此种梦亦是重复这孩童时期的印像；它们和“动作”的游戏有关——即是那些非常吸引孩童的游戏（具有动作的）。没有一位叔叔不会把孩子架在伸展的双手上，而奔驰于室中（显示如何飞），或者是让孩子骑在他膝盖上而突然伸直其脚，或者把他高举着然后假装让他落下。孩子们非常喜爱此种经验，不断要求再来一遍，尤其是当这些动作会带一些害怕与头眩。好多年后，他们就会在梦中重复这些经验；但是在梦中他们省略了支持的手，因此他们就像浮着或跌落，而没有丝毫的支持。孩童喜爱此种游戏是为人所尽知的（如荡秋千及翘翘板）；而当他们看到马戏班子里的杂技表演时，此种记忆又复活了。男孩子歇斯底里的发作有时是此种玩耍的重演——具有繁杂的技巧。这种动作的游戏虽然本身是清白的，但却常常引起性的感觉。孩童的顽皮游戏——如果让我用一个字来形容这些行动——常常在飞行，跌落，眩晕等的梦中重现；而那些愉快的感觉则变形为焦虑感。这就像每个妈妈知道的一样，此种顽皮的行动常常以拌嘴和哭泣结束。

        因此，我有足够的理由反对那种认为飞行或跌落的梦的由于睡觉中的触觉感或者是肺脏伸缩感等而引起的理论，我认为这些感觉是由梦所牵连到的记忆之重复；即是说，它们是梦内容的一部分而并非其来源〔88〕。

        因此，这些由同样的来源，相似的动作而导衍的材料可以用来表现各种可能有的梦思。

        所以自由浮沉的梦（通常是具有欢愉的调子）具有各种解释；对某些人来说，这些解释是因人而异的，但对其他人来说，它们又可能是典型的。我的一位女病人常常梦见自己在街道某个高度上浮游着。她很矮，并且很害怕别人接触所受到的污染。她这个飘浮的梦满足了她两个愿望，即是把她的脚由地上升高，并且把她的头抬举到更高层的空中。在另一个女病人中，则发现她的飞行的梦表达了“像一只鸟”的欲望；而别的梦者借以变为天使，因为白天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被称呼为天使，由飞行和鸟的密切关联看来，男人的飞行的梦是具有肉欲的意义的（请看第七章注〔27〕），因此，当我们听到有些梦对于此种飞行力量感到骄傲时是不必感到惊奇的。维也纳的费登维也纳的费登——后来到纽约了——曾经在维也纳精神分析的集会上报告了这种非常吸引人的理论——即这种飞行的梦都是勃起的梦；因为这常常占据人类幻想的奇特的勃起，给人的印像是反重力作用的（请和古代的配有飞翼的阳具相比）。

        值得一提是像窝特那位真正反对任何一种梦解释的道貌岸然的研究者亦支持飞行或飘浮的梦是具情欲的。他说这种情欲的因素是“飞行的梦最强有力的动机”，并且强调伴随着的强烈震荡感，以及勃起和遗精的次数。

        “跌落”的梦则常常具有焦虑的特征。在妇人来说此种解释是毫无困难的，因为她们几乎一定以“跌落”来做为向情欲诱惑低头的像征。我们并没有忽视跌落的幼儿期的来源，几乎每个孩子都有跌倒然后被抱起来爱抚的经验；如果晚上由床上摔下来，保姆会把他们抱到床上去的。

        那些常常梦见游泳，并且在水中划游前进时感到极其愉快等等的人通常都是尿床的，他们在梦中重温他们早就经由学习而放弃的乐趣。下面我们将由不止一个的例子中知道游泳的梦最容易代表的是什么。

        有关火的梦之解析证实了禁止孩子玩火的规定——因此他们不致于在晚上尿床，因为这些梦例中有许多关于孩童时期尿床的回忆。在我那本《一个歇斯底里病患的部分分析》（杜拉第一个梦）中，我利用梦者的病症叙述一个此种梦的完全分析与合成，并且也表现出此种幼儿期的材料如何被用来表现成人的行动。

        如果我们把这名词看成是呈现于不同梦者但却具有相同内容之梦的显意时，那么我们就可以提出许许多多的“典型”的梦来。譬如说，我们可以叙述经过狭窄道路或者是在许多套房中踱来踱去的梦，或者是一些有关窃盗的梦——对这些，神经质的人在睡前会事先采取防范措施。还有人则梦见被野兽追赶（野牛或者马匹），被人用刀子，匕首，或矛枪威胁着——后面这两类梦是那些焦虑者的梦的显意所特有的——等等。对这些资料的特别研究是值得的，不过在这里我却想提出两个由观察得到的现像〔89〕，虽然这并非完全只能用于典型的梦上。

        我们愈是寻求梦的解答就愈发现成人大多数的梦都是和性的资料以及表达情欲愿望有关。这只是适用于那些真正解析梦的人——即是说那些由梦的显意中发掘出其隐意者——而不是那些单单记下梦的显意就感到满足的（譬如说，纳克记录的性的梦）。我现在要说这个事实一点都不令人惊奇，而且和我解释梦的原则完全符合。因为从孩童时期开始，没有一个本能有像性本能和其各种成分遭受那样大的潜抑（请看拙著《性学三论》——由林克明先生译）；因此，也没有其他的本能会留下那么多以及那么强烈的潜意识愿望，能够在睡眠状态中产生出梦。在解释梦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忘掉性情意综的重要性，当然也不可以太过夸大，以致于把它认为是唯一重要的。

        如果仔细解释的话，我们可以断定许多梦却是双性的，以一种过分解释来表现梦者同性恋的冲动——即那些梦者的正常行为的相反冲动。所以我不准备支持史德喀尔以及阿德勒所认为的“所有的梦都是两性的”论调，因为我认为这是不能举例说明，以及不像是真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梦都能满足不是情欲（广义的）的需求；如饥渴的梦，方便的梦等，所以我亦认为那些“每个梦的后面都有死亡的阴影”（史德喀尔）或者是“每个梦都显示出梦由女性倾向男性化的趋势”（阿德勒）都是不适用于梦的解释的。

        至于“每一个梦都需要性的解释”的话（批评家对此点不停地以及愤怒地加以抨击）不能由我这本  《梦的解析》中找到。在前面八个版中没有，在将来的版本中也不会有。

        我已经在别的地方（请看本书第五章）指出一些看来是无邪的梦可能涵藏着情欲的愿望。我能用许多的例子来证实这点。而许多表面是淡薄无奇，不为人注意的梦，在分析后却是有关“性”，并且是出人意料之外的。譬如说，在未分析前，谁曾想到下面这个梦是具有性的意愿呢？梦者这么说：稍在两个富丽堂皇宫后面一点有一个门户闭锁的小屋。太太带我走过通往小路的途径后把门打开；于是我很容易以及很快地溜入内部的庭院，那里有个斜斜的上倾。任何一位具有少许翻译梦的经验者立刻就会想到穿入狭窄的空间，以及打开闭锁的门户都是最常见的性的像征，因而知道此梦代表着肛门性交的意愿（在女性的两个堂皇的两臀之间）。那个狭窄而导向斜斜上倾的，当然指的是阴道。梦者在梦中受太太协助的事实使我们这么断定，在现实里，由于太太的顾虑使他不能实现此种意图。而在做梦的当天，有位女士到梦者家里来往，并且给予他此种感觉——即如果他要如此做时，她是不会有太大的反对的，两个皇宫之间的小屋是巴拉格炮台的回忆，而这又更进一步关联到此女士，因为她是由那里来的。

        当我向一位病人频频强调说伊底帕斯的梦常常会发生时（即梦者和其母亲性交），他常常如此回答：“我没有做过这种梦的回忆。”不过，在这发生后，病人会记起其他一些不显著与平淡无奇但却重复出现的梦。但分析后却显示这又是一个伊底帕斯的梦，我能够很确定的说，和母亲性交的梦大多数是经过伪装而很少是直接呈现的〔90〕。

        在许多关于风景及地方的梦中，梦者都这么强调：“我以前到过这地方。”〔此种似曾见过在梦中具有特殊的意义〔91〕。〕这些地方恒常指梦者母亲的生殖器官；因为再也没有别的地方可以让人有此种确定——认为他以前到过。

        有一次我被一位强迫性心理症患者的梦弄糊涂了。他梦见去拜访一间他见过两次的房屋。但这位病人在相当久以前，曾经告诉过我，他在六岁时的一件事——有一次他和母亲同床而睡，不过却在她睡觉时把手指插入她生殖器内。

        许多常常带有焦虑的梦具有此种内容，即梦者穿过狭窄的路途，或者在“水”中，都是基于一种对子宫内生活，存在于子宫，和生产过程的幻想。下面即是一个男人的梦，表现出他在幻想中如何在子宫内观察其父母的性交。

        他处在一个深坑中，不过却具有一个像Semmering隧道〔92〕中的窗门。起先，他由窗口望见空旷的风景，不过却发现一个图像填补了这空隙（它立即呈现，并堵住这间隙）。这图画表现一片经过深耕的土地；而新鲜的空气，蓝黑色的泥巴，以及此景像带给人一种“勤苦奋发”感觉，激发出美丽动人的印像。然后他又看见一本关于教育的书在他面前展开……

        而他感到惊奇的是，里面大部分提到（孩童的）对性的感觉；而这使他想到我。

        下面又一个女病人漂亮的水的梦——这在她的治疗中极富意义。

        在那她假期常去的……湖中，她在一处冷月反映的部位投入郁黑的水中。

        这种就是出生的梦。它们的解释刚好和梦的显意相反：即不是“投入水中”而是“由水中出来”——即是出生，我们可以由法国俚语“lune”（即下部）连想到人出生的部位。冷月正好是孩童们想像他们出生的地方。而病人希望在她夏天度假场所出生，到底具有什么意义呢？我这么问她，而她毫不犹豫地说：“这治疗不就使我觉得是再度出生吗？”因此这梦即是邀请我在夏天度假的地方继续对她治疗——换句话说，在这里治疗她。也许这梦中亦有一个轻微的欲做母亲的暗示〔93〕。

        下面，我将由钟士的著作中摘录另一个出生的梦。“她站在海滩上，望着一位很像是她本人的男孩在那儿涉水。他一直走进水里，直到她望见他的头在水中或浮或沉为止。然后这景像就转到一个充满人潮的旅馆大厅。她丈夫离开了她，而她和一陌生人“进入谈话”。分析后发现第二部分的梦表现她欲背叛丈夫而和第三者发生关系……。第一部分则是个相当明显的出生幻想，不管是在梦或神话中，孩子由羊水中生产经常是用孩子投入水中的改装来表现；这些例子中较为人熟悉的是阿多尼，贺悉里，摩西及巴克斯的出生。在水中浮沉的头使病人想起她自己怀孕时所经验到的胎动。男孩进入水中，导致一个相反的想法。即是把他由水中拉出来，抱入育婴室，把他洗好，穿好，然后带到家里去。

        因此，第二部分的梦即表现出属于梦的隐意（私奔）的前半部；而第一部分的梦又和梦的隐意的后半部（出生的幻想）相对应。除了这秩序的颠倒外，在这两部分的梦中还有更多的倒反。在梦的前半部中，男孩子涉入水中，然后是他头在水中浮沉；不过在蕴含的梦思中却是胎动，然后孩子破水（双重倒反）。在梦的后半部中，丈夫离开她，而在梦思中则是她离开丈夫。

        亚伯拉罕报告了另一个出生的梦——一位接近产期的年轻孕妇的梦。“一个地下通道直接由她房间地板通到水源（生殖道——羊水）。她拉开地板的机关门，很快地冒出一只全身长着褐色毛发，很像海豹的动物，这动物突然变成梦者的弟弟——对他来说，她老是具有母亲的像征。”

        峦克由许多梦例中指出出生的梦利用和具有小便刺激的梦一样的像征。在后者中，情欲刺激以小便刺激来表现；而这些梦的各种层次的意义和自孩童以来逐渐改变的各种像征意义相对应。

        说到这里，我们应当再回述到前章中断了的题目：那种打扰睡眠的肉体刺激对梦的形成的影响。受到此种影响的梦不但公开表示愿望达成和为了方便的目的，并且常常是一个明晰的像征；因为此刺激常常在像征式的伪装下，在梦中与它斗争失败后把梦者弄醒了。这不但施用于遗精与激情的梦，并且适合于那些遗尿或遗粪的情况。“遗精的梦的特殊性质不但使我们直接观到一些被认为是典型，但无论如何却受到激烈议论的性的像征；并且使我们相信一些看来是纯洁无邪的梦中情况不过是性景像的前奏曲罢了。通常，后者只有在较少见的遗精的梦中才不经过伪装而直接呈现，其他时候，则变成焦虑的梦而使梦者惊醒”。

        具有尿道刺激的梦的像征意义在很早以前就被人知晓。希伯克拉底曾经认为梦见喷泉及泉水则表示膀胱有毛病（艾里斯录）。歇尔奈尔研究尿道刺激的多重像征后，断定“任何具有相当程度的小便的刺激通常会转成性区域的刺激，并且像征性地表示出……具有小便刺激的梦常常岩现“性”的梦。

        峦克在他那篇关于惊醒的梦的多重性像征的讨论中这么断定，许多具有小便刺激的梦，实际上是由一些性的刺激所引起，不过却退化地想由幼童的尿道乐欲中取得满足。特别是那些从小便刺激导致的清醒和排尿。不过梦却不顾一切地继续着，因而以不经过伪装的方式表露出情欲幻想例子是更富于启发性的〔94〕。

        同样的，肠子刺激的梦的像征，亦具有相类似的对比；并且证实了社会人类学常提到的金子和粪便之间的关联，“比如说，一位因为肠胃疾患受治疗的妇人梦见一个人在一间看来像是乡村户外厕所的小木屋附近埋藏着宝藏。梦的第二部分则显示她正在抹净她那刚拉完大便的小女孩的臀部”。——峦克拯救的梦亦和出生的梦相关。在妇人的梦里，被拯救，尤其是由水救出，和生产是具有同样意义的，对男人来说，此种梦的意义则不同了〔95〕。

        强盗，窃贼，和鬼怪——这是人们上床前所害怕的，并甚至会妨碍我们的睡眠——源于同样的孩童回忆。他们是那些半夜三更吵醒孩子，以免他们尿床，或者是翻开他们的被单，以检查孩子的手放在什么地方的夜间访问者（双亲）。在分析一些焦虑的梦时，我曾经使梦所回想起这些夜间访问者：

        强盗常常是梦者的父亲，而鬼怪则是穿着白袍的女性。

     第六章-己、一些例子——算术以及演说的梦

         己、一些例子——算术以及演说的梦

        在提到影响梦之形成的第四个因素以前，我要引叙我收集的许多梦例。部分的原因是要说明前述三种因素的相互合作，部分是为了要提供一些证据来支持那些至今仍未提出充分理由加以证实的断定，或者是为了要寻出一些必要的结论。当说明梦的运作时，我发现很难用例子来支持我的见解，因为支持某种命题的情况只有在梦的解释的整个内容下才有意义，如果离开了整体，它就失去了意义。但是，由另一方面来看，即使是粗浅的分析亦会导发出无数的内容来，因而使我们困扰而记不起原来想说明的思想串列。这技术上的困难，将是我的借口，那么，如果读者在下面描述中发现各色各样的东西，没有任何的共通点（除了和前面数节的内容有关外）。

        我想先举几个很特殊或者是很不寻常的梦的像征方式。

        一位女士梦见：一位女佣人站在梯子上，好像是要洗擦窗子的样子，身边带着一头黑猩猩及一只猩猩猫——后来她改正为长毛而有丝光的猫。这位佣人把这些动物向她身上抛来；黑猩猩拥抱着她，这是非常令人厌恶的。——此梦以一种非常简单的策略来达成目的；利用暗喻明确得表现出来，“猴子”及“野兽”，一般来说是用谩骂别人的。而由梦中的情况看来，它们亦恰好表示着投掷着谩骂。在下面的许多梦例中，我们还会遇见许多利用此种方法的梦的运作。

        另外一个相似的梦：一位妇女生下一个头部形状歪曲很厉害的孩子，梦者听见有人说这孩子根据它在子宫的位置而生长，所以变得那样子。医生说可以用压力使脑袋变的好看些，不过那样做会损伤孩子的脑子。她却认为这是个男孩子，所以这么做是不会有什么害处的。——这梦正好隐含了经过更改的“对孩子的印像”，这抽像观念正好是梦者在治疗过程中，医生所给予解释的。

        下面这梦例中，梦的运作稍微有些不同。这梦是关于到靠近格拉兹的兴泰（Hilmteich——在城市郊外的一段水域）的旅行的。外面的天气是令人害怕的，有一座破烂的旅馆，水正由墙上滴落下来，而床单都湿透了。（梦的后面部分，并不像我所写的那样直接被报告出来。）此梦的意思是“过剩体”或淹过；不过后来又以许多相似的图像来表现：外面的狂风暴雨，墙壁内面的滴水，湿透床单的水——都是水，都一样淹盖着一切。

        在梦的表现中，文字的正确拼法并不比其声调来得更重要。对此点我们并不感惊奇，因为在韵诗中，此条规定亦是正确的，峦克曾经很详细地描述，并且详尽分析了一位女孩的梦。这梦是关于她如何走过田亩，以及割下大麦和小麦丰润的麦穗。她童年时期的一位朋友向她走来，但她却企图避开他。分析显示此梦是关于“接吻”的——一个荣誉的吻（Kussinehren——后者的读音同于aEhren）〔96〕在梦里，那被切割而不是被拔除的“aEhren”隐喻着谷类的穗子，而当这和“ehren”连在一起时，它就代表着其他无数潜隐的梦思。

        另一方面来说，文字的演进使梦的运作变得容易。因为文字中有许多是源自于图像以及具有实体的意义，不过今日却变为无色以及抽像的。因此，梦所需做的事只是回复此等文字的过去意义，或者是追溯其演进过程的早期情况。譬如说，某男人梦见其弟被困于一箱子中，在分析过程中，Kasten 被Sk（衣橱——或者抽像的指“障碍”、“限制”）所置换，因此，梦思即是他弟弟应该自我约束而不是梦者本身。

        另一男人梦见自己爬上高山顶，那儿有非常广阔的视野。而事实上他用此与其兄弟仿同——那位兄弟正在编辑一篇有关远东的回顾。

        在DerGrüneHeinrich（GottfriedKeller的小说）中，提到一个关于活泼的马儿在燕麦田中翻滚的梦，而每一麦穗都是“一个香甜的杏仁，一颗葡萄干以及一枚新的铜板……包在红色丝巾内，用猪毛捆起来。”作者（或梦者）让我们能够直接解释这梦的图像：在麦穗的呵痒之下，马儿觉得很舒适，并且大叫道：“燕麦刺着我。”（意即财富纵坏了我）。

        根据亨生的理论，古代斯堪的那维亚人的梦尤其常常出现双关语与文学的玩弄；在他们的梦里，我们很少会发现有哪一个梦是不具有双重意义或者是字眼的玩弄。

        要收集这些表现的方式，以及根据其原则来分类是一件大事。有些表现方式可以看成是“玩笑”，而使人觉得，如果不经当事人的解释，其意义是不容易被猜到的。

        （一）一位男人梦见，有人问他某人的名字是什么，他却记不起来。他自己的解释是“我不应该梦见它。”

        （二）一位女病人说她梦见所有有关的人都是特别大块头的。她说，这一定和她的童年有关，因为那时候所有成人看来都是特别大的，她本身并没有出现在梦中。

        关于童年的梦亦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达——即是把时间转变为空间。人物与景像好像是在远处一样，在路的尽头；或者像是从观剧用的望远镜相反那端看出去那样。

        （三）一位在现实生活中常常喜欢用抽像以及不确定词句的男人（虽然大致说来头脑仍是很清楚的）梦见有一次他在火车抵站的当儿到达火车站。不过奇怪的是，火车是静止的而月台向它移动着——一个和事实恰好相反的荒谬事件。这事实不过暗示着另一个梦内容必定也是相反的。分析的结果使病人记起某些图书，里面绘着一些倒过来用头支持身体，用手来走路的男人。

        （四）同一梦者有一次告诉我一个短梦——就像是个画迷一样，他梦见他叔叔在汽车上给他一个吻，然后他立刻给我以下这个解释——我永远不会猜到的——即是，这是指自我享乐。这梦在现实生活中，很可能被看作是笑话。

        （五）一位男人梦见他把一位女士由床的后头拉出来。这梦的意思是，他对她有好感〔97〕。

        （六）一位男人梦见他是一位官员，正坐在皇帝的对面。 

        这指他和父亲对立着。 

        （七）一位男人梦见他治疗一位断腿的某人。分析的结果显示折断的骨头代表着破裂的婚姻（ehebruch——正确来说，应当是通奸）。

        （八）梦中的时刻常常代表梦者童年某个特殊时期的年龄。因此梦中的“早上五时十五分”则指梦者五岁三个月时。

        这是有意义的，因为那时他的弟弟出生了。

        （九）这又是梦中表达年龄的方法，一位妇人梦见她和两位小女孩一起散步，而她们的年龄差是十五个月。她不能想起任何熟人和这有关。她自己这么解释，这两个孩子都代表着她，而此梦提醒她童年时的两个创伤性事件相隔十五个月。 

        一件发生在她三岁半，而另一件则是四岁九个月。 

        （十）在进行精神分析的期间，病人常会梦见它，以及会在梦中表达出他对此治疗的思想与期望——这是不足于令人感到惊奇的。最常用来表现此种想像的是旅行，通常是汽车，因为它是现代化以及复杂的工具。这时，病人即会利用车子的速度来做为对讽刺性评论的通气口——而如果潜意识（梦者清醒时思潮的一个元素）要在梦中表现的话，它很容易为一些地下的区域所置换——在别的情况之下（即和精神分析治疗无关），这些区域则代表着女性的身体或者是子宫。——在梦中“下面”常常指性器官，而相反的，“上面”则指脸部、口部或者是乳房。——梦的运作通常用野兽来表现一种梦者害怕的感情冲动，不管这是他本身或是他人所有的。然而，我们只要更进一层就可以将野兽来置换那些拥有此种冲动的人。此点和那些以供食用的畜生，或是狗、野马来表现令梦者害怕的父亲的梦例相去不远——一种令我们想起图腾的表现方式〔98〕。我们可以这么说，野兽是用来代表原欲——一种为自我所恐惧以及被用潜抑作用来对抗的力量。常常梦者亦会把他的心理症（即他的病态人格）由自身分出来，并视之为另一独立无关的人。

        （十一）以下是沙克斯记录的一个例子：由弗氏的梦的解释，我们知道“梦的运作”利用各种不同的方法用形像来表达出字眼或句子的意义。如果它所要表达的意义是含糊不清的话，那么梦运作就可能利用这含糊：其中一个意义存在于梦思，而另一个意义则表现在显意中。下面这个短梦就是一个这样的好例子（它并且为了表现的理由，很自然地利用了前一天的经验）。在做梦的那个白天里，我患了感冒，并且决定晚上如有可能的话，我就会尽量躺在床上休息。在梦中，我似乎是在继续白天所做的事一样。那天我把剪报贴在簿子中，尽我可能的把它们依性质不同而归类，而在梦中我尝试把剪下来的资料贴在册子中。但是它却不会粘在纸页上而这使我感到很痛苦。我醒过来，发现梦中的痛苦在我身体里面持续着，因此必须放弃我上床以前的决定，此梦（在它指引我睡眠的能力以内），用这句含糊的句子“亦指他不上厕所”来满足我这不想下床的愿望。

        我们可以这么说，为了用视觉形像表现出梦思来，梦的运作不惜利用各种它所能把握的方法——不管在清醒的时候，他本人认为是合法或不合法。这使那些只是听过梦的解释但没有实际经验的人视梦的运作为笑柄以及对它表示怀疑。史德喀尔的书《梦的语言》具有许多这种好例子。但是我一直避免不去引用它们，因为其作者缺乏批判的眼光，以及滥用其技巧，以至于对任何不具偏见的脑袋来说，它们都是有疑的。

        （十二）下面的例子取自道斯克所著关于梦对颜色和衣物的利用之论文。

        （a）A君梦见他过去的女主人穿着一件具有黑色光泽的衣服，臀部显得很窄——意思是其女主人非常淫乱。

        （b）C君梦到看见一位女孩在——路上，沐浴于白色光芒之下，并且穿着一些白色的宽罩衫。——梦者在此路上第一次和白小姐发生肉体关系。

        （c）D太太梦见八十岁的老演员Blasel穿着全副甲盔躺在沙发上。然后他由桌椅上面跳来跳去，拔出一把匕首，望着镜子内自己的影像，向空中比划，好像是和一位假想的敌人作战。——解释：梦者患有长期的膀胱疾患。她躺在沙发椅上接受分析；当她望着镜子内的身影时，她私底下认为虽然年岁已大，但自己仍然是强壮以及精神饱满的。

        （十三）梦中的一个伟大成就——一位男人梦见他是一位怀孕躺在床上的女人。他发现这种情况非常令他不满。他大叫：“我宁愿是……”（在分析过程中，当他记起一位护士后，他以“敲碎石头”来完成这句子）。在床的后面挂着一张地图，其下沿靠一条木头来撑直，他捉着该木条的两端把它撕开，木条不在中间断，反而延着长轴裂成两条。这动作使他感到舒适，并且协助他生产。

        不经任何协助，他把撕下木条解释成伟大的成就。他利用脱离女性态度使自己离开这不舒适的情况（在治疗中）……而那木条不在中间断裂，反而不可置信地沿着长轴纵分为二则是这么解释；梦者想起这混合着分裂为二以及破坏的情势是阉割的一种暗喻，梦常常用两个阳具的像征来表现出阉割，做为对某种相对意愿的大胆表示。恰好鼠蹊是靠近生殖器的部分。梦者综合梦的解释后说，他接受女性的态度，而这要比阉割好得多〔99〕。

        （十四）在用法文分析一个病例时，我得要解释一个自己以大像出现的梦，我自然会问梦者为何我会以那种形式表现，他的回答是，“你在欺骗我”（而trompe＝trunk躯干）。

        梦的运作常常会用一些很淡薄的关系很成功地表现出不容易出现的材料，如某些特殊的名字。在我的一个梦中，老布鲁格〔100〕叫我做一个解剖……我钩出一些看来像是一张捏皱了的银纸（在稍后我将再提到此梦），对这点的联想（我稍费些劲才得到的）是“Stanniol〔101〕”然后我才发现自己想的名字是“Stan－nius”——那位我小时很钦佩的著述有关鱼类神经系统解剖作者，而我老师叫我做的第一件科学工作事实上和某种鱼类的神经系统有关，很清楚的，不能在画面中利用此鱼类的名字。

        这里我禁不住要记写下一个很奇怪的应该被注意的梦。因为这是个孩童的梦，而且容易用分析来解释，一位女士说，“我记得童年时常常梦见上帝头上戴着一顶纸做的有边的帽子。我常常在吃饭时被戴上那种帽子——为了不使我看见别的孩子的餐盘内有这么多的食物。既然我知道上帝是万能的，那么此梦的意思即：我是无所不知的——即使我头上戴着那顶帽子。

        当考虑梦中所呈现的数字和计算时，我们就能了解梦运作的性质以及它操纵梦思的方法了。尤其是梦中的数字常常被人迷信地认为和将来的事件有关〔102〕。因此我下面选录了我一部分的材料。

        1这梦例由一位女士，在她快要结束其治疗的时候所做的梦：她正要去偿付什么。她女儿由她（梦者）的钱包取出了三佛罗林和六十五个克鲁斯。梦者和她说：“你做什么？它只不过值二十一个克鲁斯而已〔103〕。”据我对梦者的了解，我不需要她的解释就能了解这梦的全部内容。这女士由外国搬来，她女儿正在维也纳念书，只要她女儿留在维也纳，她就会继续接受我的治疗。这女孩的课程将在三个星期后结束，而这也意味着她的治疗即将终了。

        做梦的前一天，女校长问她是否考虑把女儿再留在这学校一年。由这暗示，她当然也想到自己可以再继续其治疗。这就是此梦的意思，一年等于是三百六十五天。而剩下的课程和治疗时间有三个星期，恰好是二十一天（虽然治疗的时数，要比这个少）。这些梦思的数目字在梦中则指的是钱——并不因为这像征具有更深层的意义而是因为“时间即金钱”的关系，三百六十五克鲁斯只不过等于三佛罗林六十五克鲁斯；梦中数目那么小的钱无疑的是愿望达成的结果。梦者想要继续接受治疗的愿望，把治疗以及学费的数目降低了。

        2另一个梦中所牵涉的数目字则较为繁难。一位女士，虽然年轻，但已经结婚了好多年。

        这时恰好知道一位和她几乎同龄的熟人爱丽丝刚刚订婚的消息。于是她就做了下述的梦：她和丈夫一起在剧院中。一边几乎完全没有人。丈夫和她说，爱丽丝和其未婚夫也想要来；不过只能买到坏的座位——三张票是值一佛罗林五十克鲁斯——当然他们不会要的。她想如果他们买下那些票也没有什么坏处的。

        这一佛罗林五十克鲁斯的来源是如何呢？实际上，它是源起于前一天的一件无关紧要的事。她丈夫赠送一百五十佛罗林给她小姨，而她很快地用它们来买珠宝。值得注意的是一百五十佛罗林是一佛罗林五十克鲁斯的一百倍。那么那三张戏票的“三”字又是哪里来的呢？

        唯一的关联是，她那位刚刚订婚的朋友恰好比她小三个月。当我发现了“空剧院”的意义后，整个梦的意思就知道了。这暗示（不经过改装的）了一件他丈夫得以逗弄她的小事。她计划去看一部预定在下星期上演的戏，并且在几天前不惜麻烦地去定票。当上演的时候，他们发现戏院几乎是空的。因此，她无需这么急。

        所以梦思是这样的。“这么早结婚是可笑的。我无需这么急的，由爱丽丝的例子看来，我最后也会得到了一位丈夫。而那样我会比现在好上一百倍（宝藏）。如果我能够忍耐（和她小姨的急躁相对）我的钱（或嫁妆）能够买三个和他（丈夫）一样好的男人”。

        我们发现此梦内容中的数目字比前面那个梦更改的更多——经过更大的改造和变动。对于此点的解释是，此梦思在能够表现以前首先需要克服更大的精神阻抗。另外我们不应忽视梦里那件荒谬的事，即两个人要买三张票。关于荒谬的事件是要特别强调出此梦思——“这么早结婚是可笑的。”而这个数目字“三”恰好天衣无缝地满足了此需求——它正好是她们两的年龄差，不重要的三个月分别。把一百五十佛罗林减少为一佛罗林五十克鲁斯则表示病人在其受潜抑的思想中低估其丈夫（或财产）的价值。

        3下面这例子则显示出梦中的计算方法——这方法带给梦不好的名声。一位男人梦见他坐在B家的椅子上——B是他以前的熟人——和他们说：“你们不让我娶玛莉是个大错。”然后他问那个女孩，“你今年几岁？”她答道：“我生于一八八二年。”“那么，你是二十八岁啦。”

        因为此梦发生于一八九八年，所以这计算很明显是错的。如果没有旁的解释，那么这种错误和白痴没有两样，这位男病人是那种看到女人就想追的人，而恰好这几个月来，排在他的后面接受治疗的是位年轻女士；他常常问起她，并且很焦虑地想给她好印像。他估计她大约有二十八岁。这解释了此计算的结果，而一八八二年是他结婚的那年。还有，他也忍不住要和我诊所的两位女佣人谈话（她们一点也不年轻）——她们常常替他开门——但是由于她们一点反应也没有，所以他自我解嘲地说，也许她们认为他是年老的严肃绅士。

        4这又是另一个和数字有关的梦。它是很明显地早被决定或者是过度决定的。这是达能医师所提供的梦与解析：“我那栋公寓的主人是警察人员，他梦见自己在街上执行任务。（这是个愿望达成）。一位领上挂着二十二和六十二（或二十六）号码的臂章的督察走近他。不管怎样，上面有好多个二就是。

        梦者把二十二六十二分开来报告即显示出它们具有不同的意义。他记得做梦的前一天，他们曾在警察局提过某人服务的年资——那是关于一位督察在六十二岁的时候退休，并且领取养老金。而梦者只服务二十二年，他必须再服务两年两个月后才能领取百分之九十的养老金。梦的第一个部分满足梦者一直想达到的督察的阶级，这个第二十二六十二臂章的高级官员其实就是梦者本人。他在执行任务——这又是他另一个一厢情愿的愿望——即他已经再服务两年两个月，因此可以和那位六十二岁的老督察一样领取全部养老金。

        如果我们把这些例子，以及我后面将提到的梦例加以观察，那么我们可以很保险地说梦的运作其实不带有任何的计算程序（不管其答案是否正确）；这只不过用一种计算的方式来表现出梦思，因此可以暗示出某些不能用别的方法表达的材料来。由这点来看，梦的运作把数字当作是一种表达目的介质，这就和那些以文字表达的名字和演说完全一样。

        因为事实上梦本身不能创造演说词（请看第五章），不管有多少演说或言谈出现于梦中，也不管它们是否合理，经过分析后都可以知道它们都是以一种任意的方式由梦思中那些听来或是自己说过的言语中节录的。它不但把它们四分五裂（加入一些新内容排斥一些不需要的），而且把它们重新排列。因此一个看来前后连贯的言谈，经过分析后可以知道是由三个或四个不同部分凑成的。为了完成这新说法，梦往往要放弃梦思中这些话的原先意义，并且赋予一些新的〔104〕。如果我们仔细研究梦中的言谈时，我们将发现它一方面具有一些相当清晰以及实体的部分，另一方面则是一些连接的材料（或许它们是后来加上的，就像是在看书的时候，我们会自动加入一些意外遗漏的字母或音节一样），因此梦中言谈的构造就像是角砾岩一样——各种不同种类的岩石被胶质紧粘在一起。

        严格说来，这些叙述只能适用在那些具有“感觉”性质的言谈，并且为梦者描述为“言谈”的。另外的言谈——那些不为梦者认为是听到或说出的言论（即在梦中不牵涉到听觉或运动行动的）——不过是像那些发生在清醒时刻的思想，往往会不经过改变地进入梦中。我们念过的东西，也常常大量出现在梦中无关紧要的言谈中，不过不容易被追溯来源，但不管怎样那些梦中被认为是言谈的东西，确实是梦者听过的或说过的。

        我已经在分析梦的过程（为了别的理由）中提出许多有关梦中言谈的例子。因此，在第五章中那个无邪的“上市场”的梦中的“那种东西再也买不到了”。是像征着我，而另一句话“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我还是不要买的好。”实际上使这梦变得“无邪”。梦者在前一天曾和厨师发生争执而说出这气话：“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你做事可要做得像样点！”这看来是无邪的前半部言谈很巧妙地加入了梦中（暗示着后半部）并且天衣无缝地满足了梦中的潜隐的幻想，不过同时却又出卖了这秘密。

        下面是许多具有同样的结论的例子之一。

        梦者处身于一个大庭院内，那里正在烧着许多死尸。他说：“我要离开这里，我受不了此种景像。”（这确实不是一种言谈。）然后他遇见屠夫的两个孩子。他问他们：“嘿，它们的味道好吗？”其中一个说道：“不，一点都不好。”——好像指的是人肉。

        这梦的无邪部分是这样的：梦者和太太在晚餐后一起去拜访邻居——一个好人但是却不令人有胃口的（译者按，意即不很受人欢迎的）。这位好客的老太太刚好吃完晚饭，并且强迫〔105〕他去试试她菜肴的味道。他拒绝，并且说自己一点胃口都没有，她回答道：“来吧，你能吃得下的”（或者是这类的话）。因此他不得不试试看，并且赞美地说：“味道确是很好。”不过当他和太太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却又抱怨这邻居很固执以及菜肴不好。而这句话“我不能忍受此种景像”（在梦中也不呈现为一种言谈）——则暗示着那位请他吃东西的老太太的外貌。这意思一定是指他不想看她。

        下面我要再举一个例子——它具有一个很明确的言谈做为整个梦的核心，不过我要在后面提到梦中的感情时才给予完全的解释。我很清晰地梦见：我晚上到布鲁格实验室去，听到一阵轻微的敲门声后，我把门打开。门外是（已逝世的）弗莱雪教授〔106〕。他和一些陌生人一起进来，和我说了几句话后就坐在他位置上。然后我又做另一个梦，我的朋友弗利斯很顺利地在七月到了维也纳。我在街上遇见他，那时他正和我一位（死去的）朋友P君谈话。我们一块到某个地方去，他们两人面对面地坐在一张小桌子前面，而我则坐在桌子狭小的另一边，弗利斯提到他姊（妹），并说她在四十五分钟之内就死掉了，并且说了一句“这就是最高限度”，因为P不了解〔107〕，所以弗氏转过头来问我曾告诉过P君多少关于他的事。在这时候，我被一些奇怪的感情所克制着，因此企图向弗利斯解释，P君（不能了解，因为他）已经去世了。但我那时却说了“Nonvixit”（我知道自己的错误）。于是我深深地望着P君。在我的凝视之下，他脸色变白，他的外观变得模糊不清，而他眼睛变得病态的蓝——最后，他溶掉了。对这点我感到高兴，并且也知道弗莱雪也是个鬼影，一个“revenant”〔字意是回来的人〕；而我觉得，只要希望，这种人都可能存在，而如果我们不希望他存在的时候，又会消失。

        这个漂亮的梦，包括许多梦的特征——我在梦中所做的评论，我错误的把Nonvivit说成Nonvixit，即把他死了说成他没生活，和梦中认为已死者的交往，我最后荒谬的结论，以及给予我的满足——如果详细予以说明，则将花费我一生的时间。在现实里我无法做到梦里所能完成的事——即为了我的愿望不惜牺牲自己的好友。由于任何隐匿都只会破坏这个我很清楚了解的梦的意义；所以这里以及在稍后我只将讨论其中的几个问题。

        此梦的中心是我那歼灭P君的视线，他眼睛变成一种奇怪与神秘的蓝色后，他就溶掉了。这个景像无疑的由我确实经验过的一个事件中抄袭过来。在我是生理研究所的指导员时，我曾要在很早的时间上班。布鲁克听说我好几次迟到，所以他有一天在开门前到达，并且等待我的来临。他向我说一些简短但有力的话，不过对我没有太多的影响，倒是他那蔚蓝眼睛的恐怖瞪视使我很不自在。我在这眼神前变的一无是处——就像梦中的P君一样。在梦中，这角色刚好倒过来。任何记得这位伟人漂亮眼睛生气的神色，就不难了解这年轻犯过者的心情了。

        经过好久后，我才能找出梦中“Nonvixit”的起源，最后，我才发现这两个字并不是听到或说出来，而是很清晰地被看到，于是我立刻知道其来源，在维也纳皇宫前的Kaiser Josef纪念碑的碑脚下刻着这些字：SalutiPatriaevixitnondiusedtotus〔108〕我由这铸刻文字中抽取足够的字眼来表达梦思中的仇视思想串列，刚刚足以暗示：“此人对此事没有插嘴的余地，因为他没有真地活着。”这提醒了我，因为此梦发生于弗莱雪的纪念碑在大学走廊揭幕后几天内。那时恰好我又一次看到布鲁克的纪念碑，因此一定潜意识的替我那位聪慧的朋友P君感到难过。他尽其一生贡献于科学，不过却因为早死而使他不能在这些地方树立其纪念碑，所以我在梦中替他树立碑石；而恰好他的名字又是约瑟〔109〕。

        根据梦的解析的规则，我现在仍不能用nonvixit来取代nonvivit（前者是KaiserJosef纪念碑的文字，而后者是我梦思的想法）。梦思中一定有某些东西促成这个置换。于是我注意到在梦里我对P君同时具有仇恨与慈爱的感情——前者明显，而后者则潜隐着。不过它们同时都以此子句“Non vixit”表现出因为P君在科学上值得赞扬，所以我替他竖立一个纪念碑，但是因为他怀有一个恶毒的念头〔110〕（在梦的末尾表达出来）所以我将他歼灭。我注意到后面这句子具有一种特别的韵律，因此我脑海中必定先有某种模型。

        什么地方可以找到这种相对一句子呢？——对同一人怀有的两种相反反应，但却又正确而没有矛盾。只有文学上的一段文字（不过却在读者脑海上烙下深刻印像的）这样子说：莎氏名剧《凯撒大帝》中布鲁特斯的演说，“因为凯撒爱我，所以我为他哭泣；因为他幸运，所以我为他高兴；因为他勇敢，所以我荣耀他；但因为他野心勃勃，所以我杀他。”这些句子的结构以及它们相对的意义就和我梦思中所发现的相同吗？因此在梦中我扮演着布鲁特斯的角色。只要我能在梦思中找到一个附带的关联来证实这点那该多好！我想可能的关联是，“我的朋友弗利斯在七月到维也纳来。”对于此点细节，真实生活中没有任何基础可以加以说明。据我所知弗利斯从来没有在七月到过维也纳。但既然七月是因为凯撒而命名的，因此这可能暗示着我扮演布鲁特斯的角色〔111〕。

        说来奇怪，我确会扮演过布鲁特角色——那次我在孩子面前介绍席勒的布罗特斯与凯撒的诗句。那时我十四岁，比我只大一岁的侄儿协助我，他由英国来探望我们；所以他也是个revenant，因为他是我最早期玩伴的回归。直到我三岁的末了，我们一直不能分开。我们互相爱着，也互相打架；这童年的关系对我同代朋友的关系上具有深大的影响，这点我已在第五章暗示过。因以我侄子约翰那时开始其性格各方面陆续发生的肉体化，并且无疑地深烙在我潜意识中。他一定有些时候对我很不好，而我一定很勇敢地加以反抗。因为家父（同时也是约翰的祖父）曾这样责问我：“你为什么打约翰？”

        “因为他打我，所以我打他。”——那时我，还没有两岁大。一定是我这幼年的景像使我把“nonvivit”改变为“nonvixit”，因为在童年后期的语汇中wi（和英文的vixen发音相同）即是打的意思。梦的运作，毫不羞惭地利用此种关联。在真实情况下，我没有仇视P君的理由，不过他比我强得多，所以像是我童年玩伴的重现，这仇视一定和我早年约翰的复杂关系有关。以后我将再提到这个梦。

     第六章-庚、荒谬的梦——梦中的理智活动

          庚、荒谬的梦——梦中的理智活动

        在解析梦的过程当中，我们已经不止一次碰到荒谬的元素，因此我不想再拖延对其意义与源由的探讨（如果它具有意义与来源的话）。因为那些否认梦具有价值者的主要论调是，把梦看成一种碎裂了之心灵活动的无意义产物。

        我将以几个例子来开始，读者将发现它们的荒谬性起先是很显然的，不过在经过更深的研讨其含义后，这种特性就消失了。以下就是一些关于梦者死去父亲的梦——乍看起来好像是种巧合而已。

        1这个梦是一位父亲已死去六年的病人所做的。他父亲碰上一次严重的车祸：他坐在那列飞驶着的夜快车突然失轨了，座位挤压在一起，把他的头夹在中间。然后梦者看见他睡在床上，左边眉角上有一道垂直的伤痕，梦者很惊奇，因为他父亲怎么会发生意外呢？（因为他已经死了，梦者在描叙的时候加上这一句）。父亲的眼睛是如何得清楚呀！

        根据一般人对梦的了解，我们应该这么解释：也许在梦者想像此意外发生时，他忘记父亲已经死去好几年了；但当梦在继续进行的时候，这回忆又再出现，因此使他在睡梦当中对这梦感到惊诧。由解析的经验知道，这种解释是毫无意义的。梦者请一位雕塑家替父亲做一个半身像，两天前他恰好第一次去审查工作进行得如何。这就是他认为的灾祸（在德语来说，bust又指发生意外，或不对劲）。雕塑家从来没见过他父亲，所以只好根据照片来凿刻。梦发生的前一天，他要一位仆人到工作室去观察此大理石像，看他是否亦同样认为石像的前额显得太窄。然后他就陆续记起那些构架成此梦的材料。每当有家庭或商业上的困扰时，他父亲都会习惯地以两手压着两边的太阳穴，仿佛他觉得头太大了，必须把它压小些。——又当梦者四岁的时候，一枝手枪不晓得怎样意外的失火了，把父亲的眼睛弄黑了（那时他刚好在场），所以，“父亲的眼睛如何得清楚呀！”——梦中发生在他父亲左额上那道伤痕，和生前所显现的皱纹（每当悲伤的时候）是一致的。而伤痕取代了皱纹的事实又导出造成此梦的另一个原因，梦者曾为他女儿拍了一张照，但此照片（译者按：早年照像所用的涂抹以显出映像的化学物质的介质也许是易碎的，不是用纸制的）不小心由他手中掉下来，刚好跌出一条裂痕，垂直地延伸到她女儿的眉面上。他不得不认为这是恶兆，因为他母亲去世前数天，他也把她照片的负片跌坏了。

        因此，这梦的荒谬性只不过是一种相当于口头上把照片、石像和真实人混淆在一起的粗心大意而已。如在观看照片的时候，每个人都会这么说：“你不觉得和父亲完全一样吗？”

        或“你不觉得父亲有些不对劲吗？”当然，此梦的荒谬性可以很容易避免；并且就这个例子来看，我们可以说，此种荒谬是被允许的，甚至是被如此策划的。

        2这是我的一个梦，和前者几乎相同（家父于一八九六年逝世）。

        父亲死后在墨牙族（按即匈牙利一族）人的政治领域中扮演着某种的角色，他使他们联合成完整的政治团体；此时我看到一个小张而不清晰的画像：许多人聚集在一起，似乎是在德国国会上；有一男人站在一张或两张凳子上；别的人则围在他四周。记得死去的时候，他躺在床上的那个样子，简直就像是加利巴底（按即意大利义士）。我很高兴这诺言终于实现了。

        有什么会比这些更荒诞无稽？做梦的时期恰好是匈牙利政局混乱的时候——因为国会的痪瘫导致无政府的状态。结果由于协尔的才智而得以解救〔112〕。这么小一张画像中所包含的细节和此梦的解析不是没有关系的。我们的梦思通常是和真实具有同样大小的形式呈现。但我这梦中见到的画像却源于一本有关奥地利历史书中的插图——显示着在那有名的“Moriamurprencstrò”事件中，玛丽亚出现于普累斯堡的议会上的情况〔113〕。和图片中的玛丽亚一样，家父在梦中四周围绕着群众，但他却站在一张或两张椅子上面，他使他们团结在一起，因此就像是一位总裁判一样（二者间的关联是一句常用德语，“我们不需要裁判”）——而确实当家父逝世的时候，围绕在床边的人却说他像加利巴底。他死后体温上升，两颊泛红而且愈来愈深……回忆到这里，我脑海中自然而然地呈现出：

        UndhinterihminwesenlosemSe LegwasunsallebaEndigt，dasGemeinc〔114〕这高层次的思想使我们对现实的此“共同的命运”有个准备。死后体温的升高和梦中这句话“他死后”相对，他最深切的苦痛是死前数周肠子的完全瘫痪。我各种不尊敬的念头都和这点关联着。我一位同僚在中学时就失去了父亲——那时我深为所动，于是成为其好友——有一次向我提起他一个女亲戚痛心的经验。她父亲在街道上暴毙，被抬回家里；当他们把他衣服解开时，发现在“临死之际”或是“死后”解出屎来。她对此深为不快，并且这丑恶事件无法从她对父亲的记忆中解离。现在我们已经触及此梦的愿望了，“即死后仍然是伟大而不受污辱地呈现在孩子面前”——谁不是这样想呢？什么造成这梦的荒谬性呢？表面的荒谬是由于忠实呈现在梦中的一个暗喻，而我们却惯于忽略其成分间所蕴含的荒谬性，这里我们又再度不能否认荒谬性是故意的以及刻意策划着的〔115〕。

        因为死去的人常常会在梦里出现，和我们一起活动，发生关系（就似是活着一样）。所以常常造成许多不必要的惊奇，并且造成一些奇怪的解释——而这不过显出我们对梦的不了解罢了。其实这些梦的意义是很显然的。它常发生在我们如此想的时候：“如果父亲仍然活着，他对这件事会怎么说呢？”

        除了将有关人物呈现在某种情况下之外，梦是无法表达出“如果”的。譬如说，一位由祖父那里得到大笔遗产的年轻人，正当悔恨花去许多钱的时候，梦见祖父又再活着，并且向他追问，指责他不该如此奢侈。而当我们所谓更精确的记忆发现此人死去已久时，那么这个梦中的批评不过是一种慰藉的想法（幸好这位故人没有亲眼看到）或者是一种惬意的感觉（他不再能够干扰）。

        还有另外一种荒谬性，这亦发生在死去亲属的梦中，不过却不是表现荒诞与嘲笑。它暗示着一种极端的否认，因此表示一种梦者想都不敢想的潜抑思想。除非我们记住这原则——梦无法区分什么是愿望，什么是真实——否则要阐明这种梦是不可能的。例如，某位在他父亲最后那场大病中细心照顾他老人家的男人，在父亲死后确实哀伤了好久，但过后却做了下面这场无意义的梦。他父亲又活了，和往常一样同他谈话，但（下面这句话很重要）他真的已经死了，只是自己不晓得而已。如果我们在“他真的已经死了”的后面加入“这是梦者的愿望”，以及他“不晓得”梦者具有此种想法，那么这梦就可以了解了。正当他照顾父亲的时候，他不断希望父亲早些死去，即是说这是个慈悲的想法，因为这将使他的苦痛得以结束。在悲悼的时候，这个同情的想法变为潜意识的自责，似乎是因为他这个想法缩短了父亲生命。借着梦者幼儿期反抗父亲冲动的复活，使这自责得以在梦中显示；而由于梦的怂恿和清醒时思潮的极端对比正好造成此梦的荒谬性。

        梦见梦者所喜爱的死人是解析梦的一件很头痛的问题，因此常常不能很满意地加以解说。原因是梦者和此人之间存在着特别强烈的矛盾情感。常见的形式是，此人起初活着的，但突然却死了，然后在接着的梦境里又活起来，这使人混淆，不过我终于知道这种又生又死的改变正表示出梦者的冷漠，（“对我来说，他不管是活着或死去，都是一样的。”）这个冷漠当然不是真实的，它不过是种想法而已；其功能不过在使梦者否认他那强烈以及矛盾的感情，即是说，这是矛盾情感在梦的表现。

        在另外一些和死人有关的梦里，下面的原则会有些帮助：如果在梦中，梦者不被提醒说那人已经死去，那么梦者把自己看成死者，即是梦见自己的死亡。但如果在做梦的过程中，梦者突然惊奇地和自己说，“奇怪，他已经死去好久了。”那么他是在否认这件事，否认梦者自己的死亡。但我很愿意承认，对此种梦的秘密，我们还未曾全部了解。

        3在下面的例子中，我将指出梦的运作故意制造出来的荒谬性，而这原先在梦的材料中是不存在的。这是在我度假前几天遇见都恩伯爵后所做的梦（见第五章第二个梦）：我在一辆计程车内，要司机送我到火车站去。在他提出一些异议后（好像我把他弄得过分疲倦似的）

        我说：“当然，我不能和你驾着车子沿火车路线走。”看来我似乎已经坐在他车里驶过一段通常以火车来完成的旅程，对这令人混乱与无意义的故事，经由分析后得到这样的结果：前一天，我租一辆计程车到唐巴（维也纳的郊外）一条偏僻的街道去。但司机不晓得这街道在哪里，因此他就一直漫无目的地开（像这类高贵的人所常常做的一样），直到最后我发觉了，向他指示正确的路线，同时讽刺他几句。在后面我将提到这计程司机联想到贵族，因而引出一连串的思想串列。目前我想指出的是，贵族给予我们这些中产阶级平民最深刻的印像是他们很喜欢坐在司机座位上，都恩伯爵实在是奥地利国家马车的司机。梦中的下一句话则指我的兄弟。我将和他计程车司机仿同了，那年我取消和他到意大利的旅行（我不能和你驾着车子沿火车路线走）。这是对他不满的一种处罚，因为他惯于埋怨我在旅途中把地累坏了（在梦中这点没有变更），这是由于我坚持要很快地在许多地点中赶来赶去，以便能在一天中看到许多美丽的事物。做梦的那个傍晚，他陪同我到车站；但快到车站的时候，他在郊区车站和总车站相连的地方下车，以便乘郊区车子到布格斯朵夫（距维也纳约八英里）去，那时我和他说，他可以乘主线到布格斯朵夫去，这样就能和我多处一段时间。这导致了梦中的这句话：坐在他车里驶过一段通常以火车来完成的旅程，这刚好和在真实所发生的事相反——一种tu quoque（拉丁文“你也是”）式的争辩，那时我是这么说的：“你可以和我一起乘着主线来完成你要用支线（郊区车）经过的距离。”在梦里，我以“计程车”来替代“郊区车”，而把整件事混淆了（但恰好能把我兄弟和计程司机的意像连在一起）。这样我就成功地创造出一些看来无法加以解说的无意义，而且和我梦中前段所说的发生冲突（我不能和你驾着车子沿火车线走）。因为没有任何的理由要使我分不清什么是郊区车什么是计程车，所以我必定故意在梦中设计出这迷幻的事件。

         但这又为了什么目的呢？下面我们将探究荒谬的梦的意义，以及发生的动机。上述梦的谜底如下：我需要梦中用一些荒谬及不可解的关联加在“fahren〔116〕”这个字上，因为梦思中具有一个要被表现的意念。一个晚上我在一位聪慧好客的女士家里（她在同一梦的其他部分以管家的身份出现），我听到两则我无法解答的谜，其他人对谜底都很清楚，而我虽然努力尝试却无法找到答案，徒然增加笑料而已。它们其实是架建在“naen”和“vorfahren”两个相关语上，整个谜语大概是这样的： 

        DerHerrbefiehlt’s， 

        DerKutschertut’s． 

        Ei’s， 

        ImGraberuht’s．

         （在主人的要求下司机完成了；每个人都有的，它就在坟墓中休憩。）

         答案：vorfahren（意即“驾驶”、“祖先”；字面的意思是“走到前面”、及“以前的”。）

         令人困扰的是，另一则谜语的前半和上面那首完全相同DerHerrbefiehlt’s，DerKutschertut’s．

         Nichtjederhat’s，

         InderWiegeruht’s．

         （在主人的要求下，司机完成了；不是每个人都拥有的，它休憩于摇篮中。）

         答案：“naen”（“跟在后面”、“后裔”；字意是“跟着来”和“继承者”。）

         当我看到都恩伯爵驾驶着国家，我不禁坠入费加罗的境界，他称赞伟大的绅士们，说他们是与烦恼同生的（即是naen），因此这两则谜语就成为梦运作的中间思想。又因为贵族和司机很容易困扰在一起，同时有一时期我们又把司机称为“schwagen”〔马车夫及姐或妹夫（brotherin law）〕，于是借着凝缩作用就把我兄弟引入同一画面内，而这梦背后的梦思是这样的：“为自己的祖先而感到骄傲是荒谬的；最好是自己成为祖先。”这个决断（即某些事情是荒谬的）就造成了梦里的荒谬。这使梦的其他模糊部分也得以明朗化了。即是说我为什么会想到以前已经和司机驶过一段路途了〔vefahen（以前驾过）——vefahren（驾过）——vorfahren（祖先）〕。

        如果梦思中包括这样一个判断（即某些东西是荒谬的），那么梦就会变为荒谬——换句话说，当梦者潜意识的思想串列具有批评与荒诞的动机。因此，荒谬即是梦运作表现相互矛盾的一种方法——别的方法是把梦思的内容加以颠倒。或是产生一种动作被抑制的感觉。但是梦中的荒谬性却不可单单翻译为“不”；它也是用来表达梦思的情绪，因为它具有梦思所包括的矛盾与嘲笑之组合，只有在这种目的下，梦之运作才会造成一些荒谬性来。因此它又将一部分的隐意直接转变成显意〔117〕。

        其实我们已经提一个具有下列意义的荒谬的梦：这个梦——我只是加以解释而没有分析——是关于华格纳的歌剧，它一直演到早晨七时四十五分才结束。在这歌剧中，指挥是站在高塔上的……。很明显的，它是指：“这是个凌乱无序的世界，疯狂的社会；那些应该得到某些东西的人无法得到，而那些吊儿郎当，毫不关心的却得到了。”——然后梦者又把她的命运和其表妹（姐）比较——在我们第一个荒谬的梦的例子中，它和死去的父亲相关联，这并不是巧合的。在这种例子中，造成荒谬的梦的情形是具有同样特征，因为父亲的威权很早的时候就受到孩子的批评，而他向孩子的严格要求使他们（为了自卫的缘故）密切注意父亲的每一个弱点；但是我们脑海里对父亲印像所激起的孝心（特别在父亲死后）却严厉地审查着，不使任何这种批评到达意识表达的层面来。

        4这是另外一个关于死去父亲的荒谬的梦：

        我接到故乡市议会寄来的一封信，关于某人一八五一年住院的费用，这是由于他那时在我家发生痉挛而不得不住院的。对这事我感到很怪，因为在一八五一年我还没有出生，同时和这可能有关的家父已经逝世了。我于是到隔壁房见他，父亲正躺在床上。然后我告诉他这件事，使我惊奇的是，他记得在一八五一年里，他有一次喝醉了被关起来，那时他正替T公司做事。于是我这么问：“那么，你也是常常喝酒的啰？那么后来你是否接着就结婚了呢？”算来我是在一八五六年出生的，好像刚好是在接下来的一年。

        由前面的讨论知道此梦之所以一直呈现荒谬性不过暗示着其梦思具有特殊而令人痛苦与感情冲动的争辩。因此发现在这梦里争辩公开的表达出来，而家父又是受嘲弄的对像时，我们将更为惊异。表面看来，此种公开袒露的态度和我们所谓梦的运作的审查制度相矛盾，但是当发现在这例子中，家父不过是一种展列的人物而各种讽嘲都是指向一位隐藏着的人物时，我们就能了解这种情况了。虽然通常梦表现出对某人的反抗（通常背后隐藏着梦者的父亲），但是在这里却刚好相反。表面是父亲实际上却代表另一个人；因此这梦能在此种不经伪装的状态下进行（而此人物通常被视为神圣的），这是由于自己确定所指的人一定不是父亲本人。因为此梦发生在我听见一位年长的同事（其判断力被认为是不会错误的）对我一位精神分析治疗的病人已经进入第五年的治疗而大感惊奇并且表示不赞许。第一个句子即在一种不被察觉的伪装下暗示着此位同事好久以来即取代了家父所不能完成（满足）的责任（关于费用，医院的住费问题），而当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较不友好时，我的感情冲突就和父亲与儿子发生误解时所产生的一样——由于父亲的地位以及他以前给予儿子的协助而无法避免地产生。梦思对此指责（我为何不快一点）加以强烈的抗议——这个指责起先指我对病人的治疗，后来却扩充到其他事物上。我想，难道他知道有谁会治的比我快吗？难道他不知道，除了我这种方法外，这种病情是完全无法治愈同时得忍受一辈子吗？那么四或五年的时间和一辈子来比较又算得了什么，何况在治疗过程中病人的存在又变成如此的舒适呢？

        这梦之所以会给人荒谬感是因为由许多不同梦思而来的句子不经中间的连接直接地并列在一起的关系，因为这句话“我到隔壁房见他”和前句话所涉及的主题失去关联，这正好正确地重现出我向父亲报告那未经他同意的婚约的情况。因此句话表现出老头子这方面的宽大，和某人——还有另外一人——的行为成一对比。我们需注意在梦境中我爸爸被允许受嘲弄，这是因为在梦思中他毫无异议地被列为模范的对像。审查制度的特性是：我们不可以谈论被抑梦的事物（事实），但是却可以撒撒关于此事物的谎言。下一句话，提到他记起“有一次喝醉了，被关起来。”则已经不再真正和家父有关。他所代表的人物不折不扣就是伟大的梅尔涅〔118〕，我是以多么虔敬的心情步随他足履之后，而他对我的态度，在开始一段的赞赏之后却转变为公然的仇视。这梦提醒一些事件，他曾告诉我，他年轻的时候曾经一度因为习惯于用氯仿使自己中毒而被送到疗养院去。它又使我记起另外一件他死前不久所发生的事。在论及男性歇斯底里症时，我写了一些他否认其存在的事物而和他痛苦地笔战。当我在这致他死命的疾病中拜访他，并问候其病况的时候，他讲了一大堆关于其病症的话，并且这样决断：“你要知道，我就是男性歇斯底里症最典型的例子。”因此他即同意了他那固执着反对好久的事，这不但使我感到惊奇而且觉得满足。但在这梦中我何以会用父亲来比喻成梅尔涅呢？两者之间我又看不出有那些类似的地方。此梦境很精省，但完全足以表示出梦思中这个条件句子：“如果我是教授或枢密顾问官的儿子，那么我当然能做（进行）的更快。”所以在梦里我把父亲变成顾问官和教授。

        梦中最令人迷惑与最喧嚣的荒谬性要数它对一八五一年的看法了，对我来说这和一八五六年没有分别，就像五年的相差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最后这句话正是梦思所想要加以表达的。四五年又恰好是我得到前述那位同事支持的时间；同时又是我让未婚妻等待的时间（然后才结婚）；同时这是梦思迫切寻求的一种巧合，因为这又是我使病人完全治愈所耗费的最长时间。“五年算得了什么？”梦思这么说，“对我来说，这根本不是一回事；不值得去加以考虑，我还有足够的时间。就像你不相信，但我最后还是成功完成的事一样，对这件事，我亦将会成功。”除了这些以外五十一本身却是由另一种方式决定而且具有相反的意义（如果不去考虑前面那世纪的数字的话），这也是为什么它在梦中出现数次的原因，五十一岁对男人来说似乎是个特别危险的年代；我认识好些同事突然在这个时候死去，而在这些人之中间，有一位是在经过好久的拖延后在死前数天才被升为教授〔119〕。

        5下面又是一个玩弄数字的荒谬的梦。我的一位熟人，m 先生曾在文章中被人剧烈地加以抨击，我们认为是太过分一点，这个评论家我们想大概是歌德。M先生自然被这攻击弄惨了，他在餐桌前向大家诉苦；不过这个人经验并不影响他对歌德的尊敬。我企图找出其时间顺序，虽然是不太可能的，歌德死于一八三二年，既然他对M先生的攻击要比那个时间早，所以当时M先生一定还很年轻，我看那时他大概只有十八岁，但我不清楚现在是什么年代，所以整个计算变得很暧昧了。很巧的，这攻击是歌德刊载在自然杂志上的著名论文里面。

        下面我们将找出这些胡说八道的意义，M先生是我在餐桌前认识的熟人。不久前他要我去检视他那位显示全身瘫痪症状的弟弟。这个怀疑是正确的；在此次的诊疗中发生一件尴尬的插曲，和病人谈话的时候，在没有什么理由下，病人却说出他哥哥年轻时候的荒唐事。我询问病人关于他出生的年月日，同时又要他做几道小计算题以便试验其记忆力损坏的程度——而他还能答得很好。由此可见我在梦中的情况就像是瘫痪病患（我不清楚现在是什么年代）。梦其他部分则源于另一件近事。一本医学杂志的编者（我的朋友），最近发表了一篇剧烈评论我德国朋友弗利斯新近出版的一本书，这篇文章由一位年轻的评论家执笔，而他其实是没有足够能力来做批评的。我想我有权利去交涉，同时要求改正。编者对这事感到抱歉，认为不应该刊出此文章，不过却不愿刊载任何修正。因此我就和该杂志脱离关系，不过在辞职书中我这么写道：希望我们私人的感情不受此事件的影响。此梦的第三个来源是一位女病人提供的——那时这记忆还很新鲜——她那位患精神病的弟弟如何坠入一种狂暴喊叫着“自然，自然”的声音中。诊治的医生相信呼喊的内容是源于他阅读了歌德对此题目（自然）的卓越论文的结果，而且显示他在研究自然哲学时太过劳累。但是我却认为这和性有关——即使较低级的人对自然亦是这样用的。后来这不幸的人将自己生殖器切除，这至少显示我没有错到哪里去，当时他只有十八岁。

        我要提一提有关我朋友那本遭受剧烈议论的书（另一位书评家说“不晓得是自己抑或作者本身是疯狂的”）——它描述个人一生前后发生的事迹，并且显示出歌德的一生不过是数目（日数）的倍数，且具有生物学上的意义。因此很容易知道，我在梦中置身于此朋友的处境（我企图找出其时间顺序），但我的表现却像是个瘫痪病患，因此梦就变成一团荒谬的聚合。因此梦思是这么讥讽地说：“自然，他（我的朋友弗氏）疯狂的傻瓜，而你们（书评家）是天才而且懂得较多，难道这不会刚好倒过来吗？”在此梦例中，这种相反的例子到处可见，譬如说，歌德抨击此年轻人是件荒谬的事，不过一位年轻人却很有可能去贬责伟大的歌德；另外我在计算歌德死亡的年代，不过却用了瘫痪病人出生的年代，对此点已经有详细的讨论。

        但我曾指出，梦都是基源于一种自我的动机。因此对此梦中我取代朋友的位置并且把他的困难担架在自己身上的事实必须加以说明。我清醒时刻的批判力不足以使我这样做，但是此十八岁病人的故事，以及对他喊叫的“自然”所做的不同解释却暗示了大部分医生与我的意见相左（我相信心理症是基源于性的），所以我也许对自己这么说：“那些评论你朋友的言论也可以施用在你身上——事实上，已经受到某种程度的议论了。”所以梦中的“他”可以用“我们”来取代：“是的，你们很对，我们是蠢材。”梦里又以歌德美妙的短篇来显示着mearesagi－tur；因为由中学毕业的时候我对职业的选择感到犹豫不决。后来却因为在一场公共讲演中听到此文章的朗诵使我决定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此梦将在稍后更进一步的讨论）。

        6在本书的前面，我亦曾提到另一个我的自我并没有呈现的梦，不过也一样是自我的，那是在第五章第三个梦中，M教授说：“我的儿子患了近视……”，当时我说那不过是梦的开头而已，是另一个与我有关的梦的介绍，以下就是当时省略的主要的梦——具有荒谬不可解的文字形式，非要经过解释是不能了解的。 

        罗马城发生一些特殊事件，为了安全理由，必须把孩子们移到安全地带，这点我们办妥了。接着看到大门的前景，是一种古老两扇式的设计（在梦见的时候），我记起来这是意大利西埃那的罗马之门。我坐在喷泉的旁边。感到极其忧郁并且几乎要流出泪来。一位女士——服务生或是修女——牵出两个小男孩，交给他们的父亲（并不是我）。但是其中较年长的那位无疑是我的长子；另外一位的面孔我却没有见到。带孩子出来的女人要他们和她吻别。 

        她长有一只大红的鼻子，所以男孩子拒绝向她吻别，不过却伸出手向她挥别，并说“Auf Geseres”而且向我们两人说“AufUngeseres”（或者是我们两人之一）。我想这是表示好感之意。 

        这个梦是我看过新犹太街的戏剧之后产生的想法所建架起来的。这是犹太人的问题，因为不能给孩子一个他们自己的国家而替他们的前途担心，因此很焦虑地想好好地教育他们，使他们能够享受公民的权利——这种种都能在梦思中体认出来。 

        “在巴比伦的水边我们坐下来饮泣。”西埃那和罗马一样，因为美丽的泉水而享盛名。 

        如果罗马要在我梦中出现的话，那么它必须以另一个已知的地点取代（第102到103页）。 

        靠近西埃那的罗马之门有一座巨大而灯火辉煌的建筑物，这就是疯人院。在此梦发生不久前，我听到一位和我具有同样宗教的人被迫辞去他在疯人院的辛苦挣扎得到的职位。 

        我们的兴趣在“AufGeseres”（此梦中的情境使我们期待着这字眼“AufWiedresehen”）以及和它相反而无意义的“AufUngeseres”（Un）的意思是“不”）。由希伯来学者得来的知识显示“Geseres”是真正的希伯来文，源起于动词“goiser”，其意义最好是翻译成“遭受苦难”“命定的灾害”。但由谚语中的用法使我们认为它的意思是“哭泣与哀悼”。而“Ungeseres”则是我发明的新语，同时也是第一个引我注意的字眼，但开始我却不能由它得到什么。但是在梦的结尾所说的那句话：“Unge－seres”表示要比“geseres”更具好感的意思，却打开了联想之门，同时说明了这字的意思。鱼子酱具有同样的类比：无盐的鱼子酱要比咸的鱼子酱更高贵。“将军的鱼子酱”——贵族式的权利；在这后面隐藏着对家庭一位成员之玩笑式的暗喻，因为她比我年轻，所以我期待她将来能照顾我的孩子；这恰好和梦中出现的另一人物（修女），我们家里那位能干的保姆相应合。但是在“无盐——咸，和“Geseres—Ungeseres”之间仍然没有中间的过度思想。但这可以由gesauert—ungesauert（发酵——不发酵）中找到。在逃离埃及的时候，以色列的子民没有时间让他们的面团发酵。为了记念这件事，他们从复活节开始直到这一天都是吃着不发酵的面团。在这里我要加入一点突然呈现的联想。我记得上个复活假期，我和伯林那位朋友在陌生的布累斯劳的街道上散步。一位年轻姑娘向我问路，我不得不承认我不知道；然后我和朋友说：“我希望这姑娘长大的时候会更懂得如何去选择那些导引她的人。”不久，我见到一个门牌，上面写着“海罗医生。诊疗时间……”“我希望这位同行不是个小儿科医师吧。”同时我这位朋友向我提起他对两侧对称的生物学意义所有的看法，同时说了这么一句：“如果我们和独眼巨人一样只有一个眼睛长在额头中间……”这便导出梦中那句教授说的：“我的儿子是个近视……”现在我知道“Geseres”的主要来由了。很多年以前，当这位M教授的儿子（今天已是独立的思考家了）仍然坐在学校的板凳上念书时，不幸得了眼疾，并且在医生解释后造成他焦虑的原因。他这么说，只要它仍然局限在一边就无所谓，但如果感染到另一只眼睛，那么后果就很严重了。他这边眼睛的感染完全好了；但不久迹像显示另一边也受到感染。孩子的妈妈怕得不得了，赶快把医生请到他们的家里来（他们住在很遥远的乡下）。不过当医生诊察另一边后，向他妈妈大声叫道：“你为什么把它看成那么严重呢？如果这一边好了，另一边也会一样。”结果他是对的。

        现在我们必须考虑所有这些和我以及我的家庭究竟有什么关系呢？M教授孩子所用的书桌，后来由他母亲转赠给我的长子。在梦中我经由他的话来说出“告别的话”，我们很容易猜出这置换所代表的其中一个希望。这张桌子的设计是要使孩子避免发生近视以及只用一边视力，因此梦中出现近视眼（其实背后是独眼巨人），以及对于两侧性的文字，我对此一侧性的关心具有许多意义：这不但指身体的一侧性，同时也包括了智力发展的一侧性，难道梦里这一切荒谬不就表示对这焦虑的矛盾吗？这孩子转到一边说再见后，转到另一边来说相反的话，就好像是要回复平衡似的，他的行动似乎是要为了要维持两侧的对称性。

        于是，梦愈荒谬其意义就愈深远。不管在什么年代，那些想要说什么，但是知道说出来就会对自己有害处的人无不将那些话冠以一顶愚蠢的帽子。对于这些禁忌的话的对像来说，如果他们能够一面嘲笑一面又自认自己所反对的事物是荒谬无聊的，那么他们就会比较能够接受（忍受）它，戏中那位皇子不得不把自己装扮成疯子，他的行为就像是梦在真实中所扮演的角色一样；所以我们可以用哈姆雷特皇子形容自己的话来替梦加以注解——即用智慧与不可解来掩藏着真实的情况。他说：“我不过是疯狂的西北风：当风向南吹的时候，我由手锯认识那头苍鹰（哈姆雷特，第二幕第二景〔120〕）。

        因此我已经解决了荒谬的梦的问题，即梦思永远不会是荒诞无稽的——从来不会在健康人的梦中出现——而梦的运作之所以会产生荒谬的梦，以及梦内容会含有个别的荒谬元素，是因为它必须要表现梦思所含的一些批评、荒谬与嘲笑。

        ×××我下面所要做的事是要显示梦的运作只是包含我前面所说的三个因素——（凝缩、置换、以及表现力）——另外还有一个将在后面论及的第四因素；而梦的功能不过是根据这四个因素把梦思翻译出来；我认为心智活动会完全或部分的参与梦的形成是一种错误的观念。

        但不管怎样，梦里常常会出现一些判断，一些评论，一些赞赏，并且有时对梦中的其他因素表示惊奇，有时加以解释，或者申辩。所以我下面将用一些经过挑选的梦例来澄清这些现像所引起的误解。

        简单来说，我的解说是这样的：任何一件在梦中看来明显是理智活动的事件都不能被看为梦运作的心智成果，它只是属于梦思的材料，它们不过是以一种现成的构造呈现在梦的显意中。我甚至能够更进一步的阐述！即睡醒后对一个还记得的梦所下的断语，以及里述此梦所产生的感觉或多或少表露了梦的隐意，而这是要包括在解析范围内的。

        1我已经引用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一位妇人拒绝和我谈及她做的一个梦，因为“它是非常不清楚与混乱”。她梦见某人，但不知道那人是她爸爸或丈夫。然后她接下来梦见一个垃圾箱，而这产生下面的回忆，当她刚刚成为主妇的时候，有一次她和一位到她家访问的年轻亲戚戏称她下一步工作将是取得一个新的垃圾箱，第二天她就收到一个，不过里面却插满山谷里的百合花。这个梦表现一句德国常用的话“不是长在我自己的肥料上〔121〕”。当分析完成后，我们发现潜在的梦思是梦者小时候听到一则故事所产生的后果。那是关于一位女孩如何怀了孕而却不清楚孩子的爸爸是谁，在这梦例中，梦所要表现的又再泛滥到清醒的思想里：即用清醒时刻对梦所下的断语来表现出梦思的一个元素。

        2一个相似的梦例，一位病人做了一个自认是很有趣的梦，因为醒来后他立刻对自己说：

        “我一定要把这梦说给医师听。”把此梦加以分析后，很清楚的显示出病人从开始就在欺骗，决定不要告诉我什么〔122〕。

        3第三个梦例是我本身的经验。我和P一起到医院，中途经过一段坐落许多房屋与花园的区域。同时，我觉得以前在梦中常常看过这地方。我不太知道要怎么走。他指引一条转角到达餐室的路给我（在室内，并非在花园里）。我在那里探问朵妮女士的消息，知道她就和三位小孩住在后面的一间小屋。我向那里走去，但还没有到达那里就遇见一位模糊的人影，带着我那两位小女孩；和她们站一会儿后，我就把她们带在身边，对我妻子把她们留在那里颇有怨言。

        醒过来的时候，我有种非常满足的感觉，原因是我将由这梦的分析中了解“我常常梦见这个地方”到底是什么意思。事实上，精神分析并没有告诉有关这类梦的意义；因此表示“满足”是属于隐意而并非由于对梦的任何决断。我的满足是婚姻给我带来了小孩。P这个人大半生和我的生命伴联在一起，不过后来却在社会地位与物质上远超于我，但其婚姻却是无子的。关于这梦的意义可以由梦中的两件事来加以了解，不必再完全地分析。前一天，我在报上读到朵纳女士逝世的讯息（而我在梦中改为朵妮），她是因为生产而死。我太太说，负责的接产妇就是替我们接下两位最小孩子的那位。朵纳这人名字使我注意是因为不久前我在一本英文小说中看到它，另一件事则是此梦发生的日期。这是我最大儿子生日前一天晚上所做的——他似乎具有诗人的本质。

        4在梦见家父死后在墨牙族人的政治领域中扮演某种角色后醒来，亦有同样满足的感觉；而我的解释是，这满足是上一段梦的连续，记得死去的时候，他躺在床上的那个样子，简直就像是加利巴底，我很高兴这承诺终于实现了……（还连下去的，不过我已经忘了）。分析

        使我能够填满这空隙，这是关于我第二个儿子的事，我替他取了一个和历史上伟大人物相同的名字——在孩童的时候，他强烈地吸引住我，尤其我到英国访问后。在儿子出生的前一年中，我已经决定如果生下是位男孩子的话就要取这个名字，而我将以高度满足的心情去祝贺这新生儿。（很容易看出来，为人父亲那种被潜抑的自大是如何的传给孩子，而在真实生活中，这似乎是一种将此种潜抑感情实施的办法。）而小孩子之所以会在梦中呈现是因为他和那快死的人具有同样的瑕疵——容易把屎拉在床单上，请用此眼光来将Stuhlrichter（总裁判，依字意解乃是“椅子”或“屎”的裁判）和梦中所表露的要在自己孩子跟前呈现出伟大与不受辱的姿态加以比较。

        5下面我们将注意梦中所表达的决断，而不再管那些继续呈现于睡醒时刻或是转换入清醒时刻的断判。如果引用为了其他目的而录用的梦例，那么找寻梦例的工作就简单了，在歌德抨击M先生的例子，里面就包含许多的决断，“我企图找出其时间顺序，虽然是不太可能的。”不管由哪一个角度看，它似乎都像是批评这件荒谬的事——即歌德会去抨击这位和我熟悉的年轻人。“我看那时他大概只有十八岁。”这句话看来又像是经过计算的结果，虽然是出自愚弱的脑袋。而最后那句：“但我不清楚现在是什么年代”似乎是梦中不确定或是疑惑的范例。

        因此，上面这些句子看来就像是原发于梦中的决断。但分析结果显示这些文字可以有别种解释，而且是解析此梦所不可缺少的。同时这又可澄清各种荒谬。这句话“我企图找出其时间顺序”使我处身于我朋友弗利斯的处境——他正在想找出生命的时间顺序，这样它就失去了评定在它前面而具有荒谬性意义句子的力量，插入的那句“虽然是不太可能的”则属于下面的“看来他似乎是……”在与那位女士谈论其弟弟个案的例子中，我几乎完全利用了这些精确的字眼。如“依我看来，这似乎是不太可能的观点——即他呼喊“自然！自然！”会和歌德扯上什么关系；而我认为这是更加可能的（这些字具有一些你熟悉的性意义）。确实，在这个例子中，曾经表达某种决断，不过是发生在真实生活里（而非在梦中）而被梦思记起来且加以利用。梦的内容以对待其他梦思的方式将这决断加以利用了。

        在梦中，虽然数字“十八”和决断的相连是无意义的，不过却是此决断由原来地方撕开来所余下的痕迹。最后，那句话“我不清楚现在是什么年代”则只是为了加强我和此瘫痪病人的仿同。在我检查他的时候，这点确曾被提及。

        研究这些看来似乎是梦的评论的结果，不过使我们记起本书前面所提到解析梦的原则；即我们必须把梦各成分间的联系看成是无关紧要，同时必须由每一个元素本身去探索其源由。梦是一个凝合的整体，但在研讨的时候必须把它再度回复成碎片。由另一方面来说，在梦中一定有个心灵力量在运作，造成这些表面的关联，即是说将梦的运作连成的材料加以再度校正。这使我们面对另一种力量，其重要性我们将在后面加以讨论，并把它当作是构成梦的第四种因素。

        6下面又是一个我曾经引用的梦例，可以做为“决断”在梦中运作的例子。在那个市议会寄来通知书的那个荒谬的梦中，我这么问：“那么后来你是否接着就结婚了呢？算来我是在一八五六年出生的，好像刚好是接下来的一年。这一切都蒙上一件逻辑结论的外衣。家父紧接他的追求之后，在一八五一年结婚；我当然是家中的老大，在一八五六年出生；所为这都是对的。我们都知道这虚假的结论是为了愿望达成而设的；而主要的梦思是这样子进行的：

        “四或五年根本不是一回事，不值得去加以考虑。”这种逻辑式结论的各个步骤，不管其内涵或程序如何像是真的，都可认为在梦思中就决定好的。而这位我同事认为治疗太长的病人自己决定要在治疗完后要去结婚。梦中我和父亲谈论的方式就像是一种审问或考试一样。这又使我想起大学里的一位教授，他常常询问选修他课程的学生许多令人厌烦的问题：“出生年月日？”——一八五六——“父亲名字？”于是学生就以拉丁文说出父亲的教名；我们学生都这么想，这位先生是否由学生父亲的教名推衍出什么结论，而却不能常常由学生的名字推出来。因此梦中推衍出结论不过是一件推衍结论（梦思中的一件材料）的重复而已。由这里我们学到一些新的事情。如果梦内容出现一个决论，那么毫无疑问，这必定是源于梦思；不过它呈现的形式可以是一段回忆的材料，或者是以逻辑方式连结一大串梦思。不过不管怎样，梦中的一个决论一定代表着梦思中的决论〔123〕。

        现在让我们再继续梦的解析。这位教授的询问使我想起大学生的注册名单（那时候是用拉丁文写的）。并且又使我回想起自己的学术研究，攻读医学的那五年，对我来说是太短了，我于是静静地再工作多几年；因此熟人都把我当作是闲棍一个，怀疑我是否能及格。于是我突然很快地决定要参加考试，并且通过了，虽然迟缓了些。下面是对我梦思的新的加强，借着这梦思我能大胆地面对批评我的人：“虽然因为我慢慢做而使你认为不可置信，但是我仍会成功的；我将使我的医学训练得到一个结束。以前，事情曾经这样子发生过。”

        梦的起头数句里面包含着一些具有争辩性质的句子，这争辩甚至不是荒谬的；甚至可能发生在清醒的时刻：对市议会寄来的这封信我感到很怪，因为在一八五一年我还没有出生，同时和这可能有关的家父已经逝世了。这两个辩解不但本身正确，并且如果我真正接到这么一封信时，它们亦会和我的辩解相吻合的。由前面的分析知道此梦是源于苦痛及嘲讽的梦思。如果假定审查制度的动机是非常强有力的，那么梦运作都是为了制造一些对存在于梦思的荒谬思想的完整与确实的反驳。但是分析的结果却显示梦运作并不是那么自由的。它必须要义务地运用由梦思得来的材料，这就像是一则代数方程式（除了数字外）其中包含着加号、减号、根号、幂号，而我们叫一位不了解数学的某人把它抄录下来，于是各种符号和数字都抄下来，但是却把它们都混淆在一起了。梦内容中的这两个辩解可以追溯到下述材料上。当想到我对心理症病人作心理学解释所引用的前提一次被听到曾引起怀疑与嘲笑时，我觉得很困恼。譬如说，我主张人生第二年的印像（有时甚至是第一年）会一直存在于那些以后发病者的感情生活上，而这些印像——虽然受到记忆的扭曲与夸张——却都造成歇斯底里症状第一个与最深刻的根基。而当我在这当的时机向病人解释这点的时候，他们以一种嘲弄的口气模仿着这新得到的知识说，他们会准备去找寻一些他们还未活着时的记忆。而我另一个发现——即父亲对他女儿最早期性冲动所扮演的角色（出人意料的）——亦会被同样地看待，但是不管怎样，我觉得有足够的理由认为这些假设是对的。为了证实这点，我记起几个例子——他们的父亲都在孩子很小的时候死去，而后来的事件证明孩子潜意识中仍然保有这位很早就去世的死者影子（不这么想就很令人费解了）。这两个决论是建基于真确性将会受到考验的推论上，因此这就是愿望达成——即在梦运作中利用那我害怕会遇到考验的论点来导衍出不会被引起争论的结论。

        7在一个梦的开始中，梦者对突然而来的事物表示一种惊诧，对这梦我至今还未好好地加以探索，老布鲁格叫我做一些事；非常奇怪的。这和解剖我自己身体的下部（骨盆部和脚）

        有关。我以前好像在解剖室见过它们，不过却没有注意到我的身体缺少这些部分，并且丝毫也没有可怕的感觉。N．路易士站在旁边帮我做。骨盆内的内脏器官已经取出，我们能够看到它的上部，现在又看到下部，二者是合起来的，还能看到一些肥厚肉色的突起（在梦里面，使我想起痔疮）。一些盖在上面像是捏皱了的银纸〔124〕，我亦小心的钩出来。然后我又再度拥有一双脚，在市镇里走动。但是（因为疲倦的缘故），我坐上计程车，使我惊奇的是，这车驶入一间屋子的门内，里面有一条通道，然后在快到尽头的时候转一个弯，终于又回到屋外来了〔125〕。最后，我和一位拿着我行李的高山向导走过变化无穷的风景。在路途中间，他也曾背过我，因为顾虑到我疲倦双脚的缘故。地上泥泞，所以我们沿着边缘走；人们像印第安人或吉普赛人般地坐在地上——其中有位女孩。在这以前，由滑溜溜的地上一步步前进的时候，我一直有这种惊奇的感觉，即经过解剖之后我怎么会走得这么好呢。

        终于，我们到达一间小木屋，末端开了一个窗。向导于是把我放下来。同时拿走两块预备好的宽木板架在窗台上，这样子就可以跨越必须由窗子渡过的陷坑。这时，我真为我的脚担心。但是我们并没有像预料中那样渡过去，反而看到两位成人躺在沿着木屋墙壁而架的板凳上，好像有两个小孩睡在其旁边。似乎小孩将使这渡越成为可能（而不是木板）。我起来的时候，感到非常害怕。

        任何一位对梦的凝缩作用有稍许概念的人都知道要详细分析这个梦是需要多少页数才够的呀。可幸的是，在这里，我只要讨论其中一点，即做为“梦中的惊异”的例子。这呈现在插入的句子“很奇怪”中。让我们研究这梦吧。那位在梦中帮助我工作的N小姐曾经找过我，要我借她一些书阅读。我给她哈盖特著的《她》，我向她解释说：“这是本奇怪的书，但是潜藏许多意义”；“永恒的女性，我们感情的不朽……”她打断我的话，“我已经知道了。难道你没有自己的一些东西吗？”“没有，我不朽的巨著还未写成。”“那么你什么时候出版你所谓最新启示，并且我们都能看得懂的那本书？”她以一种讽刺的语调问道。那时我发现她是别人假借的发言人，因此就默而不语，我想到即使只把自己对梦的工作发表出来亦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因为我必须公开许多自己私人的性格。 

        DasBestewasduwissenKannst，DarfstdudenBubendoichtsagen． 

        （你所能知道最好的事，你都不可坦白告诉小孩子们〔126〕。） 

        梦里要我解剖自己身体的工作，因此指我自己的梦例中所牵涉到的自我分析，布鲁格在这里出现的很恰当，因为在我第一年科学研究的生涯中，我就曾把自己的一个发现搁置起来，到他一直坚持要我将它发表出来为止。但和N小姐一谈话所引起的思想串列进入太深而不能显现于意识来，它们分散到因为提起哈盖特的《她》所激起的材料里面去。这评语“很奇怪”是用在此书上，还有同作者的另一本书《世界的心》（HeartoftheWorld）。梦中的许多元素即源于这两本想像力充沛的小说。著者被背过泥泞地带，以及要用携带来的宽木板渡过的陷坑，是取自《她》这本书；而印第安人和木屋中的女孩则来自《世界的心》。这两本小说的向导都是女人，并且都和危险的旅行有关；《她》描述一条神奇冒险的道路，很少人走过，并有导向一个未被发现的地带。由我对此梦所做的笔记看来，双腿的疲倦确是那个白天所感觉到的。也许这疲倦带来一个倦怠的情绪和这疑惑的问题：“我的脚还能负载我多久呢？”《她》这部冒险故事结尾是：女主角（向导）不但没有替他人和自己找到永生，反而葬身于神秘的地下烈火中。一种这样的恐惧无疑地在梦思中活动着。那“木屋”无疑地亦暗示着棺材，即是“坟墓”。但梦的运作却很成功地以愿望达成来表现这最不希望得到的。

        因为我到这坟墓一次，那是靠近Orvieto被挖空的伊特卢利阿人的坟墓（按即意大利北部Etruria之土人）——一个狭窄的小室，靠着墙壁有两个石凳，上面躺着两个男人的骨骼。

        梦中那木屋的内面看来就和它没有两样，除了石室变成木制以外。梦似乎是这样说：“如果你一定要在坟墓中旅居的话，那么就让它是这Estru人的坟墓吧！”但借着这置换却把最悲惨的期待转变成非常欢迎的事。但不幸的是梦往往能够把伴随着感情的概念颠倒过来，但却不能常常改变这感情，因此梦醒的时候我就感到“害怕”——虽然这观念很成功地呈现出来（即孩子也许会完成他们父亲所失散的事）。这暗喻着一本怪诞小说中所谓人的认同可以一代代流传下去，持续二千年之久。

        8另一个梦内容亦对梦中的经验发出相似的惊异。但是这惊异却和一个深刻，牵强附会但又几乎是理智的解释相连，即使它不包含其他两个有趣的特征，我也要将它加以分析。在七月十八或十九日晚上我乘Südbahn线火车，在睡着的时候我听见：“Hollthurn〔127〕到了停十分钟”我立刻想到棘皮动物——想到自然历史博物馆——这是勇敢人类无望的对抗着统治他们国家的超越力量的地方——是的，奥地利的反抗改造运动——就像是斯地里亚或泰罗一个地方。然后我隐隐约约地看到一个小博物馆，里面摆设着这些人的化石或遗物。我很想走出火车去，但却犹豫不决。在看台上有携带着水果的妇人；她们蹲在那里，在那个姿势下，邀请似的举起她们的篮子。——我之所以犹豫不决是因为我不知道时间够不够，但火车仍然没有动——然后我突然处身在另外一间房子内，里面的家具和座位显得很狭以至于背部会直接抵触到马车厢的靠背〔128〕，对这我感到很惊异，但我想自己也许在睡着的状态下换过了车厢，里面有好些个人，包括一对英国兄妹；墙上书架明明白白地排着一行书，我看到马克士威著的《国富论》和《物质与动性》，是一本厚厚的巨著，包着褐色书页。那男人提起关于席勒的一本书，问她妹妹有没有忘掉，这些书似乎有时像是我的，有时又像属于他们，我想加入他们的谈话，为了要证实或者支持前面所说的………。我醒来的时候全身是汗，因为所有的窗子都闭上了，车子正好停在马伯格。

        在记下这个梦的时候，我又想起另一段梦来，这是记忆所想遗忘的，我向这对兄妹（英语）交谈，提及一件特殊的工作：“这是从…………。”但接着自己改正为：“这是由……

        …。”“是的，”那人和她妹妹说，“他说的对。”

        此梦由车站的名称开始，无疑的一定把我部分地弄醒了，我用Hollthurn置换了马伯格（Marburg）。而在车掌叫“马伯格到了”的时候，我就听到的事实可由梦中提到席勒而得以证实，虽然他出生地马伯格并不是斯地里亚的这个马伯格〔129〕。我这一次旅行虽然乘头等车厢，不过却很不舒服，火车塞得满满，我的那间小室内还有一对男女，看来是贵族，但却没有什么教养。或者我觉得他们不值得伪装那由于我闯入而引起的恼怒，我礼貌地打个招呼，不过却得不到反应，虽然两人是并肩地坐着（背向着火车头），但那妇人在我眼光下很快地以阳伞霸占住面对着她的那个靠窗的座位；门立即关上了，他们两个交头接耳地交换是否要张开窗户的意见。也许他们一下子就看出我想透一口新鲜空气的欲望。这是个很热的晚上，完全封闭的小室很快就会使人有窒息的感觉。由旅行的经验看来，这种傲慢以及无情的行为只有那些享受半价或免费优待的人才做得出的。当查票员走来，我将那花了许多钱买来的票交给他看时，由那女士的口中发出傲慢以及似乎是威胁的声调：“我丈夫有免费优待。”她具有一种奸诈以及不满足的外观，年纪距离女性美丽的凋萎已经不远；男人没有说一句话，只是坐在那里动都不动一下。我企图睡一觉，在梦里我对令人不快的旅伴做了很可怕的报复；没有谁会怀疑在梦的前半部的支离破裂的表面下会隐藏着侮辱、轻蔑。当这个需求被满足后，下一个希望就出现了——改换房间。在梦中各种景像很快的改变，同时亦不引起丝毫的反对，因此如果我由记忆中找出一些更可亲的人物来取代目前这两位也是丝毫不会让人感到惊奇的。但是在这例中，某个东西反对将景色改变，并且认为要加以解释。我为什么会突然转到另一个车厢的小室呢？我不记得 什么时候改换的。只有一种可能：我一定在睡觉的状态下换过了车厢——很少见的一件事，不过这类例子却在精神病患中找到。我们知道某些人会以一种蒙胧（半清醒半迷糊）的状态踏入火车旅途，没有任何迹像泄露其不正常，不过直到旅途某个时候才突然清醒过来，并且对其中间那遗缺的记忆感到惊诧，因此，在梦里我宣布自己是“Automatisnmeambulatoire”（无主漂游症——按即一种歇斯底里症）的病人。

        分析的结果使我发现另外一个答案，那个想要解释的企图不是我的意念——如果把它归为梦的运作所做的话，那么这就太使我惊奇了——而是抄自一位心理症病患。在本书前面我提到一位受过很高教育，但在生活上却是个软心肠的男人，在他父亲死后不久即一直不停地指责自己具有谋杀的意念，同时为了他自己所采取的安全措施而感到苦恼。这是一个强迫性思想症的严重病例，不过病人具有完全的病识感。开始的时候，他一上街就注意（强迫性冲动），他碰见的每一个人在何处不见，如果有哪一位突然逃离他的视线，那么他就觉得很苦恼，并且认为也许自己已经把他干掉了；这令他痛苦不堪。因此这里面藏着（除了别的以外）“凯恩幻想（ phantasy）”（按，圣经上的人物Abel的兄弟，后来杀死了Abel，亦即谋杀者的意思），因为“所有的人都是兄弟”。由于他无法完成这种工作（下手），所以只好把自己关在房间内，但是报纸却常常带来外面发生的谋杀事件，而他的良心就会以一种怀疑的形式向他暗示，也许他就是那个被通辑的凶手。在头几个星期里，因为确定自己没有离开房子使他得以免除这些指控。但有一天他想自己也许会在一种无意识状态下离开了房屋，因此谋杀了别人而不自知，由那时候开始，他就把房子的前门锁着，将钥匙交给管家，再三地叮嘱，千万不能让这钥匙落入他手（即使他向管家要）。

        这就是我那企图解释自己也许会在无意识状态下转换了车厢的起源；这已经在梦思里面做好了，预备现成地套入梦内容中，并且在此梦中明显地要满足自己和此病人仿同的目的。

        我对他的回忆很容易的就由一个联想连起来，我上一个夜间的旅途就是和此人一起过的。他已经痊愈了，和我一起到各省去拜访他那些请我去的亲戚。我们两人占了一间包厢；整个晚上都把窗子打开，我们两个谈得非常愉快，我知道他的病的根源在于对父亲的仇恨冲动——源自童年并且和性有关。借着和他的仿同，我向自己坦述同样的冲动，而事实上，梦的第二部分以一种放纵的幻想完结。——由于这两人对我的不礼貌，而这又是因为我的闯入使他们原先要在夜晚里拥抱，亲吻的计划落空。这个幻想还能追溯到孩童时期，那时也许为了性的好奇心，小孩子跑到双亲房间去，而被父亲叫出去。

        我想不需要再描述更多的例子，它们只不过能证实我前面所说的罢了——即梦中的决论不过是梦思中的原型的重现而已。通常，这重复出现的很不恰当，甚至插入一个很不相称的内容来，不过偶尔，就像我们最后这个例子所显示的一样，它运用的那么巧妙，以致乍看之下，我们会认为这是在梦中独立的心智活动，在这里我们要注意虽然精神活动没有加入梦的建造，不过却能够将由不同源起而来的元素联合在一起使具有意义而且不产生矛盾。在讨论该问题以前，我们首先要知道发生在梦的感情，以及将它们和梦思的感情（由分析得知）加以比较。

     第六章-辛、梦中的感情

         辛、梦中的感情

        史笛克的精细观察使我们注意到梦中的感情和梦的内容不同，它们在醒后不会那么容易就被忘掉。“在梦中如果我害怕强盗，当然这强盗只是想像的，不过那害怕却是真实的。”

        在梦中如果我感到高兴，这也是一样。由感觉知道，梦中所经验到的感情和清醒时刻具有相同强度的经验相比，是毫不逊色的；而梦确实以更大的精力要求把其感情包括入真实的精神经验中（而对其要求却没有那么大）。但在清醒时刻中我们却不能把它这样包括在内，因为除非和某个观念联结在一起，我们是无法对感情加以精神上的评价。而如果感情和观念的性质与强度不能相配合，那么这清醒时刻的判断力就处在混乱的状态下了。

        我们常常梦得奇怪，梦中的概念内容并不伴随着感情（而在清醒时刻，这念头一定会激起感情的）。史特林姆贝尔曾宣称梦中的意念是不具有精神价值的。但梦中还有一种完全相反的情况，即一些看来是平淡的事件，不过却会引起强烈的感情激动。因此，梦中我也许处在一个可怕，危险及厌恶的情况但并不以为忤或感到恐惧；反而对一些无害的事却感到害怕，或者把一些幼稚的事觉得得意非凡。

        不过这梦生活之谜在了解其隐意之后却很快地消逝了——比其他的更彻底。所以我们不必再为这谜伤脑筋，因为这么一来，它就不再存在了。分析的结果显示出意念的材料会被置换以及取代，而感情却维持原状不变。所以对这现像我们不应再感到惊奇，因为意念的材料经过改装之后当然和那未曾改变的结果不再相符合；并且透过分析能把适当的材料放回原来的地位，也是不足为奇的〔130〕。

        在一个遭受审查制度影响和阻抗的精神情意综内，感情是最不受到影响的；单单这点，我们就可以获得如何填补那遗漏思潮的指向。对心理症病患来说，这要比梦来得更明确。因为它们的感情是适当的，至少就其质而言，虽然其强度会因为神经质注意力的置换而加以夸大。如果一位歇斯底里病人惊诧于自己对一些琐细无聊的事情害怕，或一位患强迫性思想症的病患为了自己对一些不存在的事实感到困扰以及自责而大感惊奇，那么他们都是迷失了方向的，因为他们把这些意念——即那些琐事，或者不存在的事实——当着是重要的；所以他们的挣扎也是不成功的，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意念是他们思想活动的起点（即病根所在）。精神分析能使他们回归正途，让他们体认这些感情是应当的，并且将那些属于它的意念找出来（已经受到潜抑，并为一些替代品所置换）。这一切的前提是，感情和那些意念内容之间并不具有那些我们视为当然的器质性连接，而这两个分离的整体不过是勉强凑合在一起，故在分析后就能相互分离。由梦解析的经验看来，事实确是这样的。

        下面我将用一个梦做为开始，虽然梦的意念显示梦者应当有感情的激动，但事实却相反，而分析正能解析这一切。

        1她在沙漠中看到三头狮子，其中一头向着她大笑：但她并不感到害怕。虽然后来她一定是要逃开它们，因为她正尝试着攀爬上树；但却发现她表姐（妹）（一位法国太太）已经在树上了……。

        分析导出下列事实，梦中的“不为所动”源于英语中的一句俗语：“鬃毛是狮子的饰物而已。”她的父亲留着一道胡须，盘桓在脸上就像狮鬃一般。她英文老师名字又是莱茵小姐。一位熟人寄给她一份Loewe的名谣集（Loewe，德语，狮子之意）。这就是梦里那三头狮子的来源，那么为何她要怕它们呢？——她阅读过一篇故事，叙述一位黑人，因为同伴的怂恿而起来反叛，结果被猎狗追赶，不得不爬上树逃命。然后，她在一种高昂的情绪下说出她一些断残的记忆，如怎样捉狮子：“将沙漠放在筛子上筛，那么狮子就会留下来了。”还有一则关于某官员的轶事，非常有趣，但没有太多人知道：有人问他为何不去钻营讨好上司，他回答道，“他已经在上面了”。于是整个梦就可解了。我们知道她在做梦的那一天到丈夫上司那里去拜访。他对她很有礼貌，并且吻她的手而她一点也不怕他——虽然他是个大块头，并且在她那国家的首都里扮演着社交的主要人物。因此，这狮子就和仲夏夜之梦中那个暗藏着snugthejoiner的狮子一样了。所有那些梦见狮子而不害怕的梦都是这样的。

        2我的第二个例子是，一位年轻女孩子见她姐姐的孩子死了，躺在小棺木内，但是她却丝毫不感到伤心悲伤（请见第四章及第五章）。由分析我们可以知道梦者不过利用此梦来伪装她那想再见见她所爱男人的欲望而已；她的感情必须和愿望相符，而不是配合此伪装。所以她不必要悲伤。

        在某些梦例中，感情和那取代了感情所附着原先材料的意念仍然有相关之处。但在别的梦中，二者的分野却变的更大。感情和它那归属的意念完全脱离关系，而在梦的另一部分出现，和新组合的梦的元素相配合。这情况就和我们前面提到梦中判断那么梦中必也具有一个；但是梦中的结论可能置换到一个不相同的材料上。这种置换常常是依据对偶的原则。

        我将用下面这例子来说明最后这种可能。这是一个我分析得最详尽的一个梦例。

        3一座靠近海洋的城堡。后来，它不再直接坐落在海上，而是在一个狭窄，连通到海的运河上。城堡的主人是P先生。我和他一起站在宽敞的招待室——开三页窗，前面是一道墙的突起物，就像是城堡上的齿状突起。我属于驻守军团，也许是一位志愿的海军军官。因为处在战争状态下，所以我们害怕敌人海军的来临。P先生想要避开风头，所以提示我如果害怕的事情终于来临时应该怎么处理。她那残废的妻子和孩子们都在这危城内。如果轰炸开始时，大厅应当加以肃清。他呼吸转重，转过身来想走；但是我把他抓住，问他如果需要时，要如何和他通讯。他说了一些话，不过却立刻跌在地上死去。无疑的，我的问题一定加给他一些不必要的刺激。在他死后（对我一点影响都没有），我想他的寡妇是否要留在城堡内；或者我是不要将他死亡的消息告诉给更高的统辖当局知道；或者我是否要代他统治此城堡（因为我的地位仅次于他）。我站在窗前，望着那些航行着的船只通过。都是一些商船，急速地划过深色的水面，有一些具有几道烟囱，有些则具有鼓胀着甲板（就像在起始的梦中那个车站建筑一样——不过并没有在这里报告），然后我兄弟和我一起站在窗前，望着运河，当看到某一艘船时，我们害怕而大叫道：“战船来啦！”不过结果却是一艘我知道要回航的船。然后就是一条小船，以一种滑稽的方式穿插到中间来。它的甲板上可以看到一些奇怪的杯形和箱形的物件，我们一齐喊道：“那是早餐船！”

        船的快速航行，深蓝色的水面，烟囱上的褐色烟——这一切组合成一种紧张，不吉祥的印像。

        梦中的地点是由我几次到Adriatic（以及Miramar a，Duino，Venice，和Aquileia）

        的印像所结合成的。复活节假期，我和兄弟到Adriatic游玩的印像仍旧很深刻（做梦的前几个星期）〔131〕。此梦亦暗示着美国和西班牙之间的海战，以及战役带给我的焦虑感（关于我美国亲戚的安危）。

        梦中有两个地方应显露着感情。一处是应有感情激动但没有发生，反而将注意力集中在城堡主人之死“对我一点影响都没有”。在另一处，当我认为自己见到战舰非常害怕同时感情受着整个睡眠中所笼罩的畏惧感。这个结构完善的梦中，感情配置得那么好，以致没有产生明显的矛盾。我没有理由要因为城堡主人之死而感到畏惧，不过在变成城堡的统帅后，却要因为见到敌人的舰队而感到害怕。分析显示P先生不过是我自己的一个替代物而已（在梦中我反而替代了他）。其实我是那猝死的城堡主人，梦思是关于我早死后家庭的将来情况。

        而这是梦思中唯一烦扰我的；所以害怕必定是和它分离而和认为见到战舰的情节相连在一起。另一方面，那部分和战舰有关的梦思却是由最令我高兴的回忆中得来。一年前在威尼斯的一个神奇而美丽的白天，我们一起站在我们那位于RivadegliSchiavoni房子的窗前望着蔚蓝色的水面，那天湖上船只的行动较频繁，我们期待英国船只的来临，并且准备给予隆重的接待。突然我太太像孩子那样快活地大喊：“英国的战舰来啦！”梦中我因为这些相似的字眼而感到害怕。（这我们又再度发现，梦中的言语是由真实生活中导衍而来的；我将在后面说明我太太所喊的“英国”亦逃不过梦的运作。）因此，在把梦思转变为梦显意的过程中，我把欢悦转变为惧怕，我只需要稍微暗示一下，各位就会明白变形本身就表达出梦内容的隐意。这例子亦证实梦的运作能够随意地把感情与梦思原来的联系切断，并在显意中某个经过挑选的地点中将它介绍出来。

        我要借这个机会来稍微详细地分析“早餐船”的意思，它在梦中的出现使原先颇为合理的情况转变为无意义的结论。当我对梦中这物像加以更仔细地观察时发现这船是黑色的，同时因为中间最宽阔的部分被切短了，所以它的形状和在埃突斯堪城的博物馆那组吸引我们的物件极为相似。那是一些方形的黑色陶器，具有两个把柄，上面立着看来像是装咖啡或茶的杯子，有点像今天我们所用的早餐器具。经过询问后，我们发现这是埃突斯堪女人所用的化妆用具，上面有些容器可以存放粉末和化妆用具，我们且开玩笑地说，把它带回家去给自己太太是件很好的主意。因此，梦中这个物像的意义即是黑色的丧服（blacktoilet因为toilette＝衣服），意指着死亡。这物像另一方面又使我想起那些装载着死尸的船〔德语Na，由希腊文Vxus导衍而来（意即死尸）〕——早些时候人们把尸体装在船上，让它漂浮海上而葬身于其中。这和梦中船只的回航相关联：

        “Still，aufgerettetemBoot，treibtindenHafender Greis”

        （安全的在船上，老人静静地驶回港口）

        ——生和死寓言的一部分——席勒作。

        这是该船失事后的回航（德语“Schiffbruck”的字面意思即“船破”）——而早餐船刚好在中间被切短了，但“早餐船”这名字的来源又是哪里来的呢？这就是源自“战舰”前漏掉的“英国”。英语早餐意即是打破绝食。这打破和船的失事又再连接在一起，而绝食和那黑色丧服或toilette又相关联着。

        但是早餐船这名字还是梦中新近造成的，这使我记起最近一次旅程中最快乐的一件事。

        因为不放心Aquileia供给的餐食，所以我们预先由Gorizia带来一些食物，并且由Aquileia买到一瓶上好Istrian酒，当这小邮轮慢慢地由“delleMee”运河驶过空阔咸水湖而航向Grado的时候，我们这两位仅有的旅客，在甲板上兴高采烈地吃着早餐。我们从来没有吃过比这个更痛快的。因此，这就是“早餐船”。在这生活喜悦最佳回忆的背后正潜藏着对不可预测以及神秘的将来所具有的忧郁想法。

        感情与其直接联系的解离是梦形成的一件最明显的事实，不过这并非是梦思转为梦显意过程中的唯一或最重要的改变。如果将梦思的感情和梦中那些相比较，那么我们立刻就会察觉到一件很明显的事实。无论什么时候，梦中的感情都可以在梦思中找到。不过反过来却不成立，通常因为经过种种处理后，梦中的感情已经远逊于原先的精神材料。在重新把梦思架建的时候，我往往发现最强烈的精神冲动，一直挣扎着想出头，和一些与它截然不同的力量相抗衡。但是再回看它在梦中的表现，却会发现它往往是无色的，不具任何强烈的情感。梦的运作不但把内容并且也把我思想的感情成分减低到淡漠（indifference）的程度。可以这么说，梦的运作造成感情的压抑。譬如说，那个关于植物学专论的梦（见第五章）。实际上的梦思是那想要依照自己选择去自由行动以及按照自己（只是我自己而已）认为是对的想法来导引我生命的冲动的感情要求。但是由这梦导衍而来却不是这么说：“我写了一本关于某种植物的专论；这本书就在我面前，它早有彩色的图片，每一图片都附着一片脱水的植物标本。”这就像是由一个满目疮痍的战场所换来的和平，看不出有任何迹像显示那曾经发生过的斗争。

        但有时却不是这样的，活鲜鲜的感情有时会进入梦中；但首先我们要先考虑下面的事实，即许多看来是淡漠的梦，不过在追究其梦思时却具有深厚的感情。

        我不能对梦运作将感情压抑的事给予完全的解释。因为这样做以前必定先要对感情的理论以及压抑的机转加以详详细细的探讨（见第七章戊），所以我只想提到两点。我被迫（因为旁的理由）这么想，感情的发泄是一种指向身体内部的离心程序，和运动及分泌作用的神经分布类似。就像睡眠当中，运动神经冲动之传导受到限制一样，潜意识唤起离心的感情发泄在睡梦中也许也变得困难。在这情况下，梦思的感情冲动就变得软弱，所以在梦中显露的也不会是更强烈的。根据这观点来看，“感情的压抑”并非是梦运作的功能，而是由于睡眠的结果。这也许是真的，不过却不是完全的真实。我们亦须注意，任何相当繁杂的梦都是各种精神力量相冲突后相互协调的结果。架构成意愿的思潮必须要对付那阻抗的审查机构；而另一方面，我们都知道潜意识的每一个思想串列都带着某种感情，所以这么想大概不会错到哪里去；即感情的压抑是各种相反力量相互制止，以及审查制度压抑的结果。因此，感情的压抑是审查制度的第二结果，而梦的改造乃其第一结果。

        下面我将提及一个梦，其淡漠的感情可以用梦思中的反面对抗来加以解释。这梦很短，不过一定会使每位读者感到厌恶。

        4一个小丘，上面有一个看来是露天的抽水马桶；一个很长的座位，尽头上有个洞。它的后缘满满地盖着许多小堆的粪便，具有不同大小和新鲜度。在座位的后面是草堆。我向着座位小便；长条的尿流把所有的东西洗净；粪堆很容易被冲掉，跌入空洞中。不过好像后来还有什么东西留下来。

        为什么我在此梦中毫不觉得厌恶呢？

        因为分析的结果显示出此梦乃由一些最令人满意，最恰意的思潮所造成。我立刻联想到赫丘利斯弄清洁奥金王的牛厩〔132〕，而这大力士就是我。小丘和草堆来自奥斯湖，我孩子正在那里停留。我已经发现心理症源起于孩童时期，所以能预防他们使不患此种病。那个座位（除了那个洞以外）和一位女病人因感激而送给我的一件家具完全一个模样，因此使我想起多少病人曾夸耀过我。的确，即使是那个有关人类排泄物的古老设施亦可解说成一种快慰。不管在真实中我是如何的讨厌，在梦中它则暗示着一些大家都知道的事实，即意大利小城镇的马桶都完全是这个样子的。那道把什么都冲净的小便，无疑是个伟大的像征。这是在小人国游记内，伽利维熄灭Liliput的大火——虽然这使小人的皇后对他产生厌恶感。这也是拉贝赖的超人卡甘杜阿跨越诺脱达姆教堂，用尿来喷射城镇以报复拜火教徒的方法。在做梦的前一个晚上，我才翻阅了尼尔对拉贝赖著作所做的插图，奇怪的，另一件事可做为我乃此超人的证据。巴黎著名的诺脱达姆教堂乃我喜爱的场所；每个闲暇的下午我都在该教堂那布满着怪物与魔鬼的塔宇爬上爬下。而尿流使粪便那么快的消逝又使我记起这个座右铭来：

        “Afflavitetdissipatisunt”，日后我将把这句话作为一章关于歇斯底里症治疗方法的篇名。

        现在让我们提到有关此梦令人激动的原因。这是个闷热的夏天下午；黄昏时刻我讲演有关歇斯底里症以及行为偏差的关系，我所说的一切都令我不满，并且似乎是毫无意义的。我很疲倦并且对这艰苦的工作感到毫无乐趣；心里一直希望赶快结束这关于人类污垢的唠唠叨叨，早些和孩子们一起去游览美丽的意大利。就在这种情绪下，我由课室走到咖啡馆，在露天下吃一些小食，因为我毫无胃口。但是一位听众跟来要求我喝咖啡吃卷面包的时候坐在我旁边，然后他就开始说一些谄媚的话；说他由我学到了许多东西，说他如何以新的眼光来观看事物，以及我关于心理症的理论如何洗净了他那有奥金牛厩似的错误与偏见。总而言之，他说我是个伟人。我当时的情绪对这种赞扬恰好不能配合，于是我一直和自己的厌恶感挣扎，提早回家以便摆脱他；并在入睡以前翻阅拉贝赖的画页和梅耶的短篇小说《一位男孩的哀愁》。

        这乃是造成此梦的材料。而梅耶的短篇小说更勾起我童年的一幕（请见第五章有关都恩伯爵的梦）。白天情绪的急变以及厌恨之情持续进入梦中，并且提供显意的整个材料。但在夜晚中，一个相反而且强有力，几乎是夸张式的自我肯定的情绪置换了前者。于是梦内容必须找到一种形式来同时表达出自惭形秽以及夜郎自大的妄想。二者的妥协因此造成这模糊不清的梦内容；但同时亦做成一种淡漠的情绪，这是由于两个相反的冲动相互中和的结果。

        根据愿望达成的理论，如果没有这相对的自大在厌恶的情绪中发生的话，那么此梦是注定无法产生的（它虽然受压抑，但却具欢愉的调子）。因为那些困扰的事情不一定会在梦中表现；没有任何令我们困扰的梦思可以进入梦境，除非它同时具有一种满足某个愿望的伪装（请阅第七章丙）。

        梦运作还有另一种处置梦思中感情的方法——除了把它们转变或减少到零以外，梦运作能把它们变得刚好相反。关于解析梦的规则我们已经相当熟悉了——在解析时，梦中每一个元素都很可能代表相反的意义，其机会是和显意相同的（请见第六章注〔19〕）我们事先并不能知道它是这个意思或者刚相反，只有由梦的内涵才能决定。当然一般人会怀疑它的真实性，因为释梦的书常常采用“梦的意义与其显意相反”的规则。这种能够把事情转变为反面的事实是因为在脑海里面，某件事以及其对偶是很密切的相关联着。就像其他种类的置换一样，这种转变能够满足审查制度的目的，不过通常却是愿望达成的产物，因为愿望达成本来就是把一件不愉快的事情以其反面来置换，就像概念能以反面呈现于梦中，梦思的感情亦然；而这种感情的倒换似乎常常由梦的审查制度所完成。我们可用社交生活做为梦审查制度最为大家熟悉的类比，因为在此种场合中我们也利用压抑以及相反的感情达到假装的目的。

        如果和一位我需要必恭必敬的人物谈话（而我又想说些对他有敌意的话），那么我一定要能掩饰这些感情，并且缓和我的语调。如果我说一些很有礼貌的话，但表情或姿态却泄露出恨意与轻蔑，那么后果是和公开在他面前表露敌意一样。因此审查制度使我压抑着感情，即如果我是假装的专家（所谓玉面狐），那么就能装出相 反的感情——在愤怒的时候微笑，在充满毁灭欲望的时候装成深具感情的样子。

        我们前面已经看过一则关于感情以相反形式显现的例子。在那个梦见我叔叔长着黄色胡子的梦（请见第四章）。梦中我对朋友R先生具有很深厚的感情，不过在梦思中却认为他是大呆瓜。一个我们开始就是由这个梦中把感情倒反的例子导引出审查制度存在的可能。但我们不需要假设说梦运作是凭空造出这种感情的；因为它们早就存在于梦思中，而且通常是随手即可招来，而梦的运作不过基于一种由防卫动机而来的精神力量将它们加强，直至能在梦形成中独当一面。在刚刚提到的有关叔叔的梦中，那个相对的，丰厚的感情也许来自孩童的时期（在梦后面部分暗示着），因为据我孩童最早期以及特殊的经验来看，叔叔与侄儿的关系成为所有我的友谊与仇恨的来由。

        一个关于此种相反感情的好梦例由费连奇记载过，“一位老绅士半夜被太太吵醒，因为他在睡眠中毫不拘束地大笑。然后这人就报告了以下这梦：我躺在床上，一位我认识的绅士走入房间。我想把灯开亮，但办不到。我一次又一次地尝试，但都不成功。然后我太太由床上下来帮助我，但她也一样办不到，由于穿着晨褛在外人面前觉得不好意思，所以她也放弃了尝试而回到床上。这一切是那样的可笑以至于我无法忍住大笑。我太太问：“你笑些什么？你笑些什么？”但我还是一直大笑，直到醒来——第二天，这位绅士觉得很忧郁，同时又有头痛；他自己认为是因为笑得太多而使他不安的缘故。

        分析起来，这梦似乎不是那样好笑了。进入房间那位他认为的绅士由梦的隐意看来是死亡那“伟大的未知”的意像——一个他前一天在脑海中浮现的意念。这位老绅士患着动脉硬化症，因此有理由在那天想到死亡。而不可抑制的大笑则置换了那因为他必须死亡所带来的哭号与饮泣，他所不能再扭亮的是生命之光。这忧郁的思想和他入睡前尝试的性交有关，他尝试，不过却失败了。虽然太太宽怀而谅解的协助他，他知道自己已经走下坡了。而梦运作成功地把性无能和死亡的忧郁思想以一滑稽的景像表达出来，并且把哭泣变为大笑。

        有一类特别的梦，可称之为“伪君子”，并且是愿望达成定理的重大考验。这是在喜飞丁女医师在维也纳精神分析协会提供罗赛格的梦后，才吸引我的注意力。

        罗赛格在“你被解雇了”记下这故事：

        “通常我睡得很熟，但好多晚上我却不能好好地休息——因为虽然我的生涯是学生以及文学家，但好多年我就拖迤着一个不能解脱的裁缝生活的影子——像一个不能够解脱的鬼影。

        “在白天，我并不会常常或者强烈地想到过去。就像剥去野蛮人外皮而想轰轰烈烈干一番事业者会有许多事要干一样，我这位充满干劲的年轻人亦不会去想到关于自己晚上的梦。

        只有在我养成思索的习惯后，或者是我身体内野蛮人的本性开始稍微肯定它的存在时，我才发现只要做梦，我都是一个裁缝织工，长时期在师傅的店里工作而没有薪俸。坐在他身边缝缀熨烫服装时，我很清楚自己不再是属于这工作。在成为中产阶级后，我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要做，但梦中我老是在假期中，老是到外旅行，而且坐在师傅旁边帮他忙，我老是觉得不舒服，后悔花去太多宝贵的时间，而这些时间也许可以做一些更好的用途。如果布料量度或切得不太准，就要挨师傅的骂。不过从来没有提到薪酬的问题。在弯腰站在黑暗的店里时，我常常想写个报告来告假。有一次我办到了，不过师傅毫不在意，然后我又再坐在他的旁边缝着衣服。

        “在这些辛劳的工作之后，我醒来的时刻是如何的快乐呀！不是我自己决定这持续不停的梦，如果再发生的话，我要狠狠地把它甩开并说：‘这不过是错觉而已，我正在躺在床上，我要睡觉。’……但第二个晚上我又再度坐在裁缝店里。

        “于是这梦继续好几年，而且很有规则地发生。有一次我和师傅在阿伯埃侯夫的家（这是我第一次当学徒时所寄住的农夫家）工作，而我师傅对我的工作特别不满意。‘我要知道你的脑筋开溜到那里去？’他叫道，严肃地望着我。我想最合理的反应是站起来和他说，我工作只是为了让他高兴，然后离开他，但我没有那样做。当师傅叫另一个学徒过来，命令我挪开让他有位置坐下来时，我并没有反对而移到角落去缝缀。同一天，另一个职工，一位狡猾的伪君子被聘请——他是个游荡民族——十九年前曾在我们这里工作，不过有一次由酒馆回来却掉入湖里。当他要坐下来的时候已经没有空位了。我带着询疑的眼光紧盯着师傅，而他向我这么说：‘你对裁缝没有天分；你可以走了，从今而后，我们一刀两断互不相识了。’我是那么害怕以致醒了过来。

        “灰色的晨曦经由没挂上窗帘的窗子照入我熟悉的房间来，各种艺术的著作围绕着我；我那漂亮的书架立着永恒的荷马，伟大的但丁，无可超越的莎士比亚，辉煌的歌德——都是光耀灿烂的不朽人物。隔壁房传来孩子醒来和母亲开玩笑的声音。我觉得自己似乎又重新体会到一种田园诗般甜蜜、和平、诗意的精神生活。这是我一直深深感受到的沉思的快乐。不过令我感到不痛快的是，不是自己提出辞呈，反而被师傅炒鱿鱼。

        “我是多么的奇怪呀呀！自从梦见被辞后，我就再度享受平和了，因为不再梦见过去那么久的裁缝生涯了——这不虚假朴素的生活确是令人愉快的，不过却在我后来的生命中投下好长的阴影……”

        在这长系统的梦中（梦者是个作家，小时候是个裁缝职工），我们很难发现愿望达成。

        梦者的快乐全部建架在他白天的生活；晚上做梦时，他又再回复到他终于挣脱的不愉快生活。我自己一些相类似的梦使我对此问题能稍微了解。当还是个年轻医生的时候，我有一段长时间替化学研究所工作，不过却没有办法学好这门科学所要求的技巧，所以在清醒的时刻，我一直不想忆起这乏味以及丢脸的学习生活。不过我却一直梦见自己在实验室工作、分析以及做其他种种事情。这些梦和考试的梦一样不好受而且也不明确。当分析其中的一个梦时，我终于注意到“分析”这个字——使我了解这些梦的钥匙。自从那些日子开始我就是个分析家，而我现在做的是一些被赞许的分析工作，当然事实上是精神分析。于是我发现：如果我对早上的分析工作感到骄傲，并且吹嘘自己是如何的成功，那么晚上做的梦就会提醒着另一件——即那我没有理由感到骄傲的失败的分析工作，这是个奋斗成功者的惩罚的梦，就像那位裁缝职工变为名作家后所做的梦一样。但是梦为何会自我批评，如何会磨灭自己奋斗成功的骄傲，如何呈现合理的警告而不是强蛮的愿望达成呢？就像我前面说过的一样，这问题的解答是困难的，我们也许可以这样地说，这种梦的基础可能是一种夸张而野心勃勃的幻想所造成，不过后来这泼冷水的侮辱思潮却取而代之，我们不可忘掉心灵中的被虐冲动，这也许造成了此种相反。我不反对将这些梦命名为“处罚的梦”以和愿望达成的梦分开，我想这并没有对我前面所提的各种理论有所冲突，不过只是语言上的一些缺憾以致使我们觉得两个相反的极端会合在一起是很奇怪的。不过对此种梦的彻底研究，使我们又再发现另一个元素。在我关于实验室的许多梦当中，有一个背景含糊，并且我又恰好落在医学生涯最忧郁以及最不成功的年龄。我还没有职位，并且不知道要如何赚钱生活，不过同时却发现我有几个可以选择的结婚对像。于是我就再度年轻，还有，她也年轻了——这位和我共度许多年困苦生活的妇人。因此，一个一直向老年人内心唠叨的愿望变成了潜意识的梦的煽动者。这种心灵上虚荣与自我批评之间的矛盾决定了梦的内容，不过只有那深埋的欲成为年轻人的愿望才能使这冲突成为梦。即使在清醒时刻我们有时也会这样子对自己说：“今天一切事情都很顺利，而以前那些日子则是困苦的。但这都一样，因为那些时光是美好的——那时我还年轻〔133〕。”另一类我常常遇到并且认为是虚伪的梦，其内容往往是和一些长久以来即断绝友谊者的和谐交往，这些梦例的分析都显示一些使我和他们断绝来往或成为敌人的事件。不过梦中却描绘成完全相反的关系。

        就作者或诗人记忆下的梦来说，我们可以知道他们一定会省略那些他们认为是无关紧要或者是分散注意力的梦内容。因此这些梦对我们来说乃是一大难题，但是只要他们把那些内容填补后问题就解决了。

        峦克曾向我指出林姆的神话故事“小裁缝”或是“一拳七个”具有同样的奋斗成功者的梦，那位裁缝成为英雄后，被招为驸马，有一个晚上梦见他过去的手艺，那时他正躺在他太太（公主）的身旁。于是公主起疑心，第二晚叫武装的守卫躲在能够听见梦者呓语的地方，预备将他逮捕，不过小裁缝事先受到警告，因而得以改正他的梦。

        那种使梦思感情得以转变成梦中所呈现的感情是需要经过复杂的程序，如删除、减轻及倒反的；而这种程序在经过完全分析后合成的梦例中能够被辨认出来，下面我将要再引用一些感情的梦的例子，他们将证实这些说法。

        如果我们再回溯到那个奇怪的梦，即关于老布鲁格叫我解剖自己骨盆部的梦（见第六章庚梦7）。我们不难发现在此梦中，我缺少这种情况下所应有的害怕的感觉。由好多方面来说这都是种愿望达成，解剖即指我在这本关于梦的书中所进行的自我分析——这程序在真实生活中对我有极大的困扰，以致我迟延了一年以上不将它出版。然后想到我也许可以克服这个不是味道的感觉，因此造成我梦中不害怕的感觉。我亦很高兴不再变为灰色。我头发已经长得够灰了，这警告说我不能再迟延下去。在梦的结尾，那种要我小孩完成艰苦旅途的目标乃得以表现出来。

        下面我们再来讨论两个梦醒后感到满足的梦例。第一个梦例的满足的理由是期望，“乃是我所谓的‘曾经梦见这个’的意义，而其满足实在是我的第一个孩子的诞生（见第六章庚梦3）。第二个梦例的感到满足的原因是我确认某些预期的事件终于变成事实了，而实际上所指的和前个梦例相似！这是我生下第二个孩子的满足（见第六章庚梦4）。在这些梦例中，梦思中的感情持续到梦中；但是我们可以保险地说，梦中事情是不会如此简单的。如果对此二例加以更深地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这个逃过审查制度的满足受到另一来源的加强。这另一个来源有理由害怕审查制度，而其伴随的感情，如果表面不用一些相似而合理的满足（来自一些被核准的源流）来掩盖，而将自己置身于其护盖之下，无疑的是会遭受阻抗。

        不幸的是我不能在这些梦例中说明这点，不过由生活另一部分所取得的例子可以使这意义变得清楚。有一位我很讨厌的熟人，每当他发生什么不对劲的事，我都会有一种觉得很快乐的倾向。但我性格中的道德部分却不允许这种冲动得逞。我不敢表达希望他倒运的念头，而每当他遇到一些不应当得到的厄运时，我都压抑着自己的满意，并且强迫自己去表露以及觉得歉意。每个人一定都会在某个时候遇到我这种情况。不过后来却发生了一件事，这个我讨厌的人做了一件坏事而处在一个罪有应得的情况；这时我因为他得到应有的惩罚而满足，同时和其他公正无私的人具同样的意见。不过却发现自己的满足要比别人来得更强烈，因为它得到别的来源之支持（由我的憎恨），虽然直到那个时刻前一直受到审查制度的阻止，但在这改变的情况下，它乃以随意奔驰。在社交生活中，被嫌恶或者是不受欢迎的少数人如果犯了过错，常常会受到此种待遇的，他们所受到的处罚通常在应得之外再加上那恶意，而这种感觉在以前并没有产生什么后果。那些处罚他们的人无疑是不公正的，不过却不自知。因为那长久的压抑消除后所获的满足将它蒙闭了。在这种情况下，感情在质上说是应该的，但量却不对了；当自我批评对某一点不予置许后，它很容易忘掉对第二点的审查。就如一道门被推开后，人们就很容易都挤进来，这要比原先你所期望放进来的人数多很多。

        神经质性格的一个主要特征——即某一原因产生的结果虽然在质上说是适当的，不过量则太过了——就心理学所能了解的来说，亦可适用上述的句子。过多的部分仍是那些以前受压抑而留在潜意识的感情所引起。这些感情借着和一个真正的原因相联系，而使它的产生和其他的源由——一个合法以及没有瑕疵的感情——连在一起。因此，我们注意到被压抑，以及压抑机转之间的关系，并不完全只是相互的抵消而已。有时二者亦会合作无间，互相加强以达致一病态的效果（这也是同样值得注意的）。

        现在，让我们利用这些精神机转的提示来了解梦中感情的表达吧！一个在梦中展露的满足，即使能够在梦思中找到其源由，也不一定可以完全用此关系来加以解释。通常我们还要在梦思中找寻另一来源——一个受到审查制度压抑的，因为这压力的关系，所以这源由平时所产生的效果不是满足而是其相反。但是因为第一种感情源由的存在，使得第二个源由的满足不受压抑的影响，并且使得第一来源的满足得以加强。因此梦中的感情是由几个来源组合成并且受到这些梦思的过度决定。即在梦的运作当中，那些能够产生同样感情的同类，挤在一堆共同制造。

        经由对那种以“没有生活”做为主题的梦的分析来看，我们已能对这繁杂的问题有一点了解。在这梦中，各种性质的感情在显梦中却归组成两部分。当我用两个字把我的敌手和朋友歼灭后，仇恨以及困扰的感觉就产生了——梦中的文字是“被一些奇怪的感情所克制着”。另一部分则发生在梦快结束的时候，我非常高兴，并且认为有一种“回来的人”可以草草用意愿就能将之加以歼除（而我知道在清醒时候，这是荒谬的）。

        我还没有提到这个梦的来由呢——这是很重要的，并且能使我们更深入地了解此梦。我由朋友处知道柏林的一位朋友，弗利斯（梦中我称之为FL）将要被动手术。我想由他住在维也纳的亲戚处探听关于他更多的消息。开完刀后所得到的前几个报告并不是很确定的，因此我感到很焦虑，而想亲自到他那里。不过那时本身却生病，全身疼痛而寸步难移。所以，梦思是我担心这要好朋友的生命。据我知道他唯一的姐（妹），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因一个短暂的毛病而逝世了（我并不认识她）。〔在梦中弗氏（FL）提到他姐（妹），并说她在四十五分钟内就死掉了。〕我一定是这么想，他的身体也强壮不了多少，所以不久我就要在听到关于他的更坏消息后抱病踏上旅途，但是一定会到得太迟，而这又将使我永远地责备自己〔134〕。因此“来的太迟所受到的责骂”成为此梦的中心，而这恰好可用年轻时代的良师布鲁克在我迟到的时候以蔚蓝色眼珠的恐怖瞪视来责骂我的情景表现出来。不过梦不能如此完完全全的把它搬过来用，理由我会在后面提到。所以它把蓝眼珠交给另外一个人，并且给我予歼灭的力量。这很明显看出来，这是愿望达成的结果。我对这朋友的生命的关心，我对自己不去探问他的自责，我对于此事的羞愧（他曾很客气的来维也纳看我），我觉得自己是假借此病不去看他——这种种即造成我那梦中展现的感情风暴，同时也是在梦思这部分中狂吹。

        不过产生此梦的原因当中却有一个是具有相反效果的。动完手术后的头几天，他的情况不太好。我曾被警告不要和任何人讨论此事。这使我很伤心，因为这不必要的对我的谨慎表示怀疑。当然我知道这话不是我朋友说的，而是传达讯息者的笨拙及过度胆小造成的；不过这掩饰着的指责却使我感到很不愉快，因为这亦非毫无理由。大家知道，只有那种含有实质的指责才会有伤害的力量。许多年前，当我还很年轻的时候，我认识两个人（他们是很要好的朋友），他们以其友谊来表示对我的敬意；而我很不必要的在一次谈话中把其中一位所说的批评他朋友的话告诉了另一位。这件事当然和我的朋友弗氏毫无关系，不过我却永远忘不了这件事。这两个人之一是弗莱雪教授，另一位的教名是约瑟——这刚好是梦中我那朋友与对手P的教名〔135〕。

        在梦中此元素指责我不能保守秘密。弗利斯问我曾告诉过P君多少关于他的事亦是同样的指责。不过借着这个记忆（我早期不能守秘密以及造成的后果）却使我现在这个对自己将太迟到达的自责转换到在布鲁克实验室工作的时期。同时借着把梦中被歼灭的人唤为约瑟，不但指责自己将到达太迟，并且指责（我强烈压抑着的）自己不能保守秘密。由这梦即可看出凝缩作用和置换作用，以及其产生的动机。

        而我现在这个微不足道的愤怒（关于警告我不得泄露关于弗氏的疾病）却由心灵的深部得到加强，形成一股仇恨的洪流，指向我在真实生活所喜爱的人身上。这个加强源于我的童年。我已经提过（第六章庚），我的友谊与敌意源于童年时和大我一岁侄儿的关系；他如何凌驾于我之上，我如何学习防卫自己；我们一起生活，不可分离，互相亲爱，不过有一段时间（据我们长辈的回忆），我们两人常打架，同时埋怨对方的不是。由某一观点来说，我后来的朋友都是这形体的重新肉体化，因此都是“revenants”。这位侄儿在我孩童时期又再出现，那时我们一起扮演着凯撒与布鲁特斯的角色。我感情的生活一直强调着自己应有一个亲密朋友以及一个仇敌；而我一直能够使自己满足这愿望。同时我这孩童的概念常常会使我的朋友与敌人发生在同一人身上；当然这不会是同时发生，也不是经常转换的（和我童年的情况不同）。

        至于说一件新近发生的事件如何会引出孩童时所发生的事件，并且以之取代目前的因果关系，我却不愿在这里加以讨论。这问题属于潜意识思想心理学的范围，或者是心理症的一个心理学上的解释。不过为了梦解析的缘故，我们可以这么假设，我对孩童的回忆（或者由幻想所产生）多少具有下列的内容：“我们这两个孩子因为某些事而打架——到底真正是什么可以不管，虽然记忆或是其错觉显示出它是很确定的一件事——每一位都说他比另一位先到达，因此有权利得到它。于是我们整夜都在打斗着；力量就是权力；由梦中的证据看来，我自己已经觉察出自己的过错（“我知道自己的错误”）；不过这次我是强者，掌握着战场的胜利；于是失败者跑到我父亲（他祖父）跟前，诬告我，而我以由父亲口中听来的话替自己辩护：“因为他打我，所以我才打回他。”这个记忆（更可能是幻想）在我分析的时候浮现在脑海中——在没有更多的证据前，我不能说为何会如此——并且成为梦思的中间元素，并屯积着它们的感情（就像井子收集流入来的水流一样）。由这点看来，梦思是这样的：

        “活该，你要对我让步；为什么你要企图把我推倒呢？我不需要你，不久我就可以找到别的玩伴。”等等然后这些就进入到梦中表现的途径。有一个时候，我指责过约瑟，因为他也有个相似的态度：“ote—toiyquijemiymette！（让开！）”他在我之后继任布鲁克研究所的助手，该研究所的升迁不但慢而且罗嗦。而布鲁克的两个得力帮手又没有离去的迹像，因此年轻人就沉不住气了。我这位朋友知道自己的日子已经不多了，同时又因为与上级间没有深厚的感情，所以有时大声公开地表示不满。又因为他的上司弗莱雪病得很严重，而P想要把他赶走的意愿也许地不只是为了自己的升迁，其意图可能更为恶毒。自然，在这几年以前，我亦有同样的想法：因此，只要有提级及升迁的可能，那么就会有对妄想意愿压抑的机会，莎士比亚的哈王子即使在他病危父王的床边，亦压抑不住把皇冠戴上头上试试的行动。不过和我们的推理相同的是：梦中对我为朋友无情的想法加以处罚而放开了我自己〔136〕。

        “因为他野心勃勃，所以我杀他。”因为他不能等待别人的离去，所以他本身就被摒除了。这是在我参加大学纪念堂的揭幕典礼后立刻产生的感想——不是对他，而是对另外一个人，因此，我梦中所感觉到的满足，应当如此解释：“一个公正的处罚！你是罪有应得。”

        在P君的葬礼后，一位年轻人说了下面这些似乎不近情理的话：“教士说的话使我们觉得这个世界失去此人后，是无法存在的。”他不过表达其忠诚的反抗，其感伤因这夸张而得到困扰，但他这些话则是下述梦想的源起：“真的，没有人是无法予以取代的。我已经看到多少人死去了呀！不过我还活着，因此我拥有这个领域啦。”在我害怕无法赶上见弗利斯（Fl）一面的时候，类似这样的想法就涌现出来。我只能够想到这样解释；因为自己又比别人多活久些，因为他死去了（并非是我），因为我硕果仅存地拥有这个领域——而这童年以来即梦寐以求的。此源于童年的满足（拥有这个领域）造成梦中感情的主要部分。我很高兴自己活着，因此就像下面这轶事所表达的天真的自我情绪一样。丈夫对妻子说：“如果我们其中一人死去，那么我会搬到巴黎去。”因此，很明显的，我认为自己不是将死去的那个。

        不容否认，解析与报告自己的梦是需要高度的自律。因为这将使报告者成为与他共同生活的高贵生命中的坏蛋。因此，我觉得自然的，这些revenants在我要他活多久就活多久，并且可以一个意愿就将它加以抹杀。这就是为何我的朋友约瑟就会在梦中受到处罚。不过revenants是我童年时期朋友的肉体重现，因此亦是我感到满足的来源——我能一直为此角色找到替代者；而我对这快要失去的朋友又将找到一个替代者——因为没有人是不可置换的。

        但，审查制度到底是搅什么的？为何它对这狠毒的自私不予以强烈地对抗呢？为何它不把连结在这思想串列的满足改变为极度的不愉快呢？我想答案是这样的，和此人相连的别种无法反对的思想串列同时得到满足，并且其感情恰好遮盖了由这受抑制的童年妄想所带来的感情。在揭幕典礼的时候，我思想的另一层次是这样的：“我失去多少朋友了呀！有些死去，有些是因为友谊的年代，我将要保持这友谊而不再失去它。”“我对能够以一个新的朋友来取代失去的友谊”是能准许进入梦而不会受干扰的，不过同时却偷溜进了源自童年感情的具有敌意的满足。无疑的，童年的感情加强了现时这合理的感情，不过童年的仇恨亦成功地得以表现出来。

        除了这些以外，梦中亦明显地暗示着，另一能导致满足的思想串列。不久前，在好久的期待之下，我朋友弗氏生下一位女儿。我知道他是如何的哀悼他早年夭折的妹妹，因此写信告诉我说终于可以将他对妹妹的爱转移到这个女儿身上，而她将失掉那不可补偿的损失。

        因此这个思想又再和前面提到的隐意的中间思想发生关联（请见第六章）（而由这思想却发射出许多相反的途径）——“没有人是无法予以取代的”“只有revenants：我们那些失去的都再度回来啦！”而梦思各种相冲突成份间的关系再度因为下面这偶合事件而连接的更密切；我朋友小女婴的名字恰好和我小时的女伴具有相同的名字，她和我同年，并且是我那最早的朋友与敌人的妹妹（按即ohn与pauline兄妹）。当我听到此婴孩子命名为为赛琳时心中大感满足，对此巧合的暗示是，我在梦中以一约瑟代替另一个约瑟，并且发现无法压抑着“Fl”与“Fleischl”之间起头的相似处。现在我的思想又再回到自己孩子的名字上，我一直坚持他们的名字不应追求时尚，而是应该纪念那些我喜爱的人。这些名字使他们成为revenants。我想，孩子难道不是我们到达永恒之路吗？

        对梦中的爱情，我只有另外一些话要补充——由另一个观点看，睡眠者脑海中的某一统辖的元素造成我们所谓的“情绪”——或者是某种感情的倾向——而这对他的梦会有决定性的影响。这种情绪可能根源于他前一天的经验或思想，或者是依据记忆，不管怎样，它都是伴随的适当的思想串列。不管梦思的理念是决定了感情，或者是感情决定梦思的理念，对梦的建架来说都是没有分的。二者都预示梦的建架是受到愿望达成的影响，并且都是由愿望取得其心灵的动力。这实际存在的情绪和梦中产生的情感是得到同样看等的（请看第五章丙）。即有时会被忽视，有时会用来做为愿望达成的新解析。睡眠中的不安情绪可以是个梦的原动力，因为它引起那活力勃勃的愿望，这正是梦所欲满足。情绪所附着的材料于是被加以运作直至能够表达其愿望达成为止。而这不安情绪在梦思中如果愈是强烈和占优势，那么愈被强烈压抑的愿望冲动就会乘机潜入梦中：因为既然不愉快已经存在（否则它们需要制造出来），所以困难的部分已经完成了——即使自己潜入梦中的工作。这是我们又再碰见焦虑的梦的问题；以后我就会知道这将是梦活动的边缘例子。 

     第六章-壬、再度校正〔137〕 

         壬、再度校正〔137〕 

        终于我们现在能够论及梦形成的第四因素了，如果我们以和开始一样的方法来探讨着梦内容的意义——即以梦中显著的内容和它梦思的来由相比较——那么就会遇到一些必须以崭新的假设来加以解释的元素，我脑海中还记得一些例子，梦者在梦中感到惊奇，愤怒，被拒绝，而这仅仅是由于梦内容的一部分所引起。在前节的许多例子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些梦中的紧急的感觉和内容并不一致，反而是梦思的一部分，这我会在适当的例子中显示出来，但是有许多这类的材料却不能如此解释：它和梦思的关系无法找到。譬如说，这句常常在梦中发现的话：“毕竟这只是个梦而已”具有何种意义呢？（请见第六章）这是梦中一个真实的评论，就像我在清醒时所做的一样，而且这常是睡醒前的序曲；更常见的是它紧随着一些不安的感觉，但在发觉是梦境后又平静下去了。当梦中产生“毕竟这只是个梦而已”时，它和奥芬巴赫的笑剧中La beliehelene口中里所说出的具有同样意义〔138〕：它不过是要减少刚刚经验到事件的重要性，以及使接下来即将产生的经验更易于被接受。它的目的在向“睡眠”催眠，因为这精神因素正要使它奋起，同时有将使梦不再继续的可能——或者是该剧的继续发展——这么一来，就可以更舒适地继续睡下去，并且忍受梦中的一切，因“这毕竟只是一个梦而已”。我认为这个轻蔑的评论（毕竟只是一个梦而已）是在下述的情况产生的：当那从未真正休眠的审查制度发现在不经意之下让某个梦产生，要潜抑已经太晚，所以审查制度只好用这些话来对付因之而产生的焦虑感。这不过是精神审查制度的esb pritdescalier的一个例子。

        这使我们得以证实梦中每一事物，并非都是源于梦思，有时其内容能由一种和清醒脑袋不相上下的精神功能所制造出来。不过问题是，这种情况是例外，抑或除了审查以外，此种精神活动亦恒常占据梦的内容一部分呢？

        我们毫不犹豫地认为后者正确，虽然知道审查机构只是删除以及限制梦内容，不过它也能够增加或插入一些情节。这些插入的情节是很容易被辨认出来的。通常梦者述及此点时免不了会犹豫，同时前面冠以“就像”；它们本身并不太令人注目，不过却是用来连接梦内容的两部分，或者将梦的两部分连接起来。和真正源于梦思的材料比较后知道它是较不容易留存在脑海；如果我们把梦给忘了的话，这部分的记忆是最先失去的。我怀疑那些常听到的怨语：“我有好多梦，不过却忘了大部分，只记得一些琐碎”（请看本章第一节凝缩作用），就是因为此种急速忘却的思潮引起的，在完全的分析过程中有时我们发现，它和梦思的材料毫无关联。不过在仔细地研究后，我发现这并非常见；插入的部分通常能溯源到梦里，不过却无法以本身的力量或先决的方法来呈现于梦中，似乎只有在很特殊的情况下，这种精神活动才会创造新的事物，大部分的情况，它却是利用梦思中的材料。

        这个梦运作的因素的特征乃是其目的，这也是泄露其身份的部分〔139〕。这功能和诗人恶意形容哲学家的字眼一样：“它以碎布缝补着梦架构的间隙。”〔140〕由于它的努力使梦失去了荒谬与不连贯的表征，并且接合于理智的经验。但是它也不常是成功的。

        表面看来，梦常常是合乎逻辑与合理的；由一个可能的情况开始，然后经由一连串的发展而得到一个近理的结论（虽然并不太常见）。这一类的梦必定受过此种精神功能（和清醒时的脑袋没有两样）大量的修正；它们看来似乎是有意义的，不过却和真正的意思大大不同。如果将它们一一加以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再度校正非常自由地玩弄着梦材料，并且把它们之间的关系减到最少。这些梦可以说还未呈现到清醒的脑袋以前就已经被解析一遍了〔141〕。在别的梦例中，此种具有偏向的校正只能说是部分的成功而已。梦的一部分似乎是很合理，不过接着又变为模糊，无意义；也许接下来又再变为合理了。还有一些梦例，校正可说完全失败了，因为那些梦只是一堆无意义的碎片组合而已。

        我不愿意否认这个属于第四种梦产生因素的存在——不久我们即将对它感到熟悉。事实上，它是四个因素中我们最熟悉的一个——我也不愿意否认这个第四因素具有提供给梦的新贡献，不过据我们知道它和其它因素一样，也是利用梦思中现存的材料，依据其爱好来选择。有一个例子，它不需要辛劳地替梦架建起一座冠冕堂皇的正面——因为这已经存在于梦思中。我习惯于把这些梦思称为幻想；而这和清醒时刻的“白日梦”是相似的——也许这么说就可以避免读者的误会。精神科医师对它在精神生活上所扮演的角色还不太明了，虽然，朋纳第在这方面有很好的开始〔142〕。不过白日梦所具的意义并不能逃过诗人毫无错失的眼光，譬如说都德曾在很有名的总督大人中描述一位小角色的白日梦（请看第七章乙）。对心理症病患的研究使我们很惊奇地发现幻想（或者白日梦）乃是歇斯底里症状的直接前身，如果不是全部至少也是大部分。歇斯底里症状并非和真实的记忆相关联，而是建立在一些基于记忆的幻想上。因为这些意识到的白天幻想常常发生，使我们对此构造得以了解。不过，除了这些意识到的幻想外，还有更多的潜意识幻想——而其内容与受潜抑的来由造成它们变为潜意识的理由，仔细研讨这些白天幻想的特征使我们觉得把它和晚间的思想产物——梦——相比是很恰当的。他们和晚间的梦具有许多共同的性质，因此对它们的研究也许是了解梦的最短与最好的方法。

        和梦一样，它们都是愿望达成；和梦一样，它们大都是根源于幼童时经验到的印像；和梦一样，它们因为审查制度的松弛而得到某种程度的好处，如果仔细观察其结构的话，我们不难发现“愿望的目的”正把各种建架的材料重新组合以形成新的整体。它们和幼童时期记忆的关系，就像是罗马宫廷和古代废墟的关系一样——其阶级和柱子供给这些现代建筑的材料。

        由“再度校正”中——这个所谓梦产生的第四个因素——我们再度发现那个在创造白日梦时不受别的影响而得以呈现的同样精神活动。可以简单的这么说，我们所谈论的第四个因素把供给的材料模塑成一些像白日梦的东西。不过梦思中如果已经有现成的白日梦存在着，那么梦运作的第四个因素就会利用这现有的材料，而将它纳入梦的内容。因此有些梦只是在重复着白天的幻想——也许是潜意识的。譬如说，我的孩子梦见和Trojan战后的英雄同驰战场（请参阅第三章）。还有我那“Auto－didasker”的梦（请见第六章第一节），其第二部分完全是我白天幻想和N教授谈天的重现（此幻想本身是无邪的）。不过这些有趣的幻想只形成梦的一部分，或者只有一部分进入梦中的事实，只能如此解释，即梦的产生需要满足许许多多繁杂的条件。一般来说，幻想和其他的梦思部分都受到同样看待的，不过在梦中，它通常被视为一个全体。在我的梦中常常有许多部分是独特的，和其他部分虽然不同，它们似乎是更加通顺，关系更为密切，并且比梦的其他部分来得更短暂。我知道这些都是进入梦中的潜意识的幻想，但是却从未成功地记下这种幻想。除了此点以外，这些幻想和梦思的其他成分同样会受到压抑、凝缩，并且互相重叠等等。当然还有一些居中的例子，在两个极端——一头那些一成不变造成梦内容（至少亦是其正面）者，另一头是极端相反，它们只是以其中一元素，或者很遥远的比喻来呈现在梦内容中，梦思中幻想的最后下场当然也是和它能够符合审查制度和凝缩作用的程度有关。

        在前面所选择的梦例当中，我一直避免引用那些潜意识幻想占据相当重要地位的梦，因为介绍这个特别的精神因素，需先花很长的篇幅来讨论潜意识思考的心理学，不过我还是不能完全不考虑幻想，因为它们常常完完全全地移入梦中；更常见的是，经由梦而让我们意识到，因此，我下面要再引用一个梦例，里面含有两个互相抗拮的幻想——一个是明朗化的，而第二个则是前者的解析〔143〕。

        这个我唯一没有好好记下注释的梦，内容大概是如此的：梦者，一位年轻未婚的男人，正坐在他常去的餐馆内（在梦中很真实地呈现）。然后几个人出现，要把他带走，其中一位还要逮捕他。他对同桌的伙伴说：“我以后再付帐，我还要回来的。”但他们以一种蔑视的嘲笑叫道：“我们全都知道了。大家都这么说的。”其中一位客人且在他背后这么说：“又是一个！”他于是被带到一个狭窄的房间，里面有一位女人抱着一个小孩。护卫着他的某一个人说：“这是米勒先生。”一个警探，或者是某种政府官员很快地翻阅着一堆入门卷或者纸张，并且重复着“米勒，米勒，米勒”。最后，他问梦者一个问题而他答道：“我会这样做的。”于是他再望着那妇人，发现她长着一脸大胡子。

        在这梦例，我们不把两部分分开，表面的一个乃是被逮捕的幻想，而看来它似乎是新近由梦运作所制造。不过我们仍能够看到它背后的材料，而这种受到梦运作用稍加改换外观而已————即是结婚的幻想。这两个幻想相通特点在梦中显得很清晰——就像Galton的集锦照片一样。那位单身汉应允要回到此厅馆来，其同伴的怀疑（因为累积的经验而变得聪明些），以及他们在他背叫的“又是一个（去结婚的）”——这些问答却能很满意地适合两种幻想。那向政府官员宣誓的“我会这样做的”也是一样。翻阅一大堆纸同时重复着同样的名字较为次要，不过却是婚姻典礼的一个特殊特点——即是阅读一堆祝贺的电报，它们的致电都是具有同样的名字。结婚的幻想实际上比表面的被逮捕的幻想来得更成功，因为新娘在梦中确实呈现。由得到的消息中我知道新娘最后为何会长着胡子——不过并非经由分析而来。

        在梦发生的前一天，梦者和一位朋友（和他一样对婚姻感到畏羞）在街上散步，他要朋友注意一位走向他们的黑发美女，他朋友这么说：“确是不错。只要这些女人在数年后，不像她们父亲那样长着胡子就好。”当然即使在这梦中，梦的改造仍然在运作。因此，“我以后再付帐”指的是怕岳父对聘礼的意见。的确，各种疑虑都使梦者不能由这结婚的幻想中得到愉快。其中之一乃是害怕结婚会使他付出自由的代价，因此在梦中变形为逮捕的景色。

        如果我们暂时回到这个观点上——即梦的运作喜欢利用梦思中现成的幻想而非利用梦思来另外制造一个——那么我们就能解决和梦有关的一个最有趣的谜。我曾经提到过，毛利在长梦之后醒来，发现自己的后颈被小块木板敲击着——而梦中他却梦见法国大革命，自己被断头台上的刀片切断脑袋，既然此梦仍是连贯的，而且据他的解释，乃是为了解释那使他醒过来的刺激，而这刺激又是他所不能够预测到的，因此只有一种情况是可能的，即梦恰好在木板敲击他的头，以及他醒来之间形成的，在清醒的时刻，我们从来就不敢认为思想活动是如此的快速的，所以认为梦的运作具有加速我们思想程序的功用。

        对这急速成为大家所熟知的决论，许多作者都加以激烈的反对。他们一方面就怀疑毛利的梦的正确性，一方面又想辩论清醒时刻的思潮并不比这梦来得慢——如果夸张的部分加以消除的话。这些辩论引出许多基本的问题，不过我却不认为它们近于答案。但我必须承认，譬如说我不认为伊格对毛利断头台的梦的反对是能令心信服的。我自己认为这梦或许应该这样解释。毛利的梦很可能表示那多年以来一直储存于他脑海的幻想，不过却在他被那刺激弄醒的那刻里被唤起——或者是被暗示出来。果真如此，就不难了解为何这样长而详细的梦会在如此短的时刻内制造出来——因为这故事早就做好了，如果这块木头在清醒时刻击中毛利的头，那么也许他会这么想：“这就像被砍头一样。”但既然他在梦中被木板击着，梦运作于是很快地利用这敲击的刺激而获得愿望达成；就像它是这么想（这完全是比喻的）：“这是个好机会来实现我那意愿的幻想，而它是在我某个读书时间中所形成的。”这是不容易受人置疑的，因为每一个年轻人在强有力的印像下都会造成完全像这样的梦故事。谁不会被那恐怖时代的描述所吸引住呢——尤其是一位法国人，而且又是研究人类文明历史的学者——那时贵族男女，国家的精华，都显示出他们能兴趣高昂地面对死亡，并且在死亡刹那前仍能维持其高贵风度与灵活的智慧。对一个年轻人来说这个想像是多么的诱人呀！——想像自己正向一位高贵女士道别——吻着她的手，无畏地步向断头台。或者野心乃是这幻想的主要动机时，把自己取代那些可怕的人物又是如何的诱人呀！（这些人单单利用其智力与流利的口才就统治了城市中那些痉挛似抽动的人心，并且以其判决把千千万万的人命送上断头台而铺下整个欧州大陆改组的道路，而同时他们的头又是很不安全，终有一天会落在断头台的刀子下。）试想把自己看成Girb rondist（按即一八七一年法国国会之和平共和党员，其领袖皆来自rrokde州），或者伟大的英雄人物达坦，又是多么令人兴奋的呀！这是此梦的一个特征，他被“带到执行死刑的地方，四周围绕着一大群暴民”，看来他的幻想就是此种“野心”型的。 

        而且这长久以来即已准备的幻想并不必要在梦中一一展现，只要加以触摸一下就行了。

         我的意思是这样的，如果弹几道音符，而有人说是莫扎特的Figaro（就像在DonGiovanni中所发生的一样）许多印像就被勾引出来，但原先我一点都没有想到，关键的词句就像是个进口同时把所有的关系都激动起来。潜意识的思想程序也是一样的，这弄醒他的刺激把精神的进口给兴奋起来，而让整个断头台的幻想得以呈现。但这幻想并非在梦中全部一一浮现，那是在睡醒后回想时才出来。醒过来后，他记得这在梦中以整体的方式激起的幻想所具有的所有细节，在这种梦例中，我们没法证实自己确是记得一些梦见的事情，这种解释——即这只是事先准备好的幻想，而被一个弄醒的刺激所激动起来——可以应用在别的被外在刺激弄醒的梦，如拿破仑一世在战场中被炮弹吵醒的梦（请见第五章丙）。

        土波窝士卡为了她那关于梦的长短所做的论文而收集的梦中，我认为最有价值的乃是马卡里奥所报告的由剧作家波佐做的梦。某个傍晚，波佐想要去观看他剧本的第一次演出，但是他是那样的疲倦以致当戏幕拉起的时候，他就打瞌睡。在睡梦中他看完他全戏的五幕，以及各幕上演时观众们的情绪表现，在戏演完后他很高兴听到激烈的鼓掌并且高叫他的名字。

        突然他醒来了，但他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或眼睛，因为戏不过才上演第一幕的头几句话。他睡着的时间不会超过两分钟。我们这么想是不会太过草率的；梦者看完五幕戏，并且观察观众对各段落反应态度的事，并不需要在睡梦中由任何新鲜的材料制造出来，而可为由已经存在的幻想重现出来。土波窝士卡和别的作者一样，强调那些观念急速倾盆而出的梦都具有共同的特征；它们是特别连贯的（这和别的梦不同），而对它们的回忆只是摘要而非细节，当然这是那些由梦运作触发的现成幻想所具有的特征，但是原作者却没有指出这结论，我当然没有断言所有被弄醒的梦都适用的这种解释，或者梦中快速呈现的观念都是经由此种方式处理的。

        在这里我们无法不去讨论梦内容的“再度校正”和其他梦运作的因素之间的关系。难道制成梦的程序是像下面描述那样吗？即梦的形成元素——如凝缩作用的努力，逃避审查制度的需要，以及精神意念的表现力——首先由梦的材料中抽取出临时的梦的内容，然后此临时内容再经过重新铸造直到完全满足这续发的“再度校正”。不过，这是很不可能的，我们倒不如假定这因素从开始就和凝缩作用、审查制度和表现力一样，梦思必须满尼它的需求才能被诱导与选择出来而形成梦内容的一部分，这些因素是同时进行的，不管在哪个梦例中，这个最后提到的梦因素其需求对梦是具有最小束缚力的。

        下述的讨论将使我们认为这个我们称为再度校正的精神功能和清醒时刻的脑筋活动很可能是完全相同的：我们清醒（前意识）的思想对一切认知材料的态度，和此因素对待梦内容的材料完全相同，对清醒的思潮来说，我们很自然地对此等材料创造出秩序，制造相互间的关系，同时使它满足理智的期望。事实上我们这样做是太过分的，魔术师很容易利用这些理智习惯来愚弄我们。我们努力使各种感觉印像综合成合理的形式往往让我们隐入最奇特的错误，甚至把眼前材料的真实性否决掉。 

        关于这点的证据是人所共知的，我不想在这里花费太多的笔墨。在阅读的时候，我们常把错印（而把原意破坏）的部分误认为正确。法国一本畅销杂志的编者有次和人打赌他能叫排字工人在一段长文章的每个句子后面加上一“前面”，“后面”的字眼，而没有一个读者会觉察出来，结果他赢了，很多年前我在报纸看一则有关这种虚假联想的滑稽例子。无政府主义者有一次掷入一个炸弹在法国国会会议上爆炸开来，杜培以这勇敢的话“LaSeainue（会议将继续进行下去）”来缓和恐怖的气氛。看台上的来宾被问及他们对此暴行的印像。其中两位是由乡下来的，一个说他确曾在某人发表言论后，听到爆炸声，不过他以为国会在每个发言人说完后都要鸣炮一声。第二个人也许听过几次会议，也有同样的结论，除了他认为鸣炮是对一些特别成功的演说致敬。

        因此精神机构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梦内容，要求它们合理能解而加以第一眼的解释，不过却常因此产生完全的误解（请见第六章）。为了解析的目的，我们的原则是，不管任何梦例，我们都不考虑梦表面的连贯性，而怀疑各部分具有不同的来源。所以不管梦本身是清晰抑或含糊，我们都要遵循着各元素原先的路途回溯到梦思的材料去。

        现在我们就能知道前面所论有关梦的清晰抑或含糊都不是独立的，再度校正能够产生效用的那部分是清晰的而不能发生效用的则是含糊，又因为梦中含糊的部分常常又是不够鲜明的，所以我们能这样断言，这个续发的梦运作亦能够贡献各个梦元素的强度。

        如果我要找寻一个物像来和这个梦的最后形式（经过正常思考的协助后）相较量，那么没有任何比飘页中那些很久以来就吸引住其读者谜样的铭言来得更恰当了。书中的句子给读者的印象是像拉丁铭言——而其实是一些极其粗鄙的土话（为了对比的缘故）。为了这目的，所以把土话句子中的文字字母排列弄乱，而加以重新排列。因此不时出现一些真正的拉丁文字，有些地方又像拉丁字的缩写，而别的部分我们又看到一些好像掉了一些字母，或涂删的文字，因此忽视了每个独立文字的无意义。为了不被愚弄，我们必须放弃找寻铭言的企求，注视每个文字，不管其外表排列如何而把它重新组成自己的母语，这样才能了解。

        再度校正是梦运作四个元素中最能被大多数作者观察到而且了解其意义，艾里斯曾有趣地描述过其功能：“事实上我们可以想像睡眠中的意识如此对自己说：‘我们的主人（清醒时刻的意识）来了，它是具有强而有力的理智和逻辑等等。赶快！把材料收集好，将它们排好——任何秩序都行——在它又再掌握实权之前。’”

        其运作的方法和清醒时刻思想的雷同，曾被笛拉谷露斯描述：“这个解析的功能并非梦所特有，我们清醒时刻对感觉作用所作的逻辑协调亦是一样。”

        苏利和土波窝士卡亦有同样的意见：“精神对这些不连贯的幻觉所做的努力，就和白天它对感觉所做的协调一样，它把所有分离影像以想像的环节连起来，并且使它们之间的巨大间隙填补着。

        根据其他作者的说法，这种重组以及解释的程序在梦中开始发生，并且连续到清醒为止，因此包汉说：“不过，我常常这么想，梦也许会有某种程度的变形或重新造形，在记忆中……而那要产生系统化的想像在睡梦中开始作用，不过却要在睡醒时才会完成。因此思考的速度在清醒时刻的想像力作用后会很明显地增加。”

        李罗和土波窝士卡说：“反过来说，我们对梦的解析与协调不但需借助于梦中的资料，而且也需要用到清醒时刻的……”

        因此，这个大家所认知的因素无可避免地被过分高估，——他们认为梦之所以创造出来完全是因为它的成就。哥洛认为此种创造性工作是在睡醒那刹那间所产生的，而浮卡更进一步地认为清醒时刻的思想将睡眠时浮现的思潮制造成梦。对这观点，李罗和土波窝士卡有下述评论，“有人认为可以在清醒的时刻发现梦的进行，所以（这些作者）主张梦是由清醒时刻的思想将睡眠时所产生的影像制造成的。”

        依据这对再度校正的讨论，我将更进一步地讨论梦运作的另一个因素，而这是最近由塞伯拉的细心观察研究所发现的。我前面曾经提过（请看第六章丁），塞氏在极度疲倦与昏困的状态下强迫自己从事理智活动却发现自己把思想转变为图像。在那时刻中，他所处理的思想不见了，却以一些图像来替代此类抽像思想。不过这时刻产生的影像（可以和梦的元素相比较）有时并非是所从事的理智活动——即是说和疲倦，以及工作的困难和不愉快有关。也就是说和从事这工作者的主观情况与功能有关，而与他所从事的活动物像没有关联。塞氏把这种常发生的事件叫做官能性现像，而非他所期待的“物质现像”。

        譬如说：“一天下午，我很困地躺卧在沙发上，但是却强迫自己思考一个哲学上的问题。我想比较康德和叔本华对时间的看法。不过因为太过疲乏，我无法立刻把他们两人的争论同时浮现在脑海中，而这是把他们相互比较的必要条件。经过几次徒劳的尝试后，我又再度用全部意志把康德的推论浮现在脑海中以便能和叔本华的相比较。但当我注意力转移到后者，然后又返回康德的时候却发现他的论证逃开了，我无法再把它挖掘出来。对于要把匿藏在脑袋中的康德理论找出来的徒劳尝试突然使它在我眼前以一种实在的，造形的影像呈现，就像是梦的影像一样：我向一位脾气暴躁的秘书询问某件事情，那时他正在弯着腰伏在办公桌上办事，恼怒我那紧急问题的干扰，因此半伸直着身体，给我一个愤怒而拒绝的脸色。 

        （取自塞伯拉） 

        下面则是别的关于往返清醒和睡眠之间的例子（皆取自塞氏）。

         发生时的情况：早晨，在清醒的时候，当我在某种程度的睡眠状态（半睡半醒）下，并且回想刚才所做的梦，想要重复以及继续下去，却发现自己愈来愈接近清醒，不过心理却要留在这蒙胧时刻。

        梦见的情境：我把一脚跨到溪流的另一边，不过却立刻把脚收回来，因为我想要停留在这一边。

        例六：发生的情况和例四相同（他想要多躺在床上一会而不睡过时间），“我想要多睡一会。

        梦见的情境：“我和某人道别，不过却安排不久和他（她）再见的时间。”

        塞氏观察到的官能性现像（代表一种精神状态而非物体）主要是发生在入睡与清醒两种情况下。明显的是，梦之解析上和后者有关，塞氏的例子强有力地批出，在许多梦中，显梦的最后部分（接下来就是醒过来），往往只是表现清醒过程，或者是清醒的欲望，这种表现可能是跨过门槛（门槛像征），从一房间走到另一房间，离开，回家，和朋友再见，潜入水中等等，但是由自己的梦或分析别人的梦中，我却无法找到很多和门槛像征有关的梦元素，而塞氏的著述却使我们期待能够找到更多的像征。

        不过这种门槛像征也许可能解释梦的中间部分——譬如说，往返于深睡以及睡醒的时候。然而，有关这方面的确实证据还未找到（请看下面第七章丙弗氏关于这点的评论）。而较为常见的是过度决定的例子，在这些例子当中和梦思相联系的梦内容只是更用来表现某种精神活动的状态。

        这个塞氏表现的有趣的官能性现像（虽然错不在该作者），却导致许多滥用：因为它被认为是支持那些古老的以像征和抽像来解析梦的证据。许多喜爱此“官能性类型”的人甚至在梦思具有一些理智活动或情绪程序，就说它是官能性现像，虽然这些前天遗留下来的残物，并不比其他的材料有更多或更少的权利入梦。

        我们认为塞氏现像乃是清醒时刻的思想对梦形成的第二个贡献。（第一个贡献我们已经以再度较正的名义下予以讨论过了。）我们已经显示白天运作的注意力继续在睡眠状态下指导着梦，局限着它，批评它，并且保留着中断它们的权利。看这个留存的精神机构唤醒了审查官，而这对梦的形式具有强劲的限制性，塞氏的观察所能追加的是，在某种状况下自我观察亦扮演着某种的角色，并且形成一部分的梦内容。这自我观察机构（也许在哲学家的心灵中特别发达）和别的如精神内省，观察的错觉，良心，梦的审查官等的关系，也许在别处讨论较为适当。

        下面我将把这长篇有关梦运作的讨论加以摘录，我们曾被指问，精神是否以它全部力量或者仅以剩余的受限制部分来创造梦，研究的结果发现这问题是不合适的，但如果我们被迫一定要回答的话，那么我们要说二者都是对的，虽然看来这两个答案是互相排斥的，在制造梦的时候，我们能够分辨出两种精神活动：梦思的产生，以及把它们转变成梦内容，梦思是理性的，它是我们所能具有的所有精神精力所制造出来的，它们属于那些不在意识层面的思想程序——经过某些变异，这程序亦产生我们意识的思想。无疑的，梦思有许多值得探讨，有许多神秘处，不过却和梦没有特别关系，所以不忘在梦的前提下予以讨论〔144〕。但是形成梦的第二种精神活动（把潜意识思想转变为梦的内容）却是梦所独有，而且是其特征。

        这特殊的梦运作和清醒时刻思想型式的分野远比我们想像得还大，即使是梦形成的精神功能之最低级者亦然，梦运作不单只是更不小心，更无理性，更健忘，或者更不安全；它和清醒时刻的思想完全不同（就质来说），所以是无法加以比较的，它并不思想，计算或者判断；它把自己局限在给予事物新的变形，我们前面已经不厌其烦地描述种种它在产生结果前所必须满足的情况。那个结果，最主要的是要能够通过审查制度，为了满足此目的，梦的运作就置换各种精神的强度，甚至把所有的精神价值都改变了。思想必须完全或主要的以由视觉或听觉的记忆痕迹来表现，而这又使梦运作在进行的置换时做表现力的考虑。也许要由晚上梦思所能给予的制造出更大的强度，因此就有凝缩作用。我们不用去注意思想之间的逻辑关系；它们只是特殊的梦外形的一个伪装，不过梦思的感情不会受到太大的改变，这些感情通常是受压抑的常存在梦中时，它们和原来附随着的思想是分离的，而且同样性质的感情连在一块。只有梦运作的一部分——所谓的校正（因梦例而有量多少的不同）则受到部分清醒的意识所影响——才和其他作者苦心赞誉的思想（他们想用来包括形成的全部分）相同。

        ————–●注释:

        〔1〕译注：沙孚为纪元前六○○年左右之希腊女诗人。

        〔2〕有关这段文字的意义，我们将在“像征代表”的那一章再详论爬楼梯的梦。

        〔3〕德文“下榻”、“停留”所用的字，如按字源分析，其意为“步下”。

        〔4〕有关梦者的奶妈所影射的荒唐意义是依其情况而定，譬如，在这情形下，那奶妈其实便是影射着他的母亲。还有，我曾在前面提过这位年轻人曾后悔他当年未曾好好利用机会吃他奶妈的豆腐，也可能就成了这梦的来源。

        〔5〕译注：此字意为希腊，罗马建筑物之入口、通廊，尤指雅典街城Acropolis 之入口。

        〔6〕由于原稿德文无法译出，故此为英译者自创之。

        〔7〕音节上的分析拼凑，的确可称之为真实的“音节化学”，事实上日常生活中倒不乏趣例，找“银子”最合算的办法是什么，你只要跑到“银莓”生长的地方，采些银莓，再把“莓籽”去掉，不就有了“银子”吗？（此为英译例子）。

        〔8〕Lasker死于”进行性瘫痪”，这是由接触女人引起的疾病（梅毒）。而Lasalle，也是一个梅毒病人，为了一个他所爱的女人而与人决斗被杀死。

        〔9〕最近我发现一个例外的病例，他是一个被“强迫观念”所困扰的年轻男性，但其智能均仍有高度的发展。他在梦中所发生的话语并非来自他自己所曾说过听过的话，却是他自己内心深处那强迫观念不经化装的表达，然而这些在醒觉意识状态下却只能以另一种改装后的面目出现。

        〔10〕由于我视“梦改装”与“审查制度”为梦理论的核心问题，所以我拟在此举出林克斯的故事“梦幻犹醒”的结尾数节以飨读者，在这儿也许可以看到我的说法的梗要：

        “这是叙述一个人天赋有一种能力，永远不会梦见无稽的内容……”

        “你所以能梦中犹如醒觉，全都是由于你的美德，你的善心，你的公正，你对真理的爱，由于你天性中道德的清晰概念使发生在你身上所有的事均能为我所理解。”

        但回答却是：“然而，如果我再好好想一想的话，我几乎相信所有人均与我一样，不可能梦见过无稽的内容，一个梦者事后仍能清楚地追述出来的，决不是一种谵妄的梦，它必定有某种意义的。而不可能是另有其他说法的，因为与其本身相矛盾的内容决不可能被合成一体的。梦中的时间、地点往往混淆，而与梦的真正内容有所出入，但这却不影响梦的基本内容，其实在醒觉状态下，我们也常作出这一类的事，如冥想神仙故事，一大堆幻想中的英雄人物……而这些却只有白痴才会不解风情地批评：“这不可能的，这根本是无稽之谈……”

        一位朋友说：“但愿每个梦均能像你对我的梦所作的解释那般精确！”

        “这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只要用心一点，对梦者而言，是有可能做到的。你问说为什么这总是不可能？就你来说，似乎梦里隐藏着某些以特别的，得意的形式所表现的龌龊事情，某种很难窥透的你本性上的秘密，而这就是为什么你的梦常显得了无意义或荒谬绝伦。其实，更深一层的研究，当可发现决不是这么一回事，因为毕竟一个人不管醒觉或做梦状态下总还是他本人的。”

        〔11〕在写完以上这些文字后，我已经发表了两个完整的梦的分析和合成——在“一个歇斯底里病例的部分分析”（弗洛伊德，一九○五版，seⅡ和Ⅲ）。和弗洛伊德，seⅣ中对“狼人梦的合成——。峦克的分析（一个自我解释的梦，一九一○年）值得一提，因为这是所发表过较长的梦中分析最详细的。

        〔12〕最后这四句（由另外的材料……）是一九一九年才加上的。在早些的版本中，此段是如此写的：“另外的材料则被称为支径。整个来说，它们构成了梦思的真实愿望变为梦的希望所必须经过的途径。这些“支径”第一类便是由梦思本身衍化而来，由本质的置换成非本质的。第二类便是一些把所有非本质的元素连接起来（而这些元素是由于置换，所以变得重要），并伸展到梦的内容。第三类则是一些联想和思想串列，借着它们，我们仍能在分析过程中将梦的内容和第二类附带元素连起来。我们不需要假设这第三类必须和梦的形成有所关联。弗洛伊德在一九二五年说他把这collaterals的名词删除，但这名词在第七章却又出现了。

        〔13〕这些话的详细阐述请参第六章注〔123〕。

        〔14〕译注：Parnassus，山名，在希腊，为Apollo及Muses诸神之圣地。

        〔15〕这是弗洛伊德爱好的比喻。可能源于歌德的抒情诗。

        〔16〕这梦在弗氏写给弗利斯——梦里的那位朋友——的信中有（一八九七年四月二十八日）详尽的描述。“请看弗洛伊德，第60封信。”

        〔17〕弗洛伊德在一八九六年十一月二日寄给弗利斯的信中报告这个梦（请看弗洛伊德，第50封信。）那时，他说这梦是在出殡后一天发生的。

        〔18〕关于这话的描述请见第六章丙节、丁节。

        〔19〕看过了K．Abel的“原始语言对偶词句的意义”——他的观点亦为其他的语言学说所证实——，我感到很惊奇，因为最原始的语言和梦的行为竟然是完全相像。起先，它们只有一个名词来形容完全相反的两年事（譬如：“强——弱”、“衰老——年轻”、“远——近”、“紧——松”）；然后，用一种续发步骤把这共同的名词稍加改变就造成相反的两个意念。Abel特别指出古埃及的文字，不过他显示出闪族和印度与德国语系亦有同样的发展过程。

        〔20〕Annunciation：相传天使Gabriel向圣母玛丽亚宣告耶稣降生之消息。三月廿五日即是纪念此事之节日。

        〔21〕这梦在第六章丁节有很详尽的描述。

        〔22〕请见亚里斯多德对于释梦者的看法，见第二章注〔2〕。

        〔23〕关于集锦人物的题目请参阅第六章甲节二。

        〔24〕第五章注〔66〕。

        〔25〕当我不知道要在那个人物中寻找本人的自我时，我根据下述原则去判断：那个梦中人具有我睡着时所经验到的情感，那么他身上就隐藏着本人的自我。

        〔26〕请看第五章乙节革命的梦。

        〔27〕见弗洛伊德有关梦的短篇的短篇论文，标准本第五册六五一页（ondream）的最后部分有一些有趣的例子。

        〔28〕歇斯底里发作常常利用时间秩序的颠倒来混淆视听以达到掩饰其意义的目的。譬如说：一个歇斯底里的女孩在一次发作中想表现一种带罗曼蒂克的味道——这是她在地下火车遇到某人后，潜意识所幻想的罗曼蒂克。她想像那个男人被她美丽的双脚所吸引，上前和她搭讪，而那时她正在看书；然后他们就一起去玩，享受了一段美丽的爱情。她的发作便是以身体的痉挛来表现这段爱，同时用嘴唇的动作代表接吻，两臂的紧握表示拥抱。然后她急促地跑到隔壁房间，坐在椅子上，拉起裙角以露出双足，假装看书，同时和我说话（即是，回答我）。另外请看Artemidorus说的：“在分析梦境的时候，有时要由头开始，有时却要倒过来从后面开始……”

        〔29〕〔一九三○年加注〕这到底是否正确，我现在不敢确定。（弗洛伊德在他那篇讨论梦与第六感的末段曾为这个分类的存在争辩）。

        〔30〕这题目在第六章庚节中讨论得更详细。

        〔31〕她伴随的歇斯底里症状是月经不调，及忧郁（这是病人的倾诉）。

        〔32〕这在第六章丙节已经提到。

        〔33〕歇尔奈尔认为肉体的刺激只不过提供给心灵一些可以激发想像的材料。

        〔34〕在完成分析后发现这和我童年的一件事有关，这是用下面的联想而得的结论，dermohrhatseineschul－digkeitgetan，dermohrkanngehen〔摩尔人（moor摩洛哥或附近非洲北部之土人）完成了他的义务，所以他可以走了〕。schuldigkeit（duty）其实是arbeit（work）的字误，然后就是这样一个滑稽的哑谜：“摩尔人是几岁完成他的义务呢？”——“一岁，因为他那时就能走了。”〔gehen：离开（go）或走路（walk）〕（似乎因为我生下来就具有卷曲的黑发，所以年轻的母亲把我叫做小摩尔人）——不能找到帽子是生活中发生的一件事（清醒时）。我们那位具有藏东西天才的女佣人把它给藏起来了。——梦的末尾，亦陷藏了对死之是忧郁地反抗：“因为没有完成任务，所以我还不能走。”——这梦牵涉到生与死，就像我不久前梦到的歌德以及瘫痪病人的梦。

        〔35〕由后来的知识看来，这句话不再能够成立，请见InhibitionSymptoms andAy1926，可以知道作者后来对焦虑与原欲关系的看法。

        〔36〕请看我关于玩笑的著作——尤其是第六章的末尾——以及应用文字桥梁于解决心理症症状（譬如说，杜拉第一个梦的形成），——在《弗洛伊德集》，第二部，以及《捕鼠人对鼠的强迫性思想》——弗洛伊德著《关于一个强迫症病患的分析》。

        〔37〕此人之名为HuugoWolf。

        〔38〕字面的意思“愚笨者之塔”——这是疯人院的老名字。

        〔39〕此梦的荒谬将在第六章辛节予以评论。

        〔40〕前面两种是凝缩作用和置换作用。

        〔41〕“梦的像征”这题目将在下节有详细的讨论。

        〔42〕对于这起始的梦的解析——当作一种具因果关系的附属子句来说明。

        〔43〕描述她生命过程。

        〔44〕她高贵的出身：与“起始的梦”相对的意愿。

        〔45〕一个集锦的图像，联合了两个地点：她家里所谓的阁楼，她曾在那里和她兄弟嬉戏——而他成为后来她幻想的对像。另外一个则是农场——为一个坏叔叔所拥有，他常逗弄她。

        〔46〕一个对她叔叔农场回忆的相对意愿，在那里睡觉的时候，她常常把衣服除掉。

        〔47〕就像是在Annunciation的图画中的一位女天使，手持着一株百合花。

        〔48〕为了解释这集锦图像，请看第六章丙节：天真无邪，月经，Ladaneaux camelias。

        〔49〕这指出她的幻想涉及许多人。

        〔50〕这是指她是否可以拉下一个，即指自慰（或译手淫）

        〔sieerb reissen——字面意思，“topullonedown”or“out”——这是含糊的德语，相当于英文的把自己扔掉（totossoneselfoff），弗洛伊德在他的论文末段也曾经唤起对此种像征的注意〕。

        〔51〕枝条很久以来就用来代表男性的生殖器；在这里恰好亦暗示了她的姓。

        〔52〕这句话，以及下面紧接的，皆指婚姻所要注意的事。

        〔53〕一个相似的自传式的梦将在第六章戊3梦例三中报告——它是我梦的像征的第三个例子，另外一个则由峦克详尽的报告。还有一个需要倒过来说明的梦例则由史特喀尔记录。——〔对于自传式梦的文献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运动的历史》的末尾可以找到〕。

        〔54〕（在一九○○、一九○九与一九一一的版本中，前面还有一段，不过于一九一四年删除。其内容是：我需要再提出另一些在梦或心理症病患用以伪装性材料的意念：即关于搬家的意念。“搬家”很容易以“Auszi”来置换（此字指“搬家”或“脱衣”）因此与“穿衣服”这题目相关联。如果梦里出现上楼，那么就提醒了此英文字“tolift”，即把衣服提高起来。

        〔55〕弗洛伊德在别处提到，就像早发性痴呆的存在使像征的分析变容易，强迫性心理症却使它变得困难。 

        〔56〕请看布罗拉和他苏黎支的弟子，梅德、亚伯拉罕等关于像征的著作，以及他们所引述的非医学的作者（如小保罗等）。和这题目最有关的则要看峦克及沙克斯钟士的论述。 

        〔57〕此观点为史伯柏提出的理论所强力支持。他认为所有原始的字都是涉及有关性的事情，但后来经由用在一些相似于性的事件与活动上而失去了性的意义。

         〔58〕譬如说，费连奇指出，一艘在水上航行的船发生于匈牙利梦者的“小便的梦”，虽然这个字“Schiffen”〔意即装载；相似英文中字意含糊的“topump ship——把船上的水抽出来”，并不存在于匈牙利语中。（并请看下述第六章戊节小便的像征）。在说法语以及其他罗马语系的国家，房子是用来像征妇人，虽然在这些文字里并没有一个字和德语的“Franuenzimmer”少女、少妇（译者注：德文Frau为女人，复数即Frauen而zimmer为房间，但两字合成一字Frauenzimmer 时，亦指少女、或少妇之意而已。）相似，请看第五章注〔20〕。

         〔59〕在美国，梦中的爸爸是以总统来表示，不过最常见的还是州长——这常在日常生活中用来称呼父亲。

         〔60〕我一位住在宿舍的病人梦见他遇见一位女佣人，问她的号码是多少。他很惊诧，因为她回答道：十四。事实上，他和这位女佣私通，并且已经到过她的房间数次，她自然害怕女房东会起疑心，因在他做梦的前一天提议他们应该在一间无人住的房间内会面。这房间的号码是十四号，而在梦中这女人却是十四号，我们很难再想一个关于女人和房子仿同的更好证据（钟士，Interschr．f．Psyb al－yse，ii1914）。另外亦请看Artemidorus的TheSymboolismsofDreams …“因此，如果某人是在屋里的时候，睡房即表示他妻子”。

         〔61〕请看弗洛伊德的《性学三论》中的第二部，关于“诞生的理论”。 

        〔62〕这里我将重复在别处说过的话：“前一些时候，我听见一位和我们意见不同的心理学家与我们其中一人说，不管怎样，我们无疑地夸张了梦中所潜隐着的性意义。他最常有的梦是上楼，而非常确定的是，这里面一点性的意义都没有。因为这反对，所以我们非常警惕，而且注意梦中的阶梯、梯子、楼梯的意义，不久我们知道楼梯（以及类似的东西）毫无疑问的代表着性交。只要比较一下，我们即不难发现：在一连串的韵律动作，以及愈来愈厉害的喘不过气来后，我们爬到了顶端，然后在几个快步之后，我们又回到了底下，因此，性交的韵律性动作在上楼的动作中重演了。另外，我们亦不应该忘记语言上的证据：攀登就相当于性行为。我们常说某男人是个“steiger”（mounter）及NnachsteigenN（即追求，字面意思是climbafter）。在法文里楼梯的每一梯级被称为marches而unvieux marcheur和我们所谓的eieiger（老不羞——anoldrake）具有相同的意思。

        〔63〕请和Zbl．Psyal2，675上所刊登的关于一位十九岁的躁郁病病患的图画相比较。一位男人挂着一只蛇的领带，而这蛇正弯向一位小姐。另外在Anb thro－pophyteia6，334页中的“害羞的男人”：一位女士进入浴室，撞见一位来不及穿上衣的男人。他很尴尬赶快用褂衫的前面部分盖住自己的咽喉，并说：“对不起，我还没有结上领带。”

        〔64〕这点在弗洛伊德的著作《奇妙的》的第二部分有详细的说明。并请看他的关于女妖之头的著作。

        〔65〕而明显的，小弟弟也包括在内。

        〔66〕虽然歇尔奈的梦像征和这数页的观点不同，我必须强调歇尔奈尔是第一个真正发现梦的像征者，而精神分析的研究使他那本很早出版，而且是一度被认为幻想的书被世人重视。

        〔67〕请看Kirchgrapher的一个相似的例子。史德喀尔亦记录了一个梦，里面有一顶帽子，中央插着一根弯曲的羽毛——这像征着“阳萎”的男人。

        〔68〕Prater维也纳郊区有名的游览胜地。

        〔69〕性交的像征。

        〔70〕或Chapel，指阴道。

        〔71〕阴阜。

        〔72〕阴毛。

        〔73〕根据专家的意见，蒙在头布与斗篷内的魔鬼是具有男性器官的特征。

        〔74〕阴囊的两半。

        〔75〕字面的意义是“PicturesofWomen”，德文用来代表女人或裙子的俗语。

        〔76〕这点——即醒来时对梦的真实性以及潜匿的梦思所有的强烈感觉——弗洛伊德对严森“怀孕”的研究中，曾在第二章的末了强调过。并且在“狼人的梦”中也提过。

        〔77〕沙克斯对此名词的用意是指更多的投注而非弗氏的用法。

        〔78〕——ing，也许是维也纳近郊，Schottentor则近市中心。

        〔79〕“Schlemihl和那些字尾是“－Yl”的同音，是一个源于希伯来文的德语，常用来表示运气不好，无能力的人。

        〔80〕KorsakoffrPsychosis：一种长期酒精中毒引起的精神病，常常具有定向力的阻碍，易受外界刺激或暗示的影响，错误记忆，及幻觉，而且常有多发性神经炎症。

        〔81〕“他赢取了伟大的投掷，成为朋友的朋友，他赢取了一位可爱的女人……”这是席勒的快乐颂第二段的起句，由贝多芬配乐，用于他的交响乐“合唱”中，但是第三行（即弗洛伊德前面第一个所引用的）事实上也是贝多芬的歌剧费得里奥终场的合唱中最后一段的起句——他的歌剧事实上是抄写自席勒的。

        〔82〕梦中牙齿被某人拔掉，通常是解释成阉割（史德喀尔说这就像是理发师剪发），但我们必须分辨具有牙齿刺激的梦和牙科医师的梦不同点。

        〔83〕在杜拉的个案报告中会有这种例子，下面所提到的相比，可在弗洛伊德一八九九年一月十六日写给弗利斯的信中找到。

        〔84〕和杨格的通讯中得知有一个发生在妇女的牙齿刺激的梦具有“生产的梦”的意义。钟士很清楚地确定此点。这个分析和上面分析的共同点是阉割与生产中，都是把身体的一部分由整体中分开。

        〔85〕请看第六章注〔50〕。

        〔86〕金币〔（Krone）〕那时是奥地利的钱币。

        〔87〕〔Zahnziehen拔掉一根牙齿；zug（和ziehen同一字源）＝“火车”或“拔”。zahn—reissen＝掉掉一根牙齿；reisen（和reissen的发音相似）＝旅行〕。

        〔88〕因为内容的需要，所以重复了此段文字。

        〔89〕这“两”个观察的“两”，其实是一九○九及一九一一年版本所遗留下来的，那时对典型的梦的讨论完全放在第五章中，他所谓的第一个观察到的结果就由下段开始直到本节结束为止，而第二个观察结果则自（第六章戊节）的“当对梦中代表‘性’。……”开始到（第六章戊节12）的“另一个Schlemichles的例子”结束。

        〔90〕峦克曾在ZentralbattfurPsyalyseNo：4中发表过一个典型的伪装的俄狄浦斯的梦。另外一些利用眼睛像征的伪装的梦则散见于峦克、爱德、裴廉克齐及赖德勒的著作，就像在别处一样，俄狄浦斯传说中被弄瞎眼睛的说法代表阉割的意思。而古罗马时代经以伪装的俄狄浦斯梦的像征并非不为人所知——峦克这么写着：“因此我们知道凯撒大帝梦见和其母亲性交，而当时梦的解释者说这是他拥有大地的预兆。而对达氏（译者按：Tarquins：罗马史乘中，属于第五王及第七王一族之人）的神论亦是同样有名的——此预言是这样的，即那位第一位吻其母亲的人将会攻克罗马而布鲁特斯把这解释成大地（“他吻着大地，并说这是所有生物的母亲”）。请和希维托斯报告的希比亚的梦相比较：“波斯人被Pisisb tratus的儿子、布比亚带领到马拉松去，即在前一天晚上，布氏梦见和母亲睡觉；他的解释是，他必须回到雅典去重建其势力。因此，此老人即死在其故乡中。这些神话与其解释指向一个正确的心理认识。我发现那些认为妈妈疼爱他们的人，在真实世界中往往显得自信，而那个看来似乎是英雄式的乐观常常带给他们确实的成功。 

        以下是我记录的一个典型但经过伪装的伊底帕斯梦：一位男人梦见：他和与另一位男人将要结合的女人发生暧昧的关系，他很担心那人会发现这私通，因而不和此女人结婚。所以他对此男人表现得非常具有感情；拥抱而且吻着他。——此梦和梦者的生活只有一点相连的，他和一位有夫之妇私通；而她丈夫（他的朋友）一句语意含糊的话使他怀疑他朋友是否注意到一些蛛丝马迹。事实上还有别的问题——在梦中丝毫没有提到，不过也隐含着了解它们的关键。此丈夫想有严重的病，而其太太对他可能猝然去世已有了心理上的准备，梦者意识的想在他朋友死后和此年轻寡妇结婚。这些外在的影响，使梦者置身于伊底帕斯梦的领域里去；其愿望是把此人杀掉，然后和其妻子结婚，不过他的梦却伪善地加以改装——他不但不表示她已结婚，反而说另一位男人想和她结合（这实际上和他秘密的意愿相对应），而他对此男人的仇恨感则隐藏在感情的外衣下——而这正是他儿时对待父亲的回忆。 

        〔91〕关于dejavn的一般讨论，请看弗氏的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第十二章。按即林克明医师译本（新潮文库〔39〕）之第二—三页最末一行起。

        〔92〕离开维也纳约七十英里的隧道，连结到西南部的支线。

        〔93〕我经过好久才知道关于胎儿期生活的幻想与潜意识思想的重要性，它们解释了大多数人对被活埋的极度恐惧；并且提供了死后复生的极度深层的深意识基础。这无非是表现了此种未出生前对茫茫人生的一种投射。尤其生产行为是第一次经验到的焦虑，因此即有焦虑情感的原型。

        〔94〕那些在孩童式的膀胱的梦中所利用的像征在大人的意义则纯粹是性的：水＝尿＝精液＝羊水；船＝抽出船上的水即（小便）＝子宫〔箱子（木箱）〕；弄湿＝尿床＝性交＝怀孕；游泳＝膨胀的膀胱＝胎儿的居所；下雨＝小便＝受精的像征；旅行（出发或到达）＝离开房铺＝性交完毕（蜜月旅行）；小便＝射精；（峦克）。 

        〔95〕Pfister曾报告过一个这样的梦。至于“拯救”的意义，请看弗氏、峦克和赖克的其他著作。

        〔96〕这和德国一个成语有关“EinenKussinEhrenKannniemand verwehren”（没有人能拒绝一个荣耀的吻）。事实上，梦者在走过田亩时就得到第一个吻——谷穗间所给予的吻。

        〔97〕这纯粹是文字的，因为在德语中“拉出来”（hervorziehen）和“具有好感”（vorziehen）是相似的。

        〔98〕请看弗氏之“图腾与禁忌”，第四章第三节。

        〔99〕此例首先在一篇论文中报告，插入本节时，弗氏删去了“他利用脱离女性姿态……”后面的一段文字。此段文字提到有关塞伯拉的“官能性现像”——这将在第七章甲节起予以讨论。删除那段是这样的：“我们不能反对对病人的这种解释；但是我不愿意单单因与这构思和病人治疗的态度有关就说它是官能的。这种思潮和别的事件一样，都是梦的材料，我们很难想像为何接受分析的病人思想不和他接受治疗时期的行为有关。而塞氏所谓：

        “物质的”与“官能的”的分野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有意义（请看塞氏著名的坠入睡乡的自我观察——即只有当梦者的意志指向他脑海中的梦思，或者是他确实的精神状态而不是那些形成他梦思的部分。弗氏并且在括弧中说，不管在哪种情况下，“木条不在中间断裂，反而不可置信地沿着长轴纵分为二”都不可能是官能的。

        〔100〕请看第七章注〔135〕。

        〔101〕银纸（silverPaper）＝锡箔；stanniol是锡的衍化物。

        〔102〕弗氏“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第十二章中会加以讨论。

        〔103〕佛罗林及克鲁斯是奥地利古代的钱币，在本书第一版印出来时还未改换。在那时候一佛罗林（一百克鲁斯）约等于一先令十便士，或者是美金四角。因此，本梦以及下一个梦中所提到的三佛罗林六十五克鲁斯约等于六先令（或美金一元二角五分）；二十一克鲁斯约值四便士（七角半）；一佛罗林五十克鲁斯约值二先令六便士（六角半）；一五○佛罗林则值十二镑十先令（六十二元半）。

        〔104〕心理症患者也是一样，我知道一位病人，她不能自主地，不能如愿地一直听到（幻觉）一段段的歌曲，并且不知道这对她精神生活有何意义（她不是妄想病患）。分析结果显示她给予自己某些自由，而把歌曲的意义予以改变。譬如说：“温柔的，温柔的，虔敬的旋律（Leise，leise，frommeweise！）。她潜意识地把最后一个字看成“Waise”（因而使整个句子变成温柔的，温柔的，孝敬的孤儿）。这孤儿即是她本人。另外，在一圣诞歌曲的起首，“呀，被祝福以及快乐的……”；她省去了圣诞节日（christmastide），因而把它变成一首婚礼的歌曲，这种改造的机转单单在联想的时候就能发生（不需要经过幻觉）。

        〔105〕有一句男人常常用来开玩笑并且具有性意味的话和这有关，即以“notzuchtigen。（强奸）”用来代替“notigen”（强迫）。

        〔106〕请看（第七章）的注〔135〕。

        〔107〕在第七章甲节有更详尽的分析。

        〔108〕“对他国家的富强来说，他活得不长，但却是全心全力的”。正确的字应当是Salutipublicaevixitnondiusedtotus。对于我把“Publicae”误为“patriae”，Wittels有很好的解释。

    〔109〕这也许是一个过度决定的说法：我迟到上班的理由，晚上做的太晚，而且早上又要走过KaiserJosef大道和WaEhringer大道那么长的路途。

        〔110〕这在第六章壬节有更详细的讨论。

        〔111〕Caesar和Kaiser之间还有更进一层的关联。

        〔112〕此即一八九八——一八九九年匈牙利的一次政治危机，后来由协尔组联合政府而解决。

        〔113〕即“我们誓死效忠国王！”乃是一七四○年奥地利王位继承之战后，玛丽亚登上王位，贵族们对她呼吁所做的反应。另外我记不起来在那里看到有关一则梦的记载。该梦中的人物都是异常细小的，其源由是梦者白天看到的铜版画，这些卡乐的画像都是具有好多好多微细的人物。有一套是描绘三十年代战争的恐怖。

        〔114〕这来自歌德在其朋友席拉死后数月为其遗作LiedVlocke（钟之歌）所作之跋上，他说席拉的灵魂正向真实、完善与美丽之永恒前进，但“在他背后却笼罩着一个枷锁着全人类的阴影——共同的命运”。

        〔115〕此梦在“第六章庚节”有更进一步的讨论。

        〔116〕德文的fahren，在梦以及分析中不断地被提到。不过翻译成英文时却要根据含义翻成驾驶（汽车），或（坐在火车中）旅行。〔117〕在这里，梦的运作模仿着那被认为是荒谬的思潮——借着制造一些和思想相关联的荒谬来呈现。在批评巴威略（Bavaria）国王的烂诗时，海涅引用了他所欲评判的句子，造出一些更烂的句子来。如： 

        HerrLrdwigisteingrosserPoet，Undsingter，sostürztApollo 

        Vorihmaufdieknieeundbitteru， 

        “Haltein！ichwerdesonsttoll．O！”

         （路威伯爵是个伟大的诗人，当他开始朗诵的时候，阿波罗向他跪下，哀求道：“停止吧！否则我就要发疯了呀！”）

         〔118〕梅尔涅（1833——1892）曾任维也纳大学精神科教授。

        〔119〕无疑的，这是弗利斯周期性定律的一个例子，51＝28＋23，恰好各是男性和女性的时期。51重复出现的事实将在第七章甲节提到。

        〔120〕上面的梦是这个规则的一个好例证：即是同一个晚上所做的梦虽然回想起来是分离的，但是却是一定源于同样的梦的材料。同样的，我这个要把孩子安全的移出罗马城的梦亦受到小时的一件事情所扭曲：那时我很羡慕那些亲戚，他们就能把自己的孩子移送到另外的土地上。

        〔121〕“NichtaufmeinemeigenenMistgewa”——意即“这不是我的责任”或“这不是我的孩子”。德语的“Mist”本来是指肥料，通俗的用途中则指废物，而在奥地利话中刚是指垃圾箱“Mistruger”。

        〔122〕如果在精神分析的过程中，病人在做梦的当儿和自己说：“我一定要告诉医师关于这事。”那么这恒常暗示着病人受到很大的阻力而不易坦白此梦——而且常常接着就忘了。

        〔123〕某些方面来说，这是对我前面所说关于梦中逻辑关系的修正。前面只不过描述梦运作的一般行为，但却没有论及更精确，更细微的细节。

        〔124〕Stanniol，锡的衍化物，这里暗示着Stannirus所著关于鱼的神经系统的书。

        〔125〕这是我住那栋公寓的底层，那些租户在这里存放着他们的摇篮车；但在其他方面，却是种过分决定。

        〔126〕请见第四章前言。

        〔127〕这不是任何一个真实地方的名字。

        〔128〕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但我依循着报告梦例的基本规则、把脑海呈现的东西都写下来，所用的字眼本身就是梦里所表现的一部分。请看第七章甲节。

        〔129〕席勒并非出生于马伯格，而是在马巴哈，一个德国学生都晓得的事实，我也不例外，这又再是那种为了取代意欲的伪造而犯的错误。详见“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第十章。

        〔130〕如果没有错得太离谱，那么由我孙儿（二十个月大）的第一个梦可以获得这事实，即梦运作成功的把其材料转变成愿望达成，不过对伴随着的感情却无法改变。在他父亲离家重登沙场的前一个晚上，孩子在梦中大声狂叫：“爸爸！爸爸！——孩子！”这只能这样解释。“爸爸和孩子在一起吧！”不过其眼泪却表示他对这即将来临的分离感到伤心。在这时候，这孩子已经很能够表达出分离的概念了。“Fort”即“离别（gone）”——在梦中一个拉长而且特别强调的O——O——O——来置换——是他学到的第一个字，而在做这梦的几个月前他早就能用他的玩具，扮演着离别的游戏。这游戏又再显示着他早年生活一种成功的自律，因为他能允许妈妈离开他“即相当于离别”。

        ——（Freud，BeyondthePleasurePrinciple第二章）

        〔131〕这梦在弗氏和弗利斯的通信（一八九八年四月十四日）上有很详尽的说明。

        Aquileia，离水数里，以一条小运河和咸水湖相通，湖中的一个岛屿上即坐落了Grado，这些地方都是位在Adriatic的北部，一九一八年前是奥国的一部分。

        〔132〕译注：Augean乃Elis之王，其牛厩养牛三千经三十年而不洗Hercules，希腊神话之英雄，乃Jupiter与Alemene之子，以其力大并成就十二件难事而著名。

        〔133〕我们很容易看出这些处罚的梦满足了超我的愿望。

        〔134〕就是这个潜意识梦思中的幻想一直坚持着以“NonVivit”取代“Non Vxit”：

        意即“你来得太晚，他已经不再活着了。”

        〔135〕下面这些Bernfeld所发表的事实将使接着的梦变得更易解。弗氏一八七六年至一八八二年在..维也纳生理学研究所（布鲁克实验实）工作，布鲁克（1819—1892）是弗氏的上司，那时候的两个助手是爱斯能（1846—1925），以及弗莱雪（1846—1891），他们都比弗氏大十岁左右，弗莱雪在晚年的时候患上很严重的身体疾病。弗氏就是在这里遇见布劳尔（1842—1925）——这位和他一起合作研究歇斯底里症的伟大前辈并且又是此梦中的另一个约瑟。第一个约瑟——弗氏早夭的朋友与敌手P君则是Josefpah（1857—1890），他继承着弗氏在此研究所的职位（另外请见钟士所著《弗氏传》第一卷）。

        〔136〕很容易看出，约瑟在我梦中占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请看前述有关我叔叔的梦——第四章）。我的自我很容易把自己藏在具有此名字者的背后，因为约瑟夫是圣经上的名人，一位梦的解析者。

        〔137〕“sekundirebearbeitung”以前翻译为再度修润，我认为不太对应是sedaryrevision（strachcy）。

        〔138〕第二幕中，巴利斯和海仑谈爱的情景，后来被menelaus闯入。

        〔139〕弗洛伊德在别处这么说严格说来，再度校正不是梦运作的一部分，请参阅他那关于“marcuséshaerbuch的精神分析”的文章。

        〔140〕暗示着海涅的“返乡”弗氏会在其新导论最后一篇的讲演中，会在前面引用全文。

        〔141〕譬如说在第六章壬节刊载的梦。

        〔142〕弗氏后来有两篇文章论及白日梦。一九二一年J．Varendonck发表《白日梦心理观》，弗氏会为之作序。

        〔143〕在我那本关于《一个歇斯底里之症患的部分分析》的书中，我曾经分析过一个此种梦的好例子——里面具有许多幻想的重叠。本来在分析自己的梦时，我低估了幻想对梦形成的重要性，因为我的梦常常根源于心理的冲突以及讨论。对其他人来说我们更容易证明梦和白日梦之间是完全类似的，对歇斯底里症患者来说，梦可以替代歇斯底里症状的发作，因此很容易就此了解白日梦的幻想乃是此两种精神状态的前身。

        〔144〕从前，我很难使读者区别梦显意识和隐藏着的梦思间的不同，他们一次又一次的由一些未经过解析的梦中提出质问与反对，而忘了要需要对它先加以解析，不过现在当分析使他们了解其含义时，许多人又同样顽固地隐入另一个过失中，他们想要由梦隐意中探究其梦精要，不过在追究的过程中却忘了隐匿的梦思和梦运作之间的不同，基本来说，梦只不过是一种特殊的思想，只有在睡眠状态下才能存在。梦运作造成此种形式的思想，而它本身即是梦的主要部分，这说明了它那种特殊的性质。我这么说是为了要澄清读者所熟知的“梦具有预测力”的错误，梦只不过想要解决我们精神生活所面临的问题，这和我们意识那清醒时刻的精神活动一样的；除了这点以外，它不过告诉我们这种活动亦能在前意识中进行——关于这点，我们早就知道了。

     第七章-前言

         前言

        在我听到的许多梦当中，有一例子特别值得我们在此地加以注意。这是一位女病人所报告的，她曾在一次“梦的讲演”中听到下面我将提到的（我至今仍然不知其真确来源）。不过该梦内容所产生的深刻印像却使该女士再度梦见（即再度梦见此梦的某些元素），换句话说，即是她经由此种方法来表达她对梦某部分的赞同。

        这个范例的前奏（她所听到的梦）是这样的：一位爸爸在孩子快逝世的时候日夜守在病榻旁。孩子死后，他到隔壁房间躺下，不过却让两室相连的大门敞开，因此，他能望见置放他孩子的房间以及他尸体四周点燃着的蜡烛。他并且请一位老头看顾着死尸，且在那里低声祷告。睡了数小时后，这位父亲梦见他孩子站在他床边，捉着他的手臂，低声地责怪他：

        “爸爸，难道你不知道我被烧着吗？他惊醒过来，发现隔壁房正燃着耀目的火焰，赶过去一看发现那位守候的老先生睡着了，而一枝点燃着的蜡烛掉下来了，把四周围着的布料和他深爱的孩子的一条手臂给烧着了。

        这位病人和我说，此感人的梦很容易解释，而那讲演者也曾很正确地加以说明。一定是那经过大门传来的火焰照射在他的眼睛使他得到下述的结论（如果清醒时，他也会有同样的印像）：蜡烛跌下来在尸体附近燃烧着某些东西。也许他在堕入梦乡时还在怀疑那老人是否能够尽职。

        对这解释，我没有异 议，不过要追加的是，梦的内容必定是过度决定的，梦中那孩子的话一定在生前说过，并且和他爸爸心灵中的一些重要事件有所关联。譬如说“我发着高烧”

        也许病人曾在最后这场病中，发着高烧的时候说过。而那“爸爸，难道你不知道？”也许和某些被遗忘的敏感情况有关。

        但是，虽然知道此梦是一种具有意义的程序，而且关系着梦者的精神体验，不过我们却很奇怪此梦为何在这种急需醒过来的情况下发生。而这梦也是种愿望达成。在梦中，此男孩的行为像是活着般：他走到父亲的床前，握着他的手臂，警告他——也许和他生前说出“我发着高烧”的情况一模一样。为了满足此愿望，所以父亲多睡了一会儿。他较喜欢梦中的情况，因为这么一样，他的孩子又再活起来。如果父亲先醒过来，然后才达致以上结论而赶到隔壁，那么孩子的生命就短少了这段时间。

        对于这吸引人的短梦的特征，我们无可置疑。直到目前为止，我们主要的论点都放在梦的意义，发现此等意义的方法，以及梦的运作如何隐匿其意义上面。换句<dfn>..</dfn>话说，梦的解析一直是我们的主题所在，但现在我们却遇到一个梦，其意义很明显，而且解析毫无困难，不过仍保有某些特征而和清醒的时刻有所分野，而此分野必须要加以解释。只有把所有关于梦解析的工作放置一边，才会体验出我们对梦的心理了解是如何的贫乏呀！

        不过在踏上“梦的心理”这条路以前，我们必须停下来向四周望望，看看在后面那段路途中是否遗漏了一些重要的事物。因为我们必须了解，以前经过的路乃是此旅程中最顺利的（如果我没有太大错误的话），那么直到现在，我们所走过的路都是通向光明的——即指向更深入的了解。不过一旦我们要更深入了解有关梦的精神程序，那么我们面临的是一片黑暗。我们不能以精神程序来解释，因为所谓解释即是将某事件追溯到一些已知的知识上，而眼前并无一些确定的心理知识使我们能够用来做为梦心理探讨的基础。反而，我们必须设立许多假定和心灵结构有关的假说，以及其运作的力量。不过我们必须小心，不能以超过一级的逻辑连结来建立假说，否则这些假说的价值便不确定了。但即使我们的推论没有错误，并且考虑过各种逻辑的可能性，单单这些假设上的残缺就足以使我们整个的推演变得徒劳无功。就算费尽心思，单独的个别对梦，或者是其他心灵活动加以充分地研究，我们仍然无法证实或者裁决心灵架构以及其运作的方法——为了达到目的。我们必须对一系列的心理功能加以比较研究，然后将所得到的各种确定知识综合起来。因此我们暂时.要把梦的精神分析推衍而得的假设放在一旁，直到它和我们由另一角度去探讨同一问题的结论发生关系为止。

     第七章-甲、梦的遗忘

          甲、梦的遗忘

        因此目前我想把论题转移到我们一直忽略，并且可能动摇解释根基的一个题目上，好多人都认为我们事实上并不知道那些我们加以解释的梦——或者应该更清楚地说：我们没有把握它是否真正如所描述那般的发生。

        第一、我们所记忆的以及加以解释的梦本身受到那不可信赖的记忆所截割——它对梦印像的保留是特别的无能，而且常常把最重要那部分忘却。当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某个梦的时候，常会发现虽然曾经梦得更多，不过却只能记得一小部分，而这部分又是很不确定的。

        第二、有许多理由怀疑我们对梦的记忆不但残缺不全，而且是不正确与谬误的。一方面，我们也要怀疑梦是否真的如记忆那般的不相连；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怀疑梦是否像叙述那样的连贯——是否在回忆的时候，任意将一些新的以及经过挑选的材料填补被遗漏或者根本就不存在的空档；或者我们以一些装饰品将它修饰得圆圆滑滑，以致无法判断哪部分是原来的内容。确曾有一位作者史笔达如此说，梦的前后秩序和相关都是在回忆的时候加进去的。因此，这个我们想判断其价值的印像是否有可能完全由手指间滑过而不留丝毫痕迹呢？

        到现在为止，我们一直都忽略了上述的警告。相反的，我们把一些琐细，不明显以及不确定的部分和那些明显确定的部分予以相同的评价，伊玛打针的梦中，就有这个句子“我立刻把M医师叫来。”我们假定它是源于一些特殊的原由，因此，我即能追溯到一个不幸病人的故事。我就在他的床榻旁“立刻”把上级同事叫来。那个“将五一和五六看成不可分别”

        而显然是荒谬的梦中，五一那个数字数度出现，我们没有把它当作一件自然或者是无意义的事件。相反的，我们由此推论，五一背后必定埋藏着另一个隐意；遵循着路线，发现原来我害怕五一会是我的大限，这和梦的主要内容所夸耀的长寿产生强烈的对比。在那个“nonvixit”的梦中（请见第六章己节），我起先忽略了一个中途插入的不明显事实：“因为P不了解，所以弗氏转过头来问我”等。当解释过困难的时候，我回到这句话上，结果溯源到孩童时期的幻想——而这恰好是梦思中间的重要分歧点。这是由下面这几句话推来的：

        SeitenhabtihrmichverstandeenauchverstandtichEuch，

        Nurwennwirimkotunsfanden，

        Soverstandenwirunsgleich。

        （字面意思：“你们很少了解我，我也不了解你们。直到我们在泥巴中相见，才会很快彼此了解。”——Heine）

        每个分析中都有许多例子可以显示出，梦中最琐细的元素往往是解释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而且往往解释会因为对它的忽略而延误了。我们对梦中所展示的各种形式的文字都赋予相同的重要性。即使梦中的内容是无意义或者不完全——似乎要给予正确的评价是不会成功的——我们亦把这缺陷加以考虑。换句话说，别的作者认为是随意糅合，并且草率带过以避免混淆的部分，我们都把它拜为圣典般。对这个不同意见，我认为有加以解释的必要。

        这些“解释”较看好我们，虽然别的作者并非绝对错。在我们新近获得对梦来源的知识探照下，以上的矛盾突然释解了。在重新叙述梦的时候，我们会把它歪扭。这是对的；不过这歪扭正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再度校正——这个普通施展作用于正常思考上的机构——又一次运作（请见第六章壬节）。但这歪扭不过是梦思经常受到梦审查制度修 正的一部分。别的作家在此点都会注意或怀疑这运作明显的“梦的歪扭”作用；不过我们对此却没有太多的兴趣，因为另一个更为深远的扭曲作用（虽然较不明显）早已经从隐藏的梦思中选出梦来。以前作家所犯的唯一过错乃是认为将梦用语言表达出来所造成的变异乃是任意的，不能企求有更进一步的分解，因而给予我们一个错误的梦的图像。他们太过低估精神事件被决断的程度——它们从来不会是任意的。我们很容易显示出下面这现像：如果某元素不被甲系的思想串列所决断，那么乙思想串列很快地就取代了它的位置。譬如说，我要任意地想一个数字。

        不过这是不可能的：所提示的数字毫不含糊的，而且必然经过了我的思考，虽然对现时的注意力来说，它可能是遥远的〔1〕。在清醒时刻，梦所受到的校正更改，也同样并非是任意而为的。它们和被取代的事件间有着关联，并且替我们指出通往该内容之途径，而那内容也许又是另一个的替代品。

        在解析梦的时候，我常常运用下述手段，而从来没有失败过。如果病人向我提出的梦很难了解的时候，我要他再重复一遍。再重复一遍的时候，他很少会运用同样的文字。而他那运用不同文字来形容的梦的部分正好是梦伪装的脆弱点：对我来说，它们的意义就像齐格飞斗篷上的绣记对哈根所代表的意义一样〔2〕。这就是梦解释的起始点。要病人重复一遍不止在警告他说我要更花费心机来分析这梦；于是在这阻抗的压力下，他急促地企图遮掩梦伪装的弱点——以一些较不明显的字眼来取代那些会泄露意义的表达。不过他这样恰好挑起我的注意力。因此梦者企图阻止梦被解释的努力反而让我推断出它斗篷上绣记的所在。

        前述作者过分怀疑我们所记得的梦到底有多少是不对的。因为这没有什么理智上的根据。一般来说，我们无法保证记忆的正确性；但却往往将它赋于超过客观性的信任。对于梦或者它某一部分是否正确的被报告出来的疑问，实际上只不过是指出梦审查制度的一个变体而已（意即梦思要进入意识后面所遭受的阻抗）。这种阻抗并不因为已经产生的置换以及取代而消失；它仍然以一种存疑的姿态附着于那被允许出现的材料上。我们尤其容易误解这点，因为它是作用不明显的元素，而不是那些强烈的。我们已经知道，梦所呈现的，是经过精神价值的完全置换，已和梦思不同，歪扭必须要在消除精神价值后才能产生；它能常以此种方法表达，而且偶尔也安于这种现状。但如果某一含糊的梦内容被怀疑的话，那么我们就有十分的把握说，这乃是一个违禁梦思地直接推衍。这就是古代国家的伟大革命，或者是文艺复兴后的情况：高贵以及掌握实权的家庭，曾经一度控制整个局势，现在被放逐，所有的高级官员被新面孔所取代。只有那些最穷困，最无力量的败落人家，或者是些优胜者的喽罗才会被允许住在城内；但即使如此，他们还是不能享有完全的公民权利，并且不被信任。这个不信任和上面所提的怀疑是相对应的类比。这是为何我要强调分析梦的时候，所有用来判决确定度的方法都要废弃；而梦中虽然只有些蛛丝马迹，也要当作是绝对的真实。在追梦中的某一元素时，我们必须遵守这态度，否则分析必将搁浅。如果对某个元素的精神价值抱有疑问，那么对梦者的影响是，该元素背后所藏有的观点亦不会自动进入梦者的脑袋。因此结果是不会太明朗的——梦者可以相当合理地这么说：“我不太清楚这是否发生在梦中，不过我却具有下面这想法。”但是从来没有人如此说过。事实上，这疑问是造成分析中止的原因，并且也是精神阻抗的一种工具及衍化物，精神分析的假设是正确的——它的一个条件是：凡是阻碍分析工作进行的都是一种阻抗。

        除非考虑精神审查制度，否则梦的遗忘亦是不可解的。在许多例子中，梦者觉得梦见许多事情，但却记得很少，这可能具有其他的意义。譬如，梦的运作一整晚都在工作，但是却只留下了一个短梦。无疑的，时间愈久，我们忘掉的梦内容也就更多；有时虽然费尽心思也无法将它们记起来。我认为不但此种遗忘常常被高估：而且梦之间的沟隙限制了我们对它了解的观点也是太过强调的。我们常常能够借着分析的方法填补忘掉的梦内容；至少在很多的例子中，我们能由一个剩余的部分架构出所有的梦思（当然，不是梦的本身，而这事实上并不重要）。为了达到这目的，梦者在进行分析过程当中必须付出更多的注意力，与自律——就此而已，但是这显示出梦的遗忘不无仇视（即阻抗）的因素在内〔3〕。

        借着观察此种初步遗忘的现像，我们可以得到“梦的遗忘乃是偏见的，并且是种阻抗的表现”的确实证据〔4〕。常常在分析的过程间，被遗忘的梦的某部分又再出现。病人常常这么形容道：“我刚刚才想起。”借此种方法而得以呈现的梦部分必定是最重要的；它通常是位于通往梦解答的最近路途上，因此也就受到更多的阻抗。在本书的许多梦例中，其中一个梦即有一部分借着此种“后来想起”的方式呈现出来。那是一个旅行的梦，关于我向两个令人不快的旅行者之报复，那时我因为此梦表面的不清楚而没有深入解析（请看第六章庚节梦8）。那段被省略的部分是这样的：我提及席勒的一件著作（用英文），“这是从……”

        但察觉出错误后，自己改正为：“这是由……”“是的，”那人和他妹妹说，“他说的对。”

        这种梦中出现的自我更正，虽然引起某些作者的兴趣，但在此地却不必花费我们太多的心血。但我却要借着一梦例说明关于梦中发生文字错误的典型例子。这发生在我十九岁的时候，首次访问英国。第一次在爱尔兰的海里度过一整天。自然我很高兴地在沙滩上捡起浪潮所遗留下来的水生物。当我正好观察着一双海星的时候——〔梦的开始即是hollthurn hollothurian（海参类）〕——一个漂亮的小女孩走上前来问道：“它是海星吗？是活的？”我答道：“是的，他是活的。”我立刻发现自己的错误，很尴尬地赶紧加以改正。而在梦中我却以另一个德国人常犯的文法错误来取代之。

        “DasBuchist vonSchiller”应该翻成这本书是由“by”，而不是“from”。在听过这么多关于梦运作的目的，以及其不择手段，任意运用各种方法以达目的的讨论后，如果听到这个英文字“from”是借着和德文“from（虔诚）”的同音而达到极度凝缩的作用，我们将不会感到惊奇。但是我那个关于海滩的确实记忆何以会呈现于梦中呢？它表示——用一个最纯真无邪的例子——我把性别的关系搞错了。这当然是解释此梦的钥匙之一。而且，任何一个听过马克思的《物质与动性》书名来源者都不难填补这个空隙：（莫里哀“LeMaladelmaginaire”中的La Matierest—elleLaudable〔5〕——肠子的动作）。况且我还能以亲眼目睹的事实来证明梦的遗忘大部分是由于阻抗的结果。一位病人对我说，他刚做一个梦，不过却全部忘了；我们于是再继续进行分析。然后遇到一个阻抗；于是我向病人解释一番，借着鼓励与压力帮助他和这不能令他满足的思潮取得妥协。我几乎要失败，突然间大声叫道：“我现在记得自己梦见什么了。”因此妨碍我们分析工作的阻抗也同时使他遗忘了此梦，而借着克服此阻抗后，这梦又回到他脑海中。

        同样的，一位病人在达到某种分析过程后，也许会想起他好多天前所做过的梦，而这梦在以前是完全被遗忘的。

        精神分析的经验已经提供另一个证据，说明梦的遗忘主要是因为对该事实的阻抗，而并非由于睡觉和清醒是两个互无关联的境界——虽然别的作家强调此点。我常常有这样的经验（也许别的分析家与正在接受治疗的病人也有同样的经验），在睡眠被梦吵醒后，我立刻以拥有的所有理智力量去进行解释工作。在那种情况下我往往坚持如果不能完全了解便不去睡觉。然而我就会有过这样的经验：在第二天清晨醒过来时，完全把解释以及梦的内容忘得一干二净，虽然依旧记得我曾做过梦而且解释过它。不但理智无法将梦保留在记忆内，反而梦常常和解析的发现一起烟消云散。但这并不像是有些权威人士所认为那样：梦的遗忘乃是因为分析活动和清醒时刻的思潮间有一道精神的阻隔。

        普林斯先生对我的“梦的遗忘”大加反对，他认为遗忘只是解离精神状态所产生记忆丧失的一种特殊情况，而我对此种特殊记忆丧失的解释无法伸展到别种形式上，因此我的解释是毫无价值的。我要提醒读者，在对这些解离状态的描述上他根本没有尝试找寻一种动力性的解释。如果如此做的话，他必然会发现潜抑（或者更精确地说，由它而来的阻抗）是造成精神内涵的遗忘与解离的主要原因。

        在准备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观察到梦的遗忘和其他的精神活动之遗忘没有两样，而且它们的记忆也和其他的精神功能相似。我曾经记录下许多自己的梦，有些是当时无法完全解释，有些则根本未加解释。而现在（经过一年到二年之间），我为了想得更多的实证而对某些梦加以解析。这些分析都很成功；的确，我可以说，这些梦在经过长时间隔离后反而变得比近期的梦来得更容易解释，可能是因为我在这段时间内已把一些内在的阻抗克服了。在进行这些分析时，我常常把以前的梦思和现在的加以比较，发现现在的总是较多，而且旧的总是被包括在新的里面。我起先很惊异，不过很快就不以为怪，因为发现自己很早就有要病人诉说他们往日的旧梦，而把它当作昨日梦而加以解析的习惯——用同样的步骤，并且可得到同样的成功。当我讨论到焦虑的梦时，我将要提出两个像这样迟延解析的例子（请见本章丁节的梦），我在得到这第一次经验的时候，曾经准确地如此预测：梦和心理症的症状各方面都很相像，当我用精神分析来治疗心理症——譬如说，歇斯底里症——我不但要解释那使他来找我治疗的现存症状，而且也必须解释那早就消逝的早期症状；而我发现，他们早期的比现在的问题更好解决。甚至在一八九五年，我在歇斯底里症的研究上曾经替一位年龄大过四十岁的女病人，解释她十五岁时第一次歇斯底里症的发作〔6〕。

        接下来，我将提及许多关于解析梦更进一步但却不互相关联的论点。这也许能做为读者的引导，如果他想分析自己的梦来证实我说法的准确性。

        他必须要知道，解析自己的梦并不是简单而且容易的事。虽然并没有阻抗此种感觉的精神动机，要察觉这种内在现像以及其他平时不太注意的感觉都需要经过不断的尝试。要把握那些“非自主的观念更是难上加难，任何一位想这样做的人必须对本书所提的各项事实感到熟悉，并且在遵循这些规定进行分析的时候，必须不带有任何先人为主的观念、批评，或者是情感或理智上的成见。他必须要牢牢记得法国生理学家本纳得对实验工作者的规劝：

        “Travaillereue”——即是说他必须具有野兽般忍耐地工作，并且不计较后果。如果你确实遵循这劝告，那么此事就不再是困难的。

        梦的解析常常不会在第一回合就完全解决的。在依循着一系列的相关后，我们常常会发现自己已经精力消耗殆尽；而且当天不能再由那梦中得到什么。最聪明的办法是暂时放弃，以后再继续工作；那样也许另一个梦内容会吸引住我们的注意，并且导出另一层的梦思。这个办法也许可以称为部分的梦解析。

        要使初学者明白即使他把握了梦的全部解析——一个合理合题的解析，而且顾及梦内容的每一部分——他的工作仍未结束，乃是最困难的一件事。因为同一个还有别种的逃离他注意的不同解析，如“过度的解析”。的确，我们不容易有这样的概念：即无数活动的潜意识思潮挣扎着寻求被表达的机会：而且也不容易体会到梦的运作常常把握着一些能涵盖数种意义的表达——就像神仙故事中的小裁缝的“一拳打死七个”。读者埋怨我在解析过程中往往加入一些不必要的技巧；不过实际的经验将使他们知道得更多。

        但另一方面我也不能证实塞伯拉首先提出的：每个梦（或者是许多梦，或某种的梦）都有两种解析，而且两者之间具有固定的关系，其中一个意义是“精神分析的”通常赋梦予某种意义；这通常具有孩童式的“性”的意义。另外一种他认为较重要的是“神秘的”，这里头埋藏着梦运作视为更重要与更深刻的思潮。塞伯拉虽然引叙许多梦例来说明此两点，但他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而我必须说塞伯拉的论断并不成立。尽管他这么说，多数的梦并不需要过度的解析，尤其是所谓的神秘的解析，塞氏的理论和近年来所流行的理论一样，他们都是企图遮盖梦形成的基本情况，而把我们的注意力由其本能性的根源转移开来。不过在某些情况下，我能够证实塞氏的说法。借着分析的方法，我们发现在某些情况下，梦运作必须面对将一些高度抽像的观念转变成梦的难题，而这些观念是无法直接加以表现的，为了解决这问题，它不得不把握着另一组的理智材料；而这材料和那抽像观念稍为有些关联（可以说是譬喻式的），并且要表现也没有那么多的困难。对于此种方法形成的梦，梦者会毫无困难地说出其抽像意义；但是对那些中间插入材料的正确解释则需要借助那些我们已经熟悉了的技巧。

        我们是否能够解析每一个梦呢？答案是否定的。我们要记得，在分析梦的时候我们必须对抗那些造成梦歪曲的精神力量。因此问题是，我们的理智兴趣，自律的能力，心理知识，以及解析梦的经验是否足于应付内在的阻抗。通常，我们都能够深入一些：足以使我们自己相信此梦具有意义，足以让我们惊鸿一瞥地窥见其意义。那些紧接着的梦亦常能证实我们对梦的假设。仔细观察两个连续的梦，我们常会发现甲梦的中心在乙梦中并没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反之亦然；所以它们的解析常常是互补的。以前我已经学过许多例子说明同一晚上所做的许多梦通常应该视为整体来解析。

        即使分析最彻底的梦也常常有一部分必须放置不顾；因为在解析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这部分是一些不能解开的互相缠绕着的梦思，而且也不能增加我们对梦内容的了解。这部分即是梦的关键，由此伸展至无知。由解析而得来的梦思并没有一些确定的根源；它们在我们那错综复杂的思想世界中向各方向延伸。而梦的愿望则由某些特别接近的缠绕部分长出来，这就和蘑菇由菌丝体长出来的情形相似。

        现在我们必须回到有关梦被遗忘的一些事实上。到目前为止，我们仍然无法从那里推衍出任何重要的结论。我们已经知道清醒时刻的生命无疑地倾向于要把晚间所形成的梦给遗忘掉——不管是整个儿在睡醒后就忘掉，或者在白天当中一点点地忘却；我们也知道遗忘的主要原因是精神的阻抗，而它在晚间也早就尽其力量反对过了。但问题是，如果所说属实，为何梦会在这阻抗的压力下产生呢？让我以最极端的例子来解释（意即清醒时刻把梦中一切都忘掉，就好像从来没有梦见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样推论，即晚间的阻抗如果和白天一样强，那么梦就不可能会产生。因此结论是，晚间的阻抗力量较小，虽然并没有全部失去（因为它仍然是梦形成的歪曲因素）。但我必定要假设其力量在晚间减弱，因此使梦形成得以进行。现在我们很容易了解阻抗在恢复全力的时候为何能把它虚弱时所允许的事推翻掉。描述心理学告诉我们，梦形成的唯一规则是：心里必须处在睡眠状态下；现在我们已经能够解释此事实：睡眠使梦得以进行是因为精神内涵的审查制度减弱的结果。

        无疑的，我们想把这点当作是梦遗忘的许多事实所能推衍出的唯一结论，并且以此为起点更进一步地研究睡眠和清醒时刻中，这阻抗的能力相差多少。不过我想在此先暂停一下。

        当我们更深入研究梦的心理，我们将发现梦之形成可以从别的角度来看。譬如说：也许那时对抗梦思表达的阻抗会回避不见，但力量丝毫不减少。似乎二者都可以促进梦的形成，并且都能发生在睡眠状态下。现在我们要暂时在这里停顿一下，待会才再继续讨论（请见本章丁节）。

        我们现在必须考虑另外一些反对我们解析梦的程序的意见。我们的方法是，把所有那些平时指引我们的有意义观念弃之不顾，然后把注意力集中在梦的某一元素上，记下不由自主浮现和它关联着的任何观念。过后再更换一部分，又依样画葫芦地重复一次。不管思潮往哪边走，我们都让它发挥，并且由一个题目转移到另一个上面（虽然自己并没有直接地参与），但我们有信心在最后得到梦所源起的梦思。

        反对者的理由如下：梦中某一元素能将我们带到某处（即带来某些结论）丝毫不值得惊奇；因为每个观念都可以和某些东西相关联，值得惊奇的是，这些漫无目的，而且任意的思想串列怎能导出梦思来呢？很可能是自我欺骗而已。我们一直跟随着某一元素的联想，然后为了某些理由而中断。接着再遵循第二个元素的联想。在此种情形下，原来并不受拘束的联想会愈来愈窄。因为我们脑海里仍然浮现着原先的思想，所以在分析第二个梦思时，我们很容易捉着和第一道思潮相关的联想。然后竟然欺哄自己——认为已经找到一个连接梦中两种元素的思想。因为我们任意地把思想连接在一块（除了正常那种由一思想移形到另一个的情况以外），最后必须会找到许多我们形容为梦思的“中间思想”——这是没有保证（即不知是否真实）的，因为我们不能知道梦思究竟是什么——而且认为是相当于梦的精神替代。但这整套都是任意捏造的；不过是一种富有技巧的机会组合而已。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只要他肯付出这些徒劳天功的代价，都能由梦编造出任何的解析。

        如果只是面对这些反对意见，我们也只要如此辩驳就好了——即描述解析所造成的深刻印像；追随某一元素过程间突然浮现出和梦其他元素的相关；以及除非事先有精神上的联系，否则单单机会是不可能由梦中推衍出这么多东西的。另外我们也能指出，这种梦解析和解除歇斯底里症状的方法是同出一辙的；而这方法的可靠性可以由症状的一起浮现与消除得以证实。或者可以这么说，本书的论断是由“插入的说明”而证实的。但这些都不能说明为何追随某个无目的以及任意的思想串列就会达到一个事先存在的目标；不过我们并不需要回答这问题，因为这问题根本无法成立。

        因为在解析梦的时候，虽然我们弃除一切意见，并让任意的思想浮现，我们其实并非追随着一些无目的的思想潮流。我们知道，能够摒除的思想正是那些我们知道的有意义的思潮；然后一旦成功的完成摒除工作后，那些不知道有的目的想法——或者更明确地说，潜意识——就出面把持大局，从而决定了那些非自主的意志浮现。没有任何的影响力可以使我们的精神力量去做一些无意义的思考——甚至任何精神混乱的状态也不可能。而精神科医师们太过轻易放弃他们对精神程序完整的信心。我知道，在歇斯底里症和妄想病中，无目的的思潮和梦的形成一样，是不可能产生的。也许这种无目的的想法根本不可能呈现在任何内源的精神异常上。如果劳列的看法没错，那么谵妄或者意志迷乱的状态也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们之所以不了解是因为中间有个沟隙无法超越。在观察这些病症的时候我也有同样的意见；谵妄之所以产生乃是审查制度不再掩瞒它的操作；即它们不再同心协力制造一些不被反对的新想法，反而粗率地把不合格的都删除掉，因此剩下来的就支离破碎，不知所云了。这审查制度的行为就像苏联边界的报刊审查委员会一样，他们要把国外杂志涂黑了好多段落后才允许留传到他们所保护的民众手中。

        也许在器质性的脑部障碍中，思想能够借着一些偶然的关联而自由推演；然而在心理症中所谓的自由推演却可以用那受到审查制度影响而被推到前台的思想串列（其意义被隐藏着）来说明。下面这些所谓表面关联被认为是自由联想（即不受意识的力量所主宰）的永真讯号——即借着谐音，含糊不清的字义，暂时且和字义无关的巧合，或者是开玩笑玩弄字眼间所运用的联系。这些特殊的联系正存在于那些由梦元素通往中间思想串列之中；同样的，它们亦存在于由中间思想通往梦思本身。我们很惊奇能在许多梦的分析上看到这种例子。架构于二思潮之间的联系，没有哪一种是太过松弛以致于不配合，也没有哪种玩笑是太过粗鲁而不能用。但是这种表面看来吊儿郎当的真正理由却因而很快地被发现了。无论何时，当两个元素之间有着很表浅或者是牵强的联系，它们之间一定还有一个更深刻以及正统的联系，不过却受到审查制度的阻抗。

        表浅联系之所以盛行的真正理由不是因为舍弃了有意义的思想，而是由于审查制度所施的压力。当审查制度封锁了正常的通道后，当然表浅的联系就取而代之了。我们也许可以想像出这样的类比：一个山区为主要交通遭到阻碍（譬如说，洪水泛滥），但是与山区的通讯仍然可以利用那些陡峻不便的小径（平时的猎人所利用）。

        这里我们要分辨两种情况，虽然基本上来说它们是一样的。第一个情况是，审查制度破坏了两个思想之间的联系。它们从而不再受到它的阻抗。然后这两个思潮相继进入意识层面，二者间的真正连接被隐没了，不过却有层表线的联系（这种联系我们本来不会想到的）。这联系通常是附录在那些并不受到压抑，而且也并非是主要的联系所在。第二种情况是，两个思想的内涵都各自受到审查制度的阻抗。因此必须以一种替代的形式呈现，不过在选择两个替代的时候，它们之间的表浅联系亦重复着该两个思想之间的主要关联。在这两种情况下，审查制度都将正常以及严肃的联系转移成一个表浅的，而且似乎是荒谬的关系。

        因为有这种转移的关系存在，所以我们在解析梦的时候，毫不犹疑地依赖着此种关系〔7〕。

        这是精神分析最常用的两个定理——即当意识层面的观念被舍弃后，潜意识中有意义的概念则控制了整个现时的思想；而表浅的联系不过是一些更深层以及被压抑的关联的替代物而已。的确，这理论已成为精神分析的基柱。当我命令病人舍弃任何成见，把所有他脑海中浮现的事物告诉我时，我深信他不能摒除掉那些有意义的概念，而且虽然他提起的那些看来像是无邪或者是任意的事物，实际上却和他的疾病有着关联。另外一个病人所不怀疑的有意义的概念则是我的人格。至于这两个定理的证明以及其重要性的体验，则已经属于描叙精神分析治疗方法的领域了。在这里，我们必须又暂时将梦的解析置于一旁。

        由以上许多反对的意见当中，可得一真正的结论，即我们不需要把所有解析工作的联想都视为夜间之梦的运作（请参阅第六章甲节、丙节）。其实在清醒时刻进行分析工作时，我们以相反方向跟随着一条由梦思通向梦元素的途径，而梦运作所遵循的那条路线也和我们反向。这些途径亦并非全部是双线大道，却可以两面相通。似乎我们白天的分析就像是沿着新鲜的水道驾驭着木筏，有时遇见中间的思想，有时在这里遇见梦思，有时在另一处。在这情况下，我们知道白天的材料亦会加入解析的行列中。也许夜间以后所增加的阻抗使得我们必须做更多的改道。我们遵循支径的数目多少并不重要，只要它能带我们到所要找寻的梦思就行了。

     第七章-乙、退化（后退）现像

          乙、退化（后退）现像

        在辩驳了各种反对意见后，或者至少在显露了我们防御的武器之后，我们不应该再迟延那准备了很久的心理探讨。现在让我们把近来的主要发现摘录一下：梦是一种精神活动，和其他的一样重要；其动机常常是一个寻求满足的愿望；它们之所以不被认为是愿望，以及具有许多特征与荒谬性，完全是由于精神审查制度在梦形成过程中加以影响的结果；除了回避审查制度外，下述的因素亦在梦的形成过程中扮演着某种角色：①需要把精神材料凝缩起来，②要能以影像来表现，③需要一个合理可解的梦构造的外表（虽然不一定真）。以上每一主张都导致一些心理假说和预测。因此我们必须探讨梦的意愿动机与梦形成的四种条件之间相互的关系，以及这些条件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也必须找出梦在精神生活中的位置。

        在本章的开头，我引用了一个梦，因为它提醒许多我们仍未解决的问题。这个梦（关于被燃烧的童尸）并不难解析，不过由分析的观点来看，它并没有被完全解释清楚。当时我问过这问题，为何这父亲只梦见而不是醒过来，同时我们发觉那要孩子仍然活着的愿望是他做梦的一个动机。在更进一步地讨论后，我们将发现此梦还有另一个愿望在运作。但目前我们可以这么说，睡眠时思想程序的造成愿望促使此梦的形成。

        如果把此梦的愿望达成删除掉，那么梦思与梦这两个精神事件之间的差别就只有一个特征做为分野了。梦想也许是这样的：“我望见孩子尸体躺卧的房间传来一些光芒，也许一枝蜡烛掉在孩子的身上，也许烧着我的孩子了。”梦毫不改变地反映出这些意念，不过却以一种实际的情况来表现（好像在清醒时刻般的以感觉器官来感觉），这就是梦程序最显明的特征：某种思想，或者某些意欲的思想，在梦中都物像化了，且以某种情境来表现，好像亲身体验过似的。

        那么我们要如何解释这梦运作的特征呢？或者把范围缩小点，我们要把它放在精神程序的哪一个位置呢？

        如果更仔细观察此梦，我们将发现梦的显意具有两个互相独立的特征：①思想在这里以一种眼前的情景表现出来，而省略了“也许”这个字眼。②思想被移形为景像以及言语。

        在这个梦中，那个把期待思想改变成现在式的思想改变并不特别明显，这也许因为梦中的愿望达成只扮演着次要的角色。让我们看另外一个梦例，譬如伊玛打针——这里，梦的意愿并没有脱离那被带入梦境的清醒时刻之思想。它的梦思是这样的一个条件子句：“如果奥图医生应该为伊玛的疾病负责，那该多好！”不过梦却压抑着此条件式，而以一个单纯的现在式表现：“当然，奥图医生应该为伊玛的疾病负责。”这个就是梦（即使是最不改装的）

        带给梦思的第一个改变。我们不需要在这点浪费时间。在意识的幻想（白日梦）中，理想观念也受到同样的对待。当都德的Joyeuse先生在巴黎街头流浪的时候（虽然她女儿相信他已找到一份差事，并且正在办公室里坐着），他梦见某些发展带给他一些具有影响力的帮助，使他能顺利找到工作——而他正是以现在式梦见的〔8〕。因此梦和白日梦同样利用现在式。现在式是用来表达愿望达成的时式。

        第二个梦所具有的特色乃是将思想内容转变成视觉形像（可以由这点和白日梦区分），对此形像我们不但赋予信心，并且像体验过似的。我现在必须追加的是，并非每个梦都把概念转变成能感觉的形像；有些梦只是许多思想的组合，不过因为具有梦的特质所以不能把它们排除在“梦”这类属之外。我那个“Autodidasker”的梦（请见第五章乙节第四个梦）就是一个例子。它所包含的感觉元素并不比我白天所想的要多多少。只要稍为长一点的梦里面，必定有些元素没有转变成感觉的形式，它们就像清醒时刻那样地被想起。另外我们要记得此种将观念转变成为感觉形像的事并非单纯发生于梦中，在幻觉与幻影上亦可能发生（不管是发生在心理症病患或是健康人身上）。简而言之，我们现在所观察到的关系并不全是排外的。不过这个梦的特征（如果它呈现的话）仍然是最显明，所以我们想像梦境的等候不会少掉它。但为了解它，我们必须再进行非常详细的讨论。

        做为探究的开始，我想由许多梦的理论中捡出一个特别值得一提的。在一篇简单的梦的讨论中，伟大的G．T．H．Feer指出梦的性质：“梦中动作的景像和清醒时刻的概念世界是不一样的。”这是唯一使我们了解梦特殊性的假说。

        这些文字带给我们“精神位置”的概念。我将不承认我们所知道的精神装置具有已知的解剖学形式，而且我将尽量小心避免将精神位置和解剖学结构配合的诱惑。我们将局限在心理学的基础上，而我建议将这个把我们精神功能推动的装置想像成复式显微镜、照相器材，或者这一类性质的东西。在这基础上，精神位置就相当于此器材中初步景像得以呈现的那部分。我们知道在显微镜或者望远镜中亦存在此种理想点，虽然并没有任何可触摸的零件存在于此点上。我想我们不必因为这比喻不够完美而感到歉疚，因为此种类比只不过是帮助我们了解那错综繁杂的精神功能——借着把功能分解，并将不同的成分归诸于此器材的不同部分。据我们所知，到目前为止，没有人利用这种解剖的方法去探讨精神的工具，而我认为这样做没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我深信可以让假设自由奔驰，只要我们能保持冷静的头脑，并且不把建筑的骨架搅错就好。因为第一次接触任何无知的题目以前，我们都需要一些辅助观念的协助，所以我将先提出一个最粗略以及踏实的假设。

        根据上述的理由，我们把精神装置想像成一个复式的构造，它的各个的成分我们将称之为“机构”，或者为了更清楚的理由，把它称为“系统”。然后我们可以预测这些系统间相互存在着一些空间的关系，就像望远镜内，各个系统镜片所处的位置一样。严格说来，并不必要假定精神系统具有空间的秩序。实际上只要有个确定的先后秩序也就够了——即在某一个特定的精神事件上，系统的激发会遵循着一个特定的暂时秩序。在别的程序中，先后秩序可能就不一样。这是可能的。为了简便的理由，我们姑且把这个装置的成分称为“系统”。

        首先这个由系统组成的装置是具有方向的。我们所有的精神活动都是始于刺激（不管是内在或在外在的），终于神经传导。据此，我们将给予此装置一个感觉以及运动的开头与结尾。精神程度或步骤通常由感觉端进行到运动端，所以精神装置可以用上列图表表示。（图一）

        不过这也只是满足我们好久以来就熟悉的需求——精神装置必须具有像反射弧一般的构造，反射动作仍然是每种精然后我们在感觉端加以第一次的分化。感觉刺激后，精神装置会留下一些痕迹——我们可以把它称为记忆痕迹，和这有关的功能则称之为记忆。如果我们坚守让精神程序附在系统上的假说，那么记忆痕迹必将使系统发生永久性的变化。但是就像在别处指出的一样，同一个系统如果要留住不动，然而又要继续保持新鲜度以接受新的刺激将是很困难的。因此，依据假设的原则，我们把这两个功能归诸于两个不同的系统。我们假定第一个系统位于此装置的最前端，接受感觉刺激，但不留下丝毫痕迹，因此没有记忆。在它背后的第二个系统，能将第一个系统的短暂激动转变成为永久的痕迹。于是我们这个精神装置的图解就如前图。

        （图二）

        我们知道记忆所保留的东西多于刺激感觉系统的感觉内涵。在我们的记忆中，感觉是互相联系的，尤其当两个同时发生。我们把这事实称为关联。很明显的，如果感觉系统没有记忆的话，关联的痕迹是不可能存在的。如果先前的一个连接会影响新的感觉，那么感觉元素在执行功能的时候就不免受到阻碍了，因此我们也必须假定记忆系统内必定存在有关联的基础。所谓关联即是在阻抗减少以及使交往便利的途径形成后，激动较易由此记忆元素传给相关的另一记忆元素。

        仔细考虑后，我们发现此种记忆元素的存在不单单只有一个，应该有好多个。这样一来，由感觉元素传导的同一激动就会留下许多不同的永久性痕迹。第一种记忆系统自然会记下同一时间发生的关联，而同一个感觉材料在后来的记忆系统中则根据其他的巧合而安排，譬如说“相似”的关系等等。当然，要把这种系统的精神意义用文字来表达不过是浪费时间而已。其特征视它与不同的记忆原料的关系而定——即是（如果我们想要提示一个更偏激的定理）在传导此等元素带来的激动时它所给予的不同程度的阻抗。

        这里我想插入一个一般性的评语，也许会有重要的启示：那些，没有记忆力的感觉系统给我们意识层各种繁杂的感觉性质。另一方面，我们的记忆力——包括那些深印在脑海中的——都是属于潜意识的，它们能被提升到意识层面，但无疑它们能在潜意识状态下施展其活动。被形容为我们的“性格”的乃是基于我们印像的记忆痕迹。另外，那些对我们影响极大的印像——发生于我们早期的童年者——则几乎不会变为意识的。如果记忆再度被提升到意识来时，它们的感觉性质和感觉相比，不是等于零，就是很少。如果下面这理论能被证实，那么我们就很有希望能够了解造成心理症激动的原因，此理论即：在系统中，记忆与意识的特质是互相排外的。

        对于精神装置感觉端的构造，我们迄今仍未利用梦或其他精神活动所能获得的知识。梦能够让我们了解这装置的另一部分。在前面我们已经提到（第四章前言后部分）为了了解梦的形成，我们必须假设两个心理机构，其中一个将另一个的精神活动加以审核（这包括将它由意识层面删除掉）。我们所得的结论是，这个批判的机构要比那受批判的更接近意识层面，它就像一道筛子般，站在意识与后者之间。后来，我们认为有理由将此批判的机构和那指导我们清醒时刻的生活、决定我们自主及意识行为的机构同体化（请见第六章壬节）。如果我们把这些机构用系统来取代的话，那么这些批判（审查）的系统必定位于此精神装置的运动端。现在我们要把这两个系统加入我们所设立的图解中，并表示它们和意识层面的关系。（图三，见下页）

        运动端的最后一个系统属于前意识，这表示此系统的激动程序能够不再受到阻碍而直接到达了意识层（如果其他的条件能够满足的话，譬如说达到某种程度的强度，或者那个被称为“注意力”的功能有特殊的分布等等）（请见本章己节）。这个前意识同时也掌握了自主运动之钥。我们把那位于它背后的系统为“潜意识”，因为除非经过前意识的协助，它无法到达意识层，而且通过这关卡时，其激动的程序必须受到改变〔9〕。

        那么梦形成的动力究竟要放在这些系统的什么地方呢？

        为了简便起见，我们说是在“潜意识”中。但在以下的讨论中，我们会发现这并不全对，因为梦形成的程序必须和属于前意识的梦思相关系（请见本章丙节），但如果单只考虑梦的愿望，那么我们将发现产生梦的动力是由潜意识所供给的。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把潜意识系统做为梦形成的起点，就像其他的思想结构一样，这个梦形成的促成者努力地想到达前意识，然后借以进入意识层。

        由实验知道，经由前意识通往意识的途径，在白天时都因为审查制度的阻抗而封锁，要到晚上它们才有办法度入意识层。不过问题是如何进入，以及要经过何种变动。如果梦思因为晚间潜意识与前意识之间的阻抗力降低而得以潜入的话，我们的梦应该是概念式而不具有幻觉式的性质。因此潜意识与前意识间审查标准降低只能够解释像“Autodidasker”之类的梦，而不会产生那我们做为起点的“尸体被燃烧”的梦。

        那么幻觉式的梦究竟如何产生呢？我们只能说它激动的传播方向是倒向的——它并非指向运动端，反而是向着感觉端，而最终传到知觉的系统。如果我们把清醒时刻潜意识的精神程序形容为进行的。那么我们就要把梦中的称为后退的（regres－sive〔10〕）。

        这个后退（退化）无疑是梦程序的一个心理学上的特征，但我们要记得，这不单只发生在梦中而已。回忆和正常思考的程序亦同样需要精神装置的此种后退作用——由一些繁杂的概念回到架构成它们的记忆痕迹的原料上。但是在清醒的时刻，这种后退作用不会超过记忆影像，它不会使知觉影像产生幻觉式的重现。为什么梦中就可能呢？在提到梦的凝缩作用时，我们不得不假定某个概念所附着的强度可以借着梦之运作而转移到另一个概念上（请见本章丙节）。也许就是这个正常精神程序的改变使得感觉系统的传导得以反向，由思想概念开始，一直到完全鲜明的感觉上。

        希望在讨论目前这名词的重要性时，我们没有欺骗自己。因为我们所做的事不过是在命名一个错综复杂的现像而已。在梦中，当概念借着后退而变成原来的感觉影像时，我们把它称为“后退”。如果这名字不带来一些新知，那么它的命名又有什么好处呢？我相信“后退”这名词对我们是有用的，因为至少它连接了一个我们借着图解早就知道的事实（在这个图解中，精神装置是具有方向的。）现在，这图解可要首次给我们带来好处啦，因为只要再对它细察一下（不必再进一步推论），我们就可以发现梦的另一个特征。如果把梦看为这假精神装置的“后退”现像，那么我们就能解释为什么所有梦思的逻辑关系在梦的活动中会消失殆尽，或者难以表达出来。因为根据我们的图像，这些关系并不存在于第一个记忆系统，而是存在于后来的系统上；因此在后退为感觉形像的时候，它们必然失去表达力。在后退现像中，梦思的架构溶解为原先的材料。

        什么改变使得这白天不可能的后退现像得以产生呢？对此点，我们不得不满足于一些假定。这时每个系统必定在能量上有所改变，以致会更容易或更不容易激动，而在这种装置上很多方法都可以产生同样激动通道的改变。首先自然是睡觉状态对感觉端所产生的能力变化。在白天，有一道连续不断的激动由此系统的感觉端流向运动端；晚上，这道激流停止了，因此再也不能阻挡激动的反向传导。根据某些作家的意见，与外间世界隔绝可以解释梦的心理特征。在解释梦的后退现像时，我们必须考虑其他病态状况下的后退（退化）现像。

        对这些状况，刚才的解释根本用不上。因为虽然感觉流一直不间断，后退现像仍然产生。对于歇斯底里症和妄想症，及正常情况的幻影，我的解释仍然是“后退现像”——即思想移形为影像——但能够产生此种移形的思想，是与那些被潜抑或者是处在潜意识中的记忆密切相连的。

        譬如说，我有一位最年轻的歇斯底里病患（一位十二岁的男孩），他因为受到一个红眼青面的恐吓而不能入睡。这现像的源由是他四年以来得自另一男孩的潜抑记忆（虽然这有时会到意识层）。那位男孩送他一份关于孩童坏习惯所产生恶果的警世画，包括手淫在内。我的病人现在正因为这习惯而自责。他妈妈当时曾形容他这位行为不检的孩子为红眼青面（红眼圈）。这就是他幻影的来由，而这又恰好提醒了他妈妈的另一个预言——这类的孩子长大后变成呆子，在学校里学不到东西，而且很早就会夭折。我这小病人实现了这预言的前一部分，因为他的学校成绩毫无进展，而由他的自由联想看来，他正害怕另一半的实现（我要多说一点）。在经过治疗后他能够入睡了，神经质消失了，而在学年结束时，他得到优异的成绩。

        这里，我要解释另一位歇斯底里病人（四十岁的妇人）告诉我在她生病以前的一个幻影。一天早上，她睁开眼睛，发现她兄弟在房间内（虽然知道他正在一个疯人院内）。她的小儿子在她旁边睡着，为了使这孩子免于因为看见舅舅而发生痉挛，她用床单盖住他的脸。

        这时那个幻影消失了。这个幻影其实是她孩童时期记忆的一个翻版。此记忆虽然是意识的，不过和她脑海中的潜意识材料有着密切的关系。她的保姆曾经提起她的母亲（她很年轻就死去了，当时我的病人才不过十八个月大）说她（母亲）患有癫痫或是歇斯底里性痉挛，而这要归咎到她弟弟（即病人的叔叔）以一床单罩头扮鬼恐吓的结果。因此这幻影和她记忆具有相同的元素：弟弟的出现、床单、恐吓以及其后果。唯一不同的是，这些元素重组成另一种内容，而且转移到别人身上。而明显的动机（或者是它所取代的思想）是她害怕这位极像舅舅的儿子会步他后尘。

        我所引用的这两个例子并不完全和睡眠脱离关系，因此对我想要它们证明的事来说，以它们为例子并非很适当。因此我要向读者提起一位患有幻觉性妄想的女病人的分析以及我仍未发表的对心理症病患的心理研究（按：弗氏从未发表过这类题目的论文）。在这种思想后退移形的情况下，我们发现记忆的力量不可小看，尤其那些源自童年时期，被潜抑或者留在潜意识的记忆；这记忆把那和它关联而且被审查制度禁锢的思想拖入后退现像中，即是使它像记忆那样呈现出来。另外，在歇斯底里症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几个事实，即当我们把幼童时期的景像（不管是记忆或幻想）提升到意识层面时，它们是像幻觉般地被看到，而这特质只有在用文字报告的过程中才消失。我们还发现到，在那些记忆很少是“视觉”的人，他们对孩童时候的早期回忆一直保留着鲜明的视觉状态。

        如果我们不忘掉孩童经验以及源于它们的幻想占据了梦思的大部分，同时又注意到这些经验的碎片常常在梦中出现，以及许多梦的愿望皆源于它们，那么我们就不能否认在梦中，思想之所以转变为视觉形像，也许就是由于这些视觉记忆渴求复活，加压于那些被摒除于意识之外的思想，并挣扎着寻求一种幼童时期景物的替代品，因移形到最近的材料而被加以变更。幼童时期的景物不能靠自己复活，因此只好满足于成为一个梦。

        可以这么说，幼童时期的景物（或者是它们幻想的产物）能够成为梦的模型，那么歇尔奈尔以及他信徒所谓内源刺激的假说就变成多余了。歇尔奈尔（一八六一年）假定梦中呈现特别明显或者特别多的视觉元素时，梦者一定处在一种“视觉刺激”的状态下，即是视觉器官受到内源的刺激。我们不必摒弃这假说，但是只要假定这激动指的是视觉器官的精神感觉系统，那也就行了。不过我们也许可以更进一步指出，这种激动状态是由某个记忆所引起的，同时也是某个曾经是视觉刺激的复活。我不能由自己经验中举出产生此种结果的幼童记忆。我认为自己梦中的感觉成分比别人的少。但是在我这几年当中最鲜明与最美丽的梦里，我不难由梦里的幻觉式清晰当中溯源到最近或者是近期印像中的感觉部分。在第六章壬节梦3，我记录下一个梦，里面有蔚蓝色的海水，船上烟囱冒出来的褐色煤烟，以及深褐色和红色的建筑物——这带给我极深刻的印像。如果论来源的话，那么此梦必定可以追溯到某个视觉刺激。但是，什么东西使我的视觉器官产生此种刺激状态呢？这是一个和以前许多系列的印像相联合的近期印像所造成的。我所梦见的颜色就是前天孩子们用玩具砖头堆成而向我炫耀的精致建筑物的颜色。那些大砖头同样是深红色，而小一点的也是同样的蓝色和褐色。这也和我上次游历意大利时的色彩印像有关：浅湖以及lsonzo的美丽蓝色和Carso的褐色（按即Trieste背后的灰石台地）。梦里的漂亮颜色不过是记忆的重复罢了。

        让我们摘录由这梦的特征（即将概念内容投射为影像的力量）所学到的东西。我们也许没有利用已知的心理学定律来解释这梦运作的特征，但我们已把它挑出来并形容为“后退现像”。当发生后退现像时，我们认为这不但是抗拒思想以正常途径进入意识层的阻抗作用，并且也是具有鲜明视觉的记忆产生吸引的结果。感觉器官在白天源源不断产生的进行性激流，当它们在晚间停止产生的情况下，也许会促进着“后退现像”的发生；在别种后退状况下，由于没有这辅助力量，所以引起后退的动机强度就要来得更大了。不过我们不能忘记，在梦中或者是病态情况下的后退，其能力的转移必定和正常的精神生活有所不同。因为在前者，它可以使感觉系统产生完全的幻觉，而我前面对梦运作的“表现力”的讨论，也许可以认为是梦思所引起视觉景色的选择性吸引。

        另外，后退现像在形成心理症症状的理论中所占的重要性地位，并不亚于那存在于梦中的。因此我们可以分辨三种后退（退化）现像：①区域性的后退现像，这是指我们在系统中所讨论的。②时间性的后退现像，指后退至古老的精神架构而言。③形式的后退现像，指原始的表达与表现方法替代了常用的。这三种后退现像基本上说来是一个，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一起产生。因为那些较古老的（时间上说来），也是较原始的，而且就精神区域学来说，也更接近感觉端。

        在结束对梦中后退（退化）现像的讨论时，我们必须提起一个不断向我们冲击的观念（在我们更深入地研究心理症时，这观念会再度以不同的强度出现）：整个说来，梦是退化到梦者最早期情况的例子，是梦者童年以及当时盛行的冲动，和表达方式的复活。在这童年的背后，我们可以望见种族进化的童年——一个人类进化的图像，而个体的发展不过是生命的偶然情况的一个简短的重复而已。我不禁觉得尼采的话是对的，他说梦中“存在着一种原始人性，而我们不再能直达那里。”我们也许能期望由梦的解析中去了解人类的古老传统，关于他那天赋的精神的了解。也许梦和心理症保留着比我们期待的更多的精神古物，因此对那些关心并且想重建人类起源的最早以及最黑暗时期的种种科学来说，精神分析是最有价值的。

        也许我们对第一部分的梦的心理研究感到不满意，不过我们应该这样安慰自己：毕竟我们是向黑暗进军呀！只要我们的起步不错，由别的方法必定也能到达同一结论，那么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对自己的发现感到比较满意。

     第七章-丙、愿望达成

         丙、愿望达成

        本章开头所引述的燃烧童尸的梦，使我们有个好机会来考虑梦是愿望达成这理论所面对的困难。当然，如果有人说梦单单只是愿望达成，那我们每个人都会感到惊奇的——这不单单因为和焦虑的梦相反。当前面的分析显露梦的背后还隐匿着意义与精神价值时，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这些意义是如此统一的（单元化的）。根据亚里斯多德那个正确但简短的定义：

        “梦是一种持续到睡眠状态中的理想。”既然我们白天的思想程序能产生那么多的精神活动，诸如判断、推论、否定、期待、意念等等，为什么在晚间就把自己单单限制在愿望的产生呢？相反的，不是有许多梦显示出其他不同的精神活动吗？譬如说“忧虑”。而本章开头那个燃烧童尸的梦不就是这样一个梦吗？当火焰的光芒照射在这位睡着父亲的眼睑上，他立即推演出这样的结论：也许一枝蜡烛掉在他儿子身上，并且将尸体烧了起来。他把这结论转变成梦，并且将它装扮成现在式的一种情境。此梦的哪个部分是属于愿望达成呢？在这个例子，难道我们看不出，由清醒时刻持续而来的思想或者是新的感觉刺激具有垄断式的影响力吗？

        这些考虑都很对。我们不得不更进一步地去研究愿望达成在梦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持续入梦的清醒时刻的思想究竟带有何种意义。

        我们早就根据愿望达成而把梦分成两类。第一类很明显地表露出愿望达成，而另一类梦的愿望达成不但不易觉察出来，而且往往以各种可能的方法去掩饰。在后者的情况下，我们知道是审查制度影响的结果。那些具有不被改装的愿望的梦大部分发生于孩童，不过，简短而且明明白白是愿望达成的梦也似乎（我要强调这个字眼）一样会发生在成人身上。

        接下来要问的是，梦中的愿望究竟源于何处？在提出此问题时，我们脑海中究竟还浮现出其他什么可能的种类，或者完全相反的影像呢？我想这个显著的对比是白天的意识生活和那潜意识的精神活动（只有晚间才会引起我们注意）。对于此种意愿，我想到三种可能的起源：①它也许在白天即受到激动的，不过却因为外在的理由无法满足，因此把一个被承认但却未满足的意愿留给晚上。②它也许源于白天，但却遭受排斥，因此留给夜间的是一个不满足而且被潜抑的愿望。

        ③也许和白天全然无关，它是一些受到潜抑，并且只有在夜间才活动的愿望。如果再转到前面那个精神装置的图解上，我们就能够把这些愿望的源起勾画出来：第一种愿望起于前意识；第二种愿望从意识中被赶到潜意识去；第三种愿望冲动无法突破潜意识的系统。现在的问题是，这些不同起源的愿望对梦来说是否具有相同的重要性，而且是否有同样的力量促使梦的产生？

        如果把所有已知的梦在脑海内思索，那么我们立刻要加上第四个愿望的起源，就是晚间随时产生的愿望冲动（譬如说，口渴或者是性需求）。我们认为梦愿望的源起并不影响它促成梦的能力。我又想到那小女孩因为在白天延迟了游湖的计划而做的梦，和其他我记录下的孩童的梦（请看第三章），我把它们解释为前一天未满足但也没有被潜抑的愿望。至于那些白天受潜抑的愿望，在晚上化而为梦的例子，多到不胜枚举。对此类我只想提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梦者是个很 喜欢作弄别人的女士。有一次一位比她年轻的朋友刚刚订婚，许多熟人问她：“你认识他吗？你对他的印像如何？”她的答案都是一些应酬的赞语，而实际上她隐藏了自己真正的批评，虽然她很想照实说出来——即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以打计算的人，很多的意思）。当天晚上她梦见别人问同样的问题，而她以此公式回答：“如果再要订购的话，只要写上编号就行了。”经过分析无数的例子后，我们发现如果梦曾经被改装，那么其愿望是源于潜意识，而且在白天是无法被觉察到的。因此我们第一个印像是，所有的愿望都具有相同的价值与力量。

        但事实是相反的。虽然我无法在此提出任何证明，不过我却要强调这假定，即梦愿望的选择是更加严格的。当然，我们毫无疑问的可以由孩童的梦证实白天不能满足的意愿能够促使梦的产生。但我们不应该忘记，这只是孩童的愿望，是孩童所特有的愿望冲动的力量。我很怀疑成人白天没有满足的愿望是否足以产生梦。我宁可这么想。当我们学会以理智来控制本能生活后，我们愈来愈不能形成或保有这种对孩童来说是很自然的强烈愿望。对于此点当然会有个人间的差异，有些人能把这种幼童式的精神程序保留得更久些——这就像那本来很鲜明的视觉想像力地逐渐衰微一样。不过一般说来，我认为一个白天被满足的愿望是无法使成人产生梦的。我随时准备这么说，源于意识层的愿望会助成梦的产生，不过却仅止于此而已。如果前意识的愿望无法得到别处来的援助，梦是无法产生的。

        它的来源实际上是潜意识。我相信意识的愿望只有在得到潜意识中相似意愿的加强后才能成功地产生梦。由心理症病患的精神分析看来，我相信这些潜意识的愿望永远是活动的，只要有机会，它们就会和意识的愿望结成联盟，并且将自己那较强的力量转移到较弱的后者上〔11〕。因此表面看来意识的愿望独自产生了梦，不过由梦形成的某些不显眼的特征可以看出潜意识的痕迹。这些永远活动，永不灭亡的潜意识愿望使我想起那有关帝坦族人的神话故事：已经记不清楚到底经过多少年代，这些被胜利神祇以巨大山岳埋在地底的族人，仍然不时因为他们那强劲四肢的痉挛而造成大地的震颤。不过根据心理症的心理研究，我们知道这些遭受潜抑的梦都是源于幼童时期。因此我想把刚才下的结论（即梦愿望的起源是没有关系的）取消，代之以另一个：梦中呈现的愿望一定是幼童时期的。在成人，它源起于潜意识，而孩童由于前意识和潜意识之间仍未有分界（仍未有审查制度的产生），或者只是在慢慢地分化，仍未清楚，所以它的愿望是清醒时刻的未满足且未加以潜抑的意愿，我知道这结论不能绝对正确，不过却能常常属实（即使在一些我们不怀疑的例子中），因此当作是一般性的推论，倒也未尝不可。

        所以，我认为清醒时刻的愿望冲动在梦形成的时候是被放置在次要的地位。除了是梦内容的赞助者之外（供给一些真实感觉的材料），我不知道它们还有什么作用。现在我将以同样的思路去考虑那些白天留下来的精神刺激（但并非愿望）。当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也许能将清醒时刻思潮的潜能暂时停止。能够如比做的人都能睡得很好，拿破仑一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我们并非常常能够成功，或者完全成功。一些仍未解决的问题，令人头痛的烦忧，太过强烈的印像——这一类的事情甚至使思想的活动持续至睡眠，并且把持了那我们称为前意识系统的精神活动。我们可以把这持续入梦的思想冲动分成下面几类：

        1、由于一些偶然的原因，无法在白天达到结论者。

        2、那些因为我们智慧的不足，而无法完全处理者。

        3、那些在白天被排挤与潜抑者。

        4、由于前意识在白天的作用使这处在潜意识中的愿望受到往往是强有力的激动者。

        5、那些无关紧要的白天印像。因为无关紧要所以未被处理者。

        我们毋需低估那些由白天残留下来而入梦的精神强度的重要性，特别是那类白天未解决的问题。我们确知此种激动在晚间仍然继续为表现而挣扎，而我们也可以同样的自信来假定，在睡眠状态下，前意识的激动不按正常途径进行到意识界。晚间，如果我们的思想能以正常途径通往意识层，那么我们一定没有睡着。我不知道睡眠状态能到底会给前意识带来什么变化〔12〕，但无疑的，此特殊系统在睡眠时的能量变化一定是造成睡眠的心理特征（而这系统亦控制了行动的能力），不过在睡眠时却瘫痪了。另一方面，除了潜意识续发性的变化外，我实在不能在梦的心理中找到任何睡眠所造成的变化。因此在睡眠中除了由潜意识而来的愿望激动外，没有任何的源由可以造成前意识的激动；而前意识的激动必须得到潜意识的加强，同时必须和潜意识一起携手通过迂回的通路。但前一天在前意识的遗留物究竟对梦有何影响呢？无疑的，它们必定大量地寻求入梦的途径，即使在夜间也想利用梦内容来进入意识层。的确，它们有时控制住梦的整个内容，并且迫使它进行白天未完成的活动。这些白天的遗留物除了愿望外，自然还有别的性质。在这里我们要观察它们到底要满足何种条件才能进入梦中。这是很重要的，也许和“梦是愿望达成”的这个理论有着决定性的关系。

        让我们以一个前面提过的梦为例吧。我梦见我的朋友奥图像生病似的，好像患了甲状腺机能亢进症状（请见第五章丁节第四个梦）。在做梦的前一天，我对奥图的脸色感到忧虑，这忧虑就像和他有关的其他事情一样，令我感到非常关切。我想这关切一定和我一起入睡，我也许很焦虑地知道他到底什么地方不对劲。这个忧虑终于在做梦的那个晚上得以表露——其内容不但无意义而且也非愿望达成。于是我开始调查这忧虑不恰当的表现（梦）的来源。

        经过分析后，我发现自己将这朋友和L男爵仿同，而我则和R教授仿同。对于选择这特殊的替代，我只有一个理由解释。我一定整天都在潜意识内向R教授仿同，因为借着仿同作用，我孩童时期不朽的愿望——自大狂的愿望——才得以满足。而对我朋友的仇视（在白天当中，一定受到排挤）则混水摸鱼，取得机会而窜入梦中，但我日间的忧虑亦借着一些替代品从梦内容中表露出来。这白天的思想（并非愿望，反而是忧虑）和在潜意识受到潜抑的幼童时期思想相关联的结果，使它得以（经过适当的化妆后）进入意识层。这忧虑愈是擅权，那么连接的力量就愈大；而这忧虑和愿望之间，并不需要有任何的关联。事实上，在我们这个例子中，的确是如此。

        也许，再继续对这问题加以考虑是有必要的——即如果梦思的材料和愿望达成刚好相反时——如一些适当的忧虑，痛苦的反省，困扰的现实，梦会变为怎样？可能的结果可略分为二：①梦的运作成功地相反观念取代了所有的痛苦概念，因此压制了归属它们的痛苦感情，结果造就了一个简单而令人满意的梦——一个看来是愿望达成的梦，对于此点，我不必多说了。②这痛苦的经验也许能进入显梦，虽然经过修饰，不过却能或多或少地被认出来。就是这类的梦使我们怀疑梦是愿望达成这理论的真实度，因此需要再继续探讨。对这种带有令人困扰内容的梦，我们的反应也许是漠不关心，也许具有整个困扰情况所涵盖的痛苦感情，甚至发展成焦虑或惊醒。

        不过，由分析结果看来，这些令人不快的梦，也和别的梦一样，同是愿望达成。一个属于潜意识的而R受压抑的意愿（它的满足对自我来说是痛苦的）在白天痛苦经验的不断激发下，把握时机，支援它们，因此使它们得以入梦。在第一种情形下，潜意识和意识的愿望相符合。在第二种情形下，意识与潜意识（潜抑与自我）之间的不调和则被泄露了。而这就像神仙故事中，神仙给那对夫妇的三个愿望的情况一样（请看第七章注〔24〕）。这种潜抑愿望得以呈现后所带来的极大满足也许能够中和那白天遗留物所附带的不快（请参阅第六章辛节）。在此种情况下，梦者的感觉是漠不关心，虽然它同时满足了愿望和恐惧。或者睡觉时的自我在梦的形成中占据了一个更大的地位，因此对那潜抑愿望的满足产生强烈的悔恨，甚至会以焦虑感来中止梦的进行。因此我们不难发现不愉快的梦和焦虑的梦同样是愿望达成，这和我们的理论是一致的，而且这和那些明明白白是愿望达成的梦没有两样。

        不愉快的梦也许是种处罚的梦。我们必须承认，因为对这种梦的认识使我们梦的理论增加许多新知。在这些梦中得以满足的也同样是潜意识的意愿，换句话说，这个愿望要处罚梦者，因为他拥有一个被禁忌的冲动。到目前为止，这些梦还能满足下面这条件：即梦形成的动力，必须由属于潜意识的某个愿望所提供。但是经过仔细心理解析后，我们发现它们和其他的愿望的梦有所不同。在第二类的情况下，梦形成的愿望是属于潜意识并且受到压抑的，但在处罚的梦中，虽然同样属于潜意识，不过并非潜抑，而是属于“自我”的。因此，处罚的梦显示自我在梦的形成上也许占有更大的分量。如果我们以“自我”和“潜抑”来取代“意识”和“潜意识”的对比，那么梦形成的机能也许就会更清楚些。不过在这样说以前，我们必须知道心理处罚的梦不一定源自白天发生痛苦事件的情况下。相反的，当梦者感到自在时最容易发生——白天的遗留物是一些令人满意的思想。不过它们所表达的满足却是被禁忌的。这些思想不能在显梦中发现，除了其反面以外，而这就和前述第一类的梦相同。因此处罚的梦的特征是：其梦形成的愿望并不源于潜抑的材料（虽然是在潜意识），而是因它引起的处罚意愿——属于自我但同时也是潜意识的（即是前意识〔13〕）。

        这里我想报告一个自己的梦，来说明前面所说的话，尤其是关于梦的运作如何处理前一天的余痛。

        “开始是很不明显。我告诉太太，我有些消息要说给她听，那是一些非常特别的。她害怕起来，并且说她不想听。我向她保证这些消息一定会使她高兴，于是开始向她叙述我们那孩子所属的军团寄来一笔钱（5000Kronen）〔14〕……一些关于优异的表现……分布……。

        这时我和她走进一间小房间（看来有点像仓库），去找些东西。突然我看见孩子出现。他没有穿制服，而穿着绷得紧紧的运动服（像只海豹？）还戴着顶小帽。他爬上碗柜旁边的蓝子，似乎想把什么东西放在柜子上。我叫他，他没有回答。看来他的脸或前额都被绷带缚着，他用手在嘴巴里搅动半天，把一些东西推进去。他的头发亦闪着灰色光芒。我想：“难道他已经损耗得那么厉害吗？他也有了假牙？”我还没有来得及再叫他一次，就醒过来，不感到焦虑但却心跳得厉害。这时手表指着：早晨二点三十分。

        要完全加以分析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只能强调几个重点。前一天的痛苦期待产生了这个梦——我们又一个星期没接到在前线打仗的孩子的讯息了！我们很容易由梦的内容中看出，他不是受伤便是被杀害。在梦开始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看出来，梦运作很辛勤以地一些相反的事物来取代那些令人因扰的思潮，如我要说一些令非常愉快的消息——关于寄来的钱……

        优异……分布（这笔钱源于我行医时的一件令人满意的事迹，因此想要把此梦脱离原来的主题），但是这努力失败了。我的太太怀疑一些可怕的事，拒绝听我说。这个梦的伪装太过浅薄，因此它想压抑的事到处都把它戳破。如果我的孩子战死了，那么他的战友会将他的东西寄回来，而我将把这些东西分给他的弟妹或者别人，通常优异奖是颁发给那些光荣战死的军人。因此梦虽然挣扎，但却也表露了他起先想否认的事实，而同时愿望达成的倾向也借着歪曲的形式来呈现。（梦中这种场地的改变，无疑的，可以视为塞伯拉所谓的门槛像征）（请看第六章壬节）。确实，我无法说出什么东西造成此梦的动机力量（因此表露了我这困扰的思潮）。在梦中，我的孩子不是掉下来（falling。按：在战场掉下来，即死去之意），而是爬上去——事实上，他以前是很优异的爬山家。他没有穿制服，反而穿运动装；这表示我现在害怕他发生意外的地方却是他以前发生过的，因为他曾在一次滑雪运动中跌下来，把大腿给摔断了。另外，他穿着的样子使我立刻想起某个年轻人——我们那个可爱的外孙儿，而他那灰头发使我想起后者的父亲——他在战争中度过好难挨的日子。这又是什么意思呢？……我已经说的够多了。——场地是一个仓库，还有一个他想从那儿拿某些东西的碗柜（在梦中变成“他想放入某些东西”）——这无疑暗示着我自己找来的一件意外。那时我才两三岁。我爬上仓库小房的凳子上，想拿碗柜或桌子上某些好吃的东西。小凳子被弄翻，它的边缘打中我下巴的后部；想来我那时很可能就把所有的牙齿都敲掉。此回忆伴随着这样的一个告诫：敲的好而这好像是指向此勇敢士兵的敌意冲动。借着更深层的分析，我发现那隐匿着的冲动竟在我孩子的可怕意外事件中得到满足——这是老头子对年轻人的嫉妒（而在真实生活中，他却认为自己完全地把它压制着）。毫无疑问的，悲痛的感情——像这种灾难确实发生后所带来的——为了取得一些慰藉必定会找寻此种潜抑的愿望达成。

        我现在能很清楚地解说潜意识对梦所扮演的角色。我不得不承认有一大类的梦，其产生的原因大部分或完全源于白天生活的残遗物。让我们再回到奥图的梦。如果我对朋友健康的忧虑没有持续入眠，那么那个期待自己将升为教授的愿望也许就会使我安安静静地睡过整个晚上。但单单忧虑本身也不能造成梦。梦形成所需的动力必须由愿望来提供，而要怎样才能捉住一个愿望来做为梦的动力来源，这就是忧虑的事了。

        也许可以用一个类比来说明这种情况。白天的思潮在梦中扮演着一种企业家的角色；但就如一般人所说的，企业家虽有头脑，如果没有资本他也是无能为力的。他需要一位资本家来支持各项费用，这个负责精神消费的资本家毫无疑问而且一定是源于潜意识的愿望——不管清醒时刻的思潮是何种性质。

        有时候资本家本身就是企业家。在梦中，这是常见的。一个潜意识的愿望被白天活动煽动起来而形成梦。另外，我这个类比中各种可能的经济情况，在梦中都找到对应的地位。企业家本身也许亦下些小投资，几个企业家也许共同寻求一个资本家的援助，或者几个资本家联合支持某企业家的资金。同样的，我们见过具有许多愿望的梦。还有其他相类似的情况，可以一一道来，不过对此我们却没有更进一步的兴趣。我们以后将再详细论及梦的愿望。

        上述类比的第三种比较元素，即企业家所能动用的那笔适当的资金（在类比中是资金，在梦中则是精神能量），在形成梦构造的细部仍然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在第六章的转移作用及表现方法中我曾指出，在梦中都能找到一个感觉强度特别鲜明的中心点。一般说来，这个中心点就是愿望达成的直接呈现，因为如果把梦运作的转移作用除去后，我们将发现梦思各元素的精神强度都被梦内容各元素的感觉强度所置换。而邻近愿望达成的元素和它的意义毫无关系，它们不过是和愿望相反，且令人困扰的思想的衍生物而已。它们是借着与中心元素的人造的联系而得到足够的强度，因此得以在梦中呈现。所以愿望达成得以表现的力量并非集中一点，而是像球形般的扩散在其四周。它所包围的一切元素——包括那些本身不具有意义的——因此都有足够的力量得以表现。在那些具有数个愿望的梦里，我们可以很轻易地将个别愿望达成的范围界定出来，而梦中的沟隙则是这些范围之间的边界地带。

        虽然前述的讨论减少了白天遗留物在梦中所占据的重要性，但还是值得给它们更多的注意。它们一定是梦形成的重要成分，因为我们由经验中发现这令人惊异的事实，即每个梦内容都和最近的白天印像——通常是最不明显的——有所联系。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能解释为何这是需要的。当我们把潜意识愿望所扮演的部分记在脑子里，同时到心理症病患那里去找寻资料，那么这需要性就很明显了。由心理症病患那里我们知道潜意识的概念本身是不能进入前意识，因此只能借着和已经是属于前意识的无邪概念发生关系，同时把自己的强度转移过去，掩盖着自己，从而对前意识加以影响，这就是转移作用〔15〕。它可以解释心理症病患精神生活的许多现像。这无端获取极大强度的前意识概念，虽然被转移，也许并没有受到改变，也许会因为受到那转移内容的压力而被修饰。我希望各位能原谅我由日常生活中取得类比。我认为这种受潜抑的观念和在奥地利的美国牙医师相似，他无法在这里开业，除非他请一位合法的医师代他签字，并且在法律上“庇护”他。就像成功的开业医师很少和这种牙医师结成联盟，那些在前意识中就已经吸引广大注意的前意识或意识的概念也不会被选上与潜抑的概念联合。因此潜意识比较喜欢和前意识那些不被注意、漠视或刚被打入冷宫（排挤）的概念攀上关系。在关联的条规中，有一条大家很熟悉的（由经验加以证实）：如果概念在某方向得到密切的联系时，它曾排挤其他的各种新联系。我以前曾据此建立歇斯底里麻痹的理论。

        如果假定由心理分析过程中所发现的对潜抑概念的转移亦在梦中运作时，我们可以一下子就解决两个梦之谜：即每个梦的分析上我们都可以发现一些新近发生的印像组入梦的结构中，而且这新近的元素通常是琐碎的。这些新近发生而且没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元素，其所以会以替代古老梦思的姿态入梦的理由是它们最不怕阻抗的审查（我在第五章甲节分析部分曾经提过此事）。虽然这些琐碎元素之所以较易入梦的事实可用不受审查制度阻抗来解释，不过近来发生的事物之所以经常呈现的事实亦指出转移作用存在的必要。这两件事都满足了潜抑的要求（一些仍然不发生关联的材料）——选用那些没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元素是因为它们没广泛的关联，而选用那些近来的元素则是因为它们还未有时间去形成关系。

        因此我们知道这些被分类为无举足轻重地位的白天遗留物，不但在梦形成中（如果它有份的话）由潜意识中借来某些东西——即那些潜抑愿望所具有的本能性力量——而且以一些不可分的东西提供给潜意识——即转移现像所需要的附着点。如果想由此点更深入去探讨心灵的过程，那么我们就应该更深入了解前意识与潜意识之间的相互作用——这可由心理症的研究上达到，不过梦对此点却毫无帮助。对白天的遗留物，我还有一件事要说，它们毫无疑问是真正的睡眠的打扰者，而梦不但不是，反而保卫着睡眠。我以后将再度回到这论题中。

        直到目前为止，我一直都在讨论梦的愿望：我们追溯到潜意识的来源，并且分析过它们和白天遗留物的关系——而这遗留物也许是种愿望，一种精神冲动或者干脆是最近产生的印像。在这种情形下，我们都可以解释各种各样的清醒时刻的思潮在梦的形成中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甚至以这思想串列为基础，我们亦可以解释这种极端的例子——即梦追求着白天的活动，并且为真实生活中未解决的问题达至称心如意的结论。我们所欠的只是一个这样的例子——分析其幼童时期或者是潜抑的愿望，借着这愿望的力量使前意识的活动达至如此的成功。但是这一切却不能使我们对此问题——即为何潜意识在睡眠当中除了是愿望达成的动力外没有提别的什么东西——有更进一步的了解。这问题的解答将使我们更了解愿望的精神性质。我想以前述精神装置的图解来解答。

        我们毫不怀疑此精神装置在到达今日的完整性前必定经过长时期的演化过程，让我们先回述其早期的演化过程中的功能。由一些必须以别的角度予以证实的假说看来，这精神装置的力量起先是使自己尽量地避免遭受刺激〔16〕。因此其最早期的构造是根据反射装置的蓝图而制造的，接受的感觉刺激可以很快地经过运动途径而产生反应。不过它所面对的生命危机却干扰着这简单的机能。另一方面这精神装置所以会更一步地发展也是基于此种原因。它首先面对的生命危机是主要的肉体需求。内在需求所产生的激动要由行动中找寻发泄，这可以形容为“内部变化”或者“感情的表露”。如一位饥饿的婴孩会无助地大喊大闹。但情势毫不改变，因为源于内部需求而产生的激动，并非只能产生暂时性冲击的力量而已，它是连续不断。只有经过某种处理后才能发生改变（如婴孩这例子，则是经由外来的协助）——即达到“满足的经验”后才能使内源之刺激终止。这“满足的经验”的主要成分是一种特别的感觉（在我们这例子当中，则是营养），而它在脑海中所留下的记忆影像自此以后和需求所产生激动的记忆痕迹相关联。这联系建立后，一旦此种需求再产生，就会立即引起一种精神冲动，重新加强此感觉的记忆影像，并再度唤起此感觉，换句话说，即重新建立第一次满足的情况。此种冲动我们称之为愿望。而感觉的重现即是愿望的满足。由需求产生的刺激直接造成感觉的充盈乃是满足愿望的最短途径，我们也许可以假定一个在原始精神装置所确实遵循的途径，即愿望终于幻觉。因此第一种精神活动的目标在于对感觉的仿同〔17〕，即是重复着和满足需求有关的感觉。

        生命的痛苦经验一定使此种原始的思想活动变成一种续发而且更合宜的行动。这种经由装置内后退作用的捷径所建立的知觉仿同，对心灵其他部分的影响和外来的知觉刺激并不一样。因为满足并不能接在它后面。而且需求仍然存在。这种内源的精神充盈只有在不停的产生下才能和外在的刺激具有相同的价值——事实上这种情况可发生在产生幻觉的精神病患以及饥饿幻想的情况上——借着对其愿望对像的附着而消耗整个精神活动。为了要更有效地应用此种精神力量，它必须在后退现像仍未完成前将它断绝，使它不超过记忆影像之外，并且能够寻求其他的途径以达成我们所希望的经由外在世界而得到知觉仿同〔18〕。这种抑制后退现像，以及跟着把激动分开来的现像乃成为控制随意运动的第二类系统的工作——第一次将行动导向预期的目的上。但是，所有这些复杂的精神活动——由记忆影像到外在世界所建立的知觉仿同——不过只是形成愿望达成（这是经验认为需要的）团团转的途径而已〔19〕。毕竟思想也没有什么，它不过是幻觉式愿望的一种替代品而已，而很明显的，梦必须是愿望达成，因为只有愿望才能使我们的精神装置运作。由这观点看来，梦——经由后退现像的短路以满足愿望——不过是我们所保存的精神装置的原始运作方式，这种方式早就因为缺乏效果而被舍弃了。这个曾经一度操纵着清醒生活的方法——那时候心灵仍然年轻，而且能力不强——现在似乎被放逐到晚间去。这就像我们在托儿所中所见的那种被大人舍弃的原始工具——弓和箭。梦是那已经被废除的幼童精神生活的一部分。此种精神装置的运作方式在正常的情况下是被压抑的，但是在精神病患中却又重新建立，而且在与外在世界的关系上，泄露出它们的不满足我们需求的事实〔20〕。

        很清楚的，潜意识的愿望冲动亦企图在白天发生作用，而那转移作用的事实（精神病症亦然）很明显地指出，它们很努力地想借着前意识通往意识层的路途上挤压出它们的路，并且获得控制行动的力量，因此潜意识与前意识之间的审查制度——这个是梦迫使我们去假定的——应当受到我们的承认与尊敬，因为它是我们心理卫生的守护者。那么我们是否应该这么想，此守护者在晚间的松弛是一种粗心大意的行为，因为这种潜意识中的潜抑冲动得以表露，并且使得幻觉式的后退现像再度发生。我想不是，因为这重要的守护者去休息的时候——而我们可以证实这睡眠并不很深——它也同时关闭了行动力量的大门。不管那正常状况下被抑制的潜意识冲动在台上如何高视阔步，我们仍无需担心，因为它们是无害的，因为它们不能使那可以改变外在世界的运动装置产生运动。睡眠保证了那必须加以防守的要塞的安全。但如果这种力量的病态减弱，或者潜意识激动力量的病态加强，同时前意识仍然充满着潜能，通往行动力量的病态加强，同时前意识仍然充满着潜能，通往行动力量之门仍然敞开时，情况就不那么单纯无碍了。在此种情况，守护者招架不住，潜意识的激动压倒前意识，因此控制了言语和行动，或者强有力地造成幻觉式的退化，从而借着知觉吸引所造成的精神能量分布而指导着那并不为它们设计的精神装置。我们把这种情况称为精神病。

        我们现在最适于再继续搭建心理的骨架。虽然我们停顿在介绍潜意识与前意识那点上，但是我们有理由再继续谈论我们所谓的“愿望乃是造成梦的唯一精神动力”。我们已经接受了这观念，即梦永远是愿望达成。其理由是它们都是潜意识系统的产物，而它的活动除了愿望达成外，没有别的目标，而且除了愿望的冲动外，不拥有别的力量。现在如果我们再坚持一会儿——关于此种基于梦解析的事实而设立具深远意义的心理推测——那么就有责任证明此种推测将梦置入也能包括别种精神活动的联系上。如果潜意识这个系统存在的话（或者是与它类似而适合于我们讨论的东西），那么梦不可能只是它的唯一表现。每一个梦都可能是愿望达成，但除了梦以外必定还有别种形式的愿望达成。事实上关于所有心理症症状的理论亦说明了一点：它们亦可以当着是潜意识愿望的满足〔21〕。我们的解释不过是使梦成为那类对精神科医师具有重大意义的第一个成员而已，而且对梦的了解不过显示了精神病学所遭遇问题的纯粹心理学方面的解释〔22〕。

        这一类愿望达成的其他分子，如歇斯底里症，具有一个基本的特征，而此特征不能在梦中发现。在本书常常提到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为了要形成歇斯底里的症状，脑海中的两道主流必须要会合。这些症状不单单是一个可实现潜意识愿望的表露，前意识中必定还有一个满足的这个症状的愿望。因此这些症状至少有两个决定性的因子，各自源起于两个和此冲突有关的系统。就和在梦中一样，它们对更进一步的过度决定并没有限制。据我的了解，这些不来自潜意识的决定性因子，都毫无例外地是对抗潜意识愿望的思想串列，譬如说一种自罚。

        于是我可以这么说：歇斯底里症只有在那由不同精神系统源起的两个相反愿望得以在单一的表露中相会合而得到满足的时候才能产生（请和我最近述及的有关歇斯底里症的起源的论文——歇斯底里幻想以及它和变性的关系——相比较）。在这里，例子对我们的帮助不会很大，因为除了非常详细地说明此种复杂情况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达至此种结论，因此我将不去证实此论点，只引述一个例子——这是为了使此点更为明了，而非用来证实。我的一位女病人的歇斯底里性呕吐一方面是满足她那青春期开始即有一个潜意识幻想——即是她会继续不断的怀孕，生产无数孩子的愿望。后来还加上一个她和好多男人结合以达到上述结果的愿望。于是产生了一个强有力的卫护性冲动以对抗这不道德的愿望。而既然呕吐的结果会使她失去美好的身材，因此失去对任何人的吸引力，所以这症状亦能满足那处罚自己的思想串列。因为它能满足这两方面，所以就可能成为真实。这和古安息国皇后对待罗马三执政之一的克拉苏的方法一样。因为相信他的出征是由于爱好黄金的缘故，所以她下令将溶化的黄金倒入他尸体的口中，然后说：“现在你已得到你想要得到的。”但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知道关于梦的事乃是它们表露了潜意识愿望的满足，而表面看来，操纵大局的前意识似乎在强迫愿望产生某种歪曲之后才允许这种满足。而我们常常不能在梦中找到一个和梦愿望相反的思想串列。只有偶尔在梦的解析中才可能看到一些反应物的迹像，譬如在我梦见叔叔（蓄着黄胡子）的梦中，我对朋友R的感情（请见第四章前言部分）。但是这些遗漏的部分可以在前意识的其他部分找到。梦借着各种扭曲而表达出由潜意识而来的愿望，而那操纵大局的系统退入睡眠的愿望内，觉察那愿望而改变辖属于它极力范围内精神装置的能量，并且在整个睡眠过程中持续地把握着这愿望。

        这个属于前意识对睡眠的决定性愿望通常能促进梦的产生。让我们回想本章开头那个父亲的梦，他借着隔壁房间传来的火光，推想到他孩子的身体可能被火烧着。这父亲在梦中达至此推论（而不是被火光弄醒的时候）。我们曾提出产生此种结果的其中一个精神力量是，那瞬间延长他在梦中见到孩子的生命的愿望。而其他源于潜抑部分的愿望也许就脱离了我们的注意力，因为我们无法分析这个梦。但我们可以假定另一个产生此梦的动力是这父亲需要睡眠；他的睡眠（和这孩子的生命一样）因为梦的缘故而增延一刻。他的动机是“让梦再进行吧，要不然我就得醒过来。”在别的梦中（就和此梦一样），想要睡眠的意愿实际上支持了潜意识的愿望。在第三章中我曾经描述了一些表面看来是“方便的梦”，但这些梦都可以应用上述的形容词（按即睡眠的意愿）。这种继续睡眠的愿望的操纵最容易在那种“惊醒的梦”所有之中发现——它们把外来刺激加以某种方式地修饰使这些刺激和睡眠的继续进行不发生冲突；它把刺激编入梦中，因此使它们失去了代表外在世界刺激的能力。同样的愿望一定亦发生于其他的梦中。虽然这种愿望本身就可能使当事人由睡眠中醒来。在某些例子中，当梦见不祥的事时，前意识会这么和意识说：“不要紧！再继续睡吧！毕竟这只是梦而已！”（请看第六章壬节）以上这些不过是泛论主要的精神活动对梦所持的态度，虽然事实不一定确定是这样的。我必须做如此的结论：在整个睡眠状态中，我们知道自己在做梦，就和知道自己在睡觉一样的确定。我们必须不要太过注意下面这相反的论调，即我们的意识从未想到后者，并且后者也只是在特殊的情况下才进入意识中（即当审查制度解除警卫的时候）。

        另一方面，有些人在夜晚时能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睡觉与做梦，因此似乎具备用意志指导梦的能力。譬如说这种梦者对梦感觉不满意时，他能够不醒过来而将梦中断，然后再以另一个新方向开始。这就像一位通俗的戏剧家在众人压力之下，会把他的戏剧套上一个较为愉快的结尾。或者在别种情况下，即当梦使他进入一种性兴奋的状态时，他可以自己这么想：

        “我不要再梦下去，以免遗精而消耗我的精力；我要忍住，而把它留给真实的情况。”

        瓦西所记录的MarquisdHerveydeSaint—Denys宣称自己具有随心所欲的，加速其做梦的过程，并且能如愿地把它们转到任意的方向。似乎在他那种情况下，那睡眠的愿望为另一个前意识的愿望所取代——即是观察自己的梦而且去享受它。这种愿望和那种在某些情况被满足后，不想起来的愿望（如第六章戊节提到的保姆或者是“被尿湿的保姆”的梦）同样的和睡眠不产生冲突。另外，大家都很清楚，如果某人开始对梦有兴趣的话，那么他醒后所能记得的梦也就更多了。

        费连奇在讨论有关导引梦产生的其他观察中，曾经这么说：“梦从各种角度苦心地修饰着这刹那间占据着心灵的思想：如果某一梦的影像威胁着愿望达成，那么它就会删除此影像，同时又再继续寻找新的解答，直到后来，它终于产生一个能满足此两个心灵机构的愿望达成。” 

     第七章-丁、由梦中惊醒——梦的功能——焦虑的梦

           丁、由梦中惊醒——梦的功能——焦虑的梦 

        现在我们知道整个晚上，前意识都集中精力于睡眠的愿望，因此我们要再进一步了解梦的程序。但首先我要摘录一下我们所了解的部分。 

        做梦的情况是这样的。它或者是前一天清醒时刻的遗留物，而且没有失去其所含的能量；或者是整个清醒时刻的流动把潜意识中的一个愿望给激励起来；或者是此两种情况的偶合（我们已经讨论过各种可能的情况）。潜意识的愿望和白天的遗留物关联起来，并且产生转移作用——这也许在白天的过程中已经产生了，或者要在睡眠状态中才成立。产生一个转移到近期的材料的愿望，或者是一个近斯的愿望在受到压抑后借着潜意识的协助而得以新生。然后这愿望由思想程序必经的正常途径，通过前意识（而它有一部分是属于前意识的）

        努力地冲向意识。但它还是碰上那仍然会发生作用的审查制度，并且受到它的影响。此时它已经被歪曲，这是借着转移到近期材料所造成的。直到这里，它正在向成为一些如强迫性思想、妄想或者类似东西（即受到转移作用加强的思想）的路上进行，并且因为审查制度的缘故在表达上产生歪曲。但是它再一步地进行却受到前意识的睡眠状态的影响（可能这个系统借着减少激动来保卫自己，以免受到侵害）。于是梦的程序进入后退的途径。这途径正由于睡眠状态的特殊性质而得以畅通无阻，而各类的记忆吸引着并指导它上路。某些记忆只是以一些视觉的能量存在，并没有变成续发系统中的字眼。在它后退的途径上，梦程序取得了表现力（以后，我将提到压缩pression的问题。见第七章戊节）。这时候梦已经完成了它迂回旅途的第二部分。旅途的第一部分是进行的，由潜意识的景像或者幻想指向前意识。第二部分则由审查制度的前线再度回到知觉上来。但是当梦程序的内容变为知觉的以后，它就冲破了那个由审查制度与睡眠状态在前意识中所建立的障碍（请见第七章甲节）。它很成功地将注意力转向自己，并且使意识对它注意。

        因为意识——这个我们认为是用来了解精神性质的感觉器官——在清醒的时刻中可以由两方面接受刺激。首先它由整个装置的周边（知觉器官）取得激动的讯息。另外，它还能接受愉快与不愉快的激动——这种激动是精神装置内部和能量转移有关的唯一精神性质。Ψ系统中的别种程序（这包括前意识），都不具任何精神性质，因此不能是意识的对像，除非它们能将愉快或不愉快带到知觉上去。我们可以如此确定：这种愉快和不愉快的产生，自动调整整个能量的添加过程。但是为了使更精细的调节工作得以进行，于是各程序必须使自己比较不受不愉快的影响。因此，前意识系统必须具有一些能够吸引住意识的性质，而这些性质可能就是前意识程序与语言符号记忆系统（一个并非不具性质的系统）的联系而得来的（请见第七章己节）。因此，本来只是感觉器官的意识就变成思想程序感觉器官的一部分了。于是，产生了两种感觉面，一种是对知觉而言，另一种则是前意识的思想程序。

        我必须假定睡眠状态使指向前意识的意识感觉面较知觉系统更不易受到激动，这种夜间对思想程序的失去兴趣具有另外一种意义：思想需要停止，因为前意识需要睡眠。但是一旦梦成为知觉后，它就能借着新获得的性质而刺激着意识。这种感觉刺激促使前意识内一部分可资利用的能量去注意发生激动的原因，这是它的主要功能（请见第七章戊）。因此，我们得承认每个梦都有唤醒的作用——即是它使前意识中静止的一部分能量产生活动。在这能量的影响下，梦于是受到我们所谓的“再度修正”地修饰——关于其连贯与可解度。这等于说，此能量把梦和其他的知觉内容给予相同的待遇；只要梦材料允许，它亦得到同样的预期性概念。如果这梦程序的第三部分具有方向性，它亦是前进的。

        为了避免误解起见，我想提一提关于梦程序时间上的关系——这也不会是太离题的。无疑的，由毛利具有暗示性的关于断头台的梦里，高博提出一个很吸引人的推论。他想要说明梦不过是占据着睡眠与清醒之间的过度时期。醒来的过程需要花费一些时间，在这时间内，梦产生了。我们想，也许是这样的，最后梦的影像是如此地强有力以至于把我们弄醒了。事实上，在这刹那间我们已经准备起来了，因此它才具有此种力量。梦是刚刚开始清醒的。

        杜卡斯曾经指出，高博因为要广泛推论其定理，所以忽视了许多事实。梦发生在我们仍未清醒的时候——如在一些我们梦见自己做梦的例子。根据我们所有的知识看来，我们不能同意，它只是包括要醒过来的那段时间。相反的第一部分的梦运作可能在白天就开始了，这是在前意识的控制下进行的。其第二部分——审查制度所做的改变，潜意识情景的吸引，以及挣扎着而欲成为知觉的努力——无疑的整个晚上都在进行。由这观点看来，当我们感觉整晚都在做梦，但不晓得做些什么的时候，我们也许并没有错（请看第七章甲节）。

        但我觉得不必要认为梦在变为意识以前一直都维持着我所叙述的时间顺序：即首先出现的是转移的梦的愿望，然后接着审查制度的歪曲，再来就是改变为后退的方向等等。我必须以这种方法来描述；不过实际上却无疑是许多情况（途径）同时发生；激动的摇荡，时而这样，时而那样；直到最后它在某个最有希望的方向集合，而那特殊的某一组就继续留存下来。由我个人的某些经验看来，我认为梦的运作需要超过一天一晚的时间才能获得结果。如果这观点确实无讹，那么对于“梦形成”所显示的优异才能是不必感到惊讶的。我的意见是，甚至那将梦当作知觉事件来了解的要求亦在梦吸引意识的注意以..前早就发生作用了，然而由这点开始，梦形成的步伐就开始加速。因为从这刻开始梦就和任何被感觉到的事件一样，接受同样的对待。这就像放烟火一样，准备的时间要好久，却在一刹那间就放完了。

        到这个时候，梦的程序或者已经经由梦运作获得足够的强度以吸引着意识和唤醒了前意识（不管醒了多久，也不管睡得深或是浅），或者其强度仍不足以达到此点，因此必须继续留存在一种戒备的状态，直到刚刚要醒过的前一刻，注意力变得较活跃而与之会合为止，多数的梦者是具有较低值的精神强度，因为它们都在等待那醒过来的过程。这能解释以下的事实：当我们突然由深睡中醒过来时，我们通常能够发觉到一些我们梦见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和我们自动醒过来的情形相同），我们第一眼注意到的是梦运作所创造的知觉内容，然后接着才察觉到外在世界所提供的知觉内容。

        然而具有高度理论兴趣的梦都是那些能在睡眠的中途将我们弄醒的。将他种情况下梦所具有的意义放在脑海中，我们也许会这么问，梦（潜意识的愿望）为何具有力量来打扰睡眠（亦即干扰了前意识的愿望）？其解答无疑地存在于那些我们仍不知晓的能量关系上。如果具有此种知识的话，那么也许会发现，让梦自由地发挥及施于梦以或多或少的注意力是一种能量的节省——如果和有如白天般地紧握着潜意识的情况比较（请见第七章丁节）。由经验看来，即使在晚上使睡眠中断数次，梦和睡眠也不是互相排斥的。我们不过起来一回，然后立刻又再睡着了。这就像在睡眠中把一只苍蝇赶走一样：本身就是一种醒过来的现像。如果我们再度入睡，这中断就被除去了。就像那熟悉的保姆或被尿湿的保姆之梦（请见第六章戊节7）中所显示的一样，那想睡觉的愿望的满足和维持某种程度的注意力是不会相违背的。

        在这里我们必须注意一个基于对潜意识更多地了解而产生的反对意见。我们曾经断定潜意识是永远活动的。但是又说它们在白天没有足够的力量使自己被察觉。然而如果睡眠的状态仍然持续着，同时潜意识的愿望亦显示它够强的能力以创造出梦，同时以之唤醒了前意识，那么为何梦在被觉察到的时候这力量又消失了呢？而且梦会不会继续重现，就像讨厌的苍蝇被赶走后又再不断地飞回来呢？我们又有何权利断定梦驱除了“睡眠的打扰者”呢？

        潜意识愿望永远活动是毫无疑问的事实，它们代表那些常被利用的路途，只要稍为有些激动就行（请参阅第七章注〔11〕）。的确，这种不可毁灭的性质乃是潜意识程序的一个明显特征。在潜意识内没有任何东西具有终点，亦没有过时的，或是被遗忘了的东西。在研究心理症病患（尤其是歇斯底里症）的时候，这点更明显。那导致歇斯底里症产生的潜意识思想途径只要有足够的激动堆积起来，就可能再度重蹈一个三十年前所受到的侮辱，只要它能够进入潜意识的事情内，那么这三十年来的感受就和新近发生的没有两样。不管什么时候只要这记忆一被触及，它就复活起来，受到激动地充电，然后以发作而得到运动地释放。这正是心理治疗所要干涉的地方——它的工作是使潜意识程序能被处理，最后要把它忘掉。的确，那些逐渐被遗忘的记忆以及那些不再是新鲜的印像所具有的微弱感情，我们向来都把它视为当然，认为是时间对记忆所产生的原本反应，而实际上这是辛苦的努力所带来的续发变动。这工作是前意识做的。而精神治疗所能做的仍是将潜意识带到前意识的辖权下。

        因此对任何一个特殊的潜意识激动程序都可能产生两种后果。它或者不被理会，在这种情况下它终于会在某个地方产生突破，并因此得到将其激动释放以产生行动的机会，或者它受到前意识的影响，所以其激动不但不会解除，反而受到前意识的束缚。这第二种情况正是那梦程序中所发生的（请看第七章戊节）。由前意识而来的潜能在半路上和变为知觉的梦相会合（借着意识中被挑起的刺激而产生），将梦的潜意识激动约束住，梦就无法再进行干扰活动。如果梦者真的清醒一会儿的话，他就能够赶走那干扰他睡眠的苍蝇。而我们发现这是比较方便以及比较经济的方法——让潜意识的愿望自由发挥，借着打开后退现像之路以产生梦，然后利用前意识运作的一点力量而将此梦束缚，而不必在整个睡眠当中继续不断地把潜意识愿望紧紧地缚住（请参阅第七章丁节）。梦虽然本来不是一个具有意义的程序，但是在精神力量的相互作用上亦取得一些特定的功能。我们现在将看看这功能是什么。梦使得潜意识那自由不拘的激动受到前意识的控制。在这过程中，它把潜意识的激动给释放了，因此是一种安全的活门，利用一点点清醒时刻的活动来保持着意识的睡眠。因此就像许多的精神构造（它是这些系统的一员）一样，它造成一种妥协，同时服侍两个系统，因而使它们互相谐和合适。如果我们翻过来看第一章中罗勃特所提的有关梦的“排泄的理论”，我们甚至在一瞥之下就决定要接受他所谓的梦的功能，虽然他的前提及有关梦程序的观点和我们不同〔23〕（请参阅第五章甲节）。

        上面所谓“至少使两个系统的愿望互相谐和”暗示着梦的功能有时也会失手的。梦开始的时候是对潜意识愿望的满足，但如果这个愿望达成的企图太过激烈地扰乱前意识以至于不能继续睡下去，那么梦就破坏了这妥协的关系，并且不能再进行第二部分的工作。在这情况下，梦完全被中断了，并且变为完全清醒的状态。即使在这状况下，梦虽然看来像是睡眠的打扰者而不是正常情况下睡眠的守护者，但这并非真的是梦的过错。这事实大可不必让我们产生此种偏见，而对梦的意义发生怀疑。这并非是唯一的例子，对个体来说，那些正常情况下有用的计策在情况发生些许的改变后，就变为无用而且碍手碍脚的事实是常见的，而这困扰至少具有一种使个体的调节机构注意并且重新调整以应付变化的新功能。当然我现在脑海里所想的是“焦虑的梦”。为了不让别人误解我一直在逃避这和愿望达成定律的主张有所不同的梦，我将在下面提示一些关于“焦虑的梦”的解释。

        对我们来说，产生焦虑的精神程序亦能满足某个愿望，这并不是相互矛盾的。我们知道可以用这事实来解释，即愿望属于一个系统（潜意识），而它却受到前意识的拒绝与压抑〔24〕。即使是在完整无瑕的健康心理中，前意识对潜意识的镇压并不完全，而这压抑可用来度量我们精神的正常度。心理症的症状显示出病者这两个系统发生了冲突，这些症状是产生妥协并使二者之间的冲突得以终止的产物。它们一方面让潜意识的激动有发泄的场所，即给它一种发泄口，另一方面它亦能让前意识对潜意识有某种程度地控制。在这里考虑歇斯底里症或恐惧症的意义是有益的。让我们假设一位神经质的病人无法单独过马路——这个我们很正确地称为“症状”者，如果我们强迫他去做那他认为以为自己无法做的事情（借以消除他的症状），那么将导致焦虑的发作。而的确恐惧症的导火线往往是马路上发生的焦虑。因此，我们发现症状之所以产生乃是借以避免焦虑的发生；恐惧症就像是竖立着对抗焦虑的碉堡。

        如果不去探究感情所扮演的部分，我们的讨论将无法继续进行下去，不过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不能完全做到这点。让我们先这样假定，感情对潜意识的压抑是最重要的，因为如果让潜意识自生自灭，它会产生一个本具有快乐性质的感情，不过却在受到潜抑学潜意识后，变为痛苦的。而压抑的结果与目的便是阻止此种痛苦的产生。这压抑扩展到潜意识的概念内容，因为痛苦的产生可能由这内容开始。这里我们将以一个有关感情来源而且相当确定的假说来做为我们讨论的基础（请参阅第六章辛节）。它被认为相当于运动或分泌功能，不过它的神经分布之钥却要在潜意识中去找寻。在前意识的控制下，它被束缚被抑制，以致不能产生感情的冲动。因此，如果来自前意识的能量停止发出，那么潜意识的冲动就有释放出一种不愉快与焦虑感情的危险。如果此梦的程序能继续不去，那么这危险性就会物质化，那些使它得以实现的情况是：潜抑必须早就发生，而压抑的愿望冲动亦要相当壮大。因此这些决定性因子就不在梦形成的心理架构之内。要不是因为我们的论题有一个地方（即夜间潜意识的释放）和焦虑的产生有关，那么我将要删除有关“焦虑的梦”的讨论，并且因而省略了许多暧昧不清的部分。

        我已经一再说过，形成“焦虑的梦”的理论亦是心理症病患心理的一部分（我可以这么说，梦中的焦虑是个焦虑的问题，而不是梦的问题。——译者按：本句在一九一一年增加，却在一九二五年删除）。在指出它和梦程序相连的部分后，我们就不再有什么可做的了。我现在还剩下一件事。既然我曾经断定心理症的焦虑源起于“性”，那么我就要解析一些“焦虑的梦”以显示梦思中所存在的性材料〔25〕。

        在这里我有理由将心理症病患的许多例子置于一边而引用一些年轻人的梦。

        几十年来我都没有做过真正焦虑的梦。但我仍然记得一个七岁或八岁时所做的梦，而我在三十多年后再予以解析。这梦还很鲜明，我在此梦中看见我深爱着的母亲。她的外表看来具有一种特别安静、睡眠的表情，由两个或三个生着鸟嘴巴的人抬入室内，把她放在床上。

        我醒了过来，又哭又叫，把双亲的睡眠中断了。那些穿得很奇怪并且奇异得高而且具有鸟嘴巴的人，我是由菲利逊圣经〔26〕的插图中找来的。我幻想他们一定是那些由古代埃及坟墓上的凸雕而来的鹰头神祇。另外经过分析后，引出一位坏脾气的男孩，他是一个看门者的孩子。当我们小的时候，大家常一起在屋前的草地上玩耍。这个男孩子的名字是菲利浦。我好像是由这男孩那里听到有关“性交”的粗鲁名词，而那些受教育的人则是用拉丁文“交媾”来形容此事，在这梦中我则选用鹰头〔27〕。我一定是由那年轻指导员（他对生命的事已经很熟悉了）的脸色来猜测此字所具性的意义。我妈妈梦中的那个样子，则是抄寻自祖父死前数天昏迷、喘着气的样子。对于此梦的“再度校正”

        的解析是我妈妈快要死了，坟墓的凸雕刚好和这配合。我醒来的时候充满焦虑，直到把双亲吵醒以后还不停止吵闹。我记得看到妈妈的脸孔后，心里就突然平静起来，似乎我需要她并没有死去的保证。而此梦的“续发的”解析在焦虑的影响下已完成了。我并没有因为梦见妈妈正在死去而感到焦虑，我之所以会产生焦虑是因为在前意识的校定中我已受到焦虑的影响。当我们把潜抑加以考虑的时候，这焦虑之情可以推溯到那含糊但却明显的由梦中视觉内容所表露的性的意味。

        一位二十七岁的男人很严重地大病一年后，告诉我他在十一到十三岁之间常常反复地做下面这个梦，并且感到非常焦虑：一位男人拿着斧头在追赶他，他想要逃开，但他的脚似乎麻痹了，不能移动半步。这个是一个常见的焦虑之梦的好例子，而且从来不会被认为是和性有关。在分析的时候，梦者首先想到一叔父告诉他的故事（在那梦第一次发生之后），那是有关他叔父一天晚上在街头被一位鬼头鬼脑的男人攻击的事。梦者自己由这联想得到以下的结论：他在做梦之前听到一些和这相似的事。至于斧头，他记得在一次劈柴时手指砍伤了。

        然后他立刻提到和他弟弟的关系。他常常对弟弟不好，将他打倒。他特别记得一次他以长靴剔破弟弟的头，流了许多血，然后他母亲对他说：“我害怕有一天你会把他杀掉。”当他仍然在思索有关暴力的时候，他突然想到他九岁时候的一件事。某天晚上他父母亲很晚才回来，双双上了床，而他恰好在装睡。不久他即听到喘气声以及其他奇怪的声音，他还能够猜度他双亲在床上的姿势。进一步的分析，显示他将自己和弟弟的关系和父母的此种关系相类比。他把父母亲之间发生的事包含在暴力和挣扎的概念下。他并且找到对此观点有利的证据：常在母亲的床上找到血迹。

        我可以这么说，成人之间算是家常便饭的性交却会使看见的小孩认为奇怪并且导致焦虑的情绪。这焦虑之所以产生乃是因为这种性激动不能为小孩所了解，并且因为父母之牵涉在内而遭受排挤，所以转移为焦虑。另外我们知道在一个更早的生命过程中，孩子对异性父母的性冲动还未受到潜抑，因而会自由地予以表达（请见第五章丁节）。

        对于小孩那些晚上发作的恐怕和幻想，我毫无怀疑地给予同样的解释。这种例子亦是一种性冲动的问题，因为不被了解以有受到排挤而引起的。而如果把它记录下来也许会显示出发作的周期性，因为性原欲可以因为意外的刺激或者自动的周期性发展而得以加强。 

        我没有足够的观察材料来证实我这解释〔28〕。 

        另一方面，小儿科医师不管对孩童的身体或精神方面都缺少这种了解整个现像的见解。

         下面我要记录一个有趣的例子，如果不小心被医学神话所蒙蔽，那么就会很容易地将它看错。我要借用底巴克的有关论文“PavorNous”。

         一位十三岁的男孩，身体不好，感到焦虑与多梦，他的睡眠开始受到困扰，几乎每个星期都有一次从睡眠中惊醒，非常焦虑而且伴随着幻觉。他一直都能清楚地记得这些梦。他说那恶魔向他喊：“啊，我们捉到你了！啊，我们捉到你了！”于是有一种沥青和硫磺的味道，他的皮屑即受到火焰的烧伤。他由梦中醒来时感到非常恐怕，但起先都叫不出来。当声音回复时，他记得自己很清楚地这么说：“不，不，不是我。我什么都没有做过！”或者：

        “请不要这样！我不会再做了！”或者有时说：“阿伯特从来没有这样做过！”后来他拒绝脱衣，“因为火焰只有在他不穿衣服的时候才来烧他。”当他仍然做这种恶魔的梦时（对他的健康是种威胁），他被送来我们的国家。经过十八个月的治疗后，他复原了。有一次在他十五岁的时候，他这么承认：“我不敢承认，但我一直有针刺的感觉，而且那部分过度的激动使我感到焦虑，好几次我真想由宿舍的窗口出去！”

        我们可以毫无困难的推论：①这男孩年轻的时候曾经手淫过，他或许要否认它，或者为这坏习惯而要给自己严厉的处罚（他的招供是：“我不再这么做”、“阿伯特从来没有这样做过”）。②在青春期来临后，这种手淫的诱惑又再度经由生殖器官的刺痒感觉而复活了。

        ③现在他产生了对压抑的挣扎，但他虽将他的原欲压抑下来不过却将之移形为焦虑，而这焦虑则将他以前扬言要处罚自己的方法集合起来。

        现在让我们看看原作者的推论：

        1、由这观察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青春期可以使一位健康不佳的男孩变得非常软弱，并且可以产生某种程度的大脑贫血。2、这种大脑贫血会产生人格的变化，产生恶魔式的幻觉，以及非常剧烈的夜晚焦虑状态（也许还有白天的）。

        3、这个男孩的魔鬼妄想和自我谴责要追溯到宗教教育在他小时候所产生的影响。

        4、所有这些症状在相当长的一段乡村之旅后消失了，这是由于身体的运动以及青春期结束后身体精力的重获所致。

        5、也许这男孩大脑发展的先决影响是由于先天的遗传因素，或者是他父亲的梅毒感染。

        以下是他的结论：“我们把这病例归属于因为营养不足而引起的无热性谵妄，因为这个症状是由于大脑缺氧的缘故。” 

     第七章-戊、原本的与续发的步骤——潜抑 

         戊、原本的与续发的步骤——潜抑 

        为了要更深入地了解梦的心理，我给自己找来一个极其麻烦的事情——对这件事来说，我的解说力量是很不够的。我一方面只能把这些复杂而又同时产生的元素，一个个地加以描述（不能同时进行），一方面在描述每一点的时候，又要避免预侧它们所依据的理由。像这一类的困难，都是超出我的力量所能解决之外。在叙述梦的心理时，我已经忘了提出这些观点的历史性发展，对这些我必须予以补偿。虽然我对梦这问题的探讨方向，是根据以前对心理症病患的研究而定的，但我并不想把后者当作我目前这工作的引证基础，虽然我一直想这么做。不过我却想以反方向进行，即以梦来做为对心理症病患心理研究的探讨方向，我知道读者所将遭遇的许多困难，不过我却找不到什么方法可以避免这些困难。 

        由于我对这些问题的不满意，我很愿意在此稍为暂停一下，以便能考虑别的观点，它们似乎对我的努力给予较大的价值。就像在第一章中所描述过的一样，我发现自己正在面对着一个各派作家各具有完全不同意见的论题。在对梦的这问题的处理上，我们都能将主要的矛盾给予合理的解答。我们只反对其中的两个观点——所谓梦是一种“无意义的过程”，以及它是属于肉体，除了这两点以外，我都能在自己的复杂论题中各自证实了这些相互矛盾的意见，并且指出它们都照亮了部分的真实。

        关于梦是清醒时刻的兴趣与以证实。而这又和那些对我们具有重大意义与兴趣的事情发生关联。梦永远不会为小事忧心。不过我们又接受相反的意见，即梦收集白天各种无关痛痒的遗留物，而它们不能把握白天任何重大的兴趣，除非它们和清醒时刻的活动分开。我们发现对梦的内容来说，这也是正确的——它借着改装而将梦思的表达给予改变。由于联想的原因，我们知道梦的程序比较容易控制住近期或者毫无关系的概念性材料（而这还未被清醒时刻的思潮所封禁）；而它亦因为审查制度的原因，将精神强度由于一些重要但又遭受反对的对像转移到一些无举足轻重的事情上。

        至于梦具有“过强的记忆”以及和幼童时期的材料有关的事实，早就成为我们梦的定理的基石——在我们梦的理论中，源于幼童时期的愿望是梦的形成所不可缺少的动力。

        自然我们毋须怀疑睡眠时外来刺激所具有的意义，这曾经实验加以证实；不过我们曾经指出这些材料和梦愿望的关系，相当于白天活动中持续入眠的思想遗留物一样。我们亦没有理由反对这个观点——梦对客观感觉刺激的解释和错觉一样——不过我们已找到产生此种解说的动机。这些理由都被其他的作者忽略了。对于这些感觉刺激的解说是这样的——不去打扰睡眠，并且用来满足愿望达成。至于感觉器官在睡眠时感受到的主观性刺激状态，曾由拉德先生予以确实。我们并没有把它们当作梦的一个特殊来源，但我们却可以利用那在梦背后活动的记忆的后退（退化）性复苏来解释这种激动。

        至于那些内脏器官的感觉——曾经一度是解释梦的主要论点——也在我们的概念中占据一席之地，虽然不很重要。这种感觉——如落下来、浮游或者被抑禁的感觉——是一种随时“待命出发”的材料，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合乎需要，梦的运作都会利用它来做为梦思的表达。

        我们相信梦的程序是快速而且同时发生的。这个观点，如果以“意识对已造好的梦内容的察觉”来看是正确无讹的，不过在这以前的梦程序，可能是缓慢而且具有波动性。至于梦之谜——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压了大量的材料的疑问——我们的解释是，它们把心灵内那些已经作好的构造拿来应用。

        我们知道梦都是改装的，并且受记忆的截割的，不过这并不造成阻碍，因为它不过是开始梦形成的那刻就已存在的改装活动之公开，而且是最后的一部分。

        关于那令人失望以及表面看来是无法达到妥协的争论——心灵在晚间是否亦睡觉，或者它仍然像白天一样地统帅着各种精神机构——我们发现二者都对，但并非全部都对。在梦思中，我们能证明那非常复杂的理智机能是存在的，它几乎和精神装置的所有其他来源一起运作。然而我们无法否认这些梦思皆源于白天，而且也要假定心灵会有睡眠的状态。所以即使是“部分睡眠”的理论亦有其价值，虽然我们发现睡眠状态的特征并非是心灵连结的解体，而是白天统辖的精神系统将其精力集中于睡眠的愿望上。由我们的观点看来，这从外在世界退缩的因素亦自有其意义在，它虽然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子，不过亦是促使梦表现的后退现像得以进行的原因。所谓“放弃对思想流向的主动引导”的概念亦不可予以非难，但精神生活并不因此而变得漫无目标，因为我们知道，当自主（主动）的具有意义的思想被舍弃后，非自主的思想则取得统辖权。另外，我们不但发现梦中含有各种松弛的关联，而且还能指出其他我们想像不到的连结。而这松弛的关联不过是另外那些确定，而且具有意义的连结的替代物。确实，我们会把梦视为荒谬的，不过梦例却又给我们这样的教训——即不管梦表面是如何的荒谬，它还是非常合理的。

        对那些梦的功能——各个作家认为梦所应该赋有的——来说，我们毫无异议。如梦是心灵的安全活门，以至罗勃特说的“所有有害的事物，经过梦的表现后，都变得无害了”——这观点不但和我们所谓的梦的双重愿望吻合，而且对这句话来说，我们要比罗勃特了解得更深。至于“心灵在梦中能够自由扮演”的观点，在我们的理论看来，则相当于前意识的活动让梦自由发展而不予以干扰。如“在梦中，心灵回复到胚胎时期的观点”这一类的文字，或者是艾里斯形容梦的话——“一个古老的世界，具有庞大的感情和不完全的思想”——使我们很高兴，因为这和我们的论点不谋而合（我们认为这些白天被压抑的原始活动和梦的建造是有关系的）。我们也能衷心地接受沙里所写的：“我们的梦带回我们早先的以及依次发展的人格。在睡眠当中，我们回复了从前对事物的看法和感觉，还有那些曾经统辖我们的冲动和反应。”还有，我们亦和德拉格一样，认为那些受到“压抑的”成为梦的主要动力。

        我们重视歇尔奈尔叙述那部分，关于“梦的想像”的重要性，以及他本人的解释，但我们不得不把问题转到另一个位置来看。事实上，重点不在梦创造了想像，而是在梦思的建造上，潜意识的想像活动占了重要的大部分。不过我们仍然亏欠歇氏许多，因为他指出了梦思的来源，但所有他描述为梦运作的几乎都是白天的潜意识活动，而它促使梦发生的能力是不下于促使心理症状的产生。这和我们所谓的梦运作是不相同的，而且梦运作包含的范围也较窄。

        最后，我们没有理由舍弃梦和精神疾病之间的关系，反而应在一个新的立场上建立一个更巩固的连结。

        我们所以能够在自己建架的结构内，容纳早期作者们所提出的各种不同的相互矛盾的发现，这要归功于我们梦理论的特色，它将这些理论结合成一个更高级的单元。对许多发现，我们给予新的意义，但只有少数几处遭受我们的否决。然而，我们的建架仍未完全。除了那些因为我们进入和梦心理的暗处所遭遇的复杂问题以外，我们似乎遇到了一个新的矛盾。一方面我们认为梦思源于完全正常的心灵活动，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在梦思中发现许多不正常的梦程序，这些程序后来进入梦内容，而且在解析时又重复一遍，所有那些形容为“梦运用”

        的却和我们所知道的理智的思想程序不同。以前作者的严格判断，认为梦的精神功能是低能量，似乎是正确的。

        也许需要更进一步地研究才能得到解答，并且使我们步入正途。现在让我们再把另一个梦形成的连接加以更仔细地观察。

        我们已经发现，梦取代了许多源于日常生活的思潮，并且形成一个完整的逻辑秩序。因此，我们不必怀疑这些思想是否源于正常的精神生活。我们认为价值很高的思想以及极其复杂的行为，都能在梦思中找到。但是我们无须假设这些思想行为在睡眠的时候完成，这种假设会大大地弄坏了我们迄今所引用的关于睡眠精神状态的概念。相反的，这些思想也许源于前些日子，它们也许从开始就逃过意识的注意，在睡眠开始进行时，也许就已经完成了。由此等前提，我们最多只能下这样的结论：最繁杂的思想成就也许不需要意识的协助亦能完成。由每一位接受精神分析治疗的歇斯底里症病患或强迫思想症病患中，我们都会找到这种事实。这些梦思本身当然不是无法进入意识层；如果我们白天不能意识到它们的存在，那一定有许多旁的理由。要被“意识”到和那特殊的精神功能——注意力——有关，这个功能似乎只有一定的能量，因此可以由某一有问题的思想串列转移到别的目标上。另外，还有一种方法可以使这些思想串列不能进入意识面：“意识的反映”显示在施展注意力的时候，我们是沿着一条特别的途径，如果沿着此途径进行的时候，我们遇到一个不能接受批评的概念，那么我们就瓦解了——即我们遗弃了注意力的潜能。似乎这样起头以及被遗弃的思想串列会继续地进行下去，而绝对不会再受到注意，除非它在某一点达到特别高的强度，才会迫使注意力再去注意它。因此如果某思想串列开始的时候就遭受排斥（也许是意识的）——在直接的理智用途下，判断它是错的，或毫无用处——那么可能造成这样的结果：此思想串列继续进行下去，毫不为意识所察觉，直到睡眠的开始。

        总括一句，我们把这一类的思想串列称为“前意识”，我们认为它是完全理智的，并相信它或者被忽视，或者被排挤而受压抑。让我们再用简单的字眼来叙述我们对思想产生的看法。我们相信当发生一个有目的概念时，某些数量的激动——称为“潜能”的东西——就会依着此概念选择的连接途径，转移过去，那些被忽视的思想，则是没有得到此种“潜能”

        者。而受到压抑或排挤的思想串列，其潜能即被收回。在这两种情况下，它们都得靠自己的激动。有时这些思想串列——具有有目的潜能——可以吸引意识的注意力，然后经由意识的机构而得到过度的潜能。接下来，我们要阐明意识的功能与性质。

        前意识中如此进行的思潮最终有两种结果，它或者自动地消失，或者持续下去。对于前者，我们这样认为：它将能量由各个相连的小径发散出去，这能量使整个思想网处在一个激动的状态。这种激动状态持续了一阵子，然后就消退了。这是因为寻求解放的激动转变为静寂的潜能。如果是这第一种结果的话，对梦形成来说，它已不具任何意识。但前意识中仍然潜伏着其他有目的的概念，它们源于潜意识，而且一直保持活动。它们也许会控制这些前意识中不被理会的思想激动，或者建立它与潜意识的关联，并将潜意识愿望的能量转移过去。

        因此，虽然加强力量仍然不能使它到达意识层，但是这种受到压抑以及忽视的思想串列仍能够自我维持，于是我们可以这么说，此前意识的思想已被带入潜意识中。

        其他可能引起梦形成的局势如下：前意识的思想串列可能一开始就和潜意识的愿望相连，因此受到那主要的具有目的的潜能拒绝；或者一个潜意识的愿望，因为某些原因（如由肉体而来的）而变为活动性，并且找寻机会把能量转移到那个前意识所不支持（不供给能量）的精神遗留物。这三种情况都有同样的结果：前潜识中有一组思想串列，受到前意识潜能的遗弃，不过却由潜意识愿望中取得潜能。

        由这点开始，此思想串列即进行一系列的变形，我们再也不能把它们认为是正常的精神程序，最后导致一个令我们惊讶的结果（一个精神病理学上的构造）。下面我将列举这些程序：

        ①每一个单独的思想强度都可以全部释放，由一个思想传给另一个，因此某些概念形成时，即被赋予极大的强度（请见第六章丙节）。又因为这过程可以数度重复，所以整个思想串列的强度终于会集中在一个思想元素上。这是我们熟悉的梦运作的“压缩”。凝缩作用是我们对梦产生如此迷乱印像的主要原因，因为在我们已知的正常与能够到达意识层的精神生活中找不到相类似的东西。在正常的精神生活中，我们也能找到一些概念——属于整个思想串列的结果或症结——它们亦具有高度的精神意义，但是其价值却并不以任何对内在知觉来说是明显的感觉状态表达出来。另外，在凝缩作用的过程中，每个精神的相互联系都变为概念内容的强化。这情况就和我写书的时候，用方体或正体来表达出那些我认为是了解内文的重要部分。在演说的时候，我要更大声更慎重，以强调的语气把这个字念出。第一个类比使我立刻想起梦运作所提供的实例：“伊玛打针的梦”中那个字。艺术史家们使我们注意到这事实，即最早而且富有是历史性意义的雕刻都服膺于相同的原则：它们以形像的大小来代表雕像的地位。国王要比他的侍从或被击败的敌人大二或三倍，罗马时代的雕刻则利用更微妙的方法来表现这种效果。如皇帝被放置在中央，直立着，被特别小心地加以雕塑，而他的敌人则屈服于他足下。不过他不再是矮人群中的巨人。而今天在我们之间，下级对上级所行鞠躬礼即是这种古老表现原则的一种回响。

        梦中凝缩的进行方向一方面受到梦思和理性的前意识关系的影响，一方面又受潜意识中视觉记忆的决断。凝缩作用的结果是产生那借以穿透而进入知觉系统所需的强度。

        ②借着强度的转移，中间思想——和妥协相似——经由凝缩作用的影响而形成（请参阅我提过的许多例子），这也是我们正常思想中所从未有过的。在正常思想中最主要的是选择以及保留那“适当的”概念元素。另一方面，在我们尝试以语言表达出前意识的思想时，集锦构造与妥协常会出现，它们被认为是“说溜了嘴”。

        ③那些互相转移强度的概念间具有最松弛的相互关系。它们之间的关联是我们正常思考所不屑一顾的——最多用于笑话上——特别是那些同音异义以及一语双关的情况，它们被认为是和其他的连接相等。

        ④互相矛盾的思想，但并不互相排斥，反而继续相依为生，常常会组合而成凝缩的产物，就好像矛盾并不存在一样，或者它们达致一种妥协——对此种妥协，我们的意识是同样无法忍受的，不过却常在行动中出现。

        以上是一些梦思（其前身是架建于理智的基础）在梦运作过程中最显著的异常步骤。我们以后将看到这些程序的整个重点是放在使潜能变为可动的，同时能加以释放。至于这些潜能所附着的精神元素，其内容真正的意义却不被重视。我们亦可以这么假定：凝缩作用以及妥协之产生是为了促成退化作用，即使思想转变为影像的作用。至于某些梦的分析，还有梦的合成，如“Autodidastes”的梦，虽然不具有后退现像所产生的影像，却也仍然和别的梦一样，具有同样的转移与凝缩作用。

        因此，我们可以达至这样的结论，梦形成和两种基本上就不同的精神程序有关。其中一个产生完全合理的梦思，和正常的思想具有同样的真理性，而另外一种则以最迷乱、最不合理的方式，来处理这些思潮。我们已经在第六章的讨论中，把第二种精神程序称为梦运作本身。对这精神程序的来源，我们有何可说的呢？

        如果我们早先没有深入了解心理症的心理——尤其是那些歇斯底里症的——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回答此问题。由这些研究，我们发现一个同样不合理的精神程序在歇斯底里症状的产生上占据着主要的地位。在歇斯底里症中，我们开始的时候也只是看到一些完全合理的思想，和意识的思想一样正确，而这第二种形式的存在，我们无法找到，只能在后来的追踪研究中发现出来。借着对病人症状的分析，我们将发现这些正常的思想受到不正常的处理：它们借着凝缩作用及产生妥协，借着表面的联系，在不顾矛盾的情况下，经由后退现像的小径转变成为外面所表现的症状。由于梦运作的特征和那些产生心理症症状的精神活动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我们把歇斯底里症的结论借用在梦上。

        我们由歇斯底里的理论中，借用下述的主张：一个正常的思想串列只有在下述情况才会受到前述异常的精神处理，即当一个源于幼童时期而且遭受潜抑的潜意识愿望转移到思想上，这思想才会得到此种精神处理。我们曾经假设产生动力的梦的愿望皆源于潜意识（这和上面的观点是一致的），不过我们曾经说过这假设虽然无法驳斥，但也不是完全正确的。

        但为了要解释潜抑——一个我们已经用过那么多次的字眼——我们必须要更进一步去探讨我们的心理建架。

        我们已经提过关于原始精神装置的假设（见第七章丙节），其活动是避免激动的堆积，以及使自己尽可能地维持在平静的状态。因为这个理由，所以它的建造蓝图是据反射装置。

        而行动的力量——本身就是一种引起身体内部变化的方法——则受到它的操纵。然后我们继续讨论“满足经验”所引起的精神后果。而在这点上，我们又加入第二个假说：激动累积（如何达到累积效果，我们暂时可以不管）的感受是痛苦的，同时它使装置发生作用，想着以重温满足的经验——即减少激动，并且产生愉快的感觉。精神装置内的这道主流——由不愉快流向愉快，我们称之为愿望。我们断定只有愿望才能使这装置产生行动，而愉快与痛苦的感觉则自动地调节激动的路程。第一个愿望的发生也许是“满足记忆”幻觉式的强化印像。不过这种幻觉，除非能够得到完全的消耗，否则无法使需求停止，因此也就无法借完成而得到愉快的感觉。

        因此我们需要第二种活动，或称为第二个系统活动。它使记忆的潜能不至于超过知觉范围，束缚着精神力量，并且把由需求而来的激动加以改道，使它循看一条团团转的路，直到最后借着一种自主的行动操纵外在世界，使个体能够真正地感觉那引起满足的真正“对像”。我们在精神装置的图解中，就只提到这里。这两个系统就是我们在完全发展的装置内所谓潜意识和前意识的根源。

        为了能够用行动将外在世界适当地予以改变，我们必须在记忆系统中堆积一大堆的经验，以及许许多多由不同的“有目的的概念”和这堆记忆材料所产生的永久性关联。于是我们就能将假设向前推进一步。这第二个系统的活动是在永远借着摸索的前进中，交互地送出或收回潜能。它一方面需要不受拘束地管理各种记忆材料，但由另一方面来看，如果它沿着各个思想小径送出大量的潜能，那么将使它们随意漂流而毫无效果的浪费掉，并且减少了那用以改变外在世界的力量。所以我如此假定（为了效率的缘故），这第二个系统将其大部分能量置于一种静止的状态，而只利用一小部分于转移现像上。我还不太了解这些程序的机转；不过任何一位想真正了解这概念的人必须在脑中有个实体的类比，即想像神经细胞激动时所伴随的行动。我要强调的概念是，第一个系统的活动是使激动的能量能够自由地流出，而第二个系统则借着由此而产生的潜能，将那激动流出口堵住，并把它转变为静止的潜能，同时提高其能量。因此我假定第二个系统控制激动所遵循的途径和第一个系统必大不相同。

        当第二个系统在其试验性思想活动中达至结论后，它即解除抑禁，并且把堆积起来的激动加以释放以产生行动。

        如果我们把抑制第二系统内“潜能的解除”和“痛苦原则”〔29〕调节功能的关系加以比较，那么就可以得到一些有趣的结果。现在让我们先指出满足的死对头——即客观的恐怖经验。让我们假设，某知觉刺激于此原始装置，并且是痛苦的来源。因此即产生不协调的运动行为，直到最后某一个动作使此装置和知觉分开，同时也远离了痛苦为止。如果知觉再度出现，这动作立刻又会再度出现（也许是种逃难的动作），直到知觉又再消失为止。在这情况下，没有任何倾向会以幻觉或其他的方式去增添痛苦来源之知觉的潜能。相反的，如果有什么发生而使得此令人困扰的记忆图像重新显现，这原始装置会立刻把它再度删除，因为这激动的流入知觉会产生（或更精确地说开始产生）痛苦。这种记忆上的回避——不过是重复了此知觉逃避——亦被下列事实所协助，即回忆不像知觉，这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唤起意识，因此不能吸取新鲜的潜能。这种借着精神程序不花力气，以及经常回避那曾经产生困扰的记忆提供我们一种原型，以及第一个精神潜抑的例子。这是一个常见的事实，即回避那些令人困扰的刺激——鸵鸟政策——仍能在具有政党精神生活的成人中见到。

        因为痛苦原则的结果，第一个系统不能将任何不愉快的事带入其思想内容中。它除了愿望以外，什么都不能做。如果一直停留在这点上，那么第二个系统的思想活动必定遭受阻碍，因为它需要很自由地和各种经验的记忆交通。因此产生两种可能。第二系统也许完全不受痛苦原则的约束，因此能够继续进行而不会受到不愉快回忆的影响，或许它有办法使不愉快的记忆无法将不愉快的情绪释放。我们要删掉第一种可能，因为痛苦则很清楚地控制着第二系统的激动过程（和第一系统中的一样）。所以只剩下一个可能，即第二系统转移潜能的当时亦抑禁了记忆激动的产生，这当然包括不愉快感的产生（可以和运动神经传导相比）。

        因此从两个不同的起点，根据痛苦的原则以及前面所提的消耗最少潜能的原则，我们都能够得到同样的结论，即第二系统的潜能同时产生激动传导的抑禁。让我们牢牢记住（因为这是了解潜抑定律的钥匙）：第二系统要在能够抑制住某一概念所发生的不愉快感觉时才能将潜能传移给它。任何一个能够逃离抑制的都无法为第二系统以及第一系统所接近。因为痛苦原则的关系，它很快地就被删除掉。这种不愉快的抑制并不一定会彻底，不过它必须产生一个开始，因为这样才能让第二系统知道此记忆的性质，关于它是否适合思想程序所找寻的目的。

        我要把第一系统内进行的精神程序（步骤）称为“原本步骤”，而那由第二系统的抑制所产生的程序称为“续发步骤”。我还能指出另外一个理由，为何续发步骤要改正原本步骤。原本步骤努力地想产生激动的传导，因为借着如此堆积起来的激动，它能建立“知觉仿同”（请看本章丙节）。然而，续发步骤舍弃了这个意图，而以另一个来取代其位置——即建立“思想仿同”。所有的思想都是由某个满足的记忆（被当作是有目的概念）绕道而达至同一记忆的相同潜能——希望借着运动经验的媒介而再度获得。思考所关心的是概念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妥协的产物，都是达到仿同目标的障碍。因为它们以某一概念取代另一概念之后，就把原来通向第一个概念的通道弄歪。所以像这类的步骤都是续发性思维所极力避免的。我们也容易看出来，“痛苦原则”虽然在另一方面提供思想步骤许多最重要的指标，但是在建立“思想仿同”时却是一大阻碍。因此，思想步骤的倾向一定是要由“痛苦原则”的规定中解脱出来，同时将感情的发展降低到最小，使它刚刚足以产生信号即可。借着意识的帮助得到过度的潜能后，思考才能达到这精练功能的目标（请参阅第七章己节）。不过我们很了解，即使在正常精神生活中，这个目的亦很难达到，而我们的思考仍然因为痛苦原则的影响而时常发生错误。 

        然而这思想（续发思考活动的产物）成为原本精神步骤的对像并不是我们精神装置的功能性缺陷（这个方式可以用来解释梦以及歇斯底里症的产生）。这个缺陷源于我们发展历史中的两个会合的因素。其中一个完全属于精神装置，因此对这两个系统的关系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另外一个因素的作用则是波动性的（时大时小），将机质性的本能力量带入精神生活来。这两个因素都是起源于童年，而且是自幼年开始，我们的精神和身体器官所产生变异的沉淀物。

        当我把精神装置内的一个精神程序称为“原本步骤”的时候，我不单单是对其重要性和效率考虑，我还想以其命名来显示发生时间的前后。据我们所知，没有一个精神装置只具有原本步骤，所以这样的一个装置只是理论上的虚构物。但下面这点倒是事实的：在精神装置中，原本程序是最先出现的，而续发步骤则在生命的过程当中慢慢成形、抑制并且掩盖过原本步骤，不过要完全地控制它可能要到壮年的时候。因为这续发步骤出现得慢，所以我们的核心（由潜意识的愿望冲动所组成）仍然是前意识所无法到达、了解，或者是抑制的，而后者则受到一经决定就无法予以变更的限制并成为传导潜意识愿望冲动的最适当途径。这些潜意识的愿望对前意识的精神趋向能够加以强迫的压力，这是后者所必须服从的，不过后者也许可以努力地将这些潜意识力量叉开，并将之引导到更高层的目标。续发步骤较晚出现的另一个结果是前意识的潜能无法进入广大的记忆材料内。

        在这些源起于幼年时期不能被毁灭或抑禁的愿望冲动间，某些愿望的满足是和续发性思考的“有目的的概念”相冲突的，这些愿望的满足因此不再产生愉快的感情，反而是痛苦。

        这种转变的感情正是我们所谓的“潜抑”的基本。潜抑的问题是它为何发生此种转变，以及基于何种动机的力量。但对这问题，我们在这里只要轻轻碰一下就好了〔30〕。我们只要知道这种转变在发展的过程中产生——我们只要回忆孩童时期如何发生厌恶感，而这本来是不存在的——而且和续发系统的活动有关。那些被潜意识愿望借以释放情感的记忆，既然不会为前意识所接近，因此附于此等记忆的情感的释放亦不会受到它的抑制。所以即使把附在它们上面的愿望能量转移给前意识思想，前意识思想亦因为这种情感的起源而无法和它接近。 

        反过来，“痛苦原则”却支配大局，使前意识远离这发生转移的思想。因此它们就被遗弃了，所以许多幼童时期的记忆一开始就被前意识疏远了，这是潜抑的必须情况。

        最理想的情况是不愉快的感情在前意识内。因为思想转移失去潜能后就停止产生了，这结果表示痛苦原则的参与是有用的。但是当潜抑的潜意识愿望接受机质性的加强，然后再转移给被转移的思想后，情形就不一样了。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失去了前意识的所有潜能，这转移能量所造成的激动亦使这些思想企图冲出重围，于是产生防卫性的挣扎。因为前意识加强它对潜抑思想的抗拒（即产生“反潜能”），而后这被转移的思想（潜意识思想工具）经由症状产生的妥协状态达到其突破的目的。但是当这潜抑思想受到潜意识思想的强力资援，同时又被前意识潜能遗弃后，它们就受原本精神步骤的控制，而目标则是运动行为的产生。

        或者，如果可能则会使知觉仿同造成幻觉式的后现。我们大概知道，前述这些不合理的步骤只能发生于潜抑的思想。现在我们又能看得更深一层，那些发生于精神装置中的不合理步骤是根本的。只要概念被前意识所舍弃，让它自生自灭，并且由潜意识不受压抑的能量所转移（而这潜意识努力地找出口），他们就会发生。其他一些观察亦能支持我们的观点——这些被称为不合理的，并非是指正常步骤的错误（所谓理智错误），而是那由抑制解放出来的精神装置的活动方式。因此我们发现统驭由前意识激动转变为行动之间的还是同样的步骤，而前意识思想和文字之间的连结也很容易出现同样的转移和混淆。这我们常归咎于不注意。最后，要抑制这些原始形式的功能，需要更多工作（能量）的证据存在于下列的事实中：如果我们让这些力量突破到意识层，则会产生一种滑稽（一些要借着笑声而释放的过多能量）的效果。

        有关心理症的理论指出下面这个不变以及无疑的事实，即只有幼童时期而来的性愿望冲动，在孩童的发展过程中受到潜抑后，曾在后来的发展中重新复活过来（或许是源于起始是双性的性体质的关系，或者是性生活过程中不良影响），所以可供给产生各种心理症症状的动力。只有推论到这些性力量，我们才能把潜抑理论中仍然存在的隐缝塞住。对于这些性的以及幼童时期的因素是否同样的适用于梦理论的问题，我将不予回答。我没有完成后者的理论，因为在假定梦愿望永远是由潜意识中而来的时候，我已经超过我能解说的地步〔31〕。 

        在此我也不想再深究形成梦和歇斯底里症之间的精神力量有什么不同。我们对任何一个仍然没有足够的了解。 

        另外还有一个地方我认为是重要的，而我要承认，我是因为这点才能导出有关两个精神系统的讨论——它们的运作方式以及潜抑的事实。现在的问题不是我是否能将这和大家有关的心理因素造成一个适当而且正确的概念，或者（相当不可能）我的看法是否歪扭以及不完全的。虽然在判断精神审查制度和梦内容的合理与异常的修正中，我们会造成许多变异，但以下这些一定还是事实。在梦的形成过程中，这类的步骤必定在运作，而它们的基本是和歇斯底里症的形成是同类的。然而梦并非是病态的，它并没有显示任何精神平衡的困扰，而且它也不会发生效率被破坏的结果。也许有人认为不能由我的梦或者是我病人的梦中得到全体有关正常人的梦之结论，但我相信这个反对是不值得一提的。因为我们可以由所见的现像推论它的动机力量，结果会发现心理症病人所应用的精神机转并非新创，而是早已存在于正常装置之中。这两个精神系统，控制二者之间通道的审查制度，其中一个活动对另一个的抑制与掩盖，以及二者和意识层的关系——或者其他对此观察到的事实的更正确解释。这些都形成我们精神工具的正常结构，而梦则指出一条让我们能了解这精神构造的路。即使很保守地局限于已知的确定知识的范围，对梦我们仍然可以这么说：它们证实了那些被压抑的东西仍然会继续存在于正常或异常人的心灵中，并且还具有精神功能。梦本身即是此受压抑材料的一种表现。理论上来说，每一梦例都应是如此的。由实际的经验看来至少可以在大部分的情况中找到，尤其是那些表现出最明显的梦生活之特征者。在清醒时刻中，由于矛盾态度的相互中和，所以心灵中被压抑材料无法被表达，并且无法被内部的知觉所感受，但是在晚间，却由于冲力对妥协结构震撼的结果，这被压抑的材料找到进入意识的方法与路途。

        Flecteresinequeosuperos，Aovebo〔32〕（如果我不能影响神祇，那么我亦要搅动冥界。）

        梦的解析是了解潜意识活动的大道。借着梦的分析，我们能够了解这最神秘最奇异的构造。无疑地，这只是一个小步，但却是个开始，而且这个开始使我们能够更进一步分析（也许基于其他我们称为病态的构造）。而疾病——至少那些正确的被称为官能性的——并非表示这装置的解体，或者在内部产生新的分裂。它们需要有动力的解释，即在各个力量的相互作用下，有些成分被加强，有些变弱，因而许多活动在正常机能下不会被察觉。我希望在别处能够显示这两种机构合成的装置，这样要比只有其中一个来得更为优越〔33〕。 

     第七章-己、潜意识和意识——现实

          己、潜意识和意识——现实 

        如果更仔细地想一下，那么将会发现前章的心理讨论使我们假定有两种激动的程序或者解除的方式，而不是两个靠近装置运动端的系统。但这对我们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因为我们如果发现一些更恰当以及更靠近那我们所不知的真理的事实时，我们必须随时把以前的概念架构加以改变。所以让我们来改正一些错误的观念（如果我们把这两个系统很简明地当作是精神装置的两个位置）——如“潜抑”与“突破”中所蕴含的这些错误观念的痕迹。所以当我们说某个潜意识思想寻找机会进入前意识，然后突破而入意识界的时候，我们脑海中所想的并不是在新的地方形成新的思想（像副本由原本复印出来，两本共同存在的情形），而那个突破入意识的概念也并不指位置的改变。同样的，我们也可以说前意识的思想被潜抑或由潜意识所驱逐而加以取代。这些意像（借用争夺一片工地的观念）很容易使我们认为某个地点的精神集合真的消逝，而以另一个新据点的集合来代替。现在让我们用一些和现实更接近的东西来替代此种类比：某些特殊的集合具有潜能，可以再增加，也可以减少，因此这结构就能够受到某特殊机构的控制或者脱离之。在这里我们用一种动力学的观念来取代前述的区域性理论，即我们认为可更动的不是精神构造本身，而是它的“神经分布”〔34〕。

        然而我认为我们可以一起利用此二系统的两种类比影像——这是合宜而且正当的。如果把以下的观念放在脑海中，那就可以避免任何滥用此种表现方法的可能：概念、思想以及精神构造一般来说不应该认为是坐落于神经系统的任何机质元素上，而是（可以这么说）“在它们之间”，而各种阻抗以及便利的道路形成了相对应的关联。能够成为内在知觉的任何对像都是“虚像”——假的，和望远镜借着光线的折射所造成的影像一样。但我们把这系统——本身并非精神的，而且永远无法为我们的精神知觉所察觉——看成像望远镜投影的镜头那类东西，是合理的。而如果我们继续比较时，我们可以两种系统之间的审查制度比喻成光线由一介质进入另一新介质中所发生的折射作用。

        到现在为止，我们只是靠自己的摸索来发展我们的心理学。接下来我们应该考虑那些盛行于现代心理学的定律，并且检查它们和我们假说间的关系。利普士在他那有影响力的文章中曾表示，就心理学来说，潜意识问题比较不是心理学上的问题。只要心理学家漠视此问题，认为“精神”指的是“意识”，而潜意识的精神程序则是明显的“无意义”，那么医生对不正常精神状态的观察则不可能用心理学去评价。医师和哲学家只有互相承认所谓“潜意识的精神程序是一个确定的事实”后才有可能合在一块。如果有人对医生说，“意识是所谓精神不可缺少的特征”，那么他只好耸耸肩膀，不过如果他对这些哲学家的话仍然具有足够的信心时，他也许可以这么假定，我们和科学上所追究的并非是同样的问题。因为是对心理症病人精神生活有一点了解或者是对梦做一个分析一定能使任何人产生很深刻的印像，即那些最繁杂以及最合理的理想程序——并且无疑是对精神程序——能够在不引起意识的注意时而产生〔35〕。当然，这是真的：医生只有在那能够交通和被观察的意识界中形成某种影响之后，才能够学到潜意识的程序。但在这意识呈现的结果也许是个和潜意识不一样的精神特征，以至于内在知觉无法辨别乙乃甲的取代物。医生们必须自在地借着潜意识程序对意识的影响中，以“推论”的方式继续深处了解。借着此种方法，他发现意识效果只是潜意识的一个遥远（按即次要的）的精神产物，而后者不单单是以此种方式呈现在意识界，而且它的出现与运作常常为意识所不知。

        我们必须放弃这种高估的想法，即意识乃是真正了解精神事件不可或缺的基本。就像利普士所曾说过的，潜意识是精神生活的一般性基础，潜意识是较大圆圈，它包括了“意识”

        这小圆圈；每一个意识都具有一个潜意识的原始阶段；而潜意识也许停留在那阶段上，不过却具有完全的精神功能。潜意识是真正的“精神实质”。对于它的内在性质，我们和对外在世界是真实一样的不了解。而它经由意识和我们交往，就和我们的感觉器官对外在世界的观察一样的不完备。

        当我们舍弃了意识生活与梦生活之间的对立，以及将潜意识放在它应占据的地位时，许多早期作者有关梦的重要问题都失去了意义。因此许多使我们惊奇的在梦中成功呈现的活动不再被认为是梦的产物，而是属于潜意识的思想——它在白天的活动并不少于晚间的。如果像歇尔奈尔所说的那样，梦只是玩弄着一些身体的像征性表现，那么我们知道，这些表现是某些特定潜意识幻想的产物（这也许源于性的冲动）。它们不但表现于梦中，并且呈现在其他歇斯底里性恐怖和别的症状上。如果梦中继续进行着白天的活动，完成它，并且带来具有价值的新观念，那么我们所要做的便是将梦的伪装撕除。此伪装是梦运作和心灵深处不知名力量协助下的产物（如Tartini奏鸣曲之梦中的魔鬼〔36〕，其理智上的成就和白天产生同样结果的精神力量是完全相同的。即使在理智以及艺术的产物上，我们也许亦倾向于过分的强调意识的部分。由某些生产特别旺盛的作家报告看来，如歌德和荷尔姆赫兹，他们创造中的那新的以及重要的部分是整体的呈现在脑海中，而不是经过一番思考的。当然在别种情况下（需要每个理智成分的专注时），意识活动亦有部分的贡献。这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但不管何处，只要意识参加一份，它就将其他的活动遮盖起来，这是它滥用了的特权呀！

        把梦的历史性意义以一个独立的题目来讨论似乎是不值得的。譬如说，也许一个梦促使某个领袖去做一些大胆的尝试，它或许改造了历史。那么只有在认为梦是一种神秘力量，并且和常见的精神力量不同时，才会产生此问题。如果把梦视为在白天遭受阻抗的冲动的“一种表达方式”（在晚间被心灵深处的激动来源所加强），那么这问题也就消逝无踪了〔37〕。古人对梦的尊崇都是基于一种正确的心理认识，这是对人类心灵中不可控制以及无法摧毁的力量的崇拜——那个产生梦愿望的“魔鬼”以及在我们的潜意识中运作的力量。

        在提到“我们的”潜意识时，我并非没有任何目的。因为我所描述的和其他哲学家所谓的潜意识不同，甚至和利普士的亦不一样。对他们来说，这个名词仅仅是意识的相反词；这个他们以同样的热诚、精力去赞成与反对的论题乃是——除了意识以外，必定还有潜意识的精神力量。利普士更进一步断言，所有属于精神的都是存在于潜意识中，而其中的一部分亦同时存在于意识中。但是我们集中这些有关梦和歇斯底里症的现像并非为了证实这理论，因为对正常清醒时刻生活的体验就足够证明它的正确性。由精神病理学构造以及此类的第一成员（梦）的分析所得的新发现乃是潜意识——属于精神的——是两个不同系统的功能组合。

        正常人如此，病态的人也一样。因此就有两种潜意识，今仍未为心理学家们所分辨。由心理学上的用法来说，它们都是潜意识的，但从我们的观点看来，其中一个被称为潜意识，是无法进入意识层的，而另一个我们称为前意识，因为其激动——在满足某些规定，或者经过审查制度的考核之后——能够到达意识界。关于此激动到达前必须经过连串固定机构（我们可以由审查制度的所产生的改变看出它们的存在）的事实，使我能够以一种空间的类比来描述它们。在前面，我们已经描述过这两个系统的相互关系，即前意识立于潜意识与意识之间，像一道筛子。前意识不但阻隔了潜意识和意识的交通，并且控制随意运动的力量，负责那能变动的潜能的分布——其中一部分所谓的“注意力”是我们所熟悉的。

        另外，我们必须要分辨超意识和下意识之间的不同——这于强调精神和意识之间的相同。

        那么意识所剩下来的角色又是什么呢？（它一度曾是那么全能，隐瞒着一切）。只有那些用来察觉精神性质的感觉器官了。根据我们那图解的基本概念看来，我们只能把意识感觉看成一种特殊系统的功能，因此这缩写“意识（cs）”是合宜的。由其物理性质看来，我们认为这系统和知觉系统很相像，因为它能接受各种性质的刺激，但是却无法保留变更的痕迹——即没有记忆。以其知觉系统的感觉器官指向外在世界的精神装置，对意识的感觉器官来说，本身就是一种外在世界，而意识存在的目的即靠着这个关系。这里我们又再接触到各种机构——似乎是统治着精神装置结构的——组成统治集团的原则，激动的材料由两个方向流向意识的感觉器官：①由感觉系统——其激动取决于刺激的性质——而来。也许在变为意识感觉之前，先经过新的润饰。②由精神装置的内部而来。当经过某些更改之后，它们进入意识，而其步骤的数量是以快乐和痛苦的质量被感觉出来的。

        那些发现理智以及极其繁杂的思想结构不必经过意识亦可能产生的，哲学家们于是感到彷徨，不知道意识到底具有何种功能。在他们看来，它不过是整个精神步骤多余的镜影。但是我们却借意识系统和知觉系统的类比避开了这尴尬。我们知道感觉器官的知觉将注意力的潜能集中在那传导感觉刺激的输入途径中，知觉系统不同性质的刺激是精神装置运动量的调节物。我们亦可以认为意识系统的感觉器官亦具有同样的功能。借着对愉快与痛苦的察觉，它影响精神装置内潜能的路线，否则此路线将是一种借着潜意识的转移而运作。痛苦原则很可能是第一个自动调节潜能转移的因素。但是对这些性质的“意识”，很可能导致第二种而且更微妙的调节，甚至可以反对第一种。为了使装置的功能臻于完善，不惜冒看和原先计划相反，引导并且克服那些会产生痛苦的关联。由心理症的心理看来，我们发现这些由感觉器官因为不同性质刺激所引起的调节程序占了此种精神装置功能的重大部分。原始的“痛苦原则”的自动统辖以及效率上的限制，受到感觉调节的中断（它的本身亦是自动的）。我们发现潜抑（虽然开始有效，不过后来终于失去抑制力以及心灵的控制）比知觉更容易影响记忆，因为它不能由精神的感觉器官得到更多的潜能。我们知道，一个要被删除的思想不能变为意识，因为它受到潜抑；另一方面，此种思想有时候之所以受到潜抑是因为别的理由而将它退出意识层。下面是一些解开潜意识症结所能利用的治疗程序。

        意识的感觉器官对于那数量可以变更的潜能调节造成过强潜能的价值，可以由下面的事实表露出来，即产生一些新的性质，因此带来一些新的调节。这些造成人类优于动物的原因。思想程序本身是不具有任何性质的，除了伴随着愉快或痛苦激动。我们知道必须加以某些限制，因为它们可以打扰思想。为了要使思想程序具有性质，在人类来说，它们必须和文字记忆相关联——其剩余的性质足以吸引意识的注意因而从意识赋予思想程序一种新的，可更迁的潜能（请参阅第七章）。

        只有借着对歇斯底里症的思想程序加以分析，我们才能了解意识问题的多面性。由这里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印像，即由前意识潜能移形到意识时亦有个类似于潜意识与前意识之间的审查制度〔38〕。同样的，这个审查制度亦透过某个数量的限制后才发生作用，因此具有低能量的思想构造就逃离它的控制，我们可以在心理症状中找到许多不同的例子。这些例子显示出某个思想为何不能进入意识，或者为何能在某种限制下挣扎进入意识。这些例子都指出审查制度和意识之间的密切以及彼此相反的关系。下面我将用两个例子来结束我对这问题的讨论。

        几年前，我有个机会和一位病人交谈，她是个聪慧的女孩子，不过脸上却显露着一种单纯而冷漠的表情，她的衣着很奇怪。因为一般说来女人对衣着都很仔细，但她的一边袜子下垂着，罩衫上的两枚纽扣也没有扣上。她说脚痛，我没有要求说要看，可是她却露出她的小腿。她说她主要的困扰是（根据她的说法）：她身体内有一种感觉，她像有些东西在里面“刺”，“前前后后的动作”一直不停地“摇摆”着她，有时使她全身“硬绷绷的”。当时我一位医学同事也在场，他望着我，很显然的他了解她主诉的意义。但令我感觉惊异的是，病人的妈妈对这一切全然不在乎，虽然她一定常常处于她孩子所主诉的情况下。这女孩全然不知她自己的话里面所含的意义，要不然她不会说出来。在这个例子中，审查制度很成功地被钩住，因而让一个本来会被困在前意识内的幻想借着伪装的无邪的主诉出现了。

        以下是另外一个例子。一个十四岁男孩患着挛缩性抽搐、歇斯底里性呕吐、头痛等，而来找我做精神分析。我这样开始对他的治疗：要他把眼睛闭上，然后如果见到什么影像或者有什么思想则立刻告诉我。他以对影像的描述来回答——他来见我以前最后的那个印像在记忆中浮现。那时他正和叔叔玩像棋，看着面前的棋盘，他想到几种情况，有利或者不利的，和一些不安全的下法。然后他看见棋盘上有一把匕首——一个属于他爸爸的东西，不过却在他的幻想下，置于棋盘上。接着是一把镰刀，然后是大镰刀，然后是一位老农夫在他家的远处用大镰刀修剪草地。过了好几天，我才发现这一系列图像的意义。这位小孩因为家庭的不愉快而感到困扰，他爸爸是个粗鲁容易发脾气的人，和病人妈妈的婚姻并不和洽，而且他所受的教育中具有太多的“威胁”。他爸爸和母亲离了婚——她是一位温柔、富有感情的女人，后来又再度结了婚。有一天他爸爸带回一位年轻女人，那是这病人的新母亲。几天后，这孩子的病就开始发生。他对父亲的恨被压抑后产生上述一系列图像，其暗喻是很明显的。

        它们的材料源于神话的回忆。镰刀是宇宙之神宙斯阉割他父亲的东西；大镰刀和老农夫的景像代表那残暴的老人克洛诺司，他把自己的孩子吃下肚，对他的行为宙斯给予如此不孝的报复（请见第五章）。他父亲的再婚给孩子一个机会去报复他父亲很久以前所给予他的责备和威胁——因为他玩弄自己的性器（请注意：下棋、不安全的下法（被禁止的行为）、可伤害人的匕首。）。在这例子内，长期被潜抑的记忆及由此记忆所导衍出来的东西一直存在于潜意识中，现在却用一种绕圈子的办法，以一种表面无意义的图像来溜入意识内。

        如果有人问梦的研究到底有何生理上的价值呢？我的回答是：它对心理学知识有所贡献而且是投射到心理症问题的曙光。有谁能预言对精神装置的构造和功能彻底了解是具有何其重大的意义呢？因为即使在今天这种不全了解下，我们仍可用于能治疗的心理症，并且获得很好的治疗效果。但是把这个研究当作是了解心灵以及每个人隐匿着的性格之工具——我听过这样的问题——究竟有何种实际上的意义呢？由梦所泄露出的潜意识冲动是否显示出生活中真正力量的重要性呢？压抑愿望中的道德意义是否不要予以重视，它们现在创造了梦，以后会不会创造别的东西？我不认为自己能够回答这些问题，因为我并没有深入地研究有关这方面的梦的问题。不过，我认为罗马皇帝将他的一名百姓处死——因为梦见谋杀皇帝——是错的。他应该先找出此梦的意义，而这意义极可能和它表面不同。也许具有另一种内容的梦，实际上含着此种弑君的意义。我们难道不应该认为以下的说法是对的吗？——柏拉图曾断言善良的人满足于“梦见”坏人实际干的事。所以我认为梦应该被赦免。至于这些潜意识的愿望是否应该变为真实呢？我就不敢说了。不过那些中间的以及移形的思想则必然不应是真实。如果潜意识以其最真实的形貌出现在眼前，我们仍然毫不犹豫地如此决断，精神的真实也是种特殊的存在，不应该和物质上的真实混为一谈。因此，人们拒绝接受其梦境的不道德似乎是不必要的。在了解我们精神装置的功能以及认识意识和潜意识之间的关系后，我们梦中生活的不道德部分和幻想的生活就会大部分消逝无踪。沙克斯曾说：“如果回到意识中去寻找那些梦告诉我们关于一个现实情况的东西时，我们应当不会感到惊奇。如果分析的放大镜使我们发现所谓的庞然怪物不过是微细的小虫而已。”

        在判断人类性格的实际用途上，一个人的行为和实际表达出来的意见就足够做为参考了，尤其行为更应该是第一个被考虑而且是最重要的。因为许多进入意识层的冲动在未付诸行动前就被精神生活的真正力量中和掉了。事实上，这些冲动在进行时候常常不会遇到什么阻碍，因为潜意识确定它们在某个阶段中必定会被删除。不管怎样，由这些我们美德骄傲生长着的（经过极其仔细地耕耘的）土地上学习，是有益的。因 为复杂的人类性格——被动力向各方向推动——很少像古老道德哲学上所提的简单二分法。

        那么梦是否能预示将来呢？这问题当然并不成立，倒不如说梦提供我们过去的经验。因为由每个角度来看梦都是源于过去，而古老的信念认为可以预示未来，亦并非全然毫无真理。以愿望达成来表现的梦当然预示我们期望的将来，但是这个将来（梦者梦见是现在）却被他那不可摧毁的愿望模塑成和过去的完全一样。 

        ————–●注释: 

        〔1〕请看拙著《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第十二章，关于写信给弗氏，我预言此书有二千四百六十七个错误。

        〔2〕齐格飞的身体只有一个地方能受到伤害。而哈根借着一个诡计，促使克宁希在齐格飞外套上相当于此重要地点绣上一个小十字（只有克宁希知道秘密），后来哈根就根据这记号而把齐格飞刺死了。

        〔3〕下面这个在我的“精神分析导论”的讲演中引用的梦说明了梦中的疑问与不确定的意义，以及其内容改变成为一个单元的现像。虽然如此，在经过一段时间地阻隔后还是能很成功地被分析。 

        一位怀疑心颇重的女士做了很长的梦。“梦境中，有些人和她提起我那本关于玩笑的书，并且评价很高。然后有一个好像关于通道的想法，也许这是基源另一本提及（el）的书，或者是一些关于通道的事……她不知道……一切都不明显。” 

        无疑的，你会认为“通道”这个元素是不能接近，而且也是不可解释的，因为它是如此不明确，在察觉“遇到难题”这点上，你是对的；不过这困难并非由于不明显而来。困难，不明显反而源于另一原因。梦者无法把“通道”和别的事物相连，当然我也无法加以解释，过了不久——事实上是第二天——她告诉我她想到某些也许和她有关的东西，那是一个笑话，一个她听过的笑话。在英法的Dover与Calais之间的渡轮上，一位知名的作家与某英国人攀谈起来。后者引用了一句话“Dusub－limeauridiculeiln’yaqu’unpas”（升华与荒谬之间只是一步之差而已）。“是的，lepasdeCalais”作者回答道，意即他认为法国升华而英国则荒谬可笑。但是PasdeCalais是个通道（水道）——在英国的部分。你也许会问，我是否认为这和梦有关。当然；它并且提供了此梦费解部分的解答。难道你不觉得这个笑话在梦发生前早已存在，并且是藏在“通道”后面的潜意识想法吗？难道你认为这乃是后来加上去的发明？二者之间的关系泄露了病人表面仰慕所遮瞒的怀疑；而她的阻抗无疑造成迟延将此故事说出以及使这梦元素变为不明显的原因。仔细考虑这梦元素与其潜意识背景的关系，我们发现它是该背景的一部分，是它的暗示，不过却因为隔离而使它变得不被理解。 

        〔4〕请参阅《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林克明译）第一章“关于遗忘的心理机转”。 

        〔5〕“这事情顺利吗？”这是旧的医学用语，意即“排泄物是否正常。” 

        〔6〕孩童早年所做的梦，常常记忆鲜明地留在脑海里。这些梦对了解当事人的精神发展与其心理症的产生上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对于此种梦的解析因此能使医生免于错误与不确定，从而避免产生理论上的混淆。 

        〔7〕这原则当然也可以应用在那些梦内容公开展露着表浅联系的情况上，如毛利记载的两个梦：“他梦见自己是耶路撒冷或是麦加的朝香客。经过好多冒险后，他拜访化学家pelletier，和他谈一阵后，这位化学家送给他一把锌制的铲子，然后这东西又变成一把宽剑。在另外一个梦里，他在高速公路上漫步，一面数着里碑上的公里数，然后他置身在杂货店，那里有一组很大的秤锤。一位男人正把公斤的秤锤子加在秤上，因为他要称毛利的体重。后来他向毛利叫道：‘你不在巴黎，而是在Gio－lo。’然后接着几个情景后，他望见lobelia，花，接着是Lopez 将军——他刚在报上看到他死去的讯息。最后当他梦见lotto这游戏的时候，他就醒过来了。”在和心理症的病人工作如此长久之后，我发现此种表现法是他们都乐于利用的。

        〔8〕《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第七章、一一二页的末段，弗氏曾经讨论过他对都德笔下这角色所犯的错误。

        〔9〕如果对这直线形的图表想加以更进一步的分化，那么就必须假定前意识的前面还有意识，换句话说，就是感觉等于意识。

        〔10〕最早提到后退的是十三世纪一位学者AbertusMagnus。他说：“想像借着储藏的感觉印像造成了梦，而梦产生的步骤和清醒时刻恰好相反。”Hobbes亦曾说过：“总而言之，我们的梦乃和清醒时想像的相反。当我们清醒的时候，其动作由一端开始，而做梦时却在另一端。”

        〔11〕它们和所有那些真正属于潜意识的精神活动（即只属于潜意识者）一样，都具有此种不可毁灭的性质。这些通道只要一打开，就永远通畅无阻，不会因为荒废不用而封闭。

        只要受到潜意识刺激的重新戳击，它们就会继续将这激动的程序引发。如果允许我用个比喻的话，这就和奥德赛的残灭的地底世界的鬼怪一样——这些鬼怪只要再饮到人血就会重生。

        那些前意识系统中的程序，以此观点看则是可以破坏的。对于心理症病患的心理治疗原则是建基在这不同点上。

        〔12〕我曾企图更进一步地了解睡眠时所盛行的事物，以及幻觉的情况。这些努力都记载在我的论文“对于梦理论的一些后设心理学上的补充”上（一九一七年）。

        〔13〕这是后来“精神分析”所谓的超我。

        〔14〕一种德国金币。——Krone相当于十马克。

        〔15〕在后来的论述中，弗洛伊德把“转移作用”用来描述另外一种不同（虽然也并非没有关系）的心理程序。他首先在精神分析治疗中发现此种现像——即将原来施于某幼童时期的对像（现在仍然存在潜意识中）转移到现时的一个物像上。

        〔16〕这是所谓的永恒的原则，弗氏在《在快乐原则之外》的前几页曾予以讨论。但在弗氏的早期心理著述中就已经是其基本的假定了。

        〔17〕即一些在感觉上和“满足的经验”完全相同者。

        〔18〕换句话说，必定有一“现实试验”的方法来试验某一事物是否真实。

        〔19〕LeLorrain很正确地表达了梦的愿望达成。他说：“不会产生严重的疲劳，也不会再度经验到那漫长与顽固的挣扎。这挣扎把我们所找寻的愉快都消耗光了。”

        〔20〕我已经在关于这两种主要精神活动——快乐原则与真实原则——的论文中深入地讨论过此种思想串列，这讨论以后将再讨论到。

        〔21〕或者更正确的说，有一部分的症状和潜意识的愿望达成相对应，而另一部分则是那些与愿望相抗拒的精神结构。

        〔22〕杰克逊说：“如果了解所有关于梦的事实，那么就能全部了解精神失常。”

        〔23〕是否这就是梦的唯一功能呢？我不知道别的。梅德曾经审试要显示梦具有其他的续发性功能，他的出发点是基于正确的观察，即某些梦是为了解决冲突，在梦见后真的在真实情况下企图用以解决问题——即梦似乎是清醒时刻行动的试验所。于是他在梦和野兽以及孩子的游戏间画下一道平行线——它们可以被看成是天生本能的练习场所，同时又是后来严肃行动的准备。他并且提出这假说，即梦具有一种“游戏的功能”。在梅德以前，阿德勒亦坚持过梦具有一种“事先想好”的性质（在我一九○五年发表的关于《一个歇斯底里病例的部分分析》中那个梦。我们只能把它当作是表达意愿的梦，因为它每晚一直重复地出现，直到这意图被识破为止）。 

        借着些许的思考，我们就知道这所谓梦的“续发性”功能不应该属于任何梦的解析所要讨论的范围。事先想好形成意愿、造就一些问题的可能解答（而这在后来的清醒时刻里被察觉到），以及其他相似的东西，都是心灵中潜意识与前意识的产物；他们也许以“白天的遗留物”的身分持续进入睡眠中，并且和一个潜意识的愿望连结而形成梦。因此与所谓梦的“事先想好”的功能不过是前意识清醒时刻思想的部分，其产物可借着梦的分析以及其他现像而得以察觉。在梦和其显意很久以来就被混淆在一起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小心，免得把梦和隐藏的梦思混为一谈。 

        〔24〕第二个因素是更重要更深入的，但却同样为一般人所忽视。无疑的，愿望达成必定带来愉快，但是却产生这样的问题：“对谁呢？”当然是指对那位具有此愿望者。不过，据我们所知，梦者和其愿望之间的关系是很特殊的。他排挤并且审查它们。简单说来他毫不喜欢它们。因此其满足不会带来愉快，反而是相反的。由经验看来，这相反的情况以一种焦虑的状态呈现（这是需要更进一步去解释的）。因此梦者和他愿望之间的关系可以看成是将两个完全分开的人以一些重要的相同因素结合在一起。我要告诉你一个神仙故事（请参阅第七章丙节），其情境是和前述的一样。一位善良的神仙答应完成一对贫穷夫妇的头三个愿望，他们很高兴，决定要好好地选择这三个愿望。但是隔邻农舍传来的烤腊肠的香味使这妇人动心而想要得到一些，于是在一道闪光下，她的第一个愿望达成而她先生却光火了。在愤怒下，他希望腊肠挂在太太的鼻尖上，这愿望也完成了。而腊肠怎样也无法由这新位置中取下来。这是第二个愿望的满足。但它只是男人的愿望，而其实现却使太太很不舒服。接下来的故事你已知道了。既然他们事实上是一体——先生与太太——那么第三个愿望应该是腊肠离开这位女士的鼻子，这神仙故事可以和许多东西发生关联，不过在这里我只想用来说明：如果两人意见不一致，则其中一人的愿望达成也许带给另一人许多的不快。 

        〔25〕下列的某些言论在弗氏后来发表对焦虑的观点下，是应该加以修正的。

         〔26〕一本以希伯来文和德文写的旧约版本。在第四章关于申命记中有许多木刻的埃及神祇的插图，其中有几个长着鸟喙。

         〔27〕关于性，德文的俚语是“vogeln”，而这是由“vogel”（平常指鸟）变来的。

         〔28〕在我写这本书后，许多这类的材料就陆续出现于精神分析的文献上。

         〔29〕在后来的著述上，弗氏称之为快乐原则。

         〔30〕译注：这题目弗氏后来在他一九二一年的论文《潜抑》中有很长的讨论。对此问题的后期看法则见于他一九三三年“roductorylecture”的第三十二课。 

        〔31〕在这里（别处也一样），我故意地不把我论题的缺陷补好，理由是：一方面要花费很大的努力，另一方面又使我引用那些和梦无关的材料。譬如我删掉了“压抑”和“潜抑”之间是否有不同的意义。但是大家应该很明白，后者较强调对潜意识的联系。我也没有说明为何梦思在放弃进行到意识界的道路，选择后退过程的时候，还要受到审查制度的歪曲。此外还有许多相似的省略。我所急于要做的乃是创造一个问题的概念——这在对梦运作更进一步地分析中会遇到的，同时暗示在进一步分析时所会遇到的题目。决定在什么地方将解释之线索切断并不是易事。有许多特别的原因（也许不是我的读者所能猜到的）可以说明为何我不把性内容在梦中所扮演的地位予以详尽的处理，以至为何我避免分析那些明显具有性内容的梦。由我的观点以及神经病理的定律看来，我都不会把性生活视为可耻，或者是认为医生或科学研究者不应该和它扯上关系。那位翻译Oneirocriticaof ArtenidorusofDaldis的作家，因为道德的理由，而不把有关性梦那部分印给读者看的举动，在我看来是荒谬可笑的。那使我踌躇不前的理由是它将使我涉及我仍然不清楚的性变态和双性的问题，所以我把这问题留待将来。（Strachtey注。那位翻译Oneirocritica的译者克劳斯后来把这部分删去的章节登在他的期刊Anb thropoplyteia上。这本杂志，弗氏曾经引用，并且在别处曾大力赞扬之。）

         〔32〕弗氏认为Virgil这话是想用来表示被压抑的本能冲动的力量。 

        〔33〕梦并非唯一可以形成精神病理基础的心理现像的研究。在一些没有完成的短文中，我曾经企图以许多日常生活的现像得到相同的结论。这些以及其他关于遗忘、说溜了嘴、粗劣的动作等的记载都编在《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一书中。

         〔34〕了解前意识的重要特征乃是和文字表现的遗留物发生关联后，这个观点需要进一步的阐明。神经分布，这是个非常含混的字眼，常常表示构造学上的意义，用来指神经在某个器官或区域的分布情况。弗氏则常用它来表示某一系统或神经的能量传导，或者指一个导出系统——即是一个释放的程序。 

        〔35〕我很高兴在此指出一位作者（DuPrel）对梦加以研究后，他所观察到的意识和潜意识的关系竟和我的结论一样。他这么写道：“关于心灵的问题，我们不得不先回答这基本的疑问（即意识和心灵是否完全相同）。对这基本问题，梦的答案是否定的，亦即心灵这概念要比意识广大得多。就像天上的星星，在它的照明力以外，仍然产生重力的影响一样。” 

        他又说：“这是个事实，意识和心灵所包括的并不一样广大。” 

        〔36〕Tartini是位作曲家和小提琴家（一六九二——一七七○）。据说他梦见“他将灵魂卖给魔鬼后，就抓起一个小提琴，以炉火纯青的技巧演奏了一首极其美妙的奏鸣曲。”醒来后，他立即写下所能记忆的部分，结果写成那有名的“Trillo DeDi－avolo。”

         〔37〕请见第二章注〔4〕中亚历山大大帝包围特洛城而久攻不下时所做的梦。

         〔38〕有关前意识与潜意识之间的审查制度，在弗氏后期的著作中很少再见到。然而，在他那篇《The Unscious》中他却详细地给予讨论。

  • 伯特兰·罗素《西方的智慧》

    目 录

     第一章 开篇 第二章 苏格拉底之前 第三章 雅典 第四章 希腊化时代 第五章 早期基督教 第六章 经院哲学 第七章 近代哲学的兴起 第八章 不列颠经验主义 第九章 启蒙运动与浪漫主义 第十章 功利主义及其以后 第十一章 当代 结束语

    序

     亚历山大的诗人卡尔马丘说： “一部大书就是一大灾难。”对此 我抱有同感，我之所以敢把这本书写出来，是因为就灾难而言，这本 书是不大的。前段时间，我写过一部名叫《西方哲学史》的著作，与 现在的这部主题相同。但我要在此说明的是：《西方的智慧》是一本 全新的书。

    本书试图写成一部从泰勒斯到维特根斯坦的故事概述，并对这些 事迹所涉及的历史背景做出提示。为了说明问题，我在书中收集了许 多与此相关的图片。它至少显示了这样一个优点：它不受任何语种的 约束。

    至于说到再出现一部哲学史著作，我想，基于两个缘由。首先，同时顾及简明和全面的哲学著作极少；其次，目前知识的专门化已成 风尚，对于祖先的智慧已迹近遗忘。本书的目的就是要挑战这种数典忘祖的现象。严格说来，西方的哲学就是希腊哲学，任何试图割断我 们与往昔的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之间血脉的思考都是不明智的。对于那 些认为哲学开始于1921年的人，与他们进行希腊哲学的探讨尤其必 要。

    哲学史的写作，要么是纯叙述式的，要么是夹叙夹议式的。本书 采取的是后一种方式，但我要强调的是，不应该让读者因为某位哲学 家的漏洞对其而不予理睬。康德说过，他不担心被证明有错误，却担心被误解。至少，我们应该在明白某些哲学家的思想之后，再将他们 搁到一边。

    本书的资料收集归功于我的编辑保罗·福尔克斯博士，他帮助我 选择图片、设计图表，并帮助我撰写正文。

    本书旨在考察哲学家们业已讨论过的首要问题。如果读者在读完 之后，印象深刻，就达到了我写作本书的目的。

    伯特兰·罗素

    第一章 开篇

    哲学家们究竟做了些什么？这确实是个奇怪的问题，要回答这个 问题，也许我们有必要先揭示他们没有做什么。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对身边的许多事物都已经十分了解了。比如 蒸汽机的运转方式，这属于力学和热力学知识。我们对人体结构及其 功能也相当熟悉，这些是解剖学和生理学的研究对象。再比如说星球 的运行，我们也了解了不少，这就属于天文学范畴。所有诸如此类有 着明确定义的知识都属于某种具体的学科。

    但是，所有这些知识又全都被未知的领域包围着。如果你越过边界，走入这个未知的领域，你就从科学转向了沉思，这种沉思活动是 一种探索，其中就包含了哲学是什么这个问题。正如我们在后面将读 到的那样，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的各个领域无不发端于哲学探索。 一旦某种科学有了牢固的基础，除了一些边缘问题和方法问题，它会 在发展中不同程度地变得独立。但是换个角度看，探索的过程不会这 样进行下去，它只是在不断地前进，从而找到新的研究内容。

    我们必须把哲学和其他的沉思活动区别开来，哲学本身既不打算 为我们解除烦恼，也不是为了拯救我们的灵魂。正如希腊人所说的那 样，所谓哲学，也就是一种出于自身原因而进行的探险旅行。因此， 原则上并不存在什么教条、礼仪或神圣的问题，尽管个别哲学家可能 会拘泥于教条，变得越来越固执。对于未知的事物，实际上有两种态 度：一是接受人们基于书本、神话或神灵启示所做的声明；二是自己 亲自走出去看一看，而这种方法正是哲学和科学的方法。

    最后，我们可能还注意到了哲学的一个特性。如果有人问我们什 么是数学，我们可以告诉他一个辞典上的定义，出于辩论的需要，我 们可以说数学就是关于数的科学，这样说不仅可以避免非议，而且提 问者也很容易理解，尽管他可能对数学一窍不通。用这种方式，我们 可以就任何一个具体的学科给出定义；但是，我们却不能这样定义哲 学。对哲学所下的任何一个定义都会引起争议，因为它仅仅是某一种 哲学态度的体现。要弄清哲学究竟是什么，惟一的途径就是去研究哲 学。而本书的主要目的也就是揭示以前的人们是怎样研究哲学的。

    人们常常会在心中产生很多问题，而这些问题又无法从科学领域 找到答案，另外，那些有主见、善于独立思考的人也不甘心轻易相信 预言家提供的现成答案。哲学要做的事情正是探索这些问题，有时甚 至是解决这些问题。

    因此，我们可以试着问自己几个这样的问题，比如，生活的意义 是什么，如果真有的话；世界的存在是否有一个目的？历史究竟要向 哪里发展？或者，以上问题是否毫无意义？

    另外，还有这样几个问题，如自然界是否真的被规律支配着？还 是我们因为愿意看到万物有一定的秩序，而认为本应如此？此外，还 有一个普遍存在的疑问，那就是世界是否被分割成精神和物质这两个 不同的部分？如果是，它们又是怎样发生联系的？

    关于人类，我们又该做何评价呢？是否就像天文学家所说，人只 是在一个渺小的星球上无助地爬行的一些尘埃？或者像化学家所说的 那样，人只是以某种奇妙的方式组合而成的一堆化合物？或者像哈姆 雷特所认为的那样，人都有着高贵的理性和无限的潜能？也许，人同 时具备了上述所有的特点？

    同时，还存在着关于善与恶的伦理问题。是否可以说某种生活方 式是善的，而另一种是恶的，或者无论采取哪种生活方式都无所谓？ 如果真的存在着一种善的生活方式，那么它是什么？我们是否可以从 中有所收益？是否存在着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智慧”的东西？或者 是否所谓智慧只是虚妄和疯狂而已？

    所有这些问题都让人感到迷惘。我们当然不能通过实验室的实验 来解决这些问题，而有独立见解的人又不愿意苟同那些兜售灵丹妙药 者的观点。对于这些问题，哲学史提供了尽可能详尽的答案。

    要想研究这个艰深的课题，我们就有必要了解过去时代的人们是 怎么思考这些问题的。这样，我们才能更深地理解他们，因为处理哲 学的方式成了他们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将最终引导我们 学会怎样生活，尽管我们从中学到的东西可能并不多。

    第二章 苏格拉底之前

    当一个普遍性问题被人提出来时，哲学就产生了，科学也是这 样。最早表现出这种好奇心的是希腊人。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哲学和科 学都源自希腊人。希腊文明的出现，导致了思想活动的大繁荣，可以 说，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宏大的事件之一。这样的巅峰时期是空前绝后 的，在短短的200年里，希腊人在艺术、文学、科学和哲学领域都取得 了令人惊叹的伟大成就，这些杰作汇聚成奔流不息的激流，最终形成 了西方文明的普遍标准。

    哲学和科学开始于公元前6世纪初米利都的泰勒斯。在他之前，究 竟是什么事件导致了希腊人天才的大爆发呢？我们必须尽力找到其中 的答案，从20世纪以来，考古学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借助它的帮助， 我们也许可以从各种零星材料中发现希腊世界的发展轨迹。

    在世界所有的文明中，希腊文明是后起之秀。埃及和美索不达米 亚文明要比希腊文明早好几千年。这些农业社会在大河两岸发展起 来，其统治者或是神圣的君主，或是靠武力发迹的贵族，或是掌握多 神教教义阐释权的祭司特权阶级，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是那些种地的 农奴。

    埃及人和巴比伦人都曾经为后来的希腊人提供了某些知识，但谁 也没有发展出哲学和科学。其中的原因是否由于缺乏天赋或者社会条 件，在这里并没有多大意义，尽管这两点都在某种程度上起了作用。 最主要的是，宗教在智力的探险旅程中没有起到积极的作用。

    埃及的宗教更多地关注人死后的生活。金字塔就是丧葬的纪念性 建筑，它的修建过程中用到了某些天文知识，以预测尼罗河洪水的爆 发。作为管理者，祭司创造了象形文字，但却并没有为其他方面的发 展提供多少有价值的遗产。

    在美索不达米亚，强大的闪米特帝国赶走了先前的苏美尔人，并 取而代之。他们采纳了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在宗教方面，他们对今 生的幸福更感兴趣。无论是日月星辰的运行记录，还是巫术和占卜之 类的活动，都为这一兴趣所左右。

    我们可以发现，贸易社会不久就出现了，其中最主要的成员是克 里特居民，克里特人的文明直到最近才重现于世。他们可能来自小亚 细亚沿海一带，很快就在整个爱琴海诸岛占据了主导地位。大约在公 元前1500年，新的移民潮导致了克里特文明的繁盛。克里特人在克诺 索和费斯图斯兴建了宏伟的宫殿，他们的船队在地中海各地穿梭往 来。

    从公元前1700年起，频繁的地震和火山爆发迫使克里特人开始向 临近的希腊和小亚细亚移民。克里特的手工艺人使大陆居民的文化发 生了改变，在希腊，能证明这一点的最著名的遗址是阿哥里德的迈西 尼城，也就是传说中的阿加门农的故乡。《荷马史诗》记载的正是迈 西尼时代的历史。公元前1400年左右，一场剧烈地震使克里特人遭到 了毁灭性的打击，其霸权和优势也随之突然结束了。

    此前，希腊大陆已经连续遭到了两次入侵，第一次是北部的伊奥 尼亚人，时间大约是公元前2000年，这些人似乎逐渐和当地居民融为 一体了。300年后，亚该亚人也入侵希腊，这一次不同，他们成了统治 者。总的说来，在迈西尼时代和荷马时代，统治希腊人的就是这些 人。

    克里特一亚该亚人在整个地中海有着广泛的商贸往来。即便在公 元前1400年的大地震中，克里特人的这种联系也没有中断。在公元前 1200年左右威胁到埃及的“海洋民族”中，就有克里特人，也就是埃 及所称的“腓力斯人”，他们是最早的腓力斯坦人，其定居地“巴勒 斯坦”也因此而得名。

    大约公元前1100年，更进一步的入侵造成了自然灾害也无法产生 的结果。在多立亚人入侵的影响下，这个尚未开化、却又生气勃勃的 游牧民族征服了整个希腊和爱琴海，亚该亚人早在公元前12世纪初的 特洛伊战争中就伤了元气，根本抵御不了这种猛烈的进攻。海上霸权 也落到了腓尼基人的手中。从此，希腊进入了默默无闻的时期。大约 就在这个时期，希腊人从腓尼基商人那里学会了闪语字母，随后又增 加了一些元音，使它变得越来越完善。

    希腊本土的地形很复杂，气候变化无常。贫瘠的山脉把国土分割 开来，山谷之间的陆上交通十分困难，不同的社会区域只有在肥沃的 平原上才发展起来，当土地再也养活不了更多的人时，一些人就开始 飘洋过海，寻找新的殖民地。

    公元前8世纪中叶到公元前6世纪中叶，希腊人的城市零星地散落 在西西里海岸、意大利南部和黑海。随着殖民地贸易出现和发展，希 腊人和东方的联系又重新恢复了。

    在政治上，多立亚以后的希腊发生了一系列有规则的变迁，首当 其冲的是王权。权力逐渐落到了贵族手里，接下来是非世袭的君主时 代，最后，政权落到了公民手中，“公民”字面上的意思就是“民 主”。就这样，君主政治和民主政治交替实施。只要能把全体公民召 集到集市上，那么纯粹的民主就可以发挥作用。而在我们生活的这个 时代，只有瑞士的一些小州才幸存着纯粹的民主。

    希腊最早、最伟大的文学丰碑应该是荷马的作品。关于荷马，我 们所了解到的没有一样是确切的，甚至有人认为在荷马之后有很多诗 人都在用这个名字。不管怎样，荷马的两部伟大史诗，《伊利亚特》 和《奥德赛》似乎在公元前800年前后就已经写成了。史诗中描述的特 洛伊战争发生在公元前1200年，因此，我们可以从后来的多立亚人那 里找到他们对祖辈事迹的描述；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种描述中必 然有很多不连贯或不一致的地方。从目前的版本来看，史诗追溯到了 公元前6世纪雅典的统治者庇西特拉西的退位，在荷马史诗中，早期的 暴行已经有所淡化，尽管还留有一些痕迹。史诗的确反映了当时思想 开放的统治者的一些理性态度。我们知道，在迈西尼时代，尸体是要 埋葬的，而这一时期的尸体却是火化的。在奥林匹亚的诸神庙里，众 神济济一堂，认真修行。由于宗教对人们的行为不具有约束力，规矩 繁多的社会习俗，如和陌生人友好相处，就变得强有力起来。一些更 原始的做法，比如处死囚犯并将其作为仪式上的献祭，虽然偶尔也能 看到，但已经非常少见了。总的来说，那一时斯的社会充斥着理性的 气氛。

    从某个角度看，这是希腊人灵魂张力的象征。一方面，存在着秩 序和理性，而另一方面又存在着无序和本能的冲动。前者产生了哲 学、艺术和科学；后者出现在有着丰富仪式的原始宗教活动中，这类 因素在荷马史诗里似乎受到了极大的抑制，到了后期，尤其是恢复了 与东方的联系后，它再次大量涌现，这与人们崇拜狄奥尼索斯或酒神 巴克斯（最初为色雷斯的神）有关。

    对这种原始冲动的革新是由于受到了神话人物俄耳浦斯的影响， 传说他是被喝醉酒的疯狂女祭司们肢解的。俄耳浦斯教义主张抑制欲 望，重视精神的喜悦，它希望进入一种“神秘感应”或“天人合一” 的状态，以此来获得用其他方式得不到的神秘知识。俄耳浦斯宗教通 过这种形式，对希腊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最早是毕达哥拉斯在自 己的神秘主义学说里吸纳了这种观念，随后在非纯粹科学的范围里， 它的各种观点先后在柏拉图和绝大多数希腊哲学家的书中找到了自己 的位置。

    但是，甚至在俄耳浦斯的传统中也存在着更原始的因素，这实际 上是古希腊悲剧的发端。在古希腊悲剧中，那些被强烈的情感和热情 所折磨的人们总是能得到同情。亚里士多德很贴切地把悲剧称为“感 情（受到艺术的感染而引起的）净化”。正是希腊人的这种双重性格 最终使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尼采称这两种因素为“阿波罗因 素”和“狄奥尼索斯因素”。任何一个因素都不可能单独使希腊文化 发扬光大，在东方，主宰一切的是神秘主义因素。将希腊人从迷惘中 拯救出来的是伊奥尼亚科学学派。但是，宁静本身和神秘主义一样， 是无法使思想发生演变的，还要有对真与美的热烈探索才行，而俄耳 浦斯的影响似乎正是提供了这种观念。

    对于苏格拉底来说，哲学就是生活的方式。值得关注的是，“理 论”一词最初在希腊语中有“观光”的意思，希罗多德正是从这个意 义上使用这个词的。长盛不衰的好奇心以及热烈而不带偏见的探索， 使古希腊人在历史上获得了独一无二的地位。

    古希腊是西方文明的源头，其基础就是始于2500年前米利都的哲 学和科学传统，西方文明正是在这一点上有别于世界上其他主要文 明。古希腊哲学的主导概念是“逻各斯”（古希腊哲学术语），含有 “言辞”和“量度”的意思，当然，还有一些别的意思。因此，哲学 讨论与科学探索是密不可分的。在这种联系下产生的伦理学说发现了 知识中的善，而这正是需要公正探讨的论题。

    前面说过，当普遍性的问题被人提出来时，哲学和科学就开始 了，那么，这类问题是以什么形式被提出的呢？从广义上讲，对于漫 不经心的观察者来说，提出这类问题相当于在一连串杂乱的偶发事件 中找到一种秩序。想想秩序这种观念最初是怎样产生的、为什么产 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是政治动物，不可能孤立 生活，而要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当中。即便是在最原始的水平上，秩序 观念也含有某种程度的组织形式。秩序首先是社会秩序，当然，自然 界的一些有规律的变化，如昼夜更替、四季轮换等，无疑在很早以前 就被人发现了，这些变化只有被赋予一些有人情味的解释，才能为当 时的人们所理解。所谓天就是神灵，是自然的精神力量，这些都是人 根据自己的想像创造出来的说法。

    要想生存，首先意味着人必须按自己的意愿去征服自然。在运用 我们现在称为科学的方法去做到这一点之前，人们靠的是巫术。从基 本观念来看，两者是相同的。巫术是一种尝试，它试图通过严格地执 行仪式来获取某种特定的结果，它基于对因果关系原则的认同，认为 只要给出同样的前提条件，就会出现同样的结果。因此，可以说巫术 是原始的科学。而另一方面，宗教恰恰相反，它企图得到不符合规则 的结果，它只有在出现奇迹时才起作用，其中含有对因果关系的摈 弃。两种思维方式存在着很多差异，尽管我们经常发现它们在原始思 维中混杂在一起。

    在集体参与的各种公共活动中，我们称之为语言的交流方式产生 了，语言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人的共同目标。因此它的基本概念就是 同意，而且，可以把这一概念视为逻辑的出发点。它源于这样的事 实：人们通过交流，最终达成了一致，尽管有时候不过是同意保留各 自的意见。当出现无法达成一致的僵局时，毫无疑问，我们的祖先会 用武力来解决问题，当你杀死对手后，他自然也就无法再坚持不同意 见了。有时候也采取另一种办法，那就是通过讨论来解决问题，如果 有可能讨论的话。这种方法就是一种哲学和科学的方法。读者可以自 己得出结论，从史前时代至今，人类在这方面取得了多大的进展。

    在各个时期，希腊哲学都受到了许多二元论的影响，它们一直以 不同的形式成为哲学家们写作和争论的主题。最根本的问题就在于对 真与假的区别。在希腊人的哲学思想中，和真与假密切相关的是善与 恶、和谐与冲突二元论，其次还有至今仍属热门话题的现象与本质二 元论，同时，还有精神与物质的问题、自由与宿命的问题，甚至还有 宇宙论的问题，如事物是“一”还是“多”，是单纯还是复杂。最 后，还有混乱与秩序、无限与有限二元论。

    早期哲学家们对这类问题的处理方式是有指导意义的。一个学派 可能会抨击某个二元论的一个方面，紧接着，另一个学派则可能对此 提出批评，并采纳相反的观点；最后，第三个学派也许会更进一步， 找到某种妥协的观点，以取代前面两种观点。黑格尔正是通过观察前 苏格拉底哲学家中对立学说的这种拉锯战，才建立了他自己的辩证法 体系。

    许多这类二元论都以某种形式相互联系，但我们可以用一种简单 的方式将其分割开来，以揭示哲学所研究的不同类型的问题是什么样 子。真与假是逻辑学讨论的对象；善与恶、和谐与冲突，表面上看是 属于伦理学的问题；现象与本质、精神与物质则是知识论或认识论的 传统问题；其他的二元论都在不同程度属于本体论或存在论。当然， 这样的划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事实上，打破这些界限正是希腊哲学 的一个典型特征。

    米利都产生了第一个科学的哲学学派，在当时，这座位于伊奥尼 亚海岸的城市是生机勃勃的贸易中心。米利都的东南是塞浦路斯、腓尼基和埃及，北边是爱琴海和黑海，越过爱琴海一直往西就是希腊大 陆和克里特岛。米利都的东面紧挨着吕底亚，并通过吕底亚与美索不 达米亚帝国有着密切联系。米利都人从吕底亚人那里学会了铸造金币。米利都的港口挤满了各国商船，城里的货仓也堆满了来自世界各 地的货物，人们以这种可以保值的货币用于流通，交换各种商品。因 此，米利都的哲学家提出万物由什么构成的问题也就不奇怪了。

    据说，米利都的泰勒斯认为“万物皆由水构成”，哲学和科学由此产生了。希腊人将泰勒斯列为“七贤”之一。我们可以从希罗多德 那里了解到，泰勒斯曾预言过一次日食，据天文学家推断，那次日食 发生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585年，这也正符合他在世的时间（泰勒斯生卒年不详）。泰勒斯虽然不大可能了解日食的原理，但他一定熟悉巴比伦人对日食现象所做的记录，因而能知道什么时候会再发生，幸运 的是，这种日食现象能够在米利都看到，它不仅为编撰年表提供了便 利，而且也使泰勒斯本人出了名。另外，他是否在几何学领域创立了 三角形相似定理也同样值得怀疑。但他在测量海上船只或其他无法接 近的目标的距离时，显然运用了埃及人测量金字塔高度的“经验测算 法”。他还据此提出了“几何原理具有普遍应用范围”的观点，因此 我们说，是希腊人首创了这个普遍性观点。

    据说泰勒斯认为磁石具有灵魂，因为它能够使铁移动。至于他认 为万物都具有灵魂这种进一步的论述，就更加值得怀疑了。这很可能 是人们根据他的前一种说法，通过推理强加给他的。但这样做其实没 有必要，因为只有当所有其他事物都没有灵魂时，磁石具有灵魂的说 法才有价值。

    和泰勒斯有关的故事还有很多，其中一些也许是真实的。据说有 一次有人怀疑他的能力，他就通过垄断橄榄油市场表现出了他的实践 才能。他所具备的气象学知识使他能够预见到橄榄将会大丰收，于是他提前租下了所有能搞到手的榨油机，到了橄榄成熟的时候，再以高价租出去，从而大获其利。同时也向那些轻慢他的人证明：哲学家也 能够赚到钱，假如他们愿意的话。

    泰勒斯最重要的观点是“万物皆由水构成”，这既不是匆忙一瞥 得出的印象，也不是没有观察的纯粹臆想。今天，我们把生成水的氢 称为一种化学元素，其他任何元素都能与它合成。这种“万物归一” 的观点是一种非常可贵的科学假说。单就观察而言，海边的观察使得 这一假说看起来似乎更加合理。人们看到海水在太阳下蒸发，雾气从海面升腾起来，形成云，然后又形成雨降落到海里。按这种观点，大 地就是以浓缩水的形式存在的。其中的细节可能来自非常奇特的想 像，但它仍然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因为它揭示了一种物质能够在各 种不同的聚合状态中保持不变。

    米利都的第二位哲学家是阿那克西曼德，他大约出生于公元前610 年。他和泰勒斯一样，既是一位发明家，又是一位注重实践的人。另 外，他还是第一个地图绘制者和黑海沿岸某个米利都殖民地的首领。

    阿那克西曼德批评了他的前辈泰勒斯的宇宙论。是啊，为什么一定就是水呢？构成事物的基本要素不可能以事物本身的某种形式出 现，它应该是一种与所有这些形式都不同的东西，也就是说，它是一种更基本的东西。因为物质的各种形式始终在相互冲突着，如冷与 热，湿与干，它们总是不断地此消彼长，也许在希腊人看来，它们处 于“不公正”的状态，也就是缺乏平衡。如果其中一种形式就是基本 物质的话，那它可能早就战胜别的形式了。亚里士多德把起始物质称 为“物质因子”，阿那克西曼德则称之为“无际”，也就是可以全方 位扩展的无限物质，世界生于此，也将终于此。

    阿那克西曼德认为地球是一个自由漂浮着的圆柱体，而人类就生 活在其中的一个切面上。而且，他还设想我们的世界被无数别的世界 包围着。这里所说的别的世界之一，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银河，每个 世界的内部功能都被漩涡运动左右着，该运动将地球向地心吸引。天 体就是被气遮蔽的火轮。只有一点不同，我们可以把它比喻成自行车 轮胎，未被遮蔽的那一点就是气嘴，我们当然还记得，那时的希腊人 认为气就是能够使事物隐形的东西。

    关于人类的起源，阿那克西曼德提出了一个非常“现代化”的观 点。他注意到年幼的人需要长期的照料和看护，从而得出这样一个结 论：如果最初的人也像今天这个样子，就不可能延续到今天。因此， 他认为以前的人一定和现在的人不同，也就是说，人一定是从一种能 够很快做到自我供给的动物进化而来的。这种论证法就是归谬法，即 通过一个给定的假设推断出某些明显的错误。在他看来，既然人不可 能延续到今天，这种假设（最初的人和现在的人一样）就只能被推 翻。如果这种说法是对的（我也这样认为），即：假如最初的人和现 在的人一样需要长期照料才能长大，人类就不可能延续至今。那么， 我们可以很轻松地建立这样的论点：其间一定发生了某种形式的进 化。但阿那克西曼德并未对此感到满足，他还进一步认为，人是由海 洋中的鱼类演变而来，他还以自己对化石遗迹和鲨鱼喂养幼鲨的观察 来证明这一点。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告诫我们不要吃鱼。而我们的 海洋同胞们是否也对我们怀有同样深厚的感情，就不得而知了。

    米利都第三位著名的哲学家是阿那克西美尼。我们除了知道他是 三位哲学家中最年轻的一位之外，并不了解他所处的具体年代。从某 种意义上说，他的理论和他的前辈相比是一种倒退。虽然他的思想不 够大胆，但从总体上来说却更加经得起检验。他和阿那克西曼德一 样，也坚持认为存在着一种基本物质，不过他是从具体的物质“气” 中发现这一点的。我们发现物质的各种形式都是通过聚散过程从 “气”里产生出来。既然这种观点认为一切差异只是量的差异，那么 把某种具体的物质看做基本因子就应该是对的。“气”构成了灵魂， 赋予我们生命，也使世界得以延续。后来，这种观点为毕达哥拉斯学 派所采纳。阿那克西美尼在宇宙论问题上走入了歧途，所幸的是，毕 达哥拉斯学派在这方面继承了阿那克西曼德的宇宙观；而在其他方 面，他们更喜欢借用阿那克西美尼的学说。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 对的。阿那克西美尼是米利都学派最后一位代表人物，他继承了该学 派的所有传统。此外，正是他的“聚散论”使米利都人的世界观得到 了真正的完善。

    米利都哲学家的气质与今天某些戴着哲学家头衔的专家不同，他 们从事的是城邦的实际事务，而且能够亲身感受各种突发事件。据说 阿那克西曼德的理论还在一篇地理学论文中得到过广义上的阐释。这 些早期论文的内容已经遗失，留存下来的题目大意是“论事物的物理 本质”，可见，课题涉及的范围很广，论述也许不是很深入。后来的 赫拉克利特无疑是反对这种“关于多种事物的知识”的。

    对哲学而言，重要的不是给出的答案，而是提出的问题。从这个 意义上说，米利都学派是名符其实的。由此，孕育了荷马史诗的伊奥 尼亚被称为科学和哲学的摇篮也就不奇怪了。我们知道，荷马时代的 宗教带着奥林匹亚特征，而且始终如此。在那里，神秘主义未能对社 会产生很大的影响，科学思辨倒更有可能得以顺利发展。虽然后来的 许多希腊哲学学派纷纷接受了神秘主义，但我们应该记住，他们全都 从米利都学派吸取了营养。

    米利都学派和任何宗教活动都没有关系，这确实是前苏格拉底哲 学家的一个显著特征，他们全都独立于盛行的宗教传统之外，甚至像 毕达哥拉斯这种并不反对宗教的学派都是如此。总的说来，希腊人的 宗教活动和各个城邦的风俗有关，当哲学家们坚持自己的观点，走自 己的路时，可能会与所在城邦的国教发生冲突，这是很正常的，这种 不幸的命运能够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轻易地压服那些具有独立思想 的人。

    离伊奥尼亚不远就是萨摩斯岛，尽管在地理位置上很近，但岛上 的传统在某些方面却比大陆的城邦更为保守。在萨摩斯岛，昔日的爱 琴文明似乎更为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我们应该记住，这种地域的差异 带来了什么样的结局。总的看来，荷马笔下的伊奥尼亚和早期的米利 都学派并没有认真考虑过宗教，但萨摩斯岛人却从一开始就深受俄耳 浦斯观念的影响，这种影响最终移植到了从克里特——爱琴海时代留 存下来的信念中。

    奥林匹亚膜拜是一项没有严格宗教教义的国家事务，而另一方 面，俄耳浦斯教义却具有神圣的经文，它通过灌输信念的方式把信徒 们聚集在一起。在这种背景下，哲学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这种观点 为后来的苏格拉底所继承。

    萨摩斯人毕达哥拉斯正是这种新哲学精神的先驱。我们对他生活 的年代和生活细节知之甚少。据说他在公元前532年曾经名噪一时，当 时正好是波吕克拉底的君主统治时期，萨摩斯城可与米利都和其他大 陆城邦相匹敌。公元前544年，波斯人占领萨狄斯后攻陷了萨摩斯，但 萨摩斯的船队仍在整个地中海往来穿梭。波吕克拉底曾一度和埃及国 王阿玛西斯结为盟友，这就使得下面的故事有了发生的可能：毕达哥 拉斯曾经游历埃及，并在那里获得了数学知识。他之所以要坚持离开 萨摩斯，是因为不能忍受波吕克拉底的压迫。他在意大利南部的一座 希腊城市——克罗顿定居下来，并建立了自己的社团。他在克罗顿生 活了20年，直到公元前510年发生了反对学派的内乱，他才到梅达朋提 翁隐居，在那里一直住到去世。

    我们知道，对米利都人来说，哲学是一种紧张的实践过程，哲学 家的确都是务实而善于行动的人。而在毕达哥拉斯那里，一种对立的 观念出现了，也就是说哲学成了对世界的孤立的思索。这种观念带有 俄耳浦斯教义的痕迹，毕达哥拉斯对生活的态度就体现了这种思想。 如果我们把人按其生活方式分为三类，就像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三 种人一样，那么层次最低的是那些小贩；其次是参加比赛的人；第三 种是观众，也就是书上所说的理论家，哲学家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这种 人。哲学的生活方式是惟一有可能超越存在的偶然性、并摆脱轮回的 途径，按毕达哥拉斯的观点，灵魂是受一系列轮回的支配的。这类传 统与繁复的原始禁忌有关。我们会在柏拉图的《理想国》、毕达哥拉 斯学派以及其他前苏格拉底学派中再次发现生活方式的三分法。可以 说，它是早期哲学家各种学说的综合体现。

    但另一方面，毕达哥拉斯学派又产生了一种科学传统，具体地说 就是数学传统。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真正继承者是数学家。尽管在俄耳 浦斯复兴时出现了神秘主义因素，但宗教观念并没有改变该学派科学 的一面。科学本身是不会变成宗教的，即便对科学生活方式的追求带 有一些宗教色彩。

    毕达哥拉斯可能发现了被我们称为“音程”的简单的数的关系。 一根调和琴弦按其长度平分，可以获得八度音；同理，如果长度减为 四分之三，则会发出四度音；如果减为三分之二，则发出五度音；四 度音和五度音合在一起又可得到八度音，即4/3×3/2＝2/1。因此，这 些音程与调和级数的比值2∶4/3∶1相一致。据说调和弦的三个音程可 以与人的三种生活方式相类比。虽然这种比较是一种思辨，但调和弦 肯定在希腊哲学思想中起了核心作用。平衡意义上的和谐概念、就像 适当调高或调低音程一样进行对立的编配和组合、伦理学的中庸或中 道观念、四种气质的学说，所有这些观点都可以在毕达哥拉斯的发现 中找到源头。其中不少内容我们将在柏拉图的学说中看到。

    毕达哥拉斯“万物皆数”观点的产生，很可能与他在音乐中的发 现有关。根据这一观点，如果我们想认识身边的世界，就必须找出事 物中的数；一旦了解了数的结构，我们就能控制整个世界。这的确是 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虽然它的意义在古希腊人文主义时代之后遭到 了暂时的埋没，但是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开始重新对古代资料产生 兴趣时，它就得到了更多的认同。这是近代科学观念的主要特征之 一。我们可以从毕达哥拉斯那里首次发现，他对数学的兴趣最初并不 是出于实践需要。埃及人掌握了数学知识，但只是用它来建造金字塔 或丈量土地；希腊人则是“为了探索”而开始了对数学的研究。用希 罗多德的话说，毕达哥拉斯是他们当中最重要的研究者。

    毕达哥拉斯发明了排列卵石或符点的计算方法。这种方法确实以 各种形式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拉丁文中的“计算”就有“摆弄石 子”的意思。与此相关的是他对算术级数的研究。如果我们把卵石排 成行，第一行放一个，下面的每行都比上一行多放一个，于是我们就 得到了一个“三角形”数。它的特殊意义还在于1+2+3+4=10这种四行 三角形数里面。与此相似，连续奇数之和可以得出一个“正方形” 数；而连续偶数之和则可以出现一个“长方形”数。

    在几何学研究中，毕达哥拉斯发现了一个著名的定理，就是直角 三角形弦的平方等于另外两边的平方之和，虽然我们不知道他是怎么 证明这一点的，但在这里，我们再次找到了与“经验测算法”相反的 普遍性方法的实例。但是，这个定理的发现却给学派出了一道极大的 难题，因为它有一个推论是正方形对角线的平方等于边长平方的两 倍，但却没有任何一个“正方形”数能够被分解为两个相等的正方形 数；因此，这个问题无法用我们现在称为“有理数”的方法来解决。 对角线是不可能用边来实际测量的，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要用到 后期毕达哥拉斯学派所提出的“无理数”。显然，这个“无理”可以 追溯到这桩早期数学丑闻中，传说当时有一个学派成员因为泄露了秘 密而被沉入大海淹死。

    至于世界观，毕达哥拉斯则在米利都学派的基础上，加进了自己 的数的理论。前面所说的用于排列计数的数字被称为“界石”，自然 是因为它起源于对田地边界的测量或字面意义上的“几何”。拉丁文 “界石”（Tern）在字面上有同样的意思。按照毕达哥拉斯的说法， 无限的气将各种基本单元分隔开，而单元又为无限提供了量度，进一 步说，无限相当于黑暗，而有限相当于火，显然，这种观念来自对天 空和星辰的观察。毕达哥拉斯和米利都人一样，认为存在着许多世 界，尽管从他的数学观来看，他不大可能认为有无限多的世界。他在 阿那克西曼德的观点之上进一步提出，地球是一个球体，而摈弃了米 利都人的漩涡理论。但是这还不够完善，后来的萨摩斯人又在这个基 础上提出了太阳中心说。

    醉心于数学的毕达哥拉斯提出了我们以后将碰到的理念论或共相 论。一个数学家在证明一个三角形命题时，它所涉及的并不是任何正 在谈论的画在某个地方的图形，而是只有他心目中才有的东西。于 是，可知事物与可感事物的区别就产生了。而且这个已确定的命题永 远都是完全正确的。从这个观点到下述观点只有一步之遥：只有可知 事物才是真实、完美和永恒的；而可感事物只是表象，是有缺陷和暂 时的。这些都是毕达哥拉斯学说的直接推论，从此，这些观点一直支 配着哲学和神学思想。

    我们还应该知道，毕达哥拉斯的信徒们的主神是阿波罗。尽管在 他们的信仰中有俄耳浦斯因素，但是欧洲的理性主义正是靠了这种阿 波罗倾向，才与东方的神秘主义区分开来。

    由于受到早期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影响，原有的奥林匹亚宗教被一 种新的宗教观念所取代。色诺芬尼对传统的诸神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色诺芬尼可能生于公元前565年的伊奥尼亚。公元前540年，当波斯人 侵入伊奥尼亚时，他逃到了西西里岛。他的主要目标是想彻底推翻奥 林匹亚神庙中根据人的形象塑造的诸神。同样，他也反对俄耳浦斯复 兴时的神秘主义，并且嘲笑毕达哥拉斯。

    这种哲学传统的下一个代表人物也是伊奥尼亚人，他就是爱菲斯 的赫拉克利特。大约公元前6世纪末，赫拉克利特的事业达到了顶峰。 我们对他的生平几乎一无所知，只知道他出生于一个贵族家庭。不过 他一些遗作的残篇却留传了下来，我们从中不难看出，他为什么会被 人看做是难以捉摸的人，他的一些观点常常以预言的形式表达出来， 其残稿简洁、高雅，到处是生动的隐喻。说到永恒的生死轮回，赫拉 克利特说“时间是一个下跳棋的孩子，而支配权就在他的手中（即时 间支配着一切）”。当他以轻蔑的态度奚落迟钝的人时，会毫无顾忌 说出刻薄的话： “傻子即使听到了别人的谈话也会像聋子一样无动于 衷：即使他们在场，也跟不在场一样。”“如果人们的头脑不能理解 别人的语言，那么眼睛和耳朵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种无用的摆设。”

    为了提醒我们，要想取得有价值的成就，就需要付出很大的努 力，赫拉克利特说： “寻觅金子的人即使挖了很多土也不会有很多收 获。”由于这项工作过于艰难，有的人会半途而废，他挖苦他们就像 “驴子（笨蛋）宁要草料，不要黄金”。此外，他还预示了后来苏格 拉底在一句名言中表述过的思想，告诫我们不要对自己拥有的东西沾 沾自喜，苏格拉底的名言是： “孩子在成人的眼里是幼稚的，而成人 在上帝的眼里也是幼稚的。”

    对赫拉克利特的理论作更深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明确地理解这 些格言，尽管赫拉克利特缺少他的伊奥尼亚前辈们对科学的兴趣，但 他的理论还是以伊奥尼亚学派和毕达哥拉斯的思想为基础的。阿那克 西曼德曾经说过，相互斗争的对立双方最终将归于无限，以调和彼此 的侵犯。赫拉克利特从毕达哥拉斯的和谐概念出发，发展出一个新的 理论，这也是他对哲学的卓越贡献，他的观点是，真实世界在平衡调 节中包含了对立的倾向。根据不同的量度，在对立双方的冲突的背 后，世界存在着一种潜在的和谐。

    通常，这种普遍性概念不是轻易显露出来的，因为“自然喜欢隐 藏自己”。的确，他在某种意义上似乎坚持认为，和谐的东西肯定不 是立刻能够引人注目的。“潜在的和谐优于公开的和谐”。实际上， 人们往往会忽视和谐的存在，“人们不知道事物是怎样实现对立统一 的。这是一种对立的、紧张的和谐，就像弓与七弦竖琴一样”。

    因此，冲突就是使得世界保持生机的原动力。“荷马说过，‘如 果神灵和人之间再也没有冲突该多好啊！’但他错了。他没有看到他 是在祈求宇宙的毁灭，要是他的祷告能够被听见的话，万物都将消 亡。”我们应该从逻辑学的角度，而不是按照军事准则来理解他的 “战争乃万物之父”的论断。这种观点是想要强调“火”这种重要而 基本的物质。他在原则上，而不是在细节上继承了米利都学派的思 想。

    他说： “万物皆可比作火，火亦能比作万物，犹如货物可以换黄 金，黄金可以换货物一样。”这种商业性的比喻阐释了该理论的观 点。一盏油灯的火苗看上去是固定不变的，但在整个过程中，油不断 地被吸取，然后转换为火焰，油烟随着燃烧而落下，因此，世界上一 切事物的发展都是这种转换的过程，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保持原样。 “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因为在你面前流动的总是新的河 水。”正是由于这种解释，后世的作家们才把“万物流变”的名言归 于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还给赫拉克利特及其信徒起了一个绰号，叫 “流动者”。

    我们有必要把赫拉克利特的这一名言与其另一名言进行对比，后 者是： “我们既踏入又没有踏入同一条河流，我们既存在又不存 在。”表面上看，这句话似乎与他的前一句名言不大一致，但这只是 同一理论的不同表达而已。线索就在于它的后半部分。“我们存在又 不存在”这听上去有些令人费解，其实它的意思是，我们的存在既是 稳定的，又时刻在变化着。用柏拉图后来创造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的 存在是一种不断的形成。还是以河流为例，如果我今天踏入泰晤士 河，明天再踏入一次，虽然我踏入的都是泰晤士河，但第二次的河水 已经与第一次不同了，我想这种观点再清楚不过了。另一种说法也论 述了这种观点，即“上坡路与下坡路是同一条路，没有什么区别”。 我们都观察过火苗的情况：油被吸上灯芯，烟尘落在地上，两者都是 燃烧过程的一部分。首先，我们必须从字面上来理解这种观点。一条 坡路既向上，又向下，是上坡路还是下坡路，取决于你怎么走，赫拉 克利特的对立理论提醒我们，那些表面上看来有冲突的因素，实际上 却代表了事物的本质部分。关于这一点，最鲜明的一个表述就是“善 恶一体”。这当然不是说善恶是一回事；相反，就像一个人不可能设 想一条没有下坡的上坡路一样，我们也不可能在不理解恶的情况下去 理解善的概念。如果你将坡铲平，在消除了上坡路的同时，你也就消 除了下坡路；对人来说，善恶也是如此。 看来，“万物流变”的理论其实不是什么新思想。阿那克西曼德 就曾经提出过十分类似的观点。但是，赫拉克利特对事物为什么会保 持同一的解释却领先了米利都学派一步。量度的主要概念源自毕达哥 拉斯。尽管事物在不断地变化，但由于保持了适当的量度，因此仍能 维持原样，这一点无论是对于人还是对于世界都是正确的。

    自然界的事物根据量度而发生转化。同样，在人的灵魂中也有着 干与湿的变化。湿的灵魂如果没有火的抑制，就会堕落，而且有毁灭 的危险；这一点大概可以通过观察醉酒的人得到验证。另一方面， “干的灵魂是最智慧、最优秀的灵魂”，尽管我们不应该错误地对它 过分赞誉。过量的“火”和过多的“湿”一样，也会扼杀灵魂。但毁 灭于火似乎让人觉得更为光彩，因为“死得越壮烈，美名就越盛”。 我们可以想到，这是由于火是永恒的物质，“这个世界对于万物都是 一样的，既不为人而创造，也不为神而创造；它在过去、现在和将来 都只是一团永恒的火，按照某种量度燃烧和熄灭”。

    自然的种种演变过程无不遵循各自的量度。正如阿那克西曼德所 说的那样，“不公正”不是因为对立双方的冲突，而是因为对量度的 漠视，“太阳不会超出它的量度，否则爱林尼神（正义神的侍女）就 会有所觉察”。但是量度并不是绝对严格的，只要它没有超出界限， 它实际上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波动。这可以用来说明某些周期现象，如 日夜更替、人的清醒与睡眠以及其他类似的变化。将这种量度波动概 念和毕达哥拉斯的连分数构成无理数理论联系起来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情。后者的连续近似值有时大于或小于精确值。但我们不知道早期的 毕达哥拉斯学派是否发展了这种方法，尽管它在柏拉图时代已经闻名 遐迩。我们不是很有把握将这种知识归功于赫拉克利特。

    赫拉克利特和色诺芬尼一样，也藐视当时的奥林匹亚教和俄耳浦 斯教。仪式和献祭并不能使人变得善良。他清楚地看到了宗教仪式活 动肤浅而原始的特性。“为了净化灵魂，他们徒劳地往自己身上涂抹 鲜血；就像一个跳进泥坑的人企图用污泥洗净双脚一样。任何人看到 这种行为，都肯定会说他是疯子。”善是不可能以这种方式得到的。

    但是，智慧却可以通过掌握事物的基本规律来获取。这个规律就 是对立双方的和谐，虽然它无所不在，人们却未能认识它。“我所说 的规律，人们也许听说过，也许没有，但他们都未能掌握它。因为， 虽然万物都由此产生，但人们从未体验过。即便他们去感受我所阐释 的这些话语和行为，即便我分门别类地将事物一一区分开来，并剖析 其中的缘由，他们也无法理解其真谛。”

    如果我们认识不到这个规律，那么任何学习都是毫无用处的。 “学习了很多事物并不等于学会了理解那些事物”。这种观点我们将 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再次看到，赫拉克利特则是最早提出它的人。

    要想拥有智慧，就必须掌握基本规律，这个规律适用于一切事 物。我们必须遵循基本规律，就像城市必须依法行事一样。是的，我 们甚至必须更为严格地遵循它，因为共同的规律具有普遍性，而不同 的城市可以有不同的法律。因此，赫拉克利特坚持共同性的绝对特 征，反对当时基于对不同民族的不同习俗进行对比而建立起来的相对 主义概念。他的学说与诡辩家的实用主义观点相对立，后来，毕达哥 拉斯在其论述中将它说成“人是万物的量度”。

    尽管这种普遍规律或“逻各斯”无所不在，但许多人却对此视而 不见，他们自以为是，好像人人都有个人的智慧似的。人们愚蠢地认 为共同规律绝不是公众的意见，赫拉克利特因此有些瞧不起公众。他 是一位贵族，他主张最优秀的人物拥有权力。“爱菲斯人应该把所有 的成年人都吊死，让孩子们来管理城市，因为他们放逐了他们当中最 优秀的人赫尔莫多罗，并且声称‘我们不需要最优秀的人，如果有， 就把他赶走，赶到别人那里去’。”

    赫拉克利特本人也非常自命不凡，也许我们可以原谅他这一点。 除了有些偏执，他确实是一位很有影响的思想家。他总结了前人的主 要观点，并对柏拉图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赫拉克利特的流变学说提到了万物皆包含某种运动的事实。希腊 哲学的下一个转折点又把我们带到了另一个极端，那就是对运动的彻 底否定。

    迄今为止，我们所谈到的一切理论都具有这样的特征：每一种学 说都试图用某种单一的规律解释世界。虽然不同的学说提出了各不相 同的解决办法，但它们都涉及万物产生的基本规律。但是，那时还没 有任何人对这种普遍性观点作过批判性的验证。

    第一个批判者是巴门尼德。

    就像对其他许多哲学家一样，我们对他的生平也缺乏了解。巴门 尼德是意大利南部的爱利亚人，他创建了“爱利亚”学派。他事业的 巅峰是在公元前5世纪上半叶。如果我们认可柏拉图的说法，那么就会 知道，巴门尼德曾和他的弟子芝诺访问过雅典，两个人在大约公元前 450年的某个时候，见到了苏格拉底。在希腊所有的哲学家中，只有巴 门尼德和恩培多克斯用诗歌的形式阐述出理论。巴门尼德的诗篇和许 多早期哲学家的作品一样，也取名为《自然论》。全诗分为两部分， 前一部分叫做“真理之道”，里面包含了我们感兴趣的逻辑理论；后 一部分叫做“舆论之道”，他在里面提出了实质上属于毕达哥拉斯学 派的宇宙论，不过他非常明确地指出，我们必须把一切看做虚幻的东 西。虽然他曾经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一个追随者，但当他最终阐释自 己的批判观点时，却抛开了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理论，因此，他在这部 分诗篇中有意收录了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各种错误，而他就是从这些错 误中走出来的。

    巴门尼德从所有前辈理论的一个共同弱点开始了他的批判。他在 “万物皆由某种基本物质构成”和同时存在的虚空观点之间找到了这 个弱点。对于物质，我们可以说它“存在”；对于虚空，我们则说它 “不存在”。早于他的所有哲学家都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说“它” 不存在，好像真有“它”似的。赫拉克利特甚至还说过“在同一时间 既存在又不存在”的话。巴门尼德的不同在于，他仅仅断定了“它的 存在”。也就是说，不存在的东西是不会被想到的，因为人不可能思 考“无”。不能被想到的东西是不存在的，而存在的东西是可以被想 到的。这就是巴门尼德观点的主导思想。

    我们可以由此立刻得出一些推论来。“它存在”意味着世界充满 了物质。虚空是完全不存在的，无论是世界的外部还是内部。而且， 一个地方必然和另一个地方拥有同样多的物质，否则我们就不得不 说，密度较小的地方“它”就不存在，但这是不可能的。“它”一定 在任何方面都相等，也不可能到达无限，因为这会意味着“它”是不 完整的。“它”是永恒的，是不可创造的；“它”既不会被某种物质 消解，也不会产生于某种物质，因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和“它”在一 起。这样，我们所看到的世界就是一个坚固的、有限的、均匀的球体 物质，没有时间，没有运动和变化。这对于我们的常识来说确实是一 个可怕的打击，但它是纯粹的物质一元论的逻辑论断。假如我们的感 知受到冒犯，人们必然会将感性经验当做幻觉抛弃，这正是巴门尼德 所希望的。通过将一元论推向极致，他迫使后来的思想家不得不寻找 新的出发点，巴门尼德的球体理论对赫拉克利特的观点进行了阐释， 也就是说，如果冲突消失，世界也会随之消失。

    值得一提的是，巴门尼德的批判并没有妨碍人们正确理解赫拉克 利特的理论，因为万物皆由火构成的观点并不是赫拉克利特理论的真 正实质。他的理论是通过隐喻产生作用的，火焰以多变的方式表现了 以下的重要观点：没有任何事物是静止的，一切都处在发展中。在前 面，我们已经谈到赫拉克利特如何解释“它存在又不存在”这样的论 断，事实上，赫拉克利特学说已经隐含了对巴门尼德语言上的形而上 学批判。

    巴门尼德的理论在语言形式上，简单地说就是这样的：当你在想 或说的时候，你想到或说到了某种东西，那么，一定有某种独立的、 永恒的东西供你思考或谈论。你可以在许多不同的场合做到这一点， 因此，想到或说到的东西一定是永远存在的。如果它不存在，也就不 可能发生变化。在这个观点中，巴门尼德忽略了一点，那就是他永远 也不能否定任何事物，因为这样一来就会迫使他自己承认“它不存 在”。另外，假如真是这样的话，他就再也无法断定任何东西都永远 存在了，这样，一切言说和思想都成了不可能的事。除了“它存 在”，没有任何事物存在，这是一个空洞的恒等式。

    不过，他的理论中也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如果我们能够运用 某个可理解的词语，它就一定具有某种含义，而这种含义必定在某种 意义上是存在的。如果我们还记得赫拉克利特的话，就不会出现自相 矛盾的问题。当问题变得很明确时，我们发现没有人会真的认为“它 不存在”，而只是“某种类型的不存在”。因此，当我说“草不是红 色的”时，并不是在说草不存在，而是说它与那些红色的东西不是同 一类型。如果我找不出别的红色物品做例子，如汽车，那我就的确不 能说“草不是红色的”。赫拉克利特的观点就是，今天是红色的东西 也许到了明天就变成了绿色，你是可以把一辆红色的汽车漆成绿色 的。

    于是，词语在什么条件下才有意义的普遍性问题就产生了。这个 问题过于复杂，在此就不作讨论了。然而巴门尼德对变化的否定却为 后世的所有唯物主义理论提供了源泉。巴门尼德以“它”来表示存 在，而“它”后来被称为“物质”，唯物主义者认为万物就是由这种 不变、不灭的物质构成的。

    在所有的前苏格拉底思想家中，巴门尼德和赫拉克利特建立了两 个极端对立的理论。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柏拉图，原子论者们也综合 了这两种对立观点。他们从巴门尼德那里借用了不变的基本粒子，从 赫拉克利特那里获得了绝对运动的概念。这是首次对黑格尔辩证法有 所启发的经典例子之一。这的确是一种思想进步，这种进步源自对各 种观点的综合，也是对于极端论点进行执着探索的必然结果。

    要批判巴门尼德，就必须对“世界由什么构成”的问题给出新的 解决办法。阿克拉加斯的恩培多克勒找出了新答案。我们对他的生平 也同样知之甚少。他的巅峰期在公元前5世纪上半叶。在政治上，他站 在多数人一边，传统的说法认为他是一位民主领袖。同时，他身上带 着一种与毕达哥拉斯的俄耳浦斯影响有关的神秘色彩。和巴门尼德一 样，恩培多克勒最初非常迷恋毕达哥拉斯的说教，后来又与之分道扬 镳。至今还流传着一些关于他的离奇故事，据说他会呼风唤雨、控制 天气，毫无疑问，他用所掌握的医学知识，曾经成功地控制了塞利努 斯的一次疟疾流行。出于感激，人们把这件事铸在城市的金币上作为 纪念。据说他把自己当做天神，他死的时候，有人说他升了天，有人 说他跳进了爱特纳火山口，尽管这种说法很不可信——任何称职的政 治家都不会跳进火山口。

    为了在爱利亚学说和平时的感知经验之间达成妥协，恩培多克勒 采纳了所有过去尝试过的基本物质，并增加到四种，将其称为事物的 “根”，亚里斯多德则称它为“元素”，这就是著名的“水、气、 火、土”四元素理论。这个理论几乎左右了化学2000年之久，甚至在 今天的日常用语中还残存着其中一些痕迹，如我们所说的“暴风骤雨 （其英文字面含义为‘诸元素的愤怒’）”。这一理论实际上揭示了 两组对立的“干与湿、热与冷”之间的本质。我们也许能注意到，要 想对付巴门尼德的批判，仅仅增加基础物质的种类是不够的，还必须 有某种能够以不同方式混合基础物质的东西才行。于是，恩培多克勒 提出了爱与冲突的两个动力原则，它们惟一的作用就是统一和分裂物 质。由于当时还没有产生非物质动因的概念，爱与冲突也只能被视为 物质。所以它们自身被认为是物质的或实际存在的，并且和另外四个 加在一起，构成了六元素。这样，当四元素分裂时，冲突就出现在它 们中间；而当四元素统一时，爱就把它们合在一起。我们也许在无意 中已经发现，有些东西可以证明“动因必须是物质”这种观点。尽管 这种观点还值得商榷，但它仍是近代科学的观点，即动因必须在某处 有一个物质源泉，即使是在它不起作用的地方。

    阿那克西曼德已经提出动因是“气”，尽管我们不知道他的依据 是什么。恩培多克勒找到了不同的依据，因为他发现了“气”是物质 这一事实，他是通过水漏壶实验发现的。需要说明的是，他的前辈们 所说的“气”与他所说的“以太”都是希腊单词。后者在19世纪后半 叶赢得了新的科学地位，当时的电磁理论要求为波的传播提供介质。

    在改进这些理论的过程中，恩培多克勒保留了爱利亚理论中的很 多东西，如基本物质是永恒不变的，而且它本身不能被进一步解释。 这也是科学解释的一个重要原则，拿一个大家熟悉的例子来说，人们 用原子来解释化学现象，这些原子本身必然是不能被再解释的，要想 解释它们，人们必须认为它们是由更小的粒子构成的，而这些更小的 粒子则不能被再解释。

    就像前面说过的“存在与否”的问题，没有任何事物能从“不存 在”中产生，也没有任何事物能够变成“不存在”。所有这些都属于 纯粹的爱利亚唯物主义。我们也许能看到，恩培多克勒对唯物主义学 说进行修正后提出的一般观点未能化解对巴门尼德的批判。他的观点 是，如果你认为有变化，你就必须承认有虚空。因为，如果变化是可 能的，那么从原则上说，仅仅增加物质的数量是不够的，一定空间里 的一定数量的物质同样可能逐渐减少，直到消失。因此，巴门尼德在 否定虚空的同时也否定了变化，这倒是十分正确的。

    恩培多克勒并没 有真正解决这个难题。我们将在后面看到原子论者们是如何解决这个 问题的。 恩培多克勒知道光的传播需要时间，也知道月光是反射的。尽管 我们不清楚他是怎样获得这些知识的。他的宇宙观建立在以外部的 “冲突”和内部的“爱”结合其他元素推动世界的循环理论上。“冲 突”不断地排挤“爱”，直到其他元素分离，“爱”也不见了踪影； 然后再反过来，世界又回到起点。

    与这种循环论相关联的是他的生命观。在循环的最低阶段，当 “爱”侵入球体时，各种不同的动物纷纷产生；当“冲突”消失后， 就遵循“适者生存”的原则，任由各类事物自由发展组合；当“冲 突”出现时，分化就开始了，我们人类的世界处在这个过程的高级阶 段，更多地为“适者生存”的进化原则所支配。

    最后，我们必须注意到恩培多克勒对医学和生理学的兴趣。他从 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弟子——克罗顿的阿尔克梅翁医生那里，吸取了下 述理论：健康就是对立因素之间的适当平衡；如果其中一个因素占了 上风，就会出现疾病。同样，他还接受了气孔理论，即整个人体通过 气孔进行呼吸，正是这些气孔使我们有了感性知觉。特别是他的视觉 理论，在很长的时期里都处于主导地位。该理论提出了这样的观点： 视觉是所视物体中流出来的东西与眼里发出的光交汇的结果。

    恩培多克勒的宗教观念继承了俄耳浦斯传统，与其哲学相去甚 远，因此我们不必在这里多作停留。然而，让人感兴趣的是，在他的 宗教著作中，似乎提出了某些与其世界观不一致的观点。这种差异是 常见的，特别是在那些没有对自身信仰进行批判性验证的人当中更是 频频出现。要同时接受两种相互矛盾的观念，确实不大可能；但有的 人就喜欢今天相信这个，明天又相信完全相反的另一个，而从不怀疑 其中可能存在着不一致的地方。

    现在要说到的故事将把我们带回到公元前5世纪，许多只能在前苏 格拉底哲学中讨论的问题，实际上在苏格拉底时代也出现了，因此我 们常常不可避免地在某些方面有些重复。为了说明彼此的相互联系， 我们不得不常常超越纯粹的编年史界限。这是一个困扰着一切历史研 究的难题，因为历史不会考虑为编年史的作者们提供便利。

    过一会儿，我们还将更加具体地提到雅典。现在，我们必须对公 元前5世纪希腊的社会政治背景作简单的介绍。尽管波斯战争使希腊人 对自己的语言、文化及国家之间的联系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但是城邦 仍然是利益的中心。除了所有操希腊语的人共同的传统外，每个城市 都持续地保持着各自的地方习俗。荷马史诗算是他们的共同遗产，但 是斯巴达与雅典的区别，就像监狱和操场的区别一样大，它同样有别 于科林斯或提佛。

    斯巴达的发展将自己带到了一个独特的转折点。由于人口膨胀， 斯巴达人被迫向外扩张，征服了附近的迈西尼部落，并将他们变成奴 隶民族，结果，斯巴达国家逐渐成为一个军事帝国。

    它的政府设有一个公民大会，大会选举出元老院，并任命两名执 政官或监察官。另外，还有两位国王，他们来自不同的贵族家庭，不 过实权掌握在执政官手中。斯巴达教育的全部目的就在于培养出严守 纪律的士兵。斯巴达以穷兵黩武闻名于整个希腊，的确，它有一支令 人生畏的军队：勒奥尼达斯和他的三百士兵在温泉关顽强抵抗薛西斯 统率的波斯军队，这肯定算得上最值得纪念的历史功绩之一。斯巴达 人不是感情脆弱、病态的民族，他们纪律严明，善于抑制个人情感。 为了不削弱种族的活力，他们遗弃畸形婴儿。孩子们很小的时候就得 离开父母，到类似于兵营的机构里接受训练。女孩的待遇基本上和男 孩一样，当时的妇女在多数情况下享有平等的社会地位。柏拉图的许 多理想国的观念都是受到了斯巴达范例的影响。

    科林斯城位于地峡之上，主导着贸易和商业。它由一个寡头统 治，曾参加过斯巴达领导下的伯罗奔尼撒联盟。科林斯人虽然偶尔也 参加波斯战争，但他们没有行使过领导权，他们对做生意更有兴趣。 科林斯并不以出政治家和思想家而闻名，倒是以娱乐场所著称于世。 它是希腊所有的殖民地中最有名的大都市之一，在它与西西里岛的锡 腊库札之间，沿科林斯海湾有一条受到保护的航道，它与广义上的大 希腊有着活跃的贸易往来。

    在西西里岛，希腊人的近邻是强盛的迦太基的腓尼基城。在薛西 斯入侵希腊的同时，迦太基人也在公元前480年试图侵犯该岛。但是资 源丰富的锡腊库札在领袖杰拉的领导下，挫败了这种企图，正如希腊 大陆在伟大君主的领导下，一次又一次消除了被征服的危险一样。

    在公元前5世纪的发展过程中，雅典逐渐取代了科林斯，这无疑是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导火索，然而正是灾难性的锡腊库札战役使雅典最 终败北。

    在雅典西北部的玻俄提亚平原上，座落着古城提佛，俄狄浦斯的 传说就和这座城市有关。公元前5世纪，提佛也是由一位贵族寡头统治 着。它在波斯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值一提。在战前，提佛人与勒奥 尼达斯并没有分裂，但当薛西斯率领波斯军队入侵国土时，他们却在 普拉太亚站到了波斯人一边。为了惩罚他们的背叛行为，雅典人剥夺 了他们在玻俄提亚的领导权，并且从此以后有些蔑视提佛人。但是， 随着雅典的势力不断增长，斯巴达和提佛结成了联盟，与之抗衡。在 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尽管提佛周围的乡村遭到了波斯军队的蹂躏，但 他们还是坚持与雅典为敌。然而当斯巴达人取得胜利时，他们却改变 立场，转而支持雅典。

    在希腊，绝大多数城邦都控制着它们的周边地带。那些生活在乡 村的人耕种田地，而政府的权力却集中在城里。公民们都有机会参与 公共事务，而且这种参与意识十分普遍，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人会受人 鄙视，会被人称为“白痴”。在希腊语中，这是“自私自利”的意 思。

    希腊的土地不适合大面积耕种，当人口激增时，他们就必须从外 地进口粮食。这种供给的主要来源就是黑海沿岸附近的那些地方，几 个世纪以来，希腊人在那里建立起了大量的殖民地。作为交换，希腊 人向外出口橄榄油和陶器。

    希腊人强烈的个性体现在他们对法律的态度上。在这方面，他们 非常独立，完全不同于同时代的亚洲人。在亚洲，统治者的权威来自 法律，他们的法律是神授的；而希腊人认为法律是人制定的，而且是 为人服务的，如果某项法律不再符合时代的需要，就可以通过一致同 意的方式加以修正；但是，只要这项法律得到了公民的共同支持，那 就必须遵守。在守法方面，最经典的范例就是苏格拉底拒绝逃避雅典 法院对他的死刑判决。

    希腊人在法律上的独立性，也意味着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法律， 人们无法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城市间的争端，因为没有统一的权威标 准。

    内部的相互忌妒和破坏性的个人主义，使得希腊人之间存在着严 重的分歧，国家也一直无法实现稳定。希腊曾先后为亚历山大和罗马 所征服，但是，它拥有一种允许其作为文化整体留存下来的制度和理 想。我们在前面说到过它的民族史诗，除此之外，还有别的一些文化 联系。所有希腊人都敬畏科林斯海湾北部山顶上的德尔菲神庙，并且 以某种方式遵守德尔菲的神谕。

    德尔菲是阿波罗神的膜拜中心，而阿波罗神象征着光明与理性。 在古代传说中，阿波罗杀死了代表黑暗的神虫皮彤，人们因此修建了 德尔菲神庙来纪念他的功绩。阿波罗神为希腊精神的各种成就提供保 护，同时，阿波罗崇拜还含有一种与净化仪式相关的伦理倾向。阿波 罗神自己也不得不为战胜皮彤时染上的瘴气赎罪，现在他又向那些以 血迹玷污自身的人们提供帮助。只有一种罪不能得到宽恕，那就是弑 母罪。不过有一件事成了雅典人自信心增强的一个明显的征兆，那就 是他们在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中发现，奥列斯特有这种罪名，却被雅典 娜和阿埃罗帕哥斯宣判无罪。另一座主要的阿波罗神庙位于德罗河岛 上，该岛曾是伊奥尼亚部落的一个宗教聚会点，还一度是德罗斯联盟 的金库所在地。

    还有一种伟大的泛希腊风俗，就是在西伯罗奔尼撒举行的奥林匹 克运动会，运动会每四年举办一次，而且在举办期间，任何其他活 动，包括战争都得停下来。再没有比获得奥林匹克比赛的胜利更伟大 的荣誉了。优胜者将戴上桂冠，其所在城市还要在自己的奥林匹亚神 殿里立一尊雕像以资纪念。第一次竞赛是在公元前776年，从那以后， 希腊人就用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四年周期来计算年代。

    奥林匹克运动会是希腊人重视身体价值的一个生动证明，也是强 调和谐的一个典型特征。人既要有肉体又要有思想，两者都必须受到 训练。值得我们牢记的是，希腊思想家与我们现代社会那种继承了中 世纪学究传统的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有着本质的区别。

    最后，我们还必须多费点笔墨来讲讲奴隶制度。人们常说希腊人 不善于实践，因为怕实践会弄脏他们的手，于是把这种消遣留给了奴 隶们。再没有什么比这样的总结更容易误导人的了。有证据清楚地表 明事实并非如此，这些证据就是关于他们科学成就的记录和雕塑，还 有建筑遗迹。无论如何，对奴隶的重要性是不应估计过高的，即使那 种认为绅士不必动手的势利观念真的存在。是的，在劳林山银矿干活 的奴隶们经受着非人的待遇，但总的说来，城市里的奴隶并没有遭到 有意的残酷对待，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奴隶太有价值了，特别是当他 还精通某项手工艺的时候。许多奴隶最终都成了自由人。大规模的奴 隶制出现在公元前5世纪后的希腊。

    知识实验和发明的突然大量涌现，也许是公元前5世纪最令人惊叹 的事件了，无论在艺术领域还是哲学领域都是如此。上个世纪的雕塑 在形式上还在生搬硬套埃及原型，而现在却突然贴近了生活。在文学 方面，旧的形式主义传统变成了生动活泼的希腊戏剧。一切都在扩 展，似乎没有什么是希腊人做不到的。这种巨大的自信心在索福克勒 斯的《安提戈涅》的著名开场白中表现得尤为充分： “虽然存在着很 多强大的生物，但它们谁也比不上人强大。”到了后来的时代，这种 豪情消失了，但是在近代文艺复兴时又得到了恢复。在意大利人文主 义者阿尔伯蒂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关人的地位的极为相似的观 点。

    这个充满勃勃生机的时代并没有冷静客观地评价自身，过分的自 信很容易使人产生毁灭性的傲慢。正是那个世纪的后期，苏格拉底开 始提醒人们注重善的形式。

    这就是希腊文明达到无与伦比的高度的历史背景，它以和谐的宗 旨为基础，虽然受到内部冲突的破坏，但这却最终使它显得更加伟 大。尽管它从未发展成一个强有力的泛希腊化国家，但它征服了所有 曾经占领过希腊国土的人，直到今天，它还保持着西方文明的主体框 架。

    第一位到雅典来生活的哲学家是阿那克萨哥拉，从波斯战争结束 到那个世纪的中叶，他在那里住了将近30年，但他却是一位克拉左美 尼的伊奥尼亚人。阿拉克萨哥拉继承了米利都的伊奥尼亚学派的兴 趣，他的家乡在伊奥尼亚人起义时被波斯人占领，他大概就是随着波 斯军队一起来到雅典的。据史料记载，他在雅典当了一名教师，还和 伯里克利成了朋友。甚至有人说，欧里庇得斯曾经是他的学生。

    阿那克萨哥拉关注的主要是科学和宇宙论方面的问题。我们至少 知道一个证据可以证明他是一位敏锐的观察家。公元前468年至公元前 467年间，有一块体积很大的陨石坠入了埃果斯波达莫斯河。他无疑正 是以这个现象作为部分依据，提出了星辰由发光的灼热石块构成的观 点。

    虽然他在雅典结交了一些有权势的朋友，但还是引起了狭隘的雅 典保守者的厌恶。独立的、非大众化的思想在多数时代都是危险的。 当它与那些自以为是的人的偏见相抵触时，就可能给“异教徒”们带 来一种实实在在的危险。阿那克萨哥拉年轻时曾经倾向于波斯人这一 事实，使得情况变得更为复杂。直到2500年后的今天，这种情况也似 乎并没有多大的改变。无论如何，阿那克萨哥拉因被指控不敬神和归 顺波斯而受到了审判。至于他受到了什么样的惩罚以及他怎样逃脱 的，我们不得而知。也许是他的朋友伯里克利从狱中劫走了他，并迅 速将他转移到了别的地方。

    从此以后，他在兰萨库斯定居下来，并且继续讲学，直到去世。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该城的居民对他的活动持一种更开明的态度。阿 那克萨哥拉肯定是历史上惟一死后受到学校每年放假纪念的哲学家。 他的教诲被载入课本，他的部分遗作在一些别的资料中保留了下来。 后来，苏格拉底同样被指控犯了不敬神的罪，他对法官说，他所坚持 的这种不合传统的观点实际上是阿那克萨哥拉的观点，任何人只要花 一个古希腊银币都可以买到阿那克萨哥拉的书。

    阿那克萨哥拉的学说，正如他之前的恩培多克勒一样，是一种消 化巴门尼德批判的新尝试。恩培多克勒认为基本物质是对立双方的各 个部分：热与冷、干与湿。与此相反，阿那克萨哥拉认为这样的各个 部分是按一定比例存在于一切微小物质之中的，不管它有多么小。为 了证明这一点，他求助于物质的无限可分性。正如他指出的那佯，仅 仅将事物分成更小的事物，并不能使我们最终获得不同的事物。因为 巴门尼德已经证明：不能存在的东西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被划分的，也 不可能通过划分把事物变得不存在。物质无限可分的假设是非常有趣 的，他首次提出了这一观点。它的错误在这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无 限可分的概念适用于空间。

    原子论者似乎从这里找到了一个起点，后来提出了虚空的概念。 就其最大限度的正确性而言，假如我们认可这种假设，那么阿那克萨 哥拉对恩培多克勒的批判到此为止是最为合理的。

    各种事物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对立双方的某一方占了较大的优 势。阿那克萨哥拉可能会由此认为，从某个角度看，雪是黑色的，除 非白色占了优势。这在某些方面带有赫拉克利特的特征。对立双方结 合在一起，一切事物都可以转变为别的事物。阿那克萨哥拉说，“世 上的事物都不是分离的，也不是用斧子从彼此间砍下来的”，他还 说，“除了理性，每一个事物里都包含着一部分别的事物，但也有一 些事物包含着理性”。

    这里所说的理性或智力就是取代恩培多克勒“爱与冲突”的活动 原则。理性仍然被认为是一种物质，尽管它十分罕见，十分微妙。理 性不同于其他物质，因为它是纯粹的，不含任何杂质的。正是理性在 驱动着事物运动，对理性的拥有还能使生命体与非生命体区分开来。

    关于世界的起源，阿那克萨哥拉提出了与近代思辨有某些类似的 观点，即理性在某处产生漩涡运动，由此聚积能量；各种不同的事物 按照它们量的多少进行分离，沉重的大石头被地球旋转着抛了出去， 而且抛得比别的物体更远，由于运动速度过快，它们开始发光，这就 解释了天体的性质。和伊奥尼亚一样，他认为存在着许多个世界。

    关于知觉，他创造性地提出了知觉取决于对比反差的生物原则。 因此，视觉就是光闯入了与之对立的黑暗；过于强烈的感觉会引起痛 苦和不适。这些观点至今仍在生理学中盛行。

    阿那克萨哥拉在某些方面提出了比前辈们更为精确的理论，至少 有一些线索可以说明他试图努力获得虚空的概念。尽管他常常想使理 性成为一种非物质因素，但他似乎做得不大成功。和恩培多克勒一 样，他最终也未能实现对巴门尼德的根本性批判，然而，他的无限可 分设想却在解释世界由什么构成方面标志着新的进步。尽管这离“无 限可分性属于空间”的认识还有一段距离，而这段路程是留给原子论 者来完成的。

    我们要是想像阿那克萨哥拉是一位无神论者，那就错了，但他的 神灵观念是哲学性的，与雅典的国教并不一致。正是这种非正统观点 使他受到了不敬神的指控，因为他把神与理性（一切运动的原动力） 等同起来。这样的观点必然会引起政府的关注和不满，因为它很自然 地对现有仪式活动的价值提出了质疑，因而在这方面触犯了政府的权 威。

    我们也许永远也不会知道为什么毕达哥拉斯和他的学派在公元前 510年被驱逐出克罗顿。不过我们能够看出学派在什么地方可能与正直 的公民们发生冲突，要知道，毕达哥拉斯确实在干预政治，正如希腊 哲学家们习惯的那样。尽管总的来说，很多人对哲学家持一种宽容和 漠不关心的态度，但当他们提出批评意见时，显然搅乱了职业政治的 局面。最让统治者恼火的是哲学家暗示他们其实并不像自己以为的那 样聪明。克罗顿人无疑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烧毁了毕达哥拉斯的学 校，但是，为此而焚烧学校或人的行为恰恰证明了他们对非正统观念 的无奈。灾难的结局虽然是原来的学校被毁，但是这些非正统观念却 使那些返回希腊的幸存者们的活动更加广为人知。 我们已经知道，爱利亚学派的创始人最初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一 名追随者。后来，爱利亚哲学家芝诺对毕达哥拉斯数字论进行了破坏 性攻击。因此，了解这种理论的内容是十分重要的。

    数被认为是由单元构成，单元又由点来表示，点则具有空间度， 这种观点是说，一个单元会占据一个位置，即它具有某些度，无论是 什么样的度。这种数的理论在处理有理数时是很有效的，因为总是可 以以这种方式选择一个有理数作为单元，任何一个有理数都是单元的 整倍数。但是，当我们遇到无理数时，这种理论就失灵了。无理数是 无法用这种方法测量的。值得注意的是，“无理”是从希腊语译过来 的词，它的本义是“不可测量”，而不是“没有理性”。为了克服这 种困难，毕达哥拉斯冥思苦想，发明了一种用连续的近似值找出这些 难以捉摸的数字的方法。我们在前面说到过这种连分数的解释。在这 种数列中，我们可以通过递减数的量，使近似值大于或小于精确值， 但是在本质上，这个过程是无限的。无理数的目标是这个过程的极 限。这种观点使我们能够像接近极限一样，获得有理数的近似值。这 一特性实际上与现代极限的解释是一致的。因此，数的理论可以按照 这些方法设计出来，但是离散数与连续量之间的根本混淆被单元的概 念掩盖了。这一点直到毕达哥拉斯将此理论应用于几何学时才暴露出 来。其中有哪些难题，我们将在讨论芝诺的批判时读到。

    毕达哥拉斯在数学方面的另一主要遗产是他的理念论。后来，苏 格拉底吸收和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如果柏拉图的话可信，那么这 种理论也受到了爱利亚学派的有效批判。我们已经初步知道了这种理 论的数学起源。拿毕达哥拉斯的定理来说，要想绝对精确地画出一个 直角三角形，并在它的每个边画出正方形，然后测量它们的面积，这 完全是徒劳。就算画得再精确，也不可能完全精确，实际上永远也做 不到这一点。这样的图形是不能证明其定理的，因为要想证明它，我 们需要有一个不能被画出来、而只能被想像的完全精确的图形。任何 实际的图形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忠实地反映了我们脑子里的图像，这就 成了理念论的一个包袱，也成了晚期毕达哥拉斯学说中著名的一部 分。

    我们已经知道毕达哥拉斯是怎样从调和弦的发现中提出和谐原则 的。在这个基础上，他还提出了健康就是对立面之间的某种平衡的医 学理论。后期毕达哥拉斯学派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并将和谐概念 应用于灵魂，按照这种观点，灵魂是肉体的一种和谐。这样，灵魂就 成了肉体有序状态下才具有的一种功能。如果肉体组织坏掉，肉体分 解，灵魂也就随之消失。我们可以把灵魂看做某件乐器上张开的弦， 将肉体看做安装弦的骨架。如果骨架遭到破坏，那么弦就会松弛，失 去和谐。这种观点和早期毕达哥拉斯学派在这个问题上的概念有所不 同：毕达哥拉斯似乎相信灵魂的轮回，而其后来的信徒们却认为灵魂 必会像肉体一样消亡。

    在天文学方面，后期毕达哥拉斯学派提出了一个十分大胆的假 说。根据这个假说，世界的中心不是地球，而是一团作为中心的火， 地球是围绕这团火转的一颗行星。不过我们看不见这团火，因为我们 所处的地球这一面始终背向该中心。他们认为太阳也是一颗行星，它 的光芒是对中心火的反射。这个假说向着后来亚里斯塔克提出的“日 心说”迈进了一大步。但是，毕达哥拉斯学派提出的理论在形式上却 存在着如此多的难点，以至于亚里士多德又重新坚持地球是平面的观 点。由于亚里士多德在其他问题上的权威，这个观点竟然取代了正确 的观点，在后来的时代里盛行，而该理论的来源却被人们遗忘了。

    在事物构成理论的发展上，毕达哥拉斯看到了许多早期思想家所 忽视或误解的一个特征，那就是虚空的概念。如果没有虚空，则不可 能对运动做出满意的解释。在这方面，后来的亚里士多德再一次退 步，他认为“自然憎恨虚空”。而原子论者则认为，我们必须寻找物 理学理论发展的真实脉络。

    同时，毕达哥拉斯学派试图吸收恩培多克勒所取得的成就。当 然，他们的数学观不允许他们把这些元素当做终极元素。于是他们达 成了一种妥协，这就奠定了物质构成的数学理论基础。现在，他们认 为元素是由规则的、立体状的粒子构成的。在柏拉图的《泰缪斯篇》 中，这一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元素”一词本身很可能就是由 后期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思想家们创造出来的。

    在这方面，任何一位唯物主义者也不曾对巴门尼德的批判做出过 完全令人满意的应战努力。不管爱利亚学说本身有什么样的缺陷，事 实依然存在着，仅仅增加基本物质的种类是无法找到解决办法的。巴 门尼德的信徒们提出的一系列论据，强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他们中 最重要的一位哲学家就是爱利亚的芝诺，他大约生于公元前490年，是 巴门尼德的同乡和追随者。我们除了知道他对政治感兴趣，还知道一 个重要的事实，就是他和巴门尼德曾经在雅典会晤过苏格拉底。这是 柏拉图说的，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他。

    前面已经说过，爱利亚学说产生了一个令人吃惊的结论，因而很 多人都在试图弥补这种唯物论。芝诺试图论证，如果爱利亚学说都违 背了常理的话，那么其他声称能够打破这一僵局的理论只能产生更加 奇怪的难题。芝诺没有直接为巴门尼德辩护，而是使对手陷入自相矛 盾的境地。他从对手的假设入手，运用演绎论证法来证明对手的假设 里包含了不可能的结论，从而表明这样的假设无法成立，在事实上予 以推翻。

    这种论证法和我们讨论阿那克西曼德的进化论时提到的归谬法很 相似，但有一个重要的不同。一般归谬法会这样论证：既然结论在事 实上错了，那么必然有一个前提在事实上也错了。

    在另一方面，芝诺试图证明，从一个给定的假设中，人们可以推 出两个相互矛盾的结论，也就是说这些结论不仅在事实上不真实，而 且也不可能。因而他论证说，产生这种结论的假设本身也是不可能 的。这种论证法不用在结论和事实之间作任何比较就可以进行下去。 从这个意义说，它在问与答的范围内是纯粹辩证的。芝诺是第一次系 统地运用了辩证法的人，而辩证法在哲学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苏 格拉底和柏拉图从爱利亚学说中继承了它，并按各自的方式加以发 展。正是从那时起，辩证法在哲学中占据了显著的地位。

    芝诺的论证主要是为了颠覆毕达哥拉斯的单元概念。与此相关的 是，他还提出了否定虚空和否定运动可能性的论证。

    我们先看一看他是如何论证单元概念的谬误性的。芝诺说：任何 存在的事物必然具有某种量值。如果完全没有量值，它就不可能存 在。同样，事物的每一部分也具有一定量值。他还继续提出，这种说 法一时或一直都是正确的。这是一种介绍无限可分性的简单办法；不 能说任何部分是最小的，否则，事物那么多，这些部分将不得不在同 时既是大的又是小的。实际上，它们必须小得没有尺寸，因为无限可 分性表明了事物的部分是无限多的，这就要求单元没有量值，因而所 有单元的总和也没有量值。但同时，单元又必须有某种量值，因此事 物的大也是无限的。

    这个论证很重要，它表明毕达哥拉斯数的理论在几何学中失败 了。如果我们在考虑一条线，那么按照毕达哥拉斯的理论，我们应该 能说出线里面存在着多少个单元。显然，如果我们用无限可分性来假 设，单元理论立即就会瓦解。同时，我们还应该知道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它并不是证明了毕达哥拉斯的错误，而是证明了不能同时既接受 单元理论又接受无限可分性；换言之，它们是不相容的，必须抛弃其 中一个——由于数学需要有无限可分性，所以毕达哥拉斯的单元理论 必须抛弃。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归谬法本身。一个有意义的单 一命题是不会产生不相容的直接结论的，只有当它和别的命题结合在 一起时，才可能产生矛盾。这就是说，在两个不同的论证中，当其中 一个的附加命题与另一个的附加命题不相容时，矛盾才会产生。现 在，我们就有两个论证：第一，事物是很多的，单元没有大小，因而 事物没有大小；第二，事物是很多的，单元有大小，因而事物在尺寸 上是无限的。两个不相容的附加前提就是：单元没有大小和单元有一 定大小。显然，在任何一种解释中，结论都将是荒谬的。因为每个论 证的前提都有错误，错的正是毕达哥拉斯的单元理论。

    为了替巴门尼德反对虚空的理论进行辩护，芝诺提出了一个新的 论证：如果真的存在空间的话，那它必然包含在什么东西里面；这只 能意味着还有更多的空间，由此类推，多到无穷。但是芝诺并不甘愿 接受这种“退步”，于是他得出一个结论：不存在空间。这实际上是 否定了“空间是一个空容器”的观点。按照芝诺的观点，我们绝不可 能把物体和它所处的空间区分开来。显然，容器理论与巴门尼德的球 体理论是相抵触的。因为，假设世界是一个有限的球体，那么就意味 着它存在于虚空之中。芝诺在此试图维护老师的理论，但令人怀疑的 是，当他谈到一个有限的球体时，如果球体之外什么也没有，那他的 话是否还有意义呢？

    这种可以一再重复的论证叫“无限回归”，它并不总是引出矛盾 的结论，事实上，现在已经没有人反对这样的观点了：任何空间都是 更大空间的一部分。对芝诺来说，之所以会出现矛盾，是因为他想当 然地认为“存在是有限的”，因此他才会陷入这种“谬误性的无限回 归”。

    实际上，这种谬误性的回归论证就是某种形式的归谬法，它揭示 了论证的基础与别的某个真命题是不相容的。

    芝诺最著名的论证就是关于运动的四个悖论，其中最重要的是阿 喀琉斯与乌龟的故事。在这里，他再一次间接地为巴门尼德的理论做 了辩护。但由于他们自己的理论也无法解释运动，于是他把失败推给 了毕达哥拉斯学派，让他们去寻找更好的解决办法。他的论证是这样 的：如果阿喀琉斯与乌龟赛跑，那么他永远也不可能超过对手。假设 乌龟在跑道上先跑一段距离，那么当阿喀琉斯跑到乌龟的起点时，乌 龟将跑到更前面的某个位置；而当阿喀琉斯追到那个新位置时，乌龟 又跑到了稍前一点的某个位置。这样，每当阿喀琉斯接近乌龟的前一 位置时，这个讨厌的小家伙又已经跑到前面去了。 当然，阿喀琉斯会离乌龟越来越近，但他永远也不可能超过它。 我们应该知道，芝诺的论证是直接针对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因此他利 用了该学派的假设，即一条线是由很多单元或点组成的。这就等于 说，无论乌龟跑得多慢，它在赛跑前就已经跑了一段无限长的距离。 这是另一种论证方式，前提就是事物在尺寸上是无限的。 尽管我们不难发现这个结论的错误之处，但很显然，作为毕达哥 拉斯单元理论的反对意见，他的论证是无懈可击的。我们只有抛弃了 单元观点，才能提出一个显示该结论错在哪里的无限级数理论。比 如，一个级数里包含了许多个以某个常数递减的项，就像比赛中各连 续路程的长度一样，我们可以由此算出阿喀琉斯将在什么地方追上乌 龟。我们把这样一个级数之和定义为某个数，无论有多少个项，无论 项有多大，它们的总和都绝不会超过级数之和。但是，如果有足够 多、足够大的项相加，那么它们的和就会越来越接近级数之和。对一 个给定的级数来说，我们无需证明就可以指出，必定有一个，而且只 有一个这样的数。赛跑中涉及的这种级数就是几何级数。今天，任何 熟悉初级数学的人都能够处理好这个问题。但我们不要忘了，正是由 于芝诺的批判性工作，才使充分的连续量理论有了发展的可能；该理 论是和数的基础，如今对我们来说却像孩子的游戏一样简单了。

    芝诺的另一个悖论（有时被称为“跑道论”）揭示了辩证攻击的 另一面。论证是这样的：我们绝不可能从跑道的一边跨到另一边去， 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越过无限多的点。说得更明了 一些，就是我们在到达任何一点之前，必须先到达半个点的位置，由 此类推，没有穷尽。因此，我们永远也不可能起跑。这一论证，加上 阿喀琉斯与乌龟的论证，表明了已经起跑的人永远也不可能停下来， 从而推翻了一条线上包含着无限多单元的假说。

    通过假设一条线包含着有限的单元来进行弥补。我们先以三条长 度相等的平行线为例，它们都由同样多的有限的单元构成。让其中一 条在原地不动，另外两条则以相同的速度向相反方向移动。通过这种 方式，当两条移动的线经过静止的那条线时，三条线并排在一起。两 条移动线之间的相对速度是任意一条移动线与静止线之间相对速度的 两倍。现在，根据进一步的假设来论证，即时间和空间都是由许多单 元构成的，那么通过计量在给定时间内经过某一给定点的距离点数， 就可以计算出速度来。当一条移动线经过静止线长度的一半时，它就 经过了另一条移动线的全长。因此，后一时间就是前一时间的两倍。 但是，为了到达相互并列的位置，两条移动线得花同样的时间。于是 两条移动线的速度似乎是它们实际移动速度的两倍。这个论证有点复 杂，因为我们通常不是从距离上，而是从时间上考虑速度的。但它确 实是对单元理论的极为合理的批判。

    最后是有关飞矢的悖论。飞行中的箭在任何时候所占的空间都和 它自身体积相等，因此它是静止的，而且是永远静止的。这就是说运 动甚至不可能开始，但前一个悖论说的却是运动总要比实际速度快。 芝诺正是用这一论证否定了毕达哥拉斯的离散数量理论，并为连续量 理论打下了基础，这也正是维护巴门尼德连续球体理论所必须做的。

    爱利亚学派另一位重要哲学家是萨摩斯的梅里苏斯，他和芝诺是 同时代的人。关于他的生平，我们只知道他是萨摩斯起义时期的一位 将军，在公元前441年打败了一支雅典舰队。梅里苏斯对巴门尼德理论 的一个重要方面进行了修正。我们知道，芝诺为了维护老师的尊严， 不得不一再坚持否认虚空。但是，把存在说成是一个有限的球体，也 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暗示着球体之外还有别的什么东西，或者说还存 在着虚空。一旦否认了虚空，我们将被迫把物质世界看成在所有方向 上都是无限的。这就是梅里苏斯得出的结论。

    梅里苏斯在为爱利亚学派的“太一”理论作辩护时，几乎预见到 了原子论。他辩论说，假如事物是很多的，那么每一事物本身必定像 巴门尼德的“太一”一样。因为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形成或消亡，所以 惟一可以成立的理论就是把巴门尼德的球体分解成许多小球体，这 样，很多事物才能产生，而这正是原子论者至今仍在继续进行的课 题。

    芝诺的辩证法主要是破坏性地攻击了毕达哥拉斯的观点，同时也 为苏格拉底的辩证法，特别是为我们后面将遇到的假说方法奠定了基 础。而且，他首次针对某个具体问题，系统地运用了严密的论证。爱 利亚学派可能对毕达哥拉斯的数学深有研究，因而他们希望在该领域 看到这种方法得到应用。遗憾的是，很少有人知道希腊数学家们分析 时所用的实际方法。但是显然，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数学的迅猛发展， 与论证的既定原则的出现有关。

    我们怎样才能从根本上解释这个变化无常的世界呢？显然，解释 的真正本质是它自身的基础不能变化无常。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早 期的米利都学派，我们已经了解到，后来的学派逐渐对这个问题进行 了修正。后来，另一位米利都派哲学家对此作了最后的回答，他就是 留基伯。我们除了知道他被誉为“原子论之父”外，不知道他还有哪 些重要成就。原子论是爱利亚学说的直接产物，梅里苏斯几乎是偶然 间发现它的。

    留基伯的理论在“一”和“多”之间达成了妥协。他采用无数粒 子作为组成部分的概念，每个粒子都具有巴门尼德球体的特征：坚 固、立体、不可再分。这就是“原子”，就是那些不可分割的东西。 它们总是在虚空里运动着。所有原子的成分都被假设为相同，但在形 态上可以有所不同。所说的这些粒子不可分割的特性，是指无法用物 理手段将它们分解，它们所占的空间在数学上当然可以无限地分割下 去。我们之所以无法用普通方法看见原子，是因为它们极其微小。现 在，我们可以对事物的形成和变化进行解释了，正是由于原子的种种 重新组合，世界才有永远变化的一面。

    如果原子论者们使用巴门尼德的语言，那他们就不得不说“不存 在”和“存在”同样真实。换言之，空间之类的东西是存在的。至于 那究竟是什么，就不好说了。我认为在这方面，今天的人们并不比古 希腊人进步了多少。我们真正有信心说出的一切就是，在某种意义 上，几何学是适用于虚空的。唯物主义早期的困难正是在于他们坚持 认为万物应该是有形的。巴门尼德也许是惟一对虚空概念有清晰认识 的人，当然，他否认了虚空的存在。同时，必须了解的是，“不存在 的是存在的”在希腊语里并不等于措辞上自相矛盾。以下事实就是线 索：在希腊语中，有两个表示“不”的词，一个是范畴性的，如陈述 句“我不喜欢……”；另一个是假设性的，用以表示命令、愿望等 等。这个假设性的“不”出现在爱利亚人的短语“不存在”里面。要 是范畴性的“不”用在“不存在的是存在的”这句话里，当然就会使 人莫名其妙。由于英语里没有这种区别，因此难免要在这里说一些题 外话。

    人们经常会问，古希腊人的原子论是通过观察得出的呢，还是黑 暗中的意外收获？他们除了哲学上的沉思以外，有没有做别的基础工 作？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像我们想像的那么简单。一方面，正如上面所 说，原子论显然是常识与爱利亚学说之间惟一可行的妥协，爱利亚理 论是对早期唯物主义的逻辑批判。另一方面，留基伯是一位米利都 人，熟知其伟大同胞及前辈们的各种理论。他自己的宇宙论就说明了 这一点，因为他并没有追随毕达哥拉斯学派，而是接受了阿那克西曼 德早期的观点。

    在某种程度上，阿那克西美尼的“聚散论”显然是以观察下述现 象作为基础的，如雾气在光滑的地面上凝聚等等。因此，这是把爱利 亚学派的批判吸收到粒子理论里的结果。原子应当服从于永恒运动的 说法很可能也出自同样的观察，或者是对尘埃在一束阳光里飞舞的观 察。无论如何，阿那克西美尼的理论并没有起到真正的作用，除非我 们考虑的是一大批密集的粒子。因此，那种认为希腊的原子论只是猜 想的看法显然是不对的。当近代的道尔顿重振原子论时，他清楚地理 解了古希腊人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并且发现该观点还为他观察化学 物质按固定比例结合提供了某种解释。

    另外，还有更深层的理由可以证明原子论不是偶然产生的，这涉 及对本身逻辑结构的解释。我们为什么要对事物做出某种解释？那是 为了证明所出现的现象怎样才是事物构型变化的结果。因此，如果我 们想对某个物体的变化做出解释，就必须指出所假设的各种成分（这 些成分本身不被解释）排列组合的变化。只要不调查原子本身，那么 原子的解释功能就不会受到影响。如果我们要探究原子本身，那么原 子就成了经验探索的目标，而起解释作用的实体则成了次原子微粒， 这次又轮到次原子微粒不能被进一步被解释了。法国哲学家E．梅耶松 曾对原子论的这个方面作过非常详尽的论述。因此，这样的原子论是 符合因果解释的结构的。

    德谟克利特进一步发展了原子论。他是阿伯德拉人，事业的巅峰 期大约在公元前420年。他的特殊之处在于，他将事物的本质和表象进 一步区分开来。因此，按照他的原子观，我们所处的世界实际上是由 运动的原子组成，而我们正在以各种方式体验它。这就产生了很久以 后才被称为本初性和从属性的区别。一方面存在着形状、大小、物 质，另一方面存在着色彩、声音、味道等等。那么从属性就必须根据 原子自身具有的本初性来加以解释。

    在我们探讨的过程中，还将多次遇到原子论，我们将在适当时候 讨论它的局限性。在这里，我们只是指出原子论并不是异想天开的结 果，而是经过150年才发展起来的、对米利都人的问题所做出的一个严 肃的回答。

    原子论除对自然科学产生了重要作用，还产生了一个新的灵魂理 论：和其他一切事物一样，灵魂也是由原子构成的。灵魂的成分比别 的原子更加精细，并且遍布全身。后来，伊壁鸠鲁及其门徒根据这个 观点，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死亡就意味着瓦解，个人的不朽是不存在 的。幸福作为生命的终极目标，就存在于灵魂的平衡状态之中。

    随着公元前5世纪各哲学学派的发展，出现了一些在某种意义上处 于哲学边缘的人，他们通常被称为诡辩家。苏格拉底轻蔑地说他们是 把无理说成貌似有理的人。我们很有必要了解这种运动的形成以及它 在古希腊社会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哲学辩论的背景不断变化着，人们很难看出真理到底在哪一方。 务实的人没有时间去听那些没有结果的争论，他们仅仅希望问题得到 积极的解决，一个没有定论的问题只会遭到他们的诅咒。总的来说， 这种状况为诡辩家提供了用武之地，因为哲学家们相互冲突的理论使 人很难相信他们的知识是可信的。此外，与其他民族广泛交往的经历 表明，不同民族的习俗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障碍。希罗多德曾经说 过一个轶闻：在波斯大帝的宫廷里，各地部落的代表们会聚一堂，当 他们听说了其他部落的丧葬习俗后，都感到万分恐惧。因为有的部落常常将尸体火化，而有的则把尸体吃掉。希罗多德在结论中引用了平 达的话：“习俗乃万物之王。”

    诡辩家们感到拥有知识是不可能的，所以宣称知识并不重要，重 要的是有价值的意见。当然，这里面也包含着一定的真理，因为在处 理实际事务时，成功确实是压倒一切的想法。苏格拉底对此提出了相 反的观点。诡辩家们感兴趣的是彻底的实践，而苏格拉底却认为这不 够，他认为没有经过审验的生活是不值得去过的。

    在一个时期里，希腊几乎没有什么系统教育，正是诡辩家们承担 了系统教育的任务。他们都是专职教师，工作是巡回讲课或指导。他 们为苏格拉底所厌恶的行为之一就是收学费。人们也许觉得苏格拉底 在这个问题上有点不公平，因为即便是空谈家也要吃饭啊。值得注意 的是，直到今天，学术传统仍然认为工资是一种能让教授们忘掉物质 问题的聘用费。

    诡辩家们在讲课时各有重视的科目。他们最值得称道的活动只是 提供了某种文字教育，但也有一些人在讲授具有实践价值的科目。随 着公元前5世纪民主制度的扩大，演讲的能力变得日益重要起来，修辞 学教师也就应运而生了。同样，政治学教师会教学生们如何在集会上 处理事务。还有辩论学教师，他们能把坏的说成好的，这种技巧在被 告必须为自己辩护的法庭上十分有用，教师们会告诉学生如何歪曲论 证，进行反驳。

    把辩论与辩证区分开来是十分重要的。辩论者的目的是取胜，而 辩证者则是要努力发现真理。实际上，这就是辩论和讨论的区别。 虽然诡辩家们在教育上承担了重要的使命，但他们的哲学观点不 利于对真理的探索。因为他们对知识持否定态度，他们的观点是令人 绝望的怀疑主义。这种思想可以用普罗泰戈拉的一句名言来概括： “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 存在的尺度。”因此每个人的观点对自己来说都是真实的，人与人之 间的分歧不可能用真理来判定是非。难怪诡辩家特拉西马库斯会把 “正义”定义为“强者的优势”。

    普罗泰戈拉虽然放弃了对真理的探索，但出于实用的考虑，他似 乎还同意一种意见比另一种更好，尽管这种立场容易在被人们问到两 种意见哪一种更好时，立刻就会回到绝对真理的概念上去。无论如 何，普罗泰戈拉都是实用主义的创始人。

    下面这个有趣的故事可以说明人们是怎样看待诡辩家的。普罗泰 戈拉自信地认为自己的授课简单明了，连傻瓜都能听懂。他告诉一个 穷学生，可以等他接到第一个诉讼案，挣到收入后再支付学费。但那 个年轻人学完后却不去开业。于是普罗泰戈拉就把学生告上法庭，要 求他支付学费。普罗泰戈拉在法庭上说，这个学生必须付他学费，如 果学生胜诉，就按原来的协议付款，如果败诉，则按判决付款。没想 到他的学生却说： “如果我胜诉，按照判决就不用付款；如果败诉 （即没有获得诉讼收入），按协议也不用付款。”

    “诡辩家”一词本身就有点“智者”的含义。由于苏格拉底也是 一位教师，这就难怪当时的人们会不加区分地把他也称为诡辩家。我 们已经说过，这种划分是错误的。但直到柏拉图时代，人们才正确地 意识到这种差异。从某种意义上说，哲学家和诡辩家会引起人们相似 的反应也是很自然的。

    自远古以来，那些没有哲学头脑的人对哲学持着十分奇怪而多变 的态度。他们一方面会把那些温和而善良的哲学家当做无害的傻瓜或 怪人——他们走路望着天，问一些傻里傻气的问题，对人们真正关心 的事不管不问，对明智的公民应该参与的事务很淡漠；另一方面，哲 学的思索又确实对既定惯例和习俗有一种深刻而不定的影响。这时 候，哲学家被怀疑是企图颠覆传统与习俗的“异教徒”，他们没有无 条件地同意那些在别人看来已经足够好的习惯和观点。一旦哲学家对 人们珍视的信仰提出疑问，那些不习惯这种态度的人就会感到不安， 并做出憎恶和敌视的反应。苏格拉底因此被等同于通常的诡辩家，尤 其是传授巧辩术的教师，从而被指控进行了反传统的教学。

    第三章 雅 典

    希腊哲学史上最伟大的三个人物都与雅典有关。苏格拉底和柏拉 图出生于雅典，而亚里士多德早年在雅典学习，后来又在雅典讲学。 因此，在我们讨论他们的作品之前，先对他们生活过的城市作一番了 解是有好处的。公元前490年，雅典人在马拉松平原上孤军击败了大流 士的野蛮游牧部落。十年后，希腊人又联合起来摧毁了薛西斯的陆军 和海军。斯巴达的一支后卫部队在温泉关让波斯人遭受了重大伤亡。 随后，在雅典领导下的希腊舰队在萨拉米斯又给了敌人的海军致命打 击。次年，波斯人在普拉太亚遭遇了最后的失败。

    但是雅典也因此荒芜了。波斯人烧毁了城市和庙宇，那里的人民 已经四散而逃。于是，一次伟大的重建拉开了序幕。雅典在战斗中一 马当先，曾是战争的领导者，现在危险过去了，她又成了和平时期的 领袖。希腊大陆的人民得救之后，接下来就是解放爱琴海诸岛。在这 方面，斯巴达军队几乎派不上什么用场，因此在海湾围困波斯大王的 使命就交给了雅典海军。这样一来，雅典人就控制了爱琴海。以德洛 斯岛为中心而缔结的德洛斯联盟，最终成了雅典帝国，金库也从德洛 斯迁到了雅典。

    雅典因共同的事业而蒙受了损失，因此她认为她的庙宇应该用公 共资金来修复，这也是十分合理的事情。于是雅典人修建了拥有巴特 农神庙及其他建筑物的新的“山顶之城”卫城，其遗址一直保存到今 天。雅典成了希腊最重要的城市，她是艺术家和思想家汇聚之地，也 是航运和商贸中心，雕塑家菲迪亚斯为新神庙创作了大量雕像，尤其 是雅典娜女神的巨像高耸于卫城，俯视着神殿的前厅和台阶。历史学 家希罗多德从伊奥尼亚的哈利卡纳苏斯来到雅典定居，并且写出了他 的波斯战争史。希腊悲剧就是从参加过萨拉米斯战役的埃斯库罗斯开 始，才进入繁荣阶段的。埃斯库罗斯在《波斯人》一剧中讲述了薛西 斯的战败，主题不是出自荷马史诗，这在他还是第一次。悲剧作家索 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在有生之年还目睹了雅典的衰落，喜剧诗人阿 里斯托芬也是如此，他那辛辣尖刻的讽刺不放过任何人。修昔底德是 第一位科学的历史学家，他记录了斯巴达和雅典的伟大战争，在波斯 战争和伯罗奔尼撒战争之间的数十年里，雅典在政治和文化上达到了 巅峰。后人曾用一个人的名字来为这个时代命名，这就是伯里克利。

    伯里克利出身贵族。他的母亲是改革家克利斯提尼的侄女，克利 斯提尼开创了使雅典的政治体制更为民主的事业。阿那克萨哥拉曾经 是伯里克利的老师。伯里克利逐渐摆脱了当时盛行的迷信，养成了含 蓄而稳健的性格，而且有点蔑视平民。但正是在他的领导下，雅典的 民主政治才得以完全成熟。当时，类似上议院的雅典最高法院已经丧 失了大部分权力，除了审判杀人罪，其全部作用已被500人议会、市民 大会和法庭所取代。这些机构所有的成员都是享受俸禄的国家官员， 全都通过简单抽签选举产生。新的社会服务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 旧的传统美德。

    伯里克利具有做领袖的天赋。公元前443年修昔底德被放逐后，伯 里克利每年都被选为将军之一。由于深受人民爱戴，这位极具魄力的 演说家和能干的政治家使同僚们黯然失色，伯里克利几乎像独裁者一 样统治着雅典。修昔底德后来在提起伯里克利时期的雅典时写道，民 主只是虚有其名，雅典实际上是被第一公民统治着。只是在伯罗奔尼 撒战争爆发前的几年里，民主党派才开始要求更多的权力。直到那 时，人们才认识到把公民权限制在公元前441年之前的雅典父母所生的 雅典人所带来的恶果，以及无节制的大兴土木所造成的财政紧张。由 于斯巴达不满雅典的帝国作风，战争爆发了，从公元前431年持续到了 公元前404年，最后以雅典的彻底失败而结束，伯里克利本人死于公元 前429年战争爆发之初，也就是瘟疫袭击雅典的公元前430年。雅典虽 然在政治上衰落了，但它作为文化中心却长盛不衰。直到今天，它仍 然是人类努力追求的一切伟大、美好目标的象征。

    现在，我们来谈谈雅典人苏格拉底。也许他是一位尽人皆知的哲 学家。我们对他的生平了解不多，他大约出生于公元前470年，是雅典 公民，几乎一贫如洗，也不想努力赚钱。他最大的消遣就是和别人讨 论问题，并为年轻的雅典人讲授哲学，不过他不像诡辩家那样收取学 费。喜剧家阿里斯托芬曾在《云》一剧中取笑他，因此可以断定他是 雅典全城皆知的人物。公元前399年，他被指控从事了违背雅典人传统 的活动，被判处服毒自尽的死刑。

    至于别的细节，我们必须依赖他的两位学生——色诺芬将军和哲学家柏拉图的著作了。其中柏拉图的著作更重要。他在几篇谈话录中 向我们展示了苏格拉底的生活和言论。我们从《会饮篇》中了解到苏 格拉底很容易进入失神状态。他会在某个地方突然停住，有时陷入沉 思达数小时之久。同时他又有着强壮的体格，据说他在服兵役期间， 比别人更能忍受严寒和酷热，也更能忍饥耐渴。我们还知道他在战场 上很英勇，有一次冒着极大的危险救了他的朋友阿尔西庇亚德的命， 当时阿尔西庇亚德已经负伤倒地。无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苏 格拉底都是一个无所畏惧的人，这一点直到他临终时也没有改变。他 长相一般，不修边幅，穿着又皱又破的短袖长袍，而且还总是打着赤 脚。他做任何事都很从容，对自己的身体有着惊人的控制力。虽然他 很少喝酒，但一旦痛饮起来，却能让同伴们瘫倒在桌子下，而自己却 毫无醉态。

    从苏格拉底身上，我们发现了晚期希腊哲学中斯多葛学派和犬儒 学派的先兆。和他一样，犬儒学派不关心世俗利益；而斯多葛学派则 喜欢把德行作为众善之首。除了年轻时代，苏格拉底并不过多地作科 学思考，而主要思考善的问题。在柏拉图早期的一些对话录中，苏格 拉底在这一点上的表现尤为突出，我们发现他在致力于伦理学术语的 定义。《卡密德篇》提出了什么是适度，《露西思篇》提出了什么是 友谊，《拉黑斯篇》则提出了什么是勇气。虽然他没有向我们提供那 些问题的最终答案，但却向我们表明了提出那些问题的重要性。

    他本人的主要思想在这里得以显示。尽管他总是说自己无知，但 他并不认为知识是不能获得的东西。我们恰恰应该努力去寻求知识， 因为苏格拉底认为一个人犯错误或犯罪的原因正是无知。一个人只有 懂得了知识，才不会犯过失。因此，无知是罪恶的一个首要根源。为 了达到善的境界，我们必须具备知识，所以善也就是知识。善与知识 的联系成了整个希腊思想的一个标志。基督教的伦理观是与此完全相 反的，它认为重要的是有一颗纯净的心，而无知的人心灵可能更纯 净。

    苏格拉底试图通过讨论来澄清这些伦理学问题。这种以问答的方 式来发现事物的方法被称为辩证法，苏格拉底很擅长辩证法，尽管他 不是最早使用这一方法的人。根据柏拉图的对话录《巴门尼德篇》的 记录，苏格拉底年轻时曾见过芝诺和巴门尼德，并且了解了这种辩证 法，后来他又传授给了别人。柏拉图的对话录表明，苏格拉底是一位 具有幽默感、尖刻和机智的人。使他出名、并且令人畏惧的就是他的 反讽。“反讽”是一个希腊词，字面意思有点像英语里的“有意识的 非充分陈述”。因此，当苏格拉底说自己无知的时候，就是在运用反 讽，尽管在玩笑的背后总是隐藏着某个严肃的观点。苏格拉底无疑熟 知希腊所有的思想家、作家和艺术家的成就。但是当我们面对浩瀚无 边的未知领域时，我们知道的就太少了，简直就像一无所知。一旦清 楚了这一点，我们就确实可以说自己无知。

    《申辩篇》是苏格拉底行为的最佳记录，它向我们展示了审判苏 格拉底的情形。这是他为自己所作的辩护，或者确切地说，是柏拉图 后来根据回忆记下的话，它不是一字不差的报道，而是苏格拉底有可 能说的一些话。这种报道方式并没有什么不同寻常之处，历史学家修 昔底德就曾很直率地使用过这种方式。因此，《申辩篇》可算是一篇 历史作品。

    苏格拉底被指控为不信国教的异端，而且还以授课方式毒害青 年。这完全是一个虚假的诬告。政府反对他是因为他和贵族派别的联 系，他的绝大多数朋友和学生都属于这个派别。由于有大赦法，法院 难以在这项指控上有所作为，所以就让民主派政客安尼托斯、悲剧诗 人迈雷托斯和修辞学教师吕康充当正式起诉人。

    诉讼一开始，苏格拉底就充分运用了他的反讽才能。他说指控他 的人犯了强辩罪，所发表的言论华而不实。他自己已经年过七十，以 前从未上过法庭，因此请求法官们容忍他不合法律程序的讲话。苏格 拉底在这时还提到了一些更狡猾、更阴险的控告者，因为他们躲在幕 后，更加难以捉摸。这些人一直到处宣称苏格拉底是“一位智者，通 晓天文地理，能把坏的说成好的”。苏格拉底回答说，他不是科学 家，不像诡辩家那样为了钱而讲课，也不知道诡辩家们到底懂得些什 么。

    那么，人们为什么要称他为智者呢？因为德尔菲的神谕曾经说 过，没有人比苏格拉底更智慧。他也曾设法证明神谕是错误的，于是 他找到那些公认的聪明人，向他们提出问题。他问过政治家、诗人、 手艺人，发现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清自己在做些什么，没有一个堪 称聪明。在指出别人无知的同时，他也给自己大量树敌。终于，他明 白了神谕的深意：只有神才是最智慧的，人的智慧是微不足道的。在 人当中，像苏格拉底这样有智慧的人却看到了自己智慧的渺小。因 此，他一生都在揭穿那些假装有智慧的人，尽管这样做使得他成了穷 人，但他必须去执行神谕。

    苏格拉底在质问原告迈雷托斯的时候，迫使他承认整个国家除了 苏格拉底，所有的人都在使青年进步。但是和好人在一起应该比和坏 人在一起更好，因此他不可能故意毒害雅典人，假如他无意中做了， 迈雷托斯应该纠正他，而不是控告他。苏格拉底还被指控树立了自己 的新神，但迈雷托斯同时又严厉地指责他不信神灵，这种说法显然是 自相矛盾的。

    这时，苏格拉底告诉法庭，说他的使命就是执行神的旨意，研究 自己和别人，即便是冒着与国家冲突的危险。苏格拉底的这种态度告 诫我们，“对忠诚的分裂”正是希腊悲剧的主题之一。他说自己是一 只令国家厌恶的牛虻，并且说有一个来自内心的声音始终在指引着 他，它禁止，而从不命令他去做什么。正是这种声音阻止他参与政 治，因为没有人能够在政治中保持长久的诚实。原告们没有提出让他 的任何一位学生出庭作证，他也不会带着自己哭哭啼啼的孩子们来乞 求怜悯，他应该说服法官，而不是乞求恩惠。

    当法庭做出有罪判决时，苏格拉底发表了一番措辞尖刻的演说， 提出愿意为此支付30米尼的罚金。这当然遭到了拒绝，死刑被再次确 认。在最后陈词中，苏格拉底警告那些控告他的人，说他们将为自己 的罪行遭受严重的惩罚。随后，他转向他的朋友们，告诉他们所发生 的一切不是罪恶。不必害怕死亡，死亡就像无梦的睡眠，或者像另一 个世界的生活，在那里，他可以不受干扰地同欧尔费、缪索斯、赫西 俄德以及荷马交谈，而他们肯定不至于杀死一个提问者。

    由于去德洛斯作年度宗教访问的船只因风暴而推迟返航，而在它 返回之前是不宜处决死囚的，因此苏格拉底在喝下毒芹酒之前，在狱 中被关了一个月，在这期间，他拒绝了越狱逃走，《斐多篇》中说， 在临终前的最后几个小时，他还在和朋友及门徒们讨论永生的问题。

    当你读完这本书后，将会发现没有哪位哲学家占有柏拉图和亚里 士多德那样大的篇幅，这是由于他们在哲学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首先，他们是前苏格拉底各学派的继承者和系统的整理者，他们发展了 那些思想，并且使许多未能被早期思想家充分揭示的问题变得明晰起 来。另外，他们在各个时期都对人类的想像力产生巨大的影响。西方的思辨论证无论在哪方面发达起来，背后都有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 影子。最后，同他们之前或之后的任何思想家相比，也许他们对哲学 做出了更多实质性的贡献。他们几乎在所有的哲学问题上都发表过一 些有价值的言论。今天，任何试图在学术上有所独创而忽视雅典哲学 的人，都要冒巨大的风险。

    柏拉图的一生经历了雅典的衰落和马其顿的兴起。他生于公元前 428年，也就是伯里克利去世的第二年，因而他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 长大的。他活了八十多岁，死于公元前348年。他有着贵族的家庭背景 和成长环境。其父阿里斯顿的祖先可追溯到古代雅典的王室，他母亲 伯里克蒂阿尼则来自长期活跃于政坛的家族。柏拉图还是个孩子的时 候，他的父亲就去世了，母亲随即改嫁给他的叔叔毕利兰伯，毕利兰 伯和伯里克利既是朋友又是同党，柏拉图的性格似乎就是在继父家中 形成的。有了这种背景，就难怪他会对公民的政治责任抱有坚定的信 念。他不仅在《理想国》一书中鲜明地表达了这些看法，而且还亲身 实践。在他的早年，他似乎有可能做一个诗人，而且多少被认为应该 从事政治活动。不过这种雄心在苏格拉底被处死之后突然消失了。这 个恐怖的政治阴谋在这个年轻人心头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没有人 能在党派政治的圈子里保持长久的独立和正直。从此，柏拉图最终决 定一生致力于哲学研究。

    苏格拉底是柏拉图家族的老朋友，柏拉图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认识 他了。苏格拉底被处死后，柏拉图和苏格拉底的一些其他追随者逃到 了梅加腊避难，一直住到舆论平息。这之后，柏拉图似乎外出旅行了 多年，到过西西里、意大利南部，甚至还可能去过埃及，但我们对他 这一时期的情况所知甚少。无论如何，我们发现他在公元前387年又在 雅典出现了。这时他创办了一所学校，学校在雅典西北部离城很近的 一个小树林里。这块土地与传奇英雄阿卡得摩斯有关，因此学校取名 为“阿卡德米（学院）”。学校的组织结构仿效了意大利南部毕达哥 拉斯学校的模式，柏拉图在旅行中曾与该学校有过往来。阿卡德米是 中世纪以后出现的大学的前身。作为一所学校，它存在了900多年，比 任何同类机构都要长久。到了公元529年，它才被查士丁尼大帝关闭， 因为这种古典传统的存在有违他的基督教原则。

    阿卡德米的各种科目与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传统科目大致相同。算 术、平面几何、立体几何、天文学、声学、和声学是教学的基本内 容。也许是由于与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密切联系，阿卡德米很重视数 学。据说学院的入口处有一块铭文，提醒那些不喜欢这些学科的人不 要入学。学生们接受这些学科的教育长达十年的时间。教育过程如此 漫长，是为了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纷杂的经验世界引到世界背后永恒不 变的架构上来，用柏拉图的话说，就是从形成转向存在。

    不过这些学科并不是独立的，它们最终都要服从于辩证法原则， 对这些原则的研究正是教育的真正特点。从现实的意义上看，即便到 了今天，这仍然是教育的真正目的。大学的作用不是把尽可能多的事 实塞进学生的大脑，而应该是引导学生养成批判和观察的习惯，以及 理解与所有问题相关的原则和标准。

    我们不可能了解到阿卡德米的组织细节，但是通过一些文字线 索，我们可以推测它一定在很多方面都类似于近代的高等教育机构。 学院配有科学仪器和一座图书馆，除了授课，他们还举办研讨会。

    由于有了这样一所学校来提供教育，诡辩家们的生意很快就衰落 了。当然，为了使学院维持下去，来这里学习的人必然得捐献点什 么。但在那时候，钱并不是真正重要的问题。除了因为柏拉图十分富 有，足以忽视这些问题，更重要的是由于学院的办学目的是为了训练 人们理性地进行独立思考。学生们不必将所学直接用于实践，这与诡 辩家的目的完全相反，后者除了通晓世事外，再无其他要求。

    亚里士多德属于阿卡德米的第一批学生，也是该学院最著名的学 生。他少年时就前往雅典，到该学院求学，并在那里住了将近二十 年，直到柏拉图去世。我们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得知，他的老师授课前 从来不备课。我们还从其他的资料中了解到，在专题研讨会或小组讨 论会上，老师会提一些问题让学生们去解决。他们的对话记录就是书 面的哲学论文，这些论文所针对的不是学生，而是更广泛的受过教育 的公众。柏拉图从未写过一本教科书，也一直不肯将他的哲学思想整 理成某种体系。他似乎觉得世界实在过于复杂，以至于无法将它压缩 到一个预先设计好的书面模子里去。

    在阿卡德米成立二十年的时候，柏拉图再次出国。公元前367年， 锡腊库札的统治者狄奥尼修斯一世去世，他的儿子狄奥尼修斯二世继 位。这位三十岁的年轻人似乎不够老练，没有足够的经验来掌握像锡 腊库札这样重要国家的命运。实际掌权的是他的姐夫狄奥，狄奥是柏 拉图热心的朋友和崇拜者。他邀请柏拉图去锡腊库札的目的，是想让 他检验一下狄奥尼修斯的本事，并把他培养成一个见多识广的人。要 使这样一个计划取得成功，可能性并不大。但柏拉图同意试一试，一 方面当然是由于他和狄奥的交情，另一方面由于这是对阿卡德米声望 的一种考验。同时这也确实给了柏拉图一个机会，看看他的教育理论 对统治者是否有效。这种科学教育能否把一个政治家变成更聪明的思 想家，确实值得怀疑，不过柏拉图显然认为这是可能的。如果西部的 希腊人要想在日益强大的迦太基势力面前站稳脚跟，那么在西西里有 一位有能力的统治者是十分重要的。假如一些数学训练能使狄奥尼修 斯变成这样的强者，那么可算成就不小，而且即使失败了，也不会有 什么损失。

    刚开始，柏拉图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好景不长，狄奥尼修斯没 有长期坚持学习的毅力，而且，他是一个令人厌恶的阴谋家。由于嫉 妒狄奥在锡腊库札的影响和他与柏拉图的友谊，他放逐了狄奥，让他 流亡他乡。这时候，柏拉图再留下来也不可能有什么作为了，于是他 就返回了雅典的阿卡德米。尽管远在雅典，他仍然尽力设法挽回，但 已经没有用了。公元前361年，他再次来到锡腊库札，为挽回局面作最 后一次努力。他花了近一年时间来制定一些切实可行的措施，试图把 受到迦太基威胁的西西里的希腊人团结起来，但结果告诉我们，保守 派的敌意是无法逾越的障碍，起初甚至危及到了柏拉图的生命，但最 终他还是于公元前360年想办法离开锡腊库札，回到了雅典。后来，狄 奥靠武力恢复了他在锡腊库札的地位。不过，尽管柏拉图向他提出过 忠告，他仍然是一个失策的统治者，他在某个时候被人暗杀了。虽然 柏拉图竭力劝说狄奥的追随者采取原有的策略，但他的忠告没有引起 重视。最后，西西里的命运正如柏拉图所预见的那样，为外国所征 服。

    柏拉图于公元前360年回到雅典后，继续在阿卡德米授课和写作， 作为一位勤勉的作家度过了他的一生。在所有的古代哲学家中，柏拉 图是惟一把自己的作品近乎完整地传给我们的人，前面所说的对话录 并没有被他当成哲学的正式论文和技术性论文。柏拉图清楚地看到， 如果像过去许多哲学家所做的那样，追求建立一套体系来取代所有其 他体系，这种尝试必然会面临重重困难。另外，在所有哲学家中，他 的独一无二还在于，他既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又是一位伟大的作 家。柏拉图的作品说明他是世界文学史上的杰出人物之一。遗憾的 是，这种独特性至今在哲学界仍然十分少见。有很多哲学著作冗长浮 华、枯燥乏味或哗众取宠。在一些地方几乎形成了这样一种传统，那 就是哲学作品一定不肯流畅、明快地表述，而要在文体上搞得晦涩难 懂才算高深。这的确令人遗憾，因为它吓跑了那些喜欢哲学的外行。 当然，我们也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柏拉图时代受过教育的雅典人就一定 能读懂他的对话录，并且马上就能理解其哲学的重要性。这就像不能 期望一个不懂数学的人打开一本微分几何书，就能够比以前懂得更 多。但不管怎样，柏拉图你是能够读懂的，而大多数其他哲学家就不 好说了。

    除了对话录，柏拉图的一些书信也留存了下来，这些书信主要是 写给锡腊库札的朋友们的。作为历史文献，这些书信也很有价值，不 过缺少了他特有的哲学趣味。

    我们必须讲讲苏格拉底在对话录中所充当的角色。苏格拉底自己 从未写过任何东西，因此，他的哲学思想主要是通过柏拉图留传的。 同时，柏拉图在后期的著作中又提出了自己的理论，所以我们必须弄 清楚对话录中，哪些是柏拉图的观点，哪些是苏格拉底的观点。这项 工作虽然有些棘手，但并非不可能。比如，在我们通过独立证据判断 出的后期对话录里，柏拉图批判了苏格拉底的某些早期观点。过去常 常有人认为对话录里的苏格拉底只不过是柏拉图的代言人，柏拉图通 过这种文学手法，把当时碰巧符合他思想的种种观点提了出来。但这 种说法是不尊重事实的，而且已经不再盛行了。

    柏拉图在哲学方面的影响可能比任何其他人都大，作为苏格拉底 和前苏格拉底各学派的继承者，作为阿卡德米的创办者和亚里士多德 的老师，柏拉图处于哲学思想的核心地位。无疑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法国逻辑学家E．戈博才会这样写下这样的评语：“柏拉图的哲学不是 某种形而上学，而是惟一的形而上学。”如果我们搞清苏格拉底和柏 拉图的区别，就可以更确切地说，正是柏拉图式的苏格拉底学说对哲 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柏拉图哲学凭其自身的魅力再次复兴是前不久 的事。在科学领域，这种复兴可以追溯到17世纪初期，而在哲学领 域，则就在我们这个时代。

    要研究柏拉图，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牢记数学所起的中心作 用。这是柏拉图区别于苏格拉底的特征之一，苏格拉底早就对科学和 数学失去了兴趣。在以后的时代里，由于人们不能很敏锐地掌握柏拉 图的理论，就把他严肃的哲学研究当成了神秘的数字贩卖。遗憾的 是，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并不像人们希望的那样少见。当然，对逻辑学 家来说，数学仍然是他们特别感兴趣的一个领域。我们现在必须要考 察一下对话录中所涉及的一些问题。要说出这些作品的文学价值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好在这毕竟不是我们主要关心的问题。不过即便是翻 译，我们还是保留了必要的文采，以此表明哲学不必非搞得不可卒读 才有价值。

    说到柏拉图，人们马上就会想到理念论。苏格拉底在几篇对话录 中提出了这个理论。但到底是苏格拉底提出的，还是柏拉图提出的， 则是一个长期有争议的话题。《巴门尼德篇》虽然是一篇晚期的对话 录，但它却记载了苏格拉底年轻时的一件事，而那时候柏拉图还没有 出世。我们从中发现苏格拉底试图坚持理念论，以反对芝诺和巴门尼 德。我们还在另一些地方发现苏格拉底与一些显然熟悉其理论的人交 谈（理念论发端于毕达哥拉斯学派）。我们来看看《理想国》对它的 解释。

    我们先从这个问题开始：什么是哲学家？从字面上看，哲学家就 是爱好智慧的人。但并非每个有求知欲的人都算哲学家，因此这个定 义的范围必须缩小为：哲学家就是爱好真理本身的人。艺术品收藏家 爱种种美的事物，但他并不因此就成为哲学家。哲学家爱的是美本 身。如果说爱美的事物的人是在梦想，那么爱美本身的人就是清醒 的。爱艺术的人只有意见，而爱美本身的人却有知识。正如巴门尼德 所说，知识必须有一个对象，而对象必须是某种存在的事物，否则就 不会有知识。知识是固定、明确的，它是摆脱了谬误的真理；而意见 则可能是错误的。但由于意见既不是存在的知识，也不是子虚乌有， 所以正如赫拉克利特所说的那样，它一定是既存在又不存在的。

    苏格拉底由此认为，我们通过感知所了解的一切个体事物，都具 有相反的特性。一尊单独的美丽雕像也包含着某些丑的方面。从某种 角度看，个体事物是大的；从另一个角度看，它又是小的。这一切都 是意见的对象。而我们并不能通过感知把握这样的美和这样的大，它 们作为知识的对象，是永恒不变的。苏格拉底结合巴门尼德和赫拉克 利特的观点，提出了他的理念论或形式论，这一新的理论是两位早期 思想家都没有的。在希腊语中，“理念”就是“图画”或“样式”的 意思。

    理念论既有逻辑学的一面，又有形而上学的一面。在逻辑学方 面，我们可以将某一类个体对象和这一类的共同名称区分开来。因 此，“马”作为共同名称，指的就不是这匹马或那匹马，而是任何一 匹马。它的含义与作为个体的马以及发生在这些马身上的各种情况都 没有关系。它不存在于空间，也不存在于时间，而是永恒的。在形而 上学方面，理念论意味着某个地方存在着一匹“理想的”马，这匹马 是独一无二的，也是永恒不变的，这就是共同名称“马”的含义。个 体的马之所以是马，是由于它们归属于或部分归属于“理想的”马。 理念是真实和完全的，而个体则是一种表象，是有缺陷的。

    为了便于我们理解理念论，苏格拉底概括性地提出了著名的洞穴 比喻：没有哲学思想的人就像洞穴里的囚徒，他们戴着镣铐，不能转 身。在他们的后面有一堆火，前面有一堵白墙，隔断了空空的洞穴。 墙就像幕布一样，他们从上面看见了自己的影子以及他们与火之间的 物体的影子。但由于无法看到别的东西，他们就以为影子是真实的。 最后，有个人挣脱了枷锁，摸索着爬到洞口。他在那里第一次见到了 阳光，阳光正普照着真实世界的蓬勃事物。然后他又回到洞穴里，把 他的发现告诉同伴们，并试图证明他们在洞里见到的东西只不过是现 实的模糊影子。但是，由于见到了灿烂的阳光，他有些头昏眼花，发现自己此时更难辨别影子了。他试图指引同伴们走向光明，可是在同 伴们看来，他似乎比以前更加愚蠢了，因此要说服他们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我们在哲学上是门外汉，那么我们就像这些囚徒一 样，只能看到影子或事物的外表。但是，当我们懂得了哲学的时候， 我们就能在理性与真理的阳光下看清周围的事物，这就是实在。这样 的阳光赋予我们真理和求知的力量，代表着善的理念。

    如前面所说，这里的理论主要是受了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启发。不 管怎样，它也不能算柏拉图成熟期的观点，以下的事实似乎可以充分 证明这一点：在他后期的对话录中，理念论先是被推翻，后来则完全 消失了。《巴门尼德篇》的核心主题之一就是批判这个理论。巴门尼 德与芝诺见过苏格拉底的说法并非完全没有依据，不妨把它看做历史 事件，尽管他们当时的谈话内容不大可能由对话录来记载。另外，他 们的谈话是符合各自的性格的，他们所表达的观点也与我们从其他独 立资料所了解到的相一致。我们还记得，巴门尼德年轻时曾受过毕达 哥拉斯学派的影响，后来又彻底摆脱了该派的说教。因此理念论对他 来说并不是新观点，要想批驳年轻的苏格拉底对这一理论的阐释，他 是可以找到现成论据的。

    首先，巴门尼德指出，苏格拉底可以把“形式”（即形式论）用 于数学对象和善、美之类的概念，却不肯把它用于元素和一些微小事 物，这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这将导致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苏格拉底 形式论的主要难点就是怎样才能把形式与个体事物联系起来，毕竟形 式只有一个，而个体事物却很多。为了解释这种联系，苏格拉底使用 了参与的概念，但令人费解的是，个体事物是如何参与到形式中去 的。显然，整体形式是无法出现在每一个个体事物里的，因为那样的 话它就不可能成为一种形式。或者说，每个个体事物都含有形式的一 部分，但这样一来，形式也就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了。

    更糟糕的还在后面。为了解释形式与所属个体事物之间的联系， 苏格拉底被迫提出了参与概念，而这个被许多事例证明了的概念本身 就是一个形式。但我们肯定会马上提问，这个形式（参与概念）是怎 样在与原来形式相联系的同时，又和个体事物相联系的？这样一来， 我们需要的似乎就不止这两种形式了，于是我们就陷入了恶性的无限 回归。即每当我们提出一个形式，试图弥补缺口时，就会出现两个新 的缺口。因此弥补缺口就像服海格立斯式的劳役一样，始终没有海格 立斯逃脱的机会。这就是著名的第三者论证，它是由于在一个特殊的 事例中，所讨论的形式是人的形式而得名。苏格拉底试图回避难题， 于是又说形式就是样式，而个体事物与之相类似。但这还是解释不了 第三者论证。因此，苏格拉底始终无法解释各种形式是怎样与它们的 个体事物相联系的。实际上，这一点是可以直接证明的，因为我们已 经假设形式是不可感知的，而是可以理喻的。在它们的领域里，联系 只能在它们彼此间发生，个体事物也是如此。这就是说，形式似乎是 不可知的。如果形式的确不可知，那么它们自然就是多余的，也不可 能再解释任何事物。由此，我们也许可以换一种说法提出这个问题： 如果形式只是其本身，而与我们的世界无关，那么它们就是空洞、没 有意义的；另一方面，假如它们与我们的世界有关，那它们就不属于 它们自己的世界。因此，形而上学的形式论是不能成立的。

    在后面，我们将看到柏拉图本人是怎样解决共相问题的。在这里 我们只需注意苏格拉底的学说经不起严密的验证。在《巴门尼德篇》 中，这个问题没有继续被追究下去。巴门尼德转到了另一个问题上， 他指出，即使在苏格拉底的形式领域之内，也不是所有的解释都令人 满意。芝诺对此作了详细的辩证批判，证明了苏格拉底关于各种形式 彼此分离的观点是错误的，这也为柏拉图找到解决办法打下了基础。

    但是，还有一个困难，这个困难将使我们回到毕达哥拉斯学派提 出的最初的理念论。我们知道，理念论的另一面来自数学中关于论证 对象的解释。当数学家提出某个三角形定理时，显然不是在考虑任何 能够被画在纸上的实在图形，因为任何这样的图形都有缺陷，不属于 数学研究的范畴。无论人们如何尝试画出一条精确的直线，它也永远 不会完全精确。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完美的直线属于另一个世界，于 是我们就有了以下观点，即形式属于与感知对象不同的存在层次。

    看上去，这个观点并非完全没有道理。比如，认为两个感知对象 近乎相同，但又不完全相同；也许它们趋向于相同，却又永远达不到 相同，这种观点似乎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不管怎样，要想断定它们完 全相同，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极为困难的。另一方面，我们以两个 不同的事物为例。这时候我们总是一眼就能看出它们的不同。因此似 乎是不相同的形式才在感知世界里十分明了地展示了自己。如果不用 形式论术语来系统地阐述这一点，而是采用通常的方式，那我们就会 很自然地说，两个事物几乎相同，但又不完全相同。不过这种说法没 有什么意义。因此，这种批判很直接地推翻了形式论。

    也许有人会问，既然理念论已经被爱利亚学派破坏性地批判过 了，为什么苏格拉底还要继续坚持呢？他一定非常了解这种批判的威 力。不过，也许我们把这个问题倒过来看要更加中肯一些。正因为苏 格拉底在智慧方面遇到了诸多难题，他才会退避到伦理学和美学问题 中去。不管怎样，人的善是不能用我们感知头发颜色的方式来发现 的。但即便在这一领域，苏格拉底也逐渐对参与理论有些不满起来， 尽管他从未提出过其他新理论。但这也给了我们一个暗示，那就是答 案绝不能从事物里找到，而要在对事物的论证中获得。柏拉图正是朝 着这个方向继续对共相问题做出努力的。

    苏格拉底在《斐多篇》中曾经顺便提到过这个问题，尽管他没有 把问题的这一方面继续展开。而柏拉图在《泰阿泰德篇》和《诡辩家 篇》中也再次提出了这个问题。

    《理想国》也许是柏拉图最著名的对话录了，它包含了后世思想 家们（直到我们这个时代）从事的许多探索的预见。对话录就是因为 书中讨论了一个理想国的建立而得名。我们现在要描述的就是这种国 家的政体。我们知道，在希腊人看来，国家就是一座城市。希腊语 “政体”一词就说明了这一点，它的大意就是“城镇”，其含义还包 括一座井然有序的城市所具备的一切社会机构。这篇对话录的希腊语 标题就是“政体”。英语里的“政治”一词就是从这里来的。

    柏拉图把理想国里的公民分为三个阶级：管理者、士兵、平民。 管理者是少数精英分子，他们单独行使政治权力。国家建立之初，由 立法者来任命管理者，而且其职位可以亲属世袭。低阶层中的优秀孩 子可以被提拔进入统治阶级，而统治阶级中能力低下的后代也可以被 贬为士兵或平民。管理者的任务就是去执行立法者的意志。为了确保 他们这样做，柏拉图制定了一整套的计划，规定他们必须如何接受教 育和如何生活。他们将受到精神与肉体两方面的培养。精神方面有 “音乐”，即缪斯女神主管的任何一种艺术；肉体方面有“体操”， 即不必列队练习的运动。“音乐”或文化方面的训练是为了培养出有 教养的人，英国人所理解的“绅士”概念，就是从柏拉图那里产生 的。受教育的年轻人必须做到举止高雅而英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书籍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查。诗人的书必须查禁：荷马和赫西俄德把诸 神描写成喜欢争吵、放纵欲望的样子，这不利于人保持对神的敬意。 神所创造的不应该说只是世界上的非邪恶事物，而是整个世界。另 外，他们的诗篇中有的章节容易激起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和对叛逆行为 的赞美，或者怀疑恶人会得势而好人却会遭殃。所有诸如此类的东西 都应该查禁。包括那种狭义的音乐，也应该审查，只有那种能激发勇 气和倡导节制的调式、韵律才允许存在。

    管理者必须过清心寡欲的生活，这样他们就不用求医，在他们年 轻的时候，必须与庸俗的东西隔离开，而到了一定年纪又要学会抵制 恐惧和诱惑。只有那些能够同时应付恐惧和诱惑的人才适合做管理 者。监管者的社会、经济生活必须是严格的共产主义。他们的住所很 小，只拥有一些维持个人生存的东西。他们分组进餐，吃最简单的食 物。男女完全平等，所有女人都是全体男人共同的妻子。为了保证他 们的数量，统治者会在一些节日，用抽签的方式选定一组合适的男 女，让他们聚在一起繁衍后代。孩子出生后马上就被抱走，在子女和 亲生父母之间互不知晓的方式下集体养育成人。未经许可而生育孩子 属于非法，畸形或劣质婴儿将被抛弃。这样一来，个人情感就变得越 来越微弱，而集体精神会逐渐强大起来。最优秀的孩子被选出来接受 哲学教育，这些懂得哲学的人最终将适合做统治者。

    如果是出于公共利益考虑，政府就有权撒谎。尤其是它将反复灌 输“忠实的谎言”，即告诉公众，这个美丽的新世界是神授予的。两 代人之后，人们将毫不置疑地接受这个谎言，至少普通百姓是如此。

    最后，我们来看看对正义的定义。自从柏拉图提出他的理想国概 念以来，这个定义就是所有的讨论得以展开的理由，因为他认为首先 在一个大的范围讨论正义可能会容易些。当每个人都只专心做自己的 事情时，正义就会占据支配地位。只有每个人都从事属于自己职责的 工作，而不去干涉别人的事，国家机器才能从容而高效地发挥作用。 “正义”一词在希腊语中，是与和谐概念相联系的，是与每一部分各 司其职、整体平稳运行相联系的。

    从这本书里，我们的确看到了一幅可怕的国家机器蓝图，在这样 的国家里，作为个体的人几乎消失殆尽。《理想国》中描述的乌托邦正是阿尔道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这一类幻想的源头；而且它无疑鼓舞过很多当权者，这些人处在主导社会变革的地位，却全然不 顾可能给人带来的苦难。在这种观点盛行的任何地方，都必然会产生 这样的结果，即人被迫去适应预先设计好的制度。即使是今天，在某 些地方，“国家应该是公民的仆人，而不是相反”的观点仍然被视为 异端。国家与公民之间如何达成平衡，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不 必急于在此得到答案。总之，《理想国》中所描述的理想世界，使许 多持反对意见的人给柏拉图贴上了种种耸人听闻的标签，因此我们必 须考察它所阐述的政治理论的准确含义。

    首先，我们必须知道，柏拉图在政治事务中的后期发展出现过逆 转。这一点我们过一会儿再作考察。《理想国》里的理想社会与其说 是柏拉图式的，不如说是苏格拉底式的，它似乎是在毕达哥拉斯学派 理想的直接启发下形成的。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理想国实际上是 一种用合理的方式治理国家的科学家式的观点。作为一种科学家的模 式，它极有可能会诱使一位社会改革家去进行巨大变革，因为他可能 会天真地相信自己正在做一件科学的事。如果听任科学家们去做，这 种事他们是干得出来的。同时，理想国的概念也鼓励了这种认识。因 为理想国毕竟只是一个为了讨论某些问题而设想的模式。很显然，苏 格拉底正是出于这种动机才提出建立理想国的，关于这一点，我们看 看这个人间天堂的某些极端措施就知道了。另外，我们还应该考虑到 某种程度上的反讽因素。比如，没有人真的想去查禁诗人，也没有人 真的希望在性爱方面实行彻底的共产主义。当然，理想国的某些设想 是来自对斯巴达实情的考察，但它毕竟只是模式，并不意味着它将作 为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去建立一座实际的城市。当柏拉图后来参与 锡腊库札的政治时，他也并没有试图按这种模式去建立一个理想国。 我们知道，他的目标是十分稳妥和实际的，他只想改变一位被宠坏了 的王子，使他有能力处理一个重要城邦的事务。柏拉图没有取得成功 则又当别论，但这个例子足以说明教育并不是人们所想像的那种灵丹 妙药。

    在后期的对话录中，柏拉图曾两次谈论了政治问题。在《政治家 篇》中，我们读到了他对城市里可能存在的各种政治体制的解释。出 现什么样的体制取决于统治者的数量和统治方式。既有可能是君主制 或寡头政治，也有可能是民主制；每种制度既可以按照法律原则发挥 作用，也可以抛开这些原则，总共可出现六种不同的组合。假如没有 法律原则，由于不存在统一的目的，被多数人掌握的权力就会产生最 少的罪恶。另一方面，如果有法律原则，那么民主制就是最糟糕的制 度，因为这种情况下要办成任何事情，都需要有一个共同的愿望。既 然这样，那么君主制就成了首选。

    还存在着实行混合政体的可能性，就是从六种简单政体中提取某 些因素加以组合。柏拉图在他最后一部作品《法律篇》中说，我们这 个世界似乎找不到哲学家式的君王，我们所能采取的最佳方式就是在 法律原则下，把个人统治与众人统治相结合。《法律篇》对如何组织 这种政体以及如何选举官员都作了十分详尽的指导。同时他在教育问 题上，也对我们现在所说的中等教育的时间安排与内容，给予了大量 的详细说明。在希腊化时代，文法学校是年轻人接受教育的一个必经 阶段。《法律篇》就为这类教育机构奠定了基础。

    前面已经分析过，《理想国》的政治理想并不意味着要付诸行 动。在这方面，柏拉图后期的思想是截然不同的。他对政治和教育持 一种非常现实的态度。其中许多观点都被后世不经意地接受，但它们 的源头却很快被人遗忘了。《理想国》中的体系正好相反，作为一种 体系，它曾经被普遍地误解，但它那些惊人的条款却不止一次找到了 热心支持者，结果使那些人类的“豚鼠”（实验动物）深受其害。正 是出于这个原因，柏拉图有时被说成是这些人的先驱，他们起初是不 理解他，后来又为他的力量所征服，争先恐后地走上歧途。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承认，即便是柏拉图本人，也在他的政治 思想中表现出了一定的局限性。在这方面，他也有普通希腊人对野蛮 民族的疏远情绪。这是一种自我意识中的优越感，或者只是一种从至 高无上的希腊文化中产生的思维方式，我们很难在这一点上做出判 断。

    不管怎样，柏拉图在《法律篇》中仍然认为，在建立一座新城市 （这是这篇对话假设的主题）时，为了避免被对外贸易及交往所腐 蚀，人们应当在远离大海的地方选址。当然，这样做会带来一些困 难，因为一定程度的贸易活动是必需的，总得让那些没有独立收入的 人以某种方式谋生吧。尤其是在谈到他所设想的文法学校的教师时， 柏拉图认为必须付给他们薪水，因此他们必须是外国人。

    这种政治上的封闭态度，最终使得希腊世界没有能力在更大的范 围上建立一个有生命力的组织。他们所设想的这种政治生活是静态 的，而他们周围的世界却在飞速变化着。这就是希腊人政治观念的主 要弱点所在，以帝国形式出现的罗马最终将建立一个世界性的大国。 如果说罗马人缺乏希腊人的创造力，那么，他们也没有受到城邦式的 极端个人主义的影响。

    在政治理论方面，我们可以把苏格拉底式的理论与柏拉图后来发 展的理论区分开。不过一般说来，仍有一些社会理论的特征为两人所 共有，比如他们对教育本质的看法。当然，他们的态度仅仅是在证明 希腊的探索传统而已。我们回顾一下就知道，科学和哲学研究都是在 师生之间能够密切合作的学校或社团里进行的。有一个重要的真理似 乎一开始就被认识到了，至少是被模糊地理解了，那就是学习并不是 一个传播知识的过程。当然，其中有些东西确实是必须传播的，但教 师既不是惟一起作用的人，也不是最重要的人，和那个时代相比，这 一点在今天尤为明显。因为那时的书面资料远比现在少，找起来更困 难，而我们今天则有理由说，任何一个有阅读能力的人都可以从图书 馆收集信息。和过去相比，教师更不应该仅仅是知识的传播者了。这 种观念要归功于古希腊的哲学家，他们早就明白了真正的教育应该如 何进行。教师该做的就是引导，引导学生自己领悟知识。

    但是，独立思考并不是一下子就能学会的。它必须靠自己的努 力，同时还要有好老师的帮助，后者可以指导这种努力，这也就是我 们今天大学里的有指导的研究方法。可以说，学校所起的恰当作用就 是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培养独立思考的习惯和不带成见与偏见的探索 精神。如果一所大学不能完成这项任务，那么就说明它降到了只会灌 输的水平。同时，这种失败还会导致更加严重的后果，因为在独立思 考消失的地方（无论是因为缺乏勇气，还是缺乏训练），独裁的恶习 就会肆无忌惮地扩散开来。压制批评意见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它比很 多人想像的要严重得多。这种情况一旦出现，既不能在社会上确定一 个有生气的统一目标，又会强加给国家政体某种枯燥、脆弱的共性。 遗憾的是，那些执政者和负责人并没有强烈地意识到这一点。

    因此，教育就是让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学会独立思考。事实上， 伊奥尼亚学派在办学之初就是这样实践的，毕达哥拉斯学派也对此有 清楚的认识。法国哲学家G．索雷尔曾经指出，哲学最初的含义并不是 爱智慧，而是“朋友们的智慧”。这里所说的朋友当然是指毕达哥拉 斯学派的弟兄们。无论这个定义是否正确，它至少强调了科学和哲学 是作为传统，而不是作为孤立的个人探索发展起来的。同时我们还清 楚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强烈反对诡辩家的原因，因为诡辩家们只是提 供一些实用的知识，他们的教导——如果还能称之为教导的话——是 浅陋的。也许他们能够在某些方面指导别人对不同情况做出适当反 应，但这种知识的堆砌是缺少基础的，也是没有经过检验的。当然， 这也并不是说一个真正的教师就能使每一个学生都获得成功。事实 上，教育过程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它需要师生双方的共同努力。

    苏格拉底认为，这种教育理论与另一个概念有关，这个概念可以 追溯到早期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在《美诺篇》中，学习的过程被称为 “回忆”，也就是对过去知道的、后来又被忘却了的存在事物的回 忆。这就需要前面说的那种共同努力。回忆概念的基础，就是灵魂要 经历一系列进入或脱离肉体的交替状态的观点，显然，这个观点与毕 达哥拉斯学派所坚持的轮回学说有关。灵魂脱离肉体后就像在睡眠中 一样，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当我们醒着时（或者说灵魂进入肉体时）， 以前学过的东西也必然会醒来。苏格拉底曾试图通过对美诺的一名小 奴隶提问来证实这一点。这个小奴隶除了日常希腊语知识外，几乎没 有受过任何教育。但是苏格拉底仅仅提了一些简单的问题，就成功地 诱导这个男孩按照给定的一个正方形，画出了一个两倍大的正方形 来。我们应该承认，把这个故事作为回忆论的证据并不能完全令人信 服。因为苏格拉底已经把图形画在了沙地上，而且每当男孩出现偏差 时，他就指出来。另外，这却是对一次教育情景的准确描述。正是按 照这个例子所提出的方式，即教师和学生相互作用，共同努力，才产 生了真正的学习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学习可以被描述成某种辩证 的过程，这也正是“学习”一词的希腊语本义。有意思的是，这里所 描述的教育理论，不仅在学习和哲学中，还在日常口语中留下了痕 迹，比如我们常常会说到某个人对某个问题的兴趣被唤醒或激发出 来。这个例子说明了语言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普遍现象。日常语言是以 往一点一滴的哲学思维的归宿，假如那些倾向于提倡日常用语的人能 够偶尔回忆起这一点，虽然有点超出探索原则，倒也不失为一件好 事。

    苏格拉底运用回忆理论，目的是为了证明灵魂的不朽。《斐多 篇》描述了这种观点，尽管有人会认为那个例子算不上成功。但不管 怎样，后期毕达哥拉斯学派舍弃了轮回理论，这还是值得关注的。如 前所述，他们接受了一种新的观点，这种观点以和谐概念为基础，并 在事实上导致了相反的结论，即灵魂最终会消亡。关于回忆过程的教 育作用，我们也许还注意到了精神分析疗法正是完全基于对过去的记 忆重新觉醒的概念。尽管它包含着某些更神秘的因素，但比起以休谟 的观点为基础的联想心理学来，精神分析疗法更加正确地掌握了教育 与疗法之间的联系。从广义上说，教育在苏格拉底眼里就是灵魂疗 法。

    教育的过程就是引导人通往知识的过程，因此也是引人向善的过 程。这样，无知就可以被看做自由之路上的某个阶段，生活的自由正 是通过知识与洞察力来实现的。我们在黑格尔的哲学中也能看到类似 的观点，根据他的描述，自由就意味着人们对必然性的理解。

    《美诺篇》还讨论了另一个也许更为重要的问题，尽管《尤塞弗 洛篇》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更有趣味性。这就是定义的逻辑问题，《尤 塞弗洛篇》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神圣？对话录表明尤塞弗洛 试图给神圣下一个定义。在这里，他的所有努力最终白费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在讨论过程中，苏格拉底使他懂得了形成一个定义需要具备 些什么，并由此澄清了以“种”和“属差”来下定义的形式逻辑特 征。

    对今天的读者来说，这种逻辑问题的论述方法似乎有些古怪，如 今的人们习惯了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方式，去面对枯燥、教条的教科书 的解释。柏拉图发明的这种哲学对话录体裁曾经有很多人效仿，但现 在已经过时了。这也许是一个遗憾，因为我们不能说只有今天的哲学 作品样式才是对的，与其他写作形式相比，对话录要求作者具备更高 的文学修养。在这方面，柏拉图早期的对话录是无与伦比的。我们还 要知道，这里所讨论的篇章是柏拉图在苏格拉底去世后不久写的，而 当时，他自己的哲学思想还在形成中，但作为一位才华出众的艺术 家，他的影响力已经达到了巅峰。因此，这些对话录比后期的作品更 容易阅读，因为它们更有文采，只是我们更难理解其中的哲学精粹 了。

    在早期的几篇对话录里，有这样一些谈话者，当要他们给某个术 语下定义时，他们都犯了一个根本而普遍的错误：他们不是在下定 义，只是在举例子。像尤塞弗洛那样回答什么是神圣的问题是没有用 的。他说，神圣就是揭发亵渎宗教的人。但这实际上根本不是什么定 义，它只是说明了揭发亵渎者是一种神圣的行为，但神圣的行为也可 以是别的。至于神圣到底是什么，我们仍然不知道。这就像问什么是 哲学家，有人回答说苏格拉底就是一位哲学家。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当 时谈话的情景，就会发现那种场面带着一些可笑的讽刺意味。苏格拉 底为了揭露对他的指控的本质而前往法庭，路上遇到了尤塞弗洛，后 者也正好要打一个官司，他准备去控告自己的父亲杀死了一个玩忽职 守的奴隶。尤塞弗洛是按照公众的正统惯例和宗教习俗去做的，并表 现出许多人所具有的那种自信。这种人对自己社会的习俗从不加以批 评，而总是给予有力的支持。于是苏格拉底就夸他是一位专家，还假 装向他请教道德问题，说他一定是这方面的权威。

    姑且先把道德问题放到一边，我们发现苏格拉底圆满地解释了逻 辑上所需要的东西。我们在探寻神圣的“形式”，换句话说，是什么 使神圣的事物成为神圣的。用大家更习惯的话来说，我们现在要运用 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来论述这个问题。因此，只有当某种动物具有理 性时，“它”才是人，也许蹒跚学步的孩子应该排除在外，他们是从 匍匐爬行开始的，就像其他四足动物一样。我们可以用两个相交圆的 图解方法来说明这一点。人（被定义的术语）就是两个相交圆的共同 部分，而这两个圆涵盖的分别是理性的和动物的范围。我们定义的方 法就是提出其中一个术语如“动物”，然后用第二个术语“理性的” 对它加以限定。第一个术语叫做“种”，第二个就是“属差”，也就 是从动物中挑选出人来。如果你同意，人就是具有理性属差的动物。 至少教科书上似乎是这样说的。如果慎重些考虑的话，人们就会怀 疑，这个定义（尽管在形式上是对的）会不会在实质上是一个虔诚的 错误呢？

    在伦理学方面，对话录清晰地展现了雅典的国教，也阐明了苏格 拉底的伦理观和它有什么不同。这种差异是权威主义与原教旨主义伦 理观的差异。尤塞弗洛对神圣的定义是诸神的一致赞同，当苏格拉底 想对这个定义做出进一步阐释时，问题就变得清晰起来。苏格拉底想 知道，事物是因为得到了诸神的赞同才神圣呢，还是因为它神圣，诸 神才赞同它？显然，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含蓄地批判了尤塞弗洛的观 点。对他来说，问题的关键在于诸神会发出该做什么事的指令。在雅 典历史上存在过国教，这实际上就意味着必须完全服从市民大会颁布 的法令。奇怪的是，苏格拉底本人竟然承认这个问题是一个政治惯 例，但他同时又觉得自己不得不对国家本身的活动提出伦理上的质 疑，这种做法是当今的“尤塞弗洛们”不会也不可能想到的，同时， 这马上就引发了古老的“分裂忠诚”两难推理，如前所述，“分裂忠 诚”正是古希腊戏剧的核心主题之一。

    从法律与正义的问题始终伴随着我们这一事实中，我们可以清楚 地看到，“分裂忠诚”绝不是一个已经消失和被埋葬了的问题，法律 与公正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当我们发现某项法律不公正，但又被要 求服从时，我们怎么办？当我们盲目服从政治主子，使世界面临无法 挽回的毁灭威胁时，这个问题就会变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敏感。

    总之，尤塞弗洛与苏格拉底的不同就在于，前者认为法律是某种 静态的东西，而后者的观点则暗示法律并非不可更改。尽管苏格拉底 没有用更多的话来详细阐述这一点，但他在这里表现得更像一位社会 理论中的经验主义者。这就使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去探讨某些惯例的善 恶问题，而不管是谁在掌握它们。他肯定也清楚，这样做会招致国家 的厌恶和迫害，这对于那些触犯了正统观念根基的“异端”思想家来 说，似乎是一种常见的命运。即使他们可能是出于完全公正的动机， 去纠正别人所受的不公对待，也同样会遭到敌视。

    在《克里笃篇》里，苏格拉底表现出了他对雅典法律的态度，该 篇说他拒绝采用越狱的方式来逃生。尽管法律是不公正的，但也必须 遵守，以免败坏法律的声望。然而他却没有认识到，正是因为不公 正，法律才会臭名昭著。

    苏格拉底在权威问题上前后不一的态度，使他放弃了简单易行的 逃生方式。由于他不肯妥协，检察官不得不动手行刑。他成了自由思 想的殉道者。《斐多篇》描述了他的临终时刻，这篇作品当属西方文 学的杰作之列。谈话的中心议题是试图证明灵魂是不朽的。我们不必 在这里考虑这些论证的细节。尽管他们提到了关于灵与肉的一些有趣 的话题，但作为论证，他们做得还是不够成功的。在谈话快结束时， 讨论达到了无人再提反对意见的地步。虽然他们不可能完全忽视毕达 哥拉斯学派的观点，即新的难点将随之产生，但似乎是由于该事件的 不祥气氛和对苏格拉底的忠诚感情，使得他们克制住了自己，不再对 他的结论提出最后的质疑。从哲学角度看，对话录中最有价值的部分 也许是对假说和演绎法的描述。这正是一切科学论证的骨架。

    当朋友们在论证中因遇到无法解决的困难而有些沮丧时，苏格拉 底就对问题进行解释。他告诫朋友们不要厌恶讨论，不要总是怀疑和 拒绝论证，随后他还就自己的方法作了一番正式的总结。

    我们应该先从某种假设或假说开始。“假设”和“假说”的含义 是一样的，都有在某种前提下提出的意思，关键是我们必须为即将建 立的论证打好基础。从假说中演绎出必然的结论，然后看它是否与事 实相一致，这就是“顾全现象”最初的含义：如果一个假设的结论与 事实相似，那就是顾全了现象（出现在我们周围的事物）。毫无疑 问，这一概念最初与后期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天文学有关，尤其是与流 星或行星的概念有关。它们的表象运动是不规则的，而不规则的特性 不符合形而上学对简单化的要求，因此他们需要用一个简单的假说来 顾全现象。

    如果事实和假设的结论不一致，那么假设就是失败的，我们就不 得不另外提出假说。我们必须注意到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假说本 身还是没有得到证明。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随便选择出发点，但它的 确意味着，论证必须从所有参与者承认的某个事物开始，即使不是为 了得出定论，至少也要考虑论证的需要。而假说的证明则完全是另一 码事，这时我们的论证就必须从一个更高的起点开始，该假设应该能 推出一定的结论。这正是苏格拉底所设想的辩证法的任务。我们必须 从消除其特殊性的角度，推翻各类科学的特殊假说。说到底，辩证法 的目标就是要达到最高的起点，也就是善的形式，这当然会让我们觉 得有些前景黯淡，但实际上，理论科学总是在朝着更普遍化的方向前 进的，也就是说，在朝着各个领域的统一方向前进，而这些领域看起 来似乎是各不相关的。对于数理哲学家来说，理论科学更是朝着算术 与几何的统一方向前进的。大约两千年后，笛卡尔以其过人的才华解 决了这个问题。

    我们知道，苏格拉底并不是最早通过假设进行论证的人。爱利亚 学派早就把这一程序运用到了批判多元论的辩论中，但总的来说，他 们论证的目的是否定和摧毁。而这里却出现了一个顾全现象的新概 念，换言之，问题在于当我们观察事实的时候，我们要对它做出某种 肯定的解释或“逻各斯”。我们正是通过假说来解释事实的。值得注 意的是，这种方法中隐藏着一个伦理学概念，即被解释过的事实总是 要比没有解释过的好。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苏格拉底就曾经认为，没 有经过审验的生活是不值得去过的。总之，这一切都与毕达哥拉斯 “探索本身就是善”的伦理观念有关。而且，那种日益增强的统一化 趋势（直到万物最终归于善的形式），在某种程度上还表明了爱利亚 学说积极的一面。善的形式与爱利亚学派的“太一”在下面这一点上 是一致的，即理论学将以这些概念所暗示的方式发挥作用。

    对假说与演绎法论述得最好的，当首推《斐多篇》。奇怪的是， 苏格拉底好像从来没有发觉这种方法与他的知识论之间存在着某种令 人费解的矛盾。由于运用了假说的演绎理论，显然就要求所需顾全的 现象本身必须是准确无误的，否则就无法在现象与假说结论之间进行 比较。另一方面，现象可以通过感知来理解，而苏格拉底却认为感知 可能会产生错误的意见。因此，如果我们要认真考虑假说和演绎法， 就必须抛弃苏格拉底的知识论和意见论。同时，它们也间接地破坏了 理念论，因为理念论的基础正是建立在知识与意见的区别之上的。这 个问题早就被经验主义者解决了。

    一种假说最初是怎样建立起来的，这个问题尚未被触及，对此我 们无法给出一个统一的答案，何况也没有什么可以确保探索成功的正 式规定。也许正因为苏格拉底有远见，他才根本不提这个问题。诸如 发明的逻辑性之类的问题是不存在的。

    从同一个角度看，《斐多篇》与《申辩篇》显然都属于历史文 献。《斐多篇》展示了苏格拉底所坚持的生活方式，这种态度直到去 世也没有改变。他总是体谅别人，有一种不自觉的自信感；他勇敢而 从容，在他看来，情感过分外露有失尊严；他还责备他的朋友们，在 他喝毒芹酒前的最后时刻，不该紧张得几近崩溃。相反，他自己却若 无其事地喝下了毒酒，然后躺下来静候死神的光临。他临终前最后的 请求，是希望他的朋友克力同在阿斯克勒庇俄斯跟前献祭一只公鸡。 在他眼里，死亡就是灵魂从肉体中解脱出来，就像接受一种治疗一 样。

    我们在对话录《巴门尼德篇》中已经讨论了巴门尼德对苏格拉底 理念论的批判。在《泰阿泰德篇》中，我们的确远离了苏格拉底的理 论，柏拉图自己的学说正开始成形。如前所述，苏格拉底认为知识具 有形式，而感知只能产生意见，这一观点正确地强调了数理知识与感 知经验之间的某些差异，但它作为一般的知识论却从未成功过。实际 上，《巴门尼德篇》就指出了它不可能成功的原因，而《泰阿泰德 篇》为解决这个问题又做了新的努力。

    在《泰阿泰德篇》中，苏格拉底仍然是中心人物之一。该篇批判 了《理想国》中隐藏的知识论，所以这个问题由苏格拉底本人来探 讨，似乎并无不妥。但这时苏格拉底的观点已经不再处于主导地位 了。在随后的对话录中，柏拉图终于提出了自己成熟的观点，并且借 一个陌生人之口讲述了自己的理论，于是苏格拉底也就消失了。

    对话录得名于著名的数学家泰阿泰德，他以精于算术和几何学而 著称于世。他发明了计算二次不尽根的一般方法，还完成了正立面体 理论。我们从对话录中可以看到，在苏格拉底受审前不久，他已经是 一个前途无量的青年了。公元前369年的科林斯战役之后，泰阿泰德因 伤身亡。本篇的问世就是对他的纪念。

    对话录序言中的玩笑引出了什么是知识的问题。起初，泰阿泰德 也是犯了常见的错误，即不是下定义，而是举例子。但他很快就意识 到了这一点，并给出了第一个定义。他说，知识就是基本感觉。这是 一个通用的希腊术语，意指任何类型的感觉。英语中的“麻醉”只是 失去知觉的意思。更具体地说，我们在这里考虑的就是感知。“知识 就是感知”的观点实际上与普罗泰戈拉的原则是一致的，他认为人是 万物的尺度。在感官知觉中，事物以其原样出现，因此我们是不会搞 错的。在下面的讨论中，问题变得明晰起来，即他给知识下的定义是 不充分的。首先，我们不可能真的认为，某种事物就是以它出现的原 样存在的，因为事实上没有任何事物是这样。正如赫拉克利特所说， 事物总是处在一种不断形成的状态中。感知实际上是知觉者与知觉对 象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且，普罗泰戈拉自己也承认，在必须有定论的 问题上，一个人的观点不一定比另一个人的好，专家的判断也不一定 就比外行的判断准确。另外，一个毫无哲学思想的人基本上不会赞同 这种准则，所以这本身就意味着普罗泰戈拉必须承认，他的理论对于 这样一个人来说，是不真的。讨论的结果是：如果我们想按照赫拉克 利特的流变学说来描述知识，那么我们就找不到什么可说的东西，因 为每当我们用某个词去约束任何一个事物的时候，它都已经消失在别 的事物之中了。所以我们必须试试用别的方法来解答什么是知识的问 题。

    下面，让我们考虑一下这个事实：当各种感官都有其特定的对象 时，通过不同的感官就可以获取不同的知觉，如果有任何东西需要这 些不同的知觉发生联系，那么它就会要求用到某种总体的感官功能。 这个总体感官就是灵魂或心灵，柏拉图对这两个词没有作明显的区 分。灵魂可以理解这样一些普遍属性，如一致、差异、存在和数量， 同时它还可以理解伦理和艺术的一般属性。因为我们不能把知识简单 地定义为感官知觉，我们应该尽力从灵魂的角度找到知识的定义。灵 魂的作用就是进行自我对话。当某个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时，我 们就说这是由于灵魂做出了判断。现在，我们必须来证实一下能否把 知识定义为正确的判断。我们通过调查发现，这一理论不可能对错误 或错误的判断做出满意的解释。很显然，所有的人都会承认犯错误是 不可避免的。真理与谬误的区别在这个层面上还没有被揭示出来。柏 拉图所做的只是开拓性工作，因为他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在当时还 没有完全展开。

    假如判断是灵魂本身的一种活动，那么就不可能有错误的判断。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心灵就像一块刻有记忆标识的平板，那么谬 误可能就存在于当前的感觉与错误标记的联系中。但如果遇到算术错 误，这就不起作用了，因为我们对它没有感觉。如果我们把心灵比做 鸟笼，笼子里的这些鸟就是知识的各个片断，那么我们偶尔也会抓错 某只鸟，而这只被抓错的鸟就是谬误。但是，犯错并不等于说出一个 离题的真理，因此我们必须事先设想其中一些鸟就代表着某种谬误。 但这样一来另一个问题又出现了，即如果我们抓到了其中的某只鸟， 而且一抓到就知道它正是某个谬误，那我们就永远不会去犯这个错 误，另外，我们还注意到了这个论证所忽略的一点，即如果我们导入 了各种谬误（事先就存在），那么在解释谬误时，整个叙述就会变成 一种循环论证。

    况且，一个人做出某个正确的判断很可能是由于偶然原因或其他 原因，比如说，他要坚持某个观点，而这个观点碰巧在事实上又是正 确的，知识的最终定义企图符合如下论述：所谓知识就是有论证支持 的正确判断，没有论证就没有知识。我们不妨想一想那些字母，它们 可以有名称，但没有含义。当它们组成音节而这些音节又可以被分析 时，它们就成了知识的对象。但是，假如音节只是字母的堆砌，那么 它们就像其本身一样，是不可知的。如果音节不仅仅是字母的堆砌 （还有其他特征），那么正是这个附加特征才使它们变成了可知的。 如此看来，上述知识定义就毫无意义了。另外，这里所说的论证又是 什么意思呢？很显然，论证就是去解释某一事物如何与其他一切事物 不同。我们可以说论证就是进一步的判断，也可以说它就是关于事物 间区别的知识。前一种说法意味着某种回归，后一种则是定义上的某 种循环。尽管我们的问题没能找到解决的办法，但也澄清了某些误 解。无论是感知还是推理，都无法做到单独解释知识。

    知识问题和谬误问题显然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由于在目前 的讨论中，哪一个方面都不能得到解决，所以我们必须换一个新起 点。现在就让我们把注意力转移到这个新起点上来吧。

    来看另一篇对话录，它是《泰阿泰德篇》中的对话在次日的继 续，这就是《诡辩家篇》。从文风上看，该篇的写作年代可能比《泰 阿泰德篇》要晚很多。虽然进行讨论的还是原来那些人，但现场多了 一位爱利亚的陌生人。正是这位陌生人成了对话的中心，而苏格拉底 只充当了一个微不足道的配角。从表面上看，《诡辩家篇》所涉及的 是一个定义问题，即何为诡辩家，怎样才能把他与哲学家区分开来。 这里面似乎隐藏着某种交锋，它主要是针对梅加腊的苏格拉底学派 的，该派提出了一种片面而具有破坏性的爱利亚强辩模式。从这位爱 利亚陌生人的嘴里，我们似乎听到了柏拉图自己的声音，该篇表现出 对论点更为正确的把握，并提出了一个解决谬误问题的高明方法。柏 拉图借这位陌生人的口，使我们了解到他自己坚持了哲学发展的真正 传统，而梅加腊诡辩家的悖论贩子已经误入了歧途。

    事实上，《诡辩家篇》所讨论的问题是巴门尼德关于“不存在” 的难题。巴门尼德认为，这个问题主要与物质世界有关，而其追随者 却把它扩展到了逻辑学领域，我们在这里要验证的正是这个问题。在 谈论对话录这个核心问题之前，我们也许应该对划分方法稍加评论， 因为它是阿卡德米的分类程序。亚里士多德就是在阿卡德米学习期间 进行他的动物分类工作的。这种方法为我们提供了详尽的术语定义， 其过程是，先从“种”开始，然后通过给出一组可以替换的“属 差”，一步步将其逐级一分为二。《诡辩家篇》给出了一个解释这一 过程的初步例子，需要被定义的术语是钓鱼。首先，钓鱼是一门技 术，因而技术就构成了第一个“种”；我们可以把技术分为生产技术 和获取技术，钓鱼显然属于第二种；现在，获取又可以分为两种情 况，一是获取对象是心甘情愿的，二是获取对象完全是被捕获到的， 钓鱼就属于后面这种情况；捕获又可分为公开的和隐蔽的，钓鱼属于 后者；被捕获的东西可以是没有生命的，也可以是有生命的，钓鱼的 对象就属于后一种；动物可能生活在陆地上，也可能生活在水里，这 里所需定义的术语就属于后者；生活在水里的动物可以是禽类，也可 以是鱼类，而鱼可用网或鱼钩来捕获；捕鱼在夜里或白天进行都可 以，而钓鱼是在白天进行的；我们可以把钩放到水上，也可以放到水 下，钓鱼则属于后者。现在，回顾一下我们的步骤，并且把所有“属 差”聚在一起，我们就可以给钓鱼下这么一个定义：这是一种在白天 进行的、用隐蔽方式将钩放到水下并捕获水生动物的技术。当然，我 们也不必对这个例子太较真，选择它作例子是因为我们也可以把诡辩 家看做钓鱼者，只不过他们的猎物是人的灵魂。关于诡辩家的种种定 义也是如此，我们不必对此深究下去。

    现在我们转到爱利亚问题的讨论上来。正如那位陌生人敏锐地指 出的那样，之所以会产生关于“不存在”的难题，正是因为哲学家们 未能正确地理解“存在”的含义。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泰阿泰德 篇》中认为知识至少要有相互作用，因此也就需要“运动”（不管它 还需要别的什么）。但知识同样需要“静止”，否则任何东西都不可 以谈论了。如果事物要作为探究的对象，那么它们就必须在某种意义 上保持原样。这也给了我们一个解决这个难题的暗示，因为运动和静 止肯定都是存在的，但由于它们相互对立，因此无法结合在一起。它 们本身似乎可以有三种组合的可能，要么是万物保持完全分离的状 态，这时候运动和静止都不能与“存在”发生关系；要么是万物可以 合并在一起，那么运动和静止也应当能够合并在一起，但它们显然又 不能。因此问题仍然是，某些事物可以合并，另一些则不能。解决难 题的办法就是承认“存在”和“不存在”的说法本身就是毫无意义 的。它们只有出现在某个判断中才有意义。所谓“形式”和种类，如 运动、静止、存在，都是《泰阿泰德篇》中已经提到过的普遍属性， 它们显然有别于苏格拉底的“形式”。后来的“范畴论”就是从这种 柏拉图式的形式论发展起来的。

    辩证法的作用就是研究哪些形式或“最高种类”能够结合，哪些 不能。正如我们所了解的那样，运动和静止是不可以结合在一起的， 但是它们能够分别和“存在”结合，而且自身都存在。另外，运动与 它本身是一致的，但不同于静止。相同或等同、不同或相异，就像 “存在”一样无所不在。因为它们每一方都与自身等同，而与所有其 他方面相异。

    现在，我们可以了解“不存在”是什么意思了。我们可以说运动 既存在又不存在，因为它是运动，而非静止。那么在这个意义上， “不存在”与“存在”就属于同一层次。但是很明显，这里所说的 “不存在”绝不能完全抽象地去理解。它是这样的“不存在”，或者 更确切地说，它不同于这样的“存在”。柏拉图由此找到了困难的根 源。用现代的行业术语来说，我们必须把“is（是）”在存在判断方 面的用法和它作为命题系动词的用法加以区分。其中后一种用法具有 重要的逻辑意义。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可以对谬误做出一个简单的解释。正确的 判断就是按事物的原样做出判断。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就会做出不正 确的判断，因而出现失误。可能让读者感到意外的是，这个结果并不 像他们认为的那样艰难和神秘。但是我们一旦知道了解决办法，就可 以处理任何问题。

    最后，我们还可以看到，《泰阿泰德篇》中的问题也顺便被解决 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不是一个恰当的问题。我们必须坚持判断， 而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这些判断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错误的。但 我们怎样才能知道一个判断的正确与否呢？答案就是，如果它与事物 相符，那么它就是正确的，否则就是错误的，没有什么正式标准能确 保我们不犯错误。

    我们刚才对“不存在”所作的概括性解释，使我们从此能够处理 “变化论”。它也使赫拉克利特的理论变得更为清晰，并去掉了它表 面的悖论色彩。柏拉图还提出了“变化论”，这和我们今天所了解的 原子论及数学物理直接相关。这一理论是在《泰缪斯篇》中提出来 的，该篇是柏拉图思想成熟期和最后阶段的一篇对话录，其中对宇宙 进化论的解释将使我们离题太远，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其中有大量毕 达哥拉斯学说的成分，还有正确解释行星运动的种种提示。没错，太 阳中心说可能就是阿卡德米的发现。这篇对话录还谈到了许多别的科 学问题，但我们不得不把它们放在一边。

    我们现在就转到柏拉图的“几何或数学原子论”上去。按照这个 观点，我们必须将形式、基本物质和感性世界的有形实在区分开来。 这里的基本物质仅仅是指虚空，可感知的实在是种种形式与空间混合 的结果，这些形式在空间里留下了痕迹。柏拉图在这个基础上，为我 们提供了用四种元素来解释物质世界的方法，这个世界既是物理的， 又是生物的，但这些元素现在被依次认为是由两种基本三角形构成的 几何体，其中包括半个等边三角形和一个直角等腰三角形，也就是半 个正方形。我们可以用这些三角形构成五种正立体之中的四种。四面 体、立方体、八面体和二十面体分别代表火、土、气、水的基本粒 子。通过把这些立体拆分成构成它们的三角形，再将其重新编排，就 可以实现元素间的变换。另外，火的粒子具有锐利的尖头，可以刺穿 别的立体；而水是由平滑的粒子构成的，所以水会流动。事实上，这 里所说的变换理论就是近代物理理论的一个了不起的前辈。和德谟克 利特的唯物主义原子论相比，柏拉图确实领先了一大步。这些基本三 角形显然就相当于近代物理学中的核或基本粒子，它们是基本粒子的 组成部分。我们还会看到，这些粒子并没有被称为原子，对古希腊人 来说，这是一个明显的错误。原子的字面意思是指一种不可分割的东 西，因此，严格地说，由其他成分构成的东西是不应该叫做原子的。

    柏拉图在这方面正是近代主要科学传统的先行者。一切事物都可 以归于几何，这是笛卡尔明确提出的观点，爱因斯坦也以另一种方式 说明了这一点。当然，柏拉图拘泥于四种元素，从某种意义上说，这 的确是他的一种局限性。他之所以选择四种元素，是因为这个观点在 当时非常盛行。柏拉图所作的努力就是要“顾全现象”，而对这个观 点给出“逻各斯”或解释，他提出的假说是数学式的。我们知道，从 数的观点看，世界最终是可以解释清楚的，这也是柏拉图接受的部分 毕达哥拉斯学说。因此，我们得到了一个可以进行物理解释的数学模 式。就方法来说，这也正是今天的数理物理学的目标。

    这个理论应该和正立体理论有一种特殊的联系，也许这就是毕达 哥拉斯学派神秘主义的一个特征。的确，在这个方案中，我们没有找 到十二面体。在五种立体中，只有这一种的各个面不是由两种基本三 角形，而是由等边五角形构成的。我们回顾一下就知道，五角形正是 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神秘符号之一，它的构造要涉及无理数，我们在讨 论后期毕达哥拉斯学派时曾提到过无理数，而且，十二面体看上去要 比其他四个立体都要圆一些，因此柏拉图就用它来代表世界。这种思 维并不影响这个数学模式的合理性。

    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无法在这里完全展开柏拉图的数学理论。但 不管怎样，我们必须靠对话录中的部分提示和亚里士多德的某些讲 述，才能把这一理论完整地拼接出来。但是，注意以下两件事是很重 要的：

    首先是柏拉图（就算不是他，也是阿卡德米学院）修正了毕达哥 拉斯学派有关数的理论，使它免遭爱利亚学派的批判。在这里，他还 预示了一个十分现代的观点。数的序列被认为是从“零”而不是从 “单元”开始，这就为发展一般的无理数理论提供了可能性。如果有 谁“卖弄”学问，现在就不应该再像当初那样说他无理了，同样，在 几何学中，线被认为是由一个点的运动产生的，这个观点在牛顿的流 数理论中充当了主角，流数理论就是后来被称为微分的原形之一。我 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根据辩证法精神，这些发展促进了算术与几何学 的统一。

    第二件重要的事就是据亚里士多德说，柏拉图曾经说过数不能相 加，这个声明实际上包含着一种极具现代色彩的数字观的萌芽，和毕 达哥拉斯学派一样，柏拉图也把数视为形式，而形式显然是不可以相 加的，当我们作加法时，只是把某一类东西放在一起。比如卵石。但 是数学家们所说的这类东西却既不同于卵石，也不同于形式，而似乎 是介于两者之间，数学家们相加的东西并没有被确定属于哪一类，它 可以属于任何一类，只要在相关的方面，所有相加的东西都属于同一 类。根据弗雷格、怀特和我给数下的定义来看，这一点就变得十分明 晰了。例如，数“3”代表一切种类的三重物；一个三重物则代表了给 定类别的这一类事物。同样，其他任何基数无不如此。数“2”代表所 有二重物，一个二重物则是某一类事物。你可以把属于同一类的一个 三重物和一个二重物相加，但不可以把数“3”和数“2”加在一起。

    至此，我们仅仅是对柏拉图的某些重要理论作了一番简要的概 括。就思想的广度和深度而言，很少别的哲学家能与柏拉图相比（即便有，也十分罕见），而超过他的人，则一个也没有。任何打算从事 哲学研究的人如果忽视了他，都是不明智的。

    亚里士多德是居住在雅典，并在那里讲学的三位伟大思想家中的 最后一位，他也许是最早的职业哲学家，在他生活的年代，古典时期 的巅峰已经过去，雅典在政治上正变得日渐衰落，马其顿的亚历山大 （年轻时曾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为希腊化世界的繁荣打下了帝国基 础，不过这是以后的事。

    亚里士多德与苏格拉底、柏拉图不同，他是寄居在雅典的外地人。他大约在公元前384年降生于色雷斯的斯塔基拉，他的父亲是马其 顿国王的御医。18岁那年，亚里士多德就被送到了雅典的阿卡德米学 院，师从柏拉图。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他始终是阿卡德米的一员，直到公元前348年至公元前347年柏拉图辞世，他才离开那里。由 于阿卡德米的新任院长斯波西普斯具有强烈的柏拉图式数学倾向，而 这种倾向正是亚里士多德懂得最少和最不喜欢的，因此他离开了雅 典。

    我们发现，在接下来的12年里，他在很多地方工作过，小亚细亚 海岸的密西亚统治者赫米阿斯曾是亚里士多德的老同学，亚里士多德 后来应他的邀请加入了当地的一个阿卡德米同学会，并娶了东道主的侄女为妻。三年后，他去了累斯博斯岛的米提利尼。

    前面说过，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分类工作是他在阿卡德米期间进行 的。他在爱琴海居住的日子里，肯定也做过海洋生物学的研究，他在 该领域所做的贡献，直到19世纪才有人超越。公元前343年，他被召到 马其顿国王菲力浦二世的宫庭里，担任王子亚历山大的导师。亚里士 多德任该职达三年之久，但我们却找不到这个时期可信的原始资料， 这也许是一件憾事。人们不禁会感到疑惑，这位智慧的哲学家用什么 方法管住了桀骜不驯的王子。但我们似乎仍然可以肯定地说，两个人 看法完全一致的情况并不多。亚里士多德政治观念的基础是几乎快要 消亡的希腊城邦，而亚历山大大帝统治下的中央集权帝国，在他看来 （实际上是在所有的希腊人看来）就是一种野蛮人的发明。就像在一 般的文化问题上一样，希腊人对自己的城邦制度的优越性表现出相当 的敬意，但时代在改变，城邦在一天天衰落，一个希腊化的大帝国呼 之欲出。关于亚历山大崇尚雅典文化的说法是完全真实的，但那时候 所有人都是这样，并不是因为亚里士多德的缘故。

    从公元前340年到菲力浦去世（公元前335年），亚里士多德一直 在故乡生活。然后，从公元前335年到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去世，他 始终在雅典工作。在这个时期，他创办了自己的学校——吕克昂学 园，这个名称源自阿波罗神庙附近的吕克俄斯（杀狼者）。亚里士多 德在这里为各个班级授课，授课的方式就是在讲堂和庭园中漫步，边 走边讲。由于这一习惯，吕克昂的教学就逐渐获得了逍遥哲学或漫步 哲学的名声。有意思的是，英语单词“论述”（discourse）的原意就 是“来回走”。它的拉丁文前身直到中世纪才开始具有现在的“推理 论证”这一含义，因此，它的最初含义可能与逍遥哲学有关，尽管这 一点还没有完全的定论。亚历山大去世后，雅典人开始起义，反抗马 其顿的统治。亚里士多德自然也被人另眼相看，人们怀疑他是马其顿 的支持者，并以亵神的罪名指控他。苏格拉底的案子已经说明，这种 法律实践有时候会导致不愉快的结局。亚里士多德可不是苏格拉底， 他决定躲避“爱国者们”的魔爪，以免被雅典人再添上一个反哲学的 罪名。他让狄奥弗拉斯图来管理吕克昂学园，自己则退居到了加尔西 斯，直到公元前322年离开这个世界。

    亚里士多德留存至今的绝大部分著作都属于第二雅典时期。这些 作品并非全都是真正的书。似乎争议最少的是，亚里士多德全集中有 的部分是根据授课笔记写成的，因此亚里士多德看来就是这些教材的 第一作者。而有些作品则简直像学生们的记录。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在文风上显得枯燥平淡，尽管据说他也曾仿效柏拉 图写过一些对话录。亚里士多德的对话录没有一篇得以留传下来，但 从他别的作品来看，他在文学上的地位显然无法与柏拉图相比。柏拉 图写出了令人激动的杰作，而亚里士多德却制造出干巴乏味的教科 书；柏拉图文采飞扬，写下了散文一样优美的对话录，而亚里士多德 写的却是系统的论文。

    要了解亚里士多德，必须知道他是第一个批判柏拉图的人。但我 们并不能说亚里士多德的批判都是有理有据的。当他陈述柏拉图学说 时，我们有理由信任他；但当他继续解释其意义时，就不那么可信 了，当然，我们可以设想亚里士多德熟知当时的数学，他是阿卡德米 成员之一的事实似乎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但同样明显的是，他并不赞 同柏拉图的数学哲学，实际上，他也从来没有真正弄懂过它。当他评 论前苏格拉底学派时，我们也必须同样持保留态度，可以信赖他所作 的间接陈述，但绝不能完全相信他所有的解释。

    亚里士多德还是一位著名的生物学家，尽管我们能体谅他的一些 十分古怪的过失，他在物理学和天文学方面的观点也只能说是混杂不 清，令人失望；而综合了米利都学派与毕达哥拉斯学派传统的柏拉 图，在这一领域却非常接近正确目标，后来的希腊科学家，如阿里斯 塔克和埃拉托色尼，也都是这样。亚里士多德对系统思维最著名的贡 献就是他的逻辑学著作，尽管其中有相当部分源自柏拉图的观点，但 柏拉图的逻辑学说散见于大量其他材料中，而亚里士多德则把它们搜 集起来，并以一种至今仍然保持原样的讲授方式提了出来。亚里士多 德的影响曾经一度阻碍了历史的进步，这主要是由于他的许多追随者 持一种盲从的教条主义态度。当然，我们不能责怪亚里士多德本人。 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复兴仍然是与亚里士多德决裂而重新走向柏拉 图。就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本身而言，仍然是古典时代的产物，尽管雅 典在他出生之前就渐渐衰落了。对于自己有生之年发生的政治变革的 重要意义，他从来没有理解过，而古典时代早已逝去多年了。

    我们讨论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时之所以颇觉困难，一是由于它 大量散见于其所有的作品之中，二是由于他没有作某种明确的交代。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形而上学和亚里士多德时代的形 而上学含义是不一样的。形而上学的字面意思只是“在物理学之 后”，之所以如此称呼，是因为一位早期的编辑在安排作品顺序时把 它放在了物理学之后。也许把它放在物理学之前更恰当一些，因为那 个位置本来就属于它。亚里士多德可能会称它为“第一哲学”，也就 是对于研究工作的一般前提的讨论，然而“形而上学”这个名称已经 传播开了。

    可以这样说，亚里士多德在这一领域的工作就是试图以自己的新 理论来取代苏格拉底的理念论。他的主要批判就是应用于参与学说的 “第三者论证”，但这不过是附和了柏拉图在《巴门尼德篇》中的意 见而已，因为亚里士多德转换了物质论和形式论。例如，用来建造圆 柱的材料是物质，而类似于建筑师画的圆柱图样的东西就是形式。在 某种意义上，两者都是抽象概念，而两者的结合才是真实的该物体。 亚里士多德也许会说，正是这种形式被施加到物质上时，才使后者能 以原样存在。形式赋予物质特征，实际上就是使物质变成了某种实 体。如果我们想正确地理解亚里士多德的话，有一点特别重要，那就 是不能把物质和实体混为一谈。“实体”一词是从亚里士多德时代的 希腊文直译过来的，其含义是“基础的东西”，它是某种不变的事 物，是品质的载体。正因为我们会自然地倾向于按照某种原子论来思 考，所以才会将实体与物质混为一谈。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原子就是 物质的统一体，其作用是承载品质和解释变化。我们在谈到原子论者 时就已经暗示过这一点了。

    按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形式无论如何也比物质更重要，因为形式 是可以创造的。当然，物质也需要，但仅仅是被当做原材料而已。从 字面意思上说，形式最终是实体的，按照刚才的解释，显然就意味着 形式是构成现实世界的基本的、不变的、永恒的实体，因此归根结底 这与苏格拉底的理念或形式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假如说形式是实体 的，那就意味着它们独立于个体事物而存在着，至于这种实体是怎样 存在的，则从来没有过明晰的解释，不管怎么说，似乎还没有人打算 给它们确定一个属于它们自己的独特世界。值得注意的是，亚里士多 德认为，他的形式与共相是全然不同的。实际上，对理念论的批判和 一个简单的语言观点有关。在日常会话中，有些词代表事物，有些词 则描述该事物的样子，前者是名词，后者是形容词。用专门的术语来 说，名词有时又叫“表示独立存在的词”。这一术语可以追溯到希腊 化时代，并且揭示了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对语法学家产生了多么巨大的 影响。因此，名词也就是实体词，而形容词则是表示品质的词。但如 果我们由此推断出肯定独立存在着以形容词命名的共相，那就错了， 亚里士多德的共相观点是更有机的，类似于生物学家的观点。

    共相总会在一定程度上干预事物的生成，但共相并不存在于自己 的影子世界里。尽管亚里士多德不打算用他的物质——形式理论来取 代共相，但他的理论却和这个问题有关。而且正如我们所知，它也并 没有真的脱离理念论。我们还应该记住很重要的一点，按照亚里士多 德的理论，人们完全可以恰当地谈到非物质的实体，灵魂就是一个例 子，它赋予肉体以形式。灵魂本身是一个实体，却又是非物质的。

    有一个问题是伴随着共相问题出现的，就是如何解释变化的问 题。有些人，如巴门尼德，发觉这个问题过于复杂，于是干脆否定了 变化的存在。而另一些人则采纳了某种精细的爱利亚学说，并用原子 论来进行解释。还有一些人则继续利用部分共相论，凡此种种，前面 都已经提到过了。我们发现与原子论相比，亚里士多德的现实性和潜 在性理论更类似于共相论。

    在讨论潜在性问题时，我们应该注意把它没有价值的一种形式抛 开。有一种说法认为，潜在仅仅是起了“马后炮”的作用。假如一瓶 油已经燃烧起来了，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这是因为它事先具有了燃烧 的潜在性，但是显然，这根本不能算什么解释。的确，某些哲学学派 正是根据这种理由，否认在这个问题上能够说出任何有价值的观点。 正如我们后面将看到的那样，梅加腊的安提斯泰尼就是其中之一。根 据这种观点，事物或者具有，或者不具有某种性质，除此之外全是废 话。但是，我们显然确实可以做出这样的陈述，如“油是可燃的”， 而且它们完全具有意义。亚里士多德的分析为我们提供了正确答案。 当我们说一个事物具有A的潜在性时，我们指的是在某种条件下，潜在 性确实会变成事实。说“油是可燃的”就是承认如果给出一组指定的 条件，它就会燃烧。因此，如果温度正合适，那么你在油面上划一根 火柴就能把它点燃。当然，这里所说的条件必须是事实上能够出现的 条件，或者是现实的条件。从这样的逻辑意义上说，现实的要优于潜 在的，这时，就可以用一种实体来解释变化了，这种实体就是能在其 中变成现实的一系列品质的潜在载体，无论这种解释在实践中可能有 什么样的缺陷，但它至少在原则上是重要的，如果我们还记得亚里士 多德对潜在性的解释，这种方法显然能让我们更多地联想到苏格拉底 和柏拉图，而不是原子论者。亚里士多德在生物学方面的兴趣影响了 其部分观点，因为潜在性在生物学中尤其有用。但是，这个观点还不 是很完整，因为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它还没有涉及，即它没有提到各种 变化是怎样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在这方面，亚里士多德有一个十 分详尽的答案，我们将在谈到他的因果论时再考虑。至于宇宙起源 说，还有上帝是第一动因或强大推动力的观点，也将在以后讨论。不 过在这里我们要记住的是，亚里士多德把他的神学看做是我们现在所 称的形而上学的一部分。

    现在，我们转到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上来。前面已经说过，希腊 科学和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证明概念。东方天文学家只满足于记 录现象，而希腊的思想家却在竭力解释它们。证明一个命题的过程包 括建立各种论证。当然，这种工作在亚里士多德之前就已经有人做了 很长时间了，但据我们所知，他们当中还没有一个人对论证所采取的 形式作过详尽的普遍性解释。在这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提供了一种 考察，不管怎样，他和康德都认为这种考察是完整的。他在这方面的 不幸疏忽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已经发觉了对形式逻辑做出普 遍性解释的可能性。也许我们最好马上强调一下非形式逻辑的不存 在，也就是说，论证的普遍性形式是逻辑学的一项研究，亚里士多德 的逻辑学是靠大量与其形而上学相关的假设存在的。首先，他想当然 地认为所有的命题都是“主谓”型的。日常谈话中有很多命题就属于 这种形式，这也正是“实体与品质”形而上学产生的根源之一。当 然，柏拉图早就在《泰阿泰德篇》中提出了这种“主谓”形式，可以 想像，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将该形式派生出来的人。共相问题正是在 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划分命题的依据就是它们所涉及的究竟是共相还 是个别。如果是前者，它们就可以涵盖共相的整个范围，如“人都是 要死的”，这被称为全称命题；换一种情况，命题可能就只包括共相 的一部分，如“有的人是明智的”，这是一个特称命题；而“苏格拉 底是一个人”这样的命题则是单称命题，当我们在某项论证中将这些 命题结合起来时，单称命题就必须被当做全称命题来处理。命题是肯 定的还是否定的，要看它的主语在承认还是在否定什么。

    根据这种分类法，我们现在来看看论证中会发生什么情况。从以 一个或多个命题为前提开始，我们推论出别的命题或这些前提产生的 结果。亚里士多德认为，一切论证的基本类型就是他所说的三段论 法。三段论法就是具有两个“主谓”型前提的论证，而且它的两个前 提必须有一个共同的项。这个中间的项将在结论中消失。以下就是一 个三段论法的例子：所有人都是理性的，婴儿是人，所以婴儿也是理 性的。在这个例子中，结论的确是由两个前提推出的，因此论证是成 立的。至于各前提本身是真是假，则是另一个问题。的确，我们也可 能从错误的前提中推出正确的结论来。但重要的是，如果各前提是真 的，那么任何一个被有效推导出来的结论也必然是真的。所以，揭示 哪些三段式论证有效，哪些无效，是非常重要的。

    亚里士多德对无效的三段论法作了一番系统的解释，首先，各种 论证按其“格”分类，“格”则取决于项的排列。亚里士多德提出了 三种不同的构型，斯多葛学派后来又发现了第四种，在每个“格” 中，有些论证有效，有些则无效。18世纪的瑞士数学家欧拉发明了一 种巧妙的检验三段论法的方法。即用一个圆圈来表示某个项的范围， 这就很容易发现某个论证是否正确，因此就不难看出上文给出的例子 是正确的。经院哲学家给这种“第一格”三段论取了一个专门的名称 ——“巴巴拉”。同样，哺乳动物都不会飞，猪是哺乳动物，所以猪 也不会飞，这也是一个有效的“第一格”论证。这种形式被称为“西 拉伦特”，请注意，在这个特殊例子中，结论是真的，尽管有一个前 提不真，因为蝙蝠就是会飞的哺乳动物。

    亚里士多德在后世的威望，使他的三段论法在其后两千多年中被 逻辑学家们认定为惟一的论证类型。而对三段论法的批判，最后竟然 还是由亚里士多德本人最先提出的。例如：所有人都是会死的，苏格 拉底是人，因此苏格拉底也会死。在这个论证中我们已经假定，如果 想知道第一个前提（人都会死），则必须事先知道结论。因此，这一 论证采用的是未经证明的假定。造成这种误解的原因就在于误解了我 们是如何知道“所有A都是B的”这一结论的。实际上，通常没有必 要，也不会对A逐一检验，看它是不是Bo相反，最常见的做法是检验某 一单个例子，了解其关系就可以了。这一方法在几何学里更是如此， 比如说所有三角形的三角之和等于两个直角之和，在大胆地做出一般 性断定之前，任何明智的几何学家都不会去逐一细看各种三角形，以 消除心中的顾虑。

    简明扼要地说，这就是三段论法的主旨。亚里士多德还论述过由 模态命题构成的三段论，也就是包含“也许”或“一定”，而不是 “是”的陈述句。模态逻辑在现代符号逻辑领域里再次引起了人们的 关注。从较新的发展看来，三段论学说在当今似乎并没有原来想像的 那么重要，就科学领域而言，三段论法的运用并没有证明其前提。于 是出发点的问题就被提了出来。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科学必须开 始于某些不需要论证的陈述。他把这种陈述称为公理，它不一定在人 们的经验中很普遍，但只要一解释就能使人清楚地理解。有一点也许 有必要指出来，那就是和科学探索的进程相比，它更多地涉及一批科 学事实的陈列。叙述的顺序总是遮盖了发现的顺序。在实际探索中， 一旦问题得到解决，许多模糊或不确切的认识就会被清除。

    在谈到公理的时候，亚里士多德脑子里似乎想到过几何学。直到 他那个时代，几何学才开始系统地出现。亚里士多德与欧几里德只隔 了几十年时间，在这段时间里，还没有别的什么科学达到过几何学那 样的地位。似乎从那以后，各类科学就依照某种等级来排序了。在这 里，数学是至高无上的，比如说，天文学的地位就在它之下，因为天 文学必须要用数学来解释其观察到的各种运动，在这一领域，亚里士 多德预见到了后人的工作，尤其是法国实证论者孔德的科学分类法。

    亚里士多德认为语言研究是一项重要的哲学任务，该研究的开创 性工作是由柏拉图在《泰阿泰德篇》和《诡辩家篇》中完成的。事实 上，逻各斯正是希腊哲学的主导概念之一，我们首次遇到这个术语是 在谈论毕达哥拉斯与赫拉克利特的时候。它的含义包括言辞、量度、 准则、论证、原因等，如果我们想了解希腊哲学的精神，就必须记住 这一系列含义的重要性。显然，“逻辑”这个术语就是由它派生出来 的，逻辑学也就是关于逻各斯的科学。但逻辑学有着独特的地位，它 与所谓的正式科学是有区别的。亚里士多德把科学分为三类，其依据 就是每一门科学要达到的主要目的。

    理论科学提供的是知识（在这个意义上，知识是与意见相对立 的）。数学是最明显的例子，尽管亚里士多德把物理学和形而上学也 包括在内。他所说的物理学的含义和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并不完全一 样，它是对空间、时间和因果关系的普遍性研究，我们可能会把其中 某些部分当成形而上学，甚至是逻辑学（如果其含义足够宽泛的 话）。而实用科学（如伦理学）的作用在于控制人们在社会中的行 为。最后是生产科学，它的功能就是指导我们创造使用或艺术欣赏的 对象。

    逻辑学似乎不属于其中任何一类，所以它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一门 科学，而是处理问题的一种普遍方法，对科学来说是不可缺少的。它 为识别和证明提供标准，应该被视为影响科学研究的工具或手段。亚 里士多德在谈到逻辑时所使用的希腊语“工具论”正说明了这一点。 而逻辑这一术语本身则是后来斯多葛学派的发明。至于论证形式的研 究，亚里士多德称它为“逻辑分析学”，字面含义是“释放”。论证 的结构就是这样被“释放”（分析）出来以供验证的。尽管逻辑学与 词汇有关，但亚里士多德认为它涉及的不仅仅是词汇，因为大多数词 语在一定程度上只是代表非词语事物的偶然标记。因此逻辑有别于语 法，尽管它可以对后者产生影响。逻辑学也不是形而上学，因为和存 在事物相比，它更多地涉及我们对这些事物的认识方式。在这里，亚 里士多德拒绝了理念论，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坚持这一理论的人都 会认为，我们现在所说的逻辑学，从狭义上说可能跟形而上学没什么 区别，但亚里士多德正相反，他认为两者截然不同。他试图借助我们 所说的“概念”来解决共相问题，而概念无论如何也不会存在于我们 的世界之外的某个世界里。最后，逻辑学也不同于心理学，这一点在 数学中尤为明显。欧几里德《几何原本》的演绎顺序是一回事，而数 学探索过程中的精神折磨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也就是说，科学的逻辑 结构与科学探索的心理过程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因而在美学中，一 件艺术品的价值与生产的心理学是完全不相干的。

    我们对逻辑学的考察，必须先以介绍的方式在某个方面对语言结 构和其中可能说出的东西进行确定。《范畴篇》根据亚里士多德的 “工具论”讨论了这个问题，就像我们在讨论《诡辩家篇》时所看到 的那样，这项工作也是开始于柏拉图。但亚里士多德的讨论更贴近现 实，与语言事实的关系也更为紧密，它区分了十种能够通过论述加以 识别的一般性范畴，也就是实体、品质、数量、关系、地点、时间、 姿态、状态、动作、属性，第一个范畴就是任何陈述都会涉及的“实 体”，其他的范畴涵盖了各种由某个实体构成的陈述。因此，如果说 到苏格拉底，我们就可以说他具有某种品质（一位哲学家）；他还具 有一定的身高，不管尺寸会是多少，这就解答了数量的范畴；他与别 的事物保持着某种关系，并处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里；他还通过行动 与周围的环境相互发生作用。正如我们后面将看到的那样，《范畴 论》有许多杰出的继承者，虽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人更像是在 从事形而上学研究，而不是亚里士多德的语言研究，最突出的例子就 是康德和黑格尔。

    范畴的确是抽象的概念，它回答那些可能针对任何事物提出的最 普遍的问题。亚里士多德认为范畴就是词的本义，词的本义作为知识 对象和作为判断对象，其含义是不同的。对于第一种情况，亚里士多 德会认为人们有一种直接的理解，在现代语言学中，有时候用它表达 “具有概念”的意思，而不管它可能的概念是什么。人们在某个真判 断中获得的那种知识则完全不同，在这里，概念被结合起来以表示某 一事物的状态。

    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最早试图以系统的方式提出语言和论证的普 遍形式，虽然其中有相当部分是在柏拉图理论的启示下产生的，但这 并没有影响它的价值。柏拉图的逻辑观点零碎地散布在所有的对话录 中，某个特殊问题可能受当时心情的影响被提出来又被放弃掉。亚里 士多德对待逻辑的方式也就是不久后欧几里德对待几何学的方式。亚 里士多德的逻辑学直到19世纪之前都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他的逻 辑论就像他的许多其他观点一样，逐渐被那些慑于其威望而不敢质疑 的，以一种僵化的方式传授下来。文艺复兴时期大多数近代哲学家都 具有这样的特点，他们对学派中的亚里士多德派别非常不满。这种不 满产生了一种反作用，使他们排斥一切与亚里士多德这个名字相关的 事物。这的确令人遗憾，因为亚里士多德那里仍然有许多有价值的东 西值得我们学习。

    但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在下面这个重要的方面存在着严重的 缺陷：它没有把自身和数学中十分重要的关系论证联系起来，例如：A 大于B，B大于C，所以A大于C。问题的关键就在“大于”这一关系的过 渡特征。虽然通过某种机巧的方式，可以勉强在这个论证上套用三段 论法的模式，但在一些更为复杂的例子中，这样做的可能性似乎就很 小了。尽管如此，论证的关系特征还是被他忽略了。

    现在，我们应该转而讨论大量普遍性的问题，它们可以归于自然 哲学的范畴。主要探讨这类问题的书就叫做《自然哲学》。我们应该 回顾一下，在希腊语中，“物理学”的含义就是“自然”。

    当亚里士多德开始动笔时，他可能注意到了很多前辈都曾以“论 自然”为题发表过论文。从泰勒斯的时代起，凡是自认为最终发现了 世界的真正运行方式的人在写作过程中都有过这种意向。今天的物理 学意味着更加专门化的知识，尽管其中也包含了比较普遍的问题。物 理学在不久前还经常被称作自然哲学，苏格兰的大学仍然保留着这一 术语。但不能把它等同于德国唯心论者的自然哲学，后者是物理学的 一种形而上学的形态，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作更多地了解。

    这里要探讨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亚里士多德的因果论。因 果论与物质及形式论有关。一种因果状况既包括物质的一面，又包括 形式的一面。后者又被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狭义的形式，可以 称它为构型；第二部分是动因，它实际上导致了变化，就像扣动扳机 导致了射击一样；第三部分是变化力求达到的目的。这四个方面分别 被称为物质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 说明这一点：一块石头在台阶的边沿晃动，如果把它推过边沿，它就 会掉下去。在这一情况中，物质因就是石头自身这种物质；形式因是 总的地势状况，也就是台阶和石头的相互位置；动力因是任何推动石 头的东西；目的因就是石头尽可能寻求最低落点的“愿望”，也就是 地心吸引力。

    关于物质因和形式因，这里没什么可补充的。我们不再把它们当 做原因，它们只是因果情况中的必要条件，因为任何事情要发生，都 必须在某个地方存在着某种条件。至于动力因和目的因，这两项都值 得我们花点时间来探讨。现代术语简单地把动力因称为原因，因此， 一块石头从台阶上掉下来，是因为某人或某物推了它一下。在物理学 中，这是被人们认识到的惟一因果关系，科学的总体趋势就是试图用 动力因来进行各种解释。今天的物理学没有吸纳目的因概念，尽管它 的词汇里还保留着目的论的痕迹。吸引、排斥、向心之类的词都是目 的论概念的残余，它提醒我们，直到大约350年前，才有人对亚里士多 德的因果论提出质疑。目的因果论带来的不利影响与潜在性概念（前 文讨论过）带来的麻烦极为相似，说石头掉下来是因为它有掉落的趋 势，这实际上等于没作任何解释。但在某些时候，目的术语又的确能 起到某种合理的作用，比如，在伦理学领域里，把某个目标作为一定 行为或行动的原因并非没有意义。总的说来，人类的活动也是如此， 对未来事件的当前期望就是我们采取行动的动机。动物也是这样，有 时候人们甚至还有可能认为这种说法同样也适用于植物，因此很显 然，当我们考虑生物和社会问题时，目的性并不总是微不足道的。亚 里士多德正是出于他的生物学兴趣，才提出了目的因概念。由此看 来，潜在性与目的性显然结合到了一起，生物学家面临的是一粒种子 怎样长成大树，一个卵子怎样发育成动物的问题。亚里士多德会认 为，橡果潜在地包含着橡树，至于长成大树，则是因为有实现自我的 倾向，当然，这种说法是运用这些概念的一个浅显的例子。更通俗地 说，随着科学的发展，目的因解释将被动力因解释所取代，甚至心理 学也在顺应这一趋向，精神分析学（不管它有什么样的优点和缺点） 就是在试图根据以前发生的情况，而不是即将发生的情况来解释人的 行为。

    目的论观点最终从下述事实中获得了自身的力量：我们周围的自 然环境似乎展示出了某种秩序，与动力因有关的因果必然性似乎是一 种盲目的力量，因为其运作无法解释这种秩序。另一方面，目的论却 仿佛很有预见性，生物学的秩序在此很可能又让人们认同目的论观 点。但不管怎样，亚里士多德认识到了必然性和目的性的效力。在这 样的基础上，自然科学显然是不会繁荣起来的，尤其是物理学遭到了 严重阻碍，直到伽利略时代，人们在方法上回归到柏拉图那里之前， 这种状况都未见好转。由于数学家不大容易像生物学家那样想到目的 性概念，因此柏拉图没有像亚里士多德那样考虑到这一点也就不奇怪 了。目的论最终因其拟人特征或神学特征而出了差错，因为只有人才 会具有意图，才会追求目的，所以目的性只在这一领域才具有价值。 棍子和石头并不怀有目的，即便假设它们似乎有目的，也没有什么好 处。但是，我们完全可以适当谨慎地使用趋向概念，就像我们有可能 用到潜在性概念一样。

    说一块石头具有坠落的趋向，也就是说如果给定某种条件，它就 会掉下去。然而亚里士多德却不这样想。他认为目的性与意图有关， 他是从秩序的存在中推断出这一点的，秩序在他看来就象征着规划。 遵循这样的原则，物理学研究显然不可能繁荣起来。因为，如果探索 者的求知欲为虚假的解释所满足，那么自然现象的真实解释就无从获 取。亚里士多德对科学，尤其是天文学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阻碍。 目的性理论给万事万物都分配了适当的位置，这使得他把尘世和尘世 以外的领域区分开来，并认为这两部分受到不同原则的支配，如果和 阿卡德米先进的天文学相比，这种纯粹的妄想简直就等于精神错乱。 然而真正的危害还来自于那些不敢对亚里士多德持批判态度的人，他 们全盘接受，连糟粕也不肯放弃，从而使得亚里士多德在各个领域都 留下了坏名声。

    空间、时间和运动是自然哲学讨论的另一个普遍性话题，关于运 动，我们在谈到变化时曾提到过。亚里士多德在这方面的做法是值得 关注的。爱利亚学派在试图解释运动时遇到了无法克服的困难，而亚 里士多德却从另一个角度接近了这个问题。“运动确实会发生”的观 点必须成为我们的起点。如果认为这个观点是理所当然的，那么问题 就在于如何对它做出解释。与爱利亚学派的唯理论者相反，亚里士多 德表现得更像一位经验论者，他采用了具有现代色彩的划分法。这一 点并非没有意义，尤其是在常常有人错误地认为，经验的方法总不大 可靠的情况下。拿运动来说，亚里士多德坚持存在着连续性的观点， 人们完全可以感觉到这一点，并且有可能随后发现其中一定包含着什 么，但是不可能从非连续中虚构出连续性来。数学家们总是忽视了这 一点，从毕达哥拉斯时代起，他们就指望无中生有地建立起数学的世 界来。而连续性的分析理论却能以纯逻辑的方式建立起来，它在几何 学中的应用取决于连续性假定。

    上文提到过的运动是指品质的变化。此外还有两种运动：数量变 化和地点变化。运动只能归属于这三个范畴。根据亚里士多德的理 论，我们无法像原子论者那样，把所有的变化都归结为粒子的运动， 因为把一个范畴与另一个范畴合并起来是不可能的。亚里士多德的观 点在这里又一次偏向了经验主义一边，正如我们所知，原子论者们继 承的是爱利亚传统，他们按照理性主义的简约原则进行思考。

    关于空间和时间，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与现代观点有许多共同之 处。亚里士多德从不同物体能够在不同时间占有相同空间这一事实中 推导出了“位置”的概念。因此我们必须把空间和存在于空间里的东 西区分开来。为了确定某个物体的位置，我们可以先确定它所属的范 围，然后将范围逐步缩小，直到我们到达该物体的准确位置。亚里士 多德按照这种方式，把物体的地点定义为它的界限。从表面上看，这 是对一个艰难的问题给出的一个十分苍白的结论。然而，当我们分析 此类问题时，结果却往往出人意料地简单和现实。而且这种解决方式 就像止痛药一样，总能带来一些有趣的结果，在眼前这个例子中，我 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我们问任何一个物体在什么地方，是有意义 的；但如果问世界在什么地方，就是废话，这就是说，万物皆存在于 空间，只有宇宙除外，因为它不包含在任何东西里，事实上，宇宙并 不是桌椅之类的东西。因此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告诉任何一位希望周 游世界的人，他的尝试是徒劳的。或许应该提到，在地点或位置分析 方面，亚里士多德并没有提出数学家或物理学家可能提出的空间理 论，他所做的更像是在进行语言分析，但语言分析与空间理论之间并 非没有联系。如果我们能够分析“位置”这个词的含义，显然将有助 于我们加深对空间的种种陈述的理解。

    亚里士多德和原子论者正相反，他认为不存在虚空。他为这一观 点提供了许多实际上不正确的论证，其中最有趣的就是归谬法。首 先，他从如下事实着手：物体在某种介质中的速度会随介质密度和物 体自身重量的变化而变化，由此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物体在虚空里 的运动速度应该是无限的，但这同时又很荒谬，因为任何运动都需要 一定的时间。其次，重的物体的运动速度应该比轻的快，但在虚空中 却不可能这样。根据这两点，亚里士多德宣称虚空是不存在的。但他 的这些结论并不是从前提得出的，“物体在较稀薄的介质里会移动得 快一些”这一事实并不能推导出“物体在虚空中会无限地快”这个结 论。而另外一点，实验表明，在真空中，较轻的物体和较重的物体的 确以同样的速度落了下来。亚里士多德有关虚空的错误概念大约直到 两千年后才得到澄清。尽管如此，但我们仍然只有这样说才公正：即 使到了今天，科学家们还是对虚空问题感到棘手。他们曾经用“以 太”之类的特殊物质来填充虚空，最近又用到了“能量分布”。

    亚里士多德对时间的讨论与他的地点分析十分相似。事件都按一 定的时间序列发生，就像物体都有一定的地点序列一样，一个事件有 一个恰当的时间，犹如一个物体有一个确切的位置。亚里士多德根据 连续性，把事物分成三种排列方式。首先，事物可以是连贯的，一个 接一个，序列中的任何插入项都不予考虑。其次，事物可以是接触 的，就像连续的各项相邻一样。最后，事物的顺序可以是连续不断 的，即相连各项实际上有共同的界限。如果两个事物是连续的，那么 它们也就可以发生联系，否则就不能。同样，两个接触的事物也是连 贯的，但不能反过来说。

    确定了这些初步概念之后，我们就会发现不可分割的元素是不能 构成一个连续量的。显然，不可分割的元素是不可能有界限的，否则 它就可以进一步细分，另一方面，如果不可分割的元素没有大小，那 么它们就是连贯的，相邻或连续的说法就等于是一句废话。例如，在 一条线的任何两点之间，还有别的一些点；同样，在一段时间的任何 两刻之间，也有其他一些时刻。因此，空间和时间是连续的和无限可 分的。在这种情况下，亚里士多德开始解释芝诺的悖论。虽然他的答 案在事实上是正确的，但他没有把握住芝诺论证的本意。前面说过， 芝诺并没有提出肯定性理论，他只是试图证明，毕达哥拉斯的单元论 根本不能成立。如果他抛开自己的爱利亚偏见，肯定会赞同亚里士多 德的观点。

    我们不必在此谈论亚里士多德科学理论的细节。尽管他做了一些 有益的工作（尤其是在生物学方面），但他的成就却因过分夸张而受 到了损害，没有哪位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会鼓励这种做法。

    前面说过，我们似乎可以从伦理学中发现目的因的某些合理性， 目的论正是在这一领域被推导出来的。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善”就 是万物为之奋斗的目的。由于他不肯使用理念论（形式论），我们自 然也就找不到一种善的形式。他还注意到了“善”一词具有不同的用 法，这些用法不能全都归到同一个标题下。然而，“善”不管以任何 形式表现出来，它最终都源于上帝的善，因此从表面上看，这并非与 理念论完全不同，也不是脱离得太远。这种动摇不定的观点在亚里士 多德的哲学里比比皆是。一方面，他与阿卡德米决裂；另一方面他似 乎又回到了阿卡德米。某些时候就像现在一样，我们能把这两方面分 开，只从其价值来考虑他与阿卡德米的决裂。他对“善”的用法的分 析，告诉了我们一些有价值的区别，而这些区别有时可能会被人们所 忽视。这很有趣，但并不会使我们走向极端，尽管某些现代语言分析 家会说，除此之外，他就无事可做了。他们在这方面的态度也许有些 轻率，因为他们不能客观地对待某些“废话”的流行。毕竟，真理不 是少数服从多数的问题。至于上帝在形而上学中的地位，亚里士多德 认为这完全不是个人的问题。上帝就是为世界提供第一推动力的强大 的首要因素，在任务完成后，他对尘世不再怀有积极的兴致，自然也 就不会密切关注人类的所作所为了。他是一位虚弱苍白的哲学家的 神，仅仅是因果理论的一个附属品罢了。

    要想了解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要旨，我们必须先稍稍讲一下他的 灵魂理论。他从柏拉图那里借用了三分理论，认为灵魂可分为有滋养 的、感性的、理性的三类。有滋养的灵魂属于一切生命体，它们都有 所谓的新陈代谢功能；感性的灵魂属于动物和人类，但不属于植物； 而理性的灵魂是人类独有的。只有达到理性的层次，伦理学才会介入 生活。而植物只有植物式的生长，动物只有动物式的生活，灵魂与肉 体溶为一体，犹如形式与物质的结合。对个人来说，人死后灵魂也就 不复存在，尽管人的理性是不朽的。

    当我们提出人生的目的是什么的问题时，伦理学问题就产生了。 亚里士多德的答案在理性灵魂的幸福中，对他来说，就意味着这种生 活是一种积极理性的活动，充满了德行，并为人们努力追求。因此， 根据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德行就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当然，并不 是人人都能达到相同程度的目的，、但它是一个人能够企及的最高目 标。苏格拉底认为，理论的生活是最美好的生活。

    对亚里士多德时代的一位希腊人来说，这并不意味着不食人间烟 火和脱离具体事务。知道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首先，尽管应该采取 一种超然的姿态，但理论的生活还是要涉及活动。因此，理论的生活 并不是致使实验方法失灵的原因，尽管亚里士多德特别强调了对已知 真理（而不是新发现）的思索性评价。这样一来，一个他所忽视的难 题就产生了。因为，为了对某个东西做出评价，人们必须进行某种初 步的智力尝试，但谁又能说清这种尝试到什么时候才算够呢？问题的 真相是，不能用这种方式来限制探索工作。其次，无论是在和平年代 还是在战争期间，好公民都应该履行自己的义务，并且做出各种各样 的贡献。“象牙塔”式的哲学概念是斯多葛派的发明，正是由于他们 脱离了感知世界，科学运动才逐渐衰落了下去。

    关于道德或品德，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德行理论，并将它作为一种 中庸之道。在任何情况下，人的行为都有可能不足或过分，这两者都 无法构成适当的行为，而德行则介乎这两个极端之间。因此，坚定的 勇气既不是率性的放肆，也不是怯懦的退缩。中庸理论受到了毕达哥 拉斯和赫拉克利特的和谐学说的启发。亚里士多德描绘了这样的画 像：具备全部德行的人就是具有伟大灵魂的人。这确实公正地反映出 当时公民们的举止中有某种受到普遍推崇的品质。总之，这个结论有 点夸张，尽管没有虚伪的谦虚也非常招人喜欢。一个人不应该过高地 估计自身的价值，但同样，他也不应该妄自菲薄。然而高尚的人毕竟 还是极少数，因为绝大多数人从来没有机会去实践所有的德行。和苏 格拉底、柏拉图一样，亚里士多德特别倾向于伦理方面的精英。中庸 论并不是完全成功的。比如，我们怎样去定义“诚实”？诚实被认为 是一种德行，而我们却很难说它就是“严重撒谎”与“轻微撒谎”之 间的折中。尽管有人怀疑，但这种观点在某些地方还是颇为流行。无 论如何，这样的定义是不适合理智方面的德行的。

    关于人的善恶问题，亚里士多德认为，除了受到强迫和出于无 知，人的行动都是自发的。和苏格拉底不同的是，他承认一个人可能 会故意作恶。同时，他还对“选择”的含义作了进一步分析，在那种 认为“人从来不会存心犯罪”的理论中，这个问题当然是不会出现 的。

    亚里士多德的正义理论采纳了分配原则，在《理想国》对苏格拉 底的定义里早已应用过这一原则。如果人人都能得到公平的份额，那 么正义也就实现了。但是这种观点本身就包含了一个难题，那就是它 没有提供一个断定什么是公平的基本依据。公平的标准是什么？苏格 拉底至少还坚持了一个似乎客观合理的标准，也就是以教育为尺度。 这个观点与现代观点相比，有很大一部分是相同的，尽管中世纪不是 这样。如果要人们应用正义理论，显然必须先解决什么是公平的问 题。

    最后，我们必须讲讲亚里士多德的友谊观。他认为，我们要想过 一种美满的生活，就必须有朋友，在为环境所迫时，可以相互商量和 依靠。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友谊就是把自尊延伸到他人。正是为了自 身的利益，你才会爱你的兄弟如同爱你自己一样。和通常情况一样， 洋洋自得和以自我为中心的态度，多少损害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形 象。

    在谈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理论时，有两点立即引起了我们的注 意。首先，我们发现关于政治的论证必然会带有目的性，亚里士多德 对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其次，他的政治理论几乎完全是围绕着城邦 进行的。亚里士多德完全不了解在其有生之年，希腊的城邦制时代正 在迅速消逝。马其顿掌握了希腊的统治权，并在亚历山大的领导下继 续扩张，准备建立帝国。但亚里士多德对帝国之类组织的政治问题毫 无兴趣。当然，他也曾漫不经心地提到过亚历山大大帝、埃及和巴比 伦，但关于这些野蛮民族的少许离题的话却使对比更加鲜明。在亚里 士多德眼里，希腊城邦展示了政治生活的最高形式，而外国的政体只 不过是形形色色的野蛮主义。

    我们在别处见过的这种目的论方法，一开始就得到了采用。出于 达到某种目的的需要，种种联盟就应运而生了。国家是其中最大、最 广泛的一种，因此它必须要达到最伟大的目的。当然，这是伦理学的 一种善的生活，并且能在一定规模的公共社团中实现，这里说的公共 社团是指由较小的团体联合而成的城邦，这些较小的团体又以户为基 础。人作为一种政治动物活着是很自然的事，因为他必须为善的生活 而奋斗。任何凡人都不能做到独立存活的自足。亚里士多德进一步谈 论了奴隶制的问题，他说，高贵与卑贱的二元论遍布整个自然界，因 此，肉体与灵魂、人与动物这些事例就在我们的大脑里涌现出来。在 这种情况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存在应该对双方都是最有利的，希 腊人天生就比野蛮人高贵，因此，由外国人（而非希腊人）来做奴隶 是合理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等于承认了奴隶制最终是不合理的。 因为每一个野蛮部落也都无疑会认为自己是优越的，并且都会按照自 己的观点来处理问题。事实上，那些半野蛮的马其顿人当时就是这样 做的。

    关于财富与获取财富的手段，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一种区别，后来 这种区别逐渐在中世纪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认为事物具有两种价 值，一是它本身的价值或使用价值，例如一个人穿一双鞋。二是它的 交换价值，这就产生了一种人为的价值，比如一双鞋不是用来交换具 有直接用途的另一种商品，而是拿去换货币。货币是一种更便携、更 紧凑的价值形式，这是它的一个优点，而它的缺点在于具有了自身的 独立价值。这方面最糟糕的例子就是有利息的借贷。亚里士多德的许 多异议可能出于他在经济或社会方面的偏见。一个有教养的人不去修 持善的生活，而是沉溺于赚钱，是不应该的。不过他忽视了一点：如 果缺乏一定的财富，这些目标同样是不可能实现的。至于放债问题， 他的异议是基于一种十分狭隘的资本功能观点。毫无疑问，一个穷困 的自由民在手头拮据的时候，如果向放债人求助，就有可能沦为奴 隶，人们对此表示反对是完全合理的；但是在为商业企业筹资方面， 资本也是有建设性用途的。亚里士多德不可能接受这种放债的观念， 因为他把大规模的贸易，尤其是与外国人进行的贸易，看做是不幸又 不得已的做法。

    现在，当我们转而讨论亚里士多德的理想国时，可以发现其条款 要比柏拉图的《理想国》蓝图更为成熟。亚里士多德特别强调了家庭 单元的重要性。为了培养真正的感情，就必须对感情所涉及的范围加 以某种限制。为了得到真正的关心，孩子必须由父母亲自照顾，纯粹 的集体责任感在这方面可能会导致玩忽职守。总的来看，《理想国》 里的理想国家太强调整体性了，它忽视了下述事实：在某种限度上， 国家是一个有许多不同利益共存的社会。同时，我们还可以注意到， 假如我们承认有很多利益，就没有必要为了统一目的去撒“忠诚的 谎”。关于土地，亚里士多德主张其所有权私有化，而产品则应该为 社会所共享。这就相当于一种开明的私有制形式，所有者用他的财富 为社会谋福利。那么要培养出这种责任感，就必须依靠教育。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公民概念中，采纳了一种十分狭隘的观点，即 只有那些既有选举权，又肯积极地直接参与国家管理的人才能被称为 公民。这就把广大的农民和工人排除在外了，亚里士多德认为他们不 适合发挥政治作用。当时还没有任何人想到用代表制度来管理国家的 可能性。至于种种不同类型的政体，亚里士多德在《政治篇》中大量 采用了柏拉图的方案。但和柏拉图不同的是，他确实揭示了财富的重 要性（而不是统治者的数量）。统治者的数量是多是少都无关紧要， 重要的是他们是否掌握了经济大权。谈到对权力的正当要求，亚里士 多德承认任何人都可以在任何时候执行同样的正义原则，为自己要求 权力。即同等的人应该获得同等的权力份额，不同等的人则没有这样 的权力。然而困难就在于如何确定同等与不同等。那些在某个领域出 色的人往往觉得自己在所有方面都高人一等。能够最终走出这一困境 的惟一出路就是承认伦理原则。同等与否必须根据善的标准来判断， 只有善的人才可以拥有权力。在对各种政体进行了长期考察之后，亚 里士多德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总而言之，最好的政体就是财富既不太 多也不太少的政体。因此，以中产阶级为主的国家才是最合理、最稳 定的国家。

    接下来，他还讨论了发生革命的原因及其防止措施。革命的根本 原因就在于正义原则被滥用：人在某些方面平等或不平等，并不等于 人在一切方面都是如此。最后，他对理想国进行了解释：理想国的人 口不仅在数量上必须适度，而且要掌握适当的技能；理想国应该站在 山顶上就可以一览无余；它的公民应该是希腊人，他们是惟一集北方 人的活力和东方人的智慧于一身的民族。

    最后，我们必须提及一部作品。尽管它篇幅不长，却对艺术批评 史，尤其是戏剧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就是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一本主要讨论悲剧与史诗的著作。我们必须注意到，“诗学” 一词本身的字面意思是“造物过程”，因此，它通常可以用于任何生 产性活动，但在当前含义中，它仅用于艺术创作。从如今的意义上 说，诗人就是写诗的人。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一切艺术都是模拟。他的分类法首先把 绘画与雕塑从别的艺术中分离出来，并把现代意义上的音乐、舞蹈和 诗歌归为一组。根据“模拟”介入方式的不同，诗歌被分为不同的类 型。不过，他却从未对“模拟”的含义作过真正的解释。当然，从理 念论的角度看，我们对这个概念是熟悉的，因为在理念论中，个体可 以说成是对共相的模拟。在亚里士多德眼里，模拟似乎意味着用人为 的方式唤起真实的情感。他的全部讨论好像都是围绕着戏剧艺术来进 行的，因为正是在这一领域，模拟原则得到了最自然的运用。

    当亚里士多德进一步谈到人类行动的模拟时，这一点尤为明显。 人的行为可以用三种方式来描述。一是我们可以适当精确地展示他 们；二是我们可以模拟高于其行为正常标准的某种事物；三是可以模 拟低于该标准的事物。用这种方式，就能够将悲剧和喜剧区分开来。 悲剧中人物的表现要高于生活中的尺度，尽管离我们不是太远，还不 至于阻止我们对其遭遇表示同情。而喜剧却把人表现得比实际的差一 些，因为喜剧强调了生活滑稽的一面，人物性格中的逗乐因素被认为 是一种缺点，尽管不是特别有害的缺点。在这里，我们可以注意到艺 术价值与伦理价值的某种结合。这是一种源于《理想国》的偏见，该 篇将艺术评论和社会、伦理标准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彻头彻尾的邪恶 与堕落绝不可能具有美学价值，这是现代文学标准不予承认的一种局 限性。

    接着，亚里士多德把讲故事的诗和表现情节的诗区分开来，这就 把史诗从戏剧中提取出来了。从那些与宗教仪式相关的吟诵中，我们 可以找到戏剧艺术的起源。很明显，希腊悲剧起源于俄耳浦斯宗教仪 式中的某些咒语。对“悲剧”的一种可能的解释就是它是指一首山羊 的歌曲，山羊正是俄耳浦斯教的象征之一。在希腊语中，“Traros” 是“山羊”，“Ode”是“歌曲”。在最初的悲剧仪式中，由一位领唱 人吟诗，一群人应和，很像今天的宗教仪式。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 的，最初的演员和最初的合唱团就是由此发展起来的。另一方面，喜 剧则起源于狄奥尼索斯的欢宴，喜剧的本义就是“狂欢曲”。

    史诗从头至尾采用同一格律，而悲剧却随着剧情的不同起伏变 化，更重要的是，悲剧更多地受场景的限制。亚里士多德并没有明确 地提出地点、时间和情节统一的理论，更确切地说，这是两类作品的 内在局限性问题。一场戏必须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内一次性演完；而一 部史诗却可以想写多长就写多长，因为它的舞台是想像。亚里士多德 的悲剧定义是：对人类行为的模拟。悲剧应该是善的、完整的，应该 具有合理的时空范围，还应该在观众中产生共同的恐惧和怜悯心理， 并以此将其从灵魂中清除掉。

    关于作品的完整性，亚里士多德坚持认为一部悲剧应该有序幕、 中场和结尾。表面上看，这似乎算不得一个很有知识的见解，然而它 的含义却是十分合理的：一场悲剧首先应该有一个说得过去的起点， 并以合乎情理的方式展开剧情，最后得出一个有结论的问题。悲剧必 须是独立、完整的，因此剧情长短十分重要，如果太长，观众的精神 就会动摇；太短则不能给观众留下什么印象。

    悲剧的最终目的就是通过情感的净化来清理灵魂，希腊语 “catharsis（感情受艺术的作用而发生的净化）”就是这个意思。正 是体验到引起共鸣的恐惧和怜悯情绪后，灵魂才得以从这种负担中解 脱，因此，悲剧具有一种治疗性的目的。这一术语是从医学上借用 的，亚里士多德观点新颖的地方，就是他提出用疾病本身的一种适当 的形式来治疗疾病，就像精神病学的预防接种一样。假如我们想这样 来解释悲剧的目的，当然必须先自信地认为这一点是真实的，即所有 的人都会受到恐惧、怜悯的纠缠和烦扰。

    亚里士多德继续审查了悲剧作品的各个方面。其中首要的是情 节，没有情节就不会有戏剧。直到今天，角色也还是通过情节来实现 自我的，角色的地位次于情节，潜在的角色要在情节中才会变得现 实。有两类事件尤为重要，一是命运的突然逆转，二是某种意外的、 影响情节的新情况。这些事件将压倒一个在任何品德上都不是太出色 的人，而他的失败并不是由于其罪恶，而是由于缺乏判断力。他被拉 下高位，并因此最终成了众人遗弃的对象。在希腊戏剧中，这样的例 子比比皆是。

    谈到角色的处理，亚里士多德首先要求它具有真实的典型性。和 情节一样，角色也必须给人以鲜活的印象。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 从另外的角度来理解亚里士多德的论述，即诗歌涉及的是普遍情况， 而历史则描写特殊事件。在悲剧中，我们看到了人类生活的普遍特 征，这也正是作品的主题。注意到下面这点十分重要：尽管亚里士多 德提到过被我们称为“舞台表演”的方面，但他却认为那无关紧要。 他几乎把着重点全放在了作品的文学质量上，也许他认为悲剧要像适 合于舞台表演一样适合于阅读。

    虽然《诗学》没有提出一套成熟的艺术和美学理论，但它明确地 提出了至今还极大地影响着文学评论的诸多标准。首先，他没有谈论 剧作家们的情感和动机，而是集中谈论作品本身，这种做法倒是十分 可喜的。

    我们已经知道，希腊哲学和理性科学产生于同一个时代。问题的 实质是，哲学问题来自科学探索的边缘，这一点对数学来说尤其真 实。从毕达哥拉斯时代起，算术和几何就一直在希腊哲学中发挥着重 要的作用。有好几个原因可以说明数学为什么在哲学领域特别重要。 首先，数学问题明白、简单，这并不是说它总是很容易解决，而是指 我们不必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它的简单。不过，当我们把数学中的普 通问题同别的问题（如生理学）相比较时，前者还是要简单一些。第 二，数学已经有了一套既定的论证模式。当然，我们必须记住，肯定 有人首先把这种模式找了出来。证明与论证的普遍性正好就是希腊人 发现的。证明在数学中所起的作用，比在绝大多数其他科学中更明 显，尽管一项数学论证到底做了些什么总是引起争议，并常常被人误 解。第三，一项数学论证的结论一旦被正确理解，就不容置疑。对于 诸前提已经被接受的任何有效论证的结论来说，这当然是正确的。接 受前提是论证程序的一部分，这是数学的一个特征。而在其他领域， 由于担心某个前提是错的，人们总是将结论与事实进行比较。在数学 中，除了其自身，是没有什么事实需要比较的。由于有了这种确定 性，任何时代的哲学家一般都会承认，数学能提供一种优越的知识， 这种知识比从其他任何领域获得的知识更为可信。很多人都说过，数 学就是知识，他们否认任何其他信息可以被称作知识。如果使用《理 想国》中的语言，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数学属于形式的范畴，所以它 产生知识；而其他领域只是针对特殊问题，所以最多只能产生意见。 理念论源自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学，苏格拉底把它扩展到了共相的普 遍性理论中，柏拉图则再次将它限定在数学的范围之内。

    公元前4世纪末，数学活动的中心转移到了亚历山大。该城是亚历 山大大帝于公元前332年建成的，并且迅速成了地中海最重要的贸易中 心之一。它位于通往东方大陆的门户上，为西方文化和巴比伦、波斯 文化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地点。一个庞大的犹太人社团在短时期内出 现，并很快被希腊化了。来自希腊的学者在这里建立了一所学校和一 座图书馆。这座图书馆在整个古代都非常有名，没有任何其他藏书可 与亚历山大的丰富藏书相比。遗憾的是，公元前47年，尤利乌斯·凯 撒的军团占领该城时，竟将这个古代科学与哲学的独特宝藏付之一 炬，同时，一些古典时期的伟大作家的许多资料也不可挽回地消失 了，很多价值稍次的东西无疑也被烧毁了。今天，当某些图书馆被损 坏时，历史上这一相似的事件也算给人们提供了一些安慰。

    欧几里德是亚历山大城最著名的数学家，公元前300年，他到处讲学，他的《几何原本》至今仍是希腊科学最伟大的丰碑之一。在书 中，他通过演绎的方式整理了当时的几何学知识。虽然其中的很多内 容并不是他的发明，但他的功绩在于对问题作了系统的论述。《几何 原本》是许多世纪以来，很多人努力追求达到的一个榜样。当斯宾诺 莎提出“更加几何化的”伦理学时，正是以欧几里德为榜样的，牛顿 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也是如此。

    我们知道，后期毕达哥拉斯学派所涉及的问题之一，就是建立作 为连分数序列极限值的无理数。然而，这个问题的一套完整的算术理 论从未得到过详尽的阐释，这样一来，用算术术语来解释比例就无法 进行下去，因为无法给一个无理数或不可度量的数取一个数的名称。 而对长度来说，问题就不一样了。的确，这一困难最初是我们试图用 一个数来表示一个等腰直角三角形（其边长为一个单位）的斜边时才 发现的。因此正是在几何学中，才形成了一套完整、成熟的比例理 论。它的发明者似乎是和柏拉图同时代的尤多克苏斯。但该理论传到 今天的书面形式是在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中发现的，该书对问题 进行了令人赞叹的、清晰又严谨的论述。对算术的最后回归出现在约 2000年之后解析几何被发明的时候。当笛卡尔设想可以用代数来处理 几何学的时候，他实际上是继续了苏格拉底辩证法的科学理想。为了 否定几何学中的特殊假说，他发现了可以作为基础的更普遍的原理。 这也正是阿卡德米数学家们所追求的目标，但我们将永远无法知道他 们究竟会取得多大程度的成功。

    以现代的眼光来看，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是纯粹的数学。在 这方面，亚历山大的数学家们遵循了阿卡德米传统，从事数学研究仅 仅是出于兴趣。这一点在欧几里德的书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在这本书 中找不到任何一个提及几何学可能有用的暗示，何况要掌握这样一门 科学需要长期的努力。当埃及国王要求欧几里德只用几节课就教会他 几何学时，欧几里德作了以下著名的回答：通向数学殿堂的御道是不 存在的。不过“数学无用”的想法是错误的。认为数学问题并非总是 从实践中来，同样也是错误的。但是，研究某项特殊理论的起源是一 回事，根据其自身价值来对待这一理论又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这 两件事常常没有被充分地区别开来。假如因为欧几里德不重视数学导 致的社会学，就对他加以指责，这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他不过是对此 没兴趣罢了。只要他获得了一大堆数学知识（不管怎么获得的），他 都会着手整理，并将它们置于严谨的演绎程序之中。这是一种科学实 践，其正确性并不取决于国家的状况，事实上也不取决于别的任何东 西。这些观点确实同样适用于哲学本身。毫无疑问，由于当时的条 件，人们总是关注眼前的问题，而忽视了过去和未来的问题。

    尤多克苏斯的另一个贡献，是发明了所谓的“穷尽法”。计算由 曲线圈定的面积时用得着这一程序，它的目标是用一些更简单的图形 （其面积更容易求出）来尽可能地填满原空间面积。从原理上说，这 正是积分学中出现的情况，因此，“穷尽法”其实就是积分学的先 驱。

    阿基米德是运用这种计算方法的最著名的数学家，他不仅在数学 领域有非凡的成就，而且还是一位杰出的物理学家和工程师。他住在 锡腊库札，普卢塔克说他曾不止一次凭借其技巧，帮助该城阻止了敌 军的进攻。但罗马人最终征服了整个西西里和锡腊库札。锡腊库札于 公元前212年陷落，阿基米德在洗劫中惨遭杀害。传说他正忙着在自家 花园的一块沙地上计算某个几何题时，一个罗马士兵刺死了他。

    阿基米德求抛物线和圆的面积时运用了“穷尽法”。对于抛物 线，他用一系列（无限多）逐渐缩小的三角形来和它内接，最终推导 出一个精确的数值公式。对于圆，答案就取决于数值，也就是圆周与 直径之比。由于它不是一个有理数，所以用“穷尽法”就可以算出其 近似值。通过内接和外切正多边形（其边数不断增多），我们可以越 来越接近圆周。内接多边形的周长总会小于圆的周长，而外切多边形 的周长则总是大于圆的周长。不过随着多边形边数的增加，两者的差 值就会越来越小。

    亚历山大的阿波罗尼是公元前3世纪另一位伟大的数学家，他创造 了圆锥曲线理论。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一个推翻特殊假说的明显例 子。因为现在看上去，一对直线、一条抛物线、椭圆形、双曲线和圆 都是作为同一个东西（即圆锥截面）的特殊形态出现的。

    在其他科学领域，希腊最惊人的成就可能在天文学方面。其中某 些成就，我们在谈论几位哲学家时已经提到过。这个时期最令人吃惊 的成就是日心说理论的发现。萨摩斯的阿里斯塔克（和欧几里得、阿 波罗尼同时代）似乎是第一个对此观点进行了完整、详尽解释的人， 尽管在公元前4世纪末，阿卡德米也有可能提出过这一观点。但无论如 何，阿基米德向我们提供了可靠的证明，阿里斯塔克确实持有这样的 理论。我们还发现普卢塔克也提到过它。日心说的主要意思是：地 球、行星和其他星星一起围绕太阳运转，而太阳本身则保持固定不 动；地球在其轨道上运行的同时还绕着自己的轴心自转。阿卡德米的 赫拉克利特早在公元前4世纪就已经知道，地球每天绕着自己的轴心旋 转一圈；而黄赤交角则是公元前5世纪发现的，所以，阿里斯塔克的理 论绝不是什么全新的发明。但在当时，这种敢于背离常识的做法会招 来某些反对，甚至是敌视。应该承认，甚至有一些哲学家也表示反 对，不过他们可能主要是从伦理方面考虑的。因为，如果说地球不再 是万物的中心，那么原有的道德标准必然会遭到瓦解。斯多葛派的哲 学家克雷安德甚至要求希腊人指控阿里斯塔克犯有渎神罪。有时候， 关于日月星辰的偏激观点会像政治中的非正统观念一样带来危险。在 遭到激烈反对之后，阿里斯塔克再提到自己的见解时，似乎就有些犹 豫和胆怯了。在另一个著名的场合，当伽利略赞同哥白尼的理论时， 地球运动的观点再次扰乱了宗教感情。我们应该注意到，哥白尼实际 上只是复兴或再现了萨摩斯天文学家的理论而已。阿里斯塔克的名字 被哥白尼写在了某篇手稿的旁注里，这就证明此事是确凿无疑的，至 于太阳系中天体的相对大小和距离，其研究结果并不是同样的成功。 对太阳和地球之间距离的估计大约是实际距离的一半；而月亮和地球 之间的距离却计算得相当准确；估算出的地球直径则比实际数字小了 五十英里，这一功绩应归功于埃拉托色尼，他是亚历山大的一位图书 馆专家，也是一位敏锐的科学观察家。为了确定地球的周长，他选择 了几乎位于同一子午线上的两个观测点，其中一个是北回归线上的希 恩，这里的中午，太阳就位于天空的正上方，太阳的位置是通过它在 一口深井中的映象观测到的；另一个点在亚历山大北边四百英里处， 它只需确定太阳的角度，通过测量一个方尖塔的最短的影子就能轻易 做到。人们从这个结论中要推算出地球的周长和直径并不难。

    这种知识的大部分很快就被人遗忘了，其主要原因是它不符合当 时的宗教偏见。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连一些哲学家也在这方面犯错误 了，因为这种新天文学使斯多葛运动的伦理学说面临着被颠覆的危 险。保持中立的观察家倾向于认为，由于新天文学理论证明了斯多葛 主义并不是好的学说，所以应当推翻它。但这种理想是无法实现的， 那些观点受到批驳的人是不会轻易放弃其立场的。既坚信某种观点， 同时又保持超然的态度，这种能力是最为罕见的一种天赋。哲学家和 科学家比其他人更为努力地培养自己的这种能力，尽管最终他们并不 一定做得比别人更好。这种态度非常适合数学研究，许多大哲学家同 时也是数学家，这绝非偶然。关于数学，最后也许还有一点值得强 调，除了问题的简单性与结构的明确性，数学还为美的创造提供了一 定的范围。

    希腊人的确具有非常敏锐的美学意识。今天所使用的“美学”这 一术语是由18世纪的德国哲学家鲍姆加通最先提出来的。不管怎样， 当济慈说“真即是美”的时候，他所表达的是一种纯粹的希腊概念。 当一位柏拉图派学者考虑某个希腊茶壶的几何比例时，他也许正好会 有这样的感受。数学证明本身的结构也是这样。在这一领域中，“典 雅”与“节约”等概念都是符合美学原则的。

    第四章 希腊化时代

     公元前5世纪初希腊人还在抵御波斯人的入侵，然而到了公元前4 世纪，波斯帝国就只是一个泥脚巨人了。因为色诺芬已经证实，一小 支训练有素、指挥得法的希腊部队，即便是在波斯本土也能守住阵 地，反抗波斯帝国的强权。

    在亚历山大大帝的率领下，希腊世界开始转守为攻了。短短十年 间（公元前334年至公元前324年），波斯帝国就为这位年轻的马其顿 国王所征服。从希腊到大夏，从尼罗河到印度河，世界突然处于亚历 山大的个人统治之下。尽管在希腊人看来，他是一位马其顿的最高统 治者，但他却把自己视为希腊文明的传播者，事实证明他也的确如 此。他不仅是一位征服者，也是一位殖民者。他的大军每到一个地 方，都要按照希腊模式建立起一些城市。在这些主要实行希腊生活方 式的城市里，土著希腊人或马其顿定居者都将与当地人融为一体。亚 历山大鼓励马其顿臣民与亚洲妇女通婚，而且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 他娶了两位波斯公主为王妃。

    亚历山大的帝国作为一个国家，寿命并不长。他死后，他的将军 们最终把领土分为三部分。欧洲部分或安提哥尼帝国在100多年后落到 了罗马人手中。亚洲部分或塞留西王国被分为两份，西部为罗马人所 接管，东部则为帕提亚及其他民族所占据；托勒密统治下的埃及为奥 古斯都所掌握，成为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尽管如此，但马其顿作为希 腊文化的传播者，其征讨还是十分成功的。希腊文明几乎是源源不断 地涌入了东方。希腊语成了世界各地文明人士的语言，并且很快发展 为贸易和商业上的通用语，就像近几十年来英语的扩张一样。公元前 200年左右，操希腊语的人们可以从海格立斯（大力神）石柱一直走到 恒河。

    从此，希腊的科学、哲学，最早则是它的艺术，渐渐影响了古老 的东方文明。铸币、花瓶、建筑和雕刻的遗迹以及影响不那么明显的 文学，都是这场文化入侵的证据。相应地，东方也对西方产生了新的 影响。不过这种影响多少有些落后，因为在那个时期，最让希腊人着 迷的似乎只是巴比伦的占星术。因此，尽管科学技术有了进一步发 展，但希腊化时代比古典时代更为迷信。即便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同 样的事情也会再度发生。在我年轻的时候，占星术只是极少数不正常 的狂热分子热衷的东西，而今天，这种迷信的影响力却大得惊人，以 至于蛊惑了那些掌握着大众报纸的人去开辟专栏讨论星相问题。也许 这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在罗马人到来之前，整个希腊化时代都是失 控、动荡和危险的。冲突各方的雇佣军都会不时地骚扰乡村。亚历山 大所建立的新城市缺乏旧殖民地的政治稳定性，后者与它们的宗主城 邦有着传统的联系。从总体上来说，希腊化时代是缺乏安全感的。强 大的帝国已崩溃，后继者们又在不停地争夺最高的霸权，这样一来， 人们就必然会深感世事变化无常了。

    在文化领域，我们看到了一种日益明显的专业化趋势。古典时代 的伟大人物作为城邦的一位公民，如果需要，他们都能处理很多领域 的事务。而希腊化世界的探索者却把自己限定在某个专门领域。科研 中心从雅典转移到了亚历山大，该城是亚历山大大帝建立的最为成功 的新城市，也是世界各地的学者、作家汇聚之地。地理学家埃拉托色 尼曾一度出任大图书馆的馆长，欧几里德和阿波罗尼讲授数学，阿基 米德则曾经在此求学。在社会方面，奴隶人口的不断膨胀逐渐损害了 稳定的生存基础，在用奴隶做劳动力的地方，一个自由民是很难与之 竞争的，他们惟一的出路就是从军，指望在一些有利可图的掠夺中发 一笔横财。虽然希腊影响力的进一步扩大使人们具有了比城邦时代更 为宏伟的理想，但是没有任何人，也没有任何一项事业大到足以重振 破碎的亚历山大世界。

    长期的不安全感使人们对公共事务丧失了兴趣，理智与道德的力 量也普遍衰落了。昔日的希腊人无法应对当时的政治问题，希腊化时 代的人们同样如此。最终还是由具有组织天才的罗马人从混乱中建立 起了新的秩序，并将希腊文明流传于后世。

    随着城邦黄金时代的消失，一种普遍的、越来越没有生机和活力 的气氛笼罩着希腊世界。如果说所有伟大的雅典哲学家都有一个明显 的共同特征的话，那就是一种勇敢而洒脱地面对人生的态度。他们认 为世界不是一个糟糕的居所，国家可以被看个清楚明白。正如我们所 知，亚里士多德曾经认为这是理想国家的一个特征。马其顿扩张的后 果是这种自得其乐的态度被彻底摧毁了。那个时期的哲学倾向反映出 一种全面的悲观和不安，我们再也见不到柏拉图似的贵族公民的自信 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苏格拉底的死标志着希腊文化的分野。尽 管柏拉图的工作仍在继续，但希腊文化实际上已从巅峰降到了平原， 在哲学方面，许多新的运动正纷纷涌现出来，其中第一个运动就和安 提斯泰尼直接相关。他是苏格拉底的信徒之一，其名字和爱利亚传统 的一个悖论联系在了一起。按照这个悖论，人们不可能做出任何有意 义的陈述，例如，“A是A”虽然是真的，但毫无意义；或者“A是 B”，但B并不是A，所以这一陈述肯定是错误的。这就难怪安提斯泰尼 会逐渐对哲学失去信心。他在晚年脱离了上层阶级的生活，率先过起 了普通人的简朴生活。他十分反感当时的习俗，渴望回到一种原始的 生活中去，以求摆脱组织化国家陈规陋习的束缚。

    安提斯泰尼有一个叫第奥根尼的弟子，新的运动就是因他而得 名。第奥根尼是西诺普人，西诺普是希腊在黑海的一个殖民地。第奥 根尼过着狗一样的原始生活，这为他赢得了“犬儒”的绰号，意思就 是“像狗一样”。传说他住在一个木桶里，有一次，亚历山大大帝来 拜访这位名人，年轻的亚历山大请第奥根尼说出一个愿望，并表示将 满足他的愿望。第奥根尼却回答说： “不要挡住我的阳光。”亚历山 大感慨地说：“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我就会做第奥根尼。”

    犬儒主义提倡的是把脱离世俗财富而竭力追求德行作为惟一有价 值的善。这显然具有苏格拉底学说的倾向，但它对世俗事务的反应多 少有些消极。的确，一个人牵挂的东西越少，他受到伤害或失望的可 能性也就越小。但是从这样一种源头出发，我们是不可能获得更多激 励的。犬儒学说在适当的时候发展成了一种广泛的、有影响的传统， 公元前3世纪，它在整个希腊化世界赢得了公众巨大的支持。当然，这 只能说明一种低劣的犬儒主义形式恰巧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的道德状 况。它是一种机会主义的生活态度，如果可以获得什么，就用双手去 接，而贫困时也不怨天尤人；如果有机会享受生活，就去享受；如果 遭遇苦难，就耸耸肩坦然承受。正是从这样的发展中，“犬儒”一词 才开始具有了贬义。不过犬儒主义作为一种运动，并非完全蓄意要这 样进行下去。它的伦理原则逐渐为斯多葛学派所吸收，稍后我们将论 述到这一点。

    哲学衰败时期的另一个产物是截然不同的怀疑主义运动。怀疑论 者的字面意思就是一个持怀疑态度的人，但怀疑主义作为一种哲学， 却把怀疑提升到了教条的地位，它不承认有人能够确定地知道任何事 物。当然，问题是人们想知道哲学的怀疑论者是从哪里获得这一信息 的。如果他们的立场明确地否定了知识存在的可能性，那他们又是怎 样得知这一结论的呢？对意见的怀疑一旦变成了某种原则，那么这种 批评就是恰当的。因为它作为一项有益的提醒，告诫人们还是谨慎为 好，这当然没有什么不妥。

    第一位持怀疑论的哲学家是皮浪，他是爱里斯的一位公民，曾随 亚历山大的军队闯荡过世界。怀疑学说并不是什么新事物，因为我们 已经从前文了解到，毕达哥拉斯和爱利亚学派就怀疑过感知的可靠 性；而诡辩家们也提出了相似的概念，作为他们的社会和伦理相对主 义的一个基础。但其中没有一位思想家把怀疑本身当做一个中心问 题。当17和18世纪的作家们提起皮浪派哲学家时，指的就是这一类怀 疑论者。我们对皮浪本人的情况所知甚少，但他的信徒狄蒙似乎否认 过获得演绎法根本原理的可能性。由于亚里士多德对科学论证的解释 依赖于基本原理，因此这对亚里士多德追随者们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 击，这也是为什么中世纪经院派学者对皮浪哲学如此敌视的原因。而 苏格拉底对假说及演绎法的论述却没有受到怀疑论者大肆攻击的影 响。17世纪新学术的复兴在哲学方面脱离了亚里士多德，回归到了柏 拉图那里。

    狄蒙于公元前235年去世后，怀疑主义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派也随之 消失了。而在阿卡德米则相反，它被吸收成为一种怀疑论偏见，并持 续了将近200年之久。这当然是对柏拉图传统的一种扭曲。的确，柏拉 图的作品中有部分段落，如果断章取义的话，它们似乎主张放弃建设 性思维的所有努力。现在，《巴门尼德篇》中的辩证法之谜也出现在 我们的脑海里，但辩证法在柏拉图看来，其本身从来不是目的，辩证 法只有遭到这种方式误解后，才会具有怀疑主义色彩。另外，在一个 越来越迷信的时代，怀疑论者的确起到了积极的揭露作用。不过出于 同样的原因，他们也可能决定去参与某些迷信仪式，但内心却无动于 衷。正因为有了这种完全消极的观点，怀疑主义作为一种体系，才容 易在其信徒中产生一代不成熟的嘲弄者，与其说他们正确，倒不如说 他们脑瓜子转得快。

    到了公元前1世纪，怀疑主义再次成了一种独立的传统。2世纪的 讽刺作家鲁西安和塞克斯托·恩皮里库斯属于后期怀疑主义学派，他 们的作品至今仍然保存着，但时代的趋势最终要求一种更加明确和激 励人心的信仰体系，教条主义观点的发展，逐渐使怀疑论哲学黯然失 色。如果把希腊化时代的哲学思辨与伟大的雅典传统及其先驱们相比 较，我们就能更强烈地感受到颓废时代的萎靡不振。古代思想家们把 哲学研究视为一种冒险，它需要开拓者的敏锐和勇气。尽管后来的哲 学也可以说凭借的是勇气，但它是放弃与忍耐的勇气，完全不是探险 家一往无前的英勇。在旧的社会框架已遭到瓦解的时代，人们追求的 是和平，如果他们连这点根本需要都得不到保障的话，那他们就只能 养成这样的德行，就是对无法避开的种种苦难逆来顺受。这一点在伊 壁鸠鲁哲学学派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伊壁鸠鲁生于公元前342年，父母是雅典人。他18岁时，从萨摩斯 来到了雅典，不久又去了小亚细亚，并在那里迷上了德谟克利特的学 说。他刚三十出头，就创办了一所学校。从公元前307年直到他去世 （公元前270年），这所学校都在雅典正常运转着。学校就像他的居所 与庭院里的一个小社会，他想方设法使学校与外面世界的纷争隔离开 来。伊壁鸠鲁一生小病不断，他虽然饱受折磨，但却毫不退缩地忍耐 下来。他的学说的主要目标就是获得某种不受干扰的安宁状态。

    伊壁鸠鲁认为快乐是最大的善。没有快乐，就不会有善的生活， 这里所说的快乐既包括肉体的快乐，也包括精神的快乐。后者存在于 对肉体快乐的思索中，它并不会在任何重要意义上显得更为优越。另 外，因为我们能够较好地控制自己精神活动的方向，所以在某种程度 上，我们就可以选择思索对象，而肉体快乐大部分是强加给我们的。 这也就是精神快乐惟一的优势。根据这一观点，有德之人在寻求自己 的快乐时是很谨慎的。

    这个普遍性理论产生了新的“善的生活”概念，这种概念与苏格 拉底和柏拉图的观念是截然不同的，它总的趋向是摆脱活动与责任。 当然，苏格拉底确实说过理论的生活是最好的生活，但这并不意味着 完全的脱离。相反，积极地参与公共事务恰恰是精英人物的职责之 一。同样，柏拉图也富于这种责任感，从洞穴中走出来的哲学家必须 返回去帮助那些在洞察力上不如他的人们获得自由，正是这种信念使 他参与了西西里的冒险事业。而伊壁鸠鲁却认为不存在任何生命活 力，尽管他的确对积极快乐与消极快乐作了区分，但却把后者放在了 最重要的位置。为了得到想要的东西，人们在欲望的驱使下，竭力追 求某种快乐的结局，从而体验到一种积极的快乐。但目标实现之后， 如果缺乏任何进一步的欲望，那么消极的快乐就会出现，它是酒足饭 饱之后的一种神气活现的麻木状态。

    可想而知，一个厌倦了动荡的时代是乐于接受这种谨慎的伦理观 的；但作为对“善”的一种解释，它又是十分片面的。它忽视了这样 一个事实：积极探索的一个特征就是无欲和无情。苏格拉底坚持“知 识就是善”，从根本上说是正确的。正是在不偏不倚的理解中，我们 才达到了伊壁鸠鲁所追求的不自觉的敏锐。但是，和他的多少有些严 肃的观点相比，其个人气质就不怎么一致了。因为他重视友谊超过了 其他的一切，尽管这还不是很明显的消极的快乐。“伊壁鸠鲁式的” 一词逐渐成为奢华生活的代称，就是由于伊壁鸠鲁受到了与他同时代 的斯多葛学派及其后继者们的大肆诽谤。在他们看来，伊壁鸠鲁的学 说似乎带有某种明显的唯物主义观点，因而为他们所鄙视。其实这更 是对实际情况的一种误解，因为伊壁鸠鲁交往圈子里的人实际上过的 是俭朴的生活。

    伊壁鸠鲁接受了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从这个角度看，他的确是 一位唯物论者。但是他并没有采纳原子运动严格受法则支配的观点。 前面说过，法则概念最初是从社会领域派生出来的，只是到了后来才 应用于物理领域的各类事件。同样，宗教是一种社会现象，这两种思 路似乎在必然性概念中有所联系。神才是最终的法则制定者。既然伊 壁鸠鲁抛弃了宗教，他自然也就不会再去考虑严格的必然性法则。因此，伊壁鸠鲁允许原子有在一定程度上变化的独立性，尽管德谟克利 特说过，一旦某一过程处在进行之中，它的下一过程就会遵循法则。

    而灵魂只是一种特殊的物质，其粒子与构成肉体的原子融为一 体。他把感知解释为物体发出的放射物与灵魂原子相撞的结果，当死 亡意外发生时，灵魂原子就会与肉体分离，并且消散；虽然这些原子 依然存在，但已无法产生感知，伊壁鸠鲁用这种方式论证了对死亡的 恐惧是荒谬的，因为死亡本身并不是我们能够体验的东西。尽管伊壁 鸠鲁坚决反对宗教，但他承认诸神的存在，但是，我们不会由于诸神 的存在而变得更好，或者变得更坏。神本身只是伊壁鸠鲁主义的超级 执行者，他们对人类事务并无兴趣。

    神既不会奖赏谁，也不会惩罚谁。总之，我们应该沿着一条谨 慎、中庸的道路前进，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达到一种没有混乱的安宁状 态，这就是最大的快乐，因而也是最高形式的善。伊壁鸠鲁主义和其 他学派的不同在于，它并没有发展出一种科学的传统。他的自由思考 以及反对迷信传统的态度，继续受到了早期罗马帝国上层社会中少数 杰出人物的推崇，尽管在伦理方面，它已逐渐为斯多葛主义所取代。

    伊壁鸠鲁传统中的另一位著名人物是罗马诗人卢克莱修（公元前 99年至公元前55年）。他在一首叫做《关于宇宙》的著名诗篇里，讲 述了伊壁鸠鲁的学说。

    盛极一时的斯多葛主义是希腊化时代最有影响的哲学运动。同一 些伟大的雅典学派相比，它的成员并不严格地局限于宗主国希腊的国 土，其中一些著名的代表人物来自东方，后来还有一些来自罗马的西 部。该运动的创始人是一个腓尼基的塞浦路斯人，名叫芝诺。我们不 知道他的具体出生年代，但应该是在公元前4世纪的后半叶。由于家族 的商业活动，这位年轻人首次来到了雅典，并在那里对哲学产生了兴 趣。他放弃了经商，最终建立起了一所自己的学校。他常常在意为 “彩绘有顶柱廊”的斯多亚·波依基尔里讲学，因此该学说就随该建 筑被人称为斯多葛主义。

    斯多葛哲学延续了将近五个世纪之久。在这期间，它的学说经历 了很大的变化，但这一运动却因它始终如一的伦理学说而得以维系下 来。斯多葛主义的伦理学说起源于苏格拉底的生活方式。淡泊名利， 勇于面对危险和困难，这些都是斯多葛学派十分重视的德行。正因为 该派如此重视忍耐与超脱，“斯多葛”一词才具有了现代含义。

    斯多葛主义作为一种伦理理论，与古典时代的理论相比，多少显 得有些平淡和严肃。但是作为一种学说，它却比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 的学说更为成功地赢得了人们广泛的信奉。这也许是因为柏拉图所强 调的“知识是最高的善”，不容易为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们所接受。但 是不管怎样，似乎正是斯多葛主义俘获了希腊化时代的君主和统治者 的头脑。苏格拉底曾经有过一个理想，就是哲学家应该成为君主，君 主也必须成为哲学家。值得怀疑的是，斯多葛主义能否实现这个理 想。

    早期斯多葛学派的作品除了一些残缺不全的篇章，几乎没有任何 材料留存下来，尽管根据现存的材料仍有可能拼凑出该学说的概貌 来。芝诺本人似乎把主要精力放在了伦理学上。斯多葛哲学始终最有 兴趣的主题之一就是宿命论和自由意志，这个哲学问题至今仍吸引着 哲学家们的注意。

    芝诺认为自然界严格受到法则的支配。他的宇宙论似乎主要是受 了前苏格拉底观点的影响。他和赫拉克利特一样，也把火视为初始物 质，经过一定的时间之后，再从火中分离出别的元素，这似乎在一定 程度上效仿了阿那克萨哥拉的理论。最后燃起了熊熊烈火，万物又回 归到原始的火，一切重新开始，就像恩培多克勒的循环论所说的那 样。世界运行所遵循的法则来自某个至高无上的权威，他控制着所有 的历史细节。万物都在按预先规定的方式发生，以便达到某种目的。 芝诺认为最高的或者说神的动力并非存在于世界之外，而是像潮气渗 透沙子一样，充斥着整个世界。因此，神是一种存在于宇宙万物之内 的力量，其中一部分就在每个人的体内。这种观点在现代变得如此著 名，是由于斯宾诺莎的哲学著作，而斯宾诺莎正是受了斯多葛传统的 影响。

    德行是最大的善，它体现在生活与世界的一致性中。但我们不能 以“一切存在的事物都是这样与世界相一致的”作为理由，把它理解 为仅仅是一种同义的重复。因为它通过与自然的交融而不是对立的方 式，来指引一个人的意志。应该轻视世俗的财富。暴君可以剥夺一个 人的外部财富，甚至是生命，但却无法剥夺他的德行。德行是一种内 在的＼不可分割的占有。因此我们得出以下结论：如果放弃了对外部 财富的错误需求，一个人就会拥有纯粹的自由，由于外部力量无法触 及他的德行，因而德行是惟一重要的东西。

    其中某些见解作为高贵生活的格言，也许值得人们赞赏，但作为 一种伦理理论，芝诺的学说则存在着严重缺陷。因为，假如世界受法 则的控制，那么宣扬德行的至高无上就没有什么意义。那些有德行的 人之所以有德，是因为受法则支配，不得已而为之，邪恶的人同样如 此。另外，我们该怎样来理解预先规定了善恶的神呢？柏拉图在《理 想国》中给了我们一点暗示，即神只是世间善的创造者，在这里几乎 是没有什么用。

    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都要面对类似的反对意见，因为他们试图通 过主张“人的心灵无法从总体上把握事物的必然性”来回避困难。但 同时他们又提出，在现实中，万物都会处在可能世界的最佳状态中， 得到十分恰当的安排。然而除了一些逻辑问题之外，这一理论似乎还 明显存在着实际错误。更糟糕的是，从总体上看，磨难无助于增加德 行或使灵魂变得更崇高。另外，我们这个进步时代的一个令人伤心的 发现就是，只要有足够的技能，就可能击败任何一个人，无论他的力 量有多么强大。

    斯多葛主义真正切中要点的是，它承认在某种意义上，德行内在 的善比别的东西更重要，物质的丧失总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补偿，但 一个人如果失去了自尊，他就不再是一个真正的人。

    据说斯多葛主义的第一次系统阐述要追溯到克吕西普（公元前280 年至公元前207年），虽然他没有作品留存下来。斯多葛学派正是在这 一时期，对逻辑和语言产生了更强烈的兴趣。他们详尽地阐述了假言 三段论和选言三段论的原理，并发现了一种重要的逻辑关系，即现代 术语所称的“实质性内涵”。这是一真一假两个命题之间的关系。以 这个陈述为例： “如果气压降低，就会下雨。”“气压降低”与“下 雨”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实质性内涵关系。同样，斯多葛学派还发明 了语法术语，语法在他们那里变成了一个系统的探索领域。语法中格 的名称也是斯多葛学派的一项发明。其拉丁文译名至今还在使用，其 中 包 含 由 罗 马 语 法 学 家 传 下 来 的 一 个 希 腊 术 语 的 误 译 “accusative（宾格／对格）”。

    西塞罗的文学活动使斯多葛学说在罗马找到了立足之地，西塞罗 曾师从斯多葛哲学家伯希东尼。这位来自叙利亚的希腊人游历丰富， 在许多领域都有所建树。在前面，我们曾提到过他的天文学研究。作 为一位历史学家，他延续了波里比乌斯的工作。他的哲学立场中含有 不少古老的阿卡德米传统，如前所述，当时的阿卡德米本身已经受到 了怀疑论的影响。

    虽然从哲学角度看，斯多葛主义后期的代表人物不如早期的那么 重要，但其中三位的作品却非常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后人对他们的生 平也十分清楚。他们的社会地位相差悬殊，但他们的哲学观点却几乎 一样。其中，塞涅卡是罗马元老院议员，祖籍西班牙；爱比克泰德原 本是希腊奴隶，后来在尼禄王手下获得了自由；马尔库斯·奥勒留是 二世纪时的皇帝。三个人都十分相似地写出了斯多葛风格的伦理学文 章。

    塞涅卡大约出生于公元前3年，来自一个迁居罗马的富有的西班牙 家庭。他进入了政界，并在某个时期担任了行政职位。他的命运后来 出现了暂时的坎坷，后来皇帝克劳地乌斯同意了皇后梅萨林娜的请 求，于公元41年放逐了他。这位元老院议员在批评皇后生活方式不检 点时，似乎有点过于放肆。几年之后，皇后意外地暴死。克劳地乌斯 的继任皇后阿格丽皮娜生了尼禄。公元48年，塞涅卡从落难地科西嘉 被召回了宫廷，担任了太子尼禄的老师。不过这位罗马王子却不是斯 多葛派哲学家理想的学生，而塞涅卡本人的生活方式也和那些斯多葛 伦理学宣讲者所期望的截然不同。尼禄积敛了大量财富，其中大部分 是通过向不列颠居民放高利贷获得的。这可能就是导致不列颠省叛乱 的原因之一。所幸的是，现在仅靠高利率已经无法激起不列颠人民革 命的思想火焰了。由于尼禄变得日益独断和疯狂，塞涅卡又一次失 宠，最终被恩赐自尽，否则就要被处死。于是他以时兴的方式割断了 静脉。尽管总的说来，他的生活与斯多葛主义并不相符，但他对死亡 的态度却真实地体现了他的哲学。

    爱比克泰德是一位希腊人，大约出生于公元60年。正是他的名字 提醒了我们，他曾经是一个奴隶，因为“爱比克泰德”含有“被俘获 者”的意思。由于他在早年奴役生活中所遭受的虐待，他的一条腿瘸 了，而且健康状况很差。获得自由之后，他就在罗马讲学，直到公元 90年，多米提安把他和其他斯多葛派学者驱逐出境，因为他们批判了 皇帝的残暴统治，并且形成了一股反对王权的道德力量。他的晚年是 在希腊西北部的尼古波里度过的，大约去世于公元100年。他的一些论 述被他的学生阿里安保存了下来。我们在其中发现了前文解释过的斯 多葛伦理观点。

    爱比克泰德生来就是奴隶，而斯多葛派最后一位伟大作家马尔库 斯·奥勒留（公元121年～180年）却生来就是皇帝。他由叔父安东尼 奴斯·庇乌斯抚养长大。正如其称号所暗示的那佯，庇乌斯是罗马皇 帝中比较开明的一位。马尔库斯·奥勒留于公元161年继承了皇位，并 且穷其一生为帝国效劳。由于那时天灾和战乱层出不穷，作为皇帝的 他一直忙于对付那些野蛮部落，他们侵扰帝国的边境，并且开始威胁 到罗马的霸权。虽然肩负政务的重担，但他认为这是他的职责。国家 面临着内忧外患，他采取了一些似乎有助于维护秩序的措施。他迫害 基督徒并不是出于恶意，而是由于他们对国教的反对成了异议和麻烦 的根源。在这一点上，他也许是对的，尽管迫害同时也说明了迫害者 的内心的虚弱，因为一个根基牢固而又充满自信的社会是不用去迫害 异端的。像爱比克泰德的论述一样，马尔库斯·奥勒留用希腊文写的 《沉思录》也完整地传到了我们手上，这些都是在军务、政务的繁忙 中抽空记录下来的哲学反省日记，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马尔库斯·奥 勒留赞同一般斯多葛主义“善”的理论，但他却坚持恪尽公职的态 度，这一点与柏拉图更为一致。人是一种社会动物，我们必须在政治 事务中发挥自己的作用，这就使得有关自由意志和宿命论（前文已提 及）的伦理方面的难题更加突出。因为我们已经知道，按照一般斯多 葛派的观点，一个人的德行或邪恶只是个人的问题，是不会影响到他 人的。但是按照人的社会观，每个人的伦理品质都会对任何其他的人 产生极其明显的影响。如果皇帝马尔库斯·奥勒留对自己的职责采取 宽松的态度，发生争端的可能性无疑就会比已有的多得多。斯多葛主 义从来没有对这一难题做出过令人满意的解答。

    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代遗留下来的一个问题是基本原理的问 题。斯多葛学派提出了天生理念论：演绎过程从清晰的、无需证明的 起点开始，这一观点左右了中世纪的哲学界，也为一些现代理性论者 所采纳。它是笛卡尔方法的形而上学基础。在人的概念方面，斯多葛 学说要比古典时代的理论宽大得多。我们回顾一下就会发现，亚里士 多德在这一点上曾经走得有多远，他竟然认为希腊人不应该做同胞的 奴隶。而斯多葛主义却跟从了亚历山大的实践，他们主张在某种意义 上，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即使在奴隶制规模更大的帝国时代也应该 如此。顺着这一思路，斯多葛派提出了自然法则与国家法律的区别。 这里面提到的天赋权利意味着一个人因为其人性而有权获得的某种东 西。天赋权利的学说对罗马立法产生了一些好的影响。对于那些被剥 夺了一切社会权利的人来说，它能起到安抚的作用。在文艺复兴后期 反对君权神授的斗争中，它又以相似的原因得以复兴。

    尽管希腊本身曾是世界的“智慧作坊”，但它却无法作为一个独 立自由的国家生存下来。而另一方面，希腊的文化传统又得到了广泛 的传播，无论如何也给西方文明留下了一个永久性的标志。中东地区 由于亚历山大的努力而被希腊化；在西方，罗马成了希腊遗产的传播 者。

    起初，希腊和罗马之间的联系是通过意大利南部的希腊殖民地开 始的。在政治上，亚历山大的扩张运动并没有波及希腊西部的国家。 在希腊化时代初期，该地区存在着两支重要的力量，即锡腊库札和迦 太基，但它们都在公元前3世纪的前两次布匿战争之后被罗马征服，西 班牙也在战争中被吞并。公元前2世纪，希腊和马其顿也被征服。第三 次布匿战争以公元146年迦太基城被彻底摧毁而告终。同年，科林斯在 罗马军团的践踏下也得到了相似的结局。这种肆意、残忍的破坏行动 是十分罕见的，不仅在当时受到了谴责，后世也对此大加批判。在这 一点上，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倒是迅速回到了野蛮状态。

    公元前1世纪，罗马又先后吞并了小亚细亚、叙利亚、埃及和高 卢，而不列颠则陷落于公元1世纪。这些连续不断的征讨并不是单纯的 渴望冒险所至，而是为了寻求一条自然的边界，以便不费力地坚守并 抵御外来敌对部族的侵犯。在帝国早期，这一目标就已经实现了：罗 马的疆域北以莱茵河和多瑙河这两条大河为界；东以幼发拉底河和阿 拉伯大沙漠为界；南以撒哈拉，西以大西洋为界。在这样的地理环境 中，公元1世纪和2世纪的罗马帝国处于相对和平和稳定的状态。

    从政治角度看，罗马最初作为一个城邦在很多方面与希腊相似。 伊特刺斯康王朝传说的统治时期之后，是由控制着元老院的一个贵族 统治阶级主宰的共和国。随着国家规模和重要性的增大，趋向于更民 主的政体变革便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尽管元老院仍然保留着大量的权 力，但代表着平民大会的保民官逐渐对国事有了发言权。非贵族出身 的人也有了担任执政官的可能性。但是扩张的结果，却使统治阶层家 族获得了巨额的财富，地主们占有大片的土地，他们使用奴隶来耕 种，并赶走了小农经济阶层。元老院因此掌握了最高权力。公元前2世 纪末，由格拉古领导的一场平民民主运动失败后，接连不断的内战却 逐渐导致了帝王统治的建立。尤里乌斯·凯撒的养子屋大维最终恢复 了秩序，并获得了“奥古斯都”的头衔，作为皇帝来统治国家，尽管 民主制度还在名义上保留着。

    公元41年，奥古斯都去世。在接下来大约200年间，罗马帝国总的 说来还算太平。当然，内部纷争和困扰还存在着，但都未成大气，不 足以毁掉帝国统治的基石。虽然边境仍有战事，但罗马人还是过着宁 静有序的生活。

    后来，军队自身也开始经常利用其权力收取金钱，作为回报，它 向皇帝提供支持。皇帝们就是依靠这样的军事后盾登上宝座的，同 样，一旦这种支持被撤回，他们就得下台。戴克里先（公元286～公元 305年）和君士坦丁（公元312～公元337年）通过努力曾一度避开了灾 难的发生，但他们采取的某些应急措施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 而加速了帝国的衰落。大量的日耳曼雇佣军在为帝国作战，结果证明 这正是帝国覆灭的原因之一。野蛮部落的首领们通过在罗马军团效 力，接受了战术训练。后来，他们逐渐意识到自己所学的新技能如果 不是为罗马主子效劳，而是为自身利益服务，也许能够获得更多的好 处。仅仅一百年之后，罗马城就落入哥特人之手。不过昔日的一些文 化遗产却通过基督教的影响保存了下来，基督教在君士坦丁统治时期 被升为国教。一旦入侵者改信了基督教，那么教会就能在某种程度上 保留希腊文明的知识。而东罗马帝国却遭到了完全不同的厄运。在那 里，穆斯林入侵者把自己的宗教强加给了帝国，并以他们自己的文化 把希腊传统传到了西方。

    在文化上，罗马几乎完全是派生出来的。无论是艺术、建筑，还 是文学、哲学，罗马世界都多少模仿了来自希腊的杰出范例。不过有 一个方面罗马人是成功的，而希腊人，乃至亚历山大则都是失败的， 这就是大规模的政府、法律和行政制度，因此，罗马还是在某些地方 影响了希腊的思想。我们在谈到政治问题时已经看到，古典时代的希 腊无法超越城邦理想，而罗马的视野却要开阔得多，历史学家波利比 乌斯对此印象很深。他大约出生于公元前200年的希腊，后来成了罗马 入侵者的俘虏。他和斯多葛学派的潘尼提乌一样，属于一个以小西庇 阿为核心的文人圈子。除了一点政治影响外，罗马未能产生任何可以 启发希腊思想家的新观念。希腊作为一个国家虽然被摧毁了，但却在 文化领域击败了罗马征服者。因为有教养的罗马人都讲希腊语，就像 直到最近，有教养的欧洲人还讲法语一样。雅典的阿卡德米对罗马的 贵族子弟很有吸引力，西塞罗就曾经是该校的学生。每一个领域都采 用了希腊标准。罗马在许多方面都只是在苍白地复制希腊原作，尤其 是罗马哲学更是缺乏有独创性的思想。

    希腊传统不虔诚和喜欢探询的特点，随着希腊化时代的衰落，多 少削弱了古罗马的长处，尤其是海外扩张使得大量财富流入这个国家 的时候。而真正的希腊影响却在力量上减弱了，它逐渐集中在极少数 人，尤其是罗马城的贵族身上。另一方面，希腊化文化中的非希腊因 素却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强大起来。前面说过，东方提供了一种神秘 主义因素，但总的来说，它并没有在希腊文明中占据主导地位。来自 美索不达米亚和更远地方的宗教影响，通过这种方式渗入了西方，并 产生了广泛的信仰调合因素，基督教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最终得以提 升到国教的地位。同时，神秘主义倾向鼓励了各种迷信和惯例的扩 散。当人们对现世的命运不满意，对自身的能力缺乏自信的时候，荒 唐、非理性的势力便乘虚而入了。的确，罗马帝国享受了两个世纪的 太平，但“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和平”时代并不适合作建设性的智力尝 试。如果说它还有哲学的话，只是斯多葛派风格的延续。只有在政治 上，罗马才比古典思想家们狭隘的地方观念领先了一步，因为斯多葛 主义提倡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兄弟关系。在罗马统治已知世界的数百年 里，这个斯多葛派的概念确实具有了实质上的意义。

    罗马帝国和希腊城邦一样，通过自己的方式保持着对境外世界的 优越感和恩赐姿态。尽管它与远东有一些联系，但却不足以使罗马公 民注意到以下事实：世界上还存在着其他伟大文明，而这些文明是不 能被简单地看做野蛮而不予考虑的。尽管罗马具有更宽广的视野，但 它还是被傲慢支配着，犹如它的文化祖先希腊。这种傲慢甚至也为教 会所继承，它们自称“天主教的”或“广泛的”（英文catholic同时 具有这两种含义），尽管在东方还有一些其他伟大宗教，其伦理观至 少与基督教一样先进，人们仍然做着世界政府和文明之梦。

    罗马最重要的作用，就是继承了一种比自身文化更悠久、更优越 的文化。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罗马管理者的组织天才和帝国的社 会凝聚力。遍布罗马全境的巨大道路网络遗迹使我们想起它伟大的组 织工作，尽管存在着民族差异并在后期出现了封建统治，但罗马的扩 张还是保证了欧洲的大部分能够作为一个文化单位继续发挥较大的作 用。即便是野蛮部落的入侵，也无法把这一文化基础摧毁到不可修复 的地步。而在东方，罗马的影响就不那么持久了。其原因就在于阿拉 伯穆斯林征服者强大的生命力。在西方，入侵者会慢慢被一种归功于 罗马的传统所同化；而中东则几乎全部改信了征服者的宗教。西方把 自身获得的大量希腊知识归功于阿拉伯人，这些知识被穆斯林思想家 通过西班牙传到了欧洲。

    在被罗马统治达三个世纪的不列颠，盎格鲁-萨克逊的入侵似乎导 致了与罗马传统的彻底决裂。伟大的罗马法律传统虽然在其统治下的 西欧各地都得以保存下来，但在不列颠却站不住脚。英国的习惯法至 今仍是盎格鲁-萨克逊的。在哲学方面，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有趣结果： 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与法律密切相关，而哲学上的诡辩术却与古罗马严 格而形式化的运用相似。在英国，盎格鲁-萨克逊的法律传统是有效 的，即便是在经院哲学的全盛时期，哲学的绝大多数方面也还是更具 经验主义的特征。

    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宗教领域出现了妥协趋势，哲学中也出现了相 似的发展。从广义上说，斯多葛主义是帝国初期的哲学主流，而更令 人振奋的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学说却有些受排挤。但是到了公元3世 纪，出现了一种根据斯多葛学说对旧伦理学所作的新解释，这与当时 的普遍状况是完全协调的。这种不同理论的混合物渐渐被称为新柏拉 图主义，它将会对基督教神学产生巨大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新柏 拉图主义是联结古代与中世纪的桥梁。古代哲学就是在这里画上了句 号，而中世纪思想则从这里开始了。

    新柏拉图主义最早兴起于亚历山大，该城是东西方的交汇点。在 这里可以看到来自波斯和巴比伦的宗教影响、埃及仪式的残余、一个 信仰自己宗教的强大的犹太社会，还有基督教各派别，这一切构成了 一个希腊化文化的总体背景。

    据说新柏拉图学派是阿摩尼阿斯·萨卡斯创立的，我们对他的生 平了解不多。他的学生普罗提诺（公元204～公元270年）是最杰出的 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普罗提诺出生于埃及，后来在亚历山大求学和 居住，一直到公元243年才离开。

    由于对东方宗教和神秘主义感兴趣，普罗提诺跟随高尔狄安三世 出征波斯。但他的这一事业并未成功。由于年轻的皇帝缺乏经验，不 知为什么引起了将领们的不满。在当时，这种冲突是以速决方式了结 的，年轻的皇帝最终死在了自己本来应该能控制的部下手里。普罗提 诺于公元244年从谋杀之地美索不达米亚逃到罗马住了下来，并在那里 任教直至去世，他的著作是由学生蒲尔斐利根据他晚年的授课笔记编 纂而成的。蒲尔斐利多少受了些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影响，因此，流传 至今的普罗提诺作品带有一定的神秘主义色彩，这也许得算编纂者蒲 尔斐利的过失。普罗提诺留存至今的著作一共有九册，因此被称为 《九章集》，其总体趋向和观点是柏拉图式的，尽管缺乏柏拉图作品 的广度和文采，内容几乎全部是理念论和毕达哥拉斯的某些神话。普 罗提诺的作品与现实世界有一定的疏离，但如果我们想一想帝国的状 况，就知道这并不奇怪了。面对当时的混乱局面，即使是一个盲人， 也需要有极度的坚毅才能保持坦率、愉悦的心境。理念论把感知世界 及其苦难看做不真实的东西，这正好可以使人安于现状，听由命运的 摆布。

    在形而上学方面，普罗提诺的中心学说是“三位一体”理论， “三位”按其优先程度和依存关系，分别是“太一”、“奴斯”和 “灵魂”，在我们深入探讨这一理论之前，首先要注意的是，尽管它 对神学产生了影响，但它本身却不属于基督教，而属于新柏拉图主 义。普罗提诺的同学奥里根是一个基督教徒，他也提出了一种“三位 一体”理论，即把三个部分放在不同的层次上。这一理论后来被视为 异端，遭到了责难。普罗提诺不是基督徒，所有没有遭到谴责。也许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的影响一直到君士坦丁统治时期都比奥里根大 一些。

    普罗提诺“三位一体”理论中的“太一”与巴门尼德的球体很相 似，对此，我们最多只能说“它存在”。用别的任何方式来描述它， 都将意味着可能还有其他更大的东西。普罗提诺有时把它称为 “神”，有时又称它为“善”，就像《理想国》中的处理方式一样。 但它比“存在”要大，它无所不在而又不被任何事物所包含，不可言 喻而又渗透一切。关于“太一”，我们与其说什么，不如保持沉默； 在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了神秘主义的影响。因为神秘主义者也是躲 在沉默与不可言传的壁垒后面逃避困难的。说到底，希腊哲学的伟大 之处就在于发现了逻各斯的中心作用。尽管希腊思想也有一些神秘因 素，但本质上还是与神秘主义相对立的。

    普罗提诺称“三位”中的第二个因素为“奴斯”。要对这个词做 出适当的翻译似乎不大可能。它的意思有点像“精神”一类的东西， 但又不是神秘的，而是具有理智方面的意义。“奴斯”与“太一”的 关系可以通过类比得到最好的解释。“太一”就像是自身发光的太 阳，“奴斯”则是“太一”由此见到自身的这种光。在某种意义上， “奴斯”可以比作自我意识。在远离感官的方向上，我通过运用自己 的心灵，就能够认识到“奴斯”，并且通过它认识到“太一”，因为 “奴斯”就是“太一”的映像。由此，我们发现它近似于《理想国》 中的辩证法概念，后者也宣称有一个通往显示“善的形式”的过程。

    “三位”中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因素，被称为灵魂。灵魂在 本质上具有双重性的。在其内部，它可以上通“奴斯”；而在其外 部，则下达感官世界，它是感官世界的造物主。斯多葛学派把神与世 界等同起来，而普罗提诺的不同在于，其理论否定了泛神论，并且回 到了苏格拉底的观点上去。尽管它把自然看做是灵魂的向下发散，但 并不像灵知学那样将它视为邪恶。相反，普罗提诺的神秘主义很轻松 地承认：自然是善和美的。但这种宽容的观点并没有为后来的神秘主 义者、传教士甚至哲学家们所接受。在他们“修来世”的观念中，美 与快乐被当做下流与邪恶遭到了诅咒。当然，如此可怕的学说，除了 精神错乱的狂热分子，恐怕再也不会有人去真正地实践它了。然而这 种颠倒的、对丑陋的崇拜确实曾主宰了很多个世纪。基督教至今还正 式保持着“快乐是有罪的”这一古怪的思想。

    关于灵魂不朽的问题，普罗提诺吸纳了《菲多篇》中提出的观 点，即认为人的灵魂是一种实体，由于实体是永恒的，所以灵魂也是 永恒的。这与苏格拉底的解释有些类似，苏格拉底认为灵魂与形式结 合在一起。但是，普罗提诺的理论里也有一定的亚里士多德因素。虽 然灵魂是永恒的，但它却有与奴斯合为一体的倾向，因此它丧失了自 己的个性，尽管它还保留着自身。

    现在，我们对古代哲学的考察即将结束。在考察过程中，我们从 泰勒斯时代到普罗提诺时代，跨越了大约9个世纪。虽然我们以此为 界，但这并不表明后来的思想家就不应被考虑纳入古代传统。在某种 意义上，对所有的哲学都是如此。不过，要在文化传统的发展中找出 某些主要的停顿阶段还是可能的，普罗提诺就做到了这一点。自他以 后，不管怎么说，哲学在西方都是处在教会的庇护之下，即便有鲍依 修斯这样的例外，情况也还是如此。同时，我们还应该记住，罗马帝 国覆灭的时候，在它的东部，无论是早先在拜占廷，还是后来在穆斯 林的统治之下，哲学传统都得到了延续，而并没有受到宗教的束缚。

    当我们回顾古代世界的哲学奋斗历史时，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希腊 心灵在洞察普遍性问题时的非凡力量。柏拉图曾说过，哲学源于迷 惑，而早期的希腊人就拥有了这种令人赞叹的能力，并使之达到了非 凡的高度。探索的一般性概念是希腊的伟大发明之一，它塑造了西方 世界。诚然，比较不同的文化总是让人反感的，但是如果我们要用一 句话来描述西方文明的特征的话，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说，它建立在以 希腊精神为主要事业的伦理之上。希腊哲学的另一个主要特征，是它 基本上以透明性为目的。它的种种真理，犹如真理本身一样，并不宣 称某种不可言传的预感，而是从一开始就极为重视语言和交流。当 然，它也有某些很早以前传下来的神秘因素，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神秘 倾向就贯穿了古代哲学始终。但从某个角度看，这种神秘主义实际上 并没有干扰探索本身，而是更趋向于影响探索者的伦理观。只有衰败 开始出现时，神秘主义才充当了更重要的角色。正如我们在讨论普罗 提诺时说过的那样，神秘主义与希腊哲学的精神是对立的。

    与现代人相比，古代的思想家面临着更为严峻的问题，其中最主 要的一个问题就出现在下述事实中：我们今天可以从过去的传统中寻 求帮助，但对于早期的希腊哲学家来说，这种支持是不存在的。我们 从古典的原始资料中吸收了大量的哲学、科学和技术的词汇，而且经 常是囫囵咽下。而对于希腊探索者来说，一切都得从头开始。他们只 能从日常语言提供的材料中创造新的说法、发明专用词汇，因此，有 时候他们的表达方式在我们看来似乎有些笨拙，但我们必须知道，他 们往往是在黑暗中摸索新的表达方式，因为当时必要的工具仍在形成 之中。这就需要我们设身处地去想一想那种情况，就像我们离开了希 腊语和拉丁文，要用盎格鲁-萨克逊语来从事哲学和科学工作一样。

    以回归早期文化根源为基础的文艺复兴和现代科学出现之前，有 将近12个世纪的抑制期。这种抑制期为什么会出现呢？也许这是一个 没有答案的问题，任何解答的尝试都将过于简单。但有一点却毋庸置 疑，那就是希腊和罗马的思想家都未能成功地拿出一套完善的政治理 论。

    如果希腊人的失败是因为高智力带来的某种傲慢的话，那么罗马 的失败则完全是因为想像力的缺乏。这种心灵的迟钝并不仅仅表现在 帝国时代的巨大建筑上，而是在各个方面。希腊与罗马之间精神上的 差异，完全可以用希腊神庙和晚期罗马的长方形大会堂来象征。希腊 的智慧遗产到了罗马人的手中，多少变得不那么精致典雅了。

    希腊哲学传统实际上是一种启蒙运动和解放运动，因为它的目的 在于使心灵摆脱愚昧的束缚。它认为世界是可以理喻的，从而消除了 人们对未知事物的恐惧。它以逻各斯为工具，为的是在“善”的形式 下追求知识。不偏不倚和超然的探索本身被视为伦理上的善，人们通 过它，而不是宗教的神秘，来达到善的生活。伴随着这种探索传统， 我们还看到了某种不带虚伪情感的令人振奋的观点。苏格拉底认为，未经审验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重要的不是活得久，而是活得好。诚然，这种观点的一部分在希腊化时代和罗马时 代消失了，那时候，似乎更重视自省的斯多葛主义已经打下了根基。 不过，西方文明的思想框架中的一切精粹部分，还是要从希腊思想家 的传统中寻找。

    第五章 早期基督教

    和今天一样，从希腊时代到罗马时代的哲学，其主体还是独立于宗教的。当然，哲学家也可以提出让关注宗教事务的人同样感兴趣的 问题，但那时候的宗教团体无法影响也无权控制思想家。从罗马覆灭 到中世纪结束的这段时间里，下述方面既不同于罗马之前，也不同于 中世纪之后：西方的哲学成了一种在教会的庇护和指导下繁荣的活动，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很多的。

    在西罗马帝国覆亡时，罗马的“神皇合一”机制已经分裂为两股 势力。由于基督教被君士坦丁定为国教，因此教会接管了所有涉及神 与宗教的事务，而皇帝则负责处理世俗事务。直到宗教改革坚持信教 属于个人行为从而否定了教会的主张之前，教会的权威在原则上都是 不容置疑的，尽管它变得日益衰落。从此以后，教会就成了新兴民族 国家的统治工具。

    世俗的、非宗教的学术传统，在古老帝国的中部还苟延残喘了一 段时间，而北方的原始部族则没有任何学术传统可依赖。因此，读书识字几乎渐渐成了教会人士或教士们的专利。过去的传统的幸存部分都被教会保留了下来，而哲学变成了一种为基督教及其卫道士们提供 辩护的学问，只要它的教义大体上能被人接受，教会就能获得并保持 其权势。但也有一些别的传统在争取最高统治权，其中包括古老的罗马传统，教会正是由于它的衰落才首次得势。另外还有新日耳曼传 统，取代古老帝国政治组织的封建贵族就是从这一传统中产生的。不 过这些传统都没有一种适当的社会哲学作其代表，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它们无法有效地挑战教会势力，但这不是惟一的原因。

    罗马传统从起 于14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中逐渐再次得到坚持，而日耳曼传统则以 16世纪的宗教改革为契机取得了突破。但是在中世纪，哲学还是与教 会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随着“神皇合一”机制被两大势力取代（一个是代表上帝的教 皇，一个是皇帝），其他几种潜在的二元现象也出现了。首先是拉丁 与条顿二元性的客观存在。教会势力仍旧是拉丁族的，而帝国却落到 了野蛮的条顿族入侵者的后裔手中。一直到被拿破仑征服之前，它都 被称为日耳曼的神圣罗马帝国。其次，人也被划分成教士和俗人两 类。教士是正统教义的卫护者，由于教会成功地经受住了各种异端影 响的考验，教士的地位在西方大大提高了。早期的一些信基督教的皇 帝曾经同情阿利乌斯教派，但最终还是正统派占了上风。此外，还出 现了天国与世俗诸国的比较。这种比较的根源可以在《福音书》里看 到，但它在罗马帝国覆灭之后才获得了更为直接的重要意义。虽然野 蛮部族能够摧毁城市，但神的城市却是无法摧毁的。最后是精神与肉 体的二元对立。这种对立更为古老，其根源可追溯到苏格拉底的“肉 体与灵魂”理论。这些概念以新柏拉图主义的形式变成了保罗派新教 的核心，而且启发了其中的早期基督教苦行（禁欲）主义。 天主教哲学在世界范围的发展情形是这样的：它的第一次成熟是 靠圣·奥古斯丁的努力，此人主要受了柏拉图的影响；而圣·托马斯 ·阿奎那则使它达到了巅峰，托马斯将教会建立在亚里士多德理论的 基础上，教会的主要辩护者们至今还在为这一基础辩护。由于这种哲 学与教会的联系是如此紧密，所以要想说明它的发展及对后世的影 响，就需要进行大量的历史考察。但是，如果我们想了解那个时代的 精神及其哲学，那么还是有必要对这些事件作一些说明。 逐渐主宰了西方的基督教，本来是犹太教的一个分支，而那时的 犹太教又是希腊与东方思想的混合物。基督教和犹太教都认为上帝有 自己的宠儿，尽管两者的选择对象不同。它们坚持同样的历史观，认 为历史开始于神的创造，并将走向神的某种结局。但两者的确存在着 一些分歧，如弥赛亚（救世主）是谁？他想实现什么？在犹太教看 来，救世主仍将到来，并赐予他们尘世的胜利；而基督教徒却认为救 世主就是拿撒勒的耶稣，他的天国不在我们这个世界。基督教接受了 犹太教的正义概念，并将其作为帮助同胞和笃信某种教条的指导思 想。从本质上说，后来的犹太教与基督教都赞同新柏拉图主义的“彼 岸（另一个世界）”概念。不过，希腊理论是哲学理论，不容易为每 个人所理解；而犹太教与基督教的观点更注重对来世的解释，正义者 将升入天堂，而邪恶者将下地狱受煎熬。其“来世报应”的说法，使 这一理论广为人知。 ◎　闪米特的神祇，巴比伦崇拜的神。

    要想了解这些信仰是如何发展的，我们就必须记住：耶和华（犹 太教的上帝）最初是闪米特族的主神，他保护自己的人民。除了耶和 华，还有别的神主宰着其他部族。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现过任何关 于“彼岸”的暗示。以色列的主神掌握着其部族的世俗命运。他是一 位爱妒嫉的神，不能容忍他的子民同时信奉别的神灵。古代的先知都 是一些政治领袖，他们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来制止人们崇拜其他诸神， 因为他们怕招致耶和华的不快，担心威胁到犹太人的社会凝聚力。犹 太教的这种部族特征，通过一系列的民族灾难得到了加强。 公元前722年，亚述人攻陷了北方的以色列王国，并将绝大多数居 民驱逐出境。公元前606年，巴比伦人攻占了尼尼微，并摧毁了亚述帝 国。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征服了南方的犹太王国，并于公元前586年 占领了耶路撒冷，烧毁了神殿，将大量的犹太人流放到巴比伦。一直 到公元前538年，波斯国王居鲁士攻陷巴比伦之后，犹太人才获准回到 巴勒斯坦。正是在被流放巴比伦期间，犹太教的教义和民族特性得到 了加强。由于神殿被毁，犹太人只好免掉了祭奠仪式。大量留传至今 的犹太教口头传说，都要追溯到这个时期。 犹太人散居各地也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人 都回到了故土。那些回去的人确实活了下来，但只是建立了一个不怎 么重要的神权国家。在亚历山大死后，亚细亚的塞琉西王朝与埃及的 托勒密王朝之间发生了旷日持久的争执，犹太人必须想方设法守住自 己的地盘。一支重要的犹太人群体在亚历山大城增长起来，除了宗教 之外，一切都很快被希腊化了。希伯来文的《圣经》也不得不译成希 腊文，从而产生了《圣经》的“七十人译本”，之所以有这个名称， 是因为传说有七十位翻译者独立翻译，却译出了完全一致的译本。但是当塞琉西国王安提阿古四世在公元前2世纪上半叶，试图强迫犹太人 按希腊方式生活时，犹太人在马喀比兄弟的领导下纷纷揭竿而起。犹 太人以巨大的勇气和毅力，为争取以自己的方式敬神的权利而战斗。 结果他们赢了，于是马喀比家族以大祭司的身份统治国家。其家族的 世袭统治被称为哈斯摩尼亚王朝，该王朝一直延续到希律王时期。 ◎　托莱多犹太教堂的阿拉伯花饰 当散居各地的犹太人越来越希腊化的时候，主要靠了马喀比家族 的成功抵抗，犹太教才得以幸存下来，也为基督教及后来的伊斯兰教 得以兴起提供了必要条件。正是在这一时期，犹太教产生了“彼岸” 的概念，因为起义已经证明人世间的灾难总是首先光顾那些最有德行 的人。公元前1世纪，除了正统派势力，还发展出一种更成熟的、受希 腊文化影响的运动，它的教义预示着应该对《福音书》中的耶稣进行 伦理上的重新评价。早期的基督教实际上就是一种经过改革的犹太 教，正如新教起源于教会内部的某种改革运动一样。 马克·安东尼结束了大祭司们的统治，并任命希律为国王，希律 是一位彻底希腊化了的犹太人。公元前4年，希律死后，犹太国由罗马 的一名地方财政长官直接统辖。但犹太人并不喜欢罗马的“神皇合 一”机制，当然，基督教徒也是如此。不过，犹太教徒与基督教徒有 一个不同之处，后者至少在原则上赞同谦卑的传统；而前者却在总体 上显得很自大，这一点颇像古典时代的希腊人。除了自己的神以外， 他们顽固地拒绝承认任何其他的神。事实上，他们也拒绝承认罗马的 “神皇合一”。公元66年，犹太人举行了反抗罗马的起义，经过一场 残酷的战争之后，耶路撒冷于公元70年被攻陷，神殿再次被摧毁。希 腊化犹太历史学家约瑟法斯在他的希腊文著作中记载了这一战役。 ◎　特苏斯的保罗，宗教罪人与圣徒，基督教的创立者。 这一事件致使犹太人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散落到各地。正如被 放逐到巴比伦时一样，正统派变得更加苛严。公元1世纪之后，基督教 和犹太教都把对方看做完全不同的、势不两立的宗教。在西方，基督 教煽起了一种可怕的反闪米特族情绪，使得犹太人从此生活在社会的 边缘，并饱受迫害和剥削，这种情况直到他们于19世纪获得政治权利 才结束。只有在穆罕默德的穆斯林国家，尤其是在西班牙，犹太人才 得以兴旺起来。当摩尔人最终被驱逐时，古典传统和阿拉伯知识才大 量地通过通晓多种语言的犹太思想家传授给了教士们。1948年，犹太 人再次拥有了迦南。他们是否会发展出自己新的文化势力，要回答这 个问题恐怕为时尚早。 犹太教中持不同意见的派别形成了早期的基督教，他们最初并没 有想用这种新教义去控制不信犹太教的人。这些早期基督徒仍然保持 着旧的排外传统，犹太教从来没有打算争取外族的皈依，即使在今天 得到改良的情况下，只要割礼和斋戒还在进行，它就不可能吸收外族 入教。如果没有一个信徒去设法放宽入教的基本条件的话，那么基督 教可能至今仍然是非正统犹太人的一个教派。特苏斯的保罗（一个希 腊化的犹太人和基督徒）扫除了这些外部障碍，从而使基督教受到了 普遍的欢迎。 罗马帝国的希腊化公民还是不承认基督应该是犹太人之神的儿 子。灵知主义弥补了这个缺陷，它是与基督教同时出现的一种宗教调 和运动。按照灵知主义的观点，可感知的物质世界是耶和华创造的， 但耶和华实际上只是一位小神，它与最高的神闹翻之后，便出来作 恶。终于，为了推翻《旧约》中的错误教义，最高的神的儿子化作凡 人降临人间。这些观点再加上一些柏拉图的思想，就构成了灵知主 义。它把希腊传说的成分、俄耳浦斯神秘主义的因素、基督教义以及 别的东方思想结合了起来，然后采取一种妥协的哲学混合方式使它变 得圆满。 而摩尼教（后期灵知主义所派生）则干脆把精神与物质的差异混 同于善与恶的差异。在藐视物质事物方面，他们比敢于冒险的斯多葛 学派走得更远。他们禁止食肉，并宣称任何形式的性行为都是罪恶 的。从它们只流传了数世纪的情况来看，我们似乎可以准确地推断， 这些苛刻的教条并没有得到完全有效的执行。在君士坦丁之后，灵知 教派不再那么重要了，但仍然有一定的影响。幻影教派宣称，钉在十 字架上的不是耶稣本人，而是他的某种幻影或替身，这不禁让人想起 希腊传说中伊芙琴尼亚的献祭。穆罕默德承认耶稣是一位先知，尽管 无法和他自己相提并论，后来他也采纳了幻影教派的观点。 随着基督教根基的日益牢固，它与《旧约》宗教的纷争也愈演愈 烈。它认为犹太人没有承认古代先知所预言的弥赛亚，所以是罪恶 的。从君士坦丁往后，反闪族主义变成了基督教狂热的一种体面的形 式，尽管宗教并不是狂热分子们惟一的动机。奇怪的是，曾遭受过可 怕迫害的基督教一旦翻了身，竟然会同样残暴地对付一个坚持自己信 仰的少数派。 在某些方面，基督教有了新的、明显的变化。总体上看，犹太教 是一种十分简单的非神学事物，这一率真特性甚至还在“对观福音 书”中有所体现。但是在《约翰福音书》里，我们却发现了神学思辨 的开端，当基督教思想家们试图在自己的新教义中吸收希腊人的形而 上学时，这种神学思辨的重要性就得到了加强。随着《圣经》的逐渐 形成，我们不再只关注“神加人”的基督形象，而是关注他的神学方 面。《圣经》的形成可以追溯到斯多葛学派、柏拉图，乃至赫拉克利 特。这种神学传统在欧利根（公元185～公元254年）的著作中首次得 到了系统的阐释。 ◎　圣徒们 欧利根生活在亚历山大城，他曾在普罗提诺的老师阿摩尼阿斯· 萨卡斯门下求学，因而与普罗提诺有不少共同点。根据欧利根的观 点，上帝本身在其所有三个方面（圣父、圣子、圣灵）都是无形的。 他坚持古老的苏格拉底理论，即灵魂以某种独立状态先于肉体存在， 当人出生时，它才进入肉体。这一观点正如“一切灵魂终将获救”的 观点一样，后来使他被视为异端。但他一生都在冲撞教会。他年轻时 曾经不明智地走向极端，用自我阉割的方式来预防肉体的虚弱，而这 种方式并未得到过教会的认可，他因此而走了背运，并失去了担任教 士的资格，尽管在这一问题上似乎还有过一些不同意见。 欧利根在《反西尔撒斯论》一书中，详尽地批驳了西尔撒斯，而 西尔撒斯的反基督著作却没有留存下来。在这里，我们首次看到了为 《圣经》具有神授性观点辩护的倾向。除了其他方面，信仰能够使信 仰者产生一种有价值的社会影响这一事实也被用以证明信仰的合法性 和正确性。说到底这是一种实用主义观点，最近的一位思想家威廉· 詹姆士再次把它提了出来。但不难看出，这种论证是一把双刃剑，因 为它完全取决于你认为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者不赞同已 经制度化了的基督教，他们称宗教为“人民的鸦片”；如果按照实用 主义观点，他们完全有权竭力反对基督教。 教会的集权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起初，主教是由各地的教会成 员选举产主的。罗马主教权力越来越大，那只是君士坦丁统治之后的 事情。通过救济穷人，教会有了一群依附者，这一点很像昔日罗马元 老院家族的作风。君士坦丁统治时期充斥着教义斗争，因此也给帝国 带来了不少骚乱。为了解决其中的一些问题，皇帝于公元325年召开了 尼西亚会议。会议确定了和阿利乌斯教派对立的正统派的若干准则， 从此教会就采用这些准则去解决教义发展中的分歧。阿利乌斯是亚历 山大的祭司，他的教义认为圣父的地位高于圣子，两者是截然不同 的。撒伯留斯则为相反的观点进行辩护，他说圣父与圣子只是同一个 人的两个方面。正统观点最终获得了胜利，它将两者放在同一个层次 上，认为两者是同体异位。但是，阿利乌斯教派还是继续兴盛起来， 各种其他异端同样如此。正统教义的主要提倡者是阿撒那修斯，他于 公元328年至公元373年任亚历山大城的主教。而阿利乌斯教却得到了 君士坦丁的继承者们的支持，只有朱利安是个例外，因为他是个异教 徒。但是，狄奥多修斯于公元379年登基后，正统派又得到了帝国的支 持。 在西罗马帝国晚期和基督教时期，有三位重要的教士各自以不同 的方式加强了教会势力，他们死后都被颂为圣徒。安布洛斯、杰罗姆 和奥古斯丁都出生于4世纪中期，彼此相差不过几岁。再加上6世纪的 教皇大格里高利，后来一并被称为“教会博士”。 ◎　写作中的奥古斯丁 在这三个人中，奥古斯丁是惟一的哲学家。安布洛斯是一位无所 畏惧的教会势力的辩护者，他为国家与教会的关系打下了基础，这种 关系盛行于整个中世纪。杰罗姆是《圣经》最早的拉丁文译者。奥古 斯丁进行的是神学和形而上学的思辨。宗教改革前的天主教神学架构 和改良宗教的主导原则主要归功于他。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本人 就是奥古斯丁教义的僧侣。 公元340年，安布洛斯出生于托莱福。他在罗马受的教育，后来又 从事与法律相关的职业。他30岁时被任命为意大利北部列古里亚和埃 米里亚的地方长官，任职达四年。在此期间，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 放弃了世俗生活（虽然没有停止政治活动），并当选为米兰主教，当 时米兰是西罗马帝国的首都。担任主教一职之后，安布洛斯勇敢地、 而且经常毫不妥协地坚持教会有至高无上的宗教地位，并由此而产生 了深远的政治影响。 ◎　安布洛斯，米兰主教。 起初，宗教的地位很明确，似乎也没有对正统派构成什么威胁， 皇帝格雷善自己就是一个天主教徒。因为疏于政事，他后来被谋杀 了，于是有关继位问题的麻烦接连不断，马克西姆斯篡取了除意大利 以外的整个西罗马的权力，而意大利的统治权则为格雷善的弟弟瓦林 提尼安二世合法继承。由于小皇帝年纪尚小，实权则为太后查士丁娜 所掌握。查士丁娜是一个阿利乌斯教徒，因此一场冲突便不可避免地 发生了。异教与基督教最引人注目的冲突地点当然是罗马城。君士坦 丁的儿子君士坦丁乌斯统治时，胜利雕像本来已经搬出了元老院，背 教者朱利安又把它搬了回来，格雷善则再一次把它搬了出去，于是元 老院的一些议员就提出要再次搬回来，但另一些基督教议员却在安布 洛斯及教皇达马苏斯的帮助下占了上风。格雷善死后，异教派别于公 元384年重新兴起，他们向瓦林提尼安二世请愿，为了不让异教徒的这 一新举动获得皇帝的支持，安布洛斯就在奏本中提醒说，皇帝有责任 为上帝服务，正如公民作为士兵有责任为皇帝服务一样，其中的暗示 比“耶稣要求赋予上帝和凯撒各自有权接受的东西”还要过分。这样 一来，我们就只好宣称教会作为上帝支配人间的工具要高于国家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国家权力正日渐衰减。教 会作为普遍性的国际组织，即使帝国崩溃了，它也照样能存在下去。 一个主教作了这样露骨的暗示之后，却没有受到任何惩罚，这也正标 志着罗马帝国的衰落。但是，胜利雕像的事依然没有了结。后来，篡 位者尤金尼乌斯又把它竖了起来，直到公元394年败给狄奥多修斯之 后，基督教派才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由于查士丁娜信奉阿利乌斯教，安布洛斯与她发生了争执。查士 丁娜曾经要求在米兰为阿利乌斯教的哥特军团保留一座教堂，主教安 布洛斯不同意，民众也站在主教一边。被派去攻打教堂的哥特军人却 与人民达成了一致，不肯诉诸武力。这是安布洛斯的一个显著的英勇 行为，他在全副武装的蛮族雇佣军面前毫不屈服。最后皇帝只好做出 让步，在为基督教会争取独立的斗争中，安布洛斯在道义上取得了一 次伟大的胜利。 ◎　主教的象牙宝座 不过，主教的行为并非总是同样值得赞颂的。在狄奥多修斯统治 时期，皇帝曾命令一位地方主教赔偿一座被烧毁的犹太教堂的修缮费 用，因为火灾正是在他的蓄意挑唆下发生的，但主教安布洛斯却对此 极力反对。虽然皇帝的本意是不支持这种恐吓行径，但安布洛斯辩解 说，基督教徒无论如何也不应该赔偿这类损失。这种危险的说法致使 中世纪出现了许多迫害行为。 安布洛斯的主要功绩是管理与治国，而杰罗姆却是当时的优秀学 者之一。公元345年，杰罗姆生于达尔马希亚边境附近的斯垂登。他18 岁时赴罗马求学，在高卢游历了数年之后，他在距故乡不远的阿奎雷 亚定居下来。由于一场争执，杰罗姆离家去了东方，他在叙利亚的沙 漠里隐居了5年。后来，他到了君士坦丁堡，不久又回到了罗马。公元 382年至公元385年，他一直留在罗马。教皇达马苏斯于前一年去世， 而继任的教皇似乎不大喜欢这位爱争辩的教士，于是杰罗姆再次去了 东方，和他一同前往的还有一些有德行的罗马妇女，她们赞同他的独 身禁欲戒律。公元386年，一行人最终在伯利恒定居下来，并过起了修 道院的生活。 杰罗姆于公元420年去世。他的名著是拉丁文《圣经》译本，该译 作成了天主教承认的惟一正统译本。在最后一次在罗马停留期间，杰 罗姆从希腊原文翻译了《福音书》。至于《旧约》，他还追溯到了希 伯来的根源。 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杰罗姆极大地影响了当时日益盛行的修道 院运动，使它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他的一些罗马弟子随同他去了伯利 恒，并在那里建了四座修道院。和安布洛斯一样，杰罗姆也是一位伟 大的书信作家，其中许多信是写给年轻女子的，信中规劝她们保持德 行与贞洁。当公元410年哥特入侵者劫掠罗马时，他似乎有些听天由 命。他并没有去考虑拯救帝国的措施，而是更加热衷于对贞操价值的 赞颂。 ◎　奥古斯丁，希波主教，神学与哲学作家。 公元354年，奥古斯丁出生在努米底亚省。他所受的教育完全是罗 马式的，20岁时，他带着妻儿来到了罗马。不久，他又去了米兰，在 那里以教书为业。在此期间，他本来是一个摩尼教徒，但最后却在不 断的悔恨的驱使下，被一位有心计的老妇人领进了正统派。公元387 年，安布洛斯为他施了洗。公元396年，他回到非洲，担任希波地方的 主教，直到430年去世。 在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中，我们看到了他与罪孽作斗争的引人 注目的描写。他终身都为小时候的一个事件所困扰。这实际上只是一 件小事，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有一次把邻居花园里一棵梨树上的 梨摘光了。虽然这只是一时兴起的顽皮行为，但他对罪过的病态反省 却夸大了这一过错，认为永远都不能宽恕自己。在他看来，这无论如 何也是一种危险行为。 在《旧约》的早期，个人罪孽被看做是整个民族的缺点，后来才 逐渐被看做个人的污点。对基督教神学来说，这一转变是至关重要 的，因为教会作为一种机构是不可能犯过失的，只有个别基督徒才可 能犯下罪过。通过对个人因素的强调，奥古斯丁成了新教神学的一位 先驱。天主教越来越认同教会的重要性，而奥古斯丁认为两方面都重 要。人在本质上是有罪的，应该打入地狱，要通过教会的调解才能得 救。但按照宗教惯例，即使过一种有德的生活也并不能保证一定得 救。上帝是善的，而人是恶的，上帝允许拯救算是一种恩赐，拒绝拯 救也不应受到指责。这种宿命论后来为改良神学中更为顽固的流派所 采纳。另一方面，摩尼教曾认为恶是一种物质的原则，而奥古斯丁却 认为恶是不良意志的一个结果，这个有价值的观点也为改良神学所继 承，并构成了新教责任概念的基础。 奥古斯丁的神学著作主要是以批驳裴拉鸠斯的温和观点为目的。 和当时的绝大多数教会人士相比，裴拉鸠斯这位威尔士教士的心怀更 为仁慈。他否定了原罪论，并且教导说，人可以依靠自身的努力来获 得拯救。由于其宽容性和开明性，这一理论必然会赢得众多的支持 者，尤其是那些保持着希腊哲学家的某些精神的人。奥古斯丁为了替 自己辩护，就强烈地反对裴拉鸠斯的学说。对于裴拉鸠斯被最终宣布 为异端邪说，奥古斯丁是负有一定责任的。他以保罗的《使徒书》为 起点解释宿命论，而假如保罗看到从自己的教诲中推出了如此可怕的 命题，一定会大吃一惊的。后来，这一理论为加尔文所吸收，但是， 教会却明智地抛弃了它。 奥古斯丁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神学上，即便涉及哲学问题，他的主 要目的也是为了调和圣经的教谕和柏拉图学派的哲学遗产。在这个意 义上，他是基督教辩护传统的先驱。尽管如此，他的哲学思辨本身仍 然很有意思，并且证明了他是一位敏锐的思想家。这类资料可从《忏 悔录》第十一卷中找到，由于它不是闲谈的好题材，所以流行版本总 是将它省略。 奥古斯丁向自己提出的问题，就是去揭示上帝的万能怎样才能与 《创世纪》中的创造事实（假定真有其事）协调起来。首先，有必要 把犹太教、基督教，还有希腊哲学中的创世概念区分开来。对希腊人 来说，假如说能像变戏法那样把世界从子虚乌有中产生出来，也许他 们在任何时候都会觉得十分荒谬。如果上帝创造了世界，那么他应该 被看做使用了现成原材料的建筑大师。无中生有的东西是与希腊精神 中的科学特征相抵触的。《圣经》里的上帝则不是这样，他被认为既 创造了原材料，又创造了建筑物。希腊的观点自然能推导出泛神论， 因为它认为上帝就是世界，这一思路始终吸引着那些有强烈神秘主义 倾向的人。持有这一观点的最著名的哲学例子就是斯宾诺莎。奥古斯 丁接受了《旧约》中的造物主，一个世界之外的上帝。上帝是一个永 恒的神灵，不受因果关系或历史发展的支配，他在创造世界的同时， 也创造了时间。我们无法追问创世之前的状态，因为那时还不存在可 以用来提问的时间。 ◎　鲍依修斯，柏拉图派哲学家和罗马贵族。 对奥古斯丁来说，时间是一种三重性的现在。之所以被恰如其分 地称为现在，是因为它是惟一真实存在的东西；过去是现在的回忆， 而未来是现在的展望。这一理论并非没有缺陷，但它主要是为了强调 时间作为人（被创造的存在物）的一部分心灵体验的主观性。按照这 一观点，追问创世之前有什么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康德也对时间作过 主观的解释，他说时间是一种知性形式。这种主观态度使奥古斯丁预 示了笛卡尔的如下学说：人惟一不能怀疑的就是自己在思考。尽管主 观主义最终未能在逻辑上站得住脚，但奥古斯丁仍然算是它的一位能 干的阐释者。 奥古斯丁时期的标志性事件就是西罗马帝国的覆灭。公元410年， 阿拉里克的哥特人攻占了罗马。也许基督教徒们从这一事件中看到了 他们罪孽的应有惩罚。而对异教徒来说，他们的想法却相反：以前的 诸神已经被抛弃，朱庇特自然就撤回了他的庇护。为了应对这一论 证，奥古斯丁从一个基督徒的角度出发，写下了《上帝之城》，并在 写作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基督教历史论，其中很大一部分在今天 只剩一点怀古的情趣，但“教会独立于国家”这一中心论点却在中世 纪具有重大意义，甚至在今天的某些地方，它还保留了下来。为了参 与对灵魂的拯救，国家必须服从教会，实际上，这种观点是建立在 《旧约》中犹太国家样板的基础上的。 在狄奥都利克统治时期，罗马住着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他的生活 和作品与当时文明的普遍衰落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就是鲍依修斯。 大约公元480年，鲍依修斯出生于罗马，他是一位贵族子弟，与元老院 议员阶层关系密切。鲍依修斯还是狄奥都利克的朋友，公元500年，这 位哥特国王成了罗马的统治者，10年后，鲍依修斯终于被任命为执政 官。但是后来，他的命运却出现了逆转。公元524年，他被关进了监 狱，并以叛国罪被处死。在狱中等候行刑期间，他写下了《哲学的慰 藉》，这本书使他声名远扬。 ◎　鲍依修斯在狱中候刑时写作《哲学的慰籍》一书。 在生前，鲍依修斯就以睿智和博学著称。他是第一个把亚里士多 德的逻辑学著作翻译成了拉丁文的人。此外，他还写了自己的著作和 关于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评注。他在音乐、算术和几何学方面的论 文，长期被中世纪的文科学院奉为范文。他想完整地翻译柏拉图与亚 里士多德著作，但这一计划从未得以完成，的确令人遗憾。奇怪的 是，中世纪不仅把他当作一位伟大的古典哲学学者，而且把他当做一 名基督教徒来加以推崇。 正如《哲学的慰藉》里提到过的那样，他坚持柏拉图式的立场。 但相比之下，他更有可能是一名基督徒，就像当时的大多数人一样。 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他只能算名义上的基督徒，因为和教士们的神 学思辨相比，柏拉图哲学对他的影响要大得多。不过，如果他真的被 当做可靠的正统派的话，也许更好一些，因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他 的大部分柏拉图观点才能顺利地被后来几个世纪的教士们所吸收。而 在当时，异端的罪名是很容易使他的作品遭到埋没的。 无论如何，《哲学的慰藉》一书脱离了基督教神学。该书包括交 替出现的散文与诗歌部分，鲍依修斯自己发言时用散文，而哲学则借 一位妇女的形象用诗歌应答。该书的教义与观点并没有引起当时教会 人士的兴趣。他直截了当地再次肯定了三位伟大的雅典哲学家的崇高 地位，在追求善的生活方式上，鲍依修斯遵循了毕达哥拉斯学派传 统，而他的伦理学说大部分源于斯多葛学派，他的形而上学则可以直 接追溯到柏拉图。书中一些章节带有泛神论的色彩，他据此提出了恶 并不真实的理论。上帝是善的，不可能作恶；既然上帝是万能的，那 么恶必定是虚幻的。这一观点有许多地方都是与基督教神学和伦理学 格格不入的，但不知为什么，它似乎并没有激怒正统派阵营中的任何 人。全书主要是在回顾柏拉图，它避开了普罗提诺之类的新柏拉图主 义作家的神秘主义，与当时盛行的种种迷信也毫无瓜葛，书中也找不 到当时基督教思想家的那种狂热的罪孽感。该书最突出的特点，或许 就是它的作者是一名死囚。 如果我们把鲍依修斯看做一位象牙塔里的思想家（脱离当时的实 践事务），那就错了。恰恰相反，他像古代的哲学家一样，经历了各 种实践事务，是一位有才能、头脑冷静的执政官，并忠于自己的哥特 主子。后来，他被当做受到阿利乌斯教派迫害的殉道者，这一谬误也 许有助于提高他作为一位作家的知名度。但作为一位不偏颇、不盲从 的思想家，他却从未被颂为圣徒，而赛瑞利（下文将对此人作更多介 绍）却成了圣徒。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鲍依修斯的作品提出了一个持久的问题， 即一个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必然是其时代的产物？鲍依修斯所生活的 世界，是对超然而理性的探索抱有敌意的世界，他生活的时代是一个 迷信和狂热泛滥的时代，然而在他的著作里，这些外部压力似乎一点 也没有显示出来，他的问题也绝不是那个时代所特有的问题。诚然， 罗马的贵族阶级不大容易屈从于流行时尚与狂热情绪。某些旧道德， 在帝国覆亡之后，仍然在这些贵族当中留存了很长时间。在一定程度 上，这也可以用来解释鲍依修斯伦理思想中的斯多葛倾向。但是下述 事实本身却必须得到解释：尽管外有野蛮部族侵扰，内有狂热情绪盛 行，这样一群人（坚持旧道德的人）还是继续存在了下来。我想，可 以从两个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一方面，人肯定是传统的产物。首 先，他们在成长过程中会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后来，他们的生活方 式又从他们所坚守的传统中得到了支持，不管这种忠诚是完全出于自 觉，还是多少出于盲从。另一方面，传统不容易受时间的约束，它们 呈现出自身的一种生活，并且可以长期存在下去。传统就像郁积在地 表下的暗火，当重新得到支持时，就会再次被煽成明火。在蛮族入侵 时那种动荡不安的环境里，古典时代的传统依然在某种程度上幸存了 下来，在这种背景下，才有可能出现鲍依修斯之类的人物。但他一定 早就意识到了横在他与同代人之间的鸿沟。如果相信某种传统的力 量，就需要有一定的毅力来支持它，鲍依修斯肯定也需要鼓起他的全 部勇气。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另一个相关的问题了。为了理解某些哲学问 题，是否有必要去研究哲学史？为了理解某个时期的哲学，是否有必 要去了解这个时期的历史？按照上文所述的观点，社会传统与哲学传 统之间显然存在着某些相互作用。迷信的传统不会产生不迷信的思想 家，把禁欲看得比事业还高的传统不可能产生能够接受时代挑战的建 设性措施。另外，即使没有完整的历史知识作注解，我们也有可能充 分理解某个哲学问题。读读哲学史，其意义正在于认识到绝大多数问 题过去曾经提出过，一些明智的答案过去也曾经有过。 对罗马的洗劫开创了一个战事不断的时代，并导致了西罗马帝国 的灭亡和日耳曼部族在帝国全境的定居。北方的不列颠遭到了盎格鲁 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的侵犯；法兰克部族扩张到了高卢；汪达尔人 向南侵入了西班牙和北非。下述留存至今的国家和地区名称，还能让 我们想起相关的事件：英格兰因盎格鲁而得名，法兰西得名于法兰 克，安达卢西亚则得名于汪达尔。 西哥特人占领了法兰西南部，东哥特人则征服了意大利，在此之 前，他们曾试图瓦解东罗马帝国，但未能成功。从3世纪末以来，哥特 雇用军为罗马作战效劳，因此逐渐掌握了罗马的战术。罗马失陷以 后，帝国还苟延残喘了几年，直到公元476年，终于被国王奥都瓦克率 领的东哥特人摧毁。公元493年，狄奥都利克命人谋杀了奥都瓦克，结 束了其统治，于是，狄奥都利克成了东哥特的新国王，统治意大利直 到公元526年去世。在哥特人的背后，东方的匈奴蒙古人部落在国王阿 替拉的率领下，正向西挺进。虽然他们有时也与哥特人结为联盟，但 是公元451年阿替拉入侵高卢时，双方的关系就恶化了。一支哥特、罗 马联军在沙龙阻止了阿替拉的进犯。随后，由于教皇列奥施加了道德 压力，阿替拉攻占罗马的计划也就取消了。这位蒙古国王不久后去 世，部族失去了习惯的统帅，这支掳掠成性的亚洲军队渐渐失去了往 日的威风。 有人可能认为这些动荡会引起教会的明显反应，但教会的注意力 却为“基督的多重位格”的极端教义的细枝末节所吸引。有的人认为 基督是一个具有两种面貌的人格，这一观点最终取得了胜利，它的主 要辩护者就是赛瑞利。赛瑞利于公元412年至公元444年任亚历山大城 主教，他是正统派顽固的支持者，并且以实际行动表现出他的狂热 ——煽动迫害亚历山大城的犹太人，并策划了对希帕莎的凶残谋杀 （希帕莎是为数学史做出贡献的少数妇女之一）。赛瑞利因此被颂为 圣徒。 而另一方面，君士坦丁堡主教奈斯脱流斯的追随者们却赞同“基 督有两个位格”的观点，也就是作为人的基督和作为上帝之子的基 督；前面提到过，这一观点的创始者是灵知教派。奈斯脱流斯的学说 主要是在小亚细亚和叙利亚赢得了支持者。 为了解决这个神学难题，双方作了一次努力，于公元431年在以弗 所召开了一次会议。没想到赛瑞利教派设法抢先到了会场，趁对方没 来得及入场，就迅速做出了有利于自己一方的表决，于是奈斯脱流斯 教派被宣布为异端。“基督只有一个位格”的观点终于占了上风。赛 瑞利死后，公元449年以弗所的一次宗教会议进一步宣称，基督不仅只 一个位格，而且只有一个本性。该教义后来被称为“一性论异端”， 公元451年的卡罗西顿会议谴责了该教义。如果赛瑞利此时还活着的 话，就很可能被定为一性论异端分子，而不再是圣徒。然而，虽然全 体基督教会议可以制定标准，但异端也会咬牙坚持下去，尤其是在东 方。正是由于正统教派与异端教派的互不妥协，伊斯兰教势力后来才 得以大展宏图。 在意大利，哥特人并没有盲目地摧毁原来的社会结构。狄奥都利 克（公元526年去世）保留了原有的行政制度。他在宗教问题上的态度 也很温和，他本人是一个阿利乌斯派教徒，似乎也允许一些非基督教 因素继续存在，尤其是在罗马的贵族家庭中存在。鲍依修斯这位新柏 拉图主义者就是狄奥都利克的大臣。然而皇帝查士丁却是一个坚持狭 隘观念的人，公元523年，他宣布阿利乌斯为非法教派，这一举动把狄 奥都利克弄得很尴尬，因为他的意大利领地内到处是天主教，而他自 己的力量无法与皇帝抗衡。由于担心自己的支持者搞阴谋，他将鲍依 修斯关进监狱，并于公元524年将他处死。公元526年，狄奥都利克去 世，次年查士丁去世，查士丁尼继位。正是由于查士丁尼下旨，伟大 的罗马法大纲、法典和法学汇纂才得以完成。查士丁尼是正统派的坚 定拥护者，继位初期，他下令关闭了雅典的阿卡德米学院。在这之 前，阿卡德米一直作为古老传统的最后一个堡垒，尽管这时它的学说 已经被新柏拉图主义的神秘因素淡化了。公元523年，君士坦丁堡开始 兴建圣·索菲亚教堂，在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士耳其人占领之前，该 教堂一直是拜占廷教会的中心。 查士丁尼的宗教兴趣也影响了皇后（著名的狄奥都拉），她的经 历很平常，此外，她还是一位一性论者。查士丁尼正是为了她，才开 始了“三个牧师会”的论战。在卡勒西顿，三个具有奈斯脱流斯倾向 的神父被宣布为正统派，这就触犯了一性论的观点。于是查士丁尼发 布敕令，宣称三人为异端，这一决定使教会内部出现了长期争论。结 果，查士丁尼本人也成了异教徒，他接受了阿法萨托都塞提克的观 点：基督的肉身是不朽的，这正是一性论的必然结果。 ◎　查士丁尼试图再次征服西方。正统的他关闭了了阿卡德米学院。 查士丁尼统治时，国家作了最后一次努力，试图从蛮族首领手中 夺回西部各省。公元535年，他入侵意大利，此后将近18年时间里，这 个国家都饱受战乱之苦，非洲被勉强地重新征服，但总的说来，拜占 廷的统治是不是一件幸事却也值得怀疑。拜占廷的力量并未大到足以 收复整个帝国，尽管皇帝得到了教会的支持。公元565年，查士丁尼去 世。3年后，意大利又遭到了一次蛮族的入侵。伦巴底入侵者长期占据 着北部地区，该地区后来就被称为伦巴底。他们与拜占廷人争斗了200 年之久，后者由于受到萨拉森人从南面发起的攻击，最终败退了。拜 占廷在意大利的最后一个堡垒——拉温那，也于公元751年被伦巴底人 占领。 在我们所谈论的时代，像鲍依修斯这样的人物是十分罕见的。这 个时代的特征并不是哲学上的。不过，我们必须提到后来对中世纪哲 学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两个发展：一是修道生活在西方的发展，二是教 皇势力与权威的发展，它们分别与本笃和格里高利的名字有关。 ◎　查士丁尼的皇后狄奥都拉，一性论者。 修道生活始于4世纪的东罗马帝国，起初，它与教会并没有什么关 系，由于阿撒那修斯首先采取了措施，修道运动才最终被教会所控 制。前面说过，杰罗姆是修道生活方式的伟大推行者。6世纪期间，高 卢和爱尔兰开始建立修道院。但西方修道生活的决定性人物却是本 笃，后来的本笃修士会就是因他而得名。本笃于公元480年出生于贵族 家庭，并且在罗马贵族安逸奢华的环境中长大。20岁时，他开始对早 年的教养传统产生了强烈的反感，于是跑到一个洞穴里隐居了三年。 公元520年，他在蒙特卡西诺建了一座修道院，该院成了本笃修士会的 活动中心。它的创立者本笃所制定的教规告诫会员，要发誓保持清 贫、顺从和贞洁。但本笃并不喜欢东方僧侣们的那种过于刻苦的修 行。由于他们（东方僧侣）机械地理解了基督教关于肉体有罪的观 点，才会互相比试，看谁能达到最高的舍身境界。对于这些有害的怪 观念，本笃教规予以坚决制止。该组织的权力掌握在终身任职的修道 院院长手中。后来，本笃修士会又提出了自己的传统，该传统与其创 立者本笃的意图多少有些不符。本笃派学者们在蒙特卡西诺搜集了大 量藏书，为维护经久不衰的古典学问传统做了很多工作。 本笃定居于蒙特卡西诺，直到公元543年去世。大约40年后，修道 院遭到伦巴底人的洗劫，修士会逃亡到了罗马。蒙特卡西诺在其悠久 的历史中，还遭受过两次破坏，一次是9世纪被萨拉森人毁坏，另一次 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幸的是，它丰富的藏书留存了下来，现 在，修道院也得到了彻底重建。 ◎　边奈狄克特，蒙特卡西诺图书馆的创始人。 格里高利在他的《对话录》第二册里，记载了本笃生平一些细 节。其中有相当篇幅讲的是超凡的行为及事件，这些传说揭示了当时 有教养人士的普遍思想状态。必须记住的是，阅读在当时已经成了极 少数人拥有的技能，因此这些作品完全不像今天的超人和科幻小说之 类的垃圾，它们不是为容易受骗的文盲大众写的。此外，这些《对话 录》还成了我们了解本笃的主要资料来源。 《对话录》的作者大格里高利，被誉为西方教会的第四位博士。 他生于540年，有罗马贵族血统，并在富足奢华的环境中长大。他受到 了教育，尽管没有学过希腊文。这一缺憾永远也未能弥补，即使后来 他在宫廷里住了六年之久。公元573年，他担任了城市的行政长官。但 是不久，他似乎感觉到了神的召唤，于是辞去官职，舍弃财产，当了 一名本笃派僧侣。他做出了这一不同寻常的决定之后，苛严、节俭的 生活便开始了，并长期损害了他的健康。但是，他所过的生活并不是 他以前向往的那种潜心思索的生活。他的政治才干也没有被人忘记， 教皇裴拉鸠斯二世派他出任君士但丁堡宫廷的大使（西方仍对君士坦 丁堡表示象征性的忠诚）。公元579年至公元585年，格里高利虽然住 在宫廷里，却未能完成他的主要使命，即怂恿皇帝和伦巴底人交战。 由于当时已不是军事干预的时代，查士丁尼最后几次军事干预虽然取 得了暂时的成功，但到头来仍是一场空。 ◎　大格里高利，教皇权威的促进者。 回到罗马后，格里高利在修道院里住了五年。公元590年，教皇去 世后，更愿意当僧侣的格里高利被选为继承人。这就需要格里高利施 展其全部的政治才能，去应付西罗马政权崩溃后留给国家的不稳定局 面。意大利正遭受伦巴底人的践踏，非洲成了斗争的战场，孱弱的拜 占廷政权为摩尔部族所困扰，西哥特人和法兰克人正在高卢交战，盎 格鲁-撒克逊入侵者已经把不列颠变成了异教徒之地，异端继续困扰着 教会，道德的普遍沦丧开始损害那些本应支配教士生活的基督教原 则。圣职交易泛滥，并在事实上失控了近500年之久。格里高利接过了 所有这些麻烦，并且竭尽全力加以遏制。但正是席卷西方的极度混乱 状态，才使他能够在前所未有的、更为牢固的基础上，建立起教皇的 权威。在此之前，罗马主教从来没有像格里高利那样，如此广泛而成 功地行使过权力。格里高利主要是通过给教士们和世俗统治者们大量 写信来做到这一点的，在他看来，这些人似乎是未能尽职或者犯了越 权办事的罪过。通过发布《主教法规》一书，他为罗马在管理一般教 会事务中的至上权力打下了基础。这部纲领性读物在整个中世纪受到 了高度的推崇，甚至还以希腊文译本传入了东正教。受格里高利神学 教诲的影响，《圣经》的研究转变成了象征性的解释，而忽视了纯粹 的历史内容，直到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才开始注意《圣经》的历史内 容。

    尽管格里高利为巩固罗马天主教的权威做出了坚决的努力，但他 仍然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人。在政治上，如果皇帝的过分行为也符合他 自己的利益，或者当他感到站出来反对会带来危险时，他就会采取宽 容的态度。和安布洛斯这样的人相比，他是一个狡猾的机会主义者。 他为扩大本笃修士会的影响做了大量工作，该修士会后来成了修道机 构的典范。然而当时的教会对世俗学问不够尊重，格里高利也是如 此。

    第六章 经院哲学

    随着罗马中央集权的衰落，西罗马帝国陷入了一个野蛮时期。在 这一时期，欧洲出现了普遍的文化沉沦。所谓的“黑暗时代”，大概 是指公元600年到1000年。当然，任何把历史划分成若干个整齐区段的 做法都是很勉强的，我们不要指望从这种划分中有多少收获，它最多 只能提示一下该时期的某些综合特征。所以，我们绝不要以为，公元7 世纪刚一来临，欧洲就突然一片漆黑，直到四个世纪后，它才重新浮 现出来。

    ◎　西罗马帝国开始陷入一个野蛮的时期

    首先，古典传统依然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尽管它们的持续性影 响不够稳定，而且受到了限制。在修道院，尤其是在爱尔兰这样的偏 僻角落，一些学问得到了鼓励和扶植。但是，称这些世纪为“黑暗时 代”也没有什么不妥，尤其是与它们之前和之后的时代相比较的时 候。同时，我们必须牢记，用同等的标准来看，东罗马帝国并没有遭 遇如此普遍的衰败。拜占廷仍然保持着帝国的控制力，并由此使得学 问更加世俗化。而西方要达到这一步则需要花费许多个世纪的时间。 同样，当西方文化日渐衰弱时，年轻而充满活力的伊斯兰文明（包括 印度、中东、北非和西班牙大部分地区）却达到了最伟大的巅峰。在 更远的中国，唐朝开创了其文明史上最重要的文学纪元。 要理解为什么哲学会与教会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我们必须描 绘出这一时期教皇统治与世俗势力发展的主要脉络。教皇们之所以能 在西方巩固其主导地位，主要是因为罗马皇权消失后留下了政治上的 真空。而东方（东罗马帝国）的大主教们除了更多地为皇权所限制以 外，他们对罗马主教们的傲慢也从未有过好感，最终，他们的东正教 教会与罗马分道扬镳了。而且，在入侵部族的野蛮影响下，西方的识 字水平大为降低，而在罗马时代，识字却在整个帝国都得到了普及。 那些保留了残存学问的教士们，逐渐形成了一个会读写的特权集团。 当几个世纪的冲突结束后，欧洲进入了较为稳定的时期，正是这些教 士创办了各种学校。在文艺复兴之前，经院哲学一直都是至高无上 的。 在七八世纪的西欧，教皇统治夹在拜占廷皇帝与蛮族君主两个敌 对势力中间，在一条危险的航道上行进。从某个角度看，与希腊交往 总比依附蛮族更可取，至少皇帝的权威建立在正当法律基础之上，而 征服部族的统治者靠的是武力夺权。另外，东罗马帝国保持着罗马鼎 盛时代的文明尺度，因而也就保持这某种活跃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 与蛮族的狭隘民族主义是截然不同的。况且，哥特人和伦巴底人在不 久前都信奉阿利乌斯教，而拜占廷至少还有点正统因素，尽管它不肯 屈服于罗马的教会势力。 但是，东罗马帝国的实力已经不足以在西方维持其权威了。公元 739年，伦巴底人企图攻占罗马，但未能得逞。为了与伦巴底人的威胁 抗衡，教皇格里高利三世试图谋求法兰克人的帮助。当时，克洛维斯 的继承人，墨洛温王朝的君主们在法兰克王国已经丧失了全部实权， 真正的统治者是大总监。8世纪初担任这一官职的是查理·马特尔，他 在公元732年的图尔战役中阻止了伊斯兰教的扩张。查理和格里高利都 死于公元741年，他们的继承人丕平和教皇斯蒂芬三世达成了一项协 议：大总监要教皇正式承认其国王身份，以便取代墨洛温王朝；作为 回报，丕平将公元751年伦巴底人曾占领过的拉温那镇以及东罗马帝国 总督管辖的其他领地送给了教皇。这就导致了他与拜占廷的决裂。 没有了中央政权的约束，教皇在自己的领域里就比东正教更有势 力。当然，拉温那的赠与绝不是一桩合法交易。为了使这一交易貌似 合法，教士们伪造了一份文件，这就是有名的“君士坦丁馈赠”。该 文件自称是君士坦丁的一份政令，根据这一政令，原属西罗马帝国的 全部领土都将移交给罗马教皇。通过这种伎俩，教皇建立了自己的世 俗权力，并且在整个中世纪都得以维持。直到15世纪前，这桩文件伪 造案都没有被揭露。 伦巴底人试图抵抗法兰克的武力干涉，公元774年，丕平的儿子查 理曼翻越阿尔卑斯山，给了伦巴底军队致命一击。查理曼夺取了伦巴 底国王的头衔向罗马挺进。在罗马，他兑现了其父公元754年的许诺。 教廷对他表示支持，他则为基督教在萨克逊疆域内的传播不遗余力， 尽管他改变异教徒的信仰不是靠说服，而是武力。在东部边界，他征 服了大部分日耳曼领土，但在南部的西班牙，他试图逼退阿拉伯人， 却不大成功。公元778年，他的后卫部队战败了，著名的罗兰传奇就因 此而产生。 ◎　查理·马特尔，图尔战役的胜利者，抑止了伊斯兰教的上升趋势。 查理曼的目标并不仅仅是巩固边疆，他自视为西罗马帝国的合法 继承人。公元800年圣诞节，教皇在罗马为他举行了皇帝加冕仪式，这 标志着日耳曼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开始了。与拜占廷的决裂起初是由 丕平的馈赠引起的，但最终完成却是因为西罗马产生了一位新皇帝。 查理曼为自己的做法所找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当时伊琳女皇还 占据着拜占廷的宝座。查理曼辩解说，这是不符合皇室惯例的，因而 王位仍然空着。而他认为自己获得教皇的加冕后，可以作为凯撒的合 法继承人行使权力。同时，教廷也通过这事件与帝国势力联合了起 来。尽管后来一些独断的皇帝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废黜或拥立教 皇，但他们仍然需要得到教皇的加冕来确认其皇帝身份。这样一来， 世俗势力与宗教势力便谁也离不开谁了。当然，分歧是不可避免的， 教皇和皇帝为了各自的目的，一直在进行激烈的“拔河”赛。产生冲 突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主教的任命问题（下文将详细介绍）。 到了13世纪，冲突双方已经没有妥协的余地了。在随后的斗争 中，教廷占了上风。但是在文艺复兴初期，教皇们日益沦丧的道德水 准却使得他们失去了来之不易的优势。与此同时，民族君主制在英格 兰、法兰西和西班牙的兴起，导致了新的势力产生，从而破坏了在教 会精神领导下的团结局面。帝国摇摇欲坠地维持着，直到拿破仑征服 欧洲。教廷则幸存至今，尽管它至高无上的地位已经在宗教改革中不 复存在。 ◎　查理曼，公元800年在罗马加冕称帝，恺撒的继承人。 查理曼在世的时候，为教皇们提供了深受欢迎的保护；作为回 报，教皇们也谨慎地不去干涉他的意愿。查理曼本人不怎么有学问， 对宗教也不虔诚，但他并不敌视别人的学问和虔诚。他鼓励文学的复 兴，并且向学者们提供庇护和资助，尽管他自己的娱乐缺乏文化色 彩。对于纯粹的基督徒行为，他认为这对人民是有益的，但绝不应该 过度约束宫廷生活。 在查理曼的继任者统治期间，皇权衰落了，尤其是国土被虔诚的 路易的三个儿子瓜分的时候。这些事件所产生的矛盾，最终导致了日 耳曼人与法兰西人的对立。当帝国在世俗冲突中丧失力量时，教廷的 实力却大大增强了，但另一方面，罗马教廷又必须对主教们实施权 威。如前所述，主教们已经在各自的地盘上获得了不同程度的独立， 尤其是当他们远离权力中央所在地时。在教皇的任命问题上，教皇尼 古拉一世（公元858～公元867年）基本上成功地保住了罗马的权威。 但是所有的问题不仅在世俗力量中，而且在教会的内部仍然是有争议 的。一位聪明、刚毅的主教很可能对教皇毫不退让，如果后者不怎么 刚毅的话。尼古拉死后，教廷的权力终于衰落了。 公元10世纪，教廷为罗马当地的贵族所掌握。由于拜占廷、伦巴 底和法兰克军队之间的战争所造成的多次破坏，罗马陷入了野蛮、混 乱的状态。在整个西方，由于封建主们无力控制各自为政的诸侯们， 这片土地变得动荡不安。无论是罗马皇帝还是法兰西国王，都无法有 效地约束那些不守法纪的贵族。匈牙利人突袭了意大利北部，而北欧 海盗们的恐怖行为却在整个欧洲的海岸和河岸蔓延。诺曼底人最终在 法兰西得到了一块狭长的土地，作为回报，他们改信了基督教。来自 南部的萨拉森人的威胁从9世纪起就日益加强，直到公元915年东罗马 在那不勒斯附近的嘎里戈里阿诺河击败了入侵者，这一威胁才得以解 除。然而帝国的力量大弱，已经不可能再像查士丁尼时期那样试图去 控制西方了。在这种普遍的混乱中，教廷被迫服从于为所欲为的罗马 贵族，不仅丧失了原本在东正教事务中可能存在的残余影响，而且当 西罗马帝国的地方主教们再次宣布独立时，教廷对这些教士的控制能 力也在逐渐消失。不过，地方主教们在争取独立方面却并不成功，因 为，他们虽然与罗马教廷的联系有所减弱，但是与当地世俗势力之间 的联系却加强了。在此期间，圣·彼得宝座下众多教士的品质，也无 法阻止道德和社会解体的洪流。 11世纪时，民族大变动已经接近尾声。外来的伊斯兰教威胁也已 得到遏制。从此，西方开始转守为攻。当希腊文化在西方的大部分地 区已经被人们遗忘的时候，却在爱尔兰这样偏僻的角落幸存了下来。 总的说来，当西方经历衰落的时候，爱尔兰文化却出现了一派繁荣景 象。后来，由于丹麦人的到来，这一小块文明之地才遭到了破坏。因 此当时最有学问的人是一位爱尔兰人也就不奇怪了。他就是约翰·司 各脱·厄里根。 这位9世纪的哲学家是一位新柏拉图主义者，也是一位希腊语学 者，他在观点上属于裴拉鸠斯派，而在神学上却是泛神论的。尽管持 有非正统的观点，但不知为什么，他竟然没有受到迫害。当时爱尔兰 文化的活力是由于环境的有趣组合造成的。当高卢开始连续遭到野蛮 侵略的时候，大批知识分子纷纷跑到最西部，希望得到保护。然而英 格兰却没有那些人的立足之地，因为到处都是盎格鲁-萨克逊和朱特人 这些异教徒。而爱尔兰却提供了安全保障，于是许多避难的学者就到 了那里。我们也必须对英格兰的“黑暗时代”进行某种不同的评价。 在盎格鲁-萨克逊入侵时期，曾经出现过一个文化停顿期，但是阿尔弗 莱德大王统治时期又出现了复苏。因此，“黑暗时代”的开始与结束 都提前了两百年。九、十世纪丹麦人的入侵，致使英国的发展出现了 一次中断，也使爱尔兰的发展出现持续性倒退。这时候，学者们又开 始沿着来路往回撤。这一时期，罗马由于相距太远，也无法控制爱尔 兰的教会事务。主教的权威并不是至高无上的，修道院的学者们时刻 都在为教义争论不休。约翰·司各脱的自由观点如果在别处还有可能 产生，在这里却将迅速被纠正。 ◎　法兰西国王秃头查理，约翰·司各脱·厄里根的庇护人。 至于约翰的生平，除了他在法兰西秃头查理的宫廷里生活的这段 时间，别的我们就不清楚了。他的生卒年似乎是公元800～公元877 年，但并不能确定。公元843年，他应邀到法国宫廷主管宫廷学校。在 这里，他陷入了宿命论与自由意志问题的争论。约翰支持自由意志 说，认为一个人自身对德行的努力是有价值的。招人不快的并不是他 的裴拉鸠斯主义本身（尽管这也很糟糕），而是他用一种纯哲学的方 式来处理这一问题。他说，理性和启示是真理的两个独立的源泉，互 不重叠和冲突；但是，假如在某个给定的情况下，看起来好像有冲突 的话，那么首先应该相信理性，而不是启示。事实上，真正的宗教正 好也是真正的哲学，反之亦然。呆板的宫廷教士们并不接受这一观 点，约翰关于这些问题的论文也受到了批判。只是靠了他和国王的私 交，才免受惩罚。国王查理和这位爱尔兰学者都死于公元877年。 从经院哲学术语的角度看，约翰在哲学上是一位实在论者。搞清 “实在论”这一术语的用法是十分重要的。它最早源于柏拉图及苏格 拉底对理念论的阐释。实在论认为共相即万物，它们先于个体而存 在。它的对立面则建立在亚里士多德的概念论基础之上。这一理论被 称做唯名论，它坚持认为共相仅仅是名称，个体要先于共相而存在。 在整个中世纪，实在论者和唯名论者在共相问题上吵得不可开交。直 到今天，科学和数学之中还存在着这个问题。由于经院派的实在论与 理念论有关，所以现代人也称它为唯心主义。我们应该把这一切与它 们后来的非经院用法区分开来。在适当时候，我们将对此做出解释。 （1）上帝是创造者，但不被创造。 （2）理念是创造者，但被上帝创造。 （3）时空被创造，但不是创造者。 （4）作为总体目标的上帝，既不创造，也不被创造。 约翰在他的主要哲学著作《论自然的划分》中，约翰清晰地展示 了他的实在论。他提出了自然的四重划分法，划分依据是事物创造或 不创造；被创造或未被创造。首先，能够创造而又不被创造的显然是 上帝。第二，能够创造而又被创造的是柏拉图和苏格拉底意义上的理 念，它们创造个体也依附于个体，其本身又为上帝所创造。第三，不 能创造，但可以被创造的一类，就是时空中的诸事物。最后是既不创 造也不被创造的东西，在这里，我们转了一圈又回到了万物为之奋斗 的终点——上帝。从这个意义上看，上帝与其目标同一，因此不创 造。 到此为止，虽然涉及的都是存在事物，但也包括了自然中不存在 的事物。首先，在这些非存在事物中，按照新柏拉图学派的观点，普 通的物理对象就被排斥在可理喻世界之外。同样，罪恶被视为一种缺 陷或沦丧，一种缺乏神性模式的堕落，因此它属于不存在的范畴。所 有这些最终都回到柏拉图的理论上去了，前面说过，该理论认为善就 是知识。 “上帝与其目标同一”的观点直接导致了非正统的泛神论神学的 出现。上帝的本质，无论对于人，还是对于他自己，都是不可知的， 因为他不是一个可知的对象。其逻辑上的理由（尽管约翰没有明说） 就是：上帝就是一切。所以，不可能出现既有知者又有所知对象的情 形。约翰的“三位一体”理论与普罗提诺的没有什么不同。上帝的存 在正是通过万物的存在来显示的，其智慧体现于万物的秩序，其生命 体现于万物的运动。这与圣父、圣子和圣灵相一致。至于在理念的范 畴，它们则构成了逻各斯，通过圣灵的作用导致或产生不存在独立物 质性的个体，上帝从虚无中创造了万物，其含义就是这种虚无就是上 帝本身，因为他超越一切知识，所以就是虚无。于是约翰藉此来反对 亚里士多德允许“个体具有物质性存在”的观点。另一方面，根据创 造和被创造标准做出的前三种划分，则源自亚里士多德类似的原动和 被动划分标准。第四种划分则派生于狄奥尼修斯的新柏拉图学说。狄 奥尼修斯这位圣·保罗的雅典弟子，是一篇论文的假定作者，该论文 融合了新柏拉图主义与基督教义。约翰曾从希腊文中翻译了该著作， 他很可能因此而受到了保护，因为凭着与圣·保罗的关系，这位罗马 的假狄奥尼修斯被误以为是正统人士。 11世纪，欧洲终于进入了新生时代。诺曼底人遏制了来自北方和 南方的外来威胁。他们征服英格兰后，结束了斯堪的纳维亚人的侵 犯，而他们在西西里的战争则使该岛彻底摆脱了萨拉森人的统治。修 道院改革进展顺利，教廷选举和教会组织的原则也在重新审议。随着 教育状况的改善，文化水平不仅在教士中间开始提高，而且贵族在一 定程度上也是如此。 圣职买卖和禁欲问题是当时困扰教会的两大难题。从某种意义上 说，两者都和多年发展起来的教士地位有关。由于教士是宗教奇迹与 权力的执行人，他们就逐渐对世俗事务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 要发挥其作用，必须要人们在总体上不怀疑这些权力的真实性。在整 个中世纪，人们的这种信念始终是真诚和广泛的。然而权力总是刺激 人的欲望。如果没有强有力的道德传统加以指导，那些地位优越的人 很可能就会营私舞弊，中饱私囊。这样一来，靠授予教职来换取金 钱，就成了那些掌握了这种权力的人敛财和加强势力的一种手段。这 些做法最终腐蚀了教会本身，于是人们又不时地向这种邪恶行为宣 战。而在教士禁欲的问题上，效果却不那么明显。这个问题在道德方 面从来没有得到最终解决。无论是东正教还是西方后来改良后的宗 教，都从未认为禁欲在道德上有多少价值。另外，伊斯兰教甚至对禁 欲问题大加抨击。但同时，从政治角度出发，当时的种种变革并不是 所有的根据都那么合理。如果教士结了婚，特别是当其中还有保留财 产的经济动机时，他们就有可能发展为一个世袭的阶层。另外，教士 应该与其他人有所区别，禁欲就宣扬了这种区别。 修道院改革的中心是创建于公元910年的克律尼修道院，一项新的 组织原则就是在这里首次得到了实施。修道院只直接对教皇负责，院 长又对克律尼所属的机构行使权力。新体制致力于防止走向奢靡和禁 欲两个极端。紧随其后的其他改革者建起了新的修士会：卡玛勒多兹 修士会创建于1012年，卡尔图斯修士会创建于1084年，而奉行本笃教 规的西多修士会则建于1098年。 ◎　被逐出教门的亨利四世，正请求女修道院院长玛蒂尔达进行调解。 对于教廷本身，改革主要是皇帝与教皇争夺最高权力的结果。为 了改革教廷，格里高利六世从前任本笃九世手中买下了教皇职位。然 而皇帝亨利三世（1039～1056）虽然也是一位年轻而充满干劲的改革 者，却不赞成这一交易，不管格里高利的动机有多么值得称道。1046 年，22岁的亨利突然来到罗马，废黜了格里高利。从此，亨利在任命 历届教皇时始终非常小心谨慎，如果他们有负期望，就会被免职。在 亨利四世（1056～1106年在位）年幼的时候，教廷再次恢复了某种程 度的独立。教皇尼古拉二世通过了一项教令，让红衣主教掌握教廷的 实际选举权，而将皇帝排斥出局。同时，尼古拉也加强了对大主教的 控制。1059年，他派彼得·达米安（一位卡玛勒多兹学者）前往米 兰，以示教廷的权威，并支持当地的改革运动。达米安提出了一种有 趣的学说，即上帝不受矛盾律的约束，并且能够做到“从头再来”。 这个观点后来遭到了阿奎那的抵制。达米安认为哲学是神学的婢女， 他还反对辩证法，认为上帝应该能够推翻矛盾律，其中的暗示就带来 了万能概念上的麻烦。例如，如果说上帝是万能的，他就不能造出一 块连自己也搬不动的石头；但他又应该能，如果他真是万能的话。因 此，他似乎既能，又不能。“万能”最后成了一个不可能的概念，除 非人们放弃矛盾律。但放弃矛盾律又会使论证无法进行下去。正是由 于这个原因，达米安的理论才必然遭到了反对。 尼古拉二世继承人的选举问题，加剧了教皇与皇帝之间的冲突， 形势变得对红衣主教有利起来。1073年，希尔得布兰得被选为新教 皇，称格里高利七世。他在任职期间，与皇帝在授职问题上发生了严 重的冲突，这个问题后来持续了几百年之久。把戒指和权杖（职位的 象征）授与一位新主教，历来都是由世俗统治者来做的，为了巩固教 廷权威，格里高利掌握了这项权力。1075年，当皇帝任命一位新的米 兰大主教时，矛盾到了白热化的地步。教皇威胁说要将皇帝废黜并开 除其教籍，皇帝则宣称自己拥有最高权力，并决定废黜教皇。作为报 复，格里高利宣布皇帝和主教已被废黜，并开除了他们的教籍。起初 是教皇占了上风，1077年，亨利四世来到卡诺萨以苦行赎罪，但是， 这只是他走的一步政治棋。虽然他的教皇已经选出了一个取代他的对 手，但亨利及时地战胜了他的反对派，当1080年格里高利最终宣布支 持鲁道夫称帝时，为时已晚了。1084年，亨利带着自己挑选的一个伪 教皇进入罗马，并举行了加冕大典。格里高利虽然在西西里诺曼底人 的帮助下，迫使亨利及其伪教皇仓皇逃离，但他自己也成了其保护者 的阶下囚，并于次年死去。 尽管格里高利自己未能成功，但他的策略在后来还是有效的。不 久，坎特伯雷大主教安瑟伦（1093～1109）等人和格里高利一样，也 和世俗权威发生了争执。安瑟伦因发明了有关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而 在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作为思维最大的可能对象，上帝不可能不 存在，否则他就不会是最大的思维对象。实际上，这里的错误在于 “存在是一种品质（属性）”的观点。但许多哲学家却从此抓住这一 争论不放。 当西方世界被皈依了基督教的蛮族蹂躏的时候，东罗马帝国逐渐 遭到了伊斯兰教徒的践踏。尽管伊斯兰教徒并没有决意改变被征服民 族的宗教信仰，但他们却允许对那些加入了伊斯兰教的人免征贡税。 这个优惠政策也让绝大多数人从中获益。穆罕默德的纪元要从海格拉 算起，公元622年，他从麦加逃到麦地那。 公元632年他去世后，阿拉伯人的扩张在短短一个世纪里就改变了 世界。叙利亚、埃及、印度、迦太基、西班牙，分别于公元634～公元 636年、公元642年、公元664年、公元697年、公元711～公元712年陷 落。公元732年的图尔战役使局势发生了逆转，阿拉伯人退到了西班 牙。君士坦丁堡于公元669年和公元716～公元717年两次被围。拜占廷 帝国在日益缩水的领土上维持着，直到1453年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人 攻占了该城。帝国在这一时期的普遍衰竭，助长了穆斯林活力的爆 发。 另外在许多地方，入侵者还从当地的冲突中找到了可乘之机。尤 其是叙利亚和埃及，由于不属于正统而备受磨难。 ◎　安瑟伦 从某个角度看，先知穆罕默德所宣称的新宗教是对《旧约》中严 格的一神论的回归。他摒弃了《新约》中添加的神秘内容，和犹太人 一样禁止供奉偶像，所不同的是，他还禁止饮酒。后面这条禁令究竟 保持了多大的有效性是值得怀疑的，而前一条则与奈斯脱流斯教徒反 对崇拜圣像的态度一致。侵略扩张几乎成了一种宗教职责，尽管《圣 经》里的人民不应该受到伤害。禁令也影响了基督教徒、犹太教徒和 拜火教徒，他们各自遵守着自己神圣经文里的教义。 一开始，阿拉伯人并没有制定系统的征服计划。他们生活在干旱 贫瘠的土地上，习惯了越境掳掠。但由于没有遇到强有力的抵抗，袭 击者就成了征服者。在很多情况下，这些新主人并没有触及和改变原 有的管理模式。阿拉伯帝国的统治者是哈里发，他们是先知的继任 者，也是其权力的继承人。虽然最初的哈里发们由选举产生，但没多 久就变成了乌玛亚德统治下的王朝。这一统治家族遵循先知的教谕， 反对狂热，这么做并非出于宗教原因，而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总 之，阿拉伯人扩张的宗教因素并不是很多，他们的动机（正如最初一 样）只是为了夺取物质。正是由于不狂热，所以他们尽管人数不占优 势，却能够统治广大的地区，那里居住着信仰各异、更文明的人们。 但是在波斯，先知的教谕却根植于昔日的宗教和思辨传统已有充分发 展的土地上。公元661年，穆罕默德的女婿阿利死后，伊斯兰教分裂为 逊尼派和什叶派。后者是少数派，忠于阿利，不允许来自乌玛亚德家 族的人加入该派。波斯人就属于这个少数派，也许正是通过他们的影 响，乌玛亚德王朝才被阿拔西人推翻并取代，首都也从大马士革迁到 了巴格达。新王朝的政策给了伊斯兰狂热教派更多的自由。不过他们 失去了西班牙，从家族覆没中幸存下来的一个乌玛亚德人在科尔多瓦 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哈里发政权。在阿拔西王朝统治期间，哈伦·阿尔 ·拉细德使帝国出现了辉煌的局面。拉细德是查理曼的同时代人，因 其在《天方夜谭》中出现而闻名于世。由于大量使用土耳其雇佣军， 他于公元809年去世后，帝国开始深受其害，就像当初罗马人招募蛮族 兵士一样。阿拔西王朝的哈里发政权衰落了，并于1256年随着蒙古人 对巴格达的洗劫而覆灭。 穆斯林文化的源头在叙利亚，但不久其中心就转移到了波斯和西 班牙。在叙利亚，阿拉伯人继承了奈斯脱流斯教派所推崇的亚里士多 德传统，而当时的新柏拉图主义者则坚持正统的天主教，但是亚里士 多德的理论与新柏拉图学说的糅和造成了许多混乱。在波斯，穆斯林 逐渐掌握了印度的数学，并且引进了阿拉伯数字（实际上应该称之为 印度数字）。尽管有13世纪的蒙古人入侵，波斯文明还是孕育了菲尔 杜锡这样的诗人，并且保持了其艺术高水准。阿拉伯人是通过奈斯脱 流斯传统，才开始接触希腊知识的。这些传统在更早的时期，公元即 481年拜占廷皇帝芝诺关闭埃德撒学院之后，就已经传到脱流斯。穆斯 林思想家们从这两个来源中学习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和哲学以及古 代的科学遗产。 ◎　穆斯林世界的扩张 波斯最伟大的伊斯兰哲学家是阿维森纳（公元980～公元1037 年）。他出生在波卡拉省，后来在伊斯巴罕讲授哲学和医学，最后定 居于德黑兰。由于持非正统观点，他遭到了神学家们的敌视。他的著 作被翻译成拉丁文，在西方世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他主要关心的一 个哲学问题就是长期争论不休的共相问题，这一问题后来还成了经院 哲学的中心问题。阿维森纳的解决办法就是试图把柏拉图与亚里士多 德调和起来。他最早提出“形式”的普遍性产生于思维，阿威罗伊及 后来的阿勒贝尔图斯·马革努斯（阿奎那的老师）也提出过这一亚里 士多德式的观点。但阿维森纳对其观点作了进一步限定。共相同时存 在于万物之前、万物之中和万物之后。当上帝按某种模式创造万物 时，它已存在于上帝心中，即万物之前；当万物属于外部世界时，它 存在于万物之中；当人们通过经验来辨别模式时，它存在于人的思维 之中，即万物之后。 西班牙也孕育出一位杰出的伊斯兰哲学家，他就是阿威罗伊 （1126～1198）。他出身于科尔多瓦一个民事法官家庭。除了其他知 识，他还学过法律，曾任塞维利亚的民事法官，后来又在科尔多瓦任 职。1184年，他当了一名宫廷医生，但最终由于坚持哲学观点、不满 足于自己的信仰而被流放到摩洛哥。他的主要贡献就是把亚里士多德 研究从新柏拉图主义的扭曲中解放了出来。就像后来的阿奎那一样， 他认为只能在理性的基础上去证明上帝的存在。关于灵魂，他坚持亚 里士多德的观点，认为灵魂并非不朽，尽管“奴斯（即理性、智 慧）”是不朽的。由于这种抽象的理性和智力是一元的，其存在并不 意味着个人的不朽，基督教哲学家们自然不肯接受这些观点。通过拉 丁文译本，阿威罗伊不仅影响了经院哲学，而且也受到了后来被称为 “阿威罗伊派”的自由思想家们的普遍推崇，这些人也反对灵魂不朽 的说法。 在格里高利七世去世的时候（1085年），他的政策似乎已经从教 廷手中夺回了他在帝国事务中的权力和影响。但结果说明，世俗势力 与宗教势力之间的斗争远没有结束。事实上，教廷还没有达到其政治 生涯的巅峰。同时，由于有了伦巴底各个新兴城市的支持，教皇在宗 教事务方面的权威得到了提高，十字军则最先增强了他的威信。 教皇乌尔班二世（1088～1099）重新挑起了授职问题的争端，因 为他再次夺取了这项权力。1093年，康拉德起来反对其父皇亨利四 世，他寻求并得到了乌尔班的支持。北方各城倾向于支持教皇，于是 整个伦巴底被轻易地征服了。法兰西国王腓力普也于1094年被招了 安。这样一来，乌尔班就可以作一次穿越伦巴底和法兰西的胜利巡游 了。在第二年的克雷尔蒙会议上，他煽动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乌尔 班的继任者巴沙尔二世成功地延续了由教廷授职的政策，一直到亨利 四世去世（1106年）。而新皇帝亨利五世至少在日耳曼土地上占有优 势。教皇建议皇帝不要干预授职，并以教士们放弃世俗财产权作为交 换条件。但是教士们对世俗世界的感情要比这个虚伪提议所设想的坚 定得多。因此，建议的条款一公布，日耳曼的教士们便惊呼大祸难临 头了。当时亨利五世正在罗马，他威逼教皇屈服，并为自己举行了皇 帝加冕大典。但他的胜利是暂时的，11年后，也就是1122年，教皇喀 列克斯图斯二世根据沃尔姆斯宗教协定，重新取得了授职权。 ◎　阿威罗伊 在皇帝弗里德里希·巴巴罗撒统治期间，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 1154年，英格兰人哈德里安四世当选为教皇。最初，教皇和皇帝联合 起来对付公然藐视他们的罗马城。罗马人在布累斯齐亚的阿诺德的领 导下，开展了独立运动。阿诺德是一位勇敢的异端分子，他激烈地抨 击了教士们世俗的荣华富贵。他坚持认为，教会人士如果拥有世俗财 富，就不能进天堂。教会的“王侯们”自然不会接受这一观点，阿诺 德也因其“异端邪说”而受到了激烈的攻击。其实早在前任教皇时 期，这些麻烦就已经开始了，只不过在哈德里安当选教皇后才达到了 白热化地步。哈德里安以内乱为由惩罚了罗马人，他下令剥夺了他们 的教权。结果，罗马人的独立精神瓦解了，同意流放他们的异端领 袖。阿诺德躲了起来，但后来落到了巴巴罗撒军队手中，并被立即烧 死。1155年，皇帝加冕登基，自然又对在现场示威的群众进行了一番 血腥镇压。但是，两年之后，教皇与皇帝决裂了，接下来就是两股势 力长达20年的战争。与其说伦巴底联盟是为教皇而战，不如说是为了 反对皇帝。战争局面变化莫测。1162年，米兰被彻底摧毁。同一年晚 些时候，巴巴罗撒和他的伪教皇遇到了一场灾难，在他们向罗马进军 的途中，军队由于瘟疫而严重减员。1176年，巴巴罗撒在雷格纳诺战 役中被打败，他瓦解教皇权力的最后一次企图终于落空了。双方达成 了一个并不可靠的和约。皇帝参加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1190年死于 安那托利亚。 ◎　哈德里安四世，惟一的英格兰人教皇。 教会与帝国之间的频繁斗争，最终导致两败俱伤。北部意大利的 一些城邦开始发展成新的势力。只要他们的独立受到皇帝的威胁，他 们就转而支持教皇；当这种威胁消失了的时候，他们就根据自身的利 益发展出一种有别于教会的世俗文化。虽然在名义上还是信仰基督 教，但他们却提出了一种十分自由的观点，这一点很像17世纪以后新 教组织的倾向。在十字军东征期间，北部意大利的沿海城市作为舰船 和给养的供给地，重要性日益明显。宗教狂热也许曾是十字军运动的 原动力之一，但在当时起作用的还有强烈的经济动机。东方提供了掠 夺财富的希望，而且这种希望还能以道德与神圣的名义去实现。而近 在眼前的欧洲犹太人则成了他们发泄宗教义愤的最方便的对象。起 初，基督教骑士们并没有明显意识到，自己是在穆斯林世界里，与一 种比自身文化更优越的文化发生对抗。 作为一种运动，经院哲学以“结论先于事件”而区别于古典哲 学。它必须在正统轨道内发挥作用。经院哲学最高的古代典范是亚里 士多德，他的影响逐渐取代了柏拉图。在方法上，经院哲学遵循亚里 士多德的分类法，运用了辩证的论证，却忽视了事实。其中最重要的 问题之一就是共相问题，这个问题将哲学世界分成了两个对立的阵 营。实在论者从柏拉图的观点及其理念论出发，主张共相就是万物； 唯名论者正相反，他们借助亚里士多德的权威，坚持认为共相只不过 是一些名称。 通常，经院哲学从罗瑟林算起，他是一位法兰西教士，还是阿伯 拉尔的老师，其生平不详。他的哲学思想主要记载于安瑟伦和阿伯拉 尔的著作中。罗瑟林是一位唯名论者，按照安瑟伦的说法，罗瑟林认 为共相仅仅是声音的轻微流动。他不仅否定了共相的实在性，而且还 进一步否定了“共相高于个别”的观点，这一观点必然导致一种呆板 的逻辑性原子论。该理论与三位一体观点一联系，很自然地产生了异 端的观点，1092年，他被迫在莱姆斯宣布放弃这些观点。 阿伯拉尔生于1079年，是一位更重要的思想家。他在巴黎求学和 讲学，曾一度研究过神学，但在1113年又重返教坛。在这一时期，他 和厄罗伊斯谈起了恋爱，没想到却激怒了女友的叔父坎农·福勒伯 特。坎农阉割了这位莽撞的情人，并把两个人分别送进了教士收容 所。阿伯拉尔活到了1142年，并继续以教书而获得了巨大的声誉。他 是一位唯名论者，但比罗瑟林更为明确地指出，我们判断某个词的属 性时，所根据的并不是它的存在，而是它是否具有意义。共相的确产 生了事物间的类似性，而类似性本身并不像唯实论者错误设想的那 样，也是某一事物。 13世纪，经院哲学运动达到了顶峰，教皇与皇帝之间的斗争也同 样达到了顶峰。在很多方面，这一时期都可以算欧洲中世纪的高潮。 在后来的世纪里，即从15世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到17世纪科学与哲学 的再次兴起，各种新势力纷纷登台。 从政治上说，最伟大的教皇是英诺森三世（1198～1216），在他 的治理下，教廷的权威达到了后无来者的高度。巴巴罗撒的儿子亨利 六世已经征服了西西里，并娶了该岛罗曼王室的后裔康斯坦斯女王为 妻。亨利死于1197年，其子弗里德里希继位时才两岁。教皇英诺森三 世就职后，小皇帝被母后置于教皇的监护之下。教皇表示尊重弗里德 里希的权力。作为回报，皇帝也承认教皇的地位至高无上。教皇获得 了大多数欧洲统治者类似的承认。但是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中，教皇 的计划却毁在了威尼斯人手里，威尼斯人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而强迫 教皇攻取君士坦丁堡。不过，他对阿勒比占西斯派采取的冒险行动却 大获全胜。在这次行动中，法兰西南部的异教被彻底摧毁和清除。在 德意志，皇帝奥托被废黜，弗里德里希二世此时已经完全长大成人， 于是被选中继位。这样一来，英诺森三世就真正地控制了皇帝和各地 王侯。在教会内部，罗马教廷获得了更大的权力。然而从另一个角度 看，教廷在世俗方面的成功恰恰预示了它的没落。因为教廷对现世的 控制越牢固，它在来世问题上的权威就越小，正是这种情形后来导致 了宗教改革。 ◎　教皇英诺森三世，教皇至上的倡导者。 弗里德里希二世虽然在教廷的支持下被选中继位，但也付出了承 认教皇地位至高无上的代价。除非迫不得已，年轻的皇帝是不愿意信 守这些承诺的。这位年轻的西西里人有着日耳曼及诺曼血统，在他成 长的社会里，正在形成一种新的文化。穆斯林、拜占廷、日耳曼和意 大利的影响在此汇聚，并产生了一种现代文明，这一文明为意大利文 艺复兴注入了原动力。由于深受这些传统的影响，弗里德里希才能够 赢得东西方同样的推崇。他的观点远远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他的政 治改革也颇具现代色彩。同时，他还喜欢独立思考，做事雷厉风行。 其强有力的建设性政策使他获得了“人间奇才”的盛名。 英诺森三世和日耳曼前皇帝奥托（败给了弗里德里希）在两年内 先后去世。霍诺留斯三世继承了教皇一职，年轻的皇帝很快就和他闹 僵了。熟悉阿拉伯文化的弗里德里希不同意进行十字军东征。另外， 伦巴底也出现了麻烦，因为日耳曼文化在那里普遍不受欢迎，而教皇 却得到了伦巴底各个城市的支持，这就进一步加剧了皇帝与教皇的冲 突。1227年，霍诺留斯三世去世，格里高利九世继任后立刻开除了弗 里德里希的教籍，理由是后者没有进行十字军东征。然而皇帝并没有 对此感到惶恐不安，因为他已经娶了耶路撒冷诺曼王的女儿为妻。 1228年，他前往巴勒斯坦。他虽然被逐出了教会，但却在那里通过协 商，解决了与穆斯林之间的问题。耶路撒冷的战略价值虽然不大，但 基督教徒却对它有着很深的宗教依恋感。于是圣城便按条约的规定交 了出来，弗里德里希被加冕为耶路撒冷之王。 按照教皇的想法，这种解决纠纷的方式实在太理性了，但是在成 功面前，他又不得不于1230年同皇帝讲和。随后就进入了一改革时 期，其间西西里王国有了一套现代管理模式和一部新法典。国内所有 关税壁垒的取消刺激了商贸的发展，那不勒斯大学的建立推动了教育 的进步。1237年，伦巴底再次出现了敌对情绪，于是弗里德里希又忙 于和历任教皇进行持久战，直到1250年去世。斗争的残酷性掩盖了他 早期开明时代的光辉。 ◎　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西西里一个现代国家的缔造者。 对异教的清除进行得很投入，尽管并不是完全成功。阿勒比占西 斯派（法兰西南部的一个摩尼教派）的确在1209年被十字军全部清除 了，但其他的异教运动仍然存在着。1233年创立的宗教裁判所从未彻 底消灭过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犹太教徒。12世纪后期，瓦勒都教派掀起 了一场运动，这预示了宗教的改革。该派在彼得·瓦勒都的率领下， 从里昂流亡到了阿尔卑斯山的丕德蒙特河谷，该河谷位于都灵的西 面。他们在那里作为新教徒和讲法语的社团一直存在到了今天。从这 类事件中，人们也许会认为后世的人已经懂得，采取政治迫害的手段 是不可能轻易扼杀思想的，但是历史却似乎表明，这类教训并没有被 人吸取。 ◎　阿勒贝尔图斯·马革努斯，当时最重要的亚里士多德派哲学家，正给阿奎那授课。 13世纪的宗教尽管处于极有影响的地位，但也不是高不可及的。 即使在纯教会领域，如果现有的教会未能与其创立者的宗旨保持基本 一致，那么它的内部就会产生两个修士会。刚开始，它们还起到了一 些平衡作用，早期的多米尼克修士会和弗兰西斯修士会都遵循创立者 圣·多米尼克（1170～1221）和圣·弗兰西斯（阿西西人，1181～ 1226）的戒律。这些修士会最初都坚持托钵化缘，但安于清贫的誓约 却并没有束缚他们多久。多米尼克和弗兰西斯这两个修士会都以处理 宗教裁判所的事务而著称，所幸的是，宗教裁判所从来没有传到英格 兰和斯堪的纳维亚。也许曾经有人一度认为，尘世间的暂时苦痛能够 拯救灵魂，使其免受永恒的诅咒，因此宗教裁判所施加的酷刑正是为 受刑者的未来着想。然而毫无疑问，实用方面的考虑往往也增强了法 官们的虚伪。于是英格兰人眼睁睁地看着圣女贞德被酷刑处死，却不 敢提出任何反对意见。而多米尼克和弗兰西斯修士会却背离了其创立 者的初衷，逐渐致力于追求学问。阿勒贝尔图斯·马革努斯及其学生 阿奎那属于多米尼克修士会，而罗吉尔·培根、邓斯·司各脱和奥卡 姆·威廉则是弗兰西斯修士会的成员。他们对当时的文化所作的真正 有价值的贡献是在哲学方面。 如果说教士们主要是从新柏拉图主义的源泉中找到了自己的哲学 灵感，那么13世纪他们则目睹了亚里士多德思想的胜利。托马斯·阿 奎那（1225～1274）试图在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基础上建立天主教教 义。运用纯粹的哲学方法，究竟能使这一事业取得多大程度的成功， 这确实是令人怀疑的。首先，亚里士多德的神学与基督教认可的上帝 概念是完全不同的。但毫无疑问，作为教会内部的一种哲学影响，托 马斯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得到了完整而持久的坚持。托马斯主义成了罗 马教会的官方教义，并按原样在教会所有的学校里讲授。除了辩证唯 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官方学说），今天已经没有任何其他哲学能够 享有如此显赫的地位和强大的后盾了。诚然，托马斯的哲学也并不是 在他的时代一下子就达到了这种特权地位的。但随着他的权威日益牢 固，哲学的主流再一次走进了世俗道路，并恢复了独立精神，这种精 神渗透了整个古代哲学。 托马斯来自离蒙特卡西诺不远的阿奎那村的一个伯爵家庭，并在 那里开始了他的探索。他在那不勒斯大学呆了六年之后，于1244年加 入了多米尼克修士会，并在科隆的阿勒贝尔图斯·马革努斯门下继续 研究，马革努斯是当时一流的多米尼克教士会教师和亚里士多德派学 者。在科隆和巴黎住了一段时间之后，托马斯于1259年回到了意大 利，并在其后的五年里埋头撰写《异教徒驳议辑要》，这是他最重要 的著作。 1266年，他开始写作他的另一部主要著作《神学纲要》。在这期 间，他还为亚里士多德的许多作品撰写了评注，他的朋友威廉为他提 供了直接来自希腊原著的译本。1269年，他再次动身去了巴黎，并在 那里住了三年。当时的巴黎大学对多米尼克教士会的亚里士多德学说 怀有敌意，因为后者含有与当地阿威罗伊派的某种联系。关于灵魂的 不朽，前面说过，阿威罗伊派的观点更接近于亚里士多德派，而不是 基督教义。这对亚里士多德派来说是十分危险的，于是托马斯绞尽脑 汁把阿威罗伊的观点逐出了自己的领域。他在这一方向上的努力是十 分成功的，这一胜利也为基督教神学拯救了亚里士多德，尽管这意味 着托马斯要舍弃自己的部分原文。1272年，托马斯回到了意大利，两 年后在前往里昂出席会议的途中去世。 ◎　托马斯·阿奎那，教会官方哲学的创始人。 托马斯的哲学体系很快就获得了承认。1309年，它被宣布为多米 尼克修士会的官方教义，1323年又被确定为经典。也许托马斯体系的 哲学意义并不像其历史影响那么重要，基督教义事先就毫不客气地把 结论强加给了这一体系，这一事实损害了它的哲学意义。苏格拉底和 柏拉图允许论证不受约束地进行，但是在这里，我们却看不到这种公 正和超然了。但在另一方面，伟大的《神学纲要》体系却是脑力劳动 的丰碑，对立的观点被阐述得清晰而完整。在对亚里士多德著作的评 注中，托马斯表现得仿佛是这位斯塔基拉人聪明的学生。这一点是他 所有的前辈，包括他的老师，都不可能做到的。他那个时代的人们称 他为“天使博士”。对罗马教会而言，他是一位真正的使者和导师。 早期新柏拉图主义神学家把理性与启示的二元论排斥在了体系之 外。而托马斯主义则提出了与之对立的学说。在存在领域，新柏拉图 主义有一种二元论，如共相与个别。更确切地说，他们可能有一种表 示存在级别的等级，这种等级开始于“太一”，并通过理念下达到个 别，即最低的存在级别。而逻各斯就是共相与个别之间鸿沟的桥梁。 用更现实的话来说，逻各斯完全是一种可以感知的观点，因为语词虽 然具有普遍含义，但也可以用来特指个别事物。除了这种存在二元 论，我们还有一种认识一元论，即智力或理性具有一种本质上属于辩 证的认识方式。托马斯的立场正好相反。在此，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方 式，存在只有在个体中才能看到，并由此推导出上帝的存在。在个体 被看成原材料的限度上，这一观点是经验主义的，它与试图演绎出个 体的理性主义形成了对比。另一方面，托马斯主义者虽然坚持存在一 元论，却又发明了一种认识领域的二元论。它假设了两种知识来源。 首先，正如前面所说，我们有理性，理性从感知经验中，为我们的思 维提供食粮。经院哲学有一个著名的原则，就是如果理性在感知经验 里不是第一位的，那么这种理性里就一无所有。此外，启示也是知识 的一个独立来源。在理性产生理性知识的地方，启示则赋予人信仰。 有些东西看上去完全超出了理性的范围，如果它们还能够被掌握的 话，那么就必须借助于启示。宗教教义的一些具体观点，如超出理解 范围的信仰条款，就属于这一类。比如上帝“三位一体”的本质，复 活以及基督教研究死亡、末日审判、天堂、地狱等的“末世学”。上 帝的存在虽然可以通过启示为人所接受，但也可以建立在辩证的理性 基础之上。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人们做出了种种努力，以求证明这一 命题。因此，在宗教准则经得起理性论证的范围内，我们就能与非信 仰者进行辩论。至于其他方面，启示则是通向大彻大悟的惟一途径。 总之，实际上托马斯主义并没有完全站在同一立足点上来论述这两种 认识来源。似乎在能够探询理性知识之前，人们就必须先有信仰，也 就是说，人们必须先相信，再推理。因为虽然理性真理都是自主的， 但要探求它们，则全靠启示（启示赋予人们信仰）。这种说法还是具 有某种危险性的，因为通过启示获得的真理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尽管 托马斯认为理性与启示之间、哲学与神学之间都没有任何对立，但在 事实上，其中一方总是在暗中损害和削弱另一方。在理性能够应付的 地方，启示就是多余的，反之亦然。 ◎　设计论证：秩序隐含着设计者，因此上帝便存在着。 我们必须记住，神学实际上可分为两类。一是所谓的自然神学， 它通过分析造物主、第一推动力之类的话题来论述上帝。这也就是亚 里士多德所说的神学，它可以归于形而上学。但作为基督徒，托马斯 还提出了教条神学，它所涉及的问题只能通过启示来把握。在这个问 题上，托马斯求助于早期的基督教作家们，主要是奥古斯丁。总的看 来，他似乎认同奥古斯丁的“感恩祷告”及“灵魂获救”观点，这些 问题的确是不能以理性的方式来理解的。教条神学与古代哲学精神自 然是完全不相容的，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我们看不到一点这样的因 素。 托马斯的形而上学正是因为其神学因素，才在某个重要方面超越 了亚里士多德。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亚里士多德的上帝是一位超然的 建筑师，他并不认为必须把存在赋予个别事物，有些个别事物本来就 存在着，其构成原料也是如此，而另一方面，对托马斯来说，上帝是 一切存在的根源，他认为一个有限事物只有存在的可能性，并没有逻 辑上的必然性，其存在与否直接或间接取决于某个必然存在物，也就 是上帝。在经院哲学的语言里，这是用本质和存在的术语来表达的。 某物的本质大体上是指它的一种性质，或者说该物是什么；而存在术 语则用来表示某物存在的事实，该物正是借助于它而存在的，从两者 都不是独立的这个意义上看，本质和存在这两个术语确实都是抽象 的。一个具体事物总是同时兼有本质和存在的。但一些语言事实却使 人觉得这里面还有某种差异。当弗雷格对含义和所指对象进行区分 时，准确地暗示了这一点。一个词的含义是一回事，是否真的有与之 适应的对象则是另一回事。因此有限物就具有可以区分的存在和本 质，尽管不是什么可以分割的特征。只有在上帝的本质和存在之间才 没有客观上的区别，在这里，关于有限存在的存在依赖性的形而上学 理论，产生了《神学纲要》中论证上帝存在的五项证明中的第三项。 从日常经验的事实中入手，万物的自生自灭说明它们的存在并不是必 要的（单就这一意义而言），于是我们就可以进而论证说，这类事物 实际上在某个时刻并不存在。但这样一来，又会出现一个不存在任何 事物的时间，那么现在就可能什么也没有，因为有限物是不可能把自 己的存在授予自己的。所以必须有一些必然存在的东西，即上帝。 也许有必要对这一论证稍加评注。首先，它理所当然地认为，任 何事物的存在都必须得到证明或解释。这是托马斯主义者形而上学的 一个基点。如果不坚持这一观点（亚里士多德实际上就没有这样 做），那么论证就无法进行下去。但如果为了讨论而事先承认前提， 那么论证就会由于这一内在缺陷而失去说服力。从有限物有时并不存 在的事实中，我们并不能推导出有一个不存在任何事物的时间。 托马斯借助亚里士多德的潜在性及现实性理论，巩固了本质和存 在术语。本质完全是潜在的，而存在则是现实的，因此有限物中总是 包含了本质和存在的一种混合物。要存在，就必须参与某种活动，对 任何有限物来说，这种活动必须来自别的什么东西。 实际上，关于上帝存在的前两项证明是与亚里士多德派相符的。 托马斯的论点是，有一种本身不被推动的推动力和一个没有起因的原 因。在任何情况下他都认为，推动力和原因的无限循环是不可接受 的。但这简直就等于推翻了论证的前提。以第二项论证为例，假如每 个原因本身还有一个更深的原因，那我们就不能同时说，有一个没有 起因的原因。这完全是矛盾的。然而应该提到的是，托马斯论述的并 不是时间上的因果链，而是一个有关原因序列的问题。这里所说的原 因序列是指一个原因取决于另一个原因，这很像悬挂在天花板钩子上 的一根由链条组成的链环。天花板就是最初的原因，或者说是没有起 因的原因，因为它并不是挂在任何别的东西上的一个链环扣。只要循 环不导致矛盾，我们就没有充分的理由来否定循环。大于0而小于且等 于1的有理数序列是无限的，它没有初始数字。拿运动来说，循环问题 甚至都不必产生。相互围绕旋转的两团有重力的粒子，如太阳和行 星，将继续这样无限地运动下去。 关于上帝存在的第四项证明，是从承认有限物的种种完善程度开 始的，也就是说，事先设定存在着某种十全十美的事物。第五项论证 指出，自然界的非生命体似乎要顾及某个目的，即让世界充满某种秩 序。这种观点是说一个外在智力的目的要如此来获得满足，因为非生 命体不可能具有自己的目的，该论证被称为目的论证或设计论证。它 假设必须对秩序加以解释，这样的假设当然是没有逻辑根据的，因为 我们同样也可以说，无序也需要解释，那么论证也就走上了歧途。托 马斯否定了圣·安瑟伦的本体论，但奇怪的是，他并不是从逻辑上否 定，而是从实用角度否定它。既然被创造的（因此也是有限的）心灵 不能理解上帝的本质，那么上帝的存在（隐含于本质）实际上就永远 也不可能这样推导出来。 新柏拉图主义的上帝似乎与世界一样广阔而悠久，而托马斯的上 帝则是一种处于被创造世界之上的无形的天父，并且具有无限多的、 一切肯定性质。这一点是从上帝存在的空洞事实中推出来的，尽管我 们否定这一问题的答案。托马斯认为，有限的心灵不能做出肯定的定 义。 ◎　罗吉尔·培根 正是由于托马斯的描述和改编，亚里士多德学说才能主导文艺复 兴前的哲学界。但是在文艺复兴时期遭到拒绝的也并不全是亚里士多 德和托马斯的教导，更多的只是某些愚昧的形而上学思辨习惯。罗吉 尔·培根反对的就是这种形而上学思辨，他强调了经验研究的重要 性。培根是一位弗兰西斯派学者，由于他们的影响，中世纪的思维方 式开始瓦解。培根与托马斯是同时代人，但他从未反对过神学。在为 后来的研究路线奠定基础时，他也无意去破坏教会在宗教事务中的权 威。事实上，13世纪后期和14世纪初期的弗兰西斯派思想家也大多如 此，不过，他们对信仰与理性问题的态度和观点，却加快了中世纪的 崩溃。 前面说过，托马斯主义认为理性与启示可以重叠。弗兰西斯派学 者们重新研究了这一问题，并寻求两者之间更准确的定义。通过对智 慧领域和信仰领域的明确划分，他们试图让纯粹的神学摆脱对古典哲 学的依赖。但同时，哲学也由此割断了它对神学目的的从属关系。随 着对哲学思辨的自主追求，科学研究开始了。尤其是弗兰西斯派再次 强调了鼓励数学研究的新柏拉图主义的作用。理性探索被严格排除在 信仰领域之外，这就要求科学与哲学不要再对信仰条款吹毛求疵。同 时，信仰也不得随便宣布教义，它必须让理性的科学和哲学能够坚持 己见。和以前相比，这种情形导致了更尖锐的冲突。因为，如果信仰 的执行者对某件事发号施令，却又发现事实上这是错的，那么接着他 们就得收回成命，否则就要在自己没有资格的领域进行论争。启示要 想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惟一的办法就是不加入辩证法的论争。用这种 方式，人们才能在献身于科学研究的同时，还能坚持对上帝的信仰。 托马斯主义者试图证明上帝的存在，但这种论证不仅本身没有取得成 功，而且还削弱了他们的神学地位。从宗教信仰的角度看，这意味着 理性标准根本不适用，在某种意义上，灵魂可以自由、忠诚地对待它 所喜爱的一切。 罗吉尔·培根大约生于1214年，死于1294年，不过这两个年份都 不很确切。他在牛津和巴黎求学期间，全面地掌握了所有学问分支的 渊博知识，这有点像过去的阿拉伯哲学家。他在反对托马斯主义时是 直言不讳的。托马斯在不能直接阅读原著的情况下，竟然只根据译本 写出了关于亚里士多德的权威评注，这一点似乎令他很吃惊。译文是 不可靠也不可信的，更何况，亚里士多德虽然很重要，但还有同样重 要的东西，尤其是托马斯主义者不大懂数学。要获得新知识，我们必 须依靠实验，而不是权威。培根并没有批判经院辩证法的演绎法本 身，但他坚持认为，仅仅推导结论是不够的，要使人信服，则必须经 得起实验的验证。 ◎　阿西西的圣·弗兰西斯，弗兰西斯修士会的创始人。 这种新颖的观点自然会引起正统派的反感。1257年，培根被逐出 牛津，并流亡到巴黎。1265年，居·德·福勒克（前教廷驻英格兰使 节）当上了教皇，即克莱门特四世。教皇对这位英国学者很感兴趣， 就请他写一篇自己的哲学纲要。1268年，培根不顾弗兰西斯派的禁 令，提交了这份纲要。他的学说得到了教皇的支持，于是获准返回了 牛津。但教皇当年就去世了，这时的培根仍然没有学会圆滑的处世之 道。1277年，大规模的定罪讨伐运动发生了，培根和别的许多人都被 召去解释自己的观点。不知道是根据哪一条来认定他有罪的，总之他 坐了十五年的牢，1292年才获释，两年后他就去世了。 邓斯·司各脱（约1270～1308）对哲学的兴趣更大，我们从他的 姓氏可以看出，他是苏格兰人，也是弗兰西斯修士会成员。他是在牛 津上的学，23岁时成了牛津的一名教师。后来他到巴黎和科隆执教， 最后在科隆去世。邓斯·司各脱更为明确地指出了信仰与理性之间的 分离。一方面，理性的范围在逐渐缩小，另一方面，上帝恢复了完全 的自由和独立。涉及上帝的神学，不再是一种理性学科，而是一种为 启示所激发的有用信仰。正是凭着这种精神，邓斯拒绝接受托马斯主 义者关于上帝存在的种种论证，因为他们所依赖的是感知经验。同 样，他也拒绝接受奥古斯丁的论证，因为它们在某种程度上要借助于 神的启发。既然论证与证明属于哲学，而神学又与哲学互相排斥，因 而他就不能接受奥古斯丁的证明。另一方面，他并不反对将一种概念 性证明建立在第一个无起因存在的观点之上，这多少有点倾向于阿维 森纳。这实际上是安瑟伦本体论的一个变种。然而关于上帝的知识是 不可能通过被创造的事物来获得的，因为它们的存在只是偶然的，而 且取决于上帝的意志，实际上，万物的存在与本质是一致的。不妨回 顾一下，托马斯认为这种同一性有助于对上帝进行定义。知识源于本 质，所以它们与上帝心中的理念不同，因为我们不能认识上帝。既然 本质与存在相一致，那么使个体得以存在的东西就不可能是物质，而 必须是形式，这和托马斯的观点是相对立的。尽管邓斯认为形式是实 质性的，但也并不赞同彻底的柏拉图实在论。在个体中就可能存在这 各种各样的形式，由于它们只是在形式上有所不同，所以它们是不可 能独立存在。 ◎　邓斯·司各脱认为意志支配着理性；柏拉图则持相反的观点。 正如上帝的意志产生了至高无上的力量一样，邓斯认为在人的灵 魂中，正是人的意志左右着人的智力，是意志的力量给了人们自由， 而智力则受其所指对象的限制。我们从这一点就可以得出结论，意志 只能把握有限的事物，因为无限物的存在是必然的，因此就取消了自 由。自由学说是符合奥古斯丁传统的，它通过弗兰西斯派的学者之 手，极大地影响了怀疑主义。假如上帝不受世界永恒法则的约束，那 么我们可以相信上帝什么，也就令人怀疑了。 一种更为激进的经验主义出现在奥卡姆·威廉的著作中。奥卡姆 是弗兰西斯派学者中最伟大的一位，他大约在1290～1300年之间的某 个时候，生于苏黎的奥坎姆。他在牛津求过学，也授过课，后来又去 了巴黎。由于他的学说不大合乎正统，1324年，他奉命去阿维农晋见 教皇。四年后，他再一次与教皇约翰二十二世发生了争执。唯灵派 （弗兰西斯修士会的一个极端教派）坚持清贫的苦行生活，曾引起教 皇的不快。教皇在形式上拥有修士会产权的协定已经实行了一段时 间，现在却被取消了，于是许多修士会成员公然蔑视教廷的权威。由 于奥卡姆、巴都阿的马西哥利欧、西塞纳的米凯尔（修士会会长）站 在反叛者一边，因此在1328年被教皇开除了教籍，所幸的是，他们逃 离了阿维农，并在慕尼黑路易皇帝的宫廷中受到了保护。 在两股力量的斗争中，教皇扶持了另一位伪皇帝，并开除了路易 的教籍。路易针锋相对，也在一次全教会议上以异端的罪名指控了教 皇。为了报答皇帝的保护，奥卡姆自愿充当了皇帝咄咄逼人的小册子 的撰稿人，对教皇口诛笔伐，猛烈抨击其插手世俗事务的行为。1338 年，路易去世，而奥卡姆仍然留在慕尼黑，直到1349年去世。 巴都阿的马西哥利欧（1270～1342）是奥卡姆的朋友和难友。他 也同样反对教皇，并且对世俗与宗教势力的组织、职能提出了十分现 代的观点。在这两方面，最终的统治权都应当属于大多数人民，全教 会议也应通过全民选举形成，只有这样的会议才有权开除人的教籍。 全教会议可以独立制定正统标准，但教会不得干预国事。虽然奥卡姆 的政治思想并不都是如此极端，但也深受马西哥利欧的影响。 ◎　奥卡姆的剃刀，节省的原则；运用最简单的假设。 在哲学方面，奥卡姆比其他任何一位弗兰西斯派学者都更接近于 经验主义。邓斯·司各脱尽管把上帝请出了理性思维的领域，但仍保 留着一定程度的传统形而上学，而奥卡姆则全面地反对形而上学。按 照奥卡姆的观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及其追随者所坚持的一般本体 论，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实在性隶属于个别、单一的东西，只有它们 才可能成为经验的对象，并产生直接而明确的知识。这就是说，亚里 士多德苦心经营的形而上学体系是完全多余的，它无法解释存在。我 们应该在这个意义上来解释奥卡姆的如下论断： “能简则简，繁复无 益。”这句话为另一句更有名的格言提供了基础，即“如非必要，勿 增实体”。虽然这句格言不在奥卡姆的著作里，却作为“奥卡姆剃 刀”闻名遐迩。当然，这里所说的实体是指传统形而上学中的形式和 实质之类的东西。然而那些主要对科学方法感兴趣的后世思想家们， 却对这一准则作了完全不同的曲解。当他们解释现象时，“奥卡姆剃 刀”成了一种通用的节省原则。如果简单的解释说得过去，就不必寻 求复杂的解释。当奥卡姆这样坚持存在属于个体时，他也允许在词语 的逻辑领域出现字义的普遍知识。这并非一个直接理解的问题（针对 个体），而是一个抽象的问题；另外，它也不保证这样得出的东西就 会作为某物存在。因此，奥卡姆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唯名论者。在严格 的亚里士多德派意义上，逻辑必须被视为一种语言工具，它涉及的是 术语的含义。在这一点上，奥卡姆发展了11世纪早期唯名论者的观 点。事实上，鲍依修斯很早就坚决主张亚里士多德的范畴论是关于词 语的。 论述和交谈中使用的概念或术语完全是思想的产物。在没有用词 语表达它们之前，它们被称为自然的共相或符号，与此形成对照的是 约定俗成的符号。为了避免出现可笑的错误，必须仔细地将事物的陈 述和词语的陈述区分开来。当我们谈及事物时，所使用的术语就叫第 一概念；如果我们谈到的是词语，所用的术语则被称为第二概念，在 论证过程中，保证所有使用的术语具有同一的概念是至关重要的。运 用这些定义，就可以这样来表达唯名论者的观点： “共相”这个术语 属于第二概念。实在论者认为共相具有第一概念是错误的。托马斯主 义不仅赞同奥卡姆拒绝把共相概念看做事物的观点，他们还进一步同 意允许共相先于事物而存在，犹如上帝心中的理念。前面说过，这一 准则的源头要追溯到阿维森纳。然而，托马斯认为这是一个得到了理 性支持的形而上学真理，而奥卡姆则把它看做一个神学命题，因此脱 离了理性的领域。在奥卡姆眼里，神学是一个纯粹的信仰问题，上帝 的存在是不能用逻辑证明来确立的。他在这一点上比邓斯·司各脱走 得更远，他不仅拒绝了托马斯，而且拒绝了安瑟伦。他认为，不能通 过感知经验来认识上帝，也不能通过理性手段来确立有关他的任何东 西，是否相信上帝及上帝的种种属性，完全取决于我们有没有这种信 仰。有关三位一体、灵魂不朽、创世纪之类的全部教义体系同样如 此。 于是，奥卡姆在这个意义上被说成了一个怀疑论者，但如果我们 认为他是个异教徒，那就错了。通过对理性范围的限定，并使逻辑学 摆脱形而上学与神学的约束，奥卡姆为促进科学研究的复兴做了大量 工作；同时，信仰领域也向所有喜欢自由的人敞开了大门。因此，奥 卡姆学说导致了一场在许多方面回归了新柏拉图传统的怀疑主义运 动，也就不奇怪了。这一运动最有名的代表人物是爱克哈特大师 （1260～1327），他是多米尼克教派成员，其理论完全不考虑正统的 要求。在现有的教会看来，一个神秘主义者的危险性，即使不超过一 个自由思想家，也会和后者一样。1329年，艾克哈特的学说被教廷宣 布为异端。 ◎　但丁，他的伟大诗篇总结了中世纪的观点。 中世纪最杰出的思想家也许就是但丁（1265～1321），他是中世 纪思想的集大成者。的确，他创作《神曲》的时候，中世纪已经开始 解体。那么我们就有了一个经历过全盛期的世界概观。我们可以回顾 一下托马斯时代伟大的亚里士多德派复兴以及充斥意大利城邦的派系 之争（规勒夫派与基伯林派）。但丁显然曾经读过“天使博士”托马 斯·阿奎那的著作，同样，他还熟悉当时普遍的文化活动，通晓当时 所知的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神曲》记述了一次经过地狱、炼狱 而升入天堂的旅行，但在旅途中，作者实际上通过隐喻向我们提供了 一个中世纪思想的概要。1302年，但丁在故乡佛罗伦萨遭到了放逐。 当时的对立派系之间出现了长期的内部纷争，最后黑党规勒夫派终于 上了台。而但丁家族却是白党规勒夫派的支持者，他本人也坚持帝国 职能观点。大量的这类政治斗争和引发这些事件的近期历史，都在 《神曲》中有所表现。在本质上，但丁属于基伯林派，他尊崇皇帝弗 里德里希二世。皇帝具有广博的见识和阅历，这正是诗人心目中理想 皇帝的范例。 但丁这个名字是西方文学史上少数几个最伟大的名字之一，但这 并不是使他声名卓著的惟一头衔。首先，他把通俗的大众语言锤炼成 了一种普遍的文字工具，从而第一次确立了一种超越各地方言的标 准。在此之前，只有拉丁文曾发挥过这种作用，而现在意大利文则成 了文字表达工具。作为一种语言，意大利文至今也没有什么变化。皮 却·德拉·维格纳也许是最早用意大利文写诗的人，他是弗里德里希 二世的大臣。但丁从许多方言中吸纳了自认为最好的部分，并在自己 母语（托斯卡语）的基础上创立了现代意大利的文学语言。大约在同 一时期，通俗语言也在法兰西、日耳曼和英格兰发展起来。乔叟生活 的年代就在但丁之后不久。然而用拉丁文来进行学术研究的习惯仍然 保持了很长的时间。首次用母语写作的哲学家是笛卡尔，不过那时也 只是偶尔为之。拉丁文逐渐走向了衰落，直到19世纪初，它作为表达 思想的工具，才彻底为那些学问家所抛弃。从17世纪到20世纪，法语 充当了这种普遍交流的工具，而今天，则是英语正在取代法语。 在政治观念方面，当帝国原有的影响快要丧失殆尽之际，但丁仍 是帝国强权的斗士。法兰西和英格兰的民族国家在一天天发展壮大， 而世界帝国的观念却不怎么受人欢迎。与但丁的中世纪观念相一致的 是，这种政治重心的变化并没有引起他的特别关注。假如他能够看到 这种变化的话，那么意大利就完全有可能提早发展为一个现代化的国 家，但这并不是说，一个复杂的帝国的古老传统并没有多少可以支持 这种发展的内容，只是时机还没有成熟罢了。这一结果使得但丁的政 治理论在实际政治领域中始终没有发挥多大的作用。 对我们来说，《神曲》中那些关于古人地位的古怪问题似乎是无 关紧要的。我们当然不能仅仅因为他们不信基督教，就认为昔日伟大 的古典哲学家们应该受到永远的诅咒，特别是“智慧大师”亚里士多 德肯定是值得我们颂扬的；更何况，由于没有受洗，这些思想家当然 就不能算基督教徒。于是但丁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作为非基督 徒，古代哲学家们应该下地狱，我们也的确在地狱的章节中发现了他 们，不过但丁在地狱中给他们留了一个特殊的角落——凶险环境中的 一块天堂飞地。当时教条的约束力是如此的强大，以至于让人觉得如 何安置过去那些非基督教的伟大思想家都成了问题。 尽管中世纪的生活存在着恐怖与迷信，但大体上还是有序的。一 个人的身份地位取决于其出身，并且要效忠于他的封建领主。政治体 制有着恰当的划分，等级十分森严。马西哥利欧和奥卡姆批判了政治 理论领域的这一传统。宗教势力曾经是压制人们的恐怖行径的主犯， 但是，当人们一旦觉得宗教教义可有可无时，它的影响就开始减弱 了。这不会是奥卡姆的意愿，但肯定是奥卡姆学说逐渐对改革派产生 作用的结果。马丁·路德认为奥卡姆是经院派最重要的学者。不过但 丁的著作没有预示些动荡和变革，他反对教皇并不是出于任何背叛正 统的目的，而是认为教会干预了本应属于皇帝权限的事务。然而，在 但丁的时代，一位日耳曼皇帝已经不可能在意大利维持其权威了，尽 管那时的教廷势力已大为减弱。1309年，教廷移到了阿维农，从此， 教皇实际上成了法兰西国王的一件工具，教皇与皇帝之间的斗争也由 此成了法兰西与日耳曼的斗争，英格兰站在帝国一边。1308年，当卢 森堡的亨利七世成为皇帝时，帝国看起来似乎有可能再次恢复元气， 但丁也欣喜地把他当成了救世主。然而亨利的成功并不彻底，而且十 分短暂。尽管他突然袭击了意大利，并于1312年在罗马加冕称王，但 在征讨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时，却未能坚持到底。亨利于次年去世， 1321年，但丁在流亡拉文纳时去世。 ◎　其他地方同样如此：天堂就是一个拾级而上的金字塔。 随着各种通俗语言的兴起，教会在科学与哲学的智力活动中丧失 了部分控制权。与此同时，世俗文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起于意大 利，并逐渐向北蔓延）。探索范围的扩大，加上某种程度的怀疑主义 （源于信仰与理性之间的鸿沟），使得人们不再关注非现世的事物， 而是学会了尽力改善（或者多少改变一下）自己的命运。所有这些趋 向都始于14世纪上半叶。但丁未能预见到这些情况，他基本上还在缅 怀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时代。从总体上看，中世纪世界是中央集权的， 文艺复兴的种种新生力量试图摧毁中世纪社会牢固的结构。然而在我 们这个时代，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似乎还有可能再次出现统治世界 的思想。 到14世纪，教廷势力在迅速衰落。尽管在与皇帝的斗争中，教廷 证明了自己的强大，然而要想动辄以威胁开除教籍来控制基督徒，已 经不再那么容易了。人们开始敢于独立思考关于上帝的问题，教廷已 经在道德和宗教方面失去了对思想家及学者的约束力，而国王和民众 也同样对教皇的使者征敛巨额钱财十分不满。所有这些因素正在开始 形成，尽管在世纪之交尚未发展成公开的冲突。是的，教皇鲍尼法斯 八世在“一致神圣”的训令中强调了教廷的至高无上，他的强硬甚至 超过了英诺森三世。他宣布1300年为大赦年，所有前往罗马朝圣的教 徒都将予以大赦。这不仅可以突出教皇的宗教权威，而且也是聚敛钱 财的好机会，同时也能使罗马人富起来，因为他们的生计与为朝圣者 提供临时服务紧密相关。大赦年办得如此成功，以至于后来改为50年 一次，继而又改为25年一次，以取代原定的100年一次。 无论表面上看来是多么的至高无上，鲍尼法斯八世的权力基础还 是脆弱的。作为人，他对金钱的热爱超过了做教会之王；即便是在信 仰问题上，他也不能算正统派的榜样。他在任职期间，不是和法兰西 主教们，就是和法兰西国王腓力普四世发生冲突。在这场争执中，法 兰西国王成了胜利者。1305年当选的下一任教皇是克莱门特五世，他 是法兰西人，于1309年在阿维农上任。在他的任期内，在他的纵容和 默许下，腓力普四世镇压了圣殿骑士团。这种掠夺性的做法靠的是莫 须有的异端罪名。 一般说来，从此以后教廷的争端往往是损害了自身的权威。约翰 二十二世与弗兰西斯派的分歧招致了奥卡姆的批驳。由于教皇在阿维 农而不是罗马，因此在克拉·第·李恩济的领导下，罗马出现了短暂 的分裂。起初，李恩济这位罗马公民只是反对腐败贵族，最后公然蔑 视起教皇和皇帝来，并声称罗马应该像过去一样成为宗主国。1352 年，李恩济被教皇克莱门特六世抓获，直到两年后教皇去世，他才被 释放。虽然他又重新在罗马掌了权，但几个月之后却被暴民杀害了。 由于流亡法兰西，教廷的威望大打折扣。为了弥补这一损失，格 里高利十一世于1377年回到了罗马，但他第二年就去世了。继任者乌 尔班六世（意大利人）又和法兰西大主教们发生了争执。大主教们选 举日内瓦的罗伯特（法兰西人）为他们的教皇，称之为克莱门特七 世，并重新住在阿维农。由此产生的宗教分裂一直持续到了康斯坦斯 全教会议。法兰西人拥护他们的阿维农教皇，而帝国只承认在罗马的 教皇。由于两个教皇都任命了各自的大主教，而这些主教们又都选举 了教皇的接班人，因此裂痕便到了无法弥合的地步。为了打破这一僵 局，1409年在比萨召开的全教会议决定废黜两位现有的教皇，并在会 上选出了一位新教皇。但是被废黜的教皇都不肯退位，于是就有了三 位教皇，而不是过去的两位。1414年召开的康斯坦斯全教会议终于恢 复了某些秩序。新当选的教皇被废黜，罗马的教皇被劝退，阿维农的 教皇则由于缺乏在法兰西得势的英格兰人的支持，最终解体。1417 年，全教会议任命马丁五世为教皇，这才算结束了宗教大分裂。然而 教会自身的内部改革并不成功，教皇通过反对会议运动，进一步削弱 了教廷原本可以赢得的威信。 ◎　当康斯坦斯会议选举马丁五世为教皇时，宗教大分裂便结束了。 在英格兰，约翰·威克利夫（约1320～1384）进一步开展了对罗 马的抵制。威克利夫是约克郡人，也是牛津的学者和教师。值得一提 的是，英格兰和欧洲大陆相比，长期以来就不大顺从于罗马。征服者 威廉早就有规定，在他的疆域内，未经国王同意不得任命主教。威克 利夫是一位世俗的教士，他的纯哲学著作不如弗兰西斯派的重要。他 放弃了奥卡姆的唯名论，倾向于更接近柏拉图的某种形式的实在论。 奥卡姆赋予了上帝绝对的自由和权力，而威克利夫则认为上帝的律法 是必需的，而且这种约束对上帝本身也有效。世界不可能超越它存在 的样子，这个观点明显受到了新柏拉图学说的启示，并于17世纪在斯 宾诺莎的哲学中再次出现。威克利夫晚年渐渐开始反对教会，首先是 因为教皇和主教们沉醉于奢靡的世俗生活之中，而广大信众却十分贫 困。1376年，他在牛津的一次演说中提出了一种世俗统治的新观点， 即只有正直、正义的人才有权获得财产和权威。教士们迄今为止都未 能经受住这种考验，这就意味着他们放弃了财产，财产问题应当由国 家来决定。无论如何，财产都是弊端的根源：如果基督及其门徒原本 一无所有，那么今天的教士们也不应该拥有任何财产。有财产的教士 们自然不喜欢这样的观点，但正准备停止向教皇进贡的英国政府却很 支持。教皇格里高利十一世发现威克利夫与巴都阿的马西哥利欧有着 同样的异端见解，于是就下令审判他，但审判却为伦敦市民们所否 定。另外，牛津大学也坚持自己有服从国王的学术自由，而否定了教 皇将其教师送上法庭的权力。 ◎　约翰·威克利夫，教会的异端分子和批判者，1381年的农民起义部分受其激发。 宗教大分裂之后，威克利夫甚至声称教皇是反基督分子。他和一 些朋友一起出版了《圣经》的英译本，并建立了一个清贫教士的世俗 修士会，会员都是为穷人服务的巡回传教士。最后，他还谴责了“化 体论”观点，后来的宗教改革领袖们也痛斥了这一观点。威克利夫在 1381年的农民起义中采取了中立，尽管他以前曾是起义的同情者。 1384年，他在路特渥尔兹去世。他生前逃脱了迫害，死后却被康斯坦 斯全教会议鞭尸泄愤，他的英格兰追随者（罗拉德派）也遭到了无情 地消灭。而在波希米亚，威克利夫的学说却启发了胡斯运动，该运动 一直持续到宗教改革。 如果我们问自己，希腊思想和中世纪思想的主要区别是什么？那 我们就完全可以说，希腊思想中缺乏原罪意识。希腊人似乎并不为遗 传下来的个人罪孽负担感到苦恼。也许他们的确注意到了现世生活是 朝不保夕的，随时可能因为神灵的心血来潮而毁灭。但他们绝不会认 为这是对过去罪孽的一种正义的报应。由此可见，希腊人心灵里没有 赎罪或灵魂获救这种观念。因此，总体上看，希腊人的伦理思想完全 不是形而上学的。在希腊化时代，尤其是随着斯多葛主义的兴起，某 种忍受苦难的特性悄然潜入了伦理学，后来又传给了早期的基督教各 派。然而说到底，希腊哲学并没有遭遇过神学问题，因而始终是彻底 世俗的。 当西方世界为基督教所控制的时候，伦理问题的形势便发生了剧 烈的变化。对基督教徒而言，今生是在为更好的来世作准备，一个人 的各种苦难是其必须经历的考验，是为了消除其原罪负担。但是，从 字面上理解，这似乎是超人才能完成的任务。为了成功地经受住考 验，人需要神的帮助，而神则可能愿意，也可能不愿意提供帮助。在 希腊人眼里，德行是对自己的奖赏，而基督徒则认为行善是因为上帝 有此要求。虽然仅靠遵循严格的德行原则并不能确保灵魂获救，但无 论如何这也是一个先决条件，其中的一些信条当然要深信不疑，这正 是神的帮助首先介入的地方。由于人必须通过对神的皈依来获得信 仰，因而就得尊重信仰的各种条款。那些连第一步都做不到的人就只 能无可救药地被诅咒了。 正是上述背景使得哲学逐渐具有了某种宗教功能。虽说信仰超越 理性，但信仰者还是可以尽量利用理性来展示其信仰，从而增强自己 抵制疑惑的意志，于是，哲学在中世纪就成了神学的婢女。只要这种 观点还盛行，基督教哲学家也就必然是教会成员。迄今为止，所有的 世俗学问都是教士们和某些大修士会成员所开办的学校（或后来的大 学）保留下来的。这些思想家所使用的有效哲学手段可以追溯到柏拉 图和亚里士多德，尤其是亚里士多德派还在13世纪占据了主导地位。 不难理解为什么亚里士多德比柏拉图更容易被基督教神学采纳。用经 院派语言来说，我们可以这样来解释这一点：在对事物的处理上，实 在论者的理论没有给神权留下丝毫发挥关键作用的余地，而唯名论却 在这方面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尽管犹太教与基督教的上帝并不等于 亚里士多德的神灵，但无论如何，亚里士多德学说也确实比柏拉图学 说更适合基督教方案。柏拉图的学说很容易激发出泛神论观点，正如 我们下文将介绍的那样，斯宾诺莎就是一个例子，尽管他的泛神论特 征完全是逻辑性的。只要承认理性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信仰，那么哲学 与神学之间的这种融洽就会持续下去。自从14世纪的弗兰西斯派学者 否定了这种可能性，并坚持认为理性与信仰互不相干后，中世纪观念 就逐渐从舞台上消失了，神学领域不再继续使用哲学。奥卡姆使信仰 彻底摆脱了与理性探索的联系，从而使哲学回到了现世主义的老路上 去。16世纪以后，教会就不再在哲学领域占主导地位了。 ◎　中世纪人眼中的亚里士多德 这次宗教大分裂，还使人们能够把自己的理性活动与宗教活动严 格区分开来。如果认为这是一种虚伪，那就完全错了。无论过去、现 在还是将来，总有很多人不愿让自己的实际信仰干预宗教信仰。相 反，可以十分肯定地说，只有通过这种方式，宗教才能保持独立性， 使自己免遭怀疑的袭击，因为只要神学进入了辩证法领域，就必须遵 循理性讨论的规则。 而当人们必须相信某个不符合经验探索结果的命题时，又会走进 另一个无法摆脱的困境。拿地球的年龄来说，《旧约》的估计是5750 年左右，这是正统派必须相信的数字；而另一方面，地质学家们却拿 出了种种证据，认为地球的年龄在40亿年以上。这样一来，其中的一 个信念就必须加以纠正，除非具有宗教思想的探索者打算在星期日坚 持一个观点，而在其余几天则坚持另一个观点。这里的重要意义在 于，在宗教原则与探索结果出现冲突的地方，宗教总是处于防守地 位，并且不得不改变其立场，因为从本质上看，信仰绝不应该和理性 发生冲突，既然这样的冲突在理性辩证法的领域之内，那么宗教就总 是不得不败下阵来。但是在这种情况下退却之后的宗教，却能够维持 自己独特而独立的地位。 ◎　神圣三位一体的本质：一个持久的经院哲学问题。 经院派哲学家们在试图尽量合理地解释宗教教义时，常常显示出 他们过人的独创性和巧妙思维，这些实践的长远影响锤炼了后来中世 纪思想家们所继承的语言工具。这或许就是经院派所完成的最有价值 的工作。它的缺陷在于对经验探索不够重视，这个缺陷一直到了弗兰 西斯派学者那里，才引起了重视。在一个关注上帝和来世甚于今生的 时代，如此轻视经验探索的结果，也是很自然的。文艺复兴思想家们 再次强调了以人为中心，在这个思潮中，人的活动应该以其自身价值 而受到重视，由此，科学探索的步伐也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向前迈进。 在近三、四百年里，一种重视活动的伦理观不仅改变了西方世 界，而且也改变了世界其他地方。由于世界已经为西方的技术所征 服，所以其伦理观也随之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新的影响。

     第七章 近代哲学的兴起

     ◎　升腾于波涛之间的维纳斯，文艺复兴的象征，也出现在大众艺术中。 中世纪观念在14世纪开始衰落，与此同时，一些新的力量逐渐产 生，并塑造了今天的现代世界。从社会角度看，随着一个强大的商人 阶级的崛起，中世纪社会的封建结构变得岌岌可危了，商人阶级与君 主联合起来反对那些为所欲为的贵族。从政治角度看，当贵族们的习 惯据点在更先进的攻击性武器面前越来越脆弱的时候，他们不可侵犯 的优势便丧失了。如果说农民们原始的棍棒长矛无法攻破城墙的话， 那么火药就另当别论了。有四项伟大的运动可以作为这一过渡时期的 标志（过渡时期是指从中世纪衰落到17世纪的跃进）。 首先是十五六世纪始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虽然但丁还停留在中 世纪的思维方式里，但他却提供了通俗的语言工具，使那些不懂拉丁 文的普通人（非教士）也能读写书面文字。薄伽丘和彼特拉克这些作 家则回归了世俗的理想。我们在各类艺术和科学中，到处可以发现人 们对古代世俗文化的兴趣又重新焕发了，它标志着与中世纪教士传统 的一种决裂。 尽管有关上帝的种种偏见主宰着中世纪的舞台，但文艺复兴思想 家们更感兴趣的却是人。一种新的文化运动从这种状况中产生了，这 就是人文主义运动，这是第二种伟大的新生力量。虽然文艺复兴从总 体上影响了人们的普遍人生观，但人文主义运动仍然停留在思想家和 学者们的范围中。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并没有使国家再次持久地统一， 整个国家被分为若干地区，实行城邦统治，无政府状态十分盛行。意 大利落到了奥地利与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手中，直到19世纪中叶才 重新恢复为一个主权国家。但是，它的文艺复兴运动却产生了巨大的 影响，并且逐渐向北传到了德国、法国和低地国家。这些地区伟大的 人文主义者大约要比他们的意大利前辈们晚了一个世纪。 改变了中世纪世界的第三大力量，就是与人文主义运动同时代出 现的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的确，在教会内部，曾经有人一度认识 到应该进行某种改革。人文主义思想家们曾批判教会管理中充斥着种 种不法行径，但野心勃勃、贪图钱财的教皇仍然有着太强的控制力。 宗教改革一爆发，立刻遭到了罗马的猛烈反击和诅咒。作为一种新兴 运动，它原本可以被纳入万国教会的大家庭之内的，却因此而被迫陷 入了孤立，进而发展成许多国家的新教教会。当天主教终于开始进行 自身变革时，这一宗教分裂已经不可挽回了。从此，西方的基督教一 直处于分裂状态。改良后的各种宗教之所以认为“人人都是传教 士”，正是由于人文主义的影响。每个人都可以直接与上帝接触，基 督不需要代理人。 ◎　马丁·路德 第四个重要的发展直接来自经验研究（发端于奥卡姆的批判）的 复兴。在随后的两个世纪里，科学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中最重 要的就是哥白尼重新发现了太阳中心说，并于1543年对此作了解释。 自17世纪以后，物理学与数学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并且通过对技术进 步的促进，确立了其在西方的支配地位。科学传统除了带来物质利益 以外，它本身也是独立思想的一个伟大的推动者。无论西方文明传播 到哪里，它的政治理想都会紧随着物质扩张的步伐到来。 科学进步所产生的观点，在本质上还是希腊人的观点，从事科学 工作也就是去顾全解释现象。这些传统所获得的权威和中世纪教会强 加于人的教条主义是完全不同的。当然，在很大程度上，当探索者持 不同意见时，靠信仰的教条体系生活的僧侣统治阶层会用同一种论调 来对付所有问题。有些人以为牢不可破的整体一致就是优越性的标 志，至于为什么却从未得到过答案。毫无疑问，它可以使那些支持者 感受到一种力量，这才是实际情况。但这样做并不能使他们的立场有 更多的合理性，就像一个命题并不会因为用了更高的嗓门来宣布，就 会变得更正确一些。探索工作惟一需要尊重的，就是理性论证的普遍 规则，或者用苏格拉底的话说，就是辩证法。 然而不知为什么，科学在技术应用领域的巨大成就却招来了另一 种危险。因为渐渐地，很多人开始以为只要恰当地引导和利用人的努 力，就没有什么人不能企及的目标。近代技术的巨大进步取决于很多 人的共同努力，对于那些以制定新计划为己任的人来说，他们一定真 的以为自己的力量是无穷的。而所有这些计划都包含着人的努力，并 且应当为人的目标服务，这一点却被忘到了脑后。从这方面看，我们 自己的世界也正面临着过分的危险。 在哲学领域，对人的强调产生了一种内向的思辨倾斜，由此导致 的观点是与那种激发权力哲学的观点截然不同的。现在，人成了自己 能力的批判者，除了某些直接经验外，人不承认还有什么不可批判 的。这一主观态度导致了某种极端的怀疑论，它的随心所欲就像“完 全忽视个人”的倾向一样过分。显然，必须另外寻求一种妥协的解决 办法。 另外，还有两项特别重要的进步可以作为这一过渡时期的标志。 首先是活字印刷术的出现。就西方世界而言，它可以追溯到15世纪， 而中国人使用这种方法的时间还要早500年，不过当时的欧洲人并不知 道。印刷术的出现极大地拓展了新思想的传播范围，最终，这也有助 于破坏传统的权威。比如说，译成了通俗语言的《圣经》通过印刷， 便可以很轻易地弄到，教会再也不能凭三寸不烂之舌来维持它在信仰 问题上的监护人地位了。至于一般的学问，也由于同样的原因，加快 了向现世主义的回归。印刷术不仅为批判旧秩序的新政治学说提供了 传播的途径，而且还使得人文主义学者们能够出版古人的著作。这样 一来便促进了对经典史料的更广泛的研究，并且有利于普遍提高教育 的水平。 有必要指出一点，即如果探讨的自由得不到保障，那么印刷术的 发明是否算一件好事就值得怀疑了，因为谬论和真理同样易于印刷和 传播。如果个人对摆在面前的材料毫不置疑地接受，那么这个人的阅 读能力也就没什么价值了。只有在能够自由发表言论和意见的地方， 印刷品的广泛传播才会促进探索。如果没有这种自由，也许当文盲会 更好一些。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个问题已经变得更为严重了，因为印 刷品不再是大众交流的惟一媒介。自从无线电和电视发明以来，就更 有必要永远保持这种警惕了。一般说来，这种警惕性一旦丧失，自由 就会开始丧失活力。 ◎　哥伦布使用过的那种船型。美洲的发现开辟了新的视野。 随着信息的更广泛传播，人们开始对地球形成了一种更为合理的 认识。这一认识是通过一系列的航海发现来获得的，这些发现为西方 的魄力和胆略提供了新的契机和出路。造船及航海技术的进步以及对 古代天文学的回归，都使得这些冒险和开拓有了实现的可能。在15世 纪以前，船只还不敢远离大西洋海岸线，一方面是因为这样做没有什 么意义，更重要的是，如果冒险进入没有陆地标志导航的水域，水手 们就会觉得不安全。罗盘的使用开辟了公海，从此，探险家们就可以 飘洋过海，探索新的大陆和航线了。 在中世纪的人看来，世界是一个静态、有限和有序的地方，世上 的一切都有其特定功用，星辰围着各自的轨道运行，人们生活在命定 的地位之中。这幅自以为是的画面被文艺复兴撕得粉碎。两种对立的 倾向导致了一种新观点。一方面，人现在占据着舞台的中心，并对自 己的力量和创造力信心十足；但同时，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却变得不那 么高了，因为空间的浩渺无际开始依赖于哲学家的想像力。德意志的 红衣主教尼古拉·卡萨努斯（1401～1464）在著作中暗示了这些思 想，在接下来的世纪里，它们又被纳入了哥白尼的思想体系。同样， 另一种观点则向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回归，它认为世界建立在数学模 式之上。这一切思辨不仅否定了事物的现有秩序，而且在教会和世俗 两方面都动摇了根基牢固的古老权威。教会试图遏制异端思想的传 播，但收效不大。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必须记住，即使到了1600年， 宗教裁判所还在诅咒乔达诺·布鲁诺，并将他烧死在火刑柱上。现有 秩序的维护者们出于对颠覆的恐惧，对那些敢于特立独行的人给予凶 残的判决。这种情形在以前也并不少见，然而正是这种判决表明了他 们原以为可以维护的地位是多么的岌岌可危。在政治领域，逐渐发展 起了新的权威概念，而世袭统治者的权力则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 宗教改革也并不是在各个方面都富有成效。也许改革派原以为人 们在众多宗教面前最终会明白，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崇拜同一个上 帝。早在宗教改革之前，卡萨努斯就在提倡这一观点了。不过这个十 分明显的结论却未能为广大信众所接受。 当然，文艺复兴也不是古代知识从休眠中突然觉醒。事实上，我 们已经看到整个中世纪都残留着某些古老传统的遗迹。这种整齐的分 界线并不能简单地将历史分割开来，但如果处理得好，这种划分还是 有它的优点的。所以，如果单独谈及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是合理的，这 意味着在中世纪和近代之间肯定有一些明显的差异。例如在经院派的 教会文学和世俗文学之间就存在着鲜明的反差，后者始于14世纪，采 用通俗语言来创作。在人文主义者以古典文化为基础进行学术复兴之 前，这种文学的复苏就已开始了，新文学运用了大众的语言作为创作 工具，而学者们的作品却仍然在使用拉丁文，因而前者的吸引力和号 召力比后者更广泛。 至此，所有的领域都抛弃了中世纪的狭隘观念。灵感的源泉首先 存在于当时蓬勃的世俗兴趣，后来又体现在对古代的理想化想像中。 当然，那个时代所发展起来的古代概念多少受到了一代人热情的歪 曲，因为他们重新看到了历史的某种延续性。直到19世纪之前，有关 古人的浪漫观点都一直存在着。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和作家相 比，我们对这类问题懂得当然要多一些。 意大利的古代文明遗迹提供了昔日的视觉象征，和后来在阿尔卑 斯山以北所采取的形式相比，意大利文艺复兴获得了更广泛的立足 点。从政治角度看，国家的瓦解就像古希腊一样。北方是为数甚多的 城邦，中间是教皇的辖区，南部则是那不勒斯及西西里王国。在北方 城邦中，米兰、威尼斯和佛罗伦萨实力最强。城邦之间存在着长期的 冲突，各城邦内部也存在着派系纷争。虽然人与人之间阴谋仇杀的熟 练和残忍程度达到了极点，但作为整体的国家并行没有遭到严重的损 害。贵族和城邦都使用雇佣兵来互相厮杀，这些人的职业目的就是生 存，为了生存他们什么都肯干。当意大利成为法兰西国王和罗马皇帝 的战场时，这种混乱的局面才得以迅速扭转。但是意大利的分裂实在 太严重了，以至于不能同心协力来抵御外来侵略。因此，国家依旧四 分五裂，大部分地区为外国所统治。在法兰西与帝国的反拉锯战中， 哈布斯堡王朝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西班牙继续控制着那不勒斯和西西 里，而教皇辖区则享有默认的独立。1535年，米兰（教皇党的一个据 点）沦为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属地。威尼斯人则处于一种特殊的地 位，一方面是由于他们从未被蛮族打败过，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与拜 占廷的联系。威尼斯人在历次十字军东征中积攒了实力和财富，并在 战胜对手热那亚人之后，主宰了整个地中海的贸易。当1453年君士坦 丁堡落入奥托曼土耳其人手中时，威尼斯开始走向了衰落，好望角航 线的发现和新世界的开辟，更加速了这一进程。 文艺复兴最重要的策源地是佛罗伦萨。除了雅典，还没有任何城 市能像佛罗伦萨这样造就过这么多的艺术家和思想家。但丁、米开朗 基罗、列奥那多·达·芬奇及后来的伽利略，全都是佛罗伦萨人。佛 罗伦萨的内乱使但丁被流放，该城最终为梅狄奇家族所统治。从1400 年往后，除一些暂时的中断外，这个商人贵族家族统治了这个城市长 达三个多世纪之久。 至于教廷，文艺复兴则对它有着双重影响。一方面，教皇们对人 文主义者的学术探索表现出开明的兴趣，并成了艺术的伟大庇护人。 教廷声称其世俗权力来自“君士坦丁的馈赠”；而教皇尼古拉五世 （1447～1455）却对揭穿这一骗局并持有其他可疑观点的洛伦古·瓦 拉极为推崇，尽管他有非正统的思想，这位文学“侦探”还是被任命 为教皇秘书。另一方面，信仰标准变宽松后导致的世俗成见，使教廷 的宗教影响力大减。有的人，如亚历山大六世（1492～1503）的私生 活就有些缺乏虔诚，而这种虔诚本来是他们作为上帝的人间代表所应 该具有的；更何况，16世纪的教皇们为了追求世俗的享乐，还把来自 国外的大量钱财挥霍一空。这些行为所引起的不满和抱怨，在宗教改 革中激起了怒潮。 总的说来，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在哲学领域并没有产生伟大的作 品。这并不是一个进行伟大哲学思辨的时代，而是一个重新寻根的时 代。尤其是通过对柏拉图的研究来再次挑战经院派的亚里士多德主 义。15世纪初，科济莫·德·梅狄奇统治下的佛罗伦萨建起了佛罗伦 萨学院。该学院支持柏拉图派，并借此反对现有的大学。从通常意义 上说，人文主义学者们所做的工作为17世纪伟大的哲学发展铺平了道 路。 虽然文艺复兴把人们从教会的教条主义中解放了出来，但并没有 使人们脱离形形色色的古代迷信。占星术一直为教会所反对，这时却 大受欢迎，不仅目不识丁的人被它吸引，而且饱学之士也受了影响。 巫术也同样得到了广泛的接受，许多行为古怪却又无害的人被当做巫 师烧死在火刑柱上。当然，即使到了我们这个时代，政治迫害也并不 罕见，尽管已不再时兴使用火刑了。随着对中世纪教条主义的抵制， 人们也不再尊重长期形成的品德和行为模式。在所有的因素中，特别 是这一点阻碍了面对北方威胁的意大利实现国家统一。在这个时期， 背信弃义的阴谋和两面派行为泛滥成灾，消灭对手的“文雅”做法已 经发展成了某种无与伦比的权术。在这个欺骗和猜疑盛行的时代，任 何可行的政治合作形式都不可能出台。 ◎　马基雅维利，佛罗伦萨外交家、政治哲学家。 在政治哲学方面，意大利文艺复兴产生了一位杰出人物尼科罗· 马基雅维利（1469～1527），他是一位佛罗伦萨律师的儿子，他的政 治生涯始于1494年梅狄奇家族被逐出佛罗伦萨之际。就是在这一时 期，佛罗伦萨受到了萨万纳罗拉的影响，这位多米尼克派改革家坚决 反对当时的罪恶行径和腐败现象。他在积极的努力过程中，终于得罪 了鲍吉亚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并于1498年被烧死在火刑柱上。也许 是这些事件诱发了人们对权力及政治成就性质的反思，后来，马基雅 维利就以萨万纳罗拉为例写道：赤手空拳的预言家总是会失败的。在 梅狄奇家族流亡期间，佛罗伦萨是一个共和国，马基雅维利一直担任 公职，直到梅狄奇家族于1512年卷土重来，再次掌权。由于马基雅维 利在此期间抨击了梅狄奇家族，因此遭到了罢黜。被迫退出政坛之 后，他开始潜心进行政治哲学及相关问题的写作。为了重新获得梅狄 奇家族的欢心，1513年他向洛伦佐二世献上了自己的著作《君王 论》，但仍未能如愿以偿。他死于1527年，就在这一年，罗马遭到了 皇帝查理五世雇佣军的洗劫。 马基雅维利的两部论述政治的杰作是《君王论》和《史论集》。 第一部研究了专制政权得以取胜和维持的方法及手段，第二部则普遍 研究了权力在不同统治形式下的运用。《君王论》中的理论根本没打 算为如何做一名有德之君提供道德忠告；相反，它承认某些罪恶勾当 有助于获取政权。“马基雅维利式的”一词正是因此而具有了一定程 度的邪恶含义。公平地说，马基雅维利并不提倡邪恶原则，善与恶也 不在他的探索范围，正如核物理学家的研究一样。因此他的论证才这 样说道，如果你想获取权力，那么你就必须冷酷无情。至于这是善是 恶则完全是另一个问题，而马基雅维利的研究兴趣并不在这里。人们 也许会因为他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而对他过于挑剔，但如果由于他研 究了客观存在的政治权术而对他横加指责，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君 王论》所记载的东西在一定程度上只是总结了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 普遍做法而已。 ◎　恺撒·鲍吉亚，亚历山大六世之子。 马基雅维利在为佛罗伦萨效劳的政治生涯中，曾经接受过各种外 交使命，从而有足够的机会来亲身体会政治阴谋的错综复杂。在外交 工作中，他对凯撒·鲍吉亚有了很深的了解。凯拉·鲍吉亚是亚历山 大六世的儿子，他同父亲一样，也是一个地道的恶棍。长于计谋和胆 略的凯撒计划在其父去世之后确保自己的地位。在实现野心的过程 中，他的兄弟由于挡了他的道而被他除掉了。在军事方面，凯撒协助 其父扩大教皇的统治区，完全是为自己日后拥有这些土地打算的。在 教皇的继位问题上，为了使自己的一位朋友得到该职位，他不惜采取 一切手段。在实现这些目标的过程中，凯撒·鲍吉亚表现出了令人惊 叹的独创性和外交手腕，他时而假装和善，时而又置人于死地。当 然，我们无法知晓这些政治斗争的牺牲者们的感受，他们很可能从一 种超然的观点出发，对凯撒·鲍吉亚的权术佩服得五体投地，这也正 是那个时代的特征。凯撒的计划最终还是失败了，因为他的父亲于 1503年去世时，他自己也病倒了，而继任教皇尤里乌斯二世正是他的 一个死对头。单就凯撒·鲍吉亚的目标而言，我们完全可以承认他非 常能干，正因为如此，马基雅维利慷慨地赞许了他，在《君王论》 中，他把鲍吉亚誉为热爱权力者的楷模。马基雅维利认为，这种做法 之所以经得起辩驳，是因为它符合时代的普遍标准。不过总的说来， 从17世纪到19世纪，这种冷酷无情的做法并没有得到宽恕，至少没有 得到公开的赞扬。20世纪再次产生了许多具有马基雅维利传统的政治 领袖。 从1513年到1521年，教皇宝座被列奥十世占据着，他来自梅狄奇 家族。由于马基雅维利试图巴结梅狄奇家族，因此我们发现《君王 论》用了一些虚伪的陈词滥调来回避教皇的权威问题。而《史论集》 对教廷的批判则尖锐得多，里面的探讨更多地充满了伦理观。马基雅 维利认为，各种类型的掌权者，从宗教创始人到最初的暴君，都应当 以功绩大小为序加以考虑。关于宗教在国家中的作用，他的观点与实 用主义一脉相承，只要国家能够获得一定的社会凝聚力，那么宗教信 仰的正确与否根本就无关紧要。根据这种观点，为了维护社会稳定而 迫害异端自然就是完全正确的。而教会，则因两条罪行而受到了指 责：首先，很多教会执行者的罪恶生活方式已经削弱了大众对宗教的 信任；另外，教廷对世俗政治的兴趣已经成了意大利实现国家统一的 一大障碍。我们还可以顺便留心一下，后面这条是与如下认识完全一 致的：为了达到个人目的，有些政治性教皇曾经处心积虑，不择手 段。《君王论》并未提及这些目的，《史论集》则时有提及。 《君王论》十分清楚地表明，统治者不受传统道德的约束，除非 是出于权宜之计，统治还可以打破所有的道德准则。的确，如果想掌 权的话，就必须经常这样做。但同时，他又得在别人面前作出高尚正 直的样子，只有靠这种表里不一的两面派方式，一个统治者才能保住 自己的地位。 在《史论集》的一般讨论中，马基雅维利阐述了“制约与平衡” 理论。社会各阶层都应该拥有一定的法定权力，以便实行一定程度的 相互制衡。该理论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政治篇》，17世纪的洛克和 18世纪的孟德斯鸠使它变得更为引人注目。因此，马基雅维利不仅影 响了近代政治哲学家的理论，而且影响了当时独裁者的行为。这一两 面派理论得到了很多人淋漓尽致地发挥和应用，尽管它也有马基雅维 利未曾料到的局限性。 在15世纪，文艺复兴运动曾席卷意大利。但它在阿尔卑斯山北面 出现则费了些时间。复兴的力量在向北蔓延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重 要的变化。首先，在北方只有学者才关心新观点。在严格的意义上， 甚至将它称为复兴都是不恰当的，因为北方并没有什么曾经有过如今 又能再生的东西。一般说来，在南方，过去的传统对人们还有一些模 糊的意义；而在北方，罗马的影响只是暂时的，或者说不曾有过，因 此，新运动主要靠学者来倡导，其影响力也就多少受到了一些限制。 由于在艺术领域找不到相同的出路，北方的人文主义就在某些方面演 化成了更为严肃的事情，结果，和意大利相比，它与中世纪权威的决 裂显得更为突然和壮观。尽管有很多人文主义学者不赞成宗教改革带 来的宗教分裂，但从某个角度看，人们还是希望这种分裂能够随着北 方的文艺复兴而产生。 文艺复兴以来，宗教在阿尔卑斯山两侧的人民生活中所起的作用 是完全不同的。在意大利，教廷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与昔日帝国的直 接联系，宗教事务本身反而成了例行公事，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人们对它的态度就像对待饮食一样平静，甚至在今天，和其他地方的 信仰相比，意大利的宗教信仰仍然保持着那种平静。因此我们就有了 两方面的原因，来解释为什么不可能与现有宗教传统完全决裂。首 先，教会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是现存体制的一部分，即使如马基雅维利 所说，教廷是意大利实现国家统一的障碍。其次，宗教信仰并没有达 到号召一声就出现激进变革的地步，北方的人文主义思想家们严肃地 关注着宗教及宗教的弊病。他们在辩论作品中，猛烈地抨击了罗马教 廷的倒行逆施。除此以外，他们还有一种意大利主教们始终不曾原谅 过的民族自豪感，这不仅仅是为修缮罗马城而进贡纳税的普通问题， 而是出于对意大利人的不满，因为头脑灵活的意大利人在严肃认真的 北方条顿人面前总是摆出一付恩赐的姿态。 ◎　鹿特丹的埃拉斯摩，学者兼编辑。 北方最伟大的人文主义者是鹿特丹的爱拉斯摩（1466～1536）。 他不到20岁的时候，父母就都去世了，这似乎使他未能上大学。监护 人把他送进了一所僧侣学校，他在适当的时候加入了斯泰因的奥古斯 丁修道院。早年的经历使他对苛严而呆板的经院主义产生了永久的憎 恨，因为他深受其害。 1494年，爱拉斯摩被冈布雷主教任命为秘书，从而摆脱了斯泰因 的隐居生活。随后，他多次访问了巴黎。然而巴黎大学神学院的哲学 气氛已经不能再促进新学术了，因为托马斯派和奥卡姆派在文艺复兴 中已经握手言和，并联合起来反对人文主义者。 1499年末，爱拉斯摩对英国进行了短暂的访问，并在那里见到了 克利特，但首先是结识了摩尔。回到欧洲大陆后，他开始了希腊文的 学习，并且学得很快。1506年，他在意大利的都灵获得博士学位，这 时候他的希腊文水平已经无人能及。1516年，《新约》的希腊文第一 版印刷出版了。他的作品中最值得回味的是《愚行颂》，这部讽刺作 品写于1509年的摩尔家中，以摩尔名字的双关语作其希腊文标题。该 书不仅讽刺了人性的种种缺陷，而且还尖锐地抨击了宗教组织及其执 行者的堕落。尽管他敢于直言不讳地进行批判，但是当宗教改革的契 机到来时，他却没有公开表示支持。他基本上坚持一种新观点，认为 人可以与上帝直接联系，神学纯属多余。但同时，他又没有卷入改革 所带来的宗教论战。他对自己的学术研究与出版更有兴趣，并且觉得 宗教分裂无论如何都是一种不幸。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论战确实 令人厌烦，但这些问题是不能忽视的。 最终，爱拉斯摩宣布倒向天主教，不过这时候他已经不重要了， 历史舞台已经为更勇敢的人所占据，只有在教育方面，爱拉斯摩的影 响才给人们留下了长久的印象。在任何西欧观点盛行的地方，人文主 义学问至今仍是中学教育的主要内容，这主要归功于爱拉斯摩的文学 和宗教活动。作为出版家，他并不总是对原文进行彻底的批评性审 查，他的出版对象是更为广泛的普通读者，而不是学术专家，但同 时，他又并没有采用通俗语言来写作，而是有意加强拉丁文的地位。 在英国，最杰出的人文主义者是托马斯·摩尔爵士（1478～ 1535）。摩尔14岁时被送入牛津，并开始在那里学习希腊文。在当 时，这很容易被视为不务正业的古怪举动，自然也就引起了这位年轻 学者的父亲的怀疑。于是摩尔注定只能继承父业，从事法律工作。 1497年，他结识了初访英伦的爱拉斯摩。与新学问的重新接触增强了 他对希腊文研究的兴趣。不久，他过了一段时间的禁欲苦行生活，并 体验了卡尔图斯修士会的苛严作风。但是，他最终还是放弃了做僧侣 的念头，这可能与他的朋友爱拉斯摩提出了反对意见有一定关系。 1504年他成了下院议员，并因直言不讳地阻止亨利七世的财政请求而 名声大噪。亨利七世死于1509年。摩尔又重新干上了律师职业。但亨 利八世很快又把他召回去担任公职。1529年武尔济垮台之后，摩尔被 提升到了最高职位，成了下一任大法官。但他任职时间并不长，1532 年，由于反对国王与阿拉贡的凯萨琳离婚，摩尔辞去了大法官职务， 并因拒绝出席安妮·布琳的加冕典礼而引起了国王的强烈不满。当 1534年“至权法案”确定国王为新教会的领袖时，摩尔又拒不宣誓， 于是他被关进了伦敦塔。1535年，他被认定曾经说过下院无权决定国 王为教会领袖的话，从而以叛逆罪被处死。那个时代并没有在政治问 题上宽容的习惯。 ◎　托马斯·莫尔，英国人文主义者。 摩尔是一位多产作家，但他的绝大多数作品今天几乎已经没有人 去读了。他的名声完全得益于一本名为《乌托邦》的政治空想书籍。 这种幻想的社会、政治理论显然受了柏拉图《理想国》的启示。这些 观点以报道一位水手遭遇的形式提了出来，船只遇难后，这位水手在 岛屿（乌托邦）上生活了五年之久。像柏拉图的作品一样，该书也极 为强调公共财产，而且理由相近。它坚持认为，在财产私有的地方， 就不可能出现对集体福利的彻底尊重。另外，假如人们将财物据为己 有，那么财富数量的差异就会使他们彼此产生隔阂。在乌托邦社会 里，人人都应该平等，这是一个天经地义的基本状况。他由此推断， 私有财产是一股腐蚀力量，因而不应容许它存在。当来访者对乌托邦 人说起基督教时，主要吸引他们的只是基督教财产教义中的共产主义 色彩。 这本书极为详尽地描述了这个理想国的组织。这个国家由一个首 都和五十三个其他城镇组成，不仅建造模式相同，而且住宅样式也整 齐划一，所有的人都可以自由来往。由于这里没有私有财产，所以偷 窃也就变得毫无意义。散布于乡村的农庄全都按一样的方式经营。至 于服装，除了已婚妇女和未婚女子之间有一处细微而必要的差异外， 所有的人都穿同一样式的衣服，服饰十分朴素，而且总是一成不变， 人们根本不知道有五花八门的时尚。公民们的工作生活也按照同一模 式进行，所有的人都每天工作六小时，晚上八点就寝，早晨四点起 床，从不更改。那些有学者素质的人则从事脑力劳动，而不干任何别 的工作，管理者就是从这群人中选举产生的。政治体制是一种间接选 举的代表制民主形式。当选的国家元首只要恪尽职守，就可以终身任 职；如果品行不端，就会被废黜。公众的社会生活也要服从严格的规 章制度。而同外国的关系，则要限定在必不可少的最低程度。比如乌 托邦没有铁，就必须依赖进口。尽管除了自卫或支持盟国及受压迫国 家外，决不发动战争，但男女公民还是要接受军事训练。国家尽可能 招募雇佣兵来打仗，并通过贸易来建立贵重金属基金，以便在战时给 雇佣兵发军饷，而他们自己是不需要用钱的。乌托邦人的生活方式既 不偏激，也不苦行，但还是有一个小小的限制：无神论者虽然被允许 坚持自己的观点，但不享有公民身份，也不能进入政府机构。比较卑 下的工作则由奴隶们来承担，这些奴隶是从那些为逃避本国惩罚而逃 亡的外国人和重刑犯中征来的。 毫无疑问，在这样一个精心设计的国家里，人们的生活是了无生 趣的。这是各种理想国的一个共同特征。然而在摩尔的讨论中，更中 肯的是他对宗教宽容问题的新自由观。宗教改革已经动摇了欧洲基督 教自以为是的权威态度，前面说过，改革先驱者们提倡在宗教事务上 持宽容态度，当宗教改革运动导致了欧洲宗教持久的分裂时，宽容概 念便逐渐盛行起来了。为了避免出现大规模的绝灭和镇压，别的方法 也曾用过，但最终都无济于事。在16世纪，所有人的宗教信仰都应该 得到尊重的观念仍被视为奇怪的想法，这足以引起正统派的注意。 宗教改革的结果之一，就是使宗教成了一种更开放的、经常以国 家为基础的政治性事务。比如在英国，只要某种世界性的宗教占据了 优势，这种情况显然就不可能发生。正是由于宗教信仰的这种政治特 征，摩尔之类的人才会拒绝支持宗教改革。实际上，他们是赞成进行 某种改革的，我们在谈到爱拉斯摩时已经看到了这一点，但使他们感 到惋惜的是，为了某种教义的完全分离，竟然出现了暴力冲突。从这 一点上看，他们当然是十分正确的。在英国，宗教分裂的国家特征极 为明显，新建立的教会与国家机器的政治结构紧密相关。同时，英国 的决裂在某些方面并不像其他地方那样剧烈，因为英国曾经长期存在 着一种相对独立于罗马的传统。征服者威廉早就坚持他在主教任命问 题上的发言权，从威廉和玛丽时代起，英国就始终保持着由新教徒继 位的传统，我们由此可以看出新教会的反罗马倾向，这一倾向还残留 在一条规定罗马天主教徒不得任美国总统的不成文法当中。 我们知道，在宗教改革爆发前的几个世纪里，知识氛围的逐渐变 化已经动摇了教会至高无上的旧观念。产生这一革命性变化的原因很 多，也很复杂。从表面上看，我们看到的仅仅是人们对上帝的代理人 职权的一种反抗，但是，如果教会本身的弊端没有使人们注意到它的 言行不一的话，那么这个值得称道的原则也许就不会独自取得突破。 事实上，教士们经常占有地产，如果不是因为牧师们的世俗举止违背 了耶稣的教谕，他们拥有地产本身倒也不会引起人们的反对。至于教 义的问题，奥卡姆早就坚决主张，即使没有至高无上的罗马主教，基 督教也同样可以发挥作用。因此，对基督教徒的宗教生活进行彻底改 革的条件，就存在于教会内部。最后是由于政治势力的介入，改革才 导致了宗教分裂。 ◎　马丁·路德，奥古斯丁派修士，宗教改革家，《圣经》译者。 在智力方面，改革者虽然不如那些为改革打下基础的人文主义学 者，但他们却提供了批判性思想家难以唤起的革命激情。马丁·路德 （1483～1546）是一位奥古斯丁派的修道士和神学教师，教会出售免 罪券的恶劣行径使他和别的许多人一样，在道德上感到十分的苦恼。 1517年，他挺身而出，公开发表了著名的“九十五条论纲”，并将这 份文件钉在了维登堡教堂的大门上。当他在这一点上向教廷挑战时， 并没有准备建立某个新宗教，但是，这个争论不休的问题牵涉到向德 意志大规模进贡的政治问题。当路德于1520年当众烧毁教皇开除教籍 的训令时，问题就不再是单纯的宗教改革问题了。德意志的王公贵族 和统治者们开始联合起来，于是宗教改革演化成了一场德意志人反对 教皇敏感权力的政治起义。 1521年的乌姆斯会议之后，路德隐居了十个月，潜心翻译了《新 约》的德语版。作为一部文献，在某种程度上，它对于日耳曼人就像 《神曲》对于意大利人一样重要。无论如何，它为福音书在民间的传 播提供了很大的便利。现在，任何一个识字的人都能够发现耶稣的教 义和现有社会秩序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异。正是这种认识和以《圣经》 作为惟一权威的新教观念，为1524年的农民起义提供了道德上的支 持。但路德并不是一个民主改革家，他公然反对那些蔑视自己政治主 子的人，他在政治上仍旧保持着中世纪的观念。农民起义在各个方面 都导致了暴力与残杀，最终被残酷镇压了下去。这次社会革命的失 败 ， 也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削 弱 了 宗 教 改 革 的 原 动 力 。 “ 新 教 （Protestant）”一词源自改良宗教支持者们所发出的一个呼吁。 1529年，他们对会议条款表示抗议，该会议宣布路德及其追随者为非 法，不过这一议案从1526年以后就暂时被搁置了起来。现在，路德由 于再次遭到帝国的禁止，因而无法出席1530年的奥格斯堡会议。但这 时的新教运动已颇具实力，要压制下去已经不可能了。1532年，皇帝 不得不接受纽伦堡宗教和约，并很不情愿地保证：新教徒可以自主信 教。 宗教改革运动迅速蔓延到了低地国家、法国和瑞士。在路德之后 影响最大的改革家是约翰·加尔文（1509～1564），一位定居日内瓦 的法国人。加尔文二十岁出头就转向了改革运动，此后成了法国和荷 兰新教的精神领袖。作为一种学说，加尔文主义的奥古斯丁教义要比 路德的福音主义更为激烈和不妥协。它洋溢着清教徒理想，认为灵魂 得救是一个宿命论问题。这是基督教神学缺乏吸引力的特征之一，罗 马教会就明智地舍弃了这种教义。当然，在实践中它并不像看上去那 么有害，因为人人都可以自由地认定自己就是上帝选中的获救者之 一。 ◎　约翰·加尔文，定居日内瓦的法国人，改革家。 16世纪下半叶，天主教与改良后的胡格诺教派之间的宗教战争把 法国弄得支离破碎。正如德国的情况一样，这类动荡的原因并不仅仅 是宗教上的，倒是有部分的经济原因。更确切地说，宗教和经济两方 面因素正是从中世纪到近代过渡期普遍变革的标志。因为改良宗教及 其清教徒特征是与近代商贸的兴起密切相关的。1598年在南特颁布的 宽容敕令曾一度弥合了法国的宗教分歧，当这一敕令于1685年被废止 时，许多胡格诺派教徒离开家园，移居到了英国和德国。 由于新教不是世界性宗教，因此它需要得到国家政治首脑的庇 护，而后者也就容易成为国教领袖。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件可喜的事 情，因为新教牧师们缺乏罗马教士那种权力，也就不会胡作非为了， 尽管他们常常也像别人一样顽固而偏执。最终，人们发现宗教纷争是 徒劳的，是不会有定论的，因为任何一方都没有强大到消灭另一方的 地步。宗教宽容正是从这种消极意识中逐渐发展了起来。 16世纪中叶，一场新的宗教改革运动在罗马教会内部爆发了。这 场运动以耶稣会为中心，耶稣会由伊纳爵·洛约拉（1491～1556）创 立，并于1540年得到了官方的承认。受早年军旅生涯的启发，洛约拉 按照军事原则建立了耶稣会。耶稣会反对新教所采纳的奥古斯丁教 义，并且强调自由意志高于一切。他们的实际活动包括传教、教育及 铲除异端邪说，他们也是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主要组织者。 北方人文主义引出了一个新的基督教概念，而意大利的人文主义 思想家们却不大重视宗教。像现在一样，那时的天主教在意大利只是 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没有深入到人们意识深处。在某种意义上，宗 教在他们的生活中只充当了一个小角色，自然也就不大可能激发起他 们的情感。另外，罗马是统治集团的中心，因此罗马天主教不可能削 弱意大利人的民族自豪感，这正是古罗马帝国时代就存在过的国家崇 拜原则的残余。在罗马教会的统治机构中，意大利影响一直到今天还 保持着它的优势。 在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观念里，更重要的是他们再次强调了毕达 哥拉斯与柏拉图的数学传统。世界的数字结构再一次受到重视，并取 代了亚里士多德传统，尽管后者曾经使前者黯然失色。这是导致十 六、七世纪科学探索复兴的主要发展之一。在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建筑 理论和实践中，这一点尤为明显，这时的建筑与以前的经典传统，尤 其是与维脱鲁维作品中所确立的传统有着直接的关系，维脱鲁维是1世 纪的罗马建筑师。建筑物各部分之间的比例以及与美有关的数学理论 受到了极大的重视。正如维脱鲁维基于希腊传统所说的那样，美存在 于适当比例的和谐之中。这种看法可以追溯到毕达哥拉斯时代。同时 它还表明，包含着理念论的另一种方式也是成立的。因为人的肉眼显 然不能精确地判断某个结构各部分之间的数字关系，但如果有了精确 的比例，似乎就可以产生某种美的满足感。因此，这些比例作为一种 理想存在，就保证了完美。 阿尔伯蒂（1404～1472）是意大利最重要的人文主义思想家之 一，就那个时代而言，这位威尼斯人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工匠。他在建 筑领域的影响最为持久，但同时他也是一位哲学家、诗人、画家和音 乐家。诚然，正如要理解毕达哥拉斯派对希腊哲学的影响，就必须了 解一些基本的和谐知识一样，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学中，为了领会 设计中的各种比例关系，也需要用到同样的知识。简单地说，这一理 论的基础就是把毕达哥拉斯音程中的听觉和音作为建筑设计中的视觉 和谐标准。当歌德后来说“建筑就是凝固的音乐”时，他确切地表达 了文艺复兴时期建筑师们所要实践的一些东西。这样一来，以调和弦 为基础的和谐理论就为艺术提供了总的“优秀”标准，乔治奥与列奥 那多·达·芬奇等人也作过这样的解释。比例原则还体现在人体结构 和道德调节功能上，这一切都属于直接而严密的毕达哥拉斯主义。但 数学在这里还进一步发挥了“极大地影响了后世科学复兴”的作用， 只要带有数的特征，艺术立刻就能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最明显的例 子就是音乐，但它也适合其他门类的艺术。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反映 了这一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家是多才多艺的，尤其是许多人既是艺术 家又是建筑师，因为关于比例的数学为宇宙万物的设计提供了一把万 能钥匙。当然，这种理论能否作为美学可靠的普遍基础，也还是有争 议的，但无论如何，它都具有极高的价值。这种理论建立了不受情感 或目的约束、无可争议的、客观的“优秀”标准。 ◎　阿尔伯蒂，建筑师，人文主义思想家。 ◎　毕达哥拉斯系数：乔治奥在设计中运用了这些比例。 由于了解了事物中的数字结构，人们就有了征服周围环境的新力 量。在某种意义上，它使人更像上帝。毕达哥拉斯派曾认为上帝是至 高无上的数学家，如果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运用并提高自己的数学技 能，那他就更接近于神的地位了。尽管这并不意味着人文主义就不虔 诚，或者甚至反对公认的宗教，但它确实表明，流行的宗教习俗很可 能被作为例行公事来接受，真正激发思想家想像的则是古代前苏格拉 底学说。因此，一种新柏拉图主义的倾向就在哲学领域再次引起了重 视。对人的力量的关注，使我们想起雅典鼎盛时期的乐观主义。 以上就是近代科学得以成长的知识氛围。人们有时候会以为，在 17世纪初，科学突然全副武装地闯入了生活，犹如雅典娜从宙斯的头 颅里冒了出来。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的，科学的复兴直接地、有意识 地源自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毕达哥拉斯传统。同样应该强调的是，在这 种传统中，艺术家与科学探索者的工作并不是对立的，他们都以各自 不同的方式探索真理，并通过数字来掌握真理的实质。对于任何一位 不辞辛劳的真理探求者来说，这些数字的模式都是清晰可辨的。这种 对世界及其各类问题的新观点与经院哲学的亚里士多德主义截然不 同，它是反教条的，因为它并不依赖书本，它惟一依赖的权威就是数 字科学。在这方面，它有时候也许走得太远了，像一切别的领域一 样，这种过度的危险性必须永远牢记。就拿现在的例子来说，做得过 度则可能导致把数字当做魔术符号来依赖的数学神秘主义，这一点和 一些别的因素，在以后的世纪里曾使比例理论声名狼藉。另外，人们 还感到毕达哥拉斯的音程理论对设计师的发明天赋强加了许多不自然 的、沉闷的限制。很显然，这种违背规则的不切实际的副作用，在我 们这个时代也完全可能继续发展下去，然后在不久的将来再向着曾经 激励过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某些原则回归。 总体上看，十五、六世纪的哲学本身并不是波澜壮阔的。另一方 面，新知识的传播、书籍的发行，首先是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传统的 重新焕发活力，为17世纪的伟大哲学体系铺平了道路。 随着古代思维方式的复苏，伟大的科学革命紧接着开始了。它在 一定程度上以正统的毕达哥拉斯主义为起点，并逐渐推翻了亚里士多 德物理学和天文学的既成概念，最后深入到现象的背后，发现了极其 普遍而强有力的各种假说。在所有的领域，精益求精的探索者们都清 楚自己直接继承了柏拉图的传统。 第一位重新提出亚里斯塔克“太阳中心说”的人是哥白尼（1473 ～1543）。这位波兰教士早年到过意大利，并于1500年在罗马讲授数 学。正是在罗马，他接触到了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毕达哥拉斯主义。 他在意大利的几所大学攻读了几年之后，于1505年回到了波兰，并于 1512年重操旧业，在弗劳恩堡大教堂当了一名牧师。他主要做些管理 工作，偶尔也给人看看病（他曾在意大利学过医），一有空闲，他就 研究天文学。在意大利期间，太阳中心说的假说引起了他的注意，现 在，他试图用当时所能搜集到的仪器来证实他的观点。 他的《天体运行论》完整地记录了这一切，这本书直到他去世以 后才得以出版。他所阐述的理论并没有摆脱各种难题，在某些方面还 受到了来自毕达哥拉斯的预定概念的支配。行星必须在圆周上匀速运 动，这对于哥白尼来说似乎是意料之中的结论，因为圆周是完美的象 征，而且只有匀速运动才适合于某个天体。然而，在力所能及的观测 范围内，主张圆形轨道的太阳中心说要比托勒密的本轮学说更合理， 因为它终究是一个能够单独解释所有现象的简单假说。 哥白尼的理论遭到了天主教徒和路德派教徒的强烈敌视。因为他 们感觉到了这是一场新的反教条运动的开始，虽然不会撼动宗教本 身，但它至少会损害到宗教组织所依赖的独裁原则。科学运动的伟大 发展之所以主要在一些新教国家出现，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教会在控制 教友的意见方面比较软弱。 ◎　哥白尼，教士及天文学家。 ◎　哥白尼的宇宙体系 继哥白尼之后，第谷·布拉埃（1546～1601）继续进行天文学研 究。他的主要贡献是提供了广泛而准确的行星运行记录。他还证明了 月球以外的空间同样也有变化，并由此对亚里士多德的天文学说提出 了质疑。因为1572年发现的一颗新星就没有周日视差，所以它的距离 肯定比月球远得多。另外，还可以证明彗星在月球轨道以外的地方运 行。 开普勒（1571～1630）则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他是在第谷·布 拉埃手下工作的一位青年。他通过对观测记录的仔细研究，发现哥白 尼的圆形轨道并没有合理地解释现象。他认识到轨道是椭圆形的，而 且太阳就位于其中一个焦点上；另外，他还发现在一定的时间内，太 阳光的辐射半径每次扫过某颗行星的面积是不变的；最后，所有的行 星都具有一个相等的比值，即行星旋转周期的平方与行星和太阳之间 平均距离的立方之比。这就是开普勒的三定律，它们确实与毕达哥拉 斯主义彻底决裂了，后者曾指导过哥白尼的研究。这样一来，圆周运 动之类的肤浅说法显然就要被抛弃掉。在这之前，由于简单的圆周运 动显得不够充分，于是自托勒密以后，人们习惯于用本轮运动来合成 更为复杂的轨道。这种方法对月球相对太阳的运动作出了近似的解 释，但更为细致的观测却表明，复杂的本轮根本不能充分地描述所观 测到的轨道，而开普勒的第一定律则一下就解决了这个棘手的难题。 同时，他的第二定律表明，行星在自己轨道上的运动不是匀速的，当 它们离太阳更近的时候，比在轨道的较远位置运动得要快一些。这一 切使人不得不承认，如果不参照事实，光凭美学或神秘原则的想当然 来进行论证，是很危险的。另一方面，开普勒的三定律还出色地证明 了毕达哥拉斯主义的数学原理。这样一来，似乎的确是现象中的数字 结构才提供了理解现象的钥匙。同样，为了合理地解释种种现象，人 们就必须寻找那些往往不很明显的关系。正如赫拉克利特所说，宇宙 运行所遵从的准则是隐蔽的，探索者要做的就是去发现它们。最重要 的是，千万不可为了维护某个表面的原则而歪曲现象。 ◎　伽利略，科学家与发明家。 如果说忽视现象是危险的，那么盲目地记录现象，则像异想天开 一样，也是于科学无益的。亚里士多德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为他 正确地说了下面这句话：如果你不继续推动某个物体，那么它就会最 终停下来。对于我们能看到的、并且能推动的物体来说，这句话无疑 是对的，但如果由此认定我们自己无法推动的星体也一定如此，那就 错了，我们会因此认为，它们一定是按照别的方式来运行的。动力学 中的一切谬论都是建立在自以为是的表面现象之上的，在这里，正确 的分析同样是隐蔽的。在没有受到连续推动的情况下，致使物体速度 变慢的原因是阻力，假如没有阻力，物体就会自动地永远运动下去。 当然，我们不可能完全消除阻力，但我们可以通过减小阻力来看到， 路障清除得越彻底，运动持续时间就越长。最后，当物体不受任何东 西的阻碍时，它就会继续运动下去。 伽利略（1564～1642）系统地阐述了动力学中的这一新假说，他 是近代科学的伟大奠基者之一。这个新的动力观点在两方面完全脱离 了亚里士多德主义。首先，它假定了物体的第一状态不是静止，而是 完全自然的运动。其次，它表明了圆周运动并不像原来一位的那么 “自然”，更“自然”的应该是直线运动。“自然”一词在这里具有 特殊含义，如果某物体不受任何形式的干扰，那它就会沿着一条直线 匀速运动下去。对观测结果缺乏批判性的态度曾经影响了人们正确地 理解支配落体的规律，事实上在大气中，如果质量相等，那么密度大 的物体要比密度小的物体下落得快一些。在这里，我们必须考虑到物 体下落时所受到的介质阻力，介质越稀薄，所有的物体下落的速度就 越接近一致，而在真空中则完全一样。对落体的观测表明，物体下落 的速度每秒会增加32英尺，因此，由于下落速度不是均匀的，而是加 速的，所以一定有什么东西在干预物体的自然运动，这种东西就是地 球所施加的重力。 ◎　伽利略望眼镜 这些结论不仅对伽利略的抛射体研究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于其 庇护人塔斯卡尼公爵来说，同样具有一些军事上的实用价值。这里有 一个明显的例子就首先利用了一项重要的动力学原理。如果我们考虑 抛射体的轨迹，就可以把整个运动看做由两部分彼此分离、独立的运 动构成，其中一种运动是水平、匀速的，另一种则是垂直的，这种结 合的运动路线最终形成了一条抛物线轨迹，这是一个遵循平行四边形 加法定律的矢量合成的简单例子。速度、加速度和力都是可以按这种 方式来处理的量。 在天文学方面，伽利略接受了太阳中心说，并且继续有了许多重 大发现。他对不久前在荷兰发明的望远镜作了改进，并观测到了大量 的事实，这些事实彻底摧毁了亚里士多德错误的天文观念。终于，他 发现了银河是由无数星星组成的。哥白尼在其论述中曾经说过，金星 肯定会显示出相位（盈亏），现在，这一观点通过伽利略的望远镜得 到了证实。望远镜还发现了木星的卫星，并证明了这些卫星正按照开 普勒的定律绕着木星运转。这一系列发现推翻了根深蒂固的谬误，并 使得正统经院派大肆谴责望远镜，因为它损害了他们原本安稳的教 条。有一点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那就是三百年后出现了一件非常类似 的事情——孔德谴责显微镜破坏了气体定律的简单形式。从这个角度 看，实证论者倒是与亚里士多德在物理观测方面的执拗和肤浅有着许 多相同之处。 伽利略必定会冒犯到正统派，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在1616年宗 教裁判所的秘密法庭上，他受到了指责。但他似乎毫无妥协之意，于 是1633年他再次被强行拉上了法庭，受到了公开审判。为了脱离凶 险，他只好当众认错，并承诺从此放弃一切有关地球运行的观点。据 说他迫于教廷的命令不得不这样做时，嘴里还在自言自语： “可地球 还是在转嘛！”当然，他的公开认错只是表面上的，但宗教裁判所却 因此成功地阻挠了意大利的科学探索长达数百年之久。 ◎　伊萨克·牛顿 动力学普遍理论的最后一步工作是由伊萨克·牛顿（1642～ 1727）来做的。它所涉及的绝大部分概念曾经被前人暗示过或运用 过，但牛顿第一个理解了前辈们探索进程的全部意义。在1687年出版 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中，他提出了运动的三大定律，并按 照古希腊人的演绎方式论述了动力学。牛顿第一定律是对伽利略原理 的广义上的表述，一切物体，假如不受外力的阻碍，都会以恒定的速 度作直线运动，用专门术语来说，就是作匀速运动。牛顿第二定律把 力定义为变速运动的原因，并且指出，力与质量、加速度之积成正 比。牛顿第三定律则认为每个作用都有一个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反 作用。在天文学方面，他作出了最后的完整论述，而哥白尼和开普勒 做的是一些基础工作。按照万有引力定律，物质的任何两个粒子之间 都有引力，而且该吸引力与两个粒子质量的乘积成正比，与距离的平 方成反比。用这种方式，行星及其卫星，还有彗星的运动，都能够被 解释到已知的最细微的地步。由于事实上每个粒子都在影响着任何一 个别的粒子，于是这个理论就使我们有可能准确地计算由其他物体所 引起的轨道摄动，在这之前，是没有任何其他理论能够做到这一点 的。至于开普勒的定律，现在只能算是牛顿理论的推断。在此，牛顿 似乎终于找到了通向宇宙的数学钥匙。我们现在用以陈述这些事实的 终极形式，就是运动的微分方程（它所适用的现实运动的一切表面偶 然性细节都已经被完全排除）。爱因斯坦更为广义化的论述也是如 此。不过迄今为止，相对论仍然是有争议的，而且为其内在难题所困 扰。牛顿阐述动力学的数学工具是流数理论，这是微分学的一种形 式，莱布尼茨也独立地发现了它。从此，数学和物理学开始有了长足 的进步。 17世纪还有一些其他的重大发现。1600年，吉尔伯特出版了有关 磁力的著作；惠更斯在这一世纪中叶提出了光的波动理论；哈维于 1628年公布了他在血液循环方面的发现；罗伯特·波义耳于1661年出 版的《怀疑的化学家》一书结束了炼金术士的故弄玄虚，由此回归了 德谟克利特的原子理论。仪器制造业的巨大成就提供了更精确的观测 手段，从而促进了理论的进一步发展。随着科学活动的空前繁荣，与 之相应的技术发展也紧跟其后，并使西欧保持了大约三百年的霸主地 位。科学革命使希腊精神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所有这一切也都在 哲学中有所体现。 迄今为止，哲学家在解释现象的过程中，所讨论的主要还是解释 和说明方面，而现象本身则几乎无人提及，当然，这种状况也是有很 多理由的。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法作为一种“工具”或“工具论”， 已经无法再促进科学的进步，看来还需要有一种新的工具论。 最早明确地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是弗兰西斯·培根（1561～ 1626）。他是掌玺大臣的儿子，受过法律专业知识的训练。培根的家 庭背景使他顺理成章地进入了政界。他23岁就进了下议院，后来又成 了艾塞克斯伯爵的顾问。当伯爵因叛逆罪而遭罢黜时，培根站到了王 室一边，尽管他从未得到过伊丽莎白女王的完全信任。但是当1603年 詹姆士一世继承王位时，培根的前途变得更有希望了。到1617年，他 已经升到了其父的职位（掌玺大臣），第二年又当上了大法官（兼上 院议长），并获得了维尤拉姆男爵的封号。1620年，他的政敌指控他 在法庭诉讼案中收受贿赂，企图以此来毁掉他的政治前途。培根没有 为自己进行辩护，就承认了受贿事实，但他解释说，他所作出的判决 从未受过礼品的影响。上议院判他缴纳四万英镑罚金，并根据国王的 旨意，将他拘禁在伦敦塔，以后不得再担任公职或下院议员。这个灾 难性的判决后来有了松动，他被赦免了第一项处罚（罚款），而第二 项，也只是关押了他四天。但是要他退出政界的决定却得到了强制执 行，从此他过起了退隐生活，以写作和作学问为业。 ◎　弗兰西斯·培根 ◎　培根的科学方法：把具有特定属性的各项列表。 培根对文艺复兴传统有着广泛的兴趣。他创作了法律以及历史方 面的作品，并以随笔闻名于世，这种文体是不久前由法国的蒙田 （1533～1592）发明的。在哲学方面，培根最著名的著作是《学术的 进展》（1605年出版），在这本书里，培根为自己后来的探索工作搭 起了舞台。正如书名所示，他关心的是扩大知识的范围和增强人对所 处环境的控制力。在宗教问题上，他采纳了类似于奥卡姆主义者的观 点，即让信仰和理性各司其职，互不干扰。理性在宗教领域中的惟一 作用，就是从人们基于信仰而接受的原则中演绎出结论。关于科学探 索，培根强调必须有一种新的方法或工具来发现真理，以取代显然已 经力不从心的三段论法。他是从自己的新归纳法中看到这一点的。归 纳概念本身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亚里士多德早就运用过它了，但直 到今天，用于实践的归纳形式都只是简单的举举例。培根认为自己找 到了某种更有力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在调查时，把那些具有同一既 定属性，或不具有该属性，或在不同程度上具有该属性的事物，逐一 列举出来。通过这种方法，人们就有可能发现该属性所独具的特征。 如果这一列表过程能够完整地走到尽头，那我们就一定会到达自己的 探索目标。不过在实践中，我们必须满足于部分列表，然后据此大胆 地作出某种推测。 简单地说，这就是培根解释科学方法的主要方法，他把这种方法 看做新的发现工具。下面这篇论文的标题就表明了这种观点，1620 年，他出版了《新工具论》，旨在取代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它 作为一种实用方法，并没有被科学家们接受，而作为一种方法论，它 也是错误的，尽管对传统理性主义的泛滥来说，它坚持观察的态度不 失为一种有价值的解药。但是从根本上看，这种新的工具的确从未超 出过亚里士多德的范畴，它只是简单地依赖于分类法及如下概念：通 过足够细致的列表，就能找出适用一切事物的正确“分类架”，一旦 我们为某个属性找到了恰当的位置和名称，我们就可以认为自己在一 定程度上控制了该属性。 对于统计学的探索而言，这种解释是十分充分的，但是对于假设 的系统阐述，培根错误地认为它以归纳法为基础，而归纳法更多涉及 的是假设的验证。事实上，为了进行一系列的观察，人们必须事先有 一个初步假设，但不能对假设的发现也制定一套条条框框。培根完全 错误地认为能够找到一种发现工具，通过对它的机械运用，人们就可 以揭示出新的惊人的自然秘密。但是假设的建立根本不能以这种方式 来进行。另外，培根对三段论法的拒绝使他低估了演绎论证在科学探 索中的作用，尤其是他很不欣赏当时正蓬勃发展的数学方法。归纳法 在假设的验证中的作用只是所需方法的一个很小的方面，如果没有数 学的演绎法从假设中导出可验证的具体情况，我们就无从知道需要验 证的是什么。 培根对人类容易犯的各种错误作了论述，这些论述成了他哲学中 最精彩的部分之一。按他的说法，我们很容易屈从于四类精神缺陷， 他称它们为“幻象”。第一类是“部族的幻象”，由于我们是人，所 以会受此约束，妄想就是一例，尤其是不切实际地期望在自然现象中 存在着一种更好的秩序。第二类是“洞穴的幻象”，就是每个人自己 的怪念头，这方面的例子比比皆是。第三类是“市场的幻象”，这些 错误是由受言辞迷惑的心灵倾向引起的，也是哲学中特别普遍的一种 错误。第四类是“剧院的幻象”，它们源自各种思想体系和学派的错 误。培根常常举的一个例子，就是亚里士多德主义。 虽然培根对科学探索很有兴趣，但他却忽视了当时所有重大的科 学进步。他没有关注开普勒的工作，也不了解哈维医生在血液循环方 面的发现，尽管他还是哈维的病人。 一般说来，在哲学上对不列颠经验主义更有影响的人是托马斯· 霍布斯（1588～1679）。虽然他的某些方面属于经验主义，但他也赞 赏数学方法，数学把他和伽利略、笛卡尔联系在了一起。由于熟知演 绎法在科学探索中的作用，他对科学方法更为彻底和正确的把握是培 根所不及的。 ◎　托马斯·霍布斯 霍布斯早年的家庭生活十分惨痛。他父亲是个性情粗野、头脑糊 涂的牧师，当霍布斯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他就在伦敦失踪了。所幸 的是，他的兄弟很有责任感，自己又没有子女，于是就担当起了抚养 侄儿的重任。霍布斯14岁进了牛津学习古典知识，经院派的逻辑和亚 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都在当时的课程范围，霍布斯对这类知识产生了 终身的厌倦感。1608年，他做了威廉·加威狄希的家庭教师，后者是 德劳郡伯爵的儿子。两年后，他陪同学生作了一次例行豪华旅行。这 位年轻的贵族继承了爵位之后，便成了霍布斯的庇护人。霍布斯通过 他结识了当时的许多头面人物。在主人去世后，霍布斯曾去巴黎住了 一段时间，然后又回来做了先前这位学生的儿子的家庭教师。1634 年，他随年轻的伯爵访问了法国和意大利，在巴黎期间，他遇到了默 塞尼等人。1636年，他在佛罗伦萨拜访了伽利略。1637年，他回到家 中，开始撰写早期的政治理论文章。在即将爆发的保皇党与共和党的 斗争中，他的君权观点未能博得任何一方的好感。于是生性谨慎的霍 布斯于1640年去了法国，在那里一直住到1651年。 ◎　《利维坦》扉页，作者霍布斯。 在巴黎逗留期间，霍布斯再次与默塞尼这群人来往，并且邂逅了 笛卡尔。起初，他和这些逃离英国的保皇党流亡者们（包括未来的查 理二世）互相很友好，但是当他于1651年出版《利维坦》时，却同所 有人都闹僵了。保皇党朋友们不喜欢他对待忠诚问题的那种科学而超 然的态度，而法国教士们则厌恶其反天主教的观点。于是霍布斯决定 再度出走，这一次他回到了英国，屈从于克伦威尔，并退出了政界。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霍布斯和来自牛津的瓦里斯之间，发生了一场 “化圆为方”的论战。霍布斯对数学的尊重超过了他的数学能力，因 而瓦里斯教授得以轻松获胜。而霍布斯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与数 学家们争论不休。 1660年，查理二世的王政复辟后，霍布斯再次得到了国王的宠 幸，甚至还获得了一百英镑的年金，不过这项慷慨的赠与一直没有可 靠地兑现。当“瘟疫”和“大火灾”发生以后，迷信的流行促使下议 院对无神论进行调查，霍布斯的《利维坦》成了反对派批判的一个重 点目标，从此他就不能在国内发表任何有关社会或政治问题的有争议 的文章了。霍布斯很长寿，他晚年时在国外赢得的声誉竟然超过了国 内。 霍布斯在哲学上奠定的基础，后来成了不列颠经验主义学派的一 个特征。他最重要的著作是《利维坦》，在这本书中，他把自己的哲 学观点用到了君权理论的设计上。在转向社会理论之前，《利维坦》 以导论的方式完整地总结了他的一般哲学思想。该书的第一部分用严 格的机械术语论述了人和人类心理学，还有语言和认识论方面的一些 哲学反思。他和伽利略、笛卡尔一样，也主张我们所体验的一切都是 由外物的机械运动造成的，而视觉、声音、气味之类并不属于客体， 而是为我们个人所拥有。在这个问题上，他顺便指出，大学里还在讲 授基于亚里士多德的拙劣的发散理论。不过随后又闪烁其词地补充 说，自己在总体上并不反对大学，只是因为自己日后要提到大学在共 和政体中的作用，所以必须指出大学应该改正的主要缺点，“毫无意 义的频繁演说就是其中之一”。对于心理学，他持一种联想主义者的 观点；至于语言，则采取了纯粹的唯名论。他还认为几何学是迄今为 止惟一的科学，理性的作用和几何学中的论证具有相同的特性。我们 必须从定义开始，而且在下定义时要谨慎，不要使用自相矛盾的概 念。正如笛卡尔坚持的那样，在这个意义上，理性就是某种通过实践 得来的非天生的品质。接着，霍布斯还用运动来解释感情，他认为所 有的人在自然状态下都是平等的，都在谋求牺牲别人、保全自己，因 此每个人都处于某种战争状态。 为了逃避这种使心灵不安的梦魇，人们就联合起来把自己的权力 交给某个权威。这就是《利维坦》第二部分的主题。人类是理性的， 也是彼此竞争的，他们不得不达成一种人为的协议，同意服从于共同 选择的某个权威。一旦这种体制得到实施，他们就无权起来反叛，因 为协议制约的是被统治者而不是统治者。统治者应该能够提供保护 （这也是他被选中的首要原因），只有在他做不到这一点时，人们才 有理由宣布废止协议。在这种契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就是共和 政体，它就像一个由许多普通人组成的巨人，一个“利维坦”，它比 个人更大，更强，因此就像一个神灵，尽管它也和普通人一样会消 亡。核心权威被称为君权，在生活的所有方面都有绝对的权力。 《利维坦》第三部分概述了不应存在世界性教会的原因。霍布斯 是彻底的伊拉斯图派教徒，因此主张教会应该是服从民事当局的一个 国家机构。该书的第四部分谴责了罗马教会，因为它未能明白这一 点。 当时政局的动荡影响了霍布斯的理论。他最厌恶内部的纷争，因 此他的观点不管怎么看都是倾向于和平的，这与洛克后来提出的“制 衡”概念相对立。他的政治观点虽然脱离了神秘主义和迷信，却倾向 于把问题过分简单化。对于自己所处的政治环境来说，霍布斯的国家 概念是欠充分的。 前面说过，文艺复兴时期逐渐唤起了人们对数学的关注，后期文 艺复兴思想家们关注的第二个主要问题就是方法的重要性。在谈到培 根与霍布斯时，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勒奈·笛卡尔（1596～ 1650）则以古代哲学家过人的气魄，将这两种影响融合成了一种全新 的哲学体系，因此他被称为“近代哲学之父”是十分恰当的。 ◎　勒奈·笛卡尔 笛卡尔出身于一个级别较低的贵族家庭，他的父亲是布列塔尼地 方议会的一名议员。1604～1612年，笛卡尔在拉夫赖士的耶稣会学院 接受了扎实的古典教育，此外，他还受到了当时最好的数学基础训 练。离开学院后，他去了巴黎，并于次年在普瓦捷学习法律，1616年 毕业。然而他的兴趣却在别的领域。1618年，他应征从军到了荷兰， 因而有大量的时间来从事数学研究。1619年，“三十年战争”终于爆 发了，想到外面闯荡一番的笛卡尔加入了巴伐利亚军队。就在那年冬 天，他发现了激发自己哲学思想的主导概念。《方法论》一书讲述了 他的这一经历。那一天特别寒冷，笛卡尔躲进一间小屋，坐在一个瓦 炉旁。在身体稍稍暖和一些后，他开始了沉思。到那天快结束的时 候，他的整个哲学的轮廓已经清晰地呈现出来了。1622年以前，笛卡 尔一直呆在军队里，随后又回到了巴黎。第二年他访问了意大利，并 在那里住了两年。重返法国后，他却对自己的家庭生活感到非常心 烦。由于他性格有点孤僻，加上想在没有干扰的氛围中工作，于是他 在1628年去了荷兰。笛卡尔在临行前变卖了小部分地产，因而可以过 着舒适的独居生活。除了三次对法国的短暂访问之外，他剩下的21年 时光都是在荷兰度过的。沿着自己在发现方法过程中所形成的思路， 笛卡尔逐渐完成了他的哲学。1633年，当他听说伽利略受到了审判， 就放弃了一部重要的物理学著作的出版，因为这本书采纳了哥白尼的 理论。他主要是不想卷入到论战中去，对他来说，那只会浪费宝贵的 时间。而且从各种表面现象来看，他都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尽管 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保持了教义的纯洁性永远也没人知道。笛卡尔决 定只出版三卷本合集，即《屈光学》、《大气学》和《几何学》。 1637年出版的《方法论》则是他特地为这三篇论文写的前言，其中最 著名的《几何学》提出并运用了解析几何的原理。在1641年和1644 年，他又先后出版了《沉思录》和《哲学原理》，这两本书是献给巴 拉丁的女儿伊丽莎白公主的。1649年，他还为公主写了一篇关于灵魂 激情的论文。这一年，瑞典的克里斯蒂娜女王对笛卡尔的作品发生兴 趣，并最终劝他到了斯德哥尔摩。这位斯堪的纳维亚君王是一位真正 的文艺复兴人物，她意志坚强、精力充沛，坚持要笛卡尔在清晨五点 为她讲授哲学。在瑞典的冬夜里，清晨五点并不是一个适合哲学家起 床的时刻，笛卡尔终于经受不住而病倒了，并于次年的2月去世。 说到底，笛卡尔的方法是他喜爱数学的结果。在几何学领域，他 已经表明了这种方法将会怎样产生深远的结果。因为借助于分析方 法，人们就可能通过简单的方程式来描述一切曲线的特征。笛卡尔相 信，在数学领域如此成功的方法，也能延伸到别的领域，并使探索者 可以像在数学中一样获得同样的确定性。《方法论》旨在告诉我们， 为了充分利用我们的理性品质，我们应该遵循什么样的规则。至于理 性本身，他认为在这方面人人都是平等的，其中的区别仅仅是有的人 比另外一些人运用得好一些而已。但方法是某种实践的产物，笛卡尔 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因而他并不想把某种方法强加给我们，而是想 表明他如何成功地运用了自己的理性。书中的说明是自传式的，它讲 述了作者早年对存在于一切领域的不确切、无定论说法的不满足。关 于哲学，他说再也没有什么令人如此难以容忍、却又为某些人所持有 的观点了。数学以其演绎法的确定性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但他还是 无法搞清它的恰当用途。他放弃了书本上的学习，开始外出旅行，却 又发现各种习俗就像哲学家的观点一样差别明显。最后，他通过审视 自我来发现真理。该书接着还记述了前文已提到过的“炉边反思”。 ◎　《方法论》扉页，作者笛卡尔。 笛卡尔发现，只有完全由作者自己完成的作品才是满意的作品， 于是他决定舍弃一切他所学过的和被迫信以为真的东西。只有逻辑 学、几何学和代数学在他的这场大扫荡中得以幸存下来，他还从这些 学科中得出了四条规则：一、除了明晰独特的理念，决不接受任何东 西。二、必须根据解决时的需要把每个问题分成若干部分。三、思维 必须按照由简到繁的顺序，如果没有顺序，我们必须假设一个。四、 为了确保没有任何疏忽，我们应该经常进行彻底的检查。笛卡尔在将 代数应用于几何问题时，就采取了这一方法，并由此创立了“解析几 何”。至于它在哲学上的应用，笛卡尔认为必须推迟到自己年纪更大 一些之后。我们在伦理学上陷入了困境。伦理学虽然被排在科学序列 的末尾，但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却必须迅速作出决定。于是笛卡尔采 取了一种临时性的行为模式，按照实用主义标准，这种模式将为他提 供最好的生活条件，因此他决定遵守本国的法律和习俗，并且始终保 持对宗教的虔诚。一旦决定了采取某个行动，他就会果敢地走下去。 最后，他还试图严格地约束自己，不去冒险，要使自己的愿望适应万 物的秩序，而不是反过来。从此以后，笛卡尔决定专攻哲学。 ◎　几何学中的一个图解 在继续谈论形而上学时，笛卡尔的方法使自己产生了系统的怀 疑。感官提供的证据是不确定的，因而必定使人产生怀疑。甚至数学 也必须受到怀疑，尽管关于它的疑问要少得多，但上帝可能会故意把 我们引入歧途。有一个事实怀疑者最终必须承认，那就是他自己的怀 疑。这是笛卡尔的基本命题“我思故我在”的基础。他还认为这是形 而上学的一个清晰的出发点。笛卡尔由此得出结论说，他自己是一个 完全独立于自然、也独立于肉体的一个正在思维的东西。他还进一步 论及上帝的存在，不过基本上是重复了本体论证明。从我们自己明确 的理念意义上说，既然上帝必然是诚实的，那他就不可能欺骗我们； 既然我们拥有各种物体或广延性的理念，那它们就一定是存在的。接 下来，《方法论》概述了物理学问题，其罗列顺序和尚未发表的论文 中的顺序一样。一切都可以用广延性和运动的术语来解释，这个方法 甚至应用到了生物学。笛卡尔把血液循环解释为心脏运动的结果，而 心脏则像一个加热装置，使流入其中的血液扩散开来。这当然是不符 合哈维的观察结果的，从而引发了两个人之间的激烈争论。但在《方 法论》中，这种机械的理论却推导出了“动物是没有灵魂的自动化物 体”的观点，之所以这样说，其依据就是它们不会说话，因而一定是 缺乏理性的。这就使“人的灵魂独立于肉体”的观点得到了强化，并 且推导出了“灵魂不朽”的结论，因为不存在任何别的破坏力量。最 后，《方法论》隐晦地谈到了对伽利略的审判，还提到了是否出版的 问题。笛卡尔到底找到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就是把《方法论》作为前 言，和前面提到三篇论文一起发表。以上就是《方法论》的要义，它 为我们呈现了笛卡尔哲学原理的一个简洁的轮廓。 这一学说最为重要的部分就是批判性怀疑的方法。作为一种方 法，它导致了普遍的怀疑，就像后来的休谟一样。不过笛卡尔却摆脱 了这种怀疑性的结论，因为他在思考中抓住了明确理念。他认为广延 性、运动之类的一般性概念是独立于感官的，它们是与生俱来的理 念，也是关于这些第一属性的真正的知识。而感官知觉是第二属性， 如色彩、味道、触觉等，它们并不真的存在于事物当中。笛卡尔在 《沉思录》中举了一个著名的例子，即通过观察一根蜡烛及其变化来 说明这一点。广延性是始终不变的，这种与生俱来的理念可以为心灵 所感知。 笛卡尔哲学强调思维是无可置疑的出发点。从此，欧洲的哲学， 无论是理性主义还是经验主义，都受到了这一观点的影响。这种观点 的确是正确的，尽管它的基础“我思故我在”的命题本身并不是十分 合理。因为只有在我们承认其中隐藏着一个先决条件，即思维是一种 自我意识的过程时，“我思故我在”的说法似乎才能成立；否则，我 们同样可以说“我行故我在”，因为如果我确实在走，那么我就必定 存在。这一异议是由霍布斯和伽桑狄提出的。我在实际上并未行走的 时候，当然也可以想像自己在行走；而事实上并没有想时，我就不能 认为自己在思维。正是这种在思维过程中出现的自我参照，赋予了这 个命题不容置疑的、明确的特征。就像后来的休谟那样，一旦去掉自 我意识，这一原理就崩溃了。然而仍旧真实的是，一个人自身的精神 体验所具有的独特确定性，是别的活动所没有的。 笛卡尔哲学激化了古老的精神与物质的二元论，从而把该理论必 须面对的心灵与肉体的关系问题摆在了显要位置。因为现在物质世界 与精神世界似乎互不相干，而只受自身规律的支配。按这种观点，愿 望的心理效力更不可能影响到物质世界。但笛卡尔自己却在这里容许 了一个例外，那就是人的灵魂能够改变生命体的运动方向（尽管不是 数量）。然而这个人为的退路与他的整个体系是不一致的，而且也不 符合运动规律，因而笛卡尔的追随者们舍弃了它，转而主张心灵不能 移动肉体。为了解释两者的关系，我们必须认为世界就是这样预先规 定的，即某种身体运动无论在何时发生，实际上都同时伴有精神领域 的适当意识的发生，但这种意识与身体运动并没有直接联系。这个观 点是笛卡尔的追随者们，尤其是格令克斯（1624～1669）和马勒伯勒 士（1638～1715）发展起来的。它被称为“偶因论”，因为它认为正 是由于上帝的旨意，物质活动与精神活动才会沿着平行的轨道进行， 在这种方式下，其中一个活动总是在另一活动发生的适当时刻发生。 为了阐释这一理论，格令克斯还发明了两个时钟的比喻。假如我们有 两个钟，都走得很准，那么我们只看一个钟就行了。当指针指向某个 正点时，我们会听到另一个钟在报时，这样，我们就可能倾向于说， 是第一个钟引发了第二个钟的响声。心灵和肉体就如同这两个钟，上 帝为它们上好了发条，各自在独立而平行的轨道上运转。当然，偶因 论也产生了一些棘手的问题，比如由于为了节省时间，我们只看其中 一个钟就行了，因此我们似乎就有可能完全通过参照物质活动来判断 精神活动。 ◎　笛卡尔二元论：精神与物质彼此分离。 偶因论本身的原理为如此冒险的计划提供了成功的保障，于是我 们就可以仅仅根据物质活动，设计出一整套精神理论来。事实上，这 种尝试是由18世纪的唯物论者来进行的，并且得到了20世纪行为主义 心理学的推广。这样一来，偶因论不仅没有把灵魂从肉体中独立出 来，反而最终使其中之一（灵魂或肉体）成了多余的。无论采用哪种 观点，都是与基督教原则格格不入的，难怪笛卡尔的著作会在天主教 的禁书目录中找到自己无法逃脱的位置。首先，笛卡尔主义未能始终 如一地容纳自由意志。最后，无论从物理学还是生物学方面来看，他 在解释物质世界时所提出的严格决定论观点，都极大地促进了十八九 世纪的唯物主义发展，尤其是当它与牛顿的物理学结合起来的时候。 经院派哲学家曾经使用过“实体”一词，从这一专门术语的含义 上说，笛卡尔的二元论纯粹是用某种习惯方式处理实体问题的结果。 实体是各种属性的载体，但实体本身又是独立和永恒的。笛卡尔认识 到，物质与精神是两种不同的自给的实体，并且无法以任何方式相互 影响，于是他采用了偶因论者的方法，以此来弥合两者之间的差别。 但是很显然，如果我们承认了这样的原理，那我们就没有理由不尽可 能地依赖于它。比如，人们可以把每个心灵都当做它自己的一个实 体。朝着这一方向发展下去，莱布尼茨在“单子论”中提出了无限多 实体的理论，并指出这些实体是独立的，但又是协调的。另一方面， 人们也可以追溯到巴门尼德的观点中去，即认为只有一种实体。斯宾 诺莎接受了后一种观点，他的理论可能是迄今为止最连贯、最不妥协 的一元论。 ◎　斯宾诺莎 斯宾诺莎（1632～1677）出生于阿姆斯特丹一个犹太人家庭。据 说他的祖先为了寻找一个能够按照自己的方式来敬神的地方，不得不 舍弃原本在葡萄牙的家园，因为自从穆斯林被赶出西班牙和葡萄牙之 后，宗教裁判所就不再容许异教的存在，这至少使得非基督徒的生活 不大好过了。而正在与西班牙暴政对抗的荷兰则经历了宗教改革，为 这些受迫害的人提供了避难之地，阿姆斯特丹因此成了犹太社团的新 家园。正是在这里，斯宾诺莎接受了早年的教育。然而对于他活跃的 头脑来说，这些传统的学习太简单了。借助于拉丁文，他熟读了一些 思想家的著作，这些思想家曾经推动了学术的复兴，而且正在发展新 的科学和哲学。让犹太社团极为尴尬的是，斯宾诺莎竟然很快就发觉 自己不可能再留在正统范围之内了。改良宗教的神学家们坚持走自己 的路，毫不妥协；正统派则认为对宗教的任何激烈批判，都将破坏当 时盛行于荷兰的宽容气氛。最后，他们用尽了《圣经》里所有的诅 咒，将斯宾诺莎赶出了犹太教堂。 从此，生性内向的斯宾诺莎就完全隐遁起来，在由朋友组成的小 圈子里过着平静的生活。他以打磨镜子为生，并沉浸在哲学沉思之 中。尽管过着一种隐居生活，但他的名声却迅速地传开了。后来他与 一些有影响的崇拜者保持了书信联系，其中最重要的一位就是莱布尼 茨，据说他们相识于海牙。但斯宾诺莎从没有答应过复出。1673年， 巴拉丁选帝侯提出让他担任海德堡大学的哲学教授，被他婉言谢绝。 之所以谢绝这一荣誉，他自有充分的理由。他说： “如果我专门去教 授年轻人哲学的话，那么我就得中止对哲学的进一步研究。何况，我 也不知道应该把哲学探讨的自由控制在什么范围之内，而不至于给人 留下试图推翻现有宗教的印象……所以您能够理解，我并不指望交上 什么好运。不过我放弃讲学的原因，仅仅是由于珍惜宁静的生活。要 过这种生活，我想最好还是维持现状吧。” 斯宾诺莎不是一位多产作家，但他的作品却展示了罕见的专注性 和逻辑严密性。他对上帝和宗教的观点是如此超前，以至于他在生前 和死后一百年里都被咒骂为邪恶的怪物，尽管他的伦理观念很受推 崇。斯宾诺莎最杰出的作品是《伦理学》，这本爆炸性的书在他死后 才得以出版。在政治理论上，他与霍布斯有许多共同之处，不过前者 的立足点是截然不同的，尽管在很大程度上，他们都认为一个健全合 理的社会应该具备某些特征。霍布斯采用了经验主义的方式来确立自 己的解释，而斯宾诺莎则从自己的一般形而上学理论中推演出了结 论。实际上，如果我们想了解斯宾诺莎论证的力量，就必须把他的全 部哲学著作当成一整篇长论文，以便从总体上把握，部分原因是由于 和经验主义哲学家的政论文相比，斯宾诺莎的作品不容易给人留下直 观的印象。但我们应该记住，他所讨论的都是当时十分活跃和现实的 问题。与19世纪相比，自由在当时的政体中的重要作用还没有得到普 遍的认同。 斯宾诺莎是思想自由的热心辩护人，这正是他和霍布斯不同的地 方。的确，从他的形而上学和伦理学中，可以推导出这样的结论，即 只有在思想自由的情况下，国家才能正常运转。他在《神学政治论》 中着重论述了这一点。这本书不同寻常的地方是，它通过批判《圣 经》的间接方式讨论了这些话题。在这里，斯宾诺莎主要针对《旧 约》提出了批判，两百年后，这个批判又变成了所谓的“高级批 判”。他首先考察了《旧约》中的历史事例，并且以此证明说，思想 自由是社会存在的根本。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发现他的结论中有一种 独特的反思。“但是我必须承认，思想自由有时也可能导致某些麻 烦。但谁又能建立起完全没有副作用的东西呢？那些希望以规则支配 万物的人，将会引发更多的缺陷而不是减少它们。无法禁止的东西必 然要得到容许，即使有时它们会导致危害。” 斯宾诺莎并不认为民主制就是最合理的社会秩序，这也是与霍布 斯不同的一点。最合理的政府应该在合理的地方发布合理的政令，还 应该在信仰和教诲问题上持回避态度。当一个负责政治的特权阶级建 立在所有权基础之上时，民主就会出现。斯宾诺莎认为，在这样的政 府治理下，人们就会有最多的机会去发挥自己的知识潜力。从他的形 而上学观点来看，这也是人类本性所追求的目标。至于什么样的政府 才算最好的问题，如果一个贸易社会（其活动取决于一定程度的自由 和安全保障）能够有最好的机会来确定自由规则的话，那么这种社会 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斯宾诺莎以他的祖国荷兰为例，阐述了自己 的观点。 ◎　斯宾诺沙《伦理学》的扉页。 按照斯宾诺莎体系发表的时间顺序，现在才轮到了《伦理学》， 尽管按逻辑顺序应该最先了解它。《伦理学》的书名容易使人产生误 会，以为它的所有的内容都是伦理学的，事实上，我们首先看到的是 斯宾诺莎的形而上学，它隐含着对自然进行科学考察的理性主义蓝 图。在17世纪，它曾经是最重要的智慧问题之一。该书接下来还阐述 了心灵、意志心理学、激情心理学以及基于上述各项的伦理学理论。 全书的结构按照欧几里德的方式，从定义、公理及其全部证据、推论 和解释入手，从中推导出全部命题。这种哲学探讨的方式在今天已经 不流行了。对于那些只热衷于时尚新书而不管其中有没有长处的人来 说，斯宾诺莎体系确实有些陌生而古怪。不过其体系的设置似乎并不 特别让人无法忍受，而且就其正确性而言，《伦理学》也仍然堪称一 部简洁清楚的论证杰作。 《伦理学》的第一部分涉及了上帝。它提出了六个定义，其中包 括与经院哲学传统用法相同的实体定义和上帝定义。书中的公理陈述 了七个基本假设，但没有作进一步的证明。再往下，我们只是看到了 一些推论，就像欧几里德的作品一样。从斯宾诺莎给实体下定义的方 式来看，似乎实体必然是某种完全可以进行自我解释的东西。实体必 定是无限的，否则它的局限性就会给自身带来某些影响，而且最终变 成世界的总实体只能是一个，它还能与上帝重合一致。因此，上帝和 宇宙（万物的总和）是同一的。这就是著名的斯宾诺莎泛神论。应该 强调的是，斯宾诺莎的解释并没有神秘主义色彩，整个过程完全是按 照演绎逻辑的方式来进行的，而且建立在一组定义和公理的基础上， 这些定义和公理体现了他惊人的独创性。斯宾诺莎体系也许是哲学史 上最杰出的体系结构典范。 把上帝等同于自然的观点，引起了所有阵营中正统派的极端反 感，而它却是一项简单演绎论证的结果。就其本身而言，它是十分合 理的，如果说它伤害了某些人所珍视的信仰的话，这只能说明逻辑对 任何情感都是一视同仁的。如果按照传统方式来定义上帝和实体却一 无所获的话，那么人们就不得不接受斯宾诺莎的结论，这样一来，人 们就完全可能逐渐认识到，这些术语具有某种独特的性质。按照这一 理论，斯宾诺莎把人类自身的智慧看做上帝智慧的一部分。和笛卡尔 一样，他也坚持明确性，他说： “谬误的原因在于缺乏足够的领悟力 和洞察力，而让残缺混淆的理念掺杂其中。”一旦我们有了充分的理 念，我们就必然会像把握理念的秩序和联系一样，逐渐把握住事物的 秩序和联系。心灵的本质在于探询事物的必然性，而不是偶然性。我 们在这方面做得越好，就越接近于和上帝（或世界）同一。正是在这 种意义上，斯宾诺莎说出了如下名言：心灵的本质在于以某种无始无 终的观点来领悟事物。这确实是心灵把事物看做必然这一事实的推 论。 《伦理学》的第三部分揭示了激情是如何妨碍心灵的，从而使心 灵不能全面理智地认识宇宙。支配我们一切行动的动力就是自我保 存。人们可能会认为，这种纯粹的利己原则会把我们全都骂成追逐私 利的犬儒主义者，但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一个人在寻求自身 利益的过程中，迟早会渴望与上帝统一起来，如果达到了这个境界， 他就更能以“永恒的形式”来看待事物，这种“永恒的形式，”就是 上面所说的“无始无终的观点”。 ◎　斯宾诺莎认为心灵与物质是一个物体的两个方面。 《伦理学》的最后两个部分才真正讲到了斯宾诺莎的伦理学。一 个人只要受到了外部影响和原因的制约，那么他就处于某种奴隶状 态。的确，对一切有限的事物来说，也同样如此。但只要能与上帝保 持一致，我们就不再受这些影响的制约，因为宇宙作为整体是不受制 约的。所以，人们可以通过越来越协调于整体宇宙，来获得相应程度 的自由。由于自由意味着独立自主，而只有上帝才享有完全的自由。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就能够摆脱恐惧。像苏格拉底、柏拉图一样，斯 宾诺莎也认为无知是万恶之源，而知识则有助于人们采取明智、恰当 的行动。 和苏格拉底不同的是，斯宾诺莎并不考虑死亡问题。“一个自由 的人从不考虑死亡问题，他的智慧是对生命，而不是对死亡的思 考”。既然罪恶是否定的，那么上帝或自然作为一个包罗一切的总 体，就不可能是罪恶的。在这个惟一可能的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在追 求极至。在实际事务中，为了获得与宇宙的最大程度的沟通，人就应 该按照自我保存的方式来行动。 以上就是斯宾诺莎体系的一个大致轮廓，它对于17世纪科学运动 的重要意义在于它采用同一标准的决定论解释了宇宙万物。事实上， 这一体系也是日后用来详尽阐述一元化科学大全的纲要。如果不是从 严格意义上看，这种尝试现在就不能被认为是合理的尝试。同样，在 伦理上，我们也不能承认邪恶纯粹是消极的东西，比如，任何无法无 天的残酷行为都是整体世界的一个积极而永恒的缺点，基督教在原罪 论中所暗示的可能就是这一点。斯宾诺莎的答案必将是：在永恒的方 式下，没有永远无法无天的残酷。但是这种观点不大容易确立起来。 不管怎么说，斯宾诺莎体系仍然是西方哲学的一座丰碑，尽管它的严 肃风格有点《旧约》的色彩，但它仍然是一种伟大的尝试，因为它以 古希腊人的宏伟气魄向我们指出，世界是一个可理喻的整体。 前面说过，实体问题的确能推导出完全不同的解决方法。假如说 斯宾诺莎坚持的是极端一元论，那么莱布尼茨的答案则走向了另一个 极端，即假设实体的数量无穷多。从某种角度看，这两种理论之间的 关系就像巴门尼德学说与原子论的关系一样，尽管这种类比不是完全 贴切。归根到底，莱布尼茨的理论是以如下反思为基础的：单个实体 不可能具有广延性，因为这将导致多样化，而且只能描绘出某一组实 体的特征。于是他推断说，实体是无穷多的，每个实体都是非广延 的，因此也是非物质的。他称这些实体为“单子”，从这个词的普遍 含义来看，“单子”具有灵魂的基本特征。 莱布尼茨（1646～1716）生于莱比锡，其父是大学教授。他很小 的时候就显示出活跃的批判性才华。他15岁进入大学学习哲学，两年 后毕业，又到耶拿攻读法律。20岁时，他申请了莱比锡大学的法律博 士学位，由于年龄太小而遭到了拒绝。阿尔杜夫大学则比较宽容，不 仅授予他学位，而且还给了他教授的职位。不过另有打算的莱布尼茨 并没有接受这一职位。1667年，他在美因兹大主教手下从事外交工 作，后者不仅是选帝侯之一，而且是一位活跃的政治家，他决心在 “三十年战争”的大破坏中重振破碎的帝国，而第一步就是必须阻止 法国路易十四的入侵。 ◎　莱布尼茨 1672年，莱布尼茨带着这一目的来到了巴黎，并在那里呆了将近 四年。他的计划是去劝说太阳王出兵镇压异教徒并入侵埃及。尽管未 能完成任务，但在此期间，莱布尼茨遇到了许多那个时代重要的哲学 家和科学家。马勒伯勒士当时正是巴黎的活跃人物，还有一些人，如 巴斯加之后的冉森主义主要代表人物阿尔诺，当时也誉满巴黎。同 时，莱布尼茨还结识了荷兰物理学家惠更斯。1673年，他去了伦敦， 遇到了化学家波义耳和奥尔登伯格（新创立的皇家学会的秘书，莱布 尼茨后来也加入了该学会）。在这一年里，他的雇主美因兹大主教去 世了，布伦斯威克公爵正好在汉诺威需要一位图书馆管理员，提表示 让莱布尼茨负责这一工作。莱布尼茨并没有立即接受，而是依旧呆在 国外。1675年，他开始在巴黎研究微积分，这项工作牛顿虽然做得稍 早一些，但莱布尼茨是独立发现这一方法的。1684年，莱布尼茨在 《学问记述》上发表了他的观点，该观点比牛顿的流数理论更接近现 代形式，而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三年之后才问世。紧随其 后的是一场长期的无聊争论，人们没有正视其中的科学问题，而是根 据国家立场来决定支持谁。结果，英国在数学方面落后了一个世纪， 因为法国人所采用的莱布尼茨数学标记法是一种更加灵活的分析手 段。1676年，莱布尼茨在海牙拜访了斯宾诺莎，然后到汉诺威负责图 书馆工作，直到去世。他用了大量的时间来编辑布伦斯威克的历史， 其余的时间则用来进行科学及哲学研究。此外，他还进一步设计了欧 洲政局的改革方案。他曾试图弥合巨大的宗教分歧，但没有人注意他 的方案。1714年，汉诺威的乔治当上英格兰国王时，没有邀请莱布尼 茨随皇室前往伦敦，这无疑是他的微积分争论所造成的不幸后果。他 心情沮丧地留在了汉诺威，并遭到了人们的冷落，两年后就去世了。 ◎　莱布尼茨在汉诺威的寓所。 要讨论莱布尼茨的哲学不大容易。首先，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是不 完整的片断，经常忘了及时修改那些导致轻微矛盾的地方。这主要归 咎于莱布尼茨的生活环境，因为他的哲学写作很少能在悠闲的时间里 完成，因而很容易被延迟和中断。而另一个有趣的原因使得莱布尼茨 的作品有时令人费解，这就是其哲学的两重性。一方面，他根据单子 论提出了实体的形而上学观；而另一方面，他又提出了一种逻辑理 论，这一理论在很多方面与他的形而上学思辨很相似。对我们来说， 他的逻辑观点也许比形而上学更重要，但莱布尼茨本人却显然对这两 个方面都同样重视。的确，对他来说，从一个领域转到另一个领域并 不难。现在，多数英国哲学家都开始怀疑这一观点；尽管“语言与逻 辑总能自给”这一概念本身就是一种有缺陷的形而上学观。我们必须 注意到以下这一点，那就是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吸纳了当时科学发展 的一些主导特征。他的形而上学著作在生前就出版了，其中就有单子 论，这一理论为他赢得了大约两个世纪之久的哲学声誉。而他的逻辑 著作直到20世纪初才得以出版，并获得恰当的评价。前面说过，莱布 尼茨在形而上学理论中，通过“单子”论对实体问题做出了回答。和 斯宾诺莎一样，他也坚持实体不能相互影响的观点。这就立即导出了 一个结论，即任何两个单子之间都不能够产生因果关系。的确，单子 之间不可能有任何形式的真实联系。打个比方说，就是所有的单子都 没有窗户。那么这又怎样与公认的事实——宇宙的任何部分都有因果 关系相符合呢？现成的答案就是格令克斯的“两个时钟”理论。我们 只要把单子（实体）扩展到无穷多，就可以符合既定的和谐理论，因 为上帝规定了所有的事务，所有单子都处在一个设计精巧而庞大的平 行轨道系统中，并在自己的轨道上独立运行。那么从这个意义说，每 个单子都能反映整个宇宙。 每个单子都是一个实体，单子之间不仅具有质的区别，而且代表 了不同的主张。从严格意义上，我们不能说它们有各自不同的位置， 因为它们不是时空的实体。空间和时间都是不真实的感觉现象。在时 空背后，单子的排列组合才是真实的，每个单子都代表着一个不同的 主张，并且以略为不同的方式反映宇宙。不存在两个完全相同的单 子，否则，所有的单子实际上就是同一个单子。这就是莱布尼茨“非 辨别物的同一性”原理的意义所在。因此宽泛地说，两个单子可能只 是在位置上有所区别的说法是没有意义的。 既然所有的单子都不相同，那么我们就能够根据它们反映世界的 清晰度，将它们排列成序。每个物体都由一群单子构成，人体也是如 此，但其中必须有一个主导单子，它因自身的清晰度而与众不同。更 具体地说，这个特殊单子就是人的灵魂，尽管从广义上看，所有的单 子都是灵魂，而且都是非物质的、不可摧毁的，因而也是不朽的。主 导单子或灵魂之所以突出，不仅因为它的领悟清晰度更高，而且也因 为它具有让其“部属”按各自既定的和谐方式运行的种种目的。宇宙 万物的产生都有其充分的理由，但自由意志却被允许例外，人的行动 理由不受逻辑必然性的严格约束。上帝也享有这种自由，尽管他不能 随意违背逻辑规则。在斯宾诺莎可能引起敌视的地方，莱布尼茨的这 种自由意志论却为人们所接受；对于采用单子进行的系统解释来说， 这一理论似乎真的永远行得通，但事实却有差异，这一点将在后面谈 到。 对于“上帝存在”的问题，莱布尼茨完整地展示了我们已经遇到 过的各种主要的形而上学论证。在四项论证中，首先是安瑟伦的本体 论论证；其次是源于亚里士多德某种形式的第一推动力论证；第三项 是源于必然性真理的论证，不知为什么，它竟然需要神的心灵存在； 第四项源于既定的和谐理论，实际上是一种从设计出发的论证。这些 论证我们都在别处探讨过，并且揭示了它们的缺点。康德迅速而全面 地否定了这些形而上学证明的可能性。至于神学，我们应该记住的 是，形而上学的上帝是对万物本性理论所作的最后润色，它并不能激 发感情，和《圣经》里的上帝也毫无关系。除了新托马斯主义者，从 总体上看，神学家们已经不再依赖传统哲学的神性实体了。 借助于显微镜得出的新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了莱布尼茨 的形而上学。当时，列文虎克（1632～1723）已经发现了精子，也有 人证明了一滴水里充满了微小的生命体。这的确是一个完整的世界， 只不过比我们的日常世界规模小些罢了。正是由于这一类思考，莱布 尼茨提出了单子概念，并把它作为终极的、非广延的形而上学“灵魂 点”。微积分似乎也是在同一方向上发展起来的。在这里，莱布尼茨 觉得重要的是这些终极成分的有机性质，他在这方面摆脱了伽利略和 笛卡尔所发展的机械论观点。尽管这样做也遇到了一些难题，但却使 莱布尼茨发现了一种早期形式的能量守恒定律以及最小作用原理。从 总体上说，物理学的发展所遵循的还是伽利略和笛卡尔的原则。 不管莱布尼茨的逻辑学和形而上学之间有着什么样的联系，有一 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前者提供了大量的暗示，至少使得后者更容易理 解。我们先看一看莱布尼茨是如何接受亚里士多德的主谓逻辑的。有 两条一般逻辑原理被吸纳为基本公理，第一条是矛盾原理，即两个相 互矛盾的命题中必有一个是真，一个是假；第二条是前面提到过的充 分理由原理，即一种给定的事态在成立之前要有充分的先决理由。我 们从莱布尼茨的角度，用这两条原理来分析命题，如“所有的金属硬 币都是金属的”，那么我们就能够从矛盾原理中看出，所有这类命题 都是真的，而充分理由原理则导出了这样的观点：一切有充分依据的 真命题都是分析命题，尽管只有上帝才能这样理解它们。对人的心灵 来说，这类真理全都是偶然的。正如在斯宾诺莎那里所看到的一样， 我们在这里也看到了在理想科学方案上的某种努力。由于科学家们为 了建立理论，就要去把握住偶然的事物，再把它作为其他事物的后果 呈现出来，从而使这种偶然具有必然的意义。只有上帝才掌握着完美 的科学，因而他能根据必然性洞悉一切。 实体互不作用是以下事实的一个结果：每一个逻辑主语的生命史 都已经包含在它自己的概念之中。这也源于另一个事实，即它的生命 史既符合自身，也符合所有真命题的分析性。因此，我们必须承认预 定的和谐。但这种解释本身如同斯宾诺莎的理论一样，是严格的决定 论，前文所阐释的自由意志在其中也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至于上帝及 其创世，斯宾诺莎认为上帝出于仁慈而创造了尽可能好的世界。但是 他关于这一主题的另一个理论却丝毫没有提及上帝与创世。这种观点 似乎是受了亚里士多德“圆极论”或“尽力将潜在性变为现实性”理 论的启发。那个在任何时刻都呈现出最大现实性的世界最终是存在 的，但必须记住，并非所有的潜在性都能够同时变成现实。 如果不是因为严格坚持主谓逻辑，也许莱布尼茨已经发表了数理 逻辑的一些尝试性见解，从而使这一研究主题得以提前一个世纪出 现。他还觉得应该有可能发明一种完美的、能以计算代替思考的通用 符号语言。虽然有了计算机，但这种想法还是有点性急。不过他预见 了逻辑领域越来越常见的东西。而完美的语言只不过是另一种表述方 式而已，亦即希望人们能够逐渐掌握关于上帝的完美科学。 对明晰理念的执著以及对完美通用语言的探索，都是笛卡尔传统 哲学的主要理性主义工作。在一定程度上，这也和前文所提到的科学 目标相一致。同时，我们在这里找到了一条可以走下去的道路。当莱 布尼茨暗示只有上帝才掌握着完美的科学时，他至少已经隐约了解到 了这一点。 伟大的意大利哲学家扬巴蒂斯塔·维科（1668～1744）在其作品 中更激烈地批判了理性主义思维方式。莱布尼茨的观点被包括维科在 内的每一个敬畏上帝的基督徒所接受，并使这位意大利哲学家建立了 一种新的认识论原理。上帝之所以掌握了关于世界的完善知识，是因 为他创造了世界，而作为被创造的人则不能完善地认识世界。对于维 科来说，认识某一事物的前提条件就是创造了该事物。该原理的基本 表述就是，我们只能认识自己能够创造的东西。如果按照“事实”一 词的原义来理解，那么我们也可以说真理就是事实。 ◎　扬巴蒂斯塔·维科 事实上，维科在生前和身后的五十年里并不出名。他出生在那不 勒斯，是一位小书商的儿子。他31岁时当上了那不勒斯大学的修辞学 教授，并始终担任这个不怎么显要的职务，直到1741年退休。维科一 生清贫，为了养家糊口，他不得不去做家庭教师和为贵族干些临时性 的文字工作，以贴补微薄薪水的不足。他之所以不为同时代人所知 晓，也从未交上好运，遇到或以书信方式结识到一位和自己分量相当 的思想家，其中部分原因就是他的文风晦涩难懂。 ◎　真理即行动：知识的限度与我们行动的范围一致。 “真理即行为”的理论产生了许多极为重要的结果。首先，它为 数学真理的明确性提供了一个理由。因为人正是按照抽象、随意的方 式，创立了数学科学的各种法则，而我们之所以能够理解数学，就是 因为我们创造了它。维科还认为数学并不像理性主义者以为的那样， 能使我们增加自然知识，因为数学是抽象的（这里说的抽象并不是指 从经验中提取，而是指脱离自然、人为的某种随意性构造）。上帝创 造了自然，因此只有他才能完全了解自然。如果人想掌握一些有关自 然的知识，那么就应该采取实验与观察的经验性方法，而不是这么多 的数学方法。维科更赞同培根，而不是笛卡尔。应该承认，维科在告 诫人们不要使用数学方法时，他并没有看到数学在科学研究中的作 用。同时还应该指出的是，这里面也含有反对随心所欲地进行数学思 辨的告诫，这种思辨有时会冒充经验主义研究。而处于这两个极端之 间的正确方法，我们已经提到过。 数学之所以具有明确性，是因为人们从事或创立了数学，这一理 论影响了后来的许多人，尽管他们可能并不同意维科如下观点：数学 是任意的。我们也许有必要在此提到马克思主义作家索莱尔的观点以 及戈布鲁特和迈耶松所作的解释，他们都主张数学的有着功利主义和 实用主义的本质。而另一方面，形式论者却接受了任意性概念，他们 把数学看做某种精心设计的游戏。当然，要全面地陈述维科的直接影 响，将是一件困难的事。我们知道，马克思和索莱尔曾经研究过维科 的著作。然而理念常常以某种微妙的方式为人所感知，它们的这种影 响是潜移默化的。尽管维科的著作并没有广为流传，但却包含了19世 纪许多哲学发展的萌芽。 维科原理的另一个主要产物就是他的历史学理论。他认为，由于 数学是人为的，所以是完全可知的，但它并没有反映现实；自然是上 帝创造的，因此不为人所全知，但它却反映了现实。直到今天，在那 些把纯数学看做是一种构造的地方，这一悖论仍然有生命力。维科试 图找到一种既可全知，又能反映现实的“新科学”。结果他在历史学 中找到了，他认为人可以和上帝合作，这一惊人的观点颠覆了传统观 念，因为笛卡尔派早就把历史学当做非科学的东西而取缔了。在19世 纪，德国哲学家狄尔泰、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和松已特，再次提出 了社会本来就比惰性物质更可知的观点。 在多次再版的《新科学》一书中，维科十分完整地阐述了这个新 的假设。对于现在的读者来说，这本书里有一些阅读障碍，因为它混 杂了各种各样的内容，始终没有恰当地加以区分。除哲学问题外，作 者还讨论了经验主义问题以及明确的历史问题，然而他所探索的各个 组成部分并不容易解决。诚然，维科自己有时候似乎也没有意识到他 正从一个问题陷入另一个问题。尽管文风晦涩，又有这样的缺陷， 《新科学》一书还是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 假如把真理等同于所做的事，或事实，这将意味着什么呢？在作 进一步的考察之后，我们发现这个不太正统的原理在认识论问题上， 产生了一些十分合理的推论。因为行为的确有助于我们提高认识，明 智地采取某些行动无疑会加强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显然，这种现 象在人类的行动或尝试中，发生得最为自然和常见。对音乐的理解就 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要彻底弄明白一首乐曲，光听是不够的，我们还 必须通过读谱或演奏，把这首乐曲按原样再现出来，尽管做得相对不 那么专业。问题的关键在于，专业技巧正是通过这种方式逐步获得 的。而科学探索也是如此，通过研究材料而获得的主动知识，要比纯 粹的外部抽象知识更能使人牢固地把握现实。正如后文所提及的那 样，这一观点为皮尔士的实用主义哲学奠定了基础。不管怎么说，这 里并没有任何晦涩的东西，人们根据一般常识已经在“实践创造完 美”这句格言中看到了这一点。因此，单纯学习数学定理是不够的， 人们还应该把自己的理论资源运用到各种具体的问题中去。这并不是 鼓励功利主义，而抛弃超然、公正的研究，相反，对于概念的正确理 解正是要通过行动来实现。从表面上看，这种观点有点像普罗泰戈拉 的实用主义学说，但维科并没有完全从诡辩家的意义上使人成为万物 的尺度，他所强调的是认识过程中能动的、不夸大的再造性因素，这 完全不同于把每个人的见闻都看做终极标准的做法。强调能动性，是 与理性主义者提出的明晰理念根本对立的。 理性主义把想像当做混乱的根源而尽力回避，维科却正相反，他 强调了想像在发现过程中的作用。他可能认为，在概念形成之前，我 们会根据某种十分模糊而定义不明的情形来思考。这个观点并不是完 全令人满意的，因为无论思维过程有多模糊，我们都很难看出它怎样 才算缺乏概念性内容。也许不如说，原始思维是以图像和隐喻来进行 的，而概念性思维则是最终的复杂阶段。这一切中包含着一个有价值 的线索，就是理性主义者的解释把科学当作一件制成品，并按照讲解 的次序来陈列。而维科作品中隐含的解释则表明，科学正在形成之 中，而且以发明的先后为序。不过维科并没有对这里面的大部分内容 作清晰的陈述。 至于人所创造的历史，维科认为可以达到最大限度的明确性，他 感到历史学家有可能揭示历史进程的普遍规律，并且根据这些规律来 解释事情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将会按照预见的方式继续下去。维科 并没有说每个细节都可以按机械的方式进行预测，而是说大致轮廓一 般说来是可知的。在他看来，人的事务有高峰和低谷，就像潮涨潮落 一样，人类的命运也是如此循环往复。前面提到过，循环理论最早见 于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原始资料。但维科如同剧作家和演员，通过在人 的心灵中探询历史重演的形式，从一个新的角度认识了这些古老的概 念。 因此，维科的理论不是对过去的回顾，而是对黑格尔历史论的展 望。同时，这种对待对历史问题的态度，也比理性主义者更适合于历 史的经验主义研究。所以，由霍布斯及后来的卢梭阐述的社会契约论 是一种典型的理性主义的曲解，几乎可以说，那是一种按照机械的数 学方式得出的社会理论。而维科的理论则允许把社会组织视为人类自 然而循序渐进地成长的结果，人类通过自身所积累的传统，逐渐建立 起了集体生活的各种形式。另一方面，社会契约论却假定人们突然发 觉自己是理性的，并且懂得为自己打算，于是他们通过合理的决定， 采取了一次行动，使一个新社会一下子冒了出来。 普遍符合于社会的事物，也同样符合于具体语言。人们在共同的 活动中不得不互相传达信息时，语言就产生了。语言的原始形式包括 各种手势和象征性动作。当语言开始变成声音时，它的符号就不再与 其对象发生直接的自然联系，而是逐渐变成了约定俗成的模式。实际 上，语言是从诗歌开始的，只是经过发展最终变成了一门科学。那些 撰写了语言结构原理的语法学家们也在这里采取了理性主义观点，错 误地以为语言是一种有意识的构造。我们在讨论古代哲学时已经了解 到，科学和哲学语言是文明的新产物。我们在其中可以看到，人们为 了表达新事物，是如何与当时的通用语言作斗争的。虽然常常被人遗 忘，但这仍然是一条重要原则。科学和哲学的职责正是从平常语言入 手，锤炼出更锋利的语言工具，以便进行新的探索，这个可贵的信息 就隐含在笛卡尔对明晰理念的要求之中。维科本人似乎并没有从中看 到这一点，因而也就忽视了理性主义哲学对于科学的重要性。 我们可以用两种对立的方式来讨论语言问题，一是像莱布尼茨那 样，采取极端的理性主义观点，把语言看做某种充满明晰的概念，并 具有明确计算规则的算法。二是按照维科的观点，认为自然语言是作 为交流的充分媒介发展而成的，同时放弃任何形式化的曲解企图。按 照这一观点，逻辑的作用实际上是多余的，因为具有意义的惟一标准 就是语言本身的积极运用。这两种极端的看法都是错误的，理性主义 者误以为发展的方向就是可以达到的终极目标；而对形式化的全盘否 定，则使我们丧失了突破狭隘视野的可能性，结果总是只看到我们自 己。另外，后一种观点还常常与如下的观点联系在一起：日常会话已 经完全清晰明白了。实际上这是一个十分草率的乐观看法，它没有考 虑到过去哲学的种种偏见还残存在日常用语当中。 虽然维科在社会学方面有着正统的理论，但他依然是一位虔诚的 天主教徒。不管怎么说，他都试图把天主教纳入自己的体系，至于这 样做会不会出现自相矛盾，则是另一个问题。但始终如一并不是维科 的优点，维科不可思议地预见了19世纪及其哲学的发展，这才是他的 重要性所在。在他的社会学中，他放弃了理性主义者“理想共和政 体”的概念，而埋头于经验主义事务，也就是研究社会是如何形成与 发展的。在这方面，他具有非凡的独创性，第一个提出了人类文明的 一项真正理论。这一切都与他全部思想的主导概念密切相关，这一概 念就是：真理即行为。用拉丁文表述就是“verum factum”。

    第八章 不列颠经验主义

     紧随着宗教改革的步伐，欧洲北部出现了一种新的政治和哲学立 场。作为对宗教战争时期和隶属于罗马时期的一种反作用，它主要出 现在英国和荷兰。欧洲大陆的宗教分裂所造成的恐怖对英国的影响不 大，的确，英国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曾一度态度暧昧地互相迫害，克伦 威尔统治下的清教主义也和教会有矛盾，但并不存在大规模的暴力冲 突，更没有来自外国的武力干涉。而荷兰却受到了宗教战争的一切影 响，在与天主教西班牙长期艰苦的斗争中，他们的独立终于在1609年 得到了暂时的承认，并得到了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首肯。这里 所说的关于各种社会与智力问题的新立场被称为自由主义。这一标题 有点笼统和含糊，但人们仍然可以从中分辨出许多鲜明的特征来。 ◎　内战中的克伦威尔 首先，从根本上说自由主义是新教的，但并没有采取狭隘的加尔 文方式，它是新教“人人都必须以自己的方式和上帝沟通”概念的一 种发展。另外，自由主义还认为偏执的态度于事业不利，因为自由主 义是新兴中产阶级的东西，而商业和工业正在这个阶级的手中蓬勃发 展着。自由主义还与贵族和君主的顽固特权传统格格不入，因此它的 主要思想就是宽容。在17世纪，当欧洲的大部分地区被宗教冲突弄得 支离破碎，被毫不妥协的宗教狂热所折磨时，荷兰共和国却成了异教 徒和各种自由思想家的避难所。新教教会从来没有获得过天主教会在 中世纪时所拥有的政治权力，国家权力因此变得更为重要。 中产阶级越来越厌烦君主的独裁，他们凭着自身的进取精神获得 了财富。因此，自由主义运动就朝着民主的方向发展，其基本愿望就 是争取财产权和削弱君权。除了否定神授的君权以外，还产生了一种 认识，即人们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改善当前的境遇。结果教育的重 要性便开始得到普遍的承认。 通常，人们对政府持怀疑态度，因为政府正在限制商业的自由发 展。但人们同时又意识到，对法律和秩序的需求是最基本的需求，这 样就多少缓和了他们反政府的态度。从这个时期开始，英国人便继承 了典型的妥协传统。在社会问题上，这就暗示着他们更喜欢改良而不 是革命，因此，就像它的名称所提示的那样，17世纪的自由主义其实 是一股解放的力量。它解放那些实践它的人们，使他们摆脱中世纪传 统在弥留之际仍不肯放弃的一切暴政，包括政治、宗教、经济和智力 上的暴政。同样，它也反对极端主义新教各派的盲目狂热，并且不承 认教会在哲学、科学问题上享有合法权威。在维也纳会议把欧洲带入 神圣同盟的新封建泥潭之前，一种乐观的看法激发了早期自由主义的 活力，并且在无穷能量的驱动下大步向前迈进，而没有遭到重大挫 折。 在英国和荷兰，自由主义的蔓延与当时的普遍条件是如此密切相 关，以至于几乎没有引起什么动乱。而在别的地方，如法国、北美， 自由主义就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并左右和决定了后来事件的发展。 自由主义态度的主要特征就是对个人主义的尊重，新教神学早就强调 了教会在良心问题上享有立法权是不恰当的。同样，个人主义也渗入 了经济和哲学领域。在经济领域它表现为“自由放任”，而它在理论 上则表现为19世纪的功利主义。在哲学方面，它对知识论表现出强烈 的兴趣，从此以后，哲学家们一直致力于这一理论的研究。笛卡尔的 著名命题“我思故我在”就是这种个人主义的典型例子，因为它使每 个人都把个人的存在当做知识的基础。 这种个人主义学说主要是一种理性主义理论，它极力推崇理性， 感情用事一般会被认为是蒙昧的表现。然而在19世纪，个人主义学说 还是逐渐延伸到了感情领域，并在浪漫主义运动的巅峰时期导致了大 量的权力哲学（鼓吹强者的一意孤行）。这样的结果当然是与自由主 义相对立的，实际上，这些理论也是不攻自破的，由于害怕同样野心 勃勃的人竞争，成功者自然就会“过河拆桥”。 自由主义运动影响了学术气氛，因此那些在哲学上持有相反观点 的思想家在政治上却是自由主义的，也就不奇怪了。像不列颠的经验 主义哲学家一样，斯宾诺莎也是自由主义的。 19世纪的工业社会崛起之后，自由主义就成了遭受残酷剥削的工 人阶级要求改良社会的强大源泉，这一功能又被后来更富战斗力的新 兴社会主义运动所继承。总体上看，自由主义仍然是一种没有教条的 运动，但不幸的是，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它现在已经失去了效力。绝 大多数人离开了苛严的政治纲领，就没有勇气活下去，这就是对我们 这个时代的一种可悲的评价，也许这正是20世纪国际性大灾难所导致 的恶果。 笛卡尔哲学产生了两个发展主流，一是复苏的理性主义传统，在 17世纪，这个传统的主要传播者是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二是通常所 说的不列颠经验主义。重要的是，我们不能过于生硬地使用这些分类 标签。实际上，像在任何别的领域一样，理解哲学的最大障碍就是盲 目、生硬地给思想家们贴上分类标签。但习惯的分类法并不是随心所 欲的，而是指出了两种传统的主要特征。 ◎　约翰·洛克 即使在政治理论上，不列颠经验主义者也确实展示了一种理性主 义思维的显著特色。这一运动的三位伟大的代表人物是洛克、贝克莱 和休谟，时间大约从英格兰内战到法兰西大革命。约翰·洛克（1632 ～1704）自小接受了严格的清教徒式教育，他的父亲在内战期间曾与 议会军队并肩作战。洛克学说的基本宗旨之一就是宽容，这最终导致 了他与冲突双方都断绝了关系。1646年，他前往威斯敏斯特学校，并 在那里学到了古典学问的基础知识。六年后，他又进了牛津，在那里 度过了十五年，先是当学生，后来成了那里的希腊文和哲学教师。经 院哲学当时在牛津仍然盛行，但并不为洛克所喜爱，他对科学实验及 笛卡尔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于他这种持有宽容观点的人，顽固 的教会是不会给他什么发展机会的，于是他最终决定从事医学研究。 在这一时期，他结识了波义耳，后者与1668年创立的皇家学会有联 系。1665年，他随同一个外交使团拜访了勃兰登堡选帝侯，第二年又 遇到了阿什利勋爵，阿什利后来成了第一代沙夫茨伯里伯爵。在1682 年之前，他始终是伯爵的朋友和助手。 ◎　洛克论文扉页 ◎　洛克《论教育》（1695）中的一页 洛克最著名的哲学著作是《人类理智论》，该书作为与朋友们探 讨的成果，于1671年开始撰写。书中明确指出，对人类知识的范围和 局限性做出初步评价是有好处的。沙夫茨伯里于1673年倒台后，洛克 去法国生活了三年，并在那里见到了许多当时顶尖的思想家。1675 年，沙夫茨伯里复出，并且担任了枢密院大臣。这一年，洛克再次成 了伯爵的秘书。沙夫茨伯里试图阻挠詹姆士二世登基，并且卷入了不 成功的蒙默思叛乱，结果，他遭到了放逐，于1683年死在阿姆斯特 丹。也就在这一年，洛克被怀疑与伯爵有牵连，因此逃到了荷兰。为 了不被引渡回国，他曾一度改名。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完成了《类理 智论》。在同一时期，他还完成了《宽容书简》和《政府两论》。 1688年，奥兰治的威廉当上了英格兰国王，不久，洛克便回到了故 乡。《人类理智论》出版于1690年，洛克晚年把大部分时间花费在准 备该书的后期版本上，并且忙于应付此书引发的论战。 在《人类理智论》中，心灵的局限性和我们所能进行的探索的局 限性，第一次得到了直截了当的阐述。理性主义者显然有这么一种设 想，即完善的知识最终是可以获取的。不过新的探讨却对此并不那么 乐观。总体上说，理性主义是一种乐观的学说，并且到了丧失批判性 的地步，而洛克的认识论探索却是某种批判性哲学的基础，这种哲学 在两种意义上是属于经验主义的。首先，它并不像理性主义者那样预 先断定了人类的知识范围；另外，它强调了感知和经验的因素。因 此，这种观点不仅标志着经验主义传统的开始（由贝克莱、休谟和 J.S.穆勒所推动），而且标志着康德批判性哲学的开始。可见洛克的 《人类理智论》旨在扫除过去的偏见和先入为主的见解，而不是为了 提供某种新的哲学体系。在这方面，洛克为自己确定了一项工作，他 谦虚地认为这项工作比不上那些大师（如“无与伦比的牛顿先生”） 的工作。对于自己所作的贡献，洛克认为“如果能像一名扫地的低级 雇工，清除一下知识道路上的垃圾，就算是抱负不小了”。 在这一新计划中，首先要做的就是严格地把知识置于经验基础之 上，这就意味着必须舍弃笛卡尔和莱布尼茨的天生理念。有一种观点 是公认的，即我们与生俱来就有一种既能够发展，又能够使我们学到 不少知识的资质。但如果由此设想未受过教育的心灵也会有蛰伏着的 内容，那就不对了。如果真的如此，我们可能永远也无法把这种知识 与真正来自经验的知识区分开来，而且也可以说一切知识都是与生俱 来的。当然，这正是《美诺篇》中的回忆理论所提倡的观点。其次， 最初的心灵要像一张白纸，由经验来为它提供思想内容。洛克把这些 内容叫做理念（这个术语在这里具有极为宽泛的含义）。按照所指对 象的不同，理念一般可分为两类，一是感觉理念，我们通过感官了解 外部世界就可获得这种理念；二是反思理念，它们源于心灵的自我审 视。至此，这一学说并没有提出任何惊人的新观点。如果不通过感官 拥有内容，心灵只是一片苍茫，这是经院学派的一个古老命题。莱布 尼茨又加上了一个限定条件，即把心灵本身排除在这个命题之外。经 验主义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指出了感觉理念与反思理念是知识的惟 一来源。因此，在思考和思辨时，我们只能通过感觉与反思来获得知 识，而绝不可能超越这一限度。 接下来，洛克把理念分为简单理念和复杂理念两类，但他并没有 提出令人满意的简单标准。他称不能再分解的理念为简单理念，作为 一种解释，这并没有什么好处。另外，洛克在使用这一词组时也并不 是前后一致的，但他想达到什么目的却是很清楚的。如果只有感觉理 念与反思理念的话，那么就必然可以表明思想内容是怎样由这些理念 构成的，或者说，复杂理念是怎样从简单理念的组合中产生的。复杂 理念又可分为实体、程式和关系三类。实体就是独立存在的事物的复 杂理念，而程式则依赖于实体存在。正如洛克开始注意到的那样，就 其自身的意义而言，“关系”根本不能算真正的复杂理念，它们自成 一类，源自心灵的比较作用。我们以因果事实为例，这种关系理念是 随着对变化的观察而出现的。洛克认为必然联系概念的基础是一个先 验的假设，而不是经验的。后来休谟强调了后一种观点，而康德则强 调了前一种。 ◎　约翰·洛克 洛克认为，如果说某人知道什么，那就意味着他确信他所知道 的。在这方面，洛克不过是遵循了理性主义传统。“知道”一词的用 法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和苏格拉底那里。按照洛克的观点，我们现在所 知道的就是理念，而理念又代表了世界。知识表现论使洛克很自然地 超越了自己大力提倡的经验主义。假如我们所知道的一切都是理念， 那么我们也许永远也不知道这些理念是否与万物的世界相一致。不管 怎样，这种知识观使洛克产生了以下的见解：语词代表理念，正如理 念代表万物一样。不过其中也有这样的区别，即语词是约定俗成的符 号，而理念则不是。既然经验只向我们提供了个别理念，那么心灵的 作用就是去产生抽象理念和普遍理念。《人类理智论》还顺便表述了 洛克关于语言起源的见解，他和维科一样，也发现了隐喻的作用。 洛克知识论的一个主要难点就是解释谬误。如果我们将洛克的白 纸换成柏拉图的鸟笼，将理念换成鸟的话，该问题的形式就和《泰阿 泰德篇》中的形式完全一样。根据这种理论，我们似乎就不可能犯错 误，但洛克并不总是为这类问题感到不安。他的表述不仅缺乏系统 性，而且经常是遇到难题就退却。由于抱着某种实用的目的，洛克处 理起哲学问题来总是很零碎，他并没有去正视前后要一致的责任。就 像他曾经说过的那样，他是一个低级雇工。 至于神学问题，洛克认同了把真理分为理性真理和启示真理的传 统划分法，他虽然独来独往，但始终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特别厌 恶希腊原义上的“神秘灵感”，即被神灵启示所眩惑的某种状态，它 是十六七世纪宗教领袖的一个特点。洛克认为这些人的狂热不仅损害 理性，而且损害启示。宗教战争的暴行令人恐怖地证实了这一点。总 之，洛克在这方面遵从了当时哲学的一般趋向，确实把理性放在了第 一位。 洛克的政治理论中，也包含了理性与经验主义的混合物。他在 1689～1690年完成的《政府两论》中阐述了这些理论。其中第一篇论 文批驳了一本名为《族长制》的小册子（罗伯特·费尔默爵士著）， 这本书含有神授君权的极端观点。这一理论的基础是世袭原则，洛克 发现要推翻它易如反掌，尽管人们也许会认为这一原则与人类的理性 并不是那么水火不相容。事实上，这一原则在经济领域得到了广泛的 认同。 洛克在第二篇论文中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他和霍布斯一样，也认 为在文官政府存在之前，人们生活在一种受自然法则支配的自然状态 之中。这些观点全都属于传统的经院哲学。洛克还认为，政府是在社 会契约的理性主义学说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当时的背景下，他和那 些坚持君权神授的人相比，算是前进了一步，尽管它比不上维科的理 论。洛克认为，社会契约背后的原动力就是对财产的保护，由于有这 类协定的约束，人们就放弃了独自维护其利益的权力，而这种权力现 在交给了政府。由于在君主制度下，国王本人也可能卷入纷争，那么 按照任何人都不应对自己的案件进行裁判的原则，司法就必须独立于 行政。孟德斯鸠后来非常详尽地论述了权力的划分。洛克第一个对这 类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解释，尤其是考虑到了国王的行政权力和相对应 的议会立法权。立法机构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是至高无上的，它只 对社会负责，但是假如行政和立法发生冲突，我们又该怎么办呢？显 然，在这种情况下，行政必须被迫屈从于立法。查理一世也确实曾遭 遇过这样的事情，他的独裁引发了内战。 另一个问题是人们如何来决定，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对暴君采取正 义的武力行动？在实践中，往往是根据起义能否成功来决定的。尽管 洛克似乎隐约感觉到了这一事实，但他的观点仍是与当时政治思维的 一般理性主义倾向相一致的。他设想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都能明辨是 非。由于只有根据某个内在的原则，才能评价一个行动的对与错，那 么第三种权力（司法权）正好在这里起到了独特的作用。洛克并没有 把司法权当做一种单独的权力来讨论。但是在权力划分逐渐为人所接 受的任何地方，司法权都及时地获得了完全的独立，并且可以在其他 任何权力之间进行裁决。这三种权力通过这种方式组成了一个相互制 约的均衡体系，从而防止了任意的权威出现。对于政治上的自由主义 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的英国，政党一成不变的结构和内阁所产生的权力，在一定 程度上削弱了行政权与立法权之间的分工。权力划分（像洛克设想的 那样）最明显的例子是美国的政体，它的总统和国会都独立发挥作 用。至于大多数国家，自洛克时代以来，已经发展成国家权力以牺牲 个人为代价的局面。 在所有的思想家中，洛克既不是最深刻的，也不是最具独创性 的，但他的工作却逐渐在哲学和政治两个领域产生了巨大而持久的影 响。在哲学领域，他站在了新经验主义的前列，这种思想首先是由贝 克莱·休谟和后来的边沁、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发展起来的。18世 纪法国的百科全书派运动，除了卢梭及其追随者，大部分都属于洛克 派。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特色也是在洛克的影响下形成的。 在政治方面，洛克的理论是对英国实际应用的一套方法的总结， 因此不可能导致什么大的动荡。而在美国和法国，情况则完全不同， 洛克的自由主义导致了一种更为壮观的革命。自由主义在美国成了国 家理想，并被写进了宪法。作为一种理想，它并没有始终得到忠实的 遵守；但作为一项原则，早期的自由主义几乎原样不变地在美国继续 发挥着作用。 奇怪的是，洛克的巨大成功是与牛顿理论彻底的成功分不开的。 牛顿的物理学永远地颠覆了亚里士多德的权威；同样，洛克的政治理 论尽管没有什么新鲜内容，却也否定了神授君权，并试图从经院哲学 的自然法则出发，建立一套新的国家学说。这些尝试的科学性反映在 它们对后来事件的影响上。《独立宣言》的措词正好就打上了它的烙 印。富兰克林写下了“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他用“不 言而喻”代替了杰斐逊的“神圣不可置疑的”，富兰克林在这里模仿 了洛克的哲学语言。在法国，洛克的影响更为巨大。“旧秩序”的暴 政已经过时，并与英国的自由主义原则形成了痛苦而鲜明的反差。另 一方面，牛顿的见解在科学领域取代了比较陈旧的笛卡尔世界观。在 经济方面，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在法国受到了极大的推崇，尽管存在 着部分的曲解。在整个18世纪，英国文化都得以在法国盛行，而这种 状况首先是由于洛克的影响。 ◎　富兰克林 正是由于洛克的哲学，近代欧洲哲学才出现了第一次分裂。总体 上说，大陆哲学构建了大规模的体系，它的论证具有先验性，而且在 论证范围之内常常忽视细节问题。而英国哲学却更为遵循科学的经验 主义研究方法，它以零散的方式讨论了许多小问题，当它真的要提出 普遍性原则时，就会把这些原则置于直接证据的验证之下。 上述差异必然会导致如下的结果：假如先验体系的基本原则被去 除，那么它就会完全被推翻，即使它本身是前后一致的；而以观察事 实为基础的经验主义哲学却不会崩溃，即使我们可以在某些地方对它 吹毛求疵。两者的反差就像两座塔基与塔尖颠倒的金字塔一样。经验 主义的金字塔建立在牢固的地基之上，即使从某个地方拿走一块石 板，它也不会倒塌；而先验性的金字塔却是靠塔尖支撑的，似乎瞟它 一眼，它都会摇摇欲坠。 这种方法的实际效果在伦理学中更为明显。善的理论被当做一个 严格的体系提了出来，如果某个不宽容的暴君自以为注定要由他来贯 彻这一理论，那么就会出现恐怖性的灾难。毫无疑问，有些人可能会 鄙视功利主义伦理学，因为它源于追逐快乐的低级欲望。然而可以绝 对肯定的是，和那些不顾一切追求理想目标的高尚改革家相比，这种 理论的辩护者在改善同胞命运方面要做得更多。除了这些不同的伦理 学观点，相应的，政治学的发展中也出现了不同态度。坚持洛克传统 的自由主义者并不喜欢在抽象原则的基础上进行彻底变革，每项争执 都必须在自由讨论中按照自身的价值来进行讨论。正是英国政府和社 会实践中的这种零散的、暂时的、不仅不成体系而且反体系的特征， 才使得欧洲大陆怒火中烧。 洛克自由思想的功利主义继承人赞同一种开明的利己伦理学。虽 然这一概念不可能在公众中唤起最高尚的情怀，但由于同样的原因， 它实际上也避免了在崇高体系的幌子下犯下堂皇的暴行——这些体系 展望了更崇高的目标，却忽略了人并不是抽象的这一事实。 ◎　《独立宣言》中“不言而喻”的运用显示出洛克的影响。 洛克理论留下了一个严重的缺陷，就是他对抽象理念的解释。当 然，这种解释只是一种尝试，试图解决洛克认识论中余下的共相问 题。其中的困难就在于，假如我们从具体实例中提炼抽象理念的话， 最终将会一无所获。洛克拿三角形的抽象理念为例，它必定“既不是 斜角的，又不是直角的；既不是等边等角的，又不是不等边的。这些 特征既同时具有，又同时没有”。贝克莱哲学正是从对抽象理念论的 批判出发的。 乔治·贝克莱（1685～1753）于1685年出生于爱尔兰，是盎格鲁爱尔兰人的后裔。他15岁就进了都柏林的三一学院，在那里，除了传 统学科以外，牛顿的新学问和洛克的哲学正日益兴盛。1707年，贝克 莱当选为三一学院研究员。在其后的六年里，他发表了一些著作，从 而奠定了他的哲学家声誉。贝克莱不到30岁就已经出了名，从此以 后，他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了别的事业中。从1713年到1721年，贝克莱 一直在英国和大陆居住和旅行。回到三一学院后，他出任了高级研究 员，并于1724年当上了德利教区的负责人。在此期间，他开始准备在 百慕大创办一所教会学院，在政府做出提供支持的承诺后，贝克莱于 1728年前往美洲寻求新英格兰人的资助。然而威斯敏斯特许诺的资助 迟迟不能兑现，因此贝克莱不得不放弃了这个计划，于1732年回到了 伦敦。两年后，他晋升为克罗因地区的主教，并终身担任这个职位。 1752年，他访问了牛津，第二年初逝世于牛津。 ◎　乔治·贝克莱 贝克莱哲学的基本观点是，被感知的东西等同于存在物。在他看 来，这个命题是不言而喻的，以至于他从来没有对不大信服的同时代 人解释他想做什么，因为从表面上看，这个命题与常识相去甚远。通 常，没有人会认为（正如这种观点似乎要求的那样）自己感知的对象 就在自己的心灵当中。然而它的意义却在于，贝克莱隐晦地提出了所 指对象的理念存在着某些问题，他所根据的正是洛克曾经宣扬过、却 又未能坚持到底的经验主义观点。因此，试图用约翰生博士那种方式 来驳倒贝克莱的做法就完全偏离了目标。至于贝克莱自己的理论最终 能否解决洛克的难题，则是另一回事了。同时，我们还应该记住，贝 克莱并不打算用一些神秘的难题来使我们迷惑，而是试图修正洛克某 些自相矛盾的地方。至少可以说他在这方面是十分成功的，如果根据 洛克的认识论，那就无法合理地保持内心世界与外在世界的反差。我 们不可能在坚持洛克理念论的同时，又认同知识表现论。后来，康德 在解释同一个问题时，也遇到了极为相似的困难。 贝克莱在他的第一部著作《视觉新论》中批判了抽象理念论，他 一开始就讨论了当时盛行的关于感知的种种混淆观念，尤其是对以下 表相难题做出了合理的解答，即我们看见的事物是正的，尽管其图像 在眼睛视网膜上是倒立的。这在当时是一个十分盛行的难题，贝克莱 证明了这完全是由于一种简单的谬误所致，关键在于我们是用眼睛看 东西，而不是像看屏幕一样从眼睛后面看眼睛，因此，造成这一误解 的原因就是我们无形中从几何光学掉进了视觉感知语言的陷阱。贝克 莱进一步提出了一种感知论，这一理论明确地区分了不同感官所针对 的不同对象。 贝克莱认为，视觉感知并不是外部事物，而只是心中的理念。但 他又认为触觉感知（虽然在心灵里属于感觉理念）的对象是有形物 质，尽管在后来的著作中，他不再同意这种区别，并且认为一切感知 都只在心灵中产生感觉理念。各种感官之所以会如此分离，其原因就 是所有的感觉都是独特的。这也就解释了贝克莱为什么要否定他所谓 的“唯物主义”。因为物质完全是各类属性的形而上学载体，而只有 属性才能产生经验，也就是思想内容。单纯物质是不可能被经验的， 因此也是多余的、无用的抽象。这样的见解也适用于洛克的抽象理 念。例如，假如你把一个三角形所具有的所有特性都去掉，那么严格 地说，最终将什么也留不下来，而子虚乌有的东西是无法经验的。 1710年，也就是《视觉新论》发表的第二年，贝克莱又出版了 《人类知识原理》一书，他在书中毫不保留和妥协地陈述了自己的命 题：存在即被感知。严格地说，这是洛克经验主义的最终结果。那 么，当我们事实上确实有经验时，我们惟一能说的就是自己具有了某 些感觉或反思的经验。因此，我们不仅被限定在这种存储于心灵中的 经验范围内，而且不得不只能在自己有这些经验时，才承认它们的存 在。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很自然的：在你有经验的时候，而不是在别 的时候，你就只有经验。只有在经验中，或者通过经验来提及物的存 在，这才有意义，因此，存在就等于被感知。根据这种观点，如果去 谈论某个未曾经验过的经验，或某个未曾感知过的理念，就是毫无意 义的。那些持有现象主义认识论的现代哲学家们继续坚持着这一立 场，按照这样的理论，未经感知的感官数据是不存在的。至于抽象理 念，如果有可能的话，它们必然代表着某些无法体验的实在，这一点 是与洛克的经验主义相矛盾的。因为在经验主义者看来，实在性与能 够被经验的东西同样广阔和久远。那么又怎样来解决共相问题呢？贝 克莱指出，洛克所想像的抽象理念纯粹是普遍性的名称，它们并不是 指任何单个的事物，而是指一组事物中的任何一个。因此，“三角 形”一词就是指任何三角形，而不是指一个抽象的三角形。实际上， 抽象理念论面临的困难和我们谈到苏格拉底形式论时所面临的困难是 有关系的，那些形式指的也是完全非特定的东西，它们独立存在于另 一个世界里，但有可能被认知。 贝克莱不仅抛弃了抽象理念，而且完全抛弃了洛克所作的对象与 理念的区分以及由此产生的知识表现论。因为，对一个前后一致的经 验主义者来说，我们怎么能够一面坚持“所有经验都针对感觉理念与 反思理念”，而同时又断言“理念与那些本身不可知或不能被人所知 的对象相一致”呢？康德后来对事物的本体和现象作了区分，但是洛 克的理论中早就有了这种迹象。贝克莱没有采纳洛克的这些观点，并 且非常正确地抵制了它们，因为它们与洛克的经验主义不相容。贝克 莱唯心主义的意义正在于此。我们能够认知和提到的一切事物都是心 灵（思想）的内容。在提出知识表现论的同时，洛克还认为语词是理 念的符号，每一个词都有一个与之对应的理念，反之亦然。正是这种 错误观点导致了抽象理念论的出现，因此，洛克必定会认为，在言谈 中说出一个词，就会唤起一个理念，信息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从一个 人传给了另一个人。 贝克莱很轻易地证明了对语言的这种解释是错误的。因为，我们 在聆听时所理解的是对方说话的大意，而不是一系列彼此分离，然后 又像珠子一样串起来的单词的含义。人们也许还会说，知识表现论的 难题肯定会反复出现，如何来确定理念的名称呢？这就要求我们能够 以非言辞的方式，把出现在心灵中的某个明确理念传出来，然后再给 它安一个名称。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不知道怎样才能表述出其中的 对应性。因为用理论术语来说，理念本身是非言辞的。因此，洛克对 语言的解释存在着严重缺陷。 我们已经看出，人们可以对贝克莱的唯心主义进行一番阐释，使 其不像看上去那么吓人。唯心主义使贝克莱作了一些推论，不过这些 推论并不那么令人信服。他认为，如果进行了感知活动，那么就一定 会牵涉到心灵或精神，这一点看来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一个包含了 理念的心灵并不是它自身的经验对象，所以它的存在并不体现于被感 知，而是体现于去感知。但是这种心灵观与贝克莱自己的立场并不一 致，因为我们通过考察可以发现，用这种方式感悟到的心灵恰恰就是 贝克莱批判过的洛克的抽象理念。心灵是一种去感知的东西，而不是 别的东西，但它又是抽象的。至于心灵不活动时会遇到什么，就需要 有一个特别的答案了。显然，如果“存在”要么意味着去感知，要么 意味着被感知，那么心灵在不活动时就一定是上帝心中的某种理念， 因为只有上帝的心灵才是永远活跃的。引用这个哲学中的上帝，正是 为了应付理论上的某个难题，他的作用就是确保心灵能够连续地存 在，顺便也保证了所谓物质对象的继续存在。这种比较自由的方式使 整个解释回到了一种接近常识的层面上去。贝克莱的这部分观点是最 没有价值的，也是最缺乏哲学趣味的。 这里值得强调的是，贝克莱的命题（存在即被感知）并不表明他 认为这是一个应该通过实验来确定是否引进上帝的问题。实际上，我 们只要仔细考虑怎样来正确使用自己的词汇，就能明白他的命题肯定 是真的。因此，他在这个问题上所做的并没有形而上学含义，只是在 探讨如何运用某些词语的问题。只要我们决定把“存在”与“被感 知”当同义词来使用，自然就没有怀疑的余地。然而，贝克莱不仅指 出了我们应该如何运用这些词语，而且认为我们在谨慎的谈话中已经 这样做了。我们一直在尽力揭示这一观点，它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的。但人们很可能会感觉到，这种说法并不像贝克莱所想像的那么妥 当。 首先，他被引向了关于心灵和上帝的形而上学理论，这一理论与 他的其他哲学观点不协调。如果贝克莱不坚持这一点，我们就会觉得 他的术语没有必要与通常的说法有区别，尽管这可能还有争议，而且 无论如何也不能成为人们抛弃它的理由。除此之外，贝克莱的解释还 有一个哲学上的缺陷，从而使得他的大部分解释很容易受到批判。在 以下事实中，这一点尤为突出：贝克莱本人曾经指出过有关视觉的这 类错误观点。前面说过，他正确地坚持了人是用眼睛看东西，而并没 有看眼睛；同样，我们也可以说，在通常情况下，一个人用心灵去感 知，但在感知的时候并没有审视自己的心灵。正如我们没有看自己的 眼睛一样，我们也没有看自己的心灵；同样，正如我们不能说自己看 见了视网膜上的东西一样，我们也不能说自己感知到了心灵里的东 西。这至少说明我们应该慎重地考虑“在心灵中”这个短语，而贝克 莱却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以上批判表明，我们也许有充分的理由来反驳贝克莱赞成另一术 语的说法，其根据就是事例中的类比。很显然，贝克莱的命题在这一 点上很容易给人以误导。也许有人认为这对贝克莱不大公正，但这也 许正是他自己希望批评家去做的事，因为他认为哲学家的本职就是去 澄清给人以误导的说法。在《人类知识原理》导论中，他是这样看问 题的： “我在总体上倾向于认为，哲学家们至今仍然感兴趣的绝大部 分难题（即使不是全部）之所以成了求知的障碍，完全要归咎于我们 自己。我们刚刚扬起一点尘土，就抱怨什么也看不见了。” ◎　贝克莱《人类知识原理》节选 贝克莱的另一部主要著作《海拉与菲伦诺对话录》并没有提出可 供讨论的新话题，而是以更有可读性的对话录形式，重申了早期作品 的观点。 洛克提出的理念学说很容易招致许多严厉的批评。如果心灵只知 道感官印象的话，那么贝克莱的批判就指出，品质的第一属性和第二 属性是不可能区分的。但是批判性解释要想进行得彻底，还必须比贝 克莱更进一步，因为他仍然认可了心灵的存在。休谟把洛克的经验主 义发展出了逻辑性的结论，结果，正是由此导致的夸大的怀疑论立 场，暴露了当初假设中的种种缺陷。 大卫·休谟（1711～1776）出生于爱丁堡，他12岁就进了爱丁堡 大学，在完成常规文科课程的学习之后，他离开了大学，当时还不到 16岁。他曾一度考虑过从事法律工作，但他真正的兴趣还是在哲学方 面，并且最终决心致力于哲学研究。休谟作了短暂的经商尝试之后， 很快就放弃了。1734年，他去了法国，并在那里住了三年。由于没有 多少财产，他不得不学会有计划地花钱。他很乐于受到这样的限制， 因而能够完全专著于学术研究。休谟在法国期间，写下了他最著名的 作品《人性论》。完成这部奠定日后哲学声誉的著作时，他才26岁。 回国后不久，休谟就在伦敦出版了《人性论》。然而刚开始，他却遭 遇了惨败。作者的不成熟在书中有所体现，这种不成熟主要不是哲学 内容，而是他轻率直白的文风。对公认的宗教原则进行直言不讳的批 判，这是不利于自己被普遍接受的。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休谟未能 在1744年获得爱丁堡大学的哲学教授一职。1746年，他加入了圣·克 莱尔将军的部队，并于次年跟随将军出使了奥地利和意大利。这个差 事使他攒下充足的钱，1748年退役后，他就致力于自己的工作。15年 间，他出版了不少关于认识论、伦理学和政治学的著作，更令人欣慰 的是，《英国史》一书使他名利双收。1763年，休谟再次前往法国， 这一次是担任英国驻法大使的私人秘书。两年后，他成了大使馆秘 书，并且在大使被召回期间出任了代办一职，直到新的任命下发。 1766年，他回英国担任了两年的副国务大臣，1769年退休后，在爱丁 堡度过了自己的晚年。 ◎　大卫·休谟 休谟认为，在一定程度上，“人的科学”支配了一切探索。和洛 克、贝克莱不同的是，他所考虑的不光是清理地面（打基础），而且 要牢记可能随之建立的体系，这就是人的科学。这种试图建立新体系 的尝试暗示了欧洲大陆理性主义的影响，因为休谟和那些继续受笛卡 尔原理支配的法国思想家们保持着联系。无论如何，这种有希望的 “人的科学”使得休谟探索了普遍的人性。首先，他探索了人的精神 （思想）的范围和局限性。 休谟吸纳了洛克“感觉论”的基本原理。根据这种观点来批评贝 克莱的心灵或自我理论并不难，因为我们能意识到，感官经验中全都 是印象，而且没有任何印象能够产生人格同一性。的确，贝克莱已经 发觉自己把灵魂当做一个实体，是在用人为的方式将其嫁接于自身体 系。他不承认我们能够认知灵魂，于是就建议我们持有某种灵魂的 “概念”，但他从未解释过这些概念是什么。不过，无论他会说什 么，这都确实破坏了他自己的理念论。 休谟的论证是建立在大量的一般性假设之上的，这些假设贯穿于 他的整个认识论。在原则上，他同意洛克的理念论，尽管自己使用了 不同的术语。休谟把印象和理念解释为感知的内容，而洛克则把理念 划分为感觉理念和反思理念。休谟的这种区分和洛克不同，而且它突 破了洛克的分类法。 休谟认为，一个印象既能够从感官经验中获得，也能够从记忆之 类的活动中获得。他认为印象产生了理念，而理念又不同于感官经验 （两者的生动性和逼真度不同）。理念是印象的苍白复制品，在感官 经验中，印象有时候要先于理念。不管怎样，当心灵思考时，其中就 会伴随有理念。在这里，“理念”一词要按照其希腊原义来理解。对 休谟而言，思维指的就是形象思维或想像（拉丁文“想像”具有同样 的原义）。总而言之，一切经验，不管是感觉还是想像中的经验，都 称为感知。 需要注意的是，休谟遵循了洛克的以下看法，即印象在某种意义 上是彼此分离的、独特的。因此，休谟认为我们可以把一个复杂的经 验分解为简单的印象（该经验的组成部分）。从中还可以推出这样的 结论，既然简单的印象是构建一切经验的材料，那么它们就可以分别 被想像。不仅如此，既然理念是印象的苍白复制品，所以无论我们能 够在思维中描绘些什么，它们都可能是某种可行经验的对象。基于同 样的理由，还可推出这样的结论：不能想像的东西同样也是不能被经 验的。如此一来，可行想像就与可行经验有了同样广的范围。如果我 们想理解休谟的论证，那么记住这一点是最关键的，因为他常常要我 们去尽力想像某个东西，并且相信我们和他自己都不可能做到这一 点。他断定，所想像的情况并不是一个可能的经验对象。因此，经验 是由一系列接续性感知构成的。 除了这种接续性以外，感知之间从来不会产生别的联系。笛卡尔 的理性主义与洛克及其追随者的经验主义在这里存在着根本的区别。 理性主义者认为事物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并且坚持这些联系是 可知的。而休谟却否定了这种联系，他甚至还提出，即使有这种联 系，也必定永远不可能为我们所认知。我们所能认知的一切只有接续 性印象或理念，因此，甚至考虑是否存在其他更深的联系，都是徒劳 的。 根据休谟认识论的这些普遍性特征，我们现在就可以更接近地考 察他在其哲学中对一些主要问题所作的特殊论证。我们先从人格同一 性的问题开始，《人性论》第一卷“论知性”的末尾讨论了这一问 题。休谟一开始就说： “有些哲学家设想我们随时都会在内心深处意 识到所谓的‘自我’，感觉到‘自我’的存在及其存在的接续 性。‘自我’的完整同一性和单纯性都是无须验证、确定无疑的。” 但只要我们将其置于经验之中，就可以看到，假设“自我”就是经验 的基础是经不起验证的。“不幸的是，所有这些断言都恰恰违背了用 来为自己作辩护的经验——按这种解释，我们也就不可能有任何‘自 我’的理念。因为，从什么样的印象中才能得出这种理念来呢”。接 着，休谟还证明了不可能得出这样的印象，因而也就不可能有“自 我”的理念。 还有一个更大的难点，就是我们无从知晓自己的特殊感知是怎样 与“自我”相联系的。关于特殊感知，休谟以他独特的方式论证说： “所有这一切都是不同的，它们既可以被分别考虑，也可以分别存 在，而且它们的存在不需要任何东西来支持。那它们以什么方式属于 自我，又以什么方式与自我联系呢？对我来说，当我进入内心最深处 的‘我自己’时，我总是会遇到各种特殊感知：热或冷、明或暗、爱 或恨、苦或乐。假如没有某种感知，我任何时候也不可能把握住‘我 自己’，永远也不可能观察到任何感知以外的东西。”随后他又补充 说： “如果任何人（在认真而不偏颇地反思之后）认为他有某种不同 的‘我自己’概念，那我就得承认我无法再和他讨论下去。我能体谅 的就是，他可能和我一样正确，但我们在这个特殊问题上有着根本的 区别。”不过很明显，他把这样的人当成了怪人，他说： “我可以冒 昧地断定，他人只是不同感知的集合体，这些感知以不可思议的速度 彼此相连，而且处在某种运动之中。” “心灵是一个剧场，各种不同的感知相继登台亮相。”不过这是 有限定条件的： “以剧场作类比绝不应该使我们受到误导。它们仅仅 是具有接续性的感知而已（这些感知构成了心灵）。我们根本没有任 何在剧场里演戏的概念，也没有任何构建该剧场的材料概念。”人们 之所以会错误地相信人格同一性，是因为我们倾向于把接续性理念和 同一性理念混淆起来，这种情况在一个时期内没有改变过。于是，我 们就被导向了“灵魂”、“自我”、“实体”的概念，从而掩盖了实 际上存在于我们的接续性经验中的变化。“因此，有关同一性的争论 并不只是措词上的分歧。因为当我们把同一性赋予可变的或非接续性 的对象时，我们的错误就不只是在表述上了，而是常常伴有某种虚 构，虚构出了不变的、连续的事物，或者神秘的、令人费解的事物， 或者我们至少有虚构的倾向”。随即，休谟还进一步揭示了这种倾向 发挥作用的过程，并且以其联想心理学解释了人格同一性的理念是如 何随之发生的。 随后我们将讨论联想的原则。至于为什么要详尽地引用休谟的原 文，他本人优美的文风就是充足的理由。另外，在休谟处理问题的方 式面前，确实也没有其他更好更清晰的表述方式了。总之，这种状况 为英国的哲学创作开了一个可贵的先例，尽管也许永远也不会再有人 达到休谟的完美。 ◎　休谟认为因果关系来自对习惯的联想；理性主义则坚持原因与结果相关联。 休谟的因果论是我们必须考察的另一个主要问题。理性主义者认 为，因果联系是事物与生俱来的某种内在特征。例如斯宾诺莎就认 为，如果以一种充分的方式来考虑事物，那么就有可能通过演绎表明 一切现象都必有其因果关系，尽管通常人们认为只有上帝才能具有这 样的想像力。按照休谟的理论，这样的因果关系是不可知的，他所持 的正是在批判人格同一性时所提出的理由。这种错误观点的根源就在 于，我们倾向于把某种序列中理念间的必然联系归于这种因果关系的 本质。现在，理念间的联系产生于联想，而联想则是由三种关系（相 似性、时空衔接性和因果关系）导致的。休谟把这些关系称为哲学关 系，因为它们在理念的比较中发挥了作用。在某些方面，它们与洛克 的反思理念是一致的。前面说过，当心灵对自身内容进行比较的时 候，这种理念就产生了。在一定程度上，相似性绝不会介入所有的哲 学关系，因为没有相似性，就不可能有比较。休谟把这些关系细分为 七种类型，即相似性、同一性、时空关系、数的关系、品质等级、对 立性和因果关系。他特别挑出了同一性、时空关系和因果三种关系， 并指出另外四种关系仅仅依赖于被比较的理念。比如，数的关系在一 个给定的几何图形中，只能依赖于该图形的理念。他还认为只有这四 种关系才能产生知识的确定性。但对于同一性、时空关系和因果关 系，我们就无法进行抽象推理，而必须依靠感官经验。其中惟一真正 具有推理作用的是因果关系，另外两种关系都要依存于它。某个客体 的同一性必须根据因果原则来推知，时空关系也是这样。这里需要注 意的是，休谟常常不经意地陷入有关客体的一般说法中去，这时他的 理论就要十分严格地迫使他只提及理念。 接着，休谟对如何从经验中得出因果关系进行了心理学阐释。假 如两个给定种类的客体在感官知觉中出现恒定的联系，那么就会产生 一种心灵习惯，从而使我们联想到由印象产生的两个理念。当这一习 惯足够强烈时，一个客体的现象（在感觉中仅仅是现象）就会在心灵 中引发两个理念的联想，对于这种联想来说，不存在任何确定或必然 的东西，因此，可以说因果关系就是一种心灵的习惯。但是休谟的论 述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因为我们在前面看到，他说联想本身产生于因 果关系，而在这里却又用联想来解释因果关系。但联想主义者的原则 作为心灵习惯如何形成的一种解释，却是一种有用的心理学解释，并 且一直具有非常大的影响。 ◎　理性主义 对休谟来说，确实不可以提及心灵习惯或心灵倾向，至少不可以 提到它们的形成。因为正如我们所知，在他的严格意义上，心灵仅仅 是具有接续性的感知。所以，不可能有任何东西发展成为习惯，也不 能说一系列感知实际上发展了某些形式，因为勉强的陈述意味着令人 费解，除非我们能够多少使这种陈述看起来不完全像某种巧合。现 在，有一点显然是正确的，正如理性主义者所要求的那样，因果的必 然联系不能从休谟的认识论中杜撰出来。因为无论我们所面临的（客 体）联系是多么恒定和有规律，我们都始终不能说：在一系列的印象 之上产生了必然的印象，因而我们不可能认为必须有一个必然性理 念。但由于有些理性主义者倾向于别的想法，因此一定有某种心理作 用误导了他们，心灵习惯恰巧就趁虚而入了。我们是如此地习惯于从 经验中看到原因产生相应的结果，以至于我们最终一味地相信必然如 此。如果我们接受了休谟的经验主义，那么最后这一步是不可能得到 证明的。 ◎　怀疑主义 通过制定一些“判断因果的规则”，休谟结束了对因果关系的讨 论。他在这里提前一百年展望了J.S.穆勒的归纳法准则。休谟在制定 规则之前，回顾了因果关系的主要特征。“一切都能导致一切”，他 这样说，以此来提醒我们不存在必然联系这类东西。规则一共八条， 一是“因果必须具有时空邻近性”；二是“原因必先于结果”；三是 因果之间必定有恒定的联系。后面这几条则预示了穆勒的准则。他在 第四条中告诉我们，同样的原因总是产生同样的结果，而且这一原则 是从经验中来的；第五条指出，如果不同的原因能够产生同样的结 果，那么这些原因一定具有某个共同点；我们也可以推出第六条，不 同的结果表明了不同的原因。剩下的两条我们就不必在这里讨论了。 最后，休谟的认识论导致了某种怀疑论立场。我们在前面已经看 到，古代的怀疑论者是那些反对创立形而上学体系的人。我们绝不能 根据他们之后的通俗意义来理解“怀疑论者”这个术语，“怀疑论 者”的通俗含义是指某种经常性的犹豫不决，而其希腊文原意是指一 个谨慎的探索者，凡是在体系创立者们觉得自己找到了答案的地方， 怀疑论者却不敢肯定，而是继续观望。随着时间的流逝，使他们出名 的并不是他们的继续研究，而是他们的缺乏信心。从这个意义上看， 休谟的哲学就是怀疑论的，因为他像怀疑论者一样得出了如下结论：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觉得毋庸置疑的明确事物，都得不到任何方式的证 明。当然，我们绝不能以为怀疑论者在面临生活中的现实问题时，也 是瞻前顾后，下不了决心。在阐述了怀疑论立场之后，休谟明确指 出，这并不影响一个人的日常追求。“假如有人在这里问我，我是否 真诚地同意这个我曾费尽心机向人灌输的论点，我是否真的也是一名 怀疑论者，认为一切都无法确定，我们对于任何事务的判断都不存在 真理或谬误。那么我将告诉他，这个问题纯粹是多余的，无论是我还 是任何别的人，都不会永远忠实如一地持有那种见解。自然凭着某种 无法阻挡的绝对必然性，已经决定了我们既要去呼吸、感觉，又要去 判断……无论是谁热衷于批判这种彻底怀疑论的不足，实际上都是在 进行没有对手的论战……” 关于洛克提出的理念学说，休谟坚定地表明了这种理论最终会把 我们引向何处。一旦离开了这一点，就无法再遵循这些路线。如果有 人认为我们通常提到因果关系时，并不是指（我们的确是指）休谟所 说的那种关系，那么就必须找到一个新的起点。可以肯定的是，无论 科学家还是普通人，都不会仅凭恒定的联系来思考因果关系。对此， 休谟的回答可能是：如果他们另有所指，那么他们就全错了。然而在 这里，他可能过分彻底地排斥了理性主义学说。正如我们在讨论斯宾 诺莎时所看到的那样，对科学家的实际工作进行了更好的描述的，恰 恰就是理性主义本身。科学的目的在于通过演绎体系来揭示因果关 系，而在演绎体系中，结果是由原因引起的，正如一个有效论证的结 论源于它的必然性前提一样。但是对于前提本身来说，休谟的批判仍 然是正确的。对此，我们应该保持某种探索或怀疑的态度。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休谟主要对人的科学感兴趣，在此，怀疑论 立场导致了伦理学和宗教领域的剧烈变革。因为我们一旦证实了自己 无法认知必然的联系，即使用理性论证来证明伦理学原理，道德的力 量也必定受到削弱。现在，伦理学的基础虽然已经变得不如休谟的因 果关系本身那么牢靠，但根据休谟自己的说法，在实践中，我们当然 可以自由地采纳自己所愿意采纳的任何观点，尽管我们不能证明它。

    第九章 启蒙运动与浪漫主义

     不列颠经验主义运动的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对那些遵从不同传 统的人持普遍的宽容态度。因此，洛克坚持要一视同仁地予以宽容， 哪怕是对信奉“教皇至上”的信徒们也应该如此。尽管休谟嘲笑一般 的宗教，尤其是罗马天主教，但他却反对容易导致镇压的“宗教狂 热”。这种普遍的开明态度逐渐成了当时学术氛围的特征。在18世 纪，它首先在法国，而后又在德国站住了脚。启蒙运动或后来德国人 所谓的“Aufk-Larung”（启蒙思想），并非一直与哲学思想的某个特 殊学派有关，实际上它是十六七世纪没完没了的宗教血腥冲突的产 物。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洛克和斯宾诺莎都采纳了宗教宽容的原 则。同时，这种关于信仰问题的新态度还产生了深远的政治影响，因 为它必然会抵制一切领域的任意权威，神授君权是不可能赞同这种自 由观点的。在英国，政治斗争在17世纪末已经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由此导致的宪法实际上并不民主，但它却摆脱了其他地方贵族统治所 具有的某些无法无天的特征，因而也就不大可能发生激烈的动乱。而 在法国，情况则完全不同，启蒙力量已经为1789年的大革命作了大量 的准备工作。在德国，启蒙运动几乎仍是一个智力复苏的问题。“三 十年战争”以后，德国只是在逐步振兴，它在文化方面受到法国的支 配。直到普鲁士在腓特烈大帝的统治下得以兴起以及18世纪后半叶的 文学得以复兴，德国才开始摆脱对法国文化的依附。 ◎　1794年，卢梭被尊为神圣：人们将他的遗体送往先贤祠。 启蒙运动还与科学知识的传播紧密相关。在过去按照亚里士多德 和教会的权威把许多东西视为理所当然的地方，现在遵从科学家的观 点已经成了时尚。就像在宗教领域，新教已经产生了每个人都应该独 立判断的思想一样，现在在科学领域，人们也必须亲自考察自然，而 不应该再盲从那些陈腐学说的权威。西欧的生活正被科学探究的结果 改变着。在法国，大革命最终粉碎了旧有的制度，而18世纪的德国大 体上还被“仁慈的”暴政约束着。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有言论自由的 存在，尽管它绝不是想说就说，普鲁士（如果去掉其军事性质）或许 就是最好的国家范例。无论如何，某种形式的自由主义已开始在知识 界发展起来，腓特烈大帝自称是国家的第一公仆，他允许在自己的国 家里，人人都可以按自己的方式获得拯救。 ◎　在法国，旧的制度最终被大革命粉碎。 启蒙运动主要是重新评估了独立的思考，从字面上看，它主要是 为了传播光明，消除过去普遍的黑暗。人们可以凭着强烈的献身精神 致力于这种运动，但它并没有因此成为崇尚激情的生活方式。同时， 人们还感受到了另一种对立的影响，即更为猛烈的浪漫主义力量。 在某些方面，浪漫主义运动与启蒙运动的关系使人联想到狄奥尼 索斯倾向与阿波罗倾向的对比。其来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人的某些理 想化观念，这一观念曾经在文艺复兴中再次出现过。在18世纪，法国 浪漫主义运动反对理性主义思想家冷静、超然、客观的态度，逐渐转 化成了对情感的崇尚。自霍布斯起，理性主义者曾经试图建立和维持 社会的政治稳定，而浪漫主义者却提倡一种有风险的生活。他们不求 安稳，向往历险；他们唾弃舒适与安全的生活，认为那是一种堕落； 他们坚持认为，朝不保夕的生活方式在理论上无论如何也是一种更高 贵的东西，并由此对贫苦农民产生了理想化的概念，认为农民虽然靠 小块田地得以勉强维持贫穷的生活，但却得到了补偿，也就是摆脱了 都市文明的束缚和腐蚀。他们把接近自然看做一种独特的美德，在这 里受到赞美的这种贫穷生活，实际上就是田园生活。早期浪漫主义者 诅咒工业主义，的确，工业革命产生了社会和物质两方面的丑恶后 果。在其后的几十年里，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人们逐渐对工业无 产阶级有了某种浪漫主义的看法。从那以后，产业工人正义的抱怨得 到了伸张，关于“工人”的浪漫主义观点至今仍留在政治学中。 与浪漫主义运动有关的还有国家主义的复苏。科学与哲学的伟大 尝试基本上不带什么国家感情。启蒙运动并不了解这类政治界线，即 使在意大利和西班牙这样的国家，启蒙运动也不可能和天主教一同兴 旺。另一方面，浪漫主义却加剧了国与国之间的差异，并且鼓励神秘 的国家概念，这是霍布斯《利维坦》一书不曾预料到的一个必然结 果。国家逐渐被当做一个放大了的人，而且具有某种自己的意志，后 来，导致了1789年大革命的各种势力都受到了这种新国家主义的支 配。英国由于幸运地拥有天然边界，能够在极为宽松的环境里获得某 种国家感，它自己的地位在事态的变化中似乎是牢不可破的；而年轻 的法兰西共和国则是四面受敌，也就不可能地发展出如此自然的国家 信念；德国的领土已被拿破仑的帝国军队吞并，当然就更不具备这样 的国家意识了。国家感情的迸发激起了1813年的解放战争，普鲁士成 了德国的国家主义振兴之地。有意思的是，一些伟大的德国诗人预见 到了这种国家主义将会导致灾难性后果。 浪漫主义者抛弃了功利原则，而遵循美学标准。凡是他们的思想 所及，无论是行为、道德还是经济问题，美学标准都得到了运用。自 然中的事物，为他们所认可的正是那种壮烈的美。在他们眼里，新兴 中产阶级的生活太沉闷，而且受到了残缺惯例的禁锢。他们的这类说 法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如果说我们今天的观念更为宽容的话，那么 这正是那些公然蔑视既定习俗的浪漫主义叛逆者的功劳。 在哲学领域，浪漫主义产生了两种相反的影响。首先，它过分强 调了理性和虔诚的希望，即我们只要对眼前的问题稍微用点心，一切 困难就会一劳永逸地解决。17世纪的思想家并不具有这种浪漫理性主 义，但它却出现在德国唯心主义者和后来的马克思哲学里。功利主义 者也具有这一特色，他们设想人在理论上有无限的可教育性，但这显 然是不对的。一般说来，乌托邦概念不论是纯思想的，还是关于社会 问题的，都是浪漫理性主义的典型产物。而另一方面，过低地评价理 性同样是浪漫主义的一种表现。这种非理性主义的态度（臭名远扬的 一个品种或许就是存在主义）在某些方面是对工业社会日益侵犯个人 自由的一种反抗。 ◎　拜伦 浪漫主义首先得到了诗人的支持。最著名的浪漫主义者可能要算 拜伦了。在这里，我们发现了构成彻底浪漫主义的全部要素：叛逆、 反抗、蔑视陈规陋习、做事不顾后果和高贵的行为。为了希腊的自由 事业而死在了密索隆奇沼泽地，这是最伟大的浪漫主义姿态。拜伦影 响了后来的德国和法国浪漫主义诗歌。俄国诗人莱蒙托夫也自称是他 的门徒。意大利也有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即莱奥帕迪，他的作 品反映了19世纪初意大利令人绝望的压抑状态。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 的伟大丰碑是由法国的一群作家和科学家编纂而成的百科全书。这些 人有意识地背弃了宗教和形而上学，而在科学中寻找新的知识动力， 他们通过搜集整理当时所有的科学知识，汇编成了这部浩瀚的巨著 （不仅要按照字母顺序记载知识，而且要论述研究世界的科学方 法），这些作家希望在反对既定权威愚民政策的斗争中产生一种强有 力的工具。18世纪法国绝大多数著名的文学家和科学家都对这一事业 有所贡献，其中两位尤其值得一提。达兰贝（1717～1783）也许作为 数学家最有名，他的名字命名了理论力学中的一条重要原理。但他是 一位对哲学和文学怀有广泛兴趣的人，除了其他贡献，百科全书的导 论尤其要归功于他。狄德罗（1713～1784）承担了大部分的编辑工 作，他是一位涉及多种学科的作家，并且摈弃了宗教的一切传统形 式。 不过从广义上看，百科全书派并不是非宗教的，狄德罗就持有近 似于斯宾诺莎的泛神论观点。对百科全书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伏尔泰 （1694～1778）曾经说过，假如上帝不存在，那我们就必须创造一 个。的确，他强烈反对制度化的基督教，但同时又真的相信，假如人 们过着善的生活，那么某种超自然力量的目标就可以实现。这是某种 形式的裴拉鸠斯主义（不依附于任何常规和惯例）。同时，他还嘲笑 了莱布尼茨的观点，即我们的世界是一切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他认 为罪恶是一种必须与之斗争的实在物，因此，他与传统宗教进行了激 烈而艰难的斗争。 ◎　达兰贝 在否定宗教方面，法国的唯物主义者们更极端。他们的学说是对 笛卡尔实体论的发展。我们知道，在心灵和物质的研究上，偶因论原 理实际上已经使这一学说成为多余，因为心灵和物质这两个领域严格 按照平行的方式运转，我们可以省略其中的一个。拉梅特里的《人是 机器》是对唯物主义学说最好的解释。拉梅特里抛弃了笛卡尔的二元 论，只允许一种实体的存在，就是物质。但这种物质并不具有早期机 械论所认定的惰性，相反，它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运动，并且不需要 什么原动力，上帝只是后来的拉普拉斯所说的一个“不必要的假 设”。按照这种观点，精神就是物质世界的一种功能。这一理论与莱 布尼茨的“单子论”有一些联系，尽管它认为只有一个实体，而莱布 尼茨则认为单子的数量是无限多。然而把单子看做“灵魂”的观点却 很像物质时刻具有心灵般的作用的概念。顺便说一句，马克思“精神 是肉体组织的副产品”的理论正是从这一源泉中推导出来的。 唯物主义者在这个理论的基础上，坚持了鲜明的无神论立场，任 何形式的宗教都被认为是致命的、蓄意的谬误，统治者和僧侣们为了 自身的利益，就大力宣扬和鼓励宗教信仰，因为愚昧无知的人更容易 控制。当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时，他也要在这里感激唯物 主义者。唯物主义者希望通过揭穿宗教和形而上学的玄想，指出一条 科学和理性的道路，以便引导人类进入人间天堂。百科全书派也持有 这样的观点，并且再次启发了马克思的空想社会主义。然而他们在这 方面，全都受到了浪漫主义幻觉的支配。 虽然对生活采取一种开明的态度，的确有助于我们找到克服困难 的适当措施，但是在现世，要想找到一个永久性解决所有问题的终极 办法，显然是不可能的。所有这些思想家都有一个相似之处，那就是 强调了理性的卓越性。在宗教统治被法国大革命瓦解了之后，理性就 被抬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且还专门为它设立了一个节日。这实际 上是对理性的一种神化。但同时，大革命又在某些问题上对理性缺乏 尊重。在恐怖时期，“近代化学之父”拉瓦锡受到了革命法庭的审 判。他曾经是一名包税人，事实上他提出的一些财政改革意见还是有 价值的。但他作为旧秩序的一名官吏，被认为犯下了反对人民的罪 行。当有人强烈声明他是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时，法庭的回答是共和 国不需要科学家。于是，拉瓦锡被送上了断头台。 ◎　让·雅各·卢梭 大百科全书在某些方面，堪称18世纪启蒙运动的象征。它强调冷 静而理性的探讨，旨在为人类开辟更为幸福的新前景。这一时期，与 理性相对立的浪漫主义运动也得到了发展。浪漫主义的一个主要代表 人物是让·雅各·卢梭（1712～1778）。严格地说，他不能算一位哲 学家。也许他的政治理论和教育著作应当除外，通过这些方面的工作 和大量的文学活动，他对后来的浪漫主义运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我们在卢梭的《忏悔录》中找到了关于他生平的记载，尽管这本 书的叙述因其“诗人般的”随意而多少有些不真实。卢梭生于日内 瓦，是加尔文教徒的后裔。他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双亲，由一位姑母 抚养长大。自12岁离开学校起，他尝试过很多不同的职业，但都不喜 欢。16岁那年，他离家出走了。在都灵，他改信了天主教。作为谋生 的权宜之计，他一度坚持了这一信仰，并依附于一位贵妇人，但这位 夫人三个月之后就去世了，他的生活又一次陷入了窘迫。就在这时 候，发生了一件著名的小事，这件事表明了一个完全感情用事者的伦 理观：有人在卢梭那里发现了一条从主人那里偷来的丝带，卢梭却说 丝带是一个女仆给他的，于是那个女仆立刻因偷窃而受到了惩罚。后 来，卢梭在《忏悔录》中告诉我们，是他自己出于对女仆的爱慕而偷 了那条丝带。当人们要求他做出解释时，他首先想到的是这位女仆。 卢梭对自己所作的伪证没有任何悔恨的暗示，他的理由可能是自己这 样做并无恶意。 后来，他又投靠了同样改信了天主教的德·华伦夫人。这位贵妇 人比年轻的流浪汉卢梭要大许多，她同时充当了母亲与情妇两种角 色，卢梭在她家里住了十年之久。1743年，他做了法国驻威尼斯大使 的秘书，但由于领不到薪水而辞了职。大约1745年，他在巴黎邂逅了 女仆黛蕾丝·勒·瓦色，随后就娶了她为妻，但他时时又与别的女人 有染。瓦色为他生的五个孩子都被送进了育婴所。我们不清楚他为什 么会爱上这位女佣，她贫穷、丑陋、无知，而且很不诚实，但似乎正 是她的缺陷使卢梭产生了优越感。 卢梭在1750年之前，还不能算一位名作家。就在这一年，狄戎学 院以艺术与科学是否有益于人类为题，举办了一次论文大赛，卢梭作 为反方，以其精彩的论证获了奖。他坚持认为文化教给人们各种非自 然的需求，并使人们受到这些需求限制。他赞同斯巴达，反对雅典。 科学遭到了他的诅咒，因为它产生于卑劣的动机。他认为文明人是腐 化的，只有高尚的未开化者才具有真正的德行。卢梭在1754年出版的 《论不平等》一书中进一步发展了这些观点。第二年，他送了一本给 伏尔泰，后者对他进行了大肆嘲讽，这种轻蔑终于使他们发生了争 执。 1754年，已经成名的卢梭应邀回到了故乡日内瓦，为了获得公民 资格，他重新皈依了加尔文教。1762年，他的《爱弥儿》和《社会契 约论》问世。前者论述了教育问题，后者含有他的政治理论。然而两 本书都遭到了谴责，因为《爱弥儿》对自然宗教的解释导致了所有宗 教团体的不快，《社会契约论》则具有民主倾向。卢梭先是逃亡到了 当时隶属于普鲁士的纳沙泰尔，后来又到了英国，并在那里遇到了休 谟，还获得了乔治三世的一笔年金。但最后，他和所有的人都闹翻 了，还渐渐患上了迫害幻想症。回到巴黎之后，卢梭在贫困中度过了 余生。 反对理性，维护感情，卢梭的这种态度极大地影响了浪漫主义运 动。除了其他方面，它还使新教神学走上了一条明显不同于托马斯学 说的新道路，后者继承了古代哲学传统。关于新教，卢梭的观点免去 了上帝存在的证明，并且认为即使不求助于理性，这种信息也会从心 底涌起。在伦理学方面，卢梭同样坚决主张我们的自然感情朝着正确 的方向，而理性则会将我们引入歧途。这种浪漫主义的学说自然是与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及经院哲学完全对立的。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理 论，因为它的随意性太强，简直是在鼓励任何行为，只要这种行为有 当事人的感情支持就行了。对自然宗教的说明只是《爱弥儿》的一个 插曲，题目为“一个萨瓦牧师的忏悔”。从某种角度看，源自卢梭的 新感伤主义神学是不可置疑的，因为它一开始就以奥卡姆的方式抛弃 了理性。 《社会契约论》的风格完全不同。在这本书里，卢梭达到了他理 论的巅峰。人们一旦把权利交付给了整个社会，他们就会丧失所有的 个人自由。的确，卢梭也允许存在某些保护性措施，认为个人可以保 留某些自然权利，但这取决于不可靠的假设，即统治者事实上始终尊 重这些权利。统治者的权威是至高无上的，他的意志就是“普遍意 志”，这是一种合成的裁决，对于那些可能持不同意见的个人同样有 强制力。 卢梭的很多观点都建立在普遍意志概念上，遗憾的是，他阐述得 并不是很清楚。这一概念似乎是指除了相互冲突的个人利益，剩下的 就是全体的人共享的“自身”利益。但卢梭并没有继续探究下去，直 到得出最后的结论。一个遵循这一方向、尤其是怀有政治经济目的的 国家，将被迫禁止一切形式的民间组织，这样一来，就具备了某种极 权主义制度的全部要素。对于这一点，卢梭似乎也不是毫无觉察，但 他却没有指出怎样才能避免这种后果。至于他所讨论的民主主义，我 们应该这样来理解，他考虑的是古代城邦，而不是代议制政府。当 然，那些最早反对卢梭学说的人以及后来的革命领袖们（尽管支持该 学说）都曲解了这本书。 我们知道，在笛卡尔之后，欧洲哲学出现了两个不同的发展方 向。一个是大陆哲学的各种理性主义体系，另一个是总体上的不列颠 经验主义，两者都是关注个人经验的主观主义哲学。洛克曾为自己定 下一个任务，即为搞清人的心灵范围而进行初步的探索。而休谟则极 为明确地提出了怎样解释关系的大问题，休谟的答案是，我们养成的 某些习惯使得我们看到了事物之间的联系。严格地说，即便如此也超 出了休谟可以陈述的范围，但这种陈述还是暗示了解决困难的某种可 能的方式。正是由于读了休谟的书，康德才从教条主义的昏睡中清醒 过来，他把休谟所说的习惯提高到了某种理性原则的高度，从而轻易 地解决了休谟的问题，尽管他很自然地又陷入了自己的一些新的困境 当中。 ◎　伊曼努尔·康德 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生于东普鲁士的柯尼斯堡，他一 生从未远离过该城。早年的教育使他保持了虔信派的特征，这个特征 不仅影响了他的生活方式，而且影响了其伦理学创作。康德曾在柯尼 斯堡大学就读，刚开始学习神学，而最终转向了哲学，并从中得到了 真正的乐趣。有一个时期，他为了谋生而做了地主贵族子弟的私人导 师，直到1755年获得柯尼斯堡大学的讲师职位为止。1770年，他晋升 为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教授，并担任这一职务直到去世。康德过的虽然 不是苛严的苦行生活，但还是非常地自律和勤勉。他的生活是如此的 有规律，以至于市民们常常以他路过的时间来对表。他身体不算强 壮，但也没什么病，原因就是生活有规律。同时，他还非常健谈，总 是在各种社交集会上受到人们的欢迎。在政治上，康德完全接受了启 蒙运动传统，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他在宗教上坚持一种非正统的新教 立场。他还支持法国大革命和共和国原则。他虽然一生都不富有，但 却以自己伟大的哲学著作而声名卓著。康德晚年时已经心力衰竭，但 柯尼斯堡人仍然以他为荣。他去世后，人们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他所获得的这种荣誉的确很少有其他哲学家获得过。 康德著作涵盖很广泛的内容，他曾在某些时候讲授过所有这些问 题。在这里，我们要特别关注康德的批判哲学。批判性问题最初是由 洛克提出来讨论的，他的愿望是扫净地面，打下基础。但是在洛克之 后，理念的方式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休谟的怀疑主义。在这方面，康德 发动了一场他所谓的哥白尼革命。和休谟不同，他并没有试图用经验 来解释概念，而是一开始就用概念来解释经验。从某种意义上，我们 可以说康德哲学在不列颠经验主义的极端立场和笛卡尔理性主义的先 天原则之间保持了某种平衡。康德的理论十分复杂，令人费解，而且 很多地方值得怀疑，但是，如果我们要想理解他的学说对后来哲学产 生的巨大影响，那么就必须尽力把握它的总体轮廓。 与休谟及经验主义者一样，康德也认为一切知识都来自经验，不 同的是，他为这一观点加上了一条重要的评论：我们应该把实际产生 知识的东西和这些知识所采取的形式区分开来。因此，虽然知识可以 来自经验，但又不完全来自经验。也就是说，感官经验是产生知识的 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康德可能会认为，知识所采取的形式以 及将经验素材转化为知识的组织原则本身并不来自于经验。他虽然并 没有这么说，但它们显然就是笛卡尔意义上的先天原则。 ◎　伊曼努尔·康德 心灵所提供的理性使经验形成了知识。康德采用了亚里士多德的 术语，把理性的普遍概念称为范畴。由于知识具有命题的性质，所以 这些范畴必须与命题的形式相关联。不过在揭示康德如何推导出范畴 之前，我们先来探讨一下有关命题分类的重要问题。追随莱布尼茨的 康德坚持了传统的亚里士多德主谓逻辑。他真的以为自己的逻辑是完 整的，不必再作进一步的完善了。这样，所有的命题就可以分为两 类，一类是主语已经包含谓语，另一类则不包含。“所有物体都具有 广延性”就属于前一类，因为它涉及物体如何被定义。这类命题被称 为分析命题，它们只解释词语。而“所有物体都有重量”则属于后一 类，因为物体概念本身并不包括重量概念。这是一个综合命题，它可 以被否定而不会导致自相矛盾。康德在提出这一命题区分方式的同 时，还提出了另一种分类标准。他把原则上独立于经验的知识称为 “先验的”，而把其他所有来自于经验的知识称为“后验的”。关键 在于，这两种分类彼此交叉。康德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脱离经验主义 者的困境的，而后者，比如休谟，可能曾经混淆了这两种分类。 分析命题涵盖了先验知识，而综合命题则与后验知识相关。的 确，康德承认前者，但同时又坚持存在着先验的综合命题。《纯粹理 性批判》一书的主旨就是要确定先验的综合命题怎样才有可能存在。 具体地说，康德在这里竭力想要证明的是纯粹数学的可能性，因为按 他的说法，数学命题就是先验的综合命题。他讨论的例子就是一道算 术题：5＋7。这个例子无疑是来自柏拉图的《泰阿泰德篇》，该篇用 的也是同样的数字。5＋7＝12这个命题就是先验的，因为它并不来自 经验，但同时它又是综合的，因为“12”这个概念并不包含在“5”、 “7”和“10”的概念之内。以此为根据，康德坚持认为数学是先验综 合的。另一个重要例子就是因果论原则；休谟的解释在“必然联系” 这道障碍面前出了差错，因为根据印象和理念的理论，必然联系是不 可能的。对康德来说，因果论就是一种先验的综合原则。之所以称它 为先验的，只是为了强调休谟的观点，即它不可能来自经验。但康德 并没有把它说成是某种外在的条件性习惯，而是把它看做一种认识原 则。它之所以是综合的，是因为我们可以否定它，又不至于陷入语言 上的自相矛盾。正如我们稍后将了解到的那样，它是一种先验的综合 原则，知识离开了它，就会被认为是不可能的。 现在，我们可以转向康德的范畴论了。范畴不是数学概念，而是 先验的认知概念，如前所示，它们只能在命题的形式中发现。如果我 们接受了康德的逻辑观，那么范畴的一览表似乎就自然地随之而来 了。康德的确认为自己找到了一种推导范畴完整名单的方法。首先， 他对命题的某些传统形式特征作了区分，如数量、品质、关系和模 态。对于数量，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逻辑家们已经发现了全称命题、 特称命题和单称命题。与此相对应的是单一性范畴、多样性范畴和全 体性范畴。一个命题的品质可以是肯定的，也可以是否定的和限定 的，与此对应的分别是范畴的实在性、否定性和限制性。在关系特征 方面，我们可以把命题分成定言、假言和选言三类，相对应的则是实 体和偶性范畴、原因和结果范畴、相互作用范畴。最后，命题根据其 模态可分为盖然命题、实然命题和必然命题三种，与此相对应的是可 能性与非可能性范畴、存在性与非存在性范畴、必然性与偶然性范 畴。 在这里，我们即使不去考察康德的演绎细节，也不难看出，康德 的范畴表并不像他所想像的那么完整，因为它依赖了一些狭隘的逻辑 观点。不过，这种并非来自经验，却又在经验领域发挥作用的“一般 概念”的见解还是颇具哲学趣味的。它对休谟的问题给出了一种答 案，尽管康德的说明也许并不能为人们所接受。 从形式化思索中演绎出范畴一览表之后，康德继续指出：假如没 有范畴，就不可能有任何可交流的经验。因此，在感官印象转化为知 识之前，我们必须通过知性活动，以某种方式来整理或综合这些印 象。我们在这里探讨的是认识论问题，为了解释康德的观点，就必须 了解他的术语用法。他说认识的过程一方面涉及感官，另一方面涉及 知性，感官只是受到来自外界的经验的冲击，而知性则把这些感觉因 素组合起来。后来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表示，应该把知性与理性区分开 来。他认为理性使人们联合，而知性则使人们分离。可以说，人都是 理性的，或者都具有理性，从这个意义上看，人人都是平等的；而在 知性方面，人们却是不平等的，因为知性是能动的智力，谁都知道， 人们在这种智力方面的确是有高有低的。 为了以一种可以在判断中系统阐释的方式来获得经验，就必须用 到康德所谓的知觉统一性。显然，光有休谟彼此分离的印象是不够 的，无论它们具有多高的接续性。康德肯定了某种连续性，以取代经 验主义“感官经验”的断续性。根据康德的观点，如果不通过范畴的 架构，我们就不可能获得任何永恒事物的经验，因此，范畴发挥作用 就是这些经验的一个必备条件。的确，范畴不是一个充分条件，因为 感官也必须发挥作用。不过范畴也参与了进来，这样一来，康德似乎 想否认纯粹经验（仅仅是被动地接受印象）的可能性，除非我们真的 涉及了不可言传的意识流。 康德认为空间和时间是两个先验的特殊概念，分别属于外部感官 和内部感官的纯粹直觉。他对这些问题的论述非常复杂，而且在总体 上，其论证也不大有说服力。这一理论的主要观点似乎是：假如离开 了先验的时空概念，就不可能有经验。在这里，空间和时间有点近似 于范畴。经验因此而受到了先验概念的影响，但产生经验的东西仍然 受心灵之外事物的制约。康德把经验的这些源头叫做“物自体”或 “本体”，这和表象或现象是相对立的。按照康德的理论，我们不可 能体验到一个物自体，因为一切经验都是与空间、时间和范畴同时发 生的。我们顶多可以推断某些东西来自假定的外部印象源泉。但严格 地说，即使这样也是不可能的，因为缺乏独立的方式来证实这些源泉 的存在。即使能，我们也还是不能说它们正在使我们产生感官印象。 因为，在谈到因果关系时，我们已经处于先验性概念（正在知性内部 发挥作用）的网络之中了。在此，我们又一次面临了洛克的困难。因 为，正如洛克不该按照自己的理论说外部世界产生了感觉理念一样， 康德也没有权力说本体产生了现象。 处于时空之外的物自体是形而上学的一部分内容。尽管它是一种 有点主观的认识论，但却保证了我们可以避开怀疑论，并承认某种至 少是主观的经验领域。康德不得不持这种立场，因为他不承认时空的 独立存在。一旦把这两者从先验性概念的名单中删除，物自体就成了 多余的东西。这一点当然可以做得到，也不会危及康德的范畴论。但 总的说来，康德需要物自体还有另一个理由。我们即将讨论他的伦理 学，其中就包含了这个理由的线索。同时，我们还必须注意到，物自 体完全处在了先验性概念和原则的范围之外。投机地运用这些概念的 危险之一就是我们可能逾越其适用范围，先验性概念的界限也就是经 验领域的界限。如果我们再进行下去，那么就会陷入徒劳的形而上学 和“辩证法”之中，在康德眼里，辩证法是带有贬义的。 《纯粹理性批判》只讨论了我们必须解决的三个主要问题中的一 个。它为“认知力”设定了限度，却没有论及“意志力”和他所谓的 “判断力”。前者属于伦理学范围，《实践理性批判》对它进行了探 讨。而“判断力”的含义是去评价目的或结果，它是《判断力批判》 一书的主题，我们在这里就不作考察了。但我们必须简要地考察一下 康德的伦理学理论，《实践理性批判》和《道德形而上学》两本书都 讨论了这一理论。 ◎　伊曼努尔·康德　邮票 意志力所致的行动是实践性的，而认知力的过程则是理论性的， 两者形成了对比。我们必须按希腊文原义来理解这里的“理论”和 “实践”，它们分别表示“看”与“做”。实践理性的基本问题是： 我们应当怎样去做？在这里，康德还提出了一些革命性的东西。如果 说伦理学历来都假定意志受外部影响支配的话，那么康德就设想意志 为自身确定了法则。从这个意义上，意志就可以被说成自治的东西。 如果我们想要找到行动的一般性原则，却又去寻找外部目标或原因， 那么这个愿望就无法实现，相反，如果要揭示康德所谓的道德法则， 我们就必须在自身寻找答案。但是，这种道德法则显然不可能包括具 体的条款，它不可能告诉我们在任何既定的情形下应当如何去做，因 为根据自治的原则，这正是我们必须避免的。这样一来，就只剩下了 一种缺乏经验内容的纯形式的原则，康德把这种原则叫做“绝对规 则”。这里还有另一种混合的概念，在理性的实际运用中，它与理性 的理论运用中的先验假设相对应。在传统的逻辑里，绝对论式和规则 论式是相互排斥的，但康德认为，有些包含着“应该”的陈述可以是 无条件的，这也就是他所谓的“绝对规则”。因而，他下述“绝对规 则”中发现了伦理学的最高原则：行动时始终要使指导自己意志的原 则能够成为普遍规律的基础。这个有点道貌岸然的说法实际上只是一 种浮夸罢了，也就是希望“我对人做了什么，人也对我做什么”，这 是一种否定了特殊辩解的原则。 我们发现，建立在康德伦理学基础之上的“绝对规则”，是一种 形式原则，它本身不属于理论的理性范畴，因为理性是与现象相关 的。由此，康德得出一个结论，由这种“绝对规则”确定的善的意志 必定是本体的。在这里，我们终于看到了本体所发挥的作用。现象遵 从于范畴论，尤其是因果范畴论；而另一方面，本体却不服从这些限 制。康德通过这种方式避开了自由意志对立于确定论的难题。从人属 于现象世界的意义上说，人是由世界的法则所确定的；但人作为一种 道德力量，则是本体的，因而具有自由意志。这种解决方法的确很新 奇，尽管它必然会与“物自体”概念一起崩溃。康德的伦理学在一定 程度上具有加尔文教徒正直而严峻的倾向。很显然，惟一有价值的就 是我们的行动应该受到正确原则的支配。按照这种说法，如果在道义 上应该做，于是我们就喜欢做，这种想法完全成了道德行为的一个障 碍。假如我喜欢我的邻居，于是在他有困难的时候，我就觉得应该帮 助他。按照康德的原则，这是不值得称道的，它简直就是把同样的仁 慈态度延伸到了另一个非常讨厌的人那里。因为事情变成了一系列并 非出于愿望，而是依据伦理原则来履行的令人不快和抑郁的义务。行 动者做事应该出于善的意志，只有善的意志才能称为无条件的善。 我们不能总是受一时冲动的摆布，这当然是十分正确的。很多时 候，我们也确实在按原则办事，即使是违背了自己的初衷。但是，如 果一个人所有的行动都要这样受原则的限制，也是很奇怪的。康德之 所以持这样的观点，可能是因为他基本上过着一种极为理论性的生 活。否则他就可能会发现，在个人感情的领域可能有许多我们可以恰 当地称之为善的东西，而并不存在一切都必须变成普遍规律的问题。 而且，康德的伦理学还容易受到某种更为严厉的批驳。他认为，假如 有价值的是心境和意向，那么你就能够心甘情愿地陷入彻底的困境， 只要你觉得这是你的责任。至于你的行动会带来什么样的痛苦后果， 则是无关紧要的。苏格拉底说过，最大的恶是无知，这句话完全可以 用来告诫那些为这种伦理观辩护的人。 关于“物自体”在伦理上的作用以及进一步的推论，康德在《纯 粹理性批判》中指出，在理论理性的领域，是不可能通过论证来证明 上帝存在的。纯粹理性的思辨活动的确容许了上帝存在的理念，但只 有实践理性才能为这种信念提供依据。实际上，在实践的范围内，我 们不得不接受这个概念，因为离了它，我们就无法进行适当的道德活 动。对康德来说，按照道德的“绝对规则”行事的可能性，实际上就 暗示了上帝的存在。 康德的理论在某种意义上划出了一条让人联想到奥卡姆的分界 线，因为《纯粹理性批判》旨在给知识划出界限，以便为信仰留出余 地。“上帝存在”不能作为一条理论上的真理为人所知，但它却可以 作为一种实用信仰强加于人，而且始终具有理论和实践的意义。但 是，康德的伦理学却不允许他遵从任何宗教教条。因为正如我们所 知，只有道德准则才是真正重要的，各种宗教的具体教义都被错误地 说成是神授的。虽然康德认为基督教是惟一真正符合道德规范的宗 教，但他的宗教观点仍然受到了普鲁士政府的谴责。 1795年出版的小册子《论永久和平》提出了和平和国际合作的观 点，对于康德的时代来说，这同样是激进的。他的主导概念中还包括 了代议制政府和世界联盟。在我们这个时代，最好还是牢记这些观 点。 我们知道，康德的哲学曾对休谟的问题给出了某种答案，但也付 出了接受本体概念的代价。在德国的唯心主义运动中，康德的继承者 们活跃地论证这一概念的缺陷，尽管他们自己在认识论中的发展也存 在着问题。 唯物主义者曾指出过一种避免二元论的方法，他们认为心灵是某 种物质组织的伴随物。另一种可能的观点则完全相反，即在某种意义 上把外部世界视为心灵的产物。假定了本体的康德不愿意走这最后一 步，而费希特却审慎周密地选择了它。 ◎　费希特 费希特（1762～1814）自小家境贫困，他从小学到大学都得到了 某位庇护人的慷慨资助。此后，他靠当私人导师来维持拮据的生活。 当他偶然读到康德的著作时，就立刻去找这位伟大的哲学家。在后者 的帮助下，他发表了一篇有关启示的批判论文。论文一举获得成功， 费希特也因此成了耶拿大学的教授。然而他的宗教观点却不受当局的 欢迎。于是他去了柏林，并在政府中任职。1808年，他发表了一系列 演说，这就是著名的《告德意志国民》，他号召全体德国人团结起来 抵抗拿破仑。这些演说多少带有强烈的德意志国家主义色彩。根据费 希特的观点，“做有骨气的人和做德国人无疑是一回事”。不知他认 为这是一个经验性的事实呢，还是一个恰当的词语定义？如果是前 者，这还是一个有待商榷的问题，如果作为一个定义，似乎就有些离 谱了。 费希特在1810年柏林大学创建的时候，成了该校的教授，并任该 职直到去世。1813年解放战争爆发后，他把自己的学生送到前线去和 法国人作战。他和许多人一样，也曾是法国大革命的支持者，但却反 对拿破仑对革命的破坏。 在政治思想方面，费希特展望了马克思“国家控制生产和分配的 社会主义经济”的概念。但在我们的讨论中，他的“自我”学说更有 哲学趣味。该学说主要是对抗康德的二元论。在某些方面，“自我” 等同于康德的知觉统一性，按照康德的解释，它是一种自治的、能动 的东西，经验世界则是“自我”的一种无意识的投射，费希特称之为 “非我”。他说，正因为投射不是有意识的，所以我们才会误以为自 己受到了外部世界的制约。至于“物自体”，这个问题永远不可能出 现，因为我们所认知的全都是现象。如果说到本体，就会自相矛盾， 就像根据定义去认知不可知的东西一样。投射不仅是无意识的，而且 还是无条件的，因为它不被经验，也不由因果论范畴来认定。作为一 种自由的过程，它源于“自我”的实践和道德本质。在这里，“实 践”一词要按其原义来理解。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激发“自我”的能 动原则才可能发挥作用，以便和“自我”本身的投射达成协调。 这个极具想像力的理论的确避免了二元论的难点。正如我们在后 面将看到的，它是黑格尔主义的先行者。该理论的推论之一就是，肯 定有可能从“自我”中造出一个世界来。谢林就作了首次尝试，他的 《自然哲学》后来启发了黑格尔。 ◎　马克思 ◎　谢林 和黑格尔以及浪漫主义诗人荷尔德林一样，谢林（1775～1854） 的原籍也是斯华比亚。他15岁进入图宾根大学时，和前两位成了朋 友。他所受到的主要哲学影响来自康德和费希特。才华过人、文笔典 雅的谢林，不到23岁就获得了耶拿大学的教授职位。于是，他逐渐结 识了浪漫主义诗人蒂克、诺瓦利斯和施莱格尔两兄弟——弗里德里希 和奥古斯特。奥古斯特曾和蒂克一起将莎士比亚著作译成了德文，他 的妻子和他离婚后又嫁给了谢林，尽管谢林比她小12岁。谢林对科学 有浓厚的兴趣，而且很了解科学的最新进展。25岁之前，他曾出版了 《自然哲学》一书，该书主要是对自然进行了先验性解释。谢林并没 有忽视经验科学的实际地位，但他事后的确认为，肯定有可能从非经 验的普遍原则中演绎出这些结果来。他的这种尝试带有斯宾诺莎理性 主义的色彩，并且结合了费希特的能动性概念。谢林设想自己试图推 导出的先验世界就是能动的，而经验科学的世界则似乎是僵死的。后 来的黑格尔采用了这一方法。对于当代读者来说，对科学问题作这种 玄妙而深入的思辨简直是莫名其妙。在这些论述中有大量空洞的话和 荒唐的细节，再加上别的一些原因，使后来的唯心主义哲学一度落到 了臭名昭著的地步。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谢林本人在晚年也逐渐摈弃了这种哲学思 辨。经历了早年阶段之后，谢林的兴趣已经转向了宗教神秘主义。那 时候他的第一位妻子已经去世，自己又和黑格尔闹翻了。1841年谢林 应邀为法国哲学家维克多·库辛著作的德译本作序时，他借机猛烈抨 击了黑格尔的自然哲学。虽然没有指名道姓，黑格尔也早已亡故，但 谢林的意图是十分清楚的。在这里，谢林强有力地否定了从先验原则 中演绎出经验事实的可能性。至于他是否意识到了这样做不仅破坏了 黑格尔的理论，而且也损害了自己的自然哲学，那就无从知晓了。 在费希特和谢林的著作里，我们都找到了黑格尔后来用于辩证法 的种种形式。在费希特那里，我们看到了“自我”如何承担起战胜 “非我”的使命。而在谢林的自然哲学里，则有着两极对立面及其统 一性的基本概念，这一概念更为明显地预示了辩证法。不过追溯起 来，辩证法的起源还是康德的范畴论一览表，康德解释道，每组范畴 的第三项都是对第一项和第二项的组合，而第一项与第二项又是相互 对立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单一性是多样性的对立面；而全体性 则包含了许多单元，它把前两个概念统一起来了。 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在黑格尔那里获得了它最终的体系。黑格尔从 费希特和早年的谢林那里获得启发之后，构建了一座哲学大厦，尽管 它不那么可靠，但仍然具有趣味性和指导性。另外，黑格尔主义不仅 对德国，而且对英国一个时代的思想家都产生了广泛影响。尤其是在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中，黑格尔哲学得以保留下来，而马 克思为黑格尔哲学的站不住脚提供了一个最好的例证。但从总体上 说，法国并没有追随黑格尔哲学，也许是由于原著过于晦涩，妨碍了 它被翻译成清晰明了的法文。 黑格尔（1770～1831）出生于斯图加特，他和谢林同时就读于图 宾根大学。有一个时期，他一直在当家庭导师。1801年，他和谢林一 起到了耶拿大学。五年后，也就是耶拿战役前夕，黑格尔在这里完成 了《精神现象学》。他在法军得胜前就离开了耶拿，在随后几年里， 他当过编辑，担任过纽伦堡中学的校长，并在那里创作了《逻辑科 学》。1816年，他获得了海德堡大学教授职位，并出版了《哲学全 书》。1818年，他应聘就任柏林大学哲学教授一职，从此就留在了那 里。他对普鲁士极为推崇，他的哲学也就成了官方学说。 ◎　黑格尔 在所有的哲学文献中，黑格尔著作是最难懂的。其原因不仅在于 所论题目的性质，而且在于作者笨拙又晦涩的文风。尽管偶尔也有精 彩的隐喻让人觉得宽慰，但不足以抵消其整体的晦涩。为了尽量理解 黑格尔的目标，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康德对理论和实践所作的区分。从 “实践”一词的原义上说，黑格尔哲学可以说是坚持了实践至上的原 则。由于这个理由，他对历史和人类一切尝试的历史性质极为重视。 至于在康德、费希特和谢林著作中已经有了根基的辩证法，在黑格尔 看来，其合理性和可行性无疑是来自对历史运动所作的考察。尤其是 前苏格拉底哲学的成长似乎就遵循了这种模式，黑格尔把这种方法提 高到了历史解释原则的高度。现在，就辩证进程而言，从两种对立要 求到某种妥协性解决是完全可以说明问题的。黑格尔进一步指出，历 史必须根据这一原则来经历各个阶段。毫无疑问，要做到这一点就只 有去歪曲事实。承认历史事件的模式是一回事，根据这一原则去推论 历史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正如对自然哲学的批判一样，谢林的 批判也适用于这一观点。 在某些方面，辩证法使人回想起苏格拉底竭力追求的“善的形 式”。善的形式相当于黑格尔所谓的“绝对理念”。正如苏格拉底的 辩证法一样，通过推翻特殊假说来最终导致善的形式，黑格尔的辩证 法也要回溯到绝对理念。不论成功与否，《逻辑科学》总算是解释了 这一过程。需要记住的是，黑格尔说逻辑学实际上是形而上学的同义 词，因此在这个主题下，我们看到了关于范畴的一种说明，它们是通 过正、反、合的辩证进程互相构造出来的。这一学说显然受到了康德 范畴论的启发，康德也把“单一性”范畴当做了出发点。此后，黑格 尔就走了自己的路，构筑出了一长串有些随意的范畴，直到提出绝对 理念为止。至此，我们转了一圈后，又回到了单一性问题上来。从某 个角度看，黑格尔把绝对理念当做完整和正确论证的一种保障。实际 上，绝对理念最终成了“单一性”范畴的最高范例，一切差异都在其 中淹没了。 我们理解了导向“绝对理念”的辩证过程，就能够更为全面地把 握这个令人费解的概念。要想用简单的语言来进行解释，不仅黑格尔 做不到，任何人也必然是做不到的。但黑格尔的著作充斥着明显的例 证，他在这里就借用了其中的一个。他所作的比较是：一个人的“绝 对理念”未曾经过辩证的证实；而另一个人正相反。这正如祷告对于 孩子和老人来说具有不同意义一样，虽然他们都在念着同样的句子， 但这些句子在孩子看来只不过是某种喧闹；而对于老人来说，却唤起 了人生历程的回忆。 辩证法原则因此认为绝对理念（辩证进程在这里到达终点）是惟 一的现实。特别是在这方面，黑格尔受了斯宾诺莎的影响。他的推论 是，整体里的片断本身不具有任何现实性或意义，只有当它和整个宇 宙联系起来时，才可能具有意义。看来，我们似乎要冒险接受这个独 特的命题：绝对理念是实在的。只有整体才是真的，任何部分的东西 只具有部分真实性。而在黑格尔的作品里，绝对理念的定义是如此晦 涩，简直像毫无价值一样。但它的主旨却十分的简单明了，在黑格尔 看来，绝对理念即自我思维的理念。 这是一件形而上学的陈列品，它在某些地方相当于亚里士多德的 上帝，是一个隐藏在自身思维中的孤单的、不可知的实体。在别的一 些方面，它也使人联想到斯宾诺莎的上帝，这个上帝等同于宇宙。和 斯宾诺莎一样，黑格尔也抛弃了一切形式的二元论。由于他像费希特 一样，也从心灵入手，因此会采用理念来论述问题。 黑格尔把这种普遍的形而上学理论应用到了历史中。该理论可以 适用于历史的某些普遍模式，这当然并不奇怪，因为黑格尔的辩证法 原则正是从历史中演绎出来的。但是，正如我们前面提到过的那样， 对于事件具体细节的解释是不应该采用这种先验方式的。另外，在历 史中通向“绝对理念”的辩证进程，还为一些赤裸裸的国家主义宣传 提供了机会。在黑格尔时代的普鲁士国家里，历史似乎已经达到了最 终阶段。这就是黑格尔在《历史哲学》里得出的结论，现在看来，这 位辩证法大师的推论未免有些草率和仓促。 同样的论证模式还使得黑格尔赞同用极权主义的方式来组织国 家。根据黑格尔的观点，在历史进程中，精神的发展首先是德意志人 的任务，因为只有他们才能理解自由的普遍范围。这里的自由不是一 个否定性概念，而是指必须和某个法典相联系。我们可以在这一点上 赞同黑格尔，但我们不能像黑格尔那样由此推断，有法律的地方就有 自由。如果是这样，“自由”就成了“守法”的同义词，这与普通人 的观点是相违背的。同时，黑格尔的自由概念中还有一个可贵的暗 示：如果一个人由于不愿意承认砖头比脑袋硬，就习惯性地用脑袋去 撞砖墙，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个人固执，而不能说这就是自由。从这个 意义上说，自由就是去认识世界的本来面目，而不是去幻想或把握必 然性的运动。我们知道，赫拉克利特早已预见了这一观点。不过，当 涉及普鲁士的具体法律时，似乎没有理由可以表明这些法律具有逻辑 上的必然性。为了维护其必然性，只要像黑格尔所赞同的那样，命令 软弱的公民盲从于国家的法令就行了。他的自由就是，要他做什么就 做什么。 ◎　辩证过程：两个对立的命题产生一个综合命题。 历史考察的另一个特征也启发了辩证法，因为它强调了对立势力 之间斗争的一面。像赫拉克利特一样，黑格尔也特别重视冲突。他甚 至指出，战争比和平更有道德上的优越性，如果国家没有对手，那么 人们就会在道德方面变得虚弱和颓废。在这里，黑格尔显然想到了赫 拉克利特的名言：战争乃一切之父。他抛弃了康德的“世界联盟”概 念，也反对维也纳会议产生的神圣同盟。关于政治与历史的全部讨 论，都由于黑格尔对政治史的片面兴趣而受到了歪曲。他在这方面缺 乏维科的广阔视野，维科看到了艺术和科学的重要性。只有从一种狭 隘的政治观点出发，黑格尔才可能得出下述的结论：外来之敌人对于 一个国家的道德健康至关重要。如果把眼光放远一些，人们就会清楚 地发现，在任何一个特定的社会里，公民们都有充分的机会来表现自 己健康的尚武精神。认为国与国之间的争端必须通过战争来解决的观 点隐含了一种假设，即国与国之间不可能达成社会契约，在彼此的交 往中，它们必须顺其自然地崇尚强权。在这个问题上，康德的洞察力 要明显强于黑格尔。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已经证明，战争最终将会导致 世界性的毁灭。这的确是一个极端的辩证法结果，即使是最固执的黑 格尔主义者，也一定会完全认同的。 黑格尔的政治和历史学说非常怪异，实际上也无法和他自己的逻 辑学协调一致。因为辩证过程中出现的“全体性”既不像巴门尼德不 可分的“太一”，也不像斯宾诺莎的上帝或自然，后者认为个体将逐 渐与宇宙同一，并最终融为一体。黑格尔则相反，他采用了有机的整 体性来思考问题，这一概念后来影响到了杜威的哲学。根据这个观 点，个体要通过与整体相联系，才能具有完全的现实性，正如有机体 的各个部分一样。也许有人以为这会导致黑格尔同意国家里有各种各 样的组织存在，但实际上他一个也不容许，国家是高于一切的惟一的 力量。作为一名地道的新教徒，黑格尔自然宣扬国家对于教会的优势 地位，因为这样才能维护教会组织的国家性质。对于罗马教会，先不 说别的，仅凭以下这一点，黑格尔也会反对它：罗马教会是一种国际 性团体（实际上这正是它的主要优势）。同样，黑格尔也反对在社会 内部单独追求有组织的利益，尽管根据他的有机观点，他本来应该欢 迎这类活动的。至于不偏不倚的探索或沉溺于个人爱好，他也是反对 的。可是，比如说，为什么集邮者不可以在俱乐部聚会呢？他们只不 过是为了追求共同的集邮兴趣而已。值得关注的是，官方的马克思主 义学说在这方面也保留了很大程度的黑格尔主义。不知为什么，该学 说认为一切活动都必须直接有助于国家利益。在这种制度下，如果一 个集邮协会不使自己的工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做出贡献的话，那么它的 会员将被粗暴地剥夺集邮或进行任何其他活动的权利。 黑格尔的政治理论在另一个重要方面，与其形而上学并不一致。 对自己辩证法原则的彻底应用原本应该使他明白，反对建立国际组织 是没有根据的，而建立这类组织或许正是康德所提倡的路线。迄今为 止，政治中的“绝对”国家似乎就是普鲁士王国。黑格尔结论的推导 当然是假的，当然，我们不能否认有些人对这一命题深信不疑。虽然 某些相信这类说法的人可能感到安慰，但是宣称它们是理性使然则有 点虚伪了。用这种方式，一个人很容易为世上任何一种偏见和暴行找 到欺骗性的理由。 现在，让我们回到辩证法上来，辩证法的确是黑格尔体系的核心 概念。在前文中，我们已经注意到一个辩证法步骤是如何涉及三个阶 段的。首先必须有一个陈述，然后有一个对立的陈述，最后把两者合 成一个综合陈述。有个简单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例如，一个人可 能提出以下命题：黄金有用。与之相对立的命题则是：黄金无用。那 么可能的综合命题就是：黄金是否有用取决于环境。如果你恰好在牛 津街，有人愿意用三明治来换你的黄金，那么黄金就有用；但是，假 如你带着一袋黄金迷失在撒哈拉大沙漠里，而你需要的是水，那么在 这里黄金就是无用的。因此，我们似乎应该把所处的环境考虑进去。 也许黑格尔并不赞同这个例子，但在这里它却符合我们的要求。现在 的论点是：综合命题变成了一个新命题，同样的辩证过程将重新开 始，由此类推，直到理解了整个宇宙。这就是说，任何事物只有放在 自身一切可能的联系中（即放在整个世界中）来加以考虑，它才能产 生全部的意义。 我想到了几条评论。第一条是关于辩证法的历史内容。以某种妥 协的方式来调整不相容的要求，这样的情况肯定是有的。比如，我可 能不情愿缴纳所得税，而税务当局自然会采取相反的行动，坚持要抽 走税款，最后，我们找到了某种折中的解决办法，以使双方都能在一 定程度上满意。在这方面，从来就没有什么神秘的事物。必须注意的 是，妥协并不源于两种矛盾的要求，而是源于两种相反的要求。我们 应该对这个逻辑论点进行某种解释。如果一个陈述为真，另一个就必 然为假（反之亦然），那么这两个陈述就是矛盾的；但是两个相反的 陈述完全有可能都是假的，尽管它们不可能都是真的。因此在以上例 子中，妥协的解决办法就是揭穿两种对立主张的虚假性。在真实的历 史事件中，以下事实使辩证法发挥了作用：某种协议总能够从相反的 要求中达成。当然，如果有关各方没有足够的耐心来制定一个都能够 接受的方案，那么斗争就很可能变得更为激烈，最终是强者胜，弱者 败。在这种情况下，相反的要求在事后也可能被视为矛盾的要求，但 只能在事后才这样因为这种事的发生并非不可避免。正是由于持有相 反的（而不是矛盾的）纳税观点，公民和税务当局才没有被逼得非拼 个你死我活不可。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智力的发展也遵循了相似的模式。在这方 面，辩证法回顾了柏拉图对话录问答形式的相互作用，这正好表明了 面临某个问题时，心灵是怎样工作的。一个例证提出后，就可能产生 种种异议。在讨论过程中，可能通过对事态采取更精确的看法来进行 调整，或者，经过反思，发现必须接受其中某条异议，从而放弃原来 的例证。在这里，相互对立的陈述无论是矛盾的还是相反的，都有可 能达成某种妥协。因此，赫拉克利特的“万物皆运动”和巴门尼德的 “万物皆静止”就是相反的。但也许有人会说某些东西并不运动，以 此来反驳赫拉克利特的观点，这时候，两个陈述就是矛盾的。不管是 哪种情况，我们都可以达成妥协：有的东西运动，而有的则静止。这 样一来，就导致了黑格尔不愿意承认的一个重大差异。矛盾只是某种 在交谈中才出现的东西。一个人可以和另一个人发生矛盾，或者确切 地说，一种表述可以和另一种表述相矛盾，但是在日常的事实的世界 里，却是不存在矛盾的。无论对语言与世界的关系持什么样的观点， 一个事实是不可能和另一个事实相矛盾的。因此，贫穷与富裕并不是 一对矛盾，而只是一对差别。由于黑格尔对世界持某种心灵的观点， 所以他倾向于简单粗暴地对待这个重要的区别。 另外，根据这个观点，不难看出为什么辩证法不仅可以作为知识 论的一个工具，而且可以直接用于对世界的某种描绘。用专门术语来 说，黑格尔认为其辩证法不仅是认识论的，而且也是本体论的。黑格 尔正是在这一基础上，进一步辩证地解释了自然。我们在前面已经谈 到过谢林对它的批判。除了以拉梅特里的唯物主义原则来取代黑格尔 偏执的唯心论以外，可以说马克思主义者全盘吸收了这种荒唐的观 点。 另外，黑格尔对数字“3”的偏好，也是一个源于辩证法的特殊偏 见。仅仅由于辩证法包含了三个阶段（正、反、合），于是一切事物 似乎都与“3”有关。无论在什么地方需要对事物进行划分，黑格尔都 会把它一分为三。比如说，他对历史的记述就只承认东方世界、希腊 和罗马世界，还有日耳曼世界，其他的世界似乎都不值一提。为了对 称，这样做当然也可以，但作为一种研究历史的方法，则似乎没有多 少说服力。同样，我们发现《哲学全书》也分成了三部分，分别对应 精神的三种状态。第一种是产生了逻辑的“自在”状态；第二种是所 谓的“异在”状态，据说是精神经历了某种自我疏离之后的状态，第 二种状态在自然哲学里作了讨论；第三种状态是精神完成了它的辩证 往返旅程之后，又回到了自身，与此相对应的是精神哲学。事情被设 想为一种辩证的三合一。这种说理方式是如此荒谬，以至于尊崇黑格 尔的人都不再打算为它辩护了。 不过，在进行了这些批判之后，我们绝不可忽视黑格尔哲学有价 值的部分。首先，必须承认就辩证法而言，黑格尔展示了他对心灵作 用的非凡洞察力，因为心灵的发展往往是按辩证法模式进行的。作为 对智能心理学的一大贡献，辩证法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是一种敏锐的观 察。另外，黑格尔主义确实强调了维科在一个世纪以前提出的历史的 重要性。由于词语的使用不是很到位，黑格尔在陈述自己的论证方式 时有时候受到了妨碍，这可能和语言自身的某种诗性概念有关。因 此，当黑格尔说哲学就是对自身历史的研究时，我们应该根据辩证法 原则来理解这句话。他其实是说，哲学必然按照辩证法模式发展，而 辩证法是至高无上的哲学原则，因此，辩证法研究和哲学史研究似乎 正好达到了一致。所以，这是一种间接的表述，其原意是说，为了正 确地理解哲学，我们必须了解一些有关哲学的历史。也许有人不同意 这个看法，但它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在系统的论述中，黑格尔经常用 到词语的不同含义。他也确实说过：不知为什么，和人类相比，语言 的确具有某种更为优越的固有智能。令人惊讶的是，今天的牛津普通 语言哲学家们竟然也持有极为相似的见解。 在研究历史形势时，黑格尔感到“绝对理念”将会到来，因此应 该建立哲学体系。根据他的观点，哲学体系总是紧随事件之后产生， 他在《法哲学》一书的序言中突出地表明了这一点： “只有当夜幕降 临后，米涅瓦的猫头鹰才开始飞翔。” 有一个普遍原则在哲学史上反复出现，并启发了黑格尔的哲学， 这就是：世界的任何部分都不可能被单独理解，除非把它放在整个宇 宙的背景之中，因此，只有整体才是惟一可能的实在。早在苏格拉底 之前，哲学家就有了这种观点。当巴门尼德说宇宙是一个静止的球体 时，他就试图表达这个意思。当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理哲学家们说 “万物皆数”的时候，同样暗示了这个概念。较晚的斯宾诺莎则代表 性地提出了如下观点：只有整体才是最终的实在。继承了毕达哥拉斯 传统的数理物理学家们，在探询一个可以解释整个宇宙的最高公式 时，也为同样的信念所左右。牛顿物理学的惊人发展就提供了一个这 方面的例子。虽然要推翻唯心主义宇宙体系的概念并不难，但如果不 设法理解它的意图就简单地予以否定，是很危险的。 有意思的是，唯心主义体系在某个方面正确地描绘了科学理论的 理想。科学的主旨确实是为我们系统地了解自然提供越来越广阔的视 野，并揭示出从未被怀疑过的各种相互关系，把日益增多的自然事件 纳入某种理论体系。从原则上说，这种发展是没有止境的。而且，科 学理论不容许出现例外，它必须具有普遍的控制力，要么适用于一 切，要么对一切都不适合。因此我们可以说，唯心主义体系是一种柏 拉图式的整体科学观，也是莱布尼茨所设想的那种神的科学。按照某 种方法，一切都相互联系，这是非常正确的。但如果认为事物因为与 别的事物有联系才发生变化，是错误的。正是在第二种情况下，这种 科学观很糟糕地偏离了目标。另外，由于科学探索的特征之一就是没 有止境，所以，把一切事物都看成一种制成品同样是错误的。黑格尔 的立场与19世纪后期的科学乐观主义没有联系，在19世纪后期，所有 的人都以为关于一切事物的答案就在眼前，就像早就可能预知的一 样，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只是一种幻觉。另一方面，对神的科学进行 补充也是徒劳的。不管在这方面可以说些什么，这都不是它所属的世 界，我们这个世界之外的世界不可能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因此，唯心 主义体系是一个不合逻辑的谬误概念。 ◎　理性主义之于经验主义，正如各部分不可分的整体拼图之于疏离的单块拼板。 我们可以用一个例子来更为直接地证明这一点。我有许多真实的 信念，比如说，我认为纳尔逊圆柱要比白金汉宫高，而黑格尔主义者 却什么也不承认。他们会驳斥说： “你并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要了 解你所谈到的事实，你就必须清楚这两个建筑物用的是什么材料，是 谁建造的，为什么建造，这样，你需要了解的东西多得没有止境。在 你有资格说自己知道纳尔逊圆柱比白金汉宫高是什么意思之前，你将 不得不了解整个宇宙。”但这样一来，麻烦自然就出现了：按这种说 法，我在认知任何事物之前，都将不得不先认知一切事物，因此，我 甚至可能永远也无法开始。没有人会谦虚到声称自己彻底无知的地 步，何况这完全不是事实。我的确知道纳尔逊圆柱比白金汉宫高，但 不会宣称自己像神一样无所不知。事实上，你能够认知某种事物，而 不必了解与之相关的一切；你可以恰当地使用某个词语，而不必掌握 全部词汇。黑格尔坚持认为，就像拼图一样，在完成整个拼图之前， 拼板上的任何一块都是没有意义的。而经验主义者正好相反，他们承 认每一块都有自身的意义。的确如此，如果它真的没有意义，你就不 可能拼它。 ◎　在整个拼图完成之前任何单独一块都没有意义。 从伦理学意义上说，对体系逻辑学说的批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因为如果逻辑理论是正确的，那么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伦理学 理论也必定是正确的。但事实上这个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 黑格尔主义与洛克的自由主义是完全对立的。黑格尔认为，国家 本身是善的，而公民则并不重要，只要他们于整体有利就行了。自由 主义却认为国家应该照顾到各类成员的个人利益。唯心主义观点容易 导致偏狭、残酷和暴政；而自由主义则产生了宽容和妥协。黑格尔唯 心主义是把世界当做某种体系的一个尝试。黑格尔主义的目标完全不 是主观主义的，尽管它强调精神，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客观唯心主义。 前面已经说过辩证法的体系架构后来如何受到了谢林的批判。从 哲学角度看，丹麦哲学家叙伦·克尔恺郭尔就是从这里出发，猛烈抨 击了黑格尔主义。他的作品在当时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但大约五十年 后，却成了存在主义运动的源泉。 克尔恺郭尔（1813～1855）生于哥本哈根，17岁进了哥本哈根大 学。他的父亲年轻时就弃农从商到了首都，并且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因此克尔恺郭尔没有谋生的压力。他不仅继承了父亲的才智，而且继 承了其沉思的气质。1841年，他获得了神学硕士学位。这期间，他曾 与一位女士订婚，但无果而终。那位女士似乎并不喜欢他把神学作为 自己的使命。总之，他解除了婚约，完成学业之后去了柏林，当时谢 林正在那里执教。从此他沉浸在神学与哲学的思辨之中，而那位曾和 他订过婚的女士则明智地嫁给了别人。 还是先回到谢林对黑格尔体系的批判上来吧。谢林对消极哲学和 积极哲学进行了区分。用经院派的术语来说，前者涉及概念，如共相 和本质，它论述的是事物“是什么”的问题；而积极哲学则涉及实际 存在，或事物“就是那样”的问题。谢林坚持认为，哲学肯定始于某 个消极阶段，然后才向积极阶段转移。这种解释使人联想到他的“两 极对立面”原则和下述事实：他自己的哲学发展就经历了这么一个过 程。在这种意义上，谢林早年的观点是“消极的”，而后期的作品才 是“积极的”。他对黑格尔的主要批判就是：黑格尔扎根于消极领 域，却想推导出积极的事实世界来。这一评论正是存在主义的发端所 在。 ◎　克尔恺郭尔 谢林的批判仅仅是从逻辑上驳斥了黑格尔，同样重要的是，克尔 恺郭尔还在情感上驳斥了黑格尔。黑格尔主义涉及的是枯燥的理论化 事务，很少给灵魂的激情留出空间。一般说来，德国唯心主义哲学都 是如此，甚至谢林晚期的思辨也不例外。启蒙运动已经有了肯定激情 的趋向，尽管还有一些疑虑。克尔恺郭尔则希望使激情重新在哲学上 获得尊重，这与诗人们的浪漫主义观点是一致的，而与那种把善与知 识、恶与无知联系到一起的伦理观相对立。 存在主义者按照真正的奥卡姆方式，割裂了意志与理性，试图把 我们的注意力引到人们行动和选择的需要上去，这种需要不是哲学反 思的一种结果，而是源于意志的某种自发作用。这样就可以立即以某 种简单的方式，为人们的信仰留出余地，因为这时候，接受宗教就是 意志的一种自由选择。有时候可以把存在主义原则表述为：存在先于 本质。也就是说，我们先认了知事物的存在，然后才认知其本质。这 就等于把个别放在共相之前，或把亚里士多德放在柏拉图之前。 克尔恺郭尔认为意志先于理性。他论证说，我们不应当把人过分 科学化，处理一般性问题的科学只能从外部触及事物。与此相对，克 尔恺郭尔承认从内部把握事态的存在主义思维方式。以人为例，如果 以科学的方式来对待人，就会感觉真正重要的东西被我们忽略了。我 们只能按照存在主义的观点来理解个人的具体感受。在克尔恺郭尔看 来，伦理学理论太倾向于理性主义，以至于不容许人们自主地安排自 己的生活。这些理论从来没有充分恰当地评价过个人道德行为的具体 特征。另外，要找到打破其规则的反面例子或例外情形总是很容易， 正是基于这些理由，克尔恺郭尔才鼓励我们要把自己的生活建立在宗 教原则而不是伦理学原则的基础之上。备受推崇的新教奥古斯丁传统 就包含了这样的主张，即一个人只对上帝及其旨意负责，任何其他人 都不能干预和改变这种关系。 按照克尔恺郭尔的看法，宗教是一个存在性思维的问题，因为它 来自灵魂的内部。克尔恺郭尔是一位热情的基督徒，他的观点必然与 丹麦国教僵化的制度发生冲突，这也是很自然的。他否定经院哲学自 以为是的理性主义神学，认为上帝的存在应该通过存在性方式来把 握。在本质范围内，无论有多少论证，也不可能确立上帝的存在。因 此，如前面所说，克尔恺郭尔将信仰与理性割裂开来。 克尔恺郭尔在批判黑格尔的过程中，他的反思活动自然得到了发 展。从总体上说，他的批判是正确有效的，不过派生于其中的存在主 义哲学却并不那么合理。由于限定了理性的范围，它为五花八门的荒 谬学说敞开了大门，但在信仰层次上，它不仅受到了尊重，而且是受 欢迎的。对于那些相信（神的）启示的人来说，“信仰源于谬论”是 一句古老而流行的格言，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也许是对的。如果你 想行使你的信仰自由，那么你也可能紧紧抓住某个不同寻常的东西。 但是，必须记住的是，就像估计过高一样，过低地看待理性也是 危险的。黑格尔对理性的评价太高，以至于出现了“理性能够产生宇 宙”的错误。克尔恺郭尔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事实上，他坚持认为 理性无助于我们把握具体事物，而只有具体事物才真正值得去认知。 这种观点否定了科学的全部价值，它与浪漫主义原则是协调一致的。 尽管克尔恺郭尔猛烈地抨击了浪漫主义生活方式，认为它完全取决于 外部影响的无规律变化，但他本人却是一个纯粹的浪漫主义者。他的 假设了存在主义思维模式的原则，恰恰就是一个模糊的浪漫主义概 念，针对黑格尔的存在主义批判基本上不承认世界本身构成了一个体 系。尽管克尔恺郭尔并没有明确地深入这一问题，但其存在主义实际 上却预先设定了一个实在的认识论（与唯心主义观点相对立）。如果 我们回到康德的二元论中去，那么就会产生针对黑格尔的完全不同的 批判，这种批判在叔本华的哲学中出现了。 ◎　青年亚瑟·叔本华 亚瑟·叔本华（1788～1860）的父亲是一位但泽商人，他仰慕伏 尔泰，像伏尔泰一样推崇英国。1793年，普鲁士吞并自由城市但泽 时，叔本华一家迁居汉堡。1797年，9岁的叔本华去了巴黎，并在该城 生活了两年。在此期间，他几乎忘了自己的母语。1803年，叔本华来 到英国，就读于一所寄宿学校。尽管只有大约六个月时间，但足以使 他学会英语，并厌恶英国的学校。叔本华晚年长期订阅了伦敦的《泰 晤士报》。回到汉堡后，他曾心不在焉地尝试经商，父亲一死，他立 刻就放弃了。他母亲这时已经搬到了魏玛，并很快成了一个文学沙龙 的女主人，魏玛的许多著名诗人和作家经常光临这个沙龙。实际上， 她自己最终也成了一名小说家。但这时候，她的儿子，性格乖僻的叔 本华，却开始对她那种有点自由放纵的生活方式感到不满。21岁时， 叔本华得到了一笔不大的遗产，从此母子俩就疏远了。 那笔遗产可以支持叔本华完成大学的学业。1809年，他进了哥廷 根大学，并在那里首次接触了康德哲学。1811年，他转到了柏林大 学，主修科学。叔本华虽然也听了费希特的一些课，却对后者的哲学 抱一种轻视的态度。1813年，他完成了学业。这时候解放战争爆发 了，不过这并没有唤起他持久的热情。后来，他在魏玛结识了歌德， 并且在那里开始了对印度神秘主义的研究。1819年，叔本华作为没有 薪水的教师，开始在柏林大学授课。他自信地认为自己的天赋很高， 觉得如果隐瞒这一事实，不告诉那些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人，是不 诚实的表现，于是他把自己的课程安排在黑格尔授课的同时进行。当 他未能有效地把黑格尔主义者吸引过来时，就决定放弃授课，去法兰 克福定居。他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余生。叔本华是一个傲慢自负、阴 郁乖戾和爱慕虚荣的人，但他并没有在有生之年得到他所渴望得到的 名声。 ◎　老年亚瑟·叔本华 叔本华的哲学观点在早年就已经形成。他的主要著作《作为意志 与表象的世界》出版于1818年，当时他才30岁。这本书问世之初，丝 毫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该书提出了一种修正的、审慎保留了“物自 体”的康德学说。不同的是，叔本华将“物自体”等同于意志，因此 在康德学说的意义上，他和康德都认为被经验的世界是由现象构成 的，不过导致现象的东西并不是一系列不可知的本体，而是本体的意 志。这一点与正统的康德观点十分近似。我们已经知道，康德认为意 志就位于本体之中，假如我运用我的意志，那么经验世界里与之相对 应的就是我的肉体运动。我们顺便还可以发现，实际上，康德在这里 并没有超越偶因论。因为本体与现象之间不可能存在着因果关系。总 之，叔本华认为肉体是一种现象，它的实在性存在于意志之中。和康 德一样，叔本华也认为本体世界位于空间、时间和范畴之外。本体的 意志并不隶属于其中任何一个。所以，它既不是时间的，也不是空间 的，这就表明它具有一体性。就我的意志而言，我并不是独特和分离 的，这纯粹是一种现象的幻觉，正相反，实际上我的意志是惟一的宇 宙意志。在叔本华看来，这种意志是十足的罪恶，它产生了人生不可 避免的苦难。另外，他和黑格尔正好相反，认为知识是苦难的（而不 是自由的）源泉，因此，叔本华展示的是一种没有快乐余地的悲观前 景，而不是理性主义体系的乐观态度。 叔本华认为性是一种邪恶的交易，因为繁衍后代完全是在为苦难 提供新的牺牲品。叔本华的讨厌女人也和这种观点有关，因为他觉得 在性方面，女人比男人更有心计。 没有什么逻辑上的理由可以说明康德认识论为何要与悲观主义观 点相联系。叔本华由于自己乖僻的性格而无法感到快乐，所以就宣称 快乐不可能实现。在他阴郁的生命快要结束之际，他的成就才得到了 认可，经济状况也有所改善，这两个变化突然使他不顾自己的理论， 开始快乐起来。不过，这也并不能证明理性主义者对这个世界的 “善”持有十足的信心就是正确的。至少，像斯宾诺莎这样的思想家 不打算从理论上发现罪恶，而叔本华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一切事 物中都看不到善。根据叔本华的观点，摆脱这种痛苦的办法必须到佛 教神话中去寻找。由于我们的意志导致了我们的苦难，所以通过麻醉 意志，就可以最终在涅□或空的境界中得到解脱。通过神秘的入定， 我们就可以看穿代表幻觉的“摩耶面纱”。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逐 渐把世界视为一个整体。具备了这样的知识之后，我们就可以征服意 志。但是，这里的一体性知识既不像爱克哈特长老之类的西方神秘主 义者那样，导致人和上帝的感通；也不会分享斯宾诺莎的泛神论世 界。相反，对整体的洞悉和对苦难的同情，为我们提供了一条遁入空 的退路。 叔本华哲学和黑格尔派的理性主义学说相反，它强调了意志的重 要性。后来的许多哲学家采纳了这一观点，尽管他们在其他方面几乎 没有什么共同之处。我们不仅在尼采，也在实用主义者的作品中发现 了这种观点。存在主义也对与理性相对立的意志极感兴趣。而叔本华 学说中的神秘主义因素，倒是处在哲学主流之外的。 ◎　尼采 如果说叔本华哲学寻求的是一种最终摆脱尘世及其冲突的途径， 那么尼采（1844～1900）则走向了它的反面。要归纳尼采的思想内 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通常意义上，他算不得一位哲学家，而且 他也没有留下某种系统的观点。也许有人从字面意义上，把他描绘成 一个贵族人文主义者。因为他最早试图提倡的就是最优秀人物享有至 高的地位，这些人具有最健康、最坚强的秉性。同时，他还强调了面 对苦难时的坚忍和顽强，这与公认的伦理标准有相同之处，尽管实践 起来并不一定是这样。许多人由于断章取义地关注这些特征，以为尼 采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暴政的预言家。虽然暴君们的确可能从尼采那里 获得某些启发，但如果要他对这些人的罪行负责，是不公平的，这些 人顶多是肤浅地理解了尼采。因为，如果尼采能够活得更长，亲眼目 睹自己国家的政治发展的话，他也会极力反对的。 尼采的父亲是新教的一名牧师，这就营造了一种虔诚、正直的家 庭气氛。即使在尼采著作最具叛逆性的时候，其强烈的道德感仍然保 留了这种色彩。尼采在早年就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学者，24岁就成了巴 塞尔大学的古典语言学教授。一年后，爆发了普法战争。由于他已经 是瑞士公民，因此只能当一名军队医院的卫生员。后来因感染上痢 疾，他退伍回到了巴塞尔。他的身体状况一直不好，从服役以来，始 终未能恢复健康。1879年，他不得不辞去教授职务，尽管那笔丰厚的 年金足以使他过上很舒适的生活。随后的十年，尼采是在瑞士和意大 利度过的。他仍然从事写作，却在大多数时候孤独寂寞、默默无闻。 1889年，学生时代染上的性病终于导致了一个迟来的恶果，尼采患上 了精神病，直到去世精神都不很正常。 ◎　尼采和他的母亲 尼采的探索首先受了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希腊，尤其是斯巴达理想 的启发。在第一部主要著作《悲剧的诞生》（1872年）中，尼采提出 了著名的区别，即希腊精神中的阿波罗情结和狄奥尼索斯情结。对人 类悲剧实在性的认识，与暗淡而情绪化的狄奥尼索斯倾向有着密切的 联系；而奥林匹亚的诸神殿则是某种可以抵消人生不幸的安宁幻象。 这一点源自希腊精神中的阿波罗倾向。可以说，希腊悲剧是狄奥尼索 斯热望的阿波罗式升华。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对此也持有类似的观 点。从这些关于悲剧起源的解释中，尼采最终选择了悲剧英雄的概 念。和亚里士多德不同，尼采在悲剧中看到的不是一种能够引起共鸣 的感情净化，而是积极地接受现实生活。叔本华得出的是悲观的结 论，而尼采却采取了乐观的态度。他认为这种态度可以在有关希腊悲 剧的正确解释中辨别出来。但必须注意的是，这并不是寻常意义上的 乐观主义，而是对生活的严酷性和现实性的豪迈承受。和叔本华一 样，他也认可意志的至高地位，但他更进一步认为，坚强的意志是善 者的优秀特征，而叔本华却把意志视为万恶之源。 尼采把人类及其道德分为两类，即主人和奴隶。他的《善恶之 外》（1886年）一书详尽论述了基于这一区分的伦理学理论。在主人 道德中，“善”意味着独立、慷慨和自助等等，实际上，所有这些都 是亚里士多德“具有伟大灵魂的人”的品质。与之相对的缺陷则是依 附、吝啬和怯懦等等，也就是恶。在这里，善与恶的对比大体上相当 于高尚和卑鄙。奴隶道德按照完全不同的原则发挥作用。它认为善存 在于某种普遍的沉默当中，存在于一切消除苦难和反抗的事件当中。 它谴责主人道德中的善，认为它不仅不恰当，而且是罪恶的，因为主 人道德中的善容易引起人的恐怖感。对于奴隶（道德）来说，所有引 起恐惧的行为都是罪恶的。而英雄或者超人的道德，则在善恶之外。 这些学说在《查拉图斯拉如是说》中以道德宣言的形式被提了出来， 该书在风格上模仿了《圣经》。尼采是一位伟大的文学艺术家，他的 作品看上去更像诗体散文，而不是哲学。 可以说，尼采最为厌恶的东西，就是随着新技术发展起来的新的 大众人性。他认为社会应该成为少数杰出人物实现贵族理想的温床。 至于这样做可能会给小人物带来苦难，在他看来，则是无所谓的。他 所想像的国家与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国家有许多相同之处。他认为 传统宗教为奴隶道德提供了支持。按他的观点，自由者必须认为上帝 已经死了，我们必须为了人的更高形态，而不是为了上帝而奋斗。尼 采在基督教中发现了奴隶道德的现成例子，因为基督教消极地怀着来 世生活更好的希望。他还对奴隶道德做出了恭顺、怜悯之类的评价。 正是由于瓦格纳后来倾向于基督教，尼采才会抨击这位曾被自己视为 可敬的朋友的作曲家。除了提倡英雄崇拜以外，尼采还强烈地反对男 女平等，他鼓吹把妇女看做奴隶的东方习俗。我们发现，这正反映了 尼采本人无法妥当地与女性相处的事实。 尼采在这样的伦理学说中，对各种人和人的生活方式作了大量有 价值的考察。如果是为自身考虑，那么使用某种无情的手段还算情有 可原的，但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对大多数人所忍受的苦难无动于 衷，这种观点却是缺乏说服力的。

    第十章 功利主义及其以后

     现在，我们必须回到一个世纪以前，谈论一下事情的另一个组成 部分。随着这个世界物质环境的急剧变化，唯心主义哲学及其批判也 得到了发展。源于18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给世界带来了许多变化。首 先是机器的运用，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织布机的构造有了改进，纺 织品的产量也随之增加了。最关键的一步，是蒸汽机的完善，它为大 量涌现的工厂提供了驱动机器的无限动力。利用燃煤锅炉来产生蒸汽 是最有效的方式，因此煤矿开采业有了极大的发展，尽管常常在严酷 恶劣的环境下作业。从人道主义的立场来看，工业化的早期的确是一 个可怕又可憎的时代。 ◎　蒸汽机的完善至关重要。 英国的圈地运动在18世纪达到了顶峰。数百年间，公地正逐渐被 贵族圈占，作为私用。对于那些在一定程度上靠公地收益过活的乡下 人来说，圈地运动给他们带来的是苦难。然而在18世纪以前，对他们 土地专有权的这种侵犯并没有导致大批乡下人背井离乡，流到城镇去 寻求新的活路，这些人逐渐被新工厂安置下来。这些低收入的被剥削 者居住在城市的贫民窟和郊区（19世纪大面积产业贫民窟的前身）， 机器的发明首先引起了手工艺人的彷徨，他们感到自己的技术日益变 得多余。同样，机器性能的每一次改进，都容易受到产业工人的抵 制，因为他们害怕砸了自己的饭碗。即便是今天，他们也依然存在着 这种担心。就像19世纪的动力纺织机一样，电子机械的使用也使工会 忧心忡忡。不过，就这个问题来说，悲观主义者总是错的。世界上工 业国家的生活条件并没有下降，相反，财富和舒适程度在各个方面都 有了逐步增长。 但必须承认的是，早期的英国工业无产者的苦难是十分明显的。 造成一些严重罪恶的原因，部分是由于无知，因为人们从未遇到过这 些新问题。以手工业和农民产权为基础的旧自由主义，在处理工业社 会的新问题时显得缺乏灵活性。改革虽然迟到了，但最终还是纠正了 这些早期的过失。工业化发展得越晚的地方（如大陆国家），困扰工 业社会发展的一些麻烦就越少，因为到了那个时候，问题就更容易理 解了。 ◎　早斯的纺织车间 到了19世纪早期，科学与技术之间相互影响的趋势开始明显起 来。当然，这种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始终都是存在的。但自工业化时代 以来，科学原理系统地应用于技术设备的设计制造，还是引起了物质 的加速扩张。蒸汽机提供了新动力，而19世纪上半叶目睹了对相关原 理的全面科学研究，新的热动力学又反过来告诉工程师们如何制造出 效率更高的发动机。在这期间，蒸汽机开始在运输行业取代了所有其 他动力形式。在19世纪中叶的欧洲和北美，庞大的铁路网络正在形 成。同时，汽轮开始取代帆船，所有这些革新都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 生活和视野。从总体上看，人似乎是一种保守的动物。就发展速度而 言，人类的技术能力超过了自己的政治智慧，直到今天，我们也没有 从这种失衡中恢复过来。 工业生产的早期发展唤起了人们对经济问题的兴趣。近代政治经 济学作为一项研究，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1723～1790）的作品 中。 ◎　亚当·斯密 亚当·斯密是一位哲学教授，也是大卫·休谟的同乡。他的伦理 学著作继承了休谟传统，但总的说来不如自己的经济学著作重要。 1776年发表的论文《国富论》为他赢得了声誉。该书首次对在国家经 济生活中起作用的各种力量进行了研究尝试，特别引人注目的一个重 要问题是劳动分工。斯密比较详尽地揭示出：假如把某件商品的制作 过程细分为诸多环节，每一环节由一名专业化工人来负责，那么工业 产品的产量就会增加。他特别举出了制造别针的例子，而且他的结论 无疑是在实际考察的基础上得出的。从此以后，劳动分工的原则在工 业中得到了普遍的应用，其正确性也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当然，还必 须考虑人的因素。因为，如果专门化操作变得过于缺乏连贯性，那么 就会破坏人们对本职工作的兴趣，最终受损害的还是工人。这个在斯 密时代没有得到充分认识的难题，已经成了现代工业的主要问题之 一，它对那些操作机器的人产生了非人性化的影响。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保持了英国特色。18世纪 法国的重农主义者虽然的确对经济问题产生过兴趣，但他们的影响不 如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后者成了古典经济学的圣经。这方面的 第二个重大贡献就是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后来该理论为马克思所继 承。 在哲学方面，工业化的兴起导致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开始重视功利 （主义），而功利正是浪漫主义者强烈反对的东西。但同时，和诗人 及唯心主义者所煽起的浪漫激情相比，这种显得有些乏味的哲学在社 会事务方面导致了更多的必要改革。它所寻求的变革是零碎而有序 的，它的目标根本不是革命。而更为情绪化的马克思学说却不是这 样，该学说以其独特的方式保留了大量的不妥协唯心主义（源于黑格 尔），其目标在于通过暴力，对现有秩序进行全面的改造。 有些人忽视了工业社会中至关重要的人的问题，这些人并没有体 会过工业无产阶级所遭受的侮辱。他们起初认为，这些不愉快的事实 也许是不幸的，但也是不可避免的。到了18世纪后期，当作家们开始 提出这类问题的时候，那种有些自以为是的、缺乏同情心的漠然观点 便被粉碎了。为了使这些事实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1848年的革命采 取了一些行动。虽然作为一项政治策略，革命者掀起的骚乱并不怎么 成功，但的确在某种程度上给人们留下了对于社会环境的忧虑。英国 的狄更斯和后来法国的左拉，都在作品中表现了这些问题，从而使人 们对事态有了更清醒的认识。 ◎　杰勒密·边沁 根治一切社会弊病的良药之一，就是向人们提供适当的教育。在 这一点上，改革家们也许并不完全正确。仅仅教会每个人读写和计 算，这本身并不能解决社会问题，但同样错误的看法是，这些令人羡 慕的技能对于一个工业社会的良好运作是不可或缺的。从总体上说， 大量的专门化例行工作是可以让文盲来做的，而教育能够间接地有助 于解决某些问题，因为它有时可以使那些被迫忍受苦难的人找到改善 命运的办法。同时，非常明显的是，单纯的教育过程并不一定能产生 这样的结果，相反，它却可能使人们相信现有秩序是理所当然的，这 类灌输有时是非常有效的。但是，改革者们却正确地坚持了下述观 点：除非能够全面理解一些至关重要的情况，否则有些问题就不可能 得到正确的解决，而这就的确需要某种程度的教育。 亚当·斯密根据商品制造所提出的劳动分工理论，几乎达到哲学 探索的高度。可以说，这种探索在19世纪的发展中同样变得工业化 了。 那种使功利主义运动得名的伦理学说，追溯起来，尤其要提到哈 奇逊，他早在1725年就对该学说进行了阐释。简单地说，这种理论认 为善就是快乐，而恶则是痛苦，因此，我们所能达到的最佳状态，就 是快乐最大限度地抵消痛苦的状态。这一观点为边沁所采纳，并作为 功利主义逐渐广为人知。 杰勒密·边沁（1748～1832）最感兴趣的是法学，在这方面，他 主要是从爱尔维修和贝卡利亚那里得到了启发。边沁认为，在研究如 何通过合法的方式来促进最佳事态时，伦理学主要是发挥一种基础的 作用。他还是一群所谓“哲学激进分子”的领袖，这群人十分关注社 会改革与教育，普遍反对教会权威和社会统治阶层的特权。边沁是一 位性情孤独而谦和的人，起初，他的激进观点并不是很明显，但到了 晚年，他虽然不大抛头露面，却成了一位锋芒毕露的无神论者。他很 关注教育，和自己圈子里的激进派一样，他也对教育的包治百病抱有 很大的信心。值得一提的是，边沁时代的英国只有两所大学，而且只 有宣称自己信奉国教的人才能入学。直到19世纪后半叶，这个不正常 的现象才得到纠正。边沁希望帮助那些无法满足现行体制苛刻条件的 人们，向他们提供接受大学教育的机会。1825年，他和别的团体一起 协助创办了伦敦大学院。学院不对学生进行宗教审查，也不搞礼拜仪 式，这时的边沁已经与宗教彻底决裂了。临终前，边沁要求将自己的 遗体做成蜡像，并穿戴整齐，保存在学院里。该展品摆放在学院的陈 列柜中，以此来永久纪念学院的创始人之一——边沁。本书中的这幅 照片就摄自这一展品。 ◎　边沁的圆形监狱计划设计图 追溯起来，边沁哲学的基础是18世纪早期的两个主导理念。其一 就是哈特里早就强调过的联想原则，该原则最初源于休谟的因果论， 休谟通过理念的联想来解释因果依存的概念。哈特里和后来的边沁都 把联想原则当做心理学的基本原理。边沁提出了自己惟一的原则，这 一原则根据经验提供的素材发挥作用，并以此取代了关于心灵及其运 作概念的传统方法。这就使他可以确定地解释心理学，而完全不必涉 及心灵概念。事实上，这些概念早就被“奥卡姆剃刀”剃掉了。巴甫 洛夫后来提出的条件反射理论，正是建立在联想主义心理学的相同观 点之上的。第二个原则是“最大快乐”的功利主义格言（前文提到 过）。这一原则与心理学有关，因为在边沁看来，人们尽力所做的就 是去获得自己最大的幸福。幸福在这里的含义也就是快乐。而法律的 作用就是保证在追求自身最大快乐的时候，任何人都不得妨碍他人同 样的追求。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使尽可能多的人获得最大的快 乐。 尽管仍然有不同意见存在，但这却是各类功利主义的共同目标。 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这样的目标听起来有些缺乏创意，而且自以为 是，但它背后的意图却远不止这些。作为一种致力于改革的运动，功 利主义所取得的成就显然要超过一切唯心主义哲学的总和，而且这些 成就是在没有引起什么混乱的情况下取得的。同时，多数人的最大幸 福原则还有另一种解释。在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那里，它变成了“自由 主义”和自由贸易的一个正当理由。因为它假设在既定的法律制度 下，如果每个人都自由地追求自身的最大快乐，那么就会产生社会的 最大快乐。但是，自由主义者在这方面过于乐观了。也许有人会认 为，按照苏格拉底的观点，如果人们不厌其烦地告诫自己和估量自己 行为的后果，那么一般说来他们会明白，损害社会最终将损害自己。 问题是人们并不总是谨慎地考虑这些，反而经常凭一时的冲动和无知 采取行动。所以在我们这个时代，自由放任的学说已经逐渐为一些防 范措施所限制。法律就被看做这样的机制，它保证每个人都能够追求 自己的目标，但又不妨碍他人。因此，法律制裁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报 复，而是为了防止犯罪。重要的是，一些侵犯行为虽然应该受到惩 罚，但不应该是野蛮的酷刑（实际上，当时的英国正有这样的倾 向）。边沁反对不加区别地实施死刑，在当时，罪过很轻微的人也会 被随意处死。 功利主义伦理学推导出了两个重要结论。第一个推论是这样的： 很明显，在某些方面，所有的人都对幸福有着同样强烈的要求，因此 他们也应该享有同等的权利和机会。在当时，这一观点是比较新颖 的，它成了激进派改革方案的一个核心原则。另一个推论则指出，最 大的快乐（或幸福）只有在稳定的状况下才能获得，所以，平等和安 全就成了最首要的考虑。而自由，边沁认为这不是太重要。在他眼 里，自由就像人的权利一样，似乎带有一些形而上学和浪漫主义的色 彩。 边沁在政治上赞同仁慈的专制，而不是民主。这就顺便给他的功 利主义带来了一个难题，因为显然没有什么机制可以保证立法者采取 仁政。他自己的心理学理论也要求立法者总是在全面知识的基础之 上，富于远见地行事。然而，这种设想并不完全正确。作为一个实际 的政治问题，这种困难不可能得到彻底的解决，人们最多可以设法做 到不让立法者在任何时候都过于放任。 在社会批判方面，边沁的观点与18世纪的唯物主义是一致的，它 的许多预见后来都被马克思保留了下来。边沁认为，有关奉献的现有 道德不过是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既得利益而采取的一种欺骗手段。它 期望别人做出牺牲，自己却一毛不拔，边沁的功利主义原则就是针对 这种情形提出来的。 ◎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尽管边沁生前始终是激进派的精神领袖，但这一运动的幕后驱动 者却是詹姆士·穆勒（1773～1836）。穆勒持有与边沁同样的功利主 义伦理观，同样蔑视浪漫主义。在政治问题上，他认为人们可以做到 以辩论来说服对方，并且养成在行动之前进行理性分析的习惯。相应 的，他还过分地相信教育的功能。这些先入之见的实施对象首先就是 他的儿子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806～1873）。穆勒承受了父亲无 情地灌输给他的教育学说。“我从来没有做过一个孩子，”他在晚年 抱怨说，“我从来没有玩过蟋蟀。”相反，他3岁就开始学习希腊文， 而后所学的一切都与当时的年纪不相称，这使他显得很老成。在他21 岁前，这种可怕的经历很自然地使他精神崩溃了。 虽然穆勒后来很关注1830年的议会改革运动，但他并不热衷于谋 取领袖职务，这一职位曾先后属于边沁和老穆勒。从1865年到1868 年，穆勒是下议院中的威斯敏斯特代表，他继续强烈要求进行普选， 并追随边沁，走上了普遍自由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研究之路。 穆勒在哲学方面的观点几乎完全是派生的，《逻辑学》（1843） 可能是最能牢固树立其声誉的书。他对归纳法的讨论在当时算是比较 新颖的观点。归纳法受到一套原则的支配，它使人想起休谟的某些因 果关系法则。归纳逻辑中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就是如何证明归纳论证 的正确性。穆勒提出了如下见解：归纳论证的依据就是我们所观察到 的自然恒定性，而自然恒定性本身就是一种最高级的归纳。这样一 来，论证自然就成了循环论证，但穆勒似乎并不为此担心。然而，这 里还牵涉到了一个更普遍的问题，它至今仍使逻辑学家们头疼。大体 上说，困难就在于：不知为什么，人们总觉得归纳法毕竟不那么受推 崇，尽管它本该如此，因此，它必须得到证明；不过，这样一来似乎 就会不自觉地陷入困境，但人们有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证 明本身就是一个演绎逻辑的问题，如果归纳法本身还需要得到证明的 话，那么它就不可能是归纳的。而演绎法本身，却没有人觉得非证明 它不可，自古以来，它就是极受推崇的。也许惟一的办法就是让归纳 法自成一派，不与演绎法辩护发生联系。 穆勒对功利主义伦理学的解释见于《功利主义》（1863）一书。 该书几乎没有在任何地方超越边沁。和伊壁鸠鲁（也许可算第一位功 利主义者）一样，穆勒最后也愿意承认某些快乐高于别的快乐，但事 实上，他并没有成功地解释，与只有数量差异的快乐相比，质量更高 的快乐意味着什么。但这并不奇怪，因为最大快乐的原则和对快乐的 计算，隐含着对质量的排斥和对数量的赞同。 穆勒试图提出一项论证，来支持“人们追求的实际上就是快乐” 这一功利主义原则，然而，他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只有当人们事 实上看见了某个物体，它的可见性才能被证明；只有当人们听到了某 个声音，它的可闻性才能被证明。经验的其他来源全都是这样。按照 类似的方式，我可以这样理解，只有人们实际上有过要求后，才能证 明什么东西是符合需要的。”不过这是利用了词语相似性的一种诡 辩，它隐藏了逻辑上的差异。如果某物能够被看见，我们就说它是看 得见的。拿“符合需要的”为例，它的含义是模棱两可的。当我说某 物是符合需要的，可能只是指事实上我的确需要它。当我对别人这样 说时，当然会假定他和我一样喜欢或不喜欢。在这个意义上，说符合 需要的东西就是人们想要的东西，这是没有意义的。不过当我们说什 么东西是符合需要的，其中还有另一个含义。比如，我们说诚实是符 合需要的，这实际上是说我们应该诚实，它是人们所作的一种伦理学 表述。因此，穆勒的论证肯定是错误的，因为“可以看见的”和“符 合需要的”两者的类推是粗浅的。休谟早就指出过，我们不可能从 “是”中演绎出“应该”来。 不管怎么说，要举出证明这一原则无效的直接反证并不难。快乐 定义为想要的东西，是毫无意义的；另外，说我想要的东西就是快 乐，按常理也是错误的，尽管一种愿望的满足的确能给我带来快乐。 在另外一些情形下，除了我有该愿望这个事实之外，我想要的东西与 自己的生活并没有直接关系。例如，人们可能希望某匹赛马获胜，但 实际上自己并没有下赌注。因此，功利主义原则很容易招来大量的异 议。但是功利主义伦理学仍旧是有效的社会行动的源泉，因为，伦理 学说宣称善就是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这种观点可能被用到别处去， 而没有考虑到人们是否真的一直按照有利于这种普遍快乐的方式来行 动，那么，法律的作用就是保证最大的快乐得以实现。同样，建立在 这个基础之上的改革目标，与其说是为了实现理想的制度，不如说是 为了建立可行的制度，以便真正赋予公民某种程度的幸福，这是一种 民主的理论。 ◎　马尔萨斯 穆勒有一点与边沁完全相反，即他是自由的热情捍卫者。在著名 的《论自由》（1859）一书中，他对这个问题给出了最好的说明。这 本书由他和哈丽特·泰勒共同写成，泰勒在前夫去世后，于1851年改 嫁给了穆勒。在这篇论文中，穆勒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作了强有力的 辩护，并建议限制国家干预公民生活的权力。他尤其反对基督教宣称 自己是诸善之源。 18世纪末，预防接种降低了死亡率，随之而来的就是人口的急剧 增长，这个问题开始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马尔萨斯（1766～1834）对 人口问题进行了研究。他是一位经济学家，也是激进派的朋友，此 外，他还是一名圣公会传教士。马尔萨斯在著名的《人口论》中提出 了“人口增长远远快于粮食供应”的理论。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而 粮食供应却只按算术比例增长，所以，人口增长必须得到限制，否则 就会出现大规模的饥荒。在如何控制的问题上，马尔萨斯采纳了传统 的基督教观点。人们必须通过接受教育，学会“克制”，从而保持人 口的低增长率。马尔萨斯本人结了婚，他身体力行地贯彻了这一理 论，而且比较成功，他四年只生了三个孩子。尽管有这样的成就，但 现在看来，马尔萨斯的理论也并不像他所期望的那样有效。在这些问 题上，孔多塞的观点似乎更合理些。马尔萨斯主张“克制”，而孔多 塞却提出了现代意义上的“节育”。对于这一点，马尔萨斯从来没有 原谅过孔多塞，因为在他坚定的道德观念中，这类方法是罪恶的，他 认为人工节育并不比卖淫好多少。 起初，激进派对这个普遍性问题意见不一。边沁曾一度支持马尔 萨斯，而穆勒则倾向于支持孔多塞的观点。穆勒18岁时，曾一度被捕 入狱，因为他在某个工人阶级贫民窟散发“节育”小册子。因此他始 终对普遍性的自由问题极为关注，也就不奇怪了。 《人口论》对于政治经济学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它所 提出的某些基本概念后来在其他领域也得到了发展。尤其是达尔文 （1809～1882）由此演绎出了“物竞天择”原则和“生存竞争”概 念。《物种起源》（1859）一书论述了有机体按照几何级数增长，随 之而来的就是相互间的斗争。达尔文说： “具有多种作用的马尔萨斯 学说适用于动植物王国，因为在这种情形况下，既没有人为的粮食增 长，也不会在生育上保持谨慎的克制。”在为了有限的生存条件而进 行的自由竞争中，最能适应环境的有机体将取得胜利，这就是达尔文 的“适者生存”学说。从某种意义上看，这只是边沁“自由竞争”概 念的延伸，但是在社会领域中，这种竞争必须遵循某些规则，而达尔 文的“自然界竞争”并不知道有什么约束。用政治术语来说，“适者 生存”的观点激发了20世纪独裁者们的某些政治思想。达尔文本人大 概不会鼓励对其理论进行这样的扩展，因为他自己就是一名自由主义 者，同情激进派及其改革方案。 ◎　达尔文 达尔文工作的另一部分，也是首创性较少的一部分，就是进化 论。我们知道，这种思想要追溯到阿那克西曼德。达尔文所做的，就 是在坚持不懈地观察自然的基础上，提供了大量事实的细节说明。世 人对他的进化论证褒贬不一，但和杰出的米利都学派来相比，他肯定 获得了更好的评价。而且，达尔文理论首次把进化论假说引入了更广 泛的公开讨论之中。由于它根据“物竞天择”的原则，用某种普遍的 原始有机体来解释物种的起源，因而与现行宗教所坚持的创世纪观点 是对立的，这就使得达尔文主义者与所有的正统基督教徒都发生了尖 锐的冲突。 伟大的生物学家T.H.赫胥黎是达尔文主义的一个主要辩护者。自 他以后，这些争端就逐渐平息了下来。然而在争执的白热化阶段， “人和高级类人猿是否有着共同的祖先”这个问题却能够极大地伤害 人们的感情。而我倒认为，这种说法是对类人猿的冒犯。不管怎么 说，今天已经没什么人为此感到别扭了。 ◎　李嘉图 以激进派为起点的另一条发展路线直接通向了社会主义和马克 思。李嘉图（1772～1823）是边沁和詹姆士·穆勒的朋友，1817年， 他发表了《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一书。在论文中，李嘉图提出了 完善的地租理论及劳动价值论。前者不为人所重视，而后者认为商品 的交换价值完全取决于生产者所消耗的劳动量，这就导致了1825年托 马斯·霍吉斯金提出，劳动者有权从其创造的价值中获得利益，如果 资本家或地主收走了地租，这就和抢劫没有什么区别了。 与此同时，罗伯特·欧文也在为工人的事业奔走呼吁。他早就把 一些处理劳工问题的新原则引进到了自己的新拉纳克纺织厂。他满怀 着高尚的伦理观念，宣称当时普遍剥削工人的非人道做法是错误的。 他通过实践表明，即使付给工人们公平的薪水，而且不用加班加点， 经营一个企业也照样能够盈利。在欧文的推动下，第一部《工厂法》 出台了，尽管它的条款远没有达到他所期望的目标。1827年，欧文的 追随者们首次被称为社会主义者。激进派当然不会喜欢欧文的学说， 因为它似乎想推翻公认的财产概念，而自由主义者更倾向于认可自由 竞争及可能获得的意外横财。欧文领导的运动产生了合作制，而且促 进了早期的工会概念。但是由于缺乏相应的社会哲学，这些早期的发 展并不顺利。欧文首先是一位实践者，他对自己的主导思想怀有炽热 的信念。 为社会主义提供哲学依据的工作是由马克思来做的。在这方面， 马克思以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建立了自己的经济学。他把黑 格尔的辩证法看做哲学讨论的一种工具。这样一来，功利主义就成了 马克思理论的基础，最终的结果证明，这一理论更具影响力。 ◎　卡尔·马克思 摩泽尔河畔的特里尔城是一个诞生圣人的地方，因为它不仅是安 布洛斯的故乡，而且也是卡尔·马克思（1818～1883）出生的地方。 就圣人资格而论，马克思无疑更胜一筹。马克思出身于一个皈依了新 教的犹太家庭。在大学时代，他受到了当时正盛行的黑格尔主义的强 烈影响。当1843年普鲁士当局查禁《莱茵报》时，他的记者生涯就突 然结束了。接下来，马克思去了法国，并结识了法国的社会主义领袖 人物。他在巴黎遇见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恩格斯的父亲在德国和 曼彻斯特都拥有工厂。由于曼彻斯特的工厂由恩格斯来管理，因此他 能够向马克思介绍英国的劳工问题和工业问题。在1848年革命前夕， 马克思发表了《共产党宣言》。他满怀热情地投入到法国和德国的革 命中去。1849年，他遭到了普鲁士政府的驱逐，于是就到伦敦避难。 除了几次短暂的回国之外，他一直住在伦敦，直到去世。基本上是由 于恩格斯的资助，马克思及其家人才得以生存下来。尽管生活贫困， 但马克思仍然充满热情地研究和写作，为他感到即将到来的社会革命 铺平道路。 马克思思想的形成主要受了三方面的影响。首先是他和“哲学激 进派”的联系。和后者一样，马克思也反对浪漫主义，而探索一种所 谓的科学社会理论。他从李嘉图那里采纳了劳动价值论，尽管做出了 不同的解释。李嘉图和马尔萨斯从一个假设中论证出，现有的社会秩 序是不可更该的，由于自由竞争使工人的工资保持在维持生存的水平 上，因而人口的数量就可以得到控制。而马克思却采取了工人的立 场，认为一个人创造了超出其酬劳的价值，资本家为了自身利益，将 这种剩余价值全部搜刮走，资本家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剥削了劳工。然 而，这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私人的问题，因为，这种剥削需要同时有大 量的人力和设备来完成工业规模的商品生产，所以，我们应该按照系 统化生产以及工人阶级与资本家的整体关系来理解剥削。 这样，我们就看到了马克思思想的第二个特征，即黑格尔主义倾 向。和黑格尔一样，马克思也认为重要的是整个制度，而不是个人。 必须解决的是经济制度问题，而不是孤立的抱怨。尤其是在这方面， 马克思与激进派的自由主义及其改革截然不同。马克思学说和以黑格 尔派为主的哲学理论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也许就是马克思主义从来没 有在英国真正盛行的原因，因为总的说来，英国人的哲学修养不是很 高。 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的历史观”也源自黑格尔。这种进化论观点 与马克思全盘接受的黑格尔辩证法有关。历史进程按照辩证的方式向 前发展，马克思的解释方法完全是黑格尔式的，尽管两个人所设想的 推动力并不一样。黑格尔认为历史进程就是以“绝对理念”为奋斗目 标，循序渐进的一种精神上的自我实现。马克思则以生产方式取代了 精神，以无阶级社会取代了“绝对理念”。随着时间的流逝，一种既 定的生产体系将会在各个相关阶级中导致内部的紧张，这些矛盾将逐 渐产生某种更高级的合成。辩证斗争采用的形式是阶级斗争，在社会 主义制度下，斗争仍会继续进行，直到出现一个无阶级的社会为止。 这个目标一旦实现，斗争对象就消失了，辩证过程也就可以结束了。 在黑格尔眼里，人间天堂是普鲁士国家；而马克思却认为是没有阶级 的社会。 马克思和黑格尔都认为历史的发展是无法避免的，而且这一结论 都是从某个形而上学理论中推导出来的。对黑格尔的批判同样适合马 克思。马克思敏锐地评价了一些真实的历史事件，就这一点而言，这 些历史事件并不需要一套逻辑来宣称自己是被推导出来的。尽管马克 思的解释方法是黑格尔式的，但它抛弃了黑格尔坚持世界的精神本质 的看法。马克思认为，必须把黑格尔颠倒过来，于是他进一步吸纳了 18世纪的唯物主义学说。马克思哲学的第三大组成部分正是唯物主 义。在这里，马克思同样对旧理论作了新解释。他从经济的角度解释 了历史，其中就有唯物主义因素。 另外，我们还发现马克思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并不属于机械论，他 所主张的是一种可以追溯到维科的能动性学说。在《关于费尔巴哈的 提纲》（1845）一书中，他以一句著名的格言表述了这一观点： “哲 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了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从这 个意义上，他提出了一个很容易使人想到维科公式的“真理”概念， 并预见了某种形式的实用主义。在他眼里，真理不是一个思辨的问 题，而必须得到实践的证明。思辨的态度让人联想到资产阶级的个人 主义，而马克思是蔑视后者的，他的实践唯物主义属于社会主义的无 阶级世界。 唯物主义这种能动性学说，已经由普遍的唯心主义学派，尤其是 黑格尔主义发展起来。由于没有各种机械论学说参与到这种发展中 来，唯心主义就得以确立起这方面的理论，尽管要使它发挥自己的作 用，必须先把它颠倒过来理解。维科对马克思的影响可能并不是有意 识的，尽管后者肯定知道他的新科学。马克思称自己的新理论为辩证 唯物主义，因此同时强调了其中的进化论因素和黑格尔因素。 我们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学说是一种高级学说。辩证唯物主义 的支持者声称该哲学体系涵盖了一切范围，这曾导致了大量与黑格尔 同样的哲学思辨，实际上，这类问题最好还是留给科学的经验探索。 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德国哲学家杜林 的批判。然而用量变引起质变、矛盾、否定和反否定，以及针对水为 什么会沸腾而作的详尽辩证解释，丝毫也不比黑格尔的自然哲学更令 人信服。实际上，给传统科学贴上追求资产阶级理想的标签，是说不 过去的。 ◎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马克思坚持认为，在一定程度上，一个社会的普遍科学兴趣能够 反映统治集团的社会兴趣。这很可能是对的，因此人们也许以为，文 艺复兴时期天文学的复苏促进了贸易的发展，增强了新兴中产阶级的 力量，尽管人们可以说，不能随便用其中一个来解释另一个。然而这 一学说有两个重要的缺陷：首先，在某个科学领域中，个别问题的解 决显然没有必要与所有的社会压力都扯上关系。当然，也不能否认， 有时候解决某个问题是为了满足当时的急需。不过通常情况下，科学 问题并不以这种方式来解决。这样，就引出了辩证唯物主义解释的第 二个缺陷，即没有承认科学运动是一种独立的力量。同样，没有人否 认科学探索和社会上其他的事情有着重要的联系。而随着时间的流 逝，科学探索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力量，以保证自己享有某种程度的独 立。一切形式的探索都是如此。所以，尽管辩证唯物主义指出了有价 值的东西：经济影响具有塑造社会生活的重要功能，但在运用这一重 要概念时，却容易将事物简单化，错误也就随之出现了。 这种情形在社会领域也引出了一些奇怪的推论。如果你不赞同马 克思学说，那么别人就不认为你持有进步的立场；对于那些还没有接 受新启示的人，留给他们的称号就是“反动派”。从字面上来推断， 这就是说你在与进步背道而驰，辩证的过程将确保你会在适当时候被 消灭，因为进步最终总会赢得胜利。因此，这就成了以暴力来消除异 己的基本原理。在这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有一种强烈的救世主特 征。正如某种早期教义的创立者所说的那样，不赞成我们的人就是在 反对我们，这显然不符合民主学说的原则。这一切都证明了马克思不 仅是一位政治理论家，而且是一位鼓动能手和革命小册子撰稿人。 马克思的作品常常带有义愤和道德上的正义色彩，如果辩证法必 然会走向自己不可避免的道路，那么这种文风似乎是不合逻辑的。正 如列宁后来指出的那样，如果国家正在走向灭亡，那么就没有必要事 先大惊小怪。但是这个遥远的历史目标（尽管在思辨中可能让人叹 服），却没有给那些时刻在受苦的人带来多少安慰。因此，任何能够 实现的信念都是值得尊重的，尽管它与宣扬暴力推翻现有秩序的历史 辩证进化论并不完全一致。事实上，这一理论似乎主要反映了19世纪 工人阶级绝望的困境。它是马克思用自己的经济观阐释历史的最佳范 例，它强调，各个时代是根据其主导经济秩序来提出各种观点的。这 种学说至少在一个方面危险地接近了实用主义，因为它看上去似乎正 在废除真理，转而赞同以经济条件决定一切的偏见。如果现在我们对 这种理论本身提出同样的问题，那么我们不得不说，它也只是反映了 某个特定时期的某些社会条件罢了。然而在这里，马克思主义为了维 护自己而含蓄地破了例，它认为按照辩证唯物主义模式，对历史做出 经济性解释是正确的。 马克思在其预示历史的辩证进化方面，并不是完全成功的。的 确，他比较准确地预见了自由竞争制度终将导致垄断的形成，这一点 确实能从传统的经济理论中分辨出来。但马克思错误地设想富人将越 来越富，穷人将越来越穷，直到这种“矛盾”强烈到诱发革命的地 步。然而事实完全不是这样。相反，世界上的工业国家通过限制经济 领域的行动自由以及提出社会福利方案，制定了缓和明显经济冲突的 调整办法。革命的真正爆发并不像马克思预言的那样，发生在工业化 的西欧，而是发生在农业社会的俄国。 马克思哲学是19世纪最后的伟大体系。大体上说，它的巨大号召 力和广泛影响不仅由于其乌托邦预言的宗教特性，而且由于其行动纲 领的革命性。它的哲学背景，正如我们曾经揭示的那样，既不是那么 简单，也不像人们常常以为的那样新颖。对历史的经济性解释只是众 多一般历史论中的一种，说到底，这些理论都派生于黑格尔学说。尤 其是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学说直接借用了黑格尔理论，因而很容易遇到 同样的难题。从政治上看，在我们这个时代，该学说提出的问题也同 样具有某些重要性。今天，绝对相信马克思理论的国家几乎控制了半 个世界。如果要使各国共同存在下去，那么就必须在理论信仰上有某 种缓和。 ◎　奥古斯特·孔德 法国的奥古斯特·孔德（1798～1857），是百科全书派哲学运动 的一位继承者。和哲学激进派一样，他也尊重科学，反对现有宗教。 他还试图从数学到社会学，对一切科学进行全面分类。他和同时代的 英国人一样，也反对形而上学（尽管他们根本不了解德国的唯心主 义）。因为他坚持认为，我们必须从直接来自经验的东西开始进行探 索，而且要克制自己，不要试图深入到现象背后，他称他的学说为实 证哲学。实证主义正是由此而得名。 孔德出生在古老的大学城蒙彼利埃，他的家庭十分受人尊敬，世 代都是政府官员。他的父亲是一位专制主义者和严格的天主教徒，但 孔德成年后很快就摆脱了父辈狭隘的视野。他在巴黎工艺大学求学 时，因参加了反对某个教授的学生运动而被开除。后来这件事还妨碍 了他获得大学的聘任。他26岁时发表了第一卷实证主义概论，从1830 年起，《实证主义教程》六卷本相继问世。在最后的十年里，孔德花 费了大量的时间来精心阐释某种实证宗教，以取代现有的宗教教义。 这种新信条承认至高的是人性，而不是上帝。孔德的身体始终比较虚 弱，而且精神抑郁症几乎使他自杀。他靠当私人导师来维持生活，也 靠朋友和追随者的馈赠来贴补家用，J.S.穆勒就是他的一位资助者。 然而孔德似乎对那些未能始终承认他是天才的人有些不耐烦，因而最 终导致他和穆勒的关系疏远了。 孔德的哲学与维科的哲学很相似，他曾经研读过维科的著作。他 从维科的理论中推导出了历史在人的事务中居于首位的概念，同样， 这一源头还提供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的概念。维科本人早 就从希腊神话的研究中演绎出了这一观点。孔德采纳了以下观点：社 会开始于最初的神学阶段，并经过了形而上学的阶段，最终达到了他 所谓的实证阶段，这一阶段将把历史进程引向合理的幸福结局。在这 方面，维科是一位更为现实的思想家，他认识到社会确实能够从精致 而文明的时代重新堕入新的野蛮状态，罗马世界的崩溃导致了“黑暗 时代”就是一例。也许我们的时代也是如此。孔德认为实证阶段受理 性科学的支配，这就是他著名的发展三阶段论。曾经有人指出，这种 理论有点模仿黑格尔，但这种类似性是表面上的，因为孔德并没有用 辩证法术语来论述一个阶段到下一个阶段的发展，事实上，这三个阶 段纯粹是偶然的。孔德和黑格尔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持有历史进程 终将获得完满的乐观看法。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样，马克思也持有类似 观点，这是19世纪乐观主义的一个普遍征兆。 实证主义理论认为，一切科学领域都经历了三个阶段的进化。数 学是惟一已经彻底清除了所有障碍的科学，而物理学则仍然充满了形 而上学概念，尽管我们希望它离实证阶段不要太远。下面我们将看 到，马赫是怎样在孔德之后的五十年里对力学进行实证说明的。孔德 试图做的工作首先是以一种全面的逻辑顺序来排列所有的科研领域， 他在这一工作中的表现证明了他是百科全书派的真正传人。当然，这 样的顺序观念是极为古老的，最早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等级序列 中的每一门科学都有助于解释排在它后面的科学，却无助于解释排在 前面的科学。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得出孔德的一览表：首先是数学，随 后是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社会学。 排在最后的社会学是最重要的科学。休谟曾称它为“人的科 学”，孔德专门创造了社会学一词。按他的观点，这门科学还有待建 立，因此他自认为是它的创始人。从逻辑上看，社会学是等级序列中 最后的和最复杂的研究对象，然而事实上，所有的人对社会环境的了 解，却超过了对纯粹数学公理的了解。这就揭示了历史首要性（见维 科著作）的另一面，因为历史的进程就是人的社会存在。社会存在的 实证阶段激发了孔德的想像力，它具有一切乌托邦思想体系的共同缺 陷。 ◎　逻辑顺序认识论顺序相反 孔德的思想中存在着明显的唯心主义因素，尽管我们不很清楚他 是如何受到这种影响的。在每一个发展阶段的内部，都存在着某种逐 渐统一的趋势，该趋势贯穿了发展的三个阶段。因此，在神学阶段， 我们可以从泛灵论出发，这一理论把神的地位赋予原始人觉察到的一 切物体。接着我们由此进入多神论和一神论。事物总是趋向于更大的 统一，在科学上，这就意味着我们力求把各种现象归入某个单一的标 题之下；而在社会上，我们的目标则是摆脱个人，趋向全人类。这一 点确实具有某种黑格尔意味。实证的人类将由科学精英的道德权威来 主宰，而执行的权力则委托给技术专家。这种安排和柏拉图的理想国 并没有什么区别。 在伦理学上，这一体系要求个人抑制自己的欲望，全身心投入到 人类的进步事业中去。对“事业”的强调和对私利的排斥，也是马克 思主义政治理论的特点。可以预料，实证主义并不承认某种内省心理 学的存在。之所以要明确地否认，是因为有人说认知的过程不可能认 知其自身。这种说法暗示了在某种认知情况下，认知者一般无法认知 到自身的认知。就这一点而论，我们可以说它是合理的。不过，实证 主义把普遍假设当作形而上学的内容统统排除，是对解释本质的一种 曲解。 C.S.皮尔斯（1839～1914）提出了与实证主义完全不同的看法。 孔德早已把假设当做形而上学的内容抛弃掉了，而皮尔斯却正相反， 他坚持认为，提出假设是一项具有自身逻辑性的重要活动。皮尔斯的 著作既多又零碎，另外，他还常常与难题和新见解较劲，因此不大容 易搞清楚他的立场。但是，皮尔斯无疑是19世纪后期最具独创性的思 想家之一，而且肯定是迄今为止最伟大的美国思想家。 皮尔斯生于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其父是哈佛大学的数学教 授，皮尔斯自己也曾是哈佛的一名学生。除了两次短期授课（几年时 间）外，皮尔斯从未获得过长期的学术聘任。他在大地测量局担任行 政职务时，除了科学著作，他还源源不断地创作了有关广泛的哲学话 题的文章。他之所以未能获得教授一职，多少与他无视所处社会的行 为标准有关。而且，除了一些朋友和学者，几乎没有人承认他是天 才，没有人真正地理解他。完全是靠了一种使命感的驱使，才使他能 够忍受这种被埋没的境遇。在生命的最后二十五年里，他虽然贫病交 加，却仍然勤奋工作，直到去世。 通常，人们把皮尔斯看做实用主义的创始人，不过这种看法还有 待加以严格的限定。当代实用主义并非源于皮尔斯，而是源于威廉· 詹姆士对皮尔斯学说所作的阐释。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混淆，是由于多 方面的原因。首先，皮尔斯自己的观点在晚期的作品中才变得明晰起 来，而詹姆士则从更容易产生歧义的早期论述中得出自己的结论。皮 尔斯曾试图否认詹姆士送给他的实用主义称号（pragmatism），因而 把自己的哲学叫做“务实主义（pragmaticism）”，希望这个粗糙的 新词能使人们注意到两者的区别。 从表面上看，皮尔斯早期的一些著作在论述实用主义时所采取的 形式，确实为詹姆士的推论提供了依据。出于定义真理的需要，皮尔 斯普遍地讨论了探索的动机。探索产生于某种不满或不安，据说其目 的就是要去除各种烦恼，达到一种安宁状态。人们在心情平静的任何 时候所接受的观点，都是他尽可能认知的真理。但是人们永远也不可 能明白，新的证据也许并不要求他改变自己的立场。我们不能保证自 己从来没有犯过一次错误，皮尔斯把这种普遍的探索理论称为“错误 难免论”。相应的，他还认为，真理归根结底是一种使社会安定的见 解。就它的表面含义而言，这当然是一种谬论，因为就算我们都去相 信2＋2＝5，相信地球马上就会毁灭，我们以前的算术偏差也仍然是一 种错误。也许真有这种情况：如果我所有的邻居都认为这是真的，那 么我的言行也许会更谨慎一些，至少假装同意他们的看法，但那完全 是另一回事。所以，皮尔斯的论述必须放在“错误难免论”的背景中 去理解。 关于一切特殊真理的意义，皮尔斯坚持认为任何一个号称正确的 陈述，都必须具有实际结果，也就是说必须允许出现某个未来行动的 可能性，以及在任何特定的情况下形成某种能够相应行动的倾向。据 称一项陈述的意义就在这些实际结果之中，詹姆士正是按照这种形式 采纳了实用主义。但必须记住，皮尔斯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与维科 “真理即事实”的公式一脉相承的，真理就是你能够按自己的陈述去 做的东西。例如，如果我针对某个化学物质作了陈述，那么该物质的 经得起实验和审查的一切属性，就增加了这一陈述的重要性。大体上 看，这似乎就是皮尔斯的意思。詹姆士从这些理论中挑出来的实用主 义，使我们想起了普罗泰戈拉的命题“人是万物的量度”。而与此形 成反差的皮尔斯的意图，却在维科的理论中得到了更好的表述。 皮尔斯在假设的逻辑讨论方面，做出了基础性的贡献。关于假 设，哲学家们曾经提出过各种各样的说法，如理性主义者可能认为假 设是演绎的结果，经验主义者则认为假设是归纳的结果。皮尔斯发现 这些观点没有一个是充分恰当的，他说，假设是完全不同的第三方逻 辑过程的结果。皮尔斯把这种逻辑过程称为“臆设法”，它相当于试 验性地采纳某种假设，因为它解释了某种特殊现象。当然，解释现象 是进行演绎，而不是接受假设。 和他的父亲一样，皮尔斯也是一位成就卓著的数学家。他在符号 逻辑领域有许多重大发现。除了其他发明，他还发明了用于确定复合 公式“真理价值”的“真理表”方法，这一方法后来经常被逻辑学家 们使用。另外，一种新的关系逻辑也要归功于他。皮尔斯还非常重视 用图解来论证自己的体系，但是论证程序的规则过于复杂，其思想似 乎也没有被普遍接受。皮尔斯的实用主义观点使他强调了数学论证的 一个有趣的方面，但这个方面却从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他坚持建立数 学证明的重要性。后来这些观点又在哥勃洛和迈耶松的作品中出现 了。 皮尔斯不仅熟知数学和当时科学的发展，而且对科学史和哲学史 有着全面的了解。正因为有了这种广博的视野，他才能看到科学中蕴 含了某种实在主义的形而上学基础。因此，他的形而上学明显地倾向 于邓斯·司各特的经院实在主义，他也确实主张实用主义与经院实在 主义联手发展。无论这是不是事实，它都表明皮尔斯的实用主义与詹 姆士的实用主义基本上没有联系。 ◎　皮尔斯的图解序列 皮尔斯在自己的时代一直默默无闻，是威廉·詹姆士（1842～ 1910）所作的阐释使实用主义成了一种有影响的哲学。如前所述，皮 尔斯绝不会对此感到高兴，因为他的学说远比詹姆士的实用主义精 妙，只不过刚开始得到人们的尊重罢了。 詹姆士是一位新英格兰人，也是一名坚定的新教徒。这种背景对 他的思想产生了影响，尽管他是一位自由的思想家，而且有怀疑一切 正统神学的倾向。和皮尔斯不同，詹姆士在哈佛大学的学术生涯是持 久而有名望的，他是哈佛的心理学教授。1890年，他的《心理学原 理》一书出版，至今仍是心理学领域最优秀的普遍性论述之一。尽管 哲学实际上只是他的副业，但他却被视为美国哲学界的领袖人物。和 从事文学的弟弟亨利不同，詹姆士为人亲切、宽容，而且强烈地支持 民主。他的思想虽然不如皮尔斯哲学精深，但由于他的人格和地位， 他在哲学上的影响要比前者大得多，特别是在美国。 詹姆士在哲学上有两方面的重要意义。我们刚才了解到了他在传 播实用主义方面的影响和作用，而在另一个主要方面，他的思想与他 所谓的“激进经验主义”学说有关。该学说最早见于1904年的《“意 识”存在吗？》一文。詹姆士在这里证明，传统的主体和客体二元论 是产生正确认识论观点的一个障碍。他认为，我们必须抛弃“自我意 识”概念，它被看做对立于物质世界客体的一个实体。在他眼里，对 认知的主体和客体的解释是一种不自然的理性主义误解，无论如何也 不属于真正的经验主义。的确，我们没有任何东西超越了詹姆士所谓 的“纯粹经验”。纯粹经验被视为生活的具体性，它和随之产生的抽 象反思形成了对比。这样一来，认知过程就成了纯粹经验不同部分间 的一种关系。詹姆士没有继续指明这一理论的全部含义，但那些推崇 这种说法的人后来用“中性一元论”取代了原来的二元论，他们认为 世界上只有一种基本要素。 ◎　威廉·詹姆士 在詹姆士看来，“纯粹经验”就是构成万物的要素。在这里，他 的实用主义破坏了他的激进经验主义，因为前者否定对人类生活没有 实际意义的任何东西，只有形成了部分经验（即他所说的“人的经 验”）的东西才是恰当的。和詹姆士同时代的英国人司各脱·席勒对 这个问题也持有相似的观点，他称自己的理论为“人本主义”。这一 学说的困境就在于它的范围太窄，不能涵盖科学和常识始终视为自身 主要任务的东西。探索者必须把自己看做世界的一部分，而世界又总 是超出自己的知识范围，否则，追求任何东西都将失去意义。如果我 必然会与世界可能表明的任何东西相关联的话，那我什么也不用干就 可以坐享其成了。尽管詹姆士正确地批判了旧的精神与物质二元论， 但他自己的纯粹经验理论却也不被人认可。 关于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这个普遍性问题，我们必须谈到詹姆士 所作的一个著名的区分。根据这一观点，理性主义学说倾向于强调精 神，舍弃物质，它具有乐观的特征，追求统一，主张反思，忽视实 验。詹姆士把那些接受这种理论的人称为“脱离实际者”；而经验主 义理论则倾向于物质世界的探索。它是悲观的，承认世界的分离性， 认为实验优于计划（方案），这类观点得到了“讲求实际者”的支 持。 当然，这种区分不能做得太绝对。实用主义学说显然是倾向于 “讲求实际者”的。詹姆士在《实用主义》（1907）一文中阐释了他 的理论，并指出了它的两面性。一方面，实用主义是一种在态度上等 同于经验主义的方法。詹姆士谨慎地认为：作为一种方法，实用主义 并不规定任何特殊结果，它仅仅是论述世界的一条途径。这种方法的 大致意思是：如果区别不能体现实际的差异，那么这种区别就没有意 义。相应的，他还拒绝承认任何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已经得到了最终的 解决。这类观点大多直接来自于皮尔斯，而且还会被任何一位经验主 义探索者所接受。如果不涉及任何其他的东西，那么詹姆士说实用主 义不过是一些旧思想的新名称而已，这种说法还是十分正确的。 但是，詹姆士却从这些值得称道的原则中，逐渐陷入了更令人怀 疑的理论。实用主义的方法使他认为科学理论是未来的行动工具，而 不是“自然”问题的最终合理答案。我们不应该把某个理论当做巫师 声称能控制自然的神奇咒语。实用主义者坚持认真审验每一个词语， 并要求它具有实用价值，即詹姆士所说的“现金价值”。从这里只要 再往前走一步，就能得出实用主义的真理定义：真理就是某种有成效 的东西。杜威的工具性真理概念同它如出一辙。在这一点上，实用主 义本身成了一种最暧昧的形而上学，这就是为什么皮尔斯要想方设法 割断与它的联系的缘故。且不论难以确定某个特定观点会产生什么样 的后果以及这些后果最终是否有成效；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总有一些 后果有成效，或者没有成效，但不管怎么说，都不得不以一种非实用 主义的普遍方式来进行确定。如果说这些后果将会在某种无法确定的 程度上有成效，从而回避这个问题，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将允许 我们全盘接受任何东西。詹姆士似乎也觉察到了这种困难，他承认一 个人有选择某种信仰的自由，如果这种信仰有助于幸福的话。宗教信 仰就是一个不错的例子，但这绝不是一个教徒坚持自身信仰的方式。 他并不是由于估计到这些信仰将给他带来满足感，才去接受它们，而 是由于有了这些信仰，他才感到幸福。 自哲学在希腊的最初发展起，数学就始终是哲学家们特别感兴趣 的一个学科，最近两百年来的进展又明显地证实了这一点。莱布尼茨 和牛顿所论述的微积分学使18世纪出现了数学发明的大爆发，然而数 学的逻辑基础却没有得到正确理解，很多的运用都是由一些经不起推 敲的概念组成的。数学分析在那个时代非常重视“无穷小”的概念， 据说，它在新发明的微积分的运用方面充当了重要角色。“无穷小” 是一个没有大小、也没有限度的量，但同时又在“逐渐趋向于零”。 人们假设，正是这种量在形成微分系数和积分时发挥了作用。实际 上，“无穷小”是数学谱系中最古老的一个概念，它可以追溯到毕达 哥拉斯的“单元”，两者具有十分相似的含义。 我们已经知道芝诺是如何揭示毕达哥拉斯学说的。在现代，对 “无穷小”理论的批判同样来自哲学家。贝克莱可能是第一个指出其 困境的人；黑格尔在讨论这些问题时也提出过一些生动有力的观点。 但数学家们起初并没有重视这些警告，他们一如既往地探索自己的科 学。当然，这样做也没什么不好，不过，在新学科的起源和发展问题 上，却有一个特殊的事实：过早和过多的严密性将禁锢人的想像力， 从而无法产生发明。从陈腐的形式主义枷锁中获得一定的自由，将促 进某个学科早期阶段的发展，尽管这意味着要承担出错的风险。然 而，任何领域的发展，总会有一个必须增强严密性的时期，在数学方 面，其严密性始于19世纪初。法国数学家柯西率先提出了一套系统的 极限理论，这种理论和德国维尔斯特拉斯后来的工作结合后，就取代 了“无穷小”概念。而乔治·康托尔则首次研究了隐藏在这些发展背 后的持续量和无限数的普遍性问题。 ◎　乔治·康托尔的一个悖论：偶数与正整数一样多。 数的无限性所导致的困难，从芝诺及其悖论起就已经存在了。如 果回顾一下阿喀琉斯和乌龟的赛跑，我们就可以这样来分析这场比赛 令人困惑的一面：每当阿喀琉斯到达一个点，乌龟都占据着另一个 点，可以设想，两者在任何时候都占据着同样多的点，然而阿喀琉斯 显然会覆盖更多的路面。这似乎就违反了全体大于部分的常识性概 念。但是当我们论及无限集合时，情况却不同了。举个简单的例子， 无限集合的正整数数列包括奇数和偶数，假如去掉所有的奇数，你可 能就会认为剩下的数是原来的一半，然而余下的偶数却和原来数列的 总数一样多（无限之多）。这个有点惊人的结论是很容易证明的，我 们首先写下自然数数列，然后依次写下它的倍数数列。第一个数列中 的每个数都能在第二个数列中找到对应的项，也就是数学家所谓的一 一对应关系，这样，两个数列就具有了同样多的项。因此在无限集合 的例证中，部分和全体就包含着同样多的项。这就是康托尔用来定义 无限集合的性质。 在这一基础上，康托尔提出了一整套无限数理论，尤其是他指出 了存在着大小不同的无限数，尽管我们不能完全以谈论一般数字的方 式来考虑它们。比自然数数列更明显的例子就是实数数列，假定所有 的十进制小数依次排列，然后我们来生成一个新的小数表，做法是取 第一项的第一个数、第二项的第二个数，由此类推，并把每个数自乘 一次。结果，这个新的小数表与原表（我们已经设定它是完整的）中 所有的小数都不同。这就证明，要生成一个可数的表是不可能的。与 自然数相比，十进制小数具有更高的无限性。这个“对角线法”后来 在符号逻辑中也得到了重要的应用。 19世纪末，另一个问题引起了逻辑学家们极大的兴趣。最早的数 学家们就有这样的愿望，就是证明整个科学是从某个单一起点出发， 或者至少是从尽可能少的起点出发的一种演绎体系。这也是苏格拉底 “善”的形式的一个方面。欧几里德的《几何原理》就提供了所需的 一个例证，尽管他自己的论述是不充分的。 ◎　皮亚诺的公设：一个数的后继者是一个数，任何数都有，且只有一个这样的后继者；零 是一个数，但不是一个后继者。最后是数学归纳法原则。 在算术方面，可以从意大利数学家皮亚诺提出的一小组公设中演 绎出其他的一切。基本陈述一共有五条，它们定义了级数的分类，自 然数数列就是其中一例。简单地说，这些公设表明，每个数的后继者 也是一个数，每个数只有一个后继者。数列从零开始，虽然零也是一 个数，但它本身并不是某个数的后继者。最后是数学归纳法的原理， 通过这种方式，就可以确立数列中所有数的一般属性。该原理的运作 如下：假如任何一个数“N”的某个特性既属于它的后继者，又属于 “零”的话，那么它就属于数列中所有的数。 从皮亚诺时代开始，人们就对数学的基础问题有了新的兴趣。在 这个领域有两个对立的学派。一方面是形式主义者，他们主要考虑一 致性；另一方面是直觉主义者，他们采纳了有点类似于实证主义的路 线，要求你对自己碰巧谈到的东西提出解释或证明。 这些数学发展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逻辑学家对它们感兴 趣。在这里，逻辑学和数学似乎开始接触和交融。康德曾经认为逻辑 学是完善的，从他的时代起，逻辑学理论的研究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尤其是产生了用数学公式来处理逻辑论证的新形式。最早对此做 出系统说明的人是弗雷格（1848～1925），然而，人们竟然在长达二 十年的时间里对他的著作毫不知晓，直到1903年，我使人们注意到了 他的著作。长期以来，弗雷格在自己的国家里只是一名默默无闻的数 学教授，只是近年来，他作为哲学家的重要性才得到人们的承认。 弗雷格的数学逻辑观产生于1879年。1884年，他出版了《算术基 础》一书，书中运用数学公式彻底论述了皮亚诺的问题。皮亚诺的公 设虽然省事，但从逻辑上看，却不那么令人满意，因为它提出数学科 学的基础应该是这些公设，而不是别的一些陈述，这看上去似乎有些 武断。皮亚诺本人从未考虑过这些问题。 弗雷格给自己定的任务，就是用最普遍的形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他所做的，就是把皮亚诺的公设作为自己符号体系的一个逻辑结论展 现出来，这样立即就去除了武断的弊病，而且证明了纯粹数学只是逻 辑学的一种延伸。给数本身推导出某种逻辑定义，是很有必要的。把 数学变成逻辑学观点，皮亚诺的公设很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因为这 些公设把数学的基本词汇限定为两个术语： “数”和“后继者”，后 者就是一个普遍性的逻辑术语。为了把词汇完全转换成逻辑术语，我 们只需对前者做出某种逻辑性解释就行了。这也正是弗雷格所做的， 他通过纯粹的逻辑概念给“数”下了定义。 怀特海和我本人在《数学原理》中所作的定义，与弗雷格的定义 有着很多共同之处。书中指出，一个数就是所有的类（近似于某个特 定类）组成的类。因此每个由三种东西组成的类都是数3的一个例子， 而数3本身就是所有这些类组成的类。至于通常意义上的数，则是所有 特殊数的类，因此最终是一个第三阶的类。从这个定义中可能产生一 个出人意料的特征，即数不能相加。虽然你能够把三个苹果和两个梨 相加，得到五个水果，但你却不可能把所有三元的类和所有二元的类 相加。但正如我们所知，这实际上根本不是什么新发现，柏拉图早就 说过数是不能相加的。 ◎　《数学原理》的作者之一：伯特兰·罗素。 弗雷格通过对数学的论述，系统地阐释了一个命题的含义和所指 之间的区别。要想证明“等式并不只是空洞的重复”这一事实，就需 要这种区分。等式两边虽然具有共同的所指，但含义是不一样的。作 为一种符号逻辑学体系，弗雷格的解释并没有为他赢得很大的声誉， 部分原因无疑是由于它的符号过于复杂费解。而《数学原理》则使用 了近似于皮亚诺式的符号，而且已经证明它们更具适应性。从此以 后，数学逻辑领域开始应用大量的符号。著名的波兰逻辑学派设立的 符号是其中最精致的符号之一，并在上一次战争中得以传播开来。 同样，在约简符号及体系的基本公理数目方面也取得了很大进 展。美国逻辑学家希弗尔设立了一个单一的逻辑常量，可以利用它来 依次定义命题演算的常量。借助这种新的逻辑常量，就有可能把符号 逻辑体系建立在单一的公理基础之上。不过这都是高度专业化的问 题，在这里无法进行详细解释。 从纯粹形式意义上说，数学逻辑不再是哲学家关注的对象，它是 留给数学家处理的问题。的确，它也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数学。哲学家 感兴趣的是普遍性“符号”假设所产生的问题，这些假设在体系进行 之前就被提出来了。 同样，符号体系的建立过程中有时得出的矛盾结论，也引起了哲 学家的兴趣。《数学原理》在论述数的定义时，就得出了这样的一个 悖论。产生这一悖论的原因就是“所有类组成的类”这一概念。因 为，显然“所有类组成的类”本身也是一个类，因此属于所有类组成 的类。这样一来，它就把自己当成了自己的成员。当然，还有许多别 的类并没有这种性质。由全体选民组成的类本身不具有普选资格。当 我们考虑并非自身成员的“所有类组成的类”时，悖论也就出现了。 问题在于这个类是不是它自身的一个成员。如果假定它是，那么 它就不能成为包含自身的类的例子。但是，为了成为自身的一个成 员，它又必须是我们首先考虑的那种类型，即不是自身的一个成员。 相反，要是我们假定所讨论的类不是自身的一个成员，那么它就不是 一个不包含本身的类的例子。然而，为了不成为自身的成员，它又必 须像一开始提出的问题那样，是本身的一个成员。无论在哪种情况 下，我们都将得出一个自相矛盾的结论。 要摆脱这种困境是可能的，如果我们能注意到，绝不可站在完全 相同的立足点上论述“类”和“类的类”，就像通常情况下，不在同 一层次上论及一个人和一些国家一样。因此，我们显然没有必要像提 出悖论那样，在谈到属于自身成员的“类”时纠缠不清地兜圈子。虽 然已经有很多方法来应付有关悖论的难题，但在如何解决方面，却依 旧没有达成普遍的共识。不过与此同时，这个问题已经使哲学家们再 次意识到了审查建立命题及用词方式的必要性。

    第十一章 当代

     我们在讨论过去七八十年的哲学时，面临着一些特殊的困难。由 于我们与这一时期过于接近，以至于很难用一种恰当的距离和超然的 态度来看待它。过去时代的思想家们经受住了后人批判性的考察，随 着岁月的流逝，自然淘汰的作用越来越明显，这也有助于人们做出选 择。一个很一般的哲学家长期获得某种程度的声誉，这种可能性是非 常小的，尽管的确发生过重要人物被不公正地忽略的事情。 更大的困难则是对最近的思想家们做出选择。对于历史人物，我 们有可能全面了解整个发展过程的各个阶段；而当代的人物由于离我 们太近，使我们很难以同样的信心去辨识真相的各个部分。的确，实 际情况只能如此。在事后才变得更明智，并且逐渐理解哲学传统的发 展，要相对容易一些。但是，如果以为能从当代变革的所有细节中总 结出它们的意义来，这只能是一种黑格尔式的幻觉。人们最多有可能 看到某些与更早时期事件相关的普遍趋势。 19世纪后期的一些影响了我们这个时代知识界风气的新发展，可 以作为那一时期的标志。首先，工业化之前的陈旧生活方式崩溃了， 技术力量的巨大发展使得生活比以前更为复杂起来，至于是好是坏， 则不是这里要讨论的问题。我们只是注意到了下述事实：和过去任何 时候相比，我们对时代的要求变得更为多样化，对日常生活的要求也 更为复杂化了。 这些变化也同样出现在知识领域。以前，个人曾经有可能掌握几 门学科，而今天，即使只想彻底掌握一门，也变得越来越困难了。知 识探索的范围被分割得空前的狭窄，这的确已经在我们这个时代引起 了语言上的混乱，这种不健康的现象是某些变革产生的恶果，而这些 变革则是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强行带来的。在不算遥远的过去，不仅 在某个国家，而且在整个西欧的大部分地区，都有着一种共同的背 景，这种背景为所有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人所分享，这当然不是普遍 的或平均主义的粉饰。过去的教育往往是一种特权，一种后来被废除 的垄断；而今天，能否为社会所认同，惟一的标准就是能力，这是另 一种特权。我们丧失了共同的理解基础，年轻人被专门化的需求和压 力引入了狭窄的隧道，以至于没有时间去发展广泛的兴趣。其恶果就 是，致力于不同探索分支的人们彼此交流起来往往感到极为困难。 19世纪还导致了另一种更为切实的语言混乱。在这个世纪，从远 古时代起就为所有国家的学者所通用的语言衰落了，并最终走向了消 亡。从西塞罗时代到文艺复兴，拉丁文曾是学者、思想家和科学家的 语言。高斯在19世纪初期曾用拉丁文写下有关曲面的名著，但这种情 况已经有些罕见了。今天，任何领域的探索者如果想深入自己的专业 工作，都不得不掌握两三门其他语言，这已经成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到今天，尽管某种现代语言看起来最终将发挥拉丁文曾经起到过的作 用，但还是没有找到解决这一难题的办法。 ◎　科学的严密性：居里夫人和丈夫在实验室。 艺术与科学的分离，是19世纪的另一个新特征，这种退步违背了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思想倾向。这些早期的思想家们按照一种 和谐比例的原则来追求科学与艺术，而浪漫主义影响下的19世纪却强 烈地抵制科学进步，仿佛它会对人造成腐蚀。科学的生活方式以及实 验室与科学实验，仿佛禁锢了艺术家必不可少的自由和冒险精神。 “实验方法揭示不了自然的奥秘”，这个奇怪的观点，毫无疑问是歌 德以其浪漫主义腔调说出来的。不管怎样，实验室与艺术家工作室之 间的这种对比，正好反映出了前面所说的分离。 与此同时，科学与哲学之间也出现了某种分离。在17世纪和18世 纪初期，在哲学上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人，往往是那些在科学问题上并 不外行的人。而到了19世纪，这种宽广的哲学视野在英国和德国消失 了，这种状况主要归咎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如前所述，法国人之所 以得以幸免，仅仅是由于他们的语言不容易准确地翻译出这种哲学思 想，因此科学与哲学的分离未能在法国造成同等程度的影响。从总体 上说，这种分离从此继续发展着。当然，科学家和哲学家并不是完全 忽略了对方，但也许可以公平地说，他们常常不能理解对方在干些什 么。当代科学家要研究哲学，并不比唯心主义哲学家研究科学更容 易。 19世纪的欧洲，在政治领域处于国别差异加剧的状态，而18世纪 对政治问题并没有同样激烈的观点。那时候，当英法交战之际，英国 绅士照样有可能在地中海的海滨度过冬季假期。总的说来，战争虽然 残酷，却打打停停，似乎有些漫不经心，并不像过去一百年里的国家 大战。正如许多别的现代事务一样，战争也变得更有效率了。到今 天，如果试图挽救世界，使它免于彻底毁灭的话，那就得寄希望于世 界的统治者们永远无能。不过，如果让公共事务的管理权落到日后的 “阿基米德”（其战争武器是原子弹而不是枪炮）手中的话，我们很 快就会发现自己已经没几天活头了。 但是19世纪后期并没有全面地预见到这些变化，相反，那个时代 盛行着一种科学乐观主义，它使人们相信天国会突然降临在地球上。 科学和技术的突飞猛进，似乎也让人们感到解决所有问题的方法即将 被掌握，牛顿的物理学就是用来完成这个任务的工具。但是，后一辈 人的各种发现对有些人产生了猛烈的冲击，他们仍然以为只要把著名 的物理学原理应用于特殊情况就行了。在我们这个时代，原子结构方 面的发现已经粉碎了世纪之交发展起来的自以为是的观点。不过，这 种科学乐观主义的某些因素至今还保留着，用科学与技术改造世界的 余地的确是无限的。 与此同时，还有一种日益增强的疑虑（甚至专家们也有），即一 个“美妙的新世界”也许并不像一些过分热切的倡导者所想像的那 样，完全是一件幸事。在很大程度上，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可能会消 除，这是我们在有生之年就能看到的一种令人不快的普遍现象，这很 可能会使人类社会成为一部更有效率、更稳定的机器，但它肯定会使 一切思想上的努力到此结束，无论在科学领域还是别的任何领域，这 种梦想实际上都是黑格尔式的幻觉。它幻想存在着可以达到的终极目 标，以为探索是一个走向终极的过程。然而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相 反，似乎很显然，探索是没有止境的，也许这将最终使我们远离乌托 邦的臆造者们所梦想的那种目标。 ◎　画家基里科的作品《伟大的形而上学家》，内涵探索的象征。（收藏于纽约现在艺术博 物馆） 普遍的科学控制，导致了新的具有伦理学特征的社会问题。科学 家的发明和发现，就其本身而言，在伦理学上是中性的，但它们给予 我们的力量却能够转化成好的或坏的行为。实际上，这并不是什么新 问题，使今天的科学更具危险性的，正是现有破坏方式的可怕效能。 另一个问题似乎是现代科学对破坏对象不加区别的特征。从希腊时代 以来，我们确实走过了一条漫长的路。一个希腊人在战时可能犯下的 最大的罪行，也不过是砍倒橄榄树而已。 然而，在提出所有这些警告之后，我们也许应该记住，要正确地 透视我们所处的时代是非常困难的。另外，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中，当 一切似乎濒临灭亡之际，总会有一些具有远见与魄力的人站出来正本 清源。尽管如此，还是完全可以说，我们正面临着一种全新的局面。 在过去的一百年里，西方经历了一次空前的物质变革。 科学与哲学的对立，究其原因，是孔德实证主义的一个结果。我 们在提及这一点时可以看到，孔德坚决否定了假设的建立。自然的进 程可以被描述，但不能被解释。从某些方面看，这种观点和当时盛行 的科学乐观主义有关。只有当人们感到科学事业已经达到一定程度的 完备，并感到目标即将实现时，才可能出现这样的理论。值得关注的 是，提到这个话题时，人们总是喜欢断章取义地引用牛顿的一段话， 从而使他的本意遭到了曲解。在谈到光的传播方式时，牛顿慎重地说 自己没有提出假设，他无意去做出某种解释，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无法 解释。不过，我们也许能意识到，一种有力的理论（如牛顿的）一旦 创立，就会在一个时期内得到充分的应用，而不需要提出这样的假 设。只要科学家们仍然认为牛顿的物理学将会解决一切悬而未决的问 题，那么他们就会很自然地坚持描述而不去解释。唯心主义哲学家喜 欢按照黑格尔的方式，把探索的一切分支纳入某个包容一切的巨大体 系，而科学家正相反，他们感到自己的研究不应该陷入某种一元论哲 学。 至于实证主义者要求把探索维持在经验的范围内，这是在有意识 地求助于康德及其追随者。为现象寻找理由，并声称提供了解释，这 无异于闯进了解释范畴并不适用的本体之中，因此，这必定是一项不 切实际的工作。所有对探索的哲学意义感兴趣的科学家，都以这种态 度看待科学理论。当康德的名字在这里被引用时，必须记住的是，这 些思想家所得出的观点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康德学说。因为，正如我 们所知，康德的认识论把解释范畴的架构看做经验的一个前提条件， 而在现在这种背景下，这些思想家声称解释是非科学的，因为他们设 想它超出了经验范围，所以我们不认为这些科学实证主义者已经透彻 地理解了康德。 E.马赫（1838～1916）就是这些科学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其 《力学》一书为力学提供了一种实证主义解释，并在解释过程中有意 避免了使用牛顿物理学中曾经出现过的经院派术语。像“力”这样的 术语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力”并不是我们看得见的东西，我们只 能说，物体以某种方式运动，因此马赫废除了“力”的术语，而用纯 粹运动学的加速度概念来定义它。的确，马赫并不是在宣称建立一门 将会更加有效的力学。事实上，实证主义者所做的就是运用“奥卡姆 剃刀”剃掉空洞的科学概念中明显的累赘。 在这里，我们无法详细地审验这种删减具有多大的合理性，但 是，坚持普遍性科学方法的观点却具有某些重要意义。排斥假设，是 误会了解释在科学中的作用，只要假设能够说明现象和预测未来，那 么它就起到了解释的作用。如果不把假设本身当作探索的对象，那么 它就可以继续解释下去，只要不违背事实。但是，假设之所以能起解 释的作用，仅仅是因为它本身仍然没有被解释。当轮到它需要有说明 时，它也就不再起解释的作用了，不过我们必须利用尚未得到解释的 其他假设来解释它。这一点也不难理解，你不可能同时解释一切。而 实证主义者却错误地认为你根本不能解释任何事物。如果你真的要抛 弃所有的假设，那么又怎么来从事科学研究呢？剩下的全部方法似乎 就只有培根的分类法。正如我们所知，这种方法并不能把我们引向深 入。因此，恰恰是科学需要继续发展这一事实，证明了马赫之类的实 证主义者的虚妄。迈耶松（1859～1933）的著作对实证主义学说进行 了一针见血的批判。他的认识论的确是康德式的，虽然细节上并不一 致，但在原则上是一样的。 科学哲学家们在试图用科学观点来取代他们所蔑视的“形而上 学”时，常常陷入自己的形而上学困境。从某种角度看，这并不奇 怪。因为，他们虽然有一些正当理由来否定哲学家的形而上学思辨， 但却忘了科学探索本身就是在某些预想的基础上进行的。康德至少在 这个程度上是正确的。因此，像因果关系这样的普遍性概念就是科学 工作的前提，它不是研究的结果，而是一种预想，即使只是一种人们 心照不宣的预想，没有它，研究就无法进行下去。如果以这种观点来 看问题，那么后来出现在科学家著作中的那些新奇的哲学观，就不像 猛一看上去那么令人鼓舞了。 由于科学家们赞成某种数学的仪式，就把科学陈述及程序的意义 有意地抛开了。科学研究的结果已经推翻了僵化、封闭的牛顿世界 观，但总的说来，科学家们并不打算扩大这种观点，而是满足于利用 数学理论来应付他们的问题，一旦有了恰当的解释，这些理论就会产 生充分的结果。他们不再理会计算与转换的中间阶段，后者不过是起 到了一套规则的作用。尽管这种态度并不普遍，却流传甚广；令人惊 讶的是，它竟使人想起了文艺复兴后期毕达哥拉斯学派及其信徒的数 字神秘主义。 这些普遍性趋势，使哲学领域产生了一场脱离科学的运动。不仅 欧洲大陆唯心主义的复苏如此，而且不列颠的语言哲学也多半如此。 至于后者，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的任务确实不是去发现，而是去评价 被各方接受的各种说法的价值。不管怎么说，这也是哲学一直在做的 事情之一。但是，不同的哲学观却能在不同的程度上，推动或妨碍科 学探索的发展。 现在，我们必须回到正题，讨论一下哲学本身。在19世纪后期， 从大陆漂流而来的唯心主义在英国的哲学舞台上占据了主导地位。不 列颠的雨水来自爱尔兰，唯心主义则来自德国。然而这个领域的领军 人物却并不完全坚持黑格尔传统。在牛津从事研究和创作的F.H.布莱 德雷（1846～1924）批驳了唯物主义，他所追求的“绝对”使人想起 斯宾诺莎的上帝或自然，而不是黑格尔“绝对理念”的那个“绝 对”。另外，他在讨论中所采用的辩证方法，也并不是黑格尔所谓的 有机生成原则，而是一种符合柏拉图及其爱利亚传统的推论工具。的 确，布莱德雷在不遗余力地批判黑格尔有点理性的一元论，因为后者 有一种把认知与存在混为一谈的倾向，这种观点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 和毕达哥拉斯学派。布莱德雷试图在理性思维的范畴之内，达到纯粹 感觉或经验的境界，我们正是在这个阶段，才能够谈到实在性。思维 常常歪曲了实际存在的东西，仅仅产生出一些现象。之所以造成这种 结果，是因为人们把外来的分类与关系的框架强加于实在存在。因此 布莱德雷认为，在思维过程中，我们会不可避免地使自己陷入矛盾之 中。这种学说见于《现象与实在》一书。 ◎　F.H.布莱德雷 布莱德雷抨击思维的主要出发点是：思维必然是理性的；至于关 系，正如他所说，则把我们卷入了矛盾之中。为了使这个奇怪的结论 得以确立，布莱德雷采取了“第三人论证”的形式，柏拉图式的巴门 尼德派曾用这种形式来批驳苏格拉底的参与论。由于品质与关系是有 区别的，但同时又是不可分的，所以我们应该可以在任何特定的品质 中，将严格属于品质和关系的两部分区分开来。不过，我们不能区分 品质本身的各个不同部分，即使能，也会遇到把品质与关系这两部分 重新扯到一起的难题。这样就会牵涉到一种新的关系，“第三人论 证”也就由此介入其中了。 这样一来，思维领域及其科学就陷入了矛盾的困境，因而属于现 象而不是实在。布莱德雷在这里令人费解地绕了一圈后，却得出了和 休谟相同的结论，尽管他们的根据不同。他和休谟一样，也否定了 “自我”概念，因为它涉及关系。正是由于同样的理由，也必须把现 有宗教的上帝当做现象不予考虑。 用这种方式清理了现象之后，布莱德雷在“绝对”中看到了实 在，这里所说的“绝对”，似乎就是爱利亚学派从内心（比理性思维 更直接的层次）体验到的“太一”。在“绝对”中，一切差异得到了 统一，一切冲突都得到了解决。但这并不意味着现象被取消了，因为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思维和科学研究都要涉及现象。同样，人所犯 的罪，也像现象一样扎根于日常世界，无法抹去。但是从“绝对”的 高度看来，这些缺陷似乎已经消失了。 本纳德多·克罗齐（1866～1952）的哲学似乎是另一种派生于黑 格尔的唯心主义，尽管维科的直接影响可能更大一些。克罗齐不是一 位学院派哲学家，他一生长寿，而且在经济上独立。他的国际声望使 他在法西斯时代幸免于难，没有受到太多的骚扰。战后，他曾在意大 利政府中担任过多种职务。克罗齐创作了大量的历史和文学作品。 1905年，他创办了文学杂志《批评》，并一直担任它的编辑。他的哲 学态度有一个特点，就是强调美学，因为当心灵思索一件艺术品的时 候，它正在具体地经验。 ◎　本纳德多·克罗齐 克罗齐和黑格尔一样，也认为实在是属于精神的。黑格尔的一元 论不肯为不列颠经验主义（甚至康德理论）认识论的各种困难留有余 地。尽管黑格尔强调辩证法，并坚持精神过程包含着对障碍的能动性 克服，但克罗齐还是在这个问题上直接回到了维科的“真理即事 实”。不管怎么说，他看到了黑格尔主义的某些主要弱点：一是把辩 证法应用于自然；二是把数的三分法搞得玄而又玄。黑格尔一开始就 在他的唯心主义体系概念中犯了错误，我们已经对此作了一些批判性 评论。在这里，还可以补充一点：辩证发展的学说与终极目标的实现 是相抵触的。克罗齐保留了发展概念，尽管他没有接受黑格尔对这一 概念的解释。他没有采纳辩证的进程观点，而是对维科的阶段论进行 了加工。维科曾认为这些发展是循环式进行的，因此，万物最终都将 回到同一个起点。回顾一下就可以发现，恩培多克勒也持这一观点。 而克罗齐则认为这些发展是往前进行的，因此，当心灵回到起点时， 它已经在过程中有了新的觉悟。 克罗齐尽管批驳了黑格尔，但他仍然在自己的著作中保留了很大 程度的辩证法。他在《美学原理》中的说法就使人想起黑格尔的逻辑 学。“谬误与真理之所以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是因为纯粹、绝对的 谬误是不可想像的；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不存在这种谬误。谬误 用两个声音说话：一个声音对错误进行断定，而另一个声音却在否定 它。这是一场‘是’与‘非’的斗争，也就是所谓的矛盾。”克罗齐 认为这段摘录也可以用来强调以下观点：心灵可以把握住实在。从原 则上说，世界上没有什么是我们不能发现的。任何不可想像的东西都 不可能存在，因此，只要存在的东西就一定可以想像。需要指出的 是，布莱德雷的观点正好颠倒了过来，他认为可以想像的东西就一定 存在，其表达公式是：可能存在和一定存在的东西才存在着。最后， 克罗齐把维科描述成了19世纪的理性主义者，这是黑格尔派的影响所 致，实际上，维科应该是17世纪的柏拉图主义者。 ◎　亨利·柏格森 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有影响的法国哲学家是亨利·柏格森 （1859～1941），他在反对科学方面引起了完全不同的变化。他坚持 的非理性主义传统，可以追溯到卢梭以及浪漫主义运动。柏格森和实 用主义者一样，也强调行动至上。在这方面，他对哲学和科学探索中 谨慎而冷静的理性方式有些不耐烦。理性思维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力求 精确，《沉思录》中的笛卡尔格言就很好地表达了理性思维。首先， 当我们试图在语言的框架内捕捉瞬间的经验运动时，我们似乎就阻碍 了实在的流变，得到的只是一幅苍白而静止的语词图画。在这里，我 们遭遇了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的古老问题。柏格森要做的，就是坚 持流变在经验中的实在性，反对用理性的僵化形式来模仿和歪曲世 界。至此，柏格森的问题似乎让人想起布莱德雷，但答案却完全不 同。布莱德雷的形而上学最终和他的逻辑理论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特别是真理的一致性理论，而柏格森则认为必须克服逻辑本身的影 响。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布莱德雷说成理性主义者，把柏格森 说成非理性主义者。 和19世纪唯心主义及唯物主义一元论形成反差的是，柏格森哲学 又回到了二元论的世界观。然而，把宇宙一分为二的观点并不完全就 是早期的二元论。一个是笛卡尔所说的物质；另一个则是某种活力原 则（不同于理性主义的心灵或精神）。活力与物质这两种巨大的力量 卷入了一场永恒的斗争之中，积极的生命冲动试图克服由惰性物质设 置的种种障碍。在这个过程中，生命的力量虽然受到了物质条件的影 响，但仍旧保持着自由行动的基本特征。柏格森抛弃了传统的进化 论，是因为它具有理性主义倾向，这种倾向不允许出现任何全新的东 西。这就损害了柏格森赋予生命的行动自由，他认为进化能产生真正 的新事物，从字面意义看，进化是创造性的。 柏格森在自己最有名的著作《创造性进化论》中提出了这一学 说，他所设定的这种进化过程直接来源于艺术创作的类推。正如艺术 家在创造性欲望的驱使下采取行动一样，自然界的生命力也是如此。 进化的变革通过源源不断的创造性欲望来实现，而这些欲望所针对的 则是迄今尚不存在的某些新特性。 进化过程使人类成了智能超越本能的动物，在柏格森看来，这是 人类的不幸。在他之前，卢梭也有同样的观点。人的智能有禁锢本能 的倾向，从而剥夺了人的自由，由于智能把它的概念性条条框框强加 于世界，因而扭曲了世界的本来面目。理性主义学说认为智能是争取 自由的力量，而我们实际上已经远离了自由。 本能的最高形式是直觉，直觉是某种直接与世界相一致的精神活 动。智能在歪曲世界，而直觉却在如实地把握经验。根据柏格森的观 点，智能的困境就在于它只能胜任对物质世界非连续性的说明。显 然，这种观点和如下概念有关：语言是非连续性概念的框架。至于生 活，则在本质上是连续的，所以智能不可能理解生活。在这方面，我 们似乎必须依赖于直觉。柏格森认为，智能与直觉的区别类似于空间 与时间的区别。智能分解并分析世界，它以一种梦幻般的永恒方式发 挥作用。我们以前在词的本义上对比过理论与实践，认为智能是理论 的，它以几何学方式来看待世界，对它来说，世界只有空间而没有时 间。然而生活却是一种时光在流逝的实在的事务，于是直觉就介入了 生活。的确，通过智能而获得的空间性分析有一定的意义，但它们却 使我们不能正确地理解生活。物理学理论中的时间并非真正的时间， 而是一种空间性隐喻。柏格森把直觉的实在性时间称为“绵延”，但 “绵延”到底是什么，却不容易说清楚。柏格森似乎认为它是某种纯 粹的经验，当我们停止理性思维，彻底放任自己翱翔于时间之巅时， 这种经验便主宰了我们。可以说，在某些方面，这种观点类似于认识 的存在主义模式，克尔恺郭尔首先提出了这种模式，后来存在主义者 加工并接受了它。 柏格森的时间理论与他对记忆的解释有关。在记忆中，具有意识 的心灵会设法联通过去与现在。过去已经不复存在，而现在则正具有 活力。当然，这种观点所假定的恰恰就是那种数学意义上的时间。如 果是在别的地方，柏格森就会想方设法摈弃它，而支持“绵延”。如 果要使关于活动的陈述有意义，那么就必须将过去与现在分开。另 外，记忆一词的双重含义也产生了某种混淆，有时候，我们把记忆理 解为此时此地正在回忆的精神活动，有时候又把它理解为正在如此回 忆的过去的事件。精神活动与其对象的混淆使得柏格森把过去与现在 放到一起纠缠不清。 柏格森的思想有反理性主义的倾向，因此他不喜欢为自己的观点 （期望别人接受的观点）提供理由，无论这理由是好是坏。相反，他 喜欢借助于某种诗化的属性来阐述自己的观点，这样做虽然非常精 彩，但不一定能使读者信服。的确，任何企图超出理性范围的准则都 会面临这种困难，因为，一旦论及接受观点的理由，就已经进入了理 性领域。 我们最好认为柏格森的理论指出了经验的一些心理学（而不是逻 辑学）特征，从这个意义上，它与心理学理论的某些趋向是一致的。 至于存在主义，我们也可以这样去考虑。心理学领域伟大的新发展就 是精神分析论，不过在展开对它的简略探讨之前，我们必须提及心理 学的另一个趋向，即通常所说的行为主义观点，它在许多方面和精神 分析论是对立的。心理学的行为主义是实证主义的一个分支，它否认 过去的内省心理学表面上看来的神秘本质，宣称赞同公开的行为（分 析）。只有观察到正在做的事情才有意义。在特定的情况下，我们最 多只能够通过某种方式，以概念框架来描述行为和行动的意向。而这 些东西是公开的、可以观察到的，而且经得起物理学家实验的检验。 ◎　I.P.巴甫洛夫，俄国生理学家，从事条件反射研究。 这种方法的一种简单的推广，就是为心理学事件找到纯物理学和 生理学的解释，因此，在前面解释过的意义上，这种理论就是唯物主 义和实证主义的。这种发展中最著名的一个例子，就是俄国生理学家 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研究。我们都听说过巴甫洛夫和流涎狗的故事， 简单地说，该实验就是在向动物提供食物的同时发出某种信号，例如 在屏幕上显示某个图形。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只要出现图形，就能使 动物产生期待食物出现的生理反应，一见到相应的信号，动物就开始 流唾液。这种反应就叫条件反射。 这类研究要表明的是，可观察的具体情景揭示了某些有关联的事 件，而这种联系可以通过强加的习惯（在某种程度上）来予以改变。 从这一点上看，解释中所采用的联想主义心理学就完全是传统的休谟 方式。不过除此以外，似乎还有以下言外之意：没有必要把这些神秘 本质假设为思想；能观察到的相关事件已经包括了我们可以说出的一 切。这也许是一个极端的例证说明，无疑需要加上某些限定条件。不 过，就我们现在的讨论目的而言，它已经足以预示趋向了。 ◎　巴甫洛夫在实验室 在哲学方面也出现了一种类似的发展，即语言学的一些形式废除 了传统意义上的含义，取而代之的是语言的实际用法，或在适当场合 以某些方式使用语言的意向。我们也应该像巴甫洛夫的狗一样，去流 口水，而不是思考。 与行为主义观点完全对立的各种心理学理论，都与西格蒙德·弗 洛伊德（1856～1939）这个名字有关。他从一种纯生物学的观点出 发，最终确立了他的心理学，他的学说不受限制地看到了隐蔽的本 质。这一理论中的“潜意识心灵”概念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就本质 而言，潜意识是不能直接观察到的，这个理论是否健全，我们姑且不 论，在这里必须重复的是，不管怎么说，它都是一个十分正确的科学 假设。那些出于实证主义偏见而排斥假设的人，自然无法理解它在科 学方法中的作用，但是在弗洛伊德这里，潜意识心灵的理论及其运作 方式，却为心理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手段。首先是弗洛伊德关于 梦的一般性理论，参见《梦的解析》（1900）；其次是他关于遗忘的 理论（与前者有关），1904年出版的《日常生活的心理病理学》一书 对该理论作了通俗的解释。 梦与醒的区别在于：梦允许某种自由和幻想，这些东西在清醒的 生活中是经不起事实的考验的，但做梦者的这种自由毕竟要比现实中 的自由更彻底。这也是任何关于梦的普遍性理论的结论。弗洛伊德著 作总的假设是：在日常生活中，由于种种原因而受到抑制的需求和欲 望，却能在梦中实现。我们不能在这里深入地探讨抑制的机制和个人 心理器官的详细结构，但只要指出以下这一点就足够了：做梦者有一 定的自由来重新组合基于直接经验的各种因素以及白天（乃至孩提时 代）受到抑制的愿望。解释的作用就在于揭示梦的真正含义，这里面 包括对抑制过程中某些象征符号的认识。为了掩盖某种令人不快的真 相，或担心真实意图得不到支持，而避免直言不讳。在做出这些解释 的过程中，弗洛伊德确立了一整套象征符号一览表，不过，他本人在 使用这些象征符号时，比他的追随者们更为谨慎。 在治疗学方面，我们必须记住，弗洛伊德是一名医生，他认为这 些过程的暴露或对其进行精神分析，有助于调节压抑引起的神经失 调。要达到治病的目的，仅仅依赖分析是不够的；但如果没有它，甚 至不可能作任何尝试。当然，治疗学里的知识概念也不是什么新东 西，如前所述，苏格拉底早就有过这种看法。当代语言分析学家们也 对哲学难题持有一种极为相似的观点，他们把这些难题比作需要用分 析来治疗的语言学神经官能症。 ◎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的创始人。 关于遗忘，弗洛伊德认为它和类似的压抑机制有关，我们遗忘是 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害怕记忆。为了治愈遗忘症，我们必须知道，是什 么东西使我们害怕记忆。不管怎么说，弗洛伊德的理论是有价值的， 它在对梦做出普遍性科学解释方面进行了认真的尝试。当然，其中一 些细节性解释并不是完全令人信服的，例如，弗洛伊德的象征符号一 览表似乎就不能完全接受。当然，正是由于对性行为和性压抑的坦白 承认，才使得精神分析引起了人们更多的关注，同时，这也使它成了 无知者谩骂的对象。 进入20世纪以来，美国哲学的主导力量一直是经过修正的实用主 义，这一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约翰·杜威（1859～1952）。杜威是 新英格兰人的后裔，深受该地区古老的自由主义传统的影响。他兴趣 十分广泛，其范围超出了学院派哲学。他的主要影响也许是在教育领 域，自1894年成为芝加哥大学的哲学教授以后，他在这个课题上就很 有发言权。如果说我们这个时代，传统教育和技术社会所需的职业培 训之间的界线模糊不清的话，那么杜威的著作在其中起了部分作用。 ◎　约翰·杜威 杜威的哲学中的三个主导概念，把他的哲学与某些早期发展联系 在了一起。我们已经提到过实用主义的因素，和皮尔斯一样，杜威也 认为探索是最重要的。其次是对行动的高度重视，这一点是柏格森主 义的，而不是实用主义的。如前所述，实用主义者也确实相信行动的 重要性，不过我们必须回顾一下，詹姆士曲解了皮尔斯，后者的能动 性更接近维科在阐述“真理即事实”时所想的东西。最后，杜威的理 论中有很大程度的黑格尔因素，尤其是他坚持认为探索的终极目标是 有机或统一的整体。因此，他把过程中出现的逻辑步骤视为通往整体 的工具，这种工具性的逻辑概念与黑格尔的辩证法有很多共同之处， 如果我们把后者当成确立完整体系的一种工具的话。 追随实用主义学派的杜威，不愿意受到传统的真理和谬误概念的 羁绊，因为它们来自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的数理哲学。相反，杜威论 述了可保证的断言性，这一概念派生自皮尔斯。不过我们要补充一 点，皮尔斯后来认为存在着一个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答案，无论它离 我们多么遥远。 关于消除绝对意义上的真理这个一般性问题，我们可以运用谈论 普罗泰戈拉时的那种批判。假设有人断定我是一个讨厌的人，如果我 以实用主义者的语气问他，是否能保证这个断言具有正当理由，那么 他会如何回答呢？实际上，如果坚持这种观点可能对他有利，那么就 会诱使他做出肯定的回答。但是，不管他肯定或否定，他都会立即打 破自己的实用主义原则，因为这已经不再是一个保证的问题了。他根 本没有想到第二层的保证，这实际上直接导致了一种无穷的回归。反 过来，如果他肯定或否定，他就隐晦地承认了真理的某种绝对意义， 就算他搞错了问题的真相，这一点也不会改变。他也可能真诚地做出 某种回答，最终却发现是那虚伪的。要想给出任何一个答案，都必须 在无形中接受某种绝对标准。这种批判不仅对实用主义的真理理论有 效，而且适用于试图以其他标准来定义真理的任何理论。 要搞清这种把逻辑纳入行动的企图来自何处并不难。事实上，它 来自柏格森派的不满：按照传统、客观的逻辑观，世界上就不可能产 生任何真正的新事物。正是由于要求创新的呼声，这种理论才被激发 起来，并得以建立，最终出现了把人活动的多样性和表达这种多样性 的语言与逻辑的固定框架相混淆的情况。如果不认识到这些标准，人 就容易超出界限，并忘记自己能力有限这一事实。 ◎　A.N.怀特海 在这里，我们必须提到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就是我的老同事A.N.怀 特海（1861～1947）。前面说过，他是一位数学逻辑学家。和我一起 完成了《数学原理》一书后，他的兴趣逐渐转向了当代科学的哲学问 题，并最终陷入了形而上学。1924年，他实际上开始了一种新的生 活，出任哈佛大学的哲学教授一职。他晚期的作品大多晦涩难懂。尽 管说一本书难懂，这本身不是什么批判，但我必须得承认，怀特海的 形而上学思辨对我来说，的确有些不可思议。不过，我还是要尽力对 它作一番简略的陈述。 怀特海认为，要想把握世界，我们就决不能遵循伽利略和笛卡尔 将“实在”分为第一、第二属性的传统。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我们只 能得到一幅被理性主义范畴论扭曲了的图画。更准确地说，世界是由 无数鲜活的事件组成的，其中每一事件似乎都让人想到莱布尼茨的 “单子”。但是和“单子”不同的是，事件是暂时的，它会消亡，并 生成新的事件。不知为什么，这些事件又发生在各种对象之上。我们 可以把这些事件理解为赫拉克利特的流变，把各种对象看做巴门尼德 的球体。当然，事件和对象都是抽象的，但在实际过程中，两者又有 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至于与“实在”的真正接触，则需要一种发自内 心的认知，需要把认知者和认知对象合并为一个单一的实体。在这 里，我们想到了斯宾诺莎。怀特海主张：每一个命题最终都必须根据 它与宇宙体系的关系来看待。显然，这是系统唯心主义的一种形式， 尽管它并不完全具有杜威哲学的唯心主义特征。杜威的整体概念要追 溯到黑格尔；而怀待海的唯心主义则与谢林后期的有机体概念更一 致。 简单地说，这大概就是怀特海形而上学的主要思想。我不敢说它 将在哲学史上拥有什么样的地位，不过使我们感兴趣的是，一种形而 上学的学说在这里是以什么样的方式，从对某些普遍性科学问题的兴 趣中直接产生出来的。诚然，我们已经了解到，17世纪的理性主义者 和19世纪的唯心主义者都是如此。从科学理论试图掌握整个世界这一 点来看，它所追求的目标正是形而上学的，不同在于，科学对严酷而 难以解决的各种事情承担了更大的责任。 如果可以说19世纪比以前的任何时代都更为彻底地改变了世界的 话，那么过去的五十年也是如此，这一时期的改造甚至更为急剧。第 一次世界大战标志了一个时代的终结。 进步的概念作为一种主导思想，曾经激励了数代人。世界似乎正 朝着一个更美好、更文明的方向发展，西欧是慈善家，而世界其他地 方则是政治和技术上的附庸。从某些方面看，这种世界观并不是没有 道理的。毫无疑问，西方在政治上，在掌握由工业产生的物质力量方 面，占据着主导地位。非凡的自信和上帝站在进步一方的感觉，成了 这一切的后盾。工业社会的发展导致了人口的剧增，一百年来，英国 的人口数量增长了五倍，但是马尔萨斯的悲观预言并没有成为现实， 相反，由于工业社会开始克服自身的初步问题，社会的普遍生活方式 逐渐变得舒适起来。 这些变革导致了乐观主义情绪的盛行，人们对未来信心十足。而 在这之前，这样的情绪和信心一向是经常动摇的。20世纪所有的主要 思潮都具有这种乐观主义基调，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和唯物主义莫不 如此。最明显的例子也许就是马克思学说，它甚至成功地把“进步不 可避免”的信念保持到了今天。作为惟一的政治理论，它一直坚持着 自己天真的信仰，尽管从那以后，世界已经饱尝了各种动乱的滋味。 就生硬的教条和乌托邦式的观点而言，马克思学说是19世纪的出土遗 迹。 生活在这种进步的氛围之中，人们似乎觉得世界建立在牢固的基 础之上。不仅那些富有的人有这种思想，就连那些最底层的贫民也觉 得自己的命运能够改善、将会改善，这种希望最终的确没有落空。同 时，教育的普及也有助于人们认识到改善自身状况的途径，因为在这 个新社会中，那些没有职权优势的人可以通过知识和技能出人头地。 这种竞争因素在社会是一种新事物。商人之间的竞争固然和商业本身 一样古老，然而，一个人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改善自己的境遇，这 却是一个最近才出现的新观念。中世纪的人们普遍接受这样的观点： 每个人的位置都是由上帝安排的，改变神定的秩序是一种罪恶，这些 陈腐观念首先是遭到了文艺复兴思想家的怀疑，到了19世纪，则被彻 底肃清了。 当然，这里所描述的情况属于工业化已经有了根基的地区，包括 英国和西欧的部分地区。必须记住的是，这些地区只占地球可居住面 积的一小部分。这些国家的发展对世界历史的影响，已经与其人口数 量完全不成比例了。不过在人类历史中，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单就 面积而言，古代波斯帝国比希腊更辽阔，但它的影响却是微不足道 的。 那些生逢盛世，并受到进步思想激励的人，似乎在满怀信心地为 将来作打算。形势是如此的安定，以至于人们有理由从整体上展望他 们的未来。同时，这些打算又完全是个人的事，因为只有通过自己的 不懈努力，才能获得地位和保障。对于社会底层的贫民，则由有责任 心的公民来为其提供救济和自愿资助。奇怪的是，提供社会福利的第 一个决定竟然是俾斯麦做出的，为了占据对社会主义反对派的优势， 他先发制人地为工人们引进了某种形式的健康保险。 普遍自由主义的政治观是这个时期的另一个显著特征。人们理所 当然地认为政府从事的只是旁观性工作，它的职责就是对各种利益冲 突做出裁决，至于政府会干预工业或商业的运作，人们甚至连想都没 想过。今天，政府本身经营各种企业，则是马克思主义影响了我们对 社会问题的看法所致。至于行动自由，在整个欧洲的绝大部分地区是 完全不受限制的。正如现在一样，那时的俄国是一个例外，除了沙皇 帝国要求出具护照以外，你不用带任何证件就可以走遍西欧。同时， 人们外出旅行的机会也不像现在这么多，部分原因是由于开销太高， 限制了不少人的行动。从那以后采取的种种控制措施则表明，国际间 的信任已降到了多么严重的地步。 在政治方面，西欧从1870年以来，已经享受了近五十年的和平。 事实上，这种幸福的局面并不是世界性的。非洲有殖民地冲突；在远 东，俄国败给了日本，后者努力学习西方技术和文明，已经取得了极 大的进步。尽管如此，对于生活在我们这个角落的人来说，世界似乎 仍旧是一个公正的国度。这就是五十年前的情景，当我们回顾它的时 候，就很容易感到那时候的人们仿佛生活在梦境之中。 然而整个价值体系被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摧毁了。尽 管在19世纪的进程中，已经出现了比较强烈的国家意识，但在这之 前，那些国别差异是一直隐藏着的。现在，它们爆发了，并导致了空 前的世界性大屠杀。随着这场大灾难的发生，人们对进步的信心锐 减，怀疑的气氛日益增长，世界再也没有从这场破坏中完全恢复过 来。 从纯技术角度看，第一次世界大战表明了武器的改进速度远远超 过了军人战术思想的发展，结果导致一场可怕的、难以预料的大屠杀 极大地削弱了西欧的实力。自1918年以来，法国的虚弱和不稳定在很 大程度上就是这次战争的后遗症。同时，美国逐渐在世界事务中发挥 了核心作用。而俄国经历了布尔什维克革命后，建立了远比沙俄帝国 强大的新工业化社会。民族主义情绪从维也纳会议以来一直在地下郁 积着，现在终于以新民族国家的形式表现出来了。每个国家都对自己 的邻国怀有戒心，行动自由受到了种种限制，直到今天，情况才有所 好转。 欧洲各国的进一步互相残杀将真正威胁到西方文明的继续存在， 这一点已经变得明显起来了，这也是1919年建立国际联盟的主要原 因。在这种努力为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合作奠定基础的尝试中，美国总 统威尔逊是主要倡导者之一。事实上，由于他的建议最终未能获得本 国的支持，所以一开始就极大地削弱了国际联盟的地位。同时，中央 权力的瓦解，反而使更激烈、更不妥协的民族主义得到了空前的复 苏。国际联盟成立还不到二十年，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独裁就发动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其规模和破坏程度都超过了过去历史上的任何一次 战争。更庞大的军事技术力量，更强烈的你死我活的意识形态，使军 队之间的冲突转化成了全面战争。受它影响的不仅是士兵，而且还有 普通百姓。原子弹首次在日本显示了令人惊讶的威力，破坏性力量中 的这一终极成果，现在已经使人类有了自我毁灭的可能。人们是否能 足够明智地抵制这种诱惑，则是个未知数。我们希望，二战后取代了 旧联盟的联合国能够成功地制止那种不死不休的相互毁灭。 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推动技术发展的两股主要力量就是贸易和 战争。近年来发生的各种事件已经以惊人的方式证明了这一点。电子 和通讯的发展产生了现在所谓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这次革命就在我们 的眼前改造着世界，它所采用的方式甚至比以蒸汽机为基础的第一次 工业革命还要剧烈。同样，运输工具所经历的变革也是19世纪做梦也 想不到的。从罗马时代到出现铁路，相对来说，旅行方式的变化并不 大，但从那以后，人类已经把伊卡洛斯的神话变成了现实。大约80年 前，人们还以为在80天内环游地球是一种幻想，而现在，只用80个小 时就有可能做到这一点。 在某些方面，这些意义深远的发展是如此的迅速，以至于人们来 不及适应新的环境。首先，大规模的国际冲突已经危及到了19世纪普 遍的安全感。人们不可能再以同样的方式来看问题。同时，国家行为 已经严重侵犯了曾经一度属于个人的行动自由。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 是多方面的。首先，工业国家经济生活的日益复杂化，已经使这些国 家对任何骚乱都极为敏感，由于我们现在的社会远不如中世纪那么稳 定，因此就有必要对那些可能推翻政府的各种势力采取一定程度的管 制；其次，为了抵消不可避免的动乱，就必须提供某种均衡力量，这 就使国家的行为卷入了经济事务；第三，人们虽然丧失了独立争取到 的保障，但国家提供的种种服务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补偿，这些变化 和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几乎没有什么关系，而主要取决于文明世界的 技术水平；值得注意的是，在那些政治体制截然不同的国家里，这些 问题却是多么的相似。 组织体制在现代生活中的决定性影响，已经引发了非理性主义哲 学思维的新倾向。从某种意义上看，这些思潮不仅反对曾激发过当代 独裁统治的权力哲学，而且反对“科学对人类自由的威胁”。非理性 主义的主要哲学观点，见于复苏的存在主义学说。存在主义近年来曾 在法国和德国的哲学领域发挥过主导作用，对此，我们将作一些简短 的评论。在这里，需要注意的要点是：这种趋向包含了各种学说，它 们常常相互争执不休。 在欧洲大陆，与存在主义学说相伴的是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回归； 在英国，哲学近年来主要是沿着语言学的轨迹发展。大陆哲学与英国 哲学之间的鸿沟从来不曾像今天这样巨大，确实，它们甚至都不承认 对方真的是在从事哲学研究了。 ◎　随着航空联系的增强，世界各地间距离已经缩小。 以上就是当代思想领域简略的背景轮廓。如果要勾勒出一幅草 图，那么我们不仅要冒曲解真相的风险，而且要冒缺乏洞察力的风 险。在这一点上，并没有什么有效的解决办法。不过，我们可以看到 一个普遍性结论，迄今为止，西方文明之所以能主宰世界，是由于它 的技术和产生技术的科学、哲学传统。现在看来，这些力量似乎仍然 占据着主导地位，尽管没有任何理由能够解释为什么必然如此。当西 方的技术和技能传播到世界其他地方后，我们的优越地位就因此下降 了。 大陆的存在主义哲学在某些方面是令人困惑的，有时候确实很难 看出其中有什么东西能算传统意义上的哲学。但整个存在主义运动共 同的起点，似乎是认为理性主义哲学不能合理地解释人类存在的意 义，理性主义者通过概念体系所作的一般性描述，未能把握个人经验 的具体特性。为了弥补这个明显的不足，存在主义者求助于克尔恺郭 尔所谓的“存在主义思维模式”。理性主义从外部探讨世界，不能恰 当地处理鲜活经验的直接性。要把握世界，还必须按存在主义方式， 从事物内部入手。 对于这种明显的困惑，人们可以做出各种不同的论述。首先，有 人可能很想指出，从这些思辨的含义看，人生是没有意义的。生活的 目的就是以一种尽可能有趣的方式活着；至于未来的目的，则都是幻 想。另外，存在主义思维模式的概念本身也有一个严重的缺陷。如果 你反思任何事物的存在，那么你考虑的必然是特定的东西。存在本身 就是一个错误的抽象概念，甚至连黑格尔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毫无疑问，这些激烈的论证是有效的，但却容易妨碍我们看清这 些思想家所要暗示的东西。所以，我们应该对存在主义采取比较宽容 的态度，并尽力简明扼要地说明它试图表达的是什么。 ◎　卡尔·雅斯贝尔斯 卡尔·雅斯贝尔斯的存在主义哲学虽然摆脱了唯心主义的形而上 学，但他所承认的三种存在中，却保留了黑格尔意义上的某种辩证因 素。雅斯贝尔斯年轻时对心理学，尤其是对心理病理学感兴趣，并由 此逐渐转入了哲学，因此，他的哲学研究是以人为中心的。从这个意 义上看，我们可以把他的存在主义描述成人本主义，萨特就曾用这一 短语来给自己的哲学命名。不过，和文艺复兴时的客观人文主义形成 反差的是，这里的存在主义最多只能算一种主观人文主义，所以，使 用萨特的格言就是对存在主义哲学家的一种曲解。 我们在雅斯贝尔斯的存在论中，遇到了三个不同的概念。层次最 低的就是客观世界，它只是简单地存在于此，所以，客观世界的存在 是一种从外部来把握的“存在于此”，它涵盖了一切门类的科学。但 我们却无法充分、正确地认识它的存在本身。适用于科学领域的客观 存在，确实妨碍了我们感受这种更高层次的存在，即雅斯贝尔斯所说 的“自我存在”或简称“存在”，该存在模式不再对支配客观存在领 域的理性负责。据称“自我存在”或“个人存在”往往含有超越自身 的暗示，为了不使雅斯贝尔斯感到委屈，我们可以用亚里士多德的术 语来描述，即他认为“个人存在”本身隐藏着各种不确定的“潜在 性”。在争取突破自身的过程中，这种“自我”就和第三类存在协调 起来，后者可以称做“超越”，它是一种包含了前两种存在模式的 “自在”。虽然雅斯贝尔斯并不追求那种激励了唯心主义者的目标， 但很明显，他的“三类存在”构成了辩证进程的一个妥当的例子。 不知为什么，该学说在这里竟然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理性范围。就 像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那样，对于任何企图在原理上颠覆理性的理论 来说，这都是一个固有的难题。当然，人们受感情支配的程度，不亚 于，甚至超过理性，这虽然让人难堪，却也的确如此。从原则上说， 这并不是对理性的一种制约，不过，当它形成了某种理性的理论，却 又企图使理性本身失效时，就会出现难堪的自相矛盾。因为，要想解 释任何事物，就必然会求助于理性，如果否定了理性的效力，就无法 找到理论上的依据，我们说不出道理来，就只好保持沉默。存在主义 者在一定程度上也模糊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有时候他们的确也 提倡沉默，尽管自己并不去实行。至于雅斯贝尔斯，他意识到了困难 所在，并尽力作了某些修正：承认理性最终还是重要的。 雅斯贝尔斯在上述存在划分的基础上主张：本质上必然具有解释 性的科学，必然不能真正把握“实在”。因为，如果承认解释与解释 对象之间存在着差别，就等于无形中承认我们已经失败。似乎可以这 样设想：一切陈述之所以都是对事实的歪曲，仅仅因为陈述并不等同 于陈述对象。因此，由于陈述还涉及别的东西，所以它们就被认为是 不充分的。必须注意的是，陈述在这里之所以被视为不充分，是由于 它的本质属性不充分，而不是像唯心主义所说的那样，是由于它脱离 了能够为它提供全部意义的其他陈述。 在雅斯贝尔斯看来，哲学讲的就是“超越”或“自在”这种存在 模式，更确切地说，哲学就是个人在超越过程中的奋斗。至于个人的 道德，则在个人存在的层面上发挥作用，人们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才 能彼此了解和体验到自由感。既然自由处于理性范围之外，我们就不 能对其作理性的解释，而只能满足于辨认它在某些情绪中的表现。据 称，我们的自由感是与某种忧虑或恐惧感相随的，雅斯贝尔斯借用了 克尔恺郭尔的这个短语。总之，我们可以这样说：理性支配着“存在 于此”（客观世界）的领域，而情绪则支配着“自我存在”的领域。 雅斯贝尔斯的存在主义在“超越”的层面上像克尔恺郭尔学说一 样为宗教留有余地，而马丁·海德格尔更具形而上学意味的著作却充 斥着截然不同的腔调。由于措词十分怪异，因此他的哲学晦涩难懂， 我们忍不住要怀疑语言的运用在这里是不是太随心所欲了。他的哲学 思辨中有一个有趣观点，即他所坚持的“虚无（不存在）是某种实证 的东西”。正如存在主义中的许多其他观点一样，这也是一种假冒逻 辑的心理学观察。 在法国，存在主义运动曾经与文学有着紧密的联系。该运动最著 名的倡导者让·保罗·萨特，不仅创作了有影响的哲学论文，而且创 作了多部小说。他的大部分存在主义思想都是通过作品中的人物来体 现的，这些人物面临着某种行动的呼唤，这正是存在主义如此重要的 一个原因。小说作为文学媒介，提供了反映人类困境的完美工具。 ◎　马丁·海德格尔 ◎　让·保罗·萨特 人类自由的存在主义观点被萨特推向了极端。人类不断地抉择自 己的命运，这些抉择与传统或个人生活中的先例并无联系，每一个新 的决定似乎都需要完全的投入。那些害怕这一真相的人，试图从世界 的合理化思考中寻求保障。在这方面，科学工作者与宗教信徒的表现 是一致的，都企图逃避现实。但萨特认为他们都错了，世界并不像从 科学角度所看到的那样，至于上帝，则似乎从尼采时代起就已经死 了。决心面对世界本来面目的人，确实容易联想到尼采的英雄，萨特 的无神论正是从这一源泉中派生出来的。 萨特反对的实际上是理性主义的必然性概念。这一概念见于莱布 尼茨和斯宾诺莎的著作，并为唯心主义哲学家们所继承。我们不妨回 顾一下，在这些思想家看来，任何存在物原则上都是可以被视为必然 的，如果我们采取某种足够宽容的看法的话。这样，自由学说就不可 避免地要采用斯宾诺莎或黑格尔的形式，自由存在于和必然性运作相 协调的存在之中，这种自由观一旦遭到抛弃（如萨特那样），其他观 点似乎就会自动出现。前面说过，理性主义的必然性观点支配着理论 科学，因此，一旦我们采纳了存在主义的自由学说，那么就必须抛弃 这种必须性观点。同样，还必须抛弃理性主义神学，尽管萨特走得太 远了，企图把它和无神论联系起来。如果我们有萨特所设想的那种自 由，那么我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选择。如前所述，对于这个问 题，实际上不同的存在主义思想家已经作了不同的选择。 在批判理性主义的必然性观点时，存在主义特别关注一个重要的 论点。但是，它的哲学批判并不比基于心理学基础的情感断言更有说 服力。正是从一种压抑的情绪中，存在主义发起了对理性主义的反 叛。这种反叛导致了一种奇怪的个人世界观，即现实世界是自由的一 个障碍。理性主义者在探讨关于自然运行的知识时看到了自己的自 由；而存在主义者则在自己的情感放纵中看到了自由。支撑这一切的 基本逻辑观点，可以追溯到谢林对黑格尔的批判。从普遍逻辑原理中 是不可能推导出存在的，任何正统的经验主义者都乐于赞同这样的批 判。不过，由于前面已经对这个问题谈了很多，因此就不必再作补充 了。 的确，假如在这一批判的基础上演绎出了某种存在主义心理学， 似乎就推翻了这个值得称道的批判。这也正是萨特理论想要实现的目 标。在对各种心理状态的描述中，含有许多有趣、有价值的意见，但 人们如果根据这种方式来行动和感知，则不是“存在并非逻辑上必然 的”这一事实的逻辑结论，否则就会在同时既肯定又否定谢林的观 点。所以，虽然人们完全可以认为心理观察是精确的，但要想把这种 观察结果转化为本体论，则是行不通的，而这正是萨特的著作《存在 与虚无》的目的所在。该书具有朦胧的诗意和奔放的语言，可算德国 传统的上乘之作。该书试图把个别的人生观转化为本体论，对于传统 哲学家（不管是理性主义还是经验主义）来说，这似乎是一个古怪的 想法，就像有人要把陀斯妥也夫斯基的小说变成哲学课本一样。 需要注意的是，存在主义者可能会反驳说，我们的批判并不中 肯，因为我们用的正是理性主义标准，我们不是在讨论存在主义问 题，而是在理性主义逻辑的范围内活动。也许的确如此，不过，这样 的异议也可以反过来驳斥自己。这纯粹是另一种说法，即任何标准都 只能在理性领域内起作用，语言也是如此，所以，利用语言来宣扬存 在主义学说是危险的。或者，也可以满足于某种诗性的抒发，这样， 每个人都能从中获益。 ◎　加布里尔·马塞尔 加布里尔·马塞尔和萨特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存在主义哲学具有 宗教倾向。在这方面，它有些类似于雅斯贝尔斯的学说。像所有的存 在主义思想家一样，马塞尔也特别关注个人及其对人类独特处境的具 体经验。至于一般的哲学，马塞尔认为有必要超越分解、分析式的通 常反思。为了看清整体意义上的实在，我们必须把被理性主义分解的 各个片断重新组合在一起。这种综合性操作是通过马塞尔的“第二力 量反思”来实现的，其意义在于表达更为强烈的概念和更高形式的反 思。“第一力量反思”是外向的，而更高的“第二力量反思”则是内 向的自我审视。 肉体与心灵关系是马塞尔考虑的问题之一，它源于马塞尔对人类 困境的关注（如个人在某个特定的现实背景中被打倒），他对笛卡尔 二元论的批判，使人想起贝克莱，后者批驳了那些把视觉混同于几何 光学的人。说心灵有别于肉体，等于是设置了一个暗喻：不知为什么 心灵游离于肉体之外，而且心灵与肉体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大体上 说，这似乎就是马塞尔十分合理的观点。但他把问题的解决和综合反 思联系到了一起，而我们却觉得，在此稍作语言分析就可以揭示出谬 误所在。 产生于世纪之交的实证主义，其代表人物之一是马赫，我们在前 文已经谈到过他的力学著作。在随后的二十年里，他逐渐对符号逻辑 产生了更大的兴趣。这两种趋向的结合，形成了以施里克为中心的新 运动。施里克和马赫一样，也是维也纳大学的教授，以他为首的团体 被称为维也纳学派，他的哲学后来作为逻辑实证主义而广为人知。 逻辑实证主义正如其名称所示，它首先是实证主义的。该学说坚 持认为，我们的全部知识都来自科学；严格地说，旧的形而上学全是 空话。除了经验，我们不可能认知任何别的东西。假如抛开“本体” 不论，那么这一观点就类似于康德的思想。他们不仅坚持经验性的考 察，而且提出了一种内涵标准，后者与实验室科学家的传统实用主义 有些关系。这就是著名的可验证性原则，根据该原则，一个命题的内 涵就是其验证方法。它派生于马赫，马赫在定义力学术语时就使用了 这种方法。 虽然逻辑实证主义运动发源于维也纳，但却并没有在维也纳维持 下来。1936年，施里克被他的一名学生杀害了。由于纳粹政权的禁锢 即将到来，学会其他成员认为有必要搬到别的地方去定居，结果，他 们都去了美国或英国，卡尔纳普去了芝加哥，韦斯曼去了牛津。与科 学语言的统一化趋势相一致的是，该运动在战争爆发前夕出版了《统 一化科学的国际百科全书》的首批专著。这套书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出版，主编奥·纽拉特于1945年在英国去世。因而逻辑实证主义就从 其故土移植到了英语国家，并再次与不列颠经验主义的古老传统发生 了联系；在某种程度上，它是这一传统的受惠者。在英国，逻辑实证 主义学说通过A.J.艾耶尔的《语言、真理与逻辑》（1936）一书首次 赢得了广泛的关注。 ◎　奥·纽拉特利 ◎　对于时间里的一切，我们都可以问在它之前发生过什么。 实证主义运动的内部盛行着某种共同的立场，即轻视形而上学， 重视科学。但别的领域却在逻辑、科学方法问题上存在着很大的分 歧，尤其是“可验证性原则”遭到了各式各样的解释。事实上，实证 主义运动的历史就是围绕如下探讨来发展的：可验证性原则究竟有着 什么样的地位和意义？ 和真理的实用主义理论一样，内涵的可验证性理论也面临着难以 自圆其说的困境。因为，如果我们已经找到了某种验证命题的方法， 并对这种方法进行一番描述性的解释，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问：这种 解释的内涵是什么？这就立即导致了内涵需要验证的无限循环，除非 我们在某个阶段认为命题的内涵就在眼前，不必验证。但这样一来， 最初的原则就被打破了，而且我们还可以说：内涵能够被立即直接辨 识出来。 实证主义者进一步的困难，就是要把一切哲学思辨当做毫无意义 的东西予以抛弃，因为，可验证性理论本身就是一种哲学理论。为了 尽可能避开这一难题，施里克论证说：可验证性原则实际上深藏在我 们的行为之中，之所以要费这么多笔墨来陈述它，只是为了提醒我们 事实上自己是如何去做的。但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一原则 就最终是正确的，从而表达了某个哲学立场，因为，大家都承认它并 不是经验科学的一个陈述。 施里克试图摆脱连续性验证的无限循环。他认为，内涵最终是从 明显的经验中推导出来的，是后者把前者赋予了命题。卡尔纳普在寻 求类似的目标，他试图建立一套形式逻辑体系，把认识论问题纳入原 始理念，这些理念则由认可相似性的某种基本关系联系到一起。这种 办法的基础是一个与真理理论对应的心照不宣的假设。作为对认知问 题的一种解释，该理论的缺陷在于：它要求我们成为局外人，让经验 与命题自己去进行比较。 纽拉特意识到了这一困境，他坚持一个命题只能和另一个命题相 比较。按照他的看法，向命题提供支持的是“拟定性陈述”；他把这 种陈述和通常的经验性陈述放在一起来考虑，也就是说，它们并不是 必然的。卡尔纳普采取了相似的看法，但他认为“拟定性陈述”是不 容置疑的起点，这种观点有点笛卡尔主义的意味。无论在什么情况 下，这种探讨问题的方法都会使我们按照传统理性主义的方式，得出 一种一贯性的真理理论。 在逻辑实证主义哲学的根本问题上，卡尔纳普最终把注意力转向 了大不一样的立场。如果人们能够发明某种形式化的语言，其结构是 如此奇妙，以至于使不可验证的陈述无法得到阐述，那么使用这样一 种语言，就可以让一切实证主义者心满意足。可验证性原则就被按原 样植入了该体系的句法之中。不过，这种处理问题的方法也不够充 分。首先，内涵的问题不可能纳入句法结构，因为后者涉及的是遣词 造句的方式。其次，构建这样一种体系，等于是在心照不宣地设想： 现在，所有的发现都已经完成。在某些方面，它等于是黑格尔的体 系，后者的基础也是相似的观点，即世界已经进入了最后的阶段。 ◎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尽管维特根斯坦不是维也纳学派的成员，但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看 来，他仍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他早期的逻辑理论对前者的思想产 生过很大的影响。不过，当逻辑实证主义扎根于英国之后，给它带来 全新转变的却是维特根斯坦后期语言学的发展。 实证主义运动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学派，其中最重要的学派之一就 是语言分析学派，在过去数十年中，它主导了英国哲学。和正统的逻 辑实证主义一样，语言分析学派也坚持以下原则：一切哲学困惑都是 在语言运用上敷衍的结果。因此他们认为，每一个阐述得当的问题都 会有一个明确的答案。进行分析的目的就是指出“哲学的”问题产生 于对语言的随意滥用。如果阐明了这些问题模棱两可的解释，那就说 明滥用语言是没有意义的，困惑自然也就消失了。所以只要运用得 法，我们就可以把哲学看做某种语言疗法。 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阐明这种方法，尽管我并不认同针对这 一点的特殊论证。人们常常问自己，一切是如何开始的，是什么启动 了世界？或者说世界开始运行时是什么样子的？姑且不论答案，我们 先来仔细考察一下问题的措词。问题的中心词就是“开始”。在日常 交谈中，这个词是怎样运用的呢？为了解决这个附带的疑问，我们必 须考察一下使用这个词的一般情形。比如，一场交响音乐会可能在八 点开始。开始之前，我们可能要进城吃饭；结束以后，我们就要回 家。必须注意的一个要点是：只有问开始之前或开始之后发生了什么 才是有意义的。“开始”是指时间上的一个点，它标志了事件发生的 一个阶段。假如我们现在回到“哲学的”问题上来，立刻就会明白自 己正在以某种截然不同的方式使用“开始”这个词。因为我们从未打 算问每一件事开始之前都发生过什么。的确，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就 可以看到问题的错误所在。如同寻找某个圆的方形一样，寻找没有开 始的开始同样是不可能的。一旦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会再提这样 的问题，因为它是毫无意义的。 维特根斯坦（1889～1951）对英国的分析哲学产生了极大的影 响。他曾一度和维也纳学派有过接触，和该学派的成员一样，在希特 勒德国的风暴来临之际，他也离开了原来的居住地。他后来迁居到了 剑桥，1939年G.E.穆尔退休之后，他应聘担任了教授一职。出版于 1921年的《逻辑哲学论》，是他生前出版的惟一著作。他在书中提出 了“一切逻辑真理都是同义反复”的观点。根据他的专门含义来理 解，“同义反复”是一个命题，与之相对的是自相矛盾。在这个意义 上，“同义反复”基本上相当于更为常用的术语“分析”。在晚年， 维特根斯坦的兴趣从逻辑学转向了语言分析。就现存的记载来看，他 的观点见于教学笔记和他去世后才发表的论文集（我手头有其中两 卷）中。由于文体独特而深奥，他很难干脆利索地进行描述。至于他 晚年哲学理论的基本原则，用这句话来陈述也许是恰当的： “词的内 涵在于其运用”。 维特根斯坦在进行解释的过程中，提出了“语言游戏”的比喻。 按照他的见解，有些语言的实际运用就像是一场游戏，比如下棋，其 中既有对弈者必须遵循的一定规则，又有允许走棋的某种限制。后来 维特根斯坦完全摈弃了自己早年的《逻辑哲学论》，对当时的他来 说，似乎有可能把一切陈述都解析成不可再分的简单终极成分。所以 这一理论有时也被称为“逻辑原子论”，它与早期理性主义的单纯终 极学说有着许多共同之处。人们正是以它为基础，试图创造出能够极 其精确地表述一切的完美语言。维特根斯坦在晚年否认了创造这种语 言的可能性。我们永远也不可能完全避免混淆。 通过掌握各种语言游戏的规则，我们就可以从词汇的运用中获得 它们的内涵。也就是说，我们有时需要学习某个词的“语法”或“逻 辑”。这一专门术语在语言分析学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那么，形而 上学问题的产生就会是未能掌握词的“语法”的结果。因为我们一旦 正确地理解了规则，就没有理由提出这类问题了。语言治疗法已经治 愈了我们的“随意滥用”。 尽管维特根斯坦极大地影响了语言哲学，但在某种程度上，语言 分析还是按照自己的一些方式来发展的。尤其是在语言区别方面出现 了某种新的趣味，不管它具有什么样的疗效。一种新的经院哲学已经 产生，并像它的中世纪先驱一样，驶入了有些狭隘的轨道。绝大多数 语言分析流派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即日常语言是充分适当的，困惑 来自哲学的谬误。这种观点忽略了如下事实：日常语言充满了过去哲 学理论逐渐褪去的色彩。 前面举出的例子揭示了应该如何来理解常用疗法。在清除深奥晦 涩、错综复杂的形而上学糟粕方面，这种分析法的确是有效的武器； 但作为一种哲学理论，它却存在着一些缺陷。的确，我本来应该想 到，哲学家们一直在默默地进行修正。今天之所以不愿意承认这一 点，是出于某种学问上的狭隘观念，这种观念似乎正是最近的新风 尚。尤其严重的问题是，日常用语被奉为一切争议的仲裁者。我认 为，日常语言本身也有被严重混淆的可能，这一点似乎是很显然的。 假如像对待善的形式一样来对待日常语言，不去探究它是什么、怎样 产生、运用和发展，那么这至少也是危险的。正如生活中所运用的那 样，心照不宣的假设就是具有某种优越性和潜在智能的语言。和它有 间接联系的进一步假设，则允许忽视所有的非语言知识，那些语言分 析的信奉者正是醉心于这种随意的做法。

    结束语

    我们的叙述已经接近尾声。现在，读者可能会问自己从中有什么收获。应该提醒读者的是，我们所讨论的每一个主题，都有完整的专著可供查阅。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只考虑了浩瀚资料中的一小部分。不过，仅仅熟读一本书（不管其范围多么宽广）是从来不会把读 者变成专家的。如果是单纯的阅读，即使读得再多，一个人对事物的 理解力也是不会自动提高的。除了扩充见闻以外，还必须对涉及的各种问题进行认真的思考才行。这也是研究哲学史的一个理由，在我们 处理每一个论题时，都会有专家提供如此齐备的详尽著作。 对于外行而言（实际上对学者也是如此），重要的是静下心来，不要草率行动，而要从宏观上把握问题。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进行 一种既不庞杂，也不过于沉迷于细节的考察。这种考察首先要经过独 立思考。我们所作的并不是名词解释意义上的百科全书式阐述，无论 对人还是对思想，都根据需要有所取舍。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提供普遍性思潮的概貌，同样，对历史背景资料也进行了严格的规划和精 简。本书无意向读者讲述历史，而是要经常提醒读者不要忽略产生哲 学观点的历史背景。另外，本书还强调了西方文化传统从古希腊到当 代的连续性。 可能有人会问，在这样一本历史书中，我们为什么没有给通常所 说的“东方智慧”留一席之地？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做出若干回 答。首先，由于东西方两个世界的发展有一定的隔离，所以单独讲述 西方思想是允许的。另外，这已经是一项足够艰难的工作。所以我们 才会做出选择，将探讨的范围限于西方。不过还有另一个理由是你必 须相信的，因为在某些十分关键的方面，西方的哲学传统有别于东方 的心灵思辨。东方文明不像希腊文明那样，允许哲学运动与科学传统 联袂发展。正是这一点赋予了希腊探索独特的视野，也正是这种双重 性传统造就了西方文明。 理解这种特殊关系是十分重要的。在特定领域内进行的科学探索，与哲学并不是一回事，但哲学思考的源泉之一却是科学。通常， 当我们考虑什么是科学的时候，就是在处理一个哲学问题；而对科学 方法原则的研究，也就是一项哲学研究。哲学家们关注的一个永恒的 问题，就是尝试用世界的普遍特征来解释它像什么。但是在这里，我 们要审慎地说清楚：以科学的方式去描述事实，并不是哲学研究的一 个恰当的目标。如果不尊重这一界限，系统的唯心主义者就会经常误 入歧途。哲学所能提供的是对经验探索结果的一种考察方式，是把科 学发现纳入某种秩序的一个框架。唯心主义者过去的尝试都没有越过 界线，完全处于自己的适当限度之内。 同时，我们可以指出，一旦开始从事科学工作，我们就已经陷入 了一种哲学的世界观。因为我们所说的常识，实际上就是有关事物本 性的心照不宣的普遍性假设。唤起人们对这种情况的注意，这也许就 是批判哲学的主要价值所在。不论如何，它并不是多余的，它提醒我 们：不管科学理论可以使我们采取什么有利可图的行动，它们的目标 都是要陈述世界上某种真实的东西。就像忘了数的用途是为了计算一 样，那些认为理论不过是抽象形式体系的人，也忘记了这一点。 探索的对象并不是我们的创造物。实际上，尽管出现了错误和幻觉，我们也确实还能够设法应付，并且常常感到难以觉察自己正在犯 错。但是，使我们获得正确认识的，并不是某些信仰提供给我们的那 种随意或内心的安宁。一个人可能会认为自己拥有无尽的财富，因为 这种想法能给他带来某种满足感。虽然确实有人接受这种观点，但总 的说来，银行经理们和法庭并不赞同他们的看法。有时候，探索的结 果是错误的，但这并不表明它们就是主观的。我们可以非常公正地看 到，如果说有错误的话，那么至少需要有一个当事人，自然本身是不 可能犯错的，因为它从不作任何表白。正是人阐述命题时才会犯错 误。也许实用主义理论的一个动机就来自这一事实。因为如果错误是 主观的（按照它与犯错者的联系来理解），而且谁也无法保证不犯 错，那么我们就会觉得自己总也走不出主观见解的范围。然而这种看 法是不对的。说错误总是不知不觉地出现，这是一回事；断定我们从 未正确过，又是另一回事。如果我所说的是事实，那么这个判断里就 没有任何主观因素。对错误来说也同样如此，如果我是错的，那么我 犯错就是一个关于认识世界的事实。重要的是强调公正探索的客观性 和所追求真理的独立性。有些人坚持真理是某种可延伸的、主观的东 西，但他却没有注意到：按照这一观点，探索就成了不可能的事了。 另外，他们还错误地以为，探索者不可能只服从自己的好奇心，而完 全忽视自己在发现中获得的利益。大多数研究并非如此，没有人会否 认这一点，但还是有一些例外。不能用实用主义概念来解释科学的历 史。 对于那些源于主观主义偏见的力量无穷的幻觉来说，尊重客观真理很可能起到急刹车的防范作用，这就呈现出了哲学思辨的另一个主 要动机。至此，我们谈到的只是科学及其运作的一般原则（也是哲学 研究的一个对象）。但是，作为社会动物的人，却不光是对揭示世界 感兴趣，在世界的范围内行动，这也是人的任务之一。科学考虑的是 手段，我们在此讨论的却是目的。人之所以会面对伦理问题，主要是 因为社会本性决定了这一点。科学能够告诉人实现某种目标的最佳方式，却不能告诉人应该追求什么样的目标。 关于伦理问题，我们已经了解了各种不同的伦理观。在柏拉图的 思想中，伦理最终与科学走到了一起，善即知识。如果真是这样，当 然令人鼓舞，但遗憾的是，柏拉图的观点过于乐观了。有时候，那些 最有知识的人倒有可能把知识转变成罪恶。无论如何，不管一个人有 多少知识，其知识本身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还有理性与意志的普遍性问题。如果我们否定了“两者有充分的 余地达成一致”的看法，那么我们就只能像奥卡姆那样承认它们是彼 此独立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它们完全没有联系。对于意志与激情来说，理智能够，也的确起到了制约和引导的作用；但严格地说，还是意志在选择目的。 这一事实产生了一项推论：我们无法对自己所追求的目标，或自 己所采取的伦理原则进行科学的证明。要使论证得以进行下去，必须一开始就承认某些伦理前提。因此，人们可能会理所当然地认为，他 们在行动上也应该这样去维护自己所处的社会，或者去促进社会体系 的某些变革。无论它有什么样的伦理前提，在这一基础上都有可能产生各种论证，以表明为什么要采取这样或那样的行动。有一个重点需 要注意，如果没有一个含有“应该”的前提，就无法推导出一个告诉 自己应该做什么的结论。 因此很明显，伦理要求可以因人而异。在伦理问题上，人们常常 会有不同的意见，这也是很正常的事。随之而来的是这样一个问题： 能不能找到一种具有一定程度普遍效力的伦理原则？不管怎样，伦理 原则要想被人接受，就不能取决于某一个人。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如果存在着具有普遍范围的伦理原则，那么它就必须适用于整个人类社 会。这并不等于“在所有的方面都人人平等”，如果硬说就是如此， 将是愚蠢的，因为事实上两者并不一样。人们在机会、能力和其他许 多方面都有差异，但是在伦理判断上，把他们归于某个特殊的群体是 行不通的。比如，我们主张一个人应该诚实，这一伦理原则就不取决 于当事人的身材、相貌和肤色。从这个意义上，伦理问题就产生了 “兄弟般的关系”概念。这一观点首先在斯多葛派伦理学说中得到了 清晰的阐述，而后又被基督教所采纳。 大多数文明生活原则都具有这样的伦理性质。我们无法用科学的 理由来解释为什么随意对别人施加暴力是不对的。我觉得那样做似乎 不对，还觉得自己的看法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但至于为什么不对，我 却没有把握提出充分的理由。这些难题还有待解决，也许在某个适当 的时候，能够找到解决的办法。但同时，对那些持有相反观点的人来 说，这也暗示了他们应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是 否脱离了支持该看法的事实？这样，一条看似具有普遍性的伦理原 则，只不过是一种特殊的辩解罢了。 如前所述，尽管真正的伦理原则不会因人而异，但这并不意味着 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在各种众所周知的差别中，知识差别是一个特 例，我指的不仅仅是见闻，而且包括可以清晰有力地表达的知识。苏 格拉底认为知识倾向于与善一致；我们已经批判了这种理论的过于理 性主义化。不过，有一个观点是绝不能忽略的：苏格拉底很坦率地承认，一个人所知道的，不过是沧海一粟罢了。总之，更重要的是人应 该探求新知识。善就是公正超然的探索，这是源自毕达哥拉斯的一个 伦理原则。自泰勒斯时代起，不受追求者控制的真理探索，就一直是 科学运动的伦理推动力。必须承认的是，这确实没有触及滥用发明成 果所引起的伦理问题。不过，尽管我们应该正视这个问题，但如果把 这些完全不同的论点糅在一起，却也不利于我们理解这些问题。 因此，探索者要承担起一项双重性任务。一方面，尽力探求他的 独立研究对象，这正是他的使命，无论结果令人欣慰还是烦恼，他都 必须这么做，正如伦理原则对每个人都一视同仁一样，探索结果也不 一定会顾及我们的感情；另一方面，从伦理角度看，还有一个把探索 结果转化为善行的问题。 最后的问题是，应该如何理解真理是一件善事这个伦理原则。显然，并不是每个人都具备从事科学探索的能力，但也不可能在任何情 况下都犹疑不决，人必须思考，也必须行动。不过，有一件事却是人 人都能做到的，那就是允许别人自由决定是否对自己不愿意怀疑的问题做出判断。这也就顺便说明了公正的探索是与自由（可看做另一种善）相关的。在一个社会中，宽容是探索得以繁荣的一个先决条件。 言论和思想的自由是自由社会的强大推动力，只有这样，探索者才有可能在真理的引领下漫游。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人都能够对这一至关重要的善做出贡献，尽管这并不表示我们要对每一件事都持相同的看法，但它可以保证不会人为地封闭任何探索之路。对于人来说，未经审验的生活，确实是不值得过的。

  • 现代华语诗论

    北岛：古老的敌意

    所谓“古老的敌意”，从字面上来看，“古老的”指的是原初的，带有某种宿命色彩，可追溯到文字与书写的源头；“敌意”则是一种诗意的说法，指的是某种内在的紧张与悖论。我们不妨设想，如果里尔克安居乐业，甚至是房地产商，挥金如土，他能写出像《秋日》和《杜伊诺哀歌》这样的传世之作吗？

    大约一个世纪前，奥地利象征主义诗人里尔克在《安魂曲》中写下这样的诗句：“因为生活和伟大的作品之间/总存在某种古老的敌意”。

    20世纪开始的岁月，在汉堡和不来梅之间的小镇沃尔普斯韦德(Worpswede)聚集着不少艺术家和作家，包括里尔克。他们一起听音乐会、参观博物馆，在狂欢之夜乘马车郊游。其中有两位年轻漂亮的女画家就像姐妹俩，金发的叫波拉，黑发的叫克拉拉。里尔克更喜欢金发的波拉，但不愿意破坏这对理想的双重影像。在观望中，一场混乱的追逐组合，待尘埃落定，波拉跟别人订了婚。里尔克选择了黑发的克拉拉，与她结婚生女。七年后，波拉因难产死去，里尔克写下这首《安魂曲》献给她。

    这段插曲，或许有助于我们了解里尔克的诗歌写作与个人生活的关系。纵观里尔克的一生，可谓动荡不安，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四年间，他就在欧洲近五十个地方居住或逗留。里尔克在《秋日》一诗中写道：“谁此刻没有房子，就不必建造，/谁此刻孤独，就永远孤独”。这正是他漂泊生涯的写照。

    里尔克的这两句诗“因为生活和伟大的作品之间/总存在某种古老的敌意”，对我来说有如持久的钟声，绵延不绝，意味深长，尤其在当今乱世，或许可引发更深一层的思考——对于以写作为毕生事业的人来说，我们今天应该如何生活、如何写作、如何理解并处理生活与写作的关系。

    所谓“古老的敌意”，从字面上来看，“古老的”指的是原初的，带有某种宿命色彩，可追溯到文字与书写的源头；“敌意”则是一种诗意的说法，指的是某种内在的紧张与悖论。

    我们不妨设想，如果里尔克安居乐业，甚至是房地产商，挥金如土，他能写出像《秋日》和《杜伊诺哀歌》这样的传世之作吗？如果卡夫卡从未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中，少年得志，婚姻幸福，一本本出书，整天忙着算版税，他能写出《城堡》和《审判》这样改变世界小说景观的作品吗？如果保尔·策兰的父母没有死于纳粹集中营，他没有饱经流亡之苦，会留下《死亡赋格》、《卡罗那》等伟大的诗篇吗？

    要说谁不想既过好日子，又写出伟大的作品呢？而这“古老的敌意”就是冥冥中上天的安排，两者似乎不能兼得。

    也许有人会提出反证，比如美国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做过保险公司的高管，度过平静的一生，怎么也会写出《弹蓝色吉他的人》这样美国现代诗歌的经典之作？其实在表面的平静中，也可以找到某种潜在的“古老的敌意”。比如，他从小想当作家，遭到父亲反对，只好去学法律，取得律师资格后进了保险公司。他其实一直生活在父权意志的阴影中。

    我想从这两句诗出发，从三个层面谈谈“古老的敌意”。

    就社会层面而言，“古老的敌意”是指作家和他所处的时代的紧张关系。无论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中，作家都应远离主流，对所有的权力及其话语持怀疑和批判立场。在今天，作家不仅是写作的手艺人，同时也是公共事物的见证人或参与者，这种双重身份的认同构成写作的动力之一。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这种社会性的“古老的敌意”，几乎不可能写出好作品。当今世界，金钱与权力共谋的全球化取代了东西方冷战的格局，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更加瞬息多变因而也更加危险。除了对正统意识形态的抵抗外，在一个庸俗化和娱乐化主导的商业时代，我们也必须对所谓“大众”的主流话语保持高度的警惕——在“民主化”的旗帜下，文学艺术往往会沦为牟取暴利的工具。作家必须持有复杂的立场和视角，在写作内外作出回应。

    而这“古老的敌意”不能仅仅停留在政治层面。从人类历史的角度看，政治不过是短暂而表面的现象，如过眼云烟。作家要有长远而宽广的视野，包括对世界、历史、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的深入观察与体验。

    如果继续推进，必然会触及到语言层面，那么“古老的敌意”指的是作家和母语之间的紧张关系。任何语言总是处在起承兴衰的变化中，作家要通过自己的写作给母语带来新的活力，尤其是在母语处在危机中的关键时刻。

    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说：“语言是与刽子手步调一致的。因而我们必须找到新的语言。”30多年前，中国人生活在某种官方话语的巨大阴影下。这种自1949年以来逐渐取得垄断地位的官方话语，几乎禁锢了每个人的思想方式和表达方式，甚至恋爱方式。那年头，词语与指涉的关系几乎都被固定下来，比如，“太阳”就是毛泽东，“红色”就是革命，“母亲”就是祖国或者党。正是当时处于地下状态的现代诗歌，向这种僵化的官方话语提出挑战，最终打破了这种语言的牢笼，承前启后，推动了现代汉语的转型与发展。

    如今我们面临的是完全不同的困境，现代汉语陷入新的危机——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斥着语言垃圾的时代。一方面，是无所不在的行话，包括学者的行话、商人的行话、政客的行话，等等；另一方面，是沉渣泛起的语言泡沫，包括娱乐语言、网络语言和新媒体语言。这两种语言看似相反，却存在着某种同谋关系。在所谓全球化的网络时代，这种语言，与30年前相比，虽表现形式相反，但同样让人因绝望而感到无力。每个作家应正视这一现实，通过写作恢复汉语的新鲜、丰富与敏锐，重新为世界命名。

    最后是作家与自身的紧张关系，即作家对自己的“敌意”。换个通俗的说法，作家不仅要跟世界过不去，跟母语过不去，还得跟自己过不去。在我看来，一个严肃的作家，必须对自己的写作保持高度的警惕。

    我在最近一本书的序言中写道：“写作是一门手艺。与其他手艺不同的是，这是心灵的手艺，要真心诚意，这是孤独的手艺，必一意孤行，否则随时都可能荒废。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以写作为毕生事业的手艺人，都要经受这一法则的考验，唯有诚惶诚恐，如履薄冰。”

    海明威在《老人与海》中写道：“人生来就不是为了被打败的，人能够被毁灭，但是不能够被打败”。目睹某些同时代艺术家和作家的转变，让我深感惋惜，并借此不断提醒自己：与其说他们中很多人是被金钱被权力打败的，不如说是被自己打败的。换句话说，就是不再跟自己过不去，不再跟自己较劲儿了——其实这是最后一道防线，如果连这道防线都没有，就算是向这个世界彻底投降了，同流合污，无可救药。

    我们生活在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一个需要不断追问和质疑的时代。在这样的大背景中，“古老的敌意”为以写作为毕生事业的人提供了特殊的现实感和精神向度。

    我想顺便提一下所谓的“粉丝现象”。这本来是娱乐圈的事，现在扩展到文学界和整个文化界。我认为，这与我们文化中的“低幼化”(infantilization)倾向有关。“低幼化”是从精神分析学借用的概念，主要指人们自动降低智力水平的趋向。正如印度政治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阿希斯·南迪所指出的：“那么上千万人所经历的痛苦就将只能存活在人类的意识边缘，就像往常那样，成为代代相传然而渐渐褪色的回忆。”

    在这个意义上，某些作家和学者不再引导读者，而是不断降低写作标准，以迎合更多的读者。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导致我们文化(包括娱乐文化在内)不断粗鄙化、泡沫化。在我看来，“粉丝现象”充满煽动与蛊惑色彩。教主(作者)骗钱骗色，教徒(粉丝)得到不同程度的自我心理安慰。

    让我们再回到本文的开头，回到里尔克的《安魂曲》的诗句中：“因为生活与伟大的作品之间/总存在古老的敌意”。其实可怕的不是苦难与失败，而是我们对自己的处境浑然不知。如果在大国兴起的广告牌后面，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赤贫，我们有什么可值得骄傲的呢？

    来源：南方日报

    臧棣：一首伟大的诗可以有多短——戴望舒《萧红墓畔口占》

    这里，我只想谈及戴望舒的一首短诗：《萧红墓畔口占》。

    多年来，我一直认为，这首诗是新诗桂冠上一颗闪耀的明珠。现在谈论诗歌时，我已很少使用听起来过分的言辞，但是我仍然禁不住想说，这首诗是一颗无与伦比的明珠，是珍品中的珍品。在新诗史上，十行以内的诗中，没有一首能和它相媲美。 
    《萧红墓畔口占》只有短短的四行： 

    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 
    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 
    我等待着，长夜漫漫， 
    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 

    这首诗最令人吃惊的地方，就在于展露了一种诗歌的成熟。这种成熟不仅涉及到诗人的心智(特别是生与死，自然与人生的关系，对自身境况的意识)，也洋溢在诗歌的语言上(如此干净，朴素，洗练，而又富于暗示性)；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其中所包含的不同层面的成熟之间的相互协调。 
    从类型上说，这首诗仿效了悼亡诗的传统，但由于诗人和被追悼者的关系只是作家之间的倾慕，所以它在借助悼亡诗的基本情景的同时，又迅速偏离了典型的悼亡诗的图式，转而探询人生的奥义。这首诗的基本场景是，一个男人在一个女人基前表达他的哀思。对于被悼念的对象。诗人并没有倾注过多的笔墨。比如像传统的悼亡诗那样，大肆渲染死者的品貌。在这首诗中，人们大致可以看出，作为诗人的戴望舒对作为一个女作家的萧红，是怀有好感的。这种好感最好被界定成一种作家之间的钦幕，而诗人在传达这种钦慕时，表现得非常克制，这种克制又透露出一种深沉的品质。所有这些，都是通过间接的方式表现出来的。首先是现象的陈述：“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耗费六小时去给死者上坟，而且完全是步行，这看似平淡的叙述中，却暗示出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深深的怀念。这里，有两个精确的细节特别强化了其中的情感意味。一是，时间的细节。诗人和女小说家之间并没有血统和亲情关系，连结他们的只是一种作家之间的友情。所以，诗人坚持步行六小时，去给另一个人上坟，便显得十分可贵。因为这种行为不出于义务，而是出于心灵深处的冲动与高贵。二是，历史的细节，或说，这首诗的写作年代。它不那么直接，却对理解这首诗非常关键。这首诗写于一九四四年秋天。当时整个中国正值烽火连天。在这样的战乱环境中，诗人默默地走上六小时去给一个亡故的友人上坟，便显得意味深长了。也正是在这里，这首诗开始偏离悼亡诗的传统范式、加入了谈论人的命运、生与死的关系以及对自身生命的意义的觉察的内涵。其次，间接的方式还表现在诗人所使用的一个隐喻：“红山茶”。这一隐喻非常生动地传达了诗人对萧红的赞美与激赏。在现代文学的传统中，“茶花”一直被赋予高洁、自然、清纯、朴素、秀逸等内涵。这首诗中，“红山茶”孕育这首诗的感情深度：细腻，深沉，节制，委婉中蕴涵着激情。 
    在这首诗的前两行，还有一个对比也运用得非常巧妙。六小时的行程喻示一种“长度”(时间上的，空间上的)，而且诗人也点明了它的性质，它令人感到内心的寂寞。也不妨说，在这种“长度”里，还包含着一种“重”，即它通过寂寞给人带来了内心的沉郁，它指涉了我们内在意识中的生与死的关系。而“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这一句，却闪露着一种动作上的短促与轻逸，只是那么轻轻地一放，将一束美丽的鲜花点缀在墓畔。一长一短，一重一轻，透露出诗人内心情感的波折。另一方面，它们也建构了这首诗层次分明而又曲折跌宕的结构。 
    “我等待着”，这是诗人对情景的现场说明，也是诗人对自己在时代与人生中所处的位置的一种解释；更进一步地，还是他对自己在那样一种位置上他所展现的人文姿态的一种省察。“等待着”什么呢?问题早已经提出，它们纷繁复杂，涉及人生，自我，生与死，时代的前景，个人的前途，心灵的隐秘的渴望。答案呢?它似乎存系于茫茫天地间。后两行诗中的转折句法，也可以理解成一个特殊的悖论。表面上，“长夜漫漫”代表了一种特殊的时间现象，它独自流逝，超然于人生，拒不回答诗人在他的心灵里的追问与等待。而“你”，由于身处冥界，也无法应答诗人内心的期盼与疑问。但在另一个层面，作为心智成熟的诗人，戴望舒实际上懂得，在某种意义上，他期待的回答(至少是部分)已存在“长夜漫漫，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这样情景之中。在这种情景中，安详、恬淡、超然，甚至某种冷淡，都构成了对人生的评价，并将这评价延展到对生与死的领悟中。此外，在这里，“闲话”一词，还给这首诗带来了一种特殊的反讽意味，这种意味反过来又揭示了诗人内心的成熟，特别是在面对命运多舛的人生的时候。
    如果非要谈新诗语言的成熟的问题的话，那么在这首诗中，戴望舒所展现的诗歌上的成熟是令人惊叹的。首先是语言简朴，干净，亲近口语，节奏按照诗人内心的情感的波纹进行了锤炼，而且非常谐调。其次，在修辞上，诗人对他早年的夸饰倾向也有所节制，隐喻的运用和诗人对人生的洞察结合得异常准确。再次是结构上的平衡。这首诗在主题上承载了丰富的内涵，也融有多重的对比关系，却仍然保持着一种艺术的平衡。在视觉上，它展得像一幅画，而在心理上，它展现为一种从容面对各种命运的情境。就阅读而言，它更是符合诗歌的现代趣味。它自身的蕴藉饱满、自足，有深邃的玄想，又有克制的反讽；同时，也给每一位接触它的读者留下了充分的空白。

  • 女性拐卖的文艺叙事

    本文的案例均来自公开的和有据可查的资料，如有信息不准确处，请联系我们。

    多角度叙事

    女性拐卖是一个长期可见的现象，有着广泛的社会背景，如长期积累的黑恶力量、发展不均衡、贫困、男女比率失衡等。

    传统农业时代流传下来的“牛郎织女”的故事即充满了相关隐喻：牛郎在老牛的引导下取走正在洗澡的织女的衣服，利用女性的弱势心理而成就一段姻缘。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转型社会各种社会问题比较突出，当时就曾有过相当尖锐的报导。

    新世纪较早见于主流媒体的文艺作品的叙事来自2008年6月3日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首播的电视剧《阿霞》。该剧由中央电视台文艺中心影视部、山西黄河影视社、山西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出品，谭文峰编剧、文世斌执导，描述的是高考落榜的四川女孩阿霞外出被欠债的表哥骗到吕梁大山里与比她大十来岁的山民王二串成婚，后带领村民共同富裕的故事。

    此后还有，2009年04月22日上映的由胡明钢导演的《嫁给大山的女人》，描述了打工妹山菊在回乡途中被人贩子骗入大山中，最后成为代课老师的故事。该片根据2006年度感动河北十大人物郜艳敏的真实事迹改编。1994年，郜艳敏在买票回家时被两个人贩子以招工为借口拐卖，并最终被以2700元卖给太行深处的河北曲阳县灵山镇下岸村的一个羊倌。被卖后，她多次逃跑未遂，曾三次自杀，都被人发现后救起。之后郜艳敏在村里当上代课教师，2006年成为“感动河北”十大年度人物。2015年7月29日，郜艳敏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身份仍是下岸村“临时代课教师” 。

    这两部文艺作品均带来极大争议。

    相关作品还有李杨当导演2007年拍摄完成的《盲山》，原型即来自《光明日报》1988年6月的一篇报导，但影片在国内没有公演。

    对于这一现象的讨论中一个耐人寻味的观点来自作家贾平凹。贾平凹长篇小说《极花》涉及妇女拐卖题材，2016年4月14日下午，在京召开的新书发布会上，贾平凹和《北青报》有过一段对话。部分内容如下：

    北青报：遭遇被拐卖，还要怪女性太善良？
    贾平凹：我是说，要有防范能力，不为了金钱相信别人，就可能不会有这样的遭遇。这个人贩子，黑亮这个人物，从法律角度是不对的，但是如果他不买媳妇，就永远没有媳妇，如果这个村子永远不买媳妇，这个村子就消亡了。
    北青报：您的意思是，为了村庄不消亡，买卖是可以被接受的？
    贾平凹：法律和人情常常是相悖的。而小说中往往要写的是感情的东西。没有买卖自然就没有伤害。但为什么打击拐卖几十年，还是不能杜绝？这只是表面危机，社会深层的危机是社会结构、社会分配发生变化，产生了很多城市和农村的不协调，导致了各种的情况。这些危机，作家可以思考，但是如果想解决单靠作家是没有用的。（文字记录者：《北青报》记者张知依）

    法律是明令禁止拐卖女性且规定清晰，因此并不存在争议。然而，现实中为何产生众多拐卖现象及存在众多争议，比较难以理解。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第二百四十条【拐卖妇女、儿童罪】拐卖妇女、儿童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第二百四十一条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这类现象的一个社会叙事的参与高峰应属2022初的“丰县八孩女”，恰逢盛大的冬奥会召开之际，这一现象激起了社会广泛的焦虑感，网络上兴起“离大国公主很远，离丰县八孩女很近，天堂和地狱只差一记闷棍”这样的流行语。

    社会焦虑和社会争议的根源之一可能是“八孩女”事件导致了民众对法律体系和社会治理体系一定程度的信任危机。

    八孩女

    事件的起始

    2021年12月5日，江苏省徐州市“丰县红十字会、城管局老干部（疑似少了“局”字）的青年志愿者到欢口镇低保户家中献爱心”：

    “十二月五日，一辆载着爱心物资的汽车停在了欢口镇董庄村董志民家的门前。村民们争相观看，交头接耳的议论着。

    ”经了解，原来是丰县爱心人士在进行善举捐助活动。欢口镇董庄村离县城较远，那么他们怎么了解，董庄村的这户特困户呢？带着这个问题，我拨通了志愿者领队石怀举同志的电话，他告诉我这几年丰县变化很大，物质上生活上环境上都有了极大的改善，但还是有极少数人因生活中的疾病，意外等原因，导致生活困苦。董庄村董志民就属这类困难，母亲八十多岁，还有残疾弟，本身又有八个孩子实在艰苦，最大的才十岁，最小的三3岁，村里镇里的各级领导虽然都已尽力帮助，仍然生活在拮据之中。

    “这是爱的奉献，这是力量的源泉，丰县这块热土上满满正能量，处处有爱心，丰县志愿者们还在为这个低保家庭献上四千多元慰问金以备越冬之用。（捐赠名单附后）五十元，一百元，二百元，四百元…几十位爱心人士你们是丰县人民的脊梁，是善举的撒播者，更是丰县文明的心灵美容师，再一次向你们致敬！丰县爱心志愿者们现场为孩子们理了发，穿上了捐赠的衣服时，孩子们天真无邪的脸上露出无限兴奋笑意…：爱的温暖将使这群孩子绽放出美丽花朵，冬天已到，春天还会远吗？相信有爱心的人，没有冬天。捐赠的款用于小孩子们购买学习用品，成为国之栋梁。”

    这表明丰县是属于政府管理的地方，也是领导的阳光和温暖能照耀到的地方。

    这种正能量之举，自然吸引了众多网红的流量追逐。

    2021年12月，抖音的一场网红直播中，偶然出现一个镜头：大冬天里，一个衣衫单薄、表情呆呆傻傻的女人被铁链拴在一间破屋之中。这个女人用四川与徐州方言夹杂的口音说“这个世界不要俺了”“这一屋子都是强奸犯”。

    直播相关的男主角是丰县的一位男性董某民，董某的抖音账号是”八个孩子的爸爸“，参与拍摄过不少视频，在视频中他说自己当时三十多岁没结婚让村里人看不起，结果一下生了七个儿子，他希望通过以生育八孩、抖音晒娃方式走红，获取流量和收入。魔幻的是，董某因发布家里八个孩子的“快乐童年”视频居然收获了20多万粉丝，被装修公司和婚庆公司找去做广告，正儿八百的走上了“流量变现”的道路。

    然而，细心的网友发现上述画面突破了现代文明的底线，最终引起了社会全方位的愤慨。

    事件后续的发展几乎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据说全球多种语言、超30亿人关注了此事件，参与点击数过百亿。

    官方的介入

    第一份公告：

    关于网民反映“生育八孩女子”的情况说明

    发现网民反映“生育八孩女子”相关信息后，丰县县委、县政府迅速成立联合调查组进行全面调查。经初步调查核实，网民反映的女子为杨某侠，1998年8月与丰县欢口镇董某民领证结婚，不存在拐卖行为。家人和邻居反映，杨某侠经常无故殴打孩子和老人。经医疗机构诊断，杨某侠患有精神疾病，目前，已对其进行救治，并对其家庭开展进一步救助，确保过上温暖的春节。具体情况正在进一步调查核实中。

    中共丰县县委宣传部 2022年1月28日 来源 | 丰县发布

    第二份公告：

    江苏省徐州市丰县关于网民反映“生育八孩女子” 情况的调查通报：公安机关已成立专案组对违法行为开展调查

    “丰县发布”1月30日23时40许发布关于“网民反映‘生育八孩女子’情况的调查通报”，全文如下：

    关于网民反映“生育八孩女子”情况的调查通报

    县联合调查组按照县委、县政府要求，就网民关心的相关问题，先后走访调查董某民及其家人、邻居、时任和现任镇村干部等人员，并查阅相关档案资料，现将情况通报如下：

    杨某侠（此姓名为董某民所取）于1998年6月在欢口镇与山东鱼台县交界处流浪乞讨时，被董某民的父亲董某更（已故）收留，此后就与董某民生活在一起。生活中发现，杨某侠有智障表现，但生活尚能自理。在办理结婚登记时，镇民政办工作人员未对其身份信息进行严格核实。

    2020年11月，公安机关将杨某侠DNA录入“全国公安机关查找被拐卖/失踪儿童信息系统”和“全国公安机关DNA数据库”比对，至今未比中亲缘信息。调查中也未发现有拐卖行为。其身份信息公安机关将持续深入调查。

    2021年6月以来，杨某侠病情加重，在发病期间，经常摔打东西、殴打家中老人和孩子。为防止杨某侠犯病时伤人，董某民暂时使用锁链约束其行为，精神状态稳定后便将锁链拿下。董某民行为涉嫌违法，公安机关已对其开展调查。

    2022年1月30日，经市县两级专家会诊，杨某侠患有精神分裂症。专家诊疗建议：仍予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必要时约束保护，防冲动伤人及走失。目前杨某侠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董某民和杨某侠生育一孩、二孩后，镇计生部门均为其落实节育措施，但因身体原因失效。董某民也多次采取不同方式逃避计生部门的管理和服务。此后计生部门未及时实施有效节育措施。

    自2014年5月至今，民政、财政等部门为董某民家庭落实了低保和居民医疗保险政策。每年春节、中秋为其发放慰问金。其中3个孩子每学期享受750元/人的生活补助金，另有2个孩子每学期享受500元/人的政府资助金。村委会多年来经常为其提供生活物资资助。2021年镇政府为其发放危房改造补助3.7万元建设新房4间。社会爱心人士也多次为其捐钱捐物。

    联合调查组将对相关情况深入调查，对失职、渎职的工作人员依法依规处理。公安机关已成立专案组对违法行为开展调查，涉嫌犯罪的将依法处理。

    丰县联合调查组 2022年1月30日

    第三份公告：

    2月7日，徐州发布通报，公布调查进展：

    1月28日以来，“丰县生育八孩女子”引发社会广泛关注。2月7日晚，总台记者从江苏徐州市委市政府联合调查组了解到，针对此事暴露出的问题和网友关切，徐州市委市政府及丰县县委县政府分别成立联合调查组，组织力量走访基层派出所、镇村干部群众，调阅档案资料，咨询相关法律专家。目前，杨某侠的身份已经公安部门调查认定，有关部门对八个孩子与董某民、杨某侠的关系作出了鉴定。纪检监察机关正在对此事中涉嫌失管失察失职渎职等问题的有关人员进行调查。

    关于杨某侠身份问题，调查组通过查阅董某民、杨某侠婚姻登记申请资料，发现其中含有“云南省福贡县亚谷村”字样，当即派员赴云南进行核查。调查人员以福贡县亚谷村为重点，并扩大至周边多个乡镇开展调查走访，同时发布协查通告。警方通过查阅户籍底册，组织亚谷村村干部及村民比对照片、口音，确定杨某侠原名为小花梅（父母已故），云南省福贡县亚谷村人。据小花梅的亲属和同村村民回忆，小花梅1994年嫁至云南省保山市，1996年离婚后回到亚谷村，当时已表现出言语行为异常。据小花梅亲属反映，同村的桑某某（女，当时已嫁至江苏省东海县）将小花梅带至江苏治病。目前，丰县警方已找到桑某某了解情况，桑某某称，当年她是受小花梅母亲所托，带小花梅到江苏治病并找个好人家嫁了，两人从云南省昆明市乘火车到达江苏省东海县后小花梅走失，当时未报警，也未告知小花梅家人。后续调查情况将适时公布。

    联合调查组组织市县两级医疗专家对杨某侠精神分裂症进行会诊，并实施综合治疗，目前杨某侠的精神状况趋于稳定。经诊断：杨某侠牙齿脱落因重度牙周病所致。经入院体检，杨某侠其他健康指标正常。

    经南京医科大学司法鉴定所DNA鉴定，八个孩子和董某民、杨某侠均符合生物学亲子关系。

    公安机关已对董某民是否涉嫌违法犯罪开展调查，有关情况将适时公布。后期将根据对董某民的调查处理情况，依法确定对其未成年子女的监护责任。

    市县两级党委政府将从此次事件中深刻汲取教训，健全工作机制，落实有效措施，进一步加强对各类困难群体的帮扶保障。

    徐州市委市政府联合调查组 2022年2月7日

    第四份公告：

    2月10日，@徐州发布 通报“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调查处理情况。通报全文如下：

    近日，经部、省、市公安机关对杨某侠、光某英（小花梅同母异父妹妹）与普某玛（已去世，小花梅母亲）生前遗物进行DNA检验比对，结果为普某玛与杨某侠、光某英符合母女关系，结合调查走访、组织辨认，认定杨某侠即是小花梅。

    经公安机关侦查，董某民（男，55岁，丰县人）涉嫌非法拘禁罪，桑某妞（女，48岁，云南省福贡县人）、时某忠（男，67岁，东海县人，桑某妞丈夫）涉嫌拐卖妇女罪，上述三人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为保障杨某侠及其家人基本生活，丰县民政部门已对他们进行低保保障。教育部门依法依规落实学生资助政策，保障其子女受教育权利。妇联的爱心志愿者和镇、村干部帮助照顾其老人，对其子女进行关爱陪伴和生活照料。后期将根据对案件的处理情况，依法确定对其未成年子女的监护责任。

    徐州市委市政府联合调查组 2022年2月10日

    由于这些公报在民众的放大镜下存在众多矛盾很问题，2月17日，江苏省委省政府决定成立调查组：对“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进行全面调查，彻底查明事实真相，对有关违法犯罪行为依法严惩，对有关责任人员严肃追责，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布。

    第五份公告：

    江苏省委省政府调查组发布丰县“八孩事件”调查处理结果：

    “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发生后，江苏省委和省政府高度重视，要求并指导徐州市迅速查清事实，依法严肃处理，切实维护群众权益，及时回应社会关切，省直有关部门参与调查工作。2022年2月17日，省委和省政府成立调查组，进行全面深入调查核查。事件发生以来，调查人员除在我省开展调查工作外，还赴云南、河南等相关省开展实地调查，共走访群众4600余人次、调阅档案材料1000余份。现将调查处理情况通报如下。

    一、关于“丰县生育八孩女子”身份认定情况

    2022年1月27日，社交网络平台流传“丰县生育八孩女子”的相关视频。经核查，视频中涉事女子现户籍登记名为杨某侠，其丈夫为董某民，家住江苏省丰县欢口镇董集村（后并入李庄行政村）。根据2000年6月董集村委会会计邵某征出具的董某民、杨某侠婚姻登记申请资料，公安机关获取了杨某侠来自“云南省福贡县亚谷村”的线索，随即组织警力赶赴云南，会同当地警方，以福贡县亚谷村为重点，在周边乡镇就杨某侠身份开展走访排摸，让相关群众辨认杨某侠结婚登记照片、现实生活照片。据和某某（亚谷村原村干部）反映，杨某侠可能是本村的小花梅（父母已故）。根据进一步调查走访得到的线索，公安机关在河南省项城市找到小花梅同母异父妹妹光某英（原名花某英）。2月9日，经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对杨某侠、光某英血液样本与普某玛（小花梅母亲，2018年去世）遗物上提取的生物检材进行DNA检验比对，结果为普某玛与杨某侠、光某英均符合生物学亲子关系。2月13日，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又对桑某罗（小花梅大舅）、李某元（小花梅小舅）、沙某付（小花梅大姨）、李某梅（小花梅小姨）血液样本进行DNA检验比对，与杨某侠均符合亲缘关系。2月20日，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对上述检验对象的检材再次进行检验比对，检验结果与之前一致。综合DNA检验比对、查阅小花梅云南户籍底册和调查走访，认定杨某侠即小花梅（户籍登记姓名为小花梅，出生日期为1977年5月13日，云南省福贡县亚谷村人）。

    针对“董某民、杨某侠结婚证照片上的女子与杨某侠不是同一人”的问题，公安机关调查发现，杨某侠近照系从抖音视频中截取，经修图后流传到网上，与实际容貌有差异。同时，受年龄增长造成的皮肤老化、毛发退化、脂肪组织液化以及牙齿缺失等因素影响，杨某侠容貌也发生了变化。2月22日，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人像鉴定，杨某侠与董某民结婚证照片与杨某侠在云南第一次结婚照片、网传视频截图杨某侠照片、杨某侠身份证照片、杨某侠近照反映出的人像特征相同，认定为同一人。

    针对“杨某侠可能是四川籍失踪女子李莹”的问题，公安机关开展专门调查。经江苏公安机关会同四川公安机关将李莹母亲与杨某侠进行DNA检验比对，结果排除生物学亲子关系。后经南京医科大学司法鉴定所对李莹母亲与杨某侠进行DNA检验比对，结果仍排除生物学亲子关系。2月20日，经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鉴定，再次排除李莹母亲和杨某侠存在生物学亲子关系。据此认定杨某侠与李莹不是同一人。

    二、关于小花梅从云南省福贡县到江苏省丰县过程

    经走访，福贡县亚谷村村民及小花梅舅舅、姨妈等亲属以及知情群众反映，小花梅1980年跟随改嫁的母亲从云南省福贡县匹河乡普洛村到子里甲乡亚谷村生活，1995年嫁到云南省保山市，1997年离婚后回到亚谷村。小花梅亲属、同村村民反映其回村后言语行为异常。调查走访中群众反映，1998年初，小花梅被桑某妞（女，1974年7月出生，云南省福贡县人）从亚谷村带至江苏省东海县。经查，桑某妞于1995年嫁给东海县时某忠（1955年4月出生），2000年12月，桑某妞、时某忠夫妻二人因其他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和七年。

    2022年2月6日，公安机关对桑某妞、时某忠涉嫌拐卖小花梅的犯罪行为立案侦查。据桑某妞、时某忠与徐某东（男，1965年11月出生，江苏省东海县人）供认，1997年底，时某忠与徐某东商议，由桑某妞帮徐某东找一个媳妇，但需要花钱，徐某东表示同意。据桑某妞供述，1998年初，她以给小花梅介绍对象、看病为由，将小花梅带至东海县卖给徐某东，收取现金5000元。据徐某东供述和邻居陈述，徐某东与小花梅共同生活三四个月后，于1998年5月上旬某日早晨发现小花梅不知去向，请邻居及亲属一起寻找两三天未果。后徐某东向时某忠索要了2000元“赔偿金”。

    围绕小花梅如何从东海县到丰县的问题，公安机关展开深入侦查调查。经进一步审讯深挖，董某民交代，小花梅是1998年6月其父亲董某更经刘某柱（丰县欢口镇人）介绍花钱买来。经审讯，刘某柱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公安机关先后抓获霍某渠、霍某得（二人均为丰县欢口镇人）及谭某庆、李某玲夫妇（河南夏邑县人）。据4人交代情况，谭某庆、李某玲夫妇在夏邑县骆集乡经营的饭店内，发现流落至此的小花梅，将其收留一个月后卖给在饭店附近工地务工的霍某渠、霍某得，二人将小花梅带回丰县经刘某柱介绍转卖给董某更。相关犯罪事实仍在深入侦查中。

    2000年6月，董某民为办理结婚证，找村委会会计邵某征开具婚姻状况证明时，经人建议将杨某英改为杨某侠。欢口镇民政办工作人员按董某民自报的信息违规办理结婚登记，将结婚日期登记为1998年8月2日、杨某侠（由于笔误将杨某侠写成“扬某侠”）出生日期登记为1969年6月6日。据董某民供述，2011年3月，杨某侠在欢口镇卫生院生次子时，登记产妇信息为“杨某英”，卫生院要求提供新生儿母亲身份证，其父董某更找人做了一张“杨某英”的假身份证。2020年11月，董某民为办理低保，申请为杨某侠落户，公安机关按规定将杨某侠DNA信息录入“全国公安机关查找被拐卖/失踪儿童信息系统”和“全国公安机关DNA数据库”比对，未比中。2021年4月14日，欢口派出所按照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的规定，为其办理该镇集体户口与身份证，并按照结婚证上的姓名和出生日期，登记为杨某侠，1969年6月6日出生。董集村村干部和村民证实，杨某英、杨某侠名字经常混用，实际系同一人。

    三、关于杨某侠（小花梅）精神与身体状况

    据董某民供述和多名村民反映，1998年6月，杨某侠刚到董家时生活基本能够自理，能与人交流，但有时存在痴笑、目光呆滞等表现。董某民称，杨某侠曾告诉自己她老家在云南省福贡县亚谷村。据董某港（杨某侠长子）反映，小时候母亲有时还接送自己上下学。据董某民亲属反映，2012年杨某侠生育第三子后，精神障碍症状逐渐加重。2022年1月30日，经徐州市医疗专家会诊，诊断杨某侠患有精神分裂症。2月19日，经南京脑科医院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结论为杨某侠患精神分裂症，受目前精神状态影响，难以正常接触交流。2月20日，省公安厅委托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法庭科学技术研究所）进行复核鉴定，结论一致。目前，杨某侠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入院检查结果显示，杨某侠除精神及牙齿疾病外，未发现其他疾病。2月4日，徐州市口腔医学专家对杨某侠进行口腔检查和CBCT读片认为，杨某侠口腔卫生长期较差，患有牙周疾病，未进行治疗，部分牙齿逐步脱落。2月9日，经南京市口腔医院专家再次诊断，杨某侠患有重度慢性牙周炎，认为重度牙周炎可导致牙齿松动脱落。2月20日，省公安厅委托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口腔医院、浙江迪安鉴定科学研究院3名专家对杨某侠牙齿状况进行会诊，结论为杨某侠患有重度慢性牙周炎，未发现外伤致牙齿缺失的客观证据。

    四、关于杨某侠（小花梅）生育八孩情况

    杨某侠与董某民共生育8名子女，户籍信息显示，长子董某港于1999年7月出生、次子2011年3月出生、三子2012年4月出生、四女2014年11月出生、五子2016年5月出生、六子2017年5月出生、七子2018年11月出生、八子2020年1月出生。徐州市公安机关将8名子女与杨某侠、董某民进行DNA检验比对，结论为8名子女均与两人存在生物学亲子关系，后又委托南京医科大学司法鉴定所进行DNA检验鉴定，结论一致。2月20日，经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检验鉴定，结论仍然一致。

    调查发现，1999年杨某侠生育第一个孩子后，采取了节育措施，至2010年董、杨二人未生育，后节育措施失效，2011年至2020年又生育7个孩子。基层计生工作人员在跟踪管理、服务指导、信息采集等方面未能认真履行职责，负有失管失察责任。

    针对“小花梅第一个孩子董某港生于1997年”，经公安机关调查，查明欢口镇有两个姓名同为董某港的人，其中一人1999年出生，为杨某侠长子；另一人1997年出生，为邻村人，现在外打工。

    五、关于董某民等人涉嫌犯罪的情况

    2022年1月31日，公安机关以涉嫌非法拘禁罪对董某民立案侦查。据董某民亲属和村民证人证言、勘验检查、司法鉴定、书证、铁链等物证以及董某民的供述，2017年以来，董某民在杨某侠发病时对其实施布条绳索捆绑、铁链锁脖，有病不送医治疗等虐待行为。2022年2月18日，公安机关以涉嫌虐待罪对董某民提请检察机关批准逮捕。2月22日，丰县人民检察院经依法审查认为犯罪嫌疑人董某民虐待家庭成员情节恶劣，以涉嫌虐待罪依法批准逮捕。公安机关将对涉案犯罪事实，包括涉嫌收买被拐卖妇女等犯罪开展侦查取证工作。

    2月22日，丰县人民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桑某妞、时某忠，以涉嫌拐卖妇女罪依法批准逮捕。公安机关将对涉案犯罪事实继续开展侦查取证工作。

    对犯罪嫌疑人徐某东、刘某柱、霍某渠、霍某得、谭某庆、李某玲，公安机关已立案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继续开展侦查取证工作。

    对涉及此案的犯罪嫌疑人将依法予以严惩。

    六、关于医治救助情况

    2022年1月28日，徐州市和丰县卫生健康部门将杨某侠送医院进行检查治疗，丰县政府安排人员与其长子董某港在医院陪护。目前杨某侠疾病治疗工作正在积极进行。

    省有关部门督促指导徐州市按照民法典、未成年人保护法和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给予供养，组建了“爱心妈妈”小组照顾其未成年子女，对杨某侠及其未成年子女指定监护人，落实低保、社保等政策和家庭生活照料、教育资助、关爱帮扶等具体措施。

    七、关于有关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失职渎职行为处理情况

    经纪检监察机关审查调查，责令徐州市委和市政府作出深刻检讨，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依规依纪依法作出处理。

    丰县县委书记娄海，违反工作纪律，工作不负责任，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维护群众正当权利和利益不力，在精神障碍患者救治救助、计划生育管理等工作中失职失责，未认真组织核查事实，批准发布信息不实的情况通报，造成严重不良影响，决定给予其撤销党内职务、政务撤职处分。

    丰县县委副书记、县长郑春伟，违反工作纪律，工作不负责任，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维护群众正当权利和利益不力，在精神障碍患者救治救助、计划生育管理等工作中失职失责，未认真组织核查事实，同意发布信息不实的情况通报，造成严重不良影响，决定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去党内职务，责令辞去县长职务。

    丰县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苏北，违反工作纪律，工作不负责任，未认真核查事实，发布信息不实的情况通报，造成严重不良影响，决定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职处理。

    丰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寸贤，在担任丰县副县长期间，违反工作纪律，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对分管的计划生育、卫生健康工作不负责任，在精神障碍患者救治救助、计划生育管理工作中履职不力、失管失察，决定给予其政务降级处分。

    徐州市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高伟，在担任丰县卫健委主任期间，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工作严重不负责任，在精神障碍患者救治救助、计划生育管理工作中严重失职失责，涉嫌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检监察机关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并被采取留置措施。

    丰县欢口镇党委书记徐善修，在担任欢口镇镇长、党委书记期间，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工作严重不负责任，维护群众正当权利和利益不力，在精神障碍患者救治救助、计划生育管理工作中严重失职失责，涉嫌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检监察机关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并被采取留置措施。

    丰县欢口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邵红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工作严重不负责任，维护群众正当权利和利益不力，在精神障碍患者救治救助、计划生育管理工作中严重失职失责，涉嫌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检监察机关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并被采取留置措施。

    丰县县委统战部三级主任科员陈修峰，在担任欢口镇党委组织委员期间，违反工作纪律，对分管的计划生育工作不负责任，失管失察，决定给予其留党察看一年、政务撤职处分。

    丰县公安局四级高级警长程言伟，在担任丰县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期间，违反工作纪律，对分管的治安工作不负责任，对管辖范围内存在的虐待行为失管失察，对精神障碍患者排查救助工作组织推动不到位，决定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丰县信访局副局长殷宪方，在担任丰县卫计委副主任期间，违反工作纪律，对分管的计划生育工作履职不力、失管失察，决定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丰县公安局欢口派出所所长渠辉，违反工作纪律，工作不负责任，未经深入核查办理户口登记，对管辖范围内存在的虐待行为失管失察，对精神障碍患者排查救助工作落实不力，决定给予其开除党籍、政务撤职处分。

    丰县欢口镇综治办史瑞红，违反工作纪律，工作不负责任，对管辖范围内存在的虐待行为失管失察，对精神障碍患者排查救助工作组织落实不力，决定给予其开除党籍、政务撤职处分。

    丰县欢口镇原民政助理于法贞，在担任欢口镇民政助理期间，违反工作纪律，违规办理婚姻登记、变更结婚证登记时间，决定给予其开除党籍处分。

    丰县欢口镇计生站于秀娟，违反工作纪律，工作不负责任，对严重超生问题隐瞒不报、放任不管，决定给予其政务撤职处分。

    丰县欢口镇李庄村党总支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李劲松，违反工作纪律，工作不负责任，对严重超生和虐待行为放任不管，对精神障碍患者救治救助不力，决定给予其开除党籍处分，责令辞去村民委员会主任职务。

    丰县欢口镇李庄村村民委员会原主任董正培，违反工作纪律，工作不负责任，对虐待行为和严重超生放任不管，对精神障碍患者救治救助不力，决定给予其开除党籍处分。

    丰县欢口镇李庄村党总支副书记董青华，在担任李庄村计生专干期间，违反工作纪律，工作不负责任，对严重超生问题放任不管，决定给予其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暴露出我省有关地方党委和政府一段时间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不力，在基层组织建设、妇女儿童权益保障、特殊群体救助关爱等方面存在不少问题和短板，反映出少数党员、干部没有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法治意识淡薄，导致基层服务管理缺位，维护群众合法权益防线失守，对有关失职渎职和违纪违法问题将进一步深入调查，并依纪依法严肃查处。我们将深刻汲取教训，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和社会治理，加强干部作风建设，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站稳人民立场、厚植人民情怀，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体察民情，增强法治意识，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兜牢民生保障底线。近期全省已部署开展专项行动，全面深入排查整治侵害妇女儿童、精神障碍患者、残疾人等群体权益问题，依法严厉打击拐卖妇女儿童和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等违法犯罪行为，全面落实救助帮扶政策措施，切实维护好、保障好人民群众权益。

    江苏省委省政府调查组 2022年2月23日

    事情就这样结束了！！！

    社会力量的参与

    这是一部跌宕起伏的大片。

    2022年2月10日下午，微博徐州守望家园发布了标题为《“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我们可否按一下暂停键？》的文章。该文章称，冷静想一下，就这“八孩女子”事件我们的同情、愤慨的表达，是否可以给她们带去正面的温暖，对事件中的人事无巨细、没有底线的深入挖掘，是否是另一种伤害？甚至还有人利用自媒体谩骂，攻击；这些行为对事件的解决能否起到作用？我们能否让自己的激情冷却一下，回过头来，稍微作逆向思考：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下一步该怎么办？我们是否除了愤怒、喊叫，到底想表达什么？我们的责怪、谩骂能否拯救得了“八孩女子”？我们的喊叫是否可以抚慰她们心头的创伤和不幸？能否一劳永逸地解决类似问题的发生？种种对相关部门的口诛笔伐，可否让事情得到理性解决？

    这进一步激发了社会情绪，无数人的偏执汇成一股浩浩汤汤的力量，其中关键之时一位名为邓飞的前记者发挥了强大的推力。

    女性失踪案

    “八孩女”事件还于另一事件紧紧相连，那就是四川省南充市的一桩失踪案。失踪女孩名叫李莹，出生日期1984年，失踪日期为1996年，当时在南充市上小学6年级，上学之后就没回来。该女孩的父亲叫李大忠，是一名援藏军人，已过世多年。此案不破，影响可能会比较大。

    社会关注点集中的还有上海工商外国语学校的女性教师卢青。卢青1974年10月6日生于广西玉林，1997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毕业。2001年8月23日在江苏、安徽、山东交界地旅游途中失踪，走失时26岁，身高一米七二，体重50公斤，时任上海工商外国语学校语文教师，至今还没有下落。

    当前，每年还有多少女性失踪案和拐卖案、以及无名女性的非正常死亡，尚不得而知。

    徐宁 唐冬梅（时为徐州日报记者）：黑色漩涡

    发表于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办杂志《雨花》1988年第十期〈总第二0八期〉

    引子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书记处在一次会议上宣布：我国拐卖妇女的现象非常严重，就像在改革的大潮中旋起一股黑色的漩涡，尤其在沿海开放地区来势凶猛。并指出，江苏徐州就是这股黑色漩涡的中心。

    徐州，史书上说它是兵家必争之地。它地处苏鲁豫皖四省交界，战略位置极其重要。秦末的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吴广，汉高祖刘邦，楚霸王项羽，以及一代枭雄曹操都曾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叱咤风云，各领一世风骚。解放战争时震惊中外的淮海战役，就是以它为中心展开的。

    “九里山前古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战争给徐州留下无数鲜明印记，无疑，这是一块沉积着太多历史烟尘的土地，它一方面显示着文化悠久的极强的生命意识，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表现着几千年的落后和愚昧。文明和愚昧在这一片曙光初露的土地上，水火不相容地并存着。

    黄土地生长出一批不怕死不怕鬼，见了皇帝也不磕头的英雄好汉；黄土地里也生长出一批装神弄鬼繁衍罪恶的人类渣滓。

    从1987年8月至1988年1月，短短五个多月时间，韩端荣、张成明、杜文彬、蒋昌友、张玉喜、张成祥、尹兴龙等43名罪犯公然结成团伙，以铜山县伊庄乡、吕梁乡、郭集乡和安徽省宿县栏杆区为窝点，与徐州市40余名出租汽车司机串通勾结，在徐州火车站广场将来自云南、四川、贵州等9个省区的妇女劫持至窝点，以1800元至3600元的不等价格，贩卖到铜山县、睢宁县、宿县、灵壁县一带。

    被这伙犯罪集团劫持、拐卖的妇女多达101人，其中有11人被强奸、轮奸，年龄最小的只有13岁。受害者绝大多数是未婚女青年，有农民、干部、待业青年，精神病患者……

    罪犯共获赃款高达136700余元。

    徐州特大劫持拐卖妇女案，让所有良知未泯的人感到震惊。

    为什么光天化日之下，这种贩卖人口的罪恶竟然发展到如此猖狂的地步!

    善良的人们在沉思着。

    沉思之余，我们如实地记录下造成这一起特大劫持拐卖妇女案的历史与现代的种种原因，目的是呼唤人性的回归，呼唤道德的回归，呼唤法律的回归。

    第一章 金钱本色

    19世纪中叶英国的评论家邓宁格指出”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如果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蔓延的祸水

    早在公元之初，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就有过”置奴卑于市，与牛马同栏”的贩人市场。但那时，”卖人妻子”也是”逆天心，悖人伦”的。被旧戏骂作奸贼的皇帝王莽，上台后实行的第一个新政则是禁绝关于人的赎卖、自卖、拐卖等非法行为。

    解放后拐卖人口的犯罪活动几乎消声匿迹。然而从七十年代初期开始，这种人世间最肮脏的交易慢慢又滋生出来。

    当然，最初的胚芽形成并不是眼下这种犯罪的形式。那时，在大西北，风行着8分钱邮票娶一个天府之国的红颜女儿的笑话。然而，这确实是生活中不幸的事实。多少个四川女子用自己的青春，用自己女人的所有本钱换一只稍微殷实一点的饭碗。

    1980年代之后，一些不法分子见捡做起了”女人”生意。女人又一次成为”商品”，在全国流通起来。

    1983年以来，国家公安部、司法部、全国妇女联合会曾多次发出要严厉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的通知，四川、贵州、云南等地区还成立了专门机构。经过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有所收敛，明显减少。

    但从1985年下半年开始，人贩子又卷土重来。在人贩子活动猖獗的地区，人们正常的安全感被恐饰所敢代。姑娘、媳妇不敢单独外出，做父母做丈夫的下地干活，外出办事就像自己家门上的钥匙一样，把女人们牢牢地带在身边。上班、上学都要有人来接送，孩子们不听话时，长辈们常常这样吓唬他们：”再哭，人贩子来了。”

    仅云南省昆明市禄劝县被拐骗来徐州的妇女儿童就有104人，其中有31人是未婚女青年，有6名是14岁以下的幼女。

    在买卖妇女的罪恶活动中，也有些不法分子以诈骗的手段来骗取买主钱的，弄得那些光棍汉人财两空。

    这些诈骗拐卖分子有些来自四川、云南等省，而且多为男女团伙行骗。他们与当地的不法分子相勾结，建立秘密的固定联络点，进行有组织预谋的诈骗活动。

    他们往往以介绍工作为名，拐骗出年轻的少女，然后高价卖出，也有的以介绍对象为名将女骗子高价卖出，然后女骗子再伺机逃脱。如无机会可逃，便用随身所带的安眠药、麻醉剂药倒买主，然后席卷贵重物品逃走。用人贩子的行话为”放鹰。”

    还有的私刻公章、伪造证明，以妻被拐卖为由，上门索要。以此敲诈买主。

    仅1987年7月份，铜山县公安局就破获这类案件17起，抓获犯罪分子22名，缴获赃款13000余元。

    铜山县张集乡店东村26岁的农民刘德雨，家中有一个双目失明的父亲，生活比较困难，婚姻问题一直未能得到解决。1986年5月，有人从四川带来一位姓唐的妇女，声称谁给钱就嫁给谁。刘家求媳心切东挪西借付了1900元钱，把唐某领回家，没想到，唐某在刘家没住上三个月，8月1日晚，趁刘外出干活之机，席卷价值三百余元的衣物逃之夭夭。

    刘家为娶媳妇欠了2000多元的债，唐某走后，刘德雨来到徐州火车站广场，四处寻找”妻子”。怎么可能找得到呢？于是，刘陷入极度痛苦之中，便喝了剧毒农药死在家中。

    1987年6月29日，铜山县张集乡孙弯村来了位50多岁的老妇人带着一个20多岁的姑娘，也是声称要为她侄女找个婆家。青年农民孙某交了2100元的养育费将姑娘领回家，但只过了5天，这个姑娘就偷偷地跑了。

    新沂县黑埠乡永旺村38岁的司某也遇见了同样的事情。

    年过40岁的邳县新桥乡高桥村农民娄某娶妻心切，花了2000元钱买了一个贵阳市的女人。新婚之夜，竟发现新娘是个男人。这个闹剧发生在1988年5月1日。

    钱能让人富有，也让人变得丑恶、疯狂，丧失良知。

    ——贵州省息峰县人贩子黄由财，为了钱最后竟在1987年8月，将自己的妻子带到徐州，以1000元的价格卖给韩端荣一伙人贩子。

    ——云南省镇源县张某为了搞钱享受。1987年9月，竟把自己只有18岁的外甥女以2000元价钱卖给了韩端荣一伙人贩子。回去后，马上买了一套家俱。

    ——四川省朱西县某某于去年12月，把亲生的4岁女儿黄术华以1500元的价格卖给韩端荣一伙人贩子，自己拿着卖女儿的钱跑到东北做生意去了。

    罪恶之子

    在这个庞大的劫持拐卖妇女集团中，以韩端荣为首，有20余名罪犯是铜山县伊庄乡的农民。年龄最大的36岁，最小的年仅17岁。

    这个乡位于铜山县东郊，贫穷落后，交通不便，古老的黄河故道就从这里流过。

    让我们把镜头对准这片浑黄的土地，它记载着这伙人贩子的罪恶历史。

    从孩提时起，韩端荣就随着其父，四处游荡。后来在河南省洛阳落了脚，成了家。他办起一个烟酒店、几分钱一盒的火柴，几毛钱一包的香烟，他都掂量过：要靠这些发家，要等何年何月？

    直到有一次，他回到老家伊庄乡，看到村里人贩子从四川带来的女人，竟然在当地卖了几千元，这令他眼界大开。金钱，刺激着他决心要大干一场。

    他来到徐州火车站前面的广场，睁大眼睛，四处寻找着”猎物”，终于发现了两个愁眉苦脸的四川站娘。他上前搭话，姑娘羞怯地说是出来找婆家的。他马上使起自己多年走南闯北惯用的骗术，对姑娘说：没问题，我可以帮忙。我们那里生活富裕，比你们四川强多了。

    “真的？那可谢谢你了！”天真的姑娘高兴起来，就跟着韩端荣走了……到了伊庄乡，两个姑娘很快就被韩端荣卖掉。第一次拐卖成功，骗款4000多元，他喜不自胜。

    从此，他的骗术日渐”成熟”，一次次得手，浸透着血泪的钞票轻易地流进他的腰包。

    时间久了，他深知自己在”第一线”诱骗妇女风险太大，而且认识的买主有限。他需要建立新的根据地，扩大买主范围，因而需要寻找新的”贸易伙伴”，自己可以退居”二线”指挥，坐收渔利。很快，这些伙伴就从吕梁乡、郭集乡、安徽省宿县栏杆区神奇地来到他的面前——他们都是被金钱诱惑而来的。

    这块黄土地并没有给他们足够的营养。他们精神贫困，不懂法律，甚至不知有法，任凭自己对金钱占有欲的畸形膨胀。

    于是，一群幽灵魔鬼开始在淮海大地上游荡着。

    这伙丧心病狂的人贩子，有的模仿云、贵、川的口音，在火车站以老乡的身份进行哄骗，有的则是采用”黑吃黑”的手段，以治安人员的面目出现，将妇女从外地人贩子手中强行劫持走；

    有的利用云贵、川一带的妇女在火车站勾挂；

    有的与出租汽车司机串通勾结，把受害妇女及亲属骗上车，在途中强行将其亲属推下车，将受害妇女单身劫持至人贩子的窝点。

    有的出租汽车司机乘机索要高价车票，一次行驶50公里，索要的车票竟高达1000元。

    1987年8月26日，年仅19岁的姑娘陈流英与邻村的高某等二人，从老家云南省桥家县双河镇泰岗坝来徐州做生意。8月30日中午到徐州。在火车站，韩端荣以给他们找生意为名，用出租汽车拉到伊庄乡牛楼村，换乘该乡人贩子王振民驾驶的拖拉机。途中，由韩端荣、牛德华、牛德峰押送。

    当行驶到伊庄乡陆头庄南头的玉米地时，韩端荣、牛德峰手特棍子，牛德华抽出一条铁链，对两名男青年大打出手，两名男青年被打得鼻青脸肿，拚命逃了出去。陈流英吓得跪在车上苦苦哀求，从车上跳下来，却又被韩端荣等人将她拖上车，拉到伊庄乡尚庄村，以2100元的价钱卖给村民周永得。

    1987年12月20日，贵州省修文县六广区大石乡妇女李华菊同丈夫及表姐来铜山县探亲。在徐州火车站，张成明、牛德峰、吴雨、王槐中等人贩子，用出租汽车将李华菊等三人拉到安徽省宿县栏杆区张成明家附近时，把李华菊丈夫、表姐强行推下车，并死死按住哭喊挣扎的李华菊，拉到张成明家。

    他们一伙人拿出七首、铁链威吓李华菊：”我们要给你另找婆家，到了买主家，你要敢说你有丈夫就捧死你!” 其中一人照她的脸上就是一拳。

    12月22日，他们以3300元的价钱，将李华菊卖给栏杆区贡山乡前塔山村陈永权为妻。

    1987年12月27日，年仅17岁的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凉水井矿待业女青年杨某和姑妈，来徐州转车，准备到泗阳县看望前年被拐骗来的表姐。刚出火车站，韩端荣、张成明、牛德峰就以介绍廉价住宿为由，将她们骗上一辆乳白色的出租面包车。

    途中，他们把杨某姑妈推下车，将杨某在车中轮奸了。到了张成明家，杨某又遭到牛德峰的奸污。第二天，她就被他们以3500元的价钱，卖给韩山口村的农民韩广民为妻。

    在这里，我们无法一一赘述这伙人贩子劫持、拐卖、强奸、轮奸一个又一个良家妇女一幕又一幕罪恶行径，公安人员查证工作才两个多月，仅整理的证人材料就高达一米多。

    令人深思的是，这伙人贩子在作案前，均没有犯罪前科。他们有的在家种地种菜；有的下河抓鱼摸虾；有的干个体运输……是金钱的诱惑，使这些原来朴实憨厚的农民，倾刻之间丧失了人性，变得那么凶狠、残暴。

    1988年5月6日上午，在徐州市公安局三楼会议室里，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倾听着一组丑恶的，令人震惊的数字和事实。

    首犯韩端荣，男，32岁，铜山县伊庄乡牛楼村农民。1987年7月至1988年1月，伙同四十余名人贩子，先后拐卖30多名妇女，在转运途中，将4名贵州妇女强奸。该犯得赃款63900余元。

    犯罪成员骨干分子之一：

    ——张成明，男，36岁，安徽省宿县栏杆区贡山乡六台村农民。从1987年12月至1988年1月，拐卖妇女13名。得赃款50000元。

    犯罪成员骨干分子之二：

    ——张成祥，男，26岁，铜山县伊庄乡单林村农民。从1987年7月至1988年1月，先后参与拐卖妇女30多名，得赃款60000余元。

    犯罪成员骨干分子之三：

    ——蒋昌友，男，37岁，铜山县伊庄乡单林村农民。从1987年8月至1988年1月，先后参与拐卖妇女23名，其中有7名妇女至今下落不明。该犯共得赃款 40000元。

    犯罪成员骨干分子之四：

    ——杜文彬、男、22岁，铜山县伊庄乡单林村农民。该犯先后参与拐卖妇女10名，并伙同罪犯孔凡银、王会唤将湖北妇女杨丽娟劫持，轮奸后卖掉。该犯共得赃款10000元。

    犯罪成员骨干分子之五：

    ——牛德峰，男，23岁，铜山县伊庄乡牛楼村农民。该犯先后参与拐卖妇女9名，其中伙同罪犯韩端荣、张成明等人将贵州少女杨某劫持并强奸。该犯共得赃款19000余元。

    犯罪成员骨干分子之六：

    ——尹兴龙，男，31岁，钢山县吕梁乡桃园村农民。该犯先后参与拐卖妇女6名。其中伙同罪犯韩端荣等人将四川妇女罗云强奸。该犯共得赃款13600元。

    犯罪成员骨干分子之七：

    ——柳方平，男，26岁，徐州市云龙游服务公司出租汽车司机。该犯先后多次为这伙人贩子提供交通工具。1987年12月3日夜11时，伙同罪犯韩端荣、尹兴龙等人将四川妇女罗云劫持，途中将该女强奸。从中分得大量赃款。

    犯罪成员骨干分子之八：

    ——甄如胜，男，37岁，徐州市个体出租车汽车司机。该犯从1987年10月至1988年1月，先后用出租车为这伙人版子接送被劫持妇女达10人次，得赃款10000元。

    犯罪成员骨干分子之九：

    ——-张玉喜，男，36岁，铜山县拾屯乡九里村农民。该犯先后参与拐卖妇女7名，其中一名妇女至今下落不明。该犯共得赃款17950元。

    ——-

    罪恶，终于暴露在阳光之下。

    第二章 沉沦的土地

    那些被罪恶之手轻易地扔在这块土地上，已为人妻人母的不幸女人，那些至今下落不明的少女们，她们用滴血的心，痛苦地呼唤着庄严的法律。

    如果我们要寻找滋生这些罪恶的渊源，寻找导致这一幕幕悲剧的社会成因和历更背景，那么，我们还必须回到这片土地上来。

    中世纪的”伊甸园”

    自清咸丰五年，黄河改道。于是，一片莽莽苍苍的黄河故道永远地遗留在这一片干涸的土地上了。人们世世代代在这片穷困的土地上繁衍生息，默默无声地书写着自己暗淡的历史。

    也许人们不会相信现代社会里会有这样一些角落，贫穷落后得让你难以想象。

    虽然，三中全会后的农村，早已走向了历史的新纪元。出现在社会舞台上的不都是那些富足的具有更高理想的农民形象吗？他们中有的自费出国考察农业去了，有的购买回国家科学最新研制的喷撒农药的小飞机，还有的西装革履成了农民企业家，出入于广州、深圳、厦门，和外商洽淡生意。

    当今的农村盖起红砖洋楼的已不是少数，亿元乡在苏南如今也是比比皆是。

    但是，在这一片被黄河抛弃了的土地上，还有为数不少的农民弟兄，在呼唤着富足的生活。

    ——沉寂的小殷庄是铜山县吕梁乡(人贩子活动猖獗的一个地方，紧挨着主犯韩端荣所在的伊庄乡) 冠山村所属的一个自然村组，位于乡驻地西部约五公里处的山沟里。

    在今日人口大爆炸的时期，这个村人口竟然逐年下降。它并不是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后出现的一个典型，而是婚出多、婚入少造成的这种反常现象。

    解放初期，这个村人口尚有121人，1974年下降到106人，到1987年3月只有29户102人（调查时间：1987年3月。)。这里交通闭塞，经济落后，本村的站娘没有一个嫁在本村的。

    从1975年到现在，11年间只有三个男青年结婚。对象都是四川妇女。这三个四川妇女已跑回老家一个，另外两个成天有人看着，害怕再跑掉。

    难道这里竟然连一个爱情之果都生长不出来吗?

    现实确实如此。这个村可耕地面积270亩全是山坡地。地块零零星星地散布在大山的褶皱里。土地瘠薄，耕作方法原始落后，完全靠天吃饭。全村无一件动力机械，只有二匹马、五头牛和一头毛驴。大部分土地靠人工用铁叉耕翻。全村的运输工具只有三辆平板车，八辆独轮车，最先进的农机具是大包于时分的两架喷雾器。

    村里干早缺水，农民吃水要爬高上低往返五里去挑一担水，所以不少人经常不洗脸，不洗澡，一些小孩子身上的灰已经结成很厚的一层黑痂。由于缺水，盖房和泥难，不少户的房子内连一层泥也没抹。墙壁全是由大大小小的片石垒成的，四壁透亮进风。

    几年来，人均收入一直停留在百元上下。不少群众至今仍靠山芋干、山芋叶果腹。春节前民政部门发给的二斤猪肉，有的户一个多月还舍不得吃完，留着每一天割一小片”炼炼锅”。

    ——光棍汉殷召法母子俩住一间不足六平方米的石头屋子里，房顶是用瓦片、山草、破塑料布胡乱盖上的，六十多岁的老母亲只好常年在别人家住宿。他的全部家当是一张用麻绳编的软床，一床破被，一口铁锅，仅有的一点口粮是50多斤山芋干、七斤高梁和一篓子山芋叶，还欠了500多元的债。

    ——殷宪龄一家三口盖的是一床拿不成块的破网套棉絮。

    ——全村人均欠债百元。

    这个村四面环山，不通电，不通广播，没有一所学校，没有一间卫生室，连一个代销点也没有。群众看病、称盐，小生学上学都要往返七、八里山路，全村绝大多数是文盲。只有七人是上过小学的，最高的文化水平是一个上了五年小学的高小肆业生。

    ——这个村从来没放过电影，没演过戏。是一个被文化遗忘的角落。

    （调查时间：1987年3月。）

    寻找夏娃的亚当

    贫穷和历史上的诸多因素，使这里的男人们得不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女人。一家有二三条光棍并不少见。

    30岁以上的光棍大多过去家庭”出身”不好，父辈和祖辈不是地主就是富农，他们自然是地、富、反、坏的子孙。在那成份决定一切的年月里，招工、征兵没有他们的份，甚至连读书的权力也没有。这样的人哪一个姑娘愿意嫁给他们？

    就是那些出身不好的姑娘，也不愿再背”黑锅”，她们急于找一个出身好的小伙子，做为自己娘家的靠山。

    还有的是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所谓的”三年灾害”时夫去父母的孤儿，没有亲人来帮助他们张罗婚事，所以只好狐身至今。

    那些30岁以下的光棍，情况更为复杂，或家境不好，或本人缺少谋生的本领，或是因为残疾和痴呆。这几年比物价上涨更快的高额彩礼，不要说让这些贫穷的光棍汉们望而生畏，就是让那些城里人和富裕的庄稼汉子们也打怵。

    【让我们站在古老的黄河故道大堤上，摄下一组长焦距镜头。调查时间:1987年夏】铜山县

    ——一份关于结婚花销调查摘要：

    目前徐州市(包含六县农村)青年结婚平均消费高达6000多元，其中用于结婚仪式的1000元左右， 光棍汉们决心自己寻找一个永远属于他们的女人。

    购置物品的5000元左右。

    一位商店经理描绘了一个可怕的情景：待婚青年，手拿大把钞票，涌入商店。片刻，像蝗虫扑食庄稼一样，将一家家商店扫荡一空。这是为了满足未婚妻的需求。

    铜山县潘塘乡一位农民结婚，竟在一个小时内燃放了300多元钱的爆竹。

    市区淮海路一位开彩扩商店的个体青年结婚，为了摆阔，免费两天，门面险些被挤塌。

    铜山县”亿元乡”青山泉乡,因为紧邻贾汪煤矿，家家都有积蓄。但是，他们也被婚事大操大办之风搅得家家不安。谁办喜事，起码婚礼得花去3000元，请几十桌酒席不算大场子了。

    这个乡有一户开煤窑的农民办喜事，租了两辆轿车，三辆大客车，还请了民乐队，大吃大喝三天，共花费4000多元。据这个乡初步统计，1986年仅这项开支就达200多万元。

    黄河故道上的光棍汉们对此不敢奢望。

    但是他们需要一个女人！这仅仅是人类生存最原始最低级的一点要求！可是谁能赏赐一个女人给他们呢？

    现代的文明离他们太远。劳动一天后唯一的娱乐，就是聚在一起谈一些下流不堪的关于性方面的笑话，以满足一下生理上的需要。

    村里人家凉晒的女裤头、汗衫，经常不翼而飞，最后发现穿在了光棍汉身上。

    伊庄乡某村，一个和吕梁乡小殷庄相邻的村子里，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了，两个光棍汉竟然在一只母猪身上发泄性欲。

    贫困，使这些农民的心灵重负越来越沉重。尽管如此他们也不愿离开这生养他们的祖祖辈辈生死相依的土地。他们无处可去。他们固守着这片贫瘠的疆域，依旧饱受着黄河故道风沙之苦，依旧在梦中寻找着属于他们的渺茫的幸福。

    可是，为了传宗接代，为了无愧于埋葬在这片土地上的先人，这些光棍汉们决心要为自己寻找一个永远属于他们的女人，永远属于这片土地的女人。

    于是，他们开始拚命挣钱。好在经济开放了，这些光棍汉及他们的年迈的父母，年幼的弟妹，开始了资本大积累时期。

    做豆腐的，吆喝卖香油的，推车播铃的，嘶哑着嗓门在乡村的土路上高唱”酒干倘卖无”的，随建筑施工队跑到东北、新疆去出苦力做小工的。一切都为了活得更像个人样。

    钱攒多了，就去四川、云南、贵州那些更加贫穷的大山深坳里带一个媳妇来，带一个可以给他们生儿育女的女人来。但是，这样十有八九是古黄河故道上目光狭隘的汉子吃亏，常常人财两空。这让他们感到异常地悲伤。

    有需要就会产生供给链。于是，一个专门为光棍汉们提供”商品”的”第三产业”出现了——拐卖妇女的专业犯罪团伙由此诞生。

    好多光棍汉们至今还在感谢着他们呢！是韩端荣这些人贩子给他们开辟了一个新的生活，感谢他们给自己一个温暖的家，一个实实在在的女人，一个将要诞生的能立门户的儿子！

    有了钱就有了女人，有了女人就有了一个光明的世界。

    但是，他们不知道自己正配合人贩子一起，灭绝人性地制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悲剧。

    古老的贸易

    贫穷和野蛮是一对挛生兄弟，愚昧和金钱为伍，让他们无所不为。

    1987年9月中旬，铜山县伊庄乡牛楼村7名人贩子在自己家门前，公然将劫持、拐卖来的12名妇女公开拍卖。

    12个只穿着裤头和背心的女人，瑟瑟发抖地站在围观者的面前(几乎全村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来了)她们身上标着价格，羞辱几乎让她们抬不起头来。

    她们有的在抽泣；有的用双手竭力想要掩盖住那让女人羞惭的部位，摆脱那些贪婪淫邪的目光；也有的瞪着惊恐的眼睛，望着手拿铁链的人贩子，眼里流露出企盼人性同情的目光。

    没有一个人出来搭救她们！没有一个男人、没有一个女人挺身而出愿意搭救这些可怜的女人。

    村民们们都在议论着这12个女人的姿色，肥瘦，谈论着哪个女人可能会给这片土地留下一个男性子嗣，哪个女人会让这片土地失望……

    有几个男人甚至当着那么多的人挤上前去，伸出那茧痕累累的粗大的黑手，去抚弄那几乎全裸露着的女人！

    起哄声，咒骂声，讨价还价声响成一片。在八十年代中国的大地上，进行着空前的妇女大拍卖！

    历史在这里闭上了它洞察一切的慧眼

    伊庄乡空前地热闹起来，在那没有任何文化娱乐的蛮荒之地，一次次地拍卖妇女的场景，刺激得他们热血沸腾，轰轰烈烈地像赶大集，蜂拥地围住那一个一个可怜的被拍卖的女人，看着那些强悍的光棍汉成交后的喜悦，看着他们终于抱着属于自己了的女人，疯一般往自己家奔去的疯狂样子，围观者心满意足地等待着光棍汉的黑漆漆的大门咣当一声关在他们的面前。这时，麻木了的人群才会散去。

    有了女人，就有了生机，土地就不会荒芜，老屋就不会颓塌，人丁就会兴旺。老人们也张开没了牙的大嘴哈哈笑了起来。

    农民从心里喜欢、敬佩那些能带来女人的人贩子。有时，乡里的农民看见那伙人贩子用出租车拉着拐骗来的妇女回来时，竟高兴地停下手中的农活，赶到村口去迎接。

    自1986年以来，牛楼村从原有人口1300人增加到现在1500人，这其中200多人全是云南、贵州、四川一带的青年妇女，占全村已婚青年妇女的三分之二。其中大多教是被韩端荣等人贩子拐卖来的。

    这个村的党支部书记牛玉泉，是被村民们认为见过大世面的人，他是县人大代表。他所在的牛楼村就有7名人贩子，而且人贩子每次拐骗来妇女后就在村里公开论价拍卖。围观的群众多达200余人。他从来没有对此进行干涉，或向上级机关报告。

    正是因为他与村民们对这种行为熟视无睹，不管不问，给人贩子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致使他们有恃无恐，愈来愈嚣张。

    这里确实是太穷了！尤其是对照那些富裕的地区。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从1986年初到1987年底，铜山县伊庄乡的农民用于购买外地妇女的费用竟高达一百多万元。

    正是这笔巨额的金钱，诱惑了灭绝人性的人贩子，他们出价也”随行就市，按质论价了”。他们根据这些”商品”的身高、相貌、生殖器官、生育能力、性感来决定价格。

    几年前，买一个外地女人只用七八百元，而现在一个未婚的要价达到三千多元，已生过孩子的妇女要价为二千元左右，那些丧失生育能力的则降价处理为500元至800元。

    人贩子中有几个专门从事这方面的检查工作。他们将劫持、拐卖来的妇女扒光衣服，用手插入女性阴道，检查生殖器后，再标价出售。

    为了买女人，有的光棍汉倾家荡产，借债累累。因此，当用那几乎榨干了他们血汗的钱买来属于他们自己的女人后，他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尽情蹂躏那手中的女人。那些因贫困、生活不如意的种种积怨，全部以性欲这一最原始低级的形式，发泄到手中的女人身上。

    第三章 落难的夏娃

    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许多代表大声疾呼，要求国家运用法律手段，制止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不断出现的拐卖妇女罪恶的浪潮。

    拐卖妇女案件确实持上升趋势。

    这都说明了什么呢？好些人带着惶惑对此更加惊慌失措了。

    当然，妇女被拐卖不是改革开放的必然产物，但却与这个政策实施后的土地政策以及农民的现状有着密切联系。

    土地承包政策使农民首先从地上解脱出来，大批剩余劳动力与土地脱离。多少年来，农民眼前第一次展开了一个广阔面新鲜的世界。新中国的人口学家们曾经断言：目前，共和国正处在又一个人口大流动的高峰期，这个高峰期还区别于任何一次人口大流动的最明显特征，便是几亿农民的流动。

    农民走出家门，毫不犹豫地走向城镇，涌向陌生的他乡。在这种形势下，女性农民也随着这股浪潮走出她们母亲、祖母居住的乡村，到一个新的环境中去求生存，谋职业，寻找致富之路，便毫不奇怪了。

    但是，她们在毫无准备的前提下，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因为缺乏社会生活经验，却正巧为犯罪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

    那么，有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来说明这近十年来，从云、贵、川等地因拐卖到异乡的妇女到底有多少呢?

    没有。

    因为买卖妇女的犯罪活动到今天还未灭绝。那么，人们不禁要大声责问：人贩子怎么有那么大的神通？让那么多的妇女就轻易上当受骗呢？

    从徐州特大劫持拐卖妇女案中受害的100多名妇女身上，我们不难看出，她们绝大多数是来自云南、贵州、四川的偏僻、落后、贫穷的山区农村。比比外面改革开放以后逐渐富裕起来的世界，家乡也是太贫穷了。谁不想告别那熬不出头的穷日子，到外面去寻找幸福呢？尤其是那些平时比男人还辛苦，却又没有与男人平等地位的女人们，那些对人生充满幻想的姑娘们。

    贫穷——为人贩子拐卖妇女提供了客观基础。

    贫穷，带来了教育落后，一批又一批新文盲在贫困中产生。

    看不到电视(地处山区，电视转播台没有建好) ，听不到广播(土地分配到户以后，过去扯的有线广播废弃了)，一年也很少能看一回电影(山高路远，有多少放映队不顾经济效益，去为人民服务呢？)，加上她们中许多是文盲，无法借助文字，从书刊报纸上对现实社会有一个明智清醒的了解。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就是他们的整个世界。由孤随寡闻带来的轻信正是人贩子求之不得的。

    徐州特大劫持拐卖妇女一案中受害的101名妇女中：文盲、半文育(小学未上完的)就有80人。

    轻信、愚味为人贩子拐卖妇女提供了方便。

    被劫持拐卖的妇女绝大多数身心受到摧残和凌辱。她们举目无亲，无依无靠，不得不屈从于那伙人贩子的淫威，稍有不从就遭到毒打，捆绑。这些妇女不仅失去了人身自由，也失去了做人的尊产。

    这些遭到劫持拐卖来的妇女，在那些买主家里大多过着一种非人的生活。她们并不甘心被命运摆布，不甘心让自己的青春年华去陪伴一个陌生的野蛮的男人时，那么，她们的命运就更加凄惨了。

    她们是买来的女人，这首先决定了她们在买家的地位。买她们的目的，是让她为这个家繁衍后代的。所以，她始终受到这个家族的所有人的监视。软禁，是客气礼貌的，不堪忍受的是为防止逃跑用铁丝捆绑在床头。

    就这样，一直到她们肚子里有了这个家族的后代以后，一直到她们认为反抗、逃跑都一点没有希望的时候，她们才从禁闭很久的古老的农屋被放出来，强烈的阳光让她们感到刺眼、头昏。

    她们中很多人忍气吞声，认定了这就是自己的命。一个无法抗拒的命运。

    一个声音呼唤着……

    在这场古老的贸易里，贵州省兴义县顶校乡21岁的唐玉玲，是一个被转手卖过三次而又幸运地回到故乡的姑娘。

    唐玉玲是一个多兄妹的大家庭里的宠女。小学毕业后，就在家帮助父亲做生意，经营面食等食品。

    1987年7月的一天，她姨妈的女儿曾老五来找唐玉玲，说是好些人在外面跑生意，既见了世面，又赚了钱。并提出到湛江去贩山楂回来卖。

    唐玉玲正值青春幻想多于现实的年纪。她想出去走走，山沟里的生活毕竟太憋闷，太狭小了。但是，她们的想法却遭到父亲唐才高的反对，他怕女儿年龄小，出去不经事。

    最后，在女儿的软缠硬磨下，这才勉强点了头，并再三叮嘱女儿，出去看看，生意成不成没关系，要紧的是快些回家。

    谁曾想到，二十天后，曾老五独自一人回来了，带回一个可怕的消息，唐玉玲被同去的两个人贩子卖到徐州了。

    唐才高得知后，犹如晴天霹雳，一家人吓得不知所措。第二天，他便启程来到徐州寻找女儿。

    茫茫人海，哪里有女儿的身影呢? 一天，二天、三天，这个五十多岁的庄户人，再也经受不住丢失女儿的痛苦和寻找女儿的奔波，终于病倒了。五天后，当盘缠花完了，他只得返回贵州。来的时候壮实实的一个人，走的时候，他竟是让人抬着上的火车。

    回到家里，女儿的身影时时在眼前闪现，女儿那甜甜的声音也时时在耳边响起。一家人终日以泪洗面，再没心思过日子，只是呆呆地坐在饭桌前，怔怔地盯着桌上那为女儿摆上的一副空碗、默默地流着泪水……

    唐玉玲的母亲周福玉硬撑着病弱的身体，每晚倚在门边，向着山野呼唤：”女儿啊，回来吧！女儿啊，回来吧！”那凄惨的声音传得很远，听见的人忍不住也暗暗落泪。

    就这样到了8月份，唐才高突然收到女儿寄来的一封信。信中说她被人拐骗到徐州市铜山伊庄乡卢套村，卖给人家做媳妇，受尽了欺凌。让家里马上前来搭救。

    女儿终于有下落了。唐才高把家里唯一的一头牛卖了。再次北上徐州。

    在当地群众帮助下，唐才高终于见到了女儿。女儿见到父亲，哭着诉说了自己被拐骗的经过。

    原来，她从家乡出来，在车上遇到两个男人，一个外号叫黄老三，另一个姓吴。黄老三说：”我们是同乡，你们到湛江做生意，路途太远，不如到徐州，那里我认识很多的生意人，可以帮你们介绍一下。”就这样，唐玉玲跟着他们来到徐州。

    下了火车，黄老三又要了一辆出租车，车上坐着一个陌生的三十多岁的中年男人，一副农村人打扮。唐玉玲坐上车跟着走了。她以为，那个男人只不过是黄老三的一个朋友。现在跟着他去找个地方歇歇脚。

    出租汽车开了很久，进了一个村庄，是苏北常见的那种土墙草顶的房舍多于红砖瓦房的村子。唐玉玲心中有些生疑，但是一路上都是黄老三他们照顾她，买饭打开水，她不好意思对黄老三开口问一下，他们到底要去哪里。

    那个陌生男人带着他们一行四人进了他的家——一间比其它房屋漂亮的红砖房。这时，外面又下起了雨，那陌生男人说：”下雨了，你们明天再走吧！”当夜，吃了饭，唐玉玲带着那么多疑问和恐惧睡下了。

    第二天早晨，唐玉玲醒来发现黄老三和那个姓吴的不见了，急得快哭了，说什么也要走。谁知，那个陌生的男人指着另一个黑壮壮睁着一对牛眼的男人说：”黄老三已经把你卖给我们了，你如果能拿出2000元钱我们就让你走。”唐玉玲一听，就哭喊起来吵闹着要回家。但是，他们根本不理，反把她推进屋里，锁上门。

    她整整哭了一天一夜，又砸门，又拍打那一尺见方的小窗户，但是，没有一个人来搭救她。

    次日上午，门被打开，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领她走出房门，并带她到了他的家里。后来才知道，那两个陌生的男人一个叫张成祥，一个叫韩端荣，都是当地有名的人贩子。买她的叫卢贤，花了1600元。

    到了买主卢贤的家里，唐玉玲跪在地上，给他们一家磕头哀告，诉说自己是被拐骗来的，不愿意给人做媳妇，求他们放一条生路，让她回家，家里的父亲，母亲姐姐哥哥都在等她呢。

    但是，无论唐玉玲怎么哭诉、求情，卢贤一家七、八口人全都像石头人一样毫不动心，只说花了钱买的媳妇，愿意不愿意由不着你。并将她和卢贤反手关在一间做为他们新房的屋子里。这一夜是她人生中凄惨的一夜，卢贤强行与她发生了性关系。

    白天，她被关在屋里，吃饭时有人送饭进来，吃完饭又关上了门。他们怕那1600元买来的媳妇跑了，全家老老少少像防贼似的死盯着她，却不和她说一句话。

    就这样，唐玉玲也不发一言，寻找着逃走的机会。她不愿意继续忍受这非人的生活，她想念家乡，想念家里的一切亲人，山沟沟里的那个不怎么富裕的家庭，突然像天堂一般出现在她的脑海里，她后悔死了，后悔当初不该不听父亲的话。

    到了八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唐玉玲见卢贤家里的人全部出去乘凉了，于是，她趁没人注意逃了出来。

    漆黑的夜晚，静得吓人，她在沙地上跑呀跑呀，一直跑到十几里路外的一个叫迷马村的小庄子，叩响了一户农家的门。开门的是个农妇。她向她诉说了自己的不幸遭通，恳求她让自己住几天，等父亲来接她。那位妇女很同情她，把她拉进屋里，让她安心休息。第二天，唐玉玲偷偷地给父亲发出了求救信。

    七天以后，唐玉玲仍没见到父亲的人影，她急得直哭。到了第八天晚上，那个人贩子韩端荣不知从哪里打听到她的下落，追到这家，和言悦色地说，如果不想和卢贤过，就回家去吧，还说是她母亲来信了，要他把唐玉玲送回贵州。唐玉玲喜出进外。高兴地跟他走了。

    善良的小羊羔误信了大灰狼的假话。

    她被带到韩家，韩端荣将身后的门重重地关上，将唐玉玲一下子按到在床上，嘴里恶狠狠地说：”你不是要跑吗？再跑好了，我看你能跑出我的手心？”

    说着，韩端荣野兽般地扑向吓得瑟瑟发抖的唐玉玲，强行奸污了唐玉玲。

    当她撕心裂肺地绝望地哭喊出时，韩端荣的母亲却冲进屋里对她说：”你再哭，我儿子就会杀了你！他就这脾气！”

    唐玉玲愣住了，她不知道自己究竟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魔鬼群居的地方，她被这些日子里遇见的坏人给吓懵了。

    第二天晚上，来了四个男人，用自行车把她推走了。在路上她才知道，韩端荣又以1600元把她卖给伊庄乡太平庄的吴继钟。

    她在吴家住了十多天，那第一个买主卢贤得知她的下落后，带着一伙人又把她抢了回去……

    女儿所遭受的一切磨难，使唐才高老泪纵横。看着女儿那面黄肌瘦的样子，他怎么也不会相信这就是当初那圆润丰满，有着一对黑黑的大眼睛的女儿！一个鲜嫩活泼的生命，竟然在这片土地上凋零了。他苦苦哀求买主卢贤要带走女儿。谁知卢家人一听，又拍桌子又咆哮，非逼着唐才高还出买他女儿的钱，然后才能带走他的女儿。

    这是人间最悲惨的一幕了。唐才高没有钱赎出他的亲生女儿，眼睁睁地看着女儿哭着喊着被卢家的人带走了。

    唐才高的腰一夜间弓了起来，再也直不起来了。他没有带回自己的女儿，他对不起女儿，对不起自己那盼女儿归来望眼欲穿的老伴。

    回到家乡，他弓着腰到处诉说、流泪哀求当地政府去救回他的女儿！他不知给多少人下过跪，一个农民能做的一切他都做了。

    1988年4月18日，贵州省兴义县公安局的九名公安人员和唐才高一起，来到铜山县伊庄乡卢家，当场宣布，购买人口已构成违法，任何人不得阻挡解救工作。

    唐玉玲经过三次被卖和人贩子的蹂躏，终于回到亲人的怀抱。唐才高见到女儿时上去就是一巴掌，随后又心疼地抚慰女儿，为她理顺凌乱的头发，拍打她身上的尘土，嘴巴哆嗦着说: “为了你……你母亲都快急疯了！”

    说完，一把将女儿按在地上，”还不谢谢政府！谢谢政府！磕头！磕头！磕头！”，三个虔诚的响头，是磕给政府的。

    犯了”重婚罪”的女人

    四川妇女罗云，在这场人口买卖交易中，将自己”劈成两半”，同时给了两个男人。

    那还是1984年的7月。她从四川《妇女生活》杂志上看到安徽省淮北市某煤矿保卫干部刘国材的征婚启示，她毫不犹豫地给刘国材寄去了照片。他们开始了书信往来，相识并且相爱了。

    1985年1月，她千里迢迢地来到淮北与刘国材结了婚，第二年便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由于没有工作，罗云不仅要操持家务，还到矿上找点零活干，平时做些服装小买卖。

    1987年11月底，她从淮北到江苏无锡市石塘湾购买一批衣服，准备拿回去卖。因为其它原因，生意没有做成。12月1日，她乘车来到徐州，打算转车返回家里。下车时，已是深夜11点多钟，她犹豫着要找一家便宜些的旅社住一夜，等明天再走。

    伺机一旁的韩端荣、尹兴龙等五名人贩子主动上前搭话，说是能介绍一家一元钱一夜的旅社，并有车接送。罗云信以为真，上了出租汽车司机柳方平的车。

    汽车飞快地向郊外驶去，窗外一片漆黑，朦胧的星光下隐约可见飞驰而去的是一片荒野。罗云这才发现事情不对，连忙叫司机停车。但柳方平不理会，继续高速行驶，她吓得哭了起来。

    当汽车驶近一个小村庄时，柳方平将车停下，对韩端荣等人说：你们下去！我要办事。不然我就开车把你们拉到派出所去。

    韩端荣等人心领神会，嘻嘻哈哈地到车外等着。

    原来柳方平在罗云一上车时，就已窥视这个白白净净丰腴动人的妇女了，他今天也要开开”荤”。等那几个人贩子一下车，柳方平一把将罗云拉到前座，对她威胁道：如果你不愿意，我就把你交给这伙人贩子，他们可什么事都敢干！说罢，一把撕开了她的衣裳，强奸了罗云。

    柳方平发泄完兽欲，满足地点起了一支烟，才把韩端荣等人贩子叫上车，按照他们事先约定的计划，把罗云拉到了宿舍栏杆区贡山乡云台村人贩子张成明的家里。

    当夜，韩端荣、崔伯利、尹兴龙三名人贩子先后又轮奸了罗云。当罗云反抗时，韩端荣掏出一把明晃晃的七首，喊道：”你要不依，就杀了你。”

    第二天，他们将罗云以2800元的价钱卖给云台村农民王亚为妻。

    买主王亚，二个月前妻子病故，为了料理后事，变卖了全部家当。妻子死后，韩端荣答应给他找个外地妇女。于是，他托亲戚朋友借了一大笔债，买回罗云。

    王亚是一个老实的农民，他对罗云关怀备至，有什么好吃的都给她吃，自己倒舍不得吃一口。时间一长，罗云竟然感激王亚将她从人贩子手中救了出来。但是，她思念远方的丈夫和女儿，几次都想跑掉。只因王亚看得紧，才没有跑成。

    罗云也觉得王亚怪可怜，三十多岁的人了，死了老婆，又欠了那样大的一笔债，她要是跑了，王亚可怎么活呢？再说又是王亚将自己从人贩子的火坑中救了出来。

    她想前想后，竟恍惚觉得自己遇上了好人，爱她的人，她要报答王亚对她的恩情。于是，她将自己唯一的本钱——身体给了王亚，与他同居了。

    在这样的矛盾痛苦中，罗云熬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

    现在，每当她思念丈夫、女儿时，就挎上包袱回到淮北，住上一段时间；每当她要报答王亚的恩情时，又告别丈夫和女儿，回到宿县栏杆区的云台村。当我们调查此案时，罗云还奔波于两地之间、两个男人之间。

    也许人们不敢相信这个女人的经历，鲁迅笔下的祥林嫂死后所担心的事，如今在罗云的身上应验了。她用无形的刀将自己劈成两半，给了两个男人。

    没有办法用现行的道德和法律给予这个女人以公正的审判。法律在她面前变得苍白了。法律威严的利剑竟没能保护住一个柔弱的女人不受恶人的欺凌，你如今又能以什么条令来判决这个实际上犯了重婚罪的女人呢?

    逃出魔爪

    湖北省杨新县某单位的采购员、34岁的杨丽娟，是这起劫持拐卖妇女案中受害的100多名妇女中，惟一一个向徐州市公安局刑警大队报案的受害者。

    她是在去江南出差途经徐州，被人贩子劫持的。

    那还是1987年12月21日，人贩子杜文彬、孔凡银等犯罪分子，以二十元价钱骗她游览了徐州彭园，又驱车去了皇藏峪。在碧云寺里，她遭到了绑架劫持。

    这一次犯罪分子同样是用了出租车——这一现代化交通工具。

    当车停下来时。蒙在扬丽娟眼睛上的衣服给解了下来，车窗外是一片阴森森的坟地，她被两个男人架着胳膊，向坟地深处走去。”带她上山转转，吓唬吓唬她就认不出地方了。”那个男人粗声粗气的话在空落落的山上回响着……

    在山下的小村庄的一间农屋里，三个野兽一般的人贩子扑向了这个丰姿绰约的柔弱女人，黑暗中只剩下杨丽娟那一对惊恐万状的悲哀的眼睛。

    在黑暗的小农屋里，杨丽娟度过了三天三夜地狱一样的生活。白天只有一个农妇从窄小的窗口递进来一碗水，那农妇麻木似的听不见她的哭诉和哀求，转身就消失在屋外那苍茫的冬天原野上。夜晚，那三个披着人皮的野兽不知从哪里回来后，首先就是粗暴下流地围着她戏弄，然后就在她身上先后发泄着他们的兽欲！

    三天三夜，杨丽娟只是靠着一点清水维持生命，在人贩子的暴行中，她已经失去了任何反抗的力气，任他们摆布着自己那一具没有一点生气的身体。

    第四天晚上，三个人贩子将玩腻了的杨丽娟以2400元钱卖给了一个外乡男人做妻子。

    在买主家，杨丽娟将自己的身世及三天三夜所经历的一切不幸全部告诉了他。买主听完杨丽娟的哭诉，害怕起来。对她说：”我不该买你，你受了这么多苦，你到徐州告他们去吧！”

    说罢，又掏出十元钱让她做路费。杨丽娟当天就赶到徐州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值班室报了案。这一起特大劫持拐卖妇女案是她轻轻地掀开了第一页案卷。

    女人的悲剧

    妇女买卖交易中，不但有卖人者，被卖者，而且更可悲地出现了被卖者过后又充当卖人者，卑劣地出卖自己的同性姊妹。

    昨天，被拐卖时，曾发出撕心裂肺的呼救声，今天，在淫威和金钱的诱惑下，忘掉了自身惨痛的经历，成为罪恶的帮凶。

    贵州省郎担县安乐乡大树脚村22岁的农村姑娘周训秘，就是这样的一个悲剧人物。

    这是一位面容较好，有一副匀称丰满的身材、一笑就显出女性十足的那种甜味的姑娘。

    1987年9月，她在贵州省水城赶会，遇见两个男人，说是做生意的，可以带她去徐州跑买卖，一趟也能挣个百把十块的。周训秘轻信了他们的话，连家里都没来得及通知，就跟着他们上了火车。哪知到了徐州。那两个男人竟然以2000元价钱将她卖给人贩子韩端荣。

    在人贩子张成明家里，韩端荣带来一个40多岁的山东买主，要将周训秘带走，周训秘恐饰地看着那和自己父亲差不多衰老的山东汉子，一下子扑在张成明母亲的脚下，死死抱着这位老大娘的腿，苦苦哀求着不要实她。

    韩端荣的眼睛淫荡地盯住她丰满高耸的胸脯，第一次发现这女人具有那么强烈的性感的胴体，竟然将那位山东汉子打发走了。

    当天，在这伙人贩子喝酒取乐之际，周训秘从人贩子的窝点逃了出来。可是，她人生地不熟，又像惊号之鸟，慌不择路，刚跑出村子不远，她又被这伙人贩子给抓了回来。这一次就没有那么客气。人贩子用皮鞭抽打她，打得她浑身青一道紫一道，昏过去好几次。

    事后，韩端荣答应不卖周训秘了。但提出必须跟他们合伙干，去勾挂外地妇女。

    人贩子不仅看中了她年轻的身体，还看中了她那浓重的贵州口音。因为由她去勾挂外地妇女，尤其是贵州妇女，会比他们这些徐州男人更让人相信。更何况她还是一个女人。

    周训秘屈辱地出卖了自己的灵魂，与韩端荣达成了无耻的协议。

    第一次在徐州火车站干拐骗勾当时，周训秘在韩端荣的授意下，去和三个从四川来的少女搭讪，转了一圈，周训秘又回来了，她不忍心去欺骗那三个花朵一般的女孩子。

    韩端荣见她空手而回，就恶狠地拉住周训秘的胳膊说道：”你要不干，就把你杀了！反正你是外地人，政府没法破案！”

    迫于威胁，软弱无能的周训秘又走上前去诓骗那三个少女。三个少女最大的只有18岁，最小的15岁。

    她们是去山东滕县走亲戚的。周训秘以有车送她们去亲戚家为幌子，将她们骗上出租汽车。当天夜里，这三个少女被拐卖到铜山县伊庄乡。

    周训秘在这条路上愈走愈远，内心也愈来愈平静了。人生三百六十行，不都是为了一张嘴吗？平时，韩端荣不仅给她钱花，还管她吃好、穿好，比起在那四面都是山的老家，这里简直是天堂。不用下地干活，出门坐小轿车。何乐不为呢！她在罪恶的深渊中尝到了”甜头”，就连韩端荣将她作为姘头这屈辱的事情，她也感觉是一种荣幸。

    周训秘先后参与拐卖了7名妇女，得到的赃款却仅有200元。

    如果说周训秘是由受害者变成害人者的话，那么云南省景东县文井区23岁的张传云，却是由害人者变成受害者的一个典型。

    张传云是因金钱走上贩卖人口这一罪恶道路的。她好逸恶劳，又一心向往高消费的现代生活。于是，她选中了一个无本却有大利的”买卖”——拐卖妇女。

    1987年12月7日，她与当地人贩子栗国强狼狈为奸，在景东县县城举行的物资交易会上，遇到当地只有18岁的女青年罗xx，以做生意挣大钱为名哄骗这位天真的农村姑娘，跟着他们来到徐州。他们将罗xx转卖给韩端荣一伙人贩子。

    谁知，韩端荣不仅看中了罗xx，同时还打上了张传云的主意。韩端荣谎称身上钱不够，让张传云和粟国强一起随车跟他回家拿。这二位男女，不知其中有诈高高兴兴地跟着去了。

    一进家门，韩端荣、张成祥等人贩子，拿着铁链就揍粟国强。粟国强见势不妙，顾不上张传云，拔腿就跑了。见男的跑了，韩端荣又用一个烧红的火钳吓唬张传云，命令她老实一点，就在这天晚上，韩端荣、张成明将张传云、罗xx强奸。

    张传云做梦也不会想到她会有这样的结局。第二天，罗xx被韩端荣等人贩子以3400元的价钱卖给安徽省宿县张山乡大张李庄农民李本贵为妻，张传云也以3200元的价钱被卖给张山乡农民李朝银为妻。

    没想到张传云被卖后一个月，被打走的人贩子粟国强竟偷偷地赶到买主家，用钱赎回了她。张传云是这一起特大劫持拐卖妇女一案受害者妇女中，唯一由个人用钱赎回自由的一个女人。

    第四章 悬起的利剑

    这天早晨许仲林市长上班之后，桌上有一沓信访办公室转来的人民来信。其中有一封由睢宁县邱集乡鲍楼村农民陈伯兰反映女儿杨保翠遭人劫持拐卖的控告信，这位上任一年多的市长目光扫到信尾那非常醒目的几个大字：求求政府，救救我的亲人吧！

    事情很清楚，在他管辖的范围里，有一群不法分子在劫持、拐卖人口。他取过钢笔，重重写下：”请公安局局长阅。妇女被劫持拐卖如此严重，应高度重视并采取有力措施加以制止和保护。对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应依法严厉打击。”

    信转到市委副书记吴伟峻手里，他也在上面作了批示：”请公安部门拟定有力措施，加快侦破此案。”

    以雷霆之力迅速侦破

    1988年1月3日，市公安局刑警大队根据先后接到五起受害人的报案，决定立案侦察。

    几天后，一个由刑侦、治安、预审、收审等部门联合组成的专案组成立了。在市公安局副局长周德文、刑警大队大队长张清花指挥下，投入了紧张的侦破工作。市政府又专门拔出大量专款、车辆用于此案的侦破。

    黑暗势力越是猖狂的时候，越预示着他们末日的来临。那些被拐卖、被凌辱的妇女并非都是任人宰割的羔羊，当她们认清这伙人贩子真面目的时候，便勇敢地站起来进行斗争。她们相信法律能够惩罚这些吃人的魔鬼。

    受害人之一杨丽娟来到市刑警大队报案后，被热情地安排在市公安局招待所里。一天中午，她吃过饭后，在公安局附近的一个巷子里，偶然碰上了那天劫持和凌辱她的其中一个人贩子，由于报仇心切，抑制不住内心的积愤，她大喊起来：”抓坏人！他是坏人！”那家伙见状吓得拔腿就跑。等到公安人员赶来时，那家伙早已不见踪影。

    市刑警大队立即组织力量，根据杨丽娟提供的线索，寻找参加劫持她的出租汽车司机。经杨丽娟辨认，公安人员在徐州火车站广场抓获了司机王立清。他供出那三名人贩子分别是杜文彬、孔凡银和王会唤，并交待了人贩子在铜山县郭集乡的窝点。

    1月5日深夜，当孔凡银和王会唤二名犯罪分子刚刚踏进西王庄村的家门，就被埋伏多时的公安人员抓获。

    经过审讯，这两名罪犯供出了杜文彬以及其他同伙的下落。1月6日晚，当杜文彬、张成祥、刘德华、张玉喜等五名罪犯用拐卖妇女得来的赃款，在徐州火车站地下宫旅社与外地两个女流氓进行淫乱活动时，公安人员破门而入，将他们抓获。

    在这同时，市公安局积极与友邻地区宿县公安部门联系，请求协助抓获这个拐实妇女集团中的两名首犯韩端荣和张成明。谁料竟出现了一个富有戏剧性的场面。

    1月8日，住在宿县栏杆区的张成明刚走到集上，就被当地一个农民抓住。说是从他手里买的一个四川妇女到家没几天就跑了，至今找不见踪影。硬逼着张成明退回3000元的买金。愚昧无知的张成明竟然不知道拐卖妇女是犯罪的，争吵了半天，见那农民仍死死纠缠不休，就拉着他来到乡派出所，请政求府出面，”公正”解决这场纠纷。

    乡派出所的公安人员正准备去抓他，见他主动送上门来，就势”请君入瓮”。接着，他们又于当天抓获了首犯韩端荣。他是在带着两个拐骗来的四川妇女，送到张成明家时，被戴上铮亮的手铐的。

    随后，由刑警大队一队队长张炎栋率队，十几名刑警参战，直捣这伙人贩子最大的窝点——铜山县伊庄乡，在乡派出所的同志配合下，神速出击,一举将剩余的十几名罪犯抓获归案。

    至此，这个庞大的拐卖妇女犯罪集团，开始土崩瓦解。

    2月4日，一份关于韩端荣等人劫持、强奸、拐卖妇女案件的情况报告，送到了许仲林市长手里，他看了后感到十分震惊，立刻提笔签道：”此系大案建议政法委员会加强协调，加快审理。”市委副书记吴伟峻责成市检察院组织有关人员，提前介入此案。

    这伙人贩子被押解到徐州市公安局收审站后，专案组成员立刻对案犯通盘审理。经过三十多次审讯，主犯韩端荣、张成明、张成祥等人避重就轻，遮遮掩掩，拒不认罪，甚至有时在审讯中吵闹：”我没有罪，你们抓错了人！”

    后来公安人员当面出示证据后，其中张成祥又装着冤屈地样子说：”我们不过是为乡里的大男大女解决婚姻问题，就像你们城里的婚姻介绍所……”妄图抵赖到底。

    同时，韩端荣在监房内，贼心不死，千方百计伺机逃跑。他乘看守的武警战士不注意，竟偷偷地在床板下掏起洞来，手磨出了血仍不罢休……每当武警战士走来巡视监房时，他便迅即用床板掩盖起来。几日后，被一个同监的罪犯揭发了他，一次空前的越狱才没有得逞。

    专案组经过4个多月的紧张侦察，走遍了苏鲁豫皖三十多个乡镇，南下云南、贵州、四川等地，调查、走访了六百多人，最后终于掌握了韩端荣、张成明这个拐卖妇女团伙的大量犯罪事实。

    无法攻克的”堡垒”

    当我们和头顶国徽的公安人员一起，寻找一个又一个受害妇女的下落时，我们心里总是充满莫大的慰藉和喜悦。同时，那种沉甸甸的压抑感也让人心里很疼很疼。

    “解救难啊！”，干了几十年刑警工作的市刑警大队长张清化叹息着。

    当他们来到宿县栏杆区，要求解救被韩端荣一伙拐卖的13名妇女时，买主们竟在一夜之间就把这些妇女藏了起来。后来，他们找到该区的区长，哪知，区长非要办案人员作出保证不将她们解救走，才肯出面做工作。

    在此同时，云南省昆明市禄劝县有104名妇女儿童被拐骗来徐州。根据受害人家里的要求和提供的线索，禄劝县专门成立解救组来到徐州。

    解救之一：冯玉风。18岁，被人贩子拐骗到徐州铜山县郭集乡，以1500元的价钱卖给38岁的农民陈思良。当时买人的钱不够，村长鲍广科还亲自和人贩子签定欠款合同。

    解救组的同志到来时，冯玉风哭着提出要回家，不愿在这里生活。当解救组同志要带她走时，遭到群众的围攻。愤怒的农民打掉公安人员的帽子，并且撕下象征法律庄严的帽徽。当时，村治保主任和村长都在场，他们不但不劝阻反而支持群众闹事。致使冯玉风未能解救走。

    解救之二：李桂芳，23岁。现在家乡有两个孩子。买主听说解救组来了，马上把她藏起来，未能带走。

    解救之三：杨文翠，30岁，在南方家中有三个孩子。现被人贩子拐卖到邳县八路乡十定村。杨家乡的公安人员得到家人的报案后，前来将她解救出来。因当时晚了没有火车返回，只好住进旅社。两个公安人员有事出去的时侯，当地群众冲进旅社，把杨文翠抢走。南方来的公安人员请当地乡政府和派出所带助，他们却置之不理，不管不问。

    这次，他们要解数的共有27名被拐卖来的妇女，因当地群众阻挠，又得不到乡政府、派出所的支持，致使解数工作无法进行，只带回去4名妇女。

    当我们将此事询问到当地乡政府、妇联、派出所的同志时，问他们为什么不愿意帮助解救工作。他们说：”人家半辈子找不上媳妇的老光棍，好不容易拼凑几千元买了一个，人家要过日子，生孩子，你们解救走了，他落个人财两空。天天找你闹。昨办？”

    是的。当买主人财两空时，他们会置法律于不顾，要和前来解敦的人拚命的。他们像守护自己的一件私有财产那样理直气壮地”守护”她们，把她们禁锢在自己的”堡垒”里。可是，我们的一级政府、人民的仆人们，我们维护法律尊严、保卫人民安全的公安人员，你们最基本的是非观念、法律意识到哪里去了呢?

    难道这由几千年封建思想构筑的”堡垒”就攻不破吗?

    1985年，从中南海发出的中央办公厅文件上明明白白地写着：”买卖人口是国家法律所不能容许的，收买妇女、儿童是违法行为。对收买妇女、儿童的人，要严肃地进行批评教育，所支付的款项，一律不得让受害妇女、儿意的亲属补偿。一定要让收买妇女、儿童的人人财两空。任何人如有阻挠解救工作、进行人身迫害等行为，应依法严重处理。”可是这白纸黑字的”圣旨”，到了这里就不管用了。

    我们突然明白了那么多的被拐卖来的妇女，很少有逃出去报案的原因。她们不仅仅受到买主一家的监视和禁锢，还受着整个社会环境的监视和禁锢。

    我们突然悲哀起来。

    历史在这里沉思

    徐州特大劫持、拐卖妇女一案的寻证工作结束了。然而留给我们的不是一个胜利后的喜悦，却是一个沉重的忧思。

    这样一个穷凶极恶的拐卖妇女团伙，能够在光天化日之下明火执杖、有恃无恐，而未受到及时打击，其中的原因难道不值得人们深究吗？

    当我们来到铜山县伊庄乡时，只见村里村外的大树下、墙角旁，到处是操着云南、贵州、四川一带口音的妇女，她们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有的抱着孩子，有的在互相倾诉自己不幸的命运……

    据乡领导介绍，自1986年以来，该乡的农民就买进2000多名外地妇女。我们问伊庄乡的白乡长，这么多外地的妇女被拐卖到这个乡，他有什么想法时，他竟坦然地一笑：“过去我们乡治安状况很乱，偷鸡摸狗、杀人盗窃层出不穷。自从来了那么多女的，光棍汉们都有了家，能够安居乐业，我们乡里的治安就好多了。”

    仅1986年以来，外地涌入铜山县的妇女就有一万多人，其中云、贵、川妇女就占百分之七十五。她们绝大多数人是通过罪恶之手被扔到这片土地上来的。但是，这个县的几位主要负责人竟然根本不知道该县有一万多”非法入境”的人口！

    一位铜山县妇联的妇女干部，在接待我们采访时，也不愿吐露一个真实确切的被哄骗、拐卖来的妇女数字。她说公布出的数字越多，她们的解救工作就越多，她们妇联没有钱。一个多么堂皇的理由！一个多么让人痛心的理由！

    怨不得那些人贩子如此猖狂！

    大量的外地妇女流入，使这里兴起”买媳妇热”。不仅农民光棍买，而且许多农村基层干部、党员也热衷参加。

    ——1987年8月伊庄乡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姜立本花了1500元钱，从人贩子韩端荣、张成祥那里为儿子姜德生买来年仅18岁的贵州女青年覃堂平。当晚，姜德生把覃堂平拽进自己的屋里，欲与她同房，她死也不从。姜德生气得一把揪住她的头发，狠狠地打了她几个嘴巴，她吓得一边哭，一边向姜德生求饶。最后，她只好忍辱屈从。

    当公安人员为获取韩端荣等人的罪证，找到覃堂平时，她哭着要回家，此事被身为干部的姜立本知道了，竟然指使儿子又把覃堂平毒打一顿。至今覃堂平还痛苦地生活在姜家。

    ——伊庄乡李林村村长李林邦，四十多岁了没有媳妇。1987年7月,人贩子杨延秀主动找上门，为他介绍媳妇。几天后，杨延秀便领着一个四川妇女刘某，交给李林邦，要价2000元，李竟当场付钱。

    当他发现女的不愿意和他生活，当天又把那妇女退给了人贩子，要回了买金。当我们问起此事，他说：那女人不管玩。说得坦然极了，并不以为自己做了什么丢人的事，更别说他是犯罪了。

    半个月后，这伙人贩子又领来一个四十多岁的四川妇女，只要400元钱。李林邦和她同居一个月，又以同样的价钱转手倒卖给菜洼村一个姓萨的农民。他就像一头贪婪的公牛爱吃鲜嫩的草，而且总是在吃着这一片的时候，贪婪的目光又伸向另一片草地……

    直到1987年8月，人贩子韩端荣以2000元的价钱，卖给他一个24岁的姑娘，他才心满意足，生活至今。

    ——伊庄乡工商所所长刘德运，有三个儿子，因为妻子张云想要个女孩，竟在去年中秋之夜，叫人贩子牛德华、吴雨，从他们拐骗来的四川妇女杭世荣怀中，强行夺走她的仅仅四个月的女儿。当时，人贩子吴雨一脚将杭世荣踢倒在地。

    刘德运付给人贩子200元钱。一家中秋之夜得了个女儿，欢天喜地，马上给这女孩改名为”欢欢”。当夜，”欢欢”的母亲杭世荣也被卖给李林村农民党世华为妻。这位失去女儿的母亲从此神志恍惚，每日只凄惨地呼唤着：还我孩子！还我孩子！村里的人都说她疯了。

    这发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事实，实在太残酷了！

    事实上，案发前，当地公安机关就曾发现了韩端荣等人的犯罪活动，但是没有及时采取措施，将他们一网打尽，只是把几个人贩子传唤到派出所训斥一顿，放人回家自我悔过。致使他们的胆量愈来愈大，终于从一般的拐卖发展到劫持、强奸妇女。

    更为严重的是，1987年10月，贵州省铜仁县女青年李晓红被当地人贩子骗到徐州，转卖给韩端荣一伙人贩子。当这伙人贩子捆绑着李晓红前往买主家时，李晓红在路上看见佩戴着金色盾牌的乡派出所民警李志成，就像在苦海中抓住一根救命的草，拚命呼喊起来……

    李志成不但不抓人贩子，反而把李晓红带到其堂兄弟李志刚家。就在第二天的晚上，李晓红被李志刚强奸了。第三天，又将她以1800元的价钱，卖给该乡尚庄村的农民赵绍志为妻。

    一份有关外地妇女被哄骗、劫持、拐卖到江苏省徐州市的调查报告中，赫然罗列着这样几组数字(这仅仅是一个最保守的数字)。

    自1986年以来：

    钢山县12000人

    睢宁县 8700人

    邳县 9400人

    丰县 8100人

    沛县 5300人

    新沂县4600人

    这是一组骇人听闻的数字，这是一组充满血和泪的数字。犹如地震引起海啸，火山爆发导致城市毁灭一样，拐卖妇女，诱发和引起一系列社会问题，造成了恶性连锁反应：违法婚姻增多(那些买云贵川妇女做媳妇的家庭绝大多数没有办理婚姻登记手续)，民事纠纷增多，刑事案件增多。

    1988年5月17日，安徽省宿县桃山乡人贩子胡长奎，将21岁的四川省乐至县光明乡女青年鲍素珍，以2100元的价钱，卖给铜山县三堡乡三堡村38岁的农民张瑞士为妻。5月27日凌晨，鲍素珍手持菜刀将正在熟睡的张瑞士的脖子上砍了4刀,腿上砍了5刀，直到张瑞士呼救，邻居们才冲进屋里抱住鲍素珍，将她送到乡派出所。

    类似这种刑事案件，铜山县今年已发生3起。

    1988年6月16日，市检察院已批准逮捕这个犯罪团伙中的15名犯罪分子，其他犯罪分子也已收容审查，我们的心里又一次充满了欢欣的喜悦。然而，一种沉重的忧郁又压到我们的心头。

    我们收到一封睢宁县沙集乡大顾村女青年顾某寄来的信。信中说：”我们这里经常发生妇女买卖现象。4月下旬的一天，紧靠着我家附近一个农家小院里，突然传来一阵凄厉的呼救声：‘救人啊，救人啊！’我寻着这嘶哑、惊恐、稚嫩的声音奔去。在小院门前，看到一个才十六、七岁哭成泪人的姑娘，跪在两个可怕的中年男人面前苦苦哀求：‘好心的叔叔大爷，让我走吧，放我回家去吧！’

    ‘哭什么，老子是花了二千三百元钱买的。哭也没用，你就老老实实给我当老婆生孩子！’说着，这两个男人抓起她，在哭闹声中，将她强行拖走了。

    我一打听，才知道她是云南人，被人拐卖到我们这里来的。看到这一悲剧，我一个农村姑娘，洒下同情而又悲愤的眼泪。求求你们，救救她吧！”

    这样的求救信，我们先后收到十几封。

    看来，徐州地区的妇女买卖并没有因韩端荣那一伙劫持拐卖人口的罪犯抓获而消失而天下太平。罪恶的祸水，还在这块土地上蔓延着……

    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一样，津浦铁路、陇海铁路，照样每天在这里交汇，如水的人流依旧从徐州火车站检票口涌出，然后消失在这古老的城市和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农村的女孩子们照样地会从那些封闭、落后的山沟里。源源不断走向城市，走向文明。

    1988年5月1日，当徐州人民从梦中醒来，猛地发现东站广场对面白云大厦上，高高地耸立着一只巨大的北极星石英钟。在这个国际劳动节里，它准确悦耳地在古城清晨鸣响。

    石英钟的乐声替代秦墓汉坑中的兵马俑的呐喊，然而，它能替代黄河故道上那依旧凄惨的鸣咽声吗？

    我们不知道。

    （重发此文有删改。由于这些受害者可能至今还生活在那片土地上，为了不给她们今后的生活带来阴影和痛苦，故在文中隐去受害者的真实姓名。)

    2001年《南方周末》刊载陈韵秋的报道《被拐六年》

    早晨起来妈妈顺手拿起衣服准备给女儿穿，张小丫说：“妈妈我都20岁了，你还给我穿呀？”妈妈一惊，手停下来，眼泪奔涌而出。

    失而复得的女儿已不是她14岁的小丫丫了。女儿在被拐卖的６年里，已经变了。女儿的一举一动一笑一颦都和妈妈记忆中的６年前的14岁的女儿不一样了。

    这６年是她一无所知的６年，是她的母爱无论怎样深厚怎样博大都无法触及的一个黑洞。

    女儿的身体已不是６年前像蓓蕾一样的稚嫩了，手和脚还留在少女时代，很细小，但身体已是少妇的了，身上还有明显的生育的痕迹，少女和少妇不协调地组合在女儿身上，很刺眼。

    拐卖

    1994年12月19日，张小丫早晨起床有点发烧。她刚做阑尾手术刀口还没好利索。但期末考试在即，她要到学校去上早自习。爸爸说别去了，她说不行，并说晚上有晚自习，让爸爸去接她。

    “那一天，小丫穿了一身红色的校服，外面穿着一件红色的牛仔大衣，边下楼边和我们说着话，早晨起来我怕她来不及，衣服都是我给她穿的。这就是她最后的样子，这样子老在我眼前晃，６年没变过。”小丫的妈妈说。

    张小丫：“那是早晨６点多，天下着大雪，又冷又黑，马路边的小店铺都没有开门，路上也没什么人。前面停的一辆面包车上下来一个20多岁的女孩子，挺时髦挺漂亮的，操着北京口音来问路，她问我到世界公园怎么走，我就告诉了她，可她好像怎么也听不懂，我给她说了好几遍，她说上车再说吧，我可以把你带到学校门口。上车后，她让我喝牛奶，我不喝，她突然灌起来，牛奶是热的，在一个保温瓶里，洒了我满身都是。我忽然困起来，车子过没过学校门口我就不知道了。”

    张小丫那一天从家走出不过100多米远就消失了。而她的学校————北京丰台区一中也就离她家300多米远。这里在丰台火车站的背后，有一个铁路的岔口，小店铺把马路挤得很窄，路边堆着垃圾，操各种口音的人来来往往，小路的拐弯处就是学校。小丫的爸爸说，小丫丢的时候这里还没有这么多的店。中午的时候张小丫没有像往常一样到姥姥家去吃饭，爸爸去学校找，老师说没来呀。

    这一天，雪下了整整一天，刮着大风，爸爸和亲人们找了所有她可能去的地方，查看了来来往往的列车。这时正是民工回乡过年的日子，爸爸的心里早就慌了。

    第二天学校接到一个电话，一个姓李的老人说，小丫是在一个弹棉花的小店门口被人弄上了车。相同的消息互相印证，一家人才知道孩子被拐了。张小丫70岁的爷爷当即脑溢血，不久死去。

    张小丫：“我醒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发现我躺在一间屋子的沙发上，屋里点着灯，一些人在灯下吃饭。我说我要回家，哭起来，一个男人过来开始往外拉我，在屋外的雪地里，他扯着脱我的校服，撕下我的校徽，搜出了我的学生证，连我书包里的红领巾也拿走了，然后把我往一间小黑屋里推。我不进去，拼命挣扎，那个人就把我按在雪地里狠狠打了一顿，把我拖进小屋，门从外边锁上了。”

    “我当时脑子还不是特别清醒，药力可能还没过去，也吓昏了，只知道哭叫、砸门，第二天才看清这是一间没窗、没电灯、没床、没桌椅的小屋子，我只能从门缝透进的光知道天亮了、天黑了。他们有时一天开一次门送进一点冷饭或凉水，然后就不理我，我尿尿、拉屎在屋里，晚上和屎尿睡在一起。”

    张小丫的妈妈觉得女儿没被冻死是个奇迹，在她的印象中那一年冬天特别冷。她反复问女儿：发烧是怎么好的？阑尾的刀口是怎么长好的？发没发炎？晚上没被子盖怎么能睡？嗓子哭哑没有？有没有得感冒？张小丫都说不记得了，因为当时太害怕了，她身上的痛都不记得。她的右手受伤，留下抽筋的毛病，她不知道是被打的还是她拽着门框不走硬拉伤的。

    但她记得她反复喊的一句话：“我要回家！我要妈妈！”

    强奸

    张氏夫妇为了寻找自己的女儿，跑了全国十来个省的五六十个县市。他们在电视、报纸、杂志上做广告，自印了三四万元的寻人启事到处张贴。

    ６年，他们都奔波在寻女的路上了。

    ６年中经他们找到线索解救出的张姓或北京的被拐女子就有三个。一次在湖南一个也姓张长得也极像小丫的女孩子已被折磨得病入膏肓，只会哭不会说话了，张氏夫妇转身走时，有人说，看，多狠心，怕弄个病人回去，竟丢下不管了。张师傅说：“要是我女儿就是尸首我也要抬着回去。”说完已是满脸的泪水。张氏夫妇不知道，他们心爱的独生女就被卖在河北省高碑店市肖官营乡顿豆夏村，离北京只有十元钱的车票钱。甚至后来有同村人看到了他们在电视上做的广告问小丫：你爸爸说有重谢给多少钱？

    张小丫：“我也不知道在小屋里关了多长时间，感觉是一个星期吧！一天小屋的门开了，一伙人准备了一辆三轮小拖拉机，要把我弄上车，我说我要回家，他们不说话硬要把我往车上拉，我又哭又叫大喊救命，那天晚上打我的那个男人

    又把我打了一顿。我上了车一个劲地要往下跳，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一下把我按在车箱里，用屁股坐着我，就这么坐了一路，我的脸贴在车箱底下，喘不过来气，也哭不出来了。”

    张小丫后来才渐渐知道，关她的小屋所在地叫“高二”（音），这家的主人，也就是常打她的男人叫田志样，是买她的男人田志宾的叔伯哥哥，拉她去的地方是顿豆夏村。

    张小丫：“我关在一间屋里，屋里有一张土炕。那些人在另一间屋里吃饭喝酒，我冷极了，饿极了。晚上一个男人开了锁上了炕，我求他放了我送我回家，他不说话硬脱我的衣服……”

    说到这，张小丫坐在沙发上的身子缩成了一团，头都要埋到腿里了。

    张小丫：“我不是十分清楚他脱我的衣服干什么，我只知道他的样子很凶。我不记得痛不痛，不记得我是不是昏了过去，也不知道后来我是不是哭着睡着了，我只记得特别特别地害怕、特别特别地想妈妈。”“强奸”一词是公安部门拘押田志宾的理由，直到这时张小丫才开始用这个词描述那天晚上她的遭遇，每次说时都怯怯的难以出口。她被强奸时只有14岁半，而田志宾“已经30多岁了”。

    一个星期后小丫被拉到一个地方和这个男人照相，小丫从照相馆里冲出来，边哭边叫“我要回家，我的家在北京”，田志宾从里追出来，“当街开始打起我来，围观的人很多，但没人管，他把我拉进去和他照相。照相时我穿的是一件旧西服，里面是我的红校服”。

    不久田志宾的“老姨夫”村党支部书记徐金池送来了户口本、结婚证。户口本上常住人口登记上写着：刘小红，1974年5月15出生，高碑店市肖官营乡人，身份证号码132404740515（原号码如此，编者注），与户主的关系：妻子。承办人：户籍民警张金良。上面盖有河北省公安厅高碑店市公安局的户口专用章。

    就这样张小丫变成了刘小红，有了户口本、身份证、结婚证、生育指标和土地。后来小丫才知道，分土地的时候村里人起了争执，有人不愿给她分，村领导只好给她分了半个人的地。

    国家公安部和全国妇联的调查人员到高碑店市了解小丫怎么有了户口和结婚证，得到的结论是：该地户籍管理混乱是遗留问题，全市一人有两个户口本的有2000多人。而肖官营乡3万人的户口底卡1997年丢了一半，那个叫“刘小红”的人的户口底卡恰恰就在丢失之列。主管户籍民警张金良在1997年前还没调来呢，现在假户口本上的签章只是例行公事而已，谁为小丫办的假户口，无法查证。公安人员传唤了田的老姨夫，他拒绝说出办证的途径。而田志样和田志宾则说小丫是他们“捡的”。

    一个被贩卖的14岁的孩子的身份就这样“合法”化了，小丫于是每天都在被“合法”强奸。

    张小丫：“有一天田家放起了鞭炮，来了很多人，我被锁在屋里。我从门缝看到了院子里摆了很多桌子，人们在喝酒划拳。晚上田志宾满身酒气地爬上了炕……”

    过了很久小丫才知道，那天是办她和田志宾的“喜事”。

    生育

    张小丫刚过15岁就怀了孕。

    张小丫：“没人告诉我我是怎么了，我光知道自己很难受。没人和我说话，大部分时间我被锁在院子里，喂猪、做饭、搓玉米、剥花生。如果饭在他们回来时还没做好，他们就会打我，主要是田志宾和他妈打。他们一家六七口的饭，我又要烧柴看火，又要看着锅里。”

    “我熬的玉米碴子粥常常是结成了块，他们只好捞了去喂猪。烙了半年的饼才知道烙饼要放油。”这个出生在城里的14岁的独生女常被田志宾他妈骂————“光知道吃不能干”。

    张小丫：“我肚子都已经挺出来了，怀孕大约有五六个月了，一天田志宾的大妹妹（我叫她小姐姐）才对我说，我肚子里有了孩子。我又惊又怕不知该怎么办好。”

    “知道了我怀孕，田家的人对我看管松了点，秋忙的时候让我上大田里收玉米棒收花生。冬天和小姐姐一起去集市卖瓜子花生。平静（音）集特别难走，要走河堤。我推着半麻袋瓜子大着肚子不敢骑，上堤的时候怎么都推不上去。那一年冬天特别冷，在集上站一上午我的受伤的手老抽筋。”

    差一个月16岁的时候，张小丫生下了一个女孩，这个孩子是农历三月初七的生日。

    张小丫：“前一天我还在干活，肚子痛时我还不知道是怎么了。早晨肚子痛，中午来了一个外村的接生的女人，一直到晚上天黑孩子才生下来。”

    她说，“当时我特别特别想妈妈，真想她就在跟前，好让我一把抓住她，我就喊着妈妈不停地哭着。”

    张小丫：“生下了孩子，我躺在铺了张席的炕上，他们给了我一碗棒子面粥。

    没有人给我一句话。喝了一个星期棒子面粥后就开始下地干活了。怎么弄孩子一点都不懂，田志宾的妈妈整天到地里干活也不教我，都是小姐姐告诉我怎么喂奶怎么抱的，当时她刚出嫁还没孩子。”

    孩子吃了她一年多的奶，有了孩子后她和田志宾搬到另一个院里去住，田每天早晨出门深夜回来，孩子和小丫锁在院子里，剥花生搓玉米的活拿进来，干完了由田带出去。孩子和她吃的菜用的东西也都是田带回来。

    这样囚禁的生活有四年多。

    张小丫：“院子的墙特别高，有一面是邻居猪圈的墙矮一点，但插了玻璃。

    屋子的窗子都是开向院子的，根本没法出去。”

    孩子长到四岁多的时候，人们发现是个哑巴。

    不知是小丫太小生育，还是母女俩被囚禁时间太长的原因，这孩子能帮妈妈搓玉米、剥花生，会给妈妈擦眼泪，听得懂妈妈的指令。妈妈会做的饭就是烙饼、熬粥，活动的地方就是院子、屋里。田志宾从不回来吃饭，只回来睡觉，也从不抱她。

    她至今也不知道孩子为什么不会说话。直到她逃走的时候，她也没有听到孩子叫她一声“妈妈”。

    出逃

    2000年12月9日，张小丫终于逃回北京的家。

    这一天离她被拐差10天就整６年了。为了这次出逃她蓄谋了好几个月。

    ６年中逃过多少次小丫自己也说不清楚。反正是逃一回，挨一次死打。小丫记得６年中最苦的就是逃跑给抓回去的时候，不光是皮肉受苦，最难受的就是绝望。

    张小丫：“一次我从早晨开始逃，一直跑到天黑，不知道跑了多少路，慌乱中一条河过了两次。到了一个村里遇到了一个老奶奶，才知道跑反了方向。老奶奶让我住她家，说她儿子在北京打工，她要到北京看儿子，第二天带我一起去。

    “第二天中午她让我买点豆角，吃了饭就走，我出去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女人，她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就走了。我们饭还没吃完，田志宾就开着三辆拖拉机带着20多个人来了。原来那个女人是顿豆夏村嫁到这里来的，给田家打了电话。

    20多个人下车虎狼般地扑上来，围着我拳打脚踢。衣服被撕破了，鞋也掉了一只。除了田志宾，那些打我的人没有一个姓田的。”

    小丫得出一个结论：全村的人都在看着她，只要有人看见她跑就会给田家通风报信。村外是一马平川，从这个村可以看到那个村的院墙，根本没法跑。

    这次跑的代价是被打得在床上躺了半个月不能动，但她从未放弃过跑的机会。并且她是越逃越有主意、越逃越有经验了。

    一次小姐姐带她到田志宾母亲的院里，她发现田家放钱的小柜子没有锁，她偷出了100元钱和她的结婚证、户口本，回家缝在棉大衣里。

    张小丫：“我就这么一件衣服，我整天穿在身上。晚上睡觉也不敢放松，就盖在身上。”

    怀揣着这个重大的秘密，她惴惴不安地等了几个月。直到一天田家忘了锁门，而田志宾的小妹妹骑着上学的自行车就扔在门口！而这时天还没完全亮，村里人还都没有起来！

    张小丫：“我抓起自行车就冲出了门。我记得小妹妹说过上学的地方在肖官营乡，顺着路一直往西，我就拼命地骑，一边不停地回头看有没有人追上来。突然，我一头栽下了地，往沟底滚。路基下是人家养螃蟹的池子，拉着电网，挨上就完了。我爬起来顾不得痛抓起自行车再跑。原来我以为肖官营乡不远，没想到骑了那么长时间。

    “肖官营乡是村里人赶集常去的地方，好在天早，店铺都没有开门。我扔了自行车，打了一辆面的，说我要去北京，让他拉我去有车的地方。车主要等拉满了人才走，我说给你三十块钱，快拉我去。车主就把我拉到了高碑店市。我看到一个有很多长途车的地方就叫停车。

    “下了车就慌忙上了一辆。一会面包车又转了回来，说，你不是到北京吗，这不是上北京的车，我再拉你去北京的长途车站吧。

    “我买了十块钱的车票。车子老不开，我怕上来认识我的人，心都要急得蹦出来了。开车后我晕车很厉害，一个劲地吐。在良乡司机停了车要我下去吐，我说你们千万要等我，可我一下车车子就开跑了。

    “我又花了三块钱租了一辆三轮车让他带我去良乡派出所。我撕开了棉衣拿出了户口本和结婚证。”

    小丫这才知道她逃了６年的回家路只有43块钱这么长。

    妈妈接到小丫从良乡打来的电话怎么都不相信电话的那头是自己的女儿：“口音全变了，和小时候说话的声音一点都不像，一口的河北腔。”

    张氏夫妇看到女儿时惊呆了：女儿竟然还穿着６年前的红校服！只不过那红色已变成了紫黑色。头发脏乱得像草，又瘦又小的身体抖做一团。

    “派出所的人找来电暖气开到最大，小丫还是不住地发抖。我一看这孩子腿上还是穿着６年前的一条毛裤。早都是大洞了。毛裤里面什么都没穿，连一条小裤衩都没有。你说她能不冷吗！”小丫的妈妈把孩子紧紧地搂在怀里。

    劫后

    张小丫：“我回到家，家里什么都没变，比我６年前走的时候更破了点，爸爸为找我把我的游戏机都卖了。”

    其实这个家一切都变了，尤其是她。

    回家检查身体，她患有乙型肝炎、胆囊炎，不但没长高，还从１·５４米降到了１·５２米。夜夜发烧，以打点滴度日。因为治病所吃的药有副作用，回家三个月体重一下子长了快三十斤。

    更主要的是她的人生在6年前断裂了，没法再续上了。对门的同班同学已经上大学了，来看她，问她，你怎么这么长时间才回来？学校给她发了个初中肄业证，其实她初中一年级都没有读完。“在北京这样的文化程度是没法就业的。”全国妇联权益部的李同志说。

    一家人愁她的将来。爸爸为她报了个电脑学习班，这是她第一次看见电脑，上面的26个字母她背不下来。又报了一个少儿剑桥英语，两个小时的内容，她用了一个星期才全部把单词查出来。只好放弃了。

    现在她整天去练打字，也是班上最慢的。还有官司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打下来，听说要发回高碑店市检察院，小丫已经哭了好几回了，再回那个地方对她来说太可怕了。爸爸想告给她办了户口、结婚证、生育指标的机关，找了几个律师，人家都劝他别告官，就是告赢了也不知要花费多少时间和金钱。而她家里欠着债，连看病的钱都成了问题。

    她已经被甩出了北京生活的正常轨道。

    一天晚上一家人去散步，遇到一个同学。这个同学装做没有看见小丫径直走过去了，并且和她同行的男人在背后议论着小丫的事，这让小丫很伤心：“我们以前是最好的朋友，一起骑车去买邮票，我们几乎整天在一起。她见了我竟不打招呼。”

    她没有朋友，朋友们都一路向前走了，只有她陷在了泥潭里。她一个人在家里绣花，不敢出门，怕田家的人又来了。

    更让人担心的是她独自承受着的６年来受的苦难。

    最痛的事她连妈妈都不说。妈妈还是第一次在记者采访时知道她生的孩子是哑巴，知道她也想孩子。毕竟那孩子伴她度过了最寂寞的四年。每当说起６年前被拐那天早晨上车的经过，她都会加上一句：要不是发烧难受，我也不会上那辆车的。好像有人在责备她犯了错似的。（应被访者要求，文中张小丫为化名。）

    被拐卖的女研究生

    “……现在想起来真有点后怕。我为了追踪采访，从北京到了郑州，又日夜兼程公共汽车颠簸了八个小时，赶到了山东郓城。某公安局的同志见我是傍晚下的车，倒吸了一口气，立即将我’看管’起来。 当时那里拐卖妇女成风，贵州一位妇联主任到郓城联系解救本地被拐卖的妇女，竟遭歹徒劫持，准备强卖……”

    以下文章的作者武勤英为一位女性记者，当年《河南日报》不到300字的消息，让这位女记者只身闯“虎穴”，原文刊登于1988年6月的《光明日报》，故事女主人公为同济大学女研究生王莲（化名）。以下为原文：

    人类之所以生存下来,关键是因为他脱离了动物界，摆脱了本能适应，并且超越了自然界。 –埃·弗罗姆

    大字标题吸引着我的视线–《一女研究生被诱骗入火坑》，引题是“建国来罕见拐卖案”，副题是“罪犯李敏昨日在郑州落网”。

    这登载在《河南日报》1988年6月7日头版不到300字的消息，引起我强烈的采访欲。

    抓起电话，向郑州有关部门挂了个长途，得知罪犯李敏正在郑州火车站公安分局关押。

    当我赶到郑州，罪犯李敏已被山东省郓城县公安局解走。于是，我混杂在疲惫的人群中，挤上了郑州–郓城的长途汽车。

    整整在黄河故道上颠簸了8个小时。下午6点，总算到达了目的地。

    沿着女研究生蒙难的踪迹，我寻访着。这桩拐骗案，一个听来像是《天方夜谭》中的故事……

    1. 狱中提审

    “宫长恩，出来!”

    随着监狱长一声威严的低传，从第5号牢房走出来一个 步履迟缓、弓腰缩背、目光猥琐的中年农民。

    他穿着一件自家缝制的中式竖条土布褂子，两道扫帚眉拧成一团，眼角往下耷拉着，几道明显的抬头纹嵌在窄小的额头上一头蓬乱的头发像是在土窝窝里滚过的……

    即使他不是罪犯，也是丑陋的。

    “宫长恩，你犯了什么罪?”我的声音虽不像法官那么严厉，却是严肃的。

    “俺-一买–媳-妇。” 缓慢的鲁西口音。“你买的是谁知道吗?”

    “俺不知道，俺要知道了，一辈子也不买她。” 胆怯、木讷，一句话要拖好长。

    “姑娘已告诉你，她是大学生，你为什么还要和她强行结婚?”我有些气愤了。

    “俺–俺听说南方人都好骗人，常常装扮成高干子弟啥的。她说她是大学生，可她也没有带执照(他称身份证明为执照)，俺不敢信她的话……怕她骗俺……”

    一个典型的黄河岸边土生土长的农民，寒伧、粗莽、冥顽、蒙昧。

    他脸上的表情一直很紧张，手在微微发抖，常常因听不懂我的普通话胆怯地问声“啥?”他的眼睛不敢正视屋里任何一个人，怔怔的眼神只瞅着鼻子尖底下那一小块地面。

    “你念过书吗?”“没有。”

    “会写自己的名字吗?”

    “不会。”

    我的心头一阵紧缩。

    2. 旅馆里的交易

    郑州站的夜晚，灯火通明，热闹熙攘。介绍旅馆的中年妇女，兜揽出租汽车生意的精壮汉子，西装革履的经商“老广”，初出远门的乡下姑娘……


    在这京广、陇海两大交通命脉的交汇点，平均5分钟过一趟火车，每天流动人口达20万，高峰时可达30万。


    火车站正对面，有一个运青楼旅社。

    1988年2月25日(农历正月初九)下午4时左右，旅馆三楼15号房间一先一后住进来两个年轻的姑娘。

    先住进来的那个，梳着马尾头，苗条挺秀身材，秀美的脸上戴着近视镜，越发显得文静。

    她刚把旅行袋放下，推门又进来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瀑布似的秀发披肩，红润的鹅蛋脸，嘴角上有颗美人痣。


    “大姐，你从哪儿来呀?”刚进来的矮个子姑娘主动问先进来的高个子姑娘。


    于是，她们互报了家门。

    高个子姑娘说话坦诚，毫无戒心;矮个子姑娘说话亲热，滔滔不绝。
    一个说，自己是上海某大学的研究生，因撰写毕业论文，到郑州工学院查找资料，收获不大，准备再去北京搜集。言谈中，流露出因买不到去北京的火车票而产生的焦虑。另一个说，自己是重庆开饭馆的个体户，也想去北京，车站有熟人，买车票不成问题。


    一个是一口一个姐，而且殷勤地承担起跑腿、寄存行李等一切杂事;一个是旅途孤单，能有这么一个热情的伙伴与自己同行，确是求之不得。

    矮个子姑娘眼珠一转，压低声音告诉高个子姑娘，自己在山东郓城县有一批货，得先去提。说着，又诡秘地从提兜里摸出一块亮闪闪的银元，炫耀说:“跑这一趟，就能赚好几百。”


    高个子姑娘不觉一惊:“倒卖银元是违法的呀!”

    “咳，什么违法不违法，能赚钱就行。”

    矮个子姑娘又怂恿道:“顶多耽误半晌，等提完货再去北京也不迟。咱俩搭个伴吧，到时候分你二百，怎么样?”

    见对方还是没表态，她为了坚定高个子姑娘前往郓城的决心，又绘声绘色地讲了一通，说郓城是宋江的故乡，那里的街市就跟电视剧《水浒》里的一样，好多镜头都是在那儿拍的。离郓城不远是梁山现在已开辟成旅游胜地……

    高个子姑娘经不住巧嘴利舌的鼓动，终于答应一块去郓城跑一趟。

    3. 相媳妇

    2月28日，对30岁的宫庄农民宫长恩来说，真是此生最美的一天，他要娶媳妇了。
    爹死得早。早些年他家里穷得叮当响，娘拉扯着他们姐弟6人，常去外乡逃荒要饭。宫长恩长得黑，眼睛又小，模样丑不说，个头矮，还窝囊，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从没正眼瞧过他。

    近年来，长期吃国家救济粮的农民手头开始有钱了。有着浑身力气的宫长恩出外脱坯烧窑赚回一沓沓人民币。他先为弟弟娶
    了媳妇，又盖了三间新屋，日子开始有了转机。
    但是，好日子中似乎还缺点儿什么。每当他躺在床上，就有一种冷清寂寞之感向他袭来，同时，又有某种欲望在肉体中骚动。他从集市上买回来许多印有和真人头一般大小的女电影演员的挂历，一张一张地贴在墙上。他常常痴痴地望着一副副秀媚的面孔，飘进了使周身酥软的梦幻世界。
    这一天上午，宫长恩家里来了一个40多岁的女人。她叫马桂英，常来宫庄走亲戚。


    “你想要个媳妇吗?”“想要。”
    “有个闺女你要不要?”

    “要，当然要!”
    价钱从2600元讲到2700元。

    谈妥后，马桂英把宫长恩带到贩卖人口的窝点–李集乡解云斗家。

    在解家又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价钱最后敲定在2480元。

    一个外号“二鼓捣”的人领着宫长恩到与李集乡相隔1里地的陈庄去“相媳妇”了。
    两个年轻女人，一个坐在床头，一个坐在床尾。宫长恩问:“哪个是啊?”“戴眼镜的那个。”
    “那个不戴眼镜的卖不卖呀?”“不卖。”
    就像焦大不喜欢林妹妹一样，农民娶媳妇喜欢挑粗手大脚的女子，并不喜爱文弱的知识分子。

    在宫长恩之前，已有好几个“光棍”偷偷趴在窗外“相”过了，都因为这闺女戴眼镜、一副学生模样没被相中。


    但宫长恩相中了。那浓密的长发，那俏丽的脸蛋……他渴望已久的画中人，终于走下来了。


    宫长恩把在东北烧窑时积攒的800元钱从里三层外三层的布包包里取出来，又到信用社贷款2000元。

    这个被人嘲笑了多年的“老光棍”，已等不得明天，招呼本村八九个棒小伙子，当晚跟他去陈庄拉媳妇。
    人的尊严，在这里受到了最严重的践踏。

    竟然与牲口集市上的交易完全一样，甚至比牲口贸易的手续更为简化:不问年龄，不问来路，不问底细，不问身体健康情况，更不用说问问被卖者本人同意不同意、情愿不情愿。

    在买卖双方看来，只要是个女人、会生孩子的女人，就可按一定的价格进行交易!

    4. 大祸从天降

    深黛色的夜，像一张巨大的网吞噬了一切。四周万籁俱寂，只有三轮蹦蹦车“突突突”的疾驶声。

    坐在蹦蹦车上，她还不时优雅地扶一扶鼻梁上的眼镜。刚结识的女伴已不在身边，说是她还要去另一处看“货”。

    面对坐在身边的几个乡下人，她不屑跟他们说话。黑夜、乡下人、颠簸的山路，都是她讨厌的。为了能赚钱，担点儿惊吃点儿苦也是必要的。她这样安慰自己。
    蹦蹦车经过一阵剧烈的颠簸后，终于停了下来。

    影影绰绰看去，农舍篱笆门里挤满了人。这是哪儿啊?做银元买卖怎么能这么多人凑在一块儿?她正在纳闷儿，就听有人喊:“新媳妇来啦!”接着鞭炮声四起……
    “你们这是干什么?我是来帮人提货的呀!”“你们放手，一定是搞错了，你们让我回去!”声嘶力竭的呼喊声，淹没在人们的喧哗中。
    “闺女，你上了人贩子的当了!今天，人家就要娶你，那个开录音机的就是你丈夫。”一位老大娘悄悄告诉她。一听这话，她几乎昏厥过去。
    她清楚地记得，刚才和那在旅馆认识的姑娘分手时，她还再三交代说:“银元有真有假，你不懂，只管点点数就行了。陪你去的有行家，他们一看就知道了。”可现在，怎么竟是……
    从家门到校门，从小学到大学，念了十几年书，每次考试，都是班里前几名。参加高考，又在全市名列前茅。三好学生，共青团员，共产党员，大学时的学生干部，研究生班的班长，各种荣誉和奖赏都少不了她的份儿。

    顺利的成长道路，与世隔绝的求学生活，单纯的同学关系，使她忽视了社会恶势力的欺骗性和隐蔽性，轻易地相信了萍水相逢的旅馆女伴。

    万万没有想到，那曾经是在报纸和文学作品中才会见到的恐怖事件，今天落到了自己头上。

    她毫无思想准备，更不知该怎样对付，脑袋里一片空白。

    5. 洪荒土地上的婚姻饥渴

    郓城，因历史上梁山泊好汉而闻名黄河岸边的小县城。

    在该县的县志上，记载有清末民初，一批有识之士痛感当地百姓的贫困而兴修水利、开办实业的事迹。

    民族解放战争中，这里是八路军115师驻扎的抗日根据地。

    可以说，反封建的斗争在这块土地上延续了千百年。但如今，封建主义的沉疴还像幽灵在这里徘徊。拐卖女研究生案发生在这里，绝非偶然。
    这一带村庄，土地风沙盐碱严重，农民一直很贫困。

    这几年，随着农村经济的好转，随着农民手头的富裕，那些错过了结婚最佳年龄的“光棍”汉们，开始打起花钱买媳妇的主意，以至买卖婚姻屡见不鲜。

    于是乎，妇女在这一带成了有价的“商品”，一些好逸恶劳、长于坑蒙拐骗之徒相互勾联，形成了拐卖妇女的团伙。

    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都有妇女被拐卖到郓城。
    在郓城，拐卖妇女之风猖獗到令人咋舌的地步。拐卖罪犯不仅极尽哄骗利诱之能事，有的一俟碰到单身的外地妇女，遂施行暴力，强抢强卖。


    1988年5月，贵州某地一妇联主任到郓城联系解救本地被拐卖的妇女时，和公安局的同志走散，在一村口被3个歹徒劫持，准备强卖。

    幸好这个妇联主任有经验，哄骗歹徒说自己也是干人口买卖的,从外地带来六七个姑娘，可以带他们去看“货”,歹徒相信了。当走到一个乡政府门口，妇联主任趁他们不注意，一下子跑了进去，才幸免于难。


    1988年4月31日上午10点,浙江镇海县两妇女在去李集乡联系服装加工业务的路上，被6名拐卖妇女的罪犯截住，当场按倒在公路上强行搜身，并将其一妇女劫持，后以1700元的价格卖给当地一个42岁的农民为妻。女方不服逼婚，那农民便和他的侄子扒光她的衣服，强行奸污。
    在郓城县公安局发送的《关于打击拐卖人口、解救妇女儿童的情况报告》上，记者看到了这样的数字:

    自1978年至今，共有2700余名外地妇女流入该县。其中14岁以下16名，14-18岁75名，18岁以上1900余名。其中未婚妇女占70%，已婚的占30%。
    这份报告上还有如下记载:
    “……在我县被拐卖的妇女中，有9名因抗拒成婚，不堪受辱而自杀。在大人乡徐庄村、王井乡王皮村，两名少女都是在卖身的5天之内自杀的。至今尚未查明死者的身份和地址。”
    “一位怀孕7个月的外地妇女来荷泽看牡丹花会，被犯罪分子骗卖。因不同意与买主同居，而被买主兄弟数人扒光衣服按在床上，当众让买主强奸。”
    “郭屯镇傅官屯村傅东良，男30岁，以800元钱买11岁的幼女(四川人)同宿奸淫半年之久。”
    “由于拐卖人口的犯罪活动，杀人、伤害、强奸等刑事案件不断发生。杨庄集乡程屯村一男青年将买来不从逼婚的’媳妇’连砍7刀，造成重伤。”
    “被拐卖女方不从逼婚而转手倒卖的案件也时有发生。湖北省红安县38岁妇女被拐卖到郓城后，半年时间被倒买8次，每次转卖都抬高价格，由最初的700元抬至1700元。”
    在这里，拐卖妇女的犯罪活动骇人听闻，这固然跟司法部门处理不严、打击不狠有关。

    而更主要的原因，是农民群众的狭隘、愚昧，法制观念的极端淡薄和封建传统思想的根深蒂固。

    女人，只是传宗接代的工具，“买来的媳妇，天经地义就归我”，许多男人持有这样的观点。

    就在我对此案进行采访时，还有群众不解地问:“人家花钱娶媳妇，政府还干涉?”

    6. 不堪回首的71天

    已经两天两夜了，她没喝过一口水，没吃过一口饭。
    一个娇柔、秀丽的姑娘，被折腾得头发散乱、面容憔悴、神情惊痴，眼睛里闪着恐惧的目光。一见到有人来，双手便下意识地紧捂在胸前。

    她曾经向他说明自己被骗的经过，告诉他自己是上海某大学的大学生(说研究生怕他听不懂)，请求他放她回家。他的经济损失、她情愿赔偿，而且将来一定重重报答他。她几乎是用哀求的口吻央告他，不要逼迫她，不要奸污她，否则，会毁了她一辈子的前途。

    他不信。

    坚持要她拿出“执照”来。她拿不出来，她的所有证件连同全部行囊都被女骗子李敏存在郑州了。
    他也在苦苦哀求她，求她跟自己睡觉，给他生孩子，说自己年龄这么大了，娶上媳妇不容易……
    宫长恩，这个一向窝窝囊囊的农民，平生第一次和一个美丽的异性单独在一起，野性和欲火使他像变了一个人，他不顾对方激烈的反抗，强行把她抱上床，拚命地扒她的衣服。她则用尽全身最大的力气推搡抓挠着这个企图释放性暴力的男人。
    村里有些好事者见姑娘坚决不从，便上前帮忙。他们揪住她的头发，扒掉她的鞋子，把她往床上按。她就用头撞，用手抓，用牙咬，哭闹着把人们赶出去。
    旅途的劳顿，抗争的疲惫，饥饿、紧张、恐惧一齐向她袭来，身陷绝境的弱女子终于体力不支，瘫倒在地。
    对已经忍耐了3天的宫长恩来说，机会终于来了。

    这粗野的汉子恣意蹂躏了失去反抗能力的姑娘。
    被他用暴力占有之后的她，脑子里一直缠绕着死的念头。

    她取下灯泡，伸手触电，或许是电压太低，或许是她的鞋底绝缘没能死成;她也曾上过吊，但房子太矮，那1.70米的个子一伸腿就触到了地面;她也曾拿刀划过手臂，但未找准大动脉;她还车屋里寻找农药，想吞下去一死了之……
    同时，宫长恩全家也在为最终收拢姑娘的心而努力着:宫长恩60多岁的老母亲一天三顿变着花样做了好吃的端到姑娘面前，姑娘不吃，她也吃不下饭。有时，老人干脆像对小孩子似地一口一口喂她。宫长恩两个出嫁的妹子,也经常送来鸡蛋、油条。自家做了什么好吃的,总忘不了给“嫂子”送上一份。
    老太太养了6只鸡、2只鸭，下了蛋不舍得卖，全给“媳妇”做着吃了。她和儿子吃棒子面窝头，为的把白面省下来，做成慢头卖到集市上，换钱给“媳妇”买零嘴吃。
    但即使这样，“新媳妇”依然整日里泪水洗面、愁眉不展。

    有一次，她竟又哭又笑，把自己的衣服填到火中烧掉……
    当我追踪女研究生被卖的足迹，来到这个偏僻闭塞的村庄采访时，听到了不同人对这一事件的看法。

    宫长恩的母亲说:“俺30岁就守寡，带着6个孩子逃荒、要饭……俺那孩儿一天学没上过，头两年到东北烧窑脱坯，赚了些钱，回家就帮他兄弟成了家，娶了媳妇。他自己岁数大点，不好找，就想买个媳妇……俺那媳妇可好，又会算帐，不像俺娘俩笨头拉实哩!她好写字，俺就给她买纸,买笔,让她写着玩……俺不知道她学问那么大，要知道她学问那么大，俺一分钱不要，也得把她送回去……俺孩儿被抓走了，俺哭了两天两夜……”说着，老人老泪纵横。
    几个围在门口的妇女七嘴八舌地说:“她来俺庄以后，问她啥也不说。俺打听她家有啥人，她说啥人也没有。”“俺叫她嫂子她不答理，叫她姐姐也不吭声。她不说话，只脸朝里躺在床上。”

    村里的团支部书记是个年轻的复员军人，问他为什么与宫家住这么近竟不管不问时,他说:“在学校时也知道与坏人坏事做斗争，知道买媳妇不对。但这事儿不光是我管不了，县里也管不了呢!花钱买的还有啥说?这种事农村多了!”
    我又问他:“作为团支部书记，为什么不组织青年开展有益的活动，通过交往让他们自己找对象?”他显出惊讶神情:“自由恋爱?谁敢呐!男女青年单独在一块儿呆着都认为是不正经。”

    真是天晓得!

    20世纪80年代的今天，买卖婚姻是“正经”的，自由恋爱却是“不正经”。“正经”这个词汇的定义，竟是这般被阐述!
    大队党支部书记是个38岁的复员军人。当我采访到他时，他告诉我，600口人的大村子，添人进口是常事，再说，他在村里是父辈了，不愿像年轻人那样凑热闹、看新鲜，所以，宫长恩娶大学生“媳妇”时，他压根儿不知道!

    有一次，镇上告诉他，他们村里买了一个有文化的媳妇，让他查一查。

    于是，收工之后，他顺路拐到宫家，直截了当问过她本人:“你是哪儿的人呐?”她不知道他是谁，不愿回答。

    他又问:“你这么聪明个人，怎么被人卖到这儿来啦?”她干脆回答:“不知道!”他没再多问，走了。也没再多想。
    姑娘被拐卖异乡整整71天，漫长的1700多个小时。

    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姑娘都干了些什么?

    她逃跑了吗?

    她呼救了吗?

    她最终如何脱离的苦海?

    这里面的详情，我从一两个相当知情的人那里了解到了。

    7. 解救
    如响雷轰顶的厄运，一度使她茫然无措，她又欲死无门，只有流淌眼泪。

    哭来哭去，终于有了个主意–写信求援。

    生活在陌生木讷的乡下人中间，除了运用文化人只会使用的这个“武器”外，还有什么其他更好的办法呢?!
    邻居有一个男青年，念过几年书，也算村里数得着的“知识分子”了。

    不识字的宫长恩常将“媳妇”写好的信，请这位邻居青年检查有没有“漏了风声”的地方。

    几封信看过，他大概了解了宫家“媳妇”的情况。宫家“媳妇”也常借口到邻居家串门，去抱抱这位邻居的孩子，孩子的天真可爱，是她屈辱生活中唯一的慰藉。

    一来二去，他和她成了能谈谈话的朋友。

    他很同情她，可是也没有什么办法帮助她。
    有一天，姑娘对他说，自己被折磨得人不人、鬼不鬼的，实在不如死了的好。

    小伙子急了:“我把你偷出去，咱俩一块儿跑吧!”跑!她何尝不想尽快挣脱这牢狱似的生活。

    但小伙子也是有妻室的人了，不能为了自己的解脱，再毁灭另一个家庭。

    为了把消息传出去，姑娘作了最大的努力。

    她曾写过这样一 封信:开头用汉语拼音写着侯集宫庄，落款也用汉语拼音写上了自己的姓名和学号。中间是一首藏头诗《地之赞歌》:

    到处障碍到处沟，此时祸来何时福。

    来日方长泪难断，寻见无望愁更愁。

    侯门玉女落此难，集市闹区方荒凉。

    宫廷宅院不能住，庄户人家落了户。

    宫廷宅院又如何，长眠此处亦难过。

    恩爱昔日何处寻，只等来世报君恩。
    把每句开头的字连起来就是: “到此来寻侯集宫庄宫长恩。” 直到这时，这位女研究生的高智商才派上了用场。

    她先后写过几封信，不是被宫长恩翻出来烧掉了，就是因地址不详没有回音。

    为了能发出这封地址藏在诗歌里的信，她不惜违心地也是唯一一次顺从了宫长恩的性要求。以此作为让她发信的交换条件。

    宫长恩仍寸步不离地同她一起去发信。为了避免地址不清， 她悄悄嘱咐乡邮员将邮戳盖清。谁知这话被宫长恩听到了，一把将信夺了回来。

    她所在的学校，早已开学两个月了。校方见她迟迟不归。询问家长，家长忧心如焚。

    上海市公安局接到女研究生失踪的报案后，立即通报全国，公安部作为重大案件在中央各部委的治安工作会议上作了传达。

    1988年5月8日，姑娘所在学校的班主任终于收到了一封匿名信(发信人至今不肯披露真实姓名)。

    一切都明白了。

    她的学生已被拐卖给山东省郓城县侯集镇宫庄村一农民为妻(至于农民姓名，信中没讲)。

    学校与上海市公安局的同志立即出发。于5月9日赶到济南。

    山东省的谭省长听说此事，非常重视，责令省公安厅、荷泽地区公安局和郓城县的公安干警们立即行动。
    5月10日午夜2点，鲁西大地万籁俱寂，寥落的村庄沉睡在浓重的夜色里。
    宫庄党支部书记被镇长从被窝里叫起来。
    离宫庄村二里地的黄河大堤上，停靠着4辆警车，30多位公安人员全副武装、在宫庄党支部书记的带领下，悄悄围住了官长恩的房屋。

    睡意未消的宫长恩被戴上手铐。
    女研究生蓬头垢面，白衬衣已揉搓成黑灰色。没来得及穿袜子，就被两名公安干警搀扶着直奔黄河大堤。
    警车刚在县委招待所停稳， 她一眼看见了专程从上海赶来的老师，她从车上跳下来，一头扑进老师的怀里，泣不成声。

    8. 追捕

    郑州火车站广场。

    郑州市公安局火车站分局的人员，在这里布下了天罗地网。
    5月14日，女研究生被解救后的第4天，河南省公安厅两次派 人到郑州火车站公安分局布置任务。河南省省委书记亲自做出“顺线速查，严肃处理”的批示。
    郑州市火车站公安分局的贾国宝副局长，年富力强、精明强干。这是他上任后接手的第一个大案。

    接到指示后，立即指挥，投入搜寻。

    办案人员从女研究生提供的线索中，一致把“突破口”定在了当初出入运青楼旅社的自称“李敏”的女骗子身上。旅客登记表上，李敏填写的是河南省遂平县诸市街人。挂长途电话落实， 回答确有此村此人。

    次日凌晨，贾副局长亲自带领3名公安干警及两名认得出李 敏模样的旅馆服务员，驱车直发遂平。
    到遂平后，直奔诸市街派出所。查了8个生产队，有两个李敏的姑娘，他们见到本人，服务员一口否定。

    他们又走访了当相貌张开地的村干部，将模拟画像拿出来让他们辨认，找来七八个姑娘一见面，都不是。

    返回郑州，他们又一次复查了住宿登记，发现遂平县物资局一个叫徐静的女同志路过郑州时同李敏住过一个房间。
    他们马上去县物资局找徐静，但扑了个空，说是徐静已停薪留职，到外地做生意去了。一行人只好返回。但刚到单位，地区公安局就打来了电话:徐静回遂平了。一行人马不停蹄又折回遂平。

    见到徐静，旅馆服务员一致否定:她不是和李敏住在一个房间的人。
    线索又断了。
    正当他们决定返回时，省公安厅打来长途电话，说有个叫李华的女人带着一男一女两个小孩，曾和李敏住过一个房间，并在少林寺游玩时与李敏照过合影。

    他们马上找到李华，李华手上确实有一张合影相片。但两名服务员看后又摇头了:还不是那个李敏!
    在6月初的几天时间里，贾副局长一行人六下遂平，往返数千里，调查过几十个人，哪怕是一丝一毫的线索也不放过。但案情仍无一点儿进展。

    眼看时间一天天溜过去了。

    就在他们第六次沮丧地返回郑州的第二天，下午2点多钟，运青楼旅社的人气喘吁吁跑来报告;“李敏又来了!”
    正是铁鞋踏破之时，她来自投罗网了。贾副局长他们火速赶往运青楼旅社。
    早在搜索罪犯的工作开始之时，运青楼旅社就进行了周密的布置。各个班长、营业员、行李员、治安员分工把口;熟悉李敏相貌的服务员被安排到关键岗位，一张随时准备抓获女骗子的网张开了。
    已经20多天过去了，李敏仍没出现，她还会来吗?她会不会觉察到什么而逃之夭夭了呢?旅社服务员们心中万分焦急。
    6月6日下午2点半，李敏又出现在旅馆的登记处，看来她毫无察觉。值班主任杨桂花接到报告后，立即来到李敏跟前，挽住李敏的胳膊，平静地说:“找你有点事，咱们谈谈。”李问“啥事?”杨桂花说:“走，到楼上对你说。”

    3点零5分，一副冰冷的手铐铐住了这个女骗子的双手。

    在她的供词记录上这样写着:
    李敏，真名李艳，祖籍四川。其母贺昌芝原是河南省遂平县诸市街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流入四川，曾先后与七八个男人姘居。

    李敏仅上过一年学,在其父被判刑后，跟随其母到处流窜。

    为了获得钱财，她什么都肯干，随意填写姓名、住址，随意出卖自已的肉体。在进行拐卖妇女的活动中，她利用的是年轻妇女对同性别者容易放松警惕的心理弱点。
    6月20日，贺昌芝在郑州市泰安旅社落网了。她是来郑州找女儿的。自从她带着女儿拐骗一位四川姑娘得逞后，母女俩便兵分两路，用女性的先天条件作掩护，各自干起了拐卖人口的勾当。
    与此同时，女骗子的“干爹”和他的姘头、拐卖妇女“运转站”主人等也被先后抓获。
    女研究生拐卖案的采访结束了。

    我思索、忧虑，更多的是焦灼:洪荒的精神世界比洪荒的土地更可怕，在整个追踪采访的过程中，我的心好似压上了一块沉甸甸的铁砣。

    我不知这次采访，是对现今人贩子活动的了解，还是对我精神的一次莫大的摧残。这是邪恶对文明的一次强奸。
    在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商品新秩序的进程中，文明战胜恳昧，生机战胜腐朽的任务是多么长期、艰巨。

    我们的社会，多么需要法律体系的健全和加强;我们的人民，多么需要法制观念的强化和提高!

    附：

    一

    1988年9月3日，《光明日报》发表武勤英《沉重的思考——对11位女研究生被骗案的追踪采访》一文。10之后，武勤英在《女研究生如何被拐骗?》一文中提供的资料如下：

    实际发生的事，比想象的还触目惊心。有一份公开发行的简报，是郓城县公安局发给有关部门的《关于打击拐卖人口、解救妇女儿童的情况报告》。这份报告上记载着这样的数字：自1978年至今(1988年)，共有2700余名外地妇女流入该县。其中14岁以下16名，14—18岁75名，18岁以上1900余名。其中未婚妇女占70%，已婚的占30%。

    这份报告上还有如下记载：

    “……在我县被拐卖的妇女中，有9名因抗拒成婚，不堪受辱而自杀。在大人乡徐庄村、王井乡王皮村，两名少女都是在卖身的5天之内自杀的。至今尚未查明死者的身份和地址。”

    “一位怀孕7个月的外地妇女来菏泽看牡丹花会，被犯罪分子骗卖。因不同意与买主同居，而被买主兄弟数人扒光衣服按在床上，当众让买主强奸。”

    “郭屯镇傅宦屯村傅东良，男30岁，以800元钱买一11岁的幼女(四川人)同宿奸淫半年之久。”

    “由于拐卖人口的犯罪活动，杀人、伤害、强奸等刑事案件不断发生。杨庄集乡程屯村一男青年将买来不从逼婚的‘媳妇’连砍7刀，造成重伤。”

    “被拐卖女方不从逼婚而被转手倒卖的案件也时有发生。湖北省红安县一38岁妇女被拐卖到郓城后，半年时间被倒卖8次，每次转卖都抬高价格，由最初的700元抬到1700元。”

    二

    谢致红、贾鲁生创作并于1989年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纪实文学《古老的罪恶——全国妇女大拐卖纪实》提供的数据，1986年到1989年间，人贩子从全国各地拐卖妇女到徐州市所属6个县的人数就达48100名。徐州市由40多名出租汽车司机组成的犯罪团伙，共劫持、拐卖妇女101人（其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3岁），获赃款136700余元。铜山县伊庄乡牛楼村近几年增加人口200多名，几乎全部是从云南、贵州、四川被拐卖来的妇女，占全村已婚妇女三分之一。

    三

    根据《检察日报》2000年报道，从90年代初直到2000年案发，苏北泗阳县竟长期存在“苏北妇女批发市场”。

    尾声

    人不能作为商品进行交易，要保护女性等弱势群体，这是现代文明的常识，本无需争议。

    这一现象如短期尚无法彻底解决，此类叙事还将不断出现。

    社会力量的参与很重要，女性自身尤其需加强防范。

    其他

    陕西榆林通报佳县“小雨”事件调查处理情况

    2022年3月1日，网络上出现陕西佳县“小雨”的有关帖文，引发网民关注。对此，榆林市立即成立市公安局、市民政局、市卫健委、市妇联等相关部门单位参与的联合调查组，在陕西省西安市、汉中市和青海省西宁市公安机关等部门单位的支持配合下，依法依规调查取证。现将查明情况通报如下：

    一、“小雨”系汉中市佛坪县失踪女子陶某侠

    经调查，网上帖文所称“小雨”系指在榆林市佳县金明寺镇元团峁沟村与该村村民李某民共同生活的女子，现户籍登记名“陶某侠”，曾用名“唐小宇”。李某民，男，现年48岁，2018年3月在快手短视频平台注册，用户名为“我是李奇峰”，经常在快手平台上直播、发布反映其与“小雨”生活情况的视频。

    （一）据2022年3月1日，陶某文（陶某侠的哥哥）对照片辨认，认出“小雨”是其失踪的妹妹陶某侠。

    （二）据2022年3月3日，陶某文及其亲属、佛坪县袁家庄街道袁家庄村负责人及部分村民现场辨认，认出“小雨”是陶某侠。

    （三）据2022年3月8日，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对陶某进（陶某侠的父亲，2020年9月去世）遗物上提取的生物检材与“小雨”、陶某文血样的DNA比对结果，认定陶某进是“小雨”和陶某文的生物学父亲。

    （四）据2022年3月10日，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对“小雨”和陶某侠的人像比对结果，认定“小雨”是陶某侠。

    （五）据2022年3月11日，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对“小雨”和陶某侠的指纹、笔迹鉴定结果，认定“小雨”是陶某侠。

    （六）针对网传“‘小雨’疑是2009年9月青海民族学院失踪女大学生王国红”的问题，青海、陕西公安机关多次进行查证核实，王国红的亲属也曾委托鉴定机构进行检验鉴定。具体为：

    1.2020年11月13日，青海省青鼎司法鉴定所对王某荣（王国红的父亲）血样与“小雨”血样进行DNA比对，排除了王某荣是“小雨”的生物学父亲；

    2.2021年12月16日，青海省公安厅刑事科学技术管理中心对乔某存（王国红的母亲，2019年6月去世）生前遗留毛发与“小雨”血样进行DNA比对，排除了乔某存是“小雨”的生物学母亲；

    3.2022年3月5日，榆林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对王某荣血样、乔某存生前遗留毛发与“小雨”血样进行DNA比对，排除了王某荣、乔某存是“小雨”的生物学父亲、母亲；

    4.2022年3月14日，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对王某荣血样、乔某存生前遗留毛发与“小雨”血样进行DNA比对，排除了王某荣、乔某存是“小雨”的生物学父亲、母亲。

    综合以上调查辨认、检验鉴定结果，认定“小雨”是汉中市佛坪县失踪女子陶某侠，不是青海民族学院失踪的王国红。

    二、“小雨”既往生活经历、走失过程

    围绕“小雨”的既往生活经历、如何走失等问题，公安机关在西安市、汉中市佛坪县、榆林市佳县等地进行了实地走访、依法调查、侦查取证。

    （一）据陶某文、陶某升（陶某侠的二叔）、陶某（陶某侠的姑姑）等陈述，1983年，“小雨”在佛坪县袁家庄街道袁家庄村出生。2002年5月，在佛坪县高中就读期间，出现言语混乱、精神错乱等状况。2002年6月，在洋县某卫生院精神科治疗。2003年6月，回到家中长期服药控制病情。2010年8月，在西安市周至县陶某家居住期间两次走失，第一次走失后8月31日被亲属从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接回，此后再次走失。

    （二）经调查，2010年9月，吴某娃在西安市鄠邑区某广场遇见“小雨”，见其精神不正常，遂带回自己家中。之后，吴某霞（吴某娃的姐姐）联系王某明（李某民的三哥），称其弟弟家中有一精神异常女子可介绍给李某民当媳妇，并索要所谓为该女子看病等花费的1万元。李某民从王某明处得知消息后，从榆林赶到鄠邑区，与王某明一起见到吴某霞和“小雨”等人。9月14日，李某民、王某明将8000元交给吴某霞、吴某娃，李某民带着“小雨”回到佳县共同生活至今。

    2022年3月10日，公安机关对吴某娃、吴某霞等涉嫌拐卖妇女的犯罪嫌疑人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侦办中。李某民涉嫌收买被拐卖妇女犯罪，已过追诉时效。

    三、网传“小雨”遭受虐待等信息不实

    针对网传“小雨”遭受虐待、山洞“监狱”、“铁丝网”等问题，公安机关现场勘查勘验、调阅相关资料、走访当地村民，医疗机构全面检查“小雨”身体状况。

    （一）经调查，网传的山洞“监狱”实为李某民居住地周边山崖上的三处土窑，一处存放土豆、一处已坍塌、一处存放柴草，均未见栅栏、门窗等封闭围挡设施及安装痕迹。

    （二）经调查，网传的“铁丝网”实为李某民居住地西侧鸡棚、羊舍安装的金属网护栏（约80厘米高）;“窗户上密集钢筋”实为窗户上安装的防盗窗；大门口和房顶的电线杆安装有两个摄像头，用于羊舍和院落安全防护。

    （三）经调查，网传图片中“小雨”疑似脚底烫伤，实为“小雨”脚底污垢，且视频直播时踩上煤末。之后，李某民为澄清网民质疑，在视频直播中展示了“小雨”洗脚后无伤疤的正常情况。

    （四）据元团峁沟村负责人、李某民所在村组11名村民陈述，“小雨”精神异常，生活不能自理，日常饮食起居由李某民照顾，未发现李某民虐待“小雨”等情形。

    （五）据2022年3月3日佳县人民医院（二级甲等医院）、榆林市级医疗专家（精神科2名、神经内科1名、骨科1名）和3月6日西安大兴医院（三级甲等医院）体检结果，三次结果一致，“小雨”全身皮肤（包括双下肢、足底）未见明显疤痕、淤青、擦伤，四肢关节活动正常无畸形，脊柱、骨盆、四肢X线片未见陈旧性骨折愈合痕迹以及其他骨质异常。

    综合以上调查结果，网传“小雨”遭受虐待、山洞“监狱”、“铁丝网”等信息不实。

    四、网传“铁笼子”实为三轮车车棚

    针对网传“怕小雨逃跑安装的‘铁笼子’”等问题，公安机关多方走访、实地查证。

    （一）经调查，2017年至2021年期间，李某民驾驶机动三轮车接送儿子上下学；2020年，李某民给三轮车安装了铁皮车棚（长160厘米、宽110厘米、高85厘米，正前方留有长35厘米、宽23厘米的窗口，正后方双开门，并配有门栓），用于遮挡风雨。因“小雨”生活不能自理，李某民接送儿子时都带着“小雨”，并在车棚内放置被子、凳子，行驶途中插住或者锁上车棚门。2021年，儿子住校后，李某民将车棚拆卸下来，一直作为养鸡棚使用，现置放于李某民居住地院墙外。

    （二）据元团峁沟村负责人、李某民所在村组11名村民、学校老师陈述，李某民经常驾驶带车棚的机动三轮车接送儿子上下学。

    综合以上调查，网传“铁笼子”实为李某民所有的三轮车铁皮车棚，网传“小雨”被囚禁的信息及图片不实。

    五、户籍登记、独生子女证发放等情况

    针对网络帖文中“小雨”户籍、《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及“小雨”女儿等情况，联合调查组调阅相关档案，进行了全面调查核实。

    （一）经调查，2019年5月22日，佳县公安局金明寺派出所未严格调查核实，办理了“小雨”的户籍补录，登记姓名为“唐小宇”。2021年，佳县公安局发现“唐小宇”与佛坪县“陶某侠”户口重复，2月24日注销了“唐小宇”的户籍。

    （二）经调查，2012年11月3日，“小雨”生育一子，佳县中医院违规办理了《出生医学证明》。2014年5月25日，“小雨”生育一女，因无力抚养，李某民将该女送养给刘某兵（婚后未生育）；之后，刘某兵通过他人伪造了《出生医学证明》，原官庄乡刘泉塌村村委会未调查核实，出具了出生证明；2016年11月23日，金明寺派出所未严格核查真伪，办理了该女的户籍登记。2013年3月27日，金明寺镇政府未严格审核确认，向李某民发放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

    六、“小雨”救助救治情况

    “小雨”在佳县期间，民政部门将其纳为农村一类低保对象，医保部门纳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范围；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患者后，医疗卫生机构定期开展随访、健康指导等服务；评定为精神二级残疾后，民政、残联等部门发放年度生活补贴、护理补贴、精神病人服药补贴。

    2022年3月13日，“小雨”在市县工作人员的陪同下，赴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上海）进行精神状态鉴定。据3月25日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上海）鉴定意见：“小雨”患有精神分裂症，目前处于发病期。3月29日，“小雨”被送往精神卫生专科医疗机构接受治疗，同时落实专人照顾其儿子的学习、生活。后续，跟进做好“小雨”的康复治疗、生活保障及其儿子的教育资助、心理疏导、关爱帮扶等工作。

    七、有关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违规违纪行为处理情况

    针对佳县“小雨”事件调查中发现的外来人口管理、户籍登记及《出生医学证明》、《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发放等违规违纪问题，佳县纪检监察机关已对金明寺镇原党委书记李世英、原镇长郭耀文，金明寺镇党委书记牛宏伟、镇长徐喜军，金明寺镇原计生办主任石宗壮，金明寺派出所先后两任负责人方中格、薛世杰，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大队长张锦涛，县中医院原副院长高艳，元团峁沟村驻村干部薛鑫鑫、原驻村干部马小波，元团峁沟村支部书记李宗圣，官庄便民服务中心刘泉塌村原支部书记刘建鹏等13名责任人分别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佳县“小雨”事件反映出我市基层社会治理、特殊群体关爱、公共服务管理等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也暴露出一些基层党员干部依法行政能力不强、工作作风不严不实等问题。我们将深刻汲取教训、坚持问题导向，持续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精准落实特殊群体帮扶政策，不断提高依法行政能力。同时，按照公安部的统一部署，扎实推进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专项行动，切实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

    榆林市联合调查组   2022年4月6日

  • 李奇微回忆录

    第1节

    朝鲜战争标志着“美洲堡垒”时代在美国的终结，同时也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在这个新时代，美国再也不能仅仅通过避免与外界发生纷争来求得和平了。当战争在朝鲜爆发时，我们在预警时间甚至还不到一周的情况下便被迫仓卒参战，卷入到一场远在地球另一边、我国人民既不理解又感觉不到的斗争中去了。这在我国历史上尚属首次。

    从使我国得以诞生的第一场战争起，在以往的历次战争中，我们都有时间做好战争准备，补充兵员以及仔细研究在何处使用和如何才能最好地使用我们的军队。一七七六年，许多爱国志士是仓卒离开家园奔赴战场的。但是，即使那一次，那些“一连串的强取豪夺、欺压凌辱事件”也早已激起我国民众的义愤，使他们事先做好了拿起武器的准备。在其他战争中，我国有海洋作为屏障，远离战场，因页有足够的时间将工业纳入战时轨道，训练军队，建立物资储备以及研究兵力部署。

    然而，在朝鲜，事前没有发现任何明显的迹象便突然燃起了战火。一九五○年，时间不允许我们在作出重大决策之前召集会议，进行辩论，通过立法程序并慎重加以批准。敌对行动爆发时，我们于沉湎于和平之中，当我们清醒过来时，战争己全面展开。战争的爆发迫使那些经历了沉闷的战争岁月、刚刚成家立业的年轻人重新上阵，被飞快地直接运往战场。当时，我国一派繁荣，开始明显出现劳资和平的新时期，税收逐步减少，战时的种种限制正在取消，安定和平的局面正在形成。但是，这场战争却使我国再度出现了物资匮乏，派系斗争，流血牺牲和重重疑虑。

    朝鲜战争可能是只使用常规武器作战的最后一场战争，不用担心热核灾难威胁的最后一场战争。这场战争使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在战争的整个过程中，我们遇到了一些重大问题，并就这些向题作出了决定。但是，其中有一些重大问题我国人民却一直是若明若暗。面对着是与其他自由国家一起行动，还是自已单独行动的同题，我们的结论是，我国的安全应放在集体行动的基础之上。当我们被迫在文职权威与军职权威之间进行抉择时，我们再次强调了文职权威的最高合法地位。当突然出现必须决定是抵御侵略、还是放弃大韩民国任其遭受敌人侵略的情况时，我们选择了体面的方式，迎头抗击了侵略者。在我国历史上，我们第一次了解到“有限”战争的概念。

    然而，还有许多问题在整个战争过程中以及战后很长一个时期内使我国人民困惑不解。为什么竟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就突然爆发了如此重大的冲突？是我们的决策人物无能，还是我们的情报力量不足？我们是不是中了蒋介石企图进犯大陆中国，或者李承晚企图以武力统一朝鲜的圈套？为什么战争爆发时我们的战备状况如此之差？还有，只是由于一位勇敢的总统——唯有他拥有决策权，迅速作出决定，我们才得以挽回在自由世界面前的信誉，我们是怎么落入这步田地的？

    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也许就在于我们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到打全面战争之上了。朝鲜战争之前，我们的全部军事计划都是设想要打一场席卷世界的战争，并且认为，在这样的战争中，对一个遥远而又无法设防的半岛进行防御乃是愚蠢之举。可是，朝鲜战争却使我们懂得，自此以后的一切战争必定是有限战争。今后，是否应该打有限战争巳不再成为问题，问题是如何避免打任何其他种类的战争。

    由于许多国家都拥有热核武器或者已经掌握了制造这种武器的技术，打无限规模的战争己经成为不可想象的事情。

    因为，打这种战争就意味着交战双方同归于荆朝鲜战争之后，我们在同朋友和潜在敌人打交道中一直受着这种看法的影响。

    当时，一些有识之士曾预见到了我们思想上的这一变化会引起连锁反应。人们开始认识到，单凭军事力量再也不能解决诸如我们在越南、老挝和刚果所遇到的问题，还必须辅之以能为各有关国人民所接受的、相辅相成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政策而且应通过强有力的领导加以贯彻实施。还有一点业已清楚，即政策不能再由白宫、国务院或者国防部独家制定，那些分别在不同部门工作的文职政治家和军事专家都无法独自确定指导我国与其他主权国家交往的方针。有一点亦已清楚或著说应已清楚，即只有通过军政邻导人日常的亲密无间的合作才能产生最理想的结果。政界领袖应该提出必须达成的目标，军界领袖则应分析判断使用军事手段能够取得多大成果以及如何才能最有效地运用这些手段。

    只有当军政双方征询并认真考虑彼此的观点时，这种亲密无间的合作才有实现的可能。政界领导人如果机械地否决国家高级军事顾问们的重要建议便不能定下明智稳妥的决心。毫无疑间，根据我国宪法，文职政府仍然拥有最高统帅权。但是，如果政府不征询、倾听并慎重考虑我们经验丰富的军事顾问们的意见，那就要招致灾难。

    我们的许多公民，他们的精力全都用在保持家庭的安康和教育子女方面，因而无暇顾及我国的情况和我们思想发生这些变化的全部意义。我们现在依然老是为那些轻率提出的“全面战争”“无条件毅降”“彻底胜利”等陈辞滥调所蒙骗，而这些口号却常常是为派系斗争的政治目的服务的。所以，无怪乎全国至今在外交政策上仍然存在着广泛的分歧，进行着激烈的辩论，思想混乱，情绪沮丧。

    所幸的是，这祥的人似乎正在增多——他们对于自从朝鲜战争以来我们面临的众多变化的深刻程度和这些变化产生的重大影响或许并不十分了解，但他们还是觉察到了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提倡以新的方式思考问题和制定计划的崭新世界上。

    在那些没有头脑和思想比较锐敏的人们之间还有一类人，他们被截然对立的两种思想派别的激烈言辞弄得晕头转向，发觉越来越难以决定究竟支持那一派。

    在本书中，我不想对任何观点妄加评论。我所希望的只是尽已所能使人们更好地理解一场在很大程度上被曲解了的冲突。这场冲突标志着我国历史的重大转折。

    我亦无意自诩本书是评述朝鲜战争中联合国空军和海军作战行动的权威之作。这些作战行动已经在各个军种自己编写的史书中作了详尽的论述。本书所提及的全部战术作战行动都是联合国军司令部所属地面部队的行动，所用军语亦系他们的木语，在朝鲜战争中，地面部队所发挥的作用可以根据这样的事实来衡量：在整个战争中，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伤亡人数占美军战斗伤亡总人数的百分之九十七。是地面部队的作战行动决定了联合国军的成败，而联合国军的成败又决定了美国和联合国方针政策变化的方向。

    几乎可以肯定，如果我地面部队被迫在没有海空军支援的情况下作战，那么在头两三个月之内，共产主义的浪潮就会冲击到对马海峡。另外，在一九五○年十一月底至十二月初作战的危急关头；如果不是海、空军竭尽全力支援地面部队，我们的损失本来会大得多，我们的事业可能要蒙受重大灾难。而且，可以肯定地说，对战争做出如此重大贡献的勇敢的飞行员和水兵们获得的荣誉，在任何地方都不如在实施地面作战的步乒和陆战队士兵的心目中那祥崇高。但是，我还是得指出，如果本书大部分篇幅似乎都是在谈论那些在火线上熬过了那么多日日夜夜的步兵，那就请不要忘记，死神主要也是同他们打交道的。这一点步兵的伤亡人数可以证明。

    除此之外，我在本书中再没有什么问题需要证明，也没有什么事情需要争辩的了。如前所述，本书唯一的宗旨是想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们在朝鲜企图干些什么，并强调一下我们从中吸取的教训。

    我谨向陆军部军史处处长哈尔。帕蒂森准将、著名史学家撕特森。康恩博士以及他们的助手致以谢意。我曾本受限制地采用过他们提供的宝贵史料。此外，我还获准随意使用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军史处于一九六二年在华盛顿市编写的珍贵资料《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朝鲜的作战行动，1950一53年》。

    美国陆军前上尉、朝鲜战争中曾任步兵排长、连长的柯特。安德斯给我以可贵的帮助，在此谨向他衷示我的谢意。

    为帮助我将本书手稿整理成最终定稿以供出版，罗伯特。史密斯做了大量出色的工作，我愿在此向他表示衷心的感谢。

    斯。马歇尔将军不吝宝贵时间校阅了本书清样，并就文章重点的安排和依据史实应予修正之处提出不少建议，在此谨表最衷心的谢忱。

    马修·李奇微

    一九六七年一月于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

    第2节

    对于朝鲜的地理、历史、气候、整个经济状况以及朝鲜人民一无所知的人，不可能充分理解朝鲜战争。朝鲜目前分隔成南北两个部分并非自然条件所致。因自然条件而使朝鲜一分为二的情况只有一个，那就是濒临日本海、南北走向的太白山脉使得朝鲜分隔成东西两个部分。朝鲜在地理上、战略上、经济上和种族上都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就如一个人的双臂、双腿与身体的关系一样；它的每一个部分对于其他各个部分都是必不可少的。朝鲜被三八线隔绝开来儿乎纯属偶然，仅仅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这件事对于当时的军事历史学家来说是那样微不足道，以至于今天没有哪个人能够确切地说出是谁首先提出这种以三八线为界的主张的。

    严格地讲，三八线根本谈不上是一条边界线。从军事上讲，这条线无法防守，从传统上讲，它又无任何意义可言。居住在该线以北的朝鲜人同居住在该线以南的朝鲜人一详，讲的是同一种语言，吃的是同样的饭菜，喜爱的是相同的衣着和习惯，此外，还怀有相同的民族自豪感。

    历史上，朝鲜虽遭受过周围列强的侵略和奴役，但它在本国人民的心目中却一直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而存在着的。而且，若干世纪以来，朝鲜人一直怀有自己管理自已国家事务的愿望。由于不利的地理条件，朝鲜几乎有史以来就一直是个争战的沙场。尽管国际间有着各种禁止侵犯朝鲜的协定和条约，中国、俄国和日本仍屡次三番地想吞并朝鲜的领土，将其纳入自己的版图。我国政府多次提出保证，一旦朝鲜遭到进攻，就应给予援助，但是，直到一九五○年六月以前，美国从未伸出过援助之手解救过这个不幸的弱小王国，以使其免遭邻近敌国的侵占。

    长达六百英里的朝鲜半岛如同从亚洲大陆伸出的一个肥胖的拇指。它直指日本四大岛屿中最南端的九州岛，很容易引起对方越过狭窄的对马海峡的入侵。从朝鲜的主要港口釜山到日本内海入口处下关，全部航程仅一百英里稍多广点。朝鲜半岛把靠近北极的日本海与靠近赤道的黄海分隔开来。这也许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这个国家为何有着极为悬殊的温差。朝鲜虽位于温带地区，与我国的肯塔基州在同一纬度上，但在其北部六千英尺高的陡峭山岭上，冬季的寒冷气温可低达华氏零下五十度，而在南方的稻米之乡，炎热的夏季简直让人透不过气来。步兵所头疼的各种困难这里都能碰到：深厚的积雪，泥泞不堪的道路，夏季的倾盆大雨，四处飞扬、令人难以忍受的尘土。不过，这里也有绿色的稻田。看上去是那样地青葱、明快，使人心旷神怡。

    朝鲜有一个特点，是任何作战人员都不会忘却的，那就是臭气熏天。由于用人粪来肥田，加之用一些大大小小的水桶和破漏的大车装运这种东西，因而乡间的空气中弥漫着十分强烈的臭味，使人乍一闻到不堪忍受。

    朝鲜是个贫困的国家。在南方低地地区，自然草木植被早就遭到砍伐，被人们用作燃料、粮食和饲料。所以，那里生长的植物现在主要是一种矮小多节的灌木。这些灌木丛几乎无法让人荫蔽和栖身。这里很难见到青枝绿叶，也打不到什么柴火。南方的村民用长长的耙子在地上搂扒，收罗起每一点可供烧火的东西。他们把树根、枝条、稻草、破布头和各种杂七杂八的废物，都细心地检起来贮藏好，以备日后生炉子。在村庄里，路边的沟壕便算是敞开的下水道。这也加剧了本来到处就能闻到的恶臭。猪，是村民喂养的主要家畜，在污秽中到处乱窜。警觉的饿狗连人们丢弃的最令人恶心的腐肉、下水也能狼吞虎咽地吃下去。小孩子们在茅舍外面玩耍，小小的裤子恰好在后面开了个口，为的是能随时大小便。

    南方的水稻收成很好。朝鲜人还大量种植卷心菜，不过菜常常长得很老了还不收割。他们把这种菜收进家后；就和鱼头及其他美味一起贮存在大坛子里，经烧煮之后便作为一种叫“金荠”的家常菜供食。对于大多数西方人，这种东西实在不堪入口。可是，朝鲜人却吃得津津有味；毫无疑问，他们可以从中摄取丰富的维生素。

    村庄的茅舍都很矮小，室内陈设简陋，光亮靠糊着油纸的窗户提供，这种油纸可以透光。南方平展的土地都经过精心的耕作。到处都是居民点。

    北朝鲜拥有一个工业区。工业区的粮食主要依赖于南方。北朝鲜陡峭的山峦上可以见到成片成片的高大常青树木。间或，还可看到险峻的花岗岩绝壁从六千英尺高的山岭上陡然直下。由空中鸟瞰或者信步于山间、海滨时，北方地区整个说来似乎非常秀丽。当夏季消然离去，生长着茂密阔叶林的山麓、小丘便转成了金色、黄色以及各种令入惊奇的红色和褐色。蔚蓝的天空常常万里无云。半岛两边的大海一望无涯，深邃明净。但是，最北方却是一派比较可怕的景象；尤其是冬季，在遥远的满洲荒野上形成的暴风雪常常在没有预兆的情况下呼啸而至，满山遍野顿时便可覆盖十英尺厚的积雪。这一地区因山脉一直向鸭绿江延伸，所以倒是真的被分隔开来。

    在这里，军队无法越过无路可行的山脊，保持一条稳固的战线，甚至无法保持相互间的联络。在整个这一地区，道路蜿蜒曲折而且相互间隔很大。山地间大都是些羊肠小道，人员和牲畜只能一个一个地通过。这里的森林为徒步的敌人提供了极好的荫蔽条件。无数狭窄的山谷、令人头痛的羊肠小道以及刀刃一样的山岭，能使害怕进入无路可行的山地的高度机械化军队寸步难行。中国军队没有装甲车辆，只有少量的炮乓，他们不为复杂的通信手段所累，装备轻便，只携带手中的轻武器、他们习惯于各种极端恶劣的天气，习惯于忍饥挨饿。他们有高度的纪律性，经受过严格的训练。所以，中国军队在这里有许多实施机动和荫蔽的绝好机会。

    我们对地形一无所知，我们企图利用的地图则错误百出，这使敌人占了更多的便宜。熟悉地形也成了他们的一种秘密武器。我们查找的道路实际上常常都不存在，或者那些道路竟是些轮式车辆根本无法通行的羊肠小道。

    与朝鲜险恶的地形不同，朝鲜人民十分殷勤好客，大部分地区的居民都是温顺和善的百姓。经过适当的训练，他们有可能成为优秀的士兵。他们是非常俭朴的农民，他们也是狂热的爱国者。他们对日本人怀有上百年的深仇大恨；对残暴的日本警察至今耿耿于怀。朝鲜人象爱尔兰人一样喜欢我行我素，喜欢绝对个人自由，因而也就象爱尔兰人一贯表现的那样不大可能屈服于强加给他们的政治统一。

    朝鲜人没有受过自治训练，使用现代化机械设备的训练也很差，所以，为把自己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现代化国家，他们遇到了重重的困难。他们不熟悉我们的各种习惯，我们亦无力打破坚实的语言障碍。加之在与他们国家交往的过程中，我们又办了那么多轻率疏忽的事情，因此，相互间进行合作极极其困难的，尤其当极大的危险迫在眉睫，来不及制定计划或拟定草约时，这种合作便更趋困难。

    美国知道朝鲜（从前，我们的地理书上写作“高丽”）的存在是相当近期的事情，外交上与之发生联系的时间则更短，一八三三年，热衷于打开日本门户进行贸易的美国人，对同朝鲜进行贸易曾表示过一定的兴趣。可是，即使在海军准将马修·佩里“打开了”日本的“大门”之后，朝鲜依然没有受到重视。一八六六年，法国和美国的传教士在朝鲜被处以死刑，被触怒的法、美两国政府曾一度准备联合进行一次惩罚性的远征，幸而后来放弃了此项计划。但是，此后为能与朝鲜谈判而进行的种种努力也都以失败告终。结果，美国海军舰艇同朝鲜海岸炮乓发生了炮战并捉到了几个朝鲜俘虏。然而，为进行谈判，我们仍坚持做出种种努力。一开始由日本居中调解，以后则改由中国担当调解人。

    一八八二年，我们与朝鲜的第一个条约终于在天津签订，从而使美国与朝鲜王国之间建立了商务关系。该条约尤其引人注目的一个特点是含有这样一项条款：保证“两国之任何一国受到他国不公正对待时，要相互支援”。究竟何为“不公正对待”，在尔后的整整七十年中，美国对这一词义的理解似乎相当地狭窄。

    在后来的儿乎所有有关朝鲜问题的条约、文件、决定和宣言中“独立”一词一再反复出现。可是，自从在天津签订条约之后，独立一直不过是个神话而己。对我们来说，独立只意味着我们强制朝鲜遵守其贸易协定，而当其他国家为占领和剥削这个”清晨静谧的国土”而相互争斗时，我们则不进行干预。

    在天津签订条约时，我们曾明确承认中国对朝鲜所拥有的主权。后来，当日本和中国都力图控制朝鲜时，我们有意识地避免得罪其中任何一方。当我驻朝使节对中国努力加强对朝鲜控制的做法表示不满、遭到中国驻扎官的反对时，我们甚至召回了自己的使节。一八九四年，当中日双方在朝鲜问题上的对抗终于酿成战争时，我们又一次尽力避免站在任何一边；而将所做的一切仅仅局限于表达一种殷切的希望，希望日本不要对一个毫无防御能力的近邻国家发动一场非正义的战争。所以，我们外交上“勾销”朝鲜的政策，早在迪安·艾奇逊还不会拼写自已的姓名时就已奠定了基矗中日冲突期间，我们拒绝了英国要我们与德国、俄国和法国间它一起采取联合行动、进行干预的建议。后来，日本全面控制朝鲜之后，我们在承认日本权利的同时再一次承认了朝鲜的“独立”。在后来的年月里，当俄国与日本之间为了朝鲜半岛而开始争夺时，我国国务院责成我驻汉城公使，要他告诫当地的全体美国人不得发表任何反日言论。

    在此后二十年中，朝鲜曾两次请求我们实践原定的保护其不受侵犯的誓约。但是，这两次我们都明确而直截了当地拒绝了对方的请求。日俄战争的头一个月，当日本把朝鲜变成一个保护国后，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以这样的话“勾销”了朝鲜：“我们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为着朝鲜的利益而进行干预，去反对日本人。他们（朝鲜人）依靠自己的防御力量根本无法给对方以任何打击。”这就是我们在朝鲜沦为保护国的五年和六年前对朝鲜的请求所作的答复。朝鲜的请求是要我们负责在大国间达成一项确保朝鲜完整统一的协定。通过一九○五年的塔夫脱一桂太郎协定，我们正式确定了对朝鲜的不介入政策。在协定中，我们同意日本将朝鲜置于其保护之下。作为交换条件，日本对我们在远东刚刚占领的菲律宾应放弃一切侵略意图。

    接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当世界各附属国人民因威尔逊的自决权宣言而感到激动时，在朝鲜出现了一股强烈的民族主义浪潮。人们秘密地聚集在朝鲜式的地窖里，用手工刻制的木版印刷独立宣言。女学生们在飘垂的袖筒中藏着秘密宣言走村串巷，她们从未引起过目光犀利的日本警察怀疑，或者被无数日本奸细所发觉。这些日本奸细平时混杂在朝鲜人之中，时刻提防着这种组织公开起义的活动。

    在南方和北方的数百个乡村中，朝鲜爱国者秘密集会，研究解放之日的行动计划。总共有数万名男女参加集会，可是，他们的计划从未走漏过风声传到日本人那里去。一九一九年三月一日，包括李承晚在内的三十三名朝鲜领袖人物聚集在汉城的明月饭店，举行最后一次聚餐会。他们宣读了独立宣言，挥笔签下了自已的名字，尔后把警察叫了进来。与此同时，全国各地数百万人聚集在街头巷尾聆听朝鲜领袖人物宣读独立宣言。然后，他们举着被禁止的朝鲜国旗，兴高采烈地穿过各个村庄举行示威游行。游行群众赤手空拳，毫无使用暴力的企图。但是，在后来的短短几周内，有数千人被日本人处死。在此期间，我国国务院曾郑重其事地告诫我国驻汉城领事，要他“极其谨慎，不得助长任何这样的看法，即认为美国会帮助朝鲜民族主义者实行他们的行动计划”，也不得给日本造成一种美国政府同情朝鲜民族主义运动的印象。

    所以，杜鲁门总统的下述做法与我国对朝鲜问题的传统态度是完全一致的。随着朝鲜被划分为苏联和美国的势力范围，哈里·杜鲁门总统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强烈要求下，于一九四八年四月批准了这样一项政策声明；“美国对朝鲜的事务不应陷得太深，以至于任何派别或国家在朝鲜的一举一动都成了美国开战的理由”。

    美国尽管在开罗和波茨坦曾公开表示过建立一个独立的朝鲜的愿望，但它还是回到了它那传统的不介入的立场上。在开罗，美国、大不列颠和中国一致同意朝鲜在“适当的时候”应实现独立（苏联总理{应为部长会议主席}约瑟夫·斯大林在德黑兰与富兰克林·罗渐福总统会见时也曾赞同这一宣言）。一九四五年，就在日本投降的前夕，杜鲁门和斯大林在波茨坦通过了一项声明，保证朝鲜在苏联、大不列颠和中国共同托管五年之后实现独立。托管之事没有提及美国（事后，斯大林坚持美国应包括在托管国之列）。

    日本投降后，美国意外地发觉自己掌管着朝鲜半岛的南半部，没有经过慎重考虑，没有权衡后果，只是稍作计划，美国便着手履行其从末正式获得承认的托管义务。

    结果，它几乎是立即便铸成了一个大错，失去了朝鲜入民的信任与合作。这一错误是，它曾加强了受人鄙视的日本行政官员在办公机构中的地位。这种做法顿时激起了朝鲜人的怒火，美国被这种怒火搞得张皇失措，因此又错上加错，急急忙忙地将日本人清除出去，用一些好心的却是极本不够格的美国公民来填补出现的空缺。这些人不懂当地语言，也不了解由于需要为新生的共和国制定金融货币政策而产生的问题。当然，未能与苏联达成一项全面协议又加剧了这一危机，并且造成了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相互指责。双方都指责对方从事反对自己的阴谋活动，在此期间，朝鲜人民群情激昂，开始转而激烈地反对美苏双方。他们怀疑这两个国家准备再次背信弃义，不履行那个经常兑现不了的、给朝鲜以独立的诺言。最后，美国对于争取与苏联合作建立托管之事终于感到绝望，便将这个问题提交给了联合国。这个举动引起苏联指责我们违反了原定的协议。联合国提议在双方管辖地区进行自由选举，可是苏联人拒不允许联合国临时委员会进入苏方管辖区。他们早先就坚持，只有那些曾经“全力支持”莫斯科托管协议的党派、团体才可以参加选举。这实际上取消了美方管辖区内所有党派、团体参加选举的资格。因为在美方管辖区，言论自由使人们可以对任何延误独立的做法，托管也罢，不托管也罢，公开表示不满。

    最终的结果是，一九四八年五月在南朝鲜举行了一次选举；建立了以李承晚为总统的大韩民国。随后，苏联针对美国的做法制造了一个以平壤为首都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此后，美国结束了自己的军事占领，于一九四八年九月开始撤出全部美国军队；这一行动再次反映出我们一贯信奉不介入的理论，尽管苏联早先曾宣布打算在一九四八年将全部苏军撒离朝鲜；并且据报道，他们如期完成了撤军计划。但是，如果当时能严肃认真地分析一下后来出现的局势，我们也许能发现，我们实际上是让年幼的共和国处于任人宰割的境地。我们对朝鲜向题的处理与苏联在这一问题上的区别，在于我们没有为之奋斗的实际目标，而只有一个相当模糊的“实现朝鲜独立”的目标。确立这样的目标，可以使我们随时从朝鲜脱身，赶回国去重新一心一意地处理我们关心的各种国内问题。相反，苏联从一开始就有一个让朝鲜半岛“独立”的计划，该计划要使朝鲜不受除苏联之外任何国家的控制。几乎从美国一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使战争胜利在握的时刻起，苏联就已经开始朝着这一目标努力了。

    首先，苏联早就开始了训练经过选拔的朝鲜干部的勾当，企图靠这些人来建立和维持一个苏联式的共和国。在这个共和国中，所有反苏团体都要被剥夺发言权。苏联还为训练和武装一支规模颇大的北朝鲜军队直接进行了准备。这支军队包括步乒、机械化师和边防警察。起初，这些部队装备的是日本人投降时所缴获的武器。后来，苏军在一九四八年撒离时将自已的武器留给了刚刚受讨训练的北朝鲜人。一九五○年的最初几个月，就在北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发动入侵之前，苏联向他们提供了大量现代化武器装备，其中包括：重炮、T-34式坦克、卡车、自动武器和大约一百八十架新型飞机。其中约有四十架“雅克”战斗机和七十架攻击轰炸机。

    进犯南朝鲜之前，北朝群人民军已能投入使用的部队计有八个齐装满员的步兵师；两个实力达编制数一半的步兵师、一个摩托车侦察团，一个装备T-34式。中型坦克的装甲旅和五个边防警察组成的旅，总兵力达十三万五千人。

    但是，这支军队的力量不仅在于它所拥有的人数和现代化装备，它还拥有大量日本统治时期逃往苏联并与苏联红军和中国红军一起经受过战火考验的朝鲜人，此外，还有数千名从一九四六年开始在苏联接受过为期三年训练的人员。政府职务也由受过良好专业训练的人员充任。这些人大都象金日成首相一样，从一九四三年起就在苏联接受过彻底的思想灌输。北朝鲜人民军师以上部队主要由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在苏联军队中担任过初级军官并立过战功的朝鲜人指挥。北朝鲜人民军每个师约有十五名苏军顾问。

    在三八线以南，为了对付这支训练有素、纪律严格的现代化军队，我们留下了一支我们甚至不敢称之为军队的相当可怜的部队（美国如此醉心于从朝鲜脱身，以至不允许我们在南朝鲜的人员用“军队”这个字眼来称呼我们正在努力建立、以便在我们撤离朝鲜后维持秩序的警察部队）。三八线以南的朝鲜人对自由的热爱和为国献身的精神并不亚于北朝鲜人。况且，在我们管辖区内就有许多逃自苏方管辖区的朝鲜人。在南朝鲜方面，打仗的意愿或战斗的勇气并不缺乏，缺乏的是紧张严格的训练和优秀的指挥官。在我们未能弥补的主要不足之处中，这只不过是其中的两个。

    仅仅说我们当时愚蠢和缺乏预见性，这是不够的。将朝鲜战争爆发的责任归咎于迪安·艾奇逊把朝鲜作为我防御圈之外的地区而公然加以“勾销”，这显然是一种简单化的说法，容易使人产生误解。迪安·艾奇逊只不过是重申了一项早已被认可的美国政策罢了，朝鲜一直处于我们的防御圈之外，在与朝鲜的关系史上，我们曾数次将其“勾销”南朝鲜军队所以缺乏武器装备，缺少受过训练的指挥人员，主要是因为我们认为朝鲜在战略上几乎没有什么重要意义，我们关心的主要是自己不要在那里陷得过深，免得在错误的时间和地点作战。因此，我们不愿充分武装南朝鲜军队，不愿采取有力措施克服其指挥人员存在的不足之处，这些指挥人员的军事知识确实太差了。

    不用说，还存在不少实际的困难。南朝鲜没有大量从满洲返回的人员，而国内经受遭现代战争锻练的人也比较少。只有少数朝鲜军官会说英语，会说朝鲜语的美国顾问则更少。美国军语在朝文中几乎找不到相对应的词汇。在南朝鲜军队中“面子”是头等重要的事情。南朝鲜军官感到很难接受军衔比自已低的美国顾问的建议。他们对同自已意见相反的观点常常公开表示不满。因此，他们自己的参谋人员都不大敢表示不同的意见。许多南朝鲜军官之所以得到任命系出于政治上的原因，这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和平时期我们国民警卫队中的许多军官被任命的情形是一样的。

    所以，韩国军官的军事才能从未受到过考核。有许多部队分散在各处执行剿匪任务和其他国内治安任务；部队的训练不足，截至一九四九年年底，十六个营中完成营一级训练任务的还不足半数。南朝鲜军队没有重炮，没有坦克，没有反坦克武器，也没有空军。无怪乎李承晚和其他韩国领导人对北朝鲜加强军事力量的做法以及三八线以南在这方面的薄弱状况表示恐慌和沮丧。但是，这些情况却真实地反映了我们当时对朝鲜采取的政策。一九四八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曾认真考虑过要帮助南朝鲜组建一支野战军，可是，根据麦克阿瑟的建议又放弃了这个方案，主要原因是“美国占领军的兵力已经缩减，到一九四九年，我们完全受到了这样一种理论的支配，即将把美国卷入其中的下一场战争将是一场全球性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朝鲜的地位不太重要，而且，无论怎样朝鲜都无法防守。我们所有的计划、所有的官方声明以及所有军事上的决策，从根本上说都是出自这种看法。在我们的会议中从未提起过“有限战争”的概念。我们对联合国充满了信心。原子弹又为我们筑起了一道心理上的马奇诺防线。这道防线使我国国民有更充分的理由强烈要求孩子们重返家园，军队遣散，刀枪入库和陆海空三军士兵复员。对这种举国一致强烈要求遣散我国有史以来最庞大的军队的做法，任何人都可以根据后来的种种情况轻而易举地加以指责。可是，任何有前途的政治家，如果当时竟极力主张国家继续保持战备状态，继续在距本国八千英里之外的地方驻扎大批部队，那他无论如何是站不住脚的。不错，在分析朝鲜形势时，我们过于相信我们自己对敌人意图的主观判断，面对我们所了解的敌人的实力情况却过于轻视。北朝鲜有着强大的突击力量，在南、北朝鲜的边界附近则集结着北朝鲜的军队。这些情况对我们的情报机构来说并不是什么秘密，问题在于我们的分析判断出了毛病。我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我们认定，世界上共产党国家的军队并不想冒原子战争的风险去诉诸武装侵略。如前所述，有限战争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比较生疏的概念。

    我们所熟悉的有限战争只是从下述意义上来理解的，即所有战争都要受参战国是否愿意付出必要的代价这个条件的限制。

    鉴于这样一些情况，人们当然可以指责迪安·艾奇逊的讲话时机（一九五○年一月）不对。在这次讲话中，他将朝鲜排除在我们的防御圈之外。南朝鲜军从力量薄弱，美国政府又受到本国民众要求将全部美军撤回国内的强大压力。这些情况苏联人当然非常清楚。在这样的情况下，艾奇逊这种我们无意防守朝鲜的明显表示是丝毫也无助于动摇敌人采取行动的决心的。将朝鲜划在我们的防御圈之外并非迪安·艾奇逊所发明，亦非杜鲁门政府所独创。早在一九四七年九月，参谋长联席会议（李海、艾森豪威尔、尼米兹和期帕茨）曾根据杜鲁门总统的指示进行过研究，最后向国务卿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其中这样写道：“……从军事安全的角度来看，美国保持目前在朝鲜的军队和基地并没有什么战略价值……”无怪乎这四位军事上的权威人物经过深思熟虑得出的看法会获得总统的同意。

    一九四九年，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曾分别接受两名记者的采访，首先是英国记者沃德·普赖斯，尔后是亚利旁那州《明星日报》记者沃尔特·马修斯。据报道，麦克阿瑟将军在接见记者时曾勾划了一个显然把福摩萨（台湾，下同——译注）排除在外的防御圈。这件事并未引起特别的哄动，因为，我们的军事当局认为，福摩萨不日落入中共之手几乎是必定无疑。美国有关远东问题的应急计划也没有将朝鲜或福摩萨的防御考虑进去。究竞采取何种口径来弥补福摩萨沦陷后给美国威信造成的损失，当国务院就这个问题向各驻外使领馆发出简要指示时，国会中的共和党人群情激昂，强烈要求美国保卫这个岛屿。但是，没有人提出动议要求改变我们的对韩政策。显然，对朝鲜采取的传统“勾销”政策依然在起着作用。如何解释我们在情报的理解上所犯的大错，是个更为复杂的问题。我们对北朝鲜人民军的实力有个大概的了解。由于经过了一九四九年的总动员并补充了数千名应征入伍者，北朝鲜人民军的实力增长了一倍。同时，我们也了解自己的弱点。其实，一九四七年之后，麦克阿瑟将军就不断就威胁着远东的各种危险情况发出过警告，并且坚持认为，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代替部队的实力。然而，当时政府正处于要求削减军费的巨大压力之下，因而三军各兵种都“挨了手术刀”。海军的战斗舰艇、各型登陆舰艇、扫雷舰艇以及进行水雷战的各种装备器材，缺少到了可悲的程度。空军一开始没有喷气式战斗机，一般作战飞机和输送部从的运输机也不足。空军的照相侦察能力被削弱，照片判读人员奇缺。这给地面部队的行动带来了严重困难。在国内，武器和装甲车辆的储备削减到少得可怜的地步，生产设备则有的拆除，有的绝对加以封存。我们对于联合国阻止任何重大侵略行动的能力抱有充分的信心。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对战争已经厌倦，还认为共产党“不准备”使自己卷入大规模核屠杀之中。此外，我们煞费苦心地避免引起潜在敌人与我们发生重大争执。我们对在敌人入侵前夕获得的情报作出错误的判断，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应归咎于上述一厢情愿的想法。就在北朝鲜人民军大规模越过边界的前六天，中央情报局的一个战地情报机构曾报告，发现三八线以北“敌部队在广泛凋动”，同时还发现：“三八线北侧的全体居民转移至距该线两公里外的地区，元山至铁原铁路的民运业务己经停止，该线仅用作军用物品的运输专线，武装部队正向边界地区运动，大枇军械和弹药正运往边界地区”。怎么人们看到了这份报告居然还没有想到敌人的进攻，实在令人费解。

    可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东京盟军总部的情报部门没有从这份情报中得出任何结论，而是按例行方式，在没有标明急件的情况下便将其转呈给了华盛顿。总部后来企图推卸对这种近乎典型的作战准备活动未能加以说明的全部责任，并坚持说，他们曾向华盛顿“转呈过全部事实材料”。

    但是，这井不能开脱他们的如下错误做法，即北朝鲜军队发动突袭的前六天，总部曾向华盛顿、呈送过一份解释性的报告，报告指出，“显然，苏联顾问们认为，现在利用政治手段制服南朝鲜政府比较适宜，特别是鉴于北朝鲜在南朝鲜进行的游击战遇到了严重的挫折。”

    所以，总部的责任是无法开脱的。我从为，问题很明显，总部象我们在国内外的许许多多美国人一样受到一种信念的影响，即认为，所有这些动向和零星入侵事件，只不过是对方向我们展开心理上的‘冷战’时所采取的一种很正常的做法。这种‘冷战’不仅在朝鲜，而且在我们认为重要得多的其他地区也在进行着。除此之外，东京还有一种不信任亚洲谍报人员的倾向，认为南朝鲜人有一种特别的毛病，还未看到狼就惊呼“狼来了！”还有一个实际情况，即北朝鲜军队的这种调动一九四七年也曾发现过。当时，三八线与后方地区全副武装的北朝鲜部队之间已开始进行一年一度的换防。我认为，真正不可原谅的错误，是未能恰如其分地估计北朝鲜人民军所具有的强大的战斗力。这一错误使我们付出了高昂的血的代价。战争爆发时，总部对于阻止侵略者所需兵力的估计数，几乎不得不一天一天地在增加。我们简直从未正确估计过敌人的实力。

    正当南北朝鲜之间的紧张局势明显加剧时，我们开始从朝鲜撤出最后一批战斗部队。有人硬说我们是遵照联合国大会的决议这样做的。可是，要求撤走一切外国军队的决议是美国自己起草并提出的。美国是在不顾联合国临时委员会和李承晚警告的情况下起草并提出这一决议的。他们的警告是。朝鲜正濒于“残酷内战”的边缘。当时，我们的国策已定，决心摆脱这种烦人的军事义务。因此。当最后一批美国部队即将乘船回国时，我们对沿边界发生的武装冲突有意置之不理。我们正视当时实际局势的唯一做法是一九四九年三月做出了一项决定，即完成六万五千人保安部队（南朝鲜当局很快将决议中的这个词改换成了“军队”一词）的装备任务，并向四千人的海岸警卫队提供缉查海上走私、防止海盗和敌人海上渗透所必需的船只。这支军队的‘装甲部队’是由少数侦察车辆和一些半履带车辆组成的。这支军从的步兵师中有四个师每师仅编有两个步兵团而不是通常的三个团。整个陆军只有九十一门105毫米榴弹炮（按美国陆军的编制，师属炮兵应有四百三十门火炮，并可得到非师属炮兵同类口径和更大口径火炮的支缓）。

    我们自己在南朝鲜的部队最初削减到只有一个团战斗队，最后则只留下一个大约由五百名官兵组成的军事顾问团（其缩称即人们所熟知的KMAG，读作“凯马格”）。由威廉·罗伯茨准将指挥。该团负责向南朝鲜营以上单位派遣军事顾问。这就是北朝鲜人为发动入侵而进行最后阶段的炮击和轰炸时我们留在朝鲜的全部人马。一九四九年六月，沿三八线发生一系列小规模袭击事件之后，北朝鲜军队侵入大韩民国领土瓮津半岛。几乎在同一时刻，最后一批美军战术部队却正在撤离南朝鲜。直到七月份，边界才恢复到原先的态势。就在同一月，三八线以南的开城遭到北朝鲜步兵和炮乒的攻击。后来在八月份，瓮津半岛再度遭受入侵，经过激战，北朝鲜人终于被赶了回去。一九五○年五月，开城再次遭到北朝鲜炮火的猛烈袭击。此时，我们自己却正在飞快地撤离南朝鲜。

    不过，决不应当认为我们的军事当局乃至政府当局都一致要求从朝鲜撤军，或者对那个不幸国家的事务只愿看光明的一面。早在一九四八年，陆军参谋长奥马尔·布莱德雷将军以其特有的洞察力对参谋长联席会议中大多数人的观点提出了挑战。这些人的观点是，朝鲜“没有什么战略价值”、“任何在朝鲜使用美国军事力量的做法都是不明智的”。布菜德雷认识到北朝鲜人入侵的可能性极大，因而建议，如果真的出现这种侵略行动，则应迅速疏散美国侨民，并且毫不迟疑地向联合国安理会说明事实真相。他还极力主张，在我战斗部队撒离之前，应重新分析朝鲜局势。布莱德雷的观点遭到了否决。

    此外，美军驻南朝鲜军事顾问团中的一名高级军官约翰·贝尔德上校也曾独自一人提出过警告。他对当时刚刚任命为驻朝大使的约翰说，南朝鲜军队所用武器装备的类型与质量不足以保证维持边界的现状。他报告说，人数上处于劣势的韩国军队在火力上也让北朝鲜军队完全占了上风。北朝鲜军队拥有122毫米火炮，射程约为十七英里，而美国提供的105毫米火炮有效射程大约只有七英里。他还强烈要求送给韩国军队一些防空武器，建议向他们提供F-51飞机，但是他的这些主张没有引起重视。

    包括杜鲁门在内的文职官员们早先也曾大声疾呼反对立即拆除我们的战争机器，关闭我们的军工生产部门。但是，正如如杜鲁门先生在其《回忆录》中所写的，这些呼声“被国会和报刊淹没了”。因此，最后当大炮终于宣告朝鲜爆发全面战争时，我们创建的幼小共和国发现它处于毫无抵抗准备的状态，而我们也发现自己在军事上毫无准备，无法履行相互支援的协定。

    第3节

    一九五O年六月，沿整个三八线对峙的南、北朝鲜军队在实力和战备程度上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可是，北朝鲜军队旨在侵占南朝鲜全境的大规模进攻居然为南朝鲜军队所阻滞，这确实令人感到惊异。北朝鲜军队拥有装甲部队，而南朝鲜军队却没有。北朝鲜军队拥有的火炮在数量和射程上都大大超过了我们提供给南朝鲜的火炮。南朝鲜炮兵的大多数火炮已经多中未曾使用。北朝鲜人民军可以得到飞机的掩护，而南朝鲜军队甚至连高炮部队都感到不足。南朝鲜军队也没有任何可以抗击对方坦克的火炮。这种情况同以往少数童子军企图以手中的轻武器阻止德军装甲部队的情形很相似。

    要想有效地发挥火炮的作用，必须做到能集中火力于重要的军事目标。这就意味着必须标定出集火射击的诸元，训练好炮手，并且对火炮进行试射。而这一切，南朝鲜军队基本上都未能做到。可是，北朝鲜人民军的榴弹炮几个月来却一直瞄准着在南朝鲜境内的重要目标，并且在此之前已经对开城市进行过两次炮击。北朝鲜人民军不仅为这次进攻作了充分的准备，而且还拟制了详细周密的计划，甚至连派某些部队混杂在难民之中潜入南朝鲜境内、破坏交通、散布恐怖言论以及摧毁坚固工事等问题都考虑到了。

    进攻是在一九五０年六月二十五日拂晓发起的。这是一个雨水淅沥的夏日之晨。敌人对各个进攻地带亦即通往汉城和春川的的山谷间的主要公路或曰“走廊”实施了猛烈的炮火袭击。尔后，敌人沿着这些谷地实施了主要突击。T—34式坦克在前面隆隆地开进，步兵一遇到抵抗就迅速展开成战斗队形。为配合这些进攻，敌人侵占了整个瓮津半岛，并且沿东海岸实施了一次两栖迂回行动。这次迂回行动的目的，在于切断那些守护南北走向的海岸公路和通往西南方向之洪川、原州和堤川的公路的南朝鲜军队退路。任何—个在手头没有反坦克武器的情况下抗击过敌坦克的人，都能理解数量上居于劣势的韩国军队中笼罩着的恐怖气氛。

    当时，韩国军队正面临敌人在坦克支援下对汉城实施的钳形进攻。在这些韩国军队中，除那些在过去几个月中曾参加过反游击战的部队之外，很少有什么部队参加过实际战斗。许多人几乎根本没有受过训练，他们不熟悉自己手中的武器，对指挥官(某些指挥官在开战头几天就丢下部队开了小差）缺乏信心，不知道如何对付一个对自己的翼侧实施包围的数量上占优势的敌人。部队几乎没有为实施纵深防御或者建立补给系统而进行过任何准备。南朝鲜军队基本上是为了应付国内治安而进行装备和训练的，因此，许多士兵感到无法抗击大批有组织的蜂拥而至的凶恶敌人。

    在美国军队参战之前，竟然有许多南朝鲜部队未作任何抵抗。其原因在于他们不懂得如何进行抵抗菌素和完全丧失了组织纪律性。

    然而，也有一些英勇作战的例外情况。如果不是少数几支进行了适当作战准备的韩国军队英勇奋战，可能还会丧失一两天极其宝贵的时间，也就有可能遭到彻底的失败。南朝鲜第6师是在北朝鲜入侵前做好战斗准备的一支部队。

    驻韩国军事顾问团的托马斯·麦克费尔中校曾担任该师的高级顾问。他很快便征得了该师师长金将军的同意，着手实施一项紧张的训练计划。第6师负责防守通向春川的接近路，经常要对付通过春川与江陵之间几条固定路线穿越三八线的成帮的游击队。就在北朝鲜军队大举入侵前的几个星期，南朝鲜第6师经常与这些穿越边界的、人数多少不等的成帮入侵者进行战斗，所以，他们在激烈的战斗中经受了一定的锻练。

    第6师的炮兵分队和工兵分队也进行了训练。长期闲置不用的榴弹炮进行了一定的试射，集火射击的诺元进行了测定和标定，发射阵地也进行了改善。根据麦克费尔中校很明智的指示，情报分队得到了加强和训练，并且被频繁地派到三八线以北执行任务。他们从那边返回时所带的情报有力地证明，敌人的进攻已经迫在眉睫。他们发现了敌军伪装良好的坦克，新调来的部队，以及高炮连。所有这一切都使麦克费尔中校感到时间已经十分紧迫(他曾将这些情报呈报上级，但未引起重视。)。他说服师长取消了六月二十三日的所有周末通行证，充分加强了防御阵地上的兵力。因此，当敌军果真发起进攻时，南朝鲜第6师已经作好了抵抗的准备。他们进行了英勇的战斗，阻滞了北朝鲜人民军向汉城发动的大规模强攻，争取了三天的宝贵时间。如友邻部队对这次进攻也能作好同样的准备，则这次进攻受阻的时间可能会长得多，那样便会有足够的时间沿汉江组织起某种抵抗，其结果也就大不相同了。

    南朝鲜第6师打退了敌人数次进攻，以精确的集火射击打得敌人惊慌失措，陷于混乱，而且，用预备队削弱了最初突入的政部队。但是，此后却传来了两翼友邻部队已经仓皇逃跑的消息。这使得第6师两翼暴露，有可能很快为敌人所包围。因此，除撤退外别无出路。在春川以南，已经构筑了防御阵地，第6师准备在那里进一步组织抵抗。

    但是，驻南朝鲜军事顾问团此时接到了撤离汉城的命令。麦克费尔中校接到指示，令其动身前往大邱，再由那里乘飞机转移出去。待他能够返回来帮助重新组织丧魂落魄的南朝鲜部队时，汉城已落入敌手，退却已经变成了溃逃。

    在首都防御战中，南朝鲜第l师也进行了同样英勇的战斗。该师的一个步兵连在汉城以北某高地坚持抵抗，直到最后一人战死为止。然而，其他各处却是一派惊慌失措的景象。瓮津半岛于第二天黄昏完全被敌人占领。于是，敌人进攻瓮津半岛的部队便腾出手来加入了对汉城的强攻。残存的南朝鲜部队不得不借助登陆舰撤了出来，以便加强首都毫无希望的防御。开城，该国的一座古城，在第一天拂晓进攻发起后仅仅四个小时就落入北朝鲜人民军手中。翌日黄昏，敌军在坦克支援下，沿狭窄的走廊地带挺进至议政府城下，并包围了该城，打通了直接通往汉城的道路。平民百姓、溃不成军的部队、装满坛坛罐罐的大车、小马驹、大车中，无所不有，都在逃难，形成了一股逃难的人流。在越来越近的隆隆炮声中，这股人流喧闹嘈杂，然而却又显得出奇地耐心。零星的反冲击几乎无法降低敌人向首都前进的速度。

    但是，在北朝鲜人民军进入汉城市郊之前，南朝鲜军队参谋总长就已经集合起全体随员越过汉江南逃了。据南朝鲜方面称，“在本人表示反对的情况下”，蔡将军“被送上了一辆吉普车，送到汉江以南”。究竟他是以何种形式表示反对，又是哪一级迫使他上的吉普车，我们在汉城的美国人是无从了解的。据美国陆军在朝鲜作战的正式史料记载，在没有通知驻南朝鲜军事顾问团的情况下，整个南朝鲜陆军司令部便转移至汉城至水原半途的始兴。当美国人获知此事之后，在场的美国高级军官威廉·赖特上校(后晋升为中将)遂召集其参谋人员出发往南，企图说服南朝鲜人返回来。可是，他们费尽口舌未能成功。结果，仍在汉城以北作战的南朝鲜部队同司令部失掉了联络。不久，老百姓便恐慌不安起来，大规模逃难开始了。(三天之后，即六月三十日，南朝鲜政府解除了蔡将军的职务，由钟日昆将军接替了他。钟将军在指挥上堪称楷模。他后来成为骏美国大使。现在，也就是一九六七年五月，任外交部长。)六月二十八日凌晨，北朝鲜人民军进入汉城。城内早已大火熊熊，到处悬挂着共党的旗帜。随着新生的共和国的文化、政治、交通和精神上的中心汉城的丢失，全部有效的抵抗行动均以彻底失败告终。南朝鲜军队连同大批身穿白色服装的难民(其中混杂着许多在北方受过训练的渗透者)一窝蜂地涌过了汉江。可是，东京的总部却一度认为，可以依托这条河流形成的障碍进行一番抵抗。

    然而，六月二十九日，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象他以往经常所做的那样，不顾个人安危亲临现场察看了一番。通过察看，他认识到，如果得不到大规模增援，就不可能阻挡故人进攻的势头。麦克阿瑟和他的七名高级参谋，其中包括爱德华·阿尔蒙德将军和乔治·斯特技特迈耶将军，由东京飞抵位于汉城以南二十英里的水原，并在前进指挥所听取了驻韩国军事顾问团两名刚从汉城返回的军官所作的简要汇报。总司令和他的参谋人员与这两名军官一道分乘两辆征用的吉普车向汉江进发，他们在这股由难民、大车、行李、部队和车辆组成的南逃的洪流中奋力穿行。在一个可以俯瞰汉江谷地的高地上，麦克阿瑟观察了逃难的混乱景象。不久，他便在一份电报中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报告：“南朝鲜部队正处于混乱之中，没有进行认真的抵抗，缺乏指挥……他们无力夺取主动权……”。

    麦克阿瑟在朝鲜的地面只停留过五个小时，而且，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听取情况介绍和旅途上，直接用于观察的时间大概只有一个小时。但是，他就南朝鲜军队的抗击行动所作的刻薄的评价基本上还是公正的：南朝鲜军队被打败了。因此，除非我们迅速投入巨大的兵力，否则整个半岛很快就会沦陷。

    (下面的趣闻可以说明麦克阿瑟眼中所观察到的情况。在其《回忆录》一书中，麦克阿瑟曾把退却描绘成一幅栩栩如生的画面：“被击败的、溃散的军队形成了一股可怕的逆流。南朝鲜军队完全是在狼狈溃逃。”从可以俯视汉江的高地上，他看到了“从汉城的废墟上冉冉上升的冲天烟柱”和“正在撤退的、溃不成军、气喘吁吁的队伍”，看到这些队伍“常常为满身尘土、挤来挤去的逃难人群所阻塞而不能举步”。但是，当时站在麦克阿瑟身旁观看同样情景的阿尔蒙德将军所描绘的景象却不是这样地令人绝望。他所见到的部队既不是气喘吁吁，也不是溃不成军。相反，尽管追击炮弹不时地落下——当然，还没有近到危险的程度——“所有的人却仍然谈笑风生，他们仍然荷枪实弹、武装整齐，仍然顾得上向我们致意”。还有一点也不很清楚，在断断续续地下了十二小时雨的情况下，“人群”怎么还会“满身尘土”。可是，在麦克阿瑟许多由别人代为捉刀的报告中，一些看问题比我敏锐的人也发现存在言过其实的倾向。)美国为避免即将发生的灾难而拟制的计划，此时不得不一小时一小时地重新修定，估计必须投入朝鲜的兵力也几乎是在成几何级数地增加。我们的情报部门事先曾提供过充分的事实情况，本来可以作为我们采取相应步骤的依据。但是，我们未能对这些情报作出正确的判断，甚至可以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例如，我们根本没有想到北朝鲜人民军是这样一支训练有素、军纪严整、具有高度战备程度的军队。结果，我们对这场战争的实际规模和样式毫无思想准备。现在，我们才如梦方醒，才被迫想起了我们遭到严重削减的军队，才不得不仓促上阵，以便从就要降临的大灾大难中抢救出我们所能抢救的一切。

    我们当前最关心的问题是将入侵所危及的美国国民安全地转移出去。为此，我们事先曾港备了一份“油煎饼计划”。这是一年前在驻南朝鲜军事顾问团和美国大使馆协助下由东京的总部拟制的。莫西奥大使负责在发生重大的紧急情况时将这项计划付诸实施。现在，紧急情况出现了，这项计划也就毫不迟疑地付诸实施了。海军、空军和美国使馆都行动起来，干得十分顺利、迅速而且有效，结果，全部有关的男人、妇女和儿童一个也没有丢下，甚至没有一个人受到重伤。我们的驻远东部队所取得的这个小小的胜利，很快就为重大的不幸和灾祸掩盖了，以至于华盛顿本应拍发的“干得好”的电报一直都没有发来。

    现在，总司令的当务之急是拼凑足够的兵力和弹药来进行一场比我们预计的规模要大四倍的战争。已经到了需要立即定下决心和迅速采取行动的时刻。在作出反应的问题上，我们的总统和军事领导人没有产生片刻的犹豫和怀疑，这是值得赞扬的。从汉城发出的宣布南朝鲜领土遭受北朝鲜军队入侵的电报，于六月二十四日①(星期六)下午九时三十分左右传至华盛顿。下午十时之前，电报的副本就交到了国务卿艾奇逊手中。他立即打电话给在密苏里州独立城的杜鲁门总统，总统正打算在那里度过一个短暂的假期。星期日凌晨的头几个小时，政府各部门的值班官员一直在忙着确定他们必须通知的人员名单，以便向那些需要首先知道战争已在朝鲜爆发的人发出通告。

    美国在长期采取让朝鲜任凭命运摆布的政策之后，这次是否会作出什么不同的反应，那是很难肯定的。我们没有进行战争的准备，我们这些最先听到从世界另一面传来的不祥消息的人，内心里大都以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了。如果总统在确定应该首先采取何种行动之前能够先与自己的所有顾问郑重其事地进行磋商，那就不会有人对他提出批评了。可是，面对这样的挑战，优柔寡断、瞻前顾(华盛顿时间比汉城和东京时间早十四个小时。——作者)后并不符合杜鲁门总统的性格。数小时之内，他就命令使用“美国空、海军力量为南朝鲜政府军提供掩护和支援。”

    六月三十日，他批准了麦克阿瑟使用一个团战斗队的请求。此后不久，他又授予麦克阿瑟“使用其所属地面部队的全权。”

    这些决定所产生的影响，当时在美国并没有立即为人们感受到。我认为，我们的绝大多数公民，由于深受报刊和政客的影响，由于本身强烈的主观愿望，觉得朝鲜战争的爆发只不过是发生了一场火灾，不久就会被我们留在那里专门负责这类事务的人所扑灭。可是，各处的军人听到这一消息却深感不安。他们对于国会减少预算将我们的军事力量砍得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的情况了解得再清楚不过了。他们长期所关心的并不是苏联的什么意图，而是苏联的实力。此时，大部分军人感到担心的是共产党终于决定要决一雌雄了。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这个消息是如何传给我的，它对我的影响又是多么地深刻。一九五O年六月，我作为陆军副参谋长在五角大楼值班。当时，我刚刚结束了对宾夕法尼亚州国民警卫队第28步兵师的视察。那一夜，我象其他许多正在酣睡的人们一样被床边的电话铃声惊醒。当我听到来自午夜华盛顿的一个镇定而准确的声音告诉我莫西奥大使发来的消息时，越来越感到惴惴不安。我将能体谅人的妻子叫醒，把我的忧虑告诉了她，并且让她赶快穿好衣服，作好回首都的准备。当我们走向自己的汽车时，卡莱尔兵营的重要人物住宅区沉浸在乡间的静谧气氛之中。当整个乡村仍在酣睡之际，我们在夜暗中上了路。一路上，我们很少交谈，但彼此心照不宣，纳粹投降以来我们所享受的这个短暂的和平时期现在已经结束，在很长很长的时期内，我们将再也享受不到这种和平了。我不禁想到了这条道路两旁乃至全国各地正在熟睡的千千万万的人们，他们一点也不知道当太阳升起的时候他们的生活可能会发生多么突然而剧烈的变化。

    不用说，我们能够投入朝鲜的首批部队只有海军和空军，他们已经担负了将那里的全体美国公民和少数外国人转移至安全地区的任务。以海军中将阿瑟·斯特鲁布尔指挥的第7舰队为主力的海军，赋予其主要作战部队第77特混舰队以这样的任务：在消灭敌人所有的海军力量之后，封锁朝鲜的海岸线。朝鲜战争编年表中所记载的内容大部分是关于地面部队的艰苦战斗，这是十分公平合理的，因为地面部队曾被迫与一个足智多谋、数量上占优势(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的敌人日以继夜地进行过殊死的战斗。

    但是，美国海军的全体舰上人员以其特有的勇敢精神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战斗。他们沿朝鲜海岸执行封锁任务，不顾一切地从事排除航道中水雷的艰苦而危险的工作，他们还要执行水下爆破任务，这项工作常常要在零度以下的寒冷天气里进行。至于说到飞行员，如果没有他们，这场战争可能在六十天之内就会告终，整个朝鲜也就会落到共产党手中。由于缺少受过专业训练的照片判读人员，飞行人员执行侦察任务受到了影响。但是，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飞行人员和地勤人员在各种气象条件下昼夜不停地工作，从狭小的跑道或光滑的甲板上起飞作战，因而仍得以在战争之初消灭北朝鲜的空军，摧毁其大部分装甲车辆，并将急需的人员和补给运往最危急的地点。海军控制着航道并防止了任何规模的敌部队由两侧的海岸登陆，同时输送了迅速加强第8集团军所必需的补给品和装备器材。空军则掌握着绝对的制空权。由于这些原因，我们的地面部队才能在朝鲜夺得一个不太稳固的立足点，并能在援军到达之前进行固守。

    由于批准使用的那个团战斗队(一个加强步兵团)无法及时从夏威夷赶到作战地带，麦克阿瑟将军遂命令立即空运一个步兵营到朝鲜应急，命令该营尽可能靠前地与敌人建立接触，并通过迟滞行动争取时间以使更多的部队能运至朝鲜。该营预定飞往当时仍在己方部队手中的水原机场，但是由于为恶劣的天气所耽搁，最后只得降落在釜山机场。他们从釜山出发，沿公路和铁路向前机动，去迎击正在稳步推进的敌人。

    这支部队就是史密斯特遣部队，是根据其指挥官史密斯中校的名字命名的。在那艰苦奋战的几天之中，这是唯一的一支在地面作战的美国部队。这支部队只有五百人：两个步兵连、两个4．2英寸追击炮排(不得不全部作为野战炮兵使用)、一个75毫米无后座力炮组，以及六个2．36英寸火箭筒小队。他们的对手是数量上为他们一百多倍的、装备有T—34式坦克和野战火炮的敌军。史密斯特遣部队没有预备队，没有可击毁装甲很厚的敌坦克的武器，也没有可与敌之榴弹炮相抗衡的武器。(史密斯特遣部队倒是辖有第52野炮营的A连，但是，在向前方机动时该连掉队，七月五日战斗打响时未能赶到。)谈起这一小股装备低劣的部队的情况是令人伤心的：他们过去所受的训练只是为了适应执行守备任务的需要，而不是为了打仗。他们刚刚失去了在平静的日本所享受的那种悠闲、安逸的生活。在日本，他们吃惯了丰盛佳肴，与女友一起消磨时光，甚至连擦自己的皮鞋也要找人代劳。

    在朝鲜，他们毫无怨言地施着沉重的脚步向前开进，到一些既无掩蔽又无荫蔽的山岗上或污泥齐腿深的、臭气熏天的稻田里去迎接死亡。他们所进行的抵抗看起来也许徒劳无功，毫无希望。他们所能做的一切至多不过是在一些高地上坚守阵地，直到敌军几乎完全把他们包围或者自己弹尽粮绝为止。尔后，他们通过一些自己所不熟悉的、每个居民都可能是敌人的地区实施后撤，并拼命设法在某个地点重新集合部队，进行另一次毫无希望的抵抗。在进行第一次战斗时，特遣部队有些恐慌，显得非常混乱。七月五日上午八时，敌人以三十辆坦克和一支强大的步兵部队向乌山附近发起了进攻。史密斯特遣部队不久便被迫在退却与被歼之间进行抉择。他们坚守阵地，一直打到弹药告专罄才开始有些混乱地撤退。撤退中遭到很大损失。

    在此后的数周之内，部队就是以这种方式进行战斗的。

    敌人以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兵力发起进攻，不断对暴露的两翼进行试探，并且还机动其装甲部队，象对付玩具枪一样对付我们的火力。没有预备队的第24步兵师几乎在不断地与敌人进行战斗。他们有时在行军中就打起盹来，常常是多日吃不上一顿热饭，但是，他们却能顽强地坚持，以争取极其宝贵的时间。七月五日晚，第21步兵团战斗队第l营全体人员投入了战斗，与此同时，第24师剩余部队开始在大田地区建立防御阵地。

    麦克阿瑟将军从一开始就拟制了范围广泛、森罗万象的计划：他打算尽可能靠前地与敌人建立接触；投入他能迅速运送到那里的各种部队，阻止敌人的进攻；直接利用宽阔的汉江这一天然障碍(汉江是朝鲜为数甚少的几条河水很深、难以徒涉的河流)进行抵抗。他准备迅速集结起两个美军师的兵力。这支部队加上南朝鲜军队便足以(根据麦克阿瑟最初的判断)迟滞敌人的进攻，并保证在半岛上保持足够的立足地区。尔后，在获得足够的兵力之后(总司令估计，这要花两个月的时间)，他将首先以两个师组成的军实施一次两栖突击，从而转入进攻，夺占仁川——汉城地区，控制敌交通与补给线，尔后全歼敌军。

    可是，这个计划是在总部了解敌人的实力之前制定的。

    所以，战斗一打响，麦克阿瑟将军对所需兵力的估计数便急剧地增加。汉江几乎没有降低敌人进攻的速度，南岸的南朝鲜步兵在猛烈的、无法回击的炮火打击下很快便士崩瓦解。北朝鲜人民军迅速越过了这道天然障碍，开始向南迅猛突击。第24师的前方分队沿汉城至釜山的主要公路和双轨铁路的总轴线主动实施退却。我空军摧毁了敌军大量坦克，杀伤了许多徒步步兵，并且不断地在近距离上阻止敌军前进。但是，在那里与敌人争夺阵地的却只是一个师的残余部队。该师本来就人员不足，已遭受沉重打击，并且在火力上也弱于对方。

    在十七天的艰苦战斗中，这些疲惫不堪的士兵们进行了五次大的迟滞作战行动，后撤了七十英里。七月五日和六日，他们在乌山附近进行了首次阻击；八日，他们又于天安附近再次组织抵抗；十一日，在全义和鸟致院之间的地区作战；尔后，从七月十三日到十五日，他们沿锦江抗击敌人达三天之久。也许，他们最艰苦的战斗是在大田市及其周围进行的，这次战斗使他们失去了勇敢的指挥官威廉·迪安少将(在那儿被俘)。就是在这个地区，他们冒着街巷两侧房顶上敌人狙击手和自动枪手的火力，经过苦战才穿过了危险的街巷。

    敌人利用坦克突破我军防御之后，常以步兵从两翼对我实施迂回，包围炮兵分队，尔后向后方实施卷击。因此，每个成员(炮手、宪兵、甚至卫生兵)到时都得拿起卡宾枪或步枪仓促建立起环形防御圈，并作好夺路撤至后方的准备。

    在游击队和受过训练的共产党破坏分子袭扰下，我们的补给线不断遭到破坏，后方地区也没有安全保障。这些人都是混在无数难民中渗入我方的。到处是无休止的战斗，无休止的退却，无休止的危险。巡逻兵被派出去寻找同部队失掉联系的人员时常常发现这些人员反剪着双臂死在地上，每个人后脑勺上都有一个枪眼。这段时间，有时大雨如注，有时夏日的骄阳蒸烤着人们的衣服和皮肤，一个个口干舌燥。

    七月二十日，大田弃守。此后不几天，因获得从第？步兵师(现为我留驻日本的全部战斗守备部队)抽调的部分兵力而勉强可以作战的第25师和第1骑兵师，在一百英里宽的战线上的各个地点进入了战斗。这条战线由大田——大邱公路和铁路以西一直延伸到浦项洞以北的日本海海域。第24师伤亡惨重，病苦、疲惫而且肮脏，他们四处寻找喘息的机会，然而希望落空，他们被迅速调至洛东江西部和南部地区，准备在那里阻止敌军对我军南翼实施迂回。

    敌人对我得到加强的防线的压力在继续增大。不久，问题就很清楚：我们必须进一步缩小防御正面，以便形成足够的防御纵深，防止敌人达成突贯。值得庆幸的是，在此关键时刻，又有增援部队在釜山上陆，从而加强了我军前线的力量。陆军第5团战斗队于八月一日由夏威夷赶到朝鲜，第3步兵师于同一天开始在釜山登陆。第二天，第l暂编陆战旅上岸。他们到达的时间几乎分秒不差，因为，当时的情况已十分危急。

    五角大楼的观察员们早就知道一场灾难威胁着南方，因为，通过空中侦察，我们不断得到敌军一支队伍沿西海岸向半岛顶端的马山运动的情况。如果敌军在这个地点达成突破，就可能出现十分严重的灾难性后果，整个半岛就要放弃，我们拼凑起来的部队在夺路逃跑的过程中就会遭到血腥屠杀。

    但是，指挥第8集团军的沃尔顿·沃克中将已经宣布，巴丹岛那样的事情决不会重演。七月二十九日晋州陷落之后，在第8集团军的处境仍在急剧恶化的情况下，沃克宣布：“决不能再后撤了！我们必须战斗到底！我们要守住这条防线！我们要赢得胜利！”

    他们果然赢得了胜利，这是通过殊死的战斗和出色的机动赢得的胜利。首先，沃克急速以加强后接近战斗编制实力的架子部队来对付最严重的威胁——正在由南面迫近的敌军纵队。这支队伍有可能席卷沃克的整个防线。第25师巧妙、快速地实施机动，从敌军兵力当时还比较薄弱的北面转移到南面，那里，马山——晋州防线正濒于崩溃。

    刚口上陆的第１暂编陆战旅也立即投入到那一地段，从而大大加强了那里的力量。爱德华·克雷格准将指挥的这个旅下辖第5陆战团和第33陆战队航空大队。该旅到达时，实力不足编制数，缺编的单位与第8集团军所属其他部队差不多(一个步兵营只有两个步兵连，而不是三个；炮兵连只有四门炮，而不是六门)。该旅的兵力总共六千五百人，能够在M—26“潘兴”式坦克的支援下加入战斗。这种坦克装备有90毫米火炮，比T—34式坦克强。这支部队使南部转危为安，阻止了敌人的前进。(由于敌人是在夜间行进，我们的飞机在此之前未能降低故人的前进速度。)现在，第8集团军已建立了自己的最后防线，即后来的所谓“釜山环形防御圈”。防御圈是一个三面临敌的宽大防线，保护着连接大邱、马山、釜山、庆州的铁路四边形地区。这个铁路四边形是为我们分散配置的部队提供补给的生命线。为避免这条生命线被敌人切断和遭到炮火袭击，沃克决定尽量扼守洛东江一线，尽管当时敌人已经在洛东江的好几个地点远远地突入江南地区。

    这并不是一条绵亘的防线。我们根本没有足够的兵力来建立一条坚固的防线。这道防线是由一些分散的支撑点组成的。我们的部队可以由这些支撑点向外出击，如同第8集团军参谋长利文·艾伦将军所形容的那样，“一次又一次地扑灭大火”。疲惫不堪的部队没有休息的机会，没有预备队。在六个星期当中，敌人不断向两翼实施强大的突击，同时在中央发起旨在查明薄弱点的试探性进攻。无论何时，拂晓或是午夜，都经常要迅速召集起一切可以抽调出来的人员(譬如，由某师抽调的一个营，从另一师抽调的一个连，从某个其他的部队抽调的五十或一百名士兵)去应讨一些十分危急的情况。一堆火刚被扑灭，不知什么地方又会突然冒出火苗，出现危急情况，又不得不采取零零星屋的办法加以应付。

    参加这次为期六周战斗的部队计有：第8集团军所属四个不满员的师、英军第27旅、南朝鲜军队残存的所有部队(五个师)、第l暂编陆战旅以及陆战队、空军和海军所能提供的所有作战飞机。在进行仁川登陆的准备时，陆战队被抽调了出去。这使沃克陷入缺少兵力和补给的绝境。但是，他还是坚持下去了，这反映出他坚韧不跋的精神和所属部队的勇猛顽强作风。沃克本人象第8集团军的许多军官一样，认为由于总部偏向由麦克阿瑟的参谋长阿尔蒙德将军指挥的、正在准备实施仁川登陆的第10军，所以，第8集团军的实力受到了影响。但是，他们没有以实力不足作为向敌人退让的借口。沃克经过艰苦的努力果断地在最需要兵力的地方集中起自己的一点点可怜的兵力。尔后，当估计仁川登陆使敌军处于致命的危险境地时，他又奋力突出了环形防御围。但是，他那在战斗中已大大损耗的部队由于缺乏应有的器材，根本无法强渡洛东江。虽然，随着仁川登陆的消息传来，我们轰炸了敌人的战线，但是，敌人有好几天似乎并不知道已方部队在北部遭到了痛击。在洛东江一线，也没有任何迹象可以说明空军的攻击已经“将北朝鲜人民军打得屈膝投降”(这是空军正式史料中的说法)。隔着宽阔的、难以跨越的洛东江天堑与沃克对峙的，仍然是一个军纪严明、装备精良、决心坚定的敌人。

    “我们是后娘养的”，沃克在电话里向总部说(指他们未能得到所需要的工兵器材)，“……但是，我希望你不要认为我会因此裹足不前”。他果然没有裹足不前。然而，敌人仍然象仁川登陆之前一样疯狂地在战斗。敌人认为，沃克将军当时根本无法将自己的装甲部队弄到对岸。沃克曾受命于九月十五日发起进攻，由防御圈出击。后来，麦克阿瑟又同意他推迟一天行动，以便在仁川登陆的次日再开始出击。二十一日，沃克仍然未能打开突围之路，敌人毫无撤退的迹象。麦克阿瑟对自己的计划遭受的这一挫折甚为关切，要他的参谋人员着手制定一个短期的速决作战方案——在汉城正南一百英里处、位于西海岸的锦山实施一次登陆。可是，在这个方案的最后阶段尚未制定出来之前，敌人终于表现出无心恋战的迹象。仁川登陆成功了，北朝鲜人民军处于被消灭的危险境地。九月二十三日，艾伦将军通过电话向东京总部说：“肯定要出什么事了。我们已经有一整天没有遭到反击了。”不久，位于最南部的那些很可能被切断退路的敌军部队开始北撤。沃克立即命令实施追击，指示各路纵队置两翼安危于不顾，毫不迟疑地向汉城方向发起猛攻。部队执行了沃克的命令，他们象所有作好战斗港备、终于看到胜利曙光的部队一样全力投入了这次追击。

    九月二十七日，向北卷击的第1骑兵师的士兵们在水原附近与向南突击的美第7师的先头分队会合。口袋终于扎了起来。这时，北朝鲜人民军开始土崩瓦解，数万人被源源不断地送进了由第8集团军和第10军临时建立起来的许多战俘营。

    麦克阿瑟又表现出他那一贯过于乐观的情绪，在没有真正赢得胜利之前就认为已经取得了彻底胜利。九月二十五日，他和阿尔蒙德将军都宣布，汉城“已再次掌握在我们手中”。可是，第10军所属部队，尤其是陆战师所遇到的情况却不一样。他们在这之后还进行了三天激烈的巷战，战斗人员和居民又遭到一些伤亡。直到九月二十八日，该城的所有残敌才最后肃清。接着，在一次简短而激动人心的庆典上，麦克阿瑟将军正式将朝鲜的都城转交给李总统。

    参加这次作战的所有部队都得到了荣誉，而这次作战的卓越组织者麦克阿瑟将军则获得了特殊的荣誉。在我们军界领导人中，差不多唯有他独具慧眼，看到了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做了之后又能得到些什么。但是，随着战争第一阶段的结束，许多人的心中更是对史密斯特遣部队堪称英勇的作战行动，当然还有第24师的作战行动，充满了感激之情。史密斯特遣部队是一支装备不足、人数甚少、几乎被人忘却的弱小美国战斗部队，他们之中很多人都是缺乏实战经验的年轻新兵。正如杜鲁门总统在赞扬他们的抵抗行动时所说的，他们确实“进行了一次军事史上最出色的后卫战斗”。总统说，“由于几位杰出的将军指挥的一小批英勇的年轻人能力挽狂澜，我们才得以集结起反突击的兵力。”

    确实，由于我们的空中力量不断给北朝鲜人民军以沉重打击，我们才有可能进行抵抗。但是，事情并不象某些正式材料肯定的那样，我认为，粉碎北朝鲜人民军、使我地面部队能比较容易地吃掉他们的真正原因，既不是这种沉重的打击，也不是被一枚地雷炸死的北朝鲜人民军最得力的领导人姜健中将(美国人称之为金空)之死。沿釜山环形防御圈与北朝鲜人民军对抗的士兵们发现，这是一个凶猛、狡诈、残忍和坚决的敌人，他们不得不通过地面战斗来战胜这个敌人。

    第4节

    仁川登陆作战即“铬铁行动”，从发起到整个行动的实施都是一次典型的麦克阿瑟式的作战行动。这次大胆的五千比一的冒险，使我们在朝鲜的部队恢复了主动，没有被敌人赶入大海。当我们这些人差不多还没有完全意识到我国已处于战争之中时，麦克阿瑟就已经开始拟定这次两栖包围计划了。这次行动集中反映了他整个太平洋战略的特点。按照这一计划，麦克阿瑟将在敌人最难预料的地点打击敌人，切断敌人的补给线并使其腹背受敌。当其他人在考虑如何平安地撤出我们的军队时，麦克阿瑟却在为取得胜利而拟定计划。

    起初，没有多少人支持他。我知道，当他就这一计划向参谋长联席会议作扼要说明时，不只是我一个人对他的计划是否可行表示怀疑。有些人直到这次行动的成功既成事实之后才放弃自己的看法。但是，麦克阿瑟将军不仅仅是一位军事天才，他还是一位很出色的能言善辩的人。他能很雄辩地论证自己的观点，以至那些决心反对他的人都能被他争取过来，转而对他表示热情的支持。

    正当我们数量上处于劣势的经过浴血奋战的军队撤往釜山环形防御圈的时候，正当麦克阿瑟急切地要求给他补充越来越多的兵员和物资的时候，在国内有许多人发出了冷静面又合乎情理的呼声，提醒我们不要把已经缩减的兵力过多地投入到这次行动中去，因为这次行动可能仅仅是一场小规模冲突的序幕，而这场小规模冲突可能又会很快蔓延到欧洲，并且迅速席卷整个世界。在其他战区，我们还有比朝鲜更加重要、更便于防御的地点需要保卫，况且，我们当时几乎没有什么兵力可以抽调到朝鲜。在远东地区，我们有一支重要的野战部队：第8集团军。这支占领军实际上并不负有防守朝鲜的任务。为了完成其在日本的占领任务和治安任务，该集团军分散地驻扎在整个日本。它只有很少的几个训练地域；也许，通过在这些地域进行训练，其所属部队能保持战备状态。可是，这些部队助战备训练任务早巳降至次要地位。

    尽管麦克阿瑟告诫说远东确实存在着危险，他还是眼看着自己的部队不断地被削减。第8集团军所属四个步兵师(含第1骑兵师)中的任何一个师，实力都低于规定的中二万二千五百人的临时编制数，即使这个数字也大大低于一万八千九百人的战时满员编制数。每个师都缺少一千五百支步枪和应有的全部90毫米反坦克烟，每师九个步兵营缺少三个，师属炮兵的三个炮连缺少一个，此外，团属坦克连一个也没有。仅第1骑兵师保留有一个建制的中型坦克营。集团军下面没有军部及军部掌握的中型和重型炮兵、工兵以及通信兵等重要的军属部队。

    海军和空军同样不足编制数额。海军的作战舰艇、各型登陆舰艇、扫雷舰艇与器材等都低于规定的数量。空军最初根本没有喷气式战斗机，其他作战飞机和运载部队的飞机亦很少。如前所述，由于缺乏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员，空中目视侦察与照相侦察能力均受到严重影响。

    然而，兵力单薄的状况不只表现在远东地区。在国内，整个总预备队只有被精打细算的人们搞得仅剩下骨架的第3架子师，加上第82空降师。

    这就是遣散军队给我们造成的状况。此外，遣散军队还使我们陷入了这样的困境，除了那些后备役人员亦即那些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复员的老兵之外，我们已无处搜寻受过训练的兵员了。这些老兵大都刚刚安顿下来，已经有了他们在整个战争年代梦寐以求的称心工作和家庭。这些人已经流血流汗，备尝艰辛，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因此都不愿意重返军队，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再重新吃一次苦头。他们的这种思想状态是可以理解的。政府也不愿意再征召他们入伍。可是，此外还能到哪里去寻求所需要的人员呢？如果征召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入伍，并使他们具备参加实战的能力，那要花费一年的时间。可是，眼前的战斗是如此紧迫，以至于不得不把部队空运到前方去。所以，除非让退伍的军人再次服投，否则别无它法。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麦克阿瑟急切地要求抽调越来越多的部队投入战斗。开始，他要求上级投入一个团战斗队，后来又估计需要两个齐装满员的师。七月七日，他要求派出四至四个半满员的师并加强一个空降团战斗队和一个由四个中型坦克营组成的装甲群。两天之后，他电告参谋长联席会议，说他还需要马上获得一个“至少由四个师组成并带有全部建制兵种勤务部队的野战集团军”。不难理解，他对五角大楼的上司是很不耐烦的。他的上司们对于把我们当时的全部军事力量用于一个我们并未选择过的也许还是非常次要的战区感到犹豫不决，这也是不难理解的，更何况这些军事力量当时还没有在那个战区展开。

    对于远东方面请求的兵力是否过大也有人感到怀疑。

    有的人还担心，我们这样地消耗手中现有的军用物资和军事实力，也许花一两年的时间都补充不上。还有一点也不很清楚，就是杜鲁门先生的方针(迫切希望尽一切可能避免在我们没有作好准备的被动情况下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否已经被东京的麦克阿瑟完全理解了。因此，决定派总统的特别代表艾夫里尔·哈里曼专程前往东京与麦克阿瑟将军商谈。拉里．诺斯塔德将军和我奉命随同前往。

    当我们离开华盛顿时，五角大楼内有一种很强烈的意见，我也有这种意见，反对批准麦克阿瑟抽调第3师的请求。该师实力严重不足，毫无战斗准备，而且、抽调了该师，总预备队就会只剩下唯一一支主力部队：第82空降师。至于说抽调第82空降师，或者为了向麦克阿瑟提供他们所要求的空降团战斗队而削弱该空降师的战斗力，我是准备坚决反对的。但是，正象我们所有的人一样，我在考虑这些问题时还没有获得机会亲身感受麦克阿瑟那很强的说服力、自信心、雄辩的口才以及提出一个大胆的军事计划时那种高超的技巧。

    会议在东京从六日开到八日，这次会议是麦克阿瑟个人的一次胜利。他用了两个半小时扼要地阐述了自己关于朝鲜问题的总计划以及完成这项计划所必需的条件。当时在场的人只有哈里曼先生、诺斯塔德将军、阿尔蒙德将军和我。在他说完之后，他的观点赢得了我们一致的支持。

    通过麦克阿瑟这次出色的解释，以及在我对“铬铁行动”计划亦即仁川登陆计划进行研究之后，我自己的疑虑已大部消除。在乘飞机回国的途中，哈里曼先生、诺斯塔德将军和我都同意回国后支持麦克阿瑟的请求，因为其他方案看来危险性太大。

    麦克阿瑟主要论述了在冬季到来并压倒我们之前在南朝鲜迅速取胜的必要性。他指出，朝鲜严酷的冬季造成的非战斗减员可能会超过进行一次短期战役所造成的战斗减员。他警告我们说，到十一月中旬，大雪和寒风就会向我们袭来。同时，他现在一天要损失一千人，而补充的人数甚至还不能使他的部队保持现有的实力水平。他强调说，如果迟迟不能获胜，还会增加中国和苏联军队进行公开干涉的危险性。但是，为了歼灭在南朝鲜的敌军，必须在九月二十五日发起这次攻势，而且，为能稳操胜券还要以足够的兵力发起这次攻势。否则，在敌人巩固阵地并得到增援之后，我们就会在更加不利的时机进行一场更为困难、需要付出更大代价的战争。

    当然，我们的远东司令煞费苦心提出的那套详尽而令人信服的论据远不止这些。

    在这次会议的始终，以及在开会前一天我在午餐桌边坐在麦克阿瑟将军身旁所度过的那段时光，都可以明显看出，他是尊重上级、按自己的指挥系统办事、明确自己的职责范围的，而且也是忠于政府的。

    对此，我的印象极为深刻。所以，在这次会议之后，当我第一次与哈里曼先生和诺斯塔德将军单独在一起时，我曾几乎用同样的话谈到过这种印象。他俩都表示赞同我的看法。

    哈里曼还谈了一点自己的看法。他说：“应当把政治问题和个人考虑撇在一边。我们的政府应当把麦克阿瑟将军作为一大国宝加以器重，他确实是个国宝。”

    我们回国后都准备做些说服工作，争取尽快满足麦克阿瑟的请求，立即把第3师调拨给他(第3师已得到一定的补充，来自波多黎各区的第65步兵团和当时还在巴拿马的第33步兵团的一个营均已编入该师)。

    我的有关东京会议的笔记(这些笔记从未复制过，至今仍归我个人保存)表明，那是一次内容广泛的坦率的会谈。会谈不仅涉及到当时朝鲜的形势问题，而且涉及到总司令关于应付各种意外情况的个人打算。好在这些意外情况从未发生过。麦克阿瑟特别关心福摩萨问题。他发誓说：如果赤色中国愚蠢地去进攻那个岛屿，他将火速赶去负责指挥，“使他们遭受惨败，从而使这场战斗成为世界上决定性的战斗之一。这将是他们的一场巨大的灾难，它将震撼亚洲，可能还会击退共产主义的浪潮”。至于红色中国是否会采取如此愚蠢的做法，他是表示怀疑的。但是，他说，“我每个夜晚都祈祷赤色中国能这样做——我常常是跪下来在那里祈祷。”当然，现在还没有一个人可以断言，他这种降伏共产党巨龙的勇士的梦想，是否就是促使他后来不顾后果地向满洲边境进攻的原因。但是我想，这一点确曾促使他幻想取得彻底的胜利。

    然而，在当时，正如我早先说过的，麦克阿瑟尊重上级的态度给我以很深的印象。他提出自己的方案时丝毫也没有对上级不忠诚的表示。当时，也没有任何迹象预示着那种不同意志的冲突。那种近乎于不服从上级的冲突，后来使这位勇敢的老兵被突然解除了职务。他自信、乐观、骄傲，善于雄辩，无所畏惧——可是，他当时给人的印象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军人，似乎随时准备不讲价钱地去执行上级下达的任何命令。

    至于仁川登陆计划，由于该计划很高明，构思合理，对极细微的问题都考虑得非常周密，因而我立即就对这一计划表示了支持。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无权作出决定；必须把参谋长联席会议中那些持怀疑态度的先生们争取过来才能使这次行动计划获得批准。

    对这个计划能否成功表示怀疑是有充分根据的。因为，只有同时具备以下条件时才能在仁川取得胜利，那就是要正确地选择时间，要有极好的运气、密切的协同、完全的突然性和极其勇敢的精神。在朝鲜整个弯弯曲曲的海岸线上，再没有比仁川更难突击的地点了。仁川的天然防御条件使敌对的一方几乎无法从海上接近。退潮时，三十英尺高的潮水在近一英里宽的泥滩上留下一条难以通过的弯曲水道。这块泥滩好象是专为使我们的坦克登陆舰搁浅并使其成为炮兵的目标而形成的。一个在我看来坚不可摧的小岛瞰制着水道。通向港口的唯一接近路水道本身肯定已经布雷，小岛上也一定构筑了坚固的工事。此外，登陆作战时间选择在台风季节，狂风很可能把我们的登陆部队吹散，使他们全部暴露在敌人面前从而被消灭掉。

    因此，无怪乎抱怀疑态度的先生们仍坚持怀疑的态度。象詹姆斯·多伊尔海军少将和奥利弗·史密斯陆军少将这些具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丰富登陆作战经验的老将都没有对这种方案引起兴趣。不少其他的方案也提了出来，其中包括在东海岸的元山实施登陆，或者在远在仁川以南的群山实施登陆。在群山登陆可以更快地给釜山当面之敌造成压力。但是，麦克阿瑟拒绝采纳所有这些方案，尽管他后来很感谢参谋人员准备了一份在元山登陆的详细计划。

    唯有在仁川登陆才是可行的，因为，只有实施仁川登陆才能给敌人以必要的沉重打击，从而在冬季到来之前将其歼灭——通过这种打击，可以切断敌主要补给线和交通线，井能获得同由釜山防御圈出击的部队会合的机会，消灭夹在登陆部队和由防御圈出击的部队之间的敌军。

    八月中旬，为了审查这个仅仅作为一种设想提出的计划是否可行，参谋长联席会议派海军作战部长福雷斯特·谢尔曼海军上将和陆军参谋长劳顿·柯林斯上将去东京会见麦克阿瑟和他的参谋人员。全体主要军官包括多伊尔上将和史密斯将军在内都出席了会议。会上，麦克阿瑟将军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他不仅提出了应当采劝铬铁行动”的理由(他指出，除军事上的好处外，仁川登陆的胜利还能使南朝鲜人收获稻米，并能为解放这个新生国家的首都在精神上产生重要的鼓舞作用)，尤其还表明了他对很快取得胜利的巨大信心。在会议临近结束时，多伊尔海军上将发言说，这个作战行动至少“不是不可能成功的”。特纳·乔伊海军上将则感到自已的担忧已不复存在。甚至在所有的人中疑虑最甚的谢尔曼海军上将，按乔伊的说法，“也几乎被说服了”。总司令又花了一天的时间私下与谢尔曼进行了一次长时闯的讨论，终于说服了谢尔曼。在与麦克阿瑟私下讨论之后，谢尔曼说，“但愿我也有同那个人一样的信心。”

    当然，仅仅有信心还是不太够的。现在还必须争取政府的赞同，使其允许我们把整个总预备队拿去孤注一掷。

    各种有利和不利的因素都考虑到了。九月十五日(登陆行动开始的日期)只有两小时的涨潮期，超出这段时间，登陆舰艇就会在泥滩上搁浅丧失战斗力；暂编第1陆战旅必须从处境十分危急的釜山撤出来补充第l陆战师；运输舰船不足；这次靠北面采取的包围迂回行动过于深远，不大可能很快解除南部战线的部队受到的压力；一次台风也许正在形成——但是，在这种条件下几乎肯定能达成突然性，而这又是一切两栖登陆行动必不可少的要素。北朝鲜人决不会料到美国人会于出这种“无法做到、愚蠢透顶的”事情(可笑的是，那一年还没有结束，麦克阿瑟自己也忽视了中国人派遣大量部队越过鸭绿江的可能性——因为“没有一个神经正常的指挥官”会干出那种事情)。

    国防部长路易斯·纳翰逊很快批准了麦克阿瑟的计划。“铬铁行动”这次五千比一的赌博，终于获准付诸实施了。正当釜山环形防御圈里被围困的士兵每时每刻都在设法避免近在咫尺的灾难时，战区司令开始了登陆作战的准备工作。这次行动将彻底击溃敌人，保证我们对朝鲜的控制。这次行动与一七五九年詹姆斯·沃尔夫在魁北克的突击非常相似，那次突击指向了敌人“以为”不可能遭到进攻的地点。

    “铬铁行动”的第一个步骤是对港湾附近的岛屿进行侦察，这些岛屿控制着狭窄的海峡。九月一日夜间，一位名叫尤金·克拉克的青年海军上尉被送到仁川附近助岛上。他进行了两周的侦察活动，以确定敌人的火炮阵位，测量沿海堤岸的高度。这些活动大部分是在夜暗掩护下进行的。他干得很成功，在九月十五日拂晓前甚至还打开了一座灯塔上的指示灯，引导第一批突击舰船驶入仁川港。

    战斗在破晓时打响了，美军驱逐舰以及英、美的巡洋舰进行了猛烈的轰击。驱逐舰的舰长们在敌人炮口之下勇敢地沿海峡向上行驶。第一项任务是压制月尾岛。这个小岛正好横卧在海峡当中，穿过海峡的所有船只都在其火炮直射距离之内。不过，该岛并未象我们担心的那样已经坚固设防。在我海军的轰击之下，岛上的火炮很快就哑巴了。海军陆战队的“海盗”式飞机向小岛的滩头进行了猛烈的扫射。六时半，第5陆战团所属第3营向滩头发起了猛烈的冲击，粉碎了晕头转向的敌人，并且在四十五分钟之内占领该岛。此后，岛上配置了火炮，以便支援部队向海堤冲击。陆战队员们在好几处使用梯子登上了比登陆舰船头还要高出四英尺的海堤。在其他地点，则干脆用坦克登陆舰在海堤上撞出缺口，或者由陆战队员用炸药炸开缺口，让冲击部队由这些缺口涌过去。白天，他们几乎没有时间巩固阵地。天黑时，第1陆战师的先遣分队终于在滩头阵地站住了脚，作好了抗击敌人反冲击的准备。但是，由于完全达成了突然性并迅速取得了胜利，敌人以后再也没有发起过反冲击。翌日，经过一场激烈的坦克战斗，我们夺取了汉城的金浦机常一天之后，第7步兵师在未遭抵抗的情况下在仁川上陆，并迅速插向内陆以切断当时还在洛东江一线作战的北朝鲜人民军的主要退路。

    然而，重新夺占汉城的战斗还是很艰苦的。尽管麦克阿瑟报告说该城在二十五日巳中中“掌握在已方部队手中”，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们却仍然在冒着敌人的机枪、反坦克炮和狙击手火力进行逐街逐屋的战斗，一直打到二十八日，直到最后一个北朝鲜士兵从熊熊燃烧的掩体中张皇逃走、全城到处硝烟弥漫为止。

    这次作战行动从构思的大胆、制定特种作战计划的才干以及实施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气、锐势和艺术，在军事史上都是很突出的。象每次获得重大胜利时一样，仁川登陆的胜利也带来了突如其来的新问题——这些问题预先未充分估计到。在采取这类重大行动之前，按照惯例，应召集全体主官和参谋人员进行图上兵棋演习。各部队指挥官都应扼要说明如何处置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从彻底的失败到重大的胜利都应考虑到。可是这一回，就算预先针对这次了不起的胜利制定过什么计划，那这个计划也是考虑得很不充分的。联合国军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由于这个原因，大量的北朝鲜人民军得以逃走，继续有组织地在北方与我军作战，或者在南方我军战线的后方，以大规模游击战行动坚持战斗。

    华盛顿方面在制定扩张战果的详细行动方案这一问题上，也表现得优柔寡断。为了弄清诸如中国人对我们的胜利会有何种反应、俄国人又会作出何种反应等一些难以猜测的问题，华盛顿迟迟没有定下决心。

    大多数参谋人员以及沃克将军本人都认为，当时直属东京总部指挥的第10军在建立巩固的滩头阵地之后，会转隶第8集团军指挥。这样，第10军可以更有效地实施机动和得到补给。但是，麦克阿瑟却坚持把第10军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因此，那种认为第8集团军再度受到轻视、第10军受到偏爱的看法就变得更加强烈了。两支部队之间虽然从未发生过公开表示妒忌的事情或不愿合作的情况，但是他们缺乏密切协同时相互间不可缺少的信任这一点是很明显的。

    仁川登陆的胜利带来的一个更加微妙的后果，是人们对麦克阿瑟将军的一贯正确性几乎发展到了迷信的地步。

    就连他的上级也好象开始怀疑自己对麦克阿瑟的任何决心提出疑问是否应该了。结果，麦克阿瑟失去了得到坦率而有见识的批评的机会，而每一个指挥官本来是应该获得这种机会的，尤其当他打算在七百英里之外“指挥战争”时。

    许多军事领导人已经认识到，如果谁能站在自己的上级面前，直言不讳地告诉他，自己认为他的计划是错误的，那就需要有一种特殊的浩然之气(我认为，这比匹夫之勇更难能可贵)。这就象乔治·马歇尔将军常说的那样，这个时候正是你“拿自己的职位在冒险”的时候。但是，每一个军事领导人，不论职位高低，为了对那些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他的人负责，当他感到一个严重的错误即将发生的时候，应敢于亮出自己的观点。

    有少数人对麦克阿瑟的新决定(在东海岸的元山采取另一次具有麦克阿瑟风格的仁川式登陆作战行动)稍有一些不满。可是，尽管该计划的某些缺陷很明显，很严重，却没有人表示坚决反对。然而，这次作战行动却显然是麦克阿瑟为什么要把第10军置于总部指挥之下的理由。尽管计划本身的问题非常严重，这种直接控制第10军的做法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要完成在元山登陆的任务，需要从仁川和釜山把第10军的大部分人员运出去(第l陆战师要经仁川拉出去，第7师则要从陆上由铁路和公路进至釜山)，从而在极其紧要的时刻增加铁路和这两个设备不足的港口的负担，严重干扰对第8集团军持续不断的补给。这种补给，第8集团军不久便失掉了，这使他们很恼火(由于撤退堵塞了公路和铁路，甚至连炮弹都不得不空运到汉城)。

    不论在元山实施另一次仁川式的突击有多么好的理由，都比不上迅速封闭针对逃跑的北朝鲜人设下的包围圈重要。在陆上，有一条从汉城至元山的良好公路和一条铁路(诚然，公路和铁路遭受过轰炸)穿过朝鲜半岛一个比较平坦的地区。在仁川上陆的部队本可以沿着这条路线迅速机动，往北尔后往东向元山进击，与沿着东海岸一直向北突进的部队会合。这样便可关上大门，阻止正在迅速逃跑的敌军并使其没有时间重整部队。

    然而，直到九月二十六日，也就是在汉城街头的战斗停止前的两天，才开始认真拟制扩张仁川登陆战果的计划。麦克阿瑟要求拟制一个“在陆上追击配合下、以一次新的两栖包围行动歼灭北朝鲜人”的计划。当时提出了两个方案。按照第一个方案，第8集团军应该向北尔后向西北朝敌人首都平壤方向进攻，同时，应实施一次两栖突击，夺占黄海上的重要港口———镇南浦。按照另一个方案，第8集团军应沿汉城——元山走廊地区向北尔后转向冻北实施突击，与此同时，应同样以一次两栖突击进攻元山。沃克将军原以为第10军会由他指挥，因而赞同派第10军迅速由陆上进击元山。但是，事实并不象他所想的那样。

    也有一些人主张从蜂腰部或者说狭窄的部位切断朝鲜半岛，使联合国军占据平壤、元山一线。这种主张从理论上讲似乎完全行得通。然而，只要稍微研究一下地形情况，后勤专家们就会胆战心惊；那里有许多非常崎岖狭窄的关口要隘，铁路线千转百回且隧道密布(我们自己的飞行员曾对铁路进行过无休止的轰炸)。如果有什么比较好的理由能说明第10军应该由总部直接指挥，那就是在一切补给事务均由在几乎无法通行的陡峭山脉另一边的一位指挥官负责的情况下，要想满足这个军对粮秣、弹药和油料的需求极端困难。

    并没有人否认我们需要有一个象元山这样的港口。有了这样的港口，成千上万吨粮食、弹药和汽油便可以运来满足那些将要在西部和北部地区作战的部队的需要。其实，问题的实质是应该从陆上还是由海上接近元山。麦克阿瑟将军赞成由海上实施突击。在场的海军领导人和全部有关的师长都反对实施两栖包围，但却没有人强烈地表示出来。这仅仅是因为当时还没有人对这个人的判断力或预见能力感到怀疑，他刚刚创造了一个军事上的奇迹。那怕他建议由一个营从水面上走到元山大概也会有人愿意试一试的。

    越过三八线全歼朝鲜半岛上敌军的计划当然要事先得到华盛顿的批准，因为这样做牵涉面很大。赤色中国几乎每天都在通过无线电进行威胁，说如果北朝鲜遭受入侵，它就要参战。还有人认为，一旦我们越过这条象征性的界限，也可能会招致苏联的参战。然而，问题很清楚，如果不迅速歼灭北朝鲜人民军，而让它爬回庇护所去医治创伤，那么，要不了多久它还会进行入侵的。因此，经过一番审慎的考虑，杜鲁门政府同意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授权麦克阿瑟可以进入北朝鲜作战。但是，附带有一个条件。也许正是这个条件才影响了麦克阿瑟，反而使他后来令人费解地拒不承认已有大批中国军队参战。因为，九月二十七日通过无线电授予麦克阿瑟在三八线以北作战的极力只能在这样的情况下行使，那就是“苏联或中共主力部队未进入北朝鲜作战，对方没有决心参战的声明，也没有发出威胁要在朝鲜与我们进行军事较量”。除此之外，国防部长马歇尔告诉麦克阿瑟：“我们希望你向三八线以北推进时在战术和战略上不会遇到障碍。”

    现在，彻底胜利似乎就在眼前。它象一只金色的苹果，将代表着麦克阿瑟那光辉军事生涯中的鼎盛功业，已经成功在望，麦克阿瑟是不会迟误或接受别人劝告的。他不顾朦朦胧胧预示着一场灾难的坏兆头，向北猛插过去，追击正在消失的敌人。为了加快进攻速度，他一周又一周地改变着自己的计划。

    第5节

    麦克阿瑟原先那个利用仁川登陆的胜利、分兵两路越过三八线进军的计划倒是十分简单合理。但是，其效果却要取决于天候、地形和中国人的反应这三今未知因素。而且，后来还出现过一些其他的情况，促使总司令将基本计划修改得面目全非，最后使第10军分散地部署在朝鲜的整个崎岖地形上，造成部队无法相互支援甚至无法直接联络，而且极易遭受游击队的骚扰或被数量上占优势的敌军所包围。

    至于中国人的干预，麦克阿瑟对他们的威胁简直是置若罔闻，面且，他显然忽略了中国军队已大批越过鸭绿江的最初的明显迹象，或者对这些迹象没有引起重视。他计划赶在季节的前面，在大雪降临之前打到鸭绿江边，结束战争。但是，他没有看到，地形却成了他的敌人，而且，对这个敌人的力量，他根中没有充分估计到。崎岖的地形使左路(西线)和右路（东线)部队无法保持哪怕很脆的联络。

    麦克阿瑟将右翼第10用留归自已直接指挥，而将左翼(或称西段)交给沃克将军及第8集团军。这也许会使人觉得，麦克阿瑟已经预料到，那些无法逾越的山脉和无路可通的峡谷会把部队分隔开来。但是，事实上他完全没有料到这一点。他让沃克同时负责所属部队和第10军的后勤补给就是明证。把这个沉重的担子压在沃克身上面又不让他负责对第10军的作战指挥(这种作战指挥不会给沃克增加什么负担)，这实际上只能使人对麦克阿瑟抓住第10军不放的做法更加困惑不解，而且还会增加两位指挥官之间的隔阂。

    最初，计划规定，第8集团军于A日(十月十七日，D日的前三天)沿开城——沙里院——平壤轴线向西北方向发起进攻，总的矛头指向平壤。

    第10军第l陆战师定于D日以一次两栖突击夺占元山。尔后，两支部队沿东西轴线实施向心突击。一旦会合，就会封闭半岛，从而切断北朝鲜人民军的退路。于是，这两支部队便可以协调一致地向定州一宁远一兴南一线推进。

    执行该计划有两个明显的障碍。第一，第10军由汉城、仁川地区后撤会使第8集团军无法使用港口和输送设施，从而在数周内得不到补给物资。第二个障碍研究一下地形也很清楚，即两支部队无法沿东西轴线实施进攻以达成会合。我现在仍然认为，合理的打法是，派一个美军师，象第8集团军由釜山环形防御圈出击时那样，携带必需的补给品，置两翼于不顾，由陆路进攻元山，这样，该师就会有夺取元山地区并肃清该地区之敌军的绝好机会，其效果和速度都会比实际采用的打法好得多。当时，相距最近的中共部队仍然在鸭绿江以北。

    后来，发生了一件令人喜出望外的重大事情，促使计划进一步作了修改，那就是几乎被总部制定计划的人们忘却的南朝鲜第l军，甚至在海军还未来得及在布雷区为第l陆战师开辟一条通路之前，就已经派遣所属第3师沿海岸公路急速北上夺取元山了。如果当时有部队由汉城经陆路实施突击并迅速与南朝鲜第3师取得会合，则有可能很快肃清整个这一地区的敌军，北进的行动也会大大提前。

    十月十一日，也就是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并下令执行麦克阿瑟计划才九天，南朝鲜军队便拿下了元山。

    然而，直到十月二十六日以后，海军才得以在元山港敌人布设的两千枚水雷中间开辟出一条通道。于是，第l陆战师实施了所谓“非战斗”登陆，亦即未遭抵抗的登陆。这样，南朝鲜第l军便可以脱身开赴北方，去夺取北朝鲜重要的工业区——兴南、威兴联合企业所在地。

    但是，此时，战事的进展已超出原先的计划；于是，又确定了许多新的目标。十月十七日，麦克阿瑟指示以满洲边界线以南四十至六十英里左右的一条线作为新的最终目标。不久，他又指示下属指挥官仅仅把这一目标看作中间目标。尽管国务院规定的方针是不在满洲边界附近使用除南朝鲜部队以外的任何部队，而且，还存在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即中国人一旦派出部队大举越过边界，麦克阿瑟的部队肯定无力在那条遥远曲折战线上坚持下去，可麦克阿瑟仍决心将部队推进到鸭绿江边。用以提供补给的港口大约在八十至一百二十英里之外，其间道路婉蜒曲折、陡峭狭窄，有些地方不过是些羊肠小道。若想把兵力单薄的部队沿这样遥远的战线分散配置，又要使他们不断获得粮食弹药补给，或者让他们坚决顶住一个差不多是依靠本国基地作战的顽强敌人，那么，连麦克阿瑟这样的人也是无能为力的。当然，如果我们的飞机曾获准摧毁敌满洲基地，这个方案或许能够成功。但是，范登堡将军认为，如果我空军当真接受了这样的任务，那就意味着我空军实力会因自然消耗和战斗损失而消耗掉，从而会使我驻欧部队大约在两年的时间内暴露在敌空军面前。五角大楼决定坚决反对这一行动。麦克阿瑟也知道这一决定。可是他无视五角大楼反对在那样远的前方使用美军的禁令，仍然极力催促部队向满洲边缘推进。

    南朝鲜第l军第3师拿下元山之后，沃克将军飞往那里了解形势，并与那些还属于他指挥的南朝鲜部队取得联系。此时，在沃克的右翼，南朝鲜第2军已经在开城东北方的铁原附近沿着通往元山的道路占领了阵地。沃克赶紧拟定了计划，让该军向元山挺进，同南朝鲜第l军会合，以便一旦夺占平壤就能象最初计划的那样，横贯半岛，将两处海岸连成一气。但是，麦克阿瑟毫不客气地否决了这个计划，并且通知沃克，美海军陆战队一上岸，南朝鲜第l军(南朝鲜王牌军)将从沃克那里抽走，转归美第10军指挥。

    就在这个关头，麦克阿瑟提出了新的目标线，放弃了原定横穿半岛蜂腰部会合的计划。在沃克的部队拿下平壤之后，麦克阿瑟在第8集团军与第10军之间划定了分界线，并命令所属指挥官把那条“目标线”仅作为“最初目标”。现在，剩下的唯一目标就是边界了。

    十月二十六日，亦即第l陆战师最后在元山登陆的那一天，南朝鲜第2军催促其第6师先遣分队直奔鸭绿江。

    在沃克的左翼，美第24师先头部队已越过清川江，正朝着鸭绿江推进，当时距鸭绿江仅七十英里。

    在其他地区，联合国军也在沿多条不同的路线朝鸭绿江运动。他们无法相互支援，甚至无法保持地面巡逻联络。美策7师最初计划继陆战队之后在元山登陆，后来改为在元山以北约一百五十英里处的利原登陆。该师于十月二十九日在那里登陆后，继续向鸭绿江边的惠山推进。南朝鲜第1军预定沿海岸公路北上向苏联边境推进。海军陆战队打算沿仅有的一条狭窄道路越过中部高原进抵江界，尔后向鸭绿江边的满浦推进。第3师则留在后面守卫元山—兴南——咸兴地区。

    在这些行动开始之前，一条令人心寒的消息由冰天雪地的山脊传到东北方向。南朝鲜第6师第7团（最先到达鸭绿江边的联合国军)在遭到一支占绝对优势的中国部队打击后已掉头向南退却。这支中国部队当时就象从地下钻出来的一样，以很凶猛的近战几乎全歼该团。根据以后的情况来看，该团大概是在不知不觉之中闯人了中国军队正在集结、准备由那里发起进攻的地区。中国人当时尚未作好发起大规模进攻的准备，决心不暴露目标，因此几乎把这支先头部队全部消灭掉。

    十月二十六日，紧靠东部地区，南朝鲜第1军第26师由咸兴向长津运动时，在水洞庭遇到顽强抵抗，抓到十八名俘虏，这些俘虏分属中共第124师的两个团。数天之后，海军陆战队赶来解救南朝鲜部队，遇到并击毁一些中国坦克（这大概是第10军碰到的唯一一批坦克)，并从一个新锐中国师(第126师)抓到一些俘虏。第124师和第126师均属中国第42军。

    可是，整个这段时间，官方报道却显得很乐观。华盛顿被告知，报刊广为传播的两万中共部队进入北朝鲜的消息“未被证实”。十月二十八日，华盛顿获得如下保证：仍然“没有明显的迹象”说明中国人会进行公开的于预。

    两天之后，远东司令部报告说：尽管有报道，它仍然认为，中国第39军和第40军的任何据称已到朝鲜的部队实际上并未越过边界。少数几个中国“志愿军”的出现，仅仅被当成了中国在外交棋盘上采取的又一个小小的步骤，不会马上对联合国军总部产生影响。

    中国人一开始也采取了小心谨慎的试探行动，因为他们显然无法估计美国会作出何种反应——是否会进攻中国本士或者用原子弹对付他们。中国部队很有效地隐蔽了自己的运动。他们大都采取夜间徒步运动的方式；在昼间，则避开公路，有时在森林中烧火制造烟幕来对付空中侦察，此外，他们还利用地道、矿井或村落进行荫蔽。每个执行任务的中国士兵都能做到自给自足，携带由大米、豆类和玉米做成的干粮(他们怕做饭的火光暴露自己的位置)以及足够的轻武器弹药，因而可以坚持四、五天之久。四、五天之后，根据战斗发展的情况，他们或者得到补充，或者撤至主要阵地，由新锐部队替换他们。中国人没有留下一点部队运动的痕迹，所以，统帅部怀疑是否有敌人大部队存在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过，对大量明显的证据采取视而不见的做法，还不只是统帅部一家。

    我们整个部队甚至较低级的军人都对中国人的威胁掉豫以轻心。十月底，驻扎在云山及其周围的部队所作出的反应就是典型的例证。云山位于清川江正北、鸭绿江以南约六十英里处。从好几个不同的渠道传来了中国部队大规模集结的消息。一个朝鲜老百姓报告说：云山西南九英里的一个山谷里有二千名中国人，力图切断该城向南延伸的主要补给线。后来又有一名朝鲜治安队员报告说，在云山西南六英里处发现三千名中国人。十一月一日中午，在城东南八英里处发现敌一支小部队，我空军和炮兵将其击溃，公路上丢下约一百匹死马和数目不详的尸体。后来，我空军观察员报告，发现敌人有大量的队伍在云山北面和南面运动；一次空中突击击中了其中的一支队伍，并且据报告，还在距云山仅九英里曲地方击毁了二十一辆敌运载部队的车辆。当天下午，正在一架L—5型飞机上引导炮兵射击的观察员报告，在距云山不到七英里处的狭窄小路上，“敌步兵两支大队伍正在向南运动”。

    但是，美统帅部仍然不愿承认这些不断增多的证据。

    南朝鲜人早些时候曾抓到过中国俘虏，但是，情报部门的人员对俘虏关于中国进入朝鲜的实力和意图的供述很自然地采取了将信将疑的态度。他们认为，一个普通的士兵不可能知道这样高级的情报。甚至当第l军情报参谋珀西·汤姆森上校警告刚调到云山的第1骑兵师说他们可能碰上中国部队时，这些人还采取不相信和不在乎的态度。第1骑兵师曾克服敌人的顽强抵抗向平壤推进，并且经过一夜激战拿下了这座城市。从那以后，北朝鲜人民军有组织的抵抗行动似乎已不复存在，只是偶尔有一些旨在阻滞第1骑兵师前进速度的零星行动。其实，第8集团军当时补给不足，无力同敌人进行旷日持久的战斗。而且，他们也不想承认在北朝鲜还会有什么人能够同他们较量一下。计划扼守云山北部和西部阵地的第8骑兵团的参谋机构，也未注意下面的部队以及指派给南朝鲜第l师的美国军事顾问组军官(这些人曾在云山附近与中国人遭遇，但未能把中国人赶走)提供的情况。普遍的看法是，中国人由北向南运送的可能只是些准备让北朝鲜人民军接收的增援物资。指挥第l骑兵师的霍巴特·盖伊将军请求允许他将第8骑兵团撤至云山以南数英里的一个阵地上，但遭到第1军司令部的拒绝。对这些令人不安的任何报告感到忧虑的军官，实在少得可怜。

    负责警卫平壤的部队又开始幻想着快乐的驻防生活了。这些人对为在东京举行“回国检阅”而作的安排所流露的关切程度，远在不断传来的中国人干预一事之上。

    迅猛而突然的打击接踵而至，以至于很多部队还未弄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就被打垮了。中国人首先攻击了南朝鲜第6步兵师，该师驻防云山以东约十五至三十英里的温井一熙川地区。中国人将该师消灭得如此彻底，以至到十一月一日午后不久，沃克将军便通知美第l军军长弗兰克·米尔伯思将军：南朝鲜第2军已不再是一支有组织的部队，美第1军右翼也因此暴露给敌人。米尔伯思急速赶到驻扎在云山以南约二十英里处的军隅里的南朝鲜第2军军部。第2军军长说：他已同所属部队完全失去联系，在军隅里附近仅有南朝鲜第7师的三个营还能进行有组织的抵抗。

    下午五时许，中国人在迫击炮火力和由卡车上发射的苏制“中秋莎”火箭炮(这次战争中威力很大的新式武器)火力掩护下，开始对防守云山北部的第8骑兵团发动试探性进攻，并在黄昏以后集结了力量，尔后逐步由东向西展开。许多美国人第一次听到中国军号的啸鸣，这种铜号看上去就象足球赛巡边员用来表示犯规的喇叭，其粗野的音调夹杂着发狂的吹哨声，似乎在通知新的战斗阶段的开始。这至少有助于使许多自认为中国大规模介入是十足的无稽之谈的人清醒过来。

    战斗持续了一整夜，不时发生近战，其激烈程度是以往战争中所没有的。午夜之前，不少美军部队发觉弹药几乎告罄。夜间十时，美第l军自脱离釜山环形防御圈以来首次转入了防御。那一夜，扼守云山的第8骑兵团三面受敌。南朝鲜第15步兵团在东面坚守阵地，但在其他三个方向上，美军却面临着中国部队。可是，直到接到撤退的命令，美军才发觉退路巳被切断。一支很强的中国部队在那天中午以前就封锁了主要道路。他们牢牢地控制着阵地，使第5骑兵团为把他们赶走以便前去增援云山的第8骑兵团而发起的多次进攻未能成功。十一月二日凌晨，从云山撤退的部队在主要道路上遭到伏击。结果，那里很快就塞满了毁坏的车辆，坦克乘员和步兵在慌乱中四散奔逃。

    美军部队或独自一人，或三五成群，施带着伤员，一边战斗一边朝山上转移。一些人绕过路障向东转移，尔后往南进入山中，另一些人干脆隐入黑暗之中向南进发，终于到达了后方。许多人被俘，伤亡人数当时未能立即查清。

    中国人对云山西面第8骑兵团第3营的进攻，也许达成了最令人震惊的突然性，第3营当时以为西面肯定没有敌人活动。十一月一日下午较晚的时候，有些部队曾发现我方飞机在南面某处我主要补给线附近扫射敌人阵地，但谁也没有介意。部队指挥官接到撤退命令以后，首先撤出了火炮，同时命令第3营掩护骑兵团后撤。第3营配置在南永河上一座桥的北端，以两个班守桥。早晨三时许，有一小队人由南面接近该桥，究竟是一个排还是一个连一直未搞清楚。守桥部队没有检查就让这些人通过了。由于这些人是由南面过来的，因而被当成了南朝鲜人而未引起注意。当这些陌生人在指挥所对面停下来时，其中一个干部狠吹了一声军号，他们随即从四面八方以轻武器和手榴弹向指挥所发起攻击。这样，北岸的中国人便涌到了河的南岸。在西南方向，沿着河岸，敌人的其他部队正在同第3营的L连激战，最先过桥的中国人立即插进司令部所在地，他们射击，拼刺，摔手榴弹，并向停放着的车辆扔炸药包以将其烧毁。我方许多人被军号的吵嚷声(这是一种中国式的精神战，这种精神战我们后来既熟悉，又头疼)或敌人几乎近在耳边的射击声所惊醒。他们在等待撤退信号时睡着了，所以爬出各自的散兵坑就投入了短兵相接的战斗，有时要一对一地将敌人摔倒在地，有时得用手枪的抵近射击来回击对方。部队在该地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拼杀：有的躲在吉普车后；有的跑去帮助同敌人扭打在地的自己人；有的则企图找到适合抵抗的场所，最后，当迫击炮炮弹开始在他们中间开花时，他们便夺路向南，穿过南永河，进入黑暗的山地寻找己方部队去了。他们三五成群(其中许多人还受了伤)，向南面和东面进发；夜愈来愈深，碰到的失散人员也愈来愈多。

    留在河谷里的人集结到一起，分头进入若干孤立的支撑点，其中一些支撑点一直坚持到翌日拂晓才在空军的支援下获得喘息的机会。那一夜，被困在指挥所工事里的二十人有十五人被中国人的手榴弹炸死。天明以后，只剩下六十六名军官和二百名士兵还能战斗。营长罗伯特·奥蒙德少校被过了桥的敌军扔进指挥所的第一枚手榴弹炸成致命伤。在工事周围方圆五百码的环形防御圈内，发现有一百七十名伤员，阵亡人数没有计算。

    冲进去解救第3营剩余人员的努力都白费了。敌人掘壕固守，而我方又没有炮火支援。由于浓烟大雾遮住了目标，空中突击也无法实施。第3营剩余人员虽然进行了殊死搏斗，也无法突破中国人牢固的包围圈。美国人在白天精心挖掘了一个壕沟网，因而能获得并贮备大量补给品和弹药。但是，他们逃出包围圈的努力都归于失败。最后，一架师的联络飞机空投了一个通知，命令该营在夜暗掩护下撤退。援救部队被迫停止援救行动，第三营只得依靠自己的力量来突围了。步兵与坦克部队商定，在环形防御圈内再坚持一夜。但是，猛烈的追击炮火迫使坦克手将坦克开出防御圈，以吸引敌人火力。最后，他们只好决定独自到西南面去寻找安全的地方。事情很清楚，由于每辆坦克都被击中过两三次，它们对步兵已毫无用处。步兵祝愿坦克手们好运气，尔后便缩了回去准备抗击敌人的下一次进攻、中国人在夜暗中以猛烈的追击炮火和步兵进攻袭击了被围部队，被围部队首先将周围无用的车辆点燃，照亮附近地区，尔后撂倒大批冲锋的中国人。中国人以大约四百人的兵力发起六次冲锋，但均被击退。荫蔽在山里的第3营士兵被友邻部队嘈杂的射击声所吸引，也突人防御圈参加了防御战斗。弹药愈来愈少。每次冲锋过后，防御圈里的人就爬出去，越过成堆的中国人的尸体；取回敌人的武器和弹药。指挥所工事有一处被突破，我们的许多伤员被中国人带到射程以外。中国人也不得不爬过他们自己人的成堆尸体去寻找安全的地点。

    天亮了，仍然得不到空中支援。剩下的口粮全都分给了伤员。伤员的现有人数是二百五十人，而能打仗的部队却只有二百人了。十一月四日凌晨，幸存者决定逃出去，让伤员留下来向中国人投降。营的军医克技伦斯·安德森上尉自愿留下来照顾伤员和接洽投降事宜。一个侦察小组发现了一条路线，这条路由路边壕沟向前延伸，穿过北面的一个树庄，尔后通到一个渡口，于是幸存的人就出发往东去了。没想到中国人进攻前发射的白磷弹为幸存者提供了一些掩护，使他们很快撤离了防御圈，穿过一片开阔地，中国人在那里没有占领阵地。他们彻夜冒着倾盆大雨前进，先是向东向北，最后转向南方和西南方向，最后眼看就要到达立石村了，那里的己方部队正等待着他们。但是，还未到达己方战线，他们就遭到中国部队的包围，被迫分散逃跑。最后，只有少数人回到我方战线，死伤和被俘人数究竟有多少，未能准确统计。一些被俘人员几天之后又重新逃回团队，一些伤员，包括营长奥蒙德少校，在被俘期间死去，被中国人掩埋了。数周之后，被友好的朝鲜人藏匿的或从看押处逃脱的我方人员，陆续回到我方战线。十一月二十二日，中国释放了二十七人，其中大都是在云山附近被俘的。因此，损失人数最后估计为六百人左右，最初曾担心损失人数会超过一千人。

    中国人释放俘虏的做法与北朝鲜人对待俘虏的做法截然不同(北朝鲜人往往在俘虏脑袋后面补上一颗子弹)。

    有一次，中国人甚至将重伤员用担架放在公路上，尔后撤走，在我方医护人员乘卡车到那里接运伤员时，他们没有向我们射击。

    我们后来体会到，中国人是坚强而凶狠的斗士，他们常常不顾伤亡地发起攻击。但是，我们发现，较之朝鲜人他们是更加文明的敌人。有很多次，他们同俘虏分享仅有的一点食物，对俘虏采取友善的态度。这样做，很可能是想让俘虏深深感到，生活在共产主义制度下要比资本主义制度下好得多。我们在夺回汉城时发觉，中国人并未恣意毁坏我们运到汉城准备用以修复这座遭到轰炸的城市的建筑材料。但是，他们由永登浦向水原推进时，有计划地点燃了沿途村庄的房屋。

    第8骑兵团在云山总共损失一半以上的建制兵力和很大一部分装备，其中有十二门105毫米榴弹炮、九辆坦克、一百二十五辆以上的卡车和十二门无座力炮。后来弄清，在这次战役中，与南朝鲜第l师和美军第5和第8骑兵团在云山及其附近地区交战的部队，系中国策39军115和116师的大部队以及第347团。打完这一仗，敌人向北撤退了一段距离，这是中国式的打法。而且，到十一月十一日，第5和第7骑兵团克服了轻微的抵抗，在清川江以北建立并掘守了一个纵深浅近的桥头堡。但是，沃克将军很清楚，他的兵力和装备都不足，无法对一个现在看来显然在数量上处于优势的敌人发起一次持久的攻势。他直截了当地向东京发电，承认遭到敌人“组织严密、训练有素的新锐部队的伏击和突袭，其中有些是中共部队。”

    然而，东京最后的反应却是对沃克未能按计划向前推进感到恼火和焦躁。尽管第l骑兵师深信中国人已大规模参战，总司令仍执意采取乐观态度。他曾提到灾难一事，那是他发电抗议取消轰炸鸭绿江大桥的命令时说的。他提醒参谋长联席会议，中国军队如果跨过鸭绿江，“就会使我军有被最终消灭的危险”。可是，十一月九日，总部又充满了振奋而乐观的情绪。在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发电中，总部表示相信，空军有能力阻止敌增援部队越过鸭绿江，联合国部从能够挫败他们目前面临的全部武装抵抗。这就是麦克阿瑟对于参谋长联席会议历提醒的关于中国的干预现在看来已经既成事实的回答。这种人类所共有的对自己讨厌的事实将信将疑或置之不理的弱点，在麦克阿瑟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譬如，他自己的情报机构曾估计，中国部队平均每月可以将二十万人送过鸭绿江。麦克阿瑟也曾通知参谋长联席会议，“我们面临着一支新锐部队，这支部队有可能得到大量预备队和足够的补给品的支持”。但是不到两个星期，麦克阿瑟又向参谋长联席会议保证可以取得彻底胜利，并且肯定，如放弃原定消灭一切在北朝鲜进行抵抗的部队的计划，则会“招致不幸的后果”。十一月二十四日，麦克阿瑟由东京飞到朝鲜，发出“开始”向鸭绿江进攻的信号。他当时断言，“中国人不会大规模卷入这场战争”，战争“在两星期之内就会结束”。这就是这次进攻被称为“圣诞节回国攻势”的由来。

    向鸭绿江推进被麦克阿瑟称作“进攻”，面实际上不过是一次接敌运动。在未弄清敌人位置以前，在末证实敌人是否真的存在之前，在敌军部队根本就未与你的部队接触之前，你是无法向敌人发起进攻的。很多野战部队指挥官都深信，中国的强大部队一定在什么地方埋伏着，而且，有一两位指挥官还对不顾翼侧安全、不与两翼友邻部队取得联络而盲目向前推进的做法是否明智，明显表示怀疑。

    但是，却没有一个人退缩不前，而且许多人还表现出总司令那种过于乐观的情绪。沃克完全应该意识到在清川江以北他会遇到什么样的抵抗。可是，连他也急急忙忙地向总部保证，一旦获得充足的补给便向前推进，尽管他的种种疑虑，当时根本没有打消。

    五角大楼看到麦克阿瑟把部队分散成现在这个样子是不高兴的，尤其是在中国大规模干预目前看来非常可能、迫在眉睫的情况下。可是，在五角大楼同在战场上一样，人们近乎迷信般地敬畏这个非同凡响的军界人物。因为，在别人都错了的时候，他往往是正确的。他虽然从未承认有过判断上的错误，但这方面的错误也确实很少。所以，有些人认为，想要劝阻这样一个人，不仅徒劳无功，反面会使他更加固执而狂热地一意孤行，以此来回敬对他的批评。

    五角大楼不久就意识到，麦克阿瑟故意不服从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道具体的命令。这道命令是一九五O年九月二十七日下达的，指示总司令不要在与苏联交界的省份或沿满洲边境使用除南朝鲜以外的军队。在最后向鸭绿江和图们江推进时，麦克阿瑟撤消了不许使用非南朝鲜部队的全部禁令，而且，当参谋长联席会议向他询问时，他却说，他的决定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后来，柯林斯将军对国会的一个委员会说，五角大楼当时是感到担心的，唯恐麦克阿瑟今后还会不服从其他的命令，招致更严重的后果。

    但是，不管麦克阿瑟的上级私下来取何种态度，却无人对麦克阿瑟正式提出反对意见。我说无人，是说除自己之外没有其他人提出反对意见。我倒是提出了个人的强烈反对意见，但除此而外，我无权做更多的事情。我清楚地记得十二月三日那个阴郁的星期天我那焦躁的情绪。当时，我们正坐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作战室，进行着长达数小时之久的冗长讨论，研究在北朝鲜出现的不祥情况。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大部分时间都参加了讨论，但显然谁也不愿向这位远东司令官下达断然的命令，扭转一下正在迅速向灾难发展的糟糕事态。然而，责任和权力分明就在这个房间里。于是，我的良心终于战胜了我那谨小慎微的心理。获准发言后，我脱口而出(也许过于直率但却充满了感情)：我认为，我们已经把过多的时间消磨在争论上，我们需要立即采取行动。我坚持认为，对于战场上的士兵以及上帝，我们是负疚的。看在上帝的份上，我们应该对士兵的生命负责，停止空谈，付诸行动。可是，从二十个坐在宽大桌子四周的人以及后面绕墙而坐的另外二十个人那里，我所得到的唯一回答是沉默——但是，我倒是从坐在我后面的一个海军同僚那里收到了一张匆忙写就的“结识你很荣幸”的潦草纸条，我也回了一张表示感激的纸条。

    会散了，没有作出任何决定。国务卿和国防部长离开了房间，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留下来商量了片刻。我凑到霍伊特·范登堡跟前。在他还是西点军校学员、我任教官时，我就认识他了。同他谈话，我无须摸棱两可、含混其辞。

    我问道：“为什么参谋长联席会议不向麦克阿瑟下命令，告诉他应该做什么呢？”

    范登堡摇了摇头。

    “那有什么用？他不会服从命令的。我们又能怎么样？”

    听到这里，我发火了。

    “谁不服从命令你可以解除他的职务么，怎么不行？”我大声质问道。范登堡当时的脸部表情我永远也忘不了。他张着嘴，困惑而惊愕地望着我，接着二话未说就走开了。

    以后，我再也没有机会同他讨论此事。

    在这种冗长的讨论中，让一己之感情占据上风而无法自持，这在我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此之前，有一次我曾提出，为何不用行动代之以空谈。那一次，我也是除沉默之外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我总觉得，一个指挥官，对于把生命暂时托付给他的人是负有极其重大的责任的，就如这些人对指挥官负有同样的责任一样——而且，指挥官的这种责任的部分内容就是保证这些人的生命不至于白白地葬送掉。

    好几位在朝鲜的野战指挥官在向鸭绿江接近时很清楚前面的危险。因此，他们一面继续不拆不扣地服从麦克阿瑟的命令，一面尽力防备灾难的发生。事实上，若不是其中某些指挥官深谋远虑，譬如故意降低前进速度，则后来遭到的失败倒真的会象报纸企图描绘的那种样子——彻底的土崩瓦解。

    沃克将军也许较之其每个同僚更加清楚这样的事实，即在人数上享有巨大优势的中共部队可能就在他和中朝边界之间。其他的人虽则感到不安，但却被如下情况弄得有些乐观：中国部队经过第一次血战已脱离接触，而且似乎重新钻到地下销声匿迹了；看不到营火，雪地上没有足迹，公路上也没有补给品在运送。可是，我们当时的情报并不少。

    现在回顾起来，这些情报相当接近实际情况。我们的错误仍在于对情况的分析而不是对情况的收集。早在十一月十日，总部的情报机构就已经报告，在咸兴以北的高原水库地区集结的中国都队“也许现在就能夺取主动权，向南发动一场协调一致的进攻，切断兴南北面和东北面的联合国军部队”。

    但是，麦克阿瑟就象曾经在小大霍恩河一带同印地安人作战的卡斯特将军（美国将军，在美国小大霍恩河一带与印地安人作战时被打死）一样，对可能阻止其迅速实现自己目标的情报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其目标是，消灭最后一批残存的北朝鲜人民军，平定整个半岛。

    用麦克阿瑟的话说，就是第8集团军准备在第10军“抵达一个用以实施包围的关键位置、将北部敌区一切两段”后，达成一次“大规模压缩式包围”，并“合拢老虎钳”。

    为执行麦克阿瑟的命令，沃克将军鼓着勇气，小心翼翼地向前推进。在此之前，由于缺乏足够的装备和专门的预备队，沃克曾不得不将部队撤至清川江以南。经过整编，部队实力勉强达到可以凑合的水平，沃克这才驱遣部队北上，朝调整线进发。他始终警惕着暴露的右翼，那里的荒凉山地使他根本无法同第10军相互支援。他更不放心的是，在其先头部队与鸭绿江之间可能有一支强大的敌军。一句话，沃克对自己的弱点和敌人的实力是再清楚不过了，因此，他不敢无视两翼的安全，而象巴顿那样长驱直人。鉴于沃克同麦克阿瑟的关系不佳，我觉得沃克已经尽到了自己的最大努力。沃克希望能始终牢牢地控制第8集团军。他的战斗序列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美第1军(含美第24师、英第27旅和南朝鲜第l师)，美第9军(含美第2和第25师、土耳其旅)，南朝鲜第2军（含南朝鲜第6、第7和第8师)以及集团军预备队的第1骑兵师。

    朝鲜半岛向北陡然加宽，这意昧着沃克本来就单薄的部队变得愈加分散，同时也意味着第8集团军与右路第十军之间愈来愈宽的间隙地暴露无遗。所以，活克本来就很危险的暴露的右翼只能处于更大的危险之中。右翼部队完全由南朝鲜第2军组成，这大概是沃克所属部队中最靠不住的部队，因此活克放心不下。此时，沃克正在为他与总部的关系而深感烦恼，这种情绪从他不幸殒命前不久的一些私下谈话中流露出来。在同某报记者的一次私下谈话中，沃克极力解释，他所以在二渡清川江时从容不迫——这曾使他从上级那里招来内容严厉的电文——是因为他想努力为他认为以后可能需要采取的撤退行动做些准备。他深信，这些准备使他挽救了第8集团军的大部分部队，从而使该集团军可以再度投入战斗。就在这时，沃克对记者说，他相信，由于第8集团军在中国人的攻击面前后撤，他很快就会被撤消指挥权。

    正对着沃克右翼的是奥利费。史密斯将军指挥的第l陆战师，该师奉命朝江界北部与西北部的朝鲜屋脊和鸭绿江畔的满浦推进。陆战队前进时可选择的唯一道路是一条泥土砾石小径，道路狭窄曲折，蜿蜒于险恶的悬崖峭壁和山岭之间，尔后攀上了同朝鲜其他地区一样荒无人烟的地带。其中有一段叫赴战岭关，绵延十英里长，这段崖路狭窄、可怕，徐徐上升达二千五百英尺，一侧是无法逾越的悬崖，另一侧是万丈深渊。道路尽头长津水库的西南隅是一个叫柳潭里的穷树庆；就在这块满目冰凌、阴冷多风的地方，我方部队险遭掺败。但是，道路还未延伸到柳潭里之前，却艰难地盘旋升高，越过了高达四千英尺的德洞岭，那里的气温同阿拉斯加很相似。

    史密斯将军同沃克一样，对前面的危险很清楚，而且，在开始推进时他就明白，为完成受领的任务所必需的补给和兵员他都没有。因此，在向前运动时，他时刻注意着部队的安全，而不顾第10军军部催促他加速推进的命令。进攻开始之前，史密斯已听说南朝鲜第2军在沃克右翼的德川附近土崩瓦解，尽管他还不知道严重的程度如何。出事地点距史密斯先遣分队的西南面纳七十英里。史密斯的先遣分队是位于柳潭里的第5团战斗队，该战斗队本身距师的第一目标武坪里还有五十五英里远。从柳潭里到德川和武坪里，整个夹在中间的地带荒凉崎岖，几乎无路可行。

    现在，史密斯暴露的右翼处于更加危险的境地。

    尽管如此，史密斯仍然坚定不移地朝着目标前进，而不顾由于自己对敌军兵力的判断和对穿过几乎无法通行的这一地区的路程情况的了解而产生的疑虑。他不无苦衷地向军长报告说：他已将自己的师“集中到一个适合的地区”；已“采取一切可行的办法施展和守护主要补路线”(仅有一条！)；已经在长津水库南端构筑起一个简易机场，以备空军输送重要装备和后送伤员；已“保证能够始终控制师前进路线上的高地”。后来证实，该师所以能杀出包围圈，实施了美国军事史上十分成功的后撤行动，全在于采取了教科书上规定的预防措施。

    再往右，在朝鲜的东北地区，第7师计划由利原出发，赂鸭绿江边的惠山开进，南朝鲜军队的王牌第l军则计划顺海岸公路往北向苏联边界开进。美第7师师长大卫·巴尔少将象第1陆战师一样，也只有一条陡峭狭窄、婉蜒曲折的道路可循，但未遇到史密斯将军所遇到的那种猛烈的抵抗。在这些部队之间，都是不能通行的山区，这使部队无法相互支援，甚至无法进行巡逻联络。

    麦克阿瑟想尽快完成任务的急切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根据已经掌握的敌人实力情况、麦克阿瑟自己的补给情况、地形以麦克阿瑟所属部队分散部署的情况(即使齐装满员，也不应这样部署，何况部队远未达到齐装满员的程度)，很难说他的计划和命令有什么道理。

    这里有一个关于政府的“精打细算的人们”究竟为我们武装部队干了些什么的例子。例子或许并不典型，但至少值得注意。这就是第7师团第17团战头队的状况，这远不是该战斗队人员和补给最少时的状况。一开始，打算将这支部队由海上运至元山——兴南地区，尔后令其向西运动与第8集团军取得联系。无疑，他们过这样就得穿过令人讨厌的荒凉地区和危险莫测的很少几条狭窄的道路，但是，倘若他们只是横穿湃，而不最后遵照命令由西北方向朝鸭绿江运动，情况还不至更坏。第17团战斗队在鲍威尔上校(后来成为美国驻新西兰大使)指挥下于十月二十九日在利原登陆，准备加入向鸭绿江挺进的部队的行列，而全然不顾南朝鲜部队三天前在西北边远地区的鸭绿江边遭到的痛打。第17团的人员穿着皮战靴，但只有少数人有御寒橡胶套鞋，根本没有保暖鞋袜，许多人没有手套，而冬装也普遍告缺。弹药补给似乎还能满足任务需要，尽管后来也有些不足。口粮补给刚能满足要求。团战斗队本身的实力仅为编制数的百分之八十五。

    他们的目标是鸭绿江边的惠山，约在一百英里以外，途中也得通过一条遭到破坏的士路。路越升越高，尔后穿过山区。那里唯有低矮的灌木可资荫蔽，由满洲刮来的寒风使气温降至华氏零下32度。一次在行军途中。一个四人组成的小组自告奋勇要在一条湍急的溪流上为他们的营队找到渡河地点。他们冒着严寒，跳进齐腰深的水中，但几乎马上周身都冻上了冰，只好很快把他们送进一顶温暖的帐篷，并被迫用刀把他们全身的衣服砍了下来。

    同第l陆战师后来遇到的抵抗相比，他们还算幸运，遇到的只是微弱的零星抵抗。因此，尽管严寒冻住了车辆，并且在夜间靴内的汗水结冰，尽管部队几乎是不断忍受冬装不足、手指冻伤和口粮不足之苦，他们还是在十一月二十一日成功地抵达鸭绿江，成为终于到达那条江的唯一美国部队。然而，他们也只有几天的功夫能放眼那无垠的冰天雪地。不久，第10军因各处军情迅速恶化而为该团的安全担忧，遂命该团火速撤退。

    为逃脱罗网而进行的后撤，虽说仓促但并不混乱。该团日夜兼程，并得益于最好的指挥所具有的聪明才智、主动精神和战术素养，因而平安地摆脱了困境，仅受到轻微的损失。有段时间，他们在本地域内夺取一条窄轨铁路，将人员和装备从高地迅速运了下去。还有—次，他们巧妙地利用大战前日本人架设的高架矿斗缆线，运送团的重型装备，从而通过了丛山之中一道十英里宽的峡谷。

    中共小股游击部队对该团的后撤行动进行骚扰，但不断受到陆战队航空兵近距离空中突击的牵制。营长们第一次在作战中可以直接同头顶上嗡嗡作响的航空兵小队通话，及时召唤他们进行定点攻击，阻止敌人集结。中共部队造成的压力主要集中在其他地区，这倒是事实。但是，如果不是指挥上的勇敢、老练和灵活，该团或许会因为恶劣的天气和敌人的袭击而遭受更加严重的损失。后来，他们撤至一个桥头堡地区，只受到比较轻微的伤亡，而且大部分装备都完好无损。

    第1陆战师以及第7师两个营的经历要惨痛得多。但是，这一次还是由于史密斯将军的勇敢指挥和深谋远虑，他们才幸免于彻底瓦解。我已说过，史密斯不顾第l0军的压力，在率部进入长津水库附近的不毛高原的同时，从容不迫地设法保持了后撤路线的畅通与安全。他沿途贮备了弹药、油料和其他补给物资，控制了一切可以控制的高地，修建了后送伤员用的简易机场，并且在对远处的情况有一定把握时才向前推进。一路上，只是间或遇到敌人打了就跑的抵抗。从抓到的俘虏来看，都是中国人中的。按船上救护所医生们的说法，突然出现的严寒较之敌人的火力更加可怕。现在，史密斯探信，敌军在他后撤路上的什么地方埋伏着一支强大曲部队，他觉得自己正在被逼进陷阱。然而，第10军军部在麦克阿瑟的众所周知的愿望驱使下，仍催促他继续朝他的目标——长津水库西岸的一簇泥顶小屋推进。抵达目标已是十一月下旬，朝鲜的严冬已经降临，而中共正如其无线电广播早就威胁的那样，已准备进行最强有力的打击。

    在西线，沿着黄海，第8集团军再次渡过清川江。头两天，他们仅遇到轻微的抵抗。总部的乐观看法好象是对的。但是，沃克仍然坚决反对向边界冒进，果然他所担心的事很快就发生了。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共部队又一次凶猛地全力扑向第8集团军。他们首先从右翼攻击南朝鲜第3军，几乎将沃克的右翼部队消灭干净，只几小时的功夫，他们就肃清了残存的南朝鲜部队。尔后，中国部队就没完没了地吹着军号，开始攻击美第2师。在后来的战斗中，美第2师这支英勇的部队一共损失四千多人以及大量火炮、信号器材和工兵器材。唯有保罗·弗里曼上校的第23团战斗队经师长同意向西海岸方向撤退才完整地逃脱。沃克向东京报告，发起进攻的中国人估计有二十万，情况已接近绝望的境地。沃克提醒说，这不是一次反攻，而是一次大规模的进攻。他知道，联合国军应该往回缩手了。

    第8集团军右翼崩愦的消息，越过花岗岩峭壁和阴郁的山谷传到了东边的第l陆战师。该师正伸展在一条曲折的道路上，道路由柳潭里穿过下碣隅里和古土里，一直延伸到南面四十英里外的真兴里。雷蒙德·默里中校的第5陆战团一直作为师的先头部队，在其后跟进的是霍默·利曾伯格上校(后晋升为中将)的第了陆战团。这两个团奉命向西进攻，徒劳地企图解除沃克受到的压力。史密斯指示他们要谨慎小心地向前推进，要提防埋伏。当这两个团向外运动时，遭到埋伏已久的中国人迅猛攻击。此时，因估计到这种牵制性进攻不会有什么结果，默里与利曾伯格未与史密斯商量，并且不顾阿尔蒙德的命令，就自行决定取消进攻，转人防御。

    陆战队对这种打击早有思想准备，因此能够牢牢守住村边的高地。中共第79师和第89师的两个突击营在迫击炮火力支援下发起的进攻，入夜发展成三个中国师的全面强攻，企图压倒两个陆战团。由于是在夜间进攻，中国人得以避开我空军的攻击，并能调遣众多的兵力对付陆战队。

    他们成纵队在狭窄的正面上发起进攻，一进入手榴弹投掷距离，便马上展开队形。陆战队的才智、斗志和优势火力，对于弥补陆战队人数上的不足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仗打得十分艰苦。零下十八度的严寒使许多卡宾枪和勃朗宁自动步枪无法使用，但大多数伽兰得步枪和勃朗宁机枪没有冻住，仍可射击。早晨二时半，陆战队某排点着了当地一所茅屋，把周围照得通明，因而使进攻的中国人付出了惨重代价。但是，中国人被打垮一批，又冲上一批，越过尸体往上攀援，继续冲锋。

    这一次进攻以及后来对陆战队发起的进攻，向南发展到不少村庄，这是最残酷的战斗。这些进攻使陆战师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并未使其愦乱或遭到惨败。在水库南端的下碣隅里，师长预先贮备了六天的补给，而且飞机还空投了轻武器弹药、武器、药品、口粮甚至还有饮用水。但是，严阵以待的陆战队最为感激的，是工兵一营Ｄ连的勇士们，他们在泛光灯下苦干通宵，在冻土之上辟出了一个简易机场，从而使伤员得以后送。他们在十二小时内完成了这项工作，而且有时不得不中断工作，拿起步枪支援前面远处的地面部队。战斗越演越烈，但压路机照常轰鸣，直到机场修好为止。

    情况万分危急，有九个中国师可以向陆战队突击，因此，阿尔蒙德将军就象几天前催逼史密斯将军加速推进那样，又催促他加快撤退速度。阿尔蒙德将军授权史密斯可以丢弃一切妨碍后撤速度的装备。但是，史密斯不打算扔掉他可能需要的任何东西。他说，后撤的速度完全取决于后送伤员的速度。史密斯想杀出一条退路，因此他需要全部装备，况且，他也想将大部分装备带回去。这些打算他都实现了。他把沿途负伤的人用卡车载运出去，只丢下了那些在柳潭里战斗中被打死的人员。撤退以前，为在那里阵亡的八十五名官兵举行了战场葬礼。

    陆战队秩序井然地撤退，后面跟着不少难民。原先有一块平板横过一个水电厂的溢水道悬吊在峭壁之上，下面是无底深渊，现在平板已被中国人毁掉。但史密斯已预见到这种情况，及时让飞机分段空投了一座“踏板桥”，使部队以及压路机等全部人员装备得以通过。来自真兴里的第l陆战师两个连，夺取并扼守着瞰制这一关口的高地，击退了敌人企图切断后撤队伍的所有进攻。

    这是一次漫长而曲折的撤退，一路上战斗不断，似乎是在一寸一寸地向后挪动。当先头部队抵达这条道路最南端的村庄真兴里时，末尾的部队还在北面中英里外的古土里。

    实际上，这次退却还不如说是一次进攻，因为每支部队都必须克服优势之敌，往回杀出一条路，与真兴里的陆战队会合。这意味着，部队需要经常发起进攻，夺取制高点，使敌炮兵无法对沿途撤退的队伍集中火力。在柳潭里曲部队很艰难地回到了长津水库下端的夏古里。陆战队不得不从这里杀出去，到水库冰面上解救第7师“麦克利恩特遣队”的残存人员，这支特遣队被中国人的一次突然袭击切成了两半，几乎被消灭掉。在这里，第23步兵团的小唐·弗思中校荣获了“国会荣誉勋章”，他曾很英勇地解救一个装有五百多伤员的车队，但为此失去了失命。

    在经过古土里和真兴里往回撤的路上，陆战队同一些步兵和少数英国突击队员一起匍匐，攀援，奋力夺路。他们摧毁路障，击退道路两侧的进攻，攻占沿途的山头。陆战队航空兵和第5航空队不断给他们以近距离空中支援，并空投了必需的补给物资。从夏古里简易机场人有四千多名被打伤和严重冻伤的人员被空运到安全的地点。

    十二月十一日，严峻的考验结束了。史密斯将军这支经过战斗考验、冻得半死的坚强队伍仍然斗志昂扬，拥有大部分装备。他们在史密斯的带领下进入兴南附近桥头堡地区的一个环形防御圈；只要有海军和空军的支援，他仍可以在那里一直坚持下去。

    十一月二十八日，在第10军和第8集团军指挥官在东京举行的一次会议上，麦克阿瑟答应沃克将军，为避免从东面被敌人迂回包围，他可以在认为必要时自行撤退。第8集团军已遭到一次沉重的打击。美第2师在清川江一带损失严重，十一月底已宣布失去战斗力，因而撤到了南朝鲜进行整编补充。

    现在，第8集团军已撤过清川江。他们接着又从容不迫、秩序井然地继续向南撤退。十二月五月，沃克放弃了北朝鲜首都平壤，并撤离该地区。中国久已脱离接触，看来不想马上追击。也许这是因为，中国人通常一次向部队提供的补给仅够几天战斗之用。但是，中国人仍保持以每天六英里左右的速度向前推进。他们自己的补给线现在越拉越长，并且毫无疑问，不断引起我虎视眈眈的空军的注意。

    第8集团军正在向三八线撤退，第10军则开始从兴南周围的桥头堡阵地撤退。此时的新闻报道或者至少是要闻简报，给人的印象是联合国军吃了大败仗，而实际上，他们是在绝对优势之敌的不断进攻之下实施了一次了不起的撤退，并且，由于进行了极其英勇的战斗，尤其是美第l陆战师和第2师，故而损失被减少到最低程度。

    一路上，部队遭到严重损失，尤其是南朝鲜第2军。

    有些部队几乎大部被歼。这些都是无可否认的。但是，十二月初，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将军亲自调查在朝鲜的部队时发觉，他们“沉着自信”，第8集团军正出色地按计划撤退，第10军正毫不慌乱地撤离桥头堡地区。

    海军在兴南干得很出色，他们把整个第10军及其装备全部由海上运走。这件事尽管没有作为头条新闻刊登，但是，从敌人领土上撤出十万零五千部队，九万一千名朝鲜难民，一万七千多各类车辆和几十万吨物资，这本身在军事上就是不小的胜利。无法运载的装备和补给物资在岸滩上销毁，所以什么也没有留给敌人。

    另外也应该记住，为了让第8集团军剩余人员通过清川江面在那里担任守卫的美第3师，虽遭重创，却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便重新在朝鲜中部投入战斗。第l陆战师由朝鲜屋脊往下夺路撤退时，至少遭到六个中国师的沉重打击，但是也在不到三十天的时间就重新投入了战斗。

    尽管如此，这次失败还是严重的，损失也是惨重的，尤其是，这次失败和损失本来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减轻的。现在回过头去说，总司令在这方面或那方面失着，这个或那个决定本不应保留，这项或那项命令根本不该下达等等，那是再容易不过了。也有人争辩说，如果麦克阿瑟不被捆住手脚，获准摧毁鸭绿江上的桥梁并轰炸敌满洲的基地，则整个结局也许会比现在好一些。但是，我认为追究责任没有多大益处，除非这样做能够帮助我们的国家及其领导人在今后避免犯同类错误。

    如前所述，麦克阿瑟急切地要完成受领的亦即他自己请求的任务——消灭半岛上全部敌对的武装力量，这是很好理解的。不应把过多的责任推到他的上级和同僚身上；由于取得了仁川登陆这一辉煌的胜利，这些人不愿意对麦克阿瑟作出的判断乃至拿军队冒险的明显做法提出疑问。

    麦克阿瑟无疑是我们最伟大的将军之一，而远不是一个普通的军界人物。

    但是，麦克阿瑟身上那种很典型的人类的弱点(这说明他是一个人，而不是半仙）似乎有时显得过于突出了。没有一个军事指挥官是不犯错误的，而且，许多指挥官也许在以往的这个或那个场合犯过使我们民族付出过很大代价的错误——任何无谓的牺牲都是极高的代价，尽管如此，承担犯错误的责任，井实事求是地分析产生错误的原因，仍然是一个军人的职责。麦克阿瑟却拒绝这样做。可是任何人都清楚，我们的部队所以不顾后果地分散部署在朝鲜全境，主要原因就在于麦克阿瑟对中国人大规模介入的越来越多的证据采取了拒不承认的态度。

    也许，麦克阿瑟明显采取的如下看法有某些道理。他认为：中国是纸老虎，中国在无线电广播里的警告是讹诈恫吓，甚至少数志愿军的出现也是那种讹诈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倘若一个人不是被荣誉迷住了心窍，他怎么能对详细的情报和战场上的实际情况坚持错误的理解呢？实际情况是：抓到了大量显然属于中共军队战斗序列中某些部队的中国俘虏；一个美军团战斗队遭到极其沉重的打击；一个南朝鲜师几乎被歼灭。麦克阿瑟的部队兵力过于单薄，补给过于缺乏，即使抵达鸭绿江和图们江也无法抗击已知在那里集结着的大量敌军并守住鸭绿江、图们江一线。这个司令官怎么就看不到这些情况呢？后来有人替他辩解，如果让他放手轰炸满洲基地，他的兵力本来是够用的。是不是这种情况，根本无法肯定。即便如此，可他在进攻开始前就已经知道是不会准许他冒全面战争的危险去轰炸那些基地的。而且，他本来也不难弄清范登堡的观点：如果我们这样将战争扩大到中国，迫使其空军(而且可能还有部分苏俄空军)参战，那么，我方空军就会因战斗损失和自然消耗而削弱到需要两年时间方能恢复的程度。

    在此期间，我们在世界其他地区承担的义务也就无法履行了。

    一些评论家已经忘记，某些不成文的协议使我们在朝鲜和日本的机场避免了中国人的攻击，这样，我们才在朝鲜享有几乎是绝对的制空权。所以，我们也有自己的“特殊庇护所”，否则，朝鲜战争的情况会悲惨得多。

    事实上，朝鲜战争充分说明，幻想单靠空军“切断”敌人的补给线是十分错误的。我们在北朝鲜战场上空几乎未遭抵抗，而且，除地面火力外，我们可以不受阻碍地攻击敌补给线。在头一年，敌人甚至连防空火力还击也没有。

    因此，我们确实摧毁了敌人许多沿途运送的装备和补给物资，而且毋庸置疑，使敌人遭到沉重的打击，在生命财产上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可是，敌人在地面依旧很强大，而我们又不得不同他们在那里作战，敌部队并未遭到损失，仍然控制着关键的地形地物。

    那些远离战场的人总是想借助海上封锁和饱和轰炸这类省钱、省力的办法解决问题。但是，打过仗的人都知道，海空军固然很重要，但只有地面战斗才能消灭敌武装力量——当然，用核武器进行毁灭性的攻击则另当别论。

    在北朝鲜这样荒凉的国家或者在丛林国家，“卡断”补给线这类事情根本无法做到。而且，在敌士兵自给自足的情况下(譬如在亚洲，他们将自己的补给和武器背在身上，并且能在夜间运动或者在白天沿空中发现不了的人行小径穿行)，如果认为扔炸弹就可把敌人打败，那是痴心妄想。即使能通过不停的轰炸迫使他们老实一段时间，要想征服他们并使他们屈服，还得在地面上同他们进行面对面的战斗。

    当然，还有这样一些人，主张在即将出现僵持局面时立即使用核武器，声称要把敌人国土化为灰烬，“迫使敌人回到石器时代”。如果是为了进行报复，或者说为了国家的生存，这样做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不是为了最根本的原因而主动使用核武器，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朝鲜问题上。分析麦克阿瑟无视预示着灾难的各种迹象、坚持向鸭绿江推进的顽固做法时，我不得不认为，这同卡斯特在小大霍思河一带的做法如出一辙，指挥官卡斯特刚愎自用，当时听不进一点意见。说麦克阿瑟不知道存在中国部队或不了解中国部队的能力，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为获准摧毁鸭绿江桥梁和轰炸满洲基地，麦克阿瑟自己就曾提醒参谋长联席会议，鸭绿江一带的中国部队“很可能使我的部队遭到覆灭”。说麦克阿瑟不了解地形造成的困难，也是没有根据的。这种地形使我军在北朝鲜被隔离开来的两支部队无法相互支援。尽管麦克阿瑟早先就提议，将朝鲜蜂腰部连成一条巩固的防线，而且，被他置于总部直接指挥之下的第10军一度还打算向西进攻，以解除第8集团军右翼受到的压力，但是，恰恰是麦克阿瑟自己在中国人的介入再也不能否认时争辩说，他无法使第8集团军和第10军横穿北朝鲜达成会合。

    第8集团军和第10军遭到中国人沉重打击之后，参谋长联席会议曾建议麦克阿瑟将两军会合，以便封闭两军之间的间隙，并建立一道绵亘的防线。但是，麦克阿瑟坚决反对。他把那些本来完全可以用来反对他向鸭绿江猛冲的全部理由拿来为自己所用。这些理由是：他的部队兵力太少，无法照顾这样宽大的正面；距离拉得太长，无法靠严个港口向两支部队提供补给；将半岛一分为二的太白山脉无法逾越等等。

    十二月三日，他通知参谋长联席会议：除非马上采取积极的行动(以便支持他的部队或在其他地区箝制敌人)，否则，指望取得胜利“是没有根据的，而且可以认为，这样不断地消耗下去可能最终会导致毁灭”。某些批评他的人曾私下议论，麦克阿瑟曾希望把我们置于一种只有进攻中国大陆才能挽救局势的境地，以迫使政府同意采取行动。我以为这种猜测是没有道理的。我倾向于认为，由于麦克阿瑟眼看胜利在望，而且认定红色中国是只纸老虎，因而他只相信自己，听不进任何意见和劝告。就在几个月之前，他刚刚赢得了一场一比五千的赌博。现在，他还想再来一次，不过这次的赌注下得更大一些。

    我以为，最后还有一件很可笑的事情，就是麦克阿瑟动辄压制批评他的人，斥责他们根本“不懂得东方人的思想”，而他自己在判断敌人意图时，却完全误入歧途。

    当然，我作这些评论有如下的有利条件。我能够回顾并分析一九五O年十一月下旬和十二月初那些艰难的日子里所发生的事情的经过，丽这一点其他人是办不到的。即使在我同少数几个认为部队被危险地分散开来的人都感到不安时，即使在我因参谋长联席会议不愿直接向麦克阿瑟下达命令而几乎按捺不住时，我对麦克阿瑟的能力、勇气和卓越的战术素养也还是深表钦佩的。我最初认识他是在本世纪二十年代。那时，我是西点军校的一个年轻上尉，他是该校的校长。自那时起，我就很敬佩他的领导能力，他的敏捷的思想和他那立即抓住问题的要害并迅速加以说明、以致反应最迟钝的人也能弄懂的能力。不管麦克阿瑟有什么弱点，他都堪称是一位伟大的军人，伟大的政治家和勇敢的领导者，在命运突然决定我将在朝鲜直接归他指挥时，我为有机会再度与我有幸结识的这位不可多得的天才共事而感到高兴。

    第6节

    每一个军人到时候都会懂得，打仗是件需要由个人作出决断的事情。你进行学习，进行各种训练，都是为了有朝一日会突然肩负这样的重任，就是由你一个人来决定究竟是原地坚持，后撤，还是发起一场置几千名士兵于突然死亡威胁之下的进攻。

    让我直接参加朝鲜战争一事来得非常突然。一天，正当我在一位朋友家里呻着威士忌，聊着一件不值一提的小事，朋友告诉我，柯林斯将军(当时任陆军参谋长)有电话找我。柯林斯将军传来的消息把我那天晚上的兴致打消无遗。消息的内容是沃克将军在一次吉普车车祸中遇难身亡。根据麦克阿瑟将军早就拟定好的名单顺序(我事先并不知道)，应该由我来接替沃克担任第8集团军司令。

    由于往东方去的旅途花了一天的时间，我在近午夜时分在东京羽田机场着陆时已经是十二月二十五日。我把第二天同麦克阿瑟会见时所需要的笔记匆匆归拢到一起便上床就寝。这时，我才感到，在国内的整个工作总算告一段落，才感到自已已经准备就绪，就等着对付黑洞洞的对马海峡那一边可能等待着我的一切了。

    翌日上午九时半，我在“第一大厦”的总司令办公室会见了麦克阿瑟将军。在座的只有道尔·希凯，在“突出部战役”的初期，他曾经英勇地指挥过我那个军的第3装甲师“希凯特遣部队”。希凯热情地参加会见使我感到高兴，但是，我的全部注意力却集中在戏剧性的人物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身上。不用说，我从担任西点军校的教官起就认识麦克阿瑟。但是，我仍旧象每一个同他打过交道的人一样，再一次深切地感受到了他那强烈的个性。能够同他一起坐下来商量问题，这种事是很少有人能够碰得上的。麦克阿瑟还是位了不起的演员，具有演员演戏的天资——在语气上和姿态上都可以这样说。可是，他的解说和分析是那样地明确、深刻，所以，抓住听众的是他的思想、见解，而不是他的仪表、风度。

    我的记录证明，那天上午的谈话详细、具体，坦率而明白，涉及的问题也很广泛。在我到达此地的数星期之前，麦克阿瑟曾通知过陆军部，他当时的计划是“依托多道阵地向釜山地区撤退”。但是，同我见面之后，他却立即指示，“依托你们能够靠自己的力量坚守住的最前方的阵地”，尽可能靠前地坚持下去。我必须尽量长久地坚守汉城，这主要是出诸心理上和政治上的原因；但是，如果该城变成了避难所，则再无坚守之必要。坚守汉城、抗击敌人一次全面进攻的可能性当时已不复存在，可是我那时并不知道。

    麦克阿瑟对我说，美军的补给工作组织得不好——我不久就亲眼看到了这种情况。他还说，部队对预防严寒的气候不够重视。值得注意的是，麦克阿瑟在这次会见中竭力贬低战术空军的支援作用。他直言不讳地说，战术空军不能孤立战场，无法阻止敌人源源不断地输送部队和补给品。我以为，这大概是某些现役军官以及他们的文职上司们仍须记住的教训。

    在这次会见中，麦克阿瑟最担心的好象是这样的情况，即我们当时在战场上处于一种他所说的“无所事事”的状况，而企图通过外交途径来寻求出路。他说，“军事上的胜利可以加强我们在外交上的地位”。

    他指出，共产党中国南部的大门敞开着，在福摩萨的部队如果发起进攻，会大大减轻我们在朝鲜的部队的压力。

    他告诉我，他曾经建议发动这样一场进攻，但是华盛顿未予同意。不过，在谈及此事时，他根本没有说过批评华盛顿的话语，也没有流露出丝毫批评的味道。在他来说，那不过是上级的决定，而他作为一个军人服从了这项决定。

    他特别告诫我不要小看了中国人。他提醒我说：“他们是很危险的敌人。沃克曾报告，中国军队常常避开大路，利用山岭、丘陵作为接近路。他们总是插入我纵深发起攻击。其步兵手中的武器运用得比我们充分。敌军惯于在夜间运动和作战。中国的整个军事机器都投入了这场战争”。

    麦克阿瑟在谈到自己的目标时说，他最大的希望是“使敌人遭到越来越严重的失败，从而保住南朝鲜并使其得到巩固”。

    最后，麦克阿瑟对我说，“你可以得出自己的结论，要自己做出判断。我一定支持你的工作。我对你是完全放心的。

    接着，轮到我来提一些问题了。但是，我准备的问题麦克阿瑟大部分都已经谈到，只剩下几个问题还需要问一下。如果发生苏联参战这种不大可能发生的事情，麦克阿瑟会命令第8集团军采取何种行动？他说，那样，他将把第8集团军撤到日本，即使这样做需要花费好几个月的时间。

    我接着又问，他是否认为，万一敌人继续南进，南朝鲜人有背叛的危险。他说，在那样的情况下，显然存在着这种危险，不过，现在还谈不上这种危险。我建议，如果再采取任何重大的后撤行动，我们应当努力打消南朝鲜人的疑虑，使他们相信，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帮助他们。麦克阿瑟表示同意我的建议。最后，我只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发觉战局于我有利，你是否反对我发起进攻？”他的如下回答使我深受鼓舞，十分满意：“第8集团军是属于你的，马特。你认为怎么好就怎么于吧。”

    现在所要做的事情只剩下同有关的人员坐在一起，由他们交待我面临的任务的细节情况，并且回答我需要了解的、有关整个部队状况的主要问题。多伊尔·希凯把总部各参谋部门的主管人员召集在一起，在一张桌子旁边等着我。

    在座的还有驻远东海军司令特纳·乔伊中将和驻远东空军司令乔治·斯特技特迈耶中将。不到中午，我头脑里就装满了我所能提出的各种问题的答复和他们认为我所需要的全部情报资料。中午十二时，我已经动身前往羽田机场，准备乘飞机到朝鲜去。那天下午四时，我走下了飞机，踏上了大丘的停机坪，在冬季的灿烂阳光下微微有些打颤。

    我向前来迎接我的我多年的同事和朋友第8集团军参谋长利文·艾伦少将打招呼问好。

    在离开东京以前，我拟就了两份电报，那是发给第8集团军的。第一份在东京就发出了，内容仅限于表达我对沃克将军的景仰之情，对于他的死我深感痛惜。第二份电报打算一到达朝鲜就发出去，仅限于通知我即刻便要担负起指挥的责任。

    到达朝鲜的当天，有好几项重要的任务需要完成，有不少琐碎的事务需要考虑，此外，还有一些电报需要发出。

    在此之后，我决定亲自视察一下部队，以弄清究竟需要多久我们才能尽快恢复进攻态势。但是，在视察部队之前，我就得设法使我们的南朝鲜陆军盟友相信，我们是不会突然撤离朝鲜而让他们去单独对付共产党的、。

    我必须立即对莫西奥大使和李承晚总统进行礼节性的拜访，以借机同他们磋商后撤行动所带来的问题。莫西奥大使也一直在为我们新近采取的后撤行动对南朝鲜官方产生的影响而感到十分担忧。因此，在我拜访李承晚时，我最关心的是设法使这位坚定的斗士相信，我到朝鲜来不是为了带领第8集团军撤回日本。他很冷淡地同我打了招呼，但我立刻伸出手去说：“见到您很高兴，总统先生，很高兴能到朝鲜这个地方来，我是要长期留下来的。”我说这些话完全发自内心，因为，我没有时间去考虑那些客套话。

    这位老先生似乎一直在期待着的就是我的这么一句话。他的脸上顿时露出了象“东方的”太阳一样温暖的笑容。他的眼睛湿润了，他用双手握住了我伸出的手。接着，他领着我去见他可爱的妻子。我一边同他们亲热地喝着茶，一边竭力使李承晚相信，我们决不撤离朝鲜半岛，而且，一旦集结好部队，述要转入反攻。

    早些时候，我曾与美国陆军的两位军长弗兰克·米尔本将军和约翰·库尔特将军以及第8集团军副参谋长威廉·科利尔上校一起进行过一次讨论。在这次会上，我所关心的问题是要想尽一切办法尽快提高第8集团军的战斗力。

    因为，我决心一旦实力允许便立即恢复攻势。我们讨论了反坦克地雷与防步兵地雷的使用问题；充分运用探照灯实施战场照明的问题；改善军与军之间尤其是第9军与其右翼的南朝鲜第3军之间的横向通信联络问题；可供使用的架桥器材问题；以及坚守汉江以北由两个师占领的桥头堡的问题。我说，我希望美国这两个军之间能尽量做到协调一致地拟制计划和采取行动。

    但是，第8集团军在恢复进攻态势之前，首先需要恢复斗志，恢复自尊心，要信任自己的领导，要树立完成任务的信心。这些情况靠第二手资料是无法掌握的。因此，我决计立即到前线巡视一下，同前进指挥所里的野战指挥官见见面，聊一聊，凭着自己的眼睛和感觉估计一下第8集团军的斗志。斗志不象某些事情，很难用语言来向你描述或阐述。不过，一个有经验的指挥官却可以凭着自己的各种感官，透过前线士兵的姿势、举止、言谈乃至一举一动感觉到它的存在。

    在同莫西奥大使(通过接触，他的勇气和才干使我深感钦佩)一起仔细研究作战形势时，我发觉，我们的右翼很危险地暴露在敌人突击的威胁之下，敌人可以穿过原州向南突击，尔后转向西南方向，切断我通往釜山的“主要补给线”和铁路线。我知道，美第2师在清川江一带遭到重创之后尚未恢复元气。但是，形势十分紧迫，我不得不命令该师立即开往原州，封锁通向我右后方的接近路(后来的情况证明，我们只是比敌人稍稍抢先了一步，及时阻止了敌人的突进)。然而，除此而外，在后来的好几天中，我还忙于调查第8集团军进攻的准备情况。

    我借助一架轻型飞机、一架直升机和一辆吉普车会见了美第l军、英第29旅、美第25师、美第27步兵团以及南朝鲜第l师的指挥官。不出两天，我便会见了各军军长和除南朝鲜首都师之外的各师师长(首都师当时远在平静的东海岸地区)，并且直接了解到他们对发动一次大规模进攻的看法。他们认为，我军此时无论实施何种进攻都会归于失败，而且，可能要付出重大的代价。我也发觉，部队在思想上、精神上可以说根本没有做好准备，无法实施我一直计划采取的那种进攻行动。他们依然具有很大的勇气，随时准备接受我交给他们的一切任务。但是，部队过于瞻前顾后，这里看不到一支信心十足、决心取胜的军队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特有的热情、活力和朝气。在乘坐吉普车巡视前方地域时遇到的第一名宪兵的那副样子，使我深感这支部队与我以往所了解的在欧洲作战的部队大相径庭。这个宪兵的姿态、举止都很正常，无论怎么说都很正常，但是在精神面貌上却有些反常。那种敬礼时特有的麻利劲，那种机敏、泼辣的言谈举止，那种咧嘴而笑时很自信的表情，这一切都不见了。我始终认为，这种精神面貌一直是经受战火锻炼的美国士兵所特有的标志。

    我沿途遇到了一些士兵，与他们进行了交谈，听取了他们的不满意见。从他们的身上我也深源感到，这是一支张皇失措的军队，对自己、对领导都丧失了信心，不清楚自已究竟在那里干什么，老是盼望着能早日乘船回国。要想使这支军队恢复斗志显然有许多工作要做。有些工作我是可以立即着手进行的。我听着他们抱怨(他们发牢骚时没有情绪高昂的得胜之师所惯用的那种忿激的腔调，而是带有一种不满的、犹豫不定的语调)：食品供应经常不足，有时不能按时送达而且不热；往家里写信没有信笺；服装不适合这里的气候条件。这些问题我可以立即采取措施加以解决。我让直升机送来了信笺；命令将厨房挪到部队附近，以便大量供应热餐。而且，还要求提高口粮的标准和质量。

    (当地食品严禁部队食用，因为，有许多食品很容易使那些还不适应当地饮食的人罹患肠胃玻)我亲眼看到许多部队没有手套，他们的双手在十二月凛例的寒风中冻得通红、皲裂。我从切身的体会中知道，遗忘一只手套或者射击时将手套扔在一旁再也找不到的事情是很容易发生的。在欧洲作战时，我有一个习惯，到部队巡视总是在吉普车中额外捎带一些手套，以便送给路上遇到的、缺少手套的人员。

    于是，我立即采取措施，发放了足够数量的手套，以保护作战人员的双手。

    我视察过的每一个指挥所都给我以同样的感觉，即丧失了信心和斗志（应当指出，编有三个师［第３师、第７师和第１陆战师］的第10军当时还示纳入第8集团军的编成）。军士以上的指挥人员都好象很冷淡，不愿回答我的问题，即使想从他们口中听到一些牢骚意见也不容易。他们闷闷不乐地提供着情况，在他们身上看不到情绪高昂的部队所具有的那股机敏劲。他们的精神面貌不禁使我联想到了一个英军中尉。那个中尉认出我吉普车上的军阶标志后，从一座小山丘上一溜小跑地下来欢迎我。

    他很精神地敬了礼，报告了自己的姓名、军衔和所属部队。

    听说英国旅只有为数甚少的一点人马防守着前线的一个宽大的地段，而且，几乎每隔一小时中国军队就要发动一次进攻，于是，我便问他对这种形势是怎么看的。

    “非常好，先生”。他立即回答，接着又令人愉快地笑着补充说，“不过，我们这儿就是有点太通风了。”“通风”一词便是他对形势的概括，因为，战线上有许多宽大的间隙地完全可以让一支军队成连横队通过。

    然而，我不能责备我们的部队，他们表现出那样的精神状态是有其原因的。他们在兵力极其不足、武器严重缺乏、服装和食品不够的情况下被派到了这个不幸的国家，分散地配置在一个过于宽大的地域内，无法构成有效的战线。这些都不是他们的过错。他们想知道为什么来到朝鲜，打算让他们干些什么，这也是无可指责的。如果说我们国家进行过的战争中有一场可以称得上不为人所理会的战争，那末朝鲜战争便是这样的战争。人们似乎忘记了军队的首要目标——随时准备有效地作战。由于削减军费，我们的武装部队落到了无法有效作战的地步。可是，我们却让他们用陈旧过时的武器去对材敌人现代化的装甲部，让他们穿着在美国只适合秋季作战的服装到近似北极气候条件的天地里去作战。

    我多次发觉部队缺乏领导的现象很严重，并为此而大声疾呼过。部队不愿放弃某些物质享受，害怕离开为数不多的公路，不愿在没有无线电和电话联络的条件下实施运动，此外，在同敌人(我们的部队不久便在火力上压倒了敌人，并在空域和周围海域占了上风)作战时头脑过于简单。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士兵们的过错，而应归咎于政府当局的最高决策人物。我在指出这些问题时恐怕有许多话讲得不很客气。

    我实际上是想告诉野战指挥官们，他们的步兵老祖宗倘若真能看到这支军队目前的状况是会气得在坟墓里打滚的。这支军队是这样地依赖公路，不重视夺占沿途的高地，不熟悉地形和难得利用地形，不愿意抛开使部队伤亡惨重的汽车而代之以步行，不愿意深入山地、丛林到敌人的驻地去作战。谈到通信联络，我要指挥官们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恢复祖辈的一些老办法——在无法进行无线电通信和有线通信时，就利用传令兵来送信；在别无他法的情况下，也可采用烟幕信号这种联络手段。

    我十分清楚，我们的部队兵力过于单薄，无法横贯整个半岛建立一条稳固的战线。可是，我却不明白，这些部队为什么相互间不进行支援，如师与师之间，军与军之间。

    我们装备的榴弹炮射程达数英里之远，所以，在许多情况下，各部队都可以向友邻部队提供相当大的支援，尤其是翼侧部队之间完全可以连成一气，以便在必要情况下相互提供一定的炮火支援。

    不错，敌人通常在夜间轻装行军，而且比我们熟悉地形情况。他们习惯于这里的气候条件和清苦生活，可以自己解决口粮问题。他们利用在这里所能获得的一切运输手段如中车、骡马甚至骆驼等运送所需要的武器和补给品。

    这些运输手段不少是中国人从国内带来的。他们也利用当地劳工肩扛背驮地运送武器和补给品，甚至有时部队自己也背负这些东西。但是，我们变得对公路这样地依赖完全是由于我们自己不愿意放弃舒适的条件，而不是其他什么原因。我提醒野战指挥官，我们可以进山搜寻敌人并将其箝制在阵地上。我一再向他们提起陆军的这样一句古老的口号：“找到他们！咬住他们！打击他们！消灭他们！”

    在我放弃了立即转入进攻的打算之后，当务之急便成了做好准备，以对付中国几乎肯定要在元旦发起的攻势。

    我们原以为这次攻势会在圣诞节发起，结果至今尚未开始。

    中国军队在人数上超过了我们。但是，我们的装甲部队现在比他们强多了，而且不用说，我们还握有制空权。我们防兵力不足，无法阻止敌人的夜间进攻。但是，我们采取如下办法曾获得一次很好的机会，给敌人以严厉的惩罚。这个办法是，在夜间收缩部队，让部队与部队之间紧紧衔接在一起，到昼间，则以步坦协同的分队发起强有力的反冲击。因此，我极力要求我们的指挥官占领一系列有利的高地，而且，为诱使敌人在夜间实施突破还要适当配置部队。

    这样，我们便能依靠优势的炮火支援和空中火力支援在昼间将敌人消灭。

    我很清楚，我们将被迫放弃一些阵地。但是，我希望部队能在周密地勘察并精心构筑后方阵地之后有秩序地按照调整线实施后撤。在这个问题上，李总统派给我的当地劳工大队帮了大忙，他们构筑了供我们后撤时占领的阵地。

    我还知道，为了使部队恢复斗志，必须让部队明白指挥人员对他们的安全是关心的，不会用他们的生命做无谓的冒险，也不会丢下被敌人切断的部队不管。所以，我极力向军长、师长说明：不允许丢下任何部队让敌人压垮和消灭；要奋力解救被切断的部队，除非主要指挥官本人通过分析认为，解救这些部队会损失同样多的部队甚至更多的部队。

    下面不妨举一个例子说明我们所采取的做法。我听说，某军长在给一位师长的指示中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扼守某个阵地。于是，我命令马上把这段话勾销。只有集团军司令本人才可以向一支大部队下达这样的命令。我对他们说，除非我亲自勘察了地形，观察了现场的情况，并确定有这样做的必要，否则，我决不下达死守阵地的命令。

    军长和师长们对于我的有关配置强大的兵力以便在昼间实施反冲击的指示还是遵照执行的，但是，我发觉他们助措施不够有力。结果，我们失掉了许多重创敌军的好机会。我知道，我必须竭尽全力，确保不再发生此类事情。

    下面的士兵肯定谈不上有什么真正的失败情绪，但是，总部乃至华盛顿认为我们有可能被迫全部撤离朝鲜半岛的这种带失败情绪的看法多少会传到下边。十二月底，参谋长联席会议将如下看法通知麦克阿瑟：中共部队现在十分强大，如果他们全力以赴，完全可以迫使联合国军撤出朝鲜。

    在中国的新年攻势取得胜利之后，麦克阿瑟同意：如果参谋长联席会议不改变其决定(不向我们提供大规模增援；不封锁中国海岸；不空袭中国大陆；不许轰炸满洲的基地；不放国民党军队“出笼”)，则在没有极其重大的政治原因的情况下，“我们的部队应以作战情况允许的速度尽快撤离朝鲜”。

    我从不认为敌人能把我们赶出朝鲜，也不同意从朝鲜撤退。当然，我是随时准备遵照上面的命令将这支军队带到任何地方去的——返回日本或者再次越过“三八”线。但是，我认为，不管什么决定，都应尽量提前作出。这样，如果下达撤退的命令，我便能做好充分的准备，秩序井然地撤退，将部队顺利地由港口运走。我非常清楚，如果突然决定实施预先毫无计划的撤退会造成怎样的后果：没有时间搜集足够的船只尽快将部队顺利转移出去；无法预先周密地部署防御圈；无法按照轻重缓急的顺序合理安排撤退行动。如果做出了撤退的决定并过早地泄露出去，甚至仅仅出现有关这种决定的谣言，这会对南朝鲜政府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也是清楚的。因此，我强烈要求，如果做出撤退决定，一定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严防走漏风声。

    此外，还有一个非同小可的问题，即如何来安置南朝鲜的军队、地方官员以及战俘。我们决不可将数量上处于劣势而且武器装备又很差的南朝鲜士兵(在以往的艰苦岁月中，他们一直很英勇地与我们并肩战斗)、李总统及其政府弃置不顾，丢给虎视耽既的敌人。我们只能坚决履行我们的义务，保障这些人员以及政府和民间机构中曾经帮助过我们的全体人员的安全，除此而外，没有其他办法。我当时估计，这一类人员的总数接近一百二十万，并且就此向上面作了汇报。

    战俘问题是个很棘手的问题。如果我们真要撤退，如何处置这些战俘，我还没有现成的办法。但是，我认为，我现在就得将这个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而且，还必须强调一下问题的复杂性，因为，为了看管这些战俘，我们要派出很多的部队，并且要为战俘拨出大量的食品和物资。

    这个问题以后究竟会棘手到何种程度，我那时当然是没有预料到的。

    关于在何种情况下撤出朝鲜的问题很快就定了下来。

    杜鲁门总统以其一贯具有的洞察力做出决定：只有迫于军事上的需要，美军才撤离朝鲜半岛。他授权麦克阿瑟，在他认为迫不得已时，可以自行将部队撤出朝鲜，以便确保部队的安全，或者完成其保卫日本的根本使命。

    可是，我们仍须做好实施远距离后退的准备，我们甚至有可能被迫退回釜山。关于敌人的实力情况，我们此时了解得仍然不够。敌人每天都在广播上吹嘘，决心要把我们赶人大海。这一回，我不想组织临时性的防御圈，也不想组织间隙很多的防御。所以，我指定加里森·戴维森准将(后晋升为中将和西点军校的负责人，在获得将军军衔之前曾是工兵军官)在遥远的南面设置一道防线，以保卫釜山港地区。于是，戴维森动用了成千上万的朝鲜劳工，开始规划一个纵深很大的防御地域，构筑大部分堑壕体系，选择炮兵阵地，甚至还设置铁丝网。我乘坐飞机由低空沿着选定的防线走向飞过，感到很满意。因为，万一我们真的被迫占领这一防御地域，我们将可以在这里牢固地坚守下去。在我第一次检查该地区工作情况的几周之后，我再次乘飞机飞越“戴维森防线”，这项工作的进展速度和效率绘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从未占领过这些位于我们后方大约二百英里处的防御工事，也没有检验过这些工事的牢固程度。但是，不能说这项工作没有起到丝毫作用。附近贫困的农夫几乎把全部的沙袋都偷了去，为自己垒墙、垫堤，并且“解放”了大部分铁丝网，对于他们，这些铁丝网就象市场上任何畅销的商品一样，是很宝贵的东西。

    在中国军队的进攻迫使我们撤过汉江之后，前面提到的大部分问题才引起我的重视。在我担任第8集团军指挥职务的最初日子里，我的注意力几乎全部集中在敌人即将发起的这次攻势上。不出所料，在进行大规模炮火准备之后，敌人中除夕这天伴随着刺耳的中国军号声、用不堪入耳的蹩脚英语尖声威胁着发起了进攻。这一通宵送交给我的报告清楚地表明，敌人的这次进攻动用了很大的兵力，我们大概无法抵御。好在我们的后方阵地已经设置就绪，所以，我此时还抱有这样的希望，就是通过实施强大的反突击给敌人以严厉的惩罚。

    元旦上午，我驱车由北面出了汉城，结果见到了一幅令人沮丧的景象。朝鲜士兵乘着一辆辆卡车，正川流不息地向南涌去，他们没有秩序，没有武器，没有领导，完全是在全面败退。有些士兵是依靠步行或者乘着各种征用的车辆逃到这里来的。他们只有一个念头——逃得离中国军队愈远愈好。他们扔掉了自己的步枪和手枪，丢弃了所有的火炮、追击炮、机枪以及数人操作武器。

    我知道，要想制止这些我连话都听不懂的吓破了胆的士兵大规模愦逃，那是枉费心机。但是，我还是得试一下。

    于是，我跳下吉普，站到路当中，高举手臂，示意一辆迎面开来的卡车停下。另一头的几辆卡车没有减速便从我身边绕了过去。但是，不久，我还是拦住了一支载着南朝鲜军官的卡车队。头一辆卡车上的军官没有听懂我的意思，不服从我的示意。不久，整个车队又开动了。现在，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在深远的后方设立许多哨卡，由我们自己的宪兵在军官带领下在那里值勤，以恢复对部队的控制。这种办法果然发挥了作用。混乱不堪的队伍重新编成了许多分队，装备了武器，补充了口粮，并且在各自的指挥宫带领下派往新的防御地段。此后，这些人大都象训练有素、指挥得当的大多数勇敢士兵一样，仗打得很好。（战争爆发的最初几天，南朝鲜部队被敌人的坦克吓跑了，但我丝毫也不责怪这些未经考验的部队。很少有什么东西乍看上去能比敌人坦克更吓人的了。坦克的炮口冒着硝烟，似乎正对着你的脑袋。它轰轰隆隆地越过了一切障碍想要追上你，把你消灭掉。我甚至还见到过美军部队在坦克轰鸣着向他们迫近时吓得丢掉步枪、逃进树林的情景——这还是在己方领土上举行演习时发生的事情，而且，坦克使用的只是些空包弹。)美第19步兵团的一个营在其友邻的南朝鲜部队崩溃之后，也被卷入了无秩序的退却。那天上午，我在师的伤员后送站找这个营的一些伤员谈了话，发觉他们情绪十分低落，没有美国士兵在伤势不太严重时通常所表现的那种重返部队的迫切心情。问题很清楚，要想使部队鼓起所需要的斗志，还有许多工作有待我们去完成。

    总的说来，第8集团军是井然有序地撤退的，几乎带上了全部的武器装备。但是，我们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

    在我们的背后，是无法徒涉的汉江。江面上充塞着大块大块的浮冰，有可能把我们仅有的两座浮桥冲散，更为严重的是，如果汉城以北某处江面仍未消退的汹涌潮水波及这里的冰块，更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有十多万联合国军队和南朝鲜军队连同他们的全部重装备(包括英国的“百人队长”式坦克和美国的8英寸榴弹饱)拥挤在汉江北岸的一个狭小的桥头堡内。我们感到压力很大的问题是，有可能很快出现这种情况，即数千名惊慌失措的难民会冲倒我们的守桥警卫，令人绝望地将桥梁阻塞——而敌炮兵如能利用夜暗掩护，果断地将其阵地向前推移，便能很快将我渡口置于其射程之内。

    在与美军的两位军长、南朝鲜陆军参谋长和美军驻南朝鲜军事顾问团团长研究讨论之后，我们发觉，如果敌军一面对我实施正面进攻，一面对我敞开的东部侧翼(这里的南朝鲜军队已仓皇逃走)实施深远包围，就会使我全军处中危险的境地。我还找不到充分的根据证明部队能守住各自的阵地，即使下达死命令他们也未必能坚守得佐。因此，一月三日，我要求我国驻朝鲜大使通知李总统：我们要再次撤离汉城，由前进阵地实施的撤退行动即将开始。

    我还通知我国大使和南朝鲜政府仍留在汉城的部分机构：自下中三时起，桥梁和来往要道除军队之外一律禁止通行。政府的全部车辆必须于下午三时以前撤离汉城，三点以后，民间车辆和行人禁止通行。

    当然，发布命令是一回事，而要使命令为人所服从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贯彻这道命令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因此，我同意加强一般性的宪兵交通管制。我对第l骑兵师师长助理、查尔斯·帕尔默准将(后晋升为将军)很信任，让他亲自在大桥一带全权负责交通管制，以我的名义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证第8集团军源源不断地通过。如果让数十万胆战心惊的难民离开通往安全地带的唯一公路和桥梁，他们究竟会作出何种反应，我们是无从预料的。因此，我特别命令帕尔默准将，要他指示手下的宪兵，如果难民拒绝离开公路，就向他们的头顶上方鸣枪；如果还不能阻止潮涌般的人群，就要诉诸最后手段，直接向不听招呼的人开枪射击。

    朝鲜人是个温驯的民族，早就学会了适应艰苦的条件。

    他们默默地服从了命令，所以，那怕用部队去吓唬他们一下都毫无必要了。

    我留在现场，在主桥的北端一直呆到天黑，观看着由徒步士兵、卡车、坦克、自行火炮以及各种运输工具组成的漫长的队伍缓缓通过。当庞大的8英寸榴弹炮和“百人队长”式坦克开过来的时候，我的心都提到了喉咙上；浮桥深源地陷入湍急的流水中，我的心一直悬在那里。我知道，拥有战斗装载的“百人队长”式坦克重量超过了这座桥规定的负载能力。但是，浮桥还是经佐了坦克的重量，最后一辆沉重的坦克总算顺利地开到了南岸。天完全黑了下来。我乘坐吉普车过了桥，挤进各色各样的车辆之中，朝着设在永登浦的只打算过一夜的临时指挥所进发。此时，在我的背后，耐心等待的成群难民象古老传说中的一只苏醒过来的野兽一样动弹起来。

    武器装备完好无损的第8集团军在汉江以南有了实施机动的余地，他们占领了坚固的防御阵地。集团军所属美军三个军中的两个军(美第10军此时尚在南面集结兵力)和两个南朝鲜军，依托有利地形扼守着一道防线。不久，第10军便可加入战斗。美第1陆战师和第2、第3、第7师也将齐装满员地重返前线，随时准备给一切敢于继续推进之敌以严厉的惩罚。

    但是，在转入进攻之前，我们还有一些工作要做，还要克服薄弱环节，总结教训，纠正错误的做法，以及恢复部队的自尊心。设在东京的总部、美国国内的整个军事机构以及设在日本的后勤支援司令部，现在都在十分紧张地工作，以满足我们的要求。我们的装甲部队和炮兵逐步得到了加强，我们的部队也开始为训练有素的士兵所充实。

    口粮的标准和质量有了提高。战地内科和外科医疗条件达到了第一流水平，成为所有军队中最好的战地内外科医疗。

    经过选拔的优秀军官接替了营、团指挥职务，不久便克服了我们在训练上存在的基本弱点。

    当我接管第8集团军的时候，集团军前进指挥所由于在当时来说很合理的原因而设在最西侧的一座大城市中；基本指挥所则位于交战地区后方一百五十英里的地方。作为直接指挥战斗的指挥所是不应当设在大城市的大楼内助，这种地点容易从身体上和思想上把司令部人员与部队人员隔离开来。上级司令部的军官和工作人员会因此而很难同他们所服务的部队打成一片。结果，上级机关与部队之间也就无法做到相互尊重与信任；而这种尊重与信任则是军事上取胜的极其重要的条件。

    在被迫撤出汉城以后的头几个星期，我把随同我行动的前进指挥组的人数压缩到最少的程度。这些人中有我的两位杰出的助手：一位是沃尔特·温顿，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后来在加勒比司令部任职期间，我们都曾一道共事；一位是乔·戴尔，他已在我之先到达朝鲜，我深感幸运。再就是我的一个勤务兵、一个专车司机以及一个无线电吉普车司机兼报务员。我知道，第l军的米尔本将军对集团军司令始终碍手碍脚地呆在身边是不会感到高兴和舒服的。但是，我认为，作为一种权宜之计，我的小小的指挥组最好还是同他的前进指挥所一起宿营。米尔本将军对我们还是宽宏大量的。采用了这种办法，我们便无须再从兵力本来就十分不足的战斗部队抽调任何人员了，我们可以省去警卫人员和炊事人员，还可以随时使用军的通信手段和情报网。

    在我那天下午看着最后一辆“百人队长”式坦克冒险缓缓开过汉江约六星期之后，我们已经将电话和其他通信器材全部安装就绪，而且，我还在骊州一座光秃秃的绝壁之上开设了集团军的前进指挥所。其位置大约在朝鲜半岛西海岸至东海岸之间三分之一的地方，基本上处于美第9军的后方，介于西部美第l军的前进指挥所与东部美第10军的前进指挥所正中央，当时，两军处在一条直线上。在我后来指挥第8集团军的日子里，从某种意义上讲，这里便是我的家。

    我的生活安排得很简单。我们拥有的物品基本上所有的部队都有，只有很少一点东西才是那些与敌人实际接触的部队才有的。我们有两顶8×12英尺的帐篷，两顶帐篷头尾相连，形成了两间一套的房子。一顶帐篷里放着我的帆布床和睡袋、一张小桌子、一把折叠椅、一个洗脸盆以及一只小的汽油取暖炉，我在吉普车上颠簸一天之后，常常靠这只小炉子舒服一下冻得半僵的手脚。另一顶帐篷里也放着一张小桌子，小桌边上紧靠着两把折叠椅，桌上放着的胶合板托着一张高质量的作战地域地形图，这是美军工程兵的陆军制图局为我准备的一个无价之宝。

    在一个被战争搞得疮痍满目的国家，集团军前进指挥所设立的地点就其位置来说是再理想不过了。我们的帐篷曾经架设在光秃秃的汉江堤岸上，下面是快要干涸的河床；在飞机声和枪炮声沉寂下来之后，只能听到活泼的小动物发出的声响。那里没有城市的车水马龙，附近也没有村庄向空气中散发腐烂的卷心菜和人粪的浓重怪味。我可以不受干扰地坐在那里，专心致志地研究地图，审阅报告，同助手们一道全神贯注地研究作战计划，以及努力设法改善士兵们的处境，提高他们的斗志。在河滩宽大的沙砾凸出部，我们不久便修筑了一个轻型飞机简易机常后来，工兵又扩建这个机场，以便使我的四引擎B—17型飞机能够在这里着陆，载着我作较长距离的飞行，如飞往设在大丘的第8集团军基本指挥所(在我指挥第8集团军的整个阶段，基本指挥所一直设在那里)。

    也许，新设立的前进指挥所与周围隔绝的主要好处是，使我有很多时间安安静静地认真研究地图，集中精力制定第8集团军的作战计划。我长期以来就一直坚持这样的看法，一个头脑清醒的指挥官应能确切地了解他的部队会在何种环境下作战，尤其是那里的地形会造成何种障碍，或者提供何种有利的条件。因此，我在地图上消磨了不少时间，对于有疑问的地区还辅之以低空侦察。总之，一直到我感到自己在夜间也能摸清作战地域的道路才肯罢休。这样，对于我们正在作战的和打算控制的地区内的每条公路、每条大车道、每座山头、每条溪流，以及每条山脉，我都象熟悉自己家的后院一样了如指掌。所以，在我考虑派部队进入某一地段时，我便知道步兵是否要背负武器、弹药和口粮攀登二千英尺高的山岭，是否能把重装备运进去，是否能渡过江河—以及能否找到可供轮式车辆行驶的道路。

    我这时才发觉，就所担负的责任而言，在我的一生中哪一次也不能与现在相比。在我参加欧洲战争的时候，我的部队始终都在上级部队的编成内行动。在诺曼底登陆这个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绝无仅有的军事行动中，我是乔·柯林斯第7军的一个师长，而第7军又是布莱德雷第l集团军编成内的一支部队。在突出部战役中，我指挥一个军。

    可是，这个军也仅仅是考特尼·霍奇斯将军第1集团军编成内数个军中的一个军。霍奇斯的第1集团军则先后是蒙哥马利元帅的第21集团军群和奥马尔·布莱德雷将军的第12集团军群编成内的一支部队。在这两次战役中，我都拥有在局部范围内机动处置问题的充分权利；但是，总是有上级指挥官紧紧地靠在我后面支持着我，他拥有更多的人力和物力，并且有权利用这些资源来推动我的整个部队的行动。如果我陷入困境，我总是可以求助于上级，要求立即给予支援。

    在朝鲜，我当然也有一位上级——麦克阿瑟将军。他作为联合国军总司令，对我的地面部队以及太平洋战区的海、空军部队握有全权。但是，如果我当真请求增援，他却拿不出部队前来支援我。他本人则在七百英里之外的东京。最初，由于要做的事情太多而时间又是这样地紧迫，我没有时间静下心来考虑自己所面临的形势。只是在紧张地忙碌了好几个星期之后，我才彻底明白了麦克阿瑟十二月二十六日对我说的那句话，即“第8集团军是属于你的，马特。你认为怎么好就怎么干吧。

    我知道，海军将继续控制着我们周围的海上通道。空军、海军航空兵和海军陆战队航空兵将继续掌握着制空权。

    但是，不管天气是好、是坏，是昼间还是夜间，是胜利还是失败，这些地面部队(美军、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的安全还是要靠我自己来负责。在朝鲜，派不出预备队对我进行支援；上级亦无法由其他战区抽调兵力。现有的部队便是我的全部家当，再不会得到更多的部队了。

    麦克阿瑟将军赋予我充分的作战指挥权(这个指挥权他一直没有收回)和一个军事指挥官可望得到的全部权利。

    我想，这样重大的责任(也是很宝贵的机会)大概是每个具有献身精神的军人所梦寐以求的东西。我知道，这种责任给我带来了很高的荣誉，但是，我决不会因此沾沾自喜，以致看不见这副担子的全部份量。

    我给自己规定的第一项任务是恢复部队的斗志。这意昧着，不仅要让部队相信，各级指挥官是关心每个士兵的安全的，而且还要使他们相信，最高指挥官的决策是正确、合理的。

    我还过问了一些不起眼的小事，其中有些事情乍看起来似乎微不足道。但是，这些事情如果都能处理好，就会有助于部队团体精神的培养。譬如，我第一次在第8集团军基本指挥所用膳时，桌上的台布和餐具使我大吃一惊：台布用的是一条床单，盛饭的餐具则是存放食物的十美分一个的便宜瓦罐。我倒不是为是否要我吃掉这些台布或油布而伤脑筋。但是，食堂(世界各地的要人、大员肯定要参观这个地方)里的这种景象却反映了部队在这次作战中完全丧失了荣誉感，同时也证明，这场战争确实是国内所称呼的那种“被遗忘的战争”，这才是我感到吃惊的原因。我立即让人把那块令人不快的床单换成了合用的台布，把那件陶器换成了摆得出来的瓷器。

    我还采取了一项措施(不过后来有一些更为重大的原因妨碍了这一做法)，以便让各个军种都能较好地了解兄弟军种为完成各自的任务需要克服哪些困难。

    我的计划(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行)是：让陆军和海军的高级军士们相互间进行一次人员交流，让水手们在地面部队待上一段时间，体验一下背负着自己的全部补给品在敌火下攀登崎岖的山颠是何种滋味，在苦寒的黑夜里彻夜坚守前沿阵地是何种滋味；让陆军的士兵们亲自看一下，当每个浪头都可能把你打翻在地时在寒冷的海域执行巡逻任务的情景，了解一下当波涛汹涌的海面使甲板不停地颠簸倾斜时在拂晓前的黑暗中清除飞行甲板上的积雪是多么地危险，或者我们的飞行员在各种天候条件下遂行遮断任务和武装侦察任务会遇到哪些危险。我们未能完全实行这个计划，因为战事极其频仍，妨碍了计划的实行。但是，那些确实参加了这些人员交流的军士，懂得了各军种要彼此尊重。这种相互尊重对于培养整个部队的团体精神起到了应有的促进作用。

    但是，需要树立必胜信心、培养进取精神的不仅仅是基层的部队。一月底的某一天，参谋部门一份应我的要求拟制的研究报告使我大为吃惊。这是一份关于“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日至八月三十一日第8集团军的理想配置位置”的报告。你们应该知道，我当时考虑的是发起进攻，从一开始我就有这种考虑。到三月份，冬季最恶劣的天气便会过去；而六、七、八三个月通常会出现的暴雨和乌云，会使大片大片的地区变成烂泥坑，使许多道路无法通行，使山地的涵洞和桥梁被冲跨，而且，还会影响近距离空中支援的效果。我们需要大大改善现有的阵地，以便重新打回“三八线”去。

    但是，我收到的经作训部门核准的文件，却主张部队分阶段地撤至太白山脉以南的阵地。据称，这份文件还获得了情报部门、后勤部门、工兵部门、驻远东海岸司令的代表以及第5航空队的气象部门等方面的认可，其实，这份研究报告(我现在还保存着)是在极力要求我们彻底打消转入进攻的念头，要我们在冬季结束之前坚守现有阵地，尔后，在夏日的暴雨到来之前撤至那个立足地区(仁川登陆的成功曾使我们得以脱离这个地区)——原先的釜山防御圈。如果批准这份报告，我们就要丧失全部主动权，此案根本不能考虑。于是，我断然否决了这份建议。

    我知道我不会得到增援部队，也清楚此时要在汉江以北地区坚守阵地是极端困难的。但是，我还是立即拟定了由美军的两个军(第1军和第9军)协调一致地分阶段向前推进的计划，旨在查明两军正面的敌情(美第10军此时尚未开到前方地域)。这两个军必须随时做好准备，一接到命令便推进至汉江并在那里坚持下去。

    当时估计，在我们的正面有十七万四千中国军队。但是，他们配置在什么地方，有什么企图，甚至在我们的正面是否真的有这些部队存在，这些情况我们都难以确定。

    我们积极地进行巡逻，不断地实施空中侦察，但是，这一纫都未能使我们发现这支庞大军队的踪迹。由于我们收到的情报太少，因而我认为，必须采取果断行动，查明敌大规模集结的部队是否存在，尔后方可命令第8集团军发起遭受挫折以来的首次攻势。帕特·帕特里奇为我准备了一架飞得很慢的AH—6型老式高级教练机，他坐在前面驾驶飞机，在后面为我留了座位。于是，我们便开始在己方先头分队至敌占区纵深二十英里的范围内进行搜索。

    我们有时在树梢高度上飞行，并且还常常在山岭的下方飞行。可是，我们几乎连个人影都没有发现，也没有发现能够证明有大量部队集结的营火烟雾、车辙，甚至雪地上睬过的痕迹。显然，如果真想查明敌情，唯一的办法就是深人敌境。但是，这次推进同上次毫无计划、不顾一切地向鸭绿江突进大不一样。这一回，所有的地面部队将统一由一个司令部指挥，所有的大部队都必须相互支援，此外，我对整个第8集团军的行动也将严加控制。一月二十五日，我们开始向前推进。第8集团军不久便证明自己是一支我国迄今为止最能征善战的野战军，我早就知道它会成为这样一支军队。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我收到了不少由东京和华盛顿发来的贺电。但是，哪一份贺电都不如我的勇敢的飞机驾驶员尤金·林奇的评价使我感到满意，这是在我们的一次日常飞行中作的评价。我们正看着下方由徒步步兵、炮兵、坦克、卡车和吉普车组成的许多长长的纵队源源不断地再次开往北方，去支援前线的部队，尤金·林奇说，“您显然使这支军队在为您作战了，将军”。他们确实又在作战了，但不是为我在作战。他们是在为自己而战，他们是怀着重新激起的自豪感在作战，决心避免再次遭受一个月以前的那种沉重的打击。他们这次重返前线是要采取美军一贯的做法：为自己所遭受的损失而给敌人以加倍的惩罚。

    后来的情况证明，更为艰苦的战斗还在后头。林肯诞辰前后，中共军队发起了第四阶段的攻势，企图象他们电台每天广播的那样把我们撵入大海。我们被迫又放弃一些地区，在中共军队的进攻面前，美第2师又一次首当其冲，遭受重大损失，尤其是火炮的损失更为严重。这些损失主要是由于南朝鲜第8师仓皇撤退所造成的。该师在敌人的一次夜间进攻面前彻底崩溃，致使美第2师的翼侧暴露无遗。南朝鲜军队在中国军队打击下损失惨重，往往对中共士兵怀有非常畏惧的心理，几乎把这些人看成了天兵天将。

    所以，过了很长的时间才使南朝鲜军队树立起抗击敌军夜间进攻的信心。脚踏胶底鞋的中共士兵如果突然出现在南朝鲜军队阵地上，总是把许多南朝鲜士兵吓得头也不回地飞快逃命。

    一月三十一日至二月十八日这个阶段，美第2师在作战中继承了它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优良传统。在这三个星期中，打了许多硬仗，但是，哪一次也不如保尔·弗里曼上校(现晋升为将军)指挥的第23团战斗队(配属有勇敢的蒙克拉尔指挥的法国营)打得巧妙、英勇和顽强。在中共部队发动第四阶段攻势的整个过程中，第23团战斗队一直在原州西北大约二十英里处的双洞—砥平里地区作战。

    中共的五个师包围了这支部队，连续发起了攻击，以图突破防御圈并消灭这支部队。第23团战斗队粉碎了敌军的全部进攻，使敌军遭到极其重大的损失。据报告，倒在第23团战斗队阵地前的敌人尸体达两千具之多。在第l骑兵师的一支装甲特遣部队夺路进入防御圈、中共部队突然中止全部进攻行动之后，我立即乘直升机飞抵第23团战斗队的阵地，看到了数百具尚未掩埋的敌军尸体。

    尽管仗打得非常激烈，而且敌人的决心显然也很大，但是，我对这一仗必定打胜是毫不怀疑的。无论是在地面上同前沿分队呆在一起，还是在他们的上方飞行以更全面地观察情况，都使我深信，他们肯定能够坚持得祝一旦敌人的这次攻势受到遏制，我的下一步计划就是发动一次强大的有限目标进攻，以两个师的兵力在汉城以东强渡汉江，旨在切断敌人的补给线，并包围在西部地区集结的敌部队。原先，我认为，收复汉城在军事上没有什么价值，因为，我感到，背靠一条无法徒涉的河流我们无法进行有效的战斗。但是，麦克阿瑟向我指出了重新使用金埔机场和仁川港的重要价值，认为这样做可以加强我们的空中支援，并能减轻我们在补给上存在的困难。他也认为，汉城几乎毫无军事意义，但他却告诉我，如果我们能重新夺得汉城，便能在精神上和外交上取胜。我接受了他的意见，并将这些建议考虑到我的计划之内。但是，我的基本指导思想依然未变，即某一地区本身对于我无足轻重，除非占领这一地区有助于消灭敌军，保存自己。

    一月底(此时，我们正全力向前推进)至二月二十日这段时间，麦克阿瑟将军曾三次光临我的部队进行视察，每次都对我们的作战行动和作战计划表示十分满意。在他进行第三次视察期间，我们曾于二月二十日在原州会面。我让他看了一份标有“仅供参阅，不许抄录”字样的备忘录，这是我那天拟就、打算送给所有军长和南朝鲜军队参谋长参阅的。在备忘录中，我概略地介绍了制定计划的事实根据和全部作战行动的主要目的，特别是当时正在酝酿的、派两个师再次渡过汉江的主要目的。在敌情方面，据报告位于平壤一带的中共的四个军，在实力、武器状况、士气，以及作战企图等方面的情况依然不明。但是，几周来，敌增援部队很可能在源源不断地由该地区南下，以加强我当面之敌。他们几乎每天都可能出现在战线上。除此之外，我们没有其他情报，我本人也没有掌握其他指挥官所不知道的情况。至于我们的意图则仍然是：给敌人以最大限度的杀伤，同时尽量减少我们的伤亡；保持各主要部队建制的完整性；小心谨慎，避免因敌之诡计或我之贸然行动而陷入敌人包围，被其各个击破。我们的追击要有限度，只能在仍可获得强大支援的情况下才继续追击，或者至少要在部队能及时与敌脱离接触、进行局部后撤的情况下才实施追击。

    正是基于这种思想，我制定了即将实施的代号为“屠夫行动”的进攻计划。我是在二月十八日(星期日)夜晚、总司令视察的前两天亲自动手拟定的这份行动计划，并且已向美第9、第10军军长和第1陆战师师长作了扼要介绍。

    可以说，这次恢复攻势使我的计划终于见诸行动。从接任第8集团军指挥职务那一刻起，我就一直在酝酿这个计划，而且，可以说，计划的酝酿工作是在包括总司令在内的各级指挥官普遍存在撤退思想的情况下进行的。

    所以，你们可以想见，在二月二十日亦即目标日期前夕，当我听到麦克阿瑟将军对聚集在他面前的记者发表的声明时是何等地吃惊，甚至震惊。当时，麦克阿瑟站在聚集在第10军作战指挥所的十几名记者面前，我靠着后面的一张桌子。他很镇定地宣布：“我刚刚命令恢复攻势”。

    他在提到“我”宇时并没有特别加重语气，不过含意是清楚的，即他刚从东京飞抵这里，分析了战场的形势，并且就这个问题与下属进行过讨论，尔后才命令第8集团军发起进攻。不用说，设在东京的远东美军司令部或曰联合国军总部从未发布过任何有关这次作战的命令。自然，关于我的作战意图，麦克阿瑟曾得到过详细的通报。但是，无论其本人还是其参谋人员在“屠夫行动”计划的构想或拟制过程中均未发挥过任何作用。

    问题倒不在于这项突如其来的声明使我的自尊心受到严重的伤害，而在于它又使我很不愉快地想起了我以往所了解的、但几乎已经忘却的那个麦克阿瑟。事情刚过不久，我就不得不注意起总司令另一次企图使其在公众面前的形象永放光辉的做法。这一次，我感到自己有责任进行干预，因为，这种做法肯定会给我们带来危险的后果。麦克阿瑟有这样一个老习惯，即每当一次大规模进攻快要发起之时，他总是要视察他的部队中担负进攻任务的那些部队，并且，用一个形象的说法，打响发今枪。一般地说，这是个值得称道的做法。指挥官亲自到各处走一定对部队是一种鼓舞。

    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指挥官对士兵的情绪必然会有一个很深刻的了解。指挥官的这种视察通常很少为敌人所知，一直到事情过去很久才会透露出去。

    但是，这里说的是，每当一次大规模作战行动即将开始之时，麦克阿瑟就会由东京飞来，在前线抛头露面，这已成为一种定规。而且，他在空中飞行时的那种讲究排场的阵势本身，就几乎肯定会把他的每次飞行暴露给敌人。

    这种情报是否会很快传到敌人那里从而使他们能够采取对策，这使我十分重视。因为，我们即将开始第二阶段的总攻“撕裂者行动”。这次作战如能成功，我们就能打回“三八线”及其以北地区。我非常清楚，以我这样的身份向麦克阿瑟提出反对他现在视察的意见可能被当成一种无礼行为、不欢迎上级的行为或者侵犯上级权利的行为。可是，我认为，必须把问题直言不讳地讲出来，所以就召集了一次很长的会议来斟酌辞句，尔后，将长长的电文发了出去，表明了我的看法。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总司令表现出他那非凡个性的另一个侧面。他收到电报后马上就明白了其中的意思，没有误解电文的精神实质，所以，立即将这次视察的时间推迟到全面发起进攻之后。

    这里，我想插一段有关“屠夫行动”的趣闻。当我选定的“屠夫行动”的代号通知五角大楼之后，乔·柯林斯马上(但很有礼貌)就提出了反对意见。他指出，“屠夫”一词肯定会给公众造成一种不舒服的印象。我不明白承认战争就在于杀死敌人这样一个事实有什么可反对的。好几年以后我才听说，这种反对意见是由于共和党的指控引起的，他们指控杜鲁门政府在朝鲜的目的就是屠杀中国人。据认为，鉴于美军会付出重大的伤亡，因而以杀敌作为作战的目标在政治上缺乏“魅力”。我听到的另一种说法是：杀中国人对于第8集团军司令来说也许是很有吸引力的目标，但是，从战略观点来看，这样做并不能防止北京在今后发动侵略战中。麦克阿瑟在参院听证会上曾经提出，要想防止北京今后发动侵略，唯有“现在就消灭其发动战争的力量”。其潜台词就是“现代战争的特点表现在武器装备上面不是人力上”。

    但是，即使是现在，我仍然认为应当告诉国内的人民，战争就意昧着杀人。对于任何企图使人民相信打仗是件流血甚少、只是稍微有些令人不快的做法，我是从内心反对的。

    为了打回并渡过汉江，为了再次包围汉城，第8集团军付出了很大的牺牲。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坚持如下方针，则损失还会大得多。这些方针是：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敌人的最大伤亡；避兔采取一切不顾后果的无计划的推进行动，这样的行动有可能使我们被人数上居优势的敌人所包围。推进过程中，有一些推进行动居然伤亡很校有一两次营规模或稍大一点规模的推进行动，部队甚至没有任何伤亡，因为，这一两次行动有周密的计划，时机得当，部队之间能密切配合，尤其是步兵、炮兵和空军采取了老式的协同方法。

    中国军队的数量大大超过了联合国军，他们能够大规模地增援己方前线部队。但是，我们的火力优势能够压倒他们在人数上的优势。然面，在以前，我们由于缺乏严格的训练，采取的追击战术分散了兵力，而且，变得越来越依赖公路，因而一直未能发挥这种火力上的优势。一九五一年二月，在美国经过集中训练、早就计划用于朝鲜战场的许多野战炮兵营，开始编入第l军和第9军，从而使这两个军的部队得以重新采用标准的老式协同战术。

    我们的火力在集中使用时确实具有令人胆寒的威力，在“屠夫行动”中，第9军成功地肃清横城——原州地区之敌便是明证。这两座城市基本上位于半岛东、西海岸之间的正中位置，在汉江以北，地处对沟通南北交通起重要作用的主要公路线与铁路线。第9军沿杨平——胡津一线发起了进攻。七天时间内，估计在这一地区打死五千名中国人，我们牢牢地控制了这一地区。

    这次重新采取的攻势有一个特点，就是南朝鲜军队的作战技能有了很大提高，其中有些南朝鲜分队在作战上可以同第8集团军的任何部队婉美。南朝鲜军队得力的指挥人员仍然非常缺乏，我们后来不得不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是，那些指挥得当的南朝鲜部队总能取得显著的战果。在“撕裂者行动”(一九五一年三月七日开始实施)期间，南朝鲜第2团第1营歼灭敌军一个营，自己则无一伤亡。该营一支巡逻队发现第l连的前方集结着敌人部队。

    营长李洪顺少校遂命令首先发起突然袭击，尔后实施两翼包围。第l连由正面实施攻击，第2连和第3连分别由左、右两翼发起攻击。敌军发觉上述行动后企图撤退。于是，李少校命令立即发起攻击。这次进攻速度之快，就连南朝鲜部队本身都感到不胜惊讶。他们顽强地向前推进，毫不留情地将敌人扫倒在地，自己无一伤亡。战斗结束之后，战场上躺下了二百三十一具敌军尸体，此外，第1营还缴获大批完好的装备，其中有四门火炮和七门迫击炮。

    尽管后来有不少是小部队行动，而且，推进时往往是一点一点地向前挪动，但是，部队还是又打了不少引人注目的胜仗。三月中旬，第8集团军在汉城以东出敌不意地渡过了宽阔的汉江，并夺取了一座瞰制着汉城地区之敌主要补给线与交通线的、南北走向的山岭。这次作战行动的计划是由我亲自拟制并命令付诸实施的，而且，在开始实施这一行动时，我还亲临现场加以监督。最初，我在地面上与美第25师所属先头步兵分队待在一起，后来，则乘坐我的L—19型轻型座机进行监督。象以往一样，飞机照例由勇敢而不知疲倦的麦克·林奇驾驶。

    当我们的步兵艰难地沿北汉江河谷向前推进时，麦克和我在天上忽高忽低地飞行，最后，总算在平坦、干涸的砾石河滩上发现了一个合适的地点，降下了飞机。于是，我走下飞机，来到这次进攻的先头部队士兵中间。这样做，总是使我从心底感到愉快，而且，我认为，这还会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因为，当作战不顺利的时候，他们总是愿意“老头子”能前来同他们待在一起。这样做还可以使我有机会分析作战的进展情况，直接了解到我能够帮部队做些什么事情。

    这次作战行动很快便取得了彻底胜利，几乎无一人伤亡。我们达成了预定的目标(前一个夜晚，我曾向聚集在一起的随军记者扼要地介绍过这一目标)：在敌人心脏，其实就是在敌司令的头上，插上一把匕首，迫使其作出两种选择，要么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因为我们控制了制高点)对我发起进攻，要么放弃南朝鲜首都。三月十四日，南朝鲜第1师的一支巡逻队奉命由西面越过汉江，查明汉城的防御情况。这支巡逻队向北走出好几英里远才遭到敌人射击。

    那天夜间，另有一支巡逻队侦察了汉城的外围防御工事，结果发觉，这些工事几乎完全被放弃。三月十五日上午，第8集团军开进汉城，重新在这座疮痍满目的古城上空升起了大韩民国的国旗。城里剩下的居民衣着槛褛，饥肠辘辘，疾病缠身而且慌恐不安，他们在那里欢迎我们。这些人也许有二十万左右，而汉城的人口原先却是一百五十万。商业区因空袭和炮击而遭到毁坏，所有的电灯都不复存在，电线杆倾倒在地，电线则在摇曳不定，有轨电车早已停止运行。可是，不到两个星期，一个新的市政府便宣告成立，这座城市又充满了生机。(艾森豪威尔将军在其《受命变革》一书中说，汉城是在詹姆斯·范弗里特将军担任第8集团军司令之后收复的。这种说法与事实不符。在我们收复汉城一个多月之后，范弗里特将军才接替指挥职务，而且，汉城收复后一直掌握在我们手中。)然而，“撕裂者行动”的目的不仅在于收复首都或者占领新的地区。其主要目的在于俘虏和消灭敌军有生力量，缴获和摧毁其武器装备。从这种意义上讲，这次作战没有获得完全成功，因为，敌军迅速向北撤退时只实施了阻滞战斗。天气和地形给我们造成的困难比敌军行动造成的困难还要大，特别是在中部地区，那里的山峰直插云雷，陡峭的山坡则直落几乎连大车也无法通过的峡谷。对敌人高踞于荒凉山头上的坚固工事，我们不得不加以包围并发起冲锋攻占之。

    春季消融的冰雪和雨水使公路变得象稻田一样泥狞不堪，以致补给品只得靠士兵们肩扛手提来运送。前线部队靠极少的一点必需品勉强在那里维持，直到向他们空投了补给物资为止。直升机也发挥了作用，用以将伤员空运出去，否则，这些人要用担架运送两天的时间才能送到吉普救护车上，尔后，还得由救护车运往医院。

    敌人在我后方地区的活动也影响了我们的推进速度，北朝鲜第10师的残余部队还在位于我战线后方大约十英里处的、崎岖的春邦山脉一带活动。整个三月中旬，不断有该师的小股部队从后方进入我军阵地，夺路逃往北方。

    “撕裂者行动”的一个额外收获是夺取了春川。这是个重要的补给站和交通枢纽，座落在一个良好道路纵横交错的盆地中央。我们根据得到的情报曾断定，敌人在该城贮备了大量补给物资，因为，该城恰好位于对我中部地区发动二月攻势的敌部队主力后方。我们预计，夺取该城要经过一番苦战，实际情况也是这样。敌人在战场上的其他地点做法不同，在那些地点，我们往往只遇到位于敌主要防线大前方、兵力又很小的敌屏护部队的抵抗；而这里的敌军则依托深深挖进山坡的、飞机与火炮几乎无法摧毁的永备工事进行抵抗。美海军陆战队的士兵往往不得不通过白刃格斗迫使敌人放弃阵地。起初，我们计划空投187空降团战斗队夺取春川。但是，“撕裂者行动”在其他战场进展迅速，敌人仓促撤退，所以，我们很快就认识到，采取这次空降行动不会带来什么收获。我巡逻队于三月十九日开始进入春川。巡逻队进入该城时，麦克·林奇和我正在这座城市的上空飞行。春川虽遭战火洗劫，但看上去却相当完好。街道上没有弹坑，仅有一些碎砖烂瓦杂乱地堆在路上。麦克和我在上空盘旋，最后，发现一条长而直的街道完全可以用作飞机着陆的跑道。唯一的困难是，在街道的一头，高高的电线杆上仍然悬挂着一些电话线。来回飞行三次之后，麦克认准，可以顺利地由电线下方穿过，让飞机安全着陆。我们总算降了下来，虽然停止在这座被遗弃的城市当中。我们在上空盘旋时曾发现一支乘坐吉普车的巡逻队，因此，我立即动身徒步去寻找他们。后来搞清这是第１骑兵师工兵的一支巡逻队。当我朝他们走过去时，他们正在检查一座重要的桥梁，以便排除敌人可能安放在那里的爆破装药。他们惊奇地发现，桥梁未遭破坏，周围也没有设置铁丝网。但是，当他们回头发觉集团军司令正在背后默默地看着他们工作时，他们才真的感到不胜惊讶，几乎是不知所措。麦克和我很有兴致地打量了一会他们那种慌乱不安的表情。我们很失望地发现，敌人什么也没有留给我们，而且，最终未遭我军任何打击便安全撤退了。

    “撕裂者行动”原先的目标是汉城东北面的一个宽大突出部“爱达荷线”，左翼第1军和最右翼的南朝鲜部队主要是坚守各自的阵地，第9军和第10军则强渡汉江，进入可以对首都汉城形成包围的位置。由于已经达成了上述目标，而我们却未能做到大量歼敌，因而我扩大了这次作战的规模，令第1军以临津江为目标，向西运动。临津江往南流经“三八线”，尔后婉蜒曲折地流向西南，注入黄海。

    在这次行动中，我们将第187团战斗队和两个别动连空投到汉城西北约二十英里处的一座城镇波山的附近，希望通过阻止敌军沿汉城——开城公路运动来包围敌军的大部队。第l军一支装甲特遣部队被作为“铁锤”派往前方，以便在空降部队提供的“铁砧”上将敌人砸垮。然而，敌军已经撤走，我们几乎是兵不血刃地进至临津江。接着，我们的下—步行动便是往东派出空降部队，夺占美第3师当面之敌背后的高地，以图在另一次行动中将敌大部队夹在“铁锤”与“铁砧”当中。这一回是天气坏了我们的大事。大雨和融雪使我军坦克陷入泥潭。我们只得将坦克撤回汉城。

    另外，当第187团战斗队抵达制高点时，敌人已经撤往更远的北方了。

    现在，我们抵近了“三八线”，又一次面临这样的问题，即是否要再次越过那条莫名其妙的界线(这条线既不能防守，战略上也不重要)。这一次，华盛顿认为，这是纯军事性的问题。因此，在获得麦克阿瑟将军同意后，我决定继续向前推进。对于给敌人造成的损失，我仍然感到不太满足，而且，我还想使敌人得不到变更部署、补充兵员的时间。整个迹象表明，敌人正在准备发动一次春节攻势，忙于在其当前阵地的大后方集结兵力。有鉴于此，最好还是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而不能坐等敌人采取行动。

    所以，我们采取了代号为“狂暴行动”的新的进攻行动，以进抵一条新的目标线——“堪萨斯线”。该线基本上与“三八线”平行，在“三八线”以北，但是，在左侧，它却沿着婉蜒曲折的临津江延伸至海边。

    这条新划定的目标线包括了十英里宽的水障华川水库。以前，汉城的用水和供电依靠这座水库。但是，这座水库对我军北汉江下游的阵地却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因此，敌人有可能炸毁水库大坝，使北汉江江水泛滥。我们朝新的目标线推进时遭到敌激烈程度不同的抵抗。当地形对他们有利时，他们就掘壕固守；当地形便于我快速推进时，他们就很快溜之乎也。右翼的地形条件极差，道路稀少，有许多悬崖绝壁。但是，我方部队还是得以在各个地段稳步向前推进。四月九日，我左翼部队全部抵达“堪萨斯线”。

    在右翼，美第10军和南朝鲜第3军极力克服险恶的地形和补给线不足造成的困难，还在朝着目标线推进。这时，敌人打开了华川水库基部的好几个水闸。一开始，敌人的这一招似乎真要给我们造成严重的损失。江面一小时之内便上涨了好几英尺，冲垮了我们一座由工兵架设的浮桥，并迫使我们把另一座浮桥拖回岸边，以免冲垮。我们立即派出一支特遣部队去夺取大坝，关闭闸门。但是，由于能见度很差，地形崎岖，敌人顽抗，以及登陆工具不足，这次尝试没有成功。最后，我们一致认为，炸毁水闸可以大大降低水库的水位，使水库的威胁减小到最低限度。炸毁大坝工程量很大，看来，敌人获得炸毁大坝所需时间和炸药的可能性极校但是，看着第1陆战师以及第l骑兵师一部搭乘外装马达推进的突击舟穿越宽阔的水库，我们还是感到松了一口气。突击舟费了很大的劲才由卡车运抵水库；从而使陆战队的士兵们在远离水库的地区战斗数周之后重新回到了适合他仍作战的环境中。但是，一直到四月十六日、范弗里特来接任第8集团军指挥职务之后，大坝才落入我们手中。

    在向“堪萨斯线”推进时，我们发觉，各处的敌人都处于一种防御态势。但是，尽管如此，还是有迹象表明，敌人的一次攻势已迫在眉睫。所以，我十分重视对第8集团军严加控制，十分重视防止部队采取任何可能使我军落入圈套的、无计划的推进行动。我们的部队信心十足，积极主动。有些地段，部队的推进速度太快，以致出现了有可能因自己的冒进而自食其果的危险。我一再向野战指挥官们指出我们的根本目的——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敌人的最大损失。

    较早一些时候，在“撕裂者行动”结束前夕召集的指挥官会议上，我曾经向所有的军长和师长强调指出：递交集团军司令的正式报告应具体写明己方各分队的位置和运动情况。如果报告的意思含混不清，措辞大而化之，不注明日期和具体时间，不写明诸如天气、观察哨数目等细节情况，那就会把事情弄糟，其严重程度有时不亚于敌人行动造成的任何危害。我向与会的指挥宫举了这样一个实例。

    我曾观察过几架己方飞机对紧靠议政府北边的一座高地发起猛烈攻击。我在附近空域观察的整个那段时间，攻击一直没有停止，大约持续了十五至二十分钟左右。可是，我回到指挥所后看到的第l军的一份报告却说，整个下午，那座高地一直掌握在第187降空团战斗队的手中。

    我还记得第9军第25师递交的一份报告，大意是：“第5步兵团战斗队的分队遭到了反冲击，尔后撤了下来。”详细情况则一概阙如。可是在我了解实情之后，却原来是这样一回事情，即实际上不是什么反冲击，而仅仅是第5步兵团战斗队一支连规模的分队对一座高地发起了进攻，尔后，师长要对高地上的敌军实施炮兵和航空兵突击，便亲自下令让这支分队在敌火下撤了下来。

    我在书中对这种报告是毫不宽宥的，它反映了我们的自满情绪，反映了我们对部队督促不够，参谋人员深入前线部队调查不够。我如果想很好地掌握第8集团军，就得要求送交司令部的报告做到全面、真实并且明确，杜绝报喜不报忧的现象，并且能提供足够的细节以使我迅速得出正确的结论。

    我还极力强调，发起进攻必须果断，进攻发起后则要立即报告进攻发起的时间。要想充分地做到协同动作，就得十分严格地按照正式规定的时间和方向实施进攻。这就象足球教练训练自己的足球前锋一样，强调要同时向对方球门发起攻势。我坚决要求所属指挥官严格按计划行事，并始终保持进攻方向。我知道，我们的进攻之所以失败大多是不重视保持进攻的方向造成的。将兵力用在错误的方向上会使整个行动归于无效。这就象一个摔跤手力量用错了方向一样，非但没有给对方造成多大损失，反倒使自己深受其害。

    在我制定各种计划时，通信联络也是我极其重视的一个问题。我不想再收到关于任何部队长时间“失去联络”的报告。我们拥有联络飞机，并且配备了受过专门训练、可以钩取和空投信件的人员。我再一次催促部队恢复我们的先辈采用过的一些老办法，即采用徒步传令兵或者烟幕信号进行通信联络。我命令指挥宫们仔细分析一下各自有关传递文电的指示，看看是否妥当。

    我们还必须随时做好准备，提高警惕，以防敌人在我后方地区实施伞降——这是一个很现实的威胁，中国军队完全能够做到这一点。对于这种形式的进攻，各级指挥官必须在其受领的地域内做好应付的准备，就如在所属军、师防御地带内仔细划分的地段上负责对付各种地面进攻一样。我命令各个大部队将责任地域划分成若干小块，一直划分到后方分界线为止，以便使各级指挥官都能明确哪个地区是自己必须防守、抗击敌人各种进攻的地区。

    这些准备工作在即将采取的作战行动中发挥了难以估量的作用。由于采用了与支援部队保持密切联系、按调整线推进以及在夜间收缩以防止敌人渗透等办法，我们没有落入敌人设置的圈套，而且，在敌人进行最后一次大规模突击时，我们还得以削弱敌军的进攻力量。我要求各级指挥官注意学会正确处理大胆前进、歼灭敌军与小心谨慎、保存自己的关系。如事实表明的那样，在所有的前进运动中，都曾出现过需要迅速扩张意外战果的机会。要做到既能抓住这些战机，又能使部队始终可以对付因敌军行动或天气变化而突然出现的严重威胁，这就需要指挥官善于随机应变并具有高度的预见性。

    我们最初在朝鲜取得胜利时，对于扩张意外的战果不够重视。因此，为研究如何才能更好地调遣部队、切断并消灭逃跑的北朝鲜军队，我们失去了很宝贵的时机。从现在起，我要求，实施大的推进行动必须拟制十分周密的计划，使各级指挥官不仅知道如何处理灾难性的意外情况，而且还要知道怎样最大限度地利用意外的胜利。

    在“狂暴行动”中，当我们向“堪萨斯线”推进时，果然打了不少意料之外的胜仗。胜仗如此之多，以致使我不得不对消除部队中的自满情绪引起重视。第8集团军重整旗鼓、回击敌人的那股劲头一时又使国内充满了信心。一些持乐观情绪的人竟然认为，彻底的胜利已经为期不远了。

    我希望消除部队中的这种自满情绪，以免“圣诞节回国攻势”(或曰“七月四日回国攻势”)的那种劲头再度使前线部队对敌人还可能实施的打击毫无准备。我们的责任是防止部队的自满情绪发展成莽撞、蛮干。为此，我于四月一日会见了美军三个军中的两位军长，以争取他们同意我如下的坚定看法：第8集团军迄今尚未遇到过的、最艰苦的战斗和最严重的关头还在后面。根据敌军的现有能力和公开的企图，我认为，几天之后，将需要我们的每一名士兵拿出最大的勇气投入一场战斗。野战指挥官首先要具有这种精神面貌，并通过各级指挥系统来影响下面的部队。对共军发起的小规模进攻都有可能酿成规模巨大的作战行动。

    因此，我军必须随时做好准备，以对付从未遇到过的、更大的威胁。我们当前的任务是，对敌人保持压力，以便在我抵达一个可据以发起最强大的攻势的地区之前，使敌人得不到重整部队的机会。

    由于轻而易举地抵达了临津江，我起先甚至想进而推进至临津江与礼成江(礼成江从临津江西面、开城的附近注入黄海)之间的广阔沿海平原。然而，新近得到的情报说明，这一地区，敌军兵力较我预想的要小得多。这里仅有北朝鲜军的一个师；而在开城以北却发现了中国军队两支以前未投入战斗的生力部队第63军和64军。如果我军越过临津江，则这些新锐部队会对我之右翼构成极大的威胁。所以，我通知联合国军总司令，我打算改变原计划，准备以第1军以及第9军的左翼部队朝铁原方向运动。(铁原是位于“铁三角”西南角的一座城镇。“铁三角”是敌军兵力集结的中心，它的北部以“三角形”的顶点平康为界，东南以金化为界，西南则以铁原为界。)这意味着在“堪萨斯线”的北面要划定一条新的目标线即“犹他线”。其实，“犹他线”不过是“堪萨斯线”向北延伸出来的一个突出部，它可以使我们处于进攻“铁三角”的有利地位。随着我军的推进，敌军的抵抗也越来越顽强。敌军沿其整个正面点燃了树丛和森林，企图遮蔽自己的行动，并阻碍我军对已方地面部队实施近距离空中支援。但是，在夺取了华川水库大坝以及南朝鲜第1军拿下东海岸的城镇大浦里之后，敌人的抵抗行动就逐步停止了。所以，我们事实上未遭任何抵抗便进至“犹他线”。

    尽管我们的许多前线部队未能与敌人建立接触，但是却不断有迹象表明，中国人正准备发起进攻。炮兵与空军观察员报告，在第9军控制的那段防线北面，发现敌军的一支约四、五千人的队伍正在向东南方向移动。中国人在北面不再构筑防御阵地，而且，他们正在填掉预先在我前进路线上构筑的防坦克陷阱。

    我并不相信中国人真能实现他们吹嘘的目标，即把我们赶入大海或者在战场上击败我们。我们现在已经拥有一支经受考验、坚强不屈而且信心十足的军队，他们已经掌握了进行这种战斗的经验，适应了各种恶劣的天气变化，而且，拥有的火力在强度上也大大超过了以往打击敌人的一切火力。我深信，唯有发生苏联大规模干预的事态才可能迫使我们撤离朝鲜半岛。在一九五一中春节，这种干预并不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果然，总部在三月底向我提供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似乎证实了我收到的一些从最近在战斗中抓获的俘虏口中得到的情报。总部这份报告的根据据说来自某欧洲国家的前驻土耳其大使。这位大使是个很诚笃的人，一再表明他有可靠的情报，大致内容是：一个以可怕的维·米·莫洛托夫为首的苏联远东委员会打算于四月底在朝鲜发动一次大规模攻势。根据我总部的这份报告，苏联将打着志愿军的旗号，动用大量的飞机和蒙古血统的苏军正规部队入朝作战；苏联远东军区则受命，要不惜冒打一场全面战争的危险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援，以保证赢得胜利。

    这类情报我是无法证实的。于是我向总部提出建议，由战区和国家的情报部门加紧查明实情。我还极力要求，毫不含糊地向苏联提出严重警告：对朝鲜的一切干预行动，不管打着何种旗号，都将被看作是战争行为。我的建议究竟产生什么结果，一直无从知晓。不过，在敌人终于发起第五阶段的攻势之后，我们根本没有发现苏军以任何形式加入战争的证据。

    但是，尽管有苏军可能参战的情报，我还是不希望第8集团军瞻前顾后、畏缩不前。因此，我在前面提及的指挥官会议上明确表示，只有那些实际负责制定进攻已知之敌的推进计划的指挥官才有权考虑或研究后退行动。我告诉与会的军长和师长，仅仅在下述情况下我才亲自下令立即撤退：一、苏联人以其现有的军事实力进行干预；二、与此同时，中共军队和北朝鲜人民军全力以赴地投入战斗；三、敌人采取所有这些行动所选择的时机便于其充分利用天候条件；我相信，在此情况下，美国政府会完全赞同撤离朝鲜。

    事实上，即使我不这样做，政府也会命令我这样做的。通过与海军和空军协商，陆军参谋机构已拟就一份应付这些紧急情况的计划草案。一旦经我同意，该计划便会以统一的代号迅速下达部队，付诸实施。计划一经初步批准，就要交给各军军长进一步加以充实和完善。届时，各军军长经慎重考虑可以吸收各师师长和一些专门指定的师一级军官一道参加研究，以便使这些人对撤退行动也能有所准备。

    但是，除专门指定的军官外，不再允许扩大讨论此项计划甚至知道此项计划的人员的范围。

    如果我们竟然已打算撤退的消息当真走漏出去，则南朝鲜军队有可能背叛我们。但是，谁也不能因为他们打算在我们一手给他们造成的环境中苟且偷生而责怪他们。我还认为(麦克阿瑟也同意我的这一看法)，万一我们因苏联直接出兵干预而做出了撤离朝鲜的决定，则应等到第8集团军撤至小白山脉以南之后再下达撤离朝鲜的命令。否则，南朝鲜军队的背叛有可能使我两翼暴露，从而使我军为敌军所包围并遭受严重损失。

    当然，在此期间，我们并没有消极地等待敌人发起攻势。我们继续朝东北方向推进，首先抵达“犹他线”，尔后抵达“犹他线”向东延伸的部分“怀俄明线”。下一步，我们要夺取瞰制铁原的高地。但是，还没有来得及采取这一行动，敌人便苏醒过来，阻止了我军的快速推进。敌第五阶段攻势即将开始。然而，政治事态的发展突然压倒了战场上的一切战事。

    第7节

    麦克阿瑟将军被罢免了。事情是这样地突然，这样地不可抗拒，而且，还这样毫无必要地以粗鲁的罢免方式来公然伤害将军的自尊心，这在全国上下激起了一阵抗议的怒潮。一位把一生都献给祖国的伟大军人政治家被匆匆解除了职务，这引起了一种深刻的意见分歧(诚然，这种分歧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使公众难以认清问题的实质。

    曾经有些极端分子，无疑今天还有这种人，他们硬说参加这场争论的双方怀有极其邪恶的动机。譬如，他们说，在政府的高级领导层中有一个简直是卖国的“无须取胜”集切(不知怎么与不久前叛逃到苏联的两名英国外交机构的成员有联系)。另一方面，他们又指责麦克阿瑟成心要把我们卷入亚洲大陆的一场全面战争之中。我想，正如我们的大多数公民后来历弄清的那样，这两种非难和中伤都是毫无根据的。

    我们最高级的政府官员仍，不论文职的还是军职的，他们的爱国和忠诚是不应受到丝毫怀疑的。杜鲁门政府并不是要迎合我们的敌人，只不过是想避免一场世界性的浩劫。麦克阿瑟也一直是反对在亚洲大陆动用美国地面部队的。真正的、根本的问题既不是杜鲁门先生和麦克阿瑟将军之间在扩大朝鲜战争的看法上存在鸿沟，也不是这两个人的强烈个性格格不入。问题正如马歇尔将军在参议院某委员会的证词中所指出的，无非是一位局部地区的战区司令公开表示不赞同上级曾以最明确的语言一再向他传达的方针罢了。

    我本人对麦克阿瑟一直是深表敬佩的。这是通过密切交往丽逐步产生的感情，这种感情可以追溯到麦克阿瑟在西点军校担任校长的那些日子。当时，我负责体育课，直接向他汇报工作。由于他对体育运动兴趣甚浓，因而，那几年我有幸常常见到他。后来，直到我到朝鲜赴任之前，与他会面的次数就相当少了。但是，我对他的情况一直很关心。正因为如此，我才得以了解他那复杂性格中为一般人所认识不到的某些如下的毛玻他追求对自己的颂扬，这导致他在某些场合公然要求或者接受那些本不属于他的荣誉，或者推卸那些明明是他自己所犯错误的责任。他爱出风头，这常常使他在所属地面部队参加每次登陆作战时和参加的重大进攻行动发起时伊然以现地实际指挥官的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他热衷于培养自己那种似乎天才人物所必须具备的孤独精神，结果，他几乎发展到与世隔绝的地步(在东京，他的办公室连电话也没有)。这种与世隔绝使他得不到一个指挥官所必需的从自己主要部属那里得到的批评意见和客观评价。他个性倔强(这种个性的形成是由于他在遭到人们坚决反对的情况下曾成功地强行通过了许多出色的计划)，这使他有时不顾一切所谓常理而坚持按自己的办法行事。对自己的判断能力过于自信，这使他养成一种一贯正确的毛病，并且最后导致他发展到几乎不服从领导的地步。

    我认为，其中一些毛病的产生应当归咎于他那非凡的才能。早在少年时代在得克萨斯军校时，他的这些才能就已经使他在所参加的几乎所有活动中显露头角。他在西点学校时的学术造诣、体育运动水平和领导成就，他透过现象抓住问题本质的能力，他的胆略和魄力，他那乐于迅速、勇敢地追求明确目标的精神，所有这一切最后使得人们不愿意否决他的看法，甚至不愿意在他面前提出有力的反驳。他那雄辩的口才以及阐述自己论据时那种生动的样子，也往往能使反对意见烟消云散，使本来怀疑他的那些人转而怀疑他们自己。他堪称是一位了不起的名将。

    所谓他成心想把我们卷进亚洲的一场全面战争的说法，与他的目的是背道而驰的。其实，他倒是一直认为，“没有哪个神智正常的人”会主张把地面部队派往大陆中国。他一次又一次地大声疾呼，反对在朝鲜以外的地方使用我们的地面部队。他一再郑重其事地主张，用我们强大的海、空力量来封锁共产党中国，并且摧毁她“在一代人物时间内”进行武装侵略的潜力。

    政府领导人，无论文职的还是军职的，他们所进发出来的爱国热忱并不亚于麦克阿瑟将军。然而，直到一九五一年参议院听证会(此时，麦克阿瑟在离开祖国十余年之后重返故土，在为期七周的对证中面对着自己的批评者和支持者)引起的大辩论中某些激烈争论的情况透露出来之后，真正的分歧点才普遍为世人所了解。由于将军与总统之间的分歧最后得到了解释，因而大多数公众对总统的批评便偃旗息鼓了。但是，对于匆匆解除麦克阿瑟职务的做法普遍不满的情绪却依然存在着，而且很可能要一直存在下去(将军本人直到报社记者告诉他才获悉自己被解职一事)。

    诚然，杜鲁门和麦克阿瑟都不想在亚洲进行一场地面战争，但是，杜鲁门及其顾问们却根本不同意麦克网瑟封锁和压垮中国的方案。坦率地说，麦克网瑟所寻求的是一场预防性的战争，即不借冒使苏联卷人这场冲突并最终导致苏联入侵欧洲的风险来摧毁中国发动战争的潜力。麦克阿瑟声称，鉴于我们已经与红色中国处于战争状态，因而采取这一行动是完全正当的。按照他的看法，欧洲已经丢失，现在只不过是苏联人的一个工业后院罢了。麦克阿瑟相信，世界未来的命运将在亚洲决定。

    然而，麦克阿瑟在提出自己的理由时，却把国家所面临的抉择描绘成是“胜利”与“僵持”之间的抉择。由于把这种抉择说得那样简单，因而对一个爱国者来说应该作出那种抉择似乎就成了不言而喻的事情。这个由高手绞尽脑汁、极其巧妙地提出的“胜利”方针证明是难以反对的。

    这一直是麦克阿瑟的口号。

    “胜利，迅速而彻底地赢得胜利！”任何正在进行战争的国家都会理所当然地把麦克阿瑟一九三一年提出的这个口号作为自己的目标。二十年后，他老调未改，在对美国国会所作的演讲中，他宣称：“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代替胜利！”后来，在一九六二年五月，他在对西点军校的毕业班发表演说时又重申：“你们的使命依然是固定不变的，明确的，神圣的。那就是要打赢我们的战争……要有取胜的决心，要切实认识到在战争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代替胜利！”

    这些话当然是每个在地面、海上和空中作战的美国士兵的信念，也许找不到更好的战斗口号来激发美国人的满腔热血了。它表达了“决死一战”的精神。这种精神曾经鼓舞着我们的军队经历了八年的独立战争，征服西部地区的长期战争，痛苦的国内战争，以及他们所参加过的每一场其他的冲突和战争。按美国人的性格是不愿打有限战争的。就象在拳击场上一样，他们所想的就是将对手狠狠地击倒在地。象取胜这样闪闪发光的思想，哪个朝气蓬勃的美国人会反对呢？反对这种思想就象支持邪恶、反对美德一样荒唐。

    可是，正如在朝鲜的步兵所了解的那样，获得一次“胜利”有时还需要另一次胜利来保障。夺取一个高地之后，为了巩固战线或者防止敌人观察，似乎总需要再拿下一个高地才行。而当时在我们大多数公民心目中的所谓“胜利”，可能只不过是打赢麦克阿瑟宏伟计划中的初战而已。

    可是，麦克阿瑟所说的胜利不仅仅是指在朝鲜的胜利，即不仅仅要在朝鲜半岛消灭全部敌军并建立一个在民主政府领导之下的统一的国家。他所想的就是要在全世界击败共产主义，给共产主义以“狠狠一击，使其永世不得翻身”。

    这种打击将标志着红色浪潮历史性的退落。他的“方案”不仅包括向鸭绿江实施大规模进攻，而且还包括摧毁满洲的空军基地和工业体系，封锁共产党中国的海岸，破坏其工业中心。为蒋入侵大陆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援，以及把国民党中国的部队运往朝鲜以加强我们在那里的地面力量。他真的以为这些行动会打破共产党对大陆的控制。他深信中国的老百姓随时都欢迎蒋打回去，而且还自以为苏联不会介入他所设想的这种冲突。但是，在向红色中国发动这场预防性战争的过程中，倘若苏联的干涉威胁到这场战争的胜利，则我认为，麦克阿瑟理所当然就会极力要求进而向苏联发动进攻(他认为，苏联实力日益增长，使时间对苏联有利)。这只不过是他的最终目的即以武力在全世界消灭共产主义必然会导致的结果。

    因此，如果实行他的计划，就要承担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巨大风险，西欧就会遭受蹂躏，紧接着，我们肯定会失去一些久经考验的、最忠实的盟友。还应当记住，在冒这些风险时，我们自己的国家将会处于毫无准备的可悲状态，我们的总预备队削减得只剩下一个处于战备状态的陆军师。

    这就是麦克阿瑟高喊战争时在其心目中的所谓“胜利”。这是个需要全国做出巨大努力的、雄心勃勃、充满风险的方案。可是，这个方案并没有立即为麦克阿瑟的上级所否决。美国政府的最高领导层(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国家安全委员会、三军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以及国会的领袖)仔细研究讨论了麦克阿瑟提出的每一个问题。

    他们首先结合远东战区司令部组建的背景、职责以及亚洲的局部形势对麦克阿瑟提出的每个问题进行了审查。尔后，又根据全世界的形势、美国当时的能力和局限性、西欧的防务状况以及部分或全部采纳麦克阿瑟的建议而突然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等情况进一步考虑了每个问题。

    这些官员对麦克阿瑟的全部建议进行了严肃认真、深思熟虑和周密细致的研究。

    他们认为，我们的空军不可能通过轰炸迫使红色中国屈服。我已提到过霍伊特·范登堡将军的想法。他认为，如果我们真要想摧毁满洲的基地，我们“本钱很少的空军”就会在战争中受到极大的消耗和损失，以至于我们需要花费两年的时间来重建这支空军才能使其在地球上其他地点出现挑战时能有效地应付之。除此之外，范登堡将军对于轰炸满洲这种“一点一点地啄击皮毛”的办法毫无兴趣。因为，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换回来的只不过是敌人军事力量极轻微的损失。五角大楼也根本不相信中国的工业基础会象麦克阿瑟所想象的那样能够那么快就被摧毁。如果进行轰炸，无疑会使成千上万的无辜遭到屠杀；如果使用原子弹，那么牺牲者将会是数以百万计。除非我们炸毁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线，否则，共产党中国还能照样通过这条铁路接受军事补给，而苏联则丝毫不受触动。可是，炸毁西伯利亚铁路需要采取持久作战行动，这可能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而且，这样做肯定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

    此外，杜鲁门政府与参谋长联席会议都清楚，任何攻击满洲基地甚至鸭绿江上的桥梁的行动，都将结束那个保证我们在南朝鲜和日本的基地不受侵犯并把战争限制在朝鲜半岛的心照不宣的协议。

    至于封锁中国沿海，这将构成一种战争行动。封锁，只有在确实奏效的情况下才能为各个中立国家所承认。然而，除非将英国的直辖殖民地香港，以及大连港、旅顺港都包括在封锁之列，否则这一行动无法奏效。如果我们果真封锁这几个港口，英国和苏联所作出的反应是不会让我们轻松的。

    在五角大楼看来，利用蒋军入侵中国没有成功的希望，除非他们能得到大规模的美国海、空军支援以及后勤方面的支援。这些支援，麦克阿瑟当然认为蒋军是应该得到的。

    可是，我们在这方面能够抽出的力量已所剩无几，而且，我们所拥有的这点力量如果用于朝鲜，可以发挥更有效的作用。即使入侵大陆能迫使中国军队撤离朝鲜，从而减轻那里的压力，但蒋的地面部队却很可能遭受几次挫折便大批倒戈，这种情况在他们最后与共产党正面交锋时就曾出现过。

    五角大楼对蒋军的作战能力不抱什么希望，麦克阿瑟本人不久前也说道对这些人的战备程度缺乏信心。他们的训练水平很低。我们必须首先向他们提供诸如火炮、装甲车辆等全部重型武器，并且对他们进行使用这些武器的训练，然后才敢将这些部队投人战斗。但是，从已经在战场上作战的部队那里抽调这类紧缺助武器装备是不妥当的。

    此外，我们还必须考虑到李承娩坚决反对在他的国家使用中国军队。因为，在他看来，—朝鲜还有人力没有充分利用起来。

    政府也不赞同麦克阿瑟的西欧不太重要的观点。西欧的工业技能、人力、技术、各类工厂、可迅速加以利用的原料、必不可少的空军基地，尤其是西欧在血缘和文化方面与美国的密切联系，所有这一切都使华盛顿感到必须是欧洲第一，亚洲第二。一旦失去欧洲，形势就会立即朝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发生决定性的变化，北约组织就会解体，美国就会遭到孤立。如果真的发生一场两线作战的战争，我们是来不及进行准备的。

    五角大楼对于在南面开辟第二战场牵制中国力量的建议进行过长期而深入的考虑，但还是否决了这个方案。对于英国和英联邦其他诸国来说，使用蒋军一案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把敌对行动扩大到福摩萨地区将大大加重我们在太平洋地区担负的任务。同时，我们为进行朝鲜战争而一手撮合的、本来就勉强维系着的联盟就会遭到一定程度的损害。

    麦克阿瑟将军与政府之间的另一个分歧是：是坚持我们在联合国中的集体安全政策呢，还是单独干？很显然，麦克阿瑟决心已定：如果我们的盟友不与我们站在一起共同对付共产党中国和苏联，那么，我们就应该自己挑起全付重担。然而，美国早就承诺了集体安全的义务。尽管联合国其他成员国实际提供的人力并不很多，可是在联合国的旗帜下作战能使我们在朝鲜的行动带有道义上得到支持的色彩，而这在我们与自由世界其他国家打交道时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

    在那些今天看来具有历史意义的参议院听证会进行期间，这些结论再次为在此之前就已得出这些结论的绝大多数(即便不是全部)主要领导人所说明和肯定。这些人是：艾奇逊、马歇尔、布莱德雷、谢尔曼、范登堡、柯林斯和解多其他的人。这些人都进行了宣誓。他们的证词还被记录在案。他们受到了各种询问。最后，为了保密起见，证词作了删节，尔后公布于众。这样，否决麦克阿瑟方案的原因也就成了一件有案可稽的公开事实。所以，无论是谁，如果再认定这些官员以及总统、副总统求“胜”的愿望不如批评他们的人强烈，对国际形势的看法比这些人狭隘，为国家最高利益服务的决心不如这些人坚定，那就十分荒谬了。可是，这些说法却曾经被人以尖锐的公开批评方式或隐晦的方式作为攻击政府的炮弹，当时，拒绝批准麦克网瑟的建议被扣上了姑息养奸的罪名。

    所以，不是由于匿名的颠覆分子们巧妙地塞进我高级委员会的什么“无须取胜”政策才导致了政府拒绝麦克阿瑟提出的方案。问题的实质在于，政府要坚持一项根本不同的政策，即对“胜利”一词作出不同的解释，根据对世界形势比较全面的了解对事实情况采取不同的观点。

    很清楚，国家最高层的文职领导和军事领导，由于眼界较宽，关于苏联原子武器的发展状况有比较高级的情报来源，对于欧洲爆发全面战争可能产生的后果有更全面的估计，因而，他们对于当时的现实情况和责任也就有一个清醒得多的认识。在他们看来，即使能在朝鲜取得战区司令所追求的那种“胜利”，我们也会因此面在其他地方背上过于沉重的负担。他们认为自己的看法是正确的，麦克阿瑟的观点是错误的。这些看法正确与否，在当时都无法得到证明，今天亦无法证明。向总统提出建议和忠告是他们的职责，因而他们这样做了；作出决定是总统的职责，因此总统定下了决心。

    政府的决定以及作出这些决定的理由很快就向联合国军司令作了传达。此外，为使重点突出，含意明确，总统在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三日亲自致函麦克阿瑟，对政府的决定做了说明，所有这些争论最终发展成为观点上的深刻分歧。然而，不管麦克阿瑟的洞察力多么敏锐，他的信念却是一部分建立在对于世界形势缺乏了解的基础上(无疑，对于完全在他视野之外的国内政治因素，他更是缺乏了解)，一部分建立在他这个战区司令本人对情报显然作出了错误判断的基础上。

    在参议院听证会上，当就麦克阿瑟的整个方案进行辩论时，参议员林顿·约翰逊向麦克阿瑟将军问道：“……设想我们采纳了你的方案，中国人被赶回到鸭绿江对岸，但他们仍然拒绝签订一项条约和达成一项有关他们未来命运的协议，那么，届时你将采取何种对策？”

    麦克阿瑟根本提不出任何方案。他只是说，他认为那不过是一种荒诞不经的假设。

    “他们退了回去，”约翰逊参议员追问道，“我们将采取何种行动？”

    “我认为他们不可能继续处于交战状态”，麦克阿瑟答道。

    麦克阿瑟对于事物的判断有时不仅仅凭主观的想象，他还以对情报的错误分析为依据。我认为，一九五０年十月初，在威克岛会议期间发生的事情可以证明这一点。当时，杜鲁门总统接见了他，同他私下讨论了朝鲜的形势问题。从那次会见的谈话记录来看，麦克阿瑟估计，即使中国人真的参战，他们可望在朝鲜保持的最大兵力至多不过五、六万人。这意昧着联合国军可以享有二比一的优势。可是，事实上，中国人在十一月底发动攻势时，估计兵力达到了三十万人。麦克阿瑟的这一错误判断是导致他发动“圣诞节回国”攻势的一个原因，这次攻势几乎把我们引向灾难的深渊。

    麦克阿瑟并不总是坚信我们能够把中国人赶出朝鲜的。一九五一年十月十日，敌人迫使我撤回三八线以南的大规模进攻已结束很久，我部队还在医治中国人新中攻势所造成的刨伤，麦克阿瑟电告参谋长联席会议，如果美国的决心中变(即：不派增援部队，不对红色中国实施海上封锁，不许轰炸满洲，以及不利用蒋军反攻大陆)，那么，按照他的意见，“如无极其重大的政治原因，则我军应以作战情况允许的速度尽快撤离朝鲜半岛。”只是在联合国军恢复了元气、信心和斗志并再次接近三八线之后，特别是一九五一年四、五月间粉碎了中国人第五次钳形攻势之后，人们才重又听到了要求取得彻底的决定性胜利的呼声。

    至于我本人，从来就不相信，如果俄国人不派兵介入战争中国人能够把我们赶出朝鲜。而且，我和第8集团军全体官兵一样都深信，如果我们得到命令，我们完全可以在一九五一年春季一直推进到鸭绿江边。然而，发动这样一次进攻所付出的代价将远远超过我们所能获得的好处。

    我们可能要遭受惨重的伤亡(我当时估计，伤亡人数可能会达到十万之多)，因为我们要在朝鲜北部的所有崎岖地形上与顽强抵抗的敌人进行激烈的战斗。可是，我们所能得到的只不过是若干平方英里的不毛之地，而且，在这片不毛之地的大部分地区，今后若干年内还会有大量游击队活动。随着我们自己的补给线拉长，敌人的补给线就会缩短。

    他们最终就会以巨大的兵力，凭借宽阔的鸭绿江和图们江与我们相抗衡。我认为，只是把敌人压回去而不能歼灭其相当的兵力，实在是很不合算的做法。

    战役结束时，我们的战线就会由一百一十英里拉长到四百二十英里，控制这条战线的主要责任就会落在我们头上，因为，这远远超出了南朝鲜军队的能力。接着，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美国人民会赞成保持一支扼守这条战线所必需的庞大军队吗？他们能同意为进行满洲之战所付出的血的代价吗？他们会全力以赴地投入在亚洲大陆这个无底深渊所进行的一场无休止的战争吗？我当时和现在都认为，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就是一个“不”宇。

    将军与总统之间争执的另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打全面战争还是打有限战争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只不过是把“胜利还是相持”的问题用更为明确的语言表达出来罢了，也就是我们是应该全力以赴、一劳永逸地击退“红色浪潮”呢，还是尽量适当克制我们的行动，把战争限制在朝鲜境内？不过应当指出，对杜鲁门政府进行派性攻击的人，特别是以已故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为首进行攻击的那些人，并不赞同在亚洲或者欧洲进行一场全面的地面战争。

    相反，他们似乎只是提供了一种早期的“美洲堡垒”理论的最新翻版：不要增加我们在德国的驻军；停止进一步向欧洲提供援助；重新制定一项建立在退出欧亚大陆基础之上的全球政策(这是前总统赫伯特·胡佛的建议)；利用海、空力量保持美国的利益(在麦克阿瑟的方案中，甚至将这一战略运用到了远东地区)。总之，应该建立一种美国强制下的和平，以便在海、空力量的庇护下使西方文明得到保护，就象在英国强制下的两个世纪的和平时期所做的那样。

    在麦克阿瑟被免除职务很久之后，这个方案才得以强行贯彻。艾森豪威尔政府上台以后，其基本宗旨就是利用海军力量来控制海洋，利用以原子弹进行“大规模报复”相威胁，来维持现存的疆界。此时，人们认为，我们再也不能向海外输送大批地面部队了，所以，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地位也就可以降低了。财政部长说，我们的财力只能支持我们打一种战争，即中场大战。国防部长则很肯定地对我们说，如果爆发战争，那一定是一场大战。

    最后，杜鲁门—麦克阿瑟之争使当时人们尚未普遍认识的一个问题变得突出了，那就是在决定国家政策的问题上，文职政府是否拥有对于军事当局的统帅权。

    就我记忆所及，在朝鲜战争之前，美国总统的权威受到现役军官无论何种形式的挑战的先例只有那么一次。那就是在林肯执政期间，乔治·麦克莱伦将军公然无视总司令的命令。杜鲁门先生本人在其《回忆录》中专门提到了这件事情。他写道：“林肯常常直接向麦克莱伦(当时任整个联邦军的司令)下达命令，可是，这位将军却不予理睬。

    全国有半数的人都知道麦克莱伦怀有政治野心，并且知道反对林肯的那些人企图利用这种野心。林肯是个宽宏大量的人。但是，在施了很久之后，他终于被迫解除了联邦军最高司令的职务。”（关于对麦克莱伦和麦克阿瑟的详细评论见附录1)将近一个世纪之后，历史再次重演。据杜鲁门先生说，甚至在一九五O年以前，麦克阿瑟就不尊重总统的权威。

    起初，他还有所收敛，后来便越来越放肆了。最后，他即使没有故意蔑视上级的合法命令，至少也是对这些命令明显表现出漫不经心的态度。杜鲁门先生把麦克阿瑟的行动归纳为“违抗命令”。其他的人则使用了一些比较文雅的字眼，从“蔑视”到“公开反抗”等等无所不有。

    就象国际舞台上古往今来的一些其他伟大人物一样，麦克阿瑟似乎常常以为，他那天生的、常常为其军事成就所证明的才华，使他的判断能力远在他所有的同级乃至上级之上。可是，事情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军事领导人还是政治领导人的判断能力更高一筹，而在于以总统为代表的文职政府和以战区司令为代表的军事当局哪一个有权决定美国应当采取何种行动。在作出决定之前，麦克阿瑟当然有权也有责任就某个预案是否正确发表自己的看法，并提出他个人的建议。但是，在总统的决定向他宣布之后再与总统争辩，那就既不是他的特权，也不是他的职责所能允许的了。在政治派别自私狭隘的偏见表现最烈的时刻，在为一九五O年秋末冬初令人痛心的失败感到羞耻和灰心的时刻，相当一部分美国公众似乎忘却了这些基本常识。

    这些就是朝鲜战争期间美国舞台上的两位重要人物争论的主要问题，而政府当局与军事当局究竟谁领导谁的问题是这次战争引起的最为敏感的问题。按一般的推理，根本不应该出现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涉及的原则就象我们政府工作中的所有原则一样，是早巳存在、牢固确立了的。

    如果只是这么一条原则而没有那些有意无意地缠绕着它的虚构的问题和琐事，那么，我相信，大多数美国人本来会毫不犹豫地支持总统的。可是，这场争论与其他令人伤脑筋的问题纠缠得太深了，那些问题又没有一个能完全为人们所理解。其中一个存在很久的问题是我们的中国政策问题。其他的问题则是：原子武器的正确使用问题；有限战争的最新思想问题；以及在符合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义务助前提下对主权的含义作必要修改的问题等等。

    可是，根本的问题仍然是：杜鲁门总统或麦克阿瑟将军究竟谁有权来决定我们对外政策中的重大问题？正如马歇尔将军在参议院对此事作证时所表明的那样：“这个问题是由于司令的地位与参谋长联席会议、国防部长和总统等人的地位存在着固有的差别所造成的。作为司令官，其使命仅限于在一个特定的地区内对材一个特定的敌人；而作为参谋长联席会议、国防部长和总统，则要对美国的整个安全负……并且必须处理好在世界某一地区的利益和目标与在世界其他地区的所有利益和目标这两者之间的利害关系。”

    “在我们的军事史上，这种分歧并不新奇，”马歇尔将军接着说，“要说有什么新奇的并使我们必须罢免麦克阿瑟将军的事情，那就是一位局部地区的战区司令公开地对美国的对外政策表示不满和反对，这种情况确实是前所未有的。(他)……发展到与美国的既定政策如此格格不入的地步，以至于是否还应当允许他继续行使一个战区指挥官通常所拥有的那种作出决定的权力都成了很大的问题”。

    可是，我认为，下述情况对国家来说还是值得庆幸的，那就是问题毕竟暴露出来，而且，选举产生的政府首脑完全由于他个人内在的恢弘气魄和高度勇气而不是由于来自政界或军界的任何压力，对问题进行了断然处置。总统的决定可以说是一项有力的预防措施，能够防止再度出现这样的情况，即在今后某个重大的危急关头，其他人也会跃跃欲试，企图向宪法赋予总统及其顾问们的制定对外政策的权力挑战。

    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日，参谋长联席会议通知麦克阿瑟：国务院正在拟制一份总统声明，大意是，联合国准备讨论解决朝鲜问题的条件。三月二十四日，这项声明即将最后定稿。声明将表明，我们愿意在撤回到战前分界线的基础上解决问题。

    可是，三月二十四日这一天，麦克阿瑟将军擅自发表的一项声明拆了总统的台，激怒了我们的盟友，而且使中国人处于如果真要接受邀请进行谈判就会大丢其丑的难堪境地。了解实情的人都不会天真到认为：麦克阿瑟不知道自己的声明可能会造成何种后果，也没有任何公开反对总统的企图。三个多月以前，亦即一九五O年十二月六日，杜鲁门总统向全体官员，包括麦克阿瑟将军在内下达了一项专门指示，禁止发表有关国家对外政策的任何公开声明。

    但是，专门下达这项指示实际上是多此一举。根据我国宪法，制定对外政策向来就不是军人份内的事情。那是由选举产生的官员所特有的、专门的和正当的职责，这个规定不会因为有谁评论现行政策“正确”与“否”而受到影响。只有在专制制度下，一个军事领导人才能独断专行，由他一个人决定在与其他主权国家交往时本国应采取何种方针。

    麦克阿瑟的一句话就打乱了国务院发表声明的计划。

    因为，麦克阿瑟说：“因此，敌人现在一定已痛切地认识到：联合国如果决定改变其把战争限制在朝鲜地区的容忍态度，而把军事行动扩大到中国沿海地区和内陆基地，肯定会使赤色中国在军事上面临迅速崩溃的危险。”这句话如此明显地主张彻底改变联合国的方针，以至于无论是谁，如果借口说这仅仅是如某些人所说的那样，表达了一种想接受别人投降的愿望，那都是很难令人信服的。即便是要求对方投降(麦克阿瑟的话中包含了这个内容)，也会给人以联合国的立场突然变得强硬起来的感觉，而且还会使我们丢丑，那就是我们当时根本没有力量对中国施加压力。

    这就是军界与政界之间摊牌的背景。摊牌的时刻立即就到来了。结局是不言而喻的，就象在每个民主国家总会出现的那样。行政当局享有最高权力面且必须享有这种权力。此外，这也是关于朝鲜问题的两种思潮之间酝酿已久的一次摊牌。一派坚决主张争劝彻底的胜利”；具有同样真挚感情和爱国热忱的另一派则坚决主张停战，以便赢得时间来扩充我们的实力并加强盟国的力量。

    这次摊牌并没有终止那场主张停火的人们与拥护“军事胜利”的人们之间进行的、人所共知的所谓“大辩论”。

    问题本身随着麦克阿瑟的职务被撤销而得到解决。但是，辩论仍在继续，这主要是因为南朝鲜总统李承晚坚决反对进行任何谈判，并常常大肆宣传这一立场。他的以武力实现朝鲜统一的强烈主张，大大增加了双方在进行旷日持久的停火谈判时我国政府遇到的困难，而且，也使我感到大伤脑筋。可是，我在内心对这位勇敢的老者还是敬佩和同情的。他对自己所憎恨的共产主义从不妥协，他对自己的人民极其偏爱，他在追求无法实现的目标时总是楔而不舍，但是，真正能够使他为之所动的却只有他那对自己国家的深沉的爱。正是为了自己国家的事业，他多年流亡在外，并且一踏上自己的国土就贡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力。

    考虑到他的自我牺牲精神以及内心燃烧着的炽热感情，我认为他采取现在这种坚决反对谈判的做法是必然的。

    可是，我们这些必须处理军事上实际事务的人往往感到他碍手碍脚。他一再坚持说，朝鲜有巨大的人力资源，只要我们向他们提供武器，他们就能为我们作战。可是，我们十分清楚在中国人发动的每次攻势中某些南朝鲜军队逃跑时究竟丢弃了多少万美元的武器装备。李还坚持说，他之所以将自己的部队投入了战斗，是因为考虑到联合国全力承担了“统一朝鲜并严惩共产党侵略者”的义务。他说，他永远也不会同意葬送统一大业的停战协定条款，因为，这些条款意味着“朝鲜民族的灭亡”。由于联合国为防止朝鲜战争发展成第三次世界大战已决心停战，李最终作出了让步。

    但是，我相信，这位不屈不挠的爱国老人决没有真的放弃他所梦寐以求的目标。然而，在谈判过程中以及在谈判开始之前，他的不妥协的态度，他那些美国的支持者们起劲发出的叫嚷，有时甚至是出于自私的目的而发出的叫嚷，却给我们的谈判增添了许多障碍，使我们许多人私下都希望他能远远地走开。联合国从未承担以武力统一朝鲜的义务。只是在仁川登陆之后第一次出现乐观情绪的高潮时，人们才对为全歼敌军而越过三八线作战的问题多少作了点认真的考虑。中国人一加入战争，联合国军实际上几乎再没有认真研究过向鸭绿江发动新攻势助问题。当第8集团军再次开始向北推进时，我们的目的不过是完成指定的任务，“击退敌人的侵略行动，在朝鲜恢复国际和平”，这基本上就是恢复战前的态势，维持一种必然要出现的对峙局面。

    就在麦克阿瑟被撤职的前几天，情况似乎已经表明，战场不久将出现相持局面。我们的攻势还在向前发展。但是，我闪所计划的全部进攻行动都是目标有限的行动，进攻的目标经过精心的选择，通过的地形预先进行过充分的研究，而且，每次进攻都十分小心谨慎，注意防止因积极性过高而不顾后果地实施追击，以致造成不应有的甚至是惨重的损失。我们已经运用了全部现在兵力，除非我们能得到强大的增援，或者受命向鸭绿江——图们江—线推进(这两种情况都不可能出现)，否则，我们打算继续按目前的方式打下去。我把自己的打算向麦克阿瑟作了，汇报，他亦表示赞同。

    敌人似乎仍处于防御态势，但我还是提醒各军军长，敌军在部署上既适于防御，又适于进攻，他们能够随时发起全面攻势。这时，我已接到在东京任职的新任命，詹姆士·范弗里特中将则正在去第8集团军赴任的途中。

    出奇的新闻往往是以最平淡的方式传播出来的，我突然晋升为联合国军总司令的新闻也是这样传到我耳中的。

    事实上，在这条新闻传到我这里时，我并没有意识到它的含意，因为，这个消息是一位战地记者以提问的方式传出来的。我已无法想起这位记者的姓名，可是，我记得他提出的问题是：我是否应该接受他的祝贺。这个问题，我并不明白其中的含意，除非我当时已经知道麦克阿瑟将军被兔去了职务，并且知道我已被选定接替他的职务。我只是回过头去盯着那位记者，开诚布公地告诉他我不懂他谈的是什么意思。当时，我正陪同陆军部长费兰克·佩斯视察前线，领他参观第936野战炮兵营(原为国民警卫队的一支部队，来自他的家乡阿肯色州)和其他一些单位。我当时所关心的主要是这次参观，而不是什么神秘问题的隐晦含意。

    第936野炮营是一个155毫米榴炮营，刚刚通过了最后的训练考核，被批准投入战争。当时，他们受领了一项射击任务。营长和各连连长邀请佩斯部长牵动技火绳，发射首发炮弹。一些士兵在这发炮弹上用粉笔画上猥亵的东西表示对弹着地区中国人的“问候”。部长立即欣然接受了邀请，发射了首发炮弹，然后很得意地退到一边等候射击结果。这时，陪同部长的两位军官(都是我的老朋友)埃德。赫尔中将和特德·布鲁克斯中将决定嘲弄他一下。

    “您难到没有想到，”他们一本正经地对他说，“作为一名文职的非战斗人员您是不应该开炮的吗？这下子，您如果落到中国人手中，那就完了！”

    一丝惊楞的表情在部长那张平时相当平和的脸上大约只停留了半秒钟的时间便一掠而过。我们都忍不住纵声大笑起来，他也跟着笑了起来。接着我们继续去参观其他单位。几小时之后，当我了解到那位记者向我提出的那个我曾觉得很荒谬的问题的真实含意时，又轮到我感到惊讶了。

    我接到命令，让我去东京赴任，接替那个一直是我上级的人的职务。

    我最后一次会见麦克阿瑟是四月十二日，在东京的美国大使馆图书馆里。这是一次我不愿提起的会见。在我以前撰写的一本书中，我曾对这次会见作过详细说明(见附录2)。这里，我只想强调一件事，这件事当时绘我的印象特别深刻。

    那就是麦克阿瑟显然不存在怨恨或不满的情绪。他象往常一样镇静和彬彬有礼，而且，我认为，他在接受这项决定时似乎表现出较高的涵养，大多数人处在同样情况下也许做不到这一点。不用说，正如我当时记录的那样，他的不屈不挠的精神看来丝毫没有减退。

    我之所以说“最后一次会见”麦克阿瑟，是因为这是我与他的最后一次正式谈话。其实，我在机场还见过他一面，为他举行了一次简朴的告别仪式。他握着我的手，诚心诚意地说：“我希望你在离别东京时能当上陆军参谋长。如果允许我选择自己的接班人，我本来也是会选上你的。”这句充满真情实意的简短的话语，体现了这位伟大军人政治家极其宽阔的胸怀。这句话对我来说是意味深长的，它证明了早在四个月之前当我就要离开麦克阿瑟的办公室去接管第8集团军时他对我表示的信任。就在不久以前，当联合国军再度向三八线挺进时，他曾再次表示过这种信任。当时，他对我说：“你已经做到了人们力所能及的一切事情。”

    ［十三年之后，由于公布了一则麦克阿瑟将军于一九五四年一月会见普利策奖金获得者吉姆·卢卡斯的报道，出现了一个莫名其妙的问题。据卢卡斯先生说，在这次会见中(会见记录一直到麦克阿瑟将军去世之后才得以公开)，麦克阿瑟将军把我列在其待选的野战指挥官名单末尾。考虑到麦克阿瑟将军在朝鲜对我谈过的全部情况，以及他后来在华盛顿对参议员哈里·凯恩的谈话(内容如下)，这则报道使我迷惑不解，我无法对此作出满意的解答。

    参议员凯恩：“在我看来，应该提一提陆军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对李奇微将军极其敬重的态度。在答复我最近的一次询问时，麦克阿瑟将军说：‘在那位非凡的军人沃克将军死后，是我提议并挑选李奇微将军担任第8集团军司令的。我认识李奇微将军已有三十年之久。我认为，在远东地区大概找不出比李奇微将军更为合适的人选取了。我对他极其敬佩不仅因为他是一个优秀的军人，而且还因为他是位很有修养的人和我所认识的最杰出的人物之一。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人他们间相互的合作、虔敬和忠诚能超过李奇微将军与我之间的这种关系。’”(摘自《国会记录》——美利坚合众国——第82届国会第一次会议的程序与辩论。第97卷，华盛顿，1951年5月10日，星期四——第85号)对于麦克阿瑟回答参议员凯恩时所说的上面的最后一句话，我深表赞同。——作者］我是与弗兰克，佩斯一道乘其“星座号”飞机到的东京。当晚，他又将飞机借给我返回朝鲜，因为他的飞机比我那架老式的B—17飞机快得多。这次飞行几乎葬送了我的性命。驾驶员是一个不熟悉朝鲜机场的人。凌晨一时，他把我们降落在一个供轻型飞机起降的简易机场上，错把这个机场当成了指示他降落的K—2机常不知道是由于罕见的好运道还是上天有眼，驾驶员躲过了一座他根本没有发现的山头，这座山头矗立在机场的一侧，只差几码就碰上了我们的翼尖。接着，驾驶员突然发觉自己正倾侧着在一条至多可供C—4F运输机作临时着陆之用的跑道上降落。

    于是，他不得不猛然采取紧急制动措施，以防止飞机一头扎在稻田里。飞机向左歪斜着停了下来。可是，飞机地勤组组长那些最好的瓷器却全部摔得粉碎，飞机的四只轮胎也爆裂了。这意昧着，在从数百英里之外弄到新轮胎并运到朝鲜之前，弗兰克·佩斯只好不乘自己的专机办事了。

    在我临起飞之前，弗兰克·佩斯曾很亲切地对我说了些赞誉的话，这次事故则加深了我对这些话的记忆。他说：“马特，你使这支军队不仅在军事上创造了奇迹，而且在土气上也创造了奇迹。”而现在，在侥幸绕过机场边上的山峰、在这条小得可怜的跑道上令人胆战心惊地着陆几分钟之后，我想，我们的驾驶员又创造了一个机械上的奇迹，使我们大家都得以安然无恙地在这里着陆。

    我们在战场上的下一步行动是“无畏作战”行动，即穿过“犹他线”继续向“怀俄明线”实施进攻。我们十分清楚敌军在其后方地域尤其在铁三角地区的集结情况。因此，在供大家研究讨论的几个可供选择的方案中，我们加进了一个向“堪萨斯线”撤退的方案。几天的坏天气就会使许多道路变得无法通行，并使我空中支援受到影响，这样，就有可能使我们被迫停止进攻，而且，如果敌军实施抵抗的兵力十分强大，我们甚至还需要将部队撤回到适当的位置上。

    我通知诸位军长，只有接到我的命令才能撤退，而且，应当按照事先规定的多道调整线进行撤退。不应采取消极防御，而应采取旨在给敌人以最大限度杀伤的机动的、积极的防御。

    然而，在这些行动开始之前，我已经将第8集团军的指挥权移交给范弗里特将军，我则飞往东京去接受新的职务了。但是，出于对老上级的礼貌我坚持不住在麦克阿瑟所在的总部。直到他最后离开了东京，我才住进帝国饭店。

    我在那里安顿下来八天之后，中共军队发起了他们第五阶段的钳形攻势，企图最后一次竭尽全力将我们赶人大海。

    这是一次以强大的兵力发动的进攻。其实，如果中国人早先能诱使我们任何一支为数可观的部队实施无计划的追击，他们本来也许会使我们遭到重大损失。然而，实际情况是，除某些南朝鲜军队迅速溃散并丢弃大批装备和大片土地外，我们的部队很出色地进行了防御———我早就相信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由于一个南朝鲜师的溃败，其他联合国军部队的翼侧便很危险地暴露在敌人面前，从而使这些部队也被迫放弃了阵地。这件事还迫使我于四月二十六月从我的参谋班子中派出一名我所信赖的军官保罗·史密斯中校(现为少将)向范弗里特将军转达了一项建议，即请范弗里特派一位将军去见莫西奥大使，催促他在除摩尔特将军之外无其他人在场的情况下向李总统呈交一封信，大意是：李的首要问题是保证其军队能有得力的领导。这一点李根本就没有做到。所以，我想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从他的国防部长起，各级指挥官都存在着领导不力的严重问题，南朝鲜大部队在战斗中一再失利便证明了这一点。我觉得应该让他知道，在他在自己的军队中建立起有力的领导之前，我不打算再同他讨论装备更多的南朝鲜部队的问题。他们已经毫无道理地丢弃了许许多多十分紧缺的重要装备。

    我相信此信送到了李的手中，不过却没有收到回音。

    相反，他继续向我们施加压力(其中有些压力是由李的代理人和支持者通过美国报刊施加的)，要求武装“朝鲜大批赤手空拳但富有经验的人员”。他坚持说，他们始终都拥有这种巨大的人力资源，可是一直未能加以利用。

    然而，这只不过是我当时遇到的一个很小的问题。而且，如前所述，我实在不忍心抱怨这位老斗士为建立一支由自由战士组成的士气高昂、勇于献身的典型军队而作出的种种努力。他希望，这支军队会一心期待着他发出将入侵者赶出朝鲜最后一寸土地的号令。

    接任联合国军最高司令职务之后，萦绕在我脑际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如何处理好我本人与范弗里特将军以及战场上其他军长们的关系。我无意象麦克阿瑟在我指挥第8集团军之前所做的那样大权独揽。而且，对于一位远离战场的指挥官来说，在有他自己所信赖的能干的下属指挥官在现地指挥的情况下还企图抓住作战指挥权不放，我从不认为是正确的。相反，我决计要采取在欧洲战场司空见惯的办法实施指挥，即我将根据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将军的声望和出色才干给他以适当的行动自由，与此同时，对他的主要作战方案我仍然保留批准权与否决权。在分析这些作战方案时，我打算每次不仅要亲自与集团军司令本人商讨，而且还要亲自分别与第8集团军的各个军长、师长进行商讨，这些人我都很熟悉。我希望自己每次都能象具体负责实行这些计划的军官一样，切实了解和熟悉有关情况。亲自了解到这些人的看法，同时再掌握全部其他的有关情况，我便可以定下正确的决心——对于这种决心，我作为战区司令是要由个人承担全部责任的。

    在定下决心的过程中，我总是牢记杜鲁门总统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向我传达的带政策性的明确决定，其中最紧要的一项决定是，避免采取任何可能扩大战争规模并进而导致一场世界大战的行动。范弗里特将军、驻远东海军司令乔伊海军中将和驻远东空军司令斯特拉特迈耶将军都接到了关于这一基本指导原则的通知，各位司令都表示充分理解并完全赞同这一原则。

    在接到华盛顿的有关最新任务和方针的扼要说明之前，为与上述带政策性的明确指示保持一致，我对第8集团军和南朝鲜军队的进攻行动采取了适当的限制。我专门指示范弗里特将军，事先未经总部批准不得在“怀俄明线”以外地区采取大规模作战行动。同时，我希望，第8集团军司令在“犹他线”以外地区采取任何进攻行动时都要提前向我报告。

    我之所以采取所有这些措施，是要刻意避免重犯我前任的那些错误。在任何情况下，我在作战指挥上(或者说，在任何战场的指挥上)的一个基本原则都是：指挥官要沉着镇定，要努力运用军事学术的基本原则，要力争用自已的方式、方法完成受领的任务。我不想采取麦克阿瑟将军那套办法。麦克阿瑟诚然有其独断专行的一面，但其军事上的经验比他手下的任何一名军官都要丰富得多。他曾经否决过来自下级指挥官和主要参谋军官几乎是一致的强烈反对意见，结果取得了一次辉煌的胜利。所以，他后来相信自己的判断远远超过对其手下任何一名指挥官的信任，这也就毫不足怪了。但是，除上述原因外，在朝鲜战争最初六个月内，他对自己所属的两名地面部队指挥员中的一名实际上本来就缺乏信心。因此，他自然会认为，应该对所属指挥宫严加约束，并由他定下重大作战行动的决心，而仅仅给下级以执行具体任务的处置权。

    可是，我对有勇有谋的野战指挥官范弗里特将军是完全信赖的。此外，我始终认为，对于下级野战指挥官提出的看法必须十分认真地加以考虑。即便如此，我还是不得不处理那个任何部门的最高长官，无论文职的还是军职的，都会常常遇到的很难掌握分寸的问题，即正确处理以下两者的关系—一方面，要给下级指挥官以足够的行动自由，以便其执行比较原则的上级指示；另一方面，又要象对整个工作的成败负有最终责任的领导人那样，对下级的行动进行适当的监督。我在东京任职的整个期间，一直力求处理好这种关系。

    当时有两项亟待完成的任务。一项是全面掌握和领会我在华盛顿的上级赋予我的首要使命亦即保卫日本。这意味着我必须立即重新审查目前的计划，并使之适合于对付苏联可能发动的(虽则可能性不大)进攻。另一项是在我的职权范围之内采取一切切实可行的措施，贯彻杜鲁门总统坚定而明确地指出的方针，即防止将朝鲜战争扩大成为一场全面战争。

    为完成这两项任务，我认为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要求对前几个月由参谋长联席会议下达的或者说由总统和国务卿发表的政策派生出来的许多指示作一扼要说明。除了在遭受进攻的情况下保卫日本这一任务之外(这是由我国政府一方赋予我的任务)，我作为在朝鲜的联合国军总司令还负有其他一些任务。这些任务是：维护联合国军的完整；继续在朝鲜打下去(我认为，只要胜利的可能性较大，我们就会打下去)；继续封锁朝鲜的整个海岸线；稳定朝鲜局势，如被迫放弃朝鲜，则撤往日本。还有其他一些任务仍然列在我们的计划之中，但由于联合国军地面部队在一九五O年中底被迫采取了后退行动，这些任务已毫无意义。

    此外，还有一件事也非常重要，那就是我必须就范弗里特将军今后作战时行动自由的限度问题毫不含糊地向他表明我的想法。要做好这两件事情，又得同时采取两个行观。

    第一个行动是，在起草出措词严谨的指示信之前，要对第8集团军和南朝鲜军队的进攻加以适当限制(这些指示信不仅要送给范弗里特将军，而且还要送给乔伊将军和斯特拉特迈耶将军。这些信件将扼要而明确地规定我们的各项目标和方针)。我立刻采取了这一行动，重申了范弗里特到达的当天我曾下达过的口头指示，并补充了这样一条规定：“我希望，未经本司令部批准，不得在‘怀俄明线’(临津江与汉江汇合处——铁原——华川水库——大浦里)以外地区采取大规模作战行动。如你认为局势有利，则你在犹他线’(离‘怀俄明线’有相当一段距离)以外地区发动进攻之前，务请预先向我报告。”

    针对两件事情须采取的第二个行动是草拟指示信。尽管在接到来自华盛顿的有关当前任务和方针的扼要指示之前这些信件也许无法最后定稿，但我还是指示立即着手指示信的起草工作。在此期间，我还与三位司令进行了坦率的交谈。当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五日正式下达这些信件时，各位司令对信件内容都早已表示了自已完全赞同的态度。

    随指示信还附有一份备忘录。这样做的目的，我解释说，是为了提供某些与指示信密切相关的指导原则，这些原则本身就是同指示信一样极为重要的指示。下面是备忘录和给范弗里特将军的指示信的摘录。在附录3和附录4中，刊载了给乔伊将军和斯特技特迈耶将军的内容不同的指示情摘录。

    备忘录摘录

    “进行目前的作战行动有可能使敌对行动规模扩大，进而导致一场世界范围的战争。这种危险性是严重的，始终存在的。它使本战区的所有部队，尤其是那些具有进攻能力的部队，承担了重大的责任。

    “在执行赋予我们的任务的过程中，这种责任是始终存在的。它不仅要求我们对自己的上级负责，而且要求我们责无旁贷地对美国人民负责。要履行这一职责，每个指挥官就得充分注意自己助行动可能招致的后果；就必须使所属部队对自己的行动同样充满责任感；就必须建立起经过反复检验、自己感到满意的有效机构来保证对所属部队的进攻行动及所属部队对敌人的行动作出的反应实施控制。归根结蒂，指挥官本人必须下决心杜绝所属部队可能使目前冲突扩大的任何行动。除非完全符合指示信的精神，否则不得采取此类行动。

    “因此，我期望每个担负主要责任的指挥宫，不论职位高低，每日，实际上每时每刻，在执行自己的任务时都必须牢记：履行自己在这方面的责任是一项神圣的使命。”

    以上内容对地面部队不象对我所统辖的海空军部队那样适用，海军一艘舰艇或空军一架飞机的行动都可以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尽管如此，正如我后来视察范弗里特将军的司令部时向他口头指出的那样，这些内容却能促使他们对这一关键问题引起高度的重视。

    给第8集团军司令的指示信摘录

    (一)

    1．除非情报部门证明需要采取新的方针，否则，你必须根据如下分析作战：１与你对抗之敌决心将你赶出朝鲜半岛或者将你就地消灭。

    ２苏联随时都可能以其陆、海、空军之现有实力进行直接武装干涉，在本战区与联合国军作战。如苏联进行此类武装干涉，则中共和北朝鲜人民军之军事力量将发动攻势与之相配合。敌军的所有这些行动都将选择在适当的时机实施，以便最大限度地利用天候条件及其对地形所产生的影响。

    2．此外，你还应当根据以下前提作战：１你的部队将补充到并维持在接近编制装备表规定的实力水平上。但是，你不会得到大量战斗部队或勤务支援部队的加强。

    ２目前尚无法预料你们的作战行动会持续多久。

    ３你随时有可能奉上级之命撤至某个便于防守的地区，并在那里不定期地坚守下去。

    ４你随时有可能奉上级之命主动撤退，以便及早撤离朝鲜半岛。

    (二)

    1．你的任务是击退敌军对你目前所占据的大韩民国领土(及那里的人民)进行的侵略，并且应与南朝鲜政府合作，在韩国土地上共同建立并维护秩序。执行此任务时，你有权在朝鲜三八线以北地区进行地面作战，以及采取登陆和空降作战等各类军事行动，但不得违反2.1之规定，而且，在任何情况下，你所属任何部队，无论规模大小，均不得越过韩满边界或韩苏边界。你所属非南朝鲜部队，甚至不得在靠近上述边界的地区作战。

    2．执行该任务时，你应按下列规定行事：１只有接到我的命令，你的大部队才可在发起进攻时越过临律江与汉江汇合处——铁原——华川水库——大浦里一线(即“怀俄明线”)。

    ２你应该指挥部队集中力量使在朝鲜的敌军人员与装备遭到最大损失，同时，应始终保持你所属各大部队建制的完整，保障部队的安全。采取零敲碎打、不断削弱中共和北朝鲜军队进攻能力的办法对于实现这一目标能起到很大作用，而且，此举还可破坏中国的军事威望。

    ３你应在后勤保障和地形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在尽可能减少人员和装备损失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实施火力机动，以使你的集团军保持进攻精神，掌握主动权。

    ４你应利用敌人的每一弱点，并抓住一切有利的机会向世界表明与你对抗的敌人战斗力的真实水平。

    ５(略)

    ６仅以占领地域为目的之行动本身意义不大或者毫无意义。

    ７驻远东海、空军司令执行受领之任务时，你应向他们提供支援。

    (三)

    1．这些指示(你制定作战计划的依据)的副本，只能提供给你手下“应该了解情况”的美国军官。但是，指示中旨在防止扩大朝鲜战争的限制性规定，应在必要的范围内进行传达，以保证你所属部队人人皆知，都能照办。

    2．(略)

    3，如你要求澄清指示中之任何一项内容或建议，对指示的某些条文进行修改，欢迎你随时与我商讨。

    美国陆军中将马修·李奇微

    可是，我的新职务所负的责任远远超出了在朝鲜行动的范围。所以，我有时都怀疑自己是否因重视一项任务而忽视了另一项任务。国务卿约翰·福期待·杜勒斯在东京访问我时曾就我新近增大的责任表示了他的感受。“我希望，”他说，“你不要认为你在签订条约的问题上所担负的责任是你所担负的责任中较次要的责任。”(日美条约当时正处于高级谈判阶段，杜勒斯是该条约的主要发起人)我向他保证不会这样做，并补充说，我将尽快全力以赴地投入这项工作。我指出，在这第一周内，我已有意识地将保卫日本的有关问题放到了优先的地位，因为，苏联具有这样的能力，即可以在我们得不到任何预警的情况下将其远东的军队投入这一战区与我军作战(国防部曾这样通知过我)，而且，他们走这步棋的可能性也是不容忽视的。

    因此，苏军的这种能力给我造成的问题较之我面临的任何其他问题都要紧迫。

    我知道，要想成功地保卫日本，我必须熟悉这里的地形情况以及我们在日本的部队和设施的现状。因此，我很快便开始对关键的地区进行一系列的侦察飞行和地面现地勘察。这种活动在后来的一个阶段，几乎把我每天的时间都占得满满当当。与此同时，我决心竭尽全力来防止在日本的某些军营中仍然盛行的那种只作守备打算的思想再度抬头。我还希望知道我们的部队驻在何处，他们的实力如何，他们的指挥官水平怎样，以及如果苏联果真发动突袭我们如何采取最佳作战方案对付之。到达东京后不几天，我便围绕北海道的整个边缘进行了一次侦察飞行。我觉得，北海道很可能是俄国人进犯的第一个目标。在这次飞行中，我尽可能飞抵接近苏联领土的地方——隔着拉彼鲁兹海峡，距苏联只有几英里。我还乘坐自己的B—17型飞机对其他地区进行了侦察。有时，我让驾驶员贴着树梢飞行，这样，我便可以对有朝一日我们的部队可能作战的地区的地形情况仔细地作一番调查。(一次，我带上夫人，请她进入轰炸员座舱尽情观赏就在我们脚下飞旋的山丘和森林。

    她立刻得出结论说，在飞机有机玻璃罩里掠树梢飞行还不如在楼上有趣。在楼上，地面看上去距我们还要远一些。)尽管我知道苏联未必会发动进攻，而且，我也决心贯彻杜鲁门总统的指示，避免发生可能把我国卷入一场世界战争的任何行动，但我还是全力以赴地设法使我的部队保持战备状态，准备对付敌人能够采取的行动，而不是我们认为他们会采取的行动。

    保卫日本是由我自己的国家赋予我的责任。作为驻朝鲜的联合国军总司令，我还有其他的新任务：只要我认为战争还有希望给我们带来胜利，就继续在朝鲜打下去；继续封锁朝鲜的整个海岸线；稳定朝鲜的局势，或者如果被迫放弃朝鲜，就把联合国军撤往日本。我接替新职务之后，随之而来的还有各种各样的行政事务。其中一件我以为非常满意的事，就是我纠正了我认为对一位杰出的军官多伊尔·希基少将虽属无意但却是不重用的做法。一九五O年九月，阿尔蒙德少将离开东京去指挥第10军参加仁川作战之后，希基少将被指定为“总部代理参谋长”。此后，显然出于个人的某种癖好，麦克阿瑟将军在公文中仍然称阿尔蒙德为“总部参谋长”和“第10军军长”。他对阿尔蒙德才干的这种赏识(我知道，对于这种赏识，阿尔蒙德是当之无愧的，我表示完全赞同)，实际上使希基(一个主要司令部参谋长的全部重担都落在了他一个人的肩上)好象成了一个临时补缺的人物。我相信，这种安排无论阿尔蒙德还是希基都不怎么中意。但是，要对此类事情提出异议，作为部属则需要有很大的勇气。在麦克阿瑟将军离开东京之后不久，我毫不犹豫地发布了命令，任命希基接替阿尔蒙德为总部参谋长。阿尔蒙德被免去这一职务，继续担任第10军军长。

    当然，尽管这类杂七杂八的事情可能牵涉我一小部分精力，但我们大家注意力主要还是集中在联合国军在朝鲜的作战行动问题和命运问题上。我知道，艰苦的日子还在后头，特别是由于一天天恶化的气象条件削弱了我们的火力优势。然而，对我军对付中国军队任何威胁的能力，我仍旧抱有充分的信心，这一点，甚至在中国发起第五阶段的攻势之后我都从未发生过丝毫的怀疑。

    只是南朝鲜军队的所作所为使我感到苦恼。实施进攻的中国军队再次将一支又一支的南朝鲜部队追赶得抱头逃窜。溃逃之中，这些部队又丢弃了大量贵重且难以补充的武器装备。中国人又采用了他们惯用的办法，借助月光，在各种轻重火炮和迫击炮的掩护下发起了进攻。这次攻势开始于朝鲜中部的山区，拂晓时在整个朝鲜半岛全线展开。我们曾估计，敌人这次可能会广泛使用坦克作战，但我现在回想起来，他们没有使用过任何坦克。相反，敌人采取了我们所熟悉的而南朝鲜军队却非常不适应的战术：以大量步兵实施夜间进攻，不顾伤亡，一边几乎是在距炮兵弹幕近在咫尺的地方跟进，一边猛投手榴弹。战线上又四处响起狂乱的军号声和粗野的吼叫声，敌人的步兵则穿着胶鞋悄悄地爬上黑暗的山坡，渗入我方阵地。

    我们的防线各处都守得很牢固，除中央地段，各处均顶住了敌人的首次冲击。在中央地段，位于中间的阵地由南朝鲜第6师扼守，美军第24师控制着左翼阵地，第l陆战师控制着右翼阵地。中国人狠狠打击了南朝鲜军队，迫使其仓皇逃回“犹他线”以南。以后，敌人进入了这一缺口，力图包围两翼的美军部队。第24师和第1陆战师守住了阵地，但是，范弗里特将军立即命令第1军和第9军在这一威胁面前逐步撤往“堪萨斯线”，放弃新近夺取的全部阵地，换取宝贵的时间并严惩敌军。其他部队则迅速封闭了由退却的南朝鲜第6师留下的缺口，防止了敌人进一步利用其突然取得的有利地位。

    战斗在全线都十分激烈，中国人损失重大。我们针对这次进攻所进行的周密准备工作开始发挥作用。如果没有这种准备，我们前几周轻而易举的推进行动也许现在已经使我们陷入了敌人的陷阱。因为，大量中国军队突入、穿过或者包围了我中央地段的阵地。第一天下午十时，在第9军阵地后方一千码处出现了中国军队。这些部队向当天下午刚刚前出到此处的我炮兵分队开了火。但是，组织严密的环形防御使敌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有这样一个例子。第92装甲野战炮兵营阵地周围的战斗打得特别艰苦，破晓以前，阵地上到处是中国军队。可是，莱昂·拉瓦中校预先已考虑到防御问题，所以他们没有为之惊慌失措。

    中国人被击退之前被打死了一百七十九人，而第92炮兵营仅损失十五人。在三天的战斗中，仅第9军就发射了一万五千发炮弹。

    四月二十六日，敌人切断了连接汉城与朝鲜中部的春川及东海岸杆城的宽阔公路。范弗里特立即将第9军撤至洪川江。中国军队已经在一个午夜涉过了水深很浅的临律江，企图在南岸建立一些不大的桥头堡。与此同时，其他中国部队则沿铁原与汉城之间的公路向南运动。第1军有条不素地一直撤到“堪萨斯线”，打算在那里坚持下去。

    撤退中，他们给敌人以严厉的惩罚。可是，敌人以一次突然的打击把南朝鲜第1师赶到了“堪萨斯线”以南，从而暴露了英军第29旅的左翼。尽管第1军一再设法援救格洛斯特郡团的第1营，但该营仍为敌军所切断和打垮。卡恩思中校(他在该团服役已达二十年之久)和他的部队在自己的阵地上英勇顽强地坚守了好几天，直至弹药全部告罄。

    该营仅有少数士兵设法回到了联合国军一边。

    中国人一切断汉城以东东西走向的主要公路，就集结兵力，准备向首都发起大规模突击。他们事先就吹嘘该城不久就要回到他们手中。当位于汉城正北的议政府受到中国人威胁时，我们被迫将其放弃。接着，范弗里特着手建立一道新的防线，以固守汉城，并将敌人阻止在汉江以北。美军第3师在距该城四英里的地方中牢地坚守着阵地。

    中国人对汉城最危险的一次突击是在四月二十九日。

    六千名中国士兵企图乘小舟在汉城西面渡过汉江，尔后由此沿金浦半岛南下，对汉城实施迂回包围。正是在此处，我们的制空权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当敌人还在江面上强渡时，我们的飞行员突然向他们猛袭过去，将进攻之敌大部歼灭。到达南岸的零星残敌根本不是南朝鲜第5陆战营的对手，该营当时正负责防守这个半岛。敌人的另一次行动是企图在汉江与北汉江汇合处打开一条通路，越过汉江，迂回汉城。这次行动被美军第24师和25师所粉碎。

    随着敌人强渡汉江的行动以失败告终，我军建立起一道新的防线(称作“无名防线”，因为我们一直没有给该线命名)。该线横穿整个朝鲜半岛，由紧靠汉城以北的地区，经朝鲜中部的萨班古，一直延伸到日本海海边、三八线以北的一座海滨小镇大浦里。在敌军距目标很远时，其疯狂进攻就被我军所阻止。在阻止这一进攻的过程中，炮兵和空军的轰炸给地面部队以巨大的支援。从四月二十一日到二十九日，联合国军的飞行员们执行了七千四百二十次飞行任务；我军大炮持续不断的轰击则使整个地面布满了弹坑。

    范弗里特的目的就是要尽可能利用火与铁而不是血和肉同敌人作战，因此，他的部队充分利用了我们在空中力量和多种口径的火炮上所拥有的绝对优势。敌人刚刚明显丧失进攻的势头，第8集团军就立即恢复了攻势，不给敌人以变更部置、补充装备的时机。我们知道，敌人的补给品还在源源不断地由满洲运往铁三角地区。铁三角这一坦荡的平原完全被嶙峋的花岗岩山岭所包围，其顶端是平康，底线则从铁原伸向金化。我们的计划是：如果可能，我们就推回到“堪萨斯线”，威逼铁三角地区，甚至夺占该地区，而月，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充分利用较为有利的防御地形。五月初，我们的坦克巡逻队曾插入“无名防线”以北十二英里的敌纵深地区，在那里袭扰了正在撤退的中国军队。突入金浦半岛的许多小股敌部队很快被我肃清，于是，南朝鲜第1师奋力朝临津江推进。第1骑兵师重新夺回了议政府，封闭了通向汉城的接近路。其他部队则由北部和东部将敌人赶出了汉城。在通往春川的道路上发生了激烈的战斗，敌人在那里构筑了坚固的工事，进行了顽强抵抗。

    在重新夺占春川之前，美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们不得不采取近战来肃清该地区的敌人。远处的右翼部队也同时向前推进。所以，有一度情况似乎表明，我们也许可以发动一次攻势，重返“堪萨斯线”。可是，五月的第二周，敌人原先那种零星的抵抗在各处变得顽强起来。据观察员报告：敌人正在修建新的机场，估计其空军的实力大约为一千架飞机。尽管我们进行了空袭，但是正运送补给的队伍仍在一步步南下。同时，每天都能发现敌人大部队运动的情况。因此，范弗里特将军决定推迟进攻，加强自己的防御，以抗击敌人这一新的进攻。沿着“无名防线”设置了五百多英里长的铁丝网，埋设了地雷，并在雷场安放了装有汽油和凝固汽油、能够电发火的圆桶。射界进行了周密的测定，我们准备让敌人好好尝一下在朝鲜战争中还未实施过的密集火力射击的苦头。

    中国于五月十五日黄昏之后恢复了进攻。他们动用了大约二十一个师的兵力，在翼侧还有北朝鲜的九个师。进攻的矛头指向防线中央，尤其是美第10军和南朝鲜第3军的防御地段。在进攻发起后的第二天较晚的时候，防守春川右侧高地的南朝鲜第5师和第7师在中国人的沉重打击下土崩瓦解，在一片混乱中仓卒撤退。所以，需要进行一番激烈的争夺来封闭防线上的这一缺口。范弗里特遂将美第2师和第1陆战师调至右翼，以抗击实施突破之敌的西半部分部队，同时令第9军向右延伸防线，以便把第2师和陆战师留下的防御任务也担负起来。他命令两个步兵团进入阵地，阻击敌大规模进攻中位于最前端的敌军，与此同时，命令一个团战斗队和美第2师迅速北上，抗击敌进攻形成的突出部西半部之敌。这是一次历时二十四小时的极其紧张的战斗，因为中国人大批涌入了突出部，并且企图包围我方阵地。第2师的士兵们曾一度在主要补给线被切断的情况下，在自己的前后方和翼侧与中国人和北朝鲜人顽强战斗。然而，美军第9步兵团仍然向北进击；美第2师的法国营和荷兰营加上美第23和第38步兵团，为恢复对主要补给线的控制则向南进击。此后，第2师便牢牢地守住了阵地。朝鲜战争中最强大的炮击行动之一，是第38野炮营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发射了一万多发105毫米炮弹。这次炮击支援步兵阻止了敌人的进攻，并且使敌人遭受了重大伤亡。五月十八日，中国发动新攻势的第三天，阿尔蒙德将军命令第2师撤至南面约五英里处的一道新的阵地。该师师长克拉克·拉夫纳将军成功地实施了后撤。在三天的战斗中，第2师伤亡和失踪者共计九百人，而中国和北朝鲜军队的损失估计为三万五千人。

    敌军对防守中央防区东段和沿海地区的其他南朝鲜部队形成的强大压力，迫使这些部队远远地撤到“无名防线”以南地区，防守在日中海海岸的南朝鲜第1军后撤了大约三十五英里，被赶到了江陵村。在西部防区，敌人企图沿北汉江向南突击，迂回汉城。但是，美第25师和南朝鲜第6师经过三天的苦战，将中国人阻止在南朝鲜首都以东约二十英里处的一个村庄磨石隅里的南面。敌人还直接向汉城发动了若干次小规模进攻，但很快即被击退。于是，中国人不得不在距自己所吹嘘的目标很远的情况下再一次停下来喘息。在东部防区和中央防区，他们得以向南推进，占领了大片地区，为此，他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是，中国人诱歼我军任何部队的企图均末得逞。除了从南朝鲜军队手中夺取大量武器装备外，他们能够炫耀的用鲜血换来的东西仅有大片崎岖不平的但抖地狱篇》中所描述的那种土地，以及一些遭受猛烈轰炸、几乎是片瓦不留的村庄。然而，对退却的南朝鲜军队所丢弃的这些武器装备不可等闲视之。这些武器足可装备好几个完整的师。可是，在华盛顿的报刊上和美国国内其他地方还是出现了许多无稽之谈，对我的司令部与南朝鲜政府之间存在的摩擦表示不满。但是，这些摩擦是由喋喋不休的无稽之谈造成的，而这些无稽之谈又产生于李的办公室。他们说什么南朝鲜现有大量受过训练的兵源，只要美国对他们进行必要的武装，就能减少在朝鲜的联合国军的数量。这种前景对美国国内的读者来说自然具有很大的诱惑力。可是，这纯粹是建立在幻觉的基础之上的。除非李能使已经武装起来的南朝鲜军队在战场上打得好一些，或者激烈的战事能够缓和下来，否则，既不会有多余的人员，也不会有多余的资源能用于为实现那种预想的扩充计划而进行的监督和训练。

    五月九日，承莫西奥大使和范弗里特将军的陪同，在除李本人之外无他人在场的情况下，我拜会了南朝鲜总统，并直截了当地向他说明需要改善南朝鲜军队的领导状况。我们对南朝鲜陆军参谋长钟将军一直是十分信任的。

    然而，由于作战要求很高，加之文职当局在政治上对他进行干预，没有全力加以支持，因而，他几乎无法培养出南朝鲜军队所需要的和理应拥有的那种高水平的野战指挥官。

    我认为，那天下午我们与那位老斗士所进行的开诚布公的谈话毫无模棱两可之处。我甚至可能过多地向他透露了军事形势方面的问题。可是，他的司令部还是在顽固地制造这类所谓我们拒绝利用取之不尽的兵源的谎言。这件事已成为政治问题而不是军事问题了。因此，我要求范弗里特注意，他和他的高级军官们(他的参谋长和三位美军军长)，除纯军事问题之外，不要公开发表任何有关其他问题的言论。以后一定会有机会把南朝鲜所有的师从战线上撤下来进行训练、使之成为第一流的作战部队。但是，在此之前，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防止在我们政治战线这一令人苦恼的问题上火上浇油。

    现在，中国人的进攻又一次停止了，是我们再次发动攻势的时候了。联合国军两个新到达的营即将完成最后的战前训练，编入第8集团军。因范弗里特的炮兵饱和轰击战术而暂时造成的弹药“短缺”（炮连从未短缺过弹药。实际情况是，由于弹药消耗突然大幅度增加，在朝鲜的弹药贮备曾一度低于规定标准。——作者）已不再是个问题。但是此时，关于后勤方面的情况，无论敌人的还是我们的，我们一定得时刻留意。进攻作战推进得太远就会使我们的补给线拉得过长，敌人的补给线就会相应地缩短，同的，还会使我们遭到重大伤亡。南朝鲜仍然只有一个第一流的港口可供装卸军用物资，这就是釜山港。可是现在，这一港口已远在南面，而这是唯一可供吃水深的舰船停泊的港口。

    汉城的港口仁川受到黄海潮水大落差的限制，物品需要从远离海滩的大船上卸到登陆艇上才能运上岸。

    但是，威逼铁三角地区甚至可能时夺取该地区，仍不失为一个很好的方案。这里过去曾是一条良好铁路线的终点，现在也是敌人能够不断向前线运输粮秣弹药和其他补给品的许多良好公路的枢纽。人们也许还记得，“怀俄明线”亦即“堪萨斯线”的突出部是针对铁三角的底线而划定的。对我们来说，控制华川水库也极其重要，汉城的水电供应以前依靠华川水库，而且，这里还是敌人补给线上的重要地点。因此，发动这次新攻势的目的是，不再顾及三八线的限制，重新打过三八线去，并尽可能最大限度地消灭敌之潜在力量。

    五月十九日，我飞往朝鲜，在靠近萨马的第10军指挥所会见了范弗里特、阿尔蒙德和第9军军长霍格。这几位指挥官作了简要汇报之后，我将自己对这次谈话的理解归纳为如下几点。

    一、第8集团军应于五月二十日发起进攻，各军任务如下：1．第10军应制止敌人在其右翼达成突破，并协同第9军右翼部队发起进攻，第9军右翼也由第10军负责保障。

    2.第9军应进攻并夺占春川盆地以西的高地。

    3．第1军应沿汉城——铁原轴线发起进攻，并负责保障第9军的左(西)翼。第8集团军司令应密切注意这次进攻的进展情况。

    当天下午和第二天上午，我视察了所有其他的美军军、师指挥所和部分南朝鲜军的军、师指挥所。我在前线巡视的最后一项活动是拜会了钟将军。我再次强调，他必须保证所属各级指挥官都能认清形势的严重性，并做出特殊的努力使南朝鲜部队能象支真正的部队那样在战场上作战。

    那天晚上，我在第5航空队指挥所会见帕特·帕特里奇时，获悉驻远东空军司令乔治·斯特拉特迈耶当天下午心脏病发作的坏消息。他这次病得很厉害，被迫离职住了几个星期的医院。此后，只好将他送回国内，后来他退出了现役。他是一位极其勇敢、经验丰富和足智多谋的军人。然而，突然的变化是战争中常有的现象。我对他的这次重大转折深感痛惜。但是，能得到奥托(奥佩)韦兰空军中将我还是相当满意的，空军果断地指定由他来接替斯特拉特迈耶的职务。我早就认识韦兰，曾与他在泛美防务委员会共过事，并一同参加过里约热内卢公约的谈判工作。

    我在远东任职的后一段时间，大概再没有比他更乐于合作、更得力能干的战友了。

    发动攻势前决定变更部署，因而使华川水库的很大一部分地区划给了第9军，而在此之前，第9军的作战地带分界线是划在水库边缘上的。第10军已实现其最初目标，所以，现在便可以插向东北方向，阻击沿海岸北撤的敌人。

    南朝鲜第1军将沿海岸北进，尔后向偏西北方向进攻，粉碎它与第10军之间的敌人。在中国人进攻时遭受沉重打击的南朝鲜第3军被撤销了建制，其所属部队分别编入第10军和南朝鲜第1军。

    联合国军于五月二十日开始进攻，在不断得到美国空军近距离空中支援的情况下，克服敌人越来越弱的抵抗向前推进。这次进攻并不打算推进到鸭绿江，诚然按我们当时的兵力大概能够打到那里。但是，范弗里特仍指挥其部队向前挺进，穿过了第一道调整线，即“托皮卡线”(该线从西部黄海潮汐平原上的坟山，经鳞蹄，延伸到濒临日本海的杆城以南约十英里的黄浦里)。尔后，他们继续向“堪萨斯线”和对着铁三角底边的、北面的“怀俄明线”前进。同往常一样，敌人在如下一类地区的抵抗是很顽强的，那就是地形对他们有利的地区，道路狭窄或者无路可行的地区，以及我们的补给品不得不依靠肩扛手提运上山岭的地区。

    五月份的最后一周，天气也来给敌人帮忙，降低了我装甲部队的前进速度，使许多道路几乎完全被毁，而且还使我们的飞机无法起飞。结果，敌人再次以空间换取了时间，并且在其大批部队和补给完整无损的情况下得以安然逃脱。然而，到该月底，南朝鲜全境毕竟差不多再次肃清了敌人的部队。估计被我打死的敌军为一万七千人，另外，还俘获相同数目的敌军俘虏。在这次进攻中，南朝鲜军队伤亡异常惨重，死伤、失踪或病倒者达一万一千人左右。

    随着我军打回甚至越过“堪萨斯线”，又轮到我们采取肪御了。范弗里特再次着手采取措施，以尽可能使防线变得坚不可摧。整个防线设置了一层层铁丝网，阵地前布满了地雷和燃烧桶。只要可能各处都挖掘了带顶盖的掩蔽部。此外，还设置了路障，并测定了炮兵集火射击的诸元。

    尽管大雨不断，并且敌人顽强地进行抵抗，向铁三角底边实施的进攻作战仍然一直持续到六月份。美军第3师和第25师向前猛打、猛攻，他们用火焰喷射器把中国人从圆木构筑的掩体中赶了出来。铁三角西端的铁原于六月十一日为我夺占，东端之金化，敌人未继续抵抗便放弃了。此后，两支步坦协同的特遣部队迅速穿过铁三角地区进至平康，平康守敌亦全部撤光。可是，我军发觉敌人占据着城北的制高点。于是，这两支特遣部队又撤了回来。从此以后，双方都不再采取大规模行动去夺占三角地区的平原了。

    敌人很重视的另一个地区是一个我们称作“大钵”的古老火山口。火山口在麟蹄以北大约二十五英里处，距东岸也有二十五英里，靠近美第10军与南朝鲜第1军的分界线。火山口的周边犹如刀刃一般锋利，陡然拔地面起，高出火山口底部数百英尺，上面覆盖着密密的树林。敌人在周边山坡上构筑了坚固的工事，并且配置了大量的火炮和追击炮。为了夺占这一地区，我们在以后几个月中付出了很大伤亡。第8集团军占领这一地区，便可以缩短我们的防线，使我们更好地观察敌人，而且还可以减少敌人对这一方向发动强大的突然进攻的可能性。我们一旦夺占了这一地区，便决不会再把它放弃掉。

    现在，第一年的战斗已经结束，联合国军实现了早先的目标——将南朝鲜从敌人手中解放出来，重新确立并扼守分界线。横贯整个半岛，最西部除外(因为，这里南流的临津江是最有利的防线)，我军在三八线以北建立了巩固的阵地，足以抗击敌人的任何进攻，除非敌人能得到大规模增援。

    但是，为夺占和扼守关键地区附近的制高点，部队遭到了敌人不顾伤亡的顽强抵抗。敌人和我们一样，建立了坚固的防线，井在前沿前构筑了屏护阵地。这道防线，敌人是打算坚守下去的。因此，我在六月二十五日收到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关于可能即将与共产党进行停火谈判的消息，是很受欢迎的。我立即派我的参谋军官小瑟莱斯中校前去与范弗里特商议。他随身带了一张我的幕僚们准备的地图。图上显示了我军当前的前沿阵地的位置、“堪萨斯线”的位置、预想的“堪萨斯线”警戒线的位置，以及可以保障“堪萨斯线”阵地的预想的停火线的位置。我要求范弗里特告诉我，让第8集团军夺占其当前的前沿阵地与预想的停火线之间的制高点是否可行，有无必要。

    根据范弗里特后来的言论(大意是我阻止了他夺取彻底胜利)，我认为回顾一下他对这个问题的答复还是很有意思的。他当时的看法是：此时此刻他不赞成让第8集团军发动进攻去夺占制高点。他认为，在东部前线发动进攻会使美军付出很大伤亡，而所得到的却只是一些土地。在西线发动进攻虽则比较容易，可是，范弗里特认为，这会使他过于暴露给敌人，易遭对方进攻。他认为：发动进攻要付出很大伤亡，并会使第8集团军变得较易遭受敌人攻击，这样做代价太大，不应为实现停火而冒这样的风险。他还竭力要求，如果当真进行停火谈判，那么应考虑到礼成江以西、三八线以南的那部分朝鲜领土。我们无意占领这一地区，但该地区有可能成为我们在谈判桌上讨价还价的筹码，可以换取我们想获得的东部那块地方。他还说，第1陆战师的当面之敌(北朝鲜两个军)占据着坚固的防御阵地，他们作战顽强，齐装满员，似较中共军队更能作战。

    他的这些看法我都赞同，于是，我们决定原地坚守，等待谈判的结果。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雅科夫·马立克于六月二十三日，星期日，首次提出了停战的要求。这使政治和宣传方面的活动大大增加，并给我带来了一批重要的人物。中共很快表示赞同马立克的建议。同时，在我国也有许多人发出了要求和平的呼声。六月二十九日，我在东京非常高兴地将福雷斯特·谢尔曼海军上将迎到了总部。在他之后到达的是阿奇·亚历山大，我在五角大楼工作期间，他是陆军部副部长，我与他有过多次令人愉快的交往。不久之后，纽约州州长托马斯·杜威也飞来向我们宣传他在外交事务上的一些强烈看法。

    六月三十日，遵照我在华盛顿的上级的指示，我向中国最高统帅部广播了一则声明：如果象报道的那样，他们准备停火，联合国军将乐意派出代表讨论停战问题。双方建立接触和协商会谈地点仅花了几天的工夫。会谈地点设在紧靠三八线南面的西部沿海城镇开城。我指定由特纳·乔伊海军中将率领联合国军代表团。敌军的主要谈判人是北朝鲜人民军参谋长南日中将。但是，共党方面的实权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解方将军手中。

    我还是熟悉共产党的手法的，那就是企图通过无休止的、毫无内容的争论把对手拖得精疲力竭。我在联合国任职的两年半中，对此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但是，我却根本没有料到这种毫无成果、令人疲惫的谈判后来会拖那样长的时间。双方很快都不约而同地认为，在谈判期间，敌对行动还得继续下去。然而我觉得，在停火的希望依稀可见的情况下，还是应该尽量减少我方的损失。因此，我通知所届指挥官：不要实施大规模进攻行动，而要力求通过强有力的巡逻和局部进攻来保持主动。局部进攻旨在夺占可以扩大我方观察范围、缩小敌方观察范围的关键地形。

    在开战一周年之际，我以为和平可能即将来临。可是，又过了两年的时间并且付出了很大伤亡，每个士兵的这一夙愿才得以实现。

    第8节

    战争的第二个夏天，在开城一座与十九世纪新英格兰高级中学的建筑非常相似的洛可可式“茶馆”中，谈判代表们正在无休止地进行着单调乏味的谈判。与此同时，我们的步兵则在许多无路可行的山头上作战，而且，为了夺取或收复敌人固守的阵地，他们正艰难地在花岗岩的山岭上攀登。这些在广大地区内进行的战斗，大都集中在“大钵”地区亦即铁三角地区。为夺占并扼守瞰制着“大钵”谷地的那些高地面进行的战斗，也许打得最为残酷。

    在这个宽阔、肥沃的谷地西部，山峦重叠，草深林密。

    最高峰是我们称作1179高地的一个山峰，朝鲜人称之为断山。山顶挥圆，犹如小孩画的图画，坡面陡峭，山脊几乎象刀刃一般锋利。当时，这个海拔三千九百英尺的1179高地由北朝鲜人的大约一个团扼守着。范弗里特将军认识到，为防止敌人对“堪萨斯线”进行观察，同时迫使中国炮兵退至不能威胁我方阵地的地方，他必须把敌人从这一高地赶走。当南朝鲜陆战队把敌人赶出这个竟相争夺的地点的行动归于失败之后，范弗里特遂命令第2师所属部队在近距离空中支援和炮兵支援下拿下这一高地。这是一场浴血的苦战。士兵们不得不顺着长满树林的山坡迂回而上。最后，为了接近敌人，他们只得用双手攀援陡峭的石壁。汗流挟背的朝鲜劳工是运送弹药、装备和食品的唯一运输手段。

    他们用古老的A字形背框运送重量足以压垮一匹小马的物品。步兵们自己携带了全副装备器材，以便在山坡上架设无后座力炮，敷设通信线路和建立救护所。经过四天寸士必争的激战，敌人终于动摇，1179高地落入我们手中。

    “大钵”西部还有一个称作“血岭”的山岭。从敌人手中夺取并扼守这个山岭付出了很高的代价，这便是“血岭”一名的由来。第一次拿下“血岭”是在八月份，以后由南朝鲜第5师所属的一支部队扼守着。一天夜间，中国人发动了一次大规模反击，把南朝鲜人赶出了“血岭”。接着，美军第2师第9步兵团向该地发起了猛攻，与依托工事并得到炮兵有力支援的敌人展开了艰苦的战斗。美军一步一步地向前挪动，又一点一点地被压了回来。敌人在这个阵地上整整坚持了五天，直到美军第1陆战师和第2师沿着“大钵”的边缘同时向北发起进攻时，敌人才被迫放弃了“血岭”。

    这年夏季，敌人的防御力量明显增强。尽管我们总是不断地炸毁敌人的铁路和桥梁，破坏其铁路编组车场和公路交通，但是，他们的补给物资仍然源源不断地从满洲运来。中国炮兵的活动大大增加，这也迫使我们的全部地面作战行动放慢了速度。敌人的高炮火力愈来愈猛，我们的轰炸机开始遭到某些损失。无论把空中力量的作用说得多么大，它都根本无法阻止敌人运进必要的武器装备(毫无疑问，如果没有空中力量的支援，我们的许多进攻行动本来肯定是无法实施的)。空中力量可以降低敌人的运输速度，迫使敌人只能在夜间行动，但并不能孤立战场。“血岭”战斗和毗邻的“伤心岭”上的战斗也许是迄今为止最为残酷、最为紧张的战斗。这些战斗需要我们消耗极大的体力，需要我们具有无限的耐力和勇气。步兵象印第安人那样作战，他们在山坡上匍匐前进，吃力地拖带着自己的步枪、弹药以及追击炮弹。有时，他们还被迫抵近敌人进行爆破，迫使敌人钻出地下工事。

    敌人以东方人所特有的顽强精神奋力加固他们在山上的工事。有时，他们甚至依靠人力来挖掘从山的反斜面一直通到正斜面的坑道，以便在遭到空袭和炮击时能撤离正斜面阵地，躲进空袭火力或重型榴弹炮火力难以打击的反斜面工事内。敌人构筑的坑道有时长达三千英尺。这样，他们既能迅速躲避轰炸，又能很快向前运动抗击地面进攻。

    通常，前斜面的坑道出口都经过精心巧妙的伪装，必须很仔细地观察才能发现这些出口。不过，这些出口一旦被发现就会为我榴弹炮的直瞄火力所摧毁。我们的炮兵在使用8英寸榴弹炮(是由推土机推进发射阵地的)摧毁这些坚固目标时，达到了较高的命中精度。直瞄射击可以说是这些宝贵武器的一种既新颖又有效的使用方法。

    截至七月一日，敌人集结的总兵力估计已达到四十六万人，其进攻能力也得到了相应的提高。这时，我要求范弗里特拟制一份向朝鲜半岛蜂腰部即平壤——元山一线进攻的作战计划。在我们首次越过三八线后的那几周，我们曾考虑过此案。这就是所谓“势不可挡行动”。然而，我迟迟没有批准这一计划，因为我认为，最好还是等着看一看停战谈判的结果再说。七、八两个月，地面部队的战斗伤亡大大下降。这是因为，地面部队各级指挥官不愿奋力去夺取新的阵地，倘若早日达成停战协定，这些阵地可能又得放弃。

    与此同时，范弗里特决定采取更为积极的防御行动，尤其在“大钵”周围地区，那里还有很多高地仍然掌握在敌人手中。在朝鲜作战如同在以往的许多次地面作战中一样，为了可靠地保障当前的阵地，总是还得拿下一个阵地。在“大钵”周围，连绵的山岭象是为了俯视一下古老火山口内部的情况而在那里争先恐后地向前拥挤。“大钵”正西方的那些山丘亦即后来的所谓“血岭”，组织了严密的防御，由北朝鲜的好几个师顽强地扼守着。美第10军第2师历属步兵分队在这里遭到了整个战役中最为激烈的抵抗。他们常常是刚刚夺取一个山头就又被赶了下来，接着几小时之后，又被迫重新再打回去。第2师在连续二十四小时之内曾先后向一个山头发起过整整十一次冲击，但是仍不能肃清那里的敌人。不过，到九月底，“血岭”和整个“大钵”地区都已牢牢地掌握在我们手中。

    在争夺山岭期间，我曾收到范弗里特的一份作战计划，提出在一统一的地段发动一次更为大胆的进攻，以进一步缩短我们的战线。这就是“魔爪行动”。我立即批准了这个方案。但是，新近的伤亡(小规模作战引起的)情况显然使范弗里特认识到这一行动得不偿失。于是，他改变计划，将第8集团军的进攻重点转向属于美第1军的西部地带。

    如果一切顺利而停战谈判又毫无进展，则他将要求在大约介于其右翼与元山之间正中央的那一片东海岸地区实施一次两栖登陆作战。我虽然没有批准两栖登陆计划(范弗里特手下的诸位军长都不赞同这一计划)，但还是准许他发动夺占重要地形、地物的有限目标进攻。结果，范弗里特制定了一份计划，旨在夺取并扼守“大钵”以西约四英里的那一带山岭亦即后来的所谓“伤心岭”。

    美军第2师奉命赶走固守在这里的北朝鲜军队。北朝鲜军队在这里构筑了坚固的永备工事，各种掩蔽部和兵器掩体都进行了周密的伪装。要在夏末的浓密树叶中发现这些坚固的工事真是难之又难。而且，北朝鲜军队作战还极其顽强。对“伤心岭”的进攻一开始采取的是小部队零敲陈打的战术。所以，尽管第2师所属部队作战非常英勇，他们的进攻不久还是受到了阻碍，在遭受重大伤亡之后，他们仍然无法接近目标。

    第2师蒙受的损失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是我特别关心的问题。我曾找机会与当时指挥该师的拉夫纳将军研究过这个问题，也与范弗里特谈过。九月中旬，我又对接任第2师师长的罗伯特·杨格少将说，希望他亲自过问此事。

    此后不久，詹姆斯·亚当斯上校直截了当地向杨格将军报告说，继续按目前的规模进行战斗就意味着自杀。对于一位野战指挥官来说，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并向自己的上级表明这种看法，这在精神上是需要有高度的勇气的。我一向认为，在一个指挥官的身上，这种精神上的勇气甚至比单纯的作战勇敢更为重要。

    因此，杨格将军重新分析了面临的情况，并且看到，采用零敲碎打的小部队进攻战术是行不通的。于是，他改为以整个师实施协调一致的进攻。这次进攻实施了充分的炮火准备，并获得了强大的近距离空中支援。结果，第2师终于在十月十五日夺占了“伤心岭”，此后，该师再也没有丢失过这块阵地。

    在整个这次进攻作战中，采取近距离空中支援以及空投食品、弹药和医疗用品的做法均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我知道，步兵时常对空军弟兄那种勇猛无畏的支援行动坦率而热情地表示感谢，空军弟兄似乎只要有起码的气象条件就会积极配合步兵作战。

    在朝鲜，夏日的天气就象战场上的敌人一样变幻莫测。突如其来的暴雨常常会冲毁沿峭壁盘旋的狭窄道路的整个路肩，从而使汽车辆重队处于进退不得的境地。骤发的山洪往往会冲走浮桥，迫使士兵光着身子气喘吁吁地抓着救生索在奔腾咆哮的洪水中奋力抢救某些宝贵的装备器材。

    正当实施这些作战行动时，范弗里特向总部呈送过一些作战方案，主张以美第1军和第9军发动大规模攻势，紧接着在东海岸实施一次两栖突击。如果这样的行动得到批准并且能够成功，那第8集团军的先遣分队本来是有可能前出至平壤——库底一线的。库底是座落在东海岸的一个小镇，位于元山以南大约二十五英里的地方。范弗里特要我对定名为“棍棒行动”和“牧马者行动”的两个方案迅速定下决心。可是，几天之后，他决定放弃这两个方案，转面赞同另一个在美第9军作战地域内实施的、胃口和风险小得多的进攻方案。这次进攻定名为“突击队行动”，是于十月十三日批准并发起的。进攻所遇到的顽强抵抗和频繁的反冲击同第2师在东部地区曾面临过的情况一模一样。

    不过，我们还是于十月十九日进抵并夺取了此次进攻的目标，建立了“詹姆斯敦线”，亦即“堪萨斯线”的一块新添的突出部，并且解除了敌人对铁原——汉城铁路线的威胁。

    由美军第2师和第9军实施的这些进攻行动增加了美军的伤亡，结果，在国内，尤其在国会中引起了强烈的不满。在国会，人们认为，总的态势并无明显改善，不值得付出如此重大的伤亡。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不得不写信将“国内战线”的这种情绪和看法告诉我。可是，事实上，这些行动大大改善了我们的防御态势，同时也使当时中止了停战谈判的共产党人深深感到，还是回到谈判桌上为好。

    此后，战役重又变得比较平静。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份的阵亡人数较十月份下降一半左右，十二月份较十一月份又下降三分之二左右。

    停战谈判恢复之后，我指示范弗里特采取积极的防御行动，允许他沿着战线的总走向夺取有利地形，但同时规定，进攻作战行动仅限于夺取对方的警戒阵地，而且投入的兵力至多不得超过一个师。由于谣传(总是靠不住)说共产党现在希望早日停火，因而作战行动就变成了一系列小规模战斗和巡逻行动。双方现在都占领了成纵深配置的坚固防御阵地。哪一方都不愿发动全面进攻。所以，看起来，这是一个良好时机，可以着手解决一个长期令人烦恼的问题，那就是在南朝鲜，尤其在晋州西北的山区，有大量游击队在活动。共产党退却之后，游击队一直把晋州西北的山区作为自己的藏身之地。范弗里特把代号为“灭鼠者行动”的任务交给了指挥两个南朝鲜师的朴顺玉中将，旨在消除这一危险的隐患。截至一九五二年一月底，近两万名流寇(土匪和有组织的游击队)被击毙或俘虏，令人恼火的问题总算彻底获得解决。

    范弗里特在此期间提交的若干份有限目标进攻计划，我都命令暂时搁置起来。停战谈判取得进展的种种迹象，促使我没有批准这些会使伤亡急剧增大而又不能赢得相应战果的作战计划(我曾向范弗里特的部属们征求过意见，他们对其中的大部分计划都不赞同)。

    不过，在此期间，我们一直在进行一次称作“绞杀战”的大规模空中作战。这次作战的目的显然是阻止敌人沿通向北方的铁路和公路进行补给。但是，事情变得很明白，我们的空军根本不能持续不断地进行那种为了炸毁敌人铁路并使之始终无法重新使用而必须实施的轰炸。尽管空军、海军以及海军陆战队航空兵干得极为出色，敌人还是在继续增强着自己的力量。韦兰将军和我终于很清楚地意识到，如果我们不能使战局发生重大变化，从而迫使敌人急剧增加其补给与弹药的消耗，则春季到来时，敌人就会处于发动一次大规模攻势的有利地位。

    我方空军的作战行动，加上沿海地区海军战列舰和驱逐舰的舰炮火力，倒是至少使敌人未能取得火力上的优势。所以，这些行动即使谈不上削弱敌人的能力，起码也是抑制了敌人的能力。敌炮兵的实力一直在危险地增长着。

    从以下情况可以看出对这种增长趋势加以抑制的重要性：一九五二年四月至六月，落在我方的火炮和追击炮炮弹数量由二千三百发增加到大约六千八百余发。

    但是，在我任职的最后这个冬季，当停战谈判还在拖拖拉拉地进行时，整个朝鲜半岛基本上处于一种相持状态。

    所以，我这才有时间处理一些形势危急时没有顾得上处理的事情。

    不过，还有一件十分紧急的工作我前面尚未提到。当我还在指挥第8集团军时，我曾收到过当时的美军第25师师长威廉·基恩少将慎重提出的一项富有真知灼见的建议：混合编组白人和黑人部队。和平时期在本宁堡工作期间，以及在朝鲜期间，基恩都曾有充分的机会观察了解黑人部队的情况。在朝鲜，全部由黑人编成的第24步兵团是他所指挥的一部分部队。这一建议与本人见解完全一致。

    于是，我在一九五一年的三月中旬拟制了计划，以便取得麦克阿瑟将军的同意，立即着手混合编组的工作。当然，麦克阿瑟将军也得试探一下华盛顿的意思。由我指挥的美军第9步兵团和第15步兵团都编有一个黑人营。此外，我们还有许多其他的战斗部队和保障部队除军官之外全都由黑人编成。由于当时我们正忙于进行一次大规模进攻作战，因而，在我到总部任职之前一直没有采取任何改编行动。那时，我曾有机会与当时主管作训的陆军助理参谋长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讨论过此事。他是以陆军部长和陆军参谋长的双重代表身份来东京作正式访问的。我对他说，如果我能得到上级批准，就准备将黑人部队彻底混编，首先从全部由黑人组成的最大的战斗部队第24步兵团以及分别隶属于第9和第15步兵团的两个步兵营开始。此后，我们可以把规模较小的全部由黑人组成的炮兵和装甲兵战斗部队拆散混编。最后，我们再如法炮制部署在朝鲜和日本的无数编制很小的补给勤务分队。与基恩将军一样，我深信，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保证我们的部队具有一支能征善战的军队所需具有的那种精神面貌：每个士兵都能不依赖他人而自立并为此感到自豪；每个士兵都相信，较之周围的伙伴自己并不逊色，较之敌人则更胜一筹。

    泰勒将军对此举深表同意，并谈了自己的看法，认为：现在是实行这种办法的绝好时刻，从此以后，它必将对整个正规陆军产生深远的影响。六月上旬，在国防部长马歇尔访问朝鲜和东京期间，我与他讨论了自己的计划。他将这份计划带回了华盛顿。计划终于获得批准。于是，我立即在自己的战区将其付诸实施。此后，美国陆军全部实行了这项早该实行的改革，并在提高士气上和国民的反应上达到了全部预期的效果。

    由于战线趋于相对稳定，我和范弗里特还得以将精力转向一些其他的问题。这些问题一直困扰了我们好几个月，但由于在军事上多次出现危急的局面，我们被迫将这些问题搁置起来。头号的问题也许是南朝鲜军队缺乏领导的情况十分严重；由于语言的障碍和条约的规定，我们无法对这种领导彻底加以充实。现在，由于压力已经减轻，我们便可以着手实施一项全面的训练计划了。通过这个计划，可以造就出朝鲜人自己的指挥官；这些指挥官又能把朝鲜士兵力训练得同任何其他国家的士兵一样优秀。政治上的任人唯亲和为了巩固个人在政治上的地位而进行的错综复杂的争斗，使朝鲜军人的许多突出的优点荡然无存，以至于为了提高这些军人的素质，我们在人力和物力上付出了无法估量的代价。朝鲜军队一直是根据各种政界人物一时的念头面随意调来调去，一直是被用作剿灭“土匪”，或者维护某些土皇帝利益的。年轻的军官们发觉，对那些没有文化的上级进行批评，表示反对，甚至提点不同的看法都不可能。在敌人的压力下，那些受到的“训练”百分之百是政治训练的指挥宫往往最先垮掉。他们自己的恐慌情绪又总是立即传染给下面的部队。部队中许多士兵自己也未受过必要的训练，无法在危急情况下本能地、积极地作出反应。

    特别缺乏的是使用火炮的训练。火炮的广泛使用是朝鲜战争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在这场战争中，我们不得不以火力来弥补人力的不足。长期以来，远东司令部一直不赞同增加南朝鲜军队的炮兵部队。他们认为：朝鲜地形复杂，通过崎岖的道路和陡峭的山岭进行弹药补充极其困难，加之南朝鲜军队缺少受过训练的炮兵，火炮数量也不足，这些情况充分证明应该反对扩充南朝鲜炮兵。可是，随着战斗进程的放慢和武器装备补充的增加，我们便有了时间也有了装备来加强南朝鲜军队炮兵的实力。而且，我深深感到，南朝鲜部队必须拥有远程火炮，以便在我兵力薄弱的防线上使师与师之间做到相互支援。

    一九五一年九月，我命令在年底以前正式组建四个南朝鲜155毫米榴弹炮营。各炮营一旦组建完毕，将分别隶属美军的一个军，进行八周的紧张训练。此后不久，我又批准组建三个105毫米榴弹炮指挥连以及六个105毫米榴弹炮营。组建工作也要在一九五一年年底以前完成。我的目的在于：最终能组建足够数量的105毫米和155毫米榴弹炮连，以便使十个南朝鲜师每个师都能配齐四个炮兵营(三个105毫米榴弹炮营和一个155毫米榴弹炮营)。一九五二年初，我收到华盛顿同意我继续实施该计划的答复。

    此时，在美国炮兵学校学习的南朝鲜军官即将回国，这更坚定了我扩充南朝鲜炮兵的决心。

    重新对南朝鲜军官进行认真训练所收到的效果在战场上愈来愈明显。现在，我们在东部地段和中东部地段的许多进攻行动几乎完全是由南朝鲜部队实施的。当我在西部的部队派出战斗巡逻队牵制敌预备队、海军以重炮提供火力支援时，在“大钵”的两侧，美第10军和南朝鲜第l军进至更为有利的防御地区。这些作战行动几乎都是由南朝鲜部队独立实施的。这一年稍晚一些时候，在西部地段，在第9军把战线向前推进三至四英里的过程中，南朝鲜第1师打得十分英勇。

    南朝鲜劳工服务队也做出了非常宝贵的贡献。我曾授权范弗里特将这支劳工队伍增至六万人。这些劳工勇于身背满载补给品的A字形背框攀登陡峭的山坡，勇于承担构筑地堡、装填沙袋和加固堑壕与坑道的工作。总之，他们勇于从事运送食品、补给以及在枪林弹雨中为作战部队修筑防御工事这类艰苦的工作。所以，我们能重新夺取并固守“堪萨斯线”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这些劳工的艰苦工作。

    人们提起进行谈判的那段漫长的日子，一股总把它作为一个相持的阶段，但我们决不能因此就认为那一阶段的仗，打得不那么激烈。每天都有新的伤亡。感谢上帝，与发动几次大规模攻势时相比，现在的伤亡还是小得多了。

    但是，这些伤亡在当时仍然可以提醒我们，不管我们在谈判桌上赢得什么东西，我们都是付出了昂贵的代价。现在，我们展开在一条横贯朝鲜半岛的较短的战线上。但是，我们的兵力仍然太少，只能分散地部署在这条战线上。这时，我们的兵力不足六十万，其中美国人占二十三万。敌人的兵力自然大大超过了我们。要不是我们拥有强大的火力，经常得到近距离空中支援，并且牢牢地控制着海域，则中国人可能已经把我们压垮了。是大炮给我们以优势，我们能够集中无数炮弹打击整个战线上的任何一点。在利用地形上和摆脱狭窄曲折的道路、伸入荒山峻岭的行动上，我们新近也摸索出一套巧妙的办法。这当然也是我们取得对敌优势的一个原因。但是，范弗里特此刻的目的却在于，一旦控制了制高点，他便将敌人驱赶到开阔地带去，以便用大炮将其歼灭。

    当然，中国人是喜欢在夜间发起进攻的，因为，到了夜间，我空军只能停留在地面上，观察员亦无法进行观察。

    我们实际上没有做到“成纵深”部署我们的防御，因为，防御阵地分散而且配备的兵力也很单保不过，我们倒是有屏护部队警戒着距主要抵抗线约有步枪射程那么远的一道防线。正是这些士兵担负着这样的任务：将大批敌人吸引至我们能以强大的炮兵将其消灭的地点上来。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守卫在孤零零的碉堡(碉堡四周堆放着沙袋，设置着铁丝网，可以在各个方向上对付敌人的攻击)中的士兵往往吃惊地发现，敌人在夜暗中已悄然无声地出现在我方阵地上，还常常发现，四、五个穿着胶底鞋的中国人已不声不响地潜入他们与前哨警戒线之间的地带。这时，信号弹就会从敌人战线那边升起，疯狂的军号声就会把我方哨兵吓进碉堡，几乎来不及发出口令，战斗就打响了。

    我还记得，为了获得更多的战场照明器材以便在夜间也能瞄准敌人射击，我曾做出了不懈的努力。照明弹使用得越来越多，因此，我们试用了各种可用以照明的器材，其中包括大功率探照灯。这种大功率探照灯可以借助低垂的云层将光线反射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在欧洲战场就曾采用过这种办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总之，这些措施减轻了防守在孤零零的前哨警戒线上的士兵们的负担。因为，他们常常要一连熬上好几个小时凝视着夜暗中影影绰绰、不可名状的东西，而且，他们有时在花岗石山岭上所得到的防护较之几个松垮无用的碎石堆好不了多少。中国人的夜间进攻特别神秘莫测，不可思议。首先听到的是中国军号独特的哭丧调，要么就是由五十来个中国人用英语发出的粗野叫喊声，再就是用以吓唬西方人的以死相威胁的喊话声或其他吵吵嚷嚷的声音。但是，我们久经沙场的部队此时已习惯于这种“音乐的伴奏”了。有时，他们还出去缴获中国军号，尔后，用缴获的军号把敌人的指挥信号搅乱。

    与此同时，谈判还在继续进行，不过，曾中断过很长一段时间，因为，敌人坚持要我们对一些捏造的“事件”负责，而我们则反驳说这些所谓的“事件”从未发生过。谈判令人厌倦地一个月接着一个月地往后拖延着，在战争的第一年中底眼看就要实现的停火象磷火一样变得越来越渺茫了。我知道，国内许多公民已开始认为：我们的鲜血和生命正白白地牺牲在战场上，而我们死硬的谈判人员却非要想在谈判桌上捞到什么便宜。但是，谈判桌上的斗争正是战场上作战的继续。无论最终达成何种协议，这种协议都必然会是军事上实际情况的反映。再者，尽我们之所能抗击敌人的一切进攻行动，以阻止其进一步将战线向南报移，这本来就是士兵们的艰苦任务。

    谈判确实是件耗费精力的事情。在谈判桌上，人们不断重复已经说过的观点，象演说家似地玩弄华丽的词藻，令人讨厌地谩骂与攻击，有时简直让人宁愿回到战场上去作战。但是，我还是决心除证明我们的坚定立场之外，还证明我们的谈判诚意。我打定主意，在谈判中决不失掉耐心或自制，同时，也决不屈服于敌人停止谈判的恐吓或威胁。关于谈判本身的情况人们已多次作过说明，并且谈得也很详细。不过，还有一些与谈判有关的问题有必要再提一下。

    联合国军在谈判中犯了不少严重错误，这是不容否认的。我认为，所有这些错误都产生于两种主要的错误看法；而这两种错误看法的根源又都一方面在于我们天真无知，一方面在于我们未能充分懂得我方代表团团长海军上—将乔伊直至停火一、两年之后才指出的如下事实：“共产党人既不贸然出席会议，也不仓促地进行谈判。他们往往首先进行一番精心的布置。他们关心如何保全‘面子’，并且重视通过有利的谈判地位取得实惠，这就使共产党人总是预先对进行谈判的客观条件进行周密的考虑。”

    他们抓住我们的各种失误所进行的宣传，对他们是大有好处的，尤其在亚洲人之中进行这种宣传，他们所获得的好处就更大。我想，时至今日，我们的文武官员们总该有了前车之鉴，总该在思想上有所准备了。当然，我指的是这样的官员，即那些今后有可能不得不在谈判桌上听任敌人散布简直使人不堪忍受的长篇谎言与诽谤的官员。

    谈判之初，我曾在给海军上将乔伊的信中指出：“对共产党人来说，你的客气就等于是让步，而让步则又是虚弱的明证。我建议你掌握好发言的分寸，使用奸诈助共产党人不会产生误解的语言和方式，建议你不要轻易表示谅解和尊重。”

    对于从未领教过共产党谈判手法的西方人，可以说，要想事先想象出事实真象被歪曲到何种程度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同共产党谈判要有极大的耐心，而这一点就连约伯（圣经里的希伯来族长，吃苦耐劳的典型人物。——译者）也会感到无法忍受的。

    谈判伊始，我们就作了一次让步。不久，我们又为此感到懊侮。在我第一次提出开始会谈时，我们曾建议将会谈地点设在一艘预定在元山港停泊、悬挂着丹麦国旗的“日德兰迪亚”号医院船上。当时看来，这种“中立区”虽则处在双方大炮射程之内，还是能够为双方欣然接受的。可是，共产党根本没有理睬这项建议。他们针锋相对地提出把开城(从理论上讲，开城是一座位于三八线以南“无人区”日城市)作为会谈地点。华盛顿指示我立即接受这项建议，以便为早目结束战争并证明我们的诚意而做出进一步的努力。

    可是，谈判开始后，根本就没有中立的气氛。开城掌握在共产党的手中。他们的武装警卫人员布满了谈判区。

    肩挎汤姆式冲锋枪的赤色士兵粗暴地对我方使节指手划脚。我方代表坐在插有白旗的吉普车中的样子被对方拍摄下来，作为投降的镜头供亚洲的新闻界发表。可是，我方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却被排斥在现场之外。我立即纠正了这种不平等的现象，采取的办法是；通知中国人，除非谈判区真的成为中立地区，并且我方记者也能到现场来访，否则，我方代表不再回来谈判。敌方谈判代表以很地道的共产党的方式同我们磨时间，要我们等着他们上级的决定。但是，当他们得知，在我方新闻记者获准采访之前我根本不打算让代表团返回谈判桌的消息后，他们立即作出了让步。

    即使如此，这个谈判地点的气氛还是从未令人满意过。

    有一次，我们被迫对突然出现一支中国武装部队一事提出严重抗议。这支部队携带的又是枪又是60毫米追击炮，他们径直从我们的吉普车前穿过。在这以前，我曾中止过谈判，直到赤色分子答应使谈判地点周围实现非军事化我才恢复谈判。所以，这次事件是对协议的公然破坏。海军上将乔伊立即提出了抗议，但得到的答复是，违反协议的那支部队只不过是个宪兵连。要我们相信宪兵连必须配备机枪和60毫米追击炮进行巡逻，这未免也太荒唐了。因此，我立即广播了一份声明，指出：我已下令中止谈判，直到我们能达成一项有关非军事化的、令人满意的协议为止。

    共产党人坚持了五天，最后，还是答应采取适当警卫措施，要我们恢复谈判。可是，我很快又获知，他们的英语广播报道的是“请求”我们恢复谈判，而其日语广播用的却是“要求”我们恢复谈判。于是，我宣布，我发觉他们的答复含糊其辞，因此拒绝授权恢复谈判。这样一来，反而使共产党的请求变得越加客气，并使双方达成了一项专门协议。

    然而，此后不久，事情又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八月十七日，中国的一支警戒巡逻队在中立区遭到伏击，队长被打死。赤色分子坚决要求我们惩治肇事者并赔礼道歉。

    我方调查的结果表明：这次伏击确有其事，但开枪的部队着装杂乱，未戴钢盔，显然是不受联合国军控制的非正规游击部队。我们拒绝了赤色分子的要求，于是，谈判又接着进行。刚过五天，在一个大雨瓢泼的深夜，中国人又要求我方联络官立即前去核实一架联合国军飞机轰炸中立区的事件。我方的首席联络官美空军上校安德鲁，金尼及其助手陪同敌联络官前往遭受所谓轰炸的现场，并借助手电检查了证据。金尼发现地上有一些象是由埋没的手榴弹大小的爆炸物炸成的小窟窿，还发现一些看上去象是飞机机体的金属碎片以及一个可能是飞机副油箱的扭曲变形的金属物体。然而，地上并没有弹坑，也没有烧焦的痕迹。如果使用过凝固汽油弹是会留下这种痕迹的。在赤色代表住所西北面的地上还发现一枚火箭的尾翼。总之，没有伤亡，没有损失，也没有侥焦的痕迹，有的只是曾经有一架飞机用着陆灯对准下方照射、“袭击”了该地区的谎言。联合国军的飞机没有到过这个地区，而且，对方所用的证据也实在不值一驳，根本不能作为抗议的凭据。可是，共产党代表却拒绝等天亮再作较深入的调查。他要我们马上“认罪”和道歉，企图向全世界表明联合国军的“罪行”。这一要求被我方拒绝，谈判遂突然中断。当最终又恢复谈判时，我拒绝让代表返回开城，而坚持今后的会谈在板门店举行。

    板门店确实是个位于中立区的小村庄，距我方战线较近。

    谈判过程中曾出现过不少的障碍。但是，我方谈判人员依靠集体的智慧，以很幽默的方式顺利地克服了这些障碍。一开始，我们就碰到了一个不足挂齿但却有可能使整个会谈还未开始就得告吹的障碍：共产党的首席联络官就是不愿商量谈判开始的日期。他说，这个问题已由上级军官定了下来，他这一级无权讨论，已经定了的日期无法再行更改。正在主持双方联络官最初谈判的金尼知道根本就没有商定过什么日期。但是，他无法使对方承认这一点。

    共产党方面的首席联络官、北朝鲜军的张上校说，日期问题不在讨论之列。可是，没有日期便没有会谈的可能，金尼被搞得进退两难。于是，金尼的一位助手悄悄地告诉他，只需随便说出个日子就行，就说是双方已经商定了的。金尼真的这样做了，张果然接受了这个日期。于是，联络官之间的谈判又继续进行下去。

    实际上，级别较低的这一级人员在谈判中似乎要现实得多。显然，共产党的校级军官们认为，他们没有必要处处都为了“记录在案”而发言，也没有必要为了本国新闻部门的需要而在发言中恣意辱骂对方。因此，他们这一级的会谈总是更为实际、更为现实一些。可惜，这种作风一点也没有传到上面。

    共产党谈判代表们的个性、特点立即就引起了我方代表的极大兴趣，我方代表在此之前大都从未与共产党领导人面对面地打过交道。共产党代表突出的一点是几乎毫无幽默感。他们的脸上不露一丝笑容，只是当他们在争论中占了便宜时有时才会发出几声轻蔑的冷笑。很明显，没有哪个共产党谈判代表敢于放声大笑。即使有一次一位美国军官坐的椅子被压垮了，人摔倒在地板上，这些共产党的代表们也末敢大声笑出来。这就是说，在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中，尤其在北朝鲜人之中，没有欢声笑语。他们显然决心要比克里姆林宫的共产党更加共产党化。但是，中国的联络官柴上校却常常难以抑制自己的笑声。当美国军官突然一屁股坐空时，他倒是不禁哈哈大笑起来。表现得最有自制力的人无疑是北朝鲜的李相朝将军，他那铁石般的相貌使我方下级军官看得入神。一天，几只苍蝇落到了李的脸上，其中有一只爬过了他的眉间，尔后继续顺着鼻梁往下爬。

    可是，李脸上的肌肉纹丝不动，他的眼睛和嘴巴仍然毫无反应。“他到底想显示什么呀？”我们的军官相互问道。李也许象与我们的祖辈打过仗的印第安人一样，是想向白种人显示他的铁石心肠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不过，现今这个时代的西方人已经变得非常老练，再也不会为之所动了。

    十月十日，敌人终于对我恢复谈判的提议作出了响应。其时，我们在全线所有战略地区取得了夺占和扼守全部高地的胜利。我相信，我们的胜利促使敌人认识到，他们一时无法将我们推回原地，最好还是准备坐下来解决问题。可是，敌人在谈判桌上却一如既往，还是那样地毫不让步，他们显然指望通过谈判得到在战场上未能得到的东西。

    谈判几乎刚一恢复就被联合国军飞机对扳门店的一次空袭破坏了。这一次不是编造的空袭，而确实是一次误炸事件。为此，我们承担了责任并表示了歉意。然而，这事件还是使谈判中断了两周之久，从而进一步增添了我们的困难。我们谋求的协定是个相当简单的协定：停火；粗略地沿当前战线建立一条横跨整个朝鲜半岛的缓冲地带；签署一项协议，规定各方只能停留在缓冲地带已方一侧，并且不得进入距对方海岸三英里以内的地区；停止向朝鲜境内调入军队与军用物资，不得增加现有部队数量；成立一个国际委员会负责监督停火，该委员会不一定非要归联合国领导。

    可是，赤色代表对和解或谈判不感兴趣。他们是想在宣传上捞到好处。而我们也许并未估计到，那些在我们看来明显是捏造的、欺骗性的东西，在亚洲人眼里却可能完全成为另一回事情。我认为：赤色分子还相信，通过使我们失去耐心，通过煽动，尤其是在战俘中进行煽动，他们可以为谈判桌上的宣传提供炮弹，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他们的目的。

    如前所述，早在谈判之初，我就提醒过在耐性上已经受到过严峻考验的海军上将乔伊，赤色分子把使用客气礼貌的语言看作是让步的表现，看作是对其恐吓手法屈服的表现。我要求乔伊在与赤色分子打交道时也要象他们一样采取强硬的措辞。从那以后，他在谈判桌上压倒了说话态度强硬的共产党人，并且未让对方抓住一点可供宣传的把柄。

    谈判之初，如同当时人们可能预料到的那样，令人棘手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来划分停火线。共产党代表坚持以三八线为界，而我们在政府的全力支持下则坚持停火线更应符合当前的实际军事控制线。我们准备放弃临津江以北、礼成江以西地区。该地区无法防守，位于三八线以南。但是在其他地区，我们希望基本上就按照目前战线的位置建立缓冲区。如果把我们的部队撤至三八线，并且沿着这条根本无法防守的线来部署兵力，那将无异于投降。看来，唯有根据当前的战线划分停火线才比较现实。我们还认为，应在一定程度上加强我海、空军方面的优势，这种优势，只有在实现停火和撤军的情况下才可予以放弃。

    当谈判还在没完没了地拖延时，赤色军队采取了一些行动，企图把我们推向三八线，从而使他们提出的停火线较实际军事控制线稍微接近一些。可是，到了这个时候，我们的防御体系已经十分坚固，敌人已无法突破。后来，在谈判双方仍在举行会晤期间虽发生过几次这场战争中极其惨酷的战斗，但我在东京任职的最后这段时间，战线位置并未发生重大改变。

    当然，当时仍然有人强烈要求我们再次向鸭绿江挺进，将侵略者全部从朝鲜赶出去，不过，范弗里特不在此列。对当时军事上的实际情况有着清醒认识的人，没有谁会相信凭我们手中的这点有限的兵力能够赢得什么全面胜利。后来接替我担任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的马克·克拉克将军，在停战协定签字一年多之后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我们从未得到过足够的兵力；而敌人却拥有足够的兵力，不仅能阻止我们的进攻，而且能成功地实施小规模出击，并保持由此所赢得的胜利。要彻底战胜敌人，就要有更多受过训练的作战师和能够提供支援的海、空军力量，就要承受重大的伤亡，就要打破我们自己规定的不得进攻鸭绿江以北敌人庇护所的禁令”。也许还可以这样说：一旦打破这道禁令，就会置日本于敌人攻击的威胁之下；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就会立即使战争的规模明显扩大。没有哪个肩负重任的美国领导人在当时能够使美国公众赞同这种做法。

    我在远东司令部任职的最后一个时期，大部分时间所关心的主要是与共产党方面的谈判。这些谈判单调乏味，罗嗦重复，气氛沉闷，令人生厌和恼火。所以，我很快便对早日结束这场互相残杀的战争丧失了信心。设在汉山(临津江畔距板门店仅十四英里的一个小村庄)郊外一个苹果园内的基地兵营改建成了一座永久性的设施。那里有一个—排球场，一个棒球场，几个掷蹄铁游戏场，甚至还有一个飞靶射击常有一顶演电影的帐篷，一所社交俱乐部，还有几所分别供士兵、初级军官和高级军官用膳的食堂。新添了一个直升机简易机场和一顶供会议使用的帐篷。新闻记者安置在一列停在一英里之外铁路侧线上的“新闻列车”上。有时，人们觉得，这些设施大概会长年累月地使用下去。

    战俘骚乱(后来成为整个战争中除作战问题外最使人头痛的问题之一)与停战谈判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个问题有一度险些毁掉了整个谈判。现在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这是共产党蓄意策划的一个长远阴谋的组成部分，旨在向亚洲人民表明美国是残暴的压迫者，而只有中国的力量能与之抗衡。因为发生这些骚乱时正值我在东京的任职行将期满，所以，我深感需要尽快解决这些问题，以免将问题全部推给我的继任者克拉克将军。但是，这些问题难以很快得到解决。战俘骚乱事件既不是自发产生的，也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是中国与北朝鲜的最高统帅部制定的一项阴险毒辣的计划中可憎的组成部分。这项计划旨在利用战俘问题对我方谈判代表施加压力并达到重要的宣传目的。

    第9节

    早在一九五一年一月六日，我在给麦克阿瑟将军的信中就曾谈及如何处置我们所收容的战俘的问题。当时，我十分关心这方面的问题。我们所面临的，也是我本人所担忧的问题是，在作战地区附近，大约有十四万战俘。我们不得不为他们的饮食、监守以及治疗等问题操心。单是看守战俘营这项任务，就占用了我们相当一部分兵力(这些兵力我们几乎抽不出来)。为了运送物品满足他们的吃、穿、住之需，我们还要动用大量在当时已经十分紧缺的运输工具。如果我们被迫撤离朝鲜半岛，那么还要为转移这批人费神。如果在朝鲜坚持下去，那么我们相当一部分后勤保障工作将不得不服务于他们的吃、穿、医疗，甚至用水之需。

    在复信中，麦克阿瑟告诉我，他已经建议将战俘转移到美国本土。这些战俘不能送往日本。这不仅因为他们在日本可能会激起日本国民的愤怒，而且因为把他们长期放在那里可能会引起人们谴责日本好战成性。华盛顿并没有就转移战俘问题迅速作出决定，最后，打算将战俘关押在朝鲜南部沿海较大岛屿上的集中营里。选择的第一个岛屿是济州岛。但是，该岛居住着大约二十五万人。如果象原先计划的那样把战俘转移到这个岛上，那么，战俘以及南朝鲜的各类军事人员和文职人员，再加上担任集中营监管任务所必需的部队，总人数会比该岛人口还多出一倍以上。

    不消耗大量的时间和巨额经费，该岛根本无力支持这种突然流入的大批人员。因此，我竭力反对向济州岛转移战俘。

    后来，又决定将战俘运往巨济岛。这个岛比较小，位于釜山西南只有几英里的地方。选择该岛也只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因为，根据巨济岛本身的情况，一个神志正常的人大概不会选它作为建立营地的场所。岛上山石满布，几乎没有可供营建和分散设点的平地。结果，巨济岛很快就塞满了人，这些人大大超出了大自然允许该岛所负担的数量。除不断增加的成千上万名战俘之外，还有数以百计的警卫和其他看守人员。集中营里战俘的数量要比进行正常的监管所规定的数量多得多。由于这种情况，共产党人发现，他们能比较容易地实行一些我们当时毫无察觉的计划。这些计划是：煽动群众性示威，组织骚乱、反抗和越狱，以及控制、压服非共产党员战俘等等。我们能够抽调出来负责战俘营工作的人员不称职，没有必要的警觉性，不能及时察觉这些阴谋活动，或者识别并孤立其中的核心人物。

    在巨济岛建立了四块由带刺铁丝网围起来的场地。每一场地又划分成八个临时集中营，每个集中营计划收容六千名俘虏。但是，到一九五二年，战俘数量已经超出该岛所能容纳的数量，不得不把他们关押到另一个靠南的小岛峰岩岛上。尽管关押俘虏的这些营地相互挨得很近，容易出事，而且，担任看守的士兵又不敷调用，但是停战谈判开始之前，哪个集中营都没有发生过什么了不起的乱子。

    后来，在我们对这些阴谋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共产党最高统帅部由一个叫南日的人策划制造了一系列事件，旨在在亚洲人民面前损害联合国军的形象。

    为能顺利地制造这些事件，并掌握好事件发生的时机，有必要建立一个由一支纪律严明的“队伍”组成的完整的组织系统。这支“队伍”将迅速地、毫不犹豫地执行各项命令。

    这就要求有一个严密的联络系统。毫无疑问，由于监禁战俘的场地非常狭小，场地与场地之间相距又非常近，因而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困难。战俘营里的共产党领导人(许多是故意投降的，以便能将其上级的指示传下去)想尽各种办法将纸条从一个营地传到另一个营地。由刚刚投降的俘虏带进来的他们最高统帅部的各项命令和指示，会拴在石头上从一个营地扔到另一个营地。有时，为把命令传到较远的地方，他们会采用唱歌的形式传递，将命令偷偷藏在供给品中传递，或者利用其他信号进行传递。总的说来，这个联络系统组织得十分周密，差不多可以克服任何障碍将命令传达下去。

    医院的病房成了共产党上层领导分子举行会议的理想场所。这些上层领导分子为了与其下级或同僚碰头，制定新的具体的骚乱方案，常常会装病住院。为了保证他们的“队伍”内部能做到服从命令，他们正式规定了一套纪律，成立了袋鼠法庭（在美国，系指非法的或不按法律程序行事的非正式法庭，也指囚犯在狱内组织的模拟法庭），制定了刑法(甚至包括死刑在内)，以便对付那些背弃党的路线的人。这样一来，非共产党分子就完全被吓住了。比较有影响的或难以控制的非共产党分子则被他们除掉。

    正当谈判在帐篷内艰难地进行时，战俘营开始骚动起来。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响应南日的指示，同时也是为了配合谈判中几乎天天都有的对所谓“西方帝国主义分子”罪行的谴责。这种谴责我方代表早已听腻了(但是，共产党的记者却迫不及待地抓住这些内容，很忠实地刊登在赤色报刊上)。

    第8集团军管辖的战俘营都是严格按照一九四九年日内瓦公约进行管理的，按照由于俘虏们已不再继续作战、因而他们应受到人道的待遇这样一个明确的精神进行管理的。同时，日内瓦公约还规定，俘虏不管自愿与否都应服从“收容国武装部队中各项有效的法律、规定和命令”。“在战俘违反这类法律、规定和命令的情况下，”收容国“采取法律性或纪律性措施被认为是正当的。”不论北朝鲜还是共产党中国都从未宣布过他们愿意遵守这一公约，也没有象我们所做的那样允许国际红十字会代表进行监督和视察。

    我们已经注意到北朝鲜人对待俘虏的态度。他们常常反剪俘虏的双臂，尔后向俘虏后脑勺开枪将其打死。我发现中国人要讲人道得多(为了达到宣传的目的)。但是，关于他们对待被我们收容的俘虏的态度，我们却很不了解。也许，我们事先就应想到：按共产党的那套逻辑，他们会认为这些俘虏完全可以牺牲掉，会认为这些人的价值在于他们大概还能为共产主义的最终胜利做出点贡献。但是，我们事实上并未预见到这种情况。日内瓦公约主要涉及的是俘虏的权利问题。我们没有想到需要专门考虑收容国的权利问题，即采取有力步骤对付战俘营内中坚分子的叛乱问题。

    由于我们企图将俘虏区分为同意和拒绝遣返回国这两种人，一九五二年一月出现了发生真正麻烦事情的第一个征候。在这之前的一年，为了把受共产党压力而被迫服役当兵或当劳工的朝鲜平民区分出来，曾经进行过一次审查。

    当时，我们不曾遇到任何抗拒行动。三万八千名俘虏因此而被划为平民予以释放。

    以往，集中营里也曾不断发生各种未经组织的闹事行为，但看守人员都能够处理这些事件。然而，一九五二年初，谈判双方正在讨论俘虏的遣返问题。华盛顿采取了这样的立场：我们决不同意将任何不愿意回去的俘虏遣送回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方面认为，为了卓有成效地讨论这一问题，他们需要知道有多少俘虏能够送回国去，有多少俘虏会取得某种避难权。为此，我们又着手进行另一次审查。

    这一次，战俘们进行了暴力抵抗。后来我们得知，这是根据来自板门店的直接命令采取的行动，那里的共产党领导人为了加强他们在谈判桌上讨价还价的地位，需要制造一个能有力地证明战俘们赞成遣返回国的事件。

    在一个营地里，犯人们用只有天才才能想到的各种各样临时凑合的武器(镐把、带刺的铁丝做的连枷状武器、秘密地用收集在一起的金属碎片磨制而成的刀斧，甚至用帐篷撑杆做成的长矛)武装起来，袭击了美军第27步兵团的一个营。该营是派进来在南朝鲜审查委员会调查情况时维持秩序的。鉴于避免造成任何死亡十分重要，士兵们仅使用震荡手榴弹来阻止暴乱分子(如果造成死亡，共产党方面就能将其夸大成大屠杀)。最后，指挥官不得不命令部队向暴徒们开枪。直到这时，战俘们才撤了回去。在这场骚乱中，一个美国人被杀害。犯人中有好几个被打死，另有一百多人受伤。

    正是在这次暴乱之后，我们才决定将战俘营疏散到济州岛和峰岩岛，并决定增加看守和警戒人员。可是，我们仍然没有真正了解这一阴谋的复杂性和深刻背景。

    整个春季，战俘营中的骚乱事件不断增多。他们举行群众大会，打着写有反美口号的大幅标语，升起北朝鲜的旗帜，并且组织各种各样的挑衅和反抗行动。

    到四月底，在巨济岛上的十七个战俘营中还有七个没有完成调查工作。这七个战俘营闹得最凶。事情很清楚，只有在双方付出某些生命的代价、我们强行进入战俘营并对战俘严加管束之后，才能正常地统计同意和反对遣返的人数。范弗里特又将美军一个营调进去协助平息这几个战俘营的骚乱。同时，他还命令另外几支战斗部队进驻釜山，准备在突然发生严重骚乱时迅速开进巨济岛。当时，他就可能出现的事态提醒我说，如果在进行反抗的集中营中动用武力，那么已经完成调查工作的集中营肯定会加入到反抗的行列中去。

    根据后来掌握的情况重新总结这段历史，人们可能会说，如果当时使用武力来了结这桩倒霉的事情情况可能会更好一些。毫无疑问，这件事情用武力是可以完成的，尽管会造成许多伤亡。也许，如果我们的情报部门在当时能象不久之后那样，发现这一周密利用这些战俘中反抗情绪的、涉及面很广的复杂阴谋，那我或许就会采取另外一种不同的立场了。但是，我当时并不清楚，现在也不清楚，共产党方面为取得宣传上的胜利究竟准备牺牲他们自己人多少生命。

    实际发生的情况是，由于停战谈判的情况看来有了好转，我请求参谋长联席会议同意暂时停止调查活动，干脆把几个采取抗拒行动的集中营中所有的人都算作赞成遣返回国的人。参谋长联席会议立即表示同意，认为，这些战俘里任何强烈反对遣返的战俘，在实际交换战俘之前，甚至在交换开始之后都还有机会表达他们的意愿。

    共产党失去了一次嫁祸于联合国军的机会，而且，在和平即将来临之际，一次无谓的牺牲得以避免，对此我感到十分高兴。然而，我的本意并不是要集中营放松纪律或管理。战俘问题最终还是我的事情，尽管具体的处置权已授予集团军司令。处理战俘问题是集团军司令的主要职责，因此我不久就提醒他要履行自己的职责。

    五月初，我所辖部队的宪兵司令视察了巨济岛上的战俘营，并向我递交了一份令人不安的报告，指出那里的管理很不得力。曾发生过好几起战俘短期扣押联合国军军官作为人质的事件。在某些抗拒最坚决的集中营里，战俘们甚至不让将提供给他们的食物和用品送进去，我立即给范弗里特发出一份措词尖锐的电报，提醒他，尽管放弃了调查计划，但仍须保持正常的管理。而从范弗里特的反应来看，他关心的好象是这样的事情，即宪兵司令竟然在通知他范弗里特之前就将在集中营看到的情况报告了总部。

    根据这份报告，我觉得很难理解为什么对后来很快又发生的惊人事件就不能有所预见，有所准备。五月七日，共产党战俘扣压了联合国军战俘营司令弗兰克·多德准将，并且扬言，如果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就把他杀绰。

    这位准将是在没有适当警卫跟随的情况下去会见共产党俘虏的。这些俘虏诡称要与他就一些不满的事情进行谈判。

    他们一将他抓到手就宣布说，如果我方人员开枪，他们就结果他的性命。多德本人则传出口信，要求当晚(当时已是下午较晚的时候)五点钟之前不要派部队去解救他。范弗里特指示，除非第8集团军司令亲自批准，否则，不得使用部队解救多德。因为，问题不单单是多德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一场大规模的越狱行动好象已迫在眉睫。如果动用部队，看来肯定要在双方引起一场恶战，在战俘中将会造成严重的伤亡，结果会产生极其恶劣的影响。

    这次危机差不多就是在我预定启程赴欧洲的前夕发生的。我奉命到欧洲接替艾森豪威尔将军，他当时正准备参加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竞选活动。在多德将军遭到劫持的消息传到我这里时，我的继任者马克·克拉克将军已经到达东京。我立即让我的参谋长多伊尔·希基召集我的主要参谋人员举行一次晨会(五月八日)来研究这一事件。我准备会后立即启程前往朝鲜。由于这件事四天之内(我已接到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命令，要我于五月十二日离任)将全部交给克拉克将军负责，所以我要他和我一同前往。但是，我还是决心自己和范弗里特一起先制定一个解决这一棘手问题的方案，而不想如此草草地将问题丢给克拉克将军，增加他的负担。

    在我们到达东京之前，范弗里特已命令增援部队由釜山开往巨济岛，并且派美第l军参谋长查尔斯。科尔森准将接替多德统管战俘营。多德的职务则被范弗里特正式解除。科尔森于五月八日到达巨济岛，他立即通知共产党人多德已不再担任战俘营司令职务，并警告他们说，如果在规定期限内未能不加伤害地释放多德，联合国军部队将开进战俘营以武力解救他。

    与此同时，共产党人提出了他们的要求，多德则同意充当中间人的角色。起初，他们要求对战俘联合会予以承认，并要求在几个营地之间建立电话和摩托车通讯联络。

    当克拉克将军和我抵达朝鲜时，范弗里特告诉我，他打算与战俘就释放多德的问题进行谈判。这意昧着，问题的解决至少要拖延四十八个小时。对我来说，这种拖延就意昧着失败，因而是全然不能接受的。但是，我知道，我们采取的每一个步骤都会影响到停战谈判。所以我觉得，在下达任何命令之前我都应当首先与我方首席谈判代表乔伊海军上将进行磋商。我们一行飞到了汉城。在那里，海军上将乔伊真心诚意地同意我的看法，即任何拖延和姑息都会被共产党人看作是投降的表示。他还认为，我们应当立即要求释放多德，并以武力来支持我们的要求。

    于是，我写信指示范弗里特将军，要他使用一切必要的武力手段甚至包括坦克在内，立即在战俘营中建立秩序，并将这种秩序一直保持下去。范弗里特立刻命令美第3师的一个坦克营从他们在北部的阵地出发，由陆路行驶二百英里，然后再由登陆舰输送到巨济岛。如果赤色分子拒不执行我方要求，或者进行拖延，我就决定开枪射击，而且以最好的效果进行射击。自然，我明白，我的命令可能会使共中党人将他们威胁要对多德采取的行动付诸实施。对这种有可能出现的严重后果我准备承担一切责任。

    我对范弗里特和其他人想拯救一位朋友生命的心情是深表同情的，但我认为，多德会象每一位其他的职业军人一样，在他决定选择自己的这项职业时，已经做好了横死敌手的准备。为了支持我国政府否认对共产党人犯过什么根本就不存在的罪行，为了支持我国政府坚持我方关于遣返战俘的立场，已经有许许多多的军人献出了他们的生命。

    在战争中，一位将军的生命并不比一位普通士兵的生命更宝贵。为了捍卫祖国的安全、自由和荣誉，要求每一个人随财都得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如果为了拯救一位军官的生命我们就放弃士兵们所献身的事业，那么我们对那些把生命托付给我们的士兵就是一种背叛和犯罪。

    这不是一般的维护安全和秩序的问题。这些无视战俘营所有合法规章制度的共产党人显然还认为自己是战斗人员，他们随时准备发起攻击，企图压倒我们的部队。这是另外一场战斗。这种战斗与那些在过去两年中士兵们为不使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遭受损害而宁愿每时每刻冒生命危险进行的战斗是一样的。这些就是当我下达可能使多德将军送命的命令时所联想到的一切。

    然而，范弗里特拖延了命令的执行。坦克营没有按时到达是一个原因，还有其他我不大清楚的原因。在干完中间人的事情之后，多德从共产党人那里收到一份指控战俘营管理机构杀害和摧残战俘的长长的罪状。同时，他向他们承认(据赤色分子称)，在某些事件中，战俘营管理机构是有罪的。科尔森已经指示部队做好准备，如果多德在五月十日上午十时前不能获释，便强行开进战俘营。当部队和坦克最后作好采取行动的准备时，共产党人又送出一份比以往提交的任何一份要求都更为苛刻的要求。他们差不多是要联合国军当局彻底丢丑。他们要当局承认自己所犯的罪行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所犯的罪行还要野蛮。下面是从战俘提交的译文(译得很草率)中摘录的部分内容：1．立即停止你们军队的野蛮暴行、侮辱、拷打、强迫写血书声明的做法、威胁、监禁、大规模屠杀、枪杀和机枪扫射、使用毒气和细菌武器、用战俘进行原子弹实验。

    2．立即停止对北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进行非法的、毫无道理的所谓志愿遣返。

    3．立即停止对数千名在武力下处于被奴役地位的北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进行强迫性的调查(甄别)。

    总之，要求联合国军司令部对赤色电台一直针对我们所进行的全部疯狂的、毫无根据的诽谤表示服罪。这样，板门店的联合国军谈判代表一直采取坚定立场的遣返政策就等于要被迫放弃。这种失败使我们蒙受的耻辱和损害不亚于在流血的战争中遭到的任何失败。科尔森与其直接上司保罗·扬特将军进行了磋商，尔后起草了一份答复，除一条不太重要的问题外全部拒绝了赤色分子的指控，但同意不再进行甄别。互换信件、起草答复信以及进行枯燥乏昧的文字翻译耗费了许多时间，所以，当第一次超出时限时我们没有采取行动。

    这时，战俘用粗野的语言提出的新的要求已传到我的司令部。我立即电告范弗里特，要他制止科尔森对战俘进行答复，以免联合国军的事业遭受严重损害。同时，我向范弗里特指出，我仍然不能准确而迅速地得到为执行我的命令战俘营司令采取过何种行动的详细报告。我还告诉范弗里特，我无法理解他为什么还没有执行我五月八日关于使用一切必要的武力建立并维持秩序的指示。

    五月十日下午八时，即“限期”过后十小时，科尔森和多德起草了一份赤色分子很乐于接受的答复。这份答复的确很容易让对方接受，因为，在答复的第一段中，前战俘营司令对战俘领导人捏造的最恶毒的罪状之一表示认罪。

    下面就是答复的第一段内容：

    “1．关于你方信中的第一项内容，我承认发生过流血事件。在这些事件中，联合国军使许多战俘遭到伤亡。我可以保证，今后战俘将根据国际法的准则在本战俘营受到人道的对待。我将在我的职权范围内尽一切可能防止再发生暴力事件和流血事件。今后，如果再发生此类事件，我愿承担全部责任。”

    共产党还想迫使我方作出更具体的表示悔过的答复，因此将摊牌的时间一直推迟到那天深夜。后来，由于主要目的已经达到，他们显然认为已经没有必要再刺激我们使用武力了。于是，他们在五月十一日下午九时三十分释放了多德。我从羽田机场启程的时间预定在第二天下午三时左右。很明显，必须进一步采取措施来彻底平定战俘营中的骚乱。但是，这需要由克拉克将军作出决定，几小时之后就要由他来担负全部责任了。于是，我建议在第二天早晨八时将指挥权移交给克拉克将军，他亦表示同意。

    克拉克将军为了恢复对巨济岛战俘营的控制，在以后的几天中采取了断然措施。他命令海登·博特纳准将(后晋升为少将)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于是，博特纳迅速而有力地采取了行动。他立即下令让所有的老百姓撤离该岛，并且改组了战俘营的管理班子。他让工兵重建集中营营地，以便使每个营地容纳的人数不超过五百人。卫兵们奉命随时准备开进任何一个有反联合国标语或有北朝鲜旗帜的战俘营中，并且可以使用一切必要的武力来消除这些标记。

    共产党领导决定抵制我们分散他们力量的做法。他们秘密制造了各种各样的原始武器，包括利用本来供他们烧饭用的汽油制成的莫洛托夫燃烧瓶。有一个战俘营，他们甚至在大门前挖掘了一条堑壕，决意在那里进行抵抗。范弗里特命令第187空降团战斗队前往巨济岛增援博特纳的部队。六月十日，他们开进了那些共产党领导人拒绝让其人员分编成小组以重新分配关押地点的集中营。联合国军部队使用催泪弹(使战俘秘密贮藏的汽油着了火)和步枪，有条不紊地平定了进行抵抗的集中营。一个半小时之后，抵抗终于停止。一百五十多名战俘被打死、打伤。一名美国人丧生，十三人受伤，兵营被大火烧毁。但是，从那以后，尽管暴力行动和违抗行为偶有发生，但战俘营还是被控制住了。非共产党俘虏被区分出来并分别安置在不同的集中营里。共产党分子则被分成若干大队，每队人数为五百或略少于五百，所以，后来发生的骚乱都很快被催泪弹所平息。

    当停战谈判继续进行时，在各个集中营中还发生过一些其他的危险事件。但是，唯一的一次重大骚乱事件是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发生在峰岩岛的事件。当时，死硬的共产党员战俘企图组织一次大规模越狱行动，结果造成八十五名战俘被打死，一百多名被打伤。这一行动发生不久，共产党分子准备的一份关于这次暴乱的手抄的总结落到我们手中。这份总结清楚地暴露了共产党人为达到宣传目的而不惜牺牲这些战俘生命的冷酷心肠。

    “我们的战友，”总结写道，“决心光荣地死去……他们在战斗中失去的只是自己蒙受耻辱的生命。献出这些生命是为了获得解放和光荣的胜利……祖国朝鲜的儿子们和伟大的斯大林的光荣战士们彻底揭露了美帝国主义非人道的、兽性的、残忍的屠杀暴行，使世界和平的人民、祖国、党和一切民主国家发出了复仇的呼声。”

    如果更早一点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是否能防止赤色分子得到这次宣传的机会，这一点令人怀疑。可以肯定，只要他们还能制造出亚洲报刊上的头条新闻，控诉美国人为杀人凶手，就没有理由认为他们会因为在更无希望的斗争中流出更多的鲜血而缩手不干。然而，我确信，如能按我的指示迅速、果断地粉碎巨济岛上的反抗，本来是可以使赤色分子得不到有力的证据的，甚至会更快地实现停战。

    不过，在朝鲜的作战现在已不再归我直接负责了，因为，五月十二日，我移交了指挥权，离开了远东。海军上将乔伊在最后提出一项共产党方面后来表示同意的建议之后，亦请求上面免除其进行谈判的任务，他从事这项工作已达十六个多月，显示出非凡的才干和耐心。这样，五月二十二日，曾由我指派担任谈判代表团成员的小威廉·哈里逊中将接替了他。哈里逊是因蒂普卡努之战而闻名于世的第九位美国总统威廉·亨利·哈里逊的直系后裔。他担任谈判工作一直到签订停战协定为止。

    这时，战场的情况变得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情况颇为相似：挖掘了许多深深的掩体、堑壕，设置了防护铁丝网，警戒阵地绵亘不断，大多数战斗都发生在警戒阵地上。

    随着敌人加强其炮兵的力量并不断提高其炮兵的数量和效率，夺占可用以观察的制高点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所以，沿警戒阵地进行的战斗常常打得很残酷，很顽强。七、八月间，由于暴雨的缘故，曾出现过一段很长时间的平静。

    但是，在此期间，只要天气条件允许，敌人就会发起猛烈进攻以夺占并固守我方警戒阵地，尤其是“铁三角”左右两角铁原和金化附近的警戒阵地。

    现在，南朝鲜人占半数以上的联合国军几乎在各种情况下都能够坚守我方重要的警戒阵地，或者以反冲击重新夺回丢失的阵地，而且，在好几个地点，他们甚至插入中国军队防御纵深，夺占并据守一些制高点。在这些发生在警戒阵地上的战斗中，敌人遭受了重大损失。在中国人撤退之后，常常可以在战场上发现他们的好几百具尸体。深秋时节，敌人在东部地段发动了一次大规模进攻，企图突破我主要抵抗线。但是，敌人刚刚取得突破就被击退，我防线随即又恢复了原先的态势。由于敌人仍然依靠其惯用的战术，所以又一次付出了重大伤亡。这种战术使部队不顾伤亡地向我阵地冲击，因而敌人在我炮火之下尸横遍野。

    在我空军和海军不断进行猛烈而准确的轰炸的情况下，敌炮兵仍得到了加强。从落在我方前线阵地上的各种口径的炮弹数量不断增加这一点可以看到其加强的程度。

    一九五二年九月的某一天，有四万五千余发炮弹落在第8集团军的阵地上。十月份，在联合国军防线上创造了一天落下九万三千发炮弹的纪录。敌人还提高了射击精度，改进了战术。这时，他们已能做到集中火力打击一个单独的目标，尔后不时地转移火炮，以避免被我测出其发射阵地的位置。

    由于实施了范弗里特新制定的紧张的训练计划(这是一项他完全可以引以自豪的计划)，南朝鲜军队已经发展成一支能打仗、有信心的战斗部队。这样，范弗里特才得以将他们使用到各个防御地段上。到一九五二年年底，前线部队总数的四分之三几乎都成了南朝鲜部队。一九五二年十二月，部署在前线进行防御的十六个师中，南朝鲜师占十一个，美国陆军师占三个，美国海军陆战队师一个，再就是英联邦的一个师。还有一些南朝鲜部队曾用于加强美军的一些师，如美军第1陆战师得到了一个南朝鲜陆战团的加强。范弗里特掌握的预备队中有一个南朝鲜师和三个美军师。

    一九五三年一月又调整了部署，在前线增加了十二个南朝鲜师和联合国军的八个师。增加的兵力大部分放到了铁三角底边的第9军防御地带内。在这里，敌人曾不顾一切发动过一次进攻，企图突破主要抵抗线，夺取我制高点上的警戒阵地。此时，第8集团军和南朝鲜军的总兵力已达到七十六万八千人，其中包括勤务部队和警卫部队。沿着犬牙交错的战线与他们对峙的是将近一百万中国人和北朝鲜人——在前线，部署有中国七个集团军和北朝鲜两个军，总兵力为二十七万人；预备队由十一个中国集团军和一个北朝鲜军(共五十三万一千人)组成。

    一九五二年的空战达到了朝鲜战争中前所未有的规模。八月二十九日，第5航空队对平壤进行突袭时出动了数百架飞机，其中包括陆战队、空军、海军以及澳大利亚和英国的飞机。在这次大规模突袭之后，作为敌补给中心、维修基地、铁路枢纽、部队集结地域以及军事首脑机关所在地的北朝鲜首都几乎成了一片废墟。敌人对这次升级的轰炸所作出的反应是急剧增加了米格截击机的出动数量，以对付我们的“佩刀”式喷气机。但是，我们受过优越训练的飞行员保持了制空权。一九五二年九月，第5航空队的飞行员击落了六十四架米格—15飞机，自己仅仅损失了七架“佩刀式”喷气机。

    在冬季的几个月中，全线的战事变成了小规模的巡逻行动和袭扰性进攻。在战争的这一阶段，敌人似乎专门采取一些伏击行动。我们的巡逻队常常发现敌人埋伏在深谷和山坡的丛林中。尽管双方明显处于相持状态，但整个战线仍不断发生伤亡。在防御作战中，要想坚守阵地而又不采取任何行动，这是根本不行的。敌人过于强大，我们增加这点有限的兵力不可能迫其向北后退。尽管如此，我们仍须实施积极防御，仍须将敌人阻止在距我主要防线适当距离之外，而且，还须限制敌人加强其防御力量。在这种战斗中，还必须保持作战部队的进击精神，因为一旦斗志松懈，就会使部队完全丧失警惕，部队在遭受突然袭击时就会迅速瓦解。因此，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在战线的某些地段总要发生一些激烈的战斗。我们顽强地守卫着自己的警戒阵地，使敌人无论得到什么东西都要付出昂贵的代价。夏季，整个战线的许多关键性高地曾数次易手。当时，为夺回一些被敌人暂时夺走的阵地，我们在此次战争中最强大的炮火集中支援下，在猛烈的空中突击配合下，曾坚决地实施了多次反冲击。有几个警戒阵地我们认为不值得花费代价再重新夺回来。不过，总的来说，从黄海之滨富庶的平原到日本海的崎岖海岸，我们的整个防线防守得很牢固，有些地段甚至还得以稍稍向前推移。我们逐渐使中国人体会到，他们用任何部队都无法使停火线向南推移。

    在战争的最后一个冬季，战斗的规模再次缩小，变成了双方沿警戒阵地巡逻的、双脚冻僵的巡逻队之间的冲突，只是第8集团军为防止敌工事构筑得过于坚固才偶尔对中国和北朝鲜阵地发起十分猛烈的袭击。在突然同时实施集中的炮火袭击和密切协同的近距离空中突击之后，位于各个地带的联合国军小部队就会立即出动，捕捉、击毙和赶走敌人，然后将其工事破坏。春天的气息刚刚返回大地，敌人便开始反击(在朝鲜，春天并不总是充满了鲜花和烟草)。这时，第8集团军换了一位新的司令，即马克斯韦尔·泰勒中将。他替换了范弗里特。范弗里特即将退出现役。

    战斗首先在西部地段重新打响。中国人力图通过进攻美第2师和第7师控制的高地在西部地段突破我主要抵抗线。他们穿过了地雷场和铁丝网，把防御者赶下了山头，几乎在这一地区达成突破。为此，他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只是在我们的多次反击下他们才撤了回去。我们以密集的炮火猛烈轰击了他们的退路，使他们又遭受了重大伤亡。

    在第7师防御地段上，即铁原西北，中国人在付出大约七百五十人生命的代价后夺占了一个设在一座山头上的主要防御阵地。再往西，他们为迫使第1陆战团由警戒阵地南撤也发动了一次进攻。可是，经过数日的反复争夺、彻底战斗以及用猛烈的炮火孤立战场，陆战队员们终于重新建立并牢固地控制了警戒阵地。与此同时，敌人继续伏击我巡逻队和袭击小分队，在交战中给我们造成了不少的伤亡。新当选的总统艾森豪威尔将军在十二月份视察了朝鲜，保证要早日求得和乎。可是，在整个战线上，和平仍然象幻梦一样遥远。

    春意盎然的时节，积雪溶化，稻田里的粪肥散发出水果般的清新气味，战场又出现了短暂的宁静。这是因为，道路泥泞无法通行，河溪水源流急无法徒涉。另外，还有一个很明显的原因，就是板门店的谈判代表们终于静下心来，相互间开始作出让步了，尤其在遣返战俘的问题上。

    因此，甚至总是对停战的传闻持怀疑态度的前线士兵们也开始相信停战大概真的指日可待了。四月十一日，终于达成了一项以六百零五名联合国军战俘交换十倍于此的敌军战俘的协议。我军士气高昂，这应归功于许多因素：我们已具备了抗击敌进攻的能力，我们有日益增强的空军，这支空军向地面部队提供近距离空中支援的机动性有了提高。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实行了轮换制度，使许多服役到规定期限的老兵获得了回国探亲的机会。这时，联合国军除那些长期以来一直与我们一起战斗的澳大利亚和英联邦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许多部队之外，还包括有来自许多国家的部队：荷兰、土耳其、希腊、菲律宾、挪威、瑞典、哥伦比亚、法国、印度、甚至还有泰国的部队。为了满足食物、服装、宗教信仰诸方面的独特习惯，我们的后勤补给部队遇到了许许多多很伤脑筋的小问题。荷兰人想喝牛奶，而法国人却要喝酒。穆斯林不要猪肉，印度教徒则不吃牛肉。东方人希望多食用一些大米，但欧洲人却想得到更多的面包。为了适合土耳其人的特点，鞋子必须做得特别地肥大。而对于泰国人和菲律宾人，鞋子又不得不做得特别地瘦校对于身材矮小的东方人来说，美国的衣服显得太大。只有加拿大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比较容易适应美国的食物和服装。尽管如此，我第2后勤部还是解决了所有的问题，满足了全部要求。

    战争中，首当其冲的主要是地面部队的士兵。但是，海、空军亦不断勇敢地而且常常是默默无闻地作出他们的贡献。沿着北朝鲜海岸有一些岛屿，上面有亲南朝鲜政权的游击队在活动。他们需要补给和我方炮火的支援。这些只有我们的海军可以提供。敌元山港几乎不断处于我舰炮火力轰击之下。我们的大小舰艇紧靠朝鲜海岸线进行巡逻，以保持对敌人的严密封锁，并防止敌军沿我东西海岸的两翼实施机动。

    空军、海军陈战队以及海军的飞机不间断地监视敌人的防线，狠狠打击敌军运送部队和补给品的车队。使北朝鲜工业体系很大一部分遭到破坏和摧毁，此外还在陆上和海上担负了极其危险的救援任务。虽然当时直升机的运用无论在效率上和数量上均未达到迄今在东南亚战场所达到的水平，但是，我们当时已开始采用从直升机上用缆绳将出事的人员从海上救起并运往安全地带的方法了。我们还用直升机将身受重伤的士兵在一两小时内从被孤立的高地上运往后方外科医院，否则，可能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才能将伤员运到医院。此时，我们的飞行员执行低空轰炸任务就如炮兵执行任务一样习以为常。有时，他们在执行低空轰炸任务时根据地面指挥官的直接命令与部队行动进行协同，取得的效果甚至超过了炮兵。

    泰勒将军象范弗里特和我以前一样，在和平似乎就要来到时，并不愿意为换取朝鲜的土地而眼看着牺牲许多的生命。但是，一九五三年四月，当敌人认为必须以“胜利”来结束这场战争时，泰勒对他们是有非常充分的准备的。

    四月底，第8集团军的观察人员报告，敌人的活动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正在由北面不断调部队占领靠近战线的许多阵地。敌炮兵和坦克也都进入了阵地，以便提供近距离支援。此外，我方巡逻队在执行巡逻任务时，在双方警戒阵地之间与敌部队的遭遇远较过去频繁。

    一九五三年，将近五月底时，中国人开始了最后一次攻势，发起了一系列进攻行动，这些行动一直持续到差不多就要在停战协定书上签字时为止。他们首先突击了处于铁三角底边的第9军防御地段。象以往一样，他们将首次打击的矛头指向了南朝鲜人的阵地。敌榴弹炮、追击炮炮火异常猛烈，而且，中国人以团规模的部队发起了进攻。

    可是，这一次南朝鲜人稳稳地守住了阵地。在军、师炮兵的集中射击下，中国人撤退时遭到严重杀伤。在过去的一年中，我军在这一地区的力量大大加强，从而使这段防线变得几乎坚不可摧。

    中国人又进行了一次尝试，对第1军防区内的五个警戒阵地发起了一次进攻，这些阵地是由第25师的土耳其旅负责防守的。这里的战斗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中国人显然决心要不借一切代价夺取这几个阵地。土耳其人与中国人进行了白刃格斗。当敌人直接穿过他们自己的迫击炮和火炮弹幕发动进攻时，土耳其人与中国人展开了交手战。

    在被敌人的第一次冲击压回去之后，土耳其人发起了猛烈的反冲击，并夺回了他们曾坚守的两个警戒阵地，但是，在其他几个警戒阵地上，他们无法将中国人赶走。在两天的战斗中，敌军为夺取这三个阵地付出了惊人的代价：估计约有二千二百人被打死，一千零七十五人受伤。士耳其人损失四百七十一人，其中一百零四人是在战斗中被打死的。

    这些进攻后来证明只是一些牵制性的行动。敌人一直寄予希望的主要攻势显然要降临到某一其他的地段上。终于，到了六月十日，就在战争行将结束的六周以前，中国人为使战线向南推移发动了主要攻势。这是自一九五一年春季攻势以来敌军对我军进行的一次最强大的打击。同春季攻势一样，这次攻势是在黄昏时分首先以猛烈的炮火准备开始的。战斗首先在南朝鲜第2军控制的地带打响。这里靠近金城，位于铁三角和“大钵”之间大约一半路程的地方。联合国军防线在这里由北汉江两侧向北突出。中国人首先以营、团规模的协同进攻攻击了由南朝鲜第5师防守的北汉江东岸的阵地。他们很快便迫使南朝鲜人从其主要抵抗线向南后退了半英里。南朝鲜人发动的反冲击未能恢复防线原先的态势。中国人第二天又恢复了攻势，迫使南朝鲜人在此后的五天中不断后撤，直到从他们的原阵地向南后撤了大约三英里左右。与此同时，在北汉江西岸，中国人的另一个师突破了南朝鲜第8师的防线，在两天之内便包围了右翼的那个团，迫使该师向深远地区后撤。另外还有一支中国部队以有限兵力在第10军控制地区的左冀实施了一次牵制性进攻。这次进攻本来是很容易阻止的，可是，南朝鲜第5师撤退后接着又发生了第8师的退却，使第10军左翼受到威胁，迫使该军在这一地区稍稍后撤了一段距离。后来，由于南朝鲜第5师在北汉江突然向东转折的地方(这在南朝鲜人和敌人之间形成了一道障碍)建立了一道新的防线，同时，由于南朝鲜第8师在中国人发动攻势时该师所处位置以南大约四英里处建立了新的防线，整个防线总算稳固下来。

    中国人在西线进攻第1军时还取得了一些小的胜利。

    在东段，他们迫使第10军进行了一次规模很小的后撤。但是，不到十天，这些攻势就被迫停了下来。大约就在此时，泰勒将军得到了从日本调来的大量增援部队。他们是第187空降团战斗队和第34团战斗队(欠一个步兵营)以及随后调来的第24师所属两个步兵团。这支新的力量使他稳稳地顶住了中国人在这次攻势中于七月开始的最后一个阶段的进攻。在六月份的进攻中，中国人夺取了几个制高点，并且在八英里宽的正面上夺占了不少地区。但是，他们为此损失了大约六千六百人。在这些战斗中，南朝鲜第2军也遭受了重大损失，伤亡、失踪人数超过了七千三百人。

    中国人在七月份发动的攻击矛头指向南朝鲜首都师。

    该师当时负责防守第9军右翼的地段，这一地段在铁三角的右侧顶点金化附近。中国的三个师突破了首都师的防线，形成对该师的合围之势，几乎将该师吃掉。在这种情况下，首都师在一片混乱中向后撤退。再向东，是南朝鲜第2军的左翼，由于首都师的撤退，这里已危险地暴露在敌人面前。在这一地段，中国的一个师向南朝鲜第6师发动了进攻，并迫其逐渐向南撤退。这一退却所危及的南朝鲜第3师和第8师有组织地撤至金城江南岸一道新的主要抵抗线上。新近补充给南朝鲜第2军的南朝鲜第7师将中国人赶出了沿江的高地，从而为建立这条新防线助了一臂之力。这时，我们沿战线已部署了足够的兵力，本可以重新恢复过去的防线。但是，板门店的双方谈判代表实际上已经达成协议，而且，付出许多生命去夺取对第8集团军的安全来说毫无价值的地区，也未免太愚蠢了。

    七月十九日，正好是南朝鲜第3军建立起新防线的前一天，在板门店达成了最后协定。后来，联络军官和参谋军官们又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划分非军事区分界线。这个星期，整个战线比较平静。

    七月二十七日上午十时，哈里逊将军代表联合国军，南日将军代表中国人和朝鲜人，在协定书上签了字。当晚十时，双方停止射击。没有出现其他战争结束时所能看到的那种狂欢和向对方表示友善的场面。士兵们只是相视而笑，或者疲倦地坐倒在地上，要么围着一大壶威士忌，分享着欢乐。在被炮火削得光秃秃的山脊上，人们只是因为能够从地下的洞穴中爬出来，在不用担心遭到射击的情况下放眼乡村田野，便感到几乎是十分惬意了。

    从战争爆发到此时，经历了三年一月又两天的时间。

    从史密斯特遣部队，这支人数不足、火力很弱、缺乏准备，但却由一批勇敢的普通士兵组成的部队，采取我们近代军事史上最了不起的但宣扬也是最少的迟滞行动到此时，则恰好经历了整整三年左右的时间。

    第10节

    为了换得一种不稳定的和平(正如艾森豪威尔将军告诫全国时指出的，在世界范围的斗争中，这种和平“只不过是单独在一个战场上实现的停火”)，我们失去了无数宝贵的生命。人们本指望在此之后能很好地吸取和运用我们以如此昂贵的代价换来的所有经验教训。可是，那些令人嗤之以鼻的陈辞烂调至今仍不绝于耳。而那些在一九五一年五月和六月的大辩论中(当时，美国的远东政策在参议院受到了苛评)明确提出的宏伟国家目标，却竟然好象被我们的许多公民给忘记了。

    当时，参议员理查德·技塞尔曾发表过这样一段讲稿：“我们对于在远东实行何种合理政策可能存在着分歧。我们对于战略问题可能各执己见。我们在个性上可能相互有别。但是，在为自由和正义献身时，我们会团结一致；我们维护我们的制度和法规的决心将始终不渝。我们希望我们的制度、法规得到维护，不受侵犯。但是，我们的制度和法规固然要维护，美国人民的目标却不应为这场考验人的严峻论战中暴露出来的任何问题所动摇”这些目标过去当然是，而且今后仍将是：维护国家的安全和独立，坚持国家的道义和基本原则。我们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所有交往活动必须着眼于最终实现这些目标。我们在自由世界的领导责任要求我们必须采取一种强硬的对外政策。如果说我们没有从这场战争中学到别的东西，那么我们至少懂得了在这种强硬政策受到挑战时，企图以兵力单薄的武装力量为后盾来贯彻这种政策，那将是愚蠢的做法。更确切地说，朝鲜战争使我们再一次尝到了我们最初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尝到过的那种教训的滋味。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恐怕当时活着的没有哪一个政治家或政界人物能够说服我们厌战的人民同意让自己的儿子继续去当兵打仗。正如我在第一章中已经说过的那样，只有少数几个人反对这样轻率地不顾后果地拆除我们庞大的军事机器，而他们的警告又很快为报刊、电台、官迷以及各处老百姓的呼声所淹没。军队复员一旦开始，便再也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这股洪流。就象对待我们手中的刀剑一样，我们的军舰，任其锈蚀，我们的飞机，任其损坏，我们各种强大的战时工业，则任其转变为平时工业或干脆废弃。我们精神上的马奇诺防线(我们对联合国以及对我们原子弹的威慑力量充满了信心)使我们产生了一种安全感。因此，我们的心思就转向了挣钱、球赛、新式的汽车和崭新的寓所、方便生活的各种新设备、度假，以及购置我们已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享用过的无数生活必需品。作为各军兵种骨干力量的千千万万有技术、有经验舱士宫和技术人员很愉快地认为，自己已完全尽到了对祖国的义务，因而脱下了身上的戎装。如果他们能早几年预见到，自己又得匆匆地返回军队，急速地准备行装，气都来不及喘一口就被仓促地运往(而且常常采取空运的方式)一个新的战场，那么，当初就连他们也会要求国家停止单方面裁军的。可是，在那些日子里，谁要是认为我们可能还要打一场除一场新的世界大战之外的其他什么战争，那就会被人觉得荒谬到极点，而爆发世界大战看来又极不可能。有限战争这个概念还有待今后被人们所认识。我们的人民当时总喜欢认为，不用踏上敌人的国土而完全通过海、空力量和核弹就可以进行任何战争并赢得任何战争。

    我们对未来情况所作的可悲的错误判断，丝毫也不能归咎于战略和战术方面的情报不足。不，我们只是未能对手中掌握的情报作出正确的分析。我们对事先可以预见到助很可能要发生的意外情况未能拟定相应的方案。我们忘记了我们外交地位的强弱要取决于作为其后盾的军事实力。我们在远东几乎没有留下任何陆军部队。而我们在那里的那点部队，用麦克阿瑟的话说，又只适于担负占领军的任务而不是作战任务。在欧洲的情况也大抵如此。

    我在前面已经指出，把那些参加过长期战争、刚刚安顿下来的士兵们重新投入战火纷飞的前线未免太不近人情。但是，我还要强调一下，我们当时来不及将新征召的没有经验的青年人空运到前线去，阻止敌人把我们在朝鲜的那点十分弱小的部队赶人大海。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完全避开这场冲突呢？我们是否可以象以往常常所做的那样放弃朝鲜，让这个幼小的共和国夭折呢？

    问题就这样直接摆到了唯一可以使其得到解答的地方——白宫面前。以往，从来没有那一位美国总统在如此措手不及的情况下碰到过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也从未出现过这样一种孕育着无法估量的巨大灾难的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以往的对外战争都是在一系列事件之后发生的。这些事件已经为战争做了很充分的舆论准备，因而使最高决策人能够获得民众的广泛支持。导致我们与西班牙作战的对古巴长期残酷压迫的历史；促成我国人民在第一次对德战争前作好思想准备的我们那三中的敌对行动和违反中立原则的行动；突然将我们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在珍珠港发生的背信弃义事件——所有这一切都使得麦金莱总统、威尔逊总统和罗斯福总统能比较容易地作出重大决定。

    然而，一九五Ｏ年六月，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战争便突然降临到我们的头上。这一事件爆发之突然可与珍珠港事件相比，但究竟采取何种对策却没有珍珠港事件发生时那样清楚。一九四一年，我们唯有采取一种体面的行动。而在一九五Ｏ年，杜鲁门总统本来或许可以对这一问题采取回避的做法，这样，社会压力就会减少到最小的程度。但是，总统采取了断然措施迎接对方的挑战。他决定，我们必须战斗。这一决定使他流芳千古。

    我们的人民获得分析形势的时间之后，他们没有多久便同意了总统的决定。美国从道义上讲决不会容忍朝鲜遭到蹂躏。真正的威胁是好战的共产主义，他们赤裸裸地使用武力进行扩张的企图已经暴露无遗。这是对我国安全的直接挑战。如果任凭其一意孤行而毫无反应，那我们就会一步步走向第三次世界大战。

    然而，我们对敌人的回答虽然非常迅速，但事先在我国政府的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内部以及联合国内部还是经过周密考虑和认真研究的。因为，眼前的问题还牵涉到另一个充满了我们几乎无法估量的危险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应该与其他国家共同行动呢，还是单独进行这场战争？

    战争期间，当我们考虑要扩大海上封锁和空袭规模时，这个问题又使我们感到非常棘手。但是，杜鲁门总统一开始就坚信，如果我们能在我们赞同其原则的联合国旗帜下作战，我们决定在朝鲜使用武力的正义性就会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得到维护。采取这样一个步骤要求我们在战略上与盟国进行磋商，或者至少也要考虑到他们的利益和可能作出的反应。或许可以说，这个要求妨碍了我们的作战行动，而事实上它也确实对我们的作战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它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们在军事上的冒险行动，否则，我们有可能因此而越来越深地陷进亚洲的泥潭之中。

    当然，确实有这么一回事情，即当仁川登陆的胜利使我们处于可以越过三八线向北推进的有利态势时，我们最初的目标(抗击侵略，将侵略者赶出南朝鲜并恢复南朝鲜的和平)曾发生过急剧的变化。我们当时悄悄地将自己的任务改变成占领和统一整个朝鲜。这是李承晚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目标，也是对麦克阿瑟诱惑力很大的目标。

    中国的参战迫使我们对目标又进行了修改，以至到最后我们再次决定，只要能使南朝鲜保持独立，不受共产党的控制就算达到了目的。但是，除取得第一次胜利之后不久和从鸭绿江撤退之后这两次外，我们从未在任务不明或者没有具体的政治或军事目标的情况下作过战。我们总是将目标限制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或者说，限制在我们认为自己的能力所能达到的范围之内。我们的最高当局从未认为可以随心所欲、不受限制地使冲突升级，或者可以在没有明确的政治、军事和地理目标的情况下使冲突升级。我们不曾追求过概念含混、大小不明的胜利。我们之所以同意在恢复战前状况或类似状况的前提下维持一种相持局面，完全是因为这样做可以给朝鲜带来和平。我们清楚，我们当时所能调动的兵力是有限的。我们的文官政府也十分明了，我国人民不会同意进行一场有可能波及大半个亚洲并且需要我们付出千万条性命的战争。我们终于在最后认识到，军事上的胜利已不再是以往那种东西。如果我们借以赢得胜利的手段给世界带来浩劫，或者使我们走进与国际道德准则背道而驰的死胡同，那么，军事上的胜利甚至会永远与我们无缘。

    正如我们在前面的一个章节中所了解的，是由文官政府还是军界来控制我国的对外政策，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决定对外交政策时军界应处于何种地位，似乎通过杜鲁门总统与麦克阿瑟将军之间的较量已经得到了解决。当人们头脑冷静下来之后，当真相大白之后，当有时间进行清醒的分析、总结之后，我们有理由相信，我国宪法中关于文官政府拥有制定对外政策的最高权力的明确规定是会得到每个人发自内心的尊重的。可是，艾森豪威尔将军在总统任期届满时还是感到，需要告诫全国提防可能出现一个军事与工业结合的集团，这个集团有可能在我国人民尚未察觉之际夺取制定与执行我国对外政策的权力。一九六四年总统竞选期间，居然还出现过军事领导人不应受文官政府干预的建议。我相信，这种极端的观点只能得到极个别美国人的支持。但是，在君主制国家，在实行寡头政治的国家以及在其他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军人夺得统治权的情况是很多的。除军人之外，我们自己的一些普通公民也一再主张，仗一旦打起来，就应当由军事当局单独计划和指挥。这表明，军人控制我国事务的事情(尽管从目前看这种事还不大可能发生，而且，这与我们的整个生活方式也是格格不入的)是“有可能在这里发生的”。

    为防止出现这类悲剧，我们一定要坚持文官政府在战时应象在平时一样掌握制定对外政策的权力。不过，在今天的条件下，由于人们掌握着能够使世界沦为一片废墟的武器，军政目标必须紧密地结合起来，以免由于某些失误而突然使我们丧失拯救我们许多文明业绩的机会。因此，文官当局在确定可达到的目标时，在选择实现这些目标所使用的手段时，需要与军事当局密切合作。没有目标的战争是极端危险的；一场只有某些诸如“胜利”、“免遭侵略”、“人民选择自己政府的权利”一类模糊目标的战争，也是很危险的。这类笼而统之的东西听起来很响亮，但今天的当局却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具体面准确地提出我们准备达到的目标以及为达到这一目标打算付出的代价。否则，战争的整个指挥权就会在不知不觉之中落到这样一些人的手中，他们认为只有胜利才是合理的目标，他们从未用全世界人民所理解的乎直明白的语言给胜利一词下过定义。

    从前，军人的目标常常只是彻底消灭战场上的敌人，他们无权制定我们力求通过军事行动来取得的政治目标。

    可是，考虑到今天的复杂战争，必须给他们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充分的机会，让他们在我国的最高会议上就文职领导人所考虑的方针政策问题大胆地直抒己见。不过，政策一旦确定，一个格守誓言、忠于职守的军人要么应坚决贯彻这种政策，要么就退出军队。

    麦克阿瑟将军则采纳了一种与此截然相反的信条。一九五一年七月，在对马萨诸塞州法院(州的立法机构)的一次讲演中，他试图说明，一个军人对自己统帅表示忠诚和服从与对“国家和宪法”表示忠诚这之间是有区别的。

    “我发觉，”他说，“存在着一种新的、迄今尚不为人所了解的危险看法。这种看法认为，武装部队的成员主要应该忠于暂时掌握行政大权的人，而不是他们誓死要保卫的国家及其宪法。再没有比这更危险的主张了。再没有什么主张更能使人们对武装部队的忠诚表示怀疑了。”

    我们不妨将这段讲话与他在被任命为联合国军司令时向杖鲁门总统所作的保证作一比较。当时，亦即一九五Ｏ年七月十一日，他给总统发了如下电文：“我已收到您任命我为联合国军司令的通知——我谨再次向您保证：我本人对您绝对忠诚(着重号为作者所加)，对您为争取世界和平与亲善所进行的卓越斗争我将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我希望自己不会辜负您的信任和期望。”

    使我惊讶的是，在这个问题上，正是将军本人采取了一种“迄今尚不为人所了解的看法，”一种不仅与文官政府的而且与武装部队的最基本的传统格格不入的看法。陆军军官们立誓要捍卫的国家宪法没有任何关于忠于某个人的内容，倒是在一开始就明确表达了我国人民支持文职政府拥有统帅权的决心。宪法规定，总统为武装部队总司令，总统应在考虑参议院的建议并征得参议院的同意之后任命各军种的所有军官。每个军官在接受任命时都规定要服从总统或其继任者的命令，而决不要求对总统个人表示效忠。宪法丝毫也没有暗示过，除“那些暂时掌握行政大极的人”之外，还允许有什么部门或个人行使授予总统的权力和职责。可是，麦克阿瑟将军及其追随者们似乎就是这么干的。

    由文官政府掌握统帅权的传统长期以来一直深深地植根于我们的政治生活之中，以至于连最狡猾的诡辩家对此也无可挑剔。由宪法赋予美国总统的这种巨大无比的权力伴随着中种相应的责任。在今天这个时代，由于我们手中掌握着一种能在一瞬间使数亿人消亡、数亿人无家可归和贫困落魄的武器，因而这种责任十分令人敬畏。可是，责任不同于权力，它不能委托给其他的个人，不论此人是穿军装的还是不穿军装的。有关我们武装力量的许多决定，如它的编成、维持、部署、任务等等，其中任何一个决定都可能给人类的未来带来重大影响。允许任何人面却不允许我们当选的最高领导人制定这类决策，这种理论还真是一种闻所未闻的崭新理论。它带有极大的无法预料的危险。

    不管某些公众对麦克阿瑟的行为是如何地迁就，我们军官团要求每个成员遵循的原则，却是不允许象将军在波士顿州议会会堂中发言时那样将忠诚置于一个错误的位置上。在军队，职责这个概念现在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面服从合法当局的领导则是履行职责的起码要求。征何一个军人，不论是小兵还是五星上将，都无权擅自判断一项命令是否符合自己的看法。诚然他对上级的忠诚需要由上级对他表示忠诚才能换得，但他对上级的权威则是要绝对服从的。

    此外，我决不同意有位作者的无稽之谈，说麦克阿瑟曾面临“一个军人所碰到的最棘手的问题：他怎能做到既忠于自己对宪法立下的誓言并为美国的最大利益服务，又忠于当权的政府——他无法做到在同时服务于宪法和政府的情况下对两者都承担义务。”

    （《杜鲁门与麦克阿瑟之争和朝鲜战争》第234页，约瀚。斯帕尼尔著，哈佛大学贝尔克纳帕出版社，1959年出版。——作者）从麦克阿瑟一次值得一提的很干脆的讲演中或许可以看出他最终还是懂得了上述的道理。他是在一九六二年五月在接受西尔韦纳斯·塞耶奖时向西点军校全体学员发表的这次讲话。他说：“让公众去评论我国政府在施政中的功绩吧……这些国家大事不是你们应当参与的。”

    可是，正是此人在十多年前曾发誓，“只要我认为符合美国人民的利益，我就要经常地大声疾呼”。正是这个声音加入到了有关“我们的经济战线”、我们的生活水准可能降到“最普通的水平”、“国家通货的价值和私人所得日益减少”等等诸如此类问题的公开辩论之中。可以肯定，在他奉劝自己的年轻听众敬而远之、切勿涉足的“国内外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中，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其中的核心问题。

    那么，他在指出军官不应涉政时是不是把自己作为一种例外情况看待了呢？是不是由于这些年来有了冷静地进行反省的机会而使他的思想发生变化了呢？或者，他是否确实象詹姆斯·赖斯顿一九五O年指出的那样，是“一个天生的唯我独尊、对自己的判断过于自信的人”呢？

    与久负盛名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不能相比的我们今天这些不出名的小人物以及明天的无数其他无名之辈，必须继续根据历史的事实耐心地探求伟大人物的是非功过。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指望人类的命运得到改变，才能指望避免或减轻人类的灾难。麦克阿瑟的事例有许许多多值得研究的东西。但是，我们必须肯定，从这件事应该汲取的一个重要教训，是军政当局之间应建立这种新的正常关系。

    如果在麦克阿瑟一再拒不执行指示之后，在将军对批准通过的方针、政策公开制造舆论、表示不满之后，总统还不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那总统本人就要犯玩忽职守的错误。就连麦克阿瑟早先也曾说过，作为一个总统，把自己的职权交给任何一个下级(例如麦克阿瑟本人)都“不能算是委托，而是放弃责任”。我们感到欣慰的是总统并没有这样做。

    甚至在今天还有人提出许多关于朝鲜战争的打法、关于实现停火应采取的手段等其他问题。这是一些与我们当前在亚洲面临的困难有明显联系的问题。譬如：难道真的只有在停战与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吗？对我军加入战争的规模加以限制的战略是正确的战略吗？我们未能使用包括原子弹在内的全部力量对中国人的干预作出反应，是否应归咎于毫无根据的恐惧心理？我们的子孙后代今后是否会被迫为这种悲剧性的让步付出代价？停战谈判是不是只是共产党人把我们眼看就要到手的胜利果实抢走的一个花招？其中的一些问题将有待历史来作出判断。不论我们如何认真严肃地搜索古今某些相似的事例，我们都不可能准确地预言，如果不是作出了过去那种选择而是作出了别的什么选择，我们会得到何种结局。

    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今日的某些误解是由于情况了解不够造成的，某些所谓朝鲜战争的“教训”总结得并不正确。我十分尊重许多人看问题的出发点和爱国主义精神，但我决不同意他们的看法。他们当真以为朝鲜战争是一次军事、政治和精神上的可耻失败，以为在这场战争中我们采取了不折不扣的姑息态度，丧失了国家的尊严。

    正如我在前面的章节中曾说明的那样，我当时的确很清楚：第8集团军的全体官兵深信，他们在一九五一年夏季是能够向前推进的，至少可以推进到鸭绿江西部流域，还深信，在联合国海、空军支援下，他们能够在战术上击败任何企图阻挡第8集团军前进的中共或北朝鲜地面部队。但是，正如我曾说过的那样，如果这样做，那就只会在我们的军事史上写下完全不同的一页。因为，这样做，我们可能还得面临无休止的游击战，而且，我们很清楚，南朝鲜地面部队是无力单独控制这些地区的。也许，美国人最后将被迫同意在亚洲大陆保持一支庞大的部队，执行遥遥无期的绥靖任务。无疑，今天还有某些人认为，我们当时应该封锁中国沿海，轰炸满洲基地，甚至投掷原子弹。

    但是，不仅是我，其他人也认为，这类行动并不能保证我们赢得军事上的胜利。记录表明，总统、国防部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当时都认为，我们暂时可能得到的东西根中无法补偿我们今后要长期失掉的东西。

    当共产党中国在一九五０年十一月和十二月秘密派出大量军队向我在北朝鲜的部队发起突然进攻时，本来是有充分的理由向他们公开宣战的，甚至有充分的理由向其位于鸭绿江以南的部队和江北的军事基地投放原子弹。但是，我们对是否采取这类行动进行了慎重的辩论，最后，负责制定这种决策的美国政府否决了这个方案。最终的决定是，仍坚持最初规定的那些在朝鲜的目标(这些目标在仁川登陆后的一个短时期内有过变化)，即粉碎侵略行动，赶走侵略者，恢复朝鲜这一地区的和平，以及防止冲突扩大为第三次世界大战。联合国中绝大部分非共产党成员国对这些决策都表示坚决赞同。

    至于停战本身，我坚信(正如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十日出版的一期《新闻周刊》杂志所记载的那样)，共产党领导人实际上很希望停战，而且五角大楼也同意我的这种看法。地面战争从六月份开始就处于一种相持状态。双方都以远远超出军事需要的代价沿静止不变的战线保持着庞大的军队集团。双方都面临一种很简单的选择：或者决心扩大战争，或者设法停战。我已经谈过本人的如下看法，即向鸭绿江发动进攻可能要付出很大的伤亡，而军事上却又得不到多少好处。中国人无意把战争扩大到其他地区，也不希望他们自己的国土遭受我空、海军的轰炸、炮击。很明显，停战对于双方都是有利的。

    事实证明，停战谈判是极其困难的。但是，我内心始终坚信，除进行谈判之外，再无其他合理的办法。武装侵略被阻止。侵略者被赶走。我军牢牢地占领和控制了一个更有利的防御地带，这个防御地带大部分处于三八线的北朝鲜一方，而不是南朝鲜一方。不错，在经过数次谈判之后，停战协定即将签字之际，中国曾发动过一次强大的攻势。但是，它根本不象某些人所指责的那样是这场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攻势。这次攻势只不过占领了几个警戒阵地和一些没有多大战略价值的地区。而且，所有这些地方都完全位于三八线以北。这次攻势只不过是敌人最后的一次徒劳的尝试，旨在将我们推向一道比较难以防守的停战线上，以某种所谓的“胜利”来结束这场战争。我们牢牢地守住了坚固的防线，而没有采取有人提出的直接打击中国的对策。鉴于上述所有情况，加之中国人也希望停止战争，难道这还不是进行谈判、停止战争的时机吗？

    我们是否应该参加谈判姑且不谈，有一个情况是肯定的，即从华盛顿发出的许多指示增加了我们整个谈判的困难，并且大大推迟了最后协定的达成。这类指示曾不止一次地打乱我谈判代表的计划，使他们失去了唯一可以博得共产党尊重的那种有力的支持。有这样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在我方代表已表示坚持要在停战条款中写进禁止修建新机场和修复老机场的内容之后，华盛顿还指示他们在这个问题上作出让步。当时，由于我们的轰炸，在整个北朝鲜已经不存在一个可供作战使用的机场了。如果没有上述限制，共产党人就能够将其战斗机从满洲调至北朝鲜(停战协定一签定，他们立即就这样做了)。这样，他们便能打击南朝鲜的深远后方。华盛顿的这一命令实在让人有苦难言。

    华盛顿还命令我们改变自己的如下立场(其理由是苏联没有参战)，即反对苏联象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一些国家一样作为中立国监督委员会成员的立常这场战争是苏联怂恿、挑起的，对方作战的坦克、飞机、大炮也是由苏联提供的。把这样一个国家也算成是中立国实在是天下奇闻，因此我们竭力反对将其作为中立国监督委员会的成员。可是，华盛顿命令我们仅仅把苏联与朝鲜有一条共同边界作为反对其担任监督委员会成员国的理由。这个态度上的变化肯定会使共产党觉得我们承认了自己的软弱无力。

    另外，我并不认为由于举行停战谈判就使我国人民丧失了什么尊严。我不相信我们国家的独立遭到了任何损害，也不相信深深扎根于我们心中的道德观念、对上帝的信仰和为公理的最后胜利而献身的精神已淡漠下来。

    五十年前，曾经出现过这样一个时期(许多人对这个时期至今仍记忆犹新)：在一个国家明确表示采取一项方针之后，即使军队土崩瓦解，人们也不考虑进行谈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九一七年四月的尼维尔之战和其后十月份陆军元帅道格拉斯·黑格爵士指挥的法兰德之战，使得千千万万个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健儿们尸骨如山，血流成河。然而，不管为了何种原因，获得何种好处，付出这样惨重的牺牲是否值得，历史肯定是要提出疑问的。这种极其重大的损失当时确曾使某些政界人物的头脑变得清醒起来。但是，那一年虽然有进行谈判的好机会，他们却缺乏应有的眼光和勇气采取其他合适的步骤，而继续在那里追求所谓“胜利”。结果，形成了军事上的相持局面，双方的鲜血几乎流失殆荆其实，稍有头脑的人在当时都会采取行动停止这场战争的。

    劳埃德·乔治在视察前线之后说：“如果人民真能了解到实情，那么战争明天就会停止。可是，他们自然不了解也不可能了解实际情况。记者们是不会报道的，新闻检查也不会让真相透露出来。战场的情况令人毛骨悚然，是人们精神上所不能忍受的。我感到我再也不能继续干这种流血的买卖了。”(引自利昂。沃尔夫所著《在法兰德战撤一书。——作者)可是，几乎在同一时刻，英国政府却正式要求美国派出五十万青年归英国指挥，进行“为期七周的堑壕战训练——尔后到法国进行七天的测向洲练，再作为步兵投入战斗。”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的领导人拒绝让我们的青年人遭此厄运，没有把他们派到战场上去当外国人的替死鬼。

    他们坚决主张建立我们自己的不受协约国领导人随意支配的军队。

    此时，“全面胜利”的诱惑力在法兰德仍然是那样令人无法抗拒。直到十万条性命换得一小块深不可测的泥潭的愚蠢行为震动了将军和政客们之后，直到苍天有眼、让冬季的大雪阻止了这一疯狂的行为之后，这场大屠杀才告结束。

    然而，在朝鲜，一出现可以停止相互杀戮的机会，我国政府便立即表示了欢迎的态度。那种破坏联合国采取集体行动而让美国自己单干的企图遭到了破产。在实现停战之际，在朝鲜派有战斗部队的十六个盟国再次庄严声明：如果对方再度采取侵略行动，他们将决心迅速作出回答，而且，那时，他们的作战范围就不一定局限于朝鲜半岛了。

    尽管我们失去了在朝鲜取得“全面胜利”的机会(如果在朝鲜真有过这样一个可以创造这类丰功伟绩的机会)，我们还是使国际共产主义遭到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惨败。

    我们也证明了集体安全的方针的确是行之有效的。如果联合国不是在美国的领导之下迎头痛击了共产党人的挑战，那么，它本来会变得分崩离析，软弱无力。

    一九五一年四月，我在东京接任联合国军最高指挥职务之后，曾发表过这样一个谈话：“我相信，在军事史上从未有过象今天这样有如此众多的盟国这样和谐地并肩战斗，而且相互间又这样完全信任、尊重和合作的先例。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这些部队(联合国军)的参战大大提高了联合国军的战斗力。”

    最后，从纯军事的角度来看，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七月五日至九月三十日)，共产党人向南朝鲜的突进遭到了抗击并被阻止，侵略军几乎全部被歼。从元旦开始的共产党人的攻势，在不到两周的时间内即被迫停止。一九五一年一月四日，第二次撤出南朝鲜首都之后刚刚三周的时间，联合国军便转入了进攻。这次进攻，除受过几次短时的挫折外，一直持续到侵略者被统统赶出南朝鲜为止——只有一小块很难防守的南朝鲜领土仍为敌军占领。但是，有一块北朝鲜领土则为南朝鲜所控制，而且直到今天还在其控制之下。

    一九五一年五月，我作为联合国军司令和美国驻远东部队司令报告了自己的如下分析判断：敌人“再不会具有发动四月二十二日和五月十五日那样强大攻势的能力了”。

    大约在同一时间，我给第8集团军及其当时的司令范弗里特将军发出了下面这封信：“我认为，历史有一天很可能会这样记录：……这支军队向最邪恶的势力进行了挑战，抗击并击退了这股势力。

    它一直威胁着人类争取个人尊严和自由的长期斗争。我相信：很可能，共产主义洪流的浪头已被你们有力的双臂和坚强的意志所粉碎，这股危险的潮水……已开始消退。”

    我希望这就是历史作出的评价。

    第11节

    ——这些教训对于我们寻求和平的意义如果不认真地将自己在以往战争中汲取的教训运用于解决今天的军事问题，那么我们不厌其烦地谈论这些教训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认真细致地分析这些教训，以避免以无法估量的代价重犯我们曾经为之付出昂贵学费的错误。

    有关朝鲜战争的重大错误之一是，我们习惯于将自己的战略建立在分析敌人企图的基础之上，而未能对我们所掌握的敌人的实力情况给予应有的重视。尽管麦克阿瑟和他的支持者们知道，红色中国完全能够迅速采取在朝鲜进行干预的威胁行动，但他们还是低估了中国人的这一威胁。而我们的错误则在于，我们采取行动时依据了这样一种理论，即认为当时“没有一位神志清醒的司令官”会向鸭绿江以南派兵作战。

    今天，我们在东南亚同日益增多的困难作斗争时，令人满意的是，我们似乎更重视我们知道敌人能够于些什么，而不是我们认为他们准备干些什么。约翰逊总统曾经说过，他相信红色中国说的话——而我们在朝鲜却未能做到这一点。因此，我深信我们的决策者十分清楚，如果红色中国人的领导下定了决心，那么红色中国人是能够激怒我们与他们打仗的。他们的公开言论已清楚地表明：他们对待人类生命的态度，甚至对待他们自己人民生命的态度，与我们几乎毫无相似之处。我没有参预当前各项计划的研究与制定。但我相信，我们正在进行准备，以应付红色中国动用其威胁力极大的力量的可能性。只是当我听到有影响的人物向我们担保中国“不敢”采取这种或那种行动时，我才感到不安。我相信，我们军界的决策人再也不会由于错误地判断共产党中国人的意图而产生麻痹情绪了。

    也许我们已经很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教训，可是，还有一些其他的错误至少我们的部分公民似乎还要执意坚持下去。在朝鲜战争期间，有些人认为，以空军来切断已投入战斗的敌军所有增援和补给，就可以创造截断敌人的奇迹。空军并不能创造这种奇迹。这个事实本应更广泛地为人们所接受，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曾在朝鲜参加过地面战斗的人都不会轻视我空军在那里创造的业绩。空军不仅使我们免于灾难，而且，如果没有这支力量的支援，联合国军是不可能完成其使命的。在越南，空中力量与地面作战的成败同样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但是，空中力量确实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可是，甚至就连某些身居高位的人至今都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这些局限性从未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表现得那样明显。当时，德国人不顾盟军掌握着无可争议的空中优势，照样利用少数几个山口向自己在意大利阿尔卑斯山以南的大约二十六个师提供补给达两年之久，从而使这些师得以维持下去。在朝鲜，我们实际上掌握着整个半岛的制空权，但是，就连麦克阿瑟本人也承认，我们无法依靠空中轰炸来孤立战场或切断对方的增援和补给。在越南，迄今为止所发生的情况再次证明了这个教训：轰炸之后，在短短几天之内，敌人的铁路和桥梁就可修复并重新投入使用，渗透路线也未被切断。可是，我们至今仍然还可以听到要求进行饱和轰炸的论调。这种论调的支持者们坚持认为，饱和轰炸可以切断越南北方与南方的联系。

    我还怀疑，我们是否从朝鲜战争中汲取了更深一层的教训，即除非协议中带有能够在今后付诸实施的制裁条文，否则，与共产党签订的各种协议都毫无价值。在朝鲜进行的两年的艰苦谈判告诉我们：只有在履行协议明显对共产党有利时，或者他们遭受报复的威胁十分明显、不可忽视时，他们才会履行协议。在东南亚，不论最终能与共产党人达成何种协议，要将各种具有约束力的制裁条文加进去肯定是极其困难的。然而，我们仍须做好必要时推迟最终协定的签订、直到将这类条文写进协定的准备。

    我们在朝鲜得以避免的一个错误，是坚持在进行谈判之前实现“全面胜利”、“敌人的无条件投降”乃至“制止侵略行动”。可是，从当前四处可以听到的并且充斥各类公开刊物的许多口号来看，我不禁怀疑我们的公民是否都已经懂得了有限战争的概念。一场有限战争并非只是一场尚未全面开展的小规模战争。它是一种根据我国的利益和现时的实力对各种目标作出具体规定的战争。“无限”的战争，亦即除“胜利”之外没有明确规定地理、政治和军事目标的战争，可能会无限制地升级，就象那些取得一个胜利之后还需要赢得另一个胜利来保障前一个胜利的战争一样。坚决要求全力以赴地打赢战争听起来可能很有大丈夫气概，“捍卫自由”的号召也可能象救世主的福音一样会使我们的热血沸腾。可是，在今天这种时代，一场全面战争的结局是不可想象的。它很可能意昧着数千年文明的毁灭，连一个能庆祝胜利的人都不能幸存下来。

    我们在确定军事目标时，首先需要认识到，世界上大多数最基本的令人苦恼的问题是并不适宜用纯军事的办法来解决的。我们与那些嘲弄人的尊严、否认个人自由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必须通过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的共同努力来寻求解决办法。这个世界不可能平静、安定下来，因为占世界总人口不到三分之一的人过着相当豪华舒适的生活，而另外三分之二的人仅仅只知道贫困、肮脏和幻想。

    因此，我们确定对外政策的目标必须考虑到这些基本的现实，而且必须明确地阐述这些目标，以免使这些目标成为隐藏我们自私和唯利是图的目的的十足战争叫嚣。譬如，我很怀疑某些政府官员所说的这样的话：我们进行越南战争的目标还是表里如一的，即使存在着外交上很少有诚实可言或者难得赤诚相见这样明显的现象。约翰逊总统所阐述的目标，亦即本书(一九六七年一月)所列举的他的目标，在我看来似乎不存在模棱两可、闪烁其词之处，而且，这些目标也是我国政府在不与对方妥协的情况下能够体面地达成的目标。但是，对于一些掌权的和有影响的其他人士的辩解，即我们在越南的战争目的毫无利己之心，只是一心要保证那里的人民获得“选择他们自己政府的自由”，我是很怀疑的。不久前，艾森豪威尔总统将越南的丧失引述为“失去了宝贵的锡矿以及大量的橡胶、稻米供应”。

    也许人们可以认为，正是这些东西，而不是“自由”，才是某些人的眼睛死死盯着的真正目标。那些说我们的目的是“要使河内停止侵略行径”的人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没有北京的支持与补给，河内是不能长久坚持下去的。

    如果我们相信关于我们目标的后一种说法，实际上就等于认为，我们的目的是迫使河内和北京不仅要停止支持武装入侵和颠覆越南的行动，而且要停止支持武装入侵和颠覆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的行动。根据东南亚条约，美国对所有这些国家都承担有义务。这样，美国自然就得要么公开地，要么通过秘密的外交途径向共产党中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们停止支持活动。对于向红色中国提出最后通牒的任何办法是否明智，我是深表怀疑的。我相信，目前的中国领导人会拒绝以任何方式向他们提出的任何最后通牒。如果我们被迫扩大军事行动，以挫败旨在推翻东南亚条约保护之下的其他东南亚国家的侵略阴谋，那么我相信，我们就会认为有必要大大增加派往那里的军队。以我之见，如不使用战术核武器，那无论我们向那里派出多么大的我们自认为能满足需要的兵力都仍将证明是不敷使用的。而如果使用战术核武器，后果如何就只能凭主观推断了。最后，我认为，除非某个敌人首先使用核武器打击我们的国土或军队，否则，使用这种武器打击敌工业中心和人口中心将会引起自由世界舆论的极大反感，很可能使我们处于众叛亲离、孤立无援的敌对世界中。

    因此，我们应该自己决定我们世界政策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应该仔细地规定这些目标的具体内容，保证这些目标符合我国的根本利益，保证这些目标的实现没有超出我们的能力。我们的资源并不是取之不劲用之不竭的。

    为了追求一些模糊不清、无法实现的目标而将我们的资源消耗殆尽，可能会使我们无力对付最终的考验。我感到，这种考验确实在向我们迫近。

    至于我们在越南的直接目的，阿瑟·戈德堡大使一九六六年九月向联合国大会所作的扼要阐述是很有权威性的，可能说的完全是真话。这些目的是：我们并不谋求在越南建立永久性军事基地，也不谋求在亚洲建立一个“势力范围”；我们并不谋求北越政府的无条件投降或将其推翻；我们不排斥“任何一部分南越人民”和平地参与关系到他们国家未来的事务；我们随时准备在一九五四年和一九六二年日内瓦协议的基础上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美国愿意，他说，将越南统一问题留待双方人民“自由选择”，并愿意接受选择的结果，最后，还准备在得到对方私下的或通过其他方式所作出的如下保证之后停止对北越的一切轰炸。

    这一保证应当是迅速采取使战争逐步降级的相应行动。如果北越能同意一个从南越分阶段撤出一切外来军队(美国和北越的军队)的计划，那么美国将同意在联合国或其他机构监督之下进行这种撤军。这些目标看来虽不能立即实现，但与确保我们对该地区锡、橡胶和稻米的控制的目标却是不一样的。因此，这些目标与我国人民在世界面前长期保持的道德形象，与我们长远的根本利益要一致得多。

    我们总的世界目标，即那些明显属于我国根本利益范围之内的目标，则更有待于研究讨论。不过，我认为有一些目标是明确的。它们包括以下各点，但并不仅限于以下几点：1．防止铁幕之外的西欧落入克里姆林宫手中。

    2．防止西半球出现一个受克里姆林宫操纵的政府(由于古巴已为克里姆林宫操纵，这一目标已暂时被我们忘记，但毕竟还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3．坚持我们在远东的前沿防线，即日本列岛、南朝鲜、琉球群岛、福摩萨、菲律宾群岛一线(其中应包括东南亚全部还是一部，依我看，还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

    4．继续支持在联合国宪章原则指导下的联合国，尤其是因为联合国宪章序言中有这样的诺言：“拯救子孙后代于战争的苦难……”(许多美国人可能不同意将此点作为属于我国根本利益范围之内的目标。但是，这一目标是应当在我国根本利益范围之内的。)按我的想法，从战争的苦难中拯救我们的孩子和他们的下一代这个目标，不仅符合美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符合全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发动战争，例如故意挑起一场核战争，决不是拯救他们的办法。在我看来，联合国宪章前言中的这句话确实提出了联合国最根本的目的。

    从罗马帝国称雄的时代到现在这两千年的历史时期中，欧洲人民由于战祸而不时地被浸泡在血泊之中。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战争变得日趋残酷，使得更加广大的地区沦为一片片荒原。现在，人们已掌握了毁灭性的破坏手段，如果进行一场新的世界战争，人们所付出的血的代价，人类价值丧失的程度，都将超出我们的想象。

    这种有可能发生的灾难虽令人恐怖，但还是应当相信，政治家们将会以他们的聪明才智找到防止这种灾难的办法。我们不能允许眼前的障碍和可以预见到的困难(当然还包括人类对极力的贪求)破坏或削弱为避免不堪设想的后果而共同采取的行动。如果不考虑固有的道义方面的因素，那么，与这一目标的利害关系没有哪个国家集团能够超过西欧人民和美国人民，也没有哪个国家集团能比他们更需要实现这一目标。这是因为：欧洲长期因战争而饱受死亡和破坏之苦；美国与这些欧洲国家有相同的文化和经济利益；二者高度发展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结构都极易遭受破坏。

    越南问题是对政治家们的智慧和勇气进行考验的核心问题。正如解决德国问题和朝鲜问题时一样，我们将面临一些重大抉择。这些抉择对我国人民的精神和意志将是一个考验。我认为，众多的美国人民充满了可以给任何国家以精神力量的活力和正义感。我相信他们能够经受住这种考验。

    我坚信，我们的西方文明是根据某些崇高的虽则令人费解的目的在这个星球上逐步发展起来的。我认为，这个目的并不要求美国人民在地球上比较不幸的人民中间充当救世主，而是要求他们在充分认识我们的局限性，对自己的能力有自知之明以及无意将我们的制度和生活方式强加于他人的前提下，作为不幸的人民坚强勇敢、胸怀宽广的伙伴。我们的物质力量加上我们的精神力量，足以使我们实现这一祟高的目的，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们必须发择聪明才智，担负起我们的责任。

    至于在当前，我认为没有比维护我们的自由更崇高的责任了。这要求我们必须节约使用自己的力量而不能让其自白浪费，以便我们在面临最大的考验时能使用这些力量。但是，空谈目的是毫无价值的。目的必须转换成具体、实际的政治目标。这些目标应当象我在前面指出的那样与国家的根本利益保持一致，应当从属于国家的根本利益。

    坦率地说，我们在东南亚确定的目标是否与此相符，我是表示怀疑的。象我这样一个公民，接触不到政府的高级情报，当然也就不可能断然消除这种怀疑。然而，在我们这样的政治制度下，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所能了解的情况对我们面临的对外政策进行评论，提出自己恳挚的意见，并对不久前华盛顿宣布的关于东南亚问题的许多错误估计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是每个公民的责任。

    我已说过，我根本不相信我们在东南亚的政治目标与国家利益是真正一致的。这些政治目标就象我们的政府官员提出的那些目标一样，面面俱到、空洞无物而且含混不清。但是，我认为，我们的注意力不应过多地放在这些表里不一的言辞中，相反，我们现在应当问一问自己：在这场无休止的冲突中，我们是不是过度地消耗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资源，削弱了自己的力量，以至当需要在世界上其他更关键的地区应付新的挑战时我们会感到十分虚弱。因为，今后肯定还会出现与我国真正的利益关系更大的威胁。

    如果我们能想出节约力量的良策以防备有一天会出现这些威胁，那我对美国的未来，对我们的领导应付这些威胁的能力，以及对我们武装力量全力支持这种领导的能力将充满信心。

    第12节

    [[一九五０年]]

    六月二十五日北朝鲜人民军大举入侵南朝鲜。

    六月二十八日北朝鲜人民军夺占大韩民国首都汉城。

    七月五日史密斯特遣部队在乌山附近首次与共军接触。

    七月二十日联合国军放弃大田。

    七月三十一日晋州落入北朝鲜人民军手中。沃尔顿·沃克将军宣布：“决不后退了！”

    八月一日联合国军进入釜山环形防御圈。

    八月六日至八日麦克阿瑟将军在东京与艾夫里尔·哈里曼以及诺斯塔德、阿尔蒙德和李奇微将军商议仁川登陆问题。

    九月十五日仁川登陆。联合国军夺占仁川港和港口附近岛屿。

    九月十八日联合国军夺占金浦机场。

    九月二十二日沃克所属部队由釜山环形防御圈出击。

    九月二十七日北进联合国军与南下联合国军于水原附近会合。

    九月二十八日联合国军收复汉城。

    九月三十日南朝鲜第3师越过三八线。

    十月七日至九日美军第1骑兵师越过三八线。

    十月十一日南朝鲜第3师占领元山。

    十月十九日第8集团军占领北朝鲜首都平壤。

    十月二十四日麦克阿瑟指示其所属司令官率所有部队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向前推进。他将除南朝鲜军队以外其他联合国军不许向前推进的禁令置于脑后。

    十月二十六日南朝鲜第3军第6师抵达鸭绿江。南朝鲜第1军第26团于水洞抓获中国俘虏。

    十月二十七日至三十一日中国发动第一阶段攻势。

    十月二十七日南朝鲜第6师第7团在鸭绿江附近遭强大中国军队的沉重打击。

    十月三十日美军第24师先遣分队进抵鸭绿江四十英里范围之内。

    十月三十一日至十一月二日强大的中国军队在云山进攻第8集团军，迫使其撤过清川江。

    十一月六日麦克阿瑟提醒参谋长联席会议，中国军队跨过鸭绿江的行动“使我之所属部队有被彻底消灭的危险。”

    十一月二十三日感恩节

    十一月二十四日麦克阿瑟由东京飞往朝鲜，发出向鸭绿江发动大规模强攻的信号。他宣布：“中国人尚未进入朝鲜。”美7师第17团进抵鸭绿江畔的惠山镇。第8集团军开始向鸭绿江挺进。

    十一月二十五日至十二月九日中国发动第二阶段攻势。

    十一月二十五日位于朝鲜中央、德川附近的韩国第2军为中国之进攻所击溃。

    十一月二十六日二十万中国军队进攻位于清川江以北的第8集团军，使其遭受重大伤亡。

    十一月二十七日美军第24师、第25师和第2师撤过清川江。第8集团军开始撤退。中共军进攻位于长律水库西侧之第1陆战师和位于水库东侧之美7师所属部队。

    十二月五日第8集团军放弃平壤。

    十二月九日第1陆战师完成十一月二十七日开始的突围行动。

    十二月十一日美军第1陆战师和第7师撤至兴南环形防线内。

    十二月十五日第8集团军和南朝鲜军队撤至三八线以南。

    十二月二十三日沃克将军死于吉普车事故。李奇微被指定接替其指挥。

    十二月二十四日第10军完成撤离兴南滩头阵地和北朝鲜的行动。

    十二月二十六日李奇微将军正式担任第8集团军司令。

    十二月三十

    一日至一月五日中国发动第三阶段攻势。

    [[一九五一年]]

    一月三日至四日联合国军撤出汉城，撤至平泽、原州、三陟一线并进行整编。

    一月七日为重新与中共军队建立接触，第8集团军向北部发起强大的试探性进攻。

    一月十五日一支加强的团战斗队实施侦察行动即“狼狗行动”，在乌山附近与敌重新建立接触。

    一月二十五日第8集团军和南朝鲜军采取攻势行动。第1和第9军向汉江北进，“霹雷行动”开始。

    一月三十一日至二月十七日美第2师投入激战。其第23团战斗队及其加强的蒙克拉尔法国营在磔平里粉碎中共军队五个师的进攻，中共军队攻势突然终止。

    二月五日美第10军之进攻，即“围捕行动”于东线开始。

    二月十一日至十七日中国发动第四阶段攻势，主攻方向为美第2师防御地段。

    二月二十日“屠夫行动”，即美第9军和第10军发动的一次总攻开始。

    二月二十八日敌军在汉江以南最后之抵抗行动陷于瓦解。

    三月七日在中部和东部地带，“撕裂者行动”开始，第9和第10军越过汉江。

    三月十四日至十五日第8集团军重新夺占汉城。

    三月三十一日联合国军进抵“爱达荷线”，夺取全部地理目标。

    四月五日向“堪萨斯线”全面出击的“狂暴行动”开始。

    四月十一日麦克阿瑟将军被免除最高司令官职务，李奇微将军被指定接替其职务。

    四月十四日范弗里特将军就任第8集团军司令。联合国军所有部队进抵“堪萨斯线”。

    四月十九日美第1军和第9军进抵“犹他线”。

    四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八日中国发动第五阶段攻势的第一次进攻。

    四月三十日在撤至新防线后，联合国军将中国之攻势阻于汉城和汉江以北地区。

    五月十六日至二十三日中国发动第五阶段攻势的第二次亦即最后一次进攻。

    五月二十日中国的攻势遭到阻止。联合国军恢复攻势。

    五月三十日第8集团军再次进抵“堪萨斯线”。

    六月一日第1和第9军所属部队向“怀俄明线”挺进，“打桩机行动”开始。

    六月十五日夺取了“打桩机行动”所规定之地形目标。

    六月二十三日苏联副外长马立克建议停火。

    六月三十日奉华盛顿之命令，李奇微将军向中国人广播说联合国军准备讨论停战问题。

    七月十日联合国军和共产党之间的谈判在开城开始。

    八月十日共产党人要求对在开城附近发生的所谓伏击事件表示道歉。要求为我拒绝。

    八月二十二日共产党人要求我对“空袭”事件表示认罪道歉。要求遭拒绝后谈判中断。

    八月三十一日第1陆战师在“大钵”地区发起攻击。

    九月二日美第2师向“伤心岭”和“血岭”发起进攻。

    九月三日陆战队和第2师抵达最初目标。

    九月十八日陆战队向“大钵”以北之照阳河挺进。

    十月十二日第9军向“詹姆斯敦线”挺进。

    十月十五日美第2师夺占“伤心岭”。

    十月二十五日在联络官之间进行为期两周的商议之后，停战谈判重新恢复。

    十一月十二日李奇微命令范弗里特停止攻势，开始实施积极的防御。实施“灭鼠者行动”。

    [[一九五二年]]

    一月一日对共产党阵地的炮击战和空袭战开始，持续整一个月。

    一月至四月开始进行战俘甄别时，战俘营中发生骚乱。

    五月七日巨济岛战俘营中的战俘将多德将军扣作人质。

    五月十一日多德将军获释。

    五月十二日李奇微将军离任，前往驻欧盟军最高司令部接替艾森豪威尔将军的职务，担任北约组织武装部队最高司令。克拉克将军担任联合国军总司令(与日本签订条约后，执行占领任务的盟军最高司令一职不复存在)。

    六月六日为占领十一个巡逻基地，开始了“回击行动”。

    六月十四日“回击行动”的全部目标均由第45师占领。

    十二月峰岩岛战俘的越狱行动被镇压。

    [[一九五三年]]

    二月范弗里特将军退役回国。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奉命指挥第8集团军。

    三月二十五日中国夺占警戒阵地266高地。五个警戒阵地。

    五月二十九日中国人占领三个警戒阵地。

    六月十日中国人开始向金城附近的南朝鲜第2军发起进攻。

    六月十六日南朝鲜第2军被压回到新的主要抵抗线，大约向南后退了四千码。

    六月十五日至三十日中国人向美第1军防区实施进攻，攻占两处警戒阵地。

    七月十三日中国发起最后的攻势，以三个师进攻第9军右翼，以一个师进攻南朝鲜第2军左翼。

    七月十九日板门店双方谈判代表在所有问题上达成协议。

    七月二十日由美第9军和南朝鲜第2军沿金城江南岸建立起新的防线。

    七月二十七日停火协定签字，为时三年的冲突结束。

  • 孔飞力《叫魂》

    第一章中国窃贼传奇

    1768年，中国悲剧性近代的前夜。

    某种带有预示性质的惊颤蔓延于中国社会：一个幽灵——一种名为“叫魂”的妖术在华夏大地上盘桓。①据称，术士们通过作法于受害者的名字、毛发或衣物，便可使他发病，甚至死去，并偷取他的灵魂精气，使之为己服务。这样的歇斯底里，影响到了十二个大省份的社会生活，从农夫的茅舍到帝王的官邸均受波及。②对于我们来说，这一切又有着什么意义？

    ①关于这一案例的原始文件，已于1930一1931年由北平古官博物院在《史辩旬刊》中编辑出版（1963年台北国风出版社重印）。有这一问题的学术讨论，参见参考书目中所列：德·格鲁特、恩特曼、孔飞力、以及谷井俊仁等人的著作。②清代中国的一个省往往拥有比当时欧洲的任何一个国家更多的人口。受到1768年妖术恐慌影响的十二个省分的人口的总和超过两亿。有关1787年的官方人口数据，参见何炳（中国人口研究，1368-1953年）哈佛大学出版杜1959年版，第283页。鉴于何炳棒认为当时中国人日往往登记不足（第58页），因而，对1787年的人口的估计，大约不会远过于1768年之人口实数。

    这是一个看上去正值盛世的时代。但它的种种状况，是否已在黑色妖术的掩饰下发出了非如此便不能为人感知的关于未来的警告？时处十八世纪，倚仗武力而来的西方人尚未出现，生活于那个时代的人们是否已在为中国近代社会创造着条件？联想到中国人自那时以来的经历，我们对他们生活于十八世纪的祖先竟会因当时的情形而产生鬼魂附体的可怖念头，是否便不会感到大惊小怪了？

    我们说，我们不能预见未来。然而，构成未来的种种条件就存在于我们周围。只是它们似乎都被加上了密码，使我们在没有密码本的情况下难以解读（当这车子终于到了我们手中时，却又已经太迟了）可是，我们确实可以看到难以为我们解读的种种支离片断，并必须赋予它们某种意义。我们自己当代文化的许多方面，大概也可以被称之为预示性的惊颤，正战战兢兢地为我们所要创造的那个社会提供目前还难以解读的信息。

    归根结蒂，我们最大的激情，就在于将意义赋予生命——尽管这种意义有时并不是显而易见的。

    德清县的石匠们

    浙江省的丝绸产区，是“一片广袤而富饶的桑园”，也是地势平坦的水乡择国。那里沟渠与运河纵横交错，星星点点地分布着人们居住的村落。在一位来访者的限中，“这些村庄好像是把守在这广阔平原上的卫士，其踪迹东达滨海，西抵丘陵”。①在我们的故事开始前的百年间，这里的居民已在从事着丝绸业，以至于“无处无桑树，春夏之际，无人不事育蚕”。正如一位十七世纪的观察者所描述的，居民们日夜劳作，收集生丝，“以抵付税款，并为衣食之靠”。他们的生计完全依赖于丝绸市场，达到了“若不能获利，则须售房市产”的地步。②在这个已经彻底商品化了的地区中央，即位于历史名城杭州以北约六十余里处，坐落着德清县城，南条河在流人太湖途中，正好从它的四围城墙中穿过。1768年，亦即清朝第四位皇帝弘历（乾隆帝）③在位之三十三年，东面城墙的水门与城桥坍塌了，待重修。

    ①德清县志（1673年版）。第4卷第3页。孙任以都曾在（清代中国的养殖业和丝织业）一文中对十八世纪的丝绸工业作过探讨，载威尔莫特主编：（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79一108页。②清朝第四位皇帝境治时期（1736一1796年）的正式称谓是“乾隆时期”什（参见第三章中对“乾隆”一词的讨论）。皇帝本人则通常被历史学家称为“乾隆皇帝”，简称“乾隆”，但本书则以他的本名弘历来称呼他。对任何因当时无人称他弘历（他的名字是避讳的）而反对这一叫法的意见，我只能说，当时亦无人称他为“乾隆”为强调满族的种族背景，我以满族名字来称呼所有的满族人物（包括弘历），并以莫兰多夫体系拼写（除非其诸如弘历一类的满族名字已被汉化。若如此，则其拼法应是分开的，以代表个别的汗字，并保持拼法上的一致）。书后并附有所有满族名字的拼音及相应的汉字对照表。③此节关于1768年1月至4月同德清、杭州和肖山所发生事件的描述，均取自《录副奏折·法律·其他》乾隆三十三年中一批同浙江地区的妖术恐慌有关的口供。口供的原稿与经编辑的文本均保管丁下来，两者之闻差异不大。这些口供显然是遵照皇帝1768年8月的诏令而收集在一起的。亦请参见《朱批奏折》，第853卷第2号和第853卷第4号。乾隆三十三年七月一日和十七日（永德）：《宫中延寄》。乾隆朝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这些文件均有永德处理这些事件的记载。为方便那些可能希望参照原文的专家，本书注解中一概以阴历来注明所引文件的日期。

    阮知县从邻近的仁和县雇佣了一位名叫吴东明的石匠。1月22日，吴石匠和他的班子开始了打木桩入河的繁重工作。水位甚高，工匠们奋力赶工以完成任务。①截至3月6日，木桩终于打到了河底，吴石匠一班人开始安装新的水门。到了3月26日，吴石匠发现米的储备已不足以供他的一班人食用，便赶回三十里外自己的家乡——运河岸边的商业重镇塘栖采备供给。当他回到家中时，人们告诉他，曾有一个陌生人问起过他的行止。一位名叫沈士良的农夫，为一件蹊跷吓人的事，要找他帮忙。

    ①《德清县续志》（1808年版），第10卷第6页。吴石匠后来否认水位问题曾给他造成任何特别的困难。但考虑到对他的指控。他是不得不这么说的。

    沈士良四十三岁，与他已经亡故的同父异母长兄的两个儿子同居一院。②这两个侄子为人苛刻暴戾，不仅折磨他，拐骗他的钱财，还殴打虐待他的母亲。当他觉得在阳间再无希望讨得公道时，便决定诉诸于阴间的力量。他在土地庙的供案前焚烧了一张黄纸，正式向土地爷告状。③2月间，过路人带来了关于德清水门工程的消息，也给沈农夫带来了新的希望。据他们说，石匠们需要将插人的姓名写在纸片上，贴在木桩的顶部，这样会给大锤的撞击添加某种精神的力量，人们称之为“叫魂”。那些因此而被窃去精气的人，不是生病，便是死去。沈农夫怀着重新燃起的希望，在纸片上写下了可恶的侄儿们的名字（因为他本人是个文盲，这名字是他好不容易从侄儿们保存的渔业商行的帐册上描下来的）。此刻，沈农夫取出卷着的纸片同吴石匠：这东西有用吗？你们有这个法儿没有？

    ②本书中凡提到年龄，均按中国习惯计算，也就是说，当某人出生时，已为一岁。按照西方的算法，则应年轻一岁。③有关告阴状这一民间习俗的知识，我应感谢李时岳教授在与我的私人通信中给予的指点。

    吴石匠其实什么也不会。他知道，在一般人的想象中，石匠同木匠及其他工匠一样，拥有凶险不祥的魔力（对此，我将在第五章中予以解释）。他无疑是知道沈农夫重述的那些流言的；但他更怕自己被牵扯进叫魂的罪恶勾当。于是，他立即召来了当地保正，将沈农夫扭送德清县里盘问。阮知县下令将沈农夫打了二十五大板后才许开释。然而，妖术问题给吴石匠带来的麻烦却井未就此结束。过不多久，他就会被卷入一场公众歇斯底里的大爆发中。①早春的一个傍晚，一个名叫计兆美的德清人正在一位新近过世的邻居家中帮着料理丧事。在回家的路上，他喝了几杯酒。

    ①我不清楚为什么沈案是由德清县而不是由事发所在地的仁和县审理。也许是因为德清县是罪案的起源处。

    回到家里时已经筋疲力尽。叔叔疑心他是在外面赌了钱，便打了他一顿。计兆美既羞又怕，从家里进了出去，走了六十多里路到了省府杭州，打算在这里靠乞讨为生。4月3日的三更时分，他不知怎么来到了离杭州有名的西湖不远的静慈寺前。一个路人对他的口音起了疑心。当计兆美承认自己是来自德清的时候，已被一大帮人团团围住。人群中有人高声喝道：“你是德清人，半夜三更到此，不是做贼，定是因为你们那里造桥，来到这里叫魂的！”人们的怒火被煽动起来，他们抓住这个外乡人，拳脚相加地殴打他。打过一一阵后，他们又把他拖到当地保正的家中。

    保正将计兆美捆在一张板凳上，恐吓他道，如果再不讲实话，就还要拷打他。计兆美已是伤痕累累，又被这一切吓坏了，便胡诌出一个故事，说他确实是来叫魂的。“你既是叫魂的，身上必有符咒，”保正厉声喝道，“从实招来，共叫过多少魂？”计兆美说，他身上本有五十张纸符，但已将其中的四十八张扔进了西湖。他用剩下的那两张咒死了两个孩子——孩子的名字是他胡编出来的。

    第二天，计兆美先被带到了营里，又从那里被带到了坐落于同一城市的杭州府钱塘县衙门。在那里，一位姓赵的县官向计盘问：“你是从哪里得了这符咒的？又是谁在指使你干这叫魂的勾当？”计兆美曾经听说过有关德清县城桥工程的种种谣传，诸如木桩很难打到河底，石匠们需要借用活人的名字，以其灵魂精气来为他们的大锤助力，等等。他也听说过，为首承办的石匠是一个叫吴什么的，并隐约记得此人的名字中有一个“明”宇，便回答说：“是吴瑞明给我的。”石匠吴东明即刻便被押到了钱塘县衙门。当他被传唤时，其中隐含的凶险不祥定然已搞得他惶惶不安。所幸的是，计兆美未能从一干人中将吴东明辨认出来，他胡乱编造的故事因而也就不攻自破了。用刑后，计兆美承认他的全部故事都是出于害怕而编造出来的。

    此时，浙江地区的妖术恐慌已经引发了好几起扰乱人心而又希奇古怪的事情。除了上述沈士良和计兆美事件外，值得一提的还有吴石匠的副手郭廷秀的遭遇。3月25日，一位现年三十五岁、名叫穆方周的采药人找到了郭石匠，企图诱使他将一个纸包植入桥桩后打人河里，这样，穆方周便可以把他当作术士交出去，向当局避功请赏。郭石匠大怒，揪住穆，把他拖到了县衙门。在那里，这位失风的告密者因为无事生非而受到重杖，并带枷示众。

    这些事件搞得人心惶惶，省当局因而决定举办一次质询，让原告与被告当面对质，以便将此事作个了结。巡抚熊学鹏命令地方长官设立了一个由钱塘与德清两县知县组成的法庭。计兆美又一次未能从一千人中将吴石匠辨认出来。当局暗中搜查了吴石匠的家，没有发现任何与妖术有关的器物。阮知县早已在造桥的工匠中进行过个别调查，亦没有发现有将人名植入桥桩后打入河里的证据。原来所谓的妖术竟是如此！姓穆的采药人、沈农夫以及倒了大霉的计兆美都被置于杭州城门口带枷示众，作为对于盲目迷信的大众的一种警告。说到底，又有谁见过有人因叫魂的缘故而生病或死去呢？恰恰相反，倒是人们的轻信已经扰乱了民间的秩序。后来担任浙江巡抚的永德在给皇上的奏折中，就是得出了这种否定性的结论的。①可是，要真正将对于妖术的恐惧从民众的记忆里驱除出去，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①《朱批奏折》第853卷第2号，乾隆三十三年七月一日。

    萧山事件

    1768年4月8日傍晚，在与杭州隔河相望的浙江省萧山县，四名男子聚会于一家乡村茶馆。深色的袍服和光头表明了他们的和尚身份。他们都来自杭州地区的寺庙，在附近各个村庄里化缘。后来的供词可以为他们每人勾勒出一幅简图。②巨成（这是他剃度为和尚时所取的法名），四十八岁，俗姓为洪，本为萧山人氏。他在父母与妻子亡故后，于四十一岁时进了杭州的崇善庙，接受了剃度。③在庙里，他和另一位比他年轻的和尚正一拜在同一位师父门下。按照出家人的规矩，他们便互称为师兄弟。然而，巨成在寺里的地位还未达到可被授予僧职的地步。因为寺里无法供给衣食，巨成便回到本乡萧山化缘。

    ②《录副奏折·法律·其他》乾隆三十三年。③1784年版的《杭州府志》未能为在口供中提到的任何寺庙提供确切的方位考证。该书指出，这些寺庙都很小。它们也许属于第五章中将要讨论的那种“世袭”寺庙一类。接受剃度（剃光头发）则是出家的第一步。

    正一，二十二岁，杭州府仁和人氏，俗姓王，是巨成的师弟。因为他幼年多病，十九岁时被母亲送到城门外的关帝庙接受剃度。后来，他与巨成同在杭州修行。但亦末被授予僧职。他便与师兄一起到河对岸的萧山以化缘为生。

    净心，六十二岁，来自江苏省大运河边的无锡。俗姓孔，五十一岁时，他的双亲、妻子及孩子均已亡故，便来到杭州，在一个小佛寺接受了剃度，并在那里居住。后来，他在朝庆寺得到了一个僧职。当他云游四处在各个寺庙修行时，遇到了一位名叫超凡的和尚。他邀超凡与他同行，当他的侍僧。超凡，四十三岁，来自位于安徽省贫痛山区的太平县，俗姓黄，是净心的侍僧。十八岁时，他便在家乡当地的一座寺庙接受了剃度，后来又在祖光寺（所在地不详，可能是在杭州）得到了一个僧职。从1756年起，他开始跟随净心。

    杭州，这个伟大的文化与宗教中心，吸引了这四个人。他们中的两个决定抛弃世俗生活，是因为当他们进入当时人所认为的老年时，由于家人亡故而变得孤苦伶仃。而在年轻时便接受了剃度的其他两位，其中一人是因为生病（对家人来说，这是经济上的一种负担）。另一人则是由于不得而知的原因。他们中有两人持有为政府所批准的身份证明（度牒），另两人则没有。现在，四个人都从事着对和尚来说最为普通的一项职事外的活动：化缘。他们这样做，不仅是因为可以从中得到精神上的慰藉（这表明他们已抛弃了一切俗念），也因为他们所属的寺庙无法负担他们的生活。杭州地区乞僧的活动范围到底有多大，尚难确证，但萧山与杭州城毕竟只是一河之隔。在茶馆里，四人决定第二天还在那里碰头后出发。巨成与年迈的净心将在各村化缘，两个年轻和尚则将把各人的行李带到萧山西门外的老关帝庙去。

    在村里的一条街上，巨成和净心遇到了两个男孩。一个十一岁，一个十二岁，正在一所住宅前玩耍。一个男孩看到巨成所携的古铜化缘钵上刻着名字，便大声地将它读了出来。巨成吃了一惊，微笑着对孩子说：“小官人，原来你识字！你再学几年，定然可以谋个一官半职。”他接着又问道：“你叫什么名字？等你当官以后，可不要忘了我。”巨成想的是通过取悦于孩子，他们的父母会从屋里出来施舍他。可是，男孩却无动于衷。看看周围没有大人，两个和尚只得跚跚上路。

    他们在路上走了片刻，一对怒气冲冲的夫妇从后面追了上来。“你们为什么打听我们孩子的名字？”他们责问道，“你们一定是来叫魂的！”这对夫妇想的是，一旦让某个术士得知了某人的名字，谁知道他会拿它来干什么？巨成竭力解释说，他们只是来化缘的：“因你家阿官认得字，所以说了几句话，如何是叫魂的呢？”

    焦虑不安的村民们很快便围了上来。他们中有些人早就听说，这些天从外地来了一批叫魂的术士，四处游荡，在孩子们身土施展法术，使他们或者生病或者死去。“这两个和尚肯定不是好人！”人们怒不可遏，将两人捆绑起来，上上下下地搜了一通。尽管什么也没有发现，人们还是开始殴打他们。骚乱的人群越聚越大，有人叫道“烧死他们！”还有人吼道“在河里淹死他们！”

    人群中有一位当地的保正设法使狂怒的人们慢慢安静了下来。但是，因为这件事情实在太严重了，他不敢擅自处理，便将他们带到官办的驿站（这是离这里最近的官方机构）去让驿官审理。在那里，两个和尚又被搜了身，还是没有发现什么叫魂的证据（这究竟该是些什么样的证据呢？妖书？或是作法的器具？）为保险起见，那个识字的孩子被带到驿站，经仔细检查，他身体健康、并无异兆。然而，孩子的父母却坚信，唯有白纸黑字才有真正的效力，他们因而要求驿官出具一份正式文书，担保孩子无事。驿官不愿承担这个责任，便给县府送了一份文书。不久，知县的差人便将巨成和净心带往萧山令人生畏的县衙门，在那里，两个和尚发现他们的另两个伙伴也巳被拘捕，并受到了刑讯拷问。

    是那些挥之不去的有关“叫魂”的谣传使厄运也降临到了正一和超凡的头上。在周围各县，民众的恐惧心理正与日俱增。在萧山县，一个名叫蔡瑞的捕役得到了上司的指令，对那些来自外县、有“剪人发辫”之嫌的游方憎人应予拘捕。因为，一个掌握了正确“技艺”的术士，可以对着从某人辫子末端剪下的头发念读咒语，而将那人的魂从身上分离出来。

    尽管与和尚一案有关的人们并没有提及这一点，但此案的背后却隐含着头发的政治意义问题。统治中国的满人的发式，是在剃光的前额后面留着辫子。根据统一的法令，即便需要忍受极大的心灵痛苦，汉族男子也一概要留这样的发式，以作为效忠于当今皇朝的象征。

    那天，蔡捕役正在西门外巡逻，听人说起有两个从“远方”来、带有异乡口音的和尚住在老关帝庙。根据他后来对知县的报告，他随后便走进庙里，对超凡和正一进行盘问。因为他们的回答未能使他满意，他便搜查了他们的行李。在超凡的包裹里，他翻出了一些衣物，一只讨饭用的铜碗，几件僧袍，以及两张度牒。他用了石块才砸开了正一的行李箱，在里面发现了三把剪刀，一顶猪皮的防雨披肩，一把锥子，还有一根用来扎辫子的带子。

    人们情绪激忿，开始围拢过来。“和尚身上带这些东西干嘛？这两个人肯定不是好东西。”人群中有人叫道“揍他们！”“烧死他们！”据蔡捕役后来的报告，他当时壮着胆了告诉大家不能这么做。因为超凡是一个持有度牒的正式和尚，蔡捕役认为没有理由拘捕他。但是，正一的情况不同，他不仅没有度牒（这表明他的身份不过是一个随便什么人都根容易取得的见习和尚）况且，他还带着巨成的行李箱，里面又有那些可疑的物品。蔡捕役将正一戴上锁链，送往县衙。超凡找到了衙门告状，竟也被抓了起来，同另几位和尚一起被带到知县面前。

    在大堂上，巨成他们戴着手铐脚镣，跪在知县面前。知县坐在一张高高的公案后面，两旁坐着他的师爷们。①审讯开始了：“从实招来，你到底剪了多少发辫？”

    ①1785年，一位曾被囚禁的耶稣教士记述了他在北京受到审讯的情况：“犯人们被带到公案前，当他们受到讯问时。手、脚和脖子分别戴着镣铐，并必须光头跪在官员面前的地上。”韦勒克《帝国政府与1784-1785年间在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纽约1948年版，第138页。

    巨成已是饱受惊吓，他争辩道，自己并没有剪人发辫。知县随后向巨成出示了蔡捕役带来的证据：四把剪刀，一根扎辫子的绳子，两小段辫子。“这些东西是不是你剪人发辫的证据？难道它们不是吗？”巨成答称，那四把剪刀中有三把是他已死去的当皮匠的儿子的。他全然不知道第四把剪刀是从哪里来的。那根扎头发的绳子是他在剃顶削发前用过的。当了和尚后，扎发绳没有用了，他把它和其它用品放在一起。至于那两段辫子，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巨成是一个已被预先设定有罪的疑犯，他的招供当然不会令人满意。于是，法庭上惯常使用的刑讯便开始了。衙役们将巨成拖过去上夹棍。我们不知道，这里用的是否是那种可调节的踩骨夹棍，亦即一种慢慢地将骨头压碎的装置；或是一种同样可怕，会在胫骨上造成多处裂缝的刑具。一位十九世纪的观察者曾将踝骨夹棍称之为“一种双料的木制夹具”，有着三条直棍子，其中靠外面的两条是当作杠杆来用的：

    主刑者渐渐地将一根楔子插入两者之间，交替地变换方位。通过对棍子上部不断扩张施压，使得辊子下部不断向中间那根固定在厚木凳上的笔直棍子靠去，于是，受刑者的踝骨便极痛苦地受到压迫，甚至被完全压碎。如果不幸的受害者坚信自己是无辜的，或者顽固地不肯认罪，因而使这一可怕的过程得以完成的话，到头来，他的骨头就会变成一滩稀浆。

    最后，大概实在是熬痛不过，巨成招供道，所有对他指控之事均属真实。然而，知县并未因此而感到满足，因为这痛苦不堪的和尚所讲的故事前后并不完全一致。夹棍又两次被收紧，但并未带来更令人满意的结果。净心也受到了同样的刑罚，三天过去了，知县从四个和尚那里都得到了某种相当于认罪的东西已经身受重伤的囚犯们，大概是被装在通常用来运送犯人的带轮囚车里，送到了东面六十多里处的绍兴知府衙门，亦即再上一级的官府，受到进一步的审同。这一次，鉴于巨成的骨头已断，便未再对他使用夹棍，而代之以用木条对他掌嘴十次。正一又一次被夹棍伺候，净心和超凡此时已被视为不那么有价值的犯人，因而未被进一步用刑。

    到这个时候，供词已变得空前混乱，犯人们也就被送到了再上一级的官府。这一次，他们到达了刑讯的最后一站——杭州的巡抚衙门。就在那里，事情有了惊人的发展。

    自从在萧山县衙门的第一次过堂后，正一和超凡便固执地坚持一种说法：他们是因为拒绝给蔡捕役塞钱，才被他栽脏而受到逮捕的，这在当地社会本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但是，谁又会听信这些衣杉褴楼的和尚们的说词呢？难道公众因妖术而引发的歇斯底里是完全无根无据的？再说，巨成包里的那些证物中，到底又有什么是蔡捕役栽的赃呢？无论是在县衙还是在府衙，人们都不相信和尚们的说法。现在，省按察使曾日理又循着同样的路子发问：

    曾按寨使：巨成，你们既是化缘的，就该专化斋粮，如何又问人家孩子姓名？这明明是你们叫魂的凭据。你到了这里，初供并不肯说出问过孩子姓名的话，明是你你怕追究你叫魂的事，故此隐瞒。

    巨成：……当日在县里，因为说了问过名字的话，县官再三追究叫魂的事，并指使人把我夹过三夹辊，如今腿子还没有好，实在害怕。所以到这里，大人们审问，不敢说出问过孩子名字的话。

    曾按查使：……你们做这样事，若无实在凭据，何至众人要把你们烧死淹死，动了众怒？

    巨成：……当日见我们被男女二人拉住，就都疑我们是实在叫魂的人，所以嚷说要烧要淹，其实不过是空话。后来保正把我们送到驿里，众人也就散了……

    比起县里的官员来，省里衙门的官员们显然不那么倾向于依赖衙役之类的走卒，对于前者来说，他们要靠着蔡捕役之流来从事每天的公务。当这几个犯人蜷缩在省里的判官面前时，正一又重述了自己受到敲诈的故事。他坚称，蔡瑞那天在庙里告诉他们几人，他是奉命前来抓捕“游方僧”的，但只要他们给他“几个规矩钱”，他就会放他们走路。正一当时回答他说：我们是讨饭的和尚，哪里会有钱给你？”

    在正一的故事中，有某种东西让曾日理觉得听来有理。像蔡捕役这样的人其实并非职业警捕，而是通常被人称为“衙役”的地方上的跑腿。他们要干很多既令人生厌又低人一等的地方上的杂务，例如：拷打疑犯，送递传票，催讨税款，以及在官府衙门内外打杂。像蔡捕役这种从事警捕工作的人，在别人看来地位不高，也没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他们薪俸微薄，不得不通过向同自己打交道的百姓讨取“规矩钱”来过活。有些衙役甚至不在官府名册上，因为他们太穷，所以不得不作为编外人员而依附于人。他们根本没有薪俸，而只能在众人头上讨食。人们一般都说，衙役属于下等人，必须常常对他们进行检查。可是，出于衙役提供的服务是官员们须臾难离的，很少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①

    此刻，蔡捕役被带上堂来，并被喝令跪下。虽然曾按察使对他的说词一再查究，蔡仍然坚持自己的说法。整整一天，他就一直跪在那里。最后，蔡捕投已是精疲力竭，并终于意识到，自己的戏已经玩完了。他于是招供道，自己确实曾向和尚们要过钱。当他们拒绝给他钱时，他便一边搜查他们的包裹，一边威胁他们：“你们既是正经憎人，如何有这东西？你们得给我几千钱，才放你去。不然送到县里，就算是剪辫子的人。”

    当蔡捕役在和尚的行李里找到了剪刀和绳子等说不清楚的东西时，事情变得严重起来。随着蔡的吼声越来越响，人们纷纷围拢了上来。众人歇斯底里般的反应使蔡捕役意识到，麻烦已经超出了自己能够控制的范围。他于是逮捕了正一，并说服众人散开。让他把正一拉了出去。然而，他并未将正一一直接带往衙门，而是把他，连同他那装有犯罪疑物的包裹，带到了座落于城墙下一条死胡同里的自己家中，超凡已被激怒，一直跟着蔡捕役，想讨回自己的行李箱。蔡捕役说：“你得找了那两个和尚来，才会给你。”超凡万般无奈，只好上衙门告状去了。

    蔡捕役继续招供道，当他带着戴上镣铐的正一回到家里时，便对他说：“现在没有人了，你就随便吐出几吊钱来吧，我就放你走。”可是，已经怒不可遏的正一却坚持说，他要正式去官府告状。蔡捕役开始殴打正一，但也没有什么用。他意识到，除非能证明和尚们真的剪了别人的发辫，否则他自己的麻烦就大了。

    不巧的是，巨成的箱子里只有一缕头发，而且，那头发还是直的，根本不像是从辫梢上剪下来的。于是，蔡捕役便在自己家里找到一撮旧头发，走到弄堂里正一看不见的地方，小心翼翼地将头发编成辫予。为了使证据更充实一些，他又从自己的帽檐上剪下了一些纤维，把它们编起来，看上去就像两条小辫子似的。他又将这些匆匆伪造出来的证物，连同他自己的一把剪刀。放到了和尚的行李里（这样，包里就有四把剪刀了）。然后，他便押着自己的犯人前往衙门。

    在衙门里，正一尽管遭到了刑讯，却仍然不改他受到敲诈的说法。知县自作聪明地指出，正一和蔡捕役原本互不相识，两人之间并无芥蒂，所以，在蔡捕役身上找不到诬陷正一的动机。正因为如此，这个案子虽然经过了府衙的复审，亦未受到怀疑。

    现在，鉴于蔡捕役已招出此事是他作弊：曾按察使便将这个案子退回了萧山县衙门。蔡捕役被打了一顿，又被带枷示众，但最后还是被开释了——或许就此他便成了一个更为谨慎的公共秩序卫护者亦未可知。和尚们也获得开释，每人还分得了三千二百钱，以使他们在被打断的骨头未愈合前得以过活。

    公众的歇斯底里与卑劣的腐败现象结合在一起，几乎酿成了司法上的一桩大错。公堂上的用刑虽能逼人招供，却往往会因为受到指控的被告在上一级官府翻供而使供词难以作数。当某件案子达到省一级时，官员们因为远离肮脏的县府大堂上的种种压力与诱惑，对于被告的偏见也就小得多。谁说这是一件涉及妖术的案件？更有可能的是，这是由容易轻信的民众，受到贪婪的地方捕役中的恶棍以及无能的县府官员们的挑动，而造成的又一桩早已司空见惯的丑事。现在，省里的官员们很乐意于销掉这个案子。

    然而，公众恐惧的浪潮比之曾按察使及其同僚们所意识到的来得更为汹涌。就在巨成及其朋友被捕的当天，在萧山的另一地点，人们打死了一名走街穿巷的白铁匠，只因为他们相信在他身上发现的两张护符是用于叫魂的咒文。官员们后来发现，这只不过是两张用来向土地爷赎罪的普通符文，这位不幸的白铁匠则是在自己的祖坟砍树时才带上它们的。此前一周。在与德清交界的安溪县（这也是叫魂恐惧蔓延的中心地区），村民们怀疑一个带有生僻口音，来历不明的陌生人是来叫魂的，便用绳子把他绑在树上，殴打至死。①

    ①这两个事件中以私刑杀人者都被逮捕并以杀人定罪。我只是找到了安溪这一案例的初审与复审判决文件。见《刑科史书》，第2772卷，乾隆三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第2781卷，乾隆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不到两个星期，浙江省叫魂的种种谣言便流传到了江苏。人们相信，以剪人发辫为手段的叫魂事件均是来自浙江的游方乞僧所为，而他们进入邻省就是来从事这种可恶勾当的，各地官府已处于戒备状态。过不多久，人们便发现了同样的怀疑对象。

    苏州的乞丐们

    苏州是中国最优雅的城市文化的结晶，也是中国首富江苏省省府所在地。1768年5月3日，当地的捕役抓到了一个外貌“可疑”的老年乞丐。抓他的理由是他为叫魂而剪人发辫。②然而，地方当局并未宣称偷剪发辫的妖术与辫子作为一种政治意象之间有什么联系。

    ②《江苏按察使司录呈长州县捕获乞丐陈汉如等一案全卷抄册》，载《录副奏折·法律·其他》，乾隆三十三年八月。这一本九十页的小册子登录了整个苏州事件，是省当局就陈汉如等人的案件全部记录向军机处提呈的报告。军机处及刑部对疑犯的翻查则在《录副奏折·法律·其他》（乾隆三十三年九月十七日）中作了小结。除非另外标明出处，本书关于苏州事件的所有赞料均来自这些文件。差不多同时，省内发生了另三个相近的案件：在昆山（4月30日）、苏州（s月14日）、安通（5月28日），所有被怀疑剪人发辫的人都遭到了暴民的攻击，并都被逮捕，但后来又都获得释放。因篇幅关系，我未将它们罗列于此。有关这些案件的概要，参见《朱批奏折》，第855卷第4号，乾隆三十三年七月三十日（高晋）。

    在5月的这天早晨被押人捕房的这个衣衫槛褛的家伙名叫丘永年，苏州府人氏。他今年五十八岁，是一个失业的伙夫，一直“在外边走江湖”乞讨。4月26日，他流浪到了坐落于长江南岸的县城常熟，投宿于一处驿所。他在那里遇到了另两个像他一样靠沿路乞讨为生的无业游民：一个是陈汉如，二十六岁，本为苏州人氏，是失业的掸帚帽沿制作工；另一个是张玉成，四十一岁，从前是个卖咸鱼干的小贩。三人中，唯有张玉成来自外省，是从近四百里外的浙江绍兴沿着运河来到常熟的。在清中叶的盛世间，这三人都是没有什么社会地位的小民。他们发现自己都要朝南往苏州而去，便于5月2日结伴同行。

    第二天，他们到了陆墓，这是苏州城北、大运河边的一个商业闹市。丘永年盘腿坐在路边，他的两个伙伴则到一家当铺乞讨。这时，驻防于苏州的两个捕役，在另两个从常州县衙门来的捕役的陪同下，把他抓了起来。他们发现，他的身上藏有一把刀子以及一些纸符。当捕役们盘问他时，人们围了上来。在旁观者中，有一个名叫顾正南的十岁男童，只要有人愿听，他便对人说，当天早些时候，他感到自己的辫子被人拉了一下，却没有看见是谁拉的。对捕役们来说，这就足够了。张、陈两个乞丐很快也被找到，并同丘永年一起被抓了起来。三人都按惯例受到了夹棍的伺候。面对着在自己身上被发现的同此事有牵连的证据，丘永年仍然坚持道，那把刀子是用来做兰花豆以供出卖的，纸符（每张上都印有“太平”两字）是用来贴在市场街道的各家门道上，再请人予以施舍的。三人都坚决否认犯有剪人发辫的罪行。那个男孩被带进来接受询问，叉重复了他的故事：

    小的今年十岁，在学馆读书。三月十七日（此处为阴历；阳历应为5月3日），小的回家往北走路，有一个人在小的背后把小的发辫扯了一扯。小的急回头看，那人已飞跑去了。小的辨子未曾剪去。适逢营里拿获这些人，叫小的去认。其时，小的在前走，那人在背后，没有看见他面貌。如今这到案穿黑服的陈汉如，好像是那人，但认不清切的。

    后来，疑犯们又被带到了县衙门，再次受到夹棍的刑讯。陈汉如表示，他对于“以药迷人”及剪人发辫这类的事一无所知：

    那孩子也供认不清。前蒙营里把小的踏过杠子，不敢妄认。现在膝伤未愈，况那兵快拿获小的细细查搜，并无带有违禁东西，就再夹死小的，也供不出什幺，求饶刑。

    最后，屠知县只好释放了他们。他在结案奏折中写道，这三人“均系无籍之徒，结伴求乞，并非善类。但各加刑鞫，俱无剪辫确据，即顾正男亦指认不清。所获纸符，验非镇压迷人之物，且未另有受害之人首报，似非扯辩正犯。①侯将丘永年、陈汉如、张玉成递回各原籍，交保安插，仍俟另缉正犯可也”。

    ①在官方文件中，被怀疑或指控犯有罪行的人通常被称为“犯”。为了保留中国司法制服中对于被告这种带有歧视的味道，无论是直接或间接引语，凡在中文原文使用了“犯”一词时，我均相应地甩“cnminal”（罪犯）一词来表达。

    然而，公众情绪受到的干扰极为深广，使得屠知县不能认为案子就此已经了结。5月9日，他发布告示称：“本县访有剪辫匪徒，为害不法。”调查仍在继续。尽管乞丐们的罪行未获证实，但屠知县的告示要求那些也许曾受他们之害的人们不应畏惧可能会受到骚扰，而应挺身而出，对害人者及其谎言予以揭发。

    然而，人犯之一却未能获得释放。5月5日，那两个最初捕人的捕役（他们因而也在人犯被拘在县的整个期间负有看管他们的责任）报告说，张姓人犯正在发高烧，并已不能进食。屠知县立即下令找来医生为他看病。如果人犯在狱中死去，那便意味着繁琐的发文填表。同时，要是知县被发现有玩忽职守或虐待人犯的过错的话，还会受到罚俸的处分。可是，捕役们又报告道，张姓人犯的情况继续恶化，到了5月20日，他已经只剩一口气了。医生发现，他脉息微弱，皮肤燥热，舌胎发黄。捕役们还报告说，虽经使用草药，却未见效果。当天晚上，病人就死了。

    一个乞丐死在狱中自然不会惊动什么人。虽然清代的牢房大概不会比当时其他地方的牢房糟糕多少，但即便对一位意志坚强的英国人来说，1860年在刑部牢房被短暂关押的经历，也算得上是一种考验了：监狱的纪律本身并不十分严厉。如果不是因为饥饿，臂上和腿上有镣铐与绳索之处引起的疼痛，脊骨上受到铁制颈珈的重压，爬来爬去的臭虫弄得到处感染，再加上犯人们不时会被带走遭到殴打用刑（当被送回来时，他们腿上和身上总是鲜血淋淋，虚弱得连爬都爬不动了）——如果不是因为这一切，狱中就没有什么别的太大的痛苦了。①一位中国文人曾在同一监狱被关押过一年（1712～1713年），他对同狱难友们的遭遇作过这样的描述：“他们原先的寝食习惯均被忽略，如果得病，亦得不到医药。这就是他们为什么这么容易死亡的原因所在。”②现在，刚才提及的苏州这个张姓乞丐的案卷被人小心翼翼地塞进了各种证词，用以证明他的死因。证词中有来自狱卒的（“小的并没有把他凌辱”），有来自同狱囚犯的（狱卒“实无凌辱他的，情愿具结”），有来自县医的（“不治之症”）。还有来自验尸官的（“生前患病身死”）县里出资为他买了一口棺材，同时，他的原籍所在县也得到了通知，以备他的亲属会提出认尸的要求。

    ①洛赫的叙述，转引自博德：《十八世纪北京的监狱生活》，载《美国东方协会杂志》，第89卷第2期（1969年），第329页。②转引自博德：《十八世纪北京的监狱生活》，第320页。

    一个囚犯死了，另两个则因缺乏证据而获开释，这实在算不得是一件值得记忆的司法案例。然而，因为这样一件颇令人棘手的事终于得到了解决，屠知县却免不了感到如释重负。虽然为使自己不致在今后受到玩忽职守的指责，他必须发布那道关于这一剪发公案的公告，但他并不因此便认为有理由继续关押丘、陈两个乞丐。这只不过是一件荒谬的小事，只不过是一些在愚昧百姓中流传的迷信谣言而已。至于那个令人讨厌的孩子，也许只是在胡思乱想。

    死了一个囚犯？——可是囚犯死亡是什么时候都会发生的事。会因为此事而惹出别的麻烦？——可能性实在不大。

    胥口镇奇事

    浙江省湖州府的法云庵是净庄和尚居住并从事法事的地方，它正好座落在离吴石匠遭遇妖术事件处不远的南条河下游。①1768年春，又到了要到苏州为庙里补充供给（例如采备焚香之类的供品）并探亲访友的时候。净庄雇用了一位桃姓的船民，送他和六个同行的和尚乘船顺太湖东岸去苏州城。净庄和侍僧大来随身共携带了一千文铜钱。其他人身上则带钱不等。

    ①《录副奏折·法律·其他》，乾隆三十三年九月十七日（傅恒）。

    他们是5月4日（亦即乞丐们在苏州被逮捕的第二天）出发的。

    第二天下午，他们的船停泊于湖边的商镇胥口镇。净庄和尚与船夫上岸去置办食物时，在胥王庙歇脚休息。一位名叫张子法的渔夫进得庙来，问净庄是不是从湖州来的。

    近来，恐怖的谣言已使当地人相信，湖州来的和尚们正在当地剪取人们的发辫。难道净庄和尚也是他们中的一个吗？张子法威胁说，他要抓住他们探个究竟，吓得净庄和船夫逃出庙来。张以为自己的怀疑得到了证实，也大喊大叫地尾随他们追出庙来。

    市场上的人群将这两人团团围住，并开始对他们拳打脚踢，使姚姓船夫受了重伤。

    一个匆匆赶来调查此事的捕役收缴了净庄的物品，对之并连同姚姓船夫船上的行李物品一起，进行了搜查，并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物件（诸如剪刀等剪人发辫的工具，或是用来害人的迷魂药粉，等等）。然而，周围的人们是如此激愤，使他实在不敢擅自放走这些人。于是，他押着净庄、姚姓船夫、原告张渔夫以及其他和尚上了船，启程前往位于去苏州水路中途的木渎镇上的县丞衙门。

    天黑后，船停泊在木渎镇码头。捕役将其他人留在船上。自己押着净庄和尚去衙门。路上，他曾停下来向当地的兵营报到。到了衙门，他发现县丞出去了，便又押着净庄回到了营房。此时，在当地市场上，人们已得知剪人发辫的和尚被逮捕的消息，于是一大群人吵吵嚷嚷地聚集到了码头上。一批以唐华和李三为首的当地泼皮发现船上还有几个和尚，便将他们和船夫一起拖上岸来，带到了兵营。，当天深夜，几个不明身份的人上了船，偷走了那几个过路和尚的钱财衣物，姚船夫的船也被毁坏了。

    现在，捕役开始担心，如果这几个嫌犯在木渎镇停留更久，恐怕会惹出大麻烦来。于是，他另雇了一条船，连夜将这批可怜的人送往苏州，让吴县知县亲自审理。因为缺乏剪人发辫的确切证据，知县判定，净庄及其同伴不过是几个守规守矩的和尚。他还进一步判定，张子法作为此事的肇始者，应对整个事件负责。可是，和尚们对自己仅仅获得了开释却并不感到满足。他们又越过知县，直接向知府衙门告状。要求对他们失落的钱财与衣物进行赔偿。尽管并无证据表明张子法本人偷过任何东西，知府仍命令昊县知县将他扣押起来，并强令他归还和尚们的钱物。

    官僚机制对妖术的处理

    1768年蔓延于中国东部与中部的大恐慌是以各地有关妖术的种种信念为丰富的养料滋生而成的。从细微末节来看，地区间的情况并不相同，但各地的信念中都包含有以下一些要素：在某种条件下，人的魂能够同拥有魂的躯体相分离；一个人若掌握了另一个人的魂，便可以利用它的力量来为自己谋利；若要偷取别人的魂（亦即“叫魂”），可以通过施展妖术来实现，或者可以对着已从受害者身上分离出来的某种实物（例如男人的辫梢或女人的衣襟）念咒，或者可以把受害者的名字放在一根将要打入地下的桩子的上面或底下，并在打桩时念诵受害者的名字；通过向受害者撤出粉状的迷药，可以使他在被剪去发辫时无法抵抗；受害者极可能是男性孩童；受害者会得病或死去。

    在一个通过父系继承，婴儿死亡率又极高的社会里，对孩子（尤其是男童）的保护，是生活中唯此为大的事情。在清代，人们对大多数疾病的原因还不甚清楚或存有误解，因此，当孩子患病的时候，便不能排除这是否因妖术引起的可能。那些本来便与超自然事物打交道的人（如和尚与道士），在人们按情理的推想中掌握着操纵超世俗事务的种种手段（例如，大概是从密书中抄录下来的符文咒语），也就最有可能是妖党术士一流了。

    那么，省里的官员们对这一切究竟是如何看待的呢？这里存在着三种可能。官员们可能相信，关于叫魂妖术的种种流言纯属胡说八道，根本不曾发生过这种事；他们也可能认为，尽管一些犯罪分子也许真的会剪人发辫，或会将人名打人桥桩。但这充其量只是民间的一种迷信行为，并不真能达到叫魂的效果；最后一种可能是，官员们不仅相信有人在从事叫魂妖术，而且也相信这种妖术确已害过人或可以害人。

    通过省里官员们处理春天的妖术事件的方式可以看出，他们既因责任所在而需谨慎行事，却又对不可知论不以为然。要在两者之间保持某种平衡，使他们颇感棘手。当叫魂的疑犯被带到他们面前时，他们必须进行细致的调查。归根结底，面对这种为民众所深恶痛绝的罪行，又有哪个知县或按察使敢抱一种玩世不恭的嘲笑态度呢？正如读者在本书第四章将看到的那样，一系列在形式上相似的妖术行为均为刑典所禁，这就使情况更是如此。同时，也许妖术真的是存在的，尽管可能性很小，可又有谁敢担保这样的事绝不会发生呢？但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肯定还是因此而引发大恐慌的可能性。如果坏人试图施行妖术。他们实际上便已经在民众中触发了危险的恐惧感，因而必须受到严厉的惩罚。但到头来，所有的妖党疑犯都因为证据不足而获得释放，反倒是那些对他们提出指控的原告却因为成了笨蛋或作假者而陷于难堪。当官员们在审讯大堂里站起身来时，一定轻轻地舒了一口气。在他们退堂后下去用茶时，一定感到自己对于无知大众的轻蔑态度本来就是有道理的。

    可是，民间的恐惧难道就此便止息了吗？这实在不太可能。

    不管判案的官员对妖术的存在信与不信，受到惩罚的是原告而非被告这一点，已使他看上去是对妖术手软。不管特定的官吏有着怎样的精神状态，官府在面对困妖术而引发的歇斯底里时，其反应总足要把案子从街上转移到官府大堂上来。若在某人的管辖范围内发生了公众动乱，那便是此人无能或无知的铁证。这比之未能完粮纳税更确定地会摧毁一个人的仕途生涯。虽说以私刑处死一个陌生人可能会使一大群人平静下来，但没有哪个官员愿意让自己的业绩中染上这样的污点。当然，根据《大清律例》，某些弄神弄鬼的行为是杀头之罪，一个妖党疑犯因而是可以被起诉的。但是，既然所有判处死刑的案子都要受到直到最高一级官府的复查并最终要由皇帝本人过目，那么，证据还是要充实一些才好。如果在这些复查中发现了作假或毁谤的情况，唯一的补救办法便是惩罚原告与释放被告，以此对民众中不负责任的言论和无法无天的暴行提出警告。然而，要阻止公众为对付妖术而大动干戈，也许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根据其他文化所提供的例证，如果政府因为认为妖术不可知或不可信而禁止老百姓以暴力来对付它，则其声誉就会受到严重的损害。纳瓦霍人曾抱怨说，白人当局不仅禁止他们杀害巫师，甚至“对那些在我们看来已犯下了最严重罪行的人们也不予以惩罚”。①在现代，东非的一些政府曾对民间某些对付妖术的措施（例如通过毒物进行裁决）予以压制，其付出的代价则是被指责为“同罪恶站到一起去了”。②从维护政府公共形象的角度来看，最聪明的也许是乌干达的那种解决方案。在英国的管辖下，那里有一个法律，对为了威胁对手或为了制造一种使别人展惧自己的名声而“假冒”为巫师的人，要予以惩罚。在这个事例中，政府并不承认自己相信巫术实有其事，但却表明自己是在同假冒从事巫术的行为作斗争。可是，普通乌于达人却并无能力分辨什么是假冒的巫术，什么是真正的巫术。结果，那些有巫师嫌疑的人便被强行带到当局关押起来。③正如我们以后将要看到的那样，《大清律例》中有关反妖术的条款同乌干达的不可知论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①克拉克杭：《瓦瓦霍的巫术》，波士顿1967年重印本，第116页。②米德尔顿和温特编：《东非的巫术与妖术》伦敦1963年版，第21页。参见该书《序论》③倍蒂：《班洋罗的妖术》同上书，第27～55页。

    由于事情大概本来就该是那个样子，省里的官僚们一定觉得自己的公堂在处理1768年初的这几个案子时还是相当顺手的。吴石匠受到的诬陷以及蔡捕役的贪赃枉法不是都被揭穿了吗？那几个在胥口镇和苏州事件中受刭诬告的人不是也都被开释了吗？还有，民众不是也都受到了恰当的警告，即他们不应匆忙不迭地对别人提出控告吗？虽然说，当皇帝在循例审阅因杀人而被定罪的案子时，那种对形迹可疑的流浪者动用私刑的情况最终是会引起北京的注意的，但至少在当时，还没有什么真正与妖术有关的案子值得劳动皇帝的大驾。

    然而，对于妖术的恐惧依然深深地留存于人们的记忆之中。难道竟没有什么办法能保护人们不受这一灾祸的危害？公众所得到的保障实在是太少了！到6月21日，大恐慌已经越出长江下游的各个省份而扩散到了近千里外的上游城市汉阳府。在那里，一大群在街头观剧的人抓住了一个可疑的“妖人”，将他殴打至死，然后叉焚烧了他的尸体。①

    ①《朱批奏折》，第865卷第1号，乾隆三十三年七月十五日（定长）。读者也许会对我用“大恐慌”一词感到不解。我使用这一词是经过考虑的，因为这是西方的观察者们在其他的场台看到这种现象时所用的词。《字林西报》的一个记者曾在1876年亲眼目睹了一件由剪人发辫而引起的恐慌（参见第十章），他写道：“从上星期五起人们在这里（武昌）看到的骚乱”是由一种认为剪人发辫者就在户外，而受害者在三天内就会死去的信念引起的。“消息的流传使大恐慌蔓延全城……可以看到，人们脸色凝重，在街上行走时，有人将辫子由肩上拖到胸前，有人则将辫子小心翼翼地握在手里，遇到外国人或任何看上去可疑的人时，都会显得相等不安……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在衣领上挂有一个装有符咒的红袋，或者将符咒写在一块黄布上，再系在头发上。”（《字林西报》，1876年8月4日，第119页）

    第二章盛世

    当妖术大恐慌冲击到大清帝国的时候，这个中国的末代王朝尚未露出衰败的迹象，而仍然处于为人称道的“盛世”的顶端（所谓“盛世”，是一种惯用的说法，常被人们当作德政的护符，用来装点官方文件）。然而，关于世间存在着妖术的可怕意念，却从社会的各个层面都反映出来。在妖术恐慌所波及到的省份，居住的人口比当时整个欧洲的总和还多，不少人被搞得丧失生命或身败名裂。可是，从总体上来看，它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危害又远不及十六、十七世纪席卷欧洲的巫术大恐慌。为什么妖术恐慌在中国带来的危害如此有限？正如同这场恐慌究竟因何发生一样，这是一个颇值得深究的问题。

    整个社会竟然感受到同样的危险，下层的民众与上层的权贵竟然受惑于同样的不测，这本身就暗示，社会上存在着一个有着紧密内在联系的文化网络。然而，农民、官僚和皇帝的生活方式不同。他们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也不同，妖术恐慌对他们形成的冲击也就不尽相同。在这里，统一性与多样化是并存的：在这个国家里，一方面，形形色色的事件分别发生在最高层与最底层，但它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联系；另一方面，社会就像一面多棱镜，将人们对叫魂的看法以各种各样的色彩反射出来。

    弘历治下的镀金时代

    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成就是以国内和平为基础的。此前，中国本土发生大的战争还要回溯到1681年。亦即弘历的祖父玄烨平定三藩之乱的时候。1683年，当清军征服台湾之际，中国的沿海地区也安定了下来。和平孕育了中国历史上就人口增长与商业扩展而言最为伟大的时期，然而，要追溯这一时期的渊源，却必须回到满清征服中国以前的年代。当十七世纪到来的时候，由美洲引进的各种新作物（玉米、甜薯、花生、烟草等适于在干燥高地上生长的作物）早已由那些打破了中国种种内部疆界束缚而迁徒他乡的人们移植到难以灌浇的山坡地上。到了十七世纪下半叶，征战年代人口锐减的现象已经扭转，导致现代人口激增的环境已经形成。有人认为，在整个十八世纪的过程中，中国的人口数翻了一番。以人数不断增加的大众百姓为服务对象，一个稠密的农村市场网络应运而生。虽然还谈不上城市化，但尘土飞扬（或泥泞不堪）的区域性小市镇却不断扩散发展，并在实际上使得每一个中国农民都接触到了地区性的交易体系。人们处处都在使用货币：来自西属美洲的白银推动了土地与劳动力的自由买卖。当时，西方人自己的工业革命尚处于起始阶段，在他们看来，中国的商业活力与人口增长正在创造出一个既生机勃勃又相当稳定的社会。①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黑色妖术的阴影正在1768年早春蔓延开来。

    ①韩书瑞和罗斯基：《十八世纪中国社会》，耶鲁大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该书对关于这些趋势的学术研究做出了出色的概述。

    一个令人鼓舞的故事

    对于中国的历史学家们来说，描述十八世纪的中国社会，比之探讨进入十九世纪后中国的衰落、破败、孱弱以及无所作为，是一种令人更为振奋的经历。②生活于十八世纪的中国人，在一个稳固而有效的政府治理之下表现出了经商办厂的天才，因而受到了整个世界的称道。中国历史学家在研究这一段杜会史时。其基调是明快的，有时甚至是歌功颂德的。西方历史学家对探讨这一“经济活动的新的与更高的形式”也表现了极大的兴趣。③

    ②新近出版的一本书目，在中国帝制晚期经济发展的类别下（有一个时期，这被称之为“资本主义萌芽”）共列出了中国大陆地区1951至1984年间发表的565篇论文，26本专著，7部资料集。参见田居俭、宋元强编：（中国车资本主义萌芽），巴蜀书社1987年版，第1016～1063页。③韩书瑞和罗斯基《十八世纪中国社会》。第100页。

    确实，研究者们为中国当时的经济发展描绘了一幅繁荣昌盛的图景。十八世纪蓬勃发展的商业活动早在满洲征服前便已打下根基：中国的货币当时由银、铜两种金属构成，而两者的供应量均不断扩大，从而为持续扩展的国内贸易提供了丰富的养料，使之不再局限于中国的主要经济地区。国外贵金属的进口和国内贵金属生产的增加都造成了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白银和铜源源不断地从国外流人中国，以换取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以及外部世界所需的其他产品。交换过程变得更有效率，从而使得农民能够专职从事商品化的作物生产，并促使手工业得到迅速发展。政府则利用货币流通的加速来推行大规模的税制改革。①这种发展图景，早在十六世纪末便可以看到，而当整个国家从明朝的崩溃与满清的征服中恢复过来时，又在更大的规模上出现。随着白银的输入，物价缓慢而持续地上升。但一般来说，这对于经济发展是有利的：它不仅使农民在出售农产品时更有利可图，而且也增强了他们的纳税能力。在十八世纪的长期通胀过程中，投资者十分活跃。②这就是我们能够为这个充满活力却又闹闹烘烘的时代描绘的图景。那么，这一切究竟对人们的社会态度造成了怎样的影响？为了对1768年这场大危机的背景有更好的理解，对此进行探讨是至关重要的，而我们对这一点实在是知之太少了。我们的探讨将从长江下游地区开始，因为这里正是叫魂危机最初发生的地方。

    ①艾特韦尔的著作为人们理解晚明经济中白银货币所起的作用打开了通路。尤其请参见他所著《关于中国与日本“十七世纪危机”的一些观察》，载《亚洲研究杂志》，第45卷第2期（1986年），第224页；以及他的《关于白银，对外贸易以及晚明经济的笔记》，载《清史公报》，第3卷第8期（1977年），第5页。关于货币供应及其在十七世纪的影响，参见魏斐德《中国与十七世纪的危机》。载《帝制晚期的中国》，第7卷第1期（1986年），第1一26页。关于清代货币供应的一般情况，参见傅格尔：《清初中国的中央货币政策与云南的铜矿生产，1644-1800年》，哈佛大学东亚研究委员会；林满红：《货币与社会：十九世纪初中国的货币危机与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哈佛大学1989年博士论文。②韩书瑞和罗斯基：（十八世纪中国社会），第222页。

    长江下游社会

    这个地区位于中国的东部与中部，通常被称为江南地区，是现在被我们称为长江下游的大地区的繁华核心。在分省地图上。这一核心区域包括江苏南部，安徽东部的一角，以及浙江北部。①人们常常以这个中国最发达的经济区域为背景，对十八世纪中国的商业扩展进行论述。中国最为繁荣的地区经济已在这里存在了七八百年；诸如商品化的农作物生产以及专门化的市场之类构成中国帝制晚期经济的特点，也在这里最清楚地表现出来。事实上，由于这个地区内各地的经济都达到了高度的专门化，以至于粮食产量过低，难以满足当地人口的需要。于是，江南的许多城镇成为大规模地区间谷物交易的集散地。进入十八世纪后，每年都有足够为三四百万人食用的稻米从长江中上游各省运往苏州、松江和太仓周围的各个商镇。②这些稻米最终将抵达遍布华东的各个缺粮地区。

    ①由施坚雅所提出的地区性体系的分析方法，是当代影响最大的方法上的尝试，其目的在于能够对中国经济作功能上的区分，同时将这种区分同政治行政体系联系起来。参见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地区性城市化》，载施坚雅与艾尔文编：《帝制晚期中国的城市》，斯坦福大学出版杜1977年版，第211～252页。②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杜1988年版，第61页。

    据十八世纪初叶一个观察者称：福建之米，原不足以供福建之食，虽丰年多取资于江浙，亦犹江浙之米，原不足以供江浙之食，虽丰年必仰给于湖广。数十年来，大都湖广之米镇集于苏郡之枫轿，而枫挢之米，间有上海、乍浦以往福建。故岁虽频裢，而米价不腾。①在制造业方面，江南财富的基础是纺织业。长江下游生产的纺织品在全国均有市场。丝绸是领衔的出口产品，为生活日益奢华的官僚及学界与商界上层人士所穿用。这一规模宏大的工业是以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家庭的手工劳动为基础的。江南社会已经高度商业化，其市场网络则与农民的家庭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说那里存在着“与世隔绝的”或“单个的”地方经济（这里指的是过去人们对于中国乡村的一些错误看法），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极而言之，乡村与市镇的结合，也意味着它受到了手工业的某种支配。在这个人口高度密集的地区，要使得依然不断增长的人口能够在一再缩小的耕地面积上生存下来，家庭的每个成员都不能闲着，而必须为市场生产一点什么东西。

    ①蔡世远认为，政府应当放开对于福建稻米出口的限制。令人遗憾的是，米价的稳定并未能持久。转引自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第63页。

    我们可以看到，早在十五世纪就有人对于纺织业的生活作过这样的记载：纺织不止乡落，虽城中亦然。里妇晨抱纱入市，易木棉以归，明旦复抱纱以出，无顷刻之间。织者率日成一匹，有通宵不寐者。田家收获，输官偿息外，不卒岁室庐已空，其衣食全赖此。②

    ②《正德华阳县志》，转引自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第17页。

    中国帝制晚期这种乡村与市镇之间存在紧密联系的社会特点，不仅反映在已经高度商业化的江南，也在其他一些并没有那么发达的地区表现出来。①在这一时期的经济中，白银与铜钱之类的货币充溢，这不仅使得进出城市的人口流动成为可能，甚至还成为一种必要。事实上，每个农民家庭都在当地市场上从事交易，同时又通过当地市场与地区性乃至全国性的市场联系在一起。对处于前现代的中国工业来说，这意味着，即便没有大规模的城市化发展，人们仍能从事广泛的、高度理性化的生产活动。虽然，在像南京这样的地区性大都市里，确实有着不少大工场和大批城市劳工，但普遍存在于各地的，则是一种复杂精细的外包工制度，其基础则是由缺地农民的妻子儿女们所从事的手工劳动。他们可以居住在自己的村子里！，同时却直接参与大生产体系的运作。

    ①对于“标准的市场化社区”的经典描述，是以施坚雅在成都平原所作的实地考察为基础的。虽然其他地区的情况肯定会有所不同，但“市场化社区”作为一个概念已为关于较早时期的历史研究所证实。参见施坚骓：《乡村中国的市场与社会结构》（第一部分），载《亚洲研究杂志》。第24卷第1期（1964年）。第3～43页。

    劳动力的解撤

    十六世纪以来的商业发展是伴随着一个更为自由的劳动力市场的出现而来的。土地的租赁正朝着地主与佃户之间长期契约关系的方向变化。到十八世纪，永久租佃权已在一些地区出现（在一种双重产权制度下，不同的人可以分剐拥有田面与田底的产权）。明朝初年曾实行过一种世袭身份制度，数以百万计的人均需特别注册，并被迫在特定的行业中为政府工作。满清征服中国后不久，这种制度便被正式废除了。最重要的是，从十六世纪开始的税制改革，通过特地税与劳役税合并、统一以土地为基础收税，完全废除了平民百姓的强迫劳役义务，政府则转而通过雇佣劳力来获得劳役服务。确实，到了十八世纪，挣取工资的劳动力已成为商品化经济的一种既显而易见又必不可少的基础。

    这种形式上平等的精神，本已受到了经济的强大推动，又在清政府于十八世纪二十年代宣布实行“除贱为良”并推行百姓平等的一般性政策时进一步体现出来。我在上句话中强调“百姓平等“，这是因为十八世纪的中国仍然是一个等级差别极大的社会，高高在上的权贵们同其他人是相互脱离的。可是，通过这些法令而获自由身份的人数虽然很少，但由于其象征性的意义，却使得采取这一行动显得相当值得。很显然，“除贱为良”的目的在于通过废除平民中的“贱人”身份，使得“臣民”这一群体不因其中特殊下层社会集团的存在而显得杂乱无章。对于这些法令为什么会在十八世纪二十年代发布的确切原因，我们仍不很清楚。但从更一般性的角度来看，这肯定同满人对汉人上层地主的不信任有关（这些被解放的奴仆正是依赖这些上层地主为生的）；同时，这样做既是对汉人长期以来划分社会等级的做法的一种嘲弄，也表达了征服者的某种“仁慈”，从而使得满清政权能够更好地高居于相对来说已无显著差异的芸芸众生之上。给予平民以形式上平等的做法。同清代第三位皇帝——弘历的父亲胤禛的专权行为与理性思维风格是一致的。“除贱为良”法令所使用的语言暗示，诸如山陕乐户或安徽伴当之类的奴役状态的存在，并没有历史上的特殊依据，因而，在宏大的清帝国面前，所有的平民本来便是平等的。在写到广东省被人视为卑贱的船民胥户时，胤禛宣布道：“胥户本属良民，无可轻贱屏弃之理。”

    新近的一本研究著作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最重要的是”，当这些人获得自由身份后，“便可以利用扩大的劳工市场，并且随意改换雇主”

    在一个生活在二十世纪的西方人看来，不受约束的劳工市场，以及个人依赖他人程度和受奴役程度的下降，都是极富号召力的现象，并与“自由”与“进步”联系在一起。但它们对于一个生活于十八世纪的中国人的心态所发生的影响，却可能不尽相同。勿庸置疑，对于那些正为能在小块土地上生存下去而挣扎奋斗的家庭来说，它们亟需出卖多余劳力以使家人不受饥饿之苦，因而对此是欢迎的。对于无地的农民来说，这使他们有了在自由市场上通过被雇为农工而生存下去的希望。对于一部分既有能力又有运气的无家可归者来说，这甚至使得他们有可能摆脱卑贱地位，通过参加科举考试（这本来是不对“贱人”开门的）而获得上流人士的身份（1771年的一个法令对这种新贵的情况作出了规定，“以报告改业之人为始，下逮四代”，“方准报捐应试”）。然而，使人怀疑的是，那些奴仆们到底在多大程度上真正“获得了自由”？甚歪在半个世纪以后，徽州地区形同农奴的佃农要拥有这种由皇上所准给予的自由，仍然会遇到麻烦。

    一位历史学家指出，用金钱赎身的条款其实并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它大大超出了佃农们的能力，况且，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他们、一旦赎身也就失去了生计。

    可以肯定的是，存在于十八世纪经济“自由劳工”现象背后的是买方市场这一事实。在江南这个人口日益拥挤的地区，对工资劳工来说，“自由”意味着他们能够将自己的家庭同本书刚刚叙述过的江南地区棉布生产的体系挂起钩来；“自由”意味着他们可以离开某个压榨人的地主去寻找另外的雇用机会；大概，“自由”还意味着他们可以加入政府为完成各种工程而雇佣的劳-工大军，或可以在内河船埠以及外贸海运码头找到工作。但是，在这个经济成长的时代，又有多少人根本找不到买主来购买他们的劳力？这些人又该干些什么？

    民众意识中的盛世

    乾隆年闯的中国，经济确实是生气勃勃。然而，它对社会意识有着怎样的影响，却是一个实际上未经探讨的问鼯。社会传播就是一个例子。密集的商业网络在十八世纪的全景中占有重要地位，并几乎使每个人都同某一市场有着固定的关系。关于各种地区性与全国性事件的消息见闻，也沿着连接各个村庄与各个市镇的商路，随着商品和外出旅行者流传开去。那种在今天的中国作为对于由政府控制的新闻媒体的补充而显得特别重要的“小道消息”，在帝制晚期便已经有了发展。而且，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中国各地的“小道”即便在那个时代便已同地区性和全国性的信息网络联系在一起。关于别的地方存在着什么机会、或有着什么危险的消息，是当时中国村民（更不必说城里人了）的日常生活中须臾难离的。我们最难以判断的，是“盛世”在普通人的眼里究竟意味着什么。人们对于生活正向何种方向发生变化，是变好还是变坏，是变得更安全还是更不安全等同题的态度，同我们期待在经济发展时会发生的情况？可能大相径庭。从一个十八世纪中国普通老百姓的角度来看，商业的发展大概并不意味着他可以致富或他的生活会变得更加安全，反而意味着在一个充满竞争并十分拥挤的社会中，他的生存空间更小了。商业与制造业的发展使得处于巨大压力下的农村家庭能够生存下去，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最大限度地投入每个人的劳力。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当时经济的生气勃勃给我们以深刻印象；但对生活于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来说，活生生的现实则是这种在难以预料的环境中为生存所作的挣扎奋斗。谈到十八世纪晚期的意识，又带出了两个更大的问题：第一，不管中圉的经济成长从绝对值来看给人以多么深刻的印象，它是否能够抵消中国人口的巨大增长？第二，存在于地区间的不平衡发展，又对人们关于自己生活安全的看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人口、物价与金钱

    1748年稻米价格的猛涨向全国性的官僚机构敲响了警钟，并立即对民间的秩序产生了令人担忧的影响。在苏州和长江下游其他一屿向来从上游进口稻米的城市发生了暴乱。然而，帝国各地的官员们对于米价上涨与人口压力之间的关系，并非一无所知。陕西巡抚陈宏谋写道，米价上涨的根源在于人口与土地之间比例的长期变动。“米价日增，原非一时顿长，实由生齿日繁。……各省沃土皆已开垦，山坡水滨，旷土尚多，但地气浅薄，种一年，需歇一二年。”一位有经验的官员汪辉祖曾就这些情况对他的家乡萧山（毗邻杭州，二十年后将成为叫魂大恐慌爆发的地方）所产生的影响作过评论：“忆十余岁时，米价斗九十，或一百文，间至一百二十六文，既讶其贵。乾隆十三年，价至一百六十文。草根树皮具尽。地中产土如粉，人掘之以资生，名日观音土，有食之死者。”

    这不是一个短期性的问题；稻米价格在十八世纪的整个下半叶持续上涨。然而，它对地方社会的冲击却显然困货币供应的增加而得到缓和。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起，中国业主开始在安南开采银矿；同时，作为对中国货币的支付手段，墨西哥银币加速流入，扩大了白银的供应量。根据一个权威性的估计，在1752～1800年间，中国的白银供应量增加了大约二亿七千四百万墨西哥银元。然而，正如下表所示，白银流入的急剧增加发生在进入十八世纪六十年代以后：乾隆初年，白银供给的减少可能使得要在人口增长的压力面前维持生计变得更为困难。而白银供给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突出增长，以及在整个十八世纪八十年代的力量聚集，又使得当时的人口虽十分密集，却仍有可能出现繁荣。然而，由白银所带来的利益只是缓慢地渗入到地方社会中去。就长江下游而言，转折点看来出现于1780年左右。至少，对这个关键性的地区来说，与质量有关的证据显示，十八世纪为人称道的“盛世”的开始不可能大大地早于这一时间。使我们了解到肖山方面情况的汪辉祖写道：“十余年来，此（米价昂贵）为常，或斗二百钱，则以为贱矣……夏间，米一斗钱二百三四十文。往时米价至一百五六十文，即有饿殍。今米常贵，而人尚乐生。”对此应作何解释？汪辉祖认为，这是因为大约在1780年以后，通货膨胀已不仅仅局限于人们对之很敏感的稻米价格，而是扩展到了所有的商品上：过去，稻米价格虽高，其他商品的价格却不受影响，“今则鱼虾蔬菜无一不贵，故小贩村农俱可糊口”对这种转变的一种解释，便是货币供应总量的增加。当每个人手里都有更多钱时，商品出售者就可以对所自有种类的商品都开出更高的价格了。虽然证据尚不很多，但汪辉祖的记述为根据白银供应的数据作出推断提供了可信的地方性实例。要更全面地理解十八世纪的经济变化（尤其是人口增长和钱币的较易获得）怎样决定人们对周围社会环境的认识，必须要从事更多的研究。首先我们必须做到分期准确：是周围发生的哪些变化使得识到他们生话中的机会发生了变化？如果汪辉祖对于时间问题的感觉是对的，那么，我们在1780年以后所看到的便不过是一段短暂的幸事。“盛世”的真正繁荣从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延伸到了十九世纪的头五年（其时，世界性的白银短缺降低了国外购买中国货物的能力——而大约与此同时，鸦片的进“又导致了白银的灾难性外流，并造成了我们历来将之与近代的开端联系在一起的全国性的心理沮丧）①。如果情况正是这样的话，叫魂危机恰恰发生在十八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货币供应的增长已开始缓解人口压力的前夕。在长江下游人口过于密集的地区，稻米的价格对普通平民百姓仍然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而在1768年，外部世界还只是刚刚开始在为中国人口的巨大增长支付账单。

    ①虽然据彭信威的图表（参见第45页）所示，白银输入的负增长始于1821～1830）年间，但这一数字（来自东印度公司的记录）未将当时时正勃勃发展德鸦片走私包括在内，因此，白银的倒流也许在至少十年前便已开始了。

    不平衡发展

    如果说，就连高度发达的杭州地区在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前亦已经历了某种程度上的困难时期，那么，偏僻的山区又如何呢？人们无需远离已经商业化的中心地区，便可以看到赤贫、失业与秩序的混乱。距叫魂危机的发源地德清县大约一百三十里处，恰恰是在长江下游的核心苏杭地区的边缘，两个相互毗邻的政区代表着两种形成鲜明对照的情况。广德是安徽省的一个州，坐落于距太湖西岸大约百里处。②浙江安溪县是广德的东邻，有水道与大运河相连，丝绸工业极为发达，甚至使桑蚕的养殖扩展到了该县的山区各乡。然而，除了长江下游各山区县份所共有的人口流入现象以外，经济发展却绕过广德而去。1739年，李姓知县奏请皇上豁免当地的粮贡，以便将之用于补给当地的赈济粮仓。他写道：“窃照广德一州，僻处万山之中，与徽郡接壤，可耕之田无几，兼以水少潍汇，田皆瘠薄。而生长其地者，既无车牛服贾之人，又乏百工期口之术，所赖存活惟望岁耳。休养日久，生齿浩繁，岁丰一年之收，仅支一年之食。上年偶值偏灾，？粥不敷。”由于用于运输的道路失修，难以及时从别处购来粮食。如果官方从当地购粮以充实赈济粮仓，则会给当地人造成极大的困难。就在当年夏天，人们便曾因为洪水的威胁而陷入一片恐慌，并将谷物囤积储藏起来。李知县的结论是，在整个江南地区，没有哪个政区在为民觅食上遇到了这么大的困难。

    ②一个州可以被视为一个县级单位，尽管在行政体制中，它的地位要稍微高一些。

    此外，我们还知道，尽管官方一再禁止，广德溺杀女婴的比例仍然高得异乎寻常。这一长期遭受灾害的地区是否与别处有特别的不同？虽然这可能是一个特别糟糕的个案，但广德的生态环境却并非独一无二。层层叠叠的小山脉在北边构成了一道长达五百余里的屏障，处于丘陵地区的各县东北起自太湖附近，西南抵达江西省界。颇有意思的是，社会史家们通过来自位于这一地区西南角的徽州商人在全国范围内取得的成功，来说明清代的商业生活是何等生气勃勃。然而，徽州本地的经济，却与我们刚刚作过描绘的广德的情况非常相近：这里地处丘陵，土地贫癣，因沿海地区过于拥挤而离乡背井的无地农民来这里安身立命，这是一个相对来说尚未商业化的农业地区。在徽州，存在于那些长期定居此地、以务农为生的人们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一种近于农奴制的体系之上的，这同平原地区自由发展的农庄经济形成了生动的对照。从整体上来说，由于受到将一直持续到下个世纪的移民浪潮的影响，这一地区的人口数目大大膨胀。①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名士汪士铎曾作为难民生活于这一地区（徽州府绩溪县），他对当地的情况作过这些的描述：长期贫困，人口过多，基本商品缺乏。尽管女婴被溺杀的比例甚高，由于人们成婚的年龄极早（甚至达到了男子“三十即可为祖”的程度），人口增长仍在继续。他所记述的这个县份，出口茶叶、术材制品，偶尔还出口贵金属和铅。但这里的基本状况却是糟糕之极：“环县皆山，力农者层累而上，尺耕而寸刈之。旱则忧槁，雨则忧冲。虽终岁勤勤而衣牛马之衣，食犬颞之食。”④虽然绩溪是地区性市场的一一个组成部分——正是由于核心地区的商业化发展，才使得绩溪的少数出口商品有可能得到出售——但绩溪及其周围的地区却同苏州与杭州所处的那个世界形成了惊人的对照。当那些大都市受到困难时期的冲击时，绩溪一类的内地县份又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呢？

    ①1843年的一份报告提及，来自更为贫穷的浙江西南各府的流民，正大批涌入广德～徽州的丘睦地区，成为生荒地上的“棚民”。许多流入此地的人根本找不到工作，也许便如我们以下将要叙述的那样，构成了那一大群在十八世纪的广德四处游荡的乞丐暴民《大清会典事例）。第158卷第296页。

    在论述十八世纪的经济时，没有人能够抹煞存在于中心地区与边缘地区以及富庶的三角洲与贫瘠的山区之间的巨大差异。与经济地图上这一倾斜趋势同时而来的则是人口的持续流动：移民与过客，商人与江湖骗子，僧人与进香者，扒手与乞丐，拥塞在十八世纪的道路上。人们外出旅行，有的是为了雄心勃勃的事业，有的是基于献身精神，有的则是出于绝望与无奈。由旅行者汇集而成的人流，不能不对人们的意识发生影响。①向外部与下层的人口流动有关叫魂的怀疑都集中在流浪者身上，包括陌生人，没有根基的人，来历不明与目的不明的人，没有社会关系的人，以及不受控制的人。最有可能沦为暴民私刑和官府堂上刑罚受害者的，是和尚和乞丐。如果我们考虑到和尚其实也是一种乞丐，那就可以说，被怀疑从事叫魂的人都是乞丐。他们究竟从何而来？

    ①谷井俊仁在当时主人的笔记文章基础上，就十八世纪旅行者们拥塞于中国道途的情况描绘了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图画。他的主要观点是，剪人发辫者很容易地便可以四处走动，而官方要发现并抓住他们却难上加难。参见各井梭仁：《乾隆时期一桩影响广泛的犯罪事件及国家的对应——关于削辫案的社会史素描》，载《史林》，第70卷第6期（1987年44月），第33—72页。

    为什么他们会使人产生恐惧？

    人口增长与生态环境变化。十八世纪期间，中国的人口大约翻了一番，从1700年的一亿五千万左右增加到了1794年的三亿一千三百万左右。这一增长的前提，是中国发展出新的方式，或是开发出新的地区使得人们能生存下去。在这些方式中，包括从新世界引进的诸如玉米和甜薯一类的作物，从而使得山地也能为移居那里的人提供生计。这还包括大规模的国内人口流动，尤其是人口向着因征服时期的内战而人数锐减的四川地区迁徒。人口还移往处于长江与汉江流域的高地，移往满洲，移往很大程度上仍由土著居民居住的台湾，以及移往海外。在中国各地，人们都存向上或向外移动。曾经长满树木的山丘被开发成为勃勃发展的甜薯和玉米农场，直至山地因水土流失而变得不可耕种。十八世纪期间，可耕种土地到底有多大扩展，还难以计量。但有人认为，直到1800年这种扩展仍在全国范围内同人口增长保持着平衡。所有这一切，可以看作是人们意志与行为的成功，但同时也是生态环境的灾难——因为，中国山地的泥土都渐渐地被冲刷到江河中去了。

    我们应该把乾隆年间的商业看作是汲取不断增长的劳动力的蓄水池。它使得只有小块土地的家庭能通过出售家中妇女与孩童的手工作品而得以生存。但是，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无论是商业的扩建还是向外部的移民都不能使每个人都得到关照，总有一部分人会被完全排除在生产性经济之外。他们的出路，并不在于向外迁徒，而是向社会的下层移动，沦为乞丐之类的社会下层阶级。我们尚未掌握什么可靠的方法，能够对时值盛世而离乡背井的人数及其背景情况作出精确的判断。对当时人口进行登记。

    的种种措施，并没有将无家可归者包括在内。过了一个世纪后，在十九世纪的经济危机期间，不少观察家理所当然地看到了有很多人四处流浪。相形之下，十八世纪看上去就像是黄金时代。①然而，尽管对流浪人数的看法不同，早在十八世纪六十年代社会便意识到流浪者存在的情况仍然使我感到惊奇。这个问题之所以特别令人感兴趣，是因为，有着各种不同背景的流浪者——不管是僧道还是俗人——在妖术大恐慌中部成了被人怀疑的对象。②

    ①十九世纪中叶清朝的安徽巡抚王直回忆道，他曾从自己直隶家乡（保定府）的年长者那里听说，“往时，一乡一集，其游惰之业者，率不过百人，众皆非笑，无所容身。今（亦即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孔飞力所加注）则数百家之聚，数十人不等，习以为常。”转转自彭泽盏：《鸦片战争后十年间银贵钱贱被动下中国经济与阶级关系》，载《历史研究》，1961年第6期第63页。这种情况，是由这一时期因白银短缺而引起的经侪危机所造成的。②在本书中，我使用“僧道”或“僧道的”这两十词，以避免使用“礼仪职事人员”这个表达方式（尽管我有时也会使用它）。在帝制晚期的中国，大多数礼仪职事人员同西方神职人员的区别在于，他们不从属于任何一个教会。他们也并不全都以从事礼仪活动作为一种“职业”或以此来排斥其他的各种追求。就那些从广义上被认为是“佛教徒”的人而言，其中有很多新参加者居于佛门内外之同，并不是完全的佛门弟子，而且除非他们接受正式的剃度，大概也永远不会成为真正的佛门弟于。大多数的“和尚”并不居住在规矩严密的正式的大寺庙中，而是住在地处普通杜区、或位于普通社区附近的小庙中。至于大体上遵循道教传统的“道士”们，他们的大多数既不以自己的全部时间从事这一活动，也不居住在任何一类道观中。许多“和尚”与“道士”只在自己村中三教九流兼容并蓄的庙宇中从事职事话动，而并不从属于专一的佛寺或道规。总之，比起另一些人来，一些僧人道士所过生活受到的控制要严密得多。在人数甚少、素养甚高的僧道上层人士与广大未受过多少训练的“和尚道士”之间，差别是巨大的。在官方文件中，常用“僧”、“尼”或“道”等词，来简称一大批形形色色、通过衣着、剃光了的头以及行为举止来表明自己从属于某种主要宗教的人们。对官员们来说，他们不得不作出这样的区分，而我们却不能对此仅从字面上来看待。在旧中国，“僧道”与“俗人”之间的差别远远没西方“僧侣”与“平民”之间的差别那么明显。

    下层道士僧人。当妖术危机达到高潮的时候，一个名叫李英的年迈道士因涉嫌剪人发辫而被直隶省当局逮捕。后来又被送往承德的夏官，交由军机处审理。①李英招供如下：我系定州人，②今年五十七岁，父母妻子已身故，一向在外佣工度日。于（乾隆）三十一年在房山县做工后，因贫乏难过，发愿出家，在黄莲洞跟道士傅月砍柴挑水。傅月因庙中穷苦，不肯留住。有石堂寺僧人广善，亦系定州人，修理庙宇，我遂往投他做工。后来，李英又从别人处听说了“立志修行，从不下山”的大道士王来水的名字。王来水的一个徒弟带他去见师傅，可是王来水“因粮米短少，亦不肯留住”他。十天后，在下山的路上，李英跌伤了腿。“遇民人韩俊发扶我至村中，养活数月。今年二月腿好了，才出来募化度日。七月初七日，至小井地方，遇总督大人经过，我去观看，即被拿获。”③处于社会边缘的下层和尚道士的人数到底有多少？四川省一位按察使曾指出，有越来越多的失业男女，未经削发，便以“带发修行”为名，“潜居庵观”。他们既非僧道又非俗人，在寺庙庵观中过着地下生活，“勾引为匪，花消寺产”。④我们可以将这种现象视为民众的一种虚伪的宗教虔诚，也可以把这些人看作难以为当时经济所吸纳的多余部分。不管是哪一种情况，在关注安全问题的官员们看来，这些人都是一种威胁。当然，当时并没有什么可靠的手段来统计他们的人数。

    ①《上谕档方本》，乾隆三十三年七月二十日（博恒）。②定州座落在人口稠密的华北平原，位于北京西南约三百余里处。③军机处的官员们将此案发还直隶，省当局对李英供词中提及的所有庙宇道观都进行了搜查，除找到了“佛道经典”外，并无发现药品、符咒或妖术指南之类的东西。在李英故事中提到的每个人均被逮捕，带往承德审讯。最后李英和其他人均被宣告无罪，释放回家。④《清实录》，第790卷第10页，乾隆三十二年闰日七月一十七日。

    最令人感到吃惊的是，尽管皇帝本人对于和尚道士深持怀疑，到十八世纪六十年代，清政府那套用来对他们进行登记的体制已经残破不堪。在一位经验丰富的省级官员高晋（曾任两江钦差总督）看来，政府中没有什么人在费心收集有关和尚道士的准确情报。高晋曾亲自检查过属下一些县的登记名册，发现误差甚大，不仅对僧道总人数未作统计，就连发放度牒的体制也已经停止运作。根据高晋的报告，因为无人认真执行有关僧人每收一个新徒弟（亦即每剃度一个人）都必须上报当局的规定，只有“十之二三”的僧人道士持有度牒。其结果令人吃惊，大批人冒充僧人道士，以至于“奸良莫辨”。这些人不仅“罔遵戒律，蔑弃清规”，而且“甚有异言邪术，煽惑愚民，干犯法纪，大为风俗人心之害”。①高晋的担忧，同反映在《大清会典》中的官方对于僧道人员的普遍成见是相当一致的。然而，十八世纪中叶的情况是不是使这种焦虑变得更加迫切了呢？高晋写道，“私行削发”（亦即未在寺庙中经过正式的剃度仪式）、“漏造人册”的流浪者如此众多，如果将他们统统圈起并强迫他们恢复世俗生活，就会使他们“失业无依”，造成极大的社会动荡。高晋指示其下属对没有登记在册的僧人道士进行彻底清查，列入名册。然而，他奏报皇帝，这样做还只是一种治标的措施。他提议，除奏报当年的人口及收成情况外，还应当恢复在年底向皇帝奏报当年在册僧道人员的做法，从而使控制他们的努力多少具有一种紧迫性。②在这个社会环境中，有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人（就像“道士”李英那样）因为生活无着而四处流浪。“僧道”生活显然正将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吸引过来，去从事得到社会的认可（但未必得到官方批准）的乞讨活动。

    ①这里涉及到的一个问题是，处理这些报告的一般程序（报告由省政府转送礼部，而不是省里的官员奏报皇帝），给地方官员留下了所有这一切不过是走走过场的印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一般程序是1674年根据弘历的黄祖父的诏令而设立起来的。通过将皇帝这个因素从这一程序中取消（亦即皇帝不再过问这些情报），也就意味着整个体系已形同虚设。《朱批奏折》，第864卷第6号，乾隆三十年八月十三日。②弘历反对这一意见。他朱批道：“此亦治标而非正本澄源之论。”（然而，究竟什么是他的“正本澄源之论”，却不甚清楚。）更何况，此事“此时更不可行”（弘历显然是担心在反妖术运动正开始扎下根的时候，这会造成僧道人员中的混乱）。弘历决定：“俟事后再讲。”浙江省按察使曾日理也观察到当时只有少数僧道持有度牒，因而提出了一个相似的建议，要求所有的僧道人员必须持有路照《朱批奏折》，第864卷第12号，乾隆三十三年九月二日）。同高晋的一样，这一建议是来自省级官僚的一个典型的反应：比组织有力的侦缉来得更快、也更有利的，是通过通常的文案处理而把整个问题纳入常规。对于这种反应，本书第九章将作进一步的分析。

    在官僚们的心目中，不管是什么人，凡四处流浪的乞丐都是对于公共安全的一种威胁。那些居无定所、没有家室的人也是无法纳入控制的人。②当剪人发辫的危机达到高潮的时候，湖北布政使闵鹗元在一份奏折中写道，过去对僧道人员登记在册并

    ②今天，在官方对于行乞者的态度中，仍然充满着对于公共安全的关切以及道德上的说教。在此，我要感谢韩书瑞使我注意到了《中国日报》一篇题为《乞丐对杜会秩序构成威胁》的报道。根据这一报道，尽管乞丐人数有所下降，但据估计中国全国在1987年仍有67万名乞丐，比起1979年，下降了37%。根据《人民日报》的报道，这些乞丐“扰乱了社会秩序，因而应当引起社会的广泛注意在乞丐中。只有20%是因自然灾害或家庭变故的原因而以乞讨为生的。大多教人则把乞讨视为赚钱的捷径。还有人则或是为了逃学，或是为了逃避由父母包办的暗姻。还有人是被家庭抛弃的精神病人……1987年，广州市35%的乞丐是罪犯。”载1988年5月16日《中国日报》。

    加以控制的制度已不足以应付当前的情势。现在，成千上万的游方僧道（其中有些人同僧道只有极表面的关联）已成为煽动叛乱和从事法外活动的可悲温床，从而构成了一种新的威胁。通过法令而实施的控制，只是对那些定居一地并受当局管辖的僧道人员才有效力。而现在，数以千计的“游方僧道”却在法律不及之处流浪。他们“每托朝拜名山、访隶师友为词，暮北朝南，行踪莫测”。每当经过收留游方僧道的寺院，他们便以“挂褡”为名，居住下来。“其中奸盗诈伪之徒，依草附水，偕影藏身。”每年，各省奉命查缉的人犯数以千计，但能够捉拿归案的只占其中很小一部分。大多数被通缉的人犯都换上了僧道服装，销声匿迹，远遁外地。这就是为什么“至如妖言妖书等重大案件，每案必有外来奸僧邪道主持，煽惑良由”。因为这些人居无定所，要追寻他们的踪迹也就极为困难。

    闵鹗元对于下层僧道人员的看法，表明了这样一种意见：很多“僧人”和“道士”其实同僧道没有任何关系，而只是披着僧人道上的袍服来逃避法律的制裁。虽然在剪辫大恐慌中被捕的大多数僧人道士并没有经过正式程序入教，但他们中的很多人既非真正的僧道，又非假冒者，而是处于两者之间的新近削发者（对于他们的情况，我将在第五章中作进一步的探讨）。不管怎么说，他们更像是乞丐，而不是罪犯。他们中的有些人（如肖山的巨成和定州的李英）是全家经历悲剧后孤独的幸存者。然而，从官方的观点来看，任何人不受其控制的行动都带有某种危险性。冈鹗元建议，朝廷应作出新的规定，禁止僧道人员投靠本人没籍处以外的寺庙道观，也不准其外出时超出本人所属寺庙道观百里以外。如有触犯，则地方官员可以将其逮捕，“究明有无犯事脱逃图谋”。即便没有发现犯罪情节，也要根据《大清律例》中那条奇妙的、涵盖万事的“不应，重”（不遵守法规为重罪）条款，对其罚以重杖，并“勒令还俗”。所有的寺庙道观都必须将这些“云游僧道”驱逐回籍，并向官府具结保证本处不再收留这类人员（皇帝批注道：“此事可缓，知道了”）。①诸如此类的警告大大触动了皇帝本来就敏感的神经。弘历从来就对佛教僧人有着根深蒂周的怀疑（这同他对于佛教大事声张的赞助是很不一致的）。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和尚及他们的行动使得当局难以对之加以管束。正如弘历本人在另一场合所表露的那样，他的这种态度还反映了儒教对于那些“甘心剃发为僧，并不顾父母妻子，则行踪可疑”的人们所持有的更一般性的鄙视。②在这方面，僧人的情况与受人歧视的太监相似——太监为了饭碗的缘故，而摒弃了生养后代这一最重要的尽孝的义务。

    ①然而，我并不知道闵鹗元的计划最终是否获得批准并得到了实行。②《清实录》，第813卷第15页，乾盛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日。

    如果说，闵鹗元关于四处流动的下层僧道人员的描述并不仅仅揭示了官方受到刺激的神经的话，那么，对其作为清中叶一种社会现象的重要性应如何看待？有人会推测，到十八世纪六十年代，人口的压力已开始侵蚀很多地区平民家庭的经济基础。热而，我们所掌握的关于下层阶级的资料是如此之少，以至于除了他们的赤贫状态以外，我们对于他们的社会背景全然没有系统性的了解。乞讨作为应付饥荒的一种手段，以及游方僧道作为乞丐的一类，当然都不是十八世纪六十年代才开始出现的现象。③然而，对于妖术的恐惧并不是因为卷入其中的人数多少，而是由于人们对此的想象而产生的。闵鹗元以官方的常用习语所表达的，正是因那些无根无基的人们不受控制的流动而产生的焦虑。在一般民众中，是否也存在着相似的焦虑？如果存在的话，那么它极可能是通过与妖术恐惧有关的种种习语而表达出来的。在一般民众中，可能正发生着这样的情况：也许，因为有更多四处流动的陌生人出没于自己的社区，人们对他们的恐惧才不断增加；也许，不管四处流动的人数有多少，人们对他们的看法始终在发生变化；也许，两种情况都存在，即便没有这一类的社会变化，如同我在第五章中将要解释的，在人口稠密的地区，人们对于陌生人的恐惧本来就是根深蒂固的。

    ③谷井俊仁引用了1721年孙家康游记中关于穷人出家以求生存的记述。

    平民乞丐。几乎所有写到乞丐的人在开始时都要列举他们的类型（瞎子，身体畸形的人，在市场上卖唱或卖艺的人，本地乞丐，以及随季节变化而来的外地乞丐，等等）。他们具有一些看上去相当普遍的特征（例如，只有乞丐才唱的曲调，或流落街头的乞丐常用的“职业性哀号”，等等）。现在已很清楚，到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僧道人员中的很大一部分其实就是形形色色的乞丐。不管官方对此如何加以反对，以僧道的衣衫举止在外行乞，是人们所熟悉的，甚至还为民众所尊重。一位十八世纪的观察者指出，那些鄙视一般乞丐，连一个铜板都不会给他们的富人，却会把自己兜里的每个铜板都扔进乞僧的碗中。以便为来世积德。毫无疑问，一般乞丐的身上有着僧道人员所没有的某些特征。仅仅是他们的外表（例如，肮脏得令人生厌，头发板结，衣衫褴楼，等等）便与通常身着袍服的僧人形成了对照。即便如此，在大众的心目中，僧人与一般乞丐之间的区别并非一清二楚。北京人很久以来便习惯于将一般乞丐叫做“叫化子”，这种叫法便是来自于“募化”一词——指的是佛教僧人宗教性的募化乞讨活动。在种种为乞丐特有并通常扮演的角色中，和尚也许是最能为人所接受的一种。我们或许可以将这些角色看作是在十八世纪已经很好地建立起来的某种社会模板，每当时势变得艰难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便能够将自己依附上去。这种模板仍然保有塑造改变人们行为的力量，这也许正反映了十八世纪状况的实质：那些被清代社会的经济压力挤压出来的人们，在社会符号的领域里，仍然能够找到可为人接受的通向生存之路。

    在后来的那个社会走向崩溃的时代，人们将会发现，在大众一贫如洗所产生的压力之下。这种模板也开始破裂了。

    从一个世纪或更久以后没有标明日期的那些资料来看（这些资料在民俗学家徐珂极有价值的关于清代逸闻及社会掌故的集子中可以看到）。乞丐在各地社会种种不同的生态环境中，已经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有些人为县府服役担任递送令状的差使。有些人的角色随季节而变：从安徽北部来的行乞者每年冬天（亦即村里的农闲季节）都要在江浙两省边界上的小城镇集中，整个冬天都以乞讨为生，到春天再回家乡。这些人看来是普通的农民，他们无法在两季收成之间找到活计生存下去。那么，就理解十八世纪情况的需要而言，徐珂提供的信息又有多大的帮助呢（这些信息中的很大一部分肯定是来自十九世纪后期或更晚的时候）？尽管一个世纪后的经济状况更为恶化，人口过密以及社会解体的情况也更加严重，但当时人们对于下层僧道阶级发展的种种看法，至少能使我们不会放过十八世纪中叶流动人口实际增长的证据。

    有关清代外向性移民的讨论，很大程度上都集中于人们向人口密度相对来说不高的边远地区与海外的移动。由于这是一个地方官员所必须处理的问题，也由于国家有时会对此予以鼓励，这种外向性移民在帝国的档案文件中有着很完善的记载。然而，要对人口向下移动的情况——即对人们被迫抛弃固定职业而四处飘泊乞讨的情况一作出判断，就要困难得多。当行乞者变得失去秩序时，这个问题偶尔也会在文献资料中有所反映：在前文提及的广德山区中，到1767年，乾隆中期的“盛世”孕育了一帮“丐匪”，他们出没于这一地区，以武力强取豪夺，并以棍棒石块与捕役交锋。后来，当这些乞丐被抓到时，才发现，其中有十人先前曾因同样的案由在邻近的徽州与秀宁被捕过，但他们只是挨了一顿打，然后便被释放了。这一次，弘历下诏给他们以更为严厉的惩处。然而，他却完全没有提及广德经济上的问题。

    妖术、敌意与焦虑

    虽然上述信息具有启发意义，但我们并不能因此便断定，到了十八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经济已将大量人口挤入一个不断扩大的下层阶级。然而，有更多的证据表明，人们的观念是起作用的：在妖术恐慌发生的前后，司法记录中出现了一些关于民众敌视乞丐的案子，颇能够引人联想。在一件案子里，一个姓黄的乞丐到一家姓黄的家门口乞讨（两人或属同宗，但并非五服之内）。黄家人要他以后再来。乞丐已是饥肠辘辘，便一面怒吼，一面试图挤进门去。黄家人使用粗木棍打他，把他打死了。在另一件案子里，当一群邻人正散坐着吃喝时，三个乞丐走来同他们搭话。他们得到了一小捧吃食，却大声抱怨说东西太少，并把讨饭碗捧碎了。这群邻人便攻打他们，结果，两人逃走，一人被打死。两个案子中的杀人者均判为绞监候（对于杀人罪一般都作此判决）。①如果有办法证明，这种导致杀人的敌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长，那就可能说明，或者是下层阶级正越来越侵入社区生活，或者是人们对于赤贫者的责任感正不断削弱并变得更为模糊。②

    ①《刑科史书》，第2773卷，乾隆三十四年五月三日和四日。第一件案子发生于广西，第二件发圭于山西。②这一研究将需要对保存在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刑部编年记录《刑科史书》进行大规模的纵向分析。只通过较少的研究便已证明，美国社会对于乞丐的敌意正在上升。考虑一下这十1988年发生于纽约市的故事：“在过去一年里，街头行乞者的数目增加了好几倍，其行乞方法也越来越变得咄咄逼人、甚至吓人。”一个纽人承认，乞丐们“为我杀人的想像力提供了新的目标”。甚至连那些习惯上对乞丐不予理会的没有同情心的城里人，也在“付出某种心理上的代价……内心发生着一场小型争斗，有时并外露而成为愤怒。”

    我们能否以种种社会的或经济的焦虑为理由，来解释人们对于妖术的恐惧？有人曾作过这方面的尝试，但我对之并不感到满意。不管事实本身多么清楚（对于妖术的恐惧，社会中的紧张，等等），但关于它们之间的联系，一般来说却是既不能证明，也不能否定的。我当然会乐于宣称，十八世纪的中国人之所以害怕妖术，是因为他们感到自己的生活受到了周围种种看不见的趋势的威胁（也许是人口的过度增长，或者是担心市场力量上下浮动的影响力会“偷走”他们的生计）。然而，这样的说法尽管迷人，却永远无法得到证明。但清楚的是，一些晦暗不明的观念会伴随盛世应运而生：它们也许并不涉及经济发展对于生存的无形威胁，但却可以肯定，它们把四处游荡的陌生人视为危险。随着叫魂故事的逐步展开，我们将会看到，某些人对于妖术的恐惧很明显地是与他们的社会经历有联系的。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对国家政治领域中种种有关十八世纪生活的晦暗不明的观念进行探讨。

    第三章 或现或隐的威胁

    当画师为他画像时，人到中年的弘历笑得并不由衷——在我看来，甚至还显得有点勉强。也许，这略带凄凉的微笑中含有这样的认识：一宗伟大的事业，往往会因为那些为之服务的人们本身的卑下而变得不再伟大；一个伟大的人，往往难以抗衡多数人的卑下；乐到极点，往往会转而生悲。

    如果说，历史上曾有过哪位君主为登基作过细致入微的准备，弘历便是一人。当弘历还是幼童之时，他的皇祖父玄烨便因为他的沉稳勇气和聪慧才智而对他恩宠有加。他的父亲胤禛在于1723年继承皇位后，便立即将他立为皇储——？本人刚刚经历并赢得了一场异常残酷的皇位之争，他不希望这样的事在自己身后再度发生。

    确实，胤禛继位时面临的局面是严酷的：皇子们争权夺利，他们随从之间的派系斗争，使得帝国的政治运作陷于一片混乱之中。为了自身地位的安全，胤禛剥夺了许多满洲王亲贵族的兵权，并通过严肃纲纪而使官僚体制得以摆脱派系斗争之累。

    从加强安全及巩固帝国中央集权的考虑出发，他创立了一个新的高层咨询机构——军机处，通过它来控制帝国的秘密通讯体系。为了使地方政府的财政合理化并进而减少腐败，他以一种公开征税的新制度取代了非正式的加额征税。胤禛矢志不移地使事物趋于合理化，并颇具匠心地建立起了一套新的机制。当二十五岁的弘历于1735年10月继承大统时，胤禛将自己的所有成就都留给了儿子。同父亲继位的过程相比较，弘历的帝国简直是放在一个托盘上奉送给他的。①即位之初，弘历将自己的年号定为“乾隆”。帝国的一份诏喻曾经解释道（但并非提供正式的文字诠释）：新继位的君主从上天（“乾”）得到了不可胜数的支持（“隆”），他将以自己的全副身心（乾惕）使得父皇留下的“丰功盛德”得以进一步发扬光大。但事实上，在弘历在位的几十年间，胤禛留下的遗产却渐渐地被耗损殆尽了。若说弘历没有尽心尽力，那对他是不公平的。这是由这一时代的种种特殊问题所造成的。胤禛面临的是对于自身安全的直接挑战，而弘历所要面对的挑战却要微妙得多。尽管他不必再同一个时时觊觎皇权的贵族阶层相抗衡，但却每天都要同一个很懂得以无声的方法保护自己、维护自身利益的官僚体制打交道。这一时期，从表面上看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已能和睦相处，由于皇帝本人对于中国文化的炫耀卖弄，亦由于他对于书画的爱好，这一点显得更为突出。满族上层人士已学会了对中国精英文化的因应之道，而汉族上层人士则默认了满人的霸权地位。然而，文化差异的这种缩小是必须付出代价的，弘历有时甚至怀疑，他的满族同胞现在有能力对至高无上的皇权所提供的只是某种微不足道的支持了。满洲威权正缓慢而平静地消退。这是一种不能不予以正视，但同时却又难以有效应对的威胁。更何况，在政治的表象背后，还有着商业的勃勃发展与人口的繁衍增长这些造成伟大历史性变化的杠杆在起作用。

    ①例如，在财政事务方面，曾小萍（MadeleineZelin）在她关于胤禛推动各省时财政合理化的研究中指出，诸如通货膨胀之类的新因素给地方政府带来了新问题，而这是征收附加税的新税制所无法解央的。

    关于弘历生平的各种资料可谓汗牛充栋，可能最终亦无人有能力为他作传。要透过他的许多代笔人而真正认识他本人，就必须阅读皇帝审阅奏折时用朱笔写下的评论、诏谕和各种随心所欲的批语（它们都保存在清官档案里），除此之外别无他路。要做到这一点，当然必须以事件为背景。如果与叫魂危机有关的种种事件能对弘历传记的写作有所帮助，那就必须在可能的情况下，通过弘历自己经手的各种文件来揭示他对于在他看来特别棘手的某竖问题是如何作出反应的。在这些问题中，有两个至关重要，那就是：谋反与汉化。

    关于谋反罪的看法

    自十三世纪以后，中国所有的王朝都是在征服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既没有官廷政变，也没有禁军的反戈，有的是大规模的征战。所有这些用征服方式建立起来的政权，就其本质而言，都是通过军事手段而强加到全国老百姓头上的。但对于清王朝来说，如同走在它前头的十三世纪的蒙古人一样，征服者的异质文化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了。不管征服者使用多么巧妙的语言为王朝更替辩解（通常的说法是，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政权尊从天命而取代了一个腐败的政权），却无法消除这种危险性：可怕的种族感情始终会对构成新王朝统治合法性基础的种族意象提出挑战。人们会宣称，既然这些新统治者是外来人，他们也就是篡权者。正是这种可能性的存在，使得清统治者始终保持着对于谋反的警惕。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大清皇帝对于谋反问题的看法也在发生变化。

    到了弘历当政的时候，满清大一统帝国为自身存在所作的装点与辩解看来已大体完成。到了此时，战胜者与战败者之间的关系已没有什么新奇特别之处；对于谋反行径，也已经可以用通常的说法来予以解释了：在这一对抗关系中，一方是因具有儒家德行而赢得了上天佑护的合法王朝，另一方则是一群无孔不入、堕落败环的阴谋分子。可是，在这一表象的背后，旧有的种族敌对情绪是否还存在于深层？这是一个我们永远也无法作出明确判断的问题。当发式这一尖锐的种族问题因发生于1768年的种种事件又重新突出起来时，要理解这些事件，我们便不能不对征服初年的气氛稍加探讨。这是因为，那时发生问题还是非常突出的。发生于清初的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剃发事件也许能揭示，在弘历的微笑里可以包含着多么阴暗的含义。

    对于征服年代的回顾

    1645年，当长江流域各地的战鼓还变相呼应之时，刚刚即位的满清皇室已在为建立胜利者和战败者之间的连接纽带而进行准备。

    皇帝福临只有九岁，年纪尚幼，完全由他的叔父多尔衮主事。虽然多尔衮颇懂得如何赢得汉人的支持，但在一个问题上他却绝不作任何妥脚：满族文化的一个简明而一目了然的特征，将成为汉人无条件臣服的标志，那就是，他们必须剃光前额并在后面蓄辫。①削发令。甚至在满洲军队入关前，投降满人的汉人便以采纳满人发式表明臣服之意。有关征服的历史记载一般都强调，剃光前额是臣服的不可或缺的象征。从进入北京之日（1645年6月5日）起，多尔衮就下了明确的决心，要对每个人都强制施行满洲式的削发。在征服南方的过程中，发式问题成为汉人在对满人的绝望抵抗中得以团结起来的一个焦点，并使得满人对于南方的征服比之没有这个问题不知要血腥多少倍。可是，在征服北京后的第一年里，多尔衮甚至对于是否要在宫中推行削发也发生过动摇。但最后，他还是通过由政府机构正式下令的形式发布了削发的要求。

    ①满族男子究竟自何时开始采纳其特有的前额削发、后面留辫发式，尚不得而知。推想起来，这是一个需在马背上作战的民族为方便起见而采用的发式，以便在射击时不致让前面的头发挡住视线。

    削发令的起因在于，当朝中官员们征引已亡明朝的“礼乐制度”（祭天仪式）对满人发式提出讥讽反对时，多尔衮被激怒了。

    尽管明朝的制度将成为满人征服中国后重建帝国政府机制的基础，多尔衮却决不愿意在有关满人风俗的问题上被人嗤笑。他指出，这种说法“甚属不伦，率朝何当无礼乐制度？今不尊本朝制度，必欲从明朝制度，是诚何心？”当问题涉及到剃光前额时，多尔衮承认，因为人的发肤受之父母，不敢予以损伤，儒生们的反对多少还有点道理。但他又强调说：“若谆谆言礼乐制度，此不通之说。予一向怜爱群臣，听其自便，不愿剃头者不强；今既纷纷如此说，便该传旨，叫官民尽皆剃头。”

    1645年7月8日，削发令送达礼部（该部管理的事务包括有为所有重要典礼仪式制定服式），但却披上了儒家语言的外衣。文中说，天下既已大定，因而也是普及削发之制的时候了。既然“君犹父也，民犹子也”，则“父子一体，岂可异违”。如果君民的生活方式不予以统一，则他们最终可能会趋于“二心”。如果这样的话（现在，又回到了这一明喻的政治方面），他们不就几乎成了“异国之人”了吗？此事本来是不需由皇帝本人提出，而是应由其他人自然而然便想到的。现在，自法令在北京颂布的十日之内（或法令颁布后抵达某一省份的十日之内），所有人都必须遵照执行。不服从者将“视同逆命之寇”。官员人等若为那些主张“仍存明制，不随本朝制度件的人说项，亦将格杀勿论。

    在衣冠问题上，多尔衮采取的是一种不那么具有强制性，也较为宽松的态度；但他同时表明，即便在这个问题上，最后仍将颁定统一的政策。可以肯定，使用上述语言的用意在于将剃发问题。与处理谋叛的法律常用语对应起来。在《大清律例》中，“谋叛”归在“十恶”条款之下，列为第三项。而对这个范围广泛的罪项所作出的唯一澄清是：这指的是“谋背本国，潜从他国”。对于“叛徒”的处罚，则开列于《大清律侧》的惩罚部分：所有参与阴谋者，不论主从，均一律斩首。罪犯的妻妾儿女则发配给有功官员之家为奴，其父母、兄弟和祖父母则流放二千里外。尤其令人惊奇的是，削发令本身并未作为单独的条款或于目出现在《大清律例》或《大清会典》的任何一个版本中。也许，对于新政权的统治者们来说，不管他们推行这一法令的态度多幺坚定，却仍希望把它留在正式成文的法律文本之外。对削发令的实行，或者将不涉及《大清律例》和《大清会典》，或者将以《大清律例》中关于谋叛的一般条款为依据——这些条款的绝大部分都是从以前各朝的律例中继承下来的，因而也具有更为深厚的合法性。

    在满清征服中国的年代里，各地以抵制削发令为中心意象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抵抗运动。在很多地方社区，要让人们团结起来，与其呼吁他们去效忠已经濒临灭亡的明朝政治秩序，毋宁召唤他们以抵制剃光前额来表现出捍卫自身文化尊严的决心。发生于长江流域的那些闻名天下的抵抗事件，显示了在公众心目中削发问题与人的自尊之间存在着强有力的联系。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这个文化的焦着点对于满洲人侵者也有着重要意义，促使他们在武力的使用上直指抵抗运动最顽固的中心。

    这样一来，削发令又成了一项极为精明的行动：与其让那种不温不火对待新政权的消极态度得到滋养生长，毋宁让这种抵抗一下子爆发出来而迅速予以荡平。

    可是，挑战削发令的个案在已被征服的省份不断被查获，对此又应当如何看待？满人征服者在处置各地蓄发者时表现出的狂热与残忍表明，他们相信，若稍稍放松对削发令的执行，便可能酿成民众的抵抗运动。削发令因而便成了衡量官员们对于为新政权服务热衷到何种程度的一把尺子。在下面的这些案子里，几个单独个人纯因偶然因素而被发现有偏离法令的行为。

    这些案子表明，满人征服者不但极注意要在普通臣民中统一发式，也下了很大决心促使官员们顺从地为新政权服务。从这些事件中，可以让人感觉到清朝初年因削发令而产生的那种肃杀血腥的气氛。时至1768年，难道满人因汉人违反削发令而绷紧的神经就会完全松弛下来了吗？在一般民众中——按照“种族记忆”理论设想——每当到了要剃头的时候，父辈也许偶尔仍会向儿辈提及当年这件事曾有过的灭族危险？

    儒生的方巾。时届1647年3月上旬，距满族征服者大规模入侵华北、占领北京已有三年。即便已是残冬，遥远的西北仍然干燥明冷。汉军旗人出身的甘肃巡抚张尚刚刚接获北京要他外出巡视的敕谕。3月4日，他到达了位于长城内的边城永昌城外。县学的所有生员都跪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两旁迎候他。张巡抚骑在马背上，颇为满意地注意到每个学子都戴着满族风格的暖帽。然而，正如他后来所奏报的那样：中有一人，臣默窥其蓄发。及至公署，随唤通学进试，亲自去帽验看。本生吕可兴，果然全发未剃。张尚大怒，命令地方官员对此进行调杳。他们报告说，根据张尚的命令，关于削发令的告示曾在这一地区广泛张贴，因而这个不幸被捉住的武生员吕可兴虽来自农村，却实在是没有什么借口可寻的。张尚将吕系狱，并上奏皇帝，要求将他“立刻枭首，已彰国法”。皇帝下诏日（可以设想，这是由严厉的多尔衮代笔的）：吕可兴即就彼正法。这不剃头的该管，地方官并家长、乡约地保、邻佑，应得罪名，又有成例，如何不遵？着察奏再通行申饬该部知道。钦此。

    结果，吕可兴未经剃发的头颅被砍下，公开示众。吕氏家长与当地保头及邻居亦受到廷杖的惩处。当地知县则被罚了三个月的薪俸。

    市场上的骚动。同年晚些时候，在离湖北省省会武昌不远的华中商镇余镇，发生了一场小小的风波。一个名叫郭尚贤的农夫来到了镇上卖鸡，因区区小事而肝火中烧，与人发生了口角。有人召来了兵丁，对郭来说很不巧的是，兵丁发现他前额的头发已有寸把长了，便把他抓了起来。兵丁又在他身上找到了一张有某个姓尹的人签过字的纸条，而当地一个已经死去的盗贼正好也姓尹。郭农夫因被疑为贼党而带到了县衙门。在那里，事情很快就搞清楚了，纸条原来是郭农夫的尹姓地主所写，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审理此秦的是汉阳府通判、代知县章文登，他显然没有把郭农夫蓄留头发当作什么大事，因而把他释放了。可是，郭不久又因头发的事再次被镇上的差官逮捕，并卫被送到了县衙门。这一次，章文登为他剃了头，然后又像上次那样释放了他。然而，那个差官也许是为了谋求升迁，不肯让事情就此平息下去。他直接向省里告了一状，不仅针对主犯郭农夫，还将矛头指向了章通判，说他“包庇叛逆”。

    省里的按察使重新把郭抓了起来，并把他及镇上的差官和章通判带到一起当面对质。结果，按察使发现这个案子确实是判得过于宽大了。不仅郭农夫和章通判，就连尹姓地主和郭的邻居们，也都统统应该受到惩罚。然而，他又认为，应当把有意蓄发的行为（就像长江下游一些城市蓄意抗命的义兵们的所作所为）同无意中忽略及时剃头区分开来。他提议，对郭农夫应在责打后予以开释。

    这一温和的判决被潮广钦差巡抚所推翻。在签署意见时，巡抚指出，削发令早已经三令五申。郭农夫只是一个无知的乡巴佬，但他的作为却使自己一再甚同一罪名被捕。为什么没有把他当作一个惩一瞢百的例子呢？他只是在事情败露之后才被迫剃了头，显然是故意再犯。至于章通判，他未能控制住一个蓄意反抗的臣民的行为，这已是不可原谅的了；更有甚者，当此人被捕后，章通判先是对此案姑息因循，而后又纵容他“将发顿削”，从而销毁了他头发长短的证据。皇帝批准了更为严厉的处置决定：郭农夫予以斩首，章通判予以革职。结果，巡抚又奏报道，韩农夫已在狱中因病死亡，此为“天刑……信王法之丝毫不爽也”。

    满清征服中国的最初几年是危险的。这不仅仅对那些献身成仁的烈士们来说是如此，任何人——不管是出于懒惰还是因为无知——只要未能达到新政权对于发式具有象征意义的规定，便都会受到制裁。这些人并不是效忠明朝的激进分子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是因为某个偶然机会而被逮住的个人。而每当有一个“逆叛之徒”被正法时，至少也会有一个官员相应地受到纪律制裁。压力便由此而产生了。在这片已被征服的土地上，即便是在最为偏远的角落，对于政治犯罪的容忍也可能意味着某人为官生涯的终结。这样的做法，不仅使得汉人百姓，也使得主管他们的汉人官员，都必须要对不彻底执行削发令的行为承担责任。削发令本身由此成了满清皇帝用来测试臣民的一块试金石。

    头发，羞耻与归顺。在早期的削发案件中，蓄留辫子本身从未成为满人强制施行的目标。这似乎是由满人与汉人两方面的态度所决定的。削发令一旦公布后，征服者便立即将注意力集中到剃光前额的问题上，而忠于前朝的汉人对这一点的抵抗也最为顽固。个中原因，显然是由于前额削发比之背后蓄辫包含着更大的耻辱。当时人也许曾由削发而联想到阉割——这上面并没有直接的证据——因为在旧体制下，男子的人格（也是男子社会上层人士的地位）是以精心蓄留的长发为象征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在满族勇士看来意味着阳刚之气的东西，在汉人的跟里却是娇弱妇道的象征。更有可能的是，如果艾德蒙·李奇关于头发礼仪性意义的说法是对的，满人的削发便是一种自制战胜放纵的象征。①

    ①李奇认为：“从礼仪上来说，长发表示不受限材的性征；短发、或部分剃发，或紧紧扎住的头发表示受到限制的性征；完全剃光的头表示独身生活。”李奇为使这个观点更为合理，征引了十七世纪英国在过个问题上的精神病专家查尔斯·伯格的看法。骑士们蓄长发，性征突出，缺乏自我约束；而圆颅党人却留短发，性征受到限制，并有严格的自我行为约束。霍尔帕克反对李奇将短发与性抑制联系起来的看法，但他自己的假设对头发与社会纪律关系的说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剪发表示社会控制（在象征的意义上同社会控制有联系）。

    还有一种在当时即为儒生们所接受的更为稳妥的解释是，损伤受之于父母的发肤是一种亵渎。关于汉人抵抗前额剃发行为的另一个解释，则在于剃发在历史上同耻辱和惩罚的联系。例如，在公元前三世纪的一部刑典中，便将枷发（包括剃去头发与胡子）同纹面、残肢并列一起，作为对于奴仆与已定罪犯人的羞辱。剃发的这种涵义很可能贯穿中国整个帝制时期而一直存在下来。在清代，让已定罪犯人遵守剃发规定的问题也受到了关注。典狱长必须让所有待决人犯在秋决前保持剃光前额。对那些被流放的人犯，则每个季度都会对他们进行一次检查，以确保他们剃光自己的前额（但辫子问题却从未提及）。于是，汉人对于前额剃发的恐惧正好把满人对于削发令的强制推行集中到这一点上来；而从象征的意义上来说，蓄辫成了一个并不那么引起满人关注的问题。然而，当某人已经留起局所要求的发式以后，除非割去他的辫子，便难以通过他的发式对当局提出突然并具有象征性意义的挑战（因为前额头发的生长是需要时间的）。很显然，要迫使别人因发式而卷入具有象征性意义的抗命，最容易的办法便是割去他的辫子。①再则，当某个人并非出于自愿而被别人割去辫子时，他的心中又会作何感想？由于别人的行动，他的全家却陷入了被政府满门抄斩的危险境地！当我们试图对1768年人们为什么对割辫的妖党术士怀有那么大的恐惧作出解释时，不能排斥这种焦虑所起的作用。

    ①有过这样的事：反清志士强行割断遵从满请法令的农民的发辫。

    然而，迄至妖术大恐慌爆发之时，作为削发令要求之一的蓄留辫子，其实一直远不如剃光前额那么重要。②弘历面对谋叛弘历的盛世，看上去离那些血腥的日子已相去甚远。如果剪人发辫确实是一种谋叛的行为，亦即是对满人统治地位的一种象征性的反抗，那么，这是一件无论是北京或省里的官员们都不愿公开与之发生对抗的事情。那些种族间充满仇恨的日子不是已经为一个平静和谐的大一统帝国所取代了吗？与这种情绪相适应，在叫魂危机发生的头六个星期里，弘历在与各省官员的秘密通信来往中没有一处提到剃发这件事。他所一再提及的只是妖术问题。在这个大一统帝国，这是一个不管由谁担任统治者都会遏到的古老问题。然而，剃发问题决不会长久地被埋没。

    ②近代一个与满洲剃发要求相近的事件是1949年共产党人在全国范围内对人们的服式所作的改变。“中山装”（西方人误称为“毛装”）与俄国式的劳动帽明白无误地提醒人们：被征服者必须以遵从征服者的风格来表明自己的服从。

    到一定的时候，皇帝的另一副面孔也会展现出来：在对其外来异己性质的象征性挑战面前，这个外来人的政权从来便是极为敏感的。

    满清统治者所使用的语言，既表现了大一统帝国宽广的普世主义，又反映了他们作为少数种族狭隘的防卫心理。身为一个统治着庞大帝国的少数种族，满清朝廷必须两者兼备——既必须从普世主义的角度，又必须从种族的角度来表现出自己高人一等的优越性。要解决满清政权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两者都是必不可少的。他们既需要以具有合法性的皇族身份来统治这个大帝国，同时也需要维护征服者精英层本身的凝聚力与活力。作为大一统帝国的统治者，他们权力的基础并不在于自己的种族特性，而在于德行与文化上为人普遍接受的规范。但是，要作为一个握有权力的少数种族而生存下去，他们自己的种族特性不仅需要得到保护，还需要受到颂扬。弘历相信，正是由于满人可贵的种族传统，他们其实能比汉人更好地统治中国，也特别有资格将儒家的道德箴言融人帝国的统治之中。满清朝廷因而需要两个展现言辞的舞台，一个用于表现政权的普遍性，另一个则用于捍卫政权的种族特性。然而，谋叛的行为却使满清朝廷面临微妙的选择。谋叛者对于满清王朝提出的挑战往往会突出种族问趣，强调因为满人是外来人，他们的统治也就是不合法的。因此，谋叛的案子并没有为颂扬满人特性提供一个特别有利的舞台。

    弘历的风格，是尚武的满人种族特性与普世主义文化的一种不太和谐的混合物。他希望将满族特性变为帝国机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君权既要成为满人文化完整性的保护者，又要成为多种族霸权的一种象征，其正当性则应通过普遍性的儒家言辞得到证明。作为满族德行的捍卫者，弘历采用的方法有二：第一，他要在种族问题的真正细节或只具有象征意义的小处均让汉族文人感到惊恐不安；第二，他要通过向自己的满族同胞宣讲本族尚武的传统和优越的品质，来激励起他们的种族意识。

    可是，一旦涉及到真正的谋叛阴谋事件时，再提及种族问题便不但危险，甚至还带有刺激性。弘历处理乾隆十六、十七年间两个严重谋反事件时的态度便生动地表明，当他真的相信满清皇朝面临危险时，他会多么小心翼翼地对具有种族象征意义的问题——尤其是对极为棘手的削发问题——保持沉默。

    伪稿案。当弘历年届四十，已是一个在位十六年的老练君主的时候，他遇到了一场危机，其根源十分复杂，以至于我们至今仍不能完全理解。1748年春天，他所钟爱的孝贤皇后去世了。同年，传来了征服四川金川土司之役用兵失利的消息，从而揭示了满清军事机制存在着无可质疑的弱点（弘历极为震怒，下令将两名最高级的官员斩首）。然后，在1751年，他像自己的皇祖父那样，以炫耀宏大的皇家仪态首次出发南巡。悲哀、沮丧、加上华丽浮夸，为他统治中的这个关节点带来了一种充满火药味的特殊气氛。应在这前后，弘历遭遇了他治下第一场煽动叛乱的严重危机。

    这一危机包括两个不祥的事件，一个与上层文人有关，另一个牵涉到的则是普通百姓。但这两个事件在时间上可疑地接近。所谓“伪稿案”和马朝柱起义的相像之处，只在于这两个案子最终均未破获。然而，它们明显地向朝廷敲响了警钟，因而会使人设想，当这两个事件发生时，中国的社会与政治一定极不稳定，绝不可能处在历史上最为成功与繁荣的政权统治的中期。虽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两个事件之间存有联系，但在弘历的心目中，两者却肯定是被连到了一起的。这两个事件结合在一起，动摇了弘历关于“外人统治”问题已得到了一劳永逸的解决的信心。在处理这两个事件中的任何一个时，弘历即便在秘密通信中也不敢无所顾忌地提及其中所涉及的种族问题。

    那是在1751年8月，一份奇怪的文件引起了贵州一位地方驿传官员的注意。这是一份据称由时任工部尚书的高级官员孙嘉淦（1683年生，1753年卒）所拟奏折的抄件。在其官僚生涯的早期，孙嘉淦即以敢于向弘历的父亲胤禛提出直谏（而胤禛则不落俗套地对之予以褒奖）并对官吏的不法行为提出尖刻的批评而闻名于世。云贵总督将这份在贵州发现的“奏折”上送北京。根据他的一份秘密报告，这份“奏折”中充满了“诬谤”与“虚捏”之语；在其末尾，甚至还有皇帝赞同的御批（而这是完全不合情理的）。在此后的几个星期里，皇帝又接到了来自大清帝国相距甚远的不同地方的许多报告，在那里出现了其他的抄件。到年底，搜寻“伪稿”始作俑者的大网巳在全国张开。数以千计的人被捕入狱。令人吃惊的是，近在京师的学衙，远至西南边疆，伪稿抄件均有发现。因拥有或转抄伪稿而受到指控的人，则从高级的省级官员到商人、僧道、绅士无所不包，甚至还有旗人。逼供产生了许多虚假的线索，但最后，江西巡抚于1753年1月宣布将一个名叫卢鲁生的千总逮捕归案。不久，军机处的一个审议庭便宣布他即是该案正犯，在卢被凌迟处死后，弘历便宣布此案已经结案。然而，漏洞百出的证据以及“正犯”的匆匆就刑，使这个案件的“解决”充满疑点。可是，伪“奏稿”的实质内容及其广泛传播，却为我们理解弘历在谋叛问题上的困惑提供了线索。到那个时候，虽然连“街上的脚夫”都知道伪稿中写的是些什么了，它的抄件却未能保存下来。弘历对所有被发现的抄件进行了彻底的焚毁，甚至连军机处的档案中都没有一份抄件留档存底。对弘历来说，伪稿的内容一定是太羞辱而太难以容忍了。其他有关的证据表明，这份“奏稿”列举了“五不解十大过”，对弘历本人及与他接近的官员们进行了严厉的个人攻击。

    它似乎也间接提及了因弘历的首次南进而带给各地的沉重财政负担。它可能还抨击了弘历对几位高级官员，特别是对汉军旗人出身的将领张广泗的严厉处置——1749年，张因为在征伐金川之役中“处置乖张”而与另一大臣纳亲同被斩首。最后，马朝柱一案（对此我在下面还要讨论）的证据表明，它甚至还对满清皇朝的合法性提出了非难。可以肯定，弘历在追寻伪稿始作俑者，惩罚拥有或转抄伪稿者、以及有效地销毁伪稿的所有抄件上所表现出的极度愤怒，揭示了伪稿的抨击令他感到多么害怕。

    而这种恐惧的根源，决不仅仅在于由这个案件所表现出来的文人之中对于满清的广泛敌意。由弘历的性格特点所决定，他很快便怀疑到这是针对大清帝国的一项根深蒂固的明谋的反映——伪稿案不仅同发生在他父亲统治时期的文人谋反事件有牵连，也与神秘的马朝柱事件有联系。①马朝柱谋反案，我们之所以设想伪稿案对于满人统治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这是因为，甚至连弘历也逐渐相信，这件事是同1752年春天露头的马朝柱公然反清的阴谋有关联的口。马朝柱事件是弘历首次遭遇以复明为号召的运动。为对付这一运动而采取的血腥报复行动，则成了弘历统治上半段后期一个耸人听闻的序幕。

    ①陈东林。徐怀宝：《乾隆朝一起特殊文字狱》，第4页，这一恶名昭彰的案子与一位湖南文人曾静有关。他于1728年曾阴谋推翻朝廷，但却为弘历的父亲赦免。弘历登基后，即将他凌迟处死。参见海默尔：《清代名人录》第747页；《清实录》，第9卷笫10页。

    据称，马朝柱本系农民，来自位于长江流域，坐落于湖北省会武昌下游约一百三十里处的蕲州。当他越过省界来到安徽西部时，受到了一个僧人的影响，并从那人那里（根据政府的调查）获得了一种自己将担当大任的幻想。马朝柱开始宣称，自己同居住于“西洋国”、以明室楚王后裔“幼主”为首的明朝遗族有联系。据说，被清廷打败的西南军阀吴三桂的后代也在西洋国居住，同时驻扎在那里的还有三万六千名兵丁。住在那里的还有李开花，这是一个在民间很有名的据说将来要做皇帝的人。还有一位“娘娘”（这是百姓用来称呼送子神的）也住在那里。马朝柱自称是西洋国的一位将军。他告诉自己的追随者们说，一种名为“遮天伞”的飞行器可以在几个时辰里把他的军队从西部的据点带到华中，而他们对于长江流域的进攻已是迫在眉睫了。①当警惕的官员们在武昌东北大约二百四十里处的罗田县东面山中发现了新铸的刀剑及号召反叛的檄文时，所有这一切都暴露了出来。这个贫穷困苦的地区，恰好座落在高度商业化的中心地区以外，在那里定居的人们靠着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勉强为生。虽然马朝柱本人脱逃，但他的许多部众，包括他的一些亲戚却都被捉拿归案。在武昌的监狱里关押着人数众多的要犯，以至于当局因为害怕这会引起公众的骚动，不大愿意同时对他们进行审判。然而，弘历下令，审判应照常进行。

    ①以现在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军机处档案中的许多“供词”为依据，铃木中正为马朝柱事件描绘了这幅图画。在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我也曾看到过关于这一事件的许多文件。

    罗田县的发现使弘历为之震惊。他下达谕旨，将先前未对马朝柱一伙进行镇压的罗田知县“即行正法”——在同类案子中，这种处罚是一种很少见的情况。②对马朝柱本人的疯狂追捕造成了数以百计的嫌疑犯被捕入狱，并将持续多年。然而，马朝柱却一直未被捉到（如果他这个人确实存在的话）。③到头来，正如同当局对于伪稿案主犯的狂暴追捕一样，马朝柱案件显然令弘历相信，清廷已成为一场大阴谋的目标。

    ②《清实录》，第414卷第2页。当地知县曾报告说马朝柱等人均属“勤苦农民”，在山中谋生。考虑到官方为得到“供词”而使用的手段，我们对这种说法不能完全置之不顾。对此，本书以下还有进一步论述。③在北京故宫档案中，我接触到了一份行省官员给皇帝的奏折，标明的日期则是17年以后，内称，仍未发现马朝柱的踪迹。很显然，这样的奏折是每年都要提交的。《刑科史书》，第2771卷，乾隆三十四年三月五日。

    毫无疑问，罗田县那些阴谋造反的人是将满人当作外来者看待的，因为他们对满清削发令的违反是蓄意的。根据两个曾经“受诱惑”而变卖土地加入马朝柱一伙的人的供词，当人们进人马朝柱的据点“天堂寨”时，要用嘴舔血（这是为了表明他们会忠诚于自己的誓言），也要吞服纸符。同时，他们还让自己的头发任意生长。并不再剃光前额。①然而，弘历的反应却在措辞上极为谨慎，不管这些人对盛世构成的威胁辱他多么不快和震惊，他却始终用一种带有普遍性的标准来对待这种威胁，强调这些谋反者只是在造一个大一统皇朝的反，而不是在反对一个外来人的政权。在不得不承认这里存在着削发问题时，他有意突出的是谋反者冒犯了“列祖列宗”：我大清百余年，深仁厚泽，不意竟有此等覆载不容之枭，獐虺蝮酰，潜毒一至于此。

    ①《朱批奏折》，第836卷第1号，乾隆十七年四月八日（永常）。湖广总督永常在奏折中似乎是在宣摧引用供词。无论是审讯者还是永常本人，都不至于故意在供词中加入这些言辞。相反，在一般情况下，地方官史常常会对直接向满人统治提出挑战的证据持大事化小的态度。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弘历与行省官员的秘密通信中更不必说在公开的诏谕中了——他却从未提及巡抚报告中关于谋反者对于削发令的违抗。然而，弘历极度愤怒的反应却不可避免地将他的内心世界暴露了出来。他下令，对那些被捕的疑犯要“备极严刑”，但暂时又不要处死他们，以便获得他们的供词。甚至在同高级官员的秘密通信中，他也明显地希望避免提及种族问题。看来弘历刻意保守秘密的主要动机是为了不使公众的信念受到动摇。他写道，虽然这些微不足道的叛逆之徒本来“不足为虑”，但因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对他们仍需迅速地予以弹压。而对这一案子本身的情况（他在这里指的是这一案子的反清象征性意义）则必须予以保密。不管是在公开或私下的场合，任何人若提及剃发一事，便都是在自寻麻烦。在这里。我们第一次遇到了我所谓的“恐慌因素”：弘历其实相信，百姓大众是轻信的，一有政治危机或天下大乱的迹象，他们就会惊恐万状，作出暴力的反应。在我们的故事中，弘历的这种信念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现出来，并决定了他那种只要有可能便避免承认存在着谋反与妖术的政策。这种信念甚至还影响到了官方内部文件所使用的语言——似乎仅仅提及某一罪恶便会在实际生活中造成这一罪恶的发生。于是，作为一种常规，这也意味着即便是对那些最不寻常的威胁，也不能不用最寻常的语言来加以描述。如果我们可以从弘历的恐惧中判断出公众的情绪的话，则我们不能不说，这种情绪是变化多端极不稳定的。在1768年妖术大恐慌发生的过程中，弘历的恐惧或多或少地始终存在。在我看来，这就是为什么在妖术大恐慌初起时，弘历甚至在与清廷高级官员的秘密通信中也避免提及削发令遭违反一事的原因所在。不论是在处理伪稿案还是在对付马朝柱起义时，弘历都没有提及种族问题。尽管富有挑衅性的剃发问题在这两个事件中都出现了，但弘历在处理它们时的最初动向却与处理1768年叫魂危机时非常相似：他知道，不管“种族层次”的问题对于征服者政权的生存有多么重要，对此却只能经由其他的场合来处理。

    那样的一个场合很快便为弘历抓到了，那就是文字狱：通过揪住他所谓文人们影射攻击“满人根基”的种种文字上的偏差，而对他们大开杀戒。到十八世纪七十年代，这更成为他在全国范围内使用的一种手段。弘历对于剃发一类公然威胁到满人统治的问题固然不愿公开提及，但在对充其量只是对满人名誉造成了微不足道损伤的文字表达问题上，他却是一触即跳。在涉及种族时，甚至某种几乎完全让人觉察不到的文字偏差，也会让一个文人丧命。同那些有可能造成群众性骚乱的大规模谋反案件相比较，弘历在处理文字狱时可以随心所欲地掌握事件的范围与节奏。在对付此类“谋叛”案件时，他尽可以大声颂扬满人的种族尊严，却不必担心因此会引发出什么意外。

    文字狱的预兆。我们刚刚叙述过的这些事件过去仅仅三年，弘历便看到了通过言辞而大兴文字狱的有用之处。1755年，汉人学者胡中藻被指控利用诗作煽动对满人的种族仇恨（即便在当时，这看上去也显得是在强词夺理）。胡中藻是已故大学士鄂尔泰（鄂是弘历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两个大学士之一）的门生与派系中的骨于成员，并与鄂尔寨的侄子鄂昌常有诗文往来应酬。弘历对于胡中藻的凶猛攻击（说他“尚有人心者乎？”），曾被认为是对于官场派系活动的一种抨击。然而，这个案子让我感到惊奇之处在于：弘历大骂胡中藻“诬谤满人”，又严斥鄂昌的行为使他不配当一个满人，并把这两者联系到了一起。这就说明，只有把胡鄂案件的两个方面放在一起考察，才能理解这个案子的意义所在：在弘历的认识中，谋叛与汉化其实只不过是同一威胁的两个不同侧面而已。

    在对鄂昌矫揉遗作的诗文予以痛斥时，弘历极为愤怒地写道：“满洲风俗，素以尊君亲上、朴诚忠敬为根本，而骑射之外，一切玩物丧志之事，皆无所渐染。”但是，弘历宣称，近来因与汉人文化的接触，已使得很多满人因能在诗文上故作风雅而自得其乐，而这对于他们的品质是极为有害的。先时，满人虽“未经读书”，却懂得“尊君敬上之大义”。尽管孔门儒生亦通过诗书传学，但他们也将忠孝之道视为上德。如果读书只知“剽窃浮华”而“不知敦本务实之道”，则这种学问又有何用？弘历因而警告道，他将对数典忘祖的满人予以惩罚，并将严禁他们与汉人发生诗文上的应酬往来。如果要对弘历的警告发表评论，则可以说，这种警告也许确实对当时的朋党活动起了某种抑制作用，因为满汉官员之间的诗文应酬是文人结为朋党的主要途径之一。可是，我们也不能忽视这里所包含的一个具有实质性意义的信息，那就是，它同谋叛与汉化是有关联的。

    由汉化带来的腐化

    既勇敢又富有生气，既诚实又不吝豪华，这就是满族上层人士宣称自己作为征服者而具有的美德，也是经精心加工后征服者在被征服者心目中应有的形象。这些品质不仅在作战中是致胜的因素，而且也适用于统治这个被败亡的明朝搞得一团糟的大帝国。然而，为了要统治这个大帝国，满人却又不能不借用汉人的制度并获得汉人的协助，这就又从一开始便使得上面这种似乎无懈可击的说法产生了漏洞。

    在满人还没有越过长城之时，满人贵族的内部斗争便促使满清朝廷采纳汉人施政及中央集权的种种措施。在那以后，为了赋予征服者的政权以一种上承天命的合法性，使其以天命继承者的身份出现，满清朝廷需要对官化的儒家意识形态予以推广——根据这种意识形态，合法性统治的基础在于德行而非种族特性。但与此同时，它又必须保持满族本身的特质。征服者没有与被征服者同处，也没有被腐化，这一点必须保持下去。但在这样的情况下，征服者又怎能将一种异质文化与他们自己的文化嫁接在一起呢？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如果我们进一步考虑到，满人还必须“进入到”汉人的世界中去（更不必说享受其中的乐趣了），那么，我们对十八世纪满人所面临的问题便开始有所了解了。对于弘历来说，谋反与汉化是互有关联的危险。然而，汉化的危险更为隐蔽，因而也可能会使他产生更大的焦虑。对于满族上层人士来说，乾隆时期（1736～1796）是一个痛苦的转折时期，他们面临的汉化威胁比之以往任何时候部更为明显——但却还没有明显到无论做什么都已无法使之改变的地步了。

    八旗精英

    当弘历在位在时间上达到中点时，他在一个统治全国的少数种族集团中高踞于权力的顶端。但这个集团本身并非铁板一块。在一小批上层精英与大批穷困群众之间，已经出现了分裂。那个于1644年征服了中国的军事群体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除了满人以外，还有在满人入关前便已降服他们并加入八旗组织的居住关外的汉人，以及同满人结盟的蒙古部落。在这个拥有三十四万七千名男子以及他们的家庭成员的群体中，满人本身只占大约百分之十六。到十八世纪二十年代，这一群体中体格强健的男人的数目几乎增加了一倍，而满人则大约占其中的百分之二十三。在帝国的总人口中，这只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少数（连同他们的家属在内，到十八世纪中叶可能仍少于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一）。虽然他们中有数千人担任着收入丰厚的文武官职，但大多数人则陷于“贫穷、负债与失业”的境地。那些专门留给他们的土地，此刻大部分已落到了汉人土地经营者的控制之下，旗人自己则几乎全部居住在位于都市的兵营里，而在那里，那些禁止他们与周围汉人通婚的法令正日益失去效用。在军事技能不断衰退的同时，征服者上层人士的文化特征尤其是他们的满语能力——也日益退化。对于普通旗人来说，他们既缺乏一种建立在坚实经济基础之上的自我尊严，又没有军事威胁而带来的促人清醒的挑战，几乎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他们用来支撑自己作为征服民族的骄傲了。然而，对于弘历来说，弘扬满族的骄傲却是一个极为紧迫的问题。他显然知道，要保持自己对于官僚体制的影响力——更不必说要保持自身政权对于被征服的汉人的控制了——就必须以满人能够继续维护自身的种族特征为前提。在这个满人正在被汉化的时代，弘历成了满族语言和价值观念的积极倡导者，尽管如此，同时他也是中国文化的热烈拥护者。要同时完成这两项任务，看上去似乎毫无希望。但是，这却是任何一个统治王朝——不管是由本族人或外来人所建立的——都必须要做到的。领导统治一个国家同官僚们日常管理一个国家是不同的。正是这一点，将征服者与成千上万管理国家的文职官僚区分了开来。要作为一个统治者集团生存下去，征服者必须保持自己先前的活力和与众不同之处。然而，为了将文职官僚带入征服者的阵营，同一征服者又必须以儒家文化合法分享者的面目出现。要将排他性与汉化完全孤立区分开来是不可想像的。这就是弘历作为满族首领，同时也作为大一统中华帝国皇帝所面临的两难处境。对他来说，如何将这两个角色合为一体是一件头等大事。他统治下的政治史正是从这里开始发生的。

    文化的传播

    弘历在表达自己对于满人素质退化的恐惧时，一般来说，会讲到他们正在失去些什么（如武功、文化资源及个人品质，等等）；但同时，他在讲到这些时也会表露出对腐化堕落的汉人上层分子的蔑视，并担心满人会向他们看齐。旗人应当在勇气、俭朴、坚毅等方面成为具有超高水准的典范，而这种水准应是任何汉人（甚至包括那些其先辈早在满人征服中国前就已开始为其服役的汉军旗人）所难以想象的。然而，一个接一个的事例却向弘历表明，那些旧日的美德正在渐渐褪色。

    一个出身显赫的满人武弁通过与兵部书役的小心勾搭，向那些颇有野心的旗人出售官位。弘历把他当作一个例子问道：“我满洲中，岂有此臣仆？”而更令他感到厌恶的是，满人中竞有人会刻意寻求这种舒适的职位：朕前令八旗人员，简用外任，原以为伊等克受满洲淳朴素风，共知自爱。且人材弓马，均有可观，足为外省绿营表率，并非仅为伊等疏通进用之选。弘历强调，再不能对于满人中的无赖之徒表现出特别的仁慈了。在本朝初年那个伟大的时代，道德水准要高得多，这样的人似乎还值得改造。但随着满人人口数目的增加，他们中的许多人已“渐染恶习，浮靡嚣薄，殊失国初浑厚之风”。这些人“希图安便”，已经“几与汉人无异”一个甚至更令人震惊的案子，发生在一位临时服役于绿营的旗人身上。这个旗人未能平息一场地方叛乱，又不愿面对制裁，便悬梁自尽了。皇帝为之大怒。他宣布，录用满族人于绿营，是因为他们骑射精进，也因为需要依靠他们“整顿绿营庸劣之习”这个自杀的人，“身系满洲世仆竹，他本来应该带兵平息地方上的叛乱，即使因此殉职亦在所不惜：即偶固拒捕致伤，虽非阵亡可比，朕亦必念其因公身殒，格外加恩。似此畏惧自缢，究属一死。……满洲世仆内，又岂应有此庸劣之人乎？此风甚陋。着通行晓谕各省绿旗满洲官员，嗣后凡一切事务，惟勇往奋勉，以蕲复满洲旧习，痛戒懦弱怯惧之风。在弘历看来，满人的堕落从他们的语言能力上颇为不祥地表现出来。除了朝中使用双语的规定外（据此，一定等级文件均需由译馆译成满文），一个更为广泛的假设前提是，旗人对于自身语言传统的掌握成当如同对于骑射功夫一样蚋娴熟。满语是大清朝在中亚地区权力的象征。如果边防卫所的满人丧失了自己的“文化传统”，他们就会受到穆斯林旧民与廓尔喀部落的嘲笑。可是，不论是在内地还是在边防卫所，满人的语言水准正在急遽下降。地方上的一位八旗总兵就曾为所在行省用满文写就的文件中充满文法与用辞的混乱而发出哀叹。虽然满文是“旗人根本”，但他们的写作中却是“错中添错¨。这种腐化甚至也在满人家园内部扩散看来。有一次，弘历发怒道，在满洲任职的官员本来主要是应以满文来撰写奏折的，但他们却只是使用汉文。“如所奏之事太繁，清字不能尽意，必须汉文者，亦应兼缮清文。”弘历因而指责这些满人“竞染汉人习气，有失满洲旧风”。在他看来，虽然目前满文也许还不能完全满足政府治国的全部需要，但它却是测试满人文化完整性的一把尺子。

    弘历很自然地将自己推出来作为一个榜样。他从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来纠正某一翻译上的错误，或直接用满语向某一候选官员提问。对于有关军事事务的满文诏渝的汉文译文，弘历极为挑剔。准噶尔之役编年史的编撰者在处理译文时过于自由发挥，使满文原文“意义尽失”，便受到了弘历的严厉申斥。在这个问题上，弘历对于忠实于满文原文的强调，当然不是为了卖弄学问，而更是将之当作驱邪护身的一种法宝。

    除了只有驱邪护身的力量外，在敏感的国家事务，尤其是军事事务上，满语还可作为机密语言使用。1767年，弘历派遣为自己所信任的皇族成员福灵安（弘所的连襟福恒的长子）就远征缅甸之役停滞不前之事进行调查，，福灵安送会的奏折系用满文写成，揭露了此役统帅杨应琚和李时升的奏报全系“虚捏”。杨、李两人后来均被逮捕处死。在这里颇为重要的是，在一个以汉人统帅为调查目标的案子中，使用满文为一个本来就相当机密的通讯体系又加上了一层保密因素。①

    ①弘历讲到，他曾对杨应琚寄于极大的信任，但却从他奏折中的种种“不合之处”发现了问题。他担心的是，杨应琚因有疾在身而受到下属欺瞒。弘历因而派遣福灵安及一名御医，同往前方探查杨的身体状况。“降旨福灵安，就近亲赴军营，将彼处实在情形，查明具奏。”福灵安的调查显示，缅人确实蒙骗了杨应琚，并乘机侵入大清境内；而李时升的战报则完全事虚构的。弘历在自己的怀疑得到了证实后，又加上了颇富色彩的一笔，以贬低福灵安所从事的侦查活动的重要性。杨的欺罔之言之败露，“实由天意昭彰”“先前并没有人对杨的行为提出指摘，而福灵安又故意等到回京后才当面作出报告，“朕复传旨询问，伊始将所知彼处实情一一入告。此皆抑赖上苍默佑，启迪朕衷，得以先凡烛其情伪，不致于贻误，并非因福灵安此奏折”。福灵安的奏折原系用满文写成，此刻又“俱着译发，并谕中外知之”。《清实录》第781卷18页，乾隆三十三年三月二十四日。

    江南问题

    既恐惧又不信任，既赞叹不已又满怀妒忌，这便是满人对于江南的看法，而叫魂危机正是由江南而起的。在这个“鱼米之乡”，繁荣兴旺的农业与勃勃发展的商业造就了优雅的气质和学术成就。北京大部分的粮食供应，是经由大运河从江南运来的。因此，几百年来，帝国的统治者们便发现，他们需要不断地同江南上层人士争夺那里多余的粮食。同样令北京统治者感到头痛的，是如何才能建立起对于江南踞傲不逊的上层学界的政治控制。江南的学界精英所期期以求的并不但仅是在科举考试中占有一席之地或获得高官厚禄。如果有什么人能让一个满族人感到自己像粗鲁的外乡人，那就是江南文人。面对这个久已存在的江南问题，在处理这种爱恨交织的关系时，弘所以自己的方法表达丁自己的看法。凡在满族人眼里最具汉人特征的东西均以江南文化为中心：这里的文化最奢侈，最学究气，也最讲究艺术品味，但从满人古板严谨的观点来看，这里的文化也最腐败。

    正是因为江南文化有着种种非常吸引人的地方，它才对满人的价值观念——那种弘历喜欢想象的价值观念——构成了威胁。

    如果满人在中国文化面前失去自我的话，那么，正是江南文化对他们造成了最大的损害。

    皇帝本人既为江南所吸引，又为江南所排斥。在访问江南后，弘历将江南精英文化的一部分移植到满人在承德的夏都，予以尊祟。但除了精巧与优雅外，江南也意味着堕落与汉化。江南颓废的文化正在葬送到那里就任的优秀官员们，不管他们本是旗人还是汉人。①长江下游的社会既奢侈又腐化，如同糖果腐蚀牙齿一般腐蚀着人们的美德。大学士刘统勋的儿子刘墉（这当然是北方的一个好家族）在刚刚担任了一任江南学使后，于1762年就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份措辞严峻的奏折。他对江南已经商业化的富绅在力量与影响上超出了政府控制能力的情况作了描述。“生监中滥事妄为者，府县官多所瞻顾，不加创艾。”

    ①弘历喜欢向江南官员们指出，在进入江南这十高度腐化的环境“以前”，他们还都是有良知的官员。甚至连两江总督高晋这样深受信任的老臣，也受到过“实属昏惯糊涂”的苛责。《清实录》，第751卷第6页（1766年）。

    官吏们“既畏刁民，又畏生监，兼畏胥吏”，结果使枉法的人得到开释，而官府则对极端的行为熟视无睹。由于地方上层人士势力强大，府县官吏为明哲保身，学会了对麻烦睁一眼用一眼的精妙技巧。弘历批示道：刘墉“所奏实切中该省吏治恶习”。江南士民风尚本来便“浮靡喜事”，再加官吏姑息放纵，“遂致渐染日深”，达到了“牢不可破”的地步。

    弘历接着写道：“近年封疆懈弛，直省中惟江南为甚，此固非刘墉一人之私言也。”两江总督尹继善和江苏巡抚陈宏谋便是不好的样板。这两人在这一地区任职时间最长（尹继善六年，陈宏谋四年），但两人均以“无事为福”为信条。两人都有丰富的行政经验，但“上和下睦”已成为他们为官的习惯。再加“其下属又大半往年旧属”，他们已惯于为之文过饰非。上司对下属酌监督极为松散，以至于那些贪官污吏敢于串通一气，”有意延搁公事一。尹、陈两人对这种混乱局面的形成难逃其咎。如果像他们这样的高官能身为表率，其下属又怎敢为非作歹？他们必须对“怠玩相沿如刘墉所奏”的官吏“据实参处”。如果他们只是以此来对付自己的政敌，则“更难逃联洞察”。

    江南的堕落甚至侵蚀了诸如尹继善这样的满族中坚分子，更不必说像陈宏谋这样的汉族资深官僚了。江南的乌烟瘴气渗入了各个层次，从省级大员到县级官员，无不为之波及。为使官员们避免受到地方影响而设计的回避制度，也难以抵制在道德风气败坏的长江下游地区长期为官而受到的侵蚀。如果说，江南文化对满人来说是一个陷阱，那么，素质本来就差一些的汉族官吏（甚至是最优秀的汉族官吏）就更容易受到感染了。放纵、任人唯亲、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小心翼翼以及优柔寡断，等等，所有这一切都造成了官员们在与皇帝的通讯中战战兢兢、谎话连篇。这就是对满清政权的完美健全构成了威胁的江南陋习。当我们对1768年官员们在皇帝反妖术运动的巨大压力下的所作所为进行考察时，就会对这些陋习有更多的了解。弘历在江南问题上的恐惧，又将满人被汉化的问题与他作为皇帝的一个更常见的忧虑——行政机构效率下降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到弘历统治中期，从他的言论中似乎透出了一种直接的预感：被汉化的满人与腐败的汉人官吏正在携手使大清帝国走上王朝没落的下坡路。叫魂危机为弘历同这种焦虑对抗提供了一个内涵丰富的机会与环境。弘历可以用极为轻蔑的语言为那些威胁到或背叛了满人文化特性的人打上记号。以此来廓清并捍卫这种文化特性。他也可以揭露江南那些行为丑陋、倒行逆施的精英——亦即南方的妖党术士，通过对他们的镇压来去除江南的堕落腐败。①但就在这个当口，妖术之风却正要越出它在江南的发源地，在全国范围内爆发出来。

    ①仍然存在的一个令人难以解释的问题是，弘历对于汉文化的“真实”看法究竟是什么？他是一个热衷于中国艺术的鉴赏家，是汉文诗词的多产作家（不管这些诗词是他本人的作品或是他人的代笔），是浙江式亭台楼阁的模仿修建者，也是博大精深的中国学术的庇护人。难道对江南的腐化咬牙切齿到这种地步的，就是这同一个弘历吗？也许，可以简单地将这一切归咎于他的虚伪。但我认为，真正的答案并不在此。弘历的身份是双重的：他既以中国的礼仪方式担当着一个大一统帝国的君主，同时又是一个少数民族征服者集团的首领。这里可以使人联想到，当一个美国总统候选人进入白宫后，他便立即会发现，自己必须越出那个使他竞选成功的派别的利益，而已“全体人民的总统”的面目出现。而他的言辞变得越来越超脱的时候，他的形象也就越来越显得常规化了。这是不是意味着弘历“实际上”是某种人，却假装以另一种人的形象出现？或者说，由于担任皇帝这一角色心理上的需要，他的两种身份已混合到一起，并已经被吸收为他的自我意识的一部分了呢？当然，因应形势的需要，他仍可以从策略考虑出发由使用一种语言转而使用另一种语言。

    第四章罪的界定

    1768年7月下旬，炎酷的暑热笼罩着北京城。紫禁城里，人们开始为一年一度向夏都承德的转移做准备。在那里，在长城外曾是满族人旧日家园的山丘丛林之间，有着一片按照江南——亦即弘历如同他祖父那样喜欢出游的长江下游地区——的风格与神韵巧妙设计而成的园林。在近八千亩的土地上，坐落着富有南方情调的豪华宫殿以及令人赏心悦目的亭台楼阁，四周是柳树环绕的幽静湖泊。它的轮廓设计颇具匠心，未留下丝毫人工斧凿的痕迹。位于满洲的这一小小的江南胜景，由弘历的祖父康熙皇帝于1702年开始建设，并经弘历之手大大扩展而成。在承德度过夏天的几个月，并不仅仅是为了摆脱北京城恼人的酷热。通过到这里来避暑，皇帝也将满洲贵族们带回到了自己的旧日家园，召唤他们重上战马，统率他们以当年的粗犷形式从事大规模的狩猎与操练活动。整个夏季，生活中的幽雅会在这里被勇武刚烈所取代；同时，不管多么短暂，定居生活的积尘也会在这里被这些征服者抖落于足下。但在这通向北方草原森林的大们口，上层政治活动仍在进行。来自亚洲内陆各藩属的王公酋长在这里拜见大清皇帝，重申他们对大清帝国的依附。还是在这里，弘历大事铺张地对于亚洲内陆的喇嘛教信仰予以赞助，而这对于大清帝国控制蒙古与西藏是至关重要的。为对喇嘛们示好，弘历在这里修建了西藏风格的宏伟寺庙。当我们的故事发生的时候，弘历已开始建造那座以拉萨布达拉官为原型的庞大宫殿，以备两年后中亚各国王公酋长来此庆祝他六十寿辰时的朝拜活动之需。这个大清帝国奇特的夏都，这个集满族阳刚气概、江南矫揉风格以及中亚外交活动为一体的合成物，距北京城只有四百里；两天的时间，便足以让一位信使将留守北京的军机处的报告送达承德，再将皇帝的诏谕带回北京。大清帝国的种种公务仍在不间断地继续进行。

    源于南方的罪恶

    这一年，正当朝廷的夏季活动将要开始之际，弘历收到了几份机密情报。关于他究竟是如何发现山东的情势的，在7月25日的那份上谕（他就是在其中首次提到山东的案子的）模糊混沌的开头中，被小心翼翼地掩盖了起来。这一上谕，是由大学士傅恒、尹继善和刘统勋起草，并下达给浙江、江苏（包括地涵三省的两江总督）及山东省的官员的。上谕中写道：闻江浙一带有传言起建桥座，因而偷割发辨、衣襟等物，稽垫桥椿，以为厌胜之用者，流传井厦山东地面，其言甚为荒诞，或系市井剪绺匪徒，借端捏造，冀得逞其鼠窃伎俩，亦未可定。但此等造作讹言，最易煽惑民听，理应留心查禁，以杜浇风。着传谕各该督抚饬属，密行体察，如果有此等情事，即行严孥重治其罪，否则将倡播之人查孥一二，严加惩治，以僦其余。并须不动声色，妥协查办，不得任听胥彼人等，从中借端滋事，致暴闾阎。

    这真是一个奇特的文件。读了它，我们对于皇帝陛下真正相信的是什么仍然不甚了了。尽管他认为种种路途流言“甚为荒诞”，但他仍然相信，可能有人在恶意散布这些流言。那么，他是否相信真是有人在从事妖术活动呢？不管他可能相信些什么，有一点是清楚的，亦即在他的脑子中占首要地位的是恐慌这一因素。百姓是轻信的，最容易受到“煽惑”。因此，官员们不仅需要对流言的散布者予以弹压，更需要在这样做时不使百姓受到惊吓。这个文件的最后一个奇特之处在于，它把普通百姓关于妖术的说法中有关“建桥座”与“割发辫”的概念联系到了一起。不管弘历在南方的消息来源是谁，那人是听说过德清石匠与肖山和尚的故事的同时，这也是大清帝国第一份将妖术与削发问题联系起来的文件。

    信息是一种权力与力量，但也与妄全有关。正如同弘历有着从山东获得信息的途径一样，山东巡抚富尼汉看来也有着从朝廷获得信息的渠道。就在弘历批准关于妖术案首份上谕的前一天，即7月24日，富尼汉发出了关于割发辫的第一份奏折。

    这看来不大可能仅仅是出于巧合。更有可能的是，这份奏折是一份争取先机的报告。掩盖信息，是发生于皇帝与官僚之间的一个严重问题。要使地方上那些令人烦恼的妖术事件不为皇帝所知，就要冒皇帝会从流言的网络获知这些事件发生的某种风险。一旦富尼汉获知弘历已经知道了这些事件，只有迅速作出报告才能使他免于欺君罔上的罪名。①结果，富尼汉奏折中的故事越出了有人散布“荒诞”流言的范围：世间竟然真的有人在尝试妖术。

    ①我们必须假设，富尼汉在宫中的眼线不迟于7月6日便传话给他：弘历已经掌握了这方面的情况。弘历信上的日期是7月25日，但信实际上是26日才发出的。北京可能直到7月29日才收到富尼汉7月24日关于此事的奏折，弘历就是在这一天看到奏折的。《随手登记》，乾隆三十三年六月十六日。我未能确定谁是富尼汉在宫中的眼线。

    发生在山东的案例

    富尼汉一直在为执行皇上布置的在自己辖区内确保安全的任务而奔忙。他在阴历五月（阳历6月中旬到7月中旬）听说，省府济南发生了“剪人辫发，其人即昏迷之事”。他认为，这是一种“邪术”，应当迅速对之采取行动。于是，他立即下令要地方官秘密进行调查，并撒下了捕捉正犯的天罗地网。后来，富尼汉到山东南部城市兖州阅兵，又从他治下的两个县的地方官那里得知，有姓蔡与姓靳的两个乞丐因剪人发辫而被逮捕。这两个县西临大运河（南方的粮食就是经由它而运往京城附近的大粮仓的），东靠从杭州通往北京的大道。富尼汉下令将这两个人连同他们的受害者一起带到充州衙门，他要亲自审讯他们。他后来在绐弘历的奏折中报告说，这两个人作了我们将在下面引用的招供。他们的供词为官员们提供了一个窗口，使他们得以窥见那个妖术猖獗的黑暗世界。在这些供词里，妖党主犯的身份第一次被揭露出来；政府采取大规模镇压妖术的行动，也正是以这些供词为基础的。

    蔡廷章初识魂魄之力

    乞丐蔡廷章来自四川。他的奇特的历险记是从他远离家乡暂住北京时开始的。在北京城，他居于西四牌楼隆长寺，依靠卖字勉强度日。在那里，他认识了一个名叫通元的僧人。后来，因为实在活不下去了，他离开了北京去南方。3月末或4月初，他在大运河边的扬州城外卫遇到了通元。和通元在一起的还有另三个和尚，即他的徒弟怡兴、怡德和怡安。通元告诉蔡说，他知道浙江省仁和县有几个术师，一个姓张，一个姓王，还有一个是名叫吴元的僧人，精通神奇法术。，他们先以迷药弹人之而，当那人昏迷之际，便乘机剪去那人的发辫。然后，对着被剪下的发辫口念咒语，即可摄得那人的灵魂。再将剪下后带有灵魂精气的发辫扎在纸人纸马上，便可以用它们来获取别人的财物。通元还告诉蔡乞丐，在浙江，僧人吴元已经集合起了十六名同党，有的是僧人，有的则是俗人，每个人都经常外出发展更多的人入伙，参加剪人发辫。显然，一个规模颇人的地下网络正在南方扩散发展，按蔡乞丐们供词所术，通元说服客蔡乞丐也加入他们一伙，并教给他如何使用谜药的方法——这是中国妖术的一个基本特点：妖术的力量在于任何人都可以学到手的技巧。通元、蔡廷章以及通元的徒弟怡安又一起上路北行，希望能在路上剪人发辫。

    当他们到达山东省邹县的一个小镇中山店时，蔡乞丐从通元那里得到了一些迷药。他随后便去了一家小饭铺，看到一个当地人郝国坦正在那里买饭。蔡乞丐将谜迷药弹向郝的面部，并取出小刀企图割取他的发辫。可是，郝却并没有被谜倒。他和一群愤怒的当地人追上了蔡，并召来县役将其逮捕。可是，僧人通元却在一片混乱中失踪了靳贯子路遇算命先生乞丐靳贯子原籍山东省济南府属下的章丘县。不久前，在附近的一个道观里，他遇到了过去便认识的来自江南的算命先生张四儒。伴随着张先生的还有三个山东人。张先生告诉靳贯子，在安徽宿州有个石庄镇，镇上有座青龙寺，寺里往着一位名叫玉石的僧人。此人懂得割人发辫的法术，能够将发辫与纸人纸马扎扎在一起，用来取人钱财，张四懦随后便邀请靳贯子入伙，并给了他一把刀和一包迷药，要他转走四处割取幼孩的发辫。

    在这帮人分手后，靳贯子一路走到自己家长章丘县属下的商镇百庄集，在那里迷拐了一个名叫靳玉子的幼童，并强行鸡奸了他，7月1日，他到了择县，又剪了一个名叫李狗儿的幼童的发辫。过不多久，他便被县里的差役拿获了。

    在给皇帝的奏折中，富尼汉注意到了一种不祥的可能性：妖术的源头虽然一个在浙江，一个在安徽，却可能是产生于同一根源。也许，一个危险的密谋巨魁正潜藏在这一地区的某个地方。

    在他心中隐隐产生了一种怀疑：术师们将自己手下的一帮人派往各处，并迷诱或煽惑人们加入妖党一伙，也许并不仅仅是为了谋取财物。于是，这位小心谨慎的巡抚又分别向浙江、江苏。安徽各省巡抚以及两江总督送去了密信。他还下令将人犯押往济南，由省里按察、布政两司再行审讯。同时，同报告逮捕这些人犯的奏折一起，他还附上了对他们进行初审时录下的供单。

    富尼汉并未将这些人犯的罪行仅仅当作妖术来处理。他关于这些罪行所涉及的远不止偷取财物的建议表明，在他看来，妖党的最终目的是谋反，也许还会佐之以在公众中制造混乱。事实上，维护公共秩序正是《大清律例》中禁止妖术的明显原因。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身为旗人的富尼汉对于发辫所包含的政治象征意义却从未有过任何提及。这是否因为只有剃光的前额才被认为是削发令的关键性象征？以新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为背景，我认为不能这样来看持这个问题。富尼汉肯定知道，任何事情只要涉及到削发令便具有了爆炸性。可是，他并不想自找麻烦。种族的问题最好还是让别人去谈吧！如果说，甚至连弘历本人在同各省官员的秘密通信中对此都缄口不提，那么，一个区区巡抚又何必要提及这一点呢？

    拿获蔡廷章和靳贯子还只是事情的开端。富尼汉属下的知县们很快便报告道，又有更多剪人发辫的案子发生在山东乡村地区。这些案子又更清楚地显示出，确有妖党潜藏在长江下游的各个省份。富尼汉于8月11日奏报道，有五名剪人发辫者被捕，每个人的供词都在江南引出一个不同的大术士。一个穷极潦倒的读书人韩沛显在被捕后引起了官府莫大的兴趣。

    韩沛显拜请术士为师

    韩沛显告诉拘捕他的人说，他今年四十一岁，是与山东相邻的直隶省一位举人的儿子。因家中贫穷，他被迫来山东找寻生计。在过去这几年里，他一直在离省府大约二百里的沂州青州一带行医教书。1767年，时值初秋，他听人说起江南有个明远和尚，医道甚好。他便远途跋涉，到地处江苏省滨海地区的海州三教堂去拜访和尚。见面后，明远和尚对他表示欢迎，并告诉他，自己颇有法术，要他也拜师人伙。

    “他善使障眼法，”韩沛显继续招供道，“他在铜盆里放了水，加上药末，给小的洗脸，又给小的一块白布擦了擦眼，就看见高堂华屋，……金银财宝，都是富贵气象。”就这样，韩沛显完全被迷住了。几天后，明远和尚对韩说，他要“叫人去剪一万个人的发辫，取万人魂，造万魂桥”。他又向韩作了示范，教他如何将药末弹到别人身上，便可令那人着迷。然后，只需要割下那人两三指长的辫梢，贴在用五色纸剪成的纸人纸马上，“用七只缸盛着，念咒祭他七七四十九天，再用活人血点了”，纸人纸马就变活了。再然后，便可以将他们派出去取人财物。到1767年11月下旬，明远和尚指派韩沛显和自己的另一门徒法孔一起外出，并给他们每人发了五百大钱和一包迷药，要他们另找几个朋友帮着一道剪人发辫。明远和尚还和他们约定，第二年的8月底再回到庙里碰头。

    韩沛显和法孔出发后，向北朝山东一路走来。但他们却因“怕人查拿¨，而迟迟不敢下手。两人在山东境内走了两百多里，到了沂水县，还是什么都没有于成。他们在那里分手后，韩沛显一个人往西北方向走去，到了博山一带，叉重操旧业靠行医为生，而他那施展法术的任务看来则被放到了一边。1768年6月4日，他在当地的一所道观遇上了法孔。法孔马上就追问他，剪发辫的事进行得如何了。韩只得应承他说，自己立即就去做这件事。6月7日，他“在莱芜县城南剪了一个十四五岁孩子的发辫”，六天后，他又如法炮制，剪了一个正往田头送饭的孩子的发辫。6月16日，，他去泰山脚下的泰安县城，将剪下的辫稍交给了法孔。7月19日，他遇到了另一个十四五岁的秧子，正站在一棵槐树下，便“近前用药弹了一弹，他就迷了”。可是，正当韩将剪下的辫梢放入随身的褡子时，村民们赶来将他抓住，又把他送往县衙门处置。

    李绍舜沧于妖人为奴

    李绍舜州十三岁，是一个穷雇工。有一次，主人派他送一百五十两银子给东昌府的一一位粮食商人，以归还所欠购买黄豆的款项。李绍舜遵照主人的吩咐办了此事，并在城里住了一夜。

    第二天，他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一个身背钱褡的男子询问他的姓名住处。说话之间，那个陌生人转身取出一些粉末向李的脸上撒去，李顿时便“糊糊涂涂”地跟着那人走了，当他的脑袋略为清醒时，他意识到自己是着了迷魂药，便开始求那人饶命。那个陌生人要李绍舜拜他为师，并对天发誓，若是他敢反悔的话，便会遭到天打雷劈。那人随后又在李的背上拍了一把，李便清醒过来了。那个术士还告诉李绍舜说，他的法力很大，如果李“胆敢逃走”或“说出情由”，他便会作法勾魂，要去李的性命。他给了李一把月牙形的小刀，叫李夹在右手，同时，又从包中取出一把黄色的药末给李。李绍舜赶上一个正在行路的年轻人，从背后用药末撒他，又用刀于割去了他的辫尖。那位受害人竟对此毫无知觉，李绍舜因而得以完命而返。

    邢位术士随后与李绍舜到一棵大树下休息，他这才告诉李说，他姓刘，是江南卞桥人。可是，他并来说出自己的名字（因为他头是秃的，李便称他为“刘秃了”）。他还告诉李，自己是在江南学得的法术，同他一伙的还有四五个人。他奉人扮作一个过路医生，到山东来的一路上割了好几个人的发辫。李又问他：“割辫子何用？”他叫李“只管跟他割了，日后自有好处”。走不多久，这两人又在路上遇到了刘秃子的两个同伙，他们四人便在一块高粱地里歇下避暑休息。一会儿刘秃子又命李进到附近的一个村庄里，去割取村里正在街上歇晌的人们的发辫。然而，李绍舜进到村里后，却害怕了。当他转身离开时，一位村民喝问着赶了上来。李怕不能脱身，便回身用手里的药末向那人撒去，那人跌倒在地上。李扔掉手中的刀子，仓惶逃去。可是，他很快便被追上来的村民们抓住了。他马上就将自己被人迷住为奴的事告诉了他们，又引着他们到高粱地里去抓刘秃了。刘还想用刀子抵抗，但还是被制服丁（那另两个同伙则逃走了）。村民们随后将刘、李二人押到村里的庙中，整整看守了他们一夜。第二天一大早，村民们将两人捆上，用车子推往长清县城报官。一路上，村民们未让他们喝水。当天下午，还未到达目的地，刘秃子竟在路上热死了。李绍舜在受到审讯时申辩道，自己并非术士，而是被迫拜刘秃子为师，以求活命。

    除了将韩沛显与李绍舜被拘捕之事报告给皇帝之外，富尼汉在8月11日的一份奏折中还说，他属下的地方官员们又抓住了另外三个剪人发辫的家伙，而他则要将他们的案子一一向皇帝报告，并附上了他们的供单。一个名叫张成先的化缘道士一次遇上了另一道士，那人要他割人发辫，说每割一条就给他三百钱，并教他说：“把药放在指甲缝里，向人面上吹去，人就迷了。”

    另一个乞丐，名叫张玉。一次，一个坐在槐树下乘凉的人让他吃了一口烟，便把他给迷住了。等他醒来后，那人正对他念诵咒语，他万般无奈，只得听从那人的指派。还有一个饥肠辘辘的乞丐，人称胡瘸。一个和尚让他去割人发辫，每次付他一百钱。富尼汉在奏折中指出，这些人犯中，除韩沛显外都是穷人。他们或是被强迫，或是收受了钱财，而入了妖党。他们中只有韩一人到过长江下游地区，而这些可恶的勾当正是在那里开始发生的。所有的迹象都表明，一个跨越省份的犯罪团伙正在各地通过吸收当地人从事活动。事实上，从现有的材料中已经可以得出不少线索。在山东被遭捕的几个正犯，都是由术师召纳入伙的，并大都来自南方。三名名字已可确定的术（不包括已死的刘秃子），都同神鬼世界有特殊的关联。他们的身份或为和尚，或为算命先生（如张四儒）。其中两个召人人伙的术师（和尚通元和算命先生张四儒），叉都是由潜藏于南方的大术师召纳入伙的，那就是浙江的吴元和皖北的玉石。他们在山东所吸纳的人员大都是从事此类勾当的门外汉，只学到了足以用浓烈的迷药来剪人发辫的某些手段，但却从未被允许接触大术师们的深层秘密。很明显，当局对此事的处置决不能仅仅满足于逮捕这几个小喽？，而必须追踪逮捕那几个大术师本人，从而挖出罪恶的报源。通过对于山东这几个人犯的审讯，已经得到了其中两个大术师（吴元和尚和玉石）相当详实的地址。对于算命先生张四儒，只知道他是来自江南。而通元和尚，则最后是在江北大运河边的扬州为人所见。

    至此已可知道，这些阴谋分子分为三个等级：剪人发辫者蔡廷章靳贯子韩沛显处于中间的术士通元张四儒明远大术师吴元玉石

    7月29日，弘历向各省总督巡抚发出了一份紧急诏谕，宣布山东逮捕了若干人犯，命令对大术师予以追捕。弘历现在认为，在山东所发生的妖术案件并不仅仅对长江下游各省，也对整个帝国构成了威胁。根据这种看法，弘历的命令是发给全国各地总督巡抚的。那么，弘历对于叫魂事件的威胁究竟是如何理解的呢？他又是以什么为基础对各省官僚机构进行动员以应付这种威胁？这些罪犯“行踪诡秘”，利用妖术来“迷诱善良”，因而构成了地方上之大祸。在这里，弘历描绘了一幅皇帝保护百姓免受鬼怪力量之害的图画。在这一说法的背后，右着颇为坚实的法律基础，那就是《大清律例》中不少针对妖术的条款。

    《大清律例》中有关妖术的条款

    清政府在帝国礼法生活中占据着统治地位，可是，它竟还会将妖术视为一种威胁，这实在令人感到奇怪。然而，正如刑律在这一问题上的严厉条款所证明的那样，清廷确实是将妖术当作威胁的。毫无疑问，礼法的首要使命既是要确证清廷是因上承天命而得以统治天下的，也是要在所有层次上使得清廷的国家权力神圣化。正是由于这一点，清廷便需要对自己同天国进行交流的特殊权利予以特别的保护，同时也下决心对别人与神鬼世界发生交流的行为进行控制。然而，《大清律例》却没有直截了当地提及关于妖术的恐惧。妖术并未被单独到为一项，而是放置到了有着广泛含义及联系的许多条款与于条款之下。下面，我将对《大清律例》中同处理神怪世界有关的条款内容作一概括。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发生于1768年的哪些案子究竟触犯了哪些条款。①《大清律例》中包括有禁止妖术内容的条款如下：

    十恶——不道礼律（办即在礼部管辖权限下的犯罪行为）

    ——祭祀

    ——仪制

    刑律（亦即在刑部管辖权限下的犯罪行为）

    ——贼盗

    一一人命

    “十恶”条款下的妖术

    “十恶”先是在《大清律律》的序文中被提及，而后又在其它条款中重复出现。所谢“十恶”，是一些有关人原则的声明，而并不是直接让执法者援用办案的。由于这种特殊地位，“十恶”是中国法制思想中最为深刻的文化层面的一种象征，其内容则几乎完全足从公元653年颁布的《唐律》中吸纳而来的。被我们称之为“妖术”（或“邪术”）的行为，在《大清律例》中归在惩罚各种“不道”行为的子目之下：“采生折割人”——亦即“取生人耳目脏腑之类，而折割其肢体也”；以邪术“造蛊”杀人（这同使用有毒草木之类的毒药杀人是有区别的）；以及“造厌魅符书”，以之咒诅杀人，等等。

    所有这一切，都是以个人而非国家为对象的阴谋活动。①如果说，人们对于妖术的反感应当在《大清律例》的序文反跌得最为强烈，那么，在读到《大清律例》以下的内容时便会发现，这种反感具有惊人的非政治性质。

    ①《唐律》中包括有除“采生折割”以外（这是在明代才增加的条款）的所有各条。在《大清律例》设有“采生折割”条款处，《唐律》设有禁止“肢解”人体的条款，将之视为一种针对受害人灵魂的罪行。参见薛允升：《读例存疑》，第17页；林咏荣：《唐清律的比较及其发展》，国立编译馆（台北）1982版，第546页。德-格鲁持将“厌魅”随成足“人们的灵魂受到征服”或“人们的灵魂受刊到术师法力的控制”。这是术师通过将“写就的命令送往神灵世界”（亦即通过符咒）而召唤出来的妖魔鬼怪。参见《中国的宗教体系》E.J.比尔出版社（荷兰莱登）1892～1910年版，第5卷第887、906页。

    礼律条款下的妖术

    在礼律条款下，针对“妖术”的司法活动大都被归到了“祭祀”名目之下。在其中的第一六二号案例中，应予禁止的“师巫”（“巫”是一个与萨满教有关的名词）及“邪术”包括：（一）“假借邪神”；（二）“书符咒水”；（三）“扶鸾祝圣”；（四）“妄称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会，一应左道旁门之术”；（五）“隐藏图象，烧香聚众，夜聚晓散，佯修善事，蛊惑人民”。那些反对官方祭祀活动的罪行也同“祭祀”条款放在一起，这就清楚地表明，凡以祭祀为手段而追求不同于官方的神灵崇拜、或同未经官方批准的神灵发生交往的行为，都是“祭祀”条款的打击目标。那么，“祭祀”条款的制订者对于上述礼仪性冒犯行为的恐惧究竟有多探？他们是否真是因为民间存在着同神灵世界交往的不同渠道而感到恐惧？十八世纪早期的一位辑注者沈之奇的看法提供了不同的答案。他写道，“祭祀”条款所强调的是“煽感人民”这一因素：小民百姓若是受惑于异端邪说，便可能会产生思想“摇动”，从而引致“蔓延生乱”。他想告诉我们的是，国家的关注中心其实是在于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毫不奇怪，¨祭祀”条款提供了一种法律的标尺，从而为针对左道旁门行径的一系列子条款提供了依据。在中国帝制晚期——尤其是在1813年八卦教叛乱后——当局在对所谓颠覆性的民间组织残酷无情地起诉定罪时，便都是以汇集在此的这些子条款为依据的。虽然《刑索汇览》的编纂者选择案例的依据是案子在法律上的重要性，而不是某一种案子发生的频率，但在二十四个人选案例中仍有二十个涉及到左道异端行径。这是颇能说明问题的。然而，我们不能因此便认定，“条祀”条款仅仅与国家安全有关。值得注意的是，十九世纪早期，这一条款曾经被用于对两起涉及和尚改扮异性的性变态行为起诉定罪。第一个和尚身着女子服装，而骗得一位已婚女子与他通奸（他还试图欺骗另一女子，但未得手）。第二个和尚则卷入了一场三角同性恋，此事最后以一位恋人向官方举报他而告终。两个和尚都因以妖术手段“惑人”而被定罪。这就表明，审案者认为这种改扮异性从事性诱惑的行为极不合人之常情，已足以使其适用针对妖术的条款。①在“祭祀”名目下对妖术定罪的做法传递了一种复杂的信息：在清廷看来，凡未经授权便与神灵发生交往便是对于公共秩序的一种威胁，因而需要动用“祭祀”条款来对付此种邪行。然而，在涉及到个人受到伤害的案子时，“祭祀”条款又被认为有助于使受害者得到某种补偿——至少，当被告使用不合人情的性诱惑手段时情况便是如此。在这两个方面，国家对于非法与神灵交往的行为究竟是否存在或是否有效所持的是一种不可知的立场，这从有关案卷中“惑众”说法占有突出地位这一点上表现出来。在对妖术案件起诉定罪时，官方称其抨击的主要目标是这种行为的社会后果。然而，对这些邪行定罪实际上又被归到了“祭祀”的名目之下。这就表明，大概正是与神灵世界的非法联系这一点（不管这种联系是真实的还是假冒的），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

    ①《刑案汇览》，第10卷第22-23页。这一条款被援用于这两个案子时，薜没有用类比的方法。第二个案子中的被告后来被减刑，因为他的性“妄想”涉及到的只是一个和尚，而不是真正的女人。

    同“祭祀”条款将重点放在与神灵交流上的做法形成对照，“仪制”条款所强调的是人的具体的礼仪行为。这一条款对官员们在正式典礼中的行为举止及冠服、并对宫廷星相家们所应遵守的规则作出了规定。在这些规定中，有一条是禁止术士居于“大小文武官员之家”并从事预卜活动——尤其是禁止他们预言“国家祸福”。官方辑注者批道，这种行为构成了“于涉国家之事”，会造成“凡人即起趋避之念”虽然《刑案汇览》中并未包括这方面的任何案例，但康熙时期的一项子条款明文禁止无官方身份之人“习学天文”，妄言祸福，并以此“惑众”。这就说明，这决不是一条时效已失的条款。“惑众”的说法在这里再次成为一种掩护，不致使《大清律例》看上去是承认术士们实际上同神灵世界存有联系的。

    刑律条款下的妖术

    根据“仪制”条款对试图预卜未来的术士的惩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轻微的，只是用杖责一百下而已。但当我们进入《大清律例》中处置“谋反”和“贼盗”的部分时，同样的行为便可遭致死刑的惩处。《大清律例》中。在¨谋反”与¨谋叛”后有这么一条，“凡造谶纬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者，皆斩监候”。制定于1740年的一项条款又将处罚大大提高为“斩立决”，这就同对于谋反的处罚一样了。①据称，这里的区别在于意图。为“仪制”条款所禁的术师只是骗子，他们对社会所造成的危害也只带有随机的性质，但因为具有“煽惑人民”，阴谋煽动判乱的意图，他们仍然受到了“谋反’’的指控。问题看上去非常严重，但实际上这一条款似乎只被用于起诉一些微不足道的案子——大多数涉及的只不过是未经许可便拥有用于治病或自保的符咒。而当这一条款被用于这些案子时，往往也只是比照援用，而不是直接引用。我们只能猜想，所有煽动叛乱的重案都是根据“祭祀”名目下对付左道异端行为的条款来处理的：而陈旧的“仪制”条款（最早可追溯副公元七世纪）则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过时了。

    在“杀人”这一部分，与处置妖术有关的有三项条款，其中前两项是“十恶’’有关条款的重复。第一项是“采生折割人”。这罪行的极度恐怖性质通过对它的惩罚——“凌迟处死”——而体现出来。这样的惩罚，同杀死自已的父母与祖父母是相同的，甚至同对谋反的处罚也是～样的（对谋叛的处罚仅为斩首）。如果受害人只是受伤而来死，惩罚依然相同。如果罪行“已行而未曾伤人”。则惩罚仅仅为斩首。官方的“批语”将“采生折割人”同杀人后再肢解尸体作了区分。后者只是出于对受害者的仇恨，而前者则是“杀人而为妖术以惑人，故特重”。

    看到“惑众”的说法甚至被用于恐怖到如此地步的罪行，似乎令人感到奇怪。这一条款是否是用来抵消妖术的社会效果的？或者，它是用来对抗通过妖术散布社会混乱的行为的？《刑案汇览》中提供的唯一案例，说明问题的答案并不在此。这是发生在浙江的一个案子，一个七十岁的老头因为汲取了十六名女婴的“精髓”（其中十一名女要因而死去）而被定罪。很显然，老头汲取“精髓”时实际上并没有使用什么妖术，这可能便是法官审讯此案时以类比方法援引了“采生折割人”条款的原因。就这一案子对人们情绪的影响而言，它同我们前面叙述过的其他性犯罪案子是相似的，只是这个案子甚至更令人作呕。这件事完全是反常的，因而只有处置妖术的条款才能提供最接近于合适的惩罚。嘉庆皇帝在关于此案的一份言词激昂的诏谕中使用了“人妖”一词（即是将用来形容术士的“妖人”两字颠倒了过来）。①人们这么做时完全投有想到“煽惑人民”或社会混乱，而只有对于这起超乎一切常理的罪行的极度反感——只有用处置妖术的条款才足以对如此具有非人性质的罪行作出惩罚。

    ①在当代，台湾普通人使用“人妖”一词特指男妓。我未能断定，清代人们使用这一词时是否有特别的性方面的含义。

    《大清律例》的编纂者们还征引了一些相关的案件，其中包括，用符咒“骗诱子女”以汲取他们的身体精髓，以及觅取孩童的尸体后“煮灸台药”，等等。在发生于十八世纪的一个案件中，一名男子杀死了某人，以便取用他的胆囊来调制治疗麻疯病的药物。

    “采生折剖人”条款便被援用对此人定罪。关于这一案子的文件并未提及此案涉及妖术，而援引的法规条款看上去却是用来对付妖术的。这些罪行非人的、甚至近于食人生番的性质显示出犯案人已触犯了一系列基本的人间禁忌。那么，这是否又反过来暗示，这些罪行同超自然世界其实是有联系的，因而依据妖术条款对它们定罪也就是正当的昵？虽然官方处置这些案子时曾用“惑人”的说法来抵消妖术的效力，但就案子对公众的影响而言，官方也认为，这些案子同那些妖党术师为纳入人伙而大肆“煽惑人民”并因而依“仪制’’条款被定罪的情况是很不相同的——在那些案子里，黑暗世界的力量很明显地是在起作用的。第二八九款所处置的罪行包括：制造和使用从有害昆虫处获得的邪毒（“造畜蛊毒”）、以符咒害人以及将被迷惑之魂强加于人（“厌魅”）。官方的“批语”对这些罪行所涉及的“技巧”有专门的说明，其中包括：描画或制作仇人的人形，而后再刺其心目：在印章上刻上符咒再予以掩埋，以此来“招鬼”，等等。批语还特别指明，此类罪行均应依据预谋杀人的条款来起诉定罪。但《刑案汇览》事实上并未提供依据这一有关妖术的特别条款起诉定罪的案例。①在《大清律例》批语中所提及的下毒案子涉及使用的都只是普通的化学毒物，而不是超自然的毒品，因而这些案子实际上均是依据其他条款被起诉定罪的。根据这方面案例资料明显不足的情况来判断，到中国帝制晚期，有关用邪术害人的古老法律条款（它同“十恶”第五项“不道”是相呼应的）已经不被使用了。虽说显然仍有人相信为这一条款所禁止的妖术行为是存在的，但这种行为已不再是官员们在审案时会加以考虑的问题了。

    ①批语还特别指出，对于将桃片和臭椿片塞进别人坟墓以破坏其风水的行为，应参照本条款的第三条（即“诅咒杀人害人”）予以惩罚。

    国家与超自然力量

    国家与妖术对抗时目标模糊不清的情形，反映了它在对待超自然力量的问题上的立场暖昧不明。一方面，国家本身通过许多途径建立了与神灵世界的种种联系。它有着自己的天地崇拜，并在为自然神灵归类的同时，也为那些已被融入自身宗教体系的民间神灵归类。国家一直通过宫廷星相家从事着解读天象的活动。因此，国家很难全盘否认人与神灵之间存在着联系的现实。另一方面，国家若公开加入同那些与之处于竞争地位的不同天地崇拜的争斗，那就只能意味着它承认了它们同神灵世界存在着有效联系，从而会大大提高它们的地位。《大清律例》所使用的语言及其中包括的各种批注和案例，都无可置疑地表明，确有人在从事妖术活动。然而，这在实践中又不能不被说成是一件办不到的事情：那些人呼唤神灵而神灵不至，他们的目的只是在于“诱惑”民众加入非法团体或参与谋反。

    在所有涉及到妖术的条款中，关于“惑众”的说法始终占有突出的地位。我们只能推断，这种刻板做法意在表明，国家既否认那些与之处于对抗地位的神灵存在的事实，也否认它们的力量。可是，国家将针对妖术的法规明确地置于“祭祀”名目之下，这就又揭示，若同普通人看待人类活动时精神世界深刻的内在分裂相比较，这种否认其实是多么脆弱。在《人清律例》中，以“谋反”罪名对于妖术所作的指控最为严重，但这其实只是一种认识观念上的罪行（试图预卜未来）——更何况，即使是这种指控也被上述“惑众”说法加上了一道冠冕堂皇的保护色。

    我相信，我们可以从这种将叫魂行为归之于“惑众”的说法中发现恐慌因素的最重要的根源——这种因素在这个关于弘历如何同时应付妖术和削发问题的故事中是占有极为突出的地位的。普通百姓在上苍与实际政治之间起着一种调停联接的作用。一个没落王朝若是失去了天命，其信号便是民间的动乱。

    反之，一个王朝若属天命所系，其象征便是百姓的安居乐业。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妖术可被视为帝王上天崇拜的一种“黑色”对立物。合法的祭祀会使百姓产生国家稳固并会给他们带来好处的信念；同样，妖术会给人造成不稳定和大难临头的印象。问题的表述与它所代表的现实是不可分割的。如果有人问起：妖术实践是否“真的”会削弱国家对于社会的控制？这实在是不得要领。真正作数的应是百姓对于妖术的反应。民间的动乱如同天象，是上天不快的迹象和手段。既然言词可以既是迹象又是手段，那么，我们对于政府为什么连在内部通信中都要小心翼翼地对待恐慌因素便不会感到惊奇了！确实，如同《大清律例》的编注者所注意到的，正是这种场合会导致“凡人即起趋避之念”。

    然而，国家之所以关注妖术问题，却并不仅仅是出于对于自身政治安全的考虑。“妖术”这个词也被用作一种比喻，以便将特别残忍恐怖并涉及到某些最大禁忌（如食人生番）的罪行突出地表达出来。中国的执法者们在这里所碰到的是难解的纽伦堡悖论：某些罪行是如此不人道，以至于人间已无合适的手段能对之予以惩罚了；但这些罪行仍需受到惩罚。这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不管妖术的存在是否能被确证，人们都会援用刑典中处置妖术的法规来对付那些最令人憎恶的罪行。某些法律——例如“十恶”中有关妖术的条款——是很难被用于实际案例的，因而在事实上也就没有产生任何案卷。但是，这些条款仍被保留在《大清律例》中。这本身就进一步证明，尽管帝制时代中国的执法者们曾一再对此予以否认，他们其实相信，某种卑鄙龌龊的事情是有可能在人与神灵之间发生的。这种人与神灵世界之间未经官方批准的交流对国家安全和社会道德基础都是一种威胁——而这两者在皇帝的言论中又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当我们思考1768年的大恐慌时必须记住，对于弘历大肆反妖术的行动是不能简单地归之于“政治安全”的考虑便了事的。

    对“叫魂”应如何处置？

    在对叫魂事件问罪时，上述精心设计的律倒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发生于1768年的特殊案例又适用于《大清律例》中的哪些条款？在处置叫魂事件时，所有官员以世弘历本人肯定是知道《大清律例》中禁止“邪术”条款的多样性及广泛性的。当弘历提到叫魂事件会对百姓造成大害”时，他同时一定也会想到依据《大清律例》是可以对之问罪的。可足，对于一位十八世纪的执法者来说，在律法的各种定义与禁条中究竟应当用什么具体条款来治叫魂之罪？《大清律倒》中并没有“叫魂”这一条，所以，要对之定罪也就必须采用类比套用的办法。在法律罚则未能涵盖某一特殊罪行时，这种做法是很普通的。

    用同“邪神”交往（第一六二款）对叫魂事件问罪似乎是不恰当的，因为这里所涉及的“神”是受害者的灵魂。一种看来更站得住脚的做法，是在起诉时援用第二八八款（其对象是以“折割”手段侵害人体的妖术活动）和第二八九款第三子款（其对象以符咒伤人的行为）。如果头发正如本书第五章所提示的那样是包含着人的生命力的，那么，剪人头发或将头发用于巫术的行径，便可能像前文述及的残杀人命的行为一样引起人们的强烈反感。要是普通人如同执法者一样对这种行为心存恐惧，那么，根据上述条款起诉妖党就能起到使所有关注此事者均得到安抚的作用。说到这里，读者诸君也许会问：难道我们不可以直接找到当时为叫魂妖党定罪的案卷，并从那里知道当时对叫魂案件是如何定性的吗？这个问题提得很公平。可是，事情的困难之处在于当时对叫魂事件的起诉定罪并没有留下任何判决记录。随着我们故事的进一步展开，这一奇特情形的产生原因将会逐渐明朗起来的。但至少我们确实知道，弘历决定对剪人发辫的行为发起扫荡是为了对付妖术，而不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在事件开始时，他就极力回避提及大清削发令的政治意义，而单纯简单地将矛头集中指向妖术问题。弘历的坚定立场是同十八世纪官方对于削发问题的态度完全一致的：削发是一个早已过去的问题，因而完全没有必要再把它翻出来。恰恰相反，由于担心会造成恐慌，弘所在有关通信中甚至根本没有提及这个问题。此时此刻，削发一事暗中所包含的对于满清统治合法性的威胁是如此敏感，以至于连在秘密的宫廷通信来往中私下提及此事也是不适宜的。

    1752年马朝柱事件便清楚地表露了弘历对于发生恐慌的担忧。当时，凡涉及到违反削发令的报告便被认为是不应提及的。甚至在对妖术起诉定罪时，也必须持极度谨慎的态度。下面列举的这个例子是在叫魂危机爆发之前六年发生的。在位于南京西南约一百三十里的安徽省含山县，有个名叫道省的丐僧，惯于“用符咒叫人生魂”。据报，道省曾经吸收过几名门徒，其中有人被捕获。弘历发现，地方官吏所采取的措施既笨拙又带有刺激性。人民当然应当受到保护，以使他们免受“蛊毒厌魅”的妖术之害。但是，安徽巡抚所采取的大事声张并布下天罗地网的做法，却肯定会引起大众对此事的注意。那些“不知事理缘由”的“无知愚民”也因而会产生恐慌，从而造成民间的混乱。因此，调查要既严密又慎重，以免使民众产生惊恐情绪。这里使用的“蛊毒”和“厌魅”两词直接来自大清刑律，是官方在接获有关妖术行为的报告时极平常的公开反应。为什么官方不干脆对乡下的流氓恶棍来一个清扫，然后再公开对他们起诉定罪呢？

    其原因就在于担心这会引起恐慌。于是，谨慎小心在这里压倒了司法正义。由妖术而产生的危险既有其超自然的一面（国家因而有责任保护普通百姓免遭罪恶邪术之害），也有其政浩性的一面（因妖术而导致的公众歇斯底里具有爆炸性）。前一方面要求国家采取行动，而后一方面却又要求国家谨慎行事。六年过去了。在本章述及的发生于山东的这些案子中，妖术问题同剪人发辫纠缠到了一起，这就更需要予以谨慎对待了。确实，正是造成恐慌的潜在危险会直接触及大清帝国的权力结构。这就使得弘历有更充分的理由对削发问题保持沉默——甚至在同自己官吏的秘密通信中亦是如此。结果，在清剿妖术的头六个星期里，皇帝在诏谕中对于削发问题只字未提。对于叫魂妖党的追踪也是在极端谨慎中进行的。

    在这里，皇帝和普通百姓似乎分别抓住了一个爆炸装置的两个把手。对于弘历来说，产生公众动乱的潜在危险（不管是因削发或妖术而造成的）关系到他的政权的安全。他可以通过对于术士们的起诉审讯来安抚平息公众的恐惧，但这样做对公众的情绪最终会产生什么效果却是不可预见的。然而，对于百姓大众来说，妖术带来的危险却是直接的，并涉及到了他们个人：种种邪恶势力正威胁着他们，要将他们的躯体与灵魂分割开来勺剪剖发辫的妖党搞得他们不得安宁。随着妖术从浙江无情地蔓延开去，关于有人被剪割发辫的报告也继续在各地官吏的公案上出现。倒如，在福建南部，一个受害者告诉知县说，一天他正在县学读书，暮色将临之时。他在凳上睡着了。当书童将他推醒时，他才发现自己的辫精已被剖下，放在旁边一座香炉上。另一位受害者，有一次走出城门去买柴火时听到背后有声响，他回转身去，没有看到有人。突然间，似乎有什么东西打到了他的背上，他感到一阵晕眩，而他的辫子已被剪掉了。第三位受害着，有一次正在一座寺庙的门道上与一位村民聊天，感到一阵“怪风”吹来，便失去知觉地摔倒在地上。当他醒来时，才发现半条辫子已经不见了。

    第五章妖术大恐慌的由来

    康熙初年，两个术士前往投靠吴三桂叛乱。途中，他们在一个县城停下来过夜。其中一个面对西墙躺下睡觉。另一个说：“不要睡在那里，今晚亥刻（九时）这墙会塌下来的。”那一个说：“你的法术还不深，这墙不会往里倒，而是会往外塌。”时辰到时，墙果然像他所预言的那样往外倒塌了。

    十八世纪初年，常熟有个归隐林下的官员，是个会鉴别巧技奇术的行家。所有当时有点名气的术士都来拜访他。有一次，来了一个和尚，能够在自己的化缘僧钵里制造幻象，让那里看起来一派鱼龙出没的景象。和尚邀请官员一起进山旅行。他们在一所庙宇前停下休息时，和尚突然消失了。官员便向庙里的其他和尚询问。他们回答他说：“他说你应该剃度后留在此地。永不回家。”官员大窘，向和尚再三哀乞，他们才答应，如果他能为修建庙里的正殿捐献十万两金子，他们就会放了他。官员无奈，只好给他们写了一张十万两金子的欠条。和尚此刻竟然又出现了，客客气气地向他致谢，并向他出示了那神奇的僧钵。官员在那里看到自己的全家都聚集在家中大门口。突然间，他发现自己真的是站在了自家大门前，而和尚则已无影无踪了。当他进去找到自己的钱袋时，发现里面少了十万两金子，却多了那张欠条。有人说，这大概是白莲教干的。十八世纪，长治一个姓陈的居民有个才貌双全的女儿。一天，一个靠乞讨为生的游方道士看到了她，便带着自己的讨饭碗在陈家门口附近停留下来。当道士看到一个盲人走出来时，便问他是干什么的。盲人说，他是应召来给这家人算命的。道士声称，有人托他当媒人来给这家姑娘说亲，所以，他需要知道她的生辰八字（即她出生的年、月、日及钟点）。得到这些后，道士使走了。几天后，姑娘感到双腿渐渐麻木，而后便陷入了昏睡状态。她莫名其妙地被带出家去，发现自己在一条渺无人迹的路上由道士领着走。道士将她带到了一所看上去颇像她自己家的房子里，拔出刀来向她的心口刺去。她感到自己的魂从体内飞出，并看到道士一面口中念念有词、一面将她心上滴下的血涂到一个木偶上。她感到自己已与木偶混为一体。道士命令道：“从此后你须听从我的差遣，不得违误！”（这是《清稗类抄》和《聊斋》的故事）

    这些故事，或者希奇古怪，或者隐晦曲折，是中国笔记小说和民间传说中成千上万有关妖术故事中的几例。我所指的“妖术”，在这些记述中，便是通过对精神世界的操纵来强化个人的力量。这也是我对“妖术”的一般定义。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所谓“术士”就是那些据称拥有几种不同类型的强化力量的人，包括认识上的强化力量（能够超越时间和空间，尤其是能够预言未来），遥控事物的强化力量（能够穿越空间移动物体），驾驭生死的强化力量（能昭操纵生命，或将之从活着的生灵那里取走，或将之赋予没有生命的事物）。这些力量一般被称之为“术”，这意味着我们应把它们视为¨妖术”（sorcery），而不是“巫术”（witchcraft）。根据伊文斯—普里查德（Evans-Ptitchard）的区分，有关“妖术”的知识是任何人都可以学得的，而对“巫术”的掌握却是与生俱来的。在中文中，没有哪个单词包含有英文中的“sorcery”一词所包含的各种意思，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在中国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概念。①那些反对人们私下与精神世界发生交往的正统力量，往往会使用“妖术”、“邪术”或“左道异端”等词语来稚呼这样的行为。在刑典的语言中，上述词语亦有出现。同时被使用的还有“妖人”和“妖书”两词。普通百姓则会根据实际情况使用不那么难听的说法。一个“妖人”（sorcerer）可以是一个“术士”（从字面上说，就是一个掌握术法的受过教育的人），而能与精神世界发生关系的中介人，则可被称之为“巫”——这个词早在古代便被用来特指与鬼神世界打交道的人了。

    ①“宗教”在中国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概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中国的环境下就不能对宗教进行研究了——如果我们相信这对理解中国或是理解宗教都是很重要的话。当然，我们应当非常仔细，避免掺入违反证据的解释。

    据我所知，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人用任何语言对中国的妖术进行过综合研究。在这里，我也只是从同1768年事件有关的几个角度对这一庞大课题进行探讨。我将涉及到有关于人的灵魂的看法，有关通过法术而使无生命的物体获得生命的看法，以及有关通过怎样的途径才能避免受到妖术之害的看法。我将向读者揭示，叫魂的幽灵如何因一些信念而产生，而这幽灵竟如此可怕，它不仅迫使普通臣民去残杀生灵，也驱使一位皇帝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一场破坏性甚大的除妖运动。

    躯体与灵魂 灵魂与躯体的可分离性

    有关一个人的灵魂可从躯体中分离出去的看法。是以一种有关灵魂构成的复杂信念为基础的。中国人相信，灵魂本来就有着多种层次。一种非常古老的传统看法是，在一个活人的身上同时存在着代表精神之灵的“魂”及代表躯体之灵的“魄”。早在公元前二世纪，这种关于灵魂两重性的认识便已存在；而且，当时这一认识已经与“阴”“阳”双重构成的宇宙观联系在一起——阴阳相依，方有世间万物（包括人类）的存在。同阴阳相对共存一样，当人活着的时候，灵魂的两个部分和谐地共存于人体内；而当人死去时，它们便分开了。“魂”与“阳”相对应（并与男性、轻质和动态相联系）；“魄”则与“阴”相对应（并与女性、重质和静态相联系）。“魂”所控制的是较为高级的机制（脑与心），而“魄”所管理的则是有形的感觉和身体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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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科恩曾指出，中国人的信念要求灵魂具有多样性是由于在有关死的同题上两种看法重叠的结果，一是祖先崇拜，一是同最后审判和转世联系在一起的佛教报应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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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本书的讨论相关，值得注意的是，要将轻巧、易变的“魂”从一个活着的人身上分离出来，竟可以是一件惊人的易事。通常在人睡觉的时候“魂”便是与人体分离的。当然，它通常会回到人体。但如果“魂”离开人体的时间延长，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异状和反常情况，包括人会生病、昏昏沉沉、发疯，或者死去。在荷兰汉学家德一格鲁特居住过的一个中国东南部社区（厦门），他发现“人们的惊恐、焦虑和失眠状态可能是同魂较长时间与身体分离有关联的。”②失魂状态在解释儿童的病因时似乎显得特别重要。在德。格鲁特的著作中这样的十九世纪的资料来源，也得到了现代学者在这方面进行的田野研究的呼应。在当代台湾，当孩子没精打采、烦躁不安以及生病时，人们会将之归咎于失魂，认为孩子的魂可能是被“吓”跑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孩子带回到他被吓着的地方召回他的魂，他的病也就会好了。

    关于可以将已从体内分离出去的魂再“召唤”回来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看法。这是同人死后的礼仪活动以及从病中痊愈康复的过程联系在一起的。公元前三世纪初期，这似乎就已成为中国中南地区萨满教葬仪的一部分。到了汉代，这又成为一种叫做“复”的仪式的一部分。有关这种仪式的图画在公元前二世纪的马王堆墓葬中被发现：当某人死后，死者家中一名成员便立即担任起“召魂人”的角色，爬上东边的屋檐，面向北方，挥舞着死者的衣服，大声叫道：“嗔！某某（死者的名字）回来吧！”这里的假设是，死者的魂只是在他睡觉或失去知觉时暂时离开了他的躯体，因此，用他所熟悉的衣服等物便有可能将他召唤回来。从事这种仪式是为了“将死者的‘魂’召回来与他的‘魄’，团聚”。这里的前提则是，“魂”是“魂魄”中更轻飘易逝的组成部分，比较容易与躯体相分离，也很快便会消失。相形之下，“魄”在入土时便走得慢多了。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人们必须召唤的是“魂”而不是“魄”。（十八世纪的叫魂术也是以“魂”为目标的。）

    自愿与非自愿的灵魂丧失

    中国人相信，灵魂是既可以通过自愿的方式、又可以通过非自愿的手段而与躯体分离的。同死者的交往可以经由“魂游”或“夺魂”来实现。在发生魂游时，魂游者的“魂”被送往地下访问死者。从魂游者在回魂时有时会遇到麻烦的许多故事来判断，这被人们看作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①这样的故事揭示了一种令人不安的焦虑。那就是，“魂”可能会在试图回到躯体时迷失方向；或者在此期间，躯体会因为人们误认为人已死去而遭到损坏（也许，这是同人们担心因睡着而被误认为已经死去的恐惧是有关联的）。②然而，关于人们会在并非自愿的情况下便失去灵魂的说法更令人担忧。除了“惊恐”或其他创伤③有可能刺激魂脱离躯体外，魂实际上还可能会被其他人或某种超自然力量偷走。人们可能让“复仇鬼魅”和妖魔为此承担责任。德-格鲁特在厦门的采访对象曾向他叙述过“某些喜欢从人身上汲取精气的恶鬼”的情况。人们称这些鬼怪为“走马天罡”或“半天秀才”。如果一个人失去了知觉，人们会把他送到一个“师公”那里，由师公为他举行一种叫做“抢精神”的仪式，以便从偷去了他的魂的“冥物”那里将魂找回来。人们知道，从事偷魂的鬼怪夜间出没于路边。在许多故事中，“不幸的人被这些人类天敌夺去了生命，身上没有丝毫受伤的痕迹，却被发现横尸路边，只是他们的魂已被勾走了”。勾魂的鬼怪尤其喜欢单独在路边的人，因为他们“在那里孤零零无处求助”。似乎因为仅仅有这种勾魂的“冥物”还不够吓人，人们还认为坏人也是有偷魂的能力的。术士们便可以通过在纸上画符来对受害人施行妖法。

    ①哈瑞尔；《灵魂概念》，第525页，转引荷恩：《一个中国村庄的死亡崇拜》，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3年版。丹尼斯对广东的一个“魂游”事件作了详细叙述，参见《中国的民间传说及其同雅利安与闪族传说间的类同之处》伦敦1876年版，第59～61页。德格鲁特争引用小说资料显示，有能力的人可以使自己的魂离开躯体，“特别是为了达到看到隐形事物的目的”。②席文指出，中国人认为在死和睡着之间并没有十分严格的区别。死去只不过是未醒来而已。“死”这个字也被广泛地用于“失去知觉”的状况。私人通信，1988年12月24日。③《聊斋志异》第234页有一个故事。患上了相思病被认为是一个年轻公子失魂的原因。

    “招魂”既可被用之于葬仪，也可被用作医治孩子疾病的一种手段。这表明，活着的人们在死者（不管是成人还是孩子）刚刚死去的情况下还不愿接受这已是最后的事实；这也表达了他们不愿让死者离去，如还有可能便还要将他召唤回来的情感。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当死者是孩子时，人们会将孩子的种种病状归之于也许是惊吓造成的暂时失魂的缘故。在这种情况下，孩子的父母便会求助于招魂仪式。这种仪式一般称之为“招魂”或“叫魂”，两者都意味着“对魂的召唤”。需要记住的是，“叫魂”有时和“偷魂”是同一意思。挚爱孩子的父母和邪恶的术士都在对魂进行“召唤”——一个是要将魂唤回到体内，另一个则是要将魂从体内唤走。亨利·多尔（Henry Dore）曾在长江流域的社区对晚清的招魂进行过观察。下面记述的是发生在安徽的一场仪式：在为孩子招魂时，使用的方法如下：先是提到孩子的名字，然后招魂的的人说：“你在哪里玩啊，你快回家吧。”或者说：“你在哪里吓着了，回家吧。”……如果孩子的名字叫乃喜，招魂的人就会说：“乃喜啊，你在哪里吓着了？你在哪里玩？回家吧！”另一招魂的人会跟在后面答应道：“回来啦。”当他们四处喊叫时，一个人会在屋里将死去孩子的衣服放到房子附近或门道上的一根扫帚柄上，然后注意地观看是否有树叶或小草之类的在近处移动，或者是否有小虫子在近处飞动任何这种情况，都是魂已经回来了的迹象。术士以谋命为目的的作法程序竟然同挚爱孩子的父母所从事的礼仪活动有着相同的语言表述方式，这正是这整个事情令人特别感到憎恶的地方。正如在本书第四章中所揭示的，《大清律例》所使用的语言表明了妖术活动所具有的奇怪的渗透性特点：如同欧洲魔法活动中的黑色弥撒一样，它将正统社会生活中平常的礼仪活动颠倒了过来，成为对这种礼仪活动的一种嘲弄。

    有关失魂的恐惧是从人们认为术士拥有侵害人身法力的一般想像中派生出来的——这些术士有本事从远处窃得活人的精气，使得没有生命的物体获得生命，再通过替身来对人造成危害。由于侵害人身的妖术活动是1768年大恐慌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有必要在这里稍作讨论。被术士们赋予侵人魔力的物品可以有各种各样，但最普通的似乎是通过妖术而获得生命的纸人。各种“奇事异闻”中充满着有关这种纸人的故事。

    明朝的一个故事讲到，广东有一个姓李的术士，会一种名为“先天神算”的预卜未来的法术。据他宣称，他会让“纸人纸马”变活，还会用“纸剑斩人首级”。他甚至还懂得让死人复活的法术。这位多才多艺的术士最后被一帮属于白莲教一个支派的造反者网罗去了。①湖北有一个姓吴的书生，有一次当众嘲弄了当地一个颇受人尊敬，被认为有本事偷魂的张姓术士的法力。吴书生料到张术士会对他进行报复，便在当天晚上拿着一本《易经》当武器，坐着等侯。②一个身穿盔甲的鬼怪撞进屋里，对他发起攻击，但当吴书生用《易经》向那鬼怪猛打过去时，那鬼怪竟然仆地而倒。

    ①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753页。发生于十六世圮的一次叛乱是由一位名叫唐赛儿的妇女领导的，她是白莲教的一个支派的成员，据信能通过操纵活生生的“纸人”施行妖术。②经书可以拥有与其论学教诲内容完全不相干的魔法力量。参见德-格鲁图特关于以《易经》和其它经书为护身符对付妖魔的讨论。《中国的宗教体系》，第6卷第1011页。

    吴书生发现地上只有一个纸人，便把它捡起夹在书中。过后，又有两个黑脸的小妖精闯了进来，也被他用同样的办法对付掉了。过不多久。一个哭哭啼啼的妇人出现在门前，宣称她是那个术士的妻子。她哀求吴书生放了她的丈夫和两个儿子，因为他们的魂都附到纸人的身上去了。地呜咽着说，现在她家里只剩下了三具尸体，一等到凌晨鸡鸣，他们的魂就回不来了。吴书生教训邢妇人道，她们一家人做尽了害人的事。是罪有应得。但出于怜悯之心，他还是还了一个纸人给她。第二天早晨，他才知道张术士和他的大儿子都死了，只有小儿子活了下来。①人们对于术师以纸人为工具所普遍存在的恐惧，肯定是与纸制物品（纸俑、纸马、纸房子、纸工具以及其它纸制物品）在殡葬礼仪中的广泛使用有关的。德-格鲁特指出，厦门地区便有人使用人形物品的妖术来伤害自己的仇人：[人形物]大多是用两段交叉捆在一起的竹片粗粗割成的，在一片竹片的一端粘着代表人体的纸。这竹片像手那般走小，男人同女人的区别则在于两团据说是鞋子的碎纸。这被叫做“替身”，是用来替代某人的，可以在任何一家制作并出售用于祭祀死人和神是的物品的店铺里用现钱买到。它们是被当作奴婢焚烧后供死者在另一个世界使唤的。

    ①袁枚：《子不语》

    纸人纸马可被用来为死者的福祉服务，供他们在转入鬼神世界后使用；也可被当作仇人的替身，用作对他们施行邪恶魔法的手段；还可能被别的什么人用来伤害自己。很显然，人们是很容易看到纸人纸马这些不同用途之间的联系的。施行侵害人身的法术的另一途径，则是借用受害者“身上的某些部分或所穿的衣衫”。此外，术士还可以通过象征性地借用受害者身体的某些部分、取得侵害其生命的魔力。“术士所用的工具或是人的灵魂、或是灵魂的一部分。做到这一点的途径，则在于掌握活人躯体的某些部分，尤其是掌握同精神力量和生命力量的产生有关的器官。此后，便可将受害者的魂安置于术师所创造的某一幻象中，任由术师通过符咒让那人的魂完全服从于自己的意愿。”

    头发与邪术

    正如我们在禁止妖术活动的刑律中所看到的那样，侵害人体的妖术可以促使人们基于懦家教义而因体肤受损产生害怕，也可以导致人们因这种嗜血野蛮的行为而陷入文化上的深刻恐惧。不管是哪一种情况，普通百姓的心目中都有这样的印象：术士们能够利用人的头发来汲取他人的精气，然后再将这种精气转移到纸人纸马身上。德清的石匠们便被认为是有这种本事的人（即汲取他人的精气来加强自己的力量）。

    即便受害者是个陌生人，一个经过适当训练的术师仍能够以其头发为中介物质而攫取其灵魂。我们在1768年所遭遇的大多数叫魂案子中见到的便确确实实地是这种情况。术士不一定需要知道受害者的姓名和生日之类的个人资料。明代的一部小说讲述了一个从蛋里生出来的和尚的故事，无人知道他的生辰八字，一位颇好“师巫邪术”的公子希望在这个“蛋子和尚”本人不知不觉之中对他作一次偷魂的试验。一个术士满有把握地说，以他的本事，并不一定需要知道和尚的生辰八字便可办成此事。“若没有生辰，须得本人贴身衣服一件，及头发和爪甲也是一般”，再对着这些东西念诵咒语便可以成事。①而如果单凭这几样东西就能够施行法术，那么甚至在只知道某人名字的情况下，也许也是可以对之施行法术的。一个术士在自己居住的杜区里，是知道周围亲戚朋友或邻居的名字或生辰八字的，那么，他不必通过个人物品的中介作用，就能够对别人造成伤害。这就是在本书第一章中农夫沈士良想要做的：他将自己所探恶痛绝的侄儿们的名字写在纸片上，让吴石匠放在桥桩的顶端撞击。

    ①罗贯中和冯梦龙：《平妖传》（1830年版）。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

    这也是本章开头长治的那个恶道士所干的勾当：通过得到受害女子的生辰八字而令她着魔。然而，对那些来自外地的陌生人术士来说，他们就必须在不能就近得知这一切的情况下从事自己的肮脏活动了。正是在这里，剪割发辫和衣襟成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这使得一个人的命运可以被一个他根本不认识的陌生人所左右。即便对一个不认识的人，术士也能通过妖术而使得那人无生命的排泄物和衣物之类的东西着上魔法。这样的看法，自然加深了人们对于陌生人所怀有的恐惧。

    在很多文化中，人们都相信头发有着神奇的魔力。我在本书第三章中，曾对为什么满人征服中国后颁布的削发令受到了汉人顽强抵抗的原因作了探讨。在这里对妖术进行探讨时，同样的问题又出现了：在头发、权力和死亡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艾德蒙·李奇关于人们在潜意识的层次上是将头发与生殖器联系在一起的看法，在我看来似乎过于具体，超越了人种学在这方面所能提供的证据。①我更倾向于接受的是詹姆斯·佛朗泽等被李奇称为“老派人类学家”的更一般性的看法，那就是：“头发在礼仪上象征着某种极为深刻的抽象性事物，如繁殖能力、冤魂一类的东西，个人的力量，等等。”②由旁遮普文化所提供的证据表明，正是由于人们认为头发能够汲取并储存生殖能力，它才在施行妖术时被人使用。一个不能生育的妇女，便可以通过剪取新生婴儿的头发而使得这婴儿在她的子宫里再生。神汉长而缠结的头发尤其可贵，则是因为头发的主人在性生活上的长期节制使其头发中积蓄了极大的生育能力。③在中国，无疑也可以看到有关头发汲取并储存精神力量的证据。

    ①李奇的假设是：‘头发是无形的性心理的一种有形的象征性替代物。”②李奇；《魔法搬的毛发》③荷西蒙：《头发，性和脏物》，载《人杂志》。荷西蒙在该文第275页写道，一种符号是通过深刻的心理上的联系而“取得自身力量的”（倒如，头发等于性心理），但随后便在礼仪的场合变成了一个在意义上漂浮不定的东西。在某种礼仪背景下，信号的意义虽同最初的意义有关联，但并不一定完全相同。

    在广东地区举行的丧事中，头发似乎具有汲取丰富的生育能力的精神实质，人们因而希望，死者的已婚女儿和儿媳妇“在死者的棺材从村里被移进出去时在棺材上摩擦她们松散的头发”。詹姆斯·沃森认为，人们相信可以用这种有意吸收死亡污染的行为来加强生育能力和家系延续，好像死者的灵魂正在通过妇女的头发而重新进入到家系中来。①叫魂事件还不断使人们注意到头发在和尚生活中的重要性——而且并不仅仅局限于剃度仪式等使得和尚失去头发的场合。人们常常发现和尚随身带有头发，其原因之一便在于：师父们通常会在为弟子施行剃度后将那些受教于他们的弟子的头发保存起来。但很明显的是，保存头发的情况并不仅仅发生在不同辈份的和尚之间。人们还知道，和尚们也会沿路相互交换头发，以便彼此“结缘”。也许，这样做的目的也在于扩展自身灵魂力量的多样性——因而也扩展灵魂力量的效力？——从而加强自己同所有和尚作为一个整体的联系。②妖术预防法1768年的叫魂危机的一个突出特征是，普通百姓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或者通过对可疑的妖党施行私刑，或者通过诉诸于法术来进行补救——以便同妖术凶险不祥的影响力进行对抗。正如湖北那个用《易经》猛击妖魔的莽书生的行为所表明的，法术是可以用法术制服的。事实上，处于近代前夜的中国（同时也是今天的中国——只是在多大的程度上我们还不知道）就像是个巨大的角斗场。在这里，超自然力量在伤害的同时也在补救，而在这两者之间发生着一场无情殊死的争斗。用德-格鲁特的话来说，人类为对付那些邪恶的精灵，“每天都在从事着一场使人不得安宁的攻防之战”。参加这场战争的当然有职业人士。那些关于礼仪问题的专家们从事着施行法术，主持丧事，测定房屋风水走向之类的活动。然而，参与这场战争的普通士兵却是一大帮门外汉。他们凭藉着一大堆或者写了字，或者没有写字的咒语、护符以及有关行为举止的一套公式，便要以此为武器为自己“辟邪”。

    ①沃森：《事关骨肉：广东社会对于死亡污染的处理》，还未搞清楚的是为什么让已婚的女儿来做这件事？除非这是为了加强姻亲之间的联系。②有大量史科证据表明师父保存着弟子的头发。《朱批奏折》，第858卷第3号，乾隆三十三年七月二十六日（刘统勋等），便是一个例子。关于“结缘”，参见《朱批奏折》第866卷第6号，乾隆三十三年九月十五日。要增加自身的灵魂精气，取决于从很多人那里获得头发，而并不仅仅取决于头发分量的多少——大术士明远建造“万魂桥”的计划表明了造一点（参见本书第四章）。

    利用咒语和护符“辟邪”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这项保护性行动大都是以构成灵魂“阳”端的“鬼”为防备对象的，其产生的原因则在于死者的灵魂没有得到很好的关照。同样的方法也可以用来对付妖党的邪恶魔法。鉴于德清县的石匠们是由于人们对于建造工匠的怀疑而成为目标的，我将在这里通过对建造工匠法术的叙述，就如何通过符咒去邪的问题进行探讨。根据传教士民俗学家丹尼斯（N.B.Dannis）在广东所进行的研究：“广东有这样一个家喻户晓的传说，说的是一个造房工匠被一位妇人叫去整修厨房时，对那位妇人挟嫌报复之事……整修工程按时完工了。但不知怎么搞的，妇人每次进厨房就会得病。她相信，厨房的地基一定已被人动过了手脚，于是便让人将厨房的墙推倒。果然不错，在那里发现了一个空洞，其中放着‘一个生病模样的泥人’。原来这就是妇人生病的原因。”

    为什么人们会将建造工匠同妖术联系在一起？中国人相信，房屋的风水状况会对居住者生活中的吉凶产生影响。既然如此，建造房屋的工匠自然就有责任在建房时施行“好的”法术。

    建房的时间选择，房屋的结构走向，以及建房时所遵循的礼仪程度，等等，都被人们认为对于房屋建成时将邪气排斥在外具有至关重大的意义。当然，既有办法施行“好的”法术，也就有本事施行“坏的”法术。因此，有一本在清代很流行的名为《鲁班经》的木工手本，便不仅包括有建房时所应遵循的恰当的礼仪规则，也有着种种恶毒的符咒，供建房工匠藏在屋粱上面或地板下面。

    但为平衡起见，《鲁班经》中也包括有用来对付施行妖法的坏木匠的符咒。下面是几则木匠以符咒害人的例子。①一幅封有“冰消”两字的竹片图：

    一幅破瓦一断锯，藏在粱头合缝处，夫丧妻嫁子抛谁，奴仆逃亡无处置。

    藏正粱合缝中。

    一幅牛骨的图画：

    房屋中间藏牛骨，终朝辛苦忙碌碌，老来身死没棺材，后代儿孙压肩肉。

    埋屋中间。

    ①午荣和章严编纂，局言编：《鲁班经匠家经》，上海1909年版，第4卷，第3～4页。这里引用的资料来自题为“秘诀仙机”的附录，但书中未注明此附录的出处。全书始自公元五世纪中期，但也包括有更早的资料。关于该书的历史和特点，参见鲁藤比克《传统中国木匠业的营造方式和礼仪》，载《中国科学》第7卷，（1986年12月），第13～16页。此书被认为具有极大的魔力，以至于书商在卖书时从来不会将脸对着书。一旦看到此书，使必定要对别人实施魔法，否则自己就会遭殃。

    一幅一团头发中裹有一把刀的图画：

    头发中间裹把刀，儿孙落发出家逃，有子无夫常不乐，癣寡孤独不相饶。

    藏门槛下地中。

    但是，符咒也为人们提供了强有力的法术保护，以使他们不会受到混迹建造房屋者中的妖党之害：凡造房屋，木石泥水匠作诸色人等，蛊毒压魅，殃害主人。上粱之日，须用三牲福礼，横扁一架，祭告诸神。将鲁班先师密符一道念咒，云：恶匠无知，直毒厌魅，自作自当，主人克伤。暗诵七遍，本匠遭殃，吾奉太上老君敕令，他作吾无妨，百物化为吉祥。急急律夸。

    即将符焚于无人处，不可四眼见。取黄黑狗血暗藏酒内，上粱时，特此酒速递匠头三杯，余者分饮众匠。

    凡有厌魅，自受其殃，诸事符解。

    此符用碲砂书符贴正梁上。

    这些关于法术正反作用的看法，暴露了无时无刻均困扰着大多数普通百姓的种种焦虑；早夭，草草下葬，失去子女，死后得不到恰当祭扫，等等。尽管这些焦虑集中在建房妖术上，但反映的却是一种更为广泛的认识，那就是，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命运其实是很容易受到超自然力量的破坏伤害的。在神鬼之间进行的那场永无休止的对抗中，人的生话需要得到“术”或“法”的保护——不管使用“术”或“法”的是宗教职事人员还是有这方面知识的俗人。①对于僧道的怀疑在对叫魂的清剿镇压中，僧人（有时还有道士）从一开始便是受到怀疑的主要对象。为什么弘历那么快地就相信了有关大术士均为僧人道士的说法、并动用国家的力量资源来对付他们？

    ①在《中国的咒法》一书第213～237页，迟田瑞穗从小说笔记中引用了关于如何对付造房工匠妖术的一系列忠告。在该书第218页有这么一个例子：如在卧室中发现有害之物，”且不可触及此物，需将其投入滚油煎炸，再投入大火中，则（造房）木匠非死即病。”有时祸害并非有意造成。例如，某一房屋的居住者开始“咳血”。事后发理，原来是因为木匠在上梁时碰伤了手，血渗到木头里去了（第230页）。

    为什么每当普通百姓心中因妖术而产生恐惧时，他们那么快地便会朝着离自己最近的和尚猛扑过去？

    官方对于僧道的处置

    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同邪术的抗争，也在社会最高层从清廷的种种关注中反映出来。就在国家查禁妖术的同时，它仍然不断地在同神灵世界打交道。在官方的各个层次——上从皇帝的官邸，下到最肮脏不堪的县衙门——国家的各种机构都在人与神灵之间扮演着中介的角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们所起的作用如同西方宗教中的祭司一样：它们代表着人类与神柢交往，以此来保障人世间的适当秩序，尤其是保障帝国范围内的农耕兴旺与国泰民安。在国家的最高层。皇帝本人每年一度都要主持祭拜天地的仪式；在下层，知县们（他们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也是一个个小皇帝）则将城隍爷（这是神鬼世界的知县）当作自己施政时不可或缺的助手。

    普通百姓虽被禁止对帝王和官僚所崇拜的各种神灵进行祭祀活动，却可以分享对于这些神灵的信仰。正式的上天崇拜为帝王所垄断，但上天在人间的力量却为普通百姓所信仰。因为每个人的命运都受到上天力量的支配（“五行”交替运作，阴、阳相互影响），人们很容易地便会认为帝王对上天的崇拜与人间的福祉是相通的。又因为人们认为人死后灵魂的命运取决于城嚏隍老爷的判断，普通百姓便相信地方官员祭祀城隍爷是在为整个社区造福。如果国家要使民众对于自己在精神上所起作用的信心能够持续下去，它就必须认真防备在这方面出现潜在的竞争对手。

    国家既然以包揽一切的态度宣称只有它才有资格掌管人与神灵世界之间的交往关系，它使精心设计出一系列规则条例，以便对有组织的僧人道士进行管理。自然，在国家为他们所制定的规则中也就不无荒唐之处。从形式上来说，即使从事礼仪活动的大多数僧道人员其实并不“从属于”任何僧道机构，官方却仍可能要这些机构对他们的活动负责，至于民间宗教的职事人员，以我们在西方背景下所养成的眼光来看甚至算不上专职宗教人员，但他们却主宰并支撑着那个无所不包并探探植根于民间社区的宗教活动体系。国家若想制止这种暖昧不清的状态，是否可以坚持要所有僧人道士都明确表明自己的师徒关系？或要求所有从事宗教活动者都登记注册？从中国宗教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些想法是荒谬可笑的。大多数宗教职事人员注定是没有什么社会地位可言的（根据国家对社会地位的边际性质的界定）。如果国家一定要将那些规则（对此，我将予以概要说明）强加于他们身上，也就等于把民间宗教本身也给取消了。在那个时代，这对于国家来说当然是一件不可能办到的事情。这个简单的事实为学界关于“国家对宗教的控制”的讨论带来了一个不甚真实却极为有趣的侧面。

    不管怎么说，国家还是做了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尝试。我们必须将这种尝试视为国家在表明自己的态度，而不是国家的一体制”正在按照自己本来的思路行事。根据规定，所有寺庙庵观及其僧道人员都必须登记注册并获政府批准方可进行活动。除非获礼部正式批准，建造寺庙是非法的。根据同一精神，国家几百年来便一直要求和尚道士必须取得度牒。那么，为什么国家在中国帝制晚期对于宗教职事人员的登记注册及控制他们的问题会耿耿于怀到如此地步？公元九世纪，当大唐帝国大批没收寺庙财产并迫令成千上万的和尚还俗时，其部分原因在于经济上的考虑：当一个人隐入寺庙之时，也意味着他不再负有缴赋税与服劳役的义务，因而也就使国家失去了一份收入。但到了明清时代，劳役义努已可换算为钱币并可与田赋一并估算支付，劳役实际上也已为雇工所取代，上述经济目的也就没有意义了。

    如果我们对清代国家为控制僧道的努力细加考察，便可以看出，其中另有企图。早在明代，便已有过要僧道人员登记注册并为他们发放度牒的情况。但是，直到1674年皇帝才发布了将僧道人员置于国家控制之下的第一道一般性诏谕。为对僧人道士进行督察，清政府在北京建立了专门的机构，各由十六名和尚或道士组成。

    这些成员最初显然系由礼部选拔产生，以后的替补则由京城的僧道人员通过选举决定。这些成员的名单还需向吏部报备。①皇帝还诏令各省建立起一个平行的体系，由选举产生的僧人道士所组成的督察机构分别在各道、各州与各县建立起来。②他们通过通常的官僚统治管道向上提出报告。

    ①这些官员若是和尚则叫做“僧录司”，若是道士则叫做“道录司”。见《大清会典事例》，第501卷第5页。1773年，由于尚不清楚的原因，这些官员转归内务府监督掌管。②在这些部门任职的人员由各省总督或总兵向礼部通报，再由礼部将人员明单转呈吏部登记造册。这里的整个体系均与由各省衙门及礼吏两部委任操纵。明代将人员名单奏报皇帝的旧制在清代已废止不行。所以这一切显然是为了使这里的程序常规化，同时也是为了减少呈送皇帝的文书。见《大清会典事例》第501卷第6页。

    建立这些督察机构是为了对和尚、道士、尼姑的品行举止予以控制约束，以便通过适当的纪律措施而保证使他（她）们按出家时的誓愿行事。然而，除这些机构外，最重要的还是发放度牒这一措施。在这里，问题的症结其实并不在于保持僧道人员队伍本身的纯洁性，而是在于确保不让那些不可靠的俗人以僧道的面目出现。皇帝所担心的是，“不法之徒”会假借僧道习俗，冒用“祖师”名义从事占卦预卜之事。此种“交通鬼神’’及预卜朱来的能力会产生种种“异说”“野谈”，从而吸引无知民众成为他们的门徒并非法结党。在这里，皇帝所谓的“异说”“野谈”，并不仅仅是指他们假称具有魔力，而更是指他们假称有能力预知现存政治秩序的未来命运。在皇帝的上述诏谕中所显示出的，是一种对于在帝国权力中心北京所发生的宗教活动的特殊敏感。位于京城的寺庙庵观均“不许设教聚会，男女混杂”（这是民间宗教的标志；而在皇帝的心目中，这也正是民间道德堕落的进一步的证据），同时，亦“不许建设高台，演剧敛钱，酬神赛会”。

    弘历尤其因僧道人员身份含糊不清的状况而感到沮丧，并因而试图将本来用于管制有组织的僧道人员（即属于主要寺庙道观的人员）的那些办法，扩展使用到生活于平民杜区的广大民间宗教职事人员的身上。他所采取的第一个重大行动同那些大概可被称为“在俗僧道”（secularclergy）的人有关。这些人实际上构成了宗教礼仪职事人员的大多数，他们始终居住在寺庙道观之外，拥有财产，甚至还结了婚。他们为葬仪和驱邪仪式提供服务，或以其他的方式来满足人们在礼仪上的需要，因而在杜区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他们既不受宗教纪律的约束，也不服从国家的控制管辖。弘历对于僧道在道德及学识上的这种腐败现象大加鞭挞，并诏令各地或强迫“在俗僧道”居住到寺庙道观中去，或强迫他们彻底还俗。对他们的财产，除一小部分生活基本必需品外，均应予以没收或散发给穷人。当这一诏谕看来不仅在一般僧道人员中造成了恐慌也在各省引起了混乱时，弘历又辩解道，他从来就不打算伤害那些循规蹈矩的僧道人员。

    他强调，真正的问题在于公共秩序。那些在俗僧道“窃二氏之名，而无修持之实，甚且作奸犯科，难以稽察约束”。他之所以要求他们必须获得度牒，是为了使“无赖之徒不得窜人其中，以为佛老之玷”。这位当时登基还不久的皇帝显然因人们对他的严厉措施的反应而感到震惊。他因而从先前没收财产的诏谕立场退让下来：“究竟国家养济穷民，岂需此区区之财物？”这一诏谕亦就此废止未行。然而，令皇帝不能释怀的是：尽管他十分厌恶，社会上依然存在着一大批不受到国家任何控制的礼仪职事人员。①弘历对于和尚的看法受到了新儒家在性问题上假正经态度的很大影响。当然，和尚自己的内部戒律便有着纯洁俭朴的要求；《大清律例》则对引诱已婚妇女与之发生奸情的和尚规定有特殊的罚则。但弘历对和尚通奸的行为似乎特别痛恨，并决心对之予以惩戒。1768年，南京附近的一个和尚被控与几个已婚农妇发生性关系。江苏巡抚高晋注意到南京地区“每易藏奸”，其原因则在于该地区寺庙甚多，使得追踪奸僧的行止极为困难。

    据此，高晋要求各县官员均需对和尚的不轨行为予以警惕。南京附近的地方官府发现了一个“淫僧”，多年来便一直有不规行为，甚至还贿赂地方保头对他的恶行藏匿不报。通过将寺院的土地出租给佃农，这个和尚积累了相当可观的财富。高晋奏报道：“查淫僧厚积资财，恣为不法，大为风俗地方之害。”对这样一个罪犯，《大清律例》中一般规定的惩罚看来已经不够，高晋因而建议将他发配伊犁军中为奴。弘历批复道，甚至这样的惩罚仍属“轻纵”；“此等淫恶劣僧久为地方风俗之害”，因而，对此罪犯“一经败露，即当立即仗毙，以示惩儆，何得更为宽待”。高晋再次奏报道，他确实应该为提出这样一个过于轻微的惩罚建议而受到指责。这一罪犯不仅应予以殴毙。还应在南京地区所有和尚在场的情况下这么做，以示做戒。寺庙三分之二的财产则将予以没收。

    ①《大清会典事例》，第501卷第8～11页。这里，用于在俗和尚的是“应付僧”一词，本身含义不甚明确并可能只在局部地区使用。德-格鲁特在《中国的宗教派别和宗教迫害》一书第127页将这个词同瑜伽派联系了起来。但是，我遍查了关于佛教的各种标准参考资料，却不能肯定这种说法。用于在俗道士的则是“火居道士”一词。弘历下达反对在俗僧道的诏谕，可能是受了400年前明代的一项公告的触动。

    弘历与高晋这位皇家姻亲之间这番相互攀比的血腥对话表明，对于那些将大多数僧道人员视为虚伪与腐败的社会渣滓的统治者们来说，对和尚狠狠地予以惩罚简直是他们的一种道义满足的源泉。既然他们对于僧道的行为有着这样的看法，他们当然也会觉得完全有理由把僧道人员同包括施展妖术在内的种种有害及不道德的行为联系在一起了。当官员们看到下层僧道人员人数激增并因此发出警报时，正如本书第二章所叙述的那样，皇帝对于僧道的恐惧也大大加深，并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对妖党进行追踪围剿。除乞丐外，和尚道士——尤其是那些生活在小寺庙道观中以及外出在途的和尚道士——便成了中国最容易受到攻击的社会群体。这是因为，他们既得不到亲属的庇荫也得不到杜区的保护。但问题还在于，为什么一般民众会那么热衷地参与1768年这场对于妖觉的迫害围剿呢？

    僧道、乞丐与普通百姓

    和尚是1768年大恐慌的主要嫌疑对象。但多少有点让人惊奇的是，十八世纪有关谈神说鬼的两本主要的集子（著者为蒲松龄和袁枚）对和尚的描述却相对来说十分友善。大量的妖术行径都被归到了像本章开头所叙及的谋财害命的道士头上。相形之下，和尚遭到批判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的虚伪或不道德的行为，尤其是他们在性生活上的放纵（在欧洲，这也是人们对僧侣发起攻击时通常会涉及到的一个主题）。此中奥妙，为“妖道淫僧”一词所道尽。①对我们来说，则必须超越那些出色的小说家们的叙事水准，发掘出百姓对和尚产生恐惧的原因究竟何在。②在一个对陌生人存有恐惧的社会中，和尚由于自己生活中的若干侧面而让人看上去便觉得不甚安全。其中一个侧面，便是他们长期地，有时甚至竭其终生只是处于见习修行的地位，即他们虽然削发出家，却并无僧职。一个和尚若要获授僧职，通常需要从属于某座有地位的“官寺”，在一位资深师父的指导下经历并完成很长的学习过程。而如果只是当一名见习和尚，就相对要容易随便得多。他只需表明自己摒弃世俗生活的意愿，由师父削发（师父则将负责他的修行）并开始遵从“十戒”（诸如禁欲、素食等等）便可以了。这样的出家人离开了自己的家而以寺庙为家，师父便成了父亲，其他同师门下的和尚则成了师兄弟。

    ①蒲松龄：《聊斋志异》，第131页。在这本流传甚广的鬼怪故事集中，有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和尚使用妖术来伤害吝啬的施主，这同其它的故事都不一样，因而十分突出。②关于佛教在帝制晚期的实际活动以及佛教僧人的生活，仍旧研究。在以下的讨论中，我所借助的田野调查所反映的是二十世纪初期的情况。这样的做法当然不能令人满意，但他的好处在于，我们是在同实际活动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案打交道。而且，我想我在这里所讨论的僧人生活的各个方面也许是很少发生的。

    和尚中有很多人从少年时起便已出家，通常在一些由代代相传的和尚“世家”所掌管的“家传”小寺庙中修行。如果确有机会的话，一个和尚也要经过很多年以后才能够在某个规模很大的“官寺”里获授僧职。

    与此同时，一个见习修行的和尚则是一大批未获僧职、处于过渡状态的和尚的一员。这种身份得之固然不困难，失之也很容易。虽然国家以及社会大众将他们归入“僧人”一类，但他们却不得栖身于任何一所有地位的大寺庙。这样的“和尚”大约构成了佛教僧人的大多数。事实上叫魂的疑犯（包括本书第一章所述肖山事件中的两个和尚）大都出自于这些人，政府的疑问也集中于他们身上。毫不奇怪，我们看到普通百姓的恐惧也为同样的看法所左右：这些人既没有正统的家庭背景，又不是注册在案的有地位的僧侣，而只是一批社会边缘人。这一事实不能不导致我们对“僧人”这一称谓到底有多大用处发生疑问，因为政府的文件实际上是将所有穿僧袍、剃光头的人都一概称为“僧人”的，而全然不顾及他们皈依宗教及受到教育的程度。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可以说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很难被归人为官方所认可的各类臣民的范畴，而官员们正是靠着这些范畴的存在而自信整个社会是在他们的控制之下的。

    这些和尚的另一个可疑之处在于他们无根无底。他们往往一经削发便开始了在路上飘泊的生活。他们之所以旅行，或是为寻访讲经之处，或是前往祭扫本家“祖师”的坟墓以示尊敬，等等。这些都是很普通的原因。另一个也许更为普通的原因，便是乞讨。一般来说，小寺庙既没有足够的土地来养活庙里的人，又缺乏通过举行佛事而得到的捐款与收人，于是化缘乞讨便成了和尚们唯一的生路。对和尚来说，化缘活动并非到处都可进行，有些寺庙便禁止和尚化缘。同时，人们对于乞僧的态度常常无异于他们对一般乞丐的态度。从十八世纪的文献资料来看，乞僧是随处可见的。

    普通百姓对于和尚的态度也许受到了下述两种情况的制约。一是见习修行和尚身份本身的模糊性（他们既是佛门一员又不在佛门之中）；二是一般人对于乞讨者的暖昧态度（这被认为是一种无根无底的懒人的职业，但它又因为僧人实在太贫穷而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人们的认可）。对于道士，普通百姓的态度也许就是一种更为直截了当的恐惧了。

    人们习惯上常常将道士的活动同各种各样的法术联系在一起（如炼丹术，以符咒驱邪，以及寻求长生不老，等等）。因此，当“邪术”成为问题时，道士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怀疑对象。尽管道士在社区里通常从事的是诸如以符咒为人治病之类的有益的活动，但他们在人们想象中的妖魔形象却表明，在人们看来，法术是很容易转化而成为邪术的。由于和尚在社区中所从事的主要活动是协助死者的魂顺利通过阴间，他们便不是与道士同一意义上的术士。这大概也解释了为什么在百姓的故事传说中和尚相对来说温厚善良的原因。但我们仍然想要知道的是，当僧道等从事礼仪话动的各种职事人员作为陌生人出现在某一社区时，在普通百姓的心目中是否还会对他们有着如此清晰的区分？例如，本地寺庙中的和尚是每个人在邻里的葬仪上都会碰到过的，同他们相比较，随处飘泊的和尚便可能显得既让人难以捉摸也难以理解。同时，人们并不需要什么想像力使能够意识到某一“游方道士”的威胁。相形之下，本地道士作为礼仪职事人员就比较“安全”，因为人们是知道他们在社区中所扮演的角色的。一个在本乡邻里间驱邪的法师大概不会比一个家庭医生更具有威胁性。但如果他是外来人的话，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当外来者还拥有特殊法力时，人们对他们的疑心自然也就更深了。

    如果说，普通人是由于僧道等礼仪职事人员可能会施行法术而产生对他们的恐惧的话，那么士绅则是由于他们懒惰而鄙视他们。根据在浙江收集的一组“家训”的说法，每一种职业——不管是文人、农夫、手工业者，还是商人——都有自己的“生理”（即求生之道）。“惟是懒惰飘荡、游手好闲为僧、为道、为流民、光棍、身名无籍之徒，便是不安生理。不安生理而能偷生于天地同者，无此理也。”

    由死亡而产生的污染。一位研究广东社会的权威曾写道，那些在葬仪中担任祭司的人物（在这里，笼统地来说就是道士），“由于其工作的性质”，就像我们自己杜会里承办丧葬的人员那样，在社会上的名声肯定是不好的。“当他们在场时，邻居们从来就不会感到舒服。”这里的原因在于，人们认为由死亡而产生的污染会附在死者的躯体上。尽管道士们“会尽可能地避免直接触及尸体或棺木”，但他们却不可能将自己同自身职业中具有产生污染危险的那一面完全分割开来。社区中的礼仪职事人员尤其需要依靠葬礼为生，而这一工作使得他们必须不断地接近新近死去者的棺木。我们尚无法肯定，在华南地区十分明显的人们对于死亡污染的恐惧，是否也在其他地区助成了人们对僧道人员的暖昧态度，但我们不能排除有这种可能性。

    作为外来者的术士。普通百姓对于礼仪职事人员的态度是既尊敬又恐惧，这一点在帝制晚期的下层僧道人员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身为流浪者，又拥有特别的弄鬼弄神的力量，这真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危险。如果闵鹗元的说法是对的，则这种危险到了十八世纪中期大概已变得日益清晰可见。对于其他文化所作的研究表明，人们常常会将妖术同外来者连在一起。艾伦·麦克法林（Alan Macfarlane）便曾以非洲和荚格兰的资料为基础而注意到，“在乡下四处游荡的男人”自然而然地便会成为妖术指控的目标。①妖术与巫术不同，它并不依赖于天生的内在力量而只需要使用魔法技艺，因而本质上是不以人性人格为转移的。

    ①麦克法林的看法是：“人们更可能指控他们为术师而非巫师，因为他们并不对某一部分人群构成反复发生的、秘密的、与内在的挑战，他们构成的只是一时的威胁。”他在这里所作的区分涉及到了“巫术”所有的一种天生的恶意，亦即对特定的人加以伤害的动机，而这种恶意只有长期生活在一起后才能产生。

    由此而产生的恶行更像是野蛮的破坏行为而不是血亲间的复仇行径。因此，四处飘泊的流浪者（不管是僧道还是平民）由于在社区内缺乏联系纽带便很自然地成为可疑分子。他们固然不会有个人恩怨之类的犯案动机，但他们也同样缺乏社会的制约以及对于社区的责任感。除此之外，农夫村民在见到任何外来人时的那种排外情绪也会起作用。害怕他们会施行妖术就是一种很合理的情绪了。①在中国的民间宗教中，人们对于外人所普遍感到的恐惧是通过举行对“鬼”予以安抚的严肃礼仪活动而表达出来的。人们认为，“鬼”是一些缺乏家庭联系的无根无基的游魂。否则的话，家人便会为它们提供祭祀，从而减轻它们的痛苦并消除它们的敌意。那些在阳间（或在世俗世界中）没有社会和政治地位的人是危险的，而其危险性又是同那些在阴间（或在神鬼世界中）最有地位的危险精灵（即鬼蜮）密切相关的。

    ①关于巫术恐慌源于社区的紧张的看法，对于理解妖术事件并没有什么帮助。正如在中国发生的妖术事件所显示的，受到人们怀疑的术士是外来人，对受他们之害的人来说，他们则完全是陌生人。

    在1768年的许多叫魂事件中，外来性几乎自始至终是叫魂大恐慌的导火线。当人们第一次见面时，这种外来性常常会因口音差异而被人们注意到，陌生人也就立刻便会被识别出来。

    在广东的一些社区，担任巫师的人必须是在当地社会中已有建树的成员，因为要达成将种种邪神从未得到安息的死者身上除去的任务，就必须对村里的社会关系有深入的了解，否则是办不好此事的。由此看来，“好的”或“安全可靠的”礼仪职事人员（为社区服务的僧道及巫师等）必须是社区的一员；而“坏的”或“危险的”职事人员（妖人术士）则不会从属于社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可能出现的情况就是：要么人们的恐惧心理很自然地是同外来人联系在一起；要么因为在社区内部对别人提出妖术指控会对社会关系造成严重的损害，因而提出这种指控根本就是不能容许的，甚至是不能想象的。既然如此，那么怀疑就只有落到陌生人头上去了。①乞丐的社会恐怖活动从某一意义上来说，游方僧比之一般乞丐在面对妖术指控时处于更为软弱的地位。在人们的眼里，那些以同神灵世界打交道为职业的人也能很容易地用鬼神的力量为自己服务，这就是妖术。然而，在发生妖术大恐慌的过程中，关于妖术的指控也落到了很多一般乞丐身上，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只是为那些施展妖术的恶僧们跑腿（为他们剪人发辫）。可是，人们对于乞丐的恐惧同他们是否掌握礼仪“技巧”并没有任何关系。恰恰相反，他们的危险性正是在于无人能在礼仪上非议他们。

    ①一个重大的例外看来是在墓前占卦的巫术，有时这会在社区冲突中被人们当作武器使用：某一方面的亲属会将祖先的骨骸排列起来，使之产生有利于家系中自己这一支而不是另一支的魔法效应。

    在中国社会中，和尚和乞丐是最贫穷也最无力自卫的人。

    他们得不刭有影响力的亲属的支持，也很少或根本最有经济实力。正如同我们已经看到过的那样，和尚在社区的礼仪活动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而是不可或缺的。那么，乞丐们在面对人们公开鄙视和憎恶的情况下，又是如何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的呢？这里的原因看来在于，不管他们在那个体面的社会中显得多么无助，他们却有力量使公众对他们产生恐惧。人们害怕乞丐是基于两个原因：一个是他们带来的污染，另一个是他们通过礼仪活动所造成的破坏。而这两者事实上又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

    污染。乞丐们正是利用人们害怕遭到污染的心理，使得人们出钱来同他们保持距离。所有的观察者们在一个问题上有着相同的看法，那就是，一种细心作成的（但也是平常的）龌龊与衣衫褴褛的外表——即乞丐们通常的衣着——可能会引起人们的怜悯，但也可能会激起人们的强烈反感。人们是绝不会让一个乞丐来碰摸自己的。这不仅是出于避免染上疾病的实际考虑（如乞丐们会几近卖弄地展示的流脓痴疮），与此紧密相连的还有着因此会在精神上受到污染的恐惧。如果某一乞丐死于某家的地面，则于“天地命理上影响极大”，盖因为只有付出一定代价才能驱走该乞丐的鬼魂，且效果如何亦难以肯定。①通常由乞丐担任的抬棺木一职，也会使他们沾上死人的晦气，而这也是需要避之而唯恐不及的。与其让自己的身体接触这样的人，实在还不如让钱“接触”他们的好。

    ①沙克：《中国乞丐“窝”》。这一极为出色的人种学研究专著资料极为丰富，既包括有十九至二十世纪观察者留下的记录，也包括有作者本人在台湾从事田野调查的记录。

    用礼仪活动造成的破坏。在这里，我们已经很接近于触及妖术恐慌的核心了。一个体面的社会在什么事情上最容易受到攻击？世界上所有的富人和有地位的人，最容易受到那些最有任何东西可以失去的人的攻击。因此，乞丐们照例会在婚礼丧事等场合大发利市，便丝毫不令人感到奇怪了。如果不让乞丐们得到应得的好处，一帮衣杉破烂、肮脏不堪的人便可能会（有时他们真的会）闯进仪式的现场。而他们的出现本身就会让主人极为难堪。更糟糕的是，他们还会将婚丧仪式的礼仪功效破坏殆尽。这种危险对于一场婚礼来说就已经够坏的了，而对于一场丧事来说则可以成为礼仪上的灾难。在十九世纪的一则记述中，恼怒的乞丐们甚至跳进了墓穴，以阻止下葬的进行。人们在面对这种可怕行为时是相当软弱无力的，因为他们会感到自己抵御超自然力量伤害的能力极为有限，而在行善的神灵与作恶的鬼怪之间进行的又是一场势均力敌的对抗。同时，正如我们已经看到过的那样，躯体和灵魂之间的联接又是很容易受到邪恶力量攻击的另一个危险环节。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些被社会抛弃的人们便获得了一种奇特的力量。正事因为他们自己已经肮脏得无可再肮脏、不幸得无法更不幸，他们似乎再也不在乎社会的“脸面”，也不在乎是凶是吉或是祸是福。仅仅让剪割发辫衣襟的乞丐“触摸’一下，便足以引起人们对这会造成致命污染的警觉。再进一步来看，一个乞丐的发怒也会向人们鸣响警报，因为他的污浊本质同使用妖术的恐怖主义根本就是一回事。一个乞丐因为有人拒绝施舍而对那人发出的赌咒，其中包含的力量远远超出了语言本身。

    我们对中国妖术所作的探讨揭示了两种互有联系的产生恐惧的机制，两者都涉及到了灵魂——躯体联系脆弱性的问题。普通人害怕的是自己的魂会失去。灵魂与躯体之间的联接是脆弱的，这意味着自然的或超自然的力量是可以将它们分开的。做梦、生病，当然还有恶毒的法术，都对灵魂——躯体联接纽带的稳定性构成了威胁。皇家的恐惧则不仅同个体也同群体有关。君权神授的完整性与持久性需要通过皇家不断从事的礼仪活动而反复得到验证；同时，君权神授本身也可以因为自然的机制（如只有在发生自然灾害和出现其它征兆时才可以看到的宇宙力量），或由于巴望让国家遭难的煽风点火者的行动而发生断裂。

    国家不仅需要坚决否认这些妖人同神灵世界存在着任何交流关系，也要对他们的行为无情地予以禁止。皇家的祭祀官员们对于除了自己以外其它任何同神灵世界的联系都采取嘲弄态度，这种做法其实证明了他们对于自己的“神授”地位能否持久有着一种根深蒂固的焦虑。对普通百姓来说，术士的妖术威胁到的是灵魂与躯体之间的脆弱联接；而对皇朝的上层人士来说，这种行为危害到的则是皇朝向上天力量之间的脆弱联系。在十八世纪下半叶，究竟是何种力量同时在社会结构的底层和上层造成了这样的恐惧，这在我们对叫魂的故事作进一步的考察以后，是值得加以考虑的。面对叫魂的罪恶行径，皇帝将要发起一场全国性的清剿。在此过程中，存在于妖术与政治之间的联系将会更为清晰地显示出来。

    第六章 各省的清剿

    在全国范围内对妖术的清剿触发了弘历与各省督抚之间的较量。这场暗斗悄然隐蔽，但激烈的程度并不亚于清剿本身。它的燃料刚来自于官僚的责任制度：官员若让罪犯逃脱会受到北京吏部的制裁，该官员的上司则有责任对下属的失职加以弹劾，失于弹劾又会构成更上级官员弹劾失察者的理由。到了总督、巡抚这一层，行政上的失误则会在皇帝对其个人的宠信上出现裂痕。

    官僚责任制度的运作是围绕着对信息的控制而展开的。一项罪行如果未经官方确认已经发生，那么，一个官员就不会因为对此罪行失察而受到惩罚。这一极为简单的事实可以说明弘历与其官僚之间在叫魂案中的紧张关系。虽然清政府没有职业的秘密警察，皇帝在各省还是有自己的耳目的。通过这一个人情报来源，弘历得知了山东的那些案件；还是通过这一情报来源，他也发现了春天被各省巡抚隐瞒的妖术案件。这种隐瞒是出于官方对大众迷信的蔑视（即上层人士视妖术为不可知的态度），还是因为苏州和胥口镇事件所牵涉的剪辫案对巡抚来说太过棘手，本身是无关紧要的。反正弘历相信，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他的官员们畏难裹足：法庭案件会打乱他们优游从容的日常节奏，弹劾属下则会危及他们官官相护的权力网络。我们或许应该原谅他的猜疑，整整两个月来，没有一个省级官员（不论满汉）主动向他报告过妖术案件。当他要求各省报告情况并采取行动时，各省的初始反应证明这种猜疑是有道理的。

    弘历的行省官僚

    让我们先来考察弘历的各省执法官员的工作效率。1768年中国的行省官僚是一个由六十三个人组成的很小的精英圈子。我使用“行省官僚”一词，特指省以上的行政长官，其责任包括：第一，总揽一省（巡抚）或两三省（总督）的全部行政事务；①第二，专司一省的特别政务（如布政使和按察使）；第三，无守土之责的特任官员，如漕运总督和河道总督。这无疑是世界上最为排外的圈子。进入这个圈子意味着得到皇帝的特别宠信并能与其直接对话。督抚官僚与在北京的部级官员一样，可以并被要求同皇帝直接并秘密地联络。虽然这个圈子里既没有老朋友间的那种默契，也没有坐在皮靠椅里的那种舒适安乐（也就是说，这个圈子的内部凝聚力很弱），但进入这个圈子还是能给人一种超越了低级官僚群的特殊自我感觉。

    ①京师所在的直隶除外，该省只有总督一人。

    肱股心腹

    弘历在清剿妖术案中所依靠的是一个由中老年官僚组成的经验丰富的群体。其中每个人都有在数省任职的经历，资深者担任省级官员已有十年左右。①满人极不相称地在其中占有相当大（百分之三十八）的比例，而在总督、巡抚这个层次，其比倒更高达百分之五十八口和乾隆初年相比，行省官僚的种族背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自1736年以来，满人人数增长了百分之八十四；汉军旗人增长了百分之三十三（虽然其实际人数微不足道）；而汉人则减少了百分之五十一。总督的种族结构无甚变化，但满人在巡抚中的比例急剧上升，其代价则是汉军旗人比例的下降。满人任布政使职位的人数也大幅上升，而汉人的任职人数则显著下降。此外越来越多的满人司法官员正通过正常的升迁渠道进入行省官僚圈。上述变化可被视为满人汉化程度提高和统治汉人低级官僚能力增强的结果，但也是帝国为加强满人在地方政府中的权力而制定的一项处心积虑的政策。

    ①在1768年行省官僚任期的平均年数与他们的级别成正比并反映了常规的升迁模式：总督，11年；巡抚，9.5年；布政使，5年；按察使，2.5年。

    按照十八世纪世界的标准，弘历的行省官僚在1768年统治着庞大的人口。如两江总督治下的三省人口有七千万，比当时法国人口的两倍还多。而三省中最大、也是全国人口最多的江苏省，其巡抚治下的人口有三千万，是当时英国人口的三倍。即使是叫魂案所牵涉到的最小省份山西，也有八百万人口，大约与大不列颠减去苏格兰的人口相当。显然，这一官僚机器的严密程度不能和我们（以及中国人）所熟知的现代官僚制度相比较。

    这样巨大辖区的执政者必须握有便宜行事的实权，但他们的权力还是受到许多制度规定的制约。不仅如此，机密的廷寄制度防止了督抚间的冲突，谁都无法知道邻省的督抚向皇帝报告了什么。最后，皇帝通过频繁调动来防止行省长官在一省坐大。①频繁调动意味着行省长官几乎不可能对自己辖区内的特殊情况有深入的了解，他们因而将大多数的行政事务诿之于长期留任的胥吏。②这个高度流动的精英集团的成员在各省首府之间频繁调动，但他们被两条铁索同帝国的中心绑在一起：同其他官员一样，他们的黜陟考绩保存在吏部的个人档案中；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与皇帝间维系着效忠尽责的个人纽带。

    ①以1768年在位的总督和巡抚为例，平均在一个职位（从获得巡抚级别开始）上的任期是总督3.5年，巡抚2.2年。总督的平均年数被直隶总督方观承特别长的任期（19年）提高了，我对官员任期的统计都是根据钱实甫的全面完整的《清代职官年表》。②在乾隆三十三年这一年平均每省有2.5个巡抚。有些省的巡抚走马灯一样撤换：如这一年山东有四位巡抚，福建有五位。在十八世纪中叶，一个省一年里有三十巡抚轮换并非稀奇。1768年的撤换特别频繁，部分原因是由于叫魂危机的干扰。

    虽然我们习惯于把行省官员称之为官僚，在美国的政治格局中这样的人会被称为“政治委任官员”。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循着常规的升迁渠道进入行省官僚圈的（或起于掌管几个州县的道台；或出自六部的低级侍郎），但一旦升为省级官僚便标志着他们同皇帝之间建立起了一种以忠诚和依靠为特征的特殊关系。对这一群荣宠的仆人，皇帝期待他们既可信用又怀有热忱：他们不仅应准确地报告地方上发生的事件，而且应该进一步为皇上分忧解难。迭种素质比存放在吏部的人事档案记录更为重要，它关系着皇帝对他们的宠信，并因而会决定他们宦海仕途的未来。

    这一特殊关系是如何影响一个巡抚的表现的呢？他的职责中令我们最关心的是构成中国法律制度核心的一个阴暗的纽结，即一个官员在自己的辖区同时是警察、检察官和法官。事实上，就任何官员的权限而言，司法权只是从属于行政权的一个方面。在县里，知县同时拥有逮捕、起诉和审判的权力。超出仗责的案子均应移送巡抚审理，而所有死刑案则都要经由皇帝御批。

    因为《大清律例》将多种形式的妖术定为死罪，据此，叫魂案似乎应该移送省庭，并最终移送北京。巡抚则应该要求下属清查各州县的妖人，并亲自审理抓获妖人的案件。

    当弘历在镇压“邪术”一事上的压力增加时，各省巡抚作为检察官的功能就大大地超过了其作为法官的功能。在1768年，大多数行省长官都有一定的司法经验，这通常来自于将他们带人行省官僚圈的按察使一职。但他们中仅有少数几人是法律学家或声名远播的能吏，我怀疑其余的多数人在司法上并不具备足够坚定的自我意识来抗衡与其职位相随的政治压力。取悦皇帝是贯彻司法的中心环节。

    信息系统

    一个政府的有效运作取决于对信息流动的仔细掌控。对十八世纪的清王朝来说这牵涉到两个问题：第一，明确区分紧急情况和日常事务，从而使各种问题能在适当的层次上根据合理的次序得到解决；第二，确保地方官能及时而准确地提出报告。这两个问题的解决从未使弘历感到满意。①在第一个问题上，弘历从父祖那里继承了一套由常规渠道和机要渠道组成的文案报告制度。诸如税收报表、刑事审判、公共工程和日常人事调动之类的常规事务，都用题本经由掌管六部、由高层部级官员组成的内阁这一槊道送达御前。这类报告的格式有严格的规定，违反格式可以成为弹劾的理由。虽然今天的杜会史学家可以从这些“常规”奏折中看到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实况，但要处理包括谋反在内的紧急机密的非常情况，这一渠道却无法胜任处置此类敏感而急迫的信息需经由机要渠道，即皇帝和各省长官之间直接的个人通讯热线。上行奏稿通常由奏告人的私人仆从或驿卒迅速而慎重地送交皇帝御前。皇帝则用朱笔直接在奏章上批示，然后再送回奏告人。这些密封的文件最后都会收回并保存在皇宫里，称之为朱批奏折。②朱批奏折是一种私人文件。除了地方的紧急事务外，这些文件还处理由官员与皇帝间个人关系中派生出来的各种问题。它们的格式比较简单（比如，奏告人头衔的复杂全称可以省略，只需简单地报告现职）。这种经由机要渠道进行的交流是一种互惠：奏告人通过向主人递进机要情报来表达其忠诚和感恩；而皇帝则应之以父执般的严厉（偶尔也有温暖）。常规奏折体现了官僚制的形式，而朱批奏折则反映了个人间的礼数。常规奏折是官与官之间的对话，而朱批奏折则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①对于通讯制度的权威研究是费正清和邓嗣禹。②根据规定，所有朱批奏折最后都要送回宫中归档，因此我们今天才能在北京和台北看到它们。

    皇帝对官员奏报的回应以及他个人的动议，也经由常规和机要这两种途径下达。常规回应通常只是形式上认可内阁的票拟，或是指示六部中的相关部门执行，或是简单地批示将该文件存档。对更为重大的事情或正式的文告则通过明发上谕，发往全国诏告天下。而机要的回应通常总是由皇帝通过“朱批”将自己的指示或意见直接写在奏稿上。写有朱批的奏稿一般通过军机处又回到奏报人手中。有时候发还的责折上写有多处朱批，这是皇帝对奏稿中具体意见的直接批示。但更为常规的做法是军机姓根据皇帝对奏稿的原始意见所撰的敕令，然后作为廷寄或字寄发还地方。“明发”是传达给官僚全体的信息，而“朱批”和“廷寄”则是迅速、机密而准确的行动文件，用以向特定的官员发出指示或提出告诫。朱批对于理解弘历在叫魂案中的作用——实际上也对于理解他在中国政治中的作用——至为关键。奏稿上的朱批文字向我们揭示了弘历在阅读来自地方的报告时的直接反应。虽然廷寄文字是由军机处的大臣或章京捉刀，但最后总是由皇帝本人定稿，并常常加上他本人的朱笔评语批注。然后这改定的文字才发还地方。接旨者因而清楚地知道什么问题是皇帝特别重视的，朱红的批示明白无误地提醒他整个廷寄所忠实反映的是皇帝本人的想法。

    江南的隐情 一些尴尬的发现

    两江总督掌管着江苏、江西和安徽三省，是满清帝国的第一肥缺和要缺。这三省的核心长江三角洲地区以及相邻的浙江省的一部分，是江南地区叫魂案的发源地。在这一敏感职务上任职的是名声显赫的高晋。他曾任河道总督，叫魂案发生时已六十二岁。若不是他的背景和关系，他是爬不到这个位置的。他出身于上三旗之一的正黄旗，与清皇室同出一旗。他的祖先世代为皇室包衣，系已经满人化的汉人。他的一个叔父是内阁大臣，一个堂姐是皇妃（皇帝因此降旨解放了他们家族的包衣身份）。不像一般旗人通过内部路线上升到高位，高晋的仕途从二十九岁时担任低级的知县开始，直到十四年以后才第一次升任省级官员。①当高晋不紧不慢地回答弘历对两江地区妖术案的询问时，他有充分的理由感到这样做是安全的。他在八月初奏报道，春天当他暂时在苏州代理巡抚时确实听到过浙江发生叫魂事件的谣传。地方官员告诉他谣言来自杭州地区，而江苏本身并没有割辫事件发生。一旦谣传者被抓获、谣言的传播遭到禁止，地方上就安静了。但是弘历的朱批显示他对这些话一句也不信：既然别省都报告了割辫事件，“江苏岂能独无其事？”江南的官僚表现差劲，而他们的“化有为无之术实属可恶”。

    ①当高晋于1779年去世时，弘历的挽诗特别称赞了他的低级职位出身。

    弘历然后把愤怒对准了高晋的下属江苏巡抚彰宝，因为根据山东获得的口供，好几个重要的妖术人犯躲藏在江苏。彰宝是一个经验丰富、狡诈并擅长暗斗的满族官僚，他从行省的职位稳步上升，因有效处理1766年山西的一个舞弊案而获得弘历的信任。当他于1768年到苏州就任江苏巡抚时，碰到了又一桩舞弊丑闻。这一丑闻牵涉到扬州的盐政。高衡是案中臭名昭著的被告，他有着令人难以下手的背景，因为他的堂兄不是别人，正是彰宝的顶头上司高晋，而他的姐姐则是以其美貌为本家族赢得自由的皇妃。正当彰宝着手处理这一棘手案件时，对叫魂案的全力清剿开始了。彰宝很快便发现，自己成了来自北京不断升温的廷寄上谕的目标。来自山东的最新情报（乞丐蔡廷章和斩贯于的口供，其中包括妖党首领的姓名）分发到了东部各省的督抚们手中。然而直到8月中旬，弘历发现他的督抚们并未根据已有的线索抓到大术士玉石和尚（江苏）和吴元（浙江）。虽然直隶和山东已逮捕了不少嫌犯（富尼汉又抓到了五个割辫案犯），但在叫魂案发源地的江南各省还不曾抓到一个案犯。

    令彰宝难堪的是，他现在不得不承认关于割辫妖术的某些谣言早在春天使已从浙江传人了江苏。因为经过调查没有发现有人被剪掉辫子的任何真凭实据，他当时觉得没有必要报告这一情况，不过到了8月初，来自苏北运河附近州县的报告表明情况变得严重起来。早在春末，安东县有个叫刘五的人剪了一个邹姓男子的辫子，现在他被关押起来。在沛县的一个市集上，据报一个姜姓的山东男子将一位杨姓农民的母亲“近身一碰”，即造成了她的“昏迷”。而在郅州，一个王姓男子藏匿在灌木丛中，然后在同去大丰的妻子搭话时剪去了她的一片衣襟。后面这两个案犯，一个被众人当场殴毙，另一个被迫逐而自杀。安东那个案犯刘五是个狡猾的恶棍：他让县当局相信，自己割辫的目的只是为了在随后的骚动中趁机摸别人的钱袋。彰宝向弘历保证他要亲自审问这个案犯。他同时派出干员赶往海州缉拿大术师明远——按照他的徒弟韩沛显的供词，明远将于8月26日到那里接头。他还指示地方官员，要严密注意据张四儒口供正躲藏在邻省安徽宿州的大术师玉石的行踪，以防他窜人江苏。

    弘历批评彰宝的表现极不妥当：那些县官怎能信赖一个小偷的滑头供词，而将这样重要的案件置之不理达几个月之久？朱批：此举不解事矣。）如果对春天的谣传积极加以调查，小民就不至于对案犯处以私刑，而会像山东那样将他们扭送官府。山东和江苏相比较吏治之优劣一目了然。彰宝在追捕玉石时未越界进入安徽是官僚渎职的又一证明：虽然在通常的刑案追捕中跨越省界显得有点过分，但对于这样的案子怎能有此顾忌呢？①为了挽回影响，彰宝兴奋地向弘历报告扬州的盐务舞弊案已查出明显的证据，不久当可结案。弘历无动干衷，斥责彰宝主次不分：盐务“不过地方公事之一，况已查有端倪，无甚棘手。若匪徒潜匿肆其鬼蜮伎俩，扰害间阎，民生之害最距要。”彰宝显然是“轻重倒置”。②虽然彰宝声称他没有放过任何线索，来自山东的情报不断将他引入一个又一个新的死胡同。他无法找到海州的三教堂庙，大术师明远据说会等在那里收集他的徒众剪来的辫子。

    ①《宫中廷寄》，第27卷，乾隆三十三年七月十五曰。彰宝急忙向弘历保证他要弹劾所有封锁今春剪辨事件消息和释放割辫案犯的属下。弘历再经思考后回答说，弹劾最好等案情解决以后再说，不然没有人再肯报告因自己先前失职而发生的事件。这里我们看到整顿官僚时一个典型的局限：对隐匿下情的惩罚只会导致更为严重的隐瞒。②《宫中廷寄》，乾隆三十三年七月九日。虽然人们可能怀疑弘历利用叫魂危机来转移人们对皇室姻亲卷入的丑闻的注意，但事实好像并非如此。高衡和其他的案犯已经被移交军机处受审，最后被定罪和处死。

    他也找不到和韩沛显所描述的那个明远哪怕有丝毫相像之处的和尚。在安徽被捕的一个流民提供了一条令人鼓舞的线索，说苏州有一个雇人割辫子的朱姓石匠。但是这个消息实际上毫无价值，因为苏州根本找不到这样一个人。最后，山东乞丐靳贯子，供中提到的那个算命先生张四儒本应躲在邳州附近的某个村庄，但这个村庄纯属子虚。不过在弘历看来，关于石匠的线索只证明了那些官员们喜欢掩盖真相。浙江的石匠们也卷入了妖术案，但可恶的地方官们试图隐瞒案情，“化有为无”。显然江苏的官员们也在玩弄同样的花招。结果，妖术案才在各省蔓延，愈演愈烈。弘历批道：“汝二省殊堪痛恨。”

    备受斥责的巡抚该怎么办？山东的口供会不会有诈？彰宝给富尼汉去信请他重审案犯。山东的案犯因此又受了一遭皮肉之苦，并改变了他们的故事。大术师吴元和通元根本不是江南人，而是北京西郊的宛平县人！根据这一惊人的消息，弘历发出了荒唐的命令。将京畿地区所有可疑的僧人都彻查一遍，不要拘泥于名字是否与口供中的相符。难道那些和尚就不会改他们的法号吗？

    以下的对话（弘历的朱批保留在彰宝8月29日奏折的字里行间）显示了这一案件成了弘历和各省之间更形紧张的关系的导火线。彰宝将小偷刘某带到扬州审讯。刘坚持他是一个无家可归的窃贼。某个药店老板魏胡子要他剪三条辫子来，每条给他一百五十钱，但刘很快就被抓获了。彰宝立刻派人去查办魏胡子是否实有其人。（朱批：扯先有此语，即系欲无其事之意，属员必卫以为妄供了事矣。”）

    彰宝：查外省咨孥之犯或有住址姓名而现在查无踪迹，或仅开姓名而井无乡贯住址。总由匪徒狡黠隐匿真线，混以游供抵饰，希图延展之计。

    朱批：此固有之。汝等尚如此，何怪匪徒？

    彰宝：此等……重犯巨魁一日不获，……而地方亦无能宁谧。

    朱批：所以督催汝等，正为此也。其奈汝等上下模棱之习牢不可破何？

    彰宝：畀任封疆凡讼师棍徒机衙蠢积贼等匪不过为害一处者，无刻不行察访，以冀肃法安良。安敢将此等奸宄邪恶稍致怠忽疏纵？

    朱批：大不是矣。将现在情形速奏来。

    追查妖术案碰到了一个在清代制度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事实上，这也是任何一个以地方官员为地方情况主要信息来源的制度都会遇到的问题。虽然朱批奏折制度具有广泛监督的潜在功能（即一个官员会为了个人利益而举告别人），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皇帝的假设是，地方官出于自身利益总是对手边的问题轻描淡写以减轻他失职的过失。在这种情况下，常规的监察系统（例如对税收报告的监察）变得毫无作用，因为并没有什么常规的制度可以用来审核妖术案犯的人数。

    对于罪犯的这种紧急而非常规的清剿立刻使皇帝与官僚处于掌控信息的竞争之中，使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形尖锐紧张。但是皇帝并非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他在江南官僚机器中有自己的眼线。

    现场的眼线

    苏州织造的位置向来是由内务府的可靠官员来充任的。织造府位于政治敏感的长江下游地区的中心，织造的职责不仅在于向皇上供应奢侈的丝织品，而且也在于及时提供地方上的有关情报。其时就任织造一职的是旗人萨载（死于1786年），他出于皇族的旁支，又是将门贵胄之后。他通过满语特考成为举人。这种考试不过是方便满人进入高级职位的一种特殊政策，以当时的标准，萨载从文化背景上来说称得上是个地地道道的满人。当叫魂案发生时，萨载在江南任上已至少有五年之久，算得上是一个江南通了。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是皇帝在江南地区的最好耳目。

    可以想象，当看到萨载关于叫魂案的奏报不过寥寥数笔时，弘历有多么生气。“织造有奏事之责。”苏州人烟稠密，萨载在那里岂能毫无见闻？对于这样关系重大的奸匪扰累事件，他岂能漠然置之、不关痛痒？

    岂畏惧督抚声势，恐将地方官底里显出，致招嫌怨耶？抑以政务非其专责，遂视如隔膜，有心缄默耶？果尔，则是许织造之专折陈奏徒属有名无实，岂仅寻常雨水粮价等事，循例列牍遂可为塞责乎？①像高晋和彰宝一样，萨载现在也必须向弘历陈奏春天发生的令人难堪的妖术谣传。更为难堪的是，5月份的那些事件，即我在第一章所述及的苏州乞丐被捕和胥口镇事件，就发生在苏州，而弘历竟毫无所闻。萨载报告了嫌犯如何因缺少证据而被释放，以及地方官如何禁止百姓仅因怀疑有人叫魂便滥抓无辜。

    ①《上谕档》，乾隆三十三年七月十一日。降雨和粮价是特别敏感的情报，因为它们是民众情绪的索引，因而会影响国家的安定。

    萨载说他未听说地方官继续捕获这类案犯，但也未听说有何人真的被割去辫子。接下来他必须报告他的同僚的情况：其时督臣高晋在苏兼暑抚篆，曾向奴才言及此事。据云现在获解到案之人，县审皆无实据。至四月间抚臣彰宝到任后向奴才问及地方事务有无见闻，奴才亦曾将此事说知。据云只在严密查孥，不在出示晓谢等语，其因何不先行具奏之处，奴才实不知其固。

    弘历现在抓住了高晋和彰宝隐瞒实情的例证。他们的陈奏从未提及苏州或胥口镇的事件，只是轻描淡写地提到“谣言”。虽然彰宝直到5月13日才抵苏州就任，但他从萨载那里得知这个案件不会晚于6月14日（如果萨载是可信的话），完全来得及立刻奏报朝廷。可他当时又怎会料到这案子会变成现在这样呢？无论失于奏报是出于对此事真实性的怀疑还是因为害怕引起事端，反正弘历的怀疑完全得到了证实。高晋、彰宝两人均受到严厉的训斥。那些“是非倒置”、不许百姓捉拿妖术嫌犯的恶劣地方官员本应受到上级督抚的纠参。但“化大为小，化有为无之习，各省皆所不免，而江南实为尤甚。”弘历还写道：“高晋既习于闻冗，毫不振作。彰宝前任藩司日久，原不免沾染积习。嗣在晋抚任内，诸事尚知奋勉。意其痼习以悛。乃自调任江苏以来，故智复萌。”

    因此，所有在5月间被捕旋又释放的案犯应再抓起来并立刻移送承德行官受审（这包括苏州的乞丐和胥口镇那几个几乎被殴毙的和尚）。案犯若有逃脱，或地方官若有“教供”，一切后果均由高晋和彰宝承担，决不宽赦。

    彰宝恳求弘历责罚：他的失职导致了属下玩忽重情要案，而他本人也多少染上了官场积习。他请求弘历让吏部弹劫和处罚自己（朱批：“弹劾为时尚早，朕欲看汝有何能耐缉捕案犯。”）

    从实际出发，彰宝只能根据犯人的口供追捕妖党。要不了几天，小偷刘某的师傅魏胡子就被抓获了。彰宝亲自审问，魏胡子承认招募了刘某，但供称他本人也系受雇于原为商店伙计的某人，其人用割来的辫子和药。至此，案情变得令人沮丧。

    浙江的撇清

    永德是满族小贵族，他跻身行省官僚似乎是太容易了一点。这位皇族的旁支①只在刑部短期任职见习就发往浙江任道台，负责杭州地区沿海防务幸在任职十年无过失后，他于1765～1766年间升任省布政使。他或许是因改进行政的一些琐细建议而赢得了弘历的欢心，在1768年4月25日被晋升为浙江巡抚。

    ①清朝开国皇帝努尔哈赤叔父的子孙在他们的名字前冠有觉罗二字。他们与皇室直系的关系比宗室更远。

    山东巡抚富尼汉于7月24日左右通知永德，据蔡、靳两个乞丐疑犯供称，浙江是现今已在山东露头的神秘剪辫案的发源地，这定然使新上任的永德大惊失色。他知道，尽管当初对浙江叫魂案件的处理看上去干脆利落，没有惊动朝廷，但皇上现在一定已经知道了这个案件。永德不得不准备应付朝廷不可避免的询问。8月4日和6日，弘历的谕旨果然到达了杭州的巡抚衙门，要求永德报告情况并立刻采取行动。永德奏称，今年初春关于叫魂的谣言确实曾突然在当地流传。当时还是布政使的他立刻意识到妖术是一项严重的罪行。

    他立刻向巡抚熊学鹏做了“面禀”（当然，这是无案可查的）。经调查，很快便带出了德清和萧山的妖术恐慌事件，而这些事件的起因原来在于无知乡民的以讹传讹，误信惑听，“是以前抚臣熊学鹏未经奏”。当他本人就任巡抚后，“诚恐尚有匪徒潜行不法滋事”，因此他要地方官加以警惕。

    永德继续奏称，现在山东案件的供词揭露出叫魂妖党的首犯隐蔽在浙江。他在全省派出了便衣侦探，但未查到吴元，只找到了一个名字同音不同字的和尚，但他与妖术罪犯扯不上任何关系。而且，即使在最偏远的山区寺庙，也找不到山东罪犯所供出的张四儒（即靳贯子所供之算命先生）或其他人。永德说他将继续查处，并饬令州县认真缉拿罪犯，若有疏忽纵漏，定将严参，决不宽贷。弘历的朱批对这种空泛的保证不以为然：“不意汝竟如此无用。”

    有了这样的朱批，整个故事就必须继续下去。永德把今春以来审理过的所有罪犯——包括吴石匠、沈农夫、肖山的和尚以及县役蔡瑞——的案卷统统送到了北京。①弘历越读越生气。浙江的官僚显然在“纵恶养奸”。很明显，对德清石匠的指控不可能毫无根据。而惩罚原告（例如县役蔡瑞）是“颠倒是非”。如此一来，“小民尚何敢再首，差役复何敢拿人？”至于永德本人则根本没有理由把责任推到前任巡抚身上。作为布敢使，他就有责任直接向皇帝奏报。如果布政使仅仅报告钱谷浮词，而按察使仅仅报告刑名陈案，“搪塞敷陈，遂为尽奏事之责，又岂朕许令封函径达之本意乎？”对于这样的紧要罪犯，所有的官员都有追缉之责。那些今春被逮捕又释放的罪犯（石匠们与和尚们），则应将他们即行解往承德行官，这里的官员自有办法从他们身上榨出事实真相。

    ①我们不知道这些文件呈送的确切日期，但可以肯定是在9月1日前到达御案的。

    来自山东的进一步线索

    回过头来再说江苏。彰宝还在为小偷刘某的案件头痛，又碰到了新的问题。邻省山东的搜捕已经抓获了一大批妖党疑犯，现在又有了新的线索。巡抚富尼汉于9月12日报告说，早在7月3日，一个衙役在某县城抓住了一个形迹可疑的和尚通呆。因为充州知府还只是刚刚向他报告了这个案子，因此罪犯已在监狱里迁延了两个月。罪犯抗议说，他并不是割辫犯，而只是去直隶探望亲戚。但在直隶的询查发现他并无这些亲戚，他因此被送到府衙受审。他供称自己是在河南受的剃度，后拜了一个名叫悟成的和尚为师。悟成住在南京的一个叫紫竹林的庙里。他是一个术师，能用咒语迷药割人发辫，再从辫端设取精气，便可使纸人纸马变成“阴魂”，为主子取人财物。悟成派通呆和另外八个徒弟带着剪刀和迷药去割取为施行妖术所必需的辫子。通呆供出了他的两个受害者的名字，地方官报告说受害者证实了这些罪行。早先在逃跑的路上，通呆扔掉了迷药、剪刀和辫子，所以法庭无法提供这些作案证据。尽管如此，他的罪行是难以否认的，因为他的供词有充分的间接证据。

    所有这些现在对警觉的富尼汉来说已是一个耳熟能详的故事。他猜想这些罪犯不是别人，就是第一个案犯乞丐蔡廷章的同伙，他们改名换姓以逃避追捕。但通呆不肯承认他知道算命先生张四儒、和尚明远或其他案犯先前已供出的另几个妖术犯。富尼汉通知江南督抚缉捕悟成和他的八个徒众。江南的官员现在有了充分的线索。彰宝急忙派出干员去南京捉拿悟成，但不知如何事先走漏了风声，悟成业已潜逃。这时，一个更为棘手的案子又缠上了彰宝。

    张四儒的厄运

    江南算命先生张四儒的名字最初出自富尼汉在山东抓获的割辫和鸡奸犯乞丐靳贯子的口供。靳供称，张四儒曾向他提及大术师玉石和尚，并网罗他加入了割辩妖党。现在，缉捕张四儒成了整个江南地区官府的头等大事。因为江南官员从7月末就开始得到山东巡抚的情报，他们已经知道妖术阴谋的中心就在他们的辖区。整个炎热的8月，他们都在根据山东所获口供中提供的姓名地址无情地追缉罪犯。总督高晋向弘历报告说他命令宿州官员秘密搜查了据信为大术师玉石所潜藏的黑龙庙。虽然他们找到了一个同名的寺庙，但那里并无名叫玉石的和尚（朱批：“此何言耶？彼不可改名乎？”），也没有找到有关妖术的书籍和器物。其它地方的同音寺庙也都查而无获。高晋建议，既然勒贯子说他是从算命先生张四儒口中听到玉石的名字的，那么要抓获妖党主犯玉石便应先抓获张四儒。

    但问题是这个狡猾的算命先生既无地址，也无籍贯。他来自江南，但江南有三个省七千万人。总督高晋请求山东重审案犯以得到更确切的细节。回馈而来的口供称张来自一个名叫五乐户庄的村子，该村位于邳州城南，在苏北近山东边界的大运河附近。但当地并无这样一个村庄。虽然当地户籍上有三个人姓名与张四儒音近，但都与张的情况不符。高晋根据山东口供所做的广泛搜捕因此一无所获。

    在8月的最后一周，案情忽然有了突破。宿州知府报告说他们抓获了一个名叫张四的乞丐，他携有小刀、药末和一段辫尖。宿州在淮北，离搜捕张四儒的地方只有三百余里。虽然张四的名字和被追捕的张四儒有一字之差，并且还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姓名，但那些罪证还是给了焦头烂额的江南官员一线希望。①高晋奏报说他将亲自审问案犯。（朱批：“此人即可踪迹，当设法详同，若一用刑彼反不实供矣。”）

    ①《朱批奏折》第854卷第2号，乾隆三十三年七月十五（高晋）。高晋在准备自己的奏报时显然已经接到了宿州的报告，并附于自己的奏折之后，使这个不然令人失望的故事有了一个愉快的结尾。

    弘历当然也松了一口气，割辫案中的一个重要案犯终于落网了。安徽巡抚冯钤已经奏报了宿州的斩获，并说宿州知府已经确知该犯就是他们一直在缉捕的张四儒，即山东割辫案的祸首、大术师玉石和尚的同谋。弘历再次提醒高晋不要用刑；要获得确实的口供显然很困难，但他并没有建议应如何从顽冥不化的案犯口中获得消息。相反，弘历的廷寄里充满了隐隐的压力，要求获得确切的口供。不仅如此，如果地方上不能得到可靠的结果，案犯就应严密护送到两千余里外长城以北的承德行官来。

    虽然冯钤作为安徽巡抚是高晋的下属，但他也有责任直接向弘历奏报。因此，他所居的特殊地位本应使他能首先向弘历报告张四儒案的进展。但是他显然不清楚自己的成果有多么重要：令弘历生气的是，冯的奏章是通过寻常途径由他的私人信差，而不是通过更快捷的军事驿卒递进的。因此该奏章在路上耽搁了两个多星期，直到9月6口才到达承德行宫。这份姗姗来迟的奏章报告了案犯的下列口供。

    三十六岁的张四是鲁西南运河附近的金乡县人。他和十一岁的儿子秋儿是流浪乞丐，他们以唱“莲花落”（一种乞丐唱的民歌）向路人行乞。父子俩于7月26曰来到徐州东门，碰到了一个来自胡广地区的赵三，高个汉人，五十上下。赵问他们何以为生，然后要他们替他割辫，每条五百文。他告诉他们，若用迷药，使可轻易将人迷倒割辫。赵未告诉他们辫子有何用，但给了张一把剪刀，一包迷药，然后约定以后在铜山县边界碰头。（这里根本没有提到术师玉石和尚——迄至此时，这个故事与富尼汉从山东乞丐处所获得的供词并没有什么不同。）张四说他和儿子于8月12日到达宿州的赵家楼，在一赵姓人家门前唱曲讨乞。唱完后人都散去，唯有赵家雇工费永年留在那里。张走上去用迷药迷倒了他，然后割下他的辫梢，逃走了。后来他们趟过一条溪流，他的迷药浸湿了。张在儿子身上试了迷药，发觉药已失效。不久县役赶来抓住了他们（受害者醒来后向县役报了案），并搜出了辫尖、迷药和剪刀等犯罪证据。

    冯钤奏报说，他的属下正在尽极大的努力控寻赵三，他本人则将亲自审问张四以确认他是否就是山东案犯所供称之算命先生张四儒，并进一步追缉罪魁玉石和尚。然而，就在江南的案子看来即将破获之际，京畿的官员却发现威胁正逼近京城。

    接踵而来的危机

    妖术正在向北蔓延。在这一过程中，一系列令人不安的迹象表明妖术并不局限于乡村社会，而可能牵涉到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层面。8月初，直隶总督方观承奏报弘历，妖术已经越过山东侵入他的省份。而这也是京畿所在的省份。

    一个防范妖术的案件

    如我们在第五章所看到的，有各种方法可用来防止妖术的危害，如咒语、护身符和其他礼仪上的手段。自6月份叫魂谣言从江南传播开来后，在长江沿岸到处可以听列这样一首咒人的歌谣：

    石匠石和尚，你叫你自当。

    先叫和尚死，后叫石匠亡。

    早早归家去，自己顶桥粱。

    这样的歌谣对神经过敏的官僚的耐心是一种考验，他们害怕这种防范妖术的符咒会煽起对妖术的更大恐慌。督抚们警告州县僚属，谁让这些谣言反复流传就将弹劾谁。但是小民百姓并不会理会这些而轻易放弃自我保护。不久，更为警觉的防范手段在京畿附近流传开来。

    四十岁的农夫孟士会住在位于南直隶与山东交界的景州县城附近的一个村庄。在暑热的7月18日晚上，他睡在自家茅屋的后房，而他的妻子则与孩子们睡在前屋，前门敞开着以图凉快。孟对官府说，天快亮的时候，“我身上发颤，就昏迷了。我女人叫我不醒，忽见我的辫子没了四五寸。”被惊醒的孟妻听说过，把割剩的辫子都剃净并洗一下头，就能躲过灾难（6月下旬关于割辫妖术的谣言已从山东传到了直隶。山东民间传说要防止妖术伤害，就要把全部辫子剪掉，然后用艾草、稻秸、金银花和大蒜洗头）。因此她叫来理发匠把昏迷的丈夫的头剃了并洗了头。

    直到中午时分孟农夫才渐渐醒来。不久，人们又发现另外两个同样的案子，一个是二十九岁以卖饼为生的夏葛白，另一个是十五岁的邻县男孩王然。

    妖术的警报迅速通过各村的流言网络传到了县城，张知县把被害者召到县衙门讯同。最后他的发现上奏到了承德行官，警觉的弘历命令将这些受害者立刻进北京交军机处审问。然后他们将被释放，因为把这些无知乡愚同剃发出家的和尚相提并论是不恰当的，那些不肖的和尚更容易串通罪犯。当时弘历和大学士傅恒正在承德消夏，京城的事务由军机大臣刘统勋和刘纶负责。他们检查了受害者，没有发现行为可疑的证据（除了辫子被剪掉外），于是建议将他们释放。

    但是弘历并不满意。虽然这些乡愚为防范妖术伤害而剪掉辫子不能算违反剃发令，但这些案子十分可疑，因为张知县按总督的指示亲自陪送被害者进京，而不是由手下人护送。他是否受命如此办理以便在路上教供，以掩盖他自己的疏忽、或更为严重的过错？最好还是把这些受害者由刑部官员护送带到承德来。

    于是，孟农夫和其他人被护送的承德行宫作证。大约是清洗过一番后，他们跪在大学士傅恒面前。傅恒是弘历的妻舅，他将亲自审问他们如何丢掉了辫子。弘历的这位忠心而能干的仆人是一位杰出将领的曾孙，也是一位最为康熙皇帝信赖的大臣的孙子。傅恒在1749年率军征服了金川，进一步巩固了他在朝中的地位。但他与弘历的密切个人关系是建立在一种更为有力的感情基础之上的，那就是弘历对死去才一年的傅恒的妹妹、他的第一位皇后的记忆。当叫魂案发生时，博恒还不到五十岁，但在军机大臣任上已二十多年了，弘历关于妖术案的大多数上谕和廷寄都是由他起草的。

    跪在傅恒面前的三个人正好处在中国社会阶梯的另一端。

    他们三人都坚持原供：那男孩王然，是在街上行走的时候被人割去辫子的；夏葛白的辫子则是睡在母亲家的外屋时被割的；但是孟的案子仍有疑点，目为他是睡在里屋，割辫犯进入里屋怎会不被发觉呢？孟坚持说，他妻子睡得很熟，所以什么也没听见。他对傅恒抗辩道，他妻子“若果知道，哪有当时不叫喊，直至天亮后才叫我呢？”至于弘历怀疑张知州教供一事，孟和夏都坚持说，在来北京的路上，“一路吃饭都是张太爷的，张太爷并不同我们说别的话。”

    傅恒认为孟等三人的话大致可信。王然系幼童无知，孟士会和夏葛白都是乡愚村民。虽然他们暂时剪掉了残留的发辫，但现已长出，仍旧留辫，其中似无暗通匪党情事，应照刘统勋所奏将他们送回原籍。弘历在傅恒的奏折上简单地批道“知道了”，表明他同意所奏但保留他对案子的看法。这意味着三个自行割辫者虽可释放，但大臣们却要对他们负责。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将要决定的是这个案子是以平民百姓为对象的妖术案还是剃发案。前者是清律中相当严重的罪行，后者则是谋反。

    与此同时，弘历不断接到北京来的警急报告，说妖术把已潜入北京并有割辫和剪衣案情发生。虽然还没有罪犯被捕获，但他们活动的证据却源源而来，每天都有新的受害者。许多人受害严重，当场晕倒瘫痪在地；其余则失去知觉直到辫子被割。有的人甚至整条辫子被偷割，还有的则像孟士会那样自己割掉剩下的辫子以避祸。不论是受害人还是旁观者谁也没看到妖人。在最近这些案子中有两个涉及到妇女：一个车夫的妻子突然被入迷倒并被割去衣襟。另一个是兵丁的妹妹，她晚上和母亲睡在一起时被人剪去头发，扔在后院。虽然“不甚昏迷”，但她抱怨说她“但觉心中发恋，情形尤为可异”。为了保护自己，许多住家都在门上和墙上贴上了防妖术的符咒。紧张的民众又因有关“怪虫”的谣言变得更为惊恐。据说这种怪虫来自邻省山西，能咬人致命。许多公共场所都张贴了匿名人所画的这种虫子的图像。北京市民们还传阅着预言饥荒、瘟疫和鬼怪横行的传单。

    弘历的第一个反应是如果罪犯能在北京出入无忌，那么由托恩多掌管的北京巡防卫兵就是饭桶。他写道，北京人烟稠密，入夜以后街道都有栅栏设防。如果这些恶徒能自由出入，迷人割辫，那卫兵和栅栏有什么用？不仅如此，他的私人情报告诉他许多受害者都是在易于受害的情况下被剪去发辫的，如在偏僻的小巷面壁解手时。如果北京的卫兵确在履行职责，这些罪犯怎可能逃脱呢？托恩多的职位相当于提督，他到底在做什么？

    应付这些情况的最好办法是在提升戒备的同时加强克制。街道的巡查要加强，同时民众的情绪要安抚。地方当局对谣言应处之漠然，不要去讯问受害者，甚至不必要求每个剪辫事件都报告官府。门上贴符咒虽属愚蠢，但不必管它。弘历提醒道，如常言所说：“见怪不怪，其怪自败。”

    至于怪虫的谣言则是另一回事。这显然是恶徒所为，目的在于乘妖术恐惧之危。保安力量应追查缉捕那些印发图像传单的人。同时，北京的军机大臣奏报承德向弘所保证，由于加强了戒备，北京的剪辫案已渐减少。弘历批示：“此非潜踪所可完事也。今热河亦渐有之，大家不可不上紧严缉。”此时，妖术正悄悄越过长城，进人满人的家园。

    河南的执法

    鉴于京畿周围的事态发展，也许还因为据报湖北发生民众大恐慌而感到震惊，弘历在热河行官的辅臣建议在地处要冲的河南做一次大规模搜捕。弘历表示首肯并让军机处发谕旨给河南巡抚阿思哈。这个善于逢迎又庸碌无能的旗人立刻行动起来。①他奏报说，确实，关于妖术的谣言早在7月中就传到了河南。他曾经口头命令省按察使让各州县保持警惕。几天以后，有三个人在黄河北岸、安阳古都附近的彰德府城被剪了辫子。他们当时并没有觉得什么，只是事后发现辫子被剪。虽然人们相信被害人会丧命（三人都说他们感到头晕发抖），但他们后来都没事。据说用朱砂、雄黄、鸡血（朱砂鸡血的蘸色都是象征好运的红色，在丧葬时可以用采抵御秽气）来清洗割剩的头发就可以避害。

    阿思哈的手下不知这种说法“起自何处”，也没有逮到任何罪犯。

    ①阿思哈（约1710～1776）的仕途经历可以告诉我们满洲贵族是如何让他们的平庸之才得到行省高位的，尽管他们的无能众所周知。阿思哈出自上三旗（此三旗直接依附皇室，君主对他们寄托客特别的信任）。1726，可能在十八九岁时，他在北京一个专为旗人子弟开设的官学学习，并直接从内阁得到一个中书职位。在京城官场低级职位上见习以后，1745年他被派往甘肃任布政使。四年以后，他升任江西巡抚的高位，据说他在任上的一些改善军事训练的琐细建议赢得了皇上的欢心。第二年他调任山西巡抚，在那里他强迫受灾地区的富户缴纳“赈济”款给地方官府，从而毁了自己的前程。山西的地方士绅的公愤显然影响了弘历，他非常愤怒，指出阿思哈的做法是“卑鄙错？”的，“不胜巡抚”。他被撤职，改任吏部员外郎。到1755年，他以布政使衔派往准噶尔军前经理粮运。一年之内，他以军功受荐，在1757年再次成为江西巡抚，回到了十一年前开始担任此职的地方。三年后，军机处的调查确实他受贿和勒索，判他绞刑，但是弘历很快给他减刑，让他以三品顶戴去乌鲁木齐赎罪。两年以后他再次升到巡抚的职位，先在广东、然后在河南任职，即我们现在看到的他的职位。后来，弘历认为阿思哈的一个奏章愚蠢可笑，终于认定他缺乏旗人的勇气、诚恳和纯正、并不能指望他会有所改变。于是，他被贬往伊犁赎罪。四年以后，他被召回北京在军机处幕僚任职，并很快改任都察。1775年他被派去协助镇压王伦起义，因胆怯而受到谴责，再次受辱，但被允保留职位。同年，弘历赐予他在宫中骑马的特权（这一荣誉通常只赐予年高而杰出的京城官员）。1776年他代理吏部尚书，旋改任漕运总督。同年底去世，谥“庄恪”。参见《清史稿》。

    不久，在邻近的汤阴县，一个申某在路上碰到一个和尚问路。回家后发现自己的辫子被剪。因为这和尚是他碰到的唯一陌生人，自然是最大的嫌疑犯。一群村民在县役带领下抓到了罪犯。他们发现他的扁担尖上挂着十余条用头发编成的辫子，每根有六七寸长。申某的发辫不在其中。巡抚阿思哈怕案犯逃脱，命令将他解到开封省庭，亲自对他进行了刑讯。

    和尚的法号叫海印，俗姓任，家住黄河下游五百里处的徐州城西门附近。他十五岁在当地上兴寺剃度出家，拜性元和尚为师。师父死后，他成了游方和尚。他否认割辫和从事其他邪术。那些挂在扁担上的头发是他前些年收集来的。在反复审讯中他坚守自己的口供，说如果那些头发真是偷来的，他怎么会把它们挂在扁担上呢。阿思哈报告说这个和尚十分狡猾。在扁担头上挂短绳并不奇怪，但这个和尚为何要用头发做短绳呢？罪犯只是一味咕哝：“并非偷剪。”和尚日复一日地受审，但始终咬定不认。阿思哈非常怀疑，他写到：“此等奸徒偷剪发辫，应有首谋主使之人。必须严加刑讯，方得根底。”但是，这和尚历经审讯，已是形容委顿。“若急用刑夹，恐或致毙，反至无可根究。”（朱批：是）阿思哈让地方官继续在各州县仔细搜查，并将察看情形，再继续刑讯案犯。他还奏报道，河南的割辫案仅限于彰德和开封地区，民间的恐慌已平息下来。“臣缘正犯未经就获，即所获之僧，亦未经确供，是以尚未具奏。”弘历发回一封紧急旨谕说，碰到这种情况用刑只会坏事。

    “此等奸徒，类多诡异，虽踪迹显然而事发到官，每每茹刑狡柢，希图毙于夹仗，转无从得其底细。”而各地“奸匪鬼蛾伎俩大略相同”。因此，阿思哈应继续审问，但“不可徒事刑求”。同时，应“不拘僧道人众”继续搜捕妖党疑犯。在重刑之下，海印挺不住了，他的故事混乱起来。缉查人员发现徐州既无上兴寺，亦无任姓居民在西门附近居住。海印现在改口说他是河南永城县人，但阿思哈奏报道，他仍“狡赖”，不肯说出所居住的寺庙。然而他顽固地坚持自己无罪，只是说“于我担头查有辫绳，就是我该死了”。这样的抵赖无非是为了“庇伊伙党”。阿思哈说审问本应继续，但是“该犯适患时气病症，兼有疮发，饮食亦减，难以审讯。现饬选医加谨调治，容侯痊日再行严究”。此外他已命令所属各地方官加紧搜查嫌犯。“但得续有弋获，与该犯互质，究其根底似当较易，现在尚无缉获。近日亦无被剪发辫之人。”（朱批：“京师此风未熄，而热河亦有之，岂汝省独无耶？足见汝不实力严缉，大不是矣。”）

    仅仅在直隶一省，官府便接获了十七起剪辫案的报告，抓住了三个嫌疑僧道。阿思哈说剪辫案在河南已经匿迹显然不可能。弘历回答说：“此语不实。”这是弘历的帝王手段，暗示除了官僚系统以外，他还有自己的其它情报来源。在这样的淫威下，阿思啥不得不想方设法从海印口中榨出东西来，尽管这个狡猾的和尚并不合作。虽然海印一味抵赖，但证据很明白地摆在那里。可麻烦的是他的病情日甚一日。医药已不起作用，海印躺在那里奄奄待毙。阿思哈小心翼翼地奏报道：“此等害民奸匪人人痛恨。若听其庾毙狱中，既无以彰国法而快人心，且愚民无知间有讹言。”惊恐愤怒的民众会把海印的失踪看作是官府的失控，或对妖术漠然置之。所以，“宜显戮以释众疑。兼使奸徒戚知鬼域伎俩终难悻进。”阿思哈因而“不揣冒昧，……恭请王命，将该犯押赴市曹正法，悬首示众”。

    这样不仅海印解脱了痛苦，阿思啥也得以摆脱困境。让一个囚犯瘐死狱中只是行政上的小小过失（对巡抚来说只是一点罚款而已）。但是，让海印这样的重要案犯死掉而没有获得他的口供，则意味着主管官员的无能或隐瞒真情（比如，人们会怀疑案犯可能供出了一个大阴谋，但地方官员们长期以来一直被蒙在鼓里）。阿思哈的建议是以巡抚所拥有的迅速处决罪犯的权力为依据的——虽然这种权力通常只用于谋反叛乱。在这个案件上，把一个奄奄待毙的和尚拉到市曹斩首示众是一种强有力的信息，表明了国家镇压妖术的决心，虽然罪犯并最有口供认罪。但是，这并不是弘历想得到的结果（朱批：“更不成事矣！”）。

    河南的斩获如此之步，这使得弘历不能不怀疑阿思哈的属下有另外一层隐情：他们一定对巡抚有所隐瞒，为的是绕开麻烦或逃避对他们自己早先疏忽的处罚。处决海印后，阿思哈显示出了热忱，报告了省内发现的十六起割辫案件。（朱批：“果不出朕所料。”）三个形迹可疑的和尚被逮捕，但未发现任何可信的犯罪证据。全省的搜捕使民众确信了官府的决心，现在客店和寺庙都拒绝游方和尚入宿。阿思哈奏报皇上道，即便如此严厉的措施仍未收到效果，这是因为这些罪犯都是妖人，“行踪诡秘，出褴不常，必有隐身邪术，故能肆行其恶，使人人莫得其踪。”（朱批：“此何言耶？有此理乎？汝存此心，无怪属员缉拿不力且欺汝！”）。

    阿思哈谦卑地回奏说：“诚如圣谕，其中自有阴谋不逞之犯。”（朱批：“无用废物！”）阿思哈说：“臣至愚。”（朱批：“竟是至愚。”）阿思哈接着说省科举考试时（考官）例用蓝笔，但他带着墨笔以“备缮折奏”，随时报告妖术案情。（朱批：“有何关系！”）不管怎样，弘历十分生气，在这种紧急情况下，阿恩哈应该让布政使代理考试事宜。阿思哈“平日尚属实心办事之人，不意其亦染外省模棱恶习”。至此，清剿在皇帝和官僚之间已变得如此敏感，以至于官员的无能本身也成了目标。

    阴谋的升级

    整个8月，弘历在承德避暑山庄收到了一大堆关于妖术的互相矛盾的消息。案情从南方蔓延到北方，又从北方发展到西方，案犯行动之迅速远远超出了各省督抚们的反应。虽然抓获了无数嫌犯，但弘历知道他们都是来自社会边缘和底层的和尚和乞丐，为隐匿的妖党首领所雇佣。到9月初，弘历已经确信，妖术威胁并不仅仅限于地方社会，很可能也是冲着王朝本身而来。由于大臣们的建议，他宽赦了农夫孟士会等人。但是，民众可能会因此认为被割辫后可以连根剪去辫子以避妖祸。那么，接下来会是什么呢？

    9月7日，弘历给七省督抚发出了一道上谕，终于将剪辫妖术与剃发联系起来。他指出，迄令为止所有抓获的罪犯显然都是一个更大阴谋的工具。一方面，阴谋家们雇募乞丐和流浪汉为他们偷辫子，而不告诉他们这辫子作何用。关于叫魂和造桥的信念固然属于“荒唐不经”，这本身就应受到严厉的追究。但是有谁能说剪掉整条辫子以避祸的谣言不是妖人奸党制造出来，以便让人们在惊恐之余剪掉辫子，象征性地和满清王朝作对呢？妖人们自然知道，男子“留辫一事系本朝制度，剃去发辫即非满洲臣仆”。然而，此等不轨之徒大抵不在北省而在南方，“其人非系奸僧即读书先志之徒”，其罪恶亦甚于割辫匪徒“不啻什倍”。虽然江浙地区为此案发端之始。但湖广“人心狡险，索尚左道邪术”，尤恐逆犯潜匿其间。该数省督抚务必将逆犯搜寻出来。

    不过，搜捕妖人的方法与通过士兵和巡卒追缉割辫匪犯不同。搜捕妖人当严密查访，不露主角，以免奸逆闻风避匿，更难搜寻根线。弘所用他在讨论要事时才喜欢用的语句结束了他的瑜旨：“勉之，慎之。”这样迫切的言词在仅仅讨论妖术问题时不曾出现过。行省官僚中无人怀疑清剿正在升温，而清朝的底蕴也发生了变化：它所涉及的不再仅仅是妖术，而是谋反。

    救世的追求

    与此同时，在直隶省荒原通往蒙古的路上，民众也受到了妖术恐慌的影响。我们无法知道这种恐慌是产生于对妖术的恐惧，或是受惑于剪辫的反满暗示，或是出自于对朝廷控制明显减弱的担心。但是一些人已经急急忙忙地在为世界末日做准备了。他们属于民间佛教的一支，叫做无为教，也叫做收元教，这个名称与相信世界末日将临的千福年信仰有关。这个教派的始祖据说是罗清（活动于1509—1522年）。该教一直为官府所禁。

    但现在被一个名叫孙嘉谋的人复活了。这一教派应归人“诵经派”，他们吃斋守戒，通过早期教派领袖传下的宝卷寻求拯救。

    在北京西北两百里处的保安州（今涿鹿县），一一个邪教信徒供称孙嘉谋“造作逆词”，意欲重兴邪教。省按察使亲自前往调查。弘历立刻警觉起来，发密旨命将所有案犯绕过省法庭，直接解往承德审讯。①整个法律机器迅建地转动起来。一个星期后，承德的军机大臣们向皇帝报告了他们对保安邪教徒审判的结果。邪教主崔有法宣称，他从明代的普明那里继承了五个字（普福养显德），作为教徒取名次序。孙嘉谋于1750年入教，法名显富。崔有法于1753年被保安州拿获，在具结改过后被释放。但在暗中继续奉行邪教，并称有普光老母告知他人间祸福。②他并假造“金丹蜜酒”当药出售。近年来，他的门徒孙嘉谋编造字帖，写入“逆词”，计划在教徒中散发。在刑讯中，孙供出这些逆词有两段：“前半段是说崔有法种种骗钱的事”（可能是以攘灾为名向人敛钱），后半段是普明所传下来的“九莲赞”。阴历七月间，崔有法听说外面有剪辫之事，就劝众人禳解以消灾。伴随政朝换代而起的暴力意味着混乱和百姓的灾难，也是邪教复兴教派和吸收教徒的机会。，当教徒在保安城散发字帖时被官府差役抓获，接着官府又抓获了替崔有法敛钱和收藏经卷的人。

    ①《上谕档》，乾隆三十三年八月九日。这是一份给军机处的机密的宫中旨令，廷寄则发给直隶官员。保安属宣化府，故文件中有时说邪教发生在宣化。②“祸福”是清律中用语，指的是对重大政治事件做非法预言。

    审判官建议以“大逆罪”对案犯从严惩处：崔有法和孙嘉谋凌迟处死，他们的主要门徒或者斩首，或者杖责流放；鉴于该州民众为邪教所惑，“几于牢不可破”，应将崔孙等传首示众，以昭炯戒。在第九章中我们会看到十五年前对崔有法从轻发落的官员也受到了惩处。

    弘历对保安邪教的无情打击是他9月7日谕旨所得结论的自然延续。在他看来，叫魂妖党故意挑起剃发所包含的意象问题，意在谋反。从逻辑上来说，邪教对割辫棠的反应正是割辫妖党所期望的。不管叫魂妖党的策略是什么，事实上保安的邪教徒很有可能是把割辫的威胁看作是末世来临的征兆。民众对改朝换代以及随之而来的自然灾害的恐惧正好被崔有法和他的教派所利用。犬恐慌的因素猖獗肆虐——至少对身处承德的朝廷来说是如此。蔓延到京城和各省的妖术已使朝廷为之震动。

    第七章妖党的踪迹

    到了初秋，弘历已将蔓延到华北的割辫妖术看作对满清王朝更为广泛的威胁的开始。一旦意识到妖术背后的政治危险，他便开始对那些迄今还未发现妖术的省份发出警告，以便控制妖术的蔓延。9月22日，他给山西和陕西两省的逃抚发出上谕，敦促他们严密戒备。弘历写道，妖党“用药迷人偷割发辫之事”起自江南，渐次延及山东、河南、直隶数省。京城地面已发生数起，热河亦“间有犯者”。现在直隶查拿严紧，那些奸徒“畏惧潜逃”，“知山陕尚未查办，（奸徒）就近窜入亦未可定。”

    妖术西行

    陕西巡抚明山精明圆滑。虽然这个皇室的旁支当巡抚才七年，在此之前他在省行政的中层已任职七年。他有恰当的分寸感，1762至1763年他在亚热带的广东任巡抚时，曾建议朝廷容许当地的地方官不必穿戴厚重的绣蟒官服跪迎省府官员。他对陕西的风土很熟悉，当妖术危机发生时，他任该省巡抚已经五年（除了当中曾有一年在长江流域任职）。

    明山在10月3日奏报说，山东妖术案刚发生他就听说了，并密令地方预为防缉。因乡村集市易于“藏奸’’，所以他饬令地方官派员选役密切观察。在10月18日、19日和20日，有三人报案说他们在街上被生人偷剪了辫子，其中两人是附近兵营的兵丁，一人是学童。但是县官检查了他们的辫梢后，井未发现被剪的痕迹。明山本人也传唤了报案人并亲自检查了他们的辫子，发现辫梢完好无损。

    经进一步讯问发现，学童郭兴利因在街上贪看戏法误了上课，惧怕先生责罚，跑回家对母亲谎称辫子被剪。明山因其年仅十二，故免于深究。至于那两个兵丁，他怀疑其中一个是为了找借口延期还债，另一个则是为当值班期迟到找借口。明山认为他们两人都应杖惩，但考虑到“小民未识其故，或有实在被割办不举报”，所以决定放他们回去各交本营管束惩戒。

    另外两个案子则值得注意。一是民人刘德因恐“被割受害”，要剃头匠陈起风替他割去辫子以避祸。虽然这个人“甚呆蠢”，但他的行为实属“滋事惑人”。另一个棘手的案子牵涉到一个七岁的孩童赵王保。他在剃头匠王福有的铺子前玩耍吵闹。王适闻前一日有割辫之事，就恐吓说要割赵的辫子，赵不理，王就上前用剃刀割去赵的“些许辫梢”。赵害怕起来跑回家告诉其母。县府派员调查并将王福有拘拿。知县审查认为其中并无别情，但省按察使命将王送省审讯并施以夹棍。王坚持原供。官府搜查了他的铺子亦未发现任何“不法之物”。巡抚明山亲自审问了案犯，认为王的所为只是一个玩笑，但在这样的时候开这样的玩笑即是“滋事不法”。王因而同刘德和陈姓剃头匠一起被枷号示众。明山奏报说，自此以后十余日寂然无事。他“益将督率密查”，“断不敢少容松懈”。（朱批：“恐属空言，不可不实力，慎之戒之。”）

    运河上的妖术

    9月7日，河运总督杨锡绂随船停泊在山东西北的查盐都司，在那里碰到了一桩叫魂案。在一个运粮船帮自北方空返途中，旗丁周某向船帮千总报告说，他的侍女在8月21日“被乞婆剪去衣角一块，当场昏迷，经医治才苏”。2日，她又“被乞婆上船剪去夹衣一角”。这次罪犯被拿获，并从她身上搜出剪刀一把，衣角一块，看上去与侍女被剪部位相符。案犯及证物被送交德州知州石之坷。石审讯案犯后，向杨锡绂报告了以下案情。乞婆供称她夫姓张，本姓王，来自邻省直隶的吴桥县，现与儿子张银和儿媳王氏同住景州玉采庄。张王氏年七十二，以乞讨度日。“有个翟狗子看见小的，许给小的一千钱，要割十个女人衣襟写他。”张王氏供称她已割了两个女人的衣服，包括周姓旗丁的侍女，她就是在那时被抓获的。她还供称：“翟狗子给了小的一包药。叫捏一点放在口里一喷，那人就不看见。还剩下些药，塞在玉泉庄道上车棚墙孔里。”翟狗子也是吴桥人，此外张王氏还说了另外两个是桥人的姓名和住址。

    差役立刻赶往景州去查缉张王氏供出的人名，但一无所获，也没有找到她所说的迷药。不过他们把张王氏的儿子张银、儿媳王氏及其孙小黑带回了德州。五十一岁的张银说他母亲借住在隔壁的韩寡妇家，与一李婆子同住同讨饭吃。他对母亲的犯罪情事一无所知。重新审问后，张王氏说昨天她所供的人名都是捏造的，这次她供出了七个名字，说他们同属一伙，都是剪辫子的。“他们原在泊头一带做事，听见总爷拿人，都惊散了。”剩下的药可能让小孩拿走了。这一次差役们又白跑了一趟，没有找到任何切实的证据。张王氏的讨饭同伴李婆子也有七十多岁了，她供称知道所有割衣襟的勾当，并且试用过迷药。问她是谁给的药，她则“随口混供”。知州见两位老妇“眼色俱有邪气”，前言不搭后语，遂命用“香火烧颊”，再灌以甘草朱砂汤烧朱印黄纸灰。一会儿，两犯醒了，于是将她们分开审讯。李乞婆供称迷药是本村庙里的两个和尚给的。当两个和尚被带来审问时，他们说“平日只知念经锄地”。张乞婆的供词也被拆穿了，因为当四五个衙役被叫来排成一行时，她竞将其中的一个指为翟狗子。

    虽然知州的报告表明此案充满疑点难以相信，杨锡绂别无选择，只能对案情紧迫不舍。和其他督抚官员一样，他也受到来自朝廷的巨大压力。他因而向山东巡抚富尼汉详细通报了情况（案犯已经押送到富尼汉那里去了），还向张乞婆供词中提到的所有同伙所在州县发出了通报。弘历也确实对此案的细节深感兴趣。他对扬锡绂奏折的批语表达了他对案情的怀疑：此案背后”必有深谋远虑之人，不可以寻常谣言视之”。

    作为德州知府的上司，山东巡抚富尼汉当然也收到了石知府关于张乞婆等偷剪衣襟案的报告。由于他正忙着其他的案子，便命人重新审讯了两个老妇，结果两人都翻了供。张乞婆说，她去那条运粮船只是为了乞讨，但船丁的侍女突然叫起来说自己衣襟被剪掉了，人们于是把她当作嫌疑犯抓了起来。审讯的官员们实在找不出什么犯罪证据，甚至认为那块割下的布片是栽赃。富尼汉决定把案犯调来亲自审讯，但手下人报告说张乞婆刚刚病死在县牢里。

    不管案情多么荒唐，富尼汉还是盯着两个老妇的原供和她们所供出的那些同伙不放。在朝廷的压力下，他只能对案子追踪不休。他向弘历担保，自己已将该案涉及到的一些人名通知了邻省直隶，根据张乞婆的供词，这些人就躲在那里。但富尼汉的勤勉并未给弘历留下任何印象。在一份上谕中，弘历问道，为什么富尼汉没有亲自比较一下从张乞婆布袋里搜出的布片和被剪的外衣？女人的衣服是特别容易辨认的，根据颜色的深浅，布料的长短以及“布帛之粗密”应能够很容易辨出证据的真伪来。如果他身为天下之主尚能注意到这些细节，一个认真负责的官员又怎会没有想到这些呢？在承德当值的军机大臣傅恒和尹继善密切关注着此案。他们注意到杨锡绂原奏中提到的两个和尚没有出现在富尼汉的奏折里，就起草了一份上谕给山东。“既然这两个和尚为该案嫌犯，就应上紧严查”，富尼汉怎能轻易放过他们呢？富尼汉的回答是，虽然张乞婆原供中曾提到过他们，但她随后就翻供了，进一步的调查则证明这两个和尚井无犯罪嫌疑。至于衣服，则明显地是被锋利的剪刀剪过的，而张乞婆的那片布则不是；而且，布的剪口曲折弯环，显然不可能是在匆忙仓猝间完成的。尽管有这些“疑点”，富尼汉还是不得不向承德行官奏报了所有涉案人的姓名。

    我们无法知道是否对两位老妇用了刑，法律的规定是不准对妇女用刑的。她们的糊涂和昏迷在档案里有明确的记录，而张乞婆的瘦死狱中则透露出狱卒并没有因她们的性别和高龄而待她们好些。

    她们的供词虽然在许多地方被拆穿了，但仍提供了新的、被看作很有价值的线索。相应地，七个新的名字被列入了缉捕名册。

    对嫌犯的围捕

    至此为止，浙江的官员还未抓到一个名副其实的妖党，尽管这里是妖术案的发源地。但永德在经历了两个月来弘历朱批的压力后，至少已找到了一种说得过去的办法来从事这场清剿。

    他在10月4日奏报说，浙江已逮捕了许多嫌犯并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审查。寺庙和朝圣场所都派出了巡兵和差役以缉捕嫌犯，许多州县已经抓获了一批。从弘历的朱批已经停止对永德的苛责来看，这样的成绩显然使他感到满意。让我们对永德在浙江的清剿稍作考察，看一看他用以对付剪辫妖术的办法以及他所缉拿的各色人等。

    9月30日傍晚，永德离开了乡试考场，第二天就会同省臬藩两司及绍兴道台去审讯罪犯广参。这个游方卖卜的和尚没有固定落脚的寺庙，因面目可疑并携有符书而被捕。他说，本年3、4月间他借住于觉皇寺僧人德操处，在那里看到一本占病符书，便说服德操将书借给了他。德操还给了他二十余张“镇宅保蚕之符”。广参否认做过任何为匪不法之事，并且显然说服了他的审判官。然而，圆滑的永德又向弘历报告说，广参“所携符书均属荒诞不经，亦有应得之罪”。遵照弘历若剪辫案犯经“反复推求，审无实据，可随时省释”的上谕（引用弘历9月14日的批复）。永德只将广参和德操（亦已被捕）两人定了“藏匿占验推测妄诞不经之书、不行销毁”之罪，将两人杖一百，并送回原籍，严加管束，不许出境。①永德报告说另一个罪犯是道士王大成，他供称是浙江西部严州府桐庐县人，以堪舆风水为业。因无生意，即“假扮道士，描画纸符”，采用“九老仙都金印”六字②及五雷镇法术戳，各刊刻一个盖用符上，“捏称可镇宅保蚕，骗取乡民钱物”。当地的道纪司证明他所用的符印确系道士通常所用之物。虽然王大成坚称他并无剪辫迷人邪术，永德仍依照“阴阳术士妄言祸福例”，③对他“杖枷发落”。

    ①改条例（《大清律例》162.04）也禁止《地亩经》之类的书预言自然灾害。弘历曾在1744年将此书列为妖书，因为自然灾害被认为是王朝崩溃的征兆。②在道教神话中，神仙都住在汪洋中的一个岛上。③这里，实际上不应是“例”，而是“律”，为《大清律例》第178条，属“礼律”。王的案件并不十分适用这条律，因为该律讲的是术士“在官员的……宅邸内”作法。这条律特别将“根据五经预言未来”的行为排斥在外。1646年，清廷对这条继承自明律的条文做了注解，强调预言“祸福”严格来说是个政治问题，因为它关系到王朝的合法性和长远命运。

    永德还殷勤地奏报道，案犯曹子云“系仁和县人，求乞度日”。本年春天他行乞到苏州时患了病，“因辫内生虱，旋即剃去”。到了夏末，头发长出后重新蓄发。永德“因各省剪辫匪徒现有恐喝愚人连根尽去之事”，觉得曹所言难以相信。但是“再四穷研”，曹仍然坚持他的所为与剪辫妖术无关。“该犯现在患病沉重，已发令地方官交属收领调理管束”。

    永德名单上的下一个罪犯是和尚通元。这是个更为复杂的案子，因为案犯的名字和山东供词中所提到的妖首同音。通元俗姓曹，在各处化缘度日。他不仅形迹可疑（“似痴非痴”），而且身上所刺文字亦可疑。他胸前刺有一个“？”字（他说见过佛像上塑有此字），右臂则刺有“西方接引”。他的化缘贴内则有写着令人堆以理解的“山东礼佛嫩搜搜”等词语。看来终于找到了与山东有关的案犯。经过讯问，和尚说这些字是嘉兴的一个刻字匠金某替他刻写的，其中山东两字系同音字三冬的错写（南方人发音没有翘舌音，故“三计与“山”不分）；同样，嫩在南方口音中与冷也是同音（许多长江流域地区的居民讲话n与1不分，也无后鼻音ng）。通元坚持说这段话实际上应为“三冬礼佛冷嗖嗖”。他写这句话的目的是使人怜其苦志，乐于施舍。至于说他的可疑的名字，他说他的名字是化缘的“缘”，而非“元”，即山东剪辫犯蔡乞丐所供之名字（通元）的那个元，他也从未碰到过蔡乞丐。

    但是令人极为怀疑的是嘉兴根本就没有姓金的刻字匠。和尚又供说这些字是他自己写的，于是叫他当场写对笔迹，他又不会写。永德注意到，“三冬”两字并非探文奥义，何以写成“山东”？

    “冷”尤其是个常用宇，又何以写成“激”宇？所有这些都令人甚难相信。总之，这个和尚“并非善类”。（朱批：“将此人严解来京。”）

    可以想象这些衣衫不整的流浪汉与审判他们的官员之间的文化差距有多大！当永德和他那些穿着锦缎官袍的同僚们面对民间宗教的日常用语时，显然非常吃惊和困惑：谁能保证这些怪诞的语句不是用来掩盖妖术和反叛的密语暗号呢？那些出现在法庭上的文盲和半文言们日常所使用的错别字一旦被象形会意的书写文字所解读，就很可能被看成是一种秘密语言——如果不是别有意图，谁会把冷写成嫩？

    不管怎么说，官方体系拥有充分的手段来对付形形色色的异端。《大清律例》中有的是各种各样的案例，如果必要的话，足可以将任何民间文字定为异端和非法。持有这些文字材料便是一种罪过，更不要说写下这种文字了。这样的禁条可以有选择地用来对付那些没有其他更严重罪名可套的社会边缘分子。到了最后一步，《大清律例》还有可以一网打尽所有嫌犯的第三八六例：“不应为，重。”犯者为此可受到重笞。永德在浙江的围捕显然使他得到解脱。他的详细奏报没有再受到朱批的苛责，相反甚至得到了略带赞许的批语“知道了”，这比起都个毫无表情的“览”字要进了重要的一小步（“览”字是弘历用来批示最无聊奏折的用语）。毕竟，永德已经尽了力了，他亲自审问了许多案犯，并把一个嫌犯送到了北京，在那里军机处会设法让案犯开口的。①两心相悦的奸情弘历变得越来越不耐烦，他教促湖广的官员要特别警惕，因为那里的居民“人心狡险”，索尚“左道邪术”，很可能让逆犯潜匿其间。正如他所料，一个月后从湖南发来的奏章报告道，在祁阳县发现有传贴，预言灾难。更有苗头的是，一个三十岁的游方和尚觉性和他的四个同伴因剪辫嫌疑被抓获。在觉性的身上搜出了一个红绸包，其中包有一络头发和两枚明朝铜板。经地方官员审讯，觉性供称有个叫茂远的和尚教过他如何用人的头发和旧铜钱一起施展魔力诱骗妇女。但他抗辩说，他只是应人请求才会为人剃发。湖南巡抚方世携命令将一干人犯解往省府长沙严加看管。

    ①对和尚、乞丐和其他可疑人物的同样围捕也在江苏进行，由备受折腾的高晋和彰宝直接指挥。这一次，他们用大量名字和细节来堵住弘历的口。

    时任湖广总督者为定长，这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满洲官僚，在行省督抚的职位上已有二十年。他是皇室的旁支，其父又是弘历特别信任的一个总督，所以他在满洲上层权贵中地位稳固。当他接到诡诈的和尚觉性的供单时，便觉得将这样一个敏感的案件完全交给下属湖南巡抚来办不妥，因而决定立刻动身去长沙与方世携“会办”这个案子。由于这个谋反案的案情重大，定长和方世信会同省按察使和地方道台在省府大堂逐一审查了案犯。而在承德行官的弘历正引颈翘首等待着审讯的结果。

    但是和尚觉性让大家都吃了一惊，他推翻了原供，说那是他畏刑妄供。这次，他说出了以下的故事：觉性因写师友争吵被逐出庙门，遂在湖南南部流浪募化。在府城衡阳他投宿在刘三元所开的客店。刘的年轻老婆陈氏为他递送茶饭，故尔相识。他后来又来住店，成了刘家的好朋友，刘的父亲还曾借给他一千钱。某天，他与陈氏调戏成奸，但无人知晓。本年正月，他去刘家拜年，与刘三元发生了口角。陈氏吓坏了，叮嘱他离去后不要再回来。觉性遂向陈氏讨一信物，陈氏当时未给。后来，觉性要一挑夫去刘的客店代取陈氏为他所做之布鞋。陈氏即剪下自己的一络头发，缚上两枝铜钱塞进从自己衣襟上剪下的一块红绸里，然后把这些东西塞进布鞋交挑夫带回。觉性即将这些信物一直带在身上。

    审判官们将信将疑，他们把所有涉案者带来审问。有一个疑点是，这络头发里有两根白发。不太可能是来自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子。然而，陈氏被带到堂上，跪在巡抚的面前解开了头发，经查验她确有一缕头发被剪，稍短数寸，且此络发根内恰有两根白发。不仅如此，经过反复讯问，陈氏坚持觉性未曾对她用过迷药，她之委身于觉性是两情相悦。

    官府的判决是，所有嫌犯（包括那些张贴传单者）都不是真正的剪辫妖党（手里握着这样有价值的证据，本来应该是很容易讨好焦虑的弘历，让他感到满意的！）。和尚觉性按“和奸有夫之妇”律，“杖一百徒三年”（他的罪行因妄供别人授其进药而加重——虽然是因畏刑而妄供）。陈氏被判枷号一个月，但允许折赎。本夫刘三元有权决定陈氏的去留。觉性的同伴均无罪释放。

    到了10月2日，失望的弘历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叫魂案犯遍布各地，但是跃党的核心却不断地从一省转移到另一省。他们从江苏北移到山东、直隶和热河以后，现在看来显然正西行到山西、陕西和长江中游地区。他们的踪迹从一省消失后，又从另一省冒出来。不仅如此，现在已很明显，这些妖党还妄图通过恐吓民众自割发辫来挑起一场剃发的政治危机。弘历之所以确信这一点，是因为一旦官府正式发布禁令，人们自割发辫以防范剪辫妖木的做法实际上就停止了。这表明，防范剪辫妖术的做法“本自无稽”（即在民间信仰中原来并不存在这样说法），“必系奸徒造作邪说，诱惑愚民”。迄今为止抓获的案犯都是些小喽罗，一定还有预谋反叛的角色躲在后面，他们的目的则在于“破坏国家定制”（即剃发制度）以逞其逆谋。

    三天后，弘历又在给各省督抚的一份不同寻常的上谕中从新的角度进一步发挥了这些诛心的论断，强调妖党可能企图通过挑起百姓对官府的仇恨，来发动一场大叛乱。地方官府的严厉措施则会引起百姓的警恐，“或致激而生变”。而奸党则可以作壁上观，坐收渔翁之利。虽然不能因为害怕激怒民众而停止清剿，但各省官员应“毋纵毋苛”，既确保无辜者不受伤害；又不让罪犯逃脱。对各省围捕的和尚和乞丐则应审慎处理。在初审案犯时，应力求不带偏见。审判官既“不可轻事刑求”，亦“不得滥行锁禁”。如果“确有可疑情状”，自当动用一切手段进行审讯。否则，就应开释案犯。看来，弘历在这里为确定案子的“可能缘由”，定下了一个原则，审案的过程分两个阶段，在对案子的早期调查中，不应对案犯使用刑罚和长时间监禁。不过，应有的谨慎并不意味着放松对正犯首恶的追缉。这些人一定还在江南，其人“非系奸僧肆恶。即属读书失志之人，其心甚险，而其违甚秘”。对这些奸党“务须严密侦寻”，不仅对太湖一带的传统匪巢，而且对“幽僻村居、荒废庵宇”均应彻底搜查。至于在这样一场凶猛全面的清剿中如何才能避免伤及无辜，弘历把这个问题留给他的各省官员去伤脑筋了。

    一个冥顽不化的嫌犯

    下面这个关于大术师明远的案子很快就会使我们看到，弘历这些自相矛盾的指示对各省督抚们来说是多么难以贯彻。按照我们已在第四章中看到过的明远九徒韩沛显的供词，明远本应在海州三教寺等待替他割辫的门徒，但迄今为止他一直在同官府捉迷藏。在浙江，巡抚永德的手下把全省的寺庙都篦了一遍，终于找到一个法名明远的和尚，并迅速将他解往承德审问。但是，真正的明远好像直到10月9日才在安徽的台肥附近被抓获。在当地一个小庙有个叫玉明，但法名又叫明远的和尚因剪辫而被拿获。从他的身上搜出了一个木偶，一块写有符咒的布，两枚可疑的术戳，一个奇怪的招牌和一把剪刀。但他身上并无发辫。明远告诉审判官，他依靠化缘和看病（正如韩沛显供词所说）为生07月26日，他携一毛驴驮载行李出外化缘，走到离所住寺庙西北一百六十余里处寿州附近的一个村庄，他停下来在一口井边喝水。因为没有水桶无法打水，他便走向一村屋，那儿有三个小孩在门口玩耍。他同他们借水桶，但没有人理他，他随手拍了下一个小孩的头，忍渴赶路。走不出二三里，他被几个村民逮住。他们指控他偷割了小孩的辫子。

    不由分辩，将僧人拴拿，即将行李搜检，并无辩尖。又拿到刘鸣奇家中，将僧人吊打，并用锥扎，追无辫尖。要僧人包他孩子不死。僧人被殴扎无奈，遂画符给他保佑。……实无剪辫情事。这些人放掉了受伤的和尚，让他回自己的庙去。县府的差役听说此事后赶去调查，刘鸣奇让他们看了明远写的符咒和保证字据。差役立刻将此事通知了合肥官府，由官府派人拿获了明远。

    在初审中，案犯试图就从他行李中搜出的那些可疑物品作出解释（在官府的眼中，这些物品无疑就是“邪术”的证据）。两杖木戳是用来“使人敬重，肯出银钱”的。其中一个刻着“五王爷替僧”的文字，①另一个则刻着“阴袭州同”的文字。明远说，他的祖父曾任总兵，因此他刻戳假称自己有世袭官职。那么，那个招牌（它看上去是行医人竖在路旁的招牌）上所写之可疑文字——“察院恩慈京都明远”——又代表着什么呢？明远解释道，这只是为了让病人相信他的药方是从京都来的，曾为大官们使用过。而布符则是用来镇邪的（如同第五章中所讨论过的镇邪物那样）。在一个江湖郎中的行囊中找到这些骗人的玩意本是意料中事，但对明远的审判官来说。这就是邪术的证据，表明他明远是一个冥顽不化的案犯。即使是在重刑之下，他仍一口咬定他没有剪人发辫。审讯他的官员们包括巡抚冯钤和当地的知州知县，他们竭尽全力想得到他的供词，但不知他们是如何竭力的，一个星期后明远死了。弘历知道后龙颜大怒，质问明远是否死于溢刑，或是因疏于防范而让他自杀身亡。冯钤坚持说并无此等事情发生。囚犯是在狱中“冒寒得病”而死，官员们决没有滥刑，这一点狱医和忤作可以作证。他们所做的只是让他跪铁链三日，其间并未施用夹棍，只是夹了一次手指。然后他们又轮番审问了他两天两夜，“不许其打盹，见其闭目，即行喝醒。”

    冯钤因他连日受审，恐其疲惫，便令停审数日。但还未来得及再审，狱卒便报告说明远已毙命狱中（朱批：“知道了。”）

    ①“五王爷替僧”可能是到黑的一个民间信仰崇拜，起源于台南（台湾当时是福建的一部分），然后流传到其他许多地方。

    这就是该案结局时的情况：军机处不得不亲自对所有的证据进行复查。三个月来，军机大臣们作为不屈不挠的弘历的工具，忠实地推动了对妖术的清剿。从文献资料来看，他们除了全力以赴从事这种清剿外，绝无其他的想法。然而，当他们最后来收拾残局的时候，我们却不能不关心他们面对迄至10月中旬为止的清剿记录会有什么想法：这是些混淆不清的伪证，没有头绪的琐屑细节，以及许多不明不白毙命的囚犯“实为正犯无疑”。接下来，就应该用重刑来逼他供出真相了。

    第八章 终结

    当东北的秋凉开始侵袭承德行官的时候，朝廷也开始准备打点回京。但是大学士傅恒仍在为那些押送到他这儿来的叫魂嫌犯大伤脑筋，力图从他们茫无头绪的供词中理出些许线索来。我们还记得，一旦发现山东剪辫犯的供词已搞得江苏的官员们疲于奔命时，弘历便命令将山东的所有案犯都押解到北京或承德，交由军机大臣们审理。此外，军机处还将重审卖唱乞丐张四父子和所有牵涉到春天叫魂案的嫌犯：石匠吴东明、肖山的和尚们、苏州乞丐陈汉如以及几乎在胥口镇被打死的和尚净庄和他的同伴们。一些嫌犯已被带到热河，其余的仍关押在北京，由留在那里、待在紫禁城内的军机大臣们审理。现在，这些全国最有权力的大臣们将要清理这一近三个月来让朝廷伤透了脑筋的事件。当他们正要着手行事的时候却发现。最近出现的一些令人不快的情况使得本来就晦暗不明的案情更早上了一层明云。

    民间的诬告 家内的谋反

    9月初，一个生员从远在两千里外的山西为揭发一桩谋反大事而来到北京。他携带了一份“反书”和一份揭发反书为其叔父所作的状纸，呈递给都察院。虽然官方记录没有披露它们的内容。但是当都察院循例将此案报告给弘历的时候，这些充满敌意的文字让皇帝大发雷霆。军机处迅速派员前往山西，会同巡抚苏尔德进行调查。一队身着锦缎官服的命官搜查了叔父的住宅，但没有发现任何“悖逆字迹”。对生员所揭发的那些同谋的搜查也毫无结果。生员叔父极口呼冤，甚至连生员的父亲也对其子的揭发茫然无知，认为毫无根据。官员们重新审问了生员张廷瑞，报告了如下结果：（张廷瑞）始犹语言支吾，及反复质讯，伊唯俯首痛哭，供称张如召夫妻独霸家产，伊父母为人懦弱。多年受其凌逼。伊欲以实情赴官控告，又恐不能准理，反受其毒。昼夜寻思饮泣，忿不欲生。因自捏逆词，赴京具控。如今悔之无及。官员们无法相信，张生员会为家产争执这样的细故便捏造逆词指控叔叔，并牵扯进那么多的人。或许，他的叔叔确实有什么不法情事？他们因而决定继续调查。但是，弘历却洞察到了事情的真相。他朱批道：“大约诬告是实，按律严拟，处以极刑。”

    一个顽固的债主

    直隶人关德麟被张二指控为剪辫犯，因为张在关的衣物里发现一段剪下的辫梢。这个案子很快从省府衙门移交到了承德的军机大臣们手里。这些大老爷们一定对涉案各方用尽了手段，因而得以于9月20日向弘历报告了与原先不同的案情。关德麟原是北京附近兵营的设军旗人，由于朝廷裁汰汉旗，他出旗为民，并搬到离北京西北七十里的昌平居住，租种村民张二的地亩。后来他又搬回北京地区，住在自家坟园，以挑担卖杂货为生。他曾借给张二六千文钱，屡次催讨未得。后来他又去张家要债，张因一时无钱，便留关德麟住宿。关多次吵闹，并要与张的妻子同宿。张心存怨愤，与关口角后，去隔壁刘三家买烧酒吃。看到刘家儿媳梳头掉下的头发，就拣回编了三条辫尖。乘关不在，张把这些发辫连同自己老婆的一把剪刀一起塞进关的包袱，然后赴邻近千总衙门报案。

    弘历觉得这个案子很棘手，这主要是因为此时各省的剪辫证据大概已引起了他的怀疑。他一方面同意对可恶的张二处以绞监侯，另一方面提醒他的官员们：“不可因有此诬捏之案，遂心存游移，于蹰缉割辫匪徒，稍有怠玩，俾正犯得以漏网。”

    虽然就军机大臣们的记忆所及而言，上述案子是最突出的，但其他种种奇怪现象也已引起了各省官员的注意。比如在河南使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刁徒私将父财妻物花用无存，遂自行剪辫假称被人所割，钱物亦被人夺去。子骗其父，夫赫其妻者；更有顽生逃学，自行割辫捏称被割致病，以冀不至书馆者，情事百出。”江苏的情形也是一样，不过直到11月末才奏报到北京：“汀苏各属详报有民人自割辫梢挟嫌图赖及贪赏诬指等案。”

    虽然民间诬告的全部情况要到几个星期以后才会清楚，但军机处在10月中讨论妖术案时已对此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怀疑。在这样的气氛下面，让我们来看看审判官们是如何重新审理那几个最恶名昭著的叫魂案犯的。

    被告席上的叫魂犯 张四儒的坦白

    卖唱乞丐张四和他的十一岁儿子被关在安徽宿州的大牢里，被指控在赵庄偷割了辫子。代理知县刘某报告说，张在用刑之后承认他受高个陌生人赵三雇佣割辫。但是刘知县无法让他承认他就是山东乞丐靳贯子所供称之张四儒。对高个赵三的搜寻也毫无结果。乞丐张四和他的儿子被塞进囚车，押送到凤阳府衙，在那里他承认自己就是张四儒。这一下，终于找到了追踪迄今一直追遥法外的妖首玉石的线索。两江总督高晋正在邻近的徐州指挥黄河治水，他命令将案犯带来由自己亲审。看来，这件麻烦的案子终于可以有结果了。

    在当地府道官员的簇拥下，高晋命令将乞丐张四和其子秋儿带上大堂。但结果却出乎他的意料，案犯推翻了原供并极口呼冤，坚称是庄首赵某对他栽诬。因为张四两腿脚踝的殴夹伤痕正在溃烂，高晋觉得不便刑求，便将庄首赵某传唤到堂，严加讯问，赵某说出了如下的故事。

    张四和其子在庄首赵某门前卖唱乞食，另外两个乞丐得到一个馒头，张四只得到半个。这点东西只能引起这些饿汉们的愤怒，他们因嫌东西太少而辱骂赵某。赵警告他们说：“近日这里有剪辫犯，你们最好快滚！”（言外之意是不要叫我把你们当作剪辫犯抓起来。）张四又骂了一回，乞丐们这才离去。赵被骂不甘，又怀疑他们是外来的坏人，便令雇工将他们提回。在一个乞丐的身上搜出了一小包药，在另一个身上搜出了一把刀。这些人是不是就是大家都在谈起的割辫妖党？

    但在他们身上并未找到割下的发辫，因而他们是不会承认的。于是，赵某等人便开始威胁拷问秋儿，逼他承认是偷辫匪徒。但是张四和另外两个乞丐还是否认偷辫。赵某便将他们绑在树上，用铁鞭殴打，将他们打成重伤。赵某害怕他们被放后会到官府去控告自己，于是就让天生秃头、素佩假辫的雇工费某从自己的假发辫上取下一络做成伪证。有了这件可怕的证物，再加上小刀和药粉，就拥有了指控张四等人从事叫魂妖术所需的全部证据。赵某现在可以理直气壮地向县府告发这些罪犯了。

    总督高晋发现，其他证人也证实了所有这些细节。他还发现，那把刀很钝，根本无法用来割辫，而那包药也不能用来迷人。但因为州县当局先前已坚持原判，高晋别无选择，只能把案犯送到北京去与山东来的案犯乞丐靳贯子当面对质。此时，靳已被押送北京，由军机大臣来清理他那混乱的供词。因为张四儒的名字是靳贯子首先供出的，当靳看到张时，当然应能认出他来。

    张四和他的儿子于10月11日到达北京，以刘统勋为首的一班军机大臣亲自审问了他们。张四的两腿已发炎化脓，经过长途押送，已是奄奄一息。他全身“黄肿”，兼患痢疾，但却坚持自己的故事：他和儿子来自直隶南部的威县（而不是来自江南），因为贫穷而出外乞讨。他否认曾辱骂庄首赵某，但是证实了受到诬陷的所有细节。

    军机大臣们转而讯问跪着的男孩秋儿：“你父亲若果不是张四儒，你何以供认呢？”

    秋儿答道：“本府问我，你父亲叫什么名字？我说叫张四。

    本府说，明是张四儒，你怎么不实说？就将夹棍撩下吓我。又说，你若供明是张四儒，给你东西吃。就叫人拿了一个梨给我吃。我看了夹棍害怕，又不知道张四儒是什么样人，所以随口承认的。实在我父亲并不叫张四儒。”

    军机大臣们然后命将山东案犯乞丐靳贯子带上大堂，但他辨不出张四为何人。靳贯子现在供称，张四儒的名宇是他捏造的，其实并投有这个人。他在本县认识一人叫张四，当时因受逼供，便在这个名字后面加了个“儒”宇。这一供词令军机大臣们心生怀疑。虽然卖唱乞丐张四否认自己叫张四儒，却不能否认他叫张四（如前所述，这一名字的意思是“张家的第四个儿子”，在中国取这样名字的人一定很多）。这两个罪犯是否故意互不相认？

    审讯官员们再次转向张四：“你与靳贯子平日素系一伙，如今到案时何难对面直说全不认识？有何指证叫人凭信呢？”

    张四只是将先前说过的故事又重复了一遍。

    这些供词相互矛盾，使得军机大臣们无法得出结论。他们只能等待各省提供进一步的证据。对庄首赵某诬陷他人的审讯尚在进行中，而军机大臣们对省里官员作出的判断是不能不予考虑的。同时，对靳贯子本县的那个“张四”也要寻找查证。然而，阎王爷却不肯等待，张四于10月25日死于狱中。军机大臣们报告说，鉴于他的病情，“臣等一面讯问，一面饬医加谨调治”。

    仵作查验张四尸体后证明，看守并无凌虐情弊。知县刘某是负责将张四押送北京的官员，他也证实，张四在行将押赴北京时已经身患重病。所以，北京方面无人需对他的死负责。军机大臣们现已认定，张四并非他们所要追缉的剪辫案犯。他将由官府出资备棺埋葬，其子秋儿则交原解官带回。①剪辫首犯的故事北京的官员们现在又必须从头做起。10月中旬，当山东的剪辫始作俑者蔡廷章在北京重新受审时，这个乞丐已病得很厉害。虽然他现在咬定他最初的供词是在重刑逼迫下编造出来的，军机大臣们并不敢轻易相信他。

    ①为了节省篇幅，我将对张四几天审讯的记录集中在一起叙述。所有的翻译都是完整的。

    审判官：你在东省供称在扬州吴姓饭店住宿，今果查有开饭店之吴连到案。可见你从前并不是捏饰的。

    蔡：我在东省供说本年二月（译注：这里的月日系引自原始档章，故均为阴历）在扬州吴胜饭店与怡安吴元分路剪辩的话，原都是随口谎供的。实在我于本年四月二十一日方才出京，现有在京亲戚朱然、王云等先后到案实对明白。是我二月内正住在京城，且不能到山东，如何能到扬州？我从前供出开饭店的吴胜原系谎供，这如今到案之吴连，实在不知何人，叫我如何认得？

    审判官：你从前在山东为何妄供？

    蔡：我在山东时起初原供说自京下去的，因县官不信，说我必是从江南上来。我受刑不过，只得就应了。县官要我说出在江南实在下落。我说不出来，又怕受刑，……所以供称在扬州。

    从山东出现第一个案例时起，地方官员就确信妖党来自江南。弘历通过私人耳目而听到的那些谣言同样也传到了各县官员们的耳中——正是这些谣言促使弘历发出了7月25日的那份上谕，开始在各省进行清剿。军机大臣们究竟应把这一切看作是对整个叫魂案的强化或是弱化？那个拜术士为师的韩沛显的出现，只是使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他现在也一口咬定，他在山东的所有供词都是在重刑下编造出来的，根本就没有妖僧“明远”这个人。但是，他的原供具体人微，因而仍然令军机大臣们感到困惑：他怎么会对施行妖术的细节有那么多的了解呢？

    不久后在承德对僧人通果的审讯将为这个问题提供一种可能的答案。

    一个愚蠢的错误

    10月25日，大学士傅恒向弘历报告了令人头痛的通杲之案——正是这个在山东捕获的和尚的供词导致了对江苏寺庙的全面搜捕。法网所及，捕获了通杲的师傅妖僧悟成以及通果供出的其他人，他们现在都关在承德的刑部大牢里。弘历对这个悟成抱有极大希望，想从他身上弄清整个叫魂阴谋的内情。然而，悟成坚持他对妖术一无所知，并说他与徒弟通杲自两年前在南京紫竹林庙分手后就再没有见过面。本来，除通果后来又翻供的事实外，像这样的一口否定是不值得记录在案的。但由于通果原供中情节颇有荒谬可疑之处，连傅恒也对他产生了怀疑——比如说，“割辫系乘人不备仓猝之事，何暇问人姓名始行动手？”重审通杲的场面可能会使最铁石心肠的审判官亦为之震动。当这个衣衫褴楼的囚犯被拖到傅恒面前时，已是“两腿溃烂，刑伤种种，神气惨沮，略加驳诘则畏惧求死”。这个半死的和尚起先仍坚持原供，不过当刑具抬出来以后，他又改口说以前的供词都是假造的。虽然他的祖籍是安徽，但从小在直隶长大。

    后来他在河南剃度，接着成了悟成的徒弟并随悟成去了南京。

    1766年师徒分手，通果决定回乡还俗，因此他开始蓄发并往直隶走去。当他走到山东泗水县时，他的外地口音和半长的头发引起了县役的注意，井将他当嫌疑犯抓了起来。

    泗水知县无法从通果口中得到什么，于是兖州知府决定会同邹县知县孔传睡？亲自审问通果。孔系孔子六十八世孙，曾成功地让山东第一个剪辫犯乞丐蔡廷章招供。孔知县先用铁链将通果缚吊于树上，继用铁锁盘地加以炭渣，令其跪上，再用木棍踩踏腿弯，复以桑条鞭其背后，又用夹棍严夹。重刑之下，通果编造了他的故事。他所供的咒语是他受戒时念诵的佛教经文，僧众皆知。那么，那些割辫受害人的名字又是从何而来？这其实是一些他在路途上遇到的人。所谓的“同党”，俱系平日“会过相熟之人”，因孔知县逼问，故尔“妄扳”出来。至于迷药、纸人、纸马等施行妖术的工具手段，则系在监狱“风闻旁人闲论，附会其说”。①

    ①中国把大批囚犯关在同一牢里的做法肯定造就了一个生动的囚犯文化，囚犯们在其中分享他们的悲惨遭遇。各色故事——包括巫术传说——都是囚犯们通常用于消磨痛苦的牢狱生活的方法（参见本书第一章傅德对于大批囚犯共囚一室做法的描述）。“迷药”也一定是囚犯闲聊的一个话题。但是，我们也不能排除可能有某些方法可以调制让人迷幻的药物。哈佛医学院药学系教授戈德曼博士写道（1989年6月13日的私人通信）：“当代使用可卡因粉剂的经验表明药物可以通过鼻腔接触很快发生效果。”他的一个在中国科学院的专家朋友写信告诉他，某种药粉可能是从含有番茄精或食筵硷的各种花卉或其种子中提炼出来的。这位中国专家还回忆道，当他还是个孩子时，他父亲常常警告他不要在夜晚出去，“因为我可能会碰上一些术士”，他们会“对我撒一些药粉而把我拐走”。后来他才知道，这种药粉系由茄类植物的花（含麻醉剂的草药）提炼而成。但是，戈德曼博士又指出：“仅仅对这种传说作出纯粹药物学的解释还是不够的，除非你还能解释术士如何能把药粉塞入一个不情愿的受害者的鼻子，而自己却不受到药物的麻醉。”

    傅恒斗胆提出，这个案子“似属冤抑”。但是既然原供言之凿凿，孔知县可能另有所见，因此才对人犯叠加刑讯。如果简单地释放通果和悟成，则“不足以服原问官之心”。弘历接受了傅恒的建议，命孔知县暂时解任，迅速来京接受质询，通果和悟成两犯则暂行羁押在狱。

    整个案子怎么会变得这样荒谬离奇呢？对山东巡抚富尼汉的质询揭示，这整个事件竟是个愚蠢的错误。富尼汉后来解释说，孔知县其实是遭到了他的衙役的蒙骗。那些衙役受命去寻找通果所供的剪辫受害者，他们必须在五天之内向孔知县报告结果，而据通果所供，那些所谓的受害者都住在几百里远的外县。衙役们怕误了五天的期限受罚，就撒谎说他们找到了受害者，这样就坐实了通杲的原供。①旅途横祸犯有剪辫鸡奸罪的乞丐靳贯子在原供中扯进了张四儒。10月的第三个星期，他的案子受到了仔细重审。他改口声称，他的原供完全是在重刑逼供下编造出来的；而从他已经残废的双腿来看，这是完全有可能的。靳贯子现在把什么都讲了出来。他和被控受他鸡奸的族弟靳玉子来自山东省府济南附近的一个村子。玉子的父亲靳宽去年秋天出外佣工，一直未回。本年夏天，一个村民告诉玉子，他听说其父靳宽已在外发财。玉子的母亲便要玉子去寻找，但因玉子才十七岁，她央求玉子的族兄贯子陪同往寻，以免使玉子途中遇到麻烦。兄弟俩出发向南走去，于6月25日到达了玉子的表兄赵丙如家，借得一些盘缠。他们寻找靳宽多日未遇，因钱已用尽，只得沿途乞讨。6月30日中午，他们来到邻近江苏的峄县，走进一个叫李家庄的村子。当时，县刑书李昆正在村里为其子李狗儿辫子被剪而吵嚷。靳贯子兄弟发现村子里有麻烦，便转身离去。但是他们已被愤怒的李昆看到，他因他们面生可疑，便与一伙村民将两人抓获。他们在靳贯子的搭连里并未搜到刀药发辫之类的犯罪证物，但还是把不幸的兄弟俩带回村子捆绑起来。

    ①刑部建议，鉴于衙门胥吏在该案中牵连无辜，应对他们判处绞刑。这与最近做出的对蔡瑞和张二的判决是相符合的，蔡诬告了无辜的肖山和尚，张则试图诬陷他的债主。富尼汉提出异议说，这两个案件并非出于丑恶的意图，而两个胥吏也与通果没有过节。他们因而应受较轻的杖责流徒惩罚。《朱批奏折》，第856卷第12号，乾隆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六日（富尼汉）。我没有找到最终解释这个争议的文件。

    两人均被捆绑吊打。到头来，玉子受不了毒打，承认偷割了狗儿的辫子藏在村外。李昆威胁道，他若是不交出偷割之辫尖。

    即用斧头将他砍死心玉子畏惧无奈，只得用口咬下自己的辫尖，藏在手中，假称是在一棵树下发现的。第二大早上，李昆得意地将这两个流浪汉押到县衙门。

    县衙门动用了夹棍，逼迫靳贯子供认他将一把刀子和两包迷药丢弃在山坡上。衙役们去山坡寻找证物，只找到了一个小磁瓶。在知县一定要找到刀子的压力下，县役头目让手下人偷偷地买了一把小刀。小刀上有一个铁匠的标记，县役便教唆靳玉子，要他说出曾看见他族兄的刀子上有这样的标记。为了润饰案情，县官对靳贯子反复刑讯，要他诬认除割辫外还诱拐并鸡奸靳玉子。玉子起先不认，县役们便威胁他，如果他不附和这一故事就要夹断他的双腿。在这个当口，靳贯子被迫编造出了有关他师傅算命先生张四儒的故事。整个案子经过这样一番打点，才由知县报告上去。

    军机大臣们传唤了证人，包括已被找到的玉子母亲和在外流浪的玉子父亲，玉子的表兄，以及李昆和他的儿子。然而，玉子的父母却说不认识贯子。经过反复讯问，才发现他们曾受到济南一个县役头目的威胁：“你们到京后若说出认得靳贯子的话，回来时就都该死了。”这些情况已足以使军机大臣们相信靳贯子是被冤枉的，而张四儒的故事则统统是胡编乱造。但是他们的奏报还是做了自我保护：李昆还未与靳玉子对质，对涉案的县役也还未及质讯，再加军机处在审讯人犯时没有用刑，审讯结果也就“不尽不实”。所以，对该案的最后判决还需等待。他们没有明说的是，这一判决必须等待最高权威的回心转意。

    说服弘历

    毫无疑问，在整个叫魂案中，首席原告自始至终就是皇帝本人。这通过他在各地呈递来的奏章以及军机大臣们起草的上谕上的朱批清楚地表现出来。对官员们大肆施压、加重刺激，对他们办案的速度和力度层层加码，对行动迟缓的官员们则刻薄训斥——所有这一切都是弘历个人的杰作。军机大臣们所扮演的角色是微妙的：他们可能与弘历一样对谋反心存忧虑；但他们又不得不面对从各省衙门送来的备受折磨的囚犯，以及这些人血肉模糊的躯体和颠三倒四的故事。当疑问在他们头脑中不断增生时，他们手中捏拿着的却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这个案子不仅关系到危险的剃发意象，还可能暗藏着阴谋玄机，更被押上了皇帝的无上权威。面对此案，他们怎样才能既显示出自己对皇帝的效忠与热忱，同时又避免制造冤狱的丑闻呢？

    有一件事可以引起弘历的注意，那就是法庭的刑讯。清律规定，对刑事犯定罪必须以口供为凭据。弘历和他的同时代人一样认为，要让一个显然有罪的案犯供出犯罪的细节，刑讯是必不可少的手段。语言同这样的做法是合拍的。正如“囚犯”和“罪犯”这两个概念难以明确区别一样（两者都叫做“犯”），“刑讯”和“刑罚”用的是同一个“刑”字。但是，用刑又受到法律上的限制。使用非法刑具和将囚犯拷打致死都是要受到惩罚的，通常为行政上的制裁。①虽然用刑并无道德上的障碍，却常常会遇到实践中的问题。

    ①《钦定吏部刑例》卷43是特别针对官员滥刑的惩罚。所有惩罚都在行政处罚范围之内（撤职、降职或罚俸）。唯一会受到刑事处罚的是使用一种特别的“匣床”来逼供犯人。

    刑讯使用恰当，可以导致正确的口供并产生合乎正义的判决。

    刑讯若被滥用，则会导致错误的结果——如果审判官想“钓鱼”，也就是想看看备受折磨的案犯会吐出些什么的话，情况更会是如此。这样的做法等于是还未对嫌犯起诉便搜集原始证据（或者说，是在嫌犯尚未受到传讯时便对他进行拷问），而并非从一个已受到正式指控的罪犯口中得出真实的供词。这样的“刑求”

    虽然未被《大清律例》明文禁止，但也未被认为是一种可以接受的做法。弘历所担心的是，从这种钓鱼式刑讯中所获得的假供会扰乱案情。毕竟，审问这些无名小卒的目的是要挖出隐藏在他们后面的妖首。如果一个受酷刑逼供的囚犯为了逃避皮肉痛苦而编造名字地址，官府又能得到什么呢？因为有具体的细节，这种编造出来的供词看起来会很可信，但这些细节或是像通果的案子那样是由囚犯根据牢里的道听途说而虚构出来的，或是来自审判官员的诱供。然而，官府需要的是可靠的信息。用弘历的话来说，就是“夹杖所取之供，亦未必尽可皆信”。当案情开始露出破绽时，通过重刑逼供所得口供的虚假性也越来越清楚地暴露出来。一旦军机处开始对案情产生了怀疑，那么皇帝的清醒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在官僚机构的最高层，人们普遍对案情发生了怀疑。8月中旬，根据愤怒的官员们的请求（因为他们发现山东第一个剪辫犯乞丐蔡廷章提供的线索毫无用处），蔡廷章重新受审，却改变了自己的故事。这时，弘历仍相信狡猾的剪辫犯是在施放烟幕以混淆清剿的线索，或者根本就是想以此结束自己的痛苦。不过，他们当初的供词究竟是逼供出来的，还是自己招认的？虽然富尼汉向弘历保证没有使用刑讯，但朝廷已开始对此产生了怀疑。9月29日，弘历命令山东将案犯进到承德由军机大臣直接审理。

    回过来再看江南。当9月10日两江总督高晋听了乞丐张四的故事并查看了他残废的双腿后，他已清楚地知道对这个卖唱乞丐的审讯已陷入僵局。他在上奏时重复了弘历自己的话：“诚如圣谕，一用夹杖，鞍于事无益。”他进而审问了举发张四的原告，得到了我们已在上面叙述过的那个故事。高晋没有因指出案情的不实而受罚，因为他的囚犯很快便被传唤到北京。

    在那里军机大臣们自会看个明白。

    直到军机大臣们于9月中旬提出自己的审讯报告前，由于廷寄制度的运作，我们很难了解他们（无论作为整体还是作为个人）究竟是如何看待叫魂案的。9月15日，刘统勋和他的同僚们从北京向承德行宫报告说，来自山东的供词每天都有新的破绽。山东最初的两个剪辫犯靳贯子和蔡廷章跪在军机大臣们面前，推翻了自己的原供。大臣们诘问道：“通元、张四儒在江省现已就获，不日解京对质，更复何从狡赖？”因为蔡廷章腿膝刑伤未愈，他们便在审讯时夹压他的手指，他重复了在山东的原供。但是一将他的手指松开，他又再次翻供，诉说自己的冤枉。显然应从山东传唤更多的证人来北京。（朱批：“速行文提犯。”）军机大臣们表示，在证人未到达前，“臣等将该犯暂停严訇，待伤痕稍愈”再加研诘。与此同时，他们“不敢稍有懈弛，稍为淆惑”）

    但是，案子本身现在已经大大地打了折扣。如果说，现有的新证据已使得整个叫魂案建筑于其上的那些供词发生了动摇；那么，即将从各省送来北京的诸多案子又会造成怎样的新困窘呢？人们如何才能将这种尴尬局面转报给弘历？——在这个案子上，他不仅已押上了个人的威望，甚至也押上了整个王朝的尊严。

    到了9月21日，弘历已经对坏消息做出了反应。他抱怨各省的口供均属“荒唐无据”。这不是因为奸徒撒谎，就是因为“问官锻炼成招”，而“两者皆不足信”。他问道：“似此浮光掠影，真犯何由就获，重案何由结清？”但是，弘历反对将嫌犯无限期关押的建议：“人犯一经拿获，应即详晰讯问，若审明确系无辜，应急为省释。”

    甚至在热情的皇上看来，冤狱的肆虐也变得越来越明显。

    到了10月5日，弧历在一份经由机密渠道发给各省督抚的不寻常的上谕中推论说，整个叫魂案很可能是由阴谋家们编造出来的，其目的则在于挑动人们对官府的仇恨并煽动造反。但是他别无选择，只能防患于未然，在注意不要伤及无辜的同时将所有嫌犯一同打尽。对于那些倍受压力的各省官僚来说，这是一个自相矛盾而无法实现的指示。

    在北京，供词中的矛盾愈益山积。蔡廷章和韩沛显的口供已经彻底翻转过来。卖唱乞丐如何被裁赃陷害的故事已及时地报告给了弘历。不仅如此，当靳贯子这个最初的信息提供者面对自已供出的“张四儒”时，竟不知他为何许人。然而，弘历仍然扮演着一个鹰瞬虎视的检察官的角色。他在10月7日写道，这些罪犯很可能有不在法庭相认的默契，以便掩，饰他们的阴谋。因此，刘统勋应更为仔细地讯问案犯，只要在他们言词行为中发现任何一点疑问，就应穷追到底，这样才能找到真正的线索。此外，必须特别注意和尚通果，弄清那些发辫到底有什么用。但是，正在承德的大学士傅恒已看到整个案情中有着太多的矛盾，也开始对案情产生了怀疑。10月17日，他命江苏巡抚彰宝把江苏的所有嫌犯送到北京，以便对他们进行交叉审讯。

    此刻，军机大臣们面前出现了一个机会：大学士刘统勋正动身从北京来承德。现年六十八岁的刘统勋是北京高层官僚中的佼佼者，在军机处已任职十二年，官声清廉。他敢于报告坏消息，并不惮坚持犯难招怨的政策。虽然弘历有时会觉得他讨厌，却对他抱有不可动摇的尊敬。有一次他曾因刘的一个不受欢迎的建议而将其监禁，但很快便原谅了他，并继续委以要职，包括命他为首席太子太傅。弘历对这个耿直的臣仆深为感激，当刘统勋于1773年辞世时，他对刘家亲加慰勉。

    作为资深的当值军机大臣，刘在酷暑的北京挥汗办公，而他的皇上主子则在承德避暑消夏。在妖术恐惧攫住京城的当口，刘统勋所面对的是一个微妙棘手的难题：他一方面必须查清案情，但另一方面又要避免在民众中引起恐慌。随着各省的叫魂案犯不断地移送来京，他对地方官所报告的拙劣失实的案情有了充分的了解。他呈递给弘历的奏报件件都是机智巧妙的杰作，这些奏报罗列出案情中的种种漏洞，包括大量翻供的原话。不过，刘将所有这些信息都包装在一种极度热心的外表之下——他只是不肯照单全收这些“狡猾”和“回避”的供词而已。至少，这些奏折不会让他受到对叫魂案犯手软的指责。当卖唱乞丐于10月15日在北京翻供后，刘觉得已到了采取行动以避免使皇上陷入更大窘境的时候。但这必须等到皇上在场时与他一起采取行动。

    作为刑部尚书，刘统勋有责任每年去承德协助皇帝处理秋审案件，即对那些已定案的死刑犯重新审理一次。当秋审案呈送御前时，弘历必须用朱笔对行将处死的案犯“勾到”。按照常规，刘统勋每年夏天留守北京处理军机处事务，大约10月中旬去承德，然后陪同弘历回京。在秋高气爽从容回京的路上，弘历将根据刘的意见，在每个待决案犯的名字上用朱笔打勾。这一年，刘大约在10月18日离京，于21日抵承德。接下来的五天，他和傅恒随侍皇上左右。

    根据傅恒后来的几份审讯报告来判断，军机大臣们一定在10月25日前开过会。现在他们已经不再回避可能的冤案，对接受翻供也不再感到勉强。10月26日，刘随同弘历回京，傅恒则留在承德完成对叫魂案犯的审讯。弘历一行于11月1日回到北京。两天后，他就降旨停止了对叫魂案的清剿。

    停止清剿并非简单地收回成命。由于皇上已对此案投入了这么多的个人威望和道德权威，一个更具礼仪性的结局是必需的。首先，傅恒、尹继善和刘统勋向各省督抚发出廷寄指出，剪辫案之所以“蔓延数省”是因为江浙官员没有及时报告情况，地方官员玩忽职守，对朝廷叠降谕旨掉以轻心。结果，那些受审的案子“不无刑求者”（这句话是弘历用朱笔加上去的——虽然他在清剿的初期就知道这种情况，但他显然为这种情况所困扰）。弘历因而命令将叫魂案犯移送北京，结果并未发现首恶正犯，却发现多有累及无辜者。这都是“江浙地方官养痈遗患之所致也”。任何进一步的清剿只会滋扰地方，“于政体殊为未协”。因此，清剿必须立即停止。

    奇怪的是，廷寄又强调地方官并不能因此而放松警惕，“警觉惕厉”仍然是地方安靖的保障。任何官员若能抓获“正犯”，就可以“自赎”前愆。①同一天，一份明发上谕把所有的责任都算在行省官僚身上。

    叫魂恐惧首先发生在江苏、浙江，然后蔓延到山东和其他省份。

    如果行省官僚们一听到这一案件就积极追剿，要地方官员查个水落石出，“自可得其端绪，正犯不致漏网”。但是，地方有司虚应故事，“始则因循贻误，不即据实人告，希冀化有为无”。只是当朝廷严切训喻之后，他们才“饬属查办”。

    现在，虽然山东、安徽、江苏和浙江都有案犯抓获，“朕恐中有刑求屈抑者”，因此命令将案犯移送北京让由军机大臣、刑部和京畿步军统领组成的特别法庭审理。审讯结果表明原供是不可靠的，其中确有畏刑屈招者。很明显，“各该省隐瞒于前，复卫塞责于后”，除了派出差役“滋扰闾阎”外一无所获，导致首恶正犯漏网。这一切，“与政体殊未允协”。弘历不得不自食其果：“此案现在竟可无庸查办。”

    秘密廷寄的用词模棱两可，明发上谕的调子则相当严厉，我们对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应如何看待？从弘历的朱批中可以看出，由刑求而得到的口供使他感到愤怒和尴尬。但他仍然通过廷寄的秘密渠道坚持要各省保持警惕，并在廷寄和明发上谕中都强调，尽管“正犯”无一落网，却确实存在。这就表明，这不过是一种挽回面子的说法。弘历的心态在他对富尼汉一个奏折极不寻常的批语中最清楚地表现出来。山东巡抚用被告的话气回答11月3日的廷寄。他说，他督饬文武，实心侦缉而“不遗余力”，虽未获有首恶正犯，但山东省自8月中旬以后“亦不闻复有被割发辫之事”。弘历朱批遭：闻。东省办理虽有过当之处，不怪汝者。以既命严缉又罪过当，则外吏将何适从。然栽赃刑求足非正道。①弘历又警告富尼汉说，他不可因求公正而“稍懈”。然而，朝廷既已露出了懊悔的口风，行省官僚们对这种大气候自然特别敏感。弘历知道，要维持朝廷的尊严，就只能坚持阴谋确实存在，并对清剿不力的官员予以惩罚。但另一方面，做为一种妥协，他也不能不对那些溢刑无辜以求假供的官员进行弹劫。

    ①《朱批奏折》，第860卷12号，乾隆三十三年十月五日。考虑到弘历早先就因为得到的供词不可靠而怀疑有“刑求”迹象存在，这里的话并非仅仅是一种虚伪。

    与官僚机器算总帐

    迄今为止，朝廷并未承认叫魂案本身是站不住脚的。恰恰相反，它始终坚持首恶正犯确实存在，而他们的逍遥法外则是由于各省的失职。现在已是惩罚失职官员的时候了。弘历指出，“江浙督抚养病遗患”，应由吏部“从严议处，以正纲纪”。这是他对官员们掩盖案情的报复。因玩忽职守而被罚的有两江总督高晋、江苏巡抚彰宝、安徽巡抚冯钤、浙江巡抚熊学鹏、前江苏巡抚明德（时为云南巡抚）和山西巡抚苏尔德。一批州县官员也因年初释放了叫魂嫌犯而遭革职。作为一种平衡和妥协，一些低级官员也由于对无辜嫌犯溢刑逼供而遭到弹劫。不少杰出官员（尤其是低级官员）的宦海前程因此毁于一旦。比如，徐州知州邵大业以善于治水著称，他的治水工程便当地百姓在他任内的七年中免受洪涝。为了对他在卖唱乞丐案中负有的责任予以惩罚，他被贬到一个边远的军职，不几年便死于任所。

    但是，整个叫魂案件的关键角色是山东巡抚富尼汉正是他的奏折及所附的供词使整个叫魂案持续炒作了三个月。日复一日，当军机大臣们在承德和北京重审叫魂案犯时，也看着那些肢体残败的囚犯从山东省衙被移送过来。但富尼汉却始终坚持他审讯人犯时没有用刑，这一说法大大加强了那些供词的可信度。军机大臣们问道，那么，对那些囚犯迄今未愈的遍体鳞伤又该作何解释呢？和尚通果纵然不死也将落个终身残废。如果他们是在州县衙门受的刑，富尼汉在审问他们时会对他们的伤残视而不见吗？他们因此请旨令富尼汉对此做出明白解释。①富尼汉回答说，当他初次看到乞丐蔡廷章和靳贯子时，发现他们虽曾受刑，但“尚能行走”。他并未对他们用刑，只是细加审问，他们就供出了首犯和同党的姓名。至于残废了的通果，则是在他寄出“未用刑”的奏折之后才提解到省府。富尼汉然后谦卑地提醒弘历，正是皇上本人8月5日的谕旨要他“尽法质讯，与其疏纵，无宁认真”。既然有这样的旨谕，“承审官即果用刑，亦不妨据实具奏，何必代为讳饰？”对这个近乎张狂的回答，弘历在朱批中轻蔑地驳斥“此奏更属文怖”，井下令将富尼搜交由吏部议处。考虑到山东巡抚给官僚系统制造的麻烦及给朝廷带来的羞辱，吏部对他的惩罚是相当温和的。他的过错当然不在于对囚犯用刑（对此弘历已经表达了某种同情与理解），而在于他在这一问题上对皇帝撒谎。富尼汉被贬为山西布政使（朱批：“革职留任”），但这对他或许是一种开释，因为弘历井未将他交由刑部论罪——而他的前任准泰巡抚十六年前在犯下大致相同的过错时便曾受过那样的处罚。考虑到叫魂案爆发以来所发生的一切，富尼汉所受到的惩罚只不过是在手腕上被轻轻责打一下而已。毫无疑问，这也是对弘历本人所犯错误的开释。②

    ①《上谕档》，乾隆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1768年12月31日）。富尼汉直到审讯结束两个月后才被传唤去做解释。为了叙事的清晰，我把这些事件同10月份的审讯放在一起。②与此相似的一个案件是伪稿案。在该案中，当时的山东巡抚准泰也因匿报物证而犯了“诳奏”罪。《宫中廷寄》，乾隆三十三年十二月五日。弘历的谕旨“尽法质讯”见《清实录》。

    终结

    一旦弘历明确表示要停止清剿，军机处承审官员们就知道可以了结这些令人难堪的案子了。嫌犯的释放迅速而干脆。首先获释的是在胥口镇几遭刑残的和尚们和苏州的那几个乞丐。

    10月8日，傅恒维持了吴县知县的原判：净庄及其同伴均系“老实本分僧人”，应立即予以释放。渔夫张子法在庙里无端盘诘僧人，又将他们追逐到街上，应对所有的麻烦负责。虽然没有证据表明张的所作所为是企图勒索（像肖山县役蔡瑞之所为），军机大臣们仍认为仅仅对他罚以杖责是不够的。除被责令赔偿和尚们损失的行李和钱财外，张子法还将被枷示两个月，以儆效尤日李三和唐华等参与抢劫和尚船只的无赖，则参照“不应为，重”的禁律，每人杖责八十。

    至于苏州那三个最初涉案的乞丐，只有陈汉如还活着（张玉成已庾死狱中，丘永年后来也病死了）。在这桩案子上，军机处官员们也维持了县官的原先的判决。十岁男孩顾正男的口供罗织了乞丐们的割辫罪，他和其父一起被传唤到承德。现在他供认说，“当日营官令其指认，原只称服色近似”那个拉扯他发辫的人，却“并不能辨别面貌”。这样的证言当时便未能说服县官，现在也不足以让傅恒信服。

    傅恒奏道：乞丐陈汉如“并非割辫匪犯无疑，应即令原解员役带回（苏州）保释”。

    弘历朱批道：“行如所奏。”苏州案件也就此了结。

    我们应该还记得，石匠吴东明和肖山的和尚们在9月初重新被捕，并遵照朝廷的旨令解往长城以北的承德行官。这趟旅行历时一个多月。当他们于10月1日初抵达承德时，弘历立刻任命了一个由军机处官员组成的审判法庭，由傅恒负责。所有案犯——包括已坦白提供了伪证的衙役蔡瑞——都重新受审，蔡瑞并被过堂受刑。为慎重起见，审判官员们问道：浙江承审各官是否欲隐瞒真正的割辫案件，因而嘱令蔡瑞“承认捏陷”，以使军机处官员相信整个案件只不过是一桩诬陷案？

    蔡瑞已知大限临头，便台乎情理地反驳说：“我如今已知命且不保，现在又受严刑，岂肯贪图将来的好处舍了现在性命。”军机处承审官员们觉得他的话在理。他们判处他绞监候，待秋后处决。

    11月19日，军机处法庭维持了浙江省庭的判决：和尚们是被县役蔡瑞诬陷，他们的口供是重刑逼供的产物。经过仔细比验，那些所谓偷割的辫尖长短颜色质地均皆如一（“若果偷割两人辫尖，断不能如此相似，其为编造无疑”）。大学士傅恒还留心查看了巨成和其他和尚的举止形状，发现他们“并无妖异狡恶之处”。和尚们被遣返原籍释放。

    然而，军机处承审官员仍须弄清石匠吴东明本年春天在德清叫魂案中的作用。正当他们开始对此着手调查时，从浙江传来了一些关于春天那些怪诞事件的新情报，为廓清叫魂恐惧的起因提供了新的线索。

    坐落在丝绸之乡德清的慈相寺里住着几个贫穷潦倒的和尚。该寺“香火冷落”，很少有信徒来烧香或做法事，因此施舍也很少。在县城附近的健圆山有一座香火鼎盛的观音殿，当地居民们更喜欢上这个寺庙烧香拜佛。1768年初春，妒忌和私欲使慈相寺的穷和尚们萌生了不道德的念头。和尚们有一个徐姓的俗人朋友，颇有智巧，他认为时下人们对叫魂的恐惧可以善加利用。和尚们只须散布谣言，说有石匠在观音殿附近“作法埋丧”，进香者若去该寺非但难得庇佑，反会遭到毒害。

    故事的材料是现成的。在山脚下的县城根，石匠吴东明和他的一班工匠们正在修筑水门。像往常一样，吴石匠是通过与一伙外县来的石匠竞争而赢得这个工程的。那些包工不遂的石匠难道就不会用妖术来暗害自己的对手吗？当地的习俗相信，只要在对手经过的路上“作法埋丧”，就能置对手于死地。其方法很简单，只要埋下一只杀死的公鸡就足以成事。徐某建议道，和尚们只需散布谣言，说那些包工不遂的石匠巳在通往观音殿的路上“作法埋丧”。于是，一个“略通诗字”的和尚写下了大意如下的招贴：健圆山“为吾邑进香之地”，闻前月中“有石匠埋丧于山，经过之人遭其毒害”。慈相寺“素称清净佛门”，能助人“趋吉避害”。徐某在车县四处散布了这个谣言，为自己惹下的麻烦得到了五百文铜钱的酬谢。

    有了案头的这个故事，军机处的承审官员们便讯问吴石匠，他是否知道有关与他竞争失利的石匠阴谋用妖术伤害他的谣传。这是又一次诬陷，又一个以不光彩的妖术伤害对手的图谋，看上去很像是春天杭州地区叫魂大恐慌爆发的起因。但是，本分实在的是石匠并没有提供任何有用的细节：昊石匠：去年，海宁县石匠郑无巨、毛天成来德清包揽建造城桥。因价钱谈不托，回去了。

    承审官员：你是否闻说“埋丧”之谣言？

    吴石匠：今年我们并未见过郑、毛，也未听说他们对我们有何怨恨。

    是否就是这个事件煽起了民间对于石匠叫魂的恐惧？军机大臣们不能作出确定的回答。但慈相寺事件证实了他们的一种怀疑：所谓的“叫魂”妖术只是产生于无知又滋长于忌恨的一个幽灵。这不过是奸刁之徒利用民间恐惧逞其私欲的又一个例子。无论如何，吴石匠是没有任何责任的；他和巨成及其他和尚、乞丐计兆美、农夫沈士怠等人一起被遣回乡里释放。至此，本书故事中最初出现的那些角色——慨包括受害者也包括施害者——终于都如释重负地退出了历史的记录。

    第九章 政治罪与官僚君主制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几个不同版本的故事：一个讲的是流传于普通百姓中的妖术恐惧，一个说到了皇帝如何逐渐确信妖术其实是谋反的烟幕，还有一个述及到对妖术不置可否的官僚们所面临的困境——他们力图应付来自上下两方面的压力，却无法使任何一方满意。这些故事相互重叠，几个文本写在历史的同一页上。在这些故事背后，还有着另外一个最难解读的故事，那就是：包括妖术恐慌在内的种种地方性事件是如何变成推动整个政治制度运作的燃料的。

    在整个政治制度中，妖术所扮演的是某种我称之为“政治罪”

    的角色。所谓政治罪，包括了所有形式的谋反，如宗教异端、文字诽谤或公开的造反。“因为政治罪所危及到的是王朝制度的基础，所以它与无所不在的腐败不同，后者所影响的只不过是这个制度的效率而已。但如果情况确实是如此，为什么官僚们对这种政治罪却并不像君主那样感到忧心呢？不管怎么说，这个制度也是他们的制度。如同我们在中国的例子中已看到的那样，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只能从官僚君主制的核心中去寻找。妖术危机的档案向我们揭示了为什么政治罪是君主的而不是官僚的问题，这里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常规权力和专制权力之间的关系。

    官僚君主制中的常规权力和专制权力

    对中华帝国后期政治制度的研究产生了两种大异其趣的学术研究传统：一种着眼于行政官僚制的结构、人事和价值，另一种则注重于帝国的机制，特别是帝国通讯制度的发展。结果，我们对官僚体制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有了更为复杂的认识；同时我们也认识到君主是帝国政治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并非一个既远离这一制度又权力无限的专制者。但是，我对于我们是否了解专制权力和官僚常规是如何在同一体制内长期互动的，仍然存有怀疑。①我们仍然倾向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相互消长排斥的：其中一种权力的增长膨胀意味着另一种权力的萎缩削弱。自马克斯·韦伯以来的社会分析一直倾向于认为，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专制君主屈从于官僚。但我相信，在中国的制度下专制权力和常规权力并不一定扦格不人，而很可能有和平相处之道。

    ①在分析这样一个完整的“制度”时（如果这一制度确实存在的话），我们必须避免过分强调以下几点而把君主专制中的专断因素给推理掉了：（1）认为所谓的“专断”不过是君主的常规活动，而君主本人不过是规章制度或传统价值的一个工具；（2）认为君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他的顾问班子的操纵，而他们为他提供的独立行动的空同非常有限；（3）认为君主和官僚是同一个社会制度的产物，因而他们之间任何表面的冲突都是一种假象。

    在韦伯对中国政治体制的著名研究中。他实际上回避了专制权力和常规权力之间如何互动的问题。相反，他把中国的君主制度刻画为一种不完全的中央集权，其运作规则是不成文的。

    由于贷料上的局限，韦伯对于专制权力和法典化常规（codifiedroutine）的认识受到了妨碍。在韦伯对中国官僚制度的分析中，皇帝只是一个晦暗不明的影子。在“中人之君”治下，权力并不是“中央集权”的。然而，韦伯大概相信，由于中国的官僚制度并不是一个专业化的制度，它在面对一个并非“中人之君”的君主时，就可能会一筹莫展（他认为，只有现代专业化的官僚才能够有效地与专制君主扰衡，因为他们可以无视专制君主这样一个“业余官僚”）。虽然韦伯在讨论中国的制度时用的是“官僚制”这个词，但他并不认为中国的制度属于“官僚制”。他的官僚制”只能专用于“现代”型的制度，而中国的制度则是盾于“父系家长和世袭统治”一类的。同样晦暗不明的是韦伯关于“法典化常规”的概念——中国的官僚也受到了这一常规的制约与控制。虽说“君主如父”，他能够通过对于官员的频繁调动来防止他们发展地方性的权力基础，从而对他们建立起一种“专制的与内在的控制”，但由于“这样的政治联系具有父系家长的性质……它便同任何正式的法律的发展格格不入”接照韦伯的观点，所谓“正式法律”必须包括制约官僚本身的行政法规在内。虽然韦伯因这些想法而不能以中国国家为背景尖锐清晰地提出问题，但他的历史逻辑却表明，他认为专制权力和常规权力是相互冲突的。在他看来，历史的发展将会通过常规化与合理化而使后者取代前者。

    汉斯·罗森伯格（HansRosenber）在对普鲁士国家的经典分析中，对“王朝专制主义”和“官僚专制主义”作了区分。按照罗森伯格的定义，“专制主义”指的是未经宪政制衡或与有影响的社会阶级分享的权力；而“王朝”则强调君主个人对整个社会（他称弗列德里克·威廉一世为“一个王家恶霸”）、以及对应召来执行他命令的“王家仆从”的支配。罗森伯格还把“王朝专制主义”

    制度刻画为一种“君主独裁政治的实验”。尽管他并朱对“独裁君主”与其官僚之间的关系作详细的描述，但他却暗示，弥漫于普鲁士社会的那种“出于恐惧而屈从于权威的丑恶性格”正是官僚们自身思想状况的投影。然而，罗森伯格又断言，即使是在霍亨佐伦王朝早期，君主的控制仍需依赖于条理慎密的程序，也就是依赖于既统治官僚又统治民众的“公共法”但罗森伯格并未告诉我们，“独裁政治”或专制王朝是如何在规章的体系中仍得以保持自己的行动自由的——制订这些规章的目的正在于使政府的运作受到经精细调试的常规的制约。

    如果在这个制度中有纯粹的“专制”成分，它便会是不稳定的和短命的。它会在“以法治取代专制君主权力的不间断的斗争中”成为牺牲品。即使在腓特烈大帝时代，独裁者的权力还是被官僚们大打折扣，因为他们拥有真正的权力，可以通过操纵信息和采用其他的“破坏”行动来“阻挠和歪曲”独裁者的意志。到了腓特烈大帝的软弱继承者时代，通过在官僚人事制度中引进终身制和正当程序，官僚们成功地保护了他们自己不受专制权力的制裁。其结果是，如罗森伯格所描述的，后拿破仑时代的普鲁士成了由职业官僚统治的国家（“官僚专制主义”），君主本人则成了“最高行政长官”。专制和常规权力在这里经历了一个此消彼长的历史过程——亦即韦伯所说的“常规化”与“合理化”的过程。在罗森伯格对普鲁士的个案研究中，专制权力和常规权力是不能长期共存的。

    “官僚君主制”听起来似乎是白相矛盾的。就其是官僚制而言，它给霸主留下了多大的余地？就其是君主制而言，它又如何才能使个人的专制权力与普遍规则的体系共存？在这里，君主和官僚都陷入了一种两难境地，并都对已经形式化的行政程序抱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君主不得不用成文法规来约束成千上万为他服务的官僚，以确保他们每个人都按照体现他的利益与安全的行政程序行事。与此同时，他对于如何保持自己的特殊地位、超官僚权力和自主性，也会理所当然地感到关切。结果，他不得不持续斗争挣扎，以避免自身的官僚化。清代君主的大多数日常行政事务，涉及到的是认可军机处为他所草拟的谕旨，或批准吏部所拟定的官员任命。面对他的文件起草人所提供的有限选择，繁忙的君主会发现自己的“作用”只不过是文件处理机中的一个齿轮（尽管是一个镶钻的齿轮）。他怎样才能挣脱这个陷阱，表明自己的身份是主子而非臣仆？①就官僚本身而言，他们始终受到琐细的规章条倒的制约，包括形式、时效、文牍、财政和司法上的限期，以及上司和下属之间的关系。他们若对这些规章条例有任何违反，便会受到弹劾、罚俸、调离或撤职的处分。但是这些繁琐的规章条倒至少也为他们的职责划定了某种边界，从而为他们提供了一定的保护，使他们得以对抗来自上司或君主本人的专制要求。②君主对官僚的控制伴随规则而来的是可预期性和标准化。同时，规则也限制了运用规则的人们的自由。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规则起到了使人们的身份地位极大地趋于平等的作用：那些运用规则并监督规则执行的人同那些受规则支配的人一样会受到规则的制约。

    ①克罗齐关于官僚制度中权力关系的经典描述可以说明中国的情况：“掌权者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有圈套相互冲突的武器：一方面是理性化和制定规则；另一方面是制造例外和无视规则的权力。他的量好的策略是找到这两种武器的最佳配合。……规则的扩展和会限制他的权利，而太多的例外又会削弱他控制别人的权利。”②城如克罗齐所指出，官僚们对中央集权的抗争不是为了帮助这个制度去适应环境的挑战，而是为了捍卫和发展某种制度刚性来保护自己。”

    出于同样的道理，清代君主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在常规方式和专制方式的统治这两者之间作出选择。当规则失去效用时，补救的方法不仅包括制订更多的规则，也包括诉诸于依赖专制权力的手段。从在位初期起，弘历便对不起作用的规章条例表现得极不耐烦。他的因应之道是，一方面对日常运作的官僚机器上紧螺丝，另一方面则将自己的专制权力注入到这一机器的运作中去。这种努力从他对官员的考评中最清楚地表现出来。

    效率的监督和指导

    君主控制的核心是对官员的考绩：考量他们是否有资历担任某一官职，调查他们在职位上的表现，并定期对他们是否称职进行评定。弘历在位的历史表明，要官僚机器做到自我制约是极为困难的。出于对自己所继承下来的官僚体系的失望，弘历开始寻找替代性的途径来实现对官僚们的控制。

    要做到对官僚的控制，其精髓在于对犯罪和行政失误作出区分。对腐败或更为严重的罪行，要由刑部在案犯被弹劾并撤职后处以刑事惩罚。行政处分则由吏部掌管，用于处罚各种失误，特别是用于逾期或未能完成定额指标（如侦破刑案或收税），隐瞒消息以及其它违反规章程序的行为。处分的内容则包括降级，调任到更差的职位，罚俸，等等。没有哪个官员的考绩单是没有处分记录的。这里是从1749年编的《吏部则例·处分篇》中摘录的一些典型的行政失误和相应处分的例子：官员将漕船沉溺情由不申报者，降一级调任。

    地丁钱粮经征州县官欠不及一分者，停其升转，罚俸一年。欠一分者，降职一级。欠二分者，降职二级。欠五分以上者革职。

    如有地方官畏疏防承缉处分，借端吓阻事主，抑勒该供，讳盗不报者，核实题参。照讳盗倒革职。

    虽然中国政府机制中很早就设有专门机构负责调查弹劾官员的渎职或错误，但自从中世纪以来，这些机构的功能就衰落了。从历史上来看，政府中的监察机构“御史台”（在清代叫做都察院）有责任对皇帝提出诤谏并对百官予以监察。但早从公元七世纪起，这一机构对下的监察功能使超出了它对上的诤谏功能。不仅如此，很长一个时期以来，甚至连这一机构独立监察百官的功能亦受到了侵蚀。满洲征服者从明代继承下来的那个监察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已丧失了对于地方行政的监察能力。到十六世纪后期，各省按察司行使的只是省里的司法职能。满清政府终于将之并人了省官僚机制，我们在提到各省按察使时则称呼他们为“省法官”。虽然在京城仍有监察官员对京官予以监察，但他们的主要工作变成了梳理文件，以发现其中违规情况。虽然各行省也设有“省御使”负责监视省里的行政话动，但这些人实际上驻在北京，这意味着所谓皇帝的“耳目”在京城以外是又聋又瞎的。因此，京城和备省的监察工作主要由官僚们自己来做，每个人都有责任注意其下属的行为。

    要知道行政和监察机制融合到了什么程度，只须看一省巡抚同时拥有御使台副贰的头衔就可以了，这表明他负有监察其下属行为的特殊责任。实际上，官僚机器是在自己监视自己。

    官僚体制的这种自我监督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对渎职和犯罪就事论事的弹劾；另一种是对所有官僚三年一次的定期考绩（这一考绩也是对劣等官员弹劾的根据）。这两种方式的监察主要都由官僚本身、而非监察机构进行。发生于乾隆朝的五千一百五十一件弹劾案中，只有不到百分之八的案件系由监察机构提出，其余均由京城或各省的官僚提出。虽然弘历认为这两种方式都不行，但只是在三年考绩报告中他才把这个问题最为明确地点了出来。

    三年考绩

    对官员定期考绩的历史和中国政府体制本身的历史一样久远。满清从明朝继承了这个制度，并在入关以前就建立了这一制度。到十八世纪中期，对文官考绩的基本程序包括京察（即对上三品以外所有京官的考察）和大计（即对除总督、巡抚、布政使及按察使以外所有地方官的考察）。

    在京查和大计这两项制度中，最为吃重的程序是上级官员每年对其属下的定级考成。这种考成构成了三年考绩的原始材料。在京城，三年考绩的登记由六部长官总其成，在各省则由巡抚负责。这些登记册（通常用明黄包扎）然后进交由吏部官员、都察院官员和满汉大学士各一名组成的审查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将审查登记册，并决定官员的升迁、贬降或留任。吏部要向皇帝分别奏报升迁和贬降官员的情况。皇帝奏准因“卓异”而获升迁的官员仍然要由他们的上司专门加以推荐。这种因政绩而擢升的个案特别是强调推荐的可靠性。对低级官员的推荐必须说明他是否有财政积欠或司法积案，因为这会妨碍其升迁。这种情况若在其升迁以后发现，推荐者本人将会受贬职或调离的处分。

    如果我们对这一过程中产生的具体文件认真加以考察，则这一制度表面上的话力就显得不那么突出了。首先，文件的格式是非常呆板的。登记册有时被称之为“四柱册”，因而每个人都占有包括四个项目的一页，其秩序为：“操守”、“政事”、“才具”和“年力”。每一项目下又分为三等：

    根据他们的评分，官员们被分为三等。分等的标准是看一个官员在几项中获得了高于平均的分数。比如，一个官员如在前三项中得到清、勤、长的评语，便会被列为第一等（年力在考成中好像并不重要。如果年龄和疾病使一个官员不能胜任，对他的弹劾是通过另一程序进行的）。那些得到两项中以上评分的为第二等；若只有一项评分高于中等或没有，则列为第三等。①所有这三等都属于胜任。那些被列为第一等的可以得到升迁，但要有专门的奏报推荐他们的“卓异”表现。同样，那些低于标准不能胜任的则会经专门奏报后受到纠劾。各省三年大记的格式基本相同，但每个官员会得到一个总结他们表现的四字或八字的考语。

    ①在北京第一历史馆保存的大量的常规考绩的黄册中可以看到这一制度的运作。比如，1753年的京察名单，黄册，第3861卷，第3～5页。

    这些呆板固定的报告为评价官员所提供的余地是多么有限！靠这个评分格式要对官员素质做出精细的区分是远远不够的。放在每个官员大记档案中的四字或八字评语，也不见得更能说明问题。只要稍微检视一下十八世纪的许多黄册，我们就可以看到考评官都是从一些标准词汇中选用评语的。这样的评语当然是语焉不详，言不中的。以下是从1751年直隶被评为二等知县的一份名单上摘取的几个例子。这会使人联想到，一个教师在为她的三年级学生准备成绩报告单时，挖空心思地想使她写的每一评语都具体实在（如“课堂表现积极，书写整洁”）：

    才情教练，精详慎重。

    清慎勤谨，治政有方。

    精敏强干，办事干练。

    沉稳持重，办事教练。

    实心任事，办事干练。

    人们会希望在接下来的升迁推荐中会有更详实的内容，确实，升迁的评分内容更为全面，但是其格式同样是拘谨和浮面的：

    才识明敏，办事干练。

    明白谙练，办事勇往。

    老成淳谨，办事勤谨。

    才情明练，办事实心。

    才具优长，办事勇往。

    我们在各省的考评报告中可以发现措辞略有差异（这说明各省衙门有自己的标准词汇本），但它们给我们的总体印象是：虽然？选官员们竭力试图对表现大致上还过得去的下属作出甄别，但他们却对这些下属并没有多少直接的了解。

    这种拘谨呆板的程序是官僚生态的自然产物，也反映了运用这些程序的人们的心态。首先，人们需要回避风险。推荐一个日后表现令人失望（或甚至更为糟糕）的官员，会使推荐者本人受到处罚。或许，考评标准越是严格狭窄，官员们在推荐别人时所承担的风险可能就越大。作为一种原则，话应该越少越好。更进一步说，万一出了什么差错，描述行为比分析人品更容易搪塞。第二，考评或许适宜用于官僚们自己认为是“好的”官员。在一个受规则束缚的环境里，最好的官员就是最少惹事的官员——也就是那些能规避麻烦，将消极应付视为美德的人。在任何一个官僚体制中，表现卓异都是有风险的。同样，告密者和惹麻烦的人也不为人欣赏。过分热情的官员比规行矩步者更容易犯规。因此，在日常考评中，谨慎、小心和勤勉成为最突出的品德。

    常规控制的制度障碍 弘历对常规控制的失望

    弘历对这样一个常规考评制度本身并无不满。相反，他认识到这个制度关系到的是国之“大典”。在他看来，问题在于这一制度的滥用和误用。登基七年后，他抱怨各省的大计只是“一纸空文”、虚应故事——或贤员不行举荐，或劣员不受纠察。人事考评只注重眼前的具体事件，而很少提及一贯的操守。对一个现任官员的评价取决于总督或巡抚是否喜欢他，而不必与他的官声相符。举荐官员悉出个人喜好，对丑闻秽行也一味迁就，“只将教职及佐杂微员草草填注以充其数”。这样的欺瞒行为使君主遭到架空：“督抚受朕脓肱股心膂之寄，于此等切要政务等诸泛常，朕将何所倚赖？”①弘历认为，京察也只是在敷衍塞责。

    ①《大清十朝圣训》，第91卷第4页（1742年）。年轻的皇帝形式上仍在其父亲临死时任命的四个顾命大臣的指导之下。这个谕旨和这一时期的其他许多谕旨一样，可能是由顾命大臣起草的。但是它的口气和弘历以后关于同一问题的谕旨的口气相当一致，因此，没有理由怀疑它不代表弘历本人的看法。对于弘历祖父的同样抱怨，参见《大清会典事例》，第80卷第10页（1697）。

    在考绩官员的手中，三年一次的大计同样是虚应故事。弘历抱怨说，那些不合格候选人的升迁和留任考评也未被别出，竟能一路上报到御前：月官人材之优劣，年力之衰健，可一望而得。而拱默观望，诿之吏部，吏部又诿之九卿。九卿吏部交相诿，实诿之于朕耳。

    弘历知道，官员们与其做出个人判断而招致可能的怨恨，当然不如将这件事踢给他，让他一个人去受过。

    对弘历来说，当一个候选人从两个考绩官员那里得到大相径庭的评价，或当一个以庸碌出名的角色得到出色的评语时，考语的普遍贬值便是再清楚不过了。云南巡抚推荐他手下的一个道台时，所用的考语是“老成持重”。但是弘历复查道台的记录时发现，前任巡抚对他的评语是“年老体衰”，这是一个很难被时间治愈的缺点。他抱怨说：（该新任巡抚摺内对）其衰老之处并未奏及。其他所注属员考语，赤俱有优无劣。夫人才原属不一，或朴实有余而才情不能肆应，或于事干练而居心未能意诚。

    ……今伊所奏属员一摺，笼统开载，漫无区别，竟似通省官员并无一人可訾议者！

    某个台湾道台的考语说他“年力强壮，居心诚朴，才具明白，办事切实”。弘历批评道：朕深知其人，系小有聪明，居心并非诚实，办事亦不过循分塞责，初无干练之才，且年力亦不甚强壮矣。

    ……可见外任大员不留心人才之明验。

    虽然弘历知道，这种情况的产生与懒惰和懈怠有关；但他也知道，可靠的日常人事管理是受到制度上某些问题的制约的。

    庇护对抗纪律

    各省巡抚既是现任行政首长又是考评官。因此，他们在行动上会因其职务而有身不由己之处。其中之一，便是树立某种个人形象的强烈欲望，用官场的话来说就是“宽大”。这是一个好长官所应有的基本品质，它软化了督抚与属下之间原本是冷冰冰、公事公办的官僚关系。对一个长官来说，宽大意味着对部属个人需要的关切。虽然长官会因此而得到部属效忠的实际回报，但他的象征性收获却是由此而能建立起某种个人形象。

    每当长官对属下严加斥责、把属下当作官僚机器中一颗错置的齿轮而非血肉之躯时，他的形象就会受到损害。在这种情况下，上司的尊严和属下的前程都会受到损害。

    在何种情况下，我们才可以把地方官看作是巡抚的属下和扈从呢？一般来说，答案当然要到体现了整个中国官僚制特征的家长制中去寻找。但具体地来说，答案又在于督抚在部属任职、转任和升迁问题上提出举荐的权力。除了少数地方职务由于特别繁剧而由军机处推荐任命，以及一部分职位由吏部直接任命以外，巡抚拥有推荐官员出任本省具体职位的特权。如果一位巡抚觉得属下中没有特别合适的人选时，他还可以推荐本省以外的人选。甚至对于按行政法规定在他们举荐范围以外的领域，巡抚们也会为扩张自己的任命而不遗余力，因为这种权力对他们建立个人的权力庇护网络是至关重要的。考虑到各省人事调动的频率，这种关系网络可以迅速地成为全国性的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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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节省引文起见，我将用巡抚来包括总督和巡抚；我们所关心的问题对他们来说是相同的。

    ☆★☆★☆★☆★

    《大清会典事例》所提供的证据表明，从道台到知县的所有职位中，至少有百分之三十是可以经由巡抚的推荐而得到任命的。①除了形成派系和朋党的危险外，弘历还必须不断地同督抚们沽名钓誉的倾向做斗争，因为这使得他们难以公正地从事人事考评。当高晋在安徽巡抚任内为一个被撤职后正面临重新任命的属下作出难以置信的评价时，弘所斥责道：“……而已离任之人，不妨周旋以邀属员称誉，此向来督抚中沽名习气，殊属不合。”当然，在弘历看来，当这样的宽大来自于制度的顶端、即出自于他本人时，那就是完全恰当的了。确实，在官僚的实践中这或许可视为一条规律，即每一个官员都试图给自己（或其上司）保留宽厚品格的名声，而要求他的属下严格遵守制度。

    ①乾隆期的《大清会典》没有按照任命的方式来对职位分类，但是接下来的嘉庆朝版本是这样做的。《大清会典》中有一类将某些督抚职权范围内的职位和范围外的职位混在一起，我没有将这一类计入这百分之三十内。在乾隆早年，弘历不得不发布特别禁令来反对基于同乡和同年关系的各省人事关系网，这是一个传统的问题，但显然发自内心：“朝廷官职岂能专为自己保留？”王先谦《东华续景》。

    一个巡抚一旦为某官员举荐了一个职位，要他承认这是一个错误就会很尴尬。因此，举荐就倾向于一以贯之：没有一个巡抚愿意轻易改变对所举荐的属下的意见，除非该属下的表现好得或坏得出格以致使他别无选择。弘历抱怨说，如果一个庸碌之才获荐得到一个轻松的职位，他的上司很少会说他曾有超群的成就；而如果一个前程看好的官员被推荐到一个繁剧的职位，那么他的上司也很少会报告他的缺点。

    揣摩上司的意思

    另一个窒息人事考评的制度性问题是所谓的“迎合”，即通过修饰自己的评语来迎合揣摩到的上司意图并讨好上司。结果，这使得官员们根据皇帝的喜好对自己的考评标准加以修饰，从而对日常的考评制度造成了可笑的扭曲。这个问题在京城和各省的最高官僚群中都普遍存在。弘历因而指出：“朕于事之应宽者，宽一二事，而诸臣遂相率而争趋于宽。朕于事之应严者，严一二事，而诸臣遂相率而争趋于严。”表面上看来，这好像是“风过草偃”，即对君主权威的一种必需的敬畏。但事实上，弘历警告说：“诸臣之趋承惟谨者，多出于自私自利之念。”他们不识大体，妄为揣度，不顾是非对错，这难道是升官进爵的正当途径吗？京城部院衙门若有过错，自当“面加指示，令其更改”。但各省督抚系“专任封疆”之人，“若务为迎合，毫无定见，为属吏者又群然迎合，以取悦上官，则公事之颠倒舛错，非浅鲜矣”。

    弹劾的障碍

    与任何责任制度一样，人事考评过程中有一个自我否定机制，却没有人懂得如何运用它。对考评官来说，报告属下的错误是一种危险，不报告同样也是一种危险。行政法规包括一系列对“失察”的处罚——对属下失职的失察会使自己受到行政处分。但是如果上司官员真的举报了失职的属下，则可能会引出一系列丑闻（包括牵扯到他对同僚的不实之词，即他也对他们负有“失察”的责任），从而导致更为不利的后果。弘历知道，对失察的处罚使他无法得到地方上的信息。例如，奏报邪教可能会祸及一个官员的仕途。因为事件在该官员的辖区内发生，因而会对他是否称职发生影响，他就可能会隐匿不报。

    下面是《吏部则例》行政法规中对官员“失察”的处罚条例：其因事受财劣迹未著，同城之知府失于查察，降一级留任，司道罚俸一年。①其不同城在百里以内之知府罚俸一年，司道罚俸九个月。遇有失差题参，该督抚即于疏内将里数声明，以凭察核，倘有里数声明失实：将转详各官各降二级调用。

    ①一个官员的名义俸禄只占其全部收入的一小部分，其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养廉。养廉与名义俸禄的比例在道台一级根据其辖区的大小可以高于四十比一。参见《中国绅士的收入》张仲礼。

    在敏感的案子中，故意包庇属下会带来严重的灾难而非象征性的处分。1766年，当弘历发现他所信任的一个行省长官庄友恭在一个弹劾案中隐瞒信息时，便抱怨说自己被出卖了：“庄友恭受朕深恩，特加擢用。乃敢为此，巧于市恩之术。是有心欺朕矣！”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不仅被撤职，而且对他的惩罚从行政处分变成了刑事起诉。庄被正式逮捕，押送北京交军机处审查，其家产被查抄，本人系狱候斩。当然这种处罚的目的不在于杀人，而在于惩戒。几个月以后弘历特赦了庄，并命他代理福建巡抚。

    弘历清楚地知道，官场文化使得他的各省督抚们不愿弹劾属下，他因此对各省奏章阅读得十分仔细，不令自己轻易受骗。

    他发现了一个官官相护的体系，其中巡抚们为了保护直接下属布政使和按察使的名声免受失察的指控，会在弹劾奏章中写道：“（臣）正在缮疏间，据两司道府揭报前来，与臣访闻无异云云。”

    弘历嘲讽道：“若谓一面缮疏，一面揭报适相符合，或千百中偶有一二，安得事事如此？”

    自此，每当一个巡抚弹劾其属下，他就必须说明信息是出于自己的调查还是来自下级的报告，并具体说明信息是如何报告上来的。既然对弹劾中的违规行为所进行的弹劾可能会产生新的违规，难道弘历还会对通过常规程序达到健全的人事考评抱有信心吗？他发现，自己所面对着的是这样一个制度，省级官僚间垂直网络在其中的形成使得他们不可能自我约束。高层官僚和他们的下属“上下通同，逢迎挟制诸弊，皆所不免”。弘历指出：“此等恶风断不可不严加做治。”然而，他也知道，通过常规的官僚控制程序是不大可能扫除这些弊端的。①特殊的考评制度来自现场的机要报告目睹常规考评制度的失败，弘历自然要抓住一切机会以专制权力直接介入这一制度。要做到到一点，他就必须全面而可靠地掌握信息。从一即位开始，弘历就力图从各省获得秘密的人事评定。如果督抚们因害怕引起不满而不愿在公开的渠道对自己的属下做实事求是的评价，或许通过宫廷奏折提出秘密报告会使他们感到更安全。即位初年，弘历就曾这样指示过他们。“朕即位之初，各省道府诸员，皆不深知其人。汝等可将属员贤否事迹，各摺奏前来，务须秉公甄别，以各朕录用。”但即使是机密渠道，督抚们仍然感到不可靠。三年以后，弘历抱怨说他最初的谕旨已被忘诸脑后。所有的督抚们只“陈奏一次”，从此就没有了下文。他指出，由于督抚们在任的时间通常长于他们的属下，人员进出他们辖区的调动也就为他们对属下作出新的评价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所有督抚们都应时时通过“密奏”向上提出报告。可是，要实现这一要求，弘历就必须不停地与督抚们作斗争。1759年，弘历十分震惊但却并不意外地发现，两江总督通过机密渠道送来了敷衍了事的公文：昨偶检阅尹继善所奏属员贤否。摺内卫哲治尚为淮安知府，定长尚为徐州知府。计其时距今已十数年！自后何以竟无续奏？此系密陈之事，并无损宽大之名。尹继善复何所顾忌，而疏略若此？

    ①在弘历看来，清代政治的特点是清政府大大优越于明代被宗教分裂的政府。1769年，当一个巡抚建议建造一个特别的安全监狱来关押犯罪官员时（以便为那些在职任上犯罪的人提供更多的舒适），弘历十分愤怒。这些犯罪官员不仅不应该得到优待，他们比平民犯罪更为可恶。他斥责这一官员竟毫无顾忌地追随前明官官相护的可恨恶习。《宫中上谕》，乾隆三十一年一月十三日。

    现场的勾结共谋也同样败坏了机要报告制度。弘历沮丧地发现，他的行省官僚们在考评属下时会碰头会商以弥合异见，这样就剥夺了他本人获知不同意见的机会。这样的做法，是弘所在比较两份分别来自总督和巡抚有关人事的密奏时发现的：“伊等所注属员考语，大略相同。因复将伊等上次所奏两相比较，亦毫无参差之处，殊属可异。”弘历指出，遮些密奏是人事任命的关键依据。“是以一此等清折朕皆留中，时时披览。亦不令在廷诸臣与知。”相应地，督抚们“自当个就所见，据实人告。初不会彼此会同，以示意见画一。且正惟不必画一，而朕于其间，参互审量。”若督抚们协调会商，统一口径，“奚事密摺具奏乎？”

    弘历本来指望通过另一条渠道来获得秘密情报，以打破人事考评中的常规，但结果显然叫他失望。同题在于，机要渠道和常规渠道一样，是由同一批官僚具体操作的。显然没有人对官廷奏折的机要性有多大的信心。事实表明，这个制度并不足以打破行省官僚对人事考评的控制。

    弘历对新常规的拒绝

    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是使考评过程更为制度化和精确化，但弘历对之不感兴趣。一位御使曾批评督抚们写的人事考语充满了陈词滥调、空言套语，如“精明、能干、谨慎、实在”，却很少提到他们的具体政绩。这位御使希望考语能反映官员的具体表现，按统一格式列举他们具体做了些什么。如果被举荐人的表现与推荐不符，他的荐主要承担责任。

    弘历回应说，这个方案表面上来看不是没有道理，但什么是具体政绩呢？该御使所建议的“兴学、强化保甲”等项同样是“空言”。说到底，如果保甲确实曾得到过加强，地方官为什么不能及时抓获土匪和逃犯呢？更深入一层来看问题，人治而非法治的重要原则不可能通过只会产生俗套公文的程序来实现。弘历因而否决了任何进一步制度化的解决办法，特别是否决了为使政府仪式化和形式化而制造出更多文牍的方案。然而，一日君主否定了更为有效的制度常规，答案是什么呢？显然只能是君权对官僚机器的直接介入。

    宫中陛见制度

    清朝继承了前朝的尊贤制度，除了所有高官在三年大计时进宫觐见外，还要求所有官员在分发上任前要“带领引见”。文官赴任前，由吏部带领引见，武官则由兵部带领引见。宫中的《起居注》每天录下接受陛见的大批官员。人们可能会认为这样的觐见只不过是一种集体跪拜和君主赐恩的空头仪式，但君主与每个官员谈话的细节却令我们吃惊——弘历真的希望接受陛见的官员能同他交谈。①在这样的场台，人君借助的是自己的眼光而不是耶些固定呆板的考语。关于这一程序，我们所能看到的证据包括帝王本人对受觐官员的简短评语，以及受觐官员的引见单或履历单。

    ①一个来自云南驻防的年迈总兵在这样的紧张关头呆若木鸡，“始终竞不声明，则昏愦已甚”，让弘历感到厌烦。该总兵的上司，云贵总督爱必达很快奏告说这个将军“年老有丧”，应该退休。对爱必达在知道皇上已亲见此人的不胜任后才做这样的奏报，弘历十分震怒。《大清十朝圣训》。

    弘历的父亲胤禛显然认为自己有着品鉴人物的卓越能力。即使是很简短的交谈，他也能写出犀利的品鉴评语，这是圣明君主品鉴人物能力的证明。虽然弘历的评语相对来说要简短而温和，它们对一个官员的仕途前程同样有着巨大的褒贬力量。人君得自面对面考核的印象，自然要超过督抚们在下面所做的例行公事式的评价。因此，一个考语优秀的官员的仕途很可能毁于一次糟糕的陛见。一位倒霉的浙江按察使在受觐时给弘历留下了“不懂规矩”的粗俗印象。当弘历要他就浙江的事务提出报告时，这位官员却从表袖中抖落出一份以“五刑”图示来恐吓百姓的布告。弘历认为他举止粗野，就对该官员的上司发出质询。得到的回答是该按察使并无过失，虽然他的举止欠雅，但居官方正，胜任其职。但是弘历还是在第二年将其革职①虽然弘历在位六十年间一定留下了成千上万这样的评语，我只找到了写于不同年代的十九件。②把这些御评同经由常规程序产生的敷衍考语做一比较是很有启示的。

    ①《大清十朝圣训》，第92卷第2页（1747年）。顺便提一下，这位官员并非操马上生涯的粗鲁的满洲军人，而是一个中年汉旗官僚，弘历肯定在以前召见过他。②我可能看到了所有弘历的现存陛见评语，以朱笔批写在史部为他准备的官员简历上的文字。它们保存在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宫中档案》“履历单”中，共两箱。朱批没有注明日期，为方便起见，我使用官员简历上的最近日期。君主个人评价的证据当然不限于陛见评语。除此之外，弘历也在刚接受任命官员的谢恩奏折上批字。我注意到在北京宫廷奏折档案的“内政，职官”部分有几十份这样的批语，但这样的批语如果没有上千份的话，至少可能有几百份。其中一份批语的口气和内容与陛见评语没有多大差别。在一位刚刚被任命为知府的谢恩奏上，弘历朱批道：对何流管理知之甚多，长处应有所用。（译注：此处引文未找到中文原文，系根据英文译同中文。）《朱批奏折》，内政，职官。乾隆四十五年二月五日。除了指出他们的专长和将来的专任以外，这些评语有时表明弘历对该官员的最高评分：“中人之才。只堪简职”；“知府足矣，局面小些。”

    礼山：人似忠厚，还可用，然器质只可胜道台而已（1747年）

    屠用中：人亦可，有出息。（1751年）

    周元理：精干晓事之材。（1758年）

    孔继洞：不如先所记，似图安逸自止之物。（1758年）

    姚立镰：结实，有出息。（1761年）

    兆麟：似有良心，当可用者，或略短于才事。（1761年）（1762年）

    谭尚忠：明白，似有出息。喀薄。（1762年）

    杨重英：似可用，但恐过聪明有心。（1762）

    马腾蛾：结实可用，将来有出息。（1762年）

    单？：似可用。（1764年）

    吴兆基：伶俐，当可造就，再看。（1764年）

    狱咏簇：人似聪明。（1764年）

    粱兆榜：此任似可，妥当，非大器。（1766年）

    额鲁礼：忠厚本分，人似结实。（1768年）

    李豫：妥当，不繁要之道似可去得。（1770年）

    顾学潮：未免苏州派，非甚大嚣。（1773年）

    德尔炳阿：去得。（1780年）

    张廷桂：亦可。（1781年）

    沈荣勋：尚可。（1783年）

    这些御评所用词语中，囊语有：忠厚，有出息，精干晓事，结实，有良心，明白，聪明，本分，等等。贬语有：图安逸，短于才事，薄，非大器，等等。

    弘历当然是根据面对面的印象做出判断的，因而或许会受到偏见（如他对江南士人的特别猜疑）或先人之见（许多人以前就觐见过他）的影响。但他所判断的是品格而非职务表现（他尽自己所能这么做——值得肯定的是他经常用“似”字来缓和语气）。在品格褒语中最上等的是“有出息”（这在今天的汉语口语中很常用），我一般把它译成“有才干”（hasgumption），而如果讲到的是将来，则译成“会有所成就”（willmakesomethingofhimself）这个评语似在暗示，依靠自己才干者和仰赖他人庇荫者之间是有区别的。它显然把领导才具和仅仅力图保住官位的政客区分了开来。

    其他的褒语反映出弘历所赞赏的是实在稳重的品格：“结实”指的是坚毅、稳重，能够在繁剧的职位上坚守原则的人。“忠厚”和“本分”与官僚评价中所用褒语意思接近。对弘历来说，这两个词也许将坚持操守的人和那些利用官职谋取私利的宵小之徒区分了开来。与上述坚实品格相对的是“薄”，意为浅薄，指的是表面上的能力并没有坚实深厚的基础。“明白”、“聪明”是一种只需恰到好处的品格。弘历对一个“过聪明”的家伙便感到反感，认为他想用自己的小聪明来遮掩其品德上的缺陷。

    至少从这些零星的样本中，弘历好像始终没有发现他所谓的“大器”，即那种风毛麟角真正能堪大任之器。他常以否定的方式用这个评语以说明某人显然不具备这样的杰出德性。这样的才具显然是缺时多、有时少。对于一个显然缺乏独创性的人来说，“非大器”是一个贴切的评语。甚至连周元理这样的人也不是弘历心目中的大器——至少在我所引述的那次受觐时是如此——尽管他在同时受觐的官员中是唯一完美无缺的人才，并将在二十年后升任尚书。

    确实，同日常考评制度中的俗套用语一样，弘历对品格才具是重视的。然而，觐见评语对理想官员的描述却与常规考评大相径庭。这一形象应包括坚毅、真诚与精力充沛，同样重要的还有勇气和雄心，这就是所谓的“才干”。这是自豪而奋发努力的成功者的标志；这是一个领袖人物，而非拘泥规章的胥吏。在弘历看来，谨慎和勤勉只是一部可靠的文书处理机所需的品质，而不因此就使人能胜任高级行省官员和部院京官的职位。

    上层制度：“政治任命”

    职位越高，其任命程序受常规制肘也就越少，这是所有官僚体系的一个共通原则。如所周知，“政治任命”为最高长官提供了让自己的朋友或那些与自己观点相同者出掌权要的机会，弘历明确表示，各省督抚和京城部院堂官的职位太为重要，不能通过常规处理。他也拒绝将省布政使和按察使归入大计考核的建议，因为他知道，要对这种敏感职守上的错误予以惩罚就不能等待三年一次的常规考绩。虽然各省督抚和京城部院堂官免于三年大计，但他们仍有责任向皇上“自陈”。弘历对这种冗长而充满陈词滥调的文字根本就已厌倦了。便在1752年取消了官员“自陈”的要求。他宣布，他将随时根据自己的意愿亲自奖励或处罚这一级的官员；卿贰职赞机务，督扼任寄封疆，朕量才筒擢，日复于怀。其有不副委任，或克称简畀者，率已随时黜陟，断无远待三年之理。①然而，将这样繁重的职责揽到自己身上仍不足以确保对高官的考绩，六年以后，弘历似乎又在回归常规。虽然“自陈”只会制造一堆没有实际价值的文牍，但没有任何别的考绩手段能使得高级官僚们自律。现在，史部在京察时必须为京城三品以上官员和各省督抚们各准备一份登记单，并附上每人的最近履历，以供皇帝审阅。但是，弘历并未丝毫放松对政治任命的控制，他只是在警告获得任命的官员：他不会让他们的仕途变成舒适写意的陈规滥俗，使之在无所事事中陷人常规化：（朕对）其人贤否优劣，呈已均在洞鉴，然其间亦不乏旅进旅退，苟图持禄恋栈之人。若以平时既无大过，足干吏议，又不按例甄核，任其迥朔日久，必致职业不扬，甚非澄叙官联之道。

    ①这与其父亲的坚持常规形成对照；在其在位后期雍正恢复了自1685年中止的京查制度，并把间隔从六年减为三年。“自陈”的要求不变。

    对政治任命的挑选和考评既是一种正式的制度，也是具体的政治实践，其运作要服从一套不同于常规的原则。虽然吏部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其中，但君主的专制权力打断其日常运作的任何环节。官员的职越位高，他的任命和监督就越不受常规程序的制约，直接受到君主个人权力的影响也就越大。虽然这在人们意料之中，我们仍有必要进一步探讨这种个人专制的权力是如何运作的。

    礼仪行为

    君主对“政治任命官员”的控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己与他们的个人关系。这是一种双向的交流，它由君主所规定，而为官僚们所认可。在官方文献中，随处可以看到君主通常会反复地将他们称之为“心腹手足”。官僚的认可使这种在依赖一方与控制一方之间的对话完成了循环。这一认可在一个官员觐见皇上并接受任命之后的仪式中及时地表现出来，这就是新获任命的官员呈上的“谢恩表”。

    在令人看来，谢恩表似乎是一种极为卑屈的文字，表达了一种极端的个人依附。应该成为士大夫性格表征的“高贵气节”在这里已是荡然无存。如果还看得到个人“才具”的话，也只是蛛丝马迹而已。这是一种体现“东方专制”的文字，是一种文字形式的叩头长跪。以下是1769年的一份谢恩表，颇值得予以全文征引：

    湖广总督臣吴达善跪奏为恭谢天恩事。窃臣质本凡庸，至愚极陋。仰蒙皇上隆恩，生成教养，叠畀封疆，愧消埃之莫报，惟舛谬之日增。乃何格外惑宥，恩命特颁湖广总督，且于上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赴嗣叩觐天颜，跪聆圣训，感铭肺腑，更沐赏赐，稠叠恩施逾分，宠荣已极。虽犬马尚如报主，臣具有人心，敢不殚竭丹诚，以图报效。惟有实心实力，恪遵训诲，整饬地方，无欺无隐，以冀仰报高厚殊恩于万一。所有微臣感激下悃理合恭摺，叩谢天恩，伏祈皇上睿鉴，谨奏。（朱批：“览。”）

    所有的谢恩表都重复着这种只有些微不同的语言，仅仅把它看作一种礼仪是远远不够的。这也是一个基本政治事实的象征形式。它不断地被重复，使之像其他的仪式一样变得更重要而不是相反。正是这种有关赏赐和表达感激的仪式维持着君主与高级官僚之间的关系。

    即使在日常的公务中，表达依附关系的象征符号仍然占有一席之地。就连平常的公文也以礼仪的形式包装起来。例如，在回答君主旨谕的奏章里，君主的话必须全文照录。这不仅仅是一种良好的官僚实践，以便使文书往返时有一条清楚的备查线索。作为一种礼仪，奏报人所录的君主的文字经常大大地多于他本人谦卑的应答。另一种通常的文字叩头形式，是奏报人谦卑地照录君主在他被退回来的奏章字里行间所写的训斥性的朱批。

    文书中的这种礼仪强化了官员与君主间通过政治任命而建立起来的个人纽带。如同我们刚刚在谢恩表中所看到的那样，强化的动力则是互惠。那种礼仪性的羞辱不是一种贬抑的标记，而是特殊身份的象征：用儒家的语言来说，官员们并非君主的工具。君主可以训斥他们，嘲弄他们或处罚他们，如同一个严厉的父亲对待他犯错的儿子。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卑猥，因为他们是有“人心”的，有能力像人那样行动，而不是机器或蠢笨的动物。他们不像那些低级胥吏，既不是规章的傀儡也不是为日常程序所牵动的机械。

    君主要实现对官僚更有效的控制，就必须超越常规程序。

    觐见制度，机要考评系统，以及把高级官员同常规制度部分地分离开来都是出于这样的目的。在弘历的官僚系统中，他所面对的官员级别越高，常规因素所起的作用就越弱。在这一制度的硬端（即由行省长官和各部院首脑组成的那个“俱乐部”），对话的规则是高度个人化的。在日常公文和谢恩表之类的礼仪性文书中，这种个人关系都一再得到重申。玩忽职守被看作是对君主本人的冒犯，君主因此而出现对臣下的信任裂痕则是由于臣下的忘恩负义。结果，行省和京城的高级官员是根据两套规则行事；在形式上，他们仍然受到行政处分则例的制约，君主可以据此将他们交吏部议处。然而，除此之外，他们又受到了君主的直接注意——他可以通过用繁琐礼仪包装起来的个人关系来激励他们，责备他们和恐吓他们。

    个人关系同时在礼仪和事件的领域里发挥作用。某些事件——特别是我先前界定过的“政治罪”——是最有效的媒介物，使得那把中国官僚君主制的最上层捆绑在一起的个人纪律得以滋生成长。这是那种弘历可以利用的机会，以防止他的高级官员们偏离他个人的控制而滑入常规节奏和裙带关系。

    叫魂危机中帝王控制的运作

    叫魂危机为对个人的纪律整肃提供了特别合适的机会，因为它是一个建立在如此荒谬的基础之上的案件。君主的愤怒可以发泄在行省官员身上，因为他们未能抓获妖党首犯。然而，这样的失职却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样的妖首并不存在。叫魂案件虽如此荒谬，但弘历在当时却对此并无察觉。不过，说弘历“利用”了政治罪并不见得比说政治罪“利用”了他更接近真实。

    政治罪为君主的某种行为的产生提供了一个大背景，而这种行为的塑造则应归之于官僚君主制的一些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特点。弘历将各省官员们在缉捕妖首问题上的失职归咎于他们的怠情、迟疑、对无能属下的姑息，也归咎于江南的腐败以及官员个人的忘恿负义。这些问题正是君主常年关注的焦点。我们已经看到，弘历要在常规环境里对付这些问题有多么困难。像叫魂案这样一桩政治罪所造成的最大冲击，就在于它动摇了官僚们用以有效保护自己的常规行为方式，从而为弘历创造一个环境，使他得以就自己所关心的问题同官僚们直接摊牌。

    严饬属下

    我们已经看到，弘历对督抚们整饬属下时的失职有多么失望。在君主看来，狡猾的地方官对纵容和轻信的督抚们隐匿下情是一种典型的官场陋习。弘历相信，他的督抚们既怠情又易受骗。河南巡抚阿思哈试图让其主子相信，术士们有隐身秘术故得以逃脱，弘历在朱批中嘲笑说：“浊存此心，无怪属员缉孥不力，其欺汝无用废物矣！”弘历认为，向上封锁消息是州县官员逃避责任的典型做法，春天的剪辫恐慌迟迟未得上奏便证明了这一点。在羞辱了高晋和彰宝对今春剪辫事件的失于奏报之后，弘历又斥责了他们对地方官员督饬不严。长州、元和、吴县的知县报告说他们县没有剪辫事件，这是“极为荒谬和不实”的。

    弘历命令高晋查清三县剪辫案的数目，然后参劾这三县的知县。但过不多久，他又改变了想法。彰宝应该参劾这些知县，但要让他们先缉拿案犯。弘历所担心的是，不然他们就会在极度惊恐之下隐匿一切。虽然地方官肯定有隐瞒情事，督抚也有包庇地方官的情形，彰宝在此时应暂缓参劾下属。弘历朱批道：“如此，则谁肯报公耶？此时但督其察挈，获正犯后查挚……不解事矣，恐不能获正犯矣。”不过弘历已经把话点明了，各省对地方官的督饬必须加强。

    重申官场规范

    对地方官来说，没有什么比辖区的边界对他是更为确切的保护了。他对自己辖区内发生的一切负有全责，这也意味着辖区外的任何事情当然都是别人的问题了。但是，这样的常规与行省官僚职责的非常规方面形成了冲突：他的主子的公务是不分畛域的，当发生的事件危及王朝的安全时，作为其主子的个人臣仆，他也不能以辖区界限为由来逃避责任。弘历没有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来强调这一点。妖术大师玉石据说躲在安徽宿州。

    江苏巡抚彰宝抱歉地奏道，因为宿州不在江苏，超出其管辖范围，因此他对越出省境的缉捕颇觉踌躇。弘历指斥说，即使在追缉普通罪犯时，官员们亦不妨越境会协邻省缉拿。若此等匪魁潜匿他境，“岂可尚存畛域之见，视同膜外”，以省界为借口而逃避责任呢？督抚受封疆重寄，当以“国家公事”为重。若顾虑越境“或伤同官和气”，“皆非公忠任事之道”。若所有官员，“相率如此，则各省将扦格不通，尚成何政体乎？”

    在发生政治罪的情况下，官僚们发现职务的界定并不比辖区的边界能为他们提供更多的保护。当浙江巡抚冯钤报告说他让省臬司去调查妖术嫌犯时，在寻常情况下这本是很合理的做法，弘历却呵斥他推诿卸责：“此何等事，而汝按例交臬司？汝不当每日亲市详讯乎？外省习气实在可恶！”

    强化个人关系

    除了极为严重的渎职要受到刑事处分外，君主有两套缰绳来控制他的督抚们。其一是常规的行政则例，君主可以将官员交由吏部赏罚。另一套则是行使非常规的专制权力。使用这种权力所导致的制裁，可以是丧失宠信，也可以是丧失财产、自由甚至生命。可以相信，后面的这种情况在官员的心目中并非仅为臆测想象：无论在处罚发生于战场上或是镇压谋反时的严重渎职时，弘历的残酷和严厉都是出名的。①在弘历用以进行个人控制的言词中，玩忽职守就是忘恩负义。当江苏省按察使吴坛承认自己未及时向朝廷报告今春的叫魂案件时，弘历在朱批中斥骂道：汝在刑部时，表现出色。然一任外省，即染模棱腐败之陋习。殊堪痛恨……汝空耗时日，奏报但无一宇是实。汝实有负朕之信任，不知恩之物！

    ①在1749年对金川土著的战役中以贻误战机的罪名处决张广泗，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决定。在1767年对缅甸的战役中，弘历因谎报军情处死了两个官员。关于这些案例，见第三章。在1751年的伪稿案中，弘历因山东巡抚准泰匿报物证而监禁了他，并查抄了他的家产。《宫中廷寄》，乾隆十六年八月十七日。

    这样的语气在比较温和时，实际上是对谢恩表的一种对应，是君臣之间礼仪交换的一部分。来自于被斥官员的回答通常是“悚惧难安”或“愧报无地”之类表示惊恐羞愧的套语，为成百上千的行省奏章增添了色彩。对帝王宠信的漫读会带来真正的恐怖。山东巡抚富尼汉肯定还记得，他的前任准泰在十六年前因隐匿1751一1752年伪稿案件的证据而被举发。准寨未将一份在奉省发现的伪稿抄本奏报上去。因为伪稿攻击的是弘历的个人行为（并可能指斥王朝的台法性），毫不奇怪，弘历把自己的盛怒发泄在这个倒霉的旗人身上，指责准泰：“平日一味取巧因循，已不能称职。及见此诬谤悖逆之词，竟至忍心隐匿，实出朕意料之外……置君臣大义于不问。”弘历囚禁了忘恩负义的准泰，并查抄了他的家产。政治罪将官僚生涯中的整洁有序的后院置于专制权力的严厉狂暴之下，这就是为什么当叫魂案发生时，它是君主的问题而非官僚们的问题。

    官僚的抵制

    关于官僚机器如何回应君主的淫威，我们必须在档案文件里细心地寻找。好像有几种不同的抵制情况存在。毫无疑问，其中有一些抵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有一些是由于官僚程序的颟顸阻止了对紧急事件的及时因应；再有一些可能是某些官员因不可知论而产生的轻视使他们不把叫魂案件当作一回事；还有一些可能是害怕清剿会危及自己的仕途；最后，则可能有一些耿直的官员拒绝根据诬告之词迫害无辜民众。

    抵制无疑是存在的。在北京，风闻春天在江南发生的事件以前，抵制就开始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事件根本就未向朝廷报告。

    当对信息先发制人的控制未能达到息事宁人的结果时，各种补救过失的措施便应运而生了。我将要讨论的每一项抵制措施都可用其他的理由来解释，但把它们综台在一起来考虑，我相信它们所展示的便是对专制权力谨慎而广泛的抵制。这些行动不像是协调一致的，说它们深思熟虑也没有证据。但是，要抵制专制权力并不需要通同作弊或苦心经营。官僚机器本身颟顸迟缓的工作方式，就足以使抵制专权的诡计得逞。

    忙而不动：吴绍诗在江西

    在叫魂危机发生的前一年，有人告诉弘历说，江西巡抚吴绍诗被人唤做“老菩萨”。弘历很担心，这个老菩萨会太消极无为而耽误公事。①吴当时已七十岁，是一个著名的法律世家的大家长。弘历对这个世家十分尊重，吴和其子吴焕与吴坛曾两次被任命同时在刑部供职，而按照回避原则，同一家族的成员通常是不允许在这样的衙门同时任职的。

    江西东面的信江河谷是连接邻省浙江的便捷通道，叫魂的谣言早在6月中旬就从这里悄悄地传人了江西。吴绍诗并未奏报这一情况。他后来报告弘历说，他曾口头命令属下对可疑的行旅保持警觉。但没有人被捕，也没有在本省发现剪辫情事。弘历对这位年高誉隆的巡抚表现了出乎意料的克制，只是温和地驳斥了他：对谣言来加奏报是“汝误矣”。但到了10月初，吴绍诗报告说他在省内安下了一张比任何别省都要严密的警网，挑选了干员“改装易姓”分往各县密行查缉，并每旬一次报告有无可疑人物。此外，他还令各府州委派精细强干之人查访“庵观寺院祠堂书馆及深山密箐等处”。吴绍诗审慎地提醒他的主子（《清实录》，第780卷第23页，乾隆三十二年三月七日。吴绍诗的健康也有问题。但弘历就此事问及两江总督高晋时，高晋说他没有听说任何事情证明吴的不称职。高晋并答应继续观察，随后报告，但我无法找到这份后续报告。不管怎样，弘历相信吴是一个经验丰富，诚实可靠的官员，所以继续让他留任。），那些从事“左道邪术”之人，以“创立烧香好善会（为）名，阳则聚集乡愚男妇，阴则勾结亡命棍徒”；他们又以避灾防盗为名，“造作妖言，制备军器，诱人归附”。无论僧道诸色人等，凡面生可疑、神气沮丧、迁徙无定、畏于见人者，都要立即报告地方官。（朱批：“恐属空言，实难信矣口”）

    确实，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六个星期以后，吴绍诗（在弘历中止了清剿以后）在反复谦卑的谢罪后报告说江西没有发现一起剪辫案。没有档案文字证明江西曾像邻省那样搜捕过可疑嫌犯。应该如何来解释这一现象呢？要么是吴的警网从来就没有真正地动用过，要么就是这样的警网根本就捕捉不到嫌犯。

    在江西我们看不到其他省份的那种刑求和伪证。据此，我们只能相信，巡抚吴绍诗根本就不打算查缉这个他认为是误传的案子，他在先前奏报中提出的忧心忡忡的警告和精心布置的查缉都只是装模作样而已。吴绍诗安然度过了这一危机：弘历不但没有斥责他，反而在第二年任命他为刑部尚书。由于他在法律方面的造诣，也可能由于他的顶头上司、弘历的姻亲高晋的袒护，要对他不愿加入这场集体游戏的行为予以惩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转移视线：对苏州教派的迫害

    吴绍诗的次子吴坛是邻省江苏的按察使。他和父亲一样，也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法律学者。像他的上司一样，他也未向朝廷报告今春发生的叫魂案件。如我们前面已看到的，他后来也因织造萨载对叫魂案件的密报而蒙羞，并遭到弘历的痛斥怒责。

    但是不久，这个“不知恩之物”便为主子送去了更为可信的情报。

    9月28日左右，即受到弘历朱批斥骂的三个星期后，吴坛奏报说虽然他来抓获叫魂案犯，但经过查访却发现苏州城外有十一座由俗人建造的佛教经堂。①有两个相关联的教派——大乘教和无为教——卷入了这些活动。我们在第六章曾经提到，几个星期以前，无为教在保安受到严厉镇压。无为教（或许大乘教也一样）奉罗清为教主，自1727年起就被朝廷所禁。现在，大约有七十人被吴坛逮捕。他们的供词让人吃惊地发现，这些教派自1677年起就在本地活动，最早的经堂就建于那一年。

    在这里，我们必须来考虑一下事件的背景。我推测（虽然我无法证实），在苏州这样一个繁忙的城市里，上述规模的教派不可能长期隐蔽活动而不为地方政府所知悉。县衙的胥吏很有可能多年来便一直向他们勒索保护费。这些教派并非一定是秘密宗教团体，它们为运河上的漕船水手提供精神安慰和栖身之所，而某些栖身经堂的人显然是退休的水手。省按察使受到上面的压力要抓获叫魂案犯，必然对其属下施压，底层经办人员因此决定用教派信徒来交差。拘捕这些无事但易欺的信徒可以暂时满足朝廷清剿的胃口，而蒙羞的吴坛也可藉此来表现他的责任感。弘历正如所料，对这些教派的反应十分严厉。他命令严惩这些教徒以做效尤，并仔细审问他们同叫魂案可能有的联系。吴坛则必须特别警惕，看看能否找到曾在保安发现的那种“逆词”。

    对苏州教派的迫害触发了一轮对失职官僚的弹劫。因为这些教派早在1677年第一座经堂建立后就开始在苏州及其周围地区活动，一大批过去在苏州几个县任职的官员以及他们的上司都因未及时采取镇压行动而负有实际的责任。最后的结果很可笑。在一大批事后受罚的官员中，包括六十八个知县，二十二个知府，十四个道台，三十二个按察使，二十九个布政使，二十六个巡抚，以及十四个总督。其中许多人当然早已死了，有些因在此任职不到六个月而得到豁免，还有一些则因参与破案而不予追究。另有一些人以后升到了更高的职位。前江苏巡抚尹继善现为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他被罚俸九个月。但对一个像他这样地位的人来说，这只相当于一张停车罚单。虽然一些低级官员受到降职或调职的处分，大多数人得到的只是象征性的处罚。这个大张旗鼓的弹劾过程是一幕令人难堪的闹剧，但在吴坛和江苏省的其他官员们看来，这可能是用来应付来自弘历的无情压力的一种适当代价。

    统一步调：觉性案件

    在湖南那个多情和尚觉性的案子中（我在第七章讨论了该案），湖广总督定长让他的主子欲怒还休。觉性在翻供以后和盘托出了他和刘姓店主年轻媳妇的奸情，对他的叫魂指控于是撤销，他被判通奸，杖责流徙。定长回到武昌的官署后，于10月31日向弘历奏报妖术清剿段有进展。弘历龙颜大怒，他现在懂得了定长为何要旅行六百多里去亲自审讯该案犯。他在朱批中呵斥道：“以汝伎俩恶术，不过又皆审处完事。汝安守汝总督养廉耳？不知耻无用之物，奈何？”

    没有一条规章则例要求在省府的审判必须有总督在场。和弘历一样，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假定，该省官员在弘历面前组成了一条统一战线——如果弘历不满意他们的清剿结果，他就必须惩罚一大批官员。像这样由多个官员同时出场审讯的例子存档案中还有很多，官员们显然是在用人数来赌安全。一份由省高级官员共同上奏的联合报告，显然比由一个官员单独奏报更容易躲过君主盛怒的惩罚，并把因同其他人意见不一致而带来的危险降到最低程度。

    常规化：转移到安全轨道

    卡尔·曼海姆曾指出：“官僚思维的基本倾向是把所有的政治问题化约为行政问题。”他的意思是说，官僚没有能力超越他们“有限的社会眼界”和理性化的工作范围，去认识发生在更大的政治世界中的非理性的利益冲突。我要给清代官僚们的眼界和权术打更高的分数，并假定他们在有目的地将政治问题定义为行政问题上是很有本事的。

    叫魂案中的许多例子表明，官僚们尽力将来自君主的紧急、非常规要求导人习惯的、日常的轨道。无论如何，尽管在办案中未能获得具体的结果，但恪尽职守总可以差强人意了。对一个勤勉的官僚来说，他可以用许多日常公务来搞得自己忙碌不堪，却不必承担什么风险。比如，从理论上说保甲制早就建立了，但实际上永远有整顿和强化的必要。在清剿妖术时，南京布政使就曾一本正经地建议整顿保甲以清查在南京地区的每一个人。

    弘历对此建议的目的一目了然：这只不过是装模作样以逃避吃力不讨好的搜索叫魂案犯的责任。他因而朱批道：“此属空言，汝外省官员习气实属可恶。”高晋则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对僧道重新登记。他说，大多数僧道都是失意文人，其异言邪术大为风俗人心之害。高晋并向弘历保证，他不敢以空言来搪塞。弘历朱批道：汝多年来未抓获一个案犯，岂能说“非空言”？要对一群软弱易欺的僧道发动一场常规性的清查是再容易不过了。弘历清楚地知道这样做背后的目的是什么。浙江按察使也提出了一个相似的建议，对没有度牒的僧道外出旅行要检查其有无路照。

    通过把缉拿叫魂案犯变成日常公事，地方官员们便回到了既为他们所熟悉又不受短期考评约束的方法（如保甲制）。一个官员可以指望，在使用这些方法的结果还未经考核前就被调任，案件于是也从紧急渠道转入了对地方官员更为安全的常规渠道。但是，这个策略并未成功地让警觉的弘历改变他的初衷。

    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官僚君主制

    叫魂危机的文献记录所折射出的是一种双重的图像。其中那幅粗线条图像勾勒出的是每日进行的对妖术的清剿。而那幅比较隐晦不彰的图像则透露了文献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关系。从这重叠的图像中，我们可以联想到中国帝制国家的两个侧面：它既是一种工具（其功能是根据满清皇室和满汉精英层的利益需要来管理国家），也是一种制度（其功能是在不同政治角色之间实行权力分配和地位分派）。国家作为一种工具（我将之称为“政府”），同我们对于政府的常识性理解是相符的：它是为完成诸如征税、治安和战争之类的任务而建立起的组织机构。国家作为一种制度（我将之称为“官僚君主制”），则是由那些生活于等级秩序之中，其生涯取决于声望和权力、黜陟和安全的人们之间的各种关系所构建而成的。当我们解读由“事件”而产生的文件时（不管这文件是关于税收的常规公文还是关于叛乱的紧急奏报），都必须要么把它们当作关于外在现实的描述，要么将它们视为文件作者政治需要的反映。（所谓“政治需要”，当然并不一定是狭隘的私利，也可以是文件作者从原则出发对部门利益的捍卫。）人们在制度中的相互关系同发生于现实世界中的“事件”绝不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恰恰相反，正是这些“事件”使得国家作为工具和制度的两个侧面各自因对方而具有了意义。

    虽然“事件”这个词对我们来说并无确切的定义，但在中国的官僚实践中，它却是一个很能够说明问题的用词。“事件”有一个开端（当有人首先引起事端）和一个结尾（当某人因处理事端的方法而受到赏罚）。一个官员的仕途取决于他的表现，而他的表现则取决于他处理具体事务的优劣。赋税是否已经征齐？

    罪案是否被及时破获？造反是否被阻止或平息？水患是否获得了治理？灾民是否得到了赈济？等等。就可叙述性而言，一次明显的成功或失败就是一个“事件”。一般来说，是“事件”给了官员以机会去弹劫他人，也是“事件”使官员得以因自己的长处而受到赞助。“事件”作为一种机会，不仅可以为一个人带来幸运，也可以同时服务于上司和下属的需要，并编织起使一个人得以在公共生活中立足的人际关系。

    所以，除了维持帝国的秩序以外，政府还有另外一个作用，即为官僚君主制的运作提供象征性的资源。正如官僚君主制靠中国社会的经济剩余为生一样，它要以社会中的“事件”为原料来推动制度内部各种关系的运作。官僚君主制的内在机制则对所有这些“事件”进行加工，使它们转换为权力和地位。

    像官僚君主制下的任何其他关系一样，这一制度的主轴——君主和官僚之间的关系——也从“事件”中汲取养料。君主需要具体的机会来强调他对官僚的支配，来惩罚为他讨厌的人物和褒奖受他宠信的官员。一个行省官员并不仅仅只是这一制度的具体办事员：他的每次公开行动，都受到了他同君主之间个人关系的影响；而这种个人关系则始于他被任命时的朝廷觐见，并在其后的常规觐见中一再被强调。这种个人关系的质量，以及它同正式的、“客观的”官僚政府结构之间的复杂关系，则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官僚们所参与的“事件”得到界定的。只有通过“事件”，这种关系才会成为档案文献的一部分。

    但是，官僚君主制并不仅仅只是消极地对以“事件”形式表现出来的社会环境作出反应。恰恰相反，人们对自己所希望处理的“事件”也有一定的选择权力，并能够决定如何对这些事件作出界定。官僚君主制下的一个行为者可以塑造“事件”，可以重新对“事件”作出界定，甚至可以制造“事件”，从而增进自己在这个制度内部的利益。同样，人们也可以剔除那些可能危及自己利益的“事件”。当然，这样的选择权力是有其限度的一场重大的民众造反便是无法捏造或剔除的。但是，君主和官僚都可以通过文献的制作来影响人们对某个事件的界定和看法。

    对叫魂危机当然也可以用这样的手段来加以操纵。民众的恐慌迫使这一危机浮到了社会生活的表面。但是，官僚君主制对妖术意义的界定则明显地受到了体制内不同角色的需要的影响。

    所有人在处理这一事件时，显然都以一只眼睛盯着官僚世界中的权力和地位。

    我想说明的是，1768年的妖术危机不仅对政府来说是一种紧急状况，而且对弘历来说为他对官僚制度的极深猜忌提供了一个出气孔。说弘历故意利用叫魂危机来整饬官僚可能超出了证据的许可。但已有的证据确实表明，当弘历看待官僚体制时，他的习惯用语产生于他内心最深层的忧虑，即常规化和汉化。

    而这一语言的力量——它对事件作出界定和为行动提供动力的力量——则在政治罪的环境中获得了急剧膨胀。

    妖术与弘历对大清帝国的深层焦虑之间是存在着联系的，进从他的朱批中反映了出来。这些朱批不用草稿，也并非别人起草，是弘历的当下反应。这因而是他自己想法的不假思索的表露，是他对眼前问题的直接感受。这些朱批文字的背景是对妖术的清剿，但其内容则涉及到对官僚的控制。弘历憎恶妖术，并对其社会影响怀有恐惧。但他对妖术的反应却受到了他对其政权所患顽疾的看法的左右：常规化，汉化，江南文化的毒化——所有这些都在嘲弄帝王的权力。他用以刺激官僚投入妖术清剿的语言，不仅在语气上也在词汇上与长期来他因官僚制度而产生的挫折感是相通的。只有通过具体的事件，他才能发泄自己的挫折与不满。现在，以叫魂案这一政治罪为背景，他所使用的语言是同官僚们的行为有关的。

    但是君主究竟能够利用这样一个破绽百出的案子走多远，而不致引起人们对他本人行为的怀疑呢？当这个案子的基础最终崩溃时，君主必须保护自己不受崩塌碎片的伤害。恼羞成怒的弘历以在官僚中寻找替罪羊来结束对叫魂案的清剿。但这样做时，他仍意图一箭双雕。巡抚富尼汉关于叫魂案犯供词并非出自刑求逼供的说法误导了他，所以富尼汉必须降级并受罚。

    但是，其他官员没有积极参与对叫魂案的清剿，辜负了他的信任，而这种失职则导致了妖术在全国的蔓延。只有通过处罚这些官员的失职，他才能向世人和后代昭告，他的清剿是正确的。

    作为最后的一幕，皇上的盛怒指向了新任山西巡抚苏尔德——他刚刚从已任六年的江苏布政使职位获得升迁，并已因未能及时奏报妖术案而受到攻击。直到弘历把叫魂案提到桌面上来时，他才报告了山西的叫魂案。弘所在朱批中斥骂他道：“此足证汝仍未改在江南染上之欺骗恶习。”当叫魂案最后收场时，苏尔德被单独挑出来受到特别惩处。他在“江苏最久”，“渐染恶派，痼习尤深”。当叫魂案在苏州刚发生时，他没有陈奏（当时他仍在苏州任上）。其后作为山西巡抚，尽管该省案犯累累，他仍“复踵其故智，不知悛改”，“清剿阻挠尤甚”。弘历将他贬为省按察使发往遥远荒僻的新疆。①要让一个旗人灵魂中的江南腐朽恶习曝晒于阳光之下，还有什么地方会比那儿更合适呢？

    ①《清史稿》，第819卷第16页，乾隆三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苏尔德完全从传记里消失了，可能是由于在当时看来不错的原因。

    第十章 主题和变奏

    中国文化是统一的，但并不是单一同质的。我相信这就是为什么会出现像叫魂危机这样让全社会卷入的事件——虽然不同的社会群体对这一经验的表述是各不相同的。我们已经看到了绣服蟒袍的法官和衣衫槛楼的囚犯之间的文化差距。但是，人们在社会等级上存在距离并不意味着他们互相之间不能理解。这种距离有时意味着人们对于种种相同的符号会有各种不同的解读。尽管“邪术”让所有的人感到害怕与憎恶，但每一个社会群体都将妖术传说中的不同成分重新组合，使之适应于自己的世界观。这就是为什么像妖术大恐慌这样一个“事件”会同时“发生”在王公贵族和农夫平民身上，而“发生”的条件则是因人而异的。对这一事件的不同表达，取决于人们不同的社会角色及生活经历。从这一角度来看，叫魂主题被赋予不同的变调，敷演成不同的故事，每一个故事所表达的则是某一特定群体的恐惧。这些故事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伴随着未知人物和未知力量而来的凶险。

    君主：真实和幻影

    为了探讨弘历的思路，让我们先来看一看这样一个事实：1768年后，叫魂恐慌又于1810年和1876年至少两次出现，但这两次朝廷都未大做文章，发动全国性的清剿。1810年时在位的是弘历的儿子颇琰（即嘉庆皇帝），他不愿对剪辫妖术的谣言神经过敏。他写道：同样的怪异在1768年发生过，他的父皇曾命令对之“严加清剿”，但这些怪异却渐渐自行销声匿迹了。因此颐璇明确禁止地方当局“株连根究”（以免像1768年和后来镇压1813年八卦教叛乱时那样强迫嫌犯招供同伙，造成广泛株连）。相反，地方当局应进行秘密调查并秘密奏报，以免“衙门胥吏滥及无辜”，扰乱地方（如1796年白莲教大起义爆发时的情况那样）。结果，这一事件无疾而终。

    1876年的事件发生时，光绪皇帝年幼，其时慈禧太后摄政，日渐权倾朝野，清政权正面临着内乱外患。其中特别令人头痛的是基督教民和地方民众之间的社会冲突，有时并会酿成暴力事件。这些因素构成了那年春天起源于南京并蔓延波及长江沿岸数省的剪辫恐慌的大背景，地方当局奏报说，某些被捕嫌犯承认他们是民间教派或秘密社团的成员。他们的“邪术”包括把人的发辫粘在木人或纸人上，然后施行法术把它们变成活人，使之成为主人的打手。有人还相信发辫是被术士们遣派的株儒割去的。两江总督洗葆桢则相信这些术士来自白莲教派。那些罪行得到“确证”的案犯被处斩首（这是自太平天国起义以来行省权力大为扩张的一个方面），以便“安定人心”。像往常一样，地方当局面临的难题是要在清剿妖术（其风险是法律的滥用）和任其消声匿迹（其风险是引用民间的愤怒）之间找到一条中庸之道。

    民众的情绪被传教士的活动煽动起来。许多人相信天主教士和中国教民积极卷入了妖术活动，民间的反妖术活动于是带上了反洋教的倾向。根据沈葆桢的报告，由于某些术士和歹徒皈依基督以逃避清剿，形势变得更为复杂。在当时的情况下，朝廷所要竭力避免的是反洋教暴乱，因为这会引起列强的干涉，当局于是警告民众不要“捕风捉影”。来自京城的指令要官员们不得听任事态发展，但更重要的是要防止暴民作乱。①在这两次事件中，朝廷每次都出于很充分的理由而没有像1768年的弘历那样对妖术大事清剿。但除了有不事清剿的理由以外，这些后来的统治者显然也缺乏站得住脚的理由从事清剿。我们现在不得不回过头来考虑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何种看法或何种形势，导致了弘历对妖术作出这样的回应？

    ①按照官方的观点，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邪术”是和武装匪徒的叛乱活动有关的，所以对“邪术”的清剿也是镇压叛乱的一部分。教民并未受到镇压，不仅是因为对外的条约保护了他们的信仰自由，而且也因为列强（特别是法国）正在寻找借口派遣炮舰来保护教民。

    弘历对异端的两次最严厉清剿都发生在清政府军事行动受挫，他因此对其军队的表现深为不满的当口，这大概并不是偶然的。1751至1752年的危机——包括伪稿案和对马朝柱的疯狂搜捕——恰好发生在镇压川两金川土著的漫长军事行动之后。

    在这场战役中，清军对金川土著的损失如此惨重、进剿如此不利，以至于弘历以贻误战机为由处决了清军的两名最高将领。

    而当1768年的危机发生时，征伐缅甸之役正毫无指望地被困在瘴疬肆虐的热带丛林里，弘历则以无能和谎报军情为由撤换了他的战地指挥官。当清军陷于困境时，难道弘历不会将震怒和沮丧发泄到国内事务中来吗？

    然而，虽然这种沮丧可能会给弘历对妖术的清剿加温，但清剿的实际进程却有着自己的逻辑。弘历的优惧亦真亦幻。真实的部分在于，他难以打破官僚体制自我满足、常规裹足的积习。

    君主要维护巩固自身利益，就必须不断诉诸于专制和无常的权力，而提出政治罪指控则是使用这种权力的最佳机会。幻影的部分（但谁能说幻影非真呢？）则在于，他对于无法为他所见的势力心存恐惧。妖术当然就是这样的一种势力，但还有来自谋反和汉化的双重威胁。即便像弘历这样一位已经汉化的满洲君主，也无法将谋反与种族因素区分开来，而当一个案子牵涉到辫子的象征意象时，便足以成为使他疑虑爆发的导火索。与谋反危险相伴随的是汉化问题，这一威胁虽然并不急迫，但却更为险恶。弘历的反应是文化的（推崇满族语言和历史，通过发动全国范围的文字狱来清除反满意识），同时也是政治的（清除已成为汉族官僚体系特征的种种“恶习”）。

    江南是问题的关键。危险来自富庶文明的长江三角洲，并正沿着运河两岸向北蔓延。在弘历看来，南方是汉族官僚文化的罪恶渊薮：腐败顽固，朋党比奸，懦弱虚伪。强健的旗人可能会陷入江南的魔咒；弘历会用最严厉的语言斥责受到江南文化蛊惑的满洲官员。现在，某种罪恶又从江南向外蔓延，那就是官场中的腐败习气和社会上的妖术阴影。人们可能会提出异议，认为弘历“真正相信”的不是第一种、而是第二种危险。确实，弘历在公开场合是妖术的嘲笑者，说妖术是荒诞不经的迷信。但是，他在许多奏稿上的批示又显示，他对妖术的细节与目的有着浓厚的兴趣。①他究竟是否“相信”妖术的存在？最好还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对他来说，术士的妖术比之汉文化的蛊惑是否就更不可信？术士们窃取人们的灵魂，腐败的汉文化则窃取满洲的品德，哪一种危险对他更为真实呢？

    ①例如，弘历在彰宝一份奏报中提到关于某些罪犯割人发辫时在旁朱批道：“如何？”。那些含有同样暗示的文件似乎表明，他对妖术有一种病态的好奇。

    知识阶层和大众对妖术的看法

    普通百姓的妖术信仰和君主视妖术为谋反的认识是有区别的。这使我们联想到，在殴洲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乡村巫术和出现在宗教法庭上的“博学的”或“魔鬼横行的”巫术之间同样存在着区别。在理查·基彻弗对欧洲巫术迫害的研究中，他写道，大多数村民指控邻居使用巫术是因为他们相信邻居用巫术伤害他们，但并不一定认为邻居这么做时与撒旦有任何约定。

    在欧洲大陆发展起来的关于巫术中魔鬼作用的看法显然是神学家和法学家们的臆测——除非在巫婆和受害者之间加上魔鬼这个环节，他们便无法对巫术作出解释。……即使在当代的民间巫术信仰中，人们也认为有关魔鬼在巫术中所起作用的指控是站不住脚的。只有在英国的审判中，这种情况才偶尔发生。而当它发生时，则显然是受到知识界影响的结果。

    正是审判官和其他“专家”们把“魔鬼契约”的概念强加到了村民们单纯的对巫术的恐惧之上。这些人以“邪恶的眼光”嘲笑民间的信仰，并以自己充分理性化的、将人生视为上帝和撒旦之间斗争的观念来取代这种信仰。

    和欧洲教廷的法官们一样，弘历也将一种因自己的恐惧而产生的意义注入到民间妖术中去。这是又一个例子，揭示出妖术如何得以在一个复杂而庞大的社会里跨越阶级的界线而传播①（基克赫弗：欧洲的巫术审判：其在雅俗文化中的基础，加刊福尼亚大学出版杜1976年版，第36～37页。关于魔鬼信仰，参见托马斯（Kei山rhomas）：<宗教和魔法的衰落>）开去。对妖术的看法可能同时存在着两个或更多的版本。皇家的版本以对满洲统治、归根结蒂也是对整个政体的威胁为中心，农民的版本所集中关注的则是由陌生外人引起、困灵魂丢失而造成的突发与随机的死亡。但是，君主和农民使用的并不是完全不同的语言。对弘历来说，阴谋家们也是外人（所谓“奸狡僧徒”和“失意文人”），即儒教秩序的放逐者。他们没有确定的文化归宿，要么不受懦教家庭制度的限制（如那些违背父母，拒绝结婚生子、传宗接代的僧徒），要么不理会正统科举官僚制度的约束（如那些科举考试失败转而反对科举官僚制的文人）。弘历在叫魂危机中的政治行为对我们进一步认清“专制”这一概念或许会有所帮助，而“专制”正是后期帝国的特征。在弘历的行为中所反映出来的，其实是他本人的个性。即位之初，他就立誓要在他过于仁慈的祖父和过于严厉的父亲之间寻找出一条中庸之道。他确实找到了这样一条中庸之道，但其方式却是奇怪的：他在宽容和严厉这两极之间来回摆动，因此，他的“中庸之道”并不是一种常态，而只是一种均衡。这种行为是否表明了他的专制的有效性？从他的朱批中流露出来的，却是他的愠怒和急躁。面对真实的或只存在于他想象之中的威胁，他的反应看上去不仅过分而且满怀恶意。由于满清王朝这第四位，也是最荣耀的君主身上的这些品质，他要实行个人控制，也许就非要诉诸于“政治罪”不可。

    但是，我也常常禁不住设想：到了这个时候，中国的帝国制度本身是否已达到了非使“政治罪”成为政治生活一部分不可的地步？此时此刻，任何一个君主要想维持对官僚制度稳固、有序和可靠的控制，都已变得十分困难。弘历的父亲胤禛是最后一位为此作出了认真努力的皇帝。他整顿财政体系，建立对边疆地区的行政控制，强化弹劾制度，井加强帝国通讯体系的机密性。在所有这些问题上，胤禛都做了不遗余力的尝试。但是到了弘历手里，这些制度建设不是停顿了，就是出现了倒退。这或许并不能简单地归之于弘历缺乏他父亲的那种耐力。到弘历的时候，官僚体制已是盘根错节，征服者已不可逆转地进一步汉化，以至于君主对官僚的常规控制已捉襟见肘。如果情况确是如此，那么政治罪可能便为弘历提供了一种恰当的替代性手段：它既可以像1751年和1768年时的情况那样，让他围绕着谋反危机对官僚体制实行动员；也可以像十八世纪七十年代时的情况那样，让他通过文字狱对文人骚客进行恐吓。弘历并未蓄意这么做，但可能是在他睚眦必报的个性和好大喜功的政治趣味的引导下，他依赖于这样的手段来达到非如此便不能达到的目标，即君主对于有权有势的官僚精英的控制。

    普通民众：权力的幻觉

    我们已经检讨了民间叫魂信仰的根源，但我们永远也无法确切地知道是什么“导致了”1768年的叫魂大恐慌——如果这本身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的话。要找到为什么大恐慌在这个时刻、以这种方式发生的线索，我们就必须如我在第二章中所建议的那样，对清中叶社会状况对普通民众心态的影响进行探讨。

    我们在研究十八世纪中国社会时，必须考虑到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周围尽是邪恶、他们的生命则受到隐蔽势力威胁的看法。

    但是，我在这里要讨论的主要是由妖术所揭示的丑陋的社会现实，而不是由它所引起的社会恐慌。

    作为现代中国的前奏，叫魂大恐慌向中国社会的观察者们凸显了一个特别令人难过的现象：社会上到处表现出以冤冤相报为形式的敌意。叫魂案从一开始就带有这种令人不快的特征。在叫魂幽灵的发源地德清，慈相寺的和尚们为把进香客从与他们竞争的那个寺庙吓跑而欲图挑起人们对妖术的恐惧。更有甚者，他们虚构了一个容易为人们相信的故事，即一伙石匠试图用妖术来加害于自己的竞争对手。这是一场戏中戏，每一出都用民间的恐惧来做文章。除了丑恶的妒嫉，还有无耻的贪婪：县役蔡瑞为从肖山和尚们身上勒索钱文，也编造出了可信的罪证。

    一旦官府认真发起对妖术的清剿，普通人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这是扔在大街上的上了膛的武器，每个人——无论恶棍或良善——都可以取而用之。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对任何受到横暴的族人或贪婪的债主逼迫的人来说，这一权力为他们提供了某种解脱；对害怕受到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对想得到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对妒嫉者，它是一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力量；对虐待狂，它则是一种乐趣。

    我们在这里所瞥见的，是否是一个已被人口过度增长、人均资源比例恶化、社会道德堕落所困扰的社会所遭遇到的一种道德报应？在这样一个倍受困扰的社会里，人们会对自己能否通过工作或学习来改善自身的境遇产生怀疑。这种情况由于腐败而不负责任的司法制度而变得更加无法容忍，没有一个平民百姓会指望从这一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补偿。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妖术既是一种权力的幻觉，又是对每个人的一种潜在的权力补偿。即使叫魂这样的事其实从来没有发生过，人们仍然普遍地相信，任何人只要有适当“技巧”便可通过窃取别人的灵魂而召唤出阴间的力量。这是一种既可怕又富有刺激的幻觉。与之相对应的则是真实的权力——人们可以通过指控某人为叫魂者、或以提出这种指控相威胁而得到这一权力争施行妖术和提出妖术指控所折射反映出来的是人们的无权无势状态。对一些无权无势的普通民众来说，弘历的清剿给他们带来了慷慨的机会。①任何人——无论贵贱——都可以指称别人为叫魂犯。其实，把僧人和乞丐当作替罪羊是朝廷和民间的某种共谋。弘历相信，妖术谋反阴谋是邪恶妖僧之所为，而乞丐则是他们雇佣来的跑腿。对于这些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弘历动用国家权力对他们大张挞伐。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再次强化了社会对于背弃儒家秩序、因而在政治上是危险的那部分人本来就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这些人也成为弘历的谋反恐惧的最佳陪衬。至于普通民众，他们早已把叫魂妖党的帽子套到了和尚的头上。他们也有自己的成见：和尚是危险的外来者，由于为死人做法事而受到了污染，并常常同鬼魂世界发生交往。当弘历对这些易受政击的外来人进行迫害时，村民是不会不对之表示欢迎的；否则的话，在抵御邪术的问题上，他们就只有指望对妖术持不可知态度的官僚们为他们提供徽不足道的保护了。

    ①当代中国的历史中充满了这种幻觉权力进入杜会的例子。我还记得1987年在北京与一个老红卫兵的谈话。他当时是一个低收入的服务工。他感慨地说，毛泽东的文化革命对于像他这样没有正式资格循常规途径在社会上进身的人来说是一个黄金时代，毛号召年轻人起来革命造反，这一来自顶端的突然可得的权利使他的野心得到了满足。他抱怨说，现在的社会样样都要通过考试，他再也没有希望从现在这个最底层的位置爬上去了。

    这种“受困扰社会”（impactedsociety）为反常的权力所搅扰，它和莱斯特·瑟罗（LesterThurow）所描述的二十世纪美国“零和社会”在某一方面是很相似的。这两种社会都发现，它们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已无法通过增进生产来解决，而需要“对损失进行分摊”。但是，两者的一个主要区别在于，在瑟罗笔下的后工业化的美国，人们被出卖的感觉是由于进步和经济成长的信念而产生并得到强化的——这种进步和经济成长一度曾使西方世界相信，所有的困难都会屈服于人类的努力，从中某些人会得益却不会有任何人受到损害。与此形成对照，在帝制后期的中国从未有人设想人的努力能够（或应该）产生无限的进步和成长。同一个富裕的工业社会相比较（不管这个社会的贫富差距有多大），“损失分摊”在一个贫穷的农业社会是一种更为严酷的过程。当中国进入近代的时候，社会拥挤、贫穷，人们对于正在侵蚀着普通大众生存机会的种种实际力量则几乎完全没有了解。

    “受困扰社会”的特殊政治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在帝制后期的中国，绝大多数人没有接近政治权力的机会，也就不能以此通过各自的利益相较去竞争社会资源。对普通臣民来说，仅仅是组成团体去追求特殊的社会利益便构成了政治上的风险。有时，人们便会到旧的帝国制度之外去寻求这种权力；其结果就是造反和革命。但对大多数人来说，权力通常只是存在于幻觉之中；或者，当国家清剿异己时，他们便会抓住这偶尔出现的机会攫取这种自由飘浮的社会权力。只有非常的境况才会给无权无势者带来突然的机会，使他们得以改善自己的状况或打击自己的敌人。即使在今天，让普通民众享有权力仍是一个还未实现的许诺。毫不奇怪，冤冤相报（这是“受困扰社会”中最为普遍的社会进攻方式）仍然是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个显著特点。

    官僚制度：谨慎的喝彩

    在叫魂故事的三个不同版本中，最不精彩的是我们故事中的非英雄角色官僚的那个版本。①如果说，这些实际而持不可知论的人们会对什么未见势力感到害怕的话，那就是暴民的狂怒易变和君主的反复无常。这两者都对让他们感到自在的现存体制构成了威胁。他们试图通过恐吓那些提出妖术指控的人来击败前者，通过对君主封锁消息来挫败后者。但是，这两个计策都未奏效。他们不得不以并不可靠的证据为基础，勉强从事对妖术的清剿。

    ①我在这里尽量不用“精英”这个词，因为叫魂档案中看不到没有官职的文人的活动，“地方士坤”的出场要在一个世纪以后才变得显著起来。在叫魂危机过程中，这些士绅们始终谨慎地置身事外，反映士绅利益的地方志对此也鲜于置评。显然，官府并没有求助于士绅，而他们也不愿自找麻烦去追缉妖术案犯，保护无辜民众，或调解争端。士绅活动的黄金时代还未到来。

    弘历的武库里缺乏一件武器——他没有能力找到一个可与臣民共享的目标。君主和村民从各自的立场出发，都对叫魂妖党怀有恐惧；他们都很快便从易受攻击、处于太平盛世边缘的人们中找到了替罪羊。但是，弘历头脑中最不愿意看到的是暴民蜂起的现象。正是恐惧这个因素制约着他在危机初期谨慎行事，并促使他一直通过机密渠道进行通讯联络。旧政权的一个基本的政治特征，便是普通民众对政治抱消极态度。那种由睚眦必报的领导人和狂热激动的民众勾结起来对付共同敌人的狂暴结合（这正是现代政治“运动”的表征），还是一件要到遥远的未来才会发生的事情，十八世纪的官僚们还没有受到这样的致命夹击。虽然他们中的个别人可能会被盛怒的君主挑出来加以惩罚，但作为一个整体，他们的地位仍然相当稳固。他们是知道这一点的。

    虽然各省督抚们不断要弘历相信他们正在积极地追缉妖术案犯，弘历却清楚地知道，情况恰恰相反。清剿结束前两个星期，河南巡抚阿思哈在10月21日的奏报中附上了一份完整的全省捕人名单（这是我唯一能找到的这样的名单），向我们揭示了真情。他对河南在三个月的清剿中所逮捕的全部叫魂案犯按县分列作了说明。

    这里面都是些通常的嫌犯，下层社会的乌合之众，如流浪汉、乞丐、游方僧道等，即当时中国每天络绎道途的各色人等。①

    ①《朱批奏折》，第861卷第10号，乾隆三十三年九月十一日（阿思哈）。阿思哈关于河南在三个月所逮捕的所有叫魂案犯的完整名单如下：祥符县：卖膏药湖广游僧一名。

    南阳县：在境强讨江南游僧一名。虽无匪迹，但据供伊师兄通元系扬州人，查与山东剪辫匪犯蔡廷章章内通元籍贯名字相同。

    信阳州：剪割衣襟江南乞丐同其妻及另外四名乞丐。另有江南匪犯一名据报携有辫尖剪刀等物，现移进省府做进一步审讯。

    鲁山县：江南游僧一名，其名字与山东割辫匪犯案内僧名相类。

    泌阳县：湖广游僧两名。

    封丘县：湖广游僧一名。

    南阳府：面生游民一名为本省人氏，另有湖广游僧三人和火居道士一名。

    固始县：本县观音庙僧一名，系山东匪徒通果供出之人。

    彰德府：山东游僧三名，山东乞丐一名。

    在全部二十五名嫌犯中（此外还有可怜的和尚海印，他的案子我已在前面讨论过，阿思哈微妙地没有把他列入这份名单），有八名因证据不足而在清剿过程中先后被释放了，剩下的十七名仍在押以待进一步审讯。对一个有两千万人口的省份来说，三个月清剿所达到的这个结果真是微不足道。弘历斥骂他们的督抚们清剿不力难道是没有道理的吗？①如果说，弘历的清剿撞上了官僚们设置的路障，那么构成这些路障的恰恰是最令他痛恨的“官场恶习”：谨慎地隐匿情报，小心地自我保护，隐瞒真相以掩护人际关系，百促不动以墨守常规程序。一个普通的清代官僚即便并非故意设置障碍，仅以他日常的贪渎和欺饰，就足以让任何一个君主大伤脑筋。但是我们知道，叫魂案最后得以翻案并非取决于普通官僚的一般素质，而是依赖于少数几位身居高位的大臣的作为——他们敢于告诉弘历这是一桩错误的案件，根据的是虚假的供词，如不停止只会造成更大的麻烦。

    我并非建议，在这里存在着对于专制权力的某种“宪政”制衡。没有任何可靠的途径可以使清代君主受制于法律，也没有任何可靠的法律可以让一个君主必欲惩罚的人得到保护。在清代，甚至连一个知县都可以在自己的公堂上为所欲为，而几乎没有被绳之以法的危险。但在某些极不寻常的情况下，处于最高层的官员们显然仍可能运用某些为任何政府都必须遵守的最高准则来限制君主的专制权力。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就不能把自己仅仅看作是为某一特殊政权服务的臣仆。这样的自信，只会存在于那些相信自己是文化传统当仁不让的继承者的人们身上。在中国帝制后期的政治生活中，即使在最高的行政层次，具有这种胆识的人士已属凤毛麟角。一个半世纪后，当帝制垮台而滋养这种精英自信的社会和文化制度也随之崩溃以后，这样的胆识也就变得更为稀缺了。

    没有人会哀悼旧中国的官僚制度。即使按照当时的标准，它所造成的社会伤害也已超出了仅仅压碎几个无依无助的游民踝骨的程度。但不论是好事还是坏事，它的特性却可以阻挡任何一种狂热。没有这样一个应急的锚碇，中国就会在风暴中急剧偏航。在缺乏一种可行的替代制度的情况下，统治者就可以利用操纵民众的恐惧，将之转变为可怕的力量。生活于我们时代的那些异见人士和因社会背景或怪异信仰而易受指控的替罪羊，便会成为这种力量的攻击目标。

    没有什么能够仁立其间，以阻挡这种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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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吴永：庚子西狩丛谈

    序

    甓园居士自序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本书参照李希圣著《庚子国变记》（简称“李记”）与罗惇曧著《庚子国变记》（简称“罗记”），及罗惇曧著《拳变馀闻》（简称《馀简》）三种，书中编辑所加文字均以［］标示，其余通假各字，一仍其旧。

    序

    庚子京畿拳祸，其始由于二三愚妄大臣，逢迎亲贵，以攘除夷患为名，将欲撼动神器，徼非常之荣利。遂致乘舆播迁，生灵涂炭，款议屈就，岁币无厌。辛壬以还，国谋颠遌，民困财殚，百度隳紊。纪纲坐是不振，阴阳如日将昏。驯至宗社为墟，版宇分裂，夫岂人所及料哉！夫祸变之来，每相缘藉；是以风旋而上升，水激则弥悍。向若戊戌无变政之举，则孝钦无猜忌于德宗矣。宫廷雍睦，则扶清灭洋之谬说何自而生？拳匪不敢猖狂，夷兵无由犯关矣。辛丑和约，创巨痛深。乃锐意变法，空言立宪，权倖开货赂之门，疆吏失驭兵之柄，群小并进，天下骚然。假使当轴得人，推贤任能，修明庶政，则上下相维，犹可为理，国祚虽衰，其亡也未必如是之速矣。是故非意之意，常为事之基胎。呜呼，岂非天哉！

    余宰怀来之三年，当拳民萌动之初，余痛治之，境内晏然。无何，邻封拳众数千，阑入县境，设立坛场，声言报复；强余至坛所，厉声诘问，几罹锋刃。自此红巾满城，生杀任意，陵轹官长，鱼肉乡民，岌岌不可终日。如是者几两阅月。及夷兵陷京师，两宫微服出走，间关道途，昼餐无糗糒，夕休无床榻，饥寒羸瘁，有平民所不堪者，况万乘之尊乎？车驾猝至，百官云从。余于凌遽之顷，设备行宫，供亿百司食物，纷纭劳悴，仅乃集事。以豆粥麦饭之微劳，邀慈圣特达之知，眷遇优渥，寝将大用。顾为当路所嫉，官不过一道，宁非命耶？

    余之陪随銮跸也，往往不次召对，每陈民间疾苦及闾阎凋敝情状，慈圣辄为嗟叹。因谕执政以为闻所未闻。执政某公责余非所宜言，不当入告。余之触忌，此为尤甚。昔韩退之擢监察御史，上疏言事，贬山阳令。其实所论亦一时常事，而遽得罪者，盖疏中有云：“此皆群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故执政者恶之，遂遭贬谪。以今拟古，有同慨已。

    兰溪刘治襄先生，吾浙知名士也。记问浩博有识，略知天下大计。壬寅领乡荐联捷，成进士，入词垣，有声朝列。余久钦其才望，以未获一见为恨。己未之秋，于役济南，晤于省廨。甫接，即询余西狩事。语未竟，会有他客至，寻复散去。越八年，余为济宁总揆辟入枢幕，与先生共几席。重申前问，余为缕述颠末。先生与同僚听之，或喜或忿，诧为创闻。余意一席之谈，不过具述当时事实而已。久之，先生出一编示余，署曰《庚子西狩丛谈》，则已裒然成集。于拳乱之始末，行在之起居，仕途鬼蜮之情，政事得失之故，详征博载，巨细靡遗。笔致纵横，词采磊落，事皆翔实，庶可传信。先生记忆强密，精力滂魄，即此可见。

    余衰老无能，日即颓丧，前尘已淡焉若忘。今得先生椽笔纪述，觉芜蒌情事，宛在目前，不禁感慨激昂，意兴飞动，先生其海上之成连乎？

    后之览者，毋徒矜佚事逸闻，即作当时信史读之，无不可也。丛谈云乎哉！

    中华民国十七年戊辰春三月，吴兴吴永书于宣南。

    庚子西狩丛谈序

    庚子之役，国家以乱民肇衅，外国连衡而入京师。两宫微服出狩，行二日，至榆林堡。怀来县知县吴永具衣冠恭迓于道旁。于是帝后始得进粥、备供帐。当是时，吴公之名闻天下。既而太后嘉其行谊，命开缺以知府随扈督办行在粮台。日夕召见，骎骎且大用，众以封圻台辅目公矣。而公伉直自将，不肯骫骳随俗，以故枢要多不悦公，遂以道员外放。然太后终契其贤，遇两司缺出，未尝不忆及公；每入都召对，未尝不移晷也。既而两宫相继殂谢，国祚亦潜移。谈者偶及往事，殆如隔世矣。丁卯之秋，余与公相遇客邸。有以前事询者，公为述其大略，乃与外间所传迥异。同坐刘治襄先生，瑰奇人也，因就公所述，草具其事，立成数万言。先生夙雄于文，敷陈演绎，剀切周详，睹者皆悚然色动。盖庚子之祸，为前古之所未有，不独关有清一代之兴亡，抑中外交通之一大变也。而事经一世，纪载阙如，后生小子，几莫有知其详者。吴公身在宫廷，亲述其所经历，又得先生雄快之笔记而传之，洵足备当世史家之要删矣。

    庄生云：“旧国旧都，望之畅然。”虽丘陵草木之缗入之者，十九犹之畅然，况见见闻闻者邪？今海桑迭变，城郭犹是，人民已非，盖不仅丘陵草木缗焉而已。而二公从钟虡迁移之后，追述其生平闻见之详，有不胜其凄然魂断者。虽异代读之，犹将感怆欷歔恻怛而不能已，而况吾侪之目击其事者乎！

    然拳匪虽陋，尚知愤外侮之侵迫，同心以卫国家，特苦其智不足耳。缕指二十年来之事变，吾未尝不叹此辈之影响，犹为未可厚非也。二公于此，其亦有同慨乎？

    戊辰三月，桐城吴闿生谨序。

    甓园居士自序

    本编所载，系因前清庚子义和拳之变，两宫避地西狩，吾友吴君渔川自在怀来迎驾，随扈往返，尝为详述其身历目击之情事，而予偶为之属笔者也。全书近七万馀言，以篇幅太冗，厘为五卷。第一卷，自义和拳发难，迄于两宫出狩；第二卷，则渔川先生在怀来禁遏拳教，与后来所受之种种险厄；第三卷，自两宫驾抵怀来，沿途扈从，至于太原驻跸；第四卷及第五卷，则自西安起程回銮，至黄河南岸登舟北渡为止。除叙述辇路行程外，其间多有政变要闻，宫廷记注，与当时内外大臣、巨珰贵胄之语言风概。旁牵侧引，波谲云诡，可叹可愕，可歌可泣，可以抚膺扼腕，击案浮白。其一切称谓体式，均沿当日口吻，从史例也。惟渔川曾因公私事项，两离行在，归途复由河南迳赴粤中新任，故途中事实，未能按日衔接。然庚子一役，蒙国大耻，事变后先之迹，亦略可睹矣。暇中更将关系此次遗闻轶事，就传说亲切与他书所记载者，探赜索要，拉杂补著，别成附录两卷，用资印证。

    嗟乎！黄冠朝士，几人省说开元；白发宫娥，何处更谈天宝。况乃铜驼棘里，王气全消；白雁霜前，秋风已改。金轮圣母，空留外传于人间；宝玦王孙，莫问当年之隆准。昔之红羊换劫，青犊兴妖；六国叩关，双旌下殿。胡天胡帝，牵母牵儿，牛车夜走于北邙，卵晨探于废屋。蜀道青天，呼癸庚而不应；长安红日，指戊己以为屯。回听内苑虾蟆，六更已断；极目南飞乌鹊，三匝何依。谁实为之，吁其酷矣！天为唐室生李晟，上付禁军于马燧。灵武收兵，百官稍集；兴元置府，十道粗通。蜡诏星驰，海内识乘舆所在；饷舟鳞萃，人心以匡复相期。无如敝汉谋深，吞胡气怯，惟式怒，螳不当车。江左画疆，首主和戎之议；汾阳单骑，未收却敌之功。卒要城下以输盟，遂据榻旁而鼾睡。从此燕云，时时牧马；可怜庐壑，岁岁填金。迢遥百二河山，鸡鸣西度；侥幸八千子弟，狼跋东归。一局棋输，九州错铸。黄花明日，青史前朝，俱成过眼之烟云，孰洗沉沙之铁戟？

    渔川以关门之令尹，作参乘之中郎，紫气未瞻，彩符忽降；见舜容于墙上，遇尧母于门中。忍看憔悴绨袍，一寒至此；况说煎熬馁腹，半菽无沾。是主忧臣辱之时，正捐顶糜身之会，敢忘橐，以负诗书？太华山低，誓踏三峰而捧日；仙人掌小，拼擎一柱以承天。遂乃拥彗除宫，解衣献曝，典衾具馔，剉荐供刍。辛苦一瓯豆粥，亲进璇帏；间关万里芒鞋，远随金勒。朕不识真卿，乃能如是；众共称裴冕，故出名家。特加置顿之崇衔，命傅属车于近列。爰自横海澄波，回天起驿，登封礼岳，浮洛观图。歌凤翙以从游，赋鹿鸣而赐宴。长信宫前，千官献寿；望仙楼下，万姓呼嵩。渔川有役皆随，无班不缀。前席敷言，常呼裴监；书屏问状，必引萧生。篚颁相属于庭阶，簪笏不离于左右。凡一路之行行止止，经年之见见闻闻，往日冲埃，霜凄月黯，来时飞盖，云会风从；他若御史呈身，将军负腹，尚以由窦，学士簸钱；以及鸡虫得失之场，冰炭炎凉之感，覆雨翻云之世态，含沙射影之机牙；并珠记心头，丹留枕底。鸿爪之馀痕仿佛，印雪长存；蚕丝之积绪缠绵，逢人偶吐。听罢一回书说，抵将十曲词弹。

    昔年历下亭边，萍因偶合；今岁晚晴簃畔，花落相逢。便回西陆之馀光，重续南柯之旧梦。且收谈屑，聊缀丛麻，写黍离麦秀之遗音，作瓜架豆棚之闲话。君慕介子推之雅节，将隐矣焉用文之；我如王定保之摭言，不贤者识其小者。

    时中华民国十有六年十月上浣，甓园居士自叙于京师宣内寓庐。

    卷一

    述本书之缘起，义和拳壮大及为乱之始末。两宫西狩。

    前清庚子拳匪之难，八国联军入京师，两宫西狩。于时，同乡吴兴吴君渔川方任直隶怀来县事，以仓猝迎跸，不误供应，大为两宫所激赏，由知县超擢府道，恩眷优渥。京外啧啧，称一时佳话。上海各戏馆至特为编演新剧以歆动社会，观者填隘。予亦曾一往寓目。陈设布景颇新丽，而剧中情节殊弗类，科白鄙俚，全是三家村礼数。满村听唱蔡中郎，此固不足深究。然默揣当日吴君以荒城僻邑，傫然坐困，无端而空中霹雳，忽报皇太后驾到、皇上驾到，王公宰相，陆续俱到，此真梦想不到之事。巷中遇主，亦喜亦惧，定别有一番情景。惜不获与局中人把臂晤谈，一询真况也。

    民国八载，予佐山东省幕，渔川方任胶东道尹，以事晋省。居停屈公觞之于省署西园，嘱予为陪。济南当陆海孔道，冠盖络绎，公私宴会无虚夕。予苦不善酬应，往往托故辞谢。是日闻渔川在座，顿触素怀，欣然赴召。私念渔川以盛年下位，骤膺殊眷，遭旷代非常之异数，意其人必精强机警，目听而眉语，才气发露，足以倾倒一世者。顾乃温厚敦笃，蔼然善气，恂恂如老诸生。臭味相感，一见莫逆，恍惚若平生故旧。席间坐次适相接，喜极情急，不复能自禁，未及举酒，即迳叩以前事。众闻语咸共忻赞。渔川因为从头叙述，合座倾听，均敛容屏气，至寂然不闻匕箸声。正谈至酣蜜处，忽报某镇帅至，主客悉蜂起离席，一番扰攘，遂尔中断。以后肴酒杂沓，终席迄不得赓续。催租败兴，予大引为憾事。第念同官一省中，山河咫尺，觌面固非难事，计必有一日从容剪烛，可以圆此话柄。不意渔川回署后，战事踵起，遂不暇重至省会。而予亦不久谢事去鲁。风流云驶，忽忽八年，彼此不相闻。顾其人其言其事，辄低徊往复于予胸中，未尝一日释也。

    顷岁政局改造，济宁潘公总揆事。予与渔川先后被辟入枢府，同儤西厅，又适在对案，相见喜极。亟拟请申前说，顾渔川新病愈，喘息尚不属，殊逡巡未敢相敦促。会同事吴君北江、郑君倓忱、饶君景伯、柯君燕舲，咸欲速闻其事，因争相与怂恿之。渔川重违众意，勉为之开章演说。同人环坐促膝，如听柳麻子说《水浒传》，心摹神会，目无旁眴。渔川旋亦自忘其疲，描述拳匪始末，殊清切动听；忽惊忽愕，忽笑忽怒，顷刻万态，听者亦不觉随而颠倒。久之而声益高、神益王，旁牵侧证，触绪环生，娓娓滔滔，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不可复遏止。直至全部结束，始相与起立环顾，则花砖日影，早已移过七步，直上西棂矣。

    此次所谈，与予前所闻者互有详略，但通体比较，总以详于前者为多。其关于拳匪一节，及后幅情事，均为前说所未及。予既温旧闻，复偿新愿，胸藏宿块，顿尔消解，欣慰殆不可言喻。最可异者，区区一夕谈，发端于八年之前，而结委于八年以后。假当时稍延片刻，一气说尽，亦不过晓此一段历史，茶前酒后，偶资谈助，反不觉如何注意。乃无端画成两橛，神山乍近，风引舟开，偏留此不尽尾声，悬悬心坎。直至今日，言者听者，乃复无端聚集，完此一桩公案。地隔数千里，时阅六七年，以万分渴望之私，当十九难偿之愿。本非绝对必需之事，已作终身未了之缘，成日蓄之意中，而一旦得之意外，便觉得一字一语，皆成瑰宝，奇书残本，忽然足配完编。一如荡海萍花，既离复合，西窗听雨，重话巴山，此岂非人生难得之快事耶？

    回寓后，偶与侄婿倪孔昭、儿子同度述及一二，皆忻喜踊跃，如读章回小说，前说未竟，即亟盼下回分解。予念渔川所谈，虽属于一人之遭际，而其间事实，率关系于政闻国故与一时大局之得失，为当世所不具悉者。渔川不言，恐更无人言之，亦更无人知之。此一段逊荒实录，或遂沉埋湮没，永在阙文借乘之列，殊为可惜。因率就灯下援笔记述，取案头日报，用寸草涂抹其上。初意数纸可竟，乃引而愈长，既尽一纸，更取一纸，直至晓钟将动，尚未罄其十一；而乱稿敦积，直如太冲研都，纵横左右，狼藉满案。次晚更续，始别以新纸检饬书之，凡历更三彻夜而后竣事。折叠稿纸，已岿然如牛腰。因嘱倪婿依序整理，清缮一通。复持示渔川，承为诠次先后，订其漏误。更出旧藏日记两册见付，携归核对，以次填补地名时日，并就中择要节抄二十馀则。于是自拳匪发难，洎出狩以至回銮，首尾粗具，居然足成一片段。与明皇幸蜀、建文逊国诸记传，约略相类；而兼收并蓄，不拘一格，内容之繁赡丛杂，差乃过之，因姑名之曰《西狩丛谈》。方计藏之箧笥，备异日史家之选。知好中具悉其事，谓君意既在掇拾旧闻，毋使湮没，则与其私为枕秘，孰与迳行刊布、寄传识于多数之耳目？质之渔川，颇承赞可。乃稍加删润，付之手民。此系率意急就之篇，文无剪裁，体无义例，庄谐并逞，雅俗杂陈，殊不能律以作家绳尺。惟事事翔实，在渔川为亲见，在予即为亲闻，耳入而笔出，初未尝稍有增减缘饰，取悦观者。虽不敢遽言传后，要当足以信今。以视坊肆通行之《清宫秘史》诸作，信口开河，羌无故实者，固为稍胜一筹也。

    抑予于此，尚当有所剖说。盖渔川自弱冠以词翰受知于当代诸巨公，书名文藻，照耀海内，固非不能属笔者。渔川之事，渔川之言，渔川不自记而予记之，蚕则绩而蟹有筐，未免近于掠美。顾渔川当日所遇之奇之险之艰难困顿，千磨百折，殆非恒人所能忍受。甫离豺窟，又入龙潭；幸回九死之生，突受可惊之宠；负责于矛淅盾炊之下，长日在探珠履尾之中，虽幸保于始终，实备尝夫荼蘖。重以尊前车笠，半隔云泥；梦里槐檀，都成泡影。已在境迁之后，不无痛定之思，雅不愿以旧事重提，徒增枨触。况以局中之人，记亲历之事，在己有铺张之迹，于人有扬抑之嫌，下笔措词，颇多牵顾。至对于朝序笑谈，宫廷琐事，亦似不欲遽形笔墨，致伤忠厚。故所存当时日记，殊甚简略，其无心传世可知。平居不言温室树，于此正足见渔川之长德。予则完全居于局外，与书中人物，均无何等关系。有闻必录，原不假以成心；据事直书，更无劳于曲笔。此一段信史，或遂因予之冒昧越俎而稍留梗概于后世；即渔川当日种种苦心孤诣、斡旋盘错之大节，亦反因此书以表暴其十一，则掠美之事，或竟视为成美，殆亦未尝不可。若代斲伤手之讥，固非予所计矣。既拉叙缘引如此，以下乃述渔川之言。

    渔川曰：

    予欲述迎驾始末，当先叙及拳匪之事。盖逮两宫西狩时，京师匪患虽熄，而近畿各地，厥势犹张。予方为所厄，备历艰窘。即驾至怀来之前一日，予尚困居围城中，丝毫未得消息也。

    予初以先外舅曾惠敏公之汲引，得识合肥李文忠公，颇承器视。前清光绪二十一年，文忠奉命充全权大臣，办理日本换约事宜，予以直隶试用知县奉调充文案委员。次岁，文忠奉命出使，贺英皇加冕［注释：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李鸿章出使俄国，贺俄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此处作贺英皇加冕，系误记。］，兼游历各国。继其任者为张樵野侍郎荫恒。年馀事竣，会诏中外大僚荐举贤能。张公密保六人：首安徽臬司赵尔巽，堪任封疆；次候选道伍廷芳、梁诚，堪任出使大臣；次道员潘云生、汤伯述(皆不记其名)，堪任监司；以予殿末，其荐语为“堪膺方面”。旋交部带领引见，奉特旨以知县仍留原省补用。丁酉补怀来县，戊戌九月到任。是时予年力壮盛，颇锐意为治。在任二年，于地方利弊，多所兴革，尤以除暴安良、使民安业为主旨。因此与地方绅民感情颇洽，相处如家人骨肉，凡所举办，朝令夕行。故虽羁栖下邑，殊恋恋不忍舍去。以此迄于庚子之难，予犹在怀来也。

    先是清代嘉庆末叶，直、鲁、豫各省，承白莲教之后，复有所谓八卦教者，大抵以书符治病煽诱愚俗，趋者如鹜。嗣经清廷严令禁遏，因不敢公行啸聚，而民间实私相传习，蔓延颇广。自耶教传入中国，地方莠民，辄挂名教籍，倚外势横乡里。教士藉口保护，以袒庇为招徕，动辄挺身干预。官吏但求省事，遇有民教讼案，往往屈民而右教。教民骄纵益甚。乡闾良懦，十九受鱼肉，因之衔恨刺骨，则相率投入八卦教以与之相抗，因该教中稍有团体组织，冀以众为势，缓急可资援助也。逮声气渐广，名迹显露，其中黠者，亦深虑官方干涉，率加以“不轨”二字，肆行剿刈，乃特创“扶清灭洋”四字口号，即悬是为彼教标帜，一以号召人民，一以抵塞官府，用自别于白莲、天门诸教。缘此而从者益众，渐明目张胆，昌言无忌。官吏亦置若罔闻，然禁令固未弛也。迄李秉衡抚鲁，部属有以此请示者，则怫然拍案曰：“嘻，此义民也，奖且不暇，又安可复禁！”此语一播，所在游民土匪，争相与招摇勾煽，设坛立社，教中声势，一时暴长。于是善良殷富，亦不得不投身入教以自庇。会毓贤任曹州府事，迎合李意，思藉此阶进，则悉力奖励而倡导之，不过数年，几遍于山东全境矣。

    义和拳起嘉庆时，民间私相传习，其时禁令严切，犯者凌迟死。燕齐之间，犹有秘传其术者。光绪庚子，毓贤为山东巡抚，民间传习义和拳，以扶清灭洋为帜。时各省多闹教案，外人逼我甚，民情益愤，闻灭洋说，争鼓吹之。（罗记）

    该教中每纠合若干人为一团，多者或至逾万人，少亦以千百计。每团各设有坛宇，所奉之神，任意妄造，殊不一律，率以出于《西游》、《封神》、《三国》、《水浒》诸小说者为多数，且有供祁寯藻及李秉衡者。李时尚生存，不伦不类，殊无可索解。各团领袖，皆称大师兄，凡有正式祈祷，则神必降集其身，跳舞升坐发号令。馀众膜拜奉命，即赴汤蹈火，咸俯首惕息，无敢稍抗。大师兄躬代神位，口含天宪，因此声势赫耀，可以颐指而气使。凡隶该团本域住民，无论富贵贫贱，生死祸福举出于其一言之下。此职率由地方豪猾充任，其威力直远出郡县长官之上。

    八卦教本分为八大团，每团各以一卦为标帜。此次举事者，实只有乾、坎两团。隶“乾”字者，谓之黄团，悉用黄巾帕首，黄带，黄抹胸，黄布缠足，巾上皆画乾卦。隶于“坎”字者，谓之红团，巾带皆红色，上画坎卦。大势既集，遂公然编列队伍，制造兵器，以军法相部勒。练习时，由大师兄拈香诵咒，其人即昏然仆地，俄顷倔起，谓之神来附体，则面目改异，辄自称“沙僧、八戒、悟空”之类，狂跳踊跃，或持刀矛乱舞，呼啸如狂醉。新入者，则以次等头目教授之，令诵经咒，习拳棒，谓经月而足用，三月而术成，则矢石枪炮，均不能入，以此抵御洋人，削平世界各国，所向无敌；其精者，至可以书符作诀，从空中发火种，焚毁百尺巍楼、万间广厦，或随意举利刃自刺，至于刃曲锋折，而肤肉迄无少损。闻者益惊以为神，于是一时风靡，遂不可复遏。因以习拳为入教正课，故彼中自称为“义和拳”，亦称“义和团”；官中称之为“拳民”，或称“义民”，后以其行止不法，真相渐著，则普通称为“拳匪”云。

    义和拳源于八卦教，起于山东堂邑县，旧名义和会。东抚捕之急，潜入直隶河间府景州献县，乾字拳先发，坎字继之。坎字拳蔓延于沧州静海间，白沟河之张德成为之魁。设坛于静海属之独流镇，天下第一坛，遂为天津之祸。乾字拳由景州蔓延于深州、冀州而涞州，而定兴、固安以入京师。天津、北京拳匪本分二系，皆出于义和会，其后皆称义和团。坎字拳为林清之馀孽，乾字拳为离卦教郜生文之馀孽，故皆尚红。其后有黄色一派，则乾字拳所创也。坎字、乾字，授法各殊。坎字拳传习时令焚香叩拜后，植立而仆，仆而起，跳跃持械而舞。乾字拳则令闭口伏地，少时白沫满口，则呼曰神降矣，亦起跃持械而舞。又有震字，则山东王中之遗孽，中于乾隆间被戮。坤字拳不详所自。震字拳见诸永定河南岸。坤字拳见诸京西，从者盖鲜。惟坎字、乾字最势大矣，乃分扰于京津。京师从授法者，教师附其耳咒之，词曰：“请请志心皈命礼，奉请龙王三太子、马朝师、马继朝师、天光老师、地光老师、日光老师、月光老师、长棍老师、短棍老师。”要请神仙某，随意呼一古人，则孙悟空、猪八戒、杨戬、武松、黄天霸等也。又一咒云：“快马一鞭，西山老君。一指天门动，一指地门开。要学武艺，请仙师来。”一咒云：“天灵灵，地灵灵，奉请祖师来显灵。一请唐僧猪八戒，二请沙僧孙悟空，三请二郎来显圣，四请马超黄汉升，五请济颠我佛祖，六请江湖柳树精，七请飞标黄三太，八请前朝冷于冰，九请华佗来治病，十请托塔天王，金吒木吒哪吒三太子，率领天上十万神兵。”诸坛所供之神不一，如姜太公、诸葛武侯、赵子龙、梨山老母、西楚霸王、梅山七弟兄、九天玄女。又有供祀小唐者，则小说之年羹尧。最奇者为山西祁相国，则祁文端也。大约祀神无规定，意中所欲奉则祀之耳。（《馀闻》）

    拳匪多属市井无赖，及被胁诱之乡里农民。虽同为拳团，亦复各树门户，以强弱诈力相角胜。嗣更有巨猾，别出心裁，从天津觅得一土娼，略有姿色，两悍泼多智巧，乃群奉之为女匪头目，号称“黄连圣母”，珠冠绣服，衣饰仪从如妃后。更怂恿青年妇女，投拜麾下，选健者为之部领，辄衣红衣，短袖窄袴，十百成群，招摇而过市，手持红巾一方，沿途挥舞，人称之为“红灯照”。谓只须红巾一拂，可使于百尺楼顶发火，立时灰烬；或以红巾铺地，一人立其上，念咒数通，巾与人皆冉冉升空，如驾一片彩云，直上天际云云。辗转传播，众共信之为天人。所至则夹道人众，咸俯伏泥首，俟过去方敢起立。实则此等事实，皆出诸匪众之口，从未有人目见；而互相矜炫，互相迷信，迄无敢稍加拟议者。民智之愚陋，至于如此，诚一时之怪事也。

    庚子四、五月间，忽传有红灯照者，皆十馀龄幼女，红衣裤，挽双丫髻，稍长者盘高髻，左手持红灯，右手持红巾，及朱色折叠扇，扇股皆朱髹。始老孀设坛授法，集闺女数十辈，环侍受法。四十九日，术成，称大师姐。转教他女，术成，持扇自扇，渐起渐高。上蹑云际，掷灯下，其从妪拾缴坛内。女身植立空际，渐化为明星，较星差大，其光晶晶，或上或下，或近或远，或攒聚如联珠，或迤逦如贯鱼。津民狂走聚观，佥云目睹。有终夜升屋而了者。女子自言，能于空中掷火焚西人之居，呼风助火，焚无馀。津民深信之。入夜，家家悬红灯，迎红灯照仙姑也。城内外列炬高悬，若万星之齐耀，争传拳队所至，红灯随之。每焚洋楼，皆言仙姑掷火也。又有沙锅照者，以飨神团，人挟一锅，遇拳民战时，析薪淅米，炊饭飨之。沙锅仅如巨钵，自言饭百人不尽。此团皆乞丐也，沿门索米济军，无敢拒者。（《馀闻》）

    五月中，有黄莲圣母，乘舟泊北门外，船四周皆裹红绉。有三仙姑、九仙姑，同居舟中，自言能疗疾。拳匪伤者舁舟旁，傅以香灰，数日而蛆出焉。直督裕禄迎入署，朝服九拜，弗为动。乃制黄旗两杆，大书黄莲圣母，鼓吹一部，送侯家堠某神堂居焉。圣母坐神橱中，垂黄幔，香烛清供，万众礼拜，城陷，逃去。拳匪散为盗，劫圣母于舟中，审为圣母也，缚而献诸都统衙门，获重赏。一仙姑投水死，一仙姑与圣母同被执，皆戮之。或曰，西人载之游欧洲，而红灯照皆复其居，大半为娼焉。（《馀闻》）

    是时，鲁抚李秉衡、直督裕禄、直臬廷雍、晋抚毓贤，皆心醉其术，而毓、廷二人，溺信尤甚。畿辅大僚，已如一孔出气。内则刚毅、赵舒翘等，阿附端王载漪，极力主持，造作种种征验以耸上听，一若此等义民，真有忠忱神力，可以报仇雪耻，张我国威者。一时竟有奖励各省拳民焚毁教堂之诏令。以是奸民无赖，所在咸揭竿蜂起，不可收拾。嗣以袁项城调抚山左，首申厉禁，犯者杀无赦，各团首皆遁入直界，鲁中匪势，因是为之一衰，而直境各处，转益以滋扰。闻项城初奉此诏，立即通行所属，遵旨办理。其时抚署主办洋务文案为候补道徐抚辰，湖北人，字绍五，向来牵涉洋人案件，均经彼手，而此事竟未及寓目，闻之大愕，立见项城谏阻，谓此乱命万不可从。项城不听。徐退后即刻摈装出署，留书告别，益剀切申明利害。项城阅之顿悟，亟遣人召还，面向谢过，而檄文已发，乃以飞骑分道追回，遂毅然一变宗旨，护洋人而剿拳匪，因是竟得盛名。项城后日之丰功伟业，赫赫为全国宗望者，实皆由徐玉成之。当时山左人民，获以安定，清室亦藉延十数年之命，而北方各省，皆得免遭重大惨劫。一言兴邦，造福诚非浅鲜。此事项城幕中旧人，为予历历言之，当非臆造，顾同时竟绝罕知其底蕴者；而徐后亦遂默默无所表见，大功不赏，可惜尤可叹也。

    直隶拳匪，初发生于新城，而盛行于涞水，旬日之间，天津、河间、深冀等州，遍地皆是。其时大阿哥已立，其父载漪，颇怙揽权势，正觊国家有变，可以挤摈德宗，而令其子速正大位，闻之喜甚，极口嘉叹。诸亲贵因争竭力阿附，冀邀新宠。大臣中亦尚有持异议者，谓究近邪术，恐不可倚恃。然太后意已为动，顾犹持重不即决，乃派刚毅、赵舒翘前赴保定察看。刚、赵皆为军机大臣，甚见信用。复命时，刚阿端王旨，盛称拳民忠义有神术；赵又阿刚，不敢为异同。太后遂一意倾信之，于是派端总率团务。端益跋扈肆志，而顺、直拳匪，同时并起矣。

    直督裕公，本庸懦无意识，颇信拳匪为义民，但尚未敢极端奖励，辄依违持两可以观风色。臬司廷雍，则一意徇庇，所以承奉之者，无所不至。拳民由是益骄。团众过怀来，臬署至为发排单，饬县供应。煌煌宪檄，无法违抗，只有勉强承应。彼乃需索乾折，累费至数百金。惟藩司廷杰，颇明大体，深以予在怀境禁抑为当，然独力已苦不支。而廷臬谓予助团不力，衔之殊甚，突以纵盗殃民为题，密委下县查办，将加以罪。是时予正下乡捕盗，迭破巨案，绅民交口称颂，委员侦查复命，恰与事实相反，因而中止。予晋省谒见，廷藩始告以故曰：“君在怀来，治绩甚佳，予所深悉。臬台乃欲以私意相罗织，殊不可解。君但安心尽职，毋须置理。本司一日在此，必不令彼妄屈好官也。”此语不知何人传入臬署，两司至以此成水火，而廷臬之衔予，乃益加甚。厥后予几因此中奇祸，而廷藩亦险遭不测，报施之毒如是，殊非此时所及料矣。

    津郡拳匪，始于静海属之独流镇，称天下第一坛。直督裕禄不之禁，渐延入郡城，张旗挟刃游于市，转相煽诱，旬日之间，坛林立。业冶铁者，家家铸刃，丁丁之声，日夜相续，若铃铎之互答。官不敢禁挟械，但禁冶铁。示甫下，匪纷集县署，露刃逼官弛禁，不得已从之，冶炉遍衢巷矣。匪诵言灭洋，租界戒严，教堂尤岌岌。津保之间，迭毁电线、铁路。五月，朝旨严剿拳匪，裕禄承端刚意，故纵之，匪焰益炽，教士皆避居租界，官临视各教堂，加钥焉。匪犹扬言教堂藏地雷火药，定期轰毁津城。鼓楼东教堂洋楼特高，夜半忽传中有火光，游民渐聚渐众，匪率众焚之，烬焉。破狱出狱囚，洋货店及藏洋书器者皆焚毁之。禁民间著白衣，谓其近洋派也。以河东民居邻租界，谓藏奸细，焚殆尽。令民家焚香供清水一盂，馒首五枚，青铜钱数枚。家置一秫秸，粘红纸，供五日，持以挥敌，首自落。匪纷集督辕求枪炮，裕禄命赴军械所自择焉，尽攫以去。又令居民喊大得胜以助威。有闭火门神咒，遍张通衢。其词曰：“北方洞门开，洞中请出铁佛来，铁佛坐在铁莲台，铁盔铁甲铁壁塞，闭住炮火不能来。”既而洋兵枪弹屡及，神咒不验。又令居民焚香叩首时，以拇指掐中指，男左女右，力掐不放，曰避火诀也，已而又不验。匪扬言海口起沙，横亘百里，外阻夷船，团中海乾神师为之也。既而一僧来，自称海乾，众虔奉之。著黄缎服，手念珠，持禅杖，受众供养。城陷后，不知所终。复有一道士来谒大府，自号天灭，谓天灭洋人也。官吏恭送入坛，团匪与语不合，斩之，悬首西门，曰：此伪天灭也。匪劫掠无虚日，富户一空。及城陷，匪首张德成挟重资遁。（《馀闻》）

    匪党既群聚涞水，鸱张日甚。直督不得已，乃派副将杨福同前往查办。杨稍有究诘，匪竟聚而戕之。裕闻信胆落，自是遂不敢有所主张，既不剿，亦不抚，听其横行不法。匪乃益肆然无忌惮，延至四月二十间，遂群起举事，首焚毁津保铁路，斫断电线，黄巾红布，弥望皆是。都下游民痞棍，悉闻风响应。五月初旬，京城附近亦渐次发见，每三五成群，沿途叫嚣奔突，持刀喊杀；惟尚未见大股聚集，亦未敢公然闯入城堙也。

    义和拳自山东蔓延及于直隶，聚众称义和团，遂围涞水。县令祝芾请兵，直隶总督裕禄遣杨福同剿之。福同败死。义和团进攻涿州，知州龚荫培告急。顺天府何乃莹格不行，以荫培召变，免其官。（罗记）

    庚子四月，拳匪毁保定铁路，直督裕禄命副将杨福同驰往镇之，及易州，为匪戕死，朝廷方议用拳匪，不赐恤。（《馀闻》）

    五月十五日，日本书记生杉山彬，突在永定门外遇害。都人闻信，咸栗栗戒惧，知有危祸。各使馆外人，尤大哗愤，群起向总署诘责，问我政府究竟有无保护外人能力。当局支吾应付，仍不闻有何等措置。拳匪益藐玩无所瞻顾，遂相率结队入城，一二日间，城内拳匪已集至数万。王公世爵，争延请大师兄住其府第，竭诚供奉；内监之入伙者尤众。于是辇毂之下，悉成团匪世界矣。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初十日，俄使格雨思上书，言：“乱民日益多，英法藉之，将不利于中国。俄与中国方睦，逾二百年，义当告。”总理衙门得书，不敢上。俄使欲入见，乃封奏焉，亦不答。（李记）

    十四日，以礼部尚书启秀、工部侍郎溥兴、内阁学士那桐入总理衙门，而以载漪为管理。（李记）

    十五日，日本书记生杉山彬出永定门，董福祥遣兵杀之于道，剖其尸。（李记）

    十七日，匪众遂乘势暴动，以焚烧教堂为名，到处放火。前门一带，如东西荷包巷、珠宝市、大栅栏、廊房头条二条、煤市街等处，繁盛市场，悉付一炬。火势延烧正阳门城楼，红光烛天，各处教堂及教士居宅，同时举火。凡教士教民家属，无少长男女，咸被屠戮，伏尸载道。匪中呼洋人为“老毛子”，教民为“二毛子”。先犹专杀教民，次则凡家有西洋器具货物，或与西人稍有交往者，概加以“二毛子”之名，任意屠掠；次则有无事证，一无所别择。于是全城居民，惊号狂窜，哭声震天地，真一时之浩劫矣！

    十七日，拳匪于右安门内焚教民居，无（论）老幼妇女皆杀之，一僧为之长。（李记）

    十八日，往宣武门内焚教堂，又连烧他教堂甚众。城门昼闭，京师大乱。连两日有旨，言拳匪作乱当剿，而匪势愈张。（李记）

    正阳门外商场，为京师最繁盛处，拳匪纵火焚四千馀家。数百年精华尽矣。火延城阙，三日不灭。时方称拳匪为义民，莫敢捕治之。（罗记）

    候补知府曾廉、翰林院编修王龙文献三策，乞载漪代奏：“攻交民巷，尽杀使臣，上策也；废旧约，令夷人就我范围，中策也；若始战终和，与合璧舆榇何异？则下策矣。”载漪得书大喜曰：“此公论也！”御史徐道焜言：“洪钧老祖令五龙守大沽，龙背拱夷船，皆立沉。”翰林院编修萧荣爵言：“夷狄无君父殆二千年，天将假手义民尽灭之，时不可失。”御史陈嘉言自谓：“从关壮缪得帛书，书言无畏夷，夷当自灭。”吉林将军长顺言：“二童子殆非人，至则教堂自焚，已忽不见。”太后喜，大以为神人也。下其书，览示天下。群臣又时时言山东老团一扫光、金钟罩、九龙灯之属，能役鬼神，烧海中船尽坏，居一室，斩首百里外不以兵。于是太后焚币玉，自祷祠之，而未尝至。（李记）

    曾廉、王龙文、彭清藜、吴国镛及御史刘家模先后上书，言义民所过秋毫无犯，请令按户搜杀，以绝乱源；刑部郎中左绍佐请斩郭嵩焘、丁日昌尸，以谢天下；户部主事万秉鉴至谓曾国藩在天津杀十六人偿丰大业命，损国体而启戎心，请议恤；户部侍郎长麟久废，请率义民当前敌，太后释前憾而用之。而曾廉、王龙文至请早定大计以应人心，其言尤悖逆。（李记）

    当是时，上书言神怪者以百数，王公邸第，百司廨署，拳匪皆设坛焉，谓之保护。（李记）

    遂以载勋、刚毅为总统，载澜、英年佐之，籍姓名部署，比于官军。然拳匪专杀自如，载勋、刚毅不敢问。都统度恒一家十三口皆死，载漪夙昵度恒，亦不能庇也。户部尚书立山不甚附载漪，候补侍郎胡燏棻治铁道，侍读学士黄思永尝请行昭信股票，通永道沈能虎与李鸿章有连，皆号为习阿洋务，拳匪欲杀之，燏芬夜亡走，依袁世凯，能虎以贿免，立山、思永下狱，其罪状则神语也，曰“通夷”。杀游击王爕，醢之；詹事府詹事李昭炜、翰林院编修杜本祟、检讨洪汝源、兵部主事杨芾皆指为教民，被伤几死；编修刘可毅死于道，失其尸。（李记）

    自前门焚毁后，清廷鉴于拳匪之横暴，颇有觉悟，复通令各省，着地方官严行禁阻，然已不生效力。匪众旋扬言焚烧各国使署。清廷遣人警告东西洋各国驻京公使，劝其回国，并有旨派兵护送赴津。各公使同至总署辞行，德使克林德行至总布胡同，突为一兵士发枪击毙。

    二十三日，德使克林德入总理衙门，载漪伺于路，令所部虎神营杀之。虎神营者，虎食羊而神治鬼，所以诅也。颐和园起渐台，高二十馀丈，亦曰“鬼见愁”。乱初起，令畚公使皆反国，期一日夜尽行。各公使请缓期，故入总理衙门议，而德使死焉。杀德使者，章京恩海也，其后日本执杀之。克林德已死，许缓行，又请迁入总理衙门，各公使不敢出。（李记）

    于是各使益怒不可遏，谓清廷实无保护诚意，行亦死，居亦死，均之死也，孰与共谋抵抗，以侥幸于万一。遂相约不复出都，即就东交民巷一带，建设防御工程，为固守计；同时由津沽调洋兵五百馀人，分布扼守；并各电本国政府设法济师。部署既定，遂照会总署，促将大沽炮台腾让，为彼屯兵地，词气甚倔强不逊。太后大恚，诸王公更交口刺激之，乃复勃然变计，告庙誓师，明令挞伐；仍弛拳匪禁令，着各省督抚招集奖率，同仇敌忾。京城方面，以荣禄总师，立调武卫中军，及董福祥所统甘军，率拳匪多人，围攻使馆及西什库教堂。一时枪声震耳，磞腾如连珠。顾禁军久不习射击，百无一中，拳匪益蠢无秩序，冒死盲进。洋兵潜伏围墙中，不动声色，瞄准以待。俟前麾拥过御河桥，则一声口令，百枪并发，弹无虚落。我众轰然仰退，如波翻浪卷，死者辄坠入御河中。俄倾复进，见围中无动静，徐徐上拥，比至故处，则墙内枪发如前。且进且退，一日数接，御河积尸已平岸，而洋兵之受伤者，乃寥寥无几，守志因以益固。顾附近民居，则一洗几尽。如徐相桐、孙相家鼐、曾侯广銮府第，皆在界内，悉遭兵匪焚劫；眷属男女，仅以身免；曾宅并毙仆役三人。兵匪羼集，殆逾数万，区区攻一数百人据守之巷隘，而鏖兵累日，竟不得进其咫尺，真儿戏矣！

    二十四日，遂令董福祥及武卫中军围攻交民巷，荣禄自持檄督之，欲尽杀诸使臣。炮声日夜不绝，屋瓦自腾，城中皆哭，拳匪助之，巫步披发，升屋而号者数万人，击动天地。夷兵裁［才］四百，四面为营垒，穿地道，令教民分守之，人自为必死，皆奋。围攻五十馀日，昼夜番战，苦相持。董军及武卫中军死者无虑四千人，拳匪亦多有伤亡，皆引退。而刚毅、赵舒翘方坐城楼趣战，饮酒欢呼。刚毅曰：“使馆破，夷人无种矣！天下自是当太平。”舒翘起为寿曰：“自康有为倡乱悖逆，喜事之徒云合而响应，公幸起而芟夷之，略已尽矣。上病且死，又失天下心，不足以承宗庙，幸继统有人，定策之功，公第一。今义民四起，上下同仇，非太后圣明，公以身报国，尽除秕政，与海内更新，亦亡以致今日之效也。古有社稷之臣，今于公见之矣。”刚毅大喜，自行酒属舒翘曰：“展如知我。”展如，舒翘字也。舒翘之入政府也，刚毅援之，故事之尤谄。（李记）

    二十五日，下诏宣战。（李记）

    拳匪既不得志于交民巷，乃往攻西什库教堂，副都统阿克达春为前锋，战不利，载漪大怒，立斩之，而教民皆坚壁以待攻。刚毅帕首持刀请督战，张左右翼而前，拳匪死者数百人，刚毅跳而免。忿发骂曰：“公等在涿州时，皆言何如，今若此，天下事不足言，吾与之俱受其戮矣。”其后崇绮又三往攻之，讫不能入。而载漪为匪党论功，除武功爵者数十人，赏查无虚日，车骑服色，拟于乘舆，至自称九千岁，出入大清门，呵斥公卿，无敢较者。（李记）

    董军、武卫军与拳匪混合，恣意劫掠。贝子溥伦，大学士孙家鼐、徐桐，工部尚书陈学棻，阁学贻穀，副都御史曾广銮，太常寺陈邦瑞，皆被掠，仅以身免。徐桐、贻穀皆附和拳匪，亦不免也。溥伦等争告荣禄，荣禄不能制。民居市廛，数里焚掠一空。独东交民巷使馆，以塞门德土为垣，严拒守，不能破也。尚书启秀奏言，使臣不除，必为后患，五台僧普济有神兵十万，请召之会歼逆夷。曾廉、王龙文请用决水灌城之法，引玉泉山水灌使馆，必尽淹毙之。御史彭述谓义和拳咒炮不燃，其术至神，无畏夷兵。太后亦欲用山东僧普法、余蛮子、周汉，三人者，王龙文上书所谓三贤也。普法本妖僧；余蛮子以攻剽为盗魁，至尽发蜀中兵，乃捕得之；周汉则狂夫也。（罗记）

    围攻使馆久不下，众意稍懈。荣相见大势弗顺，已纡回改道，隐与使署通消息；或称奉诏送瓜果蔬菜，至东交民巷口，听洋人自行取入；一面设法牵制兵匪，使不得急攻。是时主战主和，朝议颇纷纭不一，乃奉旨特开御前会议。太后与皇上同出莅座。端、庄诸王，方倚拳匪作威福，攘臂抗声，主战甚力。侍讲学士朱祖谋亦在班列，即跪地陈奏曰：“臣谓与洋人万不可战！”声洪而锐。太后为之动色环顾，意颇愠怒，厉声问：“何人？”幸朱班次在后，仓猝中无人指认，遂得免究。然太后馀怒未息，复厉声曰：“此何等大事，今举朝王公大臣均在此，尚未有建议，何物小臣，乃敢越级妄言，岂目无朝廷耶？”因此众益俯首不敢置一语。顾太后意态尚犹豫，而端、庄持之急。德宗意颇弗惬，然亦不敢加斥驳，于人丛中顾见总理大臣许景澄，欲倚以为重，乃下座直前握许手，怆然曰：“许景澄，尔在总署有年，熟知洋务，应明白大势。究竟与各国能否开战，国命安危，在此一举，必直言无稍隐讳。”言毕泪下。许亦含涕陈奏，沥言不宜开衅状，谓无论是非得失，万无以一国尽敌诸国之理。兵部侍郎徐用仪、太常寺卿袁昶，皆与许同官总署，均从旁力赞其说。德宗颦蹙以听，每一语辄一肯首。许益激昂论列，语至痛切，乃相持而泣。惟时王相国文韶亦主和议，方启欲有所陈。端以王久在枢府，素被太后信倚，恐意为所夺，即挺身至御座前，戟指向许、袁曰：“请老佛爷观看，如此情状，尚复成体统耶？”因厉声喝令拿下。太后熟视无语。许等愕然却退，议亦遂散。而次日袁、许、徐竟骈首就戮，今浙中所称三忠者是也。同时内务府大臣立山亦以通款使馆被杀。侍郎张荫桓已遣戍在新疆，并于此际驰命正法。论者谓皆出端、刚辈矫旨，非上意也。

    七月初三日，杀许景澄、袁昶，秉衡有力焉。荣禄微争，太后笑，禄未起，太后曰：“若敢抗旨耶？”不许，天下冤之。刑部侍郎徐承煜监刑，色独喜，昶笑谓承煜曰：“勉为之，吾待公于地下矣。”景澄亦呼家人与言，皆阳阳如平时，颜色不变。徐桐曰：“是死且有罪。”崇绮亦曰：“可以惩汉奸，令后无妄言者。”昶初召对，朗言拳匪当痛剿，退又两上疏力争，故尤为载漪所恨；景澄以使俄故，匪党颇侧目焉。徐桐与景澄有郤，至榜其名，戒门者不许通刺。（李记）

    是日［七月十七日］，杀徐用仪、立山、联元，仍以徐承煜监刑。用仪尸横道二日，无收者。

    大阿哥之初立也，太后召其夙所宠信者谋于中，欲遂行内禅，山意不谓然，太后浸疏之，竟用以死，家赀累巨万，尽没入之。太后复出总大政，上居瀛台，饮食不时通，采槿花而食，日一医案，宣示内外臣民，称病笃。联元内召，颇见亲，因奏见言事毕，逡巡起，立太后前言曰：“皇上当保全。”语未终，太后骂曰：“皇上当保全，予不当保全耶？”元为人口吃，语塞而出，死所从来矣。荣禄方入对，知将杀用仪等，至殿门，与徐桐约俱请，桐曰：“吾尝劾用仪，今岂肯为之请，且诛内奸以清朝列，何请为？”色甚厉。至前，太后袖出诏，禄顿首曰：“祖宗时不轻杀大臣，今诛之太骤，罪不明，臣亦见奕劻，奕劻言不可。”太后曰：“奕劻喜与他人事耶？为我谢奕劻，行将及若矣。”（李记）

    旬日之内，连杀五大臣，诏书皆曰通夷。又欲杀奕劻、王文韶、廖寿恒、那桐，会城破而免。（罗记）

    立为汉军旗人，本姓杨，久在内府供职，颇有富名。旋以兼任总署，颇好与外人交往，习其仪节，起居服御，皆喜从西式，故为诸亲贵所不慊。而以财见妬，尤其致死之一大原因。徐公平日温温不露棱角，而此次亦及于难，殊不可测，殆以供职总署之故。盖匪中凡沾及外交人员，率指为汉奸，不分皂白，殊无可置辩。袁、许、徐三公曾联署上一疏，语颇切直，或以此触所忌也。

    张公于予有荐主恩，闻之尤为恻然。当主办日约时，予曾从事左右，相处逾岁。其精强敏赡，殊出意表。在总署多年，尤练达外势。翁常熟当国时，倚之直如左右手，凡事必咨而后行，每日手函往复，动至三五次。翁名辈远在张上，而函中乃署称“吾兄”、“我兄”，有时竟称“吾师”，其推崇倾倒，殆已臻于极地。今张氏褒辑此项手札，多至数十巨册，现尚有八册存予处。其当时之亲密可想。每至晚间，则以专足送一巨封来，凡是日经办奏疏文牍，均在其内，必一一经其寓目审定，而后发布。张公好为押宝之戏，每晚间饭罢，则招集亲知僚幕，围坐合局，而自为囊主，置匣于案，听人下注。人占一门，视其内之向背以为胜负。翁宅包封，往往以此时送达。有时宝匣已出，则以手作势令勿开，即就案角启封检阅。封中文件杂沓，多或至数十通。一家人秉烛侍其左，一人自右进濡笔，随阅随改，涂抹勾勒，有原稿数千字而仅存百馀字者，亦有添改至数十百字者，如疾风扫叶，顷刻都尽；亟推付左右曰：“开宝开宝。”检视各注，输赢出入，仍一一亲自核计，锱铢不爽，于适才处分如许大事，似毫不置之胸中。然次日常熟每有手函致谢，谓某事一言破的，某字点铁成金，感佩之词，淋漓满纸。足见其仓猝涂窜，固大有精思伟识，足以决谋定计，绝非草草搪塞者。而当时众目环视，但见其手挥目送，意到笔随，毫不觉其有惨淡经营之迹。此真所谓举重若轻、才大心细者，宜常熟之服膺不置也。

    张公得罪之由，曾亲为予言之，谓实受李莲英所中伤。其自英使回国时，曾选购宝石两枚，预备进奉两宫。一为披霞，一为祖母绿，足充帽准之用。归国后，乃以红宝石进之德宗，祖母绿进之太后。论其价格，绿固远胜于红也。但通例，京外大员进奉，必经李手，即贡呈皇上物品，亦须先由李呈明太后过目，方始进御。因此率另备一分，为李经进之代价，大抵稍逊于贡品，而相去亦不能过远。彼时侍郎眷遇方隆，平日高才傲气，于李殊不甚注意，本已不免介介。此次又无一馈赠，若有意为破成例者，故衔怨至深，而侍郎固未之知也。进呈时，太后方拈视玩弄，意颇欢悦。李特从旁冷语曰：“难为他如此分别得明白，难道咱们这边就不配用红的么？”盖通俗嫡庶衣饰，以红绿为区别，正室可被红裙，而妾媵止能用绿。太后以出身西宫，视此事极为耿耿。一言刺激，适中所忌，不觉老羞成怒，遂赫然变色，立命将两份贡物，一律发还。此消息既已传播，当然必有投井下石之人。未几，即以借款事被参。太后阅奏，立遣缇骑传问。侍郎方在家居，忽有番校四人，飞骑登门，口称奉旨传赴内廷问话，当即敦促起身，乃匆匆冠服上车。两人骑马前后，馀两人露刃跨辕外，一如行刑刽子手即将押赴市曹者。侍郎谓：此时实已魂魄飞失，究竟不知前抵何处。乃番校沿路指示，竟一迳趋向禁城，直至东华门下，始知尚有一度讯问，当不至立赴刑场，然心中忐忑，转以益甚。下车后仍由番校押导入内，至宫门外，已有两内监守待。番校前与致词，一如交割罪犯者。当在阶下立候，未几，传呼入见。太后盛气以待，词色俱厉。至不敢尽情剖白，只有碰头认罪，自陈奉职无状，仰恳皇太后、皇上从重治罪，仍摘要勉剖一二语。幸刚中堂在旁，乘间指引开脱曰：“这也无须深辩，现奉皇太后、皇上恩典，你只须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下去。”予见太后无语，始碰头逡巡退出。至宫门外，已不见有人监视，随步行出东华门，觅乘原车还寓。途中神志恍惚，乃如噩梦惊回，天地改色，一天雷雨，幸而无事，居然重见妻孥，此诚意料所不及者。然寸心固怦怦然，针毡芒刺，不知何时可释也。

    侍郎作此语时，固疑朝廷必尚有何等处分，至少亦当革职，然竟别无后命，只得如常入署供职。当时颇有人劝之引退者，侍郎曰：“此当然之事，安俟更计？且吾心已碎，即在职亦何能更有所报称？但现在尚是待罪之身，万不敢遽行陈乞，只有徐之时日，或者霆怒稍霁，再当设法缓图。求进固难，求退亦岂易事耶？”

    如是数日，尚无动静，以为可以渐次消解。乃一日忽下严旨：“户部侍郎张荫桓着发往新疆效力赎罪。”照例大员得罪发遣，即日须出投城外夕照庵，再候兵部派员押解，向之请数日期限，摒挡行李。侍郎虽扬历中外，而挥霍亦巨，故殊无甚积蓄，治装颇拮据。予时已奉补怀来缺，尚未到任，百计张罗，勉集五百金，赶至天津途次，为之赆别。相见惨恻，谓：“君此时亦正须用钱，安有馀力，乃尚顾念及我。”语咽已不复成声。予欲勉出一言以相慰藉而竟不可得，惟有相对垂泪而已。此情此景，犹在目中，方意侍郎年力未衰，必有赐环之望，乃以拳匪作恶，无端殃及万里外。命耶？数耶？诚不得而知之矣。

    最可异者，侍郎虽身受重戮，而始终未尝革职，故临刑时犹被二品官服。闻廷旨到后，相知中致意家属，有劝其自尽者。侍郎慨然曰：“既奉有明旨，即自尽以后，照章仍须执行斩决。与其二死，孰与一死？大臣为国受法，宁复有所逃避？安心顺受，亦正命之一道也。”于此足见其胸襟磊落，难临守正，不图苟免，真不愧大臣骨梗。独念公抱此异才绝识，乘时得位，又得当轴有大力者为之知己，而迄不获一竟其用，区区以不得于奄竖之故，遂至窜身绝域，投老荒边，甚乃授首于仓皇乱命之中，若明若昧，同一死难，而迄不得与袁、许诸公共播芬烈于一时之众口。苍苍者天，何以独厚之于前，而又重厄之于后耶？当时新抚为饶公应祺，假使稍微负责，缓须臾以察真伪，则拳祸旦夕已定，势即可以不死。公如不死，则后来和议，必可以大为文忠臂助。既已周悉外情，老成谙练，而又为拳匪所欲杀之人，对于外人，以患难同情之感，其言易入，定能为国家挽回几许权利。外交人才，如此消乏，而又自戕贼之，长城自坏，其谓之何！尔时公恸私哀，反复交集，至为之数日不怿。继又念今日何日，乃系阳九劫运，钧天帝醉，豺狼狐鬼出没之时会。此数月中，京直数十州县，无辜良懦，破家荡产，惨死于非命者，殆以千百万计，宁复有是非得失之可言？侍郎亦不过数中之一人，假无出塞之事，亦安知不与袁、许同殉？总之劫数已定，无可幸免，惟有付之太息而已。

    ［六月］十六日，杀张荫桓于新疆。始荫桓以康党系刑部，太后盛怒，欲杀之，求救于英人，得戍边。兵兴，荫桓上书总理衙门，言宜守约，载漪及刚毅恶之，为蜚语以闻，太后亦恐其通俄，故死。（李记）

    亡何，各国军舰已连翩集大沽，遂环攻我炮台。津中拳匪欲焚烧紫竹林，洋人守御甚固，迄不得入。五月十九日，大沽炮台失陷，津城危急。裕督仓皇不知所措，益专恃拳匪为重。大师兄出入督署，列队前导，与制军分庭抗礼。司道以下，皆屏气伺颜色，祗候惟谨；州县官途遇，直长跪道左，俟舆过始敢平立，绝不稍一顾盼，其威重如此。一日，忽拥黄连圣母至督署，前驱先入，传呼设香案，命制军如仪跪参。裕督冠服出迓，将如命行礼，匪众复高呼曰：“止！先取过掩面旗来！”左右乃以龙旂二面交遮掩蔽，始喝赞行三跪叩，盖仿剧场中穆桂英与杨六郎妇翁相见礼式也。

    ［六月］十八日，马玉昆败于紫竹林，死者三千人，天津陷。裕禄走北仓，从者皆失，欲草奏，无所得纸而罢。久之乃上闻，京师大震。（李记）

    敌兵之攻大沽也，提督罗荣光守炮台，炮伤英兵舰一。俄而兵大至，荣光走，台遂陷，荣光至天津，仰药死。而直隶总督裕禄谬报大捷，太后及载漪皆喜，发帑金十万两，犒将卒。京朝士大夫附拳党者皆喜，谓洋人不足平也。（罗记）

    是时，廷旨以李秉衡督师，扼守京津孔道。李陛辞时，慨然自任，谓：“区区洋兵不足平。”出京之日，人见其以红布幂首，短衣红带，一如大师兄装束。顾屡战屡败，洋兵节节深入，我军退至杨村河西务，士无斗志，李遂发愤殉节。裕督由天津逃出，旋亦自尽，死时仅一足着靴，盖仓皇出走，一靴已跑失也。

    二十九日，李秉衡至自江南，太后大喜，三召见宁寿宫，语移日。秉衡主战，且言：“义民可用，当以兵法部勒之。”太后诘以李鸿章等公奏，秉衡言：“此张之洞入臣名耳，臣无与也。”太后闻天津败，方旁皇，得秉衡言，乃决，遂命总统张春发、陈泽霖、万本华、夏辛酉四军。(李)

    ［七月］初十日，北仓失，裕禄走杨村。十一日，杨村又陷，裕禄自戕死，宋庆退蔡村。敌方得天津，画地而守，兵久不出。一夕大至攻北仓，炸炮居阵前，更番迭击，玉昆散万金募死士，得三百人，薄而前，炮发而三百人者皆死。玉昆力战三昼夜，会日入，天大雨，夷潜师出玉昆后，玉昆兵乱，夹击尽破其军，玉昆大败，退至武清，不复能战矣。荣禄以闻，太后泣，问计于左右，以新斩袁、许，无敢言者。

    十三日，以李鸿章为全权大臣。时已停攻使馆……议遣桂春、陈夔龙送使臣至天津，使臣不欲行，覆书甚嫚。彭述请俟其出，张旗帜为疑兵，数百里皆满，可以怵夷，闻者皆笑。是日，李秉衡出视师，请义和拳三千人以从，秉衡观拜其长，人各持引魂幡、混天旗、雷火扇、阴阳瓶、九连套、如意钩、火牌、飞剑，谓之“八宝”。当是时，义民大至，往往而聚者数十万人，号为“禁旅”。大抵皆倚秉衡为名，秉衡亦羁縻之，取虚声而已，骄恣实不能使也。

    十四日，蔡村失，宋庆走通州之于家圩。

    十五日，张春发、万本华、夏辛酉败于河西邬（务），死者十四五，潞水为之不流。御史王廷相走，渡河死。廷相故与曾廉、王龙文、张季煜，以秉衡奏入军，兵败皆脱身走。廷相谄附拳匪，比于连文冲、鲍琪豹而阘茸过之。载澜、刚毅连名奏，廷相属草焉。尝上格天疏，请以大阿哥监国，尤好言用兵，秉衡信之，使总军事，以走死。而鹿传霖为请恤，优诏褒其忠。陈泽霖自武清移营，闻炮声，一军皆溃，秉衡走通州。（李记）

    十七日，李秉衡败于武清之马头，通州失，秉衡死之，拳匪杀平民无算而归。秉衡由丞尉起家，至开府，负清名三十年，及死而无人惜之者。通州已失，乃召宋庆、马玉昆守京师，驻南苑。（李记）

    是日［十八日］太后闻秉衡军败而哭，顾廷臣曰：“余母子无所赖，宁不能相救耶？”廷臣相顾皆莫对。议遣王文韶、赵舒翘至使馆，文韶以老辞。舒翘曰：“臣资望浅，不如文韶，且拙于口，不能力争。”荣禄曰：“不如与书观其意。”乃遣总理章京舒文持书往。书达使馆，约明日遣大臣来，以午相见，及期皆不敢出。时方攻使馆，舒文至，董福祥欲杀之，称有诏，乃免。（罗记）

    拳匪始于毓贤，成于载漪、刚毅，人所习闻。然最初实为李秉衡。光绪乙未，秉衡抚山东，仇视西人。山东有大刀会主仇西教，秉衡恒奖许之。丁酉十月，大刀会杀二教士，德人请褫秉衡职，不允，转秉衡川督。德人憾不已，乃命开缺；德人坚谓不足蔽辜，卒革职去。毓贤以曹州府知府至藩司，秉衡所最亲善也。及为东抚，循秉衡之旧，护大刀会尤至。己亥，刚毅入枢府，力荐秉衡，令查办盛京案，归即命巡视长江水师。秉衡过武昌，语鄂督张之洞曰：“朝廷将痛除西人，公当默体此意。”毓贤旋授山西巡抚，语其属曰：“义和团魁首有二，其一鉴帅，其一我也。”庚子五月，匪势大炽，东南督抚连名请剿匪，粤督李鸿章领衔，约秉衡署名，不得已从之。旋密奏请募兵北上，谓西兵专长水技，不善陆战，引之深入，必尽歼之。朝命统兵北上，乃募湘勇十六行营，中途逃散，乃返南京，另率队北上。比至京，而天津陷。孝钦后正忧惶无策，思与西军言和。秉衡入对，力以退敌自任。后大喜，命统张春发、陈泽霖、万本华、夏辛酉四军，出屯杨村河西坞，及至而杨村已失。西军势甚锐，秉衡一战而溃，自维无以对朝廷，乃吞金死。事闻，照总督例赐恤。联军入京，奕劻、李鸿章与议和，联军请惩办罪魁。得行在朝旨云：李秉衡固执酿祸，应定为斩监候。惟念已临难自尽，著革职撤销恤典。秉衡负清名三十载，自佐贰致开府，及死，人无惜之者。（《馀闻》）

    先是，直隶提督聂士成，兼统武卫左军，初受命剿捕拳匪，追踪逐北，继复奉命攻剿洋军，乃回兵迎之，匪众乘势扰其后。聂知事不可为，忿然率兵深入敌垒，志在必死。洋兵望见黄马褂，发炮轰击，洞胸坠马死，尸委道旁。数日后，其部下目兵薛保筠冒险入敌围，负其尸以出。然当时以不惬于端刚，竟未得褒恤。回銮后，始下恩命，予谥忠节，于天津建立专祠。厥后其子宪藩，扬历中外，名位显达，人皆以为忠义之报。盖庚子死事大员，疆场马革，惟聂公最得其正也。

    初，直隶提督聂士成奉命剿拳匪，有所诛锄。既而朝议大变，直督又袒拳匪，深恚士成。朝旨严责士成剿夷，时论又多所责让。士成愤懑无所泄，乃连战八里台，陷阵而死。（罗记）

    拳匪之变，以聂提督士成死事最烈。士成安徽合肥人，为淮军宿将，发捻诸役及剿朝阳匪，皆有功。甲午中日之战，据大高岭，阻日兵，尤著名。叶志超逮后，士成代为直隶提督，率武卫军驻芦台。匪焚黄村铁路，聂军一小队驰至，突被拳匪迎击，伤数十人。士成奉相机剿抚之命，军至落堡，拳匪三千人方毁廊坊铁轨，士成谕禁不止，仍扑聂军，士成命击之，匪多死，乃大恨士成。匪党诉诸朝，朝旨严责士成。裕禄命士成军回芦台。士成至津，遇拳匪于道，匪持刀奔马首，士成避入督署，裕禄为之缓颊乃止。时拳匪在津有二万人，遇武卫军，辄缚而戮之，士成不敢与抗。端王载漪、刚毅等深恨士成，思乘间杀之。荣禄虑聂军激变，驰书慰之，谓贵军服制，颇类西人，遂致寻衅，团民志在报国，愿稍假借。士成得书，慷慨复书曰：“拳匪害民，必贻祸国家。某为直隶提督，境内有匪，不能剿，如职任何？若以剿匪受大戮，必不敢辞。”聂军守杨村，遏洋兵，屡战，互有杀伤，洋兵以饷绌兵单折回。裕禄张拳匪功，赏拳匪巨万，聂军不与。旋奉命攻天津租界，血战十馀次，租界几不支。西人谓自与中国战，无如聂军悍者。拳匪恨士成甚，诋聂军通夷，朝旨又严督之。士成愤甚，谓上不谅于朝廷，下见逼于拳匪，非一死无以自明，每战必亲陷阵。

    一日，战方酣，拳匪拥入其家，絷其母妻女以去。士成闻报，分军追之。部下新练军一营多通拳匪，见聂军追匪急，大呼聂军反，齐开枪横击之。士成内外受敌，被数十枪，乃麾其军还攻拳匪，自突战于八里台，以期死敌。麾下执辔挽之回，士成手刃之。将校知不可回，乃随士成陷敌阵。士成中数弹，裂肠死。麾下夺尸归，拳匪将戮其尸，洋兵追及，拳匪逃，乃免。裕禄以死事上朝议赐恤，载漪、刚毅力阻，乃下诏责其误国丧身，实堪痛恨，姑念前功，准予恤典。士成死三日，而天津陷焉。（《馀闻》）

    洋军已破津沽，京师震动，拳匪溃军，益散乱无纪。清廷知势不可抗，复派人与使署通款曲，并馈食物。六月十七，天津失陷。七月己未，各国联军进逼京城，分道攻齐化、东直、崇文各门。使馆守兵，乘势溃围而出，与外军相响应，教民复争为向导。庚申黎明，遂攻破东华门，长驱入紫禁城，内廷犹不之知。是日适为镇国公载澜值宿，闻洋军已入，始趋入大内，请两宫速驾避难，于是遂仓皇出走矣。

    十九日，夷兵自通州逾时而至，董福祥战于广渠门，大败。时日暮北风急，炮声震天，风雨皆止。

    二十日，黎明，城破，夷兵自广渠、朝阳、东便三门入，驻郊坛，禁军皆溃，城中无一兵。董福祥走出彰义门，纵兵大掠而西，辎重相属于道，彭述方遍谕五城，谓我军大捷，夷兵已退天津矣。（李记）

    卷二

    宰怀来之初，禁拳坛。

    述怀来拳匪情状，与拳匪正面交锋险事。

    当京津骚扰之际，予在怀来，亦正被拳匪所困。先是直境义和团纷起，怀来毗邻各邑，亦以次波及。风声所播，群信为天神下降，到处传述拳民神技，争相炫饰，谓能吞刀吐火、呼风唤雨，宛然为《封神传》中人物。村闾妇孺，咸交口啧啧，希得先睹为快。盖民间感于历来国耻，及各处教堂教士之蛮横，排外之心甚热，亟愿得相当机会，合心并力以一雪其夙愤。以故邑中有识士绅，亦洋洋乐道其事。予独念历朝往事，远若如黄巾、米贼，近者如白莲、天方，决无以异端邪术而能成立大事者。妖风一启，莠民趋之，将来必至泛滥横决，不可控制，小则酿地方之患，大且遗邦社之忧。乃极口诫饬士绅，传谕里保，多方开导，严切取缔，谓：“现已奉旨明禁，怀来境内，无论何人何地，均不得设有神团坛宇及传习布煽等事，违者以左道惑众论，轻则笞责，重则正法。”以此拳坛遍于四邻，而怀来一县，尚成净土，大有平原独无之象。或有劝予稍委蛇其事以姑徇众意，而留转圆之馀地者，予固岸然不顾也。

    继而风靡益甚，境内无赖游手，均汲汲思动。闻某村有一少年，练术已成，神验大著，所在乡里，群奉之为大仙。予密嘱干役张元春，设法招致来署。已而果有乡民四五人拥之前来。予令引入偏院，挈护勇数名，亲往莅视。见一黄瘦村童，问其姓为郭，问其名为双桂子，问其生年，止十六岁，殊蠢蠢如鹿豕，而神气颇傲岸，绝无畏缩态。先向予对面立，即漫然作问曰：“大老爷，传我何事？”予谓：“闻尔道法高妙，已得神人附体，予特欲一亲试验耳。”曰：“可。”即东向垂手直立，口唇微动，不知作何语；俄而两颊作颤，面渐青如死灰，双目直视，悉改常度；忽向后直倒，瞑目挺卧无知觉。予颇皇遽，其人曰：“无虑，此祖师上法时也。”良久，手足徐徐动，两手作攫拿势，渐动渐亟，突挺然起立，如植木。复大声问曰：“尔请我来此何事？”予曰：“闻大仙降临，法力广大，深愿一得领教。”曰：“可。”声洪厉，已不似曩时。乃举手屈伸，移步腾踊，如术家技击状；见者谓步武姿势，确有少林宗法。予令次第改授刀棒，纵横舞弄，咸呼呼作声响，中间屡次向予进逼，如鸿门舞剑，意在沛公者。卫兵以枪格之，乃不得前。如是数四，予叱之曰：“止！速为我锁拿！”吏役以铁链套其项，初犹甚倔强，曰：“尔请我来，胡得如此无礼？”予曰：“我已看尔试验，实系妖术，上令所禁，于法应惩办。”即令役牵之出，立坐堂皇。俄顷间，魔法随解，勇气骤失。予诘之曰：“尔术何在？”则垂涕曰：“小人初时如梦，今始醒觉，乞恩宽释，以后不敢更习此矣。”方研讯问，忽堂下喧哄，有一乡人喊叫来署，言是此童之父，势甚汹汹，谓：“吾子何罪？尔等以善意邀请来此，何故妄加讯责，干犯神道？”予恶其强横，令责四百板，逐之出署，其子寻亦保释。自此境内肃然，更无敢言义和拳者矣。

    未几而津保一带，拳焰日炽，蔓延及京师，怀来接壤各地，香坛林立。怀人亦汲汲然延颈企望，直有来苏恐后之情状。一日，自延庆州突来拳民长幼约二千馀人，强在西关外西园子地方设立拳坛。不数日间，境内已靡然趋之，不可复遏。自士绅以至妇孺，皆拍手顿足，喜邀神贶。予尚欲设法解散，而邑中绅耆，乃至署内胥役，皆切切私语，深不韪予所为；即上峰官宪，亦多不以为然。直臬廷雍尤称予为汉奸，逢人痛詈，谓：“吴令若非曾氏婿，早当立予参劾。”邑绅因相率来署，劝予速弛禁令，并释拘禁拳民数人，谓：“老父台两年以来，于吾怀德惠至厚，吾等恐以此受意外横祸，失我好官，故不惜苦口相吁，实出一片至诚，别无他意。”如是反复至三五次，予尚坚执不为动，曰：“此辈终是左道，吾当官而行，依法办理，有何祸害之足虑。”是时适有亲友数人，自京中避难来署，闻知此事，皆顿足相抱怨曰：“书呆子，此何等时势，君尚欲为强项令，留此祸种以求灭门耶？”予始终与抗辩，诸人皆皇遽失措。无何而奖励拳民之上谕，已四处张布，并由省转行到县。于是邑绅署幕，内外交逼，拘禁之人，不得不悉予省释矣。

    越日，闻西园子坛中，拳首已公然号召徒众，从者云集。念已奉明令，更无法可禁阻，只得听之。旋有人来告，谓：“彼众已相率至署，来意甚不善，务请好言款待，虑人多势杂，或生事变。”予不得已，乃洞开阖门，冠服出堂上以俟之。俄而拳众蜂拥至，人数约在三四千以外。前行者八人，自称为八仙，已至阖下，均止步序立，一一自唱名通报。甲曰：“吾乃汉钟离大仙是也。”乙继声曰：“吾乃张果老大仙是也。”以次序报，如舞台演戏状，拐仙并摇兀作跛势，仙姑则扭捏为妇人态，神气极可笑。予先问：“诸位大仙降临何事？”曰：“予等特来拜会。”予始勉与敷衍，众中似有人呼嚷，谓：“此县官恐是二毛子，吾等须细细审勘。”复有人止之曰：“此事从缓，今日且不必理会，如有怠慢，将来可随时监察也。”有数人同声曰：“然。然则尔日后须小心。”支吾一小时间，居然相率退去。此实为予与拳匪交涉之第一幕也。

    拳众去后，予正喜无事，方与幕中诸亲友围坐数述，并研究将来应付之法，忽有人至署，谓请予至坛拈香。商之诸友，皆面面相觑，无可为计。予念我竟不往，不能禁彼之不来，恐一生芥蒂，愈多枝节，不得已即如约前往。众均为予栗栗然，然迄无术可以相却。或劝多带护兵，予曰：“尽吾署止二十人，以一敌百犹不足，徒增猜嫌，无益于事。”乃挈护兵六名，家丁二人，骑而行。既至坛所，见系一古庙，门外已遍扎天棚，极高敞，气象赫弈。拳民纷纷如蚁聚。既闻予至，则众中分辟一道，两旁拥立如对仗，中间仅容一人。护兵已被格不得入，予乃挈家丁及礼房书吏一人，步行至棚内。中设香案，众吼令行礼。予向上仰视，见所供为关圣，乃肃立致敬，曰：“关圣系国家崇祀正神，分当行礼。”即呼礼书，命唱赞三跪九叩。礼毕，旁一人格不令起，曰：“此县官是否二毛子，须先焚表请神示。”左立者乃取黄纸一张，就烛然之。盖彼中实以此法定神判，凡被嫌之人，均押至神前，如法勘验。如纸灰上升，可判无罪；灰不扬者即为有罪，或立致之死。其实彼辈固别有诡法，可以任意为之也。然所爇纸灰竟不起，但闻众中哄然曰：“嘻！二毛子，神判定矣，当速斩。”一人曰：“吾知尔心中素不信服我等，故神降尔罚，到此处丝毫不能枉纵，不似尔等做官，可以胡涂判断也。”予曰：“断罪当以事实为凭，心中云云，安得为罪？假令我谓尔心中如何如何，试问尔将以何法自明？我今已至此，宁复畏一死？但戕杀命官，事非小可，便与谋反无异，朝廷必有极严重之法令，大则屠城，小则灭族，恐尔等担受不起耳。”众闻予言，似已心怯，右一人复作排解语曰：“师兄，他一向迷误，也须此刻可以回转过来，何妨再试一番？”左者曰：“师兄言之有理，就请再试。”右者复取一黄纸烧之，灰将烬，忽从掌上腾起，其人曰：“果然，他已明白矣！”然未及尺许，仍沉沉下坠。左者曰：“如何？毕竟他心中还是迷惑不定，拿不稳主意，如此定靠他不得，不如依法斩了为是。”两人正相持间，似有人言：“且送他上大殿焚表，再行判断。”言已，众即拥予至后殿，则一人扬眉努目，当庭作跨马势。手张一黄缎三角旗，作火焰边，旂上书“圣旨”二字，右手持竿，左手搴旗角。如戏剧中马后旗弁。众复促予行礼，予曰：“对圣旨行礼，宜也。”复命书吏唱礼，三跪九叩如仪。其人突挥手作势，将旗一卷，植竿于火炉中，不作一语。众又拥予至前庭，谓将正式谈判。予见庭中置一方桌，上设两座，左右两行，分排座位十数，予即手撮一椅，掷之于旁，移一椅当中，自据坐之。众相顾错愕，然亦不相阻格，竟各自逡巡就坐。近案者八人，左右各四，首与身上，皆红布结束，想系坛中头目。次座十馀人，则腰束一红带，率皆就地士绅，彼中谓之香客，殆非彼团中人而受其延致者。予坐定审视，不觉毛戴。盖此八头目中，其一曾充予护勇，被责革退者；一曾充本县油行牙纪，亦以顶名朋充被革；另一人则曾以犯案受枷责示众。三恨同仇，相逢狭路，念今日祸且不测，然已无可如何。想果死于此，亦系前冤夙定；一转念间，气反为之加王。视列座皆嘿嘿无语。良久，左座一人忽面目抽掣，欠伸起立，曰：“吾乃汉钟离大仙是也，不知县太爷驾到，未能远迎，面前恕罪。”语甫竟，右座一人亦如法起立，曰：“吾乃吕洞宾是也。”左者即向之拱揖，曰：“师兄驾到，有失远迎，恕罪。”右者亦拱手曰：“候驾来迟，恕罪请坐。”左者复曰：“师兄在此，那有小仙坐位？”右者曰：“同是仙家一脉，不得过谦。”左者曰：“如此一旁坐下。”装腔弄态，全是戏场科白，几欲为之捧腹。予亟挥手示意，曰：“止，止，我先有话请教。我知钟离大仙乃是吕洞宾之老师父，岂有师父向徒弟如此卑谦之理？”钟离以手执大羽扇，指余厉声曰：“县太爷乃是凡人，那知我仙家道理！我今须要审问尔三条大罪。”予曰：“不知何罪，倒要请教。”曰：“本团为国出力，尔为国家官吏，乃到境以来，丝毫未有帮助，嗣经绅士往说，乃竟朱书一条，上写‘赏银十两’。我等何人，岂受‘赏’字！况此区区之数，何足重轻。此尔之大罪一。不帮助尚是小事，乃反多方禁遏，挠阻忠义，此尔之大罪二。凌虐我团中信徒，侮慢神使，此尔之大罪三。这三项大罪，证据确凿，看尔如何辩答？”予行时幸携有《京报》二册，一载禁止拳民之上谕，一载弛禁奖励之谕。因摹仿彼等动作，当时即起立抗声曰：“本县系遵奉圣旨办事，何得为罪？现有凭证在此。”即从袖中取出一册，两手祗捧，大声宣告曰：“圣旨下，跪听宣读。”众愕然相视，不跪亦不语。予朗读一通，曰：“尔等当已明白，如此煌煌圣旨，令我禁止拿办，我安得不遵奉？”曰：“这圣旨安知非尔假造？”予曰：“嘻，这更奇怪，你看此是黄面刻本，从京发到省，省发到县，难道我一时间可以刊印出来？况假传圣旨，何等重罪，我想有此胆量？”吕仙从旁驳难曰：“既有圣旨拿办，你何以后来又不拿不办，反将已办之人释放？这明明看我等势头已大，故尔翻身讨好，难道又不要遵奉了么？”予曰：“不拿不办，也是遵奉圣旨办理的，现又有证可凭。”当从袖中另出一册，捧之宣告曰：“圣旨下，尔等跪听。”复如文朗读一通。吕仙曰：“既系圣旨，何以前此要禁，后又不禁，出乎尔，反乎尔，是何道理？”予曰：“此则须问皇上，与我无干。依我想来，或因从前未有实验，不敢放心，故要禁止；近来看得团中弟兄们确是忠心为国，所以又加奖励。皇帝为万民之主，威福本可从心。只看戏文上，古来忠臣义士，忽而问罪抄家，忽而封侯拜将，前后反复，都是常有之事。我辈做官，只有奉令而行，岂敢向皇上根究道理？我今有话在此，诸大仙如果能打退洋兵，保护皇上，那时奏凯回来，我当跪于道左，香花迎接。如徒恃人众，欺凌地方长官，我纵为尔等戕害，亦不心服；王法具在，终必有百倍抵偿之一日也。”

    言至此，两人似皆语塞，彼此愕顾，若更欲求一言诘难而不可得。方在支吾对付间，忽见万头波动，有一人以两手捧股，从众中踉跄叫喊而上，曰：“好，好，县太爷在此，今日必弗令轻脱，吾股上四百板花尚在，须请大家算帐也。”视之，则郭双桂子之父，前因其子被逮，咆哮公堂，曾被笞责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心中亦不觉为之趯趯。幸赖旁坐诸绅士从中护助，群合词起呵喝，谓：“此地无尔讲话分，不得无礼，速退！速退！”此人乃竟嘿然而止，抱头鼠窜，缩入人丛中。一场啰唣，遂得无形消解。盖是时虽甚扰乱，而绅士犹为人所信服，此亦难得之事也。

    此时钟、吕两仙尚念念有词，予亦未辨何语。忽吕仙接座之一人突挺身起立，颐颏颤动，两手飞舞作势，似气力甚坚劲，口吃吃不能遽发声；良久，始噤作语曰：“吾吾乃关圣!”此语一出，座中咸战栗失色，堂上堂下，悉匍匐伏地，叩头如捣蒜，口中齐声高呼：“请大圣回驾。”连叠不止。其人支撑数四，似气力渐懈，亦遂颓然就座，默无声息矣。

    该团中既供奉关帝为主神，乃对之悚惧如此，殊不可解。事后询究，盖谓关帝大驾不易下降，降则稍失诚敬必罹重谴，受祸至不测，故不敢当此大神也。尔时虽已退神无事，然诸众犹怅惘相对，如失魂魄。绅士中有以目示意者，予遂乘间告辞，谓须回署勾当公事。彼众均愕眙相顾，似一时不得主张；予即离座前行，亦迄不加阻止。两绅士翼予至门首，门间十数人左右立，阻之以肘，予努力格之而出。两旁拥立者似不肯让道，故横肱鼓腹以相挺撞，然亦无直截阻拦者，予竟从众中分道直抵棚外。护兵已控骑相待，立上马急驰。去坛稍远，气始为之略舒。不意甫及西关门，复有人从后奔至急呼曰：“请县台在西关艾家店等候，大师兄尚有话，且勿遽回衙署。”予一时莫测来意，殊周张无计，然不得不勉从所请。候至日入，竟无消息，计不复再候。正传呼导从，将欲上马，则又有一人续至，谓：“今日无事，请县台返署可也。”归途中不胜愤懑，念此行真可谓投身虎穴。在当时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亦殊无甚畏怯，事后追思，反不觉怦然心动也。

    县署东南，有法国教堂一所，甚宏丽，教士人等，早皆已逃避出城，麇聚于距城七十里之双树村，筑垒坚守，堂中空无一人。予甫自艾家店回署，拳众数千即尾随入城，环绕教堂纵火焚烧，但闻墙倾栋折及群众欢噪之声，如波翻潮涌。(凡拳匪焚烧教堂或民房时，在场观者，无论男女老幼，皆令环跪，同声大叫“烧烧烧，杀杀杀”，呼声震天，助其逆势。有不从者，则指为二毛子，顷刻剁成肉糜。)俄倾烟焰涨天，火星飞入县署，予顿足忿叹，无可如何。家人咸诫予毋作此态，恐师兄闻之，指为反对，将有不利也。方烦灼间，有绅士请见，谓师兄有言，请县长捐助香火银若干，即可赎罪。予曰：“予有何罪当赎？且囊无一钱，奈何？”诸绅曰：“愿效奔走。”有顷，各携银钱袋入署，有数十金者，有百馀金者，合数并计，已凑成五百两。盖县城向无钱庄银号，惟有粮食店数家兼代兑换，或由当铺通融，始得此数，诚非易易。予曰：“承诸君善意，任自为之，吾不问也。”诸绅乃相率同去，俄顷复返，将原银如数退还，谓师兄言县官尚清廉，吾知此银全系借来，不必收受，因此故得珠还云云。予一笑谢之，诸绅遂欣然分携银袋而去。此一日间事，又算侥幸结束矣。

    无几时，城内复另设神坛一处，云系从西关坛中分派而出者。大抵以在坛头目互有权利冲突，不能相容，因愤裂他出，自谋独树一帜。从此怀来境内更添一阱。一之为甚而有再，哀我怀民，其何以堪！然此时魔势方盛，官力至薄，已无法可以干涉，只有空呼负负而已。

    两坛分立以后，各自招集教徒，分树权势，几于无事不相角竞。地方人民介在两暴之间，左右支应，动招疑忌，受累因之益甚。幸一切争执皆由绅士从中排解，一无所赖于予，而双方又皆有利予为助之希望，暂不欲与予结恶，予转因此以纾其祸。经过一再争搏交涉，似乎地盘分配较有眉目，遂亦稍稍相安。然暗中之蛮触斗争，固未尝一日或息，而以予为彼中注矢之的，又两坛所共同一致者。特区区官府之名义，尚未完全消灭，彼此皆略有顾忌，均不欲首先发难，独负其责耳。

    怀城西北隅有一白衣庵，乃古刹也。地殊幽静，住持某僧亦颇有戒行。署中幕友辈暇则前往游览，藉消尘俗。一日，予姊丈缪君石逸赴寺茗谈，偶述及拳事，某僧颦蹙曰：“阿弥陀佛，此辈号称义民，而比来行径乃复如此，直与盗匪无异，尚安望成事？县官真明见，先时禁止拿办，众意尚不谓然，不意遗祸至此。如今吾邑人当已感悟，然县官因此受累已不浅，好官诚不易为哉！”言下叹息，诵佛不止。石逸回署，晚饭时偶为予述之。次日早晨，即闻拳匪数千人围绕该寺，将某僧捆曳而出，无可加罪，则曰：“此白莲教徒党也。”竟积薪焚死之，厥状甚惨。人人咸知其冤，而莫敢一言。匪焰之凶毒如此。

    拳匪以衔憾未泄，意犹不释，时时欲与予为难，吹毛索垢，无孔不入，情状殊极鬼蜮。一日，城外西园子拳众数千人忽又哄至堂下，谓将焚烧公署。予不得已出门外谕解之，则见署之头门后户，皆已树有红旗，上书“南方丙丁火”字样，相戒以午正举火。方纠葛间，城内坛上之大师兄亦以此时来署，佯作善意，谓特来排解。予深悉其诡谲，任其如何巧弄，均坚词婉拒，不为所动。彼乃怫然大怒，厉声曰：“这真不知好歹，我不管了！”即率其众呼啸去。予独与西园拳首交涉，反复劝阻，谓尔等皆予部民，怀来好百姓，若有事理，尽可商量评论，何用如此扰扰。其中一人即大声直前曰：“咄！这都是二毛子口吻，至今日尚如此托大，乃居然视我等为尔部民耶？来，来，你且仔细睁着眼，试看我头上何物？”予果就视之，乃剪成洋铁一片，朱书一“佛”字，缝之首帕。即自指其额曰：“老佛爷见了，也要下跪，小小知县官算个什么！这署非焚毁不可。弟兄们，齐心听令！”予亦大声诏之曰：“县官即不德，罪只在予一身，今可听尔等处置，何至怒及衙署？即令尔等能平尽洋人，我国内总不能不有官府；既有官府，即不能无署衙。此好好的怀来县署，若将来须要重新建造，在势必须请动公款，当然要将此番事实说明。彼时皇上问是何故焚烧衙门，谁人为首，谁人起意，定有承当其罪者，于我固无与也。况戕杀官长，即是谋反大逆，是何等情罪，吾前已屡言之。若加以毁署，则罪上加罪，将来如何办理，更不可以测度。恐至少亦须有数千百人按法偿抵，其中难免有尔等之亲戚故旧同时被累。大兵一至，玉石不分，后悔宁复可及？我今日尚忝为怀来父母官，相处两年有馀，对于怀来民众，皆有手足骨肉之谊，良心所在，总不忍不将此中利害向尔等预为宣说耳。”彼闻语似觉气沮。为首一人，故以两手遮目，向天空左右望，旋顾其侣曰：“师兄，时候未到，尚须改日办理，我辈且回，好歹逃不了掌握也。”遂亦呼啸一声，扬长而去。此一绝大难关，又获平安度过，殊意料所不及也。

    有一次，最为棘手，盖梦想不到之意外事故，突然而来，扑朔迷离，令人莫可捉搦，则真无法应付矣。先是拳匪初起时，京畿各县，怀来以外，惟署定兴令罗君正钧与予主张相同，亦一律严禁拳坛，缉拿惩办。拳民固衔之至切，而廷臬恨彼，亦正与予相同。罗君负文名，有政声，曾致书于予，盛称予之明识，且痛诋拳匪，谓将来必召大祸。此书不知何时为署中人所泄漏，乃益为拳众切齿。从此凡予往来信札，暗中均被检阅，而予固绝未之知。予有至友会稽陶君杏南，名大钧，时充总理衙门同文馆东文教习，予频与通音问，率多感愤时事、诋议拳祸之语。每去信，则专遣马勇一人，入都投递。一次予遣专勇带信，行至居庸关，拳众搜检行李，此函竟被发见。彼仍纵勇入都，而将此函寄交怀来匪首，请其查究。一日早间，突有拳目多人，簇拥来署，要予出见问话。予一出阁门，为首者即厉声曰：“尔平日每饰言不反对我等，今真凭实证已落我手，看尔尚有何法抵赖？”予茫然不知所答。因询问何事。彼即以此函掷之予前，曰：“此非尔亲笔耶？其中所作何语，请尔自宣读。”予一见此函，不觉惊异失措；念只有矢口推诿之一法，即佯作不解，曰：“嘻，此函何来？何为牵涉及我？我绝未尝作此函，亦并不知此事。”既而作猛省状，曰：“是矣，此必有奸人造作诬陷，欲害我以并害尔等，万万不可轻信，堕其术中。假令我存心反对尔等，则必有何种计议之事实。空空写此一函，说几句废话，有何作用？”其人曰：“尔之亲笔，何人可以假造？”予指函示之曰：“此安云我亲笔？你看丝毫不类，且上面又无印信图记。如此空函，任是何人，皆可假冒，安能作据？如不信，可当面核对笔迹，若果相同，愿甘倍罚。”予深料彼等必无鉴别笔迹之能力，故敢大胆言之。旁一人搀言曰：“彼存心反对我等，为日已久，不定尚有何种图谋。我想此等笔札，必不止此一件，今日必得认真搜查，以免抵赖。”语至此，一人忽出一剪就纸人，长五寸许，上用墨画眉目衣折，擐甲执戈，如戏剧中武士装束，却自腰截为两段，扬言曰：“我等昨夜巡逻街道，于灯影下忽见一人前行，步履甚急，如畏追捕者。我即奋力追上，举刀横斩之，其人即倒地不见。以火烛之，地上惟有此纸人，已成两截矣。当经归坛焚香叩祝，恳请神示，适奉洪钧老祖降临，判明真状，谓系尔容留白莲教徒在此，兴妖作怪，欲与我等为难。怪道昨有辎重车一辆，从京来此，直达县署，其中有四箱纸人纸马及草豆等物，同来之人，皆有妖术，尽能剪草作械，撒豆成兵。是尔反状已实，不能不趁此彻底查究。”予亟应之曰：“如此极好。请速速检查。我署中如搜得一纸一字与此相同，及有纸人纸马可作证据者，悉听凭尔等处置，刀锯鼎镬，一无所悔。”其人曰：“尔即有之，难道不能销毁耶？”予曰：“我事前并未知尔等来此，当然无有预备，若令销毁，必在此一顷刻间，无论如何，定有残灰冷屑，消灭不尽之痕迹。请速进内一勘，如有丝毫灰迹，不论何等文件，均可认作凭证，一样认罚。若过此以后，便不能无端诬蔑，横加缠扰。尔自受人愚弄，欲陷尔众于戕官谋反之大罪，尚不自知省悟，转来向我叨絮耶？”彼等闻予措词坚决，似觉理直气壮，心无虚怯，因而对于此函亦不免发生疑窦，觉予所言云云，实有理致。至纸人草豆，明是彼等所捏造，自更不敢坚持。来时凶焰，不觉徐徐敛息。一人即作收帆语曰：“尔诚善辩，但早晚必有真确证据，便尔不能置口。师兄们且先回坛，姑再放他一次，改日再来问讯可也。”此一度绝是险境，又幸以数语得解，则尤出意外矣。

    越日，马勇自京回，始知陶杏南因曾留学日本，已被步军统领庄亲王部下逮捕下狱。微闻初被收时，有一六品顶戴校尉坐堂审讯，突然问曰：“赔款二万万与日本，汝与翁同龢、张荫桓等分了多少？从实招来。”陶曰：“此话从何说起！我不过一翻译耳，安能经手赔款？请明察。”云云。此人卒亦未加刑讯，入狱后亦未上刑具。传闻为拳匪捉拿羁押者，殆不下百馀人。此函即不被截搜，到京亦无从投递，或且招意外枝节。祸中福，福中祸，固皆不能预测也。后洋兵入都，陶君始得出狱，被拘已六旬有馀矣。日人甚重陶君品学，故此次惟日兵所住界内，诸人皆获安堵，实陶君从中斡旋疏瀹之力为多云。

    予在拳匪巢窟中，凡无理取闹之事，殆亡虑数十百起，细琐口舌，几于无日不有。三番四叠，而卒获苟免者，亦幸赖两年来孜孜兀兀，小心求治，不苛敛，不滥刑，宽厚待人，平恕折狱，与地方绅民尚无恶感，怀来百姓颇谬称为好官。以是拳众虽挟有积嫌，而牵于怀人公论，尚不敢无端加害。无形之中，实赖士绅维护之力。若平日稍有徇私枉法，结怨百姓，则区区一身早已成为齑粉。乱世为吏，险矣哉！

    自京津构战，我军迭遭败衄，溃兵纷纷窜入怀境。拳团亦颇知儆惧，则谋撄城为固守计。东南各门，悉以土石填塞，独留向西一门通出入，派有多人在此，专司盘诘。匪众皆以红布帕首，登城守望。予恐为溃兵所见，致遭攻劫，殃及城民，迭令绅商劝阻，迄无效果。以后消息日急，彼中丁壮，皆以搜查二毛子为名，分向各山乡搜括隐匿，止留老弱残馀，在城防守，匪势因之日杀，予亦稍稍得安静。但各门堵塞如故，出入仍不得自由。匪特于城上为悬筐，凡有往来文件，则投之筐中，缒而出入。各地来文，必先经彼查勘无碍，始行转送来署，发行文书亦然。故予在此数十日间，直如困守围城，内外隔绝，终日坐井观天，殊不稔外间大势作何景象也。

    最后尚发生一极大难题，无法可解，直可谓陷于绝地。盖是时廷雍已勾结拳匪头目，力挤藩司廷杰而代其位。廷藩去任时，竟有拳匪多人拥伺堂下，甫出阁门，即被拦截。有两人持长刀迳出左右，向前直劈，廷公为之目眩魂失。刀光过处，嘎然一声，双杠齐断，肩舆立时顿地。廷公几倒仆舆外，幸为手板所格；然板亦随断，两手腕均受伤。旋从舆中横曳而出，厉声呵叱曰：“咄咄，你这二毛子官，现已犯罪削职，看饶得性命，已是非常造化。尔尚配装腔作架，用此舆从耶？”左右卫从，立时奔散。廷不得已，只身步行踉跄出城外，仆役均遥遥随护之。出城后始稍稍聚集，摒挡就道。沿途经过拳坛关卡，节节阻难，所至辄令跪伏神前，焚表勘验，一如予在西关坛中领略情状，而横暴加甚。盖予当时尚有就地绅士为之护符，胆力差壮；彼则孤身独客，举目无依，情状更难堪也。自保定至京师，三程之路，凡历十馀日而后得达。随身行李衣服，掠夺俱尽，抵京师仅存一身，面目都失，狼狈殆无人色。闻皆由廷雍从中嗾使，故有意凌辱之。两人蓄怨至久，当不止于一言一事，但初因予事发生龃龉，宵人乘间挑拨，因而愈结愈深。衅由我启，思之不无耿耿；顾区区口角微嫌，乃至如此相报，居心亦太酷矣！

    廷雍既已窘廷藩，黜罗令，独予尚安然无恙，彼意中当然未释。但革我无罪，撤我无名，且仅止于革撤，犹不足以塞其意。揣彼之心，实欲置我于必死之地，而又不甚显露痕迹。盖因予有曾宅关系，勋门至戚，不欲间接结怨也。彼前已一再昌言之，所以窥及彼隐。然因此之故，转觉一时摆布，亦颇不易。彼乃别出心机，忽然下檄，以予与威县对调。盖是时署威县者为孙毓琇，系李秉衡之婿，李方以倚重拳匪得柄用，廷欲迎合李意，故特以怀来调剂之。威县辽僻，而怀来近地较完善也。孙分可以来，而予势不能往。一以结李之欢，一以置予于毒，一举两得，而表面上又无丝毫可议，其用意可谓至巧。予念威县去怀来千馀里，群盗载途，如何可达？况予素为拳匪所蓄憾，所以幸免于难者，半藉怀来绅耆之调护，半亦以地方官长名义所在，不能不有所瞻顾也。若一旦卸篆，则自彼视之即为平民，使无所用其顾忌。行则重关列卡，到处堪虞，恐未至居庸，即已遭其毒手；留则旅寄孤悬，居停何恃，即偶资托庇，亦难倚以久安。何况幕僚亲旧，相依尚有多人；书簏衣笼，身外不无长物。际连天之烽火，还乡里莫定平安；惊遍地之荆榛，望京邑亦难遽达。仕与止两无长策，去与留悉蹈危机。前顾无涯，四方靡骋，真成日暮途穷之景象。现状已成险境，离此一步，恐欲求现状而不可能。但孙君出谷迁乔，其来必速。新任一至，势不能不立予交代，绝不容有纡回计较之馀地。论官场通习，虽已奉有明檄，第须斡旋得法，亦未尝不可转败为功，因祸成福；但予初无此种长技，况现在暗中劲敌，实为廷雍，肘腋之下，东西南北，举不能出其掌握。彼既蓄心死我，宁复有术自全？每沉思至此，但觉肝肠百结，寸寸皆成锢窒。除听天任运，坐待脔割外，别无他法。兼以闷守空衙，群狼环伺，耳目闭塞，绝不知阁门以外作何动静。近虑目前之险，远思来日之难，每诵苏子瞻“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之句，此身飘飘然，直觉釜底游鱼，煎糜即在旦夕。不意绝处逢生，忽有两宫驾到之一幕，霎时间天旋地转，又别开一世界。虽后来之遭际不知何似，而就此一时境地论，则真可谓太阳一照，万煞全消；八面罗网，同时并脱矣。

    卷三

    两宫抵怀来，吴永迎驾，扈从至太原。

    七月二十三日，天色阴晦。外间都无消息，沉闷殊不可耐。长日与署中幕僚亲友，楚囚共对，气象阴惨，昏昏然不知身在何等境界。视日已向暮，则促具晚餐，计惟得举酒浇愁，暂图一时暝醉。忽由匪处送一急牒至，谓系紧要公文，心即为之跃跃不止，念此时必无好消息。旋由家人呈递，第见粗纸一团，无封无面，已绉折如破絮，乃起向案角子细平熨，仿佛为一横单。就灯下视之，上有字迹数行，其式如左：

    皇太后

    皇上满汉全席一桌

    庆王

    礼王

    端王各一品锅

    肃王

    那王

    澜公爷

    泽公爷

    定公爷

    贝子

    伦贝子各一品锅

    振大爷

    军机大臣

    刚中堂各一品锅

    赵大人

    英大人年各一品锅

    神机营

    虎神营

    随驾官员军兵，不知多少，应多备食物粮草。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二日

    年月上盖用延庆州州印。始知延庆州带印公出，两宫圣驾已在岔道住宿，离怀境只数十里。于是阖署惶骇，不知所出。幕友并疑为伪，惟予详认字迹，确为知州秦奎良亲笔，于理不得有误。或谓即使真为御驾，此山谷荒城，何法办此大差？不如置之不理，听其自去。既无正式上官命令，乱离仓猝中，谅亦不至为罪。供应而不如意，势且受不测严谴，岂非自取其咎？或且有劝予弃官逃避者。仓皇聚讼，莫衷一是。予躇踌再四，念身为守土官吏，亲食其禄，焉有遭逢君上患难而以途人视之者？祸福固不可测，然尽吾职而得祸，于心无尤；即巧避而幸全，返之吾心，终觉恻恻不安。惟有悉吾力所及以为之，前途祸福，只得听之气数。于是乃决计迎驾，不复反顾矣。

    怀来本京绥孔道，轺车驷马，络绎不绝。因此特置两驿、四军站，额设驿马三百馀匹，平时供张人役，器具刍茭，颇有储峙。奈是时地方秩序已乱，严城之中，内外隔绝，驿务亦停顿废弛，百物悉遭损耗。原有驿马，多为溃兵所掠，现仅存五六十匹。其馀器物，更复无从征集。但岔道离怀来所属之榆林堡仅二十五里，自榆林堡至怀来又二十五里，相去只五十里。计明日必当启跸，第一站即为榆林堡。向例大差过境，必当于此地迎候，预备休息打尖；无论如何，万不能不稍有供顿。堡中平时本住有司事数人，承办驿务，乃先发急足前往知会，命就地料量饮食。本署雇有庖丁三人，厨役十数人，亦为办差之需。乃先派一人，携带下灶及蔬果海味等物，夤夜赴堡帮同该站司事治办一切，乃守门拳匪坚不允放行，不得已缒城而出之。方是时，拳匪之精壮者皆入南山打二毛子，城中惟老弱拳匪三四百人。予夜将出城，为首者质问何事。予曰：“前往接皇太后、皇上圣驾。”匪首厉声曰：“他们皆已逃走，何配称为太后、皇上！”予曰：“皇上巡狩，全国以内皆可行。如我为知县，私行出境，始可谓之逃走；若下本县各乡办公，亦可谓之逃走乎？”匪顾同类曰：“此乃二毛子口气，应当宰了。”众遂大呼入暖阁门。予急奔入，语马勇曰：“有入二堂者，即开枪，毋稍顾忌。”匪闻之大惧，相率出署，迫市肆居民人出一丁，头上幂以红布一方，各执灯笼，登城作防守状。时京畿溃兵，日夜北行，如蚁如潮，络绎不绝，悉从城外经过。彼辈皆恨拳匪切齿，倘见红布蒙首，误为拳匪，或以大炮轰击，城民又实无捍御之具，岂不危险？予虽深虑及此，然无法禁止。予有一侄在署，延博野诸生某君课读。某君自言：“与拳民大师兄某为同乡，当往说之，使其率众下城。”予曰：“甚善。”有顷，仓皇返署，神色沮丧，言顷往见其头目，甫启齿，匪首即怒詈曰：“此二毛子说客，速开刀勿轻纵。”即有数人将其捆缚，反接两手，摔令长跪，乃叩头哀求，久之始释云云。因怒目向予，谓：“今日为君故，几不保性命。实堪忿叹！”予再三慰藉，犹悻悻不已。予姊夫江阴缪石逸延福，适于前月避难来署，予即请其多书尧天舜日等颂扬朱联。西关有行台一所，本为大员往来过境公馆，即预备于此为行宫，连夜糊壁粘联，悬灯结彩，扫除陈设，粗有可观。一面飞请本城官绅筹商一切，因请诸绅转谕居民商肆，相与协力为助。诸绅突闻驾至，皆相顾错愕，不敢发一语，予好慰之曰：“无庸，第嘱本城居民，将存贮食料，出其二分之一，多制备食物、米饭、蒸馍、烙饼、稀粥等事，多多益善，或能佐以蔬干盐菜尤佳。所需价额，将来均由县负责偿给，决不相累。”则皆哄然应曰：“如此易办，决当遵命。但拳民顽梗，不可理喻，恐父台不能出城，将如之何？”予曰：“是无虑。予为守土官，奉旨迎驾，非出不可。彼辈向自称义民，今御跸捋临而不允吾出，是反也。惩治反贼，吾自有严法，更何所顾忌？”时署中募有马勇二十名，装械整饬，颇勇敢能效命。予因传队目至，当众下令曰：“尔等明日以八人随我迎驾，可整枪实弹，迳由西门出。有敢阻遏者，即发枪射击，格杀弗论，予自负其责。”队目唯唯听令。予因商之诸同寅，教官丞簿咸在座。予曰：“吾明日拂晓即出城，诸门已堵，此时即开塞搬运亦不及，只得迂道出西门。但东门当辇道，不能更烦銮舆环绕。请诸君立即掘去土囊，洞开城门；并以堵城之土，将街心积潦填平。扈驾大兵且至，如有人出头违抗，必杀毋赦。”诸人均承诺退去。正忙乱间，忽见所遣厨役踉跄而前，血淋淋满襟袖，谓“所携肴核，系雇两驴驮载出城，仅二三里许，即被游勇掠去两驴，食物悉弃于地，并刃伤右臂，因不得而往”云云。念无可如何，姑且置之。县城向无猪肉铺，予乃命厨夫屠豕三头，除治办筵席外，别以大锅三口，烂煮杂脍蔬肉。扰扰终夕，部署粗定，而东方已白矣。

    予先室曾夫人，于前一年己亥小除日逝世，未有子女。是时尚未续娶，惟予姊及姊丈适以前月来署；尚有一嫂一侄，亦从在署中，馀则只幕客数人，及京官旧友之避难来署者，此外别无眷属。只得托姊丈代为主持照料，并借用民房、铺户、庙宇，嘱为布置扫除，以备王公大臣及随扈官吏公馆。予旋自行检点各事，碌碌竟夜。拂晓，即挈马勇八人，策马迳向西门而行。顾当时拳匪间谍，遍布于吾左右，一言一动，无不向外报告。予先夜令马勇所言云云，彼等俱已周悉，因竟不敢相阻。而道中红布狼藉满地，盖已闻官兵将至，恐受屠戮，故汲汲扯脱抛弃也。

    出城八九里间，忽大雨如注，淋漓遍体。予尚衣补服，幸携有紫呢外罩，即披之于外，加油兜于凉冠，冒雨竟行。道本沮洳，至是益泥泞不可放马足；又风吹湿衣，寒冷彻骨髓；颠播瑟缩，困顿殆不可言状。幸俄顷而雨止，适见近面有一驮轿，迤逦而来，一骑为前导。予不知何人，即弛油兜外罩，驻马道左以候之。俄而至近，前骑即高声问曰：“来者其怀来县耶？”予应之曰：“然。”曰：“此即军机赵大人。”而舆行已至身畔，予方拟下马，赵公即搴帘止之，问：“前去有无馆舍？”予曰：“大人公馆，谨已有预备，惟得信仓猝，恐不及周至。”曰：“有舍即可。两宫饥寒已两日夜，情状极困苦。洋兵打入紫禁城，势不能不走。汝但竭力供亿，使两宫暂得安适，庶稍苏积困也。大驾随后且到，可即前行迎驾，吾无多言矣。”

    巳正，抵榆林堡，则居民逃徙已尽，街市列屋尽闭，寂然无人烟。寻至站所，仅有管驿家丁董福一人尚留守未去。问以所事，曰：“全堡已空，稍有馀物，亦为兵匪掠尽，更无法可搜集。驿马但有老羸者五匹，馀皆为乱兵掠去。此堡只有骡马店三处，今择其较宏整者，备圣驾小憩。几椅铺垫，夹板门帘，朱拓字画，均略有陈设。本令每店各煮绿豆小米粥一大锅，乃两店之粥已为诸军吏卒掠夺一空，此店之粥亦几被攫食，再三央告，谓此系预备御用，始获保存，现所馀者止此矣。”予曰：“现在已无他术，惟力保此锅，勿再被劫为要。”因自坐店门石墩上，命马勇荷枪侍立，遂无人敢入店。

    俄见肃亲王乘马先至，予都中旧识也。一见即向予致语曰：“皇太后乘延庆州肩舆，其后驮轿四乘，皇上与伦贝子共一乘，次皇后，次大阿哥，次总管太监李莲英，各坐一乘。接驾报名时，俟四人轿及第一乘驮轿入门，即可起立。”予唯唯谨记。旋见导骑十馀，驰骋而来，前骑传呼驾到。遥见四人舁蓝呢大轿前后，将至店门，予跪唱：“怀来县知县臣吴永跪接皇太后圣驾。”接连一驮轿，见其中对坐二人，复高唱：“怀来县知县臣吴永跪接皇上圣驾。”报名毕，即起，仍坐门外石上候命。复见双单套骡车七八辆，则瑾妃及庆王两女，与宫女、女仆，各项首领太监，皆陆续入店门。其扈跸王公军校，悉散立街衢或在店铺门外，骑步兵卒约数百人，纷错不整，悉现饥疲之状，盖已狼狈数日矣。

    二十二日，出居庸关，至岔道，兵不及二百人。延庆州知州秦奎良进膳，从官不得食，有怨言，奎良惧，太后慰遣之。是日，马玉昆至。（李记）

    纷扰略定，忽一太监出门外，大呼曰：“谁是怀来县知县？”睅目皤腹，声锐而厉，仿佛如演法门寺。后知此太监为崔玉桂，当时为二总管，后代李莲英为总管者也。予因起立自认。彼复厉声曰：“上边叫起，随我走！”予见其来势汹汹，意或有谴责，因私叩以上意吉凶。曰：“这那知道，且碰你造化。”径以手挟予腕而行，入院至正房门外声报，始搴帘令入。其室为两明一暗，正中设方案，左右列二椅，太后布衣椎髻，坐右椅上。予即跪报履历，并免冠叩头。太后先问姓名，予如问奏答。又问：“旗人汉人？”予奏言：“汉人。”问：“何省？”曰：“浙江。”又问：“尔名是何永字？”予仓卒更不记他语，因信口作答曰：“长乐永康之永。”曰：“哦，是水字加一点耶？”予应声称是。复问：“是何班次，何时到任？”予一一陈奏。曰：“到任几年？”曰：“三年矣。”问：“县城离此多远？”予答谓二十五里。曰：“一切供应有无预备？”予谨奏曰：“已敬谨预备，惟昨晚方始得信，实不及周至，无任惶恐。”曰：“好，有预备即得。”言至此，忽放声大哭，曰：“予与皇帝连日历行数百里，竟不见一百姓，官吏更绝迹无睹。今至尔怀来县，尔尚衣冠来此迎驾，可称我之忠臣。我不料大局坏到如此。我今见尔，犹不失地方官礼数，难道本朝江山尚获安全无恙耶？”声甚哀恻，予亦不觉随之痛哭。太后哭罢，复自诉沿途苦况，谓连日奔走，又不得饮食，即冷且饿。途中口渴，命太监取水，有井矣而无汲器，或井内浮有人头，不得已，采秫秸秆与皇帝共嚼，略得浆汁，即以解渴。“昨夜我与皇帝仅得一板凳，相与贴背共坐，仰望达旦。晓间寒气凛冽，森森入毛发，殊不可耐。尔试看我已完全成一乡姥姥，即皇帝亦甚辛苦。今至此已两日不得食，腹馁殊甚，此间曾否备有食物？”予曰：“本已谨备肴席，但为溃兵所掠；尚煮有小米绿豆粥三锅，预备随从尖点，亦为彼等掠食其二。今只馀一锅，恐粗粝不敢上进。”曰：“有小米粥，甚好甚好，可速进。患难之中得此已足，宁复较量美恶？”忽曰：“尔当叩见皇帝。”因顾李监曰：“莲英，尔速引之见皇帝。”时皇上方立于近左空椅之旁，身穿半旧元色细行湖绉绵袍，宽襟大袖，上无外褂，腰无束带，发长至逾寸，蓬首垢面，憔悴已极。予随依式跪叩，皇上无语，乃仍还跪太后前。复问数语，曰：“予今已累，尔亦可下去休息。”予却退出至西厢房，随将小米粥送入。内监复出索箸，仓卒竟不可得。幸随身佩带小刀牙筷，遂取箸拂拭呈进。顾馀人不能遍及，太后命折秫秸梗为之。俄闻内中争饮豆粥，唼喋有声，似得之甚甘者。少顷，李莲英出，就予语，词色甚和缓，翘拇指示予曰：“尔甚好，老佛爷甚欢喜，尔用心伺候，必有好处。”复谓：“老佛爷甚想食鸡卵，能否取办？”予曰：“此间已久无居人，安所得此？然姑且求之。”李曰：“好好，尔用心承应，能讨老佛爷喜欢，必不吃亏。”予乃出至市中，入一空肆，亲自寻觅，最后抽一橱屉，内竟有五卵，得之乃如拱璧。顾从人皆已四散照料，苦无法可熟，不得已，即于西厢自行吹火勺水，得一空釜煮之。继更觅得一粗碗，佐以食盐一撮，捧交内监呈进。俄而李监复出，曰：“老佛爷狠受用，适所进五卵，竟食其三；馀二枚，赏与万岁爷，诸人皆不得沾及。此好消息也。但适间老佛爷甚想水烟，尚能觅得纸吹否？”予思此又一枯窘题，忽忆及身边尚藏有粗纸数帖，勉强可用，乃就西厢窗板上自行搓卷，辗转良久，止得完好纸吹五支，随以上供。不数分钟，太后已搴帘出廊下，手携水烟袋，自点自吸；已得饱食后，神态似觉稍闲整。顾予在右厢廊间，复令就近与语。予不得已即于院内泥泞中跪听。先絮絮问琐事，因言：“此行匆促，竟未携带衣服，颇感寒冷，能否设法预备？”予奏谓：“臣妻已故，奁具箱箧均存寄京寓，署中无女眷，惟臣母尚有遗衣数袭，现在任所，恐粗陋不足用。”曰：“能暖体即可，但皇帝衣亦单薄，格格们皆只随身一衣，能为多备几件尤佳。”予奏答：“臣回署当检点呈进。”曰：“尔可先回去料理，予与皇帝即将启行矣。”予奏：“臣候叩送圣驾即行。”太后曰：“我乘延庆州轿子，舆夫已疲劳，此处能换夫否？”予奏曰：“臣已预备齐楚。”太后曰：“延庆轿夫倒甚好，所换之夫，不知能否胜任如前？”曰：“皆系官夫，向来伺应往来差事，当不至于贻误。”李监从旁接语曰：“人家伺候大人们不知多少，岂有不会抬轿之理？”语毕，予即退出。太后顾诸左右曰：“吴永他是汉人，却甚知道礼数。”李监又搀言曰：“人家做官多少年，难道此区区礼数都不懂得，还配办事么？”

    既而传呼起銮，太后乘予所备之轿，皇上即乘延庆州轿。予在门外报名跪送毕，即上马由间道飞驰回县。途经村落数处，不见一人。道旁民舍，皆为溃兵游匪毁坏，门窗户壁，几无一家完整；甚有被宰鸡豕尚未烹食者，纵横地上，为鸦犬争食。荒凉惨淡，目不忍睹，但已无法顾注。迄到县城，则东门果已洞开，盖守城拳匪，先已闻讯逃匿。两旁居民店肆，悉闭户蛰伏不敢出。予念此象不妥，即传谕各家居民，一律启户，于门外摆设香案，有灯彩者悬之，无则用红纸张贴，谓驾到时尽可于门外跪看，但勿哗动。于是始争与收拾布置。予先至行宫查看，陈设亦颇楚楚。未几，即有前站内监乘马先至。予引视各住房，一一周阅，似已甚满意，谓予曰：“咱们今日已算是到地头了。”“到地头”云云，犹言“到了家”也。

    少时，銮驾已至，予复如式跪迎。两宫先后降舆入内，旋即叫起入见。太后颇以温语相慰劳，谓：“很难为你办理。”予退出后，即驰回本署，督促供应。随扈官兵皆陆续到县，斗大山城，在坑在谷，一时填塞俱满。据办事人报告，始知此次随驾同行者，除前单所列外，尚有博公、定公、工部侍郎溥兴及各部司员数人。予所通姓字者：提督马玉昆、学士王垿、军机章京鲍心增字润漪、来秀字乐三、文徵字子成，及涂元甫农部国盛、袁季九驾部玉锡，其他皆不相识。扈从兵士，为神机、虎神两营，其馀尚有武卫军，顾皆零落散漫无统纪，蹩躠而行，馁惫不支，惟肆强掠，道遇车马，即摔其人于路旁，牵其车马以去，虽京外官吏亦鲜有倖免者。以此凡沿官道各村庄，居人皆逃徙一空。兵卒搜括财物，鸡犬不留；主将虽三令五申，迄无法可以禁止。旋奉谕：除神机、虎神两营外，所有各军悉归马玉昆统率。号令归一，比较当稍有秩序矣。

    予匆匆到署，即启箧检衣服，惟得先生母柯太夫人呢夹袄一件，尚觉完整，即以此件预备进奉太后；又检得缺襟大袖江绸马褂、蓝绉夹衫长袍各一件，拟进奉皇上。惟两格格衣服，无相称者。继思旗籍妇女可通用男子衣，乃以予自用绸绉线夹春纱长衫数件，拉杂凑置，并为一包，当即驰赴宫内呈送。予姊逝世，姊夫缪石逸新续娶，有镜奁一具，予取以进奉，梳篦脂粉悉具。于是太后始得栉沐妆饰。少间复传起入见，则太后及皇上均已将予所进衣服更换，威仪稍整；两格格亦穿予长衫，伫立门外闲看，不复如前狼狈矣。

    二十三日，太后易秦奎良轿，莫至怀来，县令吴永供张甚办，左右皆有馈遗。时塞外严寒，太后方御葛衣，永进衣裘，太后大喜，留一日，擢永知府。（李记）

    予旋向各处馆舍巡视一周，就便问各官起居，颇尚周帖。惟沿途所见兵士，不免纷扰。复回宫门，晚间入见，陈明兵士不戢状。太后亦颦蹙，言：“此辈甚可恨。予于途中已饬马玉昆严办，正法至百数十人，均令枭首居庸关，乃尚不能禁止。但今可授尔旨，见有抢掠兵士，不问属于何军，准即就地正法可也。”予是夜往来照料，蹀躞无停趾，直至四鼓，始还署假寐。

    次日拂晓，即整衣出署。甫至街口，瞥见一群兵士方劫掠一典肆。肆伙跪诉道左，乞为作主。予随从有马勇六人，立喝令拿办，谓：“圣驾在此，尔等乃敢白日行劫！予已奉太后旨意，得就地处置。”当场拿获六人，悉有赃物，因立命斩决，典肆近西门，肆前有“腾蛟起凤”牌坊，即将首级枭示坊柱。见者栗然，自此稍为安戢。

    连日据乡民报告，各方溃兵到处掳掠牲畜骡马，日至十数起。北地农民，全以骡马耕作，如被掳掠，则来春怀来人民皆无法耕种，遗患非细。但非有兵力，不能禁止；且在此百忙之中，又何法可以兼顾？旁皇搔首，殊焦急不得策。继思马玉昆现统禁兵，只有与彼商之。因急驰往马处，告之以故，请为怀民造福。马曰：“事固应办，但怀境如此辽阔，安能处处派兵守护？”予曰：“否。彼等抢掠牲口，皆须携往他处贩卖。本县之七里桥，实为其出境总路，军门但于此处派兵驻扎，见无鞍辔骡马，便是从乡间掳掠而来，可以严加盘诘，如讯问得实，即予截留，并将游兵严办数人，此风即可遏止。”马曰：“如此甚易。”当即调兵一哨，驻扎七里桥。一二日间，盘获骡马至八十馀匹，就地正法十数人，抢风顿息。马当选去好马四匹，馀悉送至县署，曰：“此君治下物，依法当统归地方存案，吾特向君乞此，聊作惠赠，何如？”予曰：“如此，怀民受赐已至厚；此区区者，又何足言？”马欣然感谢不止。

    是日，复至宫门外请安叫起，因奏明此事，太后甚为嘉许。奉谕：“予与皇帝驻跸在此，城内外不许有枪声。下令后如再有人放枪，可即擒拿处斩。我尚拟再住一日，一切供支，汝可量力为之。汝亦须少为将息，毋过劳苦。”云云。体恤如此，予不觉为之感泣。予昨在榆林驿，晤甘肃藩司岑春煊亦以随扈来此。接谈之下，见其激昂慷慨，忠勇奋发，心颇非常引契。盖岑本在甘藩任内，闻联军入都，自请带兵勤王。甘督陶公模知其人躁妄喜事，意不谓然；而以其名义正大，不便阻遏。因拨步兵三营，每营约四百馀人，骑兵三旗，每旗二百馀人，合计不过二千馀人，并给以饷银五万两。岑因先行就道，自草地经张家口驰骑入都。前过怀来，予曾谒见共谈，为之供应夫马。陛见时，太后问：“带兵若干？”以如数对。太后觉事近儿戏，意殊不怿，问：“兵在何处？”曰：“尚在途中。”因有诏令其办理察哈尔防堵事宜，着折回张家口迎候来兵，即于该处驻扎，备俄人侵入，盖聊以藉此安顿也。岑因逗留京中，逾数日而两宫出狩，乃即随后追赶，至延庆始遇骑兵，遂率以扈驾，因而至此。予当日谒见刚、赵两军机，方于坑上对坐，偶言及岑事，两公对之均不满。赵且作鄙夷语曰：“嘻，连彼亦需尔供应耶？尔此山僻小县，焉得有如许闲饭，供此不急之人？”予谓：“彼以扈驾来此，当然不能不一律招待。”曰：“彼奉旨防堵张家口，何得擅行至此？彼乃敢违奉上旨，何须置理。”予是时意殊为岑不平，但亦不便顶驳，随即告退。赵尚书复呼予婉告曰：“我尚与尔商量一事。今当发廷寄，但军机大臣印信尚未携带，拟借尔县印一用何如？”予未及对，刚中堂复搀言曰：“此事我颇不以为然。向来借印，须平行衙门，乃合体制，县印似大不称。”赵艴然曰：“老头，此何等时势，有县印可借已是万幸，尚欲讲体制耶？尔且须知在此道路中，任何部院关防印信，恐都不及怀来县印之有价值。若必欲平行印，则庄亲王现带有步军统领印信，可以借用。但八百里加紧文书，恐邮卒视为不足轻重，转致迟误。”即顾予曰：“渔川，尔弗听老头言，尽管办去。”予曰：“文书封面，均有印成字样，恐不合用，只有白纸禀封，如何？”曰：“可。”予即回署，即禀封十枚印就，亲自送交。赵公已将寄山、陕两省巡抚廷寄办好，立即封固，令鲍章京填写官衔年月，交予发递。予即返署遴选良马，派精壮驿夫飞马驰递。旋有神机营官长苏鲁岱来署会晤，言：“兵丁饿不得食，务求筹款散放以济眉急，此系奉端王谕，务请阁下设法，切毋延诿。”予不名一钱，亟请城绅郭应斗等数人聚议，仍向各粮店凑借。苏君坐客次守候良久，郭绅等还，言已挪借纹银千两。将银交苏君，分发神机、虎神两营各五百两。正欲出署，忽报王中堂到。予出至大堂，见有单套骡车一辆，甫在堂上停歇，就近询问，知为大军机王公文韶与其公子稚夔京卿同坐而来，因当时不及随驾，今日始行赶上。予即趋前迎候，谓“中堂公馆，业已预备”。曰：“予困疲已甚，即拟借尔署中安息，不愿他往矣。”予曰：“署中恐太逼仄，奈何？”曰：“不拘何地，但有房一间，一几一榻足矣。”予不得已，即腾出签押房对面南房三间，请其迁入，复亲过房中，照看一周。王公饥甚，急索食。署中厨夫俱四出供役，予嫂自入厨房炊饭，煎鸡卵数枚，及泡菜等二三味，草草供馈。盛饭一竹篮，盖食器亦罄矣。王公父子，食之至甘。食竟，即就榻安息，知予将往宫门，语予曰：“烦尔代我陈奏，谓予已到此，今日过疲顿，已不克赴宫门请起，当以明早趋直也。”予已出门外，复呼告之曰：“尚有一语，烦尔奏明，谓军机大臣印信业已携带在此，至要至要。”予曰：“然则甚佳，今日刚、赵两军机正为此事抬杠也。”予遂亟往见刚、赵两公，告以王中堂已至县署安息，二公均甚喜慰。

    岑春煊为甘肃布政使，率兵来勤王，奉命往察哈尔防俄，至于昌平，入谒，太后对之泣。贯市李氏者，富商也。以保标为业，北道行旅，均藉之。从取千金，帝及太后乃易骡轿而行。太后仓皇出走，惊悸殊甚，得春煊，心稍安。春煊勤扈从，一夕宿破庙，春煊缳刀立庙门外彻夜。太后梦中忽惊呼，春煊则朗应曰：“臣春煊在此保驾。”春煊于危难之中，竭诚扈从以达西安，太后深感之，泣谓春煊：“若得复国，必无敢忘德也。”（罗记）

    两日以来，此荒城僻县中，千乘万骑，贵要云集，奔走伺应，几无一刻宁息。宫门传呼叫起，日必三数次，真可谓疲于奔命。而随扈军士、宫监数千百人，日需供给，数尤不赀。自沿城十里以内，蔬菜、牲畜、粮食、草秣，悉索已尽，顾尚不闻有启跸期限，私心焦急，殆不可名状。盖两宫在此，犹有徘徊观望之意，冀就近可得都中消息，或交涉得当，尚可中道折回也。

    至第三日，则供应食物已渐形支绌。前两日，乡民进城蔬菜以至日用百物，大筐小筥，相属不绝，屯集街市如山积。至本日则骤觉稀少，觅乡担已不可得；城中居民盖藏亦多半出供官需。因予自始即定以平价和买，丝毫不加科派，故民间均愿极力相助，集成吾事。彼亦幸藉此以消通滞鬻，因之踊跃输送，绝无居奇隐匿之弊，数日中赖以不匮。然再驻数日，则不免情见势绌矣。有艾监生者，回回教人，在西关开旅店，平素好干涉讼事，予传案戒责两斥革之。是日予照料差事，行过彼店，见其短衣磅礴，方俯身自铡马草。予呼之曰：“艾君，不怀旧怨耶？”艾仰首见予，即肃然致敬曰：“父台责我，公事也；然居官廉正，我岂能以私害公？今大驾猝临，役夫奔走不暇，我亦大清子民，部下百姓，分当竭奉上之力，区区效此微劳，何足介意？”予闻之，颇加奖敬，以此见关外民风淳朴，犹存古意也。是日见刚中堂，颇蹙额代为担虑，曰：“如此小县，安能任万乘供应？一驻再驻，尚不言启行，独不为东道留馀地耶？”至午后，始闻定以次日启跸，予心为之稍纾。然念如许王公贵监，来时草草，到此后均须加饬行事，此一番支应，定非小可。但无可如何，只得急急八面张罗，尽力筹备一切，以能勉强对付，恭送出境为毕事。大驾一刻在境，仔肩未卸，终不免为之惴惴也。

    下午复叫起入宫，太后询行驾部署，予一一奏答，为之颔首者再。既而诸王公、贝子，纷纷向予索马。县中旧有驿马，已多数被掠，幸前日于七里桥盘获骡马数十匹，尚可抵应，竟为索借几尽。从驾亲贵数十人，舆者，马者，夫役者，扰扰竟夕，幸得敷衍完事，可喜也。日来劳顿已甚，嗓音顿哑，两骽肿胀，足几不得举。怀城街道，向以大鹅卵石填砌，油滑荦确，碍步殊甚。两日中碌碌奔走，视靴头已洞穿两孔，几见趾踵，苦况略可知矣。

    傍晚间，忽自宫内传旨，由军机处交到字条一纸，上开：“本日奉上谕，吴永着办理前路粮台。”大恩所压，错愕几不知所出。一身之事，捐糜顶踵，且不暇计；顾念此全城生灵，若大驾启行，予亦同时随往，地方善后，无人负责，溃兵游匪，势必同时麇集，且虑拳匪聚众报复，蹂躏将无完土，予何以对此怀民？因亟赴宫门，拟见李莲英，请其代为陈奏，值其已睡不果。又往见肃邸及伦贝子，求为设法辞卸。肃邸颇疑予别有用意，一似不愿为国效力者，言语之间，颇有皮里阳秋。予再三陈辨，彼又疑予系恋官缺，乃作奚落声曰：“嘻嘻，毕竟是州县大老爷，滋味固如此浓挚哉！然此出自上旨，在我又安能为？”坚辞不管。予不得已，复请见端邸，陈达理由。端邸曰：“我尚思保奏汝，何为反自推诿退避耶？”语次，似甚诧异者。乃又求之王中堂，中堂亦谓：“既有明旨，只可遵奉。”予复力陈地方为难情形，反复再三，至于涕泣。中堂始微哂曰：“渔川，尔真为此耶？只此固甚易处置，但往商之马玉昆，请彼留一营在此镇摄，即无事矣。”盖诸公俱疑予意图规避，而特借地方为饰词，似天下决无真为百姓计较之官者。予当时官场之阅历太浅，以为为地方利害起见，情切理正，定当易邀垂恤，而不知反以此见疑也。予无可如何，只得就马公商之。马已就枕，予即立床次与语，马因披衣起坐。予反复祈恳，请救此一城生灵，并言：“伙食供给，均可就地方筹办。”马竟慨然允诺，曰：“聂军门残部，现均归我统率，原有马队三十营，现当尚有十七八营，虽皆零落不足额，约计一营尚有百数十人，防守怀来已足矣。”即传呼中军官，立召旗牌，由枕上授以令箭，命星夜飞调某营来怀。予并与约，明日俟圣驾启銮后，再行入城。幸接洽就绪，予始放心回署。草草办装，神魄散乱，殊恍惚不知措手。念署中幸无多眷属，孤身独客，行止初无大牵率，惟尚有嫂、侄及亲戚、幕客数人与京官旧友之避地于此者，不能不稍谋安顿。因于市肆借得百金，酌量分赆，并各为商定行止。时予尚未有儿女，署中止从子宗熙一人。有执帖家丁刘福，尚忠实可倚，予因向之长跪，含泪相托曰：“予兄弟数人，止共此一丝血脉，宗祐所寄，今以累尔矣。予此去孤身远役，前途祸福不可测。尔幸念数年推解之谊，照看吾侄，必毋使失所。异日幸平安复相见，当不相负。”刘亦跪泣曰：“老爷尽忠保主，前程远大，但安心首途。小人尽绵力所及，虽至行乞，誓奉伺侄少爷，决不相离弃。”予遂与嫂氏痛哭诀别，同时并委典史暂摄县事，略与诸同寅绅士商洽城守事项，告以向马军请兵保护情形，诸绅皆大欣感。诸事既毕，予即以次日早晨挈同姊丈缪石逸随扈就道。凡圣驾驻怀共三日，此为七月二十四日也。

    二十五日，黎明启跸。予跪送后，即乘马先行，另雇一双套骡车，稍载行李，在后相随。甫出西关城外，马军门所派留怀防守之马队营长即于此处伺候，向予致敬行礼。予告以与城绅商妥供应各事，慰托数语，匆匆道别。数里外适及马军门，乃连骑同行，因就马上互谈。又行数里，忽见岔道上有兵士一人跃马前来，手上更牵骡马五六匹，将至近处，似逡巡不即前。予详细审视，因指谓军门曰：“彼与所乘马均无鞍鞯，而满身泥滓，是皆农家物，来者殆非正道。”军门即令截留诘讯，果支吾不能对，因饬卫兵驱之前行。军门手执一拂尘，即扬之当鞭，跃马疾驰，转过山麓，眴已不见。予随后趱行，不久至一小村集，见军门所乘马系于路侧，因亦下马入村。军门方跨坐沿街门外，见予至起立，以拂上指，曰：“已遵示办理，可销差矣。”予随所指视之，则赫然一簇新头颅，枭示竿上，鲜血犹滴沥不已。俯视道左，则无头尸委地上；审其年貌，大约不过二十许，身穿军衣，而符号已扯去，不知属何队伍，右臂上尚环有唪珠一串，想亦偶从他处掠得，决非专心念佛之人。予念此铮铮壮年男子，竟死于予一言之下，未免嗒然自悔。但又念彼掠得如许牲口，行劫必非一次，被害之家，不知凡几；如不置于法，不知尚须遗害若干人，且难保无奸淫焚杀之事。使先后片刻，即可逍遥自在，乃无端巧遇，遂罹于法，就中若有神鬼驱使之者。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偶然假手于我，殆非我所能自主也。

    又行十馀里，至土木驿，离怀来县城已三十里。此处本有驿马，悉为溃兵劫掠。居民均窜山谷中，堡内人烟断绝，惟备茶尖。宣化镇何乘鳌带马队来此接驾，与之相晤。又二十里至沙城，驻跸。此地有巡检司，尚属怀境。予先已派人在此置备，以佛寺为行宫，俗呼东大寺，颇宏敞，勉强足安顿。予以在县中连日承应，劳顿已极；伺两宫已入行幄，部署初定，觅得一荒寺，于阶上独坐小憩。忽有各王公府箭手及诸色太监勒索车辆马匹，京官亦有陆续赶到者，皆纷索供应。正扰扰间，又有武卫左军多人，直前围逼，问予索粮饷麸料，曰：“尔系粮台，分当供给军需，岂能任意推诿！”众口喧呶，举枪扬刃，其势甚汹汹。予愤不可遏，乃挺身告之曰：“尔辈皆食国家厚饷，今外兵一至，乃无一人抵御，致令圣驾蒙尘，颠沛至此，尚忍作此态耶？予受命未一日，又新从奔走至此，百凡未及布置，将从何处得饷？今予惟有孑然一身，脔割咀嚼，一听尔等所欲，饷银则分文无有。”郁气坌涌，因不觉据地闭目，放声痛哭，良久启视，则彼等竟已不知何时相率引去，不留一人矣。

    是役幸得以一哭解围，然予念身无一文之饷，手无一旅之兵，来日方长，何堪受此缠扰？私计岑春煊现携有饷银五万，略可任暂时支应，且彼带有步骑兵队，弹压亦较得力。观其人似任侠有义气，不如以督办让之，而吾为之会办，相与协力从事，于公于私，均有裨益。然此情将以何法上达，得邀谕允？遂往见庄亲王，告之以故，请其挈予面奏。顾哓聒许久，彼竟茫然不省，曰：“我记不起许多这外官规矩，乃如此麻烦，我带尔同往，尔自陈奏可也。”即携予同入。至东大寺行宫，由内监通报。须臾，李监自角门出，低声问曰：“此时尚须请起耶？”庄邸曰：“他有事面奏。”曰：“然则我为尔通报。”须臾叫起，太后立于佛殿正廊，皇上立于偏左。庄邸即前奏曰：“吴永有事陈奏。”即回顾曰：“你说。”予奏曰：“蒙恩派臣为行在前路粮台，本应竭犬马之劳。惟臣官仅知县，向各省藩司行文催饷，于体制诸多不便，即发放官军粮饷，布发文告，亦多为难之处。现有甘肃藩司岑春煊，率领马步旗营，随驾北行。该藩司官职较崇，向各省行文催饷，系属平行。可否仰恳明降谕旨，派岑春煊督办粮台，臣请改作会办。所有行宫一切事务，臣即可专力伺候。不致有误要差。”时太后方吸水烟，沉思良久，曰：“尔这主意很好，明晨即下旨意。”当谕庄邸先退，太后复谕曰：“此次差事，真难为你办得很好。汝甚忠心，不日即有恩典。我于外间情形知之甚悉，皇帝性情亦好，差事如此为难，断不致有所挑剔，汝可放心，无须忧急。”予免冠叩首，不禁感激流涕。又谕曰：“尔之厨子周福，很会烹调，方才所食扯面条甚佳，炒肉丝亦甚得味。我意欲携之随行，不知汝愿意否？”予对曰：“厨夫贱役，蒙恩提拔，不惟该厨役得有造化，即臣亦倍增光宠。”太后甚悦。有顷退出。傍晚至宫门，有内监告予，谓周厨已赏六品顶戴，供职御膳房矣。然当晚间予即无从觅食，乃至巡检署觅吴少尹，为备餐馔，勉强得一饱。

    二十六日，在沙城。晨起召见军机，即降旨：派岑春煊督办前路粮台，吴永、俞启元，均着会办前路粮台。予方喜可以分卸重责，讵以此事大为军机所不惬。是日驻跸宣化所属之鸡鸣驿，王中堂呼予往见，即诟曰：“尔保岑三为督办，亦须向我等商量，乃迳自陈奏耶？此人苗性尚未退净，如何能干此正事？将来不知闹出几多笑话，尔自受累。尔引鬼入宅，以后任何纠结，万勿向我央告，我决不过问。”予闻语愕然。噫，少年鲁莽，轻信寡虑，至以此开罪于军机，不意以后沿途葛，及一生蹭蹬，乃均坐此一事。此亦命宫磨蝎，数有前定，本无所用其追悔；然掘坎自埋，由今回忆，可恨尤可笑也。

    二十六日，至宣化鸡鸣驿。霸昌道英瑞献五千金，太后喜，拊劳甚至。（李记）

    俞字梦丹，为湘抚俞廉三之子。俞中丞乃刚中堂之门生，梦丹与刚子狎近，每日上道，均随刚之左右。刚因乘间为之奏请赏一差事，遂亦派为会办。于是随扈粮台乃有一督办、二会办矣。方在沙城将启銮时，天甫向明，在行宫门前，岑一见予即相诟怨曰：“谢尔厚意，乃以此破砂锅向我头上套，令我无辜受累。”其实彼固十分欣愿，求之而不得者，只以出于我所保奏，似乎贬损身分，且恐向之市恩，故佯为不悦以示意。以后乃节节与我为难，不德而怨报之，洵始料所不及也。是日，口北道钟小舫观察、宣化县陈立斋大令，均来此迎驾。

    二十七日，辰刻启銮，三十里至响水驿茶尖，又行三十里至宣化府驻跸。是日奉旨：直隶怀来县知县吴永，着以知府留于原省候补，先换顶戴。

    二十七日，至宣化，知府李肇南献千金。刚毅夙骄蹇，倨见肇南，肇南让之，因召谒，劾毅误国庇乱民，罪最大，太后不悦，肇南卒罢归。宣化令陈本赂莲英六千金，代其位。是日，载濂、载滢、桂春至。令百官赴行在。留三日，然后行。英年前驱，主置顿，李莲英恃宠甚骄，所过供张多逾制，年颇裁抑之。莲英爱幸，与于废立，上入朝太后，莲英踞坐不为起。尝与太后博，同食饮，自徐桐、荣禄皆附之。（李记）

    二十八日，仍驻宣化。奉旨：在任候补知府直隶宣化县知县陈本，著以道府交军机处存记。盖刚中堂所保奏也。

    二十九日，仍驻宣化。予具折谢恩，蒙召见。皇太后谕曰：“汝忠心且有才干，将来定当大用，望好为国家效力。”予叩头谢。复谕：“尔以后如有所见，或有重大事宜，准尔专折具奏。”言次并为述及义和团乱事始末，暨出宫情形，挥泪不止。予亦不觉怆然涕下也。

    三十日，仍驻宣化。予上折条陈十事：一，请下罪己诏；二，请派王公大臣留京，办理善后事宜；三，随扈京官，请酌给津贴；四，请刊行在朝报，俾天下知乘舆所在；五，随扈各军，请饬编补足额，恪定军纪；六，各省义和团馀众，请饬疆臣酌量分别剿办解散；七，请饬各督抚宣谕逃匿教民，各归乡里；八，请饬各省将应解京饷核定成数，分别解送行在户部，以济要需；九，请饬京外大臣遴保通达时务人才，破格任用，并注意出洋留学生，量才登进，俾得循途自效，免致自投他国，有楚材晋用之诮；十，圣驾经过，沿途十里以内，请豁免本年丁粮。

    奉谕：交军机大臣商酌采用，请旨施行。

    八月初一日，启跸。予以滞下，请假二天，即往宣化署中。时庆邸尚留怀来俟进止，其馀王公大臣，皆扈从西行矣。

    初二日，至怀安。命奕劻回京议和，许便宜行事。太后进入至怀来，取其子为质。是日，崇绮死。绮，穆宗后父也。后与太后不相能，故太后恶绮，屏居二十年，不复奉朝请。及立大阿哥，太后使荣禄起之，授书弘德殿。太后之再枋政也，绮建言废立，以草示徐桐、荣禄，桐、禄善焉。绮推桐、禄首衡，桐、禄亦让绮，久之不决。自是荣禄、徐桐交荐之，遂起为傅。城破，走保定，使人间道归视其家，皆已死，遂自经。徐桐之死，在崇绮后远甚。桐为人惨急峭深，欲尽杀诸言时务者。城破，桐不知，方坐翰林，以故事见属官，属官莫应。已而夷人欲诛首祸，以桐为词，桐子承煜请桐白裁，桐犹豫，承煜引绳进之，桐不得已就缢，而诈言死于城破时。桐自名正学，每朝奏事，太后至改容礼之，及是而奸尽露矣。桐故与西宁办事大臣豫师善，大阿哥之立，桐就豫师草诏焉。（李记）

    徐桐以汉军翰林至大学士，以理学自命，日诵《太上感应篇》，恶新学如仇。门人李家驹，充大学堂提调，严修请开经济特科，桐榜二人之名于门，拒其进见。其宅在东交民巷，恶见洋楼，每出城拜客，不欲经洋楼前，乃不出正阳门，绕地安门而出。庚子年八十矣，孝钦后以耆臣硕望，每见恒改容礼之，大政必询焉，故晚年尤骄横。拳匪起京师，桐大喜，谓中国自此强矣。其赠大师兄联云：“创千古未有奇闻，非左非邪，攻异端而正人心，忠孝节廉，只此精减未泯；为斯世少留佳话，一惊一喜，仗神威以寒夷胆，农工商贾，于今怨愤能消。”联军破京城，桐皇遽失措，其子侍郎承煜请曰：“父庇拳匪，夷人至，必不免，失大臣体，盍殉国，儿当从侍地下耳。”桐乃投缳死。承煜逃焉，为日本军拘获，后奉旨正法，乃拘回刑部戮之。（《馀闻》）

    初三日，予尚住宣化。庆邸亦自怀来至宣，予往谒之。适澜公自行在奉旨，传命庆邸回京与各国议和，遂折回都中。

    初四日，予自宣启行，至怀安县境住宿。初五日，抵怀安县。初六日，抵天镇县，自此已入山西大同境。

    初三日，至天镇。天镇令额令胜额不办，自杀。（李记）

    初六日，至大同，留三日。以载漪为军机大臣，载澜为御前大臣。护军练兵瑚图理英山夺民马，杀之以徇。然荣禄、董福祥尝大掠京师，太后不问也。又以需索杀内监张天喜。自吴永及大同令齐福田以馈献得官，所过郡县括民财，治供具，惟恐不及矣。赂遗左右，动至千金。潞安府知府许涵度，以拳党厚贿李莲英，得召见，擢冀宁道。潼关厅赂少，莲英大怒，立言于太后，逮问之。而天喜独死。（李记）

    初七日，至阳高县。初八日，至聚乐堡。沿途情状，甚为荒凉，受兵士蹂躏尤甚。马金叙之兵最无纪律，到处掠诈。居民徙避一空，至不得宿食处，往往于道旁空舍，自谋炊饭。初九日，抵大同，始及车驾，当诣宫门销假，自此仍随扈同行。途中闻洋兵入都后，不久即陷保定。廷雍时兼护北洋大臣，为洋人拿获，凌辱备至，旋即斩首枭示。封疆大吏，外人竟任意戕杀，殊可愤懑。然一追数廷雍罪恶，实可谓死有馀辜，国法不能治而假手外人，转足令人意快。廷杰去位时，彼唆弄拳匪，极意挫折，曾不数月而身受惨戮，更甚于廷杰，天道好还，倍称为报，在彼殊无足深惜，特国家体面为之扫地，滋可恨耳。拳祸初作时，桐城吴挚甫先生方主讲保定莲池书院，颇为彼所敬礼。先生曾一再作书，为之痛陈利害，晓以大势，谓：“乱民邪匪，不可姑纵，教士教民，不可轻杀，衅端一起，必致贻祸国家。”反复累数千言，词甚剀切。廷雍非但不听，而且以此致憾于先生，欲设计中伤之。幸以先生之道德清望，不能为害，然其毒亦已甚矣。

    二十三日，德兵法兵英兵入保定，廷雍以牛酒劳师。居久之，以纵匪杀雍。按察使沈家本论讯无状，乃释之。又杀道员谭文焕。文焕，江西人，首率拳匪攻天津租界者也。裕禄亦遣练军何永盛助之，不能破。保定既已失，自是略永平，躏承德，历三边，并塞而南，东扰河间，过真定，自河以北大抵皆苦兵，出井陉，循六国时用兵故道，浸寻及于山西矣。至易州，声言欲发西陵，李鸿章固争，又欲烧陵树。先是，太后遣人掘利玛窦、南怀仁冢，故夷议报之。（李记）

    尚书崇绮奔保定，居莲池书院，仰药死。皖抚福润全家自尽。其母年九十馀，以哀痛死。祭酒王懿荣夫妇、子妇共投井死。主事王铁珊、祭酒熙元，及满官百馀人，皆及难。是役满人死数千人。宗室庶吉士寿富，有文学，尚气节。侍郎宝廷之子，阁学联元之婿也。联元被戮，家属匿寿富家。联军入城，寿富与弟富寿皆仰药，未死，其两妹及婢皆死焉。寿富自刭。富寿从容理诸尸，乃自刭死。（《馀闻》）

    初四日，至阳高。董福祥至。

    是日夷兵入宫，各公使提督皆住，从兵三千人。焚正阳门城楼，火光照数里。宫人内监留者，仅三十馀人，皆无所得食，日本遣兵守乾清门外，人日给薄粥数升。当是时，勤王兵在保定者数万人，不敢复言战。而上书自名忠义欲攻夷者，皆走窜山谷，彭述至弃其母而逃。日本执启秀、徐承煜囚之，为圈牢，窘辱备至。而怡亲王溥静至为奴，鞭挞而死。（李记）

    启秀以翰林至尚书，自附于理学，大学士徐桐深喜之。徐桐以仇视新学见重于孝钦后，戊戌政变后，徐桐尤被优礼。以过老不令入枢府，有大事则咨之而已。桐荐启秀入枢廷，时刚毅方贵用事，启秀遂附于刚毅。庚子五月间，修撰骆成骧典贵州试，谒启秀，辞，启秀谓之曰：“俟尔还京时，都中无洋人迹矣。”其时政府已蓄意灭洋，偶一流露也。袁昶、许景澄之杀，诏书出启秀手。及两宫出走，启秀未及从，与侍郎徐承煜同为日本军拘去。承煜，徐桐之子，官刑部侍郎。袁昶、许景澄及立山、徐用仪、联元之杀，皆承煜监斩，承煜殊自得。联军破京师，承煜绐其父引决而己逃焉。日军执之，与启秀同拘于顺天府署，日军所屯地也。辛丑正月，诏命戮之。奕劻等传诏旨至，日军官置酒饯之。酒次，传中国正法之旨，承煜色变，极呼冤，詈洋人不已。启秀曰：“即此已邀圣恩矣，吾深悔从前之谬误。今已矣，愿贵国助吾中华光复旧物也。”次日刑部派员提之，日军官曰：“徐侍郎顽钝如故；启尚书心地明白，惜其悟之太晚。二人皆贵国大官，已代备舆送之矣。”至刑部署，衣冠至菜市，启秀下舆小立，气度犹从容，监斩官出席礼之。承煜已昏不知人。西人集视者，咸拍照毕，并就戮焉。（《馀闻》）

    初十日，至怀仁。命荣禄、徐桐、昆冈、崇绮、崇礼、裕德、敬信、溥善、阿克丹、那桐、陈夔龙为留京办事大臣。然夷方分地而守，无能过问者。竟夷兵去，不敢夜行，米至石万钱，达官多卖浆自给。（李记）

    十一日，宿代岳镇。

    十一日，至山阴岱岳镇。以敬信权步军统领，不敢问事，盗贼亦时时窃发，无如何也。是日，奕劻还京师，以日本兵为卫。（李记）

    十三，过雁门关。

    十三日，至代州阳明堡。太后过雁门，临关门，北望凄然，意甚不乐。岑春煊进黄花，太后曰：“塞上早寒，得花迟，京师今盛矣。”泣下沾衣，顾左右取乳茶赐春煊，乃去。（李记）

    十四，至崞县，宿原平镇。是日于途中过一小村落，予偶下车散步，见道左一马甲，倚枪而立。见予渐行至近，忽向予肃立致敬曰：“吴大老爷你好！尚认识我否？”予视之茫然不能答。徐又曰：“上年为某寺产业一案，我曾到过台下，多承大老爷恩典，今不省记耶？”予仔细回想，果有此一案。先是怀来乡间有一古寺，寺产甚饶沃，住持某僧，素无戒行，多淫纵不法，然颇交通声气，结纳县胥豪猾。以此历任均与通款曲，乃益骄奢无忌，倚势横乡里，乡人恨之刺骨，而莫可谁何。予到县后，亦屡次夤缘入谒。予以僧人无故投谒，必非守分之徒，因摈斥不理。被害乡民闻此消息，乃先后列状呈控。予详细访查，尽得其实。念该僧如此不法，而至于无人敢发，实以财多势集之故。僧人分在清修，何须厚产。会该乡创办学校而绌于款项，乃判将该寺产业二分之一拨充学校管理生息，充作基本，当经通详各宪批准定案。乃该僧意犹不服，潜遣人赴京运动。突有大起舆马，自都来怀，气象煊赫，先投西关客店住宿。为首一人，自称奉王府使命，来此勾当公事，清查某寺庄产。当时有人来报，予即疑为赝鼎，饬役侦查回报。谓：“看其起居仪从，确是贵人气概，似不类作伪者。”予曰：“姑听之，留心伺察可也。”次日，居然以“愚弟”帖来署投谒。予出接见，则被三品冠服，随从七八辈，皆行装冠带，异常整肃，俨然贵倨，昂然直入，一揖就坐。予未及询来意，彼即敛容作态曰：“贵县办事，殊未免过于糊涂草率，如何擅将王府庄产任意改拨？王爷非常震怒，特命兄弟前来查办此事。请问贵县究竟据何理由，乃如此冒昧？”予曰：“敝县并无改拨王府庄田之事，老兄此言何来？”曰：“某寺田产，实系王府庄产，委托该寺代管者，现闻已拨充某校，何得谓无此事？”予曰：“王府庄产，粮税虽不由本县经征，然本县皆另有档册，与民产划然不相牵混。此次所拨某寺产业，均经逐一查明，鳞册契据，丝毫不能有误，且王府庄田亦从无托人代管之办法，老兄恐未免有所误会，或听该寺和尚一面之词，受其哀求恳托，因而为之出面干涉。既老兄远道来此，如不碍法律之事，未尝不可通融办理，但此案业已通详确定，不能挽回，尚请老兄原谅，不必过问为是。”彼乃向予张目曰：“擅拨王府庄产，如此抵搪数语，难道就算了结，有这样便宜事体耶？兄弟特为查究此事而来，教回去如何销差覆命？”予曰：“老兄既奉王府使命，究竟是何王府所派？持有何种凭证？不妨请出研究。”彼愈哮怒曰：“我是礼王府所派，难道王府还图赖他人不成？我是王府之人，亲身来此，这还算不得凭证，更要何种凭证耶？”予察其词遁，来意已得八九，然详察其人，似尚有相当身分，殊不欲与之破面，但以婉语劝其勿妄干涉。彼以予为有所畏慑，乃益作种种大言以相恫吓，予悉置不理。彼即怫怒起立，昂然竟去，曰：“我看你这事办不了，将来莫要后悔！”予但笑而不应，随后即派役前往该客店监视行动，并通知该店，谓：“茶饭可以供给，但有意外需求弗任意应之，恐将来枉受赔累也。”次日据报：该住店人等已悉数预备他去。予曰：“听之。彼如借此收帆，亦省一事。”乃数日后，又闻全班回店，云系从某寺清查庄产而回。次日，复来署拜会，一见即盛气相向曰：“我已都查问明白，老兄对于此事毕竟有无办法？”予曰：“我言已尽于先，究竟尊意何在？”曰：“别无他说，只将各产归还王府，待我回过王爷，也或可将就罢结。”予曰：“此事断不能办。我已通详各宪，无论但凭阁下空言，即使实在错误，亦须禀请各大宪主持，不能随便拨还。”曰：“这有王府作主，难道院司还敢干涉？你但认得制台、藩台，竟不认得王府么？”予曰：“当然。本县受督抚层宪管属，当然惟院司之命是听。即王府有甚交涉，也须行文总督，以次行司下府，层递到县。王府虽尊贵，却不能直接向本县指挥命令。”彼哮怒乃不可遏，曰：“该寺受王府委托，现有和尚在此，可以作证。”予曰：“和尚何在？”曰：“同来在大堂外。”予曰：“然则甚佳。”当即传呼县役，曰：“现在大堂外有某寺和尚一名，速为我锁拿听讯。”彼益拍案顿足曰：“此是我王府之人，岂能由你拿办？”予曰：“本县只认得他是和尚，认不得是王府，此地亦非尔咆哮之所。”彼乃直起向外，一路怒詈而去。予随后立出硃票，着将该店所住人等，一起押传来署，听候发落。俄而二十馀人悉数到署。予于大堂正中供设万岁牌，西向设公座，先传为首者问话。彼到堂上，初尚倔强，予叱之跪，彼曰：“我是太祖高皇帝的子孙，何得向尔作跪？”予曰：“我不要你跪，这法堂便是太祖高皇帝的法堂，你向上看，你便向太祖高皇帝作跪。你既称宗室，难道不知朝廷法令耶？”彼见予词色严重，意气骤敛，向予请安小语曰：“请县台稍留世职面子。”予曰：“这法堂之上，说不到‘面子’二字。跪下！”彼无法，只得下跪。予曰：“本县今日须先审问尔之来历。你如果是宗室，你知道宗室私自出京是何等罪名？依法便须交宗人府讯问，至少亦须革职，永远监禁高墙。况尔尚有包揽词讼、讹诈官府一段情节，罪状尤为重大。若实在不是宗室，则你是假冒宗室职官，朋通讹诈，本县便依处治游棍法律惩办。你今两罪必居其一，如好好从实供招，或者尚有通融馀地；若再支吾捏饰，本县立刻将尔收禁，通详请示，依法办理。”彼乃叩头认罪，一一吐实。原来确系一黄带四品宗室，袭封辅国将军，其三品顶戴，则假冒也。其馀诸人，有车夫，有工匠，有衙役，原来临时乌合，各色都有。受和尚勾结运动，止得过银二百两，馀约寺产归还再行酬谢。予既讯明底蕴，遂即当堂发落：和尚判徒刑二年；择出头刁狡者，笞责数人；为首者当堂取保，馀均从宽省释，一律驱逐出境。其假冒宗室一节，姑置不究，亦未将其真名现职存案申报。其人再四叩头感谢。一时观者，莫不额手称快。此马甲殆是当时省释之一人，姓名状貌，实已丝毫不能记忆，彼既云云，姑笑颔之而已。彼逡巡复曰：“我当时实在也是马甲，如讯究出来，私自出京，罪亦不了。我见势头不好，只得自承苦力被雇。幸您老不加究责，总算造化。此案甚是处分得当，令人佩服。我当时年轻无识，被人哄诱，谓可出外发财，故而冒昧就跟他们一起厮混，后来仔细思量，非常抱悔。您老真是清官，此次故而被老佛爷看重，将来一定可以官居极品的。”予强勉敷衍数语，即离之而去。途中自思，人生何处不相逢，率当时未尝粗心任性，与彼结怨，不然，此时仇人相遇，他认得我，我不认得他，山湾林角，出其不意，突以一丸相饷，枉遭非命，直是无处申理。然彼时高坐堂皇，谁复能料有今日之事？反复思量，转不觉为之惴惴也。

    十四日，至崞县原平。以荣禄为全权大臣，夷人拒不纳。李鸿章之自日本归也，失势居萧寺中，宾客皆引去。荣禄新用事，将五大军，贵幸倾天下，大从车骑过之曰：“两宫方隙，君之所知也，即有变，吾不知死所矣！”因泣下。鸿章笑曰：“君何忧之甚也？太后方向君，君何虑？”禄曰：“太后春秋高，吾任重，祸之所集也。太后百岁后，吾宁能为鱼肉耶？”鸿章良久乃言曰：“君何不早自为计，太后方盛时，君徐自引避，何求不得，安用涕泣乎？”禄领之，遂结欢而去。鸿章起督广东，荣禄饯之，剧饮大欢，解貂裘而别。及鸿章以直隶总督内召，太后意不测，荣禄私报鸿章，鸿章谢病不行免，故德禄尤深。拳乱起，禄以武卫中军攻使馆，董福祥又禄所部也。夷人诛首祸，禄名在约中，乃求解于鸿章，鸿章出之，至其所以脱，事秘，世不尽知也。禄内主拳匪附载漪，而外为激昂，称七上书争之不能得，颇扬言自解，世或多信之。（李记）

    十五日，至忻州。行宫在贡院，陈设富丽，为诸州冠。予与梦丹恭进鲜果六色，天颜甚喜，旋奉颁月饼、苹婆果二盘。是夜月色甚佳，即陈御赐果饼于庭中，与石逸诸人拜月分啖。

    十五日，至忻州。江苏巡抚鹿传霖至。以敬信为户部尚书，裕德为兵部尚书，怀塔布为理藩院尚书，英年为都察院左都御史，桂春为户部侍郎。（李记）

    十六日，至阳曲县。太原府许君涵度、阳曲令白君昶，均在此接驾。途次得怀来绅士来信，谓予随驾去任后，马军门所拨马队当即入城防守，地方尚为安静。不久即有洋兵前来，旋留兵一小队，于东门外东山顶庙中住扎，全数只十五人，于地方亦无骚扰。逾月以后，马军忽欲拨队前行，谓留此无谓，务须前往护驾。再四挽留，坚执不允，只得听其自去。计月来地方供给项下，已费至二千八百馀吊。马军去后，拳匪头目王道昌忽挈领匪党一百馀人，各执兵仗，声言来县报复；进城后首即驰往县署，以为老父台尚在此间，务欲一见。此时新任田公适不在署，告以易任，亦不见信。后见尊管龚某尚在署中，益以为疑，百计勒逼，务令供出主人所在。此时，驻东门外洋军自出顶以远镜窥测望见，当即整队入城，迳行奔赴县署。拳匪闻洋兵一至，顷刻遁逃星散，当场拿获六人，立予枪毙，匪首王道昌亦在其列。自此地方差得安堵云云。盖予眷属离署时，曾将笨重衣箱物件封置一室，留家人龚铎在署看守，故为拳匪所识也。王道昌即予在任时所革牙纪，前时西关坛中头目四人之一。彼尚衔毒未已，务求释憾于予，而卒以自投罗网，亦其稔恶之报。怀来除一毒螫，闻之至引为快。但果专为仇予而来，则是以予故惊累怀人，又不免重自歉矣。厥后龚仆仍投至予所，已失去一耳。据言，当时匪识家人为老爷旧人，置刀于颈，勒令供出老爷所在，再三实告，皆不见信，最后乃举刃削去一耳，谓如再不说，则耳目口鼻，须当一一剐割。家人一时愤极，决计与之拼命，乃紧抱之而啮其耳，同仆于地。正相与纠结间，而洋兵已来，彼仓卒已不及脱，遂为洋兵拿获枪毙云云。此亦一段趣闻也。

    八月十七日，车驾至太原。巡抚毓贤方统兵驻固镇，自藩司以下，文武官吏皆于省城外数里地齐集迎驾。是日，遂入山西省城。以抚署为行宫，堂皇壮丽，略有宫廷气象。其最可异者，凡需用帘帷茵褥及一切陈设器件，均系嘉庆年间巡幸五台所制办，备行宫御用。后来御驾未至，遂存贮不用，向储太原藩库。历任藩司，均不敢启视，但于门上更加封条一道，前后重叠，殆已至数十层。因历时过久，究不知库内有无缺失，如一经启视，则倘有毁失，对前任已无法根究，对后任便须负责盘查交代，以此相沿不问。此次以仓猝驾到，无法预备，不得已始行发钥，乃皆灿烂如新制，且丝毫无所毁损，遂赖之以集事，一若百年以前即预为今日之地者，此真所谓数有前定者耶？

    十七日，至太原，居巡抚署，帷幄器物甚设，比于宫中，高宗幸五台时故物也，太后色喜。旅兵及岑春煊、马玉昆、董福祥、升允、鹿传霖兵至者七千馀人，散而为盗者十五六矣。会山西岁不登，米价腾跃，从兵不得食，时出劫掠，民苦之。陕甘总督陶模至行在，乃以模节制诸军，亦不能禁也。（李记）

    岑自得督办名义后，沿途即大肆威福，对于地方供应官吏，往往非法凌辱，恣雎暴戾，气焰至熏灼不可近。天镇令闻驾至宣化，当即恭备一切；后以在宣化连驻跸三日，食品皆臭腐，临时赶办不及。岑乃大加逼责，令无奈，至仰药以殉。及至山阴，情节略同，岑复严责县令，谓“看尔有几个脑袋”。山阴令惶急失措，见予即跪泣求救。予婉词慰藉之，并为之向内监疏通，因劝岑稍从宽假，勿再演天镇惨剧。岑乃大恚怒，谓予久任地方，所以袒护州县，因此辄至相龃龉。然宫门差务，实均由予一人祗应。彼虽到处叫呼肆扰，而实际则绝不肯分劳。俞则更丝毫不问，每日但向予诋毁岑氏，凡岑之一言一动，皆向予报告，极口肆詈。予当时阅世过浅，不免时有随身附和之处。讵彼于岑前诋予，亦复如是，并将予语一一转报，而益加之添砌，反复唆弄，致予与岑恶感日深，至结不解之仇者，俞尤与有力也。

    每日宫门叫起，必三五次。宫中内监，自李、崔以下多半熟习，故出入一无所阻阂。入山西境后，威仪日盛，地方承应，宫门上已不免有需索使费之事。予为一一规定股份数目，凡各项首领太监，如内奏事处、茶房、膳房、司房、大他坦，及有职掌之小内侍，约十数金至数金不等，惟总管太监分位较高，不便点缀。到处均由予一手代为开销，按份俵散。不便有一处空漏，亦不令额外取盈，至多不过一百馀金，少或八九十金。因之各地办差人员颇感便利；而彼时各监初次出京，甫脱饥寒之厄，幸门未开，欲望犹稚，亦尚能安受约束，不至十分难驭也。

    太后喜闻外事，每召见陈奏公事毕，辄温言霁色，令随意说话。予每为陈述地方利弊、民间疾苦。每问一事，必根端竟委，娓娓忘倦，往往至一二钟之久，方始告退。讵以此故，又大触枢臣之忌。

    一日在西安行宫，李监忽附耳告曰：“尔已闹大乱子矣！”予惊问何事。曰：“尔昨日于老佛爷前，曾作何语？今日诸军机入见，均大碰钉子。老佛爷厉声诘责，谓外间种种情形，尔等平时何无一语奏闻，直是朦蔽我母子耳目？诸军机相顾失色，咸不知所对，只有相率免冠碰头。我想必因尔语及何事，老佛爷乃如此发怒。诸军机必且抱怨于尔，须当注意。”云云。予始悔一时轻率尽言，意本冀两宫稍知民隐，大臣不言，小臣言之，却未顾及越分逾等之嫌也。

    一日在军机房，荣、王两中堂，瞿尚书咸在座，王中堂忽正色语予曰：“渔川，我与尔系同乡，不能不向尔正告。尔今日召对，乃至二点一刻之久，致我等久候，究竟所说何词？以后在本等范围，自可简单明了，扼要陈奏；切勿东牵西曳，横生枝节。天泽之分，奏事有体，非儿戏也。”予唯唯而退。荣、瞿皆默然无言，然窥其容色，似皆深不惬于予，盖诸公会集，或正议论予事也。向例，两宫每日听政，均先叫外起，凡外官及各部院衙门人员，一一召见毕，军机方始入对。自次日起，即改定规制，先召军机，再叫外起。盖如此，则他人陈奏事件，可以先行探听，为次日入对之预备。如照旧例，则为时太促，无探询预备之馀地，空中霹雳，恐不知云起何方也。

    前清宫廷体制，外观似甚严重，乃内容并不十分祗肃。宫监对于皇上，殊不甚为意，虽称之为万岁爷，实际不啻为彼辈播弄傀儡。德宗亦萎靡无仪表，暇中每与诸监坐地作玩耍，尤好于纸上画成大头长身各式鬼形无数，仍拉杂扯碎之；有时或画成一龟，于背上填写项城姓名，粘之壁间，以小竹弓向之射击，既复取下剪碎之，令片片作蝴蝶飞，盖其蓄恨于项城至深，几以此为常课。见臣下尤不能发语，每次宴见，必与太后同坐一炕。炕多靠南窗下，太后在左，皇上在右，即向中间跪起。先相对数分钟，均不发一言。太后徐徐开口曰：“皇帝，你可问话。”乃始问：“外间安静否？年岁丰熟否？”凡历数百次，只此两语，即一日数见亦如之。二语以外，更不加一字。其声极轻细，几如蝇蚊，非久习殆不可闻。皇上问罢，太后乃滔滔不绝，大放厥词，尤好拈用四字两字名词，古文成语，脱口而出；然人情世故，颇甚明澈，数语后即洞悉来意。故诸大臣颇畏惮之。太后如此聪强，而德宗如此巽懦，宜其帖耳受制，不能有所舒展也。或言德宗养晦为之，则非小臣之所敢知矣。

    予自受仁和切诫后，虽极力留意收敛，然以太后眷注过深，出入左右，似多添一重耳目，军机、内监，均视为不便。岑尤不慊于予，务出死力排挤之。先是两宫襆出都，过昌平州，知州裴敏中方抱重病，霸昌道凤昌因先期未奉有廷旨，车驾至城下，疑为假托赚门，坚闭不纳，且从城上鸣枪示威。两宫不得已，乃绕城奔驰，盖恐洋兵之蹑其后也。太后因此甚愤愤。岑询知其事，乃从而媒糵怂恿之。迨至怀来，遂有拿办裴某之严旨。岑复自请承办，发令箭派员星夜前往提拿，意欲藉以邀功。予微得消息，觉裴一提到，必无生理；此事在情理本有可原，况州官确在病假之中，依官序论，分当由霸昌道负责，即作为违抗，亦不应归罪知州，无端抵辟，未免过冤。乃设法使人飞告，令其引避。迄岑员至，已先事逃匿，无所得。岑意颇懊丧，心即疑予所为，殊甚怏怏；然彼时以予为地主，方曲意相徇，尚不敢形诸词色也。

    昌平令斐敏中已先遁，其后太后至西安，召案敏中，敏中自杀。（李记）

    自共办粮台后，接触渐多，意见日盛。彼自以官高，与予比肩共事，似觉不屑；又以督办名义出予上，遇事专断，不复相关白，凡有陈奏，皆用单衔独上。王中堂谓体制不合，应以会衔为宜，彼执不可。王曰：“否则于牍尾叙明臣会同某某云云，夹入名字。”彼亦不允。曰：“再不然，惟有于奏后列衔，如京官九卿奏事体例。”岑始终持不可。中堂一日曾对予微笑曰：“我知道岑三必与尔捣乱，今果然矣。但尔自取之，于人无尤。我早已声明，不能过问，恐以后笑话尚多也。”

    先是岑自甘肃入都，系由草地经张家口、宣化、怀来而达京师。七月初过怀来，予为之预备供应。有幕客张鸣岐与之偕行。张本山东海丰人，岑抵京后，张即请假赴献县省亲。及岑随驾行，张追至大同，予会岑衔派为粮台文案，分当兼受会办指挥，乃竟偏徇岑意，至一切文件均不令予寓目。有一次方在缮写，见予入，立即藏匿。予曾向之厉责，彼口噤面赤，不能置一语。然岑与予之积怨，乃益深矣。

    一日，在太原行宫门内相遇，岑又为一细事，向予诘责，词色甚厉。予不服，与之对诟。彼益哮怒不可遏，曰：“予非参尔不可！”予亦厉声曰：“尔有本领尽管参去，我在此听候。我亦奉旨专折，可以参尔。我无款可指，尔之罪状累累，均在予腹中，且看谁人曲直也！”岑愤甚，迳以手揪予胸前衣襟，作挥拳势。予曰：“此宫门，尔敢无礼耶？”彼不觉嗒然释手，立飞奔至李监处，向之泣诉曰：“老叔，我受吴某侮辱，必当参奏，乞为我援助，没齿感激。”盖彼谓其父毓英与李有交谊，故称之为叔，恬不为怪。李受其谄谀，勾结愈密矣。然对于此事，李监颇极力劝阻之曰：“老侄，尔与吴永皆老佛爷所眷注。尔两人自相攻击，使老佛爷难以处置，必不喜欢。咱们都是一起儿办事人，闹成过节，惹外边议论，面子亦不好看。况老佛爷很说吴永得力，恐未必就参得动他，那于老弟分儿上，更没得光彩。还是忍耐为是。”岑因怏怏中止，然视予益如眼中刺，非去之不可。

    军机诸公，先对岑亦颇不惬，嗣因其极力迎合，渐觉相昵近，又欲挤予外出，目的正复相同。顾以予主眷尚优，且遇事谨饬，无间可入，乃合谋定计，改用调虎离山之法。一日军机陈奏，谓各省解饷迟滞，非派员前往催促不可；然泛泛遣派，仍不易得力，最好请派随扈大员，精明干练、又能深悉此次沿途辛苦状况、为皇太后皇上所亲信者，令前赴各省，向各督抚详细诉说，须得他们特别注意，庶望激发天良，努力输解。太后问：“何人可去？”军机即合词奏曰：“臣等再三思议，殆无过于吴永与俞启元两人。彼等皆一路随驾前来，一切情形，无不周悉；又皆受皇太后、皇上恩典，定能格外仰体圣怀，为国宣力。”太后迟疑良久，曰：“吴永办宫门差使，甚是熟习，他去后何人办理？”曰：“岑春煊原是同起办事之人，一样熟习，可以办理。”太后始首肯。先本拟派予赴江浙，俞赴两湖；后因父子回避，乃改派予赴两湖，俞赴江浙云。

    下令后当然立须启行，乃与俞一同请训。太后召见，意似良不忍者，再三温语慰劳，谓尔两人一路办差，均甚劳苦，今尚须尔等辛苦一遭，此亦不得已之事。现在如此为难情形，尔两人均所亲历，定能向各方委曲传达，无俟多嘱。好好上紧办理，将事情办完以后，可即赶速回来，予与皇帝均甚盼望云云。予等即叩头退出。此区区一小事，彼等盖内外合力，不知费过若干之商量，摆布至此，始算完全达的，所谓“拔去眼中钉，张开两眼笑”也。

    十八日，命善耆回京察夷情，遣吴永至湖广、刑部郎中俞启元至江苏征饷。（李）

    二十日，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连名劾载漪、载澜、载勋、刚毅、英年、赵舒翘庇拳匪。奏行而之洞中悔，请削衔，然无及矣。太后之复出也，之洞惧祸，持两端，名声远在坤一下。奏至，上呼载漪等严斥之，太后色不怡，久之，乃谓王文韶出草诏，自载漪以下得罪有差，然甚轻。太后犹不悦，谓文韶曰：“诸臣皆为国效忠，今以罪去之，他日复谁肯尽力者？”文韶嘿然。文韶为人善越和承意，拳匪起，唯阿而已，未尝敢言。上已出走，在道中顾谓文韶曰：“祸今急矣，不两全，宗社为重乎？抑人臣为重？”文韶不对，上以载漪、刚毅在，屏出之，卒问文韶，文韶踌躇有间，乃曰：“上所言固当，然外人方未有言，乃先自导之，如国体何？恐任事者寒心矣。”上不乐而起，其偷合白全，皆此类也。党于荣禄，刚毅亦不甚恶之。（李）

    卷四

    往两湖督办粮饷，中途折回行在。

    两宫至西安。补述八国联军陷京城事。

    予承命即治装戒途，并挈幕友张震青及侄充生同行。俞君梦丹以二十四日先行。予以八月二十六日始行就道，沿途过徐沟、祁县、武乡、沁州、长子、高平各地，皆崎岖山路。九月三日至泽州，遂及梦丹。初四日与梦丹同行，遂登太行，过天井关，已入河南怀庆府之河内县境。初五日，造太行绝顶，予与梦丹同往关帝庙求签，甚吉利。自此下山，过沁河，入怀庆府；旋抵武陟县，为河北道驻所。时巡道为岑公春荣，即云阶之兄也。出东门，至木兰店，相传为木兰从军旧地。过山以后，渐有南中风景。更进由荣泽至郑州，梦丹由此向清江浦，予遂与之分道矣。

    由新郑启行，更过许州、临颍、郾城、西平，于十三日抵汝宁府属之遂平县。是日，见八月二日邸抄：庄亲王载勋、怡亲王溥静、贝勒载濂、载滢、端郡王载漪，均革去爵职，交宗人府严加议处；辅国公载澜、左都御史英年，均严加议处；大学士吏部尚书刚毅、刑部尚书赵舒翘，均交部议处；并以德国使臣克林德被戕，派员赐祭云云。知议和条件，已略有眉目矣。

    闰八月初二日，以鹿传霖为军机大臣。克林德赐祭一坛，命大学士昆冈往（祭，灵柩）归国，又命户部侍郎吕海寰再致祭如仪。书至德，德人辞焉。杉山彬，令那桐往祭，予银五千两，日本亦拒之。杉山彬之死，日本书来征其尸，以一日夜为期送使馆，尸已残失，无可归，遂不答。自是日本不收我照会，英语谓之“哀的美敦”。及议和，乃受。（李）

    端郡王载漪，为敦亲王之子。敦王宣宗之子，文宗之兄也。孝钦后谋废德宗，先择近支王公之子为皇嗣。其溥字辈最亲而最长者，为溥伦、溥侗兄弟。溥伦为孚郡王之孙。孚郡王，宣宗之第九子也。穆宗崩，无子，溥伦以次当立。孝钦后以为皇帝继穆宗后，则穆皇后当为皇太后，而己当为太皇太后，不足持大柄，乃不为穆宗立嗣。谓溥伦之父已出继远支，溥伦兄弟，皆不当立。溥字辈无人，不得不选载字辈。于是选醇亲王奕之子，入嗣大统，是为德宗。德宗之母，孝钦后之妹也。孝钦以内亲故，冀其长而亲我，又利立少主，则揽权之日长，故载漪以至亲最长，不得立。及德宗亲政，思变法自强，内压于孝钦，不能行其志，渐失爱于孝钦。戊戌八月之变，孝钦突自颐和园还宫，持帝手哭詈曰：“我自尔数岁，以帝位授汝，辛勤鞠育，至于长成，汝乃负心欲废我耶？”乃幽帝于瀛台，复出训政。日言帝病重，求医海内，谋废立，闻各国违言而止。己亥冬，刚毅等谋益极，乃立载漪之子溥俊为大阿哥。清世家法，不立太子，其立大阿哥，即已决行废立。谓德宗久病，不能君天下，欲遂废之，而立溥俊为穆宗嗣也。崇绮者，穆皇后之父也。当穆宗崩，不得立嗣，穆后自以为皇嫂寡居宫中，又失太后欢，不足自存，乃仰药以殉。及决立溥俊，乃召崇绮出为师傅，隐示以大阿哥实继穆宗也。孝钦虑废德宗，各国有违言，先命荣禄私于李鸿章，使密询各国意。鸿章自甲午败后，入总署，复被逐出，闲居京师贤良寺。鸿章谓我以间废，与使署少所往还，若外任我总督，各国必来贺，当乘间询之。盖虑废立京师生变，思避之也。荣禄诺之，数日而鸿章授粤督。其时康有为倡保皇会于海外，势甚大，虑粤或生变，故命鸿章镇之也。各国使臣来贺，鸿章乘间言：我国现立大阿哥行将为帝，君等入贺否？皆言未洞内情，不知所贺。惟今帝以二十馀年君主，历与我立约，将焉置之？隐示不认废帝意。鸿章默然。走告荣禄曰：“各国拒我矣。”孝钦后乃大恨。载漪自以将为天子父，方大快意，闻各国阻之，乃极恨外人，思伺时报此仇。适义和团以灭洋为帜，载漪乃大喜。刚毅、赵舒翘、何乃莹先后导拳匪入京师。日以仇教为名，斥德宗为教主。载漪欲引以谋废立，屡导匪首入宫演术，孝钦后深信之。载漪兄载濂、弟载澜，并以漪故，深被宠任，附和拳匪。五月，以载漪管理总理衙门兼管虎神营，外交权、兵权并在掌握。拳匪焚掠殊甚，各国以兵舰至，因开御前会议。许景澄、袁昶力言衅不可开，载漪恨之，遂戮袁、许。徐用仪、立山、联元皆以通夷被戮。每廷议，帝皆言匪不可信，衅不可开，载漪语不逊。载漪既倚拳匪及董福祥，尤骄横，孝钦后亦曲意就之。各国公使赴总署约，载漪遣虎神营兵伺于道，杀德使克林德，后至者皆逃归。及通州失，李秉衡死，载漪仍凶暴，欲杀奕劻、荣禄、王文韶、廖寿恒、那桐。俄而城破，两宫出走，载漪与奕劻、刚毅、溥伦、那彦图等，随扈至西安。各国索罪魁急，李鸿章等电劾肇祸诸王大臣。载漪革职，交宗人府圈禁，俟军务平定后，再行交往盛京，永远圈禁。各国憾不已，乃定为斩监候。以懿亲加恩发新疆，永远监禁，即日起解。载漪自以罪重，计当被戮，奉发配极边之旨，大喜过望。又询左右曰：“阿哥有罪乎？”众曰：“未闻也。”载漪曰：“本无预渠事，当可免也。”乃兼程赴配所，虑西人之续请正法也。大阿哥顽劣无状，在西安日携数内监至剧院；其父戍边，亦无戚容。旋斥退出宫，回銮后闲居京师。载漪家属皆随至配所。去年甘肃独立后，载漪将家属至兰州，贫极不能自存。今仍居陇中，不得还京也。（《馀闻》）

    更进经确山、信阳，过观音河，入湖北应山界，越武胜关，经孝感，抵黄陂境。见鄂抚告示，通缉“富有票”馀犯。先是汉口发见“富有”、“贵为”两种签票，系组织革命机关，仿哥老会开堂放票之法，以是加入党标帜。为首唐才常，系康南海门人，故票中分嵌“有为”两字。唐旋以破案被戮，故有通缉馀党之事。此处铁路已在兴工。二十三日，乃抵汉口，始悉圣驾已于初八日自太原启銮，西幸西安；锡清弼方伯良升山西巡抚，旧抚毓贤开缺；岑云阶授陕西巡抚。闻各国屡请回銮，担任保护，两宫尚未俞允云。

    ［八月］初三日，山西巡抚毓贤免，以湖南布政使锡良代之。贤以能治盗，稍远至山东巡抚。拳匪起平原，平原令蒋楷请按诛之，贤不许，以他事劾楷去，匪由是盛矣。已而徙山西，红巾坐堂上，书杀夷人之在山西者。学政刘廷琛言贤喜事酿祸，启秀持之，廷琛几得罪。其后刘坤一、张之洞亦合劾贤，太后怒，抵其奏于地。是日，以陶模为两广总督，岑春煊为陕西巡抚，魏光焘为陕甘总督。（李）

    ［九月］初四日，至西安，居北苑。载漪在道，数谋逆，御前大臣那彦图护上躬甚至，计不得施。而夷议首祸，持益急，乃令载漪、载勋留蒲州。载勋私入临潼，勒还之。载漪走宁夏。自太原以西旱，流徙多，而州县供亿皆取于民，民重困。诏乘舆所过，无出今年税租，然大率已尽征，取应故事而已。武卫军又大掠，至公略妇女入军。内阁侍读学士裴维侒以闻，荣禄佯不省。孙家鼐遇董福祥军华阴，尽虏其资，徒趺走入，言于太后，太后默然。（李）

    初八日，幸陕西，上不欲行，怒谓载漪、载勋曰：“朕仓卒出走，徒以太后之故耳，岂吝一死耶？太后今已至太原，宜无虑矣。若属善侍太后，朕当归京师，竟议约，以冀大难之早平也。”太后不许，力持之，无敢谏者。奕劻、李鸿章、昆冈、刘坤一、袁世凯皆请回銮，不听。北仓之败，李鸿章度太后且西迁，自草奏，极言“当安坐，夷兵虽入城，论公法，保无他虑，倘车驾出国门一步，则大局糜烂，后患将不可胜言”。致书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约连名，坤一、世凯皆许诺；之洞答曰：“公不见徽钦之事耶？吾不忍陷两宫于险也。”鸿章得书，大失望，奏遂不行。后之洞与客饮而醉，私语客曰：“吾亦知无五国城之祸，然太后在京，夷兵必挟之归政，事尚可问耶？”故之洞不敢请回銮者，恐归政也。（李）

    自太原启程以来，曲折二千馀里，多半皆山行险道，纡回陟降，车敝马瘏，殆已不胜其困。惟沿途令守，多有世交朋旧，一路将迎，班荆道故，颇不寂寞。抵汉以后，长路征尘，可以暂资憩息，如鱼游得水，鸟至投林，不觉为之一快也。

    是时鄂督为张公之洞，鄂抚为于公荫霖，藩司为崔公廷韶，署臬司为旗人扎勒哈哩，粮道为凌公卿云，署盐道为逢公润古，首府为余公肇康，保甲局为齐公耀珊，汉口督运局为恽公祖翼，汉黄德道兼江汉关监督为岑公春蓂。其中多半皆有旧谊，更兼亲知朋好之宦居此地者，因之拔来报往，几无虚日。旋以余太守之蹇修，订婚许氏，即在客中下定。既而复以荆宜施道奭召南观察良一再函约，遂有荆州之行。奭公派轮相迎，意极殷渥。因顺谒将军济公禄、都统宝公德兴。公禄迭相招宴，纵谈乱事，不觉洪醉。不意正在酒酣耳热之中，忽得奭公被劾落职消息，令人意沮。幸观察颇旷达，不为意，临行尚殷殷致赆，殊可感也。

    予在湖北时，屡谒制府张文襄公，意颇亲切，询及出狩及行在情状，每感叹不止。一日，忽谈及大阿哥，公谓：“此次祸端，实皆由彼而起，酿成如此大变，而现在尚留处储宫，何以平天下之人心？且祸根不除，尤恐宵小生心，酿成意外事故。彼一日在内，则中外耳目，皆感不安，于将来和议，必增无数障碍。此时亟宜发遣出宫为要着，若待外人指明要求，更失国体，不如及早自动为之。君回至行在，最好先将此意陈奏，但言张之洞所说，看君有此胆量否？”予曰：“既是关系重要，誓必冒死言之。”曰：“如是甚善。”

    在鄂中勾当饷事，略有端绪，遂前赴湖南，谒俞中丞。中丞知予与其公子梦丹同事，亦甚相爱重，惟目疾甚重，几至不能启视，神气殊觉颓唐。每言及梦丹，颇有不满意，曰：“但能似君稳练，我便放心矣。君既与共事同好，惟望多方规劝，令其去华存实，从正路向上，庶不至流为邪僻也。”盖中丞元配已故，时方以侧室主持家政，而梦丹为元配所出，父子之间，不免稍有隔阂，故语吻如此云云。

    予在两湖时，屡奉廷旨催回，以公事未毕，迄淹缠不得就道，遂在湖北度岁。次年辛丑正月，即就鄂垣赁室，草草完婚礼。直至三月中，始向各处结束督饷公事，料量西上。方行至荆门州，忽由州官转到一电，上开“无论行至何处，由所在地方沿途探速投递”云云。予得之大骇，详细审视，始知仍为促还行在之故，并无他事，方始放心。乃急将家眷设法安顿，仍只身从间道趋赴，并日兼程，于是年五月初始抵行在，次日即蒙召见。予面奏各事毕，太后温语慰劳，仿佛如家人子弟远道归来者；既复含笑曰：“我这才知道，原来岑春煊同你不对，他们把你挤到外边去的。”稍停，又曰：“你出去走一趟也好，你两人若是一径混在一起儿，到今朝不准闹些什么花样出来。”予奏谓：“臣并不敢同他闹意见，只是岑春煊过于任性，有使人难受之处。”太后曰：“这个我也知道，他的脾气不好，太暴躁了。”连说：“我知道的。”予乃叩头而退。先数日，太后御笔亲画摺扇八柄，旋以七柄颁赐诸王公大臣，独留其一。诸宫监即窃窃私议，谓此一柄必留以待吴永者。既而果然。复命之日，即以此扇见赐，并赏银三千两，尚有其他赐物，袍褂料十数袭，令自向管库太监处选择。盖是时各省贡品，络绎输解，百物咸备，宫廷气象，已焕然改观矣。

    九月初四日，车驾至西安。改巡抚署为行宫，仪制略备。帝时服布袍，王公皆衣布。太后胃痛时作，屡泣，夜不成寐。各省纷进方物，时赉群下。御膳费日二百金。太后谓岑春煊曰：向在京师，膳费数倍于此，今亦可谓省矣。京师以两宫器服至。鹿传霖授尚书，入枢府，弥执拗用事。荣禄旋至西安，与王文韶仍管枢要。两侍兵卫，日扰民间，秦民苦之。大修戏园，诸臣娱乐如太平时。帝见贡物至，必垂涕。各省协解款，已五百馀万。每解款至，内监需索尤苛。诸臣渐趋行在，百物渐集，西安愈兴盛矣。（《馀闻》）

    太后仍命伺应宫门差使，银两衣物，赏赉几无虚日，并推恩赏给先太夫人金宝手钏各一副。予同时奉鄂督、湘抚先后密保，即以五月六日正式召见，与前大总统徐公、前总揆孙公宝琦三人，同起入见，均奉旨以道员记名简放。召见时，皇上正面坐，前有御案；太后于其后作高座，恰如舞台上之演观音王母像。太后手执绿头签，视予微笑。事后笑告内监，谓吴永今日也上了场，正式行起大礼来，咱们真好似演戏模样。盖谓予乃朝夕见面之人，今乃第一次正式觐见也。

    予忆及文襄所嘱，念夙诺必当实践，顾以事情重大，不敢冒昧。此时荣相已至行在，仍为军机首领。闻先时颇受两宫责言，外人亦有指摘，出京后中途至武陟，殊徘徊不敢进；以后不知如何疏解，始复前赴西安，乃宠任一如前时。荣复荐张百熙及瞿鸿禨二人，同时并召，后乃舍张而用瞿。瞿之得入军机，由荣荐也。但荣相对予颇相契爱，乃先以此意叩之。荣时方吸烟，一家丁在旁装送。闻予所述，但倾耳瞑目，作沉思状，猛力作嘘吸，吐烟气卷卷如云雾，静默不语。吸了再换，换了又吸，凡历三次，殆阅至十馀分钟，始徐徐点首曰：“也可以说得，尔之地位分际，倒是恰好，象我辈就不便启口。但须格外慎重，勿卤莽。”

    予因是已决意陈奏。一日召见奏对毕，见太后神气尚悦豫，予因乘机上奏曰：“臣此次自两湖来，据闻外间舆论，似对于大阿哥，不免有词。”太后色稍庄，曰：“外间何言，与他有何关系？”予因叩头奏曰：“大阿哥随侍皇太后左右，当然无关涉于政治，但众意以为此次之事，总由大阿哥而起。现尚居留宫中，中外人民，颇多疑揣，即交涉上亦恐多增障碍。如能遣出宫外居住，则东西各强国，皆称颂圣明，和约必易就范。臣在湖北时，张之洞亦如此说，命臣奏明皇太后、皇上；并言此中曲折，圣虑必已洞烛，不必多陈；第恐事多遗忘，但一奏明提及，皇太后定有区处。”太后稍凝思，曰：“尔且谨密勿说，到汴梁即有办法。”予遂叩头起立，默计这一张无头状子，已有几分告准也。

    予狃于此事，胆力稍强，以为幸有进言机会，凡理所应言者，均当言之。但有一次，则险碰一大钉子。一日入见，奏对事毕，太后与皇上同坐倚窗炕上。予见太后意尚闲暇，因乘间奏言：“徐用仪、许景澄、袁昶三臣，皆忠实为国。当时身罹法典，当然必有应得之罪；顾论其心迹，似在可原。据臣所闻外间舆论，颇皆为之痛惜。可否亮予昭雪？”方言至此处，意尚未尽，突见太后脸色一沉，目光直注，两腮迸突，额间筋脉悉偾起，露齿作噤状，厉声曰：“吴永，连你也这样说耶？”予从来未见太后发怒，猝见此态，惶悚万状，当即叩头谢曰：“臣冒昧，不知轻重。”太后神色略定，忽将怒容尽敛，仍从容霁颜曰：“想你是不知道此中情节，皇帝在此，你但问皇帝。当日叫大起，王公大臣都在廷上，尚未说着话，他数人叨叨切切，不知说些什么，哄着皇帝，至赚得皇帝下位，牵着许景澄衣袖，叫‘许景澄你救我’。彼此居然结着一团，放声纵哭。你想还有一毫体统么？你且问皇帝，是否实在？”皇上默无一语。予只得叩头，谓“臣实不明白当日情形”。太后复霁语曰：“这难怪你，咱们宫廷里的事，外间那里知道？你当日尚是外官，自然益发不明白了。”予见太后意解，始逡巡起立。莽遇此劈天雷电，忽而云消雨霁，依然无迹，可谓绝大幸事，然予真已汗流浃背矣。不意太后盛怒时，威棱乃至如此。昔人谓曾、李两公，当时威权盖世，一见太后，皆不免震慑失次，所传固当不虚也。

    后有耆旧某公，为述当时真状，谓此番叫起情形，实误于上下隔膜。先是有浙人罗某，常奔走荣文忠门下，一日不知从何处捕得风影，急投荣处密报，谓各国已分头调兵来华，决定攻打北京，与中国宣战云云。荣素持重，此次竟为所惑，迳自缮密摺，入宫呈奏。太后得奏，当然着慌，既惧且愤。端、庄等正喜师出有名，益乘间极力蛊煽，且哄且激。太后遂亦主张开战，因此乃宣叫大起。故太后一到场莅座时，开首即言：“现在洋人已决计与我宣战。明知众寡不敌，但战亦亡，不战亦亡，同一灭亡，若不战而亡，未免太对不起列祖列宗。故无论如何，不得不为背城借一之图。今当宣告大众，诸臣有何意见，不妨陈奏。”云云。当时似有数人发言，不甚清晰。朱古薇阁学祖谋曾出班陈奏，谓拳民法术，恐不可恃。一旗员(似是长瑞)即从旁搀言曰：“拳民法术可恃不可恃，臣不敢议；臣特取其心术可恃耳。”联学士元继续发言，其词颇戆，谓如与各国宣战，恐将来洋兵杀入京城，必至鸡犬不留。太后色变。即有御前大臣大声叱之曰：“联元这说的是什么话！”太后意正含愤，正于此时，皇上望见许文肃，即下座执其手曰：“许景澄，你是出过外洋的，又在总理衙门办事多年，外间情势，你通知道。这能战与否，你须明白告我。”许奏言：“闹教堂伤害教士的交涉，向来都有办过的；如若伤害使臣，毁灭使馆，则情节异常重大，即国际交涉上，亦罕有此种成案，不能不格外审慎。”等语。皇上固知万不能战，而劫于端、庄，不敢迳宣己意，以文肃久习洋务，特欲倚以为重。闻许言，深中其意，因持其手而泣。文肃亦泣。袁忠节班次与文肃相近，亦从旁矢口陈奏，一时忠义奋发，不免同有激昂悲戚之态度。许奏语本极平正，太后似亦未甚注听。第见皇上与之相持，三人团聚共泣，疑二公必有何等密语刺激皇上，不觉大触其怒，即注目厉声曰：“这算什么体统！”德宗乃始释手。故上谕中有“语多离间”之词，当时颇疑此谕出于端、刚矫旨，其实两公之死，即由于此云云。证以太后所言，谓皇帝当日曾叫“许景澄救我”，则其致怒之由，可以揣想，殆以疑心而生误听也。究其症结，盖太后已入荣言，以为各国业经决定宣战，故开此会议以谋应战之方略，是战与不战，已无复拟议之馀地。而廷臣中多半不知就里，或以为尚是片面商议和战问题，或则以为政府已得有宣战实据；因之彼此陈奏，针锋均不相对，以至愈激愈偏。后来退班出宫，彼此互讯，此项消息茫然不知何来。军机既未呈报，总署亦无照会，方始大家愕异。盖荣相上此密摺，外间固绝无人知道也。若当时明白内容，只须将洋人并无宣战事实委曲开释，未尝不可消解。乃彼此均走入岔道中，夫洋人已决战而尚主张不战，则惟有降之一法，宜其不能相入也。大风起于末，蚁穴足以溃堤。因罗某之一言，而酿成如此掀天大祸，当亦彼所不及料者矣。

    是日［二十日］，召大学士六部九卿入议。太后哭，出罗嘉杰书示廷臣，相顾逡巡，莫敢先发。吏部侍郎许景澄言：“中国与外洋交数十年矣，民教相仇之事，无岁无之，然不过赔偿而止；惟攻杀使臣，中外皆无成案。今交民巷使馆，拳匪日窥伺之，几于朝不谋夕，傥不测，不知宗社生灵，置之何地？”太常寺卿袁昶言：“衅不可开，纵容乱民，祸至不可收拾，他日内讧外患相随而至，国何以堪？”慷慨欷歔，声震殿瓦。太后目摄之。太常寺少卿张亨嘉言：“拳匪不可恃。”仓场侍郎长萃在亨嘉后，大言曰：“此义民也！臣自通州来，通州无义民不保矣。”载漪、载濂及户部侍郎溥良和之，言人心不可失。上曰：“人心何足恃，只益乱耳。今人喜言兵，然自朝鲜之役，创巨痛深，效亦可睹矣。况诸国之强，十倍于日本，合而谋我，何以御之？”载漪曰：“董福祥剿叛回有功，以御夷，当无敌。”上曰：“福祥骄，难用。敌器利而兵精，非回之比。”侍讲学士朱祖谋亦言福祥无赖。载漪语不逊，上嘿然。廷臣皆出，而载澜、刚毅遂合疏言：“义民可恃，其术甚神，可以报雪仇耻。”载濂亦上书言：“时不可失，敢阻挠者请斩之。”闻者莫不痛心，诋为妖孽，知其必亡，然畏太后，不敢言也。 是日，遣那桐、许景澄往杨村说夷兵，令无入，道遇拳匪劫之归，景澄几死。其后夷兵援使馆者，亦以众少不得达，至落堡而还。（李记）

    二十一日，又召见大学士六部九卿。太后曰：“皇帝意在和， 不欲用兵，余心乱矣，今日廷论，可尽为上言。”兵部尚书徐用仪曰：“用兵非中国之利，且衅不可自我先。”上曰：“战非不可言，顾中国积衰，兵又不足恃，用乱民以求一逞，宁有幸乎？”侍读学士刘永亨言：“乱民当早除，不然，祸不测。”载漪曰：“义民起田间，出万死不顾一生以赴国家之难，今以为乱，欲诛之，人心一解，国谁与图存？”上曰：“乱民皆乌合， 能以血肉相搏耶？且人心徒空言耳，奈何以民命为儿戏？”太后度载漪辩穷。

    户部尚书立山，以心计侍中用事，得太后欢。太后乃问山，山曰：“拳民虽无他，然其术多不效。”载漪色变曰：“用其心耳，何论术乎！立山敢廷争，是且与夷通，试遣山退夷兵，夷必听。”山曰：“首言战者载漪也，漪当行。臣不习夷情，且非其职。”太后曰：“德亲王亨利昔来游，若尝为供给，亨利甚德之，若宜往。”山未对，载漪诋立山汉奸，立山抗辩。太后两解之，罢朝。遂遣徐用仪、立山及内阁学士联元至使馆曰：“无召兵，兵来则失好矣。”（李记）

    二十二日，又召见大学士六部九卿。载漪请攻使馆，太后许之。联元顿首亟言曰：“不可，傥使臣不保，洋兵他日入城，鸡犬皆尽矣！”载澜曰：“联元贰于夷，杀联元，夷兵自退。”太后大怒，召左右立斩之，庄亲王载勋救之而止。联元，载勋包衣也。协办大学士王文韶言：“中国自甲午以后，财绌兵单，众寡强弱之势既已不侔，一旦开衅，何以善其后？愿太后三思。”太后大怒而起，以手击案骂之曰：“若所言，吾皆习闻之矣，尚待若言耶？若能前去，令夷兵毋入城，否者且斩若！”文韶不敢辩。上持许景澄手而泣曰：“朕一人死不足惜，如天下生灵何！”太后阳慰解之，不怿而罢，自是嗛景澄。太后意既决，载漪、载勋、载濂、载澜、刚毅、徐桐、崇绮、启秀、赵舒翘、徐承煜又力赞之，遂下诏褒拳匪为义民，予内帑银十万两。（李记）

    朱祖谋请毋攻使馆，上使荣禄召问状，祖谋具为禄言宜罢兵，禄不肯白。祖谋敢言，匪初起，祖谋首建议请驱除。启秀恶之，扬言曰：“非祖谋无足与任此者。”太后亦不乐祖谋。曾廉闻之曰：“祖谋沮大计，可斩也。”御史蒋式芬及彭清藜、吴国镛亦请斩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李记）

    最近见杂志中载某君谈话二则，亦是当时事实，谓得之于李公端棻所亲见。盖李公在戊戌政变，以赞成新政入狱，庚子拳乱时，尚未出狱也。公言：许、袁两公入狱，即指定分系南北所。当在狱中分道时，袁忠节执文肃之手曰：“人生百年，终须有一死，死本不足惜；所不解者，吾辈究何以致死耳。”文肃笑曰：“死后自当知之，爽秋何不达也？”忠节固亦负气磊落男子，然文肃益旷达矣。

    李公又言：立忠贞公山之入狱，后于袁、许两公一日。当初至请室时，一恸即绝。狱中群以予粗知医术，嘱为诊视。予乃以峻剂苏之，因讯其获罪之由，且劝其舒和镇静，以全大臣之体。立公因言：“昨日在御前会议，将大举攻使馆，众论纷纭久不决。太后曰：‘此国家大事，当问皇帝。’今上自退政以后，恒恭默不语；此次独侃侃而谈，力言其不可，谓断无同时与各国开衅理。王夔相当稽首曰：‘圣虑及此，国之福也。’端邸即怒斥之曰：‘王文韶，此时尚为此误国之言耶？’予继言宜先派大员，宣朝廷德意，不喻，然后图之，则我为有词。太后遽曰：‘然则即命汝往。’予对曰：‘受国厚恩，不敢辞。惟臣向不习洋务，请命徐用仪同往。’太后允之。未及复命，乱民已蚁聚予宅中，设坛门外，谓予室中有地道潜通西什库教堂，大加搜索，不得其迹，则拥予至坛前焚表，表升，无以罪我。方扰攘间，乃有类缇骑者逮予至此。予虽不肖，已忝为朝廷极品大员，乃一时昏瞀，致屈膝于乱民，亏体辱国，死不蔽辜。以此悔恨，非畏死也。”逾二日，大差下，狱卒掖之去。予不觉顿足大悔，当时不应投剂醒之，反累其多受一次痛苦，云云。由此言之，立公殊鼎鼎有大臣身分。因立为旗人，知者较少，故虽同一死难，而远不若许、袁二公之轰烈。然则既绝复苏，虽多受一次痛苦，而留此数语，大节皎然，使天下后世，可以共鉴其心迹，泰山、鸿毛，声价顿别。则李公一刀圭之力，固远胜于千金肘后也。

    许景澄、袁昶、徐用仪之冤戮，称浙之三忠。三人中，袁昶最以气节学问著；以部曹外任皖南道，内转太常卿。许景澄以翰林历使外国，通知时事，至吏部侍郎，并在总署。徐用仪以军机章京，敏给，工酬应，至尚书，无矫矫之节。拳匪之扰，心弗善也，亦未尝廷争。许、袁被戮，端、刚有馀怒，家人不敢收尸。翌日，用仪往视，涕下，收而殡焉。端、刚闻而深恶之，后数日，遽发拳匪捕之于家，乱刃戕焉。与立山、联元皆先杀毙，后请旨正法者也。立山以部员至兵部尚书，为国务府大臣，侵蚀内帑，致富千万，以心计得孝钦后欢。廷辩时，帝不欲启衅外国，谓人心安足恃？后度载漪辩穷，乃问立山，思藉以助载漪也。立山谓拳民术多不验，载漪色变，斥为通夷，后亦不怿。立山居宅近西什库教堂，载漪等围攻使馆教堂，久不下，疑立山穴地道济其粮。使拳匪围搜之，无所获。拳匪利其富，乃肆掠毁其家，拥立山以去。载漪命付诏狱，数日请旨戮焉。联元以内阁学士在总署，满人之号明通者也。廷询时，联元言前史，两国失和，无戮使臣者。公法，以不能保护使臣为野蛮之国，今使署洋兵，不过千馀人，聚而歼之，固非难事，然各国合而报我，不幸而京师不守，则其祸极烈。后大怒，命斩之，诸臣跪求始免。及归，载漪命拳匪捕杀之。景澄与袁昶厚，过从最密。景澄时督办铁路，兼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拳匪所称二毛子者也。廷询时，景澄、昶陈奏皆慷慨。帝执景澄手而泣，后怒叱之曰：“许景澄无礼。”袁昶连上二疏，力言拳匪宜剿，使臣不当杀，皆不报复。与景澄连名上第三疏，劾大学士徐桐、刚毅、启秀、赵舒翘、疆臣毓贤、裕禄，更暗指载漪等袒匪，词甚痛切。疏入，刚毅、载漪等大怒，必欲杀之以泄愤。适李秉衡自南京奉命带兵入卫，载漪令其沿途搜捕奸谍，至清江浦北四十里，获二人，自京来者。一为景澄致江督刘坤一书，一为袁昶致铁路督办盛宣怀书，皆力诋端、刚，及太后受愚，语极愤痛。

    秉衡系之北上，以书呈载漪，载漪大恨，请旨捕逮。七月初四日上谕：“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屡次被人参奏，声名恶劣，平日办理洋务，各存私心，每遇召见时，任意妄奏，莠言乱政，且语多离间，有不忍言者，实属大不敬。许景澄、袁昶，均着即行正法，以昭炯戒。”押赴菜市口，拳匪塞途聚观，拍掌大笑。端、刚、赵、董等，相贺于朝。景澄在狱中，以铁路学堂办理情形、款存何处，详列付所司。至刑场，刑部侍郎徐承煜为监斩官。见景澄、昶咸衣冠，叱役去之。景澄曰：“吾等虽奉旨正法，未奉旨革职。况犯官就刑，例得服衣冠，尔作官久，尚未闻耶？”承煜赧然。袁昶问曰：“吾二人死固无恨，然何罪而受大辟，请以告。”承煜怒叱曰：“此何地，尚容尔哓辩耶？尔罪当自知，何烦吾言。”昶曰：“尔何必如此作态，吾二人死，当有公论。洋兵行破京师，尔父子断无生理，吾等待于地下可也。”临刑皆神色不变。及京城破，两宫狩西安，李鸿章请旨昭雪。上谕：“本年五月间，拳匪倡乱，势日鸱张，朝廷以剿抚两难，造次召见臣工，以期折衷一是。乃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内阁学士联元、太常寺正卿袁昶，经朕一再垂谒，词意均涉两可，而首祸诸臣遂乘机诬谄，交章参劾，致罹重辟。惟念徐用仪等宣力有年，平日办理交涉亦能和衷，尚著劳绩，应加恩。徐用仪、立山、许景澄、联元、袁昶，均著开复原官。”辛丑二月，徐、许、袁遗骸南下，江督以下官吏暨南数省士夫，并致祭焉。（《馀闻》）

    太后一日且为予缕述出宫情事，谓当乱起时，人人都说拳匪是义民，怎样的忠勇，怎样的有纪律、有法术，描形画态，千真万确，教人不能不信。后来又说京外人心，怎样的一伙儿向着他们；又说满汉各军，都已与他们打通一气了，因此更不敢轻说剿办。后来接着攻打使馆，攻打教堂，甚至烧了正阳门，杀的、抢的，我瞧着不象个事，心下早明白，他们是不中用，靠不住的。但那时他们势头也大了，人数也多了，宫内宫外，纷纷扰扰，满眼看去，都是一起儿头上包着红布，进的进，出的出，也认不定谁是匪，谁不是匪，一些也没有考究。这时太监们连着护卫的兵士，却真正同他们混在一起了。就是载澜等一班人，也都学了他们的装束，短衣窄袖，腰里束上红布，其势汹汹，呼呼跳跳，好象狂醉一般，全改了平日间的样子。载滢有一次居然同我抬杠，险些儿把御案都掀翻过来。这时我一个人，已作不得十分主意，所以闹到如此田地。我若不是多方委曲，一面稍稍的迁就他们，稳住了众心，一方又大段的制住他们，使他们对着我还有几分瞻顾；那时纸老虎穿破了，更不知道闹出什么大乱子，连皇帝都担着很大的危险。他们一会子甚至说宫里也有二毛子，须要查验。我问：“怎样查验？”他们说：如系二毛子，只须当额上拍了一下，便有十字纹发现。这些宫监、妇女们，了不得的惶恐，哭哭啼啼，求我作主。我也不犯向拳匪去讲人情；我想阻止他们又不对，万一阻止不了，那更不得下台。我教他尽管出去，果然拍出十字来，也是命数，这何须怕得。如若胡乱枉屈人，那神佛也有公道，难道就听凭教下徒弟们冤杀无辜不成？后来出去查验，也是模糊了事，并没有查出什么人。他们心中明白，得了面子，也就算大家对付过去，还了我的面子。你想这样胡闹，还讲什么上下规矩么？

    会义和团起，以灭洋为帜，载漪大喜，乃言诸太后，力言义民起，国家之福。遂命刑部尚书赵舒翘、大学士刚毅及乃莹［瀛］先后往，道之入京师，至者数万人。义和团谓铁路、电线，皆洋人所藉以祸中国，遂焚铁路，毁电线。凡家藏洋书、洋图，皆号二毛子，捕得必杀之。城中为坛场殆遍，大寺观皆设大坛。其神曰洪钧老祖、梨山圣母。谓神来皆以夜，每薄暮，什百成群，呼啸周衢。令居民皆烧香，无敢违者。香烟蔽城，结为黑雾，入夜则通城惨惨，有鬼气。神降时，距跃类巫觋，自谓能祝枪炮不燃，又能入空中，指画则火起，刀槊不能伤。出则命市人向东南拜，都人崇拜极虔。有非笑者，则戮辱及之。仆隶厮圉，皆入义和团，主人不敢慢，或更藉其保护。稍有识者，皆结舌自全，无有敢讼言其谬者矣。

    义和团既遍京师，朝贵崇奉者十之七八。大学士徐桐、尚书崇绮等，信仰尤笃。义和团既藉仇教为名，指光绪帝为教主；盖指戊戌变法，效法外洋，为帝之大罪也。太后与端王载漪挟以为重，欲实行废立，匪党日往来宫中。匪党扬言欲得一龙二虎头。一龙指帝，二虎指庆亲王奕劻及李鸿章也。奕劻时充总理衙门大臣，鸿章则时论所称通番卖国者也。（罗记）

    当时上书言神怪者以百数。王公邸第，百司廨署，拳匪皆设坛，谓之保护。士夫思避祸，或思媚载漪者，亦恒设坛于家，晨夕礼拜焉。（罗记）

    载漪即第为坛，晨夕必拜，太后亦祠之内中。由是燕齐之盗，莫不搤腕并起，而言灭夷矣。城中日焚劫，火光连日夜，烟焰涨天，红巾左握千百人，横行都市，莫敢正视之者。夙所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其杀人则刀矛并下，肌体分裂，婴儿生未匝月者，亦杀之，惨酷无复人理，而太后方日召见其党，所谓大师兄者，慰劳有加焉。王培佑以首附义民，擢顺天府尹。士大夫谄谀干进者，又以义和拳为奇货。（李记）

    又言：洋兵已进了城，宫里完全没有知道，只听着枪弹飞过，这声音全象猫儿叫，(言次即效猫叫声)“眇”。我正疑心那里有许多的猫儿，那时正在梳妆，又听着“眇”一声，一个枪弹从窗格子飞进来。那弹子落地跳滚，仔细认着明白，方才骇异。才要问外边查问，一眼瞧见载澜跪在帘子外，颤着声气奏道：“洋兵已进了城，老佛爷还不快走！”我才慌忙起身，急问皇帝何在。说在某殿上行礼，我叫赶速通报。原来这一天刚刚碰着祭祀，皇帝正在那里拈香，听着叫唤，急忙前来，头上还戴着红缨帽子，身上穿的是补服。我道：“洋兵已到，咱们只得立刻走避，再作计较。”皇帝更着了慌，仓猝就要跟着我跑。我道：“你瞧这样服色，那里好走出去？”才千手百脚的把朝珠、缨帽一起儿胡乱抛弃，一面扯卸了外褂，换了长袍。我也改换了下人的装束。咱娘儿两个，就此一同出走。那时一切衣服物事，都已顾不得携带，单单走了一个光身。一路踉跄步行，一直到了后门外，才瞧着一乘骡车，问了骡夫，知道是载澜的车子。我就带着皇帝急急上车，赶叫向前快走。他们都是沿途找雇；到了德胜门外，大伙儿才到，稍稍聚集。又怕洋兵追赶，不便屯留，便一气直前上道，昼夜趱行。头一日顿宿贯市，多方设法，好容易才觅到几乘驮轿。由贯市赶到岔道，都宿在破店中，要求一碗粗米饭，一杯绿豆汤，总不得找处。比较逃荒的老百姓，更为苦恼。一直到了怀来，亏你有个预备，才算脱了苦境。难得你如此忠心，而且急忙之中，还亏你赶办得出来，我是十分心受的。所以我要你随扈在一起，这会子也总算是患难的相与了。

    二十一日，天未明，徐会澧以兵部尚书谢恩，至地安门，闻哭声，乃走。载澜驰入宫，言夷兵且攻东华门。太后知事急，衣宝衣欲赴水，载澜持其衣曰：“不如且避之，徐为后计。”太后乃青衣徒步，涕泣而出，发不及簪，上素服及后随之。至西华门外，上坐英年车，太后坐载澜车，从者载漪、溥俊、奕劻、善耆、载勋、载澜、载泽、溥兴、溥伦、刚毅、赵舒翘、英年，及内监李莲英，太后夙所爱也，以立大阿哥进官一品。珍妃有宠于上，太后恶之，临行推堕井死。瑾妃衣襜褕，走而出，遇载勋，始知上所在。诸宫人皆委之而去，赴水死者数十人。其馀走出安定门，遇溃兵被劫，多散失。载澜妻女皆亡，令万本华大索之，竟不得。王公士民四出逃窜，城中火起，一夕数惊。京师盛时，居人殆四百万，自拳匪暴军之乱，劫盗乘之，卤掠一室，无得免者。坊市萧条，狐狸昼出，向之摩肩击毂者，如行墟墓间矣。是日，驾出西直门，日莫抵昌平贯市，上及太后不食已一日矣。民或献蜀黍，以手掬食之。太后泣，上亦泣。时天寒，求卧具不得，村妇以布被进，濯犹未干。夜然豆箕，人相枕籍而卧。（李记）

    联军日逼京师，七月十六日，两宫已有西狩之志，以车辆未备，缓行。十九夜，炮声急，知联军已至城外。二十日，召见王、大臣五次，末次惟王文韶、刚毅、赵舒翘三人。太后言今只馀尔等三人，馀均自为计，不复恤吾母子矣，尔等当随吾行。复诏文韶曰：汝老矣，尚长途苦汝，吾心不安。汝以舆后来，彼二人骑以从，必同行也。帝亦顾文韶必当行。二十一日，黎明，两宫闻洋兵已入城，仓猝出宫，妃主均委之以去。两宫皆乘道旁骡车，王公内侍皆步行，出德胜门，炮声不绝。趣行至贯市东，光裕驼行献驼轿三乘。帝与贝子溥伦同一乘，太后、皇后同一乘。太后衣蓝布夏衣，尚未栉也。帝衣黑纱长衣，黑布战裙。卧具皆不及携。是日勺水未入口，晚宿于民居。随扈者端亲王载漪、庆亲王奕劻、肃亲王善耆、蒙古王那彦图，贝子、公爵数人，刚毅、赵舒翘、溥兴等，暨神机虎神营练兵千人，马玉昆兵千馀人。兵无所得食，沿途掠于民间。（《馀闻》）

    其时刚毅已先在途次病故，赵舒翘亦赐自尽。太后言及二人，似尚有馀怒，谓这都是刚毅、赵舒翘误国，实在死有馀辜。当时拳匪初起，议论纷纭，我为是主张不定，特派他们两人前往涿州去看验。后来回京复命，我问他义和团是否可靠，他只装出拳匪样子，道是两眼如何直视的，面目如何发赤的，手足如何抚弄的，叨叨絮絮，说了一大篇。我道：“这都不相干，我但问你，这些拳民据你看来，究竟可靠不可靠？”彼等还是照前式样，重述一遍，到底没有一个正经主意回复。你想他们两人都是国家倚傍的大臣，办事如此糊涂；馀外的王公大臣们，又都是一起儿敦迫着我，要与洋人拼命的，教我一个人如何拿得定主意呢？

    稍停，又续言曰：依我想起来，还算是有主意的。我本来是执定不同洋人破脸的；中间一段时期，因洋人欺负得太很了，也不免有些动气。但虽是没拦阻他们，始终总没有叫他们十分尽意的胡闹。火气一过，我也就回转头来，处处都留着馀地。我若是真正由他们尽意的闹，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不过我总是当家负责的人，现在闹到如此，总是我的错头；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人民，满腔心事，更向何处诉说呢？

    太后此番话头，虽属事后之谈，但详细体会，亦是实在情节。试想彼深居宫阃，一向与外间情势不相接触，一旦遭此巨变，前后左右，手足耳目，都是一样狂迷，如醉中闹架，欢呼盲进，意兴勃勃，他毕竟是个女流，易于迷信，平日为洋人交涉受了多少委曲，难得有此神人协助之机会，欲其凭一人判断，独排群议，尽遏众狂，此绝不易得之事。即自谓尚有主意未尝放手云云，事实具在，亦不能谓之尽诬。如实在与瑞、刚倾倒一向，并力不顾，攻破一使馆自在可能之列。不过总有一段时期已经中了魔毒，若谓始终明白，殆亦未必然耳。

    拳匪之事，当刚、赵查验时，是一祸福转捩关键。如此时能将真情实状，剀切陈奏，使太后得有明白证据，认定主张，一纸严诏，立时可以消弭。过此以后，乌合蚁附，群势已成，虽禁遏亦已不及。后来酿成如此大祸，刚、赵二人，实不能不负其全责。太后谓其死有馀辜，确系情真罪当。刚之为人，愚陋而刚愎，或真信拳匪之可恃，亦未可定。赵则起家科第，扬历京外，开藩陈臬，并皆卓有政声；而且学问淹通，持躬廉正，此儿戏鬼混之义和团能否成事，明白易晓，决不至于不能鉴别。第以劫于刚势，不敢立异，遂至与之骈殉，身陷大戮而死负恶名，未免太可惜矣。

    近闻某公言及赵事，则尤不觉为之扼腕。谓当拳匪在涿州时，太后命刚、赵往验。刚实未往，赵独挈何君乃瀛同行。何字松生，本刑部老司员，殊干练有卓识。二人回京后，均力言拳民之不可恃。何因为赵拟就一摺，言之颇甚剀切。赵审阅再三，似碍于端、刚，踌躇不敢上；末谓上摺太着痕迹，不如面陈为妥。乃先赴荣相处，详悉报告；再见太后复命，亦经一一据实奏陈。而彼时太后已受魔热，词色颇不怿。先时赵之僚友曾有以大义相责者，赵出告人，谓幸不辱命，我对军机、太后，均已尽情倾吐，应说尽说，抚心自问，庶几可告无罪矣。后来点派带团差使，并无其名，赵益自引为幸，谓从此可以脱离关系云云。某公所言，委系得之当时事实，并非泛泛。准此而论，则赵于拳匪，并未有阿护之事。最后赐尽上谕中，只坐以“毕竟草率”四字，且有“查办拳匪亦无庇纵之词”等语；即据太后口中所言，亦足证明其始终未言拳匪可靠。参稽互考，情节昭然。只因当时稍有瞻顾，少此一摺之手续；又夙因刚援引，相处亲密，致后来中外责言，均以刚、赵并举，李文忠亦有“刚、赵袒匪”之电奏。空言无据，无法辨白，卒陷于不测之大戾。然则彼之失足，不在于查验拳匪之役，而在于受刚援引之时。因失其亲，子云中郎，所以同抱千古兰滫之恨也，悲夫！顾就此案而论，终不能不谓之冤。青史是非，悠悠众口，吾尤愿为死者一洗之也。

    刚、赵之处分，凡见过四次上谕：第一次革职留任；第二次交部严议；第三次斩监候，第四次斩立决，改赐自尽。足见前时太后尚有回护之意，其终受大辟，实出外人要迫，并非太后之本心。受诛以后，则言者事事皆藉以诿罪，不免别有投阱之语。故此时太后亦深憾之。一朝失足，则众恶皆归，此亦古今之常态。惟刚已先故，竟逭诛夷。即谓刚、赵同罪，刚罪总浮于赵，乃刚免而赵不免，此真所谓有幸有不幸者耶？

    拳匪之入京师，刚毅实导之。刚毅识字不多，以清正自诩。由部曹外任巡抚，内召为尚书，入枢府，后眷甚隆。奉命江南查案，旋之广东，敛浮赋，括四百万，历东南诸省，括千万归于京师。得梁启超所撰《清议报》，进于孝钦后，后大怒，愤外国之庇康、梁，必欲报此仇。益恨德宗，思废之，立端王载漪之子溥俊为大阿哥，将于庚子正月行废立，刚毅实主之。力引载漪居要职，宠眷在诸王上。后命荣禄告李鸿章，私以废立意询各国公使，皆不协，后益大恨。刚毅日言仇洋，见谈洋务者，皆斥为汉奸。过金陵，见刘坤一所立之储才学堂，立命闭之。董福祥以杀洋人自任，刚毅力誉于后前，恩宠日渥。及拳匪据涿州，朝议剿抚不决，乃命兼管顺天府事。尚书赵舒翘，偕府尹何乃莹［瀛］，驰往解散。刚毅虑舒翘或戾己意，自请继往。舒翘至，召匪首谕朝廷德意，令解散。匪首坚请褫聂士成职，舒翘难之。刚毅至，许以先退聂军。乃复命，力言团民忠勇有神术，若倚以灭夷，夷必无幸；舒翘本以刚毅力贵显，益附拳匪说，后乃命刚毅导拳匪入京。旬日至数万人，坛场遍城内外。王公贵人，争崇奉之。渐出入宫禁，莫敢究诘。刚毅与载漪合疏，请用团民，乃奉统率团民之命。董福祥率武卫军攻使馆，刚毅日坐城楼观战，曰：“使馆破，夷人无噍类矣，天下自此当太平。”舒翘起为寿曰：“自康有为倡乱，天下扰扰，公起而芟夷之，上病失天下心，幸继统有人，定策之功，公第一。”刚毅大喜。及联军破京师，两宫仓皇出走，刚毅随扈至太原。李鸿章电劾肇祸诸王大臣，后召见载漪，痛斥之。自出狩后，刚毅忧惧，不复有所言。及随扈西安，中道病，折回候马镇，病死。十二月，惩办罪魁，刚毅以先死免戮，追夺原官。（《馀闻》）

    赵赐自尽时，派岑春煊前往监视。赵体质素强，扼吭仰药，百计竟不得死。而岑在客堂，不耐久候，再四逼促，词气极凌厉。家人不得已，乃以绵纸遍糊七窍，灌以烧酒而闷煞之，屡绝屡苏，反复数次而后毕命。惨矣！然岑亦忍矣哉！

    初六日，赐英年、赵舒翘自尽。年、舒翘已下按察使监视，岑春煊遗年药，年死狱中；舒翘服诸毒不死，竟勒杀之。年善望气，以术幸太后，太后使视醇贤亲王奕劻茔，茔东白杏高百尺无枝，气成五彩，年视之，大吉，归报太后曰：“物莫能两大，此其祥也，请伐之。”伐之得白蛇不可胜数，树若有血焉。其夕茔树尽死。载勋为步军统领，年以右翼总兵佐之，为拳将横甚，陵轹大臣，然视载澜为谨矣。舒翘习律令，以刑部主事外任，五迁至尚书，颇自喜。大阿哥之立，大召对群臣，太后出诏书遍视之，皆失色，舒翘独前贺曰：“赖社稷之灵，天下臣民有主矣，复何疑？臣犹恨其晚也。”太后大喜。其自涿州归，极知拳匪当肇祸，以附刚毅故，盛绳之，卒以此死。拳匪之杀白莲教也，狱不具，即反有迹，案律妇女不同谋，不缘坐，舒翘心知其冤，私窃叹，然不敢言。其于速化取容，天性也。（李记）

    赵舒翘以刑曹熟习刑律，刚毅援引致位尚书。拳匪据涿州，奉命解散，甫抵涿州，而刚毅继至，遂导拳匪入京师。刚毅力言拳民忠义可用，舒翘附和之。及联军破京城，随扈两宫狩西安。各国索惩办罪魁，舒翘革职留任，各国憾不已，乃改为斩监候，囚西安狱。次年正月，各国要加重惩办。西安士民，连合数百人，为舒翘请命，枢臣以闻，乃赐令自尽，派陕抚岑春煊监视。舒翘犹以为必有后命，其妻谓之曰：“君无冀也，吾夫妇同死耳。”乃以金进。舒翘吞少许，逾三时不死，犹处分家事。又痛九十馀老母见此奇惨，既而自恨曰：“刚子良害我。”春煊迫于复命，乃更进鸦片烟，两时仍不死。再进砒霜，始偃卧而呻，夜半犹未绝，乃以厚纸蘸热酒，连蔽其七窍，乃绝。其妻仰药殉焉。（《馀闻》）

    辛丑五月十五日，予奉旨简放广东雷琼道遗缺。予与徐孙两公，均以密保同日引见，而予才及十日，即蒙简放。当时慕韩总揆且向予欣贺不置，谓君今乃先着祖鞭，令人有景倩登仙之羡，吾等尚不知挨磨几许时日，方有此希望也。今两公皆已登峰造极，名播中外，而予则依然故我，碌碌无成。回首云泥，空增惆怅而已。

    奉简后，复传旨缓赴新任，命督办回銮前站事宜，仍照旧承应宫门事务。予此次颇十分为难。先是由怀来至太原，沿途宫门事务，均由予一手承应。予深知地方官办事苦况，事事均为之道地，不令宫监等有非分需索及欺凌逼勒等事。宫门费用，予均为按资匀配。彼时诸宫监初出都门，所望不奢，亦尚能帖然就范，并无诽怨。自予由太原奉差出发后，宫门之事即由岑云阶接替照管。彼因欲见好于各宫监，乃悉力反予所为，凡各省进奉官吏，皆为之敲索使费；每到一州县，亦首先讲论宫门费，多者或逾万金，少亦七八千金；至零星费用，更无一定，几于遇事需费。各宫监无不欢喜踊跃，人人餍饫。因而追怨前事，谓予非但不为帮忙，且有意裁抑之，以此均德岑而恨予。竟有当面诘责者，谓：“咱们从前蒙在鼓子里，都被你刻薄死。还亏着岑三讲交道，帮个忙儿，动是整千整百的，作成咱们爷儿吃了个饱肚。横竖使的别人家的钱，他们来路是容易的，也落得大伙儿做个人情。偏是你拈斤播两的，巴巴几两银子，还要叫我们请安谢赏，这不是活活被你捉弄么？”盖彼等已经吃过一番大甜头，全不似前此之听受范围。幸而上边通气，尚不敢公然作难。然实在是予愚笨而岑聪明。岑以后之扶摇直上，其根基实始于此。

    予前此以匆促赴召，家眷尚留鄂中，即寄居于岳家。近见荣相，谓上意欲令予随扈还京，何妨将眷属迎至秦中，将来即可一路同行云云。予念如此可省两方牵注之劳，于计亦得。是时京外大臣及京都士绅，均陆续奏请回銮，章已十数；而上意尚踌躇不即允。予因启銮之期尚未宣布，为日必不在近，因乘间请假回鄂一行，以便亲自照料眷口，结束家务。奉允后，即日就道，抵鄂垣匆匆部署一切。旋闻回銮期日已定，家眷前赴秦中，未免多此跋涉；因仍只身先自趋赴行在，而嘱家眷随后首途，预备于河南途次相待。盖大驾已定从旱道入都，河南固为必经之地也。

    始，德日以国书请回銮，各国亦以相要约。敬信自京师至行在，宾客送者数十百人，皆言：“京师无恙，太后当早归。”信既至，承荣禄旨，不敢言，嗫嚅，太后大怒，使宦者崔永安往视，永安还对，以实闻，太后左右视，不答。侍读学士恽毓鼎、御史郑炳麟、黄会源请同銮，皆不报。奕劻、李鸿章又数请之，乃有七月十九日之诏。而鹿传霖方买田宅咸阳，数言敌情叵测，劝太后无北归，太后亦恐遂归政，不欲行。（李记）

    八月十八日，予始由湖北还抵西安行在。即日往谒军机各堂宪，并诣宫门报到。十九日，总管太监李莲英传旨赏银四百两，大缎二匹。一到即有恩赐，即宠任亲贵大臣，亦不多见，在予得之，真可谓异数也。

    先是五月二十一日，曾降发上谕一道，略谓“朕侍皇太后暂住关中，眴将经岁，眷怀宗社，时切疚心。今和局已定，昨谕令内务府大臣扫除宫阙，即日回銮。惟现在天气炎热，圣母年高，理宜卫摄起居以昭颐养，自应俟节后稍凉启跸，兹择于七月十九日由河南直隶一带回京，着各衙门先期敬谨预备”等语。此谕既宣布，于是中外人心，一时大定。缘行期久久未定，众情惶惑，不免妄生疑揣，有谓将久居西安者，有谓将迁都蜀中者。复因水陆问题斟酌不定，益滋延宕。先有主张由河南襄阳至汉口，改由京汉路入京，谓沿途供亿，可省若干百万。南方并有请驾出上海，迳从海道入都之议。嗣经通盘筹度，谓水道须另造轮只，且有数处河道须经修浚，方可通行御舫，费更不赀，乃决计取道陆路。至是而行期、路线一起决定，中外乃始释然矣。

    亡何而陕抚升允奏谓天时炎热，道路泥泞；汴抚松寿奏谓积雨连旬，河水骤发，跸路冲毁，行宫损坏；均请展缓行期。乃复于七月一日下谕：据奏改定以八月二十四日回銮。于时舆论大哗，均谓两宫实无回銮之意，两抚之奏均由西安政府授意，即二十四之期，亦决不可信，届时必须再改。并有言第三期已预拟定，将改为九月三日；第四期必以太后寿辰为词，改十月底；第五期必以天寒为词，改至明春；逐节延改，终于无期而后已。或言太后惧回京后受各国要索抵罪，故不许皇上回京；或谓李莲英恐以太后失势而失权，故力怂太后不宜回京等语，纷纷扰扰。中外报纸，批评议论无虚日。各国使臣亦颇为所动，一再向当局诘问。于是政府更下谕旨、懿旨各一道，谕旨系豁免陕西、河南、直隶跸路经过地方钱粮，懿旨系赏给陕西人民内帑十万两，盖藉此以坚各国之信。其实太后前此稍有戒心，暂持观望之态度，或所不免；至于此次定期以后，固已预备启行，并无游移之意。两抚改期之奏，实因预备不及，冲毁行宫跸路，皆实在之事也。

    同时并特派陕抚升允为前路粮台。升抚因启銮在即，奏请交卸抚篆。奉旨：陕西巡抚着李绍芬暂行护理。同时并委臬司樊增祥署理布政司，道员吴树棻署理按察司，西安府胡延升署粮道，候补府傅士炜署西安府。此数日中，西安官场全班更动，贺任道喜，满街车马纷驰，闹得烟昏尘起，头目皆为之晕。兼之行期已迫，宫府内外，皆预备结束登程，各京官亦悉备行事，包裹捆扎，大车小杠，憧扰不可名状。予拟奉有前命，不能不勉尽职务；而甫到行在，相去仅六日，孑然一身，事繁期促，如何措手？不得已自行出资募雇健役二十馀名，另赁马二十匹随行。即赶赴前途，先行布置一切；略有端绪，仍赶回西安省城，伺候启跸，以便随驾同行。幸经过一次，办理稍习，又执事宫监诸多稔识，故应付尚为顺手耳。

    二十三日，军机大臣谕：本日各章京办事毕，二班章京即着先行启程。自京西至阌乡，派头班章京沿途办事；自阌乡至开封，派二班章京沿途办事。并奉前路粮台核准定章，皇差官车二千馀辆，驴马应给草料，行路日给一两，驻跸减半。大概布置，皆已楚楚就绪矣。

    八月二十四日辰刻，两宫圣驾自西安行宫启跸。城文武官吏，均先于宫门外齐集，伺候升舆。行李车先发。辰初三刻，前导马队出城；太监次之；各亲贵王公大臣，或车或马，又次之。俄闻静鞭三响，即有黄轿数乘，自行宫出，士民皆伏地屏息。皇上、皇太后先后乘黄轿出宫；皇后随后；向有扈驾诸王、大臣，又在其后；最后为大阿哥。衔尾重车无数，均系各衙门档案。曲折穿行大街中，辰牌向尽；始出南门。沿途市肆，各设香花灯彩；长安父老，均于南门外祗候跪送，恭献黄缎万民伞九柄。出城后仍绕赴东关，诣八仙庵拈香进膳。本来直出东门，路线可省三分之二，谓因体制关系，且取“南方旺气向明而治”之义，所以辇路必出南门。先期奉升抚传谕：州县都守以上，均在灞桥恭送；佐杂千把，在十里铺恭送。并派员于各该处点验，查取职名。如有托故不到者，停委二年。所以冠裳跄济，异常热闹。沿途千官车马，万乘旌旗，气象极为严肃，较来时光景，当然大不相同。予在宫门送驾后，即乘马顺御路出南门。行二十里，至灞桥尖。灞桥折柳，自昔为往来迎送之地，然千年以来，当无有今日之热闹者。又二十里，驻跸临潼县骊山行宫。

    八月二十四日，自西安启跸，仪卫甚盛，发卒数万人，各省所供献太后私财六七百万，尽辇之而东。（李记）

    二十五日，由骊山行宫启銮，至临口镇驻跸。自骊山至此四十里，均临潼县境。临潼令夏良才绝无预备，乃避匿不出。王公大臣多至枵腹，内膳及大他坦均不得饱食，大他坦且无烟火，夜间殿上竟不具灯烛。上赏内监银二百两，令自觅食，此亦绝异之事。上年予在怀来时，拳匪围城，溃兵四窜，正性命呼吸之际，而两宫仓猝驾至，予尚能勉力供应，不至匮乏。此次则半年以前已有行知，有人可派，有款可领，何以草率至此？闻夏令实已领款二万七千金，掯不肯发，所以诸事不备。该令籍隶湖北，为陕藩李公之同乡，临时委署此缺，本期藉皇差以得津润，既贪而庸，欲牟利而无其才，故至于如此荒谬。然两宫竟未有嗔责，此亦更历患难，心气和平，所以务从宽大也。予恐前站有误，即驰十五里过升店(属渭南县)，略事部署；复前行三十五里，至渭南县，已傍晚，即就西城外觅一粮店住宿。行宫即在县署，颇宏整，较临潼殆天渊矣。

    车驾至临潼，临潼令夏良材以供应获谴。于是郡县承风，各除道，缮治宫室，设厨传，修寺观神祠以待幸，作者数万人，费亦畚数十巨万，大兴兵卫，道死者相望。诸贵人奴隶至榜笞州县官，释不问。而松寿令江西浮粱镇进瓷盘至十二万，他物称是焉，一驿之费几五万金。（李记）

    二十六日，在渭南候驾。申刻，驾到渭南行宫驻跸，离西安已一百八十里。督办前路粮台升允，奏参临潼县知县夏良才办事不当，贻误要差，并自请议处。奉旨：夏良才加恩改为交部议处，其自请议处之处，从宽免议。盖两宫以大驾方始发轫，不欲以供应之故，重罪有司，致沿途官吏，多增疑惧，用意固甚深厚也。

    二十七日，午刻自渭南启銮，申正至华州驻跸，行宫即在州署。昨夜荣相国之公子纶少华病故，各官争往慰唁。荣相年几七旬，只此一子，甚为聪慧，因之异常惨恻。但中途不便停顿，乃特留胡研孙观察在此，为之料理后事。暮年遭此不幸，意绪固难堪也。

    二十八日，辰刻自华州启銮。行四十里，至华阴县驻跸。行宫亦就县署改设，铺陈构署，颇皆妥贴如式。

    二十九日，两宫诣华山麓玉泉院拈香。是日雨，道路泥泞。予先至院候驾。该院背山面河，有“山荪亭”、“无忧亭”诸胜，林泉掩映，古木阴森，颇为欣赏不置。有顷驾临，王公、百官多半随从，宫眷亦有随至者，一时拥挤，或至不得入门内。而雨势益急，从官率通身沾湿，踯躅泥滓中，致游兴为之消阻。闻由此上山顶尚有四十里，仙人掌、莲花、玉女诸峰，多在高处，惜匆匆不得一览。申刻驾旋，仍驻跸华阴县。

    九月初一日，自华阴县行宫启銮。行五里，至华阴庙尖；又三十里，至潼关驻跸。行宫即在道署，颇有园林之胜。初二日阴雨，初三日晴，初四日风，均驻潼关。四日传旨：明日巳正启銮。予于宫门见荣相，神色颇惨淡。有河南四品卿衔道员吕永辉上封奏，请迁都洛阳。闻其人颇深喜自负，以此为匡时大计，闻者皆目笑之。近年京朝士夫，多主张迁陕之说，引经据史，言之侃侃。自西幸以后，多半亲历其地，皆哑然自失，不敢复持前议。书生目论，大都如此，吕亦同受此病也。是日奉上谕：前因有冒充王公仆从，于各州县供给，恃强攫食，曾经降旨严禁。现在将入豫境，着松寿认真查禁，如有此等情事，着即严拿惩办，勿稍瞻徇。因前在临潼，夏令曾以先日预备供应均被掠食为词，故有是命也。又奉谕：启跸以来，沿途车骑，诸形拥挤，甚至乘舆已到，尚复填塞，殊不足以昭郑重。着御前大臣认真弹压，并着松寿、夏毓秀、周万顺各派兵勇，分起押送，不准迟滞。至随扈王公、百官，车辆尚多，一经入豫，道途更隘，除有紧要差使者准带行李外，其馀均着分起先行，以免拥挤，云云。一路车辆，彼此争先，因致壅塞不行，欲速反滞，真太不成体统。有此一谕，或可稍资整饬也。

    初五日，自潼关启銮，至阌乡县驻跸。予于早飧后，前驱行二十里，至阌第镇(属阌乡县境)。阌乡令邓华林来此迎驾。予作一禀函，上张香涛制军，杂叙两宫沿途起居，交阌乡令出四百里排单递送。盖前此在鄂时，制军曾以此事相嘱；连日仆仆长道，无法握管，至此始获作一函塞责。最可异者，此函竟重出，不知何时散落外间，为好事者所得，居然装潢什袭，今岁乃有友人持此嘱予自加题跋。重览一过，墨渖如新，转不胜今昔沧桑之感矣。

    昨日，喀尔喀亲王那彦图之亲随在潼关卷取铺垫等物，委员候补巡检李赞元向前阻止，该亲随竟缚而挞之于市。经升中丞据实奏参，奉旨：那彦图着交理藩院照例议处，其滋事亲随，着升允严讯惩办。此事颇快人意。吉帅之风骨凛然，不避亲贵，殊可敬也。

    初六日，辰刻自阌乡启銮，申刻至灵宝县驻跸。奉旨：明日驻跸一日。是日奉谕：本年万寿，停止筵宴。连日皆行夹沟中。悬崖绝障间，羊肠一线，逶迤屈曲，其间仅容一车行，如两车相值，一车必预于空处藏避，俟对行车过，方始就道。沿途车辆，皆须互相呼应。近经特别平治开拓，两车亦可并轨。而随扈诸人，咸喜疾驰争先，乃至数十百辆衔尾接轴，莫能进退。昨日虽有严谕，一时尚不能生十分效力也。

    初七日，仍驻灵宝。闻大差头站太监百馀人，已由河南入直隶境，住宿磁州；庆王将到开封迎銮，当以本月二十日出都。奉旨：所遗总理外务部要差，着由李鸿章暂行兼管。并奉懿旨：着李相就近在保定迎銮，毋庸远赴。

    初八日晴。辰刻，自灵宝县启銮。自此入河南境。行六十里，申刻抵河南之陕州。自南门入，驻跸河陕汝道署。署有园圃，颇具池台亭榭之胜。余与梦丹同寓州署。署中亦小有园林，而荒废殊甚。大堂下有老树一株，大可数抱，古干槎枒，似是数千年物，署榜曰“召伯甘棠”，殆属后人附会也。是日奉旨：江西广饶九南道，着刑部员外郎瑞澂补授。盖前日有旨，以赣臬柯逢时升任湘藩，广饶道明徵升赣臬，而以瑞补其遗缺也。瑞为断送清社之罪魁，至此忽露头角。此时大局已定，两宫安返故都，宛然有日月重光、河山再造之气象；而亡国根芽，已植于此，覆霜坚冰，可惧也。

    初九日，仍驻陕州。

    初十日，自陕州启銮，出东门，行五十里，至陕州属之张茅镇驻跸。此间地极狭窄，百官多不得栖宿处，皆驱车向前趱行。而晚间雨势复大集，泥中颠播，异常困顿，至有在车中过夜者，冻馁交迫，窘况殊不可堪也。

    十一日，巳刻自张茅镇启銮，行四十五里，至陕州属之观音堂驻跸。地势益隘，余觅宿不得，乃冒雨前行，至英豪镇住宿。此处已入渑池县境矣。

    十二日，大驾仍驻跸观音堂。予先由英豪镇冒雨行二十五里，至渑池县，即在渑池候驾。是处当崤山分支，沿途皆顽石横梗，极碍车道。清道光十四年、光绪九年两次兴工铲削，另辟新路。无如大车所载过重，砰訇磅磕，不久即成磊砢，十九皆震脱辐，须待修辑；故大驾不能不因之迟滞也。英豪镇即杜诗所咏之石壕村。蒿目时艰，惓怀身世，与杜陵当日境地颇复相类，益不胜芒鞋露肘之感矣。

    十三日，由观音堂启銮，申刻至渑池县驻跸。

    十四日，自渑池县启銮，过石河镇、义昌驿，至铁门镇驻跸，已入新安县境矣。连日阴雨，泥泞数尺，车行荦确，骡马负重不胜，倒毙途次者，所在皆是。随扈大驾，乃亦尝此等苦况，行路之难，可为叹息。是日有摺弁自湘中来，据云道过许州时，知予眷属寓许州北关旅店，初六夜半，有盗伙二三十人，明火执仗，毁门而入，劫去银洋、首饰无数，并用洋枪击伤亲兵、家丁各一人，亲兵身受七枪，伤势甚重，恐有性命之忧，惟眷口尚为平安云云。闻之骇绝。许州为豫省南路通衢驿道，并非僻地；关厢逼近州城，列肆林立，俨然闹市；乃盗伙竟敢公行肆劫，从容搜掠，殊不可解。少年妇女，无端受此惊悸，其何以堪！予以随从属车，孤身远隔，仅凭摺弁口语，又不能详及底蕴，五中焦灼，不可言状。当发一电问讯。辗转空床，竟至不能成寐。

    十五日，午刻自铁门镇启銮，酉刻始抵新安县，驻跸。予与梦丹先行三十里，经磁涧镇，知两宫于明日当在此处中伙；十五里至谷水镇，已入洛阳县境；又二十五里，至河南府，于南门外逆旅住宿。是日风日清美，道路坦平，旬日以来，惟此一程最为畅适。沿途烽候堆房，皆一律新修，焕然耀目。次日往瞻行宫，则局势宏丽，陈设皆备极精好。谓文守惨淡经营，已逾数月，殊不免有人劳鬼劳之感想。启銮前，迭谕沿途供应，不得逾侈，以节民力，而文守仍复铺张如此，殊失将顺之义矣。文悌先为御史，戊戌政变，极力迎合，奏参新政人物，颇为舆论所不满。此次闻向豫省请领八万金，预备在洛供应；延方伯给以三万，怏怏而回，仍就地罗掘以供所需，故一切部署，无不力从丰赡。又以重赂深结李莲英，终日在李室，手持水烟袋当户而立，与出入官员招呼点首以示得意。豫中同官，皆心鄙之。松抚每告所属，谓我们河南现在已出了一个红员，盖即指文而言。临潼之草率，此间之繁靡，可谓过犹不及。盖两人各有目的，一图现在之利，一觑将来之名。用意不同，出手因而各异；但论损上损下之区别，则犹觉彼善于此矣。申刻驾入洛城驻跸。河帅锡良、前鄂抚于荫霖、副宪张仁黼、前京尹顾璜，均来此迎驾。

    自陕西西安府咸宁县京兆驿，至河南省河南府洛阳县周南驿，计程七百八十里。自八月二十四日至九月十六日，途次共历二十二天。先是此地预备寝宫，拟请皇太后、皇上同居一处，适侍郎桂春在汴，力言无此体制，诸多不便，乃临时拓地改造。故皇上寝宫甚为逼窄，大阿哥住处尤窄。太后寝宫独宏敞，后窗外有极大地坑，上安木门，可以燃炭，从地道通入室内，盖预备在此过冬取暖也。行宫工程，原估二千四百串，现用至三万馀两云。

    十七日，仍驻跸河南府。奉旨须留驻五天。予早间于宫门外见于次帅。是日连得开封电，知眷属尚无恙，亲兵伤亦渐愈，为之稍慰。汪伯棠农部偕桂月亭侍郎自大梁来，过访久谈。昔年予从张樵埜侍郎办理日本商约，农部方在张宅为西席，朝夕相见。乱离之后，旧雨重逢，剪烛清宵，愈深情款；相与谈及侍郎厄遇，均不觉为之於邑也。

    十八日，仍驻跸河南府。予与黄小宋太守璟、周左麾太守钺，同乘马出东门外，至一大寺寻碑。隋唐石刻，所在林列。摩挲往复，令人目不暇给。惜日色向暮，已不能尽辨字画，恨不得学李阳冰，于碑下作三日寝处也。

    十九日，仍驻跸河南府。两宫于召见军机办事后，辰刻即出宫，谒关帝陵，幸龙门、伊阙；进膳后，复幸香山寺。王公大臣，多半随从。予亦前往侍班，因历览三龛、涌珠泉、宾阳洞诸胜迹。房廊户牖，并加丹雘，与予夏间经此，已焕然改观矣。伊水中流，望对岸香山寺，迤逦山半，游人旋绕如蚁。水上造有浮梁，水白波平，天空如镜。周庐星列，兵卫森罗，当不减羽猎长扬之盛。度桥行里许，至香山寺，即唐时乐天九老结社处，俯瞰洛水，远眺龙门。山半皆北朝造像，千龛古佛，密如蜂聚。寺内一厅事，屏间刻汪退谷先生书白太傅《香山寺记》，字大几逾六寸，筋力雄伟，天骨开张；惜为俗工加饰粉漆，失其真趣，可叹也。未刻驾还，仍于宫门外侍班。

    二十日，仍驻跸河南府。召见升允、松寿。先是自西安启銮，以秦抚升允为前路粮台，负弩前驱。洎至潼关，豫抚松寿越境迎迓，上即命升回任办赈。升奏谓：陕中赈事，藩司自能料理，臣愿从至开封。故入豫后辇路事宜，皆两抚同任照料。

    二十一日，二十二日，仍驻跸河南府。二十三日晚有旨：大驾明日启行。予乃先行登程。至洛城外，见有宋太祖庙，颓败已甚，门外有石碑，高寻丈，“夹马营”三字，大书深刻，盖宋太祖降生处也。前行复有佛寺，规模极为宏敞。乃入内瞻仰，丰碑古篆，夹道林立，但尘封漫漶，不易辨识。有住持老僧，向之问该寺缘起，竟瞠目不能答。回旋许久，不觉日暮，乃笼烛行三十五里，至义井铺住宿。闻大驾明日过此中伙，已预备矣。

    二十四日早，自河南府启銮，辰刻至义井铺传膳。予于宫门外侍班后，仍先行，抵偃师县。申刻驾至，即在县署行宫驻跸。此地离河南府城七十里，本日辇道最长，故启跸特早也。是日召见湖北荆襄郧道朱其煊。

    二十五日，辰刻自偃师县启銮，申刻抵巩县驻跸。予于是日早间，先出城行三十五里，至黑石关。大驾即于此处渡洛河。已造有浮桥，皆用民舟联属，上覆以板，板上更用土平筑，宛如周行大道。行宫即在河畔。两岸绿树阴浓，群峰环拱，是一幅绝好图画。又三十五里，乃至巩县。大驾不久亦至；遂在宫门侍班。闻该县近年频遭洛水之患，横流冲荡，庐舍一空，仅存基址；县署在水中央，久为泽国。今年曾起行宫于城内高处，六月间河流暴涨，仍被冲决。后乃就县署故基改筑，戽水填土，垫高七八尺，鸠工庀材，计日而成。然视之颇觉坚固，崇墉屹址，殊不类新筑者。城中民居，极为寥落，无屋可住。予乃前行出东门外，至离城三里之东寨住宿，是处似较繁盛。晤周敬舆直刺，留与共饭。予去秋过太原时，承其赠送棉被墨砚等物，意甚殷渥。顷充孟巩缉私盐局，偶闻予至，特来相访。因为予述毓贤去年在山西杀戮洋人、教民、教士情状，横暴凶酷，惨无人理。以此山西一省，洋人要索赔款多至一千馀万，大小官吏，以迎合毓意被罪诛夷降革者至数十百人。殃民误国，贻害地方，区区一死，宁足以蔽其辜？然此时晋人亦尚有誉之惜之为之抱冤者，此则不可解也。

    初四日，杀毓贤于兰州。贤已论葳新疆，至道中，乃当斩，令甘肃按察使何福堃监刑。始拳匪起山东，李秉衡提倡之。秉衡以郓城攻教堂，德持之，落职，遂切齿于外人。贤代秉衡，翼乱民尤至，诧为神，王公贵人及太后左右皆信之。而山东人官京师者王懿荣、李端遇又翕然称其忠，相附和。故事急时，太后犹诏山东召老团。语云：“涓涓不绝，遂成江河”，贤之谓矣！而曾廉、王龙文独为之颂冤。甘肃布政使李廷箫惧诛，已先死。毓贤之戮教士也，至五十馀人，廷箫贪左右之，饮金屑自杀。（李）

    毓贤以山东曹州府知府至藩司，继李秉衡为巡抚。山东大刀会仇视西教，毓贤奖励之。匪首朱红灯倡乱，以灭教为名。毓贤命济南府卢昌诒查办。匪击杀官兵数十人，自称义和拳，建保清灭洋旗，掠教民数十家，毓贤庇之，出示改为义和团。匪树“毓”字黄旗，掠教民，焚教堂。教士屡函乞申理，总署令保护，毓贤均置不问。匪势愈炽，法使屡责总署，乃召之来京，以今总统袁公代为巡抚。时拳匪出没于东昌、曹州、济宁、兖州、沂州、济南之间，势甚盛。袁公至，力剿拳匪，获朱红灯，戮之，数月而匪势大衰。山东境不能容，乃窜入直隶境。庚子三、四月间，蔓延各属矣。毓贤入都，见端王载漪、庄王载勋、大学士刚毅，盛夸义和团忠勇可恃，载漪等信之，据以入告，遂拜巡抚山西之命。毓贤至任，卫军数十人，皆拳党也。自称义和团统领，拳术渐被于山西，浸猖獗。平阳府教堂被毁，府县以闻，称曰团匪，贤痛斥之。郡县承风，而莫敢诋拳匪矣。毓贤命制钢刃数百柄，分赐拳童，勉以杀洋人。大师兄出入抚署，若贵宾。五月，朝旨令保护教民，毓贤承端、刚旨，仍置不问。六月，匪焚教堂，毓贤登高观之，曰：“天意也。”营官将施救，毓贤不许。英教士逃出，号于众曰：“昔晋省大（旱），吾输财五六万，活数千人。今独不能贷一死耶？”卒戕之。一英妇挟儿出，跪言：吾施医，岁活数百人，今请贷吾母子。语未绝，一兵以梃击之，仆，推置火中，复奋身出，仍推入，与其子同烬焉。毓贤以兵守城门，禁教士出入，复移教士老幼于铁路公所，以兵守之。他日复驱入抚署，毓贤坐堂皇，命行刑，杀英教男女老幼三十馀人，服役二十馀人，枭首示城门，剖心弃尸，积如丘山。又驱法天主堂教女二百馀人至桑棉局，迫令背教，皆不从。令斩为首二人，以盎承血，令诸女遍饮，有十六人争饮尽之。毓贤令缚十六人悬高处，迫其馀背教，皆不从，求死益坚。

    兵士择貌美者掠数十人去，皆不屈，死焉。各属教民，富者皆为拳匪掠夺，其被逼背教，抗而死者，先后数千人。被祸最惨者，为大同、朔州、五台、太原、徐沟、榆次、汾州、平定，匪势蔓全省矣。联军破天津，毓贤自请勤王，朝旨命统军入京。毓贤实不欲行，阴使晋民吁留，朝旨再促不已，就道，犹告拳党曰：“教民罪大，焚杀任汝为之，勿任地方官阻止也。”七月，毓贤始去晋，而联军已破京师，遇两宫于途次。李鸿章奉命议和，德皇要惩办罪魁，鸿章以闻。闰八月，有旨命毓贤开缺，另候简用，以锡良代为晋抚。各国以罪魁未惩办，不允议约。驻德使臣吕海寰、驻俄杨儒、驻英罗丰禄、驻美伍廷芳、驻法裕祥、驻日本盛铎，合电请惩办罪魁，首李秉衡，次毓贤、刚毅、赵舒翘、董福祥、载漪、载澜，并述各国坚决之意。鸿章与刘坤一、张之洞、盛宣怀亦先后电劾。得旨，毓贤褫职，配极边，永不释回。各国意犹不慊。十二月，得旨，毓贤遣发新疆。计已行抵甘肃，着即行正法，派何福坤监视行刑。署甘督李廷箫为晋藩时，附和毓贤，纵拳戕教，既得毓贤正法之命，持告毓贤。毓贤曰：“死吾分也，如执事何？”廷箫虑不免，元旦，仰药死。兰州士民谓毓贤伏法为冤，集众代请命，毓贤移书止之。并自挽曰：“臣罪当诛，臣志无他，念小子生死光明，不似终沈三字狱。君恩我负，君忧谁解，愿诸公转旋补救，切须早慰两宫心。”毓贤有母八十馀，留太原，一妾随行，逼令自裁。正月初六日，何福坤至什字观，呼毓贤出，武员举刀斫之，伤颈未死，毓贤连呼求速死，其仆怜之，助断其项，收葬焉。（《馀闻》）

    二十六日，巳刻自巩县启銮，未刻抵汜水县驻跸。予以早间先行二十五里，至老健坡顶尖(属开封汜水县，已出河南府境矣)。连日亦皆行夹沟中，与前过华阴道上形势无异。而今日路尤险隘，虽因辇路所出，已大加平治；然陂陀上下，崎岖如故。闻此间旧仅村民数家，前任某道，特于沟途中穿凿山穴，创造公馆两处；因此官差过此，稍得安置行李。现即就坡顶建造行宫，寝殿三楹，凭高矗起，八面开窗，可以凌空四望。东瞻嵩少，西瞰黄河，风景壮阔，心目为之一爽。两旁复道回廊，逶迤曲折，皆就地势布置，结构颇具匠心。下坡三十五里，即汜水县，遂在宫门伺驾。城内仅有一街，馀则平畴一碧，麦田弥望，绝类旷野。县署亦为水漂没，向假书院作公廨，现即就书院遗址，别筑行宫，规制亦颇宏敞。时值菊花盛开，庭阶廊庑，盆盎罗列，五色错杂如云锦，殊觉别饶风致。是日得李傅相自京电奏，谓：“病势危笃，请速派大臣接替以资镇摄。”盖其时庆邸已出京赴行在，傅相特请命其还都，继任办理和议也。两宫得奏后，甚为厪念。太后曾召予语及，至为之流涕，谓大局未定，倘有不测，这如此重荷，更有何人分担？予于傅相受特别知遇，就私谊论，固然不免恻恻；即为国家而论，中流失船，前途险状，宁复堪以设想？绕屋徬徨，焦切万状。适孙慕韩观察移行李来，就予同室，联床夜话，心绪赖以消解。然不久慕公入睡，宵深人静，枨触百端，竟至不能成寐；天未向曙，即拔衣起，坐以待旦。

    二十七日，辰刻自汜水县启銮，未刻行抵开封府属之荥阳县驻跸。行宫寝殿，陈设并皆雅素，于朴质之中，含有一种浑穆气象，反觉别开生面，如入羲皇境界。宫内亦皆遍艺菊花，廊牙墙角，遍地皆是，而种类尤多于汜水。或大如盘盂，或细如松子，奇形异态，五色纷错，率皆目所未见之物，不知从何处罗致而来，想亦费几许经营也。旋得京师来电：合肥相国，已于今日午刻逝世。得此噩耗，兀如片石压入心坎中，觉得眼前百卉，立时皆呈惨色。闻两宫并震悼失次；随扈人员，乃至宫监卫士，无不相顾错愕，如梁倾栋折，骤失倚恃者。至此等关键，乃始知大臣元老为国家安危之分量。想此时中外朝野，必同抱有此种感想；即平时极力诋毁之人，至此亦不能不为之扼腕；公道所在，殆不可以人力为也！公之隆勋伟绩，自表表在人耳目。晚年因中日一役，未免为舆论所集矢。然自此番再起，全国人士，皆知扶危定倾，拯此大难，毕竟非公莫属，渐觉誉多而毁少。黄花晚节，重见芬香，此亦公之返照也。是日奉谕：“王文韶着署理全权大臣。”又谕：“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着袁世凯署理，未到任以前，着周馥暂行署理。”又谕：“山东巡抚，着张人骏调补。”

    九月二十六日，李鸿章卒，以王文韶为全权大臣，袁世凯权直隶总督，漕运总督张人骏为山东巡抚。奕劻方召赴行在，至保定，闻鸿章病甚，奏请进止，诏仍至开封。方夷兵之入京师也，鸿章迁延不肯进，屡诏敦促之，其词皆甚哀，同于祈请。及和议已得要领，乃数蒙谴责，所请率驳斥不尽行。鸿章不能无少望，而俄约已大改前议，退兵归地有端倪，与俄使已议定画约矣。鸿章所请，世亦重违其意，曲从之。鸿章方自以为有功，有骄色，度朝廷必见从，及奏上，而太后惑于张之洞、刘坤一言，不许，鸿章恚甚，呕血遂死，追封一等侯，谥文忠。鸿章为人，疏阔有大度，然是非利害所在，不敢昌言也。其督两广，太后使掘康有为、梁启超祖父坟，鸿章颇枝梧，太后意甚怨。然太后喜联俄，鸿章雅与俄善，太后欲倚鸿章结俄欢，至尽举中国海军船畀俄，日本争之，乃止。太后恐各国之议己也，欲引俄为卫，俄亦自许能卫我，太后及鸿章皆信之。张之洞初上书请联俄，戊戌以后，又主联英日，实忌鸿章居大名，欲立异以抗之。然鸿章盛时，之洞依附之独谄。之洞佞巧，善迎合，不主故常，荐吴永为异才，尤为时所笑。然北人以善宦致总督，惟之洞为有声。（李记）

    予以后进，获从公帡宇之下，晨夕左右，几逾一载。承公以通家子弟相待，所以督励而训诲之者，无所不至。每饭必招予共案，随意谈论，伺其宴息而后退。故于公之言论风概，习之颇稔。公每日起居饮食，均有常度。早间六七钟起，稍进餐点，即检阅公事；或随意看《通鉴》数页，临王圣教一纸。午间饭量颇佳，饭后，更进浓粥一碗、鸡汁一杯。少停，更服铁水一盅，即脱去长袍，短衣负手，出廊下散步；非严寒冰雪，不御长衣。予即于屋内伺之，看其沿廊下从彼端至此端，往复约数十次。一家人伺门外，大声报曰：“够矣！”即牵帘而入，瞑坐皮椅上，更进铁酒一盅。一侍者为之扑捏两骽；良久，始徐徐启目曰：“请君自便，予将就息矣，然且勿去。”时幕中尚有于公式枚等数人，予乃就往坐谈。约一二钟，侍者报中堂已起，予等乃复入室；稍谈数语，晚餐已具。晚间进食已少。饭罢后，予即乘间退出，公亦不复相留，稍稍看书作信，随即就寝。凡历数十百日，皆一无更变。

    其时公自北洋罢任，以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久居散地，终岁僦居贤良寺。翁常熟当国，尤百计龁之。公益不喜接客，来者十九报谢，因而门户亦甚冷落。公意殆不能无郁郁，然有愤慨而无怨诽。每盱衡时事，抚膺太息，其忠忱悱恻之意，溢于言表。尝自谓：予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遭遇不为不幸，自问亦未有何等陨越；乃无端发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业，扫地无馀，如欧阳公所言“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都尽”，环境所迫，无可如何。又曰：“功计于预定而上不行，过出于难言而人不谅，此中苦况，将向何处宣说？”又曰：“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笼，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又曰：“言官制度，最足坏事。故前明之亡，即亡于言官。此辈皆少年新进，毫不更事，亦不考究事实得失、国家利害，但随便寻个题目，信口开河，畅发一篇议论，藉此以出露头角；而国家大事，已为之阻挠不少。当此等艰难盘错之际，动辄得咎，当事者本不敢轻言建树；但责任所在，势不能安坐待毙。苦心孤诣，始寻得一条线路，稍有几分希望，千盘百折，甫将集事，言者乃认为得间，则群起而讧之。朝廷以言路所在，又不能不示加容纳。往往半途中梗，势必至于一事不办而后已。大臣皆安位取容，苟求无事，国家前途，宁复有进步之可冀？”又曰：“天下事，为之而后难，行之而后知。从前有许多言官，遇事弹纠，放言高论，盛名鼎鼎；后来放了外任，负到实在事责，从前芒角，立时收敛，一言不敢妄发；迨至升任封疆，则痛恨言官，更甚于人。尝有极力讦我之人，而俯首下心，向我求教者。顾台院现在，后来者依然踵其故步，盖非此不足以自见。制度如此，实亦无可如何之事也！”言至此处，以足顿地，若犹有馀怒者。

    公平素最服膺曾文正公，启口必称“我老师”，敬佩殆如神圣。尝告予：“文正公你太丈人，是我老师，你可惜未曾见着，予生也晚呵！我老师文正公，那真是大人先生。现在这些大人先生，简直都是秕糠，我一扫而空之。”又曰：“我老师实在利害。从前我在他大营中从他办事，他每天一早起来，六点钟就吃早饭，我贪睡总赶不上，他偏要等我一同上桌。我没法，只得勉强赶起，胡乱盥洗，朦朣前去过卯，真受不了。迨日久勉强惯了，习以为常，也渐觉不甚吃苦。所以我后来自己办事，亦能起早，才知道受益不尽，这都是我老师造就出来的。”又曰：“在营中时，我老师总要等我辈大家同时吃饭；饭罢后，即围坐谈论，证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他老人家又最爱讲笑话，讲得大家肚子都笑疼了，个个东歪西倒的。他自家偏一些不笑，以五个指头作把，只管捋须，穆然端坐，若无其事，教人笑又不敢笑，止又不能止，这真被他摆布苦了。”又曰：“别人都晓得我前半部的功名事业是老师提挈的，似乎讲到洋务，老师还不如我内行。不知我办一辈子外交，没有闹出乱子，都是我老师一言指示之力。从前我老师从北洋调到南洋，我来接替北洋，当然要先去拜谒请教的。老师见面之后，不待开口，就先向我问话道：‘少荃，你现在到了此地，是外交第一冲要的关键。我今国势消弱，外人方协以谋我，小有错误，即贻害大局。你与洋人交涉，打配作何主意呢？’我道：‘门生只是为此，特来求教。’老师道：‘你既来此，当然必有主意，且先说与我听。’我道：‘门生也没有打什么主意。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腔(痞子腔盖皖中土语，即油腔滑调之意)。’老师乃以五指捋须，良久不语，徐徐启口曰：‘呵，痞子腔，痞子腔，我不懂得如何打法，你试打与我听听？’我想不对，这话老师一定不以为然，急忙改口曰：‘门生信口胡说，错了，还求老师指教。’他又捋须不已，久久始以目视我曰：‘依我看来，还是用一个诚字，诚能动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圣人言忠信可行于蛮貊，这断不会有错的。我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尽你如何虚强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平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或不至过于吃亏。无论如何，我的信用身分，总是站得住的。脚蹈实地，磋跌亦不至过远，想来比痞子腔总靠得住一点。’我碰了这钉子，受了这一番教训，脸上着实下不去。然回心细想，我老师的话实在有理，是颠扑不破的。我心中顿然有了把握，急忙应声曰：‘是是，门生准遵奉老师训示办理。’后来办理交涉，不论英俄德法，我只捧着这个锦囊，用一个诚字，同他相对，果然没有差错，且有很收大效的时候。古人谓一言可以终身行，真有此理。要不是我老师的学问经济，如何能如此一语破的呢？”

    又曰：“我老师的秘传心法，有十八条‘挺经’，这真是精通造化、守身用世的宝诀。我试讲一条与你听：一家子，有老翁请了贵客，要留他在家午餐。早间就吩咐儿子，前往市上备办肴蔬果品，日已过巳，尚未还家。老翁心慌意急，亲至村口看望，见离家不远，儿子挑着菜担，在水塍上与一个京货担子对着，彼此皆不肯让，就钉住不得过。老翁赶上前婉语曰：‘老哥，我家中有客，待此具餐。请你往水田里稍避一步，待他过来，你老哥也可过去，岂不是两便么？’其人曰：‘你叫我下水，怎么他下不得呢？’老翁曰：‘他身子矮小，水田里恐怕担子浸着湿，坏了食物；你老哥身子高长些，可以不至于沾水。因为这个理由，所以请你避让的。’其人曰：‘你这担内，不过是菜蔬果品，就是浸湿，也还可将就用的；我担中都是京广贵货，万一着水，便是一文不值。这担子身分不同，安能叫我让避？’老翁见抵说不过，乃挺身就近曰：‘来来，然则如此办理：待我老头儿下了水田，你老哥将货担交付于我，我顶在头上，请你空身从我儿旁边岔过，再将担子奉还。何如？’当即俯身解袜脱履。其人见老翁如此，作意不过，曰：‘既老丈如此费事，我就下了水田，让尔担过去。’当即下田避让。他只挺了一挺，一场争竞就此消解。这便是‘挺经’中开宗明义的第一条。”云云。予尚倾耳恭听，谓当顺序直说下去；乃至此已止，竟不复语。予俟之良久，不得已始请示第二条。公含笑挥手曰：“这此一条，够了够了，我不说了。”予当时听之，意用何在，亦殊不甚明白；仔细推敲，大抵谓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自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此亦臆度之词，究不知以下十七条，尚作何等语法也。

    公又言：“我老师道德功业，固不待言，即文章学问，亦自卓绝一世；然读书写字，至老不倦。我却愧一分传受不得，自悔盛年不学，全恃一股虚矫之气，任意胡弄，其实没有根底。现在真实学问，已用功不进，只好看看《通鉴》，稍知古人成败之迹，与自己生平行事，互相印证，藉以镜其得失，亦尚觉有点意趣。”云云。于此正足见公之晚年进德，其虚心笃实为不可及。公又言：“国际上没有外交，全在自己立地。譬于处友，彼此皆有相当资格，我要联络他，他亦要联络我，然后够得上‘交’字，若自己一无地步，专欲仰仗他人帮忙，即有七口八舌，亦复无济于事。我从前初到上海，洋兵非常居奇骄倨，以为我必定全副仰仗于他，徘徊观望，意存要挟。他看见我们兵士外观蓝缕，益从旁目笑，道是一群丐子，如何可以打仗？我一迳不去理会，专用自己军队去打。打过几次，他看得有点能力，渐欲凑上前来，我益发不请教他。后来连打胜仗，军声渐整。见我不求他助，反觉没得意思，再三来告奋勇。我谓帮我打固是甚好，但须受我指挥节制，功赏罪罚，一从军令。彼亦一一认可，然后用之。果然如约服从，成了大功，戈登亦得盛名。我若自己军队不济，他决不肯出力相帮；否亦成喧宾夺主之势，不知要让他占了多少便宜。但当时还可独当一面，自由作主，又有我老师主持其间，所以能完全收效。后来地位虽高，却反无一事可以自主，内外牵掣，无过已算侥幸，安能更望有功耶？”

    公又言：“今人多讳言‘热中’二字，予独不然。即予目前，便是非常热中。仕则慕君；士人以身许国，上致下泽，事业经济，皆非得君不可。予今不得于君，安能不热中耶？”未几以贺英皇\[按：应为“俄皇”\]加冕出使，并顺道游历各国。以公之身分名位，此等使差，并不算一回事。然公意颇似非常愉快，尝向予等作得意语曰：“我办外洋交涉数十年，不敢谓外人如何仰望；但各国朝野，也总算知道中国有我这样一人，他们或喜欢与我见面谈谈，也是普通所有之事。究竟耳闻不如目见，我亦藉此周历一番，看看各国现象，可作一重底谱。在各国尚有许多老友，昔年均柄过国政，对手办事，私交上颇相投契的，现在多已退老山林，乘便相访一遭，亦是快事。”启节时，予等有十数人送之出东便门，在于家卫午尖，离城二十馀里。是日适有大风，扬沙撼木，车行极为困顿。抵卫时，有大、宛两县在此办差，就一民房外加扎天棚，即于棚中设席，合尊促坐。棚摇摇震撼作声，如欲拔地飞去。飞尘眯目，席间盘盂杯盎，悉被掩盖，几无物可以下箸。而公高谈健食，意兴豪举，谓吾自少年以至现在，凡有出门行动，非狂风即暴雨，海行则无一次不遇惊涛骇浪，不知何故。众或谀言中堂丰功盛德，所以雨师风伯，皆来祖道。公笑谓此则不敢，但吾当亦不至获罪于天，何以节节与我为难耶？频行，复环顾曰：“承诸君远道相送，厚意殊可感。予此次乃舆榇而行，万里长途，七旬老物，归时安必能与诸君重见？惟望努力前程，各自珍重。”众乃谓中堂精神矍铄，将来尚须主持国是，重作一番伟业。公亦笑而颔之。语虽沉痛，而神气并不沮丧，所以卒能平安返国，重膺柄用，式洽当时颂祷也。

    公平日神态和煦，语气亦甚肫挚可亲；而有时乃极严重，真有望之俨然即温言厉之致。其督直隶时，予曾与一卸任知县同见。公问其在县有何政绩？其人曰：“卑职识浅才迂，以勤补拙，不敢遽言政绩；惟裁革陋规一事，差觉为地方除一弊政耳。”公问何项陋规，何时裁革，何以我未见过该县详报？曰：“某项陋规，每年可得一千数百串，向来均无报销。卑职以为例外收入，法所不应，故决计为之裁革。业于日前通详大宪，日内当可上达钧览。”公即怫然变色曰：“尔在任已两年有馀，何以早不裁革，乃于临卸任始行详报？这明明是卖陋规，何谓裁陋规！贪壑已填，乃侵攘后任之所得，以博倍价而市美名，既玷官方，亦乖道谊，居心可谓巧诈。此种伎俩，岂能向我处尝试？我即日派委查办，如查得情实，立予揭参，不尔贷也！”其人赧然不能答。闻后来委查结果，果系于临去时向纳规者通说，要纳数倍之入，而以永远裁革、具文详报者。此令旋登白简，闻者莫不称快。

    公在直督时，深受常熟排挤，故怨之颇切，而尤不惬于项城。在贤良寺时，一日项城来谒，予亟避入旁舍。项城旋进言：“中堂再造元勋，功高汗马。而现在朝廷待遇，如此凉薄，以首辅空名，随班朝请，迹同旅寄，殊未免过于不合。不如暂时告归，养望林下，俟朝廷一旦有事，闻鼓鼙而思将帅，不能不倚重老臣。届时羽檄征驰，安车就道，方足见老成声价耳。”语未及已，公即厉声呵之曰：“止止！慰廷，尔乃来为翁叔平作说客耶？他汲汲要想得协办，我开了缺，以次推升，腾出一个协办，他即可安然顶补。你告诉他，教他休想！旁人要是开缺，他得了协办，那是不干我事。他想补我的缺，万万不能！武侯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两句话我也还配说。我一息尚存，决不无故告退，决不奏请开缺。臣子对君上，宁有何种计较？何为合与不合？此等巧语，休在我前卖弄，我不受尔愚也。”项城只得俯首谢过，诺诺而退。项城出后，公即呼予相告曰：“适才袁慰廷来，尔识之否？”予曰：“知之，不甚熟。”曰：“袁世凯，尔不知耶？这真是小人！他巴结翁叔平，来为他作说客，说得天花乱坠，要我乞休开缺，为叔平作成一个协办大学士。我偏不告退，教他想死！我老师的‘挺经’，正用得着，我是要传他衣钵的。我决计与他挺着，看他们如何摆布？我当面训斥他，免得再来啰唣。我混了数十年，何事不曾经验，乃受彼辈捉弄耶？”予见其盛气之下，至不敢更进一语，盖项城先固出公门下，颇受奖植；此时公在闲地，而常熟方得权用事，不免有炎凉去就之世故，故因怨常熟而并及之。其一时忿语如此，盖蓄之已久，非一朝夕间事矣。

    有一次，尤使项城难受。公自出使回国后，驻节天津，尚未复命。予与直省印委候补人员同起进见。其时项城已授直臬，尚未到任，专任练兵，以监司资格，当然首领班列。入坐后，寒暄数语，项城即面陈练兵事宜，谓现在部署粗定，德教习亦已选聘，日内订立合同。词尚未毕，公即勃然变色，举所持手杖，连用力顿地，砰作响，曰：“呸；小孩子，你懂得什么练兵！又是订什么合同！我治兵数十年，现在尚不敢自信有何等把握。兵是这样容易练的？难道雇几个洋人，抗上一杆洋枪，念几声‘横土福斯’，便算是西式军队么？”项城至面赭不能语。同班中皆直省僚属，甚难为情，群俯首不敢相顾视。盖项城时已隆隆然渐露头角，公若有意挫折之者。真可谓姜桂之性，老而愈辣矣。

    公自出使回国后，常自持一手杖，顷刻不释，或饮食作字，则置之座侧，爱护如至宝。此手杖亦颇有一段历史。先是公任北洋，有美前总统某君(忘其名)来华游历，公宴之于节署。美总统携杖至，公即接而玩之，反复爱弄不忍释。美总统似知其意，由翻译传语曰：“中堂爱此杖耶？”公曰：“然。此杖实可喜。”总统曰：“中堂既爱此，予本当举以奉赠；惟此杖为予卸任时，全国绅商各界，公制见送，作一番纪念者，此出国民公意，予不便私以授人。俟予回国后，将此事宣布大众；如众皆赞可，予随后即当奉寄致赠，用副中堂雅意。”公委曲谢之，后来亦遂不相闻。此次公游历至美，闻某前总统已故，其夫人尚在，独居某处。公特以旧谊前往访问，夫人甚喜，即日为公设宴，招致绅商领袖百馀人列席相陪。席散后，夫人即把杖立台上，当众宣告，谓：“此杖承诸君或其先德，公送先夫之纪念物。先夫后来旅游中国，即携此同行。当时李先生与先夫交契，见而喜爱。先夫以出于诸君公送，未便即时转赠，拟征求诸君同意，再行邮寄。未及举办，先夫旋即去世，曾以此事告予，嘱成其意。辗转延搁，已隔多年。今幸李先生来此，予敬承先夫遗嘱，请命于诸君，是否赞同此举，俾得为先夫完此夙愿。”于是满堂宾客，一致欢呼拍手，夫人遂当众以双手举杖奉公。公以此更为得意，故爱之独挚。此杖首间镶有巨钻，大逾拇指，旁更以小钻石环之，周围如一钱，晶光璀璨，闪闪耀人目。通体装饰，皆极美丽精致；殊不识是何质干，闻亦一种绝贵重之材料。据言以价格论，至少当值十数万金。其实公当时不过视同玩物，殊未辨其价值轻重，而美总统如此慷慨，亦属难得。此事与季子挂剑一段故实，颇约略相似；而一死一生，恰复易地相反。难得有此夫人，从中玉成。千秋佳话，中外辉映，可喜也。

    予于贤良寺时，伺公最久；出使回国后，亦数数见面，随时出入。未几，公即总制两粤，予亦就任怀来，南北暌离，无缘晋接。然每忆经年共处，声音笑貌，历历在目。此次天南返节，重镇畿疆，方喜随扈入都，可以重瞻色笑；不意大勋未集，梁木先颓，万古云霄，感痛宁有极耶？

    本日内阁奉上谕：“朕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懿旨，大学士一等肃毅伯直隶总督李鸿章，器识渊深，才猷宏远，由翰林倡率淮军，戡平发捻诸匪，厥功甚伟。朝廷特沛殊恩，晋封伯爵，翊赞纶扉，复命总督直隶，兼充北洋大臣。匡济艰难；辑和中外；老成谋国，具有深衷。去年京师之变，特派该大学士为全权大臣，与各国使臣妥立和约，悉合机宜。方冀大局全定，荣膺懋赏，遽闻溘逝，震悼良深。李鸿章着先加恩照大学士例赐恤，赏给陀罗经被，派恭亲王溥伟带领侍卫十员，前往奠醊；予谥文忠，追赠太傅，晋封一等侯爵，入祀贤良祠，以示笃念荩臣至意。其馀饰终典礼，再行降旨。钦此。”此虽照例文字，然当时流离道路之中，天下宗周，人心思汉，王言纶，犹为人所重视。秉笔者亦尚能称情达意，悱恻动人，捧读之馀，不觉为之感泣也。

    二十八日辰刻自荥阳启銮，行三十里至赵村尖。予于宫门侍班后，即前驱四十里至郑州。未至五六里间，有一车迎面而来，渐近视之，则奭召南观察也。观察上年任湖北荆宜施道，予抵鄂中，屡以书邀予前赴荆州，设宴款待，异常殷挚，并致厚赆。正在席间畅饮，忽得急报，乃为鄂抚于中丞参劾罢职，令人为之意索。此次盖由京来此迎銮者。奭为荣相门人，此来实受荣意，藉图开复。荣并嘱予于内奏事处为之左右。当晚间驾至郑州，有旨驻跸二日。

    二十九日，仍驻跸郑州。召见奭良。先是驾至汜水，升中丞迎驾后即乘马先行。忽有大车并轨奔驰，直冲前道，当令拿住。讯姓名，坚不肯说，即责以四十鞭。那王以前隙，乃奏参升允擅行鞭责宗室侍卫。盖此人固宗室侍卫，名海鸣。升亦奏辩，上派礼王查复。本日奉谕：侍卫海鸣，不应乘车奔驰，又不声明宗职，咎有应得；那彦图并未查明实情，率行具奏，迹近报复；该抚尚未查讯明白，即事鞭责，亦有不合。升允着交部察议。此后如有官弁、太监人等恃强滋事，仍着升允、松寿随时据实参办，不得因此案稍涉瞻徇云云。此案当时各报纸纷纷议论，大都右升而恶那，谓不应加升以处分。但那已被议在先，海又被责，受亏在前，亦藉此以平之也。

    三十日仍驻跸郑州。奉上谕：降调荆宜施道奭良，着开复降调处分，以道员发往江苏，遇缺即补。合浦珠还，予为之欣贺不置。是日奉旨，蒙赏予袍褂料，并燕窝、鱼翅、莲子、大枣、藕粉等食物。

    十月一日，辰刻自郑州启銮，行三十里至圃田尖；更行四十里，申刻至中牟县驻跸。

    初二日，辰刻自中牟县启銮，行三十里至韩庄尖，已入祥符县境；更行四十里，申正抵开封省城驻跸。阖省文武，均于城外迎驾。行宫陈设极壮丽，入内瞻仰一周，俨然有内廷气象矣。是日，庆邸自京师来此。当即召见，垂询都中情状甚悉。良久始退出，见予即呼至朝房，匆匆慰劳数语。予见其忙冗，亦即告退。本日谕：奉懿旨，皇太后万寿典礼，概行停止。

    由河南府洛阳县周南驿，至现在开封府祥符县大梁驿，计程四百五十里，沿途共历八天。

    初三日，驻开封。召见庆王。庆以李相遗疏递上。上谕：奉懿旨，略谓上年京师之变，该大学士忠诚坚忍，力任其难，宗社复安，朝廷攸赖。近日因病，迭经降旨慰问，该大学士力疾从公，忠靖之忱，老而弥笃，乃骤患咯血，遽尔不起。难危之交，失此柱石重臣，曷胜怆恸。前已加恩云云，着再赏银五千两治丧。立功省分，建立专祠；政功战绩，宣付史馆。伊子李经述，着赏给四品京堂，承袭一等侯爵；李经迈着以四五品京堂用，李经方服阕后以道员遇缺简放。伊孙李国杰，着以郎中即补；李国燕、李国煦着以员外郎分部行走；李国熊、李国焘着赏给举人，一体会试云云。忠勋遣荫，泽被一门。文忠之功固伟，朝廷之报亦隆，叠祉稠恩，有加无已。呜呼，可以劝矣！

    初四日，仍驻开封。召见庆王。是日奉谕：刑部尚书着张百熙调补；葛宝华补授工部尚书。又谕：户部右侍郎着陈邦瑞调补；刑部右侍郎着沈家本补授。

    初五日，仍驻开封。召见庆王。上谕：奉懿旨，奕劻着加恩在紫禁城内乘坐二人肩舆。普通皆用上谕，惟文忠及庆邸恩命均称懿旨，殆以旧勋宗望，特示优崇之意耶？

    初六日，仍驻开封。连日均召见庆邸，是日乃请训回京。午后予往谒送，谈及彼去年在怀来养病，予照料如何周至，极示感谢。并称予对于两宫之忠诚尽职，至以“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之语相奖，转令予为之赧赧也。

    初七、初八、初九日，均驻跸开封。

    初十日，仍驻开封。皇太后万寿，百官皆蟒袍补服，诣宫门外排班，行朝贺礼。午刻，司房太监首领传旨颁赏。予蒙赏给大缎二匹，江绸袍褂料一卷，并蒙加赉橄榄、鱼翅、燕窝、桂圆、藕粉、蜜枣糕等食物多品。衣料尚为例赏，馀物向惟亲贵大臣始得沾溉，予亦与及，可为逾格异数。

    慕韩观察时与王稚夔京卿同在军机处译电，寒夜服务，手僵指冻，甚为辛苦，乃此次竟未之及。予偶言之于李监，即蒙补赏匹头二件，予由司房代为领出，李监并当面慰劳之。

    是日，李浩斋丙吉自京师来，新援例入官，以直隶州分发直隶，此次由直隶承办皇差，总局派在宫门伺应。李君系予怀来任内延订幕友，履任时为予接受前任交代，嗣就他聘，乃举孙鹤巢明经自代。予去年仓猝随扈，后任未至，一切城防筹办及后来交代事宜，均由孙君代任其事。会计友王君济卿佐之，忠诚恳挚，极为得力。今王君已纳粟入官，得有差事。李、孙二君，亦同来大梁。劫后重逢，悲喜交集，连日沽酒畅谈，常至子夜。予仍延订孙君入幕，同赴广东，承欣然允可，为之快慰。

    十一、十二、十三、十四日，均驻开封。

    十五日，内阁奉上谕，略谓：政务处奏请饬各省速办学堂等语，建学储才，实为当今急务。查袁世凯所奏山东学堂事宜及试办章程，其教规程课，参酌中西，而谆谆于明伦理、循理法，尤得成德达材、本末兼赅之道。着政务处即将该署督原奏并单开章程通行各省，立即仿照举办云云。此一道上谕，实为吾国兴学之滥觞，不可谓非学界中一重掌故，亦数典者所当及也。

    十六、十七、十八、十九日，均驻开封。

    十月二十日，仍驻开封。是日上谕：奉懿旨，溥隽着撤去大阿哥名号，立即出宫，加恩赏给入八分公衔俸，毋庸当差云云。此事予前在西安面奏，太后曾有“尔且勿说，到开封即有办法”之谕，予以为一时权应之语，事过即忘。至此果先自动撤废，足见太后处事之注意。闻溥隽性甚顽劣，在宫时，一日德宗立廊下，彼突从背后举拳击之，德宗至仆地不能起，以后哭诉太后，乃以家法责二十棍。如此行径，何能承宗社之重？如废立早行，此次更不知闹成何等世界也。平日对诸宫监，亦无体统；众皆狎玩而厌恶之。奉谕后，即日出宫，移处八旗会馆。太后给银三千两，由豫抚松寿派佐杂三员前往伺应。随身照料者，只有一老乳媪。出宫时，涕泪滂沱，由荣中堂扶之出门，一路慰藉，情状颇觉凄切。宫监等均在旁拍手，以为快事也。

    十二月初二日，至开封。二十日废溥俊，仍食八分公衔俸，即日出宫。（李记）

    二十一日，仍驻开封。是日奉谕：派庆邸等会同前步军统领看视紫禁城值班兵丁奖赏。

    二十二日，仍驻开封。

    二十三日，仍驻开封。是日奉上谕：安徽巡抚着聂缉榘调补，恩寿补江苏巡抚，陈夔龙署漕运总督。

    二十四日，仍驻开封。是日奉谕：明年会试，着展至癸卯举行；顺天乡试，于明年八月间暂借河南贡院举行；河南本省乡试，着于十月举行；次年会试，仍就河南贡院办理。在如此仓皇播越之中，而对于下年之乡、会试，尚复兢兢注意，足见当时视取士之典，尚为郑重，犹有汲汲求贤之遗意也。

    二十五日，仍驻开封。是日奉上谕：核定学堂选举奖励章程。学校毕业之有举人进士名目，即始于此。

    二十六日，仍驻开封，召见升允。盖升帅预备恭送启銮后，即自开封回任也。

    二十七日，仍驻开封。

    二十八日，仍驻开封。是日谕：奉懿旨，以回銮在即，班赏有功人员。李鸿章着再赐祭一坛，伊子李经迈以三四品京堂候补；庆亲王奕劻，赏食亲王双俸；大学士荣禄，赏戴双眼花翎，并加太子太保衔；王文韶赏戴双眼花翎；两江总督刘坤一加太子太保衔；湖广总督张之洞、直隶总督袁世凯，均加太子少保衔。馀如联芳、那桐、张翼、周馥等，均升赏有差。

    二十九日，仍驻开封。

    三十日，仍驻开封。召见醇王，赐膳。

    十月初一日，仍驻开封。是日奉上谕：盛宣怀、赫德，均赏加太子少保衔。外人加宫保衔，于此为创典矣。

    初二日，仍驻开封，召见醇王、升允。

    自西安以至开封，予奉命办理前站，对于所过地方承应官吏，无不为之格外斡旋，因皆浼予提点一切。凡遇为难之处，予悉为之负责。执事宫监，亦不敢十分挑剔。在地方既省无数烦费，而差事转易就绪，因皆感激不置。予若仿岑办法，与内监联络一气，本可以大有生发；而予丝毫不敢有所沾溉，即从人夫役，均刻意检束，不敢稍招声气。至陕州时，晤颜小夏观察由湘中解送贡品来此，一见即握手曰：“君充偌大差使，顶括括的吴大人，吾谓必辉煌显赫，无人不晓；乃到处找问，竟似若有若无，不甚知道的光景。热官冷做，难为君做到如此无声无臭，真令我五体投地矣。”然予竟以此故，赔累至数万金，反搅成满身债负。处膏不润，在旁人咸笑为大愚，不过反之于心，固聊觉安帖无愧耳。

    随扈诸亲贵内监，于予虽勉强对付，尚无恶感；然总觉事事夹在其间，为彼障碍，致不能有所生发。枢臣中亦皆嫌予木强迂腐，不善逢迎仰体，总得离开辇道为快。内外合谋，又似前在太原光景。不知如何摆布，竟入彼辈彀中矣。

    车驾自开封启跸之前数日，忽自内廷传旨：吴永着迅赴广东新任，毋庸随扈云云。予奉命之下，始知受彼等排挤；但念既无所图利，亦无所瞻恋，跳出是非窠，于计亦得。遂将募雇夫役马匹，一一解散，结束经手事件，预备即由开封挚眷首途矣。

    俞梦丹君启元，亦同在“毋庸随扈”之列，彼系以道员分发江苏。同日于便殿召见，太后意殊惓惓，谕谓：“尔两人患难相从，跋涉数千里，异常劳苦。今回銮各事，具有端绪；此去京师，为途已近，途中亦无甚事可办。徒累尔等重滋劳费，予心甚感不安。所以且令毋庸随扈，藉可稍资休息。惟是相处日久，一旦遣去，殊觉难堪耳。”稍停，又曰：“吴永，汝忠勤可嘉。汝今远去，予实非常惦念。”言次，以绯色绉帕频频拭泪，复言：“古人君臣知遇，辄称感激涕零，今始知并非虚话。想汝此去，心中当亦未能释然，此真够到资格矣。但予亦不得不放汝去。”言下之意，似谓此事出于军机主张者。继又曰：“汝且先到任亦好，吾知一年以来，汝亦尽够赔累矣。启元，汝亦可料理引见到省，此是正经事。”予两人均叩头谢，旋奉恩赏御笔“福”字各一方，银各千两；予又蒙皇太后特赏太夫人御笔“福”字一方。恩意稠叠，令人不能不生感激。太后意谓粤中著名繁富，一经到任，即可满载，可以籍资弥补。不知广东道缺，自张文襄裁撤规费后，癯瘠已甚，雷琼道每岁所入，实不过一万一千金，高廉、惠潮等缺，仅七八千耳。

    予虽奉命赴任，然仍谕俟大驾启跸再行。即以人情论，一切差务亦不能便尔弃置勿顾。一方自饬行事，一方又须兼顾宫门。此两日中，上自两宫、王公，以及随扈大臣、宫监、部署司员，均须检束行李。全城纷扰，一如在西安启銮时。打捆者，扛抬者，传夫者，索马者，纷纷扰扰，喧呶不绝。地方办差人员，无法应给，以予接洽有素，仍事事向予哓聒。而自己又须趁此赶办赴任手续，领文凭，谒吏部，公私交迫，忙碌殆不可言状。是时大冢宰为寿州孙公家鼐，少宰为浙江陈公邦瑞，司员则丁君衡甫、蒋君稚鹤也。

    十一月初三日，天气忽变，风霰交作。予念明日为启銮之期，万一风雪不止，非特扈送人员诸感困难，且虑黄河浪涌，銮舟不得安渡，则千乘万骑，顿滞河干，势将无法安置。在事人员大率同抱此杞忧，但又不得不照旧预备。是日中，予冲风冒雪，往来奔走，几无顷刻停趾，至竟夜不得休息。视天色向曙，始拨冗趋赴荣相寓邸，一行辞别。盖荣相待予颇厚，彼北辙而予南辕，自兹一别，动经年岁，不能不一申临歧之意也。荣相亦正备启程，乘舆已驾，门内外均鹄立伺候。匆促出见，词意甚殷渥，谓：“君既定南向履新，咱们异日须在都中把晤矣。”予谓：“岭海万里，从此瞻天路远，正恐趋侍无期。”曰：“这何至此？”予曰：“道缺循例须六年俸满，始可送部引见。法令所定，安能自由？”曰：“尔尽放心前去。要回京都，这还不容易么？早则年底，迟则明春，准可在都相见。暂时小别，勿惓惓也。”予伺送之升舆，立即飞驰出城，至黄河岸口，勘视辇道船渡。适瞿大军机随后至，于黄幄外相值。瞿曰：“渔川何来？”予谓：“来此照看河渡。”瞿又问：“曾见荣相否？”予曰：“适从荣相寓中来。”曰：“荣相何言？”予曰：“匆匆并无他语。”瞿曰：“总有数语。”予即以所言者具述之。瞿即含笑点首曰：“好好，既是荣相说过，旦晚许可陛见，那是准靠得住的。大喜大喜，今年内定可回京相见也。”盖予彼时全不识官场机械，直心爽口，一无隐讳，不意瞿固疑予厚荣相而薄于彼，以此探予，予顷所言，适触其忌。后来瞿之屡相阻厄，其几即始于此。少年粗率，自招其咎，真俗所谓“冒失”者也。

    卷五

    慈禧自开封回京。

    自庚子七月二十四日两宫西奔，至辛丑十一月初四，凡一年三月一旬。

    十一月初四日，巳刻，两宫圣驾自河南开封行宫启銮。扈送仪节，略如西安；而各省大员多半趋集，或则派员祗候，故人数教益多，羽林仪仗，益觉整齐鲜耀。最可喜者，天气忽而开霁，旭日当空，融风四扇，六飞在御，一尘不惊。沿途旌盖飞扬，衣冠肃穆，但闻马蹄车齿，平沙杂沓声，互相应和。出城后，遥望河干，则十里锦城，千军荼火，仿佛如万树桃花，照春齐发。午正，大驾行抵柳园河岸。皇太后、皇上同入黄幄少憩，旋出幄，设香案炷香奠爵，先祭河神。祭毕撤案，即步行登龙舟。文武官员、绅民父老，一体于河岸俯伏跪送。予与粮台诸员共为一起，均随升中丞跪伏道左，仰见太后面有喜色。两宫上御舟后，随扈官员、宫监兵役，以次登舟；旋于舟次传进御膳。时则天宇澄清，波平如镜。俄而千桡并举，万桨齐飞，绝似元夜鳌山，一团簇锦，徐徐移动，离岸北向。夹道军民，欢呼踊跃，举头延伫，望舟傍北岸，方始一同散队，分途遄返。

    予前时被命赴任，并不感何等觖望。至于此际，则长安日远，目与云飞，依依恋恋之心，殊发于不自觉。人情于友朋久处之后，一时分袂，犹且黯然不释，况于君父。方知古人江湖魏阙，无君则吊，固确有此种情景，并非文人缘饰之词也。

    自往岁七月二十四日，在怀来榆林堡迎驾，始获仰见两宫，至于现在，已阅一周岁馀三月有一旬。中多奉命奔走，近依行幄者，先后不满五月。自西安启跸，至于本日为止，凡历七十日，计程一千三百馀里，殆无一日不在属车之列。无端而合，无端而离，人海抟沙，分皆前定。遇合之缘，殆从此而止；扈从之责，亦即从此而终。渡河以后，一路行程，予皆望尘弗及，不复与闻矣。

    按：本编以西狩一事为主干，而渔川随扈回銮，仅至此处为止。故自渡河以后，均未述及，不免使阅者稍感缺憾。适得残书十馀页，似系回銮行在之《宫门抄》，自开封至京一段行程，颇为完具。因亟节抄附录于此，俾完首尾。并检他书记载，考其时日，分别附入一二事实以资点缀。仍仿日记体裁，视前后较低二格。用以别于正文。予序中已声明不能衔接之故。排印将及，无意得此，若有意玉成吾书者，滋可喜也。甓园附识。

    辛丑十一月初四日，巳刻。皇上奉皇太后由河南开封府行宫启跸。午刻，驾至柳园，祭河神毕，登舟。河南官员不随扈者，均于河岸跪送。旋在舟中进膳。申初舟抵北岸，申正至新店行宫驻跸。

    初五日，由新店启銮。申正二刻至延津县行宫驻跸。按延津属河南卫辉府，古酸枣郡也。

    初六日，驻跸延津。

    初七日，由延津启銮。申正二刻，行七十里，抵卫辉府驻跸。按卫辉即古朝歌地。是日召见总兵朱南穆、道员袁鸿祐，问豫中营伍地方情形甚悉。

    初八日，由卫辉启銮。行五十里，至淇县驻跸。

    初九日，自淇县行宫启銮。申刻抵宜沟驿驻跸。按宜沟驿属淇县境，离县城五十里。召见陈夔龙。是日上谕，奉懿旨，略开：本月初四日由柳园渡河。天气清明，波平如镜，御舟稳渡，万姓胪欢，实赖河神效灵，自应崇加封号以答神庥，着礼部具拟云云。又谕：河干供差各员，着松寿查明保奖；水手人等，着赏银二千五百两。

    初十日，由宜沟驿启銮，申正抵彰德府驻跸。傍晚传旨：十一日驻一日，定于十二日并站前进，至丰乐镇午尖，磁州驻跸。召见陈夔龙。是日奉谕：着陈夔龙补授漕运总督。

    十一日，驻跸彰德府。

    十二日，自彰德启銮，驻跸磁州。召见效曾、陈夔龙。

    十三日，由磁州启銮。至邯郸县驻跸。召见大名镇总兵方国俊、大顺广道庞鸿书。是日，上谕：奉懿旨，略开：奕劻等奏据大学士功德在民，恳恩建立专祠一摺。京师建立专祠，汉大臣皆无此旷典，惟该大学士功德迈常，自宜逾格加恩以示优异。李鸿章着于京师建立专词，列入祀典，由地方官春秋致祭等语。

    按：汉臣于京师向无专祠，足见前时旗汉界限之分明。文华殿向来亦不轻授汉人，惟文忠以资深跻首辅。今又得此，可谓两邀旷典矣。

    文忠平发平捻，于清室实有再造功。乃晚年屏居贤良寺中，虽挂首辅空衔，实际乃同闲散。抚髀生肉，罗雀当门。前闻渔川所述，可谓侘傺无聊，大有末路英雄之慨。后虽持节粤中，在朝廷亦不过敷衍旧勋，恩眷已薄。假无义和团一段历史，此时一疏告终，一谕优恤，功臣传中，即已从兹结束矣。乃无端忽簸此掀天巨浪，清廷环顾左右，始觉斡旋大局，非公莫属；遂汲汲征召还朝，付以全权。承平则庸佞擅其威福，急难则贤哲受其艰危，古今一概，此固极人世不平之事。然公当时若尚留滞京邸，必为端、刚所戕。幸而先期远出，天若预为道地，故慭遗一老以结逊清之残局者。迄和约粗就，公亦骑箕。清廷以大局尚未十分安全，中流失船，虽觉徬徨罔倚；即一时朝士，亦多作此感想。故对公不胜惓惓，恩纶恤命，至再至三。项城安车再召之言，与公鞠躬尽瘁之誓，至是乃两皆实验。其死也哀，可谓适当其时矣。但有人言公当议和时，外人方挟愤气以相凌，公又处于无可抵抗之势，磋磨条件，极费唇舌；而枢廷犹以公争持不力，责难备至；忍气从事，郁抑过甚，乃至咯血。则晚遇亦甚可伤。然循迹观之，生极宠荣，没隆报享，君臣一德，恩礼始终，固已成一时佳话矣。

    予生平未见文忠，然无意中却有一面，至今印象犹在脑际。前清同文馆即设在总署。予一日偶从馆中偕两教习同过总署访友，经一客厅后廊，闻人声嚣嚣，即从窗际窥之。见座中有三洋人，华官六七辈，尚有司官翻译，皆翎顶辉煌，气象肃穆，正议一重大交涉。首座一洋人，方滔滔汩汩，大放厥词，似向我方诘难者，忽起忽坐，矫首顿足。馀两人更轩眉努目以助其势，态度极为凌厉。说毕由翻译传述，华官危坐祗听，面面相觑；支吾许久，始由首座者答一语，声细如蝇，殆不可闻。翻译未毕，末座洋人复蹶然起立，词语稍简，而神气尤悍戾，频频以手攫拿，如欲推翻几案者。迨翻译述过，华官又彼此愕顾多时，才发一言；首座者即截断指驳，其势益汹汹。首末两座，更端往复，似不容华官有置喙馀地。惟中座一洋人，意态稍为沉静；然偶发一言，则上下座皆注目凝视，若具有发纵能力。而华官之复答，始终乃只有一二语，面赪颜汗，局促殆不可为地。

    予当日见此情状，血管几欲沸裂。此时忽闻外间传呼声，俄一人至厅事门外报王爷到。旋闻足音杂沓，王爷服团龙褂，随从官弁十数，皆行装冠带，一拥而入，气势殊烜赫。予念此公一来，当可稍张吾军。既至廊下，则从者悉分列两旁，昂然而入。华官皆肃立致敬。顾三洋人竟视若无睹，虽勉强起立，意殊不相属，口中仍念念有词。王爷先趋至三客座前，一一握手，俯首几至膝上。而洋人傲岸如故，王爷尚未就座，即已厉色向之噪聒。王爷含笑以听，意态殊极恭顺。

    予至此已不能复耐，即扯二人共去，觅所识友人，告以所见。吾友曰：“中堂在座否？”予曰：“吾不识谁为中堂。”曰：“李中堂也。中堂在此，当不至是。”予乃约其同至故处，友逐一指认，告姓名，曰：“中堂尚未至也，然今日必来。盍再觇之。”予亟盼中堂到。俄顷复闻呼报，予以为中堂至矣；乃另为一人，仍趋与洋人敬谨握手，即逡巡就坐。予乃大失望。

    正于此际，续闻呼报，一从者挟衣包，先岔息趋入，置于门外旁几。吾友曰：“此必中堂。”既而中堂果入门，左右从者只二人；才入厅数步，即止不前。此时三洋人之态度，不知何故，立时收敛，一一趋就身畔，鞠躬握手，甚谨饬。中堂若为不经意者，举手一挥，似请其还座，随即放言高论，手讲指画。两从人为其卸珠松扣，逐件解脱，似从里面换一衷衣，又从容逐件穿上。公一面更衣，一面数说，时复以手作势，若为比喻状。从人引袖良久，公犹不即伸臂，神态殊严重。而三洋人仰面注视，如聆训示，竟尔不赞一词。喧主夺宾，顿时两方声势为之一变。公又长身玉立，宛然成鹤立鸡群之象。再观列坐诸公，则皆开颜喜笑，重负都释。予亦不觉为之大快，如酷暑内热，突投一服清凉散，胸间郁火，立刻消降。旋以促饭引去，始终不知所议何事，所言何词。但念外交界中，必须有如此资望，方称得起“折冲”二字。自公以外，衮衮群贤，止可谓之仗马而已。

    公此时虽在总署，已无实权。而自外人目中，则独尊公为中朝领袖。盖勋名威望，得之有素，非可以袭取者。昔人谓国家不可无重臣，文富所以镇外夷，汾阳所以退突厥，亦皆赖此作用。惜清廷不能利用此点，使公得尽其设施；急来佛脚，抱之已迟。然庚子一役，若无公在，更有何人足以当此重任耶？

    吾友因为言中堂一到即更衣，我已见过两次，或者是外交一种作用，亦未可知。同人皆大笑之，谓如此则公真吃饭穿衣，浑身皆经济矣。语虽近谑，而推想亦不无致理。汉高踞洗而见郦生，亦先有以慑其气也。庚子难作时，予闻公被召入都，即向人庆慰，谓决有斡旋之望，当举此事为证，果如所料。予于文忠，亦庶几可谓之窥见一斑者矣。

    十四日，由邯郸启銮，申刻抵临洺关驻跸。召见陆宝忠、岑春煊等。奉旨：明日驻跸一天。

    十六日，驻顺德府。召见直隶总督袁世凯。因垂询铁路事宜，召见铁路局员柯鸿年等。

    十七日，自顺德府启銮，未刻驾抵内邱县驻跸。见袁世凯、松寿、张翼。

    十八日，由内邱县启銮，申正抵柏乡县城驻跸。是日奉上谕：甘肃平罗县匪徒伤及教士案内疏防各官，先行革职，勒限缉获。并饬各属教堂教士，认真保护。又谕：奕劻等奏美国使臣请将张荫桓开复等语；已故户部左侍郎张荫桓着加恩开复原官，以昭睦谊。又谕：徐会沣、陈璧奏察看工艺局情形一案，据周馥代奏，已革侍读学士黄思永，请将京师义仓收养游民、创立工艺局招股创办等情，着于京师内外城各设工艺局一区，招绅筹办，由顺天府督率；黄思永所请招股设局，着不准行。

    按：张荫桓并未革职，“开复”二字，实无根据。但此犹不过前此上谕中文字之疏漏。中国之官，何以由美使奏请？即使徇美使之请，上谕中亦何必叙明？结尾“以敦睦谊”四字，尤为多赘。开复本国处分人员，于睦谊上有何关系耶？从前因其与外人相识而杀之，杀固杀得无理由；此时又因其与外人相识而复之，复又复得无根据。吁嗟张公，何不幸而与外人相识，抑又何幸而与外人相识耶？

    渔川述公遗事，尚有一事未及。谓公在戍所时，忽于门前构造一亭，以此处地势稍高，足资登览。亭成请名，一时思索不得，因适在墙角，遂以“角亭”名之。后来即于此亭行刑。说者谓“角”字为“刀下用”，谶兆无端而适合。据此言之，则吉凶生死，某时某地，早有前定，冤在夙业，亦无事为公抱屈也。

    渔川又言：公临刑之前数时，已自知之。忽告其从子，谓尔常索我作画，终以他冗不果，今日当了此夙愿。即出扇面二页画之，从容染翰，模山范水，异常缜密，盎然有静穆之气。画毕就刑，即此便为绝笔。此真可谓镇定，盖公之得于道者深矣。

    张、黄两公，皆以殿撰而办实业，又皆同时先后措手，提倡颇早，实为吾国工商界中开一生面。张公创办于南方，黄公创办于北方。顾南通以此立大名、成大业、跻大位，群奉为全国实业泰斗。而黄公先以此故，几蹈不测之诛。回銮以后，风气已转，凡稍习新法者，皆骎骎柄用。而殿撰一蹶之后，竟不复振。观于此谕，若尚含有馀愤者，用其策不用其人。直至民国以来，国内谈实业者，亦从不闻道及。幸不幸之相去，何其悬绝若此耶？

    十九日，自柏乡启銮，申正抵赵州驻跸。召见正定镇总兵董履高。

    二十日，自赵州启銮，申刻抵栾城县驻跸。是日奉上谕：桂春着开去右翼总兵。

    按：桂春当是旗员中漂亮人物。袁忠节疏稿中颇推重之，则其人可知。后来有人谓庄王府中查出册子，带团诸人中列有其名，因此颇将追究。赖庆、荣两人为之疏解，所以仅开去总兵而止。当时报纸上载有彼致谢庆、荣一信，极力辩白，以带团谕旨中并无其名为根据，谓彼系二品大员，非请旨不能派，不见谕旨之小头目，则于彼不相当云云。所言当系实在，然足见当日之风声鹤唳。前此怕沾染通洋嫌疑，此刻又怕沾染着通匪色彩。彼一时，此一时，大官真不易为也。

    二十一日，自栾城启銮，申刻至正定府城驻跸。召见恭亲王溥伟、岑春煊等。奏事处传旨：明后日驻跸二天。是日奉上谕：二十八日回宫后，即恭诣各祖先殿谒告，并遣官分谒各坛庙及东、西陵。又谕：奉懿旨，东、西陵理应亲谒，着于来春诹吉，率皇帝祗谒，务应破除常格，减节供亿。又谕，奉懿旨，大意系诫饬臣工，以安不忘危，痛除粉饰，君臣上下，同心共济等语。又谕：奉懿旨，回宫后，皇帝于乾清宫择日觐见公使，太后于坤宁宫觐见公使夫人。

    按：觐见礼节，历来不知曾废几许争论。此番和议，亦列为重要条件，反复磋磨，颇滋唇舌。此等节目，本无矜持之必要，乃前此看得十分郑重，无论如何不肯将就。此刻乃终于惟命是听，更格外要好，添出夫人一道礼数。受罚不受敬，真不值矣。

    二十二日，驻正定。召见夏毓秀、吕本元等。

    二十三日，驻正定。召见岑春煊等。是日奉上谕：将甘肃教案凶犯四人正法，仍严拿馀犯，又谕：浙江学政着张亨嘉去。

    二十四日，巳刻自正定府启銮，改由铁路北上。两宫分乘花车，于午正一刻驶抵定州，在铁路公司传备御膳；申刻抵保定府驻跸。

    二十五日，驻保定。召见庆亲王、梅东益、郑沅、唐绍仪等。

    按：庆王前曾至开封迎驾，复还京师；现又至保定迎驾，并报告和议进行情形及都中情状也。

    二十六日，驻保定。召见周浩等。是日奉上谕：原任户部尚书立山、兵部尚书徐用仪、吏部侍郎许景澄、内阁学士联元、太常寺卿袁昶，该故员等子嗣几人，有无官职，着吏部迅即咨查声复。

    按：谕旨所列，皆拳案冤杀之大臣，何其多也！但当时盈廷济济，深知纵拳开衅之大害、而其位分又足以建言者，殆将百倍于此。顾皆隐情惜己，自安缄默。其能批鳞抗议、发抒正论者，乃止有此数公，抑未免于见少矣！可知疾风劲草，固自不易。诸公先已有旨昭雪开复，至现在复有此谕，闻系根于外人之公论，庆王新从京中带来之消息，而汲汲发表者也。误杀忠良，亦国家常有之事。既已是非大著，则褒忠旌直，分当破格优恤，用以惩前失而劝将来。乃反待外人之置词，枝枝节节，若有不得已而为之者，盖孝钦心病所在。只因当日外交舆论多右德宗，乃认定外力消长，即为帝后权力消长之关键；故疑当时主张剿拳不战之人皆党于德宗而为彼之政敌，以此始终耿耿。虽迫于众议，勉强湔雪，实非本心。秉笔者揣摩其意，对于此种上谕，皆若吞若吐，使人读之不快。然以孝钦当日之权力，如此不愿，而终不能不出于昭雪，且至于由一而再，则又以见斯民直道之公，本乾坤正气之所宣泄，其潜力又远出于专制君主之上也。

    二十七日，驻保定。召见绍昌、张莲芬、杨士骧、马金叙等。

    二十八日，十点二十五分，自保定行宫启銮。铁路局特备火车一列，共二十二辆；计上等花车四辆，皇上、皇太后各用二辆；又上等客车一辆，皇后御用；其馀各宫嫔及亲王、大臣、福晋、命妇、内监，分乘各车。花车中均以黄貂绒、黄缎铺饰，所有御用磁器碗盏，均由盛宣怀预备呈贡，上皆有“臣盛宣怀恭进”字样。车站两旁，扎有彩棚三十座，前两棚为直隶督宪、监司候送休息之处，馀皆以印委官一人主之，备送迎官员憩候。开驶时，军队擎枪奏乐。十一点二十五分，驾抵丰台。接驾各系官暨铁路洋员，均于站次迎迓。车停一刻钟，于十一点四十分开行；十二点正，抵马家堡车站。先期由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御史拟定迎銮王公、百官、绅民、营队等接驾处所，绘图贴说，呈经庆邸阅定，由内阁留京办事处进呈御览。计分画如下：

    黄幄迤西自芦沟桥至丰台、马家堡，由马提督、姜提督兵队接连沿途跪接。自丰台至正阳门，由步军五营兵队分段跪接。

    黄幄迤东自马家堡至永定门外，由左右营弁兵、五城练勇分段跪接。

    黄幄南向全权王大臣军机处留京办事大臣跸路大臣内务府三院，銮仪卫侍卫处顺天府五城街道各衙门

    永定门内东至天桥王贝勒贝子公爵宗人府中书科吏、礼、刑三部理藩院通政司翰林院詹事府太仆寺鸿胪寺钦天监八旗都统各衙门

    永定门内西至天桥王贝勒贝子公爵内阁外、户、兵、工四部仓场都察院科道大理寺太常寺光禄寺国子监八旗都统各衙门

    八旗十二固山参佐领护军统领火器营健锐营圆明园护军营以上各官弁均排列石路东西跪接。

    绅士排列石桥迤北一带，候补官排列天桥迤北一带，废员排列东西珠市口迤南一带，耆民排列东西迤北一带，五城练勇分列大栅栏、鲜鱼口、打磨厂、正阳桥各地。

    火车抵马家堡，稍停；旋见军士擎枪奏乐。两宫先后下车。皇上御八抬黄缎轿，舁轿夫均穿紫红色缎绣花衣，四围由侍卫、内监拥护，轿前排列兵丁、乐工、大旗；次为御用之衣箱、马匹、驮轿；次为骑马从人；次弓箭手、长枪手、马步兵。皇太后黄轿仪仗，均与皇上相同。又次则为各亲王、宫嫔，由马军门玉昆拥护。殿以皇后，同御黄缎轿，仪仗随从，视两宫稍减。宫嫔则用绿轿一顶，马车六辆。末后车马甚多，大抵皆随扈官员，内有穿黄马褂者八人。西安启銮前数日，四军机均赏黄褂；在开封又特赏数人；大约均备回銮仪饰之需。既入永定门，遵新修御道，缓缓而行。日映鸾旂，风吹羽盖，天仗极为严整。沿途文武官弁，鸳班鹭序，东西衔接，皆鞠躬俯伏，肃静无声，但闻马蹄人迹，络绎不绝。约未正五十分，始抵正阳门。尚有留京洋兵，同在城上观看，有脱帽挥拂以示敬礼者。太后在舆中仰视，似以含笑答之。大驾一直进大清门。未初入乾清宫，即先诣关帝庙行礼。从官仪仗，始各以次散队。经年播越，劫后归来，城郭依然，人民如旧，两宫此际，不知作何感想耶？

    大驾既已北上，予乃一意南行。自柳园送驾回省，即打叠赴粤之事。部署十馀日，行事粗饬。乃以是月十五由开封挈眷南行，取道尉氏、襄城、许州、叶县，以二十三日抵南阳府。时沿途各地，颇多盗警。承襄阳道余观察派马队八人前来护送。惟南阳境内较为安静。今总揆之太翁洁泉先生时方任南阳令，闻为政极仁厚，而缉捕独勤。故南阳人民异常爱戴，途中所过村落市肆，均啧啧称颂不置。予到南阳，正以捕盗下乡；次日回署，始获晤谈，极为欣惬。闻又捕得剧盗数人，盖平时布置周密，民乐为用，来即破获。故以后群盗相戒不敢入南阳境。闻先生历任繁剧，悉皆如此。当时河南全省州县，称治行第一。宜其积善庆门，缦龄骈祉，遐福固未艾也。

    自南阳启程，过新野、襄阳，入湖北境。余观察先遣人邀寓道署，予谢不往。仍挈内眷入署，晋谒太夫人；盖予上年续娶，本由观察作伐也。在襄阳住五日，获晤各当道，谈宴极欢。旋改从水道行，由襄阳雇舟，直至汉口。过武昌小住，遂即浮江东下，竟在轮舟中度岁。以壬寅元旦，始泊椗上海。抵上海未几，即感病颇剧；盖积劳经年，至是并发，故淹缠不得速愈。直至是年五月初，始稍稍痊可。乃由沪附轮抵省，中途延滞，已将半载矣。

    是时粤督为陶文勤公模，巡抚为静山德寿。予谒见督抚后，始知高廉钦道信勤，调补雷琼道，予即补其遗缺。随即奉文到任。高廉道驻高州，与广西接界，寇盗充斥，极为难治。予在任三年，幸无陨越。已而调署雷琼，旋即补实。未及一年，又奉旨调授惠潮嘉道。予初未将丝毫活动，无端改授，不知何故。殆上意以为潮州膏腴之地，藉示调剂。不知潮州府乃为著名优缺，至道缺所入，仅与高廉等，尚不如雷琼也。

    予久任边缺，地偏心静，亦颇安之若素。属僚朋旧中有知予事者，均极力怂恿，谓难得有此恩眷，若稍尽人事，封疆旌节，操券可得。否则主眷虽厚，而左右莫与为助，因循延误，或且终成画饼，岂非辜负？现在朝局已成互市，无价之物，终不可得。难得公根柢如此，较之他人，定当事半功倍。小往而大来，倍称之息，何乐不为？予曰：“知之。但予守此瘠区，自给不暇，何处得金而辇之？”则曰：“此甚易集，公如有意，某等均可为力。”盖当时各地票号皆殷实，喜作此等营干，择人而之，贷巨本以图厚息。以予为希望最大之主顾，若挪移一二十万，立可允许。且有相兜揽者，予皆委婉谢却之，曰：“诸君盛意良厚，但予家世儒素，不敢图非分富贵。今虽一麾久滞，然较之广文苜蓿，为幸已多。但盼能安常守顺，尽吾职事，不生意外波折，则于吾愿已足。穷达有命，听之可也。”

    亡何，而意外魔劫，忽尔飞集。予在高廉甫一年有馀，岑春煊忽自川督调两广。冤家路窄，竟尔相逢，此真梦想所不到者；顾又无法规避，只得坐以听之。迨余调雷琼，果以白简相饷。通摺参劾十一人，列予于首，而处分乃甚轻微，仅请开缺送部引见；馀十人则皆情节重大，有革职，有永不叙用，甚至有查抄遣戍新疆者。盖彼用意殊甚深刻，知太后对予尚有恩眷，乃以予与重咎诸员并劾，且列之于首，而故轻其处分，一似予必有狼藉不堪之情状，而彼特仰体上意，曲为回护，从轻发落者；一则以后列名诸员，既处分重罪，必皆有确切事实，不能不究；予既列在首简，决不能越次而独罪其馀。轻罚则易于曲从，首列则难以独置——虽轻轻夹带，而专精营注实，挟有必得而甘之积愤。吁，可畏也！

    其时瞿相已当国用事，与岑颇通声气。太后得摺后，即交军机阅看，询如何办理。瞿已窥见太后词态，有犹豫意，即正色陈奏曰：“国家二百馀年制度，凡疆吏参劾属员，殆无有不允所请者，当然应照例办理。”太后婉语曰：“吴永这人甚有良心，想彼做官必不至于十分过坏。此摺我且主张留中，如何？”瞿复奏曰：“岑春煊所拟吴永处分本甚轻，送部以后，太后如欲加恩，仍可酌量起用。摺中尚有馀人，情节重大，似未便因吴永一人而将全摺一起留中，于国家体制，恐有不合。”太后意微愠，曰：“我只知道吴永这人很有良心，他做官一定不能错的。象吴永这样人，岑春煊都要参他，天下可参之官多矣！岑春煊向喜参人，未必一定情真罪当。此摺我总主张留中。”言毕以手微拍作声。瞿复挺奏数语，持之甚力。太后乃勃然变色，曰：“难道岑春煊说他坏的人便准定是坏了么？我知道岑春煊的话并不十分可靠，我知道吴永是不坏的，我因吴永推想馀人，亦未必一定准坏。”即以手用力连叠拍案，曰：“留中，决计留中！我决计留中定了！”瞿乃不敢复语，遂将全摺一并留中不发，而其馀十人亦竟以无事。予当时梦梦，并不知情；戊申入都，始闻悉底蕴，盖庆邸以告陶杏南转以语余者。岑、瞿两公，乃用搏象全力以搏兔，而竟得免膏牙爪，太后于予保护之恩遇，不得谓为不深矣。

    岑在粤督任内，凡参罢文武大小官员至一千四百馀人，因而获罪者亦数百人，非但睚眥必报，即素所受恩庇者亦皆以怨报之，狠心辣手，绝是不留馀地。论者谓彼对予方先以此尝试，如得允开缺，势必尚有下文，盖彼毒予至深，必欲挤之死地而后快。乃始终不能相厄，由今思之，真可谓绝大侥幸也。

    岑以此摺留中，知太后于予恩眷未替，遂不敢复有举动。予不久亦即以丁忧去职，竟得安然出险。方余在雷琼时，中间两遇臬司出缺，太后皆提及予名，悉为瞿善化所阻。以两宫之恩眷如此，而一官偃蹇，终至与国同休。始厄于岑，终厄于瞿，此一段锦片前程，遂尔蹉跎过去。岑一生之显宦，实皆由予作成；予一生之蹉跎，乃即由岑作梗。我为彼福星，而彼乃为我恶宿，彼苍冥冥位置，若故互相颠倒以成其巧，殊可异也。予本安居下僚僻地，毫无营干，无端而轰轰烈烈，有此一番遭际；却又枝枝节节，受了无数折磨，结果只是冲销完帐，未沾到一毫赢息。造化弄人，作此恶剧，此所不可解者。迄今山河改色，恩怨两空。回首前尘，恍如梦寐，仅留此区区残影，萦回脑海，绝不愿向人哓聒。今日与诸君俱同事至交，重承问讯，偶一倾吐，不觉尽情宣泄。权当是村词盲鼓，茶馀酒后，少资谈助，较看上海剧场扮演之假戏，当稍为值得也。

    甓园居士曰：昔盱眙吴忠惠公，以无心赙赠而得厚酬，渔川以仓卒迎驾而被殊眷。两人者，同为吴姓，同有德于孝钦，同受知于患难之中，又同在知县任，遥遥数十载，后先辉映，若合符节。吁，何其巧也！忠惠名棠从木，渔川名永从水，皆以单字而藏合五行。论者至有水木清华之目，抑巧之巧矣。

    顾忠惠方治滨江大县，南北绾毂，水陆膏腴之地，锦车华节，供张馈赆，不绝于道路，区区数百金，直九牛一毛之比，又以无心而误投之，其事盖已微矣。渔川则坐困严城之中，悬命虎狼之口，空名守职，自救不暇；徒以激于区区忠义之气，径行其志，一往不顾，冒凿门之险，效负曝之愚，忘力竭无继之难，尽危身奉主之节，上不忍负国，下不忍累民，至罄其半生宦业辛勤铢寸之积，以供橐，掷孤注于不必得偿之地，此稍有计较之士所不肯为者。而且弃亲戚，离骨肉，仓皇被命，接淅就途，孑身从难，蹈祸福不测之危地，跋涉逾数千里，栉沐弥十五月，赔累至数万金，夷险之势既殊，难易之情迥绝。絜劳比绩，殆不可同年而语矣。

    然而忠惠数年之间，由县而府而道，晋柏府，历薇垣，扬历数省，遂拥持旄节，总制方面，褒德赠谥，垂荫子孙，骎骎乎与云台麟阁比烈，何获报之隆也！渔川亲侍辇毂，昼日三接，颁赐稠叠，与王公贵胄相埒，以资则深，以劳则著，以地则近，以眷则隆。而极其所遇，简授一道而止矣。始而高廉，继而雷琼，而惠潮，而兖沂、曹济，三仕三已，终孝钦之世，回环往复，竟不能更进一阶。施百于前贤而报靳于万一，嗟夫，岂非命耶？

    夫渔川以盛年膺特荐，治怀两载，声誉鼎鼎。拳民坛宇遍畿辅，而怀境肃然不敢动声息；迄于拳焰大炽，奸民悍匪，百计图报复，卒以绅民爱护之力，安处虎穴，不损毛发。奇才异政，亦大略可睹矣。向使无此一段遭际，依阶平进，区区监师连帅之位，亦自可计日而操其券。然则对于孝钦，直谓之未尝得报焉可也。

    但当时以渔川得主之盛，才气之英发，柄臣权监，推襟送袍，争欲相结纳，使稍与委蛇迁就，以示之亲昵，则顺风送扇，开藩建节，直唾手间事。有行之者，捷足而先得，成效固彰彰也。顾狃于书生结习，倔强自遂，不肯稍贬损以求合，卒至不得其助而反受其挤。是以机会屡集而不获一当，虽曰天命，抑亦人谋之不臧耶。

    然吾观逊国巨僚，富极贵溢，声势赫赫，改步以后，穷困失职，至不克赡衣食，杜门伏匿，藉乞贷以延旦夕者，比比相属也。官高则难于位置，名著则易受觝排。五石之瓠，乃落而无所容。而渔川因身受迭次沮抑，官不高，名不著，十馀年来，犹得随时俯仰，浮沉中秩，以全生而养命。然则昔之所失者，转为今之所得，亦未可知也。

    嗟乎，此事往矣！故宫禾黍，旧劫沧桑。觉罗氏一代历史，瞥如昙花过眼，已成陈迹。当日之翊卫元勋，和戎上相，在事主要人物，今皆如太空浮云，扫荡几尽，姓名爵里，渐不挂于人口。即渔川躬与其役，殆亦似黄粱觉后，追寻梦境，仿佛不可复得。今日偶然叙述，要不过如孔云亭《桃花扇》中末折，渔樵晚罢，闲话兴亡；槐省风清，同消白昼。区区一人之升沉枯菀，曾何足复加注较。独念此亡国破家，帝后出走，震天动地之大劫，迄今岁星不过两周，而当时情状，渔川以外，已罕有能言其本末者。坊肆小册，如《清宫秘记》等等，殆无虑数十种，率多架空臆造；微论其事实真伪，要于朝章国制，类茫然一无所觉。得此一夕话，亲闻亲见，聊足矫一时悠谬之妄谈；虽言之不文，而网罗散轶，掇拾旧闻，亦庶几乎古人传信之义，阅者略其词而谅其意焉可也。

    虽然，渔川之言，予既备闻之而述之而论之矣；顾搁笔以后，反复循绎，尚大有不能释然于怀者。庚子一役，衅由我起，衡之公律，固为背理。然既已不幸决裂而至于宣战，则又不论理而论势。彼联军以绝海难继之兵，临时乌合之舰，风习各殊之众，猜嫌互异之情，虽勉强推定冠军，号令决难一致。区区二万馀人，悬军深入，冒百忌以赌一日之得失，以兵法论，实处于必败之势，所谓越国鄙远，吾知其难者也。

    当时我国除禁军不计外，所号北洋六军，聂、马、梅、何各提镇所部军队，环列于畿辅者，为数当在十万以上。以众御寡，以主敌客，以逸待劳，赚之登陆而断其后，八面犄角，一鼓而覆之，固非甚难事也。否则围而锢之，勿加杀害，杜绝接济而使之自屈，斯仁之至义之尽矣。更不然，念子产坏垣之情，执晋文退舍之谊，画地防堵以限其马足，一面肃清内乱，然后重整敦盘，相与折冲于樽俎；彼即倾国而至，亦决无压我城下之理。乃既不能战，并不能守，京津三百馀里间，一任其从容驰骋，长驱突进，如入无人之境。遂夷我堡垒，据我城郭，躏我京邑，迁我重器，屠戮我官吏，凌虐我人民，宫殿化为秽墟，衙署废为马厩；如是不已，更勒赔款；赔款不已，更须请罪；请罪不已，更停考试；停试不已，更惩罪魁。种种压迫，务欲践吾国于朝鲜、印度之列。在清室为宗社将墟之痛，在国民有国命垂绝之虞，此实我全国之奇耻大辱，患切于剥肤，而祸深于万劫者也。

    我朝野上下，痛定思痛，宜如何并心一志，力图振厉，卧薪尝胆，以共脱此奴隶牛马之衔勒。乃和局甫定，两宫播越经年，仅得复还故处，绝不闻有盘庚吁众之矢言，汉武轮台之悔艾；地方官沿途供应，竞求华侈，雍容玉步，宛然如鸾辂行春、铙歌返阙之景象。于昔日之疮痍涂炭，皆已消弭净尽，不留馀迹，一若未有其事者。以苟延为再造，以半主为中兴，欢笑漏舟之中，恬嬉危幕之上，是可异也。

    一时柄国元僚，封疆大吏，多半皆事前显职，有列于朝，有守于位，先事不闻匡纠，临事不见设施，谁秉国成，阶此大厉，即诛责未及，亦当引罪投劾，自谢国人。乃委蛇固位，方幸以前此未有建白为得计，而晋宫衔，而赏黄褂，受不愧而居不疑；犹复忌贤疾才，争权竞宠，沾沾于语言酬应之末节，因以树门户而分渊膝，视国家之沦胥、人民之饥溺，毫不慨于其心。大臣如此，小者可知，清社之屋，于此已见，此尤可慨也！

    其尤所不解者，自遭此次巨厄，逼订片面和约，层层束缚，我四万万人民之自由生命，不啻已置于他人砧俎之上，择肥分鲜，听其宰割；全国民众，顾乃淡漠相视，一如越人肥瘠，萧然绝无所与。如此极大痛史，相去不过二十馀年，事由始末，已不甚有人记注；偶尔道及，亦第如先朝野乘，略资谈助，恍惚在传闻疑信之间。除当日私人局部闻见偶有著录外，从无一完善缜密之载籍。多数知识界中，虽同抱消极悲观，而听天委命，要莫肯稍出其精神心血，以勉为宗国有所尽力。其当局有力者，则汲汲于据地盘，攫政柄，操戈阋墙，日腐我同胞膏血，以苟图一夕之快意。牵群羊城就屠肆，伐毛刳腹，次第将及，犹不急谋断絷共脱之法，而惟是角觝蹄啮，忿争刍秣，互相凌践，以自促其生命，此真可痛哭流涕而长太息者也。

    义和拳之乱，所以酿成此大戾者，原因固甚复杂，而根本症结，实不外于二端：

    一则民智之过陋也。北方人民，简单朴质，向乏普通教育，耳目濡染，只有小说与戏剧之两种观感。戏剧仍本于小说，括而言之，即谓之小说教育可也。小说中之有势力者，无过于两大派：一为《封神》、《西游》，侈仙道鬼神之魔法；一为《水浒》、侠义，状英雄草泽之强梁。由此两派思想，浑合制造，乃适为构成义和拳之原质。故各种教术之统系，于北方为独盛。自义和团而上溯之，若白莲、天方、八卦等教，皆不出于直、鲁、晋、豫各境。据前清嘉庆年间那彦成疏中所述教匪源流，盖无虑数十百种，深根固蒂，滋蔓已遍于大河南北，名目虽异，实皆与拳教同一印版。被之者普，而入之者深，虽以前清之历次刈，而根本固不能拔也。

    一则生计之窳薄也。北方人民，生活省啬，而性多媮惰，谋生之途太仄，稍一不谨，往往不能自振，以至于失业。因惰而游，因游而贫而困，则麇集于都会之地，藉傥来之机会以苟图衣食。群聚益众，则机会益难，非至于作奸宄法，不足以维持其旦夕之命。浸淫已久，而冒险乐祸、恣睢暴戾之心生焉。明知诛责桎梏之在其后，而有势可乘，不问是非利害，姑且呐喊附和，恣意焚掠以餍其所欲，而侥幸于万一之漏网。

    因多数民众，平时皆为此两种结习之所沦浃，因愚而顽，因游而暴。适有民教互阋之问题以作之导线，枭黠大猾乃利用钩煽，饮以狂药。奸民倡之，愚民和之，游民暴民益乘势而助长之；如硝磺桴炭，一旦翕合，遂轰然爆发而不可复遏。

    自乾隆时，高宗恒以小故杀人，诗词戏剧，皆足杀身。供奉者乃杂取《封神传》、《西游记》诸小说，点缀神权，以求绚烂而免祸也。浸淫百年，蒸为民俗。愚民受戏剧之教育，驯至庚子，乃酿巨变，岂得曰非人为哉？（《馀闻》）

    义和拳称神拳，以降神召众，号令皆神语。传习时，令伏地焚符诵咒，令坚合上下齿，从鼻呼吸，俄而口吐白沫，呼曰神降矣，则跃起操刃而舞，力竭乃止。其神则唐僧、悟空、八戒、沙僧、黄飞虎、黄三太。庚子四五月间，津民传习殆遍，有关帝降坛文、观音托梦词、济颠醉后示，皆言灭洋人。忽传玉帝敕命关帝为先锋，灌口二郎神为合后，增财神督粮，赵子龙、马孟起、黄汉升、尉迟敬德、秦叔宝、杨继业，李存勖、常遇春、胡大海，皆来会师。其所依据则《西游记》、《封神传》、《三国演义》、《绿牡丹》、《七侠五义》诸小说，北中所常演之剧也。洋人教士教民，分大毛子、二毛子、三毛子，遇之杀无赦。礼神以顶着地，叩首三十六。练术有浑功、清功。浑功百日，清功四百日。浑功避枪炮，清功能飞升。然习者利速成，多浑功也。临阵时佩小黄纸画像。有首无足，锐指，头四周有光，耳际腰间作狗牙诘屈状，不名何神。心以下书一行，文曰：“云凉佛前心，玄火神后心。”诵咒曰：“左青龙，右白虎，云凉佛前心，玄火神后心。先请天王将，后请黑煞神。”诵此咒，枪炮不燃。诵声未绝，中弹毙。其焚教堂，大师兄率众握刀来，转向东南跪伏，突立起呼杀，其声动天，大师兄焚香掷堂中，俄而焰发矣。有张天师拥众横杀，俄别出一张天师，不相下，时互斗。后其一诳巨金遁，其一仍专横，大师兄曹福田至，获天师，斩之。（《馀闻》）

    拳乱初定，当局皆怵于已事，因而深筹密虑，乃以调和民教为惟一治本之至计。诏书宪令，丁宁剀切，至再至三而不已。不知就本案论，则民教固为其激触之始点，乱之所肇，而非其所以为乱也。衡以全局，犹本中之标也。此愚民、游民之两种社会，若不彻底改革，廓清涤荡，去其所以为乱之原质，任遇何事，奸人皆可以随时利用而构煽之。割导线而尚留硝药，危险之性永存；防于彼而失于此，乱源终不可以塞也。

    今欲为拔本之计，必先深求其本中之本，从改革民众社会着手。一则注重于普通教育。改良小说，改良戏剧，组织乡约里社，实行宣讲，以种种方法，使下级社会与中上级逐渐接近，以相当之知识，递相输灌，俾多数民众，略明世界大势与人类生存之正理；勿侈言学校普及，炫难得之远功，而忽可能之近效，则事半而功自倍。一则注重于普通生业，为人民广辟谋生之途径。教以手工技艺，使多数无产阶级皆得凭自力以谋生活；殖其原料，开其销路，便其转运，通其交易。更于城市都会，整顿警察制度，广设慈善机关，使失业之人，得资救济，浮浪恶少，不得安足。先导以可循之路，而后乃惩之于不率之人；恩以劝其前，法以驱其后，既有恒产，必有恒心，无赖之徒，自无由而聚集；虽有豪猾，亦无法以相煽诱。无愚民，则人心不可以妄动；无游民，则乱象不至于猝成。不愚则不顽，不游则不暴。硝药既去，虽有导线，亦将何所复施？非特一时之现势如此，二十世纪以后，欲竞生存于世界，舍此亦更无他术；由义和团之事而证明之，条剖缕析，其理致益显然可见也。

    顾庚子以后，忽忽又数十年矣。而当轴巨公、海内贤达，终鲜克于此二事加之注意者。夫固非凡有不及而明有不烛也，徒以体大事难，国家非一人之专责，毋宁乘一旦权位，姑自厚封殖以贻子孙。不知罗珍聚宝，厝火而置积薪之上，虽缠縢扃箧，必有一日而同尽。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者也。

    失良医治病，必深究于其病之所由起。吾国受病之源，亦固匪朝伊夕。自鸦片之战而外邪已入，自洪、杨之乱而元气大伤，然犹是肤膜寒热之外感。一转而入腠理，遽成绝大危症，则实自庚子一役始。今试问吾国工何以窳，商何以敝，教育何以不振，自治何以不兴，乃至军队不能具饷需，官吏不得领薪给，全国以内，无贫无富，无贵无贱、无少长男女，皆憧扰憔悴，蹙蹙然似不得安其生者，是何以故？一言以蔽之曰：以经济窘迫故。经济何以窘迫？曰：以赔款故。因赔款而有借款；因赔款借款而盐、关两税皆握于外人之手；因两税关系而百凡设施悉受牵制。如鼻受穿，如吭受扼，致呼吸运动皆不克自由舒展。何以有赔款？曰：以庚子义和团之故。因义和团而有条约，因条约而受压抑、受剥夺、受限制，国际地位遂一落而千丈。赔款特条约中之一款，而牵连以及者，实多因此一款而发生。即庚子以后，凡交涉上所受之种种损失，亦大半以此约为嚆矢。庚子一约，实吾国无期徒刑之宣告判决书，执吾手而强之署押者也。危症一现，百病交乘，由此而外感日以滋生，内腑益难清理。屈指二十馀年来，内忧外患，靡有宁息。清室之所以速亡，民国之所以多难，军队之所以不戢，民气之所以偾张，直接间接举皆于庚子一役有莫大之影响。即最近红枪会、绿枪会之所在滋蔓，实皆犹是义和之遗种，盖不出于吾前所述二义，其所以构成之原素同也。

    然则吾国而不欲图治则已，如欲根本图治，探求其最初致病之故而投之以药，则庚子经过事实，固为惟一考镜之方案。因何而始，因何而终，因何而曲折变化，何时受寒，何时受热，何时而有饮食饥饱之凑泊，乃至呻吟笑，皆有详究之价值。固医国和缓，所当精研而密察之者也。顾同一病状，而各见所见，各闻所闻；同一见闻，而各非其非，各是其是。是又在乎审方者之周咨博采，平情体验，有以参众说而会其通。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渔川所言，虽亦限于局部见闻，而近水楼台，亲切明确，固望闻问切之首当注意者也。

    昔吴之败于越也，夫差使人立于门中，出入必呼之，因是以申儆国人，终雪先人之耻。庚子之役，于吾国创已巨矣，痛已深矣，固吾国人所当念兹在兹、悬悬于心目者。然则兹编所述，固藉以存一时轶事，亦庶几自托于夫差门者之役，以茶馀之清话，作饭后之钟声，愿吾国忧时志士，爱国青年，回首前尘，毋忘槜李也。

    跋

    清光绪庚子之役，余方在沪，读书震旦学院。年少血气不定，痛朝局为小人所持，力谋所以倾当局者，但不欲与党人伍，以文杂投各报，自署为“庸生”，人皆目之曰“狂”。曾以意细《庚子祸国记》，《申报》载之，而颇为时流所诵也；其实不过童言妄语而已，羌无事实。刘治襄同年，雄于文，下笔娓娓不倦，同值枢垣，朋辈三四人，嘈杂其左右，而能作文治事如平时，此孟子所谓不动心者也。吴公渔川，曾以怀来令随驾西狩，耳闻目见，与当时外间所传闻异辞。吴公口述，刘公笔授，随闻随记，积久而成帙。今所刊《庚子西狩丛谈》是也。阅世次，叙废兴，验物情，怀土俗，吴公意有所尽，刘公则间以己意参错其间也。吴公当年意气之豪，以为天下事一蹴可几，不料为权相所忌，卒老于监司，不得与世所艳称之吴忠惠公并显，岂非命耶？今垂垂老矣，眉间尚放白光，诚不愧曾惠敏之门楣也。世变方殷，天下可惊可怪之事，恐尚不止于庚子之犷悍也，吾将拭目以俟刘公他年之所记。

    时中华民国十有七年四月日，南昌饶孟任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