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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人文知识

  • 梁捷：音乐浪漫主义与经济现代主义

    今天我们说到古典音乐，大家最容易想到浪漫主义时期的音乐，也就是1820至1900年左右的欧洲音乐。这个时期的音乐极富想象力，曲式结构极大地丰富，在欧洲各国都产生深远的影响。浪漫主义音乐早期代表有贝多芬，然后有法国的柏辽兹、意大利的罗西尼、匈牙利的李斯特、波兰的肖邦、俄罗斯的柴可夫斯基等等，可谓群星荟萃。

    于是很多人会追问，为什么欧洲会在这个时期出现浪漫主义音乐。除了“天才总是成群而来”这种诗意的描述外，有没有音乐内部和外部的原因，能否从当时的经济、社会、政治等维度找到一些线索？线索确实有很多。在“漫长的十九世纪”里，工业革命在欧洲开花结果，极大改变了欧洲人的生活方式，也从内部推动了音乐的变革。

    今天的经济史学家普遍认为，工业革命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在18世纪甚至更早，蒸汽机已经在欧洲出现，纺纱所需要的“珍妮纺纱机”，织布需要的“飞梭”也都被发明出来。现代纺织工厂所需要的一切条件都已经具备。但是在经济层面并没有及时地体现出来。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里面并没有提到大工厂。甚至李嘉图在1817年出版《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时，也没有对工业化报以很高期待。但工业革命在威力在19世纪初已经逐渐显露，并且影响到了音乐界。

    19世纪以前，音乐家如何谋生，始终是个极富挑战的难题。据说哲学家卢梭少年时曾打算以音乐谋生，后来才意识到完全不可能。因为音乐家不事生产，所以不是依附于宫廷，就得依附于教会。比如巴赫一生辗转多个城市，主要是在教堂里担任管风琴演奏师。海顿则不断获得贵族的赞助和支持。莫扎特的收入来源相对多元。他除了四处巡回演奏之外，也尝试从出版的曲谱中赚取收入。虽然莫扎特创作的曲子很受欢迎，但最终也没有从出版中赚取多少钱。原因很简单，盗版严重。

    后来莫扎特发现，盗版的主要来源是抄写员所为。抄写员在抄写的时候，多抄一份，很快就可以流出去卖钱了。莫扎特想出一个办法，让抄写员到自己的公寓里工作，自己提供有限的纸笔，并且亲自监视他们的抄写工作，试图这样来解决问题。但这个办法治标不治本，而且莫扎特也没有足够精力监视抄写员，毕竟他还要创作和演出。晚一些的贝多芬也想出一个办法来保护版权，那就是不提供完整曲谱，缺少最后几页，贝多芬总是亲自抄写最后几页，只有他才掌握全局。

    贝多芬曾经给一个出版商写信说，“我觉得这样很烦人，因为我希望这种事能按照别的方式进行……世界上应该有一个艺术市场，艺术家只需要带来他的作品，需要多少钱就拿多少钱。但就目前而言，艺术家在某种程度上也必须是商人。”音乐家要从出版曲谱中获利，乃至维持生计，必须要有版权法的支持。欧洲各国的版权法在19世纪一直处于拉锯之中，只有19世纪后期的音乐家才有可能享受到版权法的保护。

    同时，莫扎特时代的音乐表现手段也存在局限。莫扎特可以演奏管风琴，但管风琴只有大教堂才有。莫扎特更喜欢弹羽管键琴，也就是拨弦古钢琴。但是羽管键琴的声音并不响亮，音长也不够，只适合小范围的演奏。到了18世纪末，法国和英国的一些乐器制造商改良了技术，制造出更加坚固、能产生更大的声音、持续更长的音符和更广泛的音域的钢琴，这就是现代钢琴，典型代表有英国的布罗德伍德(John Broadwood)和法国的埃拉尔(Sebastian Érard)等。

    1810年，布罗德伍德创办工厂，开始大给规模制造钢琴，钢琴的价格也被迅速压低。简·奥斯汀1813年出版的小说《傲慢与偏见》中，钢琴不仅出现在上层乡绅的家里，也开始出现在普通人的家里。到了1840年代，钢琴在英国已经很普遍。据说当时有200家公司在生产钢琴，年产量高达2.3万架，布罗德伍德一家公司占据10%。而英国人口不过1000多万，很多家庭都已购置钢琴。

    法国和德国的钢琴制造商也在奋力追赶，特别是两家最负盛名的法国制造商埃拉尔和普莱耶尔。据估计，1845年巴黎已经有6万台以上的钢琴，有10万人可以演奏钢琴。1847年，法国著名的乐评人菲蒂斯(Edouard Fétis)认为，“没有谁家找不到钢琴，即使是最小的资产阶级”，“这种乐器已经是家家户户的家具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你甚至可以在看门人的房间里找到它”。

    在钢琴技术的改良中，工业革命所导致的高质量铸铁至关重要。布罗德伍德和美国制造商共同研发出铸铁钢琴架，这种钢琴架可以承受更大压力的钢丝琴弦，也能产生更丰富的音质。单个音符可以保持得更久、混响更大，所以就能支撑更慢的演奏速度以及更长的乐句，浪漫主义那些优美绵长的旋律终于得以在这个时期的钢琴上加以实现。

    钢琴厂商也在到处寻找钢琴大师，支持他们的巡回演出，同时推广自己的钢琴。比如法国制造商埃拉尔找到李斯特，赞助他的各种演出。另一个知名品牌普莱耶尔就找到奥地利大师塔尔贝格，支持他的演出。李斯特与塔尔贝格两人在当时齐名，又可以说是死敌，暗暗较劲。就在两人不断竞争过程中，埃拉尔与普莱耶尔等钢琴品牌获得了推广，这也是名人代言乐器的最早例子之一。

    所以工业革命导致了钢琴革命，而钢琴革命又导致了音乐革命。晚期贝多芬、舒曼、肖邦、李斯特等作曲家拥有了全新技术支撑的钢琴，才可能发明全新的音乐语汇，使得音乐的表现力大不相同。欧洲音乐从此进入浪漫主义时期。

    与此同时，音乐家的外部生存环境也在变化。随着工业革命拓展，铁路开始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1830年，世界上第一条铁路在英国的曼彻斯特至利物浦之间开通。很多经济学家敏感地认识到，铁路将彻底改变我们的生活。比如德国历史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设想了一个覆盖全德的铁路系统，有六条线路从柏林辐射到慕尼黑、巴塞尔、科隆和其他连接德意志与邻国的城镇，这将是德国经济起飞的关键。他坚称，铁路是国家发展的动力，它实现了贸易和产业的增长，促进文化统一，通过减轻外省的孤立和狭隘来推动民族统一。铁路在未来甚至可以推动全欧洲的经济发展。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也表示，铁路、轮船和电报让“时间毁灭了空间”，人们的生活方式将随着铁路的普及而改变。铁路通过削减运输成本，为一系列产品开辟了新市场：新鲜的鱼现在可以到达内陆城镇，英国各地的人民终于都能吃的上“鱼和薯条”；来自法国或意大利的地区性葡萄酒变得享誉整个欧洲，人人都以能喝到波尔多葡萄酒为傲。

    音乐也是如此。早在铁路出现之前，音乐家们就被迫不断地旅行来谋生。且不说危险和不适，单是乘坐马车的旅行时间就极大减少了他们的收益。如果想要雇佣更高级的马车，就要耗费更多钱财，类似今天飞机出行总是选择头等舱。想当年，莫扎特在欧洲巡演，大量时间都耗费在颠簸的马车上。莫扎特甚至学会了在马车上创作作品。但他的身体因此备受摧残，也没有通过巡演赚取到足够的钱，最终英年早逝。

    法国音乐家柏辽兹（1803-1869）正好经历了从马车到铁路的巨大转型。在他年轻时，主要还是通过马车去各地巡演。他一直抱怨，马车在坑坑洼洼的道路上颠簸，他又必须随身携带沉重的盒装乐谱，这些交通产生了“毁灭性的成本”，抹除了他巡演的一切利润。但铁路出现了，交通成本迅速降低。从1842到1843年冬天，人到中年的柏辽兹突然雄心勃勃地宣布要开启一趟德国之旅。当时柏林、马格德堡、布伦瑞克和汉诺威之间新开通了铁路，帮助柏辽兹极大地削减了成本。

    李斯特（1811-1886）辉煌的职业生涯也与工业革命在欧洲的展开密不可分。少年时期的李斯特就已开始和父亲一起坐着马车在欧洲巡回演出。作为一个十几岁的神童，李斯特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他也学会如何培养自己的名声来吸引观众。巴黎不少商店里有这位早熟的钢琴家的印刷画像出售。他的父亲也到处接私人演出，类似中国以前的“堂会”，每次收取100法郎，就让李斯特去别人家里演奏。但1828年李斯特父亲去世后，他就放弃了巡演。李斯特把私人演出称为“遛狗”，不愿意再做这种表演，只想靠教琴谋生。

    1835年，李斯特写了一篇关于题为“艺术家的处境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的文章。他在文中表示，在莫扎特的时代，音乐家被迫和仆人一起吃饭，这种情况至今没有多少改变。圣西门主义认为，音乐有助于道德进步，是艺术的社会形式，李斯特深信这一点。因此李斯特提议建立一个国际音乐家协会，发展合唱和音乐节，建立音乐学校，并出版“古今作曲家最重要作品的廉价版本”。这些提议在音乐界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钢琴音乐会的内容也在改变。像李斯特和舒曼这样的钢琴家不再在商业音乐会上演奏炫技作品，哗众取宠，而是转向“独奏音乐会”。在这些独奏音乐会上，他们表演更严肃的作品，往往是较长的曲子或者完整的奏鸣曲。比如舒曼的演奏会通常以巴赫和贝多芬的古典作品开始，以肖邦或舒曼更浪漫的最新作品结束，后来这就成为现代独奏音乐会的模板。

    经济发展也在不知不觉中改变着欧洲音乐会的形式。过去人们交通不便，音乐会只能覆盖单个城镇及其周边地区，受众非常狭隘。观众来听一次音乐会，晚上得回家，不可能跑很远。所以剧院经理们一般出售季票，观众就是经常会来的本地群体。所以经理需要经常更换演奏曲目，不断展示新的作品。毕竟很少有音乐家或者作品能持续保持吸引力，让大家反复聆听。

    但一个音乐家不太可能在短期内拿出很多新曲目，所以一个音乐家在一个地方演不了几场，剧院要经常更换音乐家。随着铁路时代的到来，剧院发现了全新的商机。大量观众从更广泛的地区来到城市，很多都来自遥远的外省，甚至来自外国。每次总有新来的观众，并不熟悉音乐家和他们的作品，因此拉高了对单场演出门票的需求。如此一来，剧院经理就可以延长知名音乐家和作品的上演时间，音乐家也不用总是绞尽脑汁换新曲目，双方都能获得更多、更稳定的收益。

    与此同时，音乐家的活动范围也变得更大。法国著名的歌剧演唱家保琳娜·维亚尔多一直坐马车和乘船巡演，铁路开辟为她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现在她可以在德国或英国的乐季或表演间隙回到法国休息，因为欧洲都被快速铁路连接了起来。与此同时，铁路还让她有可能在外省巡演中赚钱。

    在古典音乐家中，似乎只有帕格尼尼或者李斯特的巡演音乐会能与顶尖女歌手相比。根据一项统计，1831年3月和4月期间，帕格尼尼仅在巴黎的11场音乐会上就赚了13万多的法郎。接着他又去了伦敦，从5月到7月，他在伦敦又赚到了1万英镑，相当于25万法郎。这点钱足够在伦敦市中心买一栋房子。世界各地的人们花了大笔的钱来听这位小提琴家演奏。帕格尼尼和经理控制了音乐会的方方面面，从找场馆到在报刊上发布广告、聘请乐队、雇用票务代理，有时帕格尼尼还亲自上门卖票。

    李斯特当年在听了帕格尼尼在巴黎歌剧院的演奏后，改变了自己的演奏观点。他开始模仿帕格尼尼小提琴的效果，包括他的颤音、跳跃和滑奏，开始改编新的钢琴曲目。1839年至1847年间，李斯特在欧洲各地开启了收入丰厚的巡回音乐会，从西班牙到葡萄牙，从波兰到土耳其，甚至远到俄国，当然一切交通都是通过铁路来实现。

    李斯特认真地从商业角度安排自己的音乐会。他特意聘请了一名经纪人负责管理他的账户，并与他一起打造自己的公众形象。李斯特精致的舞台、精致的服装、精致的演奏技巧催生出一种特别的吸引力，他的听众在音乐厅中也会用强烈的情感来回应。从1843年开始，“李斯特热”席卷欧洲。李斯特每到一地，狂热的观众就会打听他的住处，登门拜访。李斯特在音乐会开始前，在钢琴边坐下，故意把手套或手帕扔向观众席，高价购得前排座位的女观众则疯狂地争抢。甚至李斯特在音乐会后抽的雪茄烟灰都被当作“圣物”小心翼翼守护着。

    但也并非所有音乐家都能在古典音乐商业化的过程中大获其利。与李斯特相比，肖邦的商业头脑就要差很多。他不愿写作出版商愿意付高价的那种音乐，也就是轻快欢乐，柔和悦耳，业余爱好者弹起来也不难的音乐，所以肖邦作品的销量远不如塔尔贝格或舒伯特，更不用说和李斯特比。肖邦也不愿意办音乐会，“人群让我感到恐惧，他们的呼吸让我窒息，好奇的表情让我动弹不得，未知的面孔让我说不出话”。

    古典音乐走向商业化的过程充满坎坷，从音乐会使用的乐器，到音乐会的演出环境，再到古典音乐大师的思想谱系，都是在19世纪中后期才逐渐稳定下来。这个过程正与工业革命在欧洲的全面展开紧密契合。可以说正是欧洲经济的现代主义，奠定了古典音乐中浪漫主义。

    本文转自《经济学家茶座》2024年第2期

  • 理查德·奥尔斯顿《罗马帝国的诞生》11-18

    第十一章 三头同盟时代的战争

    布伦迪西翁的和约已经达成，安东尼也迎娶了奥克塔维娅。现在，三头同盟可以继续为士兵们分配土地，并且运用手中的权力来提升名望、壮大势力了。东方正在召唤着安东尼。他带着新婚妻子奥克塔维娅去了雅典，然后开始准备大举东征帕提亚人。安东尼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是为公元前53年战败被杀的克拉苏报仇，同时完成尤里乌斯·恺撒生前的东征计划。而此时的屋大维也有紧迫的事情要处理。首先，他需要完成分配土地的承诺。其次，伟大的庞培之子塞克斯图斯·庞培仍然是一个问题。虽然三头同盟已经和塞克斯图斯·庞培达成了和解，但他仍然拥兵自重，在西西里岛割据一方，这种和平脆弱无比。

    剿灭海盗之王

    差不多是在他的父亲被恺撒击败以后，塞克斯图斯·庞培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此时，他盘踞在西西里岛，并且由此建立了海上霸权，控制着西地中海的重要航道。以前，庞培为安东尼提供了海军支援，还协助安东尼的家人完成了撤离，让安东尼欠下了人情债。于是，安东尼帮助庞培与三头同盟签订了和约，但李必达因此吃了一些亏。[280]这份和约还准许了那些被流放的贵族返回罗马。尽管和解还未达成，但至少这些已然失败的贵族得以摆脱流放生活。

    屋大维和庞培之间的和平打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持续多久。他们的关系本就很紧张，同时，没有什么因素能够促使他们化敌为友。屋大维控制了意大利的丰富资源，这就意味着从长远来看，他们的竞争必定会以屋大维的胜利告终。庞培及其追随者应该也能看清这一点。此外，屋大维肯定一方面知道夺取西西里的田地能够带来多么巨大的好处，另一方面也深知庞培的舰队不容小觑。维持一段时间的和平既可以让屋大维有机会来发展自己的海军，也可以削弱庞培的势力，因为舰队的建造和维持都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随着时间的流逝，庞培的资源会越来越紧张，其追随者也会相应地减少。

    屋大维提出的宣战理由是庞培的海盗行径。不过，最终战争的到来还是因为庞培麾下的一名比较重要的舰队统帅米诺多洛斯(Menodoros)投靠了屋大维。现在，屋大维有了一支足以与庞培一战的舰队。公元前38年，战争爆发了。第一场大规模战斗发生于意大利南部库马伊(Cumae)附近的海域，屋大维的舰队告负。海战本身其实并没有造成特别大的损伤，但是屋大维这边的舰队统帅经验相对较少，遇上了风暴，许多船只都是在这个时候被毁的。屋大维就这样失去了在海上与庞培对抗的能力，而庞培的制海权令其可以自由地劫掠意大利的沿海地区，这让接下来一年时间里的屋大维深感无奈。[281]

    到了公元前36年，屋大维再次有了可堪一用的舰队。安东尼造访了意大利，给屋大维带来了一百二十艘船只。而屋大维需要相应地给他提供两万名士兵，支援他对抗东方的帕提亚人。李必达则得到了指示，让他自7月1日开始从北非发起协同攻击。这一次，屋大维的部队又遇上了糟糕的天气，李必达的攻势也不顺利。[282]但是，庞培的处境还是不可避免地恶化了。李必达的十二个军团最终成功地登陆了西西里，并且围住了位于岛上西端的城市利吕拜翁[Lilybaeum，今天的马尔萨拉(Marsala)]。现在，庞培必须在西西里岛上直面一支实力强劲的军队。而且，屋大维的部队也即将到来。

    阿格里帕是屋大维的密友。从屋大维踏入政坛开始，他就一直站在屋大维这边。在佩鲁西亚战争期间，阿格里帕也有出众的表现。此时，他已经在意大利本土西面的埃奥利群岛(Aeolian Islands)上建立了前沿基地。接着，他率军大致朝着正南方航行，在西西里岛东北部的缪莱(Mylae)附近和庞培的舰队相遇。此次交手是屋大维的部队第一次在海战中占上风。虽然这场战斗本身并没有产生重大的战果，但阿格里帕的胜利让他得以登陆西西里，把第二支三头同盟的军队带到了岛上。而且，就在庞培专注于北部的战斗之时，屋大维乘机开始从东部的陶洛米尼翁[Tauromenium，今天的陶尔米纳(Taormina)]登陆西西里。

    然而，屋大维所部的登陆行动受到了阻碍。庞培的海陆军队撤离缪莱以后沿着海岸经过梅萨纳(Messana)[今天的墨西拿(Messina)]，往南遇上了正在登陆的屋大维。他们早已料到屋大维会尝试登陆。既然已经无法阻止阿格里帕的行动，那么他们就果断地放弃，转而试图出其不意地进攻屋大维。于是，屋大维麾下人数较少的这支部队被打乱了，陷入了非常危险的境地。不过，他最后还是稳住了阵脚。其原因大概有两个：首先，夜幕已经降临；其次，庞培的部队消耗了过多的体力。当天夜里，屋大维抓紧时间巩固了营地的防御工事。第二天，双方开始对峙。[283]

    不过，屋大维的这个营地毕竟独木难支。所以，他召集海军登上了小型船只，试图突破庞培的阻拦，转移到别处去。虽然庞培击败了屋大维的舰队，但屋大维本人成功地逃到了意大利的海岸上。如果庞培能够在这场战斗里抓住屋大维，那么战争的走向也许会发生剧变。不过，最终找到屋大维的是一些一直在山丘上围观战斗的当地居民。他们帮助了屋大维，令其得以顺利地与部下会合，并且开始组织后援部队。

    与此同时，屋大维留在陶洛米尼翁的军团受到了不小的压力。营地的位置不是很理想。而且，驻扎的部队有一万九千人，但他们的补给却不多，尤其缺少饮用水。负责指挥的将领是科尔尼非奇乌斯。他试图与对方展开战斗，但庞培等人深知己方的优势，拒绝出战。因此，科尔尼非奇乌斯只好率领全军出去寻找饮用水和援军。[284]他顶着敌方的骚扰，向西西里岛的内部挺进。他们途中需要经过埃特纳火山(Etna)附近的熔岩平原，这是一块崎岖、干燥的荒芜之地，当地居民通常只会在夜里来此。对于军队而言，在这种地方行进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庞培的人还在不停地干扰科尔尼非奇乌斯的行动。他们一面阻挡在某些路线上，一面派出部队来进行骚扰。庞培的骑兵熟练地保持着距离投射火力，致使许多人负伤，进而拖慢行军的速度。路上的每一个庞培派据点都阻碍着科尔尼非奇乌斯的行军，让士兵们越发渴望水源，同时还增加了伤员的数量。就这样，在这仲夏之时，科尔尼非奇乌斯等人既没有据点也没有充足的饮用水，只能步履维艰地在西西里岛的熔岩平原上缓慢前行。这支部队可以说是朝不保夕。

    终于，他们发现了一处泉水，但是旁边还有不少的庞培派军队。如果他们无法快速地突破敌方的防线获得水源，那么这支部队就很可能会因疲劳和干渴而崩溃。就在他们前进的时候，又有一支相向而来的军队出现在他们的视野里。但是，由于双方距离过远，他们无法分清敌我。如果这是庞培方的援军，那么科尔尼非奇乌斯等人就彻底失去了得救的希望。不过，位于泉水处的庞培方部队距离这支军队较近，他们应该已经通过斥候探得了情报。这支靠近的部队属于阿格里帕，他正在寻找科尔尼非奇乌斯的下落。于是，庞培的部队离开了，科尔尼非奇乌斯等人得救了。[285]

    屋大维带来的军团和阿格里帕会师以后，庞培的处境就很艰难了。三头同盟的强大陆军业已在西西里岛上展开了行动。庞培的最大优势原本是他的舰队，但现在，他已经无法完全掌控海洋。当然了，他还可以守住一些城镇，但已然无力阻止敌方自由行动。李必达正在逐步地控制西西里岛的西部地区，阿格里帕和屋大维的部队则正在东部虎视眈眈。庞培现在的最佳策略就是寻求海上决战。如果他能摧毁敌方的海军，那么就可以进一步切断敌方和意大利的联系，给敌方的补给造成巨大的压力。公元前36年9月3日，庞培的舰队出航了。对此，屋大维和阿格里帕卓有自信地接受了挑战，双方舰队会战于缪莱以西的瑙洛库斯[Naulochus，大概在今天的斯帕达福拉(Spadafora)]。

    罗马人的海战有一套标准的模式。在古老的三层划桨战船时代，海战的目标是用己方的船只迅猛地撞击对手，以期击毁敌方船只。相比之下，罗马人的海战更为稳健，也更加缓慢。他们更看重近距离的缠斗和接舷战。[286]因此，罗马人倾向于建造特别高大的船只。船上还会有高高的塔楼以供士兵们在塔楼上向对手投射火力。同时，他们还会准备厚重的防护板，用以阻挡敌方的火力。在这种设计思路下建造起来的船只都是笨重的庞然大物，载着大量的士兵和装备。这些宏伟的海上堡垒还会整齐地排列为一条线，以免让对手抓住侧翼的破绽甚至找到落单的船只。在这个阶段，船员的目标就是让友方船只尽可能紧密地靠在一起，不给对手插队的机会，但同时又必须保持足够的距离，以免不同船只的桨碰撞在一起。战斗打响以后，双方的船只就会开始缠斗，互相投射火力。撞击船会反复地进出，以期逃离敌方的攻击或者发起下一轮冲锋，从而保持己方的阵形或者摧毁敌方的阵形。船上的士兵必须在瞄准对手的同时闪躲敌方的火力。他们还会注意抓钩，避免让自己的船被旁边下沉的船只拖下水。他们也会挑选看起来比较弱的对手，避开强敌。等到合适的时机来临，他们就会纵身扑向对手，开启接舷战。总而言之，海战是漫长的消耗战。

    在瑙洛库斯海战当中，阿格里帕运用了一种新设计的抓手。随着双方船只的靠近，他们把这种抓手伸到了庞培的舰队的甲板上，用来拨走敌方士兵或者毁坏甲板上的防御工事或者火力投射装置的引擎。也许，这种武器的主要效果其实只是引发敌人的骚乱。因为这是一种前所未见的新武器，庞培的士兵们都没有准备长杆子来进行反制。三头同盟的舰队大概由此而获得了些许的优势，并且将优势逐步扩大为胜利。

    此时，庞培和他的陆军正在营地里观看战局。渐渐地，他们的舰队难以支撑下去了。在这一天的战事结束的时候，三头同盟的海军唱起了胜利的颂歌，屋大维的军团也在岸上附和。庞培派陷入了绝望。庞培本人当即离开，回到了梅萨纳的基地。据说，他在基地里一言不发，没有下达任何命令。他的军团看不到未来，选择了投降。[287]

    庞培本人还有一些挣扎的余地，但他已经无力回天了。他一边召集部队，一边逃往东方，然后请求安东尼看在他之前曾经为其效劳的分儿上出手相助。与此同时，庞培还派出使者前往帕提亚，想要再寻一条后路。安东尼接见了庞培的信使，承诺只要他怀着善意前来就会认真地考虑他的请求。然而，此时的庞培毕竟已经丧失了谈判的资本，安东尼没有理由与他交涉。所以，当庞培落脚于小亚细亚以后，安东尼就开始调遣海陆部队过来包围庞培。而庞培派往帕提亚的使者也被拦截了下来，他只好尝试着作战。他取得了一些战果，但他已经深陷重围。最终，他烧毁了剩下的舰船，准备沿陆路逃往帕提亚。他的势力彻底失败了。他的部下们也都明白了这一点，纷纷离他而去。最后，庞培被俘，并且在不久以后遭到了处决。[288]

    西西里局势的走向有些奇怪。庞培的残部并没有投靠屋大维，反而投奔了李必达，令其顺势宣布自己才是西西里的主人，由此提出了提高自身在三头同盟当中的地位的要求。于是，他们二人的部队与其展开了对峙。然而，此时的广大士兵仍然像公元前40年那样不愿自相残杀。至于庞培的军团，他们都是败军，早已没了士气，当然也不会愿意为了李必达而战死沙场。屋大维带人来到李必达的营地旁边，宣布对方士兵主动来降可以免罪。然后，双方爆发了小规模的打斗。屋大维的一位朋友在打斗中受了伤，于是，他匆忙下令撤退。不过，李必达的一部分士兵已经听到了屋大维的话，他们的战意越来越少。接着，李必达的部下开始三三两两地跑到屋大维那边去。此情此景，李必达非常熟悉，当初面对安东尼的时候他就经历过这一幕。于是，他换下了戎装，亲自去会见屋大维。他鞠躬以示谦卑，请求屋大维饶过自己的性命。屋大维则转身离去，让部下去欢迎李必达加入己方的阵营。就和当年一样，他的对手展示了自己的仁慈，留下了他的性命。屋大维或许想要以此向所有的恺撒派人士表明，无论发生了什么事，往日的交情始终是存在的。同时，屋大维的举动还可以说明他根本不认为李必达会威胁到自己。之后，李必达被剥夺了军权，只保住了最高祭司这个最重要的神职。归根结底，李必达的那点政治影响力实在是不值得让人动手杀他。[289]

    不过，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屋大维就遇到了兵变。士兵们要求得到腓立比之战以后那种规格的奖赏，屋大维不太情愿，并且试着坚持己见。这种态度激怒了与会的士兵，他们开始反叛。一个名叫奥非里乌斯Ofellius的军官成了他们的领导者，屋大维被迫撤回了自己的军帐。第二天，他较有信心地回到了士兵们的面前，表示愿意做出一些让步，并且承诺要带领大家前去讨伐伊利里亚人(Illyrians)。然而，奥非里乌斯失踪了。据说，屋大维的人在夜里悄悄地杀死了他。不管怎样，士兵们意识到自己的代表不见了。于是，屋大维在做出让步的同时加以威胁，他宣布不服从者再也没有参军的资格。屋大维这是在强调自己的权威，逼迫士兵们做出选择—要么永远地离开三头同盟的关系网络，再也没有分得奖赏的机会；要么服从这张关系网络的规矩。最终，屋大维恢复了自己的权威。或许，他确实依赖于这些军人，但这些军人无疑也依赖于屋大维。[290]

    这是屋大维的光辉时刻。他成功地取得了对西西里和阿非利加的控制权，保证了罗马城能够拥有稳定的粮食供应。他不仅为三头同盟击败了割据一方的庞培，还能凭着在粮食供应方面立下的功绩赢得广大平民的感激。贵族的观点或许有所不同。一些人应该是刚刚从庞培那里返回，还有一些也许仍然忠诚于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的理念。但是，屋大维这次取得的胜利再一次说明了这些人根本无关紧要。

    屋大维毫不客气地利用了这份战功。平民会议表决让屋大维有权坐在保民官的座位上(很可能是永久性的)，同时也给了他等同于保民官的神圣不可侵犯sacrosanctitas的权利。从此，伤害屋大维就是在犯罪。当然，这个权利只是一份荣誉。真正的刺客肯定不会在意。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两项长期有效的特权都把屋大维和保民官联系在了一起。[291]由此，屋大维将自己塑造为罗马人民的保护者，宣布自己对人民负有义务，同时强调了人民也依赖于他。

    屋大维还在罗马城的正中心建造了一座独特的纪念柱，用以长期纪念这次的胜利，并且警告那些妄图与自己作对之人。按照罗马的古老传统，海战胜利的纪念物就是敌舰的船首和撞击锤。屋大维命人截下了敌船的撞击锤，然后将其添加到罗马城广场中心新建的纪念柱上。这座建筑物(未能保存至今)占据了罗马城内最为重要的政治场所，吸引着无数人的目光。纪念柱的顶端还有屋大维的金色雕像。

    一般来说，只有神灵才会享有贵金属制成的雕像，屋大维这是在尝试为自己塑造合适的公共形象。他是手握重权的人民守护者，位居罗马新秩序的中心，享受着军人的拥戴和平民的感激。现在，他足以比肩神明。

    唯一有可能挑战其地位之人远在海外—位于亚历山大的安东尼和克莱奥帕特拉。不过，在屋大维庆祝胜利之时，三头同盟的制度看起来前所未有地强大而稳固。毕竟，真正终结了庞培的是安东尼，他之前还曾给屋大维提供作战所需的舰船。而且，无论他和克莱奥帕特拉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安东尼仍然是奥克塔维娅的丈夫、屋大维的姐夫。当然，安东尼和屋大维应该都不怎么想念李必达与他们分享权力的日子。战后，屋大维归还了安东尼借给他的舰队。其中的一部分船只已经毁于战火，屋大维对此做了相应的补偿。[292]此外，安东尼在这场战争中做出的贡献也得到了认可：罗马城中举办了庆祝安东尼杀死庞培的赛事；罗马城广场的演讲台附近立起了安东尼乘坐战车的雕像；和谐女神庙(Temple of Concord)里也有了安东尼的雕塑；新铸的货币上同时描绘着屋大维和安东尼两人的头像(如图3)；安东尼本人和他的妻子(奥克塔维娅)、儿女都获得了在神庙里举办宴会的权利。[293]总之，屋大维认可了安东尼的重要地位，他们二人团结一致。心存怀疑的元老都不妨去看一看广场上的安东尼像，深刻地感受一下屋大维和安东尼之间互相依赖、合则两利的关系。此时此刻，他们二人想要做的不是自相残杀，而是自古以来罗马人最为擅长的一件事情：开疆拓土。

    安东尼的东方霸业

    自公元前53年罗马人在卡莱遭遇大败[指卡莱战役。在这次战争中，罗马执政官马尔库斯·克拉苏被杀，七个罗马军团全军覆没，罗马军队的军旗被夺。这是罗马与帕提亚帝国之间的一场重要战役，也是罗马的一次重大失败]以来，帕提亚人就成了罗马人的心腹大患。当时被击败的罗马远征军由七个军团和相应的辅助部队组成，其统帅是马尔库斯·克拉苏。他们被帕提亚人找到了行踪，然后在对方的骑兵手下吃了大亏。罗马的重步兵难以应对帕提亚的重甲骑兵和轻装弓骑兵。一般说来，罗马人在遇到这种失败的时候只会迎难而上，继续投入兵力。然而，当时西部的政治局面动荡不断，令罗马人暂时无法把资源调集至东方。后来，公元前44年，恺撒在大致平定西部乱局以后就开始准备复仇之战。不过，他在奔赴东方之前就遇刺身亡了。时至今日，罗马的国内秩序终于再度恢复，帕提亚当然就成了安东尼用以建功立业的对象。

    在腓立比之战结束以后，安东尼就致力于平定东部的领土。除了埃及以外，东部的地方势力都曾经与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为伍。在这个过程当中，安东尼和克莱奥帕特拉的政治联盟以及他们二人之间的私人关系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克莱奥帕特拉的对手遭到了清洗。安东尼先从希腊各地收取了资金，然后到埃及的亚历山大建立了自己的政治基地。[294]

    就在这个时候，帕提亚人出兵了。也许，他们意识到了罗马人在政局稳定以后就会发动入侵。帕提亚军队的统帅是王子帕科鲁斯(Pacorus)和流亡至帕提亚的罗马人拉比恩努斯，他当初是恺撒在高卢的得力助手，但在内战期间投靠了庞培。后来他成为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派往帕提亚的使者。当腓立比之战的结果传到帕提亚之时，他选择了留在帕提亚。在民族主义兴起之前，这种改换门庭的行径虽然并不多见，但还不是什么难以设想的事情。

    在拉比恩努斯的劝说下，帕提亚人决定主动出击。东部的罗马驻军大部分还是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留下的，他们不会坚定地效忠于安东尼，这让帕提亚军队有了可乘之机。他们在叙利亚地区长驱直入，阿帕梅亚(Apamea)和安条克(Antioch)相继沦陷。然后，拉比恩努斯西进至奇里乞亚，帕科鲁斯则南下犹地亚，控制了耶路撒冷。就这样，帕提亚人迅速地占领了黎凡特地区(Levant)的大块罗马领土。[295]然而，安东尼还没来得及发起反击就被迫带兵返回了意大利。

    公元前39年，安东尼得以抽身回来处理帕提亚人的问题。他派出了共同经历过穆提纳战役的老朋友文提迪乌斯，命他率领一支大军先行。安东尼自己则途经希腊，落后一些。对此，我们的各位史家秉持一贯的态度，将其归因于安东尼的性格缺陷—懈怠。然而，安东尼的作战计划还是一如既往地取得了成功。

    拉比恩努斯在和文提迪乌斯交上手之前都没有得知对方靠近的消息。随他进入小亚细亚的只有他自己的罗马士兵，而这些部队是无法抵挡文提迪乌斯的。安东尼或许就是知道了这个情报才做出了这样的安排，拉比恩努斯只好向叙利亚撤退。但是文提迪乌斯留下了重装部队，只带着骑兵和轻装部队快速行军，拦下了拉比恩努斯。接着，双方都开始等待援军抵达。

    帕提亚的骑兵和罗马的步兵同时到达了。文提迪乌斯的军营在地势较高处。拉比恩努斯和帕提亚人前来叫阵，但文提迪乌斯并不想让己方部队暴露在帕提亚骑兵面前。[296]为了吸引对方出战，帕提亚人越来越靠近罗马军队的营地。最终，他们朝着文提迪乌斯设置在上坡的工事发起了冲锋。于是，文提迪乌斯下令出击。遭受突袭的帕提亚骑兵连忙转身逃跑，以求尽快远离罗马步兵。在一般情况下，这其实是正确的做法。但这一回，帕提亚骑兵直接撞上了文提迪乌斯安排好的骑兵。接着，罗马步兵也赶到了，帕提亚人被打得溃不成军。拉比恩努斯带着残部向西边转移，但无济于事。为了逃跑，他把部队化整为零，试图由此避开文提迪乌斯的部队。然而，还是有许多人未能逃出生天。拉比恩努斯本人一度乔装成平民，藏匿于奇里乞亚。但这种花招并不能拯救他，最后，拉比恩努斯被找了出来，遭到处决。[297]

    帕提亚人没有做好防御的准备，他们动员起来的部队已经被击溃，还有大量的骑兵战死沙场。现在，他们既不能与罗马人展开野战，也没有足够的驻军来打守城战。黎凡特地区的诸位国王既然可以接受帕提亚人占领他们的土地，那么就同样可以接受罗马人的再次进驻。一旦罗马军队进入了叙利亚，帕科鲁斯就几乎只能选择撤退了。[298]

    在安东尼收复失地的过程中遇害的最著名的人物是统治着犹地亚的国王安提柯(Antigonus)。他曾经与帕提亚人为伍，后来又试图抵御罗马人的入侵。在罗马人围攻拿下耶路撒冷以后，安提柯被绑在了十字架上遭受鞭打。他或是立刻或是没过多久就被处死了。在他以后统治犹地亚的是出身于其他家族的希律，也被称为大希律王(Herod theGreat)。犹地亚社会的传统精英阶层是神职人员，在这些人眼里，希律算是一个异类。但是，对罗马人来说，希律几乎是一个完美的附庸国王。他有从军的履历，不惜动用严酷的手段来维持公共秩序，但他的地位归根结底来自罗马人的扶植。[299]

    公元前38年，帕提亚人主动进攻了。文提迪乌斯如法炮制，再次引得帕提亚重装骑兵靠近了他的据点，然后先用火力扰乱敌方的军阵，接着出动部队进攻。这一次，帕科鲁斯被杀死了。帕提亚骑兵奋勇作战，夺回了他的尸体，但他们的败局已定。罗马军队成功地将其击退，文提迪乌斯又取得了一场大胜。[300]

    战事暂停了，安东尼需要巩固罗马人对叙利亚的统治。同时，他还在分心关注屋大维和塞克斯图斯·庞培的战争。至于帕提亚人，他们现在不仅无力再次发动攻势，还又一次深陷于同室操戈的泥沼。大概在公元前37年，老国王奥罗迪斯(Orodes)去世了。在帕科鲁斯也已亡故的情况下，王位传到了另一位王子普拉提斯(Phraates)的手中，而这位王子还有不少的竞争对手需要解决。他杀死了科马基尼(Commagene)国王安条克[即科马基尼王国国王安条克一世(Antiochus Ⅰ)]的女儿和奥罗迪斯所生的儿子。安条克对此表示抗议。于是，他把安条克国王也给杀了。接着，至少有一部分帕提亚贵族举起了反旗，比如莫奈西斯(Monaeses)。[301]

    现在，安东尼成了主动进攻的一方。他让奥皮乌斯·斯塔提阿努斯(Oppius Statianus)指挥大多数的士兵和辎重车队，自己则带着一股规模较小的部队朝着普拉斯帕(Praaspa)进发。这座城市位于今天伊朗的西北部，在当时是米底王国的一座重要城市。安东尼的计划其实是不差的，因为帕提亚人正在自相残杀，他想要趁此良机推动帕提亚帝国解体。但是，就在罗马人学习如何对抗帕提亚人及其盟友的同时，东方的诸位国王也逐渐掌握了与罗马人战斗的技巧。米底国王阿尔塔瓦斯迪斯(Artavasdes)深知一旦被罗马人围困在城里就必败无疑。所以，他在普拉斯帕留下了一些驻军，然后就主动出击。他避开了安东尼，找到了正在行军的斯塔提阿努斯，趁其不备，将其一举击溃。

    安东尼的后援部队和辎重车队都被歼灭了，但他仍然拒绝撤退。接着，阿尔塔瓦斯迪斯开始骚扰安东尼的补给线。于是，安东尼尝试着在普拉斯帕附近就地收集补给，但他派出去的人手遭到了米底人的抵抗。渐渐地，安东尼的补给越来越少，他只好无奈地选择战略转移。途中，米底人趁机对其发起了攻击。安东尼带着一部分军队来到了亚美尼亚，但另有一部分人先是偏离了寻常的道路，然后就失去了方向。有一次，面对米底弓箭手的攻击，罗马步兵摆出了龟甲阵(testudo)，把盾牌紧密地靠在一起，抵挡住来自所有方向的火力。米底人从未见过这种战术，他们以为自己的箭雨已经奏效，便贸然发起了冲锋，被重整阵形的罗马人打得大败。接着，罗马军队得以继续撤退。[302]

    安东尼回到了埃及过冬，并且向屋大维和克莱奥帕特拉求援。屋大维做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决策—派奥克塔维娅和援军一起去安东尼处。但安东尼并不打算让两位妻子一起陪伴自己，他让奥克塔维娅回到了罗马。尽管各位史家依然有些偏颇地强调了安东尼在公元前36年的行动是比较大的失败，但身为当事人的米底国王阿尔塔瓦斯迪斯并不觉得自己有望赢得这场战争。大约在公元前35年底之前，米底人加入了罗马人的阵营。[303]第二年上半年，安东尼入侵了亚美尼亚，俘虏了亚美尼亚国王，并且击退了发起反攻的帕提亚人。[304]至此，安东尼已经赢得了战争：他驱逐了侵占叙利亚的帕提亚人，杀死了帕提亚的王位继承人帕科鲁斯，迫使米底王国依附于罗马，占领了亚美尼亚。后世的传统观点对安东尼怀有偏见，认为这场战争失败了，还以此来证明安东尼是一位沉溺于温柔乡的不称职的将军。然而，安东尼毫无疑问地取得了一连串的政治、军事胜利，将一大片广阔的土地纳入了罗马的势力范围，同时还削弱了这一地区其他政权的实力。安东尼或许的确没能实现他原先设立的远大目标，但他仍然完全有资格宣布自己已经取得了胜利。之后，他返回了亚历山大去庆祝自己建立的功业。

    胜利返回亚历山大标志着安东尼在东方的霸业登上了巅峰。就在安东尼征服东方之时，屋大维也在忙着东征西讨。在塞克斯图斯·庞培死后，屋大维最先想到的是去安抚原本属于李必达的阿非利加行省。他抵达了西西里，但接着就改变了主意。达尔马提亚出现了一些问题，给了屋大维扩张领土的机会。于是，他召集了部队，准备作战。或许就是因为他自己也需要用兵，屋大维派往东方的援军数量没有完全符合安东尼的要求。[305]

    公元前35年，达尔马提亚的战事开始了。罗马人早就在这个地区拥有了很强的影响力，亚得里亚海北部的制海权也掌握在他们手中。但是，越往内陆推进，他们遇到的阻力就越大。屋大维本人也在一次围城战中受了伤。不过，到了那一年的战事大体结束之时，屋大维似乎觉得战争已经结束了。[306]他离开了达尔马提亚，转而赶往高卢。据说，他想要入侵不列颠。[307]但是达尔马提亚人还没有认输，战火再次引燃。于是，屋大维就回到了达尔马提亚，再次负了伤，又带领罗马军队取得了胜利。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这个地区仍然在不屈不挠地反抗着罗马人的统治。不管怎样，屋大维也算是取得了胜利。基本已经被驯服的元老院为他举办了凯旋仪式，表达了感谢之情。[308]

    时至公元前33年，屋大维和安东尼面前都已经没有亟待解决的军事问题了。当然了，只要有心，他们肯定还能找到可以扩张势力范围的地方和相应的出军理由。然而，屋大维和安东尼的关系正在不停地恶化，其原因尚不明确。在勉强维持了十年的合作关系以后，他们自己以及他们身边的人都开始相互攻讦。这种现象的根源不是很明显。也许，他们其实未必走向决裂。此时的罗马毕竟已经大大不同，没有人像卢比孔河畔的恺撒那样骑虎难下。不过，我们也不能把问题简化成安东尼和克莱奥帕特拉的私人关系。罗马的确又一次不可避免地坠入了内战的深渊。等到尘埃落定，安东尼和屋大维的双头统治就将蜕变为奥古斯都一人执掌大权的君主制。

    [280] Appian, Civil Wars , 5.71-75.
    [281] Appian, Civil Wars , 5.78-92; Dio, 48.46-47.
    [282] Appian, Civil Wars , 5.96-100; Dio, 49.1.
    [283] Appian, Civil Wars , 5.98-110; Dio, 49.3-5.
    [284] Appian, Civil Wars , 5.111-112.
    [285] Appian, Civil Wars , 5.113-114; Dio, 49.6-7.
    [286] 关于罗马人的战船，读者可以参考Michael Pitassi, Roman Warships(Woodbridge: Boydell and Brewer, 2011)。
    [287] Appian, Civil Wars , 5.117-121; Dio, 49.9-10.
    [288] Appian, Civil Wars , 5.133-144; Dio, 49.11; 49.18.
    [289] Appian, Civil Wars , 5.123-126; Dio, 49.12.
    [290] Appian, Civil Wars , 5.128; Dio, 49.13-14.
    [291] 后来，奥古斯都以非保民官之身取得了保民官的权力，对罗马宪法做出了创新，发展出元首制。此时的这两项特权或许可以被视作元首制的先声。
    [292] Dio, 49.14-15.
    [293] Dio, 49.18.6-7.
    [294] Dio, 48.24.
    [295] Dio, 48.25-26.
    [296] Dio, 48.39-40.
    [297] Dio, 48.40.
    [298] Dio, 48.41.
    [299] Dio, 39.22.
    [300] Dio, 49.19-21.
    [301] Dio, 49.23.
    [302] Dio, 49.27-30.
    [303] Dio, 49.33.
    [304] Dio, 49.39-40.
    [305] Dio, 49.34.
    [306] Dio, 49.35.
    [307] Dio, 49.37.
    [308] Dio, 49.38.

    第十二章 安东尼和克莱奥帕特拉：爱情

    和与爱为敌之人

    罗马革命已经改变了罗马政治的本质。在公元前40年9月的布伦迪西翁，屋大维和安东尼避免了交战，让三头同盟得以稳固地统治着罗马。无论还有多少共和国的制度、机关、传统保存了下来，罗马人都已经置身于完全不同的时代，国家的最高权力现在由三头同盟来掌握。而且，安东尼和屋大维都不太可能会主动放弃这种权力。我们或许可以把布伦迪西翁和约的签订视作罗马共和国的谢幕。不过，一般说来，我们会立刻把目光转移到历史舞台上的下一个剧目—安东尼和克莱奥帕特拉之间引人入胜的故事。

    后人或许会凭着后见之明认为阿克提翁海战是安东尼和屋大维之间势必发生的总清算。他们本来就不是什么亲密的好朋友，还曾经在战场上兵戎相见。阿克提翁海战就是公元前44年至公元前40年以来的种种恩怨爆发的结果，同时也是向君主制演变的一个必要环节。但是，在公元前40年，几乎没有人能够断言三头同盟必将消亡。他们恐怕也难以想到罗马的社会、经济问题最终会被奥古斯都时代的那种君主制给画上一个句号。从公元前43年至公元前32年，三头同盟的政权一共经历了佩鲁西亚战争、屋大维和塞克斯图斯·庞培之间的战争、安东尼在东方遇到的波折、屋大维后来发动的战争以及李必达的失势。这个时间跨度甚至已经超过了很多现代的政权。在此期间，屋大维和安东尼还有他们身边的其他参政者之间难免会不断地产生各种各样的摩擦。但这并没有伤及大局，没有哪一方看起来早就准备着与另一方开战。当然，双方之间肯定充满了防备之意，两位领导者有可能只是在互相虚与委蛇。但是屋大维的确为安东尼在帕提亚的战事而派出了一些援军，安东尼也给屋大维提供了对抗庞培所需的舰队。我们固然不能说三头同盟毫无问题，但是这个政权的稳定性确实也没有那么弱。所以，我们有必要探寻屋大维和安东尼最后究竟是怎样走向决裂的。

    安东尼和克莱奥帕特拉的故事有着非常丰富的内容，却未免有些可疑。这大体上要归因于后人。在当代的我们和这对古代的爱侣之间隔着两千多年来积累下来的形形色色的电影、戏剧、画作、小说等等。而且，即使我们排除了这些东西的影响，恐怕也不能触及“真相”，因为就连最早的相关文本也都有着一种虚构的色彩。看来，很可能在他们二人还统治着亚历山大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许多神奇的事在人们口中流传。[309]关于安东尼和克莱奥帕特拉，我们主要参考的是普鲁塔克和狄奥的文本。但普鲁塔克生活的年代距离他们二人有一百多年的时间差。也就是说，各种谣言有了一百多年的时间来产生、演变。他的《安东尼传》是后来莎士比亚编写戏剧《安东尼与克莱奥帕特拉》的根据。至于狄奥，他著述的时间比普鲁塔克还要晚一百年。此外，我们还需要注意的是，普鲁塔克编写《安东尼传》的主要目的既不是还原历史的真相，也不是探究政治形势。他的主旨是以史为鉴，用历史上的教训来提升大家的道德水平。所以，有关安东尼和克莱奥帕特拉的各种谣言其实正好有助于达成他的编写意图，贴近于历史真相的评价反而没有那么重要。

    除了普鲁塔克以外，还有很多人也把安东尼和克莱奥帕特拉的故事当作道德说教的案例。因此，有大量的相关文本都把叙述的重心放在了他们二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上。换言之，人们关注的重点不是权力斗争，而是个人的道德品质。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每个人都需要思考如何完善自我，但只有个别人才会去考虑如何治国理政。此外，安东尼和克莱奥帕特拉是可以被树立为反面典型的，而这种反面人物更能引发大家的兴趣。身处两百五十年后的史家狄奥就把各种古代文献的内容精炼为一句话：“克莱奥帕特拉的妖术让安东尼成了欲望的奴隶。”[310]

    总之，安东尼和克莱奥帕特拉被塑造为爱情故事的主角，而爱情基本上与政治无关。我们通常把这种情感划入非理性的领域，同时认为政治生活必然需要理性，而且一般由男性主宰。早在莎士比亚写出相关的戏剧之前，安东尼和克莱奥帕特拉就已经是广为人知的悲剧角色了。不过，现代人一般认为这段关系的主导者是邪恶的克莱奥帕特拉，她凭着东方女子的魅力迷住了安东尼。但是在古代，人们往往认为安东尼的道德缺陷才是引发这场悲剧的关键。随着安东尼和克奥帕特拉成为痴迷于爱情的典型人物，伟大的屋大维等人自然就成了爱情的敌人。在非黑即白的思想影响下，罗马的历史就被简化为爱情对帝国、情感对理性的道德对抗史。不过，这种通俗易懂、简洁明了的对比确实让很多后人引以为然。

    但是，如果审视一下安东尼的具体行动，我们会发现他似乎不是一个合格的爱情的奴隶。从公元前40年起，在绝大部分时间里他都置身于意大利、小亚细亚、叙利亚、亚美尼亚和米底。亚历山大或许确实是安东尼的过冬之所，但总体说来，这对据说沉溺于爱情的夫妻有相当长的时间分居异地。那么，我们或许不应该把接下来的这场战争归因于克莱奥帕特拉的妖术或者安东尼的欲望。此外，我们也不太能相信屋大维等人竟然在九年以后才察觉安东尼和克莱奥帕特拉之间有着异乎寻常的亲密关系。安东尼本人似乎也认为他和克莱奥帕特拉的关系不会影响到他和奥克塔维娅的婚姻。这也难怪，毕竟他的这种状态维持了将近八年都没有引发什么值得一提的政治问题。

    在现代社会里，家庭私事通常与政治无关。但是在罗马人看来，这不是泾渭分明的两类事情。婚姻是政治化的。当然，性生活和婚姻不同。性生活是私事，但婚姻是公事，或者说政治关系。不过，公元1世纪的罗马人似乎越来越反对女性干政，这大概是因为尤里乌斯-克劳狄乌斯王朝[包括提比略(Tiberius)、卡里古拉(Caligula)、克劳狄(Claudius)和尼禄(Nero)]的宫廷政治给人们留下了教训。后来，这种视婚姻为公事的观念还进一步延伸到了性生活上，很多人都关心罗马皇帝的性生活对象是谁。然而，在共和国时代，我们似乎很难说真的有人会这么在意谁和谁上了床(除了当事人和他们身边的亲朋好友)。在战争来临之前，安东尼就自己和克莱奥帕特拉的关系给屋大维写了一封信。[311]他的这些文字同样反映了前文所提的论断：
    你怎么了？就因为我和女王上了床吗？她是我的妻子。我不是九年以前就和她这样了吗？你难道只和德鲁茜拉(Drusilla)一个人上床吗？提尔图拉(Tertulla)、提兰提拉(Terentilla)、鲁菲拉(Rufilla)、萨尔维娅·提提森尼娅(Salvia Titisenia)或者别的什么女人，你难道没和她们上过床？在什么地方和谁一起享受欢愉有什么关系呢？

    鉴于苏埃托尼乌斯引用的部分很简短，我们得审慎地考虑一个问题：屋大维对他抱怨的到底是什么？按照安东尼的说法，屋大维抱怨的是他和多个女性保持性关系。然而，从后来的史料来看，屋大维抱怨的很可能是安东尼被克莱奥帕特拉“支配”了。毕竟，这才是他的开战理由。不管怎样，安东尼都是在佯作不知。他的意思是，利用他人的性生活来发起政治攻击是前所未有的。但这本来就是罗马人的惯用手段，虽然后面的这些才是比较常见的名目：同性恋、通奸、溺爱情人或者因私生活(尤其是和地位较低的女性)而玩忽职守。

    况且，克莱奥帕特拉绝非寻常女子。安东尼自己也在信件的开头就提到了—她是女王。安东尼和克莱奥帕特拉还组建了家庭，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罗马人采用一夫一妻制。不过，就像其他的许多奴隶制社会一样，一夫一妻制并不意味着罗马人只能有一个性生活的对象。而且，在罗马人看来，性生活不是一种罪，而是很正常的一种活动。需要用制度来严格约束的只是传宗接代的事情—每个罗马男性只能拥有一位妻子来为他生育合法的后代。

    此外，妻子也是家庭的核心人物。一方面，她的地位和人脉可以为其丈夫所用。安东尼以实际行动向所有的罗马人证明了他是有能力和一位女王组成家庭的男人。另一方面，对于安东尼这样的大人物而言，妻子还是他的政治伙伴。一般说来，人们都认为夫妻二人是会互相支持的。[312]在晚期罗马共和国，虽然男性往往是家庭的支配者，但是女性显然也能发挥不小的政治影响力，像奥克塔维娅和安东尼那样的政治联姻就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而出现的。

    这种婚姻关系的缔结基础是政治考虑，而不是男女双方的感情。爱情甚至往往不在考虑范围之内。或许正是如此，至少精英阶层的罗马人还比较能够容忍婚外情。他们并不是不知爱情为何物，事实恰恰相反，他们很明白个中三昧。在罗马革命时期就诞生了某些异常热烈的情诗。但是，罗马人一般不会指望着在婚姻中找到这种浪漫的感情。

    显然，奥克塔维娅和安东尼之间的联姻最终未能保住屋大维和安东尼的盟友关系。但是，这段婚姻关系的终止是他们二人之间政治关系破裂的结果，而非其原因。虽然乍一看可能有些奇怪，但是安东尼真的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同时维持住了他和克莱奥帕特拉组成的王室家庭以及他和奥克塔维娅组成的罗马家庭。

    安东尼在信里列举了他觉得有可能和屋大维上过床的女性。她们都不是地位低下的女子(没有人会在意屋大维是否和那种女性发生过婚外性关系)，而是屋大维身边最亲密的朋友的妻子。安东尼的意思是，就连屋大维侵害他人家庭的通奸行径都不足为奇，他自己的行为就更不应该受到指责了，因为他的两个性生活对象都是他的合法妻子。

    根据罗马的法律，每个罗马男性都只能和一名罗马女子维持一段婚姻关系，组建一个家庭。不过，身为三头之一，安东尼掌握着莫大的权力。克莱奥帕特拉也是地位超然的女王，他们不太可能会拘泥于寻常的法律规定。后三头的权力让他们甚至可以不顾应有的法律流程，随意地杀死任何一位罗马公民。这样的权力肯定也能解决婚姻法的问题，让安东尼如愿以偿地和克莱奥帕特拉拥有合法的婚姻关系。因此，安东尼完全可以有底气地宣称克莱奥帕特拉就是他的合法妻子，他们的孩子也是合乎法律的，他和奥克塔维娅的关系也是如此(就算这是重婚)。

    然而，让安东尼得以摆脱传统束缚的这份权力同时也改变了他的家人的政治地位。成家确实是一件从头到尾都很实际的事情。例如，在三头同盟时代的早期，富尔维娅凭着安东尼的权力而享有了罕见的强大政治影响力，因为人们通常认为掌权的男性会听取妻子的意见，并且在此基础上做出决策；妻子则会热心地支持丈夫的事业，同时对外代表着丈夫的意志。在共和国时代，家庭内部的这种决策过程不会导致什么问题，因为罗马官员的所有重要决策都还需要进一步和同僚们展开讨论。但是，在三头同盟时代，安东尼和屋大维的家人就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地位。

    所以，安东尼和克莱奥帕特拉的关系遭到诟病不是因为人们忽然想要把男女私情夸大为严肃的政治问题，而是因为安东尼和克莱奥帕特拉组建家庭本身就是影响深远的政治行为，他们二人的政治未来由此被绑在了一起。至少从理论上来说，双方都从中受益了。对于这段亲密的私人关系，他们并不介意对外声张，他们甚至还在货币上描绘了彼此之间非常相像的形象(如图5)。通过与安东尼联姻，埃及的女王克莱奥帕特拉获得了罗马世界的权力。所以，罗马世界的政治人物势必要对安东尼的这段关系加以审视。屋大维的通奸行为确实如安东尼所说，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因为没有人会相信这些情人能够影响屋大维的决策。但克莱奥帕特拉完全不同。她原本就有着不小的权势，罗马有可能会为她所掌控。当然，要除掉威胁着罗马人的克莱奥帕特拉就意味着要攻击安东尼。

    我们在前文强调了爱情并不是这场战争的主要原因，但是从安东尼在信件里所写的愤怒、简短而明确的文字来看，我们也无法完全忽视埃及女王的异域魅力以及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安东尼最后还提出了这个问题：“和谁一起享受欢愉有什么关系呢？”然而，无论他有多么讨厌人们把他的风流韵事摆上台面来加以严肃的政治讨论，无论这种事情在罗马的历史上有多么罕见，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安东尼和谁一起享受欢愉真的是个大问题。而且，安东尼自己也一定是明白这一点的。

    亚历山大的封赏仪式

    公元前34年，为了庆祝他对帕提亚人取得的胜利，安东尼在亚历山大举办了游行仪式。身为战俘，亚美尼亚国王被戴上了银质的镣铐，然后跟着安东尼的游行队伍在城里走了一趟。安东尼本人则乘着战车，一边前进，一边向民众致意。埃及人民簇拥着一个银色的高台，其上有一个金色的宝座，他们的女王就坐在这里。此次庆功仪式的高潮就是把俘虏和战利品都献给克莱奥帕特拉。[313]接着，安东尼为亚历山大城内的军民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宴会，然后对大家发表了讲话，宣布克莱奥帕特拉为统治诸王的女王，克莱奥帕特拉和尤里乌斯·恺撒的儿子恺撒里昂为王中之王。这种波斯风格的头衔让他们至少在名义上成了东方的主人。安东尼和克莱奥帕特拉所生的子女也得到了封赏：托勒密得到了叙利亚；克莱奥帕特拉·塞勒涅拿到了昔兰尼加(Cyrenaica，埃及以西的土地)；亚历山大则获得了亚美尼亚以及东至印度的土地。[314]

    亚历山大的封赏仪式并不符合罗马的传统。当然，游行以及在市中心献出战俘还算是效仿了传统的凯旋仪式。但是，这次活动的举办地点和克莱奥帕特拉扮演的角色都是全新的设计。这场封赏仪式足以说明公元前34年的罗马政治已经与之前的时代大不相同。此外，这种公开的仪式是执政者在人民面前塑造政权形象的一种手段，并且因此具备了意识形态方面的意义：执政者可以通过这种仪式向特定的受众宣传某种世界观。显然，安东尼以及克莱奥帕特拉都不可能在民众面前把自己包装成之前统治埃及的各位将军或者法老，埃及女王和罗马三头之一组成的王室是史无前例的，无论罗马人还是埃及人都能明显地感受到这一点。因此，安东尼和克莱奥帕特拉不得不去探寻可用的政治象征，然后对其加以改造，进而发明出新的仪式。例如，他们以神话为基础，把克莱奥帕特拉塑造为伊西丝(Isis)，把安东尼描绘成奥西里斯(Osiris)或狄俄尼索斯。[315]

    不过，这种尝试具有一定的政治风险。象征其实是在给人们展示一种看待现实的方式，同时也会让人们有机会去展开独立的思考。如果权力的运行方式已经不能顺畅地融入既有的政治文化，那么执政者就需要对政治文化进行创新。他们可以在公开的仪式上向民众展示新的象征，获取民众的认可，从而成功地树立新的政治文化。但是，对于执政者提出的新的解释世界的方式，民众或许会表示怀疑乃至否定。

    一般说来，罗马的将军取胜以后会向元老院提议在战败者的土地上建立起殖民地。然而，这一次，安东尼不仅没有采用罗马人的传统做法，还公然任命自己的家人去统治这些土地。这是足以让罗马人深感震惊的新颖事物(虽然熟悉希腊王族传统者大概立刻就能明白安东尼在做什么打算)。而且，这些封赏的意义也不明确，克莱奥帕特拉和她的儿女们看起来不会去实际地统治这些地方。克莱奥帕特拉本人的角色显然是很被动的。在封赏仪式上发表讲话的是安东尼，预先做出这些安排的也是安东尼，这次封赏事件体现的完全是安东尼的权力。亚历山大的封赏仪式是一场政治秀。安东尼等人采用了罗马的凯旋仪式里的一部分内容，但也吸收了埃及和近东王权的一部分传统，因为这种形式更能引起当地居民的文化共鸣。包括安东尼和最为著名的亚历山大大帝在内，东方的征服者们往往会以当地居民认可的传统方式来宣传自己的王权。安东尼这次的宣传受众既有罗马人也有东方诸国的人民。这些群体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但是他们之间的交流已经有了比较长的历史。所以，无论哪一方都不会对安东尼的封赏仪式感到陌生，他们都能够明白其寓意。

    安东尼当然不是法老，也没有把自己宣传为法老。他也不同于托

    勒密王朝的希腊国王，克莱奥帕特拉没有尝试着把安东尼塑造为埃及

    的君主，他的形象没有和克莱奥帕特拉一起出现在埃及的神庙上。克

    莱奥帕特拉更倾向于宣传自己和恺撒里昂一同出现的样子，安东尼则

    仍然是外来的罗马人。不过，这次的封赏仪式毕竟体现了安东尼享有

    永久的统治权，克莱奥帕特拉及其子女在仪式上获得的头衔都彰显着

    安东尼的权威。封赏仪式还宣布安东尼和克莱奥帕特拉的子女后代都

    可以统治东方的土地，这种声明全然违背了共和国的旧制度。不过安

    东尼却仍非国王。他既没有给自己加冕，也没有采用新的头衔。[316]

    总之，安东尼改造了既有的宣传权力的方式，从而将其化为己

    用。无独有偶，屋大维也做了类似的事情。如前文所述，屋大维击败

    庞培以后在罗马城广场上立起了自己的金色雕像。由于恺撒已经被尊

    奉为神明，屋大维还命人铸造了称其为“神子”的货币。我们很难说

    他们二人此刻的所作所为有很大的区别，安东尼涉嫌效仿希腊化时代

    的东方君主；屋大维则自比于神明，在罗马城内竖立起自己的金色雕

    像。如果在罗马的共和制度坚如磐石的年代，他们二人的举动显然都

    会遭受猛烈的抨击。安东尼和屋大维都是在以全新的方式宣传自己的

    权力，试图让自己在理论上也摆脱元老和罗马传统的束缚。他们的做

    法无疑都反映了公元前1世纪晚期罗马政治的新形势。不过，安东尼在

    亚历山大举办的封赏仪式还反映了他和屋大维之间的关键差异。这场

    仪式显然说明了安东尼和克莱奥帕特拉已经在私人和政治层面上合二

    为一，他们的权力中心则位于亚历山大。身处东方的安东尼仍然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罗马人对他的支持，并且对这些支持者予以奖赏。

    然而，在当时，埃及的亚历山大距离罗马有两三个月的路程，克莱奥

    帕特拉女王和意大利政界的联系也不是很密切，这样一个以亚历山大

    为中心的私人关系网络难免不能及时而广泛地照顾到位于意大利的支

    持者。而如果关系网络不能满足其成员的需要，这些人或许就会择木

    而栖。更何况，屋大维的关系网仍然立足于意大利。

    安东尼的个人及政治命运都已经和克莱奥帕特拉维系在一起。她为安东尼生下了三个孩子，就算安东尼在宣传自己的权力之时未曾把克莱奥帕特拉当作核心人物，他也不可能简简单单地把克莱奥帕特拉给抛在一边。况且，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安东尼觉得自己有必要做这种事情。此时，这段婚姻给他带来了一位美丽动人的女王和无与伦比的财富与地位。克莱奥帕特拉是安东尼政权里的关键角色。

    三头同盟的终结

    时至公元前33年，安东尼和屋大维的关系已经相当紧张了。具体的细节我们已经无法获悉，但他们显然在很多问题上都发生了争执。安东尼要求屋大维派出援军；屋大维则要求分享一半的战利品，同时还抱怨安东尼擅自举行亚历山大的封赏仪式。安东尼接着质问了屋大维取消李必达的权位，并且入主西西里和阿非利加的事情。虽然看起来就很难取信于人，但屋大维还是对安东尼声称他原本打算饶恕塞克斯图斯·庞培，进而指责安东尼杀死庞培。他也对克莱奥帕特拉和恺撒里昂表示了不满，暗指安东尼在亚美尼亚的战争有违道德。[317]他们基本上都在围绕着旧闻展开争论。

    双方的交流大体上处于保密状态。当然，某些贵族也许曾经不慎泄露过机密。在此期间，信使们来来往往，为这两个人传递着令彼此都埋怨不已的消息。或许，罗马的贵族们已经在不停地讨论着安东尼和屋大维的关系。但是，双方依然没有大打出手，他们还没有遇到什么不得不立刻解决的法律问题或政治问题。虽然后三头的权力即将在公元前33年末抵达法定期限，但这两个人看起来都不会心甘情愿地回归“正常”的政治地位。

    公元前32年，安东尼的密友格奈乌斯·多米提乌斯和盖乌斯·索西乌斯成了执政官。在1月1日的传统就职典礼上，多米提乌斯借机赞颂了安东尼，并且对屋大维加以批评。屋大维本人并不在现场，但他很快就做出了回应。他召集了元老院会议，然后带兵与会。两位执政官只得静静地听着屋大维驳斥他们所做的批评。接着，会议就结束了。

    于是，这两位执政官连夜逃离了罗马。[318]三头同盟的正式终结和屋大维此次动用军队的行为或许的确让很多人深感不安，担心之后还会有更大规模的暴力冲突。但就算如此，战争也未必不可避免，此时还远远没有真正达到足以引发战争事端的地步。

    不过，在某些人看来，站队的时机已到。一部分人离开了罗马去

    投奔安东尼，另一部分人则从亚历山大来到了屋大维这边。抵达罗马

    的这些人充分表达了他们对克莱奥帕特拉的不满，还暗指安东尼想要

    把罗马献给克莱奥帕特拉。除此以外，或许还有很多人期待着有同时

    忠于双方的人能够从中斡旋，再一次化解两边的矛盾。然而，逃至罗

    马的变节者让屋大维得知了安东尼的遗嘱就被保管在维斯塔贞女

    (Vestal Virgins)手中(罗马人常常把文件和财产存放在神庙里，因为

    他们认为这样就可以得到神明的保护)。于是，屋大维全然不顾法律的

    约束，强行取走了安东尼的遗嘱，然后对元老们宣读了其中的内容。

    这份遗嘱里有一项看似无关紧要、实则非常致命的条款—安东尼希望

    自己死后能够和他的女王一起被葬在亚历山大。为此，元老们断然披

    上了战袍，表决同意对克莱奥帕特拉开战。[319]

    屋大维提出的宣战理由是克莱奥帕特拉正在窃取罗马的最高权力。安东尼的遗嘱可以算作一种证据：安东尼已经想要抛弃罗马，彻底投入克莱奥帕特拉的怀抱。而且，他们之间的婚姻也可以视作克莱奥帕特拉对罗马东部领土主权的篡夺。由此，罗马和亚历山大之间有了裂痕。罗马城本该是国家的唯一中心，享有最高的权威。但现在，这种独一无二的地位受到了威胁。如果有安东尼相助，克莱奥帕特拉有可能让所有的罗马人都臣服于她。而亚历山大的封赏仪式已经证明了安东尼确实打算和克莱奥帕特拉建立长久的关系，甚至还要把权力传承给子女后代，开创一个新的王朝。

    面对这种潜在的威胁，屋大维要求意大利的城镇社区立誓以他为领导(dux)，随他一同作战。他由此宣布整个意大利都在支持他。[320]屋大维让意大利在政治和文化上取得了某种统一性，从而成为支撑起一个大帝国的根基。在古老的共和国时代，罗马城以外的地方都不重要，只有罗马城的政治生活才值得重视。然而，屋大维造就了新的权力版图。老兵们定居的城镇和殖民地、与屋大维达成一致的社区都被包括在内。意大利成了国家的中心。屋大维对意大利的重视说明了，身为三头之一，他的私人关系网，亦即他的势力范围已经远远超出了罗马城。此外，强调意大利的支持有助于表明他现在和东方的异国埃及站在对立面上。

    当然了，这场战争其实是安东尼和屋大维的战争。意大利境内还有不少安东尼的支持者。我们可以想见，很多倾向于支持安东尼的人或许还留在意大利，和安东尼一起历经多场战役的老兵们可能也对他留有不错的印象，政治宣传往往有别于现实。但是安东尼毕竟不能召集起留在罗马和意大利的支持者，这些人无法给安东尼提供多少实质性的帮助。因此，屋大维成功地实现了他的政治宣传：意大利的资源会被他调集起来对抗安东尼及其埃及盟友。

    阿克提翁之战

    在两位执政官逃跑以后，安东尼和屋大维先做出了一些谈判的姿态，然后就在公元前32年末展开了军事行动。不过，到公元前31年春，双方才准备就绪。屋大维的海陆军队集结于意大利南部的布伦迪西翁，安东尼则率军来到了位于其势力范围最西端的希腊。安东尼让舰队停驻在阿克提翁，又往伯罗奔尼撒(Peloponnese)派出了驻军。

    希腊西部的安布拉奇亚湾(Ambracian Gulf)深入内陆约五十公里(请参考地图5)，它和伊奥尼亚海以一条窄短的水道相连。阿克提翁就坐落于这个入口的南岸，它是希腊西海岸的少数良港之一。虽然阿克提翁的陆路交通受到了崎岖的山地的阻碍，但它和意大利以及伯罗奔尼撒的海路交通是很便捷的。因此，驻扎在这里的舰队有着不小的行动空间。安东尼的意图是直接威胁亚得里亚海沿岸归属于屋大维的城镇或部队。其实，安东尼的这个策略在佩鲁西亚战争以后就曾经实施过一次。当时的他以希腊西部为基地，利用己方的海军优势主动向布伦迪西翁发起了进攻。然而，公元前31年的屋大维已经今非昔比，他的舰队现在有能力和安东尼竞争海洋的控制权。所以，这一次，阿克提翁不再是安东尼进攻意大利的跳板，他甚至会发现自己已经被困在了安布拉奇亚湾。

    阿格里帕决定先发制人。他绕过了阿克提翁，直接攻下伯罗奔尼

    撒半岛西南部的米托涅(Methone)，进而对安东尼的领地发起了一连串

    的劫掠行动，骚扰着安东尼的部队。屋大维则横渡亚得里亚海，大概

    登陆于今天的阿尔巴尼亚(Albania)境内某处，准备进攻安东尼部署在

    阿克提翁的舰队。[321]接着，就在安东尼赶来与其大部队会合之时，

    屋大维经由帕克索斯岛(Paxos)南下至安布拉奇亚湾北岸，在阿克提翁

    以北数公里处安营扎寨。屋大维试图和安东尼的海军或陆军交战，但

    是安东尼在海湾入口的两岸都建好了防御工事。如果强攻，屋大维势

    必会面临不小的风险。此时，安东尼还有部队大概在沿着曲折的陆路

    赶赴阿克提翁，他不愿在这种时候应战。于是，双方都开始一边积攒

    军力，一边等候良机。[322]

    不过，阿格里帕向来热衷于主动出击。他趁此时机在伯罗奔尼撒

    大肆劫掠，还在琉卡斯(Leucas)[1]建立了据点，让屋大维控制了阿克

    提翁以南的交通要道。至此，屋大维已经从海上包围了安东尼。而

    且，阿格里帕的舰队现在掌控着科林斯湾(Gulf of Corinth)，可以直

    接威胁安东尼的陆路交通，[323]安东尼的后勤因此受到了严重的影

    响。在海路被截断的情况下，他的补给队只能沿着曲折又漫长的陆路

    前进。

    希腊的这个地区在夏天的时候有可能会变得异常酷热，当地的气

    候还很潮湿。位于低地的安东尼大概尤感不适。而北边的屋大维所部

    驻扎在地势较高的地方，每天下午都能享受到清爽的海风。现代的安

    布拉奇亚湾南岸分布着很多沼泽。而在古典时代，这里疟疾频发。在

    当地获取清洁的饮用水是一个大问题。而且，安布拉奇亚湾的水体流

    速较慢，几乎不可能被用来处理营地里产生的垃圾。因为补给线受到

    了骚扰，安东尼帐下还有越来越多的人饱受饥饿之苦。总而言之，安

    东尼的部队在酷暑时节承受着食物、燃料、饮用水的匮乏，居住在肮

    脏又潮湿的环境里。没过多久，疾病就来袭了。安东尼已经受困，他

    的军队危在旦夕，他不能再坐以待毙了。

    地图5：阿克提翁及其周边地区

    于是，安东尼来到北岸向屋大维发起了挑战。可形势已然逆转，

    屋大维现在更愿意坐等安东尼的军队不攻自破，他肯定已经知道安东

    尼此刻急需做出决断。摆在安东尼面前的大概有三条路：首先，他可

    以尝试着与屋大维的陆军展开决战，将其一举击溃；其次，他可以让

    海军尝试突围；最后，他的选项就只剩下先烧毁己方的全部船只(同时

    也是安东尼的主要军备)，然后带着他饥病交加的部队，顶着敌方海陆

    军队的骚扰，沿着崎岖的山路撤退。如果要展开陆军决战，安东尼就

    必须来到海湾北岸靠近今天的普雷韦扎(Preveza)的那块平原上。因

    此，他率军出动，在屋大维的据点前摆好了阵势。双方发生了一些小

    规模的冲突，但屋大维还不想与他展开陆军决战。

    这一定是屋大维和阿格里帕兼权熟计的结果，他们想要让海战来决定此次战役的胜负。屋大维拒绝出营应战的态度让安东尼也明白了这一点。此前，屋大维和阿格里帕以海战击败了塞克斯图斯·庞培，而安东尼还没有海战的经历。看起来，他们二人大概觉得己方的海军能够稳占上风。

    既然屋大维无意展开陆战，安东尼便撤走了海湾北岸的部队。这

    一举动充分说明了此时的主动权掌握在屋大维手中。有史料称，安东

    尼此时召开了一场作战会议。这则记载又一次突出了克莱奥帕特拉的

    角色，声称她才是最高决策者，而她已经被各种各样的凶兆给吓坏

    了，认为他们现在应当竭尽全力地撤退。[324]这种说法不足为信。到

    了这个时候，安东尼等人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商议的了，他们的主

    要军备就是这支舰队。更何况，他们的陆军和海军的关系堪称休戚与

    共。[325]假如安东尼能够在海战中大败屋大维和阿格里帕，他就能确

    保对希腊的掌控权，进而再次以希腊为跳板进攻意大利，乃至彻底扭

    转局势，让屋大维也尝到失去补给的滋味。就算安东尼仅仅是让自己

    的舰队大致完好地撤离了此地，他也可以有重整旗鼓、来日再战的机

    会。比如，他可以把舰队派去竞争亚得里亚海的控制权，也可以把这

    一批陆军撤走，还可以从东方的领地召来更多的后援军。总而言之，

    无论是取胜还是打平，安东尼和克莱奥帕特拉都至少能够摆脱阿克提

    翁的困境，改善己方主力部队的作战条件，从而继续进行这场战争。

    在安东尼的部队离开了海湾北岸以后，双方都立刻开始着手准备海上

    决战。

    安东尼和克莱奥帕特拉花了几天的时间来等待合适的风况和海

    况。公元前31年9月2日，他们率领舰队离开了阿克提翁的水道。屋大

    维和阿格里帕正在等待着他们。安东尼的舰队就在海湾入口之外。他

    们排好了紧密的阵形，组成了一堵木质高墙，以免敌方战舰穿插进

    来。双方都在等待，没有人轻举妄动。屋大维也许期待着安东尼的舰

    队会朝南方的开阔海域逃跑，以致露出侧翼并且加大船只的间距，但

    安东尼没有犯下这种错误。于是，屋大维下令延长阵线，同时派出小

    股部队去包抄敌舰。面对着遭到多方夹击的威胁，安东尼选择了利用

    敌方调整阵形的时机发起进攻。[326]

    安东尼的舰队有着更大、更重的船只，它们不仅火力更强，而且具备高度优势。屋大维的战船更小、更轻，因而更加灵活；但这种船只如果被困住了就很有可能被敌方强行攻下。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场海战都没有明显的优劣之分，两边都无法给对方造成严重的损伤。但是，因为比较笨重，安东尼的舰队基本不可能逃离敌方的攻击。

    传说，在战况依然僵持不下的时候，克莱奥帕特拉受到了惊吓，

    连忙逃跑，安东尼也随她而去。[327]也就是说，决定了战局走向的是

    脆弱的克莱奥帕特拉和过于信赖、爱护克莱奥帕特拉的安东尼。但这

    个传说很可能是不实的。安东尼和克莱奥帕特拉此战的目标是至少突

    围离开海湾，进入开阔的外海，从而完成撤退，以求在日后另寻良

    机。在中午以后、傍晚之前，风力渐渐增强了。安东尼和克莱奥帕特

    拉一定在密切地关注着风况，想要借助风势，一口气摆脱敌舰。但

    是，挑选扬帆的时机并不容易。就算风力和风向都合适，安东尼的船

    只也还需要有充足的时间才能拉开距离，真正地逃出生天。[328]而

    且，所有战舰都必须整齐划一地开始行动，因为放弃作战、进行转向

    或许会导致阵形破裂或者露出侧翼。那样一来，屋大维就很有可能找

    到可乘之机。而只要安东尼的大多数舰船未能逃离，屋大维就算是取

    得了胜利。也许，安东尼甚至应该安排一定量的殿后部队来掩护大部

    队扬帆撤退。

    时机一到，克莱奥帕特拉便下令撤离。安东尼本人的行动也很顺

    利。但是，他的绝大部分战舰都没能突围。不过，尽管我们可以认为

    胜负已分，但是战斗还没有完全结束，安东尼的舰队还在作战。这本

    身就足以表明安东尼和克莱奥帕特拉的撤离是早就安排好的。克莱奥

    帕特拉没有像传说里描写的那样因恐惧而慌乱地逃跑；安东尼也没有

    被爱情冲昏头脑，不顾一切地追随爱人而去。就算克莱奥帕特拉和安

    东尼已经相继离去，剩下的舰队也不见得就毫无希望，他们仍然在努

    力地寻找突围的机会。

    安东尼方舰队的阵形依然比较完整，屋大维等人无法将其打乱。但随着白天渐渐过去，他们逃生的希望越来越小。在临近夜晚的某个时间点上，风势会完全消失，然后，他们就会彻底失去打破僵局的机会。此时，屋大维的进攻已经使得安东尼方舰队的阵形变得更加紧密，也更加难以逃跑。于是，屋大维开始派人去准备火攻。

    屋大维下令向敌舰射出了装着木炭和沥青的罐子。在火箭的配合下，安东尼的木制舰队陷入了火海。船员们赶紧开始灭火。他们先把自己的饮用水泼到了沥青上，然后开始用海水。安东尼的部下或许不太熟悉这种海战秘技。沥青是不溶于水的，对着燃烧的沥青泼水只会让火势进一步扩散开来。于是，他们开始击打火焰，甚至试图用尸体来扑灭火势。但这也无济于事，火焰不停地扩散开来，很快就彻底失去了控制。在此期间，屋大维的海军就在旁边看着安东尼的舰队化为灰烬。[329]战斗结束了。

    安东尼的陆军正在撤离，但他们几乎不可能顺利逃生。他们的其中一条可选路线是经由陡峭的山路朝着马其顿前进。或者，他们可以顶着阿格里帕的海军骚扰的压力，沿着科林斯湾撤退。无论哪条路都充满了艰难险阻，而且很漫长，就算他们能够挡住屋大维等人的进攻，补给也是一个难以解决的大问题。对于一支已经饱受疾病侵袭的部队而言，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既然逃生几乎无望，那么安东尼的军团自然就选择了投降。[330]

    穷途末路的爱情

    安东尼和克莱奥帕特拉也许在逃跑之时曾经短暂地停留了一阵

    子，以便察看己方陆军是否能够撤离。但在得知投降的消息以后，他

    们便朝着埃及航去。对于地位较高的俘虏，屋大维在斟酌以后或杀或

    饶。接着，他把一部分军队调回了意大利，表现出充足的信心。屋大

    维在自己的军帐所在处建造了一根巨大的胜利纪念柱，饰以安东尼战

    船的船首，并且将其献给阿波罗。后来，这里更是有了一座纪念此次

    胜利的城市—尼科波利斯(Nicopolis)，也就是胜利之城。它坐落在山

    坡上，注视着屋大维曾经取胜的那片海域。屋大维还下令要求每五年

    就在此举办运动赛事，让罗马世界每五年都来庆祝屋大维的胜利，同

    时铭记安东尼和克莱奥帕特拉的命运。屋大维把阿克提翁之战渲染为

    决定了整个罗马世界前途的重大事件。

    此战以后，罗马世界里的几乎所有人都看清了局势。仅从理论上

    来说，安东尼还掌握着非常充足的资源。他有很多军团还驻留在叙利

    亚和阿非利加。有不少附庸国王还理应对他效忠，派兵前来支援他的

    后续行动。克莱奥帕特拉也拥有大量的资金和战船，虽然她的舰队位

    于红海。然而，阿克提翁之战干系重大。凡知晓战况者都不难看出这

    场战争其实已经结束，没有必要白白葬送自己的性命。安东尼已败，

    屋大维即将获胜。安东尼的盟友纷纷叛变，东方的各位国王以及由安

    东尼委派至各个地方省份的罗马总督都开始向屋大维求和。最后，只

    有埃及还处在安东尼和克莱奥帕特拉的掌控之内。

    他们二人肯定也能看清现在的战略形势。此时的屋大维可以调用

    巨量的资源，他们根本无法望其项背。于是，他们返回了亚历山大，

    等候征服者的到来。他们派出了使者，尝试以外交渠道解决问题，却

    并没有取得什么成果。安东尼和克莱奥帕特拉已经失去了谈判的资

    格，屋大维没有理由跟他们讲和。就在这个时候，屋大维遇到了一场

    兵变，已经退役的士兵又在要求得到奖赏。屋大维只好回到布伦迪西

    翁去安抚哗变的士兵。不过，这只是推迟了结局的到来而已。安东尼

    和克莱奥帕特拉由此得到了冬春两季的喘息时间。他们竭力召集部

    队，准备抵抗到底。此外，为了逃避大难临头的压力，他们在冬天花

    了大量的时间在自己最为擅长的事情上—挥金如土，举办奢华的晚

    宴，展示自己的富有。他们还特意和朋友们一起组建了一个名为“共

    赴黄泉”的享宴团体。[331]公元前30年，屋大维的军队即将抵达埃

    及。

    埃及的沙漠让这个国家有了抵御外敌的天堑，但是安东尼此时需

    要同时抵挡来自东方和西方的入侵(请参考地图6)。之前，安东尼曾经

    任命一位骑士科涅利乌斯·伽卢斯去负责指挥西边的昔兰尼加的军

    队。安东尼也许认为地位低一级的贵族更有可能为自己尽忠。然而，

    伽卢斯还是选择了叛变，甚至还率军向埃及发起了进攻。至于屋大维

    的部队，他们很可能从东边的佩鲁西翁(Pelusium)而来。安东尼本想

    去东方应敌，但现在却必须到西边处理叛军，因为伽卢斯已经攻下了

    一座边境城市帕莱托尼翁(Paraetonium)。安东尼一度认为自己或许可

    以说服士兵们回心转意。然而，他失败了。接着，安东尼在帕莱托尼

    翁城外驻扎了没多久就得知了屋大维终于抵达了埃及。[332]

    于是，安东尼转而率军向屋大维进发。他的骑兵在亚历山大的外围地带遇到了屋大维的部队并且将其击退。然后，安东尼派出了步兵乘胜追击，但他没能给屋大维造成严重的伤亡。不过，他还是深感振奋，声称自己就算是在此刻这样的绝境之中也有扭转乾坤的能力。但是，四面八方都有无数敌军袭来。安东尼不可能真的相信自己有机会逃脱死亡的命运。第二天，他命令海军离开亚历山大。当这支舰队遇到屋大维的优势海军以后，他们举起了船桨，选择了投降。陆军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安东尼带着步兵投身于战场，却遭遇了失败，被迫退回城内。[333]

    地图6：埃及

    克莱奥帕特拉获悉了己方部队叛变和安东尼被击败的事情，她知道结局将至。此前，她已命人把一部分财物运到了自己的陵墓里。现在，她前去陵墓之内，关上了大门。埃及的女王已经准备好迎接死亡。

    很快，全城的人都得知了这个消息。安东尼也不例外。他得到的情报大概是克莱奥帕特拉已死。因此，安东尼拔剑自刎。但就在他倒在地上流血不止的时候，又有消息传来，称克莱奥帕特拉还活着。于是，安东尼命人将他抬去和女王相会。他穿过了亚历山大的街道，抵达了陵墓外，然后被送到窗口处，在克莱奥帕特拉及其仆人的帮助下进入了陵墓。终于，安东尼回到了克莱奥帕特拉的身边，在她的臂弯中离开了人间。[334]

    克莱奥帕特拉并没有立刻随安东尼而去。屋大维的使者进入了亚历山大，他们看起来愿意开启谈判，甚至有可能饶恕克莱奥帕特拉及其子女的性命(最后除了恺撒里昂以外，他们确实都没有被杀)。这些使者进入了陵墓，抓住了克莱奥帕特拉，夺下了她打算用以自裁的匕首。然后，克莱奥帕特拉被带回了王宫。屋大维的人小心地看守着她，等待屋大维本人前来。[335]

    关于克莱奥帕特拉和屋大维的会面，有一个虚构的故事流传至今。据说，长于诱惑男性的克莱奥帕特拉试图对年轻的征服者屋大维故技重施。但屋大维充满了男子气概，毅然拒绝了。他不是恺撒，更不是安东尼。他有着更加强大、更符合罗马道德标准的自制力。但是，我们基本没有理由相信克莱奥帕特拉会忽然放弃自杀的意图。[336]她先为安东尼举行了丧礼，然后就回到了王宫。接着，她准备了一顿丰盛的宴席，穿上了女王的华服，向屋大维送出了一封信。及至屋大维收到这封信件之时，克莱奥帕特拉已然死去。屋大维破门而入，只见克莱奥帕特拉的两名侍女正在为她们的女王戴上冠冕。这是精心筹划的自杀。克莱奥帕特拉有意让罗马人发现即使是死她也秉持庄严的王家风范。克莱奥帕特拉的侍女也和她一样中了毒。

    这位埃及女王的具体自杀手段至今仍然是一个谜，有史料暗示克莱奥帕特拉用了一枚带毒的别针。但在传说当中，她更有可能死于毒蛇之口。一条或数条毒蛇被藏在一堆无花果或是水罐里带进了王宫。伊西丝本就是和蛇有关的女神，对于最后的法老暨伊西丝的化身而言，这种死法或许确实特别合适。[337]最后，克莱奥帕特拉被葬在安东尼旁边。由此，安东尼的愿望实现了，他真的和他的女王一起被葬在了亚历山大。

    帝国及其敌人

    安东尼和克莱奥帕特拉之死既意味着人们即将开始进一步虚构相

    关的传说故事，也标志着君主制的帝国时代即将到来。然而，阿克提

    翁之战其实不是决定了罗马世界走向何方的事件，他们二人的自杀就

    更没有改变历史的面貌了。即使阿克提翁之战的胜者是安东尼，罗马

    世界看起来也不太可能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安东尼和屋大维所在的

    关系网络已经掌控了罗马。这场战争解决了位于亚历山大的安东尼和

    克莱奥帕特拉以及位于罗马的屋大维形成的两个难分高下的权力中枢

    问题。就算安东尼取得了胜利，他也几乎不可能损害这张关系网对罗

    马的统治权。如果说罗马必定要从共和国走向帝国，那么从安东尼的

    所作所为来看，我们完全可以说他其实比屋大维更加激进、更加急

    切。当然，安东尼也许会让亚历山大在他的帝国里扮演更加重要的角

    色，他和克莱奥帕特拉所生的子女大概也会构成帝国的第一个王朝。

    但是，罗马和意大利终究是帝国的地理中心。无论安东尼对克莱奥帕

    特拉的爱意有多么深刻，他应该还是会在罗马度过不少的岁月。

    因此，安东尼和克莱奥帕特拉之死的意义恰恰就在于人们所虚构

    的那些故事。[338]安东尼和克莱奥帕特拉正好可以被重塑为帝国的敌

    人。而且，他们二人与帝国的对立关系要体现于他们的人生经历和生

    活方式当中。于是，他们就成了为爱痴狂、沉迷于色欲、女性化、东

    方化、必定灭亡的人物，这些属性也被渲染为同帝国与罗马相对立的

    属性。随着罗马皇帝对政治和社会的掌控力越来越强也越来越全面，

    安东尼和克莱奥帕特拉便逐渐代表了帝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敌人。

    无论真相究竟如何，安东尼和克莱奥帕特拉的历史意义就是让他们的

    敌人成为与爱为敌之人，又让爱侣成了帝国的敌人。

    [1]今名莱夫卡扎(Lefkáda)。—译者注

    [309] 请参考Sally-Ann Ashton, Cleopatra and Egypt (Malden, MA: Blackwell, 2008), xi，她直言自己未能成功地找到“真正的”克莱奥帕特拉。彻底剥除相关文本中的虚构成分既是不可能的，也没有特别大的意义。不过，还是有很多人勇敢地朝着这个方向做出了努力，比如， Michel Chauveau, Cleopatra: Beyond the Myth, Ithaca (NY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2); Joann Fletcher, Cleopatra the Great: The Woman Behind the Legend(London: HarperCollins, 2009); Stacy Schiff, Cleopatra: A Life (New York: Little,Brown, 2010)，他在作品的第7页写下了这样的话：“在探寻克莱奥帕特拉的本来面目之时，我们需要一边排除那些许多人信以为真的假象和老生常谈的宣传话语，一边抢救那些所剩不多的真相。”相比之下更为实在一些的作品是Stanley M. Burstein, The Reign of Cleopatra (Westport, CT: Greenwood, 2004)。关于这些谣言和奥古斯都之间的关系，请参考Robert A. Gurval, Actium and Augustus: The Politics and Emotions of Civil War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5)。Diana E. E. Kleiner,Cleopatra and Rome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她认为克莱奥帕特拉就好像是罗马世界的“明星”，同时代的人会对其生活产生无限的遐想。关于克莱奥帕特拉的形象，请参考Peter Higgs and Susan Walker, Cleopatra of Egypt: From History to Myth (London: British Museum, 2001)。
    [310] Dio, 49.34.1.
    [311] Suetonius, Divus Augustus , 69，他只引用了一部分。
    [312] 请参考Riet van Bremen, The Limits of Participation: Women and Civic Life in the Greek East in the Hellenistic and Roman Periods (Amsterdam: Gieben, 1996)，此书指出，男性和女性都会以家庭为单位参与公共生活。
    [313] Dio, 49.40.
    [314] Dio, 49.41; Plutarch, Life of Antony , 54.
    [315] Plutarch, Life of Antony , 24和54提及克莱奥帕特拉被宣传为伊西丝。
    [316] 请参考Rolf Strootman, “Queen of Kings: Cleopatra Ⅶ and the Donations of Alexandria”, Kingdoms and Principalities in the Near East , 139-157, edited by Ted Kaizer and Maria Facella(Stuttgart: Steiner, 2010)。他对封赏仪式有着相似的解读。
    [317] Dio, 50.1.
    [318] Dio, 50.2.
    [319] Dio, 50.4.
    [320] Res Gestae , 25.
    [321] Dio, 50.11.
    [322] Dio, 50.12-13.
    [323] Dio, 50.13.
    [324] Dio, 50.15.
    [325] John C. Carter, The Battle of Actium: The Rise and Triumph of Augustus Caesar(London: Hamish Hamilton, 1970), 213-214，他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326] Dio, 50.31.
    [327] Plutarch, Life of Antony , 66; Dio, 50.31-33.
    [328] Carter, The Battle of Actium , 217-223对于这场战斗中风况所起的作用展开了推测。
    [329] Dio, 50.34.
    [330] Dio, 51.1.
    [331] Plutarch, Life of Antony , 71.
    [332] Dio, 51.9.
    [333] Dio, 51.10; Plutarch, Life of Antony , 76.
    [334] Dio, 51.10; Plutarch, Life of Antony , 76-77.
    [335] Dio, 51.11; Plutarch, Life of Antony , 78-79.
    [336] Dio, 51.12.
    [337] Dio, 51.14; Plutarch, Life of Antony , 86.
    [338] 关于这些故事，请参考Lucy Hughes-Hallett, Cleopatra: Queen, Lover,Legend (London: Bloomsbury, 1990)。

    第十三章 奥古斯都的诞生

    阿克提翁之战并不意味着安东尼和屋大维之间的战争已经结束。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这场战斗最终演变成了安东尼阵营的全面崩溃：所有人都明白了谁会败亡，问题只是那一幕要怎样上演而已。对于屋大维而言，他还有别的事情需要处理。这场战争把恺撒派势力撕成了两半，安东尼的密友和部下应当受到怎样的处置呢？而且，屋大维极少在东方建功立业，东方人几乎不知道屋大维是何等人物。

    罗马的西部领土大多被划分为各个省份，由中央派出的总督进行

    统治。东方领土的安排则更加复杂，今天的希腊以东的那些土地很多

    都是在比较晚的时候才接受了罗马人的统治。在种种原因的影响下，

    罗马人不愿意把这些新领土划分为直属于中央的省份，反而更热衷于

    扶植当地的附庸国王，让他们替罗马中央执掌权威。这种做法尤其盛

    行于公元前1世纪60年代庞培的征服以后。一般说来，这些君主都很依

    赖罗马的支持。为此，他们需要出兵协助罗马展开军事行动，还要用

    金钱来体现他们的忠诚，虽然这些资金往往会被罗马的将领克扣一部

    分。

    对罗马贵族来说，这样一套让各地君主依附于罗马人的地方统治

    体系是有一些好处的。例如，他们可以和这些君主建立良好的私交(安

    东尼和克莱奥帕特拉的私交就非常深)。这种私人关系可以大大提升他

    们的名望，因为和国王们结伴而行显然可以体现他们的突出地位。此

    外，附庸国王的存在还给贵族们提供了赢利的空间。这些君主会对罗

    马“朋友”慷慨解囊，以便让他们出手帮助自己维护利益。但是，当

    罗马的政治精英们发生内斗之时，这套体系的缺点就暴露出来了。这

    些远居各地的君主必须小心翼翼地考虑自己应该加入哪边的阵营。然

    而，无论考虑得多么仔细，他们还是很有可能站到失败者那边去，这

    是所有面对内战之人都难以避免的厄运。具体而言，在安东尼和屋大

    维相争的这次内战当中，东方的诸位国王其实没有选择的余地。在过

    去十年的时间里，他们一直都处于安东尼的势力范围内。安东尼肯定

    已经除掉了所有不忠于他的君主，中立则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和

    屋大维作对是很有风险的事情，他素有绝不手下留情的名声，这些国

    王难免担心屋大维取胜之后杀人灭国。

    除了附庸国王以外，罗马东部领土的政治版图当中还有不少希腊

    城邦(póleis，单数为pólis)的存在。希腊城邦内部的政治结构比较独

    特：首先，官员们会组成统治城邦的委员会，但官员的任期一般不

    长；其次是议会，其成员通常是地主贵族；最后是公民大会。简而言

    之，希腊城邦和罗马的政体差异主要在于官员的权力。希腊官员的权

    力较小，更依赖于贵族议会和公民大会。大多数的城邦都算是民主政

    体，但城邦内的富人往往拥有更加强大的权威。所以，我们可以称之

    为有限度的民主政体。每一个城邦一般都只控制着较少的土地，这个

    地区的政治版图就是由大量的小城邦构成的。在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

    以后，希腊的城邦开始活动于当地的数个王国(它们是这个地区的军事

    强权)的范围之内，城邦和王廷之间的关系网就这样诞生了。

    屋大维给这些城邦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之前，罗马派出的总督

    就好像只是某个大国的外交使节一样。在罗马的统治下，各个城邦还

    是能够运用它们早已熟悉的外交手段。它们会派使者去罗马的精英圈

    子里打点关系，用荣誉来收买人心。然而，屋大维时代的罗马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权力现在集中于屋大维一个人身上，传统的罗马国家机

    关似乎已经失去了实权。既然屋大维才是最高决策者，那么寻求罗马

    元老的支持看起来就意义不大了。而且，屋大维不会像之前的总督那

    样在短暂的任期结束以后就失去权力。总而言之，希腊的城邦现在需

    要和它们的新主人建立起良好的关系。

    赢得阿克提翁之战的屋大维仍然马不停蹄。众所周知，他之前在

    取得胜利以后都不留情面地对敌人施以报复。就算是以当时的血腥标

    准来看，其手段也不可谓不残酷。至于那些和安东尼为伍的罗马贵

    族，我们不清楚屋大维具体是如何处置的，只知道他或杀，或罚，或

    饶。其中被处死者的遭遇让人不禁回想起屋大维击败卡西乌斯、布鲁

    图斯以及赢得佩鲁西亚之战以后的做法。他延续了一贯的作风，再度

    表现得像是一个暴戾恣睢、草菅人命的独夫。后来，贵为皇帝的奥古

    斯都把阿克提翁之战描绘为意大利和东方之间的对抗，还把自己塑造

    成捍卫传统、维护秩序的人物。但那毕竟是后来的事情，此时的屋大

    维看起来丝毫不打算掩饰自己手中生杀予夺的大权。

    现在，屋大维把他的影响力施加到了东方，各地的附庸国王必须

    摆正自己的位置。当年，安东尼曾经因人力、物力不足而在战争中向

    这些君主寻求帮助。之后，他投桃报李，让这些国王得到了很多好

    处，许多君主都扩张了自己的领地。但是，既然屋大维已经来到了东

    方，那么当初安东尼赠予的利益就都不算数了。此外，有三位国王被

    罢黜，一位被处死。没有遭殃的君主大概会感激屋大维不杀不废之

    恩，庆幸自己还能保住权位，不会介意自己的领土发生怎样的变动。

    况且，屋大维还把被废黜的国王的领地转交给了那些对他示以忠诚、

    友好的君主。

    在东方的诸位国王当中，统治着犹地亚的希律是除了埃及的克莱

    奥帕特拉以外最为显赫的君主。在他之前的王朝因追随帕提亚人而被

    安东尼麾下的将军索西乌斯给消灭了。之后，安东尼就扶持希律上了

    台。希律原先并不算是犹地亚上流社会的一员。因此，犹地亚的传统

    权力关系网络看起来不太愿意坐视希律入主犹地亚，他面对着颇为强

    大的反对势力。然而，希律坚信安东尼会给自己提供可靠的援助，便

    果断出手铲除了所有的政敌和对手，包括圣殿里拒不合作的大祭司。

    希律还和马尔库斯(Malchus)的阿拉伯君主国展开了斗争，大胆地尝试

    扩张自己的王国。正是因为忙于和马尔库斯作战，希律才未能亲自赶

    到阿克提翁去支援安东尼。在得知了屋大维已经取胜以后，希律杀死

    了现任大祭司，把自己的家人送到了比较安全的沙漠堡垒马萨达

    (Masada)，然后就动身前去拜见屋大维。

    屋大维在罗德岛上接见了希律。这位来自犹地亚的国王既没有换

    上丧服，也没有卑躬屈膝地摇尾乞怜，而是秉持自尊、身着盛装而

    来，虽然他还是除去了象征着王权的冠冕。接着，希律开口了。他声

    称自己是安东尼的挚友，若非阿拉伯的战事缠身，他必定会去阿克提

    翁和安东尼并肩作战。而且，他虽然未能亲自参战，但还是为安东尼

    提供了不少的粮草和资金。也就是说，希律自称会对朋友和恩人尽

    忠，值得像屋大维这样的大人物对他加以信赖。假如屋大维愿意和他

    缔结友谊，他同样会对屋大维鞠躬尽瘁。[339]

    如果这则记载属实，那么希律就是很精明地把政治现实摆到了屋

    大维的面前。东方国王们的政治手段一直很简单，屋大维肯定很快就

    能想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他应该已经知道犹地亚有很多人反对希

    律，这位国王是凭着反复的大清洗才保住王位的。如果屋大维选择处

    死希律，那么(经受了多次清洗的)犹地亚就没有人能够稳住局面了，

    内战在所难免。最后，屋大维保留了希律的地位，而希律也没有辜负

    屋大维的期待。当屋大维日后来到犹地亚之时，希律为他献上了丰厚

    的礼物。屋大维的军队乃至其他有可能帮上希律的人都享受到了类似

    的待遇。显然，让希律感恩戴德比砍下他的脑袋更有意义。

    从公元前31年夏末到第二年初，屋大维基本都在小亚细亚和希

    腊。他应该是在忙两件事，一件是准备去埃及结束这场战争，另一件

    就是和希腊的各个城邦建立友好关系。城邦的精英们早就迫不及待地

    想要讨好这位新的恺撒了。而屋大维的主要需求是资金，曾经花钱和

    安东尼缔结友谊的这些城邦现在必须也向屋大维提供大量的资金才能

    讨得他的欢心。不过，渐渐地，屋大维和希腊城邦发展出了新型的政

    治关系。一种新的政治文化开始流行于东方的土地之上，这就是帝国

    政治的运行方式。

    亚历山大之城

    这种新型的政治文化在埃及初见端倪。安东尼和克莱奥帕特拉被

    击败以及克莱奥帕特拉自杀以后，托勒密王朝迎来了终结。屋大维根

    本不可能让克莱奥帕特拉的后代继承王位、延续王统，因为这场战争

    乃至相应的宣传战都过于激烈，让屋大维失去了宽恕的余地，他不得

    不把埃及降格为罗马的一个省份。这种事情有一套传统的流程。屋大

    维需要指定一位总督，然后先给埃及做好临时的安排，再把各项事宜

    通报给元老院，让元老们加以审核。大概还会有专门的一项法案出

    台。不过，在设置省份之前，屋大维仍须解决一个重要的问题：亚历

    山大的命运。

    罗马军队有毁灭城市以儆效尤的传统。这些年来，地中海沿岸地区已经有许多极其雄伟的城市都被罗马人夷为平地。迦太基在被摧毁以后的一百年内都是一片荒地，古老而壮观的科林斯也没有逃脱类似的命运，最负盛名的雅典同样被苏拉的部队洗劫一空，西边的西班牙和高卢地区也有不少城市沦为废墟，虽然史书往往对这些城市着墨不多。总之，肯定有很多人担心亚历山大也会遭遇毁灭。

    亚历山大是古典时代最伟大的城市之一，其历史、建筑、规模(不

    下于三十万人口)、文化都出类拔萃。它是地中海世界的第二大城市

    (仅次于罗马)，摧毁这样的一座城市会让屋大维的敌人和东西方的各

    个势力都为之震撼。在后来的征服战争当中，屋大维并没有拒绝这种

    惩戒性施暴的手段。更何况，按照屋大维的说法，此次战争的敌人非

    同寻常。后来流行的文本浓墨重彩地把这场战争描写为不同的神明和

    不同的道德之间的战斗，称其为捍卫罗马、意大利文化的战争，克莱

    奥帕特拉和埃及的“威胁”得到了大量的渲染。所以，毁灭亚历山

    大、抹除托勒密王朝的这座大都会是合乎道理的。然而，屋大维并没

    有选择这条道路，他放过了亚历山大城。

    对此，屋大维给出了三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对这座城市的神明

    的尊重。塞拉皮斯(Serapis)是一个特别的神，他同时具备希腊和埃及

    的属性。有些人怀疑他是托勒密王朝专门为了新兴的亚历山大而捏造

    的新神，但希腊人和埃及人并没有这种想法。而且，对于神灵，他们

    往往只会做出某些发现或者在故事里加以详细的描写，而不会有意地

    创作出新神。塞拉皮斯比较复杂，他的形象和宙斯最像。有时候，人

    们会把他们相提并论。但埃及古都孟菲斯(Memphis)的公牛神阿匹斯

    (Apis)、羊神阿蒙(Amun)、伊西丝的丈夫奥西里斯也都和塞拉皮斯相

    似。埃及人相信法老具有神的某些性质，对其加以崇拜。塞拉皮斯就

    凭着与众多神明相关的属性而为法老所用。此外，安东尼一度被塑造

    为奥西里斯的化身。这说明罗马人并不怎么介意把人和神联系在一

    起。他们同样可以利用这套象征体系。安东尼走过的路，屋大维也可

    以走。

    对伊西丝和塞拉皮斯的信仰不只存在于埃及，在公元前1世纪初，

    罗马人也接受了这种崇拜。三头同盟成立之初就曾经颁布法令在罗马

    城内建造一座新的伊西丝和塞拉皮斯的神庙。今天的我们恐怕永远也

    不能完全理解罗马人究竟是怎样看待塞拉皮斯的。而且，对塞拉皮斯

    的供奉显然在当时引发了一些争议—罗马人内部有着不同的意见。塞

    拉皮斯大概更受平民的欢迎，而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什么安东尼和屋大

    维都有意成为塞拉皮斯信仰的支持者。总之，屋大维决定尊重塞拉皮

    斯，把自己和这位少见的在地中海沿岸世界拥有众多信徒的神灵联系

    在一起，而他的所有言行都会很快地被传回罗马。

    不毁灭亚历山大城的第二个理由是屋大维对亚历山大大帝的崇

    敬。屋大维早就开始利用亚历山大的形象来提升自己的名望，因为当

    时的罗马人几乎可以说是痴醉于这位年纪轻轻就征服了东方的君王。

    例如，关于亚历山大，尤里乌斯·恺撒的传记里有两个不同版本的故

    事。公元前67年或公元前66年，恺撒正在西班牙。第一个版本的故事

    称恺撒在阅读亚历山大的生平时骤然落泪，因为在亚历山大征战四方

    立功无数的年纪，恺撒还没有取得什么成就。在另一个版本里，恺撒

    同样表达了这种伤感之情。只不过，这一次的直接原因是他在伽迪斯

    [Gades，加的斯(Cádiz)]遇见了亚历山大的雕像。[340]

    这个故事大概率是捏造出来的，其作用就是为恺撒后来的伟大事

    业做好铺垫。不过，我们可以由此看出当时有抱负者会以亚历山大为

    榜样。比如，伟大的庞培[他的这个“伟大”(Magnus，即Great)的名

    号也和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有关]在出征东方得胜归

    来以后，认可了人们给他肖像上有些发福的圆脸配以和亚历山大相似

    的发型。此外，在阿克提翁之战打响以前，屋大维也已经开始尝试把

    自己的形象和阿波罗以及亚历山大联系在一起。在阿克提翁之战以

    后，亚历山大看起来就更加适合于年纪尚轻的屋大维了。他是深受诸

    神庇佑的东方征服者，他肆意地动用武力，他的伟大甚至令其跨越了

    凡人和神明之间的分界线。

    屋大维在亚历山大之城命人按照亚历山大的形象给自己塑造了一

    些雕像，其中有一尊被称为密罗伊(Meroe..)头像，现藏于大英博物

    馆。这尊头像就把屋大维塑造成了亚历山大。在绝大多数的肖像里，

    亚历山大的脖子都会扭出一个比较大的角度，这大概是象征着他在遥

    望神灵。而屋大维的密罗伊头像也扭了类似的角度。此外，其发型也

    和亚历山大的标准发型相似，虽然稍短了一些。我们或许可以推断，

    屋大维在埃及人面前就是以这种形象出现的，他用这些肖像把自己描

    绘成了新的亚历山大。

    身处亚历山大之城的屋大维还造访了亚历山大的陵墓。当然，这

    也是托勒密诸王的墓穴。屋大维命人取来了遗体，然后打开石棺，以

    便审视亚历山大的面庞。他给亚历山大的遗体戴上了金冠，然后为他

    献上了散落的花瓣。不过，亚历山大毕竟已经死了将近三百年了，就

    算是有最好的防腐手段，他的遗体也难免变得非常脆弱。因此，新的

    亚历山大把旧的亚历山大的鼻子给碰掉了一块。这幅景象或许让亚历

    山大之城的居民倍感紧张，这可是他们最宝贵的君王遗体。于是，他

    们询问屋大维是否想要看一看托勒密诸王的尸体。对此，屋大维表

    示，他想要看的只是国王，而不是尸体。[341]这个说法很有意思，所

    以他后来又用了一次。有人问他是否要去看一看公牛神阿匹斯(埃及人

    会用动物来表现神灵，这在古典时代堪称独树一帜)，屋大维的回答

    是，他通常只会膜拜神明，而不是牲畜。

    第三个不毁灭亚历山大城的理由是屋大维和阿雷欧斯(Areios)之

    间的友谊。当时的大多数罗马贵族都通晓希腊文化。而且，从公元前2

    世纪中叶或更早一些的时候开始，罗马人还特别欢迎希腊的哲学家来

    访，以至于营造出一种独特的贵族文化氛围。哲学家们常常受邀与罗

    马的权贵为伴，到意大利南部越建越多的豪宅别墅里参加学术讨论。

    拥有一个过从甚密的哲学家已经成了精英地位的标志，就好像拥有别

    致的庭院、希腊(或希腊式)雕像和文雅的谈吐一样。因此，我们毫不

    意外地发现屋大维和亚历山大的哲学家阿雷欧斯相识。此外，这种现

    象还提醒了我们不应把这个时代的文化和冲突理解为近现代的民族国

    家之间的概念。在阿雷欧斯的影响下，亚历山大的居民窥见了屋大维

    的学术修养，得知他珍视希腊的教育和文化。一言以蔽之，他不是一

    个野蛮的征服者。

    屋大维还对亚历山大人民发表了演说，亲自解释了这一点，虽然

    听众大概在之前就已经有所耳闻。屋大维在演说时非常罕见地使用了

    希腊语。征战四方的罗马人(和历史上其他的征服者一样)向来致力于

    让被征服者学习自己的语言，他们一般会用拉丁语对战败者讲话。然

    而，此时的屋大维不仅对亚历山大的哲学家阿雷欧斯示以尊重，还使

    用了希腊语对亚历山大人民发言。由此，屋大维发出了一个鲜明的信

    号：希腊人可以与他和谐共处。这其实是亚历山大大帝的传统，希腊

    人对此很熟悉。

    屋大维迅速地接手了埃及统治者的既有传统。虽然他也许说过自

    己不会膜拜牲畜，但是在上埃及地区的布奇斯(Buchis)神庙里，我们

    可以看见有关于屋大维膜拜公牛神布奇斯的史料。而且，这份史料是

    一系列铭文的一部分，它们都描写了埃及的统治者在向传承逾千年的

    诸神献上祭品。也就是说，屋大维不仅把罗马的资金投入了埃及的神

    庙和祭坛里，他本人还在神庙的铭文里得到了法老一样的待遇。埃及

    的小城市俄克喜林库斯(Oxyrhynchus)有一份来自“恺撒元年”(公元

    前30年或公元前29年)的文档，显示当地的某个神庙里有四个点灯人在

    起誓为神庙效劳的时候提到了“身为神以及神子的恺撒”。[342]自尤

    里乌斯·恺撒成神以来，屋大维就一直在使用类似的头衔。他在货币

    上的称谓是“神子恺撒”(CAESAR DIVI FILIVS)。俄克喜林库斯的这

    些点灯人显然知道这一点，把这个头衔纳入了自己的誓言。但他们同

    时还延续了埃及的传统，把屋大维本人也当作了神。

    为了庆祝自己与亚历山大人民化干戈为玉帛，屋大维给这座城市注入了一大笔建设资金。有关此事的最佳史料来自罗马，而不是接受资助的亚历山大。今天，梵蒂冈的圣彼得广场中央屹立着一座方尖碑，而这座方尖碑原本和其他的方尖碑一起在埃及的赫利俄波利斯(Heliopolis，太阳之城)伫立了许多个世纪。这是人们献给太阳的礼物。后来，人们把它迁到了亚历山大。然后，大概在卡里古拉皇帝的命令下，这座方尖碑来到了罗马。最终，又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以后，它才在圣彼得广场中央安家落户，挺立至今。在对这座碑加以考察之后，人们发现这座方尖碑上有一些原本镶嵌着铜字的槽。这段铭文的内容大概是：
    奉皇帝、神子恺撒之令，工程长官(Praefectus Fabrum)、格奈乌斯之子盖乌斯·科涅利乌斯·伽卢斯建造了这座尤里乌斯广场。

    科涅利乌斯·伽卢斯就是之前受安东尼之命去镇守昔兰尼加，接着反而率军在公元前30年从西边进攻埃及，帮助屋大维引走了安东尼的兵力之人。我们稍后还会提及他的事情。

    亚历山大的尤里乌斯广场大概建于公元前30—前29年。当时，亚

    历山大得到了大规模的改建，尤里乌斯广场就是其中的核心项目。此

    外，恺撒庙(Caesareum)也是兴建于此时的标志性建筑，虽然建造这座

    庙宇本来或许是克莱奥帕特拉的意思，因为尤里乌斯·恺撒毕竟是她

    的情人，也是恺撒里昂的生父。亚历山大的恺撒庙和屋大维在罗马建

    造的尤里乌斯神庙(Temple of Divus Julius)形成了遥相辉映的一

    对。不过，埃及的这座恺撒庙会成为供奉每一位恺撒的庙宇，把成神

    的尤里乌斯·恺撒和他的继承人都囊括在内。

    屋大维走在了人和神之间的分界线上，他的这种做法利用了东方

    人神化统治者的传统。埃及人对法老的膜拜自不必说，其他希腊化的

    东方国度大多也有类似的习俗。而且，罗马的宗教传统里其实也有相

    像之处。罗马的建城始祖罗慕路斯和埃涅阿斯都被尊为神明。不久前

    成神的尤里乌斯·恺撒则复苏了这种传统。所以，俄克喜林库斯的那

    几位点灯人不是奇怪的泥古之人。他们不是没能理解新来统治埃及的

    罗马政权，也不是不懂罗马人的异国习俗，而是遵循了屋大维的意

    愿，将他奉为新诞生的神明恺撒。

    公元前30年末或者公元前29年初，屋大维开始返回罗马。他没有

    直接航向罗马，而是选择了环地中海而行。小亚细亚半岛上的各个城

    镇纷纷派出使者来拜见屋大维。以弗所(Ephesus)和尼西亚(Nicaea)人

    民请求获许把神庙献给罗马女神(Roma，象征着罗马城)和尤里乌斯·

    恺撒。帕加马(Pergamum)和尼科米底亚(Nicomedia)人民恳请把他们的

    庙宇献给屋大维本人(可能还有罗马女神)。帕加马还获许举办赞美屋

    大维的运动赛事。之前也有人享受过这种近似于神的待遇，比如希腊

    化时代的诸位国王以及某些罗马总督。但他们的规模都无法与屋大维

    相提并论，也不像屋大维这样堂而皇之。[343]

    对于在深厚的一神教传统滋养下成长起来的人而言，把一个人尊

    奉为神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道理，反而有点邪教的色彩。但对古典时

    代的人来说，这是很正常的。他们向来相信人有可能成为神，最著名

    的例子就是赫拉克勒斯。大多数人还相信诸神会时常造访人间，他们

    认为每个人都有灵魂，而灵魂是有一定的神性的。埃及人更是认为法

    老就是某个神圣的灵魂的化身。因此，法老仿佛就是神明。类似的思

    想观念在近东地区盛行了许多个世纪：国王和神明之间有着特殊的关

    系，而且这就是他们为王的原因。不过，尽管有着这些统治者崇拜思

    想的铺垫，但像屋大维那样直接宣布自己有着神的属性乃至把自己当

    作神明供奉起来还是极其罕见的。由此，屋大维表明了自己不同于之

    前罗马政坛上的所有人物。

    罗马人和东方人早就有了比较密切的交往，后者肯定已经很清楚

    罗马的状况了。毕竟，罗马和希腊城邦的构造其实没有很大的差异，

    统治罗马的无非就是由地位大致相等的贵族们组成的议会(元老院)。

    然而，在安东尼彻底落败以后，各地的城市做出了前文所提的种种创

    举。这说明它们已经认识到了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屋大维全然不同

    于寻常的罗马元老。而且，他也不同于那些继亚历山大以后统治东方

    的君王。屋大维独一无二。他是神。不过，虽然这些使者看起来纯粹

    是东方的各城市议会自主派出的，但我们很难相信他们会不谋而合地

    想到这种如出一辙的主意，还同样在这个时候派出了使者，也许他们

    在暗中收到了指示。

    看到整个东方都无比热切地向自己表达了忠心，权威得到确认的屋大维便满载着埃及的财富，渡过亚得里亚海回到了意大利。自阿克提翁之战以来，元老院有将近两年的时间来好好地准备迎接凯旋的屋大维。现在，元老们即将为他献上与其相称的隆重表彰。

    庆功

    在赞美屋大维这件事情上，元老们表现得特别积极。在阿克提翁

    战役结束以及亚历山大陷落之后，元老们争先恐后地出台了一系列歌

    功颂德的决议：他们表决同意为屋大维击败了克莱奥帕特拉而举办一

    次凯旋仪式；布伦迪西翁是屋大维奔赴战场的起点，也是他凯旋的港

    口，因此元老们决定在这座城市建造一座凯旋门，还要用战争中缴获

    的武器来加以装点；罗马的广场上也要兴造一座凯旋门；尤里乌斯神

    庙(或许尚未竣工)将被饰以在阿克提翁之战中缴获的敌舰的船首；每

    五年还要举办一次歌颂屋大维的庆典，虽然其具体内容不明，不过，

    这种节庆想来应该会有祷告、献祭、比赛(大概是角斗)和戏剧这些常

    见的感谢神明的公共活动；屋大维的生日和他的捷报被公之于众的日

    子都被定为感恩日(同样会有祭祀活动)；元老们还宣布维斯塔贞女、

    元老还有其他的罗马居民(包括儿童在内)都会前去大道上迎接屋大维

    胜利返回罗马，元老院和人民将一起向屋大维表达深切的感激之情；

    [344]亚历山大陷落的日子被定为幸运日，而且，亚历山大的居民必须

    从那一天开始重新计历。显然，这象征着新时代的到来。

    罗马的宪法有了一些微调，屋大维得到了保民官的一部分权力。这具有特别的象征意义，因为保民官是罗马平民的权益的捍卫者。此举相当于宣布他要成为平民的新的代言人。之后，在司法领域，屋大维将拥有最高的决定权；在宗教领域，祭司们在祈求神灵祝福罗马元老院和人民之时必须提及屋大维的名字。屋大维已经成了罗马的第三大组成部分。罗马当局甚至还宣布在所有的晚宴上都要准备一份专门献给屋大维的祭酒。这些都是史无前例的特殊荣誉。

    公元前29年夏，屋大维回到了罗马，同时迎来了又一轮的荣誉加

    身。赞颂诸神的圣歌里加入了屋大维的名字。他有权像参加凯旋仪式

    一样头顶桂冠出席所有的节庆活动。他可以任意地指定神职人员加入

    祭司团，无论当时是否有职位空缺。元老院还关闭了雅努斯神庙

    (Janus)的大门，表示战争已经结束。[345]整个城市都来迎接屋大维凯

    旋(虽然他事先声明了平民不必前来)。执政官献祭了公牛以庆祝他的

    归来，这也是史无前例的宗教仪式。接着，屋大维对罗马人民发表了

    讲话。他宣布每一个成年男子都可以得到四百赛的奖金，这个数额足

    以让一个人安度整整一年。屋大维称赞了统率舰队立下大功的阿格里

    帕，士兵们也得到了奖赏。屋大维还代表他当时年仅十二三岁的外甥

    马尔凯卢斯向罗马城内的儿童发放了奖金，这是他第一次展露出想要

    构建一个王朝的意图。屋大维没有收下意大利各地人民为他收集的金

    币。但就算如此，罗马城也已有了无数的财富。除屋大维赠予罗马人

    民的奖金以外，随他一同返乡的士兵们也带来了埃及的大量财宝。据

    说，在他们返回以后，罗马城的利率从平时的百分之十二降到了百分

    之四，物价也有所上涨。[346]

    公元前28年，屋大维得到了“首席元老”(princeps senatus)的

    地位，也就是元老院的第一人。这意味着在元老们商讨事宜的时候，

    他的意见最为重要。“首席”(princeps)即“第一人”。这个称呼有

    着比较悠久的历史。之前也曾有一些名望较高的元老被称为“首

    席”，享有全国第一人的美誉。但当时这个称呼基本只是荣誉头衔，

    不包含实权。到了后来，至迟在奥古斯都时代的末期，这个头衔才具

    备了更加重要的意义。奥古斯都的地位其实是由各种权力和头衔拼凑

    起来的，他没有某个统括一切的头衔。我们现在常常使用的“皇帝”

    (emperor)这个词的原型只是罗马人对战功赫赫的将军(imperator)的

    赞美之词而已，其最初的适用范围是很狭窄的。“元首”(princeps)

    这个称呼算是以一种不太正规的方式表明了屋大维独特的显赫地位。

    后来的罗马人使用的“principatus”(principate)这个词既可以指代

    某个人领导国家的时期(“某某人时代”)，也可以用来指代早期罗马

    皇帝统治国家的制度(所谓的“元首制”)。[347]

    然后，屋大维举办了凯旋仪式。他和他的部下在长达三天的时间

    里游行于罗马城内各处。在此期间，他们既向诸神献上了祭品，也向

    全城的居民展示了极其丰厚的战利品。第一天的凯旋仪式是为公元前

    35—前34年的达尔马提亚战争而举办的。在此之前，屋大维一直无暇

    以凯旋游行来庆祝这一次的胜利。第二天纪念的是阿克提翁之战。游

    行队伍看起来还带上了描绘着此次胜利的巨幅宣传画。第三天则庆祝

    了埃及战事的胜利。按照传统，这一天的重头戏本该是让戴上镣铐的

    克莱奥帕特拉跟着游行队伍走遍全城。但既然埃及女王已经自杀，他

    们只好用塑像来替代了。不过，她和安东尼所生的龙凤胎亚历山大·

    赫利俄斯和克莱奥帕特拉·塞勒涅都在游行队伍里面。而她和恺撒所

    生的儿子恺撒里昂当然已经死去。一般说来，俘虏都会在游行结束以

    后遭到处决。但这一次，屋大维展现了仁慈之意。来自埃及的财宝也

    被装在车里跟着游行队伍供所有人观赏。接着，屋大维本人乘着战车

    游遍了全城。另一位执政官和诸位元老都跟在他的身后。[348]严格说

    来，屋大维可能只举办了两天的凯旋仪式来纪念达尔马提亚和亚历山

    大的战事，因为庆祝内战的胜利不是很光彩的事情，第二天的活动只

    是游行而已。不过，这种细枝末节的事情似乎很快就被人遗忘了。

    [349]屋大维的庆功活动还没有结束。他把一座庙宇献给了密涅瓦

    (Minerva)。大概进行了好一阵子的元老院翻修工程现在已经结束，其

    名称按照尤里乌斯·恺撒的名字被更改为尤里乌斯元老院(Curia

    Iulia)，时人想必也能看出其中的讽刺意味。元老院里还添置了一座

    来自他林敦(Tarentum)[1]城的古老的木质胜利女神像，上面装点着来

    自埃及的战利品。每当元老们召开会议之时，他们就会为胜利女神献

    上祭酒，同时再度回忆起屋大维击败了安东尼。取自埃及的战利品有

    很多被放在了古老的罗马城广场中心的尤里乌斯神庙里。此时，这座

    庙宇已经完工且得到了祝圣。还有一些财宝被送至罗马城内最为古老

    也最受尊崇的卡皮托里翁三神庙—供奉着朱庇特(Jupiter)、朱诺

    (Juno)和密涅瓦。

    屋大维还在庆祝胜利的运动赛事上大肆挥霍。各种家养或野生的动物都被送入竞技场遭到屠杀，其中包括罗马居民从未见识过的一只河马和一只犀牛。罗马贵族们亲自走上了跑马场进行比赛，甚至有一位元老参加了角斗。在屋大维的命令下，来自苏维汇(Suebi，日耳曼人)和达契亚(Dacia，多瑙河以北)的俘虏之间展开了一场战斗。[350]屋大维还发明了一种叫作“特洛伊游戏”(Lusus Troiae)的新型赛事，让贵族青年比拼马上的功夫。

    节庆、建筑、运动赛事、凯旋游行、各种形式的荣誉，还有发放给全体罗马居民的奖金，这一系列庆功活动的规模都是史无前例的。在如此盛事的映衬下，所有人都能够明白屋大维东征归来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

    这些庆功活动的背后其实别有深意。随着阿克提翁之战结束、安

    东尼和克莱奥帕特拉死去，屋大维已经毫无疑问地成了罗马政坛的主

    人。然而，谁也不知道他接下来会做什么事情。很多人都难免有些畏

    惧，因为屋大维完全有可能像某些前人一样发动新一轮的清洗。元老

    们表决同意向屋大维颁发种种特殊荣誉的原因与其说是对战胜者的感

    激，不如说是深深的畏惧。他们极其迫切地想让屋大维看见自己的忠

    心。与此同时，屋大维则以种种举动来安抚元老和罗马人民。其中，

    象征意义最大的或许就是关闭雅努斯神庙的大门。依据传统，每当罗

    马人民走向战争之时，这座神庙的大门就会被打开。鉴于罗马历史上

    内外战争频发，在过去的几百年间，这些门其实很少有关上的机会。

    但是关闭大门就象征着和平的新时代已经到来。我们不知道这个决定

    究竟是由哪方做出的(也许经过了协商)，但双方都愿意接受这个结

    果，愿意以此来表示他们衷心地希望战争就此结束，所有人都能够回

    归正常的和平年代。

    不过，虽然战争或许真的结束了，但是过去的事情并没有被遗

    忘。屋大维没有抛弃他的一贯政策。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巩固他和平

    民的关系，屋大维大方地向罗马平民送出了巨额的奖金，让他们知道

    屋大维确实是平民的保护者与大恩人。对于让罗马社会四分五裂的内

    战，屋大维不仅不加掩饰，反而以各种手段来庆祝自己的胜利，不给

    败者留丝毫的情面。凯旋仪式或许只能算是昙花一现，但今后长期存

    在的感恩节庆日会一次又一次地把屋大维的胜利摆到人们的面前。罗

    马城内的各种胜利纪念建筑和纪念品也会让人们永远铭记阿克提翁和

    亚历山大的战事。更何况，元老们还颁布了法令，要求人们在私人宴

    席上为屋大维准备祭酒。这条规定不一定能够强制落实，但它光是存

    在就已经有了意义。我们大可以想象一下战死者的亲朋好友们面对这

    条规定会作何感想。

    在屋大维时代的罗马城，安东尼的踪影被抹去了一些，但人们依

    然能够在很多场合感受到克莱奥帕特拉的存在，这让人不禁觉得有点

    奇怪。各座建筑内摆放着的埃及工艺品以及展示于尤里乌斯神庙前的

    船首都让人联想起这位埃及女王。各神庙里的埃及宝物也一边给庄严

    的罗马圣地增添了光彩，一边彰显着克莱奥帕特拉的存在。诗人们依

    旧公然传颂着她的故事。最为关键的是，以克莱奥帕特拉为模型的维

    纳斯金像依然保留在恺撒建造的维纳斯母神庙内。所有人都知道，当

    他们过来瞻仰维纳斯女神的仪容之时，他们看到的其实是克莱奥帕特

    拉，她不会为人们所遗忘。屋大维需要克莱奥帕特拉在帝国政权的宣

    传当中扮演一个重要的反面角色，帮助屋大维在多年以后把他的政权

    塑造得正气凛然。

    当然，尽管克莱奥帕特拉没有淡出罗马人的视野，但屋大维显然

    更是无比突出的存在。他获得了很多宗教方面的荣誉，让罗马人不仅

    要在圣歌中赞颂他，还要为他献上祭品。屋大维在帕拉提翁山上为自

    己建造了一座新居，还令其和旁边新建成的阿波罗神庙构成了一个整

    体。阿波罗是受屋大维偏爱的神祇，阿克提翁之战的胜利就被他归功

    于阿波罗。公元前28年，这座阿波罗神庙在盛誉之下开放了。[351]这

    些挺立于山坡之上的白色大理石柱本身就是了不起的胜利纪念品，它

    们为阿波罗提供了新的安身之所。维斯塔神庙也加入了这片建筑群。

    我们不难想到，屋大维的本意或许就是让人觉得有三位神明共居于帕

    拉提翁—阿波罗、维斯塔还有屋大维。

    在战神广场上，阿格里帕正在建造一座宏伟的新神庙—万神殿。在公元前27年，阿格里帕第三次担任执政官之时，这座神殿举办了落成典礼。他们的初案是让屋大维的雕像屹立在万神殿的中心。那样一来，万神殿就会成为供奉着活人的庙宇。显而易见，他们就是想让罗马人把这位年轻的罗马之主看作神。除万神殿里的计划以外，屋大维的密友和罗马人民还已经用铸造神像的黄金和白银在罗马城内竖立了一些屋大维的雕像。[352]

    罗马共和国属于罗马公民，其政治文化强调的是平等。当然，他

    们的平等在现代人眼里难免显得有些古怪：国家领导人享受着“更加

    平等”的地位；全国的居民被划分为三六九等。但罗马共和国至少还

    承认理论上的平等，身为全国之精英的元老就是这种观念的最佳代

    表。无论他们内部有着多么巨大的分歧、何等激烈的竞争，他们基本

    上都认为元老之间理应彼此尊重，认可他人的成就，互相建言，携手

    并进，一起为罗马而努力。共和国时代确实有伟人诞生，个别人似乎

    还太伟大了一些。但是，就连马略、苏拉、庞培乃至恺撒都无法与屋

    大维相提并论。屋大维是非常特别的，他的超然地位让其他的罗马人

    不得不煞费苦心地去寻找一种合适的政治语言来加以描述。所以，我

    们大概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要把屋大维奉为神明，而屋大维又为什么

    要尝试着把自己塑造为人间之神。在神的面前，共和国的基本框架自

    然就失去了意义，没有人能够和神并驾齐驱，平等是不可能的。

    但是，和神共处并非易事，当人间之神也会遇到不小的麻烦，后来的卡里古拉皇帝就是例子。所以，公元前28年和公元前27年，屋大维开始调整自己的名分。万神殿成了供奉所有神明的庙宇。屋大维的雕像被放在了入口处，而不是中央。身为万神殿建造者的阿格里帕也得到了一座雕像。至于屋大维的金银雕像，它们都被熔掉，然后铸成了货币。至此，在阿克提翁之战以后一度被屋大维采用，并且在他巡视东方之时仍然受到重视的神化计划就这样突然消失了。

    屋大维需要一个更加合适的新形象。他一边寻找政治伙伴(虽然起

    初可能只有阿格里帕)，一边考虑传统的问题。他开始对共和国的平等

    理念示以尊重。我们很难想象他会自愿地做出这种改变。他当然已经

    取得了无数次的胜利，整个罗马都唯他是从，胆敢挑战者大多已死。

    他还用各种各样的纪念建筑、物品、仪式来不停地彰显自己的权威，

    改变罗马的面貌。但是，屋大维遇到了阻力，并非所有人都像官方公

    告里声明的那样对这位新的恺撒充满了感激之情，他必须妥善解决自

    己的前途问题。三头同盟已亡，安东尼和李必达都已死去。或许，他

    可以让罗马继续处于紧急状态之下，假装他还在为恢复共和国而战，

    从而继续把持着莫大的权力。但这种做法未免太过拙劣。于是，为了

    在正常时期保持着既有的特殊地位，屋大维必须建立一种新秩序。公

    元前28年，屋大维陷入了前人在内乱之后所遇到的那种困境。几乎别

    无选择的屋大维似乎不得不恢复旧时代的制度。在经历了这些年的动

    荡以后，共和国显然已经死去，但现在，它仿佛还能死灰复燃。

    共和国复苏

    即便是在公元前30年，屋大维也还面临着反对派的威胁。假如是

    在几年以前，元老院里或许就会有反对的声音，某些知名政治人物可

    能还会离开罗马，以此表明自己的反对态度。但到了这个时候，屋大

    维的反对者只能隐秘行事了。从表面上看，此时的罗马政界无比团

    结，所有人都对屋大维一片丹心；但事实上，没有人会被这种假象欺

    骗。当然，在这种政治环境下分辨异己是比较困难的。其中或许有一

    些人敢于直抒胸臆(虽然没有被记录下来)，但是大多数人都披着伪

    装，只在某些时候趁机给屋大维政权使绊子。我们只能借助于蛛丝马

    迹，隐约地看见屋大维的新政权和反对者们展开了争论和交易，以求

    排除道路上的阻碍，但我们几乎看不到足以牵动全局的重大事件。

    大约在公元前30年，马尔库斯·李必达被除掉了。据说，他和布

    鲁图斯的姐妹尤妮亚密谋在恺撒返回罗马之时行刺。尤妮亚的身份使

    得这个据说存在的密谋和当初的那些行刺者联系在了一起，让人觉得

    有人想要再为罗马除去一个暴君。这位李必达的父亲就是三头之一的

    那位马尔库斯·李必达。自从屋大维在公元前36年夺走他的军权以

    后，仅保留最高祭司一职的李必达就过上了流放的生活。屋大维似乎

    经常对李必达加以羞辱，一直到他约在公元前12年去世为止。[353]小

    李必达是个比较有声望的政治人物，他或许不满于自己的父亲所受的

    待遇。而尤妮亚虽然是一介女流，但她的家族背景和旧日的人脉让她

    有了一定的影响力。在屋大维派驻于罗马的代表麦奇纳斯(Maecenas)

    发现了阴谋以后，李必达大概甚至都没有经过审讯就遭到了处死，尤

    妮亚则结局不明。[354]

    第二个事件比较复杂。公元前30年或公元前29年，罗马将军马尔

    库斯·李奇尼乌斯·克拉苏在马其顿作战。这位克拉苏是那位著名的

    庞培和恺撒的盟友克拉苏的同名孙子，与他敌对的是某些异族部落—

    巴斯塔奈人(Bastarnae)、默西亚人(Moesians)和吉泰人。在和巴斯塔

    奈人交战之时，身为将领的克拉苏罕见地亲自上阵，还杀死了巴斯塔

    奈之王戴尔多(Deldo)。这几乎堪称罗马人前所未有的壮举。克拉苏有

    资格凭此得到一项特殊的荣誉—“丰获”(spolia opima)，而屋大维

    对此加以阻挠。

    屋大维利用了一个程序上的问题。克拉苏是被屋大维派去马其顿

    的，严格说来，他只是屋大维的代表。于是，屋大维声称只有独立掌

    握军权者才有资格得到“丰获”。听闻此言，人们连忙去遍稽群籍，

    然后找出了一个史例。在浩如烟海的罗马传说故事当中，有一个叫作

    科苏斯(Cossus)的人曾经被授以“丰获”，所有相关资料都显示科苏

    斯当时是一位保民官，受制于另一位高级官员。但是，有一次，屋大

    维正在监督朱庇特·菲利特里乌斯神庙(Temple of Jupiter

    Feretrius)的修复工作(据说，科苏斯当年就是把“丰获”献到了这座

    神庙里)，就在工程进行之时，人们发现了一块亚麻布。上面的文字显

    示，科苏斯是在他担任执政官期间献出“丰获”的。想必很少有人会

    相信这么一份内容正合屋大维所愿的史料只是恰巧在这个时候出现，

    至少身为史家的李维(Livy)是不相信的。然而，没有人能够指责屋大

    维捏造文本。[355]

    这个故事里的屋大维看起来未免有些患得患失，他不希望让身为

    贵族子弟的克拉苏得到一个连他也未曾拥有的特殊荣誉。显而易见，

    克拉苏既不是屋大维的反对者，也不可能拥有足以挑战他的实力。克

    拉苏的军权来源于屋大维的信任，他的职位也是由屋大维亲自指定

    的。但就算如此，屋大维也不能容忍他来妨碍自己垄断所有的荣誉。

    公元前28年，屋大维开始把自己的特殊地位化作罗马政治的常

    态。这一年，屋大维和阿格里帕一同担任执政官。之前，在处于紧急

    状态下的公元前31年、公元前30年和公元前29年，屋大维也都担任执

    政官。当时的他几乎一直身处海外，留在罗马的另一位执政官不得不

    独自管理这座城市。然而，在返回罗马以后，屋大维似乎基本上无视

    了同僚的存在。每位执政官原本都有三十名扈从，他们手执法西斯(棍

    棒和斧子的组合)，以此代表执政官拥有惩戒罗马公民的权威。但是，

    自从公元前31年屋大维开始连任执政官以来，他执意要求所有的扈从

    都随他出行。两位执政官本应是共掌权力的同僚，而屋大维的这种做

    法直观地反映了这种理想状态的消亡。而且，这是他有意为之的象征

    性举动，其意义就是展示他大权独揽的地位。不过，在公元前28年，

    他改变了主意。

    六十名扈从不再全部跟随着屋大维，古老的习俗得到了恢复。阿格里帕在公元前28年和公元前27年都与屋大维并列为执政官，并且正常地享有三十名扈从。其实，从宪法和法律的角度来看，扈从分配的恢复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意义。然而，这是一个标志，意味着罗马政治往正常的状态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在公元前28年的某个时间点上，屋大维正式宣布持续了十余年的紧急状态就此结束。[356]

    严格说来，这次的国家紧急状态和三头同盟挂钩。他们三人理应只是为了重建共和国才接受极大的权力的。一旦三头同盟消亡，紧急状态的法律依据也就变得含糊不清。人们很难说清楚现在仍处于紧急状态的原因是屋大维以执政官的权力下达了命令，还是元老院颁布了对抗安东尼的法令。不过，看起来也没有什么人真的在乎这种事情。但是，在公元前28年，屋大维决定着手结束紧急状态了，公民的权利得到了恢复，屋大维还专门铸造了纪念此事的金币(请参考图6)。金币上刻画的屋大维脚边有一盒卷轴，他正在把其中的一份交给一位感激不已的公民。金币的一面印着“皇帝·恺撒神子·执政官·第六次”(IMP·CAESAR DIVI·F·COS·Ⅵ)，另一面则是“他恢复了罗马人民的法律和权利”。同为执政官、积极参与政事的阿格里帕根本没有被提及。屋大维依然没有准备好让其他人也和他一样走上台前，就算是最受他信赖的阿格里帕也不行。不过，至少正常的法律得到了恢复。这就意味着再也不会有不经审判而处死公民以及没收公民财产的事情了。战争结束了，三头同盟的使命想必已经完成。

    公元14年，屋大维给罗马人民留下的遗言—《圣奥古斯都行述》(Res Gestae Divi Augusti)—在他亡故以后面世了。这位开创了帝国时代的首位罗马皇帝对自己的一生做出了这样的结论：
    在我第六次和第七次担任执政官期间，内战之火已然熄灭，全国一致听我号令。于是，我把共和国还给了罗马元老院和人民。[357]

    屋大维和阿格里帕首先需要确认共和国现在有条件自行处理各项事务。他们开展了人口普查(结果为四百零六万三千名公民)，[358]为罗马人民举办了一次净化仪式，还整顿了元老的队伍。

    公元前28年的元老人数或许超过了一千，其中有一部分人还是按照传统途径从低级官员开始逐步升入元老院的。但还有不少人在恺撒或者三头同盟执政时期得到了提携，直接成了元老。屋大维公开表示要审查元老们的资格，并且希望有人能够主动让位。无论原因如何，有一些人确实很配合。接着，屋大维和阿格里帕要求元老们互相担保彼此都有资格继续担任元老。他们希望某些人会因此感到尴尬，进而主动辞职。最后，屋大维和阿格里帕亲自审视了剩下来的元老，除去了一些他们觉得不合格的人。

    这一套流程的设计是为了让这件事情看起来不那么偏颇，但还是难以避免地引发了争论。被迫离开元老院的人深感不满。据说，屋大维一度要穿着胸铠、在十位密友的保护下去主持元老院会议。离去的那些人其实很多是当初为恺撒或者屋大维效劳才成为元老的，屋大维现在的做法相当于背叛了他们。[359]但屋大维和阿格里帕依然认为有必要让元老院恢复一定的威望，为此，他们已经准备好牺牲一部分追随者。

    公元前27年1月，屋大维来到了元老院。他交出了执政官的职位，然后依照罗马传统，宣誓声称自己在任期内处事公正、谨遵法律。在此之前，他从未遵守这个传统，因为当时的他不受法律的约束。随后，在刚刚恢复了地位的元老们面前，屋大维第七次受任为执政官。他的同僚阿格里帕则是第三次。

    1月13日，屋大维对元老们发表了讲话。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历史

    时刻。根据现存的史料，此次讲话标志着罗马政治正常化的进程已经

    步入了最后一个阶段。屋大维交出了地方省份的控制权，元老院和人

    民能够决定地方总督的人选了。这一步同时意味着屋大维放弃了手中

    的庞大军队和巨额的财富。为此，元老们给屋大维颁发了新的荣誉。

    他的新居会被饰以橡树叶冠，得到这项荣誉的通常是拯救了罗马公民

    的性命之人。而他的门旁会种上月桂树，这是阿波罗和胜利的象征

    物。元老院里还会摆放一块金色的盾牌，宣示屋大维身上最为根本的

    四项美德：勇(virtus)、仁(clementia)、义(iustitia)、忠

    (pietas)。[360]

    这次事件几乎必定早在屋大维的计划之内。为了这一天的到来，

    他和阿格里帕已经做了至少一年的准备。不过，这还不是最终的安

    排，还有一些事情尚未解决。三天以后，元老们再度相会。这一次，

    他们展开了更加详细的讨论。最后的结果是，屋大维有权控制西班牙

    的绝大部分地区、高卢、日耳曼尼亚、叙利亚、塞浦路斯、埃及、腓

    尼基(Phoenice，叙利亚沿海地区和黎巴嫩)和奇里乞亚。除了马其

    顿、达尔马提亚和阿非利加(今天的突尼斯)以外，这些由屋大维掌控

    的省份已经包括了所有时常面临军事威胁的地方。之后，元老们又给

    屋大维颁发了一项殊荣—他们让屋大维有了一个全新的名字。这一年1

    月16日，以奥克塔维乌斯之名出生、以恺撒之名立业的那个男孩成了

    奥古斯都。[361]

    从公元前28年开始，到公元前27年1月最终协议的出台，屋大维成

    功地重塑了自己的权力。三头同盟时代的特殊权力被他抛到了一边，

    元老院得到了改革，法律的权威得以恢复，共和制度全面复苏，屋大

    维认可并恢复了元老院和人民的最高权威，元老院则报之以无上的荣

    誉。然而，我们还是能够察觉到奇怪的地方，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刚刚

    得名的奥古斯都会离开政坛。他仍旧是地位超然的政治人物，统治着

    无比广大的领土。他依然担任着执政官的职位，并且会不间断地担任

    到公元前23年6月为止。

    从古典时代开始，包括史家卡西乌斯·狄奥在内的很多后人都把

    公元前27年1月庆祝共和国恢复的元老院会议视作帝国诞生的标志。

    [362]不过，狄奥也看到了其中的矛盾之处。现实往往是复杂、混乱

    的，政治就是如此。共和国的恢复确实意味着传统的政治运作方式又

    回到了罗马，但罗马的政治精英们还得再花十年乃至更久的时间来掌

    握如何在一个自相矛盾的政局里行事—重新确立的共和制度与一个拥

    有巨大权威的人物并存。公元前27年1月，罗马人创制了奥古斯都。接

    下来，他们还须切身体会这件事情的意义。

    [1] 即今天的塔兰托(Taranto)。—译者注

    第十三章　奥古斯都的诞生

    [339] Josephus, Antiquitates , 15.6.约瑟夫斯的记录很详细，但某些

    内容有可能是他编造的。

    [340] Suetonius, Caesar , 7; Plutarch, Life of Caesar , 11.

    [341] Dio, 51.16; Suetonius, Augustus , 18.

    [342] P. Oxy . 1453.

    [343] Dio, 51.20-21.

    [344] Dio, 51.19.狄奥的文字看起来像是在引用罗马的官方布告。

    [345] Dio, 51.20.

    [346] Dio, 51.21.

    [347] Dio, 55.9. Res Gestae , 14; Res Gestae , 7. Res Gestae ,

    13有奥古斯都本人运用“元首”（princeps）这个词的实例。

    [348] Dio, 51.21.

    [349] Fasti Triumphales Barberini记载了古典时代举办的历次凯旋仪

    式，其中有公元前 29年8月13日和8月15日纪念达尔马提亚和埃及战事的凯旋仪

    式，却未曾提及有关阿克提翁的凯旋仪式。

    [350] Dio, 51.22.

    [351] Dio, 53.1; Propertius, 2.31.

    [352] Dio, 53.22; 53.27.

    [353] Res Gestae , 10; Dio, 54.27；也可参考54.15。

    [354] Velleius Paterculus, 2.88.

    [355] Livy, 4.20; Dio, 51.23-37.

    [356] Dio, 53.2.

    [357] Res Gestae , 34.

    [358] 罗马人之前所做的普查只统计男性人口。而屋大维和阿格里帕的这次很可能有一些调整，其具体情况尚无定论。不过，综合各方意见以后，我们大概可以说他们这次普查统计了女性人口，同时或许把儿童人数也计算在内。
    [359] Dio, 52.42; Suetonius, Augustus , 35.
    [360] Dio, 53.2-11; Res Gestae , 34; Ovid, Fasti , 1.589-90; Fasti Praenestini(January 13) .

    [361] “奥古斯都”的含义大概是“尊敬的”，但这个词也有“增长”“壮大”的意思，暗示着奥古斯都会让罗马发展壮大。
    [362] Dio, 53.17.

    第十四章 奥古斯都的共和国

    公元前27年1月16日，罗马元老们亲身经历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历史节点。也许，他们会深思自己究竟做了什么。这也难怪，因为在这三天时间里，他们一起见证了罗马政治传统的恢复、共和国的重生。然而，奥古斯都依旧是罗马政局里独一无二的角色。对于罗马传统政治文化而言，奥古斯都的存在就和他的养父当年一样格格不入。

    从某个角度来看，这次达成的协议仿佛是历史的重现。在过去的

    一百年里，共和国遭遇了许多次震动整个罗马的大危机，但在每次危

    机以后，罗马的政治制度总是能够大致恢复为原来的模样。罗马政治

    文化的核心要素是人民主权和贵族统治，罗马革命对这种秩序发起了

    挑战。士兵们颠覆了共和国，以恐怖的手段对待贵族阶层，许多贵族

    或是被杀或是被夺走了财产。在三头同盟时期，意大利地区的财富经

    受了大规模的再分配，意大利的人口分布也随着老兵们入驻殖民地而

    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时至公元前30年，屋大维已经成为一张巨大的政

    治关系网络的中心人物。他由此控制了无数的资源，成为地中海世界

    毋庸置疑的主人。

    然而，就算奥古斯都已经是大权在握的统治者，他也还面临着具

    体如何统治罗马的问题，他还是需要地主、贵族们来担任军官、祭

    司、法官、市长和较低级的官员。他手中的确凝聚了莫大的权力，他

    大概可以凭此扫除五百年共和国历史积攒下来的种种传统，然后从零

    开始。但是，奥古斯都自己就是一个传统的罗马人，他也是在保守的

    等级制度文化下成长起来的。罗马不仅指代着意大利半岛中部的那座

    城市，还意味着那一套守旧的文化和传统，要扫除元老院和被元老们

    奉为圭臬的传统，就势必要给罗马的古老秩序也画上一个句号。这也

    就相当于抛弃罗马的光辉历史，建立另一座全新的城市。严格说来，

    创造一个全新的罗马并不是完全不可设想的事情。但是，安东尼或许

    就是前车之鉴。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是一个超级大国的政治、文化、宗

    教、经济中心，像安东尼那样转而以亚历山大为首同样不是不可设想

    的事情，却非常难以实现，有些人大概就是因此才选择了对抗安东

    尼。

    不过，罗马的政治精英们未必会一味地因循守旧。除了罗马本身

    的历史以外，他们还能借鉴于希腊世界里各种各样的城邦、联盟、王

    国。虽然未免有些雾里看花之嫌，但是罗马人确实对别国的政治传统

    有所了解，还有可能在某些情况下加以效仿。如前文所述，奥古斯都

    曾经尝试着把自己的形象塑造成神。他参考了君主制的埃及、波斯和

    希腊化诸王国，仿照了它们神化统治者的传统。但他最终效仿出来的

    结果非常新颖，具备罗马的特色，不同于这些君主国，甚至还发展出

    一套独特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罗马的君主有着更加强大也更加血

    腥的权威，他们受到的约束较少。而且，罗马的君主制在很大程度上

    违背了传统。公元前27年，在罗马城的中心，奥古斯都的周围是这座

    城市的各个纪念建筑，它们就像是传统的化身。奥古斯都的面前则是

    身着紫边白底托加袍的列位元老以及古老的神殿和诸神。此时的奥古

    斯都是否已经大胆地设想出一整套全新的罗马之道了呢？

    极少有史料能够表明奥古斯都是一位卓有创见的思想家。古代的

    史家喜欢想象奥古斯都为属于他的全新国家设计未来蓝图的景象，甚

    至还会把他最亲近的顾问阿格里帕和麦奇纳斯也加进来，设想他们在

    一起抽象地讨论着该如何治理罗马。然而，奥古斯都很可能并不是一

    位高瞻远瞩的政治制度设计师。他和其他的绝大多数革命者一样，深

    受过往历史的束缚，常常试图从过去汲取智慧，用以解决当下的问

    题。他和其他的绝大多数政治人物一样，忙于应付眼前的麻烦，通常

    只能就特定的问题找到特定的解决办法。而罗马人则和其他民族一样

    需要在政治生活中体会到安全感。在动荡的时期，他们需要得到安

    抚。革命会造成很多问题，因为整个世界都会因革命而变得上下颠

    倒，让人们难以用传统来指导自己的社会、政治生活。人民需要安

    定，但只有他们所能理解的社会、政治秩序才能让他们感觉到安定。

    也就是说，他们需要一套熟悉的秩序。奥古斯都承诺过要为罗马人民

    带来和平，但光凭内战的结束(以雅努斯神庙大门的关闭和凯旋仪式的

    举办为标志)还不足以实现真正的和平，奥古斯都必须让社会秩序稳定

    下来。

    但是，公元前28年和公元前27年的罗马政局显然有着内在的矛盾

    之处。奥古斯都遇到的是根深蒂固、干系重大的全新问题，他不能选

    择忽视，因为这些问题不会自行消失。在这些问题的影响下，罗马政

    治的模式不得不改变，罗马人不得不经历一场革命。罗马革命纯粹是

    实事求是的结果。它不是在某个伟大的乌托邦理想的引导下产生的，

    其根源就是罗马社会内部的政治斗争。军队摧毁了元老们的权力，为

    三头同盟的掌权做好了铺垫。而包括后三头同盟在内，所有的政治领

    导人都必须处理好两件事—如何满足追随者的需要、如何维持住自己

    的权威。正是为了解决这种极其现实的问题，安东尼和屋大维才采用

    了有别于罗马传统的方式来宣传自己的权力和统治。因此，尽管安东

    尼和屋大维之间的确有着不少的差异，但他们身上的相似之处更是多

    得引人注目。

    然而，渐渐地，屋大维还是转向了比较保守的做法，恢复旧貌成

    了他所建立的新政权的核心。不论是重建神庙、政治机关，还是重塑

    道德风气，奥古斯都把自己塑造为保守的政治文化的代表。差不多自

    屋大维得名奥古斯都开始，就有一些保守的思想家倾向于仅从表面上

    看待奥古斯都的所作所为，把屋大维的新名字看作新时代的标志，把

    保守的奥古斯都政权和屋大维时代的暴力统治割裂开来。如果以鼓吹

    道德教化的保守观点来看，我们很容易忽视奥古斯都政权的矛盾之

    处。奥古斯都或许确实说着传统的话语，以传统的方式统治着罗马，

    但他本人的存在、他在罗马政治当中的核心地位、他的一言一行显示

    出的莫大权力都全然违背了罗马的传统。现代的历史学家们有时候似

    乎忘记了奥古斯都的过去，忘记了他的权力基础，反而专注于他巩固

    了地位以后的举动。但是，当时的罗马人恐怕不会这样健忘。

    公元前28年和公元前27年的共和国的恢复只是屋大维新出台的保

    守政策的第一阶段。为了让旧时代的政治文化复苏，屋大维必须同时

    恢复元老院的权威，因为这一整套制度的正常运转是离不开元老院

    的。他们是执政官的顾问和后盾，为执政官的行为赋予了道德的力

    量，而要让元老们发挥出这个作用就必须先让元老院具有权威。但

    是，让元老们重获权力又难免会导致奥古斯都的地位遭遇质疑。于

    是，虽然奥古斯都政权有必要恢复元老们的权力，但这件事的最大阻

    碍恰恰是奥古斯都本人的权力。

    影响奥古斯都政权立足的最大难题就是这个矛盾，奥古斯都必须

    妥善地解决自己的地位问题。他现在拥有的权势就算纵观罗马历史也

    无出其右者，但他无意像苏拉那样在复古改革完成以后急流勇退。在

    公元前28年1月，屋大维的统治依据是紧急状态下虽然不明晰但毋庸置

    疑的莫大权力。当然，屋大维的权力归根结底来自听命于他的强大军

    队和平民大众对他的支持。但紧急状态的存在让他合法地掌握了凌驾

    于法律之上的权力，虽然他在运用这种权力之时还是利用了执政官的

    传统身份。然而，在他宣布紧急状态结束之后，这种权力就显得不合

    时宜了。异乎寻常的权力总是难以在正常时期找到存在的依据，这是

    个让很多独裁政权都困扰不已的问题。因此，在开启奥古斯都时代的

    过程当中，屋大维抛弃了这种权力。不过，奥古斯都的权力本就不依

    赖于法律的认可，他的根基是金钱和暴力。这种宪法层面上的调整几

    乎不会影响到他的实权。

    法律是为政权提供统治正当性的一种传统手段。但既然法律无能

    为力，奥古斯都政权就把自己的统治正当性的来源解释为人们对奥古

    斯都的一些个人品质的尊重。换言之，他正是凭着这些个人品质才打

    破了元老之间人人平等的惯例，成为超群绝伦的存在。我们必须带着

    这种观点去看待元老院颁发给奥古斯都的荣誉：其宅邸的特殊标志、

    他和神明的联系、元老院里的那个赞颂其美德的金色盾牌。奥古斯都

    本人也对这种变化做出了解释。他声称在公元前27年以后，他的权力

    和其他官员是相等的，他胜于旁人的地方不在官职，而在于他的“权

    威”(auctoritas)。[363]“权威”既是政治属性，也是个人属性。奥

    古斯都的统治依据从三头同盟时代合法取得的违法权力变成了他凭着

    自己的优异品质而获得的个人权威。

    奥古斯都的统治经由多年连任执政官而得到了巩固。执政官的连

    任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最著名的例子大概就是马略，他在公元前2世纪

    末多次连任执政官。但是，之前的例子都是为了应对危机才出现的，

    马略得以连任是因为国家需要他凭着出众的能力和声望来解决国家的

    危机。而在公元前27年，我们很难说罗马遇到了什么威胁。奥古斯都

    连任执政官的理由看起来似乎不太充分，他在紧急状态结束以后继续

    统治罗马的理由只能是他具备了特别优秀的道德品质和领导才能。但

    是，元老治国的核心就是分享官职以及让元老们(在同一等级内)保持

    平等。因此，奥古斯都依然是让元老们头疼的异常存在。

    不过，把政治个人化还造成了一些别的影响。既然奥古斯都拥有

    的是个人的道德权威，那么他就需要让人们看到他的道德约束力和领

    导才能。因此，在整个奥古斯都时代，我们都能看到他在努力地以各

    种方式展示这些与政治挂上了钩的个人品质。他的主要手段是在战场

    上建功立业，但他也曾试图在宗教和家族领域显示领导能力。奥古斯

    都时代的罗马新秩序需要严格的约束，需要剔除那些导致了百年动荡

    的混乱因素，只有深刻的社会改革才能还罗马以和平。

    但这种和平是有代价的，这是奥古斯都政权不愿让人了解的事情。奥古斯都政权的严格约束压制了共和国自古以来的自由。虽然听起来或许有些别扭，但一定程度上的混乱其实是民主(或伪民主)制度运行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共和国时期的罗马政治本就是有些混乱的，竞选犹如战斗，精英之间时常爆发非常激烈的竞争。剔除旧制度当中的混乱因素等同于摧毁传统政治的一大支柱。罗马得到了和平与秩序，而代价就是失去自由，接受奥古斯都的统治。

    属于军队的政权？

    传统的罗马政治史偏爱讲述贵族之间的故事，但其他的政治力量同样不容小觑。元老们是在屋大维的胜利纪念品环绕下展开政务讨论的，他们每时每刻都能由此回忆起(虽然他们应该永远也忘不了)屋大维的敌人最终都落得怎样的下场。不过，最让他们噤若寒蝉的还是奥古斯都手中的军权。

    奥古斯都受命掌控了许多地方省份，其中的绝大部分都驻扎着为

    数众多的军队。让这样规模庞大的军队继续听从奥古斯都指挥的理由

    是这些省份都频发战事，而奥古斯都既有崇高的威望又有充足的军事

    经验。当然，他分身乏术，不可能直接指挥所有地方的军队，他会派

    精心选出的亲信去代表他统率部队。不过，虽然有代表的存在，但奥

    古斯都和阿格里帕还有后来奥古斯都家族里的核心角色都长期身处地

    方省份，和军队待在一起。毕竟，这些军团是他们最重要的支持者。

    总之，奥古斯都成功地维持住了对军队的掌控。

    罗马军队有着巨大的人力需求。二十八个军团共十四万的罗马男

    性需要离开意大利，去地中海世界的各个角落为国效力。而且，其时

    限长达十六年。他们的报酬是定期发放的薪水和不定期发放的奖金，

    虽然奖金后来也有了固定的发放规定。根据人口普查的结果，此时的

    罗马公民总数为四百万出头。也就是说，罗马的人力有大约百分之十

    一在军队里，这些人就是最直接受益于奥古斯都的统治的群体。而

    且，在之前的内战结束以后，有不少的老兵退伍后拿到了殖民地里的

    大量土地。这两部分军人相加就构成了一股人数众多、实力雄厚的势

    力。

    除了军团以外，奥古斯都还有别的部队。在公元前27年的最终协

    定出台以后，他首先在意大利设立了一支卫队，其薪水是普通军团士

    兵的两倍。这种卫队早有先例，共和国时代的将军们也曾设立过这种

    部队。尤里乌斯·恺撒就有一支规模较大、发挥过许多作用的卫队。

    而奥古斯都的卫队很可能有大约五千人，具备比较强的实力。虽然这

    些卫兵大多被奥古斯都分别派往意大利的各座城市，留在罗马的人数

    其实很少，但这毕竟是突破了共和国时代惯例的事情，一般的执政官

    可不会有这样的直属军队。他们的存在非常直观地表明了奥古斯都的

    权力究竟来自何方，同时也说明了军队仍然是罗马政局里相当重要的

    一股力量。[364]

    公元前27年1月的事件标志着罗马政治的程序恢复了正常，但罗马

    政治本身已经发生了变化。罗马政治运转的方式和不少的政治文化都

    保留了共和国时代的风貌，以贵族阶层的传统和价值观为核心。然

    而，奥古斯都还牢牢地把持着大权。不过，这种矛盾的状态至少给政

    治讨论提供了空间，因为奥古斯都政权需要遵守旧时代的规矩，以免

    奥古斯都被当作独夫。但共和国时代的规矩显然不会允许有奥古斯都

    这样独揽大权的人物存在。因此，在公元前27年1月，元老们并不确定

    自己究竟促成了什么，也说不清新的政治秩序的本质。不过，就是这

    种不确定为政治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的空间。

    共和国恢复以后的政治局面

    公元前27年下半年，奥古斯都离开了罗马，准备开始治理他的省

    份。他先去了高卢，打算入侵不列颠，[365]但这个计划因故被搁置

    了。于是，奥古斯都转而在高卢展开了人口普查。这年末，他离开了

    高卢，来到西班牙亲自指挥比利牛斯山区的战事，一直到公元前24

    年。虽然在这期间，他都担任着执政官的职位，但他从未觉得有必要

    返回意大利。[366]在这场战争结束以后，他让一部分军人退役，在西

    班牙设立了一个殖民地。

    在奥古斯都外出之时，意大利的事务看起来大多是由阿格里帕来

    处理的。他正忙于在罗马的战神广场上兴造建筑，其重点项目是尤里

    乌斯会堂(Saepta Julia)。这是罗马选民们集会表决法案、选举低级

    官员的场所。在为会堂命名之时，阿格里帕没有使用自己的名字，而

    是使用了奥古斯都的名字。同样在这一时期，阿格里帕建造了一座浴

    场(罗马城内耗资最多的公共建筑之一)和一个被称为尼普顿大厅

    (Basilica of Neptune)的建筑。这个尼普顿大厅里展示着纪念奥古斯

    都海战胜利的画作。阿格里帕还主持了奥古斯都的女儿尤莉亚和奥古

    斯都的外甥马尔凯卢斯的婚礼。此外，阿格里帕在他自己的居所遭遇

    火灾以后，入住了奥古斯都在帕拉提翁山上建造的宅邸。阿格里帕不

    只是奥古斯都的左右手，他还分享了奥古斯都的权力。奥古斯都的这

    幢宅邸当然已经在公元前27年得到了元老院颁发的荣誉，但随着阿格

    里帕的迁入，它看起来越发像是一座皇宫了。[367]

    然而，奥古斯都等人面对的事情并不总是这么简单。大概在公元

    前25年的时候，负责治理埃及的科涅利乌斯·伽卢斯因政治斗争而丧

    命。当初，公元前30年下半年，屋大维在动身返回罗马之际任命他为

    埃及总督。这或许是个合乎实际的决定，却引发了不小的争议。伽卢

    斯恰巧是一位知名的诗人，但他不是元老，而是次一档的骑士。而一

    般说来，像埃及这样规模较大、地位重要的省份都会由元老来管辖。

    伽卢斯一度忙于管理刚刚成为罗马省份的埃及。他既要在埃及主

    持建立罗马的统治秩序，还要前去镇压一场大规模的叛乱。到了公元

    前29年4月15日，伽卢斯已经在命人制作纪念胜利的铭文。他自称在十

    五天内制服了叛军，占领了五座城市，然后率军跨越了埃及的边界，

    进入埃塞俄比亚，并且在当地建立了罗马的霸权地位。[368]伽卢斯的

    总督生涯似乎非常成功。然而，他的敌人已经蠢蠢欲动。

    一个叫作瓦列里乌斯·拉尔古斯(Valerius Largus)的人对伽卢斯

    发起了控告，他提出的名目让人感到有些费解。他声称伽卢斯在埃及

    竖立自己的雕像，还制造了吹捧他自己的铭文。这当然都有可能是真

    的。但按照罗马法律，这种自吹自擂的行为很难称得上是犯罪。经过

    一番争论，奥古斯都和伽卢斯决裂了。然后，伽卢斯又因一个含糊的

    罪名而遭到了起诉，他的处境变得越发艰难。虽然看起来有些不可思

    议，但这一回，据说伽卢斯在暗中策划革命。之后，他被定了罪，遭

    到了流放，他的财产被转交给奥古斯都。接着，伽卢斯自杀了。据

    悉，在听说伽卢斯的死讯时，奥古斯都流下了眼泪。考虑到他一生中

    明明杀人如麻，这种动情的表现让人不禁感到有些意外。

    成功除掉了伽卢斯的瓦列里乌斯·拉尔古斯并没有享受到多少的

    喜悦。有一次，有一个人带着一个书写板，在一堆朋友的陪伴下靠近

    了拉尔古斯，然后问他是否认识自己。拉尔古斯表示他不认识。然

    后，这个人就叫他的那一群朋友都过来见证拉尔古斯的回答。此外，

    有一个名为普罗库莱乌斯(Proculeius)的人也有类似的举动，他是奥

    古斯都身边的圈子里的人。每次偶遇拉尔古斯之时，普罗库莱乌斯都

    会用手紧紧地捂住嘴巴，以此表示在拉尔古斯面前说话是很危险的。

    [369]

    伽卢斯之死让我们得以看到奥古斯都时代早期的罗马还未完全稳

    定下来，奥古斯都政权随时准备动用暴力。不过，伽卢斯的政治地位

    不是很高，他是不可能威胁到奥古斯都政权的。也许，他说了某些不

    该说的话，然后被拉尔古斯汇报了上去。伽卢斯是极受奥古斯都信赖

    之人。如若不然，他不可能得到埃及总督这样重要的职位。但是，包

    括他在内，有许多人都会在接下来的这些年里逐渐发现，帝国时代有

    了新的规矩。无论伽卢斯究竟做了什么或者说了什么，至少他让奥古

    斯都感觉到有必要惩处一下这位朋友了。但就在这个时候，元老们介

    入了。伽卢斯不属于元老之列，他是奥古斯都政权的受益者。在当时

    的政治条件下，反对奥古斯都之人不会公开挑战他本人。因此，虽然

    元老们在斥责伽卢斯之时表现得对奥古斯都忠心耿耿，但其中某些人

    很可能只是想要铲除这么一个奥古斯都政权培养起来的新贵而已。

    帝国时代的政治让友谊的面貌也不得不发生改变，而友谊是罗马

    政治文化的核心要素。因此，伽卢斯事件反映出的是一个相当重大的

    转变。罗马精英们向来珍视畅所欲言的自由，但伽卢斯事件宣示了言

    论自由的时代已经结束。无论伽卢斯受到了什么指责，支持奥古斯都

    的那些元老都只能附和，以此展示他们对奥古斯都的忠诚，因为此时

    公开站在伽卢斯那边就相当于宣布自己是现政权的敌人。而且，奥古

    斯都当时不在罗马，他几乎没有干涉这件事情。伽卢斯是在一种可怕

    而强大的推力下走向死亡的。时人或许少有察觉，但当奥古斯都表明

    他反对伽卢斯之时，伽卢斯就已经死了。

    公元前24年上半年，在离开了将近三年以后，奥古斯都开始从西

    班牙返回罗马，得知此事的元老们纷纷表决同意给奥古斯都颁发更多

    宗教和政治领域的荣誉。这几乎要成为一项新传统了。元老们要建造

    一座奥古斯都和平圣坛(Altar of Augustan Peace)，用以庆祝他胜利

    回归。奥古斯都还得到了免受法律的强制要求的权利。虽然他的权力

    并没有因此而增长，但这项特权进一步凸显了他的特殊地位。此外，

    元老们还给莉薇娅(Livia，奥古斯都之妻)的儿子提比略、奥克塔维娅

    (奥古斯都的姐姐)的儿子马尔凯卢斯颁发了荣誉，仿佛在宣布现在这

    个共和国的本质其实是君主制。提比略获许提前五年满足各项公职的

    年龄限制，并且即刻被选入了元老院。马尔凯卢斯刚刚和奥古斯都的

    唯一后代尤莉亚成婚，元老们直接任命他为第二档次的罗马官员(裁判

    官)，将他选入元老院，同时允许他提前十年参选执政官。[370]在自相

    矛盾的奥古斯都的共和国里，传统的共和国官职被保留了下来，并且

    成了奥古斯都政权的门面。但这些官职都会被元老院交给奥古斯都的

    家族成员，其唯一理由就是褒奖这位实际上的君主。

    奥古斯都政权矛盾的本质引发了人们的不满。他宣布了共和国已经得到恢复，却依然手握重权，他的家人甚至也得到了荫庇。所有人，尤其是元老，都不可能不知道这两种现象是互相矛盾的。罗马的保守政治文化不停地受到挑战，人们越来越无法忽视奥古斯都的本质是一位专制君主。当奥古斯都的共和国在公元前27年1月被创造出来之时，人们肯定能够清晰地看到这一点。后来，奥古斯都没过多久就离开了罗马，让这种本质得到了些许的掩盖。然而，随着他的归来，人们不可能再假装这个共和国还是以前的那个共和国。在接下来的两年内，这种潜在的不满情绪会酝酿出一场巨大的政治危机。

    奥古斯都共和国的危机

    公元前23年1月，年仅三十九岁的奥古斯都第十一次就任执政官。他已经史无前例地连任了九年。在这一年较早的某个时候，罗马又一次受到了周期性流行病的侵袭。病魔当然不会在意人的社会地位。奥古斯都患病了，而且一时之间高烧不退，他的身体渐渐衰弱下去。看起来，他很有可能会一命呜呼。于是，他把亲信和一些国家官员召到了身边，然后把各种官方文档交给了另一位执政官，其中包括了详细的军队部署和财政方面的记录。由此可见，另一位执政官之前无权查看这些文档。奥古斯都还把自己的玺戒交给了阿格里帕。这些举动显然意味着他决定把民政权力交还给正规的国家官员，同时让阿格里帕成为他的私产及政治继承人。[371]

    随着病情的恶化，奥古斯都的医生安东尼乌斯·穆萨(Antonius Musa)变得越来越焦急。最后，他拖着奄奄一息的奥古斯都去洗了一次冷水浴，这种快速降温的手段居然成功地让奥古斯都退了烧。

    这次疾病让许多人开始考虑奥古斯都死后会发生什么事，元老们议论纷纷。有人说，他打算把整个国家交给他指定的继承人。当然，从法律规定和实际运作来看，共和国是不可能被这样转交出去的。共和国的官员依法掌权，也势必要依法卸职。奥古斯都固然可以像恺撒一样指定私产继承人，但这种做法不是转移政权所属权的公认程序，其政治意义是不明确的(虽然无疑会有很大的意义)。但如果指定下一任的国家领导人，那就相当于宣布罗马现在就是一个君主国。

    对于这种传言，奥古斯都不得不做出回应。他带着遗嘱来到了元老院，提议宣读遗嘱。没有人表示同意。首先，要求他读遗嘱会显得自己不信任这位权势滔天的大人物。其次，他既然主动提出要宣读遗嘱，那么肯定不会读出什么不利于他的内容。而且，遗嘱是私密的文件，理应在订立者死后才公之于众。罗马人会在遗嘱里把财产分享给朋友，表明自己是个忠于友谊之人。换言之，遗嘱是订立者对自己的社会关系的确认。因此，罗马人认为遗嘱是非常重要的。元老们当然不愿意公然强迫奥古斯都宣读这么一份私密之极的文档。

    此时，有可能成为“皇位继承者”的有两个人：其一是年纪尚轻

    的马尔凯卢斯，其二是奥古斯都的政治伙伴阿格里帕。如果以后来的

    皇位继承案例来看，即使马尔凯卢斯没有官职，也没有政治、军事经

    验，他也应该会继承皇位，因为他既是和奥古斯都关系最近的男性亲

    属，也是奥古斯都的女婿。但奥古斯都向来不感情用事。就算是在公

    元14年，他似乎也计划着让权力最大、经验最足因而也最有个人权

    威、最有政治影响力的亲属来成为第一位接手皇权之人。因此，在公

    元前23年的政治环境下，奥古斯都只会选阿格里帕来当他的政治继承

    人。

    阿格里帕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将军，他也在罗马城内主持兴造了许许多多的建筑。而且，中下层的罗马人看起来也很爱戴他。当奥古斯都身处西班牙的时候，阿格里帕实际上在代表奥古斯都管理罗马。虽然他的家族背景比不上马尔凯卢斯，但马尔凯卢斯的经验毕竟太少。阿格里帕得到大多数军人拥护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况且，奥古斯都把玺戒传给了阿格里帕。

    我们不清楚传玺戒这种举动究竟具有怎样的意义，当时的罗马人

    或许也难以做出定论。但至少，这种举动留下了政治猜想的空间。阿

    格里帕起码由此得到了某种超然于法律之外的权威。看起来，玺戒的

    传承意味着就算奥古斯都去世了，罗马也不会脱离恺撒派势力的掌

    控，因为阿格里帕会凭此而有权继承奥古斯都的政治地位。不过，如

    果说奥古斯都政权还能勉强算是共和国历史上的例外，那么其继承者

    的出现就让它显得不像是例外，而是某种可以承继下去的制度创新

    了。随着罗马的政局变得越来越紧张，阿格里帕便奉命到东方去替奥

    古斯都巡视诸省，他又一次成了奥古斯都的代表。阿格里帕的东方之

    行就好像是奥古斯都之前去高卢和西班牙逗留的那三年。他的离去让

    他得以完全避开旁人的攻击，也让那些执着于共和制度的元老暂时安

    分下来。[372]

    奥古斯都正承受着不小的压力。公元前23年7月，他离开了罗马，到城郊的一处圣地去庆祝“拉丁节”(Feriae Latinae)。7月1日，奥古斯都在节庆上辞去了执政官的职务，指定卢奇乌斯·赛斯提乌斯(Lucius Sestius)为继任者。赛斯提乌斯是布鲁图斯的拥护者，而且一直到现在都还在公开地赞扬布鲁图斯诛杀暴君的行为。这个继任的人选不太可能没有经过事先的挑选。奥古斯都想要由此来表明共和国真的恢复了，现在的政府就是正常的共和政府。

    然而，实际情况依旧有别于共和国时代，奥古斯都取得了保民官的权力(tribunicia potestas)。他并没有担任保民官，但他拥有保民官的权力和职责。由此，奥古斯都宣示了属于他的政治版图。他会按照宪法和法律，以人民守护者的身份限制执政官的权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一举动让奥古斯都政权回到了三头同盟时代。当时，后三头提出的兴兵理由就是反对一小撮元老侵犯人民的权利。而现在，元老们或许成功地让奥古斯都交出了执政官的职位，但他不会就此放弃。

    正当政坛上风云变幻之时，奥古斯都不幸遭遇了一场悲剧：马尔

    凯卢斯病逝了。他也和奥古斯都一样发了烧，穆萨也试着给他洗了冷

    水澡，但这一次没有见效。就算阿格里帕会在奥古斯都万一病逝之时

    继承他的政治地位，马尔凯卢斯也仍然是未来的继承者，他的死亡让

    奥古斯都失去了所有的男性近亲。马尔凯卢斯得到了火葬，其骨灰被

    放在了台伯河畔战神广场上的奥古斯都陵墓当中。这座陵墓会成为奥

    古斯都的家族公墓，在未来的五百年里纪念着罗马的第一代皇室(请参

    考图7)。卡皮托里翁山脚尚未完工的一座剧院被命名为马尔凯卢斯剧

    院(请参考图8)，即使经过了两千年的岁月洗礼，这幢宏伟的建筑也依

    然让人惊叹不已。

    四五年后，维吉尔的伟大作品《埃涅阿斯纪》问世了。这是一部

    讲述罗马建城史的神话史诗，其中有一幕预言的场景。维吉尔让主人

    公埃涅阿斯来到地下世界，看到了一系列领导着罗马从难民聚居的小

    城镇成长为征服世界的大帝国的英雄人物。[373]想来，维吉尔最后应

    该会以光荣无限的奥古斯都时代收尾，他在其他的预言场景里确实就

    是这么安排的。但在这一幕当中，最后出现的是年轻的马尔凯卢斯的

    亡魂和他在战神广场上的葬礼。这一幕的寓意是，马尔凯卢斯原本会

    成为最伟大的罗马人，但就连诸神都为此感到嫉妒，出手夺走了他的

    性命，让罗马人民失去了一位英雄。一般说来，很多人都青睐于英年

    早逝、天妒英才之人，畅想着这些人如果活了下来，实现了自己的抱

    负，是否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让历史产生“另一种可能”。但是，

    维吉尔为马尔凯卢斯所写的这个故事看起来和皇室很有关系，尤其是

    考虑到马尔凯卢斯在去世的时候还根本没有取得什么值得一提的成就

    (和其他的这类人物不太一样，比如，遇刺的美国总统约翰·F.肯尼

    迪)。

    尽管奥古斯都政权能够大张旗鼓地纪念去世的马尔凯卢斯，把他

    的名字长久地留在罗马的建筑上，但奥古斯都对权力的掌控开始显得

    有些脆弱了。马尔凯卢斯之死震动了奥古斯都政权。如果说维吉尔是

    抓住了一些民众在马尔凯卢斯的葬礼上表露出来的态度，那么这场葬

    礼本身则清晰地宣示了罗马已经拥有了君主制的基础。许多人，尤其

    是平民表现得仿佛罗马已经是一个君主国了。虽然公众表达出这样的

    态度可以算是对奥古斯都政权的支持，但同时也有一定的风险。参加

    了葬礼、目睹了这一切的元老们都知道马尔凯卢斯还只是个孩子，他

    们会清楚地意识到奥古斯都交给他们的这个所谓恢复了的共和国里有

    一个皇室一般的家族存在，公众为这样一个年轻而几乎没有政治经验

    的男孩深切哀悼，正是证明了他们愿意让这个家族以皇室之身统治国

    家。奥古斯都共和国的君主制与共和制并存的双重性质暴露无遗。

    我们或许可以把奥古斯都辞去执政官职务的举动视为一场正在发展的政治危机的结果，把阿格里帕派去东方可以让他免于和元老们发生正面冲突，也表明了阿格里帕在帝国政权中的独特地位。可是，皇位继承人和恢复了的共和国格格不入，就连奥古斯都本人也是如此。如果共和国真的已经恢复，那么辞去了执政官职位的奥古斯都就没有理由再留在罗马了。他本就有治理地方省份的职务在身，逗留于罗马只会让他成为君主制本质的最好证明。自公元前49年恺撒渡过卢比孔河以来，元老院的权力一直都处在个别强权人物的严重干扰之下。假如元老们真的能够让奥古斯都离开罗马，他们就可以重获久违的统治地位。

    虽然现在的政治局势已经比较复杂了，但奥古斯都还遇到了一场

    和政治密切相关的审判。这次审判的直接当事人是曾经担任马其顿总

    督的马尔库斯·普里穆斯(Marcus Primus)，他应该是克拉苏的继任

    者。马其顿是个战事频发的省份，普里穆斯在任期间和当地的奥德吕

    赛人(Odrysians)发生了冲突。他的作战很成功，但他在作战之时率军

    跨越了自己的省界。严格说来，这是违法的。大约在公元前23年，他

    回到了罗马，然后立刻就受到了指控。普里穆斯和奥古斯都走得很

    近，他掌控的马其顿是一个很重要的省份，驻扎着大量的军队。奥古

    斯都显然不太可能会坐视一个有可能与自己为敌的人掌握马其顿。为

    普里穆斯辩护的就是和奥古斯都关系很亲密的卢奇乌斯·穆雷纳

    (Lucius Murena)。不过，普里穆斯的自辩词有可能给奥古斯都带来一

    些麻烦，他声称自己走出省界是因为马尔凯卢斯(这大概会被看作在代

    奥古斯都传讯)或奥古斯都本人传来了命令要求他这样做的。

    然而，不管是奥古斯都还是马尔凯卢斯都没有下达这种命令的权威。以罗马的标准来看，马尔凯卢斯只是一个没有任何公职的男孩，他没有权力对普里穆斯这样的高级官员下达指示。奥古斯都其实也不行。如果马尔凯卢斯确实参与其中，他的角色会十分有力地证明奥古斯都真的正在罗马共和国里打造一个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王朝。如果传讯的是奥古斯都本人，情况会稍微好一些，因为奥古斯都当时还是执政官。但这还是有君主制作风的嫌疑，因为共和国的军事政策向来由元老院掌握。

    这是一场政治审判，其目的是摧毁普里穆斯的政治生涯。如果陪

    审员们对他的说法表示认可，宣判他无罪，那么这几乎相当于宣布奥

    古斯都和马尔凯卢斯就是事实上的皇族。如果他们表示反对，那么和

    奥古斯都交好的普里穆斯的政治前途就毁了。让所有人深感意外的

    是，奥古斯都出庭做证了。他宣称普里穆斯所说的命令根本就不存

    在。穆雷纳大怒，他质问是谁传唤奥古斯都出庭的，奥古斯都又为什

    么要以证人的身份出庭。奥古斯都回答：“共和国。”他在捍卫共和

    国。然而，其实他只是想要保护不宣之秘。他不能让所有人都知道自

    己无视了元老院的权威，遑论马尔凯卢斯分享权力之事。接着，陪审

    员们开始表决。一些人投了无罪票，但大多数人并不打算用这种方式

    来宣布奥古斯都在撒谎。普里穆斯完了。[374]据我们所知，普里穆斯

    是奥古斯都的朋友，他肯定也和帝国的其他高层人物有着非常密切的

    关系。然而，奥古斯都依旧选择了牺牲他的政治前途。

    不久以后，大概在公元前22年，有人密谋刺杀奥古斯都。我们永

    远也不可能了解这种阴谋的真相。不过，这次的两个主要嫌疑人分别

    是法尼乌斯·凯皮奥(Fannius Caepio)和上文提及的卢奇乌斯·穆雷

    纳。他们都在被捕之前逃离了罗马。于是，他们遭到了缺席审判。负

    责此案的是莉薇娅(奥古斯都的妻子)之子提比略，[375]这也是他第一

    次处理重要的公务。但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提比略也无法让陪审员

    们一致同意判决有罪，这使得奥古斯都出台了法案，规定今后每一位

    陪审员的判决都会被公之于众。这项新法非常有助于让各位陪审员在

    这种政治审判中做出有罪的判决。凯皮奥在逃亡途中被抓回了罗马遭

    到处死。之后，凯皮奥的父亲解放了所有在凯皮奥的逃跑路上出手保

    护过凯皮奥的奴隶。某个背弃凯皮奥的奴隶还被在脖子上挂上了告示

    牌，被带到罗马广场上示众，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凯皮奥的父亲

    这是在向所有人宣布他相信凯皮奥无罪，同时也表达了他对奥古斯都

    的抗议，暗指奥古斯都蓄意杀害凯皮奥。

    相比之下，我们不是很确定穆雷纳究竟是如何死去的。穆雷纳的

    人脉很广，他的家族和帝国高层的关系很近。他的兄弟普罗库莱乌斯

    是当初亲手抓住克莱奥帕特拉的人，也是科涅利乌斯·伽卢斯的朋

    友。穆雷纳的姐妹提兰提娅(Terentia)是麦奇纳斯的妻子，而后者又

    是奥古斯都身边的亲信。不仅如此，我们一般还认为提兰提娅是奥古

    斯都的情人。穆雷纳还有一个兄弟本来会成为公元前23年的执政官，

    却在即将受任之时去世了。[376]另外一个兄弟还曾在一些年前指挥过

    阿尔卑斯山区的军队。

    普里穆斯和穆雷纳(伽卢斯或许也算)的下场都充分表明奥古斯都会为了政治目的而抛弃朋友。长期与奥古斯都共事之人应该不可能不知道他会干出这种冷酷的事情，但罗马人通常还是认为他们的政治秩序是依托于私交网络和彼此之间的恩情而存在的。穆雷纳的倒台尤其令人吃惊，奥古斯都的追随者因此产生了分裂。麦奇纳斯跟提兰提娅说了她的兄弟正遭到调查，然后提兰提娅就告知了穆雷纳，让他逃跑。[377]

    麦奇纳斯和提兰提娅或许展现了家人之间互帮互助的关系，但在当时，家族和政治基本是分不开的，他们的行为可以被视作背叛。

    在之前的两场重要的政治审判当中，各位陪审员至少是不相信奥古斯都的。现政权露出了獠牙，实现了自己的某些目的，但代价就是让许多人看清了共和制度其实没有恢复。一些元老开始明显地表现出反抗的意图，发轫于公元前28年的奥古斯都共和国看起来即将终结。

    奥古斯都仍然有选择的余地，他有军队和资金。但动用军队会让罗马再次陷入内战，还会让奥古斯都被大多数人当作独夫。以权力的实质(金钱、军队)来看，奥古斯都占着上风。元老们也都明白奥古斯都掌握着庞大的政治资源，所以愿意认可他的显赫地位。但是，回首晚期共和国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元老们向来不会因此放弃他们的原则。元老们相信自己的权威和传统，相信自己有权利统治这个国家，相信元老治国是罗马的唯一出路。为了让罗马延续下去，奥古斯都需要和元老们达成和解。这是一场互相恐吓的政治比拼，一边的底牌是暗杀，另一边则是重新开启大规模的内战。不过，无论如何，在公元前22年，奥古斯都正准备前去地方省份。在这种情况下，难免会有一些元老认为己方正在逐渐获胜，奥古斯都的权力正在衰落。

    但是，三年后，奥古斯都回来了。那时，他的地位已经变得无比稳固，自以为即将取胜的那些元老将再一次切身地体会到政治斗争是何等的现实而残酷。

    第十四章　奥古斯都的共和国

    [363] Res Gestae , 34.

    [364] Dio, 53.11.

    [365] Dio, 53.22.

    [366] Dio, 53.28; Res Gestae , 12.

    [367] Dio, 53.23; 27.

    [368] Friedhelm Hoffmann, Martina Minas-Nerpel and Stefan

    Pfeiffer (ed.), Die dreisprachige Stele des C. Cornelius Gallus:

    übersetzung und Kommentar (Berlin and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2009).

    [369] Suetonius, Augustus , 66.2; Dio, 53.23-24.

    [370] Res Gestae , 12; Dio, 53.28.

    [371] Dio, 53.21.

    [372] Dio, 53.22.

    [373] Aeneid 6, 752-885.

    [374] Dio, 54.3. Velleius Paterculus, 2.91.

    [375] Suetonius, Tiberius , 8.

    [376] 穆雷纳的兄弟瓦罗（Varro）的故事比较复杂，有一些文本没有把瓦罗包括在执政官的名单当中。不过，Fasti Capitolini把瓦罗·穆雷纳视作公元前23年1月的执政官。但是，他接下来遇到了某些事情（铭文残缺，不得而知）。
    [377] Suetonius, Augustus , 66.3.

    第十五章 罗马的混乱与奥古斯都的权力

    执政官选举通常开始于前一年的年中。刚刚辞去公元前23年执政官职务的奥古斯都并没有竞选公元前22年的执政官，治理罗马的职责传到了其他人手里。虽然他或许做好了相应的计划，但奥古斯都并没有随阿格里帕一起去地方省份。自公元前32年以来，这是元老院第一次在不包括恺撒的两位执政官带领下展开传统的新年宣誓和献祭仪式。

    公元前22年一开始就不太顺利：冬季的风暴十分强烈；台伯河河水泛滥成灾；罗马本身也受到了雷暴雨的侵袭，一些著名的雕像被闪电击中；洪水还带来了疾病；罗马的粮食储备消耗殆尽，城市陷于饥饿之苦。

    于是，平民发起了暴动。他们拿下了广场，把元老们围困在元老院里，并且要求元老们让奥古斯都担任独裁官，不然就火烧元老院。手持法西斯的执政官扈从被平民带出了元老院，一起去找奥古斯都。两位执政官就这样被夺走了权威的象征。找到奥古斯都以后，人们请求他来担任独裁官，掌管罗马的粮食供给。奥古斯都夸张地撕破了自己的衣服，露出了胸膛，以此表示自己如果担任独裁官就会遭遇刺杀。不过，他最后还是同意了处理粮食供给的问题。毕竟，他是平民的保护者，也是他们在危难之际的避难所。五天以后，粮仓满了。[378]

    奥古斯都一直都在细心地维持着他和罗马平民的关系。自他步入政坛的那一天起，他就在努力地把自己塑造为平民利益的捍卫者，试图将自己与保民官的权力和责任联系在一起，成为人民的代表和保护者。早在公元前36年，他就使用了一些保民官的象征。公元前23年，他还在卸任执政官的同时取得了保民官的权力。由此，奥古斯都表明了自己就算不再是元老院的领导者也会继续保护人民的利益。

    奥古斯都丝毫不吝于用金钱来宣示自己的立场。凭着尤里乌斯·

    恺撒的遗产，他给至少二十五万人送出了每人三百赛的奖金。公元前

    28年，他又给类似规模的群体发放了每人四百赛的奖金作为阿克提翁

    和亚历山大战事的胜利纪念。公元前24年，他从西班牙归来，再一次

    送出了每人四百赛的礼物。这个数额的资金大概足以支撑两个人以比

    较低的消费水平在罗马度过一年。公元前23年，奥古斯都给每位罗马

    居民提供了十二份粮食配给，受惠者数目同样至少有二十五万人。

    [379]

    奥古斯都直接送给罗马城居民的经济利益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庞

    大的规模。三次奖金的总额分别是七千五百万赛、一亿赛和一亿赛，

    他在公元前23年购入的粮食则价值四千万赛。[380]也就是说，在阿克

    提翁之战结束以后的六年时间里，奥古斯都花费了两亿四千万赛的资

    金来直接援助二十五万罗马平民。每位登记在册的罗马男性都得到了

    九百六十赛，每个罗马人勉强维持生活的费用为每年两百到三百赛。

    由此可见，奥古斯都给罗马的贫困家庭提供了不小的帮助。

    但奥古斯都给罗马经济注入的资金还远远不止这些，他和阿格里

    帕实施了规模极其浩大的建筑计划。许多罗马自由民都需要工作，而

    在机械化到来以前的时代，搬运、建筑业往往提供了非常多的就业岗

    位。[381]在一般情况下，有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八的城市男性居民工

    作于建筑行业。[382]但帝国时代开头的这几十年并不一般，阿格里帕

    和奥古斯都正在让罗马改头换面。当然，以工资形式来到平民手里的

    资金并不像前文所提的奖金那样轻松、直接。但是，各行各业的工作

    者—切割、运输石块者，搬运木材和砖块者，砌墙者，装潢者，制作

    神像者，制作金属配件者，制造、修复建筑工具者—都不难看出这些

    浩大的工程的存在基本要归功于奥古斯都。而且，这还没有算上食品

    和其他商品的贩卖者，他们是第二大受益群体。如果奥古斯都不在

    了，这些支撑着他们生存的工作也会随之消失。

    新工程当中虽然有很多用以装饰或纪念的建筑，比如剧院、凯旋

    门、纪念碑、神庙以及奥古斯都本人的宫殿，但也有一些非常实用的

    建筑。阿格里帕就致力于建造水渠，他修复并改良了马尔奇乌斯渠

    (Aqua Marcia)，新建了尤里乌斯渠、少女渠(Aqua Virgo)和阿尔西艾

    提努斯渠(Aqua Alsietina)，让罗马城的供水量增加了百分之五十

    多。[383]水是非常重要的资源。新鲜、干净的水能够让所有的城市居

    民都受益良多，无论他们富贵与否。罗马的居民数量在前一百年里增

    长了很多，已经远远超出了既有基础设施的承载范围。供水量的不足

    难免会导致罗马城的居民被迫使用脏水，用水量受限，还要花不少的

    时间和精力去寻找、运输可用的水。水渠是当时横贯意大利乡间的主

    要设施，许多峡谷里都建有高架渠，所有从新的水渠中受益之人都能

    切身地感受到阿格里帕对罗马人民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这些水渠

    等同于他们的政治声明，其他的任何人都不能以这种非凡的手笔来帮

    助罗马城的平民。

    精英阶层的各位史家习惯于把这种皇家政策蔑称为“面包与马

    戏”，令其看起来像是收买人心(也就是说是一种腐败)或是意在让广

    大群众忽视政治形势的麻痹政策。然而，当时的罗马社会是极其不平

    等的。在这种社会里，很多人都非常贫穷，他们的生计真的是一个大

    问题。阿格里帕和奥古斯都则以实际行动表明了他们愿意用国家的资

    源来帮助平民，大幅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在公元前28年到公元前23

    年之间，他们二人把令人瞠目的大量资源投入了民生领域。其他的任

    何一名元老甚至整个元老院都无法与之相媲美。

    这种肚子政策的根本原理是很简单的：全体人民越穷就越渴望生

    活补助，也就越支持为他们提供了金钱、食物和水的人。对于穷人而

    言，最理想的情况就是政治精英们能够感觉到他们其实在某种意义上

    依赖于穷人，然后主动通过社会补助来赢得穷人的支持。奥古斯都在

    罗马平民身上投入的巨量资源，相当于认可了罗马公民都有权分享国

    家的财富。但如果认为这是大公无私的奉献之举未免又太天真了一

    点，阿格里帕和奥古斯都确实是在用这些资源换取平民的支持。显

    然，他们这么做是为了能够在未来与元老发生冲突之时得到罗马平民

    的助力，虽然他们当时还不知道自己具体会遇到怎样的冲突，但有智

    慧的政治家总是会未雨绸缪。

    动用巨额资金来赢得平民的爱戴，其实就是把广大平民纳入奥古

    斯都的私人关系网络，军队和平民由此都成了奥古斯都的追随者。与

    奥古斯都的行为构成鲜明对比的是，许多元老都只会秉承多年的传

    统，对罗马平民不屑一顾。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普遍相信自己的地位依

    赖于贵族同伴，而不是贫穷的平民。但奥古斯都和阿格里帕却知道，

    元老是不可靠的盟友。从公元前22年开始到公元前19年，奥古斯都将

    收到这笔巨额投资的回报。

    公元前24年，奥古斯都给罗马人民发放了礼金。如果以小费视

    之，其规模未免太大了一些，但看起来，他花这笔钱是有政治意图

    的。公元前23年，奥古斯都给罗马人民提供了额外的粮食。这次的慷

    慨之举并不是为了纪念什么政治事件，奥古斯都看起来只是想要帮助

    大家弥补去年意大利歉收造成的供粮漏洞而已。歉收一般会导致罗马

    市场上的粮价上涨，有可能会让某些市民承受饥饿之苦，进而带来政

    治动荡。我们没有可以用来揣测公元前23年收成的信息，不过大概在

    公元前22年较早的时候，台伯河谷遭受了洪灾，特大降雨有可能冲毁

    了比较早的那批作物。在这相邻的三年里，罗马人民经历了两次甚至

    三次歉收。

    罗马的农业是相当发达的。罗马农民会种植很多种类的作物，会

    尽量抵御某些农业风险，也会购买一些实用的工具。他们有酿造葡萄

    酒、生产橄榄油的设备，也有保存、运输食物的手段。但是，世界上

    所有地区的农业都难以承受异常的降水和气温带来的打击，地中海沿

    岸地区尤其如此。降水过多或过少都会导致农作物难以正常生长。一

    般说来，大约每四年就会有一次普通的歉收，每十年更是会有一次几

    乎颗粒无收的情况出现。连续出现的歉收还会让农民没有时间和资源

    来恢复正常的生产。在极端情况下，他们甚至会不得不暂时离开自己

    的田地，去其他地方寻找食物和工作。[384]而在难民眼里，最明显的

    去处就是罗马城。

    罗马人民成功地利用自己的政治权力让罗马的政治精英们为罗马城准备了价格稳定的粮食供给。这项政策从晚期共和国开始，在帝国时期也一直延续了下去。但是，这部分粮食并不能满足全城人口的需要。受惠的大概只有二十万男性，他们的家人和很多不在名册上的人都得依靠粮食市场来维生。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假如某个田产不多的农民在年成一般的时候

    卖一半吃一半，那么在收成下降一半的那些年里，他就只能把当年的

    全部收成都用于自身的消费了。如果某个农民通常卖七成吃三成，那

    么在减产一半的时候他就得吃这一年收成的六成，只卖剩下的四成，

    但市场上看到的是，他卖出的粮食只有平时的二成了。所以，农业产

    出的一点小波动都会严重地影响城市的粮食供应。大地主面临的局面

    是类似的，因为他们在歉收之时必须把更高比例的作物用于供养他们

    的佃农。

    此外，无论是拥有小规模田地的自耕农还是大地主一般都想在灾

    年提高粮价以弥补这一年的损失。同时，由于粮食供给确实减少了，

    粮价难免会如他们所愿地上升，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粮食市场有可能

    彻底崩溃。农民(其实更可能是粮食商人)会仔细地考虑在什么时候把

    粮食带到市场上去，然后又要以什么价格卖出。就算对供求法则只有

    相当粗浅的认识，他们也很可能会伺机把价格抬得非常高。接下来会

    发生的只有两件事，而这两件事都是相当糟糕的：这些粮食有可能会

    因为买家不愿购买高价粮食或根本就买不起而卖不出去；或者粮食以

    虚高的价格被卖出去了，从而使人们更加倾向于囤积粮食，抬高粮

    价。我们有可能会看到粮仓里存着粮食，市场上甚至也有粮食(至少高

    价可以买到)，但许多人却饿着肚子的景象。

    奥古斯都在公元前23年为罗马居民提供粮食的举动证明了他认可

    罗马城居民获得食物的权利，也宣示了奥古斯都的共和国愿意为其人

    民提供生活所需。他买来了食物，将其分发给大家。农民得到了钱，

    罗马市民得到了食物。但在公元前22年，奥古斯都已经不再是执政

    官，而继任的两位执政官没有出手解决粮食不足的问题。他们或许是

    没有足够的资金，或许是没有看到人民的需要，或许只是不愿意出

    手。毕竟，元老们都是大地主，而且向来不怎么同情挣扎在水深火热

    之中的穷人，他们很可能处于粮食商人的立场上。罗马平民也能想明

    白这些事情。在古典时代因食物短缺而爆发的起义当中，平民的攻击

    目标始终是富有的地主，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大地主有意囤积粮食，以

    便趁着人民遭受苦难之际大发一笔国难财。

    这两位执政官既没有军队也没有警察。显而易见，几万名饥肠辘辘、愤怒不已、支持着奥古斯都的平民突然出现在广场上会给执政官造成巨大的压力。但也许几千人就足以困住各位元老，迫使他们屈服。唯一有条件轻松制止这些民众、保护诸位元老的是奥古斯都，因为他有自己的卫队。然而，他看起来不太愿意让卫兵们去广场上保护元老，打压这群想要让他来拯救自己的民众。

    被困在元老院里的两位执政官放弃了象征着他们的权威的扈从。

    民众把这些扈从带到了奥古斯都(他肯定在罗马城内)面前，请求他来

    担任独裁官。当然，这群民众不是经由正规的程序组建起来的，他们

    不是平民会议那样的合法机关。但是，共和国制度的首要原则就是人

    民主权，而这次的事件显然体现了人民的意志。从政治的角度来说，

    奥古斯都大可以按照人民的意愿，接受独裁官的职位。法律上的细节

    想必会有办法解决的，困居元老院的元老们大概很快就会同意批准奥

    古斯都担任独裁官。然而，奥古斯都露出了他的胸膛，以这种戏剧般

    夸张的方式拒绝了民众的请求。

    当时的世界毕竟没有话筒，也没有大众传媒，和一大群愤怒的民

    众沟通确实需要用一些夸张的动作来表达自己的意思—这算是一种政

    治默剧。奥古斯都的意思很清楚：受任独裁官等于他的死亡。我们或

    许可以将其解读为他对宪法极其尊重，宁死也不愿担任独裁官。这种

    看法还符合了许多人心中的奥古斯都的形象—试图在自己的权力和罗

    马的传统之间寻求平衡的一位宪法改革家。后来，奥古斯都本人则暗

    示他当年的拒绝是在谦让，以求符合罗马的道德传统。[385]

    然而，这种观点难以让人信服。奥古斯都很可能是在以展露胸膛

    的行为来表示自己会步前一位独裁官恺撒的后尘，惨遭元老们的毒

    手。[386]他想要让人们相信他是站在平民这边的，他是人民的保护

    者，愿意对抗威胁着全体人民的元老。他正是以人民保护者的身份再

    次出手处理供粮问题、干涉罗马政务的。奥古斯都的谦让是属于伟人

    的谦让，他拒绝担任独裁官是因为真正的权力不在此处。这也是他精

    心考虑的结果：受任为独裁官就会坐实其对手的批评，让政治形势倒

    退回三头同盟末期的状态，毁掉奥古斯都恢复的共和国，更有可能导

    致非常不理想的恶果。

    奥古斯都解决了粮食供给的问题。为此，他发明了一个供应粮食

    的新职位。在他的介入下，罗马的粮食供应在不到五天的时间里就恢

    复了正常。这种惊人的速度让人不禁想要加以思考，就算奥古斯都在

    接受请求以后就立刻开始着手准备，向各地省份发出了请求供粮的消

    息(尤其是阿非利加、西西里、萨丁尼亚)，他的信件也几乎不可能在

    五天之内抵达目的地。更何况，他们还得临时准备紧急供粮的船只，

    把粮食装上船，然后运到普提欧利(Puteoli)或奥斯蒂亚，接着再用车

    辆或者驳船运到罗马。这一系列流程一般要花费好几周的时间。那

    么，奥古斯都究竟是如何在五天之内解决粮食短缺的问题的呢？

    这里有几种不同的可能性。首先是阴谋论。鉴于奥古斯都控制着

    重要的粮食产地西西里，有大量的粮食都在他的掌握之中。当粮食危

    机渐渐加重之时，奥古斯都猜想元老们会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便有意

    地减少了进入市场的粮食数量。第二种可能性是，奥古斯都成功地说

    服了意大利的那些粮食商人、农民、地主，让他们放弃了囤积居奇的

    打算。毕竟，拒绝奥古斯都的要求向来都有很高的风险。还有一种可

    能性是，随着奥古斯都宣布要出手管理粮食供给，手中存着粮食的那

    些人很自然地认为奥古斯都会强征存粮，或是会很快地找到其他渠道

    的粮食来供给罗马的粮食市场。无论如何，粮价都会在不久以后恢复

    正常。也就是说，现在就该出手存粮了。

    不管奥古斯都到底做了什么，这次的粮食危机终究是结束了。而且，他飞快的解决速度很可能会让平民们更加相信这些元老不是无能就是歹毒，人为地抬高了粮价，只为谋取私利。总而言之，公元前22年初，罗马政坛上再次出现了两极对立的景象。在此期间，奥古斯都证明了他确实是人民的权利的捍卫者，会为人民挺身而出，对抗元老。

    缺席之策：没有奥古斯都的奥古斯都共和国

    在年中将至之时，奥古斯都离开了罗马，前去西西里。但他的离去并没有给罗马的政局带来和平。在粮食起义的暴力冲突和凯皮奥及穆雷纳的阴谋发生以后，罗马深陷于混乱之中。[387]即将到来的下一个政治热点事件是执政官选举，这次的选举应该是被推迟到了这一年较晚的时候，因为奥古斯都当时肯定不在罗马城内。

    选举过程中发生了暴力冲突。这种事情并不罕见，但这次的起因

    不是竞选者之间的矛盾，而是没有参选的奥古斯都的支持者发起的骚

    乱。负责选举执政官的是以百人团(centuria)形式组织起来的罗马公

    民会议，他们在投票时也要按照顺序经过“桥”。这种会议是有可能

    失控的，因为虽然主持会议的官员会尽量维持现场的秩序，但他的声

    音有可能会被选民淹没。这一次，选民们扰乱了会议的正常流程。他

    们或是投票给没来参选的奥古斯都，或是只愿意选举一位执政官，因

    为他们想把另一个位置留给奥古斯都。[388]

    人民的意志昭然若揭。在这种情况下，恐怕极少有人敢于一边顶着冒犯奥古斯都的风险，一边公然对抗民意。此时正在西西里岛上的奥古斯都很可能见到了使者又一次前来请求他担任独裁官，接受另一个执政官的职位，但奥古斯都拒绝了。不过，罗马人民至少已经表明了他们不满于公元前23年的安排，他们希望奥古斯都能够继续扮演罗马政治的中心角色。为此，他们不惜用武力来强迫元老们让步。

    对于元老们而言，公元前22年发生的事件极其糟糕。奥古斯都展

    现了他的权势，而各位元老却只能忍气吞声，还得被广大民众指责为

    无能之辈。接下来的公元前21年也未见起色，新执政官马尔库斯·洛

    里乌斯(Marcus Lollius)是独自上任的。他的当务之急就是召开选

    举，给自己选出一位同僚。这些选举同样引发了激烈的争议。奥古斯

    都收到了消息，请求他从西西里回到罗马来恢复秩序。但他并没有同

    意，反而把各位竞选人召到了西西里，嘱咐他们在投票期间暂时离开

    罗马，躲避风头。最终，(在又一轮暴力冲突之后)其中一人当选为执

    政官。罗马之事本应由罗马的官员，尤其是执政官来负责，但洛里乌

    斯却无法控制住局面。奥古斯都把各位参选者召集到西西里的行为充

    分说明了奥古斯都拥有着巨大的政治权威，这些竞选人犹如他的下

    属，而他则是国家的监管者。

    奥古斯都不愿返回的原因或许和罗马的政治形势无关。如果在公

    元前21年返回，奥古斯都的地位会比公元前23年更高，他可以再一次

    向元老提出条件。然而，这并不能解决从公元前24年开始困扰他的政

    治问题，奥古斯都共和国的矛盾依旧存在。他有一个更加大胆的计

    划。在公元前23年，为了处理帕提亚人带来的麻烦，奥古斯都派阿格

    里帕去了东方。帕提亚人既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奥古斯都建

    立战功的机会。于是，阿格里帕被召回，奥古斯都开始航向希腊。

    公元前21年，当初匆匆离开的阿格里帕终于回到了罗马。后世的

    历史学家们猜想他的离开是因为他敌视马尔凯卢斯，想要争夺皇位。

    然而，与奥古斯都患病一事相关的史料表明，事实也许恰恰相反，阿

    格里帕才是当时更有可能继承奥古斯都的政治地位之人。不管怎样，

    马尔凯卢斯后来没过多久就病逝了。阿格里帕此行或许是一种政治策

    略，用以避开那些比较倾向于共和制度的元老，但他也在莱斯沃斯岛

    上(Lesbos)代表奥古斯都有效地治理了东方的省份，并且为奥古斯都

    的大规模东征做了准备。在阿格里帕返回罗马以后，他被顺理成章地

    确立为奥古斯都的继承人—阿格里帕迎娶了奥古斯都的女儿、马尔凯

    卢斯的遗孀尤莉亚。他早已是奥古斯都政治集团的核心人物。现在，

    他更是进入了王朝的中心。这桩婚姻同时也印证了奥古斯都在公元前

    23年对阿格里帕做出的安排。

    虽然阿格里帕回来了，但罗马人民依旧时常与元老们作对。公元

    前21年，罗马城内要选举一位在某个节日期间管理城市的临时官员。

    人们因此发起了暴动，甚至直到节日结束以后也没有罢休。[389]同年

    召开的下一年执政官的选举活动很可能也受到了影响，罗马人民这一

    次也只选出了一位执政官。在公元前20年，盖乌斯·森提乌斯·萨图

    尔尼努斯被选为下一年的执政官，奥古斯都再次被选为另一位执政

    官。到了第二年，萨图尔尼努斯只得独自上任。阿格里帕应该已经在

    公元前21年离开了罗马。他先去了高卢，然后到了西班牙，因为奥古

    斯都在几年前取得的胜利看起来还不足以完全稳住局面。[390]

    罗马的暴力事件仍未停止，萨图尔尼努斯得到了一队卫兵的保

    护。奥古斯都则又接见了一位使者。这一次，他采取了史无前例的做

    法—指定自己的代表去担任执政官，虽然我们不知道他究竟是以什么

    名义按照什么程序来做这种事情的。又一次，罗马平民向元老们表明

    了国家的正常运转离不开奥古斯都的权力，而奥古斯都则又一次用他

    的权力给罗马城带来了稳定。[391]奥古斯都的这种实质性统治地位并

    无法律依据，但重要的是，罗马离不开他。而且，他有足够的权威来

    贯彻其意志。

    从公元前22年到公元前20年，平民频繁地出现在罗马的政治舞台上。他们拥护奥古斯都，不惜动用暴力，给罗马带来了混乱。元老们不得不认真地对待他们的诉求。看起来，奥古斯都有可能在背后鼓励平民的活动。毕竟，这些平民总是拒绝选举第二位执政官，我们不禁要怀疑他们是有组织的。

    在离开罗马的日子里，奥古斯都的权势不断地增长。元老们难以

    成功地应对作乱的平民，还不得不反复地看他们展示自己对奥古斯都

    的忠诚。对元老们来说，每一次事件都是教训。民众对元老的威胁能

    够直接有效地巩固奥古斯都的地位。相比之下，虽然元老们肯定还记

    得奥古斯都掌握着大量的军队，但戍边的士兵终究离罗马太远。在平

    民的威胁下，罗马随时有可能陷入无法无天的混乱状态，而奥古斯都

    的权力可以维持住秩序。奥古斯都能够把执政官竞选者召到面前，对

    他们下达指示，甚至还能指定执政官。共和国的基本运作流程显然受

    到了奥古斯都的破坏，但同时却又离不开他。奥古斯都的共和国无法

    在没有奥古斯都的情况下运转下去。

    公元前19年，元老们的权威即将迎来又一次或许更加强大的挑战。不过，到了那个时候，奥古斯都已经在东方战场的“胜利”荣光之中踏上了归途。

    伊格纳提乌斯·鲁弗斯的“阴谋”

    关于伊格纳提乌斯·鲁弗斯(Egnatius Rufus)，我们所知甚少。公元前21年，他当选为建筑官，登上了政治舞台。建筑官的职责是维护罗马的建筑、举办各种运动赛事，这两件事情都非常有助于赢得民心。身为建筑官，鲁弗斯设立了保护城市的消防队。然而，这个看似简单的举动让他走上了激进的政治道路，甚至最终走向死亡。

    对于罗马而言，火灾是个不小的威胁。因为罗马的供水量有限，

    而且也没有高压水枪，就算是小规模火灾也不是很容易就能扑灭的。

    况且，罗马的建筑是比较拥挤的。多层的住宅楼之间有可能只以一条

    窄窄的小巷(最窄为七十厘米)相隔，火势很容易就蔓延到相邻的建筑

    上去。此外，当时既没有消防条例，也没有上层的紧急逃生通道。在

    大型火灾发生之时，人们往往需要拆毁附近的建筑，以便构成火障。

    但就算如此，火势也有可能直接穿过这些由瓦砾构成的火障区。更何

    况，当时没有正规的消防队。每当火灾发生，受灾者就只能指望邻居

    们自行组织起来，备好水桶，找到附近的水源，带上斧子和其他工具

    来挽救自己的家。但凡火势稍大一些，人们就很难迅速地将其扑灭，

    只能接受惨淡的现实。

    鲁弗斯设立消防队的举措拓展了建筑官维护罗马城建筑的职责。

    他让自己的奴隶成了消防队员。为了及时救火，他肯定要在全城各地

    安排人手。而且，消防队必须有一定的规模。所以，他也出资招收了

    其他人进入消防队。[392]鲁弗斯其实可以把这支队伍用到各种政治会

    议上去。此外，消防队给鲁弗斯赢得了不少的人气，罗马人民开始拥

    戴他。

    任何寻求平民支持或者说试图组织起非精英群体的政治人物都会

    被政治精英们怀疑为企图煽动民众犯上作乱的野心家。但是，鲁弗斯

    的成功让他信心大振，开始竞选更高一级的裁判官。严格说来，连续

    任官是违法的(虽然这条法律没能阻止奥古斯都连任)，但在民意的要

    求下，这条法律被忽视了，人民主权依旧是罗马政治生活的第一信

    条。在卸任建筑官的时候，据说鲁弗斯声明自己把罗马城完好无损地

    交到了继任者手里。为此，政治精英们深感不悦，因为从理论上说，

    他们都对罗马城负有责任。[393]

    接下来的那一年，也就是公元前19年，鲁弗斯宣布了他有意参选

    执政官。主持选举的是森提乌斯·萨图尔尼努斯。此时，他还是唯一

    的执政官[在奥古斯都指定的卢克里提乌斯·维斯皮洛(Lucretius

    Vespillo)回来上任以前]，并且已经通过投票表决获得了一队卫兵。

    对于鲁弗斯的竞选意向，萨图尔尼努斯公开表示他不会给鲁弗斯参选

    的资格。严格说来，负责主持选举的官员必须允许他人参选。但萨图

    尔尼努斯有权这么做，虽然他同时也违背了平民的意愿。或许，我们

    可以把他的行为看作在顶着民众的压力宣示执政官的权力。然而，鲁

    弗斯并不是唯一的受害者。萨图尔尼努斯还禁止了几个人参选裁判

    官，我们很难不去猜想这些人可能都和鲁弗斯有一定的关系。当然，

    萨图尔尼努斯的这种做法导致了罗马城中再次爆发暴力事件。一位名

    为维莱乌斯·帕泰尔库鲁斯(Velleius Paterculus)的史家把萨图尔尼

    努斯比作历史上捍卫罗马共和国的那些英雄，但其实我们并不确定事

    情的真相。[394]

    接下来发生的事件让人难以捉摸。据说，有人发现鲁弗斯正在密

    谋刺杀奥古斯都。于是，鲁弗斯还有他不知名、数目也不确定的支持

    者就都被杀死了。我们恐怕永远也说不清古代的这些阴谋究竟是真事

    还是为铲除政敌而捏造的借口。在鲁弗斯的这次事件里，如果“阴

    谋”属实，那么他至少得计划在奥古斯都于公元前19年10月12日返回

    罗马以后再动手。然而，在那个时候，鲁弗斯的敌人森提乌斯·萨图

    尔尼努斯已经死了。这难免会引人怀疑。虽然萨图尔尼努斯或许是自

    然死亡的，但如果没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那么维莱乌斯把他

    比作古代英雄的说法就太过夸张了一些。没有史料明确提过有执政官

    遇害(如果有就肯定堪称大事)。鲁弗斯的罪名是预谋对奥古斯都不

    利，而不是谋杀。但萨图尔尼努斯之死至少算是对鲁弗斯有利。

    奥古斯都恰巧也能从中获益。因为从萨图尔尼努斯的表现来看，

    他有才干，也有一定的独立思想，并且有能力团结其他的元老。他的

    死亡让奥古斯都得以安排自己的人去替代这样一位独立、自信、有影

    响力的人物，在公元前19年末的这几个有重要意义的月份担任执政

    官。萨图尔尼努斯的继任者为马尔库斯·维尼奇乌斯(Marcus

    Vinicius)。维尼奇乌斯是一位著名的奥古斯都派将领，曾在日耳曼尼

    亚建立大功。[395]他的出身并不显赫，其家族步入罗马政坛的时间不

    久。[396]后来，维尼奇乌斯和奥古斯都在一起玩骰子，他的子孙也都

    出人头地。[397]显然，他和奥古斯都走得非常近。

    我们必须设想一下鲁弗斯行刺奥古斯都能够得到什么好处。他绝

    无可能像奥古斯都那样控制军队。即使他在平民当中的人气也许能和

    奥古斯都相比，他也不可能迫使元老们同意让他也享有特殊的待遇。

    反观奥古斯都，他铲除鲁弗斯的动机是完全合理的。鲁弗斯挑战了他

    对平民的掌控，奥古斯都不可能容忍他的存在。而且，杀死鲁弗斯可

    以向罗马元老院和人民发出一个信号。就人民而言，奥古斯都可以由

    此凸显自己的权力，让他们明白自己不会容忍这种三心二意的行为。

    平民需要奥古斯都的关系网络，他们理应效忠的对象是奥古斯都，而

    不是其他人。就算奥古斯都政权和平民之间有着互相依赖的关系，这

    张政治网络也是有等级之分的，其中的下属应当服从奥古斯都和阿格

    里帕的领导。

    而对于各位元老来说，奥古斯都此举的意义比较复杂。首先，无

    论鲁弗斯的阴谋是真是假，将他杀死都可以展现奥古斯都的权威。只

    要奥古斯都愿意，他随时都可以除掉一位人气较高的知名政治人物。

    其次，杀死鲁弗斯可以表明奥古斯都愿意和元老们合作。鲁弗斯在之

    前的这几年里一直在威胁着各位元老和执政官，而奥古斯都出手除掉

    了他，恢复了政治秩序。这说明元老们可以倚靠他的力量。或许，我

    们可以更加露骨地说，元老们需要奥古斯都的保护。在公元前1世纪20

    年代早期，元老们看起来在尝试着摆脱奥古斯都的阴影。但到了公元

    前23年以后，元老们在一次又一次的暴力事件当中发现自己既没有能

    力控制住自己的同伴，也无法约束罗马平民。就在这种情况下，奥古

    斯都表示愿意尊重各位元老，并且为他们恢复稳定的秩序。可以想

    见，元老们很可能对此报以感激之情。但是，奥古斯都的庇护不是没

    有代价的。

    鲁弗斯之死为新的政治协定的诞生铺好了路。奥古斯都即将从东方带着一场重大的外交胜利归来。元老们毫不迟疑地为他准备好了又一轮的荣誉，再次表示自己大力支持并且忠诚于他。公元前24年归来的奥古斯都还可以算是对元老治国的最大威胁，但在公元前19年，元老们已经不得不紧张地防范着罗马的平民。此时的奥古斯都反而是秩序的捍卫者。

    奥古斯都的共和国依然是自相矛盾的。奥古斯都本人的地位仍旧有违共和制度的传统。然而，现在看来，这种矛盾并不是从三头同盟时代不幸保留下来的偶然现象。公元前23—前19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了奥古斯都共和国的存在是有必要的，是奥古斯都化解了罗马平民的革命情绪，也是奥古斯都让军队安分地驻守于地方省份。奥古斯都成了罗马社会等级制度的捍卫者。古代的那个罗马共和国只有很少的一部分延续了下来，现在的罗马显然不可能是一个共和国，奥古斯都拥有着君主的权力。但是，如果没有奥古斯都的存在，扎根于旧日的共和国的那一整套社会等级制度就会崩溃。现在，罗马的守旧派已经看清了形势，虽然摆在他们面前的选择看起来不是那么理想。

    东方的胜利

    公元前23年，奥古斯都接见了来自帕提亚的普拉提斯的使者，与普拉提斯竞争王位的提里达提斯(Tiridates)更是亲自来到了罗马。他们二人都被带到了诸位元老面前说明来意。显然，提里达提斯希望罗马人出兵助他对抗普拉提斯，而普拉提斯当然希望罗马人不要出兵。正是因为他们二人的到来，阿格里帕才被派去了东方准备大举入侵帕提亚。[398]

    奥古斯都推迟了他本人的行程。不过，在公元前21年下半年的时候，他应该已经动身了。他先在斯巴达待了一阵子，然后来到雅典。接着，他和当地人发生了一些冲突。雅典娜神像上有血溅到了他的身上。至少，据说如此。于是，奥古斯都及早离开，去了萨摩斯岛(Samos)过冬。反正他本来就要去东方的叙利亚。[399]

    此时，普拉提斯已经得知奥古斯都即将率军前来。帕提亚政治史

    的详细情况大多未曾被记录下来，但我们可以猜测他和提里达提斯之

    间的争斗尚未了结。同时，至少有一些帕提亚贵族认为提里达提斯有

    可能取胜，便选择了反对普拉提斯。因此，普拉提斯的地位岌岌可

    危。为了保住王位，他只好向奥古斯都求和。公元前53年被帕提亚人

    缴获的罗马军旗完璧归赵。当时被俘虏的罗马人也被送了回来，虽然

    其中的某些人或许已经在帕提亚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毕竟，这中间隔

    着足足三十年。罗马人还试图干涉亚美尼亚(这是罗马和帕提亚相争的

    区域)的政事，想要扶植一位亲近罗马的国王。为此，提比略受命率军

    去贯彻罗马的意志。接着，奥古斯都开始着手于东方的整体布局。他

    扶植了一些小国的附庸国王。

    此次东征虽然有雷声大雨点小的嫌疑，但还是给奥古斯都带来了

    一场大胜。普拉提斯保住了他的王位，却被迫做出了外交上的让步。

    最重要的是，罗马的霸权地位得到了承认。奥古斯都得以宣布东方边

    境上断断续续地持续了三十年的冲突就此告终，罗马建立了霸权。这

    是克拉苏和安东尼都未能取得的成就。虽然按照罗马的传统，凯旋是

    需要经过战斗的，但普拉提斯未经交战就做出了重大的让步也是很能

    振奋人心的事情。在罗马人看来，帕提亚人是波斯人的继承者，他们

    传承的是一个伟大的古代帝国。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人就曾经受到他们

    的威胁，希腊城邦击败波斯和一百多年以后亚历山大征服波斯都是古

    典时代最为重要的历史时刻。现在，奥古斯都让古老的波斯帝国屈服

    于罗马的霸权(至少，他是这么宣布的)，让罗马人又朝着征服世界的

    终极目标迈出了一大步。而且，奥古斯都仅在抵达叙利亚以后的短短

    数月之内就光凭武力威胁完成了这一壮举。

    奥古斯都大事渲染了此次胜利。他曾经在世界西端的高卢和西班牙取得过胜利，现在他更是把自己的威名传到了遥远的东方。被带回来的那些军旗将被放置在完工以后的罗马城中心大广场上的复仇者马尔斯神庙(Mars Ultor)里。在广场和神庙竣工以前，这些军旗会被暂时保存在卡皮托里翁山上的另一座马尔斯神庙里。[400]奥古斯都又得到了一些荣誉：他的生日成了节日，人们会在那一天举办献祭仪式和庆祝的比赛；他返回罗马的10月12日也被定为奥古斯都节(Augustalia)，同样会有献祭仪式；奥古斯都进入罗马城的那扇大门处会设立一座旅人庇护者幸运女神(Fortuna Redux)圣坛。[401]在进城之时，奥古斯都骑着马，带着队伍展开了游行。这不是传统的凯旋仪式，但他显然想表现得像是一次凯旋。对于这套赞美归来的征服者的仪式，罗马的政治精英们很配合。人民和元老都谨遵安排，热烈地欢迎奥古斯都归来。后来，这还形成了一项传统。

    在公元前19年返回的奥古斯都有着非常稳固的地位。这几年时间

    里反复发生的暴力事件已经让元老们苦不堪言，平民的种种举动无疑

    表明了他们不信任元老，希望奥古斯都来统治他们。执政官选举活动

    多次失控，元老们甚至不得不请奥古斯都来为他们指定执政官。与此

    同时，奥古斯都则在一帆风顺地处理各地城市、王国的事务，并且把

    罗马的势力延伸到了已知世界的边缘。从公元前23年开始的混乱状

    态，充分说明了元老们已经无力掌控局面，只有奥古斯都才有维持秩

    序的权威。现在，奥古斯都回到罗马来向各位元老提供他们自己无法

    获得的东西：安全和秩序。但是，要获得这种秩序就必须接受帝国制

    度的新规矩。罗马的政治精英们即将和奥古斯都展开划时代的政治谈

    判，用自由换取安全，并且接受奥古斯都以君主的身份统治罗马。

    [378] Dio, 54.1; Res Gestae , 5; Suetonius, Augustus , 52.
    [379] 一份配给相当于养活一个成年男性的食物量，十二份粮食配给的价值大约为八十赛。
    [380] Res Gestae , 15.
    [381] 虽然奴隶很可能被雇来建造建筑，但奴隶是比较昂贵的资产。自由民更适合这种不定期出现的临时工作。
    [382] Janet DeLaine, “Bricks and Mortar: Exploring the Economics of Building Techniques at Rome and Ostia”, Economies beyond Agriculture in the Classical World , 271-296, edited by David J. Mattingly and John Salmon (London: Routledge, 2000).读者也可参考Janet DeLaine, The Baths of Caracalla: A Study in the Design, Construction, and Economics of LargeScale Building Projects in Imperial Rome , Portsmouth (RI: Journal of Roman Archaeology, 1997), 201。
    [383] Romilda Catalano, Acqua e acquedotti romani: Fontis Augustei aquaeductus(Naples: Arte Tipografica, 2003), 60.
    [384] 请参考Peter Garnsey, Famine and Food Supply in the Greco-Roman World: Responses to Crisi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Tom W. Gallant, Risk and Survival in Ancient Greece: Reconstructing the Rural Domestic Economy (Oxford and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385] Res Gestae , 5.
    [386] 这是狄奥在54.1当中对此事的解读，虽然他不是很明白奥古斯都为什么要作这样的政治秀，因为狄奥认为奥古斯都从公元前31年开始就已经是一位专制君主了。
    [387] 关于各个事件发生的日期，我们主要依靠于卡西乌斯·狄奥的文本，但在某种因素的影响下，狄奥不是很确定公元前22年至公元前19年各事件的发生日期，我们只能用各种资料拼凑起这几年的时间线。
    [388] Dio, 54.6.
    [389] Dio, 54.6.
    [390] Dio, 54.11.
    [391] Dio, 54.10.
    [392] Dio, 53.24.
    [393] Dio, 53.24.
    [394] Velleius Paterculus, 2.91-92.
    [395] Res Gestae , 12记载了罗马城中要员和执政官卢克里提乌斯曾经前往坎帕尼亚迎接奥古斯都归来。Res Gestae , 11提及在维尼奇乌斯和卢克里提乌斯担任执政官的 10月12日举办了献祭仪式。奥古斯都在Res Gestae ,6中声称他在此二人担任执政官期间得到了风纪官（Cura Morum）的职责。看起来，当奥古斯都返回意大利之时，萨图尔尼努斯已经不是执政官了。而维尼奇乌斯在10月12日或者稍晚一些的时候已经受任为执政官。
    [396] Dio, 53.26.
    [397] Suetonius, Augustus ,72.
    [398] Dio, 53.33.
    [399] Dio, 54.7; Plutarch, Moralia 207 F（罗马谚语）。
    [400] Dio, 54.8; Res Gestae , 29.
    [401] Res Gestae , 11.

    第十六章 奥古斯都的秩序

    时至公元前19年，元老们已经熟知他们应当为得胜归来的奥古斯都准备好什么东西。在阿克提翁战役结束和克莱奥帕特拉死后奥古斯都返回罗马之时，他们都表决同意给他献上了诸多荣誉。当奥古斯都在公元前24年从西班牙胜利返回之时，元老们又给他颁发了新的荣誉。所以，在公元前19年，元老们群策群力、绞尽脑汁地给奥古斯都准备了神庙、献祭和其他宗教类荣誉。也许有很多人曾经在公元前22年暗自庆幸奥古斯都离开了罗马。但现在，所有人都至少得表现得无比欢迎奥古斯都带着“幸运”返回意大利。

    在奥古斯都回到罗马的第二天，元老院表决同意给奥古斯都的妻子莉薇娅的两个儿子提比略和德鲁苏斯(Drusus)颁发荣誉。提比略出生于公元前42年11月16日，其家族为赫赫有名的克劳狄乌斯家族。公元前39年，他的母亲莉薇娅在屋大维的要求下和当时的丈夫离婚了。同时，屋大维也和他当时的妻子斯克里波尼娅(Scribonia，就在她产下屋大维的唯一后代尤莉亚的那一天)离了婚。然后，莉薇娅和屋大维结成了夫妇。当时，莉薇娅还怀着德鲁苏斯，并且于公元前38年初将其产下。提比略的政治生涯开始于公元前22年凯皮奥密谋行刺奥古斯都一案。后来，他奉命率军去干涉了亚美尼亚的政务。[402]到了公元前19年末，虽然提比略已经有了一些军事经验，但他的政治生涯仍然只能算是刚刚开始。然而，他还是获得了裁判官的地位(拥有担任过裁判官之人的待遇)。德鲁苏斯则获准提前五年参选各个公职。[403]这些都是构建王朝的行为，就好像公元前24年马尔凯卢斯得到的拔擢一样。提比略和德鲁苏斯被认为是奥古斯都政权未来的关键人物，对他们的提拔非常有助于宣示公元前19年10月的奥古斯都已经重返罗马政局的中心。

    第三位和构建王朝有关的人物当然是阿格里帕。他现在是尤莉亚

    的丈夫，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出生于公元前20年。之后，他们还生下了

    几个孩子，包括公元前19年的尤莉亚，公元前17年的卢奇乌斯，公元

    前14年的阿格里皮娜(Agrippina)，还有公元前12年的阿格里帕。阿格

    里帕早在奥古斯都返回罗马之前就已经去了高卢。他先打了一场小规

    模的战争，然后就去了西班牙，对付一个本应已经被制服的部落—坎

    塔布里(Cantabri)。这场战争并不容易，阿格里帕还得带着纪律不佳

    的士兵作战。不过，他还是终结了这场战争，并且获许举办一场凯旋

    仪式，但他拒绝了。虽然在奥古斯都共和国时代曾经有其他人举办过

    凯旋仪式，但是从公元前19年起，我们忽然就再也看不到皇帝以外的

    人享受这种传统荣誉了。[404]阿格里帕的行为给未来的将军们立下了

    范例。从此以后，只有皇帝才能享有军事胜利的荣光。原先杰出的将

    领都能得到的赞美之词“imperator”也渐渐地成了君主的专属称呼。

    不过，拒绝举办凯旋仪式并不意味着阿格里帕要急流勇退。他既

    不是在谦让，也不打算退隐。阿格里帕的女儿维普萨尼娅(Vipsania，

    之前的一段婚姻里所生)和提比略成了婚，进一步巩固了他在王朝当中

    的地位。公元前18年，屋大维在公元前23年取得的保民官权力失效

    了。这份权力固然堪称独一无二，但还带着共和国官制的陈旧规矩—

    由选举产生、任期有限，虽然不像其他官职一样有同僚。这种缺憾在

    公元前18年得到了弥补。这一年，阿格里帕和奥古斯都一起得到了保

    民官权力，阿格里帕就此正式成为奥古斯都的政治伙伴。而且，他也

    处在王朝的中心。在奥古斯都死后，这个王朝也将延续下去。或许，

    人们不确定如果奥古斯都死于公元前23年的疾病，他的政权会遭遇怎

    样的命运。但是，公元前19年的安排无疑说明了就算奥古斯都逝世，

    他的家族也会继续统治罗马，阿格里帕会成为掌舵者，提比略和德鲁

    苏斯会从旁协助。

    奥古斯都在公元前19年的安排还厘清了他和两位执政官之间的关系。在公元前22年之后比较动荡的那几年时间里，并非执政官的奥古斯都常常表现得就像是拥有执政官的权力一样。公元前19年，他取得了执政官权力的名分。当然，他其实早就有了执政官的权力。[405]公元前19年和公元前18年的改革标志着罗马政治的转型。一些研究罗马宪法的历史学家认为此时有第三份重大的协定，修改了之前公元前27年和公元前23年的两次协定。然而，这第三份协定其实不存在。首先，我们看不到明显的协商过程。奥古斯都看起来没有和另一方势力展开谈判。而且，此时的两位执政官都是奥古斯都的人，他们帮助奥古斯都在公元前19年末异常迅速地完成了奥古斯都的改革。等到阿格里帕在公元前18年取得保民官权力之时，奥古斯都早已安排好了构建王朝、确立全新政治秩序的计划。

    时至公元前18年，奥古斯都已经掌握了传统政治生活里的所有领域。而且，奥古斯都政权在坚定不移地公然构建王朝。当初马尔凯卢斯的擢升或许还让奥古斯都感到有些窘迫，但年轻的提比略和更加幼小的德鲁苏斯看起来并没有遇到类似的麻烦。这当然也和阿格里帕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他的儿子都是奥古斯都的直系后代。当初有传言称他和马尔凯卢斯相争，但现在没有人再谣传阿格里帕要打压提比略和德鲁苏斯。奥古斯都和阿格里帕共同领导着这个皇室，而提比略和德鲁苏斯都是这个家族的后起之秀。罗马的政治前途就在奥古斯都的皇宫里，奥古斯都的家族正打算世世代代地统治下去。

    买下罗马

    奥古斯都的权力向来源于他对自己的政治根基的掌握，而这种控制力又和他对国家资源的利用密切相关。换言之，资金是奥古斯都政权的稳定性之源。在公元前44—前43年的战争结束以后，三头同盟的私人关系网络垄断了罗马的权力和资源。到了公元前19年，已经有整整一代的罗马人依附于这张关系网络而成长起来了。一百年以后，史家塔西佗对奥古斯都的崛起之路做出了这样的评价：
    奥古斯都以赏赐拉拢军人，以粮食收买民心。他对所有人都许以闲适的美好生活。其势力逐步壮大。他顺利无阻地将元老院、民选官乃至法律的角色都揽于己身，因为他的大敌都已经倒在了战场上或者成了公敌。剩下的贵族们更愿意当他的奴隶，他们拿到了各种荣誉和财富，在新的秩序里沉溺于安逸的日子。地方省份也对这种新的状态感到很满意，它们本就畏惧着元老院和人民的权力，既担心高层人物相争会波及自己，也不愿成为贪婪的高官眼中的鱼肉，因为就连法律也不能阻止他们动用暴力、人脉以及最强大的金钱来为所欲为……[406]

    把国家的资源分发给人民的一种最直接的手段就是殖民。[407]在共和国的最后几十年里，罗马人一般在军团士兵退役之时设立殖民地。奥古斯都也曾在战争结束以后让老兵们定居在殖民地里。[408]不过，他还设立了一些看起来没有多少军人定居的殖民地。[409]奥古斯都时代的殖民规模极大。我们没有掌握完整的殖民地名单，意大利以外的殖民地只有一部分为人所知。但整个奥古斯都时代设立的殖民地很可能不下于六十个，涉及的殖民者为三十万到六十万男性，其中应该还有一些不是罗马公民。

    就算内战已经结束，奥古斯都也得投入大量资金来满足军队的需要。他声称为了给老兵们寻找土地，他花了八亿六千万赛。因为设置殖民地比较困难，老兵们退役的报酬渐渐地从土地转变为现金。某些老兵或许会更喜欢现金，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返回意大利和家人相聚，用这笔资金来自行挑选定居地，而不是迁居至地方省份的殖民地。从公元前7年开始，奥古斯都又花了四亿赛来给老兵们发放奖金。[410]在奥古斯都时代一共有不下于三十万名老兵退役并得到了金钱或土地报酬。但奥古斯都的慷慨并不仅限于此。他在《圣奥古斯都行述》中称自己在公元前29年给所有的殖民者都发放了一千赛的奖金，用以庆祝阿克提翁之战的胜利。他还有可能在后来时不时巡视意大利的时候也大方地发放了奖金。[411]

    奥古斯都还得解决平时的军费支出问题。从公元前30年到公元14

    年，奥古斯都一般都掌握着二十八个军团大约十四万人的军队。这个

    数目稍多于罗马成年人力的十分之一。在奥古斯都统治末期，因为潘

    诺尼亚(Pannonia)的叛乱和日耳曼尼亚的战事的存在，这个比例有所

    上升，也许达到了总人力的百分之十四。[412]服役的相关规定也变得

    更加固定了，通常时限为十六年，后来延长到了二十年。[413]最后，

    奥古斯都专门新设了一个军费管理部门来负责为士兵们提供薪水和奖

    金，其第一笔资金就出自他自己的资产。同时，他开始为了军费而征

    收百分之五的遗产税。富人们并不喜欢这个举措，因为他们不认为自

    己应该把财产分享给军队。[414]

    奥古斯都也继续支持着平民。继公元前23年以后，他在公元前11年(每人四百赛)、公元前5年和公元前2年(每人两百四十赛)都给平民送出了礼物。[415]在他死后，罗马人民(大概是罗马的平民)又得到了每人一百六十赛总额四千万赛的奖金。奥古斯都一生给罗马人民发放的奖金加起来超过了五亿赛。这个数字肯定会让元老们深感震惊。而且，这还没算上他在粮食供给、修建水渠还有各种庆祝活动上花出去的钱。

    用金钱换取士兵(及其家人)和平民的支持是比较直白的事情。相比之下，罗马精英们的问题要复杂一些。元老们秉承传统，认为自己理应是罗马的统治者。但现在，奥古斯都夺走了他们的统治权。不过，当时的政治是比较松散的个人化政治。人们往往只关心自己有着怎样的地位，而这个地位又是否与其家族威望相称。

    这种松散的性质让奥古斯都有了掌控精英阶层的余地，他需要做

    的就是让这些精英感觉自己得到了认可与尊重。于是，他让贵族们分

    享了皇权带来的好处，让他们得以免受革命的威胁，安然享受财富。

    贵族的地位由此和奥古斯都本人及其政权都挂上了钩。为了让贵族们

    感受到尊重，奥古斯都还得做一些小事。他需要记住人们的名字，送

    生日礼物，对他们的家族活动示以尊重，在参加讨论的时候平等相

    待。总而言之，他要致力于和贵族们维持良好的私人关系，以便相应

    地维持住彼此之间的政治关系，从而巩固他的政权。

    奥古斯都控制着公职的任命权。也就是说，他有权决定他人的政治前途。他既可以让人擢升至高位，也可以轻易地打压别人。不过，他大概很少觉得有必要去用这种权力铲除某些可能对现政权有异心之人。在奥古斯都时代的后期，执政官的职位常常由出身名门者担任。奥古斯都允许他们取得这样的高级职务恰恰证明了奥古斯都的共和国可以平稳地运转下去，出身显贵的元老们可以在奥古斯都的统治下拥有光明的政治前途。[416]

    奥古斯都凭着他的权力把某些交游甚广的贵族纳入了他的关系网络，进而使得任何反对奥古斯都的举动看起来都像是在自取灭亡。无论有意或是无意，奥古斯都最终对元老们采用的策略都顺应了元老们原有的等级秩序。他没有必要把元老院里的人都换成自己的坚定支持者，因为他大可以用权力来对元老们施恩。最后，元老院里的人不是已经受过奥古斯都的恩惠，就是正在求取这种恩惠。

    奥古斯都只有在威胁到元老们的个人地位之时才会遇到明显的阻

    力，比如，他当初审定元老资格的时候。[417]公元前28年，奥古斯都

    改革了元老院的人员组成。这是他恢复共和国的举措之一。在公元前

    18年，他再度开始考虑元老的资格问题。这一次，他设计了一套比较

    复杂的元老选举制度。奥古斯都会挑选出三十个人，而这三十人每人

    会再选出五个人。然后，这里获选的一百五十个人要进行抽签。剩下

    来的只有三十个人，他们就是第一批合格的元老。而之前奥古斯都选

    出来的三十个人会回到未获选的名册里去。接着，第一批合格的三十

    名元老要按同样的程序选出一百五十人，经过又一次抽签，得出第二

    批合格的三十人。然后第二批元老又要再选一轮。这整个流程会一直

    持续到产生了三百名合格的元老为止。如果说有人想要把奥古斯都当

    作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他最好首先来看一看奥古斯都设计的这套制

    度。这套制度导致的结果是无比的混乱和腐败，它让很多适合担任元

    老的人因为被人遗忘或者没抽到签而落选。某位德高望重的元老发现

    他的儿子还在担任元老，而他自己却被开除了。于是，他撕破了自己

    的衣服，向人们露出他在为罗马效劳的岁月里留下的伤痕(共和国时期

    也有这种例子)。还有一位元老恳求辞去自己的职务，让他落选的父亲

    得以留在元老院里。后来奥古斯都本人也察觉了这套流程的失败之

    处，于是便拿起了名单，亲手挑选(或开除)元老。[418]

    五年后，奥古斯都想到了一个新点子，他调整了在人口普查中被

    评为元老的财产要求。共和国时期的元老资格大概是十万赛，奥古斯

    都把它抬到了一百万赛，然后立刻就发现了问题。他肯定是想通过抬

    高标准来排除那些财力相对较弱、名望相对较低的家族。[419]但是，

    他似乎没能较为准确地预测到哪些家族会被排除出去，有些声望较高

    的家族忽然发现自己失去了当元老的资格。于是，奥古斯都感觉到有

    必要资助这些虽然较穷但是很受敬重的元老。我们可以猜想一下，依

    靠奥古斯都的资助来维持元老的地位应该不是什么很光彩的事情。

    [420]

    奥古斯都实施这些改革的目的并不是除去那些和他作对之人，而是提高元老院的威望。虽然某些元老或许因为一度失去了元老的资格(无论是由于意外还是有意)而感到有些不满，但是元老们的整体地位是得到了提高的，因为他们经过了更加严格的筛选。给奥古斯都带来政治压力的是对个别元老的冒犯。奥古斯都政权因人们追求各自的政治前途而团结了很多人，但在改革元老院的事情上，这种现象反而让他遇到了一些阻力。

    奥古斯都的权力限制了元老院的政治地位，但他让元老院在行政

    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他设立了很多官职来负责具体的职务，一般是

    让多名官员共同管理一项事务。公共建筑、道路、水渠、台伯河堤与

    行洪渠(台伯河素有在冬季因暴雨而泛滥的恶名)还有罗马城的粮食供

    应都有了专门的元老官员来负责处理，元老的职业生涯因此变得更为

    复杂了。同时，这也是他们在公众面前的新形象。在奥古斯都时代，

    元老们通过官职(而不是政治、军事成就或者家族背景)来显示自己的

    地位。而这种对于官职的需求让他们深陷于奥古斯都的制度当中，他

    们需要奥古斯都的制度来为他们提供地位。[421]罗马精英的本质在不

    知不觉中发生了转变。

    军人、平民、元老都渐渐地融入了奥古斯都的新制度。他们或是越来越依赖奥古斯都为他们提供金钱，或是为各种荣誉所征服。奥古斯都的权力的本质就在于这张可以满足所有人的关系网络。正如塔西佗所说，奥古斯都把他的支持者都团结在了一起，又对所有的反对者加以利诱。帝国的权力收买了共和国的所有遗产，让自己的地位变得稳如磐石。于是，政治革命成功、掌握了大量资源的奥古斯都开始在文化领域发起另一场与之相称的革命。

    文化领域的革命

    革命是很奇特的事情。现代的革命者想要改造世界，为此，他们

    会夺取政治权力，颠覆原来的政权，还会大力地扫除旧政治秩序的任

    何一点残余。但是，掌权以后又该做些什么呢？改变政局，砍掉国王

    的脑袋或许并非难事。但要真正地改造世界就得给整个社会带来一场

    深刻的革命，改变人们的旧思想，从而铲除原先让国王和朝廷得以存

    在的根基。文化领域的革命比政治革命要难得多。很多政权都在这个

    阶段遭遇了挫折，陷入无边无际的苦海，导致无数人流血死亡。

    和现代的革命不同的是，在奥古斯都的革命当中，没有某种引领

    人们前进的意识形态。至少据我们所知，这场革命的领导者并非因改

    造世界的意识形态承诺而行动的。不过，这不是在说他们认为罗马的

    社会已经完美或趋近完美了。他们毕竟才经历了长达一个世纪的内

    乱，奥古斯都的胜利本身就是这一百年历史发展到顶峰的结果。这足

    以说明罗马的政治制度有着一些严重的根本性问题。当时的罗马人同

    样认为他们遇到的是社会问题，虽然他们对社会的理解和我们有一些

    差异。我们最好把他们自己指出的根本性问题称为“道德滑坡”。

    在罗马人眼里，道德是政治美德和习俗的根基。道德滑坡意味着

    人们的社会、政治行为都变得恶劣起来。道德的范畴涵盖了人和神、

    家族、国家之间的关系。道德是一个政治概念。而这种政治文化的堕

    落是因为罗马人征服四方建立霸权，获得了太多的利益，导致罗马社

    会发生了转变。财富催生出奢靡之风，对财富的渴望扭曲了政治决策

    的过程。贪恋财富的罗马人不再是合格的公民，反而互相争斗不已。

    而且，这种转变影响了罗马社会的所有阶层。

    其实，这种关于罗马人道德败坏的说法是不太可靠的。这种理论

    首先设想了一个存在于道德滑坡之前的黄金时代。然而，罗马人或许

    认为这个黄金时代大概就在公元前3世纪或者更早一些的时候，但至少

    在我们看来，罗马历史上没有哪个时期堪称这种黄金时代。不过，这

    种精心炮制出来又简单易懂的说法往往能够引得很多人相信。相比之

    下，真相反而没有那么可信了。历史学家们常常会遇到这种毫无胜算

    的辟谣之战，因为如果罗马在公元前1世纪遇到的混乱不是一个简单的

    集体道德败坏的问题，那么人们很可能就得面对一个更加难以理解、

    难以捉摸也更加复杂的问题了。简单的故事能够慰藉人心。而且，道

    德败坏论还很合罗马精英的口味，因为这种理论同时指明了一条简单

    的解决之道：恢复以往的道德。

    罗马的政治思想家们难以设想出新世界的模样，却可以比较轻易地给旧世界蒙上新的面纱。奥古斯都在公元前28年和公元前27年就尝试着恢复一种旧的道德秩序。他改革了元老院的人员构成，开展了人口普查，举办了相关的仪式。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在公元前28年修复了一些神庙。这都表明了他愿意恢复一种古老的社会、宗教秩序。这些大体上算是制度层面的改革。此外，我们还能在一首情诗当中发现奥古斯都的其他想法。

    普罗佩提乌斯的优美诗作曾经生动地帮助我们理解了奥古斯都时

    代早期的文化。此外，他还有一首诗反映了他的女友君提娅在某项

    “法律”被撤除之时深感喜悦。曾经，这对爱侣因为这项法律会迫使

    他们分离而潸然泪下。但最后，普罗佩提乌斯得意地写下了这样的话

    语：“恺撒能征善战，但他的战功在爱情面前分文不值。”[422]我们

    无法确切地得知什么样的法律会让这对情侣分开。也许，这项法律要

    求所有罗马人必须结婚，甚至规定了非常严厉的惩罚，以至于普罗佩

    提乌斯这样坚定的不婚者也不得不违背本心。或许，这项法律还让通

    奸被归入了刑事犯罪。普罗佩提乌斯想象了他的庆婚队伍经过君提娅

    宅前的景象，为自己失去了爱情而流下了悲伤的泪水。普罗佩提乌斯

    和君提娅似乎不可能结婚，因为像他们这样痴迷于爱情之人是不可能

    接受婚姻的。

    普罗佩提乌斯还在诗篇里明确地提出了意识形态的区别。这项法律和军事有关，其目的是强制要求罗马人生下合法的孩子，以便为罗马的军队提供更加充足的人力。普罗佩提乌斯则声称：“我的血脉不会成为军人。”他认为爱情是超然于恺撒的权力以外的事物。恺撒固然有军队，但他不能控制爱情。在普罗佩提乌斯所写的诗作里，爱情的领域是自由的，它不受奥古斯都的掌控。

    其他人看起来也有普罗佩提乌斯这样的想法，那项法律没能在会议上得到通过。罗马的情侣们或许在法律被撤除以后的那天晚上以情侣专有的方式进行了庆祝。普罗佩提乌斯的这首诗面世于公元前1世纪20年代中期，未能出台的那项法律肯定出现在公元前1世纪20年代初。不过，虽然普罗佩提乌斯热烈地庆祝了爱情对恺撒的胜利，但恺撒并不是轻言放弃之人。公元前19年以后，地位更加稳固的恺撒即将着手进行道德改革，向普罗佩提乌斯和其他的情侣证明，恺撒的大权同样可以控制爱情。

    奥古斯都的立法工程涉及的范围极广。公元前18年出台的一些早期的法案在后来得到了修改或者延伸。而且，帝国政权十分注重宣扬道德教化。帝国皇室被推出来成为优秀道德的榜样，以身作则，行为世范。他们鼓励人们在艺术作品中表现罗马的传统价值观，对道德模范人物加以褒奖。奥古斯都本人似乎还声称他家族里的女性会给他制作衣服(织衣是罗马已婚女性的传统)，虽然传统文献并没有提及皇室女性对这种强制的劳动作何感想。[423]此外，奥古斯都还立法对下列事情做出了或多或少的规定：解放奴隶、过度铺张、衣着、元老及其子孙的婚配、遗产分配、性行为、叛逆。

    对性生活加以规定是因为罗马人在这方面的道德观念和现代人有

    着很大的区别。罗马人结婚只是为了生育子女，传宗接代，爱情和婚

    姻毫无关系。奥古斯都立法鼓励罗马人结婚。公元前18年，奥古斯都

    出台了一项法律规定离异女性应当于六个月内再婚，丧偶者可以有一

    年的宽限期。后来，在公元9年，这项法律得到了修订，让离异者有了

    一年半的宽限期，丧偶者则是两年。看起来，违反这项法律的惩罚和

    继承、分配遗产有关。[424]未婚男性同样会遭到类似的惩罚，其继承

    权也会受到限制。奥古斯都还实行了一项财产税，尤其针对未婚者的

    财产。此外，未婚者似乎不得观看戏剧。[425]

    生育了后代的男女则会得到奖励。一般的罗马女性需要有男性代

    表才能参与法律事务，而拥有三个孩子的女性(得到自由身的奴隶需要

    有四个)会获得独立的法律地位。拥有孩子的男性元老可以更快地在政

    治道路上得到晋升。而且，这种奖励不只局限于政治精英阶层。有一

    次，奥古斯都正在巡视意大利各地区。大概他是在访问各地的殖民地

    和其他聚落，同时也是在巩固他和人民之间的关系。此时，他宣布给

    所有为人父者发放奖金，每拥有一个孩子就可获得一千赛。鉴于当时

    一名罗马军人的年薪是九百赛，这次的奖金数额堪称非常巨大了。而

    且，整个意大利的儿童公民大概有一百万。所以从帝国的角度来看，

    这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虽然这应该只是一次性的奖金。[426]

    这一系列法律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某些人为此而集会示威，公然表示抗议。奥古斯都不得不对法条做出了修改，而且有可能是两次。[427]有一次，在奥古斯都统治末期，人们正在剧院示威。面对示威者，奥古斯都把日耳曼尼库斯(Germanicus)和阿格里皮娜放在膝盖上玩耍，用以展示天伦之乐。[428]公元9年，又有人在剧院里示威。于是，奥古斯都把骑士阶层召集到了广场上，对他们进行严肃的批评。[429]奥古斯都还曾于公元前18年在元老院里宣读昆图斯·凯奇利乌斯·梅提卢斯·马其顿尼库斯(Quintus Caecilius Metellus Macedonicus)在公元前131年发表的演讲词“论增加人口”。[430]留传下来的文字寥寥无几，但我们还能从中看出全文的基调：
    罗马的公民们，和妻子共处着实是一件麻烦的事情。如果可以，我也愿意赞成不娶妻。但是，大自然的安排便是要我们不得不放弃短期的欢愉，为长远的种族延续而忍受下去。[431]

    奥古斯都宣读这份演讲词的目的是把他的改革和罗马的传统道德

    观念联系在一起。即便梅提卢斯当年没能成功地说服大家改革罗马婚

    俗，他的演说词也能让奥古斯都的改革看起来有着熟悉的传统面貌，

    掩盖掉其中的创新气息。因此，面对批评者，奥古斯都可以有底气地

    声称自己干涉公民私生活的做法在罗马历史上有过先例。狄奥还记录

    了奥古斯都在公元9年对不生育者发表的演讲。虽然我们不确定其准确

    性如何，但从他的文本来看，奥古斯都重申了梅提卢斯当年的核心思

    想，批评不生育后代者是在威胁罗马的未来，把个人私欲放到了生儿

    育女的职责之前。[432]

    奥古斯都还出台了一项法律，宣布通奸入刑。在此处，通奸的定

    义是已婚女性和自己的丈夫以外的男性发生性关系，双方都会被判定

    为有罪。但已婚男性可以合法地与自己的妻子以外的女性发生性关

    系，只要该名女性未婚即可。性工作者是不受该法律约束的，她们只

    需依照这项或者另外某项法律的规定进行登记。通奸入刑既约束了一

    些年轻人的行为，也有助于促进合法后代的诞生。[433]根据这项法

    律，通奸者会被剥夺财产，遭到流放。奥古斯都还宣布丈夫都有义务

    起诉有嫌疑或者确实犯下通奸罪的妻子。假如丈夫不曾起诉，那么在

    该名女子被指控的六十天以后，其他人也可起诉。如果罪行属实，那

    么她的丈夫就必须与她离婚，不然就会遭到起诉。[434]

    这些法规未免有点道德恐怖的嫌疑。虽然那些鼓吹道德教化者总

    是在大肆抨击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认为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但他

    们的说法通常没有什么站得住脚的依据。例如，就罗马而言，他们似

    乎并没有统计过各个时期曝光的通奸案例数目，也就无从展开数据分

    析，但在共和国晚期和帝国时代之初，人们在卧室里做的事情显然比

    在古典时代(或后来的其他时代)的其他时期受到了更多的关注。既然

    没有人能够说得清哪个时代的通奸行为比较多，那么奥古斯都之所以

    立法严惩通奸或许并不是因为通奸行为真的变多了，而是因为人们普

    遍担心通奸行为发生而已。

    诞生于奥古斯都时代的诗作和其他时代一样热衷于讲述政治人物

    的爱情故事，而且同样秉持爱情不受婚姻关系的限制，爱人不限于配

    偶的理念。诗人们笔下的爱情往往和传统道德观念推崇的生活方式形

    成鲜明的对比。关于当时的大人物尤里乌斯·恺撒、马克·安东尼还

    有奥古斯都本人的那些逸闻都会着重描写他们自由地追逐异性的行

    为。不论是以罗马人的标准还是现代人的观念来看，这些逸闻都经常

    涉及通奸。[435]有传闻称奥古斯都尤好处女，有专人寻来非常年幼的

    女子以供他淫乐。[436]还有一些相当露骨的传闻称他和麦奇纳斯的妻

    子提兰提娅有着长期的情人关系。在惹得众人不满的通奸法出台以

    后，甚至有传言称奥古斯都在公元前16年一度急着离开罗马，去高卢

    处理公务，以便和提兰提娅一起躲开旁人的视线。[437]如果这种说法

    属实，那么奥古斯都就和他的朋友的妻子维持了至少十五年的半公开

    的情人关系，甚至在通奸入刑以后成了罪犯。然而，我们不难想象，

    奥古斯都出台的约束私生活的法律大概使得很多罗马人都开始怀着恶

    意去对他本人的私生活说三道四。

    无论其本人是否有此类行为，从古至今很少有政治人物会公然主张保护通奸者的权利，但奥古斯都时代的这些法律的意义并不在于打压不正之风。重要的是，奥古斯都在宣扬某种理想的社会图景，并且在用法律的手段来强制实现这种图景。无论男女，罗马人都有繁衍后代的义务，他们理应为国家生儿育女。男孩子将来要成为战士，女孩子将来要生出下一代的战士。罗马人关心他们的人口数目，担心罗马人会越来越少乃至没有新生代的战士来捍卫他们建立的这个大帝国。

    因此，所有罗马人的私生活都不得不服从于帝国的约束。关于婚姻的规定是把国家的权力延伸到了公民的家中，这些法律之所以不受欢迎大体上是因为它们切实地影响了罗马人的生活。当然，拒绝结婚者可能有各种各样的私人原因。但我们同样必须注意的是，罗马人实行的是均分继承制。也就是说，每一位合法的子女都可以继承到等额的家产。在这种继承制度下，如果一个家族长期只有两个左右的孩子，那么保持家族的地位并不是很难的事情。但随着孩子数量的增加，其难度会逐步地提高。况且，婚姻关系的缔结是以双方的地位为依据的，而地位又最终取决于财富。所以，独生子女很有可能与出身更加高贵者成婚。总而言之，均分继承制大体上意味着较小的家族比较容易提高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而较大的家族比较容易没落。

    应对这种情况的一种有效手段就是好好地安排婚姻。然而，奥古

    斯都却出台了法律强迫大家尽快成婚。有些人本来会有意地推迟结

    婚，以便积攒起更多的财富，和出身更好的对象成婚，或者通过晚婚

    来尽量避免生育过多的子女，个别人甚至还需要照顾到某个子女过多

    的兄弟姐妹。但在奥古斯都出台新法以后，他们就必须放弃这些打算

    了，不然就会受到法律的惩罚，失去继承家产的资格。在这种限制

    下，大家族的子弟难以找到合适的婚配对象。于是，一些或者说很多

    罗马人开始试图规避法律的约束。他们会定下期限较长的婚约，或者

    和年纪太小、无法成婚的女孩子订婚。但在后来，奥古斯都补上了这

    些漏洞。或许有些人因此便尝试了一些在结婚后限制家族规模增长的

    手段，比如堕胎、杀婴、减少性行为、避孕，虽然我们几乎对罗马人

    的夫妻生活一无所知。

    关于奥古斯都的新法遭到反对的原因，除了上文所提的这些非常

    实际的考虑以外，观念问题至少有着同样重要的地位。一些人也许和

    梅提卢斯的观点一致，认为娶妻是大自然强行施加于己身的不幸之

    事，妻子的存在会妨碍他们过上幸福的生活，因为罗马女性一般都会

    在家庭里拥有一定的地位，而且至少有一部分女性是反对丈夫拥有情

    人的。某些罗马男性或许真的过着当时的情诗里描写的那种生活，和

    别人的妻子有着私密之极的关系，结婚大概不利于他们保持这样的放

    浪作风。还有一些罗马人也许是难以忍受国家的权力以这种方式运

    行。罗马的历史或许看起来像是在鼓吹克己奉公、为国献身的爱国精

    神，但要求罗马人为了罗马的利益而繁衍后代仍然堪称令人震惊的侵

    犯个人自由之举。更何况，生下来的男性还要为奥古斯都的政权在奥

    古斯都的军队里为奥古斯都而战。这恐怕不是很能激发罗马人的性

    欲。普罗佩提乌斯就曾经声称他的后代决不会为奥古斯都的帝国梦而

    战，其他人或许也有类似的想法。

    此外，奥古斯都的婚姻法还让罗马人的房中事有可能被别有用心之人加以利用。之前，一个人大概只能散布谣言说他的对手的妻子人尽可夫，但在奥古斯都时代，他或许就可以把她送上法庭了。男女之间的友情也有可能遭到歪曲，乃至毁掉双方的人生。我们也许还会好奇，对于这种事情，法庭究竟该如何判定证据的有效性。当时可不像现在这样有专人在酒店附近等着拍照做证。一般说来，法庭是不会对“没有合理证据”的事情做出判决的。不过，光是闹上法庭所引发的恶意流言或许就足以造成严重的伤害了。曾经关上门来解决的家务事，现在有可能被公之于众，损伤家族的颜面，甚至导致失去财产，惨遭流放。史家塔西佗对此做出了这样的评价：
    民众变得更加可怕了，因为每一个家庭都有可能被告密者毁于一旦。[438]

    奥古斯都的这些法律看起来秉持着古老的道德观念，对人民加以冠冕堂皇的约束，让人难以公然表示反对，同时也是皇权套在罗马人民身上的枷锁。[439]

    黄金时代

    公元前17年5月23日，元老院在执政官盖乌斯·西拉努斯的主持下召开了会议，讨论恺撒·奥古斯都和马尔库斯·阿格里帕主张庆祝的时代节(Secular Games)。这个节日标志着一个时代(saeculum)的结束，同时当然也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在充斥着战争和内乱的一个时代结束以后，奥古斯都政权要为罗马人民献上的是一个满溢着希望与和平的全新的黄金时代。

    有很多古老的传统在共和国晚期被搁置了起来，时代节也是如此。这项节庆的具体规定尚有争议。据我们所知，罗马人的上一次时代节是在公元前146年，再往前则是公元前249年。这项节庆有可能就是在公元前249年被创造出来的。当时，罗马人深感迦太基人的威胁。他们或许觉得罗马已经失去了诸神的祝福，自己必须做出一些特别的事情来赢回神明的宠爱。于是，他们去查了神谕书，最后认为罗马人得罪的是冥界诸神和罗马的先祖。因此，公元前249年时代节上的仪式庄严肃穆，类似于丧礼，其主旨就是为罗马的列祖列宗和冥界的神明献上敬意。此外，神谕还要求两次时代节之间要有一百零五年或一百一十年的间隔。这是为了让每一个人一生都最多只能参加一次时代节。也就是说，这项节庆的举办标志着有一整代的罗马人已经离世。现在，奥古斯都和阿格里帕即将改造这个原本规模较小而且比较庄重的活动。[440]

    元老院在5月23日颁布了法令，试图尽量增加参与此次时代节的民众数目，将其打造为一次盛大的公共节庆。元老们允许各阶层的未婚者及本应受到婚姻法惩罚之人参加时代节。他们希望有尽可能多的人到场，因为这毕竟是所有人一辈子都只可能参加一次的节日。他们还命人用铭文记下了这次庆典，我们今天还能看到一个残缺的版本。[441]

    我们掌握的史料始于5月31日夜里的献祭仪式，人们向诸位命运女神献上了九只绵羊和九只山羊。作为主持仪式的祭司，奥古斯都以其铿锵有力的声音带领着大家展开了祈祷。奥古斯都请求诸神让罗马人民的帝国得以继续扩张，变得更加伟大；让罗马人民和罗马军团都享有胜利与安康；让十五人祭司团(主持时代节的祭司)、罗马公民、奥古斯都本人及其家人都得到祝福。接下来是某种表演活动。然后，人们举办了一次神圣的宴会，享宴者是从罗马公民家中选出的一百一十位人妇。

    第二天，奥古斯都和阿格里帕向朱庇特献上了公牛。接着是戏剧表演。然后，十五人祭司团宣布降低公民之妻为亡夫服丧的时间要求。在夜幕降临以后，奥古斯都主持了又一场献祭仪式。这一次，他向生育女神埃雷图娅(Ilithyia)献上了糕点。6月2日，奥古斯都和阿格里帕向朱诺献上了母牛。接下来是一场代表罗马女性的祈祷仪式，其流程几乎和前天夜里奥古斯都主持的那一场一模一样。这天晚上的献祭仪式是把一头怀孕的母猪献给伟大的母亲(Magna Mater)。到此为止的活动都谨遵时代节的传统，举办于台伯河畔的某个区域。

    6月3日，庆典的中心转移到了奥古斯都的宅邸所在的帕拉提翁山上。人们向阿波罗和狄安娜(Diana)献上了糕点。五十四名少男少女合唱了由诗人贺拉斯(Horace)专门为此创作的一首圣歌。接着，人们转移到了卡皮托里翁山上。在那里，合唱团又唱了一次圣歌。然后，人们观赏了戏剧表演和马车竞赛。在这一天的活动即将结束之时，十五人祭司团宣布接下来有为期七天的希腊语和拉丁语戏剧表演。到6月12日，还有在竞技场里猎杀野兽的表演和马车竞赛。及至这一系列活动告终，人们的生活大概才恢复正常。

    奥古斯都和阿格里帕把时代节改造成了一场极其隆重的庆典，其

    中的寓意也发生了变化。庆祝时代节不再是为了安抚亡者，而是为了

    展望罗马的未来。祈祷仪式是为帝国的扩张、为军团和罗马人民而举

    办的，奥古斯都及其家人也得到了祈祷，这显然说明了奥古斯都的王

    朝已经成为罗马的一大核心(我们也可以发现元老院和各位官员似乎都

    没有被提及)。此外，这次的时代节不仅没有像以往一样为冥界的神明

    献祭，反而把祭品献给了生育女神。这是在强调女性和生育的重要

    性，赞扬那些即将给罗马生下子孙后代并且为其提供道德指引的母

    亲。儿童的地位则体现在歌唱贺拉斯的圣歌的那个合唱团身上。6月3

    日，这些宗教活动的举办地点及其本质都有了彻底的变化，节庆的焦

    点转移至奥古斯都下令建造的阿波罗神庙。这座庙宇和阿克提翁之战

    的胜利有关，而且和奥古斯都本人的居所相邻。此外，十五人祭司团

    的领导地位看起来也是全新的设计，其首要目的就是让祭司团内的两

    位领导者奥古斯都和阿格里帕得以主导节庆的流程。毋庸置疑，此次

    时代节是属于他们二人的庆典。

    儿童合唱团(两度)演唱的圣歌名为《时代之歌》(Carmen Saeculare)，其内容完整地流传了下来。它的作者贺拉斯是当时最杰出的诗人之一，以抒情诗歌与讽刺诗著称。他看起来和麦奇纳斯的关系比较好，因而进入了奥古斯都身边的社交圈子。这首《时代之歌》开篇提及的是阿波罗和狄安娜，而不是冥界诸神。其主题显然也有着奥古斯都时代的特色：它请求诸神爱护人母，让青年茁壮成长，为奥古斯都要求人们生育后代、尽早结婚的法律赋予力量。然后，《时代之歌》请求命运女神和伟大的母亲让罗马的田地变得肥沃多产。接着，歌词的内容变成了罗马的建城史。不过，贺拉斯对罗慕路斯和雷慕斯着墨不多。他主要描写了埃涅阿斯逃离特洛伊，定居于意大利的故事。之后，《时代之歌》表示希望奥古斯都继续开疆拓土。最终，在比较和缓的曲调下，贺拉斯展望了和平、繁荣的未来。

    时代节比较全面地展现了奥古斯都政权的意识形态。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很多关键的主题：军事胜利、和平、罗马的繁荣、繁衍生息、神明的祝福、法律对罗马人民的约束。节庆活动的核心是对传统的罗马历史加以改编，然后呈现在大家面前。时代节本就标志着某个时代的所有罗马公民都已经离开了人世。这种比较罕见的节庆和希腊人对时代的认识有关。在希腊神话当中有所谓黄金时代的概念。据说，那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时代，当时的人们无须劳作而能得到自己所需的一切，世界和平犹如天堂。然后，这种原始的理想社会渐渐消亡，后来的时代每况愈下。最终出现的是黑铁时代，充满了暴力与战争。

    在诞生于晚期共和国的拉丁诗歌当中，我们常常能看见这种说法。堪称晚期共和国最优秀的诗人的卡图卢斯(Catullus)以及在奥古斯都时代创作了伟大的史诗《埃涅阿斯纪》的维吉尔都曾经运用过黄金时代的概念。[442]卡图卢斯虚构了一个他所处的世界在堕落之前的模样。而维吉尔则畅想了历史的进程会不可思议地逆转，人类会在某位救世主的带领下重新进入黄金时代。

    这种认为每一个时代都变得越发糟糕、一步一步堕落下去的说法非常悲观。罗马人一度十分担心自己还会堕落到怎样的境地，但奥古斯都的时代节标志着罗马人的态度焕然一新：时代节即将开启的新时代并不是更加可怕的噩梦，而是再度出现的黄金时代；时代节展现的主题是生育、和平、青春和多产(人和田地)—这些积极向上的内容让人不禁想起了传说中黄金时代的美好图景。奥古斯都和阿格里帕由此宣布了历史即将重新开始，他们会带领人们开启新的元年。

    《时代之歌》提及埃涅阿斯是因为奥古斯都尤其重视这个建城传说，奥古斯都时代有很多艺术作品都刻画了埃涅阿斯的故事。例如，罗马城中心的奥古斯都大广场和公元前1世纪第一个十年末期建成于战神广场的那个小巧却别致的和平圣坛。在圣坛墙上的浮雕当中，意大利娅女神(Italia，或和平女神)的形象周围充满了象征着生育的图景，意味着奥古斯都会带领大家再次进入一个和平且生机盎然的时代(如图9)。

    奥古斯都政权致力于宣传埃涅阿斯主要是因为尤里乌斯家族自称起源于埃涅阿斯之子尤卢斯。而且，在公元前19年，维吉尔发表了他的史诗著作《埃涅阿斯纪》，重新全面地讲述了埃涅阿斯的传说。这部作品是拉丁语文学史上的传世经典，堪称最具影响力的拉丁语诗。其主要内容是描写埃涅阿斯如何克服了艰难险阻，从特洛伊来到意大利，并且在意大利顽强奋斗，带领其人民定居于拉提翁(Latium)。

    《埃涅阿斯纪》呼应了《荷马史诗》中的内容，与《伊利亚特》

    (Iliad)和《奥德赛》(Odyssey)都很相像。显然，维吉尔写作的用意不

    是为人们提供信史，这部史诗的意义在于以其虚构的罗马建城史来促

    使人们反思真正的罗马历史。埃涅阿斯的形象不只是意大利半岛上这

    座新社区的创建者，他更是所有罗马人的缩影。埃涅阿斯开拓新土地

    的故事能够让人回想起充满了阳刚之气的罗马男性，激起人们对个人

    与政治的关系以及命运的本质的思考。为了寻找新的定居之所，埃涅

    阿斯必须背弃他的故乡、妻子和爱人。他失去了父亲，还目睹了自己

    的朋友遇害。他必须为一座将在许多个世代以后建立起来的城市而

    战。他常常被视作一个有缺憾的英雄，人们会在他的身上看到教训，

    进而深思一个罗马人应当怎样处事。埃涅阿斯几乎总是被描写为一个

    尽忠尽责(pius)之人，他把自己的一生无私地奉献给诸神、人民以及

    那个未来即将成立的国家。他的命运让人不禁联想到他的后代及继承

    者奥古斯都。罗马刚刚摆脱一场浩劫，在这种时候出现的这样一个有

    关于罗马的故事显然能够引人遐想。虽然其中的寓意并不是很直白，

    但人们总是能够意识到其存在。

    奥古斯都为罗马带来了一个全新的开端，但他并不打算掩饰自己开创的新罗马的本质，奥古斯都给时代节创造的新传统表明了新时代属于专制的君主。参加庆典者或许会感觉这些宗教仪式都是古老的罗马传统。然而，现在的罗马是由奥古斯都和阿格里帕统治的新罗马，他们二人代表的皇族则是新罗马的核心。

    奥古斯都声称他在尝试着把罗马恢复到一种古老的理想状态。在《圣奥古斯都行述》中，他写下了这些看起来自相矛盾的话语：
    许多古老的传统现已没落。我便以新法使其复苏。而且，我还在许多领域内创制了值得子孙后代沿袭的新规。[443]

    奥古斯都罕见地实行了既创新又复古的改革。就算是在公元前131年，梅提卢斯本人也不过是慷慨激昂地发表了演说而已。身为一名古代的保守派，他所提出的主张并不符合当时大多数人的道德观念。他似乎只是一位和常人意见相左的少数派人士而已。至少在我们看来(罗马人自己或许也深知)，罗马人远远没有某种统一的道德观。罗马的意识形态是很复杂多样的。而奥古斯都和梅提卢斯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能够用权力把这种古老的少数派主张化为现实，他试图运用国家的权力来重塑罗马社会及其道德。

    奥古斯都时代的文学作品和公共庆典都描绘着一种理想的新社会的图景。奥古斯都政权想要以这种新社会的价值观来教育人民。他们想用各种庆典和《埃涅阿斯纪》来教育人民对诸神和奥古斯都尽忠尽责。人民应当为奥古斯都政权献身；男子应当结婚，应当奔赴战场；女子应当为奥古斯都的军团而生育后代。奥古斯都政权呈现在人民面前的未来是一个繁荣、和平的黄金时代，生活于其中的罗马人都要为奥古斯都的帝国效劳。就算以现代的标准来看，这也是极权主义的景象，历史上有许多好大喜功的独裁者都追求过这种梦想。

    大概在二十年以后，诗人奥维德(Ovid)曾经抱怨当时的女性不再珍视他的诗作了：
    她们仍然会赞美诗篇，却更想得到贵重的礼物。
    只要富有，即便是野蛮人她们也毫不介意。
    啊，现在确实是黄金时代：
    黄金既能带来官位，也能招致爱情。[444]

    就像历史上其他的许多政治人物一样，奥古斯都和阿格里帕基本上是在画饼充饥。当然，并非所有人都会为他们所欺骗。罗马社会是很复杂的，而大多数复杂的社会都以权力和金钱为基础。奥维德就以上文的诗作嘲弄了奥古斯都政权营造出来的假象。他同时还流露出一种怀旧之情，追忆着道德滑坡以前的时代，想象着身为诗人的自己在那种时代里可以凭着精妙的诗歌来赢取异性的芳心。因为在奥古斯都的新时代里，诗作不值一提，金钱才是通往闺房的捷径。就算政客们许诺社会的道德水平会得到提高，就算姑娘们盛赞诗文里的真情实意，最终决定一切的还是金钱。无论政治精英们怎样地哀叹，怎样地追求复古，罗马人都不会重拾某种古道热肠。现在的罗马社会太过复杂，再也无法恢复朴素的模样了。在奥维德描绘的社会图景里，身处于这个黄金时代当中的罗马人都汲汲于钱财。政客、军人、平民、女子，无一例外。这样的图景当然与奥古斯都政权所宣传的不同，但恐怕更加符合实际。

    [402] Suetonius, Tiberius , 8-9.
    [403] Dio, 54.10.
    [404] 此前举办凯旋仪式者为公元前28年的卡尔维西乌斯·萨比努斯（Calvisius Sabinus）、盖乌斯·卡里纳斯（C. Carrinas）、卢奇乌斯·奥特隆尼乌斯·派图斯（L. Autronius Paetus），公元前27年的李奇尼乌斯·克拉苏，公元前26年的塞克斯图斯·阿普莱乌斯（Sextus Appuleius），公元前 21年的塞姆普罗尼乌斯·阿特拉提努斯（Sempronius Atratinus）以及公元前19年的科涅利乌斯·巴尔布斯（Cornelius Balbus）。
    [405] 奥古斯都甚至都没有在Res Gestae 里提及此事。
    [406] Tacitus, Annales , 1.2-4（节选）。
    [407] Res Gestae , 28.
    [408] Dio, 53.25-26.
    [409] 请参考Nicola K. Mackie, “Augustan Colonies in Mauretania”, Historia: Zeitschrift für alte Geschichte , 32(1983): 332-358，他认为这些殖民地是用来安置在西班牙的战争之后退役的老兵的；Barbara Levick, Roman Colonies in Southern Asia Mino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Dio, 54.7, 54.23; Andrew Burnett, Michel Amandry, and Pere Pau Ripollès Roman Provincial Coinage(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 1992), Vol.1, From the Death of Caesar to the Death of Vitellius (44 b.c.-a.d.69) (London:British Museum Press, 1992), 1650; Harikleia Papageorgiadou-Ban, The Numismatic Iconography of the Roman Colonies in Greece: Local Spirit and the Expression of Imperial Policy (Athens: Research Centre for Greek and Roman Antiquity, 2004); Suetonius, Augustus , 25。
    [410] Res Gestae , 16.
    [411] Res Gestae , 15.
    [412] Velleius Paterculus, 2.113，这些比例的计算基础是认为当时的罗马成年男性人口有一百三十万。不过，关于罗马人口总数，学界有着不小的争论。这里的一百三十万基于对意大利人口的保守估计，比较大胆的估算会认为罗马人口大概有四百万（意大利人口也会相应地提升两倍）。这两种说法的支持者人数是差不多的。我个人采用保守的数字是因为我在参考了埃及的人口比例以后，认为意大利的奴隶人口应该占了意大利总人口的两成以上，那么如果高值估算是正确的，公元前28年的意大利自由公民（除西西里以外）就有一千三百万到一千四百万，意大利半岛的总人口相应地就达到了一千七百万。考虑到人口的增长，奥古斯都统治末期的意大利人口就要超过两千万了，而19世纪中叶的意大利也只拥有两千万人口。因此，我认为奥古斯都时代的意大利人口没有这么多。
    [413] Dio, 54.25.
    [414] Dio, 55.25; 28.
    [415] Res Gestae , 15.
    [416] Peter A. Brunt, “The Lex Valeria Cornelia”,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 51(1961): 71-83.
    [417] Suetonius, Augustus , 53-57.
    [418] Dio, 54.14.
    [419] Dio, 54.26.
    [420] Dio, 55.13.
    [421] 其证据之一就是元老们越来越热衷于在铭文中列出自己的官职。请参考Inscriptiones Latinae Selectae , 914; 928; 932。
    [422] Propertius, 2.7.1-8.
    [423] Suetonius, Augustus , 73.
    [424] Ulpian, Rules , 13-14.
    [425] Gaius, Institutes , 2.111; Gnomon of the Idios Logos , 24-32; FIRA I, 40.
    [426] Suetonius, Augustus , 46.
    [427] Dio, 56.1-10.狄奥声称在公元9年有一次大型法律改革，但他有可能是把两次改革合为一次看待了。
    [428] Suetonius, Augustus , 34.
    [429] Dio, 56.1-10.
    [430] Livy, Periochae , 129; Suetonius, Augustus , 89.
    [431] Aulus Gellius, Attic Nights , 1.6.1.
    [432] Dio, 56.2-9.
    [433] Dio, 54.16-17.
    [434] 和这项法律有关的文字分散在一些文献当中，不是很容易拼凑起来。请参考Michael H. Crawford, Roman Statutes , II (London: Institute of Classical Studies, 1996), 781-786, n. 60。
    [435] Suetonius, Augustus , 69，值得一提的是，苏埃托尼乌斯把奥古斯都的通奸行为视作政治需要而不是欲望驱使下的产物。换言之，奥古斯都和这些罗马政界知名人物的妻子睡觉是为了了解她们的丈夫在想些什么、说些什么。我觉得所有的政客都不妨采用这个说辞。
    [436] Suetonius, Augustus , 71. 除了热衷于给处女开苞以外，苏埃托尼乌斯还描写了奥古斯都对骰子的喜爱。他对这两件事情的着墨力度是相同的，我们可以由此看出罗马人的道德观念和现代人之间有着多么巨大的差异。
    [437] Dio, 54.19.
    [438] Tacitus, Annales , 3.25.
    [439] Tacitus, Annales , 3.28.
    [440] Zosimus, 2.6.其文本显然出自奥古斯都时代对当年的神谕的描述。
    [441] Corpus Inscriptionum Latinarum , 6.32323.
    [442] Catullus, 64; Virgil, Eclogue , 4.
    [443] Res Gestae , 8.
    [444] Ovid, Ars Amatoria , 2.275-279.

    第十七章 帝国时代

    到了公元前18年，奥古斯都政权已经表明了自己是专属于一个家族的政权。族中地位较高的男性越来越频繁地以政权高层的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如果还有共和派人士心存幻想，认为奥古斯都只是自公元前509年以来的共和国历史上偶然出现、转瞬即逝的意外，那么奥古斯都身边逐渐形成的宫廷应该能够迫使他们丢掉幻想，清楚地认识到残酷的现实。现在，国家大权集中于奥古斯都及其身边亲信的手中。而且，这个宫廷属于奥古斯都的家族。罗马显然面临着君主制的未来。以奥古斯都为首的政权高层是不可能轻易放弃这种权力的，而在奥古斯都的关系网络以外的那些人则很难聚集起足够的政治、经济、军事资源来挑战奥古斯都等人。

    奥古斯都政权自称为帝国政权。他们给罗马带来了秩序，并且以

    严格的纪律来帮助罗马实现其扩张的使命。在公元前30年，屋大维控

    制着全国的所有军队。在公元前28年到公元前27年的协定当中，屋大

    维和阿格里帕暂时交出了军权，以便把自己的特殊地位化作国家的常

    态。但政治权威的正常化并不意味着放弃权威。在公元前27年，奥古

    斯都受命掌握了巨量的罗马领土，其中包括构成今天的西班牙的三个

    省份当中的两个，四个高卢省份，叙利亚、腓尼基、奇里乞亚、塞浦

    路斯，还有埃及。元老院掌控的阿非利加、达尔马提亚和马其顿还驻

    扎着大量的罗马军队，但其他的元老院省份都没有多少军力，也就是

    西班牙的一个省份、努米底亚、克里特(Crete)、昔兰尼加[利比亚

    (Libya)]、亚细亚、比提尼亚(Bithynia)、本都(小亚细亚的四个省份

    之中的三个)、希腊和萨丁尼亚。[445]后来，这份协定有了改动。奥古

    斯都放弃了塞浦路斯以及最靠南也最和平的一个高卢省份(纳尔博高

    卢)，但他拿到了达尔马提亚。因为罗马正在往多瑙河方向大举扩张，

    而这里就处于战线的中心。

    很可能有不少罗马精英会怀疑他们是否真的需要有这样一位凌驾于所有人之上的将军。或许，这种质疑的声音很少公然出现，却显然潜伏于当时的政界。毕竟，在元老院的领导下，罗马已经从一个微小的城邦发展为一个超级大国的首都。既然共和国时代的罗马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那么有人怀疑君主制度会妨碍罗马的发展也就不足为奇了。

    为此，奥古斯都向人们许下了征服世界的承诺。后来，至少他宣称自己已经实现了这个目标。《圣奥古斯都行述》是他临终时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与辩解，这份文本的序言充分说明了奥古斯都政权的本质是和武力扩张分不开的：
    以下为神圣的奥古斯都的一生功业的记录。他由此为罗马人民征服了世界。[446]

    罗马的国家资源是奥古斯都政权的财力之源，而武力扩张就是其意识形态上的核心。

    从奥古斯都的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年开始，奥古斯都和阿格里帕就

    长期投身于战争之中。公元前27年，奥古斯都离开了罗马，前往高

    卢，打算入侵不列颠。不过，西班牙的事务让他放弃了原来的计划。

    公元前26年，罗马人在多条战线上展开了大规模的战事：阿尔卑斯山

    区(指挥者为提兰提乌斯·瓦罗)；西班牙，对抗阿斯图尔人(Astures)

    和坎塔布里人(指挥者为奥古斯都)；日耳曼尼亚(指挥者为马尔库斯·

    维尼奇乌斯)；阿拉伯沃土(Arabia Felix，指挥者为埃里乌斯·伽卢

    斯，此战或许并非发生于公元前26年)；也许还有达尔马提亚和潘诺尼

    亚(指挥者为马尔库斯·普里穆斯)。虽然罗马方面宣布这些战争都以

    胜利告终，但其中不少地区的冲突一直延续到了公元前22年或公元前

    21年才真正结束，个别地方甚至持续得更久。[447]

    身处后方的罗马人则反复地看到奥古斯都政权在宣扬历次胜利，这种行为或许可以打消某些人的疑虑。但其实，奥古斯都时代的各位罗马将领所干的事情和共和国时代并没有什么区别。他们不会去细究被击败的异族是否真的已经彻底臣服，只会尽早送回捷报，以求获得各种奖赏。军功既可以带来荣耀，也可以为政治权威提供依据。奥古斯都政权强调了罗马的历史使命就是征服扩张。维吉尔还让他笔下的朱庇特预言罗马人会得到(时间和空间上都)“无止境的帝国”。[448]奥古斯都在公元前19年再度宣示了自己的政治权威，而他的依据就来源于这几年内史无前例的军事胜利。

    除了宏大的纪念建筑和史诗以外，奥古斯都政权还有别的宣传载体。奥古斯都统治末期，有一幅精美的石雕作品诞生了，我们称之为奥古斯都之石(gemma augustea)。在这幅作品当中，取得了胜利的圣奥古斯都在诸神的簇拥下，向后倚靠着，欢迎一位得胜归来的将军。下面的另一个场景则刻画了罗马的扩张所造成的代价：罗马士兵粗暴地拉扯着女子(显然在暗示强奸)；俘虏即将被充作奴隶或者遭到处决；蛮族人流下了泪水。由此可见，罗马人固然会庆祝自己的胜利，把战争粉饰为光荣之举，却不会掩盖其阴暗的一面。

    公元前16年，奥古斯都的立法工程已经展开，时代节也已结束。阿格里帕和奥古斯都再次投身于开疆拓土，他们的主攻方向是西部和多瑙河流域。提比略和他的弟弟德鲁苏斯被派去了阿尔卑斯山区，以便积累军事经验和功绩。他们的对手是许多个互不统属的小部落，罗马人称这个地区为雷蒂亚(Rhaetia，主要位于今天的奥地利境内)。阿尔卑斯山区部落民遭到讨伐的原因是抢劫以及杀害了俘虏的罗马男

    性，虽然其中有些所谓的罗马男性还在母亲的肚子里，我们不知道他

    们用了什么神奇的方法来预测其性别。德鲁苏斯和提比略不仅征服了

    这些部落，还开始彻底摧毁当地的政治、社会结构。无数的部落民被

    迁走，或是沦为奴隶。许多地方的人口数都有明显的减少。[449]战争

    一直持续到了公元前14年以后。不过，我们不太清楚后期的战况如

    何。公元前6年，奥古斯都在阿尔卑斯山脉滨海区的拉蒂尔比[La

    Turbie，位于今天的法国东南部城市尼斯(Nice)以东]为他们竖立了一

    座三十五米高的胜利纪念塔，这是比较罕见的纪念建筑，塔身的铭文

    列出了四十五个被征服的部落名。[450]

    从公元前17年开始，罗马对日耳曼尼亚的大规模入侵也揭开了序

    幕。而且，奥古斯都亲自上场指挥到了公元前13年。[451]据说，这场

    战争的起因也是当地居民的野蛮暴行：三个日耳曼部落组成了联盟，

    捉拿进入他们的疆界内的罗马人，将其钉死，并且闯入了高卢大肆劫

    掠。[452]在奥古斯都离开以后负责日耳曼尼亚战事的是德鲁苏斯，他

    大概刚刚从阿尔卑斯山区赶来。[453]公元前12年，德鲁苏斯率军跨越

    了莱茵河。我们很难复原他的具体行军路径，因为我们对当时日耳曼

    尼亚境内的地名知之甚少(如地图7)。但据说，德鲁苏斯来到了北海

    边。他有可能取道于今天的荷兰，然后在不来梅(Bremen)以南建立了

    一连串的据点，其位置距离莱茵河畔的罗马要塞大概有三百公里。

    [454]

    地图7：罗马的北部疆域

    公元前17年，多瑙河上游地区的部落朝着地中海南下，东边的马其顿同样遭到了外敌入侵，色雷斯的罗马附庸国王也面临着异族的进犯。我们不确定为什么这些部落会同时行动，也不清楚他们相互之间是否有联系。不过，多瑙河是一条重要的贸易通道，上游和下游居民之间是有理由保持外交联系的。而在他们看来，罗马无疑是史无前例的强敌。到了这个时候，罗马人已经在这块区域施压、扩张了不下于十年了。屡战屡败的当地居民或许想要联合起来抵抗罗马，但他们没有成功。罗马人反而把战线推进到了多瑙河，宣布完全控制了巴尔干和马其顿。[455]然而，军事基地和行省的建立并没有给这块土地带来和平，[456]罗马人的统治并不稳定。

    公元前14年末，罗马人再一次宣布了胜利，但仅在第二年，阿格里帕就受命前来管理此地。据说，这是因为潘诺尼亚人又在谋反。我们大概可以认为此时的潘诺尼亚整体上还不稳定，当地人随时都有可能举起反旗。至少，罗马方面的判断就是需要进一步加以管制。阿格里帕抓紧时间在冬天发起了进攻。罗马人有着精良的部队、坚固的工事，还有完善的后勤，具备很大的优势。阿格里帕的军事行动巩固了罗马人对多瑙河南岸的掌控。随后，完成使命的阿格里帕踏上了返回罗马的旅程。

    然而，这一次，他未能回到帝国的首都。公元前13年，阿格里帕在坎帕尼亚去世了。[457]自公元前44年以来，阿格里帕一直都是奥古斯都的亲密战友，他们一同经历了对抗卢奇乌斯·安东尼乌斯、塞克斯图斯·庞培以及安东尼的战争。阿格里帕或是统率一支偏师出战，或是陪同在奥古斯都身边。在公元前28年和公元前27年，奥古斯都共和国关键的酝酿期，阿格里帕也在以执政官的身份支持着奥古斯都的

    计划。他还曾为奥古斯都平定高卢和西班牙，去东方准备出征帕提

    亚。在公元前1世纪20年代中期，当奥古斯都本人身处西班牙之时，阿

    格里帕一度是他的代表。在公元前23年以后的那些艰难岁月里也是如

    此。罗马城内有许多极其雄伟、壮观的建筑都是在阿格里帕的主持下

    完工的。在马尔凯卢斯死后，阿格里帕更是迎娶了尤莉亚(奥古斯都的

    女儿)，直接成了皇室的核心人物之一。这段婚姻也让奥古斯都有了几

    个外孙和外孙女。阿格里帕还曾与奥古斯都一起举办时代节，庆祝新

    的黄金时代的到来。在公元前18年，他被授予了保民官的权力。其时

    限同样在公元前13年得到了延长。至迟在公元前13年，他还得到了和

    奥古斯都一样统治地方省份的大权。严格说来，阿格里帕的权力和奥

    古斯都是相等的，在他去世之时，他和奥古斯都是分享权力的政治伙

    伴。

    奥古斯都亲赴坎帕尼亚看望亡友。然后，他领着丧葬队伍回到了

    罗马城，把阿格里帕的遗体暂时摆放在城中心的广场上。接着，他为

    阿格里帕发表了吊唁词。1970年，人们在科隆大学的图书馆里发现，

    有一份埃及莎草纸文献上记录着这篇吊唁词的一部分内容。这份史料

    以希腊语写就，是拉丁语原稿的直译本。看起来，奥古斯都很有可能

    把这份吊唁词正式地分发给了各地的省份。[458]从这份残缺的文本来

    看，奥古斯都强调了宪法赋予阿格里帕的权力：没人拥有比阿格里帕

    更高的权位，就连奥古斯都自己也不例外。不过，虽然他在致辞时强

    调了宪法，延续了一贯的作风，但同时，他也凸显了其政权的统治地

    位。之后，阿格里帕被火葬，其骨灰被送入了战神广场上的奥古斯都

    陵墓里。

    据说，阿格里帕在遗嘱里把他的田产赠给了奥古斯都(这不仅包括

    意大利的田产，还涉及阿格里帕设法在地方省份获得的资产)，人民则

    得到了免费的公园和浴场。阿格里帕还要求给每一位平民分发四百赛

    的资金。此外，城内举办了吊丧的运动赛事。按照罗马传统，角斗是

    其中的主要内容。在五年后的公元前7年，这些比赛又举办了一次。

    [459]这种高规格悼念阿格里帕的举措与活动不仅说明了他的重要地

    位，还体现了奥古斯都政权成功地垄断着国家的权力。很少有人能够

    与阿格里帕的履历相媲美，他的官职、军事生涯、主持过的建筑工程

    让许多人难以望其项背。但他的生涯不同于共和国时期的罗马人。在

    帝国时代，所有人都无法与皇帝相比，阿格里帕始终次于奥古斯都。

    奥古斯都失去了他的首席大将和政治伙伴。如果在二十年前发生这样的事情，奥古斯都政权或许就要遭遇一场严峻的挑战。但是，在公元前12年，提比略(如图10)和德鲁苏斯都已经成长起来，他们都可以接替奥古斯都的老友阿格里帕的位置。虽然看似有些过于焦急，但提比略和维普萨尼娅(阿格里帕的女儿)的婚姻关系被终止了，尤莉亚(阿格里帕的遗孀，奥古斯都的女儿)被许配给了他。这场婚姻标志着提比略成了皇族之中仅次于奥古斯都的第二人。此外，帝国扩张的步伐也没有因阿格里帕之死而暂停。[460]

    在日耳曼尼亚，马尔库斯·洛里乌斯受到了攻击，损失了一个军

    团。[461]不过，德鲁苏斯继续战斗至公元前10年。在这一年，奥古斯

    都和提比略一度在高卢与他会师。[462]德鲁苏斯是公元前9年的执政

    官。大概是他先返回罗马出席了就职仪式，然后很快就回到日耳曼尼

    亚去指挥新一年的战斗。这一回，他很可能是顺着之前建立的一连串

    据点，渡过了威悉河(Weser)，向东前进了大约一百公里，抵达易北河

    畔。德鲁苏斯由此成了第一位如此深入日耳曼尼亚(如地图7)的罗马将

    领。有传说称，他在横渡易北河时遇到了一位身形极高的女子。此人

    预言他即将死去，命令他就此返回。于是，德鲁苏斯把他的战利品竖

    立起来，用以庆祝自己的胜利，然后就谨遵神谕，开始返回。然而，

    在路上，德鲁苏斯如同预言所说的那样患上了疾病。原本大概正在潘

    诺尼亚作战的提比略闻讯之后连忙赶来看望他的弟弟。在提比略抵达

    之时，德鲁苏斯还活着，但他终究未能再一次回到莱茵河的左岸。

    [463]

    日耳曼人也许会觉得德鲁苏斯之死能够让罗马人就此收手，把资源转移到其他方向上去。然而，提比略从多瑙河流域来到了日耳曼尼亚，奥古斯都本人也重返高卢督战。显然，罗马方面要把这场战争进行到底。日耳曼人派出使者前来求和，但奥古斯都和提比略把他们当作一个统一的国家来处理了，要求所有的部落都同意遵守和平协议。最终，日耳曼人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我们其实也很难想象这么多不同的部落要如何达成一致)，奥古斯都和提比略便把日耳曼使者囚禁了起来。日耳曼人现在已经无力抵抗了。[464]但提比略第二年还是身处战场，虽然他在冬天一度回到了罗马就任执政官。[465]

    多瑙河流域的居民遭遇了类似的命运，阿格里帕之死并没有导致

    罗马人暂缓攻势。潘诺尼亚人确实发动了叛乱，但提比略来了。他刚

    刚接受了与阿格里帕的遗孀成婚，或许现在更加乐意地接手了阿格里

    帕的军事职责，在潘诺尼亚展开了作战。潘诺尼亚人再度被击败。接

    着，提比略再次运用了他和德鲁苏斯几年前在雷蒂亚采用的手段，把

    潘诺尼亚人迁走，或是充作奴隶。[466]然而，就连这种手段也未能让

    潘诺尼亚得到和平。公元前11年，提比略先是南下至达尔马提亚镇压

    一场叛乱，然后返回潘诺尼亚投身于另一场战斗。[467]虽然提比略在

    公元前10年来到了高卢，但多瑙河流域的战火仍然没有熄灭。达契亚

    人会在未来的一百二十年间给罗马人造成不小的麻烦。而在此时，他

    们跨河来犯，让潘诺尼亚又陷入了动乱。提比略只得再度返回维护罗

    马的权威，这一次的战斗持续到了公元前9年。然后，罗马人又一次宣

    布他们取得了胜利，恢复了和平。[468]

    德鲁苏斯之死对奥古斯都的王朝造成了不小的打击，他同样得到了国丧的待遇，国家给他的生母莉薇娅颁发了荣誉以表慰藉。[469]距离阿格里帕之死还不足五年，罗马人民再度陷入了悲痛之中。不过，这一次，他们并不是在哀叹一位出色的国家领导人的离去，而是在痛惜一位英年早逝的皇子。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皇室的忠心。他们和奥古斯都的家人之间仿佛是挚友一般亲密，德鲁苏斯的丧礼自然又一次展现了罗马人民的团结一致和皇室的莫大权威。

    阿格里帕和德鲁苏斯的相继逝世让皇室的处境变得有些危险，奥

    古斯都政权至少需要有一位潜在的继承人，此人必须有充足的经验和

    政治地位才能成功地从奥古斯都手中接过政权。简而言之，在这个时

    候恐怕骤然就有了不少人想要密谋作乱，因为在公元前12年之前，夺

    权成功的条件当然是除掉(夺走权力或者杀死)奥古斯都、阿格里帕、

    提比略和德鲁苏斯四个人，而在公元前9年以后，需要铲除的人一下子

    就少了一半。不过，帝国的新一代潜在的领导者正在涌现出来。

    阿格里帕与尤莉亚之子盖乌斯·恺撒出生于公元前20年，他的弟

    弟卢奇乌斯小他三岁。这两个小男孩都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公众的视野

    里。而且，他们都在公元前17年被奥古斯都收为养子。虽然这或许意

    味着他们有资格直接成为奥古斯都的继承人，但他们毕竟太年幼了，

    罗马人希望由久经考验的领袖来担任皇帝。幼年皇帝要到几百年以后

    才开始为罗马人所接受。安东尼娅(Antonia)和德鲁苏斯的长子日耳曼

    尼库斯出生于公元前15年5月24日。多年以后，日耳曼尼库斯和他的父

    亲一样在御前效劳，但现在还为时尚早。卢奇乌斯、盖乌斯、日耳曼

    尼库斯以及提比略的儿子德鲁苏斯(生于公元前13年10月7日)都有潜力

    成为罗马的领导者，但他们也都还需要时间。此时，奥古斯都只能把

    皇权传承到提比略手中。

    不满之人

    公元前19年以后，奥古斯都政权的反对者看起来被排挤到了政治舞台的边缘。不过奇怪的是，据说奥古斯都经常穿着胸铠进入元老院，以防有人行刺。而且，大约在公元前18年的时候(后来也有)，有“很多人”被指控对奥古斯都和阿格里帕图谋不轨，某些人还遭到了处决。[470]从公元前16年到公元前8年，奥古斯都的绝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各地的军务上，但他同时也面临着内部阴谋的威胁。虽然我们既

    不知道有哪些人牵涉其中，也不知道阴谋的具体内容，无从判断奥古

    斯都究竟面临着多么严重的威胁，但至少我们知道奥古斯都因此修改

    了法律，加强了他对罗马政治精英的束缚。为了获取犯罪证据，罗马

    人通常会对奴隶严刑逼供，他们似乎认为只有经受了酷刑的奴隶说出

    的口供才是有效的。但是，用这种手段获取的有关该名奴隶的主人的

    犯罪证据是不合法的。这条法律确保了各位奴隶主在家里所说所做的

    都不会在日后成为危及己身的罪证。然而，在帝国时代，一切利益都

    要服从于国家。这条法律被规避了，奥古斯都会下令把受怀疑者的奴

    隶转交给国家。然后，这些奴隶被刑讯逼供出来的证词就可以被用于

    证明其原主人的罪行了。由此，奥古斯都一举让密谋者身边的奴隶都

    成了潜在的罪证来源。[471]

    这种情况显然会导致一个问题—真正的阴谋和某些不妥当的危险

    言论之间的界限并不是很明确，皇帝需要辨别单纯的不满者与真正的

    谋逆之人。大动干戈地铲除密谋者是需要付出政治代价的，所有人都

    会因此知道有反对的声音存在，团结一致、通力合作的表象会被撕得

    粉碎。一些尚未找到同伙的不满之人会发现自己并不孤单，其他人也

    许会深受鼓舞，前赴后继地走上反对现政权的道路。而且，以暴力消

    灭政敌所产生的恶劣影响还会延续到未来，让后继的皇帝都背负上沉

    重的历史包袱。这种行径不仅不能根除政敌，反而会证明自己就是暴

    君，让密谋者看起来像是正义的一方。

    我们比较了解的只有一起阴谋。公元4年，据说格奈乌斯·科涅利乌斯正在图谋不轨。此次事件的曝光正是因为奥古斯都违背了他的一贯政策。他没有杀掉科涅利乌斯及其党羽。这不是因为一路走来杀人无数的奥古斯都突然感觉到良心不安，而是因为他想要摆脱无休无止的暴力。1世纪的政治家、哲学家塞内加(Seneca)和3世纪的史家卡西乌斯·狄奥为我们保留了某一段子虚乌有的对话的两个不同的版本。据说，在莉薇娅的建议下，奥古斯都把密谋者召到了面前，对他们加以警告，然后就放他们走了。[472]科涅利乌斯甚至还担任了第二年，也就是公元5年的执政官。无论这个故事到底有几分可信，我们都可以看出奥古斯都政权深受反对派的困扰，而且难以摆脱这个泥沼。

    有关婚配和性行为的法律依然是人们争论的焦点。最终，在公元9年，骑士阶层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集会示威。奥古斯都到场对示威者发表了讲话，称赞了其中已经生育后代者，为他们提供了额外的嘉奖或荣誉，也许还有奖金。对于那些尚无子女者，奥古斯都的态度就大不相同了。他指责这些人是只顾自己享乐、不顾罗马利益的登徒子，还把他们比作杀人犯和神庙的窃贼，因为他们让自己本可以来到人间的后代失去了降生的机会，也就无从接替其父辈去供奉诸神。[473]不过，这一年的两位执政官还是出台了一项法律，修改现行法律中的条款，把重点从惩罚未婚者改为褒奖已婚者—这就是《帕皮乌斯和泊派乌斯法》(Lex Papia Poppaea)。巧合的是，这两位执政官都未婚。

    我们可以在文学领域看到对奥古斯都政权的抗议。奥古斯都时代的最后一位著名的诗人奥维德在晚年遭到了流放，其罪名有二：第一个罪名和他的一首诗有关，第二个罪名是某个不为我们所知的“错误”。这是奥维德在一首长诗中告诉我们的，也就是《哀怨集》(Tristia)的第二首诗。[474]在这首悔过求饶的诗中，奥维德捉弄了读者。他不肯说出自己究竟犯了什么错误，因为他不想揭开过去的伤疤。当时的一些读者大概有所耳闻，他们能够明白奥维德在说什么，而像我们这样毫不知情的读者就只能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了。到底是什么样的错误会让奥维德这样的知名诗人面临死刑的威胁，然后遭到流放呢？

    不过，第一个罪名里的那首诗是明确的：《爱情的艺术》，即奥维德的爱情指南。在这首诗中，奥维德扮演着“爱情导师”的角色，指导阅读此诗的男男女女去寻找爱人。奥维德当然不是在做媒。婚姻是家族大事，结婚与否取决于双方的财富、社会地位、前途以及结亲的联盟效益。奥维德这首诗的主题是寻找私密的性伴侣。他警告读者们不要犯下通奸之罪(“我们歌颂的是安全的性爱；我的诗篇里不会有罪行”[475])，但这个警告看起来只是套话。这首诗的所有内容都暗含通奸的本质(“没有哪个女人真的绝不沦陷”[476])。男方必须到女方的家里，所以，他必须先和对方的丈夫交好；女方则要设法转移丈夫的注意力。[477]《爱情的艺术》就是一本通奸教程，而且正好诞生于通奸属于刑事犯罪的时代。

    不过，在《哀怨集》的第二首诗中，虽然奥维德整体上先是低落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然后请求得到原谅，并且为皇室献上了祈祷，但他似乎也有些失态，一度显得有些愤怒。他引用了《爱情的艺术》里的文字，指出自己明确警告了读者们要对已婚女性敬而远之(故意忘记了他也说过所有女性都能手到擒来)。他怀疑奥古斯都是否真正读过他的诗，他还援引了罗马传说里和性、暴力有关的大量内容，他也一一列举了罗马城内男女有可能相遇的地方—剧院、竞技场、奥古斯都和阿格里帕用以装饰罗马的奢华柱廊，以及朱庇特、朱诺、马尔斯、伊西丝的神庙。他指出，这些地方明明都还在正常地运转，整个罗马城到处都是有可能引发犯罪的地点。罗马文化与性爱密不可分，奥维德开始着手揭下这座性爱之城的面纱。他引述了神话传说里有关性爱与强奸的故事。他列举了一个长长的名单，名列其中的都是写过有关爱情与通奸之事，却仍然广受尊重的诗人。奥维德有理有据地质问奥古斯都为什么要来管这么一篇消遣之作，惩罚一个无足轻重的诗人，他明明还需要去征服潘诺尼亚人、色雷斯人和帕提亚人，有诸多要务缠身的奥古斯都竟然会在意一首爱情诗？

    奥维德的致歉词演变成了控诉。他攻击了奥古斯都政权的意识形态，揭露了奥古斯都的暴君本质。在他的笔下，奥古斯都残忍而为所欲为，就好像是随心所欲的诸神一样。奥维德还指出了罗马从古至今都很堕落。而在奥古斯都时代，就连他这样的小人物都会因为描写了不合现政权心意的两性之事而成为国家的敌人。当奥维德审视奥古斯都及其政治权力、财富和军队之时，他看见的是一个超乎常理之外的政治人物，他甚至觉得奥古斯都仿佛就是人间的神明。对于奥古斯都政权而言，奥维德的《爱情的艺术》固然不合其意识形态，但也只能算是蚍蜉撼大树而已。然而，这棵大树回击了，奥维德遭到了流放。

    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权力总是需要用意识形态来说明其正当性。质疑某个政权的意识形态就是在质疑这个政权对社会的意义，对其发起反对就会遭到排挤。在极权政权统治下，许多人或许会遵循官方提出的伟大理念，还有一部分人也许会认为官方的意识形态都是胡说八道。但是，这些人应该也能明白，跟着政权走是有好处的。奥古斯都政权把人民纳入了其政治结构当中，让他们加入帝国的计划，邀请人民与自己同呼吸，为其成功而喝彩，为其损失而悲哀。庆祝战争的胜利和哀悼皇族成员的离世都是例子。奥古斯都政权会向人们提供许多的利益，以便让他们默默地顺从于现在的政治秩序。例如，某个元老或许还在怀念共和制度，但他同时还能看到，在帝国时代，自己和家人都变得更加富有了，还能享受到安全的和平时光，取得地方或中央的权位，或许皇帝本人也会对自己以礼相待。如此一来，他就有可能不会直言自己厌恶现政权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现政权的敌意会以两种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或是激化为阴谋，或是弱化为讽刺，而官方对于这两种行为的容忍度都十分有限。我们或许可以和奥维德一起佯作不知，质问像奥古斯都这样备受尊敬、拥护者无数的领导人为什么要来严惩一位调皮的诗人。但所有的罗马人都知道其原因：帝国政权不允许反对者的存在。

    宫廷危机：提比略失势

    虽然反对派的身影不断出现，给奥古斯都政权造成了一定的麻烦，阿格里帕和德鲁苏斯之死也是不小的噩耗，但是，奥古斯都政权依旧掌控着权力。公元前8年，奥古斯都延续了公元前18年的宪政安排，得到了为期十年的保民官权力。提比略在公元前7年第二次担任执政官。为了表示庆祝，奥古斯都向士兵们和殖民地里的各位老兵送出了礼金，巩固了他和军队的关系。提比略获准举办了一次凯旋仪式，他得以游行于罗马的街道上，宣示自己是奥古斯都的政治伙伴、一位伟大的罗马将军以及未来的皇帝。[478]但奥古斯都本人也得到了新的荣誉。每到奥古斯都的生日，大竞技场(Circus Maximus)内便会举办比赛。罗马历的6月(Sextilis)[1]被重新命名为奥古斯都月，就好像5月(Quintilis)[2]被改名为尤里乌斯月一样。这些通常都是属于诸神而非凡人的特殊待遇。

    随着公元前6年的两位新执政官就职，卸任的提比略获得了保民官权力。现在，他拥有了等同于当年的阿格里帕的地位，成为稍低于奥古斯都的政治伙伴。提比略正准备离开罗马，前往亚美尼亚，因为在国王死后，亚美尼亚就陷入了混乱。这块土地也是提比略当年初次执行军事任务的地方。此外，向东方发起一场伟大的远征有助于进一步提高提比略的政治地位，并且再一次体现罗马需要皇室来维持其大国霸权。

    但提比略因故未能成行。皇室内部想必发生了争执，而提比略落了下风。然后，他并不打算静候时机卷土重来，反而恳求获准退隐。这场争论很快就变得众所周知。不过，罗马的政治精英们本就消息灵通，政界的大小事务很容易扩散开来。为了自己的儿子，莉薇娅试图出面帮助他和奥古斯都达成某种协议。而奥古斯都则公然批评提比略这种背弃职责的行为，拒绝了提比略的退隐请求。接着，提比略绝食四天。奥古斯都只好屈服。

    提比略从罗马来到了罗德岛。之前，他曾经在前往东方的途中落脚于此，对这座岛屿颇有好感。他没有像通常的罗马大贵族那样享受着豪华庄园里的生活，而是住在一个小房子里。他还经常去镇子上漫步，与镇民攀谈。看起来，他真的退隐了。[479]

    提比略的引退之举必定给罗马政坛造成了很大的冲击。这种事情几乎毫无先例，以往只有非常年老或者已经孤立无援、走投无路的政治人物才会退出政坛。提比略的情况当然完全不同于这两类人。对于像他这种地位的罗马人而言，参与政治生活可以说已经不是人生选择的问题了，而是与其本人身份密不可分的一部分。退出政界相当于否认罗马的根本性社会价值观念，否定了罗马的等级秩序。而且，这种行为可以被解读成，或者说，其可行的理由是国家已经腐败之极，秉持正义者只能远离肮脏的政坛。后世有人猜测提比略此举是因为他的妻子尤莉亚与人通奸，令其震惊不已。然而，在公元前6年，尤莉亚依旧安然处于皇室的高层。如果仅仅是因为他们二人的夫妻关系遭到了猜疑，提比略看起来不太可能会选择退隐。

    公元前6年正好也是盖乌斯和卢奇乌斯登上政治舞台的年份，提比略引退一事恐怕与此相关。当时，年仅十四岁的盖乌斯受任为祭司。对于罗马元老而言，这是一项比较重大的荣誉。而且，在公元前5年执政官的选举活动中(应当开始于公元前6年夏)，罗马人民选举盖乌斯为执政官，虽然我们不知道此事发生于提比略离开之前还是之后。无论如何，他的高人气都很可能助长了提比略的不满之情。

    选举如此年幼之人担任执政官当然是前所未有的事情。此时的盖乌斯甚至比屋大维当年刚刚继承恺撒的遗产、步入罗马政坛之时还要年轻。对此，奥古斯都遵循了共和国的传统，加以拒绝，还批评人民在选举中支持年轻的盖乌斯。[480]此外，奥古斯都在人民面前强调了他本人依然健在，罗马无须让这样年轻的后辈来担负责任。他也一度公开批评了盖乌斯和卢奇乌斯的生活作风有问题。看起来，他们二人都不太符合罗马道德标准。不过，虽然这些事情或许让奥古斯都感到有些尴尬，但我们同样可以从中看出平民的意愿和罗马政治的前进方向。人们不在乎盖乌斯的年纪，此时罗马宪法的共和制表象并没有明显影响选民的行为，他们只在乎盖乌斯是奥古斯都的外孙。此次选举充分说明了平民的意识形态已经基本倒向了君主制。

    对于提比略而言，盖乌斯有很高的人气并不是一个好消息。如果以共和国的传统而论，他们二人之间现在不可能存在竞争关系。提比略已经两度出任执政官，有着多年的带兵经验，他自成年以来就一直处在奥古斯都政权的核心圈子当中。而盖乌斯还只是一个毫无建树的小男孩。然而，民众的意愿再明显不过。奥古斯都这一次或许成功地约束了民众的行为，当然，他有可能也是为了顾及其他元老的意见。但不管怎样，这一次的选举已经证明了盖乌斯和他的兄弟卢奇乌斯迟早会成为众望所归的奥古斯都继承者。

    一旦盖乌斯和卢奇乌斯成了新一代的奥古斯都，那么提比略就只

    能成为他们的助手兼顾问了，也就是又一个阿格里帕。显然，身为资

    历较深、地位较高的政治人物，提比略大概不想拥有这样的命运。位

    居这两个如此年轻的孩子之下或许可以算是对提比略的尊严的冒犯。

    就算提比略是在盖乌斯得到人们的选票之前离开罗马的，身为一名经

    验丰富的政治家，他也不太可能不知道罗马的政治形态将走向何方，

    他应该知道这场争端只会有一个结果。随着这两个小男孩渐渐长大，

    提比略的地位只会越来越脆弱，他很可能会不得不坐视他妻子的两个

    孩子取代自己的位置。

    公元前6年的这个问题既和特定的个人有关，也和奥古斯都政权的

    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联系。罗马已经有长达五百年的共和制历史了。

    当然，罗马人深知君主制的运作方式。他们知道希腊世界里那些古老

    的君主国是怎样运行的。但奥古斯都的共和国没有直接采用君主制的

    外衣，奥古斯都用共和国官职的表象掩盖了其权力的本质。即使是在

    奥古斯都去世以后，罗马的皇位也是经过了法律批准的，保留了共和

    国的假象。在奥古斯都的共和国里，皇权看起来应该被传给资历较深

    之人，而提比略显然很合适。然而，事实上，提比略却面对着一个小

    男孩的威胁，其掌权的唯一理由就是他的外祖父是奥古斯都。所以，

    此时困扰着奥古斯都政权的问题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统治正当性的

    体系都在运行。

    尽管许多元老或许支持提比略，但他们原本就是因为这个体系问

    题而被夺走了统治权。共和国(至少从理论上说来)以个人成就来论定

    人们的地位，而君主国(也是从理论上说来)论血统。如果奥古斯都共

    和国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像是一个真正的共和国，那么提比略就会被

    认作成就更大、地位更高者，他的预期就能得到满足。但那些把选票

    投给了盖乌斯的民众显然已经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君主国里，他们更

    希望让国家大权随着皇室血脉而传递。考虑到奥古斯都共和国的本质

    确实就是自相矛盾的，无论君主派还是共和派看起来都不能说自己的

    主张一定正确。但无视提比略的个人预期同样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提

    比略的既有地位并非源于他自己的才华，奥古斯都早就成了他的继

    父，提比略能够拥有现在的国家第二人的地位恰恰就是因为奥古斯都

    政权有着君主制的本质。他的问题是这一套把他擢升至高位的政治文

    化现在又想要让他位居人后。不过，无论是否有道理，提比略已经在

    公元前6年离开了。

    此时，奥古斯都的年纪是五十七岁。他还不算太老，但恐怕已经

    不能长期担任罗马政坛的一线角色了。然而，他并不打算像继子提比

    略一样引退。公元前5年，他亲自出任执政官，再一次宣示了自己的权

    威，表明他仍然是罗马的领导者。他利用执政官的权力提携了盖乌斯

    和卢奇乌斯。盖乌斯被引荐给了元老院。这位明显缺乏经验的年轻人

    将跟在奥古斯都的身边，获得历练。第二年，卢奇乌斯也获得了早早

    地进入元老院的特权。盖乌斯还被选为了执政官，不过，是在五年后

    出任，那个时候他就有二十岁了。卢奇乌斯同样提前获得了未来的执

    政官职位。虽然允许皇族成员提早参选已经成了一种常见的拔擢手

    段，但让盖乌斯真的当选仍然称得上是一种罕见的创新。这可以反映

    出罗马的政治局势在提比略引退之后变得不太稳定。奥古斯都有必要

    通过这种手段向人们证明，未来的罗马也还是会由尤里乌斯王朝来统

    治。盖乌斯和卢奇乌斯由此被指定为罗马政坛未来的领导者，他们的

    当选可以表明罗马人民依旧大力支持着奥古斯都政权和皇室的子孙。

    这是对某些心存侥幸之徒的警告。

    在接下来的这几年里，奥古斯都充分运用了各种仪式性手段来强调他的王朝统治了罗马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就在公元前5年(也可能是在公元前4年)，骑士阶层正在召开某种私下的聚会。据说，他们自发地称赞了盖乌斯，显示出他们的拥护之意。卢奇乌斯或许也得到了他们的赞美。此时，他们二人都拥有所谓“第一青年”(princeps iuventutis)的名号。这个头衔和奥古斯都在公元前28年得到的“第一元老”(princeps senatus)相呼应。[481]

    奥古斯都还试图再次确保平民对自己的支持。在过去的十几年

    里，他给平民花钱的场合很少。在公元前13年，他按照阿格里帕的遗

    愿送出了礼金。公元前12年，他为了庆祝自己当选为最高祭司而给不

    下于二十五万的罗马平民发放了每人四百赛的奖金。而在公元前5年，

    为了庆祝他的两个外孙登上政治舞台，奥古斯都决定给罗马城内的三

    十二万人提供每人两百四十赛的礼物。[482]然而，奥古斯都政权的地

    位依旧很脆弱，盖乌斯和卢奇乌斯仍显稚嫩，奥古斯都则至少需要活

    到他们成年。现在，他们二人都只是十几岁的少年，毫无政治经验和

    政治地位。假如奥古斯都在公元前2年之前忽然去世，那么提比略也许

    就会迅速返回罗马，取得皇位。简而言之，未成年的盖乌斯和卢奇乌

    斯仍然不是足以服众的皇位继承人。提比略所受的待遇也可以说明这

    一点。尽管他和皇室之间已经有了公开的嫌隙，但奥古斯都仍然给他

    留下了一条返回罗马的道路，提比略在离开罗马之前刚刚得到的保民

    官权力并没有被收回，尤莉亚也仍然是提比略的妻子。所以，严格说

    来，提比略依旧是皇室的核心人物。就算尤莉亚的两个儿子都已经开

    始踏上仕途，奥古斯都也没有正式地把提比略的引退化为流放。

    但奥古斯都并没有早早离世。公元前2年，他第十三次出任执政

    官，并且又一次给平民送出了礼物，其数额仍是每人二百四十赛。但

    这一回，他只把礼金送给了有资格获得定价的粮食供应的那二十万男

    性。此次的名目是庆祝奥古斯都广场和广场中心的复仇者马尔斯神庙

    终于开放。复仇者马尔斯神庙(如图11)是属于尤里乌斯家族的纪念建

    筑。早在四十年前，奥古斯都就起誓要修建这座庙宇，用以感谢马尔

    斯帮助他向行刺恺撒者复仇。奥古斯都广场用于庆祝罗马历史上诸位

    英雄的赫赫武功，是他们引领着罗马从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庄成长为称

    霸地中海世界的强权帝国。[483]整体说来，这座广场体现了奥古斯都

    对罗马历史的阐释—武力扩张。广场中心的马尔斯神庙则展示了奥古

    斯都的家族史。

    奥古斯都还着手举办了一系列大型活动，比如马车竞赛。罗马城

    的贵族青年们表演了“特洛伊游戏”，负责管理这项赛事的就是青年

    们未来的领导者盖乌斯和卢奇乌斯以及他们的弟弟阿格里帕·波斯图

    穆斯(Agrippa Postumus)。有两百六十头狮子在竞技场中被杀死。其

    他地方则有角斗比赛。他们还重演了一次波斯人和雅典人之间的海

    战，应该是萨拉米斯海战(Salamis)，“雅典人”再次取得了胜利。最

    后，人们往一座竞技场里灌了大量的水，然后在表演中猎杀了三十六

    头鳄鱼。[484]

    这些赛事的奢侈程度展现了罗马帝国的财富和权力。当然，在激烈的搏斗中，有人丧命。把大量的水运到城里来模拟一场海战本身就堪称一个了不起的工程成就。但我们同样应该着眼于被杀的动物。狮子应该是从阿非利加运来的。罗马人需要设法用陷阱抓住狮子，然后将其制服，再通过海路运送到意大利，接着把狮子搬运到罗马城内。这一切都要在没有镇静剂的情况下完成。而那些鳄鱼原先肯定栖息于尼罗河。这些来自远方的生物就是帝国的权势的象征，因为这表明罗马帝国已经统治了那些遥远的土地，有能力把这种奇异的野兽运回罗马，用以娱乐大众。换言之，罗马帝国可以用武力夺取全世界的资源来满足罗马人的娱乐需要。鳄鱼还代表着埃及，猎杀鳄鱼就意味着让观众再次感受到奥古斯都先是征服了埃及，然后让他的家族统治了罗马。奥古斯都政权邀请观众一起为帝国、征服、罗马还有奥古斯都的家族进行庆祝。

    人们的回应一如事先所安排的那样。奥古斯都本人的描述如下：
    元老院、骑士阶层以及全体人民都称我为国父(pater patriae)。这个称号被铭刻于我住所的入口处、元老院以及奥古斯都广场内元老院表决为我而立的驷马战车的下方。[485]

    也有史料称这是平民的主意：当奥古斯都离开罗马，待在安提翁(Antium)之时，平民们派出了一个代表团去向他献上国父的称号。奥古斯都拒绝了。但当他来到剧院的时候，有一群戴着桂冠的人再次请求他接受。接着，瓦列里乌斯·梅萨拉在元老院里又一次提议让奥古斯都接受这个头衔。这一回，奥古斯都含泪同意了。[486]

    奥古斯都广场成了罗马人举办某些仪式的场所：当男孩子们获得了参军资格之时，他们会被召集到这座广场上，这大概是为了让他们领略辉煌的罗马军事史，鼓励他们主动参军。[487]各地总督和罗马军团的统帅们会从奥古斯都广场出发前往地方省份；元老院会在这座广场上讨论是否要举办凯旋仪式；而获准举办凯旋仪式者要把凯旋头冠献给这座广场上的神庙里的马尔斯。[488]帕提亚人在公元前20年归还的罗马军旗被献给了马尔斯，后来被转移到广场上的神庙里。奥古斯都广场成了尚武的罗马帝国举办各种仪式的核心场所。

    公元前2年的一系列活动让罗马看起来国泰民安。所有人都顺从于国父奥古斯都的领导，而他则掌控着帝国的大量资源并且慷慨地将其用于满足人民的需求。奥古斯都政权的信心得到了巩固。盖乌斯将被派往多瑙河流域积累带兵的经验，卢奇乌斯当然迟早也会随他同去，这两位少年都已经成长到可以出任公职的年纪了。政权的继承问题得以解决，皇室的统治地位再次稳如磐石。而且，奥古斯都本人也还健在。随着时间一年年地流逝，他的两位养子都越来越像是合格的领导者，政权的未来也变得越发光明。暴风雨看起来已经过去，王朝的传承危机仿佛已然解决，提比略东山再起的可能性越来越小。罗马人民，或者说，至少那些倾向于君主制者似乎已经可以开始畅想年老的奥古斯都把国家大权平稳地传递到两位前途无比辉煌的外孙手中。

    接着，事态急转直下。

    [1] 即现在的8月。—译者注
    [2] 即现在的7月。—译者注

    [445] Dio, 53.12.
    [446] Res Gestae , Preface.
    [447] Dio, 53.22-26; 53.29; 54.3-5; 54.11; 54.29; Strabo, 16.4; Res Gestae , 26.
    [448] Virgil, Aeneid , 1.261-296.

    [449] Dio, 54.22; 54.24.

    [450] L’Année épigraphique (1973), 323.

    [451] Dio, 54.19.

    [452] Dio, 54.21.

    [453] Dio, 54.25.

    [454] Dio, 54.33.

    [455] Dio, 54.20.

    [456] Dio, 54.24.

    [457] Dio, 54.28.狄奥的意思是，阿格里帕正在返回罗马。但是，从巴尔干出发，途经坎帕尼亚返回罗马似乎绕得有点远。
    [458] 关于这份吊唁词，可以参考Michael Haslam, “Augustus’ Funeral Oration for Agrippa”, Classical Journal , 75, (1980): 193-199。
    [459] Dio, 54.29; 55.8.

    [460] Dio, 54.31.

    [461] Virgil, Aeneid , 2.97.

    [462] Dio, 54.36.

    [463] Dio, 55.1-2.

    [464] Dio, 55.6.

    [465] Dio, 55.8.

    [466] Dio, 54.31.

    [467] Dio, 54.33.

    [468] Dio, 54.34; 55.2; Virgil, Aeneid, 2.98，他提及色雷斯似乎有一场持续了三年的战争。
    [469] Dio, 55.2; 55.5.

    [470] Dio, 54.12; 54.15. Suetonius, Augustus , 19，他列举了很多参与密谋者的名字，其中既有像李必达、凯皮奥和穆雷纳那样的政界名人，也有其他地位较低的人物，比如据说犯过伪造罪的卢奇乌斯·奥达修斯（Audasius）、出身于伊利里亚的阿西尼乌斯·伊皮卡杜斯（Epicadus）、某个自认为即将当上皇帝的奴隶提里普斯（Telephus）。他还提到了某个不知名的士兵的一位不知名的仆人忽然带着一把大型匕首出现在奥古斯都的卧室里。这份名单的内容让人不敢恭维。
    [471] Dio, 55.5.
    [472] Dio, 55.14-22. Seneca, De Clementia , 1.9.
    [473] Dio, 56.1-10.狄奥详细地记录了奥古斯都的言论。Suetonius, Augustus ,34表示确有此事。显然，奥古斯都还把他的改革和古老的道德观念联系在了一起（请参考Suetonius, Augustus , 89）。Dio, 54.19还记载了之前不满者的行为。
    [474] Ovid, Tristia , 2.
    [475] Ovid, Ars Amatoria , 1.32-34.
    [476] Ovid, Ars Amatoria , 1.269-270.
    [477] Ovid, Ars Amatoria , 1.579-580.
    [478] Dio, 55.6; Res Gestae , 16，狄奥记载，奥古斯都是在公元前8年给士兵们颁发奖金的，而奥古斯都本人则在Res Gestae 中称他在公元前 7年给老兵们送出了礼物。

    [479] Suetonius, Tiberius , 10-11; Dio, 55.9.
    [480] Dio, 55.9.

    [481] Res Gestae , 14; Dio, 55.9.

    [482] Dio, 55.10; Res Gestae , 15.

    [483] 请参考Joseph Geiger, The First Hall of Fame: A Study of the Statues in the Forum Augustum (Boston: Brill, 2008); Paul Zanker, Forum Romanum: Die Neugestaltung durch Augustus (Tübingen: Wasmuth, 1972); Paul Zanker, The Power of Images in the Age of Augustu 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0), 194-195。关于这座广场和文学的具体信息，读者可以参考 Torrey James Luce, “Livy, Augustus and the Forum Augustum”, Between Republic and Empire,Interpretations of Augustus and his Principate , 123-138,edited by Kurt Raaflaub and Mark Toh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484] Dio, 55.11.
    [485] Res Gestae , 35.
    [486] Suetonius, Augustus , 58.
    [487] 我们不太确定他们具体是怎样举行这个仪式的。希腊城邦有专门的学校（gymnasium，γυμνάσιον，本义大致为赤裸地训练）来教育年轻人（ephebus，ἔφηβος），他们会举办毕业仪式，但罗马人并没有这样一套集中的教育系统。不过，也许奥古斯都想要采用希腊人的做法。
    [488] Dio, 55.10.

    第十八章 皇帝之死

    公元前2年的某个时候，一位裁判官被派往元老院宣读奥古斯都的信件。恐怕没人能够想到其中有着怎样的内容—奥古斯都表示他已经放逐了自己的独女尤莉亚。她离开了罗马，被囚禁于第勒尼安海(Tyrrhenian Sea)上的一座监狱小岛潘达提利亚(Pandateria)。其罪名骇人听闻：尤莉亚举办了过于放荡的聚会；她和伙伴们在广场，甚至演讲台上痛饮狂欢；她还与人通奸。而且，这不是寻常的通奸。据说，尤莉亚极其淫乱，并且偏爱名门之后。与她有染者包括马克·安东尼之子尤卢斯·安东尼乌斯、著名的格拉古兄弟的族人塞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知名的卫道士昆图斯·克里斯皮努斯、阿皮乌斯·克劳狄乌斯(其家族或许是罗马城中最为显赫的家族)和西庇阿家族的某个成员。除此以外，还有许多传统文献未曾列举出名字之人。其中既有元老，也有骑士。[489]尤卢斯·安东尼乌斯同时被指控谋逆，遭到了处死。其他人则按照通奸罪论处，被判流放。孤岛上的尤莉亚只能过着朴素的生活。岛上还几乎没有男性，任何男子都必须经由奥古斯都批准才能前去。其中的寓意就是，尤莉亚的欲望太过强烈，就连岛上的看守也有可能为她所诱惑。[490]此外，奥古斯都代表提比略和尤莉亚离了婚。

    这个事件既与性爱有关，也是宫廷政治运作的结果。古代的史家大多着眼于性行为的那部分，但君主制度下的性和政治显然是难分彼此的。尤莉亚本人的那几段婚姻就是由明显的政治目的促成的。她正好出生于公元前39年屋大维和她的母亲离婚的那一天。自那以后，尤莉亚一生都是奥古斯都政权高层的重要人物。所以，她应该不太可能没有成熟的政治思想。我们很难相信她会认为自己的性行为是一件私事。同时，与她有关系的男性也应该都知道和奥古斯都之女发生非法的性关系会导致怎样的结果，尤莉亚毕竟是有夫之妇。

    指控知名的女性生活作风不检点是一种很实用的攻击手段。其背后隐藏着对女性的恶意揣测，认为但凡想要实现某种政治目的或者出于各种原因而想要维持男性朋友圈子的女性都会以性爱为手段捕获某些不设防的不幸男子。攻击者很容易泼出这种脏水，但当事人却很难有效地证明自己的清白。

    这一时期的罗马女性不必深居简出。她们可以结交朋友，参加聚会，拥有自己的社交圈。地位较高的女性通常还会处理私底下的政治事务。尤莉亚很可能享有一处独立的住所，而且大概很豪华。她的朋友想必大多来自罗马社会的顶层，有男有女，都有一定的地位和独立性。这些朋友构成了尤莉亚的权势的一部分。当然，她和奥古斯都以及其他显赫的皇族成员之间的关系或许是最重要的。她的两个儿子很可能会继承这个帝国，尤莉亚很明显就是罗马政坛上的权力中介人，某些有抱负的政治人物大概会考虑借助于尤莉亚来实现自己的目的。我们不难想象，她的身边很容易积累起一个势力较大的圈子，其成员大概想在奥古斯都去世之时分享尤莉亚的政治资源。在公元前2年毁于一旦的就是这个圈子。

    尤莉亚的倒台没有明显的原因。我们大概可以认为很多人其实都不相信关于尤莉亚的淫乱行径的说法。尤莉亚身边一位得到了解放的前女奴菲比(Phoebe)在尤莉亚的污名传播开来以后选择了自杀，此事被视作尤莉亚的卑劣道德品质污染了其家人。尤莉亚之母斯克里波尼娅则陪同尤莉亚一起前去潘达提利亚，这既是个人行为，也是一种政治姿态，仿佛在说通奸之事并不属实。对于奥古斯都提出的说法，众人还须审慎地思考一番。五年以后，罗马人民示威支持尤莉亚，要求把她召回罗马，她在人民心中并不是那么不堪。但奥古斯都拒绝了。[491]

    在皇室内部，提比略和尤莉亚及其儿子之间有着深刻的裂隙，双方的矛盾非常激烈。即使是在十四年以后提比略登基之时，他也血腥地收拾了尤莉亚的残党。不过，在公元前2年，就算我们很想推测提比略和尤莉亚的倒台有关，也不能忽视提比略本人此时还隐居在罗德岛上。他的影响力一直在衰减，恐怕难以和尤莉亚等人展开竞争。提比略的时代看起来已经过去了。况且，提比略并非尤莉亚倒台的直接受益人，他依然留在罗德岛上，我们没有看到这位戴上了绿帽子的丈夫忽然归来。所以，我们很难说提比略获得了什么好处，也就无从断定是提比略的支持者策划了尤莉亚的失势。

    此次事件最有可能源于尤莉亚和奥古斯都之间的矛盾。此时的奥古斯都已经年逾六十，这在当时算是比较老了。而尤莉亚正在贵族中拉拢支持者，以便应对奥古斯都的突然驾崩。这种准备需要做得很妥当才行，但尤莉亚的做法也许显得太急切了一些。以人之常情而论，我们可以理解年事渐高的奥古斯都或许会觉得有些反感。从政治角度而言，尤莉亚的政治集团或许看起来在热切地期盼着奥古斯都时代落下帷幕。不过，光凭这一点，我们难以解释为什么奥古斯都要采用那样残酷的手段，尤莉亚必定做了让奥古斯都认定她在背叛自己的事情。

    指责其作风淫乱确实是毁掉皇族女性的最佳捷径，但如果尤莉亚

    的倒台只是因为政治上的分歧或者说她在图谋不轨，那么我们就不得

    不考虑一下为什么奥古斯都要指责她通奸了。毕竟，通奸的罪名让此

    次事件的政治影响扩大了很多。奥古斯都有必要让他的两位继承者的

    母亲被视作一个水性杨花的女子吗？只将她定位为奥古斯都的政敌或

    许已经足够。如果通奸纯粹是尤莉亚的对手炮制出来的罪名，那么奥

    古斯都怎么会没能识破这种花招呢？虽然相关史料看起来只是逸闻，

    我们不能全盘相信，但奥古斯都似乎真的认为尤莉亚犯下的不是政治

    问题，而是生活作风问题。无论尤莉亚和她的朋友们究竟是否犯下了

    通奸罪，我们都不能认为性丑闻只是一个借口。恰恰相反，这就是此

    次事件的核心。

    控诉尤莉亚在性生活方面有违道德规范是具备意识形态上的意义的。奥古斯都政权长期致力于把道德教化和自己的政治地位联系在一起。早在公元前28年之时，奥古斯都就试图展开道德改革。在公元前18年以后，奥古斯都政权把这种尝试付诸实践。他们认为重新树立古老的道德观念有助于根除内乱，促进帝国的扩张。这些道德改革是奥古斯都为他自己和他的政权寻求统治正当性的途径[实行道德改革时，奥古斯都是监察官(censor)，或者说“法律和习俗的维护者”]，[492]奥古斯都的君主制政权把自己塑造为传统的捍卫者。显然，他因此遇到了强大的阻力。

    不难想象，尤莉亚等人在道德问题上要比奥古斯都宽松得多。君主制度让统治者的家族得以通过奢侈的生活作风来展示其高人一等的统治地位，[493]安东尼和克莱奥帕特拉走过的道路未必不能为罗马皇室所用。奥古斯都时代后期的道德约束是比较严苛的，尤莉亚及其支持者有可能利用人们对奥古斯都的政策的不满，他们需要做的就是以自己的行为展示出罗马皇室的另一种可能的形象。因此，放纵的生活方式具备了政治意义。对待性行为的宽松态度可以被视作一种不同的政治道路的标志，让尤莉亚更接近于普罗佩提乌斯和奥维德，而不是古老的共和国传统。这必定会引发争议。

    我们恐怕不能把尤莉亚遭到流放的原因单单归结到某一个点上。奥古斯都和她是父女，他们的关系难免公私并存。宫廷政治无疑和迷宫一样复杂，他们二人之间的争执有关皇室的未来、道德以及罗马政治文化的本质。奥古斯都通过流放尤莉亚再次申明了他将近三十年来宣传的图景仍然不会发生变更。奥古斯都时代的宫廷政治确实非常残酷，奥古斯都不惜用流放独女的极端手段来消除人们质疑其政策的声音。同时，这也再次显示了奥古斯都的权力。无论尤莉亚及其亲信看起来多么有权有势、人脉深厚，只有奥古斯都才能决定罗马皇室乃至罗马前进的道路。

    不过，鉴于这个问题干系重大，尤莉亚的流放并没有真的消除反对的声音。后来，人们为了支持尤莉亚而集会示威。我们可以将其与反对婚姻法的示威联系起来，因为这些示威的参与者都是在反对奥古斯都宣传的意识形态当中的核心要素。

    尤莉亚的污名并没有对皇权的传承产生明显的影响，此时的两大可能性分别是盖乌斯和卢奇乌斯继承奥古斯都的位置或者提比略成为皇帝，而尤莉亚的突然失势没有妨碍她的两个儿子继续擢升。较为年轻的卢奇乌斯·恺撒被派往高卢去拜访地方上的知名人物，并且熟悉一下帝国的重要省份。盖乌斯则被派往多瑙河流域，但他很快就转去了东方。自提比略受命出征的公元前6年以来，亚美尼亚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帕提亚和亚美尼亚结成了同盟，威胁着罗马的霸权，虽然奥古斯都并不觉得有必要在盖乌斯堪当大任之前派人前去。盖乌斯的任务就是去威吓帕提亚和亚美尼亚人。此次事件和公元前20年如出一辙，帕提亚人又一次面对着一位渴望在战争中赢得荣耀的皇子。于是，他们做出了同样的选择—求和。不过，亚美尼亚决定应战。[494]

    盖乌斯的东征不仅仅威胁到了帕提亚人。虽然提比略看起来像是

    已经安于过着平静的生活，但应该没有人会相信他真的打算在罗德岛

    上度过余生。提比略没有完全放弃自己的政治前途，罗马也没有彻底

    遗忘提比略。前往东方赴任的各位总督一般都会明智地落脚于罗德

    岛，拜见这位曾经的皇位继承人。不过，随着盖乌斯和卢奇乌斯渐渐

    长大，提比略的待遇越来越差。高卢地区的内毛苏斯(Nemausus)的公

    民决定推倒当地的提比略像。一般说来，这种明显具有政治意味的行

    为可以被视作造反，但卢奇乌斯看起来对他们的做法至少有一些赞

    同，他让当事者免受惩罚。[495]远在高卢的卢奇乌斯并不能直接影响

    提比略，而盖乌斯却在东方掌握着大权，想必他也不能在未经奥古斯

    都许可的情况下伤害提比略。

    有谣言称提比略正在策划阴谋。据说，他想要收买百夫长来行刺盖乌斯。假如盖乌斯“察觉”了提比略想要杀害自己，那么他或许就可以不请示奥古斯都而将其处死。提比略离开了罗德岛，亲自过来拜见这位年轻的恺撒。年长的提比略不得不忍受屈辱，向他求饶。这充分说明了权力的天平已经逆转。[496]当时有传闻称，在盖乌斯举办晚宴之时，有某个人曾经站起来自告奋勇，要去罗德岛上替盖乌斯把“流亡者”的头颅给带回来。对于提比略而言，东方越来越危险了，于是他请求返回。奥古斯都同意他在公元2年回到罗马。其条件是，他必须继续远离政事。

    然而，公元2年，年仅十九岁的卢奇乌斯患上了急病，在8月20日死于马赛。[497]提比略是这件事情的明显受益者，他因此成了各种谣言的主角。而且，事态进一步地恶化了。此时，盖乌斯正在亚美尼亚作战。驻防据点的某位敌将诱骗他前去会谈，然后趁机攻击了他。盖乌斯受了伤。罗马人继续围攻，并且最终击败了亚美尼亚人，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按照罗马传统，获得了胜利的盖乌斯被部下尊为“大将军”(imperator)。但盖乌斯的伤情每况愈下。[498]他派人传讯给奥古斯都，请求暂停职务，以便养伤。奥古斯都无可奈何地同意了，但要求盖乌斯返回罗马。公元4年4月23日，盖乌斯去世了。

    流亡者归来

    奥古斯都现在几乎别无选择，他收养了提比略以及阿格里帕和尤

    莉亚最年幼的儿子阿格里帕·波斯图穆斯。提比略被要求收养了他的

    侄子日耳曼尼库斯，后者的妻子则是尤莉亚和阿格里帕的女儿阿格里

    皮娜。这一轮家族关系的重组确立了三个潜在的皇位继承人，但只有

    提比略具备足够的资历和权威。现在，奥古斯都对他以政治伙伴相

    待，提比略很快就被派往日耳曼尼亚去再次展现奥古斯都政权武力扩

    张的本质，但是他同时也是罗马政务的核心人物。帕提亚国王派使者

    前来罗马，以求修复他和奥古斯都的关系。奥古斯都和元老院接见了

    这些使者，但要求他们必须也去拜见提比略。[499]

    日耳曼尼亚当时是罗马扩张的主要方向。提比略把罗马的边界推

    进到了更加靠东的地带。但是，在公元6年，多瑙河流域的省份爆发了

    叛乱。为了给日耳曼尼亚的战事提供源源不断的人力，提比略在达尔

    马提亚召集了部队。于是，达尔马提亚人有了一支自己的军队(虽然严

    格说来这支部队应该服从于罗马)和一位领导者—一个名为巴托(Bato)

    的人。巴托号召这些刚刚集结起来的部队一起反抗罗马统治者，他们

    在初期取得的一些成功还引得潘诺尼亚的布留奇人(Breucian)也加入

    了造反的队伍，这个部落的领导者同样名为巴托。默西亚总督塞维鲁

    (Severus)率军去镇压叛乱，但他的所谓“胜利”的结果是，潘诺尼亚

    人依旧为所欲为，而他却撤离了。达尔马提亚的那位巴托带兵南下，

    据说罗马人同样击败了他。然而，这些“得胜”的罗马军队也撤离

    了。

    帝国需要提比略。他领军从日耳曼尼亚回到了南方，以便保护意

    大利。战争的形势已经非常严峻，有一个罗马殖民地遭到了毁灭，罗

    马人估计叛军有八十万之众。[500]日耳曼尼库斯也受命出征，他所得

    到的那支部队是紧急征召而来的，其中除了自由民以外还有奴隶和前

    奴隶。[501]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阿格里帕·波斯图穆斯明明已经达到

    了可以参军的年纪，却没有得到任用。[502]此时，提比略手中控制的

    军队包括十个军团(五万人)、七十个大队(三万五千人)、十四个骑兵

    单位(七千人)、紧急应征的一万老兵以及色雷斯的附庸国王派来的征

    召兵。这些部队加起来至少有十万两千人，而整个帝国平时的军队总

    数也不过是二十五万人而已。

    这场战争说明了奥古斯都十分依赖于提比略。此外，无论他具体

    是如何实现的，提比略成功扫除了其继位道路上所剩无几的障碍。尤

    莉亚仍在流放中，盖乌斯和卢奇乌斯都已去世。现在，最有可能挑战

    提比略的就是阿格里帕·波斯图穆斯。虽然奥古斯都也把他收作了养

    子，但他的处境还是非常危险。很快，他就遭到了政敌的攻击，被逐

    出了罗马，[503]其罪名和他的道德品质有关。据说，他的品行不佳，

    比较暴躁(会让人联想到疯狂)、粗野。[504]我们不难想象，阿格里帕

    也许只是因为自己没能得到任命而感到愤怒。阿格里帕的姐姐尤莉亚

    同样被除掉了，她被指控通奸。而她的丈夫，出身豪门的卢奇乌斯·

    埃米利乌斯·保卢斯则因谋逆而获罪。[505]奥古斯都还把尤莉亚在帕

    拉提翁山上的住所夷为平地。[506]尤莉亚被流放之时有孕在身。于

    是，奥古斯都命人杀死了他的曾外孙。尤莉亚本人则于公元29年去

    世，她在死时仍然是一名流亡者。[507]

    时至公元8年末，潘诺尼亚战事进展顺利。提比略便以征服者的英

    雄身份返回了罗马，年逾七十、越来越瘦弱的奥古斯都离开了皇宫，

    亲自出城相迎。所有人都能明白，这是年老的现任皇帝在陪伴未来的

    皇帝返回皇城。[508]日耳曼尼库斯继续在达尔马提亚作战到了第二

    年。这年夏天，提比略重返前线，最终和他一起结束了这场战争。

    [509]然后，日耳曼尼库斯回到了罗马，向人民汇报胜利的喜讯，元老

    们则又一次报之以各种各样的荣誉。奥古斯都和提比略获准举办凯旋

    仪式，游行于罗马的街道上，虽然他们也许表示过推辞。[510]元老们

    还表决同意了建造凯旋门，这些都是比较重大的荣誉。相比之下，日

    耳曼尼库斯得到的奖励规格不高，但或许更加值得我们关注。此时，

    他只有二十四岁，还很年轻，却得到了裁判官的待遇，这是仅次于执

    政官的高位。他还获得了在各位前任执政官之后第一个发言表达意见

    的权利，这种荣誉和之前的马尔凯卢斯、提比略、德鲁苏斯、盖乌斯

    还有卢奇乌斯一脉相承，是属于皇族成员的快速擢升。[511]

    随着日耳曼尼库斯开始崭露头角，皇室的未来看起来再次有了保障。奥古斯都现在已经过于年老，无法亲自上阵打仗，但五十一岁的提比略仍处于其政治、军事生涯的盛期。他的侄子日耳曼尼库斯在支持着他。而且，他的儿子德鲁苏斯很快也可以受任军职了。皇室的未来似乎一片光明，虽然在罗马人宣布庆祝潘诺尼亚的胜利之后仅过了五天，日耳曼尼亚就传来了一个可怕的噩耗。

    日耳曼人叛乱

    日耳曼尼亚这些年的战争已经让罗马的边界线从莱茵河推进到了

    易北河，今天德国西部的大部分土地都成了帝国的领土。公元9年，罗

    马人没有展开战事，这大概是十年以来的第一次。他们转而致力于建

    立政治和其他领域内的秩序。新任总督瓦卢斯(Varus)是一位经验丰富

    的将领，他和奥古斯都政权高层的关系也很近。此时，他认为已经可

    以正式地展开日耳曼尼亚的行政工作，征收税款了。[512]为此，瓦卢

    斯召来了日耳曼尼亚的重要人物，希望他们成为自己的顾问。此前或

    许从未有过如此多的日耳曼首领聚集在一起，这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绝

    佳的密谋时机。

    叛乱的领导者名为阿尔米尼乌斯(Arminius)，他和瓦卢斯的关系

    很近。叛乱者的计划比较细致，并且凝聚了多方的力量。他们让瓦卢

    斯得知日耳曼尼亚境内某个偏远的地方爆发了一场叛乱。于是，瓦卢

    斯召集了部队，打算和日耳曼盟军一起去解决这场看起来规模不大的

    小骚动。然而，在行军时，同行的日耳曼人找了各种各样的理由，陆

    续离开。与此同时，更加偏远处的小型罗马据点也受到了攻击，其中

    的士兵遭到了屠杀。当瓦卢斯终于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场大规模叛乱

    之时，他已经深陷于日耳曼人的势力范围。他只得下令全军开始争取

    撤回莱茵河畔。士兵们带上了奴隶、家眷和财物，顶着这些负担在日

    耳曼尼亚的森林里缓慢前行。

    日耳曼人知道瓦卢斯的行军路线。他们砍断了大树，用以拦住罗马人的去路。罗马人的队列很长，日耳曼人可以从容地选择可能的薄弱点，发起进攻。罗马军队能够组织起来应战，却无法进一步解决问题。[513]随着负伤士兵越来越多，行军的速度变得更慢了，就连瓦卢斯本人也受了伤。绝望之中，他们加强了某个据点的防备，然后烧掉了自己无力再保住的货车。如此一来，他们可以轻装简行，更快地撤离。然而，四天以后，他们仍旧被困在日耳曼尼亚的森林里。

    瓦卢斯召集了高级军官来商量对策。在审时度势之后，瓦卢斯及其下属军官选择了自杀。罗马军队崩溃了。一些人试图逃跑，但日耳曼人将其砍倒，任由其尸体在林间的道路上腐烂。还有一些人被抓住，受到了折磨，或是被献祭给了神灵。[514]总共三个军团及其辅助部队、奴隶、家眷以及随军商贩尽数覆没，遇害者总数在两万到三万人之间，莱茵河以东的日耳曼尼亚领土全部丧失。[515]

    这个噩耗令罗马人深感震惊，奥古斯都换上了丧服。据说，他曾经一边用头撞击门框，一边呼喊着：“昆克提里乌斯·瓦卢斯(Quinctilius Varus)，还我军团!”[516]提比略立刻被派去了莱茵河畔。[517]同时，奥古斯都开始着手征兵。不过，有一些人不太愿意应征献身于这场漫长而艰难的战争，他们设法避免了被征召入伍。因此，奥古斯都剥夺了他们的公民权和财产。奥古斯都还鼓励老兵们重新入伍参战，并且把得到了解放的前奴隶也招入了军队。这些匆忙召集起来的部队被派去了高卢，支撑着莱茵河防线。[518]公元11年，提比略和日耳曼尼库斯率军再次出击，这是罗马人唯一的战斗方式。[519]

    阿尔米尼乌斯领导的这场叛乱是奥古斯都时代的最后一场大规模

    战争，罗马的军事资源已经被运用到了极限。潘诺尼亚的叛乱被镇压

    了下去，当地的领土失而复得，但日耳曼尼亚的战争让罗马人遭遇了

    一场大败。罗马军队的人员伤亡相当惨重，而平定潘诺尼亚叛乱已经

    让罗马人消耗了不少的人力，他们很难迅速地补上日耳曼尼亚的缺

    口，奥古斯都的征兵活动非常不受欢迎。此后，罗马人再也未能夺回

    丧失的土地。

    不过，尽管这些叛乱给皇室的军功簿上增加了一个污点(虽然传统

    观点把绝大部分责任都归结到了无能的瓦卢斯头上)，但从长远来看，

    帝国政权并没有遇到一场政治灾难。恰恰相反，奥古斯都政权得以由

    此向罗马人民说明，罗马仍然需要一支纪律严明的强大军队，提比略

    得以再次展现其军事能力。日耳曼尼库斯则在平叛时初次掌兵，并且

    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军事胜利。在镇压了潘诺尼亚叛乱以后，提比略和

    日耳曼尼库斯可以将自己塑造为意大利的拯救者。在公元11年的日耳

    曼尼亚战事以后，他们更是成了罗马军队名誉的恢复者。在公元14

    年，帝国政权完全可以把日耳曼尼亚和潘诺尼亚的战事宣传为说明帝

    国政权存在的必要性的正面例子。而且，提比略就是那个能够带领罗

    马人民维持大国霸权的领袖。

    奥古斯都之死

    公元13年，奥古斯都宣布自己不再出席公共宴会。他要求各位元老不要再来他的家中致以问候，或者，至少不要频繁拜访。[520]第二年，他离开罗马，去为再度出征北方的提比略送行。途中，奥古斯都患上了疾病，转而前去他在坎帕尼亚的庄园休养。他的病情有所好转，提比略便踏上了旅途。接着，奥古斯都来到了纳波利(Neapolis)观看比赛。然而，他其实并没有完全康复，再度变得虚弱的奥古斯都回到了位于诺拉(Nola)的祖宅，并且命人召来提比略。

    奥古斯都知道自己命不久矣，他派人去召集自己的亲朋好友来陪伴自己度过最后的时光。他对他们吟诵了一首希腊语诗，要他们为一位已经出色地完成了使命之人喝彩。接着，他便让他们离去了，最后陪伴在他床边的是他的妻子莉薇娅。公元14年8月19日，罗马历史上第一位皇帝奥古斯都安详地离开了人世。他一生经历了七十五度春秋又十个月二十六天，在他死后十三天就是阿克提翁海战的四十四周年。[521]

    提比略也许未能及时赶到诺拉来见奥古斯都最后一面。不过，当他和莉薇娅一起对静候讣告的帝国臣民传达丧讯之时，他们已经完全掌控了局面。提比略在控制了禁卫军以后开始准备返回罗马。早在丧礼举办之前，这一年的两位执政官、禁卫军长官以及供粮官就已向提比略起誓效忠；某些会议上的平民和罗马的驻军或许也已发誓要为提比略效劳；他给帝国境内各地的军团和总督写了信件；他所到之处都有士兵随行。[522]罗马政局的新形势已经非常明显：提比略一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继承了奥古斯都的地位。

    共和国没有恢复，也没有人想要使其恢复。罗马城内无人可以反对提比略的继位，唯一有可能挑战其地位的是他的族人，但他很快就将其抹除干净了。尤莉亚仅剩的儿子阿格里帕·波斯图穆斯被杀死了，成为新政权的第一位受害者。[523]提比略还派士兵去杀死了塞姆

    普罗尼乌斯·格拉古，据说他是尤莉亚的情人。提比略显然认为就算

    经过了十四年的流放，他也应该遭到处死。[524]尤莉亚则自杀了。多

    瑙河流域以及日耳曼尼亚境内都有罗马军队哗变。日耳曼尼库斯一度

    看起来有一些机会争夺皇位，但这位年轻人对皇室忠心耿耿。[525]就

    算这些士兵真的成功了，他们也只会让日耳曼尼库斯给他们提供报酬

    并且索取更好的待遇，绝不会让共和国复苏。无论人们私底下怎样看

    待奥古斯都的一生，至少在公开的场合，诸位元老和骑士、平民和士

    兵都在为奥古斯都的离去而悲痛不已。新任皇帝提比略平静地看着人

    们把奥古斯都从罗马的第一人升格为皇室的第二位神明—神圣的奥古

    斯都(Divus Augustus)。

    此次和平的政权更迭是奥古斯都政权的一大成就。作为后人，我

    们或许会觉得提比略的上台是奥古斯都时代理所当然的结果。毕竟，

    我们知道奥古斯都是第一位罗马皇帝。而罗马帝国的历史至少延续到

    了公元475年，东罗马帝国甚至延续了更久。我们知道在他把提比略

    (他出自克劳狄乌斯家族)收入尤里乌斯家族以后就有了我们所知的尤

    里乌斯-克劳狄乌斯王朝，而这个家族里还涌现了盖乌斯·卡里古拉、

    克劳狄、尼禄[1]这些皇帝。但是，在公元前28年，当屋大维和阿格里

    帕着手构建奥古斯都共和国之时，没有人能够预料到这一切。

    奥古斯都共和国的存在也许确实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奇怪现象，但至少这种矛盾很有用，帝国政权愿意将其维持下去。即使是在盖乌斯·恺撒去世，提比略重返罗马政坛前台以后，他和奥古斯都也还在小心翼翼地宣传着共和国的遗产。提比略的继位是因为他是奥古斯都的养子、莉薇娅仅剩的儿子、奥古斯都家族的中流砥柱，但也同样是因为他是同代人当中最杰出的将领，他曾经领军作战于亚美尼亚、雷蒂亚、多瑙河流域、日耳曼尼亚。他不仅击败了叛乱的潘诺尼亚人，还在日耳曼尼亚的战场上恢复了罗马人的荣耀。以军事化的罗马政治文化来看，提比略毫无疑问是名望最高、功绩最大的将军。

    提比略也是当时最有经验的政治人物。他曾经在公元前13年和公元前7年两度出任执政官，也曾在“退隐”之前和之后与奥古斯都一起掌握保民官权力。当奥古斯都去世之时，提比略已经重返政坛十年了。他完全可以卓有自信地宣称自己就是国家的领导者，是唯一拥有足够的经验和权威去继承奥古斯都之人。

    不过，就算提比略试图以其履历来说明自己继位的正当性，让更

    加保守、更加拥护共和制度的那些人感到有些亲切，罗马政治现在的

    实质也无疑是君主制。在奥古斯都时代末期，罗马人民已经充分表明

    了他们愿意拥抱君主制度。元老院给奥古斯都颁发的无数特殊荣誉也

    足以说明他和元老之间绝非共和国时代平等共事的关系。盖乌斯和卢

    奇乌斯的迅速擢升也是罗马转向君主制度的明证，因为如果以共和制

    度的眼光来看，他们二人只是别无特殊长处的两个年轻人。尤莉亚及

    其子女的生活方式奢侈无比，更接近于克莱奥帕特拉的宫廷生活，而

    非古代罗马的卫道士们推崇的简朴之道。盖乌斯和卢奇乌斯纯粹是因

    为不幸才未能取代资历更深的提比略。

    公元14年，或许提比略在奥古斯都的赞同下选择了利用奥古斯都

    确立的这一套制度中共和制的成分，也许这是为了说明为什么继位者

    是他而非其他的皇室成员，也许这是为了再一次强调罗马需要有一位

    强大的领袖来带领人们与边疆的潜在敌人作战。于是，提比略陷入了

    共和君主制的悖论，在其统治前期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表现得顺从于诸

    位元老。这大概反而让元老们感觉到有些困惑，因为元老们同样能够

    认清皇权的实质：提比略控制着军队和帝国。他所掌控的财力、军力

    以及政治资源远超其他元老的想象，所有人都必须如临深渊地对待提

    比略，没有人胆敢冒犯他。无论他对元老们说了什么，无论他表现得

    多么尊重元老们的集体智慧，罗马只有一位至高无上的统治者。

    提比略在罗马的漫长历史上享有一个非常奇特的位置。在所有的

    史料当中，他都是一个深深浸染着罗马传统道德、思想的人物。然

    而，当他最终继承奥古斯都的地位之时，罗马的政治制度已经发生了

    巨大的变化。他置身于帝国时代，共和国只存留在人们的记忆里，虽

    然这份记忆仍然具备一定的力量，许多人或许还会怀念那个时代，某

    些元老也许还曾幻想过要恢复共和制度下的自由与荣耀。不过，就算

    在公元14年以后真的有人曾经将这种梦想付诸实践，发起了一场恢复

    共和国的政治运动，他们也未能在史料中留下自己的身影。[526]罗马

    经历了一场革命，没有人能够倒行逆施。

    罗马革命

    自恺撒遇刺到奥古斯都去世，在这五十七年当中，绵延将近五百

    年的罗马共和国被扫到了历史的垃圾堆里，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证明

    “革命”的存在。认可这一说法的一部分困难在于，我们通常会以国

    家机关的变迁来鉴别政治的形态—这是承继自希腊人的习惯。今天，

    我们一般认为革命就意味着政府的整体框架发生了变化，国王会被送

    上断头台；或者君主的军队和代表会被遣散，民主政权或许会从中诞

    生。然而，罗马革命并没有带来国家机关的革命，元老们仍然正常地

    召开会议，官员的人数和权力大致如故，选民们依旧集会表决。如果

    仅仅着眼于这些国家机关，我们甚至很难分辨出公元14年的罗马和五

    十年以前到底有什么区别。

    但是，罗马确实经历了革命。当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在恺撒血淋

    淋的尸体旁边高举匕首之时，他们满怀信心地期待着罗马的政治秩序

    能够恢复过去的面貌，期待着元老们能够再次统治这个国家。在接下

    来的岁月里，罗马的军人们成了政治舞台上不容忽视的重要角色，罗

    马的贵族阶层遭到了三头同盟的蹂躏，旧时代的政治秩序倒在了血泊

    当中。公元前28年以后的复苏只是有条件的部分恢复，元老们再也无

    法控制罗马的军队、财富和平民。渐渐地，随着奥古斯都垄断了权力

    的实质(金钱与暴力)，他的影响力进一步延伸到了元老们身上，他能

    够决定元老们的升降。

    元老们之所以没有被铲除，是因为他们顺利地融入了奥古斯都的新政权。奥古斯都并没有事先准备好某种宏大的计划或蓝图，帝国政权对新秩序的要求只是：国家大权必须高度集中于奥古斯都及其亲信手中。任何反对这一点的机关或个人都会被铲除，所有人都不得不服从。自公元前43年起，一张私交关系网络便成形了，它最终统治了罗马政治的方方面面。迫使罗马经受了一场革命的就是这张关系网络，而不是某个机关或者某个不满的群体。但是，它同样是一股非常强大的政治势力。

    后人眼中的奥古斯都时代是相当辉煌的。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动荡以后，奥古斯都政权转而致力于维护秩序与和平。它鼓励人们创作优秀的艺术品，主持兴造了许多建筑，给罗马城和皇室都增添了光彩。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当时真的有很多人拥护奥古斯都，平民和士兵几乎没有理由哀悼共和国时代的逝去。不过，这种和平与秩序是有代价的，帝国制度以暴力和腐败的手段换来了人民的认可。或许自由公民

    的权利与特权在共和国时代会被滥用，但在帝国时代则几乎失去了意义。帝国政权控制了巨量的资源，使得其权力几乎毫无限制。在奥古斯都和提比略以后，这种几乎无限的权力便孕育出了暴君。唯一能够限制他们任意妄为的大概就是他们的想象力了。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是一个极权主义国家，他致力于控制公民的生活，让他们帮助自己实现帝国扩张的目标。在奥古斯都的黄金时代，人们需要服从于铁一般

    的纪律，就连他们的卧室也成了促进帝国延续的战场。帝国政权的反对者被排挤到了政治舞台的边缘，被迫以阴谋或者文学讽刺的形式来表达其敌意。为了支持帝国在边疆展开的军事行动，罗马的政治秩序得到了重塑。军队始终是奥古斯都政权的一大支柱。人们也许会认为军队是一股很少现身的政治势力，当权者们会尽量让这个不受欢迎的组织隐藏起来。然而，奥古斯都及其家人既是显赫的政治人物，也是

    功绩卓著的将军。他们正是靠着军队才赢得了无人能及的权威、名望和财富，然后统治了罗马。在奥古斯都政权与罗马人民展开的政治交易当中，奥古斯都为人们提供的不仅是和平，还有军事胜利和大帝国的荣耀。西班牙、雷蒂亚、日耳曼尼亚、达尔马提亚、潘诺尼亚、色雷斯、亚美尼亚和阿非利加的人民都为他的这个承诺付出了代价。

    在评价奥古斯都的成就之时，我们绝不能忘记因他而丧命的那些人，内战、追杀公敌、铲除密谋者以及罗马帝国的扩张战争让无数罗马人和非罗马人失去了生命。许多历史学家和政治人物都赞美过罗马人建立的帝国，并且尤其推崇奥古斯都时代。但是，在欣赏各位恺撒和他们的文明之前，我们还应该仔细地思考一下罗马人民为了帝国的利益而付出了什么代价。我们应当记住那些与主流不合、常常遭到打压的声音，比如基督徒。我们也许还会想到那些在残酷的宫廷斗争中失利遇害的贵族。我们还应看到，罗马帝国是一个极其不平等的社会，贵族与奴隶、富人与穷人之间有着一道不断扩大的鸿沟。总而言之，我们应该思索人们为了所谓的和平的帝国时代而失去的自由的价值。

    [1] 这三位皇帝分别是尤里乌斯-克劳狄乌斯王朝的第三任、第四任、第五任(也是最后一任)皇帝。其中，卡里古拉、尼禄都是罗马帝国历史上著名的暴君。—编者注

    [489] Velleius Paterculus, 2.100; Dio, 55.10.
    [490] Suetonius, Augustus , 65.
    [491] Dio, 55.13.
    [492] Res Gestae , 6.
    [493] 请参考Catharine Edwards, The Politics of Immorality in Ancient Rome(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494] Dio, 55.10A.

    [495] Suetonius, Tiberius , 13.

    [496] Dio, 55.10A; Suetonius, Tiberius , 12.
    [497] 请参考Fasti Antiates 。

    [498] Dio, 55.10A.

    [499] Suetonius, Tiberius , 15-16.

    [500] Dio, 55.29-30; Velleius Paterculus, 2.110.

    [501] Dio, 55.31.

    [502] Dio, 55.22.

    [503] Dio, 55.32.

    [504] Tacitus, Annales , 1.3; Dio, 55.32; Suetonius, Augustus ,64-65.
    [505] Suetonius, Augustus , 19.据说和尤莉亚私通者中有一人为迪奇穆斯·尤尼乌斯·西拉努斯。他遭到了流放，但在提比略时代获准返回罗马。其条件是，他必须远离公众的视野。读者可参考Tacitus, Annales , 3.24。

    [506] Suetonius, Augustus , 72，他以摧毁这幢房屋为例，表明奥古斯都在居住方面比较简朴。

    [507] Tacitus, Annales , 4.71.

    [508] Dio, 55.33-34; 56.1.

    [509] Dio, 56.16.

    [510] Res Gestae , 4.

    [511] Dio, 56.17.

    [512] Dio, 56.18; Velleius Paterculus, 2.117-118.

    [513] Dio, 56.19.

    [514] Tacitus, Annales , 1.60-62.

    [515] Velleius Paterculus, 2.117.

    [516] Suetonius, Augustus , 23.

    [517] Velleius Paterculus, 2.121.

    [518] Dio, 56.23.

    [519] Dio, 56.25.

    [520] Dio, 56.27.

    [521] Suetonius, Augustus , 100; Dio, 56.29-30; Tacitus, Annales , 1.5; Velleius Paterculus, 2.123.
    [522] Tacitus, Annales , 1.7.
    [523] Tacitus, Annales , 1.6.
    [524] Tacitus, Annales , 1.53.
    [525] Tacitus, Annales , 1.16-54.
    [526] 在盖乌斯·卡里古拉遇刺以后，元老们似乎一度考虑恢复共和国，但他们无法掌控军队，所以，这个主意很快就被放弃了。

    年表

    重要人物简介
    本名单只列举了本书中出现的重要人物，按照这些人物最为人所知的名字的拉丁字母先后顺序而定。例如，提比略·克劳狄乌斯皇帝会以提比略的名字排序，虽然他的家族名是克劳狄乌斯。

    马尔库斯·维普萨尼乌斯·阿格里帕(Marcus Vipsanius Agrippa)：奥古斯都的亲密战友。他后来成了奥古斯都的副手暨指定的继承人。
    阿格里帕·波斯图穆斯(Agrippa Postumus)：奥古斯都的外孙，阿格里帕与尤莉亚之子。
    阿格里皮娜(Agrippina)：奥古斯都的外孙女，阿格里帕与尤莉亚之女，日耳曼尼库斯的妻子。
    卢奇乌斯·多米提乌斯·艾诺巴尔布斯(Lucius Domitius Ahenobarbus)：曾经是塞克斯图斯·庞培麾下的舰队统帅，后来投靠了安东尼。
    亚历山大·赫利俄斯(Alexander Helios)：克莱奥帕特拉与安东尼之子。
    卢奇乌斯·安东尼乌斯(Lucius Antonius)：马克·安东尼的弟弟。他在佩鲁西亚战争中与屋大维交战。
    马克·安东尼(Mark Antony)：三头之一。

    巴托(Bato)：达尔马提亚人。他带领达尔马提亚军队发起了反抗罗马的叛乱。
    巴托(Bato)：潘诺尼亚的部落酋长。他领导了一场反抗罗马的叛乱。
    尤尼乌斯·布鲁图斯(Junius Brutus)：刺杀恺撒行动的领导人。

    法尼乌斯·凯皮奥(Fannius Caepio)：公元前22年的谋逆者。
    恺撒里昂(Caesarion)：克莱奥帕特拉与尤里乌斯·恺撒之子。
    昆图斯·卡里努斯(Quintus Calenus)：安东尼的支持者及代表。
    迪奇穆斯·卡尔弗里努斯(Decimus Carfulenus)：屋大维军中的著名军官。
    盖乌斯·卡西乌斯(Gaius Cassius)：刺杀恺撒行动的领导人。
    卢奇乌斯·塞尔吉乌斯·喀提林(Lucius Sergius Catilina)：公元前63年的谋逆者，其谋逆被西塞罗成功镇压。
    (小)加图(Cato)：著名元老及卫道士。在恺撒与庞培的内战中支持庞培，于乌提卡之战失败以后自裁。
    昆图斯·卡图卢斯(Quintus Catulus)：公元前78年的执政官，苏拉时代以后的重要人物。
    马尔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著名的政治家、演讲家。在尤里乌斯·恺撒遇刺以后成了元老们的领袖。
    卢奇乌斯·秦纳(Lucius Cinna)：在马略和苏拉的争斗中支持马略的执政官。
    克莱奥帕特拉七世(Cleopatra Ⅶ)：埃及女王，尤里乌斯·恺撒的情人，马克·安东尼之妻。
    克莱奥帕特拉·塞勒涅(Cleopatra Selene)：克莱奥帕特拉与安东尼之女。
    克洛狄娅(Clodia)：克洛狄乌斯与富尔维娅之女。她一度是屋大维的妻子。
    普布利乌斯·克洛狄乌斯(Publius Clodius)：深受平民拥戴的政治人物。他与西塞罗、米洛不和，在公元前52年遇害。
    科涅莉亚(Cornelia)：秦纳之女，恺撒的第一任妻子。
    格奈乌斯·科涅利乌斯(Gnaeus Cornelius)：庞培的亲戚，在公元4年谋逆。
    科尔尼非奇乌斯(Cornificius)：屋大维军中的将领，曾经参与西西里的战事。
    李奇尼乌斯·克拉苏(Licinius Crassus)：著名政治人物。他曾与斯巴达克斯交战，后来与恺撒、庞培结盟。在公元前53年死于卡莱之战。
    李奇尼乌斯·克拉苏(Licinius Crassus)：著名将领，在马其顿战事中功绩卓著。

    迪奇穆斯·布鲁图斯(Decimus Brutus)：行刺恺撒者。后来领导共和派军队与安东尼作战，一度被围困于穆提纳。
    普布利乌斯·科涅利乌斯·多拉贝拉(Publius Cornelius Dolabella)：公元前44年的执政官，马克·安东尼的盟友。
    德鲁苏斯(Drusus)：莉薇娅之子，提比略的弟弟。

    伊格纳提乌斯·鲁弗斯(Egnatius Rufus)：深受平民拥戴的政治家，据说密谋对奥古斯都不利。

    富尔维娅(Fulvia)：克洛狄乌斯之妻，后改嫁于马克·安东尼。

    伽比尼乌斯(Gabinius)：共和派叙利亚总督，曾出手干涉埃及的王室争端。
    盖乌斯·恺撒(Gaius Caesar)：奥古斯都的外孙(后来被他收为养子)，阿格里帕与尤莉亚之子。
    科涅利乌斯·伽卢斯(Cornelius Gallus)：埃及的第一任总督，著名诗人。在公元前1世纪20年代初与奥古斯都失和，后来自杀。
    日耳曼尼库斯(Germanicus)：德鲁苏斯的长子，阿格里皮娜的丈夫，提比略的养子。曾在潘诺尼亚和日耳曼尼亚作战。
    盖约·塞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Gaius Sempronius Gracchus)：提比略·格拉古的弟弟。在公元前123年和公元前122年担任保民官，着手展开改革。
    提比略·塞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Tiberius Sempronius Gracchus)：改革家，保民官。在公元前133年遇害。
    塞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Sempronius Gracchus)：据说为大尤莉亚的情人，提比略的敌人。

    希律(Herod)：统治犹地亚的国王，其任命者为安东尼。后来，屋大维保留了他的王位。
    奥卢斯·希尔提乌斯(Aulus Hirtius)：公元前43年的执政官。在穆提纳之战中领兵作战。

    尤莉亚(Julia，1)：马略之妻，尤里乌斯·恺撒的姑母。
    尤莉亚(Julia，2)：奥古斯都之女。
    尤莉亚(Julia，3)：尤莉亚与阿格里帕之女，奥古斯都的外孙女。
    盖乌斯·尤里乌斯·恺撒(Gaius Julius Caesar)：在内战中击败了庞培。独裁官。在公元前44年3月于罗马城内遇刺。
    尤妮亚(Junia)：布鲁图斯的姐妹。大约在公元前30年涉嫌谋逆。

    昆图斯·拉比恩努斯(Quintus Labienus)：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的支持者。后来逃亡至帕提亚，并且在帕提亚人的支持下与安东尼交战。
    马尔库斯·埃米利乌斯·李必达(Marcus Aemilius Lepidus，1)：公元前78年的执政官。他发起了对抗苏拉派的叛乱，遭到了庞培的镇压。
    马尔库斯·埃米利乌斯·李必达(Marcus Aemilius Lepidus，2)：三头之一。
    马尔库斯·埃米利乌斯·李必达(Marcus Aemilius Lepidus，3)：三头之一的李必达的儿子。在公元前30年消失。
    莉薇娅·德鲁茜拉(Livia Drusilla)：奥古斯都之妻，提比略和德鲁苏斯之母。
    李维乌斯·德鲁苏斯(Livius Drusus)：公元前122年的保民官，盖约·格拉古的竞争对手。
    卢奇乌斯·恺撒(Lucius Caesar)：奥古斯都的外孙(后来被他收为养子)，阿格里帕与尤莉亚之子。
    麦奇纳斯(Maecenas)：屋大维的政治顾问，奥古斯都政权高层的一员。
    克劳狄乌斯·马尔凯卢斯(Claudius Marcellus)：奥克塔维娅之子，奥古斯都的外甥，尤莉亚(奥古斯都之女)的丈夫。由此成了著名的政治人物，但在公元前23年英年早逝。

    盖乌斯·马略(Gaius Marius)：公元前2世纪末崛起的著名将领。他和科涅利乌斯·苏拉展开了内战。
    米诺多洛斯(Menodoros)：塞克斯图斯·庞培麾下的舰队统帅，后来投靠了屋大维。

    提图斯·阿尼乌斯·米洛(Titus Annius Milo)：与克洛狄乌斯作对的政治人物。他最终杀死了克洛狄乌斯。
    莫奈西斯(Monaeses)：投靠了安东尼的帕提亚贵族。
    卢奇乌斯·提兰提乌斯·瓦罗·穆雷纳(Lucius Terentius Varro Murena)：据说在公元前22年谋逆。他和奥古斯都政权的高层人物有着很近的关系。
    安东尼乌斯·穆萨(Antonius Musa)：奥古斯都的医生。

    奥克塔维娅(Octavia)：奥古斯都的姐姐，一度是安东尼的妻子，马尔凯卢斯之母。
    马尔库斯·奥克塔维乌斯(Marcus Octavius)：保民官。曾经威胁要以否决权阻碍提比略·格拉古出台土地法，并且因此遭到了罢免。
    卢奇乌斯·欧皮密乌斯(Lucius Opimius)：公元前122年的保民官。他带领着元老们一起和盖约·格拉古作对。
    奥维德(Ovid)：奥古斯都时代后期的诗人，以其爱情诗著称于世。晚年遭到流放。

    帕科鲁斯(Pacorus)：帕提亚王子。曾领军与安东尼作战。
    维比乌斯·潘萨(Vibius Pansa)：公元前43年的执政官。在穆提纳之战中带领共和派部队参战。
    昆图斯·裴迪乌斯(Quintus Pedius)：屋大维的朋友与亲戚。在公元前43年末当选执政官。
    普拉提斯(Phraates)：帕提亚国王。
    穆纳提乌斯·普朗库斯(Munatius Plancus)：恺撒旧部，但是在屋大维进军罗马之前一直支持着共和派。
    格奈乌斯·庞培·玛格努斯(Gnaeus Pompeius Magnus，伟大的庞培Pompey)：晚期共和国的著名将领，在内战中被恺撒击败。
    塞克斯图斯·庞培(Sextus Pompeius)：伟大的庞培之子。他以西西里为基地，和屋大维等人对抗。
    阿西尼乌斯·波利奥(Asinius Pollio)：将军，安东尼的朋友。

    马尔库斯·普里穆斯(Marcus Primus)：将军。在色雷斯建立了战功，但在回到罗马以后遭到了起诉。他引发了凯皮奥和穆雷纳的阴谋事件。

    盖乌斯·普罗库莱乌斯(Gaius Proculeius)：屋大维的朋友。曾经和他一同前去亚历山大。在帝国时代早期地位显赫。提兰提娅(麦奇纳斯之妻)和卢奇乌斯·提兰提乌斯·瓦罗·穆雷纳的兄弟。
    普罗佩提乌斯(Propertius)：诗人。著有四卷挽歌集，其中许多都与爱情有关。

    萨卢斯提乌斯(Sallust)：共和国晚期的拉丁史家。
    萨尔维迪伊努斯·鲁弗斯(Salvidienus Rufus)：支持三头同盟的将军，在佩鲁西亚战争后遭到处决。
    萨图尔尼努斯(Saturninus)：公元前100年的保民官，遭到了马略的打压。
    盖乌斯·森提乌斯·萨图尔尼努斯(Gaius Sentius Saturninus)：公元前19年的执政官。他与伊格纳提乌斯·鲁弗斯不和。
    西庇阿·纳西卡(Scipio Nasica)：元老，最高祭司，提比略·格拉古的反对者的领导人。
    斯克里波尼娅(Scribonia)：屋大维之妻，尤莉亚之母。
    塞多留(Sertorius)：马略派将领。在公元前1世纪70年代于西班牙发起了一场叛乱。
    斯巴达克斯(Spartacusius)：来自色雷斯的角斗士，领导了一场奴隶起义。
    科涅利乌斯·苏拉·菲利克斯(Cornelius Sulla Felix)：将军，独裁官。在公元前88年发动了政变，打响了内战，并且取得胜利。
    普布利乌斯·苏尔皮齐乌斯·鲁弗斯(Publius Sulpicius Rufus)：保民官。与苏拉相争，导致苏拉第一次进军罗马。

    提兰提娅(Terentia)：麦奇纳斯之妻，奥古斯都的情人。
    提比略(Tiberius)：第二任罗马皇帝，莉薇娅之子。
    提里达提斯(Tiridates)：帕提亚王位的竞争者。

    瓦列里乌斯·拉尔古斯(Valerius Largus)：奥古斯都时代早期的告密者。
    昆克提里乌斯·瓦卢斯(Quinctilius Varus)：日耳曼尼亚总督。他遭遇了一场严重的叛乱，并且大败。
    普布利乌斯·文提迪乌斯(Publius Ventidius)：安东尼之友。在公元前43年代表安东尼召集了部队，后来曾经在东方为安东尼作战。
    马尔库斯·维尼奇乌斯(Marcus Vinicius)：公元前19年的执政官，奥古斯都的近友，著名将领。
    维普萨尼娅(Vipsania)：阿格里帕之女，提比略之妻。
    维吉尔(Virgil)：奥古斯都时代的诗人，《农事诗》(Georgica)、《牧歌集》、《埃涅阿斯纪》的作者。

  • 理查德·奥尔斯顿《罗马帝国的诞生》1-10

    Richard Alston《ROME’S REVOLUTION: DEATH OF THE REPUBLICAND BIRTH OF THE EMPIRE》

    前言
    第一章 历史学家的难题：奥古斯都时代的怪象
    第二章 独裁者之死
    第三章 共和国的危机
    第四章 恺撒与庞培
    第五章 穆提纳：共和国的最后一战
    第六章 失去的胜利：元老院的失败
    第七章 革命开始
    第八章 血洗罗马
    第九章 三头同盟的胜利
    第十章 属于军人的和平时代
    第十一章 三头同盟时代的战争
    第十二章 安东尼和克莱奥帕特拉：爱情和与爱为敌之人
    第十三章 奥古斯都的诞生
    第十四章 奥古斯都的共和国
    第十五章 罗马的混乱与奥古斯都的权力
    第十六章 奥古斯都的秩序
    第十七章 帝国时代
    第十八章 皇帝之死
    年表
    重要人    物简介
    注释

    前言[节]

    公元前44年3月15日，一群罗马元老刺死了尤里乌斯·恺撒。他们相信此举能够把罗马从独裁暴君的手中解放出来，恢复共和国的旧貌。但是，他们反而迎来了罗马帝国的时代，让古老的共和国制度就此结束。这是罗马历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有许多人因此失去了性命，本书会带领读者们审视这段时间内发生的划时代的革命。

    让共和国转为帝国的是一场充满了血腥味的革命：罗马人自相残杀，血亲之间争斗不已，敌人的头颅被割下来放在罗马城中心示众。在这场革命中，政治权力的黑暗之处暴露无遗。面对这种恐怖的暴力事件，两千年来的无数历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都不禁陷入了沉思。

    罗马是个与众不同的国家，在许多人心里，罗马意味着文明、辉煌、伟大。多年以来，罗马一直都为西方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参考的范例，罗马共和国的政治制度长期受到人们的大力推崇。古典时代的雅典内部矛盾不断，还有一些人煽动民众，胡作非为；相比之下，至少在共和国走上末路之前，罗马看起来成功地避免了这种弊端。由此，罗马共和国在不下四百年的时间里保持着稳定的政局，并且从意大利的蕞尔小邦逐步扩张为疆域辽阔的地中海大国。同时，像西塞罗和加图(Cato)这样的演说家与政治思想家得以在国家的重要会议上畅所欲言。

    今天，自由和公民权是西方国家政治生活的核心，而两千多年以前的罗马人早已走在这条道路上。历史上有许多人都曾为了心中的罗马共和国而奋斗不休：17世纪的英格兰人起身反抗国王的统治；18世纪的美国人战胜了远居海外、古老而强大的英国，取得了独立和自由；法兰西人更是掀起了一场波及整个欧洲的大革命。

    但是，无论世人心中的罗马共和国有着多么理想的面貌，我们都得面对历史上共和国的终结。这场血淋淋的革命足以说明罗马共和国只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在对外取得政治和军事胜利的同时，罗马的社会风气和内政局面每况愈下。几百年的努力奋斗让罗马人拥有了宝贵的自由、安全和财富，然而，他们终究还是打响了血流成河的内战，让这一切都灰飞烟灭。

    本书会再次回顾这场生灵涂炭的罗马革命，并且试着对其做出分析。此次事件无疑是世界历史上的重要节点。16世纪以来，许多政治家、理论家都致力于解释罗马共和国为何以失败告终。因此，这场革命值得我们仔细地考察一番。不过，我最看重的是让大家重新意识到这个历史进程中的暴力成分。

    如果按照传统，我们会说共和国的灭亡与帝国的诞生是未曾流血的和平事件。看起来，这只是一次政体改革。帝国与共和国一样，都是贵族们理性地统治国家的黄金时代，中间的过渡时期最多只不过是短暂的动荡而已。但是，这种看法歪曲了历史真相，将其粉饰为文明。我要在本书中讲述的故事紧紧地围绕着政治的基本要素—权力、金钱、暴力展开。

    生活于现代西方社会的人们往往着眼于政坛人物的政治主张以及他们之间细小的差别，很容易就忽视了政治权力的破坏力，也难以看到政治权力日复一日地满足国民基本需求的一面，许多人都说现代西方国家的政治事务琐碎无趣。然而，倘若某个国家的作为远远未能满足大多数国民的需要，那么政治想必就不是一个枯燥的话题。

    这是特定条件下具体视角的问题，对于罗马革命过程中残酷的斗争，不同的读者也会有不同的看法。有些读者也许身处巴黎、华盛顿、伦敦或是纽约，坐在家中或是图书馆里舒适的座位上，衣食无忧，不知饥饿与寒冷的滋味。这些读者可能会对罗马人的暴力行径感到大惑不解，感叹人类灵魂当中黑暗的一面居然会将这样一个了不起的共和国撕成碎片，让国家陷入混乱。看到新生的帝国政权势不可当地一步一步积攒起巨大的权威，读者或许会为自由的共和国时代感到惋惜。也许，读者会庆幸自己出生于当代，离这种可怕的故事很远。在某些读者看来，这本书里的故事大概和其他的历史一样，早已与现代世界无关，只是毫无现实意义的往事。但对于世界上其他的许多地区的读者而言，这本书或许可以帮助他们仔细地探究这样的两个现象：在特定的条件下，平时十分理性的普通人愿意拿起武器杀死比邻而居的同胞；政府几乎完全理所当然地用手里的资源收买人心，以保住自己的政治地位。

    元老在罗马共和国的地位极其优越，他们负责司法、祭祀、领军作战、为国家做出重大的决策。然而，在公元前44年，他们几乎根本不知道既有的罗马世界即将分崩离析，一个全新的政权将会上台掌控这个世界。某些悲观之人或许预见了共和国的终结，但几乎没有人曾经设想过这个世界将会迎来怎样的新秩序。最后，旧的制度化为齑粉，新的秩序得以建立。面对全副武装、虎视眈眈的罗马军团士兵，元老们终于明白了自己现在的处境。

    我要讲述的这个故事出自一个充满暴力的社会，罗马的基础并不是所有人的民主协商以及共同的价值观，支撑起罗马社会秩序的是武力。毕竟，罗马社会是一个奴隶制社会。在我们故事开始的时候，罗马已经用武力征服了意大利和地中海沿岸的许多土地，这样的一个社会当然是充满暴力的。在我看来，暴力并非人与人之间相处的一般模式。我不认为我们天然地倾向于互相残杀，人类的心灵没有那么黑暗。不过，确实有许多社会充满了暴力或者具有爆发武力冲突的潜在可能性。世界上很多地方的政治秩序都是以大欺小的产物，其核心就是让弱势者温驯地替他人服务，维持这种秩序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依附关系以及武力威胁。

    写出这样一本书的最初原因是想要改变人们对于罗马从共和国转变为帝国这段历史的看法。关于罗马革命这个话题，我已经从事了许多年的教学工作。但是，我并不喜欢我的学生们读的那些书，也因此担心他们所写的论文出现问题。传统的说法实在是太过完美：这段历史当中全都是“协议”“共识”“恢复”“和平”，还有最糟糕的“文明”。罗马人对于这场革命的叙述明明就和这种美好的图景完全不沾边：当时的罗马人震惊无比，他们留下的史料让后人也为之屏息。换言之，现代人的看法与古代史料中的记录有了出入，这当然是让历史学家忧心忡忡的状况。于是，我开始思索究竟应该如何看待这场变革中的暴力要素并且写出怎样的文字，思考罗马为何充斥着暴力。我们和罗马人之间当然存在着许多文化差异，但我无法将罗马人的这种暴力也视作偶然现象。随着对于罗马时代暴力行为的思考，我又开始把注意力转向现代的暴力。在20世纪后几十年，可怕的种族灭绝事件频频爆发。在和平的国家的居民看来，这种现代的暴力或许只是源于历史和文化上的巨大差异。然而，我们只要稍稍仔细地察看事情的原委就会有些惊异地发现，在这个问题上，不同国家的居民之间其实没有多大的区别。

    许多常见的当代政治术语都来自古典时代：“民主”、“公民权”和“自由”(至少在某些意义上与古代相同)。于是，某些人有时候会认为古典时代的国家与现代的西方国家很像，都已将自己压迫人的一面隐藏了起来。毕竟，历史学家在想象其他社会的状况之时，难免会取材于自己的亲身经历(同时也会考虑文化差异)。但是，倘若我们转变视角呢？罗马不再是自由、民主的国家，不再是西方政治思想鼓吹的范例。这个国家有着压迫人的一面，它的政权主要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之上，其绝大多数居民都极其贫穷，并且处于严重的依附关系当中。如果我们采用这个思路，那么罗马的政治和社会状况都需要再次审视一番。我们要背离多年以来的主流观点，将视线从西塞罗、公民权以及罗马的政治文化转移到营房里的士兵和城市或者乡村里的贫民上。归根结底，他们才是在内战中奋斗至死的绝大多数人。他们究竟为何而战？在他们心里，罗马的价值观是怎样的？罗马公民权有着怎样的意义？这些下层的民众为国效力能够换得什么回报？在身处罗马上层的政治精英们眼里，他们真的有价值吗？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追根溯源，探究他们看重的事物、他们与罗马政治的关系，最重要的是，理解他们在罗马的土地上日复一日生存下去的方式。对于我们的绝大多数祖先而言，国家、政治哲学、自由的本质都不重要，他们最关心的是养活自己的一家老小。许多时候我们不会明说，但食物才是历史的真正主角。

    权力与食物的关系有助于我们理解罗马社会内部的矛盾，由此，我们就能够明白为什么备受古典史家和政治思想家推崇的罗马共和国之死无法令多少人感到惋惜。伟大的思想、深刻的讨论、大人物身上的精彩故事并不是政治的全部内容，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次要的。我们固然无法忽视人与人之间的思想交流，但人类的生存首先需要物质条件的支撑：食物、燃料、衣物以及安身之所。

    今天的许多人都可以在闲暇时间安然品评历史往事。罗马的光辉之处很容易就会蒙蔽我们的视线，让我们忘记古代罗马人生活的基本需求。其实，这种物质需求放之四海而皆准，现代社会也不例外。发达的西方国家只是世界的一小部分，这些国家的政治或许真的只是小事。然而，对于其他地方的几十亿较为贫穷的人民而言，政治仍然至关重要。本书将要探讨的就是与权力密切相关的食物、金钱以及暴力。

    本书的内容肇端于恺撒之死(第二章)，止于第二任罗马皇帝提比略(Tiberius)登基。由此，我们得以仔细地考察这个历史过程，明白奥古斯都为什么能够终结延续了五百年的共和国，并且代之以君主制的帝国。第一章包括了与罗马政治相关的一些话题和一些具体的理论。我还会在这一部分介绍本书采用的研究方法，同时解释为什么我们说奥古斯都时代有着非常奇特的本质。此外，读者应当已经察觉，我在本书中较为宽泛地使用了“革命”这个十分激烈的词语来形容奥古斯都时代，第一章也会对此进行详细的说明。

    从第二章开始，我会带领读者穿梭在那个时代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当中。我们既能看到恺撒遇刺(以及相关的历史背景)，也能看到罗马社会迎来一个独特的政治秩序。年轻的屋大维和他的盟友们战胜了旧秩序的权威，建立起一套全新的帝国制度。这个新制度拥有强大的力量，而且绝不容许任何反对的声音。即便是在屋大维将名字改成奥古斯都以后，这个新政权的框架也仍然未变。奥古斯都用武力镇压自己的敌人，用钱财收买人心，帝国的大量财富都被用于支撑中央的新政权。公元14年，奥古斯都去世，第二位罗马皇帝即位。到了这个时候，共和国已经永远地化为人们心中若有若无的回忆。

    地图1：罗马帝国
    地图2：罗马时代的意大利

    第一章 历史学家的难题：奥古斯都时代的怪象

    距第一位罗马皇帝奥古斯都之死已经过去两千多年了，但这么多年以来，奥古斯都和尤里乌斯·恺撒一直都是最令学者们津津乐道的古代政治人物。每逢追忆历史之时，我们的思绪都难免会萦绕在他们身上，因为他们在一个重大的历史转变进程中扮演了尤为重要的角色，并且由此深刻地改变了世界，后世的人们甚至还将一种政治思想命名为“恺撒主义”(Caesarism)。这是一种有所改革的专制主义思想，其拥护者认为伟大的人物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来让整个社会都焕然一新，从而改变人类的历史。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说恺撒在政治史上得风气之先，拿破仑只能算是走在恺撒走过的道路上。往后即便是到了20世纪，我们也还能看到许多狂妄自大、杀戮无数的独裁者在东施效颦。

    但是，恺撒其实一直都有缺憾。他确实征服了高卢，令其成为后来罗马帝国的一部分；他也在内战中取得了胜利；他所建立的政权或许最终能够转型为君主制政权；他自己写出的战记[《高卢战记》(Commentariide Bello Gallico)]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天资卓越的伟大将领。然而，很少有史料能够证明他显著地改变了罗马的政治和社会状况。晚期罗马共和国的政局充满了激烈的争斗，或许恺撒有意让这种局面彻底稳定下来，但他却在掌握大权之后没过多久就遇刺身亡。因此，历史学家们为了寻找恺撒的改革方案而煞费苦心。最终真正引领罗马实现变革的是恺撒的继承人屋大维，人们后来称其为奥古斯都。

    也许，奥古斯都确实是更值得人们仰慕的历史英雄。在他的统治下，罗马共和国完成了政治变革，重获新生。然而，我并未发现有多少史料能够说明奥古斯都真的理解这些政治变革的本质。他和政坛上的许多人物一样，只是勉强应付过去而已，其决策都是根据非常具体的特定政治环境而做出的。当然，奥古斯都是一位很有能力的政治家，我们这些后人永远也不可能像他一样熟悉当时罗马政治的运行状况。他创建了一个稳定的帝国政权，取得了莫大的成功。在临终之际，躺在床上的奥古斯都说自己已经出色地完成了使命。这个评价是很贴切的，他无疑建立了辉煌的功业，罗马的文学、艺术和建筑也都在奥古斯都时代迎来了繁荣的景象。但是，我们对这个时代的赞扬并不能掩盖奥古斯都政权的另一面。

    革命时代的罗马有着不少的怪象。公元前509年，罗马王政时代[指从罗穆路斯(Romulus)在公元前753年建国开始，到公元前509年卢基乌斯·塔奎尼乌斯·苏培布斯(Lucius Tarquinius Superbus)被驱逐出罗马为止，罗马共经历7位国王]结束，自那以后诞生的罗马共和国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大约从公元前350年开始，在接下来的三百年间，罗马人先征服了意大利，继而占据了地中海沿岸的广大区域。然而，到了公元前1世纪末，政局动荡的罗马人居然抛弃了共和国，转而采用了帝国制度。这着实是一件怪事，因为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很少有理论家认为帝国制度是合理的优秀制度。

    公元前44年3月，尤里乌斯·恺撒遇刺身亡，这个事件直接导致罗马开始进行重大的革命。虽然恺撒被共和国尊为最伟大的领导人之一，但行刺者都认为自己是为了共和国才将其杀死的。在这些人看来，他们刺杀共和国的民选高官恺撒是为了保护罗马所有民选官员的权利和地位。他们将恺撒视作暴君，而暴君会肆意杀人、践踏罗马公民的权利。因此，谋杀恺撒是为了预防恺撒将来滥杀无辜。为了捍卫罗马的法律，这些行刺者直接自命为法律的化身。尽管恺撒向来以仁慈著称，在不久以前的内战结束后，他宽恕了自己的对手，而且他一直都坚定地捍卫着罗马公民走上法庭的权利。然而，行刺者依然将恺撒给杀死了。

    我们还可以继续深究这个问题。这些所谓的“共和国解放者”的领导人是马尔库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Marcus Junius Brutus，他曾经是恺撒的朋友。通常认为，布鲁图斯的母亲塞尔维利亚Servilia是恺撒的情人。或许，布鲁图斯当年初次结识恺撒的地方就是塞尔维利亚的房间。考虑到当时的政治状况，布鲁图斯完全有可能会选择把自己政治生涯的希望全都寄托在恺撒的身上。然而，布鲁图斯却有意效仿传说中在公元前509年终结罗马王政时代的祖先[卢奇乌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Lucius Junius Brutus)在公元前509年领导罗马人们推翻了卢基乌斯·塔奎尼乌斯·苏培布斯的统治，后被推举为罗马共和国第一任执政官，是罗马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换言之，当时的绝大多数人都会追随政界高层的大人物，但布鲁图斯却选择了让传说故事再现人间。

    这非常值得我们玩味，当代的哪个政治人物会像这样用传说故事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呢？不过，这些人刺杀恺撒并不只是为了向历史致敬，他们希望这次谋杀能够让共和国像历史上一样焕发生机。看起来，布鲁图斯认为罗马的政治和社会状况在过去的460年间根本没有发生什么重大的变化，他觉得自己的行为能够让罗马共和国建立之初的历史重演一遍(虽然当年的那位布鲁图斯只是驱逐了暴君[一般认为卢基乌斯·塔奎尼乌斯·苏培布斯是一位暴君，被称为“傲慢的塔奎尼乌斯”(Tarquinius Superbus/Tarquin the Proud)]，并没有将其杀死)。行刺恺撒者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也有不少的政治经验，但他们都很相信自己能够通过谋杀来恢复罗马共和国的旧貌。

    在这些行刺者看来，恺撒和他的大敌庞培之间的内战只是暂时压制了共和国的存在罢了。这场内战爆发于公元前49年[这是安东尼和屋大维之间的决定性战役，也是罗马内战中最后的一次大型战役。此战以屋大维胜利、安东尼失败而告终，罗马共和国也随之落幕。详见本书第十二章]，虽然双方已经在公元前48年8月的法萨卢斯Pharsalus之战当中决出了胜负，但战火一直延续到公元前45年才结束。然而，恺撒并没有在公元前44年变回一个普通人，他仍然把持着莫大的权威。暗杀正是因此而起，行刺者想要由此让罗马的政局回到内战以前的状态。他们有可能期待着罗马人民在事后热情地感谢他们为共和国而战，也许还幻想着自己能够像当年的布鲁图斯一样以共和国英雄的身份永垂不朽，自己的雕像也能光荣地立在广场上。

    确实，他们的名字在史册里面永垂不朽。但除此以外，这些行刺者想象中的感谢和雕像全都落空了，他们没能正确地认识到自己的行为究竟会产生怎样的政治后果。对于这些人的那一小部分支持者而言，他们当然是解放者。但其他的绝大多数人都认为他们是国贼，是危险的杀人犯，并且愤而将其逐出罗马。战争随之而来，但他们落败了，这导致罗马人彻底投向了君主制的怀抱。总而言之，这群人为了恢复共和国时代的政治秩序铤而走险，结果却直接催生出罗马帝国，这堪称咄咄怪事。

    新建立起来的君主制度同样异乎寻常。公元前27年1月，奥古斯都的君主制政权颁布了一系列法令，用以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在这样标志性的时刻，开辟了新时代的首位罗马皇帝却宣布自己已经恢复了共和国的旧貌。而且，就算是死后，奥古斯都也不打算抛弃这个观点。他下令在自己的陵墓入口处竖立起巨大的青铜柱，上面记录了他一生取得的成就，在此他也依然坚称自己是共和国的功臣。然而这个陵墓是罗马城里最气派的建筑之一，且多年以来都是家族公墓。可以说，这个墓穴本身就是他们一个家族统治罗马的明显象征。在我们今天看来，这种统治显然是有悖于共和国制度的，当时的许多罗马人大概也有同感。

    罗马的这场革命一直打着共和国以及罗马传统的旗号：奥古斯都的政权自称致力于恢复旧时代的思想、自由和做法，他们以共和国的历史来支撑自己的存在。奥古斯都的社会改革旨在复古而非创新，他曾经大事庆祝新时代的到来。但是，按照政权官方的说法，这其实不是真正的新时代，而是恢复了旧时代面貌的新时代。然而，现在我们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已经有了彻底的变革，绝对是一个真正的新时代。奥古斯都的说法也骗不了同时代的罗马人，许多人都能看出奥古斯都的政权不是守旧的政权，并且对此加以讽刺。后来的历史学家们也曾探讨过这场革命的本质，他们全都认为这无疑是完全改变了罗马历史的事件。

    确定“奥古斯都革命”这个说法并非易事：这次的革命者没有枪毙沙皇，也没有把国王送上断头台；他们也没宣布自己扫除了压迫民众的封建主义或者资本主义；罗马人没有在某个“伟大的思想”指导下完成彻底的政治变革。然而，我坚信罗马经历了一场革命，因为控制全国的中央政权已经有了重大的变化。尽管没有某个“伟大的思想”在鼓舞着人们行动，但是原来的政治精英们已经受到了重创，掌握权力的是一个全新的政权。公元14年，许多罗马政坛高层人物的祖先曾经在六十年前也手握重权。然而，此时将他们维系在一起的政治体系已经与公元前50年有了天壤之别。这场大变革来之不易，旧的制度异常顽固，罗马人经历了内战、官方支持的暴力事件、城市里的叛乱、旧时代精英的彻底失败。在旷日持久的斗争以后，罗马的上层精英们终于明白，罗马社会已经有了重大的变化。现在，他们必须学会在帝国中生活下去，掌握新时代罗马政治的规则与模式。这场革命的核心是政治文化的转变。

    政治化的文化

    罗马社会尊重传统，罗马元老也是如此。历史与传统让罗马的等级制度备受尊崇，过往的历史让罗马的上层精英们肩负重担。

    在共和国延续的最后一百年里，罗马人遭遇了无数次危机，但共和国总是能够攻克难关。从公元前133年到公元前31年，罗马内部爆发了至少十一次大型暴力事件(不含叛乱在内)，其中有几次甚至升级为内战。共和国的韧性由何而来呢？是政治制度，还是罗马人对政治传统的尊敬呢？最重要的因素大概在于整个罗马社会的结构与其政治结构之间的密切联系。罗马人的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基本是一体的，关于古典时代希腊和罗马的政治，我们都需要特别留意这一点，并且为其准备专门的术语。

    罗马有着“政治化的文化”，罗马人的政治地位基本等同于社会地位。我们今天的社会可以细分为许多领域，它们彼此之间关联不大，每个领域都有各自的权威人士(例如，媒体界、商界、民间团体、政界、宗教界)。然而，这种分类方式对于罗马人而言几乎毫无意义。罗马社会里的元老是很好的例子，他们是罗马人当中最富有的群体，也是罗马人在文化领域内的佼佼者，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文学、艺术和建筑作品。不仅如此，他们还在神明面前代表罗马人民，在法庭上为其他公民审理案件，在战争中指挥军队，同时也掌握着罗马的政治权力。罗马的传统和多年以来的屡次胜利更是为元老的权威地位套上了神圣的光环。要让元老们失去权力，想必就得用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来彻底摧毁罗马社会的等级次序。罗马的传统会被丢到一边，罗马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都会因此陷入混乱。既然罗马社会与其政治秩序密不可分，那么每一个罗马人都首先学会了如何在共和国制度下生存。他们习惯于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利，参与罗马公民的文化生活，并且尊重罗马社会生活当中的等级次序。没有了共和国制度，罗马似乎就不是罗马了。对于罗马来说，颠覆其政治秩序就意味着让罗马人丢掉既有的社会秩序和传统，罗马势必会陷入无法无天的乱局。在罗马人看来，这只会成为一场毁灭罗马的灾难。[1]

    罗马人政治化的文化让罗马的上层精英们在治理国家方面达成了共识，政治领域的等级次序被延伸到了社会和经济领域。在罗马共和国晚期的政治精英们看来，这种文化优越无比，似乎可以“统合一切”，罗马社会里当然有许多人互相竞争，但没有人公然从根本上反对既有的这种状况。

    不过，除了上层精英以外，罗马社会还有其他的群体。罗马城是意大利的中心，其人口超过了一百万，而意大利的总人口更是不少于五百万。这些很少在史料中留下声音的“普罗大众”是否有着不同于上层精英的政治观点呢？想来，他们大概确实会有不同的视角、利益和看法。就算没有确切的史料记载，我们恐怕也不能认为罗马社会下层较为贫穷的民众会与上层的罗马人有着相同的观念。[2]

    罗马革命的本质

    “革命”这个说法很容易引起争议。在20世纪的一场又一场政治论战中，许多人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运用了这个词语，使其具有了非常复杂的含义。在古典时代，革命的含义只是以暴力手段完成的政体更换。亚里士多德、波里比阿(Polybius)、西塞罗、马基雅维利等人一脉相承的古典政治理论认为政体有三种基本的形式：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每一种形式都有各自的美德，但它们都会腐化：君主制堕落以后会出现暴君，贵族会沦为寡头，民主制也会变成暴民政治。如果公民认为既有政体已经腐败之极，那么革命的时刻就来临了。堕落的政府会被推翻，人们会重新建立起一个具有美德的政府。

    然而，从19世纪开始，“革命”有了不同的含义。一场革命不仅要改变政府的形态，还意味着不同的“阶级”掌握了政权。有时候，这种革命被视作进步的象征，代表着更加美好、更加先进的历史阶段。自那以来，革命的定义众说纷纭，世界各地的革命与反革命运动更是让无数人洒下了热血。

    革命通常是非常激烈的。很多时候，革命的主要目的在于摧毁既有秩序或者消除其中某些看起来不合理的部分，建立新秩序有时候不是革命者关心的重点。思想家和革命领袖或许主要是在某种思想的指导下行动的，他们大概向往着新的政体。对于他们来说，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斗争可能已经让旧政权逐步丧失了继续统治国家的正当性。但是，总体说来，光靠意识形态很难组织起真正的大规模暴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大规模革命往往发生在暴动以后。

    无论如何，倘若主流意识形态出现了大问题，那么革命之火就很容易蔓延开来。[3]一般情况下，革命只是一些缺乏组织、比较混乱的暴力事件，其参加者的主要目的往往只是反抗既有的秩序。只有过了一阵子甚至是很长的一段时间以后，新的秩序以及对应的社会意识形态才能牢牢地扎下根。很多时候，这套新秩序还会从历史中汲取养分。公元前43年，后三头同盟进军罗马，掌握了大权。罗马社会有了天翻地覆的大变化，罗马的传统已经被抛弃。从公元前43年到公元前32年(即后三头同盟时期)，尤其是在这个阶段的早期，罗马社会处于彻底的混乱之中，但罗马并没有就此毁灭。最后，在旧时代的遗迹上诞生了新的政治秩序。

    现代的历史学家往往不太赞同罗马革命这个说法。在共和国存活的最后一个世纪里，罗马人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内乱：民选官员在暴动中丧命；共和国以武力镇压叛乱；集会上出现暴力事件；著名的政治人物遇刺；大规模的内战爆发。我们无论如何都看不出共和国的政治制度在健康地运行。然而，在这个混乱的时代，我们发现罗马人根本没有打算做出改革或者以别的什么手段根治这种乱象。

    罗马人完全没有进行革命的计划。现代的历史学家总结了晚期罗马共和国内乱的潜在因素(下层民众的贫困境况、意大利农业经济的变化、小贵族在政治体系中的地位、贫富差距的扩大、军队的报酬问题、土地分配问题)，但罗马人自己却几乎没有讨论过这些根本问题，[4]更没有考虑过要展开相应的改革。

    面对政治困境，罗马人的想法非常保守。他们觉得自己遇到的问题是罗马的社会等级制度受到了威胁，出现问题的原因是道德败坏，解决问题的途径是想办法让罗马人重新拥抱古老的道德与政治观念。他们并不想用全新的社会、经济态势来调整社会关系，也无意建立一套新的政治制度。其实，据史料记载，晚期共和国的罗马人在讨论社会问题的时候基本都不认为复兴传统道德观念真的有助于解决问题。其主要原因是他们深知罗马的疆域已经远超当年。在此基础上，罗马的社会、道德关系早已发生了巨变，罗马的政治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换言之，只要罗马人不丢掉这些年来积攒起来的大量财富和广阔的领地，罗马的社会、道德关系就无法回到过去。[5]

    总之，罗马人的意识形态并没有发生革命。不仅如此，即便是在奥古斯都革命以后的公元14年，罗马帝国也仍然与共和国时代藕断丝连，甚至让人觉得罗马社会的秩序仿佛并没有发生剧变。在公元14年，罗马帝国当中最有权势的是掌握土地的贵族，他们的父亲或者祖父曾经也是共和国的贵族。[6]这场“革命”没有改变罗马的社会结构：在三头同盟期间，元老们可以照常集会，立法工作能够正常进行，官员的选举大体如常，罗马政府也仍然在运转。对于某些人而言，“革命”流于表面，只不过是弥补了共和国政治制度的漏洞而已。[7]一般说来，稳重的历史学家们接下来就会去大事称赞奥古斯都时代的社会秩序。在这个新政权的领导下，混乱的政局已经消失，国家的行政变得井井有条。[8]现代的研究者认为罗马的强权政治由此转变为文化政治，激烈的暴动让位于稳健的变革。[9]既然没有史料表明罗马人进行过全面的意识形态讨论、彻底的社会改革或者政治机关的改动，那么共和国末期的暴力事件看起来只是罗马人的失误而已，社会危机、彻底的改革、革命运动似乎都不存在。[10]

    但是，这种说法难以解释某些独特的现象。在公元前40年掌权的人已经不是四年前的那一批，而且他们与统治罗马几百年的元老们大不相同。他们用以获取权力的政治基础是不一样的，通过革命上台的新政府无情地镇压了反对派。他们杀死了许多敌人，并且极力提拔自己的追随者，尤其是他们在军队里的部下。这与之前的共和国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在公元前43年，屋大维派去与元老们谈判的高级军官受到了侮辱。在元老们看来，他们不仅有资格这么做，更是有必要通过羞辱比自己低下的人来维护自己的权力以及政治尊严。然而，三年以后，这些曾经被羞辱的军人已经成了意大利的主人。罗马依然有元老，但是在公元前40年以及接下来的几百年内，元老不再是罗马的统治者。

    为了准确地分析这个时代，我们必须抛弃现代的传统思路，并且为罗马时代的政治找到新的范式，阶级、制度、宪法、政治结构都得让位于权力关系网络的概念。

    革命关系网络

    理论界是在最近的几十年里才逐渐认可了“关系网”这个概念在当代的政治意义。我们早已习惯于运用从19世纪流传下来的阶级和民族的概念。但是，我们现在处于互联网时代，世界各国的金融系统都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在这样的时代，民族国家已经显得有些渺小，我们又有必要开始注意商界一直都很在意的“关系网络”这个概念。

    我们可以把罗马社会看成是多重关系网络的复合体。在共和国时代，关系网是罗马社会等级次序的“黏合剂”。不过，当时的关系网很多而且很小，只是罗马上层精英之间的“友谊”关系，这些关系网并不涉及多少资源。[11]有一个事物有可能破坏共和国的统治秩序—军队。在有必要的时候，一位民选官员会奉命召集军队准备作战。这位官员通常是执政官(consul，主持元老院会议的高级官员)或者具有执政官地位的人。征召军队的任务一般会由级别较低一些的民选官员具体执行，他们会按照指定的人数组建军团。接下来，军团会前去地方省份执行任务，有时候需要耗费很长的时间。在此期间，这些军团有可能会习惯于听从统帅的命令，甚至开始效忠于统帅本人。得胜归来的军队往往会在拿到金钱报酬以后退役，而土地报酬是比较少见的。

    胜仗很可能给领兵的将军带来政治上的好处，毕竟那些与他一起作战的士兵能够安然返回罗马，并且变得更加富有，某些取得土地、外出殖民的士兵还能让将军与士兵之间的军事关系网络变得稳固起来。但即便如此，军队关系网也不曾转变为强大的政治集团，晚期共和国的所有伟大的将军都没有豢养起“私军”来帮他们维持武力威胁以及提供选票。看起来，战场上的胜利最多只能用来维持一个好名声。如果有选举，民众往往更愿意信任有战功的人。如果罗马政局动荡，遇到了危机，需要动用武力，那么曾经追随将军出战的士兵以及其他的民众或许也更愿意在其麾下效力。

    但是到了共和国即将终结的时候，军队关系网的影响力变得越来越大。尤里乌斯·恺撒的关系网至少包含了五万名旧部。此外还应计算在内的起码有这些军人的家眷和密友，为恺撒的军队提供食物、衣物、装备、营房的商人，恺撒提拔的军官，在战争中获利的奴隶贩子。晚期共和国的庞大军队可以说是养活了一整个配套产业，让许多人从中获利。共和国的征服战争让巨量的财富流入一张囊括了无数人的关系网络。[12]我们可以估计罗马城中大约有两成的人口都直接受益于恺撒的军事行动。而且，这种关系网络是有可能代代相承的。这样一来，就会有一股势力几乎独自掌控了无比庞大的各种资源(经济、社会、政治)，没有对手能够与之抗衡，它有可能进而夺取罗马的中央政权。不过，尽管这种类型的军队关系网确实有着统治罗马的潜力，但是在后三头同盟时代到来之前，没有关系网能够长期地保持自己的稳定。它们固然可以在短期取得不低的政治地位，但却始终没有机会更进一步，成长为新的政府。倘若没有资源不断地流入其中，这种关系网会自然地消解，因为如果不能获取资源，很少有人愿意将其维持下去。关系网基本上与意识形态无关，它们的根基不是“伟大的思想”。

    然而，恺撒之死改变了这一切。简而言之，在恺撒遇刺以后，屋大维、安东尼、李必达(Lepidus)带着他们的军团夺取了罗马的国家大权。长时间的冲突和大量流入的资源让这张军队关系网变得稳定起来，其领导者屋大维与安东尼掌握了十多年的军政大权。在他们二人之间的内战结束以后，屋大维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政治关系网，并且在内部做出了一定的等级划分。公元前27年以后，得名奥古斯都的屋大维又取得了重要的资产—著名的帝国行省，奥古斯都让他的关系网络永远地控制了罗马。换言之，三头同盟以及后来的奥古斯都实现的政治成就是将革命暴动促成的关系网络变成了罗马政治生活里长期存在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套代代相传的关系网不仅包括军人，到了最后，罗马社会里许多截然不同的成员都被囊括在内。这种兼收并蓄的能力恰恰是这套关系网络取得成功的基础，其关注的核心问题是让谁控制着什么资源。在它面前，传统罗马政治关心的意识形态、法律乃至宪法都不重要。

    伟大的罗马史家塔西佗(Tacitus)曾经描述过这个关系网络：奥古斯都以赏赐拉拢军人，以粮食收买民心。他对所有人都许以闲适的美好生活。其势力逐步壮大。他顺利无阻地将元老院、民选官乃至法律的角色都揽于己身，因为他的大敌都已经倒在了战场上或者成了公敌。剩下的贵族们更愿意当他的奴隶，他们拿到了各种荣誉和财富，在新的秩序里沉溺于安逸的日子……国内看起来风平浪静。民选官的头衔没有改变。年轻人都出生于阿克提翁(Actium)海战[5]以后，即便是许多年长的人也出生于内战期间。到底还有多少人亲眼见识过共和国的本来面目呢？[13]

    虽然古老的机关仍然存在，民选官的名称也保留了原样，但是共和国的时代其实已经结束了，留下来的只不过是表象。政坛上风平浪静是因为反对派基本已经被消灭了，再做反抗只是自寻死路、徒劳无功。在武力、荣誉、金钱的联合作用下，元老们再无二心。共和国成了历史，奥古斯都的霸权才是现实。属于单个家族的国家取代了共和国，军人、平民、元老都被收买为这个新国家的一分子，奥古斯都的私人关系网络掌握着真正的权力。[14]

    在三头同盟时代，罗马城本身也有了变化。在帕拉提翁山(Palatine Hill)上，人们开始用大理石建造一座新的阿波罗神庙。尤里乌斯·恺撒被奉为新的神明，其庙宇即将坐落在罗马的广场上。不远处，一座大剧院已经开工，它将被冠以屋大维的外甥马尔凯卢斯(Marcellus)的名字。在稍远一些的战神广场(Campus Martius)上，阿格里帕(Agrippa)正在主持建造万神殿(Pantheon)，其中还有屋大维的雕像。此外，年轻的屋大维业已命人在河畔建造自己的陵墓，其规模远胜于之前的所有墓穴。总之，随着新政权的上台，罗马城有了新的面貌。

    在内战发生的一百年以后，罗马诗人卢坎Lucan在追忆恺撒与庞培之间异常激烈的战斗时，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世界的支柱就此崩塌，末日到来，我们回到了原初的混沌之中。群星将会带着烈焰落入五湖四海，掀起汹涌的惊涛骇浪。日夜也将颠倒，整个宇宙都不再和谐。在这分崩离析的世界里，一切法律都将被颠覆。[15]

    旧秩序、旧规则都被扫除得干干净净，罗马政局的面貌焕然一新。虽然卢坎认为这种变革发生于恺撒的时代，但这场革命最终还是要到后三头同盟时期才得以实现。正如卢坎所说，旧时代的星辰从天而降，坠入海洋；全新的星座取而代之，排列在天空之中。对于奥古斯都的革命而言，这岂非最好的比喻？

    [1] 参见Aloys Winterling,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Imperial Rome (Malden, MA:Blackwell, 2009)。
    [2] 在19世纪，人们通常认为晚期罗马共和国政坛上存在两个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差异的政治派别：一个是平民派（populares），另一个是贵族派（optimates）。人们认为这两个派别反映了当时罗马社会内部的阶级差异。西塞罗在Pro Sestio 中看起来已经断定平民派与贵族派有着根本不同的政治主张。相关的说法错综复杂。或许，我们最好直接将其理解为“民主派”与“贵族派”。不过，虽然这两个派别的观点有时会互相冲突，但毕竟罗马共和国的政权是公民支撑起来的，所以这两个派别归根结底都可以算是民主派。同时，按照罗马的社会等级制度，政坛上的领袖人物其实都是贵族派。也就是说，这两个政治派别终究都在共和国政治文化的传统框架内，所谓的平民派并非“来自外部的声音”。关于这个问题，读者也可参考Magaret A. Robb, Beyond Populares and Optimates : Political Language in the Late Republic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Verlag, 2010)。我并不认为我们应该重新启用贵族派和平民派的划分方式（这是19世纪的做法）。我想强调的是，当时有许多的罗马公民很可能被主流的政治文化排除在外，或者说处于主流的边缘地区。因此，主流的政治文化对这些人的影响应当是较小的。
    [3] 革命者运用的语言经常来自过去的历史。例如，印度起义者很看重印度的宗教传统以及英国殖民统治之前的印度，他们将其化为政治运动的旗帜。读者可以参考Dipesh Chakrabarty, Provincializing Europe: 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Ranajit Guha, “The Prose of Counter-Insurgency”, Selected Subaltern Studies , 45-84, edited by Gayatri Spivak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4] 许多优秀的历史学家都指出，罗马人几乎从不讨论自己面临的现实问题，也不曾就此展开意识形态方面的探讨。彼得·A.布伦特（Peter A. Brunt）在The Fall of the Roman Republic and Related Essay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的第273-275页做出了这样的结论：“他们不认为自己应该团结农民，也没有做出相关的计划。罗马的领导者都无意……主动地设计社会改革的方案。”埃里克·格林（Erich Gruen）在 The Last Genera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 (Berk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当中认为，终结了罗马共和国的是偶然的事件，而非社会问题或者不同的意识形态。读者也可参考Josiah Osgood, Caesar ’s Legacy: Civil Wa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Roman Empir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5] 参考李维（Livy，即Titus Livius，古罗马史家）本人所作的“Preface” 和Sallustius, Bellum Jugurhinum 。
    [6] Peter A. Brunt, “The Lex Valeria Cornelia”,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 51 (1961):71-85; Peter A. Brunt, “Augustus” e la “Republica”, La Rivoluzione romana: Inchiesta tra gli antichisti , (Naples: Jovene, 1982), 236-244.布伦特直言奥古斯都时代与共和国时代在根本上是一致的，罗马并没有发生什么真正的变化。也可参考Brunt, The Fall of the Roman Republic , 9。关于罗马共和国转变为帝国的历史，罗纳德·赛姆（Ronald Syme）在20世纪写下了一本伟大的著作The Roman Revolu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9)，他曾经做出过这样的评论：“从古至今，无论是君主制、共和制还是民主制，所有政府的形式和名称都只是表象，掩盖着寡头统治的本质。共和国也好，帝国也罢，罗马的历史都是统治阶级的历史。”（第7页）
    [7] 如Karl Galinsky, Augustan Culture: An Interpretive Introduc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8; Thomas Rice Holmes, The Architect of the Roman Empire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28)。
    [8] Pierre Renucci, Auguste le révolutionnaire (Paris: Boutique de l’ histoire, 2003); Klaus Bringmann, A History of the Roman Republic (Cambridge, UK, and Malden, MA: Polity Press, 2007); Francisco Pina Polo, La crisis de la República(133-44a.c.) (Madrid: Editorial Sí ntesis, 2004)，他们都对奥古斯都表示赞扬。
    [9] Galinsky, Augustan Cultur 的第一章标题为“The Augustan Evolution”。读者也可参考Thomas Habinek and Alessandro Schiesaro, “Introduction”, in The Roman Cultural Revolution , xv-xxi, edited by Thomas Habinek and Alessandro Schiesaro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xvi; Andrew Wallace-Hadril, “Mutatio morum : The Idea of a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Roman Cultural Revolution , 3-22, edited by Thomas Habinek and Alessandro Schiesaro (Cambridge,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Andrew Wallace-Hadrill, Rome ’s Cultural Revolution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10] 关于和罗马相关的革命理论，请参考论文集La Rivoluzione romana: Inchiesta tra gli antichisti (Naples: Jovene, 1982)。
    [11] 曾经有人认为罗马共和国的政局上存在多个贵族关系网络，每一个关系网都是一个政治派别，贵族领袖们可以通过关系网来控制选票。然而，没有多少证据足以表明罗马人曾经以这种派别的形式活动。读者可以参考 Karl-Joachim Hölkeskamp, Reconstructing the Roman Republic: An Ancient Political Culture and Modern Research (Princeton, NJ, and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我并不是想要旧话重提。在我看来，巨大的关系网络是罗马帝国时代利益再分配的系统，有许多来自不同阶级的人都由此得到了好处。
    [12] Daniele Manacorda, “Le anfore di Pompeo Magno”, in Studi di archeologia in memoria di Liliana Mercando , 137-143, edited by Marina Sapelli Ragni (Turin: Soprintendenza per i beni archeologici del Piemonte e del Museo antichità egizie, 2005). Michael H. Crawford, “States Waiting in the Wings: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and the End of the Roman Republic”, in People, Land and Politics: Demographic Development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taly 300 BC-AD14 , pp. 631-643, edited by Luuk de Ligt and Simon Northwood(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08)论证了晚期共和国大贵族的个人势力近似于一个独立的国家，他们有相应的组织机构以及独立的生产能力。
    [13] Tacitus, Annales , 1.2-3.
    [14] 当代阿非利加国家也有这种分配权力和其他资源的“私人关系网络”。可以参考Patrick Chabal and Jean-Pascal Daloz, eds., Africa Works: Disorder as a Political Instrument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9);Patrick Chabal and Nuno Vidal, Angola: The Weight of History (London: Hurst, 2007)。在三头同盟的关系网络掌控罗马以后，他们已经没有必要废除罗马的传统机构了。
    [15] Lucan, Pharsalia , 1.72-80.

    第二章 独裁者之死

    公元前44年3月15日，也就是月中节(ides of March，古罗马的节庆日)这一天的早晨，罗马的元老们披上郑重的白底紫边托加袍(toga)，按照习俗向诸神献上鬯酒(或许也是为了求神灵赐下启示)。接着，他们与家人道别，然后召集各自的扈从，准备离开自家气派的宅邸。绝大多数的元老大概都步行于喧嚣的街道上；还有一些元老坐着轿子，让奴隶们抬着自己，因为他们年老体衰，或者身体不适，或者执意要在民众面前炫耀自己的财富。

    这些元老的目的地是罗马城中心西北方的庞培剧院。渐渐地，某些元老在路上相遇。他们互相寒暄，客套了一番，然后开始闲谈，讨论今天的议题和某些有趣的流言蜚语。罗马城总共有一百多万居民，但是元老只有六百多人。罗马人的社会地位、政治权力、传统、权威、政治经验全都凝聚在这些精英的身上。终于，他们抵达了约定的地点，准备汇聚一堂，进行元老院会议。

    这次会议本身四平八稳，并没有什么奇特的地方。元老们通常都在规定的日子里会面。不过，如果有特殊的急事，他们也会临时召开会议。而从共和国已经延绵四百五十年之久的历史来看，这一次会议显得有些不同寻常。尤里乌斯·恺撒很可能以独裁官的身份与会监督，这个官职享有罗马宪法赋予的独特地位，从理论上说只可能出现于危及罗马存亡的紧急状态下。

    然而，到公元前44年3月为止，这次的紧急状态已经持续了将近五年。回首共和国历史早期，当初的传奇人物辛辛纳图斯[1](Cincinnatus)只不过担任了十五天的独裁官而已。而且，尽管恺撒已经当了这么久的独裁官，但是罗马的紧急状态似乎并不会马上结束，恺撒本人看起来完全无意放弃手中的大权。如果考虑到这个背景，那么这次的元老院会议其实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机会，因为恺撒即将在3月19日奔赴东方的战场实现他的新蓝图。[16]也就是说，3月的月中节以后，他在短期内不会再参加公共会议。倘若要尽快除掉恺撒，这就是最后的良机。

    此次会议召开于庞培剧院。这是一座巨大的石质建筑，其建造者是恺撒的大敌庞培·玛格努斯(Pompeius Magnus)，也可称作“伟大的庞培”。这个地点本身就象征着几十年来罗马共和国政坛动荡不安的局面。元老院会议并非一定要在元老院进行，只要负责的官员通知大家具体的地点即可，场所不是关键。不过，此时的罗马元老大概确实不能在元老院(Curia)开会，因为八年前的民变[2]已经将其摧毁，而重建工作尚未完成。可以说，正是这次将元老院付之一炬的暴力事件让恺撒最终得以走上独裁的道路。

    公元前53年和公元前52年，内部的动乱搅得罗马四分五裂。公元前52年1月，颇得民心的普布利乌斯·克洛狄乌斯(Publius Clodius)遇害。愤怒的民众将此归咎于元老院，他们的看法确实有一定的道理。率众杀死克洛狄乌斯的是一个叫作米洛(Milo)的人，他是马尔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的亲信。而西塞罗又是元老院里的重要人物，并且与克洛狄乌斯之间有着很深的嫌隙。公元前63年，有一伙人密谋夺权[所谓的“喀提林(Catilina)阴谋”]。

    事后，西塞罗下令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把这些人全部处死。不久，克洛狄乌斯力主推行了一条针锋相对的新法律，导致西塞罗被流放在外。为了庆祝，克洛狄乌斯还烧毁了西塞罗的房子，代之以一座自由圣坛。除了西塞罗以外，其他的一些人也受到了牵连，比如西塞罗的弟弟和米洛。后来，形势有了变化，西塞罗得以返回罗马。他们二人之间的矛盾再次来到了台面上，但这一阶段最严重的暴力事件其实发生于克洛狄乌斯和米洛之间。最后，这一连串的激烈斗争终于抵达了高潮。克洛狄乌斯丢了性命，米洛遭到流放。[17]

    接下来的事件中心是西塞罗。我们今天仍然可以看到西塞罗写的许多演说词、信件、哲学著作，他无疑是最为人所熟知的罗马作家，我们对晚期罗马共和国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都构建于西塞罗的言辞与观点之上。然而，西塞罗其实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人物。他凭着出众的文采取得了不小的成功，但也因此遇到了许多的麻烦。罗马人大都热衷于在公众面前表现自我，博取赞誉，西塞罗就是一个典型。然而，他时不时就会为言所困。某些时候，政治人物非常需要公众忘掉自己无奈说出的不妥之词。但是，如果这些话语或者当时的场合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民众或许就不会那么容易地将其忘却了。所以，西塞罗时常在政坛上陷入孤立的境地。

    更为致命的是，西塞罗的行事方式让人难免觉得他特别极端，尤其是考虑到他曾经践踏过罗马公民的基本权利。比如，喀提林阴谋事件让西塞罗给人留下了一个敢于无情地杀死政敌的印象。西塞罗的确擅长说服民众。然而，事后回想起来，人们有时候会觉得西塞罗的提议其实有些过于极端、暴力，让人产生悔意。在喀提林阴谋事件当中，西塞罗未经司法流程就下令处决了所有密谋叛乱者。这让他的政治生涯蒙上了挥之不去的阴影，因为罗马公民最珍视的就是免受官员暴力伤害的权利，西塞罗的行径堪称冒天下之大不韪。因此，许多人都将其视作潜在的独夫，认为他会毫不犹豫地以武力侵害其对手的公民自由权。克洛狄乌斯之死只不过是证明了西塞罗确实会以暴力对待人民的领袖。无论西塞罗究竟是否与这起暴力事件有关，他的名声都已经毁了。

    暴动其实是罗马政治生活的常客，不过这场与克洛狄乌斯、西塞罗、米洛相关的暴动特别严重。参加暴动者至少有一部分是平民，他们占领了罗马的广场、大街小巷乃至元老们集会议事之所。元老院的大火表明元老们未能迅速控制住局面，也足以说明这次暴动的规模之大。于是，元老们决定向战功赫赫的庞培求援。接到消息以后，庞培开始召集部队。此前，他已经率军征服了东方的许多土地，让罗马人的势力遍布今天的土耳其、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追随他东征的沙场老兵在战后拿到了土地，分散在罗马附近的意大利各个地区。现在，庞培需要军队，这些老兵就离开了自己的农田，再次前来为他们的将军效力。

    暴动群众完全无法抵挡军队的威力，罗马城很快就重归元老院的掌控之中。由此，庞培破格成为唯一的执政官，打破了每年两位执政官的成例。多年以来，庞培一直都是罗马政坛上举足轻重的大人物。此刻，他更是与某些泥古的元老也达成了一致。为了携手恢复罗马的秩序，他们愿意让庞培掌握大权。

    米洛被驱逐出城以后，罗马的民众随之平静下来。接着，庞培及其盟友不得不开始考虑尤里乌斯·恺撒的问题。恺撒此时尚在高卢，但早在奔赴北方之前，他就已经是罗马政界的重要角色。公元前63年，对于参加喀提林阴谋的叛乱者，恺撒冒险站出来反对在不经审判的情况下将其全部处死。纵然是在这种敏感的危险时刻，他也仍然勇于公开反对元老院的主流意见，捍卫罗马的法律以及罗马公民的权利。他的举动引发了不小的争议。不过，罗马城中确实有不少民众不满于元老的傲慢之举，恺撒在公元前63年的仗义执言无疑让他赢得了这些人的拥戴。

    恺撒的擢升之路势不可当。公元前59年，他当选为执政官，并且趁此机会组建了前三头同盟。另外两人分别是名声在外的将军庞培(他或许早在公元前60年就已经与恺撒达成了协议)以及据说是罗马城首富的克拉苏(Crassus)。这一年，恺撒代表三头同盟执行了一系列的举措。例如，他推行了殖民计划，让庞培麾下的老兵们拿到了土地。恺撒的这些措施是他通过发挥个人魅力或者施加武力威胁来实现的，其程序有时候并不符合宪法和法律的严格要求，另一位执政官也常常表示反对。因此，恺撒在元老院里树立了不少的敌人。到了执政官任期结束以后，恺撒奉命赴任高卢总督。

    接下来，恺撒在高卢待了十年。离开罗马城的时候，他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其地位显然是不如庞培的。然而，他无疑是罗马政坛上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恺撒在担任执政官期间的作为招致许多人的敌意，但他在高卢的军事生涯给他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威望和权力，其政治影响力因高卢而突飞猛进。罗马城里的某些元老也开始支持恺撒。归根结底，恺撒的权力来源于军功、从高卢人手中夺来的大量财富以及麾下士兵的耿耿忠心。高卢人一度是危及罗马人生存的大敌，所以，恺撒在高卢建立的功勋让他不逊色于罗马历史上任何一位伟大的将军。[3]到了公元前49年，已经没有人不认为恺撒(图1中的雕像将其刻画为凯旋的将军)是有资格与庞培一较高下的政治人物。

    公元前52年的暴动[4]以后，许多敌视恺撒的人都成了庞培的盟友。这些人早就想要消灭恺撒，但是庞培之前与恺撒结盟，这让他们无从下手。然而，随着形势的变化，罗马政坛上的这两位罕见的人杰终于走到了互相竞争的道路上。现在，这些人有了攻击恺撒的机会。现任民选官员是不受起诉的，但恺撒的总督任期即将告终。一旦恺撒卸下高卢总督之职返回罗马，进攻的时机就成熟了。起诉的具体罪名基本上不重要，有米洛的事例在前，恺撒担心的是自己也会在全副武装的士兵看守下接受审判，最后的裁决结果全由庞培的政治考虑而定。[18]恺撒不会把希望寄托在敌人的仁慈之心上，他不愿让庞培来决定自己的命运，他想要直接从总督转为执政官。这样一来，他就不可能受到起诉了，而且在执政官任期结束以后还有机会再次担任地方总督。然而，庞培和少数位高权重的元老并不同意。双方开始谈判，但终究未能达成协议，元老院里的多数人要求反对者做出让步。产生矛盾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他们想要为难恺撒。这种直接转任另一官职的行为本身并没有什么意识形态上的问题—程序上当然有一些小麻烦，但是只要操作者愿意，这种细节问题是可以规避的，肯定有办法让大家都接受这种安排。罗马人民拥戴恺撒，人民的代表保民官(tribune)也是恺撒的人。

    然而，双方最后没能讨论出一个让彼此都满意的折中方案。在现代人眼里，两边的理由看起来都不是很充分。恺撒要维护自己的尊严(dignitas)，某些元老想要保护罗马宪法中还没有先例的领域。为此，罗马世界竟然就走到了内战的悬崖边缘。[19]

    公元前49年，恺撒或许有些无奈地率领他的军团来到了高卢与意大利的界河旁边[5]。据说，此时的恺撒虽然已经带兵驻扎在河畔，但是仍然忧心忡忡。他的面前摆着一个攸关罗马命运的重大抉择：他是否真的要把自己的国家拖入内战的泥潭呢？这种道德困境想来确实会让他踌躇不前。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体形魁梧、器宇不凡的身姿出现了—他大概是前来指引恺撒的神明。当地的牧羊人纷纷聚集过来，士兵们也前来一睹他的风采。此时，这位神明从士兵手中取走一只号角，然后跑到了河对岸。随后，恺撒的士兵们也跟着渡过了河，他们就这样跨过了边界线。罗马人素来相信神明会通过各种形式的征兆来给他们以启迪，带领他们前往正确的方向。据说，恺撒说：“骰子已经掷出。”游戏开始了，神明将决定最终的胜负。恺撒渡过了卢比孔河。[20][6]

    五年以后，恺撒成了罗马的主人。为了追击庞培的部下，恺撒的军团曾经深入西班牙，也曾横渡亚得里亚海。在法萨卢斯之战当中，恺撒击败了庞培，令其逃往埃及。年轻的埃及国王托勒密十三世(Ptolemy )杀死了庞培。但是，恺撒最后仍然选择了帮助托勒密的姐姐克莱奥帕特拉(Cleopatra)废黜托勒密十三世。途中，恺撒与托勒密展开了激烈的交锋，他一度被声势浩大的敌军围困于亚历山大(Alexandria)[7]。然而，托勒密终究战败身亡，恺撒则安然在绮年玉貌的克莱奥帕特拉女王的臂弯里治愈战争的创伤。最后一股有威胁的反对派势力也被消灭于北非的乌提卡(Utica)。这一仗以后，反恺撒派领袖加图为了坚持自己的道德操守而选择了自杀，为共和国殉葬。

    有不少反恺撒派人士从败仗中幸存下来，不过，这些人已经不足为患。恺撒完全可以大方地饶恕他们，向所有民众展现出自己仁慈的一面，他主动邀请这些敌人回到罗马城。

    此刻，就算纵观罗马的整个历史恐怕都无人能够与恺撒相匹敌：他成功征服了罗马的老对手高卢人，把罗马人民的势力拓展到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广大疆域上；他甚至跨过了海洋，侵入传说中的不列颠岛，虽然他并没有在此逗留多久；他在亚历山大展开的战斗令罗马人牢牢地控制了埃及；他还在内战中取得了大胜，扫除了所有试图与其对抗的军事、政治势力。

    在亚历山大的战斗结束以后，埃及并没有直接成为罗马的一个省份，但是埃及的女王克莱奥帕特拉非常依赖于恺撒的力量。后来的历史也证明克莱奥帕特拉确实坚定地忠于恺撒，即便是在恺撒死后也依然如故。无论他们二人之间到底有几分真情实感，这段亲密的关系对双方来说都是裨益良多。克莱奥帕特拉让恺撒亲身感受到了埃及人的浪漫风情，她的尊贵身份也有助于提升恺撒的威望；而对于克莱奥帕特拉而言，恺撒背后的罗马势力让她得以巩固在埃及的统治。之前的埃及君王只不过是勉强在罗马人的威胁下保持独立而已；现在，克莱奥帕特拉将托勒密王朝的命运紧紧地与罗马人绑在了一起，双方之间的关系相当稳固。公元前44年，克莱奥帕特拉本人就居住在台伯河西侧的一座富丽堂皇的别墅里。恺撒还在罗马城中修建了一座新的广场，并且在广场上兴造了维纳斯母神殿(Temple of Venus Genetrix)。这座神庙里维纳斯的雕像是按照克莱奥帕特拉的模样制作的。或许，恺撒就是刻意要让罗马人同时膜拜女神维纳斯和自己的情人及唯一子嗣的母亲—克莱奥帕特拉。

    恺撒甚至还有可能建立更加伟大的功业。公元前53年，罗马人在东方遭遇了惨败。[8]后来，遇刺之前的恺撒正打算为罗马一雪前耻。公元前1世纪60年代中期，庞培曾经在东方征服了许多土地。但是倘若恺撒的计划最终得以实现，那么他不仅能够替前人复仇，还能让庞培取得的成就黯然失色。当年亚历山大大帝改变了地中海东岸世界的历史，摧毁了原先的帝国，又创建了新生的王朝，恺撒想要效仿的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英雄。

    当然，罗马国内还是有某些人想要与恺撒作对。毕竟，恺撒打赢了一场大规模的内战，成功建立了独裁统治，他势必因此树立不少的敌人。就连他对敌人的宽恕其实也是在彰显自己的霸权，引来他人的敌视。那些被恺撒原谅的人无疑应当在公众面前表现得十分感激，但是他们的心中不太可能真的充满谢意。没有恺撒的仁慈之举，他们或许会落得凄惨的下场。然而，获得宽恕的代价就是必须对恺撒感恩戴德。这反倒让他们反反复复地回想起自己的失败，让他们觉得自己低人一等。

    在这一时期，恺撒本人的地位显然有违共和国的常态，但又很稳固，这或许也让某些人倍感不满。在罗马共和国的框架下，恺撒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他的法律地位是独裁官，从理论上说，这个官职原本只是共和国为了解决某些紧急的政治或军事问题才设立的。而恺撒担任的是终身独裁官(dictator perpetuus)，这是罗马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官职。看起来，罗马还是一个共和国，罗马人民依然在选举官员。然而，这些官员都是恺撒预先指定的，全国各地军政要员的任命权都掌握在恺撒手里，他还让自己的许多拥护者成了元老。恺撒的这种权力和地位根本不符合罗马的传统，而传统是罗马人的文化与政治生活当中一股强大的力量。

    恺撒的创举很可能引得许多罗马人愤恨不已，这大概就是那一出政治表演的原因所在。牧神节(Lupercalia)是罗马人的狂欢节。按照传统，贵族男性会在节日期间不着片缕或者只穿很少的衣服。接着，他们会在城市里到处奔跑，寻找年轻的女子。罗马人认为，这种节庆仪式会让被找到的女性多子多福。公元前44年，就在牧神节的庆祝活动迎来高潮之时，恺撒的亲信部下马克·安东尼向恺撒献上了一顶王冠。[21]罗马人民对此表示反对，恺撒也拒绝了。除了恺撒的地位与权力，某些人或许还会埋怨恺撒不尊重元老院。有一次，元老们想要颁布一些巩固恺撒威信的法令。此时，恺撒正坐在维纳斯母神殿里处理事务。面对前来征求意见的元老，恺撒并没有站起来向他们致以问候，元老们因此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22]此外，尽管恺撒看起来无意称王，但是有传言声称只有国王才能征服东方。

    对于罗马人来说，国王其实并非什么稀奇的事物。罗马人自己的王政时代一直持续到了公元前509年。那时，傲慢的塔奎尼乌斯国王被推翻，罗马人夺回了自由。除了自己的国王以外，罗马人也深知希腊和蛮族都是有国王的。然而，罗马人现在的政治文化不接受国王的存在。他们深信，掌握着最高权力的专制君主会变成肆意妄为的暴君，让罗马人民来之不易的各项权利付诸东流。

    前车可鉴，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利，罗马人民不愿意做君王的臣子。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一定会反对恺撒执掌大权。更何况，历史已经证明，罗马人民最终接受了让某个人单独享有近似于君主的权威。

    作为后来者，我们当然知道恺撒死于刺杀，但我们不应由此认定很多罗马人都是在一边按捺自己的愤懑之情，一边等待起义反抗独裁者的机会。在传统观点的影响下，一些人心里的罗马人民有着相当崇高的形象。似乎有许多罗马人都坚决反对君主制，愿意不惜一切地捍卫共和国的理想。然而，实际情况很可能没这么简单。某些元老确实有着为共和国殉葬的决心，但大多数的元老和平民恐怕都没有这么在乎政体的问题。他们想要的基本上只是富足、安全的生活，而恺撒确实让许多人过上了好日子。可以想见，应该有不少人其实并不介意恺撒长期统治罗马，个别人或许已经准备好迎接新的王政时代了。反正东方人早就大多生活在国王的统治下，他们几乎都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罗马或许也不妨顺势转变成王国。

    总之，恺撒之死让今天的人们产生了无数猜想。但是当时的种种迹象表明，在公元前44年3月，恺撒本人很可能是踌躇满志、信心十足的，没有什么政治势力逼迫他放弃权力和头衔，反倒是有人劝进，希望他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位。元老们固然有一些牢骚，但是单纯的牢骚不值一哂，无论是在选举中还是其他的场合都没有出现什么值得注意的反对势力。恺撒本人的表现也是明证。他向来不在意同僚们对他有着怎样的看法，总是勇于追求自己认定的目标，五十五岁的恺撒不太可能突然开始在这种事情上患得患失。不过，假如他真的想要爱惜羽毛，那么他就不应该再提高自己的实际地位。然而，此时的恺撒依旧雄心勃勃地提出了攻打帕提亚人的远大计划。他对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有着充足的信心，绝不是想要用军功来巩固自己在国内的政治地位。

    不过，或许恺撒确实听说过某些人在暗中图谋不轨。最终行刺恺撒的不是什么独来独往的杀手，而是至少有六十名元老参与其中。[23]现代人可能会觉得这种阴谋都是小团伙的秘密行动，但是，恺撒之死其实更像是一场政治运动的结果。行刺者并不是少数的几个叛乱分子，而是一大群彼此之间过从甚密的罗马贵族。他们平时有着正常的社交生活：在罗马城内的住宅或者城外的庄园里互相做客；参加晚宴、生日聚会、家族特殊聚会、文学聚会；结伴参加节庆活动—简而言之，就是结交新朋友，并且巩固自己与老朋友之间的关系。这种私交行为是罗马人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同时也给他们提供了密谋谈判的绝佳场合。

    元老院会议和广场集会这种公共场合是用于辩论的，权力斗争的真正战场其实是半私人的场所。有心人很容易在这种环境下拉帮结派，策划出巨大的政治阴谋。或许，当时的某一天，有一群元老聚在一起抱怨恺撒的种种行径。就在此时，某个人大概真的动了杀心，对大家说：“必须有人站出来。”不过，这种场合的谈话可能也很容易走漏风声，让恺撒得知消息。毕竟，罗马政界人物之间常见的闲言碎语就是谁和谁见了面、谁去了谁的家里、哪位元老在晚宴上喝醉以后不小心说了什么话。

    然而，有趣的是，这种闲谈恰恰掩盖了真正的大阴谋，因为所有人都不停地在私底下盘算着各种各样的事情。相关的信息过于庞杂，要找出真正值得注意的阴谋无异于大海捞针。后来，罗马的诸位皇帝还以亲身经历证明，倘若有人真的想要从传闻当中查出关键的密谋，那么他很快就会发现这种行为本身就会催生出大量的流言蜚语，反而让人越发难以厘清头绪。所以，罗马政界高层的大人物必须学会无视这些其实没有价值的信息。

    但是，在某个特定的时刻，一定有人向他人建言过恺撒必须死。罗马的政坛毕竟充满了血腥味。然而看起来，密谋刺杀政敌并不是常见的做法。在公元前44年3月以前，罗马人铲除政敌的方式一般是组织暴动或者率众前去袭击对方乃至悍然发起内战。更何况，恺撒绝非常人。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他都无疑是罗马的英雄：他赢得了许多场战争；他的政治地位无人能及；他还是最高祭司(Pontifex Maximus)，这大概是当时罗马最重要的宗教职位。此外，在罗马上层精英当中有很多人都是恺撒的朋友(恺撒向来热爱交友)，罗马的平民也特别爱戴恺撒。这一切都足以说明恺撒是罗马历史上罕见的优秀人物。

    而且，所有罗马公民都是受到法律保护的，民选官员尤其如此。攻击官员基本等同于挑衅罗马的权威，未经法定程序而杀死罗马公民就是在蔑视罗马的法律和宪法。不仅如此，对恺撒动手还会被视作可耻的叛徒，因为许多行刺者都曾经被恺撒当作朋友或者被恺撒赦免了罪行。换言之，他们或多或少都受过恺撒的恩惠，罗马人民恐怕并不会支持这种叛徒掌权。

    既然杀死恺撒以后很有可能受到罗马人民的围攻，那么行刺者就需要事先拉拢很多亲密可靠的朋友，组建起非常强大的势力。不然的话，一旦罗马人民发现恺撒遇刺，行刺者就无法控制住罗马城。而且，就算他们真的成功掌握了罗马城，他们的统治地位也仍然摇摇欲坠。总而言之，刺杀恺撒必定要冒着异常巨大的风险。

    但是，罗马和希腊一样有着英雄人物诛杀暴君的历史传统，其中最著名的那个例子就与450年前共和国的诞生息息相关。这个罗马人代代相传的故事与暴君塔奎尼乌斯的儿子有关。据说，他故意在一位罗马贵族科拉提努斯(Collatinus)外出的时候来到了他的家中。虽然男主人不在家，但是罗马的贵族女性也是需要承担一些公共责任的。更何况，他们不能把王子这样位高权重的人物拒之门外。于是，科拉提努斯的妻子卢克雷蒂娅(Lucretia)接待了小塔奎尼乌斯。

    卢克雷蒂娅的举止端庄得体。到了这天晚上，在为小塔奎尼乌斯安排好下榻之处以后，卢克雷蒂娅回到卧室准备歇息。黑暗之中，小塔奎尼乌斯悄悄潜入卢克雷蒂娅的房间，持刀强奸了她。等到小塔奎尼乌斯终于离开了科拉提努斯家，卢克雷蒂娅立刻向她的丈夫和父亲呼救。很快，他们就带着各自的朋友赶到了。其中有一人就是卢奇乌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在控诉完小塔奎尼乌斯的罪行以后，卢克雷蒂娅掏出藏在身上的匕首，自杀明志。随后，布鲁图斯取出了这柄匕首，立誓要为卢克雷蒂娅复仇。他召集起一支大军，向塔奎尼乌斯父子发起了攻击。暴君的统治就此被推翻，卢奇乌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成为公元前509年共和国成立之初的第一届执政官之一。[24]到了公元前44年，另一位尤尼乌斯·布鲁图斯决定接过祖先的光荣衣钵，这个名字本身就足以让人把公元前44年的刺杀与公元前509年的起义联系在一起。然而，之前的那位布鲁图斯开启了绵延将近500年的共和国时代，令无数罗马人肃然起敬，可是后来的这位布鲁图斯却亲手迎来了共和国的末日—恺撒之死成了500多年帝国时代的前奏。

    我们今天看到的史料大多告诉我们恺撒遇刺之前已经有许多凶兆出现：他的妻子梦见了恺撒倒在血泊里；在那天出门以前，恺撒本人也曾经从神灵那里问来了噩兆；[25]某个名为斯普林纳(Spurinna)的祭司提醒过恺撒要当心3月的月中节(3月15日)。[26]据说，恺撒真的感到了畏惧，一度想要取消这次元老院会议。不过，我们需要注意，史料显示，罗马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发生之前几乎都有很多的征兆，而且罗马历史上的征兆从来都是应验的。由此可见，征兆的本质就是“马后炮”。

    无论如何，恺撒终究没有取消元老院会议，我们也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恺撒知道有人想要加害于他。就在遇刺的前一天晚上，恺撒在自己的家里款待了一名主谋。暗杀发生的当天早上，还有一个主谋是和恺撒结伴前往元老院的。另外还有一人想必知道刺杀的计划，但是，恺撒仍然照常和他一起聊着天进入了会场。

    随后，恺撒来到了自己的座位上。在会议正式开始以前，各位元老纷纷互相致以问候。一般说来，权势较大的人旁边会围着一群想要求他帮忙或者只是想要预先打点好关系的人。就在这种有些杂乱的环境里，罗马的元老们竭尽所能地为自己广交朋友、求得好处。此时，一位名叫秦贝尔(Cimber)的元老来到恺撒身边，他恳请恺撒准许他被流放的兄弟回到罗马。恺撒不同意，事情一时无法解决。但是秦贝尔不愿就此离去，他紧紧抓住了恺撒身上宽大的托加袍。对此，恺撒表示严正抗议：“你这是滥用暴力!”就在这个时候，一直站在恺撒身后的卡斯卡(Casca)动手了。不过，他并没有刺中。恺撒站了起来，一把将秦贝尔推开，并且抓住了卡斯卡的胳膊。忽然，又有人刺了过来，击中恺撒的面庞。接着，其他人也纷纷过来围攻。恺撒一直在奋力抵抗，但是敌手实在太多。终于，布鲁图斯现身了。据说，在看到布鲁图斯以后，恺撒用希腊语说出了这样的遗言：“连你也要杀我吗，孩子？”(kai su teknon)然后，他默然用托加袍蒙住了自己的脸。

    恺撒最后身受二十三处创伤而死。他倒在庞培雕像的底座旁边，其鲜血洒满了周围的地面。庞培和恺撒在互相残杀之前曾经是朋友，恺撒的临终景象乍一看让人以为元老们是在替庞培复仇，死在庞培雕像附近的恺撒就像是人们献给庞培的祭品。然而，行刺者拥护的并非庞培。在离开会场的时候，尤尼乌斯·布鲁图斯高举手中的匕首，喊出了西塞罗的名字。

    恺撒的遗言是对布鲁图斯说的。布鲁图斯的母亲是恺撒的情人，不过，恺撒并不是布鲁图斯的生父。鉴于罗马贵族有时候会在家里说希腊语，恺撒用希腊语说出的这句著名遗言足以证明他和布鲁图斯之间有着非常亲密的私人关系。他们曾经生活在一起，彼此之间与其说是朋友不如说是家人。然而，布鲁图斯还是选择了刺杀恺撒，统治罗马的独裁者恺撒就这样死于自己情人的儿子之手。

    后果

    人们的想法深受时代的影响。在行动之前，人们通常会预估未来的结果，但是如何行动往往基于过去的经验。对于往事的理解还决定了人们会形成怎样的是非观。然而，作为后人，历史学家是在知道事件结果以及后续历史的情况下考察历史事件的。因此，他们的看法不像古人一样单单立足于事件发生之前的历史。具体而言，以这种后人的眼光来看，暗杀恺撒的行动很像是一个莫大的错误，因为恺撒死后罗马陷入了内战，君主制的罗马帝国很快就诞生了。在后续的几百年里，罗马都是一个君主国，而尤里乌斯·恺撒恰恰是一个近似于君主的政治人物。并且，恺撒的名字还成了罗马皇帝的头衔。由此看来，罗马共和国在最后一百年里遭遇的混乱就仿佛是对君主制的呼唤，似乎恺撒确实代表着历史前进的必然方向。

    但是，行刺恺撒的元老们并没有这种远见。那一天，他们成功地让恺撒倒在了血泊里，此时的他们难以正确地预料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在他们看来，恺撒之死很可能意味着罗马历史上一个特别艰难的时代已经过去，罗马共和国的政局大概可以恢复常态。从行刺者及其盟友的表现来看，他们不仅相信共和国依然能够恢复旧貌，而且认为这才是历史的必然。无论接下来到底会发生什么，无论罗马的政局会产生怎样的变化，无论恺撒的拥护者会作何反应，无论平民和军队会怎样看待自己，这些谋杀恺撒的元老都自信地认为共和国才是罗马的唯一前途。

    最终，历史事实有力地证明了这个观点大谬不然，他们甚至都未能认识到自己已经大祸临头。不过，他们的信心其实不是没有道理的。如果刺杀以后发生的事件能够按照他们设想的轨迹进行，那么也许共和国的旧貌真的能够恢复，他们也真的会成为大家敬仰的英雄。

    接下来，本书要分析他们失败的原因。就在恺撒遇刺的同一年，内战在意大利北部的城镇穆提纳Mutina[即今天的摩德纳(Modena)]打响了，这场战争最终成为埋葬罗马社会旧秩序的一场革命。十七年以后，恺撒年纪轻轻的甥外孙被元老院尊为奥古斯都。到了这个时候，几乎所有罗马人都意识到罗马已经变天了，以奥古斯都为首的一个庞大的私人关系网掌握了无与伦比的权力。这个关系网触及罗马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定居于意大利各地的老兵、罗马的平民以及其他的许多人。奥古斯都有意地把各种资源用于赢得人心，很多人直接受益于此，成为这个关系网中的一分子。由此，奥古斯都成功地控制了罗马政局乃至整个社会，并且进一步凭着这种权力成为皇帝，让罗马走上了君主制的道路。在那以后，曾经统治罗马的元老们风光不再，元老的身份退居二线。他们当然还可以享有权力，但是这个权力现在源于他们在这个私人关系网当中的地位。所有的罗马人现在都必须以皇帝为尊。

    然而，几乎没有历史文献表明革命前夜的罗马人曾经预见到后来的这种政治变迁。当然，共和国最后一个世纪里骚乱不断的景象确实让很多罗马人忧心忡忡，或许一些人真的担心过罗马会灭亡，但是所有人都浑然不知罗马即将迎来一套新的权力系统。共和国末期固然有着大量的暴力冲突，但也有一次又一次的拨乱反正。共和国总是能够凭着无比的韧性渡过难关，重焕生机。正是这种拨乱反正的历史让那些元老敢于刺杀恺撒。

    公元前44年3月，行刺者在喜悦中迅速离开了庞培剧院。他们欢庆自己取得了胜利，殊不知他们的举动恰恰让延续了四百多年的罗马共和国就此走上末路。

    [1] 公元前458年，罗马军队被围困，罗马城受到威胁。已经隐退的辛辛纳图斯临危受命，被任命为独裁官，率领罗马军队迅速击退敌军。危机解除后，他就辞去了独裁官的职务。—编者注

    [2] 指下文提到的克洛狄乌斯之死引起的民变。公元前52年，克洛狄乌斯在与米洛的冲突中死亡，此事件引发民众攻击并烧毁了元老院。也可参见第四章“庞培的时代”一节。—编者注

    [3] 恺撒在高卢展开了8次军事远征，从而使高卢被纳入了罗马版图。—编者注

    [4] 即克洛狄乌斯之死引起的民变。—编者注

    [5] 指位于今天的意大利中部的卢比孔河(Rubicon)，因为意大利北部在当时是所谓的山内高卢。—译者注

    [6] 按照罗马当时的法律，将军不得率士兵渡过卢比孔河。面对罗马内部的形势，恺撒选择了渡过卢比孔河，进军罗马，由此展开了与庞培的内战。一般认为，恺撒渡过卢比孔河是罗马历史上的转折点。内战之后，罗马共和制衰亡，元首制得以确立。—编者注

    [7] 即亚历山大港战役。庞培被杀之后，恺撒宣布埃及由托勒密十三世与克莱奥帕特拉共治，这引起了托勒密的不满，战争也随之爆发。在亚历山大港战役中，托勒密兵败身亡，之后克莱奥帕特拉则成为埃及女王。—编者注

    [8] 指罗马败于帕提亚帝国(中国史书也称安息帝国)，罗马执政官被杀，军队军旗被夺。—编者注

    [16] Appian of Alexandria, Civil Wars , 2.111.
    [17] Cicero, Pro Milone .
    [18] Suetoniu, Divus Julius , 30.此处的观点据说引自恺撒本人之口。
    [19] 恺撒本人反复强调了尊严问题，可以参考Caesar , Bellum Civile , 1.7-9。
    [20] Suetonius, Divus Julius , 32; Plutarch, Life of Julius Caesar , 32包含了这句习语，但没有记录这个与神灵相关的故事。
    [21] Suetonius, Augustus , 79.
    [22] Suetonius, Divus Julius , 78.
    [23] Suetonius, Divus Julius , 80.
    [24] Livy, 1.56-60.
    [25] Appian, Civil Wars , 2.115.
    [26] Suetonius, Divus Julius , 81.

    第三章 共和国的危机

    公元前100年[或公元前102年]，尤里乌斯·恺撒出生于一个长期活跃在罗马政界的贵族家庭。当时的贵族通常都会给自己找到一个源远流长的家族谱系，尤里乌斯家族也不例外。据他们所说，尤里乌斯家族的起源早在罗马建立(通常认为是公元前753年)之前，可以一直追溯到《荷马史诗》的传说时代。有人认为他们的名字或许源于尤卢斯(Iulus)，而尤卢斯这个名字又和特洛伊的别名伊里翁Ilium很像。凭着这种在词源学上发明创造的才能，尤里乌斯家族很容易就把自己和传说中的埃涅阿斯Aeneas联系到了一起。而埃涅阿斯是维纳斯的儿子，因此爱神维纳斯成了尤里乌斯家族的祖先。

    恺撒的贵族血统或许确实很独特，但是他们家族从共和国中期开始就已经没有那么辉煌了。恺撒的父亲曾经当选裁判官(praetor，仅次于执政官的高级官职)，后来又去担任了亚细亚总督，最终死于公元前85年。恺撒的叔叔塞克斯图斯·尤里乌斯·恺撒是公元前91年的执政官，后来在同盟者战争Bellum Sociale[在通过和平方式争取罗马公民权失败后，意大利同盟者为争取罗马公民权、反对罗马统治者而发起了战争。这场战争历时三年多，以罗马胜利而告终，但意大利同盟者也取得了罗马公民权]的早期阶段去世。这场战争在公元前90年的时候爆发于罗马人和意大利人盟友(socii)之间。多年以来，这些盟友都在罗马军队中效力。或许他们占了罗马兵力的一半以上，但是并未能在罗马扩张的过程中平等地分享到利益，他们的政治地位也仍然是低于罗马人的。

    对于年轻的尤里乌斯·恺撒来说，他早年的政治地位主要得益于家族中的女性，而非他的父亲或者叔叔。[27]恺撒的姑母尤莉亚(Julia)的丈夫是伟大的马略(Marius)将军。虽然马略的出身不如尤里乌斯家族那么高贵，但是他曾经连续担任多年的执政官，并且在对外战争中取得了罕见的大胜。这一桩婚事让双方结成了同盟，恺撒的叔叔由此在仕途中获得成功。然而，公元前88年，罗马政坛陷入了混乱。执政官苏拉(Sulla)与保民官苏尔皮齐乌斯(Sulpicius)发生了纠纷，双方的矛盾很快升级为当街斗殴。接着，苏尔皮齐乌斯向马略求援，同时企图把东方的一场重要战事的指挥权从苏拉那边转移到马略手里。于是，苏拉策划了一起政变，成功地把马略及其支持者都逐出了罗马。此举开启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内战。意大利的战火在公元前81年就结束了，但是地方省份的战斗断断续续地持续到了公元前72年。

    最终，苏拉取得了胜利。也就是说，尤里乌斯家族下错了注。所以，年轻的尤里乌斯·恺撒自从成年起就知道自己对于许多有权有势的人物来说其实是一个碍眼的家伙。

    像恺撒这样出生于晚期共和国的罗马人都不得不面临严重的政治动乱—这个充满暴力的血腥时代肇端于公元前133年保民官提比略·塞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Tiberius Sempronius Gracchus)遇害身亡。历史也许不会重演，但是过往的经验毕竟为人们的行动提供了参考的范例。恺撒在公元前49年决定渡过卢比孔河之前肯定根据自己对于罗马政治的理解而预判了对手可能做出的反应，恺撒的对手也依照自己的认识而采取了行动，双方都估计了自己的行为会导致怎样的结果。不过，共和国在这一百年里的遭遇并不只是影响了立于顶端的政治人物，军人和平民也是需要做出政治决定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内乱让罗马社会的秩序变得越来越脆弱，因为每一次的暴力事件都让人们更加倾向于以暴制暴。

    这一系列暴力事件的开头就是保民官提比略·格拉古遇害。几百年前，保民官这个职位在人民的呼声中出现了，他们是人民的代表。随着王政时代的结束，治国理政的大权被交到了高级民选官员的手里—执政官与裁判官。依照罗马的法律，这些高官有权惩处罗马公民，他们甚至可以省略正常的司法程序。这种权力势必会引发人们的抗议。毕竟，在罗马人眼中，政治自由就是让自己免于武力侵犯的自由。因此，罗马人一度设立了十位保民官，让他们来捍卫法律的尊严，保护罗马人民的权利。这些保民官有权召开平民会议，并由此出台法律。对于其他官员的行为，保民官拥有否决权(英语中的否决“veto”就是来源于拉丁语的借词，其本义是“我反对”)。而且，在任职期间，保民官本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如果情况实在紧急，保民官还可以用肉身去保护公民免受官员的侵害。因此，用武力攻击身为保民官的提比略·格拉古堪称蔑视罗马政治传统的暴行，严重违反了元老和其他罗马人民之间由来已久的政治约定。然而，对于恺撒以及和他同时代的其他罗马人而言，这种骇人听闻的暴力事件乃至后来的内战恰恰构成了他们耳濡目染的政治史。

    保民官和元老院之争：格拉古兄弟之死

    公元前2世纪，罗马人在西班牙打了许多年的仗。格拉古兄弟面对的危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公元前136年，罗马军队挺进了伊比利亚半岛的山区，与努曼提亚人展开了作战。这个部落的势力中心是一个坐落在山上的城镇努曼提亚[Numantia，今天的加赖(Garray)，位于巴利亚多利德(Valladolid)和萨拉戈萨(Zaragoza)之间]。努曼提亚人在战斗中击败了罗马军队，然后将其困在一个山坡上。此时，这支罗马军队无力突围，也无望等到援军。接下来，他们有可能会遭遇一次史上罕见的大败，承受惨重的伤亡。就在这个紧要的关头，随军任职的提比略·塞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站了出来。按照罗马人的传统，提比略的父亲也叫作提比略·塞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而这位提比略·格拉古是备受尊敬的将军，以其老派的操守与德行而著称。他曾经在西班牙征战，赢得了处事公正的美誉。于是，年轻的这位提比略·格拉古凭着父亲的名声与敌人开启了谈判。在努曼提亚人的要求下，罗马士兵交出了武器装备，屈辱地向敌人表示投降，但是格拉古至少保住了大家的性命，并且签订了和约。[28]

    然而，当和谈的情况传回罗马之时，元老们深感不满，拒绝了这份和约。在他们看来，无论是否能够成功，这些士兵都应该再次尝试突围。签订和约的提比略因此受到了鄙夷。

    于是，罗马人开始征集一支新的部队。除了某些几乎处于赤贫状态(proletarii)或者已经随军作战多次(大概十六次)的居民以外，所有成年的罗马男性都有参军的义务。从理论上来说，征召兵员的过程相当于告诉所有罗马男性，履行公民义务的时刻到来了。然而，我们不能假定，罗马男性都会积极地在指定时间出现在指定地点。国家主动征兵的效率高于公民自发参军，也能确保招到足够的数量。不过，如果民间多有抗议，那么想必国家不能顺利地征到兵员，但是罗马人大规模征兵的行为一直都不曾激起明显的反对声，许多士兵在入伍以前大概都是拥有少量农田的自耕农，他们通常很贫困。而军人既可以拿到薪水，还可以从敌人手里夺取战利品。所以，很多人都愿意参军。[29]

    然而，如果遭遇了战败，不少人都会死在战场上。活下来的人也很有可能失去某些装备，而这些装备大都是他们自己带来的个人财产。罗马军人为钱财而战，要让人愿意在军中效力，就得让他们相信自己比较有可能取胜并且活下来。之前在提比略的带领下侥幸生还的士兵们基本都或多或少地遭受了经济损失，他们大概也不愿意看到自己的救命恩人提比略·格拉古受到政界高层的排挤。因此，当元老们下令为西班牙的战事征集新军的时候，许多人表示了反对。后来，深受大家信赖的老将西庇阿·埃米利阿努斯(Scipio Aemilianus)受命负责此次战役，这才让士兵们的反抗情绪得以平息。[30]

    但是这次的政治危机并没有就此结束，西班牙的战争暴露出罗马社会与政治的根本问题。公元前133年，提比略·格拉古当选为保民官。他决定采取一系列改革，其核心是《土地法》(Lex Agraria)，他想要通过这项法律把公有土地(ager publicus)分配给罗马公民。

    分地其实是罗马政治的一项传统。传说中，罗慕路斯(Romulus)与雷慕斯(Remus)在建立罗马的时候就曾经把土地分给公民。拥有土地与公民权是密切相关的两件事，参军的义务(属于公民)和拥有土地的权利相对应。换言之，没有土地的人是没有资格参军的。[31]公元前509年，共和国在建立之初也曾经分过地。[32]在征服意大利的时代，罗马通常会在击败敌人以后没收对方的一部分土地，将其分配给罗马公民。[33]公元前393—前177年，罗马人建立了不下于四十处殖民地。虽然我们无法做出非常精确的估算，但是很可能有至少十六万名罗马男性被派往这些殖民地。[34]

    参军或许不一定就意味着获得土地，因为军人并不一定会被派去殖民。但是，罗马人确实频繁地把大量的小块土地分配出去，罗马人参军的比例也很高。由此看来，参军和分地之间显然是有关联的，这就构成了影响罗马政治的一组权利与义务关系。罗马公民有义务参军，同时也有权利获得土地作为回报。为了实现这种权利，罗马必须不停地向外扩张。然而，从公元前2世纪中叶开始，元老院不再分配土地了。公元前194—前177年，罗马人设立了十九个殖民地。但是自那以后的六年时间里，罗马都未曾建立新的殖民地，而且六年以后也不过是在维莱亚(Veleia)设置了仅仅一个殖民地而已。此后，罗马或许曾经派人去西班牙或者意大利北部定居，比如某些罗马老兵。但是，公元前194—前177年的那种殖民盛况并未再现。[35]殖民活动的减少让罗马贫民难以再通过入伍参加对外战争来获得土地，削弱了罗马政治中非常关键的那一组权利与义务关系。提比略·格拉古力主推行《土地法》就是想要恢复罗马的古老传统，让罗马公民和士兵再次得到他们应得的报酬。[36]

    然而，这项法律引发了激烈的争论。首先，意大利的征服战争已经是至少一百年以前的事情了，所以意大利的公有土地并不多。[37]其次，这些所谓的公有土地其实并不是无人耕作或者说无人占用的。因此，各地的意大利聚落以及某些有权有势、设法掌握了公有土地的罗马富人都愤怒地站出来反对格拉古的计划。[38]

    在元老们看来，这些公有土地理应是属于自己的财产。于是，他们让十位保民官之一的马尔库斯·奥克塔维乌斯(Marcus Octavius)动用了否决权，企图阻挠提比略出台《土地法》。提比略及其盟友一度尝试说服这位保民官收回成命，但是他拒绝了。不过，提比略仍然有别的办法。保民官的职责是保护平民的利益，而奥克塔维乌斯的行为有违这一宗旨，提比略以此为由要求平民会议表决是否要罢免奥克塔维乌斯的保民官职位。

    组成平民会议的是三十五个部落。所有部落都要依次走过木桥，登记表决票。这个过程相当烦冗，但只要有足够的票数形成了有效决议就可以提前结束。在投票的时候，每一个部落都选择了罢免奥克塔维乌斯。等到第十七个部落也走过了木桥的时候，格拉古暂停了投票流程，再次试图说服奥克塔维乌斯改变主意。然而，他还是拒绝了。于是，又一个部落投出了表决票，奥克塔维乌斯被罢免了。格拉古的《土地法》得以顺利通过。[39]

    但是元老们并没有就此放弃。罗马官员的任期通常是一年，这是对其权力的一种限制。提比略深知有不少元老想要破坏他的《土地法》，所以他决定竞选第二年的保民官，追求连任。对此，许多人深感忧惧，特别是考虑到提比略正打算对阿塔卢斯(Attalus)送给罗马人的王国下手，因为这种做法在元老们看来是在侵犯他们多年以来把持对外政策的权力。

    于是，选举会议上爆发了暴力事件。第一天，选举被推迟了。等到第二天，提比略及其支持者先控制了作为会场的神庙区。现场的景象有些混乱，所有人都担心矛盾双方会动武。关于接下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所掌握的史料并没有给出确切无疑的描述，这也算是此类事件的一个特色了。提比略·格拉古的表弟西庇阿·纳西卡(Scipio Nasica)时任最高祭司(罗马祭司之首)，同时也是反格拉古派的领袖。他调集了大量人手，然后直闯会场。其中一些人或许自备了武器，剩下的有一些人就地把会场附近的木椅给拆了，还有一部分人也许从提比略·格拉古的贴身护卫身上夺走了武器。接着，西庇阿等人开始攻击格拉古派，格拉古被迫带人退到了卡皮托里翁(Capitolium)山上。然而，卡皮托里翁的陡坡也不足以保住格拉古派，他们被打得一败涂地。据说，有“三百多”人在斗殴中死去(虽然双方都没有使用剑刃)。格拉古本人先是被击倒在地，然后被活活打死。[40]

    无论是从政治还是宗教的角度来看，杀死保民官都是一桩严重的罪行。因此，尽管双方爆发了这种大规模冲突，并且我们的两份主要史料当中也有一份认为反格拉古派有意为之，但是提比略之死仍有一丝可能是意外。[41]设立保民官本就是为了提防权贵飞扬跋扈，捍卫公民的人身安全。在之前的三百年里，就是这种政治约定较为有效地缓和了上层富贵群体与下层民众之间的矛盾。蓄意杀害罗马公民基本等同于直接攻击罗马政治秩序的一大支柱。也许，在得知提比略·格拉古遇害的消息以后，元老们会感到有一丝懊悔，甚至可能会震惊不已，毕竟提比略和他们一样都是贵族。然而，实际上，他们似乎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当中，没有人觉得有必要与对方和解。在官员的命令下，一些格拉古派人士未经正常的法律流程就被流放了。不过，最为人所熟知的盖约·格拉古(Gaius Gracchus，提比略的弟弟)、出身名门的阿皮乌斯·克劳迪乌斯(Appius Claudius，其家族或许是罗马城中最显赫的家族)以及福尔维乌斯·弗拉库斯(Fulvius Flaccus)都没有被流放出去。这或许是因为他们的权势太大、人脉太广，元老们不愿轻举妄动，但这三个人的影响力无疑都受到了限制。总之，元老院恢复了罗马的旧秩序，重新掌握了政局。然而，他们为此而悍然杀害了许多罗马公民乃至一位保民官，这种不尊重其他公民的蛮横做法最终造成了可怕的恶果。

    提比略·格拉古本人之死并不意味着他的《土地法》就此流产。提比略的岳父是著名的元老阿皮乌斯·克劳迪乌斯，他和提比略的弟弟盖约·塞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都早已受命负责分配土地。不过，《土地法》的实行仍然困难重重，重新分配土地的事项陷入了僵局。提比略·格拉古想要解决的政治问题并没有自行消失。公元前124年，盖约·格拉古当选为公元前123年的保民官，然后继续投身于他的哥哥提比略未竟的事业。盖约重启了罗马的殖民计划。不过，他上任以后的第一个举动是剑指政坛，向人们展示他的政治权威。既然当年杀害提比略的那些人丝毫没有手下留情，那么盖约也不打算对他们留什么情面。他出台新法，流放了未经审判而杀死罗马公民的人。此外，他还开始实行一项新颖的长期扶贫政策：罗马士兵的服装得到了免费供应；尤为关键的是，他主持通过了一个关于罗马城粮食供应的法案。[42]

    盖约提出的供粮计划开了罗马历史上定价供应粮食的先河，引得自那以后的几乎所有保守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都极力地对其加以抨击。[43]在工业革命到来以前，向城市地区供应粮食是非常复杂、困难的事情，更何况罗马是一座少有的大城市。罗马的粮价急剧上涨会给绝大多数居民带来特别严重的恶果，其受益者几乎只有掌握着大量土地的元老。然而，这种事情当年很可能经常出现。[44]盖约的供粮计划实施以后，罗马居民至少能够以某个稳定的价格获得一定量的粮食供应，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粮价飞涨造成的民生问题。

    盖约还提议再度开始对外殖民，[45]其主旨在于让人民拥有赖以为生的土地。显然，这才是盖约的核心政策。公元前123年，他提议在意大利南部建立两个大型殖民地：一个是塔兰托(Taranto)附近的奈普图尼亚(Neptunia)；另一个是密涅维亚(Minervia)，也就是今天的斯奎拉切(Squillace)。同时，他主张在迦太基设立一个叫作尤诺尼亚(Junonia)的殖民地。[46]我们几乎没有掌握关于这两个意大利殖民地的信息，不过尤诺尼亚似乎是按照六千人规模筹划的大型殖民地。[47]所以，这三个殖民地的总规模或许达到了两万人，这个数字有可能占了罗马男性人口的百分之五。

    盖约后来又成功当选为公元前122年的保民官，然而他碰到了一个意外的问题：元老院看起来正在大力支持另一位保民官李维乌斯·德鲁苏斯(Livius Drusus)。此人提出的计划甚至比盖约更激进，他想要设立多达十二个三千人规模的殖民地，[48]这个计划会涉及至少百分之九的罗马男性。如果罗马人同时实施了德鲁苏斯和盖约的殖民计划(德鲁苏斯的计划或许已经把盖约的计划包括在内)，那就意味着百分之十五左右的罗马男性可以从中获益。

    此时摆在盖约面前的政治难题还不仅仅是和德鲁苏斯之间的竞争问题，尤诺尼亚的殖民地看来也遇到了一些麻烦。这个殖民地的规划是前所未有的，因为它坐落于阿非利加(Africa)，定居在尤诺尼亚的殖民者会远离罗马以及他们的家人。不仅如此，这个殖民地还跟迦太基有关。在这个时期，罗马与迦太基之间的那三场旷日持久的大战依然让罗马人记忆犹新。[即三次布匿战争，因罗马当时称迦太基为“布匿”(Punici)，故名。第一次布匿战争发生于公元前264—前241，第二次布匿战争发生于公元前218—前201年，第三次布匿战争发生于公元前149—前146年，总共持续100余年。三次战争均以迦太基失败而告终，结果是迦太基被灭，罗马在其地设立了阿非利加行省]一时之间，流言四起。有人认为在迦太基的土地上建立的任何聚落都会危害罗马；还有传言称一群野狼(罗马的象征)撕碎了这座新城市的界标，表明神灵也反对罗马人在此定居。[49]无论是否真的有这么一群肆意毁坏公物的野狼，反对设立尤诺尼亚殖民地的声音是毋庸置疑的。

    公元前122年的一位执政官是卢奇乌斯·欧皮密乌斯(Lucius Opimius)，他是盖约·格拉古的私敌。当选执政官以后，欧皮密乌斯宣布要废除有关建立尤诺尼亚殖民地的法律。此时的盖约正在阿非利加监督殖民地的建设工作，有可能同时也在猎杀当地那些与他作对的野狼。得知欧皮密乌斯打算取消尤诺尼亚殖民地的消息之后，格拉古很快就回到罗马，与新上任的这位执政官展开了争论。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有两个版本。按照其中一个版本的说法，正当盖约在会议开始之前整理思绪的时候，一个叫作安提卢斯(Antyllus)的人靠了过来。他似乎想要伸手抓住盖约，但是盖约走开了。此时，盖约身边的一名卫兵出手杀死了安提卢斯。[50]在另一个版本的故事里，意见不同的各派人士在卡皮托里翁山上发生了冲突。与欧皮密乌斯交好的安提卢斯侮辱了福尔维乌斯(他是格拉古兄弟多年以来的盟友)的拥护者。混乱之中，有人用在蜡版上刻字的那种尖锐的笔把安提卢斯给刺死了。[51]

    对于盖约而言，安提卢斯之死无疑是一个噩耗。就算这确实是无心之失，旁人也会因此怀疑盖约真的想要当独夫。安提卢斯的尸体被摆在了广场上示众。欧皮密乌斯极力呼吁元老们发起还击，他命令骑士们(罗马社会秩序当中仅次于元老的阶层)每人至少带着两名拿着武器的扈从在第二天早晨集合。与此同时，盖约和弗拉库斯都从卡皮托里翁山上撤回了各自的家中。他们大概是想召集人手，并且商量对策。这天夜里，罗马城中心的广场上聚集起一群守夜的民众。

    第二天早晨，欧皮密乌斯在卡皮托里翁山上召集起一支队伍，盖约和弗拉库斯则来到了阿文提努姆山(Aventine Hill)。现在的这座山丘是罗马城中一个僻静的去处，上面有许多历史悠久的教堂、修道院以及豪宅，某些外国大使也居住于此。但在古典时代，这里很可能是手工业者聚居的地方。也就是说，这里的居民大概都是盖约的忠实拥护者。而且，这座山丘比较陡峭，尤其有利于防范从卡皮托里翁山过来的敌人。

    欧皮密乌斯要求弗拉库斯和盖约来元老院认罪受刑。他们当然拒绝了，然后派弗拉库斯的儿子作为使者前去谈判。欧皮密乌斯接见了弗拉库斯的儿子，但他完全不愿意妥协。他再次要求弗拉库斯和盖约本人到广场上自首。然而，格拉古派几乎不可能相信对手会好心地让自己在所有人面前解释清楚安提卢斯之死的原委，投降基本就意味着死亡。弗拉库斯派他的儿子继续去和元老们谈判。但欧皮密乌斯深知自己处于优势，他逮捕了弗拉库斯的儿子，然后下令开始进攻。

    这场战斗毫无悬念，早有防备的欧皮密乌斯甚至安排了一些克里特弓箭手。而格拉古派很可能并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他们或许猜到了对手会动用武力，但是他们只准备了一般情况下暴动里使用的棍棒，根本没有配备盔甲。于是，漫天箭雨决定了战斗的胜负，格拉古派四散而逃。弗拉库斯在浴场里被人抓住以后当场击杀；盖约本人则试图渡过台伯河逃跑，却遭到了埋伏。虽然我们不太确定他接下来到底是自杀，还是命令手下的奴隶杀死自己，抑或是被欧皮密乌斯的人杀死，但是无论如何，盖约终究是死于这一次的暴力事件。

    欧皮密乌斯曾经许诺，带回盖约的首级者可以得到与其头颅等重的黄金。后来在称重的时候，人们发现盖约的头出奇地重。原来，他的大脑被人挖掉，换成了铅。[52]但是欧皮密乌斯还是谨遵诺言，支付了等重的黄金。

    对于守旧的罗马元老而言，格拉古兄弟的死亡当然是一场胜利，但他们为此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从此以后，人们明确地知道元老们不惜用武力来消灭与其作对的罗马公民，并且会宣称这是为了捍卫共和国。而在元老们心里，共和国就应该是完全由他们来支配的。然而，元老并不是共和国的全部。军人、罗马城内的平民、乡村的贫民都是罗马政治的一分子，这个国家同样属于他们。格拉古兄弟看到了这一点，想要造福于较为贫穷的这些公民。他们由此获得了许多人的支持，积攒起强大的政治力量，甚至让元老们将其视作威胁罗马传统政治秩序的敌人。分配土地的法律实现了罗马公民应有的权利，但是不久以后，主张分地的两位保民官就都被杀死了，公民的权利再次遭到了践踏。不仅如此，武力击杀保民官的这种行为更是直接侵犯了罗马公民不受暴力伤害的基本权利。

    不过，格拉古兄弟毕竟失败了。他们没能组织起一股强大到足以与其敌人相抗衡的政治力量，格拉古兄弟的势力也在他们本人身死之后烟消云散。这种失败本身就可以说明元老们的势力仍然是罗马政局的执牛耳者。我们或许可以说格拉古兄弟的例子证明了保民官这个职位有着非同寻常的潜力，能够引领重大的政治变革，但他们二人的相继失败也足以说明保民官的局限性。在解决掉格拉古兄弟以后，保守的元老们看起来更有权势了。他们击败了政敌，充分展现了自己的权威。

    对于恺撒等人来说，格拉古兄弟留下的教训就是元老们会毫不留情地弹压那些反对或者威胁到他们的人。平民则由此得知守旧的元老们基本没兴趣来管平民的苦难生活，也毫不在乎他们应得的权利。他们不可能轻易地拿到赖以为生的土地，甚至都不能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而且，在接下来的一百年里，罗马人还会反反复复地在一次又一次的暴力事件当中体会到这些教训。

    将军崛起

    罗马的保守势力成功镇压了格拉古派，再次掌握了政局。然而，困扰着罗马社会的问题依旧存在。暴力依然是常见的政治手段，罗马政局变得异常脆弱。例如，公元前100年，为了打压保民官萨图尔尼努斯(Saturninus)，元老们求得马略将军的帮助，将罗马公民武装起来与之对抗。

    不过，虽然时不时就会发生异常激烈的政治斗争，但是长期存在的政治团体(政党)并没有出现。也就是说，社会问题固然引发了政局动荡，却未能孕育出团结一致的政治团体。罗马政治的核心依然是个人和等级，而非意识形态。或许正是因为个人因素过于重要，罗马的政治精英们往往四分五裂。

    一些古人看起来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本质。大约在公元前41年的时候，罗马史家萨卢斯提乌斯(Sallust)把罗马政局的动荡溯源于公元前2世纪的最后十年，后来打响内战的马略和苏拉这两位将军都是在那个时期崭露头角的。他们首先都投身于对抗阿非利加努米底亚(Numidia)国王朱古达(Jugurtha)的战事。这场艰难的战争耗时颇久，其战场在今天的阿尔及利亚。[公元前113年，朱古达在努米底亚的王位争夺战中击败了由罗马人支持的对手。由于朱古达在其后的战争中涉及杀害罗马人，使得罗马与其的矛盾变得不可调和。公元前111年，罗马元老院向朱古达宣战。但由于当时的罗马军队腐败、士气涣散，罗马屡战屡败。公元前107年，马略当选执政官，着手进行军事改革。公元前106年，马略与部将苏拉进军阿非利加。公元前105年，马略击败朱古达，朱古达被俘后死于罗马狱中]在回首朱古达战争之时，萨卢斯提乌斯写下了这样的话语：
    我将描绘这场罗马人民与努米底亚国王朱古达之间的战争。这是一场宏大、激烈、曲折的战争。但我尤其看重的是，从这场战争开始，傲慢的贵族受到了挑战。自那以后的斗争让人间乃至神界的一切都陷入了混乱。人们完全失去了理智。政治分歧竟然催生出蹂躏意大利全境的战争。[53]

    萨卢斯提乌斯还痛斥了共和国最后一百年里发生的种种政治事件，深深的失望让他不得不主动退出政界，转而致力于撰写史书。

    在这种动荡的时代，所有的公职都让我感到厌恶不已，因为官职不再归属于有德之人，恶人反倒更能占据权位。这种官员既得不到人身安全，也不会受人敬重。其权力或许足以匡扶正义，但其来源归根结底是暴力。一切改革都难免走向屠杀、流放乃至恐怖的战争，所有的挣扎、努力都是徒劳，反倒会在人们心中播撒无尽的恨意。人的自由和荣耀感是与生俱来的，只有罕见的疯子或是痴迷于作恶之人才会心甘情愿地让权力仅仅服务于少数人。[54]

    原先统治国家的民选官员备受人们的尊敬，能够做出一番伟大的事业。然而，后来掌握实权的只是“少数人”。真正的共和国就这样消失了。这场革命以后，能够得到回报的是恶而非善。公职失去了权力和尊严，在暴力的胁迫下，原本自由的人们屈从于少数的统治者。

    萨卢斯提乌斯认为暴力事件的根源在于贵族(nobilitas)的“傲慢”(superbia)以及人们对这种傲慢的挑战。在罗马人眼里，傲慢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概念。傲慢之人会在其他公民面前表现得高人一等，仿佛其他公民既不是自由民，也不是与其平等的参政者。傲慢是暴君的共性，它并不仅仅是讨人厌的个人品性，更意味着严重的政治问题。

    “贵族”这个说法非常宽泛，萨卢斯提乌斯具体指的是罗马顶层的那些贵族。从公元前3世纪中叶开始，一些特定的家族长期把持着高级官员的职位。这些家族凭着政治权威积攒起巨量的财富，并且帮助家族子弟也走上顺利的仕途。其他的家族并不是不能跻身于元老院，他们可以得到一些不那么重要的官职，但想要当上执政官就没有那么简单了。总之，虽然这些顶层的大贵族并没有垄断罗马的政治权力，但是他们的影响力非常大，远远超过了其他人。就算不能直接继承政治权力，他们也完全可以像世袭贵族一样傲慢。多年以来执掌大权的历史更是让这些贵族认为自己的统治地位就等于共和国的延续，马略、恺撒还有后来的屋大维所对抗的就是这种观念。

    萨卢斯提乌斯选择了叙述罗马人和朱古达之间的战争。这场战争的起因是继承权纠纷，罗马人是被卷入其中的。朱古达战争引发人们关注的一个原因是一些参战的罗马将领未能取得理想的战果，并且这场战争还暴露出罗马政界的腐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朱古达都可以通过贿赂他人来为所欲为，比如说谋杀意大利商人。[55]最终，失望的罗马选民们决定把指挥作战的权力交给“新人”盖乌斯·马略。

    马略来自阿尔皮努姆(Arpinum)。这个小镇位于罗马的南面，西塞罗的出生地也是这里。虽然马略的家族可能比较富裕并且在当地有着不小的影响力，但是阿尔皮努姆是沃尔斯奇人(Volscian)的城镇，当地居民一直到公元前188年才成为罗马公民，[56]从来没有阿尔皮努姆人担任过罗马的高官要职。马略在刚成年的时候就自愿参加了罗马军队，他在西庇阿·埃米利阿努斯的指挥下征战于努曼提亚，并且有着优秀的表现。除了西庇阿以外，他还和凯奇利乌斯·梅提卢斯(Caecilius Metellus)家族有关系。在他们的大力支持下，马略开始踏入政坛。担任保民官期间，马略和元老们发生了争执，但也制止了免费供应粮食的提议。[57]接下来，他尝试竞选更高一档的建筑官，然而未获成功。不过，他并不气馁，后来又去竞选了仅次于执政官的裁判官。这一回，他的票数刚好足够。[58]

    当选裁判官并非易事，很少有“新人”能够获选担任这样的高级职位。不过，既然马略只是勉强当选，那么他的仕途很有可能已经走到了极限。接下来，马略先是被任命为西班牙总督，然后返回了罗马，随后加入军队，前去进攻努米底亚。

    在阿非利加待了一年以后，马略又回到了罗马竞选执政官。这一次，他在选战中大获成功。马略是一名军人，他曾经英勇地率领士兵们征战沙场，赢得了许多人的爱戴。大概在马略的有意引导之下，罗马士兵们纷纷开始认为只有马略才能带领罗马在这场战争中走向胜利，许多罗马选民都受到了他们的影响。[59]后来，经由保民官提议，罗马人民任命马略为统管努米底亚战事的将军。

    接下来，马略的表现确实不负众望。随着罗马方面造成的压力越来越大，朱古达的盟友决定倒戈。他们协助马略的部下科涅利乌斯·苏拉抓住了朱古达，战争结束了。

    马略真的给罗马带来了胜利。回到罗马以后，他领着部下在城中行进，享受着无比光荣的凯旋仪式，罗马人民对他赞不绝口。作为罗马人的战果，朱古达和他的两个儿子以及大量来自努米底亚的金银财宝都跟在游行的队伍里。之后，被俘虏的努米底亚国王和王子先被囚禁在罗马城中心的监狱里，然后遭到了处决。[60]

    然而，就在罗马人庆祝阿非利加战争的胜利之时，一场更加可怕的危机浮现于罗马的北方—辛布里人(Cimbri)和条顿人(Teutones)这两个日耳曼部落都来到了高卢。为此，罗马人召集了大批的军队，将指挥权交给执政官格奈乌斯·曼利乌斯(Gnaeus Manlius)以及前任执政官昆图斯·塞尔维里乌斯·凯皮奥(Quintus Sevilius Caepio)。公元前105年10月，分为两支的罗马军队在阿劳西奥[Arausio，即今天法国南部的奥朗日(Orange)]遇到了日耳曼人，然后被打得溃不成军，付出了十二万人死亡的沉重代价(包括身为罗马人的军团士兵、盟友的士兵以及随军行动的商贩和杂役)。[61]

    马略又一次成为人心所向。他再度当选为执政官，并且顶着不小的压力成功连任了好几年，因为有些人担心他把持大权过久。公元前102年，在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Aix-enProvence)，马略率军给日耳曼人造成了重创。第二年，在米兰附近的维尔凯莱(Vercellae)，他又取得了一场大胜。战争结束以后，欢欣鼓舞的罗马人民第六次选马略为执政官。

    不过，尽管马略的履历确实辉煌得引人非议，但既然没有危机要处理，那么马略当然就没有那么特殊了。归根结底，马略能够掌握权力是因为人们极其不满于腐败而无能的贵族。单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算是元老们的敌人。然而，他从来不曾试图通过创立新制度来把自己手中的大权化为罗马政治的常态，他无意对抗元老治国的传统。因此，公元前100年，在保民官引发的争端当中，马略选择了与保守的元老们站在一起维护元老院的权威。

    在马略担任执政官期间，他展开了一项重要的军事改革。阿劳西奥的失败让罗马人亟须补充大量的兵员。为此，马略废除了参军的财产要求。现在，无论多么贫穷，所有罗马自由民都有了参军报国的资格。历史学家们有时候会认为此次改革深刻地改变了国家与军队的相互关系，因为罗马军队的主体从此变成了没有什么财产的贫民，而这些人几乎完全不认同罗马的传统政治价值观念。于是，罗马军队蜕变为只认钱财的雇佣军。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废除参军的财产要求很可能满足了许多民众的需要。罗马社会底层的贫民终于可以加入罗马军团，某些几乎走投无路的穷人由此得以维持生计。但是，马略并非第一个降低参军门槛的人。公元前2世纪，在马略改革之前，罗马人已经至少降低了两次财产要求，把门槛从早先的五千赛斯提尔提乌斯(sesterce)降到了一千六，乃至三百七十五。拥有五千赛的财产大概意味着此人可以养活自己，而一千六已经非常少。等到下降至三百七十五以后，我们只能说理论上还存在着财产要求，马略仅仅是把最后的这一点点限制给取消了。更何况，财产要求的降低并不意味着只有底层的穷人才会去参军。军队的人员来源和政治态度都不太可能骤然发生巨变。[62]此外，虽然军队在公元前100年的时候出手干预了政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罗马的传统被打破了。马略动用军队攻击萨图尔尼努斯的行为其实是捍卫既有政治秩序的守旧之举。

    整体而言，马略的一生足以表明军事将领有潜力跻身于大多数元老之上。一位才华卓著、魅力超凡的将军很容易赢得人民的信赖与支持，这是传统贵族难以企及的优势。相反，他们的腐败、无能、傲慢只能招来人们的厌恶之情。只要危机来临，罗马人民就有可能会抛弃这些贵族，转而寻找一位新的领导者。不过，在这一时期，贵族们依然把持着国家大权。对于他们来说，马略只是一个无伤大雅的例外，同时也是服务于他们的工具。他将罗马人团结在一起，带领大家战胜了危机，出色地完成了他的使命。所以，他得到了丰厚的回报。但是，在那以后，他就要理所当然地从职位上退下来，泯然众人，与其他元老平等地坐在一起。

    公元前99年1月1日，马略的第六次执政官任期结束。此时，人们还不知道罗马即将迎来巨大的灾难。

    第一次内战：马略对苏拉

    公元前90年，在经历了一场政治骚乱以后，罗马人的意大利盟友叛变了，同盟者战争揭开了序幕。可以想见，罗马人又一次希望马略站出来平定乱局。然而，马略现在年事已高，他的谨慎之举让胜利的荣光落到了旁人身上。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科涅利乌斯·苏拉，也就是曾经在马略麾下效力、抓住朱古达的那一位。凭着在同盟者战争期间建立的功勋，苏拉和另一位将军昆图斯·庞培当选为公元前88年的执政官。为了取得同盟者战争的胜利，罗马让大多数意大利人都拥有了罗马公民权。从此以后，他们也能参与投票了。不过，罗马公民受到的政治保护或许是更为关键的权利。

    身为执政官，苏拉得到了远征东方的机会。就在前一年，地中海东岸地区的本都(Pontus)国王密特里达提(Mithridates)进犯罗马领地，他大概是想趁着罗马人忙于同盟者战争的时候浑水摸鱼。东征密特里达提的战斗很可能会被传为佳话，在希腊和亚洲展开的作战或许还能给全军带来不少的财富。想来，苏拉应该能够轻易地召集起足够的士兵。

    然而，在苏拉动身之前，保民官苏尔皮齐乌斯给两位执政官带来了麻烦，双方展开争论的中心点是通过同盟者战争取得了投票权的意大利人。传统贵族想要尽可能地削弱意大利人的影响力，而苏拉本人在同盟者战争中的表现是以残忍闻名的，他应该也很想打压意大利人在罗马政局当中的地位。反观保民官苏尔皮齐乌斯，他的想法与传统贵族恰恰相反，矛盾双方很快就大打出手。随后，执政官们以宗教传统为由暂且搁置了这个问题。于是苏尔皮齐乌斯带着大批人手走上了街头，马略也加入了苏尔皮齐乌斯这边。街头的暴力导致一些人不幸死亡，暴动民众在罗马城里到处追寻苏拉的下落。[63]苏尔皮齐乌斯还进一步提议取消苏拉的指挥权，换马略出征东方。马略本人对此表示接受。

    然而，苏拉其实正躲在马略的家里，虽然他后来说自己只是去找马略商量事情。在马略的协助下，苏拉逃出了罗马，前去坎帕尼亚(Campania)寻求军队的支持。尽管马略出手相助，但苏拉仍然愤怒不已。他指责苏尔皮齐乌斯犯下了暴行，怒斥马略对他加以羞辱。军官们选择了离开，但士兵们愿意追随苏拉进军罗马。此举的公开理由是恢复罗马的秩序、捍卫执政官的权利。然而，其主要目的归根结底还是争夺东征密特里达提的军权。[64]

    这场政变史无前例，马略等人完全没有想到苏拉竟然会调动军队进攻罗马。马略和苏尔皮齐乌斯尽可能地集结了人手，顽强地与苏拉对抗，但双方武力悬殊。不出所料，苏拉率领的军团取得了胜利。[65]马略不得不开始四处逃亡。为了藏身，他一度被迫躲在一堆落叶之下。最终，他乘船来到了阿非利加。曾经六度当选执政官的马略现在必须静候良机。[66]

    重新掌权的苏拉出台法律拿回了进攻密特里达提的军权，但意大利的局面仍然不太稳定。另一位执政官昆图斯·庞培支持苏拉进军罗马，然而却被士兵们给杀死了。无论如何，苏拉最终离开了罗马，率军东征密特里达提。[67]

    苏拉留下了卢奇乌斯·秦纳(Cinna)和奥克塔维乌斯这两位执政官，但政局还未稳定下来，被苏拉流放之人还有不少政治伙伴活跃在罗马政坛上。而且，许多人对苏拉进军罗马的举动深感震惊。因此，在苏拉离开以后，秦纳与奥克塔维乌斯决裂，和马略走到了一起。马略带着不到一千人的部队(没有迹象显示他有旧部“私军”)回来了，他开始充分运用自己手头的所有人脉。苏尔皮齐乌斯曾经奋力为意大利人争取权利。同盟者战争以后，意大利东南部的萨谟奈人依然心有不甘。于是，马略和这些人联合了起来。他攻占了奥斯蒂亚(Ostia)，切断了罗马城的粮食供给线。然后，这位七十岁的老将率军向罗马进发。[68]

    奥克塔维乌斯有心抵抗，但大多数的罗马人并不站在他这一边。而且，罗马本身是一座巨大的城市，不便于防范强大的敌人。更何况，马略已经控制了罗马的粮食供给线。在这种情况下，据守罗马并不明智。因此，奥克塔维乌斯开启了城门，邀请马略和秦纳返回罗马。看起来，奥克塔维乌斯深信自己这样的高级官员是不会受到伤害的。马略和秦纳的营地设置在罗马城西的亚尼库鲁姆山(Janiculum)上，身着华服的执政官奥克塔维乌斯带着侍从来到了亚尼库鲁姆山附近。他坐着自己的车椅(执政官的官椅)，等候马略和秦纳前来。然而，最后过来的只是取他首级的骑兵。随后，他的头颅被摆放在罗马城中心的演讲台上供人观瞻。[69]

    入城以后，马略和秦纳开始复仇。在悬赏的诱惑下，罗马士兵们争先恐后地为他们捉拿政敌。罗马的贵族遭到了清洗，[70]秦纳和马略都被选为下一年的执政官。这是秦纳第二次、马略第七次当选。然而，马略大限将至。公元前86年，这位老将军去世了。

    等到了公元前84年，苏拉已经准备好返回罗马。他无情地碾碎了东方战场上的敌人，把密特里达提的势力重新压回了原先的范围。这场战争让苏拉麾下的士兵得到了许多的财富，比如洗劫雅典所得的战利品。因此，苏拉牢牢地掌握了他们的忠心。马略派领导集团准备在希腊阻击苏拉，但是他们麾下部队的士气不像对手那么高昂，甚至还有一部分人临阵倒戈。秦纳本人就在整顿军纪的时候引得士兵们叛

    变，将其杀死。于是，在这一年，苏拉成功登陆了意大利。他的对手固然人多势众、严阵以待，但是支持苏拉的元老也不在少数。日后大放异彩的格奈乌斯·庞培就是其中的一员。此时，苏拉本人麾下的军队大约有四万人。[71]另一边，马略派的执政官们大概调动了足足十万人。

    绝大多数的罗马人都不愿意看到这样的一场内战出现，但是双方的分歧终究无法在谈判桌上和平地解决，暴力斗争和暗杀的历史更是说明了失败者几乎一定会被杀死。不过，士兵们未必愿意跟着作战。例如，有一次和谈失败以后，马略派一支部队全员倒向了苏拉。[72]这场战争没有通过一次决战迅速地分出胜负，双方的多支部队在意大利中部分散地展开了对决。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战斗发生于坎帕尼亚，苏拉取得了本次的胜利，迫使另一边的执政官带领部队撤退，据说马略派损失了六千人。[73]但是这场战斗发生于这一年比较晚的时候，内战主要还是展开于接下来的两年内。[74]

    到了战争末期，双方在罗马城的山门(Colline Gate of Rome)附近打响了最后的一战。这天下午，两边的军队相遇。苏拉军队的左翼被击溃，匆匆逃往罗马城中，许多人都在逃跑的路上被杀死。但是苏拉的右翼取得了胜利。之后，交战双方一直从傍晚打到了夜里。等到午夜来临，苏拉派成功地突袭了对方的营地。马略派将领或是被俘或是被杀，剩下的官兵选择了投降。然而，苏拉并没有饶过他们，八千名俘虏全部遭到了处决。加上战死者，这天晚上一共有五万八千人失去了性命。[75]

    苏拉宣布某些人是应当被处死的。这种绕开司法程序的新型杀人途径被称作“宣布公敌”(proscription)，杀死公敌者可以凭其首级领取相应的赏金。至少有四十位元老和一千六百名稍低一级的骑士被列为公敌，曾经效忠于马略派的意大利聚落也受到了惩罚(虽然苏拉一度被宣布为国家的敌人)。苏拉从它们手里夺走了一定量的土地和资金，将其重新分配给自己的部下。此时，逃离意大利的某些马略派人士依然想要负隅顽抗。其中最成功的是塞多留(Sertorius)，他后来在西班牙建立了一股独立的势力。不过，无论如何，苏拉无疑已经取得了胜利。

    对于这场内战，史料中给出的伤亡数字是八万九千人。但是，这场战争的规模让人更愿意相信有不下于十五万的意大利人战死沙场。除此以外，我们还难以估计到底有多少平民在攻城战中遇害，有多少土地难以避免地被战火毁灭。[76]

    这就是恺撒初涉政界的时代。作为政治人物，恺撒属于高层的贵族，拥有广泛的人脉，但此时的他年纪尚轻，甚至还在一场内战中站错了队。他的姑母是马略的妻子，他本人则迎娶了秦纳的女儿科涅莉亚(Cornelia)。既然苏拉才是最终的胜者，那么恺撒就有必要与他的妻子和其他家人决裂。然而，他拒绝了。于是，苏拉派自然就给恺撒的首级也标上了价。换言之，早在恺撒担任官职之前，掌控罗马的高层人物就已经想要杀死恺撒了。

    [27] 罗马人会传承父辈的名字，所以尤里乌斯·恺撒的儿子仍然叫作尤里乌斯·恺撒，女儿则会被称为尤莉亚（Julia）。如果有多个儿子，他们会分别得到不同的第一名（塞克斯图斯、盖乌斯、马尔库斯），但是多个姐妹经常有着完全相同的名字。
    [28] Plutarch, Life of Tiberius Gracchus , 5-7.
    [29] Plutarch, Life of Gaius Gracchus 2和5描述了罗马士兵们贫穷的经济状况。至于农民的贫困生活，我们的判断主要基于考古证据。可以参考Dominic W. Rathbon, “Poor Peasants and Silent Sherds”, People, Land and Politics: Demographic Development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taly 300 BC-AD14 , 305-332, edited by Luuk de Ligt and Simon Northwood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08); William V. Harris, “Poverty and Destitution in the Roman Empire”, Rome ’s Imperial Economy: Twelve Essays , 27-54, by William V. Harri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30] 关于西庇阿·埃米利阿努斯，可以参考Alan E. Astin, Scipio Aemilianu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从血缘上来说，西庇阿·埃米利阿努斯属于埃米利乌斯家族（gens Aemilia，即Aemilii，他们家族的第二名多为Aemilius），这个家族与罗马对希腊的征服有关。而在被领养以后，西庇阿·埃米利阿努斯属于科涅利乌斯家族西庇阿分支（Cornelii Scipiones）。

    [31] 在农业社会，土地是最宝贵的资源。罗马人向来注意土地兼并问题，警

    惕个别人手握大量土地的现象。Pliny, Natural History , 18.7认为在最早的

    时候，罗马人规定一个人最多只能拥有两优格（iugera）的土地，也就是半公

    顷。Varro, Res Rusticae , 1.10以及Livy, 6.36和8.21都曾经提及这个数

    字。也可参考Emilio Gabba and Marinella Pasquinucci, Strutture

    agrarie e allevamento transumante nell ’ Italia romana (Ⅲ-Ⅰ

    secolo a. C.) (Pisa: Giardini,1979), 55-63。两优格明显是不足以养家糊

    口的。

    [32] 参考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 Roman Antiquities , 4.13。

    [33] 参考Saskia T. Roselaar, Public Land in the Roman Republic:

    A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Ager Publicus in Italy, 396-89 B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公元前393年，托斯卡纳的维依

    人（Veii）的领土被罗马人没收了，这是最早的史例之一。请参考Livy, 5.30。

    [34] 关于殖民地的土地分配，请参考Gianfranco Tibiletti,

    “Richerche di storia agrarian romana”, Athenaeum 28 (1950): 183-

    266; John K. Evans, “Plebs Rustica : The Peasantry of Classical

    Italy”, American Journal of Ancient History, 5 (1980)： 19-47, 134-

    173; Edward Togo Salmon, Roman Colonization under the Republic

    (London and Southampton: Thames and Hudson, 1969), 95-109。

    [35] 参考Fiona C. Tweedie, “The Case of the Missing Veterans:

    Roman Colonisation and Veteran Settlement in the Second Century

    B.C.”, Historia , 60 (2011)： 458-473。

    [36] 对于提比略·格拉古的动机，人们众说纷纭。Plutarch, Life of Tiberius Gracchus , 8-9引用了盖约·格拉古的宣传口径。根据他的说法，提比略·格拉古推行《土地法》的原因是他看到了托斯卡纳的人口明显减少，同时发现在田间劳作的是蛮族奴隶。普鲁塔克（Plutarch）还引用了提比略本人的一篇演说词。在这份文本当中，提比略强调了罗马士兵们困苦的经济状况。这两种说法是并行不悖的。

    [37] Appian, Civil Wars , 1.7.
    [38] Appian, Civil Wars , 1.8声称提比略·格拉古规定每一个罗马人最多只能持有五百优格的公有土地，如果有儿子，则每一个儿子可使其多持有二百五十优格。我们可以从中看出，罗马权贵其实已经拥有了大量的公有土地。
    Appian, Civil Wars , 1.7提到这些所谓的公有土地已经完全被视作私产了。
    [39] Plutarch, Life of Tiberius Gracchus , 10-12; Appian, Civil Wars , 1.12-13.

    [40] Plutarch, Life of Tiberius Gracchus , 18-20; Appian, Civil Wars , 1.16-17.

    [41] Plutarch, Life of Tiberius Gracchus, 19.

    [42] Appian, Civil Wars , 1.21, 1.23; Plutarch, Life of Gaius Gracchus , 5-7.

    [43] 每一莫迪乌斯（modius，将近九升）的粮食大概通常定价为六又三分之一阿斯（as，一种小额铜币）。请参考Livy, Periochae , 60; Cicero, Pro Sestio , 55。Livy, 30.26还记录了公元前3世纪晚期罗马城中曾经有过每一莫迪乌斯卖四阿斯的价格。请参考Fik Meijer, “Cicero and the Costs of the Republican Grain Laws”, De Agricultura: In Memoriam Pieter Willem De Neeve ,153-163, edited by Helena Sancisi-Weerdenburg (Amsterdam: J. C. Gieben, 1993)。第一个数字看起来与同一时期希腊的粮价并没有很大的差距。请参考Kenneth W. Harl, Coinage in the Roman Economy, 300 b.c.-a.d. 700(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455, n.10。这种供粮计划的目的并不在于通过长期提供低价的粮食来救助贫民，而在于保证市场上一直都有合理价位的粮食供给，从而帮助贫民应对意外的粮价飞涨以及某些人有意哄抬粮价的情况。

    [44] Peter Garnsey, Famine and Food Supply in the Graeco-Roman World: Responses to Crisi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45] Plutarch, Life of Gaius Gracchus , 7. 稳定的粮食供应首先显著地提高了城市人口的生活水平。其次，作为公共工程，盖约的供粮计划和军装免费供应计划为罗马的经济注入了资金。整体看来，他的做法与现代国家的扶贫政策很像。请参考Jean Drèze, “Famine Prevention in Indi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unger Ⅱ, 13-122, edited by Jean Drèze and Amartya Se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46] Plutarch, Life of Gaius Gracchus , 9; Velleius Paterculus, 1.15; Salmon, Roman Colonization , 118-120. 位于罗马城南面的法布拉提里亚（Fabrateria）也有设立殖民地的痕迹，其占用的土地大概是罗马人在公元前124年的一场叛乱以后取得的。
    [47] Appian, Civil Wars , 1.24.

    [48] Plutarch, Life of Gaius Gracchus , 9.

    [49] Appian, Civil Wars , 1.24; Plutarch, Life of Gaius Gracchus, 11.

    [50] Appian, Civil Wars , 1.25.
    [51] Plutarch, Life of Gaius Gracchus , 13.
    [52] Plutarch, Life of Gaius Gracchus , 16-17; Appian, Civil Wars , 1.26.

    [53] Sallust, Bellum Jugurthinum , 5.

    [54] Sallust, Bellum Jugurthinum , 3.

    [55] Sallust, Bellum Jugurthinum , 26.

    [56] Plutarch, Life of Gaius Marius , 3.

    [57] Plutarch, Life of Gaius Marius , 4.

    [58] Plutarch, Life of Gaius Marius , 5.

    [59] Plutarch, Life of Gaius Marius , 7. 马略似乎还取得了罗马贸易据点乌提卡的支持。乌提卡是位于阿非利加的重要港口，当地的居民肯定很多，他们有可能都很同情之前在战争中被杀的商人。读者可以参考萨Sallust, Bellum Jugurthinum , 63。

    [60] Livy, Periochae , 67.
    [61] Livy, Periochae , 67.

    [62] 罗马人在进行人口普查的时候会根据财产多寡做出等级划分。请参考Dominic W. Rathbone, “The Census Qualifications of the assidui and the prima classis”,De Agricultura , 121-152, edited by Sancisi-Weerdenburg; Arthur Keaveney, The Army in the Roman Revolution, (Abingdon: Taylor and Francis, 2007)。
    [63] Plutarch, Life of Gaius Marius , 34-35; Life of Sulla , 7-9; Appian, Civil Wars ,1.55-56.

    [64] Appian, Civil Wars , 1.57.

    [65] Appian, Civil Wars , 1.58-60.

    [66] Plutarch, Life of Gaius Marius , 38-39.

    [67] Appian, Civil Wars , 1.62-64.

    [68] Appian, Civil Wars , 1.64-70; Plutarch, Life of Gaius

    Marius , 41-42.

    [69] Appian, Civil Wars , 1.71.

    [70] Appian, Civil Wars , 1.71-74; Plutarch, Life of Gaius

    Marius , 43-44.

    [71] Appian, Civil Wars , 1.79-80.

    [72] Appian, Civil Wars , 1.84-85.

    [73] Appian, Civil Wars , 1.84-85.

    [74] Appian, Civil Wars , 1.87-91.

    [75] Appian, Civil Wars , 1.92-94.

    [76] 史料中记载的某些数字有可能只是猜测所得，某几场战斗的数据还是欠缺的，而且大部分数字只反映了马略派的伤亡。

    第四章 恺撒与庞培

    公元前82年末，苏拉在罗马城中庆祝自己取得了内战的胜利。从九年前的同盟者战争开始，意大利半岛的居民陷入了自相残杀的境地，时人想必希望苏拉的胜利能够开启意大利的和平时代。在过去的五十年间，罗马社会频频发生暴力事件。任何罗马人都不难察觉，罗马已经遇到了严峻的问题，一再出现的暴力事件很难被当作偶然现象。因此，苏拉不仅想要杀死对手，还想改革罗马政治，根除这些乱象。

    苏拉的办法是恢复旧秩序。他认为罗马政治中的民主成分就是症结所在，保民官不应该拥有不受元老院限制的权力，平民会议不应该掌握独立于元老院的立法权，元老们难以控制的大人物(比如马略和苏拉本人)也不应该出现。

    于是，苏拉的改革限制了保民官的权力，尤其是立法权。他对元老的具体担任要求做出了更加详细的规定，各地总督必须向元老院负责。无形之中，苏拉把过去几十年内暴力冲突的责任归结于平民大众以及那些寻求民众支持的政治人物，元老院仿佛就是为罗马贮藏公共责任、军事经验、智慧和政治权力的宝库。苏拉改革计划的核心目标是设计出强大的贵族制政府。罗马有着走向民主制的可能性，但这种潜力早已被罗马社会的政治实践给限制住了。苏拉的改革更将为其套上又一重枷锁。[77]

    苏拉改革的局限性反映了罗马人对社会、政治的基本看法。作为现代人，我们往往会很自然地认为政治动荡的出现是因为有社会问题导致了某些群体心存不满。然而，罗马人一般都认为政治动荡要归因于道德败坏。也就是说，他们觉得政治问题的实质是社会风气和社会等级的问题。

    现代的历史学家们试图查明究竟是哪些社会、政治群体在破坏罗马政治的旧秩序，却没有得出什么令人信服的结论。[78]就连罗马军队也不是一个团结一致的政治群体，许多士兵都来自相对贫穷的农村地区。军队本身也算是一个基本的政治结构，同时还给士兵们提供了集体认同感，塑造了他们的纪律性，并且让他们有了相同的利害关系。但即便如此，军队也向来不是铁板一块。比如，在内战中，不同的政治派系显然分别得到了一部分军人的支持，有不少士兵都愿意坚定地为上层人物作战。而且，这些军人或多或少有一定的政治素养，不会无条件地听从上层领导的指挥，他们完全有可能以最强硬的手段表达出自己的独特观点。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们甚至会哗变。

    罗马人没有根据政治或者经济利益而建立相应的组织，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缺乏政治、社会方面的想象力。这是罗马的政治文化所导致的结果，罗马人的处事方式就是这样。现代的西方人习惯于见到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政治或者社会组织，它们就是所谓的“公民社会”。但是罗马人从来不组建这种机构，他们办事情靠的是私交网络。[79]

    这种私人关系网有助于巩固人们的社会地位。权贵自然拥有同为权贵的朋友，其他人则竭力地攀附权贵。人与人之间的亲疏远近以及相互的评价高低构成了另一套无比复杂的等级体系。[80]与此同时，这种社交网络也是利益分配的渠道。有权势者会通过这条渠道把自己掌握的资源分配给地位相近或者地位更低一些的朋友，以求巩固自己的势力。广交好友的上层人物总是能够求得其他权贵的帮助，完成自己力所不及的事情。年轻者需要年长者的引荐和支持，从而获得理想的职务。而受人提携者当然有投桃报李的义务，应当反过来提携其恩人的子孙或是朋友。

    罗马的上层精英通常会广泛地结交精英阶层的朋友，但他们的视线并不局限于此，就算是大富大贵也不可能真的完全脱离社会中下层。穷人往往都想要知道哪里有工作机会、怎样能接触到富人手里的资源，他们迫切地需要别人的援助。而富人有必要扩展自己的社交网络，让人为自己办事或者提供信息(在没有大众传媒的年代，信息比现在更加宝贵)。这种利益交换的模式通行于罗马社会的每一个阶层。骑士是罗马社会中仅次于元老的精英人群，其中至少有某些人本就长期与国家机关打交道。但即便如此，对于骑士来说，高级官员的支持也仍然是相当有分量的筹码。地方上的商人乐于结交中央的高层人物，因为可以受到不少的恩惠。相应地，中央的高层人士无疑也能通过这些商人获取地方上的信息、人脉或者金钱。

    举例而言，如果某人想要担任某个军职，他必须证明自己具备了相应的品性与经验，而这种东西只能通过旁人之口来证明。所以，他首先得拥有一些能够帮助自己的朋友。今天，在某些比较贫穷的地方，人脉关系依然是尤为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些地方的人们会注意自己认识哪些人，其中又有哪些人可能会为自己提供怎样的渠道或者资源。罗马的情况近似于此，关系网络跨越了不同的阶级。身处其中的罗马人虽然极其明白各自的社会地位，却并不会用阶级的眼光来看待问题。将领和士兵相互依存；农民需要取得地主的许可才能耕作土地，而地主需要农民来提供劳动力；罗马公民需要官员来行使权力，而官员又需要公民为其提供选票。

    不过，尽管社会等级较低的人群并没有被排斥在外，但这种关系网终究更有利于罗马的精英们团结在一起。[81]精英们之间的个人友谊通常会很自然地演变成家族之间的关系，联姻就是一种巩固关系网的常见手段。为了缔结牢固的家族联盟，罗马的社会精英们常常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自己的同辈人(也有例外)。这种婚姻以家族利益为本，和爱情没有什么关系，其主要目的是结成联盟以及传宗接代。在这种大环境下，罗马人一般认为罗马男性就应该迎娶一位门当户对的女子，未婚的罗马男子往往也会考虑自己的朋友或者同事家里是否有合适的结婚对象。

    罗马社会的关系网络既能巩固社会等级秩序，也能推动人们形成一致的社会、政治观点，并且让罗马的社会与政治密切地结合在一起。既然家族是罗马人开展社交活动的重要平台，那么不断延续下去的家族自然就会给一代又一代的成员带来相应的地位。由此，罗马的社会等级秩序得以和罗马人的家族一起长存。而某些家族的历史难免让一部分权贵认为自己理应享有某种独特的地位，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权力就这样融为一体，精英阶层之外的人很少能够出人头地。像马略和后来的西塞罗那样的所谓“新人”(homines novi)其实并不算是真正的异类，他们的家族本就属于贵族，只是阴差阳错地没有出过高官而已。这些数量很少的“新人”或许确实不像其他贵族那样拥有显赫的家族背景，但是其他的政治精英并不介意让他们担任要职。

    正是罗马政治精英的这种高度统一的状态让他们在内战中做出了尤为残忍的暴行，因为在罗马人眼里，个人身份、社会地位、国家的价值观念都紧紧地依附于既有秩序和关系网络。换言之，挑战既有的政治秩序基本等同于直接威胁其政治对手的个人地位。因此，罗马政坛上的重大政治分歧往往会演变成紧张的个人恩怨。

    在这种剑拔弩张的政治环境里，动用武力是需要付出高昂的政治代价的，苏拉派和马略派都冷酷地杀死了许多人。然而，一旦大开杀戒，高压政权就很难停下手来，他们很难说清楚自己杀人与否的标准究竟是什么。而罗马的政治精英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罗马人不能像现代人一样用政党来划分敌我。内战固然迫使他们选择了阵营，但没有人会完全只效忠于某一边。无数的罗马贵族或是死于政治斗争或是遭到了流放，然而，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其实是苏拉派元老的朋友或者家人。总是有人想要寻求某种程度上的和解，但同时也有人担心被流放者归来以后会威胁到自己现在掌握的权力。无论胜负，所有人都在斗争中受到了伤害，所有人都永远地失去了朋友和家人。在《荷马史诗》的传说当中，海伦在战争结束以后给墨涅拉俄斯(Menelaus)和忒勒玛科斯(Telemachus)喝下了忘川(Lethe)水，让他们得以忘却战争之苦。但罗马人无缘喝上这种神奇的水，无法忘记内乱带来的莫大痛楚。

    一般说来，在内战结束以后，胜者会劝说败者接受现实。但是，罗马人刚刚经历的这场内战让太多的人死于非命，败者很难就这样善罢甘休。更何况，胜者还肆无忌惮地欢庆自己所取得的胜利。他们明明给罗马的街道、广场以及意大利的原野都带去了死亡，却声称这场血腥的杀戮恰恰拯救了饱受威胁的罗马社会。内战就这样给罗马造成了难以愈合的伤痕。败者虽然咽下了这口气，但或许只是因为他们暂时不得不如此而已。

    恺撒和马略

    内战给年轻的尤里乌斯·恺撒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他出生于公元前100年，在内战爆发的时候还很幼小，所以没有直接地牵涉其中。大概在公元前84年，恺撒迎娶了卢奇乌斯·秦纳的女儿科涅莉亚，而这位秦纳是马略将军故去以后马略派的一号人物，娶科涅莉亚为妻让恺撒和马略派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这显然是政治联姻，罗马贵族男性一般不会这么早结婚，很可能是某个人替恺撒定下了这桩婚事。虽然后来的恺撒几乎一直都沐浴在胜利的荣光之中，但这一次，他站在了失败者那一边。不过，尽管苏拉派和马略派的矛盾激烈到孕育出一场残酷的内战，但苏拉派仍然难以把恺撒的婚事怪罪到他本人头上。毕竟，他实在是太年轻了。苏拉试着劝说恺撒和科涅莉亚离婚。识时务者或许会接受苏拉的提议，但恺撒拒绝了。这个决定就必须由恺撒本人来负责了。[82]

    假如我们以浪漫的眼光来看待，恺撒也许真的爱上了为他生下第一个孩子的科涅莉亚。然而，恺撒并不是一个忠于妻子的模范丈夫。恺撒的第二任妻子仅仅因为和某个渎神事件沾上了关系就被恺撒给休了，我们都知道恺撒有不少的情人。既然恺撒和科涅莉亚的婚姻是政治联盟的产物，那么他拒绝离婚的决定背后当然也有着政治目的。此时的苏拉派已经凭着武力成功地掌握了罗马政权，我们可以说恺撒公然违逆苏拉的行为展露了他的雄心壮志。接受苏拉的提议、背弃失败的马略派大概能够让恺撒的早年生活过得更加轻松一些，但是这种倒戈的做法会让他失去自己现在的非苏拉派朋友。更何况，就算恺撒真的选择了背叛马略派，苏拉派的许多人恐怕也还会怀疑恺撒的忠诚，恺撒未必能够顺利地融入苏拉派。因此，恺撒选择了继续忠于现在政坛上的边缘派别。

    于是，恺撒当然就被苏拉列为需要杀掉的公敌。恺撒的这种叛逆行为让他有了一些恶名，引起了罗马政坛上许多人的关注，违逆苏拉是有很大风险的豪赌。不过，尽管恺撒本人被迫开始流亡，但苏拉派的内层圈子里还有恺撒的朋友。有人请求苏拉赦免恺撒，但这位独裁者起初并不愿意。最后，苏拉身边最亲近的朋友也请求他宽恕恺撒。于是，苏拉大概和恺撒一样仔细地做了一番政治考虑，然后勉强同意了他们的请求。据说，苏拉还曾痛心疾首地说出了这样的话：“这位恺撒抵得上无数个马略。”[83]

    苏拉赦免恺撒的决定是非常现实的，他本来就不可能铲除所有和马略或秦纳有关系的人。但是，让年轻的恺撒重归政坛确实有着一定的风险，马略派或是同情马略派的遭遇者可能会由此看到希望。他们大概会想，等到恺撒羽翼渐丰，他也许能够打破苏拉留下来的政治局面。公元前68年，恺撒在他的姑母尤莉亚的丧礼上致辞，而尤莉亚正是马略的遗孀。[84]两年以后，时任建筑官的恺撒下令展出了马略的半身像。[85]显然，苏拉无法阻止人们追忆他的大敌马略。不过，在这个时候，苏拉本人早已离世。

    苏拉死后

    苏拉在公元前80年的执政官任期结束以后就正式放弃了公职。公元前78年，苏拉寿终正寝，他的死亡导致罗马政坛遭遇了一场短暂的内乱。就在公元前78年，执政官马尔库斯·埃米利乌斯·李必达和另一位执政官昆图斯·卡图卢斯(Quintus Catulus)发生了冲突，[86]矛盾很快升级为武力斗争。然而，捍卫苏拉的政治遗产的卡图卢斯得到了年轻的格奈乌斯·庞培的支持。而我们所熟知的这位伟大的庞培此时恰好掌握着一支军队，李必达被轻易地击败了。接着，庞培进军西班牙，准备对付那里的强敌。[87]

    正当庞培在西班牙作战之时，斯巴达克斯(Spartacus)在公元前73—前71年领导的奴隶起义震动了意大利。虽然时至今日，斯巴达克斯都还是英勇反抗奴隶主暴行的象征，但我们其实并不了解斯巴达克斯以及他所率领的奴隶。李奇尼乌斯·克拉苏(Licinius Crassus)最后终结了这场叛乱。之后，从西班牙得胜归来的庞培消灭了剩下的一部分奴隶叛军。

    斯巴达克斯败亡，庞培凯旋，罗马的政局再度稳定下来。公元前70年，庞培和克拉苏当选为执政官。他们都是久经考验、无可挑剔的苏拉派人士，而且还立下了辉煌的战功。[88]此时，罗马的元老们对自己的权势充满了信心。既然马略派引发的危机已经过去，元老们就决定撤除苏拉对保民官施加的过度限制，让人民的代表再次有权为人民发声。被流放的马略派人士也回到了罗马。换言之，在苏拉离职仅仅十年以后，罗马的宪法就恢复了苏拉掌权之前的旧貌。不过，这个时期的罗马元老有着更大的权威、更多的人数，他们的信心也胜于往昔。

    在接下来的二十年内，元老们一直按照传统的方式统治着罗马。尽管仍然有不和的声音，但元老们大体上还是秉持着宽容的态度。例如，恺撒追忆马略的行为或许引得某些人提高了警惕，但至少这一时期的恺撒无法威胁到元老们的统治地位，那么元老们也就没有采取什么动作。对于共和国的最后一代人而言，马略和苏拉已经是历史上的往事，跟现在的罗马政治没有多少关联。然而，这最后的一代人同样经历过内战，他们不太可能会忘记罗马社会曾经承受的暴力伤害，其中至少有一些人认为自己有义务消灭所谓的共和国之敌。

    内战本身就足以说明罗马政治精英们具有强大的韧性，因为传递着政权影响力的私人关系网并未毁于内战。这一方面是因为罗马社会没有别的运行政治权力的方式；另一方面是因为这种政治模式很灵活，可以因需而变。既然如此，那么罗马的政治精英们依然可以掌握权力。而且，他们还是保持着非常一致的状态，敌视异类，追求高度统一的文化。他们的政治讨论仍然以德为本，充满了老旧的话语。从政者几乎都因循守旧，尊重其他元老的权威。罗马的政治常常回顾祖先们留下的道德传统，而这种道德规范往往鼓励人们随大溜、反对创新、顺从于其他元老的价值观念。元老群体内部的竞争必须符合罗马的主流传统。虽然我们看到的史料经常渲染元老之间的道德、文化差异(所有文化高度统一的小型群体都经常如此)，但是罗马政治精英的最大特点其实还是统一性。倘若他们觉得自己的统治地位受到了威胁，那么这些政治精英恐怕都会果断地选择动用武力。毕竟，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暴力已经帮助元老们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成功。

    庞培的时代

    在苏拉的时代结束以后，最有权势的罗马人是格奈乌斯·庞培·玛格努斯，也就是伟大的庞培。他在苏拉第二次进军罗马之时成为政坛上的一颗新星。在内战当中，庞培表现出色。及至苏拉取胜，庞培被派往阿非利加镇压负隅顽抗的马略派残党。回到罗马以后，他与卡图卢斯联手击败了李必达，然后又马上率军去西班牙对抗塞多留及其盟友。公元前71年，庞培再次返回意大利，刚好有机会处理某些试图逃离意大利的斯巴达克斯起义残部。到了公元前70年，庞培已经成为世所公认的杰出将领。所以，他当选为这一年的执政官，为其本就不同寻常的履历又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卸任执政官以后，庞培并没有再次奔赴战场，而是留在了罗马。但是，在公元前67年，罗马面临着危机。有许多海盗特别频繁地活动于地中海，他们可能来自安纳托利亚南部海岸边的奇里乞亚(Cilicia)地区。地中海各岛屿以及沿岸的小聚落都受到了这些海盗的洗劫，他们神出鬼没，游走在地中海的各个区域。地方省份的总督难以将其绳之以法。这些猖獗的海盗甚至还有可能袭击罗马官员。据说，尤里乌斯·恺撒就曾经被海盗劫持过。当然，他们最后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89]为了根除海盗的威胁，罗马人出台了《伽比尼乌斯法》(Lex Gabinia)，组建了一支有权在地中海各地行动的特别部队，奉命指挥这支部队的就是庞培。他需要在最多三年的时间内清剿这些横行霸道的海盗，为此，他可以调动巨量的资源。对于这条特殊的法律，许多元老其实是持反对意见的，因为原本就最为出众的庞培看起来可以在剿灭海盗的途中积攒起更加可怕的声威。

    仅在三个月以后，庞培就宣布自己取得了胜利，奇里乞亚海盗被瓦解了。[90]凭着罗马的军事霸权，庞培从统治叙利亚的安条克(Antiochus)国王[即塞琉古王朝国王安条克十三世(Antiochus )]那里夺取了一部分土地，建立起新的殖民地，把至少一部分的奇里乞亚海盗安置在殖民地里。

    此后，胜利的庞培直接朝着另一个更为宏大的军事目标前进。多年以来，本都国王密特里达提给罗马造成了不小的麻烦，苏拉当年就曾经出兵攻打密特里达提。自那以后，罗马将军卢库鲁斯(Lucullus)率军逐步打压了密特里达提的势力。但是，卢库鲁斯后来和部下闹翻了。密特里达提趁机进攻，击败了一支罗马军队。

    看起来，这场战争一时之间难以分出胜负。于是，罗马人民想到

    了庞培。公元前66年，《曼尼利乌斯法》(Lex Manilia)授权庞培负责

    指挥东方的战事。[91]三年后，庞培极大地拓展了罗马人的势力。他

    击败了密特里达提，攻占了本都，吞并了叙利亚，进入了犹地亚

    (Judaea)，洗劫了耶路撒冷。庞培建立的光辉功业标志着亚历山大的

    继业者们创建的各个希腊化王国终于走到了穷途末路之时，只有统治

    着埃及的托勒密王朝还在一边与罗马修好，一边苦苦支撑。

    这一时期的罗马政局扑朔迷离。庞培有不少竞争对手和敌人，许

    多地位显赫的元老不愿看到庞培长期手握重兵，比如卡图卢斯。他们

    担心庞培立下的伟大功绩会让其他人难以匹敌，损害元老之间相对平

    等的地位，创造出又一个马略，进而威胁正常的政治运作。公元前62

    年，庞培凯旋。对于庞培在东方做出的安排，元老们充满了质疑。庞

    培设立了一些省份，比如著名的叙利亚省，他还扶植了一些国王。至

    少，这些君主除了罗马共和国以外同时也效忠着庞培本人。此时的庞

    培就好像十年以后的恺撒一样，人们很怀疑这样一位了不起的将军是

    否能够与共和国的传统并存，他莫大的权威和巨量的财富是否会威胁

    贵族制的存在呢？

    面对充满敌意的元老，庞培决定和尤里乌斯·恺撒联手。在公元

    前60年的执政官选举中，他支持了恺撒。此外，庞培还拉拢了克拉

    苏。他们三人组成了一个令人生畏的强大联盟。当选为执政官的恺撒

    批准了庞培在东方的安排，让庞培的老部下得到了土地。恺撒则成了

    高卢总督。

    恺撒的举措是顶着不小的压力强行做出的，苏拉似乎一语成谶。

    在公元前60年之前，恺撒并不算是罗马政坛上的风云人物。他一直都

    勇于对抗专断的元老，捍卫罗马人的自由，但他从未得到过重要的兵

    权。而且，恺撒看起来既不会也不能动员平民的力量来对抗元老。到

    了公元前60年，庞培和某些元老之间的不和终于让恺撒抓住了一个罕

    见的良机。他得到了庞培这样强大的盟友，然后理所当然地替庞培办

    了事。恺撒的执政官生涯或许算是证明了他确实非同小可，而恺撒的

    高卢之行更是让他的政治地位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庞培依然是罗马政界举足轻重的大人物，我们在前文看到的那一

    起街头暴力事件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镇压完暴动以后，庞培在公

    元前52年当选为前所未有的唯一执政官。这次事件的“背景”可以追

    溯到公元前63年的喀提林阴谋。在那一年，西塞罗是执政官，他在之

    前的选举中战胜了另一位知名的罗马贵族卢奇乌斯·塞尔吉乌斯·喀

    提林(Lucius Sergius Catilina)。于是，喀提林在公元前63年继续参

    选下一年的执政官，但西塞罗表示反对，喀提林再次失败了。选举结

    束以后，西塞罗发现了一个阴谋。据说，喀提林正计划着颠覆元老

    院、谋杀西塞罗，从而夺取权位。[92]喀提林只好逃离了罗马，去找

    集结于伊特鲁里亚(Etruria)的一支军队。喀提林的拥护者也试图在夜

    里出城，但被西塞罗的人给拦住了。他们的信件暴露了喀提林联系高

    卢部落阿洛布罗基人(Allobroges)一起造反的企图。既然证据确凿，

    西塞罗就召开了元老院会议，宣布喀提林阴谋败露。[93]

    在之后的又一次会议上，元老们讨论了被逮捕的这些喀提林党羽应当受到怎样的惩罚。[94]一些元老主张立刻将其处决，因为国家正处于危亡之际，加图就是其中的一名代表。恺撒则强烈反对这种做法，他认为完全可以把这些人囚禁起来，等到平定风波以后再按照正常的法律流程来处理，但他没能说服大家。[95]许多元老都在赞美西塞罗，而他本人显然还期待着第二年归来的庞培将军也会认可自己的做法。毕竟，西塞罗是庞培的忠实拥护者。[96]然而，庞培正受到这些元老的排挤，他无意在这种时候主动去和元老们站在一起。西塞罗大概非常惊讶地发现自己陷入了政治困境，他对喀提林阴谋所作的演说词很快就出版了，但他的名声依然不见起色。他还想找一位听话的诗人来歌颂自己的成就，却再次失败。[97]他只好亲自创作了一首长诗，描写自己在执政官任上的所作所为。不幸的是，这首诗的内容没能完整地流传下来。[98]

    察觉到西塞罗的地位不稳以后，他的对手开始进攻了，克洛狄乌

    斯就是其中的一员。他背后的家族或许是罗马城中最为显赫的名门。

    [99]克洛狄乌斯和西塞罗之间的矛盾源于当年的一起渎神事件。据

    说，克洛狄乌斯现身于只有女性能够参加的善良女神(Bona Dea)节。

    [100]因此，他被诉以渎神之罪。倘若罪名成立，他会被判处死刑。尽

    管西塞罗和克洛狄乌斯原本是朋友，但西塞罗却给出了证据证明克洛

    狄乌斯确实在犯罪现场。据说，克洛狄乌斯最后花了很多钱收买陪审

    团才保住了自己的性命。

    后来，克洛狄乌斯推行法律流放所有未经审判而杀死罗马公民者(很像格拉古当年出台的法律)。看起来，他这项法律的主要针对目标其实就是西塞罗。克洛狄乌斯还纠集人手控制了会场和城里的其他公共场所，不少贵族都抨击他的这种做法，但保守的元老们并没有做出什么反制措施，庞培和恺撒也都没有站出来为西塞罗说话。西塞罗只得开始流亡。

    为了庆祝西塞罗的离去，克洛狄乌斯摧毁了他的房子，在原址上

    设立起献给自由的圣坛。这个举动有着明显的象征意义。[101]克洛狄

    乌斯在保卫罗马人民自古以来的自由，罗马人最看重的权利大概就是

    免受专横的官员施暴的权利。虽然我们今天看到的史料全都很仇视喀

    提林及其党羽，但喀提林的阴谋似乎确实有着一定的民意基础，伊特

    鲁里亚地区的叛乱或许可以被视作证据。虽然即刻处决喀提林党羽的

    行为发生在所谓的紧急状态下，但普通的罗马公民仍然有可能认为这

    是暴行。

    公元前57年下半年，凭着庞培的帮助，西塞罗在懊悔中回到了罗

    马。就在之前的这一年内，庞培和克洛狄乌斯发生了矛盾。所以，西

    塞罗的返回大概主要是因为庞培想要西塞罗回来帮助他限制克洛狄乌

    斯。现在，西塞罗还有了一位叫作阿尼乌斯(Annius)·米洛的元老朋

    友可以一同对抗克洛狄乌斯，正是米洛的人阻止了克洛狄乌斯妨碍西

    塞罗回归罗马。[102]

    公元前53年，克洛狄乌斯和米洛都在参加竞选。于是，暴力事件

    再度发生，并且最终导致克洛狄乌斯遇害。西塞罗在《为米洛辩护》

    (Pro Milone，这篇演说词出版了，但西塞罗或许并没有公开演说过)中

    声称米洛并非有意前去寻衅，只是恰巧和克洛狄乌斯等人一起走在前

    往罗马的路上。然后，双方开始斗殴。据西塞罗所说，米洛的拥护者

    在自卫的时候意外杀死了克洛狄乌斯。[103]消息传到了罗马，克洛狄

    乌斯的拥护者们群情激奋，怒而进攻元老院。他们大概怀疑许多元老

    都在暗地里支持米洛的杀人恶行(或许确实如此)，元老院被烧毁了。

    元老们只好任命庞培为公元前52年的唯一执政官，让庞培带兵镇压街

    头的暴动群众。之后，米洛受审并被放逐。也许他是被元老们当作牺

    牲品给推了出来，而庞培则又一次成了罗马政治秩序的捍卫者。

    公元前53年和公元前52年的一系列事件最后促成了庞培和较为保

    守的那部分元老之间的和解。元老们现在承认庞培是享有独特地位的

    将领及政治领袖，共和国的安全需要庞培来加以维护。不过，就算到

    了这个时候，庞培也仍然只是共和国众多伟大将领中的一员。他和西

    庇阿·阿非利加努斯(Scipio Africanus)、西庇阿·埃米利阿努斯并

    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庞培一直都坚决支持独裁者苏拉的政治遗产，维

    护着元老院的权威。他或许是最伟大的元老，但他终究还是一位元

    老。

    然而，没过两年，罗马又走到了内战的悬崖边缘。公元前50年下半年，恺撒率军南进。此前，他已经在高卢征战近十年，取得无数战果。现在，凯旋的恺撒在卢比孔河畔安营扎寨。公元前49年1月10日，恺撒渡过卢比孔河，从他统治的省份来到了意大利。罗马即将迎来又一场内战。

    恺撒的意外之战

    以传统的“伟人”视角来看，尤里乌斯·恺撒堪称伟人中的伟人。19世纪的一些传记作家与历史学家偏爱历史上的明星人物，在他们眼里，恺撒审视了晚期共和国的所有危机，洞察了举步维艰的罗马政权，然后抓住了关键的历史机遇。[104]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认为恺撒是体现时代精神、推动历史前进的重要历史人物。[105]然而，到了20世纪，追随伟大领袖的美好梦想反而孕育出种族灭绝的骇人噩梦。这些暴虐的独夫将自己的形象塑造为恺撒，而人们眼中的恺撒也被塑造成了暴虐的独夫。[106]

    恺撒天资过人，他是出色的作家、优秀的政治家、卓越的演说家，也是才华横溢的将军。和其他的许多罗马人一样，他接受过完备的教育，拥有远大的抱负。但恺撒的志向更胜常人，[107]很少有人真的想要立下匹敌亚历山大大帝的丰功伟绩。幸运的是，也很少有人真的拥有追逐这种梦想的机会，而恺撒恰恰二者兼备。或许，恺撒之无情也胜过旁人。作为一个伟人，恺撒的一生充斥着死亡与毁灭。公元前49年的事件导致一场大战爆发，进而动摇了罗马共和国的政治局面，乃至将其终结，深刻地影响了历史的进程。或许，恺撒打响内战的原因是他有了一个伟大的想法，打算给罗马带来一场彻底的改革，但从他本人的作品以及其他有关恺撒的著述来看，我们很难说这种想法到底是什么。

    恺撒的确实行了一些改革，这些改革主要是在公元前46年以后，

    因为这个时候他终于有时间来好好地处理一下军务以外的事情了。例

    如，他改革了历法、元老院，还招募了大量的新元老。也许更能体现

    他雄心的是市中心新广场的建设，在这里，他建造了一座献给维纳斯

    的神庙。对于自己的拥护者，恺撒也很大方，他调整并且提升了大概

    三百年前定下的军队薪酬水平。今天的意大利北部原先是高卢人的土

    地，恺撒让这个地区的居民也拥有了罗马公民权。他还设法保障了粮

    食的供应，并且做出了一些改革，令有资格享有粮食供给的公民数量

    从三十二万下降到了十五万。这个举措或许不太受人欢迎，但恺撒又

    推出了新的殖民计划，让他的老部下和某些意大利的罗马贫民从中受

    益。[108]然而，恺撒的政策终究是相当保守的。在他最终打赢了内

    战，击败了绝大多数的庞培派势力以后，他并没有提出什么不合传统

    的计划，而是主张调集大量人力、物力进攻叙利亚以东的帕提亚帝

    国。

    内战之火引燃于公元前49年1月恺撒渡过卢比孔河之时，随后蔓延

    至整个地中海世界。标志着内战终结的事件大概是公元前46年4月加图

    自戕，或者公元前45年3月西班牙的蒙达(Munda)之战。我们不禁会

    想，领导权的争夺究竟为什么会演变成内战呢？恺撒给出的理由乍一

    看有些荒谬。在公元前50年，恺撒和庞培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此

    时，恺撒的代言人是保民官。随着事态渐渐明了，这些保民官意识到

    双方无法达成妥协，于是就逃跑到恺撒那里去。恺撒最初说他率兵进

    攻就是为了维护这些保民官的权利。然而，假如这些保民官一开始就

    不站在恺撒的立场上，那么他们的权利也就不会受到威胁了。

    在恺撒渡过卢比孔河之前，元老们召开过一次会议。除了二十二

    名元老以外，所有人都赞成让庞培等人与恺撒和解。换言之，我们可

    以说绝大多数元老都不希望双方之间的矛盾升级为内战。随着战争的

    阴影越来越近，公元前50年的核心分歧点已经缩小到恺撒的尊严

    (dignitas)问题。显然，拉丁语的“digintas”可以翻译为英语的

    “dignity”，表示“尊严”。但这个译法没有抓住拉丁语原文的全部

    内涵，“地位”或许更为贴切。各种各样的关系网络是罗马社会运行

    的基础，在这样的社会里，人的地位有着非常重要的社会与政治意

    义。没有地位的人什么也不是，既无法出手帮助自己的朋友，也无力

    打击其对手。也就是说，恺撒绝不是单单为了自己的面子而把整个罗

    马世界都拖入了内战的泥沼。[109]

    十年以前，恺撒才刚刚开始征服高卢。他固然和庞培、克拉苏结

    成了政治同盟，但他显然是较为弱势的一方。等到十年过去，这三个

    人都有了不小的变化。公元前53年，克拉苏在和帕提亚人交战之时死

    于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卡莱(Carrhae)；庞培进一步增强了自己的政治

    实力；而恺撒则在战争中得到了财富，并且成了举世闻名的伟大征服

    者。对于罗马人而言，高卢人几乎是来自传说故事里的奇特敌人，他

    们的服饰、语言、文化都和罗马人截然不同。[110]从高卢凯旋的恺撒

    已经是一位富有而伟大的人物，他期待着自己能够像罗马历史上的其

    他征服者一样得到万分的尊崇。

    然而，在公元前50年，恺撒究竟要怎样归来成了一个大问题。元

    老院里有不少人敌视恺撒，这些人还颇有信心地与庞培联起了手。假

    如恺撒不以官员之身回到罗马，那么他很可能会遭到起诉。但如果他

    以执政官的身份返回，他的敌人就完全无从下手了。早在公元前52

    年，米洛和克洛狄乌斯的暴力事件刚刚结束的时候，十位保民官就出

    台了一项法律，允许恺撒享有不在场参选执政官的特权。倘若恺撒真

    的能够顺利地在不在场的情况下当选，那么人们就会产生新的疑问，

    因为恺撒的这种做法会让他在事实上免受法律的约束，而法律恰恰是

    共和国的基石。元老们向来有权质疑官员的行径、起诉违法的官员，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给予恺撒特权的法律本就是用来制衡元老的。

    也就是说，让恺撒破例的话会令恺撒超然于共和国制度之外，但如果

    不让恺撒破例就违背了共和国制度(至少在明面上)的终极原则。

    不过，这些法律细则的背后终究是政治。恺撒及其追随者们担心他的对手这次打算给其施以致命的一击—羞辱恺撒，摧毁恺撒的政治及个人影响力。元老院则担心恺撒这样地位极高的个人会不服从元老们的集体决定，不合于苏拉时代以后共和国制度的主导方针。元老们已经勉强给捍卫元老院三十年的庞培破了一次例，但恺撒的敌对势力更强。而且，先上位的庞培现在成了元老们可以倚靠的支柱，因为庞培不会允许其他人享有和他一样的地位。

    恺撒要求免受私敌攻击的理由是非常充分的。作为高卢的征服者，恺撒当然希望共和国能够给予他应得的尊重与荣耀。而在恺撒的对手看来，恺撒早就是一个令人生厌的家伙，他在高卢赢得的财富、威望、人心(尤其是大量部下的忠心)只会被用来攻击元老(以及庞培)所掌控的共和国。否认元老或者元老院的权威就等同于挑战共和国(res publica)本身，也就等同于发起革命当独夫。然而，如果恺撒真的按照其对手的要求放弃了官位，那么他很有可能失去自己的政治生命或者真的丧命。毕竟，过去的历史早已反复地证明了元老会不惜一切代价铲除任何挑战其权威之人。

    恺撒的地位并不是只与恺撒本人有关的私事。他已经在身处高卢期间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私人关系网络。士兵、军官、提供补给的商贩、蒙受过恺撒恩惠之人、在元老院里代表恺撒利益之人全都位于这张关系网内。许多人都为恺撒出过力，他们期盼着恺撒能够继续向其输送政治利益。如果恺撒遭受了羞辱或者失去了他的政治影响力，那么这些人就得不到回报了。所有罗马人都不是孤立的存在，每个人的地位都关乎他人的利益。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反之，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恺撒决定站出来反对元老们践踏保民官的权利就是因为如果他倒下了，还有很多人必定会受到牵连。恺撒等人深知历史上元老们动用武力的先例，他们这次的对手看起来也不会手下留情。归根结底，妨碍着恺撒归来的不是法律规定，而是政治互信。

    罗马人走入了僵局。一些元老或许确实想要开战，但他们的准备严重不足。随着战争的逼近，元老们开始匆匆忙忙地召集部队，但直到恺撒渡过卢比孔河的时候，他们的兵力都还很弱小。疏于防备的原因大概是过度自信，也许他们觉得恺撒最后一定还是会妥协的。然而，恺撒凭着他著名的“迅捷”(celeritas)行动打得对方措手不及。不过，就算恺撒已经率军行进在意大利的土地上，他也仍然试图和对手展开谈判。这场危机出其不意。元老们低估了恺撒。

    恺撒发动的这场战争是一个意外。恺撒进军只是为了解决某个非常具体的问题：他本人以及他的追随者应该如何在共和国里自处。他们从未威胁过共和国的存在，只不过是在受到元老院内一个派系的排挤和威胁以后为自己的利益发声而已。这场战争仅针对个别人，庞培派人士很快就逃离了意大利，而罗马的其他元老并未受到伤害，恺撒和这些人没有矛盾。在内战中获胜的恺撒与之前的苏拉或者马略都完全不同，他原谅了自己的敌人，希望求得和平。他没有杀人树敌，而是让这些失败者回到了元老院，像以往一样正常地议事，因为这些人都属于元老院，是共和国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恺撒无意毁灭共和国。当然，恺撒的独特地位会损害其敌人的利益，让他的朋友获得好处，但这本就是共和国生活的常态。

    五年后的公元前44年3月，恺撒长期统治罗马的地位给他招来了祸害，一些人严重质疑恺撒掌握的莫大权威是否能够与共和国制度并存。在这几年的时间里，共和国政治的运行已经因恺撒的存在而发生了扭曲。不仅如此，恺撒更计划着在东方大动干戈。假如他能够胜利班师，那么他的权势就足以逼迫共和国的所有传统精英都屈服在他的面前(虽然他们可能已经屈服了)。恺撒就是问题所在，解决之道一目了然，恺撒之死想来会让共和国的政局恢复原貌。元老们的顾虑一以贯之：在公元前49年，他们因此不愿让恺撒以执政官之身回到罗马；在公元前44年，他们同样因此悍然刺杀恺撒。

    得手以后，行刺者离开了庞培剧院，高高举起手中染血的匕首，喊出了西塞罗的名字。他们让西塞罗来掌舵并非只因为他是名声在外的资深元老，还因为西塞罗本身就代表着一个传统。刺杀恺撒的行为近似于西塞罗当年清除喀提林党羽，都是为了在非常时刻挽救共和国而采取的血腥手段。西塞罗认为自己的做法延续了自格拉古时代以来的暴力传统。将近一百年以前，提比略·格拉古被人殴打致死；现在，卡西乌斯(Cassius)和布鲁图斯再次继承了元老的传统，谋杀了一位共和国的官员。在行刺者看来，谋杀恺撒只是又一次体现了罗马人不惜以武力保卫罗马秩序的光荣传统。

    [77] 这些年来，人们对罗马政治的本质争论不休，开启这场讨论的是弗格斯·米勒（Fergus Millar）。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认为罗马的宪法形式以及政治实践都属于民主制。请参考Fergus Millar, “The Political Character of the Classical Roman Republic”,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 74(1984): 1-19; “Politics, Persuasion and the People before the Social War (150-90 B.C.)”,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 76 (1986): 1-11; “Political Power in Mid-Republican Rome: Curia or Comitium？”,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 79 (1989): 138-150。米勒提出的许多观点都已经遭到了有力的反驳，例如Henrik Mouritsen, Plebs and Politics in the Late Roman Republic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Karl-Joachim Hölkeskamp, Reconstructing the Roman Republic: An Ancient Political Culture and Modern Research (Princeton, NJ,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78] 例如Christopher S. MacKay, The Breakdown of the Roman Republic: From Oligarchy to Empir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8; Laurence Keppie, “The Changing Face of the Roman Legions (49 BC-AD 69)”,Papers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Rome , 65 (1997): 89-102; Arnold Toynbee, Hannibal ’s Legacy: The Hannibalic War’s Effects on Roman Lif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此外，Peter A. Brunt, The Fall of the Roman Republic and Related Essay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对早期的各种理论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值得参考。

    [79] 既然罗马社会里不存在现代的各种民间组织，那么私交网络大概就是罗马人表达诉求的一个重要渠道了，其地位很可能比现代的民间组织更高。关于通过私交网络治理国家的例子，请参考Patrick Chaba and Jean-Pascal Daloz, eds., Africa Works: Disorder as a Political Instrument(Oxford and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9); Patrick Chabal and Nuno Vidal, Angola: The Weight of History (London: Hurst, 2007)。关于当代阿非利加的私交网络，请参考Salwa Ismai, Political Life in Cairo’s New Quarters: Encountering the Everyday State (Minneapoli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6)。

    [80] 关于等级和社会地位，请参考Francis X. Ryan, Rank and Participation in the Republican Senate (Stuttgart: Steiner, 1998), 52-71。

    [81] 我们或许可以设想罗马的中下层民众会借助于这种关系网来组成某些活动于特定社会经济群体内部的互助组织。

    [82] Plutarch, Life of Julius Caesar , 1.

    [83] Suetonius, Divus Julius , 1.

    [84] Plutarch, Life of Julius Caesar , 5.达到一定年纪、拥有一定地位的罗马女性有时候有资格享有丧礼献词。

    [85] Plutarch, Life of Julius Caesar , 6.

    [86] Appian, Civil Wars , 1.105-106.

    [87] Sallust, Historiae , 1.77; Appian, Civil Wars , 1.108-115.

    [88] 庞培的履历很独特。他不像其他人一样担任过较低级的官员，所以理论上没有参选执政官的资格。罗马的精英们灵活地应用了罗马宪法，省略了一般的法律要求，让明显不合要求的庞培得以当选执政官。
    [89] Plutarch, Life of Julius Caesar , 1-2.

    [90] 关于古代的海盗，请参考Philip De Souza, Piracy in the Graeco-Roman World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91] 关于这些事件，我们所掌握的信息大多来自西塞罗为这条法律所做的演

    说De Imperio Cn. Pompei 。

    [92] Sallust, Bellum Catilinae, 31; Cicero, In Catilinam , 1.

    [93] Cicero, In Catilinam , 3.

    [94] Cicero, In Catilinam , 4.

    [95] 这场争论是Sallust, Bellum Catilinae 的核心内容。

    [96] 请参考西塞罗《论格奈乌斯·庞培的军权》（De Imperio Cn. Pompei）和《论土地法》（De Lege Agraria ） 。
    [97] Cicero, Pro Archia .

    [98] Cicero, De Consulatu suo .

    [99] 关于克洛狄乌斯，请参考W. Jeffrey Tatum, The Patrician Tribune: Publius Clodius Pulcher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9)。

    [100] Suetonius, Caesar , 9-10; Plutarch, Life of Caesar , 9;

    Plutarch, Life of Cicero , 28-29.

    [101] Cicero, De domo suo . 西塞罗还对克洛狄乌斯的姐妹展开了异常猛

    烈的人身攻击，Pro Caelio 。

    [102] Cicero, De domo suo 对此有详细的描述。

    [103] Cicero, Pro Milone .

    [104] 例如James A. Froude, Caesar: A Sketch (London: Harper and

    Brothers, 1890)。

    [105] Georg W. F. Hegel,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New York:

    Cosimo, 2007 [German ed., 1899]), 19-20.

    [106] Christian Meier, Caesar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5),

    18-20.

    [107] 关于恺撒的抱负，请参考Montaigne, Essays Ⅱ 36, Michael

    Andrew Screech, ed. and trans., Michel de Montaigne: The Complete

    Essays (London: Penguin Books, 1987), 855。

    [108] Suetonius, Caesar , 40-44. 也可参考Martin Jehne, Der Staat

    des Dictators Caesar (Cologne: Böhlau, 1987)。

    [109] Caesar , Bellum Civile , 1.7-9. Meier, Caesar , 18-20.

    [110] Caesar , De Bello Gallico, 1.1的开头就是一句特别著名的拉丁语“Gallia est omnis divisa in partes tres”（高卢人被分为三部分）。这句话的内容很明确，语气很果断，但其实说明了罗马人对高卢人的地理分布一知半解。

    第五章 穆提纳：共和国的最后一战

    公元前43年春，尤里乌斯·恺撒死后一年，五支罗马军队集结于意大利北部平原城市穆提纳(今天的摩德纳)附近，迪奇穆斯·布鲁图斯(Decimus Brutus)被困在城中。围攻此城的是马克·安东尼，他指挥着至少四个军团的精兵和一大批应召入伍的新兵。此时的屋大维年纪尚轻。他本是恺撒的甥外孙，在恺撒死后成为恺撒的养子。他和执政官奥卢斯·希尔提乌斯(Aulus Hirtius)组成了联军，在一旁骚扰安东尼，等待解救布鲁图斯的机会。在他们的东南方，另一位执政官维比乌斯·潘萨(Vibius Pansa)正在小心地率军靠近，准备向他们增援。希尔提乌斯、潘萨和屋大维计划在会师以后与安东尼展开决战。公元前43年4月，他们击败了安东尼。

    罗马的元老们大事庆祝了一番。看起来，安东尼战败意味着他们已经顺利地实现了暗杀的战略目标，终于摆脱了尤里乌斯·恺撒的阴影，恢复了自己应有的权威。穆提纳之战似乎标志着恺撒之死引发的政治风波已然结束。自苏拉上台以来，罗马人古老的传统秩序一次又一次地战胜了各种各样的艰难险阻，这一次仿佛也不例外。但元老们错了，穆提纳之战的胜利并不意味着古老的罗马共和国的命运再度返回正轨，意大利北部平原上的这场战斗未能彻底清除恺撒的遗产。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元老们目睹了胜利骤然化为失败的惨状，穆提纳之战竟然成了风雨飘摇的罗马共和国的最后一战。

    恺撒的遗产

    尤里乌斯·恺撒以终身独裁官的身份统治了罗马，共和国高级官员以及地方总督的“选举”都由恺撒主导，他已经提前指定了未来几年的人选。前文提及的公元前43年的执政官希尔提乌斯和潘萨、战略要地山内高卢(Gallia Cisalpina)的总督迪奇穆斯·布鲁图斯都是由恺撒亲自任命的。然而，迪奇穆斯·布鲁图斯参与了刺杀恺撒的行动。恺撒死后，这两位执政官也都率军去支援他对抗自命为恺撒继承者的安东尼。恺撒对于地方省份的安排最后反倒帮助了那些和恺撒或者所谓恺撒继承者作对之人，其中的一部分人甚至曾经与恺撒本人非常亲密，比如希尔提乌斯。随着恺撒的死亡，他生前建立的政治关系烟消云散。现在，每个人都必须重新站队。

    恺撒之死让罗马的局面变得云谲波诡。马克·安东尼仅在名义上控制着罗马，他是恺撒的副官，也是公元前44年的执政官。凭着暗含武力威胁的政治压力，安东尼说服行刺者们撤离了罗马，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喜忧参半的局面。他肯定知道迪奇穆斯·布鲁图斯会直接前往山内高卢，控制当地的军团。换言之，安东尼放任自己的敌人获得了武装力量。但迪奇穆斯·布鲁图斯和其他行刺者们离开罗马以后，安东尼有了准备的时间。

    安东尼的政治资源不多，而密谋刺杀了恺撒的是一股拥有军队的强大势力。安东尼缺乏组织、没有军队，很可能也没有多少资金。他只能勉强与行刺恺撒的元老们保持脆弱的和平状态，暂且拖延时间，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住罗马的稳定。身为恺撒的亲信，安东尼稍有不慎就会沦为众矢之的。

    既然行刺者们已经离开，罗马的局势便得以平静下来。即使是在

    恺撒遇害以后，罗马的平民也仍然忠于恺撒，对行刺者们充满敌意。

    但后者的离去让平民无从下手，矛盾的爆发被推迟了。各方势力开始

    运用自己的手段，展开各种各样的交涉。从3月下旬开始，一直到5

    月，大家甚至都不是很确定自己需要加入某个“阵营”。似乎各方势

    力很有可能在恺撒死后达成一致，确立一个稳定的政局。也许，人们

    会原谅行刺恺撒者，安东尼的政治前途也不会遇到阻碍。恺撒死后的

    罗马已经没有了牢固的政治同盟，曾经受到恺撒恩惠或者与恺撒亲近

    之人不必听从安东尼的指挥，罗马精英群体当中几乎无人想要为恺撒

    报仇或者把行刺者送上法庭。罗马政治变幻莫测。人们选择阵营的原

    因是很难料定的，安东尼不能简单地断定当初听命于恺撒的人现在也

    会接受他的领导。许多人很有可能更愿意看到恺撒死去，因为他们终

    于不必向恺撒效力了。他们也许本就期待着摆脱独裁者的掌控，享受

    元老的传统地位。

    刺杀恺撒的主谋马尔库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和盖乌斯·卡西乌斯仍然留在了罗马城附近。4月下旬，迪奇穆斯·布鲁图斯抵达了山内高卢。在公元前4世纪，意大利北部的这块土地仍被高卢人占领。后来，这里成为恺撒征服高卢乃至集结军力南下意大利的基地，驻扎在这里的军团离罗马最近。在恺撒死后扑朔迷离的政治环境下，山内高卢无疑特别重要。

    就在行刺者们静观其变的时候，安东尼正在竭力寻找可用的资金，比如恺撒的个人资产以及罗马的国库。军事资源是更大的问题，他试图联系分散在意大利各殖民地的恺撒旧部。此时还很可疑地恰好有谣言称色雷斯(Thracia)的吉泰人(Getae)正打算入侵罗马，这让安东尼得以在马其顿组建起一支应急部队。[111]而且，马其顿本就是恺撒集结东征部队的地点。

    掌控了马其顿的军团并且确认了吉泰人不会前来入侵以后，安东尼不必亲自奔赴马其顿。他派人替自己去把士兵们带回意大利。到了10月，安东尼的军队已经抵达了意大利南部的布伦迪西翁[Brundisium，即今天的布林迪西(Brindisi)]港。

    此时，罗马的政局已然变得较为明朗，脆弱的和平即将终结。公

    元前44年5月24日，恺撒遇刺的两个月后，有传言称安东尼想要推翻恺

    撒对各个省份的安排，夺取地方的权力，掌握当地的大军，然后彻底

    铲除异己，首当其冲的当然就是迪奇穆斯·布鲁图斯。6月初，安东尼

    开始行动。[112]他成功地通过平民会议的投票剥夺了迪奇穆斯·布鲁

    图斯的权力，卡西乌斯和马尔库斯·布鲁图斯都被派去负责处理粮食

    供给的事务，必须离开意大利。另一位执政官普布利乌斯·科涅利乌

    斯·多拉贝拉本有可能给安东尼造成很大的麻烦，但他得到了统治叙

    利亚省五年的权力，享受着这份难得的荣耀。马其顿被正式地移交给

    安东尼的弟弟盖乌斯·安东尼乌斯(Gaius Antonius)，而安东尼本人

    则取代了迪奇穆斯·布鲁图斯，成为山内高卢的总督。此时，如果单

    论合法兵权，安东尼和多拉贝拉掌握的军力是非常充足的。

    按照传统，安东尼做的这些事情原本都应该由元老来决定。因此，元老们怒不可遏。但这两位执政官顺利地压住了元老的反对意见，元老们无力发动群众来攻击安东尼，而安东尼却可以通过平民会议来实现他的政治目标。或许，他真的很受民众支持；或许，他成功操纵了民意。凭着执政官和平民会议的权威，安东尼让罗马的宪法为己所用，他的对手几乎不能合法地加以阻碍。于是，许多元老都开始拒绝出席元老院会议，以此表示抗议。

    安东尼的这一系列举动必定反映了他的政治判断。他认为他的对

    手并不打算放过他。也许，暗杀恺撒只是他们计划中的第一步而已。

    安东尼的总督职位让他得以远离罗马，避免受到敌人的起诉，安全地

    等待政治气候的变化。不仅如此，高卢还有可能成为安东尼的基地，

    让他复制公元前59年以后恺撒的人生轨迹，最终向罗马发起进攻。他

    的敌人也许把安东尼看作了第二个恺撒，而安东尼或许也意识到了自

    己的危险处境。行刺恺撒者恐怕不会介意再诛杀另一个暴君，脆弱的

    和平就此崩溃。

    在3月的月中节，马尔库斯·布鲁图斯高高举起了手中沾满鲜血的

    匕首，呼喊着西塞罗的名字，但西塞罗本人很可能会感到意外。从保

    存至今的大量信件与演讲稿来看，没有证据表明西塞罗知道他们打算

    刺杀恺撒。更何况，西塞罗向来不是一个羞于自矜自伐之人。如果不

    是真的不知情，他大概不会只字不提。暗杀发生以后，西塞罗一度离

    开罗马又再次返回，他难以决定自己是否要逃离意大利。不过，西塞

    罗同时也在积极地与各派势力打交道。他一边尽量地帮助行刺者，一

    边又在公共场合与安东尼保持着亲密的关系。但这种亲密只是表象，

    他完全不信任安东尼。

    9月1日，安东尼坚决要求所有元老都来参加会议。西塞罗据说有

    要务缠身，只得在第二天安东尼缺席的时候来到元老院。趁此良机，

    他发表了著名的十四篇《反腓力辞》(Philippicae，全十四篇，出版于

    公元前44年9月至公元前43年4月末)中的第一篇，向安东尼发起了攻

    击。他将这些演说比作三百年以前古希腊演说家、政治家狄摩西尼

    (Demosthenes)对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的驳斥，所谓的“反腓力辞”就

    是由此而来。当年，狄摩西尼为了希腊的自由慷慨陈词；现在，西塞

    罗也宣称他是为罗马的自由而战。

    在9月的这篇演说词中，西塞罗尚且表示自己与安东尼是朋友，彼

    此之间多有友好往来。然而，这次演说无疑是宣战声明。在后续的演

    说当中，西塞罗的言辞更是变得越发尖锐。[113]他企图把元老们团结

    起来，带领他们战胜安东尼，彻底颠覆恺撒开创的政治局面，让元老

    们重新主宰罗马政治。也就是说，暗杀恺撒并没有实现元老们的既定

    目标，而西塞罗想要完成这项未竟的事业，恢复元老的统治地位。安

    东尼成功地在元老们反对的情况下重新分配了各地方省份的支配权，

    这就足以说明行刺恺撒的目标确实尚未达成。现在，妨碍旧秩序复原

    的罪魁祸首是安东尼。于是，西塞罗打算摧毁安东尼的政治权力，他

    也许已经决意要再度动用暴力。

    过了一阵子，安东尼做出了针锋相对的回应。在罗马人看来，元老和元老之间应当是团结友爱、互相尊重的。因此，罗马政界人物的言辞通常都比较和善。然而，安东尼和西塞罗其实已经正式决裂了。发表演说以后，西塞罗回到了自己的别墅，以免在罗马的街道上与安东尼等人发生暴力冲突。西塞罗已经公然表示，等到安东尼在年末卸任执政官以后，他对行刺者做出的举措必定会遭到追究，他对地方省份的安排也会以威胁共和国论处，人们不会坐视安东尼独揽大权，西塞罗及其追随者都会勇敢地在罗马城中捍卫自由。

    根据6月平民会议表决的结果，迪奇穆斯·布鲁图斯得到了要求他

    离开山内高卢的命令。可以想见，布鲁图斯不会心甘情愿地交出军

    权。但是，按照法律，他的总督任期已经结束。他还接到了不得不遵

    守的执政官命令，拒绝服从就意味着打响内战。他在罗马的朋友们劝

    他不要放弃高卢，但他宣布自己会遵从法律的要求，带领军队回到意

    大利。既然如此，他率领的军队就成了“正常”行进中的合法军队。

    他可以顺利地进入山内高卢的每一座城市，享用当地提供的住宿场所

    和食物。然而，当布鲁图斯来到穆提纳的时候，他停下了脚步。穆提

    纳坐落在一片肥沃而广阔的平原之上，城市的西、南、东面都有河

    流，十分有利于防守。此外，穆提纳也是这片地区当中颇有规模、比

    较繁荣的一座城市。布鲁图斯下令购买了粮食、宰了牛、腌了肉。现

    在，布鲁图斯有了防备完善、补给充足的据点，他开始等待敌人的到

    来。

    正当迪奇穆斯·布鲁图斯据守穆提纳之时，马尔库斯·布鲁图斯

    和卡西乌斯开始在东方召集部队。卡西乌斯试图从多拉贝拉手中夺取

    叙利亚，马尔库斯·布鲁图斯则着眼于马其顿。此时的安东尼仍然在

    罗马城中寻找资金，但他发现一位新的恺撒成了自己的心头大患。

    尤里乌斯·恺撒在遗嘱中指定他年轻的甥外孙屋大维作为自己的

    继承人，并且将其收为养子。屋大维立刻开始按照罗马的传统自称为

    恺撒，当时的史料也是这样称呼他的。不过，现代的文本往往还是称

    其为屋大维。[114]抵达罗马以后，他看起来不甘于仅仅成为恺撒的私

    产继承人(他要求安东尼归还其擅自使用的资金)，更想要成为恺撒的

    政治继承人。他毫不吝啬地用金钱去换取恺撒的政治遗产，并且要求

    制裁那些行刺其养父之人。这些举动令其和安东尼产生了竞争。在公

    元前44年，有人主张尊奉恺撒为神明。领头的有可能是安东尼，但受

    益最多的大概是屋大维。既然恺撒是神，那么屋大维就可以自命为神

    子(divi filius)，更有力地团结起那些仍然忠于恺撒之人。屋大维试

    图取得罗马平民和恺撒旧部的支持，并且向安东尼展露出了敌意。对

    此，安东尼的回应很友善。[115]然而，早在公元前44年6月，屋大维就

    让西塞罗知道了自己更倾向于和布鲁图斯、卡西乌斯站在一起，表现

    出要引领恺撒派与行刺者和解的姿态。[116]

    到了这一年10月，安东尼和屋大维的关系已经变得相当紧张，屋大维甚至已经开始召集恺撒的旧部。他用极其丰厚的待遇表达了自己的诚意，每个士兵或许都得到了多达两千赛的巨款(他们一整年的薪水也不过九百赛而已)。屋大维慷慨解囊的手笔、恺撒继承人的身份、善待恺撒旧友的行径至少让一些恺撒旧部愿意与他为伍。

    但是，安东尼已经从马其顿调来了军团。自暗杀事件发生以来，

    他第一次拥有了较大的军事优势。如果有必要，安东尼可以用这些部

    队击垮迪奇穆斯·布鲁图斯，然后掌控意大利半岛全境。然而，当安

    东尼来到布伦迪西翁视察这五个军团的时候，他发现士兵们不太愿意

    听从他的指挥，因为安东尼给出的奖励只有四百赛。[117]这反倒惹得

    安东尼动用了严厉的手段。罗马人对于叛乱士兵的传统惩罚措施是所

    谓的“十一抽杀”，即随机处决十分之一。安东尼命人逮捕了带头叛

    乱的军人，然后抽签处死了其中的一部分，虽然他并没有严格地按照

    传统杀死十分之一那么多。[118]恢复了秩序以后，安东尼选出一些士

    兵作为自己的个人卫队，接着命令剩下的部队沿着意大利东海岸线北

    上至阿里米努姆[Ariminum，即里米尼(Rimini)]，他本人则返回了罗

    马。从恺撒遇刺开始，直到现在，安东尼终于掌握了军队，有了强大

    的力量。看起来，安东尼或许可以无视掉让他如芒在背却过于年轻、

    根本未经世事的屋大维。

    此时的罗马城中发生的事件很可能进一步增强了安东尼的信心。

    在安东尼出城的时候，屋大维从恺撒的殖民地带回了一些老兵。然

    而，尽管屋大维做了一番颇有煽动性的演说，但他未能说服这些军人

    跟着他一起行动。[119]他们来此是为了替恺撒复仇，而不是与安东尼

    相争的。这些人的根本目标是确保恺撒分配给自己的土地不会被剥

    夺，而安东尼最有可能保护他们的利益，几乎没有人认为除掉安东尼

    会有助于扩大恺撒旧部的影响力。更何况，安东尼现在仍然大权在

    握。于是，屋大维聚集起来的军队很快就土崩瓦解，他似乎已经无望

    成为恺撒的政治继承人。

    但是，安东尼的麻烦其实才刚刚开始。屋大维的出现让恺撒派有

    了一个另择明主的机会，而被安东尼施以抽杀的军团正好有意报复。

    马尔斯军团和第四军团都选择了叛变，在北上的途中擅自脱离队伍，

    朝着罗马进发。他们止步于亚平宁山区的阿尔巴·福肯斯(Alba

    Fucens)，位于罗马城东面一百公里处。安东尼在实行抽杀的时候以为

    这些军团没有别的政治路径可选，然而现在这些军团正在离安东尼而

    去。他调动了所有的军力一同出城前去解决叛乱问题，但叛军只以箭

    矢相迎。于是，安东尼退避至罗马城东北方三十公里处的提布尔

    (Tibur)。

    这场叛变给安东尼造成了重重的一击。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军队确实有着自己的政治意愿。而且，在恺撒的时代刚刚结束的这个时期，他们大有机会充分地表明其立场。不过，此时的安东尼实力尚存。在提布尔等待着他的是一些恺撒的旧部，他们想必是安东尼派人去召集来的。有不少元老也出城来会见安东尼，向他致意，表示自己仍然忠诚，愿意为他效力。但另一边，屋大维正在前往阿尔巴，迎接这支刚刚归附于他的军队。

    接着，安东尼率军离开了提布尔，准备前去阿里米努姆和其他的军团会合。他现在掌握的军团至少有第二军团、第三十五军团和云雀军团(Alaudae)这三支部队，约一万五千人。非常规手段召集起来的恺撒旧部不下于六千人，此外还有大量的新兵。在公元前44年12月，安东尼向穆提纳进军，开始围攻这座城市。

    迪奇穆斯·布鲁图斯据守穆提纳既有政治原因也有军事考虑。他

    所率领的部队(大约一万六千到两万人)并不算少，但这些士兵不是安

    东尼麾下身经百战的精锐。如果正面交手，布鲁图斯几乎必定会被击

    败。然而，就算考虑到罗马人攻城的精湛技巧，防守据点也仍然是非

    常有利的作战环境，进攻方势必要付出异常巨大的代价。罗马人攻城

    的技术恰恰可以被用来守城。而且，迪奇穆斯·布鲁图斯有着充分的

    时间来好好地布防。不过，虽然躲在城内的布鲁图斯暂时安全了，但

    他终究还需要援军的帮助。根据他的政治判断，安东尼在元老院里的

    对手一定会动员起足够规模的军队来解救他。为了赢得战争，布鲁图

    斯必须让他和安东尼之间抢夺地方省份控制权的斗争迅速地升级为一

    场大规模的全面内战，他需要让政局偏向于自己。

    政治风向转变：西塞罗的号召

    执政官是元老院会议的主持者，而安东尼已经勾结了另一位执政

    官多拉贝拉。因此，在公元前44年12月之前，元老院并没有什么明显

    的动静，西塞罗的抗议看起来只是极个别的例外。至于平民会议，民

    众基本上都支持着安东尼，忠于已经逝世的恺撒。所以，安东尼在这

    一时期较为牢固地控制着罗马的政治机关，但他未能实现真正的团

    结。从6月开始，一些执意与安东尼作对的元老经常不参加会议，无声

    地表达着反对意见。这就是安东尼一度敦促元老们前来与会的原因。

    然而，在公元前44年将尽之时，多拉贝拉乃至安东尼都离开了罗马

    城，于是西塞罗等人乘机抓住了政治主导权。12月20日，西塞罗发表

    了第三篇《反腓力辞》。元老院发表决议声称应当取消安东尼对地方

    省份的安排，同时要求安东尼停止攻击迪奇穆斯·布鲁图斯，并且指

    示安东尼前去他自己的省份(马其顿)。但是，根据罗马宪法，元老院

    最多只能向执政官建言而已(虽然这两位执政官恐怕都不会采纳他们的

    建议)。而且，尽管元老院可以对平民会议的决定表示反对，却无法取

    消其实际效力。

    公元前43年1月1日，元老院召开了会议，见证两位新的执政官宣誓上任—奥卢斯·希尔提乌斯和维比乌斯·潘萨。他们二人的官职都由尤里乌斯·恺撒亲自指定，他们也是恺撒生前的密友，人们通常认为恺撒对亚历山大战争的描述其实是希尔提乌斯代笔写就的。然而，这两个人都不怎么喜欢安东尼。元老院即将就北方的紧张局面展开讨论，作为执政官，他们二人都是会议的主持者。此外，西塞罗等人也打算好好地利用这次发表意见的机会。

    远在穆提纳的安东尼既不能控制元老院，也没有办法为自己辩白。不过，他毕竟有很多朋友可以代劳。关于这次会议，我们今天仍然能够看到详细的记录。据史料记载，这次讨论持续了很久，双方争执不休，时而口出羞辱之词。[120]维护安东尼者以昆图斯·卡里努斯和卢奇乌斯·皮索为首，他们强调了安东尼有着平民会议的支持。而另一边的西塞罗把安东尼描绘成了危害国家的心腹大患。即使安东尼本人没有机会亲自过来辩解，西塞罗也认为应当宣布安东尼为公敌，这不禁让人回想起西塞罗当年处理喀提林阴谋的做法。

    罗马的法律有利于安东尼，西塞罗的提议是不合宪法的。12月末，西塞罗在第四篇《反腓力辞》当中甚至把安东尼和斯巴达克斯相提并论，用以说明罗马应当绕开法律和公民权利，对安东尼采取非常措施。[121]西塞罗的攻击重点在于安东尼处决布伦迪西翁叛乱士兵的行为，他将其渲染为独夫残杀公民的暴行，他明显是把维持军纪的合法行为与非法的暴力行径混为一谈了。假如西塞罗能够让元老和人民相信安东尼在布伦迪西翁的行为确实是攻击罗马人民的暴行，那么他或许也有可能让安东尼被认定为国家公敌。

    西塞罗还明确提及要为保护共和国而授权执政官采取特殊手段，这就是所谓的“元老院最后通牒”(senatus consultum ultimum)。[122]换言之，他在明确地要求元老院复制过去的八十年间一次又一次打压人民领袖的暴力手段，他本人在公元前63年处决喀提林党羽的行为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西塞罗一方面认为这次的危机尤其严重，另一方面也认为元老们已经有了相当丰富的应对经验。

    西塞罗的这种言论显然不太可能赢得多少民众的支持，甚至那些

    比较讨厌安东尼的元老乃至西塞罗自己的“团体”都不是很认可他的

    观点。最后，西塞罗等人提出要颁布一条实质上对安东尼宣战的法

    令，但这项提议在表决流程开始之前就遭到了某位保民官的否决。然

    而，保民官只能拖延时间罢了。今天的会议固然结束了，但元老们第

    二天还会再次齐聚一堂。等到那个时候，元老们恐怕还是会颁布对安

    东尼不利的法令。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内战看起来就在眼前，但是安东尼的家人以

    及许多拥护者都还留在罗马城内。他们觉得自己仍然是比较安全的。

    这天晚上，安东尼的家人穿上了丧服，极力为安东尼拉拢人心。他们

    的积极活动最终取得了成效，第二天的会议没有按照西塞罗等人的设

    想进行。或许，元老们终究难以下定决心采取那样极端的措施，因为

    很多元老都是安东尼的朋友。毕竟，元老院是一个狭小的精英圈子，

    元老和元老之间无论敌友都是交往多年的熟人。[123]在出版的第五篇

    《反腓力辞》当中，西塞罗设想了元老们支持安东尼的原因：“他是

    我的朋友”“他是我的亲戚”“我还欠着他的钱”。欠钱的这个理由

    其实是个笑话，因为安东尼花钱之多可谓臭名昭著，他一直都缺钱。

    无论如何，西塞罗的这种描写很好地反映了罗马精英阶层之间的政

    治、社会关系。安东尼或是以本人身份或是以恺撒亲信的身份在元老

    院中长期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很多元老都是安东尼的朋友或者愿

    意向他效忠。更何况，安东尼酷爱交际。虽然他的对手将其贬为酗酒

    者，但以他为中心的那一张社交关系网络必定是非常庞大的。

    我们曾经试图把罗马人的关系网络给梳理清楚，但最后只能不了

    了之，因为这种网络在理论上可以无限地延伸下去，网络的所谓中心

    和边缘也只是焦点不同所致。就算我们只截取某个特定的部分，比如

    安东尼的朋友或者西塞罗的朋友，网络之间的重叠也是难以避免的。

    虽然某些人在某个阶段互相视若仇雠(例如西塞罗、克洛狄乌斯、安东

    尼)，但他们很可能一度是密友。举例而言，身为安东尼的盟友及其同

    年执政官的多拉贝拉其实是西塞罗的女婿。每当动用人脉的关键时刻

    来临，身处关系网内的人们就得做出选择，或是出手相助，或是袖手

    旁观，或是为了另一个朋友而对这一个朋友倒戈相向。在罗马人的政

    治—社会生活当中，像西塞罗对安东尼那样宣布与某人为敌会划出一

    道深刻的裂痕，因为原本将大家包括在内的整个关系网络现在必须分

    裂开来，安东尼的朋友不可能再与西塞罗为友。

    一些人或许认为安东尼的所作所为才是正确的，对西塞罗的激烈

    言行持怀疑态度。也许，更让他们感到不安的是西塞罗的盟友，比如

    那张年轻气盛的新面孔—屋大维。西塞罗的第二篇《反腓力辞》虽然

    只以书面形式宣传了他的观点，但是任何读者都能感受到这些文字中

    蕴藏着炽热的情感。西塞罗极力为自己做了辩护，并且猛烈地攻击了

    安东尼。他宣称安东尼有龙阳之好、沉溺于酒色、腐败堕落，即便是

    在拜访老兵的时候也不忘带上一位女演员，让自己“沉浸在温柔乡

    中”。[124]作为现代人，我们或许会怀疑这种针对安东尼的人身攻击

    是否真的足以引发一场内战，但我们在看到这些辱骂之词的同时也应

    该注意西塞罗在二十年前曾经也满怀着热情主张省略司法程序，处死

    喀提林阴谋的参与者，他当时提出的理由是保卫国家。而安东尼恰恰

    在这一点上和西塞罗有着严重的矛盾，安东尼认为西塞罗以政治顾问

    的身份向行刺者们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从而参与了谋杀恺撒的行动。

    西塞罗又一次和绕开法律程序的暴力行为联系在了一起，他本人或许

    还颇为自豪。

    罗马公民权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免受专横暴行的侵害，如果安东尼

    真的成了公敌，他本人乃至其追随者的公民权都会被抛在一旁。西塞

    罗鼓吹的就是为了预防安东尼侵害其他公民的安全而侵害安东尼的安

    全。这至少是一件看起来十分古怪的事情，光凭恺撒死后发生的那一

    系列事件还不足以让人们普遍接受对安东尼采取这种非常措施。毕

    竟，安东尼在勉强掌控罗马的时候并未大开杀戒，人们不觉得他是一

    个需要特别注意的杀人怪物。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权力。共和国是否

    容得下安东尼呢？恺撒和庞培尸骨未寒，如果在这个关头轻举妄动，

    罗马的政治精英们很有可能给自己招来又一场血淋淋的内战。因此，

    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们不太愿意宣布安东尼为公敌。相反，在某些

    人眼里，西塞罗派的极端言论或许才是威胁共和国长治久安的最大祸

    害。

    在这种命运攸关的重大抉择面前，意识形态和政治投机心理或许

    会影响人们的选择，但罗马元老毕竟已经是罗马政治、社会结构中的

    赢家，不管是论财富还是论权力都没有人能够望其项背。像他们这样

    的既得利益者，很可能会首先担心失去既有的利益而不是汲汲于不确

    定的未来收益，内战势必会迫使人们做出艰难的选择，与亲朋好友刀

    兵相见。罗马政治精英的关系网络错综复杂，人们很难迅速地判断出

    彼此在内战中的政治归属。例如，某个人或许对西塞罗更有好感，甚

    至深深地认同其观点，但他的朋友或者亲人有可能已经决定效忠安东

    尼。那么，即使他基本赞同西塞罗的说法，也不一定愿意为此而与自

    己的朋友打得你死我活。

    大部分的元老很有可能处在这两个人的中间，没有明显的偏向，

    难以决定要支持哪一方。罗马人早已熟知内战所带来的灾难：许多人

    的家人朋友都会被杀死，他们的财产会被剥夺，内战的最终结果更是

    难以预料。借助于这种疑虑和恐惧，安东尼的支持者们奔走呼号，让

    第二天的会议偏向了安东尼，[125]西塞罗鼓吹的强硬措施并未得到大

    多数人的赞同。不过，元老院还是向安东尼下达了一份最后通牒，屋

    大维的军权有可能也是在这个时候得到了法律的认可。此时，他正在

    阿尔巴，和两个军团还有一些其他部队待在一起。最后通牒的起草者

    是西塞罗，他敦促安东尼撤离高卢，服从元老院的权威。[126]

    安东尼做出了回应，声称自己当然会在任何事务上采纳元老院的

    建议，但他现在必须遵从法律的要求，对抗迪奇穆斯·布鲁图斯。

    [127]公元前43年1月，西塞罗发表了第七篇《反腓力辞》。他描绘了执

    政官们调集部队的景象，并且提到了罗马城中的军工厂。西塞罗丝毫

    无意与安东尼妥协。一些元老尚未下定决心，他们不确定有开战的必

    要。其中或许有一部分人依然试图寻求和平，但和平就意味着要保证

    安东尼的人身安全。西塞罗不愿意接受这一点，他宣称罗马已然身处

    战争之中，和平是不可能的。他担心犹豫不决的元老有可能干扰执政

    官们集结兵力，妨碍战争的进行。

    2月3日，元老们收到了安东尼的回复。他提出了一个实现和平的妥协方案，代他发言的是他的亲戚卢奇乌斯·恺撒(Lucius Julius Caesar)。安东尼表示自己可以撤离山内高卢，但前提条件是让他统治长发高卢(Gallia Comata，高卢的中北部)，在五年的时间内掌握六个军团。同时，他要求元老院认可他在担任执政官期间颁布的法令，包括为恺撒旧部设立殖民地的命令。

    西塞罗认为，就算元老院满足了安东尼的要求，战争也依然不可避免，只是稍稍延迟了一阵子而已。他援引了尤里乌斯·恺撒当初担任高卢总督的先例。在地方上统治了十年以后，恺撒反而积累起了更加庞大的资源，进而战胜了曾经不可一世的庞培。西塞罗强烈要求元老们抛弃幻想。终于，元老院拒绝了妥协，决定开战。安东尼麾下的士兵得到了短暂的赦免期，在此期间主动离开就可以免于获罪。元老们的决心也让西塞罗在接下来的演说当中首次充满了信心。

    双方的谈判看起来是有可能得出结果的。他们似乎并不是在假惺惺地走流程，只等获得出兵的借口。山内高卢换长发高卢的提议非常实在，因为安东尼对穆提纳的围攻有着不小的风险。此外，虽然意大利有很多恺撒旧部支持着安东尼，但他大概还是认为求得短暂的和平更有利于自己进一步增强兵力、提高威望。而且，就算这五年的和平真的很脆弱，双方也仍然有可能趁此时机通过反复的谈判来解决分歧，让所有人都免受战争之苦。

    然而，此时的局势异常紧张。行刺恺撒者以及西塞罗派都不愿意信任安东尼。换言之，安东尼的处境很像是公元前49年的恺撒。考虑到罗马政治史上血淋淋的先例，安东尼不太可能不选择恺撒走过的道路。尽管西塞罗看起来未免有些过于好战，但他的判断很可能是正确的，安东尼完全有可能真的只是在拖延时间。

    而且，拖延时间无疑有利于安东尼。他派人渗透了穆提纳。据说，迪奇穆斯·布鲁图斯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找出了一些间谍。他把人们聚集到广场上，让军人和平民分别站到两边。安东尼的间谍们没有想明白自己到底算是军人还是平民，于是就被抓了出来。[128]不过，就算这些史上罕见的笨拙间谍被抓住了，城内的消息也还是轻易地传到了城外。冬去春来，城内储存的食物越来越少。如果安东尼能够在元老们下定决心开战之前顺利地拿下穆提纳，这个既成事实会大大地改变元老们的想法，因为掌握了穆提纳的安东尼没有后顾之忧，完全可以集中兵力对付屋大维和两位执政官。

    走向战争：调兵

    宣布安东尼为公敌以后，元老们紧接着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措

    施，西塞罗派就此取得了政治胜利。现在，西塞罗开始组建一个乍一

    看有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联盟。既然战争已经爆发，元老们就宣布罗马

    进入了紧急状态，要求执政官们调集军队。元老们自己也把托加袍换

    成了战袍。屋大维被提拔为罗马官员，并且得到了一座属于他的荣誉

    雕像。[129]元老们还把东方的一些部队交给了马尔库斯·尤尼乌斯·

    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正式对其先前的非法调兵行为表示了支持，让

    行刺者们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与元老院站在一起。获得合法地位的还

    有庞培的残党，他们现在的领导者是伟大的庞培的儿子塞克斯图斯·

    庞培。这个松散的联盟至少在名义上服从于元老院的指挥。此外，元

    老们也向西部的各位总督下达了命令，要求他们发兵攻打安东尼。其

    中有位于西班牙、掌握四个军团的著名的马尔库斯·李必达，手握三

    个军团的阿西尼乌斯·波利奥(Asinius Pollio)和控制着四个军团的

    穆纳提乌斯·普朗库斯(Munatius Plancus)。

    这三个人不一定忠于元老院，尤其是考虑到他们之前都和恺撒走

    得很近。不过，自恺撒遇害以来，他们一直都不曾采取任何行动，他

    们手下的军队也未曾表达过自己的政治观点。原先忠于恺撒之人仿佛

    已经作鸟兽散，元老们下达的命令其实是寓意深远的警告，西部的各

    位总督现在必须决定自己究竟要站在哪一边。过去的阵营固然不会毫

    无影响，但这些将领及其部下更加关心的还是那些比较实际的因素。

    比如，谁获胜才最有利于自己、谁有可能在战后掌权。当然了，如果

    执政官和屋大维能够在高卢、西班牙的军团登场之前就解决掉安东

    尼，那么这些总督的选择就不成问题了。兵贵神速，这场战争尤其如

    此。

    西塞罗等人的策略一以贯之，非常明确。他们想要尽快消灭安东

    尼。到了公元前43年2月，行刺者们看起来已经渐渐掌控了东方的局

    面，让西塞罗等人大为放心。布鲁图斯控制了马其顿；安东尼的弟弟

    盖乌斯沦为俘虏；多拉贝拉的亚细亚、叙利亚远征化作了灾难，他在

    行刺者的军队夹攻之下无望突围，被迫选择了自杀。除了克莱奥帕特

    拉的埃及以外，东方的所有土地都落入了行刺者的手里。西边的李必

    达和普朗库斯看起来也决定了要对元老院效忠，虽然我们并不知道他

    们的忠心到底经得住怎样的考验。众所周知，波利奥是安东尼的朋

    友。然而，他无法为安东尼提供实质性援助，因为李必达控制的省份

    就阻挡在他的面前。公元前43年1月，西塞罗提议褒奖李必达。这说明

    李必达的军队原本有可能改变意大利的力量对比关系，但他并没有出

    手干涉。[130]

    看起来，西塞罗深信自己能够凭着元老院的权威让安东尼陷于孤

    立无援的窘境，让所有的前恺撒派人士都不敢联合起来挑战元老院一

    方的势力。而且，西塞罗等人似乎还认为年轻的屋大维已经彻底融入

    了自己这一边。公元前44年12月，屋大维设法控制了两个精锐军团以

    后，西塞罗不吝言辞地对其大加赞美。在他看来，屋大维可以领导那

    些不愿支持安东尼的恺撒派，让他们与西塞罗派实现和解。屋大维的

    价值不仅在于他手中的精英部队，还在于他的身份。恺撒继承人和元

    老院站在一起的政治意义是不可估量的，西塞罗等人想必从中看到了

    巨大的价值。相比之下，安东尼仿佛只是孤家寡人一个。

    各地的部队早在元老院赋予其合法性之前就已经集结起来了，但

    这个授权的过程遵循了罗马宪法的传统。共和国的军队理应服从元老

    院的领导，由元老来做具体的指挥工作。两位执政官在2月正式宣战以

    前固然做了不少的准备，但只有在宣战以后才迅速地做出了大动作。

    奥卢斯·希尔提乌斯前去与刚刚获得了大量兵力的屋大维会合，接手

    了两个军团的指挥权。既然屋大维已经被拔擢为官员，执政官也亲自

    前来指挥，那么这支部队就正式成了共和国的军队。另一位执政官维

    比乌斯·潘萨则前往乡间征兵。这两位执政官都直接掌握着兵权，遵

    从了元老院的意志，延续着共和国的悠久传统。共和国的军队代表着

    共和国作战。

    希尔提乌斯和屋大维率领着军队缓缓地向北行进，他们计划在维

    比乌斯·潘萨赶上来以后再展开大规模的行动。然而，有消息称迪奇

    穆斯·布鲁图斯的部队危在旦夕。于是，他们只好加快了脚步。希尔

    提乌斯和屋大维兵不血刃地占领了穆提纳东南方大约四十二公里处的

    博诺尼亚[Bononia，今天的博洛尼亚(Bologna)]，却发现这块平原上

    的河流正在泛滥，限制了他们的行动。察觉到敌人靠近的安东尼派出

    了骑兵，双方部队展开了多次小规模冲突。屋大维和希尔提乌斯暂时

    还无法直接进攻安东尼，但他们的到来提振了穆提纳守军的士气。现

    在，意大利北部已经有了四支部队，而第五支也即将抵达。[131]

    与此同时，西塞罗等人正在罗马城中利用自己的权威为战争做准

    备，他们开始征收新的税款。罗马公民已经有至少一百二十年未曾交

    过直接税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地方省份。但是，多年的动荡

    让罗马的国库变得空虚。而且，就在尤里乌斯·恺撒遇刺之前，他很

    可能为了备战帕提亚而把一大笔资金从意大利转移到了希腊。后来的

    安东尼也竭尽所能地为战争搜集了一些资金。因此，为了筹集军费，

    元老院开始对所有元老的财产征收百分之四的税款，并且要求元老们

    根据自己在罗马城内房产的屋面砖块数缴税。狄奥(Dio)称之为“四奥

    波勒斯(four-obol)税”，这是每一块砖对应的税额。[132]

    后面的这个数字并不是随意定下的，一块屋面砖的四奥波勒斯税

    款相当于一名罗马军团士兵一天的薪水，古罗马社会的不平等可见一

    斑。这些税款全都由元老承担，这可能是因为罗马的传统就是由富人

    在危难之际出资救国。也许，这样可以尽可能地减少国内的政治纠

    纷。或许，这是为了强制要求元老们以“捐款”的形式对重获新生的

    元老院表忠心。倾向于支持安东尼的元老们本来可以安坐在罗马城

    中，默默等待战争的结束。然而，西塞罗等人征收的税款让他们不得

    不为此而付出代价。据说，有安东尼派嫌疑的元老需要缴纳额外的数

    目。[133]

    罗马的局面尚未稳定。在前一年的12月，许多元老都去了提布尔，在安东尼面前宣誓效忠。但到了此刻，他们反而出资对抗安东尼。有意选择安东尼的元老们想必忐忑不已，因为无论是投奔安东尼还是留在敌方控制的罗马城中都有着不小的风险。不过，最后留在城内的安东尼派元老并没有受到多少伤害，西塞罗等人表现了他们对法律的尊重，这也许是因为罗马人实在不愿意再次目睹几十年前苏拉和马略相争造成的那种血流成河的景象。[134]

    此时的西塞罗等人还没有牢牢地把控住罗马城的局势。曾经效忠恺撒、现在支持安东尼的普布利乌斯·文提迪乌斯(Publius Ventidius)逃到了坎帕尼亚，试图聚集起恺撒的旧部。很快，多达两个军团的士兵就来到了他的旗下，文提迪乌斯顿时掌握了罗马城附近最强大的部队(因为屋大维和两位执政官都到了北方)。他作势要进攻罗马，令许多人恐慌不止。其目标大概是西塞罗，但西塞罗成功地逃走了。接着，文提迪乌斯率军北上，跨越了亚平宁山脉，打算与安东尼会师，罗马城并不是这场战争的胜负手。

    然而，元老院的军队拦住了文提迪乌斯的去路，迫使他撤退至意大利东部的皮齐努姆(Picenum)。这是文提迪乌斯的故乡，他在这里又召集了一个军团，并且开始为下一阶段的战事做准备。随着他的到来，意大利的北部已经有了六支部队。

    穆提纳：共和国的胜利

    时至这一年4月，潘萨已经召集了一万六千人到两万人。然后，他动身前去和穆提纳城外的军队会合。4月13日，为了防范安东尼出兵拦截援军，屋大维和希尔提乌斯派出了麾下最精锐的马尔斯军团和屋大维的个人卫队。这些士兵大概一共有一万人，他们将在迪奇穆斯·卡尔弗里努斯(Decimus Carfulenus)的带领下护送援军抵达穆提纳城外的营地。但是，第二天，安东尼的部队早已埋伏在潘萨等人必经的堤道两侧的沼泽地中。卡尔弗里努斯的人察觉了敌方埋伏的踪迹，但就在他们进一步判断形势的时候，安东尼的贴身卫队包了过来。然后，卡尔弗里努斯的部队分成了两部分，分别向沼泽地里的安东尼部队进攻。阿庇安(Appian)为我们描述了接下来发生的这场战斗：

    地图3：意大利北部

    在怒火与私利的驱使下，士兵们奋不顾身地扑向对手，坚信他们不只是为将军，更是为自己而战。身为经验丰富的老兵，他们不会大声吼叫，因为呼喊声是吓不倒这些对手的。无论战况如何，他们都不会在交手时发出任何毫无意义的声音。沼泽与沟渠让双方都无法发起冲锋或者调兵攻击对方的侧翼。同时，无论哪一方的士兵都不能迅速地击退另一方。于是，他们只得纠缠在一起，仿佛在用剑刃摔跤一样。这些士兵的每一次攻击都很精准。但受击者不会痛苦地哀号，只会硬着头皮承受下来，直至死亡，最多只不过是重重地喘息而已。倘若有人倒下，他的同袍会立刻将其抬走，另一位战士会过来填补空缺。这些百战精锐不需要他人的鼓励。他们的经验令其足以成为自己的督战官。疲惫之时，他们会暂且后撤。等到体力恢复，他们又再次开始缠斗。看到这样严明的军纪和安静的战场，新兵们不禁赞叹不已。[135]

    老兵部队之间的战斗是井井有条的血腥厮杀。古代的战斗就是这

    样残酷的肉体对抗竞赛，被敌人吓倒乃至后撤就有可能导致阵线的全

    面崩溃。因此，可怕的装扮、战吼、冲锋的声音是常见的心理战手

    段。无论总兵力如何，被吓倒的敌人就会后退，而后退距离溃败只有

    一步之遥。不过，在穆提纳的这场战斗当中，双方的士兵都深知对手

    和自己一样谨遵纪律，不会被轻易地吓跑，因为他们都久经战阵。所

    以，这第一场战斗是士兵之间硬碰硬的较量。双方都没有施展战术的

    余地，只能让士兵们展开残酷的生死搏斗。

    即使潘萨带来了新兵，战斗也未能迅速地分出胜负。终于，潘萨

    的负伤打破了僵局。他的部下保护着他撤离了战场，回到博诺尼亚。

    然后，没有了将领坐镇指挥，经验不足的新兵们开始动摇了。先是少

    数人退缩，然后很快就演变成集体溃逃。老兵们也不得不跟着撤退，

    只不过他们还能保持秩序，可以尽量地掩护新兵后撤。在此之前，没

    有直接参战的那些人已经预先造好了营地。于是，被击败的士兵们来

    到了刚刚筑就的据点。总之，虽然卡尔弗里努斯带来的老兵并未受到

    严重的损伤，但前来支援的新兵被安东尼的精锐施以重重的一击。接

    着，得胜的安东尼部队似乎已经满足，无意乘胜追击。[136]

    安东尼的士兵们转而朝着穆提纳的方向前进，却在路上遇到了带

    着一整个军团生力军的希尔提乌斯。虽然刚刚才经历了一场严酷的战

    斗，但安东尼军队的去路已经被截断了，他们不得不应战。这一次，

    希尔提乌斯的军团粉碎了安东尼的阵线，将对手逼入了沼泽。夜幕降

    临以后，安东尼的骑兵部队过来搜寻幸存者，把他们带到了一个叫作

    高卢广场(Forum Gallorum)的小镇。这个镇子早已做足了防备工作，

    安东尼的部下可以安然过夜。第二天，他们回到了穆提纳城外的营地

    里。某个叫作伽尔巴(Galba)的人曾在4月20日给西塞罗写了一封信，

    声称希尔提乌斯此战缴获了两面军团鹰旗和六十面百人队军旗。如果

    他所言不虚，安东尼的军队几乎已经被尽数歼灭。但从后续的事件来

    看，伽尔巴未免有些夸大其词。[137]

    自古典时代以来，在大约两千年的岁月里，这附近的地理面貌很

    可能已经有了巨大的变化。因此，我们很难确定这次交手时双方的各

    场战斗究竟发生在哪些地方。潘萨先把部队聚集于博诺尼亚，然后试

    图沿着四十二公里长的埃米利乌斯大道(Via Aemilia)直达穆提纳。如

    地图3所示，众多细小的河流从西南面的亚平宁山区流往东北方的亚得

    里亚海，把意大利北部的这块平原分割得支离破碎。博诺尼亚城外几

    公里处现在有几块湿地，大约就在雷诺河(River Reno)旁边。但这些

    湿地距离博诺尼亚太近了，当年双方交战的沼泽应当在稍微远一点的

    地方，那样才会使潘萨的军团需要在途中的营地里休息，而潘萨本人

    则可以直接撤到博诺尼亚城内。因此，今天的萨莫贾桥[Ponte

    Samoggia，当年或许被称为“半程点”(Ad Medias)]附近的湿地更有

    可能是当初的战场，这个地方大约就在博洛尼亚和摩德纳之间的中点

    上。安东尼的部队在返回营地的路上被拦了下来，然后据说撤到了高

    卢广场，他们的位置应该是比较接近摩德纳的。虽然我们并不知道这

    个小镇究竟在哪个地方，但当地人似乎认为今天距离摩德纳十四公里

    远的艾米利亚自由堡(Castelfranco Emilia)就占据着高卢广场的旧

    址。

    兵力遭受损失以后，安东尼所面临的战术、战略形势也随之发生

    了变化。他开始避战，穆提纳守军的处境只会不断地恶化，安东尼完

    全可以安然等到迪奇穆斯·布鲁图斯走投无路。现在，需要出手打破

    僵局的是希尔提乌斯和屋大维，但他们不能莽撞地冲向安东尼的营

    地。4月21日，希尔提乌斯和屋大维带兵绕道去攻击了一个可能比较薄

    弱的据点，以求一举突破安东尼的包围圈或者引他出来，安东尼果然

    出兵还击。在接下来的战斗当中，安东尼的军队力不能支。这在一定

    程度上是因为安东尼的兵力不得不分散在城市周边的各个营地里维持

    包围圈。等到远处的部队集结完毕，早先投入战斗的两个军团已经落

    败。希尔提乌斯成功拿下了安东尼的一处营地，但他本人却在安东尼

    的后续部队抵达以后不幸战死。接着，受到巨大压力的希尔提乌斯所

    部被赶出了营地，但屋大维下令发动了又一次进攻，夺回了希尔提乌

    斯的遗体，然后再度被迫撤离。

    事后，屋大维宣布他们又取得了一次大胜。然而，安东尼依旧维持着包围圈。他的营地也安然无恙。而且，三位过来夹击安东尼的将军一死一伤。安东尼依然拥有主动权，不过他并不打算继续围攻穆提纳、诱使屋大维主动进攻自己的据点，而是决定撤退。

    尽管安东尼夺回了自己的营地，击退了敌方的攻势，但他依然身

    处困境。据史料记载，安东尼在第二次交战以后才决定离开穆提纳，

    但其实，他有可能早已做出了这个决策。当然，安东尼可以一直等到

    迪奇穆斯·布鲁图斯被迫投降，但就算占领了穆提纳，他麾下的士兵

    也未必还能击败屋大维和潘萨的联军，他甚至有可能反而被围困在补

    给已经耗尽的穆提纳城中。简而言之，穆提纳的军事意义越来越小。

    纵观全局，此时的文提迪乌斯正处于博诺尼亚南面。穆纳提乌斯·普

    朗库斯和李必达将从北边抵达，波利奥稍远一些，但也在奔赴意大利

    的路上，这些人的意图尚不明确。但如果安东尼在他们到来之前就已

    经遭遇大败，那么他们恐怕不会为他雪中送炭。反之，假如安东尼得

    以摆脱元老院的军队与他们会合，那么他就有可能争取到他们的支

    持。毕竟，现在掌控着高卢、西班牙军团的这些统帅曾经与安东尼共

    事，他们之间几乎必定已经展开了联络。正如之前希尔提乌斯和屋大

    维要先等待潘萨到来一样，此刻的安东尼也想要先结交更多的盟友，

    提升自己的胜算。倘若他能与各位总督结成联盟，他就可以拥有一支

    令人生畏的大军。因此，安东尼放弃了攻城，选择了保持己方部队的

    机动性。穆提纳之围解除了。

    穆提纳的两场战斗的胜者是以传统方式组建起来的元老院军队，执政官负责指挥作战，军队服从元老院的权威。然而，从此以后，再无罗马军队像这样严格地遵循着共和国的宪法和法律框架。当安东尼匆忙地率军北上之时，恐怕没有人会想到罗马共和国竟然已经打完了自己的最后一仗。

    [111] Appian, Civil Wars , 3.7; 25.
    [112] Cicero, Ad Atticum , 15.4.
    [113] Philippic , 1.11.
    [114] 屋大维在出生时得名盖乌斯·奥克塔维乌斯（Gaius Octavius），被收养时按照罗马习俗改名为盖乌斯·尤里乌斯·恺撒·奥克塔维阿努斯（Gaius Julius Caesar Octavianus）。现代人往往用他名字里面最后的这一部分来称呼他，以免混淆。
    [115] Appian, Civil Wars , 3.9-39.
    [116] Cicero, Ad Atticum , 15.12.
    [117] Appian, Civil Wars , 3.43.
    [118] Appian, Civil Wars , 3.43-44.
    [119] Appian, Civil Wars , 3.29-39.
    [120] 除了Philippics 4 和5以外，Cassius Dio, 46.1-28以及Appian, Civil Wars ,3.50-60也都是值得参考的文献。
    [121] Cicero, Philippic , 4.15.
    [122] Cicero, Philippic , 5.22; 34.
    [123] 元老的人数不是固定的，恺撒无疑让许多追随他的人都成了元老。到了公元前 30年，元老的总人数也许已经达到了九百。在这之前，元老院有可能又难得地招募了一次新人。不过，史料中的数字其实还是比较模糊的。
    [124] Cicero, Philippic , 2.30-62. 此处引用的说法出自61部分。西塞罗的拉丁语原文为“in sinum quidem et in complexum tuae mimulae”。“complexum”是相当露骨的词。
    [125] 关于事件的结果，我们参考的两份主要史料有着细微的差异。一般说来，大多数人更认可阿庇安的说法，因为他的描述更加详细、通顺，同时看起来更加关注后续事件的发生时间。
    [126] Appian, Civil Wars , 3.61. 在人们总结元老院会议结果的时候，西塞罗发表了第六篇《反腓力辞》（Philippics 6），指出这份最后通牒实质上等于宣战。
    [127] Appian, Civil Wars , 3.63. Dio, 46.30提及安东尼曾经表示希望让刺杀恺撒的尤尼乌斯·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朗基努斯（Longinus）担任执政官（这肯定是在讽刺他们），同时要求给自己麾下的士兵提供与屋大维类似的奖励。阿庇安和狄奥的叙述都让人感到有些困惑。
    [128] Dio, 46.36，安东尼的间谍大概在普通市民面前装作军人，又在军人面前装作平民。因此，当城内的军人和平民分成两部分以后，这些间谍的身份就暴露了。
    [129] Appian, Civil Wars , 3.63.
    [130] Cicero, Philippic , 5.38.
    [131] Appian, Civil Wars , 3.65; Dio, 46.36.
    [132] Dio, 46.32.
    [133] 不过，元老们并不打算独自承受战争的全部代价，罗马城内的一部分劳工被拉进了军队。
    [134] Dio, 46.32.
    [135] Appian, Civil Wars , 3.68.
    [136] Appian, Civil Wars , 3.68-71.
    [137] Cicero, Ad Familiares , 10.30.

    第六章 失去的胜利：元老院的失败

    安东尼急速行军离开了穆提纳，但元老院一方并未马上派出追兵。战后的局面有些混乱。元老院大张旗鼓地宣布自己赢得了胜利，然而他们付出了不小的代价。许多士兵显然都在艰难的战斗中负伤了，这让元老院的将军们很难迅速地组建起一支合适的追兵队伍。更为关键的是，虽然穆提纳之围业已解除，但迪奇穆斯·布鲁图斯仍然急需补给，运输士兵和装备的驮畜也依然不足。而且，就算人手与后勤的困难都得到了解决，他们还面临着指挥权的问题。

    所以，当安东尼北上离开穆提纳的时候，屋大维不仅没有跟进，反而南下朝着博诺尼亚进发。潘萨正在城内养伤，但他的身体状况未见好转。他们二人分别向元老院发送了捷报。5月9日，迪奇穆斯·布鲁图斯在信中提及，他当初想要和潘萨讨论一些事务，因此推迟了追击安东尼的时间。屋大维、潘萨、迪奇穆斯·布鲁图斯需要商量的是希尔提乌斯死后原先归他指挥的那些军团应该听谁号令。潘萨是在场的高级官员，他的权威很重要。屋大维资历较浅，级别较低，但他很可能想提出自己的独立意见。总之，这三位将领需要好好地谋划下一阶段的战事。[138]然而，在迪奇穆斯·布鲁图斯抵达博诺尼亚之前，潘萨死了。

    一堆新问题随之冒了出来，元老院恐怕没有准备过这种特殊情况下的预案，两位执政官双双丧命是非常少见的(罗马的将军本就很少战死沙场)。现在，他们必须解决作战任务和军团指挥权的分配问题。屋大维应该能掌握自己带来的部队，但他和迪奇穆斯·布鲁图斯还需要重新分配原属于希尔提乌斯和潘萨的两支规模不小的军队。

    屋大维和迪奇穆斯·布鲁图斯之间的关系看起来不太好。毕竟，后者参与了刺杀恺撒的行动。据说，他们二人没有会面，只是通过信件和使者展开了激烈的交锋。迪奇穆斯·布鲁图斯甚至还曾站在河边特意地大声念出了元老院的信件，声称自己拥有统治高卢的权威，而屋大维不得出兵追击安东尼，也不得跨河进入穆提纳。[139]不过，这种说法看起来或许是艺术夸张的结果。至少在4月、5月以及后来的一段时间内，屋大维和迪奇穆斯·布鲁图斯没有公然决裂。而且，他们几乎不可能没有会面。迪奇穆斯·布鲁图斯自己的说法出自前文所提的5月9日的那封信件，他没有多提会面的细节。不过，稍早一些的5月5日的另一封信件证明了他们二人之间发生过摩擦。迪奇穆斯·布鲁图斯抱怨屋大维不服从他的命令。[140]然而，屋大维确实允许了迪奇穆斯·布鲁图斯带走一些潘萨的部下，后者写给西塞罗的信件也没有表明屋大维对其持有敌意。无论如何，最终受命去追击安东尼的是迪奇穆斯·布鲁图斯。

    指挥权固然是一个不小的问题，但最大的困难或许还是布鲁图斯所部的状态。穆提纳的战事让共和国的各支部队都受到了重创。希尔提乌斯、潘萨和屋大维的部下或许稍好一些，但两位执政官带领的部队恰恰是最缺乏作战经验的。而屋大维的军团想必以恺撒旧部为主，他们应该不会愿意让一个刺杀了恺撒的人来指挥自己作战。

    布鲁图斯需要让自己的守城部队尽快准备好追赶急速撤离的敌人。为此，他必须补充食物、驮畜，也许还得准备一些装备。刚刚从艰难的围城战中解放出来的士兵或许不能立刻开始强行军。他们的人数较多。这种规模的军队行进需要繁杂的后勤工作来支撑。等到迪奇穆斯·布鲁图斯终于准备就绪的时候，安东尼早已领先了几天的路程。而且，布鲁图斯本人也承认过他的行军速度不是很快。[141]

    4月20日，旗开得胜的消息已经传回了罗马，令西塞罗及其支持者们欢呼雀跃。[142]他对罗马人民宣读了潘萨的战报(看起来可以体现西塞罗此时的显赫地位)，但只对元老院念了屋大维的信件。[143]之后，罗马人民还可以享受为期五十天的感谢神恩节庆活动。

    卡皮托里翁山是罗马人庆祝胜利的传统场所。为了表达谢意，西塞罗来到这里向神明献上了祭品。国家的紧急状态中止，元老们脱下战袍，换回了代表正常统治时期的普通托加袍，共和国得救了。更为重要的是，这次胜利的过程符合共和国的标准：统筹全局的是元老院；领兵作战的是执政官；军队也是按照共和国的传统召集起来的。此次胜利故而属于保守派，古老的制度再次以古老的方式取得了胜利。

    再度充满了信心的元老院出台决议，重申了自己在罗马宪法中的权威地位。元老们权力的一根支柱就是制衡罗马官员、防止个别不听指挥的“强人”出现的能力。因此，元老们颁布了法令，宣告各个官职的任期再次被确定为一年。这意味着官员们很快就会离任，然后面临罗马法律的约束。元老们还重申了各个官职的年龄限制，现在，按照顺序逐步晋升的罗马人最早也得到四十二岁才有资格担任执政官。关于这一点，当时就有一个突破常规的例子—屋大维。公元前43年，十九岁的屋大维拥有了裁判官的地位，并且获许提前十年参选官职。但就算凭着这种特权，屋大维也得再等十二年才能有资格竞选最高级的官职—执政官。[144]

    不过，元老院的当务之急还是处理穆提纳城外的各支部队。就在捷报传回罗马以后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潘萨死于博诺尼亚、希尔提乌斯死于穆提纳的消息也抵达了。[145]这两位执政官的部队现在都没了统帅，元老院必须尽快分配好指挥权，并且决定由谁来追击西塞罗眼里所谓的安东尼残部。人选有两个：屋大维享有裁判官的地位，而迪奇穆斯·布鲁图斯的级别相当于执政官；布鲁图斯掌握着山内高卢的军权，拥有直接听命于他的部队，而屋大维的军权从法律上来说应该是从属于两位执政官的。

    元老院选择了把军队转交给迪奇穆斯·布鲁图斯，后世有历史学家对此感到讶异。他们觉得这是元老院在刻意冷落、打压屋大维，乃至最终促使屋大维变节。有一份史料甚至声称潘萨在死前留下了秘密遗言，让屋大维知道元老院打算有朝一日将其除掉。[146]这显然是虚构的，当时的各位当事人看起来并没有对军权分配问题产生很大的疑虑。元老院本就致力于遵从罗马宪法的要求，让罗马官员掌控军队。那么，把指挥权和追击任务交给此时地位更高的迪奇穆斯·布鲁图斯是理所当然的。屋大维似乎也没有试图抗命，迪奇穆斯·布鲁图斯顺利地接收了各个军团(或许早在元老院做出决策之前就已经接管了)。年轻的屋大维手里剩下的只有他当初自己召集的以及选择投奔他的那些部队。[147]而且，屋大维至少在这几个月以及进一步遭到数次刺激之前看起来都不怎么介意。

    领受功劳和荣誉的主要是三位级别最高的指挥官：迪奇穆斯·布鲁图斯、希尔提乌斯和潘萨。按照罗马的军事传统，指挥作战的官员会在出征前执行宗教仪式，确认神明的旨意，从而正式地对接下来的战斗负起责任。相比之下，无论中低级军官的具体地位如何，他们都不太可能拥有主将的荣誉。就穆提纳而言，既然希尔提乌斯和潘萨已死，那么享有胜利荣光的当然非迪奇穆斯·布鲁图斯莫属。后世的历史学家们认为这也是在故意羞辱屋大维，或许是因为元老们不愿意让恺撒的继承人跻身高位。确实，他们的庆功活动看起来相当奢侈，对于迪奇穆斯·布鲁图斯的赞美甚至有些谄媚，而屋大维并没有得到什么特殊的待遇。作为后来人，我们或许会觉得元老院的做法有误。但是，这看起来是符合罗马传统的。

    元老院军队的战略处境其实正在恶化，安东尼等人分秒必争。我们一般认为罗马军队有能力一天行进最多三十公里(十八九英里)，但无论军队规模如何，长时间以这样快的速度行进会给后勤和士兵们的体力造成巨大的压力。安东尼首先朝着西北方前进，来到了帕尔马(Parma)。他似乎还在行军路上解放了一群正在干苦役的奴隶，并且把他们招进了军队。贼过如梳，兵过如篦。为了补充食物、驮畜、劳力等资源，安东尼的军队给沿途的居民带来了严重的损失。抵达帕尔马以后，安东尼又下令洗劫了这座城市，也许是为了给士兵们提供奖励，恢复他们的士气，同时再一次补充资源，以便继续急行军。[148]然后，安东尼率军再度踏上旅程。他们先后途经普拉肯提亚[Placentia，今天的皮亚琴察(Piacenza)]、戴尔托纳[Dertona，托尔托纳(Tortona)]、吉努亚[Genua，热那亚(Genoa)]，然后沿着海岸线来到了瓦达·萨巴提亚[Vada Sabatia，瓦多利古雷(Vado Ligure)]。有一封5月5日的信件提及安东尼已经抵达，[149]也就是说，他带着士兵们在最多十四天的时间里行进了三百公里(一百八十五英里)之遥(参见地图3)。

    此时，文提迪乌斯已然带着三个军团来到了瓦达。他之前的行踪并不明确，我们只知道他一度在皮齐努姆停留过。就算他直接从皮齐努姆出发，朝着瓦达行军，这期间的路程也是特别艰难而漫长的，共有大约六百公里(三百七十英里)，会耗费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既然文提迪乌斯在5月5日的时候已经身处瓦达，那么他至迟在4月5日就应该已经离开了皮齐努姆。这个时间点甚至都远早于4月14日的第一场穆提纳之战。看起来，文提迪乌斯有可能在4月的时候往北方的穆提纳靠近了一点儿，或许来到了阿里米努姆甚至是更接近博诺尼亚的地方。如果他确实曾经位于博诺尼亚南侧，那么穆提纳的第一场战斗发生以后，他的处境就不容乐观了，因为他和安东尼之间横亘着两支共和国军队，其中有一支还占据了博诺尼亚。在这种情况下，假如安东尼不和他一起朝着博诺尼亚靠拢，我们很难想象文提迪乌斯的部队要怎样与穆提纳城外的安东尼会合。因此，他和安东尼有可能在第一场战斗发生以后就已经共同决定让文提迪乌斯绕开共和国的军队。

    即使是从博诺尼亚南侧出发来到瓦达，文提迪乌斯所部的行军路程也依然令人望而生畏。他或许直接跨越了亚平宁山区，从佛罗伦提亚[Florentia，佛罗伦萨(Firenze)]抵达比塞[Pisae，比萨(Pisa)]。之后，他也许沿着海岸线往北行进了四百二十五到四百八十公里(两百六十五到三百英里)。这段路程通常会耗费二十到二十四天。但是以急行军的速度，他们大概可以在十六天以后抵达目的地。因为文提迪乌斯得先接到安东尼的消息然后再下令行军，所以如果安东尼在4月21日或22日，也就是第二场战斗以后才决定离开穆提纳，那么文提迪乌斯出发的时间几乎必定晚于4月23日。然而，他必须在第二场战斗尚未爆发的4月20日之前动身才能在5月5日以前来到瓦达·萨巴提亚。也就是说，安东尼应该在第二次战斗发生之前就已经决意要放弃围攻穆提纳了，他的撤军之举绝非因营地遭到猛攻之后惊惧不已而做出的决策。

    第一场穆提纳之战结束以后，安东尼想必已经认为自己不太可能在穆提纳的平原上一战击垮共和国了。这里的地形和兵力对比都不利于他，暂时撤退、重整旗鼓才更为高明。第二次交手无足轻重，就算安东尼确实在战斗中失利了，希尔提乌斯之死也已经为他大大拖延了共和国军队的行动。总体说来，安东尼依然掌握着两支动员完毕的部队，还有可能得到高卢或者西班牙军队的大力支持。他的实力仍然很强大，元老们的庆功宴未免办得太早了一些。

    身处罗马的西塞罗认为战争已经结束了。4月27日，他给马尔库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写信通告了希尔提乌斯和潘萨的死讯，但表现得很轻视安东尼。他似乎认为迪奇穆斯·布鲁图斯可以轻易地消灭安东尼的部队。[150]罗马政坛向来充满了竞争，罗马将军一般都不会谦虚地描述自己立下的功绩。照理说，西塞罗应该是熟知这一点的。相比之下，迪奇穆斯·布鲁图斯本人就不像西塞罗那么自信了。在4月29日的一封信件中，他表达了自己对李必达和波利奥的忧虑。他很怀疑李必达的忠心，同时还认为波利奥会竭力与安东尼会合。至于安东尼本人的部队，迪奇穆斯·布鲁图斯看起来并没有那么担心。[151]

    迪奇穆斯·布鲁图斯本有可能在安东尼和文提迪乌斯会师之前追赶上去。然而，从4月29日，也就是战后第八天的信件内容来看，他只往穆提纳北方前进了行军一天的路程。也许，他花了太多的时间来收集必要的补给品和驮畜。西塞罗在看到他信件中记录的所在地的时候，或许也会感到有些不安。就在这一天以后，布鲁图斯行军的速度显著地加快了。等到5月5日，他已然抵达了戴尔托纳，位于吉努亚海岸北方大约七十五公里(四十五英里)处。但他距离安东尼还有大约一百一十公里(七十英里)，布鲁图斯的军团落后了五天的行程，并且未能阻止安东尼和文提迪乌斯会师。[152]或许西塞罗对此表示了不满，在5月9日的信件中，迪奇穆斯·布鲁图斯为自己做了辩解，用以说明他为何没能把控住局面、追上安东尼。[153]布鲁图斯抱怨了客观条件，强调自己既没有驮畜也没有骑兵。此时，考虑到安东尼的部队机动性更强，迪奇穆斯·布鲁图斯开始担心自己会遭到对方骑兵的埋伏。毕竟，当初穆提纳的第一战就是安东尼发起的伏击。迪奇穆斯·布鲁图斯完全无法预料安东尼会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对他发动攻击。他还详细地记叙了安东尼派兵突袭波兰提亚(Pollentia)的事情，他成功地保住了这座城镇，并且将其描绘成又一场值得纪念的大胜，虽然这次行动看起来很可能只是佯攻而已。[154]

    5月5日的信件已经足以证明迪奇穆斯·布鲁图斯的信心有所减少，[155]安东尼的军力绝对不容小觑，迪奇穆斯·布鲁图斯需要做的远远不止西塞罗眼里的“打扫残敌”。6月初，波利奥给西塞罗写了一封信(西班牙的情报或许有些落后)，为我们概括了当时的战略形势。波利奥声称安东尼麾下拥有四个军团(其中有一个装备较差)和五千骑兵，而文提迪乌斯还指挥着三个军团，其中至少有两个军团都是由老兵组成的。总之，安东尼这一边的兵力非常可观。相比之下，虽然布鲁图斯的表面实力是十个军团，但这些部队的质量很有问题。波利奥直接说出了他的疑虑，认为布鲁图斯手下真正有作战能力的只有四个军团，并且其中还只有一个军团具备比较充足的作战经验。此外还有史料指出，布鲁图斯的部下此时正受到疾病的侵袭，这是从当初的围城战延续下来的恶果。[156]尽管波利奥其实是安东尼的拥趸，他有理由去低估布鲁图斯的实力，但倘若波利奥所言不虚，那么迪奇穆斯·布鲁图斯就应该极力避战，因为一旦交手，他的部队就会惨遭对方的屠杀，令安东尼取得一场奠定大局的胜利。

    迪奇穆斯·布鲁图斯正期待着穆纳提乌斯·普朗库斯的援助。此人虽然之前属于恺撒派，却对元老院表现出难得的忠心，他的四个军团会从北边抵达。不过，就算有了普朗库斯的支持，布鲁图斯也不能轻易地获胜。在一封日期不明的信件当中(必定是写于4月末的)，普朗库斯提到了一次兵变。他麾下的精锐第十军团想要投靠安东尼，但他成功地控制住了局面。[157]由此可见，普朗库斯指挥的士兵不像他那样忠诚于元老院。如果安东尼跨越了阿尔卑斯山，普朗库斯并不能确信自己的四个军团真的能够抵挡安东尼的攻势。他或许可以平安无事地带兵南下，然而，一旦置身于战场，这些士兵的心思就有可能发生变化。显然，普朗库斯不得不考虑第十军团临阵倒戈乃至带动其他部队一起叛变的可能性。

    假如安东尼能够顺利地煽动普朗库斯的部下哗变，与李必达和波利奥结成稳固的同盟，他就能得到最多十一个身经百战的强大军团，其总兵力更是会达到足足十八个军团。无论西塞罗怎么想，安东尼的力量绝对非同小可，他完全有可能集结起足以碾压元老院部队的强军。

    安东尼重整旗鼓

    关于安东尼阵营里发生的事情，我们掌握的信息不是很多。毕

    竟，他们不会像布鲁图斯那样在信件里跟西塞罗交流情报。迪奇穆斯

    ·布鲁图斯曾经在解释自己行动的一封信件里对西塞罗说自己难以断

    定安东尼打算在和文提迪乌斯会师以后采取怎样的行动。安东尼或许

    会继续北上，进入高卢，与李必达会合。但迪奇穆斯·布鲁图斯更担

    心安东尼等人会掉头南下，来到伊特鲁里亚补充更多的兵力，然后直

    接进军罗马。[158]乍一看这样的计划不太可能实现，也许布鲁图斯只

    是在为自己的犹豫不决找借口而已，但其实不然。据布鲁图斯所说，

    有消息称文提迪乌斯麾下的军团拒绝离开意大利。不过，他没有解释

    其原因。从古至今都有许多人认为士兵们的顽劣想法没有参考的价

    值，但就文迪提乌斯的部下而言，他们此刻应该非常迫切地想要与敌

    方一战，因为他们当中至少有三分之二都是久经沙场的精锐老兵，而

    且其中不少人还根本没有参加上个月的战斗。他们也许觉得自己大可

    以轻而易举地击败迪奇穆斯·布鲁图斯，然后夺取整个意大利。这种

    想法确实有一定的道理。

    安东尼看起来完全可以自由地选择接下来的计划。朝南进攻有助于控制罗马、补充人力，并且可以进一步获得意大利南部的资源，同时迪奇穆斯·布鲁图斯也会因此失去外援。但是安东尼还面临着几个不得不注意的未知因素，其中正在慢慢靠近的李必达最为关键。此刻，恐怕就连李必达自己都不能确定他要在这场内战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如果李必达决定隔岸观火，那么安东尼和共和国军队之间的力量对比就没有那么悬殊了。此外，安东尼知道普朗库斯会与自己作对。后来，在战争结束以后，他甚至还想为此而报复普朗库斯。另一个有可能改变局面的人物是屋大维。假如他仍然执意要阻挠安东尼，那么南下就不是很明智的选择了，反而会让安东尼不便于争取从北而来的潜在盟友，双方的战略力量对比也许会再度发生逆转。

    安东尼派兵北进，朝着迪奇穆斯·布鲁图斯和波兰提亚发起了攻击。这座城镇具有一定的战略意义，因为它控制着通往戴尔托纳以及更远处帕尔马的河谷。但布鲁图斯先到一步，进入了波兰提亚，让安东尼难以迫使布鲁图斯与他交战。这次佯攻看起来气势汹汹，展露了新获盟军以后安东尼的自信心，同时也是对布鲁图斯的警告。我们或许也可以认为安东尼的这次主动求战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安抚部下，让他们知道己方部队并不是在惊慌失措地逃跑，而是在做战略撤退。

    安东尼固然有优势，但他没有必要在这个阶段与对手交战。所以，安东尼离开了意大利，朝着高卢的李必达进发，他大概认为李必达及其部下都会心甘情愿地加入自己这边。

    李必达那边没有什么动静。他和几位主要人物保持着联系，比如离他比较近的普朗库斯。大概在5月中旬的时候，普朗库斯向罗马方面汇报了李必达的士兵曾经在会议上提出，既然两位执政官都已死去，那么战争就已经结束，罗马公民不应该再互相残杀。这种说法或许可以表明李必达的军团不愿与安东尼交战，[159]但李必达仍然没有做出决定。他派出了先头部队去守住阿尔卑斯山的通道，阻碍安东尼进军。然而，他手下的两位高级军官库里奥(Culleo)和西拉努斯(Silanus)都叛变了，让安东尼顺利无阻地跨越了阿尔卑斯山，这不禁让人越发怀疑李必达的军团也许真的会倒向安东尼。[160]

    时至5月15日，安东尼已经和他的弟弟卢奇乌斯会合，并且抵达了尤里乌斯广场(Forum Iulii)，这里距离他和文提迪乌斯会师的瓦达·萨巴提亚有两百公里(一百二十五英里)之远。据普朗库斯所说，李必达当时位于二十四罗马里(不到四十公里)外的沃柯尼乌斯广场(Forum Voconii)。[161]此刻，事态仿佛暂停了：李必达和普朗库斯还在商量事情；西塞罗正在敦促迪奇穆斯·布鲁图斯向安东尼发起决战；布鲁图斯则在写回信，强调自己手头没有足够的兵力，或者说部队的经验不足，[162]他一定很担心安东尼向他进攻，因为他很可能会招架不住，而他如果失败了，西部的各位将军几乎不可能继续对元老院效忠。

    李必达向西塞罗写信通报了安东尼到来的消息，并且声称安东尼那边陆续有士兵叛逃到他那里。鉴于安东尼曾经派人渗透过穆提纳城，所谓“叛逃”到李必达军中的士兵或许也有秘密任务在身。更何况，李必达的部下同时也在叛逃到安东尼那边去，[163]库里奥和西拉努斯的叛变就足以证明李必达军中的官兵很有可能改旗易帜。

    李必达还是在以非常慢的速度朝着安东尼靠近。到了5月22日，他终于抵达了尤里乌斯广场西边的阿尔让河(Argens)。[164]李必达所部蜗牛一般的行进速度可以说明他的确一直沉吟不决，不过，他还是在阿尔让河畔写了一封信给西塞罗，保证自己忠于共和国。[165]现在，两支势均力敌的大军开始对峙，看起来，战斗一触即发。

    八天以后的5月30日，李必达给罗马元老院与人民写了一封信：
    元老院的长者们，我恭请诸神与万民明鉴。我对共和国满怀敬意，我最看重的是所有人的安全和自由。我本愿立刻以行动证明，但命运让我无法执行我的计划，我的所有部下都已变节。他们想要维持和平，保护广大罗马公民的生命。我不得不从。[166]

    李必达失去了对其军队的掌控，他的士兵们早已做出了决定，打算支持安东尼。李必达的信件最后请求元老们尊重罗马公民的生命，其中的含义很明确：元老院输了；安东尼赢了。元老们现在可以选择在内战中被击败，或者主动承认安东尼的统治地位。

    李必达的信件向元老院解释了自己的处境，他宣称自己一直都忠于元老院，却为时势所迫。然而，就算如此，李必达也始终不愿意主动地做出抉择。时至5月30日，无论他的心态究竟是怎样地游移不定，李必达也已难免要被判定为安东尼派。之前，李必达和其他的许多人一样企图置身事外。西塞罗等人一直怀疑李必达的忠心，因此李必达也担心西塞罗主导下的罗马政局会对自己不利。他固然没有那么支持安东尼，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其他人终于替他做出了最后的那个决定。

    正当李必达以离奇的慢速朝着尤里乌斯广场前进的时候，安东尼率军出动了。他驻扎在李必达所部的附近，然后开始煽动对方士兵倒戈。李必达麾下的第十军团曾经直属于安东尼，现在也忠诚于他。这支部队似乎成了安东尼的代言人，替他去拉拢了李必达的其他部队。[167]于是，军官们意识到了军团有可能叛变，并且提醒了李必达。但李必达并不打算做出应对，他把士兵划分为三批，让他们去执勤，接着就去睡觉了。

    夜里的最后一批警卫打开了营地大门，然后派人去接安东尼过来。面对着安东尼和严阵以待的军队，刚刚从睡梦中醒来的李必达仓促地穿好了衣服。接下来，安东尼做了一通政治表演，要求李必达接受和谈。[168]

    即使安东尼不确定自己能够争取到李必达本人的支持，他也有把握赢得李必达军中官兵的拥护。李必达麾下的军官们看起来很有可能在给安东尼通风报信，或许恺撒时代建立的关系网发挥了作用。安东尼的部队实力雄厚，而李必达的士兵们既可以选择与之作战，也可以选择加入其中。总体说来，他们没有什么理由讨厌安东尼，其中某些人甚至倾向于投靠他。所以，临阵倒戈的决定或许真的不难做出。更何况，虽然我们无法得知这些士兵对发生于意大利的事件究竟持怎样的态度，但他们看起来不太可能会愿意与西塞罗等人为伍。选择对抗安东尼就等同于选择支持迪奇穆斯·布鲁图斯和其他行刺恺撒之人。而且，也许在这些士兵看来，安东尼很可能会大方地赏赐自己。总之，他们利己的政治考虑让安东尼受益匪浅。

    对于李必达，安东尼本可以将其罢免甚至杀死，但他在政治作秀当中求和，塑造了珍视罗马公民生命的形象。在两位执政官相继死于穆提纳之战以后，李必达的军团士兵们也曾经发表过类似的看法。安东尼求和的姿态或许是为了号召其他的前恺撒派人士与自己联起手来，以避免发生冲突。这位失去了军心、匆忙地在营地中央穿起衣服的李必达将军仍然有他的价值。他保住了自己的性命和地位，因为安东尼想要以他为标志，向所有人表示自己打算为罗马人带来和平。这个做法相当于宣布安东尼不只是为了自己的私利而战，更是代表着法律和秩序。

    在一个星期以后，即6月上旬，李必达和安东尼联手的消息必定已经传回了罗马。西塞罗在写给卡西乌斯的信件中称其为捍卫共和国的唯一希望。[169]的确，西塞罗等人现在堪称身陷绝境。因此，元老院传令阿非利加的军团返回意大利，保卫罗马。[170]此外，波利奥在6月6日的时候尚未正式加入安东尼派。他还跟西塞罗通报了安东尼试图调用他手下三个军团中的一个，并且想要收买其他两个军团。但是，所有人都认为波利奥一有机会就会叛变到安东尼那边去，而他后来也确实不出所料。[171]不过，普朗库斯的立场是很坚定的。6月10日，他率军和迪奇穆斯·布鲁图斯会合于库拉洛[Cularo，格勒诺布尔(Grenoble)]。[172]但是，一个月过去了，他们二人依然还在库拉洛，最多只是稍微挪动了一点点位置。7月将尽，普朗库斯给西塞罗写了一封诚恳的信：
    虽然我深知我们万分需要取得一场大胜，但我还是希望你能准许我们继续执行现在的策略。因为，如果这支部队遭遇了不测，共和国还能依靠谁来抵御那些犯上作乱之人呢？我想，你应该已经知道了我们有着怎样的部队。我的帐下有三个老兵军团和一个新兵军团(或许也堪称新兵中的精锐)，(迪奇穆斯·)布鲁图斯麾下有一个老兵军团、一个服役满一年的军团和八个新兵组成的军团。所以，我方士兵的总数固然很可观，但细细看来，其实力仍显孱弱，我们都很明白新兵的实战表现如何。倘若阿非利加的老兵或者恺撒的部队能够赶到，我们就可以毫无顾虑地走上战场，与对方争夺共和国的控制权。据我们所知，恺撒[1]是最近的援军。因此，我不停地派人请他出手相助，他也每次都说自己已经在马不停蹄地赶来。然而，他其实另有打算。[173]

    普朗库斯和布鲁图斯统率着十三个军团，其总人数不下于五万五千。但是，他们很担心这些部队质量不足。安东尼那一方的人数或许近似于此。我们不是很清楚穆提纳之战给他造成了多少损失，也不确定波利奥派出了多少援军，但安东尼几乎所有的士兵都是久经沙场的精锐。远在阿非利加的军团或许可以改变战局，但如果调动部队的命令是在6月中旬发出的，那么至少在8月之前，他们难以回到罗马，遑论投入北意大利战场。因此，屋大维成了影响局势的关键。然而，关于此时的屋大维以及他的部下，我们几乎一无所知。西塞罗的信件里很少有信息能够说明屋大维正在盘算着什么，他仿佛已经被人遗忘了。

    屋大维的政变：进军罗马

    在我们上一次提到屋大维的时候，他才刚刚打完第二次穆提纳之战，回到了博诺尼亚。布鲁图斯带兵前去追赶安东尼，而屋大维还在城内。此时，他也许有机会追击文提迪乌斯的军团。不过，他并没有动身，或者只是象征性地追了一阵子。迪奇穆斯·布鲁图斯称屋大维既不愿也不能调动其部队：“但无人能指挥恺撒，恺撒也无法指挥其军队：二者都非常恶劣。”[174]看来，士兵们自有其想法，他们正在考虑穆提纳之战以后的出路。

    终于，5月中旬，迪奇穆斯·布鲁图斯给西塞罗写了一封和屋大维有关的信件。他抱怨了罗马城中发生的事情。有一个十人委员会被组建起来负责审查安东尼在担任执政官期间的所作所为，给老兵建立殖民地的事情也被包括在内。布鲁图斯的士兵们惶惶不安，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认为此时掌握最高权威的是西塞罗，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土地是他们退役以后的主要依靠。在信中，迪奇穆斯·布鲁图斯恳求西塞罗满足这些老兵的要求。他或许只是在说自己的部队，但屋大维帐下的老兵无疑也和布鲁图斯军中的老兵一样焦虑不已。

    迪奇穆斯·布鲁图斯还询问了一句出自西塞罗之口、和屋大维有关的妙语：“laudandum adulescentem, ornandum, tollendum.”。我们可以本着善意将其翻译为“我们必须表扬、奖励、提拔这位年轻人”。但“tollendum”既可表示“提拔”，也可表示“除掉”。西塞罗想必觉得屋大维不足为虑，放心地说出了这句话，公然表示想要排挤屋大维。[175]

    西塞罗挥洒自如的文采为他赢得了许多盟友，但也让他树立了不

    少敌人。即使身负追击安东尼的任务，布鲁图斯也很快就得知了西塞

    罗的这句话。布鲁图斯显然认为西塞罗这次是在愚蠢地卖弄小聪明。

    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人类的政治生活当中有某些现象亘古未变。政治

    人物的个别特殊言论很容易广为流传，被人们反反复复地嘲弄。名言

    的力量就在于朗朗上口，纵使原来复杂的语境已然被遗忘，名言本身

    也会被人们铭记于心。无论是在古罗马的共和国还是在现代美利坚人

    的共和国，负面的名言往往都会化作他人手中的利器，长期困扰着那

    些不慎失言的政治人物。在西塞罗写给迪奇穆斯·布鲁图斯的回信

    里，他本人看起来倒不是很担心自己的这句名言会造成严重的恶果。

    又或许，他只是已经接受了驷不及舌的现实。[176]

    西塞罗的这句话符合他对这位年轻的恺撒的一贯态度。他确实支

    持屋大维，或许甚至带头提议了要对其加以赞扬和擢升。而屋大维虽

    然有一些较为激进的计划，但看起来还是会咨询西塞罗的意见，并且

    表现出需要西塞罗支持的样子(这让西塞罗感觉很放心)。西塞罗仿佛

    觉得他们能够把这位新的恺撒约束在罗马宪法传统的框架内，他也许

    认为这个“年轻人”的既有政治力量或者政治经验不足以令其成为一

    股独立的强大势力。或许，在西塞罗看来，此刻的屋大维面前没有多

    少选择：既然屋大维已经在公元前44年参与了对抗安东尼的行动，那

    么他就必定只能站在元老院这一边了。然而，更加了解屋大维及其部

    下的布鲁图斯并不像西塞罗那样有信心。布鲁图斯大概明白，无论屋

    大维的处境如何，他毕竟有着至少一万五千名精锐老兵的拥戴，轻视

    这样的人物或许是要付出代价的。

    直至公元前43年7月末，屋大维依然没有让人知道他究竟打算做什

    么。他也许一直都在征兵。据阿庇安所说，屋大维统领着八个军团和

    一些其他的部队，有五六万的总人数。[177]他第一个明显的动作是往

    罗马派出了士兵，让他们作为使者去向元老院索取资金。元老院在一

    定程度上满足了他们的要求。然而，最终的拨款数额只达到了要求的

    一半，甚至还没有发到屋大维军中，反而发给了迪奇穆斯·布鲁图

    斯。[178]之后，大概过了一阵子，第二个同样由百夫长领头的使团来

    到了元老院。他们先把剑放在了一边，然后进入元老院要求元老们让

    屋大维取代希尔提乌斯或者潘萨成为执政官。元老们拒绝了，强调屋

    大维过于年轻。但这些百夫长显然熟读罗马历史，援引了之前的史

    例，比如，汉尼拔战争时期的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受命出征过西

    班牙的西庇阿·埃米利阿努斯和在公元前348年担任执政官、当时年仅

    二十三岁的马尔库斯·瓦列里乌斯·马克西姆斯·科尔乌斯[Marcus

    Valerius Maximus Corvus，或者科尔维努斯(Corvinus)]。双方的争

    论变得越来越激烈。面对这些不敬元老的军人，一位或者多位元老斥

    责或者动手击打了一位百夫长。据狄奥所说，至少有一位百夫长转身

    带着剑准备离去。他大声喊道：“如果你们不让恺撒担任执政官，这

    个东西(指剑)会让他当上的。”据说，西塞罗的回答是：“如果你们

    要以这种方式提出诉求，那么他确实会得偿所愿。”(指剑)[179]但即

    使到了这个时候，西塞罗和其他的元老也仍然不知道接下来到底会发

    生什么事。

    如果我们先假定屋大维是一个玩弄权术的阴谋家，这次的事件似

    乎就很好解释了，他无非在让士兵们替自己做铺垫。但是，我们不能

    忽视士兵们自己的意愿。穆提纳之战以后，屋大维的军团看起来并没

    有停下来歇息。迪奇穆斯·布鲁图斯认为他们不受屋大维的控制。这

    些老兵有自己的主见，击败了安东尼，但他们的根本政治诉求是什么

    呢？元老们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布鲁图斯看起来才是穆提纳之战的

    真正赢家。他的军队不仅摆脱了穆提纳之围，甚至还得到了加强，但

    这位布鲁图斯也参与了刺杀恺撒的行动。位于罗马的西塞罗等人正在

    审查安东尼为恺撒旧部设立的殖民地，而屋大维的军团也是直接相关

    的当事人，他们的经济利益很有可能受到损害。既然我们能发现屋大

    维的军团有能力让元老们落败，那么这些士兵自己也很有可能已经看

    清了这一点。他们知道自己现在有着怎样的政治力量，也不吝于运用

    这种力量来为自己争取利益。当然，在接下来发生的事件里，屋大维

    并不是被动受益的角色，但他的个人利益归根结底是和士兵们绑在一

    起，甚至可以说是依赖于这些士兵的。

    西塞罗和支持他的那些元老对此时的政治、战略形势显然有着非常独特的判断，他们仍然认为士兵理应遵从元老的命令。在他们看来，那些百夫长根本就没有资格向他们提要求，也没有资格与他们争辩。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不合于罗马社会、政治秩序的僭越之举。以传统的等级制度来看，低级的军人威胁最高级的元老，甚至于军人拥有自己的政治主张这种事情都可以说是不可思议的。看来，元老们并没有想到这些士兵有可能脱离旧秩序的框架，然后创造出一套新的秩序。元老们对恺撒旧部土地分配问题的审查既是在践行元老的权威，也是在运用意大利地主精英的传统权力满足罗马社会等级制度的价值观念要求。从我们的视角(迪奇穆斯·布鲁图斯或许也有所察觉)来看，元老们的这个政策很有魄力，简直让人以为他们是天真无知才做出了这个决策。但在元老们眼里，这种等级秩序恰恰是他们奋斗的目标。强化这种秩序有助于巩固他们对意大利的控制，也可以增强意大利精英群体内部的凝聚力，从而更好地对抗安东尼等人。

    元老们的意识形态已经成了空中楼阁。他们自以为很安全，坚信诸神都在支持他们统治罗马。因此，他们才会无畏地去计较士兵们获得的土地和金钱，才会胆敢驳斥前来与其谈判的百夫长，殊不知自己的命运其实恰恰掌握在这些人手里。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罗马革命的规模有多大，罗马元老的政治误解有多严重。

    屋大维的士兵和元老们最早也得在7月[罗马人原先称这个月为5月(Mensis Quintilis)，后来，为了纪念尤里乌斯·恺撒，7月被改为尤里乌斯月(Mensis Julius)]末才有可能展开第二次争论，但更为准确的时间或许是8月[当时的6月(Mensis Sextilis)，后来被改为奥古斯都月(Mensis Augustus)]初。当百夫长们回到营地，向屋大维汇报了谈判的情况以后，屋大维命令士兵们排好队列，进军罗马。

    可以想见，元老们难免表现得有些慌乱。他们承诺不仅会给屋大维麾下在穆提纳作战的那两个军团提供报酬，还要给其他的所有部队都发放奖金。他们也表示愿意让屋大维来担任执政官—毕竟，这总比让他率军攻下罗马要好得多。但就在谈判的时候，元老们的态度又变得强硬起来，因为他们之前传唤的两个军团已经从阿非利加返回了罗马。此外，他们还有潘萨留下的一个军团。同时，他们开始软硬兼施地招募尽可能多的人手。凭着这些兵力，元老们认为自己可以一直守到迪奇穆斯·布鲁图斯和普朗库斯回援。西塞罗在听说屋大维进军罗马以后就躲了起来，现在他再度现身，前来领导大家抵御屋大维。

    然而，罗马的防御其实只是一个荒唐的笑话，屋大维的军团很快就来到了城郊。罗马是一座杂乱无章地向外铺开的巨大城市，其防守条件远不如相对较小的穆提纳。罗马守军必须分成许多小队，分别据守各个关键点。然而，在屋大维的军队驻扎于罗马城外以后，城内的元老和其他重要人物纷纷改变了主意。双方的军力对比显而易见，一部分人决定出城来迎接罗马的新主人。第二天，屋大维仅仅带着卫兵进入了罗马城，他大概不觉得还有多少人会站出来反对他。元老院的抵抗意志已经崩溃，两个从阿非利加赶来的老兵军团都叛变了，因为他们曾经是尤里乌斯·恺撒的部队。他们的将领选择了自杀，新上任者放弃了防守城墙的任务。

    最后，西塞罗亲自前来向他的老朋友致以问候。据说，他发表了一段长篇大论，详细地说明了自己其实一直都在支持着屋大维。西塞罗无意出版这次演讲的内容，我们只能猜想他究竟把历史扭曲成了什么模样。屋大维听完了这位长者的演说，然后冷冷地指出，西塞罗是最晚过来会见他的。[180]这是政治作秀，以艺术夸张的形式展现了罗马革命。无论西塞罗在欢迎屋大维进入罗马的时候做出了怎样的解释，无论他多么成功地把自己描绘成忠实地拥护屋大维的亲密友人，无论他把自己优秀的口才发挥得多么出神入化，他的政治生涯都走到了终点，而且所有人都能看出这一点。屋大维的军队已然掌控了罗马，此刻的西塞罗再也无法违背他们的意志。在西塞罗的理想中，这座城市应当由传统的元老贵族来统治。他们秉持着传统价值观念，遵循着传统的社会、政治等级制度。但是，这个政治理想已经破灭了。现在，西塞罗不得不在屋大维面前低眉顺眼地为自己辩解。屋大维其实没有必要倾听这位伟大的执政官打算作何解释。按照罗马社会的传统等级秩序，年轻的屋大维理应尊重西塞罗。然而，此刻屋大维对西塞罗的尊重纯粹出于屋大维自己的意愿。所有人都知道他其实不必对西塞罗以礼相待，这位最近才被西塞罗用俏皮话嘲弄过的“年轻人”现在只是在对西塞罗施以恩惠而已。任何目睹了这一幕的元老都必定能够明白，曾经的元老领袖西塞罗已然失势，罗马的大权无疑已经落入了屋大维的手中。他的权力并非源于官职、传统或是罗马社会生活的古老等级制度，而是来自拥护他的军人。

    屋大维安排自己当选为史上最年轻的执政官，并且对其敌人示以宽容。这种政策势必会让人们想起屋大维的养父尤里乌斯在他与庞培的内战结束以后同样选择了用仁慈来求和平。这种相似性恐怕只会让元老们再次深刻地体会到一位新的恺撒已经掌控了罗马，元老们还能保全自己的权利、权势乃至性命都只不过是因为这位新的恺撒愿意如此而已。我们不禁会想，这些元老在向新上任的年轻执政官屋大维发出问候的时候，是否会回忆起穆提纳之战刚刚结束之时的景象。那时的他们欣喜若狂，抬着西塞罗去卡皮托里翁山上向诸神表达了谢意，还表决同意开启了感恩节庆日，共和国的最后一战以胜利告终。然而，仅仅在四个月以后，屋大维成了执政官，共和国的战争失败了。

    [1] 此处的恺撒指的是屋大维。—编者注

    [138] Cicero, Ad Familiares , 11.13.
    [139] Appian, Civil Wars , 3.73.
    [140] Cicero, Ad Familiares , 11.13; 11.10.
    [141] Cicero, Ad Familiares , 11.13.
    [142] Cicero, Ad M. Brutum , 1.3.
    [143] Appian, Civil Wars , 3.74.
    [144] Dio, 46.39.
    [145] Cicero, Ad M. Brutum , 1.4 (April 27).
    [146] Appian, Civil Wars , 3.73-76. 还可参考Dio, 46.40。
    [147] 厘清这段时间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比较麻烦。罗马距离穆提纳有四百四十公里。如果两地之间消息传递所需的时间是五天，那么就算元老院在潘萨负伤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考虑划分军权，迪奇穆斯·布鲁图斯和屋大维也不太可能在4月26日之前收到元老院发出的指示。假如元老院是在希尔提乌斯死后才做出决定的，那么元老院的指令大概要到4月30日前后才能抵达穆提纳。因此，潘萨所部的归属问题应该是布鲁图斯和屋大维自行决定的。
    [148] Cicero, Ad Familiares , 11.13b.
    [149] Cicero, Ad Familiares , 11.10.
    [150] Cicero, Ad Familiares , 10.30.
    [151] Cicero, Ad Familiares , 11.9.
    [152] Cicero, Ad Familiares , 11.10.
    [153] Cicero, Ad M. Brutum , 1.10.西赛罗似乎在责怪迪奇穆斯·布鲁图斯搞砸了穆提纳之战的收尾工作。
    [154] Cicero, Ad Familiares , 11.13.
    [155] Cicero, Ad Familiares , 11.10.
    [156] Appian, Civil Wars , 3.81; Cicero, Ad Familiares , 10.24.
    [157] Cicero, Ad Familiares , 11.11.
    [158] Cicero, Ad Familiares , 11.13.
    [159] Cicero, Ad Familiares , 10.21.
    [160] Cicero, Ad Familiares , 10.34.
    [161] Cicero, Ad Familiares , 10.17.
    [162] Cicero, Ad Familiares , 11.12.
    [163] Cicero, Ad Familiares , 10.34.
    [164] Cicero, Ad Familiares , 10.34a.
    [165] Cicero, Ad Familiares , 10.34a.
    [166] Cicero, Ad Familiares , 10.35.
    [167] 细心的读者或许已经察觉，普朗库斯在Ad Familiares , 10.11中声称他制止了自己麾下第十军团的叛乱。尽管罗马军团的编号是严格按照顺序制定的，两个同样死忠于安东尼的第十军团的存在似乎也未免有些可疑，但确实有可能同时存在两个第十军团。当然，最省事的解释是史料的记载出现了谬误。
    [168] Appian, Civil Wars , 3.84.
    [169] Cicero, Ad Familiares , 12.8.
    [170] Appian, Civil Wars , 3.85.
    [171] Cicero, Ad Familiares , 10.32.
    [172] Cicero, Ad Familiares , 11.13a.
    [173] Cicero, Ad Familiares , 10.24.
    [174] Cicero, Ad Familiares , 11.10; Appian, Civil Wars , 3.80.
    [175] Cicero, Ad Familiares , 11.20.
    [176] Cicero, Ad Familiares , 11.21.
    [177] Appian, Civil Wars , 3.88. Cassius Dio, 46.39-43把各个事件糅合在了一起，并且认为早在5月29日李必达与安东尼联合之前，屋大维就与安东尼和解了。但从7月末之前西塞罗收到的信件来看，我们看不出他们和解的迹象。如果和解属实，西塞罗不太可能得不到这种消息。而且，假如屋大维和安东尼之间的矛盾早就化解了，那么春末夏初之际的屋大维为什么无所作为呢？
    [178] Appian, Civil Wars , 3.86.阿庇安声称有两批使者，其中第一批为钱而来，第二批为屋大维的政治地位而来，但狄奥声称只有一批。
    [179] 本书在这里的叙述结合了Appian, Civil Wars , 3.88以及Dio, 46.43的内容。虽然他们的具体说法有差异，但大体上看来，他们二人讲述的是同一件事情，其描述的方式也是类似的。
    [180] Appian, Civil Wars , 3.92.

    第七章 革命开始

    随着屋大维占领罗马，内战的第一阶段结束了。西塞罗努力打造的屋大维与元老院的联盟已经土崩瓦解，屋大维对罗马的进军让西塞罗等元老退到了政治舞台的角落里。但是，除了回天乏术的元老以外，剩下的各方政治势力不一定都没有上台执政的机会。安东尼仍然和李必达一起停留在高卢，与其对峙的是迪奇穆斯·布鲁图斯和普朗库斯。安东尼派控制了西班牙和大部分的高卢土地，屋大维则支配着意大利。

    此时，伟大的庞培之子塞克斯图斯·庞培正统治着西西里(Sicily)。[181]他在其父亲被尤里乌斯·恺撒击败以后幸存了下来，逃到了西班牙，然后召集起军队一边流窜一边作战。他还组建了一支舰队，用以开展海盗活动。为了清除庞培余党，恺撒派出了李必达和波利奥。他们二人不负众望，成功地把塞克斯图斯逐出了西班牙。但是塞克斯图斯乘着舰队转移到了西西里岛，而且西西里岛更适合塞克斯图斯等人活动。现在，他们可以派人去劫掠意大利的海岸，更可以在近处观察罗马政治气候的变化，静候良机。

    西西里岛上还有一些由大量奴隶支撑起来的大庄园。据塞克斯图

    斯的对手所说，他招募了很多奴隶来补充人力。虽然这种说法明显是

    为了攻击塞克斯图斯的名誉，但缺少人手的他的确不太可能忽视岛上

    人数众多的奴隶。除此以外，他还在意大利等地招募了一些心存不满

    的自由民。恺撒死后，为了保住罗马的政权，西塞罗等人显然需要尽

    力为塞克斯图斯·庞培恢复合法地位和名誉。所以，在穆提纳之战以

    后的那一小段时间里，塞克斯图斯·庞培喘了一口气。然而不久之

    后，屋大维上台了。身为尤里乌斯·恺撒的养子，他无意化解这段恩

    怨。于是，塞克斯图斯只能再一次沦为海盗之王。

    在东方，马尔库斯·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建立了强大的势力。他

    们先是拿下了马其顿和叙利亚，然后把势力扩张到了整个小亚细亚。

    有些令人意外的是，他们遭遇了不少的抵抗。对于一些拒不合作的希

    腊城邦，他们不得不动用武力。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有着强大的海

    军，除了埃及的克莱奥帕特拉以外，地中海东岸已经没有势力能够挑

    战他们。克莱奥帕特拉仍然忠于已经亡故的尤里乌斯·恺撒，她随时

    准备支援安东尼和屋大维。不过，尽管她的海军力量很强，但埃及的

    地理位置距恺撒派的主要势力范围太远，而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已经

    威胁到了埃及的东部边境。

    总而言之，此时的罗马世界至少有六个主要的军事集团：屋大

    维，安东尼和李必达，马尔库斯·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迪奇穆斯·

    布鲁图斯和普朗库斯，塞克斯图斯·庞培，埃及的克莱奥帕特拉。无

    论哪个集团都没有独力压倒其他人、统治罗马的实力。安东尼、李必

    达、屋大维就是在这一共识的引导下走到了一起，他们需要团结起来

    才能击败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但是他们三人建立的联盟一共持续了

    十一年，这足以说明这个联盟还有更为坚实的基础。他们的联合不只

    是为了消灭那些谋杀恺撒的刺客，还为了确保战后的土地分配能够顺

    利地进行。分地的主要受益者是军人，联盟的延续让他们得到了不少

    的利益。

    在接下来的十年当中，军人在罗马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是极其罕见之事。当屋大维带兵来到罗马城外，罗马的政治精英们很快就认清了形势，贵族的统治结束了。在发生内战的这种特殊时期，任何事物都很容易被颠覆。因此，虽然罗马政治、社会等级制度遭到了挑战，但这或许只是政治动荡导致的偶然现象。等到革命结束，传统的力量对比以及传统的社会等级秩序大概都会迅速地恢复。罗马的精英们也许就是这么想的。考虑到罗马共和国最后一百年的历史遭遇，这一次的动乱说不定真的会再次走上老路。然而，恺撒派没有放弃权力。从此，罗马的政治面貌焕然一新。

    恺撒的遗产以及革命的开端

    屋大维几乎未动干戈就占领了罗马，其影响还需要过一段时间才

    能完全显露出来。他对元老们的态度很和善，让罗马城得以享受暂时

    的和平。尽管士兵们帮助屋大维夺取了权力，但人们还不知道屋大维

    对身处意大利以外的武装势力打算采取怎样的政策。早在屋大维还在

    为共和国建立汗马功劳之时，元老院就显得相当不愿意褒奖他。时至

    今日，屋大维恐怕更难相信这些元老会默默地接受他掌权的现实。他

    必定能够清醒地认识到，无论元老们以多么动听的话语来表达善意，

    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其实都想杀死自己。假如时机来临，这些人会毫不

    犹豫地化身为杀人凶手。毕竟，当初刺死恺撒的就是那些所谓的“朋

    友”。而且，第一次政治暗杀或许还算是有悖于罗马政治常态，让某

    些人不愿动手。但一回生，二回熟，有了先例在前，许多人大概更愿

    意采用这种手段了。

    然而，屋大维在这一阶段没有对元老院里的敌人下手。与他作对的元老也没有逃离罗马，他们觉得屋大维不会开始排除异己。这种奇怪的判断让人费解。当年，尤里乌斯·恺撒进军罗马以后，许多反对他的人依然能够安全地生活在意大利。看来，元老们仍然相信屋大维会寻求和解。就算他们曾经对屋大维两面三刀、加以羞辱，就算他们已经对恺撒和其他恺撒派人士悍然动用了极端的暴力，这些元老看起来还是认为自己的人身安全无虞。就连西塞罗也留在了意大利，静静地观察事态发展。

    屋大维的第一个举动是奖励手下的士兵。他夺走了元老院为了对抗安东尼而收集起来的资金，将其分发给自己的部下。接着，他设法把两个执政官的职位都控制在自己这边。除了他本人以外，昆图斯·裴迪乌斯也被选为执政官。此人几乎从屋大维在公元前44年抵达意大利以来一直都坚定地站在屋大维这边。选举的过程本身是比较平静的，不过，屋大维派了士兵来监督大家把票投给该投的人。单从基本流程来看，这样的选举还算是遵照了罗马共和国的宪法。政治局面已经大大不同，但共和国法律规定的流程延续了下来。至少，这种状态和下一个历史时期有着明显的差异。

    当选为执政官以后，屋大维召开了一种特殊的会议—库里亚大会

    (comitia curiata)。这种会议的起源非常古老，但到了这个时代，众

    议会基本只具备仪式性作用，其规模也只剩下三十名跟随着执政官的

    扈从(lictor)。这些扈从带着的武器被称为法西斯(fascis)，由捆绑

    在一起的多根棍棒和一把斧头组成，代表着暴力，象征着执政官拥有

    处罚或杀死罗马公民的权威。不过，现代人对“法西斯”这个词的认

    识或许更多地源自20世纪20年代意大利的法西斯党。在屋大维生活的

    年代，众议会仍然拥有批准勋贵(patrician，一个古老的贵族阶层)之

    间的收养关系的权限。于是，在屋大维的授意下，一条新的众议会法

    (lex curiata)出台，正式认可了尤里乌斯·恺撒对屋大维的收养行

    为。其实，当时的罗马人本就一直都将屋大维称作“恺撒”，因为大

    家都知道尤里乌斯·恺撒在遗嘱里写了收养关系。或许众议会的召开

    并没有必要，但是这条法律至少向所有人表明了屋大维忠于恺撒，

    [182]这就是有意义的。毕竟，正如安东尼所说，屋大维的权威在很大

    程度上源于“恺撒”这个名字。

    在恺撒遇害以后，屋大维起先指责安东尼不为恺撒报仇，反而试

    图与行刺者和解。[183]这当然是为了拉拢那些仍然忠于恺撒之人。但

    是，恺撒的旧日部下们显然没有蜂拥而至，聚集在屋大维的麾下群情

    激奋地要求杀死行刺者。换言之，这种做法收效甚微。接着，屋大维

    和元老院结成了同盟，一起公开支持行刺者、反对安东尼。我们可以

    说屋大维和元老院、行刺者之间的关系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有些紧张。

    但就当时而言，他们的关系其实没有很大的问题。当然了，行刺者们

    显然不太信任屋大维(或许算是有先见之明)。然而，没有史料证明他

    们觉得屋大维已经有了固定的政治立场，他们不觉得屋大维对恺撒的

    政治遗产的继承会是一个大问题。我们只能猜想屋大维和西塞罗派已

    经认为二者的和解是可行的。

    那么，我们就不禁要审视一下恺撒的遗产的本质。显然，恺撒不是一位革命者，其所作所为都没有展现出要建立新秩序的迹象。行刺者们或许确实认为自己在“恢复”自由，但是恺撒似乎本就想要与其对手重修于好。他固然想要保持自己的政治地位，但他其实无意颠覆共和国的传统[包括自由(libertas)]。由此观之，刺杀恺撒的行动很有问题。我们可以将其视作反对恺撒统治罗马的极端行径。然而，恺撒的政治举措似乎不该引发这种反应，行刺者对罗马政治的认知过于极端。

    也就是说，刺杀恺撒的举动并不是反革命行为，因为首先就不存在革命行为。既然如此，在恺撒死后，屋大维也并不是革命者，因为他根本就没有革命遗产可以继承。人们也许认为恺撒的继承人能够与罗马社会的传统权威通力合作，因为他看起来并没有别的路可走。如果屋大维能够与行刺者达成和解，那么他们之间应该就不存在根本性矛盾了，双方唯一的意识形态矛盾就产生于刺杀恺撒。也许，马尔库斯·布鲁图斯、卡西乌斯和屋大维真的能够搁置争议、和平共处。毕竟，迪奇穆斯·布鲁图斯和西塞罗都已经成功地与屋大维展开了合作，虽然一开始还有一些摩擦。

    在公元前44年末至前43年初，安东尼才是麻烦的根源，年轻的恺撒不是问题。屋大维的地位确实有些异乎寻常，但以公元前43年的元老们的视角来看，他既算不上威胁，也没有妨碍到元老院行事。只有等到屋大维带着士兵们掉头进军罗马以后，元老们才如梦初醒。

    如果理解了元老们心中的成见，我们就能够明白，元老们在公元前43年的判断和做法都是非常合乎情理的。他们认为自己是政治舞台上的主角，甚至于只有元老才是重要角色。然而，他们的这种成见和意识形态已经不合实际了。政治的要素是金钱与武力，军队就是武力。元老们的财富或许确实远超罗马社会里的其他任何一个群体，但安东尼和屋大维能够用军队来夺走所有的财富。

    罗马的元老们恰恰忽视了军队的作用。这些军人备受鄙夷，他们或许来自罗马社会里最为弱小、贫穷、微不足道的阶层。在元老们眼里，军人的力量不值一哂。就算失去了政治地位，元老们似乎也依然在以传统的方式进行思考，以为自己还有能力管控军队，殊不知他们正在目睹罗马社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屋大维的崛起史无前例，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但这只是恺撒遇刺带来的结果之一。恺撒留下的最大遗产当属元老院和恺撒麾下军团之间的决裂以及这些军团士兵给罗马政治生活带来的深刻影响。如果说革命必定由心怀不满的叛乱者发起，那么罗马革命中的叛乱者就是恺撒的旧部。

    重返穆提纳：三头同盟形成

    新任执政官屋大维和裴迪乌斯立刻开始了行动，让所有人都清楚地看到屋大维确实已经牢牢地掌握了权力。核准养父子关系相当于公然承认了屋大维的政治、个人影响力要归功于恺撒，同时也是再一次宣布屋大维才是恺撒的真正继承人。此外，裴迪乌斯还推行了一条法律，宣布流放行刺恺撒之人。[184]之前元老们赦免行刺者的法令就此失效。而且，除了直接参与谋杀恺撒的那些元老以外，知情或者稍微有一些关系的人也获罪了。这条法律难免波及一大批人。屋大维的某些对手也牵涉其中，因为他们当初或许早就知道暗杀恺撒的计划。

    行刺者全都遭到了指控。这一天，审判开始了，虽然他们本人并

    不在场。主持审判的是屋大维，陪审团大概包括了不下于五十名出身

    于较高阶层的罗马人。不出所料，他们都投票认定行刺者有罪。只有

    一位陪审员站了出来反抗年轻的恺撒，投了无罪票。他叫作西里奇乌

    斯·科罗纳(Silicius Corona)，是一位元老。他勇敢地与现政权作斗

    争，捍卫着元老们的独立性。[185]暂时，西里奇乌斯还安然无恙。这

    些法律措施是屋大维为战争而做的铺垫。不久，他就要与马尔库斯·

    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打响内战。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纵使内战即将来

    临，屋大维也仍然觉得自己有必要寻求法律的支持。

    在这一时期，屋大维和安东尼还处于敌对关系当中，后者依然是

    罗马人的公敌。而且，迪奇穆斯·布鲁图斯和普朗库斯以及他们麾下

    的强大军队也还驻扎在意大利的北方边境上，谁也说不清接下来的局

    势会发展成什么样。所以，在屋大维发动了政变的消息抵达库拉洛以

    后，迪奇穆斯·布鲁图斯并没有马上下令撤退。他或许想要静观其

    变，看一看这位年轻人究竟打算做什么。但是，既然屋大维已经决定

    要和马尔库斯·布鲁图斯以及卡西乌斯开战，那么恺撒派人士之间的

    和解几乎就是必然了，因为无论是屋大维还是安东尼的势力都不可能

    独自战胜这些行刺者。所以，屋大维和裴迪乌斯说服元老院撤销了之

    前颁布的针对李必达和安东尼的法令，为双方的和解打好了基础。

    由此，屋大维发出了想要开启谈判的信号。[186]得知法令撤销以

    后，迪奇穆斯·布鲁图斯和普朗库斯想必都发现了自己的处境变得非

    常尴尬。此时，波利奥也已经加入了安东尼等人的队伍，他们正朝着

    普朗库斯和迪奇穆斯·布鲁图斯进发。而南面还有规模更大的一支部

    队即将到来。既然已经陷入了孤立无援并且无望取胜的绝境，那么普

    朗库斯当然就开始寻求与对方和解。安东尼一直不满于普朗库斯不顾

    老交情，坚定地站在西塞罗派那边的做法。不过，普朗库斯毕竟是恺

    撒的老部下，安东尼身边有很多亲密的朋友也都是普朗库斯的好友。

    而且，与普朗库斯和解总比和屋大维和解要简单一些。在波利奥的居

    中调解下，安东尼和普朗库斯重归于好。至于普朗库斯的部下，他们

    本来就没有誓死效忠于元老院的打算，现在则顺利地加入了安东尼的

    军队。

    然而，迪奇穆斯·布鲁图斯不像普朗库斯那样有恺撒派的朋友替

    自己牵线搭桥。更何况，他是谋杀恺撒的刺客，几乎不可能得到原

    谅。既然普朗库斯已经离去，迪奇穆斯·布鲁图斯的唯一生路就是投

    奔东方的马尔库斯·布鲁图斯。他最直接的路径是跨越阿尔卑斯山，

    横穿意大利北部，通过阿奎莱亚(Aquileia)那一带进入巴尔干。但

    是，屋大维已经往北部派出了部队。安东尼更是处于非常靠近的位

    置，很容易派兵追上他。如果往阿奎莱亚逃跑，迪奇穆斯·布鲁图斯

    大概不是被屋大维拦下，就是被安东尼追上。因此，他另辟蹊径，想

    要从北侧绕过阿尔卑斯山。但这条路线的风险很高，来到阿尔卑斯山

    北侧之后，他还需要渡过莱茵河，然后在罗马国境外前行一大段路

    程。

    他的士兵们当然不愿意跟他走上这条未知的漫漫长路，他们几乎全部叛变了。潘萨曾经指挥过的那些新兵带头离去，准备投奔屋大维，资历更深一些的选择了安东尼。最后，迪奇穆斯·布鲁图斯身边只剩下了高卢骑兵卫队。他遣散了绝大部分卫兵，然后乔装打扮，隐秘行事。

    队伍的规模缩小了以后，迪奇穆斯·布鲁图斯的路线也做了一些

    调整。他决定先潜伏于意大利，然后再设法前去投奔马尔库斯·布鲁

    图斯。然而，阿尔卑斯山区的真正主人是无数的小部落。它们或许在

    明面上从属于罗马，但其实基本是独立的势力。当地的一伙劫匪盯上

    了迪奇穆斯·布鲁图斯一行人，把他们都抓了起来。然后，劫匪们意

    识到自己抓到了大人物，将其交给了部落的酋长卡米卢斯(Camilus)，

    此人是迪奇穆斯·布鲁图斯的朋友。虽然有些为难，但卡米卢斯很快

    就认清了形势。他和迪奇穆斯·布鲁图斯固然有一些交情(大概只是为

    了政治利益而缔结的友谊)，但他的部落几乎不可能挡得住安东尼率领

    的罗马军团，他没必要为自己树立这么强大的敌人。于是，这位酋长

    派人去向安东尼汇报了情况。安东尼命令他处死了迪奇穆斯·布鲁图

    斯。意大利北部的最后一点反抗的火星熄灭了。[187]

    屋大维率军返回了博诺尼亚，[188]安东尼和李必达也已经在穆提纳安营扎寨。双方就这样回到了之前的战场，回到了同一块平原。尽管安东尼和屋大维之间多有嫌隙，但是，现在他们都需要对方的支持。

    这三个人想必在此次会议召开之前就早已明白，他们必须把彼此

    的资源汇聚在一起才能战胜东方、西西里以及罗马城内的敌人，他们

    的视野不能局限在彼此之间的分歧和恩怨上。或许，安东尼从决定撤

    离穆提纳开始就一直在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期待着恺撒的亲戚故旧

    能够团结一致。虽然我们很有理由相信这三个人之间仍然有着尖锐的

    矛盾，但他们也都知道自己必须先搁置这些矛盾。而且，除了他们以

    外，他们麾下的士兵似乎也十分希望联合起来一起对抗共同的敌人，

    其中的一部分士兵甚至已经宣布过不愿意自相残杀了。这些老兵想要

    保护自己分到的土地，得到应有的报酬，并且巩固自己刚刚获得的影

    响力。他们要求恺撒派联合在一起。

    李必达、安东尼和屋大维会见于穆提纳附近拉维努斯河(Lavinus)中的一座小岛上。谈判的最关键内容大概是三人权力的具体运作问题：如何组建联盟、各方势力的活动范围、三方权力的基础、下一步的计划。经过两天的讨论，他们达成了这份必然达成的和解协议。按照约定，屋大维会辞去执政官的职位，然后和其他两人一起担任罗马宪法中从未出现过的全新官职，享有莫大的权威。[189]然后，他们朝着罗马进发了。

    三头统治

    这三位恺撒派人士已经瓜分了罗马世界：屋大维有权掌控阿非利

    加、萨丁尼亚(Sardinia)、西西里；李必达分到了西班牙和纳尔博高

    卢(Gallia Narbonensis，法国南部)；安东尼控制着剩下的高卢土地

    (既有山内高卢，也有阿尔卑斯山以北的领地)。他们约定让李必达当

    选为下一年的执政官，率领三个军团掌控意大利。同时，李必达会把

    其他的军团都交给安东尼和屋大维，让他们两人分别统率着足足二十

    个军团去和布鲁图斯、卡西乌斯对抗。三头(triumvir)，有权派出代

    表统治地方省份。由此，他们既可以保证自己拥有基于各地省份的大

    量财富和权力，进而展开政治、军事活动，也可以用这些职位来笼络

    人心。[190]

    他们三人在一次大会上向士兵们宣布了这份协议的要点。士兵们表示赞成，不过同时还要求年轻的屋大维迎娶安东尼的继女克洛狄娅(Clodia)。她是安东尼的妻子富尔维娅(Fulvia)和西塞罗的老对手克洛狄乌斯所生的女儿。我们可以从中看出，罗马贵族的圈子确实不大。

    三头未对士兵们宣布的是铲除政敌的内容。就在他们朝着罗马靠

    近的时候，罗马城内有四个名声显赫的重要人物或是在晚上用餐时被

    杀，或是横死街头。没有相关的法令、声明，当然也没有经过法律程

    序。罗马城的居民往往是通过道听途说来获取消息的，上层人物很快

    就通过紧密的社交关系网获得了情报。据悉，有一群拿着武器的人在

    夜里找人，但旁人并不知道他们要找的人究竟是谁或者到底有多少。

    就算是到了后来，遇害者的人数也难以确定。有人说是十二人，有人

    说是十七人。在一片漆黑的夜幕中发生的骚动难免会让人恐惧，留在

    城内的执政官裴迪乌斯试图稳定局面。他派人去安抚民心，然后在凌

    晨的时候违背了三头的意愿，公布了他们要消灭的对象，声称这些人

    就是导致内战的祸根。不久以后，裴迪乌斯死了。尽管看起来就很可

    疑，但据说他的死因是在这天夜里操劳过度。于是，公元前43年一共

    有三位执政官死去。[191]

    很快，三位恺撒派巨头进入了罗马，每个人都分别带着卫队和一

    个军团。然后，保民官马尔库斯·提提乌斯(Titius)在他人授意下向

    人民提出了一项法案。按照罗马人的传统，法案的提出和表决之间要

    有三次集市日，也就是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差。然而，这一回，法案公

    布的当天就开启了投票表决流程。公元前43年11月27日，《提提乌斯

    法》(Lex Titia)正式生效了。新的所谓“triumviri rei publicae

    constituendae”的官职随之出现，我们大致可以将其翻译为“支撑起

    共和国的三位官员”。[192]

    我们对《提提乌斯法》的条款所知不多。[193]这项法案为三头的

    官职规定了五年的任期。看起来，三头拥有无比巨大的权力。至少，

    他们拥有执政官一般的权威，还可以控制地方省份。或许我们可以根

    据这三个人接下来的所作所为来重新构想法案的内容，猜测其中有关

    于任命官员以及剥夺罗马公民权利的条文。但是，这项法律更有可能

    是非常简短的，就好像是任命独裁官的法令以及元老院最后通牒那

    样。比如，后者的主要内容就在于让执政官有权采取一切措施来捍卫

    共和国。后来的《皇权法》(Legesde Imperio)里面的授权条款宣布凡

    是皇帝认为有必要的举措都是合法的，也许《提提乌斯法》也有类似

    的条款。总之，这个官职的名称或许就是最好的说明—他们三人是共

    和国的三大支柱。

    “共和国”(republic)这个词来自古罗马，现在表示属于全体公

    民的政体，用以区别于君主专制和其他独裁政体。然而，其拉丁语原

    型“res publica”其实只是“公务”的意思。与之相对的是“res

    privata”，也就是和家庭、家人相关的“私务”。罗马人心中“共和

    国”这个概念的含糊与暧昧反映的是不严格的罗马宪法。维持着罗马

    运转的传统习俗只有一部分被尊为法律，还有一部分基本依赖于罗马

    政治精英和普通公民的实践。对于罗马政治来说，这种灵活性既可以

    被视作长处，也可以被视作短处，其优点是让罗马人的政治制度能够

    应对不同的形势，因需而变；其缺点则是让某些心怀叵测的政治人物

    有了较大的操作空间。罗马人既没有明确的正式规则，也没有像独立

    的司法系统或者最高法院那样的机构来解释不成文的规则应当是怎样

    的。那么，很多问题就有了争辩的余地，一些政治人物完全可以援引

    罗马宪法的“精神”来否定既有的惯常做法。

    然而，“共和国”概念的宽泛性并不影响罗马人频繁地运用这个

    词语。“共和国”与其他的重要政治概念是相互联系的，比如，“自

    由”(libertas)和“虔敬”(pietas，指敬重诸神和先祖)。这两个概

    念也很难阐释清楚，但仍然具备不小的道德约束力。可以说，正是因

    为没有成文的宪法，并且依赖于杂糅了习俗、实践、法律的治国方

    式，罗马才会需要模糊的“共和国”概念。于是，“共和国”有了

    “处理公务的方式”的含义。虽然他们或许会时不时地发生争论，但

    是整体而言，罗马人有一套公认的处事方式，即所谓的罗马共和国宪

    法，或许称之为“罗马共和国的政治文化”更为贴切。“共和国”当

    然是一个重要的概念，罗马的政治人物往往怀着满腔的热情去反复地

    宣扬这个词语，更有无数人愿意为共和国战死。

    《提提乌斯法》为了“支撑起这套政治制度”而新设立了三头的官职。这个描述难免让人想起公元前82年苏拉的独裁官职位，他的头衔大概是“立法及支撑起这套政治制度的独裁者”(dictator legibus faciendis et rei publicae constituendae)或者没有提及立法的“支撑起这套政治制度的独裁者”(dictator rei publicae constituendae)。[194]苏拉的头衔很可能是新创的，因为之前的独裁官都是为了召开选举或者处理危机(一般是军事问题)才获选的。

    三头的全称其实暗示了旧的政治制度已经崩塌，所以三头才要站出来将其支撑起来。[195]不过，这种崩塌与共和国的各个机构无关，它们全都还在正常地运转。此外，三头的官职是经由共和国的法律程序设立起来的。虽然《提提乌斯法》出台的流程有些异常，但这个设立的方式依然足以表明罗马人民享有最高的权威，因为表决同意出台这项法案的是代表着人民意志的机关。后来，三头在掌权期间还与元老院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至少在某些法案上征求了元老院的意见。[196]

    无论如何，传统的政治生活必然已经遭遇了严重的危机，阿庇安为我们保存了三头对此的看法。

    马尔库斯·李必达、马克·安东尼、屋大维·恺撒受民之托，为共和国拨乱反正。我们在此声明：我们的所作所为都是不得已而为之。罪魁祸首当属那些卑劣的叛徒，他们因恺撒的仁慈才得以在战败之后保全性命，乃至获得官职、荣誉和赠礼。但是，他们竟然恩将仇报，密谋杀死了恺撒，并且对我们加以羞辱，甚至将我们列为公敌。恺撒和我们的亲身经历无疑已经证明了，这种恶人是无法用善行感化的，我们必须先发制人。这绝非不义、残暴或不当之举，请大家再次想一想恺撒和我们都遭受了怎样的暴行。恺撒是独裁官、最高祭司，也是一位征服者。他击败了罗马人民最为畏惧的民族，并且将其纳入我们的国家。他还史无前例地勇闯赫拉克勒斯之柱(Columnae Herculis)以外的海域，发现了罗马人此前闻所未闻的土地。然而，就在神圣的元老院内，就在诸神的注视下，这些恶人给恺撒造成了二十三处可怕的创伤，残忍地将其杀害。他们原本是恺撒的俘虏，蒙恺撒施恩才保住了生命，其中的一些人甚至还被恺撒指定为一部分财产的继承人。在这桩恶行发生以后，一些人居然无意令其接受应得的惩罚，反而把他们升至高位，让他们用共和国的资金和军队来对抗我们。这些暴徒用武力裹挟了一些普通人，他们甚至还与那些烧杀掳掠、无恶不作的野蛮人为伍……现在，我们还需要跨海去对抗那些刺杀了恺撒的恶人。此行恐怕势必会遭遇艰险，我们所有人都会面临挑战。在我们外出作战之时，一些敌人或许会趁机作乱。但是，我们依然在毫不迟疑地准备出征，因为我们必须尽快铲除这些刺客，因为他们正是这场战争的发动者。[197]

    这段话的核心内容很简单：像恺撒这样为罗马立下了无数的功

    劳、担任着无与伦比的高级官职的大人物竟然遇刺了，这足以证明罗

    马的政治制度出现了大问题。三头自己的遭遇只不过是再度证实了这

    一点。刺杀恺撒的那些人曾经在内战中与恺撒作对，然而在战败以后

    得到了宽恕，重新融入罗马政坛，得到了尊重，甚至还成了恺撒的继

    承人之一。他们对其恩人及密友恺撒的背叛说明了罗马人无法与这些

    人和平共处，他们的恶行严重违背了罗马人政治、社会传统当中对于

    友谊和报恩的要求。换言之，他们是忘恩负义的小人，其所作所为不

    容于罗马的政治文化。他们的暴力行径已然给无数罗马公民带来了巨

    大的伤害，接下来这场不得不打的战争也会致使生灵涂炭。这些行刺

    者背弃了罗马的传统，公然蔑视罗马的政治文化。这种现象又可以反

    过来说明罗马的政治文化出现了问题。

    后来，把持大权多年的屋大维回顾了自己的一生，然后把他做的总结留在了陵墓入口处和全国各地。对于公元前44—前42年发生的事情，他做出了这样的描述：
    十九岁时，我有志于捍卫共和国的自由。于是，我凭着私人的资源召集起军队，击败了威胁自由的那个派系。为此，元老院对我大加赞誉，让我享有执政官的投票权，并且赋予我军权，让我以代理裁判官的身份跟随执政官盖乌斯·潘萨和奥卢斯·希尔提乌斯行事，“去保护共和国免受伤害”。而且，就在同一年，在两位执政官都死于战争以后，人民选我担任执政官，然后让我成了支撑起共和国的三头之一。我流放了那些杀死我父亲之人，以合法的正当手段令其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之后，这些人对共和国发动了战争。因此，我又在战场上击败了他们。[198]

    虽然屋大维的这些话是在五十年后说的，而且我们还得考虑他也

    许为了维护自己的名誉而做了一些修改，但他的总结显然符合罗马政

    治的传统说法。他对安东尼的攻击被定性为恢复自由之举，他在为共

    和国而战，罗马宪法中规定的国家机关(元老院与人民)也认可了他的

    优良德行。为了让政局恢复正常，他挺身而出，致力于反抗个别派系

    的暴行。他对行刺者采取的行动符合罗马法律，遵从了正当的流程，

    接下来的战争也是为了保卫共和国。这段话以及前文所提的三头颁布

    的法令都具有浓郁的保守色彩。尽管晚年的罗马皇帝屋大维声称年轻

    时的自己是一个在危急存亡之秋勇敢地捍卫共和国的英雄，但当时的

    这场危机看起来与宪法或者国家机关无关，其根源在于个别人的政治

    行径。

    身为现代人，我们或许会认为宪法的要义在于设计制约与平衡的

    关系，让行政权力受到限制，确定各方的职责以及相应的问责机制。

    在现代的西方国家，立法机关监督着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各个机关

    的工作流程都遭受着审查，保持着适当的透明度。整体而言，立法者

    和行政者都会公平合理地办事。然而，罗马的情况截然不同。高级罗

    马官员集司法、行政、军事大权于一身，他们甚至有权采取极刑。从

    公元前5世纪开始，罗马公民争取到了一些在官员面前保护自己的手

    段，比如向人民申诉的权利(或许是通过保民官实现的，因为他们会为

    公民说情，甚至有可能以自己的肉身去阻挡官员，保护公民)。自公元

    前17年以来，罗马皇帝成了保护公民免受官员侵犯的角色。[199]但

    是，真正约束着官员的是罗马政治的传统习俗。按照传统，罗马官员

    应该行事得体、从善如流(比如咨询元老院)、尊重所有的罗马公民。

    三头主张的是解决政治道德的问题，之前也有恺撒派人士表达过

    类似的观点。李必达的部下曾经宣称两位执政官之死就代表着战争的

    结束，大家应该放下武器，以免再有罗马公民失去生命。当李必达危

    如累卵之时，安东尼没有赶尽杀绝，而是要求他与自己和谈。李必达

    本人也曾经建议元老院接受安东尼获胜的军事、政治事实，以免再造

    杀孽。公元前43年末，三头同盟向罗马人民提出一份和平倡议，要求

    重新组建共和国，恢复罗马的“处事方式”，治愈公元前44年3月以来

    的累累伤痕。但在罗马人民重获和平与安全之前，在这个过渡的时

    期，罗马必须先经历纯粹的权力斗争，那些显然有害于和平之人必须

    铲除。这与宪法和法律无关，问题的关键是政治文化。恺撒之死以及

    安东尼和屋大维所受的侵犯让罗马人失去了传统的政治文化。那么，

    剥除了文化的罗马政治现在只剩下了赤裸裸的暴力。

    [181] 如果想了解现代学者对塞克斯图斯·庞培的评价，请参考Anton Powell and Kathryn Welch, eds, Sextus Pompeius (London: Duckworth, 2002); Kathryn Welch, Magnus Pius: Sextus Pompeiu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Roman Culture in an Age of Civil War (Swansea: Classical Press of Wales, 2012)。
    [182] Appian, Civil Wars , 3.94.
    [183] Appian, Civil Wars , 3.9-20; 32-39.
    [184] Velleius Paterculus, 2.69.5：“此时，执政官裴迪乌斯（恺撒的同僚）出台了《裴迪乌斯法》，禁止人们为那些刺杀了老恺撒之人提供水和火。”所谓的“禁止提供水和火”是罗马人的说法，其含义等同于把人流放到意大利以外的土地上去。
    [185] Appian, Civil Wars , 3.95; 4.27; Dio, 46.49.5.
    [186] Appian, Civil Wars , 3.96. Dio, 46.50-55看起来非常困惑于这些事件发生的顺序。
    [187] Appian, Civil Wars , 3.97-98; Dio, 46.52-53.
    [188] Appian, Civil Wars , 3.95-96; Dio, 46.47-48.
    [189] Appian, Civil Wars , 4.2; Dio, 46.54-55.
    [190] Appian, Civil Wars , 4.3; Dio, 46.55-56.
    [191] Appian, Civil Wars , 4.6.
    [192] Appian, Civil Wars , 4.7.
    [193] 我们对于罗马法的认识基本上要归功于编纂法典的后人，他们为我们保存了早期罗马法的内容。但是，《提提乌斯法》并没有被沿用下来。所以，后来的法典没有收录其内容。
    [194] 苏拉的头衔见于残缺的铭文 CIL VI 40951 = VI 31609，其内容为“[L. Cornelius L. f. Sulla] Felix d [ict r(ei publicae] co[nstituendae]”。虽然方括号里的内容都是后世学者推测的结果，但这个推测是很合理的。较长的那个头衔见于Appian, Civil Wars , 1.98，不过不太可信。
    [195] Carsten H. Lange, Res Publica Constituta: Actium, Apollo and the Accomplishment of the Triumviral Assignment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09), 23认为《提提乌斯法》应该明确提出了三头同盟的目的：惩处刺杀恺撒者、结束内战、恢复国家的秩序。无论如何，三头官职的名称里只提及了最后的这一点。
    [196] 例如， Joyce Reynolds, Aphrodisias and Rome (London: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Roman Studies, 1982), 8 提及的法令。
    [197] Appian, Civil Wars , 4.8-10.
    [198] Res Gestae , 1-2.
    [199] 请参考Peter Garnsey, “The Lex Iulia and Appeal under the Empir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56 (1966): 167-189。

    第八章 血洗罗马

    三头同盟颁布的法令篇幅很长。他们愤怒地宣告了一场屠杀即将到来：
    我们不会怒而伤害平民，也不会报复所有曾经反对过我们或者试图与我们作对的人，更不会攻击那些只是富裕或者德高望重之人。当年，有一位独裁者像我们一样在内战期间掌控了这座城市，拥有了莫大的权力。人们因其功绩而称其为菲利克斯(Felix)。但我们不会像他一样大开杀戒。虽然我们三个人的仇敌加起来想必比他一个人的要多，但我们要追究的只有罪大恶极之人。这既是为了我们自己，更是为了大家，因为在我们相争之时，所有人都难免受到损伤。而且，我们的敌人还曾触怒军队。因此，我们的举措也是为了安抚军心。虽然我们现在有权直接逮捕任何人，但我们还是决定采用宣布公敌的方式。这也是为了保护大家，因为震怒的军人也许会违背命令、伤及无辜。现在，除了特定的那些人以外，其他人都不会受到侵犯。
    这是何等幸事!请大家不要以任何形式帮助下列名单中的这些人。凡窝藏、协助、同谋者都会被我们一并列入名单，无论缘由如何。杀死公敌者可以凭其首级领取奖赏：自由民可凭每个头颅获得两万五千阿提卡德拉克马(Attic drachmas)；奴隶可获得自由、一万阿提卡抓以及其主人的公民权。提供情报者可得到同等奖赏。此外，获赏者的名字都不会被登记在册。[200]

    在《提提乌斯法》出台的当天晚上，三头同盟就颁布了这条法令，并且附上了一百三十个人的名字。后来，他们又添加了一百五十个。这些人的名字被写在罗马城广场的两块白板上。其中一块专门用于记录元老的名字，另一块记着非元老。这种区分看起来是为了给这场屠杀营造一种郑重、有序的氛围，却未免显得颇为奇怪。死亡面前本该人人平等，然而这两块白板却还是保留了人们的地位差异。当时的罗马人也注意到了这种讽刺的现象。[201]

    公元前81年，苏拉在内战将尽之时采用了类似的手法—公布名单，凭死亡证据领赏。这些证据，也就是头颅会被展示在广场上。不过，苏拉当初似乎还是记录了提供情报以及杀死公敌者的姓名，将他们记作公共奖励的获得者。而三头同盟则提供了匿名保护，以免这些人遭到受害者亲戚朋友的报复。他们大概希望以此来帮助人们放下心理负担，大胆地动手消灭公敌。

    据各家史料所述，接下来罗马城中发生了无数触目惊心的事情。阿庇安的记录最为详细、广博，但狄奥以及瓦列里乌斯·马克西姆斯的《警世言行录》(Memorable Deedsand Sayings)也并不逊色。最后的这部作品是难得的逸闻趣事集，其中的故事往往没有历史背景介绍，其排序依据是某些政治或者道德品质(爱国精神、奴隶的忠心等)。罗马人和非罗马人的事例又会被进一步划分开来。瓦列里乌斯收集这些逸事的目的大概是让罗马人以史为鉴，提升大家的道德水平。瓦列里乌斯反反复复地为我们讲述了三头同盟宣布公敌所引发的种种事件。阿庇安声称有许多书籍都记载了宣布公敌的后果，他叙述的只不过是他所掌握的冰山一角而已。[202]宣布公敌导致的恶果让无数世代的人们记忆深刻。

    在三头颁布的法令当中，他们把接下来的这场屠杀设想为一次井

    井有条的定点清理行动。如果他们所言不虚，受到影响的只会是极少

    数顽固不化、执意要反对恺撒及其继承人的罗马精英。然而，事实并

    非如此。整座罗马城都被笼罩在恐怖的阴影之下。虽然三头同盟宣布

    了士兵们不会违背命令、伤及无辜，不会让罗马城陷入混乱，但我们

    看到的记录和他们所说的大相径庭。[203]罗马城的社会秩序已经崩

    溃，杀人的暴行随处可见。按照罗马人的等级制度，一家之主对其家

    人(familia)拥有莫大的权威。对家奴而言，家主就像是专制君主一

    样。妇孺的待遇相对好一些。然而，在三头同盟宣布公敌以后，这种

    权力遭到了颠覆。因为奴隶和妇女有可能去通风报信，他们现在反倒

    掌握了家中的权力。而且，邻居、债主、身受社会道义约束的“朋

    友”、寻仇者、不满者、嫉恨者、贪财者、嗜杀者都有可能变成杀人

    凶手。

    古罗马的这种景象让我们不禁想起现代社会的类似事件，长年生活在一起的近邻忽然就成了不共戴天的死敌。在特定的政治局势下，社会矛盾、相互之间的竞争、蕴藏在日常交往当中的不满情绪就以仇杀的形式爆发了出来。社会的正常运行需要人们秉持着一定的互信，但是在内战这样尖锐的冲突发生的时候，这种互信根本没有存在的空间。当整个社会都失去了秩序，到处都充斥着暴力，同流合污反倒是一种有效的自保手段。

    公敌的名单还有更改的余地，人们可以提请删除或者添加某些名

    字。换言之，就算某人一开始不在名单上，他也随时有可能被追加为

    公敌。谁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正在劝说三头把自己的名字也加到名单

    上去，过往恩怨、地产纠纷、婚姻不和甚至尽早继承家产的欲望都有

    可能成为诱因。既有的社会关系瞬间崩塌，人们纷纷开始在恐惧中互

    相怀疑。被宣布为公敌者会立刻失去所有权利。从理论上说，其财产

    会被充公。但其实，在一片混乱的罗马城中，没有人还有义务、责任

    或兴趣去保护他人的财产(尤其是公敌名下的)。所以，邻居、熟人乃

    至察觉到有机可乘的路人都会来分一杯羹。奴隶们大概也会暂时溜走

    甚至一去不返，因为他们知道在这种时候几乎不可能还会有人过来依

    法收取逃亡奴隶应缴的罚金。

    后三头还把原先的某些亲戚朋友也列入了公敌名单，尤其有力地证明了原本正常的社会关系已然变质：安东尼列了自己的舅舅；李必达列了自己的弟弟；屋大维列了某个贴身卫兵。此外，还有一些与高层关系较近的人物也被列入了公敌名单，比如阿西尼乌斯·波利奥的岳父和穆纳提乌斯·普朗库斯的兄弟。面对这种冷酷无情的做法，想必很少有人还会觉得自己能够通过博取同情来逃过一劫。[204]

    阿庇安对各个故事的排序依据是当事人的社会、政治地位高低和亲缘关系的远近(亦即腐化变质之深)。这是帝国时代罗马人(和希腊人)近乎本能的思维方式。首先，他讲述了罗马官员被杀的故事，然后是子弑父、兄弟阋墙、奴隶告发主人、妻子除掉丈夫。不过，除这些骇人听闻的惨状以外，阿庇安还为读者描绘了家人之间互相扶持、团结一致共渡难关的美好画面—某些官员或者曾经的将军被忠诚的老部下施以援手，妻子帮助丈夫藏身并逃脱，父子兄弟齐心协力试图逃亡，奴隶忠心为主甚至献出生命。

    当后三头正朝着罗马城前进的时候，保民官萨尔维乌斯(Salvius)正在举办一场晚宴。[205]就在此时，一位百夫长带着部下闯入了萨尔维乌斯的宅邸，喝令大家不得轻举妄动。然后，他过去一把抓住萨尔维乌斯的头发，把他的脑袋按在桌子上。接着，萨尔维乌斯的客人被迫在一旁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东道主人头落地。

    裁判官阿纳里斯(Annalis)原本正在拉选票，忽然他得知自己已经被宣布为公敌。他的随从一哄而散。他本人则赶紧逃到了城郊，去求助于一位获得了自由身的前奴隶。然而，阿纳里斯的儿子猜到或者得知了他的下落，领着士兵们去找到了阿纳里斯。于是，他的儿子得到了阿纳里斯的财产，却在后来的一次酒后斗殴之时被同一群士兵给杀死了。前裁判官托拉尼乌斯(Thouranius)在被捕时恳求士兵们暂缓行刑，以便让他的儿子去找安东尼为他说情。可士兵们却对他说，他之所以被列为公敌就是因为他的儿子为了尽早继承家产而去找安东尼做了手脚。[206]

    那位著名演说家西塞罗的弟弟昆图斯·西塞罗及其儿子都被抓了起来，同时遭到处死。另有一对父子被行刑者一击砍下了两颗头颅，他们相拥的身体同时失去了首级。巴尔布斯(Balbus)和他的儿子成功逃出了罗马城。他让儿子先走一步，但他的儿子最终在海里淹死。接着，巴尔布斯本人主动回到了罗马，去迎接自己的死亡。阿伦提乌斯(Arruntius)之子本不愿抛下父亲独自苟且偷生，但随着杀人者越来越近，他同意了前去海边。然而，他终究还是淹死了。阿伦提乌斯的妻子在为被杀的丈夫举行了丧礼之后，也随着他们二人而去。

    有一对兄弟躲藏在灶台里。被他们家的奴隶发现以后，其中一人遇害，另一人逃脱。侥幸逃生的这一人不愿在兄弟死后独活，从一座桥上跳了下去。有一些渔夫救下了他的性命，并且有意帮他逃跑。但士兵们看到了这一幕，过来砍掉了幸存的这一人的脑袋。有一人试图保护他的兄弟，表示愿意替兄弟去死。但是，百夫长告知他，他们两人都是公敌，然后斩下了这对兄弟的头颅。

    有个人被他的妻子藏了起来，却被妻子的奴隶知晓了。这个奴隶出卖了他们夫妻二人，然后去广场领取了奖赏。最后，这位妻子绝食而死。还有一个叫塞普提密乌斯(Septimius)的人逃亡至妻子那里，殊不知妻子早已与他人私通。她先表示愿意帮助塞普提密乌斯，然后把他锁了起来。就在军人们过来杀死她的丈夫以后，她立刻在这一天和情夫结了婚。

    斯塔提乌斯(Statius)是一位年长的元老。他在发现自己上了公敌

    名单以后把所有的财产都送给了周围的邻居，然后走回家中，放了一

    把火，与自己的房子一起化为灰烬。纳索(Naso)有一位身为前奴隶的

    爱人。然而，他正是被这位爱人给告发了。于是，在受刑之前，纳索

    先奋力挣脱了抓捕者的束缚，杀死了告密的爱人。曾经在苏拉时代搜

    捕公敌的拉比恩努斯(Labienus)静静地坐在自家的门口，等待新一代

    的死亡使者前来取走自己的生命。埃米利乌斯企图为一名受害者分散

    一位百夫长的注意力，却浑然不知他自己也已被列为公敌。他们二人

    都被百夫长给杀死了。曾经勇敢地给布鲁图斯投无罪票的那位西里奇

    乌斯在逃离罗马的途中发现城门有士兵严加看守，于是混入了一群抬

    棺人当中。然而，士兵们察觉到人数不对，西里奇乌斯被供了出来。

    鲁弗斯(Rufus)曾经在安东尼的妻子富尔维娅名下的地产附近拥有一片

    房产。富尔维娅一度想要买下他的房子，但鲁弗斯当时拒绝了。等到

    安东尼掌权以后，虽然鲁弗斯早已同意了把这个地区的房产交给富尔

    维娅，但他的名字还是赫然出现在公敌名单之上。后来，安东尼把鲁

    弗斯的头送到了富尔维娅那里。后者又特意将其摆在了那块起初引发

    了双方矛盾的地区。[207]

    除了这些以死亡告终的事例以外，阿庇安还列举了成功脱逃或是

    一家人同舟共济的事例。虽然安东尼的舅舅被列为公敌，但他的姐

    妹，也就是安东尼的母亲公然以死相逼，誓要保护自己的兄弟。里奇

    努斯(Reginus)扮成了烧炭工，顺利地离开了罗马。他的妻子就坐在他

    身后的轿子里，有个士兵想要搜查这个轿子，于是里奇努斯出面来说

    情。这位士兵认出了里奇努斯，但还是放他们夫妇二人离去了，因为

    他曾经在里奇努斯帐下效力。吉塔(Geta)先为父亲举办了假丧礼，然

    后一直尽心尽力地帮助父亲藏身。卡珀尼乌斯(Caponius)之妻为了替

    丈夫求情而把自己的身体献给了安东尼。奥皮乌斯(Oppius)的儿子效

    仿了传说当中埃涅阿斯逃离特洛伊城火海的事例，侥幸协助其父亲逃

    出了罗马城。[208]

    最为详细的一个故事出自一段被称为“图莉亚颂”(Laudatio Turiae)的碑文。其篇幅不下于一百二十行拉丁文，不过并不完整。其主旨是赞颂一位特别忠诚于丈夫的妻子。[209]当她的丈夫被列入公敌名单以后，她和她的姐妹以及丈夫的兄弟一起把他藏了起来，然后请求屋大维将其撤出公敌之列。屋大维同意了，但李必达坚决反对。这位一心救夫的妻子出示了屋大维下达的命令，却遭受了殴打。然而，她仍不放弃，最终改变了李必达的心意。

    在被宣布为公敌的诸多受害者当中，西塞罗是最为知名的人物。

    他企图逃离意大利，但天气不佳，未能成行。然后，西塞罗就一直踌

    躇不决。随着搜捕者的逼近，他乘上了轿子，想要逃往海边。西塞罗

    为之辩护过的一个叫莱纳斯(Laenas)的人发现了西塞罗的行踪，带着

    士兵们过来捉拿他。西塞罗的奴隶展开了反抗。莱纳斯知道自己的人

    手不够，就假装在呼叫援手，吓跑了西塞罗的随从，然后把他从轿子

    里拖了出来。关于六十三岁高龄的西塞罗的最后下场，不同的文献有

    不同的说法，而且很有可能在流传的途中几经修改。遭受了三次斩击

    之后，西塞罗身首异处。他曾经用来撰写《反腓力辞》的右手也被砍

    了下来，这两部分都被送往罗马，放在广场的演讲台上供人观瞻。此

    处正是西塞罗生前多次对安东尼发起猛烈抨击的地方。[210]

    根据这些残杀公敌的故事，我们可以大致地猜想这场屠杀是怎样

    展开的。名单大概首先被公布于广场，然后才被传播开来。宣布公敌

    的消息流通得并不是很快，一些人甚至会在尚不知情的状况下被奉命

    前来的士兵抓住。这种不知何时就会被军人找上门来即刻处决的情

    况，想必加深了罗马城居民的恐惧感。当士兵们开始杀气腾腾地满城

    搜寻目标时，恐怕没有人敢去广场看一看自己是否被列入了名单。除

    了被派去搜捕公敌的士兵以外，还有一部分军人负责镇守着罗马城的

    大门和桥梁。看起来，奉命去处死公敌的士兵都能很快地认出目标。

    这只能归因于罗马人公开展示政治生活的文化：大家都有机会从旁目

    睹重要的政治人物前去广场、庙宇、法庭以及接下来具体从事公共活

    动的景象。换言之，被搜捕的公敌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公众人物。

    相应地，追捕正是因这种知名度而顺利展开的。

    我们不清楚究竟有多少人被宣布为公敌，又有多少人侥幸逃脱。名单上的两百八十个人(在后三头进入罗马之前遇害的那十二个或十七个人大概也一样)应该都是罗马政坛上相当有影响力的人物，不然就不会引来后三头的敌视了。不过，其中也有一些人不属于元老之列。想来，在展开的清洗中也有很多其他的受害者：试图帮助公敌逃跑的人，后来被列入名单的人，以及受到公敌的“意外损伤”而死的人。

    狄奥声称经常有人来抹掉白板上的公敌名字，然后加上新的名字。[211]阿庇安给出的遇害者总数是三百名元老和两千名骑士。但这毕竟只是估算所得，因为后三头自己显然不会去好好地统计遇害者人数。元老和骑士阶层以下的遇害者人数没有被记录下来。[212]也许，有很多人都逃去投奔了布鲁图斯或者塞克斯图斯·庞培。无论流亡者、被杀者到底有多少，这一次宣布公敌的行动都必定让罗马的政坛变得空旷了许多。[213]

    没有人试图去掩盖杀害公敌的残忍之处。公敌们既没有悄悄地

    “消失”，也没有像现代的某些囚犯那样被暗中运往专门的处刑地。

    事实恰恰相反，这场屠杀的恐怖证据被赫然展出于整个罗马城中最为

    重要的公共场所—广场。而且，这些头颅的数量甚至还在不停地增

    加，让所有人都能极其直观地感受到此时的罗马政治在以怎样的方式

    运转着，无比有效地说明了三头同盟享有何等庞大的权势，令所有居

    民都充分地明白了罗马城正处于军队的严厉管控下。西塞罗的头和手

    还被特意摆放在演讲台上，构成了无声但血淋淋、异常雄辩的警告。

    对于罗马人来说，死亡其实是家常便饭。罗马社会崇尚武力，并

    且存在着大量的奴隶。观看他人的死亡甚至是罗马人的娱乐项目。但

    无论如何，展出政敌的首级依然是非常极端的举动，会给自己的政权

    树立起尤为暴力的形象。前文所提的那些故事或许有些夸大了事实，

    刻意描绘出一幅三头同盟随心所欲地使用这种权力的画面—他人的生

    死就在他们的一念之间；睚眦必报，而且是报以死刑；为救丈夫，一

    位妻子牺牲了自己的清白。与暴力相伴的是恐怖，令人不敢与现政权

    作对，因为这场清洗已经让所有人都很清楚公然反对现政权者会落得

    怎样的下场。在屠杀的高潮结束以后，仍然能鼓起勇气上台对罗马人

    民发言的演说家们想必会发现西塞罗的人头就在自己的旁边。面对这

    幅景象，他们也许会汲取这位前辈的教训。即使这些令人不寒而栗的

    遗体残部已被移除，这次缀连不断的人头展也会留存在人们的心中。

    最为关键的是，每当来到罗马城的公共场所，他们恐怕都会想起这场

    世所罕见的残酷屠杀。在诸位元老的心里，罗马城广场特为尤甚。

    这次的暴行有着较深的寓意。广场是罗马政治乃至国家的标志，

    这座广场上汇聚了罗马政治文化的种种象征。在现代，每当有电影想

    要表现出现代政治制度迎来了末日，我们就会看到美国白宫化为废

    墟，英国议会大厦陷入火海，法国埃菲尔铁塔轰然倒塌。在罗马城广

    场展示出政敌的头颅也是类似的效果。这种景象代表着国家遭到了革

    命的颠覆，象征着罗马政治文化(尊重公民、元老以及其他重要人物)

    的核心场所化作了毁灭的宣言，其震撼力几乎相当于在白宫门口的草

    坪上摆出一连串被长矛贯穿的人头。

    这场暴行有革命的成分。公民权利和政治习俗都被抛到了一边，

    而且这种紧急的状态并不会转瞬即逝。某些动乱或许为期不长，可以

    很快地被人们抛诸脑后，但这一次的紧急状态还没有到此结束。李必

    达一度对元老院发表了讲话，让元老们感觉这次的紧急状态即将终

    结，罗马会渐渐地恢复常态。然而，据说屋大维明确地表达了不同的

    意见。他声称，最紧张的时刻或许已经过去，但他仍要保留再度宣布

    公敌的权力。换言之，残杀公敌的恐怖阴影只是暂时被驱除了，日后

    完全有可能卷土重来。[214]三头同盟手中的政治权力几乎没有边界，

    而屋大维还不想让元老们忘记这一点。

    革命的资金基础：金钱与权力

    除了极端的暴力以外，相关史料并没有忽视政治权力的另一个层面—金钱。为了确保军队对自己效忠，后三头给士兵们开出了很高的价码。但这种大方的做法并不只是贿赂，更是对资源的大规模重新分配。财富几乎就等于权力。随着传统贵族的财富流失以及新的富裕群体的出现，三头同盟既给自己建立了更为牢固的根基，也大大削弱了对手的实力。

    公敌的财产会被充公，但据狄奥所说，公敌的儿(十分之一)女(二

    十分之一)都能够分得一些补偿，公敌之妻也能得到等于其嫁妆价值的

    资金。[215]在罗马共和国，财富是地位的最佳保障。大部分财富以土

    地的形式存在。体面的罗马人往往都会希望能够把父辈传给自己的财

    产至少完好无损地传给下一代，让儿女们起码足以保持和自己一样的

    社会地位。这份世代相传的馈赠在每一代都能得到女方的嫁妆及其他

    财产的补充。财富和地位的继承性意味着至少在理论上说来，持有土

    地的罗马富人本身就是积累了无数个世代的财富的领受者，同时还理

    应把这些财产继续传承无数个世代。我们甚至可以说，每一代的富人

    其实都是这份财富的租用者。在享受其价值的同时，他们有着保护祖

    产并且传之后人的责任。

    宣布公敌不仅会导致某个家族的领袖人物遇害，而且会给他们家

    的财产造成致命的一击。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公敌的遗孀和继承人是

    否真的能够得到属于他们的那一份资产。毕竟，三头同盟恐怕不太可

    能愿意厚待受害者的近亲。若是在平时，某个家族如果遭受了巨大的

    经济损失，他们可以去找亲戚朋友来救助自己。但公敌的范围很广，

    而且恰恰针对掌握着权力和影响力的罗马精英圈子。就算确实有某些

    人还保留着较多的财产，并且敢于伸出援手，他们恐怕也很难帮助自

    己的亲朋好友很快地走出困境，因为即便是名声显赫的大家族，经历

    残杀公敌这样的灾难之后也几乎不可能在短短几代人的时间里恢复之

    前的家境。

    这场排除异己的政治运动催生出一个严重的经济问题—土地市场的崩盘。地主们准备资金的能力受到了影响，也就是说，三头同盟难以把新获得的大量地产转化为足以应对军事需求的巨额资金。

    买家的减少大概是土地价格剧跌的原因之一。此时的三头同盟正好急缺资金，在这种时候购买地产显然会吸引三头同盟的注意力。[216]还有一些人或许感觉在国家陷入极度混乱之际趁机低价购入地产是一件不道德的事情。此外，有财力买下大量地产的本就是罗马社会当中最富有的那一群人，而这些人有不少都成了公敌，被杀死了。更何况，在许多人被杀、大量财产被充公的这种人心惶惶的动荡时期很难准备好一大笔资金来买地。就算一些人手头恰好有钱可以外借，他们恐怕也不愿意让人知晓。总而言之，现金短缺、买家不足、供过于求，价格的崩盘看起来势不可遏。[217]

    三头同盟也许对市场的变化感到有些意外。当年，苏拉通过宣布公敌收集了三亿五千万赛，[218]后三头收集到的资金据说比他们的目标少了两亿赛。不过，我们并不知道他们的这个目标究竟是多少赛。虽然共和国的最后一代人有许多都在帝国诞生途中获益匪浅，但原来的富人大概不在此列。位居元老的财产标准很可能被迫下降了不少，或许降到了两百万赛到五百万赛之间。三头同盟在宣布公敌之后对资金的迫切需求由此可见一斑。[219]他们一度试图对女性收税，但未获成功，于是转而对人口普查中拥有四十万赛以上的人口征收了百分之二的财产税。这样一来，第一年的税率翻倍。[220]

    公元前42年，三头同盟开始征收另一项税款。这一次，他们要求更为富有的一个群体上缴百分之十的财产税。二者相加以后，这一群富人几乎要交出相当于其财产名义价值百分之十五的税款，这个数字或许等同于他们整整两年的收入。同时，土地市场状况不佳，那么富有的罗马人只得以较低的价格大量出手土地。[221]

    三头征收起来的资金基本都成了军费。之前，罗马人往往只需要维持不到十万人的军队，其每年消耗的资金或许在九千万赛以上。这几乎肯定是罗马共和国最庞大的一项财政支出了。[222]然而，在公元前43年，就算除去西班牙和高卢的军团，三头同盟也还需要每年为十九万三千人的军队募集一亿七千三百七十万赛的资金。也就是说，三头同盟的中央政权现在需要为了军队而提升一倍多的财政收入。除此以外，屋大维还早就许诺过要给他的部队提供每人两万赛的奖金，[223]安东尼和李必达想必也对自己的部下做过类似的承诺。而他们三人的军队包括了至少四十三个军团，这一笔奖金支出加起来多达三十八亿七千万赛。[224]而且，此时的三头同盟无法动用东方的资源，因为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还盘踞在那边；西西里则在塞克斯图斯·庞培的手中；阿非利加的资源大概也无法调用。因此，三头同盟必定无比迫切地需要可用的资金，这或许就是为什么各家史料齐齐指责三头同盟只把富人当作提款机。那么，从征税的角度来看，三头同盟加剧了政治危机。[225]

    在三头同盟麾下效力的士兵们得到了巨量的资金。一位普通军团士兵的年薪是九百赛，这个数目的资金应该可以满足他一年的基本需要。所以，两万赛的金额远超一个普通士兵的想象，这是他多年服役都未必能够挣回来的巨额钱财。更何况，这笔奖金比平时的工资更有价值，因为那所谓的九百赛年薪还需要被进一步投入食物、装备以及其他后勤物资上去。倘若大多数的士兵都来自不太富裕的阶层，那么这一笔巨款或许可以彻底改变他们的社会地位。此外，追杀公敌者也拿到了相当可观的奖励。而且，受益者大概以普通的士兵为主。三头宣布的公敌悬赏额是十万赛。根据当时罗马人口普查的阶层划分标准，这个金额刚好是“第一阶层”(prima classis)的底线。所以，至少从理论上来说，任何士兵只要杀死一个公敌就必定能够升入罗马的上流社会(虽然奖金或许经常是发给一群士兵的)。如果遇害的公敌有两千三百人，那么悬赏金的总额就有两亿三千万赛之多。

    由此，后三头把罗马社会的富人掌握的巨量资金转移到了士兵们手里。公元前43年和公元前42年转移的资金也许超过了四十亿赛，这笔庞大的财富足以让四千多个一文不名之人直接拥有元老级别的财富。[226]最终得到这些钱的或许主要是三头麾下的士兵，同时还有一些其他人，直接受益者可能达到了二十万人。而且，这些人的家里应该还有妇女、儿童。如果把这些连带的受益人也算上的话，那么三头同盟的暴力举措就使得一共七十万罗马人获得大量的财富，而当时罗马自由民的总数只有四百万出头。[227]尽管后三头的暴力行径给我们留下了不胜枚举的恐怖事例，但他们的确让许多人从中获益。我们很难不将他们的做法认定为大肆收买人心的政治行为。

    或许，我们可以认为后三头同盟这次残杀公敌的事件构成了罗马历史上规模最为庞大的财富再分配。既有的精英们也许会十分鄙夷这些暴发户，对他们获取财富的手段感到恐惧，不愿意让他们加入自己的社交圈。但无论如何，金钱最终还是会带来相应的地位。

    内战可以塑造出忠实的追随者。血腥的内战和屠杀既能孤立或消灭敌人，也能以特殊的方式让参与杀戮者较为坚定地站在同样的道德、政治立场上。一起协力杀人的共犯之间往往拥有更为密切的关系，并且会忠诚于支持乃至奖励他们杀人的政权，他们得到的金钱和地位还会进一步把他们与这个政权捆绑在一起。后三头就这样借助于暴力培养出一大群手上沾满鲜血、比较富有、权势较大的可靠拥护者，为自己建立了较为坚实的政治根基。接下来，这些通过革命掌握了财富和权力之人显然还会继续发挥自己的作用。

    后三头同盟带来了一场波及整个罗马社会的革命：[228]大量富人被杀；原属于他们的资源被瓜分一空；等级森严、尊重传统的罗马社会由此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莫大混乱之中。罗马人固然早已习惯于用暴力解决问题，但后三头残杀公敌的行径依然能够让一百多年以后的史家都心有余悸。而且，即使他们的军团已经动身去和布鲁图斯、卡西乌斯作战，意大利的问题也还远远没有结束。

    [200] Appian, Civil Wars , 4.8-11.有人怀疑这条法令的真实性。不过，就算阿庇安（他写的是希腊语文献，并且还少见地说明了这是他翻译拉丁语原文的产物）采信了伪造的拉丁语史料，我们也仍然可以由此看出三头同盟的想法。
    [201] Dio, 47.3. Livy, Periochae , 120只记录了前面的一百三十个名字。也许，他只有第一份名单。
    [202] Appian, Civil Wars , 4.17.除了下文引述的事例，还可以参考Valerius Maximus, Memorable Deeds and Sayings ，尤其是5.7.3; 6.7.5-7; 7.3.8。
    [203] 显然，三头颁布的法令里信誓旦旦的言论和后来发生的事情迥然不同。或许，我们可以由此怀疑这条法令的真实性。然而，时至今日，我们已经熟知政客们会以人民的名义对人民施暴。这是人类历史上多次出现的景象。
    [204] Appian, Civil Wars , 4.12.
    [205] Appian, Civil Wars , 4.17.保民官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杀害保民官既是政治罪行也是宗教罪行。
    [206] 这些故事同样被收录于Valerius Maximus, Memorable Deeds and Sayings, 9.11.6-8。
    [207] Appian, Civil Wars , 4.12-30.
    [208] Appian, Civil Wars , 4.36-45.
    [209] ILS 8393.读者也可参考Valerius Maximus, Memorable Deeds and Sayings ,6.7.2; Josiah Osgood, Turia: A Roman Woman’s Civil War(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210] Appian, Civil Wars , 4.19; Dio, 47.11; Livy, Fr. 60; Plutarch, Life of Cicero , 48;Valerius Maximus, Memorable Deeds and Sayings , 5.3.4.
    [211] Dio, 47.13.
    [212] Appian, Civil Wars , 4.5.也许，他的这个“三百名元老”只是把名单上的两百八十人和之前遇刺的那十七或十二个人相加以后所得的结果。
    [213] 重要的元老或许只有一百人。奥古斯都时代以前的元老总数据说为三百，奥古斯都时代之初“多于一千”，后来被削减到六百。
    [214] Suetonius, Augustus , 27.2.
    [215] Dio, 47.14.
    [216] Appian, Civil Wars , 4.31.
    [217] 阿庇安对这个现象的解释主要从道德角度展开。他认为这是一小撮人引发大家的厌恶与恐惧之情，进而导致的结果。我们不必拘泥于他的看法。
    [218] Livy, Periochae , 89.
    [219] 读者还可以阅读Israel Shatzman, Senatorial Wealth and Roman Politics(Brussels: Latomus, 1975)。
    [220] Appian, Civil Wars , 4.32-34. Dio, 47.14记录了更为复杂的一种税，但和阿庇安描述的不矛盾。
    [221] Dio, 47.16.此外，三头同盟把某些奴隶征入了海军。
    [222] 关于罗马人的征兵活动以及人力资源状况，请读者参考Peter A. Brunt, Italian Manpower 225 b.c.-a.d. 1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Elio Lo Cascio, “Recruitment and the Size of the Roman Population from the Third to the First Century B.C.E.”, Debating Roman Demography , 111-137, edited by Walter Scheidel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01)。
    [223] 屋大维的这个承诺见于Appian, Civil Wars , 3.43-44; 3.48; 3.90. Appian,Civil Wars , 4.3更提及屋大维还表示过要把十八个意大利城镇里的一部分土地划拨给这些军人。我们尚不知晓这些土地是否会被折算为两万赛奖金的一部分。
    [224] Appian, Civil Wars , 4.3.一个军团四千五百人，四十三个军团为十九万三千五百人。每人两万赛，总额自然就达到了三十八亿七千万赛。
    [225] 请参考Luciano Canfora, “Proscrizioni e dissento sociale nella repubblica Romana”, Klio 62 (1980): 425-437。
    [226] 读者可以参照Shatzman, Senatorial Wealth and Roman Politics中收录的数据。
    [227] 这个数字基于公元前28年人口普查的结果。四百万自由的罗马公民当中，大致应该有一百万成年男子和三百万妇孺。
    [228] Appian, Civil Wars , 4.16. Dio, 47.7-8试图替屋大维开脱，但他的说法令人难以苟同。

    第九章 三头同盟的胜利

    通过宣布公敌，后三头完全掌控了罗马城。这场血淋淋的斗争彻底堵死了和谈的道路，有太多的人死于非命，幸存者都会深深地记住这场噩梦。三头的权力建立在军队的基础上，为了实现对士兵们许下的诺言，三头从权贵手中没收了大量土地。既然已经走到了这一步，屋大维、安东尼、李必达都无法回头了，只能沿着这条政治路线继续前进。

    罗马城的动乱对三头的敌人有一定的帮助。阿非利加的一位元老总督昆图斯·科尔尼非奇乌斯被顺利地除掉了，但塞克斯图斯·庞培接收了那些逃离意大利的流亡者，增强了实力。[229]当初，行刺者们起兵对抗安东尼的原因就是怀疑掌握政权的安东尼会对罗马公民施以暴行。现在，三头同盟的所作所为很可能不仅验证了行刺者的判断，还远远超出了所有元老的想象。某些本来犹豫不决或者暗中支持行刺者的人终于得以看清：后三头的政权的的确确带来了革命，威胁着所有人的生命。在三头同盟看来，恺撒之死和穆提纳之战说明了罗马共和国需要重塑。而在其对手眼里，三头同盟的暴行已经颠覆了共和国。

    宣布公敌、排除异己是对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开战的必要铺垫，后三头同盟希望以此来确保罗马城和意大利的稳定。等到意大利的反对势力得到打压以后，安东尼和屋大维踏上了奔赴东方的征程。

    行刺者落败：腓立比

    安东尼和屋大维面临着不小的困难。虽然他们的军队规模庞大，但这些部队需要渡过亚得里亚海，进入今天的希腊北部地区作战。在一般情况下，这个距离的部队运输和后续的补给不会给罗马人造成什么大麻烦，但此时的形势非同寻常。

    以西西里岛为基地的塞克斯图斯·庞培控制着意大利半岛附近的海路，东方的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也掌握着强大的海军。后三头可以寄希望于克莱奥帕特拉，她的埃及海军也很强大，有可能挑战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的海上霸权。不过，地中海地区的海战往往胜负难料，天气是很重要的因素，但当时的人们只能通过用肉眼仰望天空来做出预测。如果只有一艘小船，那么躲避恶劣的天气并非难事，可以藏身的港口俯拾皆是。然而，对于一整支海军舰队来说，很少有适合它们避难的港口。尽管克莱奥帕特拉朝着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派出了舰队，但她的舰队遇上了风暴。由于舰队受损严重，她不得不下令返航。接着，因为重建舰队需要耗费不少的时间，克莱奥帕特拉短期内无法再参与作战了。[230]

    三头同盟的海军实力完全处于下风。他们固然成功地渡过了亚得里亚海，但也只不过是因为侥幸避开了塞克斯图斯·庞培的舰队而已。部队登陆希腊以后，意大利方面就难以为其提供后勤或者援军了。

    此时的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正忙于处理叙利亚和小亚细亚的战事。由此可见，他们大概不认为自己会这么快就遭到攻击。也许，他们甚至都没想到安东尼和屋大维能够顺利渡过亚得里亚海。看起来，他们原先的计划是巩固对东部领土的控制，然后进一步强化军事力量。不过，既然三头同盟的入侵部队已到，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很快就开始从小亚细亚长途行军返回希腊。

    他们重新回到了欧洲的土地，然后沿着海岸线从色雷斯赶往马其顿。他们的行军路上有很多山地和沼泽，有些山脉甚至直抵海洋。屋大维和安东尼想要妨碍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的行动，于是派出了八个军团的先头部队去扼守交通要道，其统帅是两位深受信赖的高级军官卢奇乌斯·迪奇狄乌斯和盖乌斯·诺尔巴努斯。但是，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在当地人的协助下走了特别的路径。而且，他们还有一支海军部队可以用来包抄三头同盟的先头部队。因此，诺尔巴努斯和迪奇狄乌斯撤退了。随后，卡西乌斯和布鲁图斯下山来到了腓立比(Philippi)。这个小镇坐落在一片广阔、肥沃的平原的边缘，附近的主要城镇是今天的兹拉马(Drama)。

    地图4：腓立比及其周边地区[图上左边的腓立比(Philippi)是右边的腓立比(Philippoi)的原址，后遭废弃。]

    古代的腓立比位于克里尼德斯(Krenides)村的旁边，与其现址相距数英里。“腓立比”这个名字源于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腓力二世。马其顿人建造这座城镇的目的有二：一是镇守附近的山间通道；二是开采附近的金矿。我们或许可以借助于当地的大量泉水来确定腓立比的具体位置，因为“克里尼德斯”在希腊语中的含义是“泉”。腓立比很可能有一部分较老的城区建设在山丘上。附近的山区或许还分布着一些较小的聚落，就好像今天的情形一样。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的营地都在腓立比的城镇中心以外两英里多一点的位置，二者的营地之间又相隔一英里远。[231]而且，他们似乎都驻扎于腓立比的西侧，背靠着山脉。周边这块平原的南部是大面积的沼泽地。当地的主要道路大致上从北向南穿过了山脉，直达海边，构成了一条便捷的补给线。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的制海权意味着他们可以较为安全地通过这条补给线，把东部的资源运输到自己的营地里。

    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的到来出乎诺尔巴努斯和迪奇狄乌斯的意料，三头同盟的先头部队几乎就要被对方包抄后路。现在，他们二人向西退到了距离腓立比大约六十公里远的安菲波利斯(Amphipolis)。他们既可以凭此守住敌方西进的主要通道，也可以就地搜集补给。于是，他们开始在安菲波利斯等待安东尼和屋大维赶来。

    抵达安菲波利斯以后，安东尼立刻开始大胆地执行主动出击的策略。他只在安菲波利斯留了一个军团防范敌方海军骚扰自己的补给线，其余的部队都跟着他一起朝着腓立比进发。最终，他在非常靠近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的地方停了下来，双方之间大概只有一英里远。他下令在这块比较潮湿的低地上安营扎寨，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的营地则处在较高的区域。安东尼的进军很有魄力，充满了进攻性。而此时的屋大维身患疾病，带着部队以较慢的速度跟在安东尼的后方，接着在安东尼所部的旁边驻扎下来。

    交战双方堪称势均力敌。双方各有十九个军团。布鲁图斯的部下或许人数较少一些，但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有两万骑兵，而安东尼和屋大维只有一万三千。无论如何，在这块平原上，后三头同盟的十万将士和行刺者的十万部队开始了对峙。

    在古代战场上，任何微小的优势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自认为处于战术劣势的一方总是会尽可能地躲在防御工事后面避战。因此，在古代战争当中，交战双方有时候会预先约定好交手的时间和地点，开阔的平原是理想的选择。因为双方都可以在此摆好阵势，全力以赴，公平地决出战争的胜负。腓立比附近的平原就是这样的地方，双方都布置好了防御工事以便在战况不佳的时候有撤退自保之所。同时，两边展开了一些小规模的摩擦。不过，大规模的战斗并未发生。安东尼和屋大维每天都领兵出来叫阵，但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迟迟不肯应战。或许，三头同盟这一边的士气由此得到了提升，因为他们的对手似乎畏惧不已。

    缓兵之计有利于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他们的营地位于高处，看

    起来不会被强行攻破。而且，他们拥有制海权，还控制着东部的大量

    省份。也就是说，他们的补给非常充足。反观安东尼和屋大维，他们

    勉强渡过了亚得里亚海，来自意大利的补给受到塞克斯图斯·庞培和

    行刺者的舰队的威胁。在地形和其他因素的影响下，屋大维和安东尼

    很难把希腊南部的资源运输到北方来。在他们的这个位置，获取补给

    的最佳途径就是海运。但既然没有掌握制海权，那么他们就只能依赖

    于粮食产量相对较多的帖撒利亚(Thessaly)和马其顿了。十万士兵及

    其战马的食物和装备还有运输队的安排都绝非易事，在当时，这相当

    于为三座巨型城市供应粮食。而且，军队的补给还不像城市那样拥有

    运行多年的妥善安排。更何况，马其顿和帖撒利亚的补给当然是有限

    的，其中至少有一部分属于民间商人。如果时机成熟，他们很可能会

    用“饥灾价”提高军队买粮的成本。所以，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完全

    可以坐等安东尼和屋大维的粮食消耗殆尽，从而迫使他们及早强攻防

    备完善的据点，或是眼睁睁地看着其部下慢慢地在饥饿中丧失体力和

    士气乃至叛乱并撤退。[232]

    然而，安东尼并不是一个畏首畏尾、当断不断的将军。他派出一

    支小部队进入了沼泽地，探出一条直达腓立比南方山丘的路径，在卡

    西乌斯察觉之前建立了一系列威胁敌方补给线的前哨点。然后，卡西

    乌斯通过建设军事工程实施了类似的策略。他命人在沼泽地里建造堤

    道，试图由此截断安东尼和前哨点的联系。在此期间，双方的部队发

    生了冲突。最终，卡西乌斯成功切断了安东尼的部下探出的路径，困

    住了南面的前哨点。但是，卡西乌斯在沼泽里展开的行动意味着他和

    他的部下就此离开了营地。于是，安东尼乘机向对方营地和沼泽堤道

    相接的那部分较干燥的地段发起了进攻。如果他能截断卡西乌斯的堤

    道，那么卡西乌斯本人和他的一部分士兵就会被困在沼泽地里，无法

    与营地里的部队会合。这其实就是卡西乌斯之前想要对安东尼施展的

    战术。安东尼将计就计，然后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而且，他的目标甚

    至更高。安东尼所部原本大概面对着东方，但为了进攻卡西乌斯，他

    们要转而对着东南方前进。此时，布鲁图斯的军队看到了机会。其中

    的一部分人开始进攻安东尼所部露出来的侧翼，另一部分则冲向了屋

    大维的部队。至此，双方终于在这块平原上展开了战斗。

    屋大维的部下或许有些措手不及，很快就被迫后撤。布鲁图斯所

    部占领了屋大维的营地，然后开始专注于掠夺对方留下来的宝贵补

    给、装备和某些私人财物。他们现在大概非常需要补充这些物资。此

    时，安东尼的部队已经在南边攻下了堤道。于是，安东尼有了两个明

    显的战术选择。他可以沿着堤道进逼沼泽地里的卡西乌斯，或者扭头

    去进攻布鲁图斯，试着夺回屋大维刚刚失去的营地。但是，安东尼独

    辟蹊径，选择了第三条道路。他命令侧翼部队挡住布鲁图斯，并且派

    人把卡西乌斯和他身边的那部分士兵继续困在沼泽地里。而安东尼自

    己则冲锋在前，率军对卡西乌斯的营地发起了攻势，战死士兵的尸体

    填平了敌方的壕沟。终于，安东尼硬生生地突破了敌方的防御工事，

    击败了卡西乌斯的部队，取得了不逊色于布鲁图斯的战果。

    无法返回营地的卡西乌斯转而朝着东方前进，来到了腓立比所在

    的山丘上。他试着在此厘清战况。不过，战场喧嚣纷乱、尘土飞扬，

    更何况双方的装备还非常相似，光靠远观很难获得有意义的信息。于

    是，他派出了一名军官去寻找布鲁图斯。至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有

    两个不同版本的说法。也许，卡西乌斯得知了布鲁图斯取胜的消息，

    但他因为自己打了败仗而羞愧难当，要求一名奴隶割断了自己的喉

    咙。第二种说法是，卡西乌斯派出去的军官遇上了一群骑兵。卡西乌

    斯认为这些骑兵都是敌人，他的军官被俘虏了。然后，他回到了自己

    的军帐，在一名奴隶的协助下自裁而亡。[233]

    第一场战斗到此为止。传统的观点似乎往往认为双方打成了平手，因为每一边都有一支部队被击败了。但是，就算这场战斗还没有决出胜负，双方所面临的战术形势很可能已经发生了相当关键的变化。接下来，屋大维和安东尼试图通过调整己方据点的位置来切断敌方的补给线，让布鲁图斯陷入困境。不过，他们自己也很缺乏补给。秋天将至，即使他们真的能够围住布鲁图斯，也没有人可以轻易地断定哪边的补给会先一步耗尽。

    10月23日，布鲁图斯带兵出战。我们不太清楚他到底为什么决定冒着彻底失败的风险出来作战。阿庇安猜想布鲁图斯的部下因为战胜了屋大维的部队而沾沾自喜，迫不及待地想和对手交战，同时还认为即使战况不利也可以安然撤回至防御完备的据点。阿庇安甚至认为布鲁图斯担心如果自己不出战，士兵们或许会哗变。[234]

    战斗即将开始。双方实力难分伯仲。他们各自摆好了阵形，然后

    向对手发起了冲锋。谁也没有运用什么巧妙的战术，这是一场罗马军

    团之间硬碰硬的战争。一线士兵体力不足之后就会后撤，让二线士兵

    上场，接着是三线的士兵。然后，休息完毕的一线士兵又会重返最前

    沿。各排士兵的轮替就是这样进行的。在激烈无比的古代战场上完成

    这样的战术需要士兵们能够极其严格地执行军纪。最终，后三头的部

    队稍胜一筹。在巨大的压力下，布鲁图斯的阵线渐渐后退。这幅景象

    看起来就好像是一群士兵在努力地推动某个沉重的物体。布鲁图斯的

    第一线士兵被迫贴到了第二线士兵的身上。然后，敌方的压力终于突

    破了他们的极限，令其再也无法维持井井有条的三排阵列，无法完成

    正常的轮替战术。他们的阵形开始崩溃了。这是敌方加大进攻力度的

    良机。随着越来越多的士兵倒下，仍在奋战的士兵受到了越来越多的

    敌人的夹击，防御的压力变大了。最后，布鲁图斯的士兵已经无法抵

    挡对方的进攻，彻底失去了阵形，然后开始转头逃跑。但是后三头的

    军团紧追不舍，甚至一路追到了布鲁图斯的营地门口。守门的卫兵开

    始投射火力，但这些追兵依然不肯放弃，一直在攻击逃跑的对手。而

    败北的士兵已经无力还击，只能竭力朝着狭窄的营地大门冲去。到了

    最后，这支落荒而逃的部队大致分成了三个部分：有些人逃往海边，

    有些躲到了山丘上，还有一些退回了营地。

    战斗结束了。之后，安东尼和屋大维追击了逃跑的敌兵，攻打了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在平原上设置的哨点，对布鲁图斯的营地展开了围攻。布鲁图斯本人未能逃回营地。他带着一些部下撤到了山区。也许，他想要跑到海边或者翻山越岭而去，但安东尼仍在追踪他的下落。到了傍晚，布鲁图斯已经被围住了。[235]据说，安东尼就藏身于堆积成山的尸首后面，静静地等待着。

    天亮以后，布鲁图斯再度审视了当前的局面：他还剩下四个军

    团；大营虽然被围住了，但暂时还没有被攻破；他的唯一选择就是杀

    出重围，一路突破安东尼和屋大维的阻拦，回到大营。然而，这个计

    划极难成功，不论成败都会导致大量的伤亡。士兵们宁愿放下武器投

    降，以保全自己的性命。据说，布鲁图斯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既然

    他们去意已决，我便再也无法为国效力了。”然后，他请求一位叫伊

    庇鲁斯的斯特拉托(Strato of Epirus)的朋友来杀死自己，但斯特拉

    托拒绝了。布鲁图斯就叫来了一名奴隶。然而，斯特拉托又觉得不应

    该让一个奴隶来为布鲁图斯送行，于是，他动手了。布鲁图斯则毫不

    退缩地接受了这一击。[236]

    我们对于这场战斗的详细认知大多源于阿庇安的描述。他敏锐地

    认识到了地形和后勤在其中发挥的重大作用。不过，我们也许还是应

    该秉持怀疑的态度。阿庇安的文字看起来有些像小说，个别地方我们

    甚至能感觉到他在刻意地营造一种浪漫的氛围。古代的某些史家偏爱

    于为了艺术效果而给自己的作品添加一些“肯定是这样”的虚构内

    容。关于卡西乌斯的自杀，阿庇安给我们留下了两个版本的说法，这

    或许就说明了他所接触到的文献已然经历过前人的文学加工。后来，

    在许多人心目中，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都是为共和国献身的烈士。在

    此后的一百五十年间，每当一些较为专横的皇帝在位，有些人就会尤

    其怀念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奉他们为榜样。腓立比周边的激烈战斗

    可以说是必定会引发后人满怀热情地展开文学创作。事到如今，我们

    几乎已经无法分辨这些史料当中的虚实真伪。腓立比之战仿佛成了一

    个传说故事，描绘了共和国的最后一群拥护者无力回天的景象。这些

    文学创作的目标是给腓立比的战斗赋予象征意义，将其塑造成共和国

    濒临灭亡之际最后一次悲壮的挣扎。所以，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都必

    须以烈士的形象为崇高的共和国殉葬。

    面对这种史料，我们无法简单地去伪存真，只能尽量仔细地加以

    分析。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当然是主角。无论是面对战败还是死亡，

    他们都始终秉持大无畏的精神(虽然卡西乌斯自杀的时间点好像太早了

    一些)，为后来帝国时代的一些罗马人树立了标杆，后人还给他们精心

    准备了表达爱国情怀的遗言。甚至在整个故事里，布鲁图斯和卡西乌

    斯的表现都几乎无可指摘：他们都是智珠在握的杰出将领，几乎总是

    能做出正确的判断。相比之下，安东尼的形象就显得残暴嗜杀、鲁莽

    草率，甚至有些疯狂。一开始，他直接行军到了距离布鲁图斯和卡西

    乌斯的营地非常近的地方。然后，他轻率地对卡西乌斯的部队发起了

    攻击。最后，他还不顾布鲁图斯的存在，冲向了卡西乌斯的营地。在

    史料中，安东尼所到之处尽是死亡。他不在乎部下的生命，也不尊重

    战死者的遗体。唯一的例外是死去的布鲁图斯。据说，安东尼对布鲁

    图斯的高贵品质表示了尊重，用紫袍包住了他的尸体，为他举行了体

    面的丧礼，然后把骨灰还给了布鲁图斯的妻子。

    安东尼的胜利看起来好像完全没有道理。然而，安东尼是这些人当中经验最丰富的将领，是他打破了僵局，也是他击败了卡西乌斯，拿下了敌方的营地，大大改变了战局。我们看到的史料以屋大维的失败为由，认为安东尼在第一次交手时取得的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胜利，但这种结论难以解释卡西乌斯为什么要自杀。安东尼对敌方补给线的骚扰也被史家一笔带过，但正是他的这个策略迫使卡西乌斯带兵离开了营地。而且，在第一场战斗结束以后，安东尼应该也还在不停地骚扰布鲁图斯的补给线。

    第二场战斗被归咎于布鲁图斯麾下士兵的急躁，是他们强烈要求

    明智的布鲁图斯出来打了这么一场失败的战斗。然而，某些接受过良

    好教育的精英往往喜欢描绘出充满理性的精英形象，然后再塑造出缺

    乏理智的地位较低者，令二者构成对比。英明的布鲁图斯和不明事理

    的大多数士兵就完美契合于这个模型，让我们不禁怀疑这种说法的真

    实性。第二场战斗打响之前，布鲁图斯及其部下或许更有可能在担心

    屋大维和安东尼会逐步把自己包围起来。而且，第一场战斗毕竟给他

    们这边造成了不小的伤亡，他们不太可能充满了完全不合实际的自

    信。假如屋大维和安东尼的包围圈得以顺利地形成，那么布鲁图斯就

    既不能逃至海边，也无法再通过山路撤退。到了那个时候，他们就只

    能与对手比拼补给储备或是付出惨痛的代价来突围。也就是说，在第

    一场战斗结束以后的这三周时间里，他们大概发现与其坐以待毙，不

    如出来背水一战。

    把第二场战斗的责任归结到士兵们的身上还可以与士兵们第二天拒绝追随布鲁图斯的表现相呼应。这样一来，布鲁图斯就完全没有责任了，这些奋勇作战如此之久、失去了无数同袍、拒绝去送死的士兵接下了全部的责任。其实，这些士兵只不过是不愿意为不属于他们的共和国事业而殉葬，不愿意追随他们的将军一起去死，不愿意在布鲁图斯的悲剧故事里面扮演自杀的配角而已。经过谈判，他们加入了后三头的军队。按照精英们编写历史的传统，这些品性低劣的士兵背离了他们志向高洁的将军，让我们又多了一个无奈的失败者的史例。

    在阿庇安的眼里，这次的战斗就是最终之(内)战。[237]虽然零星的反抗依然存在，尤其是西西里的塞克斯图斯·庞培，但我们很难反驳阿庇安的结论，因为战争确实已经结束了。恺撒的大仇已报，安东尼和屋大维(还有在背后支持着他们的李必达)成了罗马世界的主人。而且，我们也很难否认阿庇安的另一个观点—腓立比之战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这次的战斗证明了罗马社会的权力已经易主。当然，站在罗马社会顶端的具体人物发生了变化。但更为关键的是，在现在的这个中央政权建立之初，是士兵们在为自己行使着政治权力。直到后来，这个政权的基础才扩张为更加广阔的皇家关系网络。

    反抗新秩序的斗争失败了，守旧的元老们只得无数次地回忆起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自杀殉道的情形。腓立比之战结束以后，罗马再也容不下真正的共和国的英雄。精英们只能无奈地用文学想象来美化过去，因为在新的世界里，中央的政治权力永远都与他们为敌。

    [229] Appian, Civil Wars , 4.53-56; 4.83-86.
    [230] Appian, Civil Wars , 4.82.
    [231] Appian, Civil Wars , 4.106.
    [232] Appian, Civil Wars , 4.107-108.
    [233] Appian, Civil Wars , 4.111-113.
    [234] 阿庇安或者阿庇安所参考的史料看起来有可能在替布鲁图斯洗脱责任。除了这一战以外，据说当年庞培的部下也不顾他的想法，执意求战，以致酿成了法萨卢斯之战的失败。
    [235] Appian, Civil Wars , 4.128-130.
    [236] Appian, Civil Wars , 4.131.
    [237] Appian, Civil Wars , 4.138.

    第十章 属于军人的和平时代

    凯旋的后三头同盟重新划分了势力范围：李必达被局限于阿非利加，屋大维得到了西班牙，高卢到了安东尼的手中。而且，安东尼还去巡视了东方的各座城市和附属王国，接受他们的效忠，让他们解释自己为什么要支持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仅剩的一些反抗势力也被安东尼扫除了。关于这一时期的安东尼，最著名的事件是他和克莱奥帕特拉在奇里乞亚的会面。之前，他们二人曾经见过几次。比如，在克莱奥帕特拉只有十六岁的时候，安东尼追随着伽比尼乌斯的军队来到了亚历山大。后来，身为恺撒的情人，克莱奥帕特拉一度居住于罗马。普鲁塔克(Plutarchus)在《安东尼传》当中浓墨重彩地描写了克莱奥帕特拉与安东尼相会的场景。当时，克莱奥帕特拉正乘船沿着居德努斯河(Cydnus)而上：

    她乘着紫帆金首的船只。在簧管和里拉琴的陪伴

    下，船员们挥动着银色的桨。她本人则居于绣金帷幕

    的后面，放松地倚靠着，犹如画中的女神阿佛洛狄

    忒。随侍的奴隶男孩正在用扇子为她消暑，他们每一

    个看起来都像是厄洛斯。处在船舵和绳索旁边的俏丽

    女奴们打扮得仿佛是水中的仙女(Nereides)或美惠女

    神(Gratiae)。无数的香料甚至让两侧的河岸都充满了

    芬芳。下船之时，她的随从分列左右，一路护送。城

    中居民纷纷前来围观，原本熙熙攘攘的城市广场渐渐

    变得空空荡荡。最后，只剩下安东尼自己高坐在演讲

    台上。很快，市民们都在说阿佛洛狄忒为了亚细亚而

    来此纵情狂欢，庆祝狄俄尼索斯的节日……

    据我所知，她的美貌其实并非真的举世无双。她

    没有那种足以折服所有人的绝色容颜。但是，她的存

    在依然总是能够引人注目，因为她的谈吐、气质、身

    段和音色确实撩人心弦。而且，她的舌头仿佛是一个

    多弦的乐器，可以自如地奏出多种语言的声音。因

    此，她极少需要翻译员的帮助。在大多数情况下，她

    完全可以顺畅地与各地的居民展开交流。埃塞俄比亚

    人、穴居人(Troglodytae)、希伯来人、阿拉伯人、叙

    利亚人、米底(Medes)人、帕提亚人都不例外。[238]

    安东尼并不打算拒绝这位来自埃及的女王。光阴荏苒，克莱奥帕特拉为安东尼生下了一对龙凤胎—亚历山大·赫利俄斯(Alexander Helios)和克莱奥帕特拉·塞勒涅(Cleopatra Selene)。她和尤里乌斯·恺撒生下的儿子恺撒里昂(Caesarion)就这样有了一对同母异父的弟弟和妹妹。安东尼和克莱奥帕特拉的关系成了这个时代的又一个浪漫故事，东方国度的神秘女王成功地诱惑了原本痴迷于权力的冷面将军。

    相比之下，屋大维此时的经历就不像他的同僚这样愉快了。早在腓立比之战打响以前，他就患上了疾病。战后，他也因此推迟了返回的计划。直到公元前41年，屋大维才终于回到了意大利。这一年的执政官是普布利乌斯·塞尔维里乌斯和安东尼的弟弟卢奇乌斯·安东尼乌斯。屋大维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前两年的战争遗留下来的问题—他得兑现后三头同盟对士兵们许下的承诺。

    士兵们有一项传统的要求—分配土地。按照罗马人运转多年的殖民制度，一些人会被派去迁居到指定的聚落里，通常是在刚刚征服的领土上。这种聚落是“国家的堡垒”(propugnacula imperii)，拱卫着意大利中央的罗马，抵挡着各地的叛军和境外的入侵。[239]早期的罗马人通过征服战争没收了许多土地，在意大利建立了大量的殖民地。然而，随着意大利全境都被罗马人收入囊中，这种老方法难以为继。现在，只有通过强行没收他人土地才能在意大利设置新的殖民地。早在三头同盟成立之时，他们就已经选定了十八个城镇。[240]

    三头同盟夺取了他人的财产，但他们无意给受害者提供补偿。失去了土地的难民和想要申诉之人顿时云集于罗马，受到损失的城镇希望中央能够让更多的地方也来分担它们的压力。然而，在这个问题上，屋大维并没有多少变通的余地。除此以外，那些分到土地的士兵几乎不可避免地开始侵占邻近的土地。毕竟，他们有着强大的武力，军人之间的联系也更为紧密。更何况，他们现在已经垄断了政治权力。[241]

    就是在这个时候，正经的反对势力有些出人意料地现身了。其中心人物是安东尼的弟弟卢奇乌斯·安东尼乌斯和安东尼的妻子富尔维娅。要正确地理解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们就得先确定他们二人的动机。

    传统的观点倾向于支持屋大维，反对卢奇乌斯·安东尼乌斯，大力指责富尔维娅。狄奥的文本通篇都在贬低卢奇乌斯·安东尼乌斯，把富尔维娅描写为真正的主谋。[242]阿庇安给出的描述有所不同，他认为安东尼和富尔维娅的关系其实很差，二人对殖民政策的看法有很大的分歧。然后，一个叫马尼乌斯(Manius，在阿庇安的笔下，这个人经常来给安东尼乌斯和富尔维娅提供匪夷所思的糟糕主意)的人提议富尔维娅去和屋大维作对，以求让身处东方、拈花惹草的安东尼赶回来帮助自己的妻子。也就是说，这种说法想让读者们相信富尔维娅是因为不满于丈夫在外面和其他女子寻欢作乐而悍然挑起了一场战争。[243]

    当初在穆提纳商量组建三头同盟的时候，屋大维同意了迎娶富尔维娅的女儿克洛狄娅。但是，随着他同卢奇乌斯·安东尼乌斯与富尔维娅之间的关系恶化，屋大维决定离婚。他还发誓保证克洛狄娅仍然是一位处女。不过，我们很难看出屋大维的这个誓言意义何在，后世的史家也深感疑惑。[244]

    卢奇乌斯·安东尼乌斯、军队以及革命时代的罗马政治

    传统的观点对富尔维娅的政治行动加以严重的贬低。相比之下，

    卢奇乌斯·安东尼乌斯的形象要更加客观一些。卢奇乌斯曾经坚定地

    支持着马克·安东尼，对其子女也曾伸出援手。据说，卢奇乌斯甚至

    把“Pietas”(除了前文提及的敬神以外，还有对家族尽忠的含义)加

    到了自己的名字里。然而，据说他同时也是共和国的拥护者，反对三

    头同盟的存在。[245]由此，我们得到了一个悖论：拥护共和国的卢奇

    乌斯宣布要为了自己的兄弟、身为三头之一的马克·安东尼而对三头

    同盟发起叛乱。

    不过，相关的文献还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合乎情理的宝贵信息。

    比如，因为殖民计划而失去土地的那些人和卢奇乌斯有联系。[246]身

    为执政官的卢奇乌斯收到了他们提出的不满意见，然后为他们举办了

    一场听证会。他大概是此时唯一敢做出这种举动的政治人物了。[247]

    由此，他和分得土地的士兵们有了矛盾。富尔维娅有可能也不赞成他

    的做法。[248]不过，卢奇乌斯看起来并不反对殖民计划本身，他所不

    满的是这些军人毫不节制地以暴力手段夺取土地的行为。[249]据说，

    卢奇乌斯·安东尼乌斯的顾问马尼乌斯声称屋大维在分配土地的时候

    违背了原则，把那指定的十八个城镇以外的某些意大利土地也给夺走

    了，而且他分配的对象除了事先说好的二十八个军团以外还有六个军

    团。[250]给军队分地的计划失控了，屋大维被指责为纵容军队抢夺土

    地的罪魁祸首。卢奇乌斯一方面想要让殖民计划重归官员的监控之

    下，另一方面还想在实施殖民计划的时候凸显安东尼的功劳。

    屋大维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非议。于是，富尔维娅带着安东尼的子女现身于士兵们的面前，大概在罗马的兵营里。他们要求士兵们去请求屋大维，让安东尼得以享受到帮助军队分得土地的荣光。这份荣耀不仅属于安东尼本人，还属于他的家人。屋大维同意了他们提出的要求，让安东尼的一些支持者加入了负责分地的委员会。这反映了屋大维此时受到的压力之大。[251]

    但是，屋大维和卢奇乌斯之间的矛盾尚未解决。在屋大维动身去

    监督殖民地的设立以后，卢奇乌斯以及安东尼的子女也跟了过去，他

    们想要去出席新的社区成立之时举办的宗教仪式。然而，卢奇乌斯在

    南下的时候受到了屋大维的一队骑兵的惊吓，躲到了一座名为提阿努

    姆(Teanum)的小镇里。就在此处，军官们试图推动卢奇乌斯和屋大维

    达成和解。[252]卢奇乌斯声称自己畏惧屋大维，转移到了普莱奈斯提

    (Praeneste)。双方再度尝试和解，但同时也都开始召集部队准备开

    战。

    卢奇乌斯并不只是为了自己的哥哥才与屋大维作对的，导致他们不和的第一个问题或许确实有关于马克·安东尼在殖民地设立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但是，第二个问题看起来有关于殖民地本身。根据阿庇安的描述，卢奇乌斯满怀激情地发表了演说，强调自己从不反对设立殖民地，控诉屋大维诋毁了他在士兵们心中的形象。他的主要诉求是参与到殖民计划当中去。[253]他声称自己的所作所为不是为了取消殖民计划，而是为了恢复共和国的政治秩序。[254]

    卢奇乌斯不可能去反对安东尼和屋大维的统治地位。不过，他也许仍然认为他们二人的这种显赫地位处于罗马传统政治文化的框架之内。这种政治文化需要维持秩序，要求执政官来负责意大利的各项事务、捍卫法律的尊严。尤为关键的是，这种政治文化要求士兵们接受某种形式的约束。

    相比之下，屋大维的立场和想法截然不同。他丝毫不打算拘泥于共和国政治的条条框框，也根本不想受制于法律。屋大维的根基就是这些掌握了权力的军人，后三头同盟宣布开启的紧急状态完全符合屋大维的利益。更何况，约束这些士兵是极其困难的事情。就在这一年的某个时候，屋大维试图与元老们和解，他似乎有意让元老的财产免受进一步的征用。然而，士兵们发动了叛乱。他们杀死了百夫长，甚至直逼屋大维，令其不得不接受他们提出的要求。士兵们的亲戚，包括在内战中被杀死的那些人的父亲或者儿子都不会被没收财产了，屋大维向元老们抛出的橄榄枝很可能也被他们收了回来。

    史料中还有一些其他的事例可以证明士兵们的叛逆之心。有一名

    士兵曾经在剧院里一时没找到合适的座位，于是就决定坐到骑士们身

    边去。当时，屋大维正好在主持这次活动，他命人驱逐了这名士兵(这

    符合罗马社会的旧秩序)。事后，有谣言称这名士兵被囚禁了起来，甚

    至还有流言声称他被杀死了。这种传闻让士兵们怒而哗变，直到被赶

    走的那名士兵露脸才平息下来。还有一次，一群士兵正聚集在战神广

    场上等待分配土地的通知。屋大维来迟了，致使这些焦急的军人议论

    纷纷。此时，一位叫作诺尼乌斯(Nonius)的百夫长出面想要维持军

    纪，但士兵们拒不服从，反而开始朝着他砸东西。诺尼乌斯赶紧逃

    跑，纵身跃入了台伯河。然而，士兵们不肯善罢甘休，硬是把他从河

    里捞了上来，然后将其杀死。当屋大维终于抵达之时，诺尼乌斯已经

    成了一具尸体。[255]

    屋大维需要安置的是至少二十八个军团大约十四万人。按照流

    程，士兵们会先来到罗马，等待具体的安排通知。为罗马这样人口逾

    百万的大城市供应食物本身就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现在，不断涌入

    的大批士兵以及失去了土地的难民更是加大了罗马城的负担。而且，

    此时的塞克斯图斯·庞培依然拥有制海权，令罗马无法得到西西里和

    北非的粮食供应。而意大利的农业想必受到了战争的干扰。不过，对

    其影响最大的或许正是此次的分地计划。既然士兵们很快就要来夺走

    土地，那么谁还愿意乖乖地种田耕地呢？罗马城自然遇上了粮食紧缺

    的问题。[256]为了争夺食物，罗马平民和士兵们大打出手。士兵们控

    制了街道，但暴动群众还在屋顶上负隅顽抗，用碎砖块远远地攻击对

    方。[257]此时，一场火灾爆发了。在古代，如果一座拥挤的大城市没

    有充足的水源，那么火灾就会变得特别可怕。与罗马城历史上发生的

    其他火灾相比，这场火灾算得上是比较严重的一次，受灾者因而得到

    了租金减免的待遇。

    此时大概有很多人会觉得罗马城已经彻底失控了，因为在传统的

    精英们眼中蛮不讲理、反复无常、愚蠢不堪、徒有武力的军人竟然主

    宰了这座城市的命运。[258]然而，这些士兵对屋大维做出的违逆举动

    可以说明，他们其实是有一贯的政治立场的。如果屋大维和富人们达

    成了和解，那么士兵们手中的政治权力就会受到威胁，而他们恰恰是

    凭着这种强大的权力才得以保证自己能够分到土地、获得奖金并且保

    住这些既得利益的。如果屋大维真的让精英们的土地免于被征用，那

    么设立殖民地的重担就压到了地产较少的那些农民身上。而大多数士

    兵正是来自这个群体，让这个群体的利益受损就有可能会伤害到士兵

    们的亲族。那样一来，士兵们最终得到的利益就没有那么多了。因

    此，这些军人纷纷站了出来保护他们的共同利益。他们知道自己必须

    团结起来。

    卢奇乌斯·安东尼乌斯大概想要恢复旧秩序，并且与传统的精英们(虽然其中有很多人已经离世了)和解。而屋大维则坚持着革命的立场，苏埃托尼乌斯(Suetonius)描述了他在腓立比之战结束以后做出的举动：[259]

    胜利并没有抚平他的心境。他命人把布鲁图斯的

    首级送回罗马，将其摆放在恺撒的雕像下面。然后，

    他立即开始对那些重要的俘虏释放自己的怒火，同时

    还毫不犹豫地对他们加以羞辱。有个人谦卑地请求他

    让自己死后得到安葬，据说，他回答称葬礼没有意

    义。还有一对父子恳求他饶命，据悉，他同意了饶恕

    一个人的性命，但至于具体谁生谁死，他让这对父子

    抽签或猜拳来决定。于是，父亲主动提出要替儿子去

    死，然后就被杀死了。接着，悲痛的儿子也选择了自

    杀。而奥古斯都就一直袖手旁观。因此，包括那位酷

    爱模仿加图的马尔库斯·法沃尼乌斯(Favonius)在

    内，剩下的俘虏在被带出来的时候都只恭敬地向安东

    尼乌斯敬礼，称其为大将军(imperator)，却对奥古斯

    都恶语相加。[260]

    这种冷酷无情的作风和之前残杀公敌的行为是一脉相承的。尊重

    对手就意味着认可正常的社会关系和公认的价值观念。例如，恭敬地

    称安东尼乌斯为“大将军”就是在表示自己认可他是一位杰出的罗马

    将军。这是罗马人公认的属于胜者和败者的礼节。[261]根据罗马的传

    统观念，优秀的统治者应当具备中庸的品质，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比较

    成功地团结各派势力，让罗马的政治制度继续顺畅地运行下去。屋大

    维在此时采取的暴虐做法相当于宣布这场战争并未随着行刺者的身亡

    而结束。他还不会选择和解，还不会开始治愈战争留下的伤疤。

    公元前41年，屋大维返回了罗马。许多人都想知道，这一次罗马

    政治要如何恢复旧貌。在过去的九十年里，罗马人内乱不断，但每次

    的动荡乃至内战结束以后，罗马政治总是能够拨乱反正。换言之，那

    些富裕的地主每次都能重新掌握治国理政的大权。然而，这次有所不

    同。就在公元前41年，有人询问屋大维是否可以下令让元老们的财产

    不受侵犯。据说，屋大维做出了这样的回答：“那么我们要如何给老

    兵们提供报酬呢？”他无意拒绝士兵们的要求，或许，他其实也无法

    违背军队的意志。

    佩鲁西亚

    此时的政治形势尚不明朗，因此卢奇乌斯·安东尼乌斯得以顺利地召集起一支军队。他和这些士兵大概有着不同的打算。也许，这些士兵想要对安东尼尽忠，从而获得更多的奖赏。他们或许觉得自己很有胜算，但他们对卢奇乌斯和屋大维之间的矛盾没有什么兴趣。

    随着战争的临近，八支部队聚集于意大利的中部和北部。其中三

    支来自阿尔卑斯山区，分属于阿西尼乌斯·波利奥、文提迪乌斯和卡

    里努斯。他们都效忠于安东尼。在这个时候，卢奇乌斯·安东尼乌斯

    麾下的部队很可能有着最大的规模，他直接带兵向着罗马进发。原本

    位于罗马的屋大维带着大概四个军团的兵力朝着东北方撤离。[262]除

    了这五支部队以外，还有两支忠于屋大维的部队。其中的一支有两个

    军团，由萨尔维迪伊努斯·鲁弗斯指挥，位于意大利北部，他们原本

    正在前往西班牙的路上。另一支部队的统帅是屋大维的密友马尔库斯

    ·阿格里帕，他还在召集新兵。最后，据说还有第八支部队在意大利

    中部骚扰着屋大维的行动。

    虽然卢奇乌斯这边的军队总规模更大，但是屋大维和萨尔维迪伊

    努斯·鲁弗斯阻断了他和北边的安东尼派军队会合的路径。卢奇乌斯

    离开了罗马，向北行进，也许他想要设法绕开屋大维等人。萨尔维迪

    伊努斯和屋大维控制了连接着穆提纳和博诺尼亚的埃米利乌斯大道。

    阿格里帕则进军至伊特鲁里亚，拿下了罗马以北五十公里处的苏特里

    翁[Sutrium，苏特里(Sutri)]，然后布防阻止敌方向意大利西北部转

    移。卢奇乌斯只得放弃北上的计划，转而前往伊特鲁里亚城市佩鲁西

    亚[Perusia，佩鲁贾(Perugia)]。接着，他驻扎于此，等待援军抵

    达。

    佩鲁西亚或许看起来很适合据守以后静观事态发展。这座城市位

    于山丘顶部，易守难攻。而且冬天将至，卢奇乌斯大概觉得自己躲在

    温暖的城市里会很安全，而围城方会遭受较大的损失。但是，屋大维

    等人依然开始构筑包围圈，准备将卢奇乌斯困死于佩鲁西亚。最后，

    他们构建起来的包围圈长达七英里，沿途有一千五百座哨塔，旁边列

    着桩子的壕沟足有三十英尺深。他们还进一步建造了第二道包围圈，

    以防有敌人从外部发起进攻。同时，他们往城内投射了小型铅弹。虽

    然威力不足，没有造成多少损伤，但是这些弹丸上刻着文字。其中最

    著名的就是针对富尔维娅的污言秽语(虽然她本人并不在城内)。屋大

    维的意图很明显，他就是要耗死卢奇乌斯。

    卢奇乌斯一定期待着能够有援军赶来解围，但他的期望落空了。

    文提迪乌斯和波利奥还在北方，或许卡里努斯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

    此时，从南方进军的穆纳提乌斯·普朗库斯构成了第九支部队，他已

    经抵达了斯波莱提翁(Spoletium)。不过，这些部队都没有对屋大维采

    取真正有效的行动。而且，他们等得越久，屋大维等人构筑的包围圈

    就会越紧密、越坚固。在新年的前夜，卢奇乌斯一度试图率军突围，

    但很快就被迫放弃。[263]后来，文提迪乌斯以及波利奥来到了距离佩

    鲁西亚不足二十英里的地方点起了烽火，以便让卢奇乌斯知道他们已

    经靠近了。但是，接下来，他们没有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因为他们

    或是不能或是不愿突破屋大维等人的包围圈。[264]卢奇乌斯在夜里发

    起了第二次突围，但再次被击退。然后，他又在白天发起了第三次突

    围，但同样被屋大维的人给打了回去。[265]为了节省所剩不多的粮

    食，卢奇乌斯已经不再给奴隶供应食物。突围无望的绝境迫使大量守

    军开始叛逃，屋大维将其如数收下，向剩余的守军表明了态度。卢奇

    乌斯别无他法，只得选择了投降。

    当时，屋大维在己方的营地里等待敌方来降。首先抵达的是敌方的军队。他们依据各自的军团序列在屋大维面前排好了阵形，然后遵从其命令放下了武器。无论屋大维原本有着怎样的想法，他的部下们纷纷主动离开了队伍去热情地拥抱对面的同袍。这些同属于三头同盟的军人再次团结在了一起。[266]

    叛乱的带头者就另当别论了。卢奇乌斯走在队伍的最前方，他的

    身后是追随他的元老和骑士，然后是佩鲁西亚的城市议会成员。元老

    和骑士在受到接待以后被悄悄地逮捕了。议会成员先被拘留，然后被

    处死。佩鲁西亚也在被士兵们抢掠了一番以后付之一炬。之后，士兵

    们依然极力要求复仇。于是，屋大维下令处决了一部分元老和骑士。

    [267]据说，被杀死的一共有三百名骑士和很多位元老，处决地点就在

    某个供奉尤里乌斯·恺撒的祭坛前面。[268]苏埃托尼乌斯声称有人请

    求屋大维饶命，而屋大维对每个人都做了同样的回答：“你必死无

    疑。”(moriendum esse)他还没收了他们的财产，将其分配给士兵。

    [269]我们可以说，屋大维仍在为恺撒之死而报复权贵，这几百名罗马

    贵族只是新的祭品。不过，卢奇乌斯得到了赦免，虽然我们完全不知

    道他接下来还做了什么事情。

    战争尚未结束。安东尼派虽然未能解除佩鲁西亚之围，但是他们的部队仍有一战之力。而且，安东尼本人也会给战局带来巨大的影响。不过，在安东尼回来之前，没有人愿意战斗。意大利北部的军队暂时离去了。

    化敌为友：布伦迪西翁和约

    当战争爆发之时，安东尼还远在埃及的亚历山大。他需要把士兵

    们召集起来，然后带着他们渡过东地中海回到意大利。此时正是冬

    天，在这个季节完成这种调度并不容易。他先后经过了地中海东岸的

    数个地点：提尔(Tyre)、塞浦路斯(Cyprus)、罗德岛(Rhodes)、小亚

    细亚(他在这里得知了佩鲁西亚之战的结果)、雅典(他在这里与富尔维

    娅会合了)。史料未曾记录他们夫妻二人重聚之后有没有讨论过安东尼

    在亚历山大度过的风花雪月的日子。[270]在此之前，富尔维娅和安东

    尼的母亲尤莉亚都是由塞克斯图斯·庞培派人护送到希腊的。他联络

    了安东尼，表示希望建立同盟。此外，一位名为多米提乌斯

    (Domitius)的舰队统帅还直接投奔了安东尼。此人曾经在腓立比之战

    结束以后控制了伊奥尼亚(Ionian)海岸。[271]在公元前41年和公元前

    40年，虽然屋大维和阿格里帕没有对庞培造成什么有效的打击，但是

    庞培的确感受到了压力。而且，从长远来看，他的唯一出路就是与三

    头同盟和解。对于庞培派来的使者，安东尼做出了友好的回复—假如

    发生了战争就结盟，不然就和解。[272]如果这个回复确切无疑，那么

    我们或许可以认为安东尼此时仍然觉得自己能够通过谈判来解决意大

    利发生的这些事情。

    安东尼和庞培之间的往来让其他曾经支持行刺者的那些人看到了

    和平回归罗马政坛的希望。曾经在庞培军中担任要职的卢奇乌斯·多

    米提乌斯·艾诺巴尔布斯在凯法洛尼亚(Cephalonia)加入了安东尼的

    队伍，并且随他一同在布伦迪西翁附近登陆了意大利。屋大维的部队

    就驻扎于布伦迪西翁，艾诺巴尔布斯的存在有可能激发了他们的反抗

    之意，因为艾诺巴尔布斯曾经带兵来这个地区展开劫掠。安东尼围住

    了这座城镇，屋大维和阿格里帕开始率军南下。在行军途中，阿格里

    帕仍然在招募新兵，但同时也有士兵叛逃，因为他们不愿意作战。

    [273]屋大维的部队规模更大，但他未能突破安东尼的防线。与此同

    时，安东尼可以运用制海权来攻击屋大维的后方。双方一时陷入了僵

    局。

    就在这个时候，与两边都交好的卢奇乌斯·科奇乌斯开始帮助双

    方展开了谈判。身为屋大维的亲戚，安东尼的母亲尤莉亚也在牵线搭

    桥。军官和士兵们也出面去联系了安东尼。[274]在这些沟通的基础

    上，士兵们进而邀请屋大维和安东尼会面协商，双方士兵都没有兴趣

    交战。最后，尽管安东尼和屋大维都难免心存芥蒂，但他们也都没有

    执意挑起战争的打算。双方仍有合作的可能，而士兵们需要一个团结

    一心、能够保证他们得到其应得奖赏的政权。既然士兵们无意开战，

    那么安东尼和屋大维就必须保持和平。

    在布伦迪西翁达成的协议又一次划分了罗马世界的势力范围：越

    来越无足轻重的李必达仍然保有阿非利加，其余的西部领土都归屋大

    维掌控—高卢、西班牙、萨丁尼亚、达尔马提亚(Dalmatia)，安东尼

    则拥有东方的土地。[275]此次结盟还伴有联姻。富尔维娅已经病故于

    希腊，让安东尼得以(暂时忘却克莱奥帕特拉)迎娶屋大维的姐姐，也

    就是同样刚刚丧偶的奥克塔维娅(Octavia)。达成共识的屋大维和安东

    尼一起向罗马前进，准备去庆祝秦晋之好。不过，这次的协议还是夺

    走了一些人的性命：卢奇乌斯·安东尼乌斯的顾问马尼乌斯被双方认

    定为此次战争的元凶；更加令人意外的是，身处高卢的萨尔维迪伊努

    斯·鲁弗斯也在被召回之后以不忠之罪遭到处死。

    双方就这样通过调整盟约的内容终结了战争。这是士兵们一致要求的结果。之后，双方还在某种程度上与其他派别达成了和解。一部分公敌得到了赦免，一些曾经在庞培那里避难之人趁着庞培与安东尼重修于好的机会设法回到了罗马。但是，三头同盟仍然掌握着罗马的大权，安东尼(虽然他大部分时间不在罗马)和屋大维仍然是罗马的统治者，盟约调整以后的安排仍然极其有利于这对刚刚结成姻亲的姐夫和内弟。当然，三头同盟的专制政权的稳固也有利于那些以分地为根本利益的军人。

    佩鲁西亚的战争是取缔三头同盟、回归罗马传统政治文化的一次尝试。在这场战争中，一位执政官试图与三头之一对抗，用武力终结国家的紧急状态。对于资历较深的安东尼而言，因为他早已是罗马政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所以就算罗马政治恢复旧貌，他所承受的损失也是较少的。相比之下，年纪轻轻、经验不足还惹得不少人畏惧的屋大维更加愿意维持现状。但是，无论他们二人在这个问题上有着怎样的细微差异，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罗马革命的既得利益者。包括他们在内，军人们、李必达以及与他们交好的那些盟友都是如此，这些人几乎都不会想要回到过去。

    牧歌：爱情与土地之歌

    在各家史书以及《言行录》当中，我们可以读到宣布公敌所造成的恶果。至于佩鲁西亚战争以及与之相关的分地问题，我们可以在诗歌当中觅得其踪影。维吉尔(Virgil)写出了奥古斯都时代的史诗作品—《埃涅阿斯纪》(Ae neid)，但他的早期作品是篇幅较短的传统牧歌。《牧歌集》(Eclogues)描绘了一个虚构的名为阿卡迪亚(Arcadian)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乡间的牧羊人会用歌声来一较高下，也会自由地追逐爱情。但这个虚构的美好世界同样面临着战争的威胁，不敬神明的军人入侵了这片土地。在第一篇牧歌里，提提鲁斯(Tityrus)和梅里波伊乌斯(Meliboeus)讨论了他们截然不同的命运，梅里波伊乌斯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土地。

    有一些不敬神明的士兵会拿走我精耕细作的土地。
    一个野蛮人夺取了我的田地。国内的动乱给我们带来了灾难。[276]

    而提提鲁斯被真实的罗马世界给拯救了，他遇到了屋大维。据他所说，屋大维是一位神明，并且帮助他拿回了自己的土地。[277]第四篇牧歌的格式和基调都有了变化，维吉尔不再歌颂牧羊人的故事，而是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讲述“更加宏大一些的事物”。他提到了很多东西，但这一篇的核心是声称在公元前40年的时候，新的黄金时代即将到来。有一个孩子会揭开这个时代的序幕，他会见证历史的重演。又一位阿喀琉斯(Achilleus)会航行至特洛伊，又一艘“阿尔戈号”(Argo)会前去寻找金羊毛。土地不需要耕作就能有产出，船只再也不需冒险出航，公牛可以安然在雄狮身边躺下休息。最后，绵羊会变为紫色，维吉尔则会开始吟诵一首伟大的诗歌。这部作品描绘了开启全新的黄金时代的孩子。这种祈盼救主的内容引发了很多人的遐想，不过，我们所关注的重点不在于此。整体说来，这些牧歌表达了维吉尔的这种看法：未来其实没有希望，真正的希望应当寄托于某个奇迹，这个世界的时间线会随着奇迹的到来而终结，过去的历史会重现人间。等到这个奇迹出现，紫色的绵羊也在山坡上悠然进食之时，维吉尔就会动笔写出他伟大的诗篇。但是，在那一天到来以前，维吉尔都会躲藏在那个虚构的阿卡迪亚田园世界里面，抗拒着太过不堪、难以入诗的现实。

    另一位诗人普罗佩提乌斯(Propertius)有着与维吉尔迥然相异的作品。他的第一部作品集名为《莫诺比布洛斯》(Monobiblos)，开篇就阐明了主旨。

    我从不曾为欲火所侵袭。但君提娅(Cynthia)的双眸让我就此沦陷(可怜的我)。从此，我原本骄傲的神色再也没了踪影。爱情占据了我的心灵，让我手足无措。现在，我无比憎恶矜持的美德。[278]

    此后还跟着足足二十首情诗。他成了爱情的奴隶，只为这名女子而活，欲望之火焚烧着他的灵魂。在这段关系当中，普罗佩提乌斯完全无法保持冷静，他无法像一些男性那样游刃有余地行走在花丛间。这是无比强大、主宰一切的爱情，除此以外的任何事物都不再重要。对于深陷爱情之中的普罗佩提乌斯而言，必须面对政治的现实世界已经没有了丝毫的意义。他的这种状态看起来仿佛就是生活于美好的阿卡迪亚世界的那些牧羊人。然而，到了作品的末尾，这种超脱于现实之外的色彩以及他的爱情都不见了。最后，他给我们留下了两篇显然互相关联的诗作。

    在伊特鲁里亚的战壕里负伤的士兵啊，你已经逃离了我这样的命运，又何必因我的悲哀而落泪呢？你我曾经并肩作战。现在，快跑，保住你的性命，让你的父母还能享受天伦之乐，让一位姑娘能够明白你的眼泪为何而流。让她知道，伽卢斯(Gallus)逃脱了恺撒的兵锋，却未能躲开某个不知名的敌人。如果来到这伊特鲁里亚的山区，她会发现散落四处的尸骨。让她知道，这就是我的遗骸。

    图卢斯(Tullus)，朋友，你常常问起我故土的神灵来自何方。你是否知道佩鲁西亚的坟墓呢？那是罗马公民互相残杀的非常时期。当时的丧礼就是如此—托斯卡纳的土地啊，你曾经让我的亲族暴尸荒野，现在，为我而哀悼吧—富饶的翁布里亚(Umbria)。就是这块与平原相接的土地孕育了我。[279]

    这部歌颂爱情的诗集最后以死亡收尾，他悼念了一位亡友伽卢斯。因为其尸骨还散落于托斯卡纳山区，伽卢斯的鬼魂不得安息，只能到处流浪。因为还未举办丧礼，伽卢斯的爱人只得不停地追忆往昔。普罗佩提乌斯在诗作中提及他的故乡、亲戚乃至整个意大利都被毁灭了，这相当于委婉地承认了他来自佩鲁西亚。他所作的情诗掩盖着悲伤之情，托斯卡纳的尘土下面另有他物。意大利的土地里埋藏着人们的鲜血、骸骨以及痛楚。

    佩鲁西亚之战结束了，但人们心中的伤痕犹存。

    [238] Plutarch, Life of Antony , 26-27 (trans. Robin Waterfield).
    [239] Cicero, De Lege Agraria , 2.27.
    [240] Appian, Civil Wars , 4.3只列举了卡普阿（Capua）、雷吉翁（Rhegium）、维努西亚（Venusia）、贝内文图姆（Beneventum）、努奇里亚（Nuceria）、阿里米努姆（Ariminum）、维博（Vibo）。除了阿庇安以外，还有一些史料提到了设立这些殖民地的事情。更为详细的是《土地调查汇纂》（Corpus Agrimensorum ）中《殖民地篇》（Liber Coloniarum ）收录的一份名单。这应该是后人梳理出来的奥古斯都所设殖民地。读者还可参考Pliny, Natural History ,3.46-63。
    [241] Appian, Civil Wars , 5.12.
    [242] Dio, 48.4记录了卢奇乌斯·安东尼乌斯在公元前41年1月1日，也就是他担任执政官的这一天给自己举办了凯旋仪式。这种双重成就少有先例，他本人似乎援引了马略将军的例子。狄奥对此嘲笑不已，因为卢奇乌斯·安东尼乌斯根本就不足以和马略相提并论。
    [243] Appian, Civil Wars , 5.19.
    [244] Dio, 48.5.3.
    [245] Dio, 48.5.罗马人的名字分为三大部分：前名（praenomen，比如卢奇乌斯）、族名（nomen gentilicium，比如安东尼乌斯）和缀名（cognomen）。缀名既可以由他人授予，也可以由自己选取。“Pietas”的含义有“对家族尽责”“忠于国家”“可靠”“敬重神明”。关于卢奇乌斯对共和国的支持，请参考Appian, Civil Wars , 5.19，5.39 and 5.43。
    [246] Dio, 48.10-13.狄奥记录的内容更加通顺。看起来，他所参考的是偏向于屋大维的资料。
    [247] Appian, Civil Wars , 5.19.
    [248] Appian, Civil Wars , 5.19.
    [249] Appian, Civil Wars , 5.14.
    [250] Appian, Civil Wars , 5.22.
    [251] Appian, Civil Wars , 5.14.
    [252] Appian, Civil Wars , 5.20.
    [253] Appian, Civil Wars , 5.39.
    [254] Appian, Civil Wars , 5.43-44; 45.阿庇安表示他的这些描述翻译自拉丁语版本的纪要（hypomnemata）。这种文档用于总结官员的行为。也许，阿庇安真的准确地记录了卢奇乌斯当时强调的理由。
    [255] Appian, Civil Wars , 5.15-16.
    [256] Appian, Civil Wars , 5.18.
    [257] Dio, 48.8-9；狄奥声称整个意大利都发生了这种暴力冲突。
    [258] Appian, Civil Wars , 5.18.
    [259] Suetonius, Augustus , 1.
    [260] Suetonius, Augustus , 13.
    [261] 对于战功卓著的将领，士兵们会欢呼“大将军”（imperator）。之后，元老院会确认（或否认）这个头衔的授予。
    [262] Dio, 48.13.
    [263] Appian, Civil Wars , 5.34.
    [264] Appian, Civil Wars , 5.35.
    [265] Appian, Civil Wars , 5.36-37.
    [266] Appian, Civil Wars , 5.46-47.
    [267] Appian, Civil Wars , 5.48-49.
    [268] Dio, 48.14.4，罗马人很少用人牲。所谓“三百”，看起来很像是估计的结果。不过，所有的史料都认为屋大维对这些人发起了复仇。
    [269] Suetonius, Augustus , 15.
    [270] Appian, Civil Wars , 5.52.
    [271] Dio, 48.16.2.
    [272] Appian, Civil Wars , 5.52.
    [273] Appian, Civil Wars , 5.56-57.
    [274] Appian, Civil Wars , 5.59-63.
    [275] Dio, 48.28-30; Appian, Civil Wars , 5.65.
    [276] Virgil, Eclogue , 1.70-73.
    [277] Virgil, Eclogue , 1.6; 18.
    [278] Propertius, 1.1.1-6.
    [279] Propertius, 1.21-22.

  • 马学军：征收、运输与分配——红四军粮食给养问题研究（1927—1930）

    一、 引言：从红军“三大任务”说起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走上了独立掌握武装力量进行军事斗争的革命道路。8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八七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毛泽东发言说：“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①军事力量的强弱，不仅有赖于武器装备的保障，也有赖于后勤给养的供给。毛泽东提出要重视军事力量，自然也深知后勤给养对军队的重要性。10月，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开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2月下旬，毛泽东在江西宁冈县砻市（今井冈山市龙市镇）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总结攻打茶陵的经验教训，规定和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三项任务：“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做群众工作”。②其中，“打土豪筹款子”一方面是为了推翻土豪劣绅的统治以争取广大群众的支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解决军队的后勤给养问题。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在后勤给养中，粮食的供给是极为重要的。井冈山地区山多地少，物资匮乏，能否保障红军的粮食给养，直接关系到红军日常的军需民食和革命根据地的生死存亡。

    关于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以往研究较多关注军事战争和政治权力，而较少关注军队的后勤给养。近年来，一些根据地财政经济史的档案史料和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促使学者们更加重视中共军队的后勤给养以及革命根据地的财政经济问题。③一些较早出版的有关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中央苏区财政经济史的著作中，也有论述红四军打土豪，发动土地革命，开展农业生产与经济建设的内容。④有些文献还专门讨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区保障粮食给养的措施。⑤关于红四军的研究，已有文献较多关注其内部的权力结构演变、政治委员制度、领导机构演化以及第四纵队的整编，⑥对红四军的给养问题则研究较少。实际上，红四军的军事行动背后包含了清晰的经济逻辑，军事压力与经济封锁影响了红四军的战略战术选择。⑦后勤给养不仅关系到军队的战略方向选择，还影响到官兵民伕关系乃至军民关系、军地关系。应星就认为红四军以正规化军事武装为基础，把军事革命与社会革命相结合，实现了从“地方军事化”到“军事地方化”的跨越，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军队-地方关系。⑧值得指出的是，“军事地方化”概念不可忽视的维度是军事给养，统合军队党组织，建立苏维埃政权并开展土地革命、关联发展，都是与红军“打土豪筹款子”密不可分的。

    毛泽东和朱德带领的红四军是红军中发展最早、战斗力最强、治军理念最独特的军队。那么，面临粮食给养的困难，红四军从1927年至1930年间开创了哪些方式、制度和原则来统筹和分配有限的粮食，以摆脱以往军队单纯军事主义的弊病，而又不给地方和民众增加额外负担？这些方式、制度和原则给中共军队制度带来了哪些深刻影响呢？基于此，本文将分别讨论上井冈山，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这三个时期的红四军粮食的筹集、运输和分配，以深入研究红四军粮食给养问题。

    二、上井冈山前朱毛红军的主要构成与给养来源

    1929年9月陈毅给中央的报告中关于“四军的历史”介绍说：“四军未成立以前的来源：四军由三种力量组成，一为由朱德率领之叶贺残部，一为由毛泽东率领之卢德铭团（张发奎之警卫团）及湘东农军，一为湘南郴、耒、永、宜、资五县农军。”⑨叶贺残部以及湘南农军都是由朱德带领上井冈山的，可视为朱德带领的红军。因此，朱德和毛泽东各自带领的红军，是红四军成立之前主要的两股力量。红四军内部后来的争议，固然与领导者个人观点的差异相关，但很大程度也与各部队的成分有关。不同的来历和成分，塑造了不同的特点，也形成了两支部队不同的给养方式，由此引发了红四军内部的分歧和争议。因此，为更好地理解红四军后来关于给养问题的分歧，首先需要考察朱毛红军上井冈山之前各自的主要构成与给养来源。

    （一）秋收起义部队的构成与给养

    1927年8月12日，根据中央指示，毛泽东回到长沙，18日召开中共湖南省委会议，讨论土地革命和秋收暴动等问题。毛泽东认为，没有军事武装，单靠农民力量是不行的，并从领导力量和物质条件出发，主张缩小暴动范围。⑩中央最初计划在湘中、湘南、湘西、湘西南四个区域发动暴动，但在毛泽东主张的影响下，与会同志最后达成共识：“四个区域虽然已经划分，但是要实行发动便困难，如人力、财力等。以后经过几次讨论，以党的精力及经济力量计算，只能制造湘中四围各县的暴动，于是放弃其他几个中心”。11实际上，早在南昌起义之前，中共湖南省委7月23日给中央的信就报告了军事经费面临的巨大困难：“湘虽失败，然收集流亡，两千枝枪或可得，经时整理上山作匪亦有可能，只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有坚强负责之省军部专力计划应付。（二）中央须相当的接济饷项……前发之二万元已用去一万，如无饷，姑无论抢劫不到（同志不愿抢，无家伙抢），抢得到亦会因害人太多站脚不住，故必须多少有点接济做本钱，有买卖做再斟酌情形做一点乃可”。12可见，枪还不是问题，真正困难的是军饷。若无饷，部队很难在一个地方长期立足。

    1927年8月底，湖南省委接到安源市委报告，得知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力量的情况后，于30日召开会议决定发动秋收起义。“八月三十日开会决定泽东去前线指挥，泽东要三千元才动身，不然不愿去，结果是去了，礼容等亦不赞成泽东去前线。”13这说明毛泽东深知经费是发动起义的重要保障。9月初，毛泽东到安源后在张家湾召开军事会议。会议决定将参加秋收起义的部队统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共计六千余人，下辖3个团：第一团为驻修水县的部队及附近农军，以原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为骨干；第二团为安源工农武装及附近农民，以安源工人纠察队和矿警队为骨干；第三团为驻铜鼓县的工农武装，以浏阳工农义勇队为基础。这些武装力量分三路分别从修水、安源、铜鼓出发，向湘东进击，以会攻长沙。149月上旬，各部队发动起义，之后陆续失利。

    秋收起义部队的失利，与攻打大城市的战略方向错误有重要关系，但也不可忽视起义部队成分混杂、给养不足这些因素。起义部队的三个团，以警卫团为骨干的第一团力量为最强，是三路进攻中的主力军。当时警卫团的枪支弹药非常充足，“合计共有枪一千三百馀枝，机关枪两艇（挺），子弹每人平均约百发”。15不过，该警卫团未能赶上南昌起义，随即向赣西北转移参加秋收起义。“因在铜鼓水土不合，三分之二以上官长发生疟疾，兵士也病了三分之一。毛泽东到后，便去信调余洒度一团人参加作战，等了几天余没有到”。16作为会攻主力的警卫团因官兵多有生病，未及时赶来参与作战，也是起义失败的重要原因。

    1927年9月19日，秋收起义部队余部在浏阳县文家市会师，尚有1500余人。毛泽东在里仁学校主持会议，决定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山区转移。29日，部队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进行改编：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把支部建在连上，在连、营、团三级建立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平等的民主制度。17新改编的团部设有特务连、辎重队、卫生队、军官队等机构，其中辎重队负责部队的后勤给养，队长是范树德。范树德具有黄埔军校经理科专业的学历背景，在国民革命军警卫团、秋收起义部队时一直负责管理部队的后勤工作，此后也长期负责管理红四军的后勤工作。18士兵委员会的职责之一就是监督军队的经济收支，这不仅确立了红军在政治和军事上的民主原则，也确立了经济上的民主原则。“三湾改编”确立的废除军饷、经济公开、官兵待遇平等的制度和精神，对红军此后的军事后勤工作影响深远。

    （二）湘南起义部队的构成与给养

    1927年10月，南昌起义部队在潮汕地区遭遇失败。10月下旬，朱德率领部队抵达赣南安远县天心圩，“因一无供给，二无援兵，干部、战士思想混乱，离队的越来越多，包括师长、团长。部队抵达安远时只剩七八百人。师、团政治工作干部中只剩第七十三团指导员陈毅一人”。1910月底，部队在大余县进行整编，包括重新登记党员、团员，把一部分党员、团员分配到连队中。11月上旬，部队抵达赣南崇义县一带山区继续进行整训，包括整顿纪律，规定募款和缴获要全部归公，以及开展军事训练。20与秋收起义部队的“三湾改编”相比，朱德带领的叶贺残部尽管也进行了整编，也派党员、团员到连队工作，但并未明确建立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更未建立官兵平等、废除军饷以及士兵委员会的民主制度，两支部队的差异由此可见。

    经过失败、溃散和整编之后，朱德带领的这支七八百人的部队急需休整和补给。1927年11月21日，朱德率部队与其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同学范石生会面，获得了难得的补给和休整。朱德回忆说：“合作时，他给我们发了两个月的军饷，补充了被服弹药等，我们临走时，他又给了我们几万元现洋作为路费。”21然而，中央得知此事后，12月21日给朱德及“军中全体同志”发去指示信，认为这是机会主义和军事投机的遗毒，严厉要求朱德部立即从范石生的军队中分化出来，与湘赣边界的毛泽东部会合。指示信特别强调了部队的给养问题：“你们队伍一切的给养，均应从豪绅官吏财主地主身上着想，千万不要空想党会来帮助，这不但事实不可能，而且原则所不许。”22中央的严厉措辞，既表达了对朱德部接受国民党军队物资帮助的强烈不满，同时也指明中共的军队应通过打土豪解决军事给养。

    1928年1月，朱德率部队进入湘南，12日攻打宜章县城发动湘南起义。“收缴团防局的枪械，砸开监狱，释放被捕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并打开地方豪绅的粮仓和库房，把粮食、财物分给穷苦群众。”2313日起义军改名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31日部队大胜许克祥部。朱德回忆说：“这一仗打得很好，我们抓了很多俘虏，其中有一部分补充了我们的部队。特别是在坪石，把许克祥的后方仓库全部缴获了，补充和武装了自己，不仅得到了机关枪，而且得到了迫击炮和大炮。可以说，许克祥帮助我们起了家。”24陈毅给中央的报告也说，朱德部“曾与范石生有一时期的合作，得范之补充不少。一九二八年一月脱离范石生到湘南，连战击溃许克祥、周澜、白崇禧所部，实力增加了两倍”。25可见，范石生的补给及缴获许克祥部队的物资，直接帮助朱德部“起了家”。这些优良的枪炮武器，成为朱德部上井冈山后的突出优势。

    1928年4月24日前后，朱德率万余人到达井冈山，其中约八千人是湘南农军。这些上井冈山的湘南农军是怎样的一支队伍呢？曾志回忆说：“在这支队伍中，有拄着拐杖的老人，有哭哭啼啼的孩子，更多的是一大群衣衫不整、神情恐慌的妇女。队伍中，有挑担子的，有背包袱篮子的，有抱着孩子的，还有扛着梭标的，那上头挑着包袱、衣衫，甚至尿布，简直像一支逃难的队伍。这条走走停停缓缓往前蠕动的长龙，首尾相距十几里。到了晚上，沿途露宿，生火做饭，四处火光熊熊，哭声吵闹声混成一片。”26大量的湘南农军上井冈山，增加了红四军的人员数量，也给红四军的生活给养和军事训练带来了难题。后来，湘南农军两次返回湘南，很大程度就与粮食给养有关（下文详述）。

    （三）两支部队给养风格的差异比较

    两支不同的部队在井冈山一碰面，就产生了分歧。据《朱德年谱》记载，“4月下旬，（朱德）与陈毅觉察到两支部队会师后一些南昌起义的同志和秋收起义的同志存在互相有点看不起的问题”。27两支部队何以“互相有点看不起”呢？何长工回忆说：“井冈山会师不久，陈毅同志发现南昌起义部队有的干部、战士一上山就带着某种优越感，认为自己人众枪多，能打胜仗。个别人瞧不起秋收起义的部队，认为他们多是湘南（应为“湖南”——笔者注）的学生兵，文质彬彬的。而秋收起义的部队则认为南昌起义部队军阀作风太重，是‘油子兵’，纪律差。因此，有时出现不团结的苗头。”28两支部队会合成立红四军后，朱德带领的部队被编入二十八团，毛泽东带领的部队被编入三十一团。其差别不仅表现在战斗力和政治素养方面，也表现在穿着上。何长工回忆说：“我们二十八团有的战士认为三十一团多是学生兵，善辞令，多刁滑；三十一团有的战士则说二十八团有的战士是流氓无产阶级的样子。会师时二十八团穿的不是一身军装，而是杂色衣服，碰上什么布做什么服装，帽子也有软有硬，鞋子有布有草，虽然外观不雅，但能打仗。三十一团的衣服尽管是一色的浅灰色，但战斗力比不上二十八团。”29

    秋收起义部队为什么被朱德部认为是“善辞令，多刁滑”呢？这与秋收起义部队的构成有很大关系。秋收起义部队的主力是国民革命军中的警卫团，其成员很多都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政治性很强。据范树德回忆：“警卫团的骨干，大多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团长卢德铭，参谋长韩浚，指导员辛焕文都是由党派去的共产党员。士兵以及基层干部多系来自湘、鄂、赣等省的工农积极分子和原叶挺独立团的一部分，是共产党领导的一支革命武装。”30杨克敏1929年2月的报告也证实了这一点：“现在党在军中的成份比较，普遍约为1/2弱，三十一团党的成份约3/5，二十八团约1/2尚不足……三十一团的党虽较好，但下级干部多黄埔军官学生出身，小资产阶级的色彩很浓厚，这是他的缺点。”31可见，秋收起义部队改编的三十一团，其党员比例明显高于朱德部改编的二十八团。

    作为秋收起义部队主力的警卫团，政治意识普遍较强，再加上毛泽东个人突出的政治意识和领导才能，秋收起义部队整体的政治素养更高一些。当政治意识较强的秋收起义部队，遇到政治意识较弱但战斗力强的朱德部，自然会产生很多分歧（体现在枪支弹药、给养方式和政治素养等方面）。面对这些差异，红四军成立后如何统筹粮食等物资，就成了一个难题。

    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红四军粮食的征收、运输与分配

    1927年10月，秋收起义部队从莲花县退往宁冈县砻市，“惟经济困难达于极点，将近严寒，士兵尚着单衣，给养亦日虞不足，加之四面受敌，虽欲筹款，苦无暇日，故此时如无办法救济，该部队恐难久存也”。32部队后勤给养问题已达极限，千余人的部队到井冈山，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粮食问题。1928年4月朱毛会师正式组成红四军，人数约万人，粮食以及给养问题更加紧迫而困难。本节就先一一讨论红四军粮食给养的筹集、运输与分配。

    （一）征收：打土豪筹粮与分田地的初兴

    毛泽东带领的千余人部队上井冈山后，粮食的给养和保障是最现实的问题。时任辎重队队长的范树德回忆说：“几个月来匆忙奔驰在广大地区，部队是相当疲劳的。除了部队需要休整，还要解决吃饭问题。这时正好是秋收季节以后，任何地方的农村都有稻米。但是最大的困难是我们没有钱，我们到井冈山时人马枪一千多，一下子来到井冈山，而五大哨口之内，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到万担，要常年供应部队粮食是不可能的事。”33毛泽东深知后勤给养的重要性，1927年10月6日带少数随员到大仓村会见袁文才，送了一百支枪，10月27日送王佐部七十支枪，王佐资助工农革命军五百担稻谷和一些银元。34关于赠送王佐枪支换取粮食的情况，据范树德回忆：“王佐接受了我们枪支后，对我们说：我这里有一份存粮，够部队用一个时期，共约有500担稻谷……我们当时就用这500担稻谷对付了一段时期，大约吃了多久呢？那时我们每个人一天吃二十四两，老秤算，十六两为一斤。每人一天需一斤半。一个月需要四十五斤，以一千人一个月计算共需45000斤，一担稻谷出来70斤米，500担稻谷可供一千人吃二十天至一个月的样子，这样部队不仅住下来了，而且也解决了吃饭问题”。35

    虽然这五百担稻谷解决了部队近千人近一个月的粮食给养问题，不过，当换取的粮食吃完后，又如何保障粮食供应呢？在与王佐换粮之后不到半个月，毛泽东于1927年11月上旬主持召开宁冈、永新、莲花三县党组织负责人会议，要求与会者“发动群众打土豪，分财物，筹款子”，以开拓新的粮食获取渠道。据范树德回忆：“当时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周围有五百五十华里，分属六个县。过了大院是酃县（今炎陵县——笔者注），下了黄坳是遂川，出了下茅坪是宁冈，翻越了七溪岭就是永新县境，这么大的范围里有土豪，家里也肯定有存粮。我们一到某地后就派出一支小支队去打土豪，反动派叫‘吊羊’、‘绑票’。”36当时，对于“谁是土豪”的识别和认定还很模糊，并未形成一套明确的程序惯例。范树德说：“有的群众与地主豪绅有冤仇，主动来找我们反映情况，比如他们父母被谁杀过，谁给反动统治者关押过，谁家是大地主，每年收租多少……”37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红色区域主要包括宁冈、永新、莲花、遂川、酃县、茶陵六县以及井冈山山区，这个区域内的土豪数量是有限的，打完后就没土豪可打了。杨克敏1929年2月的报告中说，“红军中的生活与经济是非常之艰难的。拥有数千之众，每个月至少要15000元作伙食费，米还是当地筹办的。经济的来源全靠去打土豪，附近各县如宁冈、永新、茶陵、酃县、遂川土豪都打尽了，再要打就须远一点去，要远一点就必须与敌人硬拼一次才通得过，所以打一次土豪就必须大的部队出发。”381928年年底，由于红色割据区域内已无土豪可打，红四军生活困难。若要打更远的土豪就必须突破该区域，派部队远征打硬仗，军事上非常冒险。

    井冈山时期，红四军打土豪之后，也初步开展了分田地的斗争。井冈山《土地法》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多少平分土地。不过，在实践中，究竟如何区分大、中、小地主的问题始终没有作为“阶级”问题展开，总体上依旧采取“没收一切土地平分”的方式来完成革命。39此外，在分田中也出现了很多纠纷。杨克敏的报告中提及，“富的（农）瞒田，地主的阴谋等等，在在皆是，所以田常常分不清楚，如宁冈的田已经分了三次，使农民厌气（其）麻烦，而损失苏维埃的威信。分田多采取以乡为单位的办法，以其易于调查易于分配的原故。不过有田多，有田不够分的者，如宁冈山上的田少，平地田多，则须以区为单位或县为单位。宁冈的田分了三次还没有分好，到我走时还在那里分”。40

    此外，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后，每个人的耕作能力也有差别，若未能组织民众，很可能出现撂荒和产出不足等问题。鉴于这些情况，湘赣边界党和政府还发公告动员农民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如1928年宁冈县第三区第八乡工农政府出示布告，指出“瓜分地主粮田，属乡均已分好，务遂耕种在前，倘有自由抛荒，查觉重责难免，刻下稻熟之期，不准鹅鸭放田”。41面对这些情况，组织土地耕作和农业生产也是红四军和地方苏维埃此后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运输：红军中挑粮及搬运物资的挑伕

    在山下打土豪筹集到的粮食，需要运输才能上山。井冈山山路崎岖，蜿蜒曲折，马匹运输受限，人力搬运是最主要的方式。“每次打土豪，银元，布匹，药材等全部运回山。粮食除了带走的，大部份给了当地老百姓……随着革命的深入开展，附近土豪都打了，于是必须向外发展，有时由较大数量的部队出发，并请挑夫前往打土豪。得到的粮食大部分运回井冈山。战士每人背20—30斤，挑夫每人挑60斤，往往要3—4天才能返回井冈山。”42能搬运的劳动力，除了战士就是挑伕。战士需行军作战，可以说，挑伕就是红军中挑粮及搬运物资的重要劳力。

    搬运一趟不仅极耗体力，成本也非常高。“挑夫尽是红区内的强壮劳力，力资的算法有2种：一是挑60斤粮油物资给大洋1块；另一种是挑谷子按六四分成即挑者得四成。挑豆子为10斤得1斤，挑油是20斤得1斤，可由自己选择。由于力资费用公允，挑夫踊跃前往。”43但挑伕不足的情况也常有发生。范树德作为辎重队队长，负责保护和运输战场物资，就遇到过战场所获物资没有足够挑伕而敌人快要临近的情况。如有一次在战场缴获300担现洋，加上其他辎重品（被服、装备、公文等物资），相当沉重，他到处请当地农民挑，但请不到。“这种银洋不等于挑一担别的东西，它挑起来没有弹性，挑担时弹不起来，只是往下加重。许多农民不愿意挑银元，他们宁肯挑别的行李。哪怕多挑十斤都可以……如何动员这么多农民挑着担子跟着队伍走呢！对我来说是一件最痛苦不易解决的事情。”44通常，挑伕完成工作后，红四军会开具证明，盖上条章，证明其为革命队伍挑送了担子，证明“是服务了三天、八天还是十天后，光荣回家的，不是逃回来的”。45有时挑伕不够，红四军的军官士兵也要挑粮、背粮。曾志回忆说：“山上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首先是缺乏粮食，这里吃的粮食完全靠下面运上来，前方打了土豪，弄到了粮食，就通知我们下山去背回来。通讯班的战士下山背一袋粮上来，经常需要三五天的时间。后来前委领导作了一条规定，部队休整时都要给山上运粮食。毛委员和朱军长都亲自带头，和战士一起运粮食。”46

    1928年年底，面对第三次“围剿”，红四军做了大量的备战工作，粮食物资的储备就是重要的工作之一。当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所做的报告中，关于“军事根据地问题”，特别提出要巩固大小五井和九陇两个军事根据地：“第一，修筑完备的工事；第二，储备充足的粮食；第三，建设较好的红军医院。使这三件事切实的完成，乃是边界党应该努力担负的”。47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给中央写信（即《井冈山的斗争》）详细说明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粮食备战情况：“介在宁冈、酃县、遂川、永新四县之交……惟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石，军粮全靠宁、永、遂三县输去……现正从宁冈搬运粮食上山”。48红四军军官士兵发起“挑粮运动”，从山下往山上挑粮、背粮，“朱德的扁担”就是在此运动中流传的故事。据记载，“黄洋界高15里，从山脚挑到山上的五井，约30多华里，每人每天挑2次约120斤……粮食大部分是从大陇挑上来，大陇的粮食是砻市、古城等地集中起来……整个挑粮运动共2次，第一次为1928年10月底至11月初；第二次为1929年元月上旬，陆续计半个月，共存粮约40余万斤稻谷，南瓜3万余斤、红薯约4万余斤，其它豆类及油脂也有一小部分，数量不大”。49

    （三）分配：给养的统筹机构与供需矛盾

    红四军的两支部队在装备力量和给养方式上差异明显，若不能建立统一的给养统筹机构和分配原则，这些差异会越来越大，进而导致内部分歧，影响部队团结。红军初创时期，各地起义部队后勤机构的称谓也不尽相同，“有的称经理处，有的称军需处，有的称为辎重队”。50“三湾改编”时，将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团部有特务连、辎重队、卫生队、军官队，下设两个营七个连，其中“辎重队有几十个人，有传令兵，有饲养员、炊事员”51。红四军成立后设司令部，军司令部设参谋处、军需处、卫生处等。其中，军需处主要负责红四军的后勤给养，“下设财政、会计、被服、粮秣4个科，和运输连、被服厂（驻茨坪）、造纸厂（驻茨坪）等分队。其任务是负责财、粮、被服的筹措与分发，作战时随部队行动”。52军需处处长是范树德。红四军各团均设有辎重队、卫生队，负责本团的物资供应和伤病员的救治工作。

    在红四军的组织中，士兵委员会负责监督军队经济收支。中共红四军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经济问题决议案》规定：“军部军需处及各团辎重队每月须作一详尽经济报告交由士兵代表会审查，审查后向群众公布，务使红军经济彻底公开。”53陈毅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详陈了“四军的经济组织”：“每月由军部军需处公布一月收入支取情形，由士委代表会审查，军需处长出席报告负答复解释之责，如有毛病则处罚负责人。执行部则军部有军需处，团部有辎重队，营连有经委会……”54红军的经济民主制度由此形成。尽管井冈山红军生活困难，物资匮乏，但军官士兵仍能保持良好的精神。毛泽东1928年11月给中央的信中说：“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又如此苦战不息，仍能维持不疲者，党的作用之外，就是彻底的民权主义之实行。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吃穿一样，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言论之自由，繁缛礼节之废除，经济之彻底公开，士兵代表审查决算，伙食由士兵管理，虽每日五分钱，仍能分得点伙食尾子作零用（每人每日约分得六七十文）。这些办法，使士兵特别满意。”55

    然而，红四军尽管建立了较完善的后勤领导机构，但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权限，各部队之间的粮食、弹药等物资分配仍存在很大差异。关于枪支弹药占有不均的情况，1928年6月杜修经给湖南省委的报告中说，红四军内“现在人数约6000，有步枪2200余支……现有这四团枪枝极不均，二十八团有近千的枪，二十九团仅300余，（有百多的不能用），三十一团仅600余，三十二团仅300余。党要拨一部分武装给农民，都很难实现，因此就可看到一部分同志的不明白”。56除此之外，另一个占有不均的物资就是粮食。红军自上井冈山先后选点建立了两个粮食仓储点，分别是土岭二十八团粮仓和大井留守处粮仓。其中土岭二十八团粮仓，原为广东客商所建的土木结构房子，楼上被二十八团征为粮仓，容量可达12万斤。“该粮仓配备3个人1匹马。接受从遂川和宁冈方向来的粮食……驻军多时，粮食供应紧张，也派整连的战士去突击背粮，通常保持有5—6万斤稻谷。”57另一个是“大井留守处粮仓，容量约15万斤，但主要是供应大小五井红军、红军医院、留守处机关及红军家属用粮食”。58二十八团建立了单独的粮仓，而三十一团并未建立，这也反映出两支部队在粮食物资的仓储和占用上的巨大差别。

    当然，在固定的割据区域，粮食给养分配更重要的难题还在于粮食供需关系的矛盾。1928年4月红四军成立后，人员数量增至万人。陈毅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到了四月朱部二千余人，湘南农军八千余人，毛部千余人，袁王各三百人，如此庞大军队有统一指挥训练的必要，乃决定成立红军第四军。”59其中，八千人的湘南农军，不仅缺乏严格的军事训练，还带着不少家属，这是新成立的红四军在粮食给养上面临的极大难题。1928年5月2日，毛泽东给中央的信中便略有不悦：“岂有此理的湖南各县委和县政府带了一大批农军，一起跑来，现在有一万八在这里……”“一万人的群众拖泥带水纪律太糟（一部分除外），刻正大加整顿，日益良好……”“吃饭大难。一个月来大多数每天除米三分洋外，别的不消说。不过现在永新这几天筹了些款子”。60在这样的情况下，加上敌人“围剿”压力，由湘南农军组成的三十团、三十三团，上井冈山不到一个月因给养困难返回湘南，部分遭到地方反动武装的镇压。

    第一批湘南农军离开后，红四军仍有五六千人，每日的粮食给养问题依然困扰部队，成为部队战略方向选择的重要考虑因素之一。1928年6月16日，毛泽东写信给中央及湘赣两省委，申述坚持以宁冈为大本营的三个理由，并提出“山上粮食万难，款子万难，伤兵医药万难”61，三个万难。然而，湖南省委于6月19日给湘赣边界特委及红四军军委的信，表示不同意红四军坚守宁冈大本营，要求向湘南出击，其中第一个理由就关乎给养：“你们应采取积极向外发展的策略，一切经济的（米粮布匹……）军事的（如洋元）困难问题，都可解决。目前只有宁冈一县完全在赤色政权之下，而宁冈全县周围不过百余里……如此宁冈则‘孤立无援’，四方八面在敌军包围之中，异常危险”。62可见，湖南省委认为红四军坚持以宁冈为大本营，在军事战略和经济给养上均会受到很大限制。

    对于湖南省委指示红四军向湘南出击的理由，毛泽东极不赞同。1928年7月4日，他给湖南省委写信，从红四军的改造、敌情、地势、战略、经济、伤病六个方面，一一陈述了红四军不宜出击湘南的六个理由。其中，关于经济方面，毛泽东指出：“从经济上说，四军人数如此之多，每日菜金节俭需要现洋七百元，湘南各县焚杀之余，经济破产，土豪打尽，朱部自二月抵耒阳时起，即未能筹到一文，仅靠卖烟土吃饭，此刻到湘南去解决经济困难，乃是绝对的不可能，真正解决目前经济困难，只有在湘赣边才有法想”。63可见，毛泽东非常清楚湘南各县的经济已经破产，再去湘南无法解除红四军的经济给养困境。事实上，毛泽东也深知以宁冈为中心建立革命大本营在军事和给养上的限度。早在1928年6月底龙源口大捷红军三占永新之后，他就提出“大力经营永新”的方针：“我们看永新一县，要比一国还要重要”。64永新县人口稠密，物产丰富，水陆交通便利，在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都显得极为重要。65红四军自1928年上半年就在永新县西南边境的九陇山军事根据地修建营房、修筑工事、储备粮食等。在粮食储备方面，“从1928年5月开始，四县地方武装和九陇山人民不断到潘阳、梅花等村搬运粮食上山，前后达3个月之久。在四县地方武装的军营里、在九陇村的祠堂里和各家各户的木棚里储藏了大量的粮食”。66

    然而，在毛泽东大力经营永新时，受湖南省委指示的影响，加上乡土观念,仅剩的一个由湘南农军编制而成的二十九团，于1928年7月12日晚擅自离开湘赣边界返回湘南，结果，损失惨重。由于红军主力二十八团去追赶二十九团，8月上旬敌人趁机向井冈山发动猛烈进攻，作为红军大本营的宁冈遭到敌人的报复和烧杀，史称“八月失败”。之后，红军退出永新，宁冈也丧失了，边界的割据区域只剩井冈山上的一小块地方，山下则为敌人的势力。土豪劣绅趁机大肆报复，粮食损失惨重。杨克敏的报告说：“恰恰那时割禾了，我们分了田的地方，到此时农民要收获的时候，忽然失败了，分了的田都不能算数，真是无可奈何。当时有一句口号‘农民分田，地主割谷’，真是太不值得。我们别的军事上政治上的失败都不算事。只有分了田而农民收不到谷，才是真真的大失败。”67此时粮食减少，进一步加剧了年底时红四军面临的粮食困难。

    1928年12月10日，彭德怀率红五军八百余人上井冈山与红四军汇合。人数增加，再加上冬日严寒，物资严重缺乏，部队在井冈山的生活极为困难。1929年1月1日，湘赣两省敌军联合发起第三次“会剿”，4日至7日毛泽东主持联席会议，决定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红五军和红四军二十二团留守井冈山。68红四军主力部队撤离井冈山的战略选择，除考虑敌我力量的悬殊对比外，最重要的因素即粮食以及经济困难。杨克敏1929年2月的报告说：“最近两月来，每天每人只发伙食费三分，四分油，四分盐，米一斤四两，三分钱一天的小菜钱，只买的（得）一斤南瓜，洗衣剃头穿草鞋吃烟的零用钱没有发了。所以最近以来，士兵生活特别的苦（不论士兵官长以及地方工作的也是一样）。去年冬天，棉衣问题几乎无法解决……因此士兵动摇起来了，有开小差的，拖枪跑的，下级干部也深感不安。所以最近向赣南的原因大部也是为的经济问题——应付敌人的会剿，当然是这次的重要原因，因为四军如果不出发解决经济问题，大多数的群众，有不能领导了的危险。这个经济问题，要算红军中最困难的问题，也就是边界割据的致命伤。”69

    红四军主力撤离井冈山后，之所以去赣南，经济给养是重要的考虑因素。赣南从交通、物产和敌我力量对比来说，都对红四军有利：“一是山区路近；二是物资丰富，有足够的经济给养力；三是距大城市较远，敌人聚集困难；四是赣敌战斗力较弱，外省军队地形人情不熟；五是赣东北有方志敏领导的红军，吉安东固一带有江西红军二、四独立团，可以相互配合和策应；六是中央6月4日来信中，亦有向赣南发展的指示”。70事实上，毛泽东早先并不主张红军向赣南发展，认为赣南只有经济意义。1928年11月25日，他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我们对于‘以赣南为退步’的话，非经济上到了绝路，非往赣南就无法维持时，决不走此一路。万不得已时也许要往赣南，但完全是为经济计而不是政治的意义，政治意义上我们始终认为罗霄山脉中段政权之创造与扩大这个政策，是十分必要与十分正确的”。71这说明，毛泽东亦十分清楚赣南经济富足，只不过当时红四军在井冈山的给养尚未完全陷入困境，因此没有立即转移到赣南。当第三次“会剿”来临时，红四军的经济给养断绝，就不得不往赣南撤离了。

    四、下井冈山后红四军粮食的征收、运输与分配

    从1929年1月，红四军下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到1930年6月改为红一军，这段时间红四军的粮食给养有如下几个重要变化：第一，地势环境从崇山峻岭的井冈山到赣南、闽西的丘陵平原地带，这对红四军的行军作战和后勤给养都产生了极大影响；第二，比起井冈山地区，赣南、闽西商业经济比较繁荣，红四军的给养压力得到极大缓解；第三，红四军在闽西召开了重要的古田会议，建立了集中化的领导体制，其中包括建立对后勤给养的集中化统筹。因此，本节将分别讨论红四军粮食给养的筹集、运输与分配，某种意义上也可视为前文分析过的红四军在井冈山的军粮给养问题在赣南、闽西的发展变化。

    （一）征收：打土豪筹粮与分田地的深入

    赣南、闽西商业经济比较繁荣，比起井冈山时期，打土豪筹粮与土地革命斗争方面都有了一些深入的变化。

    首先，红四军到赣南、闽西之后，筹粮的主要方式还是打土豪，粮食给养已不成问题。王观澜回忆说：“为了解决红军的供给，打土豪是当时的主要来源。在井冈山，因为地主不多，供给较困难，到了赣南，比较富庶，红军给养就好多了。”721929年3月14日红四军攻克汀州后，“缴获步枪约五百支（单响、九响多，红军用不着），马枪七八支，迫击炮三尊，炮弹一百余发……”73汀州是闽西的商业中心，也是红四军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来所攻克的最大的县城。红四军占领汀州城后，不仅获得大量谷子、财物，还“没收十余家反动派财产，罚得款子三万余元”，“收买子弹（不多）找补兵额共有二、三百人，赶造军衣四千套”，“除没收反动派财产外，并向商人筹借军饷二万元（资本千元以下者不派），因此，军饷颇能补充，到汀后红军即发日用费，官长士兵俘虏一律平等待遇”。74

    其次，“分田地”的实践不断深入。红四军在赣南、闽西打土豪，已不像此前在井冈山基于群众“冤仇”的指认方式，而是对地主的稻谷数量予以一定的量化标准。1929年6月，红四军司令部、政治部在寻乌县贴出的布告规定：“凡收租200担以上的大地主家里的稻谷及大公会（义仓另外）的稻谷一概没收，发给贫农；收租200担以下的小地主的稻谷，必须半价出粜，但米谷商人从外境转运来的粮食不在此例”。75在闽西，红四军还把群众从“分谷斗争”逐渐引到“分田斗争”上。1929年8月中共闽西特委报告说：“各地斗争一开始便是杀土豪、缴枪，接便是分谷，烧田契，债券。这些斗争告了结束，便□时节，各处农民经我们的宣传及群众会的决议，知道是不还租而且要分田，因而斗争口号便转到分田上来。”761929年7月毛泽东出席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主持制定《土地问题决议案》，第一次明确提出“抽多补少”的分配原则。1930年6月南阳会议通过《富农问题》决议案，真正提出了土地革命中的富农问题。尽管这一时期红四军提出了新的政策法案，但“分田地”只在有限的地方真正实践，实际更多是强调“平分一切土地”，而不涉及乡村阶级成分划分的问题，直到中央苏区进行“查阶级”才深入开展。77

    再次，红四军在闽西提出了粮食调剂和农业生产的措施。1929年7月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土地问题决议案》，指出了农民在土地生产力方面面临的困境：“农民受了种种剥削，劳苦耕田不够衣食，结果只有雇工挑担以补不足，因此无力而且不愿意购买肥料改良农具，因而田地不能改良，生产方法不能进步。结果田地变瘠，生产力日坏一日，若与人口增殖比较恰好成反比例”。78决议案还列举了农民耕田多有抛弃者，无力整顿水利等现象，提出要改良农业生产方式，提高土地生产力，发展农村经济。此外，1929年10月5日中共闽西特委报告，提出关于粮食调剂的办法：“由县委政府筹集基金在市场高价收买粮食，或向要领（钱）用的农民买米贮藏起来，或运去粮食缺少、米价较高地方发售，如此俟收贷期过米价便可调节下来”。79闽西苏区建立粮食合作社和粮食调剂局的经验，随着1932年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邓子恢到中央苏区任临时中央政府财政部长后，开始在中央苏区推广。80

    （二）运输：红军编制中的“长伕”及赤卫队搬运

    闽粤赣地区商品经济繁盛，常年有大量的挑伕等苦力工人从事货物运输工作。“在边区的传统商道上，活跃着众多的挑脚夫、排夫、船工与搬运工等‘苦力’。他们成为清末民国间三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主要群体之一。”81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打土豪一直是红军粮食物资的主要来源，陆上运输是其主要的运输渠道，挑伕对于红四军的粮食及其他物资搬运仍然非常重要。

    挑伕所用的主要工具是扁担、抬杆，这是苏区各县自古代以来民间运输的主要工具之一。“扁担多用竹子为料，也有木质的，长不到2米，中间宽，两头窄，可系挂钩，可衬箩筐、篮盆等。抬杆长约3米，由结实硬木所制，主要用于搬运比较笨重的货物，一般为两人抬杠。”82叉口、络脚是扁担头上最轻便的装载工具，是赣西南一带最普遍、最适用的运输用具。“叉口就是袋口分叉的大布袋，可以装粮食七八十斤。两只叉口挑成一担，就可运载一百五六十斤。络脚是用麻绳结成网状的袋子，用来装载大件物品。”83此外，用扁担还可挑篮盆、箩筐，“这两种工具都是用竹篾编成的，是担运货物的主要工具。粮食、茶子、食盐、百货、弹药皆可用箩筐装运，比较轻的货物则由篮盆挑运”。84在反“围剿”战争中，苏区组织成千上万人参加“扁担队”，为红军挑运粮食和弹药物资，做出了重要贡献。

    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时，最初也采用临时雇佣的“短伕”来挑运物资，不过这种方式雇佣成本高，且不稳定，后逐渐发展出雇佣“长伕”的方式。“长伕多是党秘密动员去的，其待遇同红军一样，甚至比红军更高。最多时一个月发给过大洋8块，一般也有四五块钱。另外，每个月有一块钱的草鞋费，所以动员群众去当长伕一般都愿意去。”85此外，长伕是可以转为红军的，除了雇佣长伕，红四军仍会雇佣少量短伕，二者相互配合。“随军挑担的民伕，都组织在红军部队的运输队里。运输队的民伕是各地经过挑选送去，长期的（一年左右）为长伕，短期的为短伕，实行军事编制。有的长伕不到一年又转为参加红军，于是又要从地方上补充长伕。长伕什么时候都要一点，不带一点长伕，在火线上的运输就不好办。火线上重要的东西必须靠长伕运，短伕一般在第二线。”86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长伕是列入红军正规编制的，对红四军的编制和战斗极为重要。当时，红四军的编制“仍然为国民革命军的办法，每排三班，每班十人，每连三排，每营三连至四连，每团二营至三营，加上机炮连或特务队”。87可见，此时红四军仍采用“三三制”，即每连三排，共九个班，约百人。陈毅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尤其指出需要特别注意的两点：

    不过时常要注意两个问题：第一个，红军需要多的徒手兵。一面红军不轻易作战，每战必有把握，因此在胜利后若没有徒手兵，缴得枪械就没有人抬；同时，在经常行军，红军病兵多，一个病了若无一个徒手兵，他的枪弹就无人抬了，所以红军的兵要多于枪为好。第二，红军的非战斗兵如伕子及政治工作人才非要多不可。因为红军的任务不仅是打仗的问题，伕子多于搬运物品器械有极大的方便，政治工作人才多于发动群众训练兵士有极重要的意义，因此每每红军一团人数有二千枪还不及千支，就是这个原故。但这是一般旧军官所不懂得的玄妙。88

    红军不打无把握之战，每战胜利后需要有人及时搬运缴获的枪械等物资，同时红军生病，也需要人抬，所以说，“伕子多于搬运物品器械有极大的方便”。红军的编制是人多于枪，需要更多的徒手兵，这是非常不同于国民革命军的地方。红军每团人数有两千人而枪不足千支，就是这个道理。陈毅的报告还具体说明了红四军战斗兵与非战斗兵之比例，“战斗兵约为全军人数十分之六，余为官佐夫役等”。89这些伕子，有的是秋收起义、湘南起义而来的农军，有的是俘虏或当地招募而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以下简称《古田会议决议》）中关于改造军队中党的组织问题，改造的第一条就是“党员发展的路线，以战斗兵为主要对象。同时对非战斗兵如夫子、勤务兵等亦不应忽视”90，也指出发展党员应重视这些伕子等非战斗兵。

    红四军在赣南、闽西时期，另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建立了主力红军、地方红军和赤卫队三级武装体制。在三级武装体制中，作为群众性武装力量的赤卫队非常重要，其既是地方红军力量的主要来源，也是保卫地方苏维埃政权的重要力量。红四军在使用长伕、短伕搬运物资之外，还大量依靠赤卫队的群众武装力量来运输粮食等物资。1929年年底，赣西临时苏维埃政府成立。“各级苏维埃都设有土地、财政、经济、社会保险、交通赤卫诸部或委员。交通与赤卫是联在一起的，是红色政权中工作最为繁重的一个机构，成天为红军雇伕子、运粮食、放哨、打路条，进行赤色戒严、赤色清乡等。”91“（闽西）到1929年底，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的县、区、乡都成立了赤卫队或暴动队。仅龙岩一县就有赤卫队30个以上……据统计闽西的地方武装编入正规红军的近4万人。”92这些赤卫队平时除了生产任务，还承担站岗放哨和各种战斗勤务工作，担负着开展游击战争，配合红军打仗等重要任务。

    （三）分配：给养的相关争论与集中化统筹

    如前文所述，红四军在井冈山时期尽管建立了后勤给养的管理机构，但实际上并没有形成统一调度的制度和权限，各部队之间占有的弹药和粮食也不均衡，分歧和争议一直延续到红四军离开井冈山之后。1929年在赣南、闽西的游击过程中，红四军内部关于军队建设中党的领导与个人领导、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等重大问题就发生过激烈争论，其中也涉及红军给养。如1929年5月28日的湖雷会议，有人就提出：“‘一支枪也要问过党吗？’‘马夫没有饭吃也要党去管吗？’”93以此质疑军队中党的集中领导。这些问题，关系到红军给养的分配和统筹。

    首先，是关于官兵民伕物质待遇的“绝对平均主义”争论。红四军内部实行经济上的民主主义，官兵民伕一律平等，但事实上在物质待遇方面仍有差别，由此出现了红四军内部“绝对平均主义”的争论。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说：“红军中的绝对平均主义，有一个时期发展得很厉害。例如：发给伤兵用费，反对分伤轻伤重，要求平均发给。官长骑马，不认为是工作需要，而认为是不平等制度。分物品要求极端平均，不愿意有特别情形的部分多分去一点。背米不问大人小孩体强体弱，要平均背。住房子要分得一样平，司令部住了一间大点的房子也要骂起来。派勤务要派得一样平，稍微多做一点就不肯。甚至在一副担架两个伤兵的情况，宁愿大家抬不成，不愿把一个人抬了去。这些都证明红军官兵中的绝对平均主义还很严重。”94可见，“绝对平均主义”的争论尤其体现在官兵民伕的物资供给和待遇分配上，包括伤兵费、骑马、分物品、背米、住房子、做勤务，等等。

    关于纠正方法，毛泽东指出：“红军人员的物质分配，应该做到大体上的平均，例如官兵薪饷平等，因为这是现时斗争环境所需要的。但是必须反对不问一切理由的绝对平均主义，因为这不是斗争的需要，适得其反，是于斗争有妨碍的”。95这就是说，实际中红军物质分配根据具体需要会有分配差别。《古田会议决议》也指出，尽管某些物质待遇上官长可能会高一些，但实际工作中官长要更关爱和重视普通的士兵、伤病员和伕子，通过这种群众路线的工作方式，军官在另一个方面又与普通士兵、普通伕子，达成了民主主义和官兵平等。

    其次，是关于待遇分配的“小团体主义”争论。毛泽东在1929年6月14日给林彪的信中指出过红四军内部存在的小团体主义问题，并分析了不同时期红四军军需制度的建立情况。从1928年5月（红四军成立）到1928年9月，“党在这时期中不能有绝对的指挥权，小团体主义充分存在而发展，党不敢作调动枪支上的尝试，红军后方兼顾主义与少数同志的红军本位主义是冲突的，军需制度和编制法规未能建立，个人支配政治和武器的事常常有的”。96从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东固的红二团、红四团党对军需的领导制度给红四军很大的启发：“至于二、四团，四军的同志见了他们直是惭愧万分，他们是指导员支配军官的，前五册上军官的名字列在指导员的后面，一个子弹不问过党不能支配，他们是绝对的党领导。这也可以说是帮助四军党的领导加强的原因”。97这也说明，红四军内部给养的分配不均，未能建立统一的军需领导制度也是重要的原因。

    实际上，1929年6月22日召开的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讨论了红四军内部长期争论的12个问题，其中一个即是“军需制度问题”。98萧克回忆说：“决议还对若干制度进行说明，认为由个人支配经济转到团体支配经济，并经士委会的审查，这种军需制度是应该确定的；决议明确没收土豪的财产由政治部统一指挥。”99不过，这些讨论并没有形成最终的决议。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决议》明确规定，红军筹款的指挥权隶属于政治部，军事部不得干涉。“凡给养、卫生、行军、作战、宿营等项，政治系统应接受军事系统之指挥。凡政治训练及群众工作事项，军事系统应接受政治系统之指挥。但指挥的形式，只能直达对方机关里头的从属机关（总务科或副官处等）”，“凡红军筹款的指挥及政治工作用费之决定与支出，均属于政治部，军事机关不得干涉（取款的手续，政治部直接军需处），党部用费由政治部支给”。100熊寿祺后来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到：“过去这个工作归军需处去作，政治部派人帮助，往往弄些乱子出来。军需只懂军需的需要，不懂得政治，实在弄不好，有时烧屋杀人，同政治部闹起来了。后来才划归政治部来管，由政治部保卫科去筹款……从前军部指导筹款，九次大会后，才决定由政治部指导筹款，政治部才正式组织保卫科代替军需处筹款，这也是一个大改变。”101红四军九大（即古田会议）规定由政治部而不是军需处负责筹款，实为红四军建立集中化军需制度的一大改变。

    尽管红四军九大通过了相关决议案，红四军内部单纯军事观点与极端民主化的错误思想因此大大减少，但小团体主义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物资占有不均的情况仍然存在。熊寿祺给中央的报告中就说，红四军九大之后还存在的比较严重的倾向之一就是“小团体主义倾向”，“这种表现是各纵队、各支队（部）、各大队只顾自己，不顾别人，只晓得自己这一个团体，没有看见整个的革命集团。如像一个纵队内，要往各支队去拨人拨枪，各支队就不大愿意拨，拨些有病的人和损坏了的枪支出来给别人，自己把枪留下。甚至有些部队把人、枪藏起来，使你考查不到”。102可见，红四军九大虽建立了党集中领导军需的制度，但事实上仍然存在物资占有不均的情况。

    五、结语

    自晚清“地方军事化”以来，私人领兵的军事武装力量不断出现，从湘军、淮军再到北洋军，愈演愈烈。陈志让认为，在北洋军阀时期，全国没有形成统一的军事指挥和财政管理系统，各个军阀自筹军饷，筹饷和养兵某种程度成为军阀首领的主要任务。103国共两党都曾试图建立以党领军的模式来取代私人领兵的模式，然而，国民党军队始终没有完全建立以党领军的体制。104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共产主义文明”105，创造了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南昌起义后，中共走上了武装革命的道路，同时也需面对军队的给养问题。

    毛泽东和朱德带领的红四军一直面临粮食给养的困难，也非常重视粮食和经济给养。192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第一部分即为《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从六个方面全面阐述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其中第五点“经济问题”指出：

    在白色势力四面包围中，日用必需品和现金的缺乏，成了极大的问题。一年以来，边界苏维埃政权割据的地区，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食盐、布匹、药材等日用必需品，无时不在十分缺乏和十分昂贵之中，因此引起工农小资产阶级群众及红军士兵群众的生活的不安，有时真是到了极度。红军一面要打仗，一面又要筹饷，每天五分钱伙食费都感到缺乏，营养不足，病的甚多……特别是红军的给养使之比较充足一点，乃是迫切的需要。边界党如不能对经济问题有一个适当的办法，则在敌人势力继续稳定如果还有一个比较长的期间时，则割据的前途是很困难的。这经济问题之相当的解决，实在值得每个党员的注意。106 

    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党的领导，有相当力量的红军，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再加上充足的经济给养，这构成了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的几个重要条件。面对粮食给养困难，红四军通过废除军饷，实行官兵平等，打土豪筹粮筹款，开展土地革命，重视普通民伕，建立集中化的给养统筹机构，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红军粮食的征收、运输和分配难题，也重塑了官兵民伕的关系。当然，红四军的粮食给养也面临如下三重张力，是红军此后需要面对和克服的问题。

    第一，粮食给养与军事作战的内在张力。在红军的三大任务中，“打土豪筹款子”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解决军队的后勤给养问题。红四军人员数量的多少与粮食供应的增减，直接关系到部队日常的粮食给养、战略方向的选择和根据地的生死存亡。不过，红四军毕竟要行军作战，若把大量人员和精力都投入到经济给养上，势必会影响部队的日常训练和行军作战。这就需要红军协调前方作战与后方供给、作战人员和非作战人员的关系。尤其到中央苏区时期，红军部队人数大量增加，面对连续五次反“围剿”斗争，作战频次和激烈程度都远超此前，这对红军的经济给养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

    第二，粮食给养与革命根据地资源的负担限度的内在张力。在红色割据区域内，当土豪被打完时红军就需要依靠地方政府和广大民众来筹粮筹款，如果征收过度，势必引发矛盾。中央苏区时期，红军和党政机关的人数倍增，加之连续五次反“围剿”斗争，根据地的物资供应压力也倍增。尽管红军采取了查田斗争、粮食统一调剂、发动农业生产等措施，但根据地的资源供给后期还是陷入极大的困境。其时，“由于国民党军的全面封锁，中央苏区活动空间不断被压缩，人力、物质、经济、政治资源都日显匮乏，中共在苏区的生存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作战资源成为中共在即将到来的消耗战中的最大难题”。107

    第三，粮食给养的分散化与集中化的内在张力。红四军内部朱毛两支部队，虽然在武器装备和给养方式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但仍在探索建立集中化的军需领导机构和分配制度，确立了废除军饷、经济公开、官兵待遇平等的精神原则，建立了士兵委员会制度，筹款的指挥权隶属于政治部等重要制度原则。尽管建立了集中化的军需领导制度，但实际上红四军各部队之间的物资占有仍有不均。即使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领导的军队仍采用军事发包制的方式，“财经的自给自足”是各根据地军事财政来源的重要方式，而并不是完全的集中化统筹。108如何处理经济给养统筹的分散化与集中化的内在张力，也是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此后需探索的问题。

    *本文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2024TC068）的支持。本文相关内容曾在2023年7月上海大学“社会-CJS学术论坛之第十二届社会理论工作坊”报告，感谢与会师友、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

    【注释】

    ①《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八七会议）记录》（1927年8月7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93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26页。

    ③刘荣琴、何家伟：《首届革命根据地经济史学术研讨会综述》，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22年第4期；潘晓霞：《新世纪以来中共根据地财政金融史研究述评》，载《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5期。

    ④张泰城、刘家桂：《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许毅（主编）：《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余伯流：《中央苏区经济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张侃、徐长春：《中央苏区财政经济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⑤张蓉、陈新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粮食生产》，载《中国纪念馆研究》2016年第2辑，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黄惠运：《中央苏区粮食工作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

    ⑥王建强：《红军由党代表制度到政治委员制度的变化——兼论红四军政治委员制度的由来》，载《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6期；张永：《1929年朱毛之争与红军的权力结构演变》，载《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5期；应星：《红四军领导机构的演化与主力红军的组织形态》，载《苏区研究》2016年第3期；刘水展：《党内分歧视角下中共武装整编研究——以1929年红四军第四纵队整编为中心》，载《苏区研究》2022年第3期。

    ⑦徐进：《星星之火，何以燎原：经济逻辑与红四军发展方向的抉择（1928—1930）》，载《安徽史学》2023年第3期。

    ⑧应星：《从“地方军事化”到“军事地方化”——以红四军“伴着发展”战略的渊源流变为中心》，载《开放时代》2018年第5期。

    ⑨陈毅：《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1929年9月1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6册，第448页。

    ⑩同注②，第208页。

    11中共湖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协作组（编）：《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0页。

    12同上，第36页。

    13《中共湖南省委关于湖南暴动计划谈话记录》（1927年10月4日），载中央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编）：《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乙种本）》（1927年—1931年），1984年，第1页。

    14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湖南历史（1920—1949）》，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31—332页。

    15同注11，第113页。

    16同注11，第123页。

    17同注②，第219—220页。

    18王健英：《红军人物志》，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89页。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1886—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92页。

    20同上，第94页。

    21朱德：《从南昌起义到上井冈山》（1962年6月），载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册，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4页。

    22《中共中央关于第二十五师去湘南发动农民起义给朱德等的信》（1927年12月21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4册，第813页。

    23同注19，第101页。

    24同注21，第5页。

    25同注⑨。

    26《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4页。

    27同注11，第112页。

    28《何长工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228—229页。

    29同上，第164页。

    30同注11，第133页。

    31《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25日），载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册，第263—264页。

    32同注11，第78页。

    33《范树德谈井冈山斗争时期红军的后勤工作》，载黄仲芳、罗庆宏（主编）：《井冈山斗争口述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39页。

    34同注②，第221、223页。

    35同注33，第339页。

    36同注33，第345页。

    37同注33，第340页。

    38同注31，第265页。

    39孟庆延：《从“打土豪”到“查阶级”：赣南闽西土地革命再考察》，清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

    40同注31，第275页。

    41许毅（主编）：《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上册，第78页。

    42江西省井冈山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井冈山志》，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438页。

    43同上，第441页。

    44同注33，第335页。

    45同注33，第347页。

    46同注26，第72页。

    47毛泽东：《湘赣边界各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8年10月5日），载竹内实（主编）：《毛泽东集》第2卷（1927年5月—1931年8月），东京：苍苍社1983年版，第23页。

    48毛泽东：《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1928年11月25日），载竹内实（主编）：《毛泽东集》第2卷（1927年5月—1931年8月），第45页。

    49同注42，第439页。

    50乔光烈（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简史》，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页。

    51同注33，第332页。

    52同注50，第8页。

    53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册，第203页。

    54同注⑨，第455页。

    55同注48，第41页。

    56同注53，第129页。

    57同注42，第440页。

    58同上。

    59同注⑨，第449页。

    60毛泽东：《给江西省委和中央的报告》（1928年5月2日），载竹内实（主编）：《毛泽东集补卷》第2卷（1921年1月—1928年12月），东京：苍苍社1984年版，第301—302页。

    61《毛泽东给中共中央的信》（1928年6月16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5册，第244页。

    62同注53，第138页。

    63毛泽东：《中共湘赣边特委和红四军军委给湖南省委的报告》（1928年7月4日），载竹内实（主编）：《毛泽东集补卷》第2卷（1921年1月—1928年12月），第307页。

    64同注31，第251页。

    65余伯流、陈钢：《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99页。

    66江西省永新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永新苏区志》，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125页。

    67同注31，第256页。

    68同注65，第102—103页。

    69同注31，第265页。

    70同注65，第358页。

    71余伯流、陈钢：《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史》，第104页；毛泽东：《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1928年11月25日），载竹内实（主编）：《毛泽东集》第2卷（1927年5月—1931年8月），第64页。

    72王观澜：《中央苏区的土地斗争和经济情况》，载陈毅、肖华等：《回忆中央苏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47页。

    73《中共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1929年3月20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6册，第88页。

    74中央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编）：《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9年）》上册，1984年，第168页。

    75赣州地区粮食局（编）：《赣州地区粮食志》，1988年，第55页。

    76中央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编）：《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闽西特委文件）》（1928年—1936年）》， 1984年，第127页。

    77孟庆延：《政党、政治与政策：论共产党早期革命中“富农问题”的多重逻辑》，载《社会》2018年第5期。

    78同注76，第71页。

    79同注76，第153页。

    80余伯流、凌步机：《中央苏区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838页。

    81温锐、游海华：《劳动力的流动与农村社会经济变迁：20世纪赣闽粤三边地区实证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6页。

    82《江西苏区交通运输史》编写组：《江西苏区交通运输史》，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1页。

    83同上，第71页。

    84同上。

    85同注82，第105页。

    86同上。

    87同注⑨，第454—455页。

    88同注⑨，第455页。

    89同注⑨，第467页。

    90《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9年12月），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6册，第736页。

    91同注82，第20页。

    92中共福建省龙岩市委党史研究室：《闽西人民革命史（1919—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49页。

    93《毛泽东给林彪的信》（1929年6月14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6册，第224页。

    94同注90，第731页。

    95同注90，第731—732页。

    96同注93，第222—223页。

    97同注93，第223页。

    98余伯流、凌步机：《中央苏区史》，第163页。

    99萧克：《朱毛红军侧记》，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95页。

    100同注90，第760页。

    101 熊寿祺：《红军第四军状况》（1930年5月），载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军事系统》第9册，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30页。

    102同上，第335页。

    103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页。

    104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

    105应星：《“以史解经”与中国共产主义文明研究的整全性路径》，载《开放时代》2021年第4期。

    106同注47，第22—23页。

    107黄道炫：《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47页。

    108应星：《军事发包制》，载《社会》2020年第5期。

    本文转自《开放时代》2025年第2期

  • 齐伟：早期入辽汉官群体与辽朝华夏化研究

    辽朝早期，大量汉地官员入辽，并逐渐进入辽朝统治阶层，全面参与政治建设。辽朝统治者确立尊儒崇佛的文化政策、推行科举取士等，为汉官在辽朝的发展营造了宽松的政治环境，契合了汉人入仕的传统路径，为入辽汉官跻身于辽朝统治集团提供了稳定可靠的保证。早期入辽汉官从最初“水土不服”到最后成为推动辽朝融入中华文明的重要力量，恰恰是中国历史变迁过程中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例证。

    《辽史》有传的汉人屈指可数，且阙漏错讹甚多。20世纪以来，随着辽朝考古发现及墓志整理工作的不断推进，有关辽朝汉官的研究日益深入。然而，上述研究更多关注的是《辽史》有传的高层汉官，除此以外由于史家研究旨趣以及史料的限制，有关中下层汉官的研究略显不足。值得关注的是，近些年出土的大量汉人墓志为深入研究辽朝中下层汉官提供了可能，而且与传统文献记载不同，墓志资料记载墓主人的内容往往更加丰富具体。因此，本文从墓志资料入手，对入辽汉官群体进行整体研究，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谬。

    一、早期入辽汉官情形分析

    据墓志资料，早期入辽汉官主要来自梁、唐、晋各政权，当然也包括幽州地区的汉官，其入辽原因和途径又各不相同。王善军认为汉人分为境内原住汉民、被俘、来降、地界割让、扣留使节五类。史怀梅将入辽汉人分为自愿、与辽联盟造成的越境（质子）、被迫、非自愿四类。本文则将其分为被动入辽和主动归降两种情况（参见表1）。

    被动入辽的汉官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第一类是战争期间被掳掠至辽。唐亡以后，各割据势力多拉拢契丹，契丹军队趁机多次南下掳掠大批人口北归。唐天复元年（901）阿保机为迭剌部夷离堇，专事征讨，次年秋七月“以兵四十万伐河东代北，攻下九郡，获生口九万五千”，又与李克用会盟攻打刘仁恭，“拔数州，尽徙其民以归”。燕王刘守光被晋王李存勖围于幽州时，“其北边士民多为契丹所掠”。神册元年（后梁贞明二年，916）八月，《辽史·太祖本纪上》记载了契丹军队南下攻略的情况：“八月，拔朔州，擒节度使李嗣本。勒石纪功于青冢南。冬十月癸未朔，乘胜而东。十一月攻蔚、新、武、妫、儒五州，斩首万四千七百余级。自代北至河曲逾阴山，尽有其地。”在此过程中，大量汉官被掠至契丹，如高阳（今河北高阳县）人耿去，仕后唐庄宗，历任营田使、卢龙军使节度押衙，“旋值契丹国雄图大振，奇锋莫当，一旦深犯边疆，遂遭掳掠，因兹将家入国”，一同而来的还有他的儿子耿崇美。神册二年（后梁贞明三年，917），新州（今河北涿鹿县）刺史卢文进因不满李存勖向其征兵而叛附契丹，引契丹兵寇新州，“自是戎师岁至，驱掳数州士女”；吴令均也因“新州失律，民庶播迁，沉绝域以不还”。第二类是出使契丹被扣留的汉官。韩延徽原在刘仁恭手下任幽都府文学，奉命出使契丹时，因阿保机“怒其不屈，留之”。道宗朝相国贾师训的高祖贾去疑，先仕后唐，太祖时“奉使来贡，因留之”。第三类汉官是晋亡后被辽太宗耶律德光北迁的后晋臣子。关于这部分史事，《新五代史》《旧五代史》《资治通鉴》《辽史》《契丹国志》都有记载。后晋败亡后，北迁的除末帝和后妃，还有诸司僚吏、方技、百工等人，其中也包括冯道、李菘、和凝、李澣、徐台符等官员。一些辽代墓志对此亦有记载。如《石重贵墓志》谓石敬瑭死后，末帝石重贵“乃弃约而息贡，嗣圣皇帝（辽太宗）再耀武于夷门，遂迁王于辽左之东京”。金人韩玉的五世祖韩继宁“仕石晋为行军司马，从出帝北迁，居析津，曾孙知白，仕辽为中书令”。

    主动归降的汉官也有不同的原因和目的。一类是主帅率部下一同归降。唐天祐四年（907），刘守光囚父自立，其暴虐统治导致“军士多归于契丹”，其兄刘守奇率部下数千人降奔契丹。神册六年（后梁龙德元年，921），晋王李存勖讨伐镇州成德军留后张文礼，新州防御使王郁而北结契丹，“以所部山北兵马内附”，引契丹大军入居庸关，“分兵略檀、顺、安远……等十余城，俘其民徙内地”，任顺州刺史的石延祚举城投降，遂“移家北关”。天显十一年（后唐清泰三年，936），赵德钧父子为获得辽太宗支持而达到称帝中原的目的，多次与契丹周旋，最后降于契丹。另一类是因将帅不和而北投契丹，道宗朝平州观察判官王用仁的先祖王绍“因与燕王刘仁恭构隙之年，屡困战敌，遂慕义向风，自南徂北”。

    二、早期入辽汉官的政治参与

    以上所举几类入辽汉官是辽朝早期汉官群体的主要来源，也是辽朝汉人官僚体系建立的基础，这一群体对辽朝政治参与，关乎辽代民族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对辽代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至关重要。

    早期部分入辽汉官，起初对辽朝统治存在不同程度的抵触。如辽神册五年（后梁贞明六年，920）冬九月，契丹略云内和天德（今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后唐天德军节度使宋瑶投降，契丹撤军后宋瑶复叛。而且这种投降之后复叛的现象不是个例。天赞二年（后梁龙德三年，923）正月，时任大元帅的耶律德光攻陷平州，裨将张崇被擒，而在天显元年（后唐天成元年，926）七月叛入后唐。磁州（今河北磁县）人张砺初仕后唐，从赵延寿与契丹战于河东，兵败投降契丹，受到重用，可他却以“水土不服”为由试图逃走。辽太宗援助石晋，高唐英投降，被“升为国通事”，太宗北撤后命其为彰德军节度使，固守契丹北撤的通道相州（今河南安阳），而他收到刘崇建立北汉的消息以后，遂“举镇请降”。出现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受传统的“华夷之辨”的影响，在中原汉人眼里，强大的契丹不过是“夷狄”，“其无礼顽嚚，于诸夷最甚”，奉天承运的中原才是华夏“正统”。然而，随着辽朝对中华制度文明的追随与承袭，越来越多的入辽汉官选择入仕辽朝，参与辽朝的统治。

    早期入辽汉官参与辽朝政治的主要表现之一是入仕为官，主动为辽朝建设贡献力量。幽州人韩延徽，原在幽州刘守光手下任职，出使契丹时因不拜而被阿保机扣留，命其放马，后被阿保机召至帐前，询问政事，命其参与军事。在阿保机攻党项、室韦，征服诸部过程中，韩延徽出谋划策，贡献最大，深得阿保机信任。韩延徽还帮助阿保机治理汉地，建立城郭，减少汉人逃亡。其间，韩延徽曾逃归李存勖，欲命其为幕府掌书记，遭到时任掌书记的王缄嫉恨，韩延徽不自安，借省亲为由复投契丹。阿保机大喜，“待之益厚”，“即命为守政事令、崇文馆大学士，中外事悉令参决”。正如韩延徽自己所言：“彼（阿保机）自吾来，如丧手目；今往诣之，彼手目复完。”由此可见契丹统治者对有才能汉人的重视程度。韩延徽历仕三朝，做到南府宰相，“设张理具，称尽力吏”，在中原无法施展的才华和抱负，在辽地得以展现，成为阿保机的佐命功臣之一。韩氏“轩裳照世，钟鼎传家”，子孙横绝、冠盖相属，成为贯穿辽金元三代而不衰的世家大族。较韩延徽晚几年入辽的赵思温，同样得到契丹统治者的重用，从太祖攻打渤海，随太宗讨伐后唐援立石晋，立下显赫战功，其诸子除去早亡者，多官至节度使、刺史以及侍卫亲军、随驾仪銮副使等职。元人王恽在《卢龙赵氏家传》中称，“赵氏自五季迄今三百余年，子孙繁衍，几于千人”，与韩延徽家族同跻身于辽燕京“四大家族”。

    韩知古家族不仅通过入仕，还以政治联姻的方式参与辽朝政治。韩知古是蓟州玉田（今河北玉田县）人，与其他入辽汉官相比，出身较低，太祖攻蓟州时被淳钦皇后兄欲稳掳掠至契丹，后来作为陪嫁随述律平至迭剌部。他很想有一番作为，可因得不到阿保机赏识而“怏怏不得志”，后来得到阿保机召见，受到信任，逐渐参与政事，为“彰武军节度使、太师、中书令”。《辽史·韩知古传》记载：“太祖召见与语，贤之，命参谋议。神册初，遥授彰武军节度使。久之，信任益笃，总知汉儿司事，兼主诸国礼仪。时仪法疏阔，知古援据故典，参酌国俗，与汉仪杂就之，使国人易知而行。顷之，拜左仆射，与康默记将汉军征渤海有功，迁中书令。天显中卒，为佐命功臣之一。”其第三子韩匡嗣因善医得以亲近阿保机和述律平等契丹上层贵族，景宗时期任南京留守摄枢密使。而该家族早期与契丹贵族高度融合的表现则是与契丹族通婚。韩知古妻欧妮·迈札夫人，韩匡嗣之妻欧妮·拏思夫人的祖父讳解里，父亲讳辖麦。韩知古第五子韩匡美与萧氏的两桩联姻，则是典型的契丹族侄续姑的婚姻习俗，李胡死后，其妃即淳钦皇后侄女嫁给了韩匡美，封为邺王妃，后又娶邺王妃的侄女。辽统和二十二年（1004），韩匡嗣之子韩德让被赐以国姓，出宫籍，隶季父房，赐陪葬之地，该家族以皇族耶律氏身份完全融入辽代社会。另一与契丹贵族联姻的家族是耿氏家族。高阳人耿去和耿崇美父子，原仕后唐，耿去“以宿德大勋，累受节钺，加至同三事”，耿崇美因通晓契丹语被阿保机任命为“国通事”，在“万方入贡，中夏来朝”期间，“宣传圣旨，引领使车”，耿崇美相继任武定军节度使、行潞州大都督府长史、昭义军节度使等职，为契丹南下中原、灭晋伐汉冲锋陷阵，骁勇无比。崇美之子绍基和绍邕分别任太后宫通事和国通事。耿氏家族参与辽朝政治的另一表现则是与契丹贵族通婚，从崇美开始到第四代，与契丹贵族和被赐姓耶律的韩德让家族联姻的案例共六例，如耿绍忠之女是圣宗淑仪，表现了该家族对辽朝政治的高度参与。

    以上汉官家族通过仕宦和联姻逐渐成为辽朝汉官上层。而在墓志资料当中，记载了更多的汉官，他们入辽后，在各州、军、县等地方任各级官吏，也成为辽朝汉官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景城县（今河北河间市）人陈万，原在燕王刘守光治下任职，后投降晋王李存勖，“奉大圣皇帝宣命□□，从故国舅相公入国”，并在国舅相公萧阿古只的头下领地任豪刺军使，因立有战功，太宗时为豪州刺史，“除涿州刺史，官加司徒”。他的长子陈延煦任豪州提举使，次子陈延贞为燕京青白军使兼山西巡都指挥使。在乾亨三年（981）《陈公墓志》中，陈万另三子分别为陈延□（陈公）、陈延濬和陈延昭，陈延□为“金州诸军事，行金州刺史，充本州防御使”。据太平六年（1026）《李绍俞墓志》记载，李绍俞在入辽前，其大致活动在梁唐之际，“属以中原未暇，哲后遄征。既逢睿圣之君，寻効归授之便”。投降契丹以后，李绍俞未任实职，但其子李唐玉和李唐辉分别任辽东头供奉官和通事；李绍俞的孙辈李继荣和李继赟，分别任辽彰武军节度衙前都知兵马使和彰武军教练使；李绍俞的重（曾）孙辈7人，记有官职的有两人，长曰李德宗，统和二十二年（1004）任马军厢主，次曰李德玄，任左班殿直；李绍俞的季（玄）孙辈有17人，“或束带立朝”“或文章满腹”，并以此为傲，将之比附孔子学生子游和子夏。墓志记载了李绍俞本人、子、孙、曾孙和玄孙共五代人的家族为官经历，仕太祖阿保机到圣宗耶律隆绪六代君主，长达百年的历史。可见，李氏家族应该是军功起家或荫补武职入仕，随着辽朝科举制度的施行，到了第五代时，李氏逐渐展露以文入仕的头角。李氏家族虽然都是品阶不高的武官，但家族绵延数世，子嗣相继，已经在辽地落地生根。平州卢龙县破卢里人张建立在太祖时期入辽，最后任职为榆州刺史，兼蕃汉都提辖使，天显五年（930）去世。其家族在辽的发展也“胤子孙荣”，其子张彦英继其父任榆州刺史、西南路都提辖使，英年早逝的张彦勝也担任过榆州刺史，张彦英之孙张文煦、曾孙张守节和张守恒皆任榆州刺史，其家族成员在榆州世代为官，多人以荫补入仕榆州刺史。

    总而言之，早期入辽汉官群体，其身份背景各不相同，在辽初复刻中原制度，“借才异代”的政治环境下，很多入辽汉官得以施展治国理政才能。原幽燕世家名门的汉官子弟，主要通过军功和荫补出仕辽朝，家族地位得以巩固发展，甚至进入权力中枢，升为辽代社会的高官望族；有的跻身于五京留守、地方诸州军节度、刺史、各级武官等汉官队伍。汉官群体通过参政议政、军事征伐、联姻贵族、治理地方等多种方式，积极融入辽代社会当中。汉官从早期入辽到世代仕辽为官，逐渐发展成为举足轻重的世家大族或影响一方的官宦之家，促成了辽朝南面官体制的形成，在汉族官僚体系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汉官家族地位在辽朝的嬗变，意味着汉官群体与辽朝统治阶级逐渐融合。

    综上所述，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局势的发展，那些因各种原因入辽的汉官群体，经过权衡利弊，逐渐放弃了“落叶归根”，而选择了“落地生根”。

    三、早期汉官融入辽朝社会的原因阐释

    早期入辽汉官能够接受辽朝的统治，并逐渐融入辽代社会之中，从具体的历史情境分析，这与辽朝统治者积极接受中原文化、融入中华文明密切相关，而从历史的宏观序列中去分析，这也是社会变迁所带来的必然趋势。

    首先，辽初统治者“楚才晋用”的用人方式，为汉官群体创造了宽松的政治环境和广阔的发展空间。康鹏在论述辽朝地方行政制度基本特征时指出，相对于中原政权各项规章制度完备的情形，辽朝创设机构和职官时大多是依据当地、当时的情形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事制宜。对于早期以耶律阿保机和耶律德光为中心的契丹统治者来说，他们完全可以意识到，由于大批汉人的涌入，尤其“燕云十六州”广大领土的并入，首先要做的就是保证新并入领土的稳定，必须采取必要措施以巩固对汉地的有效统治，利用一切条件包括原地的汉人维系和保持汉地的稳定和繁荣，赢取汉地人民的认同，建立政权的威信和合法性。

    一方面，要争取新并入的燕云地区世家大族的归附与支持，以便减少可能发生的由于政治和文化差异所导致的冲突和反抗。韩延徽入辽前已是当地的仕宦之家，“昔自起家，世居于蓟”，其父韩梦殷为“太子庶子”，累官蓟、儒、顺三州刺史。韩延徽入辽后，受到阿保机信任，命他“树城郭，分市里，以居汉人之降者。（韩延徽）又为定配偶，教垦艺，以生养之。以故逃亡者少”。京兆万年（今西安长安区）王郁任李晋新州防御使，在其父后梁义武军节度使、易定祁等州观察处置等使、北平王王处直的授意下，率“所部山北兵马”举室投降，据《唐明宗实录》云：“庄宗未即位，卢文进、王郁相继入辽，皆驱率数州士女，为虏南藩，教其织纴工作。中国所为，虏中悉备。契丹所以强盛侵凌中国者，以得文进、郁之故也。”梁援四代祖梁文规致仕后寓居燕台（今河北易县），《旧五代史》所载的历经梁、唐、晋三朝官至吏部尚书的梁文矩是梁文规之弟，那么梁氏无疑也是当地官宦世家，所以已经致仕的梁文规也得“授幽州军都指挥，宠遇殊厚”，可见辽朝统治者很好地利用了梁文规当地望族的身份，起到了号召的作用。总之，辽朝统治者对时局的正确判断，对初期入辽汉人的宽容与重视，是早期入辽汉官参与辽朝政治的一大前提，客观上为汉官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平台。辽朝统治者使用汉官加强政治、文化建设，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人们不再思归，逃亡者逐渐减少，实现了辽朝对汉地的有效控制。

    另一方面，从辽朝统治者对叛逃汉官及其后代的宽容态度也可以看出他们求贤若渴的心情。辽初统治者对国家体系和统治机构的运行缺乏治理经验和完备的规章制度，“国初制法，有出于五服、三就之外者，兵之势方张，礼之用未遑也”。面临的复杂局面使其对掳掠来的尤其具有一定影响的汉官比较宽容。对韩延徽和张砺的叛逃，契丹主非但没有责难，之后反倒加以重用。据刘守奇后人刘从信墓志记载，刘守奇在守光囚父自立后“领兵投上国，后河东通好，被留不放回”。其实是刘守奇叛回后唐，跟随一同逃离的还有他七岁的儿子，即刘从信的曾祖，庄宗以为养子。太宗灭晋后，“却将入国，授得沧州节度使”，沧州横海军原属刘氏旧壤，刘守文和刘守奇都任过横海军节度使，刘从信曾祖继任，刘氏在该地的名望足以引起契丹主的重视。刘守奇另一子刘承嗣、孙刘宇杰、曾孙刘日泳，以及入金的后人刘元德皆有墓志出土，刘守光子孙从五代时期入辽，再由辽仕金，家族繁盛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统治者对汉官的友好和重视。高唐英因谋划投奔北汉而被杀，但其后人高嵩和高元父子在辽地似乎未受到影响。这种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不仅有利于辽初政权的稳定和巩固，也为汉官的发展提供了相对宽松的政治氛围。

    其次，初期统治者为入辽汉官群体创造了多民族共存的思想文化环境。可以从两方面加以考察，一是对儒家思想的接受和重视。辽初统治者十分重视儒家文化的影响和作用。耶律倍曾对阿保机言：“孔子大圣，万世所尊”，阿保机便命人建孔子庙，诏皇太子春秋祭奠，奠定了辽朝统治的思想基础。燕云仕宦所秉持的华夷有别和儒家忠孝理念，即使到了辽中期依然“衣冠、语言皆其故俗”，其文化和思想儒风不减。在辽朝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下，终辽一代，始终重视儒学教育。辽于上京、中京分别设置国子监，五京设置五京学，分设博士、助教，地方上也有建府州县学、修文庙之举。渤海人大公鼎为良乡县尹，“建孔子庙学，部民服化”，涿州刺史高公移建孔庙，蓟州三河县（今河北三河市）县令刘瑶倡议“移位修建”文宣王庙，达成“阐扬儒教，辅助国风”的心愿。这些尊崇儒学的行为客观上为汉官创造了政治参与的思想基础。

    二是辽初就确立了崇佛政策。据《旧五代史》记载，“时太祖问侍臣曰：‘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对”。虽然阿保机后来听从耶律倍的尊孔建议，但也在汉城修建“佛寺三，僧尼千人”，并在安置汉人的各头下州开始建立佛寺。前文已提到，早期入辽的石延祚北迁至辽，家于霸州（今辽宁省朝阳县），过起退隐生活，“广重儒风，多崇佛学。高住宾客，咸尽礼以筵容；来往僧尼，悉倾心而信施”，成为其在异国他乡的精神寄托。入辽的“燕云十六州”原本就有佛教传统，在辽南京地区，会同九年（946）的陀罗尼经幢和会同十年（947）的宋晖造像题记，则说明辽初统治者对五代时期该地区佛教传统的继承。而中京地区佛教传统更加悠久，早在前燕时期，慕容皝在龙山（今朝阳市凤凰山）营建龙翔佛寺，之后的后燕、北燕及北魏时期，佛教在该地区发展起来，龙城逐渐成为佛教繁盛之地，被誉为“四世同堂”的朝阳北塔就是最好的证明。据考证，它始建于北魏太和年间，最早称为思燕佛图，是北魏文成文明太皇太后冯氏为纪念其祖父北燕王冯弘所建，此后历经隋唐重建，辽初和重熙年间又重新加以修建。事实证明，辽代佛教是在继承中原崇佛传统基础之上逐渐发展壮大的。终辽一代，佛教俨然成为上至帝王下到平民的一种精神信仰。因此，佛教的发展，有助于辽朝社会的文化融合。

    再次，辽早期科举制度的施行也契合汉人入仕的传统观念，促进了辽朝文教的发展。辽建国之初，并未采用中原王朝的科举取士之法，直到“燕云十六州”的并入，辽朝获得大片农业领土和儒家文化较高的汉族士人，“制度渐以修举”，这为科举制度的施行提供了客观环境和人才储备。扩充汉官队伍，效法汉人制度治理汉地和汉族人口，科举取士是必然选择。据研究，辽太宗会同初年便已施行开科取士。《儒林公议》有云，“契丹既有幽、蓟，及雁门以北，亦开举选，以收士人”；南京人室昉“会同初，登进士第，为卢龙巡捕官”；石晋割“燕云十六州”之地给辽，“岁开贡部”；幽州人宋琪为太宗会同四年（941）“举进士中第，署寿安王侍读”；刘晞为后唐周德威从事，后陷于契丹，“天福中，契丹命晞为燕京留守，尝于契丹三知贡举”。以上史实表明，辽朝统治初期的开科取士制度也是早期入辽汉官入仕的途径之一，虽然其较之早期荫补或军功，还不是主要的入仕方式，但科举制度已经有了一个开端。至景宗恢复贡院，科举逐渐向正规化迈进，到圣宗时期，科举逐渐制度化，有记录的科举考试进行了30次，取进士564人。科举制度的施行为汉官子弟除荫补之外，又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入仕途径。辽中期以后，尤其道宗朝，早期入辽汉官家族有很大一部分子弟皆以科举入仕。以部曲身份入辽的刘奉殷的后代刘祜的两个儿子分别为“擢进士第”“举进士”；而梁文规家族除第五代梁援登进士甲科外，族人还有三人登进士第，一人举进士，一人业进士。对儒学的尊崇，科举取士的施行，形成了华夷同风的良好局面，辽道宗甚至作《君臣同志华夷同风诗》进献皇太后。科举制度的施行充分体现了契丹民族对中原文化的吸收，也促进了早期入辽汉官积极参与政治。

    综上所述，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在广大汉官的帮助下称帝建国，随着“燕云十六州”的并入，辽朝统治者积极使用汉官参与政治建设，吸收中原文化，融入中华文明。在辽朝200余年的统治当中，制定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的制度和举措，官分南北、设置郡县、发展农工商贸、尊孔崇儒、开设科举等，这样的政治局面和社会面貌既来自汉官，同时又为汉官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入辽汉官及其后人在辽代的表现，反映了这一群体融入辽朝社会，积极参与政治、社会、文化建设，推动辽朝融入中华文明的过程。

    本文转自《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4年第4期

  • 虞万里：训诂起源与传播形态[节]

    阅读、理解经典需要训诂，训诂起源的时间节点，关系到我国传统语言学的进程和经典注释学的源头。就现今六七十种训诂学专论和概论性著作考察，大多笼统地将其落实在先秦、春秋、春秋战国，甚至两汉时段。刘师培《周代训诂学释例》举《孟子》和三传为例，谓训诂学之兴，兴于东周。今人从正文训诂入手探索，亦谓兴起于经典传播的春秋时期。但若结合文字起源、经典教育和学校建制作综合考察，训诂起源应在东周以前。

    殷周训诂的萌芽与兴起

    甲骨文是迄今为止最早的有系统的文字。已识甲骨文已具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结构，还有变形声化之字，有本义，有引申义，更有记音的通假义。这些变形声化字、引申义、通假义，如果没有专人教授，巫祝贞人、贵族弟子不可能不学而能。孟子说：“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夏代学校无征。商代的学校，已见载于文献。《礼记》载殷人在西郊设右学，称为大学；在王宫之东设左学，称为小学。这种七十子后学相承的传说，已为卜辞证实。甲骨文有“求学”一词，有占上学途中是否遇雨之辞，小屯南地更发现刻有“大学”的甲骨。《尚书》说殷人有典有册，于省吾考得甲骨文有“工（贡）典”“豆（登）典”，可证殷时确已有册诰文献。现虽不能确知当时大学作用和教学内容，但作为有成熟文字的殷商，既然拥有诸多的典册文献，就一定需要有人来继承。要继承这些占卜巫史文化，必须学习，可以推想，无论是巫史世袭传授还是学校教育，都应有文字讲解与诠释一环。

    周代损益夏殷，文明日盛，文化教育已具规模，王族、卿大夫子弟都要入学学习。两《戴记》记载学校和学习内容极多，相比殷商学校，西周学制已很健全。《礼记·王制》所记虞夏商周的学校方位，尚未得考古发掘证实，但其记述为顺先王《诗》《书》、礼、乐以培养贵族子弟，说“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应是西周学制的实录。《文王世子》和《周礼》载有教学分工、时间与方法，《大司乐》有教授“兴、道、讽、诵、言、语”六语之课程。虽未提及字词训诂的讲解，但《诗》《书》中语词有非经解释无法使学生明了者。如《尔雅·释天》：“载，岁也。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尧典》“朕在位七十载”，又说“五载一巡狩”“二十有八载，帝乃殂落”，都用“载”。卜辞有岁、祀、年，但“隹王二祀”作“祀”，董作宾说帝乙、帝辛时纪王年用“祀”。西周铜器纪年多用“年”，偶亦称“祀”（如吴方彝、趩觯“隹王二祀”）。《尚书》中“年”“祀”用法与商书、周书大致对应，此为历史用词不同。

    《方言》第一：“娥、，好也。秦曰娥，宋魏之间谓之，秦晋之间凡好而轻者谓之娥。……赵魏燕代之间曰姝，或曰丰。”娥、（见图1）、姝、丰，是各地形容女子美与好的词。如果教授《邶风·静女》“静女其姝”和《郑风·丰》“子之丰兮”之诗，来自各国的卿大夫子弟是否都能理解？不理解，就必须解释，必须训诂。后世《毛传》说：“姝，美色也。”“丰，丰满也。”美色、丰满也都是好。毛传所解是否即西周国学大史所释，姑置勿论，但一定需要用同义、近义的词来解释。此为方言用词不同。

    《诗经》所涉方言地域颇广，《尚书》则有虞夏商周之不同用词，其中需要训解的词语何止百千！略举历时和共时的二例，可证西周国学中教授《诗》《书》之前，师氏、保氏必须先教授六书，读书先识字，此千古不易之律。与识字相应，周宣王（前827-前782）时太史籀作《史籀篇》以“教学童书”。《史籀篇》文字有别体，且与西周铜器文字也往往互为异体，有别体就必须为学生释义解惑，释义解惑须有一定方法，这就是训诂法则。保氏识字和释义的讲授，必须在大司乐教“六语”之前，否则兴道讽诵言语的教育就无法顺利进行。六语的教授是为了更好地外交。春秋时大夫出使，在外交场合要引诗赋诗以对，如果不先入国学学习，就不可能应对自如。今知《左传》引诗赋诗在隐公初年（前722年和前720年），则知隐公之前惠、孝、懿、武诸公之时亦当有引诗赋诗之例，联系《史籀篇》的流行，知西周小学教育的课程一定有识字训义一环。

    《尔雅》字义与《史籀篇》字形的互补

    学术界之所以不敢确定西周就有训诂的原因，是因为当时没有训诂的记录或相关遗迹的留存。这应从正反两方面认识：西周保氏教国子以六书，六书的分析和训诂的方法密不可分，它可以是口头解释，也可以用最简单的文本。现今虽无直接的西周简牍出土，但文献记录中仍有蛛丝马迹可寻。卿大夫赋诗引诗之前要学诗，不识字无法学诗，不学诗无以言，更遑论引诗赋诗。精于字学的扬雄说：史佚教其子以《尔雅》，又说孔子教鲁哀公学《尔雅》，这是西周与春秋时事。你可以对教与不教及《尔雅》成书年代予以质疑，但《晋书·束皙传》说与《竹书纪年》同时出土的有类似于《尔雅》的三篇简牍，因内容是解释名物，束皙等人将它命名为《名》。比《名》时代稍早的尸佼，在《尸子》中保存了不少与《尔雅》相同相近的训诂，最有名的就是“天地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曰宙”，这是战国早中期事。《尔雅》与《毛传》重合的训诂很多，《左传》《国语》中解释《诗经》的训诂与《毛传》亦多一致，可知《尔雅》与春秋末年孔门六艺经典的训诂有密切关系，缘此则孔子、哀公时有《尔雅》恐非影响之谈。《尔雅》是类聚同义词作解，《史籀篇》是编联文句供诵，童蒙诵读之后，需要有训解之书辅佐理解，徒诵其文，仍无法治事，而《尔雅》适可助其解读参考，故两书的产生有一定的内在逻辑联系。孔子以周公为仪型，以传承周文化为己任，《尔雅》虽不可能是周公所作，但它是学习、传承周公开创的周文化的重要教辅材料。先秦诸子所传文本，多以最早的开创者命名，七十子后学将《尔雅》归之周公或孔子，也是这种传统心理。

    《尔雅》名义是近雅，近雅就是近正。“雅”亦作“疋”和“夏”，周人居夏之故地，称自己的语言为雅言，是纯正的语言，故西周的诗歌称“大雅”“小雅”。西周国学中，大司乐教乐舞，保氏教六书，必以雅正之语释各国方言诗文，所以训诂之近于雅正者都可以纳入《尔雅》。但当时《尔雅》或许只是一个雏形，绝无如此篇幅，日积月累，遂成今本。《尔雅》不可能是一人所作，追究它的确切作者和时代定点都没有意义。它就像发源于唐古拉山脉主峰各拉丹冬雪山，流经十一个省市、吸纳无数支流而成的长江一样，《尔雅》的主流作者是西周国学的太史、小史、保氏、大司乐和传承儒家六艺的孔门后学，最初汇聚的是与经典六艺相关的训诂，在流传的数百年中，吸纳诸子百家著作中的部分训诂，以及诸子争辩的名学内容，逐渐形成定本。经与《小尔雅》比较，推知《尔雅》成书的下限，接近于《小尔雅》撰作的上限。与《尸子》和《名》之类的篇章参证，类似的支流始终存在，是《尔雅》影响它们，还是它们汇入《尔雅》，是互有影响，还是各自流传，都可以深入研究。

    就大量战国以还出土的简牍观之，其宽不足一厘米，推想西周、春秋之简牍，形制也应近似。在没有朱墨和大小字区分的年代，若在《诗》《书》后连抄传注训诂，虽然方便于教学和学习，但几经转抄，便无法分清何为经典本文、何为传注训诂，《大戴礼记·夏小正》经注混杂就是一个典型。《诗》《书》如此，其他经典和所有诸子文本无不如此，所以训诂必须另写分行。教学的需要和书写载体形态的限制，促使依傍《诗》《书》、汇集训诂的《尔雅》诞生并独立单行。

    正文训诂与训诂学的兴盛

    书写载体形态限制了经传或经注互相分离达上千年之久，也为《尔雅》《名》之类训诂专著留下了生存发展的空间。但尽管有训诂专著，经传的分离，仍为阅读和学习造成诸多不便。在这一千年中，先贤们作过种种尝试：有分篇相解，如《管子》的《形势》与《形势解》，《墨子》的《经上》和《经说上》；有后文解前文，如《管子·心术》、马王堆帛书《五行》；有取一句而作解成文，如《韩非子·解老》《喻老》，《韩诗外传》等；有以朱墨分写经传以资识别，如贾逵《春秋左氏经传朱墨别》、董遇“朱墨别异”等等，直至汉末魏晋，始用分简抄写和“传”“注”标记或大小字等分别经传，合成一本，成为一种新的体式。在这经典传播的艰难跋涉途中，很多训诂被无情地遗落在历史的长河中，部分被《尔雅》《尸子》《名》以及魏晋时的《广雅》《小尔雅》等训诂书保存，还有一部分被夹杂、混入经典正文，成为所谓的“正文训诂”。

    正文训诂，顾名思义，是存在于经典正文中的训诂。这个概念最早由阮元提出，他在《经籍籑诂·凡例》第一条就说：“经传本文即有训诂。”这是指后世认为的经典正文中有训诂形式的资料。陆宗达概括为“正文训诂”，分为“以训诂形式出现的正文”和“以正文形式出现的训诂”两类。后人多注重于前者，称为正文训诂，从而将这些经典成书或传播的时代指为训诂学的萌芽期或滥觞期。其实，这需要区分经典性质和上文所分析的书写载体制约而重新界定。首先，以正文形式出现的训诂，不能都划归为训诂，因为任何人作文纪事，都可能为使表述明白晓畅而作补充说明。其次，在含有正文训诂的经典中，必须严格分析经典的性质，作明确的区分。如《周易》，其正文训诂皆出现在《十翼》，不见于六十四经卦，《十翼》是传，传本来就是解释《易经》之作，它含训诂形式是理所当然的。西汉以前与《易经》分行，汉末始合并，不能视作正文训诂。《春秋》无正文训诂，《公羊》《榖梁》和《左传》却有很多，因为三传释《春秋》，性质决定其多训诂。与之相反，《诗经》无正文训诂，《尚书》也极少，《洪范》篇中的“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之类，应视作明白畅达的补叙正文，不能划归为正文训诂。类似的是《逸周书》，《逸周书·谥法篇》是专门解释谥号的专著，本来单篇独行，刘向校勘时编入《逸周书》，本非正文训诂；其他如《常训》篇中的八政、九德，与《洪范》五行相同，也不能划归为训诂。《仪礼》中的“传曰”系后世合成，此外几乎没有训诂。总之，后世认为的经典，在先秦有经、传之分，严格区分后，纯粹的“经”如《易》《诗》《书》《仪礼》《春秋》等五经无正文训诂，正文训诂只存在于“传”“记”和诸子著作中，而传记本来就是含有训诂性质的篇章。

    传与记性质相同，作为儒门传记的《礼记》和《大戴礼记》中有很多正文训诂，这是传记的性质决定的。两《戴记》所编集的原是夫子与弟子、弟子与再传弟子相互问答解疑的记录。老师答疑时，既有对经义的阐释，也会附带对名物、词义和句意的诠解。学生退而记之，本可单记经义，因当时可供查阅的词典类工具书很少，老师所解词义、名物亦弥足珍贵，故连名物训诂并记之，其前后夹杂，完整呈现出师弟子传授的情景。先秦其他诸子著作，亦多宗派后学将先师学说和师弟子讲学问答汇为一编，形式原委与两《戴记》同。所以，含有正文训诂的经典，其来源不同，性质不同，当分别观之。这些正文形式的训诂确实也是训诂，但并非就是训诂学的源头。

    春秋战国之际，正文训诂盛行，训诂术语完善，所以被认为是训诂学兴盛的标志。历史地看，西周王官之学单线传授，训释相对要少，更主要是留存文献不多。进入春秋战国，王官失守，诸侯割据，九流十家，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诸子兴起，道术遂为天下而裂：百家互相攻诘，非难辩驳，乱名改作，以非为是。时当籀文省改，文字异形，雅言失势，言语异声，所谓“圣王没，名守慢，奇辞起，名实乱”。如邓析、公孙龙子、宋钘、尹文、尸佼等著作中翻新概念，各创新名。名实之乱，牵涉字形，字形之混，淆乱音义，如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之类，人各为说，背离造字本义。于是正名之声日益高涨，力求“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验名”，务使“形名之与事物无所隐其理”。训诂之学，由此得到极大的发展。同样，字形与字义乖离，名物与声音互舛，训诂之繁杂，亦达到空前的混乱。秦火之后，掇拾残余，西汉俗师、经师承战国诸子之余绪，信“向壁虚造不可知之书”，以断法律文书；将已形变之篆隶，解齐鲁传出的儒家经典，因不合古文，缪于《史籀》，无怪乎与孔门谛义乖违。许慎以为，孔子书六经，左氏述《左传》，皆以古文，汉时既出鲁壁，必与夫子所书文本近似，所谓“古文科斗，近于为实”。所以他抛开《史籀》《三苍》编韵连句形式，转从六书结构分析文字，解从宀、于声之“宇”为“屋边”，训从宀、由声之“宙”为“舟舆所极覆”，与尸佼所解不同，以此冀望审核刑名，抉发字形本义，目的是要探寻孔门古文经原意，最终是要将战国以来纷乱的字形字义拉回到造字本义的正道。所以《说文》首先是一本求解古文经的专书，与其《五经异义》相配套，其次才是第一部汉字解形字典。

    结语

    殷商虽有学校，文字也已成熟，文字的识读、应用和传承需要有人教授，虽然具体课程和教育方式至今尚不清楚，但朦胧的字词训诂已经萌发。西周学校建制渐趋完善，由于书写载体的限制，经典文本无法兼载训诂，但已有最原始的《尔雅》作为参考资料，辅导教育和学习。卿大夫子弟因为要诵读《诗》《书》，学习六语，为将来任职、出使做知识储备，对有古今语、有方言词的《诗》《书》以及用雅言书写的官方文献、法律文书必须有确切的理解，所以西周训诂教育和学习已经初具规模。春秋战国，因诸子百家各本方言方音阅读、传抄、解释经典文献，创设新词，加之籀篆与古文形体演变剧烈，更需要对译解释，字义因之纷乱，训诂由此兴盛。《尔雅》渐成规模，相关著作增多，训诂术语基本齐备，训诂成为一门学科的条件已经具备。西汉经师各本师说，师说大多为战国诸子、秦代博士之说，在一定程度上仍南辕北辙，互相抵牾。逮鲁壁古文经本出，古文经师依据古文形体，求解不同于今文师说的经义。许慎撰《说文》，摆脱战国以来纷繁不经的怪异之说，紧扣六书分析字形，探求本义，希冀获得孔子六艺原意。缘此可知：我国的训诂萌发于殷商晚期，起源于西周的《诗》《书》教学，兴盛于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定型于汉代经师的解经传经。

    本文转自《光明日报》（ 2025年03月22日）

  • 匡钊：出土文献与早期中国的谓述问题——以“是谓”句为例

    摘要：在黄老类和术数类出土文献当中，出现了大量的以“是谓”为标记的句子，往往表强的判断义。类似现象在传世文献中亦有痕迹。此类判断句，与“之谓”、“谓之”、“是之谓”、“曰”等若干凝固化的表判断的成句方式高度相关，与用“也”字煞尾的判断句相比更为强化。“谓之”、“曰”等在《尔雅》中已经完全表现为专门的训诂术语，而其语法地位则近似判断句中的系词。以往上古汉语中“为”字已经被视为系词，且“为”与“谓”通假，结合传世文献中的用例，可知先秦判断句中系词使用的一般情况在于提示谓述关系的存在。围绕系词（be）用法的讨论，构成了古希腊形而上学的核心问题域，亦在长期以来被视为中西哲学的关键性差异所在。通过对上古汉语系词的研究可知虽然西方式的主谓结构在上古汉语中缺席，但这不妨碍先秦哲学提出普遍的如何正确描述事物的形而上学问题，且后者以“名”或命名为起点。
    关键词：出土文献；谓述；是谓；为；系词；

    出土文献对于先秦哲学研究的重要作用早为学界所周知，以往讨论，基本专注于相关概念内容的检讨及其与传世文献中相关思想在内涵意义上的连续关系，并由此出发尝试重建或补充哲学史的叙述线索。这些讨论无疑富有成效，且极大深化了我们对于先秦思想状况的理解。同样值得重视的是，出土文献在表达形式上，亦保存了上古汉语未受到后世侵染的原始面貌。如我们所知，现有任何传世文献的留存，均经历了复杂的传抄、编次甚至改写的过程，先秦文献在汉初逐步定型为我们所熟悉的面貌时，发生了大量的因表达层面的标准化而产生的形式变化。这种变化最突出也最容易被识别的部分无疑是文字层面，对此学界论之甚众，而对出土文献表达形式变化的讨论几成为古文字研究界的专属领域。在哲学研究领域，对上述问题的关注则只有极少数的例子。（[2]，第34–35页、第54–57页）这一点或许与以下事实相关，即在中国哲学研究中，语言文字往往因被视为表达思想的工具或载体而在思考中被“透明化”，研究者的目光常驻留于概念或范畴的语义内容，而非其被说出的特殊方式。这种单一化的研究视角实际上并不足以覆盖出土文献贡献的全部信息。如调整思考的焦点，将其对准先秦哲学表达形式本身，或将打开一扇理解中国哲学最基本问题之一般意义的尘封已久的大门。

    1.“是谓”及相关术语群

    在出土文献当中，被研究者归于黄老学的作品与术数类文献占相当大的比例，这种状况已经提示我们应调适原有的对于先秦哲学史的理解，如暂时搁置传统上成熟的以思想内容为导向的研究进路，甚至有意识地与熟悉的中国哲学概念范畴体系保持一定距离，则上述文献本身在语言文字层面表现出的一些特点，也颇令人瞩目。以睡虎地秦简和马王堆帛书术数类与黄老类文献为例，其中均出现大量以“是谓”的固定化搭配为术语，起承接前后欲讨论对象与其说明部分的句子，往往表对“是谓”后语词对象的某种程度较强的判定。如：

    正阳，是胃（谓）滋昌。（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
    事若已成，天乃见祅，是胃（谓）发筋。（马王堆帛书《刑德》乙篇）
    阳而幽，是谓大慼。幽而阳，是谓不详。齐齐节节，外内有辨，男女有节，是谓天礼。……毋诟政卿于神次，毋享逸安、求利残其亲，是谓罪。君无主臣，是谓危，邦家其坏。（上博楚简《三德》）

    这一类型的句子可归类于汉语语法学家所说的“判断句”，而“是谓”的这种用法，亦多见于传世文献，并带有一定的对后接成分加以“定义”的色彩。相同的用法，二十四见于《老子》传世文本，亦堪称其语言特色之一，而其在郭店本《老子》甲乙种中亦有五见，文句大体与传世本相当。如：

    果而弗伐，果而弗骄，果而弗矜，是谓果而不强。（《郭店老子甲》王弼本第三十章，脱去“是谓”二字，整句语义有变）
    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惊。（《郭店老子乙》王弼本第十三章）

    利用“是谓”构成判断句的术语用法，极多见于诸子书，而此种现象的存在，应与诸子书偏重说理，而常需要对讨论话题加以“定义”或“判断”，以明确其意义与语义边界有关。“是谓”的用法，在文献中可被视为具有术语意义的固定搭配，而其特别的语言地位早已受到汉语语法学界的注意。如王力曾主张：“由指示代词‘是’字构成的另一个凝固形式是‘是谓’。‘是谓’译成现代汉语是‘人们把它叫做’或‘我们把它叫做’。”（[11]，第359页）王力的讨论，是为了说明汉语语序，主张古汉语代词作宾语可前置于动词，而“在指示代词当中，‘是’字比较能保存原始的结构。”（[11]，第357页）也就是说，如“是谓宠辱惊”这样的短语，可被视为更长句子的谓语部分，可改写为“谓是宠辱惊”，其中“谓”可理解为实义动词，而“宠辱惊”则是代词宾语“是”的补足语。这种理解方式的主要问题在于其结构方面，且当对其加以现代汉译的时候，又会出现如上文中“人们”“我们”这样的添加成分，因此有学者认为“是谓”结构所引导的是一个独立的主谓结构（[5，10]），即“这叫做……”。从语法分析的角度看，后一种意见更为可取，即如“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惊。”这样的句子，若将“是谓”之前的短语部分视为句子形式上的主语，则“是”作代词引导独立的主谓结构对其加以进一步具体界定。这种构造，在语法化程度高的西方语言（如英语）当中容易在主-从句的关系中以定语从句的方式加以清晰体现，而在缺乏形态标记的汉语当中则相对难以明确识别。

    考虑到“是谓”出现的语境，这种凝固形式的存在，显然是为了对某个对象形成界定性说明或判断，而欲加以判断的对象实际上是“谓”字后的宾语部分，而非“是”字前的句子主语，如前例中句子要揭示出的内容是“宠辱惊”意味着“得之若惊，失之若惊”，如不考虑其结构细节，则“是谓”所连接的正是讨论对象与对其的界定性内容，只是后者被前置于前者，而句子的信息焦点在句尾。从这个角度看，“是谓”的凝固形式不但术语化了，而且部分地语法化为了某些判断句中的连接成分。进一步综合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来看，“是谓”用法的专门化与大量涌现，与两个问题密切相关：一如前文所言，与诸子在战国时期的出场有关；一则与术数类文献的语言特点有关。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猜测，诸子对“是谓”的广泛使用不排除受到旧有术数知识表述方式的影响。《论语》中“是谓”仅三见其用法与语义传递虽皆如前所论，但使用频次显然较低——这与可见的术数类文献和时间上应晚于《论语》的传世本《老子》、黄老学文献及其他战国诸子书均有明显不同。在此意义上，一方面“是谓”在文中的存在数量，或对于我们判断文本的成型时代有一定辅助作用；另一方面在考虑到早期术数知识的传统与诸子学的关系时，其使用亦有启发意义：虽然在思想内容方面诸子兴起的早期阶段似乎对业已存在的术数知识缺乏直接的讨论与参照，但这些知识的存在对于诸子而言或许是不言而喻的，而其影响通过语言形式上的特点渗透到后者当中。“是谓”与术数知识的密切关系，除出土文献外，亦可由《左传》加以佐证。《左传》中“是谓”仅二十一见，这或与《左传》偏叙事而非说理有关，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二十例均出现在全书的后三分之一篇幅中（未知其故），且其中多数与对术数知识或者占筮活动的讨论有关，用法亦如出土术数类文献，为揭示专门知识或引出断辞之专用术语。如：
    今之孝者，是谓能养。（《为政》）
    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子路》）
    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卫灵公》）
    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其代陈有国乎？”（《左传·庄公二十二年》）
    夏，五月，火始昏见，丙子，风。梓慎曰：“是谓融风，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左传·昭公十八年》）
    公曰：“何谓六物？”对曰：“岁、时、日、月、星、辰是谓也。”（《左传·昭公七年》）

    其他类型用例，则亦如前文所论：
    君之卿佐，是谓股肱。（《左传·昭公九年》）
    吉也闻之：“弃同即异，是谓离德。”（《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卫石共子卒，悼子不哀。孔成子曰：“是谓蹙其本，必不有其宗。”（《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上引《左传》中前两例与最后一例，均直接以“是谓”引导句子，恰符合其为主谓结构的判定，只是未出现在完整的判断句当中（对“是谓”后宾语部分的说明或判定，以另一个独立句子的形式已经出现在前文中了）。但我们完全可以将有关信息重新组织为表达完整意思的句子，如“火始昏见，丙子，风，是谓融风，火之始也。”“岁、时、日、月、星、辰是谓六物。”且“是谓”在《左传》中的用法，还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是谓”何以成为讨论对象与说明内容间联系成分的线索，这个凝固形式的出现，显然与对话中作为肯定应答词的使用习惯有关，“是”作代词顶接前文，“谓”则引导一个对其的肯定性回应，当前后成分由“是谓”直接联系起来时，便构成了一个对于特定对象的说明与判断。

    若“是谓”可被视为古汉语中判断句的连接术语，则其存在并非孤立，而关联着一个大体用法一致的术语群。如有研究者已经注意到，出土黄老类和术数类文献当中，“文中多见‘是谓’（或‘此谓’‘名曰’‘命曰’‘谓之’等）句式……”（[2]，第35页）考虑传世文献，还可以在上述术语群中加上“之谓”。如：
    君臣易立（位），胃（谓）之逆；贤不宵（肖）并立，胃（谓）之乳（乱）；动静不时，胃（谓）之逆；生杀不当，胃（谓）之暴。（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经法·四度》）
    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论语·尧曰》）
    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谓神。（《孟子·尽心上》）

    这个术语群的用法与表达的意思是统一的，皆为对其随后承接部分的界说与判定，其中“谓之”在先秦文献中的用例，远多于“此谓”、“名曰”或“之谓”等。再略举数例如次：
    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论语·季氏》）
    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孟子·梁惠王下》）
    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孟子·离娄上》）

    这个术语群当中“谓之”与“之谓”的术语化程度亦较高，也较早受到研究者的广泛注意，可被视为另外的表达判断的凝固形式。从结构上看，“谓之”与“是谓”有差异，其后接的部分可视为代词宾语的同位语，但从表意的角度看，两者没有区别，也就是说，如不对其内部结构进行分析，将“是谓”与“谓之”均视为完整的、不必再细分的凝固形式或专门术语，则其在句中起的连接对象与说明内容的功能完全一样。（[5]）此亦可由《老子》中的用例而见，如王弼本第三十章：“物壮则老，是谓不道”（此句亦见郭店《老子》甲本），在王弼本第五十五章中做：“物壮则老，谓之不道。”可算得两个术语可等值互换的明证。至于“之谓”（“此谓”），从结构上看更接近“是谓”，从语法和表意的功能角度看也并无根本差异，只不过“之谓”结构前置的对于后接对象的说明部分一般较短，前置部分与“之谓”间无需句读，而“是谓”结构前既可容纳更长的表述，亦可前置较短成分。如前引《左传》例句的改写：“岁、时、日、月、星、辰是谓六物。”还可以改写为：“岁、时、日、月、星、辰之谓六物。”但其他“是谓”前结构较复杂的句子就不能做这样的改写。这与“之”在古汉语中运用的灵活性有关，当其作为代词指代前文中的成分时，所指代的均是名词或短语，且不能被用于充当主谓结构的主语——因此亦可见“是之谓”（“此之谓”）这样更复杂结构，这种结构显然是为了给“之谓”增加主语1；而“是”则可在句中用以指代前文中诸如子句这样的更复杂成分，甚至如《左传》中的用例所示，可以引导完全独立的句子。至于“此谓”则从来没有正式取得类似的术语地位，这一点或许和“此”的指代往往是过于明确的时间、地点、人物、器物、事件等有关，并因此不太适合被用以指代抽象对象。

    综合来看，前文所论“是谓”及相关术语群均在句子里连接前后不同的名词或短语、子句这样的名词性成分，并以前承结构形成对后接对象的说明，整体上构成一个针对后接名词的判断句。而就其本身的语义言，首先可理解为实义词“叫做”，即“谓”或“曰”（这也是为什么“曰”也可以归为同类）——这符合我们对于认识某个对象的直观经验，即形成对某对象的最基本的判断也就意味着可以对其加以称呼，进而再可对其“说出”一些什么。如认为“曰”亦属于“是谓”相关术语群单纯从语义上看理由不够充分，其在先秦文献中又因使用过多而用法不甚清晰，那么考虑稍后的训诂专书，则可明朗于此语义线索。

    2.“为”与古汉语系词族

    如果认为“是谓”及相关术语群在古汉语判断句中充当承前启后的连接成分，则能担当此功能的语法成分，在西方语言和中古以后的汉语里就是所谓的系词：“系词是在判断句中把名词谓语联系于主语的词。”（[11]，第347页）从这个角度看，“是谓”及相关术语群，若视之为凝固形式则皆可被认为具有系词的功能。但如将是否存在具有系词用法的连接术语作为识别判断句的标志，则此标准并不普遍适用于先秦以上的古汉语。就先秦判断句的表达形态言，在多数情况下“名词不需要系词的帮助就可以构成判断”（[11]，第347页），如我们最为熟悉的“甲者，乙也”形式，或仅用“也”来提示判断关系的存在：“‘也’字煞句是上古判断句的基本形式。”（[11]，第351页）如以西方语言和现代汉语为参照，则上古汉语是否存在系词，长期以来就是一个极为严峻的困扰研究界的问题。以往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常聚焦于现代汉语系词“是”的起源（[16]），但如考虑到前文对于“是谓”等术语的考察，可以发现这个问题要更为复杂。这种复杂性亦已经在现有的研究中部分表现出来，如王力早已注意到“为”在上古汉语中具备系词的功能，只是拒绝将其正式视为系词：“‘为’字本身不是一个系词，而是一个动词……本义是‘做’……在上古某些句子里，它具有一种引申的意义，使我们能够译成现代的‘是’字。”2([11]，第350页）“但是，这种‘为’字并不是真正的系词，因为：（一）它不是普遍应用的，而是偶然出现的；（二）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有用它的必要。”（[11]，第351页）“譬如说，在主语和‘判断语’指称同一事物的时候，‘为’字就不可以省。”（[11]，第350页）如《论语·为政》中的句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里出现的两个“为”便以不可省略的方式发挥系词的作用。

    对王力的观点，更多研究者持保留态度，倾向于将“为”视为完全意义上的系词，即其在诸多上古汉语句子中已经彻底脱离了动词实义。3如下若干例子所示：
    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论语·学而》）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
    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论语·微子》）

    其中“为贵”“为美”“为为政”“为谁”“为孔丘”“为仲由”诸用法中，“为”显然不可解作实义动词。为解释这种语言现象，杨伯峻亦承认“为”的明确系词属性，并认为存在一类功能相同的词：“‘是’‘为’诸词，是在句中只起连系作用，毫无活动性的。……‘譬若’‘犹’‘似’这类词，虽比‘是’‘为’诸词有较多的具体意义，但仍缺乏活动性，还是这一类型的动词。”（[18]，第11页）这实际上是承认古汉语存在着一个“系词族”，而其中以“是”与“为”的用法最为典型。杨氏所论不局限于上古汉语，“是”在东汉已经可被视为系词，但在先秦时代仍仅作代词使用，相关用例不胜枚举，仅就上引《论语·微子》中之若干“是”而言，除“是也”为肯定应答词的用法，其余皆用以指代前文成分。如“为”的系词功能无疑（其余“犹”“若”或“维”等词或因其实义未褪，或因其更宜被视作足句的语气词，为简化讨论，可暂不论），则与我们前面讨论的“是谓”术语群恰可归于同类。如前所论，“是谓”等诸词实可发挥系词功能，其理由或在于其“叫做”的实义的虚化，当我们总以这种凝固形式对某个希望谈论的对象进一步再说出一些什么，这恰形成了围绕该对象的某种谓述（predicate）关系，而“是谓”等凝固形式便以典型的系词的形式表明了这种谓述关系的存在。但如从王力的角度，认为“为”的系词义来源于其“做”的实义的引申与虚化，则其基础语义与“是谓”等诸词不类。若认为在上古汉语中同样发挥系词功能的若干词语有不同的语义基础与来源，将会使问题不必要的复杂化，比如我们需要解释“做”和“说”在什么意义上可以统一起来。后一任务未必不可完成，但实际上存在着解决上述问题的更直接路径。

    对于“为”在上古的特殊用法，清人早有专门讨论。王引之引用其父王念孙的观点，指出“为”与“谓”互训：“家大人曰：为，犹‘谓’也”（[13]，第47页）；“家大人曰：谓，犹‘为’也”，“‘为’、‘谓’一声之转，故‘为’可训‘谓’，‘谓’亦可训‘为’”（[13]，第50页）。王引之随举数例：“《易·小过》上六曰：‘是谓灾眚。’《诗·宾之初筵》曰：‘醉而不出，是谓伐德。’是谓，犹‘是为’也。庄二十二年《左传》‘是谓观国之光’……是其证也。”（[13]，第50页）从这个角度，“为”完全可归于“是谓”术语群，而其系词用法的来源，亦恐不如王力所言来自其“做”的实义，而恰因通假于“谓”，并同样基于“曰”或“叫做”、称呼义的引申虚化。对于这一点的明证，或来自《尔雅》。

    作为最早的言语解释和名物训诂专书，《尔雅》反映的正是先秦上古汉语的使用状况，其在呈现某个词的语义内容时，常用特定的“训诂术语”来对其加以界说，而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谓（为）之”“为”“曰”“（甲，乙）也”的广泛使用，这四种用法在《尔雅》中“占全部训诂术语的95.6%”。（[17]）其中前三个术语解释词义的方式可分别理解为“下定义”、“说明名物特点”和“说明同物异名”，而在解释“比较抽象的一般词语时，也采用了‘甲，乙也’的释义方式”。（[17]）最后以“也”字煞句的判断句可另论，不考虑同物异名的情况，前三个术语皆可视为具有对某种谓述关系加以标识的系词功能，即以术语前的部分构成对术语后接对象的语义说明——这包括了对其最核心性质或从属性质的说明与判定。《尔雅》中“谓之”“为”“曰”并立，一方面表明“为”的系词性质实际上来自其亦属于以“是谓”为代表的系词族，另一方面也表明，上古汉语系词族的公共语义基底，恰在于“曰”或称呼义。如前所言，“曰”在先秦文献中使用太广，但《尔雅》中的用法，正好表现出其具备的系词性质。从这个角度，或亦可解释王力观察到的一个语言现象：“系词应该是属于基本词汇的。如果是这样，那么，它就不轻易给新兴的词代替，可是‘为’字在后来消失了。”（[11]，第352页）4“为”字系词功能如王力所言的“消失”，并非由于其在先秦不能被视为功能完备的系词，而在于其从根本上属于以称呼为语义底层的上古汉语系词族，而这个系词族，在汉语的发展中被“是”整体上垂直替换掉了。

    如果我们能确定上古汉语存在一个系词族，那么还有两个重要问题遗留，一是为什么其将被“是”替代，这涉及汉语系词“是”的起源；一是为什么系词的使用没有强制性，即如王力主张的仅用“也”煞句便可表判断，对此杨伯峻亦言：“判断句基本上是以‘是’‘为’诸动词为谓语的句子。……在句中只起联系作用，是可有可无的。”（[18]，第237页）对前一问题的现有回答极为复杂，大体与三方面论点相关。其一，“‘是’字经常处在主语和谓语的中间，这样就逐渐产生出系词的性质来。”（[11]，第353页）其二，“是”标识出一个主谓之间的停顿（句读），而此停顿的消失也就意味着系词的产生。其三，“是”在先秦作为肯定词，常与“非”对应，如《庄子·齐物论》中“是非”对举之说，或《孟子·梁惠王上》：“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挟太山以超北海之类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由此肯定义，而“是”逐渐系词化。（[4，16]）如结合前文对“是谓”系词族的讨论，还可再为探讨“是”作为系词的起源增加一个可能维度，即其有可能来自对“是谓”的压缩。“是谓”作为肯定应答词，兼容了“是”与“谓”，在其被用来标识出谓述关系，作为凝固形式完全系词化的过程中，“谓（为）”“曰”的意思不断虚化，而最终“谓”从“是谓”结构中脱落，仅留下“是”扮演系词的角色。从出土和传世的术数类文献可见，“是谓”的判断强度高于其他相关术语——这与“是”可用作肯定应答词有关，如段注《说文》云“是”乃“正见也”，同时其结构前可以容纳的语言成分也最复杂，是上古汉语系词族最典型的代表，当“谓”的称呼义不断虚化，其余“之谓”“谓之”或“为”“曰”均向此代表性结构收缩并逐步退出系词的序列是可能的。也就是说，“是”的系词化从根本上与两方面因素相关：一是其肯定义，二是“是谓”结构的典范性存在，及其在语言发展变化中的压缩；至于“是”在主谓之间的特定位置或其所体现的语义停顿，对其系词地位的确立则可能不太重要。回到上述后一问题，为什么上古汉语系词的使用没有强制性，其回答则可能与判断句涉及的知识专业性高低有关。如《尔雅》所示，用“也”字煞句作训诂术语的情况，绝大部分集中出现在前三篇《释诂》《释言》与《释训》当中，所涉及的对象多为一般常用词，而从释义形式上看表现为对同义词或近义词的列举，处理的主要是异名同谓的问题，而不涉及谓述对象与谓述内容间的复杂关系，在这种表义相对简单的使用环境中，系词似乎是不必要的。由此反观先秦其余以“也”字煞句的判断句，其所陈说的内容也有类似的表义方面的简单性，相对更容易被我们把握，因此或不需要专门的系词来提示谓述关系的存在。如：
    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经法·道法》）
    仁者，人也。（《礼记·中庸》）
    百里奚，虞人也。（《孟子·万章上》）
    南冥者，天池也。齐谐者，志怪者也。（《庄子·逍遥游》）

    与此相对，在更高专业化的讨论中，比如术数类文献或诸子书中欲对知识意义上专业性或复杂度较高的话题加以深入言说时，利用系词来建构明确的谓述关系就是非常必要的了。

    3.作为谓述关系标识的“系词”

    以往古汉语研究界，通行采用“判断句”的说法，实际上已经肯定了中国古典语言环境中谓述问题的存在，即亦可对某语言对象之语义内涵有所陈述和判定。对上古汉语系词问题的讨论，其语言学上的根本意义可以理解为尝试从形式上肯定上古汉语在某些情况下亦拥有判断句的某种标记。确证上述内容，对于中国哲学研究的意义或许更为重大，这为我们提供了在窄意义上以类似于亚里士多德的方式谈论先秦哲学中形而上学问题的可能。但在以往的研究中，上述所有问题却都是有争议或未加澄清的。

    王力对判断“为”系词身份时表现出的犹豫或许具有某种典型性，这体现了研究者面对中西语言之间在形态层面的巨大差异时难免产生的困惑感，也的确很难想象有如此形态差异的语言可以被简单置于同一研究平台加以对等讨论。这种困惑也将以同样的方式扩散、渗透到其他学科，比如中国哲学或者中国逻辑的研究当中。基于这种困惑已经有无数相关的对于中西之间种种差异的反思，但其克服困惑的方式多是指向对某种普遍性的解构与对思维、语言或哲学上的“中国性”的凸显——比如《马氏文通》的写作存在着对拉丁语法的比附，而《先秦名学史》则是对西方哲学的比附。这些反思在以往创造出了无数有价值的学术产品，但也带来了更深层的问题，即中西之间在各个知识领域内的可公度性标准何在——在中西之间存如此众多巨大差异的前提下，我们居然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相互理解，不但《论语》《老子》，甚至出土文献都能被英译而在海外学术界获得讨论，这不得不说是一种超越了差异性反思的神奇！重新讨论上古汉语的系词问题，或许有助于从语言学的角度切入对哲学上的可公度性的寻求，并让关于汉语的古典语文学知识在现代中国哲学研究中重现光彩。尤其在哲学研究领域，系词“be”以往被认为是辨识中西差异的最核心问题，由于相应要素在上古的缺失，先秦并不存在窄意义上的亚里士多德式的形而上学，而在近现代中国研究界，诸如“形而上学”、“本体论”之类的术语均在一个宽泛而模糊的、缺乏形式化标准的语境中被加以使用，且这种有限的使用也往往被认为未能完全摆脱对西方的比附性。在某些较为激进的反思中，上述术语会被认为应从中国哲学的言说中清除出去或彻底赋予其“中国式”的特定意义——虽然这听起来更像是对问题的回避而非解决。坚持类似主张的学者或许都有以下预设：其一，哲学与思维、语言这些领域的问题深度捆绑在一起；其二，不同语言表达意味着不同哲学形态或者世界观。上述其一大体是20世纪最重要的学术共识之一，而其二就是语言学上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但问题在于，在其一与其二之间，恐怕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

    语言影响世界观的主张，在现代语言学界得到的辩护越来越少5，但在汉语研究界，仍有继续讨论的必要，毕竟在语法层面上，主谓结构及系词的存在，已经被识别为西方语言的核心特征，而此特征在汉语中的存在，却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有疑问的。（[9]，第11–21页）较早的汉语语法研究界，并不排斥使用主谓结构来表述汉语的句子构造（[11]，第357页），新疑问的出现，恐怕不仅源于语言学方面的困扰——汉语缺乏形态标记是从来的通见，而更和对中国思维方式的反思关联在一起。比如论者会主张演绎推理的核心在于主谓结构的存在，而中国人以另类方式——例如“对举推理”来进行理性思考，因此“先秦名学不在论证格式中讨论主谓词项”。（[9]，第299–302页）从研究程序上看，对于汉语语法的研究应先于对中国思维方式的讨论，但在前一领域的问题实际上未获得一致共识的情况下，有关所谓中国思维方式的一系列独特性或与西方相比的差异性反而更容易识别，比如中国古代显然缺乏演绎推理的形态及对有关要素的明确讨论。换言之，虽然从理论上讲对语言问题的讨论应优先于哲学问题，但实际上后者呈现的更为凸出，并大概以某种潜在的方式影响到对于前者的讨论。重新介入上述争论的关键，或许在于从新的角度提出问题。目前看来，“思维”是一个极为模糊的概念，涉及从脑神经活动到特定规则集的存在等无数可能的工作面，而我们似乎也仍然缺少对其加以研究的可靠方法。对此问题的判定，以往在操作中可归约为如何在语法上的主谓结构——实质是主谓结构的特定形态即主语-系词结构——与某种特殊的（西方式的）哲学表述方式之间建立直接对应的强联系，而这种联系的存在则取决于某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如20世纪30年代张东荪的表述：

    亚里斯多德在他的《形而上学》上讲得很透澈。就是说哲学上的本体是由名学上的主体而来。名学上不能无主体，则哲学上便自然会有本体的概念。……这便是说，一切云谓都是加于主体上的。虽可累积起来，但却离不开主体。……这样则主体与云谓乃是截然不同的了。于是凡成为一句言语必定有个主体又有个云谓。……亚里斯多德的这个主张实在是根据西方人（狭义言之，即希腊）的文法。然而这样的文法却代表西方人的“心思”（mentality）。（[19]，第188页）

    后续在哲学领域针对上述问题的思考，大体不出此范围，比如不同背景的学者都通过聚焦“being”而申明中国哲学因相关概念的缺失而不存在对诸如“是之所是”（being qua being）“实体”（本体[substance]）甚至“形而上学”（metaphysics）等问题的关注与讨论，而上述诸问题的出现则完全出于西方式的思维。从此立场后退，或许能开阔进一步的讨论视野。这个退却在于两方面：其一是放弃对“思维”的讨论，只关注语言文字层面上可得到明述的内容；其二是放弃对语法与哲学表述之间强联系的主张，或者说，即使没有明确的语法结构和哲学术语方面的支持，也不能排除语义内容和哲学问题意识方面的普遍性。这里前一方面的问题过于复杂暂存而不论，至于后一方面的问题则可借助我们已经获得的关于上古汉语谓述问题的知识加以深描。

    讨论或许从如下事实开始，即印欧语言中语法意义上的主语（subject）和语用意义上的话题（topic）在很多情况下是分离的，而此两者在汉语中总叠合在一起，这使得主语未得到充分的语法化凸显，而相应的主谓结构也就无法获得清晰的形式化。（[9]，第11–21页）上述分离与叠合，在对具体句子的分析中将产生重要影响，即处理西方语言中的句子时，可不考虑话题问题，但在处理汉语时，则必须考虑话题，而相反对其语法结构的呈现并不那么重要。比如所谓“判断句”，在西方的传统中仅考虑其与主谓结构的绑定关系就够了，但在上古汉语语境中，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则与话题-说明这样的语用要素相关。再以前文讨论的上古汉语中“是谓”句为例，其话题总出现在“是谓”结构之后，即传统语法分析中宾语的位置，而对话题的说明部分则前置于“是谓”，位于语法上主语的位置。从形式上看，这与印欧语言利用主语和系词带表语的谓语部分组织句子的语义呈现顺序正好相反。如我们尝试从汉语主语与话题重合的角度出发确立句子的语法关系，或可以将这类带系词的判断句重新分析为“宾—系词—主”6的倒装，但这会使情况变得复杂。考虑如“（甲，乙）也”形式的判断句，便不符合这种倒装关系，其句中的话题位于说明部分之前的主语位置，在语序上恰好与“是谓”句相反。如此，则上古汉语判断句会出现两种语序，一是“主—宾”的常规“（甲，乙）也”形式，一是“宾—系词—主”的倒装形式，并可进一步将系词视为后类特异语序的标识，类似于宾语为代词时可前置于谓语动词的特殊语序。这种复杂性分析的出现或许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完全放弃传统意义上的对于上古汉语的语法分析，但这种分析显然既不如针对话题的语用-语义讨论来得直接，亦不利于我们在对等的意义上建立类似印欧语言的形式化的语法标准，并基于这种标准发展出对于哲学问题的讨论。于是，我们不如认为，上古汉语“系词”（保留这个术语的使用更多是为了行文的方便，而不意味着我们对其意义的理解与印欧语言对等）或系词族，标识着判断句中围绕话题而非主语所呈现出的某种复杂度较高的谓述关系的存在，而这种关系在印欧语言中，“恰好”通过语法化充分的主谓结构形式得到呈现；但由于形态方面的差异，这种谓述关系在上古汉语的语境中有时难以被识别，而相反在印欧语言中借助主谓结构而得到了典型的明晰化的表达。也就是说，在严格的语法形式上，上古汉语和印欧语言之间虽然缺乏对等性，但这并不妨碍谓述关系的普遍存在，而这总意味着在语言层面对于某个话题或谈论对象所加诸的说明、阐释或界定。只不过，在上古汉语里，系词或系词族并不能被简单视为判断句中谓述关系的“语法标记”（相反，印欧语言中的系词则是一个标识主谓结构的语法标记），比如对“话题-说明”的分析呈现在语义-语用层面，但我们的确可以认为“是谓”系词族是判断句中较为复杂者的形式标记。至于以“也”字煞句，即不用系词的情况，如暂时排除同谓异名的用法，则可认为其在某些情况下标识着另一类谓述关系简单且语序不同的判断句（但由于“也”字用法的多样，并非以其煞句的所有陈述句都属于判断句，且此“也”字亦可省去不用，其不能被完全视为类似于“是谓”那样的已经开始形式化的谓述关系标识，这进一步提高了讨论汉语判断句语法的复杂性）。7王力等学者观察到系词的使用非上古汉语判断句之常例，其深层原因或即在于“是谓”或“也”这样的标记，标识出的并非语法结构而是说明内容与信息焦点之间的语用关系，故而不能以印欧语言形态上之成例衡量。

    从上述角度看，谓述问题或许是贯穿所有人类语言的普遍问题，在不同具体语言中的表达区别则仅在于是否依附于特定的语法形态。由此转向对窄意义上的形而上学问题的观察，如果像亚里士多德那样认为诸如“这是什么”（What it is）的问题及其诸种回答方式毫无疑问是其最基本的问题，则对此类问题的探究与回答，并不如张东荪认定的那样，必然与印欧语言的主谓结构及系词的语法地位完全绑定，其底层逻辑实质上来自对“话题-说明”层面的谓述关系的呈现。无论中国古人还是古希腊人，都曾面对如何恰当描述某特定对象、赋予其必要语义内容的任务。这一任务在西方语言环境中因与特定的语法现象重合，而更容易得到识别与明述，但其在上古汉语的环境中则因缺乏类似的技术支持而处于隐晦之中。在后一语境中对上述任务或者说物之为（是）物的某些维度的讨论，即显示为先秦围绕“名”“实”等话题展开的一系列论辩，如公孙龙的“白马论”之潜在的理论要点即在于应以何种恰当的方式以“名”命“物”，而这完全类似于古希腊对“这是什么”的追问，且对此问题的基本解答，亦可从围绕事物本质与属性的思考切入。也就是说，如何以适当的名对事物加以刻画，既包括对其本名的确定，即对其本质的断定，亦包括对其属性的描述；如“白马”这个复名所示，既包含对于马之为马的判断，亦包含对其色之为白的描写。（[7]）当然，通过重新讨论上古汉语的系词问题而尝试对上述相似性的前端机理再加揭示，绝不意味着主张某种中西之间在形而上学讨论方面的完全一致甚至抹杀其形态方面的差异，只是希望强调其基本问题跨语言的普遍性和由此产生的哲学知识上的可公度性。双方的差异显而易见，诸如“三段论”推理和“十范畴”当中大部分均为高度依赖特殊语法形态的理论产物，就不会出现在中国古人的视野内，不过，这更多意味着特定逻辑形式的缺席，而未必就如某些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意味着“演绎推理”不存在，考虑到我们这里对上古汉语系词的讨论，这个问题仍有另外研究的必要；但如我们尝试表明的，归根结底，中西间的种种差异并不妨碍双方都可能从自身的角度出发，基于对句子中谓述关系本身的反思，以不同的方式发展出类似的对于最基本哲学问题的探索。

    4.结语：从命名开始

    以上讨论尝试表明，语法差异或语言表达层面的差异不构成无法逾越的哲学（在将其视为一套话语系统而非思维方式的意义上）障碍，对上古汉语系词族的研究，部分地为我们提供了解释上述主张的自然语言证据。对此我们或许可以进一步追问，“是谓”等系词在揭示谓述关系并帮助我们跨越语言差异的同时，是否还在中国古典哲学当中留下了其他特别的遗产——正如有明确语法地位的系词在西方哲学当中留下了围绕主语—实体而展开的“本体论”（ontology）讨论。此问题的讨论或许可以从人所熟知的戴震的一个论断开始：

    古人言辞，“之谓”、“谓之”有异：凡曰“之谓”，以上所称解下，如《中庸》“天命之谓性……”此为性……言之，若曰性也者天命之谓也……；《易》“一阴一阳之谓道”，则为天道言之，若曰道也者一阴一阳之谓也。凡曰“谓之”者，以下所称之名辨上之实，如《中庸》“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此非为性教言之，以性教区别“自诚明”、“自明诚”二者耳。（[3]，第174页）

    这个说法似乎与我们前文的讨论矛盾，如前所言，“之谓”与“谓之”作为“是谓”系词族的成员，其在句中的用法没有差别，都表明前置的说明性内容对其后的话题构成谓述关系，即承担所谓“以上所称解下”的语义功能，那么戴震所说的“以下所称之名辨上之实”又该如何理解呢？

    戴震的这个分辨，以往早已广受关注，在现代也有多种讨论（[14]，第329–332页？[8]，第39页、第63–75页），但相关分析仍未能切中其要害。对戴震观点的分析，不能单纯从句法或语义层面出发。他的表述方式存在一些产生误解的地方，从字面上看，似乎是将“之谓”与“谓之”两者的语义传递功能做了镜像式的对照，并由此断言两者之异。实际上，如戴震对后一个句式的讨论引入了“名”“实”这对术语所暗示出的那样，他敏锐地觉察到语言表达的背后，关联着一个更深层次的哲学问题，而后者才是他所欲加以揭示的“异”之所在，只不过，他并没有真正搞清楚并表达出这个“异”意味着什么，并错误地将其归于不同的语言表述方式上的差异。这里的讨论涉及两个层次。第一层是对上古汉语谓述关系的发现，且这种关系常呈现为话题后置的形式，在此意义上，“之谓”与“谓之”没有区别。戴震应亦观察到了上述问题，并在关于“之谓”的分析中大体将其正确表达了出来。基于对第一个问题层次的反思，则必然会有第二层的对于形而上学基本问题的讨论，即当我们发现自己可以对某言说对象的本名或诸特征等语义内容加以刻画描述时，我们所展示的正是对“这是什么”或物之为物的普遍思考，而这种思考在中国古典哲学语境中，以名实问题为其典型。8戴震在自己对上述第一层次问题观察的基础上，亦对此第二层次问题有所体悟，并部分将其表达了出来。但他错误地将“谓之”与“之谓”在用法上相区别，并将两者分别作为两层次之问题的标识，这反而阻止了对语言层次的谓述问题和哲学层次的形而上学问题之“异”的充分展示。戴震的表述纠结于“上”“下”，虽然在后文的解释中发现对其的理解大约与“先”“后”有关，但仍未能对其加以清晰化说明，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里的问题实质上涉及三个不同的逻辑序列。其一是名言与世界的顺序，先有世界的存在，我们才能对其有所言说，且此顺序与我们经验与常识一致。其二是学理上语言与哲学的顺序，哲学问题的出现，后于我们对一些重要语言现象的认识与把握，如前所言，形而上学问题基于在先的谓述问题，而对前一层次问题的解答往往要从对后一层次问题的分析中寻找线索，这种理解贯穿在世界范围内的古今哲学研究中。其三是语言上谓述关系的顺序，上古汉语有系词的判断句总是说明先于话题，这可以起到强调说明性内容的作用。这可能乍看起来并不符合认知的过程，我们似乎应该是先通过概念化的手段将讨论对象从其背景当中分离出来，也就是先对其有所称呼或命名后，才能对其各种细节加以进一步描述；但从相反的角度考虑，也可以认为在上古汉语环境中，讨论对象本身的地位不言而喻，所以言说的重点全在于针对其可能展开的说明，后者才是诸子或术数文献努力想要传达出来的新知识，故而这部分内容在表达上需要得到前置以示强调，而对前者的确认隐含在谓述关系的存在当中——必然有言说的对象我们才能有所言。以往我们总观察到中国哲学的某种“经验性”，而这或许正来自于有物后能有言的逻辑惯性。如果说使某个特定对象从世界中被挑选出来的基本方式就是对其加以称呼或命名，则此名的成立在逻辑上先于对其的其他描述，虽然实际上受到更多关注的可能是后者。回到古代名实之辩的语境，名或命名首先确立了某物的“本名”——比如“马”，之后再可以进一步利用“通称”对其加以具体描述——比如“白”。（[7]）从原则上讲对某物的命名先于对其的描述，如我们转换术语，将对某物的命名视为对其的指称（reference），则这一点在古希腊哲学当中表达得更为明确，即指称一定先于谓述，而使这一点明晰化的恰是其句子在语法上的主谓结构。我们亦可以确定，这一点在中国哲学的传统中也同样成立，且大概就是戴震会将话题引入到名实关系的讨论中的内在理由，只不过由于主谓结构的含混而将对句子的语法分析让位给对于话题-说明之间谓述关系的讨论，上述指称的优先性被隐藏了起来，需要更曲折的理论工作才能得到解释。

    这里讨论的三个顺序，继续赋予中西哲学某种内在的共性，对于双方而言，命名问题都是普遍的形而上学问题得以展开的基点，而这或许既解释了先秦哲人何以会对“名”产生高度的关注，也解释了古希腊哲学传统中个体与专名的奇特地位。从这里进一步，则双方某些重要差异就显示出来了。中国古典的命名问题包裹在建立谓述关系的语义学任务中，而未经由主谓结构的语法形式得到直接呈现，从积极的意义上讲，这或许避免了如何谈论不存在或自相矛盾的对象这样的西方传统形而上学所可能带来的焦虑；但从消极的意义上讲，也可能产生一种“名”“言”不分，或者说指称与谓述无法得到差异化处理的理论困境。如戴震“以下所称之名辨上之实”所表明的，他是将话题与说明之间的谓述关系纳入到了传统名实对照，即制名以指实的理论构造当中考虑，如他利用“自诚明谓之性”这个例子所表达的，是将“性”视为“自诚明”这个“实”的“名”，即这里是以“名”来称呼、命名或指称某种实在，而并非仅仅是“自诚明”这个说明成分对“性”这个话题的谓述。这种不严格区分指称与谓述的方式符合上古汉语语法化不发达的实际情况，相比在印欧语言中，两者的差异将清晰地展现在主谓结构和与之伴随的词性区别中——判断句的主语必然是名词或短语等其他名词性成分，而谓语部分必然是带有系词的名词或形容词；前者具有对特定对象的指称作用，而后者才是对这个对象的谓述。由这种语言上的不严格性将引发名实问题在先秦形而上学探讨方面的含混，比如“白马论”讨论的究竟是对“马”的本名的命名，还是对其“白”的属性的谓述（这部分内容后来被称为“通称”亦表明了这一点）需要额外的分析才能确定，这显然不利于从谓述或有所言的角度继续对所论对象加以深入分析。戴震观点的内在道理，亦可从“是谓”系词族的使用方式当中来寻找证据，如前文所言，此系词族皆由同一个实义词“谓”（“曰”）虚化而来，而其语义基点即“叫做”——把某个对象叫做某个名称，大概是最原始和基本的命名行为，这种命名行为在上古汉语里却因“是谓”成为谓述关系的标识而与后者混淆了起来。

    一切复杂的形而上学问题都是从这个命名行为开始的，只是其发展将在古代中国和古希腊走上不同的道路。在技术层面上，印欧语言中系词引人注目的地位代表了更高程度的语法化，这意味着形式化的主谓结构和由此导出的对是之所是、物之为物的整套回答方案，而这种方案即所谓窄意义上的“形而上学”。上古汉语中系词身份的相对模糊，主语/话题界限不清，以此为工具进行的哲学探讨，显然未能清晰展示名实问题的全部内容，且不适合从形式上比附被认为带有西方印记的形而上学。现代研究者往往据此在中西哲学之间挖掘出一条似乎无法跨越的鸿沟，并引发了关于中国古典思维形态的种种特异化猜测。重新讨论上古汉语系词的问题，并非试图从形式上填平上述鸿沟，而是希望通过对谓述关系的揭示建立一座跨越鸿沟的语义学桥梁，站在桥上看到的风景或许与以往有所不同。据此可以在不严格的意义上证明，有关“这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及其回答，属于普遍的、跨语言的窄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基本问题，而这些问题都以同样的命名行为为其起点。虽然不同的语言环境中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方案因为对话题-说明、主语-谓语、指称-谓述或者名-言的理解不一致而引发后续的巨大差异，但这并不意味着沟通努力的失败——所有差异实际上都是可以得到分析与说明的，而仅仅表明，语言与哲学的关系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复杂。最后举一个有关这种“复杂性”的相关例子，先秦哲学对于指称和谓述未加明确区分，这在古典形而上学的环境中似乎是一个缺点，但在弗雷格的视野中，谓述也有所指称，这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更接近中国古人的想法，只不过，如何消化这种奇特的相似性则是未来的任务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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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曹峰，近年出土黄老思想文献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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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洪诚，“论南北朝以前汉语中的系词”，语言研究，1957年第2期，第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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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伍宗文，“‘为’的系词性质补议”，汉语史研究集刊，2004年第1期，第31–43页。
    [16] 肖娅曼，汉语系词“是”的来源与成因研究，四川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
    [17] 徐朝华，“《尔雅》中的训诂术语”，南开语言学刊，2009年第2期，第131–137页。
    [18] 杨伯峻，文言语法，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
    [19] 张东荪，知识与文化，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
    [20] 赵汀阳，“语言开启思维：语言奇点与思维初始基因”，当代语言学，2024年第6期，第825–841页。

    【注释】

    1.出现“是之谓”或“此之谓”这种结构，有学者认为与该结构前文的长度有关，越长的前置部分，越需要“是之谓”或“此之谓”这样复杂结构提示其语气停顿和语义关系（[5]）。这种结构在表义功能上与“是谓”等没有区别，可不独立加以讨论。
    2.20世纪30年代，王力在《中国文法中的系词》（[12]）一文中即对“为”的系词性质进行了详细讨论，其论点与《汉语史稿》完全一致。
    3.如洪诚较早主张“为”在上古汉语中有明确的系词用法（参见[6]），伍宗文亦持此说，并对原有相关讨论，特别是王力的观点有详细检讨（参见[15]）。
    4.实际上由于汉语作为具有高度古今延绵性的语言，“为”在现代汉语中除了拟古的场合，亦有其他系词用法的残留。
    5.一个典型的尝试将语言和思维完全分离的例子，如《自然》2024年6月发表的论文《语言首先是交流工具而非思维工具》（[1]）；对此亦有迅速的不同反应，仍坚持语言与思维存在某种一致性（参见[20]），但前者参照的是大脑生理活动层面的神经信号，而后者参照的是逻辑关系算子；前者面对的困难大概来自还原论在可溯因性方面的问题，而后者面对的问题大概存在于人工语言和自然语言之间，或者说元语言与对象语言之间张力。以上两者的参照均非特定环境中的自然语言现象（比如古代汉语）及其显性规则，这或许表明，目前距离我们能够“科学”地谈论上述问题大概仍然远比预期的更加遥远。
    6.或者亦可用“表语”或“名词性谓语”，这里不讨论其中的语法差异。
    7.这里所谓“复杂”和“简单”仍是有待进一步分析的概念，但可以认为其基础在于我们作为汉语母语使用者和相对熟练的古典文献阅读者的可信赖的语感。
    8.在中西的古典哲学世界，没有人怀疑语言描述世界时两者的统一性，对名言的讨论亦直接就是对事物的讨论，这对于先秦古人或亚里士多德都是同样的。因此古人多不去区分名言与客观事物，而把这个困难留给了现代人。

    本文转自《逻辑学研究》2025年第1期

  • 张德芳：西北汉简与丝绸之路信史研究

    一般认为，“丝绸之路”的概念是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于1877年出版的德文著作《中国》第一卷中最早提出的。其定义是“从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间，中国与中亚，中国与印度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交通道路。”对这一定义，李希霍芬的学生阿尔伯特·赫尔曼于1910年出版的《中国与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又把丝绸之路西段延伸到地中海沿岸的叙利亚。另外，最近又有学者考证，在李希霍芬提出“丝绸之路”概念之前，德国相关的地理文献中就已出现过13次之多。而最早提出“丝绸之路”的是李希霍芬的老师卡尔·李特尔。早在1838年，他在柏林出版的《地球科学》第8卷中就已提到“丝绸之路（Seidenstrasse）”（王冀青：《“丝绸之路”概念的提出者应为李特尔》，《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10月27日）。

    过去，由于传统史料的阙载和模糊，我们对西北史地和丝绸之路的整体认知一直处于朦胧状态。一个多世纪以来大批西北汉简的发现，为秦汉史、西北史地、丝绸之路和中外关系史等研究带来了巨大变化。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悬泉汉简，就是当时丝绸之路历史的原始档案和实时记录。纪年简的时间为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至东汉安帝永初元年（107年），时间上同李希霍芬的定义大致吻合。空间上除了记载西域诸国（天山南北）外，还记载了如乌孙、大宛、康居、大月氏以及罽宾等。也就是说，从空间范围看，悬泉汉简关于丝绸之路的记载也与李希霍芬的定义相吻合。因此，不管“丝绸之路”的概念最早由谁提出，这一定义同悬泉汉简记载的情况从时间和空间上都十分契合。悬泉汉简等新发现，使我们对丝绸之路的研究进入一个全新的信史阶段。

    河西四郡的设置与边疆治理

    《汉书》中有“设四郡，据两关”的记载，还有汉末元始二年（公元2年）4郡35县地理和人口的记载。但对河西走廊的军事设防、行政管理、经济开发以及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内容比较粗疏。出土汉简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在军事方面，根据汉简的记载，敦煌地区有玉门都尉、中部都尉、宜禾都尉和阳关都尉，居延地区有居延都尉和肩水都尉。都尉是比二千石的军官，负责边疆地区的军事驻防。都尉以下有若干候官，秩比六百石。敦煌地区玉门都尉下属有大煎都候官和玉门候官；中部都尉下属有平望、破胡、吞胡、万岁等四个候官（王国维认为还有步广候官）；宜禾都尉下属有宜禾、鱼泽、昆仑、美稷、广汉等五个候官，阳关都尉下属有博望候官和雕秩候官。居延都尉下属有殄北、甲渠和卅井候官，肩水都尉下属有肩水、广地、橐他、仓石、庾等五个候官。候官下属有若干候部，候部下面有若干烽隧。根据李均明《甲渠候官规模考》（《文史》第34、35辑）研究，甲渠候官所辖部隧的戍卒总数在240~300人之间，其他候官亦可据此推知。留存至今的汉塞烽隧在河西走廊蜿蜒1500多公里，被誉为“露天长城博物馆”。从最西面榆树泉盆地的广昌隧、凌胡隧、厌胡隧到居延地区最北面的殄北隧、鉼庭隧，相当一部分汉代烽隧都可指认其当年的名称、驻防戍卒和发生过的相关事件。《塞上烽火品约》还详细规定了不同敌情下如何燃放烽火、升降各种预警信号，以确保边防军事信息的准确传递。所有这些，都是通过出土汉简得到的新知。

    在行政管理方面，郡县乡里完整的机构设置和治理体系，确保了中央政府对地方的直接控制，防止了地方割据势力的形成，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稳定。根据汉简的记载，我们几乎可以罗列出历任敦煌太守和玉门都尉的任职名单和任职时间，为研究相关的历史事件和治理措施提供了重要依据。对基层社会的研究，根据汉简中的材料可以列出如效谷县下属的乡、里组织和相关名称，详细了解对基层社会的精细化管理，确保了中央政令的畅通和地方事务的高效处理，减轻了中央政府的负担，提高了社会治理的效率。还有，通过大量的汉简材料，可以了解官僚体制下的文书行政。严密的文书管理制度，确保了行政运作的准确高效。所有这些，在传统史料中没有详细的记载。同样，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出土汉简都提供了一些翔实记录。

    西域都护府与大一统格局的形成发展

    西域，是汉匈长期争夺的战略重点。“西域诸国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与匈奴、乌孙异俗，故皆役属匈奴。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尉黎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汉书·西域传》）。后来日逐王先贤掸率众降汉，成为汉匈关系史上的大事。关于日逐王归汉，汉简中的记载从出土文献档案的角度，实证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从此后，汉朝设立西域都护府管理西域。汉简中关于历届西域都护的记载、西域都护下属官员和戍卒路过悬泉置的记载以及西域都护给朝廷上书的记载，提供了大量微观、具体、原始的第一手资料，弥补了传世文献的不足，更为详细地实证了西域与中央王朝的隶属关系，说明自古以来新疆地区就是中原王朝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于民族团结、边疆稳定和国家统一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另外，西汉王朝先后在西域的轮台、渠犁、伊循、车师和乌孙赤谷城屯田积谷，以发展生产和保障西域驻军的后勤供应。汉简中对西域屯田的记载弥补了传统史籍的不足。从规模、区域、管理、人员等方面可以看到，西域屯田是汉王朝加强和巩固西域统治的重要措施。屯田戍卒平时从事农业生产，战时迅速转化为战斗力量，既减轻了内地军队的负担，又增强了边疆地区的军事防御能力，使汉朝在西域的军事存在更加稳固，有力地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和西域地区的安宁。《汉书·西域传》载：“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如果按36国（此处的“国”沿袭史书的记载，不同于现代“国家”的概念）计，悬泉汉简记载了其中的24国到京师朝拜、进贡、受封、纳质、通使、和亲的活动。来京师长安的人员有国王、王后、质子、贵人、官员、使者以及商人和其他人员。这样的记载，反映了西汉王朝同西域各国的密切关系。

    丝绸之路与中西文化交流

    中国的丝绸，在张骞出使西域前的几个世纪就曾出现在多个西方国家的记载中，考古发现亦有证据。比如老普林尼的《自然史》、托勒密的《地理学》以及西伯利亚巴泽雷克大墓中的出土文物。但中西对接的正式标志，还是从张骞开始。上文提到，悬泉汉简中记载的两汉丝绸之路，同李希霍芬定义的“丝绸之路”在时间、空间以及内容上完全吻合，因而我们的讨论从汉简的记载开始。

    居延汉简有一枚里程简，记载了20个地名，从长安出发一直到河西走廊中部。悬泉汉简中也有一枚里程简，记载了从古浪峡到酒泉的14个地名。两者行进的路线有所不同，但殊途同归，可以把东到长安、西到敦煌的这段丝绸之路连接起来。里程简中记载的驿置机构、停靠站点、行走方向、沿途经过以及里距长短，为研究丝绸之路东段路线提供了准确细致的描述，从空间范围实证了丝绸之路的诸多细节。根据悬泉汉简的记载，仅敦煌郡东西三百公里的地面上，如悬泉置这样的驿置机构就有九座。每座相隔30公里左右，横贯敦煌全境，进入西域地区。

    悬泉置是一个具有综合功能的驿置机构。占地面积2500多平方米，有房屋28间左右。定员有官卒徒御37人，传马40匹，传车10多辆，包括了厨、厩、传舍、驿等多个单位。作为驿置机构，悬泉置承担着公文、邮书的传递任务。汉简中邮书传递的记录涉及邮书传递的方向、种类、数量、发文单位、收文机构、传递时间、经手人、邮书保存状况以及传递过程等诸多方面，确保了汉代政令的快速传达和信息的及时沟通，保障了中央与地方、内地与边疆之间的有效联系。作为官方接待机构，还负责过往人员的食宿接待。设有专门的传舍，供客人住宿；设有厨房，以不同标准的饮食，满足不同身份、不同规模过往人员的需求。从简牍文书中可以了解过往人员的身份、同行人员、所带牲畜和物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具体任务、吃了几顿饭、吃了什么食品、花了多少钱等。此外，还要根据不同情况，为过往使者、官吏、商旅更换和补充交通工具，如驿马、传车等，以方便他们继续前行。所有这些，都促进了各类过往人员在丝绸之路上的流动和往来，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

    在这条道路上与汉朝互通使者的中亚国家，首先是大宛（现位于费尔干纳盆地，属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部分地区）。张骞通西域后，汉武帝求取汗血马不果，便派贰师将军李广利远征大宛，最后订城下之盟，岁献天马二匹。汉简中有大宛使者进献天马的记录。此外还有车骑将军长史多次出使大宛的记载和大宛贵人、使者来汉的记录。如“客大月氏、大宛、踈勒、于阗、莎车、渠勒、精绝、扜弥王使者十八人，贵人□人”（Ⅰ91DXT0309③:97）来汉的记载以及“大宛贵人乌莫塞献橐他一匹，黄、乘、须两耳、絜一丈，死县泉置”（Ⅱ90DXT0214②:53）等记载，说明汉朝与大宛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是丝路交往的主流形态。

    其次是康居，在今哈萨克斯坦南部及锡尔河中下游地区，中心驻地卑阗城，在今塔什干或奇姆肯特。张骞出使西域造访的第二个国家就是康居，康居的态度极为友好，派车派向导把张骞送到大月氏。在汉简中，有汉朝送康居质子的记录，说明当时康居王纳质于汉王朝。还有一条比较完整的记载：“甘露二年正月庚戌，敦煌太守千秋、库令贺兼行丞事，敢告酒泉太守府卒人：安远侯遣比胥楗罢军候丞赵千秋上书，送康居王使者二人、贵人十人、从者六十四人。献马二匹、橐他十匹。私马九匹、驴卅一匹、橐他廿五匹、牛一。戊申入玉门关，已阅（名）籍、畜财、财物。”（Ⅱ90DXT0213③:6+0214③:83）这是甘露二年（前52年）派使者、贵人来汉朝进贡的记录。一个76人的外交使团，浩浩荡荡进入中原，充分说明两国关系的密切。还有汉简中的《康居王使者册》，全册七简，编绳尚存。内容是永光五年（前39年）康居王使者杨伯刀、副使扁阗、苏薤王使者姑墨、副使沙囷、贵人为匿等5人，从康居国东往汉朝京师贡献骆驼。结果一行人入关后发现与以往不同，从敦煌到酒泉一路上无人照应。到达酒泉后，酒泉太守和手下人对其进献的骆驼单方面作出评估，本来是膘肥体壮的白骆驼却被评定为羸瘦体弱的黄骆驼。使者认为“不如实，冤”，因而上告中央。朝廷要求沿途地方彻查此事。文件下达到敦煌后，敦煌太守府再下达到效谷县，效谷县依次下达到悬泉置，要求悬泉置将相关经过在三天之内上报县廷。就是这样一份文件，让后人看到了康居与汉朝关系的起落。此时的敦煌、酒泉地方当局之所以轻慢康居，估计同北匈奴郅支单于西逃后与康居结成联盟、互为翁婿的事件有关。

    月氏是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活动在河西走廊的游牧民族，势力强大，为匈奴劲敌。但到匈奴冒顿单于时，势力反转，约在公元前174年左右为匈奴所败，被迫西迁伊犁河流域。经过40多年后又再迁阿姆河流域。至公元前后，五翕侯中的贵霜翕侯统一全国建立了贵霜帝国，势力发展到印度西北。汉简中保留了贵霜帝国建立前，大月氏和汉王朝来往的丰富记录。1978年，阿富汗北部朱兹詹省席比尔甘发现的黄金大墓，出土了21000多件精美文物，其中包括希腊神灵雕像、罗马金币、安息银币、中国西汉铜镜与丝绸、叙利亚或埃及的玻璃器、印度象牙雕件以及草原风格的黄金饰品。学界一般认为，这些墓葬填补了从大夏灭亡到贵霜王朝建立的历史空白，展示了大月氏与周边文化的广泛互动，为我们理解古代中亚地区的文化和社会提供了宝贵资料。悬泉汉简中记载大月氏历史的简文年代先后与此吻合，两者互相映照，成为照亮这段“黑暗时期”的星光。

    乌弋山离位于今阿富汗西部的赫拉特一带，包括德兰吉亚那和阿拉科西亚。这里原来是大夏的领土，后被安息（帕提亚波斯）吞并。其政治中心在锡斯坦，即今阿富汗与伊朗之间的赫尔曼德河下游盆地。大月氏西迁迫使安息北部的塞人南迁，占据了德兰吉亚那和阿拉科西亚。安息王为驱逐塞人收复失地，便派贵族苏林前往镇压。苏林经过十年战争降服塞人，却建立了自己的军事独裁政权，名义上属于安息，实际上完全独立。《汉书》把苏林家族统治下的安息人与塞人杂居地区称为乌弋山离。“绝远，汉使希至。自玉门、阳关出南道，历鄯善而南行，至乌弋山离，南道极矣。转北而东得安息。”如此“绝远”的地方，汉简中记载的乌弋山离资料十分珍贵，说明当时的丝绸之路已延伸到了伊朗高原的东南部，接近波斯湾。汉简中有一枚折垣王献狮子的记载。有学者研究，据《汉书·西域传》记载，乌弋山离“有桃拔、师子、犀牛”。汉简中的“折垣”就是对乌弋山离别名Zarangiana或首都Zarin的译称，所谓折垣王献狮子就是乌弋山离向汉朝进献狮子的记载，这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经典一幕（罗帅：《悬泉汉简所见折垣与祭越二国考》，《西域研究》2012年第2期）。

    罽宾的大致范围在今阿富汗东部至巴基斯坦西北部，包括喀布尔河中下游地区和克什米尔西部。其首都为循鲜城（在今巴基斯坦的塔克西拉附近）。张骞第二次西使曾派副使到过罽宾，“自以绝远，汉兵不能至，其王乌头劳数剽杀汉使”。后来关都尉文忠出使罽宾，联合希腊裔军阀阴末赴推翻乌头劳之子，扶立阴末赴为新王，接受汉朝的册封。《汉书》中记载的罽宾使者“无亲属贵人，奉献者皆行贾贱人，欲通货市买，以献为名，故烦使者送至悬度……实利赏赐贾市”。可以说明罽宾与汉朝的来往主要是在贡赐名义下的商贸往来。另外，塔克西拉一直是印度西北的佛教圣地，著名的犍陀罗艺术就产生于此，悬泉汉简关于罽宾的记载是丝绸之路通往南亚次大陆的实物见证。“出钱百六十,沽酒一石六斗。以食守属董并、叶贺所送沙车使者一人、罽宾使者二人、祭越使者一人。凡四人，人四食，食一斗”（Ⅱ90DXT0113②:24）。记载中每顿饭都有酒招待，反映了当时接待外宾的礼遇。

    总之，出土简牍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原始档案，是我们进行历史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它既可以发挥纠史、补史的功能，还是国家信史的实物佐证，其所提供的详细、具体、微观的诸多细节和史实，刷新了我们对以往历史的认识，具有极为珍贵、不可替代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本文转自《光明日报》（ 2025年03月17日）

  • 李海峰：古代两河流域创世神话与史诗[节]

    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是苏美尔文明，后一个阶段是巴比伦文明，划分依据是这两种文明使用了两种不同的语言文字。公元前2000年之前的文明，由苏美尔人创造，使用的语言为苏美尔语，文献多数用苏美尔语写成。公元前2000年之后，阿摩利人侵入两河流域，征服了苏美尔人，这一时期使用的语言主要为阿卡德语，文明的载体由苏美尔语变成了阿卡德语。这两个文明的内核相同，外在的表现形式有所差别。古代两河流域这两个不同阶段的文明都留下了关于创世的众多神话和史诗。

    目前为止，考古出土的古代两河流域文明文献，有两类最为重要，数量也最多。一类是法律文献，包含各种财产交易契约；另一类就是文学神话类文献。

    苏美尔创世神话

    两河流域的先民将地球想象成一个边缘被群山环绕的平坦圆盘，漂浮在一片由甜水（名为“阿布祖”或“阿普苏”）构成的海洋之上。圆盘的上面是天空，圆盘的下面是冥世，地表和冥世之间是一个浅水层或者淡水层（阿普苏），是孕育生命的地方。天空分为三层，最上层为“彩石层”；中间层叫“中天层”，是神灵居住的地方；最下层叫“下天层”，是日月星辰所处的位置，整个地球被原生海洋包围。

    苏美尔人对世界万物的起源、人类的创造有自己的思考，但不成熟，没有形成专门的创世史诗，只是在一些赞美诗或相关的神话中有些许表述，如《吉尔伽美什、恩基都与冥府》中记载：

    “当天空从大地上移开，当大地被从天空上分离，当人类的名字已经被制定；当天空神安带走天空，当空气神恩利尔带走大地，当埃瑞什基伽勒女神被库尔当作礼物带到了地下世界。”

    这段话描述了原初世界混沌一片，然后天地分开，天空神安带走了天空，空气神恩利尔带走大地，女冥王埃瑞什基伽勒进入地下世界，于是世界被划分为三部分：天、地和冥世，三部分分别由三位大神创造。

    另外一篇针对引起牙痛病的“蠕虫”的咒语开篇中说道：“安奴神创造了天空，天空创造了大地，大地创造了河流，河流创造了水渠，水渠创造了沼泽，沼泽创造了蠕虫。”

    锄头赞美诗《锄之歌》则透露了当时人观念中的人类诞生——神把一个人类的模具种在地里，再用锄头刨出这个模具，于是人类诞生了。

    在另一首著名的神话史诗《恩基和宁胡尔萨格》中，讲述了多种植物的起源。《恩基和宁胡尔萨格》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苏美尔神话中保存最完好的之一，该神话所讲述的内容近乎完整。在神话的情节内容相当复杂的情况下，大部分细节内容仍然可以被理解。该神话主题内容主要来源于一块刻有六栏楔形文字的泥板，该泥板19世纪末出土于尼普尔，现存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图书馆。该史诗重点解释了多种植物的起源，认为这些植物物种都由神创造。

    另一首史诗《恩基和宁玛尔赫》描绘了神灵创造人类的具体过程，通过研读这首史诗的相关内容，学者认为古代两河流域居民已经有了对人体生殖器官的初步认知，并认识到婴儿出生时需要接生婆以及其他人的帮助。

    出土于西帕尔的一块神话泥板中记载：巴比伦神马尔杜克“在水面上建造了一个芦苇平台（或是浮台），然后创造了尘土，并沿着这个平台将尘土倾倒”。这一记载实际上是伊拉克南部沼泽地区的阿拉伯人建造人工岛的方法，他们在人工岛上建造芦苇小屋。

    一般而言，苏美尔人相信“原始海洋”独自孕育出一个阳性的天空和一个阴性的地球，他们结合在一起，产生的果实是空气之神，空气之神将天空与大地分开，并与大地一起产生了所有生物。海洋则是宇宙诞生的原始元素，宇宙的形状是由第三方（神）强行将天地分离的结果。这一创世理论在苏美尔、巴比伦和亚述时期被普遍接受，并构成了巴比伦时期完整详细创世故事的基础。

    巴比伦创世神话和史诗

    巴比伦文明在苏美尔人对创世认识的基础上，对苏美尔人的神话进行改编和提升，形成了自己专门化和系统化的创世神话和史诗。

    在众多巴比伦创世史诗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有两首。第一首是有关大洪水的故事《阿特腊哈西斯》，该史诗以主角的名字命名，内容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叙述了神创造人类的原因和创造人类的过程：起初没有人类，小神们负责挖掘运河，辛苦劳作。因为小神们的罢工，大神们决定创造人类，使小神们免于劳动。于是水神恩基和大母神合作，通过混合黏土、一个神的血肉、神灵们轮流吐出的唾液等材料，最终创造出了人类。第二部分主要叙述了大洪水的故事：由于人口繁殖过多过快，他们日夜吵闹，打扰了大神恩利勒的休息，他试图用瘟疫、旱灾等方法来减少人口。但是由于水神恩基在暗中通过人类领袖阿特腊哈西斯给人类提供帮助，恩利勒没有达到目的。后来恩利勒决心用一场特大洪水来灭绝所有人类。但恩基在芦苇屋子里悄悄告诉了阿特腊哈西斯这个计划。于是阿特腊哈西斯建造了一艘船，带上了他的家人和各种鸟兽，在七天七夜的恐怖大洪水的灾难后存活了下来。大神们在大洪水之后也体会到了人类的重要性，他们通过讨论给予阿特腊哈西斯长生不老的能力，并决定利用其他方式控制人口。

    《阿特腊哈西斯》的主题是关于神创造人类和早期人类的传奇故事，这是“苏美尔—巴比伦”时期非常重要的文学题材。在巴比伦文明繁荣昌盛的时代里，这个故事被不断传播、改编，诸如《吉尔伽美什史诗》就改编了《阿特腊哈西斯》中大洪水的故事。

    古巴比伦文明关于万物创造的史诗中，故事情节最为曲折、复杂和最具逻辑性的当属《埃奴玛·埃里什》。该史诗共由七块泥板组成，因此又被称作“创世的七块泥板”。该史诗大约创作于公元前2000年代中期，是在苏美尔创世神话基础之上创作而成，全文现存约1000多行，用阿卡德语写成。19世纪中叶，随着对两河流域地区考古工作以及楔形文字解读工作的开展，这部埋藏在地下的文学作品开始呈现在现代人面前。该史诗最初由英国人于1848年至1876年在尼尼微阿淑尔巴尼帕图书馆遗址（位于现在的伊拉克摩苏尔）中发掘出土。1902年至1904年，德国考古队在亚述帝国首都阿淑尔城遗址又发掘出了该史诗的亚述版本。在这个版本中亚述人用阿淑尔城的主神替代了马尔杜克神的位置，并且拉赫姆神和拉哈姆神成了阿淑尔神的父亲和母亲，这种变化在第一块、第六块和第七块泥板中体现得最为明显。随后，哈佛大学和芝加哥博物馆在1924年至1925年期间，在基什遗址中发掘出了完整的新亚述版本中的第一块和第六块泥板。1928年至1929年期间，德国考古队在乌鲁克遗址发掘出了新亚述版本的第七块泥板。通过以上考古发现和从古物市场购买的泥板残片，这部史诗大体上被复原，只有第五块泥板残缺较为严重。

    与考古工作同时进行的是对《埃奴玛·埃里什》史诗的翻译工作，且随着考古工作的逐步发展，对该史诗的翻译工作也不断深入，相继出现了许多译本。不过截至目前，国内尚无直接从该史诗楔形文字翻译的中文版本，现存的中文译本都是从英文或日文译本翻译而来，存在一些不够准确的地方。

    以后世眼光审视，当初两河流域神话的编撰者们其实是从他们所处的地域获得灵感。今天，我们如果在一个有雾的清晨站在伊拉克的海岸边，站在入海口的沙特—埃勒—阿拉伯，我们将看到这样一番景色：低矮的乌云笼罩着地平线；由地下渗出或是河水泛滥而来的大量淡水与波斯湾的咸水混合在一起；在形成景观的低矮泥滩中，可见度较低；在我们周围，海洋、天空和大地混合在一片朦胧、模糊、水一样的混沌中。我们所见，也正是两河流域神话的古代讲述者们经常目睹的景象。《埃奴玛·埃里什》史诗中记载：

    “上界，天尚未命名，下界，地尚无称谓之名，此时，原初之父阿普苏，木恩木生养他们全体之母提尔玛特，他们的水（淡水和盐水）融为一体。草地还没有形成，见不到芦苇的繁茂。诸神〔还〕都不曾现形，天命也还没定。此时，诸神在那混合之水中被创造出来。（男）神拉赫姆与（女）神拉哈姆现出身形，（并且）有了名称。他们年龄增长，身材增高期间，创造了胜似他们的安沙尔和基沙尔。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过去。他们的儿子安努，不亚于父祖。安沙尔将长子安努做成（与自己）一个模样，而且，安努又生了活像他的努底姆德。”

    上述内容描述的正是这样一幅图景：当太阳升起时，大块陆地在薄雾中浮现，随后有一条分割线将天空与水、水与陆地分离开来。这一神话中，最先从混沌中浮现的神灵是拉赫姆和拉哈姆，代表淤泥。然后是安沙尔和基沙尔，代表天空和大地的孪生地平线。安沙尔和基沙尔生了安努，安努接着生了埃阿（恩基）。在同一时间或稍后，一些较小神灵从阿普苏和提尔玛特处出生了。

    根据《埃奴玛·埃里什》记述，众神灵出现以后整日争吵打斗，使阿普苏和提尔玛特不得安宁。于是阿普苏决定灭亡这些不安宁的神灵。智慧之神埃阿得知以后，先发制人杀死了阿普苏。埃阿将阿普苏杀死之后，建造了神圣的正义大厅，命名为“阿普苏”。不久后埃阿生下了一个男孩，这便是后来创造万物和人类的主神马尔杜克（史诗主角）。

    阿普苏死后，其妻提尔玛特召集大军前来复仇。诸神积极应战，推举马尔杜克前去迎敌，最终马尔杜克杀死了提尔玛特，随后作为胜利者开始安排天地秩序。接着马尔杜克又创造了人类，人类被神灵创造出来之后为神灵提供服务，史诗也至此结束。

    该史诗故事真实反映了当时两河流域居民的一些观念：一、描述了世界如何形成，宇宙秩序如何建立的重大问题；二、提出人类必须是诸神的仆人，为神服务；三、在证明马尔杜克极高权力合法性源自其英雄事迹的同时，也间接证明了当时两河流域国王（人间主宰、人间神）的合法性。

    古代两河流域创世神话的主要特点

    通过对古代两河流域创世神话和史诗的梳理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其具有多样性、继承性、政治性和现实性的显著特征。几个特征之间互相联系、互相影响，共同反映了两河流域当时的社会政治和宗教文化现实。

    1.古代两河流域创世神话的多样性

    在古代两河流域，不同时期、不同城邦会出现不同版本的创世神话，即使在同一时期的不同城邦或者同一城邦的不同时期，也会出现内容各异的创世神话。

    苏美尔文明早期，在村落过渡到城邦之时，苏美尔地区便形成了几十个相互独立的城邦，虽然基什、乌鲁克、乌尔、拉加什和温玛都试图统一苏美尔地区，但并未成功。此后即使阿卡德王朝统一了两河流域大部分地区，但苏美尔各城邦也并未完全臣服，仍具有很强的离心力。阿卡德王朝末期,苏美尔各城邦开始纷纷独立。阿卡德帝国灭亡之后，库提人对两河流域进行统治，但主要控制了北部阿卡德地区，南部苏美尔地区基本上保持自治地位。库提人被赶走后，乌尔第三王朝统一了苏美尔地区，但苏美尔人的王朝统治较为短暂，百余年后便退出了历史舞台。整体来看，苏美尔文明时期的政治状况以城邦分立为主要特征。乌尔第三王朝灭亡后，两河流域成为由多个王国组成的拼盘状态，南方以伊新、拉尔萨为主，北方以亚述、埃什努那为主，共存长达两个世纪之久。直到古巴比伦王朝第六王汉谟拉比时期，两河流域实现统一，在此之前古代两河流域的政治形势较为松散，多城邦、多政权并立。古代两河流域从文明之初便是一个宗教色彩浓厚的地区，每个城邦有自己的保护神。为了宣扬和提升本城邦的保护神，便创作了各种以其城邦保护神为主角的创世神话，所以古代两河流域的创世神话版本众多、内容多样、创世主神各异，呈现出多样性特点。

    2.古代两河流域创世神话的继承性

    苏美尔人虽然没有形成专门完整的创世神话，但从存世的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其创世神话的基本思想。乌尔第三王朝灭亡，苏美尔人退出政治舞台之后，其创世思想被后继的巴比伦人继承。首先，巴比伦人将苏美尔人创造的各位神灵完全纳入了自己的宗教体系，只是给这些神灵起了一个阿卡德语的名字，各位神灵的属性和职责没有改变。其次，在创世神话方面，巴比伦人在创世神的选择、创世情节方面都吸收和继承了苏美尔人的创世思想，比如巴比伦人的洪水神话《阿特腊哈西斯》，在关于人类起源描述中，创造人的方案由水神埃阿（恩基）提出。埃阿和其他女神帮助大母神宁图完成了造人活动，创造人类的主角是水神埃阿。在一篇古巴比伦时期的分娩咒语中，关于人类起源的描述中同样是埃阿提出造人方案，宁图或宁胡尔萨格创造出人类。上述两篇与创世神话有关的内容片段，在造人主角选择上与苏美尔人的《恩基和宁玛尔赫》神话中的主角选择是相同的，造人情节也存在很大相似，都提出人类是主神与大母神合作的结果。同样苏美尔人的《恩基和宁胡尔萨格》神话中宁胡尔萨格的名称和职能也被巴比伦人继承过来。因此我们认为，巴比伦时期的创世神话对苏美尔人的创世神话有较多的吸收和继承。即使当巴比伦城成为统一整个两河流域王国的都城，马尔杜克成为创世神话歌颂的主角之时，巴比伦人的创世神话中也包含着从苏美尔人那里承袭而来的各路神灵。亚述时期，亚述人在统治稳定之后积极学习吸收苏美尔人和巴比伦人的宗教文化，表现在创世神话方面更是如此。亚述人的创世神话实际上是对巴比伦人创世神话《埃奴玛·埃里什》的简单改编，只是将前者内容中的神灵世系、主神名称和城邦名称换成亚述人自己的神灵名称和城市。纵观整个古代两河流域的创世神话，可以清晰地看出其具有较强的连续性和继承性。

    3.古代两河流域创世神话的政治性和现实性

    神话并非凭空想象，而是社会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古代两河流域创世神话编撰的目的之一是为国家统治服务。史诗主旨宣扬人类为神灵服务，绝对服从于神。而国王则极力宣扬君权神授，国王的统治权来自神灵、代表神灵进行统治。古代两河流域的创世神话，尤其是创世神角色的选择方面，则与其所处时代的政治状况密切相关。古代两河流域神灵众多，每个城邦都有自己的保护神，为了提高保护神的权威，城邦保护神便成为当地城邦的创世神首选。但在城邦林立，单一城邦无法统治其他城邦时，就存在某一城邦吸收和引进其他城邦保护神与本城邦的神灵共同创世的情况。因此，从苏美尔时期至汉谟拉比统一两河流域之前，两河流域创世神话的角色选择上，存在着城邦保护神独立创世或者城邦保护神和其他重要神灵共同创世的情况。在汉谟拉比统一两河流域之后，巴比伦城成为整个两河流域的政治中心，巴比伦的守护神也就成为创世史诗中最有权势的神灵。在最著名的创世史诗《埃奴玛·埃里什》中，史诗主角马尔杜克在诸神中的位置其实就是巴比伦城在两河流域诸城邦中地位的反映。此后，亚述帝国统一两河流域后，同样出于政治现实需要，将其城邦保护神阿淑尔提升为诸神之主。由于亚述人之前在文化领域相对落后，创造不出自己的创世神话体系，只有将巴比伦人的创世神话加以改造使之成为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创世神话。于是神话主角发生更迭，阿淑尔代替马尔杜克成为诸神之主，阿淑尔城代替巴比伦城成为大地的中心。古代两河流域各时期的创世神话中，创世神角色的选择都与该地区政治发展和现实需要密切相关，具有一定的政治性和现实性。

    本文转自《光明日报》（ 2025年03月15日）

  • 刘煜：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青铜技术

    金属技术的发生和演进在早期文明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从史前时代到文明时代的转变，是以金属的发现、金属工具的制作和使用为界标的。使用陶范铸造技术制作青铜礼器是中国青铜时代最为突出的特点，这一点迥异于西亚、中亚和欧洲等地使用锻打技术制作兵器、工具、装饰品以及使用失蜡法制作雕像的传统。二里头文化时期是这一技术体系形成的关键时期。

    在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器开始规模化生产，贵重的青铜器作为礼器的特质开始出现。根据最新的统计，二里头遗址出土铜制品的数量超过了250件，已经发表的近170件。冶铸遗物主要发现于二里头遗址IV区和V区的建筑基址、灰坑和地层中，其中宫殿区发现17件，包括铜渣和矿石；作坊区发现55件，包括铜渣、坩埚、浇勺、陶范、泥芯等遗物。二里头一期铜器数量很少，仅有一些铜块和铜刀等小型工具；二期除了刀、锥等小型工具外，还出现了铜铃、镶嵌绿松石的铜牌饰；三期器类和数量显著增加，有工具、武器、容器等，出现了爵、戈、戚等器物；四期容器种类丰富，出现鼎、盉、斝、觚等器物。二里头时期青铜器器壁普遍比较轻薄，纹饰简单，为单层花纹。礼器中酒器突出，代表器物是爵、斝、盉，爵与盉往往相配使用，也有鼎、鬲等炊食器，兵器已占较大比重。

    二里头遗址出土铜器的材质非常复杂，共计有红铜、锡青铜、铅锡青铜、铅青铜、砷铜、锡砷铜、铅砷铜、铅锡砷铜八种类型，人们已经认识到锡、铅的加入对青铜器的机械性能和铸造性能的影响。容器多为三元合金，工具有较高的锡含量。但是，大部分青铜器的锡含量不高，与之前新石器时代晚期和之后二里冈文化出土的铜器相比，具有早期冶金技术从发端迈向成熟和规范的发展期特点。从二里头一期到四期，红铜逐渐减少，但始终占有一定的比例；含砷铜器也在逐渐减少，但存在波动；锡青铜和铅锡青铜逐渐增加。三、四期显著地出现大量应用铅锡青铜的情况，特别是四期，铅含量有较大提高，说明合金材质发生了较大变化，可能与使用的矿料来源和冶炼技术的变化有关。

    二里头二、三期时主要使用一种矿源，新砦期与二里头二、三期铜器的矿料来源有可能较为接近。这或许意味着在夏纪年晚期之前，有着比较稳定的矿料来源。这种矿源在二里头四期时逐渐弃用，转为使用另一种矿源，后者为偃师商城所继承。随着青铜生产规模的扩大，人们需要不断寻找新的矿源以满足对原料的巨大需求，二里头文化铜器的重要铜料来源之一可能是晋南地区的中条山。

    巴纳指出，由于铜容器形制上的复杂性，复合陶范铸造技术（块范法）很可能是专为制造铜容器而发明的，这是早期金属技术的一大飞跃，它不像锻造技术是靠改变金属的形状制造器物，而是靠改变金属性状和使用复杂的组合陶范制造器物，后者因涉及金属的合金化问题及“陶”与“铸”的关系而使得技术较为复杂。比如，陶范的材料选取和制作要符合铸造性能的要求，多块陶范的拼合使得铸型配合及对强度的要求增加。二里头出土的陶范上多有刻划符号，一些陶范上有榫卯结构，就是为便于合范而设置的。此外，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铜爵壁厚最薄处不足1毫米，如何控制陶范的变形，不使型腔尺寸受影响，如何控制充型平稳性，不使铸件产生气孔等缺陷，都是技术性很强的问题。

    二里头文化一、二期，铜刀、锥、牌饰等简单器物可以用双面范制作。二里头文化三、四期出土了爵、鼎、斝、盉、觚等青铜容器，造型复杂，器壁匀薄，浑铸成形，可能采取正浇的方式，显示了一定的铸造技术。铜爵是出土最多的容器，大部分爵都是2块外范，并在腹、足间各设一内芯，只有少数爵存在水平分范，腹部2块外范，足部3块外范。3件铜斝中，有1件使用2块外范，在腹口、足间各设一内芯，2件使用3块外范以三足中脊分型，由口部向下兜底。后者是二里冈文化及殷墟时期爵和斝的常见铸型方式。

    尽管此时的铜器相对比较简单，形制往往是仿自同期或略早的陶、石等器，还保留一定程度的原始性，但已肇建了中国青铜器的基本构架，形成了中国青铜器的独立传统——特殊的形制和块范法。此时已具备陶范铸造的基本技术特征：按照垂直和水平方向进行分范设计；合范时严格的定位技术 （画线和销钉）；一些简单器形铜器（如工具和兵器）的铸型设计已成熟；纹饰的设计沿水平方向展开，在范上制作等。后者是中国青铜器范铸技术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即在青铜器成形之前，纹饰的设计、施工在制范的过程中预先完成。这种技术过程和理念迥异于以美索不达米亚和古埃及地区为代表的青铜器成形后再在器表上直接施加纹饰的技术传统。

    二里头时期已经出现分铸法和泥芯撑技术的应用。河南洛宁的一件角，其流部后铸接于器身。这种技术起源于补铸，直到早商时期，才在盘龙城遗址出土的青铜器中有更多的应用。爵鋬上的长三角形镂孔，是范自带鋬部泥芯上的三角形凸块形成的，是泥芯撑技术的最早应用。而某些爵假腹部分的镂孔，是在底范上设置突起的小块，浇注后形成的孔洞。这些小块用于底范或泥芯与外范之间的定位以及保持壁厚，具有泥芯撑的功用。

    目前已发现的二里头文化近20件牌饰中，均装饰绿松石镶嵌而成的兽面纹，兽面纹构图复杂而规整，显示出高超的镶嵌工艺。牌饰有两种装饰方式：一种纹饰主体是由凸出的铜框架构成，绿松石几乎都被切割成长方形的片，规整地从上到下成行排列；另一种则相反，纹饰由绿松石组成的纹带来表达，绿松石被切割成不同的形状，排列成弧曲的宽带构成兽面和兽角。

    二里头文化时期已有大型专业青铜作坊出现。出土的熔炉推测直径约20厘米，深约18厘米，处于竖炉熔炼的初期阶段。浇铸的工场、可能用于烘烤陶范的陶窑、预热陶范的房子等，展现出铸铜工艺及设施的专门化。遗址出土有大量熔炉残片、大量陶范和1件石范。研究显示二里头时期的陶范材料由经过淘洗的黄土制成，具有高粉砂、低黏土、高孔隙率的微观结构，与黏土含量很高的制陶原料完全不同。造型材料的选择与制备工艺的基本规范和方法，在二里头时期已经形成。

    由此可见，块范法铸造技术传统的形成，是文化和技术交流、发展及选择的必然结果。首先，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新兴贵族需要将青铜器作为彰显身份、铸鼎象物的载体。其次，中原地区地处广袤的黄土地带，黄土具备良好的复印性、可雕性以及较高的耐火度等，非常适合青铜铸造需要。最后，自新石器时代以来，高超的陶器制作技术传统就使得工匠熟练掌握制模翻范技术以及高温技术。

    遥想四千年前的中原大地，青铜容器的出现揭开了青铜时代礼乐制度的序幕。发达的青铜冶铸技术以及对金属资源的控制、青铜生产的组织管理，奠定了礼乐制度的物质基础。

    本文转自《中国社会科学报》

  • 卜宪群：秦汉的乡里社会与国家治理

    秦统一后，“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中央集权郡县制国家。郡县制的基础是乡里，先秦以来的乡里制度至秦的统一被整齐划一，推行全国。汉兴，实行郡国并行制，但封国之内采取的并不是等级分封制而是郡县制，乡里制度也继续得到巩固发展。乡里制度的持续发展，形成了人口庞大、结构复杂的乡里社会。

    乡里社会流动与治理

    秦汉大一统国家建立后，统一的政治环境与社会环境为乡里社会流动创造了更好的条件，乡里社会的流动性特征也更加突出。一是政治性流动。秦统一后为防止“六国后”、豪强等政治势力扰乱地方和巩固边防，曾多次大规模迁徙，如秦始皇二十六年“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三十五年“因徙三万家丽邑，五万家云阳”，三十六年“迁北河榆中三万家”，还有“以适（谪）遣戍”“徙谪”等方式的大规模移民（《史记·秦始皇本纪》）。秦虽短祚，但移民数量十分庞大。汉兴，这些迁徙政策继续得到执行，并扩大到吏二千石等高级官员范围。政治性迁徙对被迁者来说是被动的，但仍为社会流动的一部分。在迁徙过程中，他们的社会身份与地域空间都被改变，所处的社会结构也被改变。政治性迁移虽然是针对特定人群的有组织的集中迁移，但他们一般也都散落在所迁之地甚至沿途的乡里之中，并非按照原有乡里组织的整体搬迁或重新建制。《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秦破赵后“诸迁虏少有余财，争与吏，求近处”，只有卓氏夫妻推车到达被迁处。这说明原赵国豪富是一家一户被迁徙的，卓氏夫妻与“求近处”的迁虏也都会被安置在沿途乡里之中。东汉马援的祖先武帝时以吏二千石身份从邯郸被迁往茂陵，安置在成懽里（《后汉书·马援列传》注引《东观纪》），马氏必成为成懽里的居民之一。二是贫困性流动。秦汉民众一般都居住在固定的里中，拥有户籍，称为编户齐民，受到严格管理，非经政府允许不能擅自迁徙，但在贫困等特殊情况下，其迁徙往往突破限制。《汉书·食货志》云：“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秦汉民众因贫困、灾害和统治阶级的压迫而“离乡轻家”者人数众多，《汉书·鲍宣传》记载鲍宣列举了水旱灾害、官府重责、贪吏苛取、豪强蚕食、徭役无度、盗贼劫掠等七种致使民众流亡的情况，称之为“民有七亡”，大体反映了汉代流民实际。与政治性迁移不同，他们离开乡里是散乱无序的，也没有明确的目的地，往往还被法律定为失去户籍的“亡命”或“脱亡名数”之人。三是职业性流动。士农工商是秦汉职业划分的基本形式，乡里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是多数，但实际上他们的职业是多样化的。有人教书、游学，如陈平“伯常耕田，纵平使游学”（《汉书·陈平传》），王充“后归乡里，屏居教授”；有人出为官府小吏，如王尊“求为狱小吏”（《汉书·王尊传》），许荆“家贫为吏”（《后汉书·循吏列传》注引《谢承书》），这些“吏”不是官员而是为官府服役的穷苦人；有人打柴、放牧、庸作，如朱买臣“常艾薪樵，卖以给食”（《汉书·朱买臣传》），公孙弘“牧豕海上”（《汉书·公孙弘传》），《汉书·昭帝纪》云：“比岁不登，民匮于食，流庸未尽还。”师古曰：“流庸，谓去本乡而行为人庸作。”足见灾年为庸者人数不少；还有人从事商业、手工业及其他各种行业，如齐地“好末技，不田作”（《汉书·龚遂传》），张楷“常乘驴车至县卖药”（《后汉书·张霸传》），崔寔“以酤酿贩鬻为业”（《后汉书·崔寔传》），申屠蟠“庸为漆工”（《后汉书·申屠蟠列传》），贡禹曾描述西汉后期在繁重的剥削压迫下，“故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贫民虽赐之田，犹贱卖以贾”（《汉书·贡禹传》）。汉代察举又称为“乡举里选”，乡里民众或因受到“乡论”赞誉而被察举出仕，或被本地政府辟任属吏，大多离开了故土，又因致仕、罢免等各种原因回归乡里，形成闭环式流动。

    秦汉国家针对上述社会流动都制定了不同的治理措施。对政治性迁徙者，国家不仅没有剥夺他们的财产，还给予经济上的宽松政策和一定的政治待遇。如汉初迁徙齐楚大族到关中时就“与利田宅”（《汉书·高帝纪》），而对普通民众的迁徙，或赐予爵位，或备好房屋和生产工具，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条件甚至社会政治地位。对贫困性迁移者，国家采取安抚政策，如允许从狭乡迁往宽乡，或给予流民基本生活生产资料，但并不主张流民留在他乡，而是让他们返归故里。对职业性迁移者，除官员外，国家并不鼓励民众离开乡土。秦汉有“禁民二业”的政策和“重农抑商”的政治传统，但实际作用并不大。由于官员的户籍可能仍留在乡里，故回归乡里是官员仕途终结后的常态。《后汉书·苏不韦列传》云：“汉法，免罢守令，自非诏征，不得妄到京师。”至少反映法律规定部分官员不能随意留在京城。

    乡里社会阶层结构变化与治理

    战国以来的户籍制度推动了乡里编户齐民社会阶层的形成。秦及汉初，动荡结束之后，国家鼓励军人和民众回归乡里，登记户籍，按照爵位身份分配土地，成为编户齐民。“编户者，言列次名籍也”（《汉书·高帝纪》颜注），“齐等无有贵贱，故谓之齐民”（《史记·平准书》《集解》引如淳注）。编户齐民就是在乡里登记户籍的民户，国家按照什伍编制将他们组织起来，承担赋税徭役，维护基层秩序。他们身份平等，没有贵贱之分。一家一户的编户齐民是秦及汉初最为广泛的社会阶层，对稳定基层社会起到了很大作用。汉初“文景之治”及社会繁荣局面的形成，与编户齐民社会结构有很大关系。但是，这样稳定的局面并没有延续很长时间，汉兴六七十年后，一种称为“豪民”的社会阶层兴起，他们暴虐乡里、兼并土地、扰乱社会，其势力持续发展，成为影响乡里社会结构的重要力量。

    汉代的豪民来源大致有三种：一是六国贵族豪民的延续。史称“汉承战国余烈，多豪猾之民”。虽然汉初对他们采取了强硬的迁徙政策，但由于在经济上不仅没有剥夺他们的财产，甚至给予照顾，使得他们在乡里的经济势力又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其并兼者则陵横邦邑，桀健者则雄张闾里”（《后汉书·酷吏列传》），就是写照。二是编户齐民自身的分化。汉代的编户齐民在法律形式上是平等的，但国家并不赋予他们经济上的平等，乡里民众的经济状况实际上千差万别。如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户律》关于爵位授田的规定中，关内侯至庶人的授田标准从九十五顷至一顷不等，数额相差巨大。又据竹简《奏谳书》十六记载，里中还居住有关内侯、大庶长、右庶长、封君、五大夫等高爵之人，他们在经济上与普通编户民显然不同。此外，编户民各家人口不同、劳动力强弱不同、居住地域不同以及抗衡自然灾害能力不同等因素，也使他们的贫富差别客观上各不相同。如江陵凤凰山汉简《郑里廩簿》所载郑里的25户百姓中，家庭人口有1人到8人不等，能田作者1人到4人不等，占有土地的数量有8亩到54亩不等，贫富差距明显。三是工商业者和贵族官僚向乡里转移。汉武帝时期，工商业者受到新的官营政策打击，“以末致财，用本守之”的理念愈加普遍，其势力“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史记·货殖列传》）。贵族官僚“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汉书·董仲舒传》）。

    “豪民”不是法律上的称呼，一般也不具备特殊的政治权益，但因为经济势力强大而改变了乡里社会结构，原本平等的编户齐民之间有了明显的高下贫富之分。如《史记·平准书》云武帝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索隐》云：“谓乡曲豪富无官位，而以威势主断曲直，故曰武断也。”又《后汉书·仲长统列传》云：“汉兴以来，相与同为编户齐民，而以财力相君长者，世无数焉。”豪民因财富形成了独立于国家权力之外的权威，“宁负二千石，无负豪大家”的谚语就是写照（《汉书·酷吏传》）。西汉中后期到东汉，编户齐民的人身依附程度不断加强，乡里社会阶层结构也随之变化。

    秦汉治理豪民的政策基本是打击，如政治上迁徙、经济上限制、社会地位上贬低和使用酷吏等，也采取利用方式，改造他们“佐吏为治”或“以为爪牙”（《史记·酷吏列传》）。豪民也通过自身转变，学习经学、调整自我行为，进入官僚队伍。西汉中后期到东汉，豪民及子弟或辟为属吏或察举入仕成为常态，促进了豪民的国家认同。

    乡里宗族势力兴起与治理

    先秦宗法制度解体后，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意识与宗族组织仍然顽强保留了下来，这些宗族不仅限于六国后，基层社会也有宗族。如《岳麓书院藏秦简（叁）》中的《识劫案》，就记载了秦王政时大夫沛在娶为妻后，还要召集宗人征求意见，获得许可后其妻方可入宗，说明宗族在基层社会中仍发挥作用。又，刘邦说“今萧何举宗数十人皆随我”（《史记·萧相国世家》），萧何当时的身份地位也不高，但却有自己的宗族“数十人”。经过汉初六七十年的发展，宗族势力开始抬头，故汉武帝设置刺史时，把打击“强宗豪右”作为考核官吏的第一条标准。当然，在整个西汉，宗族内部之间的联系还不十分紧密，族内公共事务管理机制也不完善，宗族活动大都限于宗族内部家庭之间的议事、赈恤、互助或政治上的提携，干预国家政治、扰乱乡里社会的现象并不十分突出。两汉之际的政治动荡和东汉政权的建立，推动了宗族势力的大发展。战争为有势力的家庭扩大在宗族中的影响力创造了条件，宗族的凝聚力加强。东汉政权的建立者，其本身或为大族，或有大族背景。东汉宗族内部的制度建设、联系机制、政治活动都明显加强。“祠堂”（《盐铁论·散不足》）在西汉中期已经产生，至东汉更普遍，“郡县豪家”往往兴造“庐舍祠堂”（《潜夫论·浮侈》），祭祀祖先。宗族内部已经有较明确的族际范围，有一定的议事制度，有族长支配全族，有相互收养赈恤义务，有法律连带责任以及宗族内部的礼仪规范等。东汉的宗族显然较之前有了更全面的发展。

    取代宗法制度的宗族及其组织在秦汉的发展，本质上是社会经济发展在社会结构与阶级结构上的反映。史书上所称的“大姓”“强宗”“豪族”“衣冠”“著姓”等，往往都是宗族中的代表性人物或家庭，背后都有强大的宗族支撑，他们既是乡里社会中的一员，也与乡里社会融为一体。而宗族的发展及其内部组织化、规范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也对乡里社会产生重大影响。一方面，宗族组织的内部互恤救助等行动，弥补了国家政权力量的不足，起到稳定乡里社会、保全民众的作用；另一方面，宗族中的代表性人物以及这个社会阶层，在政治上对国家权力产生强烈要求。东汉后期，不仅乡里基层政权多为各地宗族势力所把持，察举选官制度的核心“乡论”也被宗族势力所垄断。

    秦汉四百多年的历史，乡里不仅始终是国家最重要的经济基础、政治基础、文化基础与社会基础，也始终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对象。秦汉乡里社会与国家治理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与国家治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 高江涛：都邑遗址考古与中华文明探源——陶寺考古的历程与成就

    陶寺位于临汾盆地的核心区域、塔儿山脚下，如果将其置于更大的时空背景中考察，可以发现陶寺遗址处于我国两大农耕区的交汇地带。考古学界多用“重瓣花朵、多元一体”形容史前文化格局，其中，花蕊所在区域就是中原地区，即陶寺所在区域。可以说，陶寺遗址是探索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的代表性遗址之一，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考古学发展历程中的“亮点”，也是探索与传承中华文明丰富内涵和精神标识的典型遗址之一。全面系统梳理陶寺遗址发现与研究的历程，并在此基础上阐释与总结其成就和贡献，对于中国考古学的未来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初识陶寺

    1958年，山西省开展文物普查工作，在陶寺村的南沟与赵王沟之间，发现面积可能为数万平方米的史前遗址，陶寺遗址遂被发现。1959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建山西队。同年，徐旭生的夏墟调查研究给当时的中国考古学带来了新的研究方向，推动了“夏文化”研究的升温，甚至成就了时至今日未曾中断的研究热点，夏文化探索也成为“考古中国”的重大项目之一。

    1959年至1963年秋冬，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在晋南地区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考古调查，从行政区域看包括临汾地区和运城地区的15个县，8000余平方公里，发现仰韶文化至北朝时期遗址306处，其间发掘垣曲县的丰村、龙王崖、口头遗址等，尤其是1963年冬，在陶寺村南、李庄东南、中梁村东北和沟西村北又发现4处遗址。以往学界对1959至1963年晋南大调查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这次调查不仅发现了众多遗址、开展了一些田野发掘，一定程度上还奠定了山西考古的早期基础，也是徐旭生夏墟调查工作的延续，调查中发现的陶寺遗址以及东下冯遗址等成为探索晋南夏文化的重点遗址。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考古调查材料揭示出河南龙山—二里头时代晋南政治中心的兴衰, 学界普遍认为与陶唐、夏墟传说紧密相连。此外，在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上，此次区域调查可以说是聚落形态考古引入中国前，具有聚落考古特点的“区域系统调查”。

    值得注意的是，197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复查了陶寺遗址，敏锐地发现之前陶寺周边的几处遗址基本连成一片，面积已达到数百万平方米，陶寺从一个普通规模的遗址跃居成为超大型遗址。考古工作者初步认识到它是一处属于龙山文化时期的十分重要的遗址，于是将其确定为晋南首选发掘对象。1977年，高天麟、高炜、郑文兰与襄汾县文化馆的尹子贵、陶富海，再次复查陶寺遗址，为接下来的正式考古发掘打下基础。1978年4月初，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山西省临汾行署文化局合作，开始正式发掘陶寺遗址，拉开了陶寺考古科学发掘与研究的大幕。

    1978年至1985年，是陶寺遗址的初始发掘阶段。考古学是一门实证学科，根据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研究人类社会的历史，田野发掘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手段。这一阶段，陶寺遗址的发掘获得突破性进展，发现了面积达4万平方米的墓地，发掘了1309座墓葬。此外，对居住址进行了小规模发掘，发现年代属于庙底沟二期文化的遗存。随着墓地和居址的发掘，在边发掘、边整理、边研究的理念指导下，发掘者初步认识了陶寺遗址的内涵、特征、年代，并建立起了陶寺文化早、中、晚三期文化发展序列，将其文化性质认定为中原龙山文化的“陶寺类型”，为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研究深入

    发掘整理与研究阐释应是考古学同等重要而不可偏废的两个基本方面，不能重“发掘”，而轻“研究”。1985年之后，陶寺考古在之前重要发掘的基础上，开始转入不断深化研究与阐释阶段。

    首先是对陶寺发现墓地和墓葬的研究，主要成果集中于对大、中、小型墓葬进行了细分：9座大墓分为甲、乙两种，80余座中型墓分为甲、乙、丙三种，610余座小型墓分为甲、乙两种。这些墓地和墓葬的研究表明，陶寺文化早期族群内部就已经呈现金字塔式社会组织结构，极少数贵族占有大量财富和拥有权力，90%的墓主很可能是族群一般成员甚至是奴隶，没有任何随葬品。发掘者据此认为其可能进入了阶级社会，国家的雏形已经产生。

    具有突破性意义的研究是张岱海所撰《陶寺文化与龙山时代》和高炜所撰《陶寺考古发现对探索中国古代文明的意义》，在之前中原龙山文化“陶寺类型”基础上，直接改称其为“陶寺文化”。文化命名的提出意义非凡，使得学界对史前时期这一特殊区域、特定年代、特有属性的文化体及相关人群有了具体而清晰的研究对象，大大拓展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使探讨中华文明起源及早期国家形成等重大问题成为可能。

    需要强调的是，“陶寺文化”并不等同于“陶寺遗址”，陶寺遗址被发掘之后，考古学家发现它周边还有很多与其物质文化类似的其他遗址，经过考古调查，大概有近百处，主要分布于晋南地区的临汾盆地，即峨嵋岭以北汾河下游及其支流浍河、滏河流域。陶寺遗址是其中典型代表且发现较早，所以以“陶寺”命名这个地域的考古学文化为“陶寺文化”。自此，分布于晋南区域的这类龙山时代遗址有了统一的考古学文化称谓。即使如此，这一考古学文化却也存在观点上的分歧。1990年，一些学者曾提出陶寺文化早期属于庙底沟二期文化而非陶寺文化的看法，可谓是基本统一认识之前的小插曲，这恰恰是研究不断被引向深入的直接体现。

    正是因为陶寺遗址所在“夏墟”的史迹和探索夏文化的预设背景，早期发掘后主流观点认为其是夏文化遗存，1983年发掘简报的结论就指出其是探索“夏文化”的重要资料。同时，高炜、高天麟、张岱海撰写《关于陶寺墓地的几个问题》一文，专门探讨了陶寺遗存与夏文化，认为陶寺遗址及墓地很可能就是夏人的遗存，但同时也不排除这里是与夏人居处邻近的另一个部落。这种肯定而又留出开放讨论空间的认识为之后夏文化属性的探讨拉开了序幕。何建安、刘起釪、黄石林等学者认同陶寺文化很可能是夏文化，有的学者考虑到陶寺遗存的测年数据与传统认为的夏纪年有所抵牾，认为陶寺类型文化可能是夏代早期文化，而二里头文化可能是夏代中晚期文化。1985年，十分关注考古发现的先秦史研究专家李民首先挑战了当时的主流观点，在《尧舜时代与陶寺遗址》一文中提出了陶寺遗址与尧舜相关而与夏文化无关的看法。一石激起千层浪，陶寺一类遗存的属性姓“夏”，还是姓“尧”，乃至“尧舜”及其他，争论逐渐火热起来。1987年，王文清明确指出陶寺文化可能是陶唐氏文化遗存。紧随其后，罗新和田建文等明确指出陶寺文化属唐尧文化。大体同时，刘绪也专文否定陶寺类型属夏文化。还有学者如许宏与安也致持陶寺文化属有虞氏文化遗存的看法。值得注意的是，1994年高炜等专家改变原来夏文化的看法转而主张尧文化，而2001年王克林改变原来认为龙盘与夏人有关的认识，认为陶寺文化是以陶唐氏为首的联合有虞氏和夏后氏等氏族部落联盟所在的文化遗存。

    硕果纷呈

    世纪之交的1999年，陶寺遗址重启田野发掘工作。2000年，考古人员在陶寺遗址的北部，钻探解剖了疑似夯土墙遗迹，分别编号Q1、Q2和Q3，并排除了城墙Q1和确定了城墙Q2、Q3为陶寺文化中期的性质，确定了城墙Q2、Q3的年代。在遗址东部与南部，发现并确认陶寺文化中期城墙Q4、Q5与Q6。陶寺三面城墙相连而成、面积约280万平方米的大城逐步得到确认。此外，2001年还在大城以内的东北部发现有疑似墙基的夯土遗迹，即墙Q8～Q11，暗示大城内还有重要城墙类遗存。1999年至2001年，经历三年的逐步发掘确认，陶寺发现了当时黄河流域最大的“城址”，一座面积达到280多万平方米、沉睡4000多年的大城渐渐露出“庐山真面目”。陶寺遗址再现大城意义重大，成为陶寺考古史上的又一次突破，使得陶寺遗址由一个重要的聚落成为一个大型城址。

    2002年至今，陶寺考古进入了新阶段。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启动与推进，陶寺遗址重大发现层出不穷，主要有“观象台遗迹”、中期墓地及中期大墓M22、城北夯土建筑基址、手工业区官署基址、宫城及其门址、宫城内的大型宫殿基址等一系列重大发现。其中，2012年至2017年钻探发现并历时五年发掘确认大城之内面积近13万平方米的“宫城”，2018至2022年又连续在宫城内发掘面积达6500平方米的1号宫殿基址和面积近600平方米的2号夯土基址，使得陶寺出现了外有郭城内有宫城的“双城”结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的这些重要发现逐渐确立了陶寺遗址为史前一处都城的重要地位。一座“文明都邑”逐渐显现在世人面前，而且这座都邑又很可能与我们共同的文明先祖尧密切相关。

    值得关注的是，陶寺遗址正式发掘伊始，就较为广泛地采取自然科学手段如古地磁、孢粉分析、动物考古、铜器分析、地貌水文考察等，有着先进的发掘理念和研究思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开展以来更是如此，包括系列测年、古环境、动植物考古、手工业技术、天文考古、同位素分析、古DNA、残留物分析等手段全面展开并推向深入。可以说，从单一学科研究到多学科、多层次、多角度联合科技攻关，陶寺遗址是考古技术与方法理论的“实验场”与“孵化器”。在不久的未来，陶寺考古还将在都邑的年代序列、环境、资源、生业、人群族属等科技考古方面取得丰硕成果。

    六十余年陶寺遗址的一系列不间断重大发现和丰硕研究成果表明，陶寺文化已经呈现早期国家特征，礼乐文明初步形成。距今约4300至3900年间，以陶寺为代表的中原地区，在广泛吸收各地文明要素的基础上创造发展、迅速崛起、走向一体，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进入新的重要阶段。这些考古成果体现着几代考古人的不懈求索、薪火相传，展望未来，我们仍将脚踏实地、孜孜以求，向着不断推进陶寺考古取得新的成果稳步迈进。

    本文转自《光明日报》（ 2025年03月03日）

  • 陈志武，林展，彭凯翔：海洋贸易与中国南方的兴起（671-1371年）

    今天中国的经济重心显然在南方，特别是在包括广州、深圳、杭州、上海等特大城市的南方沿海省份。然而，在唐代（618-907）之前的数千年里，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中心一直位于北方。正是在唐、宋（960-1279）和元（1279-1368）三个朝代，南方才崭露头角。那么，是什么促成了这一转型？是谁推动了这一根本改变中国经济社会地理的转型？陈志武、林展和彭凯翔在Asia-Pacific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025年最新一期的论文发现，阿拉伯-波斯商人触发并主导的海上贸易，特别是瓷器贸易，是唐宋元时期南方崛起的重要原因。

    中国大概在9千至1万年前进入定居农耕。在接下来的数千年里，许多地区出现了人类定居点，包括南方沿海地区，但代表当时先进发展水平的防御性城邑（由城墙或壕沟所包围），仅出现在长江流域沿线及其以北的地区。目前，已发掘的城邑遗址，新石器早期（公元前8000年-前5000年）有13个，新石器中期（公元前5000年-前3000年）有56个，新石器晚期（公元前3000年-前1700年）有128个。这些小型城邑，虽然按现代标准是面积较小（通常小于一平方公里），但它们是中华文明的早期摇篮。

    在解释为什么中国的史前发展及早期发展未在南方发生时，陈志武、Peter Turchin和王万达（2023）指出，北方地势较为平坦，缺乏自然屏障，使得当地居民更容易受到武力攻击，因此不得不推出人工防御措施，尤其是建设防御性城墙，并引发早期城邑的诞生；因为这种较高的战争威胁迫使北方建立城墙城邑，让北方起先建立并治理高人口密度的复杂社会，开启文明化发展进程，而南方因山区多、易守难攻，故战争威胁少，就无必要建立城墙城邑，错失发展早期复杂社会的机会。因此，战争驱动型增长是北方史前和早期历史时期的特点，这可以称之为北方发展模式。（这里的北方与南方大致以长江为分界线，文章还考察了南方沿海的府，见图1）。

    图1 1820年清朝的南方沿海、南方和北方

    然而，从公元8世纪南方开始崛起，表现为其人口占比从742年时的24.6%增长到1393年时的58.3%（南方沿海府的比例在同一时期从5%增至18.5%），这彻底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经济格局，使经济与社会重心转移至南方（见图2）。

    图2 中国本土（相当于清代的内地十八省）南方（红色）及南方沿海（蓝色）的人口占比

    注：对于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2年之间的时间点，使用每个地区的考古遗址数量作为人口的代理度量，数据来源于香港大学量化历史中心的中国考古数据库（CADB）。对于公元2年后的时间点，每个地区的人口估算来自《中国人口史》和国家统计局。

    从唐代初期（618年-907年）到明代初期（1368年-1644年）的七个世纪，历史学家称之为唐宋元（或简称唐宋）转型，因为它涵盖了唐、宋（960年-1279年）和元（1279年-1368年）三个朝代。自新石器时代早期以来，南方一直是中国的边陲地区，因此南方常被称为“南蛮”，但在转型的高潮时期，南方出现了许多繁荣城市。当马可·波罗在13世纪后期访问中国时，他对泉州——一个在唐代之前并无太多人烟的港口城市——印象深刻，称其为“世界上两个最大商贸港口之一”，并称之为“东方的亚历山大”。另一个例子是，广州的户数从713年-741年时的64,250户增加到1174年-1189年时的195,713户。

    从14世纪末开始，尽管南方在明清时期经历了绝对人口的增长（除了太平天国时期 ），但相对占比逐渐衰退，其人口比例从1393年时的58.3%下降到1953年时的38.1%（见图2）。在1393年至1953年间的每个分时期，北方的人口增长率始终超过南方和南方沿海地区（见图3）。因此，到明代晚期，社会经济重心再次回归北方（至少在中国本土范围内）。

    图3  中国本土（相当于清代的内地十八省）南方、南方沿海和北方的年人口增长率

    注：蓝色、红色和黄色线条分别表示南方沿海、南方和北方各时期的年人口增长率。数据来源与图2相同。

    唐宋元时期发生了什么？

    那么，到底是谁、什么事促成了唐宋元大转型？现有文献强调了（1）农业技术进步的作用，如占城稻的引进，（2）水道和河流网络的改善，（3）战争引发的从北向南大移民，以及（4）国内商业的增长。关于海上贸易是否在唐宋转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学术界也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海上贸易推动了宋代南方的商业革命，也有学者认为海上贸易的影响不应被过分高估，因为关税收入仅占财政收入的一小部分。而关于阿拉伯波斯穆斯林商人发挥的作用，就更是研究甚少。

    本文指出，推动南方崛起的正是从7世纪末开始逐步进入广东及其他沿海地区的阿拉伯波斯穆斯林商人（以下统称阿拉伯商人），他们引发了海上贸易的繁荣，并使海洋贸易在南宋至元代期间达到顶峰，推动了南方中国的崛起。从这个意义上，这种由市场驱动的斯密式增长，通过对外开放和远程国际贸易，创造了南方。

    正因为南方的崛起是由贸易和商业推动的，而北方早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是由战备驱动的，所以，南方文化明显偏向商业和市场（南方重商、志在经商），而北方文化则倾向于政治权力和等级制度（北方重权、志在做官）；南方和北方发展的驱动力差异带来了新的城市类型——北方发展出了“城”（突出防御功能的城墙），而南方发展出来的是贸易“市”镇（market towns），虽然现代中文里把两类高人口密度的聚集地合在一起叫“城市”。南方兴起的市镇与北方的防御性城邑之鲜明对比，也在于南方市镇更加开放，专注于商业和民生，而非防御性战备的军力建设。

    证据何在？

    为了验证以上假说，文章聚焦到海上瓷器贸易。在明代之前，瓷器是中国最主要的出口商品之一。尽管并非唯一的出口商品，但却是海上贸易的代表性商品。

    本文展示了海上瓷器贸易的三组宏观数据。首先，从生产方面看，从7世纪末到14世纪末，南方生产瓷器的主要窑址数量增加许多，尤其是在宋元时期达到顶峰；在唐宋时期，主要陶瓷窑址多半在北方，而到宋元时期，61.9%的主要窑址在南方，特别是沿海。但，从15世纪开始，南方的陶瓷窑址数量和占比都急剧下降（因为朱元璋开始实施的海禁）（见图4）。

    图4  隋唐、宋元和明清时期主要窑址及位于南方的百分比

    注：左侧和右侧纵轴分别表示每个时期（隋唐、宋元、明清时期）主要窑址的总数和位于南方的主要窑址百分比。

    其次，从陶瓷消费端——出口目的地：中东、西亚、东非、北非——来看，在那里已经考古发掘出的中国陶瓷碎片总数，自公元9世纪以来逐年上升，也在14世纪达到顶峰，随后显著下降（见图5）。如果将这些当年陶瓷出口目的地挖出的中国陶瓷碎片总数视为衡量中国每个世纪瓷器出口量的代理指标，那么，瓷器出口也应在14世纪达到巅峰，这跟图4反映的瓷器生产端的起伏情况高度吻合，也跟图2反映的南方人口占比的起伏高度一致：从唐朝中期开始上升，到元末、明初达到峰值，然后因朱元璋海禁而逐步下滑。这表明，海上贸易，尤其是瓷器贸易，在推动南方崛起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图5  西亚和非洲出土的中国瓷器碎片与南中国出口瓷器的百分比，按世纪划分

    注：左侧和右侧纵轴分别表示“在西亚及东非和南非出土的中国瓷器碎片总数”和“从南中国窑址出口到西亚和非洲的瓷器百分比”。本图使用的数据来自张（2024），涵盖了来自170个遗址的27,729件瓷器碎片。

    为了正式检验上述假说，文章以覆盖清代中国的269个府为基本分析单位，基于三个不同时期的面板数据集做具体量化验证：742年–976年（唐代）、976年–1393年（宋元）和1393年–1851年（明清），每一分期为面板分析的基本时间单位。由于数据的限制，尤其是古代窑址和府级人口的数据，这些时间段并不完全对应各个朝代的始末年份。由于历史上府的边界变化频繁，他们采用已有文献中一贯做法，将各时期的数据调整到以清代1820年的府为基准。

    （A）隋唐时期
    (B) 宋元时期
    (C) 明清时期

    图6  各时期的海关位置（星）、主要窑址（蓝点）和年人口增长率（橘红深浅）的分布

    分析中，被解释的结果变量为每个府在一个时期的年人口增长率。在文献中，人口密度常常被视为度量经济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因为在工业化之前的马尔萨斯经济中，繁荣的地区能够支持较高的人口密度。然而，由于文章中的面板数据涉及不同年数的分时期，作者采用各期的年化人口增长率，以确保结果变量的跨期可比性。

    核心解释变量（原因变量）是每个府到最近海关的距离。这一指标的设计是基于这样一个理论：离海关越近的地区应当具备更低的海贸成本、更强的市场信息优势和更便利参与海上贸易的条件，因此，他们更会参与海上贸易，其地方经济和人口增长应从海上贸易受益更多。唐代之前并未设立正式的海关。大致自公元713年起，唐代在广州设立了专门管理海上贸易的官员——“市舶使”。宋代至明代的海上贸易管理机构为“市舶司”，清代改名为“海关”（其各时期的分布，见图6）。为行文方便，这里统一称为“海关”。

    实证分析表明，在研究期内，越是靠近海关的地区，其人口增长率就显著高于远离海关的地区。具体来说，如果一个府在各方面与一般地区相同，但其到海关的最短距离是后者的两倍，那么，该府的年化人口增长率会低于一般府，仅为后者增长速度的一半。因此，海上贸易对742年至1851年间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显著的；尤其在唐宋元时期，海上贸易带来的经济与人口增长最为凸显，成为南方崛起的主要推动力，但从明初开始，这一效果就逐渐式微。

    为了将海上贸易的影响与其他混杂因素区分开来，文章在稳健性检验中加入了若干控制变量，如地区的地形崎岖度和水稻、小麦宜种指数（以排除农业生产条件的影响）。作者还控制了每个时期各府经历的战争数以及战争移民的影响，以排除战争和大规模迁徙的影响。此外，还控制了河流网络密度，以消除国内商业活动对检验结果的影响。在考虑了这些其它效应之后，基本结果仍然成立：海洋贸易参与度越高的地区，在唐宋元期间的人口增长速度显著越快。

    是陶瓷贸易吗？

    以上分析表明，接近海关代表着较高的海上贸易参与潜力。但潜力不等于现实。为了深入挖掘一个地区的实际出口贸易参与水平，文章使用各府主要瓷器窑址的数量作为代理变量，以衡量该地区在一时期内的出口贸易参与程度。因为在十五世纪之前，瓷器和丝绸是中国主要的出口商品，茶叶还没唱主角。根据考古发掘，南方沿海地区自唐代起就有窑址，但起初，大多数窑址位于北方，远离海岸（见图6A）；但在宋元时期，由于海上贸易的蓬勃发展，沿海地区兴建瓷窑，许多主要窑址就位于更接近海岸的地区（见图6B）；1371年海禁政策出台后，许多沿海窑址在明清时期（1644–1911年）被废弃（见图6C）。文章的分析显示，在742年–1393年（唐宋元时期），靠近海关的地区拥有显著更多的窑址，这些地区的人口增长率也显著更高，而这一效应在明清时期则明显减弱。这些结果在控制了多个协变量的影响后仍然成立。

    与实证结果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阿拉伯商人能够长期主导远洋贸易？值得注意的是，南方沿海的海上贸易至少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前221年），而陶瓷窑址的历史则更早。但在公元7世纪之前，海上贸易的规模和范围是有限的。转折发生在7世纪，伊斯兰教在中东兴起，并很快在西亚、东非和北非扩散传播，带来了以下变化。

    首先，伊斯兰教的圣训禁止使用黄金和白银作为饮食器皿，因此瓷器成为穆斯林精英以及后来的中产阶级的良好替代品。早期的瓷器如陶碗、杯子、罐子和瓷壶占据了商船的大部分空间。其次，伊斯兰艺术和建筑必须避免描绘人类和动物形象，因为教义禁止偶像崇拜，这促使采用抽象的几何和植物图案以及书法来进行装饰、绘画，如清真寺、建筑、家居、装饰、坟墓等场景所见。瓷器的非具象特性使其成为同时满足宗教和装饰功能的理想媒介。正因为如此，瓷器成为了伊斯兰艺术的标志性元素，结合了功能性、宗教规则和美学。尤其是，伊斯兰艺术和装饰偏好重复使用同样的形状图案，需要重复使用大量一模一样的瓷片，这就要有大量劳动力，而唐宋元时期的中国是同时期人口最多的国家，加上中国有悠久的精良陶瓷工艺传统；于是，随着伊斯兰教的成功传播，也由于伊斯兰艺术的特殊要求，通过阿拉伯商人作为贸易中介，创造了对中国瓷器的巨大需求，让中国在宋元时期就成为“世界工厂”（当然，制造的是陶瓷），促成了本文所研究的海上贸易繁荣并造就中国的南方。

    总结来说，从唐代到元代，中国南方的崛起是由于阿拉伯和波斯商人唐初来到中国，带来对瓷器和其它商品的巨大需求，并在宋代中期以前主导了远程海洋贸易；为了配合长程贸易的陶瓷等商品需求，不仅沿海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得以发展，而且也带动了离海岸线较近的南方各地的商业、手工业和农业，这种外溢辐射效应就跟1980年代的对外开放贸易不仅带动沿海，也带动了南方其它地区的发展一样。阿拉伯波斯商人催生的这一变化促使南方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的中心，并将中国的市场经济进一步融入到全球网络中。与此同时，北方的传统发展模式依旧与战争和防御相联系，形成了南北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文化模式，分别代表了北方与南方的历史发展轨迹。

    总 结

    本文的贡献涉及三方面。首先，它加深了我们对海上贸易和斯密增长影响的理解。工业革命之前，斯密增长主要是由市场扩展带来的专业化增加推动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本研究强调了海上贸易在唐宋元时期推动斯密增长的关键作用。此前，斯密增长被认为是宋代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但阿拉伯商人主导的海上贸易并未被视为其主要驱动力。此外，根据本文的发现，斯密增长在中国的开始时间应追溯到唐代，而非宋代，因此比现有文献中所述的时间要早得多。这一研究也补充了Acemoglu等（2005）的工作，后者将大西洋贸易确立为现代欧洲沿海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然而，本文的研究重点是中世纪时期印度洋和西太平洋的海上贸易，比西方大航海时代要早九个世纪。

    其次，本文的研究为唐宋变革的讨论做出了贡献。特别是，文章不仅描述了中国社会经济中心从北方向南方的转移，而且实证性地展示了是谁（阿拉伯-波斯商人）和是什么（海上贸易，尤其是瓷器贸易）触发了这一转变，丰富了我们对中国历史从7世纪末到14世纪末的理解，阐明了南方崛起的原因。尽管以往的研究侧重于农业技术进步、水路改善、战争引起的大迁徙以及国内商业发展在解释这一转型中的作用，但它们大多忽视了阿拉伯-波斯商人对海上贸易的影响以及海上贸易对唐宋变革的催化作用，尤其是由阿拉伯-波斯商人建立的远距离跨国信任网络，这些网络根植于他们共同的伊斯兰信仰。

    第三，本研究为应用考古学和历史数据研究中国历史做出了贡献。正如王庚武（2003）所强调的，历史记录的编纂者大多数来自北方，尤其是在唐代之前，他们并不了解南方，特别是不知悉沿海地区的情况，因此无法将许多关于南方发展的事件和进展纳入早期的历史档案。由于传统的历史学家在研究这些早期王朝时主要依赖历史档案，他们的研究深度和广度因此受到了限制。然而，近年来，中国、西亚、西南亚、东南亚、东亚和非洲的陆地及沉船遗址的考古发掘出版了大量文献，为研究海上贸易史的全貌及其社会经济影响提供了丰富的数据集。通过将考古数据与历史数据相结合，本文为揭示唐宋元变革的触发因素提供了新的视角，进一步阐明了南方崛起的过程。

    Chen, Zhiwu, Zhan Lin, and Kaixiang Peng. “Rise of the south: How Arab‐led maritime trade transformed China, 671–1371 CE.” Asia‐Pacific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025).

  • 杜润生：对深化改革的一点看法

    关于农村经济政策问题的一些意见

    今年（1981年）元月一日至八日，我随紫阳同志到鄂豫鲁三省的宜吕、荆州(重灾区)、南阳、开封和菏泽(困难地区)五个专区，对农村情况进行了考察，听取了地方干部的汇报，访问了一些农户。据一路所见所闻，深感农村形势比我们所想象的还要更好一些。在生产方面、党群关系方面、干部工作作风方面，都出现了好的势头。这就进一步证明了党的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关于农村的重要决策都是完全正确的。坚持下去，必然会推动农村事业更加蓬勃地向前发展。

    一、困难地区实行包产到户稳定几年，大有好处。

    河南省的兰考县和山东省的东明县，属于长期落后、贫困的地区，是生产靠贷款、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教济的“三靠”穷县。这两个县都是实行了包产到户和大包干到户。从一九七八年开始试行至今，兰考县已占生产队数的百分之八十，东明县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经济效果显著。兰考县粮食总产量，近十几年在二亿斤上下徘徊，一九八〇年达到三亿一千万斤，全县一九七八年还净吃返销粮八百万斤，一九七九年转缺为余，一九八〇年净交售三千二百万斤。棉花、花生也大幅度增长。社员人均集体分配收入，由一九七九年的四十九元七角，增至八十元，如将超产部分的个人收入计算在内，可达一百几十元。有个最穷的生产队，社员常年在外要饭棚口，包产到户后，一年人均口粮即达五百八十六斤，最困难户收入亦达三、四百元，还出现不少千元以上的“富裕户”。一九八〇年全县累计社队陈欠国家贷款一千五百万元，当年增产增收后，农民立即偿还陈欠贷款一百八十万元。东明县一九五八至一九七八年二十年间，净吃国家返销粮四亿五千万斤，花国家救济款和累欠国家贷款达七千八百万元。现在也由缺粮县变为余粮县。到目前为止,国家已收购粮食六千万斤，棉花三百万斤，花生七百四十万斤，芝麻四百七十万斤。社员人均集体分配收入一九七九年为三十一元，一九八〇年连超产部分的收入计算在内，超过百元。全县农村的人均储蓄存款，一九七九年为三元，一九八〇年达十七元。

    开封地区的登封县和菏泽地区所属各县均实行了包产到户，与兰考、东明的变化情况大体相同。

    目前，这些地区社员的温饱问题已大体解决。农民喜气洋洋说:“过去愁着没饭吃，现在愁着粮食没处放，再不用出门要饭了。”“联产联住心，一年大翻身。红薯换蒸馍，光棍娶老婆。”农村市场上，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的确良等消费品供不应求。有百分之十的农户盖起了新砖瓦房。同时，对生产资料的需求量也大大增长，大牲畜、架子车、双犁、轧花机、小型脱粒机、高质量的手扶拖拉机等添置不少。他们说:“二十多年了，可熬到自己能当家了”。现在是“既有自由，又能使上劲。”“戏没少看，集没少赶,亲戚没少串，活没少干，粮没少收”。到处听到同样的呼声，希望能三几年不变，“一年不变有饭吃，二年不变有钱花，三年不变小康家，国家赶快盖粮仓。”

    这些长期落后，贫困的地区，在短短一两年内发生了如此显著的变化，原因是多方面的。气候好，“天帮忙”固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在极左路线下也有天时好的时候，并未见引来象去年的这种变化。看来起主导作用的，还是党的政策。据菏泽地委谈，三中全会以来，他们根据中央文件精神落实了十一项政策，其中主要的有三条:
    (一)尊重社队自主权，因地种植(过去沙壤地不准种花生，盐碱地不准种棉花，淤地不准种大豆)。
    (二)收购价格优惠(这些穷困地区没有征购任务，或基数很低。现在交售的粮、棉、油多按超、议购价格收进)。
    (三)生产队建立了各种生产责任制，并允许包产到户。

    包产到户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把集中劳动和平均分配当作集体经济的优越性来提倡，大呼隆加上吃大锅饭，把农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都搞掉了。社员在干部的监督下进行“集体劳动”，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一年干到头，分到的东西还不足棚口。农民穷得活不下去，想自己谋点生路，又被当作资本主义行为来批判、斗争、限制，一点自由都不给。社员出工不出力，搞低效劳动或无效劳动。干部管得越紧，群众应付办法越多：“队长在，我就磨，队长走，我就站。”人们把这种情形概括为三个字：“摽、穷、靠”。摽在一起受穷，穷得没饭吃，就靠国家救济。干群关系越来越坏。一个支书说：“一年之内，春、夏、秋拿龙提虎，冬天当狗熊。”意思是平时想法儿整治社员，得罪了人，一到冬天搞运动时，就成了斗争对象。上级领导看到集体办不好，总认为是“资本主义作怪”，连年整顿，越整越“左”，离群众也就越远。集体经济本来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可是由于采取了上述过左做法，压抑了社员积极性，就走向反面，变成了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了解了这些情况，就不难理解包产到户为什么在贫困、落后地区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对于包产到户，群众热烈欢迎，干部冒险倡导，这正表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个法则，在背后起着不可抗拒的作用。在与干部谈话中，紫阳同志说:“包产到户，堵是堵不住的，只能导，不能堵。群众要求政策三年不变，我们就按群众意愿办。在这些地方，包产到户的办法要稳定一个时期。”只有这样，符合当地实际，有利于大局。

    类似兰考、东明这样的穷困地区，全国大约有一亿五千万人口。退到包产到户，搞它三、五年，使这里的社队转变穷困面貌，使每个农民平均收入达到一百元上下(集体收入和家庭收入)，并减轻国家每年返销儿十亿斤粮食的负担，是完全有可能的。包产到户，特别是包干到户这种形式，虽然带有个体经营性质，但由于它是处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不同于历史上封建社会时期的小农经济，今后一个时期还会有相当大的生产潜力可以发挥，这是可以肯定的。以两千年搞小农经济受穷为理由，来否定包产到户有增产可能性，是缺乏根据的。当然，包产到户也有它不容否认的局限性和消极因素。在这些地方，包产到户和大包干到户带来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如计划种植、农机利用、水利设施的维护和使用、地块零散、军属和五保户的优抚、民办教师赤脚医生的待遇等等问题，已经遇到了，也提出来了。但据已有经验，凡是生产队组织和领导能继续下去(这点至为重要)的地方，都能找到某种解决办法。如：农机具可以包给机耕承包组或户，实行计费代耕：民办教师包了一份田，又补口粮几百斤，加上每年公助费一百八十元，收入不算太低，军烈属也有照顾办法。而且，对于包产到户，应当作为一种过渡形式来评价其作用。随着生产的发展，农民对扩大再生产的要求必然会提出来，那时就会重新走向新的联合。一些农民也很清楚：“包产到户是个穷法儿。三几年后，叫俺咋办就咋办，俺还要集体的。”听说实行包产到户较早的社队，社员之间由于各种条件不同，已出现了收入差距;一部分农民为了克服生产上的困难，又开始了小规模的合作，如简单的牲口插犋、换工、调整地块等等。有些资金较充裕的人，三、五联合起来，自负盈亏，搞打井、机耕、育种、粮米加工等专业性的技术服务业务。预计今后承包土地会逐渐向务农能手集中，副业向另一些能工巧匠集中，逐步形成专业化分工。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扩大联合范围。可以看出，包产到户走向联合是必然的，但不一定再走过去的路子-一声令下，全面组织起来，而将根据经济上的需要，通过各种自愿的小型合作，走上逐步扩大的道路。这是后话。现在应当先稳定下来。在稳中求变，不要急忙图进。

    本文来源：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10月第一版

    对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几点看法

    一、当前中国要过好“市场关”与“民主关”

    在加入 WTO 以后，中国承诺了，而且国际认同了中国将按WTO的规则，即全球化贸易规则，重新修订中国的有关法律、规章。包括总结历史经验，需要在《宪法》中规定市场经济和私有经济的合法性，并接受工商联的建议，进一步确认在现阶段，和公有财产一样，应“保护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过“市场关”，必须同时过好“民主关”，两者密不可分，不能只接受市场，不接受民主。经济上所有制多元化，反映到政治上必然出现多种经济主体参与的新格局，他们分别代表不同所有制与不同阶层的经济利益，提出不同的要求。为使这些不同声音、不同要求得以充分表达，作为执政党，必须发扬民主，尽可能地从多方面集中群众意见，避免决策的失误。这就是在过“市场关”的同时，还要过“民主关”的经济动因。那些不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实质上是当前深化改革、稳定社会的主要桎梏，也是对于执政党，地位的一种潜在的威胁。江泽民同志提出加强民主法制，进行具有中国特色的，而不是形式上照搬西方的深入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正确决策。

    二、过好“民主关”，必须确立相应的制度框架

    (一)政府主要官员经民主选举，候选人实行差额选举法，行政司法立法，相互分工，相互制衡，防止政府过度集权。

    (二)给农民以国民待遇。从制度上、体制上、法律上废除歧视农民的分割城乡的户籍制，让农民享有自由迁徙权和《宪法》给予的其他公民权利。除土地税外，免除其他附加税，经营服务业按城市居民一样收取所得税。

    (三)根据江泽民同志“七一讲话”精神，加强执政党的建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鉴于市场经济包含多元化的经济成分，极为分散的独立的企业，复杂的对内对外的经济联系，以及频繁的社会交往，党的一元化领导应主要依靠制定方针政策和党员模范作用来实现。不可以党代政，干涉政府、社团、企业、事业单位的具体业务。党要管党，特别是管好在不同岗位上担负领导工作的干部，要求他们以身作则，凭本人道德品质和优良业务水平，以及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坚定性，密切联系群众，从整体上推动社会进步。要发动群众实行民主监督，防止公务人员违法乱纪，贪污腐败，蜕化变质。

    (四)加强全国人大、政协的民主功能。建国前后，毛泽东、周恩来极其重视政治协商会议，拟订政协《共同纲领》，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通过民主讨论，集思广益，共商国是，提倡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自我批评达到新的团结，以利于发挥各阶层、各界人民的建设积极性。关于政府组成，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规定了“三三制”的权力结构。放手使用、信任非党民主人士参加政府工作。今天，党具有崇高威望和掌握政治上、军事上及组织上不可替代的实力，应当更充分地发挥人大、政协的作用。党不宜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要从直接干预经济事务中退出，以便发挥好领导作用。

    民主的实质，首先是一种办事秩序，重大的问题要经过当事人、有关者，特别是法定协商机构，表达意见，体现决策民主化与科学化。人大是最高权力机构，应充分发挥《宪法》赋予人大代表的神圣的民主权利。对于人大代表提出的问题以及批评、建议，党组织应采取热情支持、鼓励的态度。由人大、政协承担部分民意的反馈作用，对全局和长远的稳定是极为必要的，不可或缺的。

    (五)要消除民主“恐惧症”。一个民主国家发生一点小乱子不可避免，不必害怕。中国不会由于民主而出现大规模的动乱，只会由于不民主而出现暴力闹事局面。

    有13亿人口，占地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国，出点小乱子有利于暴露出隐患和潜在矛盾，及时研究对策，改正错误，有利于防止小病酿成大病。因此，对个别地方群众集体反映意见，无需惊慌失措，但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预警方案、对策。在和平建设时期，人民内部矛盾是客观存在，甚至会突出起来，解决矛盾的惟一办法是根据毛泽东同志倡导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导方针，发扬民主，建立民主制度。全球化，不只是经济全球化，也伴随民主政体全球化。“民主关”必须过，中国一定会在这一进程中走在前列。

    本文为2002年6月11日，杜润生谈话记录整理稿，选自《 杜润生文集》下册，山西出版集团2008年7月第1版第1283—1286页

  • 韩建业：论五帝时代

    “五帝时代”指古史传说中夏代以前的中国上古时代，其历史真实性在古代原不成问题。但自晚清民国以来，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下疑古之风盛行，五帝时代因之基本被否定，极端者甚至有“东周以上无史说”。虽然因晚商都邑殷墟、早商都邑郑州商城等考古学发现，此说宣告破产，但对商代以前的夏代乃至五帝时代，学术界的质疑声至今仍未断绝。五帝时代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只有紧密结合文献史学和现代考古学，并以适当的方法展开研究，才有希望逼近答案。

    一、文献记载中的五帝时代

    《周礼·春官·宗伯》：“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其中“三皇五帝”显然指人而非神，且“五帝”晚于“三皇”。《周礼》所载官制等基本符合西周或者春秋时期的实际情况，可知“三皇五帝”的提法也当出自西周或春秋，而非战国以后的发明。战国时期出现“五帝”的情况增多，《荀子》《战国策》中各3处，且多与三王、五伯并举，《吕氏春秋》中有14处之多，一般连称“三皇五帝”或“五帝三王”。和“三皇”有多种组合的情况不同，严格来说“五帝”说其实只有一种，就是出自《大戴礼记·五帝德》《帝系》当中的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在《国语》中也有同样的排列顺序，很可能是至迟在春秋时期已有的说法，后被《史记·五帝本纪》采用。其他一些曾被称为“五帝”者其实并非确指，或者属于神圣而非人王。即便真正的“五帝”就一种说法，那也应该是从众多古人中挑选的结果，同时期还存在很多其他杰出人物。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可以使用“五帝时代”这个概念，指称以“五帝”为代表的那个时代。有关五帝时代的记述，目前只能在商周及以后的文献中见到，被认为部分可能是“口耳相传”的结果，五帝时代一般也就被划到“传说时代”的范畴，相当于西方学术界所谓“原史”时期。

    疑古学者多视“五帝”为神话人物，基本否定五帝时代的历史真实性。顾颉刚在1926年出版的《古史辨》第一册中明确提出“层累地造成古史说”，认为东周初年《诗经》里有天神禹，东周末年《论语》里出现尧、舜，战国至西汉伪造了许多尧、舜之前的古“皇帝”，结论是“东周以上只好说无史”，“自三皇以至夏商……都是伪书的结晶”。更早的时候，胡适也主张“中国东周以前的历史，是没有一个字可以信的”。但1928年开始的对殷墟的发掘，发现甲骨文、宫殿、王陵等大量证据，确凿无误地证实晚商属于信史。这不但推翻了“东周以上无史说”，而且证明“层累地造成古史说”逻辑难以自洽。又因晚商史业已被证为信史，早商、夏代甚至五帝时代的历史真实性也理应重新加以考虑。

    其实早在1917年王国维就发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论定《史记·殷本纪》所记载的商殷世系几乎完全合于甲骨卜辞所见商人世系。王氏明确认为尧、舜、禹属于历史人物，不应疑古太过。之后蒙文通于1927年出版《古史甄微》，提出中国上古民族可以分为江汉、海岱、河洛三系。徐旭生在1943年出版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提出中国古代部族可以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1935年傅斯年则提出“夷夏东西说”。这些研究虽与传统的中华一脉古史观有别，但却都是在承认五帝时代真实历史背景的基础上做出的综合研究。

    五帝时代的诸多人物并非出于战国西汉以后的杜撰，这在晚商、西周和春秋时期的出土文献中也有所证明。殷墟甲骨文中的“四方”“四方风”，见于《山海经》和《尚书·尧典》。殷墟甲骨文中商人将帝喾（高辛氏）作为高祖，这也和传世文献吻合。刻有“天鼋”或“天”族徽的先周和周代青铜器主要分布在陕西，或与轩辕黄帝的名号有关。西周图片公图片记载禹敷土浚川，春秋秦公簋记载“鼏宅禹迹”，春秋晚期的秦公一号大墓石磬上秦人将高阳（颛顼）作为高祖。战国时期金文简牍上关于五帝时代的记载就更多了。比如齐侯因图片敦铭文记载田齐的高祖为“黄帝”，长沙子弹库楚帛书关于炎帝、祝融、帝俊、共工等的记载，清华简《五纪》关于黄帝、蚩尤等的记载，以及其他简牍上有关于尧、舜的记载。

    但需要承认的是，不管传世还是出土，目前尚不见晚商以前的相关文献。换句话说，所有关于五帝时代的记载都见于至少七八百年之后的文献中，它们的说服力因此大打折扣。但学人很早就提出新的解决途径：“要想解决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即便顾颉刚也认为，地下出土的古物既可以用来破坏旧古史，也可以用来建设新古史。李学勤则从文献和考古结合的角度，提出要“走出疑古时代”。显而易见，探索古史真相不能仅依靠文献记载，还得和考古学结合。

    二、五帝时代考古学探索的方法

    利用考古学探索并一定程度上实证古史，最重要的是达成传说和考古资料这两个古史系统之间的互证互释。考古资料是传说史料最可靠的参照系，经过百余年的工作，这个参照系已经以中国史前（原史）考古学文化谱系为主要内容基本建立起来。假设五帝时代为真，那么当时不同族群集团的遗存及其时空框架也应包含在其中，只待与传说史料相印证。

    早在20世纪30年代，徐中舒就提出虞夏对应彩陶文化（仰韶文化），太昊少昊对应黑陶文化（龙山文化）。到了50年代，范文澜又推测仰韶文化可能为黄帝时代文化。七八十年代以来，关于五帝时代的考古学探索更多。既有对炎黄、三苗、东夷、有虞氏、陶唐氏、共工氏 等族群所对应的考古学文化的探索，有对“大禹治水”等个案的研究，也有从宏观上对五帝时代的把握，并主要形成两类意见。第一类意见认为，五帝时代大体可以与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对应。如严文明、苏秉琦等认为仰韶文化后期（铜石并用时代前期）对应炎黄时期，龙山时代（铜石并用时代后期）对应尧舜禹时期，笔者等进一步提出仰韶文化前期已进入炎黄时期；许顺湛认为仰韶文化对应炎黄文化，仰韶文化末期到龙山时代早期为颛顼时代，中原龙山文化早期对应帝喾时代，中原龙山文化晚期对应尧舜时代。第二类意见认为，五帝时代和龙山时代大体对应。如童恩正认为中原龙山文化和“五帝”符合，沈长云、江林昌认为五帝时代大致对应龙山文化时期，李先登等具体提出五帝时代早期的黄帝、颛顼、帝喾时期相当于龙山时代早期，五帝时代晚期的尧舜禹时期相当于龙山时代晚期，徐义华认为龙山时代城址的大量出现可能与黄帝时代的战争背景相关。

    总体来看，上述关于五帝时代的宏观认识，时间上不出仰韶文化时期和龙山时代，空间上集中在黄河中下游，涉及长江中下游和西辽河流域。空间范围的框定基本就是根据文献传说，时间范围则是从夏商所对应的考古学文化前溯，大致符合“从已知推未知”的逻辑思路。殷墟和郑州商城遗址的发掘，确证殷墟文化和二里岗文化分别为晚商文化和早商文化，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基本确定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或晚期夏文化，则五帝时代只能在之前的龙山时代甚至更前，但到底“前”到何时则不好确定。有些学者在基本信任文献传说的前提下，以神农氏“教民稼穑”为依据，设想当时应为农业社会，认为应该从仰韶文化开始，但实际上中国农业在距今8000多年的前仰韶时期已有初步发展。不少学者以《史记·五帝本纪》所记轩辕黄帝征战四方、统一天下、置官监国为根据，设想其社会应该比较复杂高级，但到底高级到何种程度，是初步开始社会复杂化，还是即将进入或已经进入国家社会？这些其实都难以遽断。考古学上对农业起源发展和社会复杂化进程的认识本身就存在不同意见。还有就是这种“比附”式宏观观察方式，很依赖于文献记载细节的真实性——而这本身是需要验证的。也有不少人想当然地以为，既然关于五帝时代的记载比较模糊，那么与考古学的对应也自当比较宏观笼统才对，但问题是如果每一个细节和局部都得不到证实，又如何能保证整体和宏观的真实性？因此，对五帝时代的考古学探索，最终还需从细节和局部入手，而且必须遵循严格的论证逻辑，找到有效的研究方法。

    “由已知推未知”的思路建立在考古学文化一定程度上可以对应于族群、国族的前提之上。我们可以将族群分成三种情况：一是具有相同文化传统、文化习俗和语言的事实上的族群，一般和考古学文化有较好的对应关系；二是当时人所认同甚至包含一定程度建构成分在内的族群，最容易在民族志中找到案例；三是文献记载中的族群。这三种族群多数情况下其主体部分应该是重合的，是以第一种情况作为基础的。国族指国家层面的族群共同体，由一个族群扩展或多个族群融合而成，因国家力量整合形成血缘、文化、语言、历史等方面的共性。因为文化等共性的存在，国族也会和考古学文化有一定程度的对应关系，但情况更为复杂。族群和国族的复杂性，提醒我们考古学文化和族群不宜做简单对应，已进入早期国家阶段的五帝时代尤其如此。但从商周二代国家范围和考古学文化圈存在一定程度的对应关系来看， 考古学文化和国族的对证研究并非不可行，与一般族群的对证研究理应更有可能。

    尽管如此，古史传说中关于特定族群的记载往往存在模糊或歧异之处，加之很难对族群和国族进行区分，而考古学文化本身通常也并非毫无异议，这就使得考古学和古史的对证很容易导向诸多难以验证的推论，对五帝时代的考古学对证尤其如此。这也是很多人质疑古史和考古学能否对证研究的主要原因。但如果我们遵照严谨的逻辑，找到若干比较确定的关键点，再将这些关键点串联成面，而且和古基因、古语言谱系研究结合起来，就有可能增强古史对证的准确性和有效性。为此，笔者有针对性地提出两种研究方法，即变迁法和谱系法。

    “变迁法”就是以考古学上观察到的巨大变迁来一定程度上证实文献传说中的重要战争或迁徙事件的方法。考古学上的巨大变迁，包括考古学文化巨变和中心聚落巨变两个方面，前者指考古学文化面貌格局发生大范围的剧烈变化，后者指中心聚落、古城等突然毁弃或者出现破坏、暴力现象，两者通常互有关联。而这些在考古学上都是相对容易识别到的。巨变往往是大规模战争和迁徙事件的产物，推测也应当是古人最倾向于记载、传承下来的内容。因此，用考古学上的巨大变迁对古史加以验证，相对容易且确定性也较高。而用这种方法所获得的关键认识，又可以进一步作为其他相关研究的基点。

    “谱系法”则是将文化谱系、基因谱系、语言谱系和族属谱系相互结合的方法。族群既然和血缘、语言、文化都密切相关，那么如将它们都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推论的确定性一定会增加。如果再将四个谱系结合起来，就会形成更加确定的推论。目前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谱系的基本框架和基本内容已经确立，只是需要不断完善。对古代人群基因和语言谱系的建立方兴未艾，目前已经在揭示东亚现代人基因组、中国南北方史前人群迁徙与融合过程，以及汉藏、南岛和阿尔泰语系等人群的基因和语言谱系等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果。族属谱系则需要对涉及五帝时代的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进行整理分析，最终构建出上古时期族群谱系的基本框架，允许有几套可能性框架，最终以文化、基因和语言谱系来验证。当然，这里的关键是对“四谱”的互释，最佳的办法依然是结合重大历史变迁，由点及面逐渐展开。

    三、考古学视野下的五帝时代

    五帝时代有文献记载的重要战争事件，首先要数五帝时代之末的“禹征三苗”；与其大略同时的“稷放丹朱”事件，可能也有军事暴力发生；还有一个就是五帝时代之初轩辕黄帝和蚩尤之间爆发的“涿鹿之战”。考古资料显示，这些战争事件可能都真实发生过。

    （一）禹征三苗与黄河流域文化的南下

    “禹征三苗”事件在《墨子·非攻下》有详细记载：“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五谷变化，民乃大振……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为山川，别物上下，卿制大极，而神民不违，天下乃静。”古本《竹书纪年》对三苗灭亡前夕的天灾有类似记载：“三苗将亡，天雨血，夏有冰，地坼及泉，青龙生于庙，日夜出，昼日不出。”可见，“禹征三苗”应是趁后者发生天灾内乱之际发动的一场有计划的征服战争。

    从文献记载来看，禹或夏禹主要活动在黄河流域，但具体地点不好遽定。史载“禹兴于西羌”、“禹会诸侯于涂山”、“禹都阳城”或“平阳”。禹的兴起或诞生地被认为在中国西部，禹会诸侯的“涂山”有被认为是在江淮地区，禹所都的阳城或平阳有晋南、豫西、豫东等不同说法。“大禹治水”“禹画九州”传说中禹的活动范围更广。禹是夏人首领，夏人主要的活动区域多被认为在晋南和豫中西地区，但也有其他观点。比较而言，三苗的居地更好确定。三苗属于徐旭生所说苗蛮集团，其活动地区虽然涉及黄河下游、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但到和尧舜禹发生冲突的时候，基本就是在江汉两湖地区。《战国策·魏策》：“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险也，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据考证，这个范围大抵东至鄱阳湖、西以洞庭湖为界、向北及于桐柏山。

    夏禹作为夏王朝的创建者，其主要活动年代当在距今4000年左右。距今约4100年之前，在豫西南、豫东南和江汉两湖地区分布着范围广大的石家河文化，但之后发生文化巨变：石家河文化特色鲜明的陶器群大范围快速消失，新出矮领瓮、细高柄豆、侧装足鼎等与王湾三期文化煤山类型接近的陶器，出现鬶、盉等龙山文化或造律台文化因素，致使豫东南、豫西南、鄂西、鄂北等地都突变为王湾三期文化，江汉平原及附近地区突变为和王湾三期文化接近的肖家屋脊文化；聚落遗址急剧减少，如大洪山南麓由石家河文化时期的63处遗址锐减到14处；从屈家岭文化延续至石家河文化的大约20个古城，此时基本都遭到毁弃，包括石家河文化的中心天门石家河古城；最保守的祭祀方式也发生突变，石家河文化大量用首尾相套的陶缸祭祀的现象消失，数以十万计的红陶小动物、小人、红陶杯等祭品祭器也基本消失或者数量剧减；在肖家屋脊文化当中出现前所未见的浅浮雕、透雕的小件玉器，此类玉器在更早的龙山前期晚段就出现在山东临朐西朱封、山西襄汾陶寺、河南禹州瓦店等遗址。如此大规模的黄河流域文化南下引起的文化和聚落巨变，只能是大规模战争的结果，和“禹征三苗”事件吻合。此前曾有人将“禹征三苗”解释为二里头文化向江汉地区的渗透，但此说在年代上似有抵牾之处，因为二里头文化已经是晚期夏文化了，和夏禹不能对应。

    （二）稷放丹朱与北方文化的南下

    古本《竹书纪年》：“后稷放帝朱于丹水。”后稷指周人的始祖弃，《诗经·大雅·生民之什》：“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即有邰家室。”《国语·鲁语上》：“周人禘喾而郊稷。”记载中他是帝喾的嫡长子，理应最有资格成为帝喾的继承人，但他勤于农事而被封为后稷，就是当时的农官，实际继承人是和他同代的尧，这或许为后来的矛盾埋下了伏笔。关于后稷的诞生地“有邰”，汉代以来流行泾渭说，近世有晋南说。尧子丹朱的居地被认为是在豫西南丹水，其实当为被流放后的结果，之前应与尧居于一地。尧的居地又有山东、河北、山西诸说，山西说本身又有“平阳”说和“晋阳”说的分歧，还有晋阳徙平阳说。虽然后稷和丹朱—尧的居地有多种说法，但他们发生交集的地方却只有晋南。文献记载尧时已在丹水流域征服苗蛮， 《吕氏春秋·召类》：“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 丹水附近的陶斝极似晋南者，晋南的丹砂也可能来自丹水地区，后稷逐放丹朱于丹水比较符合情理。

    按《尚书·尧典》所载，稷和禹所处时代大致相同，则“稷放丹朱”发生时间应也与“禹征三苗”接近，在距今4100年前后。从考古学上来看，当时晋南地区确实发生了一次文化和聚落巨变：大量双鋬陶鬲出现在原本有斝无鬲的临汾盆地，致使本地陶寺文化剧变为陶寺晚期文化；陶寺遗址甚至附近的临汾下靳、芮城清凉寺等地大中型墓葬，几乎都被挖毁；陶寺遗址还有宫殿废弃、暴力屠杀、摧残女性等现象。双鋬鬲是老虎山文化的典型陶器，其分布范围主要在今内蒙古中南部、陕北、晋中北和冀西北一带。在陕西神木石峁、内蒙古清水河后城嘴、山西兴县碧村遗址都发现了距今4000年多年前的充满军事气氛的大型石城聚落，尤以400万平方米的石峁石城最为瞩目，显示其具有强大实力。考古学上的晋南巨变应当同老虎山文化南下密切相关，和“稷放丹朱”事件能够吻合。

    “稷放丹朱”的考古学实证，证明陶寺古城在该事件发生前至少有一段时间应当是陶唐氏尧的都邑，而老虎山文化人群中至少有一支参与了后稷对丹朱的战争放逐事件。据记载，后稷是轩辕黄帝的直系姬姓后裔，北狄也是，而石峁古城很可能为北狄故城，则以后稷名义发起的这起事变，有石峁人群参与也是有可能的。至于《竹书纪年》等有关舜囚尧和阻丹朱的记载，似乎和儒家历来所称道的尧舜禅让之说相去甚远，其实有相通之处，即尧、舜更迭必然是因某一重大变故而发生，这一变故很可能就是“稷放丹朱”事件，“稷放丹朱”或许还有舜的参与。

    （三）涿鹿之战与黄土高原文化的东进

    《逸周书·尝麦》记载：“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河（或作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以甲兵释怒。”似乎蚩尤和炎帝（此记载中误作赤帝）、蚩尤和黄帝之间的战争都发生在涿鹿，蚩尤曾一度侵凌炎帝，黄帝应炎帝所请而击杀蚩尤。但在《史记·五帝本纪》中，黄帝和蚩尤之间的才是涿鹿之战，另有炎黄之间的阪泉之战，没有提到蚩尤和炎帝之间战争的具体情况：“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 《战国策》《庄子》等都有黄帝、蚩尤战于涿鹿的记载。至于炎黄间的“阪泉之战”，在《大戴礼记·五帝德》《左传》《列子》等中也都有记载。但先秦汉晋以来文献记载中两场战争就已有混淆，除上述《逸周书·尝麦》记载蚩尤逐炎帝也在涿鹿，《逸周书·史记解》、《水经注》也有类似记载，近世学者也多将二者混同，不过尚不足以否定《史记》的说法。

    上述文献所记涿鹿之战中的轩辕黄帝、炎帝和蚩尤，显然都是具体的个人，也有不少记载中的黄帝、炎帝和蚩尤只是部族首领的统称。当然无论是个人还是部族，都应有个大致的活动范围，只是炎、黄等的传说遍及大江南北，自汉代以来就众说纷纭。《国语·晋语》：“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徐旭生据此并结合其他材料考证认为，黄帝部族发祥于偏北的陇东陕北地区，炎帝部族则发祥于偏南的渭河上游地区，二者都属于华夏集团。此后他们向东迁徙，在路线上同样是前者偏北而后者偏南。徐旭生还认为蚩尤属于东夷集团，是九黎的首领，九黎的活动范围从晋东南一直延伸到河北、河南、山东三省交界之处。但从《尚书》《国语》等相关记载看，蚩尤还是苗蛮集团的先祖，将之归入苗蛮集团也未尝不可，可见蚩尤部族活动范围很大。关于黄帝和蚩尤发生交集的“涿鹿”虽也有不同说法，但大致都在华北一带，尤其今冀西北涿鹿一带为涿鹿古战场的观点被更多人认可。黄帝部族从陕北东向经内蒙古中南部到达冀西北也是顺理成章的事。至于炎帝部族，按照徐旭生的说法，是偏南沿着渭河流域东向发展，应该是抵达晋、陕、豫交界地带才更合情理，与冀西北相距较远，炎黄之间的阪泉之战也就更有可能发生在晋南附近。

    轩辕黄帝早于后稷、夏禹的时代。从大约距今4100年往前追溯，直到距今4700多年，就能看到在陇东陕北至华北这一大片地方，曾经发生过一次考古学文化格局的巨变。黄土高原大部分地区在仰韶晚期向庙底沟二期转变的过程中，文化仍连续发展，而内蒙古中南部、河北大部和豫中地区则不然：内蒙古中南部老虎山文化代替仰韶文化海生不浪类型，冀西北地区老虎山文化替代雪山一期文化，冀南豫北和郑洛等地的仰韶文化大司空类型、秦王寨类型衰亡，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消亡，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当中新增不少横篮纹。这种突变当和黄土高原文化的东进有关。与此同时，在陕北、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突然涌现出许多军事性质突出的石城。这些变化可能是由黄土高原人群在大规模战争事件中的胜利而导致，很可能对应文献记载中的涿鹿之战。尤其是在冀西北张家口贾家营遗址明确存在老虎山文化前期遗存，文化面貌和陕北、内蒙古中南部同期遗存近似，上限有可能早到庙底沟二期。崇礼邓槽沟梁甚至还发现老虎山文化的城址。冀西北被认为有可能是古涿鹿之地，张家口的这些发现为涿鹿之战的实证增加了新的线索。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冀西北等地在庙底沟二期之前是雪山一期文化，其与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有着密切关系。海岱地区是蚩尤或东夷部族的大本营，大汶口文化很可能是以蚩尤等为首的东夷部族的文化。大汶口文化和江汉两湖地区的屈家岭文化的形成有很多共性，屈家岭文化被认为是三苗或苗蛮的文化，而记载中蚩尤又是苗民的领袖，可见东夷和苗蛮关系非常密切。距今50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晚期，中期大汶口文化和早期屈家岭文化分别强烈向西向北影响，很多文化因素渗透到郑洛、晋南、关中东部各地，这或可视为蚩尤所代表的东夷和苗蛮集团大力扩张并侵凌黄河中游各部族的考古学证据。这种情况从庙底沟二期开始发生重要转变。距今4700多年恰好是中国考古学上一个重要时代——庙底沟二期的开启年代，不少人认为庙底沟二期已属于广义龙山时代的早期；传承下来的黄帝纪元元年为公元前2698年，也正在这个年代范围之内。

    （四）五帝时代的基本时空格局

    从考古学上大致实证禹征三苗、稷放丹朱、涿鹿之战事件，建立了进一步探索五帝时代的三个基点，其基本时空格局也可由此初步推定。

    禹征三苗事件的实证，进一步确定了夏禹的历史真实性和夏代的上限，证明以王湾三期文化后期为代表的中原龙山文化后期属于早期夏文化，石家河文化及其前身屈家岭文化等属于三苗文化。禹征三苗之后，黄河、长江流域文化融为一体，奠定了夏王朝版图的基础，因此，《尚书·禹贡》的“九州”很可能记载的是距今4000年左右的真实状况，基本等同于夏初疆域，而非出于战国时人的想象。

    稷放丹朱事件的考古学探索，说明尧、丹朱、后稷可能确为真实历史人物，由此可推知《尚书·尧典》等文献记载的舜等其他人物也应当基本属实，证明晋南的陶寺文化至少有一段时间和陶唐氏尧有关。

    涿鹿之战事件的考古学探索，说明轩辕黄帝、蚩尤、末代炎帝，以及文献所载同时期人物，都可能有一定的历史真实性，推测黄土高原的仰韶文化后期至龙山文化早期可能属于黄帝部族文化，以东华北平原直至黄河下游地区的仰韶文化后期、雪山一期文化、大汶口文化等，可能与蚩尤部族有关。这两大区域之间的晋南、豫西和关中东部等地区，可能就是炎帝部族的核心分布区。

    由此可见五帝时代人物的活动范围主要是黄河和长江流域，尤以黄河流域为主，时间上则从4700多年前延续至约4100年前。又可归纳为早、中、晚三期，其中轩辕黄帝、蚩尤和末代炎帝等最早，距今4700多年；帝喾、尧、舜、稷、丹朱、禹等属于晚期，距今4100年左右；颛顼在中期，年代介于二者之间。《大戴礼记·五帝德》《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颛顼、帝喾分别为黄帝的孙和曾孙，之后紧接着就是尧、舜，似乎五帝时代不过五六代人，充其量也就100多年，现在看来应当存疑。如果承认颛顼为黄帝之孙，帝喾为后稷之父，则颛顼和帝喾之间就可能间隔了20多代、500多年。

    早于距今4700多年的前五帝时代的文化，在考古学上也是有线索可循的。既然距今4700多年的黄土高原地区的仰韶文化晚期有可能为黄帝部族文化，那么黄土高原或者渭河流域更早的仰韶文化理应与更早的黄帝部族有关。仰韶文化初期开始于距今7000年左右，当时分布在关中和汉中地区的零口类型诞生不久，即东向扩展至晋南豫西地区，形成与零口类型大同小异的仰韶文化枣园类型。联系《国语·晋语》黄炎同源而分道的记载，零口类型有可能是最早的黄炎共同的文化，此后的零口类型中晚期和半坡类型则可能是黄帝部族文化；而晋南豫西的枣园类型，以及后续的东庄类型、庙底沟类型，则主要为东迁后的炎帝部族文化。黄炎之外其他部族的文化也可以循此逻辑向前追溯。

    以上对五帝时代时空框架的建构主要是根据几个关键点做出的，如果能在此基础上将文化、基因、语言和族属谱系结合起来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相信会得到更加令人信服的结论。

    四、五帝时代与中华文明的初步发展

    从现在的考古学研究来看，中华文明起源于距今8000多年，形成于距今5100年左右。因此五帝时代并非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时期，而是已经进入初步发展时期。

    距今5100年左右中华文明形成的最重要的标志，就是良渚和南佐两个超大型聚落遗址的发现。浙江余杭良渚遗址内城面积近300万平方米，计入外城则达630万平方米，内城中部有30万平方米的人工堆筑的“台城”和宫殿建筑，有随葬600多件玉器的豪华大墓，出土了大量玉器、水稻等，外围更有高低坝、沟壕等构成的大规模水利系统。甘肃庆阳南佐遗址面积600万平方米左右，遗址核心区由两重环壕和九座大型夯土台围成，面积达30多万平方米；其中央偏北处围出数千平方米的“宫城”，主殿夯筑而成，占地700多平方米，出土了大量精美白陶、黑陶和水稻。这两个规模超大的中心聚落，宫殿建筑、壕沟水利等工程浩大，玉器、白陶、黑陶等的制作都有很高的专业化水准，说明已出现强大的公共权力或王权。两个聚落都在继承原有聚落（社会）的基础上实现了跃进式发展，超常的规模依赖于对较大范围内人力物力的统一调配，这无疑指向地缘关系对早先区域性氏族社会格局的重塑。笔者认为，王权和地缘关系的同时出现，显示两地业已迈入早期国家行列，中华文明正式形成。但两处早期国家的统治范围基本不出太湖周边或黄土高原地区，称之为“古国”或“邦国”比较合适，属于“古国文明”阶段。

    距今4700多年是中华文明初步发展的关键节点。黄土高原文化的东向强烈拓展，很可能已将内蒙古中南部、河北大部和河南中部等地区纳入一个更大的国家组织之内，甚至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区可能也属于这个早期国家的统治范围。而按照《史记·五帝本纪》的记载，通过涿鹿之战和阪泉之战，轩辕黄帝已经统一天下，置官设监，监于万国。不但统治黄河流域，还“南至于江”。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大致可以吻合。距今约4500年以后，面积达三四百万平方米的襄汾陶寺都邑和神木石峁石城先后在晋南和陕北地区出现，黄土高原的文化中心地位得以延续。

    距今约4100年是中华文明早期发展的关键节点。此时至少长江中游地区已经通过“禹伐三苗”事件被纳入华夏集团版图。《尚书·禹贡》等记载的夏禹划分“九州”，很可能即真实发生在这一背景之下。据此可以说，至迟在夏朝初年夏王已经初步建立起“大一统”的天下王权。其统治特色是由夏后氏及许多其他族氏共同构成统治集团，从而建立起“血缘组织基础之上的政治组织”，而所谓“九州”即统治天下“万国”的结果。这些标志着“王国文明”阶段的到来。

    结语

    通过对文献传说和考古学的对证研究，我们现在可以说，文献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应该是真实存在过的，其年代大抵从约4700年前延续至约4100年前。前后可划分为三个时期，大体自轩辕黄帝、蚩尤和末代炎帝等起，继以颛顼和其后诸帝，最后为帝喾、尧、舜、稷、丹朱、禹等。五帝时代，中华文明已经过起源和形成的时期，进入初步发展阶段。经过长期兼并融合，跨区域的王权国家在此时萌芽，早期时已至少形成对黄河流域大部的统治，晚期时更以“禹征三苗”为契机，将长江流域也纳入国家版图，夏王朝初步“一统”的格局正是在此基础上建立的。

    五帝时代是古代中国人心目中信史的头一篇章。以五帝为代表的上古祖宗先圣，其后更成为历代敬仰效法的对象，奠定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来追求文化“一体”、政治“一统”的基础，也成为延续中华文明的重要原因之一。可以说，百年来对五帝时代的质疑和否定，一定程度上就是对中华历史根脉的质疑和否定。虽然考古学为复原、重建中华上古史带来了新的途径和方法，但考古学的局限性又决定了它并不能独立解决上古时代的精神创造、制度创造、族群认同、历史记忆等重大问题，而精神创造和制度创造才是中华文明之所以区别于其他文明、之所以伟大长存的核心所在，族群认同和历史记忆更是中华民族凝聚发展的关键。因此在缺乏深入论证的情况下，不应轻易否定五帝时代，更不该轻率地把结合古史传说的研究看作考古学发展的障碍和误区。

    当然，从考古学出发探索五帝时代古史并不容易，它要求研究者必须熟谙相关文献记载和考古学知识系统，必须掌握严谨可靠的研究方法，而不是盲目比附。它更要求研究者必须认真辨析后世文献对五帝时代真假杂糅的记载；根据新的发现不断完善仍比较粗糙的考古学文化谱系；大力加强基因和语言谱系的建设工作；以及完善创新进行古史和考古学对证的理论方法。唯有如此，我们才有机会逐渐接近五帝时代的真相。

    本文转自《中国社会科学》2024年第12期

  • 李金操：“里斯本丸”沉船事件的本事、记忆与纪念[节]

    1942年10月1日，日本政府运送盟军战俘的船只“里斯本丸”沉没【1】。二战期间，随着侵略范围的不断扩大，日本国内众多劳动力被征召入军。为解决本土劳力资源短缺问题，日本政府派遣船只将大批盟军战俘运往日本充当苦力。因运输环境极其恶劣，不少战俘在运输过程中死亡，美国学者米切诺将此类船只表述为“地狱航船”【2】。“里斯本丸”是众多“地狱航船”中既普通又特殊的一艘：说其普通，是因为该船仅是日本陆军省征召之众多民用商船中的一艘【3】，在型制功能和任务执行方面并无特别之处；说其特殊，主要在于船只沉没之际，日方负责人曾欲屠杀全部战俘，此举可谓相当匪夷所思。沉船事件不仅将英、日、中等国卷入其间，更是引发了一场持续数十年的史实论争与记忆重塑。

    ……

    一、虚假记忆的建构

    “里斯本丸”原是日本邮船株式会社名下的民用货船，该船总长445英尺（135.6米），实测排水量7053吨，净排水量4308吨，运输规模尚称可观。抗战前后，该船主要在东亚、东南亚、南亚海域执行运输任务【8】。1942年9月，伪“港督”矶谷廉介在日本政府要求下，开始着手向日本本土运送羁押在香港战俘营内的白人战俘。“里斯本丸”号承载人员于当月26日集结完毕，共计有日本军人、乘客778名，英俘1816人，此外还有1676吨战略物资【9】。

    9月27日，“里斯本丸”正式起航，是当月离港的第二艘战俘运输船【10】。未料几日后的10月1日，船只在航行至舟山列岛附近时，因遭美国潜艇攻击而沉没。消息一出，引发舆论关注。最先报道“里斯本丸”沉船事件的是日本媒体，10月8日，日本官方喉舌——《朝日新闻》刊登两则相关报道。第一则报道中，日方强调该船是“载有1800名英俘及少量日军官兵的陆军运输船”，凸显船只“战俘运输船”身份的同时，隐瞒该船运送大量日军，即具备军用船功能的事实。日方首先披露，该船遇难并非因自身或环境原因，而是“遭美潜艇袭击而沉没”。事故发生后，日军“立刻派船前往现场救援，救起了数百名英军”。在此基础上，第二则报道意在论证“英美敌军”的不人道。论者旁征博引，结合“里斯本丸”“哈尔滨丸”“朝日丸”以及停靠在马来海岸哥打巴鲁海边的医疗船等一系列所谓非军事船只被英美军队袭击的事件，在充分“证实”英美军把“国际法如同草鞋一样丢弃”之观点的基础上，深入“印证”英美军“非法不人道”的结论【11】。

    与此同时，为日方掌控之中国沦陷区媒体也在借“里斯本丸”沉船事件大作文章。奉天（今沈阳）的《盛京时报》声称“英美现在已漏出了图穷匕现的情况，唯以其穷途末路，所以竟而不择手段，不辨识清楚，莽撞地把搭载自己方面俘虏的日本船只给击沉”的行为实在“滑天下大稽”，同时不忘强调“日船载送英俘虏兵，原为使之居于安全所在”，嘲讽盟军的同时彰显日方的“光辉”形象【12】。北平的《晨报》在讥讽美方潜艇“盲目妄为之行动，终于引起将自己联合国之俘虏葬入海底之可讥事态”之余，结合当时美国出动军队帮助英国守戍英属殖民地的背景，将装载英俘之“里斯本丸”被美潜艇袭击一事视为美军对英属殖民地“暴行”的延伸，并意味深长地表示“此美潜水艇击沉英兵俘虏事件，所予英国民之影响，极堪注目”【13】；张家口的《蒙疆新报》也有“其（美潜艇）盲目行动，遂惹起使自己联合国之俘虏葬于海底之事态”，以及“将英兵俘虏收容船击沉，因此与英国民之影响，殊惹注目云”等语【14】，离间英美同盟的图谋跃然纸上。

    显然，在沉船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很快主导其所掌控下的舆论，刻意塑造出一段有利于日本国家形象和国际地位的历史记忆。纵观日方关于“里斯本丸”沉没事件的报道，主观性宣泄较多而对事件本身的客观性记述乏善可陈，尤其是隐瞒了该船运送战俘的主要目的，并在关键节点上语焉不详。可以想见，其宣传并不能令反法西斯阵营，特别是英国满意。侵华期间日本对占领区舆论的管控十分严格，周边报纸均无刊登对日方不利言论之条件，故日方想当然地认为可以独享该事件的叙述权和解释权。由于反法西斯阵营各国仅能基于日方提供的只言片语了解和跟进“里斯本丸”事件，故而很难明晰事件全貌。

    鉴于所知讯息有限，英国在最初围绕沉船事件与日方展开交涉时，一直秉持措辞谨慎的态度。得知“里斯本丸”沉没导致千名英俘溺亡后，英国政府迫切想了解幸存英俘的消息，于是委托中立国瑞士代为咨询。10月13日，瑞士驻东京公使致电日本外务省，代英方表达了“希望能够尽快向英国政府报告相关信息”的意愿【15】，但日方却置之不理。10月19日，英方又通过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向日本政府发送电文，希望相关机构“将船上所有俘虏的姓名写封电报发还”【16】，日本仍不予理会。英国政府见状，于10月下旬再次通过瑞士向日本政府传递消息，希望瑞士驻日本公使代替英国“访问拘留在收容所中的俘虏”【17】。但日本似乎心中有鬼，不仅不敢让战俘与外界接触，甚至拖延一个多月才勉强答复，且给出了完全否定的答案——“根据情况，此次许可是难以实现的”【18】。显然，日方不愿给他国了解真相的机会。日本欲盖弥彰的行为引起当事国英国的警觉，但英国政府苦于所掌握信息有限，难以采取进一步措施。

    事情很快发生转机。三位被中国渔民营救的英俘被成功护送至安全区域后，日方极力隐藏的真相被初步揭露。12月5日，《中央日报扫荡报联合版》提到有船只运送大量英俘，在北上途中因潜艇袭击而沉没，英俘伊文斯等三人艰难“脱险”，正在中国游击队帮助下“赴渝”【19】。该报道暗示，日方相关宣传是否属实，可得以验证。12月19日，《中央日报扫荡报联合版》再次刊登一则相关通讯，指出“里斯本丸”英俘“华莱士、尹士等数人”在中国民众帮助下逃出日本封锁，正在向安全地带转移。该通讯还提到驻港日军在香港集中营“对待英俘，极为残酷”，强令“不得一饱”之英俘“均次服苦役”，并时常实施“侮辱”或“枪杀”。此外，该通讯还首次提到日方此次运送英俘是为将他们“送入工厂，罚充苦役”【20】。虽然该通讯未对日方前期报道进行针对性批驳，且未描述沉船经过，但它首次揭露了日方对“里斯本丸”所载英俘政策宣传的虚伪，不失为一有分量的质疑。

    伊文斯等战俘抵达重庆后，英方大使馆相关人员通过三人口述了解到“里斯本丸”沉船事件的经过，并通过重庆军事参战处，于12月22日将有关信息传递至英国【21】。依据三位英俘传递回来的讯息，《泰晤士报》于次日刊登一则通讯，重点强调以下信息：其一，“里斯本丸”受袭当天傍晚，日方下令封闭战俘所在船舱，导致若干战俘在船只沉没前非正常死亡；其二，日本弃船离开后并未打开封闭的船舱，战俘们自行撕开密封帆布，才为获救争取到一线生机；其三，包括伊文斯等三人在内，不少战俘在游至日方救助船只时，日方并未理会；其四，一些本可以获救的战俘在落水后被日本无故射杀；其五，有不少英俘在中国渔民的帮助下获救；其六、日方救助船虽然也救起一些人，但并未全力施救。此外，英方通讯还首次公布了获救英俘的姓名和被俘前的职务，以便向国际舆论明确通讯确实来源于当事人，且内容真实可靠【22】。自此，英国政府终于通过英方当事人，掌握到关于沉船事件的可靠讯息。

    既已明了事情经过，英国政府一改往日交涉时的谨慎态度，开始借沉船事件抨击日方的卑劣行径。1943年3月26日，英国政府再次通过瑞士向日本政府传达外交文件，强烈谴责日方在船体受损后“不顾战俘，任其自生自灭”的行为，以及封闭船舱等促使战俘处境急剧恶化的行径，要求日本政府对沉船事件展开调查，将有关结果尽快通报，对相关负责人进行处罚，并承诺此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23】。收到抗议后，包括日本驻瑞士公使铃木、日本陆军省次官富永恭次和外务省次官松本俊一殿在内的一批高层官员着手研究解决方案，在此期间，他们都极尽可能为日本相关人员进行开脱。铃木声称日方已在救助问题上“尽了最大努力”，因而“不应对参加行动者有任何批评”，同时强调其本人“很难认同英国政府所提抗议理由”【24】。富永恭次、松本俊一殿认为英方抗议“完全就是捏造的”，其目的便是“意图诽谤我们帝国的正义之姿”；他们还强调“遇难时，护送人员，船长及下属船员都跟着俘虏行动到了最后一刻，其中还有一部分人员壮烈牺牲”，并附言“遇难时的具体细节只有当时担负任务的人知道”，英国无权质疑【25】。

    日本外务省于5月20日通过瑞士驻东京公使馆，对英国政府的抗议文书进行正式外交答复，声称“英国政府以毫无事实依据的情报为基础，对帝国当事人采取的妥当措施进行毁谤”，并强调日方全体人员已为英军战俘的人身安全“战斗到了最后一刻，甚至牺牲”，被救助的900多名俘虏就是“对英国政府抗议中捏造事实的最好回击”【26】。在外务省给予正式书面答复的同时，陆军省俘虏情报局也出台文件，对英方抗议声明所提内容逐条批驳，诡称日方是为避免战俘骚乱才不得已将英俘关押于船舱内（实际是封闭船舱）【27】。为应对英方驳斥，俘虏情报局还向外务省提出三点“建议”：其一，英方抗议“完全是捏造事实”，是为“毁谤我们帝国的正义之姿”，外务省需“以强硬的态度对此予以反驳”；其二，推断英国是通过俘虏患者与外国代表之间的邮件往来而取得相关“歪解”，建议“相关管理者有必要注意”；其三，虽然此次事件经过已在适当时间正确处理，但今后类似事件很可能成为“敌方外交战略宣传上的手段”，日方当事人“需要将足以粉碎反击的资料尽早送至相关当局”【28】。陆军省俘虏情报局等机构似已沉浸在“日方在拯救‘里斯本丸’运载英俘上展示出了正义且光辉的帝国形象，英方对日方的诋毁讯息纯属捏造”的认知中难以自拔。

    王明珂指出，对于已发生的事情，人们的记忆“常常是选择性的、扭曲的或是错误的”【29】，其主要原因是一个族群往往通过塑造或强化集体记忆的方式来与“其他群体的社会记忆相抗衡”【30】。“里斯本丸”沉船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凭借信息垄断的优势，通过舆论媒体，对外传递“美国潜艇不顾国际公约，无故攻击日本战俘运输船”，以及事故发生后“日本方面竭尽全力拯救数百名英俘”等讯息，迅速构建起对日本形象绝对有利的社会记忆，借此对抗美英等国的反法西斯同盟。当英方通过伊文斯等三位英俘了解到事情经过后，立即着手批驳日方虚假宣传，希望通过澄清事实等方式打破日方宣传的影响，但从以驻瑞士公使铃木、陆军省次官富永恭次和外务省次官松本俊一殿为代表的日本政府高层官员对英方外交诉求的驳斥可窥知，日本精心构建之扭曲记忆对日本社会的影响业已根深蒂固。

    在日本有意建构扭曲记忆以对抗反法西斯同盟的情况下，单凭外交手段，很难达成重塑相关记忆的目的。暴行暴露后，日本非但没有迷途知返，反而竭力扭转事件走向。1943年，日本大阪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大东亚战争记录画报》后篇收录了三篇与“里斯本丸”事件有关的文章。第一篇题为《美国潜艇在东支那海的暴举》，内容与《朝日新闻》第一则报道类似，唯在用词、叙事上更为考究。文章将“里斯本丸”运送的陆军官兵美化为英方战俘的护送者，为该船搭载军队谋求一合理解释。此外，该文在描述日方“立刻派出救助船”的同时，强调他们“经过努力”才“成功救助数百名英国俘虏”，进一步凸显日方“英俘拯救者”的形象【31】。而题名为《揭露美军之凶恶，连友军也屠杀的背信弃义行为》的文章则与《朝日新闻》第二则报道有一定区别，主要表现为日方已不再用“英美敌军”等将英美视为牢固同盟的表述，转而单独攻讦美国。日方称“美国终于露出了其凶恶的獠牙”，贬斥“将道义挂在嘴边，时常自我宣扬为正义的拥护者”的美国是一个“连至今一起扛枪的战友英国也无情打击”的“背信弃义”国家，同时将美国保护英国海外殖民地——爱尔兰岛、格陵兰岛的举措描述成“强行派兵入侵英国领地”。该文预言美国还会“不断采取手段谋取英国的澳大利亚、印度等殖民地”，进而“夺取过去几百年来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与此同时，日本将所谓日方不念旧恶、救敌性命的行为与美方之“背信弃义行径”进行对比，借此彰显所谓的“大日本帝国的正义身姿”【32】。显然，此时日本政府的主要宣传目的已由最初的凸显“英美敌军的不仁道”转变为“尽可能孤立、打击美国”。最后一篇题名为《天罚》的英日文对照文章是上篇内容的延续，有“此次事件在敌方阵营中会掀起怎样的风浪，就让他们自己解决吧”之表述。英日对照的形式显示出日方希望该文内容能影响到西方世界【33】。

    至此，日本社会对“里斯本丸”沉船事件的认知并没有因英方交涉而有丝毫改变，沉船事件依旧是不同国家各执一词的罗生门。

    二、沉船事件本事

    在日本传统文化中，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对名誉的义理”理念：“即使做错了，只要别人不知道，名誉就不算受到损害。”【34】日本政府在“里斯本丸”沉船事件发生后所做的一系列虚假宣传，都可视为此理念的具体实践。不仅顽固坚称英方关于“里斯本丸”沉船事件的宣传属恶意捏造，此后每当反法西斯阵营抨击日方战俘政策时，日方都不忘以其在“里斯本丸”遭遇潜艇袭击后的“卓越表现”予以驳斥【35】，似乎只有日方构建的历史记忆才契合事情本源。

    直到日本无条件投降，英国政府主导的香港军事法庭对相关战犯的审判工作宣告完成以后，“里斯本丸”沉船事件的全貌才第一次较为完整地呈现在公众面前【36】。在这次审判中，多位英方当事人出庭或提供宣誓证书，船长经田茂、翻译新森源一郎等战犯为了脱罪，也向法庭提供不少书面文件或口头陈述，这些材料包含诸多被掩盖的信息。实际上，“里斯本丸”共有7个货舱。在包括负责押运之日方成员在内的绝大多数当事人看来，战俘被集中安置在第1至3号三个船舱【37】，但根据经田茂出庭时对法官疑问的回答可知，英军战俘被集中安置在前4个货舱，之所以造成这种误解，主要是由于“2号舱和3号舱之间没有隔断”，导致它们被误认为是一个船舱【38】。

    1942年10月1日凌晨2时45分，在“里斯本丸”航行至距离中国舟山列岛之东汀岛8海里海域时，天气骤变似欲降雨，海面能见度极低。为防止触礁，船长经田茂向东偏北60度方向调整航向，船只驶向离海岸线较远的深水区。5时42分，在航行27海里后，航向又向东偏北调整10度，稍稍向海岸线靠拢，以防敌袭【39】。早7时10分，身为船长的经田茂“稍稍打了个盹”，恰在此时，早已埋伏在附近海域的美军潜艇“鲈鱼号”向“里斯本丸”发射鱼雷，经田茂“错过了命令大副进行曲折航行的机会”【40】。船身被数枚鱼雷击中，其中有两枚发生爆炸，使船只失去继续航行的能力【41】。值得一提的是，日方不仅未在船身添加任何战俘运输标志，还在船首、船尾甲板上分别加装一门本不该出现在非军事船只上的火炮，加上日军频繁在甲板上活动，极易让观察者误认为该船是在执行军事命令，为“里斯本丸”被美军潜艇击沉预设了伏笔。

    “里斯本丸”遇袭后，相关人员很快向外传递求援信号，并以船首火炮还击【42】。收到求援信号后，负责警戒舟山附近海域的上海方面根据地队（下简称上根队）第6警戒队（原第13炮舰队，下简称6警队）迅速组织救援。紧接着，第1、7、8警戒队也在上根队司令部的要求下加入救援行动【43】。最先抵达出事海域的救援军机迅速拱卫“里斯本丸”，向“鲈鱼”号可能出没海域投放深水炸弹，“鲈鱼”号难以发动进一步袭击，如此，“里斯本丸”避免被即刻击沉，得以又在海上漂浮约一天。由于受损严重，即便关闭船尾舱门，依旧不能阻止船身进水、下沉。15时20分，经田茂向最先抵达的救援船只——“栗”驱逐舰【44】发出“船尾正以每小时10英寸速度进水，6小时后水就会到达甲板”的信号；17时10分，该信号又被修正为“船尾正以每小时8英寸速度下沉，7小时后水会到达甲板”【45】。得知情况后，“栗”舰长于17时30分致电上根队6警队最高指挥官，指出紧急情况下应考虑先行转移全部日军；对于战俘，或是由于当时在场船只运载能力不足之故，“栗”舰长仅建议救助“半数”【46】。

    据经田茂事后回忆，“17点左右”他通过旗语接到一个“用‘里斯本丸’上救生筏将船上所有日军转移至‘栗’驱逐舰上”的命令【47】，这当是“栗”舰长在传达上根队指挥官对其前所提营救建议的答复。该命令未涉及战俘群体，表明上根队最高指挥官在一开始就未有救助战俘之打算。在用救生艇运送三次日军后，6警队最高指挥官矢野美年大佐乘该舰队旗舰“丰国丸”抵达，从“栗”舰长手中接过现场最高指挥权。矢野美年并未改变此前所接命令，8时左右将剩余日本部队和乘客转移到附近舰只后，日方仍未将救护战俘纳入考虑范围，而是着手用牵引绳连接“丰国丸”和“里斯本丸”，意欲将“里斯本丸”拖拽至岸边浅水区【48】。以上信息表明，无论是统筹救援行动的最高指挥官——上根队司令，还是在场最高指挥官——6警队司令官矢野美年，对战俘生命均持漠视态度。这无形中助长了留在船上的两位日本军官——杉山中尉和和田少尉的虐俘气焰【49】。

    当晚19时多，在“里斯本丸”上与经田茂、杉山、和田商议解决方案的矢野美年刚一离开，和田秀男便在大副陪同下找到经田茂，要求封闭战俘所在船舱，被经田茂劝阻【50】。第一次封舱要求被拒后，和田仍不死心，于21时纠合船上最高指挥官杉山，再次找到经田茂，以指挥警卫看管战俘是其职务，船长无权干涉为由命令封舱。因有杉山支持，经田茂命令大副执行了封舱命令——将木板在舱口铺齐，盖上防水油布，钉上楔子，并捆上绳索【51】。封舱之举可谓是丧心病狂【52】，战俘们本已超过24小时未补充食物、水及正常如厕，一旦封舱，缺少正常空气流通，战俘生命将危在旦夕【53】。当时即便是人数较少、关押战俘条件最好的1号舱，也有至少两位战俘因身体虚弱、缺少新鲜空气等原因死亡【54】，更遑论其他几个船舱【55】。是夜，战俘最高指挥官斯图尔特上校命令稍懂些日语的波特中尉不断向日本警卫和船员哀告，但日方人员毫不理会【56】。

    如果说封舱之举是泯灭人性，残忍杀害努力自救以求一线生机之战俘的行径则称得上是丧尽天良。10月2日8时10分，“里斯本丸”船体向左倾斜7度即将下沉，经田茂向“丰国丸”打出“‘里斯本丸’即将沉没，我建议船上所有人员弃船”的旗语。8时20分时，“丰国丸”回复的指令还是“船上所有人员准备弃船”。但到了8时45分，该指令被修改为“把警卫和船员转移到即将开过去的一艘船上”【57】。显然，日方负责人刻意规避了战俘群体。在船只即将沉没的危急关头，2号舱几个战俘拼尽全力破开封舱口逃到甲板【58】，准备进一步打开其他3个船舱的封舱口，解救同伴逃生，但在船桥的和田秀男向卫兵“下达了开枪的命令”【59】，绝大部分战俘被压制回船舱【60】。万幸的是，冲上甲板的几个战俘中，有“一两个人躲在了甲板上的绞车后面”【61】，他们趁机打开几个船舱的舱口（第4号舱仅打开了舱门，舱口未及打开）【62】，为战俘们逃出舱体创造了条件。随着船只倾斜愈发严重，再不作为等同送死，1号舱战俘法瑞斯怒吼道：“我们必须死的像人一样，而不是像老鼠一样！”在其精神感染下，几位勇敢的战俘冲上甲板。此时船身即将沉没，2、3号舱的许多人“正在逃生”【63】。战俘们在帮助舱内战友逃出船舱后迅速跳海，如此才使得千名左右的英俘免于随船淹没。

    “里斯本丸”上的英俘是运往日本的重要劳力资源，即便是出于该方面考虑，日方也应积极施救，更遑论国际人道主义理念的约束。但让人遗憾的是，10月1日17时左右通过“栗”舰长传达的将“所有日本部队转移至‘栗’驱逐舰”上的指令表明，上根队司令官并无救助战俘之意【64】。18时左右，矢野美年率领“丰国丸”“百福丸”等日舰抵达出事海域后，“里斯本丸”附近的船只运载量已足以救护全部英俘，但矢野美年仍未更改前令，亦证明救援行动指挥高层内部已达成“不用顾及战俘安危”的共识。正因如此，负责船上警卫工作的和田秀男才胆敢纠集杉山中尉向经田茂施压封仓，亦敢悍然在2号舱战俘第一次冲上甲板时命令警卫开枪。如果说封舱、射杀第一次出舱英俘的举措只代表和田秀男等少数在场底层日本军官的意见，那后来战俘跳海后的遭遇足以证明，将所有英俘葬身大海本就是日方最高指挥官的本意。

    “里斯本丸”即将沉没之际，预感危机将至的战俘们协力逃出船舱，跳海求生。当时有至少20艘救援船只围绕“里斯本丸”【65】，且从战俘跳海至船完全沉没期间至少有一个半小时可以“在没有危险的情况下进行救援工作”【66】，泅水战俘本应轻松获救。但据战俘回忆，日方人员不仅不主动施救，当他们好不容易靠着救援绳索爬上日舰时，日本士兵迅速将他们“踢进水里”【67】。事实上，日方采取的最普遍做法并不是“踢”而是开枪射杀，这在幸存战俘的回忆中有充分表述：伊文斯在描述沉船细节时指出，有部分战俘跳海后“被日本人射杀”【68】；迈尔斯在回忆落水后的经历时指出，日军曾用步枪对在水中挣扎的英俘实施“持续射击”【69】；豪威尔在落水后曾听到附近有持续数分钟的枪击声，并亲眼目睹一位离他约2码距离的同伴被日军射中【70】；查利斯等人在跳海后的第一反应是“向船只游去”，但他们很快便遭到日方射击【71】；希尔在落水后发现在其游往岛屿的路线上“有一些日本巡逻艇”，艇上的日军在“用机枪和步枪向水中的人射击”【72】；克拉克森跳海后周边有数艘日本船只，但上面的士兵“丝毫没有要救我们的意思”，且只要战俘们靠近日船，便会“被射杀在水中”【73】。战俘们的回忆印证了射杀举动不是个人行为，而是集体行径，日本士兵显然是在执行上级命令。

    “里斯本丸”沉没的地点位于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县东极乡，这里的渔民有救助落水者的传统。船只沉没的动静很大，惊动了岛上居民。当渔民发现落水英俘后，果断实施救助，与正在实施射杀的日本官兵形成鲜明对比。在2021年12月17日中国中央电视台“国防军事”频道播出的纪录片《亚太战争审判》第3集《活着回家（上）》中，幸存英俘丹尼斯·莫利回忆到：“是中国渔民的出现改变了一切，当他们出现，日本人看到他们，就停止了射击”；“如果不是看见中国帆船里的中国人救了很多战俘，日本是不会改变主意来接走战俘的”，汉密尔顿在香港军事法庭上提供的证词中也有类似表述【74】。中国渔民的加入超出日方预期，使现场局面愈发复杂。

    抗战期间日本极力宣扬由其为主体的“大东亚共荣圈”，诡称其发动的是一场肩负“东亚全体民族兴废”“为要确立大东亚永远的和平”“决然而起对于中日共同敌人英美”的必胜战争。在其宣传口径中，“日本就是因为要救东亚而与敌人交战”，所以“友邦日本的敌人”就是“中国的敌人也就是全东亚民族的敌人”【75】。日本军人政客对于英国俘虏的极端仇视心理，与上述军国主义宣传不无关系。而中国渔民救助英俘的行为，不仅与日本所谓黄种民族共同抗击白种民族的宣传相悖，更无形中映射出日方的卑劣。由于中国渔民的干预，日方负责人出于控制局面等因素考虑，下令停止射击。在离“里斯本丸”约一英里远的一艘日舰发出“停止射杀英俘的”信号后，射击行为很快停止【76】。日本士兵听从官长指令停止射击一事同样从侧面证实，之前的射击是在执行上级命令。此后，日本方面停止了对英俘攀靠日本舰只的阻拦，并逐渐开始主动解救泅水战俘【77】。根据当日13时51分矢野美年发送给上根队指挥官的电报，日方最终救起644名英俘【78】。

    当时东极乡渔民没有现代化船只，只能依靠平时打渔的小木船，运载能力有限。为最大限度实施拯救，不少船只往返多次，救助行动一直持续到深夜。由于地理位置荒僻、物资匮乏，加上战争影响，渔民生活相当拮据，但他们尽最大努力照顾获救战俘，无偿为他们提供衣物、饭食、沸水和住处【79】。根据《亚太战争审判》第3集《活着回家（上）》播出的幸存英俘查尔斯·佐敦口述资料（藏于伦敦英国战争博物馆），佐敦与十几位同伴被中国渔民救起后，渔民们对他们“非常非常好”，还给了他们米饭和红薯。中国渔民的勇敢无畏和真诚无私给幸存英俘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以致70余年后，对过往很多事情都已遗忘的幸存英俘贝宁菲尔德在面对纪录电影《里斯本丸沉没》制作团队采访时，还清晰记得他“一生中吃到的最美味的食物”，是被救起后中国渔民给他的“半块萝卜”。贝宁菲尔德还感叹：“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救了我们，日本人有可能因此摧毁他们的整个村庄。他们是真正的英雄!”

    根据10月3日晚21时45分矢野美年发给上根队指挥部的电报，沉船次日，日方在青浜、庙子湖等岛屿上共搜捕英俘414人【80】，连同被中国渔民隐藏且最终被成功送至大后方重庆的伊文斯等3人，以及日方在中国渔民影响下救起的644人，共有1061名英俘因中国渔民的出现而免于随船湮没。这便是“里斯本丸”沉船事件的真相。

    三、中英对沉船事件的纪念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各国人民沉浸在劫后余生的喜悦中，暂时忘却战争带来的苦痛。受大环境影响，“里斯本丸”事件幸存者最先想到的并不是开展对逝者的缅怀，而是践行对恩人的答谢。自1946年9月王继能赴港后，伊文斯等人又先后多次邀请唐如良、翁阿川等人到上海或香港会晤，不仅设宴款待，赠送钱财、衣物，还设法帮助恩人寻找合适的工作【81】。

    香港军事法庭审判结束后，英国政府也很快将如何答谢中国渔民提上日程。1948年4月12日，英国驻华大使特意致函中国外交部次长叶公超，商议答谢事宜。英国政府感谢了中国渔民的营救及其“以最大爱心给幸存者们食物、衣物和照看”的善行，并特地为渔民筹备专款。赠款形式颇为隆重，“国王陛下的‘康姆斯’号将于5月7日带着这笔款项前往东渔父岛访问，正式授予此项赠款”，为防止国民政府多心，英国政府特意强调“康姆斯”号驱逐舰“不带任何飞机”【82】。赠款仪式的落实有利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对坚固中英当事群体间的友谊亦大有裨益，这一建议本应得到鼓励，但相关文件转送至国民政府国防部审核时却遭否决。

    国防部认为，国民政府正在舟山群岛筹建海军基地，英方的访问虽然名义上是为赠谢中国渔民，但暗地里很可能是为窥探海防虚实【83】。1948年国民政府深陷国共内战的泥淖，英国访问东渔父岛的行为难免会触动当局者敏感的神经，故其并不愿意节外生枝。稳妥起见，国民政府提议委派浙江省政府委员周向贤代表渔民赴上海英国舰队司令部领取赠款。对英国而言，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在接收沦陷区时掀起的劫收风潮“闻名当世”，贪腐形象早已深入人心，英国政府不放心将此款项交给其官员。加之如果不能当面向渔民致谢，赠款仪式的纪念意义便会大打折扣，故英国政府未再回复国民政府，英舰造访一事不了了之【84】。

    但在英国政府影响下，国民政府也于1948年10月25日下发对东极渔民的褒奖令。其实早在1946年12月，当年参与组织救助行动的本地乡民沈品生当选为东极乡长后，便曾提议将营救英俘一事“呈报政府备案”，但由于多数当事人以营救“为吾人应有之天职，罔求邀功”为由推辞，报备方案未得落实【85】。直至英国驻华大使致函叶公超，南京国民政府才开始重视此事，并立即着令浙江省政府查验事情真伪【86】。经层层落实，东极乡乡公所如数告知上级营救经过，并对当年参与救助的渔民登记造册【87】。下令调查时，国民政府已顺带告知沈品生英舰拟答谢渔民并赠款一事，故在沈品生上呈县政府的文件中列有赠款分配方案：“拟分别以两山（岛）发起救护赵筱如、吴其生等10人，及参与动员各船户暨冒险护送3英人至内地之唐品根等6人列为甲等，凡献衣供饭者列为乙等，其各帮同送衣服送饭者列为丙等，用示大公，以励将及义务来兹。”【88】

    后来，英舰造访一事不了了之，为避免尴尬，国民政府要求“希酌定政府褒奖办法”【89】。10月11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内政部根据浙江省政府所呈当受褒奖人名册，发布褒奖令198件【90】。25日，定海县政府正式拿到由行政院内政部下发、浙江省政府转领的有关褒奖本县东极乡渔民的褒奖令，并将其发放给渔民。次日，《定海民报》对此事予以报道：“英人追怀旧德，尝有派舰至东极慰问及赉致谢金之说，嗣又有改由中央转发奖金之说，且一度层饬县府查复，案悬经年。今始奉到荣誉奖令，亦可谓久矣。”【91】虽然南京国民政府腐败无能，昏招频出，将英舰“至东极慰问及赉致谢金”这一简单事情神秘化、复杂化，导致本该大力宣传的善举“悬案经年”，但最终救助者也算“奉到荣誉奖令”，扩大了东极渔民营救英俘一事在地方上的影响。

    派使者至东极乡当面赠予渔民专款的方案既不能实施，英国政府只能另想他法。1949年2月17日，英国政府在香港举行悼念“里斯本丸”英俘官兵遇难仪式，英港当局决定借机在香港皇后码头举行答谢舟山渔民典礼。答谢仪式由港督葛洪亮亲自主持，英国政府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典礼开始后，先由港督葛洪亮代表英国政府致答谢辞，简要陈述中国渔民营救英俘之经过，继而举行颁发答谢奖品仪式。奖品主要包括“海安”号机动渔轮一艘，以及为在营救过程中做出突出贡献者准备的奖金、奖状。在仪式最后，葛洪亮亲自为“海安”号剪彩，并示意该渔轮搭载来宾解揽出海，绕海面环驶一周后才返回码头【92】。客观来看，这次酬谢仪式存在很多不足：未邀请渔民代表参加；向渔民转赠奖金、证书的中间人胡栋林与舟山渔民并无太多交集；所赠“海安”号是汽油船，以当时东极乡的条件，根本无力维持其正常运转【93】。即便存在诸多不足，港督葛洪亮在现场千余人面前亲自宣扬中国渔民的正义形象，并通过隆重仪式表达英港当局感戴渔民救护英俘情谊的举措，依旧能在寄托幸存战俘情感、巩固幸存战俘与渔民间的情谊上发挥积极作用。

    抗战胜利后，幸存英俘及英国政府主导下的答谢中国渔民行动很快成为这一时期中英两国纪念“里斯本丸”沉船事件的主流。英国政府为此特意策划一场造访赠款仪式，只是由于国民政府处理不当不了了之。为缓解“英舰恐不来”的尴尬，在“一度层饬县府查复，案悬经年”后，南京国民政府最终也下达了对渔民的褒奖令，从国家层面对营救义举给予了肯定。因不能成行东极乡，英国政府最终选择在香港举行答谢典礼，此举扩大了对中国渔民营救英俘义举的宣传，但也因缺乏渔民代表在场而留有历史遗憾。让人颇感无奈的是，南京国民政府未认识到“里斯本丸”沉船事件在宣传中国国家形象和巩固中英友好关系层面上的积极意义因而始终未有主动挖掘该事件纪念价值的举措。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奉行孤立、封锁新生人民政权的政策，新生政权不得已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两大阵营意识形态的对立极其尖锐，中英关系难以融洽，这也影响了两国官方、民间交流活动的开展，进而影响到“里斯本丸”沉船纪念活动的深入推进。故新中国成立后，中英两国有关“里斯本丸”沉船事件的记忆长期处于尘封状态，未被全面唤醒【94】。

    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宣告世界两极格局的结束，开展“里斯本丸”纪念活动的外部条件初步具备。1991年12月，港英政府举办抵抗日本侵占香港50周年纪念活动，邀请参加过香港保卫战的250名老兵出席，成功出逃大后方的三名英俘之一的法勒斯也在受邀之列。法勒斯到达现场后“多次谈及他在浙江省定海县东霍洋遇救的经历，亟盼与舟山群岛昔日救命恩人重聚”，并在报纸上刊登“阔别香港四十载，亟寻救命恩人”的启事【95】。与此同时，浙江省舟山市部分政府工作人员也逐渐重视并开始着手挖掘“里斯本丸”事件背后蕴含的深层价值【96】。

    2004年中英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为“里斯本丸”沉船纪念活动的逐步开展奠定良好基调。200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8月15日至9月5日，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公室等部门通过联合举办纪念反法西斯胜利60周年大型图片展，扩大对“里斯本丸”沉船事件的宣传，确保不少舟山以外的民众了解到东极渔民的英勇事迹【98】。除此之外，在浙江舟山和中国香港等地还举行多次有当年在场人士参加的“里斯本丸”沉船纪念活动。无论是当年参与营救的东极渔民代表应香港“二战退役军人会”邀请访问香港【99】，还是幸存英俘携家人来到浙江舟山东极海岛感谢恩人【100】，均使久被尘封的“里斯本丸”沉船记忆愈加清晰。

    此后十年间，“里斯本丸”沉船事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学术领域，以中国学者唐洪森、田庆华和英国学者托尼·班纳姆为代表的文史工作者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研究，为学界了解沉船事件作出卓越贡献。在艺术领域，以“里斯本丸”沉船事件为主题的歌曲、影视作品和戏剧被创作出来并呈现给中英两国民众，客观上扩大了该事件在两国民间的影响力【101】。社会各界人士对沉船事件的关注推动了“里斯本丸”纪念活动的深入推进。2015年10月2日，浙江海洋学院隆重举行“里斯本丸”英军士兵遇难73周年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不仅中方相关人士积极参与，英国驻香港领事馆和退伍军人协会等组织机构也给予大力支持【102】，足见该事件的纪念意义及其背后蕴含的精神价值，已为两国人民高度重视。……

    如今中英两国人民围绕“里斯本丸”沉船事件开展的纪念活动仍在不断推进，舟山本地热心人士与幸存英俘及其后人间的书信往来不断，并相约让双方下一代延续这份宝贵情感，使新生一代成长为“情感维系的传承者”，以确保“这份跨越中英两国的友谊长存”【104】。……

    四、结语

    “里斯本丸”事件是日本所制造的战时悲剧，若非中国渔民及时出现，船上1800多名英俘很可能会全部葬身大海。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曾主导构建出关于“里斯本丸”沉船事件的虚假记忆，在掩盖运送大量英俘赴日做苦力及枪杀泅水英俘等真相的同时，借虚构日军是“英俘拯救者”来鼓吹所谓的“大日本帝国的正义身姿”。后来，英国政府通过中方护送至大后方的幸存英俘了解到事情经过，开始要求日本政府调查并公布事情真相。但由于此时日方建构的记忆已成功主导日本政府各机关工作人员的思维和意识，英国政府并未达成对事件正本清源的目的。直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对相关战犯的审判结果公之于众后，笼罩在日方谎言迷雾中的真相才为世人所知，英方重塑相关记忆的工作才宣告完成。稍显遗憾的是，不仅重要历史事件的发生会受政治影响改变走向，记忆的修正亦会因政治力量的介入而有所迟滞。

    中国渔民在营救英俘过程中表现出英勇无畏、无私奉献且不图回报的品质，受到获救战俘的高度肯定和赞扬。抗战结束后，幸存英俘和英国政府迅速着手对中国渔民实施答谢，两国围绕“里斯本丸”事件开展的纪念活动发轫颇早，但国民政府并未对中国渔民救助英俘的国际人道主义行为大力宣扬，错失了在国际舞台上展示中国国家形象的宝贵机会。新中国成立后，受冷战格局下东西方两大意识形态对峙的影响，相关纪念活动并未持续开展，与该事件有关的历史记忆也长期封存在当事者的脑海中，未被全面唤起。直至2004年中英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确立后，借着两国关系步入“黄金时代”的春风，该事件背后蕴含的深刻价值才逐渐被两国政府和人民挖掘而重视，“里斯本丸”事件纪念活动才再次活跃起来。相比于官方路径，“里斯本丸”沉船事件的民间路径，即被救英俘与中国渔民之间的情谊自始及今，它在修正被政治力量遮蔽的历史真相之余，揭示出人性的温度和善意，这或许也是沉船事件至今仍为两国人民纪念的原因所在。

    本文转载自《史学月刊》2025年第2期

  • 侯卫东：中国古代理想城市规划理念探源

    城市的出现是人类文明史上一座关键里程碑，古人通过营造城市而构建了全新的社会秩序、塑造了城市生活方式。城市自诞生以来就成为人群聚居之地、资源汇集之处，在古人身份构建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以城墙为界限的地缘关系与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关系深度融合，居住形态和社会组织之间高度耦合，共同形成了中国古代社会治理和宗族生活交织在一起的人文景观。

    中国古代理想城市规划理念

    学界一般认为战国时期成文的《周礼·考工记》，是现存中国古代最早对以王城为代表的城市规划进行理想化描述的文献，其核心文本为：“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这种理想的王城由两重城垣相套构成，大城为边长九里的城墙围合的方形城池，每面设三座城门，四面环抱位居中央的宫城。这样理想的城市规划以大一统王朝的王城为基准，诸侯国都城、卿大夫采邑的规格则按照等差进行削减。在周王朝的天下秩序中，古人是否践行过这些理想城市规划理念，是追溯其历史渊源的关键环节。

    （一）理想城市规划理念与鲁国营造实践

    根据浙江大学陈筱博士的研究，可将《周礼·考工记》理想城市规划的核心内容提炼为：①王城由内外两重城垣相套构成，外城四面环抱着中央的宫城。②外城为边长9里（约合3750米）的正方形，每面设三座城门，城门内通城市干道而构成井字形路网，城内可能还有若干次干道。③城内的功能区有王宫、祖庙、社稷、朝堂和市场等，不论它们位于宫城之内还是散布在外城中，其相对空间关系不变。④王城有明确的南北中轴线，形成了显著的几何中心点，不同功能区的规模存在整数倍的比例关系，很可能采用了模数制进行设计。

    陈筱博士认为《周礼·考工记》不是对既有城市模式的记录，而是在成书阶段并未完全实现的理想城市规划，描述的是周王朝理想王城的边界与规模，城门、干道、城市主要功能构成及布置，应视作中国古代理想城市的文本渊源。宋代以来的学者根据自己对《周礼·考工记》文本的理解，绘制有多种王城布局推测图，图中都有贯通全城的南北向中轴线，轴线南部通过穿越城门的主干道、北部指向宫城。中轴线控制着城市功能单元和道路的空间布局，轴线东西两侧的城区结构对称、功能元素彼此呼应。这种中轴线控制全城布局的推断，在周代都邑考古资料中也有与之相应的案例，比如曲阜鲁城的布局就有此类现象。

    田野考古和研究工作确认的曲阜鲁城城墙，始建于西周晚期，鲁国是西周初年周公的封地，鲁城应当有更早的城市建置基础。陈筱博士通过对鲁城路网结构和地貌的勘探复原，将南北向纵贯全城、大致居中的8号道路指认为控制全城布局的中轴线，这条道路通过城内自然高地中部，其延长线连接城南礼制建筑舞雩台。曲阜师范大学徐团辉博士认为鲁城中部偏东的南北向9号道路连接周公庙宫殿区和都城正门南墙东门，共同构成一条南北向的宫城中轴线，这条中轴线很可能在鲁城最初营建之时就已设计；春秋晚期在周公庙宫殿区增筑了一座横长方形小城，南门设于南墙正中并与9号道路相连，更加凸显了9号道路的宫城中轴线地位。

    曲阜鲁城8号道路及其延长线贯通的全城南北中轴线，控制着宫城及各类功能区划的方位、道路网络的布局、礼仪性建筑的选址、冶铸工业区的分布，将城市内外空间紧密连接起来，使整座城市秩序井然。9号道路贯通的是以鲁城宫城为核心的南北中轴线，控制着宫殿、宗庙、衙署等高规格建筑的布局，使鲁城的核心日常运转整肃有序。

    可见，《周礼·考工记》理想城市规划理念在曲阜鲁城的营造实践中有很多体现，因为鲁国的始封君周公是周王朝制礼作乐的主要负责人，曲阜鲁城应当是按照周王朝诸侯国都城规制营造的典范，其布局应是《周礼·考工记》理想城市规划文本的重要依据之一。

    （二）周王朝都邑制度的郑国营造实践

    在周王朝及诸侯国的城市营造实践中，《周礼·考工记》理想城市规划理念是否按照等差体现在不同规格的都邑建置上？我们可以通过考察来判断这种理念践行的历史纵深。

    文献上最早关于周王朝都邑营造制度的描述是《左传·隐公元年》记载的祭仲规劝郑庄公的话：“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叁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这里的“先王之制”指周王朝早期就厘定的都邑营建制度，郑国这样的诸侯国从国都到最基层的城邑分为四个层级，可根据周代尺度转换成通行的表述方式：1.国都的城垣规制是三百雉，相当于“方五里”即每边城墙长约2079米的方城，面积约432万平方米；2.大都的城垣规制是百雉，相当于“方三分之五里”即每边城墙长约693米的方城，面积约48万平方米；3.中都的城垣规制是六十雉，相当于“方一里”即每边城墙长约415.8米的方城，面积约17.2万平方米；4.小都的城垣规制约三十三雉，相当于“方九分之五里”即每边城墙长约231米的方城，面积约5.3万平方米。

    郑国是否实施过祭仲所说的都邑营造制度，是检验这种理想的都邑制度是否为历史事实的关键。

    荥阳京襄城村一带的春秋时期古城就是祭仲所说的郑国京城遗址，该城平面呈纵长方形，南北长约1820米、东西宽约1460米，面积约266万平方米。京城平均边长约1640米，约合3.94里、237雉，其规模远超“大都不过百雉”的标准。《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说：“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公子段被称为“京城大叔”，可知京城最初营建时是一座“有宗庙先君之主”的郑国“大都”，其宗法和政治地位都很高，作为国都新郑西北方向国君直辖的“大都”应当符合制度，并不存在“不度”和“非制”的问题，只是后来作为公子段的“都城”才“不度”并“非制”。

    荥阳南城村南的春秋时期古城是郑国境内的古城遗址，该城平面呈横长方形，东西长约770米、南北宽约675米，面积约52万平方米，是一座约合边长为721米的方城，城垣规格约合1.73里、104雉，相当于“大都”的规制。

    新密古城寨古城内有丰富的龙山时期至汉代遗存，城墙至今在地面仍可见，春秋时期郑国境内显然也能看到这座古城的城垣。该城平面近横长方形，南城墙和北城墙均长约460米、东城墙长约345米、西城墙复原长度约370米，面积约16.5万平方米，是一座约合边长为407米的方城，城垣规格约合1里、60雉，相当于“中都”的规制。

    荥阳娘娘寨内城营建于两周之际，后来又营建了外城。内城平面近方形，边长约210米，面积约 4.41万平方米。外城南墙长约1200米且西接索河，东墙长约800米且北接索河，南城墙和东城墙呈直角曲尺形连接在一起，与索河共同形成相对封闭的围合空间，北墙和西墙未找到。娘娘寨内城城垣规格约合0.5里、30雉，接近“小都”的规制，说明春秋早期郑国境内应当存在祭仲所说的“小都”。

    上述案例表明，田野考古发现的春秋时期郑国城邑与《左传》里祭仲所讲的都邑制度有高度的对应关系，郑国境内符合“先王之制”的“大都”“中都”“小都”是存在的，周王朝这种理想的都邑制度至少在一定范围内实施过，是一定时空范围内的历史事实，并非没有实践的理想制度设计。

    中国古代理想城市规划的渊源

    《汉书·礼乐志》载：“故象天地而制礼乐，所以通神明、立人伦、正情性、节万事者也。”“王者必因前王之礼，顺时施宜，有所损益，即民之心，稍稍制作，至太平而大备。”在古人的认知中，礼制的核心是维护社会秩序，既强调对前代礼制的继承，又注重顺时施宜、因地制宜。以曲阜鲁城及郑国城邑为代表的周王朝诸侯国城市规划与营造实践，是《周礼·考工记》理想城市规划的直接实践渊源，也是对此前夏商王朝政治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发展，可以鲁城为基点向前追溯理想城市规划理念更早的历史渊源。

    周王朝在武王、周公带领下追寻“地中”“土中”“天下之中”的过程中，舍弃了前朝故都“大邑商”，选择了更早的夏都故地二里头一带。西周初年青铜器何尊的铭文记载了成王追述武王的话：“余其宅兹中或（国），自之乂民”，把营建于夏都故地二里头附近的东都成周称为“中国”，即周公“乃作大邑于土中”的中央之城，体现了“择中立都”“建中立极”的政治观念。以二里头夏都为中心的中原腹地，在西周初年已经明确成为观念上的“地中”“土中”“中国”等四方仰慕的中央神圣空间，中国古代逐渐形成“居中而治”的传统政治观。

    二里头夏都的营造以及中原腹地作为中央神圣空间的形成，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时代，出现了一次广泛筑城的浪潮。在中原腹地临近水源的高阜平坦之地，用黄土夯筑城墙；在城内居高居中之地营造贵族宫室和公共活动空间，民居、作坊和墓地有序安排；干道连接城门，地下陶水管、暗渠或明渠构成完善的给排水系统。龙山时代的筑城和宫室营造技术，为夏商王朝城市规划和营造实践提供了技术积累，成为中国古代城市营造技术的主流，也是重要的中华文明基因。

    公元前1800年前后，中原腹地形成以二里头夏都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是对此前中华文明肇始阶段文化的凝聚和升华。纵横多条十字正交的路网结构，将二里头夏都区划成网格状多宫格“里坊式”布局，宫城位居中部偏东南。每个网格单元都是面积10万平方米左右的纵长方形，并且长宽比例接近，路网形成之后不久又分别在多个网格单元的道路内侧营造夯土围墙。二里头夏都宫城内10余座大型宫殿宗庙建筑排列有序，采用回廊庭院式布局，即是其后数千年官式建筑四合院式布局的渊源。二里头夏都的规划理念和营造实践已有建筑模数的意识，体现了王都规划“模写天下”的宇宙观。

    新郑望京楼二里头文化城邑（夏城）及二里岗文化城邑（商城）的选址和规划理念与二里头夏都最为接近，其城垣围合的面积约37万平方米、平面近菱形，商城内由道路及其延长线界隔成九宫格式布局，每个单元格的面积约4万平方米，相当于二里头夏都的缩略版。

    二里头夏都以宫城为中心的“多宫格”布局、中轴线理念、四合院式宫室制度，以青铜礼器为核心的多材质组合的器用制度，以宴享、祭祀、丧葬为代表的礼仪制度等，创造了新的空间秩序和价值秩序，体现了更加成熟的王朝礼制。

    商王朝早期以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两座王都的营造为引领，也出现了一次广泛筑城的浪潮。郑州商城营建在丘陵与平原过渡地带的高阜平坦之地，临近河湖等充足的水源，300万平方米左右的大城（内城）平面为纵长方形，东北角受紫荆山自然土岗的影响形成一个折角。郑州商城大城东北部发现的垣墙及其延长线，可将宫殿宗庙建筑界隔成多个“宫城单元”。也有学者结合夏商王朝都城布局特征和规划理念，提出“宫城”应在大城中部一带。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情况，郑州商城大城中南部很可能存在多个重要的功能单元。

    郑州商城与历代郑州城重叠，很难对“宫城单元”或“网格单元”进行清晰识别，也无法确认其是否存在如二里头夏都一样的网格状“里坊式”布局。但这种将都城按功能区划分成若干单元的方式，无疑继承了二里头夏都的规划理念。在郑州商城大城之外，又结合周围岗地及河湖水系，因地制宜营建了防护范围达到1000万平方米以上的外城，实现了中原王朝都城的第一次超大型建设。郑州商城作为商王朝取代夏王朝前后营建的都城，继承了二里头夏都的营造技术和规划理念，又有很多创新和突破，比如上文提及的因地制宜营建了面积达到1000万平方米以上的外城，给排水设施更加复杂完善等，其都城规划和营造实践体现了商王朝建立者们的理想和追求。

    偃师商城是在二里头夏都附近选择理想之地平地起建的，既有近在咫尺的二里头夏都作为模本，又有营造郑州商城最早一批宫殿宗庙建筑和宫城的实践经验，因而其营造可以更好地体现商王朝初年的建城理想。偃师商城首先营造了面积4万平方米左右的近方形宫城，宫城居于其中部偏南的位置，之后向外营造面积约81万平方米的纵长方形大城（早期大城，即考古报告中所说的“小城”），从而形成重城相套的结构。早期大城与宫城大体是同一条南北中轴线，且以此对称有序、布局严整地营造了多个近方形功能单元，每个功能单元约4万平方米。偃师商城西南角有一个约3.5万平方米的府库类封闭单元，西北角有一个约4万平方米的仓储类功能单元，而东南角、东北角的城墙都有与西南角、西北角相似的拐折，由此推测这两个位置也应有相对独立的功能单元。虽然目前还无法确认81万平方米的大城是否都用垣墙和道路界隔成“里坊式”的功能单元，但可以明确的是，其继承了二里头夏都网格状“里坊式”布局的规划理念，并且进一步发展了建筑模数意识。偃师商城功能单元的建筑模数明显小于二里头夏都的宫城，表明其规格低于真正的王都。偃师商城宫城内营建的东西两组建筑，每组建筑也依然遵循始于二里头夏都的南北向中轴对称原则。

    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城市规划，体现了商王朝“模写天下”的宇宙观和对都城秩序的追求，影响后世数千年的都城规划和城市营造。商王朝中期营建的安阳洹北商城，总体布局更加追求方正规矩、重城相套、中轴对称、四合院式建筑等，把“模写天下”的都城规划理念推向新高度。

    这些自二里头夏都以来的营造实践积累的城市规划理念，包括城圈方正规矩、重城相套、中轴线控制全城、网格化分区规划、四合院式宫室建筑等，与后来曲阜鲁城代表的理想城市的早期实践有明显的渊源关系，当为《周礼·考工记》所载理想城市规划理念的历史渊源。

    中国古代理想城市规划理念的赓续

    中国古代理想城市规划文本形成之后不久，秦统一六国，建立了大一统王朝。《史记·秦始皇本纪》《三辅黄图》等文献记载表明，秦始皇重新营造都城咸阳的原则是“法象上天”，与理想城市规划“模写天下”的理念不是一个传统。西汉帝都长安城按功能区划营造多个宫城的方式，虽与理想城市规划理念有接近之处，但比起二里头夏都、偃师商城的布局，仍然因地制宜有余、规划严整不足。

    后世都城营造实践中，在东汉魏晋帝都洛阳城基础上重新营造的北魏帝都洛阳城，是遵循中国古代理想城市规划理念的一个关键节点。洛阳城内，铜驼街北端连接宫城、南端延伸至礼制建筑圜丘，这条线就是控制全城布局的南北向中轴线，与曲阜鲁城的南北向中轴线非常相似；宫城和衙署之外，北魏洛阳城还有纵横交错的道路网络界隔的大量里坊空间，与二里头夏都、偃师商城的规划理念遥相接应。这些应当反映了从北方迁入中原的魏孝文帝竭力追求正统王朝理念的迫切心情。

    北魏王朝的后继者东魏北齐在北魏洛阳城规划理念和营造实践的基础上，重新规划并营造了东魏北齐帝都邺城，新邺城与北魏洛阳城的形制相仿，其布局更加方正规矩、中轴线更加突出。整座城市以宫城为中心，围绕全城中轴线对称布局，城内分布着数量众多的里坊。东魏北齐邺城的布局，体现了对中国古代理想城市规划理念的继承与创新，对后世的隋唐长安城、洛阳城的“棋盘式”里坊布局产生了直接影响。

    北宋东京城从州桥经天街到宣德门一直纵贯至大内，有一条明确的南北向城市中轴线；东西向穿城而过的汴河以象天汉，州桥也称为天汉州桥。因此，北宋东京城的布局理念“象天法地”，对中国古代理想城市规划理念既有继承、又有创新，也形成了新的开放式城市空间。起家于北方草原地带的元世祖忽必烈营造帝都元大都时，在金中都的基础上采用《周礼·考工记》的理想王城规划理念设计并营造，与魏孝文帝营造北魏洛阳城时竭力追求正统的心情非常接近。元大都受原有建筑和地形地势的影响，营造时并不能很好地实现理想城市规划理念，此后平地起建的元中都、明中都是更贴近《周礼·考工记》规划理念的城市。明清北京城继承了元大都的城市规划理念并拓展创新，中国古代理想城市规划理念融入明清北京城的营造实践中，也成为赓续至今的中华文明基因。

    本文转自《光明日报》（ 2025年02月08日 10版）

  • 俞可平： “奴婢贱人，律比畜产” —— 中国古代贱民的政治学分析

    对贱民阶层的专门研究源自民国时期。瞿同祖根据历代的法律制度对中国历史上的良贱阶层做了明确的分类，陈序经、王书奴等则对疍户和娼妓等贱民群体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考察。但总体而言，民国时期对贱民群体的研究非常稀少。对贱民阶层真正系统而专业的研究，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开始的。一批历史学者，特别是经济史学者从不同的层面对贱民群体进行了分门别类的专门研究，如对奴婢、娼妓、乐户、堕民、疍户、官户、杂户、田仆的专门研究。不少学者对贱民的来龙去脉、生活方式、人际关系、社会地位和法律规定等各个方面都做了非常出色的探究，如对徽州田仆的研究。不过，迄今学界对贱民的关注，多偏于具体的专门论述，而缺少综合性的宏观分析。此外，已有的贱民研究，几乎没有政治学者的参与。而从根本上说，贱民首先是一个政治等级或政治阶层，只有深刻揭示贱民的政治意义，才能真正认识贱民的本质及其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实质性功能。本文将首先对贱民的定义、性质、特征、类别和历史演变做一简要的宏观考察，在此基础上着重从政治学的角度分析贱籍制度与中国传统专制政治的内在联系及其本质功能。

    一、“四民”之外的贱民

    “明贵贱，辨等列”（《左传·隐公五年》）是中国传统等级秩序的根本法则，“编户齐民”是贯彻这一根本法则的社会管理制度。“编户齐民”即是通过户籍制度将普遍平民进行分类管理，它把广大民众分为士、农、工、商四类。春秋时期的管仲说：“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管子·小匡》）。战国时期的谷梁赤也说：“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春秋谷梁传·成公元年》）。《汉书·食货志》曰：“士农工商，四民有业。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汉书·食货志》）。后晋刘昫等撰的《旧唐书》进一步延续了古代的“士农工商”四民说：“凡习学文武者为士，肆力耕桑者为农，巧作器用者为工，屠沽兴贩者为商”（《旧唐书·职官志》）。直至明清，“士农工商”四民依然是对国民的基本分类，但明清两代的户籍制度则分别将居民的户籍进一步细分为“军民匠灶”和“军民商灶”四类，将从军的“军户”、从事手工业的“匠户”和从事盐业的“灶户”单列，并明文规定上述“四民为良”（《大清会典》卷十七）。

    然而，自正式确立“四民”体系以来的漫长历史进程中，无论在哪个朝代，在上述“士农工商”或“军民商灶”法定的“良籍”之外，还有一个被列入“贱籍”的特殊群体，他们的社会政治地位比普通“四民”更低，不能享受普通平民的法定权利，甚至不属于普通的“庶民”“百姓”范畴。这个被排斥于“士农工商”四民之外而处于社会最底层的特殊社会群体，就是本文所说的“贱民”，亦称“贱人”“贱口”或“贱色”。之所以称这一特殊群体为贱民，一方面，是因为无论就其从事的职业还是就其所处的社会地位而言，这一群体都处于最低劣和卑微的社会末端；另一方面，无论从国家的法律规定还是从社会的伦理评价来看，这一被打入“贱籍”的特殊群体，都与属于“良籍”的平民有着本质的区别。贱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地区，各有不同的称呼，如奴婢、部曲、客女、佃客、番户、杂户、乐户、堕民、娼优、丐户、疍户、世仆、伴当、九姓渔户等等，这些不同的称谓大体上反映了贱民群体的构成。

    在传统中国政治语境中，“贱”实质上是一个等级关系概念，即所谓的“贵贱有等”（《荀子·王制》）。一是从官民关系上说，官贵民贱；二是在平民之间，还有良贱之分。普通的黎民百姓是“良民”，可以享受基本的法定权利，而“良民”之外还有“贱民”，他们连最基本的平民权利也被无情剥夺。“贱”的第一种含义是以官为贵，以民为贱，贵贱有别，以强调名器之尊。这里的“贱”，是指普通平民，是相对意义上的“贱”。另一种平民关系上的“贱”，则是绝对意义上的“贱”，“是指在社会上处于特别低下的法律地位和社会地位、没有独立人格的个人，以及由这些人构成的等级。这个意义上的‘贱’或‘贱民’，就不仅相对贵族、缙绅，即使相对一般百姓而言，他们的地位也是卑下的”。进而言之，这个处于社会等级最末端的贱民群体，鉴于其连最普通的平民身份也被法律所剥夺，他们实质上已经不是正常意义上的人，而被贬低到其他动物和财产的地步。正如《唐律》所毫不隐晦地宣示的，“奴婢贱人，律比畜产”（《唐律疏议·名例六》）。贱民之“贱”体现在其政治地位、生产劳动、社会交往、教育科举、日常生活、荣誉奖励等各个方面，并且以国家的法律制度和社会的礼仪习俗加以规约和维系。

    贱民不得拥有正常的户籍，没有独立的身份，更无独立的人格，从而也不享有普遍平民的基本法定权利。将每一户人家以及家庭的每一成员编籍入册，是中国历代王朝的强制性要求，违犯者会受到法律的惩罚。唐律规定：家长若不如实登记户籍信息，将受到刑事处罚，面临牢狱之灾：“诸脱户者，家长徒三年……脱口及增减年状以免课役者，一口徒一年”（《唐律疏议·户婚一》）。《清会典》也规定，凡民必须入籍：“凡民之著于籍，其别有四：一曰民籍，二曰军籍，三曰商籍，四曰灶籍，察其祖籍，辩其宗系，区其良贱。”“凡民”之中的“民”不包括贱民，列入贱籍的贱民根本就没有独立的户籍权，他们必须寄身或依附于主人的户籍。上引唐律同时规定，“奴婢、部曲亦同不课之口”，必须登记在户主名下，不许自主为户。不仅私奴不得拥有正常的户籍，即便官奴也同样如此。官奴必须隶属于所服役的衙门，不得在地方自立户籍。唐律对此有诸多详细的规定：“官户隶属司农，州、县元无户贯”（《唐律疏议·名例六》），“杂户者，前代犯罪没官，散配诸司驱使，亦附州县户贯……官户亦是配隶没官，唯属诸司，州县无贯”（《唐律疏议·户婚上》），“工、乐及官户、奴，并谓不属县贯。其杂户、太常音声人有县贯，仍各于本司上下”（《唐律疏议·贼盗二》）。《大明律》也以“军、民、匠、灶”四民分籍，严格限制贱民进入正常的民籍，并将所有贱民列入“丐籍”。但此“丐”并非通常意义上的“乞丐”，列入“丐籍”的贱民其地位连乞丐也不如：贱民的“丐籍表示身份，同没有职业的乞丐相比，在户籍分类上截然不同：一属贱民，一属良民，不可混淆”。

    贱民的生命安全没有基本的法律保障，其生存权和人身自由随时可能被主人或其他“良民”所剥夺。“杀人偿命”这一古典法律通则，并不适用于贱民。主人可以对奴婢施加各种人身伤害而不受惩罚，对男女奴仆的体罚、残害以及对女仆的奸污，只要不出人命，几乎都不会受到法律制裁。有学者指出，在唐律中没有发现任何条文用以约束主人对奴婢的虐待和残害行为。“除了擅杀一事，主人控制下私奴婢生命、身体的安全无法受到保障，主人对奴婢的权力几近绝对。”即使是故意虐杀奴婢，主人也不用偿命，而只需受到轻微的处罚。唐律规定：“诸奴有罪，其主不请官司而杀者，杖一百。无罪而杀者，徒一年”（《唐律疏议·斗讼二》）；“诸主殴部曲至死者，徒一年。故杀者，加一等。其有愆犯决罚致死，及过失杀者，各勿论”（《唐律疏议·斗讼二》）。清律也有类似的规定：“若奴婢有罪，其家长及家长之期亲，若外祖父母，不告官司而殴杀者，杖一百；无罪而杀者，杖六十，徒一年……若违犯教令而依法决罚邂逅致死及过失杀者，各勿论。凡官员将奴婢责打身死者，罚俸二年；故杀者，降二级调用；刃杀者，革职……”（《大清会典事例》卷八一《刑部》）。对贱民生命安全的保障，有时甚至还不如对动物生命的保障。例如，清律规定，“凡私宰自己马牛者，杖一百”（《大清律例》卷二十一）；而官员残杀奴婢只需“罚俸二年”或“降二级调用”。由于历朝对贱民的生命安全几无法律保障，发生在贱民身上的种种惨绝人寰的虐害行径，可谓罄竹难书。

    贱民的自由权、平等权和人格权被剥夺，不享有基本的人权。贱民虽是人类，但他们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而非社会学和政治学意义上的人，在本质上，他们并不被当作正常的人类，而是当作主人的工具和财产。虽然贱民群体内部还有不同的差别，奴婢是最低下的贱民，是贱民中的贱民，但是所有贱民，无论是奴婢还是部曲、堕民、乐户、佃客，都没有独立的人格，而是附属于主人的工具，从而没有起码的人身自由权和人格平等权。贱民必须绝对听从主人的使唤和遣差，不得有违主人的意愿，否则主人可对其进行任意处罚。贱民也没有职业、迁徙、婚姻和交往的自由，没有任何隐私权和人格尊严。例如，贱民不仅自己须由主人决定其婚配，甚至其子女的婚配权也得由主人决定，否则，也将受到法律的惩罚。清律规定：“凡家仆将女子私嫁与人，不问本主者，鞭一百。无论年份远近，生子与未生子，俱离异，给予本主。”与剥夺贱民基本自由相伴随的，是历代法律明文规定贱民与主人、良民的极度不平等。以斗殴、杀人及强奸为例，主人殴伤、奸淫，甚至杀死贱民可以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普通平民（良民）殴伤、奸淫和杀死贱民也只需承担轻微的刑事惩罚；反之，若贱民殴伤、奸淫和杀死主人或良民，则要受到法律的最严厉惩罚。唐律规定：主人杀死奴婢部曲，只要杖一百，至多徒一年；良民殴伤贱民者，其罪“减凡人一等，奴婢又减一等”（《唐律疏议·斗讼二》）。然而，若贱民殴打主人，则“伤者绞，杀者皆斩”；若贱民殴打良民，则罪“加凡人一等，奴婢又加一等”。主人强奸女性贱民，则不受惩罚；良民强奸女性贱民，也只需受到轻微惩罚：“奸他人部曲妻、杂户、官户妇女者，杖一百；强者加一等……明奸己家部曲妻及客女，各不坐”（《唐律疏议·杂律上》）。反之，若贱民奸淫主人或良民，则面临极刑的处罚：“其部曲及奴奸主及主之期亲，若期亲之妻者绞，妇女减一等，强者斩”；“诸奴奸良人者，徒二年半，强者流，折伤者绞”（《唐律疏议·杂律上》）。明清两代几乎完全继承了历朝对贱民在法律上的非人性歧视，在某些方面甚至比前朝更严厉。例如，洪武《大明律》规定：“凡奴婢骂家长者，绞。骂家长之期亲及外祖父母者，杖八十，徒三年。大功，杖八十；小功，杖七十；缌麻，杖六十。”“凡奴婢殴家长者，皆斩；杀者，皆凌迟处死；过失杀者，绞；伤者，杖一百，流三千里。若殴家长之期亲及外祖父母者，绞；伤者，皆斩；过失杀者，减殴罪二等；伤者，又减一等；故杀者，皆凌迟处死”（《大明律》）。清律规定：奴婢对主人的辱骂和殴打，均要受到极刑的处罚：“凡奴婢殴家长者（有伤；无伤。予殴之奴婢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凡奴婢骂家长者，绞”（《大清律例》卷二十八、二十九）。

    人以役贱，也是历代贱民的基本特征。贱民从事的职业都是社会中最低劣的行业，欲称“贱业”；反过来说，最低贱的工作非贱民莫属。除了侍候主人或官员的各类仆役，以及各种最辛苦的劳役外，凡是被当时的社会舆论视为最下贱的各种职业，均由贱民群体承担，例如唱戏、卖淫、行刑、埋尸、抬轿、剃头、阉割、丧葬等等。以宋以后浙东的“堕民”为例，男女贱民从事的各类“贱业”竟多达数十种。清律明文规定“奴仆及倡优隶卒为贱”：“凡衙门应役之人……其皂隶、马快、步快、小马、禁卒、门子、弓兵、仵作、粮差及巡捕营番役，皆为贱役。长随亦与奴仆同”［《大清会典》（光绪）卷十七］。因此，“清代的贱民首先是指奴婢和娼优。长随跟奴仆同等；开豁以前的乐户隶属‘乐籍’，与娼优是一样的。为官府服役的皂等所干的各种差事，被认为是侍候官老爷的‘贱役’；人以役贱，所以凡应承这种差役的人都被划进贱民的圈子里”。明清时期徽州的佃仆，是等级高于奴婢的贱民群体，其服役的范围，“主要是冠婚祭喜庆，以及属于地主生活方面的一些劳役。但也有一些是属于生产性的劳动，如看守树木、除草、修路、建筑仓库、搭桥、春渡等。还应指出，如抬轿、奏乐、丧葬杂役，等等所谓‘贱役’，也是由佃仆承担的，而且成为佃仆的一种标志”。

    作为“四民”之外的一个特殊群体，贱民被强制要求赋有某种侮辱性的身体标识和社会符号。历朝对贱民的服饰、出行等均有明确规制。违犯贵贱的规制，即要受到法律的惩罚。首先是服饰的穿戴必须有别于良民而凸显其贱民身份。如《大明会典》载明：“正德元年，禁商贩吏典、仆役、倡优、下贱，皆不许服用貂裘。僧道隶卒下贱之人，俱不许服用纻丝纱罗绵”（《大明会典》卷六十一）。清律也规定：“只许奴仆穿茧绸、毛褐、葛布、梭布、貂皮、羊皮；不准穿纺丝、绸绢、缎纱、绫罗、各种细毛、狼皮以及石青色衣。只许戴狐皮、沙狐皮、貂子皮帽；不许戴貂帽。乐户只准穿戴本色黄骚鼠皮帽。凉帽用绿绢裹，绿绢沿边。不许穿各项绫缎及狼皮衣。”据明代徐渭记载：浙江的堕民，“四民中即所常服，彼亦不得服”。其服饰的典型特征是：“帽以狗头状，裙布以横，不长衫”（《徐文长集》卷十八《风俗论》）。其次，在出行、就餐、称谓等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历代都有关于贱民的特殊定制。贱民不能走道路的中间，不能与主人同桌共餐，与良民相逢必须主动避让。如浙东堕民，其出行“不得乘坐车马，只能步行。路遇平民，堕民必须让路。绍兴乃是水乡，出行的主要工具是船。然而，如果有堕民同行，即便是冰天雪地，北风呼啸，平民也不允许堕民入舱……堕民外出时总是低着头，迈着碎步，靠右急速而行。如果双方相向而行，堕民得给平民让路”。

    对贱民最为残酷的制度，就是贱籍的世袭性。在中国传统社会，历代的规制是，除了极其特殊的例外，贱民自己及子孙后代均不能脱贱为良。换言之，一日为贱，不仅终身为贱，而且世代为贱。尤其是贱民及其子孙永世不得参加科举考试，不能进入朝廷官僚体系，成为朝廷官员。在中国传统社会，由贱入贵的主要制度性途径，便是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僚体系。这一选拔精英的道路对于普通平民而言，是转变其身份的主要通道，而这条通道对于贱民而言则是完全关闭的。唐律对科举取士的资格要求很高，普通的工商阶层都被排除在外，更何况贱民阶层。到了明清时期，法律已明确规定贱民不得参与科举考试，不得进入仕籍。如清律明文规定：“凡出身不正，如门子、长随、番役、小马、皂隶、马快、步快、禁卒、仵作、弓兵之子孙、倡优、奴隶、乐户、丐户、胥户、吹手，凡不应应试者混入，从重治罪。认保、派保互结之五童互相觉察，容隐五人连坐，禀报黜革治罪”［《大清会典》（光绪）卷十二］。“其八旗户下人及汉人家奴、长随、倡优、隶卒子孙，概不准冒入仕籍。步军统领衙门番役缉捕勤奋者，止准该衙门酌加奖赏，毋许奏给顶戴，其子孙概不准应试出仕”［《大清会典》（光绪）卷十］。在贱民群体中地位稍高一些的佃仆子弟，即使因为特殊的机遇，其经济地位足以供养子弟上学读书，也同样因贱民身份的限制而“不准应试出仕”。

    婚姻是传统社会中人们改变身份的重要途径之一，为了阻止贱民通过婚姻变更贱籍，历代均对贱民的婚姻做了严厉的限制，禁止贱民与良民之间的通婚。唐律认为，各色人等各有自己匹配的婚姻，良贱之间尤其不能婚配。违犯良贱之间的婚配关系，就打乱了既定的等级秩序，必须受到法律的严惩。“人各有耦，色类须同。良贱既殊，何宜配合。”故此，“诸与奴娶良人女为妻者，徒一年半，女家减一等。其奴自娶者亦如之。主知情者，杖一百；因而上籍为婢者，流三千里”（《唐律疏议·户婚律》）。“工、乐、杂、官户及部曲、客女、公私奴脾，皆当色为婚。若异色相娶，律无罪名，并当违令，各改正”（《唐律疏议·诸杂户不得与良人为婚》）。明清两代不仅沿袭了唐律关于良贱禁止通婚的规定。明律专门辟有“良贱为婚姻”的条文，良贱通婚不仅贱民本人要受罚，主人若有责同样要治罪。“凡家长与奴娶良人者，杖八十。女家减一等。不知者不坐。其奴自娶者，罪亦如之。家长知情者，减二等。因而入籍为婢者，杖一百。妄以奴婢为良人，而以良人为夫妻者，杖九十。各离异改正”（《大明律·婚姻》）。《娶乐人为妻妾》条规定：“凡官吏娶乐人为妻、妾者，杖六十，并离异；若官员子孙娶者，罪亦如之”（《大明律·婚姻》）。清律也认为，良贱通婚有辱良民，“婚姻配偶义取敌体，以贱娶良，则良者辱也”。因此，“凡家长与奴娶良人为妻者，杖八十；女家减一等。不知者不坐。其奴自娶者，罪亦如之。家长知情者，减二等。因而入籍为婢者，杖一百。若妄以奴婢为良人而与良人为夫妻者，杖九十（妄冒，由家长，坐家长；由奴婢，坐奴婢）。各离异改正”（《大清律例》卷十《户律·婚姻》）。

    历代统治者之所以对贱民有如此苛刻、侮辱和非人的法律规定，归根到底是因为不把贱民当作人看待，而视其为工具、物产和资财。唐律明言的“奴婢贱人，律比畜产”，道出了中国历史上贱民群体的共同本质。因为本质上没有把贱民当作人，而是把他们视作“会说话的工具”，因而贱民的人身自由、生命安全和人格尊严等基本人权便被残酷地剥夺。正因为实质上被当作是所有者的工具、物产和资财，所以贱民便可以被主人合法地买卖、转让、没收：“奴婢皆同资财，即合由主处分”（《唐律疏议·户婚三》）。一旦主人犯罪，其奴仆因视为财物反而不用受到连坐，可以像其他财物一样被籍没分配。“诸谋反及大逆者，皆斩……若部曲、资财、田宅并没官”（《唐律疏议·贼盗一》）。

    二、历史上的各类贱民

    贱民的历史在中国源远流长，从文字记载和考古发现来看，贱籍制度几乎与早期国家同步。这一点符合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流理论，即人类在进入文明社会之前，经历了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最早的贱民脱胎于奴隶，贱民制本质上是奴隶制的残余。

    夏商周三代是中国历史上文字记载的最早王朝，也是中国的早期国家形态。分别记载夏朝和商朝政治军事制度的《甘誓》和《汤誓》中均出现了“孥戮”的概念，据训诂学家考证，这里的“孥”同“奴”，说明夏商时期已存在“奴婢”。清代学者江声注释《甘誓》曰：“‘孥’或为‘奴’，当从‘奴’，谓有罪而没为奴也。或奴，或戮，视其所犯”（《尚书集注音疏》卷三《夏书》）。另一位清代学者段玉裁也认为“孥”与“奴”在上古时代是通假的：古“奴婢”“妻孥”字，皆作“奴”。“孥”字是俗称，《尚书》原文只作“奴”。“其实‘孥子之孥’两‘孥’字，亦当正为‘奴’，古子女奴婢统称奴，其既也假‘帑’为‘奴’字，其后又制‘孥’为之”（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孔子在论及商代的三位杰出“仁”者时，提到了其中的箕子曾经为“奴”，这也间接证明商代奴婢的存在：“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殷有三仁焉”（《论语·微子》）。《周礼》关于奴婢的记载相当多：《秋官》曰，“其奴，男子入于罪隶，女子入于舂槀。凡有爵者，与七十者，与未乱者，皆不为奴”（《秋官司寇·司民/掌戮》）。《大宰》曰，“八曰臣妾，聚敛疏材”，东汉经学家郑玄说，“臣妾，男女贫贱之称者，或奴戮之余允，或背德之质子，晋惠之男女皆是”（《周礼注疏·正义序》）。《周礼》在详细分述“治官”“宫正”“宫伯”“膳夫”“庖人”等50余种职业时，包含了大量的“胥”“徒”等奴仆群体，甚至其中提及的“女酒”“女浆”“女幂”“女祝”“女工”等，据专家考证也均为女奴。

    春秋战国时代，中国政治逐渐进入绝对的君主专制时期；到了秦汉时期，这种绝对的君主专制政治得到逐渐稳固。与此相一致，中国的贱民制度大约在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正式形成，并且成为国家法定的重要政治制度。《左传》论及春秋时期鲁国的社会等级时，就出现了“隶”“僚”“仆”“台”等贱民群体：“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左传·昭公七年》）。西汉王莽说，“秦为无道，置婢奴之市，与牛马同栏”（《汉书·王莽传》）。这说明，在秦王朝时，已经把奴婢视作牛马般的贱民，这一点已为后世出土的秦律等文献所证明。抄录于秦王政时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秦律十八种》就有关于“隶臣妾”和“人奴妾”的专门条款；而形成于秦统一后的《岳麓书院藏秦简》中所载的秦律，则不仅有“隶臣妾”的条款，而且首次在法律条文中出现了“人奴婢”的用语。到了汉代以后，奴婢作为主要的贱民群体已经大量存在，并且以法律制度的形式加以明确规定。例如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告律》就明文规定，奴婢不是正常的人而属于财物的范畴：“民欲先令分田宅、奴婢、财物，乡部啬夫身听其令，皆参办券书，辄上如户籍。”奴婢向官方诉讼主人不仅不得受理，而且还要受到“弃市”的极刑：“子告父母，妇告威公，奴婢告主、主父母妻子，勿听而弃告者市。”汉以后的唐宋明清历代大体沿用了秦汉的良贱律，以国家法律的形式将贱民群体打入另类，被剥夺基本的人权。从此以后，贱民群体一直伴随着中国传统的专制政治而长期存在，但其表现形式及构成在历史上却有所不同。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贱民群体主要有奴婢、部曲、娼优、佃仆、乐户、丐户、疍户、皂隶、堕民等。

    1.奴婢。在中国的贱民演化史上，奴婢是典型的贱民，也是出现最早、数量最庞大、存续时间最长、分布范围最广的贱民群体。奴婢是“男奴女婢”的通称，又常常被称为“奴仆”“家仆”“家奴”“人臣”“人妾”“家僮”“丫鬟”“丫头”“使女”“苍头”“驱口”“驱奴”等。根据其隶属或所有关系，奴婢又可分为官私两类，为朝廷官衙所拥有的为官奴，为家庭私人所有的则是私奴，官奴和私奴在一定条件可相互转换。“如官奴婢往往被皇家或官府当作赏赐品赐予下属官吏，从而变成了私奴婢；原是私奴婢者，也有因主人犯罪，其家属和奴婢没官，而转弯成为官奴婢者。”一般认为，奴婢是奴隶制度的残余，因而在战国后期和秦汉早期奴婢就作为一个特殊群体而大量存在了。史载，战国末期秦国大臣吕不韦和嫪毐的私奴婢就数以万千计：“不韦家僮万人，嫪毐家僮数千人”（《史记·吕不韦传》）。秦汉之后，官私奴婢的数量不断增加。汉代的“官奴婢十万余人”（《汉书·贡禹传》)，唐代仅宫廷的官奴婢就有10万多人，私奴婢的数量则更为庞大。唐太宗的儿子越王李贞，“家僮千人”（《旧唐书·越王贞传》），大臣冯盎更甚，拥有“奴婢万余人”（《旧唐书·冯盎传》）。地方官僚和豪富巨贾蓄奴成风。如，广州刺史胡证，“善蓄积，务华侈，厚自奉养，童奴数百”（《旧唐书·胡证传》），京师巨富王宗，“侯服玉食，僮奴万指”（《旧唐书·王处存传》）。历史上不少朝代对奴婢的数量曾经做出过各种限定，因为奴婢规模过大，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社会生产力并减少政府的税收。例如，汉时曾规定：“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汉书·哀帝记》）。唐代规定得更为详细：“王公之家不得过二十人；其职事官，一品不得过十二人，二品不得过十人，三品不得过八人，四品不得过六人，五品不得过四人，京文武清官，六品不得过二人，八品九品不得过一人”（《唐会要》卷八六《奴婢》）。清朝亦有蓄奴的定制：“旗下督抚家口，不得过五百名，其司、道以下等官视汉官所带家口，准加一倍”（《清圣祖实录》卷二〇八）。然而，是否拥有奴婢，以及拥有多少奴婢，是专制政治下等级特权的体现，一般的制度规定难以有效约束权贵家庭的蓄奴之风，历代关于蓄奴的限定很大程度上形同虚设。例如，直至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存在合法贱民的清朝，权贵家庭成百上千地蓄奴仍是十分普遍的现象。有清一代，“仕宦之家，僮仆成林”。乾隆宠臣和珅，“供厮役者，竟有千余名之多”（《清仁宗实录》卷三七）。不仅督抚大员奴婢成群，甚至七品州县之官也“多置僮仆以逞豪华，广引交游以通声气，亲戚往来，仆从杂沓，一署之内几至百人”。

    2.部曲。作为贱民群体的部曲，源于南北朝，主要盛行于唐代。部曲原泛指军队士兵，后来则专指私家军队。“部曲”一词在东汉末、三国、西晋时代的历史文献中已经常出现，泛指部队、军队、队伍和士兵。但在当时，“无论是官方部队还是私家士兵，都可以用部曲一词表示”。然而，随着历史的演进，部曲一词逐渐更多指私家军队，再从私兵进而蜕变成为私家仆人，成为有别于“良人”的“贱人”。到了唐代，部曲已成正式制度规定的贱民群体。清末民初的沈家本和何士骥等曾对部曲做过专门的考证。沈家本认为，从三国至周、隋三百多年间，兵祸战乱不绝，地方将吏纷纷拥私兵以自重。“第其初，部曲虽供役私家而尚未沦于卑贱，故别于奴婢，而不混为一等。洎乎朝移代易，荣悴不齐，此等人不供役公家，不系户籍，其妻儿衣食仍仰给私门，而部曲之称犹袭畴昔，于是杂户、官户之外遂有一项名目矣。”何士骥也认为，部曲源自东汉三国时期的私兵，并逐渐从私兵蜕变成为供主人役使的贱人。但何士骥和浜口重国都认为，在南北朝时部曲已经完成了从私兵向贱人的转变。部曲的女性眷属则称为“客女”，“客女，谓部曲之女”（《唐律疏议》卷二），从事“典型的奴隶劳动”，在《唐律》中亦被列入“贱人”。宋代关于部曲的文献记载已经不多，因而也有专家断定，“部曲作为一个贱民阶层，在宋代已不存在”。虽然部曲在宋代最后逐渐消亡，但至少从法律制度来看，宋初仍然存在作为贱民群体的部曲。《宋刑统》沿袭《唐律疏议》仍有不少关于部曲的条款，例如，宋初的《户婚律》也如唐律一样规定：“诸奴婢诈称良人，而与良人及部曲、客女为夫妻者所生男女并从良，及部曲、客女知情者，从贱。即部曲、客女诈称良人，而与良人为夫妻者，所生男女亦从良；知情者从部曲、客女。皆离之。其良人及部曲、客女被诈为夫妻，所生男女经一载以上不理者，后虽称不知情，各同知情法”（《宋刑统》卷十四《户婚律》）。

    3.杂户。杂户是四民之外从事“百工伎巧”等各类社会贱业的贱民群体之一，通常认为源自北朝，而特别盛行于唐代，是唐代贱民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学界对作为贱民阶层的“杂户”何时形成尚有争议，但通常认为，“北魏时期存在一种专门服务于官府不同部门的杂户，它主要由隶户、屯户、兵户、营户、牧户、乐户及佛图户诸户构成。北魏杂户不是某一特定人口，而是一种社会群体或社会阶层的专称，且相对于当时的编户齐民，他们处于社会的底层，身份和地位近似于奴隶”。据一些专家考证，杂户之名北魏之前就出现于典籍律令之中，但通常是指“杂役之户”，从事官府的各项劳役；也指“异族”“部族”等繁多的含义，其地位低于一般庶民，但仍属于良民群体。但在北魏分裂后的西魏和北周年间，“杂户”一词的含义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良民阶层变为贱民阶层了。北魏以后，“杂户”作为贱民群体正式形成，恰如其称谓所示那样，其含义确实十分庞杂。有些专家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杂户、营户、盐户、金户、乐户、僧祗户、屯户、牧户、新民、府户、城民、驿户、伎作户、百工技巧、绫罗户、丝绸户、匠户等通称为“杂户”。按魏律和唐律的规定，杂户属于官贱民的一类，非为私属，不得列为普通民籍，而由州县单列贱籍。“杂户者，前代犯罪没官，散配诸司驱使，亦附州县户贯”（《唐律疏议·户婚上》）。“杂户者，谓前代以来，配隶诸司，职掌课役，不同百姓。依令老免、进丁、受田，依百姓例，各于本司上下”（《唐律疏议·名例三》）。

    4.官户。官户是籍没的官奴婢，是官贱人的一类。与杂户不同的是，官户仅限于朝廷衙司，不属地方州县。唐律载：“官户者，亦谓前代以来，配隶相生，或有今朝配没，州县无贯，唯属本司”（《唐律疏议》）。官户主要从事各种苦力型的劳作，因其“分番输作，又称番户”。“诸律令格式有言官户者，是番户之总号，非谓别有一色”（《唐六典·刑部尚书》）。据考证，作为贱民群体的官户，最早出现于隋朝。在隋朝，官贱人中已正式确立了“官户”的类别，并在某种程度上承担了杂户的义务，而隋朝的“官户”之名又沿袭自陈朝。到了唐朝开元年间，法律已将官户与奴婢、工户、乐户、杂户和太常声人等六类人一同列为“官贱人”。作为唐代重要的贱民群体，官户归属刑部都官曹管辖，但其劳作则主要分配到司农寺。“凡诸行宫与监、牧及诸王、公主应给者，则割司农之户以配”（《唐六典·刑部尚书》）。官户女奴主要给达官贵人家庭提供侍役，“官户奴婢有技能者配诸司，妇人入掖庭，以类相偶，行宫、监牧及赐王公、公主皆取之。凡孳生鸡彘，以户奴婢课养”（《新唐书·百官志三》）。而官户男奴则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和放牧业，并配给一定数量的农田和牲口，“诸官户受田，随乡宽狭，各减百姓口分之半。其在牧官户、奴，并于牧所各给田十亩。即配戍镇者，亦于配所准在牧官户、奴例”（《天圣令·田令》）。上述律令提到的“官户、官奴都是唐代的贱民”，两者的区别在于“丁、官户是分番的，而官奴则无番”。作为重要贱民群体的官户，唐代之后基本上不复存在。到了宋代，“官户”之名仍在，但其意义却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从原先的下层贱民变成了上层权贵。北宋中期的“官户”指的是“品官之家，谓品官父祖子孙及同居者”，且唯有以军功入仕或“至士大夫以上方有资格作官户”。

    5.乐户。顾名思义，乐户就是从事音乐舞蹈职业的群体，故又称“乐工”“乐人”“乐籍”。音乐舞蹈是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内容，伴随着有文字记载的整个人类历史。商周、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已有大量关于礼乐舞蹈的文献，但尚无将乐舞当作贱业的记载。法律条文明确将“乐户”列入贱籍始于北魏，魏律载：“有司奏立严制：诸强盗杀人者，首从皆斩，妻子同籍，配为乐户；其不杀人，及赃不满五匹，魁首斩，从者死，妻子亦为乐户”（《魏书·刑法志》）。北魏后，中国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时间中乐户便作为贱民阶层而存在，成为存续时间最长的贱民群体之一。乐户以“贱民”身份活跃在宫廷、军旅、地方官府、寺庙和民间，“从北魏时期发端，到清代雍正年间被禁除，前后经历了一千四百余载”。唐代作为贱民的乐舞职业者分为两个群体，即“乐户”和“太常音声人”，前者籍在朝廷的太常寺，后者籍属州县。“工乐及官户奴，并谓不属县贯，其杂户太常音声人有县贯”（《唐律疏议·贼盗一》）。但“乐户”和“太常音声人”两者本质相同，均属贱民：“工、乐者，工属少府，乐属太常……‘太常音声人’，谓在太常作乐者，元与工、乐不殊”（《唐律疏议·名例三》）。总之，音声人作为单独的一类，与官户、杂户是有区别的，但“其地位绝对低于良人”。有些研究者认为，乐户的地位在宋元时有明显提升，甚至在宋代已不属于贱民阶层。而在元代，出现了一个不属于贱民阶层的“庶民乐户”，即“礼乐户”。“他们不仅享受着正常人的权利，可以应试、做官，甚至还有免除赋役的特权。”不过，更多的研究表明，“乐户”在北魏以后的中国传统社会中长期属于“四民”之外的贱民阶层，特别是在明代，“乐户”的数量剧增，而其社会地位则极其低下，“没有哪个时代的乐户比明代更为低贱”。

    6.倡优。中国古代作为贱民阶层的乐户，在相当程度上与娼妓是重合的。在中国最早的古代典籍没有“娼”只有“倡”，而“倡”与“乐”相通。如“《说文》没有‘娼’字，梁顾野王《玉篇》上始有‘娼’字，并说：‘娼，也’。字作何解？《说文》说：‘，放也，一曰淫戏’。宋丁度《集韵》说：‘倡，乐也，或从女’。明人《正字通》说：‘倡，倡优女乐，别作娼’”。由此可见，“古代娼女起源于音乐。所以后世娼女虽以卖淫为生，而音乐歌舞，仍为她的主要技术”。从语源学上看，娼妓与乐舞这两种职业有着内在的联系，林语堂甚至认为，中国的娼妓继承着音乐的传统，没有娼妓就没有音乐。娼妓以出卖自己的肉体为职业，无疑属于中国传统社会最低贱者的行列，毫无例外地被历朝的法律制度打入贱籍。然而，中国历代的法律条文中，很少明确将娼妓单独列为贱籍。之所以这样，主要原因应该就是如上述所言，中国古代法律语境中的“乐户”很大程度上包含了“娼妓”。王书奴说，“‘女乐’这种人物，一方面牺牲色相，他方面也可谓出卖肉体，实为‘巫娼’演进之产物”。《魏书》所谓“‘乐户’，即‘女乐’的化名”，“女乐”与“娼妓”实为“一途”。另据一些专家考证，古代娼妓与专业歌舞女艺人名称上通用。“如对‘妓籍’‘伎籍’‘娼籍’‘倡籍’‘花籍’检索，发现其与‘乐籍’相通，吴梅说‘伎女’从良，则脱‘乐籍’；从四库全书检索‘妓乐’一词的数量结果占‘妓’字检索结果的22%，说明中国古代传统社会的娼妓是专业歌舞女艺人。”根据经君健的研究，在明清两代，“乐户”与“娼妓”同类。例如，明景泰八年有议:“凡良家妇女不许教坊司买作倡优，民户为乐户者皆令改正。”而在清代，朝廷废除教坊司的乐籍后，山西等地仍保留不少“乐户”户籍，这些“乐户”仍是“娼妓”，被当地视为“贱之甚者”，“不齿于齐民”。

    7.胥吏。作为贱民群体的胥吏，是官贱人的一种，主要在衙门和高官家庭从事低贱的劳役，其主体是各类衙役、差役、隶卒、皂隶、长随和家人。胥吏、隶卒是国家政权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此这一阶层随国家政权而产生，具有悠久的历史。《左传》所描绘的鲁国昭公时期的胥吏阶层就已经十分复杂：“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左传·昭公七年》）。沈家本在总结历代刑法时，对属于胥吏阶层的隶卒做过详尽的分类，从先秦的司隶、罪隶、蛮隶、奚隶、臣隶、臣妾等，到汉魏至唐宋明清的皂隶、民隶、徒隶、胥隶等，虽名称各异，但内容大体相同：“隶，贱官”也；“隶，贱臣”也；“隶，奴也，贱也，役也”。作为在中央与地方政府机关中从事衙役的这个胥吏阶层，在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朝代中都处于非常低贱的地位，大体上均属于“四民”之外的贱民阶层。有学者指出，虽然这个阶层在今天看来属于“公务员”的范畴，但在历史上实际履行着“官奴婢”的职能。“官署中的低级公务员由官奴婢担任，其工作受到歧视，列为贱业，变成中国历史上的特殊传统，残留了几千年之久。这些工作统称为‘吏’的工作。吏又称‘皂吏’‘隶吏’‘青吏’，都表示其职业之卑贱及其从业者身份之低下。皂、隶直接点明其奴隶身份。”衙门中的胥吏、役差虽然地位类同贱民，但不少研究者认为在明清之前的历朝法律制度中，很少有明确的条款将其列入贱籍的。但明清之后，胥吏衙役群体被列入制度性的贱民阶层则是明确无误的。例如《清会典》明确规定，衙门中的“隶卒为贱”。“衙门应役之人，除库丁、斗级、民壮仍列为齐民外，皂隶、马快、步快、小马、禁卒、门子、弓兵、仵作、粮差，及巡捕番役，皆为贱役。”

    8.佃仆。佃仆是一种区域性的贱民，分布于明清时期的安徽、江苏、浙江、江西、湖南、湖北、福建、广东、河南等地。佃仆制源于何时，历史学家并无明确答案，但多数研究者认为，佃仆制至少在明代以前就存在了，明清时期已在许多地方流行。有些认为源自东晋南朝，有些认为源于唐宋时期。有人考证，“佃仆”的称呼在北宋时就出现了，盛行于南宋并且一直延续到元明清以后，“累世相承，遂不得自齿于齐民”。佃仆在不同区域和不同时期，有各种不同的称呼，如佃民、地仆、庄仆、庄人、住佃、火佃、庄佃、细民、伴当、世仆等。一般认为，安徽的徽州是佃仆制流行的典型地区，以致对徽州佃仆的研究成为中国历史学界，特别是中国经济史研究界的一个引人注目的领域。但也有人认为，作为明代独具特色的土地占有关系，佃仆制虽盛行于南方各省，“而江西尤为突出和盛行”。作为贱民群体的佃仆，其本质特征即是其奴仆身份，不得与四民相齐，从而不享有普通民众的基本权利。佃仆首先是主人的奴仆，同时也是主人的佃农。如清律明确规定，佃仆是“奴而兼佃户者，即退佃而名分永存”。“佃仆和地主具有主仆名分，是人身依附强固的标志，也是佃仆区别于一般佃户的重大特征。主仆名分是终身的关系，而且延及子孙，世代相承，经‘数十世不改’。”这种双重的人身依附关系常常以佃仆与主人之间的契约形式得以确立，并且由国家的法律条文加以保障，永世不得改变。作为奴仆，为主人服役是佃仆分内的工作，从服侍主人的衣食住行，到服务主人家的婚丧嫁娶；作为佃农，佃仆还要为主人家从事生产劳动，从耕种田地到经商买卖等。鉴于佃仆身份和劳役的这种双重性，有的专家认为这是由于将大量奴仆用于农业生产，从而使“佃农奴仆化”的结果。因此，佃仆是一个不同于奴婢而接近奴婢，不同于佃户和雇工人，但又不属于良人的特殊贱民阶层。

    区域性的贱民除了佃仆外还有很多，比较有代表性有江浙的“堕民”或“丐户”、浙江的“九姓渔户”和广东沿海一带的“疍户”。堕民又称堕贫、惰民、惰贫、大贫、小姓、轿夫、丐头、丐户等，最早出现于南宋，盛于元明清的浙江和江苏部分地区。堕民的服侍对象称“主顾”或“脚埭”，两者之间形成人身依附性的主仆关系。“九姓渔户”或“九姓渔民”亦称“江山船”，自称“船浪人”，主要存在于浙江和江西的水乡，尤其是聚居于浙江的衢江、东阳江、桐江以及富春江流域，这些船户因陈、钱、林、李、袁、孙、叶、许、何九姓得名。九姓渔户以捕鱼为业，女子也常兼以卖淫为生。疍户或疍民，亦作蜑户、蛋户。“疍”，古时又作为“蜑”“蛋”“蜒”，因而疍户又有别称蜑族、蛋民、蜒户等。主要分布在广东、福建、广西沿海地区，台湾和浙江也有分布。与江浙的九姓渔户非常类似，疍户也主要从事水上的捕捞业和采珠业等，不少疍户女子亦被迫卖淫为生。一方面，堕民、疍户和九姓渔户被社会排斥于“四民”之外，他们与其他贱民一样被粗暴剥夺作为普通民众的基本权利；另一方面，从制度层面上说，他们又不像其他贱民群体那样有明确的法律条文规定，因而，有些专家亦称这类区域性贱民为“习惯型贱民”。

    三、贱民制度与中国专制政治

    贱籍制度与中国传统专制政治有着内在的联系，对巩固绝对君主专制发挥着特殊的功能。作为一种特殊政治存在的贱民等级，不仅是中国君主专制不可缺少的政治基础，而且是中国专制政治体系中超稳定的结构性要素。

    贱籍制度是专制社会等级秩序的产物，是专制政治结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专制政治的结构基础就是等级秩序，专制政治越发达，等级结构就越复杂。中国传统政治的本质，是绝对的君主专制，或称王权政治。王权政治也是一个社会结构体系，君主处于整个社会结构的顶端；王权是至高无上的权力，王权体系在社会结构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臣民在社会与历史上只能为子民、为辅、为奴、为犬马、为爪牙、为工具。”相对于皇帝而言，其他所有子民都是“臣仆”或“奴才”。中国传统社会中作为皇帝“子民”的主体，即是所谓的“士农工商”四民，这些“子民”自身也构成一个庞大复杂的等级结构体系，其中“士”居于“子民”结构体系的顶端。作为中国士大夫阶层主体的各级官僚，自身也是一个复杂的等级体系，即所谓“九品中正”制，拥有朝廷品秩的官员就多达十八个层级。士尚且如此，其他子民自无可逃遁于等级秩序体系之外。政治等级在传统社会意味着政治秩序，在子民中间划分等级，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便于统治。对此，西周和先秦的文献就已有明确表述。例如，《逸周书》就认为，如果没有必要的等级秩序，不仅社会的正常生活无法维持，人们之间也必然会发生各种利益冲突，最终导致相互残杀。如果人群之间为了争夺利益而发生战乱，那么，人们就不可能安居乐业，统治者也无法驾驭民众。“凡民不忍好恶，不能分次。不次则夺，夺则战；战则何以养老幼，何以救痛疾死丧，何以胥役也”（《度训解第一》）。荀子也说得很明白，先王之所以区分贵贱富贵，就是为了防止混乱失控：“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富贵贫贱之等”（《荀子·王制篇》）。《左传》所描述的王权体系，实际上就是一个复杂而完备的等级秩序体系，它建立在君王为顶端、贱民为低端的结构体系之上：“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故《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左传·昭公七年》）。

    贱籍制度的存在，是中国传统特权政治的社会等级结构基础。从上面《左传》的这段引文和其他记载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不仅普通民众之间须“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左传·隐公五年》），而且贱民之间也还有不同的等级之分。为便于政治统治，在贱民这个最低端的社会阶层中再划分出不同的等级，贱人中间还有“高级贱人”与“低级贱人”之分，这正是从先秦至明清的贱籍制度的共同特征。如果“皂”以下为奴仆的话，那么《左传》所列的先秦奴仆便有五个等级。唐律的相关规定同样清楚地表明，不同的贱民群体之间存在着严格的等级差别：“诸部曲殴伤良人者（官户与部曲同），加凡人一等。奴婢，又加一等。若奴婢殴良人折跌支体及瞎其一目者，绞；死者，各斩”（《唐律疏议·斗讼二》）；又规定官贱人升为良人须经过几个等级：“一免为番户，再免为杂户，三免为良人”（《唐六典·刑部尚书》）。直到清王朝，贱民阶层内部的等级差别依然十分明显。据经君健的研究，从法律地位、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综合考察来看，清代的贱民可分为四个等级：奴婢、娼优和乐户是最低级的贱民群体，是“贱民中的贱民”；堕民、丐户、疍户和九姓渔户是比奴婢地位稍高的倒次第二个贱民等级；佃仆虽没有独立的人格，却因从事生产劳动而接近佃户，因而地位比前两个贱民群体更高些；隶卒和衙役、家人、长随直接服侍官府，是官僚的爪牙，其地位在贱民中最高，属于贱民中的“统治阶级”。从政治文明的角度看，社会的进步程度直接体现为政治上的平等程度。政治上的等级差别越大，表明社会的专制程度越高，而政治文明的程度则越低。在中国传统的专制政治条件下，处于等级秩序顶端的君主不仅拥有至高无上的王权，而且以皇帝为代表的统治阶级还拥有超常的政治经济特权。从某种意义上说，皇帝为代表的统治阶级的超常特权，正是建立在剥夺大量贱民群体的基本权利这一基础之上的。换言之，统治阶级的超级特权体制，是以贱民阶层完全丧失其基本人权为代价的。

    贱民群体的产生是政治镇压的结果，贱籍制度本身就是赤裸裸的国家暴力制度。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国家本质上是一种暴力机器，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工具。“到目前为止，一切社会形式为了保存自己都需要暴力，甚至有一部分是通过暴力建立的。这种具有组织形式的暴力叫做国家。”从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这一判断无疑是极为深刻的。为了夺取和巩固国家政权，历史上的各种政治势力集团最终都会毫无例外地使用军队等暴力工具，对敌对势力进行残酷的镇压和杀戮，并运用暴力手段将被统治阶级牢牢控制在既定的政治秩序之下。中国历史上贱民群体的形成，有力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上述论断。大量可靠的历史文献记录表明，贱民群体的来源虽然多种多样，但贱民阶层的主体来源就是国内外战争中被战败的俘虏、国内政治斗争中被镇压的敌对集团成员，以及受到统治阶级法律惩罚的形形色色罪犯。

    历代的文献记载表明，将大量的俘虏分赏给将帅大臣为奴，是王朝征服敌人的常用手段。恩格斯说：“战争提供了新的劳动力，俘虏变成了奴隶。”把战争中的俘虏当作法定的奴仆，既可以增加战胜方的初级劳动力，又可有效防止这些昔日敌对力量的反抗。因此，将战争中的俘虏当作奴仆，是世界历史上早期国家的通例，中国当然也不在例外。现代汉字中的“虏”源自甲骨文，本意即是战争中的俘虏：“虏，获也”（《说文》），后引申为“奴隶”和“奴仆”。俘虏是奴婢等贱民群体的最早来源，这一点在先秦时代是十分清楚的。睡虎地秦简的法律就有明确的条文：“寇降，以为隶臣”（《睡虎地秦墓竹简》，第89页）。从甲骨文、金文和竹简关于降寇的大量记载表明，战争中的俘虏是奴婢隶臣等贱民群体的主要来源。汉唐以后国家政权日益稳定，战争俘虏不像先秦时代那样众多，但仍是贱民的重要来源。班固在《汉书》中还把“奴”与“虏”并连在一起：“齐俗贱奴虏，而刁间独爱贵之。桀黠奴，人之所患，唯刁间收取，使之逐鱼盐商贾之利”（《汉书·货殖传》）。别人都怕凶狠狡黠的“奴虏”，但齐地的刁间却善于使用“奴虏”来发财致富。有的专家认为，在唐朝的对外战争中，“有关俘虏对方人口的记录虽然很多，但除了少数是用以‘献俘’，一部分予以释放外，只有在某些战役中的俘虏才被成奴隶，而其中的绝大多数俘虏，究竟如何处理，往往并无明确交待。这说明唐代的对外战争，已经不以掠夺奴隶为其主要目的。因此说，俘虏只是唐代官属奴婢的来源之一，而不是其主要来源”。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的文献明确记载，即使在唐代，战争中的大部分俘虏仍是贱民的重要来源。历次对外战争中抓获的众多俘虏，有些转为奴婢成为官贱民，有些分赐给大臣成为私贱民。唐律规定“凡俘馘，酬以绢，入钞之俘，归于司农”（《新唐书·兵志》）。俘虏成为农奴，是王朝的常态；而战俘赦为良民，恰恰是少数的例外。《旧唐书》的一则记载即是明证：“初，攻陷辽东城，其中抗拒王师，应没为奴婢者一万四千人，并遣先集幽州，将分赏将士。太宗愍其父母妻子一朝分散，令有司准其直，以布帛赎之，赦为百姓。其众欢呼之声，三日不息”（《旧唐书·高丽传》）。明清两代在这一点上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例如，明灭元，凡蒙古部落子孙流寓中国者，另所在编入户籍。其在京省，谓之乐户，在州邑，谓之丐户。又如，顺治帝将满清入关时俘获的近百万青壮年称为“血战所得人口”，作为犒赏将其中部分俘虏分赐给将帅为奴：“或有因父战殁而以所俘赏其子者；或有因兄战殁而以所俘赏其弟者”（《清实录》第3册）。

    将敌对政治集团成员贬为贱民，剥夺其基本的尊严和权利，防止敌对力量的复辟和反抗，是传统社会中政治镇压最常用的残忍手段。从传说中的“三代”原始国家政权到宋元明清的中国历代王朝，都毫无例外地将直接针对君主政权的反抗行为称为“谋反”“大逆”，列为“十恶不赦”的重罪之首。除了主犯处斩处绞之外，其余家属则籍没为奴，成为历代贱民群体的主要来源之一。《隋书》载：“其谋反、降叛、大逆以上皆斩。父子同产男，无少长，皆弃市。母妻姊妹及应从坐弃市者，妻子女妾同补奚官为奴婢”（《隋书·刑法志》）。《魏书》载：“大逆不道腰斩，女子没县官”（《魏书·刑法志》）。唐律载：“诸谋反及大逆者，皆斩；父子年十六以上皆绞，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子妻妾亦同）、祖孙、兄弟、姊妹若部曲、资财、田宅并没官，男夫年八十及笃疾、妇人年六十及废疾者并免”（《唐律疏议》卷十七）。后来的宋元明清历朝法典，基本都沿袭了上述规定，将被镇压的敌对政治集团成员或直接处死，或籍没为贱民。即使被誉为“盛世”的唐朝，也同样需要运用残酷的贱民政治来巩固和维护政权。滨口重国在详细梳理唐武德至开元年间包括“玄武门之变”“房遗爱事件”“长孙无忌事件”“越王贞事件”和“太平公主事件”等上百起“谋反”与“大逆”事件后指出，这些事件中被籍没为“官贱人”等奴仆的被镇压政治集团成员，数量最多估计有20万人左右，中位数也在10万人左右。浙江堕民的来源相传有五种不同说法，即“宋焦光赞部曲说”“蒙古后裔说”“赵宋皇室后裔和忠臣说”“反抗洪武的忠臣义士说”以及“项羽余部说”。明朝的徐渭说，“丐以户称，不知其所始，相传为宋罪俘之遗，故摈之，为堕民。丐自言则曰，宋将焦光赞部落，以叛宋投金故被斥”。鲁迅也说，小时候听说堕民是宋朝降将后代，但后来他怀疑了：“他们的祖先，倒是明初的反抗洪武和永乐皇帝的忠臣义士也说不定。”不难发现，上述五种观点中无论哪一种，都与政治斗争和政治镇压相关。

    在利用贱民政治来无情摧毁敌对政治力量方面，明朝堪称典范。大明律规定：“凡谋反及大逆，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祖父、父、子、孙、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异姓，及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异同，年十六以上，不论笃疾、废疾皆斩；其十五岁之下，及母女、妻妾、姊妹，若子之妻妾，给付功臣之家奴”（《大明律·刑律》）。不仅如此，为了防止可能出现的政治反抗，《大明律》还专门增设奸党条，运用连坐与贱民制度严厉禁止臣下结党和内外官员交结。吏律规定，“若在朝官员，交结盟党紊乱朝政者，皆斩，妻女为奴，时产入官”，“内外官员相互勾结者，皆斩，妻子流二千里安置”（《大明律·吏律》）。为了削弱相权，消除可能出现的政治威胁，朱元璋制造了一系列令人发指的政治迫害事件，其中尤以“胡惟庸案”和“李善长案”为甚，创造了中国历史上连坐之最。胡惟庸案连坐人数高达3万余人，除了丞相胡惟庸本人及其成年亲属被处死外，其余均被籍没为奴。民间相传，江浙贱民“九姓渔户”最初也是朱元璋对敌对势力政治镇压的产物，“九姓渔户为明初与朱元璋争天下的陈友谅的部属，明朝建立之后，其子孙九族贬入舟居，以渔为生，改而业船”。明成祖朱棣全面继承了其父的血腥传统，在发动靖难之役夺得皇位后，对建文帝旧部进行无比残酷的政治清算。《明史》有载：“成祖起靖难之师，悉指忠臣为奸党，甚者加族诛、掘冢，妻女发浣衣局、教坊司，亲党谪戍者至隆、万年间犹勾伍不绝也。”朱棣不仅处死建文帝的所有干将，将建文帝其余旧部贬为贱民，而且对其极尽羞辱，将其妻女统统贬为倡优，或被送入教坊司、浣衣局，或被充宫廷乐户成为官贱人。

    将罪犯及其连坐的家属籍没为奴婢贱民，是中国最早的政治法律制度之一，并贯穿于整个中国传统社会。《周礼》就有罪犯为奴的条款：“其奴，男子入于罪隶，女子入于舂槀。凡有爵者，与七十者，与未乱者，皆不为奴”（《周礼·司寇》）。汉郑玄对此的注释则更加清楚：“谓坐为盗贼而为奴者，输于罪隶、舂人、槁人之官也。由是观之，今之奴婢，古之罪人也”（郑玄：《周礼注疏》卷三十六）。汉律也规定：“罪人妻子没为奴婢，黥面”（《三国志·魏志·毛玠传》）。从历代法律的成文规定来看，贱民的主要来源是朝廷的罪犯，许多专家也据此认定贱民群体主要源于各类罪犯。从表面上看，这样的判断无疑是对的。一是因为国家的法律本质上体现了统治阶级的意志，掌握政权的统治者总会尽量运用法律的手段，首先将其镇压对象的行为列为“谋反”“谋叛”“大逆”等罪行，再判以重罪，从而使其政治镇压行为具有“合法”的外衣；进而将失败的政治对手打入贱籍，使其永世不得翻身。二是因为国家的统治者要有效维护政权，除了维护政治秩序外还必须维护基本的社会公共秩序，这就需要严厉打击杀人盗窃等普遍的犯罪行为，将罪犯打入贱籍便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手段。由此之故，一方面，所有被镇压的政治集团成员除被处死者外都会被作为罪犯而籍没为奴婢倡优等贱民，历代官修的史书对此都有相当详细的记录；另一方面，除了政治罪犯外，也确实有大量普通的刑事罪犯及其缘坐亲人被籍没为贱民。例如，籍没罪犯为奴贯穿于整个唐代，但由于政治斗争的原因，在初唐和后唐时有大量达官贵人的“家口”以谋反或叛逆罪而被籍没为奴婢。此外，“也有的本无‘反逆’之实，只以酷吏所陷，或因事触犯刑律，或因坐赃、逃亡等等原因，而家口被籍没为奴婢的，在唐代也大有人在”。又如，罪犯及其家口入奴的数量在清朝极大地增加，清朝在继承历代“罪奴”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发奴”这一新贱民群体。清初，入“发遣为奴”的罪行约30多条，到了同治年间增多至103条，诸如“给付功臣之家为奴”“发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发新疆给官兵为奴”“发各省驻防官兵为奴”等等。与历代王朝的贱民制度一样，这些罚为奴仆的罪犯分为两类，一类是政治犯，另一类则是普通刑事犯。“给付功臣之家”之奴，多为政治犯：犯谋反、大逆、谋叛、“谋危社稷”和“不利于君”等死罪的连坐家口，包括母女、妻妾、姊妹、儿媳及15岁以下的男性家人。其他“发遣之奴”则为普通刑事罪犯及其连坐的家人。

    作为中华民族政治解放过程的重要内容，废贱为良经历了极其漫长而艰难的历程。从历史文献的记载来看，从贱民群体形成之日起，就产生了反对贱民政治的努力。早在西周，就出现了反对将罪犯家属籍没为奴的呼声。《康诰》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左传·僖公三十三年》），周文王则被认为是“罪人不孥”的代表性人物。孟子说：“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孟子·梁惠王下》）。东汉的毛玠甚至当着皇帝的面说：“将妻子没为官奴婢”是“使天不雨者”的行径，他为此触犯龙颜而遭受了牢狱之灾（《三国志·魏志·毛玠传》）。历史上不仅时有反对贱民制度的呼声，更有一些统治者将废贱为良付之行动。沈家本详细列举了历代废奴为良的各种尝试，比较重要的有：汉代高祖、文帝、光武、建武均有过免贱为良的举措，如高祖五年诏曰“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文帝四年“免官奴婢为庶人”；晋、魏、唐、宋、辽、金、元、明亦偶见免贱为良的实例，如唐显庆二年“敕放诸奴婢为良及部曲客女者听之”，宋开宝四年“诏广南有买人男女为奴婢转佣利者，并放免”，金天辅六年“诏奴婢先其主降，并释为良”，辽世宗大定二十九年“诏诸饥民卖身已赎放为良，复与奴生男女，并听为良”，明洪武五年诏“诸遭乱为人奴隶者复为民”，明英宗时“谕吏部曰：教坊乐工数多，其择堪用者量留，余悉发为民。凡释教坊乐工三千八百余人”。然而，所有上述这些免贱为良的事例，均是零星而偶发的皇帝“善举”。有些是出于饥荒的原因，有些是为了收买人心，还有一些是为了增加朝廷的税收，而都不是制度性的废贱为良。

    在中华民族废贱为良的政治解放历史进程中，有过三次里程碑式的改革与突破，第一次是清朝雍正年间首次从正式制度层面推行“豁贱为良”；第二次是民国时期，从国家法律上全面废除贱民制度；第三次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不仅从法律上而且从社会经济的现实基础上彻底铲除贱民制度，终结了盛行中国数千年的贱民政治。

    清廷统治中国后，一方面沿袭了中国传统的贱民制度，将大量的战俘和罪犯变为朝廷和贵族的奴仆，另一方面也对贱民制度实行了不少重大改革。例如允许奴婢独立开户，逐步解除开户奴婢出旗为民的禁令，顺治八年废除了教坊司乐户，康熙十二年又下诏裁撤地方乐户，等等。清朝关于贱民制度的突破性改革，则是雍正年间一系列的“豁贱为良”政策。这一重大政治改革，首先从废除山西和陕西的乐户开始。雍正元年（1723）三月，监察御史年熙上奏曰：“山、陕两省乐户另编籍贯，世代子孙勒令为娼。绅衿地棍呼召即来侑酒。间又一二知耻者，必不相容。查其祖先，原是清白之臣。因明永乐起兵不从，遂将子女编入教坊，乞赐削除。”雍正十分赞同此奏，立即批转交由部议，部议结果认为：“压良为贱”，乃“前朝弊端”，“亟易革除”。雍正随即同意部议结果，下旨在全国范围内废除所有乐户的贱籍：“各省乐户皆令确查削籍，改业为良。若土豪地棍仍前逼勒凌辱及自甘污贱者，依律治罪。”同年七月，两浙巡盐御史噶尔泰上奏请豁除丐户贱籍，在部议不同意的情况下，雍正仍下旨废除丐户的贱籍。雍正五年（1727）四月，又主动下诏豁除“佃仆”“伴当”和“世仆”的贱籍。雍正皇帝说：“近闻江南徽州府则有伴当，宁国府则有世仆，本地呼为细民。其籍业下贱，几与乐户、惰民相同。又其甚者，如二姓丁户村庄相等，而此姓乃系彼姓伴当、世仆……若果有之，应予开豁为良。俾得奋兴向上，免至污贱终身，累及后裔。”雍正七年（1729）后，又相继发布上谕豁除疍户和九姓渔户等的贱籍。对雍正帝的豁贱为良政策，清史官方文献有如下记载：“雍正元年，直隶巡抚李维钧言，请将直隶丁银摊入地粮内征收，嗣是各省计人派丁者，以次照例更改，不独无业之民无累，即有业民户亦甚便之。二年，天下人丁共二千四百八十五万四千八百一十八口。时山西省有曰乐籍，浙江绍兴府有曰惰民，江南徽州府有曰伴儅，宁国府有曰世仆，苏州之常熟、昭文二县有曰丐户，广东省有曰蜑户者，该地方视为卑贱之流，不得与齐民同列甲户。上甚悯之，俱令削除其籍，与编氓同列。而江西、浙江、福建又有所谓棚民，广东有所谓寮民者，亦令照保甲之法案户编查。”

    虽然雍正的“免贱为良”也有扩大户籍人数从而增加税收的经济目的，但却是对传统贱民制度的一次全面改革从而伴有某些政治因素，因而遭到保守势力的竭力反对。最初对废除丐户贱籍的“部议”就没有通过，但拥有绝对权力的皇帝仍可排除阻力强制推行。然而，即使皇帝运用其至高无上的君权推出新政，若执行过程中遇到大批官僚的抵制，新政实际上仍然无法有效运行。雍正帝“豁贱为良”的新政也遭遇了中国历代政治改革同样的困境，在其强行推出一系列废贱为良的政策后，同时在中央与地方两个层面均遭到了强烈的抵制，以致在他去世后这一新政很大程度上被实质性地否定了，其标志性事件便是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重新限定贱民群体“报官改业”的资格。在官本主义的传统中国，对于普通民众来说，科举入仕是其人生价值的最高体现。同样，对于贱民群体而言，还其良民身份最实质性的体现，就是允许其与良民一样参加科举考试，进而入仕为官。然而正是在“豁贱为良”这一关键环节，雍正帝的政策遭遇了保守势力的顽固抵制。乾隆三十六年，陕西学政刘墫上奏曰：已经豁贱为良的乐户丐户，“应请以报官改业之人为始，下逮四世本族亲支皆系清白自守，方准报捐应试”。换言之，贱民正式豁免贱籍后，再要经过子孙四代及直系亲属被证明“清白自守”，不再从事“贱业”，方能应试捐官。这其实就是在最关键点上剥夺了从良贱民的权利，实质上也就是否定了雍正帝的豁贱为良新政。然而，刘墫的这一上奏不仅获得“部议”同意，而且为乾隆钦准，成为清朝的律令：“凡开豁为良之乐籍、堕民、丐户及已经改业之疍户、九姓渔户人等，耕读工商听其便。仍以报官改业之人为始，下逮四世，必其本族亲支系清白自守者，方准应试报捐。若豪棍借端攻讦，欺压讹诈，依律治罪”（《大清律例汇辑便览》卷八《户部则例》）。显而易见，乾隆三十六年条例，是一次严重的政治倒退：“如果说雍正时期贱民已因豁贱为良获得凡人等级地位，到将近半个世纪之后的乾隆中叶却又对这部分凡人的部分政治权利中以剥夺，给以新的侮辱。堕民、疍户等过去为贱民，法无所据；开豁以后不同于良民却定例在案了。”因而可以说，“乾隆三十六年条例”是中国贱民解放史上的最后一次反动，也标志着雍正“废贱”改革的最终失败。

    四、结论

    贱民是中国传统社会中一个数量庞大的特殊群体，是士农工商“四民”之外的一个特殊阶级，处于中国社会等级结构体系的最底层。以往的研究者通常把贱民视为传统社会中的一个低贱等级，严格地说，这是不确切的。按照“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这样的类型学标准，无论是从经济地位，还是从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标准看，贱民不是一般意义的等级或阶层，而是一个相对独立而且极其特殊的阶级，是中国传统社会阶级结构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中国历代究竟有多少贱民人口？至今没有，实际上也不可能有答案，但从历代典籍档案的相关记载中，大体可以推算出这是一个数量不小的群体。从贱民的来源看，由于贱民的世袭性，一日为贱不仅终身为贱，而且子子孙孙永世为贱，除了极个别的特赦、军功和赎身外，即使改朝换代也无法改变贱民的身份。在世传的贱民群体之外，历代都会有罪犯、俘虏等大批新的贱民产生。因此，无论中国社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总有一个庞大的贱民群体始终存在着。

    据《隋书》载，隋炀帝时“异技淫声咸萃乐府，皆置博士弟子，递相教传，增益乐人至三万余”（《隋书·裴蕴传》）。唐时有所收敛，但宫廷乐户贱人也少则“音声人一万二七人”（《新唐书·百官志三》），多则“总号音声人，至数万人”（《新唐书·礼乐志十三》）。皇帝和朝廷拥有的奴婢乐户等官贱民数量众多自不待言，达官贵人家庭拥有的私贱民数量则更多，传统中国从中央的政要到地方的土豪，几乎每家都会使用各色贱民。汉武帝时，“治郡国缗钱，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汉书·食货志》）；三国时糜竺“祖世货殖，僮客万人”（《三国志·蜀志·糜竺传》）；东晋的陶侃，拥有“家僮千余”（《晋书·陶侃传》）；唐代一个都督，可以“家僮数千”（《新唐书·李谨行传》）；北宋时有些地方豪富，“家饶于财，僮奴数千指”（《宋史·吴延祚传》）；明代仕宦之家的奴仆，“有至一二千人者”（《日知录·奴仆》）；清朝乾隆年间徽州六邑总人口20多万，仅一次性开豁的佃仆就达“数万丁”（《大清会典事例》卷七五二）。即使在法律正式废除贱民制度的民国初年，仅绍兴一县的堕民竟还有“三万余人”之多。与全国的总人口相比，贱民群体当然只占一个较小的比例，但从历代的各种记录可以窥见，中国历代贱民群体的数量总规模却超乎想象地庞大。唐长孺曾整理过贞观盛世的一份详细户籍资料，该材料记载：唐西州某乡总人口为2064人，其中奴婢为116人，占总人口比例的5.6%。王天石也整理过另外两份唐贞观和永徽年间的户籍档案，贱口的比例则更高。一份材料记载，全乡总人口为1200人，奴婢人口140人左右，贱口比例为12%；另一份材料记载，全乡人口2300人，奴婢337人，贱民比例为14%。可见，唐贞观永徽年间平均贱民比例高达10%以上。唐代的这个户籍数字，也许接近于中国传统社会贱民阶级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例。

    贱籍制度将非人性和反人道的行为合法化，它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奴役和社会奴役。作为处于社会等级结构最底层的特殊阶级，中国的贱民实质上是一个被全社会奴役的群体。在生物学和人类学意义上，贱民毫无疑问是人类的一部分，是中华民族的同胞，但在社会学意义上，贱民并不被视为正常的人类和同胞，而被视作动物与财产，即所谓“律比畜产”。他们同时被国家的法律和社会的礼仪剥夺了作为平民的基本人权，不仅受到享有权力与财富的统治阶级的奴役，而且也被普通的平民百姓所歧视，不仅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而且也毫无社会政治地位。在国家制度的层面，历代王朝均将贱民群体打入“士农工商”四民之外的贱籍，被无情剥夺基本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他们不能像普通平民那样开户立籍和成家立业，不能自由迁徙，不能应试入学和入仕为官，不能与其他阶层子女通婚，一旦触犯法律，他们就要受到比普通民众严厉得多的惩罚。在法律的层面，贱民群体因为被当作“畜产”和“资财”，因而可以被主人买卖，其市场价格有时甚至不如牛马；他们是主人的奴仆，不仅人身依附于主人，而且可以被主人随意处置，包括任意的人格侮辱、人身虐待、性侵害，直至被主人虐杀。在社会的层面，贱民没有正常的社会生活，他们不能从事一般的职业，而被严格限定于各类最低劣的“贱业”；奴婢、佃仆、乐户、部曲等官私贱民不仅要受到历代官僚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奴役，而且也要受到普通民众阶层的严重歧视和欺压。他们不能与普通平民居住在一起，而常常被限定在特定的贱民居住区域；他们的穿着打扮和出行交往，都不能同于常人，而有特定的贱口标识；即使他们的祖先也曾跻身名门豪族，一旦沦为贱口便要被家族除籍。总之，贱民的“一切权利被剥夺，使之处于最卑下最受奴役的地位。倘若奴婢设法去奴籍为良，或以逃亡等方式试图摆脱所受的各种压迫和虐待时，则又要受到严酷的刑律处罚”。因此，贱民受到的不是一般贫民阶级的经济剥削与政治压迫，而是被残酷地剥夺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权利，是被中国传统的礼法体系彻底非人化和奴化的特殊群体。

    贱民制度是中国专制政治条件下政治奴役与政治压迫的集中体现，贱民的解放程度是中国政治解放的重要尺度。历代贱民的种类、称号和来源多种多样，然而，无论哪个朝代，贱民最重要的来源都与政治压迫和政治镇压直接或间接相关，各种不同种类和称呼的贱民本质上都被剥夺基本人权，并受到非人道的对待。贱民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最低贱的阶级，不仅仅是由于其经济地位，更是由于其社会和政治地位。在主人眼中，贱民与可供自己随意使唤的牲口并无实质差别，为了使贱口更好地服侍自己，主人反而必须像饲养牲口那样维系贱民的生命和体力。因而，纯粹从物质生活方面看，在经济极度困难以至威胁到生死存亡的某些特殊情况下，贱民的生存条件甚至可能比普通贫民要更好。这也是为什么在一些饥荒和灾难时期，平民会自甘出卖为奴的主要原因。然而，统治者和主人之所以要为贱民提供必需的物质生活条件，仅仅是为了使其维系生命以更好地被主人役使。

    在中国传统专制政治的条件下，贱民阶级存在的真实意义，就在于供统治集团奴役；贱民以牺牲基本的人权，来满足统治阶级的特权需要。在漫长的中国专制政治历史上，在所有的社会阶级群体中，贱民是受奴役和压迫最深重的群体。他们不仅受到以君主为代表的统治阶级的奴役和欺压，而且还要受到被统治阶级中其他平民阶层的歧视和侮辱，贱民阶级的政治解放超乎想象的艰难。即使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正式废除了贱民的卑贱身份，即使经济收入和物质生活条件已经不再处于社会的最底层，社会对贱民群体根深蒂固的歧视以及贱民群体的自我鄙视也难以在短时期内消除。一位研究浙江堕民历史的学者回顾了从明初设立“禁止再呼堕民碑”开始的极其漫长的堕民解放历程，最后不无感慨地说，直到改革开放后，堕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障碍才完全消除，而成为国家的正常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堕民被列入劳动人民的行列，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堕民发家致富，平民消除了歧视堕民心理，堕民也不再有自卑心理，平民与堕民的界线得于泯灭，堕民作为一个贱民群体被彻底消融。”鉴于妇女在历史上被更多地剥夺作为人的基本权利，比起男性来受压迫更加深重，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引述傅立叶的话说，“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准”。据此我们可以说，在中华民族的政治进步史上，贱民解放的程度是衡量中国政治进步的重要尺度。

    贱民制度在中国持续存在数千年，是中国专制政治的结构性要素之一，给中华民族留下了沉重的政治和社会遗产。中国历史上贱民群体的形成，并非“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自然竞争结果，而更多的是内外战争和政治斗争的产物。贱民虽然从事社会最低贱的职业，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受到最残酷的奴役，但这并不等于贱民群体是中华民族的“糟粕”。恰恰相反，大量的贱民源于残酷的政治镇压，昔日万人之上的皇亲国戚和达官贵人，完全可能一夜之间变成众人唾弃的奴仆罪隶。因此，数千年的贱民制度和数量庞大的贱民阶级的长期存在，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国民性，依附性、不平等、对权力的崇拜和对人格尊严的忽视成为国民性中严重的负面遗产。

    贱民政治即是奴性政治，奴性的形成与专制政治和贱籍制度有着内在的联系。鲁迅对中华民族的国民性有过极其深刻的分析和批判，他认为中国的国民性中有着浓厚的“奴性”。他说：中国人在历史上虽然经历过许多朝代，但实质上就是两个时代，即“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因此，“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中国传统的专制政治环境，导致了严重的人身依附关系，使得许多人身上带有深深的奴性：“专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即奴性十足……做主子时以一切别人为奴才，则有了主子，一定以奴才自命。”

    等级特权本来就是专制政治的内在属性，而贱民制则将等级特权从官僚阶级的价值转变成全民的价值，对等级特权的追求成为一般民众的内在精神。特级特权是官僚政治的产物，官员的权利与其官爵紧密相连。然而在中国，由于士农工商这些普通民众之下还存在着一个更低下的贱民阶级，在贱民群体面前庶民百姓也有强烈的优越感。不仅如此，贱民阶级内部还有三六九等，从而使得贱民群体自己也拥有等级意识。因而，在中国的传统国民精神中，存在着一种强烈的等级意识，使自己或自己的子孙成为高于别人的等级，成为传统中国人的普遍追求和内在激励。“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成了许多人的励志语和座右铭。

    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一个典型的官本主义国家。“官本主义就是以权力为本位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政治形态，在这种政治文化和社会政治形态中，权力关系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在各种类型的社会权力中，政治权力处于支配地位，是官本主义的核心要素。因此，权力本位通常也表现为官本位。在官本主义条件下，权力成为衡量人的社会价值的基本标准，也是影响人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属性的决定性因素。权力支配着包括物质资源和文化资源在内的所有社会资源的配置，拥有权力意味着拥有社会资源。”传统中国的官本主义与贱民制度是一种互为增益的关系，正是政治权力催生了大量的贱民群体，贱民群体的存在本身就是政治特权的宣示。剥夺贱民的基本权利，最实质性的就是剥夺其通过科举考试或捐官的途径成为朝廷官员的权利。官本主义与贱民制度的相互增益，导致了传统中国人对政治权力无以复加的崇拜。在相当程度可以说，在权力面前不仅贱民是奴婢，其他普通民众也同样是奴婢。

    贱民制度彻底剥夺了人的尊严，极大地遏制了中国人对尊严的追求。在现代社会，人的最高价值就是人的尊严，“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成为全人类的共识。然而，在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中，尊严与权力相辅相成，权力而非德性和理性成为尊严的基础。谁拥有权力，请就拥有尊严；谁拥有多大的权力，谁就拥有多大的尊严。皇帝拥有最高的政治权力，他也因此而成为最有尊严的人。反之，没有权力就没有尊严，处于最底层的贱民没有任何权力可言，也就没有任何尊严可言。贱民制度的长期存在，不仅彻底泯灭了贱民群体的尊严意识，也在很大程度上泯灭了普通中国人的尊严意识。即使强调德行的儒家本身，其主流观点也把最高的尊严给予了皇帝，例如朱熹就说“人主极尊严”。

    总之，数量庞大的贱民群体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政治存在，是士农工商四民之外一个特殊的阶级，处于中国传统社会最低贱的地位。贱籍制度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政治制度之一，是中国绝对君主专制主义的重要制度基础。从根本上说，贱民阶级的产生，是专制政治统治的需要。贱民具有世袭性，最早的贱民群体源自俘虏和罪犯，是战争和政治镇压的产物。贱民被当作是牲口和财物，完全剥夺了基本的人权，没有起码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和生命保障。贱民制度是一种极端非人道的政治奴役，与人类的政治文明完全背道而驰，贱民解放的程度是中华民族政治文明进步和政治解放的重要尺度。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25年第1期。

  • 冯克利：自然法的“文明化”

    公元前四四二年，雅典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写了一部悲剧，即赫赫有名的《安提戈涅》。它主题鲜明，剧情铺展有序，被标榜为古典悲剧格局之极致。其中最为后人称道的，是安提戈涅对底比斯国王克瑞翁的一段台词：“天神制定的不成文律条永恒不变，它永远存在，不限于今日和昨日，也没有人知道它出现于何时。我并不认为你的命令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至于你，一个凡人，竟敢僭越诸神不成文且永恒不衰的法。不是今天，也非昨天，它们永远存在，没有人知道它们在时间上的起源！”

    按底比斯的法律，犯叛国罪的人不允许下葬。安提戈涅面对克瑞翁的禁令，执意要将犯下叛国罪暴尸荒野的哥哥入土为安，她把兄妹情升到天理层面，力陈高于人定法，天神的律条压倒君命。这寥寥数语，被奉为千古绝唱。安提戈涅所说的“永恒不衰的法”，很容易让后人想到备受推崇的“自然法”，这也是它能引起强烈共鸣的一个原因。

    不过，若说《安提戈涅》这种自然法联想一直激励人心，那一定是夸大了它的作用。在索福克勒斯时代，希腊并不存在成熟的自然法思想，安提戈涅的愤怒，反映着她对主管冥间之神的敬畏，这只是希腊诸神崇拜的一部分。智者学派有过一些隐喻式的自然法观念讨论，却被柏拉图斥为巧言令色的诡辩。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提到过安提戈涅，从她的言论得出了“不正义之法不是法律”，但他并没有就其中涉及的自然法话题有过任何深入的讨论。

    “自然法”观念真正成为一个思想体系，始自稍后的斯多葛学派。按这个城邦没落时代崛起的学派，世界是一个由形式和质料构成的整体，它们相互依存，井然有序，在理性法则的支配下，向着一个预定的目的运动。斯多葛学派所谓的“自然”，便是指这种内在于宇宙的秩序结构。人类应当运用理性能力，去发现内在于这个结构中的法则，它是普遍有效，恒久不变的，服从它是获得正义—即最广义的“法”—的先决条件。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斯多葛学派和柏拉图理性主义的继承关系。

    不过，就像柏拉图的思想一样，这个学派的自然法学说，也仅仅是一种哲学，它喻示着理想的法律或正义的终极来源，但它进入法律实践之后会产生什么作用，仍是不明确的。在特定的历史和族群背景下，它对于社会组织方式会有什么具体的规范性影响，人们事先很难做出判断或推测。如何平等对待众生，如何限制强权，不是自然法观念本身所能解决的问题。

    原因是，希腊从未出现过一个以法律为使命的法学家阶层。当时城邦社会的审判，是在民众大会中进行。会场上进行的辩论，并不依赖法律论证，而是更多地来自道德和政治的考虑。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希腊哲学家，也不接受把法律条文作为推理的出发点。对于他们来说，只有依靠推理才有可能获得更高的哲学真理。

    到了罗马时代，由于西塞罗等人对自然法观念的传播，这种情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西塞罗的思想可概括如下：自然法是永恒不变的，无论元老院的法令还是人民的决定，都不能使自然法失效，它们都受这个唯一法的约束，不可能“罗马有一种自然法，雅典有另一种自然法；现在有一种自然法，将来有一种自然法”。这就是说，自然法的普遍适用性超越历史和经验，无论人类生活经历何种变化，或各地的生活方式有什么不同，自然法都统一地发挥着作用。

    西塞罗的自然法学说备受世人推崇，但他这些说法并无多少新意，其基本思想，我们都可以从斯多葛学派找到。唯其有异于希腊人之处，是他把自然法直接与法律制度联系在一起，这意味着自然法在罗马已经不仅是一种哲学，而是进入了制度建构的层面。按西塞罗的说法：“法律是植根于自然的最高理性，它允许做应该做的事情，禁止相反的行为。当这种理性确立于人的心智并得到充分体现，便是法律。”这种基于自然法的法律观意味着，任何成文法的正当性，都应以符合自然法为准，即使以合规的方式通过的法律，也不能取消罗马公民基本的权利。

    不过，说到自然法与罗马法的关系，西塞罗算不上最杰出的代表。大约到了图拉真（五十三至一一七）时代，罗马帝国的疆域达到极致，与历史上其他帝国不同的是，它同时获得了另一个著名的称号，变成了一个举世无双的“法律帝国”：它治理广袤疆域的重要方式，是采用了一套不断完善的法律体系；建立这个帝国的人，是一些不见于其他帝国的贤达，即以盖尤斯和乌尔比安等人为代表的专业“法学家”。

    这些法学家深受自然法学说的熏染，但并无兴趣探讨自然法这个抽象概念本身。他们的成就多得自实践。对他们来说，自然法的价值，不是引导形而上学的思考，而是如何用来建立人际关系的秩序准则，为解决司法纠纷指出正确的路径。这种思维风格，已大异于自然法观念在希腊思想世界的状态。

    从法律史的角度看，这种法学家看待自然法的方式，给自然法思想带来了一个显著的变化。在希腊仅仅作为一个哲学概念的自然法，已转化为一种塑造制度的实践活动。罗马法学家的用力之处，是将继受的自然法观念落实于他们每天从事的法律活动。他们在不同的法律领域讨论各种案件，针对具体案情发现适当地调整规则，同行之间相互交流法律意见，引用彼此的观点以形成司法共识，由此自然法的理念色彩渐渐淡去，融入了市民社会日益繁密的法条之中。

    为了使他们的成果易于理解，这里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抱持自然法观念的人，很容易推论出，有人得到一件“无主物”，他便是该物的所有者。如《法学阶梯》所说，不属于任何人的东西或战利品，属于最先得到它的人。这是很容易从自然法推导出的规则。像人没有义务做不可能的事，精神错乱者做出的承诺无效，等等，这些都是其合理性一望可知的法条。但是，对“无主物”或“不可能之事”的定义，却不是自然法能回答的。不给“无主物”设定明确的界线，难免会带来太多的冲突，除非无主物是取用不尽的。

    一个人定居在一块无主土地上，从罗马法的角度来看，他只是自然法意义上的占有。这样的占有，任何人对他都不承担明确的法定义务。如果发生侵犯或剥夺的行为，他需要借助于司法救济，才能使占有物变成正式的财产。有了这种财产，相应地又会产生处置的问题，这就涉及要式买卖、抵债、转让、借贷、继承等一系列法律规范。溯及源头，这些规则可能多来自习惯，经过自然法衡平下的具体司法过程，逐渐形成了法条。

    这种获得财产的方式，在罗马法中称为“民法占有”（domiumcivile），它有别于罗马法管辖之外的“自然占有”（domiumnaturale），为罗马人所专享。这大概是罗马人最初不轻易将市民身份授予蛮族的原因，有点类似于“华夷之辨”或“文野之分”，不过这种区分偏重于义礼之有无，罗马人则是以市民法意义上的身份作为标准。

    罗马法学家在建构实体法的过程中，也通过观察习惯性规范的持续时间、普遍性和适用的一致性，判断它们是否真正合理。基于自然法的理性原则，他们发展出了一些司法实践中必须遵守的原则，比如制定法不能溯及既往，当事人不得审理自己的案子，同一罪名不得两次定罪，等等。这类检验法律合理性的标准，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到今天依然有效。

    从这里可以看到，自然法就是“符合理性的法”这一斯多葛学派的基本信念，在罗马法中获得了反复运用于实践的持久稳定的力量，由此也可以得出一点认识，用自然法观念规范社会行为时，不借助于人定法是不可能的。正义秩序的建立，需要借助于原始正义观之外的智力资源。

    马克斯·韦伯在谈到罗马法时，曾用“高度分析的性质”来概括它的特征。诉讼可以分解为各种相关的基本问题，人的行为被定义为明确的不同要素，交易过程可简化为一些最基本的成分，一次交易只针对一个特定的目标，一次承诺只针对一个特定的行为。相应地，一次诉讼也只针对一个特定的案件。在这种操作下，自然法哲学层面所说的“人”，已变成了一个复杂的法律结构，“权利”也不再是一个哲学理念，而是一个法权概念。在这个思维框架中，罗马民法自然不会涉及空泛的“自然权利”，而是跟各项具体权利有关。

    罗马法的成长过程，是自然法演化为社会规则的过程，也可以把它称为自然法的“文明化”过程。自然法意义上的人，只有进入受罗马市民法保护的秩序，他的“自然权利”（iusnaturale）才变成了“文明的权利”（iuscivile），即“公民权”，才能说他进入了“文明状态”。

    同样的特点，也可以在英国法中看到。法律史上有一种常见的说法，英国的普通法是欧陆罗马法之外一种独特发展的产物。这样说固然不错，却不是完整的画面。英格兰在中世纪后期集权化的过程中，为了统一王国的法律，难免要去除繁杂多样的诉讼方式，使其变得更有条理。普通法的两部早期经典，《格兰维尔》，尤其是《布莱克顿》，都采用了很多罗马法的编排体例、推理方法和技术，这大概也是托克维尔抨击罗马法的复兴为君主专制助力的原因。不过与欧洲大陆不同的是，英国不但率先完成了王的集权化过程，也逐渐形成了一个高度专业化、相对自治的法律共同体。

    如戴雪所说，英国的普通法与罗马法至少有一个共同特点，它更为看重的不是一般权利，而是“有效的司法救济”。这里所谓的“有效”的表现方式之一，便是职业法律人的司法专业性。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案例，莫过于十七世纪英格兰大法官柯克和詹姆斯国王的对抗。

    这位国王以他“同样具备人的理性，有判断是非的能力”为由，要求亲自参与司法审判。詹姆斯的这个想法，反映着欧洲绝对专制主义的兴起对英国的影响，但它并不是国王毫无根由的托辞，从福特斯丘和圣吉曼等人的普通法典籍中可以看到，法律是基于人类理性能力的主张，也是受到罗马法熏陶的普通法最基本的法理学叙事。

    柯克这位以“普通法崇拜”著称的法官，肯定记得布莱克顿的古训，“国王在万人之上，但是在上帝和法律之下”。不过以此反驳国王是无效的，国王大可以说，我也会遵照法律判案。面对詹姆斯一世的要求，他先是奉承说，“上帝确实赋予陛下丰富的知识和非凡的天资”，然后话锋一转：“但是陛下并不精通王国的法律。涉及陛下臣民的生命、继承、动产或不动产的诉讼，并不是靠自然理性，而是靠技艺理性和法律判断力来决断的。法律是一门技艺，只有经过长期的学习和实践，才能获得对它的认知。”柯克分出“技艺理性”（artificalreason）和“自然理性”（naturalreason），这种事实上会限制王权的说辞，并不是来自人类原罪的宗教信条，而是法律的专业性。柯克不会像后来的浪漫主义者那样蔑视理性，只是强调了理性也是一种需要加工的能力。依他之见，运用于司法过程的理性，并非每个人生来具有，而是漫长的研究和实践训练培养出的技艺。

    从这里可以看到罗马法学家所确立的民法自治传统的余晖。从十四世纪开始，英格兰逐渐形成了一个职业法律人群体，这个群体日益成熟和壮大，到柯克时代，与议会权贵一起，使普通法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国王和教会势力的控制。这也是使它有异于欧洲大陆的情况，那里的专制君权强力扩张之时，法律共同体抵制王权干预的宪法功效并没有发生。

    柯克更进一步说，一个人即使集合了众多人的技艺理性，仅凭他个人的头脑，仍无可能创制出英国的法律，因为它是经历了世代兴替，由伟大的博学之士一再去芜取精，才有了今天的状态。没有人靠一己之理性，能够比法律更有智慧。这意味着法律和相应的司法技艺，更不必说习惯，都是漫长社会实践的产物。与这种实践形成的判断力不同，自然法所要求的正义带有永恒不变的性质，不受时间的影响，技艺理性却是无法超越时间的，它只能以历史的方式完成。柯克这种思想，是两百年后保守主义鼻祖埃德蒙·柏克的主要思想来源之一，也可以让我们想到哈耶克的一个著名论断：理性能力同样是文明演进的产物。

    柯克对詹姆斯国王自称拥有理性的排斥，透露着一种独特的正义观。确定正义在社会生活中的实际意义，需要靠技艺理性来完成；未经文明洗礼的理性，即后来被柏克讥为抛弃一切文明成果的“赤身裸体的理性”是靠不住的。詹姆斯国王插手司法的企图，也许不是出于邪恶的动机，但自然法赋予他的“理性”，会给权力任意践踏正义打开方便之门。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英国法律人的一个习惯。每遇疑难案件，他们通常会尽量避免直接援引自然法，而是把习俗、案例或先辈法学家的著述作为权威。就像罗马帝国时代的情形一样，每遇疑难案件，法学家就会引用乌尔比安或盖尤斯，因为这样更容易结束争议。英国的法律人把《布莱克顿》和《格兰维尔》奉为圭臬，美国的法官、律师眼中的可靠权威是柯克和布莱克斯通，都可作如是观。这种依赖既有知识体系的习惯，是柯克反对国王直接干预司法审判的动机之一。

    相反，对于动辄诉诸自然法原则的做法，他们会视为一种“智力上的恶习”。如梅因所说：这些人“蔑视实在法，对经验不耐烦，先验地偏好推理，……使那些不善思考、不以细致的观察为据的头脑，形成一种牢固的成见，执迷于抽象原则”。这让他们失去了对例外或偶然的容纳能力，也不会诱发细致理解经验世界的愿望和耐心。

    英国法律人这种重实务轻理念的传统，塑造了历经数百载完善权利保障的传统。以一纸公文宣布人民享有哪些权利，并非困难的事，难在如何使之得到落实。倘不能进入司法，这类宣言便无异于一纸空文。法治之优劣，一定是反映在对救济手段的专注上，个人权利的确立，也是以司法判决为准绳，英国人把这称为“处理基本权利的法律人方式”。道德风尚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会使法律适时做出调整，同时又必须兼顾它的必要性、可持续性和统一性。这个过程，可以把它称为iusnaturale（自然法、自然权利）融入文明社会的过程。

    也可以反过来说，自然法直接成为救济手段，可能意味着文明秩序的失败。梅因说，“时代越黑暗，诉诸自然法和自然状态便会越频繁”，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统治者的昏聩骄横导致的法治不彰之地，自然法更易于引起共鸣，它以至高无上的超验正义和天赋权利，为革命者提供了摆脱既有制度羁绊、逃离历史进入永恒的强大动力。在急于建立新世界的人看来，未经理性检验的社会沉积物，如宗教信仰、习惯、民俗礼制和偏见，总是对正义理念的拖累。

    可见，自然法观念存在着一个内在的悖论，它既可表现为通过理性完善法治的努力，也可能意味着文明之外的野蛮状态。乌尔比安在《法学汇纂》中的经典定义，自然法是“自然教导给所有动物的东西”，其中便暗示了未开化的野蛮状态。西塞罗在《论开题》中也说：“远古之时，人游荡于荒野，茹毛饮血，与野兽无异。他们全靠体力，不受理性的引导，既不拜神明，也无社会责任；野合是常态，所以也不识子女，更不知公平法律为何物。”这大概是有关“自然状态”的最早描述，它更接近霍布斯而不是卢梭的自然法学说。

    柏克和亚当斯听到潘恩为法国人的“自然权利”疾呼时，即嗅到了这种粗野的味道，他们二人都是有深厚普通法修养的人，潘恩的人权呼吁意味着对“旧制度”（不仅是法国的，而且还有英国的）的全盘拒绝，而在他们看来，正是来自这个“旧制度”的宗教信仰和法治传统，维护着殖民地人民的自由与财产安全。潘恩以天赋人权（原始正义）向专制宣战，痛恨暴政的激情，淹没了他的历史感，这使他无暇严肃看待一个问题：文明社会或有种种弊端，但它是否真能回到“造物主造人时的状态”，对一切利益关系进行重组？

    可以再回到《安提戈涅》的故事。安提戈涅的反抗，换作今天的话，可以称为“私力救济”。这种情况，时常发生在强权导致司法救济失败之时，自然法开始绕开既有的法律，直接发挥作用。此类现象若是频繁出现，或变成大规模的集体行为，古人谓之“替天行道”，现在通常称为革命。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挥舞的是同一面自然法大旗，它会带来文明与正义还是灾难，更多地取决于挥舞它的人所仰赖的社会和知识资源。

    安提戈涅的愤怒，很容易唤起观众朴素的正义感，自然法所预设的理性能力，已转化为单纯的义愤，让克瑞翁留下了千古骂名。但是在索福克勒斯笔下，克瑞翁并不是骄横无道的君主，反而更像是一个被安提戈涅的坚韧意志压垮的英雄，索福克勒斯的悲剧是同时献给他们两个人的。在战乱中的底比斯，克瑞翁的角色类似于罗马政制中的“独裁官”，他有权出于集体安全的考虑，为儆效尤，下令不得为叛国者殓尸。读一下剧中克瑞翁的辩词，也是同样有说服力的：“国家制定的法律必须得到遵守，没有比不服从命令更危险的事情，城邦将毁于此，家园将成废墟，军队溃不成军，胜利化为泡影。而简单地服从命令可拯救成千上万的生命。因此，我坚持法律，永不背叛。”这与现代国家在战时暂停或限制某些公民权利的行使并无二致，这涉及的不是自然法的正义问题，而是自然法和人定法的衡平问题，正如罗马法谚所说，“兵戈一起，法律就沉默了”（Interarmaenim silent leges）。

    本文转自《读书》2025年1期

  • 徐冠勉：舞女、械斗与全球史的异托邦

    一七五二年十二月十九日夜，巴达维亚（现印尼雅加达）以西约二十多公里处的一个糖业种植园举办了一场舞女（ronggeng）表演。在性别失衡的商品边疆，这场演出算得上是一场盛会。为此，该种植园的华人劳工招呼邻近糖业种植园的劳工共同观看，并邀请其中头人共享晚餐与茶水。但是，随着演出的深入，盛会转为一场械斗，两个种植园的劳工因不明原因相互持械斗殴，最终造成数名劳工受伤，而主办该场演出的种植园亦被打砸抢劫。

    该案卷宗现存于海牙荷兰东印度公司刑事档案，内有一百多页记载，包括约二十位当事人的口供以及前后数份调查报告。长期以来，这些内容琐碎、字迹潦草的刑讯记录并不为研究者们所关注。当面对这家世界上最早上市的跨国公司的庞大档案时，研究者们通常会选择首先关注它的全球贸易、资本网络，它所促成的全球艺术、医疗、知识交流，以及它所参与的全球军事与外交行动。

    那么，我们为何需要偏离主流研究，来关注发生在这个全球网络的边缘的一件关于舞女表演与劳工械斗的事件？这样一件看似非常地方性的事件与学者们关心的东印度公司的全球网络有何关联？它又能否帮助我们从边缘、底层出发，从被全球化异化的底层民众的劳动与艺术出发，书写一段不同于帝国精英视角的庶民的全球史？思考这些问题，或许可以促使我们从新的角度进一步消融全球史与地方史之间的边界，探讨在一个特殊的种植园空间里艺术、性别、劳工、族群、资本主义这些议题之间复杂的纠缠，进而反思传统全球史所建构的全球化的乌托邦，关注在这个过程中被边缘化、异化的人群所实际生活的异托邦。

    一、舞女

    首先可能会让读者们浮想联翩的是这些在糖业种植园里表演的舞女。表面看来，她们似乎是在一望无际的蔗田里，以蓝天绿野为舞台，翩翩起舞。但细究之，便会发现一个悖论，因为一望无际的蔗田并非绿野，而是资本主义商品边疆扩张的现场，是资本将劳工与自然转变为商品并榨取剩余价值的场所。那么为何在这样的地点会有舞女起舞？

    事实上，这样一幕在十八世纪巴达维亚乡村的糖业种植园中每年都会上演。据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殖民史料，舞女表演在种植园已成为仪式。每年三月份，为准备新的榨季，种植园需要搭砌糖灶、竖立蔗车，为此要动员大批劳工连续高强度作业。蔗车竖立后，便要举行一系列仪式，包括由一位头人将一只白色母鸡作为祭品放入蔗车碾压，并有数天节庆，其间便有舞女表演。该节庆甚至有一个专门的爪哇语名称，即badariebatoe，意为“竖立石头”（蔗车的主体是由两大块竖立的石磨组成的），或许可理解为种植园的巨石崇拜。榨季结束后，种植园还会安排另外一场舞女表演。这些表演不只是仪式性的，也是劳工们重要的娱乐。

    但不能因此便认为这些种植园里的舞女表演与中国乡村戏班演出无异，将其理解为传统乡村节庆的一环。巴达维亚乡村的糖业边疆并不传统，它不是一个由小农家庭构成的亚洲乡村社会，而是一个缺乏家庭结构且性别高度失衡的种植园社会。在这里，载歌载舞的舞女们并不是在参与一场传统的爪哇乡村节庆，而是在参与全球资本主义商品体系的扩张。她们的舞蹈、她们的性别和她们的身体都已深深融入了这个体系，而她们的表演甚至成了这个糖业边疆的必需品，被荷兰殖民者们污名化为巴达维亚糖业经济的“必要的恶”。十九世纪的殖民者们更是将这些舞女理解为妓女，将她们的歌声与舞蹈理解为一种低俗的娱乐。

    到底谁是这些舞女？她们如何表演？又如何进入这个糖业经济体系？这些问题涉及印尼艺术史的一个重要议题，即爪哇音乐与舞蹈中的ronggeng问题。Ronggeng一词无法被准确翻译，其词源亦不可确考，大体可以将其理解为一位在数位乐器演奏者伴奏下亦歌亦舞的女性（本文简称其为“舞女”）。不同于东爪哇地区的宫廷舞女，ronggeng舞女通常并不依附于宫廷，而是在乡村、市井间游走、表演、谋生，有时服务权贵获取利益，有时又会为乡村节庆表演。在近代早期，她们在缺乏强大王朝国家的西爪哇地区尤其活跃，其中一个舞女文化中心是井里汶。这种传统在十五世纪爪哇伊斯兰化之前便已存在，舞女们最初应该是作为爪哇地区稻谷女神的化身，负责在每年稻米耕作之前提供表演，以祈祷稻米丰收。在伊斯兰化之后，她们又与苏菲神秘主义结合，进而延续这种舞蹈传统。从现有史料来看，舞女们大多来自贫困家庭，需要接受一定的舞蹈、音乐训练，才能成为职业的舞女。

    由于不完全为宫廷所禁锢，舞女们有着一定的能动性为自己谋取利益。一七四三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井里汶的驻防官报道，马辰（Banjarmasin）的一位王公派遣一位使臣到井里汶，请求一个乐器（某种锣鼓）与一位舞女，为此该使臣带来了半两黄金与两只红毛猩猩作为礼物。经该驻防官协调，只有一位舞女愿意过去，她表示愿意到马辰为该王公服务五个月，条件是八十西班牙银元酬金，并确保五个月后将她送回井里汶。马辰位于南婆罗洲，是当时东南亚胡椒贸易的一个中心，也是荷兰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外交争夺的重要对象。目前看来井里汶舞女可能以特殊的身份参与了这场全球贸易、外交冲突，现存档案中有一份一七七〇年井里汶苏丹致荷兰东印度公司信件，便讨论了胡椒贸易问题，同时还请求荷兰东印度公司帮助其获取一组年轻且“面容俊俏”的井里汶舞女。

    另外，荷兰殖民档案不曾记载的是那些活跃于乡村的舞女。由于缺乏乡村本地档案，我们无法确知殖民时期乡村舞女到底如何活动，但是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在今天西爪哇乡村分布着不少舞女墓地。尽管乡村舞女作为一个群体已经在二十世纪印尼现代民族文化建构中，因其被污名化的身份而逐渐消失，但是至今仍然有村民维护、参拜这些舞女墓地。例如，笔者在二〇二四年七月份便曾两次走访了位于井里汶西部村庄边缘的一个舞女墓地。该墓地地处稻田之间，墓地入口标识为“舞女娘祖”（BuyutNyaiRonggeng），里面有两个建筑，分别为礼拜堂与墓室。墓室里面有两座墓，一座为一位舞女的，据称是生活在满者伯夷时期（十三至十五世纪），另外一座是某位男性的，但是村民强调这位男性不是舞女的丈夫。当地村民一直看护该墓，并每周四晚上（伊斯兰历周五）参拜。

    那么作为稻谷女神的舞女又是怎么进入巴达维亚郊区蔗田的呢？首先井里汶地区本身就有蔗糖生产，根据十八世纪初的两份合同，上述舞女墓地所在区域就有大片土地被一位井里汶王公租给井里汶华人甲必丹，用于设立拥有两三个糖廍与两百头水牛的种植园产业。在十八世纪，该地也是巴达维亚糖业边疆的重要劳工供给区，每年都有大批井里汶村民背井离乡去巴达维亚乡村糖业种植园工作。因此，我们可以想象伴随糖业边疆的扩张与乡村人口的流动，井里汶乡村的舞女文化也进入了蔗田。原来为村民在稻田演出的舞女，开始为蔗田里面的劳工起舞。

    二、械斗

    但是，蔗田不是稻田，巴达维亚糖业种植园的社会结构与井里汶乡村截然不同。不同于作为家乡的传统乡村，巴达维亚糖业种植园是一个无家之乡，这里主要容纳的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单身男性劳工，他们来此不是为了安家，而是为了赚取工资。以一七五二年十二月十九日夜那次械斗为例，主办方参与械斗的主要是华人。不同于从事海洋贸易的南洋华商，在巴达维亚乡村有着大批华人从华南而来成为糖业种植园劳工。他们在此主要占据着管理层与熟练工人角色，工资高于当地劳工。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何这批华人会在这场舞女表演中作为主办方出现。

    可是，这并不意味着华人已在此过上富足、安定的生活，他们更多是苟活于一个动荡不安、充满暴力的边疆社会。这群华人服务的直落纳迦（Teluknaga）种植园位于丹格朗（Tangerang）区域。今天这是印尼的门户，就在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周边，但在近代早期，这是一个偏远的糖业边疆。在十七世纪，它一度是荷兰东印度公司与万丹苏丹国争夺的交界地区，一六八四年万丹将其割让给公司后，便成了巴达维亚糖业扩张的边疆，并在十八世纪发展为爪哇蔗糖主产区。糖业边疆的扩张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尤其是族群与阶级矛盾。一七四〇年的红溪惨案就是这些矛盾集中爆发的一个结果，当时巴达维亚郊区的华人形成了一个个以糖业种植园为核心的武装据点，对抗荷兰东印度公司。丹格朗地区则是这场武装起义的重要根据地，直落纳迦种植园也名列荷兰军事行动名单，是该地区六大华人反抗据点之一。

    与一七四〇年红溪惨案相比，一七五二年的这次械斗事件可能微不足道，但它所留下的丰富史料为我们揭露了一些深层、复杂的矛盾。大体而言，械斗之前这两个种植园之间已存在纠葛。其中主办舞女表演的种植园属于巴达维亚华人甲必丹王应使（OngEengsaij），但种植园土地属于一位已故东印度公司高级官员的遗孀玛利亚（MariaHerega）。王应使在事发前约两年（一七五〇年底或一七五一年初）于玛利亚处租得这块土地以及土地上包括糖廍在内的所有附属房屋、设备。但一七五〇年底玛利亚又将另外一个糖业种植园的设备转移到直落纳迦，建立一个新的种植园。这就埋下了冲突的伏笔。

    为开拓这个新的种植园，玛利亚聘用了一位土生基督教徒沙龙为账簿书记，一位华人西姆为廍爹（potia，种植园管理者），并且雇用了六十位劳工，并侵占了原已租赁给王应使的土地，包括将一块放养水牛的草地开垦为蔗田。此外，玛利亚的手下还阻止王应使种植园的几位爪哇劳工修复他们的房屋，迫使他们迁移，进而侵占遗留下来的房屋与土地。玛利亚甚至亲赴现场，指令她的劳工们将王应使种植园廍爹的四头猪杀死，投入河中。

    我们无法完全确定这些供词是否完全属实，也不能断言上述纠纷均为玛利亚单方过错。不过从中可以看出，在这个糖业边疆存在很多摩擦，这些摩擦正如罗安清在《摩擦：全球连接的民族志》（Friction：AnEthnographyofGlobalConnection）一书中提到的，是全球化在这些资本主义“资源边疆”的必然呈现。可以说，十八世纪发生在巴达维亚乡村的这些纠纷很大程度上预演了像人类学家们在当代印尼种植园与矿场的观察。这些纠纷的源头并不是两个当地村庄之间的世仇，而是在种植园主利益驱使下，两群素未谋面，且不定居于此、分属不同族群的种植园劳工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不断累积的矛盾。

    十二月十九日夜的舞女表演不幸成为矛盾的爆发点。尽管各方供词龃龉，但大致可以确定的是，当天下午四点时候，从城里坐舢板船回来的沙龙刚一到岸便碰到王应使种植园的廍爹，后者邀请他去观看当晚的舞女表演。该消息很快在玛利亚的种植园内传开，晚上八点钟左右，沙龙带着手下大约三十名劳工前去观看，其中不少人都携带武器，似乎有意赴一场鸿门宴。到达现场后，沙龙走入了王应使廍爹的房屋，发现里面的华人正在用餐，并邀请他共进晚餐，但沙龙婉拒。不过，沙龙可能还是坐下来和华人们一起喝了一杯茶。沙龙的随从们则直接去观看舞女表演，其中几位还走近了舞台附近的赌桌，围观赌钱。此后不久，冲突爆发，双方持械互斗，各有伤害，最后王应使种植园财物被抢。

    关于械斗的起因，双方各执一词，沙龙的手下声称是源于赌博时双方言辞冲突。王应使廍爹则否认赌博存在，坚称种植园内部不允许赌钱，当晚没有赌博，只有舞女表演。让事态更加复杂的是，荷兰司法当局调查发现，沙龙手下参与械斗的并非华人或爪哇劳工，而是一批奴隶，其中包括不少逃匿奴隶。不同于大西洋的奴隶制种植园，巴达维亚乡村的种植园建立在一个高度货币化的劳动力市场上，依靠雇佣劳工维持日常运作。雇佣缺乏议价能力的逃匿奴隶，便成为种植园主控制劳工成本的一个重要手段。

    这批被捕的逃匿奴隶一共四人，均是二三十岁青壮年男性，其中有二人来自苏拉威西，一人来自帝汶，一人来自印度西南部的马拉巴尔海岸。通过公司的全球贸易网络，他们被贩卖到了巴达维亚三个奴隶主家庭。之后，他们选择了逃亡。从他们的供词来看，巴达维亚的糖业边疆已成为奴隶逃亡的重要目的地，并已形成复杂的逃亡路线。被玛利亚的种植园雇用后，一位华人工头信誓旦旦地和他们说：“在这里不需要害怕，没有人敢对你做什么，我现在就给你一把砍刀，以及其他你需要的东西。”

    三、异托邦

    经过近一年半侦办，公司司法机构最终于一七五四年六月十五日宣判此案，被告只有这四位逃亡奴隶。他们被判处鞭刑，外加带铐服劳役五年，之后被流放。为何一场在舞女表演时爆发的大规模械斗，最终却只有这四位逃亡奴隶领刑？这样一件最终以四位逃亡奴隶顶罪的械斗案和我们要讨论的全球史又有何关系？

    这需要重新思考东印度公司以及东印度公司背后的全球史。不同于传统认知中的那个开放、自信、进取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我们在庞大的公司档案中读到的更多是一个个狭隘、惶恐、保守的公司官僚。荷兰东印度公司不是一家现代航运公司，而是一个有着垄断特权的殖民帝国，它并不擅长自由贸易获取利润，而更倾向于诉诸武力与强权。在实际运行中，它亦非无差别地促进全球化，而是积极切断竞争对手的全球联系，以此维持它在全球贸易的垄断地位。它所用于参与全球贸易的商品亦非完全通过自由贸易获取，而依赖于复杂的权力运作。其中最典型的个案便是香料贸易，公司通过战争、不平等条约控制东南亚香料产出，然后在全球市场高价出售香料，获取暴利。同样的重商主义思维被贯彻到了巴达维亚糖业，公司在此扮演着双重角色。其一，它是一个垄断性商人，可随时出台法令限制私人贸易，管控糖价，然后再将收购到的蔗糖高价转卖到阿姆斯特丹、波斯湾、印度与日本等地；其二，它是一个殖民政府，通过一整套政治制度维系这个糖业边疆的社会秩序，防止劳工暴动。

    种植园舞女表演时所引发的械斗戳中了这种双重角色的内在矛盾。公司管理者们既要垄断贸易，又要武力占领一个能够提供垄断贸易所需商品的殖民地，还要保证这个高度不平等的殖民地社会的稳定、和谐与繁荣，最后还要兼顾股东的收益和自己的私利。要同时实现这些目标，就需要不断从种植园劳工那里榨取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同时又要防止这群性别失衡的、躁动的单身劳工暴动。在此背景下，蔗田里的舞女，因为她们对于男性劳工不可否认的吸引力，便成为公司管理层关注的问题。公司为此出台了一系列法令，试图规范舞女能否跳舞、怎么跳舞、在什么场合跳舞、谁可以看跳舞、谁可以从中获利甚至如何规训舞女。这些法令一方面极力预防舞女跳舞所可能引爆的社会矛盾，但是同时又为舞女表演网开一面，因为舞女被认为是吸引男性劳工到种植园边疆工作的“必要的恶”，同时还是维持爪哇乡村社会稳定的一个传统习俗。为此，东印度公司不断调整舞女法令，从一七〇六年的严禁（规定没收舞女首饰并罚款），到一七五一年的部分解禁、开始征税，到一七五二年修改舞女税率，到一七五四年再次收紧，再到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更加细化的规范（规定如何领证表演、何时表演、在什么场合表演等等），最后到一八〇九年出台了在井里汶建设三所模范舞女学校的管理规定。

    这次械斗案恰恰发生在一个重要的政策转折期。该案事发一年前，东印度公司于一七五一年十二月十一日颁布了一则新的法令，承认完全禁止舞女表演不可能，故选择一个中间路线，通过税收与条例来规范舞女表演。条例规定城内与近郊仍然严禁，远郊与乡村可以，但表演必须在室内，闭门表演每场收税一银元，开门则每场五银元。不过，所有这些都不适用于奴隶，法令第十五条规定，奴隶不能进入舞女表演场合。因为舞女对于奴隶们而言是“如此有吸引力”，以至于他们会偷窃主人财物去看表演，甚至仅仅是“为了看舞女一眼”。

    但是，这些法令很难管辖到糖业种植园。公司所拥有的治安力量非常有限，糖业边疆是一个法外之地，那里何时举办、如何举办、谁来观看舞女表演完全超出了公司的控制。更何况这些地方本来就是大批逃亡奴隶的避难所，在这里他们至少实现了不受公司限制观看舞女表演的自由。一七五二年底的这次械斗事件将这一切暴露在公司高层面前。一七五四年，该案结案后不久，公司便出台一个新的舞女条例，决定不分城乡，全面禁舞，违者每场罚款一百银元。对作为奴隶主的公司高层而言，很少有事务会比防止自己身边奴隶犯罪与逃亡更重要。但是，公司并没有能力在种植园禁舞，蔗田里的舞女是个公开的秘密，被十八世纪后期的出版物反复提及。到了十九世纪初，公司不得不特许种植园内部舞女表演，将其明确定义为糖业经济必要的恶。

    全球史可能存在两条非常不一样的研究路径，一条是正面赞颂全球化，关注能够在全球化中获得社会流动性的精英人物以及他们的全球网络；另外一条是反思全球化，关注在全球化中失去社会流动性的边缘人群以及他们生活的边缘空间。前者所呈现的也许会是一个符合新自由主义理想的全球化的乌托邦，后者也许比较符合福柯提出的异托邦概念。这个被异化的、与传统亚洲乡村社会截然不同的种植园社会可能就是那样一个异托邦，只是它不是福柯所理解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异托邦，而是一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异托邦。

    这个异托邦让我们看到传统全球史中容易忽略的一些问题，看到在全球化中被边缘化、被污名化的劳工、艺术与性。这里的劳工非常全球化，有来自华南的华人移民，来自爪哇乡村的季节性农民工，还有来自苏拉威西、帝汶、印度等地的奴隶。但是这种全球化并未让他们受益，他们在此劳动，却难以在此安家。他们在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生产，却无法在此实现自身的人口与文化再生产。舞女的表演或许承载了他们对于艺术、性与再生产的全部幻想。但是这种合理的幻想却被殖民者理解为这个糖业经济的必要的恶，而被污名化。事实上，造成这场舞女表演期间械斗的根本的恶，既非舞女，亦非逃亡奴隶，更非单身华人与爪哇劳工，而是东印度公司用暴力推动的不平等的全球化。作为一个异托邦，巴达维亚乡村的糖业种植园就如同一面镜子、一张底片，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刻地洞悉这种恶，进而反思传统全球史背后的新自由主义乌托邦。

    本文转自《读书》2025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