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人文知识

1947年
№09896 彼得罗夫与董必武的谈话纪要：中国军事和政治形势(1947年1月6日)
№16230 彼得罗夫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国共两党对抗前景(1947年1月28日)
№16237 彼得罗夫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美苏对华政策(1947年2月20日)
№10052 彼得罗夫与罗隆基会谈纪要：关于中国局势(1947年3月3日)
№20268 巴拉诺夫致斯大林函：转交四平战役部署的情报(1947年6月12日)
№16270 库兹涅佐夫致捷列宾电：毛泽东访苏事宜(1947年6月15日)

№16271 彼得罗夫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中国形势及苏美对华政策(1947年6月18日)

№16274 库兹涅佐夫致捷列宾电：推迟毛泽东访苏(1947年7月1日)

№16276 特鲁边科夫致斯克沃尔佐夫等函：资助东北青年代表团(1947年7月2日)

№20270 马立克呈莫洛托夫请示：资助东北青年代表团(1947年7月4日)

№16277 马立克致莫洛托夫函：资助东北青年代表团(1947年7月5日)

№16284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向东北民主政府供应工业品(1947年7月14日)

№16301 齐赫文斯基与张东荪、吴晗会谈纪要：中国局势和中苏关系(1947年9月26日)
№16302 库兹涅佐夫致斯大林报告：毛泽东谈军事形势(1947年9月29日)
№20269 巴拉诺夫呈苏斯洛夫请示：派医生为林彪治病(1947年10月25日)
№09024 库兹涅佐夫致斯大林报告：毛泽东来电谈中国局势(1947年12月10日)
№16308 费德林与邵力子谈话纪要：关于中国的政治局势(1947年12月11日)
№16311 库兹涅佐夫致捷列宾电：毛泽东访苏事宜(1947年12月16日)
№16312 捷列宾致库兹涅佐夫电：毛泽东访苏事宜(1947年12月17日)
№09109 克鲁格洛夫致斯大林报告：溥仪请求留在苏联生活(1947年12月30日)

№09896 彼得罗夫与董必武的谈话纪要：中国军事和政治形势(1947年1月6日)

今年1月6日我邀请中共中央委员董必武共进早餐。我们进行了如下内容的谈话。

对于我的问题——他如何评价中国的军事、政治形势，董必武回答说，决定这个形势的基本因素是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军队之间的军事行动。按不久前从延安来的一位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人员的说法，中国共产党已准备好了对特区的进攻给予反击。对特区来说，最危险的时刻是11月12日到20日，但后来在动员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反击并作了必要的防御措施后，延安的危险过去了。董必武说，中国共产党军队的一系列战役迫使胡宗南从主要进攻路线上将自己的军队抽回一部分。没有了补充，没有了增援，这些军队没有能力开始重大的进攻战役。即使胡宗南开始进攻，也不可能有重大成果。董必武说，我们注视着他所有的力量调动，破坏他集中军队的计划。除此以外，胡宗南的大问题是后方不巩固。由于苛捐杂税多，人民群众对国民党政权的不满情绪在高涨。同样需要指出，共产党李先念将军与陕豫湘边境地区地方武装之间的关系已调整好了。因为不满中央的政策，这些地方武装不阻止共产党军队通过他们占领的地区，这就改善了中国共产党的境况。

我的意见认为，按照董必武的话分析，对边区不存在直接的威胁，蒋介石不会展开进攻，不仅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且是出于自己薄弱的军力考虑。董必武回答，事情正是这样的。

谈到现时蒋介石的政策问题，董必武说，通过了宪法以后就需要等待。为了向外界展示一个“民主”中国，蒋介石会重组政府。他的主要目的是继续获得美国的援助。同时他企图显示自己的“宽大胸怀”，在国民大会里给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留有位置，他打算在改组后的政府里给共产党好位置。

对于我的关于不久前政府公布的大赦意义的问题，董必武回答说，这个大赦与通过的宪法一样具有同样的效果，因为它不涉及政治犯。过去中国共产党曾按邵力子和张嘉璈的请求释放了部队在东北抓获的许多国民党官员，共产党同样请求释放许多被捕的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人员，其中有著名的作家和翻译家金任(Цзинь Жэнь)等。这时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向邵力子和张嘉璈声明，如果他们感到没有能力达到释放这些人的目的，那么最好不要向国民党当局说出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名字，因为这会引起对他们的迫害。事情如预料的那样发生了，除了金任被释放，但不能离开长春外，其他人都遭到杀害。董必武顺便告诉我，现在国民党俘虏中不仅有中将，甚至还有上将。

我问董必武，有关改组政府、谁参加政府的问题，他的意见如何。董必武回答，中国青年党和民社党，同时还有不少无党派社会人士，肯定会参加政府。这种不会有任何新东西的改组未必会在中国有政治效果，但是在国外会产生一些影响，会迷惑某些人。

我问，国民党在恢复与共产党和谈和改组方面采取了哪些步骤？董必武回答，自从周恩来回延安后，有关恢复和谈问题国民党方面没有提出过任何建议，哪怕是口头形式。

董必武告诉我，1月7日他要拜访张治中，感谢张把去年被盛世才逮捕的几十个中共党员释放并送往延安。然后，董必武谈到了莫德惠的立场，并叙述了他试图进行斡旋的想法。

被蒋介石抓住话柄的莫德惠没有出席国民大会，拒绝参加主席团。但国民党还是迫使他参加了最后一次会议。在不久前与董必武谈话时，莫德惠说，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最终应该达到停战，他愿意做调解人，还要把一次也没有参加国民大会会议的中国青年党的李璜以及民主党主席张澜请来一起参加。董必武告诉他，中国共产党的立场是鲜明的，它的观点是解散非法召开的国民大会，恢复1946年1月13日时的战场状况。董必武问他，国民党的立场是什么，有什么可以谈判的？莫德惠不得不承认，他不清楚国民党的立场，并说，看来和他谈过话的张群也不清楚。后来董必武建议，莫德惠最好别卷入这件事，因为不仅他，甚至与蒋介石亲近的张群也什么都不知道。

谈到共产党的立场，董必武表示这个立场仍然没有改变，没有任何改变，也不可能有改变，因为中国共产党已置于不可能再退让的境地。国民党力求恢复主要铁路干线：津浦路、平汉路、胶济路和陇海路。控制了这些铁路后，国民党就有可能自由调动军队和运送武器装备，还可把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割裂开，分隔成孤立的几小块。如果中国共产党无法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那么它将继续进行武装斗争，消灭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不让国民党有喘息的机会，使其无法准备后备力量和得到美国人的补充援助。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能相当顺利地解决这一任务。1月2—4日山东西南地区国民党军队有两个旅被困，一个旅已被歼，另一个旅将在短时间内被消灭。国民党将自己最后的预备力量调往前线。不久前有一个旅从海南岛调到了山东，第六十四师(过去的军)从广东开往北方，一个师从台湾开往苏北。

我问，最近马歇尔是否还采取过某种步骤使双方接近。董必武回答，周恩来离开后，他和马歇尔没有见过面，只与司徒雷登有过一次谈话。在这次谈话中司徒雷登说，他不理解中共的立场，不理解国民党停止了军事行动，而中共为什么不停止，为什么共产党不参加三方委员会。董必武回答他说，这样提问题是有倾向性的，因为司徒雷登企图把继续国内战争的罪责推在中国共产党身上，而实际上真正的罪人是国民党。它单方面召开了国民大会，现在又在决定一个重要问题——拟订宪法。至于国民党停止了军事行动的问题，司徒雷登在讲这种话前应该先问问蒋介石本人——国民党军队的军事行动真的停止了吗？

我问董必武，他怎样看待马歇尔的沉默，他回答，实际上蒋介石最近的一切活动都是马歇尔策划的。召开国民大会也是美国人策划的，现在他们在怂恿蒋介石改组一个没有共产党参加的政府。按照美国人意见，国民大会上需要反对派，这个反对派便马上由国民党组成了。接着，董必武叙述了能证明马歇尔和蒋介石相互充分信任的两件事。司徒雷登在与民主党秘书长梁漱溟谈话时，装出一副对此什么也不清楚的样子，他问梁，现在怎么办。梁建议询问第三方，并力图和美国人一起调停这个问题。司徒雷登对此表示赞同，并答应与马歇尔和蒋介石谈谈，然后书面告知梁漱溟谈话的结果。当梁没有等到允诺的回答时，他打电话给司徒雷登，后者表示一切正常，因为蒋介石正在使国家民主化。也就在那段时间，司徒雷登在桂永清将军那里吃饭时，同样明确地回答了徐林正的问题。董必武带有结论性地说，这就证明在夺取张家口和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的问题上，马歇尔和蒋介石之间存在充分一致的协议。

董必武问我对当前中国政治形势的看法。我回答，我也不认为国民大会通过的宪法会带给中国人民利益。我说，当宪法在没有最大的反对党参加的情况下通过时，很明显蒋介石自己懂得状况的复杂性，因为很难无休止地将所有的人牵着鼻子走。我指出，国内政治形势的进一步发展将在美国人的压力下进行。这一点从杜鲁门12月19日声明中就可以看出。

然后董必武谈到了在这个阶段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同盟之间相互关系的复杂性。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很清楚，要斗争，对和平不能抱有幻想。但民主派还生活在幻想中，而中国共产党不能公开对他们说，现在和平是不可能的。

董必武说，在上海召开的民盟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会的任务是要找到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和解的道路。董必武认为，民盟的这些尝试是徒劳无益的，他们坚持不懈的努力只能损害中国共产党。民盟认为，双方的让步才是通向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取得协议的道路。初一看，这好像很合理。然而在现时形势下，当中国共产党处于无法继续让步的情况时，这种所谓的“双方让步”的要求是单方面地向中国共产党施压。董必武向民盟的领袖们说明了这一点，他们也无法不同意。此外，董必武还说，作为调停人，自己先需要弄清，蒋介石的实际政策是怎样的，这种政策的结果和后果是怎样的。当问到民盟的领袖们是否知道蒋介石想要什么，他的政策引向何方时，他们不得不说明，他们不知道。此外，根据与张群、王世杰和邵力子的谈话可证实，他们也不知道这一点。

董必武接着指出，在和民盟的关系方面，中国共产党对待党外不同人士采用不同的方式、方法。对那些与共产党接近的人，如邓初民、章伯钧、沈钧儒，共产党讲得比较坦率，他们也能听取共产党的话。对这些人可以说有两个世界：一个是诚实的，中国共产党渴望得到它；另一个是虚伪的，是蒋介石要的。帮助蒋介石建立这个虚伪的世界，不仅会给中国共产党，也会给民主派本身带来危害。对其他一些人，如罗隆基、黄炎培等，共产党说起来有点不一样，会向他们证实，民盟的和平建议正中蒋介石下怀，因为中国共产党已无处可退，继续退让将会导致中国共产党被消灭。

我问，孙科和邵力子表现怎样，董必武回答说，他们没有任何独立的见解，并完全按照蒋介石的指示在行动。

董必武接着说，如果说以前蒋介石表现得充满自信，想在美国人面前展示自己的力量，那么现在他的自信心正在丧失。因此。对共产党说来，危机时刻已过去。美国人知道蒋介石已没有能力继续进攻了，蒋介石本人对此也清楚。国民党军队的“胜利”被过分夸张了。因为他们占领的大部分城市是中国共产党为了保存力量而主动放弃的。1946年最近6个月来国民党军队死、伤和被俘的损失达40万人，再加上逃跑的部分共60万人。在这段时间里，他们补充的一共只有16万人，而且训练水平很差。在国民党军队训练薄弱的情况下，美国的武器和技术装备是完全没有效果的。由于道路状况不好，无法保证弹药供应，这种有效程度更进一步降低了。

我问董必武，他怎样评价中苏关系。董必武说，由于出现了反美游行，某些国民党分子企图把这运动引向反苏运动。很多人把现在的反美学生运动硬加在共产党身上。然而，虽然中国共产党在一些学校中有影响，但它没有足够的力量去组织如此庞大的运动团体。在许多学校里国民党分子企图破坏反美游行，建议他们“扩大”运动，提出了把所有外国军队从中国召回去的要求。特别是傅斯年在不久前的讲话中就讲了这一点。按董必武的看法，现在国民党达不到目的，他们想同去年一样玩弄学生的爱国主义情绪，把他们引向反苏运动。尽管如此，董必武指出，来自国民党的挑拨完全可能存在，特别在东北。

出席谈话的大使馆参赞费德林问董必武，朱学范的立场和在中国劳动联合会里的地位如何，董必武作了如下讲话：

朱学范是国民党党员，与CC派有着内在的联系。但是中国劳动联合会主要依靠国际工会组织的帮助生存着，在其走上国际舞台后，朱学范一方面努力把联合会做成自己的政治工具，另一方面开始逐渐离开CC派分子，甚至将自己的组织置于他们的对立面，因为他清楚，让联合会完全服从国民党反动集团，会导致国际援助停止。此外，对他的行动影响最大的压力来自内部，来自联合会工作人员核心小组，这些人员中有不少进步分子。CC派分子看到联合会正在脱离他们的监督，就开始对朱学范施加压力。当这一步不能如愿时，他们就确定了消灭这个组织的方针。在社会事务部系统里有个工会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要求联合会与它合并。朱学范自己只是被选为委员会理事会的候补委员。他仍旧拒绝服从CC派分子。这时CC派分子就着手成立消灭联合会的组织机构，先从重庆组织开始，在那里逮捕了联合会的领导成员，而那里的资产由委员会的机构“接收”。在许多城市里他们都这样做了。朱学范表示了抗议，被捕者释放了，但是资产没有返还。由于不断地施压，朱学范跑到香港去了。在香港他遭到CC派特工暗杀未遂。在他离开香港到上海后，联合会被“改组”了，实质上意味着被消灭了。现在朱学范在香港建立了中国劳动联合会新的中心。

出席谈话的有大使馆参赞费德林和二等秘书弗拉迪金。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签名)

文件共3份，送：莫洛托夫、马立克、档案室

АВПРФ，ф.0100，оп.40а，п.264，д.21，л.26-34

№16230 彼得罗夫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国共两党对抗前景(1947年1月28日)

机密

1月28日我回访了美国大使司徒雷登。

经过礼节性的谈话后，我问司徒雷登，他怎样评价中国国内政治局势。

司徒雷登说，最近没有什么新的事情发生，他还没有从马歇尔那里收到因国共两党之间恢复和谈的努力明显失败而发出的新指示。司徒雷登指出，他没有任何明确的期望和计划。他说，双方从内心深处诚恳地希望马上实现和平、团结，但他们对“民主本质的认识非常肤浅”。按司徒雷登的看法，双方更多的是忙于有关未来的安全、地盘等方面的交易，因为存在各种各样的担心、害怕、怀疑，结果使得为达到上述目的的斗争复杂化了。

我问了关于政府改组的问题，司徒雷登回答说，他尚不知道国民党与小党之间最近谈判的结果。最近政府将改组，吸收小党代表参加。这时司徒雷登说，在和蒋介石会谈时他多次表示赞同，在改组时要把好的、有能力的人引进政府，但希望蒋介石不要阻挠大部分小党加入政府。司徒雷登表示这样改组只是初步措施，并不具有重要性，在共产党没进政府前，不会解决任何问题。

我提出，最近一段时间，尽管国民党迈出了“和平”的步伐，但军事行动正在加剧。司徒雷登同意我的意见，他说，他现在十分被动。

后来司徒雷登指出，很可能过几个月后，情况将会改善，那时候双方将会比较容易被说服。

在接下来的谈话中，司徒雷登就香港问题谈了其个人看法。他说，英国人应该在日本投降后立即将香港归还中国。从他们方面来说，这应该是明智的、有远见的举措。在巩固他们在中国的影响力方面，这一举措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利益。他们可以用20年过渡期作为条件，只要慢慢地放弃各种各样的特权。司徒雷登说出了自己的预想，英国人很可能无法将香港控制到20年期限结束。

会谈实质部分到此结束。

谈话时出席的有苏联大使馆二等秘书克鲁季科夫。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签名)

文件共3份，送：莫洛托夫同志、马立克同志、档案室

1月31日

АВПРФ，ф.0100，оп.40а，д.21，п.264，л.60-61

№16237 彼得罗夫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美苏对华政策(1947年2月20日)

机密

2月20日司徒雷登来拜访我，他说，他来是因为就要出发去中国南方(广东、香港、海南岛)。

谈话一开始司徒雷登就主动说，至今他未收到马歇尔将军的任何有关中国局势的指令和评述。他说，按其个人的估计，马歇尔将军现在正在仔细权衡中国问题，考虑美国人的情绪和国际关系的综合情况，然后再做出他的决定。

司徒雷登接着强调说，中国政府正处于严重危机状态，需要美国的大量援助。

对于我所问的中国政府在克服危机方面采取的特别措施的有效性问题，司徒雷登回答说，这些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军事支出照样无法弥补。照他的说法，国民党领导人现在已不像10天前那样被经济崩溃的威胁所惊吓，不过，防止全面崩溃还是不可能做到的。虽然政府还能真正采取一些特别措施，但无法扭转整个局势，只能将结局推迟几周或几个月。司徒雷登指出，政府希望到时候美国的对华政策完全确定下来，它就可以获得财政援助。

我指出，因为顾维钧访问马歇尔将军，记者们已经提出美国援助的建议，特别是大量借款的梦想。

司徒雷登说，除了报纸的报道，他在这方面没有任何消息。他自己经常开导中国政府领导人，要他们更多地相信自己的力量，坚决地争取解决国内问题，不管有无外部援助。照司徒雷登的说法，这是为克服互相怀疑，保证各方合作所必需的。

谈到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恢复谈判的可能性时，司徒雷登说，虽然最近没有什么新的情况，但他感到，双方有恢复谈判的愿望。所以最终形势并不是毫无希望的。中国人很会讨价还价，他们现在正等待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这时候司徒雷登补充说，双方特别急不可待地等待着莫斯科外长会议。

我问司徒雷登，他认为是否有可能，在莫斯科哪怕是非正式地讨论一下中国问题。司徒雷登说，他认为这不仅可能，而且如果不讨论反倒奇怪了。他附带说明了一下，这仅是他个人的看法。司徒雷登还说，马歇尔将军与斯大林大元帅会讨论所有与苏美有关的国际问题。司徒雷登最后说，如果苏美之间能达成完全的、真正的互相谅解，那么中国问题就可以看得乐观一些了。

谈话时在场的有大使馆二等秘书克鲁季科夫。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签名)

文件共3份，送：莫洛托夫、马立克、档案室

АВПРФ，ф.0100，оп.40а，д.21，п.264，л.74-75

№10052 彼得罗夫与罗隆基会谈纪要：关于中国局势(1947年3月3日)

3月3日，中国民主同盟的一位领导人兼发言人罗隆基拜访了我。

罗隆基称，他是受民盟的委托，专门从上海前来与我见面的，并就民主人士认为具有重大意义的当前一系列问题征求我的意见。

罗隆基预先说明，他只想与我秘密交谈。他说，民盟已经正式委托他告诉我，民盟希望将中国问题提交给莫斯科外长会议讨论。他解释说，政府坚决反对将中国局势问题提交给莫斯科外长会议讨论，因为该会议没有中国方面的代表。中国政府的这种意见已经通知了所有有关国家，并为政府当局的机关广为宣传。但是，民盟的意见毫无疑问是与反民主政府的意见不一致的，民盟将欢迎在莫斯科国际会议上讨论解决中国冲突的途径问题。

随后罗隆基说，民盟还想弄清苏联对三国(苏联、美国和英国)斡旋解决中国问题的可能性所持的观点。他解释说…… [48] 这种调停至少不可能是不公正的，是不会有偏见的。

最后，罗隆基说，民盟想弄清，如果民盟在莫斯科会议召开之前发表一个声明，表明自己在该问题上的立场，苏联是否认为是适宜的。罗隆基，也就是民盟，对在莫斯科会议上讨论中国问题的可能性赋予巨大的意义，所以在确信自己的要求与苏联的立场保持一致之前，不能发表任何轻率的要求和声明，因为苏联是中国民主派唯一的始终不渝的拥护者和支持者。罗隆基强调说，如果民盟的言论得不到苏联的支持，它只会败坏组织的名声，给政敌以可乘之机，并加强政敌的立场。

罗隆基说，他认为，我作为一个大国的大使，可以给中国民主主义组织一些忠告，因为民主主义组织自己有能力分析目前复杂的国内政局和国际局势。他请求考虑民盟的立场并对它予以关注。

接着，我指出，至少现在中国的局势不能不让人觉得有点奇怪：一方面国民党以中国人民的名义广泛在国内外大肆宣传自己对即将举行的莫斯科会议的立场，而另一方面，一些政党、社会团体和一些活动家却保持沉默，不发表自己的观点。奇怪的是，在中国共产党和民盟不表明自己的立场之前，他们不会表明自己的态度。至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同盟，他们明白当前局势的重要性，想确信他们的立场不是与苏联的立场背道而驰的。现在，在上海已经成立委员会，正在起草决议和宣言，如果这些决议和宣言得到苏联的支持，就会立即发表。

当我问到罗隆基所谈的那些民主党派和力量的统一战线有多广泛、人数有多少时，罗隆基回答说，上海的情况令人十分满意，民主统一战线除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同盟以外，还包括14个民主团体、学生组织以及上海工业区的一系列组织、工会和许多进步的无党派人士。

我问罗隆基，中国共产党对该问题持什么意见。罗隆基回答说，民主统一阵线不是一个正式的政党，但民盟的领导人曾与共产党人就此问题举行过多次会议。今天早晨罗隆基还会见了董必武，并且在与我谈话之后，将会再一次会见董，以便向他报告此次谈话的结果。之后董必武将动身去延安。

随后，罗隆基再次直接向我提出了关于苏联对三国出面调停的看法的问题。

我回答说，根据1945年莫斯科会议的决议，苏联反对任何形式的外国对中国事务的干涉，苏联的这一立场……是苏联改变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的依据。

鉴于这一意见，罗隆基继续说，民盟预见到在莫斯科会议上讨论中国问题的两种有利方案：其一，较为理想的方案是：莫斯科会议确认1945年莫斯科会议的决议，迫使美国人放弃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涉，并停止对国民党的一切援助。当民主力量与反动政府一对一的时候，民主力量将处于一种有利的地位。但是，罗隆基指出，因为担心做不到这一点，所以民盟期望三国出面调停，这种调停毫无疑问将受到中国民主主义者的欢迎，并且无论如何不应被看作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涉。“任何时候，我也不会到您这儿来，请求您去干涉中国事务的，”罗隆基这样指出，并解释说，当一个人的房子着火了，人们来帮助他救火，这就不能看作是对这个人私人生活的干涉。他宣称，我们相信，三国调停将会是公正的。罗隆基在谈到周恩来不久前在延安发表讲话，反对任何外国干涉中国的内部冲突时，他解释说，当时民盟尚未与董必武谈话，只是后来才问他，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反对三国调停？董必武解释说，中国共产党将不会把三国调停看做是干涉，并且也不会反对三国调停……如果我认为有必要把他今天阐述的民盟的立场报告给本国政府的话，那么，我可以说，罗隆基完全是被正式授权进行这次谈话的。

罗隆基继续说，在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期间，保持我国大使馆与中国民主党派之间的联系，将是很有必要的。罗隆基建议说，在南京要有一名民盟的代表。

我回答罗隆基说，我任何时候都将高兴见到这位代表和同盟的其他人士，除此之外，我的助手会常常去上海，所以，罗隆基所说的在南京要有一名专门的民盟代表，是没有必要的。

然后，我就改组政府和美国扮演的角色等问题，询问罗隆基的意见。

罗隆基指出，民盟对政府改组的态度仍然没有改变，并且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会参加政府。随后，他专门谈了美国和司徒雷登个人在改组国民党政府中作用的问题。

罗隆基说，大家都认为，当前的政府改组是按马歇尔在离开中国之前制定的计划进行的。罗隆基提醒道，马歇尔曾在他著名的关于中国变化的声明中呼吁建立一个由……组成的政府。罗隆基指出，我们可以看到，这正是马歇尔计划的实施，而且我们拥有不可辩驳的证据表明，司徒雷登大使本人正在帮助招募政府人选。

罗隆基说，我可以私下告诉您，不久前司徒雷登去广州时，中途曾在上海停留，在那里他与一系列政治活动家见了面。他也与我和张君劢谈了话，而且与我和张君劢的谈话完全不同。司徒雷登说服张君劢参加政府，并对他说，国民党很快就要把共产党从有交通线的地区赶到偏僻的农村地区。司徒雷登对张君劢说：“您明白，……农村的现代化意味着什么？”他以这种方式来说服张君劢，只有进入政府，张才能免遭失败。罗隆基说，民盟是从自己一个姓叶的成员那里得知这一谈话内容的，姓叶的人很受司徒雷登的信任，因为他曾经是他的学生，也是张君劢那个党的活动家，在这次谈话时，他担任司徒雷登的译员，随后他将这次谈话的内容向民盟作了全面报告。

我问，为什么张君劢本人不参加政府，罗隆基说，因为他的党积极反对政府改组，所以他个人参加政府什么也改变不了。罗隆基说，目前美国人需要的不是个别人物，而是尽可能多的政党，以造成政府民主改组的印象……很快将成为财政部长。我们现在可以说，在……党团与张君劢的民社党之间有着合作关系，罗隆基说，政府改组完全是按马歇尔的计划进行的。

我问罗隆基，应该如何理解宋子文的辞职，为什么在政府改组时，最积极的亲美人士去职，而去职的时机正是组建对他有利的政府的时候？

罗隆基回答说，宋子文几乎在……年时间内就不受美国人赏识了。他的一系列经济措施对美国资本无阻碍地征服中国经济造成了困难。而且，宋子文最近进行的一些变革是在没有知会美国人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使美国人十分生气。这样一来，宋子文的辞职就不会与美国人的愿望相矛盾了。罗隆基说，宋子文的敌人很多……孔祥熙以及一些无党派人士也反对他。众所周知，胡适是被宋子文解除驻美大使职务的，所以现在，当宋子文被解除职务以后，产生了让胡适参加政府的想法。从这个方面讲，宋子文的辞职也是十分理想的。

罗隆基继续说，美国人帮助蒋介石，不是因为他们喜欢他，而是想利用他在中国建立反苏进攻基地。罗隆基宣称，根据他所掌握的情况……政府的改组会千方百计地加强，以便在会议开幕前完成。我问罗隆基，他如何解释国民党从上海、南京及别的地方驱逐共产党代表的事。

罗隆基回答说，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好战分子做得太过火了。他们走得比美国人所预料的还要远。罗隆基列举了国民党反对给共产党代表和组织出示去延安的指令，以这个事实为例来证明他所说的这一点。

对于内战前景如何的问题，罗隆基说，国民党政府有三个薄弱环节：一是非常困难的经济形势；二是士气非常低落，士兵不愿意再打仗了；三是人民的反对。他指出，但是，现在国民党一切都依靠美国的援助。美国的援助继续把中国的民主力量置于一种非常危险的境地。罗隆基说，明天他将与英国大使史蒂文森举行会谈，届时他将询问英国外交官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罗隆基说，史蒂文森是一个典型的职业外交官，不过是一个“大使阁下”而已。罗隆基说，他在会见董必武之后将回到上海去，他请求，允许在他离开之前再就今天没有涉及的问题交谈一次。我告诉罗隆基，我随时都将非常高兴见到他。

谈话时大使馆一等秘书担任译员。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5卷，第1052—1060页

№20268 巴拉诺夫致斯大林函：转交四平战役部署的情报(1947年6月12日)

И.В.斯大林同志：

向您呈上费德洛夫同志(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情报记录，有关中国共产党军队准备进攻四平事宜，四平街乃哈尔滨—长春铁路线上被中共包围的一个重要据点。

联共(布)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巴拉诺夫

致巴拉诺夫同志：

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东北中共军队指挥部正重新部署部队，并准备进攻四平市(一个在哈尔滨—长春铁路线上被共产党部队包围的重要据点)，拟定于本年6月13—15日攻克该市。

在攻克四平的战役中，中共部队将有5万名官兵参加，与此同时，将有7万名士兵被派去阻击可能从长春和沈阳去支援四平驻军的国民党增援部队。这支四平驻军由常规军5个团、2个保安团组成。拿下四平之后，共产党部队准备攻打吉林，接着攻打长春。如果这些战役取得成功，共产党军队将有15万人进攻东北南部。

东北中共部队副总指挥高岗坚决要求把弹药交给共产党部队使用，特别是日式75毫米、41毫米、38毫米、91毫米炮弹。为了接受这些弹药，高岗准备亲临任何一个边境站点。按他的话说，为了进行所有战役，中共部队指挥部应需拥有1000发炮弹，否则不能保证进攻成功。同时，不能中断进攻，因为国民党司令部会利用喘息机会，调遣增援部队，组织对北满的反攻。

П.费德洛夫

1947年6月12日

АПРФ，ф.39，оп.1，д.31，л.5-6

№16270 库兹涅佐夫致捷列宾电：毛泽东访苏事宜(1947年6月15日)

致捷列宾 [49] ：

请转告毛泽东，联共(布)中央认为，他可以不需要任何邀请书前来莫斯科。如果毛泽东认为必要的话，那么，我们认为最好通过哈尔滨来办理。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可以派飞机前往。

请电报告知同毛泽东的谈话结果及他的愿望。

Ф.库兹涅佐夫 [50]

1947年6月15日

АПРФ，ф.39，оп.1，д.31，л.23

№16271 彼得罗夫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中国形势及苏美对华政策(1947年6月18日)

机密

就议定的题目谈话之后，我问司徒雷登，他如何估计中国的当前形势。司徒雷登回答说，中国的形势十分危急。中国政府变得越来越脆弱。这种状况在军事、经济、心理各方面都能观察到。经济危机日益加重，金融困难引起对政府的不信任，对政府不信任的增长本身是最重要的心理因素，它影响着军事力量，在政府的圈子内增长着失败主义情绪。这样，所有一切都交织在一起。

我觉察到，当前好像没什么能改变这种状态。司徒雷登从自己的角度说，国大上通过了三个决议：两条包含着对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要求，第三条是对国大常务委员会的。这些决议提交行政院，行政院应该制订较为广泛和具体的方案。如果下次会议(看来在6月20日)能形成明智的决定，而在决定中将审议中共党人能接受的条件，那么，到那时将打开通向和平解决所有问题的道路。司徒雷登附带说明，他对此仅抱着微弱的希望，尽管看来有这样的可能性。

谈到中国内政事件的发展前途时，司徒雷登指出三个可能的方案：第一，蒋介石可能会走激进改革方案，致使各党派有可能在联合政府的框架下回到共同合作。如果蒋介石真的具有洞察力、勇气和决心，他现在做还不迟，应该快一点走这一条路。第二，无党派的自由活动家，如胡霖、胡适等人号召国民党的一部分民主人士和共产党人建立联合体制。第三，内战不结束，经济危机将变得愈来愈深刻，国内产生一片混乱，有一些强悍的行政长官将建立和扩大自己的地方权力，等等。

我指出，可以估计政府未必打算走第一条路，因为，如关闭自由派报刊、镇压大学生运动等事实，正好证明了他们与此相反的行径。

司徒雷登同意这个意见。他又说，中国有强大的反对党，与此同时，中国有另一个弱点：中立的中间派组织一盘散沙、无组织性并相互矛盾。

我问司徒雷登，他如何看待新改建的张群政府。司徒雷登回答说，政府中有不少自由主义倾向、精明能干并保持独立的人士，但仍和过去一样，蒋介石控制着所有的人。接着，在谈话过程中司徒雷登表示，蒋介石应该进行坚决的、实质性的改革，否则，他应该让位于其他人，而自己去国外或隐退。

顺便谈到美国对华政策问题时，司徒雷登说，当前条件下，美国被迫拒绝对中国政府的援助。对此，我说，根据各方人士的说法，得出一个印象，对中国政府的援助很快就能实现。我指出，在美国尽管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是相互矛盾的，但是根据这些看法，可得出这样的结论：这问题很快就要得到解决了。

司徒雷登说，围绕向中国提供援助的问题，在美国进行着尖锐的争论，并有很大的分歧。很多人赞成给中国政府援助，另一些人表示反对。有些人认为，即使鼓舞一下中国政府进行改革，帮助政界人士和公众舆论克服失败情绪，也需要给中国政府援助。对此问题，司徒雷登本人至今没有得到任何指示。

我说，从马歇尔前不久的声明中看出，他也主张给中国援助。司徒雷登回答说，马歇尔的确很想给中国援助，但是问题的症结在于，以怎样的方式和在什么条件下提供这个援助。美国政府仍然主张给整个中国援助，但只能是在众所周知的条件下。

使馆二等秘书克鲁季科夫出席了这次谈话。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А.彼得罗夫

文件共3份，送：В.М.莫洛托夫、Я.А.马立克、档案室

АВПРФ，ф.0100，оп.40а，д.21，п.264，л.185-187

№16274 库兹涅佐夫致捷列宾电：推迟毛泽东访苏(1947年7月1日)

致捷列宾：

您有关毛泽东的事宜和有关前线形势的报告已收到。

1.由于当前军事战役情势，又因毛泽东不参加战役会对战役带来不利影响，我们认为毛泽东暂时推迟前往苏联是合乎情理的。 [51]

Ф.库兹涅佐夫

1947年7月1日　

АПРФ，ф.39，оп.1，д.31，л.24

№16276 特鲁边科夫致斯克沃尔佐夫等函：资助东北青年代表团(1947年7月2日)

机密

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代理司长Т.Ф.斯克沃尔佐夫同志

苏联外贸部外汇管理局局长Ф.П.贝斯特罗夫同志

苏联财政部外汇管理局副局长В.В.拉夫罗夫同志：

苏联国家银行管委会外事业务办事处不反对用苏联外贸部副部长克鲁季科夫同志建议的方式向东北青年代表团提供卢布和捷克克朗。

但是，国家银行管委会外事业务办事处认为，向东北青年代表团提供卢布和捷克克朗必须办理苏联部长会议相应的指令。

有了苏联部长会议的指令后，所需捷克克朗款项将通过捷克斯洛伐克国民银行在布拉格支付给东北青年代表团，或根据该团需要，一部分款额将以克朗现金方式在莫斯科支付。

该团最后如需把捷克克朗带出，必须具备苏联财政部的许可证。

苏联国家银行管委会外事业务办事处主任

В.特鲁边科夫

АВПРФ，ф.0100，оп.40а，п.273，д.114，л.15

№20270 马立克呈莫洛托夫请示：资助东北青年代表团(1947年7月4日)

呈莫洛托夫同志：

根据苏联驻哈尔滨总领馆雷斯科夫同志的报告，东北民主联军向我们提出要求：允许东北解放区青年代表团(50人)途径莫斯科前往布拉格参加7月20日开始的世界青年联欢节。

本人认为，民主联军司令部的请求可以满足。

该代表团所需费用约20万卢布和177.55万捷克克朗。由于民主联军缺少有效外汇换取苏联卢布和捷克克朗，本人认为，同意民主联军司令部通过苏联外贸部和苏联国家银行按苏联卢布和捷克克朗款额向苏联提供食品的方法结算是恰当的。外贸部和国家银行不反对这样的结算方法，但是，为了解决向代表团拨给以上捷克克朗和苏联卢布款额，必须具备政府的许可证。

附上苏联部长会议有关的命令草案。

请您指示。 [52]

Я.马立克

1947年7月4日

附件：

苏联部长会议命令

第____号

1947年7月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1.同意苏联外贸部按与北满东兴公司的合同，以提供货物形式，向派往布拉格国际青年联欢节的青年代表团拨出20万苏联卢布和177.55万捷克克朗。

2.预先通知苏联外贸部，在7月份的外汇计划中支付177.55万捷克克朗，把它补充到1947年第三季度计划中。

АВПРФ，ф.0100，оп.40а，п.273，д.114，л.11-12

№16277 马立克致莫洛托夫函：资助东北青年代表团(1947年7月5日)

В.М.莫洛托夫同志：

根据驻哈尔滨的苏联总领馆领事雷斯科夫同志的报告，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通过他向苏联政府请求，希望允许东北解放区青年代表团(7人)路经苏联去布拉格参加7月20日开始的世界青年联欢节。

我认为，应该满足民主联军司令部的要求，同意由10人组成的代表团路过。

代表团的费用约6万苏联卢布和40万捷克克朗。由于民主联军尚无有效货币换取苏联卢布和捷克克朗，我认为较为合理的是，同意该司令部按上述所需苏联卢布和捷克克朗的款额，从东北向苏联提供食品的方式进行结算。苏联外贸部和国家银行都不反对这样的结算方式。为了解决向代表团支付上述所需苏联卢布和捷克克朗的款额，必须有苏联部长会议的指令。

附上苏联部长会议相应的指令草案。

听候您的指示。

Я.马立克

1947年7月5日

附件：

苏联部长会议命令

第____号

1947年7月__日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1.同意苏联外贸部，按照与北满东兴公司签订的条约，用货物结算形式，向赴布拉格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的东北青年代表团支付6万苏联卢布和40万捷克克朗。

2.规定苏联外贸部于7月份的货币计划中补拨40万捷克克朗到1947年第三季度的计划中。

АВПРФ，ф.0100，оп.40а，п.273，д.114，л.13-14

№16284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向东北民主政府供应工业品(1947年7月14日)

1.要求各部和主管部门于1947年11月1日前按附件一向外贸部提供超出1947年出口储备额的工业品、设备和原材料。

2.要求汽车工业部于1947年11月1日前，向外贸部运送400辆吉斯—5运输汽车，可减少1947年5月7日签署的苏联部长会议1428号决议审定的、由联盟中央分配到各州售予集体农庄的数量。该条款按附件二执行。

3.要求外贸部从1947年第三季度进口款项中向橡胶工业部运送300吨天然橡胶，用来制造计划外的汽车外壳，可减少向国家后勤部提供的该原料数。

4.要求苏联交通部和国防部按附件一和附件二，凭交通部通知，用军用交通工具向东北提供货物。

5.批准对外贸易部为全苏粮食出口公司驻满洲代表处和分公司确定的1947年人员编制为35人。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И.斯大林

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厅主任

Я.恰达耶夫

附件一：

拨给苏联外贸部储备外售予东北的

工业品、设备和原材料清单

药品和医疗设备

军用电缆50千米

棉布几千米至1万米，可减少对国家后勤部的供应数

毛料200米，国家后勤部提供

吉斯牌汽车400辆，可减少对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供应数

摩托车150辆，减少对居民的供应数

自行车3000辆，减少对居民的供应数

滚珠轴承4500台，减少苏联部长会议储备数

砂轮500个，转子300支

汽车附件30万卢布

普通汽车轮胎5000套，计划外生产

“巨人牌”汽车轮胎(大型载重车用)5000套，可减少对国家后勤部供应数

自行车轮胎1万套，计划外生产

橡胶靴2.5万双，减少对国家后勤部供应数

定向电台4座

功率10千瓦收发报电台，减少对塔斯社供应数

军用整流器2000台，各种用途的电话机3200台

电灯泡(用于照明、轮船、交通信号以及其他用途)12万支

各种功率的电力发动机60台

青铜锭、巴比特合金、铜板、锌版

各种规格和用途的管子

金属丝(钢丝、弹簧丝和其他类型的)

消防车

压缩机和其他各种机器制造机械

铣床和其他车床、钻头等

各种交通设备(交通部)

传动皮带、涂胶皮带、变压器带、各种用途的电线、电气机械、闸刀开关、开关等

重油、润滑油等

造币纸、新闻印刷纸、拷贝纸等

各种化学原料，各种酸、油漆、染料、溶剂等

附件二：

1947年减少出售给各州及加盟共和国集体农庄的汽车总额清单

EPUB/Image00085.jpg

附件三：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1947年7月21日)

提供给东北的苏联原材料和货物清单

(支付价值为200万的铁路枕木)

棉布，4000米

制装用棉花，300吨

缓燃导火线，100万米

密封容器，100万件

阿芒炸药，300吨

火柴，2000箱

烟草(马合烟)，20吨

糖，500吨

大马哈鱼，200吨

驼背大马哈鱼，200吨

附件四：

1949年提供给满洲的苏联货物、设备和原材料清单

运输汽车，3000辆

汽车外壳，1.52万件

汽车附件，价值1910卢布

航空用汽油，1500吨

汽车用汽油，2.38万吨

拖拉机用和照明用火油，1.084万吨

油和润滑油，1.183万吨

其他石油制品，5070吨

拖拉机，205台

黑色金属轧件，7300吨

轧制件，2050吨

有色金属轧件，2100吨

电线，47.8万米

动力电缆，41.8万米

电动机，1443台

金属切割机床，657台

棉布，1500万米

帆布，15万米

棉花，1.5万吨

羊毛短袜，100万双

药品和医疗器材，价值5580卢布

造币纸，7000吨

打字纸，1580吨

新闻用纸，2930吨

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厅主任

М.波马兹涅夫

АПРФ，ф.45，оп.1，д.330，л.1-4

№16301 齐赫文斯基与张东荪、吴晗会谈纪要：中国局势和中苏关系(1947年9月26日)

机密

致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通金同志：

兹送上驻北平总领事和华北民主同盟领导人张东荪和吴晗两位教授会谈纪要。

附上述所提内容3页。

苏联驻北平总领事

С.Л.齐赫文斯基

附件：

应我们的邀请，中国民主同盟秘书长张东荪教授在中国民主同盟华北分部主席成员吴晗教授陪同下，拜访了苏联驻北平总领事馆，在与总领事的会谈中发表了如下讲话：

国民党政府正竭尽全力要把中国的内战夸张成国际冲突。不能排除国民党内的极端派分子对大连发动进攻的可能性，其目的是挑起中苏的冲突，把问题交给联合国审议，以及把美国拉进对苏联的战争。国民党政府在所有的报刊上不断地进行反苏宣传，特别注重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进行反苏宣传。在这方面，由于苏联在对华政策方面的消极态度，国民党人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比如，1946年2月国民党人在掀起的反苏运动中，有两次成功地把中国的教授和大学生们争取到自己一边：

(1)昆明西南联大的130名教授里有110名在国民党人起草的要求苏联军队撤出中国的决议上签了名；

(2)北平几乎全体教授和大学生出席了纪念在东北被打死的张莘夫工程师的追悼会，同意要求苏联归还从东北运走的工业设备。

现在国民党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的宣传旨在破坏苏联对外政策的威信，希望社会舆论相信，中国对外政策中的反苏方针是正确的。

中国很多知识分子对苏联知之甚少，但是知识界的一些进步分子是非常同情苏联的，他们团结在民盟中，内心反对国民党，只是又没有正式加入共产党。然而，对于苏联1947年3月以后对华政策所采取的消极方针，他们感到十分不安，因为这离开了苏联以前在三国外长第一次莫斯科会议上公开声明的政策——旨在在中国建立和平民主政府而进行国际干预的政策。

与此同时，中国知识界的这些进步分子看到，尽管国民党军队接连遭受失败，但是中国共产党人要用武装力量彻底粉碎国民党的战争机器，可能还是要拖到1949年初。这是在美国不给国民党积极援助的情况之下，反之，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彻底失败则可能要到更迟些时候才会来临。

眼看中国人民在这场骨肉相残的战争中损耗着自己的人力和物力资源，遭受着痛苦和灾难，我们，进步的中国知识分子代表，要求尽快地看见中国的和平——不是美国式、国民党式的和平，而是民主的和平，最终要迫使国民党放弃自己的独裁专政。

故而，我们把全部目光投向苏联，在正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上，苏联为和平而斗争赢得了中国民主人士的热烈称赞。

我们认为，苏联改变自己对华的消极政策为积极政策，不仅能够帮助中国人民制止内战，而且能让国民党如今在中国制造的反苏舆论全面地、一致地转向对苏友好。

我们所提出的苏联对华新政策的建议，实质如下：

由于正在举行对日和会，苏联应公开照会美国指出，必须由民主中国派出代表团出席大会，而不是由曾受到美国、英国和苏联于1945年12月共同谴责的、缺乏民主的、不能代表中国人民的那个中国政府派出代表团出席大会。故而，苏联应要求美国同意共同落实第一次莫斯科会议通过的旨在制止威胁世界和平事业的中国内战的对华决议。即使美国拒绝了苏联的这个建议，它还是会让中国人民知晓，并且会引起中国人民的广泛好评，并掀起新的反美运动。

在苏联政府同意这样改变自己的对华政策的情况下，我们将通过民盟尽早开始这方面的准备工作，保证在上海和北平对美苏结束中国内战的调停建议获得赞许和欢迎。

这个建议目前只是由我们二人提出，但是我们保证它会得到民盟的一致通过。

我答应张东荪和吴晗教授，把他们和我的谈话内容以及他们提出的建议通报给苏联外交部。我同时声明，苏联的对华政策自1945年三国外长的莫斯科会议以来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苏联的对华政策表明了对中国主权以及严格不干涉其内政的原则的尊重。

苏联驻北平总领事馆秘书季托夫出席了会谈。

苏联驻北平总领事

C.齐赫文斯基(签名)

1947年9月26日

文件共3份，送：马立克、通金、档案室

1947年10月27日

АВПРФ，ф.0100，оп.40а，п.264，д.23，л.59-62

№16302 库兹涅佐夫致斯大林报告：毛泽东谈军事形势(1947年9月29日)

机密

兹报告如下：

我收到了毛泽东于1947年9月1日致中国特区全体党、政、军组织的电报，该电报系由我们的工作人员捷列宾从毛泽东那里收到并转给菲利波夫的。在战争第一年(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的军事行动中，消灭了国民党正规军97.5个旅，78万人，伪军、保安部队以及地方军队34万人。总计112万人。

我们这一伟大胜利给敌人以沉重打击，致使敌营人心惶惶。我国全体人民为此胜利而欢欣鼓舞。这一切已经为彻底粉碎敌人的力量和夺取胜利奠定了基础。

1.战争第一年的军事行动：

国民党从自己正规军的248个旅中派出218个旅，人数为160万和约50万人的特种军队(海军、空军、炮兵、坦克和工程部队)、伪军、警察部队和保安部队来对付中国的解放区。我们的军队由于在内线作战中正确地选择和运用了战略方针，不惜牺牲，以超过30万人的伤亡以及损失大片土地的代价，在各处掌握了主动权，因此它能把112万人的敌军分割开来并予以消灭。

不但如此，我们的东北部队在热河省、河北省东部、山西省南部和河南省北部开始战略反攻后，收复了一些老区和占领了大片新区。

2.我军在战争第二年的基本任务：

实施全国总反攻，即在外线打击敌军的任务，将战争转移到国民党统治区去。

在内线尽可能地多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彻底破坏国民党的反革命战略——它要在解放区的土地上作战，目的是破坏和消耗人力和物力资源，使我们没有可能进行持久战。

将战事转移到国民党统治区将会遇到一系列困难，因为在国民党统治区建立新的根据地需要时间，要不断进行运动战来消灭敌人的力量，要动员群众进行土改，建立新的政权机构，要把人民武装起来。这些困难可以也必须克服。敌人迫不得已将更高度地集中自己的力量，而这就使得我们有可能在广阔的领土上开展运动战。在那里，运动战将会成功，因为这些地区的人民群众同情我们，憎恨国民党制度。

3.保证在国民党统治区作战成功和夺取彻底胜利的根本条件：

(1)要善于选择攻击的决定性时刻。要以不屈不挠的坚定性和勇敢精神去进行胜利的战争。

(2)坚定地贯彻争取广大人民群众的政策，满足他们的需求和利益，使他们支持我们的军队。如能贯彻这些条件，我们一定会胜利。

4.至今年8月底的敌军状况和我们的武装力量：在南线有157个旅，在北线有70个旅，在国民党后方有21个旅。总计仍是248个旅。正规军150万人。特种部队、伪军、交通部队、警察部队、保安部队120万人。

非战斗的军事机关编制100万人。总共为370万人。(在南线顾祝同指挥下有117个旅，程潜等人指挥下有7个旅，胡宗南指挥下有33个旅。)

顾祝同集团军的117个旅之中被消灭和遭重创的有63个旅。其中部分军队尚未进行补充。

顾祝同集团军的这些部队中，仅有54个旅没有遭受到重大损失，没有受到过毁灭性打击。目前顾祝同的军队只有32个旅可用于运动战。余下的全部用于防卫。

程潜等人指挥的集团军——7个旅只有打保卫战的能力。他们之中有1个旅在和我军的战斗中遭受了重创。

在胡宗南指挥的集团军的(其作战区域在兰州以东，宁夏—榆林偏南，临汾—洛阳偏西)33个旅中，被消灭和遭受重创的有12个旅。只有7个旅能打运动战。余下的只能用来防御。

北方前线有国民党军队的70个旅。在东北的26个旅中，被消灭和受到重创的有16个。

在孙连仲集团军的12个旅中，有8个旅被消灭或受到重创。

在傅作义集团军的10个旅中，有2个旅受到了重创。

在阎锡山的15个旅中，有9个旅被消灭或受到重创。余下的也只能打防御战。

国民党在后方只有21个旅。其中8个旅在新疆和甘肃省西部，7个旅在四川和西康，2个旅在云南，2个旅在广东(被消灭的第六十九师)，2个旅在台湾。

在湖南、广西、贵州、福建、浙江和江苏没有一个国民党正规军的士兵。

今年国民党为了补充自己的军队，借助美国人的援助计划动员了100万人，同时训练了几个重新组编的旅和团。

如果我军依然照战争上一年那样，能够继续平均每个月消灭8个旅，那么战争第二年就将消灭96个旅的国民党军队(今年7月和8月里已经消灭了16个半旅)。这种情况将会进一步削弱敌军，并使它的战略机动能力跌落至最低点。这将迫使敌人在国内全线转入防守。他们将到处遭受到我军的毁灭性打击。

动员百万新兵和训练旅、团新军都挽救不了国民党。抓壮丁和买壮丁，这就是他们动员的方法。国民党采用这种途径未尝能达到如愿的结果。大批士兵开小差和战争转移到国民党地区，将削减它的人力和物力资源。

5.我军作战行动的性质依然如故，即主要打击孤立的敌人，一个战役消灭一个或几个旅，就如同2月在莱芜、7月在山东省西南部曾发生过的情况。紧接着要集中大规模的兵力消灭强大的敌人，控制中小城市和大量的农村。

最后，夺取大城市，彻底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这就是我军作战的主要特点。集中优势兵力来保证每一次战斗的胜利，包围敌人，不让他们逃出一个，并将他们消灭。

在特殊的情况下，允许全力迎头进攻敌人。同时包围进攻敌人的一翼或两翼，以便用局部消灭和彻底歼灭敌军的方法，我们便有可能快速重新部署自己的兵力，来消灭敌人其他的部队。

不打无准备的仗，不打无把握的仗。为了达到成功，必须在每一仗的力量对比上占有优势。

要大力发挥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

要尽量迫使敌人来回奔走，这会让我们有可能进行运动战。同时，必须更加重视教会部队打阵地战和进攻设防点。

为了保证夺取城市和敌人的主要据点，要组建大量的炮兵和工兵部队。

要坚决进攻和夺取所有防御薄弱的城市和设防地区。对防御力量一般的中等城市，则要在有利的形势下才发动进攻和夺取。

暂时不动敌人防御力量强大的大城市。

利用从敌人那里缴获的武器装备充实自己的力量，利用俘虏的士兵(80％—90％)和有限数量的尉级军官。

通过国民党统治区的资源和俘虏来补足自己军队的同时，部分利用老解放区的人力和资源。这点特别同南方前线的部队有关系。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无论在新、老解放区都要进行土改。(这是夺取全国持久战胜利的基本条件。)

发展工业生产，厉行节约，加强军工建设。动员一切为了前线，为了保证胜利。

只有遵守这些条件才能顺利地进行持久之战并取得胜利。

6.以上所指各点是上一年的作战总结和我们未来的战略方针。

希望全体领导同志把这封信发下去：军队里发到团级指挥官及以上各级，党组织里发到区委委员及以上各级，政府机构里发到行政管理处级及以上各级，为的是要让所有同志了解自己的任务并坚决地、丝毫不动摇地去完成任务。(此信系密件，阅后烧毁。)

上将库兹涅佐夫(签名)

1947年9月29日

文件共10份，送：斯大林、莫洛托夫、日丹诺夫、贝利亚、马林科夫、米高扬、沃兹涅先斯基、布尔加宁、马立克、档案室

АВПРФ，ф.45，оп.1，д.330，л.3-9

№20269 巴拉诺夫呈苏斯洛夫请示：派医生为林彪治病(1947年10月25日)

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М.А.苏斯洛夫同志：

本年9月29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高岗致函驻哈尔滨苏联总领馆说，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林彪的健康状况不佳，因此高岗请求临时从苏联派遣神经病理学家和心血管疾病专家为林彪的病情进行诊断。

本人认为，支持高岗的请求并派遣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代表、哈巴罗夫斯克医学院教研室主任Ш.И.拉特纳教授和新西伯利亚医学院Д.Т.库伊莫夫教授前往哈尔滨是合适的。在审查过程中没有发现有损这两位同志名誉的信息。

以上事宜已取得苏联卫生部长Е.И.斯米尔诺夫同意。

附上决定草案。 [53]

联共(布)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Л.巴拉诺夫

АПРФ，ф.39，оп.1，д.31，л.8

№09024 库兹涅佐夫致斯大林报告：毛泽东来电谈中国局势(1947年12月10日)

绝密

致И.В.斯大林同志：

我报告：

我们从情报总局在中国边区的一名工作人员捷列宾那里得到了1947年11月30日毛泽东同志致菲利波夫同志的电报：

“一、人民解放军(从7月至10月)4个月的反攻结果是38.5个旅的国民党正规军被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包括非正规军在内)的损失是45.2万人。在这段时间内俘虏了53名将军。因而，敌人平均每个月损失9.5个旅，或者11.3万人。截至上个月，即今年7月份以前，敌人每个月损失8个旅，或将近9.3万人。

二、在整个南部战线和北部战线，进攻战暂时停止了。我军将主动权掌握到自己的手中。人民解放军以50个旅40万人挺进黄河和长江之间的地区。我军在这个区域赢得了当地居民的拥戴。我们以为，我们将会在保障军队的冬衣问题上遇到困难，但是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军队的粮食供应是依靠当地居民和从敌人那里缴获来的贮备食品来完成的。军队的武器和弹药主要是靠缴获的物资来保障的。有生力量的补充是依靠俘虏并部分地依靠我后方的预备队。

三、在黄河和长江之间的区域，我军驻扎在下列地区：刘伯承和邓小平率领的野战军驻扎在大别山，陈毅和粟裕率领的野战军驻扎在江苏、山东和安徽三省的交界处，陈赓和谢富治率领的野战兵团驻扎在湖北、河南和陕西三省的交界处。

近几个月，其任务是：

(一)切断平汉路、津浦路及陇海路的铁路线，并将其毗邻的地区连接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二)在明年秋天之前准备好下一步的渡江(长江)战役的条件。

四、西部的3个省——陕西、甘肃、宁夏以及东部的山东和江苏是南部战线的侧翼。这里的战况已有很大好转。

整个西北部地区，除了甘肃省东部的2个县和同宁夏交界的3个县以及榆林、延安、甘泉和富县之外，敌人都被我们肃清了。在这一战线上，我军有10个旅，在1个月的休整之后，在甘肃省南部渭河战线上转入了进攻。

在江苏省的北部苏北游击区，我们有6个旅的正规军，这6个旅不仅能够遏制住敌人的进攻，而且将迫使敌人退却到长江下游的北岸。

山东省的大部分地区已经被我们收复。山东省东部地区的形势得到了根本改观。在这里，我们有15个旅的正规军。在即将到来的一年里，我们将收复我们失去的山东省和江苏省的地区。

在南部战线，在山西省的南部和河南省的北部还剩下少数城镇在敌人手中。在这里，我们有2个旅，已经包围和封锁了这些城镇。

五、在南部战线敌人共计有162个旅。其中的大部分已经被我们击溃。这些军队的精神状态非常消沉，军官们手忙脚乱，惊慌失措。

这些军队中最有作战能力的是蒋介石的第五师、第十一师和第七十四师，广西桂军的第七师和青海军队的第八十二师。这几个师中，只有第七十四师被我们歼灭了。其余的4个师(11个旅)没有和我们进行过大的战役。南部战线的国民党军队虽然装备精良，但是却没有能力阻止我军的进攻。

在北部战线，在中长铁路、北平—奉天铁路、北平—绥远铁路和北平—汉口铁路的北部地区沿线驻扎着国民党军队的70个旅。在最近几个月，这70个旅遭受了重创，并且在最近一段时间里将不能投入战斗。在上述地区，我们有55个旅。其任务是切断北平—奉天和北平—绥远铁路线并将东北和中国的北部地区连接成一个统一的区域。

在包括新疆在内的国民党的后方地区，驻扎着16个旅。还有20个旅受过美国人的训练并得到了美国人的装备。

六、人民解放军有140个旅的正规军，90万人。地方部队为60万人，后勤部队和机关有50万人。共计200万人。

国民党部队总共有248个正规旅，总人数为150万人，地方部队和包括海军在内的特种部队共120万人，后勤部队和机关为100万人。共计370万人。

七、在国民党统治区各大城市里的我们的党组织成功地领导了群众性的工人和大学生的斗争。在我党的领导下，海南岛地区、广东、广西、福建、浙江省及安徽省的南部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游击战争。

八、美国人和蒋介石企图通过宋子文与我们开始和平谈判，这个企图是一个阴谋诡计，其目的是迷惑广大群众。无论是美国人，还是蒋介石，都担心我军可能会强渡长江，虽然目前我们还没有这种打算。

在香港的李济深将军、在美国的冯玉祥将军以及其他对蒋介石抱有对立情绪的人，与美国人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将来他们会被美国人利用做有利于美国和蒋介石的事。我们对待这类人的策略是对他们不抱很大的希望，不指望利用他们为革命做事。

九、随着中国民主同盟的解散，中国的中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也不存在了。在民盟的成员中有一些是同情我党的，虽然其大多数领导人是动摇分子。他们是在国民党的压力下解散了同盟，因此证明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在中国革命最终胜利的时候，将仿照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模式，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的所有政党都应当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从而将极大地巩固和加强中国革命。 [54]

十、由于美国人和蒋介石的罪恶行径在中国人民面前已昭然若揭，所以1947年10月10日我们发布了《人民解放军宣言》和《土地改革纲领》，这些都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

过去，中小资产阶级在蒋介石的影响下抱有错误的观点和期望，认为美国将会改变对中国的政策，认为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都倾向于只通过武力来解决中国的政权问题，认为在这场战争中无论是国民党，还是中国共产党，都不会被消灭。因此，中国将会形成两权对立的格局，那时，中国共产党将统治中国的北部，而国民党将统治中国的南部。接下来，按照他们的观点，还有解决当前危机的第三条道路。现在，这些错误的观点已经不复存在。国民党失去了中国人民对它的信任，广大群众现在拥护我党。目前的形势是这样的：在最近的4年时间里蒋介石政权将会被消灭。中国已经掀起了新的革命高潮。

毛泽东

1947年11月30日”

Ф.库兹涅佐夫

1947年12月10日

АПРФ，ф.45，оп.1，д.330，л.13-17

№16308 费德林与邵力子谈话纪要：关于中国的政治局势(1947年12月11日)

机密

12月11日在我们大使馆的午餐会上我和邵力子之间进行了如下谈话。

邵在答复我有关对当前中国国内政局看法的问题时，他强调指出，战争现在愈演愈烈，按照国民党的倡议停不下来的可能性不大，虽然目前还有极少数人相信能够使用武力压倒共产党人。

邵说，尽管政府遇到了不可克服的困难，而寻找出路、摆脱困境的种种努力实际上几乎全部失败，国民党担心动摇自己的统治地位，不允许在中国建立一个有共产党人和其他民主党派参加的真正的联合政府。很多国民党领袖十分害怕，如果共产党人达到合法参加联合政府的目的，他们就会夺取全部权力。邵补充道，无论是对政治协商会议决议的破坏，还是发动全面内战，正是这种恐惧心理所造成的。

我继续问：他对选举国大代表的看法如何。邵答道：虽然还没有最后总结，但是已经举行的选举情况清楚表明，人民对选举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兴趣，几乎是无动于衷。这种情形不用说是多添了一条理由，说明要在指定的日期里召集国民大会是没有可能性的，或者至少是没有意思的。

接着，我表示想知道一下邵对中国国内经济形势的看法。他着重指出，中国正经受着非常严重的经济动荡：因为外汇亏缺不可能继续进口洋货，在许多稻米产区发生了严重的粮食危机和饥荒，中国货币灾难性地贬值，市场物价不断上涨，这一切正在引起极其严重和危险的后果。

至于战局的情况，邵承认，共产党军队不久之前的进攻战役使他们的地位明显地得到了改善，而使政府军处于十分不利的局面。但是，邵指出，中共的这一暂时性的优势也可能产生消极性的后果：目前，如果恢复和平谈判的话，中共会比政治协商会议时提出更加苛刻的要求。

我问邵：他如何看待中国眼下的前途。邵说，他深信内战停不下来，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国内和平也恢复不了。在目前已经形成的局面下，无论是国民党，还是中共，都不具备足够的力量来取得可观的抑或全面的优势，并顺利结束这场战争。现在需要来自外部的干预。但是经验告诉我们，试图调停斗争双方的美国的威望又不够。要恢复中国的和平，邵着重指出，只有在苏联参与和友好促进之下才有可能。

我指出，我们从来不会拒绝加强同中国的友好睦邻关系，就如同我们从来就是尊重中国的独立和主权一样。而在中国国内现实的问题上，我们奉行的是中国人的事情应该由中国人自己解决的原则。

对此，邵在答话时指出，这里讲的并非是干涉内政的话，只是对友好关系的促进。根据邵的思路，我们应该理解只有中国国内政局才具备的这一特点，考虑到这一点，苏联应该对正在发生的事件予以自己的影响。“我应该承认，”他补充说，“如今的中国政府显然不可能接受苏联的批评，虽则很可能这个批评是完全公正的。”

我仅指出，不能接受客观的批评未必是一件好事。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馆临时代办

费德林(签名)

文件共3份，送：莫洛托夫同志、马立克同志、档案室

АВПРФ，ф.0100，оп.40а，п.264，д.21，л.229-231

№16311 库兹涅佐夫致捷列宾电：毛泽东访苏事宜(1947年12月16日)

致捷列宾：

关于毛泽东1948年访问莫斯科的通报请对毛泽东答复如下：

“苏联政府将欢迎毛泽东前来苏联访问，对于他同中国的通讯联络和个人的无线电自然会予以保障。”

收到电报和毛泽东对该电报的反应，请从速电告。

库兹涅佐夫

1947年12月16日

АВПРФ，ф.39，оп.1，д.31，л.25

№16312 捷列宾致库兹涅佐夫电：毛泽东访苏事宜(1947年12月17日)

致库兹涅佐夫同志：

我报告如下：

1.电报于当地时间12月17日零点35分(莫斯科时间12月16日19点35分)收到。

2.我于莫斯科时间12月17日7点30分，未带翻译，亲自向毛泽东本人转达了所嘱托事宜。

3.毛泽东对转达的情况十分满意。他当即说：“很好，现在我可以在那里待上3个月或半年。”他说，他54岁了，他早就想去，几乎所有的领导人都已经去过那里，他列举了许多人：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叶剑英、王明等。他问我，有无指示让我和他同行。

在我提出还有什么要问的以及有关拟定他的动身日期的问题时，他答道，无须再问什么了。

至于动身日期，他说在占领平绥路之后，那时就可以走了。现在不能让蒋有喘息的机会，要击溃他。接着，他转到当地的一些话题上去了。谈话至此结束。在交谈时他十分活跃，神情很满意。他建议我还是留在这里。

捷列宾

1947年12月17日

АПРФ，ф.39，оп.1，д.31，л.26

№09109 克鲁格洛夫致斯大林报告：溥仪请求留在苏联生活(1947年12月30日)

斯大林同志

莫洛托夫同志

贝利亚同志：

被关押在哈巴罗夫斯克市内务部第45号特别监狱里的被扣留人员、原伪满皇帝溥仪递交了给苏联政府的呈文，请求让他留在苏联生活。

溥仪在呈文中表达了他对苏联政府的感激之情，感谢让他作为苏联公诉的证人出庭东京审判，从而为他提供了“一洗十余年来之积恨耻辱”的机会。溥仪在呈文中写道：将来“对于苏中两国人民之永远亲爱、永久团结、永久幸福事项，愿尽余全心全力”。

与溥仪给苏联政府的呈文一起，还收到了他两个侄子给苏联政府的呈文。他的两个侄子——爱新觉罗·毓章(1922年生)、爱新觉罗·毓彦(1919年生)，都关押在内务部第45号特别监狱中。二人原来都生活在溥仪的宫廷里。毓章和毓彦在声明中请求留在苏联生活，以便“有机会学习新的科学成就并同溥仪一起工作”。

溥仪呈文的照相复制件和呈文的俄文译文附后。

呈文原件存在苏联内务部。

苏联内务部部长

С.克鲁格洛夫(签名)

1947年12月30日

附件：

请愿书 [55]

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56] 政府：

余兹再三以最大诚意与热烈之希望，恳请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俾遂余能长期居住于苏维埃联邦内，得以研究新学识。此余唯一之夙愿，故不顾繁渎，更申言之。余今年已四十有一矣，回忆幼时，曾为中国之皇帝，后又被迫为满洲之傀儡皇帝，统计余之生平，皆在腐败官吏、野心军阀以及帝国主义者之包围压迫下。身受其蹂躏、榨取者亦既半生矣，完全陷在黑暗悲惨之环境内，真乃呼吁无门、离脱无术也。兹幸在一九四五年因苏联邦之仗意〔义〕出师，一举而击破根深蒂固之日本关东军，不独解放全东三省之人民，即余亦因此而得脱去日本军阀之桎梏，此余精神上之生命复活也。

迨至一九四六年蒙苏联邦当局允许余赴东京而为对裁判日本战争犯罪人法庭之证人，因得一洗十余年来之积恨耻辱，此更余所引为意外之欢喜及幸福者也。此皆苏联邦之所赐也。

故余对于既拯救余之生命并允许余为精神上之刷洗两事，实为余极端感激而不能志者。是以此后余愿以一介人民之资格，愿对于苏中两国人民之永远亲爱、永久团结、永久幸福事项，愿尽余全心全力，而努力前进。此即余感谢苏联并愿酬报苏联之处者也。

以上乃余之至诚决意，是以再三申请，敬候核夺焉。余并经此重表余至大之谢意，并敬祝斯大林大元帅之福祉并健康。

并敬祝

全苏维埃联邦人民之福祉及永久之繁荣

溥仪

1947年12月9日

ГАРФ，особаяпапкаИ.В.Сталина，д.171，л.523-528

1946年
№16062 列多夫斯基与叶剑英、王若飞会谈纪要：停止内战问题(1946年1月1日)
№12197 斯大林与蒋经国会谈记录：东北经济合作等问题(1946年1月3日)
№20004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汇报中共的情况(1946年1月7日)
№16067 费德林与马歇尔会谈纪要：中国的民主化进程(1946年1月8日)
№16070 彼得罗夫与阎宝航会谈纪要：东北军事政治形势(1946年1月14日)
№16071 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内战与和平(1946年1月16日)
№16079 费德林与郭沫若会谈纪要：政治协商会议(1946年1月30日)
№16081 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国形势(1946年2月6日)
№16083 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国民党的政策(1946年2月12日)
№16086 希金致莫洛托夫报告：东北民众对苏联的态度(1946年2月21日)
№13317 斯大林与乔巴山会谈纪要：外蒙古与苏联、中国的关系(1946年2月22日)
№14449 阿尼金提交的情况说明：解散第八十八特别旅(1946年2月22日)
№16108 费德林与郭沫若谈话纪要：国共斗争激化(1946年4月10日)
№16121 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东北的军事和政治形势(1946年4月26日)
№13271 格缅德尔致科瓦廖夫报告：满洲政治局势尖锐化的原因(1946年5月8日)
№13272 莱基奇科致潘友新报告：关于东北地区的局势(1946年5月11日)

№09129 克鲁格洛夫致斯大林报告：东北地区的内战局势(1946年7月24日)

№16152 彼得罗夫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国共关系及苏联的态度(1946年7月25日)

№16153 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中国内战的形势(1946年7月31日)

№16157 彼得罗夫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国共谈判的进程(1946年8月29日)

№16164 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中国军事政治局势问题(1946年9月10日)

№16173 彼得罗夫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国共谈判及苏美立场(1946年9月19日)

№16181 斯达汉诺夫致马立克报告：民主联军代表访问滨海边疆区(1946年10月6日)

№16184 彼得罗夫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中国政治局势(1946年10月14日)

№16191 彼得罗夫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中国政治局势(1946年10月24日)

№16192 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中国政治局势(1946年10月26日)

№09967 列多夫斯基与叶剑英的谈话纪要：民主联军的运动战(1946年11月11日)
№16201 彼得罗夫与周恩来谈话纪要：中国的军事政治形势(1946年11月15日)
№16702 列多夫斯基与吉伦谈话纪要：中国国内政治问题(1946年11月25日)
№16203 彼得罗夫与马歇尔会谈纪要：中国国内政治局势(1946年12月4日)
№16204 费德林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国民大会及国共谈判(1946年12月5日)

№16062 列多夫斯基与叶剑英、王若飞会谈纪要：停止内战问题(1946年1月1日)

机密

1946年1月1日中国共产党军队总参谋部首长叶剑英同志和中国共产党在重庆的代表王若飞同志拜访了我大使馆。大使委托我接待了他们，对此，我解释说大使因病不能接待他们，并与他们进行了时间不长的会谈。

他们声称，他们刚刚收到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有关停止内战建议的答复。在这个答复中，蒋介石建议双方讨论有关停止内战问题，并让美国总统杜鲁门本人的代表马歇尔将军一起参加(同时，他们转交了一封蒋介石的书面答复)。有鉴于此，中共代表团面临一个问题，即应不应该同意参加与马歇尔的谈判，因为这意味着美国直接干涉中国内政，由此共产党人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马歇尔将努力对中共代表团施加压力，以迫使他们向蒋介石让步。这个问题在重庆的中共代表团中讨论了很久，但代表团什么决定都没有做出。在迅速向延安请求指示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代表决定同时与苏联大使商量。

叶同志和王同志声称，想从大使馆得到回答的第二个问题是判断马歇尔与周恩来最近一次会谈，马歇尔和蒋介石企图在谈判过程中涉及东北问题。中共代表团认为，正因为这个问题与苏联利益有关，因此讨论这个问题时应有苏方代表参加。

叶剑英和王若飞同志阐述了这两个问题后，再三请求将这件事报告大使，并请给他们极其需要的忠告，因为与中央政府代表的会见就要在第二天举行。

我向大使报告此事后，根据指示向叶剑英和王若飞同志传达说，重庆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应该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去征求意见，听取指示。看来，他们一定会从中国共产党的利益、中国人民的利益和中国民主团结的利益出发，来决定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谈判中涉及的所有问题。我告诉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们，苏联大使馆不可能给他们任何的建议。有关东北的问题，我对叶剑英和王若飞同志声称，谈论这个问题目前还太早，正因为中央政府也好，马歇尔也好，尚未正式提出这个问题。

会谈进行了30分钟。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馆一等秘书

А.列多夫斯基(签名)

1946年1月1日

文件送：С.А.洛佐夫斯基、大使馆档案室

1946年1月23日

АВПРФ，ф.0100，оп.34，п.253，д.22，л.20-21

№16063　彼得罗夫与章伯钧等人谈话纪要：国共关系问题(1946年1月2日)

机密

1946年1月2日在大使馆进午餐时，我同(第三党领袖)章伯钧、(《大公报》记者)高集(Гао Цзи)和(《时事新报》记者)邵家林(Шао Цзялин)进行了如下谈话：

1.对我提出有关民主联盟是否已完成对政治协商会议准备工作的问题，章伯钧答道，民主联盟已挑选出一个9人代表团准备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工作，并拟订了行动纲领。代表们每天都会晤，以便对政治协商会议上准备提出讨论的所有问题能协调好立场。要求国家民主、团结，建立联合政府，把军队移交给国家，改选国家议院代表，重新研究宪法草案等，是我们纲领的重要因素。

2.我对新闻界关于政府建议成立三人委员会 [33] 来研究停止内战问题的评价感兴趣。高集说，国民党和共产党自己完全可以毫无困难地达成停止内战的协议，为什么还要外国来干涉中国内政。把马歇尔引进委员会是撕毁莫斯科会议关于中国的决议。

对这个问题，邵家林回答说，马歇尔在委员会可以促进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争议问题的解决。因为处在国民党的压迫下，中国人不可能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外国朋友就应该来帮助。

邵家林请求我能更经常地接待新闻记者。他说，关于苏联我们知道的很少，因此，我们不能够对各种各样的谣言和诽谤进行反驳。例如，不久之前，散布着关于红军在东北的最难以置信的谣言。假如您或者您助手中的任何一位，能够对记者进行新闻发布，打破这些谣言，那该多好啊。

我说，我将永远高兴在我们这里接待新闻记者，并和他们交谈他们所感兴趣的问题。

在谈话时有二等秘书贾丕才参加。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签名)

文件共3份，送：莫洛托夫、С.А.洛佐夫斯基、大使馆档案室

1946年1月2日

АВПРФ，ф.06，оп.8，п.38，д.596，л.22

№12197 斯大林与蒋经国会谈记录：东北经济合作等问题(1946年1月3日)

И.В.同志与蒋介石之子蒋经国的会谈记录

1946年1月3日23时

莫洛托夫、帕夫洛夫(外交人民委员部)、傅秉常(中国大使)在场。

蒋经国向斯大林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祝贺新年，并祝愿他们在新的一年里取得新的胜利。

斯大林同志表示感谢。

莫洛托夫同志表示感谢并向蒋经国祝贺新年。

斯大林同志说，他与苏联军人进行了电话交谈，他们不同意不把服务于关东军的日本企业宣布为战利品。如果这些资产不被视为红军的战利品，苏联军人会感到屈辱。他们希望像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及其他被红军解放的欧洲国家处理德国资产一样地处理这些资产。这样做，中国方面毫无损失。作为战利品的企业将在平等的基础上由中苏双方联合经营，并且为了经营这些企业，可以按照不同的工业部门设立几个公司。

蒋经国说，中国政府提出的建议正是这样，不过只是方式有所不同。

斯大林同志表示，中国方面提出的方式使苏联军人感到受屈。他们说，他们流了血，因此，应该把为关东军服务的日本企业视为红军的战利品。

斯大林同志说，应该就地具体确定，哪些企业是日本人为了替关东军服务而设立和经营的。

蒋经国问，斯大林同志如何考虑为中国拨出某些重工业企业。马利诺夫斯基元帅说过，这个问题应由专家研究。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当然专家们可以就地解决这个问题。

蒋经国表示，他的莫斯科之行的任务在于力求使斯大林大元帅和蒋介石之间取得完全谅解，蒋介石希望斯大林大元帅坦诚而友好地阐述自己对中国国民政府最近实行的政策和措施的意见。蒋介石希望斯大林大元帅谈谈自己有哪些疑虑和不赞同的地方。斯大林大元帅的意见对于蒋介石所领导的政府制定政策将十分有益。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他本人不熟悉中国的基本国情，并不了解中国发生的事情。苏联政府不明白，为什么迟迟不解除日军武装，为什么蒋介石和毛泽东之间不能达成协议。毛泽东是个与众不同的人，而且是个与众不同的共产党人。他在农村到处活动，避开城市，对城市不感兴趣，他(斯大林同志)对此不理解。他(斯大林同志)不理解，蒋介石和毛泽东之间为什么不能达成协议。他(斯大林同志)不能对任何人表示不满，因为他不知道这是谁的过错。他(斯大林同志)不掌握实情，因此，他只是有些疑问。既然他(斯大林同志)缺少事实根据，他能提出什么建议呢？

说到苏联政府的对日政策，斯大林同志说，他已经说过，需要设法使日本不能作战，需要俘虏日本军事骨干并销毁军事工业以及有可能开工满足军需的工业。

至于苏联政府的对华政策，则是友好和支持中国国民政府的政策。这在发表的公报中已经公开表明了。

他(斯大林同志)认为，蒋介石打算奉行的中美友好的政策是正确的。苏联不能给中国以大量经济援助。蒋介石可以期待美援，因此他奉行对美友好的政策是正确的。

他(斯大林同志)坦率地说出他知道的事，并询问他不知道的事，即有关解除日军武装和蒋介石、毛泽东之间的协议。他(斯大林同志)不知道，为何拖延解除日军武装。苏军司令部迅速解除了日军武装，因此，只要愿意可以迅速解除他们的武装。

蒋经国答道，起初中国政府没有掌握解除日军武装的足够兵力。

斯大林同志指出，解除日军武装几乎不需要任何兵力。

蒋经国表示，现在中国政府有了兵力，并将消灭日本人。苏中条约是针对日本的，因此斯大林大元帅可以放心，中国在其对日政策中将以防止日本东山再起为出发点。至于解除在华日军武装，这一任务由于地理上的原因，以及中国军队过去曾被日军挤到南方地区这一情况而难以完成。

斯大林同志问，美国人为何不解除日军的武装，日本人并不会反抗，因为日军已经宣布投降了。

蒋经国说，在他看来，中共与政府之间的协定未能签订是由于双方领导人互不信任。

斯大林同志表示，有些让步是必要的，但究竟是哪些，这应由双方自己决定。

蒋经国说，他从广播中听到了国民政府向中共所做的建议。

莫洛托夫同志叙述了报刊上关于国民政府建议和中国共产党人建议的报道。莫洛托夫同志指出，对这些建议还不完全清楚，但是根据国民政府的建议可以看出，在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政府之间签订协议应当依照的程序制定出来之前，中国政府不同意停止对共产党人的军事行动。

蒋经国说，中国人民对达成协议十分关切，因为内战是可怕的事。

斯大林同志表示，在苏联，人们都知道内战是怎么回事。

莫洛托夫同志说，美国魏德迈将军声明：美军司令部打算增加美军4000人，以保障中国军队向东北调动，并维持沿途秩序。

蒋经国说，魏德迈这个声明是早在杜鲁门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声明之前，即在马歇尔将军来华之前发表的。

蒋经国说，目前的主要困难在于北平与南京之间铁路不通，因为铁路已被共产党的部队切断，甚至在北平与天津之间100公里的路段，火车也要走一两天。需要尽快达成协议，才能恢复铁路交通。

斯大林同志说，共产党人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协定将改善中国人民的处境并将促进贸易的发展。

蒋经国同意这一点，并说，中国人已经打了许多年仗，因而饱受战争之苦。

莫洛托夫同志指出，中国人民对战争已经厌倦了。

蒋经国说，中国尤其饱受贫穷之苦，他(蒋经国)认为，在这次战争中苏联和中国遭到的苦难比其他所有国家都多。

蒋经国问，斯大林同志是否可以向他说出自己对蒋介石的政策的疑虑。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他不了解实情，他很难说出什么。他(斯大林同志)没有疑虑。他有过一些问题，已告诉蒋经国了。

蒋经国说，在中国所有人都持必须使中国民主化的立场。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这样很好。

蒋经国说，关于中国民主形式的意见尚未形成，因此他(蒋经国)想知道，斯大林大元帅对中国民主的形式有何想法。

斯大林同志问，中国现在是不是共和国，中国有没有帝制派。

蒋经国回答，中国是一个共和国，目前中国没有帝制派。

斯大林同志说，共和国比较接近于民主。

在苏联没有敌对的阶级，因此苏联可以存在一党制。在中国，除国民党和共产党外，其他政党亦应存在。中国有这样的政党吗？

蒋经国回答，其他政党很少。

斯大林同志说，需要将选举原则引进中国。政府应该对国会和总统负责。他(斯大林同志)不知道，哪种议会制度适用于中国：一院制还是两院制。

斯大林同志问，中国是否还保留各省的政府。

蒋经国做了肯定的答复。

斯大林同志说，他不知道，中国存在哪些派别，是赞成一院制还是赞成两院制，但应将法国、波兰、南斯拉夫、英国和美国那样的选举方式引进中国。议会应当由选举产生，而政府应该由议会任命并经总统批准。在美国，总统同时也是总理。在法国则是另一种情形。法国由下院和上院选举总统，虽然总统也能参加政府会议，担任主席，但他不是总理。不过，法国和美国的制度都符合民主原则。

蒋经国问，斯大林同志是否认为，中国可以接受南斯拉夫和波兰现有的方式。

斯大林同志说，南斯拉夫和波兰像法国一样实行两院制。苏联同样有两院，两院享有平等权力。例如，联盟院可以推翻民族院通过的决议，反之亦然。在英国则有不同，英国有下院和上院，但贵族院拥有比众议院更大的权力。在美国有参议院和众议院，其中参议院有更大的权力。他(斯大林同志)不知道中国有什么样的制度。

斯大林同志问，院是怎么回事？

蒋经国答，院类似于议院。

斯大林同志说，议院的名称可以根据民族特征酌定，但议院应该是由选举产生的机关。

蒋经国问，如果两院出现分歧，在苏联是怎样通过决议的？

莫洛托夫同志答，在这种情况下便召集两院联席会议，决议由多数票通过。

蒋经国问，在斯大林看来，在未来的中国政府中，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应成什么样的比例？

斯大林同志答，在欧洲，一个政党拥有的部长职位取决于它在议会席位的数目。在美国和英国，政府由获得多数票的政党党员组成。例如在英国最近的选举中，工党获得多数，于是他们组成了只有工党党员参加的政府。但英国人和美国人要求在其他国家，例如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波兰的政府中要有反对党代表。当他(斯大林同志)问英国人和美国人，他们为什么不允许反对党代表进入自己的政府时，他们耸耸肩膀。

在法国又是另一回事，法国现行的政府组织法比较接近民主制，因为获得少数票的政党代表同样参加政府。倘若不允许反对党代表参加政府，反对党就会转向非法斗争；倘若允许他们参加政府，反对党就会遵守法律。在这种情况下，允许反对党代表参加政府有好处。

斯大林同志还举了匈牙利的例子。匈牙利小农党得票超过半数，但该党让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及自由党代表进入政府，不过为自己保留了多数部长的职位。

蒋经国答复说，他认为中国自己不应该采用英国现行的民主方式。他(蒋经国)认为，在现阶段，所有民主党派的代表均应参加中国政府。

蒋经国问，斯大林同志目前如何估量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

斯大林同志说，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在波茨坦会议期间，丘吉尔和艾登曾认为，保守党将获得多数。艾德礼 [34] 说他对多数并不抱希望。他(斯大林同志)自己认为，保守党在选举中将得到多数，但胜利者却是工党。中国没有选举，因此难以弄清人民在想什么。想必国民党应得到多数，但是什么样的多数，他(斯大林同志)很难说。

蒋经国问，斯大林同志是否认为国民党和共产党能够共处以及在何种条件下能够共处。

斯大林同志答，若有自由选举，共产党会存在下去，国民党也会。例如，苏联在和美英资本家和睦相处，未同他们打仗。国民党同共产党尤其应该和睦相处。当然，两党之间会有竞争，但国共两党将存在下去。

蒋经国问，斯大林同志对国民党有何意见。许多人不满意国民党。

斯大林同志说，苏联政府也不满意国民党。在东北还散发有国民党署名的传单。这些传单中有号召杀死俄国人的内容。当然，这会引起苏联政府的不满。

蒋经国说，这可能是日本在东北的挑拨。

斯大林同志答道，在逮捕散发这些传单的中国人时，他们表示，他们是加入国民党的军人。国民党有两副面孔，一副是合法的，另一副是非法的。在东北从事非法活动的国民党人在长春、沈阳、大连散发的传单中号召居民将苏军从东北赶出去。国民党的这些行动引起了苏联政府的不满。苏联政府在自己的国家内不允许有反对蒋介石的表示，因为苏联政府同他签订了条约，因此政策方针应该只有一个。也许，国民党内存在不同派别。

蒋经国答复说，国民党内确实存在各种派别。国民党内既有资本家的代表，也有地主的代表。然而，说到东北的国民党组织，他(蒋经国)清楚记得，蒋介石已下令给国民党在东北的组织，解散从事反苏宣传的国民党组织，甚至逮捕这些组织的成员。

蒋经国说，应当注意到，东北的情况十分复杂。

斯大林同志说，这一点他知道。也许，东北还有自称国民党员的冒名者在活动。但是国民党未正式同散发反苏传单的组织及其活动划清界限。

蒋经国答道，东北的许多国民党组织已经被解散了，并再次重申，东北的情况十分复杂。

蒋经国问，对国民党，斯大林同志还有什么话要说。

斯大林同志答道，中国需要建立使其他政党能够与国民党共存的宽容制度。

蒋经国答道，中国情况十分特殊，蒋介石由于没有足够的力量，所以奉行的是曲线政策。

斯大林同志说，这样的政策很难长期执行。

蒋经国答道，蒋介石还没有足够的力量。

斯大林同志问，难道共产党人比蒋介石更强大。毛泽东宣称他有150万军队，而美国人认为他只有60万。

蒋经国说，当然，这些数字被夸大了。

蒋经国说，许多人认为蒋介石亲日。实际上他做了与日本作战的准备。他(蒋经国)想让斯大林大元帅明白，蒋介石竭力追求新事物。

斯大林同志说，他知道蒋介石有困难，并问，战争期间是否提拔了年轻干部。

蒋经国答道，中国新的军令部长出自年轻干部。

蒋经国提出，他认为，斯大林同志应该关心国民党，因为国民党当时是在列宁协助下建立的。

斯大林同志答道，国民党将作为一个全国性的自由政党而存在下去，认为共产党会吃掉国民党的人将是错误的。国民党当然是比共产党更为广泛和更有影响力的政党。

蒋经国说，他认为如果共产党存在下去，对国民党是有益的，因为共产党的存在将防止国民党腐败。

蒋经国说，需要改组国民党。

斯大林同志说，选举将使国民党趋于完善，因为在选举过程中将进行人员淘汰：优者留下，劣者走开。

蒋经国说，战争期间提拔了许多新人。

斯大林同志说，如果是这样就好，因为中国仍然是老人在露面。

蒋经国说，最后他想同斯大林大元帅讨论八年战争期间受到严重破坏的中国经济问题。中国期望摆脱半殖民地国家的地位。

斯大林同志答道，为了达到这个目标需要有本国的工业，不能只热衷于贸易。假如苏联没有工业，那德国人就把苏联打垮了。由于苏联拥有工业，战争期间才能够每月生产3000架飞机、3000辆坦克、5000门大炮、40万支步枪、20万支冲锋枪。中国需要有自己的工业，中国既有原料，又有勤劳的人民。

蒋经国说，目前中国正在争论应该更加注重农业还是工业。他(蒋经国)认为，苏联在对德战争中获得胜利的根本原因就是没有私有制。

斯大林同志说，虽然美国存在私有制，美国工业还是十分强大的。

斯大林同志说，为了发展农业，必须建立工业，修筑铁路，建立化肥厂、汽车制造厂等。中国尚未开采石油，但在新疆有石油，在南方也应该会有。需要组织石油勘探和开采。

蒋经国问，斯大林同志是否认为，中国有可能借助外国资本发展自己的工业。

斯大林同志答道，中国可以借助外国资本较快地建立工业。在苏联，由于一切都掌握在国家手里，建立工业并不难。中国实现工业化比较困难，因此中国需要从海外各大国获得贷款，否则工业化将延缓许多年。

蒋经国说，中国人担心再次处于半殖民地国家的地位。

斯大林同志说，需要奋斗。中国是个大市场，因此外国将竭力把自己的商品打入中国。进口商品是需要解决的，但同时不应允许外国将任何条件强加于中国。例如美国人不久前曾向波兰提供两亿美元贷款，但提出这些钱要按照美国人的意愿使用的条件。波兰人认为这项条件侵犯了波兰的主权，未接受贷款，并坚持美国贷款要由他们自己酌情使用，而不是按美国人的愿望使用。当然外国会要求中国不要发展自己的重工业。为了不受奴役，需要斗争，中国有条件进行这种斗争。

蒋经国问，斯大林同志如何看待门户开放政策。

斯大林同志答道，外国想要苏联打开门户，但苏联政府让他们见鬼去。但中国是一个弱国，形式上只能同意门户开放政策。门户开放是外国对半殖民地国家的一贯要求。

斯大林同志说，美国人曾向苏联政府提出将门户开放政策运用于东北。苏联政府答复美国人说，苏联政府不是东北的主人，并说，关于此事应该去找中国。美国人对这种答复感到十分震惊，但还是容忍了。

蒋经国问，在雅尔塔会议上是否讨论过门户开放政策的问题。

斯大林同志做了肯定的答复，并补充说，苏联代表在雅尔塔会议上表示，这是中国的事。

蒋经国说，杜鲁门通知中国政府说，苏联政府不反对在中国实行门户开放政策。

斯大林同志说，倘若中国同意门户开放政策，苏联政府不表示异议。但苏联自己在中国不要求任何门户开放。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可向中国建议的？在现阶段中国难以拒绝门户开放政策，因为中国在战争期间遭受了沉重的苦难和破坏。但稍后中国需要关闭门户以便建立自己本国的工业。

蒋经国说，目前中国在经济上处境确实十分艰难。他(蒋经国)认为，除苏联以外，谁也不愿意中国复兴。

斯大林同志说，他理解这一点。日本人使中国一贫如洗。苏联政府知道，德国人是什么样的强盗。

蒋经国问，苏联和中国如何才能互相帮助。

斯大林同志答道，苏联将帮助中国建立自己的工业，并且同中国进行贸易。如果中国的大豆、稻米很多，便向中国购买。还有棉花，某些原料，少量的钨及其他。作为交换，苏联可以向中国提供某些机床、机器，并派专家给予援助。

东北是拥有铁路网的十分发达的工业地区，日本人曾想把东北变成自己在大陆上的工业基地。

蒋经国说，在东北的中国居民中没有专业干部。

斯大林同志答道，中国人是有能力的人民，因此他们一定能学会。

蒋经国说，许多中国青年被派到美国学习。

斯大林同志说，这并不坏，同时表示，中国需要自己的工程师、技术员、机械师、金融家、经济学家及农业专家。

蒋经国说，长春铁路的运营需要许多中国的专业人员，因此他(蒋经国)想问斯大林大元帅，他对派中国青年到苏联学校，尤其是运输学校学习有何看法。

斯大林同志说，虽然有困难，但这能做到。

蒋经国问，斯大林同志认为中国经济代表团访问苏联是否适宜。

斯大林同志答道，中国经济代表团可以来苏联参观工厂。

蒋经国说，他想请斯大林大元帅关注新疆的局势。过去那里曾有许多苏联专家。他(蒋经国)认为，需要恢复原来的状况。

斯大林同志答道，盛世才开始逮捕苏联专家后，苏联政府将他们从新疆召回。如果好好对待苏联专家，那么可以再派他们回到那里，他(斯大林同志)最近将查明此事。

蒋经国说，现在盛世才已不在新疆。 [35]

蒋经国说，中国经济是否能在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同样的经济基础上得到发展，因为蒙古人民共和国有封建残余，存在资本主义关系，与此同时还有集体农庄。

斯大林同志说，蒙古人民共和国没有集体农庄。

蒋经国说，有人告诉他，蒙古人民共和国有发达的工业，那里的人民生活得很好。

斯大林同志说，蒙古人民共和国有皮革制造厂，修筑了铁路，还采取一些措施开采矿藏。蒙古人民共和国没有其他工业。当然现在蒙古人不再是从前那样的野蛮人了。但是，中国不能与蒙古那样的落后国家相比。中国可以成为头等大国。至于经济形态，中国不同于蒙古，不是畜牧国家。在中国，农业的精耕细作十分发达。中国珍惜每一块土地。中国拥有建立自己的工业所需要的一切。蒙古不珍惜土地。蒙古人从事畜牧业，而且他们是缺少文化的牧民。那里冬天牲畜没有饲料保障。蒙古是一个游牧国家，是一个落后国家。因此，无论在社会方面和经济方面都不能把中国和蒙古相提并论。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基础是畜牧业，而在中国则是农业。

蒋经国问，对于中国政府在东北的政策，斯大林同志有何意见。

斯大林同志说，希望中国政府有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东北政策，这种政策不是针对任何人的，也不受其他国家操纵。蒋介石知道这一点。

斯大林同志问，英国人是否无意将香港归还中国人？

蒋经国做了肯定的回答。

斯大林同志说，罗斯福曾强烈主张将香港归还中国，并且当时曾就该问题与丘吉尔激烈争论。

蒋经国答道，英国人目前并不打算将香港交还中国人。

蒋经国说，后天他将飞返中国，并问斯大林同志是否愿意通过他向蒋介石转达什么话。

斯大林同志答道，他将转交一封信给蒋介石。

会谈持续了1小时30分钟。

В.帕夫洛夫记录

АПРФ，ф.45，оп.1，д.322，л.123-140

№20004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汇报中共的情况(1946年1月7日)

亲爱的菲利波夫 [36] 同志!

顺利抵达延安的毛岸英已向我转达了您给我的良好祝愿。为此，也为了您所发来的诸多礼品，请允许我向您表示深深的谢意!另外，我也非常感谢您和联共(布)向延安派来两位医生!

我的病是神经极度疲劳症。这主要是由于自己20多年来缺乏足够的休息所致。近一段时间我休息了两个来月，健康状况有所好转。如今再有苏联医生的医治，我相信自己的病会好的。我打算休息更长一段时间。

在我休息期间，我的日常工作由刘少奇同志接替。他完全可以胜任这方面的工作。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5位书记之一，也是我党建立25年来未犯过原则性错误的人之一。15年前他曾两次到过莫斯科，在我党内享有崇高的威望。

1945年4月间召开了(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其间就我党若干历史问题通过了决议。孙平(弗拉基米罗夫)同志随身带走了一份全会决议，如果像他说的那样，他现在应当已经将该决议转交给您了。而您，在看了这份文件之后，将对中共各个时期的政治路线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您可以把这份文件让一些可靠的中共党员看，但请警告他们不得将其中内容向外人泄漏。

最近5个月来，中国共产党的工作规模与去年相比扩大了两倍，我们急需工作骨干。据毛岸英说，您打算将所有现在莫斯科的中国同志发送回国。为此，我向您表示感谢。但我请求，只派遣那些业已成熟——有工作能力的同志回来，而那些你们工作上仍需要的同志，请继续留在莫斯科。请转告李立三同志，让他经张家口回延安。请将其他同志派往满洲里、齐齐哈尔、哈尔滨，以便他们找到中共中央北满地下机关，后者将为他们安排相应的工作，那里特别需要他们去。据毛岸英说，高福，即袁牧之，想暂且留在莫斯科。那么，可以暂时不派他回国。年轻人，正在上中学，暂时让其继续在苏联学习吧。

经过几个月艰苦的斗争，目前以和平方式停止中国内战和解决各种问题的希望越来越大。我们在重庆的代表团正在努力使这一希望变为现实。现在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力量是一样的。如果国民党要继续这场战争，即使他将在一些地区赢得一些胜利(如在位于两军交界的沈阳、热河和河北省等我党群众基础薄弱地区)，但在中国其他广大地区，他就不敢肯定会战胜我们。因此，还是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国民党同意我们关于停止内战的建议。总体来看，中国问题依然跟从前一样复杂。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斗争仍要走很多弯路和曲折，中国共产党仍面临很多艰难险阻。对于这一切，我们必须有充分的估计和思想准备。我们尤其应当对美国亲自插手国共两党间实际问题后所导致的后果有充分的预见。不过，我们党的方针是坚定不移的，那就是在极力团结国民党的同时，与其展开坚决的斗争。我们党的和平民主路线将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在三大强国莫斯科会议之后，国际形势也越加有利于我们。中国定将会有一个光明的前途。我们对这一切充满信心。近几个月来我们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今后我们应巩固这些成绩。关于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党已做了整体性的安排。国民党报纸上宣传说，贺龙、萧克和其他一些同志都被打死了，这真是一派胡言，根本不可信。

委托楚查耶夫少校将此信当面转交给您。收信后，请确认。

致以同志式的敬礼!

毛泽东

1946年1月7日

延安市

АПРФ，ф.3，оп.65，д.695，л.30-36

№16067 费德林与马歇尔会谈纪要：中国的民主化进程(1946年1月8日)

机密

今年1月8日在我们使馆共进午餐时，我和马歇尔进行了一次交谈，内容如下：

马歇尔在讲到完成自己使命时强调说，在与中国各界代表进行这类会谈的过程中，遇到了一系列的难题。这些难题使他解决面临的任务大大复杂化起来。首先马歇尔表示自己对那样的状况不满，他认为所有的中国对话者都只是倾向于毫无实际根据的空洞议论。所有的中国人，没有一个例外，都坚持一个意见，就是必须实现国家民主化，但是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提出达到此目的的具体道路。缺乏实际解决民主问题的现实态度，不仅不能拉近民主，而且相反，会使中国远离国内现有的民主。

在回答我的问题——他是否等待国民党的民主改革，是否认为国民党是一个能够引导中国走向民主、和平、繁荣的政党时，马歇尔指出，他深信中国的民主化是不可避免的和必须进行的。同时，他强调，以他的观点，国民党完全能够通过渐进的道路把中国引向民主体制。马歇尔强调，国民党作为拥有最多群众的党，注定要在中国的民主化命运中起决定作用。

马歇尔在评价中国民主同盟时声称，这个组织的缺点在于缺乏群众基础，这个同盟好像有5—6万人，这个数字与中国4.5亿居民来比，简直微不足道。民盟第二个缺点是他们的队伍缺乏统一性。参加这个同盟的各个党派和社团之间有争斗，在追逐官运的土壤上产生相互敌视，让己方成员掌握决定权的企图在同盟中引起了内部矛盾，这些矛盾把他们本来就脆弱的组织性撕得粉碎。最后马歇尔说，评价民盟的领导成员，与其说他们先进，还不如说他们特殊，民盟追求在中国达到民主自由，但他们的领导人中没有一个人知道欲达此目标的实际道路。

在回答我的问题——民盟的组织性薄弱是不是中国执政党现行政策的结果时，马歇尔说，这大概可解释为国民党实行一党政策的结果，而这种状况更加有利于强大的国民党，而不利于组织涣散、杂乱无章的民盟。

在评价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力量时，马歇尔指出，共产党人是中国其他社会力量中最有组织性和最有目标性的政党。尽管如此，在当前，中国共产党的纲领难道能适合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吗？马歇尔说，不要忘记，中国农民占国家人口的大多数，他们比谁都更少会对诱人的政治口号感兴趣，他们只追求减轻自己的税赋负担和兵役，这些税赋和兵役一直是使中国农村破产和贫穷的原因。普通的人民都厌倦战争，在他们中间不可能有普及武装斗争、推翻现有制度的思想。

在回答我的问题——他是怎样设想中国的民主化过程时，马歇尔声称，在这方面中国面临着很多困难。中国在几百年里形成的这种落后和无组织状况下，未必能期待在国内建设政府和法治机构时，可以很快地引进民主形式。例如，马歇尔说，在不可能指望采取全面选举措施的情况下，如何能够指望进行广泛地选举国民大会的代表。按马歇尔的观点，既然在现在的条件下不可能进行广泛的全民选举，中国的民主化就应该走由上而下开始改革的道路，以此来打基础。

在整个会谈过程中，马歇尔不止一次地高度赞扬菲律宾的民主化成就。为此，马歇尔强调说，菲律宾人民应该好好地感谢美国。在这个时候，他说，美国在菲律宾几乎都用命令方式开始履行自己的文明使命，建设民主化基础。在回答我的问题——是否应把菲律宾的例子看成是美国在中国政策的延续时，马歇尔说，虽然美国在这里的立场有些不同，但个别的原则也可能适用于中国。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馆一等秘书

Н.Т.费德林(签名)

文件送：洛佐夫斯基、大使馆档案室

1946年1月9日

АВПРФ，ф.0100，оп.34，п.253，д.22，л.34-36

№16070 彼得罗夫与阎宝航会谈纪要：东北军事政治形势(1946年1月14日)

机密

今年1月14日在我们大使馆接待时，我和东北社会活动家阎宝航进行了会谈，内容如下：

我问，在重庆有哪些东北的组织。阎宝航回答说，他参加了两个组织——东北政治建设协会和东北文化协会，这两个组织是进步的和民主的组织。阎宝航还指出，其他像“恢复和平时期东北协会”等那样一些组织，是国民党控制的组织，是按CC派集团的授意工作的。

对于我的提问，阎宝航说，东北政治建设协会领导小组，包括他自己，应该在今年1月15日拜访马歇尔，因为马歇尔在了解了领导小组对东北目前形势的观点以后，请这个小组去会谈。阎宝航声称，在自己给马歇尔的书面请求中，这个小组提出了下列几个要求：

(1)停止用武力接收东北；

(2)给东北人民民主权利和自由；

(3)从东北撤走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军队；

(4)在东北建立民兵；

(5)释放张学良。

关于张学良，阎宝航强调说，熊式辉在蒋介石第一次来东北作报告时，他就要蒋注意，张学良的命运继续使东北人不安，东北的很多活动家不止一次地向熊式辉提出有关张学良今后地位的问题，他们不掩盖自己希望张学良回到东北的愿望。蒋介石当时说，张学良的问题要重新考虑。但是，阎宝航声称，当马占山将军拜访蒋介石，并问他张学良命运问题时，蒋介石并未把它当一回事。

在会谈时还有大使馆一等秘书费德林参加。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签名)

文件3份，送：莫洛托夫、洛佐夫斯基、大使馆档案室

1946年1月15日

АВПРФ，ф.0100，оп.34，п.253，д.20，л.4

№16071 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内战与和平(1946年1月16日)

机密

对于我的问题——“停火”命令发布后，在前线是否停止了进攻和战斗，周恩来回答说，战斗基本上停止了，但在某些方向和个别地方，国民党部队在继续推进，特别是在共产党部队比国民党部队弱的地方可以看到，如傅作义的军队从西面进入了热河省，第九十四军和五十二军的部队继续从东面向赤峰和多伦方向挺进。在山东省，那里共产党部队比较强，国民党停止了军事活动。

我问北平的军事调处执行部开始工作了没有，周恩来答，军调部已经开始工作了。为了部署部队和将命令传到战场第一线司令部，派了15架飞机到各个不同的地点，但有1架这样的飞机在赤峰上空飞行时，于1月15日降落在赤峰机场，被红军的部队扣留了。为此，周恩来迫切要求向红军指挥部告知这一事实并释放这架飞机。因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各种会议上证明，在赤峰驻有红军部队，并控制着赤峰和多伦。飞机被红军部队扣留可能会导致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努力都落空。

有关中国共产党执行停止军事活动命令情况，周恩来指出，他们的薄弱环节是延安与自己在前线部队的无线电联系。由于缺乏受过训练的干部，以及军队的分散性，无法做好这项工作。

对于我的问题——马歇尔对国民党部队在某些方面继续进攻和没有停止军事活动如何反应，周恩来答，他(周恩来)也就这个问题与马歇尔会谈过，马歇尔对他说，他(马歇尔)也获得了有关共产党同样活动的消息。周说，在前线还是继续有部队在活动，在某些地方还有冲突，而在一些地区不经战斗就夺取了一些据点。但是，马歇尔说，所有有关这些情况他已经都报告了蒋介石。除此之外，周还指出，国民党派在军事调处执行部的郑介民将军(侦查厅厅长)，对情况非常了解，他拥有与所有部队的通畅的联络网，并利用这个优势向蒋介石和马歇尔报告共产党部队违反命令，他总是进行大规模的反共宣传。周还说，美国的上校伯劳乌特通知说，目前双方都有错，都违反命令。尽管命令在1946年1月13日晚上生效，但不是所有地区都收到了命令。因此，个别部队仍在继续进行军事活动。周声称，1月13日他收到延安的通知，说国民党正在进攻热河和其他一些地方，而共产党部队进行了反击。但是，也有共产党部队转为进攻并占领某些居民点的情况。有时候共产党军队不得不将国民党政权从他们侵占的居民点里赶走，周说，尽管如此，战斗行动基本上已停止了，而国民党并没有放弃将共产党部队赶出最重要居民点的意图。因此，在山西、山东、热河，国民党部队继续向前行进。周恩来说，他已经给延安发电报，要司令部采取适当的措施，尽量不违犯命令，以便共产党有可能用政治手段收回那些国民党部队在命令发出后占领的居民点，这样还可以促使国内军事政治状况的稳定。

在回答我关于中国共产党军事状况的问题时，周强调，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共产党管辖的地区迅速扩大，这就使共产党部队的驻地分散，武装力量分散。

部队散在广阔的地区，会导致纪律松懈，并在一些战线引起混乱。所有这一切都降低了共产党部队的战斗力。如果说以前这些力量都集中在一个拳头中，共产党部队能顺利地打击国民党军队，那么现在这些军队则在一系列前线地段遭到了失败。

周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游击队和正规部队战斗力相当强大，但是缺少炮兵和其他武装，不能够坚守住已攻占的阵地，只有在组建了强大突击部队的地区才有可能进行进攻战役。

缺乏经过技术培训的军官，使共产党甚至没有能力使用最近获得的武器、大炮和坦克。

在评价重庆的状况时周强调，国民党企图稍为打开一点未来民主大厅的门，但是进入这个大厅的必经之路，是要解除共产党武装。玩弄民主辞藻现在成为国民党政治的特点。国民党企图用“改组国民政府”、“以民主人士补充各级政府组织”、“提供地方自治”等辞藻来获得国内和国外社会舆论的好感。但是，国民党没有采取任何实际的措施。周声称，蒋介石不得不讲民主是因为外界对他有压力，这些压力来自国际舆论、国内各种党派和组织、中国社会以及以马歇尔为代表的美国人民。蒋介石必须做出某些让步，周举例说，当蒋介石不想在把赤峰和多伦留给共产党部队的问题上让步时，马歇尔是这样给他压力的：在蒋介石坚决拒绝退出这些居民点时，马歇尔对蒋介石申明，如果他不让步，内战将不能停止，这样就会引起三大强国的干涉。结果，蒋介石好像当即就签署了将赤峰和多伦让给共产党部队的命令。

接着周指出，讲到民主，国民党同时仍继续自己原来的政策。蒋介石宣布四点民主纲要以后，没有迈出任何实际的步伐。相反，还发现有镇压政治犯的情况。周强调，民盟坚决站在敦促蒋介石实现其宣布的诺言的立场上。民盟得到了共产党的支持。

对于我提出的有关国民党提出了哪些具体措施以及共产党对此所持立场的问题时，周回答说，国民党除颁布声明以外，什么新的东西也没有提出。但颁布的东西则表明，国民党企图在所有的政府机构中保存绝对多数。如果说莫斯科会议的决议是民主应该在所有政府机关中实施，那么国民党却主张民主只能在某些改组的国民政府的基础上实施。在国民党中有一种意见，即所有的政府各部可分成三类：第一类是领导类(外交部、内务部、国防部)，不能让民主分子参加进去；第二类是教育部、社会部、经济部、食品部，对这样一些部，其领导可以有其他党派的代表参加；第三类是农业部、司法部、鉴定委员会及其他各部，在这些部可以允许民主分子参加。这就是现在进行中的会议的幕后背景。

周指出，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与国民党的立场完全不同。中国共产党主张民主宪法，在这个宪法的基础上应该进行民主改造。但国民党企图保持五五宪法，这个宪法实质上是一部专制的宪法。根据幕后谈判判断，国民党倾向于做出某些让步。这种情况之下，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对于我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提出什么样的、与国民党对立的具体纲领，周回答说，共产党还没有提出自己的纲领，虽然这个纲领的基本原则很清楚：(1)实现真正的民主宪法；(2)实现政治军事分治，限制总统和内阁的权利；(3)给予省级政府自治权；(4)同意中国共产党有20个步兵师。

中国共产党在不提高自己军事方面要求的同时，将为实现扩大政治纲领而斗争。因此，将有非常严肃的政治斗争。这时，周指出，民盟与中国共产党站在同一个立场上，而青年党则站在国民党一边。

对罗申的提问——马歇尔将军是什么立场，周回答说，他与中国共产党保持着积极的联系，关心所有的军事和政治问题。毫无疑问，他对所有的事都很在行，但目前他什么话也没有说。周说，根据他的观点，马歇尔正等待军事命令的结果，看来，有了结果他会开始显示有关政治问题的极大积极性。

接下来，周讲述了不久前建立的张群、张治中和周恩来三人小组。1月15日，三人小组交换了关于研究军事问题初步意见，1月16日国防部副部长林蔚在政治协商会议上作了关于改组中国军队的策略性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他指出，这个军队将由90个步兵师和10个骑兵旅组成。军队的总人数为180万人，其中40万人是军官。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不在这个数字之内。

周指出，张群在私下谈话中告诉他，共产党军队与国民党军队之间的兵力对比应是1∶6，他暗示共产党军队应该是16个师，而不是20个师。周补充说，张群和张治中现在还没有阐述自己的观点，只是说中国军队的改组应该在6个月的期限里完成，而共产党军队的改组应该在2个月内完成。

我问，政治协商会议有没有对讨论的问题做出什么具体的决议。周回答说，到目前为止没有做出任何具体的决议。现在还在进行辩论。有鉴于此，成立了5个小组，从事对各种问题的研究和准备提出建议。

我问，国民党对各级政权机关的选举怎样看待，周指出，目前国民党不同意举行任何形式的选举，但在他们的代表中出现了让步的倾向，允许在8个解放区进行县长的选举，或许还允许选举边区的全权代表。但是，关于这一问题目前还没有正式的声明。

对于我的提问——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协商会议上采取什么立场，周声称，为了以政治手段开始进攻和保卫民主权利，现在正在试探国民党的弱点，使中国共产党得以保住赤峰和多伦。至于说中国共产党的自治，则在察哈尔和热河省获得了独立自主的权利，并在山东和河北获得了参政权。同时，中国共产党还想保留某些边区的行政权。如果蒋介石不想把察哈尔和热河提供给中国共产党，并拒绝中国共产党在山东和河北参与行政管理，那么，我们将不得不在宪法问题上为赢得胜利而斗争。

在回答周的提问——对目前形势如何评价时，我指出，中国共产党应该寻找和平解决所有军事和政治问题的道路。

周说，中国共产党就是沿着这个方向在做，在解决上述问题时，一直采取十分谨慎的立场，同时对美国人更加特别小心。周说，他非常清楚，美国人过去总是站在蒋介石一边。因此，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的道路上总会遇到各种各样必须绕过的暗礁。对中国共产党来说，与美国人的相互关系是一个新问题。接着周强调，遗憾的是，在日本投降以后，有些负责的工作人员，甚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都没能胜任自己的工作。例如，他们认为红军应该进入东北，并把它转交到中国共产党手里。他们不懂得所有国际形势的复杂性，即使了解，也极其肤浅。周说，当他在延安看到那些电文时，就更加清楚了。

在会谈结束时，周声称到1946年10月 [37] 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已得到极大的增强，在那时与蒋介石讨论各种各样问题都比较容易。那时是中国共产党胜利的阶段：国民党军队被分割开来，并遭到了失败。现在的作用起了变化。现在不得不寻找所有的道路，以便达到折中地解决问题。周强调说中国的形势很困难，要求中国共产党更多地工作和努力。

Н.В.罗申、Л.М.米克拉舍夫斯基和Н.Т.费德林参加了会谈。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签名)

文件3份，送：莫洛托夫、洛佐夫斯基、大使馆档案室

1946年1月18日

АВПРФ，ф.0100，оп.34，п.253，д.20，л.5-11

№16079 费德林与郭沫若会谈纪要：政治协商会议(1946年1月30日)

机密

1月30日我和作家郭沫若进行了会谈，其内容如下：

众所周知，郭沫若是共产党提名，经蒋介石批准，作为政治协商会议的无党派人士代表的。

我请求郭沫若与我交换他对政治协商会议工作的印象，讲述一下在协商会议上各种不同党派和组织代表的表现。

郭沫若评价目前国内政治形势时说，由于政治协商会议的成立及其工作开展，现在正呈现出中国民主运动的转折时刻。现在可以断定具有一系列民主措施这一事实，至少有国民政府正式宣布的正式记录。

在宣布民主自由同时，郭沫若指出，可以改组中央政府，准备召开国民大会，通过宪法，统一指挥，军队国有化，等等。

但是，郭沫若强调，现在国家政治生活的进步，遗憾的是，它不是根本性的，不是持续进步的，而是带有临时性和局限性，因为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外来原因，而不是内在原因。

郭沫若声称，现在的民主是表面的，是外来的，是外国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施压的直接结果。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的决议、杜鲁门的声明和马歇尔使团到中国，在蒋介石周围造成了难以容忍的国际条件，并使他面对必须拒绝在中国实现真正的民主，因为真正的民主将导致国民党制度的彻底毁灭，但是在马歇尔使团面前却摆出了完全不同的任务。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积极性，共产党日益增长的威望以及在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反美情绪的加强，担心在中国实现真正民主可能性的美国的统治阶层，不能不采取应急措施，来预防对他们极不愉快的结果。因此，马歇尔使团的主要任务是不能允许中国共产党军事和政治影响的进一步扩大，这对美国来说是主要的危险，因此要束缚中国共产党人和民主分子的活动，支持蒋介石保持国民党的统治地位。

事实证明，马歇尔顺利地完成了这一主要的任务。政治协商会议的初步结果有力地证明，蒋介石的民主改革只是表面的，相对的。他们的虚假民主和表面的特点，通过具体分析可以看得很清楚。

比如，尽管决定成立一个由40名成员组成的国务委员会，但国民党占据其中50％的席位，而剩下的席位大部分都是亲国民党的青年党、无党派人士，可能有部分民主人士。

其次，国民党保持自己具有作为老代表参加国民代表大会的权利，因此可以保证自己在国民代表大会上拥有绝对多数的表决权。

第三，在武装力量国家化的过程中，主要是解除共产党的武装，因为蒋介石为自己保留了90个师的正规军，这些师都是由经过考验、最忠于他的部队组成的，而对这些部队而言，“在军队中禁止党派活动”却是一句空话。

第四，在任命政府重要负责岗位时，国民党为自己保留了最重要的各部部长的职位，如外交部、内务部、国防部、财政部、经济部等。这样，即使那些次要的各部都由民盟的代表负责，整个国家机器仍然掌握在国民党干部手中，因此领导只是形式上的。

这样，郭沫若强调说，民主阵线实际上争取到的东西都是非常有限的。他们的实际价值大大低于表面的价值。从本质上说，现在的变化与其说是符合民主运动的利益，倒不如说是符合国民党的利益。因此可以说，郭沫若指出，尽管存在着实现民主的可能性，但蒋介石的领导地位变得更加巩固了。现在蒋介石不仅被看做是国民党及其政府的领袖，而且被看做是在中国社会不同党派和社会团体合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民主政府的首脑。国内外社会舆论对蒋介石领导地位的承认，为他获取其他大国，首先是获取美国的资金和物质援助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而获得这些援助将会稳定国内的经济局势，也会使蒋介石的地位更加巩固。

在评价各种党派和组织在政治协商会议上的表现时，郭沫若指出，除国民党9名代表外，对国民政府的纲领表示支持的有：青年党(5人)，这个党，根据可靠消息，得到了张群的一大笔贿赂；无党派人士代表：王云五、胡霖、傅斯年、钱永铭、莫德惠、李烛尘。在无党派人士代表中，只有一个邵从恩除外，他采取独立的立场。

郭沫若说，民盟代表团的成员有：黄炎培、沈钧儒、梁漱溟、章伯钧、罗隆基、张申府、张君劢，他们自始至终都坚定地站在统一立场上，在为民主纲领的斗争中起到了先锋队的作用。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馆一等秘书

费德林(签名)

АВПРФ，ф.0100，оп.34，п.250，д.32，л.47-49

№16081 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国形势(1946年2月6日)

机密

2月6日，我接待了周恩来，并与他就有关政治协商会议的结果和国内政治形势的问题进行了会谈。

我问道，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团体对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是否满意。周恩来回答说，在当前的情况下通过一些决议，这是在谈判过程中可以获得的最大收获。周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这个问题有一些正式的看法。朱德在延安的报纸《解放日报》上刊登的文章中已阐述了这些看法。除此之外，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还有正式的指示，其中对政治协商会议的结果做出了评价，并提出了今后的任务。

周恩来接着说，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这是民主运动的第一步，是摧毁国民党专政的开始，今后民主运动便有了继续发展的机会。可以说，现在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从武装斗争转向政治斗争、议会斗争，因而，必须改变工作的形式和工作的方法。周强调说，从一些文件来看，这些决议是一个巨大的胜利。但是，这些成果必须用实际行动来巩固。不能不承认，今后在实践中落实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还有很大的困难。

关于政治协商会议取得成果的原因，周恩来指出，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些成果，只是因为外部对蒋介石有很大的压力。如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确定，中国应该成为什么样的国家和应该做什么；马歇尔将军在重庆也对蒋介石构成了巨大的压力，他的口袋里装着20亿美元的借款支票，发放5个师的装备以及为中国提供若干飞机和船只的命令。

讲到落实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时，周恩来指出，摆在我们眼前需要克服的有一系列困难，首先要击退国民党右翼的攻击，他们已开始进行撕毁这些决议的工作。国民党在最近召开了三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会。第一次会议在1月30日召开，在这个会议上СС派代表尖锐地批评国民党代表。参加这个会议的蒋介石声称，不应该低估这样的事实，客观上共产党是帮助了国民党。蒋介石指出，假如没有共产党，不知道国民党将会怎样；假如没有共产党开展的工作督促国民党，不知道国民党是否还能存在下去，甚至不能排除国民党瓦解的可能性。今年1月31日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会第二次会议，在这会议上，同样提出了反对国民党代表团同意向民主派做这样大的让步。谷正纲、张道藩、朱家骅等人的发言极端尖锐，谷正纲声称国民党将没有前途，国民党代表团背叛了孙逸仙的原则，等等，张道藩也做了类似的发言。比这更大的喧闹是在2月4日的会议上，这次会议蒋介石没有参加。СС派代表感受到了自由，演出了一场把会议变成公开谩骂的闹剧。但是最后，会议参加者还是得出结论，目前撕毁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些决议是蒋介石批准的，所以只能在可能的范围内进行批评。孙科、邵力子、张群、王世杰都遭到了尖锐的攻击，谴责他们背叛了孙逸仙的学说，特别是张道藩的发言毫不妥协。当有人说，这些决议得到了蒋介石的赞同时，张道藩和萧同兹问答说，对蒋介石也要“刮胡子”。 [38] 从发言者的说话中可以知道，如果所发生的一切对蒋介石来说毫无价值，因为蒋介石仍然留在领导位置上，那么不知道，他的其他战友会怎样……

周恩来讲，不久之前，陈果夫拜访蒋介石，并请他解释，为什么国民党要做这么大的退让。蒋介石好像回答说，退让是因为美国的压力。

综合国民党反动集团的行动，周恩来说，很可能再过两至三个月他们又会再次抬起头。

我问，他们会不会在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上活动。周恩来说，在这个全会上，大概会大打出手，但他们不会成功的。但是，周恩来指出，在马歇尔离开以后，他们能够比较顺利地行动。现在他们开始活动，收集反对政治协商会议决议的签名，作为对全会的准备。这些签名不仅在重庆收集，而且在偏远地区收集。任务在于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召开之前将这一切提供给蒋介石。

按周恩来的说法，军人集团表现出的积极性也毫不逊色。例如，胡宗南在西安召集他的将军们，试图搞清楚他们对政治协商会议的看法和态度。当他听到他们中大多数人对政治协商会议表示赞同时，立刻严厉批评、谩骂他们。后来，胡宗南又召集了相当数量的各级军官，并要求希望政治协商会议取得成功的人举手，结果大多数人都举起了手。当他要反对的人举手时，只有几十个人举手。胡宗南大骂所有出席的人，骂他们是寄生虫，不懂得中国发生了什么。

但是，周恩来指出，这并不表示在军队中没有人想撕毁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现在在上海和南京地区正在召开军事领导人会议，参加的有何应钦、白崇禧、汤恩伯、徐永昌、顾祝同、胡宗南等人。他们集中在那里，是为了研究蒋介石提出的问题——怎样对军队实行控制。对于他们召开的会议的结果，可以总结如下：

(1)保持行政权力和军事权力的统一；

(2)在和平时期保留对一些地区和剿匪司令部的指挥权，从他们的观点来看，这是为了与“匪徒”做斗争，并稳定解放区的秩序；

(3)不允许其他党派的代表到国防部、征募局、作战局去，不仅不能领导这些机构，而且也不能在这些机构中工作；

(4)保留国民党军事院校。

这样一来，周恩来说，如果在第一阶段国民党要求共产党的军队国家化，那么现在共产党则要求国民党所有的军队国家化。

接着，周恩来谈到了保密局人员所采取的措施。根据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这些机构应该废除。因此，国民党现在正在迅速改头换面，建立各种各样的部队，如警察部队、交通警察等。有些国民党员提出在“特务”中建立政党、协会等。特别机构的全部工作人员共有20万人。

周指出，国民党右翼斗争的积极方法之一还应算上这一招，即他们那些维护者企图把孙科、邵力子、于右任、王世杰等人排挤出领导层。共产党方面就采取了某些预防的措施。周说，他2月1日拜访了蒋介石，让他相信，中国共产党将采取一切措施来实现已经做出的决议。周指出，共产党准备重新改组自己的军队，将其数量减少到20个师，并取消党在军队中的工作。周要蒋介石相信，共产党准备真诚地、经常地与国民党合作。周表示希望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在重要问题上互相交换情况。接着周强调，有关共产党参加政府一事，共产党希望还能参加各省的政府。蒋介石对周声称，在他去延安前，他(周恩来)与张治中、马歇尔应该拟订一个解决军事问题的草案。

会谈中周请求在国务会议的组成中，共产党应该有10个代表，这样才能保证共产党的否决权。然后，周对蒋介石声称，国民党和共产党必须停止敌对宣传，用这样的方法来减少双方困难。周指出，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引起了国民党内部、军队及其他组织的不满，如果不采取措施消除这些困难，这不会对国民党有什么好结果。最后，周对蒋介石说，困难越少，他(蒋介石)就越容易领导国家和人民。

蒋介石回答说，国民党准备长期合作，不会允许改变决议。他强调说，这些政治协商会议的成果之所以有可能获得，就是因为是他(蒋介石)渴求达到的。蒋介石说，如果中国走上新的道路，那么就会提高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威信。

周说，他从邵力子那里了解到，王世杰与他谈话时说到，在周与蒋介石会谈时，“双方相互给对方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关于国民党代表个人在政治协商会议和谈判时的活动的评价，周说，王世杰做了很多工作，他比较执著，不急于做出决定，能清醒地进行评判并善于做出让步。张群是一个容易走极端的人，他要么大大退让，要么顽固到什么让步的话也听不进去。邵力子——没有实权，没有什么靠山，因而他缺乏独立性和勇气。

讲到拟订国务会议成员名单的问题时，周说，大概位置的排列，看来是共产党8个，民盟5个，青年党3个，无党派人士4个。周说，他怀疑蒋介石是否会同意给共产党10个名额。然后，他强调说，国民党在选拔自己的代表时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在是否让国民党元老进入国务会议的问题上，蒋介石进退两难，例如，孙科、于右任、冯玉祥、孙逸仙夫人等，因为他们的左倾观点会令蒋介石陷入十分窘困的境地。周声称，共产党努力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前公布名单，并坚决主张国民党也公布名单。

关于部长的分配问题，周说，目前尚无肯定的意见，但是对于无党派，国民党好像准备给3个位置；司法部、教育部和农林部和一个委员会；除部长外，还将建立4个不管部部长职位。

对于我的提问——按周恩来的看法，蒋介石是打算实现政治协商会议决议，还是会拖延这些决议的实现，周回答说，这个问题是复杂的，但蒋介石今后的表现将依赖下面事实的发展：如果能够促使蒋介石退让的国际压力继续存在，而同时共产党也不削弱自己的努力，那么他将继续他在政治协商会议上采取的政策，也就是说，去实施会议的决议。如果说压力消除，共产党又削弱了自己的工作，而国民党右翼则加强了自己的压力，那么不能排除蒋介石将从已确定的道路上转向。如果蒋介石看到共产党在努力工作，有一个很好的开端，并感受到共产党方面的压力，那么，他未必会抛弃自己的决定和诺言。

接着，周说，从马歇尔的行为来看，可以说，现在美国人做得很好，他们努力帮助中国整顿秩序，制止混乱。在这方面，他们既帮助了国民党，又帮助了共产党。尽管如此，这仅仅是事情表面的和暂时的一面。他们(美国人)竭力想为自己将来在中国的统治建立基础。中国共产党明白这一点，因此努力利用他们现在采取的措施，以便加强自己的地位，尽管看起来在以后会遇到一些困难。至于如何评价马歇尔第一阶段的工作，即在中国停止军事行动和执行已经下达的命令所采取的措施，应该说，如果不是美国人这么积极地介入，那么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到现在为止都不会停火。在美国人帮助下，周强调说，共产党保住了赤峰。

周告诉我，马歇尔拟订了下列各种计划：在和平时期改编军队，组成50个师的计划；在和平时期应征措施法草案；以军团为独立单位集中供应军需品，并以此为基础制定军需供应计划。周指出，马歇尔对他说过一个想法，为了部署共产党军队，应该事先考虑到他们主要驻扎在中国北方，部分在东北、中原和南方。马歇尔想建议蒋介石，用以下方式作为试验：一个军团以共产党2个师和国民党1个师组成，由共产党指挥；一个军团以国民党2个师和共产党1个师组成，由国民党指挥。

除此之外，马歇尔还有一个想法。他想建议蒋介石，在中国驻日本占领军的组成中，最好有一个共产党军队的师。周恩来说，他同意这个想法，并通报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马歇尔的建议是这样，从延安青年中组成一个模范师派往日本，他们完全是美国武器装备和服装，也让美国人看看共产党军队的面貌。

对我的提问——蒋介石对马歇尔是否满意，周回答说，蒋介石在与他谈话时说，他认为马歇尔为人客观，头脑清醒，精力充沛。对我的插问——蒋介石想不想念赫尔利，周回答说，这不大可能。赫尔利是一个市侩，他把自己的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他不是政治家，而是一个商人。周说，从另一方面，大家都知道，1月20日马歇尔拜访蒋介石，在与他谈话中声称，已经过了10天，还没有看到政治协商会议工作的结果，而他(马歇尔)很快就要回国了。蒋介石对他说，结果会有的。但马歇尔刚刚离开，蒋介石就大发雷霆，用拳头狠狠地敲打桌子。如果这件事，再加上由陈果夫为蒋介石起草的声明，那么就可以做出结论，即美国是真的给了蒋介石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我问，Т.В.宋作为总理 [39] ，实际上没有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什么积极作用，这如何解释。周回答说，现在Т.В.宋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放在经济事业上，与政治相比，这会给他带来极大的个人收入。周说，Т.В.宋在政治上没有原则，他所有的愿望就是在国外获得荣耀和为自己增加资本。有材料说，在改组政府时，他未必能保持自己的位置。有消息灵通人士传言，他可以作为特别大使到美国去，因为要在那里解决贷款问题。

大使馆顾问Л.М.米克拉舍夫斯基、武官少将Н.В.罗申和一等秘书费德林参加了会谈。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签名)

文件共3份，送：莫洛托夫、洛佐夫斯基、大使馆档案室

1946年11月9日

АВПРФ，ф.0100，оп.34，п.253，д.20，л.16-22

№16083 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国民党的政策(1946年2月12日)

机密

今年2月12日，我与周恩来进行了一次谈话，内容如下。

周恩来在回答我的问题时，讲述了关于国民党反动分子的积极活动，他们将自己的精力用于撕毁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上。他说，СС派煽动在国民党里组织新的派别，自称“革新派”。这个派别为首的是谷正纲、张道藩、萧铮、赖琏、萧同兹、胡宗南及其他附和СС派的人。那些“革新派”拥护者举行了座谈并得出结论说，由于国内形势的变化，他们应该采取下列措施：

(1)废除国民党的总裁制度，蒋介石除了中华民国主席外，不应该再担任党的领袖。

(2)在国民党内实行党内民主。

(3)重新考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

(4)限制国民党元老在国务会议中的名额。

周指出，“革新派”企图在今年3月1日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二中全会上提出并坚持自己的纲领。除此之外，周恩来强调，“革新派”拥护者将进行反对共产党的“政治斗争”作为自己的任务，他们的这种斗争简直就是流氓行为。举例来说，今年2月10日，应该在重庆一个广场举行的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的群众大会，被СС派领导的秘密警察的流氓干涉所阻挠。

至于蒋介石对“革新派”的态度，周声称，蒋介石的立场是双重态度：他不反对反共活动，但反对攻击国民党。蒋介石赞成各种派别在国民党内活动，但不得越过政治协商会议合法决议的界限。

接着周恩来对我讲了有关他和张嘉璈的谈话。他指出，总的来说，张嘉璈的表现比熊式辉好。周发现，当叶剑英在北平访问熊式辉，想与他商谈东北问题的时候，后者却强调，这个问题带有外交性质，因此他没有什么可以谈的。当张嘉璈在重庆访问周恩来时，也涉及东北问题，前者声称这是政治问题，应该用政治手段来解决。

张嘉璈对周恩来说，东北的形势用政治手段来解决的时机尚未成熟，但是事情本身要求双方不可避免地只能用政治手段来解决。

关于对苏联在东北政策的评价，张嘉璈强调，苏联对解决东北经济和政治问题十分关心，因此不急于撤出自己的军队。苏联得到了自己在远东边界线的安全和长期不受侵犯的保证。

对于红军部队拖延从东北撤离，张嘉璈指出，这不会引起中国中央政府方面的特别反对，因为苏联军队的过早撤离可以被共产党和其他武装力量利用去占领地盘，并在东北造成军事和政治上更加复杂的状况。

但是，从另一方面说，在红军部队撤离东北之前，政治和经济问题的解决也会拖延，因为根据蒋介石给张嘉璈的批示，蒋不准备在苏军部队撤离东北之前解决政治问题。

谈到中苏经济谈判，张嘉璈说，在苏联做了那些很大让步之后，蒋介石在原则上同意就这一问题提出的方案。唯一困难的只剩下发电站的管理问题了。现在经济合作的问题已递交蒋介石，蒋让经济部来研究，这个部应该综合处理整个东北经济问题，并做出最后的结论。

周恩来告诉我，张嘉璈对共产党关于东北军事政治问题解决道路的观点感兴趣。周恩来对张说，这些问题应该按双方协商的道路来解决。其中包括，共产党不反对派遣由军调部的国民党、共产党和美国代表组成的军事小组到营口去实地搞清情况。关于政治问题，共产党建议改组蒋介石在长春的行辕下属的政治委员会，重新考虑9省省长问题，并进行县级领导的全民选举。周还指出，尽管共产党这样提出了问题，国民党至今为止尚未表达自己的观点，其中包括派军事小组到营口去的问题。

有鉴于此，张嘉璈声称，国民党拖延回答的原因，首先是因为对共产党的合法化和加强其在东北的地位不感兴趣；其次，国民党不相信苏联会赞同派这样组成的小组去营口。至于政治问题，张家璈强调说，那就应该遵守基本的条件，即要保持蒋介石的面子，解决所有的政治问题应该是互让的。因此，张嘉璈说，共产党不应该拒绝暂时的妥协，然后可以继续重新考虑所采取的决定。

大使馆一等秘书费德林参加了会谈。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签名)

文件3份，送：莫洛托夫、洛佐夫斯基、大使馆档案室

1946年2月14日

АВПРФ，ф.0100，оп.34，п.253，д.20，л.24-26

№16086 希金致莫洛托夫报告：东北民众对苏联的态度(1946年2月21日)

机密

莫洛托夫同志：

东北从日本帝国主义手中解放和红军在这领地上的进驻，从根本上改变了内部政治状况，并掀起了当地居民广泛的民主运动。解散了所有日本和亲日本的组织，形成了当地的政权机关，共产党组织合法化，建立了群众民主联盟和协会：有工人的，知识分子的，青年的，妇女的。民主组织和地方自治开始出版了25种报纸、6种杂志和3种通讯刊物。

以友好态度对待苏联的最进步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东北11个城市里建立了中苏友好协会，团结了2.5万名成员。这些协会在居民中进行群众政治工作，普及苏联和红军的影响。这些中苏友好协会出版了4份报纸、3份杂志，除此之外，他们还在居民中分发和传播书本、小册子和苏联领导人照片。

在东北的我军政治机关在帮助当地民主组织的工作时，还在中国和苏联居民中进行宣传解释工作，散发了将近1亿份传单、标语、条幅、小册子、肖像和明信片。在城市和农业区组织群众大会。进行关于苏联和红军的几百场报告会和演讲。在东北所有的城市里放映苏联电影。红军歌舞团在居民中进行演出。

由于所有这些措施，我们在东北的影响大大增长。居民基本群众都对红军和苏联怀着友好的感情。

国民党分子在这段时间里对民主组织的活动，特别对东北中苏友好协会的活动制造了很多障碍。最近，随着中国政府军队进入东北，国民党分子活跃起来，积极从事反动的和反苏的活动。现在他们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宣传，而是越来越广泛地对民主组织，特别对中苏友好协会的领导人采取威胁、逮捕和暗杀的手段。在四平出现了传单，国民党分子要求取消中苏友好协会。国民党中最反动的分子传播谣言说，随着中国政府军队进入，所有协会的积极分子都要被消灭。结果，中苏友好协会的活动明显地收缩了。

考虑到我们的军队将从东北撤离，为了巩固和加强我们在那里的政治影响，建议是否有必要采取以下措施：

1.用吸收在东北的苏联公民和中国社会的著名人士积极参加协会工作的方法来巩固和发展中苏友好协会，并建立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与这些友好协会的正式联系。

2.在长春、大连、哈尔滨和沈阳建立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文化宫。通过这些文化宫在中国居民中组织文化教育工作，巩固苏中友好和普及对苏联生活的知识。

3.在中长铁路管理局的苏联机构下设文化教育部，其目的是为东北的中国和苏联居民出版中文和俄文报纸，登载东北无线电广播电台有关苏联的新闻，并出版有助于中苏友好协会工作的报纸。

4.苏联新闻局加速在东北各大城市建立代表处。

5.在莫斯科的外文出版社开始出版中文版的苏联文学期刊，以及优秀文艺、经济和政治类书籍，并且在大连市也出版上列书籍。

6.由于莫斯科对华广播听不清，苏联人民委员会下属无线电推广和无线电广播事业委员会，应加速建立从哈巴罗夫斯克和符拉迪沃斯托克无线电台的对华广播。

7.苏联人民委员会下属电影摄影事业委员会应加速用中文字幕和华语配制苏联电影，并大大增加寄往东北的影片。

8.派遣某些著名的苏联学者、作家、新闻工作者和苏联艺术家到东北去公开讲演和演出。

9.责成国际书店联合公司在东北各城市出售俄文版苏联报纸、杂志以及文艺、经济、政治书籍。

呈此报告，请您决定。

И.В.希金

印章：洛佐夫斯基

АВПРФ，ф.0100，оп.34，п.261，д.94，л.17-18

№13317 斯大林与乔巴山会谈纪要：外蒙古与苏联、中国的关系(1946年2月22日)

1946年2月22日22点

出席会谈的人员：В.М.莫洛托夫和苏联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公使伊万诺夫。

以下是乔巴山提出的供讨论的问题：

1.关于苏联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友好和互助条约的签订。

乔巴山详细地论证了签订条约的必要性。他说，现存的1936年3月12日的关于苏联与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间的互助议定书，今年已经到期，尽管目前还没有对蒙古人民共和国发动进攻的直接危险，而最危险的敌人日本已经被粉碎，但是，仍然可以预料到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意图。

在预见到中国可能对蒙古人民共和国发动侵略的意图的情况下，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希望与苏联签订一个条约，其内容类似于现存的1936年3月12日的互助议定书，可补充1—2条关于两国之间进行文化和经济合作内容的条款。

在讨论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斯大林同志说，根据互助议定书，我们(苏联方面)应该从蒙古人民共和国撤回自己的军队了。乔巴山请求无论如何不能这样做，因为红军部队留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将是国家安定的最好保证。

在讨论了与即将签订的条约内容有关的一切问题之后，斯大林同志建议把1936年3月12日的互助议定书变成条约，在条约中保留议定书中的所有条款内容，并对新文件重新进行签字。关于文化和经济合作问题，可列入单独的协议中。

乔巴山接受了斯大林同志的建议。

2.关于在内蒙古和联合的兴安岭省的蒙古族部落中的工作。

乔巴山通报了关于一些地区的蒙古游牧点的情况，这些地区在地理位置上属于中国的组成部分。按照乔巴山的意思，在这些地区需要开展宣传鼓动工作，以便准备把蒙古族居民从中国分离出来，归入到蒙古人的境内，建立独立的蒙古族国家。乔巴山说，目前，蒙古人民共和国对于内蒙古和兴安岭保持中立态度。

斯大林同志：在兴安岭和内蒙古建立独立的国家，需要与中国进行一场新的战争。现在是否需要这场战争呢？

乔巴山：是否可以在那里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呢？

斯大林同志：可以悄悄地进行。

3.关于在确定外交关系方面蒙古人民共和国与中国的相互关系。

乔巴山希望协商在什么基础上建立这种关系。他表示担心中国人可能会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搞阴谋，并询问是否能够拒绝他们在蒙古人民共和国设立领事馆。

斯大林同志：您不能允许他们走得太远。由于国内缺乏干部，不应该急于设立领事馆。以此理由您可以拒绝中国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开设自己的领事馆。

斯大林同志还提出了一个问题：蒙古政府是否有意与中国人进行贸易往来？

乔巴山：不，中国人可能会欺骗我们。我们不愿意也不会与他们进行贸易往来，再则，如果我们需要的话，我们可以通过苏蒙贸易代表处进行。

对于斯大林同志的问题——蒙古方面是否已经有了派往中国担任公使职务的人选，乔巴山先是阐述了对于候选人个人品质方面的一些要求，然后说出了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书记苏伦扎布的名字，并竭力获得斯大林同志对于这个任命的预先支持，即给予肯定性的回答。但是，他没有达到目的。

(备注：乔巴山希望让苏伦扎布到远离自己的地方。他知道，这个任命将会受到苏伦扎布本人的反对，并会在中央机关引起不满情绪。为减轻这件事的难度，乔巴山希望得到斯大林同志这样的回答，以便使他能够在乌兰巴托说：“斯大林对我说的，任命苏伦扎布前往中国担任公使职务。”)

斯大林同志详细地询问了1945年的情况，其结果是蒙古人民共和国损失了300万头牲畜，还询问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畜牧经济的管理方法和牲畜种类，并给予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这些都是来自高加索和其他地区的经验。他还向交谈者传达了这样一种思想：为了消除——而这多少是可能的——自然灾害给畜牧业发展造成的危害，应该组建保护牲畜的场所，组织国家对井水的监督，建立灌溉大田以便给牲畜创造牢固的饲养基地。

接着，谈话转到了畜牧产品方面，当斯大林同志了解到，在战争年代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奶油制造业得到了发展，他问乔巴山，蒙古人民共和国能否卖给苏联黄油。

这个问题对乔巴山来说是意想不到的，也是不愉快的问题，因为要具体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蒙古人民共和国方面投入很大的物力和人力。希望回避这个问题，乔巴山开始列举各种理由(有些甚至是不正确的)，以便不直接拒绝向苏联出售黄油的问题。

斯大林同志大概明白了这一点，简短地说：“如果你们不能的话，那就不需要了。”

在会谈过程中，乔巴山还触及关于建设从纳乌什基到乌兰巴托的铁路的问题。斯大林同志说，这条铁路可能在第二期工程中建设。

记录：伊万诺夫(签名)

РЦХИДНИ，转引自(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

№14449 阿尼金提交的情况说明：解散第八十八特别旅(1946年2月22日)

关于解散远东第二方面军第八十八特别旅的情况说明

根据远东第二方面军情报部(РО)部长1945年10月12日的电报，我被派往哈巴罗夫斯克接管第八十八旅。

抵达前实员：军官197人，中士、列兵662人。其中长期在外256人(在满洲的中国人)。由于年龄、受教育程度等原因应复员211人。

根据远东第二方面军1945年10月15日第046/042号令解散这支部队。

按照组织动员处的计划，解散前队伍中的全部人员派往其他部队(符拉迪沃斯托克、哈巴罗夫斯克大机场、哈巴罗夫斯克第100号仓库)工作。军官则由远东第二方面军干部处管理；政工人员受外贝加尔阿穆尔军区政治部管理。

在满洲的军官、中士和列兵(中国同志)复员。按照外贝加尔阿穆尔军区军事委员会的指示，部队的公文、档案和关于游击运动的信函转交给外贝加尔阿穆尔军区政治部。

关于驻扎区维亚茨科耶村所有粮食和资产的登记册及解散部队的文件转交远东第二方面军组织动员处。部队的旗帜送往莫斯科市博物馆。

部队于1945年12月11日彻底解散。作为委员会主席，我和其他成员——该旅政治部主任谢廖金中校、代参谋长亚特采列夫签署的两份解散命令已交远东第二方面军组织动员处。

委员会主席、中校

阿尼金

1946年2月22日

ЦАМОРФ，ф.2，оп.12378，д.1，л.68-69

№16108 费德林与郭沫若谈话纪要：国共斗争激化(1946年4月10日)

机密

今年4月10日，我和作家郭沫若进行了一次谈话，内容如下：

在谈及中国的军事、政治形势时，郭沫若指出了国共两党之间斗争进一步激化的事实，这种斗争是围绕着军事和政治问题展开的。他指出，这一斗争的根据，仍然是中国民主化的原则问题——国民党领导人曾千方百计地要破坏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并且阻止国内的民主化进程。现在，国共两党军队之间的新的武装冲突的条件正在成熟。在华北，特别是在东北，形势越来越紧张。美国对中国的援助不仅不能缓和这种白热化的气氛，反而给国民党提供了加强反共斗争的条件。

郭沫若指出，马歇尔和魏德迈离华返美以及给中国政府提供巨额美国贷款，为国民党加紧准备发动内战创造了有利条件。郭沫若在分析美国对华政策时说，如果美国不能把中国作为反苏的进攻基地，那么它至少会以一切可能的手段来阻止苏联影响的扩大和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发展。

在谈到中国反动分子的反苏活动问题时，郭沫若讲述了教育部副部长朱经农于1946年4月8日为重庆几所大中学校的学生所作的报告。朱经农在报告中强调，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存在着两种帝国主义，即英国模式的白色帝国主义和“苏联赤色帝国主义”。朱经农在叙述“赤色帝国主义”的恐怖时，力求使听众相信，红军在东北的恶劣行径，使中世纪的可怕暴行为之黯然失色…… [40]

针对朱经农教授这种对苏联的恶意污蔑和伪科学的诽谤，郭沫若撰文揭露了他们为其党的利益而利用其在政府中的高位进行粗暴诽谤的行为。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馆参赞

费德林(签名)

文件共3份，送：洛佐夫斯基、第一远东司、大使馆档案室

АВПРФ，Φ.0100，оп.34，п.253，д.21，л.15-16

№16121 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东北的军事和政治形势(1946年4月26日)

机密

4月26日，周恩来到访。周恩来说，近日举行了最高国防委员会会议。会上，蒋介石声称，他将竭尽全力拿下长春。国民党正在积极准备攻打长春，目前在长春地区集结了国民党军队的6个师。在美军帮助下，他们往东北调遣了六十军和九十三军，往北平调遣了另外2个军。据周恩来说，共产党军队正在加强四平—长春一线，但是如果国民党把更多部队增派到长春，那么形势可能会更复杂。

至于马歇尔的态度，周恩来说，马歇尔正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

蒋介石坚决表示，只有在国民党军队拿下长春的时候，他才会同共产党谈判。俞大维、徐永昌和秦德纯力图说服马歇尔，如果长春继续留在共产党手里，那么他们将巩固自己的阵地，到时候东北的大门不仅会对国民党而且也会对美国人关上。4月25日马歇尔邀请周恩来并问道，他能否为改善东北的状况提出具体办法。马歇尔设想，如果共产党方面同意东北的某些地方由国民党军队控制，那么他会更有把握达成国共和平协定。然而，周恩来说，他没有任何具体建议。周指出，以前共产党曾同意在东北问题上对国民党做出一系列让步，但是国民党不愿意停止反对中共军队的军事行动。现在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共产党不再做出让步。况且，东北的共产党军队对1946年2月25日关于改组军队的协定中规定的东北国共力量比例不满意。延安方面认为，将来国民党和共产党在东北的力量应当是对等的。

马歇尔由于担心完不成他的使命，美国也“丢面子”，决定通过张君劢、张澜及其他民主人士做工作，他请他们说服中共不要想在东北建立一党统治，目前根本问题是政治问题。

周恩来对民主人士说，中共并不打算在东北建立一党统治，中共准备与国民党合作，但他们不允许把东北变成反共的基地。他强调，目前的根本问题是铁路交通问题。

马歇尔深信，国共两党都不愿意互相做出让步。马歇尔于4月23日向国共双方代表提出了关于东北问题的协议草案，蒋介石否认了这一草案，至于共产党方面，他们向马歇尔表示，原则上同意该草案，但需要进行一些修改，他们坚持要完全停止在东北地区的军队调动。因此他们认为草案第一项中所说的“将对停止国民党和共产党军队调动提出进一步的指令，下述情况除外”一句中“下述情况除外”字样应删除。

共产党方面认为，2月25日关于改组军队的协定应当重新修订。因此，草案第二项所说的“关于东北地区各方军队下一步的安排问题要根据1946年2月25日改组计划做出。占领地带将由‘三人小组’确定。派往东北的六十军和九十三军的调动将告结束”，这段话应改成：“关于东北地区各方面军队下一步的安排问题将由‘三人小组’决定。”

周恩来表示，现在说不上接收主权，因为苏联军队已撤出东北。因此，共产党方面提议从草案第三项中删除“为了接收主权和保证主要铁路的安全”的字样。草案第三项应该表述为：“东北地区各方面军队今后的调动必须得到‘三人小组’的特批。”

草案第四项共产党方面完全同意。

马歇尔先对周恩来对第三项的意见给予回应。他说，草案中所说的国民党军队在东北调动是为了接收主权并没有实质意义，因为这一调动只有得到“三人小组”同意才能进行。

接着，周恩来指出，马歇尔承认共产党在东北的力量壮大了，因此他才会同意修订军队改组的协定以及其他已通过的决议。

我问周恩来，目前蒋介石对苏联、中共和美国持什么态度。

周恩来回答，蒋介石对苏联持敌对态度，他害怕苏联；对中共他是敌视的。至于他对美国的态度，不能说他们之间不存在分歧。但是目前蒋介石千方百计想欺骗美国人，以便获得美国的经济援助。

我问周恩来关于美国给中国提供借款的情况。

周恩来回答，美国原则上同意借给中国5.6亿美元，但是在国共两党内战停战之前，他们大概不会提供这笔借款。

周恩来说，马歇尔告诉他，美国海军陆战队近期将撤离中国北方。马歇尔建议让国军调两个军到中国北方以便接收因美军撤退而留下的据点。共产党方面反对国军两个军调往北方。

周恩来说：“美国人大概真的将从中国撤离，因为他们不便直接支援蒋介石打内战；他们将用迂回的方法支援蒋介石。”

谈话最后涉及张学良问题。周恩来说，中共要求在东北建立临时政府，并在改组蒋介石东北行辕及其属下的政治和经济委员会之后，释放张学良。周恩来不久前收到了莫德惠转来的张学良的信。根据来信看，张学良对中共态度很好。周补充说，无论如何，在原东北的高官和将军中，张学良最正派，而且可以说，他对中共和苏联都持友好态度。

会谈时在座的有大使馆参赞Л.М.米克拉舍夫斯基和二等秘书贾丕才。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签名)

文件共3份，送：洛佐夫斯基、大使馆档案室

1946年4月16日

АВПРФ，ф.0100，оп.34，п.253，д.21，л.43-47

№13270　科瓦廖夫致潘友新报告：关于中共、日共和朝共人员情况(1946年5月4日)

机密

致А.С.潘友新同志：

《调查报告》

以下为中国共产党、日本共产党和朝鲜共产党的人员数量：

(1)截至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共计为121万人(取自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在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期间召开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2)据1946年4月16日《时事》通讯社的报道，日本共产党的党员人数共计为20000人。

(3)朝鲜共产党的党员人数共计60000人。其中30000人在南朝鲜(根据苏联驻汉城的总领事于1946年2月10日的通报)，30000人在北朝鲜(根据苏联武装力量政治管理总局第7局1946年3月1日的通报材料)。

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 [41] 太平洋司司长

Е.科瓦廖夫

1946年5月4日

РЦХИДНИ，ф.17，оп.128，д.1013，л.41

№13271 格缅德尔致科瓦廖夫报告：满洲政治局势尖锐化的原因(1946年5月8日)

将“满洲局势尖锐化的根源”的报告(27页，2份)寄给科瓦廖夫同志，以补充“关于满洲政治形势”的报告。

附退还原件38页。

Б.格缅德尔(签名)

1946年5月8日

第822号

附件：

满洲局势尖锐化的根源

近一段时间以来，满洲的局势急剧尖锐化。在苏军于4月初从沈阳和长春开赴南满之后，以中央政府军为一方、以八路军和东北民主联军为另一方的战斗开始激烈起来。

战斗在长春以南的四平街和公主岭地区，以及在沈阳东部、东南部和南部的煤炭钢铁基地抚顺、本溪、鞍山地区进行。上述各据点有100多个县级市，包括控制在人民武装力量手中的“满洲国”首都长春。据中国方面的资料，长春约有50万人口。政府军由第一军、第六军、第十三军、第二十七军、第五十二军、第七十一军和第九十四军组成，驻扎在沈阳，并且掌控着沈阳至天津的铁路沿线。通过这条铁路，政府军可以源源不断地得到美国运来的武器装备。近来中国政府向南满战区空降了8个军：第六十军、第九十三军、第九十七军、第五军、第二军、第五十四军、第四十八军和第五十三军以及一个军事工程团。这样，政府集结了由30个师、3个保安团和1个军事工程团组成的总计51.2万人的军队，占政府军总兵力的1/3以上，来对抗满洲的人民武装力量。

所有上述驻满洲的部队都受过美国军官的特别训练，司令部驻有美军教员和顾问，还有美国武器和技术装备。中国飞行员在美国飞行员的指导下操纵美国飞机，进行了一次超大规模的集结。此外，政府军的侧翼渤海湾方面，由美国海军第七舰队防护，并以“租让”的方式转交给中国，但仍由巴尔比来指挥。去年11—12月，政府军同八路军在满洲冲突期间，在美国海空军的支援下，美国海军陆战队进行了一次大集结。今年在南满发生的冲突中，美国军队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进去，但向中央政府军提供了决定性的物质和技术援助。

尽管拥有大量的武器和技术装备，但前一阶段战役的结果，政府军并未取得优势。4月9日，在沈阳南部的本溪争夺战中，第六军的第十四师被全歼。4月16日，在塔湾(Дава)战役中，第八十七师被全歼。而在4月26日，新编第一军第三十师在四平街战役中被全歼。4月19日，东北民主联军攻占了长春，歼灭国民党大部分部队，俘虏7000余人。蒋介石命令杜聿明等无论如何也要拿下长春，日前正集结部队准备新的战役。八路军和驻在四平街、公主岭、本溪等地的东北民主联军不断遭到炮击和空袭，但他们仍在坚守。

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希望通过马歇尔将军——他为了就满洲问题进行谈判和达成具体协议而再次来到中国——进行调停的一切新尝试，都被蒋介石拒绝了，军事冲突愈加尖锐化。

满洲局势尖锐化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呢？

国民党反动报刊以及英美的反动报刊试图这样描述事件，似乎问题主要在于中国共产党得到了苏联的支持，阻碍中国政府接收满洲和确立主权。

国民党报纸《……》 [42] 不久前刊登了杜撰的苏联同中国共产党签订的条约，这一杜撰的说法被中国国民党其他报纸大肆宣扬。英国报纸《星期日泰晤士报》5月6日还试图把满洲局势恶化的原因推在苏联身上。报纸评论员斯克鲁杰伊托尔表示：“部分红军是这样安排事情的，当他们放弃长春和哈尔滨时，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就可以进入这些城市。”因此，他写道：“国民党政府面对的问题是，如果它想得到这些城市，就不得不进行战斗。”

斯克鲁杰伊托尔对苏联进行诽谤，说“苏联想削弱中国，阻碍中国的统一”，还建议美国人直接、坚决地干预满洲事务。他声明说：“美国人不得不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如果他们想反对这种策略的话。”

但实际上，反动报刊还是承认了局势恶化的原因。这些原因在于国民党政府与中国人民及其民主力量之间巨大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国民党政府完全不顾今年1月31日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努力保持和追求国民党在全中国建立专制制度。而中国人民和民主力量努力实现莫斯科外长会议关于满洲问题的决定，以及政治协商会议关于在民主协商的原则基础上改组国民政府的决议。

在满洲，这一基本矛盾从一开始就具有极其尖锐的性质，因为国民党政府过去不愿、现在仍然不愿让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适用于满洲，不希望赋予满洲居民以民主权利，试图使用武力在满洲确立国民党专政制度。

自然，满洲居民强烈抗议这种政策。由于红军进入满洲并打败了日本占领者及其傀儡，居民拥有了广泛的民主自由，这也就激起当地居民为保护和巩固这些自由而同蓄意干涉这些自由的中央国民政府任命的国民党反动当局进行斗争。

1945年9月4日，在西安出版的省报《工商日报》，刊登了中央政府在满洲任命的中国政府高级官员。文章中写道：

“被派到满洲的人并不了解地方形势，并且与当地的居民没有任何共同利益，必然引起普通民众的反抗，因为我们在满洲委任了一些老满洲干部，他们根本没有参加过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在14年间他们也完全没有帮助过自己的同胞反对日本侵略者。他们只考虑自己的从前的资本，并希望自己的资本能重新恢复昔日的景象，根本不考虑满洲居民是否会高兴地欢迎他们。因为我们的目标是满洲根深蒂固的反动分子，那么，这不仅会恶化我们与市民的关系，而且一定会削弱我们同苏联的友好关系。”

的确，所有或者几乎所有被任命的满洲政府官僚和国民党党务工作者都是根深蒂固的反动分子。在国民党中居主导地位的法西斯集团“CC派”(以陈立夫和陈果夫为首)早就开始挑选他们了，他们从那些在1931年至1932年间将满洲拱手奉送给日本侵略者的满洲旧地主、军阀、官僚中创建了满洲分部，并把他们派到了中国的中部地区。中央政府驻满洲的所有省级官员都属于这一集团，其中包括：徐减哉(辽宁)、关吉玉(松江)、高惜冰(安东)、刘翰东(辽北)、郑道儒(吉林)、吴潮涛(合江)、韩俊杰(黑龙江)、彭济群(嫩江)、吴焕章(兴安)。

关于他们中有一些人可以说得更具体一些。比如，安东省省长高惜冰在1928年至1930年间，曾担任东北边防局局长，并积极参与了中苏之间在中东铁路的冲突。1934年至1935年间，他又领导新疆教育部和吐鲁番特别办公室，在那里他也从事反苏活动。现在他和齐世英(Цзи Ши-ин)、王寒生(Ван Хань-шэн)都是CC派组织东北分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这个法西斯集团在满洲问题上的计划明确地反映在该集团于1945年11月25日在重庆组织召开的所谓东北同乡会会议上，这次会议由王寒生主持。这次会议上通过的其他决议的内容如下：

“坚决(向东北)派遣平叛部队，以清除内部叛乱和消灭土匪。建造一座附属于平叛部队的慰安楼(可以认为是秘密杀人的处所)。

“针对《新华日报》发布一则警告(中共中央代表就满洲问题发布了一个声明，一些满洲民主人士也发表了一些声明)。

“发布反对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袖的声明。

“就上述事宜向国民政府寻求帮助(也就是需要立即阻止上述计划)。

“赞同杜聿明将军(被派往满洲的政府军指挥官)的行动。”

(塔斯社1945年11月25日报道)

事实证明，接收满洲的上述官方机构都支持这一解决满洲问题的计划。

从一开始，被派来接收满洲防务的政府军都被赋予了“平叛”的使命。能证明这一点的首先就是这支军队的指挥官的组成。这支军队的指挥官杜聿明将军以前是驻守昆明市的守备部队的长官。1944年他被特地派往昆明，镇压不断高涨的大学生和中国民主同盟组织的民主运动。关麟征(Гуан Лин-чжен)将军命令他的部队维护昆明的秩序，关麟征将军在1945年11月曾下令向反对内战、反对美国干涉中国的大学生游行队伍开枪。作为对中国舆论界发出的抗议的回应，官方的报刊报道说，他好像已经被解除了职务，并将得到惩处。但是他不仅没有得到惩处，反而被任命为由杜聿明将军配属的第五十二军军长，并被派往满洲。

从杜聿明部队的行动一开始，就可以发现这支部队的“平叛”使命。这支部队没有按照同苏联军事当局达成的协议被空降到沈阳和长春，其指挥官以缺少棉衣为由，认为使部队经过河北热河辽宁一线从八路军占领的解放区到沈阳的计划更好一些。在这一问题上，这支军队的参谋部制定的计划没有考虑到要同八路军司令部就军队通过这些地区达成协议。这支军队的指挥部的计划恰恰是希望在途中消灭八路军的部队，夺取上述解放区居民赢得的民主成果。出于这些考虑，杜聿明将军和熊式辉将军拒绝了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多次提出的关于他们在长春设立参谋部的建议，并且他们认为，把自己的参谋部设立在……更好一些，从这里他们可以指挥作战，从南面“占领”满洲。

尽管确实希望和平解决中国的国内政治问题，其中包括满洲问题，中国政府应当考虑到如下事实：满洲居民遭受了日本侵略者14年的殖民统治，他们不可能不利用伪满洲国覆灭的机会，在中华民国的范围内建立起民主自治制度。中国政府也应考虑到，满洲居民不能容忍把权力交给那些他们曾亲眼目睹与日本侵略者合作并背叛了自己祖国的人。但是这两点中国政府都没有考虑到，并特别向熊式辉将军下达命令，禁止当地居民建立任何形式的自治机构，同时任命一些当地居民都熟知的、曾公开与日本侵略者合作的人到沈阳、长春、哈尔滨市的权力机构中任职。正如《长春日报》在1946年1月13日关于中央政府在满洲的人员任命的社论中所指出的：

“满洲人民急切地期待着中央指派官员到我们这里工作。但是，当我们得知，曾与日本人积极合作的一些叛徒被任命到一些重要岗位上的时候，我们是多么的失望呀!在东三省被日本奴役之后，涌现了许多爱国者，他们与敌人进行了斗争。但是，叛徒忘记了他们是中国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听从日本人的命令。可以说，在日本人统治时期在我们的地区占据重要职位的人都是叛徒。而所有受到排挤的人都是我们的同胞和志同道合者。可以根据这一点挑选人员担任国家公职。如果允许叛徒到国家机构工作，那么就不能保证他们不再次同敌人合作。”

《光明日报》(全满洲苏中友协机关报)对中央政府的指责更为直接，它在1946年1月9日就沈阳权力机构人员的组成作了如下报道：

“沈阳是南满最重要的工业中心和政治中心。沈阳权力机构的组成应当为东三省许多市县做出表率。但是，对沈阳市长董文宇(Дун Вэнь-юй)的任命却不是这样，他挑选的市府官员是从北平带来的，其中一些人都是反人民的。

“比如，被任命为市府高级秘书的蔡雨田(Цай Юй-тянь)是华北‘自治’时期河南省一个较大的县的县长。他是否曾同日本人进行过合作，这让人深感怀疑。市府监察部部长王志全(Ван Чжи-цюань)在日本人统治时期是北平保安局的一名局长。除了上述人员之外，沈阳市府中还有原‘满洲国’机构中的一些重要人物。如王崇古(Ван Чун-гу)、刘元春(Лю Юань-чунь)、王北超(Ван Бэй-чао)等，他们都曾在‘满洲国’担任要职，而现在又在得到解放的沈阳市占据重要职位。不仅市府的职员，而且所有居民，在得知那些过去曾与日本人合作的人担任了要职之后，都对此深感不满。”

熊式辉却为这种情况进行辩护，他在1946年4月26日沈阳市党政军工作人员的招待会上宣称，政府对原“满洲国”的一些官员是宽宏大量的，因为满洲的局势是特别的，对这些人的态度不能像在内地一样。

中央政府在沈阳和其他城市中任命一些曾与日本人进行合作的官员，这不是偶然的。这主要是因为它曾委托一些较为反动的分子接收满洲，在日本侵略中国时期，这些人是臭名昭著的亲日分子，他们与日本侵略者进行合作。比如，被蒋介石任命到东北担任行营主任的熊式辉将军，就是亲日的“政学系”中的一员。如下一份以《党内寄生虫阴谋简况》为题的材料对这一集团作了介绍，这份材料是在国民党于1945年5月召开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散发的。

“当时老政学系成员与军阀勾结，对孙逸仙进行威胁。而新政学系成员支持与日本人及其傀儡保持秘密的联系，对党国造成了危害。在汪精卫南逃之前，他们答应使他成为党的领袖并同他保持联系。

“在敌人占领了独山(贵州省)之后，这一集团甚至企图背叛党国，甚至与敌人及其傀儡合谋。在和平时期他们攫取了政府的高级职位，而一旦国家遇到灾难，他们就制造各种混乱。一些担任高级指挥的人支持这一集团，他们犯下了各种罪行……”

前交通部长张嘉璈就属于这一集团的领导人，他被特命为经济委员会的代表和中长铁路的经理。1944年他在美国杂志《国际咨询》(1月)和《国际关系》(8月)发表文章，表示希望美国投资，保证美国资本在中国占统治地位，支持与美国资本合作，共同管理中国铁路，提出了关于中国铁路的现状和发展前景的详细报告。

政学系在中国政府的官僚机构中占据统治地位。把这些人物安排进满洲的政府中，这证明，这些人企图保证自己在满洲工业原料开发问题上的垄断地位，并且明显企图依靠自己与日本官员在以前建立起来的联系来接受日本的工业企业(作为赔偿)。关于这一点，应当注意《国民公报》在1945年1月20日的如下报道：与这一集团有关的一些人士向政府提出了要求，要求把满洲所有重要的矿场的所有权部分或完全转交给他们。

与政学系相竞争的“CC派”法西斯集团也企图保证自己在满洲的垄断地位。根据《参考消息》1945年第13期的资料，“CC派”得到了“大沽”铁器制造厂、“花花”丝织厂、“大华”工业公司、“华西”建筑公司、中国矿业公司和矿业银行，在1943年在交通银行方面占据了统治地位，交通银行曾是政学系集团的主要支柱。他们现在又控制了农业银行、中国矿业协会等经济机构。

满洲的工业原料丰富，这个法西斯集团渴望得到这些资源的程度，丝毫不逊于亲日的“政学系”，正像1945年9月4日在西安《工商日报》指出的那样，还在重庆的时候，这些团体的代表就为了满洲官员的职位进行争斗，以确保对我们的贸易和工业的垄断。显然，这个经济基础支配着这些在中国政府官僚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团体。他们在满洲建立了残酷的专制制度，如不这样的话，他们就不能保障国外资本特别是美国资本得到规定中的服务。近些年，他们有着密切的联系。

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在红军解放满洲后，当地的居民和民主力量很快成长起来，他们并不打算同对他们进行专政的反动地主、买办、高利贷商人和国民党官僚分子和平相处。当他们明白了这些反动分子在满洲的政治路线之后，他们不顾熊式辉的命令，立即大规模地在各县、市、省建立政权机关，并依靠武力进行控制。这样，在1946年3月期间，在辽宁、松江、安东、吉林、浑江和哈尔滨等100多个地区都建立了临时人民委员会，选举政府官员，讨论和通过起义纲领，打算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当地居民不想承认政府派遣的官员。中国共产党东北局做出了选举民主自治机关的命令，以民主方式解决农业、工业、商业、贸易问题以及发展文化和教育事业等。建立民主机关，没收日本占领者和前政府官员的土地无偿分配给农民；对工业企业实行国有化；扶助农业和小作坊；在民主政权的监督下鼓励小企业主和小商贩；通过发放临时贷款的方式帮助农民恢复农业生产。

与此同时，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和派遣到东北的中共著名军事、政治活动家的领导下，当地居民改革和巩固了自己的武装力量，以便对抗国民党中央政府军。

应该指出，东北人民武装部队早在日本占领时期就着手这样做了。1932—1934年为了与驻东北的日本占领者进行斗争就成立了一些游击队。1935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下，各游击队联合组建了三个军：东北民主联军第一路军驻在南满，由中共南满委员会领导；第二路军由周保中领导在东满地区活动；第三路军由李兆麟任总指挥，由党的相应委员会领导。1938—1939年在哈桑湖和哈勒欣河战役期间，这些人民军队从后方对日本关东军进行了打击。关东军和“满洲国”政府军使用残酷手段对他们进行连续的大规模进攻。但是日本军队并未消灭这支军队。在迎接红军进入东北时，这支人民武装力量积极参加了粉碎“满洲国”政府军和关东军的战斗。由于当地民众大量的志愿者参军，该部队得到了壮大。此外，还在1940年，南满在就出现了一支由萧克将军领导的部队。在此前一年内，这支部队消灭了河北热河一带广大地区的日本关东军，而此后突进到了辽宁省的南部。自从红军进入东北，一部分八路军从南方给予了红军巨大的支持，并且极大地扩展了自己的根据地，使得该地区政府军消失了。

满洲局势尖锐化的根源也是国民党反动分子同关东军和日本傀儡的残余部队相勾结进攻东北居民民主力量的结果。根据新华社驻通化县城(沈阳东180公里)的报道，2月3日，日本法西斯和傀儡地下组织在所谓东方临时军政委员会的领导下进行了叛乱。国民党地方委员会书记孙耕晓成为该组织的核心人物，他把日本关东军第129师司令部的前军事长官田友(藤田) [43] 招募到自己身边。叛乱被当地居民的武装力量镇压下去了。通化市公安局逮捕了孙耕晓和田友，在审问时他们承认，国民党辽宁执行委员会是暴乱的主要组织者，领导人是书记李宽成，为了发动暴乱，他通过日本特务向孙耕晓提供了10万美金用于组织暴乱，还答应在起义成功时向日本人再提供10万美金。

田友在自己的证词中承认，暴乱得到了来自沈阳及其组织的财政支持，并得到了被派遣到东北的中央政府军司令部的指示。暴乱的目的是为了推翻东北自治民主政府，帮助政府军清除东北居民的民主力量。

从1945年11月下旬开始，在长春、哈尔滨、四平街、抚顺和其他一些城市一些叛徒的活动活跃起来，其活动明显具有政治性质。在这些城市中对同红军合作的中国人进行了大规模的暗杀活动。被逮捕的人员中有许多人有国民党党证，他们自己说他们属于在中央政府和国民党东北执行委员会直接领导下的“秘密镇压团”。1946年3月12日，经过多次暗害行动，在哈尔滨杀害了中苏友协主席李兆麟——前东北民主联军第三路军总指挥。3月13日《哈尔滨日报》在头版头条写道：

“李兆麟被残忍地杀害完全是中国反动集团事先精心策划的。这一事件毫无疑问具有政治性质，是日本帝国主义分子遗留人员亲手制造的事件，其目的是为了破坏中苏友好条约。这一恐怖行动完全是中国反民主的和具有反动情绪的分子所为，不能不认为是直接针对民主中国的，针对在同日本占领者的斗争中取得胜利的中国人民的犯罪行为。”

1946年3月15日，中苏友协支部地方委员会主席于树中在四平街被害。这一暗害行动完全是中国警察所为，不久前当他携带行李准备乘坐火车时被警察扣留。

与此同时，近几个月来，国民党反动分子在东北积极开展反苏恐怖活动。在日本关东军和傀儡政府军队被打败后，一些残余分子携带轻武器躲进山里，拒绝交出武器。这些拼凑起来的匪徒继续向卫戍部队发动进攻，时而还进攻红军。但是，从1945年11月下旬开始，这些匪徒的活动明显具有了组织性。问题在于这些反动的国民党的走卒得到了政府和派遣到东北的中央政府军司令部的支持，赋予其行动以政治性质。在东北经常有一些号召杀害苏军被俘人员的传单出现。2月，一些苏联军官和士兵在哈尔滨、沈阳、鸡西、营口和其他一些城市被杀害。苏军撤出沈阳后，当地的中国当局制造了一系列的残害苏联公民的事件。1946年3月14日，一股中国武装部队突袭了不久前从红军中复员的士兵的房间，把他杀害后扔到上百公里外的地方。3月15日，另一位苏联公民杰明被杀害，3月16日，在一个煤场的杂物中发现了他的尸体。苏军从长春撤退后也出现了类似的事件。4月20日在长春发现了对外贸易代表处的工作人员诺沃肖洛夫和奥加涅索夫的尸体，之前他们曾被中国中央政府军的士兵带走。诺沃肖洛夫的尸体在对外贸易代表处院内大楼的汽车下被发现，他胸口上有三处伤，头上有一处伤。奥加涅索夫被发现死在自己的住所内。4月16日，对外贸易代表处工作人员克里沃夫在去取货的路上被子弹击中了腿部，无法继续前行。一位中国军官走到了他的跟前，掏出了手枪在他身旁射了几枪，边射边说：“苏联狗崽子，这就是国民党军官送给你的礼物。”4月20日，在益发合榨油厂内的一口老井内发现了粮食出口公司工作人员亚历山德罗夫、罗曼诺夫斯基、库尔金和布罗维茨基同志的尸体，他们的年龄都在19—24岁。国民党士兵在4月15日把他们从粮食出口公司的仓库内带走，在严刑拷打之后杀害了他们。被发现时，他们的尸体遍体鳞伤。死前他们的双脚都被绑了起来，用刀子砍过，然后用滚热的水烫过，他们的四肢被砍了下来，身首异处。在这座工厂的另一口井内发现了粮食出口公司工作人员伊万诺夫的尸体，他也遭受了那样的残酷折磨。他是被人用砖头砸在头部砸死的。

中国军官把苏联对外贸易代表处的工作人员召集起来，向他们宣读了上海发来的关于消灭苏联人的命令。这证明，国民党军官和警察只是执行中央的计划和命令。典型的是，中国国民党法西斯分子的所作所为就像德日法西斯一样，他们企图毁尸灭迹，掩盖自己的罪行，但这是徒劳的。

国民党法西斯分子还采取了杀害在东北的中国政府官员的手段，目的是想以此恶化苏中关系和引起国际冲突。如1月16日他们策划了暗杀中国工程师张莘夫及其随员的行动，张莘夫一行是受中国政府委托去接收抚顺煤矿的。1月9日，张莘夫及其随员们完成了此次接收任务，正如中国报界所说的那样，苏联驻旅顺军事当局对此进行了协助。1月16日，从抚顺去沈阳时，张莘夫及其随员在辽西车站遭到武装匪徒的袭击。匪徒把他们带往距车站11.5公里的地方残忍地杀害。所有的尸体均已火化，除了张莘夫工程师的尸体推迟火化外。正如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在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

“有根据认为，暗杀张莘夫工程师及其随员的行动是满洲的匪徒精心策划的，其目的是为了破坏苏中关系。”

中国的反动报刊据此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苏运动。中国政府没有阻止这种挑拨行动，反而鼓励反动报刊的活动。自然，这使破坏者深受鼓舞。

近一时期东北局势尖锐化的根源是这样的。国民党报刊和盟国的反动报刊强调应该把东北问题同全中国的内政问题分离开来，实际上，东北问题是现阶段中国总的内部矛盾的一个缩影。众所周知，由中国各政党代表和社会各界非党人士组成的政治协商委员会讨论了中国基本的内部政治问题，政治协商委员会于1月31日通过了关于重组民族政府的决议、关于改编民族部队的决议和号召成立民族委员会通新宪法的决议。顺便提一下，1月10日，由美国驻中国特别大使马歇尔将军、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将军和中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委员会，在协商的基础上发布了冲突各方停止军事活动的命令，并在北平建立了该委员会的军调部。

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多次坚持说，这一命令适用于东北，以便三方委员会的军调部可以派遣代表进入东北。在三方委员会就民族部队改编原则和程序达成协议后，马歇尔将军在回国前夕，3月初建议向东北派遣三方委员代表。蒋介石极力反对这样做，但最后在3月27日，各方还是达成协议实施马歇尔将军的这一建议，派遣代表去东北。正当他们到达沈阳的时候，国民党部队就做好了进攻人民武装力量的准备。但是，沈阳的警察局极力阻挠他们的工作，这一代表团中的约40人被拘禁。经过美国代表和中共代表抗议，他们才没有被拘禁，但他们失去了同北平进行联系的设备。为了联络他们曾带有无线电台，但军事作战区域禁止他们使用。此外，国民党机构还在沈阳出版的《中苏日报》和《和平日报》1946年4月4日的社论中对三方委员会的代表进行威胁，一旦他们卷入冲突，将对他们采取严厉的措施。这些报纸在当时就承认，政府军将对“非法武装力量”，也就是对东北的人民武装力量开展大规模的进攻。结果三方委员会的代表在东北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以吉伦将军(代替马歇尔元帅)、陈诚将军(代替张群)和周恩来为代表的三方委员会决定亲自前往满洲。该委员会应当在4月5日到达沈阳。但是国民党代表、国防部部长陈诚以身体欠佳为由，拒绝前往，因此三方委员会就没有成行。

还在第二届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之前，国民党就决定在3月初撕毁政治协商委员会的决议，并制定旨在镇压民主力量的“解决东北问题”的计划。

国民党当局这一暗中破坏的做法和撕毁协议的行为受到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和社会各界的一致反对，他们坚持履行政治协商委员会的决议，要求所有达成的协议必须实施，其中包括适用于东北。共产党在东北问题上的立场由周恩来于4月5日在长春的记者招待会上进行了阐述(这一讲话的全文见第　　号公报)……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必须制止任何军事行动，如不这样就不能使相关各方开始政治谈判。

1946年5月4日，《大公报》刊登了来自南京的消息，报道说，5月3日，周恩来在当地报纸记者招待会上阐述了共产党在东北问题上的立场：

“继续进行谈判的前提条件是停止军事行动。至于政治问题，周恩来表示，共产党人认为，地方政府应该是民主的和联合的。在对外政策问题上，共产党反对把东北变成反苏和反美的地区，共产党人认为，这一地区应成为国际合作的基地。至于经济问题，所有的公用事业以及属于政府和私人企业主的企业都应该恢复生产，免受惩罚。周恩来表示，为了取得和平和安全，必须立即改编全国武装。”

共产党的立场得到中国民主联盟和东北所有民主派社会活动家的支持。例如，东北老社会活动家宁武1946年2月28日向新华通讯社声明说：“东北问题只能以政治协商委员会的决议阐述的方式解决。”东北另一位知名社会活动家阎宝航声明说：“如果在东北实现了民主，所有的问题都能立即得到解决。”东北大学校长臧启芳说：“应该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在东北也应建立所有政党和集团都参加的政治制度。”(引自1946年3月1日的新华社消息)

1945年12月25日，《东北文化报》发表文章，描述了在重庆的东北文化协会，该协会把东北无党派知识分子联合了起来。

文章说：“我们认为，东北政府采取的一切措施应该考虑到其不符合实际的一面。接收东北并凭借武力进行报复，这种措施是收不到效果的。毫无疑问，企图仅靠中央政府200—300万人来解决占全国八分之一人口的东北问题，最终将会失败。我们认为，解决东北问题完全取决于各方是否都参与进来，无论是不同的党派，还是独立的党派，只要有利于人民的独立都可以加入。”

马歇尔将军已返回中国，在他的斡旋下，共产党和民主联盟提出了新的和平解决东北问题的建议。5月2日，马歇尔将军在南京同蒋介石大元帅进行了座谈，同他讨论了和平解决东北问题的条件。但是，共产党和民主联盟提出的关于停止军事行动的建议被蒋介石拒绝，现在的军事行动正在以更大的规模展开。有鉴于此，伦敦《泰晤士报》1946年4月24日在头版头条刊登的对东北问题的评价非常令人感兴趣。

报纸上写道：“来自满洲的消息。如果不向那里提供紧急援助，满洲就会出现国内战争的危险，中央政府同共产党不久前达成的协议也会破裂。中央政府无疑会引用俄中条约的内容，按照这项条约规定，俄国军队解放满洲后应该转交给政府军队进行管理。另一方面，共产党对自己在居民中的威望充满信心。满洲现在处在大地主的影响之下，这些大地主同时也是将军、省长，甚至是匪徒。

“这些政治和经济力量在国内引起了巨大反响。共产党认为，反对少数阶级专政的情绪将会扩大自己在居民中的影响。统治阶级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中央政府身上，中央政府坚持俄中条约给它提供的权利。共产党人反对这样的观点，他们不允许这样做，以便用武力开展人民运动。”

РЦХИДНИ，ф.17，оп.128，д.1013，л.42-69

№13272 莱基奇科致潘友新报告：关于东北地区的局势(1946年5月11日)

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

А.С.潘友新同志：

根据您的指示，就东北地区的局势问题向您作如下内容的通报。

1.在红军部队离开沈阳地区之后，国民党军队在这个地区，在3个方向上向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展开了大规模的进攻行动：沿沈阳、长春经过四平(重点打击的地方)的铁路线；沿沈阳、海龙、吉林经过抚顺(煤矿)的铁路线以及在安东 [44] 和营口的主要方向上，以打通沈阳至大连(大连港)的铁路。

参加这次针对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军队的进攻行动的国民党7个军的兵力，呈楔形状态部署，其最高点在四平市，左翼在热河市的东南地区，右翼在营口地区。国民党军队和中国共产党军队之间的战线，环绕着这个楔形通过。

目前，最重大和最激烈的军事行动，在四平地区和本溪湖方向上。

2.国民党军队兵临四平市，并占领了沈阳和营口的铁路，参加这些战役的国民党军队是蒋介石最精锐的部队。这些部队完全是美式武器装备，他们全部接受过在美国教官指导下的培训。

除此而外，借助于美国海军的帮助，国民党分子才能把自己的绝对优势的兵力集中到东北地区的这几个方向上，以实施针对中国共产党军队的行动。

美国人还对东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提供了巨大的援助，向这些部队全面提供各类军事给养。

美国人对国民党军队最实质性的帮助，是美国小股的警备部队干涉中国共产党军队在山海关、沈阳铁路线的最重要枢纽站上的部署。例如，美国小股的警备部队部署在山海关、葫芦岛、锦州和沈阳地区。北平、天津，包括塘沽港地区，也处于美国军队的控制之下。占据着这些地区，美国人阻碍八路军华北队伍与自己在东北地区的部队的联系。

3.除了上述所说的占据着沈阳以北和以南地区的国民党正规军之外，根据国民党的命令，在东北地区通过非法途径，组建了由“满洲国”军队的残余分子、红胡子分子(地方对匪徒分子的称呼)和所有亲日分子参加的队伍，这些亲日分子由于自己的背叛行为曾经受到人民政权的打击。这些国民党的非法队伍被召唤同东北民主力量的武装部队进行斗争，他们还通过秘密的方式在各地方建立国民党政权，并给在东北地区的红军部队制造令人难以忍受的环境。

由所谓的东北光复军司令部，对在东北地区组建非法武装力量的工作实施总的领导。现已查明这支队伍是由地方的军队——第一、第二、第三、第十一和第十五军组成的。所有这些部队都是由独立的支队组成的，他们分散在东北广阔的地域里，主要是矿区，尤其是东北的东部地区。

目前，这些地区的绝大部分已经被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封锁。这些非法武装力量总计有8—8.5万人。

附东北地区地图——只给收件人。

上校莱基奇科

1946年5月11日

РЦХИДНИ，ф.17，оп.128，д.1013，л.70-72

№16135　洛佐夫斯基致对外贸易部函：辽东半岛的经济状况(1946年6月24日)

外交部获悉，由于东北地区的国内战争，辽东半岛的原料和燃料运输在3个月前已中断，因此，担负20％任务的大连市工业企业被迫停止生产。5万名从业工人中近期有1万名下岗。近70％的工人失业。苏军司令部已指示工厂厂长要给下岗人员尽可能保留一半工资和粮食配额。粮食供应状况依然紧张。目前辽东半岛仅有居民半个月的粮食储备。希望从山东省(共产党军队控制地区)通过中国商人用工业品交换获得数千吨粮食，如果中国中央政府在美国军舰帮助下成功包围山东，那么这条获取粮食的通道将被关闭。大量失业、食品供应不足和物价飞涨，造成辽东半岛民不聊生。国民党反动分子利用当地的困难进行反苏宣传。

请告诉我们，外贸部在给大连运送粮食、原料和燃料方面有些什么办法。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洛佐夫斯基

文件送：收件人、档案室

АВПРФ，ф.0100，оп.34，п.254，д.32，л.66-66об

№16137　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国共力量对比等问题(1946年6月27日)

机密

6月27日周恩来到访，我与周恩来会谈内容如下：

谈到中国国内局势问题，周恩来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状况类似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的状况：苏联力图保护小民主国家的利益，而英国和美国却拉后腿；中国共产党保护解放区的利益，而国民党企图消灭解放区，况且在国民党反对中共的斗争中，美国完全站在蒋介石一方。

提到美国助理国务卿艾奇逊声明中所说中共曾向美国提出要求为其军队提供武器和教官一事，我问周恩来上述声明是否属实。

周恩来回答说，援助中共军队的问题是在讨论整个中国军队重组纲要时提出来的，当时谈到国民党军队缩减到50个师，而共产党军队缩减到10个师，并提出对总共60个师提供同等援助的问题。然而，由于蒋介石方面的反对，这一问题并没得到解决。

后来中共没有再提这一问题。当提出对中国军援的法律草案时，现在又谈起上述问题。美国官方人士关于援助扩大到共产党10个师的声明，是为了表明美国对似乎很需要这种援助的中共的公正态度，并以此为其对国民党的援助辩解。

我表示想了解周恩来对国共谈判和两党关系前景的评价，周恩来回答说，蒋介石一方面同中共谈判，另一方面借助武装力量对中共施加压力，以达到使其把军队撤离主要铁路干线地区和大城市的目的。他企图把中共军队赶往黑龙江、嫩江和兴安的荒漠地区，使他们失去哈尔滨、牡丹江、白河、安东、通化、察哈尔、热河、威海卫、烟台、江苏北部和安徽北部。在此前提下，他同意把延安、张家口地区、山西东南部、山东省的泰安和临沂地区留给中共。蒋介石的计划其用意是切断中共的交通线，割裂中共的各个根据地，并剥夺解放区人民已获得的自由权利。

中共拒绝了蒋介石的这一计划。中共准备在某些问题上做出让步，例如，同意授受停战的建议，把部队撤离前线20里，并恢复交通，但其前提条件是目前掌握在中共手中的交通线仍由其控制。国民党政府可以实施这些交通线的一般管理，但不能派去军队。

国民党提出赋予美国人仲裁权，尽管它清楚知道共产党是不会同意的，它企图挑起中共和美国人之间的矛盾。共产党人识破了国民党的这一伎俩，采取了相应的反击措施。否决了关于仲裁的建议，共产党人对美国人做出了小的让步，是为了把他们争取到自己的方面。例如，同意赋予军事调处执行部美方成员在某个调停组发生分歧时向军调部和“三人小组”报告的权利，调查争议问题的权利以及对军调部命令执行情况检查的权利。国共谈判中的障碍是军队的改组和部队的部署问题。中共不同意把军队部署到国民党建议的那些地区，那里的税收收入很少。中共同意重新部署自己部队的前提条件是：共产党军队撤出的那些地区的行政管理权仍留在中共手里，直到改组政府和建立民主体制，同时国民党不派部队到这些地区。例如，中共将从烟台撤出自己的军队，这并不意味着国民党可以把自己的军队派进去并在那里建立自己的行政管理机关。离这个港口不远的共产党军队可以在任何时候用武力制止国民党夺取这一港口的企图。共产党人也可以同意把江苏北部的驻军减少到2个师，但不允许国民党往那儿派军队。

值得注意的是，马歇尔认为中共的这一计划也是解决问题的方式之一。

周恩来声明：中共中央准备向国民党做出让步的只有哈尔滨，无论如何不包括东北的其他地区。中共中央采取这种态度，是因为国民党军队强攻夺取哈尔滨不会成功。林彪将军6月6日前已准备好撤离哈尔滨的命令。然而，周恩来成功地争取到停战，因此至今哈尔滨仍在中共手中。现在中共同意放弃哈尔滨，而国民党不得派军队进驻。市长必须是无党派人士，进入市政府的应当包括当地市民代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放弃哈尔滨对中共不会造成严重损失，如果它因此能保住安东、齐齐哈尔、牡丹江和洮南。

马歇尔非正式地提出，国民党可以同意三省(兴安、嫩江和黑龙江)省政府主席由共产党人担任。但周恩来说，共产党人考虑派出自己的人员或至少由当地无党派人士担任另外两省——合江和松江省政府主席。

接着谈到东北各方军队力量对比的问题，周恩来说，中共要求允许其在东北拥有5个师(根据重组军队协定是1个军含3个师)，而国民党有5个军。

综上所述，周恩来表示，国民党不会接受中共提出的条件。按国民党的计划，共产党人必须让出苏北地区、山东半岛、热河和察哈尔以及通往北平、天津、安东、牡丹江等地的要冲。共产党人也不会接受这些条件，因此，国民党将采取武力。

蒋介石准备进攻济南地区和苏北。实施这些战役将由汤恩伯、杜聿明和孙立人的部队来承担；这些战役的作战计划已经制定。

说到东北，首先攻击的是哈尔滨，也可能是安东。

周恩来接着说，马歇尔非常清楚，中共不会接受国民党的条件，国民党也不会接受中共的条件。他还知道，内战重起可能导致三个大国对中国事务的干预，这对美国将是不利的。因此，他既对中共也对国民党施加压力，力图迫使他们互相做出让步。共产党人准备对国民党做出某些让步，这也使马歇尔感到欣慰。国民党拒绝了中共的建议，并强调它不想考虑马歇尔的意见。这样，破坏谈判的责任就要由蒋介石承担。然而，蒋介石未必会在巴黎外长会议结束前就开始全面内战。他对他的军队是否能顺利完成摧毁中共军队的任务也没有完全把握。因此，蒋介石在向中共发起进攻之后还会力图留有后路。

我询问国共在东北以及在整个中国的力量对比。

周恩来回答说，共产党人不得不放弃大城市和主要铁路干线。在山东、河南、河北和山西省，国民党军队将遭到重创。在热河省和苏北，共产党军队将受到挤压。蒋介石最终能拿下哈尔滨，但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人将力图收复一些其他城市。

周恩来说，国民党的进攻计划完成期限为5个月。周恩来承认蒋介石能夺取主要铁路干线和大城市，但他不能消灭共产党军队的有生力量。

会谈接着又涉及国民党各派别对内战的态度问题。周恩来说，百分之九十的国民党将领赞成内战。他们把内战视为自己的救星，因为军队整编将使他们失去地盘。主张内战的还有CC派分子和部分三青团员。政学系人士的态度有些不一样，他们反对内战，因为战争的延续会使国内经济状况更糟。因此，他们认为，国民党应当通过政治上施压以获得中共的让步。至于孙科，他一般采取犹豫不决、摇摇摆摆的态度。冯玉祥和李济深的态度要明朗得多。例如，冯玉祥表示，共产党人要准备内战并打消蒋介石打仗的念头。他建议那些立场动摇的所谓“灰色”将领们要以高树勋将军为榜样，即转身中共方面。

我问周恩来，蒋介石是否准备出国。

周恩来回答说，美国政府想邀请蒋介石访美，马歇尔将军的顾问司徒雷登曾问起中共对蒋介石出国的看法。周恩来当时回答，蒋介石一旦出国，那么反动分子会立即重开内战。

对于我关于宋子文状况的问题，周恩来回答说，宋子文受到来自CC派、政学系和孔祥熙方面的攻击。然而，蒋介石不大可能除掉宋子文，因为宋得到美国的强大支持。关于可能罢免王世杰的传闻也没有根据。王世杰的确不断受到CC派分子的攻击，但他得到宋子文和陈诚的支持。过去王世杰是中国政府中亲英派的首领，现在他的观点有些改变。他现在是中国亲英美温和派的民族主义者。

周恩来在回答我关于中国各界对解决新疆冲突的反应的问题时说，政府人士不反对同伊宁达成的协议。但是，在当前国内政治形势下，过分强调这一问题对国民党不利。

周恩来对张治中给予肯定地说，他是蒋介石手下最正派的人之一。张治中前往乌鲁木齐对中共在与国民党谈判问题上是一大损失，他在谈判中起了正面作用。蒋介石可能把他召回南京，以便让他找到国共之间的共同语言。

会谈时在座的还有大使馆参赞费德林、武官罗申以及大使馆二等秘书贾丕才。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签名)

文件3份，送：莫洛托夫、洛佐夫斯基、档案室

1946年7月8日

АВПРФ，ф.06，оп.8，п.38，д.597，л.86-91

№09129 克鲁格洛夫致斯大林报告：东北地区的内战局势 [45] (1946年7月24日)

……

苏联内务部通过谍报手段，获得了以下关于东北军事行动的情报。

根据今年7月20日的情报，八路军的部队得到了加强，在6月下半月和7月里，在与苏联交界的东北黑河、东安(Дунань)等地区继续与国民党军激战。此外，在三江、牡丹江和间岛等地区也在进行个别军事行动。

结果，八路军部队基本上歼灭了国民党部队，收复了国民党以前占领的所有城市和其他居民点，完全控制了上述各地区。

被消灭的国民党残余部队遁入森林，进行土匪活动，反对人民革命军。

黑河地区

根据内务部哈巴罗夫斯克区边防军境外谍报，国民党对黑河市(省会)和瑷珲镇(布拉戈维申斯克市以南30公里)发动了进攻。

国民党部队在王群林(Ван Чун-лин)指挥下占领了黑山和东宁镇(绥芬河车站以南40公里)，带着大批东西退回哈尔滨。

位于牡丹江(省会)的人民革命军军校学员按照统帅部的命令进行了英勇的战斗。

间岛地区

今年6月底，人民革命军部队在纳尔干(Нарькан)和瓦克米克(Вакмик)地区(符拉迪沃斯托克以西150公里)发起进攻，消灭了国民党军第八师。

西满各地区

根据内务部边防军太平洋谍报机关的情报，从今年6月底起，在哈尔滨市和佳木斯市(三江地区中心，离西南方向的哈尔滨290公里)地区发现，人民革命军正加紧向牡丹江地区调动。在哈尔滨—牡丹江一线(沃罗雷洛夫市西北195公里)集结的人民革命军部队达20万人。

在吉林的长春(新京)也发现类似调动，部队调向间岛地区。今年6月24日，从上述地区向珲春市(符拉迪沃斯托克西南130公里)调去约3万人民革命军部队，带有技术装备、弹药和工厂设备。

经过连续战斗，人民革命军部队占领了同江市(比罗比詹市西南110公里)。

6月底，人民革命军第一师在新山镇(比罗比詹市西南225公里)粉碎了国民党部队。

现在，人民革命军第八独立团驻新山镇。城里部队10000人。其中4000—6000人是战斗之后从长春(新京)调来的。

东安地区

根据内务部太平洋地区边防军的谍报，人民革命军正在东安地区进行激战，目的是夺得国民党的根据地。

ГАРФ，особаяпапкаИ.В.Сталина，д.138，л.291-294

№16152 彼得罗夫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国共关系及苏联的态度(1946年7月25日)

机密

7月25日，我回访了司徒雷登，我与司徒雷登会谈内容如下：

司徒雷登说，他已经与蒋介石谈过，并了解他的心情，在采取行动之前他想同周恩来谈一次。他补充说，他应在7月25日与周恩来见面，但是后者提出推迟会见，因为他从开封回来后感到很累，在那里他参加了黄河改道问题的谈判。同时，在昆明爆发并扬言扩展到上海的恐怖浪潮引起的神经紧张，导致陶行知的健康状况恶化，他的心情也不好。

司徒雷登指出，蒋介石在与他谈话时保证，在解决军事问题之后解决所有政治问题。司徒雷登怀疑共产党方面是否会相信政府的诚意。

我说，依我看，军事问题和政治问题应当同时解决，这是政治协商会议决议中规定的。先解决军事问题，后解决政治问题的建议不能不引起哪怕缺乏经验的政治家的怀疑。

司徒雷登同意我的看法。他说，蒋介石并没受到反动分子的很大影响。他想建议蒋介石独立行事，但是作为蒋介石的朋友，他似乎不能违反众所周知的规则，并建议他拿下某个反动人物。

我说，我感到不理解的是，虽然国民党内有不少温和的自由派人士，然而中国政府的政策正在受到一帮反动分子的强烈影响。

司徒雷登说，看来问题在于，这些反动分子更接近蒋介石，因此他们能对他施加自己的影响。

接着，谈到陈立夫的问题。司徒雷登说，陈立夫未必能持续其反动活动：或许他会看到自己在国外名声不好而放弃原来的观点，或许蒋介石认为他的这位忠实信徒带给他的弊大于利而抛弃他，或者至少不再听他的意见。

我问司徒雷登如何评价孙中山夫人不久前的讲话。

司徒雷登回答说，孙夫人的讲话很有代表性，这一讲话反映了由于国内政治危机而产生的社会各界的担忧。

对我所说孙夫人在国内外尤其在美国享有盛誉的意见，司徒雷登认为，在美国孙中山夫人的知名度没有蒋介石夫人大，很长一段时间她保持沉默，因此她似乎淡出了美国舆论的视野。

会谈结束时司徒雷登表示，希望中国人民将走出困境，因为他们已不必再与日本人一类外国侵略者打交道，也不必再与清王朝打交道，而只要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

针对上述说法，我说，正因为国共两党关系问题是纯粹的中国问题，所以最好让中国人自己解决这一问题。

司徒雷登对我的意见没有再说什么。

大使馆二等秘书贾丕才会谈时在座。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签名)

文件共3份，送：莫洛托夫、杰卡诺佐夫、大使馆档案室

АВПРФ，ф.0100，оп.34，п.253，д.21，л.88

№16153 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中国内战的形势(1946年7月31日)

机密

7月31日我应约接待了周恩来。我与周恩来进行了如下谈话：

周恩来谈到中国各个战场总的情况时表示，目前最大的战斗在4个地区展开：苏北、湖北、山西和山东。苏北3周的战事表明，国民党不能进行持久战。国民党的5个军与淮安以南的共军作战，3周时间伤亡万余人，仅夺取了3个大的居民点。

在湖北省，国民党的11个军企图包围和消灭6万人的共产党军队。然而，后者冲出包围，撤退到该省西北部，并在那里休整。

在山东省，国民党军队挤压当地人数不多的共产党部队，并占领了胶济铁路线(青岛—济南)三分之二的地区。

在山西省，共产党人取得了很大胜利，对阎锡山部队给予了沉重打击，重创了胡宗南的3个旅并夺取了6个大的居民点。

此外，在松花江地区，国共军队也进行了交战。在河北省北部、在北平—沈阳铁路沿线还发生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参战的事件。周声明，美国人的这些赤祼祼的行为有明显的威胁性和挑衅性。周说，完全有理由断定，内战将进一步扩大。国民党在热河省调集了大量军队，并将在古北口地区以及从朝阳地区向承德发起进攻。

周恩来接着指出，蒋介石想把共产党的军队从以下战略上最重要的地区赶走：大运河地区、胶济铁路、津浦铁路、承德等。这样，蒋介石可能感到更自信，到那时再同中共进行和谈。然而，中共不会把这些地区交给蒋介石，如果他们撤退，那么同时也要占领一批其他重要据点。在这种情况下，内战将具有持久性，并会暴露出国民党的弱点。蒋介石开始明白，国民党军队不够强大。有关这一点，在他不久前于桂林召开的政府公务员会议上的讲话中可以看出，蒋介石说：“革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战争是这一革命的一个阶段。我们未必能活到革命的最终胜利。”

涉及与国民党的谈判问题，周恩来说，共产党人要求尽快无条件停止内战并根据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改组政府。周恩来指出，政府改组后才谈得上解决其他政治问题。周强调，蒋介石在拖延这些问题的解决。

谈到马歇尔的态度，周恩来说，马歇尔完全站在蒋介石一边。按照马歇尔的意见，目前状况是可以容忍的，并给予了双方考验自己力量的机会。马歇尔认为，如果国民党想从共产党手中夺取一些重要据点，那就应给它机会借助武装力量争取达到目的。如果它做不到，那就在两党之间进行和平谈判。

周恩来指出，总有一天共产党人会向马歇尔说：“您未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和平没有成为现实。您必须寻找到停止内战的其他办法。”

周恩来说，需要让马歇尔和司徒雷登感觉到，他们的现行政策不会带来好结果：共产党人不会交出蒋介石准备靠武力夺取的那些战略据点。如果马歇尔和司徒雷登现在不采取行动，那么他们的使命就不会取得成功。周恩来想了解我对此问题的看法。

我指出，似乎没有必要向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宣称，如果他们不采取行动就会一败涂地，马歇尔知道，他的使命面临威胁，但他的态度是由美国援助国民党的总政策决定的。

周恩来回应说，马歇尔相信蒋介石所说的话，即在他从共产党手中拿下一些重要据点之前他是不会放心的。共产党人想告诉马歇尔，他的态度是错误的，因为共产党人不会交出这些据点。他(马歇尔)为什么允许蒋介石去冒这个险？周恩来说，共产党人会谨慎行事。他又补充说，他已对司徒雷登说，如果中国取得和平，美国人也有面子；如果美国的调停无果而终，这对它的威信将是重大打击，如此等等。

据周恩来说，司徒雷登担任大使后感到中国的情况很复杂。司徒雷登相信，蒋介石关于和平的承诺将会实现。他曾问过周恩来，共产党军队能否撤离苏北，周对此给予了否定的回答。又有一次，他建议在国民党和共产党军队控制的阵地之间建立中间地带并由美军进驻，周恩来认为这不现实，并回绝了这一建议。

周恩来补充说，在与司徒雷登谈话中有时涉及一些大的问题。有一次，司徒雷登问周恩来，要使蒋介石不害怕实现和平，应当做些什么。周恩来回答：“至今你们一直在帮助蒋介石，而现在你们帮助中共争取和平。你们要对蒋介石施加一定压力，促使他走向和平。只有你们能做到这一点。”

我问周恩来，马歇尔是否对蒋介石施加了一定压力，以使他更容易沟通。周恩来回答说，马歇尔对蒋介石施加了影响，但他所提出的条件并不符合共产党人的要求。美国对华政策是矛盾的：一方面美国希望中国实现和平，以便为经济扩张创造条件；另一方面他们不希望停止内战，从而导致蒋介石的敌人的强大。

谈到蒋介石对美国的态度，周恩来说，原则上蒋介石无条件地站在美国一边，但也不排除他有些“任性”，特别是当美国人对他施加压力时。周恩来补充说，有一次马歇尔对他说，他认为不宜对蒋介石施加太大压力，因为这可能引起他的意外的“任性”。但是周恩来指出，从马歇尔的表情可以看出，他似乎害怕对蒋介石的过分压力会促使后者出访莫斯科。

接着周恩来想了解我对把中国局势问题提交苏美英外长会议或联合国安理会讨论的条件是否成熟的看法。

我问，共产党人考虑通过什么渠道来办这事？

周恩来回答说，他们将以中共名义或通过某些民主组织和知名社会活动家来做此事。周恩来补充说，中共方面想派代表参加巴黎和会，但王世杰声称，中国派往和会的不是代表团，而只有一个代表。现在看来，共产党人被欺骗了，他们可以要求有权向和会派出自己的代表。况且，这位代表可以向各国宣告，当中国代表团坐在会议的圆桌旁时，在中国正进行着内战。

最后，由于莫斯科会议的决议没有得到履行，可以把问题提交三国外长会议讨论。

周恩来指出，蒋介石非常害怕将中国局势问题提交国际机构讨论。于是，陶希圣受蒋介石之托在《力行日报》(Лисин Жибао)发表文章，对《大公报》进行严厉的批评，因为《大公报》表示担心，现在国外对中国内政进行干预的条件已经成熟。

我说，周恩来谈及的问题很大，需要全面考虑。

会谈时大使馆参赞费德林和二等秘书贾丕才在座。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签名)

文件共3份，送：莫洛托夫、杰卡诺佐夫、档案室

АВПРФ，ф.0100，оп.34，п.253，д.21，л.91-95

№16157 彼得罗夫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国共谈判的进程(1946年8月29日)

司徒雷登在私人助手傅泾波陪同下主动来找我。

简单聊了几句后，司徒雷登说，他一直记住自己曾做出的承诺，即与我保持友好关系并让我了解中国国内政治谈判的进程。但是过去的一个月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因此他没感到必要谈这个问题。接着司徒雷登说，近几天出现了局势改善的迹象，因为蒋介石接受了他和马歇尔的关于成立“五人委员会”的建议，这一会议应当解决改组行政院和改组政府相关的问题。司徒雷登指出：“召集上述‘五人委员会’对我们来说是走出目前困境的唯一出路。”

我同意这样的看法，即中国的形势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处于非常复杂和危急的状态，我问司徒雷登，他如何评价“五人委员会”工作的前景。

司徒雷登回答说，他认为蒋介石同意他的建议成立“五人委员会”是谈判可能取得进展的保证，而一个月前司徒雷登与蒋介石在桂林见面时蒋介石还不同意这一建议。当时司徒雷登还要求有机会与每方各两名权威代表见面，并一起具体逐一讨论存在的分歧。司徒雷登指出：“目前还难以确定将会有什么结果，但我希望局面会有所进展。”

我问司徒雷登，对于政府改组的重要政治谈判将在日益加剧的内战条件下展开这一情况，他是否感到有些奇怪。司徒雷登回答说，他完全同意，将开始谈判的条件是完全不正常的，但是现在没有其他办法。他说，我们为制止军事行动已经做了许多，6月份两次宣布停火。局势已很危急，为了取得进展，应当做些什么。司徒雷登指出，我早就想试一试我参与下的双边谈判方式。我们将讨论具体问题。首先要解决各个小党代表数量比例的争议问题。先要找到国共两党协商的基础，然后就比较容易与另外3个党派(中国民主同盟、中国青年党和无党派)商谈了。司徒雷登总结说，这样，整个局势就可能出现转机。我问司徒雷登，蒋介石总统对未来的谈判是什么态度，召开“五人委员会”是否意味着总统的立场发生了某些变化：蒋介石已准备在争议的问题上做出让步，顺利解决国会问题和其他政治问题已经有了保证，那么原先的军事方面的要求是否已被总统取消。

司徒雷登回答说，最高统帅的真实意图他不清楚。以前最高统帅关于共产党军队从各地撤出提出了五点。司徒雷登说，据我理解，蒋介石在其8月14日的讲话中至少完全放弃了五点中的最后一点，即关于东北的一点。司徒雷登强调说，他和马歇尔一直力图说服蒋介石让他们能首先解决政治问题。司徒雷登指出，现在蒋介石对我们说：“你们干吧。”

司徒雷登说，他相信建立国务委员会后将容易改组政府，一旦建立起代表全民族和包括所有主要党派代表的联合政府，这个政府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将能自行解决其他重要问题，因为全国的军队和地方机构均受其管辖。

我问司徒雷登，建立国家最高权力机构这样一些重要问题的讨论，是在国内不仅没有完全的和平，而且甚至没有宣布停火的条件下进行的，难道他不认为这是非常不合逻辑的？

司徒雷登回答说，他完全同意我的看法。他说，这些条件不仅不合逻辑，而且简直是荒谬的。但遗憾的是，现在要消除这种不正常情况没有任何办法。问题是，由于多年的斗争，两党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现在他们几乎不可能消除互相猜疑和担心。他们在各方面互不信任，并力图保护自己不受来自对方的意外攻击。现在蒋介石要保证南京、上海、北平和天津的安全。他提出的每一条都有自己的理由。共产党人不想在某些地方做出让步，因为他们相信，随后又会要求他们在别处做出让步。共产党人死死盯住，不让对政治协商会议(ПКО)决议进行修改。他们认为，如果他们在政治协商会议的任何一项决议上做出让步，那么随后就会要求他们在另一些决议方面做出新的让步。在这样一种互不信任的条件下，需要争取有所变化以促进整个气氛的改善。只有出现这种转机，才能提出和解决复杂问题。司徒雷登总结说，我们找不到恢复中国所有需要的其他和平办法。

我指出，中国的确需要和平，大家希望中国成为和平民主的国家。

司徒雷登的私人助手傅泾波立即插话说，司徒雷登将很高兴得到我的有关谈判的某些建议或忠告。

我说，对中国局势的观点我刚才已经讲了，我不打算对司徒雷登和马歇尔提出什么忠告，他们自己很清楚，中国需要什么。

接着，司徒雷登指出，他和马歇尔执行华盛顿的指令，竭尽全力改变中国的现状并力图为中国人做有益的事，对他们给予友好援助，但至今未施加任何压力。

司徒雷登指出，我们的愿望只有一个，就是把中国人联合起来。

我表示将第一批庆贺中国敌对党派和解和全国联合，我问司徒雷登，共产党人对召开“五人委员会”的计划持什么态度？

司徒雷登回答说：“现在大家希望和平，只是需要克服猜疑。”他还指出，共产党人一个月前赞成他的计划，这段时间以来他们只是等待蒋介石同意这一计划。

会谈实质部分到此结束。

大使馆三等秘书К.А.克鲁季科夫会谈时在座。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

АВПРФ，ф.0100，оп.34，п.253，д.21，л.113-116

№16164 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中国军事政治局势问题(1946年9月10日)

机密

9月10日周恩来到访。

应我的请求，周恩来简要介绍了中国各战场的军事形势。周恩来表示，中共的基本任务不是保卫像承德市这样一些据点，而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周说，中共在这方面任务完成得不错，近两个月来，在同中共军队作战中，国民党军队伤亡和被俘人数20万。主要战役在5个区域开展：在江苏北部进行了7大战役，消灭了8万多国民党官兵；在陇海铁路一带不久前打垮了国民党军的一个师，并包围了近一个师；在胶济铁路沿线；在山西和(北)平—(天)津铁路以东地区。

周说，共产党人自己放弃了承德，因为如想保住承德，则会造成军队在侧翼的重大损失。

周指出，近期国民党准备在徐州和开封地区采取重大军事行动，但共产党人坚信，国民党军队在这一地区将遭重创。在热河省共产党军队将采取行动摧毁国民党在承德、朝阳和古北口之间的交通线。

周说，据延安统计，国民党用了160万军队对付中共，也就是说，动用了85％的军队。中共指挥部提出的任务是在未来6个月内消灭这些部队的三分之一。

对于国民党来说，最尖锐的问题就是军队有生力量的补充，在1000名国民党军队预备役人员中，能上前线的一般不超过500人，这些由预备役人员组建的师，很容易被共产党人消灭。

周说，除了李先念的部队着实被打散之外，国民党军队在任何一次战役中都没能重创过中共军队的一个排以上。国民党报纸关于中共军队倒向国民党的报道纯属子虚乌有。

会谈时在座的罗申少将指出，国民党的目标是进攻张家口，并在这条战线集中了大量的国民党军队。他还补充说，国民党从山东调来了部队，并从台湾调来一个师。周恩来说，为了开始对张家口的进攻，国民党军队必须在热河省以南筑好防御工事，并补充预备役人员。

综上所述，周指出，中共目前的政治和军事形势是稳固的。会谈接着涉及“五人委员会”问题。周恩来说，提出成立“五人委员会”的建议时，无论国民党还是美国，都没有保证停止内战。而且，尽管成立了“五人委员会”，蒋介石实质上没有放弃五项要求，并继续坚持要中共军队撤离一系列重要地区。

周恩来说，9月10日马歇尔提出新的建议让中共讨论，这些建议实际上是蒋介石五项要求的翻版。

周恩来把马歇尔给他的信转交给我，那封信里谈到这些新建议。

会谈时在座的有大使馆参赞费德林、武官罗申少将和大使馆二等秘书贾丕才。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签名)

文件共3份，送：莫洛托夫、马立克、档案室

АВПРФ，ф.0100，оп.34，п.253，д.21，л.127

№16173 彼得罗夫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国共谈判及苏美立场(1946年9月19日)

1946年9月19日我回访了司徒雷登。

我与司徒雷登进行了下述会谈：

司徒雷登说，他为争取中国和平尽了全力，但这方面令他很失望。尽管他有许多理由，共产党方面还是拒绝参加“五人委员会”，该会议是他(司徒雷登)为讨论改组政府问题而建议成立的。共产党方面坚持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并为此召开“三人小组”。然而，蒋介石总统表示，只有在“五人委员会”达成改组政府协议的条件下，他才会同意恢复“三人小组”的工作。

接着，司徒雷登指出，他对苏联将与美国一起参与解决中国问题没有失去信心。

我表示，苏联不可能干预中国内政并严格遵守莫斯科外长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我强调，苏联认为上述会议的其他参加者也应执行这一决议，中国政府也应关注这一决议。

我指出，坦率地说，如果双方处在同等情况下，那么中国问题是能够解决的，而国民党不断得到第三方的援助这一情况，使中国国内政治形势非但没有改善，反而进一步恶化，导致内战加剧。

接着我问司徒雷登，他如何评价华莱士 [46] 最近一次讲话？司徒雷登说，他完全同意华莱士讲话中关于苏联的那一部分内容。他指出，美国人缺乏想象力，他们不会设身处地为别人考虑，例如，在讨论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问题时，他们会忘记，如果苏联提出把巴拿马运河交给国际托管，他们会很不高兴。

我指出，这里的问题不在于想象力不够，而在于美国不愿意理解苏联的目标和切身利益，苏联只是致力于一个目标：保证持久和平与各国人民的安全，其中包括自己领土的安全。

会谈的实质部分如上所述。

会谈时在座的有大使馆二等秘书贾丕才。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签名)

文件共3份，送：莫洛托夫、马立克、档案室

АВПРФ，ф.0100，оп.34，п.253，д.21，л.125

№16181 斯达汉诺夫致马立克报告：民主联军代表访问滨海边疆区(1946年10月6日)

机密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马立克同志：

今年10月3日，中国民主联军合江军区代表团从东北到达格拉芙斯克村(边疆区伊曼市以西4公里)，代表团成员为：中国共产党安东省委书记吴瑞辉(ВуЖ унхэн)、第三旅政委张伟潘(Чан Вэньпан)、团长王清河(Ван Чинхэн)以及中国民主联军总参谋部军工处副处长陈枚山(Чэн Мэньшэн)。

受中国民主联军东北军司令员林彪的全权委托通报，在放弃哈尔滨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将于近日到达鸡西市。牡丹江市、东安市和鸡西市将成为中国民主联军的主要战略基地。

同时，中国民主联军代表还请求给予他们弹药、无线电设备和燃料的援助。

做出上述表示后，中国民主联军的代表返回了东北。

中将斯达汉诺夫 [47] (签名)

АВПРФ，ф.0100，оп.34，п.254，д.30，л.27

№16184 彼得罗夫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中国政治局势(1946年10月14日)

机密

10月14日司徒雷登进行了以下会谈：

司徒雷登应我的请求谈了自己对中国国内政治局势的评价，他说，国共谈判可能在近期恢复。近日蒋介石会发表呼吁书，将提出较为温和和合理的建议。司徒雷登指出，另一方面，不仅我们美国人，而且中国民主同盟、中国青年党以及中国的其他小党都坚持要让周恩来回到南京。与听美国人意见相比，周恩来更会听取这些小党的意见。

司徒雷登补充说，谈判一旦恢复，他和马歇尔将只起顾问作用而不会积极参与谈判。　

谈及蒋介石最近的建议，我指出，所有人不能不感到困惑，因为停火建议发表仅仅过了两天，在张家口地区的政府军就发起进攻并拿下了张家口。

针对我的上述意见，司徒雷登谈了以下内容：

10月6日，马歇尔和司徒雷登争取到蒋介石同意在张家口地区停止军事行动。蒋介石承诺一旦周恩来回到南京继续谈判，他就发布停止进攻张家口的命令。同时蒋介石表示，一旦关于国务会议和国民大会问题谈判取得初步结果，他即发布全国范围内停战的命令。但是，周恩来坚决拒绝接受张家口地区停火的建议。会谈接着涉及国民大会问题。司徒雷登说，周恩来在其声明中提出关于恢复宪法起草委员会工作的建议。然而，司徒雷登指出，该委员会成员之间还存在一系列严重分歧。有些成员坚持权力集中在中央，而另一些成员主张建立联邦共和国，并实行各省的自治。关于行政院是否必须向立法院汇报工作的问题也没有达成协议。据司徒雷登说，该委员会主席张君劢对他宣布，宪法草案80％已经完成。司徒雷登说，如果委员会恢复工作，而委员会成员认为11月初之前来不及完成宪法起草工作，那么国民大会就可能延期召开。司徒雷登强调，最主要的是要停止军事行动，并迫使所有政治派别在和平与友好的气氛中讨论已成熟的问题。

会谈最后我问起报纸关于近期将签订中美贸易协定的报道是否属实。

司徒雷登回答说，在他被任命为大使之前该贸易协定就已经准备签订了。

他补充说，他(司徒雷登)没有参加谈判，只是建议该条约必须在全国停火后签订。

会谈时大使馆二等秘书贾丕才在座。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签名)

文件共3份，送：莫洛托夫、马立克、档案室

АВПРФ，ф.0100，оп.34，п.253，д.21，л.233-235

№16191 彼得罗夫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中国政治局势(1946年10月24日)

机密

10月24日，在司徒雷登为我举行午宴前，我与他进行了有关中国国内政治局势问题的会谈。

司徒雷登表示愿意和我谈谈当前形势，并告诉我，共产党代表和“第三势力”代表从上海回到了首都，这表明谈判有了显著进展，尽管谈判目前仍带有非正式性质。

司徒雷登说，根据他所掌握的前期材料，“谈判参加者没有重大分歧”，且“蒋介石总统提出的八条与共产党方面提出的十一条没有多大区别”。司徒雷登强调：“我和马歇尔在蒋介石最高统帅做出让步前对他施加了压力。”“第三势力”代表对这些条件也是满意的。司徒雷登认为，主要分歧在政治问题上，关于共产党和民盟在国务会议上席位的数量，关于政府改组和召开国民大会的程序。司徒雷登说，国务会议席位分配问题可以这样解决：除了中共和民盟12名代表之外，国务会议的4名无党派人士中的2名由一贯执行政协会议协议的人士担任。

司徒雷登不止一次地强调，政府和共产党在观点上的分歧并不大，谈判取得成功的主要障碍是传统的怀疑和互不信任。司徒雷登特别强调，马歇尔和他现在力图保持中立：“我们努力促使谈判成功，但不进行干预。不过，我和马歇尔时刻准备参加‘三人小组’和‘五人委员会’。”

我指出，离国民大会召开的日子不多了，我问司徒雷登，他对国民大会召开这个问题怎么看。他回答说，国民大会看来将正式召开，但他认为，大会将推迟到谈判结束。同时司徒雷登指出，蒋介石认为他定的国民大会召开日期是正确的，因为这是根据先例并在他的职权范围之内。先例就是，司徒雷登说，最高统帅蒋介石定下国民大会在今年5月5日召开，这是去年年底做出的决定，并得到政协会议全体一致通过。况且在所定日期之前一个多月，蒋介石根据惯例已宣布召开国民大会。此外，总统没有可能与政协党委会或其他类似机构协商，因为这些机构目前都停止活动了。

我问，这样会不会使国民大会变成一党召开的会议？司徒雷登回答：“是的，这是可能发生的，这将是非常不愉快的事。各方要努力使这种情况不发生。我们希望谈判成功，我们希望共产党和其他党派参加国民大会。”

我援引了报刊相互矛盾的解释后问道，他如何评价在中共和民盟代表到达南京进行谈判当天蒋介石出走台湾这件事。司徒雷登解释说，蒋介石早就想去台湾，只是因为等候周恩来而推迟了一些时间。司徒雷登说，蒋介石曾会见过各党派的代表，今后谈判他可能不参加，何况再过几天蒋介石就回到首都了。司徒雷登补充说，马歇尔随时可能发电报给蒋介石，谈他回到首都的必要性。

我表示惊奇的是，在政治谈判这么关键的情况下军事行动不但没有停止，反而出现了新的进攻。我指出，政府军的军事计划与军事行动自然只会加剧怀疑和担忧，正如司徒雷登所说的，阻碍谈判成功的怀疑和担忧。司徒雷登表示他完全同意我的意见，还说马歇尔将军会尽一切可能阻止战火扩大。同时司徒雷登试图证明，美方千方百计努力制止国民党扩大战火并停止给政府军援。司徒雷登表示，当马歇尔3月份回美国时，他认为他能解决中国问题。马歇尔力图在华盛顿采取各种具体措施以援助中国。司徒雷登说，然而后来情况再一次恶化，战火重燃，我们运用了手中所有的手段对中国政府施压。5000万美元的货款没有提供，近几年来没有给中国提供任何武器。尽管不久前签订了将“美国剩余物资”移交中国的协定，实际上近几个月不会有任何物资运往中国，已经购买的船只也要过几个月才会移交。司徒雷登说，关于“美国剩余物资”的协定在3—4月间就已签订。我们这段时间一直拖延着，等待形势的改善，等到情况明朗。中国可能完全失去这些物资。

司徒雷登强调，在中国的美军数量很少，总共近1.3万人。

会谈至此中断，因为客人应邀入座就餐。

大使馆三等秘书克鲁季科夫会谈时在座。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签名)

文件共3份，送：莫洛托夫、马立克、档案室

АВПРФ，ф.0100，оп.34，п.253，д.21，л.213-216

№16192 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中国政治局势(1946年10月26日)

机密

10月26日，我邀请周恩来到我处谈谈中国国内政治局势。在回答我的提问时，周恩来表示，国内政治局势很糟，军事行动将继续，显然，中共与国民党之间将全面破裂。周对自己返回南京作了如下解释：

1.必须面对“第三势力”(民盟)的要求。

2.需要给“第三势力”进行直观教学，同时要让群众看到目前不可能妥协。周说，他对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不抱任何希望，因为国民党和中共在观点上的分歧太大了；占领张家口，宣布召开国民大会和蒋介石八条的提出，实际上已经意味着破裂。国民党和美国人夸大了这八条的意义，把他们变成是“让步”，实际上没有任何让步。

他们所说的“让步”指的是：

1.同意建立国民党和中共联合驻军的地区，但是这并不是让步，因为在政协会议期间已经达成这方面的协议。

2.声称宪法草案在完全拟定后提交国民大会审议。然而这一决议也已在政协会议上通过。国民党还声称，这些条件中没有任何新的要求，这不符合事实。新要求可列举如下：

(1)国民党不同意给共产党方面让出长城以内被他们抢占的地区，同时要求中共军队撤出东北并进驻黑龙江省、兴安省、嫩江省一部分和延吉的据点。

(2)国民党要求我们承诺领土上的让步(如哈尔滨)，而与此同时它不同意交给共产党方面已承诺让步的那些地区(恢复1月13日在全国和6月7日在东北的战线)。

(3)此外，国民党要求共产党做出新的让步，这些让步共产党以前就没有同意(如苏北解放区)。

周说，主要分歧围绕着驻军和地方政权机关问题。

周说，关于第一个问题国民党还没提出具体要求，但是马歇尔在与他谈话时已透露出，这方面的要求依旧，即要求中共军队不驻扎在这些省份，诸如江苏、热河、山东和察哈尔大部等。

关于地方自治问题蒋介石是这样理解的：只有在中共军队驻扎的地方可以搞自治。他认为，如果国民党军队占领了某县或省的主要城市，那么全县或全省的权力就都归国民党，完全不考虑农村居民的情况。

根据国民党在这两个主要问题上的立场可以得出一定的结论：目前的谈判面临失败的命运。

周说，他现在没有与政府代表进行直接接触，而是通过“第三势力”与政府代表打交道。周补充说，政府在政治问题方面的立场是明确的，关于军事问题，在蒋介石回来之前陈诚不会做出答复。

对于我提出的关于美国态度的问题，周回答说，美国继续帮助蒋介石，尽管他们仍然做出姿态保持中立，但他们的中立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周表示，美国人不是考虑到停止内战是中国人民的需要，而是认为中共军队正在遭受挫折，因此停止军事行动对中共有利。马歇尔建议我们接受蒋介石的条件以争取和平，如果我们不接受，他就给蒋介石提供再开打的可能，以便迫使我们接受这些条件。

近期进行了大规模战斗，经过20天交火，国民党抢占了张家口之后又占领了19个城市。周接着说，目前大规模战斗在下列地区进行着：

1.在东北，国民党从三方面攻打安东；

2.在山东，从胶济铁路区和从海上向烟台进攻；

3.在苏北，国民党军队进攻东台和涟水；

4.在平(京)汉铁路；

5.在同蒲铁路，胡宗南部队在发动进攻。

周恩来指出，中共军事上受挫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原因。国民党在全面破裂前不停步，手中掌握着军事主动权，进行全面进攻，在所有需要的地方集中自己的军队予以打击。我们为了争取和平进行了部分防御战；国民党军队在外线展开进攻，我们被迫在内线进行防御。在他们没有开打的那些地方，我们也没有打(如西北地区)，在他们停止军事行动的地方，我们也停了火(如东北)。

周表示，如果把占领张家口看作是破裂的象征，“第三势力”现在的努力将无果而终，最后导致破裂。我们将转入主动的军事行动，并在对我们有利的地方予以回击。

回答我的关于中共军事形势的问题时，周恩来强调，必须考虑时间因素的重要性，如果从短期看，军事优势仍在国民党方面，因为它依靠军事力量，并提到美国的支持。不过近期国民党遇到了人力资源方面的严重困难。中共依靠人民群众，中共军队的基本作战方法是运动战，而国民党坚持阵地战。周说，其原因不在于我军不善于打阵地战，而是在于我们弹药不足。例如，在四平我们坚持了40天，但为此消耗了大量弹药，以这样的代价坚守四平不值得。我们拿下了大同，但每个战士只剩下了三粒子弹。因此，我们被迫采取运动战战术：切断敌人的后方交通线，包围和消灭其小股部队，消灭其有生力量。3个月来，在苏北、华北、陇海铁路和其他地区进行的这些战斗中，我们消灭了国民党新组建的25个旅。

周强调，国民党军队的力量仅在于武器方面，他们的士气很低。中共军队真正的受挫是在与傅作义部队作战中，我们对其力量估计不足。

周说，国民党军队最薄弱的一点是人员补充不足。目前，国民党已经开始在60个征募区征召60万人。

中共军队的主要困难是供应匮乏。周指出，中共军事上的挫折在军事方面不具有特别意义。不过，他强调，失去一片地区还是会给农民群众的情绪带来影响。国民党的优势是美国援助，但是这种援助并不是无条件的，而且只是物资方面的援助。美国人直接参与作战的情况很少见，除了同美海军陆战队的接触外，其他情况没有发生过。美国空军或其他军种的人员直接参战可能性很小。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对国民党的援助是有限的，但是它毕竟是重要因素，否则国民党的情况就会完全不一样。

周恩来总结说，这样，国民党和中共各有自己的优势和弱点，因此，军事行动不可避免地具有持久性。国民党和美国人想尽快结束战争，我们却指望打持久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不得不放弃安东、烟台，甚至可能放弃延安。

我指出，由于现在军事行动发展迅速并不利于中共，我很想听听他对双方实际军事力量的看法。周援引说，他只掌握老的数据，他说，国民党军力不超过200万人。至于中共的力量，他则闭口不谈。

参加会谈的罗申少将问道，国民党军队能否占领山东、安东、哈尔滨，然后集中兵力占领延安？需要多少时间？

周回答说，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国民党军队发动进攻，在3个月之内可能占领延安。

罗申同志说，根据他的计算，国民党在主要战线有85万人，包括广大的后备力量。可以投入这些战线战斗的有250架飞机，这些飞机将从北平、开封、太原、天津和徐州等机场调来。飞机全部装上炸弹，而且地面部队配备好弹药，需要4个月。

针对罗申同志所说的国民党一旦拿下烟台、安东等地将得到很大的军事优势，而中共将遭受重大的军事和政治损失，周恩来表示，所有这些地区的丧失只对后方地区和国际舆论有政治意义，而对中共及其军队不会有影响，因为共产党放弃这些城市并不是由于它不能守住，而是不想为此付出代价。中共军队将保持自己的实力和士气。所有这些城市共产党并不是打下来的，而是日本投降后占领的，甚至延安是西安事变后获得的。周说，中共不过是回到不掌握任何城市的老样子。他又补充说，如果出现妥协的可能，那我们会签订协议，如果妥协成为不可能，而且敌人想继续打，我们将奉陪。我已向“第三势力”代表声明，所提出的妥协方案比我们通过战斗得到的少。

我问，中共中央是什么态度，是如报刊所说的那样，这是最终的态度吗？周回答说，中共中央没研究过其他建议，中央的要求甚至比他在南京所讲的还要高；中央委员会的态度归结为两点：恢复1月13日前的阵地和执行政治协商会议决议。中共中央认为，如果要打，我们奉陪，而一年以后形势定会起变化。关于改组军队的决议可能被撕毁，现在不能提出废除决议的问题。

接着，周强调，中共不可能再作任何让步。他说，中央已经两次召回他，但他还是留下来，为的是做好离去的准备(人员安排等)。

周说，我们将继续战斗一年或几年，对国际形势的变化我们不抱希望。我们的任务是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削弱国民党。国民党的180个旅不可能覆盖全国，我们将在其所有薄弱的地方进行打击。

我问周恩来，他如何评价没有战火的四川、云南等后方省份的形势。

周回答说，在这些省份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在增长，主要是由于征召入伍和收税。现在中共在这些省份还不能展示自己，但是在谈判破裂之后，共产党将在那里开展活动。

罗申同志问，中共在谈判破裂之后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是要全面打垮国民党，还是像现在这样要建立联合政府和实现充分的民主？

周回答说，中共斗争的政治目的仍然是建立联合政府和实现真正的民主，共产党人将促使国民党朝这方面走。

我问，“第三势力”代表中有谁持有像中共一样的态度？

周说，完全同意中共立场的人数不多，章伯钧(第三党)、沈钧儒(救国联盟)、郭沫若，他们不同意妥协。往下就是中间派，他们相信有妥协的可能，并努力通过劝告双方(更多是劝说中共)让步来寻求达成妥协。在“第三势力”确信国民党不会做出他们所期望的让步时，他们又再会劝我们让步，而一旦遭我们拒绝，他们才会知道妥协是不可能的。

我问，孙科是什么态度？周回答说，孙科要为自己的宪法寻找办法，因为如果国民大会开得分崩离析，那么宪法是搞不出来的。

谈判召开国民大会问题，周指出，存在两种可能性：国民党和中共的关系完全破裂和召开国民大会，或者是另一种情况——大会召开又马上延期。不管哪一种情况，它都是毫无结果的。

对当前国际形势简单交换意见之后，我提出关于陈立夫近期献媚苏联大使馆的问题，周回答说：美国人只帮助蒋夫人、宋子文和陈诚；陈立夫感到屈辱，因此他宣称自己是“亲苏”的。

我请周恩来谈谈“国民党民主同志”小组的情况。

周说，这一小组从其态度看是不错的，但非常薄弱，因为国民党本身的谍报系统非常厉害；这一小组中最知名的成员是陈铭枢、郭春涛、谭平山、侯外庐、王昆仑、李济深。

我指出，近来，连国民党报刊也表露出对美国对日政策的不满，我问周恩来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周回答说，国民党自认为是美国的老儿子，但麦克阿瑟却将这一角色给了日本，因此国民党对麦克阿瑟的这一政策深表不满。

会谈时在座的有武官罗申少将、大使馆一等秘书В.С.伊萨延科和三等秘书Н.А.弗拉迪金。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签名)

文件共3份，送：莫洛托夫、马立克、档案室

АВПРФ，ф.0100，оп.34，п.253，д.21，л.88-97

№09967 列多夫斯基与叶剑英的谈话纪要：民主联军的运动战(1946年11月11日)

苏联驻北平总领事А.М.列多夫斯基与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分部工作人员叶剑英将军1946年11月11日会谈的备忘录。

在我们总领事馆的午餐会上，叶剑英说：

一、共产党决定不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国民大会。其他所有政党都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并坚决支持中国共产党的立场。

二、蒋介石发布的有关停止军事行动的命令是无效的，因为他没有预先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协商。该命令已经发到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执行。在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和美国人三方会议上，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宣称，他们不承认该命令，因为命令上没有周恩来和马歇尔的签名。美方也没有坚持中国共产党必须执行这个命令，他们也与中国共产党持同样的意见，即这一命令是单方面的，所以其他方没有执行的义务。

三、中国共产党此时对停止军事行动不感兴趣，因为战事的发展对他们有利而对国民党不利。叶剑英断言说，尽管丢失了许多城市，但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态势改善了。

中国共产党的战略目的是通过运动战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按共产党指挥部的计划，每3个师要消灭国民党的1个师。共产党人正在顺利地完成此项计划。经过4个月的战斗，共产党消灭了国民党34个师。用运动战的战术时，共产党有可能打算放弃占领的某些城市。指挥部选择这种战术是因为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考虑到这种情势，共产党军队总部决定：(1)为了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决不为了个别地区采用大规模的防御战；(2)尽量使国民党军队分散开；(3)在某些国民党指挥比较薄弱的地方集中力量有力地打击蒋介石的军队。

为了分散国民党军队，共产党军队总部在北平和其他地区进行了一些战役。

共产党军队总部向自己提出的近期目标是：消灭蒋介石60个师，以使军事力量的优势转到自己方面来。

这一计划已经趋向完成——已经消灭了国民党的34个师。

叶剑英后来还说，共产党人的武装比以往大有改善，因为他们在与国民党军队作战中，缴获了大量的武器。

北平的军调部实际上已经无所事事。对吉伦的任命使美国分部的编制更大了。到今天为止，在吉伦的指挥下共有4000名美国人，其中大多数是海军陆战队。美国人进行特务活动，与国民党合作，并帮助国民党分子与共产党作战。

苏联驻北平总领事

А.列多夫斯基(签名)

АВПРФ，ф.0100，оп.40а，п.264，д.26，л.10-11

№16201 彼得罗夫与周恩来谈话纪要：中国的军事政治形势(1946年11月15日)

11月15日我会见了周恩来。他就要到延安去了，希望和我见面。

我问了有关民盟和党外人士参加国民大会的事。周恩来回答，政治协商会议的党外代表邵从恩和郭沫若拒绝参加会议。民盟也不参加大会，甚至中国青年党到目前为止还没拿出自己的代表名册。周补充说，中国青年党的领导人已经决定参加大会，但一方面迟迟不交名单，想以此在国民党面前提高自己的身价；另一方面他们懂得，如果其他政党不参加大会，他们就会显得很难堪，所以他们在努力劝说张君劢及其支持者成为大会的代表。

周恩来讲，张君劢的麻烦事最多。他一直动摇不定，现在带着动摇思想到上海去了。昨天在和张君劢谈话时，国民党代表允诺，在行政院改组后给他的政党在那里安排两个位置。蒋介石向他宣布，拟拆分一些部，有两个划小的部可以给社会民主党。比如说经济部，有人建议分成两个——贸易部和矿业部，交通部分为铁道部和邮电部，水利委员会改组成水利部。11月14日，张君劢在南京召开了一个自己政党的要员会议。在会议上，大部分人表示要参加大会。张知道，如果开会时曾琦(中国青年党领导人)坐在身旁，他会感到不愉快。所以他满怀犹豫地去了上海，想和上海的拥护支持者商量一下再做出最后的决定。在民主党的主要领导人中，反对参加大会的是张东荪，他是该党在华北地区的领导人。中国共产党向中国民主同盟声明，不必特别害怕分裂，因为分裂只会使同盟巩固，使同盟摆脱动摇分子。当然，周恩来指出，要继续努力，制止张君劢。但假如他决意要分裂，也不会有特别的损失。

我问了关于黄炎培的立场。周恩来回答说，黄炎培与同盟的立场相同，他不参加大会。

谈到当前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和行动问题，周说，共产党人的立场简单明了——他们不承认这个大会，认为它的召开破坏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破坏了停战协定和军队的改组。中国共产党认为这些协议的破坏者就是所有同意参加大会的人。周宣布，我们肯定地说，10个月来我们虽然在争取和平和完成政治协商会议决议上做出了努力，但是却没有取得如愿的结果。现在很清楚，事情正走向继续和扩大国内战争。以前的会议基础被破坏了，现在正面临着战斗。假如有可能恢复谈判，那么只可能在新的基础上进行。这样的基础就是召开新组成的政治协商会议。在这个政治协商会议上，中国青年党和参加过大会的政治协商会议其他代表的作用将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于是否在南京保留中国共产党代表处的问题，周恩来回答，为了保持联系，董必武留在南京。在北平警备司令部里中国共产党的代表留下不多。关于他们的情况，今晚就要和马歇尔谈。

对于是否可以认为现在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已经完全破裂的问题，周恩来回答说，彻底破裂还没有，但一切都将取决于国民党今后的立场。

周补充说，如果国民党对延安开始军事行动，那么董必武留在南京的问题需要斟酌了。

对于参加谈话的罗申少将提出的问题——国民党军队在西安北面和黄河北岸集结的消息是否确切，周恩来回答，在西安北面地区集结了胡宗南的第一师、第七师和第二十七师，而往延长(Яньцы)方向运动着的有马鸿逵的5个骑兵旅。

周恩来反问国民党进攻延安的可能性。罗申同志回答，根据手头现有的信息，战斗预备队已就地集中，兵员补充到百分之百。然而，他指出，有消息说，国民党企图用和平的手段来压制中国共产党，所以有可能国民党部队不会接到转入进攻的命令，而只是守卫已占领的阵地。

周恩来指出，国民党显然会采取封锁、施压以及和平谈判的手段，当一切徒劳无效时就会开始进攻，在很多方面国民党的最后决定都取决于美国。

对于我问的最近马歇尔的表现情况，周回答，马歇尔努力劝说无党派人士和社会民主党参加大会，向他们允诺将停止战争，通过民主宪法。司徒雷登设了个大骗局，当他说服胡霖(《大公报》的出版人)提出参加大会的无党派人士名单时，允诺大会延期开幕。胡霖不想参加大会，但给他的压力有来自美国人的，也有来自蒋介石和政学系一伙人的，他和这伙人的关系密切。因为担心《大公报》的命运，结果胡霖投降了，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像其他“无党派”代表一样，没有亲自登记，而是委托雷震去的。

在分析“无党派”代表立场的同时，周讲述了拜访蒋介石请求改期召开大会的事。当莫德惠、胡霖和其他代表(共6人)来到蒋介石那里时，蒋介石板着脸冲着他们叫，你们的改期要求意味着扼杀国家。当时代表们都慌了神，但莫德惠还是代表大家开始请求改期，并引证说明，如果不这样做就难免破裂。这时蒋介石“软了下来”，并宣布他同意让步，但有个条件，他们必须自己参加大会，并建议其他人也这样做。这次拜访后，所有到过蒋介石那里的代表分别来到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处，他们抱怨自己处于走投无路的境地。

问到傅斯年的立场时，周回答说，他公开支持国民党，辱骂中国共产党，为此，连胡霖也骂了他。

周接着指出，值得严重关注的是最近“政治学”派的活动——政学系分子认为，现在夺取政权和建立内阁的时机来到了。因此张群紧急动身回国，张嘉璈也在南京积极展开活动。他们指望建立“联合”政府，政府中的在野党由中国青年党和社会民主党来担当，然而他们的如意算盘打错了。首先，由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参加，联合政府将纯粹是个假象，因为上面所讲到的两个党没有任何力量，怎么也不可能成为在野党。其次，他们没有考虑到，CC派和黄埔派会采取一切手段，不让成立这样的政府。周补充说，此外，“政学系”错误地期望美国方面的支持。

对于周提出的怎样看待当前中国形势的问题，我回答，形势相当严峻，最成问题的是中国至今没有和平与民主。我说，无论国民党在大会上通过怎样的宪法，宪法通过后中国共产党将都会相当困难。我指出，我的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留在南京是好现象。

周说，看来中国还要经历武装斗争和稳定中国形势的时期。显然，在很大程度上这要取决于国际形势。

我说，从与周恩来的一系列谈话中我得出的印象是，中国共产党并不总是能正确评估蒋介石的武装力量的。周回答，对敌人的力量估计不足当然是有害的，然而在计算蒋介石的力量时，应区别其纸上的力量和实际的力量。譬如，交通系统的破坏，动员号召能力薄弱，给养困难，还有国民党军队的训练差以及战斗士气低下，这一切大大削弱了它的实际力量。

周接着说，回延安以后，他将向中共中央汇报自己的观点，形势的发展预计有两种可能：

(1)中国共产党会失去大城市和铁路线。国民党在那里建有军事堡垒，中国共产党的技术力量薄弱，想占领是困难的。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就转向持久的游击战。这是下策。

(2)继续执行消耗国民党军队有生力量的战术。中国共产党用半年或一年时间共计消灭50—60个国民党旅(蒋介石全部军队的1/3)，这样，达到某种平衡后，就转入反攻，夺回丢失的阵地。

在第一种情况下，要是共产党人被赶往农村，转为反攻将会比较复杂，为此就需要更长的时间，可能许多年，直至新的世界大战前夕。

周说，他看不到与蒋介石实现妥协的可能性，要是共产党接受了蒋介石的条件，同意参加大会，那么他们就要负起新的政治责任，而蒋介石反正要继续发动内战，共产党就会处于更为不利的境地。

罗申同志指出：根据最近的一系列战役情况，我确信，中国共产党军队的战略侦察不差，但战术侦察很弱。对此，周回答说，在这种情况下，不可不仔细考虑下面的事实：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不是现代化军队，它现在正处于转折阶段。况且，它的武器装备很落后。至今在军队里游击思想占主宰地位，大同、张家口和四平的战斗就说明了一切。周补充道，关于城市问题，在政治上没有解决，这一事实起着一定的影响。日本投降后，提出了“从农村走向城市”的口号，中国共产党很容易地夺取了许多城市。在这些城市中，在国民党军队开始进攻前，共产党员和工人之间的关系刚刚开始建立。现在我们是否应该保卫这些城市——尚未决定，所以我们的军队离开城市走向农村。此外，周恩来指出，我们没有保卫城市的基础，因为补充武装力量的主要来源是俘虏，而只有在野外的战场上才能获得俘虏。关于周恩来的离开时间和迫害共产党人的可能性问题，周回答，如今他不会请求马歇尔派飞机飞往延安，至于迫害问题，共产党人在这方面已有准备。按他的说法，迫害只能涉及地下工作人员，中国共产党的正式代表蒋介石还不敢碰。

参加谈话的有大使馆参赞费德林、武官罗申、大使馆二等秘书弗拉迪金和塔斯社驻南

京办事处主任Н.普罗岑科。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

АВПРФ，ф.0100，оп.34，п.253，д.21，л.172-178

№16702 列多夫斯基与吉伦谈话纪要：中国国内政治问题(1946年11月25日)

在我们总领事馆吃午饭时，吉伦将军说，中国人要解决内部政治问题是非常困难的。在解决这些问题时，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敌对两党都各不相让。按照吉伦的说法，互不相让主要是因为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相互极不信任，都害怕因自己一方让步后被对方击溃。吉伦说，中国人没有责任感，没有担负起其该负的责任。在北平警备司令部里双方经常签署文件，在签署前双方都有不同意见，一方声明不接受一些条款，另一方不接受另一些条款，但最后还是签了。美国方面毫无办法，只得在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代表的签字下面签了字，虽然早知道这些协议和文件是不会有任何实际意义的。

吉伦以肯定的语气叙述了关于美国军队在德国与苏联军队会面时的感想，并强调了必须巩固苏美友谊。他宣称，苏美之间没有任何严重的分歧，世界和平取决于两国之间的友谊和合作。

苏联驻北平总领事

列多夫斯基(签名)

文件送：马立克、第一远东司、彼得罗夫同志、总领事馆档案室

АВПРФ，ф.0100，оп.40а，п.26，д.264，л.16

№16203 彼得罗夫与马歇尔会谈纪要：中国国内政治局势(1946年12月4日)

今年12月4日我邀请马歇尔将军共用午餐。用餐后我们对中国国内形势进行了短暂交谈。

我问马歇尔，他对正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大会有什么看法。他说，这个开端做得很好，因为国民政府提出的新宪法草案与1936年的草案相比，向前迈进了一大步。马歇尔指出，现在很难预见最后的结果，国民大会如今的工作给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然后谈及了大会上的所谓“反对派”。马歇尔强调，反对派成员是CC派和黄埔集团的支持者。他们确定的任务是达到通过1936年的旧宪法草案，并坚决反对在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基础上议定的新草案。马歇尔说，法西斯化的军界和国民党反动分子继续在捍卫自己的旧立场。他们一开始就是反对者，反对政治协商会议，反对和平谈判，反对用政治手段解决问题，反对寻求折衷的道路。马歇尔指出，这些反动势力一开始就力图破坏他(马歇尔)在中国的调停使命。现在以陈立夫和孔庚为首的反动分子反对大会通过民主宪法，因为新宪法会削弱他们现有的势力。

接着我询问了一下目前国民党和共产党谈判的情况。援引中国报界相互矛盾的报道，我问马歇尔，事情的实际情况是怎样的。他指出，虽然召开了国民大会，但重开谈判的道路还是敞开的。确实，马歇尔说，共产党的行为仍然不明。他强调，两星期前左右他给周恩来发出了备忘录。当时周正准备去延安，在备忘录中，马歇尔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个直率的问题：共产党认为他(马歇尔)是否还有作为中间人进行调停的必要。但至今，马歇尔说，他没得到对此问题的答复。

在分析国民党和共产党相互关系的同时，马歇尔不止一次地指出，用政治手段解决争论的问题毫无结果的主要原因在于，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形成的不信任且彼此猜忌的屏障已无法逾越。然而，马歇尔强调，共产党人在散播对美国调停人的不信任。马歇尔说，这种相互的不信任，成了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的心理疾病，这会给和平解决中国的军事和政治问题带来严重破坏。

我说，类似的不信任和相互猜疑并不都是毫无依据的。对此马歇尔说，如果说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不信任是合理的，那么对美国调停人的态度未必能证明是正确的。马歇尔指出，共产党人的反美宣传(指的是批评他的使命)，总的来说是不公正的。接着马歇尔说，很遗憾，共产党人经常毫无根据地向未经查证的目标开火。例如，国民党军队进攻张家口的时候，他(马歇尔)是坚决反对进攻的，并努力使他们停止进攻，要求蒋介石取消进攻的命令。但他的努力毫无结果，就是因为中国人不重视他的意见。马歇尔说，他不得不请求杜鲁门立即将他从中国召回去。同时，他指出，共产党人不知道这件事，也没有必要知道，因为他(马歇尔)认为，为自己的无能为力去辩解是多余的。原因在于，这样做一点也不能促进敌对双方谈判的结果。

马歇尔本人没有对我提出任何问题。

出席谈话的有大使馆参赞费德林。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签名)

АВПРФ，ф.0100，оп.40а，п.264，д.21，л.19-21

№16204 费德林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国民大会及国共谈判(1946年12月5日)

今年12月5日，中外汉语通在中央图书馆会面时，我与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举行了短暂的会晤。起初我们讨论了关于在中国报纸上刊登的举行国民大会的问题。我强调，中国报界并未清晰地反映国民大会的现实情况。通常，报纸新闻带有片面性，编辑部的文章只是反映政府的观点。

司徒雷登说，不管报界的行为如何，有一点是清楚的，蒋介石为国民大会能通过民主宪法做出了很大的努力。我问他，怎么评价提供国民大会审议的新宪法草案。司徒雷登说，这个草案超过了他的预想，总的来说，它是成功的，而它的基本原则，可以肯定地说，比1936年的旧宪法草案的原则更民主、更先进。对于我提出的国民大会会有怎样的最后结果的问题，司徒雷登回答，新草案引起了最有政治影响力的CC派以及与它结盟的以孔庚为首的保守派集团为代表的国民党内最反动分子的相当强烈的反对。新宪法草案的反对者共有400人，组成了强烈的反对派，并将反对的矛头指向蒋介石所捍卫的民主原则。大会的工作进行得很活跃，完全可以期待非常好的结果。中国报界现在正大写特写国共两党恢复谈判的可能性，我援引报界的话，询问这些党派之间相互关系的现状。司徒雷登指出，由于双方就召开国民大会问题产生分歧而暂时中断谈判，不能视为双方关系的决裂以及和平谈判的终止。他强调，很多事情将取决于国民大会正要通过的宪法的性质，取决于双方是否进一步努力以政治手段解决争论的问题。目前的国内政治局势，司徒雷登说，人们可以乐观地评价恢复和平谈判的前景。这次和谈应该可以从讨论国会问题开始。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馆参赞

费德林(签名)

АВПРФ，ф.0100，оп.40а，п.264，д.22，л.22-23

出版前言
序言 中苏关系史研究与俄罗斯档案利用
1945年
№11963 斯克沃尔佐夫与赫尔利会谈纪要：宋子文访苏及美国的参与(1945年1月12日)
№11967 斯克沃尔佐夫致莫洛托夫函：中国政治和军事形势(1945年2月3日)
№11971 斯克沃尔佐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建立联合政府谈判(1945年2月14日)
№11976 斯克沃尔佐夫与孙科会谈纪要：中苏关系问题(1945年3月2日)
№14614 斯大林与赫尔利、哈里曼会谈纪要：对华政策(1945年4月15日)
№11994 彼得罗夫与赫尔利谈话纪要：赫尔利访苏情况(1945年5月10日)
№11999 彼得罗夫与赫尔利会谈纪要：各大国在华机构问题(1945年5月23日)
№12000 彼得罗夫与魏德迈会谈纪要：中国的政治状况(1945年5月24日)
№12004 彼得罗夫与白崇禧会谈纪要：中共在中苏关系中的地位(1945年6月7日)
№12006 彼得罗夫与赫尔利会谈纪要：关于中国局势及苏中关系(1945年6月8日)
№12013 彼得罗夫与白崇禧会谈纪要：关于中国统一问题(1945年6月19日)
№12017 斯克沃尔佐夫与王若飞会谈纪要：关于战后中国政治格局(1945年6月29日)
№12021 斯大林与宋子文第二次会谈记录：关于签署中苏条约(1945年7月2日)
№24960 伊扎诺夫与乔巴山会谈记录：外蒙古独立问题(1945年7月5日)
№24961 斯大林宴请乔巴山时的讲话：保持苏蒙友好关系(1945年7月7日)
№12033 斯大林与宋子文会谈记录：外蒙古、中东路和新疆(1945年7月9日)
№12036 中国代表团致苏联政府函：要求苏方提供书面保证(1945年7月10日)
№14459 丘维林致华西列夫斯基报告(摘录)：第八十八旅人员的分派(1945年8月25日)
№14448 安库季诺夫致普尔卡耶夫报告：为第八十八旅官兵授勋(1945年8月27日)
№12100 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国共谈判的前景(1945年8月30日)
№14453 丘维林致索罗金函：第八十八旅人员在满洲和朝鲜的安排(1945年9月2日)
№13296 中共山东支局东北委员会致斯克沃尔佐夫函：请求帮助(1945年9月2日)
№12112 彼得罗夫与赫尔利会谈纪要：国共谈判及美苏对华政策(1945年9月6日)

№12113 彼得罗夫与毛泽东等人会谈纪要：国共谈判问题(1945年9月6日)

№12114 彼得罗夫与蒋经国会谈纪要：国共谈判、新疆局势、苏中关系(1945年9月7日)

№09894 彼得罗夫与周恩来谈话纪要：国共谈判的准备工作(1945年10月5日)

№09893 彼得罗夫与毛泽东会谈纪要：国共谈判等问题(1945年10月10日)

№14435 卫戍司令简明手册：苏联卫戍司令部在满洲和朝鲜的任务(1945年10月18日)

№12157 希金致马林科夫报告：恢复东北地区的中苏友好协会(1945年11月7日)

№12163 彼得罗夫与孙科会谈纪要：东北军事和政治局势(1945年11月17日)

№12170 米克拉舍夫斯基与王若飞会谈纪要：中共在东北的行动(1945年11月25日)
№00594 洛佐夫斯基致斯大林报告：关于蒋经国访苏(1945年12月29日)
№00595 斯大林与蒋经国会谈记录：中苏关系诸问题(1945年12月30日)
№12194 彼得罗夫与蒋介石会谈纪要：国共关系问题(1945年12月31日)

№11963 斯克沃尔佐夫与赫尔利会谈纪要：宋子文访苏及美国的参与(1945年1月12日)

机密

由于赫尔利向蒋介石递交了委任国书，今天我正式拜访了他。赫尔利在自己的住处，躺在床上接待了我。看到这种情况，我对他说：“您的秘书应该事先通知我您生病了，那么，我就不会打扰您了，我完全可以过两三天来祝贺您递交国书。”赫尔利说，他根本没有生病，躺在床上，只是为了不去参加英国大使举行的午宴。

赫尔利说，最近周恩来将要到重庆，继续与国民党进行谈判。谈到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谈判的问题，赫尔利说，蒋介石曾经断然驳回了中国共产党通过赫尔利向国民党转达的那些建议，宋子文也激烈地反对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达成协定。但是现在，蒋介石却在实施中共建议，并谎称这些建议是自己首先提出来的。另外，宋子文也改变了自己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以亲共产主义活动家的面目出现。“我真是完全不明白这些现象，”大使说。

在接下来的谈话中，赫尔利说，他已经知道了宋子文即将出访莫斯科，他非常关注宋的这次出行。“因为在宋子文与苏联政府领导人会晤期间，将解决与中苏关系有关的问题。”赫尔利打算在宋子文动身去莫斯科之前回美国。在返回中国时，他打算途经莫斯科。赫尔利希望在莫斯科与我们的领导人会面。

接下来，赫尔利狠狠地骂了英国人一顿。然后他说要预先通告我一个天大的秘密。赫尔利说，英国请求美国以租借的方式，向他们提供能够组编两个航空大队的B 24轰炸机，以便将这两个航空大队部署在昆明。英国人还请求提供水陆两用飞机。他们请求提供轰炸机的理由是：英国陆军部队在实施“夺取缅甸、泰国和马来亚”的行动时，必须借助这些轰炸机的帮助。赫尔利对于“夺取泰国”这一表述极其愤怒，他称英国人是帝国主义分子，千方百计地想吞并另一个主权国家——泰国。赫尔利说，华盛顿已经就向英国提供用于组建部署在昆明的航空大队轰炸机事宜征求了他的意见。按照赫尔利的说法，他既反对允许英国人进入昆明，也反对向英国人提供那些轰炸机和水陆两用飞机。

赫尔利还讲述说，英国大使塞穆尔称他是“红军的先进代理人”，就因为他对红军做出了高度评价。赫尔利说，塞穆尔还散布谣言，说我们大使馆正在从事着中国共产党的事业。

赫尔利邀请我共进午餐，并说，他希望这顿午餐成为苏美友好的午餐。但是，他不愿意邀请英国人、法国人、加拿大人、澳大利亚人、比利时人或者荷兰人出席这样的午餐，“因为他们都是帝国主义分子”。

我的看法是：

1.中国人已经把宋子文即将出访苏联的事情通报给赫尔利。也可能，中国人还请求美国人在与我们进行谈判的时候支持他们。鉴于这一点，赫尔利打算去找罗斯福，并向他提出在莫斯科谈判时支持宋子文。由于不希望宋子文脱离自己的控制，赫尔利计划返回中国的时候经过苏联，并在宋子文出访莫斯科期间一直逗留在那里。也可能，赫尔利还打算参与宋子文与我们的谈判进程。从另一方面来讲，利用在宋子文出访莫斯科期间，自己也一直逗留在那里，赫尔利希望制造一种三方谈判的印象，中国人可能会利用这一点达到宣传的目的。

2.一方面美国同英国及其自治领的矛盾，另一方面美国同在华的法国人、比利时人和荷兰人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化。美国人在同自己的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竭力想把我们拉到自己一边。赫尔利今天接待我的时候，以“生病”的理由拒绝了与英国人共进午餐，这是有意强调与我们的良好关系。我认为，所有这一切的目的，是为了加强美国与自己在华敌人进行斗争中的地位以及使我们与在华的美国的敌人之间产生某种猜疑和纠纷。

苏联驻华临时代办

Т.斯克沃尔佐夫

文件共3份，送：莫洛托夫同志、洛佐夫斯基同志和大使馆档案室

АВПРФ，ф.0100，оп.336，п.244，д.14，л.56-58

№11967 斯克沃尔佐夫致莫洛托夫函：中国政治和军事形势(1945年2月3日)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

В.М.莫洛托夫同志：

谨以此函，向您汇报1945年1月中国发生的最重大的事件和现象。

一、1945年1月，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进行的谈判没有取得任何成果。

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联合政府的要求，使国民党感到极度不安。因为无论是在中国的所有进步阶层中，还是在国外，中共的这个要求都受到了热烈欢迎。有鉴于此，国民党领导层做了许多努力，以便建立一个能够使国内外社会舆论的注意力从联合政府问题上转移开的某种组织。对国民党一些著名活动家(王世杰等人)的建议进行讨论的结果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建立一个政治委员会，在该委员会成员中，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和无党派人士可各派2名代表，再加上外交部长、军事部长和财政部长。在政治委员会中，只有4名委员可能会成为国民党的反对派，因为所谓的“无党派人士”，都是从那些与国民党分子志同道合的人之中挑选出来的。按照国民党的意图，这个委员会能够使所要求建立的联合政府丧失活动能力。

1945年1月15日，国民党指使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了自己提出的关于建立政治委员会的决议。希望尽快使建立政治委员会的决议生效。蒋介石在当天(即1月15日)邀请了一些国民党人士和民主同盟的领导人左舜生(他还是中国青年党的领导人)等参加自己的午宴，并向他们宣布了关于建立由上述人员组成的政治委员会的决定。当左舜生弄清政治委员会将是行政院的一个组织机构，且只能是一个协商性质的机关，它的所有决定都必须获得一系列机关的批准之后，他声明说，他不能同意民主同盟的代表参加这个政治委员会。国民党分子进一步劝说左舜生派民主同盟的代表参加政治委员会的尝试也没有获得成功。

最突出的一点是：国民党只是极力争取民主同盟参加这个委员会，而同中国共产党并未进行有关这一问题的任何谈判。国民党打算争取民主同盟的同意且公开宣布成立政治委员会，然后再建议中国共产党派自己的代表参加该委员会。他们企图利用共产党拒绝参加委员会这一点来反对共产党。

延安方面立即识破了国民党的诡计。1月24日周恩来同志飞抵重庆。在抵达重庆之后，周恩来发表了声明，说他来到这里是为了与政府和其他各阶层人士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具体措施的。周恩来说，他代表中国共产党向国民政府、国民党和中国民主同盟建议，召开有各党派代表参加的会议，该会议应该成为召开国民大会和成立联合政府的预备性协商会议。他还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以下几点要求：1.取消国民党一党制专政；2.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和最高联合司令部；3.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存在；4.取消旨在压制人民自由的各项法律；5.取缔特工机关(国民党的情报机关)；6.释放政治犯；7.承认一切抗日的队伍；8.取消对特区的封锁；9.承认各解放区以民主方式成立的政府。

这个声明还被刊登在1945年1月25日的《新华日报》上。第二天(也就是1945年1月26日)，《新华日报》刊登了民主同盟1945年1月15日的呼吁书，该呼吁书就其实质来说是重复了周恩来声明的头7条内容。此外还提出了如下要求：1.取消集中营和法西斯组织；2.实行公开的金融政策，由代表机关讨论和批准财政预算；3.保证人民最起码的生存条件，增加军饷，帮助灾区的居民；4.立即停止国民教育的国民党化；5.加强与苏联的友谊，加强与英国、美国和其他盟国的关系。

无论是周恩来同志的声明，还是民主同盟的宣言，就其实质来说，都反对国民党所通过的关于建立政治委员会的决定。国民党分子直截了当地说，周恩来到此就是为了进行反对建立政治委员会的斗争的。在1945年1月的最后几天里，国民党分子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猛烈攻击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建议。毫无疑问，国民党报刊坚决反对建立联合政府的声明，证明蒋介石已经动员自己的力量进行反对建立联合政府建议的斗争。

美国人，尤其是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竭尽全力地促使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宋子文前往莫斯科之前达成某种协定。他们还威胁说，如果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没有达成协定，罗斯福是不会来中国的。

目前，国民党的观点是建立政治委员会，并千方百计地辱骂那些建议成立联合政府的人，而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同盟则坚持成立联合政府，并做了大量的解释工作，以说明按国民党计划的构想建立政治委员会是没有必要的。

二、1945年1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给自己的各级组织下达了一系列指示，加强反对中国共产党、民主同盟和所有自由活动家的工作，并出版了臭名昭著的《关于共产党罪行的通报》，通报重复了国民党在15年期间一直散布的那些谎言。在本报告的这个月，国民党变本加厉地进行自己的反共活动，在一些地方展开了逮捕活动，还发生了国民党军队进攻新四军小分队的事情。

我们倾向于认为，目前对反共宣传活动的加强，是为了使反对成立联合政府问题的斗争尖锐化。

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通过了关于在1945年5月5日召开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预定将在会议上讨论如下问题：1.修订抗战和进行国家建设的规划；2.国民党对反对党的态度；3.召开国民大会和实行宪法；4.选举领导机关。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将赶在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前召开。

国内政治局势的尖锐化，迫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重新审核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关于在战争结束之后一年内召开国民大会的决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于1945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大会的成员将是那些早在1936年就被国民党指派或者网罗到一起的人。大会的这些组成人员将不会反映出人民的想法，因此，中国的进步阶层要求对国民大会的成员进行重新选举。

四、1945年1月上旬，沉寂了一段时间之后，中国的南部地区又恢复了战事。在南方，日本军队从广州方向，沿广州—汉口铁路线采取了进攻行动。1月26日占领了广东省政府的驻地——韶关(广东)。这批日本军队继续向北推进，打算与那些从河南方向南移的日本军队汇合。大概，这些日本人将在最近的2—3周内会合。在这种情况下，广州—汉口的整个铁路线将处于日本人的控制下。目前，这对于日本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认为美国的空降兵部队可能于1945年3—4月间，在中国的沿海地区登陆。日本军队开始从河南向东部进攻，企图清除中国整个东南部地区的中国军队。日本人的作战行动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

中国政府声明说，日本人的这些战斗行动对它来说并不可怕。由于中印公路的开放，中国总的军事形势已经有所改善，沿着这条公路他们每月将会获得10万吨军用物资。这条公路的开放在中国新闻界引起了极大的关注。

五、1月份，日本在重庆的间谍分子加紧了破坏行动。目前这些活动是针对美国机关的：1月19日他们焚烧了美国大使馆的大楼；1月22日焚烧了无线电台和美驻华武装力量参谋部的办公处所。

六、中国报界极其关注即将召开的苏联、美国和英国三大国的领导人会议。他们表示希望在这次会议上，附带制订出击败日本的计划。中国人写到，在临近会议召开时(指的是1945年2月底)，欧洲的战争将会结束，苏联将会表明自己对于参加对日战争的立场。国民党的情报机关还散布谣言，说苏联已经开始积极准备参加与日本的战争了。为了使自己的谣言具有说服力，他们还声明说，苏联军队正在向远东地区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调运。远东的红军舰队，正在进行演习，准备参加对日战争。为了对付苏联的行动，日本人也在向东北地区频繁地调集部队。

七、苏联红军在1945年1月取得的成绩，引起了中国绝大多数活动家、外国外交人员和中国报界极其广泛、热烈的评论和称赞。 [1] 在这些赞扬中也能听到一种担忧的声音，即红军将会第一个冲进柏林。实际上无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都不希望我们的军队第一个冲进柏林。

八、由于新疆发生的起义事件，反苏宣传活动仍在继续着。中国人，尤其是受蒋介石委托前往新疆调查哈萨克人起义原因的卜道明，在自己朋友的小圈子内声明说，起义分子从苏联获得了武器，其中包括小口径步枪。

与此同时，中国人还希望就新疆省贸易和经济合作事宜与苏联达成协议。在此附上的中国政府的建议是卜道明新疆之行的产物。中国人非常清楚，没有我们的参与，他们是无法满足新疆居民对生活必需品的需求的。他们希望将我们的货物运入新疆，以此来减少当地居民的不满情绪。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Т.斯克沃尔佐夫

1945年2月3日

文件共3份，送：莫洛托夫同志、洛佐夫斯基同志和大使馆档案室

АВПРФ，ф.0100，оп.35，п.237，д.11，л.34-40

№11971 斯克沃尔佐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建立联合政府谈判(1945年2月14日)

机密

周恩来同志今天在大使馆用过早餐。我发现，周恩来同志工作十分繁忙，于是在就各自的健康状况进行了礼节性问候之后，马上询问他这次来重庆取得了什么成果。周恩来把自己起草的关于与国民党代表谈判总结的声明草案给了我，以此作为对我的答复。草案内容如下：

“我在重庆逗留了3个星期。这段时间，我与国民政府的代表、行政院代理院长宋子文博士、王世杰博士和张治中将军，进行了多次交谈。

为了动员和联合中国人民的所有抗日力量，使他们努力与我们盟友的行动协调一致，战胜日本侵略者和解决当前的政治危机，我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多次向国民政府提出关于组建联合政府的计划。同时，为了讨论实现这个计划的具体措施，我还向国民政府、国民党和中国民主同盟提出建议，以政府的名义召开各政党代表参加的大会，正式讨论和决定关于以何种方式取消国内一党制的管理、如何将目前的政府改组为民主联合政府的问题，同时制定共同的纲领，以便使国民政府利用类似的措施实现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计划。

实现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原则，承认一切抗日党派和组织的合法存在，确保人民应有的一切自由，承认一切抗日队伍和以民主选举方式在解放区和占领区成立的地方抗日政府，真诚地支持华盛顿公约、莫斯科宣言以及开罗会议所制订的使日本遭到彻底失败的计划，建立独立、自由、富强、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以上这些无疑应该成为联合政府的政治内容。

国民政府的代表只是接受各党派代表会议的形式，但是改变了其名称。至于在代表大会的内容(工作)方面，则存在着重大的分歧。

中国共产党提议的程序可归纳如下：召开各党派代表的协商会议，宣布立即取消一党制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和最高联合指挥部；在该政府的领导下筹备召开国民大会和成立立宪制政府。这样的程序可使中国走上民主化道路。

国民党当局提出的程序可归纳为以下几点：召开代表会议而不是各党派之间的协商会议，继续维持一党专政，吸引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到由一党(即国民党)管理的政府中，召开国民大会，其成员是在去年就已经选举好的，并通过以前制定的宪法或者对其进行修改。这种程序是一党制专政的继续。

如果一党专政不被取缔，那么，政治制度和政策就不可能得到改变，全体中国人民和一切抗日队伍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被动员和联合起来。这样一来，在这个党的管理下，无论策略有何种改变，也不可能有利于民族事业。

由于存在这些重大分歧，我应该返回延安，向我党中央委员会汇报。

在谈判期间，我曾向国民政府的代表建议，为了改变目前的政治状况，国民政府首先应该释放爱国的政治犯，宣布取消一切旨在压制人民自由的法律，停止特务机关的一切活动，撤出包围陕甘宁边区和进攻八路军、新四军的队伍。但是，从国民政府代表的回答中可以看出，只有在签署协定之后才能研究这类问题。

所有这一切都清楚地表明，在此次谈判中两党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尽管如此，军事形势和全中国人民的要求以及联合国的希望仍然是：中国一切抗日力量应该立即联合起来，以便尽快打败日本。因为如果目前还不这样做的话，那么，所有人都会感到不安和恐慌。

我们可以坚定地相信，全体中国人民和一切抗日政党，一定会找到尽早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道路的。

美国大使赫尔利将军在近几个月的谈判期间所做出的不懈努力和热情的帮助，赢得了极高的评价。但直到目前为止，谈判仍未取得任何成果，这使美国的声望也受到了损害。”

对于这份声明草案，周恩来同志补充说，昨天，也就是1945年2月13日，这场谈判闹剧终于落下了帷幕。蒋介石接见了周恩来、王世杰和赫尔利，对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要求，蒋介石声明说，革命给予了他权力，他将把这种权力转交给人民，而不是什么政党，并且只能通过国民大会进行，而不是某种党派之间的协商会议。

周恩来同志指出，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政治党派代表的是人民。蒋介石回应的是，这些政党并不代表中国人民。

周恩来同志说，在最重要的政治问题上，国民党不想做任何让步。

我向周恩来同志询问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主同盟之间的关系，周对此的答复是，民盟拥护中国共产党，并与共产党人协商他们的工作，因为它自己单独是不可能做成任何事情的。

周恩来同志说，国民党的左翼分子赞同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联合政府的要求。他们还制定了在这个问题上与中国共产党共同行动的纲领。在回答了我的相关问题之后，周恩来同志说，参加国民党左翼分子集团的人有：孙科、覃振、邹鲁(他认为邹鲁是最近几年变成“左倾”的)、王昆仑(纲领的作者)、钟天新(ЧжунТяньсинь)、李烈钧。周恩来同志说，国民党的左翼分子需要道义上的支持。按周恩来同志的话说，于右任和冯玉祥持动摇不定的立场。周恩来同志尤其尖锐地批判了宋子文。他称宋是美国资产阶级的买办，并指出，宋子文经常出现在赫尔利的住所里，在与赫尔利交谈时，他担心孙科的竞争力，说孙是亲苏分子(关于这一点是赫尔利告诉周恩来的)。周恩来同志认为，只有当宋子文本人失去权力的时候，他才会成为蒋介石的对立派。

我向周恩来同志询问，今后将如何开展民主化管理运动。他的回答可归纳为：有3个因素能够把政府推向民主化，即：1.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的存在；2.人民的要求；3.国际局势。

就此结束了会谈的主要内容。会谈大约进行了50分钟。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Т.斯克沃尔佐夫

1945年2月14日

文件共3份，送：莫洛托夫同志、洛佐夫斯基同志、大使馆档案室

АВПРФ，ф.0100，оп.33，п.244，д.13，л.66-70

№11976 斯克沃尔佐夫与孙科会谈纪要：中苏关系问题(1945年3月2日)

今天孙科是在大使馆里用的午餐。午餐结束之后，在会客厅里我说，根据蒋介石在宪法实施促进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推测，已经没有任何希望表明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同盟提出的要求做出让步了。孙科回答说，蒋介石只是表面上做出将不进行任何让步的样子，但是，形势将迫使他向民主主义分子做出一系列的让步。

接着，孙科指出，最近周恩来和董必武应该来到重庆与国民党继续进行谈判。

随后，孙科说，今天中国共产党驻重庆的代表王若飞探访了他，并向他询问了——最近一段时间流传的关于他将前往莫斯科的说法是否正确。按照孙科的话，他是这样答复王若飞的：关于这件事他一无所知。

此后孙科指出，先前大家都知道宋子文将于2月底访问莫斯科，但是，现在他似乎又不去了。孙科问我：关于这件事我是否知道些什么。我告诉他，我国政府已经通知傅秉常大使，由于展开了重大的军事行动，斯大林大元帅需要在前线待上很长一段时间。因此，我国政府表示最理想的是，宋子文能够在4月下旬或5月份来莫斯科。

孙科问我在什么报刊上发表了克赖诺夫关于批评中国目前局势的文章。我回答他，这篇文章是在《消息报》上发表的。 [2] 孙科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希望在苏联报刊上多刊登一些关于批评中国缺乏民主的文章。他说，这样的文章将会给国内的民主运动以很大的帮助。对此他还补充说，美国也批判中国缺乏民主，并且比苏联报刊批评的还要尖锐。孙科说，苏联报刊最好是根据蒋介石在宪法实施促进委员会会议(3月1日)上的讲话，发表一篇批判性的文章。孙科还叙述了自己的构想：在苏联报刊的批判性文章中，不应该表明自己倾向和同情哪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还是国民党，而是从对两个党派态度一致的立场出发进行批判。

孙科还问我，В.М.莫洛托夫是否参加旧金山会议。我告诉他说，关于这个问题我还没有得到任何消息。

本次谈话的最重要的内容就这些。

苏联驻华临时代办

Т.斯克沃尔佐夫

文件共3份，抄送：莫洛托夫同志、洛佐夫斯基同志和大使馆档案室

АВПРФ，ф.0100，оп.29，п.205，д.11，л.82-83

№14614 斯大林与赫尔利、哈里曼会谈纪要：对华政策(1945年4月15日)

斯大林同美国驻中国大使赫尔利和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的会谈纪要

1945年4月15日

与会人员：莫洛托夫、帕夫洛夫和美国大使馆二等秘书Э.贝茨。

赫尔利说，在离开美国之后，他突然听到了关于罗斯福总统去世的消息。

赫尔利说，总统委托他同斯大林大元帅谈谈关于中国的局势。他(赫尔利)上次在莫斯科时，曾同莫洛托夫谈过此事。莫洛托夫公开阐述了苏联对中国问题的立场，并告诉他(赫尔利)一些宝贵的信息，这些信息都是正确的。首先，他(赫尔利)想对中国局势做简要分析。他(赫尔利)同中国的“人造奶油式的共产党人”进行过会谈。他(赫尔利)同斯大林会晤的目的是弄清楚苏联的立场，因为美国将不得不同苏联在中国事务上进行合作。上次莫洛托夫说过，中国共产党人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他们是一群努力要在中国进行改革的人。莫洛托夫还谈到，苏联政府不希望中国出现内部争斗和国内战争。莫洛托夫说，苏联想同中国建立一种更加密切而和谐的关系。但是，莫洛托夫说，苏联政府坚持让中国当局停止对苏联在华公民的歧视和排挤。莫洛托夫还谈了1936年在蒋介石身上发生的不愉快的事件。显然，在这一事件中，苏联政府向蒋介石提供了巨大的帮助。他(赫尔利)同莫洛托夫曾谈过这次会谈，而且为了让蒋介石相信苏中两国具有友好的关系，费了许多时间。最后，蒋介石说，他将派特使前往苏联同苏联政府进行谈判，以便同苏联建立更加密切与和谐的关系。蒋介石还谈到了派自己的儿子去苏联的事，他是在苏联受的教育，参加了苏军，娶了俄国女人做妻子。

蒋介石允许他(赫尔利)去延安同共产党人——中国的活动家举行会谈。他(赫尔利)发现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家努力在反日战争中同国民政府进行合作。中国共产党人相信，他们的信念同中国民族主义者的信念是相符的，他们也是孙中山关于成立民族政府思想的拥护者，中共还向重庆派遣了自己的代表团。他们声明，如果成立了联合政府，他们就准备参加，并准备移交自己的军队归政府统一指挥。中国共产党人同重庆政府代表就这一问题进行过会谈，谈判双方深入探讨了一些细节问题。同时，这几次谈判给人的一个印象——前景是光明的。当参加旧金山会议的邀请发出去以后，中国共产党人要求允许他们派遣自己的代表参加这次会议。他们被告知，这是各国之间的会议，而不是各政党之间的会议，如果他们想派出自己的代表与会，中国共产党应被吸收到中国代表团中来。共产党人要求允许他们也指派代表。蒋介石同意这样做。现在参加旧金山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中将有来自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赫尔利说，我们在蒋介石面前坚持让他在统一中国共产党人的武装力量和联合中国各民主党方面做出让步，以便把日本人赶出中国。谈到同中国共产党人的会谈时，他(赫尔利)向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通报了这一内容，他(赫尔利)同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经常举行会谈。

他(赫尔利)希望斯大林大元帅和苏联政府能帮助中国一切军事力量实现联合和团结。

斯大林感谢赫尔利通报的消息，并表示，苏联政府将采取一切措施促成中国武装力量的统一。

赫尔利对斯大林的话表示感谢，他说，在伦敦他同丘吉尔见过面，丘吉尔也同意在中国军事力量统一方面提供帮助。

斯大林问，赫尔利是否知晓在克里米亚会议上形成的关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文件？

赫尔利做了肯定的答复。

斯大林问，蒋介石是否知晓这份文件？

赫尔利做了否定的答复。

斯大林问，关于罗斯福的应当由谁来向蒋介石通报这一文件的计划，赫尔利是怎么考虑的。罗斯福在克里米亚答应通过赫尔利或者其他人去做这件事。

赫尔利表示，今天他正好想同斯大林大元帅谈此事。罗斯福把文件的内容告诉了他(赫尔利)，并事先提醒他说，在斯大林大元帅没有发出相应的信号之前，他(赫尔利)不能向任何人谈关于文件的事。他(赫尔利)现在想知道，斯大林是否想让他(赫尔利)尽快把这份文件的内容告诉蒋介石，还是暂不告知。总统去世后，他(赫尔利)收到杜鲁门的电报，电报中重申了罗斯福就此问题的指示。

斯大林说，在克里米亚，罗斯福表达一种担心，如果文件的内容让中国一些领导人知晓，他们会因文件的内容而产生分歧。如果赫尔利认为需要等等的话，那么，他(斯大林)不反对这样做。他(斯大林)建议赫尔利自己决定向蒋介石通报文件内容的时间。问题在于，苏联军队在远东集结和为战役做准备需要2—3个月的时间。显然，准备工作不可能早于7月上旬完成。当准备工作完成后，他(斯大林)就不担心公布文件的后果了。因为到时候，他(斯大林)已经为苏联参加反日战争找到了借口。但是，在此之前，需要考虑到日本人可能会发起挑衅，他们现在在满洲部署有一些军队。

哈里曼问道，当宋子文来莫斯科时，他(哈里曼)认为，将不得不把文件的内容告诉宋子文，因为这份文件事先规定了要签订苏中条约。有鉴于此，现在就向蒋介石通报文件内容是否合适。

斯大林回答说，宋子文将在旧金山会议结束之后来莫斯科，大概不会早于5月末。当然，需要现在就把文件的内容告诉蒋介石。但是，由于准备需要必需的时间，他(斯大林)还认为，在宋子文来莫斯科之前就把消息告诉蒋介石是不可行的。

赫尔利回答说，如果没有斯大林大元帅的事先提示，他是不会把这一消息告诉蒋介石的。当他(赫尔利)认为到了可以这样做的时候，他会通过哈里曼大使向斯大林大元帅通报这一情况。

斯大林说，这样最好。

赫尔利说，现在他想向斯大林大元帅提及1942年自己同他(斯大林)的会谈。他(赫尔利)当时说过关于首先进行太平洋战争，然后再进行欧洲战争的必要性问题。斯大林大元帅让他放弃了这样的想法。如今的事件表明，斯大林大元帅的观点是正确的。

然后，他(赫尔利)感谢斯大林在斯大林格勒被包围期间允许他参观苏联军队。斯大林大元帅还允许他在高加索逗留。对此，他(赫尔利)对斯大林大元帅非常感激。前线之行使他(赫尔利)对苏联红军产生了极好的印象，他曾向总统和马歇尔将军谈过自己的印象。

斯大林同志说，太平洋战事进展得比我们预期的要好。

赫尔利说，他担心日本人可能会动用被占领地区的资源。他(赫尔利)记得，斯大林大元帅说过，日本人没有成功地做到这一点。事情果然如此。

斯大林回答说，日本人没有足够的运输船只。

赫尔利说，他们也没有足够的能力使用夺取的资源。

哈里曼说，他想弄清楚两个问题：第一，他想知道，中国人将要发动的战役对苏军的作战行动具有什么意义？

斯大林回答说，他对现在中国的军事状况知之甚少。但是，如果中国人能拖住日本人，防止其由南向北撤退，破坏日本人的后方和炸毁桥梁，这将会给苏军提供不小的帮助。

赫尔利说，在此他想向斯大林大元帅谈几句关于中国军队目前的状况。中国军队装备不好，吃的也不好，但是，当史迪威将军向缅甸调过来5个师和优秀的指挥官后，他们仗打得很好。另一方面，装备很差的中国军队在日本人的猛烈进攻面前撤退了。

斯大林说，中国人的悲剧在于，他们没有优秀的指挥官。中国士兵本身拥有非常好的作战能力。

赫尔利说，同国民政府的军队相比，中国共产党的部队训练有素，善于作战。

斯大林回答说，这是可信的。同国民政府的部队相比，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很少贪污受贿。

赫尔利表示，无论是中国共产党人，还是中国国民政府，都极大地扩编了他们所指挥的军队。例如，中国共产党人就证实，他们现在拥有800万兵力。实际上，他(赫尔利)认为，他们拥有的兵力不越过150万。

斯大林说，这可以称作是“中国人的策略”。

赫尔利笑着说，这是非常准确的评价。

斯大林说，中国军队中营私舞弊盛行。如果吃掉一个师或旅团，那他们的指挥官在占领中国的某一个地方后会立即向居民课税。这些师或旅团的指挥官会把赋税中的大部分放入自己的腰包。结果，居民对军队很不友好，不愿意供应粮食。

赫尔利说，斯大林说得完全正确。目前在中国的美国人正在极力纠正这些恶习。其中，蒋介石本人表示在这方面要充分合作。美国人成功地说服蒋介石撤了他内阁中的3名部长。

斯大林说，蒋介石是一位大公无私的人，可能他对他的国家出现的事一无所知。

赫尔利同意斯大林的观点。

赫尔利说，目前美国人正着手装备和训练36个中国师。如果中国军队能成功实现统一的话，再加上中国共产党人的部队，那么，中国总共将拥有约40个师的训练有素和善于作战的军队。

斯大林说，这一数量的军队对于把日本人赶出中国来说足够了。

哈里曼问道，新疆方面有什么消息？

斯大林说，在新疆，乌鲁木齐居民不断起义，掀起了反对仅占新疆居民人口5％的汉族人压迫的斗争。另一方面，至于双方军队的人数，回族人有300—400人，而汉族人有600人。那里正开展大规模的斗争。

赫尔利说，他还没去过新疆，不能对那里的情况进行评价。但是，他(赫尔利)期待返回中国后能去那里看一看。

赫尔利感谢斯大林的谈话。

哈里曼说，他有一两个问题请教斯大林。杜鲁门总统打算履行克里米亚关于波兰问题的协定。当然，遗憾的是，总统近来不能回复斯大林大元帅的信。波兰问题是重要的问题，美国政府认为必须尽快解决。他(哈里曼)建议，当莫洛托夫访问华盛顿时，他(莫洛托夫)将同斯退丁纽斯和总统讨论这个问题。美国政府期待能找到共同语言来解决它。总统在给斯大林大元帅的信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们同斯大林大元帅的观点有些分歧。他(哈里曼)不知道，斯大林将给总统什么样的答复。但他(哈里曼)受政府委托表达这种期待，莫洛托夫在华盛顿讨论关于莫斯科委员会的问题，指的是成立实质性的，而不是形式上的新政府，也就是说，不是换一块招牌就可以的。美国政府认为，波兰政府推荐的那些人士应该是：第一，准备同苏联进行合作的人；第二，赞同克里米亚协定的人。

斯大林说，他不能赞同哈里曼在关于成立完全新型的波兰政府的问题上的后一种意见，因为华沙政府已经在波兰活动，并有同德国人作战的自己的军队。阿尔齐舍夫斯基 [3] 还没有同德国人作战。

哈里曼说，新的波兰政府并不是指要吸收阿尔齐舍夫斯基，也不是指吸收萨佩格 [4] 主教，只是建议邀请他作为波兰天主教阶层的代表进行协商。

斯大林说，波兰问题委员会应该在我们三大国领导人的一次会议到另一次会议之间进行工作。现在，我们三个国家的代表——斯退丁纽斯、艾登和莫洛托夫已经在旧金山。哈里曼和赫尔利也将在那里。他们可以讨论波兰问题。

哈里曼说，这么说，莫洛托夫将进行一次艰苦的谈判。

哈里曼请求斯大林允许在波茨坦的美国人的飞机可以飞往美国基地，以及今后允许美国飞机在苏联领土着陆。

斯大林说，关于在波茨坦的美国飞机问题，他已指示准予通行。至少后面的问题，美国飞机着落是好客之举。但是，他(斯大林)要求，今后这些飞机不能给阿尔齐舍夫斯基的代理人空投货物、武器。

哈里曼说，他对斯大林的这些话感到吃惊，因为这样的行动违反美国政府的政策。他(哈里曼)感谢斯大林大元帅提供的关于供今年研究的具体情况的情报。

斯大林同志答应向哈里曼转达这样的情报。

记录人：В.帕夫洛夫

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374，л.77-84

№11994 彼得罗夫与赫尔利谈话纪要：赫尔利访苏情况(1945年5月10日)

摘自А.彼得罗夫的工作日记

机密

在我对赫尔利进行正式访问时，经过短暂的礼节性的寒暄之后，他向我讲述了如下内容(以下援引的是赫尔利以第一人称讲述的内容)：

“我是一名共和党人，罗斯福总统是民主党人。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我是罗斯福总统的反对派。在战争最初日本人进攻的战斗中，我两次负伤。此后，我回到美国，并反对总统采取的关于‘先欧洲，后亚洲’的决定。我曾坚信，战争首先应该从亚洲展开，因为使日本人有机会巩固自己在所占领的太平洋国家里的地位，从我的观点来看，这就意味着今后无法将日本人从这些国家驱逐出去。我考虑的是以下两个基本因素：第一，太平洋地区殖民地国家的居民仇恨欧洲人，仇恨在日本人到来之前欧洲人所实施的那个冷酷无情的制度。一部分居民会把日本人看作是自己的解放者。第二，如果给日本人时间使他们建立起对那些被占领国家绝大多数居民的剥削制度并开发和利用这些国家最丰富的物质资源的话，那么日本的经济实力就会迅猛地增长，其结果是根本无法战胜它。我向罗斯福总统坦率地讲述了这一切，从我担任军事部长职务时起我就非常了解罗斯福总统。

罗斯福总统认真地听完我的讲述之后对我说，虽然你的话有很多是正确的，但是，决定已经做出，在政策方面将不可能有任何变动。我回答罗斯福总统：虽然我根本不赞同所做出的决策，但是，在这场战争中我将支持总统。于是，罗斯福建议我到苏联走一趟。总统说，关于红军、关于它的战斗力以及苏联领导人想的是什么，我们缺乏足够可信的信息。总统还建议我以他的私人代表的身份前往莫斯科，拜会斯大林大元帅。

我是1942年底来到莫斯科的。斯大林大元帅极其热情地接见了我。我毫不拘束地向他阐述了自己对于欧洲和亚洲战争的看法。斯大林大元帅对我所做的那些解释，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在很多方面成功地说服了我。现在，我应该说，当时斯大林大元帅对我所说的许多话，都准确地应验了。根据我对事态的理解，有许多还在不断地被证实。首先，斯大林大元帅向我详细说明了日本的情况，并使我确信，我对日本未来实力的担心是过于夸张了，没有德国，日本是无法发展军事工业的，尤其是飞机制造和核潜艇制造工业。第二，斯大林大元帅完全同意我的关于太平洋国家居民憎恨白种帝国主义分子的说法，并指出，我又过高地估计了日本人在这些国家建立剥削制度和开发利用这些国家物质资源的能力以及这些国家居民对日本人的喜欢程度。在与斯大林大元帅进行了几次交谈之后，我成为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支持者。在罗斯福总统交给我的所有问题上，我与斯大林大元帅完全达成了一致意见。尤其是众所周知，那时英国自己几乎没有武器，他们购买了我们的大部分武器，英国人反对美国向苏联提供物资援助。因此，我与斯大林大元帅达成一致意见：将一条叫特兰斯的伊朗公路直接控制在俄国人和美国人手中，不能让英国人经手，否则的话，供给苏联的武器就会被英国人扣留。

第二天早晨，当我拜会斯大林大元帅时，元帅问我对他还有什么要求。我说：‘作为一名士兵，我非常希望参观红军队伍，并且是到您打算包围德国人的斯大林格勒地区。’斯大林大元帅对此非常吃惊，并问我是从哪里知道俄国人打算在斯大林格勒地区包围德国人的。我告诉他我是猜测的，斯大林大元帅的这个问题使我坚信，自己的猜测是正确的。于是，斯大林大元帅打开了挂在他办公室里的军事地图的帷幕，并向我展示了即将在斯大林格勒附近开始的摧毁德国人的作战计划。斯大林大元帅对我说，我是他允许参观正在作战的红军队伍的第一个外国人。第二天早晨，在8架歼击机的掩护下，我乘飞机前往斯大林格勒地区。

在斯大林格勒地区我结识了几乎所有的指挥员，我还到达了距德国人160公里处的后方坦克部队阵地，我对红军的战斗能力和战斗热情十分赞赏。我亲眼看到，红军是如何直接消灭了罗马尼亚和意大利的部队以及他们是如何有力地攻击德国人的。在返回莫斯科之后，斯大林大元帅又一次接见了我，他再一次问我还想看什么。我说，我想看一看在您和德国人之间你们所保留下的石油产区。斯大林大元帅向我保证说，俄国人从美国所获得的那些武器，已经很好地使用在将德国人与石油产地隔开的那一小块地区。现在，大元帅已经不再担心高加索石油区的安全了。第二天，我又乘机飞抵奥尔忠尼启则地区。在那里我看到了我们美国的飞机，并参加了一次红军从侧翼打击进攻的德国人的战役。同样，以在斯大林格勒时的那种心情返回了莫斯科。我向斯大林大元帅表示了热烈的感谢，并返回华盛顿。在华盛顿我向总统详细阐述了自己的印象，并高度评价了红军的战斗能力。随后，罗斯福总统致电斯大林大元帅，感谢元帅对我的热情款待。我强烈坚持关于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想法，但是，丘吉尔的方案取得了胜利。战斗行动在非洲开始了。我认为在非洲开始的行动是最愚蠢的想法，我们只能将责任归于顽固的丘吉尔。这场战役耗掉了我们巨大的力量和许多物资，并使我们在战略上完全处于不利的地位。因为，正如目前已经清楚的那样，如果不进行这场战役，如果立即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的话，意大利就会像熟透的苹果一样，落在我们的手里。

不久，总统又一次召见我，并对我说，我们几乎没有关于中国共产党人情况的资料。中国共产党人经常与俄国人保持联系，我们完全不了解俄国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态度。总统建议我再一次前往莫斯科，弄清楚俄国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态度以及俄国对于中国的立场。就这样，我再次来到了莫斯科。在莫斯科我没有机会拜见斯大林大元帅，但与莫洛托夫先生就这个问题进行了会谈。我无法保证在此完全准确地引用莫洛托夫先生说过的话，但是，可以将他对形势分析的大意归纳如下：第一，不能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只是中国人民生活得非常艰难，他们极力想给自己创造一种还可以过得去的生活条件，而中国的共产党首脑人物正是因此而受到欢迎的。第二，俄国从来也没有帮助过，今后也不会帮助中国共产党人，从来没有给他们提供过武器，今后也不会提供。第三，在新疆事件过程中，是苏联的立场挽救了蒋介石的命运。尽管如此，蒋介石在对待苏联的态度方面仍然表现得颇有些忘恩负义。国民党正在系统地开展反对苏联的宣传活动。第四，虽然蒋介石有这样的举动，俄国在原则上仍然保持与中国友好的立场。返回华盛顿之后，我向总统汇报了莫洛托夫先生所做的这些分析。

此后不久，我作为美国驻华大使来到了中国。在这里我听到蒋介石、孔祥熙、王世杰、陈立夫等人多次抱怨，说俄国人正在帮助共产党人。于是，我向他们直接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们不允许我到延安去？这样我就来到了延安。在延安我证实了，莫洛托夫对我所说的一切都是非常真实的。不久我了解到，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荷兰以及其他国家都不希望中国的统一，并正在进行干涉和破坏这种统一的工作。通过与驻在重庆的这些国家的外交代表进行会谈，我核实了自己获得的这些情报，这些情报资料是完全可靠的，这种破坏中国联合力量的工作正在进行着。我返回美国向罗斯福总统进行了汇报。罗斯福总统建议我前往伦敦，并就此问题与丘吉尔进行商谈。丘吉尔对我所说的话向我表明了，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不仅不追求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国，恰恰相反，他们将继续执行自己的帝国主义政策。丘吉尔对我是非常坦率的，并直截了当地对我说，英国对中国的统一以及它变成民主主义国家并不感兴趣。当我问他——英国是否将香港归还给中国时，丘吉尔回答说，有他活着就休想。于是，我向丘吉尔声明说，我不去中国，而是要返回美国，在那里我将公开发表演说，揭露英国在远东执行的帝国主义政策。经过长时间的会谈，我得到了丘吉尔的允诺：停止破坏中国统一的工作，虽然我没有成功地争取到他对美国关于中国统一的政策给予任何支持。在会谈结束时，丘吉尔嘲笑地对我说：‘您真是一个怪人。他们在5000年时间里都没能够统一，您想在3个月的时间里把他们联合起来。’我从伦敦直接飞抵莫斯科。

在莫斯科，斯大林大元帅和莫洛托夫接见了我，我非常坦率地向他们讲述了我与丘吉尔会谈的整个过程，然后我直接向他们提出了一个问题：苏联是否愿意看到中国是一个民主的和统一的国家。斯大林大元帅和莫洛托夫向我保证说，这也正是苏联对中国的政策。他们对我说，我可以满怀信心地开展工作，苏联将会永远支持美国的这种政策。怀着这样的情绪我来到了中国，并考虑，为实现中国统一，目前我将做自己所能做到的一切。当然，我们是不能强迫中国实现统一的，但是，我们能够帮助他们实现统一。我认为，我应该保持与你们共同的路线。我坚信，美国和苏联在远东地区将会成为最好的朋友。”

在结束了这个冗长的故事之后，赫尔利突然请求我向他讲述一下，在克里米亚会议上就远东问题做出了什么决定。

我回答说，我还没有掌握关于这个问题的任何情报，并表示怀疑，在这次会议上是否讨论了这一问题。

赫尔利向我保证说，他将会立即向我提供他所掌握的涉及苏联的或对苏联有利的任何情报。赫尔利说，在讨论有关苏联和美国在中国共同行动方面的任何问题时，他将非常高兴地看到我。接着，赫尔利说，在这次会晤过程中，他讲了很长时间，他请求我，下次会晤时，以同样的坦率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我感谢赫尔利的诚恳，并说，下次我们将变换角色。

会谈到此结束。

出席此次会谈的有大使馆二等秘书Б.С.伊萨延科。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А.彼得罗夫

1945年5月10日

文件共3份，送：В.М.莫洛托夫同志、С.А.洛佐夫斯基同志、大使馆档案室

1945年6月7日

АВПРФ，ф.0100，оп.33，п.244，д.14，л.120-125

№11999 彼得罗夫与赫尔利会谈纪要：各大国在华机构问题(1945年5月23日)

摘自А.彼得罗夫的工作日记

机密

赫尔利对我进行了回访。会谈一开始赫尔利将军就说，他这次拜访我，其目的就是使我对与蒋介石的会谈有个思想准备，正如他所认为的那样，我即将与蒋进行会谈。

赫尔利向我讲述了自己与斯大林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三次会谈的内容，尤其详细地阐述了关于苏联对中国态度的那些解释，即在第一次就此题目与В.М.莫洛托夫会谈时，莫洛托夫向他解释的那些内容。接着，赫尔利说，他坚信这些话是真实和诚恳的。“这样一来，我就了解了苏联的立场，但是，我从来也没有公开地说出这一点。因为应该说明这一点的是斯大林大元帅、莫洛托夫先生和驻华的苏联大使。但是，我一直都在劝说蒋介石，放弃自己在苏联对华政策问题上抱有的偏见。”

第一次出使中国时，赫尔利将军得到了罗斯福总统的指示，即弄清楚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人。在重庆，尤其是在延安，他证实了，正如В.М.莫洛托夫所说的那样，他们(即中国共产党人)确实是“非常好的人，他们努力追求变革”。因此，在这一点上他千方百计地试图克服蒋介石那具有成见的想法。赫尔利说，他坚定地向蒋介石证明做出政治让步的必要性：“自然，在这个政治党派里存在着武装力量，是不能令人愉快的。但是，必须建立一个民主的基础来消除这种状况，以便使共产党人融洽地与蒋介石进行合作，并在共同的斗争中帮助他。”

在赫尔利看来，无论是在对待苏联，还是在对待共产党人的态度方面，蒋介石的立场都已经向好的方向转变了。

他(指蒋介石)现在已经不像从前那样固执和难以接近了，也没有过多地、一味地指责中国共产党。如果共产党的军队将归属于国民党将军指挥的话，那么，他将同意承认共产党的军队。但是，共产党人只承认统一的、中立的指挥机关，也就是由美国指挥机关指挥政府军队和共产党军队。共产党人认为，如果他们同意由国民党来指挥的话，他们的军队将会在前线被日益消耗掉，他们将不会得到充足的和公平的供给。

赫尔利声明说，他为争取达成协定做了大量的工作。美国同苏联一样，希望看到一个统一的中国。但是，美国自然不能武装一个政党，去对抗大家都承认的中央政府。在此，赫尔利指出，由于出版自由，在一些外国报刊上，尤其是美国的报刊中，发表了许多有关美国对华政策的不真实的甚至是故意捏造的内容。自然，报纸也并不了解一切事情，某些记者指责他(赫尔利)，说他只是支持蒋介石。他认为这些报纸的这种举动是挑拨性的行为，其宗旨是为了进一步获得关于这一问题的新情报。作为自己努力对双方施加影响的例子，赫尔利指出，在决定关于参加旧金山会议中国代表团成员的问题时，他给蒋介石发出了一封由罗斯福总统签署的电报，建议将中国共产党的4名代表列入代表团的组成中。蒋介石列入了其中的1名代表——董必武，毕竟这意味着蒋介石承认共产党人。共产党人接受了这个建议，这意味着他们承认中央政府。赫尔利说，他曾多次与蒋介石本人进行会谈，或者通过他的儿子、表侄和政府其他成员与其进行对话。

对于我的关于目前局势问题和中国统一可能发展的问题，赫尔利将军说，蒋介石在国民党代表大会上就与苏联关系的问题做了很好的讲话，随后在自己的讲话中，他又强调了必须加强统一，实行民主的措施，继续与共产党进行谈判。因此，赫尔利认为，今后蒋介石将会预先采取相应的步骤，尤其是，赫尔利还预料说，近期蒋介石会邀请他——赫尔利，在谈判中继续进行调解工作。在谈到这一点时，赫尔利强调说，无论是宋子文，还是王世杰，都不可能直接同蒋介石说，也不可能向他表达自己的观点，或者劝告他对中国共产党做出让步。赫尔利称自己是唯一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

以备我参加解决这个问题之需，并作为我即将与蒋介石进行会谈时给予的忠告，赫尔利说，在会谈之初，蒋介石讲话可能会很紧张、很冷淡，因为他是如此害怕俄国人和共产党人。赫尔利建议我，与蒋介石在一起时要委婉和慎重。接着他说，对蒋介石必须保持强硬的态度，绝不能对他过分地软弱(按英文的字面意思是：“甜言蜜语地”)，当蒋介石说他希望中国统一的时候，绝不能对他随声附和。接着，赫尔利向我表示，希望我向他通报自己与蒋的会谈情况。作为个人，赫尔利答应将不断向我通报他自己的每一个步骤和事态的发展情况。他确信，蒋介石一定会向他(赫尔利)通报与我的会谈内容。赫尔利声明说，在驻华的美国代表与苏联代表之间，保持真诚和相互接触是必要的，因为我们两国在此有着共同的目标。

描述了在改善中国人对苏联人的态度以及消除他们之间的误会方面自己所做出的努力后，赫尔利说，作为对他所做的保证的答复，宋子文有一次声称，据说他(赫尔利)对情况知道得还不多。但是，他们(中国人)已经有了很多体验。按赫尔利的话，他曾经对中国人说，苏联和美国将是战后世界上两个强大的国家，如果在中国和苏联之间建立起友好和亲近的关系，美国不仅不会嫉妒，反而会非常高兴。对于中国人提出的他们应该怎样做的问题，赫尔利回答说，应该派一个人前往莫斯科协调解决各种问题。

赫尔利指明说，他曾有机会就蒙古、旅顺港和大连问题与蒋介石进行会谈。对于我的问题即蒋介石在这些问题上持何种立场，赫尔利回答说，他(赫尔利)赞成在蒙古维持现状 [5] ，但蒋介石的立场应该由他自己来说明。赫尔利还指出，他曾向蒋介石证明，必须向俄国人提供一个不冻港，作为太平洋地区的一个大国，俄国应该拥有一个不冻港——旅顺港或大连。蒋介石似乎同意这一点，但同时又强调说，在这种情况下，不能损害中国的主权。

赫尔利把自己评定为“反帝国主义的英勇斗士”，他抨击了英国帝国主义，说英国帝国主义正处于崩溃的前夕，而美国人已经以巨大的牺牲为代价两次挽救了英国人。但是，美国人已经不愿意再这样做了。关于所有这一切，赫尔利仿佛直接对丘吉尔说过。在中国，蒋介石将会竭力争取英国放弃香港；美国，也可能还有苏联以及其他一些强国，都将会支持他，但是现在暂时还不应该直接对蒋介石这样说。让蒋介石自己去争取自己想要的吧。按赫尔利的话说，蒋介石认为，香港应该是中国的，中国的主权在那里应该得到保证。但是，蒋介石仍然准备保障英国人在香港的物质利益和安全。

我向赫尔利声明说，非常高兴与他会晤，他是一位非常懂得中国和苏联之间相互关系问题的人，并表示赞同，我们有必要在工作上保持经常接触。

出席此次会谈的还有大使馆的武官К.А.克鲁季科夫同志。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А.彼得罗夫

1945年5月23日

文件3份，送：В.М.莫洛托夫同志、С.А.洛佐夫斯基同志和大使馆档案室

1945年6月1日

АВПРФ，ф.0100，оп.33，п.243，д.8，л.140-143

№12000 彼得罗夫与魏德迈会谈纪要：中国的政治状况(1945年5月24日)

摘自А.彼得罗夫的工作日记

机密

在就一般性的话题交谈之后，魏德迈 [6] 将军回答了我的有关问题。他说，如果给中国的士兵以良好的给养和武器装备的话，他们是很会作战的，可惜中国的军队人数太多了，目前正在努力裁减，以使它变得更好，更有战斗力，这样才能更有效地利用现有的人力和财力。蒋介石已经答应给予帮助和合作，最低限度，在表面上他是这样做了。目前现有的军官学校、陆军学校和炮兵学校正在培训军事干部。

接着，魏德迈向我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诸如共产党军队的状况和装备情况如何，他还问我是否见过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他说，共产党人主要以小股部队进行游击战争。关于未来局势，他说，我不能想象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将如何进行大规模的战争，因为他们大概没有接受过这些方面的训练，不具备受过培训的军事干部，不可能大规模地投入在通讯、指挥和供给方面掌握复杂技术的军、师部队进行作战。魏德迈问我，是否掌握关于中国共产党军队装备情况的材料。

我对魏德迈说，关于这个问题他可能知道得比我要多，因为在延安有美国军队的代表。　

魏德迈答复说，驻在延安的美国人，主要负责确保美国空军关于天气状况的常规情报。接着，他说，他很想去延安一趟，在那里逗留7—10天，了解一下那里的情况，但遗憾的是他非常忙。

出席本次会谈的还有大使馆的武官К.А.克鲁季科夫。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А.彼得罗夫

文件共3份，抄送В.М.莫洛托夫同志、С.А.洛佐夫斯基同志和大使馆档案室

1945年6月1日

АВПРФ，ф.0100，оп.33，п.244，д.14，л.134-135

№12004 彼得罗夫与白崇禧会谈纪要：中共在中苏关系中的地位(1945年6月7日)

摘自А.彼得罗夫的工作日记

机密

6月7日白崇禧将军拜访了我。按照他的话说，他来访的目的是希望就中苏关系问题与我进行一次非常坦诚的交谈。白崇禧开始谈到，他是苏联的老朋友，总是高度地评价苏联曾经给予中国的帮助以及对中国在各方面的真诚相待。白崇禧简述了我们与中国之间关系的历史，对于在1926年北伐时期和抗战最初阶段我们给予中国的帮助做了应有的评价。他还指出，令人遗憾的是，在最近一段时期里，中苏关系出现了一些恶化的迹象。白崇禧说，他非常希望能与我进行一次最坦率的谈话：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使关于中苏友好的话题不致成为空谈，而确实变为真正的友谊。白崇禧强调说：“作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我任何时候都可以向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个人的建议，并且我的建议未必会无果而终。”我答复将军说，我完全同意他的说法，即在我们两国关系中存在着一系列令人遗憾的不融洽，在此未必需要阐述迫使苏联停止对中国帮助的原因。我指出，苏联政府将欢迎中国政府为在两国之间建立起真正的友谊而采取的任何具体步骤。

白崇禧问：“我们应该做什么？苏联希望看到中国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我说，我只能表达一下我个人的立场：苏联人希望看到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上统一的、民主的主权国家。

白崇禧回答说：“所有这些都是基本的原则，如果考虑到苏联的整个政策，我们对于这些原则就会理解。请允许我向您提出几个问题，这些问题令中国的政治家们感到极度不安，我希望能得到您，一位带着友好使命再次从苏联来到中国的人对这些问题的最坦诚的回答。关于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令我们感到非常不安。我知道，大使先生，回答我的这个问题对您来说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您可能会说，您是一名外交官，国际关系问题是您的工作，而关于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属于中国的内部事务，您不想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也可能，您对于这样提出问题感到奇怪。而我们中国方面，非常希望听到您最坦率的意见：苏联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持有什么样的立场。在共产国际解散之后，我们完全不清楚苏联对于中国共产党人的立场。因此，我认为，对此问题坦率地交换一下意见对于两国都有益处。”

因为我急于出席一个招待会，不得不中断谈话，我答应白崇禧将军另找时间继续我们的会谈。

出席本次会谈的还有大使馆的二等秘书Б.С.伊萨延科。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А.彼得罗夫

文件共3份，送：В.М.莫洛托夫同志、С.А.洛佐夫斯基同志和大使馆档案室

1945年6月14日

АВПРФ，ф.0100，оп.33，п.243，д.3，л.128-129

№12006 彼得罗夫与赫尔利会谈纪要：关于中国局势及苏中关系(1945年6月8日)

摘自А.彼得罗夫的工作日记

机密

赫尔利将军说，他到我这里来带着两个问题。第一，他感兴趣的是，我与蒋介石会晤的情况，我与蒋是否进行了某种激烈的争论，我们之间是否出现了某种重大的分歧，这次会晤的气氛如何。赫尔利补充说，在这个星期里，可能是星期日，蒋介石将接见他。因此，他希望事先了解一下可能会出现哪方面尖锐的问题，也就是我与蒋介石会晤时可能出现的那些问题。第二，赫尔利向我通报说，他打算到延安去，以便继续进行关于在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之间达成统一的谈判，并希望邀请我与他一同前往。

我说，是的，我会见了蒋介石总统，并与他就中苏关系等问题进行了非常愉快的谈话。在会谈过程中，我向总统表达了我们的、赫尔利也清楚的、关于必须保持和发展中苏之间睦邻关系的立场。

赫尔利开始证明，苏联和美国在远东地区政策一致的必要性。因为在亚洲地区我们两国之间没有任何矛盾。因为我们在华的目的是一致的，我们希望中国统一。赫尔利认为，我应该同他一起到延安去，在那里我们能够与共产党人共同讨论形势，提出需要的建议。“如果我们一同前往延安，世界将会为之而惊奇!”赫尔利说。

在回答赫尔利我是否同意他的建议这个问题之前，我问他，是谁倡议恢复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谈判的。他说，国民党向共产党人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但是，中国共产党保持沉默，并以此表示，延安不会再相信国民党了。赫尔利声明说，共产党人是正确的。事实上，政府多次背叛和欺骗了他们。

赫尔利讲述他收到了毛泽东邀请他前往延安的电报。按他的话说，中国共产党不想再与国民政府对话，但对美国代表不会关闭大门，尤其是对他(赫尔利)，因为他曾经帮助共产党人派他们的代表参加了旧金山会议。“共产党人将不会与政府进行对话，但是他们将会与我交谈，”赫尔利声明说。接着，他说了一些赞美的话，大体上是关于共产党人的，其中有一些话是赞美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的。他说，共产党人希望统一中国，但他们不愿意服从政府将军的指挥；他们同意服从中立的指挥机构——美国的或者是苏联的，但不是英国的，因为英国是帝国主义国家。

在答复赫尔利与他一同前往延安的邀请时，我指出，中国在政治上统一有利于一切爱好自由的民族。赫尔利说：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分歧和斗争是中国人自己的内部事务，我认为干涉这件事是不适宜的，也是不可能成功的。对此，赫尔利指明说，不久之前在干涉中国内部事务这方面他是有错误的，但他不认为这有什么不体面。我回答说，虽然他在这方面有错误，但没有任何人指责他在不久前为调解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所做的努力。

接着，赫尔利开始长时间地、详细地论证自己的策略。他说，当他在伊朗履行自己的外交使命时，也曾经遇到来自伊朗政府的许多责难。但是，仍然需要对这个国家的内政进行干涉，以便组织好向苏联供应武器的工作。赫尔利继续说：“当我来到中国时，这个国家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军事危机。因此，我参加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谈判，这不是干涉内部事务，而是干涉军事状况，干涉我们所进行的战争进程。干涉内政就是干涉战争，这是赢得战争所必需的。况且我们政府向我提出了请求——我能否帮助国民党与共产党人达成一致，而共产党人请求我——能否调和他们与国民党之间的矛盾。美国国会反对干涉内政，禁止我进行谈判，而罗斯福总统说：您自己看吧，可否为中国统一做点什么，能否调和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队伍，能否使中国的所有队伍联合起来，并对其进行统一的指挥。”赫尔利声明说，这种干涉是暂时的，不会持续到战后，因为和平时期是不允许这么做的。

接着，赫尔利回忆起自己与斯大林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会谈的情景，在这些会谈过程中，他听到了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正确评价以及关于苏联没有帮助中国共产党人的声明。赫尔利再一次证明说，在亚洲地区美国与苏联之间没有任何矛盾。他仿佛已经对杜鲁门总统声明过，无论旧金山会议上出现什么争端，无论在欧洲和巴尔干地区出现什么矛盾，苏联与美国在远东地区是不会有任何争端和矛盾的。

在稍微停顿之后，赫尔利突然地、仿佛是无意中问到——我是否知道魏德迈将军打算到北部去。对于我的问题，即魏德迈出行的目的，赫尔利解释说：魏德迈前往北部是为了与苏联代表会晤；也可能，他还会访问延安。赫尔利补充说，对此应该严格保密，他告诉我这件事，是为了让我了解最新情况。魏德迈从重庆起程的日期还没有确定。

我问赫尔利——他打算何时到延安去。他回答说，可能在6月底，但也不一定；他力争拖延行期，是为了到那里时有较多的资本——来自政府方面更多的让步和建议。赫尔利不想两手空空地起程，像第一次那样，当时政府只对他说：“试着公平解决这个问题吧。”因此，他打算先与政府进行谈判。赫尔利说，国民党非常害怕共产党人。宋子文、王世杰、程潜将军都对他说过，共产党人是不遵守诺言的，过去国民党曾经多次受到共产党人的欺骗。

赫尔利声称说，他将尝试劝说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人到重庆去。像从前一样，他打算劝说他们做出让步，同意在政府中担任提供给他们的职务，不管其数量如何。在赫尔利看来，最重要的是把双方的领导人聚集到一起，以便使他们开始在一起工作。赫尔利补充道，毛泽东像其他共产党员一样，并不反对蒋介石。

在结束会谈时，赫尔利问我，是否看了今天关于逮捕谢伟思和其他在华工作的5个美国人的报道，报道指控他们从事间谍活动。在回答了我的问题之后，他说，这大概不是特别严重的事情。当然，将会进行审讯并对他们做出判决。最终，这种判决将会反映出社会舆论对他们的态度。

赫尔利称这6个人是小青年，他们干了既危险又愚蠢的事情——他们盗窃了机密文件，写文章咒骂美国政策，他们还攻击中国政府，企图推翻这个政府。他们之中的一个人甚至希望保护日本，他发表演说反对彻底摧毁日本。这些人觉得自己是“上帝”和“救世主”，他们希望拯救中国和日本。

赫尔利指出，在报纸上针对他们所执行的政策出现了许多虚假的内容。尤其令人不愉快的是，偷来的文件中的一些思想被歪曲了，为表明真实情况，所有这些都已经被公之于众。在美国，由于出版自由，所有这些都能够得到发表。赫尔利还特别尖锐地谴责了《时报》记者艾萨克斯和其他报刊的记者。赫尔利声明说，指责他因某些权威人士在中国问题上持一些独立看法而解除他们的职务，是不公平的。

出席此次会谈的还有大使馆武官К.А.克鲁季科夫。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А.彼得罗夫

1945年6月8日

文件共3份，送：В.М.莫洛托夫同志、С.А.洛佐夫斯基同志和大使馆档案室

1945年6月16日

АВПРФ，ф.0100，оп.33，п.244，д.12，л.130-133

№12013 彼得罗夫与白崇禧会谈纪要：关于中国统一问题(1945年6月19日)

摘自А.彼得罗夫的工作日记

机密

6月19日，白崇禧将军拜访了我，其目的是继续6月7日的谈话。会谈一开始，将军就向我提出了请求：根据在上次会谈结束时我的允诺，答复他当时提出的那个问题。

我问将军，他到底指的是什么问题。将军回答说：“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已经具有国际意义。我非常希望您能给我说明一下，您对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和观点的评价以及苏联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态度。”

我做了如下答复：“涉及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和观点，我觉得，将军对于这个问题应该比我知道得更清楚。我认为，将军所掌握的情报资料，要比我从报刊上了解到的更详细。我非常关注当地中国共产党的报纸《新华日报》，这份报纸足以充分地反映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追求和观点。尤其是不久前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更加充分地阐明了这些。因此，根据这些材料我能够判断出，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可归结为两个主要目的：第一，组建民主联合政府，这个政府将在国内实现政治上的统一；第二，加强反对日本的战争。众所周知，不仅仅是苏联，而且全世界一切联合的国家都希望看到中国成为一个民主的、政治上统一的国家。至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以什么方式来实现这个统一，这就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了。”

涉及苏联广泛的社会阶层对于中国目前状况的看法，它已经反映在最近苏联报刊公布的关于中国形势的文章里，这些文章证明了苏联人非常关心中国在政治上的统一。这就是我在这个问题上能够对您说的全部内容。

作为个人，现在我想请将军说明一下自己对如下问题的看法：关于目前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问题，关于恢复谈判的可能性问题，关于国共关系的前景问题，关于在开始反攻行动和从中国驱逐日本人时这些党派之间的关系将会如何的问题。

白崇禧将军回答说：“您要知道，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有着自己的历史，谈到今天这两个党派之间的关系时，我不可能不简短地介绍一下这段历史。众所周知，还在列宁在世的时候，当苏联四面受敌的时候，当所有国家都把它看作敌人的时候，孙逸仙总理从自己的祖国，从桂林市给列宁发出了电报，表达了自己的好感。这封电报不可能不使列宁振奋，因为他看到在围攻俄国的众多敌人中，出现了一位清醒的政治家，这位政治家当时已经能够理解苏维埃的实质了。不久，苏联的第一位代表越飞来到中国孙逸仙总理面前。后来，在北伐运动期间，为了帮助中国，苏联的许多政治家和军事顾问来到这里。正如您所记得的那样，政治顾问是由鲍罗廷而军事顾问是由布柳赫尔领导的。在那个时期，国民党对于中国共产党持有真诚合作的立场，还通过了允许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决定。可以把那个时期评定为：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在国内真正合作和在外交领域保持友好关系的时期。后来，政府迁移到武汉，并开始向东部——上海和南京方面进军。我当时是首先攻入上海的那支部队的总指挥，因此，我清楚地记得这一切，并掌握着充分的情报资料。在我看来，中国共产党在那个时期是有错误的。中国共产党决定成立300万人的农民军队和一定数量的红军部队，并开始酝酿推翻现政府的计划。这显然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引起了分裂。接着，就开始了对日战争。国民党提出的口号是进行防御战争。共产党人在山西和延安也发表宣言，宣布自己支持防御战争和在军事政治领域服从中央政府的领导。我们自然乐意同意这种合作，因为这种合作能使国家在政治上统一和扩大力量以便同日本人进行斗争。尽管还存在着一些摩擦，仍然可以认为，在武汉政府时期这种国共合作是令人满意的。但是，当政府迁移到重庆之后，共产党人认为政府离他们远了，无法管理他们了，于是就开始千方百计地扩充自己的力量，袭击国民政府军，解除他们的武装，取缔地方政府机关。例如，鹿钟麟的部队在河北讨伐日本人的同时，还遭到了中国共产党军队的袭击，一部分士兵还被解除了武装。在山东，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封锁了道路，并解除了受到日本人攻击而撤退的省政府军的武装。在华中地区，面对日本绝对优势的兵力而撤退的韩德勤将军，遭到了背后的袭击，被共产党人抓获，后来被释放了。我所说的这一切，都是众所周知和无可争辩的事实。我当然不愿意说，共产党人是同日本人商量好并按照日本人的命令行事的，但在客观上他们利用了日本人的攻击行动。很遗憾，这就是造成目前中国国内困难状况和难以评定国共两党之间关系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我还应该指出，这些冲突一直持续到今天，尽管我们对此保持着沉默，甚至在我们的军队遭到失败的时候。我们之所以对这一切保持着沉默，是因为国际社会对我们经常表现出不满，认为国民党作为执政党，却不能利用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不能够战胜中国共产党。”

我指出，分析历史事实会把我们拉得很远，我请求将军更详细地说明一下，目前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和政府的军队在什么地方，发生了多大规模的冲突。

白崇禧一边指着地图上的地点，一边回答说：“最大规模的冲突在河南省的西部地区，在那里共产党大约有3万人的军队，他们越过了黄河并向西部进军。第二大冲突地区是在湖南省和江西省交界处，共产党的军队在这里有2万多人，他们强渡过长江，占领了一个县级城市。由于这些军队的逼近，在从潮州市向北的广东省东部地区的共军部队也积极活动起来。除此之外，冲突还发生在从高州向北的广东省西部地区，在浙江省的西部，沿北平—合肥铁路向西，在安徽省的东部地区也有大规模的冲突。所有这些都是冲突新的发生地，而像在江苏省、山东省和北方原有的冲突地区，我就不说了。在那些地区小规模的冲突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共产党人吹嘘说，他们有90万人的常规部队、300万人的民兵。这当然是不符合事实的。的确，目前，共产党人拥有30多万支步枪，包括破旧的和老式的品种。应该说，在开始防御战争的时候，他们只有大约3万支步枪。他们靠什么补充了这么多的武器？共产党人吹牛说是靠从日本人手中缴获来的。这也是不符合事实的。指望日本人你是不可能得到这么多武器的，这不是容易做到的事情。共产党人是通过解除地方保安团和国民政府军队的武装才获得了这么多的武器。很遗憾，这些都是事实，而共产党人竭力使这个问题复杂化。共产党人经常扬言说，他们，也只有他们，才能够与日本人作战。这只是宣传，因为他们既没有大炮，也没有自动化武器，与日本人作战简直是不可能的事。众所周知，在与新四军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的军队并没有出其不意地进攻，而是准备进行战斗行动的时候，共产党人已经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在此我向将军提出了一个问题：是谁先发起进攻行动的。

将军回答说：“叶挺没有执行把自己的部队向北部撤退的命令，而是把部队向南方调动。国民军封锁了他的去路，发生了冲突，共产党人被打败了。现在，共产党人正在重新扩大自己的势力，通过解除地方部队和国民政府军的武装，在我上述提到的那些地区组建共产党的部队。”

我回答将军说，我很难弄懂中国目前存在的如此复杂的局势，我非常感谢将军，他能够按照地图给我讲解了一些地方的情况。

白崇禧将军问道：“大使先生，您这次路过了新疆。您的关于新疆混乱的意见令我非常感兴趣。当然，我们也掌握了关于这方面的情报，但我仍然很想了解一下，归您领导的各地领事人员和那些客观视察员们是如何评价在新疆出现的那些事件的。”

我回答说：“根据我从领事们那里获得的情报，目前新疆的秩序非常混乱，在穆斯林人(哈萨克及其他民族)和中国军队之间不断发生冲突。”

白崇禧说：“新疆暴动的核心力量不是哈萨克人，而是俄罗斯的白卫军分子。众所周知，数万名俄罗斯的白卫军分子在革命期间从西伯利亚逃到了中国。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在新疆安顿下来，并利用了盛世才。这是一些极具军事才能和训练有素的人，是一支强大的力量。我们关心的问题是，苏联对于俄罗斯的白卫军分子持有何种立场。苏联是否允许这些人返回苏联，是否还把他们看作是苏联公民？”

我回答说：“苏联对于俄罗斯的白卫军分子的立场是世人皆知的。这些人抛弃了自己的祖国，他们之中大多数人都参加过反对苏联的斗争，我们不承认这些人是苏联公民。我们只允许那些证明自己清白的人返回苏联，我们破例接受他们加入苏联国籍。”

白崇禧问：“苏联对于外蒙古持有何种立场。”

我回答说，我们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关系非常友好，我们与它保持着外交关系。

在会谈结束时白崇禧说：“我非常关注世界和苏联的报刊，您在今天会谈时所提到的那些文章我都知道。我觉得这些文章：第一，过多地使用了来自共产党人的情报消息；第二，观点非常偏颇。让我来列举一下事实。文章中断言说，国民党军队不同日本人作战，而只有共产党的军队与日本人进行着真正的斗争。请看一看我们在缅甸的远征军，看一看我们那些从云南向缅甸进攻的军队取得的成绩吧，请看一看在海南西部、广西和其他地区的作战情况吧。文章中还断言说，国民党的军队不断地向共产党的军队实施进攻。我希望自己是一个公正的人。自然，我们的军队是不会坐以待毙的，当他们遭到攻击时，他们也会进行抵抗。如果文章中说的是相互的冲突，那么还情有可原；可是，说的都是国民党军队实行进攻行动，那么，这就是极大地歪曲了事实。当然，我多半指的是英美的报刊。我明白，不应该提出关于大使为新闻记者承担责任的问题。但是，如果苏联报刊能够客观地评价中国所发生的事件，那么，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为中苏间的友好事业服务，并有助于吸引4.5亿中国人民倾向于苏联。如果能够在这方面做点什么，那就太好了。”

接着，白崇禧向我讲述了国共两党谈判的前景事宜。他说：“涉及恢复与共产党谈判的可能性问题，事情是这样的：众所周知，在周恩来最后一次来到重庆期间，共产党人提出了过多的要求。这些要求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两点：解散现政府和建立统一指挥部。大家都知道，国民党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政党，在军政阶段结束之后，已经转入了宪政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国命运的全部责任都落到了国民党的肩上，在转入民主阶段(民主政治)之前，任何组建联合政府的想法都是不可思议的。统一指挥部也属于这种情况。因为政府就是国民党的政府，不可能还建立什么统一的指挥部。从这两个原则出发，大元帅驳回了中国共产党的要求，谈判暂时中断了。目前，国民党正在努力争取采用政治手段解决共产党的问题。大约在10天以前，已经给延安发出了电报，建议恢复谈判。据我所知，还没有收到对这封电报的答复。与此同时，国民参政会代表团目前正在筹备前往延安的行程。我们努力追求恢复谈判。我个人希望，很快就在今年的11月份召开国民大会，届时国民党将把政权移交给人民，国民大会将成立统一的民主政府，这个政府将实现国家的统一。”

出席本次会谈的还有大使馆的二等秘书Б.С.伊萨延科。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А.彼得罗夫

文件共3份，送：В.М.莫洛托夫同志、С.А.洛佐夫斯基同志和大使馆档案室

1945年6月25日

АВПРФ，ф.0100，оп.33，п.244，д.14，л.151-157

№12017 斯克沃尔佐夫与王若飞会谈纪要：关于战后中国政治格局(1945年6月29日)

机密

6月29日，中国共产党驻重庆代表王若飞同志拜访了我们使馆，并通报了如下内容。昨天，他与美国大使赫尔利进行了长达3个小时的会谈。在此次会谈过程中赫尔利声明说，最近两天蒋介石接见了他并向他表示，同意向共产党人做出政治让步，以便使中国达到统一。按赫尔利的话说，蒋介石准备改组目前的政府，接纳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加入政府，并希望就此问题与延安开始谈判。作为个人来说，赫尔利打算劝说蒋介石成立最高司令部，参加这个司令部的应该有国民党的3位代表、中国共产党的3位代表以及其他党派的3位或者是3人以上的代表。令赫尔利遗憾的是，共产党人没有接受建议派自己的代表到重庆继续已经中断的谈判。王同志回答说，在赫尔利从美国返回，在新闻记者招待会上发表声明之后，延安已经无法接受他的邀请了。因为这个声明给中国共产党留下了极其恶劣的印象，它鼓励了国民党中最反动的部分。感到自己背后有美国的支持，国民政府对中国共产党采取了更加强硬的立场，并加强了与共产党人的斗争。在赫尔利的声明发表之后，国民党军队攻击共产党的正规部队和游击队的挑衅性事件频繁发生，目前，在许多地区存在着严重的军事冲突。

接着，王若飞同志对赫尔利声明说，共产党人对美国政策的改变感到失望和惊奇。他提醒赫尔利，在他访问延安的时候，是他(赫尔利)本人提出的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协定草案，其中包括5项内容，中国共产党表示同意这份草案，但是，过了一段时间赫尔利本人又放弃了它，上述提到的他于今年4月2日在新闻记者招待会上发表的声明，可以证明这一点。

赫尔利回答王同志，在这方面发生了误会，是新闻记者哄骗了他，他们所发表的赫尔利的声明是经过歪曲的。至于他本人提出的那份协定草案，正如赫尔利说的那样，他并没有放弃这份草案，目前他正在全力以赴地坚持这份协定草案。对于王同志的问题——他能否将这一点通报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赫尔利的答复是肯定的。赫尔利声明说，他赞成实行原来的草案，这份草案一定会被实现的，只是不能立即，而是要逐步实现。

正如赫尔利向王同志声明的那样，蒋介石原则上是同意这份草案的，只是反对其中的某些措词。例如，蒋介石建议用“各党派的政府”取代“联合”政府的说法。

对于王同志的问题——他能否劝说蒋介石首先实现上述草案的4点内容，作为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协定的先决条件：1.给予言论、报刊、集会等方面的自由；2.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化；3.取消对边区的封锁；4.释放被关押的政治犯。赫尔利对此做了否定的回答，并声明说，蒋介石是不会同意这样做的。

接着王同志讲述了在与赫尔利会谈之后，他又与邵力子和王世杰见了面。邵力子对他说，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拒绝参加国民参政会召开的例行会议表示不满(赫尔利也通报了蒋介石对此有些不安)，并劝说中国共产党派出自己的大会代表。接着邵力子说，中国共产党应该接受蒋介石关于谈判的建议。王世杰声明说必须立即开始谈判，并请求尽快派出中国共产党的全权代表。

王若飞回答王世杰，在这方面他将不可能做任何实际工作，因为没有谈论任何具体的内容。

从与赫尔利和王世杰会谈的情况中，王若飞同志得出了以下结论：蒋介石实际上不打算做出任何让步。他只是希望与中国共产党开始谈判，以便做出一种样子，即为实现中国统一，他做了自己能做到的一切。指望对外使用这个政治花招，并正好安排在斯大林同志、杜鲁门和丘吉尔的柏林会晤之际，因为在那里会晤的重要问题之一，必定是关于中国的问题，蒋介石希望借此表明，中国的一切事情进展顺利。

王若飞同志说：“赫尔利如此卖力地帮助蒋介石上演这场新的闹剧，是因为美国想扶持蒋介石，并加强他的地位。这是早就计划好的步骤，其真实目的是扼杀中国共产党。”

接着，王若飞同志讲述了不久前闭幕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的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政策。在宣传工作领域，中国共产党将以更加尖锐的方式抨击国民党，但同时并不超越一定的界线：不威胁推翻当局。在政治方面，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将争取与国民党在民主的基础上达成协定，另一方面将发展国内的民主运动，扩大和巩固自己的力量，将人民群众组织起来，成立人民委员会。其目的是：第一，在国民党发动内战的情况下给予坚决的回击；第二，使蒋介石明白，如果他不同意进行民主改革的话，那么，中国共产党是能够找到其他方法实现改革的。随后，王若飞同志讲述了自己与孙科的会谈情况。

在这次会谈中，孙科通报了宋子文与我们的大使已经前往莫斯科的情况。中国代表团此行的目的是，要签署一个期限为20年的中苏条约。按照孙科的话说，这个条约将不晚于1周以后签署。在雅尔塔会议召开期间，他就曾预测：在那里讨论的问题大体上是关于远东的，特别是关于中国方面的。签署这个条约的想法是罗斯福提出来的，他向斯大林同志做了这样的建议。按照孙科的话说，罗斯福和斯大林的决定是今年6月中旬正式转告蒋介石和苏美驻重庆大使馆人员的。根据孙科的推断，罗斯福和斯大林的协定将包括如下几点内容：

一、苏联、美国和英国承认蒋介石是战争时期中国的领袖。

二、苏联、美国和英国承认中国领土的完整。

三、苏联、美国和英国承认对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

四、苏联参加对日本的战争，苏联军队将进入东北地区。解放后，东北将移交给中央政府。该协定还有一个由如下几点内容组成的附属文件：

1.在结束对日本的军事行动之后，苏联军队将撤离东北地区。

2.承认外蒙古的现状。

3.在东北地区向苏联提供一切权利和利益，即1904—1905年战争之前沙皇俄国在该地区享有的那些权利和利益。

4.南满铁路和中东铁路将由苏联和中国共同管理。

5.旅顺港将租赁给苏联。将宣布大连为国际自由港。

此外，在斯大林和罗斯福之间还达成了一个由如下几点内容组成的协定：

(1)苏联和美国军队进入朝鲜。在驱逐朝鲜的日本人之后，将对朝鲜建立苏联、美国和中国的三国保护制度。

(2)苏联军队占领日本的北部，美国军队占领日本的南部。

(3)将萨哈林南部地区归还给苏联。

蒋介石同意罗斯福和斯大林的建议，但是反对如下两点内容：1.蒋介石不同意以租赁的方式将旅顺港转交给苏联，因为这将造成危险的先例；2.蒋介石原则上同意承认外蒙古独立，但是反对将这一点写入任何一种文件里。

按照王若飞的话说，孙科断言说，短期内在莫斯科一定会签署以雅尔塔协定精神为依据的中苏条约。王若飞反对孙科所说的以下两点内容：1.苏联承认蒋介石是战争时期中国唯一的领袖；2.苏联对日宣战，将朝鲜从日本人手中解放出来，并将它转交给反动的国民党政府。王若飞同志证明说，在中国民主化及其类似方面，如果没有专门的补充条款和条件的话，苏联是不可能通过这两点内容的。

王若飞问到，在莫斯科是否真的将会签署孙科所说的那个中苏条约。我回答他说，看来，宋子文在莫斯科将会提出关于签署条约的问题，但是话题指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条约，我们这里还不清楚。

随后，王说，孙科在与他会谈时，表达了今年下半年在远东地区即将发生决定性事件的看法。王同志声明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政治报告中，也表达了这一观点，并号召全体党员加强思想准备，迎接这些重大事件的到来。

关于国民党对待中国共产党的立场越来越强硬这一点，王若飞同志声明说，国民党加紧准备武装进攻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只能说明：在日益增长的中国共产党的力量面前，国民党感到非常虚弱和害怕。国民党认为，如果现在他们不能战胜我们的话，那么，今后他们就更无法对付我们了。

会谈是在我们大使馆里进行的。出席此次会谈的还有阿纳尼耶夫同志和列多夫斯基同志。

苏联驻华临时代办

Т.斯克沃尔佐夫

1945年6月29日

文件共3份，送：В.М.莫洛托夫同志、С.А.洛佐夫斯基同志和大使馆档案室

1945年6月30日

АВПРФ，ф.0100，оп.33，п.244，д.14，л.99-103

№12021 斯大林与宋子文第二次会谈记录：关于签署中苏条约(1945年7月2日)

绝密

1945年7月2日

苏中莫斯科谈判期间И.В.斯大林与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和行政院院长(宋子文)所举行的第二次会谈记录。

(其他)与会者：

苏方：В.М.莫洛托夫、С.А.洛佐夫斯基、А.А.彼得罗夫和В.Н.帕夫洛夫；

中方：外交部次长胡世泽、中国驻苏联大使傅秉常和蒋经国。

会谈伊始，斯大林同志便问宋子文，是否知道三巨头(英、美、苏三大国代表)在克里米亚会议上就远东问题所达成的协议。

宋子文答，美利坚合众国已向中国政府通报了该协议的内容。另外美国人还向中国通报了关于斯大林大元帅对中国局势的看法。

斯大林同志问，宋子文所指的是否就是由蒋经国向苏联驻中国大使所转达的那些内容。

宋进一步明确道，自己所指的是美国总统杜鲁门向中国政府通报的关于斯大林大元帅对中国形势的看法。

斯大林同志说，这的确是他的看法，不过，自己的这一观点只是在一定条件下才可能付诸行动，那就是中国政府接受自己在克里米亚会议协议中所提出的那些建议。

宋说，自己希望能够对该协议中的所有内容进行讨论。苏联大使已与蒋介石进行了两次会谈，苏联政府可能已经了解了这些会谈的内容。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蒋介石已经说了，我们目前还无法来解决外蒙古问题。宋子文接着说，我们认为目前有必要将这一问题暂且搁置，即不打算在此次谈判中涉及这一问题。

斯大林同志说，外蒙古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如果日本占据了外蒙，便可轻易地击溃苏联在远东的阵地。还在战争爆发以前，日本人便企图侵入外蒙古的哈桑湖地区。如果苏联无权保护外蒙古领土，那么苏联的整个远东地区都随时面临着丧失的威胁，而一旦发生这样的情形，对中国也是不利的。

斯大林同志继续道，甚至在被迫无条件投降的情况下日本军国主义仍存在死灰复燃的可能。历史表明，日本人——是一个相当强悍的民族。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并签署了凡尔赛和约之后，所有人都以为德国军国主义再也不会复兴了。可是仅仅过了15—17年，德国就重新恢复了军力。与此类似，日本即使表面看来已经认输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也会效仿德国和重复德国的所作所为的。在这种情况下苏联需要拥有动用本国军队去保护外蒙古领土的权力，而这也是为中国利益着想的。如果苏联强大，中国也就会强大起来。另外，斯大林接着说，蒙古人民共和国也不愿意并入中国版图。蒙古人非常想获得民族独立。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中国最好能让外蒙古分离出去，否则外蒙古就可能成为中国内政的一个重大不安定因素——外蒙古将联合所有蒙古人以谋求整个蒙古民族的独立。这将对中国更加不利。

斯大林同志说，当在克里米亚三巨头会议上签署相关协议时，苏联政府有两个指导思想：一是为了加强自身反对日本的战略地位，苏联打算联合中国，以两国之力共同打败日本。在这方面涉及的问题主要包括：关于旅顺港、中东铁路、南萨哈林岛和外蒙古，等等。提出上述问题的目的只有一个，即加强苏联的战略地位，以便使苏联成为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可能盟友。不过，无论是蒙古人民共和国、旅顺港，还是中东铁路，苏联在这些问题上都不想获取任何利益，只是希望借此来加强自己反对日本的战略地位。二是苏联人民已经征战了4个年头了。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当自身受到攻击之时，才有必要投入战争。而在没有受到他国进攻的情况下，苏联无缘无故地首先发动战争，这样的战争人民是不会参与的。如今，我们要进攻日本，这就要首先取得人民的理解。我国人民在打了这么多年仗之后已经非常疲惫，他们非常希望得到休息。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要发动进攻，就必须向人民说明我们这样做的理由。而关于这些理由，斯大林同志认为，也就是他在克里米亚协议的相关文件中所列举的和我们现在正在谈论的。斯大林同志强调，上述两点思想便是他想在接下来的谈判中向宋子文指出的。

宋子文说，自己认为斯大林大元帅并没有充分认识到外蒙古问题在当前中国所占据的重要地位。中国目前正处于极端困难的时期，国内形势非常严峻。在事关国家一部分领土的问题上中国政府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公开表示让步。宋子文说：“我们目前最好还是不要提关于外蒙古的问题，就像俗语所说的，让这条睡着的狗继续睡着吧。”如果我们承认了蒙古人民共和国——这一当年曾被苏联政府承认为中华民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的独立，那么也就无异于动摇了中国政府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在此，宋子文援引了斯大林同志所说过的话，即他希望维护中国局势的稳定。

综上所述，宋子文请求斯大林不要再给中国雪上加霜了。宋再次强调，中国政府目前不愿意涉及外蒙古方面的问题。

不过，宋子文又说，中国支持斯大林大元帅关于对南萨哈林及其附属岛屿的处理意见。宋问斯大林，其所提出的关于大连国际化的建议是什么意思？

斯大林说，我的意思是该港口应成为国际性的口岸，所有国家的商船都可以到该港停泊，但苏联享有优先权。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应当达成一个特别协议。

宋子文问，确保苏联的优越地位是什么意思呢？

斯大林同志答，苏联的优越地位主要反映在港口的行政管理机构和为苏联船只设立专门性港埠等方面。而中苏两国就这一问题所签署的新协议应当是对1898年中俄协定内容的完善和重复。斯大林说，为此，我们最好都事先对1898年协定有所了解，以便在谈判中能对其内容做些许修改。 [7]

宋子文说，自己曾问过杜鲁门，关于克里米亚协议的意思是不是将中国大连港设定为自由港。对此，后者做了肯定的答复。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大连港的行政管理就应当采取中方管理或俄—中共管的模式。

斯大林同志说，他认为，港口的主人应当是俄国人和中国人，而所有涉及大连港行政管理方面的问题均应在两国所签署的特别协议中有所体现。

宋子文问，在这一问题上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是否已起草了相关文件。

斯大林做了否定的答复并再次强调，必须采用旧的协议文本，并对其中内容做必要的修改。

宋子文说，旧的协定业已过期，再者该协议文件是中国与沙俄签署的。中方的想法是，把大连港作为一个向世界所有国家开放的港口。援引苏联多次对中国东北主权的承认，宋子文宣称，大连港的行政权理应属于中方。

宋询问道，苏联所谓的关于应确保苏联在该港口的优先权是指什么呢？是与谁相比较才这么说呢？

斯大林答，自然是与中国和其他国家相比的。宋子文道，如果按您上面的说法，苏联在中国的领土上甚至比中国人所拥有的权利还要多。斯大林同志说，可能吧，关键是大连和旅顺口都是太平洋上的不冻港，中东铁路正是为了确保苏联在上述两个港口的权益而修建，并因此具有了重大的战略意义。

针对宋子文提出的关于斯大林同志是否打算由俄国来负责和组建大连港的行政管理机构。斯大林同志答，自己的意思是组建某种类似于苏中联合会的机构，该机构主席可以由中国人担任，但港口的负责人应当是俄国人。至于港口的经营收入则由两国平分。斯大林同志强调，苏联并不赞成在大连建立俄国租界，而是想与中方一道共同负责该港口的行政管理活动。宋子文指出，港口未必会成为赢利性质的企业，因此所谓两国平均分配运营收入的问题也就无从谈起了。

对此斯大林同志指出，起初我们必然要为港口所需要的各种设备进行投资，之后就将可能获得相应的利益和回报。在打败了日本之后，中国将会出现商品荒。日本已不可能向中国输入商品，因为它所遭到的打击将是毁灭性的。中国的工业发展薄弱，而要发展到一定程度尚需10—15年时间。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也是有限的，苏联将成为中国最大的商品供应商。在中国需要进口大量商品的情况下，中国的每个港口都具有了举足轻重的意义，其中便包括大连港。它不但要承担进口苏联商品的工作，而且还要担当将中国的某些原料出口到苏联的重任。因此，那时大连港毫无疑问将在中苏贸易方面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宋子文说，中方认为该港口应当从事贸易，但未必会赢利。斯大林同志说，由此可见中国对获得利润不感兴趣，对此，宋回答说，他对获得利润感兴趣，但利润不是来自港口，而是来自对外贸易和对内贸易。宋解释说，由于大连将成为一个自由港，因此，我们无法在那里征收海关税和其他税。

斯大林同志指出，据他所知，海关税和其他税收是中国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斯大林同志又说，关于大连的问题双方还需进一步商议。

宋子文说，在开放的港口我们可以征取一些税务，但数量非常有限，目的只是为了维持港口所属设施的正常运营。

斯大林同志指出，在克里米亚会议所达成的协议中并没有明确指出大连将是一个自由港，只涉及其国际化问题，即该港口将对其他国家的船只予以开放。

宋子文问，如果能够对经过该港口的商品征收税务的话，那么这些商品税无疑会对中国有益。

斯大林同志答，这些收入将在中俄两国间平均分配，对此我们将签署相关协议。

不过，宋子文认为，如果我们将对经过大连港的商品征税的话，那么，大连也就无所谓开放型的贸易港口了。因为中国其他港口也完全可以担当大连港同样的职能——进口外国商品和对外出口中国商品。

斯大林同志答，我们并没有一下子便把大连港的职能限定死，即仅作为贸易性质的港口，关于这方面问题我们尚需做更为详细的讨论。

接下来，宋子文提出了关于旅顺口的租赁问题。他希望签署关于中俄双方共同经营该港口的协议。并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非常不愿意租赁旅顺口，但中国准备(与苏联)共同使用该军港。

斯大林同志指出，根据蒋介石大元帅的意见，关于该军港的使用问题他正考虑采用其他模式。总而言之，在这个问题上苏联所提出的意见绝不会对中国不利。

接着，宋子文问，苏方关于成立(中俄)联合公司负责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的管理事务的意图是什么呢？

斯大林同志答，该公司将负责上述铁路的运营。针对宋提出的谁将是中东铁路的所有者的问题，斯大林答，谁建筑了铁路，铁路的所有权便属于谁。

宋问，是否仍维持1924年旧协议中关于中东铁路的相关规定，即从铁路建筑完成之日起60年后该铁路的所有权将归中国。宋子文还提醒道，根据该已有协议之规定，中国政府可以赎买中东铁路的所有权。 [8]

针对宋子文所提出的相关问题，斯大林同志说，为了明确两国共同经营中东铁路的期限和管理方面的相关规章制度，因而有必要成立苏中联合公司，而所有经营收入由两国平均分配。

而对于宋子文再次提出的谁将是中东铁路的所有者的问题，斯大林同志答，在中方赎买以前该铁路的所有者是苏联，之后其所有者将是中国。斯大林同志强调，在中东铁路的建筑过程中，中国的投资是微不足道的。

莫洛托夫同志也插话道，当时中方的投资只占该铁路建筑总投资中的很少一部分。

斯大林同志又补充道，在中方赎买前，该铁路由苏联和中国共同管理。关于宋子文提出的双方共同管理该铁路的期限问题，斯大林同志说，他认为应当延长旅顺口的使用期限和压缩中东铁路的使用期限，以便将这两处的期限统一规定为40—50年。

宋子文说，关于铁路的问题他仍需做进一步的研究。宋子文接着问，苏方所谓应保证苏联在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使用上的优先权具体指什么呢？

斯大林同志说，这与关于大连港的使用情况比较类似。不过，确保苏联使用上述铁路的优先权不应被理解为苏联可以优先利用其来运输本国军队。

宋子文问，难道斯大林大元帅不打算用这些铁路来运输苏联军队吗？

斯大林同志答，在与日本军队发生战争的情况下，当然需要使用其来运输苏联军队。

宋子文说，在战争情况下，中国理所当然会欢迎苏联使用这些铁路来运输其军队。我关心的是苏方在和平条件下是否还会使用其来运兵。

斯大林同志说，和平条件下便没有这个必要了。只是当日本军力恢复再次向苏联发动进攻、苏中两国已签署了互助条约并在中国政府提出要求的情况下，苏联才会经东北铁路派兵。

宋子文对斯大林的上述答复表示同意，并指出双方应就以上所述签署相关协议。

斯大林同志问，难道宋先生不担心苏联会通过这一方式来占领北京吗？……

宋子文给予了否定的答复，并回敬道，在这方面不论是苏联还是中国都已经有了与外国军队打交道的经验。

随后，双方的谈判转入下一个议题——关于千岛群岛。宋子文说，中国非常支持苏联提出的关于将该群岛重归苏联版图的要求。

斯大林同志说，如果千岛群岛归属苏联，那么福摩萨 [9] 和其他领土也将重归中国。我们就可以从东、南、西三个方向钳制住日本。

宋子文接着说，在苏中两国最终将要签署的协议中，中方不希望看到其中的第二条，即恢复苏联在1904年由于日本所发动的背信弃义的进攻而丧失的那些权益。因为原相关条约中所规定的旅顺口和大连的租赁期限已过，而中东铁路也业已被当时的沙俄政府卖给了日本人。

斯大林同志说，该关于恢复苏联权益的条款并非针对中国，而是朴次茅斯条约。主要是为了更猛烈地反对日本，而不是中国。因为那里目前都是由日本人在统治着。我们并不是想恢复沙皇俄国时期对中国所拥有的那些权益，而只是希望苏中两国在其他一些基础上再来签署一个条约。三巨头在克里米亚会议上所签署的文件并不是条约性质的，而将这一条款列入文件中也并非针对中国，而是针对日本。

宋子文指出，1924年苏维埃俄国首次承认中国为拥有平等权利的国家并宣布废除一切以前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斯大林同志说，看来这就是为何张作霖当年要拘捕中东铁路经理的理由了。此举可能也就是表示感谢的一种特殊方式了。

作为对宋子文所提问题的答复，斯大林同志说，可以缩短两国共同经营中东铁路的期限，但要稍微延长苏联租用旅顺口的期限，以便将苏联使用它们的期限统一确定为40—50年。期限一到，所有的就都结束了。

宋子文说，有必要准备一张旅顺口的地图以便在上面标明苏联所使用区域的范围。

斯大林同志说，必须尽快准备这样的地图。

宋子文说，蒋介石认为，苏联使用旅顺口和中东铁路的期限最好确定为20—25年。

对此斯大林同志答，这样的期限有点太短了，要考虑到我们还要在旅顺口建造基地，为港口安装各种设备和设施，这些都需要时间。斯大林同志指出，沙皇政府与当时的中国所签订的为期25年的协定实际上是一个骗局，并已有了提前延长这一期限的打算。沙皇政府计划在旅顺口站稳脚跟之后再实施下一步行动。而苏联并没有类似的想法。

接下来，宋子文将话题转入关于两国签署友好同盟条约方面，并说中国非常希望与苏联签署此类条约。

斯大林同志指出，蒋介石以前便提过关于此类条约的事，但当时我们还无法签署这样的条约，而只是到了现在才有了签署该条约的可能。

作为答复，宋子文询问苏方目前是否已有了现成的条约草案。斯大林做了否定的回答并指出，这首先得看中方是否能够接受我们如今正在讨论的这些原则，只有在中方接受苏联建议的情况下才有可能着手准备相应的条约草案。

针对宋子文提出的中方尚需要苏方对所提建议逐一做出解释的问题，斯大林同志说，我们就自己所提建议的每一点当然都要对你们做出解释。他本人也做好了向中方做出解释的准备，但双方至少有必要首先就一些原则性问题达成共识。

宋子文将话题重又转到关于铁路的问题，并问道，为何斯大林认为不能让中方独立负责铁路的行政管理？宋子文向斯大林保证，中方一定会确保苏联的全部利益。

斯大林同志指出，他并不相信这样的保证。斯大林强调，他的意思很明确，也并没有说让俄国人独立负责铁路所属区域的行政职能，而是俄—中双方共管。

针对宋子文所提出的此举可能涉及中国的主权的问题，斯大林同志指出，我的问题并不涉及东北，而只涉及那些铁路、旅顺口和大连港。斯大林同志问宋子文，中方将组建什么行政机构来管理东北呢？到时候是否在那里会出现一个省政府，是否还会像张作霖时期一样，在东北出现中央政府和奉天政府共治的局面？

宋子文说，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统一中国，因此是不会允许独立的政府在东北存在的。

宋子文问，苏方想与中方共同经营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等干线，是否还包括相关的铁路支线呢？

斯大林同志说，如果考虑到要向这些铁路干线供应所需要的煤炭，那么在必要情况下苏中联合公司也会经营相关的铁路支线。

针对宋子文提出的关于煤矿可以独立经营而其所生产的煤炭可向铁路出售的意见，斯大林同志答，双方应协商联合使用相关铁路支线的问题，并将协商结果写入协议。

宋子文说，如果上述铁路由中苏两国共同经营，那么双方都会极力促进铁路的正常工作和业务繁荣，因而煤炭的供应是绝不会出现问题的。

随后，宋子文又将谈判话题转到了关于外蒙古的问题上。他说，中方认为这个问题是目前中国政府根本无法解决的。宋子文问斯大林：为何苏联政府在这个最困难的问题上不能满足中方的要求？

斯大林同志指出，是蒙古人自己不想并入中国版图。斯大林强调，自己能理解中国政府的困难处境，只是苏方在这个问题上也别无良策。另外从他的观点来看，这些困难并非是中国不能克服的。要知道，苏联政府已在关于旅顺口的问题上向中方做出让步了，而中国人也理应在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问题上向苏方做出相应的让步才是。

宋子文强调，在中国目前是不宜提出关于外蒙古的问题的。

斯大林同志指出，外蒙古问题的爆发是不可避免的。如今在两国签署同盟条约之时双方便应充分和全面地考虑所有问题。战争教会了我们许多东西，我们坚信如果外蒙古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不论对苏联还是中国都是一个比较好的结局。当受到日本的军事威胁时，苏联就有权派自己的军队进入外蒙古领土。因此，斯大林同志说：“不应该留下这个小脓疮，现在就应该把它除掉。”

宋子文指出，这个小脓疮的存在并不会让中国感到不舒服，中国从来没有对苏联派兵进入蒙古领土表示过抗议。

斯大林同志重复道，蒙古人民共和国希望现在就能最终确定自己的地位。而事实上不论是对中国还是对苏联，外蒙古都不过是一块贫瘠的土地，只是由于它所占据的特殊的地理位置才对苏联具有了重大意义。

针对宋子文的一再要求——苏联方面应认真考虑中国政府对外蒙古问题的态度，斯大林同志说，他个人认为目前解决蒙古问题只有一条可能的出路，即允许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至于将这一事实公之于众则可以放到打败日本之后再说。斯大林同志指出，由于日本的战败中国将获得一些新领土，到那时再宣布关于蒙古独立的事就不会对中国民众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了。

宋子文说，自己会将这一问题面呈蒋介石，并再次请求苏联政府在随后一段时间里充分考虑和体谅中国政府解决蒙古问题的苦衷。解决蒙古问题的关键在于，蒙古的独立问题可能会立刻引发如何处理西藏的问题。例如，在一次在华盛顿举行的关于太平洋问题的国际会议上，丘吉尔提出了关于解决西藏独立问题的建议，而当时在场的宋子文被迫与之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斯大林再次强调，所谓解决外蒙古问题，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巩固国防。要知道，如果以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为基地，日本人便可以轻易地切断位于赤塔地区的西伯利亚铁路大动脉，由此整个苏联远东地区将可能落入日本之手。

斯大林同志指出，我们是无法在中国的领土上一直保留自己的军队的，如果我竟然会提出这样的要求，那就有些匪夷所思了。外蒙古问题与旅顺口问题有所不同，这是一个更为严肃而重大的问题。

宋子文问，苏联方面是否欢迎被派遣到苏联军队中的中国政府代表，这些人将参加在东北地区的作战行动。

斯大林同志答，蒋介石可以派自己的代表到我们的作战部队以便在东北地区组建和开展中国的行政管理事务。

斯大林同志询问道，国民党是否打算吸收中国社会中其他进步阶层的代表参与政府的工作。

宋子文宣称，关于这一问题，他希望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而不是一个外交家来完全坦诚而公开地与苏方交换意见。他强调，中国政府已经在一些方面发生了变化，而今后这种变化将会更多。

宋子文继续道，国民党曾经打算与共产党达成协议，建议成立某种类似于军事内阁的机构，并邀请国民党以及中共党员共同参与主持该内阁的日常工作。平心而论，国民党是很想促成此事的，因为斯大林大元帅也曾对赫尔利说过——中国共产党人都是些普通的农民和极力实现国家民主改革的爱国者。

斯大林同志答，中国共产党人的确是一些很不错的爱国者。

宋子文继续道，国民党在对待吸引国内民主分子参与国家政治的问题上是严肃和认真的，自己便曾有过亲赴延安与中共谈判的打算，但共产党却不想进行此类谈判。宋子文说，国民党希望建立统一的军队和统一的中央政府。如果中共能满足中央政府的上述要求，那么中央政府便自然会邀请其参加军事内阁，并允许其在政府中担任相应的职务。

斯大林同志说，自己提出的关于吸引进步分子参与政府工作的问题并不是只针对共产党人而言的。斯大林同志认为，战争期间中国内部一批新的社会和自由主义力量会成长起来，这些人都应当被吸收和参与到国家的管理中。在中国应当有一个以国民党的影响居主要地位的政府，但仅靠国民党将难以应对中国当前的局势。因此，从中国的长远利益考虑，国民党在领导政府的同时，最好还能让其他一些民主分子参与政府的活动。斯大林同志指出，当然这些都是中国人自己的事，而自己只不过因为关心中国的命运而谈一点个人意见。宋子文对斯大林同志的上述意见表示感谢并再次强调，中国政府和国民党吸引国内自由主义分子参与政府工作的意愿是真诚的。只是国民党希望在国家的发展进程中发挥领导作用，因而不愿意组织联合政府。

斯大林同志说，国民党希望在国家发展中发挥领导作用的愿望是合乎常理的，这一愿望是以中国整个历史发展的经验为基础的。

斯大林同志问，中国内部是否还有其他一些类型的民主党派。

宋子文答，实际上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再无其他党派。虽然中国也有民族—社会主义党，但其成员人数很少。还有中国青年党，但其支持者都是四川省内的大地主，如刘文辉。还有一个所谓的民主联盟，但其成员主要是共产党人、民族—社会主义者和青年党党员，成立该党的目的实际上就是为了与中央政府作对。当然中国也有很多自由派分子，但他们并没有建立政党组织。

双方的话题转入了关于朝鲜的问题，宋子文说，在旧金山会议上关于托管制的问题争论得很激烈，斯大林同志对该体制持何意见。

应斯大林同志的请求，莫洛托夫同志对上述问题做了答复。他说，宋子文多数情况下也参加了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并知道该想法是由美国人首先提出的。莫洛托夫本人对美国人所提出的问题的理解是这样的，即托管或者由个别国家，或者由国家集团来实施。具体就朝鲜领土的托管而言，美国人建议由四个国家——中国、英国、美国和苏联——负责。莫洛托夫本人对此有些看法。他认为，由上述四国对朝鲜领土实施联合托管就使问题复杂化了，为此就必须在实际执行中另辟蹊径。不过，苏联政府原则上同意美国人关于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

斯大林同志说，他曾与罗斯福和丘吉尔谈过关于朝鲜的事，并陈述了自己对该问题的看法，即在实施托管制度的情况下外国军队不得进入朝鲜。斯大林同志强调，如果实施托管制就意味着外国军队进入朝鲜领土，那是他无法接受的。对此，罗斯福表示同意，并说，为了确保外国军队不进入朝鲜，将由上述四国代表组建一个小组以监督和确保朝鲜的政治发展沿着所需要的方向前进。斯大林同志指出，托管制只具有临时性质，目的只是为朝鲜的国家独立和民族自决创造条件。截至目前，关于朝鲜问题我们还未通过任何正式的决议，只是在一些原则性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宋子文问，将由谁来负责维持朝鲜国内的秩序，是否需要组建某种类似于警察局的机构，因为该国可能目前正处于无政府的状态。

斯大林同志指出，维持该国的国内秩序目前由朝鲜人自己承担。

宋子文说，他对朝鲜人目前是否有能力实现独立持怀疑态度。

斯大林同志说，正因为如此才要对朝鲜领土实行托管。斯大林同志问，未来中国是否有意将朝鲜并入自己的版图？

宋子文答，中国没有这方面的打算，因为朝鲜民族与中华民族是不同的民族，它自身有着悠久的历史。

斯大林同志再次提醒说，他反对在朝鲜组建警察组织和外国军队进入朝鲜。斯大林同志指出，关于托管制的问题以后还要讨论。在对托管制度的理解上我们与英—美还是有所区别的：我们认为这是通向朝鲜国家最终独立的一个步骤，而英国人认为其最终目标是朝鲜的殖民化，美国人(如罗斯福)对托管制的理解与我们的比较类似。至于罗斯福之后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对此持何态度，斯大林说，他还不清楚，目前美国人对该问题的看法已与英国有些接近了。

莫洛托夫同志指出，只有中国和我们所提出的关于领土托管的草案中，把独立作为领土托管的目的，这也是在经过长时间的争论后得到通过的。

宋子文说，罗斯福似乎要求对所有殖民地都实行托管制。

莫洛托夫同志同意这一说法并指出，赫尔利还在1943年10月便提出了与此观点类似的文件草案，但相关国家断然拒绝讨论其草案。

斯大林同志说，丘吉尔闻听这一草案之后竟然放声大哭起来。

莫洛托夫同志指出，美国人起初虽然在关于领土托管制的问题上有所让步，但如今又走了回头路，在这一问题的处理上变得格外谨慎起来。

斯大林同志提出了自己的推测，美国政府的这一举动可能与在野的共和党所持立场有关。

莫洛托夫同志提醒道，还在莫斯科会议期间，赫尔利便曾建议讨论关于领土托管制的问题，但该建议遭到艾登的断然拒绝，理由是没有时间了。当时，苏联代表团已有讨论该问题的打算。

斯大林同志问宋子文，对杜鲁门的印象如何？

宋子文答，杜鲁门给他的印象是坦诚、平易近人，是一个很不错的领导者，可能应当比罗斯福更为果敢，虽然后者的政治眼界无疑比前者更为宽广。

斯大林同志又问宋对斯退丁纽斯有何印象。

宋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只是说，斯退丁纽斯已经离开了国会，其职务由贝尔纳斯接任。后者是美国政府中比较有才干的人物之一。

斯大林同志问宋，对斯退丁纽斯的个人能力有何评价？

宋子文再次强调，斯退丁纽斯的伦敦之行实际上已经表明其政治生涯宣告彻底终结。

此次会谈持续2小时15分。

会谈记录：А.彼得罗夫

АПРФ，ф.45，оп.1，д.322，л.3-17

№24960 伊扎诺夫与乔巴山会谈记录：外蒙古独立问题(1945年7月5日)

摘自И.А.伊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绝密

与乔巴山元帅的会谈记录

1945年7月5日

在克里姆林宫的会谈之后，乔巴山请我去他居住的别墅，以便详细谈一下已举行的会谈情况，并解释一下会谈中他尚不太清楚的个别地方。

我们去了之后才知道，原来乔巴山已完全且准确地理解了克里姆林宫会谈期间所涉及的所有问题。

当讨论到在克里姆林宫看到的苏中两国声明草案——关于承认蒙古的国家独立时，乔巴山说：“是的，我们需要国家独立，但我们不想与中国人维持友谊和友好合作的关系，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坏的民族。他们曾压迫我们，欺骗我们，焚烧和抢劫我们的蒙古包，打死我们的牧民。如今在内蒙古、阿拉善和鄂尔多斯，他们仍然在对蒙古人做这样的事。”乔巴山说：“我明白关于与中国人合作的宣言中所写的那些话，话都是好话，经过斯大林同志的修改后其内容会更好。”

在详细讨论了宣言草案之后，乔巴山声称：“我很清楚宣言的意思。我们将像一个独立国家那样，向中国人提出自己的意见。我们将向全世界表明：中国人当年是怎么欺侮我们；他们现在又是怎样在继续欺侮仍留在他们那里的蒙古人的。”

当话题转到军队和即将前往蒙古的普利耶夫将军时，乔巴山表示希望让鲁宾将军的军队也留在蒙古，因为自己与他在工作上已有了相当的默契，而他对蒙古军队及其军官也相当了解。

乔巴山详细地谈了自己对莫斯科、机场欢迎仪式尤其是克里姆林宫会谈的印象。他说：“我从未有过这种感觉，从未如此地激动过。在机场我认出了莫洛托夫同志——就在他向我走来的时候。当经过仪仗队时，我的腿和手都在情不自禁地颤抖起来。在克里姆林宫，我见到的是一个与平时完全两样的斯大林。他一直坐着，我目不转睛地望着斯大林同志的脸。于是，我的情绪再次激动起来，而我的答话也经常出现牛头不对马嘴的情形。”

苏联驻蒙古公使

И.А.伊扎诺夫(签名)

文件3份，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和档案室

АВПРФ，ф.6，оп.7，пап.38，д.560，л.4-5

№24961 斯大林宴请乔巴山时的讲话：保持苏蒙友好关系(1945年7月7日)

斯大林同志设午宴招待乔巴山

1945年7月7日，И.В.斯大林同志设午宴招待蒙古人民共和国首相乔巴山元帅。当时参加此次午宴的共23人(名单参见附录 [10] )。午宴地点是在大克里姆林宫的叶卡捷琳斯克大厅。

其间，斯大林同志发表了一个简短的讲话，内容如下：

斯大林同志的讲话

有一段时期，蒙古人曾在如下一个问题上存在着重大的分歧，即自己应当与哪个国家保持友好关系——是日本还是苏联。许多蒙古人——如达旺，便赞成与日本的友谊。

我建议为那些最终改变了主张并做出正确决定——蒙古需要与苏联保持友好关系——的蒙古领导人干杯。这些人如今都是独立的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导者，而那些曾支持与日本结盟的人则目前都到了日本人控制下的东北，同事们的数量不到原蒙古人总数的五分之一。

祝蒙古领袖们健康!祝贺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

午宴后观看了电影《胜利大阅兵》。

此次午宴和电影观赏共持续了2小时20分钟。

АВПРФ，ф.6，оп.7，пап.38，д.560，л.6

№12033 斯大林与宋子文会谈记录：外蒙古、中东路和新疆(1945年7月9日)

绝密

参加此次会谈的出席者：

中方——外交部次长胡世泽、中国驻苏联大使傅秉常和蒋经国；

苏方——В.М.莫洛托夫、С.А.洛佐夫斯基、彼得罗夫和帕夫洛夫。

斯大林同志问宋子文，中方是否有什么新消息？宋子文答，自己向蒋介石通报了谈判陷入僵局以及斯大林同志关于希望消除中苏之间所有未解决的问题，以便两国从现在开始在不可能发生任何冲突的条件下展开友好合作等情况。宋子文说，今天才收到了蒋介石的回电。在向苏方通报蒋介石的回电内容之前，宋子文想首先介绍一下与此次谈判相关的一些基本情况，以便斯大林大元帅在此基础上能够对蒋介石向苏方做出的那些难得的让步给予正确的评价和判断。当宋子文离开华盛顿回国之际，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外蒙古问题会成为中苏两国谈判中一个如此复杂的问题。他曾对杜鲁门说过，中国和苏联可以在不经讨论的情况下解决关于外蒙古的问题。当时他对“现状”的理解就是：中国在法律上拥有外蒙古的主权，所有的问题只是在于中国无法实施这一主权。杜鲁门和斯退丁纽斯均对宋子文关于“维持现状”一词的解释表示赞同。在重庆时，宋子文也与蒋介石讨论过关于外蒙古的问题，他们两人都没有想到外蒙古问题竟然会成为中苏谈判的障碍。宋子文认为，在涉及有关将中国的任何一部分领土分离出去的问题时，斯大林大元帅应当充分体谅中国民众的民族情绪的巨大力量。宋子文说，他并不想把蒙古和东北相提并论，但这里只想列举一个事实以表明中国政府对领土的一贯态度。众所周知，中国的国力与日本相比是较弱的，中国也没有改变国际格局的奢望。但即便如此，中国政府也从来没有在东北的主权问题上做过任何让步。1933年，当宋子文刚刚从一个国际经济会议上回来，日本天皇便邀请其去他那里讨论关于东北的问题。天皇说，如果中国放弃对东北的主权，日本就会因此而感到满足，并从此与中国相安无事。宋子文当即便拒绝了日本天皇的要求。日本为达到目的，又专门派遣当时担任日本外务次长的重光葵前往横滨，企图说服宋子文再次去东京。但宋子文拒绝了这一行程。上述事实可充分证明一点，即中国人对本国领土的主权有一种异常强烈的本能意识，如果中国政府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这就意味着对这种民族本能意识的背离，从而实际上也就是将自己置于社会舆论的对立面，置整个国家的安全于不顾。宋子文指出，以上所述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让斯大林大元帅能够正确评估蒋介石为苏中友好的长远利益所做出的那些牺牲。

接下来，宋子文朗读了蒋介石的来电内容：“在遭受了最重大的牺牲之后，为了执行孙中山先生的主张和在未来与苏联建立牢固的合作关系，中国政府带着最诚挚的意愿，积极地谋求与苏联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和巩固，并消除两国间所存在的一切分歧和纷争。兹提出如下三点建议，并要求在该三点建议的基础上维护中国的领土主权和行政管理的完整以及中国的真正统一。中国政府希望苏联政府对中国表现出自己的支持，给予实际的帮助，并对中国的如下三点建议做出完全肯定和具体的答复：

“一、中国政府将对斯大林大元帅履行尊重中国在东北的领土主权和行政完整的义务表示感谢。”

斯大林同志插话道：“难道中国政府还会期待对东北持其他态度吗？”

宋子文继续翻译并朗读电报：

“为了共同利益，中国愿意共同使用旅顺港，以便在那里修建海军基地。中国准备使大连成为一个开放的港口，期限为20年。至于旅顺口和大连港的行政管理，理应由中国负责，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充分体现中国对东北的主权和保持中国东北领土的完整。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主要干线可以由中国和苏联共同经营，所得经营利润两国均分，但上述铁路的所有权应属于中国。至于与上述铁路相关的铁路支线和企业，均不属于两国联合经营的范围。两国联合经营上述铁路的期限为20年。

“二、去年，新疆发生了叛乱，结果导致中苏之间的联系中断。目前，两国间的贸易仍无法正常进行。有鉴于此，中国政府希望苏联政府能联手整肃新疆的无秩序状态以恢复两国间的正常贸易联系。至于阿勒泰山脉，它隶属于新疆，理应成为该省的一部分。

“三、中国共产党所组建的个别军事和行政机构的存在，导致中国的军事和行政无法由中央政府统一调度和领导。我们希望，苏联给予中国的一切援助，包括政治、物质或精神等方面，均只针对中国中央政府。

“鉴于外蒙古问题已成为中苏谈判的障碍，从两国共同利益和整个世界长远福祉的角度出发，在日本被打败和上述三点建议得到苏方满足之后，中国政府准备给予蒙古独立。但是，为了避免今后可能发生的误会和冲突，该行动以通过全民公决的方式实施为宜。在举行了全民公决之后，中国将宣布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外蒙古与中国的疆界应依据中国旧地图上所标注的边界进行划分。中国政府希望苏联能够充分体谅中国在这一问题上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和中国政府的诚意——以此牺牲来确保两国间的和平和牢固的合作关系。”

斯大林同志说，自己手上应当有一份翻译成俄文的蒋介石的电报，以便对其所提建议认真考虑。

宋子文答应今晚便将该电报的译文呈送给斯大林。斯大林同志问宋子文，是否会把满洲和蒙古做比较。

宋子文答，自己在前面已经说过，他不愿意做这样的比较。

莫洛托夫同志指出，实际上是将它们做了比较的。

斯大林同志说，是不能把满洲和蒙古进行比较的，因为满洲都是中国人，而在蒙古并没有中国人。

斯大林同志指出，维持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就意味着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因为它从1921年起便像独立国家一样存在着。苏联希望维持“现状”的意义，即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立即得到中国政府的认可。

宋子文说，这些都是无谓的争论。宋子文强调中方的观点是：维持外蒙古现状，即意味着承认中国对这部分中国土地拥有主权。

斯大林指出，可您所谓的主权实际上已停止存在24年了。

接下来，斯大林同志就蒋介石电报中的各主要内容逐一做了分析。关于东北，斯大林同志说，我们已经发过相关声明，即我们完全承认中国对东北拥有主权。至于中国共产党，我们既不会支持，也不会帮助他们，以前就没有想过要这样做。中国只有一个政府，如果在其境内还存在着第二个政府的话，那只能属于中国内部自己应当解决的问题。众所周知，以前我们便帮助过蒋介石，这种帮助以后仍会继续。如果我们有必要给予中国帮助的话，那么这种帮助一定是给蒋介石政府。这种情况是所有人都清楚的。我们希望诚实地做事和真诚地与中国结盟。关于旅顺口、大连和铁路的使用期限问题，我认为上述20年期限不能使我们满意，有点太短了。我们准备做一些让步，将这一期限确定为30年，这也是我们的最后决定。至于旅顺口的行政管理问题，这需要加以认真考虑。港口的主人理应只有一个。旅顺口形式上可以被纳入与其相邻的辽东半岛的辖区范围，但港口本身的主人应当只有一个。

宋子文指出，我们现在所谈的问题只涉及旅顺口，并不包括辽东半岛。

斯大林同志解释道，自己指的是与旅顺口有关的固定区域。

莫洛托夫同志说，我们认为旅顺口所包括区域的边界应依据1898年中俄协定所划定的范围来加以确定。

斯大林同志指出，根据该协定旅顺口共包括有两个区：其一，直接隶属于旅顺口的区域；其二，所谓的中立区域。我们拒绝承认中立区，但是我们想保持这个区域，使其归属于旅顺港。就上述整个区域而言，其行政负责人可以由中国人担任，但旅顺口本身的行政领导一定应当是苏联人。这里我们指的是驻扎在那里的苏联军队的指挥官和卫戍部队司令，等等。关于铁路问题，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意将这些铁路立即交由中方管理，而蒋介石在来电中正好违背了我们所要求的这一原则。要知道，这些铁路都是由俄国人修建的，用的都是俄国人的金钱。中国人的投资只在铁路总投资中占了微不足道的一部分，而且还是在铁路建筑完工之后返还的。

宋子文指出，我们已经说定，关于业已过去的事实现在不应当再提。大家都知道，最初俄国拥有上述铁路的期限被确定为80年，随后该期限又被缩减为60年。如果以后者为限，从开始之日起算至今，60年满期也仅剩几年了。再者，众所周知的是，这些铁路已被苏联卖给了日本。 [11]

宋子文继续道，很遗憾，面对目前这种情况，无论是中国还是苏联，都是无能为力的。两国其实都无权使用上述铁路，虽然两国现任政府在这件事上都是无辜的。

斯大林同志说，根据蒋介石的电报，似乎我们对这些铁路已没有任何权利了，反而是中国向我们提供了使用这些铁路的机会，就像是给予恩赐。可事实是，当年这些铁路都是用俄国的钱建造的。不过，斯大林同志说，我们还是决定同意你们的建议，即两国共同经营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

斯大林同志接着谈了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全民公决问题。他指出，举行这样的民意公决可不会对中国有利。

宋子文指出，举行该民意公决只是想为中国政府找一个台阶，以便减轻其在国内所受到的压力，并对中国民众有个交代。

斯大林同志问宋子文，您所提到的关于外蒙古的旧地图究竟是什么样的？

宋子文答，中国人有这样的老地图，上面明确显示外蒙古属于中国的一部分。

针对斯大林同志提出的希望展示这样的地图的请求，宋子文答，自己参加此次谈判时并没有随身携带这样的地图，因为当时并没有想到外蒙古问题会成为双方讨论的焦点问题。

斯大林同志问，这些老地图上所标注的旧边界与新边界有何区别？

宋子文再次表示遗憾，并说此次莫斯科之行并未携带这份老地图，随后双方可组建一个边界委员会来研究和解决关于外蒙古的边界问题。

斯大林同志问，关于在上次会谈期间苏方转交给中方的那些关于两国友好、互助条约和协议的草案，中国代表团有何意见？

宋子文答，上述条约和协议的各条款中有很多地方与蒋介石在来电中所提出的诸原则有出入。蒋介石希望中国代表能准备自己的相关草案。关于两国友好和互助条约草案，苏联和中国所提草案的差别并不太大，看来只需双方批准即可。关键问题在于，根据中国的宪法，条约生效并非从双方签字之日起，而是从两国互换批准证书之时起算。关于中国自己所编制的草案，宋子文说，中国代表团借鉴了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条约的模式和内容。

斯大林同志将话题又转到外蒙古问题上。他问道，中方建议把对蒙古独立的承认延至打败日本之后，对此如何理解。斯大林同志提醒道，在上次会谈期间苏方曾建议中方应立即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而将宣布之日放到日本被打败之后。

宋子文说，在打败日本之后才举行公决，尔后再由中国政府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宋子文强调，这就是说，问题实际上已经解决，但解决问题的方式还有必要做认真研究。宋子文保证，中国政府在解决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的问题上绝没有跟苏联耍滑头的打算。

斯大林同志指出，这里并不涉及诚信的问题，目的在于让双方把所有问题都搞清楚。如果现在能把问题搞得相当清楚，我们就会与中方一道朝着同一个方向努力。

斯大林同志问宋子文是如何计划的，是否现在就打算与苏方达成协议，或者将这一问题的解决延期进行？宋子文说，如果时间允许，他是很想现在就与苏方把所有问题都达成协议的。

斯大林同志指出，他们还有3天时间，因为12日以后他就必须准备参加即将举行的柏林会议。斯大林同志问，如果宋子文不反对的话，本次谈判将由莫洛托夫同志代表苏方继续进行。

宋子文答，对此他这方面是不会表示反对的，只是希望再就一些主要问题与斯大林同志会面和商谈。

接下来，会谈转到关于铁路的问题上。

宋子文提出关于煤矿的问题。他认为，鉴于中国政府将会保证上述铁路的燃料供给，因此就没有必要将煤矿也划入上述铁路的辖区范围。

斯大林同志指出，所有与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有关的企业都不能与这些铁路分隔开来。斯大林同志又说，在上次会谈期间他已经讲过，苏方并不觊觎使用与上述铁路相关的铁路支线，但他并没有指那些与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有关的企业。苏中两国关于铁路的协议应当以双方共同拥有这些铁路的原则为基础。中国人与俄国人一样都可以成为这些铁路的所有者，而经过30年之后这些铁路的所有权将完全属于中华民国。而当中华民国完全拥有了这些铁路的所有权之后，与这些铁路相关的铁路支线和企业也都将归属中国。斯大林同志个人认为，中方理应只对这些铁路的正常运营感兴趣，因此没有理由对他的上述观点表示异议。

宋子文说，中国人认为铁路充其量只不过是交通类的企业，其主要职能便是确保苏联与大连和旅顺口相联系的一个通道。而所有其他为这些铁路提供服务和物资供给的企业理应由中国人掌握。

针对宋子文提出的、斯大林同志认为究竟哪些企业无法与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相分离的问题，他答应稍后再向中方提供这些企业的清单。

随后，宋子文将谈判的话题转到关于铁路的维护方面。他认为，保卫铁路的责任理应由中方承担，因为如果由苏联政府组建自己的护路队来负责铁路的保卫工作，实际上已意味着外国军队进入了东北境内。

斯大林同志对宋子文的上述说法做了纠正。他说，我们用以护路的人并不是军队，而是铁路宪兵。

宋子文说，中方坚持认为这些铁路应当由中国人来护卫，否则中国的主权便会遭到破坏。

斯大林同志指出，他个人认为，为了保护铁路，苏方应当派遣苏联指挥人员和少量俄国护卫，以便与中国人一起承担起护路的职责。

宋子文指出，如果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周围驻扎着俄国军队或宪兵，就必然会引发两国之间各种各样的纠纷，最终导致中国的主权遭到侵犯。

斯大林同志指出，上述铁路属于治外法权范围，因此根本就不会使中国的主权受到侵犯，苏方组织铁路护卫队也根本不会涉及中国主权的问题。众所周知，铁路交通秩序是应当加以维护的，铁路上的资产也应当有人去保卫。上述铁路属于治外法权区域，这是人所共知的。不过，即使在这些区域内，中国的司法权也是仍然会发挥应有效力的。斯大林接着又说，当然，如果实践证明中国铁路护卫人员纪律性很高，那么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再研究。不过，我对此持怀疑态度。

宋子文向斯大林同志保证道，我们一定会完整地确保上述铁路的安全，中国政府将会用自己最好的士兵来组建护路队。

斯大林同志指出，至少在初期，比如1—2年间，铁路护路队的指挥人员应当是苏联人。

宋再次强调，中国政府不希望在本国领土上保留有外国军队。宋子文特别请求苏方研究关于铁路保护的问题，并充分考虑蒋介石的意见。

斯大林同志答应会认真考虑这一问题。

宋子文问，斯大林同志对新疆持何态度，苏联是否会帮助中国来消除新疆境内的混乱状态？

斯大林同志问，您所谓的帮助是指什么呢？难道是希望苏联派遣军队去新疆？

宋子文说，目前新疆境内存在大量的匪帮，他们所使用的武器都来自苏联边境地区。中国希望剿灭这些匪徒。

斯大林同志说，这些消息未必正确。他问，中国政府是否打算给予新疆当地居民一定的权利。

宋子文答，中国政府有这样的打算。

针对斯大林同志提出的关于新疆的局势严重到何等程度的问题，宋子文答，这些包括有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人的叛乱者们占领了伊犁边疆区。中方目前正极力解放那些被叛乱者们占据的地区。

斯大林同志说，中国政府的愿望是完全合法的。不过，斯大林自认为，解决新疆问题的最佳手段还是给予新疆少数民族一定的政治权利。承认这些少数民族拥有——哪怕是一些最基本的——权利是必要的，否则新疆便会始终处于混乱状态。宋子文对上述观点表示同意，并说当前中国政府希望首先夺回被叛乱者所占据的国土。

针对斯大林同志提出的问题——这些叛乱者们是否想脱离中国，宋子文答，他们想宣布成立一个新的独立的共和国或其他与之类似的东西。

斯大林同志说，如果这些在边境地区的叛乱者果真如此作为并动用了武器的话，那就理应予以清除。

宋子文指出，叛乱分子所使用的武器非常精良，这些武器甚至连中国都没有。

斯大林同志问，这些武器是不是印度输入到那里的？宋子文答，中方还没有得到这方面的情报，只知道其所使用的武器均来自苏联。

斯大林同志答，这也未必，有必要认真核实一下。

宋子文请求斯大林同志向他保证，苏方将会尽全力阻止叛乱者从苏联境内获得武器。

斯大林同志说，也可能这些武器都是中国官员自己贩卖的，因为这些交易往往利润都较高。

宋子文答，叛乱者所使用的武器质量都比中国官员的好，我们现在已拿到了叛乱者所使用武器的子弹。这些弹药中国根本没有。

宋子文接着问，关于中国共产党，斯大林同志有何看法？

斯大林同志问，中国政府希望苏联如何作为呢？很明显，中国政府希望苏联不要武装中共，并将所有对中国的援助都直接交给蒋介石所控制的政府。

宋子文做了肯定的答复。

斯大林同志继续说，他同意这样做并问，是否中国政府还希望苏联解除中国共产党军队的武装呢？

宋子文说，如果中国政府向苏联提出这样的要求，就有些荒唐了。宋指出，中国政府目前正极力试图以政治手段来解决共产党的问题。

斯大林同志指出，如果能通过政治手段来解决国共之间的关系问题，那是最好的。中国共产党人都是些不错的爱国者，他们与日本作战非常英勇，战绩颇佳。

宋子文说，中央政府正极力促成国内各党派的团结，以便在中国建立统一的政府。

斯大林同志答，这是完全合乎常理的愿望，因为一个国家中理应只有一支军队和一个政府。

宋子文请求苏联向中国政府提供道义上的支持。

斯大林同志问，这种道义上的帮助具体指什么呢？

宋子文答，苏联报刊上发表了很多诋毁中国政府的文章，而此举当然不会对中国政府有益。宋子文希望苏联政府能对这些报刊加以限制。

斯大林同志指出，中国报刊上也写了很多不利于苏联的东西。

宋子文指出，我们可以就有关限制本国新闻媒介的问题相互协商。

记录：А.彼得罗夫

АПРФ，ф.45，оп.1，д.322，л.28-38

№12036 中国代表团致苏联政府函：要求苏方提供书面保证(1945年7月10日)

责成胡世泽先生转交А.А.彼得罗夫，1945年7月10日。

译自英文

根据蒋介石大元帅在给宋子文先生所发电报中提出的三点意见，我们希望苏方就该三点意见向我方提供相关书面保证。该三点意见的具体内容如下：

一、中国对东北的主权；

二、中国共产党；

三、新疆。

А.彼得罗夫译

文件送：斯大林、莫洛托夫、米高扬、贝利亚、马林科夫、维辛斯基、杰卡诺佐夫和洛佐夫斯基等同志，第一远东司

АВПРФ，ф.06，оп.7，п.35，д.506，л.33-34

№14459 丘维林致华西列夫斯基报告(摘录)：第八十八旅人员的分派(1945年8月25日)

远东苏军司令部情报处处长丘维林少将给苏联元帅А.М.华西列夫斯基(1945年7月任远东苏军总司令)报告的摘录

1.截至1945年8月25日的第八十八旅 [12] ：

军官，149人

军士，358人

士兵，1847人 [13]

总计，1354人

2.民族属性：

中国，373人

朝鲜，103人

那乃，416人 [14]

俄罗斯，462人

3.请从由中国、朝鲜、其他北方民族、俄罗斯等民族组成的(第88)旅中派878人供第二方面军使用。

4.请派215名中国游击队员、64名前满洲国 [15] 的士兵前往满洲工作。其中，115人担任卫戍司令部副司令和助手，153人作为地方保安团和其他机关的成员，40人作为一般当地居民。 [16]

5.从94名苏联籍中国人中挑选最优秀者担任红军部队的翻译，其余上了年纪的人复员。

6.派98名朝鲜游击队员、15名在苏联的朝鲜人前往朝鲜从事如下工作：47人担任卫戍司令部副职，15人任翻译，37人为地方保安团和其他机关的成员。 [17]

7.请旅负责人派下列人员到卫戍司令部任副职：

周保中——中校、旅长，前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总指挥，派往长春市；

张寿篯——少校、政治副旅长，前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总指挥，派往哈尔滨市；

金日成——大尉，前抗日联军第一支队支队长，派往平壤市 [18] ；

王效明——大尉，前抗日联军第二支队支队长，派往吉林市；

姜信泰——大尉、第四营营长，前抗日联军第二支队支队长，派往延吉市；

金策 [19] ——大尉、第二营政治副营长，前北满省委书记，派往咸兴市；

冯仲云——上尉、旅政治部主任，前北满省委委员，派往沈阳市。

8.请对下属人员给予颁发国家勋章、奖章的奖励：50名游击队员因其在抗日斗争中的积极表现；25人因其培训该旅中国和朝鲜军官的忘我工作；第二方面军司令部情报处的部分工作人员，因其协助满洲游击队抗日并将他们组建为红军的下属兵团。

9.请允许将派到市卫戍司令部担任副职、助手的中国和朝鲜的士兵提升为军官，而对担任大城市卫戍司令部副职的军官则授予更高的军衔。

远东苏军司令部情报处处长

丘维林少将

第二方面军司令部情报处副处长

安库季诺夫上校

已选派下列人员供各部队司令部使用：

远东第一方面军——164人；

远东第二方面军——80人；

外贝加尔方面军——100人。

ЦАМОРФ，ф.2，оп.19121，д.2，л.3-5

№14448 安库季诺夫致普尔卡耶夫报告：为第八十八旅官兵授勋(1945年8月27日)

第034号，1945年8月27日

第二方面军司令部情报处副处长安库季诺夫上校致信远东第二方面军司令普尔卡耶夫上将：

鉴于游击队在对满洲里日军进行积极、长期的斗争，在人员培养上认真而英勇的工作及在军事训练、政治素质上的突出表现，对第八十八旅的军官、准尉、军士和列兵给予表彰：

——授予18人“红旗”勋章，包括：1.旅参谋长米林斯基中校；2.旅长周保中；3.营长金日成大尉。

——授予6人“一级卫国战争勋章”，包括：反侦处(锄奸)处长拉科夫斯基少校。

——授予22人“二级卫国战争勋章”，包括：旅部第一支队长波利卡尔波夫少校、政治处副处长马利杰夫。

——授予48人“红星”勋章，包括连长阿法纳先科夫上尉。

——授予31人“勇敢”奖章。

——授予131人“战斗功勋”奖章。

第二方面军司令部情报处副处长

安库季诺夫

注：远东第二方面军司令1945年9月9日的嘉奖令于当日执行。

ЦАМОРФ，ф.32，оп.11473，д.45，л.173-177

№12100 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国共谈判的前景(1945年8月30日)

机密

在互致问候和就共同的话题进行简短的交谈之后，我与周恩来进行了如下内容的会谈。

在回答我的关于国共两党之间谈判前景的问题时，周恩来声明说，根据全部情况判断，蒋介石已经下定决心打算解决共产党的问题。周恩来说：“我们的初步观察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国民党领导人可能同意做出一些政治上的让步。当然，很难预料，这从根本上能够解决多少中国重大的政治问题。我们不可能指望蒋介石做出过多的让步。在任何情况下，无论这种让步采取何种方式，它对于国民党政权的益处，将永远会多于对反对党的益处。目前，蒋介石已经开始竭力缓和国民党极端‘右派’分子的强烈反应，他对于共产党问题的解决，可能从表面上看对共产党人有利，但是，实际上，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被消灭的结局。”

接着，周恩来同志向我通报说，国民党指派了4人进行谈判：张治中、张群、王世杰和邵力子。中国共产党方面参加谈判的人员有：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和王若飞同志。交换意见的结果是双方通过了如下日程和谈判程序：

一、国家改造的共同问题

二、急需解决的问题

1.接受日本投降；

2.解除日本军队的武装；

3.调解何应钦军队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争议问题。

三、共同的政治问题

1.关于国民大会的问题；

2.关于各党派间的代表会议的问题；

3.关于联合政府的问题；

4.关于解放区的问题；

5.关于军队的问题。

四、决定通过的会晤和谈判程序

1.蒋介石与毛泽东进行预备性的谈判；

2.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与张治中、王世杰、张群和邵力子会面；

3.与此同时蒋介石与毛泽东可能进行会谈；

4.根据毛泽东和蒋介石后来会谈中提出的具体问题，周恩来和王若飞与张治中、王世杰、张群和邵力子进行会晤。

8月29日，除蒋介石与毛泽东的一般性会谈之外，周恩来与张治中、王世杰、张群和邵力子还进行了会谈，就几个最重要的问题进行了初步讨论。

周恩来说：“张治中向我声明，由于抗日战争已经结束，中国的军队将改组为国防军，未来国防军的总数量应该是20个(或40个)师。他说，与此同时，还规定改组共产党的军队。对于我的问题——在他们看来，我们的军队应该由几个师组成，张治中回答说，这个问题还没有研究，不过目前已经决定，对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军队实行统一的指挥和装备，这是不可动摇的。”

接着，在双方谈判过程中，还触及了边区的问题。

周恩来说：“张群指出，国民政府计划将边区变成单独的省，同时保留它的相应的行政管理体系。对于我的问题——关于对待敌后解放区的问题国民政府是如何决定的，张群回答说，这个问题还没有讨论。”

随后，周恩来讲述了张群就召开国民大会的问题向他阐述的三个观点。

周恩来说：“就准备和召开国民大会的问题，存在如下意图：

“(1)取消以前选举的国民大会代表；

“(2)对大会代表进行新的选举；

“(3)保留以前的代表和补选新的代表。”

与此同时，张群还强调说，国民党和共产党应该就此问题预先达成完全的理解，避免大党(国民党)给小党(中国共产党)以压力以及小党可能制造的反对大党的骚乱。应该加入到政府中，而不是推翻政府。

除此而外，还触及关于联合政府的问题。周恩来特别提到：“张群声明说，关于政府名称的问题只是形式方面的问题，因此，自然也就没有必要使用‘联合政府’这一名称。张群指出，目前他们正在研究关于这个政府的性质的问题，认为政府有两种类型——英国的和美国的，即在保留一党的主导作用的条件下，允许反对党加入政府。更具体地说，这指的是在最高国防委员会下建立专门的政府机关，或者是成立战时内阁类型的政府，以便在‘过渡时期’管理国家，在国民党看来，这个‘过渡时期’指的是在日本投降和国民大会召开之后的一段时间。”

在与张治中、王世杰、张群和邵力子进行初步会谈时，周恩来强调指出，甚至是那些初步的和大概的草案，也能使人有理由认为，蒋介石大概已经决定在某些政治问题上做出某种让步。但是，现在就做最后的结论还为时尚早，因为谈判才刚刚开始。

周恩来强调说：“有鉴于此，我们将面临着一个极其重大的任务。18年来，我们党一直在进行着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斗争，我们目前面临的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问题：我们应该从武装斗争急剧地转向和平建设。应该说的是，不仅是广大的党员群众，而且还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并没有完全准备好在自己的工作中完成一个180度的大转弯。战争的结束和日本的投降，对于我们来说是出其不意和突然的事件。我们完全没有料到，战争会这么快地结束。”

周恩来指出：“因此，对于我们来说至关重要的是，能够从您那里获得我们制定方针所必需的情报以及客观评价中国业已形成的局势和采取相应的具体措施所必须的意见。”

我说，我认为周恩来同志在党政工作方面经验相当丰富，他本人将能够正确地评价中国目前的局势，并采取正确的措施。

随后，周恩来同志就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某些章节的内容和说明，向我提出了一系列问题。我根据条约、协定的条款和章节原本的含义作了相应的解释。对于他的问题——是否还有某些文件是在莫斯科中苏谈判期间签署的，但目前尚未公布，我回答说，没有这样的文件。

出席此次会谈的还有Н.费德林同志。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А.彼得罗夫

1945年8月30日

文件共3份，送：В.М.莫洛托夫同志、С.А.洛佐夫斯基同志和大使馆档案室

1945年8月30日

АВПРФ，ф.0100，оп.33，п.244，д.14，л.205-208

№14453 丘维林致索罗金函：第八十八旅人员在满洲和朝鲜的安排(1945年9月2日)

丘维林致远东第二方面军司令部情报处处长索罗金中将函

苏联武装力量远东司令部总司令向贵处派遣了前满洲游击队中的中国人和朝鲜人。这支游击队近3年来是远东第二方面军第八十八旅的一部分。

在苏联占领满洲国和北朝鲜期间，为了苏军卫戍司令部管辖区的秩序，并扩大卫戍司令部在当地的影响，可以让他们在省会和县城卫戍司令部的合法机构中担任军事代表的副手，也加入地方保安团，或者只是作为当地的居民。

共给您派了80人。

丘维林

1945年9月2日

ЦАМОРФ，ф.2，оп.17582，д.2，л.23

№13296 中共山东支局东北委员会致斯克沃尔佐夫函：请求帮助(1945年9月2日)

亲爱的斯克沃尔佐夫同志：

1.请原谅我们与你们进行这种横向联系。我们是1941年10月1日由中共中央第三战区山东代表处派到东北地区从事党的工作的中共干部。1944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围剿行动，我们与上级的联系渠道被切断，时至今日我们仍无法得到中央的书面指示。我们对当前国内政治形势知之甚少，也不知在当前条件下我们在东北应采取何种立场，不清楚是否仍应开展地下斗争，或者在合法、半合法状态下开展工作。鉴于此，请兄弟党给我们指示。

2.在红军进入东北之后，当地国民党分子便开始散布关于红军和中共的谣言，称共产党员为匪帮。在哈尔滨，目前这些国民党分子还向我们的工作人员发动武装进攻，其目的就是想摧毁我们的党组织。因此，我们的干部也积极行动起来，建立了自卫武装以保护党组织。

此外，我们请求兄弟党能允许我们前往中共中央以获得相应的指示和指令。如果无法实现这一目的，那就请让我们通过电话与中共中央建立联系。

3.我们正打算在哈尔滨建立中—苏文化关系协会。

4.在我们城市的三棵树区有一座满洲所属工厂。目前，该工厂已被我们的人所控制。为了保卫工厂，我们现在手中有10支步枪，但要持有这些枪械需要得到红军的批准。为了方便工作，我们请求兄弟党批准我们拥有这些枪支。

5.我们的领导干部均配有武器，但兄弟党不允许有人佩带武装，为了避免与红军发生误会，请就此情况向相关部门发出指示。

6.我们党的主要工作是开展宣传工作，但我们没有编辑部，也没有印刷厂。兄弟党是否指示编辑发行机关，以便在这方面向我们提供帮助。

7.联共(布)党员同志，红军指战员初次来东北，因此对当地的风土民俗不是太熟悉，为了有利于你们开展工作，可以使用我们的干部。我们已准备尽一切力量向你们提供这方面的帮助。

8.鉴于部分红军战士违反纪律，并做出了一些让当地居民恐慌的事，我们的干部是否可以就促进当地形势、提高党和军队的政治威望等问题向你们反映自己的意见？

衷心地向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斯大林同志致敬!

向斯克沃佐夫同志致敬!

中共中央第三山东支局东北委员会

1945年9月2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4卷，第811—812页

№12112 彼得罗夫与赫尔利会谈纪要：国共谈判及美苏对华政策(1945年9月6日)

机密

9月6日，我拜访了赫尔利。在礼节性的寒暄之后，我请求赫尔利告诉我关于目前在蒋介石与毛泽东之间正在进行的谈判的情况。赫尔利指出，当他与毛泽东一起从延安返回时，中国人认为，他(赫尔利)将交给他们一份准备好的关于解决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关系的计划，但是，他(赫尔利)认为，对谈判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更好一些。

按照他的话，毛泽东要求将包括首都北平在内的5个省转交给共产党人，以便使他们能够在那里建立自己的政府和供养自己的军队。赫尔利补充说，在他去延安旅行期间，他在那里会见了一位英国人林迈可，此人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他向赫尔利声明说，共产党人永远不会同意建立一个统一的政府。这似乎再一次证明，中国共产党人分立主义的倾向得到了英国帝国主义分子的支持，这些英国帝国主义分子执行的是自己的传统的政策：“分而治之。”

赫尔利说，他收到了哈里曼的电报，电报中说哈里曼与斯大林进行了会谈。斯大林似乎声明，如果中国人允许在中国建立两个政府的话，那么，他们就是愚蠢的。以此为出发点，赫尔利建议说，苏联和美国应该共同发表一个声明，说他们希望看到一个统一的中国，并以此来冷却共产党人的热情，他们以为自己的要求得到了某些大国——英国、法国和荷兰的支持。

对于我的问题——他如何评价谈判的前景，赫尔利回答说，他希望谈判有一个良好的结局。

在赫尔利看来，谈判薄弱的环节是，国民党的代表没有能力与共产党人进行谈判，因为张群完全是个新人，而张治中总是被一些琐事所吸引，从而把整个事情搞复杂了。宋子文和王世杰为避开参加谈判，到国外去了。谈判的优势落到了具有巨大智慧的毛泽东和周恩来一边。

赫尔利再一次重申，如果谈判陷入僵局的话，那么，苏联政府和美国政府应该公开声明自己支持国民政府。

我只是简单地说了自己的意见：中国人应该自己进行相互协商，并达成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协定。

出席本次会谈的还有大使馆三等秘书М.贾丕才同志。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А.彼得罗夫

1945年9月6日

文件共3份，送：В.М.莫洛托夫同志、С.А.洛佐夫斯基同志、大使馆档案室

1945年9月8日

АВПРФ，ф.0100，оп.33，п.244，д.12，л.218-219

№12113 彼得罗夫与毛泽东等人会谈纪要：国共谈判问题(1945年9月6日)

机密

9月6日，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和王若飞同志拜访了我，我们之间进行了如下内容的会谈。

在回答我的问题——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谈判进行得如何时，毛泽东讲述了以下内容。目前可以认为谈判的第一个阶段已经完成，在这个阶段，概括地讨论了政治和军事方面最重要的问题。在交换意见过程中，双方仅仅涉及原则问题，而把一些具体问题先搁置一边。

谈判非常清楚地表明，国民党和蒋介石本人极力追求彻底保留自己从前的政治立场，确保继续实行一党专政，并争取获得中国共产党的让步，然后借助于武力，实现对共产党所在的地区和军队进行封锁。在与张群、张治中、王世杰、邵力子以及蒋介石本人进行会晤和会谈时，国民党方面没有提出任何不同于国民党以前立场的新提案。

毛泽东说：“我们赞成立即召开(在谈判结束之前)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参加的政治会议，以便讨论和解决国家最迫切的问题。但是，国民党的代表坚持在国共两党谈判结束之后召开这样的会议。与此同时，他们还力求发表一个专门的公报，在其中将阐述我们之间谈判的结果，然后允诺召开各党派间的代表会议。”

对于国民大会，国民党仍像从前一样要求保留旧的代表，这些代表都是在10年前选出和指派的。蒋介石只是同意从共产党和其他党派中增选一定数量的代表。

毛泽东指出：“国民党断然拒绝了对国民大会的代表实行普遍选举。蒋介石打算保留原有的代表作为参加大会的主要人员。他只同意将很少的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党派的代表列入会议代表的名单里。换句话说，蒋介石指望保持国民党在国民大会里的统治地位。”

毛泽东说，准确地讲，正如谈判所表明的那样，关于联合政府的问题基本上已经被取消。这指的是保留由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和允许共产党及其他党派的一些代表加入政府机关。

毛泽东指出，蒋介石不愿意建立名副其实的联合政府。顺便说一句，张群曾经声明，他们只能够同意共产党和其他党派的代表加入政府。但是，只有当国民党在政府中占领导地位的时候，这一点才能够实现。

在谈判期间还触及了关于改组最高国防委员会的问题。但是，正如已经清楚的那样，只有在保留国民党统治地位的条件下，才能够设想解决这个问题。

关于使其他党派合法化的问题，被国民党归纳为所谓的“政治建设”。在会谈期间，国民党代表没有反驳中国共产党关于使各政治党派合法化的要求，但是，也没有表示赞同。他们提出了一个不明确的措词——“政治建设”，认为在这一政治建设过程中，这个问题会找到自己的解决办法。

在关于释放政治犯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

毛泽东说，我们要求释放所有政治犯，也就是说，我们想争取大赦。但国民党则坚持先提出共产党特别希望释放的政治犯名单。由此可见，他们想把事情归结为仅仅释放一小部分人。

毛泽东说，当谈判涉及取消特务机关时，张群和国民党其他代表企图证明，秘密工作机关并不是中国特有的制度，世界各国都有各种不同秘密警察，因此，未必需要完全取消特务机关。

毛泽东强调说：“他们打算保留特务机关，给他们以新的名称。国民党准备称这些机关为秘密警察局。当然，即便如此，他们仍然会采取一切措施，保留目前仍然起着作用的盖世太保制度。”

还初步讨论了领土和行政管理问题。

毛泽东指出：“如果国民党同意将除特区以外的5个省——山东、河北、山西、察哈尔和热河的行政管理权移交给我们的话，那么，我们将会同意放弃华南和华中的解放区，那里共计有4000多万居民和我们的30多万人的军队。我们还允许国民党对一些重大的城市，如北平、天津、青岛、济南以及一些重要的交通干线实行监督。同时还规定国民党的代表可以参加上述省的行政管理机关，而同样地，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也应该参加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广州、青岛和其他城市的市政机关。”

在会晤和会谈期间，双方还就军事问题交换了意见。中国共产党争取保留48个师(或者是60万人)。但是，蒋介石声明说，他最大限度只能同意中国共产党保留12个师的兵力。

毛泽东说：“借口防止发生国内战争，蒋介石要求无论是国民党的军队，还是共产党的军队，都要进行裁员。因此，他只同意保留共产党的12个师，而当时我们说出的数字是48个，这之间的差距太大了。”毛泽东指出：“在最万不得已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可能会做出让步，同意保留25个师。但是，这个数字是我们的极限，低于这个数字是不可能答应的。”

谈到关于拖延在华日军投降书的签署问题时，毛泽东强调指出，目前有充分的理由可以做出结论：在国民党和日本人之间存在着默契与合作。不应该怀疑，这种合作的首要目的是反对中国共产党。同时，国民党当局还使伪军的地位合法化，把他们变成自己的正规军部队。毛泽东指出，这样一来，中国共产党将同加倍的国民党军队的武装力量进行斗争。目前，蒋介石已将这些军队装备完毕。

在谈判期间，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提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参加接受日本投降的问题，但是，时至今日，国民党方面没有给予任何答复。

在会谈结束时，毛泽东同志描述了中国共产党在今后谈判中的做法，形成了自己的基本的战略原则。

“我们早就知道，我们的许多要求不可能被国民党接受，我们已经准备做出让步。但是，我们将尽一切努力坚持自己的立场。如果不得不做出让步的话，那么，我们也将尽可能慢地、带着巨大的抵触情绪去做这种让步。这种让步只可能在基本条件，即我们的具体利益不受到损失的情况下，才能够做出。我们将不会偏离我们切身利益所在的那些界线。这样一来，我们的策略可归结为：进攻和退却同时进行。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最大限度的让步是受我们事业的具体利益制约的。”

在会谈期间，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尤其是王若飞同志，都很关心我们对于一系列问题的评价和看法。例如，他们极其关心在中国爆发国内战争的情况下，美国的行为将会如何：美国将坚守中立呢，还是积极地给予国民党军事援助？他们还非常关心苏联方面的立场：如果美国将帮助国民党军队消灭共产党军队的话，那么，苏联将会采取何种步骤？在会谈期间，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多次强调了业已形成的局势的复杂性以及国民党与共产党目前进行的谈判的极其重要性。毛泽东指出，目前正确地确定方向对他们来说非常困难，因为他们既不了解在中国爆发国内战争的情况下美国方面的立场，也不了解苏联方面的立场。毛泽东还说，朋友们的忠告和建议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是非常宝贵的。

在会谈期间我多次强调说，苏联非常希望看到中国在政治上统一，两党的谈判应该继续下去，并通过相互的让步达成一致意见。

出席本次会谈的还有Н.В.罗申和Н.费德林。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А.彼得罗夫

1945年9月6日

文件共3份，送：В.М.莫洛托夫同志、С.А.洛佐夫斯基同志、大使馆档案室

1945年9月17日

АВПРФ，ф.0100，оп.33，п.244，д.13，л.220-224

№12114 彼得罗夫与蒋经国会谈纪要：国共谈判、新疆局势、苏中关系(1945年9月7日)

机密

9月7日，蒋经国拜访了我。

蒋经国说，按照蒋介石总裁的请求，他希望就一系列问题与我进行交谈，在他看来，这些问题涉及双方，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蒋经国说，蒋介石与毛泽东之间的谈判还在进行。但是，现在双方已经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军队和行政管理问题是最困难的问题。关于军队的问题，蒋介石向中国共产党建议：通过改组和部分转业的途径，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应该拥有12个师。与此同时，这些师应该服从陆军最高统帅部的指挥，由中央政府提供各种给养和武器。共产党人不同意蒋介石的这个建议，并坚持共产党的部队应该由48个师组成。按照蒋经国的话说，蒋介石不可能同意共产党方面的这个建议，因为他认为在战争结束之后，在中国，总的来说，尤其是在共产党人那里，供养着如此庞大的武装力量没有什么意义。关于行政管理问题，共产党人要求黄河以北各省的省长应该任命共产党人担任，而在黄河以南的各省里，副省长和省政府副主席的职位应该由共产党人担任。按照蒋介石的意见，这些要求正好代表着将中国分为两个部分——两个国家。蒋经国说，蒋介石同意共产党人加入到政府中，同时向他们提供一定数量的部长职位，允许他们参加省、区、县政府以及国家机关的其他部门。但是，实现这一点需要共产党人在所有部门里与中央政府的代表很好地合作。蒋经国说，除此而外，共产党人还坚持，蒋介石在北平行辕司令部的副指挥职务由共产党人担任。蒋经国说，目前双方已经处于困难的境地。但是，尽管如此，谈判仍然有希望获得圆满结束，最终实现国家的统一。蒋经国问我，我是否已经获得了关于谈判过程的更为详细的情报。

我回答说，昨天毛泽东拜访了我，并向我通报了关于谈判的大致情况。对于蒋经国的问题——我如何评价谈判的前景，我说，根据我的看法，谈判应该继续下去，并通过双方相互的让步达成一致意见。

二、蒋经国通报说，中央政府获得了来自新疆的令人惊慌的消息。整个阿勒泰地区已经被暴动分子占领。暴动分子还将自己的势力扩展到新疆省的其他地区，尤其是在迪化(乌鲁木齐)以西的乌苏地区，频繁地进行军事行动。根据朱绍良将军的通报，暴动分子在乌苏地区使用了炮兵和空军。与此同时，他们的两架飞机于9月5日轰炸了乌苏城。朱绍良通报说，他已经掌握了暴动分子使用的炮弹和手榴弹的样品，这些样品证明，这些武器是苏联生产的。蒋经国说，此外，暴动分子没有飞机。他以此来暗示，轰炸乌苏地区的那两架飞机也是苏联生产的。蒋经国提请注意，双方应该关注尽可能快速地稳定新疆地区的局势，双方需要商量一下，如何解决局势问题。就中国而言，中国政府准备在近期内公布一系列改善新疆省行政管理的建议。这些建议还有协助消灭新疆省的暴乱行动的目的。蒋经国还援引了在莫斯科会谈期间与斯大林大元帅的会谈内容，在会谈时大元帅曾经允诺，苏联当局将同走私运输武器经过中苏边界的行为进行斗争。

我否认了仿佛在暴动分子那边活动着的是苏联飞机的怀疑，并对蒋经国说，对于新疆事件，苏联将严格遵循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第5章的内容，以及关于三个问题的著名信函中的条款，其中记录了新疆事件纯属中华民国的内部事务，苏联不打算干涉中国内政。

三、蒋经国问，罗申将军是否将前往南京，以便出席驻华的日本军队投降书的签字仪式，这个仪式将于9月9日举行。与此同时，蒋经国强调说，蒋介石非常希望苏联代表能够出席这个仪式。

我对蒋经国说，罗申打算前往南京，并于9月3日到了机场，由于天气不好，飞机没有起飞。接着，罗申就病倒了。他目前身体状况如何，我还没有得到准确的消息。

四、蒋经国通报说，近日，中国当局的代表和东北地区各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打算前往新的工作岗位所在地。蒋经国请求，让苏联驻东北地区的军事当局在上述人员的行程方面给予协助。尤其理想的是，苏联当局能够向他们提供飞机，利用这些飞机可以从北平向长春、沈阳和东北的其他城市调动一批行政管理人员。蒋经国说，国民党将正式提出这个问题。我答应给予可能的协助，并向驻东北地区的苏联军事当局通报中央政府工作人员面临的行程以及给予他们相应帮助的必要性。

五、我向蒋经国通报说，今天夜间，重庆的一小股匪徒对苏联武官的办公室和武官助手安德烈耶夫的住宅进行了偷袭，其结果是诸如打字机一类的东西被偷走。我对这股匪徒偷袭苏联机关的无耻行径表示震惊，并请求蒋经国召集重庆最优秀的侦察人员对此事件进行调查。蒋经国答应立即采取措施，以便吸收最有经验的侦察人员立即展开调查工作。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А.彼得罗夫

1945年9月7日

文件共3份，送：В.М.莫洛托夫同志、С.А.洛佐夫斯基同志、大使馆档案室

1945年9月20日

АВПРФ，ф.0100，оп.33，п.244，д.13，л.226-229

№09894 彼得罗夫与周恩来谈话纪要：国共谈判的准备工作(1945年10月5日)

今年10月5日，周恩来和王若飞两同志来访，我和他们进行了以下内容的谈话：

周恩来应我的要求，概述了当前国共谈判的结果，讲述了国共双方代表准备签署的谈判纪要的内容。谈判纪要反映了现在谈判中双方讨论过的所有重大问题——不论是两党已经达成谅解和协议的问题，还是仍有争议的问题，都逐条做了记录。周恩来答应把会谈纪要原稿寄给我们，供我们参考。

我问，依他之见这次国共谈判的结果会是怎样的。周恩来指出，现在中共代表力争解决三个任务：1.签署谈判纪要；2.发表联合公报；3.让蒋介石同意毛泽东回延安。

周恩来接着说，当然，解决这三个问题对双方都有利。由于中国目前的局势，国民党希望发表联合公报，因为国共关于达成谅解和协议的联合声明，对龙云的表现和云南的事态会是一个相当有力的回答。从另一方面说，发表联合公报也是国民党手中握的一张向美国要贷款和援助的牌。

周恩来说：“然而，签署会谈纪要和发表联合声明，对共产党更为有利。共产党将得到非常有力的政治武器，可以充分用来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的任何企图。共产党也将承担不少责任，采取许多措施，这是没有疑问的，但共产党从不背弃自己的诺言。至于国民党，会谈纪要和公报将使国民党不仅在中国社会舆论面前，而且在联合国面前，承担巨大的政治责任。”

周恩来在评论当前政治局势时说，蒋介石今后的表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以下两个重要因素决定的：第一，红军在中国领土上的存在；第二，伦敦外长会议的失败。

周恩来指出：“考虑到这两个国际现象，蒋介石今后很可能加紧秘密的反共反苏活动。与此同时，当然，他的亲美倾向进一步加强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不等于说，国民党会公开宣布对共产党进行围剿或内战已经开始。如果期待蒋介石方面的行动很不顺利是不对的。他有许多机会可以发动国内战争，不必履行任何手续。例如，不排除蒋介石下令要求共产党军队撤离某一地区或重要交通干线。如果我们稍有怠慢，将被看作违抗最高统帅部的军令。蒋介石这样做的后果是非常明显的：国民党军队可以开始军事行动，实际上这将是内战的开战。”

周恩来强调说，尽管如此，国民党今后的军事政治方针将取决于该党的强点与弱点的对比关系。例如，大家都知道，蒋介石最大的弱点是兵力不足。

周恩来继续说：“在南京地区有日伪军27万人，而国民党军队不超过3.5万人。只要指出这一点就够了。与此同时，蒋介石还打算派军队到华北和东北去，而且要挑选精锐的军队派到那里去。由此，自然产生一个问题：从哪里调遣军队。退一步说，即使国民党能够搜集到必要的军队，那么又会出现第二个困难，即运输问题。重庆政府研究了运输军队的现实条件问题，结果表明：在最好的情况下，通过空运和海运把军队运到上述地区需要一个多月，也就是说，在这个期限内我们也可以做许多事情。国民党政权的第二个弱点是，许多地区的政治形势不稳，不能不考虑新疆、蒙古、东北以及云南的很不稳定的局面。不应忘记，龙云有7个师的军队驻扎在云南边境以外，而且其中一个师是他亲生儿子指挥的。当然，现在很难设想这些军队今后的态度如何。考虑到昆明的混乱局面，绝对不会令人放心的。在谈论国民党的弱点时，还应当考虑到强大的共产党军队的存在这个事实，国民党军队在同这支军队的武装冲突中已多次有机会领教它的战斗力。”

周恩来接着强调了苏美相互关系这个国际因素的重要性。周恩来把蒋介石视为“苏美关系的挑拨者”，他指出，在正统的国民党人看来，苏美友好关系的存在是不可能的和不能容许的。

周恩来说：“蒋介石在执行反苏政策方面远不是孤立的。美国当前的统治集团正在给早已公开奉行亲美路线的重庆政府以大力援助。在评价驻华美军的行动时，我们不能排除美军直接参加中国内战的可能性。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低估美军在准备和发动这场战争过程中的作用。毫无疑问，美国人正极力最大限度地保证国民党军队各种军事行动的顺利进行。”

然后，周恩来和王若飞向我提出了几个问题。他们很想知道苏联对美军在天津和北平地区登陆的立场。我回答说，美军在中国的存在不是新问题，也不是出乎意料的事。他们又问：如果美军试图在张家口、长春和东北的内陆地区着陆，苏联将采取何种态度？我说，现在很难预见这种形势发展的一切具体细节。

最后，周恩来问我，为了对付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捣乱，在保证毛泽东同志在重庆停留期间的安全方面，中共从我们苏联使馆可以得到哪些实际帮助？我说，周恩来同志在提出这类问题时，应当考虑一个外国驻华使馆所处地位的复杂性。参加谈话的有米克拉舍夫斯基、罗申和费德林同志。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

АВПРФ，ф.0100，оп.40，п.248，д.7，л.120-123

№09893 彼得罗夫与毛泽东会谈纪要：国共谈判等问题(1945年10月10日)

因毛泽东要回延安，我于10月10日设宴为他饯行。应邀出席宴会的还有周恩来、王若飞。苏联方面出席宴会的有：使馆参赞米克拉舍夫斯基同志、武官罗申少将、一等秘书费德林和列多夫斯基同志。在宴会前和宴会上，我们就各种问题进行了畅谈。

第一个问题是，毛泽东同志如何评价蒋介石和中共代表谈判的结果，毛回答说：“不能说结果很好或好，但也不能说结果很糟。结果要比伦敦外长会议好一些。”

毛泽东说，关于谈判的联合公报将于10月12日发表。他还强调指出，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他说：“如果国民党食言，联合公报将是我们进行宣传的某种依据。”

接着，毛泽东介绍了谈判的进展情况。他说，谈判过程可划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谈判基本上正常，已经决定发表联合公报，但是这时美国大使赫尔利干预谈判，发表联合公报一事就告吹了。第二阶段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其特点是谈判进行得非常艰难、紧张。蒋介石的代表采取了拖延谈判的方针。看到这种情况，在第一个阶段对国民党代表保持克制态度的共产党代表，开始采取了进攻的方针，无论是在政治方面，还是在军事方面。

在政治方面，延安利用一切宣传手段，开始尖锐地抨击国民党。在军事方面，中国共产党采取了重大军事行动，结果击溃了胡宗南将军的7个师。采取上述措施的目的是给国民党施加压力，迫使它在谈判中做出让步，这一目的最终达到了。通过争论，在一系列问题上达成了协议，但是国民党是否履行协议还要走着瞧。有些问题没有解决，还要进一步谈下去。毛泽东离开后谈判将继续进行。周恩来同志留在重庆代表中国共产党继续谈判。

我问：延安的情况怎么样，那里是否知道谈判的情况和结果？毛泽东回答说，延安的同志了解情况，但不是全部，20个师的问题对他们来说还不十分清楚。同时，这个问题又是最重要的，因为这是中国共产党做出的主要让步。

毛泽东说，他认为能够使人们相信而且能够证明，为了胜利让步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毛还说，除此之外，我们代表团还有一个重要的论据能够说服同志们赞同做出的决定。这一论据是：关于改组中国共产党军队的让步是形式上的让步。我们同意将师的数量压缩到20个，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裁减自己的武装力量，没有一份文件、没有一次谈话讲我们的师应是什么编制，应有多少人，因此，我们可以组建任何编制的师，可以是1万人的师、2万人的师，也可以是3万人的师，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师就编什么样的师。

罗申同志问：如果蒋介石发现中国共产党组建的师比他的师人多，他能同意吗？毛泽东回答说：为解决所有这些问题，将成立一个由总参谋部、军事部和第十八集团军代表组成的专门军事小组。

罗申同志又问：蒋介石是否会给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提供军需？毛回答说，中国共产党将力争，但对结果不抱希望。

接着，我问，蒋介石从西昌回来后表现如何？毛泽东回答说，蒋介石对他的态度明显好转，他变得比较客气、和善、坦率，不固执了，这一次他同意就谈判的初步结果发表联合公报。

毛泽东还说，蒋介石在和他单独谈话时说：“国家的命运操在你我手中(即操在蒋介石和毛泽东手中)，若我们之间不能达成协议，那我们就有罪于后人。”在这次谈话中蒋介石称：“共产党不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为上策。今后它只用政治手段就能在国内赢得政治权利。”毛泽东回答说，共产党人从不拒绝由国家统一军队(如果蒋介石的话是指国家统一军队的话)，还说，如果允许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拥有像美国民主党那样的地位，在这种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可以放弃武装力量。

我又问毛泽东：目前蒋介石依靠国民党中的哪个政治派别，其中哪个政治派别在他身边占有更重要的位置？毛泽东回答说，关于这个问题，不能说蒋介石不论在对外政策方面还是在内政方面都依靠某一个政治派别，这是因为目前他还没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思想政治目标，或者说还没有一个能够左右其他一切的主心骨。在内政方面，蒋介石自己也不知道该走哪一条道路：是走独裁的道路还是走国家民主化的道路。在外交政策方面，蒋介石不知道倒向谁：倒向美国还是倒向苏联。考虑到苏联的国际影响力，蒋介石还没有拿定主意完全倒向美国。尽管如此，他也不可能完全倒向苏联。他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是由如下因素确定的：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力量、苏联的国际地位、新疆的状况和驻在东北地区的红军。在对外政策方面，蒋介石求助于“政学系”，他和这一派解决与对苏关系有关的问题。在内政方面，特别是在对付我们方面，他利用CC派和黄埔系。在解决其他问题时，他谁都会利用。因此，无法得出蒋介石现在依靠哪一个政治派别的结论。

我问，毛泽东认为蒋介石的政策今后会是什么样的政策？他回答说，他的政策将带有两面性：一方面是他表面上竭力妥协，而另一方面是他会继续进行反共的军事准备。他正在搞军事准备，而且很快就能准备好，到了那个时候，在领土、军事和政治问题上，蒋介石显然会试图逼迫共产党接受他的条件。毛泽东说，国民党军队会试图把共产党从他们占领的地盘上挤出去。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也正在三个主要方面加紧做应战的准备。毛接着又说，蒋介石不会履行达成的协议的，那时，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共产党不得不消灭国民党的几个师，譬如胡宗南的七八个师，共产党能够做到。

罗申同志问，如果蒋介石继续让他的军队向前推进，以实现包围共产党的军队，以切断共产党军队通往东北道路的计划，具体地说，共产党的军队怎么办？毛泽东同志回答说，共产党不怕国民党的军事进攻，蒋介石并不拥有足以打垮共产党的力量，如果蒋介石对共产党的地盘进行军事进攻，那么共产党就要应战国民党军队。

对于这个问题，周恩来说，蒋介石的武装力量会沿各个地区分散。例如，胡宗南的军队集中在主要的方向上，他的16个军部署在从新疆到东北的沿线上。只有两个军的主要力量越过了黄河，并前往太原地区。11个地区的部队将集中在2个地区：近11个师的兵力将在平汉铁路沿线向北集结，第二个地区是在徐州集结并向北推进。其中一部分向山东地区分散。要集结这些部队，使他们形成一个拳头，需要时间。

罗申同志问，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由空投到天津和北平的美军先头部队作掩护，蒋介石率兵北上，津浦线和平汉线成为蒋介石军队的主要运动方向。毛泽东回答说，这将是美国对中国内政的公开干涉，这是中国共产党唯一担心的一件事。毛泽东接着询问在场的人，美国人会不会公开和共产党的军队作战。

我和罗申同志回答说，现在很难说美国人会不会公开干涉中国事务，因为从国际方面考虑，这样做，对他们不利，他们这样做，只会失败。

然后毛泽东问，如果美国开始出兵共产党占领的地区，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

我回答说，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通过和平的途径妥善调解局面，尽量避免和美国人发生武装冲突。我又补充说，与此同时，必须在报刊上报道这些事实，进行反对美国公开干涉中国事务的宣传。

对于我的问题——国民党会不会向东北派兵，毛泽东回答说，蒋介石这样做会遇到许多困难，其中最主要的困难是在华北地区有共产党的军队。只有在蒋介石与中国共产党就所有未决问题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国民党军队才能到东北去，否则，中国共产党是不会让国民党军队到东北去的。

对于罗申同志的问题——在毛泽东看来，蒋介石的军队何时能够结束镇压共产党人的准备工作，毛泽东说，在他们看来，蒋介石的军队将在11月中旬完成准备工作，11月份就应该预防蒋介石的重要进攻行动了。毛泽东接着补充说，在此之前我们将完成自己的全部准备工作。

对于我的问题——总的来说，国民党在谈判中表现如何，毛泽东回答说，国民党代表对谈判没有准备，他们没有自己预先准备好的方案，提倡议和唱主角的基本上是共产党，是他们提出了经过斟酌和认真研究的建议。国民党扮演的角色归结起来就是千方百计地竭力推翻中国共产党的建议。美国大使赫尔利扮演了主要角色，他是蒋介石的常务顾问。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

АВПРФ，ф.0100，оп.40，п.248，д.7，л.39-44

№14435 卫戍司令简明手册：苏联卫戍司令部在满洲和朝鲜的任务(1945年10月18日)

远东第一方面军党的政治工作部

目录

前言　第3—4页

第一章　卫戍司令部的组织—行政活动，第5—13页

第二章　卫戍司令部的经济活动，第14—17页

第三章　政治工作、群众文化工作，第18—22页

附件　卫戍司令第一号命令，第23页

前言

满洲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它于1931年被日本占领。从那时起，日本就对此地进行掠夺，并控制了这里的所有经济。日本金融资本将此地变成日本的粮食和工业原料基地。日本利用满洲有利的战略位置在当地建立起反苏军事桥头堡。

英勇的中国人民为抗击日本的奴役进行了14年的斗争，但是中国军队无法单独战胜敌人，将其赶出自己的国土。战无不胜的红军及其伟大的盟国一道支援中国。友好的中国人民通过红军获得了大量援助。

红军在满洲、在东方举起了解放被压迫民族的战斗旗帜，他们同中国、美国、英国的军队一起给予日本帝国主义以致命打击。军国主义日本被击溃、投降。

满洲在关东军被击溃及摆脱日本的奴役之后，苏联红军卫戍司令在最初的日子里发挥着重要作用。头几批红军解放者代表肩负着建立满洲解放区安定秩序的光荣任务。

本手册就是要阐释卫戍司令的任务和责任。

第一章　卫戍司令部的组织—行政活动

卫戍司令的岗位。在国外，居民点的卫戍司令一职是非常重要的军事岗位。卫戍司令的责任是：保障城市的良好秩序，保护现有资产和物品，设法尽快恢复城市的正常生活以满足居民的日常经济需要，并为红军部队完成任务创造一切条件。为了红军的需要，应在解放区的重要城市建立军事代表部门。在这里，一切都应当服从军事上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应当保持警惕，一切都要服务于军队的需要，服务于彻底消灭我们已经解放的满洲的所有残余敌人的需要。

卫戍司令的隶属。(城市)居民点的卫戍司令，由集团军、方面军的军事委员会委派，并负责处理与军事警备区指挥员的联络。

卫戍司令直属卫戍司令管理部。

如果(城市)居民点已处于方面军的后方，集团军军事委员会指派的卫戍司令则转属方面军，或者被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指派的人代替。

卫戍司令的权利和责任。首先担任红军解放城市的卫戍司令是当地第一批苏联军事部门、民政部门的代表。

卫戍司令的任务是：

1.通过组建内部秩序、保护居民和(个人、集体)财产安全的方式保障城市(居民点)的正常生活。

2.没收居民的武器和无线电设备。

3.快速准确地核查所有居民。

4.将敌人奸细一网打尽。

5.协助红军的反间谍活动。

6.尽快消除所有目标首先是道路上的地雷。

备注：为此，卫戍司令成立了城市排雷总部，任务是查清所有布雷区，并采取排雷的紧急措施。工程兵受其指挥。

7.保卫城市免受市内及其周边地区残敌的侵犯。

备注：为此建立了与城市驻军指挥部各执勤分队的联系。

8.提供防火措施。

9.保护重要目标和缴获物资。

备注：保护这些目标的任务交由卫戍司令直属部队。

卫戍司令因上述责任而具有以下权力：

1.颁布有法律效力的命令、指示。

2.追究命令、指示违反者的责任。

卫戍部队条令规定了卫戍司令在工农红军军人中的权力。方面军或集团军军事委员会的指示、命令规定了卫戍司令对地方居民的权力。

卫戍司令的建筑物悬挂苏联国旗。

卫戍司令颁布的主要文件。在被苏联红军解放的城市中执行任务的卫戍司令可以颁布法令。这些法令应当阐述红军对该国家的主要政策，并具体规定苏军占领区居民的义务和行为规范。城市或其他居民点的卫戍司令应在命令中简洁明了地提到对当地政权和居民的所有要求，以及遵守法令规定的举措。

首批命令规定了卫戍司令部的一切实际活动，包括：

履行自己的责任。

解散一切亲日政治团体及其组织。其所有成员都要接受卫戍司令的核查。命令中要指出，拒绝核查将被视为与间谍、破坏活动同罪的敌对活动。

所有警察(包括秘密警察、政治警察)和宪兵，以及其他非军事化组织须向卫戍司令部登记，如无卫戍司令部就向红军驻军登记。拒不登记者将被逮捕。

没收已被解散团体的所有资产问题。包括逃避红军并隐藏起来的团体领袖、成员、职员的个人财产。

企图隐匿、销毁或攫取属于上述团体和个人所有财产的人，将以战时法令对其实行惩处。

所有以前敌方的军人都应立即到卫戍司令部接受审核，拒不执行者将按间谍和破坏罪论处。

命令中有专门条款规定，禁止收藏、购置或生产刀械、枪炮、炸药和无线电设备。

所有公民都应检举旧制度下的帮凶。隐匿、破坏军事代表的命令和知情不报者将追究同谋罪。

卫戍司令的所有命令都应当执行，并且具有法律效力。拒不执行将被视为反红军的敌对行为。所有工商业、经济部门的领导及其员工都应留在原处继续其活动，否则将受到怠工、战时法令的制裁。

命令中有专门条款规定，允许各类必需的营养品可按红军到来前的价格自由贸易，禁止投机倒把。

同时，卫戍司令应当严令取缔各类走私及走私品交易。

卫戍司令应当与驻军指挥官(有驻军司令部的地方)一道设立防止指战员与当地居民过度接触和交往的制度，以防军队疫情的发生。

卫戍司令规范所在居民点的公民行为，并制定相应的惩治措施。

卫戍司令应当限制居民的外出时间。没有卫戍司令认可，居民不得在城市(居民点)之间流动。卫戍司令应当采取防范各族居民间可能发生的任何冲突、不和的措施。

卫戍司令与除奸机关应在邮电局督察员的协助下检查邮局、电报信函。

卫戍司令应当组织当地居民修理道路、桥梁，拆除受损建筑，清洁城市，重建面包房、电站、输水管等基础设施。为此，卫戍司令应发布旨在吸引居民参加劳动的专门法令。其中应当指出：

1.何种年龄、何种性别的居民参加。

2.报到时间和集合地点。

3.随身之物中哪些应被征用。

第二章　卫戍司令部的经济活动

弃置资产的考察。卫戍司令必须尽快查清城市及附近农村敌人的弃置资产。查明价值后应立即对其加以保护，以防偷盗。

可通过调查居民点、寻访卫戍司令部辖区乡村的方式进行。为此要就地招收熟悉本地情况和资产状况的居民。参与调查的人包括军事代表及其副手、助手，以及经过他们授权的人。

弃置资产的审核。如果说我方专门的军事代表负责审核、转运战利品(军事设备)，那么居民点卫戍司令部则要负责核查、保存和正确使用其他一切资产。包括原料仓库、粮食、燃料、工厂设备、工商企业、地产、有价证券，以及日本人、满洲当局及随同其外逃者的资产。准确核查所有这些资产有助于这些资产的正确使用并防止被盗。

弃置资产的使用。卫戍司令应制定在红军所需的诸如邮局、电报局、电话局、电站、修理厂、银行、理发店、食品厂、贸易机构等机关和企业开展工作的措施。

为此，应当查明和立即招收留在城市中的所有专家。

在农村，需要收集所有遗留下来的牲畜，招收当地居民加以照料。

卫戍司令按照集团军或方面军军事委员会的指示用现有资源保障地方居民的粮食供应。

防火机关。卫戍司令应采取灭火、防火的紧急措施。他要组建当地的消防队，维修、封闭、保护消防水龙头，保证消防水道畅通。

医疗措施。卫戍司令应当：1.采取清洁街道、院落的紧急措施。2.建设流行病医疗站。3.隔离所有流行病患者并将其安置到医院。4.监测水库并对其加以维护，注意配水站的情况。

工作中对居民的使用。为保证这些工作，卫戍司令应招收地方居民和留在城市中的专家参加工作。

招收可采取征召的方式，并发布命令。招收居民的目的是清理道路、桥梁、拆除街垒和路障，以保证我军顺利通过，保证城市交通。

安置红军部队宿营。按照部署计划，在有卫戍司令部的城市部署的部队，应在卫戍司令的帮助下行事。

卫戍司令应登记所有不在城市中的部队，并设定其宿营地点。如需要将军队与当地居民分隔开来，军事代表就要组织当地居民搬迁到专门划拨出来的住处。

第三章　政治工作、群众文化工作

揭露敌人的宣传。卫戍司令的首要工作是揭露敌人有关红军和苏联的宣传。为此，卫戍司令应当与在居民中有专项工作任务的集团军或方面军的政治机关保持密切联系。在他们的帮助下，组织集会、会议、讲座、谈话，通过大功率扩音器宣传红军在满洲的解放目标。

卫戍司令要协助我国政治机关颁发出版物(报纸、传单、小册子)，揭露敌人有关红军和苏联的宣传，阐述我方对中国的友好政策。

卫戍司令应采取措施，消灭敌人张贴的标语等。

积极分子的选拔。卫戍司令应当从当地居民中选拔积极分子。可从下列人等中产生：

1.旧制度下的受迫害者(政治犯等)。

2.反对旧制度的民主活动家。

3.积极支持红军对敌斗争的游击队员。

选拔积极分子应当同“除奸部”保持密切联系。要知道，敌人是狡猾的，他们会留下间谍，掩护在册嫌疑犯和被镇压者。

积极分子的使用。可以在卫戍司令的一切活动中使用甄选的积极分子。积极分子可以：

1.在当地居民中开展宣传。

2.查明敌视红军的人。

3.帮助难民和当地贫困者。

4.进行经济重建。

需要同积极分子一起工作，对他们宣讲红军对他们国家的政策、任务、措施的本质等。

应对积极分子的所有工作加以经常性的严格监督。

政治工作和群众文化工作措施。卫戍司令应当与红军政治机关合作，在当地居民中开展以下政治工作和群众文化工作：集会、会议、报告、放电影、音乐会、戏剧表演、分发报刊传单小册子等。卫戍司令应当随时准确知道集会的地点及其举办者、集会任务，并对其活动进行监督。禁止没有红军代表参加的集会和会议。

用城市现有的乐手组建乐队。

召开音乐会、戏剧表演，需经卫戍司令认可。节目内容要经卫戍司令审查批准。

应以放映反映苏联生活、红军斗争的苏联文献片和苏联文艺片为主。

应当组织红军文艺活动音乐会。

旧制度下的城市报纸已经封闭，其资产和印刷基地由卫戍司令没收并转交新成立的报纸机构。

应当收养孤儿并送交保育院。

无线电广播。无线电广播是红军上级机关的事情。但如果居民点有无线电中心站和转播网，卫戍司令就可以加以利用以便传送命令和指令。未得到特别指示不得进行其他广播。

关于宗教和神职人员问题。卫戍司令的命令中的第一特别条款中规定，可以到任何寺庙和教堂祈祷。

附件：

第一号命令

为了(某市、县、村镇、乡村)的正常生活和秩序，(某市、县、村镇、乡村)卫戍司令命令：

1.所有民事机关继续履行各自的职责。

2.所有商业、企业主继续其经营。商品、食品的价格维持其在红军到来前的价格。没有特别法令不得出售酒类。

3.地方机关和居民应为学校、医院、诊所和其他文化、交通机关和企业提供和平支持。　

4.寺庙、教堂的祈祷活动照常。

5.当地居民应当向卫戍司令部交出所有武器、弹药、军用物资和资产以及无线电设备。　

6.属于日本人及其军事当局的所有仓库及其现有财物应当交苏联指挥部管理。

7.外出时间是当地时间5时至21时。

8.夜间有必要的灯火管制。

卫戍司令

ЦАМОРФ，ф.32，оп.11318，д.196，л.90-102

№12157 希金致马林科夫报告：恢复东北地区的中苏友好协会(1945年11月7日)

第793号

И.希金给联共(布)中央Г.М.马林科夫报告：关于在中国东北各大城市建立苏中友好协会并建立由友好协会管理的文化宫的合理性问题。

如今，在东北一系列大城市——哈尔滨、长春、沈阳等均建立了一些苏中友好协会。

建立苏中友好协会的目的在于密切中国与苏联的文化联系，并在东北居民中开展相应的文化教育工作。该协会的纲领和章程为自己所确定的任务是：传播关于苏联的真实信息，揭露亲日分子的虚伪宣传，让中国人民了解苏联的科学、文化和艺术。

首批协会组织于今年8月末和9月在东北建立。目前，这些协会已开展了大量的组织筹备和宣传工作。例如，在沈阳市组织的协会会议上便有120位该市社会各界代表出席，其中包括作家、艺术家、中学生、工业家、商人、工人、大学生、医生和职员。与会者们一致拥护与苏联建立紧密的文化联系。会议还通过了一个宣言，阐明了协会的目标和任务。会议还选举了组织委员会，其成员包括了民族知识分子代表——作家、艺术家、中学教师和工人。

今年10月10日，在长春市，当地苏中友好协议在市体育场召开了一个群众集会，以庆祝1911年中国民主革命34周年，与会者达到8000人。

就在同一天，沈阳市也召集了一个有25000人参加的群众性集会。各阶层代表在发言中均对红军解放沈阳表示了感谢，并强调必须密切与苏联的文化和经济联系。与会者们向斯大林同志和蒋介石发送了慰问电，并决定将沈阳市一些最繁华的街道改名为斯大林元帅、红军、孙逸仙和蒋介石，等等。

在赤峰市由苏中友好协会组织的群众集会上，与会者达到15000人以上。

鉴于苏联军队即将撤离东北，因而有必要在东北一些大城市建立一些文化宫。这些文化宫已成为我们对东北居民施加影响的载体，因而最好能由苏中友好协会负责管理。而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也可依靠这些文化宫来开展自己的工作。在一些城市，如长春，苏中友好协会已拥有一些巨大的楼房设施，完全适合在这些地方设立文化宫。

我们认为，应当指示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在哈尔滨、长春、沈阳和大连等东北比较大的城市设立此类文化宫，因为这些城市既拥有必要的物质条件，同时在居民中也拥有大量的(拥护苏中友好的)积极分子。

И.В.希金 [20]

АВПРФ，ф.0100，оп.33，п.246，д.42，л.4-5

№12163 彼得罗夫与孙科会谈纪要：东北军事和政治局势(1945年11月17日)

机密

11月17日我拜访了孙科，此次拜访的目的是庆祝孙逸仙诞辰80周年。

在互致礼节性的问候和寒暄之后，孙科谈到关于东北地区的局势问题。他声明说：“当他两天前从南京返回重庆时，接到通报说，东北地区的局势已经严重复杂化了。按照熊式辉的话说，苏联军队早于按计划拟定的期限提前撤离了营口，非政府军队已经进入那里。长春机场也处于非政府军队的控制下。最终，北平—沈阳的铁路线已经不能工作。这样一来，中央政府根本无法向东北地区调动国民军队了。据说，非政府军甚至已经潜入长春。他们切断了电线，封锁了供水管道，以此中断蒋介石行营的水电供应。在这种情况下，熊式辉被迫从东北召回了行营的全体工作人员。”

接着孙科说：“熊式辉向我通报说，在他到东北的最初几天里，也就是10月13—25日期间，一切事情进展得都很顺利。苏军司令部对他的态度非常好。但是，自10月26日起，苏军司令部对他的态度逐渐恶化了。原来，一些没有受任何人委托的人企图在东北组建军队，这种情况引起了苏军司令部的不满。熊式辉向我声明说，他与这些人没有任何关系，他对这些人的行为不负责任。”

强调自己对目前的局势已绞尽脑汁，孙科说，他产生了一个想法，是否应该更换那些被派往东北工作的人员，因为熊式辉和他的同僚们没有胜任赋予他们的使命。他补充说，关于这一点他还没有对蒋介石说。

对于我的问题——在孙科看来，是什么导致东北局势的尖锐化，孙科回答说，在他看来，如此尖锐化的局势是国民党与共产党分歧的结果。

孙科问我，美国人在北平、天津、青岛和秦皇岛登陆，这是不是导致局势更加严重化的因素？

我回答说，在我看来，某一国家的人民，应该在没有外部干涉的情况下，独立解决自己国家的内部问题。

孙科说，他完全同意这种看法。随后，他触及关于国民党军队与共产党军队发生军事冲突的问题。孙科说，国共谈判没有获得成果，主要是由于两党之间互不信任。

接着他强调指出，在蒋介石与毛泽东进行谈判期间，国民党与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及解放区问题上出现了重大分歧，甚至就连接受日本军队投降这样的问题也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为取得解除日本人武装的权力而发生的斗争，导致了国共两党军队之间的武装冲突。孙科说：“国内战争不是摆脱困境的出路。应该停止流血事件。我赞成一切争端问题应该根据民主的原则，通过和平的途径来解决。”

对于我的问题——他如何评价政治协商会议的前景，孙科回答说，他希望政治协商会议能够成功地解决一切争端问题，并建立类似国共统一阵线那样的某种组织。

反过来，他关切地问，我是如何评价政治协商会议的前景的。

我说，我同意他的关于争端问题应该通过和平途径解决的意见。我补充说，当毛泽东前往重庆参加谈判时，两党还有希望就合作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但是，谈判没有取得这样的结果。我强调指出，目前只好期待政治协商会议会解决一切争端问题，并阻止国内战争。

出席本次会谈的还有大使馆二等秘书М.С.贾丕才。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А.彼得罗夫

1945年11月17日

文件共3份，送：В.М.莫洛托夫同志、С.А.洛佐夫斯基同志、大使馆档案室

АВПРФ，ф.0100，оп.40，п.248，д.7，л.86-88

№12170 米克拉舍夫斯基与王若飞会谈纪要：中共在东北的行动(1945年11月25日)

机密

11月25日王若飞同志拜访了我。他请求我向他通报一下谈判的细节，正如报刊报道的那样，苏联大使和外交部长王世杰举行了关于东北问题的谈判。

我说，大使和外交部长王世杰关于东北问题没有进行过任何谈判。对此王若飞强调说，显然，他们之间进行过某种谈判，因为马利诺夫斯基元帅11月17日向在东北地区的共产党军队指挥部下达了命令，命令他们从长春、沈阳和哈尔滨撤出自己的部队，并且不能阻碍国民党军队进驻长春和沈阳。

我声明说，对此我一无所知，并强调说，与东北有关的一切问题，按工作程序应该在当地，在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和熊式辉将军之间解决，我建议王若飞直接找王世杰弄清楚这些问题。

随后，王若飞又关切地询问——美国军队是否将会进入东北地区，如果是这样的话，苏联将持怎样的立场。

我说，目前就这个问题还很难下结论。根据现有的情报资料，美国人在北平—天津—秦皇岛集结了大批军队，大概是准备尾随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地区；一旦美国军队进入东北地区，那么，如果有必要的话，苏联大概会与中国政府进行对话，因为东北地区是中国的领土。

涉及华北和东北地区的军事状况，王若飞说，国民党军队已经占领了山海关，并向葫芦岛靠近。在该地区的战斗中，国民党投入了4个军6万多人。目前，共产党的军队集结在绥中地区，准备与国民党军队决一死战。最残酷的战斗正在山东、苏北和河南地区进行着。王世杰曾经在自己亲信的小圈子里说，在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之前，蒋介石打算给共产党的军队几次沉重的打击，以此来摧毁中国共产党的战斗精神。共产党人正在准备给予还击。不仅如此，在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前夕，他们将进行几次反对国民党军队的重大军事行动，以便遏制蒋介石。

随后，王若飞讲述了11月17日在沈阳召开的东北地区各民族代表大会的情况。代表大会的结果将于下周公布。代表大会将成立东北地区联合自治委员会，将选举张学良担任委员会主席，副主席为：张作相(现在北平)、李度 [21] (现在重庆，是满洲派的首领)、张学思(张学良的弟弟)和林枫(共产党员)。与此同时，在东北各地区将成立人民政府。阎宝航(青年农民联盟的领导人之一，现在辽北)将被推荐担任辽北省政府主席职务。高崇民和刘澜波将相应地担任安东省政府主席和副主席职务。

接着王强调说，中国共产党有足够的力量阻止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地区(目前，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拥有4万人的正规部队和大量的地方队伍)。王若飞问到，在我看来，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是否应该占领长春铁路，或者允许国民党向那里派驻自己的警备队伍。

我说，根据中苏间的协定，长春铁路是商务线路，显然，国民党是不可能利用它来进行军事行动的。同时我强调说，为了不使自己遭到中国和美国的社会舆论反对，中国共产党最好不要这样做(即占领长春铁路)。

在会谈结束时王若飞说，尽管目前的局势不利于中国共产党，尤其是国民党的军队占领了山海关，但是，共产党人并不害怕。的确，美国人帮助国民党，这种情况使共产党人感到不安。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做好准备，坚决击退国民党和美国人的进攻。

作为结束语，我请王若飞保持谨慎，并指出：最近一段时期，有许多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不考虑国内现有的局势，试图与苏联大使馆、武官处和其他机构建立直接的联系。我提请注意：这种做法会引起有关机构的注意，他们一直在紧紧监视着共产党人的行动，我建议王若飞据此做出应有的结论。

出席本次会谈的还有大使馆二等秘书М.С.贾丕才。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馆参赞

Л.米克拉舍夫斯基

1945年11月25日

文件共3份，送：В.М.莫洛托夫同志、С.А.洛佐夫斯基同志、大使馆档案室

АВПРФ，ф.0100，оп.40，п.248，д.7，л.134-136

№00594 洛佐夫斯基致斯大林报告：关于蒋经国访苏(1945年12月29日)

无论蒋介石还是蒋经国，在事先与我国大使的历次谈话中均未说明蒋介石的“私人代表”前往莫斯科抱有何种目的。然而，根据间接得到的消息可以断定蒋经国莫斯科之行的主要政治目的。

蒋经国将就东北的政治局势、日本在东北企业的经营、苏联资本和技术力量参与东北的开发、将整个东北交还中国政府民政和军事机关等问题进行谈判。蒋经国显然还有一项任务：在谈判的开头或末尾就美国在华地位问题安抚苏联政府。据说蒋介石并不愿意向美国提供任何比苏联优先的特权。他只想利用美国对国家实行经济改造。毫无例外，蒋介石向美国人也做了针对苏联的类似声明。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明确的，蒋介石既想利用苏联，也想利用美国，尤其想利用两国之间的矛盾，以巩固国民政府，并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范围内改造中国。

我们研究了蒋经国在谈判中可能提出的问题以及我们应该提出的问题。

(一)

一、关于中国的政治危机。蒋经国将竭力争取我国以武力或施加道义影响迫使共产党军队停止争夺东北和华北。蒋介石并不相信他在接管东北民政权力后能以自身的力量控制它。他同样明白，无论日军还是伪军均无法有效管束东北和华北的居民。因此，蒋经国不仅会提出延缓撤出我国军队的问题，而且会提出从政治道义上援助蒋介石政府，以此对付来自左面的危险。

二、关于经营日本在东北的企业。中国人知道，我们从东北运走了大量设备。他们想拖延并中断就此问题的谈判。他们笼统表示原则上同意共同经营一批日本企业。根据种种情况判断，中国人同意共同经营的只是那些设备已被运走的企业，同时附带提出运回设备的问题，作为共同经营前日本企业的条件。中国人会这样提出问题：或者归还运走的设备，或者我们从美国运入设备，但这就意味着美国资本将渗入东北。

三、关于苏联资本和技术力量参与开发东北。中国在与我国军人的谈判中对此已有主张。并且犹如在第一个问题——归还设备问题上一样，如果我国不参与东北的经济开发，不向东北的工业提供技术设备的话，中国人明确暗示美国资本将会对东北进行渗透。蒋介石已由其亲信表示，他不打算让美国资本进入东北，为此他想得到一定的补偿：或者归还被运走的设备，或者从苏联输入新的设备，并得到我国的技术援助。

四、关于内蒙古。中国人对于蒙古人民共和国和内蒙古人民之间业已建立的联系十分不安，蒋经国可能会提出不让蒙古人民共和国对内蒙古施加任何影响。众所周知，该地居民向往蒙古人民共和国。

五、关于新疆形势。蒋经国可能会以蒋介石的名义请求苏联对起义者施加影响，使其满足于已做出的让步，因为不可能同意起义者代表力争的广泛自治。据说蒋介石准备妥协，但他无论如何不会把新疆交给穆斯林管理。

六、关于大连港。蒋经国可能会以蒋介石的名义提出中国政府不同意我国对于苏中条约中关于大连的解释。 [22] 因为大连是中国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港口，蒋经国将会代表蒋介石暗示，中国只好请求美国帮助建设营口、葫芦岛或其他某个离大连不远的太平洋港口来与大连相抗衡。

也许，中国人还会提出向日本索赔、中国长春铁路的章程和资产以及订立新的贸易条约等问题，但这是次要的，而非主要的问题。

(二)

在谈判过程中我们应该提出哪些问题呢？我认为应该提出以下问题：

一、中国政府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尽管已在10月20日举行全民公决，中国政府仍拖延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中国人这样做不仅仅是由于他们想对我国施加压力，使我国尽快撤军，而且主要是由于他们指望利用苏美之间可能的麻烦，以便不执行协定中这一条款。否则，无法解释中国政府为何拖延这个问题。王世杰对该问题的解释显然站不住脚。因此我们有必要坚决提出这个问题，并力求中国政府尽快宣布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卜道明 [23] 于12月26日转告米克拉舍夫斯基，中国将尽快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这就是说，中国人已经注意到三国外长会议上达成的协议。 [24]

二、中国长春铁路的守卫。我军从东北撤退将使我方人员和整个中长铁路陷入绝境。如果说我国军队驻在东北尚有袭击、抢劫和破坏行为发生，那么我国军队离开后将会如何？铁路将无法运行，我方人员将在那里挨打，车辆将被推翻、被抢劫。不仅土匪和原伪军士兵会这样做，国民党军队为迫使我们离开东北和放弃中长铁路也会这样做。根据条约规定，中国政府应该保证护路。但中国政府自身难保，更不能保护长达2700公里的铁路。我们应该提出将我国铁路护卫队保留两至三年，直至中国政府根据苏中协定组成他们的护路队予以替代时再撤回。

三、关于不准外国人及外国资本进入东北。如果说战前中国的主人是英国人，部分地区是日本人，那么现在中国的主人将是美利坚合众国。美国既想渗入华北，亦想渗入东北。对苏联而言，这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我们刚刚使我国的边界摆脱了邻国日本的压力，因此我们不能允许东北成为另一个大国施加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的场所。

四、关于东北的经济合作。只有在我国积极参与东北经济活动的情况下，方可杜绝外国资本进入东北，因此我国必须：

1.力争设立一批经营前日本在东北企业的苏中公司。

2.把设在大连的大型船舶修理厂列入共同经营之后，要在实际上对整个大连港以苏中共同经营的方式来安排我们的工作。

3.加速设立为全东北服务的苏中航空公司。

4.制订铁路税率，以便使中长铁路与西伯利亚大铁路紧密联系在一起，等等。

(三)

关于蒋经国。正如蒋介石企图在美苏之间耍手腕一样，蒋经国作为昔日的联共(布)党员，也想在蒋介石和我国之间耍手腕，他会把自己装扮成苏联的无私朋友。蒋介石若不是对自己的儿子有百分之百的信心，那是不会派他前来的。蒋经国为了更好地、更容易地贯彻其父亲拟定的政策，甚至准备批评蒋介石。蒋介石的亲信并不喜欢蒋经国，这不仅因为后者以前是左派，而且因为他是蒋介石政治遗产的觊觎者。事实上蒋经国是一个平凡的人，因此丝毫不能和宋子文那样的生意人和政客相比。结论：蒋经国未必负有同我国签订任何协定的使命。他前往莫斯科只是为了谈谈，并且可能的话，为蒋介石本人的来访打下基础。

副外交人民委员

С.洛佐夫斯基

АПРФ，ф.3，оп.86，д.146，л.20-26

№00595 斯大林与蒋经国会谈记录：中苏关系诸问题(1945年12月30日)

1945年12月30日21时

莫洛托夫、帕夫洛夫(外交人民委员部)、中国大使傅秉常在场。

蒋经国向斯大林同志递交了蒋介石的一封信。

斯大林同志问，中国军队是否已进驻沈阳，如果尚未进入，那么是谁妨碍他们进驻？也许，是共产党人？

蒋经国回答，中国军队尚未进入沈阳，但很快就会进入。共产党人对此并无妨碍。

斯大林同志问蒋经国想谈什么。

蒋经国回答，蒋介石请他对苏军进入东北粉碎日本军阀从而加速日本投降以及对苏军在恢复东北行政机关的工作中所给予的援助，向斯大林大元帅表示谢意。

蒋经国说，蒋介石向斯大林大元帅派出自己的私人代表是出于以下考虑：

一、他认为战后苏中关系正在密切起来，为了两国人民的利益，这种关系应该日益加强。如果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得到满足，即在斯大林大元帅和蒋介石之间实现全面的相互了解，苏中关系就能够并一定会得到加强。蒋介石认为，任何误会都只能使问题复杂化，同时，分清是非将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二、蒋介石认为有一些问题不应通过外交渠道解决，因此蒋介石派他(蒋经国)前来会见自己的私人朋友斯大林大元帅，讨论苏中关系的各项问题。

三、蒋介石让他(蒋经国)向自己的私人朋友斯大林大元帅表达他的敬意和信任，并向斯大林大元帅征询他对中国的看法以及他所抱有的任何疑虑。同时请他谈谈，他对蒋介石现阶段所奉行的哪些政策有不同意见。

他(蒋经国)本人则想同斯大林大元帅讨论以下问题：

第一，他想就中国的统一问题进行商谈。在同日本人进行了20年的斗争之后，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防止日本施展阴谋并实行武装干涉的可能性。20年来，日本总是处心积虑要消灭中国人民。因此国民党和蒋介石着意解决民族问题。正如斯大林大元帅所知，中国存在着不同的政治派别，蒋介石一方面力求集中国之力于抗日战争，另一方面也力求统一中国。现在日本已被击溃，因此可以着手国家的民主化、国家的统一并解决社会秩序问题。一旦中国统一了，所有这些问题均能顺利解决。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取决于同中国共产党相互关系的调整。蒋介石承认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可以共存，后者无意取消中国共产党。国共两党政治路线之间并无矛盾。应该直截了当地说，如果共产党与国民党并存于世，这将使国民党免于腐败并促使它更快地进步。但为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共存，必须让中国共产党放弃消灭国民党的图谋。

蒋经国说，在国民大会于5月份召开之前，决定在不改变国民政府的结构和法律地位的条件下邀请中国共产党代表参加政府。

斯大林同志问蒋经国，中国政府对三国外长会议通过的有关中国的决议持何种态度。

蒋经国说，他尚未看过这些决议。斯大林同志回答说：三国外长一致同意，中国必须在国民政府领导下实现统一和民主化，广泛吸收民主人士进入国民政府所有机关，停止内战。

蒋经国回答说，正如他所认为的，这与蒋介石的意见一致，因为决议中提到在中国国民政府领导下实现民主化。蒋介石认为，共产党人可以参加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国防委员会。

另一个问题就是共产党军队。中国共产党建议政府允许共产党军队保留16至20个师。这个建议是毛泽东在同蒋介石谈判时提出的。蒋介石同意保留16至20个师的共军并保证其安全。但是，既然谈到中国的统一，军队就应该统一，即统一指挥。蒋介石认为，共产党人不应该将自己的武力用于分裂国家。另一个条件就是国家行政的统一，要求共区隶属于中央。蒋经国记得，斯大林大元帅在接见宋子文时谈到，中国的统一要在保持国民党的领导地位，但有广大民主力量参与的情况下实现。 [25]

蒋经国表示，在蒋介石看来，苏联关心中国的稳定和统一，因此他请斯大林大元帅就此发表意见，并说出他可能会有的疑虑。另一方面，蒋介石请斯大林大元帅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与国民党合作的建议。

斯大林同志答道：苏联曾有3名代表驻共产党人所在地延安，而美国在那里曾有30—32名代表。 [26] 苏联政府已从延安召回了所有的代表，因为他们不同意中国共产党人的行动。苏联政府不明白，重庆谈判为何中断了。

斯大林同志说，中国共产党人并不从属于俄国共产党人。共产国际已不复存在。俄国共产党人很难进行调停，因为他们不想提出最终会被拒绝的建议。况且中国共产党人并未请求提供建议。

蒋经国指出，斯大林大元帅的威望将迫使中国共产党人遵从他的建议。

斯大林同志答道，苏联政府并不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情况如何。他们目前并未请求提供任何建议。以前，苏军刚刚进入东北并且苏联政府尚有3名代表驻延安时，中国共产党人曾经通过这些代表请求向他们提出建议，于是他们得到了答复：俄共中央 [27] 认为，中共代表应该去重庆谈判。中国共产党人没有料到会提出这一建议，于是在共产党人中引起大乱。他(斯大林同志)并不知道中国共产党是带着何种计划赴重庆的，只知道谈判已遭到失败。

斯大林同志说，当共产党人想转移到东北时，苏军司令部并未放行，因为苏联政府并不想干涉中国的内政。一般说来，外国军队干涉中国事务于蒋介石不利，因为这将导致中央政府权威的削弱。

斯大林同志说，谈判失败的原因并不清楚。也许，中国共产党人去重庆是为了证明不可能同蒋介石达成协议。

斯大林同志说，他不知道中国共产党人想要什么，是中国的苏维埃化还是两个政府并存。

斯大林同志说，他并未料到，中国中央政府同共产党人会有麻烦，共产党人会阻止中国军队调动。

斯大林同志表示，苏联政府的观点已在三国外长会议公报中以及在同中国的条约中阐明了。苏联政府在这两份文件中声明，它承认蒋介石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如果中国国民政府吸收民主人士参加政府，这对于政府是有好处的。然而，看来中国共产党人不同意这一观点。苏联政府在这方面能做什么呢？他们认为不能有两个政府、两支军队，但是，看来中国共产党人不同意这一点。

蒋经国说，蒋介石认为，倘若这个问题不能解决，在旁人看来，这个问题有损于苏中两国之间的关系。

斯大林同志答道，他明白这一点，因为许多人都说，苏联政府劝中国共产党人不要同蒋介石达成协议。

蒋经国指出，斯大林大元帅的威望能对中国共产党人产生影响。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苏中条约业已公布，但是，看来中国共产党人并不重视这一文件。三国外长会议公报也已公布，今后事态将会表明中国共产党人是否赞同。看来是不会的。

蒋经国问，如何更好地解决问题？

斯大林同志说，也许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政府的代表应该再次会面。

蒋经国答复说，周恩来一行30人已经抵达重庆。

斯大林同志问蒋经国，是否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到重庆是为了谈判？

蒋经国做了肯定的回答，并说需要解决问题，目前的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在内蒙古，中国军队 [28] 与中央政府军之间确实发生了战斗，中国共产党人还宣传这样一种观点：既然宣布了外蒙古独立，他们将力争使内蒙古独立。

斯大林同志答道，这很愚蠢，并说，苏联政府不能为中国共产党人的行为负责。

蒋经国说，不妨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建议。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他不知道中国共产党人是否想得到建议。如果他们征求建议——对此还无从知道，那么，会给他们提出建议。曾有一次中国共产党人征求建议，并去了重庆，但未达成协议，从那时起再未征求过建议。

蒋经国问斯大林同志，他对蒋介石关于中国军队 [29] 的数量的建议持何种想法。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他不知道中国共产党人拥有多少师及什么样的师。苏联政府得到过各种各样的消息，有时是截获无线电通讯，他(斯大林同志)并不知道，所有这些报道是否可信。他并不知道这些师的数量。

至于国民党，在他(斯大林同志)看来，蒋介石是正确的。在一个国家内不能有两个政府和两支军队，在这一点上他是正确的。如果蒋介石有意让共产党人管理几个省份，在他(斯大林同志)看来，这是可行的，当然，这是蒋介石的事。

斯大林同志说，苏联政府并未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建议，苏联政府对他们的行为不满意。中国共产党人未征求过建议。

蒋经国问，倘若中国共产党人征求建议，苏联政府将如何对待。

斯大林同志答道，苏联政府将按照他(斯大林同志)对蒋经国所述精神向他们提供建议。

蒋经国问，在斯大林同志看来，为中国的统一需要做些什么。

斯大林同志答道，需要同共产党人谈判并问清他们的要求。斯大林同志问，为何重庆谈判遭到失败，为何共产党军队和中国国民政府的军队之间发生了战斗？

蒋经国答称，他对此并不知情。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苏联政府对此更不知情。

蒋经国答复说，在重庆谈判中共产党人要求将位于黄河以北所有省份，即热河、绥远、河北以及承德划归他们领导。蒋介石认为，这等于把国家一分为二。这是谈判中的主要分歧。至于共军同国军之间发生的战斗，则有种种原因。

斯大林同志答道，中国划分成两部分当然不妥。

蒋经国请斯大林同志考虑一下他阐述的内容。

斯大林同志答道，倘若中国共产党人不向苏联政府征求建议，他们是不会提出建议的。苏联政府不想陷入其建议被拒绝的尴尬境地。

蒋经国说，需要同中国共产党人达成协议。

斯大林同志说，双方互相做出让步，才能达成协议。中国共产党人知道，苏联政府坚持与他们不同的观点。中国共产党人清楚，苏联政府不同意他们的主张。

斯大林同志说，在中国共产党人征求建议时，提供了意见。他们去了重庆，但没有谈成。他(斯大林同志)不知道是谁的错。他(斯大林同志)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再也不会来征求建议了。他们知道苏联政府不同意他们的做法。

蒋经国说，由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很快便会召开了。

斯大林同志说，也许，共产党人前往重庆正是为了参加这个会议。

蒋经国回答道，当然，谈判主要将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进行。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倘若中国共产党人正式向俄共中央委员会提出要求，是会向他们提出建议的，但中央委员会自己则不愿将其建议强加于中国共产党人。

蒋经国答道，正如他所认为的，大家都关心这个问题。

斯大林同志说，共产党人抱有某种秘而不宣的想法。他(斯大林同志)认为，共产党人赴重庆是为了证明不可能同蒋介石达成协议，此外，看来毛泽东并不相信蒋介石，而后者也不相信毛泽东。

蒋经国说，蒋介石和毛泽东进行了十分友好的交谈。

斯大林同志说，是这样，但同时双方军队之间却发生了战斗。看来，中国人的习气就是这样。苏联政府对此难以理解。

蒋经国说，他想同斯大林讨论的下一个问题是关于苏中关系的问题。有些人认为，正在进行反对中国国民政府斗争的中国共产党人背后有一个苏联。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他们的想法不对。

蒋经国表示，苏中关系史开始于“十月革命”，苏中之间的关系在1923—1924年最好。当然，现在的情况与1923—1924年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因此很难采用原有的方式，但蒋介石认为，恢复1923—1924年间存在过的苏中关系符合双方的利益。

斯大林同志指出，那时并没有条约。

蒋经国说，这是发生在孙中山还在世的时候，这是在北伐前夕，当时建立了黄埔军校。蒋介石认为，虽然现在时代变了，仍应该恢复那时苏中关系的精神。形式会不一样，但蒋介石着眼于长远的未来。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苏联政府同意这一点。现在中国和苏联的关系比较好，可以建立密切的联系。与1923—1924年情况不一样，当时锋芒针对英国，部分是针对日本。现在苏联与英、美已经结成同盟，其实与英、美结盟的还有中国，因为中国曾与英、美一起对日作战。

斯大林同志问，难道中国政府要苏联反对英国？

蒋经国笑着说，当然，这根本谈不上，但中国政府想恢复1923—1924年的苏中关系。中国政府力求使这种相互关系变得比现在更亲近。

斯大林同志说，如果这个问题得到解决，那么事情就好办了。苏联政府愿意建立最亲密的关系，建立这种关系的基础就是中苏同盟条约。

蒋经国说，1923年中国在其政策中遵循三项基本原则：(1)联合苏联；(2)联合工农；(3)共产党与国民党的融合。现在第一项和第二项原则仍然有效，但第三项原则已失去意义，它已被吸收共产党人参加管理的原则所取代。

蒋经国说，要是同共产党人达成协议就好了，并问，在斯大林同志看来，是什么事妨碍达成协议。

斯大林同志说，他不知道。也许是领袖彼此不信任妨碍了吧。也许，朱德或毛泽东认为蒋介石在欺骗他们。领袖之间谈判时缺乏信任。他(斯大林同志)不知道如何重新建立这种信任。

斯大林同志提出，美国人不一定就信任俄国人，同样，俄国人也不一定就信任美国人。但当俄国人同美国人彼此达成协议时，双方之中每一方都相信，对方会履行这一协议。谈判时需要的就是这种信任。他(斯大林同志)不相信，如果签订了协议，还会撕毁它。

蒋经国说，中国人民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同国民政府之间的分歧已经厌倦了。

斯大林同志表示，这完全可以理解，因为所有分歧的激化都得由中国人民承担后果。

蒋经国问斯大林同志，苏联政府是否同意与中国建立最密切的关系。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苏联政府同意这样做。

蒋经国说，蒋介石要他向斯大林大元帅转达一项保证：在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参与旨在反对苏联的活动。蒋介石表示，只要他掌权，这种事情就不会发生。

对此，斯大林同志请向蒋介石转达谢意，并表示只要苏联政府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他们对中国将同样行事。美、英情报机关散布消息说，以苏联为一方，以英、美为另一方，很快就会发生战争，这是制造假情报。美国人和英国人不会将其军队投入新的战争，因为没有目标。日本被打败了，战争使人民厌烦了。英、美任何一届试图动用其军队的政府必然要垮台。出于同样的原因，苏联政府也不能将军队投入战争。也许，美、英两国情报机关散布假情报是为了吓唬苏联和中国。但他(斯大林同志)仍感谢蒋介石作此表示。他(斯大林同志)过去任何时候和现在都相信中国不会反对苏联。同样，他(斯大林同志)也可以向蒋介石保证，苏联不会反对中国。过去苏联不止一次地说应这样做，而且苏联将坚决地继续与中国一道前进。

蒋经国表示，蒋介石所说的不是现在，而是长远的未来。

斯大林同志说，那就更好了，因为经过20年、30年或40年，当然就不知会出现什么情况了。

蒋经国表示，下一个问题就是教育中国人民。蒋介石拟定了一个教育国民党党员和青年学生与苏联亲善的庞大而广泛的计划。蒋介石希望中国人与苏联友好相处。应该说明，目前中国人的情绪并非都对苏联友好。

蒋经国表示，蒋介石要他转告，在今后的国际事务中，中国将事先与苏联商量，并与苏联达成协议，以便提出一致的主张。

斯大林同志说，至今中国代表总是反对苏联人。例如，在旧金山和伦敦就是如此。在旧金山关于谁主持会议的问题有很大争议，美国人决定应当由美国代表主持会议。苏联代表团提议由四大国代表轮流主持。在讨论该建议时，中国代表反对苏联代表团。

蒋经国答道，今后中国人将保持与苏联主张一致。当时蒋介石要竭力摆脱伦敦会议的困境。 [30]

斯大林同志说，他不久前才得知此事，看来，还未对蒋介石的建议做出答复。

莫洛托夫同志说，当时情况不明，苏联政府在等待结果。

斯大林同志回答说，虽然如此，最好还是给予答复。的确，当时情况不明。苏联政府不知道事情将如何了结。美国人和英国人为一方，苏联政府为一方，都坚持各自的立场。在莫斯科他们才找到摆脱困境的办法。

蒋经国说，下一个问题涉及东北。蒋介石十分感激苏军司令部在恢复东北政权机构中提供的帮助。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在同一位中国代表的一次谈话中说过，东北曾经是进攻苏联的基地，并强调东北今后不应再成为这种基地了。因此，蒋介石委托他(蒋经国)向斯大林大元帅保证，东北永远不会成为反对苏联的基地。中国军队开往东北只是为了维持当地的秩序。中国政府不准备在中苏边界驻军。

蒋介石在与彼得罗夫的一次谈话中说过，他准备在苏联与东北边界建立美国与加拿大边界那样的制度。至于东北的政治举措，蒋介石说，东北十分邻近苏联，那里的一切都需要重建，在那里开始实行民主化比较容易。

关于东北经济，蒋介石提出坚持门户开放政策，但依然保持苏联在经济方面的主导地位。

斯大林同志说，东北的主人、东北主权的所有者应该是中国。苏联在东北不谋求优势地位。

蒋经国答复说，中国政府愿意向苏联提供这种地位。

斯大林同志对此表示感谢。

蒋经国说，东北有苏联想要得到的产品，另一方面，东北需要苏联的经济援助。

斯大林同志说，苏联将从东北购买自己必需的产品，并给东北以力所能及的经济援助。

蒋经国说，现在他想再谈谈苏中合股公司。苏军司令部认为，东北所有的企业都是战利品。

斯大林同志表示，只有为日本关东军服务的企业才算战利品。按照战争的法则，这样的企业是战利品，因此，苏联政府并不是希望得到所有的企业。

蒋经国说，为避免向苏联移交作为战利品的企业而在居民中可能产生的不良印象，蒋介石建议换一方式解释这些企业的移交。蒋介石建议说，考虑到苏军消灭了日本关东军并为此遭受了损失，为重视中苏友好关系，中国政府将把全部企业的一半移交给苏联。

莫洛托夫同志说，看来蒋介石不想将这些企业作为战利品移交给苏联。蒋经国对此表示肯定。

斯大林同志说，苏联政府在波兰就是这样做的，波兰同中国一样都是盟国。苏联政府在波兰并未触动波兰企业，但那里有德国人组建的企业。当德国的西部遭到轰炸时，德国人认为，他们的企业在波兰将是安全的，红军离波兰尚远。苏联政府宣布这些德国企业为战利品，但是他们并未从工厂将所有设备运走，而是将这些设备的大约一半留给了波兰人。战争的法则就是如此，一些国家不利用战争法则，另一些国家则利用战争法则。

斯大林同志答应考虑蒋介石的建议，并将做得使中国丝毫不会感到屈辱。

蒋经国说，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向中国代表提交了应由苏中合股公司管理的140家企业的清单。蒋经国说，斯大林大元帅知道，中国没有重工业，因此蒋介石希望这些企业的若干部分留归中国掌握。

斯大林同志说，这个问题可以研究，并说他不熟悉该问题。

蒋经国说，中国政府不想只建立一个苏中公司，最好建立分属某些工业部门，例如机器制造业、冶金业等部门的若干苏中公司。当时日本人只有一个开发东北资源和经营东北企业的公司，蒋介石建议的目的在于竭力避免给人留下仿效日本体制的印象。

斯大林同志答道，这可以做到。

蒋经国表示，蒋介石同意组建几个苏中合股公司，但希望合同在苏军撤出以后再签订。同时蒋介石同意留下目前正在那些企业工作的苏联人员。

斯大林同志说，谈判现在可以继续进行，协定可以晚些签订，不过越快越好，因为资产可能会不断遭到盗窃。

斯大林同志说，苏军司令部接收了某些设备，但没收这些设备并不妨碍工厂恢复生产。

斯大林同志问，中国政府是否还要请求苏联政府延期撤军？

蒋经国回答道，延迟到2月1日撤出苏军，是中国政府的最后一次请求。

蒋经国说，还有一个问题，即关于赎回纸币的问题。 [31]

莫洛托夫说，关于此事的协定业已签署。

蒋经国说，现在他想谈谈新疆。中国政府从苏联大使那里得到消息，叛乱者代表请苏联驻伊宁领事在解决冲突问题上进行调停。叛乱者代表已经去过乌鲁木齐。中国政府极其关心尽快解决新疆问题，因为一旦停止同苏联的贸易，中国北方将在经济上处于困难境地。叛乱者提出11项条件，政府基本上已经认可。业已达成协议。新的新疆政府将由25名成员组成，其中15名成员由新疆居民选举产生，10名成员通过任命。但现在叛乱者代表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央政府军在一个月内撤离新疆。当然，中央政府要从新疆撤出军队，但中央政府不想在条约中指明，军队将在一个月内撤出，因为这有损于中央政府的威望。

莫洛托夫问，叛乱者代表要求撤走哪些军队？

蒋经国回答道，他们要求撤出那些派到新疆来镇压叛乱的军队。

斯大林同志问，蒋介石是否希望让苏联政府出面调停？

蒋经国答复说，蒋介石愿意让苏联政府充当调停人。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苏联政府将尽力而为。叛乱者不会拒绝苏联政府的调停。斯大林同志允诺在得到苏联领事的报告后给予最后的答复。

蒋经国说，现在他要谈中国对美国的态度问题。蒋介石委托他向斯大林大元帅坦率表示，中国对中、苏、美之间的合作感兴趣，因为三国结盟不仅对远东，而且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凡到过中国并同蒋介石谈过话的美国代表中，没有任何一位对苏联有过不友好的评论，尤其是马歇尔将军。马歇尔将军说过，他完全信任斯大林大元帅。发表种种评论的不过是那些竭力为自己捞取资本的人。蒋介石表示，他希望苏、中、美三国结成同盟。

斯大林同志表示，蒋介石是对的。

蒋经国说，但是，由于历史上和地理上的原因，中国与苏联较为亲近。中国直截了当地表示，中国期待着美国的经济援助，但在政策上将坚持自主权。

斯大林同志说，这是正确的。

蒋经国表示，中国不会相信挑拨离间的人。

蒋经国说，现在他想就驻华北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说几句话，美军在华北的存在是由早在日本投降前签订的协议规定的。计划预定登陆的美军有7个师。被日军逼到南方的中国中央政府军在日本投降后尚未来到华北，为了解除日军武装，才让美军登陆的。

斯大林同志问，难道日军还未被解除武装？斯大林同志说，在长春25名苏联军人就解除了日军两个军的武装。斯大林同志说，日本人不会抵抗。东北全部日军在10天内就被苏军解除了武装。应该更大胆地行动。解除日军武装很容易。

蒋经国表示，美军一旦完成自己的任务就会撤出。

斯大林同志表示，苏联政府不愿让美军进入东北。这是苏联的地盘。看来，美国人也并未打算去那里。无论美军、英军或其他外国军队，都不应当允许他们进入东北。

蒋经国答复说，美军不会进入东北，并再次重申，他们一旦完成自己的任务将全部撤离中国。

斯大林同志表示，外国军队出现在中国将损害蒋介石的威望，反之，如果中国没有外国军队，蒋介石的威望会更高。

蒋经国表示，美国政府声明，他们将帮助中国建立武装力量。但他(蒋经国)应该声明，这仅仅是宣传而已。

斯大林同志指出，美国人已在中国南方帮助中国人组建了几个师，这并没有什么不好。

蒋经国说，关于如何更好地对付日本人，蒋介石想知道斯大林大元帅的意见。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现在要在东京设立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美国人不愿意这样做，各国都反对苏联政府坚持设立该委员会的建议。

莫洛托夫指出，王世杰在伦敦对这项建议表示同情，但希望不要在伦敦讨论这个建议。

斯大林同志说，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将在东京设立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蒋介石提出的问题将在委员会上解决。至于苏联政府，则主张不仅要解除日本武装，而且要销毁在日本生产军舰和武器的工业部门。这就是苏联政府的观点。苏联政府与美国人不一样，美国人不俘虏日军，苏联政府则俘虏了日军。他(斯大林同志)曾对美国人说过，麦克阿瑟至少应该下令逮捕8000至10000或12000名将级军官和陆海空军将领。现在美国人正在逐一审讯他们。

美国人的考虑与苏联政府不同。美国人现在对待日本就如上次世界大战后对待德国，当时德国保留了军官团和将级军官，他(斯大林同志)多次对美国人说过，要他们俘虏日军，但美国人答称，他们没有地方关押俘虏。无论如何，苏联政府坚持不给日本人留下将级军官。苏联政府的政策就是如此。

蒋经国表示，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日本人。

斯大林同志说，中国人民是好样的，但领导人也应该是好样的。

蒋经国说，他记得斯大林大元帅说过，日本人可能东山再起。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当然，这是可能的，日本这个国家人口众多，而且充满复仇心理。日本希望东山再起。为了防止此事发生，应该俘虏50—60万军官以及大约12000名日本将级军官。斯大林同志说，美国人没有经历过日本的占领，因此他们不完全明白。中国经受过日本的占领，苏联则经受过德国的占领，同时还经受过日本的占领。因此中国和苏联明白，必须把敌人置于不能再打仗的境地。美国人则不明白这一点。他(斯大林同志)希望他们将来会明白这一点。

蒋经国问，目前日本的警察情况如何？

莫洛托夫同志答，在日本，有日本警察。

蒋经国说，日本人有可能把警察变成军队。

斯大林同志表示，日本人当然要竭力在警察中安排军官骨干，不过，一旦苏联代表抵达东京，他们将努力制止这种状况。

蒋经国表示，他的全部问题已经解决。在会谈结束时，他(蒋经国)向斯大林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转达宋子文的问候。

斯大林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表示感谢。

莫洛托夫同志问，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的问题是否已经解决？

蒋经国说，中国政府关于承认外蒙古独立的决定将在1月初中国政府迁往南京后公布。

会谈持续了1小时40分钟。

В.帕夫洛夫记录

АПРФ，ф.45，оп.1，д.322，л.98-121

№12194 彼得罗夫与蒋介石会谈纪要：国共关系问题(1945年12月31日)

1945年12月31日。蒋介石及夫人为欢迎马歇尔举行了午宴，同时邀请了我及其他苏联客人(米克拉舍夫斯基、罗申、费德林)出席。午宴结束之后，他请我们留在他的官邸里。一杯茶过后，我们进行了如下内容的会谈：

谈到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的结果，蒋介石对会议的工作做了肯定性的评价…… [32]

对于我的通报，即蒋经国于1945年12月30日受到了И.В.斯大林的接见，出席会晤的还有莫洛托夫和傅秉常，蒋介石对此表示非常满意，同时他还表明自己对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的谢意，感谢他在确保中国军队接受东北地区的行动中给予的帮助。

随后，根据他自己的倡议，蒋介石希望谈谈中国国内的局势问题。他指出，目前，中国国民政府已经采取了措施，以便争取停止国内的武装斗争，恢复交通线路和确保接受日本军队投降工作的顺利结束。

谈到中国共产党的行为，蒋介石指出，根据全部情况判断，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制订了自己的军事和政治计划，其出发点是：国民党仿佛极力追求以武力摧毁共产党的军队。蒋介石强调指出：“实际上，我们绝不追求消灭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中国与许多国家有区别的就是，在中国各政党和派别的武装力量可以和平共处。我们允许东北军、西北军存在——它们的革命品质是非常优秀的——这样的一个事实，就是这种论断的最有力的证据。”

接着，蒋介石声明说，各种军队共同存在成为可能，只有在一个条件下，即“一切武装力量，不管其属性和派别如何，都应该严格地、准确地执行最高统帅部的命令，自然，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不可能取得国内军事上的团结统一”。

谈到目前国共两党正在进行的谈判，蒋介石指出，国民党已经向共产党提交了自己的关于停止国内军事行动的草案。该草案规定成立一个三人小组，由这个三人小组来确定停战的条件。参加三人小组的应该是：一名国民党的代表、一名共产党的代表和马歇尔将军——作为第三方，即调解方。

关于马歇尔将军的使命蒋介石从纯军事角度做了解释：据说，马歇尔拒绝参与中国国内的政治问题，但同时又宣称，自己已经做好准备，在交战双方停战方面帮助中国。

蒋介石问我是如何评价中国国内政治局势的前景的。

我说，苏联人民对于这个问题的态度，已经充分地反映在莫斯科外长会议的决定中，同时我还强调指出：建立一个统一的民主的中国，不仅有利于中国人民，而且有利于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

在会谈结束时，蒋介石试图证明，如果中国共产党能够严格地执行最高统帅部的命令的话，那么，这将为它开辟一条参加最高军事和行政机关的道路。对此，蒋介石进行了详细的说明。他强调说，这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及其他党派的代表参加最高国防委员会——也就是说该委员会有可能改组为“高级政治机关”，以及参加行政院。但是，蒋介石不能不承认，对于他们参加上述机关的比例问题“还没有具体的说法”。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А.彼得罗夫

1945年12月31日

АВПРФ，ф.0100，оп.40，п.248，д.Ки-032，л.1-3

一、中原期与东移近海期

总述上述七大首都_{（长安、洛阳、邺、开封、杭州、南京、北京）}的兴替过程，可以看到，中国的建都史大致可分为前后两期。从殷周直到北宋这二千四百年是为前期，其时一统政权和统治北半个中国的大地区性政权的首都殷（邺）、长安、洛阳、开封，都在中原地区（北纬35°左右1度许，东经108°—114°）；江南的南京只做过统治南半个中国的地区性政权的都城，而位于华北平原北端的北京，则根本还够不上做较大政权的都城。所以这前期又可以叫做中原期。自十二世纪初叶赵宋南渡以后至今八百多年是为后期，一统政权和大地区性政权的首都都离开了中原：或向南移到了江南，杭州做了一百五十年的南宋都城，南京做了五十年的明朝初期首都，又做了此后二百二十年的陪都，直到近代还做过太平天国和民国的首都；或向北移到了北京，先还只是北半个中国金朝的首都，随后又发展成为元、明、清三代的大一统王朝的首都，直到近代还做过民国的首都，今天仍然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杭州、南京、北京都在前期四大首都之东，距海不远，所以这后期又可以叫做东移近海期。

为什么前期的大政权要选择中原内地的长安、洛阳、邺、开封为首都，后期的大政权要选择东部近海的杭州、南京、北京为首都？又为什么前期和后期在各个时代要选择不同的城市为首都？这需要我们对历史上择都的条件和首都在历史上所发生的作用作一番分析。

二、七大古都的历史地位

历代统治者主要是根据经济、军事、地理位置这三方面的条件来考虑，决定建立他们的统治中心——首都的。经济条件要求都城附近是一片富饶的地区，足以在较大程度上解决统治集团的物质需要，无需或只需少量仰给于远处。军事条件要求都城所在地区既便于制内，即镇压国境以内的叛乱，又利于御外，即抗拒境外敌人的入侵。地理位置要求都城大致位于王朝全境的中心地区，距离全国各地都不太远，道里略均，便于都城与各地区之间的联系，包括政令的传达、物资的运输和人员的来往。设若地理位置并不居中，但具有便利而通畅的交通路线通向四方，特别是重要的经济中心和军事要地，则不居中也就等于居中。所以地理位置这个条件也可以说成是交通运输条件。当然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并不存在完全符合理想、三方面条件都十分优越的首都，所以每一个王朝的宅都，只能是根据当时的主要矛盾，选择比较而言最有利的地点。首都的选定一般都反映了该时期总的形势，反过来，首都的位置也对此后历史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明白了这个道理，那就不难理解历代首都的迁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先谈一谈从中原内地移向东部近海这个历史上前后期的大变动问题。这很简单。自殷周至隋唐，黄河中下游两岸是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又接近于王朝版图的地理中心，一个政权若能牢固掌握这一片地区，就尤足以控制全国，这就是这一段长达2400年之久的时期的首都离不开中原地区的原因。由于首都在中原，所以当时开凿的运河也都指向中原。五代北宋200年间，经济重心虽已南移江淮，但中原还是可以通过水运通向四方，所以首都仍然能够留在这个水运系统的枢纽地——开封。北宋覆亡以后，出现了南北分裂的局面，于是中原水运又因停止使用而归于淤废，从此以后，无论从经济、军事、交通哪一方面说，中原都处于不利的地位，这就是800年来首都再也不可能迁回到中原之故。

再让我们逐一阐述一下七大首都何以先后被选为首都。

中原四大首都中长安的条件最优，所以它作为首都的时间最长，以此为首都的周、秦、西汉、隋、唐也是历史上最兴旺的王朝。长安的条件优在哪里呢？汉高祖即位时都雒阳，听了娄敬、张良的话才西都关中，这两人的话很说明问题。

娄敬说：“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

张良说：“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

秦地，指崤山、函谷关以西战国秦国故地。关中，有广狭二义，广义等于秦地，狭义专指关中盆地，即八百里秦川。秦地对山东六国故地而言地居上游，关中盆地四面有山河（东崤、函、黄河，西陇山，南秦岭，北渭北山地）之固，所以建都关中，凭山河之固则退可以守，据上游之胜则进可以攻，对叛乱势力能“搤其亢”而“拊其背”，在军事上地位十分优越，是之谓“金城”。关中盆地“沃野千里”，是一片“甚美膏腴之地”，又可以取给于南方的巴蜀和北方的胡苑（胡人的牧区）以补不足。若山东诸侯有变，关中的物资足以供应顺流而下的王师，在经济上也有所恃而无恐，是之谓“天府”。关中在当时是这样一个金城天府之国，所以汉高祖便作出了在它的中心地带丰镐、秦咸阳的附近建立作为王朝首都的长安城的决定。

历史证明这一决定是完全正确的。娄敬、张良抓住了当时初建的汉王朝内部最突出的问题，即中央与山东诸侯之间、统一与分裂势力之间的矛盾问题，他们之所以主张建都关中，主要着眼于都关中足以东制诸侯。此后自高祖至文、景，果然先后顺利地镇压住了多次异姓、同姓诸侯的叛乱，巩固了统一。他们还没有能够预计到日后形势的发展。武帝以后，汉与匈奴之间的矛盾代替了王朝中央与诸侯之间的矛盾，成为当时的主要矛盾，汉朝经过武、昭、宣三代的经营，终于取得了匈奴降服、置西域数十国于都护统辖之下的伟大胜利，这和建都长安便于经营西北这一因素也是分不开的。所以建都长安，确是既有利于制内，又有利于御外。

隋唐时形势略与西汉相似，关中仍然以沃野著称，对内需要能制服山东和东南潜在的割据势力，对外需要能抵御西北方的强大边疆民族政权突厥与吐蕃的入侵，因而也和西汉一样定都于长安。

但是，长安作为首都也有不利的一面。它的地理位置比较偏西，距离当时人口最稠密、经济最发达的黄河下游两岸远了一些，距离中唐以后财赋所出的江淮地区那就更远。关中尽管富饶，毕竟“土地狭”，不足以满足京师和西北边防所需大量饷给。西汉时问题虽已很显著，还不很严重，因为关中的不足主要仰给于山东，山东距关中还不算太远。到了隋唐，特别是中唐以后，两河藩镇割据，京师所需百物绝大部分都取之于数千里外的江淮地区，节级转运，劳费惊人，民间至传言“斗钱运斗米”，这一矛盾就越来越尖锐。勉强维持到唐末，终于通过朱全忠强迫昭宗迁都，结束了长安作为首都的历史。五代以后，黄河流域益形衰落，江南的经济地位和河朔的军事地位逐步上升，中原王朝内部便不再是东西对峙的问题，变成了南北争胜之局；主要的外患也不再来自西北，改为来自东北的契丹、女真和蒙古，从而长安又丧失了它在军事上的制内御外作用，所以首都一经撤离，就再也不可能搬回来了。

洛阳在军事、经济两方面条件都比长安差。伊洛之间虽然也有一片平原，可是远不及关中平原的肥沃广袤；四周也有关河之固——东据成皋，西阻崤、渑，背倚大河，面向伊、洛，但诚如张良所说：“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东汉都雒阳，所幸光武完成统一后王朝内部并不存在割据势力，故都洛百数十年得平安无事。但至末年董卓擅行废立，关东州郡起兵讨卓，以当时董卓之强，也就不得不离开这个“四面受敌”之地，西迁长安。

东汉一代无论对内对外，武功都远不及西汉。特别是对西北边境，大有鞭长莫及之势。西域三绝三通，合计设有都护、长史的时间不过二十余年。安帝后历次羌乱，兵连师老，费用至数百亿，并、凉为之虚耗，三辅亦遭残破。当然，东汉国力之不竞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但首都建在远离边境的雒阳，以致对经营边境有所忽略，不能不是原因之一。

洛阳的优点主要在于它位居古代的“天下之中”。远在西周初年，周公所以要在这里营建成周雒邑，作为镇抚“东土”的大本营，就是因为它“在于土中”，“诸侯四方纳贡职，道里均矣”。西周为犬戎所破，平王东迁，即于此宅都。后来项羽烧了咸阳，汉高祖初即帝位时也曾都此数月，等到赤眉烧了长安，光武即定都于此。洛阳虽然比不上长安那样是“金城天府之国”中的首都，但它有了这一条为长安所不及，它的不大的四塞之固又为邺与开封所无，所以它在前期中原四大首都中的地位仅次于长安。曹丕舍弃了乃父曹操经营了十多年的邺都而迁都董卓劫迁献帝以来荒芜了30年的洛阳，北魏孝文帝自平城南迁，一度想都邺，而终于定都永嘉乱后荒废达180年之久的洛阳，足见曹丕和拓跋宏都认为都洛胜于都邺，他们考虑问题的着眼点显然是地理位置。邺地处河北，在中原范围内稍东稍北，曹魏为了对付西南的蜀汉和东南的孙吴，拓跋魏企图并吞南朝，混一诸夏，都洛当然比都邺合适。

隋唐建都长安，隋炀帝、唐高宗都要另建洛阳为东都，经常来往于两都间。炀帝以居洛为常，洛阳是实际上的首都。高宗晚年亦多居洛，其后武周代唐，改东都为神都，正式定为首都。可见隋唐时代洛阳还有比长安更优越的一面，否则杨广、李治、武曌不会作出那样的决定。这不仅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在全国范围内比长安来得适中，更重要的在于它是当时的水运枢纽，东南取道通济渠、邗沟、江南运河，可通向富饶的江淮地区，东北取道永济渠可通向河北大平原，直抵王朝东北部的军事重镇涿郡即幽州（今北京），特别是江淮漕运自通济渠东来可以径抵洛阳城中输入含嘉仓，比之于都长安时需从洛阳或洛口再或水或陆，多走上千里路程才能到达目的地，省事省费实不可胜计。隋唐时代皇帝之所以屡次要东幸或移都洛阳，实际就是为了要解决皇室、百官和卫士等的给养问题。武则天死后中宗虽西还长安，不久玄宗开元初年起又屡次因关中岁歉而东幸洛阳。玄宗是颇厌惮往来的劳累的，但又不得不如此。直到开元二十二年裴耀卿改进了漕运办法，每岁可运二百数十万石至长安；二十五年牛仙客献计在关中用岁稔增价和籴之法，史称“自是关中蓄积羡溢，车驾不复幸东都矣”。长安的首都地位才得稳定下来，不至于为洛阳所夺。

邺处于古代“山东”（一般指黄河流域东部大河南北、太行山东西）地区的中心，背靠山西高原，东南北三面是古代经济最发达的黄淮海大平原，所以它在军事上是无险可守的（曹操在邺城西北隅因城为基，筑铜雀等三台，这是人造的防御工事，当然比不上天然的山河之固），不及长安，也不及洛阳；在地理位置上不如洛阳那么适中。但以经济条件而言，则在长安、洛阳之上，凡是控制山东地区而不能奄有整个黄河流域的政权，一般都要宅都于此。商人七次迁都，自都殷（邺的前身）后凡273年竟不复迁。曹操情愿离开他经营多年的兖州和许，定都于邺；后来虽然统一了黄河流域，仍都此不迁，直到儿子曹丕手里才迁都洛阳。十六国时后赵、前燕，北魏分裂后的东魏、北齐都据有山东之地，也都定都于此。北魏明元帝神瑞二年因比岁霜旱，平城附近民多饥死，朝议欲迁都邺，以崔浩谏不宜动摇根本，乃分简尤贫者，使就食山东，而罢迁都之议。其后孝文帝南迁经邺，崔光清即建议定都于此，理由是：“邺城平原千里，漕运四通，有西门、史起旧迹，可以饶富。”孝文则认为“石虎倾于前，慕容灭于后，国富主奢，暴成速败”，不从。其实孝文这几句道貌岸然的话未必是他的真意，他之所以执意要都洛而不都邺，目的端在都洛便于南伐。但这几句话却充分反映了那个时期邺都经济条件的优越。

自中唐以后国家财赋愈益依赖江淮漕运，所以五代北宋时，居水运枢纽的开封遂代替安阳（邺）、长安、洛阳，成为择都的首选。

后期金、元、明、清之所以要选中北京定都，那是由于这几个政权都需要兼顾塞外与中原，而大运河漕运又足以解决都燕的供给。明初之所以都南京，那是由于元末明太祖以此为根据地经营四方完成一统的已成之势，并且正好就近控制东南财赋之地之故。至于南宋有半壁江山，不都南京而都杭州，上文已提到，除了由于自五代以来杭州在东南城市中最为繁盛这一因素外，主要是宋高宗绝意恢复中原的心理在起作用。

《谭其骧历史地理十讲》（葛剑雄 孟刚选编）

一、引言

无论从地理形态还是社会文化上看，中国都是融多样性为一体的大国。依地理形态而言，施坚雅认为可分出长江上游、长江中游、长江下游、东南沿海、岭南、云贵、华北与西北等巨型区域。①冀朝鼎则综合地理、水利、政治、经济等因素，从“基本经济区”②理解中国历史。二者虽然不乏区别，但在方法上都有“从地方动力去理解国家历史”③的特点。区域“本身也是一个社会历史过程”，其“界临地区往往自成一个区域”。④而且，区域界限并不绝对，往往因为政治、经济和社会互动，具有变动的可能性。⑤

区域之间有“界”，以绵延的山脉最为常见。“作为整体的山地，一般处于一些较大区域的边缘，构成区域的自然边界……高大广袤的山地对于区域边界的划分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它对文化传播的阻隔作用远远大于长江大河”。⑥这些地域不仅地理上处于区域边缘，且因交通不便，常是国家统治薄弱的边缘。其中的人群还常有刻意“自我边缘化”，强化“蛮”的倾向，⑦以求不承担或少承担赋役。⑧在此意义上，从国家治理角度看区域间的边界地带，也有“空隙”的性质。对此，许倬云有较系统的论述：王朝国家体系“其最终的网络，将是细密而坚实的结构。然而在发展过程中，纲目之间，必有体系所不及的空隙。这些空隙事实上是内在的边陲。在道路体系中，这些不及的空间有斜径小道，超越大路支线，连紧各处的空隙。在经济体系中，这是正规交换行为之外的交易。在社会体系中，这是摈于社会结构之外的游离社群。在政治体系中，这是政治权力所不及的‘化外’，在思想体系中，这是正统之外的‘异端’”。⑨

在借鉴许倬云论述的基础上，鲁西奇主张称此类区域间的空隙地带为“隙地”，并视其为“内地的边缘”。⑩进而，他将“隙地”的特征总结为：国家权力相对缺失；国家政治控制方式多元化；可耕地资源相对匮乏，经济形态多样化；人口来源复杂多样，很多属于“边缘人群”；社会关系网络多凭借武力，或以利相聚，或以义相结，或以血缘、地缘相类，具有强烈的“边缘性”；文化多元，异于正统意识形态的原始巫术、异端信仰与民间秘密宗教流行。11赵世瑜则认为，这种非均质化“地理缝隙”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在“编户齐民”之外，需要“代理人”治理。12此外，吴重庆还指出，隙地作为一种分析视角，也有助于理解近代革命根据地建设，以及当代农村人口“空心化”反向流动等现象。13

从隙地看中国，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性上，都不失其价值。不过，作为区域间界限的隙地虽有其边缘性，却不绝对封闭。相反，在某些条件下，它们可以成为人们跨区域流动的“走廊”。历史上许多民族都有跨区域，甚至跨越多个区域迁徙的经历。为此，费孝通曾用“民族走廊”的概念，来指不同民族长期沿一定的自然环境（如河谷或山脉）迁徙，交往、交流、交融而又保持社会文化多样化的格局。14他还提议深入研究南岭、藏彝、西北三大民族走廊，以更好地理解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是怎样运动的”。15从宏观上看，民族走廊在宏观上或多或少有隙地的特征。若再往细处看，其内部往往在地理形态、生态条件、生计方式和社会文化等方面也具有多样性。因此，在民族走廊多样化的区块之间，会有一系列小尺度的隙地。

其实，中国很多区域都有过多种民族迁徙、互动的历史。缘何民族走廊中的少数民族社会文化多样性会格外突出，或者说民族走廊究竟是如何形成的？指出其多样性本身，虽然对经验提炼有重要洞见，但更重要的是理清形成这种结果的过程和机制。从这个角度看，其人群自我边缘化以（部分）回避赋役的因素固然不可忽视，却难以解释为何他们在赋役无实质差别，甚至深受儒家“礼”仪浸淫的情况下，依然坚守少数民族认同。因此，宏观上具有大尺度隙地特征，内部又包含大量小尺度隙地的民族走廊，在形成、运转的机制层面，仍有值得进一步细究的地方。对这一问题的探索，在理解民族认同、民族关系的历史，以及民族走廊发展的现实思考上，均有价值。以下笔者将以对南岭民族走廊西端南侧桂林市恭城瑶族自治县平川河峡谷“平川瑶”的调查为基础，16结合相关文献，尝试探讨该问题。

恭城县北部栗木镇、观音乡与桂林市灌阳县（水陆交替可达湘江），东北部与湖南省永州市江永县（古称永明），南部与桂林市平乐县、贺州市富川县接壤。平川河发端于观音乡与江永县交界的高山，向东南沿海拔800米—1300米左右高山所夹峡谷平川源（河谷海拔250米—350米），流经水滨、狮塘、蕉山、洋石、杨梅，在观音村的岩口寨出峡谷，再约2公里进入栗木镇地界，在该镇上宅村北侧汇入栗木河。栗木河往南约15公里，即东西向连接恭城、江永两县的恭城河，恭城河往南在平乐县汇入桂江。平川河无法通航甚至放排，从上游水滨村牛眼塘寨经山路到最近的集市栗木圩约35公里（1970年始有机耕路，1988年方通车）。河谷少量耕地可种单季水稻，接近河谷的坡地可种玉米、红薯、土豆，山地除了原生杂木，可种杉树、桐树、油茶树。

二、隙地开发正当性终源于国家正统

20世纪70年代，平川源曾发掘出一个陶罐，内有五十余枚古钱币，“开元通宝”居多，另有部分“宋元通宝”“大定通宝”。所有古钱都是发行量较大、流通实用型的，且都不晚于宋、金。蕉山村存有一个五足双耳石香炉，刻着龙凤、舞狮、麒麟、宝相花、龙犬等纹样（被考古人员断为唐代风格石雕）。17由此可知，明代之前平川源应已有一定数量的居民。

明初，恭城县东部与湖南永明县交界地带发生叛乱，波及桂东北、湘西南，朝廷从桂西河池调兵镇剿。光绪《恭城县志》记道：

明洪武初，势江源贼目梁朝天，湖南贼首雷虎子、马公三等纠党，由八角岩谋叛，攻破县城，杀戮官吏，时全州、永明二官俱被害。有莫祥才者，山东人也，统带庆远府之河池州宜山县、南丹州等处黄、韦、陈、周、石、唐、欧、赖、莫、贲、谭、覃、徐、祝、陆、廖、雷、马、梁、蒙、容、李、罗等二十三姓之药弩手三百、民壮五百，将贼剿平，克复城池，即以功授莫祥才白面寨巡检司，其弩手、民壮均给照，赐地方、租税，俾子孙永享焉。18

县志未提及瑶兵。但是，1984年恭城县西岭乡新合村出土了一块题为《猺目万历二年石碑古记》的碑刻（以下简称《猺目碑记》），详细提到了瑶兵。19其碑文道：

申告恳赏给照，七姓良猺赵中金、邓金通、赵进珠、邓启音、郑元安、盘金童。七姓猺目乃系广（东）德庆州肇庆府铁莲山风（封）川县，入广西恭城县到平源。雷伍（虎）子反，所有招主黄□□、黄明、李富山闻之广东有好良猺，即行招德（得）大朝兵马，之因洪武下山，景太（泰）元年闰三月初三日进平源，剿杀强首雷通天、李通地，贼首退散。给赏良猺，把手（守）山隘，开垦山场，安居乐土。恳给立至守把隘口，又到嘉靖□十七年七月十一日，被东乡贼脚阴家洞，抢得万名（民）不安。本县提调猺名邓贵明、郑海成、赵进旺，□（统）带猺丁拿得生工七名李，□□同解。本县赏给白银五十两，给猺目回源，守真山源隘口地方。后至万历十五年三月十八日，贼首越过苏被口並沙江，立剿（扰）万名（民）不安。本县提调猺名郑进旺、郑德元、赵殊禄，捅（统）带猺丁拿得生工名十，解报本县，即时打死。赏给白艮（银）七十两，给猺目回家，用心固守地方，至万历二十年。守把隘口地方，奉公守法，照越过地方，屡蒙恩赏。但良猺把守隘口地方，山场四至界内土名：赵中金把手（守）到平源，郑元安把守瓮塘源……五猺隘口山场与猺目，永远耕种、管业，开垦先立升科报税，不於（予）另招别猺影（侵）占猺源地界。    当夫上巡马脚不遗被猺，远任前公擅冷（令）后代子孙永远当差科派，那时有无凭只（证）德（得）报恩开垦，攻（功）劳实与朝。报□（万）历祠前，赴本县父台前，伏乞申详上司道府各处衙门计政存案，恳给印照付，猺目各收为据：子孙永远世代沾恩。详给施土司恩泽，历靖申告本县照验，准给申告准凭。    景泰元年闰三月初一进倒不（平）源

洪武下山、万历二年八月十八日恳给印照20

此碑错讹甚多。其中，“广东”缺“东”字，“银”错为“艮”，“侵”错为“影”，“平”错为“不”，因字形相近，疑为笔误；“风”（封）、“太”（泰）、“手”（守）、“名”（民）、“剿”（扰）、“於”（予）、“德”（得），字形差别较大，疑为汉语方言恭城话谐音别字；“只”（证）、“伍”（虎），疑为过山瑶勉语口音别字。碑文口吻、立场皆为“良猺”，新合村至今为过山瑶聚居村庄。综合看，撰写碑文者可能是文化程度不高的过山瑶。过山瑶中当至少有部分源于封川县（今封开县）铁莲山或附近山区，否则难以说出细致地名。口述者未必识字，只会发音“封川”，后来撰碑文、刻字者之文化程度恐不够知晓数百公里外的准确县名，而以为是“风川”。

碑文无确切立碑时间信息，但内容表述为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之后一段时间，地方官不再强调甚至不再承认以前官方曾准许“良猺”世代享有土地及赋役优惠，以至后来“良猺”再次伸张自己的“权利”。其中疑点颇多。

其一，若从广东封川县招瑶兵，水路距离约为河池两倍，陆路翻山越岭亦不比河池近，动静不可谓不大。且不说恭城“招主”难以获知封川“良猺”信息，至少志书不至于单记河池兵（详至弩兵23姓），而不记瑶兵（连《猺目碑记》所记赵、邓、郑、盘等常见“良猺”姓氏，都无一被提及）。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恭城即首修县志，光绪版县志已是第四版21（前三版已散佚），记有其他几次剿“反”“贼”。前三版如有瑶兵记录，光绪版不应独删此记。

其二，若“良猺”是明洪武年间，哪怕是洪武最后一年（1398年）下山，却到景泰元年（1450年）才“进平源，剿杀强首雷通天、李通地”（雷、李之名也像是俚语外号），中间隔了五十多年，耗时未免太长。

其三，在恭城话中，“进平源”意为进入平川源，但碑文“入广西恭城县到平源”，“把手（守）到平源”，“进倒不（平）源”中所提“到／倒平源”（源自西南官话方言恭城话口语，无从判断“到”或“倒”哪种写法准确），却只表示临近平川源峡谷口的平地。

不管真是官方通过查阅档案确认很久之前曾授予“良猺”“恩泽”，还是讨价还价之后妥协，结果是认可其占有5个“猺隘口山场”（含平川源隘口），“永远耕种、管业”，不允许另外再招其他“猺”来占用。而“良猺”也接受了“开垦先立升科报税”，只是不用“当差”。

《恭城县志》记载，“雷虎子”事发明初，针对的是官府，故用词为“反”“叛”。《猺目碑记》所述时间却是明嘉靖、万历年间，“贼脚”“贼首”亦未针对官府，而是“抢”“民”，甚至只是“越过”被“良猺”认定属于自己“永远耕种、管业”的地界。“良猺”乃至官府视其为“贼”，但实属新流入当地的人群。当其土地开发范围跨过“猺源”隘口，进入河谷乃至峡谷口外平地时，与“良猺”发生了冲突。“良猺”作为胜利者，将这些冲突附会于五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之前镇剿“雷虎子”的历史，运用为国立功的叙事，证明其占有土地和免征差役的正当性。

无独有偶，平川源的瑶民述及迁徙史，也说是明初“来恭城打雷虎子”（源流地则五花八门）。曾任水滨大队副大队长、水滨村村委会副主任的蒋礼发存有一本破损、散乱的手抄本《上五排历史》22（“排”是明嘉靖九年［1530年］至清宣统元年［1909年］官府在部分瑶山设置的村级管理单位，小村则数村为一排）。其中一篇《平川上五排嘉靖九年照碑记》（以下简称《嘉靖碑记》，碑已毁，但村中有几位老人表示民国时期见过）记道：

计嘉靖九年（1530年）正月十五日给蒋政聪、周贵清、周福珠、俸仁聪等，各告称：祖公在于平川源上下二涧居住，洪武廿五年（1392年）被永明县雷午（虎）子越来作恶，洪武廿六年告军征剿，蒙上司行榜，仰本县责令本里故民欧（阳）用诚、周福谦招抚周庆陆、俸富三下山向化圣朝。23

这里所说“上下二涧”，涉及明嘉靖九年实施的排瑶制。它以平川源及峡谷口10个大寨为中心，设10个排。下涧指的是下五排，包括老洼（今观音）、洋石、杨梅、井头、白藤底（今大坑底）诸寨。上涧指的是上五排，包括蕉山、狮塘、水滨、古骨圩（含矮寨）、大畔源诸寨（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第一排大畔源寨划归湖南永明县后，将较晚成村的狮尾、黄茅岭［今莲花］、石坪寨设为第一排）。其中，“雷虎子”写为“雷午子”，亦为过山瑶勉语口音所留痕迹（今水滨村只有牛眼塘寨1位老人还会说过山瑶勉语），所记“雷虎子”被征剿时间（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与光绪《恭城县志》所记“洪武初”相比，有显著出入。此说附会色彩十分鲜明。

不过，《嘉靖碑记》所载另一事多有印照。碑文记道：

具记永乐三年（1405年）造册附籍，纳粮四石九斗三升，住种杀功解报，守护地方，至今一百七十余年，并无为非生祸。因被嘉靖六年（1527年）成江附籍良猺周良通等，（将）田地与獞人常金朝、常金龙、龙汝鉴占种。嘉靖七年三月十七日又被周镛、欧阳爵、卢姗等放傲，将本源盗卖王铭等，聚兵杀占、攻破山寨，杀死男妇一千余命，赶散良猺（往）湖广永明地方避住。（周贵）清等将情具告，蒙道行提周镛等，责令协同委官并县哨入源晓谕。军门杀伐利害，抚退王铭。回巢（源）照旧招佃，周贵清等复业本源住种。24

平川源峡谷口外栗木镇上宅村的《周氏大宗族谱》对此事记道：

嘉靖七年戊子（1528年），平川源被（恭城北乡栗木）大合（村）招主欧阳爵、本族地主周镛，受银三百两，（将）平（川）源田地尽数卖（恭城东乡）东寨贼（王）铭类，占夺平（川）源，杀死大小男妇一千余命。田地主（周）福谦、周祚、周郁、周郡通族等用呈具告回民瑶兵，备调发监三十四俍兵，四方普洗本乡三寨；胡北洗平三寨，胡伯抽巢，乡境得宁。25

两则记载略有差异：其一，《嘉靖碑记》提到明嘉靖六年（1527年）就已有过“附籍良猺”将田地租给“獞人”耕种，次年才发生“良猺”土地“尽数”被“盗卖”和被驱赶、杀戮；其二，周氏族谱所记，大合村“招主欧阳爵”和“本族地主周镛”卖土地，属公卖而非“盗卖”。

类似的事接二连三发生，说明当时有土地的一方，不管是汉人“招主”还是“附籍良猺”地主，将原本租给“良猺”的土地，收回佃权，改租或卖给新来的“猺人”或“獞人”，已非鲜例。新来的“獞人”未经过“良猺”村寨集体同意，从地主个人手中租、买土地之后，即自行耕种（被认作“占种”）。新来的“猺”“贼”则除了自行耕种，还要向原租种的“良猺”再收一道租，以至引发流血冲突。官方提审卖主，军队介入，但最后只是“抚退”而非剿灭“贼”。这更说明，问题实质是争夺土地经营权。周氏族谱既称王铭为“贼”，并记其占平川源、杀人之事，却不提“盗卖”，或为祖先讳。

在当时的土地开发过程中，“良猺”可能确实贡献不小，且是以组织化的群体形式存在，以至于与土地所有者达成了默契，有集体性的优先耕种权。《嘉靖碑记》提及明永乐三年（1405年）纳粮的标准，或为暗示“良猺”耕种这些土地，原本赋税、租金比较低，因此夺佃、加租都不可接受。该碑记在后文中还提到，事件平息后上、下五排只需各“纳粮税”“六担”，由周、欧阳两姓代收，26此亦证明“良猺”为“附籍”。

三、土地承载弹性空间及其自我维系

经明嘉靖年间变故后，平川源“良猺”获得了官方认可的平川源土地经营权，以及相当一部分土地所有权（这可算是官方对欧阳、周氏等山主的惩罚，以此补偿受损的平川源“良猺”）。但是，平川源人口损失不少，而已开垦出来的土地得有适当数量的劳动力耕种，才有经济收益。于是，已有一定山主地位的平川源“良猺”，向官府申请并获得准许，可以村寨集体为单位，主动招徕其他缺少土地，甚至还处于流动状态的“猺”，从深山下到河谷或临近河谷的坡地进行耕种。对此，《嘉靖碑记》载道：

（明嘉靖）九年（1530年）正月二十五日立赏蒋庆才、庆广招板瑶赵广富。正月二十七招二十五家。李朝聪招板猺赵老担，何涧清招板猺赵广聪，李庆惠招板猺盘大三……嘉靖九年，蒋政威（招）廿五家，田户开在赵广聪名下，蒋世姗招廿五户，开在赵保仔名下。27

板瑶属于过山瑶的一个支系（但与此前流入平川源“附籍”的过山瑶，显然不属于同一群体），据说因“以头盖夹板而名”，源自广东北部。28但是，仅上五排一年之内就能招到板瑶上百家，甚至在正月3天就招徕到三十余家。由此推测，原本就在平川源及其周边深山游耕、游猎的板瑶，数量必定不少。否则，恐难短时间内有这么多人能够召之即来。依费孝通于1935年所做调查，桂东北大瑶山区的瑶民有控制人口的习惯，一般一对夫妇抚育2个孩子29（部分家庭或有老人，估算平均每家5口左右）。以此为参照粗略推算，该年上五排招徕板瑶即可能达到五百人以上。若下五排情形亦相似，则整个平川源招徕板瑶约一千人。这个数字大致接近此前平川源在冲突中损失的“一千余命”。若这种招徕行动，并不能将周边深山中带有一定流动性的人口悉数全引下山，则说明原本在深山中靠游耕、游猎生存的人口可能远超过千人。平川源及其周边山地能承载的人口有相当的弹性空间，由此可见一斑。

平川瑶招主得在自己名下给招徕的板瑶开“田户”，意味着这些板瑶主要不是在深山中耕种林间旱地，而是在河谷种田，或在接近河谷的坡地进行开垦。虽然板瑶与平川瑶在语言、服饰、生活习惯上不同，但仅从土地耕作的角度来说，并不必然构成矛盾。然而，一种在水滨村口口相传的说法表明，这部分板瑶中的大多数，后来被平川瑶以武力赶出了平川源。

水滨村不少村民曾为笔者讲述这段口传历史。其概要为：上五排招徕的大部分板瑶不习惯耕地农作，在清朝初期可能已放弃佃耕，而集中在平川河上游支流冷水源山谷中刀耕火种（冷水源乃从海拔300米左右的平川河谷急剧抬升到1200米左右的陡峭高山溪流，水温明显比平川河低得多，故得此名，属大村水滨寨地界）；冷水源有百来户板瑶，很强势，甚至敢葬人到岗子上寨（属水滨寨大家族周姓的土地）；约在清乾隆年间，水滨寨周姓联合其他寨瑶民，与冷水源板瑶打了一架，死伤不少（不同的人口述数字不同，少则十几个，多则一百多个），冷水源板瑶败走，不知其踪。

板瑶在桂东北大瑶山区颇为有名，原因之一是入山较晚，没有或极少拥有土地。费孝通于1935年调查发现，板瑶因无地或少地而地位极低，故对耕地格外渴望。30由此反观平川瑶关于板瑶离开平川源的说法，似多有可疑之处。毋宁说，情形更可能是，平川源人口慢慢增加之后，平川瑶开始收回佃权，相当一部分板瑶不得已退到山上，而且是周边地带耕作条件相对较差的冷水源。在暴力驱赶之下，这部分板瑶最后失去了在平川源的土地经营权。但是，少量未聚在冷水源的板瑶，则可能既有通过入赘、过继等方式融入平川瑶村寨者，亦有继续耕种于周边深山者。

平川源山脉连绵不断，耕地只占极少数，绝大部分土地是开发程度很低的山地，甚至未开发的原始森林。大部分板瑶离开，自然还有新的人群流入。

清康雍两朝全面推行人丁不单收税的政策，康雍乾之际社会总体稳定，以及红薯、玉米、土豆等旱作物扩散，31致使人口快速膨胀。康熙早期全国人口“可能已经大大超过1亿5千万”，主要“平原和低山区已经人满为患”，32至乾隆晚期又“不止翻了一番”，达到3亿多，33大量人口不得不转向深山区。

清乾隆年间，不仅有新的以刀耕火种为主的过山瑶，还有来自宝庆府（大致为今湖南邵阳）擅长犁耕锄掘农业的农民，不断涌入平川源及其周边山地。除全国人口，尤其平原人口膨胀的大背景之外，还与宝庆府在乾隆年间特别频繁地发生灾害，灾民难有就地喘息、恢复生产的机会有关。以下略摘几处道光版《宝庆府志》记录为证。

乾隆“十一年（1746年），武冈、新化大水”；“十二年四月，城步大水……是岁城步大火”；“十三年，城步大疫、新宁水灾……六月新化水灾”；“十四年三月，新宁、武冈水灾……庐舍湮溺甚重”。34以及，乾隆三十年（1765年）“新宁大荒，城步大水大饿……斗米银六钱”；“三十二年秋，新化大水”；“三十三年秋，新化水灾……邵阳大旱，斗米银四钱”；“三十五年，新化旱，城步麦无收”；“三十八年，新化虫伤稼”；“四十年，新化大水”；“四十三年，宝庆大旱大饥，邵阳斗米银八钱、饿殍相望，城步大旱，饥民多聚集肆掠”；四十四年，“城步大饥，斗米银六钱，新化旱”；“四十五年，新宁、武冈、邵阳、新化大水”；“四十六年春，城步大水”；“四十七年春，雷震城步……夏四月，新宁地震”。35

宝庆人流入平川源，主要靠开荒山耕种桐籽树、油茶树为生。这从水滨村周姓族谱中保留的《立批山场契约》（以下简称《乾隆契约》）可见一斑。该契约写道：

立批山场人广西恭城坪川源水边村、大田头、旱地四脚（房）人等……鸣锣公议，今将承祖山场座落土名大冷水、小冷水一所……四抵分明。情愿凭中说合，将来批与新化宝庆客人谢代宗、桥柏、坤宗、李咸有叔侄兄弟，耕种开挖，六成生理。当日三面言定，批山价银六十四千。二家言定开山，就日交足，并无短少分厘。每年议定，地钱照户收租，每户租钱二百八十文，风（丰）年不加，次（歉）年不少，其（期）限钱十月十五送至上门。自批之后，青山地山载种桐树、茶树，一概任从客人耕管，主家不得异言幡（翻）悔，任从客人招流（留）耕种人等，主家族内再无异言，如有个民差俞（干预）不与客人相干。若有众姓叔侄人等，不许另生枝节。新化客人谢代宗、李咸有二人不许招流（留）吃酒、打架、赌博，长人不许首流（收留），并无耕种，不许宝山乱横。又有主家茶（查）出，送官禀报，自耳（理）其罪。今恐无凭，立写批字，付与客人收执为据是实。

请中人：俸奇通、何昌万、蒋子民。请代笔人：蒋子亮

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十月十五日立批，永远耕种。

值得注意，《乾隆契约》表明：其一，来自湖南新化县的宝庆人租佃山地，仍得经过水滨村周姓4个“脚”（房支）集体同意；其二，宝庆人是每年按户集资的，但对水滨周姓人而言则属于宗族公款；其三，宝庆人还可另行招留新来的人耕种。

宝庆人原本即熟悉犁耕、锄掘，其山地耕种技术远远高于此前的过山瑶，甚至也高于平川源本地瑶民。其经营山地的模式是“用‘打锣唱歌’的形式，大面积开垦山地，第一年以种粮为主，次年则植入杉树、桐树、油茶和毛竹，并套种粮食作物，第三年则长树长竹、培植成林”。36据水滨村不少老人估算，宝庆人的套种技术比起当地瑶民种桐籽树、油茶树之后就等着收桐籽、油茶籽的方式，在开荒头十来年经济效益起码高四五倍。1952年土改时，水滨村215户，划出地主、富农共12户，其中8户是宝庆人。37此时，宝庆人居于高山，却相对富裕，证明其土地开发技术的确比较先进。宝庆人也不像此前两拨名称不详的过山瑶，以及板瑶那样，主要生计方式是游耕，而是一旦有山场可开荒，便能就地长期生存下来。

按《乾隆契约》，宝庆人可再招徕新人进山开垦。加之其开垦效率和收益比较高，进入平川源的宝庆人也日益增多。而本地瑶民当中，也有人抵制不住利益诱惑，不经过村寨集体公议，即将山场私自租给宝庆人开垦。久而久之，又引发了新的冲突。

现存于平川源狮塘村的一块无题碑刻，记录了一份于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订立的契约（以下简称《嘉庆契约》）。其文如下：

立写天理仁义合同人周姓，李、孟、蒋、卢姓等。今因却被无齿（耻）之徒盗批双水六底业山，并行批飘以（与）湖广楚南新化宝庆之歹（徒），再于加（嘉）庆十一年（1806年）盗批。不料周姓四围（房支）众等查实不服，捉挐批主。成（呈）赴县主不印（应），具（状）往府台宪主详徐，宋（宪）主不重粮田。众等往省投告，详县、宋（宪）主不周。众等归家鸣锣集议，合口同心，情愿将冷水源大罡头一概付众，言（延）请下排四姓村老、二甲商议：水源将来下应粮田，大罡头将来二村牧牛，其出众之物，不能私已受用；水源、六底、大罡方以为上下官务之费，钱文艮（银）两每村占一半。二村合议：虎羊同群，鸡鹊同巢，情愿甘心，甘心情愿，将冷水源抄群出众（全部充公），勒石题名，平半耕管，以清藤面分水为界，二村同心抚做；其后二村不得幡（翻）悔，下村狮公塘不得退速（缩）、为悮（违误），上村周姓不得异言。如有此情，任从证立之主合同执照。上有天神共照，中有二村排甲在场，一干人等立合同，二纸一样、各执一张，存照子孙永远，证立之后，恐有无名之辈，不许入境□（采）伐，不得假湧赫□。

《嘉庆契约》所述，即本地瑶民私租水滨寨周姓所属冷水源山场给宝庆人，周姓宗族知晓后报官，但从县、府再到省，官司打了11年未果，最后水滨寨以出让冷水源一半山场为代价，请狮塘村四姓瑶民相助，合力赶走通过私人“盗批”租得土地的宝庆人。

《嘉庆契约》未提及如何对待经过瑶民村寨集体商议租得土地的宝庆人。依笔者对水滨村的调查推测，当时宝庆人并未全部离开，他们中的少数通过入赘、过继等方式融入了平川瑶村寨，其他的则继续耕种于周边深山。不过，此后可能少有新的宝庆人流入，新流入者主要是灌阳人（邻县灌阳的瑶人和汉人，但其瑶人所持语言与平川瑶语不同）。据曾长期担任水滨大队支书的周明统回忆，1958年观音人民公社成立时，平川源动员了1100多人下山，到河谷地带兴建村寨，或加入人口较少的瑶寨居住。其中，宝庆人480多人，其他主要是灌阳人和少量过山瑶。（访谈时间：2020年7月）

这个1100多人的数字，加上《嘉靖碑记》所提及招徕板瑶约一千人的信息，说明平川源周边山地应至少有养活一千余人的弹性空间。当河谷人口过少时，容易从深山中招徕流动人群，到河谷耕作。当河谷人口接近饱和，尤其是深山中流动人群数量超过土地承载的弹性空间时，则容易出现土地经营权纷争。

当然，平川瑶内部同样也存在土地竞争。一旦形成纠纷，能内部协调的则内部解决，不能的则诉诸官司。但是，由于国家难以日常化地深入平川源展开治理，讼争往往十分漫长。例如，杨梅村与邻村洋石曾为一块有水源的山场（名为牛角湾），自清嘉庆年间开始即多有纠纷、讼争，直到民国29年（1940年）方由广西高等法院第七分院判决。38平川瑶为掌控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日常更多依赖的还是自身社会团结的力量。

四、多元社会结合与礼之践诸于野

从现有可考信息看，明初至永乐三年（1405年），平川源外的大家族（自称“本地人”）与平川源内的“良猺”多为山主、佃户关系。“良猺”经“造册”登记，“附籍”于“本地人”，由其代向官府转缴赋税（这说明，“本地人”更早就已登记为“民”）。后者属于官府治理“良猺”的代理人。依习惯，山地为“良猺”村寨集体租赁经营（未提及水田），地主不能未经“良猺”村寨集体商议，就售卖或转租给新来的人群。其赋税也是以村寨为单位额定缴纳，寨内人口、土地数量变动，对官府和“本地人”而言并不重要。

平川源“良猺”社会结合首靠姓氏、家族，人口较多的成单姓村寨，甚至一姓分成两三个村寨，人口较少的则多姓结为一寨。不过，姓氏、家族未必完全一致，如古骨圩寨蒋姓与白荆铺寨蒋姓并非同一家族，据传前者先到平川源，被称为“大蒋”，后者被称为“小蒋”。

百余年后，明嘉靖六年（1527年）“良猺”与新来人群发生流血冲突，官府保护了前者的土地使用权，让其获得了一部分土地所有权。此后，对于租赁的山地，虽然“良猺”依然得给“本地人”山主缴纳租金，但获得了招徕其他人耕种，即转租土地的权利。官府虽然还无力对其“编户齐民”，但已不满于依靠平川源外“本地人”代为治理，于是自嘉靖九年（1530年）开始实施“排瑶制”。平川源被分为10个排，每排设“猺目”，“猺目”作为“户长”直接向官府纳粮缴税，用“猺人法”39治理村寨。排，是由外置入的行政框架，但其管辖范围和头目设置，照顾到了民间以姓氏、家族为社会单位的习惯，久而久之也成了平川源重要的社会单元。迄今为止，在平川源居民的口语中，还经常会用排、上五排和下五排，来指代不同范围的地界和人群。

在地理分隔明显的条件下，单姓村寨变大后，亲缘网络也随之扩大，内部通婚成为一种需要。例如，据清道光年间狮塘村李姓所修族谱记载：原居高山寨，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首次修族谱（已散佚）；本有8个房支，人口增多后曾经族老商议，将第一、二、三房改为姓孟，以便“异姓婚配”；后传至第15代，第二、五、六房绝后，第三、七房人口也少，但第七房在第7代有一户“接”（过继）了永明县一个名叫“卢万洪”的人为子，其后代承李、卢两姓，狮塘始有卢姓（后又搬到老寨，与盘姓结为一寨）；清中期，李姓第四房一户“接”了长房一人为子，继而人丁兴旺，与部分孟姓一道开辟了名为“老虎塘”的新寨子。40

除了分宗、过继之外，入赘也是平川瑶调整社会结合的重要方式。据传，观音村老洼、洼里两寨村民即外来陈姓人入赘老洼寨盘姓瑶家，留下的后代。其族谱记道：“嘉靖年间”，陈仁意、仁忠兄弟“流落”到老洼打铁，仁忠的独子被该寨某瑶民“招”为女婿。老洼寨李姓、王姓，也自认是外来人员入赘瑶家而留下的后代。41石坪寨是清末从平川河对面的狮尾寨何姓分出来的，但至笔者入村做调查时，俸姓人口已近该寨一半。究其缘由，也是从蕉山村招了一位俸姓女婿上门，繁衍而成。古骨圩寨“大蒋”，据族谱记载，在明万历年间招了狮塘村某杨姓村民为上门女婿，其后代承蒋、杨二姓（1949年，蒋、杨两姓还合建了宗祠）。莲花寨俸姓村民自述原姓周，明初自湖南道州来到该地，改姓俸，清嘉庆年间宗族人口增至2个房支，为“通婚之便”，第二房恢复周姓（二姓族谱同修，字辈排行亦共用）。

此类案例说明，自清康熙、乾隆年间开始，平川源已有某种程度的“同姓不婚”和宗族的“礼”仪，至嘉庆、道光年间，这种“礼”仪已成为日常现象。不过，通过部分人改姓、分宗的变通方法，实际上同姓内部仍可通婚。入赘者所生子嗣，虽世代住在女方村中，却可以承继两姓宗祧，甚至完全随父姓。儒家所尚“礼”仪，在特殊地理和经济社会条件下，明显发生了质的改变。

尽管如此，以“礼”为内核的宗族礼仪、祠堂，以及用谱系明晰亲缘关系的做法，毕竟成了平川源瑶民社会结合的常规方式。甚至于，他们还尝试运用此类“礼”仪，与平川源外“本地人”建立起更宏大的联盟。清道光年间，水滨寨周姓编纂族谱，可谓典型案例。

宋代，恭城出了一位名人周渭。他曾任监察侍御史，给恭城的“民”减税役，并倡举办学。周渭去世后，宋真宗“敕封为惠烈御史周王”42，恭城有不少村建祠崇祀（今县城附近仍有两座周王庙）。清乾隆年间，恭城县内不少周姓编纂族谱，认为周渭的太祖曾居湖北襄阳，并在唐太宗治下（627年—649年）任金紫光禄大夫，生有18个儿子，字辈为“弘”，后代分布于湘西南、粤北和桂东北（同时期，与恭城县较近的湖南宝庆新宁县、道州宁远县也有类似家谱，记为“十八弘”）。其中，栗木镇上宅村周氏族谱修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西岭乡西岭村周氏族谱修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周渭祖籍，宋史并无记载，宋、元乃至明代民间亦无家谱记载。在其去世千余年后，却有了清晰的亲属谱系图和跨越数省的迁徙路线图。毋宁说，在清康乾嘉之际，湘桂边区人群修纂族谱，常有某种形式的附会、联盟。

清道光壬午年（1822年），平川源水滨寨周姓也修纂了族谱。其谱记道，他们与周渭乃同一宗支，皆为周弘颂的后代，而且金紫光禄大夫实际上有24个儿子，谓之“二十四弘”。水滨寨有村民提出，可能更早就修过族谱，道光版族谱只是照抄之前的记录。考虑到彼时村中识字者并不多，且一代代将《嘉靖碑记》之类的文字保存完好，却未见对此前的家谱有只字记录，此说并不可靠。其宗祠则建得更晚，祠堂门口的石碑上刻有“大清光绪六年（1880年）庚辰岁孟冬穀立  奉旨恩受国子监太学生周显煕立”。族谱追述千年亲属脉络难免失真，却能表明早则在清康乾之际，晚则在嘉道之际，儒家之“礼”已被平川源内一些大姓用来编制群体社会关系网络。子弟被恭城送到国子监就读（另有观音村陈姓族谱提及，在晚清出过“名登仕版”的“千总”“巡检”“例贡”），侧面反映了当地文教水平不低。

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恭城县志》修纂记录道：原来恭城瑶民“间有纳税，亦百中之一，不当差……今则东、北两乡诸猺咸编户受约束、委（威）顺服从，尽皆纳税，多有读书明理、援例报捐者”43。考虑到嘉庆年间恭城曾修纂过县志（已散佚），这段光绪年间的县志记载说明，平川源瑶民在嘉庆至光绪年间（偏近光绪年间的可能性更大），已完成“编户齐民”（深山中少量过山瑶和宝庆人、灌阳人除外）。宣统元年（1909年），他们与栗木河上游的“本地人”一并被纳入恭城县第四区，在赋役上已无明确区别。

不过，与儒家“礼”仪一样，梅山教、佛教、巫觋信仰在当地社会文化生活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笔者在平川源实地调查过程中，常听说上、下五排曾经共有“三十六庵、七十二庙”（一说“三十六庵、四十八庙”）。除了单家独户祭拜外，不少庙为上、下五排共同祭祀（如白马将军庙），有的是几个村庄联合祭祀，有的是一村寨或一家族祭祀。直到民国时期，稍大点的寺、庙、庵都有数量不等的水田（通常1—3石），作为庙产，并有相应的组织——“会”，以及“会首”负责管理。

许愿、还愿（二者中间还可以“暖愿”），是平川源瑶民常见的信仰行为。其中，较大的如“盘王愿”庙会五年一届，于农历十月十五、十六日举行；“婆王愿”庙会三年一届，农历十月十五、十六日举行（上五排可作为“客人”参观），抬婆王像出游各村；“李王愿”为轮祭，狮塘麒麟庙会为农历八月十五日，蕉山近水庙会为农历七月十四日，水滨天祠庙会为农历十月十五日。“暖愿”时间根据还愿时间定，一般在农历六月农闲时日。虽然平川源瑶民对外都认可“平川瑶”，祭盘王，但在内部，上五排瑶民自称“平顶瑶”或“狗头瑶”，不祭婆王，而下五排瑶民则自称“盘瑶”，不祭李王。

梅山教信仰则更是贯穿于平川瑶的家祭、祠堂公共祭祀、人生礼仪、岁时节日庆典等各个环节。梅山教源于湖南中西部新化县、安化县一带的梅山，宋代开梅山道后，“梅山蛮”往北（武陵山区）、往西（湘西、黔东）、往南（湘西南、桂东北）迁徙，将其宗教带往各地并各具区域特色。44就平川源而言，上五排称“梅山教”，下五排对内称“梅山教”，对外称“淮南教”。水滨村有师公（民间宗教人士）认为，二者核心仪轨和供奉神灵都相同，称呼有别可能是因为下五排与外界汉人打交道稍多些，有攀附道教的色彩。但也有师公认为二者有实质区别，在还愿仪式中，上五排只吹笙挞鼓，而下五排还会打锣敲钹，并且戴着“鬼头”面具跳“鬼舞”（有巫的色彩）。

平川源梅山教供奉1200多位神灵。传统上村民常将其与自家祖先像一起绘于布帛卷轴上，在重要祭祀场合当神箓悬挂。1984年，水滨村莲花寨某村民清理旧宅，发现俸姓、盘姓神箓各一卷（前者主绘于清乾隆九年［1744年］，增绘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后者绘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合计长108.98米，成为重要文物（现常被称为“梅山图”）。

此外，在民间信仰中，不少土地被认为具有神圣性，禁止开发。例如，清同治年间水滨村莲花寨、矮寨所在的两个排，公议立碑禁止村民在开天庙、白马庙之间凿山烧石灰，认为会破坏“神山龙脉”。其碑文如下：

立碑禁神山后龙。两排六□（姓）众等始祖，历来原立开天、□（白）马二庙，左右后龙神山无敢犯。不料客岁崣山何兴秀不守王章，竟敢在左边擅动神山，打石烧灰……是以众等不服，即伸猺目、地老、大彰公论。而（何兴）秀等之情畏圣，以后不敢再行。两排众等勒碑封禁……如有不法之徒胆敢左右违乱后龙神山、打石烧灰，协同禀官究治，不徇私情私放。毋违封禁，切切矣。45

平川源自清代中晚期开始编家谱、建祠堂甚至尚科考，认可“礼”的正统性，却未如诸多平原区域一样，46将其他民间信仰变成精神生活的“配角”。相反，当地不仅民间信仰种类繁多，而且瑶民还认为信盘王、梅山教和白马将军，有身份象征意义。究其缘由，水滨村一些老人的看法值得参考。蒋礼发表示，“如果盘王、梅山教都不信，怎么还能说是上、下五排的瑶人？”曾长期任大队、村支书的周明统则说：“现在是新中国、新社会，哪个边边角角都有党的光辉，样样都变好了，不讲这些（标准）了。原来要是不讲（信）盘王、不讲（信）梅山教，你怎么有资格在上、下五排做主人，怎么（占）有山、（占）有田？”言下之意，传统时期国家难以日常化管理平川源具体事务，按当地习惯，只有平川瑶人才能占有土地，而盘王、梅山教信仰则是其身份标志。

五、民族认同更迭及其在隙地的层累

明初，莫祥才带庆远府河池宜山、南丹之兵到恭城剿“雷虎子”。因其时宜山多聚“獞”“獠”和“狑”，南丹多聚“性颇轻悍”的“狼”和“㺜”（“㺜”的“语言与獞同而声音稍柔”，“服饰略同獞”）47，莫祥才之兵常被称为“狼兵”。这些“狼兵”被安置在恭城东南山隘口白面寨，以防“猺”（当地现有几个村，村民自称其后裔，属壮族）。此类做法，应与明前期、中叶桂东北招“獞”防“猺”、以“狼”制“獞”的政策有关。48在官方和文人记录中，此类冲突被简便地称作“猺乱”。49但若不细究土地、赋役、里甲制度以及“军”“民”“猺”“獞”“狼兵”等人群互动，就难以全面理解这些动乱。50

言及莫祥才本人，光绪《恭城县志》称其为“山东人”。后世白面寨周边莫姓编纂族谱，更详记其出生地为山东青州府淄博临淄九德峰村，由此推断祖上应为汉人。但是，考虑到最早的《恭城县志》编于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距离明初已有二百多年，莫姓族谱编纂更晚。因此，此类记录亦非没有可疑之处。

据科大卫考证，在明代早期、中叶的广西，尤其是河池所在的桂西，土著被招募和编成军队称为“狼兵”，配备的指挥官一般也是土著首领。51莫祥才在河池统带300名弩兵，其职位应不会太高，甚至在恭城立功后，所授的“白面寨巡检司”也是一个基层武职。作为基层官员带兵，难以绕开日常语言沟通。从社会文化层面看，如莫祥才乃数千公里外的山东淄博人，到遍地是“獞”“獠”“狑”“狼”和“㺜”的广西河池担任基层军官，如何有效“统带”？若真如此，志书既然记他在恭城立功后的武职，按常理也应记他在河池的军职，实际却只字未提。此外，志书还记道，其所带弩兵有23个姓氏。其中，除莫、贲、覃、祝、陆、蒙等后世壮族常见姓氏外，其余皆为常见汉姓。在这样的区域，一支小规模弩兵姓氏如此之多，且汉姓占大部分，亦令人存疑。

种种迹象表明，莫祥才可能属于河池的基层土官，在当时的族类观念中，属于“獞”“獠”“狑”“狼”或“㺜”中的某类。在二百多年后恭城县修纂志书时，因其后代已登记为“民”，并接受了儒家“礼”仪，自称为汉人（甚至他称也可能已是汉人），而附会祖先源自颇有“礼”仪象征意义的齐鲁大地，隐去了其在河池的官职。此外，志书还将当时弩兵后代自认，甚至他认的各种汉姓，附加到了关于明初的历史追述中。

由此看，历史上的民族身份表述，不太可能是本质主义的。《猺目碑记》所载叙事，亦如此。它应属过山瑶附会征剿“雷虎子”的历史，以证明自己为“良猺”，且有占“猺山”隘口及其周边土地，以及减税、免役的正当性。立碑者及其所代表的人群，显然已十分清晰地认识到，哪怕这些隘口及周边山地极为偏僻，国家仍毫无疑义是至上的“正统”。其“到／倒平源”的表述表明，至少混杂了部分源自广东封川县的过山瑶，在紧靠平川源峡谷口的平地上建村寨。

光绪《恭城县志》另有记载：“永乐二年（1404年），拨军屯田、设寨堡，守东、西、北（乡）”，是谓“耕兵”。52平川源峡谷口为北乡的主要“猺源”隘口，应有耕兵设寨。耕兵作为“军”户，不是本地“民”壮，在招“獞”防“猺”的政策背景下，亦不可能是“猺”，只可能是“獞”。

《猺目碑记》中所涉过山瑶也居此地，时间若是“洪武下山”打“雷虎子”，较之于“獞人”耕兵稍早，若是“景泰元年”则稍晚。相近时间到平川源峡谷口外平地的过山瑶与“獞人”耕兵是否合寨混居，已不得而知，但起码应居住在临近村寨。在紧靠平川源峡谷口平地上，现有周家塘、老氹、岩口等3个自然村寨（老氹为岩口所分出），语言既不同于栗木平地“本地人”所说的“本地话”，也不同于平川源瑶语。这或可说明历史上过山瑶、“獞人”耕兵、平川瑶人与“本地人”，在此有过复杂交融。虽然此三寨人口，在清嘉庆至光绪年间“编户”时已被记为“平川猺”，但日常实践中的民族认同势必呈更复杂的“图层”叠加之状。直至当代，他们也只自称／他称为瑶族，至于是瑶族什么支系已说不清（但肯定不是平川瑶），更不是由“獞”改名而来的壮族。

明初“雷虎子”起事在恭城河上游山区“势江源”，其后进犯恭城县城，水路、陆路均只需经过恭城中南部，而平川源在恭城最北端的群山中。再参考光绪《恭城县志》记载莫祥才带兵剿“雷虎子”的经过，平川源居民大概率既未参与“谋叛”，亦未参与“平叛”。即使是在该事件之后，官府授权部分“良猺”进入平川源居住，亦不至于驱赶或杀戮原居民。但此后原居民未再有单独的记录和表述，应是融入了“良猺”。其文化和民族身份已无从考据，但无疑成了被“良猺”文化和民族身份覆盖的“图层”。

水滨村村民告知笔者，平川瑶语与临近的湖南江永县西北部瑶语能大致相通（但需要认真听，加上揣摩意思），而且都信奉梅山教，而与江永县西南部通过恭城河和恭城东部相连地带的瑶语完全不同（且后者不信梅山教）。由此看，其祖上自永明县西北部移入平川源的可能性比较大。他们与平川源峡谷口外、部分源自广东封川县的过山瑶，不属同一支系。但不管是明代之前平川源遗民的原因，还是明早期湖南永明县瑶民移入之后又有少量其他过山瑶融入，直到嘉靖年间，平川源瑶语中有少量特殊词汇为过山瑶勉语口音。以至于与西岭乡新合村《猺目碑记》将“雷虎子”记为“雷伍子”发音一样，平川源上五排《嘉靖碑记》将之记为“雷午子”（在其他语境下，平川瑶语将“虎”字发音为“hao35”，将“午”字发音为“pu41”，皆迥异于“伍”［nge13］）。此外，狮塘村杨姓于清道光年间所修族谱明确承认，祖上本为汉人，元末于长沙被陈友谅乱军所杀，家人不断迁逃，明洪武二年入平川源，入源后第三代一男丁过继给盘姓瑶家为子，后代承盘、杨二姓，才成瑶民。这说明，从明初到明中期，平川源“良猺”内部有其他人群（包括部分过山瑶、汉人）混融的痕迹，但时间长了，自称与他称都变为“平川猺”。

当时“良猺”所说的“贼”也不同于“雷虎子”那样“反”“叛”国家的人群，而是土地开发越过“良猺”认定界限的“猺”。后者势必流入该区域较晚，在深山中游耕（通常加上游猎、采集），尚未侵犯“良猺”的土地界限时，双方并无矛盾。待其人口规模或游耕范围扩大，进入“良猺”认定拥有权属的地界时，才发生矛盾。广义上说，此类人群也可被称作“过山瑶”（但与此后招徕的板瑶，应属过山瑶不同支系）。进山较晚的过山瑶被较早定居下来的自称“良猺”的过山瑶，以“贼”的名义赶走。过了若干年，县官要求“良猺”当差，“良猺”依官方渠道“申”“报”“乞”“告”，最终达成纳税但不当差的协议。其申告理由，乃附会参与征剿“雷虎子”。如此一来，两类瑶民之间争夺土地，胜利方即表述成了为国立功，实则是“通过追溯祖先的历史来决定谁有没有入住权、是不是村落的成员”53。但是，虽然“良猺”获得官方确认占有土地的权利，且表面上不用服差役，却不得再如以往那样，开垦新土地后不“升科报税”。较之于以往的优免权，新“升科”这部分其实可算一种变相的“役”。54

如同定居于“猺源”隘口的过山瑶一样，平川源的“良猺”也能认识到，占有土地若要变成合法“权利”，就得国家认可，国家才是产权的终极定义者。明永乐二年（1404年），平川源峡谷口外由“军”户设寨堡，有耕兵守值后，次年平川源内“良猺”就“造册附籍，纳粮”，恐非巧合。只不过，“附籍”意味着官府并不日常化地深入“猺山”治理“良猺”，而是靠峡谷口外平地“本地人”大家族间接治理。由此，平川源“良猺”虽仿照峡谷口外扼守隘口的过山瑶，声称因剿“雷午子”才获得平川源的居住权，但仍不忘强调，此乃“本里故民”周、欧阳等大姓“招抚”的结果，而后者之所以“招抚”，又源于“本县（官府）责令”。其“礼法话语建构”与资源、人员流动统合，实为边地与国家整合的方式。55

由于不断有新的人群流入“猺山”寻求生存机会，加之“招主”依仗开发山地谋利，新流入人群与原已稳定居住下来的瑶民，易发生矛盾。明嘉靖九年（1530年），平川源“良猺”与峡谷口外“本地人”大家族新招徕的“獞”“猺”发生冲突，之后招徕“板猺”耕种。在约两百年后的清乾隆年间，“良猺”又与“板猺”冲突，再招徕宝庆人耕种。约在百年后的嘉庆年间，“良猺”与宝庆人也发生了冲突。但是，事实上第一、二拨具体支系名称不详的过山瑶，以及后来的“板猺”、宝庆人，只是因未经过“良猺”村寨公议而靠私人“盗批”租得土地的那部分（尽管是大部分）离开平川源河谷地带和靠近河谷的坡地而已。那些经过“良猺”村寨公议而租得土地的人，尽管是少数，却并未全部离开，而是有少量通过入赘、过继的方式融入“良猺”村寨，其他的则长期游移于周边深山，且多有混融。

虽然不断有其他民族人群更迭认同，融入平川源，但其认同一层层叠加、“层累”56的方向却是有“山主”地位的“良猺”，而不是其他。观音村盘姓族祖上为科考（依规定，未编户的“猺”不得参加），于清咸丰初年改姓陈，对外自称汉人，但传了7代后，在民国年间又恢复姓盘。57杨梅村一家族祖上据传为湖北武昌汉人，明初入平川源，因“此时平源多属盘姓，不得已乃改盘姓”，民国十二年（1923年）立碑改姓杨，但承认是瑶人。58

六、结论

中国地大而形态复杂，生态和人类生计方式、社会文化也因此多样。这些因素构成了大小不等的区域，大区域间常有山川、河流等地理“缝隙”。它们既是区域间的界限，在某些条件下也是人们跨区域流动的通道。多民族流经此类地理“缝隙”，构成了民族走廊。民族走廊在宏观上有隙地特征，微观层面则内含各种小尺度的隙地。

隙地中有大量未开发的土地，典型的如山地及山间小盆地、峡谷，承载人口有一定的弹性空间，这是构成民族走廊的关键。在常规年景，隙地相对封闭，较少外人涉足。周边区域人口膨胀或出现饥荒、战争时，流入隙地的人群规模和速度便会激增。这些人群不管是何种民族，上山首先是为活命，逃避的是具体的战争、饥荒，而非抽象的“逃避国家”59无政府主义。从宏观上看，他们“其实是国家生活在一个更大的经济体系之中，在结构上仍然是国家体系之内，是王朝国家整体性的经济与社会体系的组成部分”60。尽管他们在隙地开发中的确有少纳税甚至免赋役的诉求，但国家才是其财产权的基石。没有国家维系底线秩序，土地开发成果则随时可能为他人侵占。为此，民族走廊中的隙地开发有冲突时，人们哪怕附会，也倾向于援引国家正统权威或“象征体系”61，为自己占有土地、控制土地经营权和享受赋役优免，寻找正当性。

然而，国家权力发挥作用总会受制于具体的时空条件，因之可以分为两种，一是专制权力，二是基础权力。62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却难以用作日常治理；后者细致入微，可用作日常治理，但成本也因此高得多。在民族走廊的隙地开发中，不同人群围绕土地占有、经营，既有合作，又有竞争。土地开发取得效益，需要一定规模的劳动力。在特定的生产技术条件下，土地承载的弹性空间变得狭小时，一拨又一拨新流入隙地的人群，难免加剧土地占有、经营权的竞争。在基础权力有限的情况下，国家深入民族走廊中的隙地开展日常化治理，并非易事。因此，援引国家权威，虽然可声明占有土地及其经营权的正当性，却不能依靠国家深入隙地日常化地厘定土地权利边界。土地权利的日常化维系，还得靠不同人群自身社会团结的力量。

在这种状态下，民族走廊中隙地人群的动态社会结合，就变得相当关键。一些人群依靠宗教、语言、生活习俗亲近而整合有力，防止新流入隙地的人群占有自己的土地或土地经营权。除了运用过继、入赘、联宗等亲属和“拟制”亲属“联合”63关系网络，村寨地缘共同体亦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以至于，针对外来流动人群哪怕只是获得土地经营权，村寨公议也往往是一个先决条件。国家设定的“附籍”治理关系，尤其是通过民族精英间接治理的组织——排，亦逐步演变成地方实践中的社会结合方式。随着国家在民族走廊隙地中的角色具体化，以及隙地中的主体人群尝试进一步组织化，扩展社会关系网，接近国家权威，儒家“礼”仪也就开始逐步融入其动态社会结合过程。编族谱、建宗祠以明晰亲缘，崇祭祖先，加固亲属或拟制亲属组织，乃至建立跨越村寨、超出隙地范围的区域性联盟。

然而，儒家“礼”仪在隙地动态社会结合的实践中，也有不得不因地制宜变形的地方。例如，人们可以通过分宗改姓，用形式上的“同姓不婚”，来应对附近村寨无法满足姻亲关系网络需要时，不得不本宗之内开亲。至于过继、入赘等行为，也可形式上满足宗族“礼”仪，但实质上有重要差别。甚至，即使隙地人群深受儒家“礼”仪浸淫，乃至接受国家“编户”，其所承赋役与外界平地上一般的“民”没有实质差别之后，仍倾向于坚守自身原有认同。在社会文化象征上，意识模型相对于无意识模型，更易“操纵”象征效力，64在人群区分和互动中，则是一种“为派系和社会变迁而辩护”65的动态机制。具体到中国社会文化认同，正统之“礼”的社会文化构想或可称“意识形态模型”，“边缘人群”自用或自我期待的构想是与之颇有差别的“自制模型”，而对周边其他人群的构想则可称“观察者模型”。66而依民族走廊隙地中不同人群互动及其认同层累的经验看，三种意识模型可能并非谁“同化”谁的关系。隙地人群既模仿乃至附会正统之“礼”，接触、混融周边人群文化，且认为它们本就是自身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礼”的文教渗透和实践因地制宜，与其他文化配合得当。这种“我中有你、你中有我”67的格局，将他者一定程度上化为自我，同时又在他者镜像中呈现与他者深度混融的自我，构成意识模型的动态相互镜像化。

隙地人群在混融多层其他群体文化的基础上，日用正统之“礼”，却仍坚守局部地域主导人群的民间信仰。究其缘由，固然可能与民间信仰转型有一定的滞后性有关，但更重要的在于控制土地。在国家基础权力无法日常化深入民族走廊中隙地的情况下，只有维系隙地中微观层面主体人群的民族身份，才有资格控制土地所有权或经营权，并在土地承载弹性空间变得狭小时，排斥其他新流入隙地的人群。由于某些风俗习惯、民间信仰具有标识民族身份的作用，隙地中的主体人群以及那些尝试通过各种方式融入该群体的人，即使深受儒家“礼”仪影响，也仍倾向于延用而不是中断这些风俗习惯、民间信仰。以至民族走廊中的隙地人群一方面“渐慕华风”68，另一方面又倾向于长期坚守少数民族认同。不了解这一点，界定“华夏边缘”69就难免平面化。

在历史的长河中，不同人群在民族走廊的隙地中交往、交流、交融。其民族认同也因此一层又一层累积，最终积淀成一种社会记忆。民族认同层累离不开族源叙事，叙事中会有覆盖、改写、附会，甚至无中生有，但积淀成相对稳定的社会记忆之后，便再也无法简单还原。若不细致考究，则难以看清其层累的痕迹。族源叙事虽然未必真实，但层累起来的认同本身却是真实的，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内有相当强的稳定性。至于其认同层累的方向，究竟导向哪一种民族，则与民族走廊隙地中特定的生态、生计和人群互动过程有关。在这个意义上，尽管民族走廊中不同人群会叙述各种迁徙史（什么民族到了什么地方），但这只是民族认同层累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同样重要的是，到了什么地方慢慢就成了什么民族。对于后一种机制，目前的研究似乎还算不上充分。

从这个角度看，民族认同研究不宜套用本质主义叙事，只讲述实体般的多民族迁徙史，并且常想方设法溯及远古。如此叙事，讲得再好，即便不是错误的，至少是只讲了历史的一方面。而关于民族认同在地生成机制的叙事，似还有必要花大力气深入研究。从民族走廊及其隙地中长时段、多民族的互动过程看，很显然，多样的人群层累成何种民族认同，与其所经历的地理空间、生态环境、社会互动和文化交流，以及各种制度限定下的政治经济过程，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正是民族走廊的形成，及其所孕育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70和而不同的机制。由此看，从隙地认识民族走廊，从民族走廊认识中国的构成机制，还大有潜力可挖。

本文转自《开放时代》2025年第1期

大一统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两三千年的历史岁月中，对于促进中国国家统一、中华民族形成及中华文化繁荣，曾起到过巨大的作用。然而，大一统思想最早形成于什么时代，源于什么样的历史实际，学界却长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多数学者认为，《公羊传》所提出的“大一统”，是战国时代才开始出现的学说，战国以前既无一统的政治格局，也无一统的社会观念。近年来，有的学者提出，中国早在西周时期已是统一王朝，“现在我们不能再以为，只有到了战国时期才开始有统一的意志”，但似乎并没有在史学界引起普遍反响。因此，有必要继续对大一统思想的渊源作进一步深入的探讨。

本文认为，《公羊传》大一统思想的基本内涵是“重一统”。其具体内容，包括以“尊王”为核心的政治一统；以“内华夏”为宗旨的民族一统；以“崇礼”为中心的文化一统。历史表明，《公羊传》的大一统理论是对西周、春秋以来大一统思想的理论总结。周代的大一统思想，是西周封建和分封制度的产物，它源于西周分封诸侯的历史实际及西周封建所造成的三大认同观念：天子至上的政治认同、华夷之辨的民族认同、尊尚礼乐的文化认同。中国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和思想观念由西周封建所开创，是西周王朝对中国历史的重大贡献之一。

一、《公羊》大一统说的内涵及其思想渊源

“大一统”的概念，最早是由战国时代的《公羊传》提出来的，系对《春秋》“王正月”的解释之辞。《春秋·隐公元年》：“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释曰：“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大一统”的“大”字，以往多解释为大小的大。其实，这不符合《公羊传》的本义。这里的“大”字应作“重”字讲。按《公羊传》文例，凡言“大”者，多是以什么为重大的意思。如《公羊传·隐公三年》：“君子大居正。”《庄公十八年》：“大其为中国追也。”《襄公十九年》：“大其不伐丧也。”以“大”为“重”，这在先秦两汉文献中不乏其例。《荀子·非十二子》：“大俭约。”王念孙曰：“大亦尚也，谓尊尚俭约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大祥而众忌讳。”即重祥瑞而多忌讳。

“大一统”的“统”字，《公羊传·隐公元年》何休曰：“统者，始也，总系之辞。”许慎《说文解字》释“统”曰：“统，纪也。”又曰：“纪，别丝也。”段玉裁：“别丝者，一丝必有其首，别之是为纪；众丝皆得其首，是为统。”

刘家和先生在汉人解诂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公羊传》“一统”的涵义，认为《公羊传》的“一统”，“不是化多（多不复存在）为一，而是合多（多仍旧在）为一。……但此‘一’又非简单地合多为一，而是要从‘头’、从始或从根就合多为一。”

“大一统”的“一统”，学界往往解释为“统一”，实属误解。关于“一统”与“统一”的区别，台湾学者李新霖先生曾有精辟的论述：“所谓一统者，以天下为家，世界大同为目标；以仁行仁之王道思想，即一统之表现。……所谓统一，乃约束力之象征，齐天下人人于一，以力假仁之霸道世界，即为统一之结果。”

综合古今诠释，对《公羊传》“大一统”的内涵，我们可以作如下的理解：“大一统”就是“重一统”，具体而言是“重一始”或“重一首”，即通过重视制度建设、张扬礼仪道德，以主体的、原始的、根本的“一”，来统合“多”而为一体（合多为一）；“大统一”则是通过征伐兼并和强力政权消除政治上的“多”，实现国家统治的“一”（化多为一）。可见，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大一统”和“大统一”并不是两个等同的概念。

《公羊传》根据《春秋》“王正月”，开宗明义地提出了大一统概念。在阐释历史事件时，又论述了大一统理论的具体内容。从《公羊传》的论述看，《公羊传》大一统理论主要包含三方面内容：以“尊王”为核心的政治一统；以“内华夏”为宗旨的民族一统；以“崇礼”为中心的文化一统。

强调尊王，维护天子的独尊地位，是《公羊传》大一统理论的核心。《公羊传》首先通过对诸侯独断专行的批评，表达了尊王之义。如《春秋·桓公元年》：“郑伯以璧假许田。”《公羊传》释曰：“其言以璧假之何？易之也。易之，则其言假之何？为恭也。曷为为恭？有天子存，则诸侯不得专地也。”《春秋·僖公元年》：“齐师、宋师、曹师次于聂北，救邢。”《公羊传》释曰：“曷为先言次而后言救？君也。君则其称师何？不与诸侯专封也。”《春秋·宣公十一年》：“冬十月，楚人杀陈夏徵舒。”《公羊传》释曰：“此楚子也，其称人何？贬。曷为贬？不与外讨也。……诸侯之义，不得专讨。”在《公羊传》看来，诸侯的“专地”、“专封”、“专讨”都是违背“一统”的行为，所以《春秋》特加贬损，以维护周天子的权威。在《公羊传》中，关于尊王的论述很多，如“王者无外”（《公羊传·隐公元年》、《公羊传·成公十二年》），“不敢胜天子”（《公羊传·庄公六年》），“王者无敌”（《公羊传·成公元年》）等等，无不是主张“尊王”的慷慨之辞。在周代，天子是最高权力的代表，也是政治一统的标志。《公羊传》的尊王思想，实际上就是主张建立以天子为最高政治首脑，上下相维、尊卑有序的政治秩序，通过维护周天子的独尊地位来实现国家的政治一统。

以华夏族为主体民族、尊崇华夏文明的“内华夏”思想，是《公羊传》大一统理论的另一重要内容。《公羊传·成公十五年》：“《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何休：“明当先正京师，乃正诸夏。诸夏正，乃正夷狄，以渐治之。叶公问政于孔子，孔子曰‘近者说，远者来’。”可见，如何处理华夷关系是大一统理论的应有之义。在华夷关系上，《公羊传》一方面确认华夷之辨，屡言“不与夷狄之执中国”（《公羊传·隐公七年》、《公羊传·僖公二十一年》），“不与夷狄之获中国”（《公羊传·庄公十年》），“不与夷狄之主中国”（《公羊传·昭公二十三年》、《公羊传·哀公十三年》），等等，反对落后的夷狄民族侵犯华夏国家。另一方面，又认为华夷之间的界限并非不可逾越，无论是华夏还是夷狄，只要接受了先进的周礼文化，就可成为华夏的成员，即唐代韩愈在《原道》一文中所概括的“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因此，《公羊传》的“内华夏，外夷狄”思想，实际上就是主张建立以华夏族为主体民族，华夷共存、内外有别的民族统一体，并逐渐用先进的华夏文明融合夷狄民族，从而实现国家的民族一统。

尊尚周礼文化的崇礼思想，也是《公羊传》大一统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公羊传》认为，天子与诸侯有严格的等级秩序和礼制规范。如《公羊传·隐公五年》：“天子八佾，诸公六，诸侯四。……天子三公称公，王者之后称公，其余大国称侯，小国称伯子男。”《公羊传》强调诸侯要严格遵守周礼，不得逾越，以维护天子的独尊地位。《公羊传》还通过天子、天王、王后、世子、王人、天子之大夫等名例表明尊王之义。如《公羊传·成公八年》：“其称天子何？元年春王正月，正也。”《公羊传·桓公八年》：“女在其国称女，此其称王后何？王者无外，其辞成矣。”《公羊传·僖公五年》：“曷为殊会王世子？世子贵也。”《公羊传·僖公八年》：“王人者何？微者也。曷为序乎诸侯之上？先王命也。”《公羊传》张扬周礼的目的，旨在“欲天下之一乎周也”（《公羊传·文公十三年》），即通过诸侯国和周边民族对周礼的认同，实现国家的文化一统，进而促成并维护国家的政治一统和民族一统。

由上可知，《公羊传》大一统理论的最大特色就是“合多为一”。具体言之，在政权组织上，首先确认周王室为最高的政权机关，同时承认诸侯国地方政权的合法地位，由王室统合各诸侯国而实现国家的政治一统；在民族结构上，首先确认华夏族的主体民族地位，同时承认夷狄非主体民族，由华夏统合夷狄而实现国家的民族一统；在文化认同上，首先尊尚周礼文化为先进文化，同时涵容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由周礼文化统合各地域文化而实现国家的文化一统。

《公羊传》由阐释《春秋》而提出大一统学说，其理论直接源于《春秋》。《春秋》是孔子据《鲁春秋》编作的一部史书。在《春秋》一书中，孔子通过对春秋历史的笔削裁剪，表达了自己的政治观点，即所谓的《春秋》大义。其中，“大一统”便是《春秋》的首要之义。《孟子·滕文公下》：“《春秋》，天子之事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又《太史公自序》：“周道衰废……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孟子》和《史记》所说的“天子之事”、“王道之大”、“以达王事”，即指《春秋》集中表达了孔子的大一统思想。

除《春秋》一书外，孔子的大一统思想，在《论语》、《礼记》等文献中亦多有反映。如：《论语·季氏》：“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礼记·坊记》：“子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礼记·曾子问》：“孔子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尝禘郊社，尊无二上。’”《论语·颜渊》：“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子路》：“叶公问政，子曰：‘近者悦，远者来。’”《论语·子罕》：“子欲居住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以上的诸多论述，都是孔子大一统思想的体现。孔子的大一统思想，是《公羊传》大一统理论的直接来源。

孔子所生活的春秋时代，天子日益衰微，诸侯势力坐大，“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政治格局趋于瓦解，社会陷入了诸侯争霸、战乱频仍的混乱局面。有鉴于此，孔子大声疾呼，推崇“一统”，渴望国家重新实现安定和统一。孔子的大一统思想也有其思想渊源。《论语·为政》：“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八佾》：“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阳货》：“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可见，孔子的“大一统”思想，实质上是主张恢复上有天子、下有诸侯的西周式的、一统的社会秩序。《史记·太史公自序》载孔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这说明，孔子的大一统思想，应当有其更早的历史渊源。

二、《公羊》“尊王”思想源于西周天子至上的政治认同

从文献记载看，《春秋》和《公羊传》所阐述的大一统思想，早在西周、春秋时代已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观念。“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大一统思想亦不例外。历史表明，周代的大一统思想是西周封建和分封制度的产物，反映了周代社会的政治关系和意识形态。

首先，西周封建和分封制度，加强了周天子的权力，使周天子确立了“诸侯之君”的地位。而周天子“诸侯之君”地位的确立，导致了西周一统政治格局与天子至上政治认同观念的形成。《公羊传》以“尊王”为核心的政治一统思想，源于西周一统政治形成的历史实际及周代对王权至上的认同观念。

夏商时期，王权已经存在。在商代甲骨文和有关文献中，商王屡称“余一人”、“予一人”，表明商代的王权已经形成。然而，商代与西周的王权不可同日而语。在商王统治期间，邦畿之外方国林立。商王对外用兵，征服了一些方国，将其纳入王朝的“外服”。《尚书·酒诰》：“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被征服的方国同商王朝有一定程度的隶属关系。然而，商代的“服国”不是出于商王朝的分封，其服国所辖的土地和人民并非商王赐予，而是其固有的土著居民；服国的首领原是方国的首长，同商王没有血缘关系；服国内仍保持着本族人的聚居状态；服国与商王朝的隶属关系在制度上也缺少明确的规定和保证。因此，商王在“外服”行使的政治权力是有限的。商王和服国首领之间，“犹后世诸侯之于盟主，未有君臣之分也”。在商王和服国首领君臣关系尚未确立的条件下，商王朝无法形成“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政治格局。

西周的封建和分封制度的实行，“造成了比夏、商二代更为统一的国家，更为集中的王权”。分封制度下西周王权的加强，主要体现在天子与诸侯间君臣关系的确立以及相关的制度规定上。

西周分封的基本内容，是“受民”、“受疆土”。“受民”、“受疆土”活动本身，便是对君主制的一种确认，即下一级贵族承认其所受的土地和民人，是出于上一级君主的封赐。分封的直接后果之一，是导致了天子与诸侯、诸侯与卿大夫之间君臣关系的确立。《左传·昭公七年》：“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仪礼·丧服传》郑玄：“天子、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礼记·曲礼下》：“诸侯见天子曰臣某侯某。”周初经过分封，周天子由夏、商时的“诸侯之长”变成了名副其实的“诸侯之君”。

天子与诸侯间的君臣关系，集中表现在西周天子的权利和诸侯所承担的义务上。对天子的权利和诸侯的义务，周王室有许多制度规定：

策命与受命。周天子在分封诸侯时，要举行策命仪式，诸侯接受了策命，就等于接受了天子的统治。如周初封鲁，要求鲁公“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以法则周公”；封卫，要求康叔“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封晋，要求唐叔“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左传·定公四年》）。足证受命的诸侯要奉行天子的政令。诸侯国新君嗣位，也要经过天子的策命。《诗·大雅·韩奕》载韩侯嗣位，“王亲命之，缵戎祖考，无废朕命，夙夜匪解，虔共尔位”。周代的策命礼仪，实际是对分封制下天子和诸侯君臣关系的一种确认。

制爵与受爵。在分封制下，周天子为诸侯规定了不同等级的爵命。《左传·襄公十五年》：“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卫、大夫各居其列。”《国语·周语中》：“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规方千里以为甸服。……其余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宁宇。”《国语·楚语上》：“天子之贵也，唯其以公侯为官正也，而以伯子男为师旅。”爵命是诸侯的法定身份。诸侯阶层依据爵命分配权力、财富并对天子承担规定的义务。

巡守与述职。在分封制下，天子有巡守的权利，诸侯有“述职”的义务。《孟子·告子下》：“天子适诸侯曰巡狩。”其具体内容便是“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养老尊贤，俊杰在位，则有庆，庆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芜，遗老失贤，掊克在位，则有让。一不朝，则贬其爵；再不朝，则削其地；三不朝，则六师移之”（《孟子·告子下》）。可见，天子是通过巡守这一政治活动，来行使在政治上对诸侯的统治权力的。《孟子·告子下》：“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其具体内容，便是定期朝见天子，接受天子的政令。《国语·周语上》：“诸侯春秋受职于王。”《左传·僖公十二年》：“若节春秋来承王命。”《国语·鲁语上》：“先王制诸侯，使五年四王、一相朝。终则讲于会，以正班爵之义，帅长幼之序，训上下之则，制财用之节，其间无由荒怠。”述职是诸侯对天子履行义务的主要形式。

征赋与纳贡。在经济上，天子有向诸侯征赋的权利，诸侯有向天子纳贡的义务。《国语·吴语》：“春秋贡献，不解于王府。”贡赋的多少，原则上根据诸侯的爵位高低来确定。《左传·昭公十三年》：“昔天子班贡，轻重以列。列尊贡重，周之制也。”不纳贡赋，要受到天子的惩罚。如春秋时齐桓公伐楚，理由之一是楚国“包茅不入，王祭不共”（《左传·僖公四年》）。

调兵与从征。在军事上，天子有权从诸侯国征调军队，诸侯有从征助讨的义务。如在周初征讨东夷的战争中，鲁侯伯禽曾奉命“遣三族伐东国”。成王东征时，“王令吴伯曰：以乃师左比毛父。王令吕伯曰：以乃师右比毛父”。诸侯从征助讨，是义不容辞的义务。此外，诸侯征讨“四夷”或有罪之国有功，则应“献捷”、“献功”于周天子。《左传·庄公三十一年》：“凡诸侯有四夷之功，则献于王。”《左传·文公四年》：“诸侯敌王所忾而献其功。”诸侯向天子“献捷”、“献功”，实质上是对天子最高军事权力的一种确认。

除了从制度上对最高王权进行确认外，西周统治者还从理论上对王权的至上性进行了阐述。西周统治者认为，周王的权力来源于上天。《诗·大雅·大明》：“有命自天，命此文王。”《诗·大雅·下武》：“三后在天，王配于京。”《诗·大雅·假乐》：“假乐君子，……受禄于天。”周王被视为上帝的儿子，代表上帝统治人间。《尚书·召诰》：“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因此，周初统治者创造了“天子”一词，作为王的尊称。

据统计，周法高《金文诂林》一书收集的青铜器，有65件有“天子”的称号。在《尚书》、《诗经》等先秦文献中，“天子”的称呼也屡见不鲜。如《诗·大雅·江汉》：“虎拜稽首，天子万年。……作召公考，天子万寿。明明天子，令闻不已。”刘家和先生深入分析了“天子”称号的历史意义：

天只有一个，天下只有一个，天命也只有一个。……所以天之元子或天子在同一时间内应该也只能有一个，他就是代表唯一的天而统治唯一的天下的唯一的人。

周代统治者通过王权神授理论，论证了王权的至上性。此外，还把“天命”和“德”联系起来，论证了王权至上的正当性。《尚书·召诰》：“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尚书·大诰》：“天棐忱辞，其考我民。”《尚书·泰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康诰》：“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见。”也就是说，上帝的旨意是通过“民情”表现出来的，周天子因为深得民心才获得了天命。周代统治者通过这种道德化的天命观，使王权获得了“天意”与“民心”的双重依据，有效地强化了周天子的绝对权威。

西周天子与诸侯之间君臣关系的确立和王权的加强，使周天子在分封诸侯时，能够将周王室统一的社会制度推行到各个诸侯国。统一的社会制度在各个诸侯国的施行，表现在政治制度方面，主要是诸侯国都要实行分封制度、宗法制度、世卿世禄制等；在经济制度方面，诸侯国都要实行井田制度等；在军事制度方面，各诸侯国要实行国人当兵、野人不当兵及“三时务农一时讲武”的制度等。周天子与诸侯之间君臣关系的确立、统一的社会制度在各个诸侯国的施行，标志着西周政治一统格局已经形成。

在分封制度下，各诸侯国一方面实行王室规定的统一的社会制度，另一方面又享有相当大的地方自治权。政治上，诸侯国有设置采邑地方政权和任命官吏的权力；经济上，诸侯国除向周王室交纳一定的贡赋外，其他经济收入一律归诸侯国所有；军事上，诸侯国有组建军队、任命将帅、调遣与指挥军队的权力。因此，西周分封制政体，不同于后世郡县制基础上的中央集权制政体。在中央集权制政体下，郡守、县令的任命权掌握在皇帝之手，郡县的财政归国家所有，郡县更无组建、调遣军队的权力。可见，西周分封制政体和后世的中央集权制政体，虽然本质上都是“一元”政治，但中央集权制政体的“一”之下，不存在着“多”，即不存在实行地方自治的郡县地方政权（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藩属政权除外）。而西周分封制政体的“一”之下，则存在着“多”，即存在着实行地方自治的诸侯国和采邑地方政权。

为了实现分封制下的“一元”统治，西周王朝规定了本大末小的原则，使王室在各级政权机关中居于绝对的支配地位。据文献记载，天子的王畿有千里之广，诸侯国中的大国只有百里之地，而次国和小国尚不足百里。天子握有十四师的兵力，而诸侯大国不过三师、二师，小国仅一师。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保证了周王室在西周的政治格局中，成为了主体的、原始的、根本的“一”，能够统合其他的“多”（诸侯国）而为一体，建立起本大末小、强干弱枝的一统政治，即“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政治局面。

随着分封制度的实行，王权至上观念也在畿内地区和各诸侯国境内得到极力宣扬，并且首先在上层社会形成了对王权至上的普遍认同。在周代文献中，对王权至上的认同和颂扬，记载颇多。如《尚书·洪范》：“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诗·小雅·北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大雅·下武》：“媚兹一人，应侯顺德。”《诗·大雅·文王有声》：“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诗·大雅·假乐》：“百辟卿士，媚于天子。”《大克鼎》：“天子其万年无疆，保乂周邦，畯尹四方”等等，都是周人尊王、王权至上观念的反映。

孔子和《公羊传》以“尊王”为核心的政治一统思想，与西周以来天子至上的王权认同观念是一脉相承的，而这种天子至上的政治认同观念，又源于西周一统政治形成和确立的历史实际。周代的一统政治和一统观念，归根结底，都是西周封建诸侯与分封制度的产物。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在论述周初的分封诸侯时，曾有如下的论断：“新建之国皆其功臣昆弟甥舅，本周之臣子，而鲁卫晋齐四国又以王室至亲，为东方大藩，夏殷以来古国方之蔑矣。由是天子之尊非复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此周初大一统之规模，实与其大居正之制度，相待而成者也。”王国维先生以“大一统”源于周初封建，可谓是不易之论。

三、《公羊》“内华夏”思想源于西周华夷之辨的民族认同

西周封建诸侯和分封制度的实行，促成了华夏族的形成与华夏族主体民族地位的确立，而所谓的“华夷之辨”，则是反映了这一历史实际的民族认同。《公羊传》以“内华夏”为宗旨的民族一统思想，源于西周封建所造成的华夏族形成的历史实际以及周代社会“华夷之辨”的民族认同观念。

关于华夏族，以往有些论著认为，它是随着夏代国家的形成而形成的。实际上并非如此。夏朝虽已产生了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机构，但国家仍建立在氏族联合的基础之上。《史记·夏本纪》所载的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等，都是组成国家的不同氏族。即便商王朝的外服方国，也还是一些“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其居民都是固有的土著居民。处于早期国家阶段的夏、商，组成国家的各氏族、方国都保持着相对单一的族属和血缘，它们与居于统治地位的夏族、商族之间存在着严格的血缘壁垒，彼此的生活方式、语言习惯、礼仪风俗有很大的差别。在这种国家形态下，难以形成一个具有民族自觉意识、共同文化和共同地域的更高形态的民族。

华夏族作为中华民族统一体的主体民族，形成于西周大规模的封建之后，是周代封建和分封制度的产物。

周人在克商以前，以周为首的反商联盟有了较大的发展。《逸周书·程典解》：“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于商。”周人把这个联盟称作“区夏”或“有夏”。《尚书·康诰》：“惟乃丕显考文王，……用肇造我区夏。”《尚书·君奭》：“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尚书·立政》：“帝钦罚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万姓。”据沈长云先生研究，“‘夏者，大也’，《尔雅·释诂》及经、传疏并如此训。《方言》说得更清楚：‘自关而西，秦晋之间，凡物之壮大者而爱伟之，谓之夏。’……（周人）使用‘夏’这个人皆爱伟之的称谓来张大自己的部落联盟，来壮大反商势力的声威”。可见，周人是用“夏”来称呼以周邦为首的反商联盟。在周王朝大规模分封之前，这个在“夏”的名义下组成的军事联盟，尚未具有民族的含义。

华夏族是在周初封建之后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的。周初封邦建国时，所面临的最基本形势便是地广人稀。据朱凤瀚先生估算，周人当时的人口约十五万人。除了相当一部分留在王畿，剩下分到数十个国中，各国受封人口之少可想而知。周初分封的这种特殊的政治环境，造就了受封诸国“强烈的‘自群’意识”。周王室适应这一需要，于分封和分封之后的历史进程中，在周王室和各诸侯国的名称上冠以“夏”这个“人皆爱伟之的称谓”，即“诸夏”或“诸华”。所谓“诸夏”或“诸华”，是各诸侯国以整体的名义，一体向境内及周边其他各族所宣示的自称。后来，各诸侯国原有的各族居民，逐渐地接受了周人的礼乐文化，周王室和各诸侯国及其境内的居民，初步具有了“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经济基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文化意识”的民族要素。

“诸夏”或“诸华”的共同标准语言——“雅言”。《论语·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雅言即夏言，本是宗周地区的方言语音。随着分封的推行，雅言逐渐成为各诸侯国在举行礼仪活动等场合使用的标准语言。

“诸夏”或“诸华”各国实行周王室规定的统一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制度。井田制度的普遍推行，表明各诸侯国已经具有了“共同的经济基础”。

“诸夏”或“诸华”逐渐形成了原有各族居民的共同地域。周初封建打破了受封地区的血缘聚居局面，使不同族属的居民在同一地区实现了混居。《大盂鼎》云：“赐汝邦司四伯，人鬲自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赐夷司王臣十又三伯，人鬲千又五十夫。”鲁、卫、晋受封时，带去了“殷民六族”、“殷民七族”和“怀姓九宗”。这些不同族属的居民经过长时间的杂居、融合，到了西周后期，“在周封各诸侯国中已经基本看不到原有居民的身影，鲁国没有了‘商奄之民’，卫国没有了殷人……他们已共同融合为鲁人、卫人，标志着周封各诸侯国民族融合的完成”。这种情形，使得中原地区连成一片，逐渐演变成原有各族居民共同的地域。

“诸夏”或“诸华”形成了共同的文化意识。随着分封，“诸夏”或“诸华”的居民逐渐接受了宗周的礼乐文化。《左传·定公十年》孔颖达疏：“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战国策·赵策二》：“中国者，聪明睿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诸夏”或“诸华”居民对周礼文化的普遍认同，标志着“诸夏”或“诸华”共同文化意识的形成。

总之，西周封建之后，受封诸侯国的各族居民经过融合，逐渐形成了一个有着“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经济基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文化意识”的民族——华夏族。

华夏民族的形成，西周王朝的强大及其对境内和周边民族统治的加强，使华夏族的主体民族地位得以确立。而西周王朝的非主体民族，则是居于王朝境内和周边地区的“蛮夷戎狄”。华夏族的主体民族地位的确立，使华夏族在西周的民族格局中，成为了主体的、原始的、根本的“一”，能够统合其他的“多”（戎狄蛮夷）而为一体，共同组成了西周统一王朝的民族统一体。

华夏族作为西周王朝主体民族的地位，在周王朝周边民族与周王朝的朝贡关系上有集中的反映。《逸周书·王会》记载了周成王召集的成周之会，参加这次盛会的有众多的东西南北的周边民族，各族都向周王献纳了方物。《王会》篇编撰于春秋末，周初是否有如此之多的民族参加了成周之会，史料上缺乏更多确切的说明。但西周时期许多周边民族与周王朝保持着朝贡关系，应当属实。《国语·鲁语下》：“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于是肃慎氏贡楛矢石砮，其长尺有咫。”《国语·周语上》：“今自大毕、伯士之终也，犬戎氏以其职来王。”《兮甲盘》：“王命甲政司成周四方积，至于南淮夷。淮夷旧我帛晦人，毋敢不出其帛、其积、其进人、其贾。”以上文献记载表明，臣服于周的民族与周王朝建立了朝贡关系。周朝还设官掌管戎狄蛮夷朝贡之事。《周礼·怀方氏》：“掌来远方之民，致方贡，致远物，而送逆之，达之以节。”《周礼·象胥》：“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掌传王之言而谕说焉，以和亲之。”周边民族与周王朝的朝贡关系的建立，实质上是非主体民族对华夏主体民族统治地位在政治上的一种确认。

华夏族形成之后，与周王朝境内和周边非主体民族的关系日益密切而广泛，民族融合的进程因此而大大地加速。《国语·郑语》记史伯所述西周末年的形势说：“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北有卫、燕、狄、鲜虞、潞、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晋、隗、霍、杨、魏、芮；东有齐、鲁、曹、宋、滕、薛、邹、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则皆蛮、荆、戎、狄之人也。”可见，剩下的戎狄蛮夷已可得而数。春秋时期，大部分戎狄蛮夷在强国开疆拓土的过程中被征服而融合。西方的戎族，多被秦国所灭。北方狄族，多被晋国所灭。东方的夷族，多被齐、鲁所并。南方的群蛮，先后被楚国所灭。到了春秋末年，中原地区的戎狄蛮夷，已基本上融入华夏民族之中。

随着华夏族的形成、华夏族主体民族地位的确立和华夏族的不断壮大，在西周、春秋时期，形成了“华夷之辨”的民族认同观念。周代文献中的“中国”、“华夏”、“四夷”、“五服”、“九服”等概念，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这种观念。

“中国”一词，最早出现于成王时期的青铜器《何尊》铭文：“余其宅兹中国。”本义指京师洛邑地区。后来随着周人统治地域的扩大，“中国”一词的意义也逐渐改变，成为华夏诸国的代称。如《左传·庄公三十一年》：“凡诸侯有四夷之功，则献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国则否。”《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以中国指称华夏，正是华夏中心意识的一种反映。

“华夏”一词，乃周人本其“尚文（彩）”之风尚，在沿用已久的“夏”字之前冠“华”而成的。《尚书·武成》：“华夏蛮貊。”孔安国传：“冕服采章曰华。”《左传·定公十年》：“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孔颖达疏：“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华夏的称谓，体现了华夏族在文化上的优越感。

五服与九服之说屡见于周代文献。《尚书·禹贡》：“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绥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国语·周语上》：“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周礼·职方氏》：“乃辨九服之邦国。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荀子·正论》：“故诸夏之国同服同仪，蛮、夷、戎、狄之国同服不同制。封内甸服，封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终王。”五服、九服之说都把周王朝统辖的天下划分为三个层次：畿内、诸夏和夷狄，其意义与《春秋》的“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基本一致，是华夷之辨原则在地域观念上的体现。

在周人的观念中，华夷之辨主要表现在华夷之间在语言、习俗与经济生活等方面的区别。《论语·宪问》：“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孔子所说的“被发左衽”，即是夷狄的风俗。《礼记·王制》：“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礼记·檀弓》：“有直情而径行者，戎狄之道也，礼道则不然。”可见，周人主要以礼仪风俗作为区分华夷的标准。

应当说明的是，华夷之辨的民族认同是双向的。《左传·襄公十四年》：“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战国策·赵策二》：“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史记·楚世家》载西周晚年楚国国君熊渠宣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至春秋中叶，楚武王仍云“我，蛮夷也”（《史记·楚世家》）。《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子贡出使越国，越王亲往郊迎，曰：“此蛮夷之国，大夫何以俨然辱而临之？”《史记·秦本纪》载秦穆公曰：“中国以礼乐诗书法度为政，然尚时乱，今戎夷无此，何以为治？”这些例证都说明，西周、春秋时期中原地区之外的其他国家和民族，对华夷之别同样也是认同的。

在周人的民族观念中，与华夷之辨相辅相成的，是华夷一统思想。《左传·昭公二十三年》：“古者，天子守在四夷。”《会笺》：“守在四夷，亦言其和柔四夷以为诸夏之卫也。”《左传·昭公九年》：“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可见在周人的观念中，王朝的疆域包括周边各族在内。前文所引周代文献中的五服、九服之说，也无不把戎狄蛮夷包括在周王朝统辖的范围之内，诚如陈连开先生所言：“对于《禹贡》、《职方》中‘五服’、‘九服’的名称、内容，古今学者多有诠释，各家说法不尽相同，但都表达了以天子为首，以王畿为中心，包括华夷的统一思想。”

《春秋》与《公羊传》的“内华夏、外夷狄”思想，与西周以华夏族为主体民族，华夷共存、内外有别的民族一统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这种以“内华夏”为宗旨的民族一统思想，源于周初封建所造成的华夏族形成的历史实际以及周代社会对华夷之辨的认同观念。

四、《公羊》“崇礼”思想源于西周尊尚礼乐的文化认同

制礼作乐，是西周王朝统治集团为巩固政权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西周礼乐制度建设的成就，导致了尊尚礼乐的文化认同观念的形成。《公羊传》以“崇礼”为中心的文化一统思想，源于西周制礼作乐的历史实际以及周代社会尊尚礼乐的文化认同观念。

关于周公制礼作乐，先秦文献中有明确的记载。《左传·文公十八年》：“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左传·哀公十一年》：“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除《左传》外，《尚书·洛诰》还记载了成王对周公说：“四方迪乱，未定于宗礼，亦未克敉公功。”对制礼作乐的意义表示高度的重视。

事实上，周公的制礼作乐，还处于周礼的草创阶段。经过后来数代君臣的补充和完善，西周中期以后周礼才渐趋完备。《诗经》中多次出现“以洽百礼”的诗句，反映了当时礼制的繁芜。据刘雨先生研究，西周金文材料所载的礼制，“周礼多数是在穆王前后方始完备”。詹子庆先生也认为，“从金文材料反映出，西周中期以后，各种礼仪制度化，如世官制、宗法分封制、昭穆制、册命制、舆服制等都有了定式”。因此，西周礼乐的系统化、完备化和程式化，是在西周中、后期才得以完成的。

西周制礼作乐，对夏、殷之礼有继承，也有革新。《论语·八佾》：“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为政》又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周礼与殷礼的不同之处，是殷礼亲亲，周礼尊尊。《史记·梁孝王世家》褚少孙补：“殷道亲亲，周道尊尊，其义一也。”“亲亲”与“尊尊”是殷周社会的两条重要政治原则。“亲亲”指血缘关系。“尊尊”指阶级关系。从“殷道亲亲”到“周道尊尊”的变化过程，“也就是阶级关系逐步支配并改造了血缘关系的过程”。因此，周礼最显著的特征体现为日益严密的等级制度，即《礼记·中庸》所说的：“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

西周制礼作乐，还赋予了周礼“德”的内容。周代的各种典礼都蕴含一定的道德意义，即所谓的“礼义”。《礼记·经解》：“故朝觐之礼，所以明君臣之义也；聘问之礼，所以使诸侯相尊敬也；丧祭之礼，所以明臣子之恩也。乡饮酒之礼，所以明长幼之序也；昏姻之礼，所以明男女之别也。”因此，周礼兼具政治统治和道德教化的功能，对维护和巩固西周政权发挥了重要作用。王国维先生说：“古之所谓国家者，非徒政治之枢机，亦道德之枢机也。……是故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者，民之表也。制度典礼者，道德之器也。周人为政之精髓，实存于此。”

西周封建诸侯和分封制度的实行，使周礼首先得到了受封诸侯国的认同。在分封制度下，各级政权之间的等级隶属关系集中反映在周王室制定的礼乐制度上。《左传·庄公十八年》：“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自上以下，隆杀以两，礼也。”周代的等级制度，在各种礼制中都有体现。如《国语·楚语下》：“天子举以大牢，祀以会；诸侯举以特牛，祀以太牢；卿举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举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鱼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鱼。”是为祭祀的等差；《礼记·礼器》：“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士一。”是为宗庙的等差；《周礼·小胥》：“正乐县之位，王宫县，诸侯轩县，卿大夫判县，士特县。”是为乐舞的等差；《周礼·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是为命圭的等差；《周礼·典命》：“掌诸侯之五仪……上公九命为伯，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皆以九为节。侯伯七命，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皆以七为节。子男五命，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皆以五为节。”是为不同等级的诸侯在宫室、车旗、衣服、礼仪等方面的等差。当然，《周礼》、《礼记》所提供的史料，有的要作具体分析，但绝大部分史料的来源是有根据的，可作为了解周礼的等级制度的参考资料。西周时期，受封诸侯国遵行周礼，既是诸侯国对其与周王室之间等级隶属的一种确认，也是受封诸侯国对周礼文化的一种认同。

西周受封诸侯前往边陲建立邦国，带去了祝宗卜史等官吏、周之典籍以及各种天子赏赐的礼器等，也就把先进的周礼文化传播到了那个地区。西周诸侯受封建国后，又确立了以礼治国的方针，大力地推广周礼文化。周代文化以各诸侯国为中心，向四周辐射，使周礼逐渐得到了各国土著居民和周边民族的认同。如：

鲁国原为东夷族的聚居区，东夷风俗盛行。鲁公伯禽受封之后，征服了徐戎、淮夷各族，“淮夷蛮貊，及彼南夷，莫不率从”（《诗·鲁颂·宫》）。同时“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史记·鲁周公世家》），对东夷风俗进行了改革，推行三年之丧等周礼。后来，被征服的东夷各族逐渐认同周礼文化，加速了东夷地区华夏化的进程。春秋时期，鲁国是“犹秉周礼”的礼仪之邦，后来成了儒家的发源地。

齐国是在薄姑氏旧地上分封的国家，也处于东夷族的包围之中。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史记·齐太公世家》），因地制宜地推行周礼。春秋时期，齐桓公在建立霸业的过程中，“招携以礼，怀远以德”（《左传·僖公七年》），以周礼怀柔周边小国，周礼文化得到进一步传播。春秋后期齐相晏婴，原为“莱之夷维人也”（《史记·管晏列传》），却提出“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左传·昭公二十六年》）的主张，继承了齐人以礼治国的传统。经过几代人的努力，齐国成了“冠带衣履天下”（《汉书·地理志》）的文明大国。

燕国原为商的势力范围，有山戎、孤竹、秽貊等族散居其地。燕国受封后，“修召公之法”（《史记·燕召公世家》），积极推广周礼文化，使周文化与当地的土著文化相互交融。1975年发现的昌平白浮墓，年代约在西周中期，墓主人为臣属于燕国的异族首领之一。“墓主的着装、佩戴的兵器遵循着本民族的习惯，而使用的青铜礼器和埋葬习俗已纳入西周燕国的轨道。”这反映出周礼文化与燕地土著文化融合的情形。春秋战国时期，周礼文化进一步传播到东北地区。《后汉书·东夷列传》：“东夷率皆土著，喜饮酒歌舞，或冠弁衣锦，器用俎豆。所谓中国失礼，求之四夷者也。”当地的民族文化，已融入了周礼文化的因素。

晋国所封的唐地，“戎狄之民实环之”（《国语·晋语二》）。唐叔虞受封时，周成王令他“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左传·定公四年》）。春秋时期，随着晋国的对外扩张，周礼文化也向外辐射，对周边民族产生了深刻影响。晋卿狐偃原为狄族出身，但从其思想来看，他已经完全华夏化了。他倡导以礼教民，在城濮之战前，向晋文公陈述“民未知义”、“民未知信”、“民未知礼”（《左传·僖公二十七年》），强调周礼的基本精神。《左传·襄公十四年》载，戎子驹支面对范宣子的指责，义正词严地用历史事实驳斥晋国执政，最后赋《诗·小雅·青蝇》而退，大有中原饱学之士的风度。春秋后期，晋国周边的戎狄蛮夷基本融入了华夏族，这种民族融合是在“礼”的认同基础上才得以实现的。

其他如楚、秦、吴、越等国，虽一度被视为蛮夷之邦，但后来逐渐接受了中原文化，也陆续加入了华夏的行列。这些国家都有独特的地域文化，不过始终都受到了周礼文化的影响。如楚大夫申叔时教太子诗、书、礼、乐及春秋、世、令、语、故志、训典等（《国语·楚语上》），与中原各国贵族教育的内容基本一致。吴国的公子季札受聘至鲁，“请观于周乐”，听乐工每奏一曲，都能逐一评论（《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显示了很高的周文化修养。类似深谙周礼的人物，在秦、越亦不乏其例。这表明，周礼文化已传播到了楚、秦、吴、越等国，并逐渐得到了上述诸国的认同。

西周时期尊尚礼乐的文化认同，使周礼文化在西周的文化格局中，成为了主体的、原始的、根本的“一”，能够统合其他的“多”（地域文化）而为一体，形成西周时期的文化一统格局。而文化一统又是促成政治一统的黏合剂，也是促进民族融合的催化剂。《春秋》与《公羊传》以崇礼为中心的文化一统思想，与周代尊尚礼乐的文化认同是一脉相承的。这种以崇礼为中心的文化一统思想，源于西周制礼作乐的历史实际以及周代社会尊尚礼乐的文化认同观念。

东周以降，西周“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一统局面已被“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所取代。但是，在思想上对“一统”的认同，仍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东周时期人们对历史走向和国家前途的认识，是人们重建统一王朝的精神动力。春秋大国争霸，仍以“尊王攘夷”为旗帜，藉天子的名义维护自己势力范围内的一统秩序。战国时期，“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重建统一王朝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当时统治者梦寐以求和思想家大声疾呼的，无不是实现天下的统一。

由于历史形势发生了变化，战国时期的大一统观念有了新的内容。《史记·李斯列传》：“今诸侯服秦，譬若郡县。夫以秦之强，大王之贤，由灶上骚除，足以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此万世之一时也。”李斯所说的“天下一统”，实际上是“大统一”，即以武力兼并为手段，建立以郡县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式的统一国家。秦灭六国，建立了空前统一的大秦帝国。从此，中国古代的大一统思想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中国历史上，自西周王朝以后，曾经历了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宋辽金西夏等几个分裂的时期，但始终没有像欧洲那样，形成多个独立的民族国家，而是在经过分裂、对峙和融合后，又出现了秦汉、隋唐、元明清等崭新的统一王朝，使中国社会一步一步地跨上更高的台阶。“一统”始终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常态，而造就中国一统常态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一统思想和精神。因此，弄清大一统思想的渊源及其历史发展，对我们深入理解在中国延绵两三千年之久、并对中华民族的历史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大一统思想，是十分必要的。

本文原载《文史哲》2013年第4期

简牍及其周边

简牍是指用于书写的竹、木片和写在竹、木片上的文献。从许慎《说文解字》开始，历代学者提出多种解释，大致认为简用竹制作，形状细长，也称牒、札；牍用木制作，比较宽厚，也称方、板。岳麓书院藏秦简中的令条规定：上呈皇帝的文书“对”（答问）、“请”（请示）、“奏”（报告），采用牍的时候，一牍不超过五行字（“用牍者，一牍毋过五行”）。三行、四行、五行牍的具体宽度，分别约等于3.45、3.83、4.34厘米。又说，“牍厚毋下十分寸一（约0.23厘米），二行牒厚毋下十五分寸一（约0.15厘米）”。综合起来看，容纳文字是在三行以上还是在两行以下，是牍与牒（也就是简）的主要区别。牍可以书写三至五行，比较宽厚；牒或曰简只能书写一或二行，比较窄而薄。这是对呈报皇帝文书的特别要求，但对了解一般简牍的状况也有参考意义。

近年的发现显示，两行书写的简多用木制，但也有竹制；单行书写的简多为竹制，但也有木制。牍多用木制，但湖北、湖南也出土了竹制的牍。因而，简单地说“竹简”“木牍”，其实不够准确。

单行和双行书写的简，往往用绳线连系成册以承载长篇文献。《史记·留侯世家》说黄石公“出一编书”，《汉书·诸葛丰传》说“编书其罪”，就涉及这一情形。这也是后世书籍观念中的编（也写作“篇”）、册（也写作“策”）的源头。牍的书写面比较大，可以单独承载不太长的文献，早先认为不存在编连的问题。不过，近期一再发现内容相关但形态各异的文书、簿籍编连成册。现在看来，只是典籍类文献才由形制相同的简书写编卷，而形态各异的文书簿籍造册归档时，并非如此规整。

简牍上的文字，绝大多数是用毛笔蘸墨写成，偶尔也有红色字迹，即所谓“丹书”。古书中有所谓“漆书”，指的应是墨书。笔、墨、砚、刀，是简牍时代的文房四宝。写错的字，可用刀刮去再写。《史记·孔子世家》说：“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当时处理文案的官员，因而被称作“刀笔吏”。《汉书·萧何曹参传》就说“萧何、曹参皆起秦刀笔吏”。

《尚书·多士》记“惟殷先人有册有典”。甲骨文已有“册”字。由于“册”的字形类似简册，有学者推测商代已使用简牍。《诗经·小雅·出车》咏叹远征的军人“岂不怀归，畏此简书”。《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齐大臣崔杼作乱时，“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襄公二十七年宋大夫向戌将赏赐文书拿给子罕看，子罕不以为然，“削而投之”。这些是西周、春秋时使用竹简的可靠记载。

我国现代意义上的简牍发现，始于20世纪初，其后层出不穷，出土地点从西北地区扩展到大多数省份，迄今已发现200多批，总数超过30万枚、300万字。这些简牍的年代主要是战国中期至秦汉魏晋，最早一例是在公元前433年或稍晚入葬的随州曾侯乙墓竹简。春秋以前的简牍由于年代久远不易保存，加之埋藏条件的原因，目前尚未能得见。

目前，已多次发现西汉纸张的遗存，居延、敦煌、放马滩等地所见的纸还带有文字或地图，显然是用于书写。不过，在东晋末年之前，简牍仍然是主要书写载体。《初学记》卷21“纸七”录《桓玄伪事》称：“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这是纸张取代简牍成为官方书写载体的标志。

简牍的取材、制作、书写，都比较方便。《论衡·量知》就说：“截竹为筒，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断木为椠，析之为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牍。”《汉书·路温舒传》记载路温舒小时候放羊，自己制作木简，练习书写。可见简牍的便易性降低了识字、教育的门槛。商代、西周，学在官府，知识圈狭小，文献的种类、篇幅也有限，简牍的优势不容易发挥。春秋以降，私学勃兴，著述蜂起。战国时各国相继变法，建立以郡县制、官僚制为基础的新兴国家，文书、律令的行用骤然增长，简牍真正有了用武之地。在这个意义上可以不夸张地说，在我国春秋、战国、秦汉时期的政治发展和文化繁荣中，简牍扮演了重要角色。

由于竹木带有天然纹路，并便于刻齿、挖槽，还可封泥、钤印，因而简牍还可衍生为具有保密、防伪功能的券、符、传、检、署等物件，在公私事务中发挥特别作用。

（1）检、署

署是在往来文书、信函上写明收件方以及传递方式的木片，同时也对文件内容起到屏蔽作用，类似于今天的信封。署与文件捆紧后，在捆扎处可敷设胶泥，再盖上印章，不开封不能看到里面的内容。

检是封缄文书、物品的物件。《急就篇》卷三：“简札检署椠牍家。”颜师古注：“检之言禁也，削木施于物上，所以禁闭之，使不得辄开露也。”检有多种式样，但都带有封泥、钤印的凹槽。用检的文书，比只用署的文书保密效果更好。岳麓秦简“卒令丙三”说：“书当以邮行，为检令高可以旁见印章，坚约之，书检上应署，令并负以疾走。不从令，赀一甲。”这提示我们，检用于以邮行的文书，而不用于其他方式传递的文书。

（2）券、符、传

券是财务往来的凭据。一式两份或三份（“三辨券”），用同一木板或枝条剖分而成。券上通常有刻齿，用不同形态的齿表示不同数值，与所记载的数字对应，加强券的可靠性。

符是从事一些特定事务的凭证。通常一式两份，通过“合符”来验证。西北汉简中发现较多出入符。居延汉简65.9长14.6厘米，刻齿在书写面的左侧，释文为：“始元七年闰月甲辰居延与金关为出入六寸符券齿百从第一至千左居官右移金关符合以行事……”表明这款符用于出入金关，一次制作1000套，各套的左符留在官署，右符放在金关。通关者领取左符到金关验符通行。居延汉简65.10刻齿在书写面的左侧，右半残缺，存留的一行文字与65.9相同。最近有学者测试，二者紧密契合，可能是一套符中的左符和右符。

传是旅行证件。对因公出行者来说，传同时还是接受交通、食宿安排的凭据。云梦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记：“今咸阳发伪传，弗智（知），即复封传它县，它县亦传其县次，到关而得。”显示传跟公函一样，封缄后由使用者携带，需要时拆开查验。

从文物到文献

简牍的出土位置，主要有墓葬、水井、工作或生活遗址。出土简牍的墓葬分布广泛，湖北地区发现最多。云梦睡虎地11号秦墓，1000多枚竹简集中放在棺内。而在大多数墓中，简牍是放置在棺外，比如椁室中。古井中堆积简牍，主要见于湖南。古人工作或生活遗址出土简牍，主要是在西北地区。

简牍的揭取和保护通常由专业人员负责，在细心提取简牍的同时，还详细记录各个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为后期的缀合、编连提供参照。在完成清洗、脱色后，需要及时拍摄图像，尽可能充分地获取各种信息。

简牍文献的整理，是尽可能完整、系统地获取简牍中的文献信息，实现简牍从文物到文献的转换。主要工作环节可用以下几个例子说明。

认字，是把简牍上书写的古代文字辨认出来。利用文字学、古文字学研究成果，简牍上的大多数字，学者可以认读。但也有一些难字需要推敲考订。郭店简中有一个字出现三次，整理者释为“蚄”，很难讲通。其实这个字是《说文》“杀”的古文，在简文中读“杀（shài）”，衰减的意思。《唐虞之道》7号简“孝之杀爱天下之民”，《语丛三》40号简“爱亲则其杀爱人”，是说把对亲人的爱推广给其他人，属于儒家仁爱的观念。《语丛一》103号简“礼不同、不奉（丰）、不杀”，与《礼记·礼器》所记孔子语相同，是这一释读的直接证据。

断读，相当于标点，是通过阅读中的停顿，反映文章中的意群和脉络，从而正确地领会文意。断读分原则性断读和喜好性断读两种。喜好性断读，是指出于个人习惯，断句或长或短，不求划一。原则性断读，是说当断必断、当连必连，否则就会导致文句不通或使文意产生歧义。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65～66号简整理本释文：“群盗及亡从群盗，……矫相以为吏，自以为吏以盗，皆磔。”注释说：“矫相，疑指矫扮他人。”简文中，“相以为吏”与“自以为吏”相对，是形容“盗”的两种情形。矫，指假托、诈称，同时修饰这两种情形。因而中间的逗号应改为顿号，读作“矫相以为吏、自以为吏以盗”，是说相互诈称官吏或者自我诈称官吏而进行盗窃。岳麓秦简《学为伪书》案卷中那位叫学的少年犯供述说：他父亲服劳役受欺侮，经常训斥他。“归居室，心不乐，即独挢（矫）自以为五大夫冯毋择子”，伪造书信进行诈骗。这就属于类似表述。

编连与缀合，是简牍类文献整理的特殊作业。简牍出土时，原有的编绳大多朽断无存，简牍个体还往往开裂破碎。编连与缀合就是在这些情形下，重建业已丢失的、书写在不同简牍个体及其残片上的文本之间的联系和顺序。编连是对不同简牍个体之间顺序的安排。缀合则是针对同一支简牍而言，在简牍断裂之后，重新把残片拼合起来，以恢复原先的完整形态。在这里，简牍物质形态上的拼复与编次，与文本形态上的连接与整合相互依存，融为一体。

郭店简《语丛一》31号简与97号简，分别书写“礼因人之情而为之”和“即（节）文者也”。整理本把二者分别看待。《礼记·坊记》说：“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坊者也。”《管子·心术上》说：“礼者因人之情，缘义之理，而为之节文者也。”《礼记·檀弓下》：“辟踊，哀之至也，有算，为之节文也。”相形之下，31号简显然应当与97号简连读，表述儒家对礼的起源的观念（礼基于人的情感并用仪节来调适）。在我提出这一看法的时候，“文”字还没有得到正确释读。而当学者随即释出“文”字后，这两枚简前后相次就更加确定了。

缀合，是克服简牍破碎化，提升残片文献价值的关键步骤。我们在研撰《里耶秦简牍校释》过程中，把缀合的推进作为工作目标之一。下文引述亭“赀三甲”的木牍，由四个残片拼合后，方可知其大概。

云梦睡虎地77号墓出土的西汉简牍《质日》，有的年份损坏严重。我们课题组同事用“寸简寸心”相激励，孜孜以求，一点一点地推进。经反复推敲，用8个残片缀合成一枚下半支简（“己酉 戊申道丈田来治籍 丁未将作司空”），并排定到《十一年质日》的2号位，就是集体攻关的一个实例。

简牍文献记载的国家信史

早前，因为简牍出土数量不足，并且大多支离破碎，其学术价值一般只说是证史、补史，处于辅助、补充的位置。现在由于资料的快速积累，尤其是有像睡虎地秦汉简这样数量多、保存也比较好的大宗材料，通过适当整理和互勘合校，简牍文献已经在行政与政区制度、律令与司法制度、经济制度、文书制度、算术与医药、风俗习惯等领域的创新性研究中成为主要的资料依据。

简牍资料在秦郡县制方面提供了较多新知识，这里举三点说明。

首先，新发现郡名“洞庭”“苍梧”。《史记·秦本纪》记载：“秦王政立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为三十六郡，号为始皇帝。”从南朝宋的裴骃开始，学者对三十六郡所指便聚讼不已。1947年，谭其骧先生发表《秦郡新考》，成为权威性意见。然而，秦简牍中有一些全新的发现。秦始皇二十七年的一件文书说：“今洞庭兵输内史，及巴、南郡、苍梧输甲兵……”（里耶秦简16-5）洞庭、苍梧与人们熟悉的巴郡、南郡并列，显然也是秦郡名。秦始皇三十四年的一件文书（里耶秦简8-758）说“苍梧为郡九岁”，表明在秦王政二十五年统一前夕，就已设立苍梧郡。在传世文献中，秦洞庭、苍梧二郡，毫无踪影。

里耶秦简对洞庭郡及其属县有较多记录，因而可以推定秦洞庭郡其实相当于传世文献中的黔中郡。《汉书·武帝纪》记武帝元鼎六年“遂定越地”，设南海、苍梧等九郡。有学者认为，秦苍梧郡是西汉苍梧郡的前身，位于南岭以南。根据张家山汉简《奏谳书》所录秦案卷等简牍的证据,秦苍梧郡其实相当于传世文献中的长沙郡。

其次，昭示中央直达基层的管理体制。在郡县制下，国家之于地方，“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出土简牍使我们领略到这种体制实际运行的精致与效率。

里耶秦简8-228记载丞相书的传递，从朝廷所在的内史开始，在传达至各县的同时，还传给南郡，南郡又传给洞庭，从而使这份文书迅速传播到郡县。里耶秦简9-2283是洞庭太守避免征发徭役的指令，从大概是郡治所在的新武陵分四条路线（“别四道”）传达给各县。迁陵县收到文书后，一面向上一站酉阳县回报，一面安排县内各官署传达：“迁陵丞欧敢告尉：告乡、司空、仓主听书从事。尉别书都乡、司空，司空传仓，都乡别启陵、贰春。皆勿留脱。”“别书”指另行抄录传递，在当时应是文书传播中的有效方式。

最后，展现不同郡县间的行政、经济联系。秦代不同郡县之间可能有相当密切的联系。前面引述里耶秦简属于苍梧郡的指令，因为与洞庭各县有关，传达到洞庭郡迁陵县各乡。里耶秦简8-657则是由于琅邪尉的治所迁到即墨，琅邪郡通报各地。

里耶秦简中常常出现的“校券”，是不同郡县间钱物往来的凭据。13-300记载迁陵县十四匹传马经过雉县（属南阳郡）时，借用了食料。雉县出具“稗校券”，要求迁陵接受“移计”，“署计年、名”反馈给雉县。这意味着，迁陵不需要交付钱物，而是借助“计”的形式确认债务，再通过中央财政平账。里耶秦简所记一段相关内容颇有故事性。亭来自僰道（属犍为郡），在迁陵担任“冗佐”（一种低层吏员）期间犯事，“赀三甲”，计4032钱。亭自称家里有能力赔偿。迁陵县出具校券，请僰道县索取。结果亭的妻子胥亡说：“贫，弗能入。”要求让亭在迁陵作劳役抵偿。于是迁陵要求僰道退还校券。

这类事例显示，秦郡县制之下，除了中央与地方的纵向关系之外，地方郡县之间还存在密切的横向联系。这降低了各地政府的运行成本，增强了国家的凝聚力，也给民众带来一些便利。

文书在秦汉国家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是秦统一之前的律典。其中在多种场合强调“以书”，显示当时已形成文书行政的规范。如《田律》要求“辄以书言”春雨和庄稼抽穗的情况；《金布律》要求官府输送财物时，“以书告其出计之年”；又要求在废旧公物需要及时处置的场合，“以书”呈报；《内史杂律》规定需要请示时，“必以书，毋口请”。

里耶秦简是秦统一之后洞庭郡迁陵县的档案。较多文书写明“听书从事”，或者提出“书到时”如何运作的具体要求。

民间的重要事务，如结婚、遗嘱、牛马奴隶等交易，也需要由官府用文书确认。岳麓秦简《识劫婉》案卷中，女主人翁婉，原本是一位叫沛的富豪的妾。沛的妻子在世时，婉已为沛生下两个孩子。沛的妻子去世后，沛免除婉妾的身份，成为庶人，又生了两个孩子。婉自述说，沛把她免为庶人后，娶她为妻，并让她参加宗族、乡里的活动。然而乡署的官员表示：沛免婉为庶人时，在户籍上登记“免妾”。但后来娶婉为妻，并没有报告，婉在户籍上的身份还是“免妾”。

律令是秦汉帝国建立、运行的重要制度支撑。以睡虎地秦律发端，近五十年来，秦至西汉早期的律令简册层出不穷，蔚为大观。

对于秦汉律的整体认识，学界颇有歧异，或比较笼统地称之为“律典”，或以为只有一条一条制定的单行律令，而不存在国家颁布的统一法典。

较早出土的睡虎地秦律、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均已呈现出篇章分明的结构。云梦睡虎地汉律、荆州胡家草场汉律和益阳兔子山汉律目录大致相同，进一步展示出集篇为卷、两卷并存的格局。兔子山律目分为“狱律”“旁律”两部分，其中“狱律”包含告、盗、贼、囚、亡等十七篇，“旁律”包含田、户、仓、金布、市贩等二十七篇。当时的律分“罪名之制”和“事律”两类，大抵“罪名之制”是对犯罪行为的处罚规定，类似于刑事法律；“事律”是对违反制度行为的处罚规定，类似于行政法规。西汉早期律典中，“旁律”诸篇均属事律；“狱律”虽然以“罪名之制”诸篇为主，但却夹杂几篇“事律”（效、关市、厩律等）。这种安排很不好理解，或许与萧何制定“律九章”的历史有关。

虽然律篇、律条的增删修订不断发生，但在一定时期内，全国存在一个统一的律典。这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在睡虎地秦律、里耶秦简和睡虎地汉简中，一再出现“雠律令”的记载。可见律令一有变动，就立即在全国组织校勘，保持同步。

第二，秦汉时实行奏谳制度，重要案件向上级报告，疑难之狱请上级裁断。向上呈报时必须“具傅所以当者律令”（《岳麓书院藏秦简〔伍〕》66），把判决依据的律令一一附录在判决之后。可见全国上下遵循同一律令，中央立法机构掌握最终解释权。

第三，张家山汉简《功令》规定各县道狱史在升任郡治狱卒史前，需要集中到中央司法部门（廷尉）参加“律令有罪名者”等内容的考试。考试作答、评分必定要有标准答案，这也显示统一律典的存在。

第四，某些律篇、律条的变更，会带来律典的全面修订。例如张家山336号墓出土的《汉律十六章》，较多律篇与《二年律令》相同，但律条多有增删和补充，不再出现《收律》，相关律条皆删去“收”和“收孥相坐”的刑罚。这是文帝元年“除收帑诸相坐律令”的结果。胡家草场汉律是汉文帝十三年刑制改革后的律典，与此前的张家山《汉律十六章》和睡虎地汉律相比，刑罚制度判然有别。这证明律典中各篇各条存在密切关联，构成一个有机整体。

刘邦军至咸阳，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并“作律九章”，奠定汉承秦制的基础。《史记·曹相国世家》记曹参去世后，民众歌颂说：“萧何为法，顜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司马贞《索隐》解释“顜”字说：“训直，又训明，言法明直若画一也。”《汉书·曹参传》写作“讲”，颜师古注：“讲，和也。画一，言整齐也。”“画一”之歌反映了当时人对律令整齐划一的真实感受。

秦汉时期法的主要形态有律、令两种。令的资料目前公布的还不多，姑且不论。律就其具备的基本特征而言，称之为“律典”或者“早期律典”是适宜的。

本文节编自《光明日报》（ 2025年01月04日 10版）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度由于存在时间很久，各个时期多有变化。因此，有必要对这一制度进行分阶段的考察。在这篇文章中，只讨论魏西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

一、释“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

创立于曹魏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在西晋一朝遭到了大规模的抨击。当时许多人批评中正制度，其中尤以刘毅“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1)一语最具代表性。涉及到九品中正制度的论著，大都据此得出结论：当时世家大族垄断了上品。本文认为，这一结论仍有值得商榷之处。(2)

晋武帝时，段灼上表称：“今台阁选举，涂塞耳目，九品访人，唯问中正。故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涂之昆弟也。”(3)段灼与刘毅都指出一部分人垄断了上品。刘毅称为“势族”，段灼称为“公侯之子孙”、“当涂之昆弟”，二者应该是相等的。只不过段灼说得更具体些。所谓“公侯”，即指封爵，“当涂”是指高官要位。当时也有一些人并未直接批评中正制度，而是指斥高官子弟垄断了某些官位。刘颂对晋武帝说：“泰始之初，陛下践阼，其所服乘皆先代功臣之胤，非其子孙，则其曾玄。”(4)愍怀太子被废，阎缵上疏为之申冤，更具体指出，东宫官属如太子洗马、舍人以及“诸王师友文学”等职任人不当，“皆豪族力能得者”(5)。刘毅与段灼，刘颂与阎缵所选择的批评角度虽然不同，但却有相通之处。九品之品与具体官职存在着一定的关系。

《晋书》卷九○《邓攸传》：邓攸“尝诣镇军贾混。……混奇之，以女妻焉。举灼然二品，为吴王文学”。《晋书》卷五二《华谭传》：“太康中，刺史稽喜举谭秀才。……寻除郎中，迁太子舍人，本国中正。”《晋书》卷四六《李重传》：“李重……弱冠为本国中正，逊让不行，后为始平王文学。”《晋书》卷六一《周浚传》：“（周馥）起家为诸王文学，累迁司徒左西属。司徒王浑表‘馥理识清正，兼有才干，主定九品，检括精详’。”

担任中正者，本人必须是二品。司徒左西属是司徒府的官吏，“主定九品”，有时还可兼中正，自然也应是二品。(6)我们看到，被中正定为二品的人往往可以任太子舍人、诸王文学，这些职务正是阎缵所提到的。因此，阎缵批评“豪族”垄断这些职务与刘毅、段灼批评他们垄断上品当是一回事。换言之，正是因为他们垄断了上品，所以才能位居上述职务。

但是，“势族”、“公侯之子孙”、“当涂之昆弟”究竟是些什么人呢？按通常的解释，这不过是世家大族的代名词而已，世族垄断上品的结论就是由此得出的。但考察一下上述批评中正制度的人的家世，事情就会复杂起来。《晋书》卷四五《刘毅传》：“刘毅字仲雄，东莱掖人，汉阳城景王章之后，父喈，承相属。”《晋书》卷四六《刘颂传》：“刘颂字子雅，广陵人，汉广陵厉王胥之后也。世为名族。同郡有雷、蒋、谷、鲁四姓，皆出其下。时人为之语曰：‘雷、蒋、谷、鲁，刘最为祖。’”《晋书》卷四八《段灼传》：“段灼字休然。敦煌人也，世为西土著姓。”同卷《阎缵传》：“阎缵字续伯，巴西安汉人也。”《华阳国志》卷一《巴志》：“安汉县号出人士，大姓陈、范、阎、赵。”以上四人，刘毅为“汉阳城景王章之后”，其父曾任丞相属，究竟属于哪一阶层，难以确定。其他三人或曰“名族”，或称“著姓”，或为“大姓”，当是世族。

所谓世族，通常是指累世做官的家族。由于在一个地区长久不衰地任官，即被当地人目之为“著姓”、“大姓”、“名族”，或者也可称作地方郡姓。汉代以来，有一些著姓、名族的政治势力及影响并未局限在本地区，如汝南袁氏、弘农杨氏，这些家族世代在中央居高位，在全国范围内都有影响，这样的世族，可以称之为高等世族，以别于地方世族、地方郡姓。

身为世族的刘颂、段灼、阎缵为什么要攻击世族垄断上品呢？其实，“世族”并不等于“势族”。我们可以通过元康年间举寒素一事加以推断。

《晋书》卷九四《范粲传》：“元康中，诏求廉让冲退履道寒素者，不计资。”何谓寒素？何谓不计资？据《晋书》卷四六《李重传》载，诏令下达后，“燕国中正刘沈举霍原为寒素”，但司徒府未通过。司徒左长史荀组认为，“寒素者，当谓门寒、身素、无世祚之资。原为列侯，显佩金紫，先为人间流通之事，晚乃务学……草野之誉未洽，德礼无闻。不应寒素之目。”与荀组不同，李重则积极为霍原辩护：“如诏书之旨，以二品系资，或失廉退之士，故开寒素，以明尚德之举……沈为中正，亲执铨衡，陈原隐居求志，笃古好学……如诏书所求之旨，应为二品。”据此，可以得出如下认识：一、此诏是为了解决九品中正制实施中所出现的问题而发的。具体说，就是要冲破某些人仅凭“资”独占二品这种局面，其措施就是举寒素。按此传先云举霍原为寒素，后又云“应为二品”，可知举寒素意即举寒素者为二品。(7)二、前引刘毅说，势族垄断了二品，此传又称“二品系资”，可知势族获得二品即是凭借“资”。因此，有资者即为势族，反之则是寒素，势族是与寒素相对而言的。三、按荀组的说法，寒素应包括两项内容：门寒、身素，又可概括地称之为“无世祚之资”。门寒一词较空洞，留待下面讨论。所谓身素当是指本人无官无爵。荀组正是从此出发反对举霍原为寒素的。其理由主要有二：第一，“原为列侯”，第二，德行不够。德行较抽象，很难说清，所以第一条理由才是重要的。霍原为列侯，不符合“身素”一项，此外，霍原家世虽不可考，但本人未出仕却有封爵，应该说是从祖先那里袭来的，因此，霍原属于“公侯之子孙”，也即是势族，自然也就不能算“门寒”了。可见，荀组虽然仅指出“原为列侯”，但实际意味着霍原二项条件均不符合，所以才反对举他为寒素。

《晋书》中明言被举为寒素者还有二人。《晋书》卷六八《纪瞻传》：“祖亮，吴尚书令。父陟，光禄大夫……永（元？）康初，州又举（瞻）寒素，大司马辟东阁祭酒。”《晋书》卷九四《范粲传》：“元康中，诏求廉让冲退履道寒素者，不计资，以参选叙，尚书郎王琨乃荐（范）乔曰：‘乔禀德真粹，立操高洁……诚当今之寒素。著历俗之清彦。’时张华领司徒，天下所举凡十七人，于乔特发优论。”(8)据此，当时被举为寒素者共十七人，由于史料缺乏，已无法全部了解他们的情况。但《李重传》却为我们透露了一点消息。元康年间，李重任尚书吏部郎，“务抑华竞，不通私谒，特留心隐逸。由是群才毕举，拔用北海西郭汤、琅邪刘珩、燕国霍原、冯翊吉谋等为秘书郎及诸王文学”(9)。霍原被举为寒素后并未出仕，此处误记。但我们怀疑其他三人均系被举为寒素者，因为他们被“拔用”的时间也是在元康年间，且既称“拔用”，显然地位不高，又与霍原相提并论，最后又被任命为“诸王文学”之类。如前所述，这些职务往往是由二品人士担任的。

至此，我们知道被举为寒素者除霍原外还有五人。其中西郭汤、刘珩事迹不详，范乔情况较为特殊。其父范粲在魏末官至侍中，但始终不与司马氏合作，“阳狂不言”三十六载。(10)范乔被举为寒素前未出仕。纪瞻父祖均为吴国高官，纪瞻本人为“江南之望”。(11)吉谋家世也略有可考。《三国志》卷二二《魏书·裴潜传》注引《魏略》云：“冯翊甲族桓、田、吉、郭。”同书卷二三《常林传》注引《魏略》云：“吉茂字叔畅，冯翊池阳人也，世为著姓。”

由此可见，被举为寒素者中起码有两名世族，即纪瞻与吉谋，他们被推举没有引起争论，看来是符合“门寒、身素、无世祚之资”这些条件的。换言之，他们并非势族。所以，世族并不等于势族。势族垄断上品不意味着世族垄断上品。所谓势族，乃是指现实有势力的家族，即那些魏晋政权中的公侯与当涂者。这些人中固然也有两汉以来的著姓、大族，如琅琊王氏、太原王氏、河内司马氏、河东裴氏等等，但也有像石苞、邓艾、石鉴这样一些起自寒微者。(12)他们显然不能以世族目之。固然势族只要稳定地、一代一代地延续下去，终有一天会演变为世族，但那毕竟是以后的事。在魏晋时期，势族不等于世族。势族的地位也并不十分稳固。在瞬息万变的政治斗争中，一些势族衰落了，一些人又上升为势族，虽然势族垄断了上品，但他们当中具体的家族由于现实政治地位不稳定，品也不稳定。《晋书》卷三三《何曾传附子何劭传》：

劭初亡，袁粲吊岐（何劭子），岐辞以疾。粲独哭而出曰：“今年决下婢子品！”王诠谓之曰：“知死吊死，何必见生！岐前多罪，尔时不下，何公新亡，便下岐品，人谓中正畏强易弱。”粲乃止。

何岐虽最终未被降品，但可看出其品并不稳定。《晋书》卷四三《王戎传》：“（戎）自经典选，未尝进寒素，退虚名，但与时浮沉，户调门选而已。”按“户调门选”，须“与时浮沉”，说明门户地位常有浮沉。刘毅云：“今之中正……高下逐强弱，是非由爱憎，随世兴衰，不顾才实，衰则削下，兴则扶上，一人之身，旬日异状。”(13)这是对现实政治的真实描述。另一方面，原有的著姓大族只要未跻身于公侯、当涂者之列，就不能算作势族。所以纪瞻、吉谋可以被举为寒素，而安汉大姓阎缵在势族面前只能自称“臣素寒门”。(14)

稍后的例子也可以证明此点。东晋初年，王敦叛乱中刁协被杀，事后左光禄大夫蔡谟为刁协争追赠官位，在致庾冰的信中说：“又闻谈者亦多谓宜赠。凡事不允当而得众助者，若以善柔得众，而刁令粗刚多怨；若以贵也，刁氏今贱；若以富也，刁氏今贫。人士何故反助寒门而为此言之，足下宜深察此意。”(15)渤海刁氏是很显赫的家族，刁协父刁攸“武帝时御史中丞”，但一旦官场失意却被称为寒门，因此，这一时期寒门一词的含义与宋齐以后不同。地方郡姓在本地虽然绝对不属于寒门，但与“势族”相比，却只能处于寒门的地位。

西晋时期，人们批评九品中正制度的另一个方面是，九品评定全由中正，不遵乡里舆论。刘毅在论九品疏中一开始就指斥说：“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荣辱在手”，在以后所论中正制度的“八损”中，他不厌其烦地屡次指出这一点，批评中正不听乡里舆论，“采誉于台府，纳毁于流言”，以私情定品。前引段灼上疏也指斥：“今九品访人，唯问中正。”所以，许多反对九品中正制度的人都主张废除中正制，在土断的基础上行乡举里选。

综上所述，西晋一朝，人们对中正制度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点。第一，势族凭资垄断上品。第二，中正不遵乡论。晋武帝时，卫瓘与汝南王亮的上疏可以说是对中正制度弊端的总结：

魏氏承颠覆之运，起丧乱之后，人士流移，考详无地，故立九品之制，粗且为一时选用之本耳。其始造也，乡邑清议，不拘爵位，褒贬所加，足为劝励，犹有乡论馀风。中间渐染，遂计资定品，使天下观望，唯以居位为贵。(16)

按卫瓘的说法，中正制度两方面的弊端是有联系的。正是由于中正不遵乡论，才导致“计资定品”。值得注意的是，中正制度初建时并非如此，只是“中间渐染”。这说明九品中正制度在魏晋时期曾经有过重大变化。

二、魏、西晋中正制度的演变

《通典》卷一四选举二历代制中载：“晋依魏氏九品之制，内官吏部尚书，司徒左长史。外官州有大中正，郡国有小中正，皆掌选举。”按此则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没有任何变化。这是不准确的。赵翼《廿二史劄记》卷八中正条：“魏文帝初定九品中正之法，郡邑设小中正，州设大中正，由小中正品第人才，以上大中正，大中正核实以上司徒，司徒再核，然后付尚书选用，此陈群所建白也。”这个说法虽然系统化，但比《通典》更不准确。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是有变化的。郡中正与州中正之设置并非同时。对此，唐长孺已有精确的考证。按他的意见，中正制度刚建立时，只有郡中正，州中正的设立“至迟不出嘉平二年（250），至早不出正始元年（240），也即是说在曹芳时”(17)。唐先生的这一论断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晋书》卷四四《郑袤传附郑默传》还有须要解释的史料：

初，帝以贵公子当品，乡里莫敢与为辈。求之州内，于是十二郡中正佥共举默……及武帝出祀南郊，诏使默骖乘。因谓默曰：“卿知何以得骖乘乎？昔州里举卿相辈，常愧有累清谈。”

晋武帝当品事发生于魏末，但究竟在哪一年，史无明文。《晋书》卷三《武帝纪》：“武皇帝……魏嘉平中（249—254），封北平亭侯，历给事中，奉车都尉。”既云“嘉平中”，则武帝出仕年代肯定在公元250年以后。一般来说，获得中正品第之后即可出仕，尤其是晋武帝这样的贵公子，不大可能已经得到中正品第无官做，也不大可能出仕后尚无中正品第。因此，他出仕与获得中正品第应该大致同时，即都是在“嘉平中”。按《郑默传》载，晋武帝与郑默是由“州内”推举的。但“求之州内”却没有州中正推举，反而由一州之内的全体郡中正“佥共举默”，(18)当时似乎并没有州中正。《晋书》的记载疑有错误。汤球所辑王隐《晋书》卷六亦载此事：“默为散骑常侍。世祖出祀南郊。侍中已陪乘，诏曰：‘使郑常侍参乘。’谓默曰：‘卿知何以得参乘？昔州内举卿，十二郡中正举以相辈，常愧有累清谈。’”汤球注明此段文字辑自《艺文类聚》卷四八、《初学纪》卷一二所引王隐《晋书》。查此二书，《艺文类聚》引作：“郑默为散骑常侍，世祖祠南郊，侍中已陪乘。诏曰：‘使郑常侍默。’曰：‘卿知何以得参乘？昔州内举卿相辈，常愧有累清谈。’”《初学纪》引作：“郑默，字思元，为散骑常侍，武帝出南郊，侍中以陪乘。诏曰：‘使郑常侍参乘。’”二书均无“十二郡中正举以”七字。汤球可能是从其他地方辑出而在注出处时疏忽了。如此推测无大错，则王隐《晋书》与唐修《晋书》记载此事有所不同。即王隐《晋书》在“十二郡中正”诸字之后无“佥共”二字。虽只差二字，但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时史籍中说若干郡中正只不过是某州中正的代名词。《世说新语·贤媛》篇注引王隐《晋书》云：“后（羊）晫为十郡中正，举陶侃为鄱阳小中正，始得上品也。”羊晫举陶侃在西晋后期。《晋书》卷一五《地理志》下：“惠帝元康元年……割扬州之豫章、鄱阳、庐陵、临川、南康、建安、晋安、荆州之武昌、桂阳、安成十郡，因江水之名而置江州。”羊晫所任“十郡中正”即指任此十郡的中正。其中包括鄱阳郡，所以羊晫可以推举鄱阳人陶侃为郡中正。“十郡中正”，实际就是江州大中正。《太平御览》卷二六五中正条引《晋书》云：“杨晫、陶侃共载诣顾荣。州大中正温雅责晫与小人共载。晫曰：‘江州名少风俗，卿己不能养进寒儁，且可不毁之。’杨晫代雅为州大中正，举侃为鄱阳小中正。”杨晫当为羊晫，此处明言为江州大中正。据此推论前述“十二郡中正”实际当是司州中正的异称。唐修《晋书》记载此事大概是参考了王隐《晋书》，又觉得“十二郡中正举以相辈”费解，故增“佥共”二字，但意思就大不相同了。由以上的分析可知，唐先生关于州中正建立时间的考证还是不可动摇的。

下面讨论另一个问题。据前引杜佑语，似乎不仅州中正与郡中正是在制度初创时就已同时存在，而且司徒府参预九品评定工作也是从那时开始的。赵翼更明言“此陈群所建白也。”这一说法也是不正确的。首先，史料中从未发现曹魏时司徒府参预品评工作。魏明帝时，傅嘏在难刘劭考课法时说：“方今九州之民，爰及京城，未有六乡之举，其选才之职，专任吏部”。(19)可见，当时选举工作在中央是由吏部一手包办的。其次，杜佑自己在《通典》卷二○职官二中也说：西晋“太始三年……司徒加置左长史。掌差次九品，铨衡人伦”。既然说“加置”，时间又如此具体，在这之前当无左长史。杜氏自相矛盾。《晋书》卷二四《职官志》也有明确记载：“司徒加置左右长史各一人。”《艺文类聚》卷三一引潘尼《答傅咸诗序》：“司徒左长史傅长虞，会定九品，左长史宜得其才。屈为此职，此职执天下清议，宰割百国，而长虞性直而行，或有不堪。余与之亲，作诗从规焉。”诗中有句云：“悠悠群吏，非子不整，嗷嗷众议，非子不靖。”这是西晋司徒左长史参预评定九品的例子。

综合上文，魏晋之际州中正的建立与司徒府参预九品评定工作是九品中正制的一大变化。这一变化的出现是有原因的。《太平御览》卷二六五中正条引晋宣帝除九品州置大中正议曰：“案九品之状，诸中正既未能料究人才，以为可除九制（品？），州置大中正。”同卷又引《曹羲集》九品议：“伏见明论欲除九品而置州中正，欲检虚实。一州阔远，略不相识，访不得知，会复转访本郡先达者耳，此为问中正而实决于郡人。”据此，置州中正的建议是由司马懿提出的，而曹羲则持不同意见。据同卷引应璩《新论》，应璩也反对建立州中正。他说：“百郡立中正，九州置都士，州闾与郡县希疏，如马齿不相识面，何缘别义理？”应璩的观点与曹羲的观点在某些方面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不必设州中正，因为一州之地过于辽阔，州中正对郡县的情况不了解。所谓“略不相识”、“如马齿不相识面”都是这个意思。但应璩仅仅担心义理难辩，而曹羲所担心的是，由于州中正不清楚下属郡县的情况，结果还得回去访问“本郡先达”，名曰州中正负责，但“实决于郡人”，这样就失去了建立州中正的意义。曹羲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中正制初创时就规定“各使诸郡选置中正”(20)。既然中正的推举权在“诸郡”，推举出来的中正当然是最能体现“诸郡”意志的人。九品评定最终“决于郡人”，“决于本郡先达”就不可避免。所以，如果州中正建立后也落得同样下场就等于毫无意义了。由此可以看到，司马懿的本意原是想不理会“本郡先达”的意见，改变中正品评“决于郡人”的现状。曹羲所提出的问题在魏末究竟是如何解决的，由于史料缺乏，还不清楚。但西晋“诸郡”推举中正的权力终于被剥夺而转交给司徒府。中正品评人物必须由司徒府最终核实，“决于郡人”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21)

在此，须着重指出，所谓“郡人”、“本郡先达”绝不包括一郡内的所有人，只能是那些地方上的郡姓、著姓、大族。司马懿所要打击的正是他们。明乎此，我们终于可以理解西晋时期一批地方郡姓为何要攻击中正制度了。但是，魏末作为皇权的实际执行者司马懿、曹爽兄弟等人为何要打击地方郡姓呢？由此为何又导致了势族垄断上品？

如前所述，势族中有不少人就是两汉以来的著姓、大族，就此而论，他们与地方郡姓似乎并无区别。过去的研究往往将他们视为一体。这是不无道理的，但又不完全对。固然，自汉代以来，郡姓、大族一般都是在本地发展起来的，但是其中一部分郡姓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跨出州郡，走向中央，累世公卿，如汝南袁氏“四世五公”，弘农杨氏“四世三公”。这些人的利益已经不仅仅是与地方州郡相联系了，更多的则是与中央政权联系在一起。没有统一的东汉帝国，“四世三公”就只能是一场空幻的梦。因此，董卓之乱以后，他们都企图重建统一国家。建安元年（196），曹操“挟天子”后，许多人纷纷归附到他的旗帜下，就是由于他们认为曹操“乃心王室”。(22)地方郡姓与中央政权联系并不密切，他们的力量在于州郡、在于宗族乡里。因此，董卓之乱爆发后，大量的地方郡姓并没有离开本土。这一方面使他们以后难以上升，另一方面又使他们能够有效地控制宗族乡里，并进而建立自己的武装。在各个地区，他们往往是不安定的因素。西晋时期，地方郡姓依然垄断着州郡僚佐的职务，操纵着乡里舆论。(23)虽然与势族相比，他们处于寒门的地位，但在本地仍不失为著姓、大族。他们的一切特权也就是来源于此。愈是依靠门第过活，便愈要排挤那些没有门第的人。因此，轻视寒人的风气在地方州郡中自汉末历魏晋而不衰。(24)

总之，地方郡姓由于远离政治斗争中心，所以在汉末以来的历次动乱中都没有受到重大损失，这个阶层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

与此不同，汉末的高等世族既然寄生在东汉中央政权的躯体上，当统一帝国崩溃后，他们便四散逃亡了。虽然他们都希望重建统一国家，但究竟借助于哪一种力量、哪一派军阀来实现其目的，每个人的选择并不一样，有人投靠曹操，有人追随刘表，有人与孙氏父子共患难，也有人跟着刘备辗转他乡。尽管他们的主观动机一致，但客观行动却使本阶层陷入了分裂中，今天的史家虽然可以根据血统把他们集合在自己的笔下，但在现实斗争中，血统并没有使他们团结在一起。高等世族能否存在下去，也不在于他们的血统。袁绍凭借“四世三公”的地位当了讨伐董卓的盟主，但当大族一旦发现他并非救世主，便又纷纷离开了他。随着官渡之战的结束，这个家族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末日。在动乱的年代里，他们能否存在下去，关键在于自身的能力。荀彧帮助曹操艰苦创业，几度难关；司马懿战诸葛、平辽东，战功赫赫，因此他们的家族才能延续下去，成为魏晋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也正是由于他们并非依靠门第过活，所以对于那些卑微之士也并不特别压抑。颍川戏志才、郭嘉先世无闻，有“负俗之讥”，但荀彧“取士不以一揆”(25)，大胆拔用了他们。司马懿“知人拔善，显扬侧陋，王基、邓艾、周泰、贾越之徒皆起自寒门而著绩于朝”(26)。司马师为了任用石苞公开提倡曹操当年唯才是举的方针：“苞虽细行不足而有经国才略。夫贞廉之士，未必能经济世务，是以齐桓忘管仲之奢僭而录其匡合之大谋；汉高舍陈平之污行而取其六奇之妙算。苞虽未可以上俦二子，亦今日之选也。”(27)魏晋政权的势族基本就是由战火中锻炼出来的高等世族与这些有“经国才略”的卑微之士组成的。此时，他们的利益又与魏晋中央政权紧密相连了。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汉末以来，地方郡姓与中央高等世族经历了不同的道路，不能把二者混为一谈。正始之初，司马懿与曹爽等人同受托孤之任，双方斗争尚未展开。此时，他们事实上行使的是皇权，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是当务之急，而地方郡姓操纵选举显然是与之背道而驰的。因此必须予以打击。

打击地方郡姓的措施是成功的，但由此导致势族垄断上品却是司马懿始料不及的。正如西晋刘毅所说：“置州都者，取州里清议，咸所归服。将以镇异同，一言议，不谓一人之身了一州之才，一人不审便坐之。”(28)州中正一人说了算是不符合司马懿本意的。司马懿反对地方郡姓操纵选举，但并不反对乡里清议，他所要做的正是要使乡里清议摆脱地方郡姓的控制。然而，这一时期势族正处于向上发展的阶段，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在很大程度上被他们改造成一项特权制度。西晋皇权无力根本扭转这一局面，只能在一定意义上加以限制，试图使中正制度不至于完全背离当初创建它的目的。

与东晋相此，西晋中正主持清议的事例还是不少的。《廿二史劄记》卷八“九品中正”条所载中正清议事例，基本属于西晋时期。这反映出当时皇权还是比较强大的，仅仅根据势族地位而不顾才德定品，在理论上是不能成立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会有前述元康年间举寒素事发生。也是在元康年间，西晋王朝曾发动了一场清议活动。此事《晋书》失载，有幸《通典》保存了这段材料。《通典》卷六○礼二○嘉五周丧不可嫁女娶妇议：

惠帝元康二年，司徒王浑奏云：“前以冒丧婚娶，伤化悖礼，下十六州推举，今本州中正各有言上。太子家令虞濬有弟丧，嫁女拜时；镇东司马陈湛有弟丧，嫁女拜时；上庸太守王崇有兄丧，嫁女拜时；夏侯俊有弟子丧，为息恒纳妇，恒无服；国子祭酒邹湛有弟妇丧，为息蒙娶妇拜时，蒙有周服；给事中王琛有兄丧，为息稜娶妇拜时；并州刺史羊暨有兄丧，为息明娶妇拜时；征西长史牵昌有弟丧，为息彦娶妇拜时。湛职儒官，身虽无服，据为婚主。按《礼》‘大功之末可以嫁子，小功之末可以娶妇’。无齐缞嫁娶之文，亏违典宪，宜加贬黜，以肃王法。请台免官，以正清议。”……诏曰：“下殇小功，可以嫁娶，俊等简忽丧纪，轻违《礼经》，皆宜如所正。”

按清议工作，本应由中正主动进行，而此次大规模的清议活动却是在司徒“下十六州推举”的情况下才发生的。这说明中正对清议事不够负责，但也还不能违抗朝廷的命令。清议当否最终由皇帝审批，说明皇权还是有一定力量的。

综上所述，西晋皇权对势族垄断上品的特权虽不得不认可，但另一方面，皇权还是企图对势族加以限制，这个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中正制度在执行中所起的互相矛盾的作用反映出时代的矛盾性。西晋是以后高门世族形成的时期。势族的力量在发展，中正“计资定品”是发展趋势，但势族还不能彻底超越皇权的限制。皇权也还可以有限度地利用中正制度来维护统治秩序。

三、九品中正制度的作用

以往的研究者认为，此制度在客观上保证了世家大族的世袭特权，东晋南朝以后，流于形式。根据本文第一节所论述的观点，西晋时，它仅仅是保证了当时的高官显贵的世袭特权，从而在势族的形成以及势族向世族（或称士族）的演变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但只是这样泛泛而论是不够的。因为，单从保障某些高级官吏的世袭特权这一点看，九品中正制并非创举，大家所熟知的汉代的任子制也具有同样的作用。过去，人们在研究九品中正制时，大都将其与汉代的察举制联系起来考虑，这对于探讨中正制度建立的原因无疑是有益的。但是，中正制度在实际运行中既然已经在相当大程度上转化成一种特权制度，它就不再是仅仅与察举制相联系了，而更多的则是与汉代的任子制存在某种继承关系。只有对这两个制度进行比较，才可以更清楚九品中正制的作用。

任子制与九品中正制虽有相同之处，但也还存在某些差异。首先，在人数上，任子制有严格限制。西汉初年，二千石以上的官吏可以送弟或子到京师为郎官，这叫作任子为郎。《汉书》卷一一《哀帝纪》颜师古注引应劭曰：“任子令者，《汉仪注》：吏二千石以上视事满三年，得任同产若子一人为郎。”东汉安帝在建光元年（121）又下诏发展了西汉的任子制，申明“以公卿、校尉、尚书子弟一人为郎、舍人”(29)。不仅可以任子为郎，而且也可以任子为舍人，这是一个变化。但任子弟一人为官的规定还是一循西汉。在这种制度下，有任子特权的官吏不可能使其后代全部由任子一途入仕。东汉高门世族袁安位至司徒，其子袁敞“以父任为太子舍人”(30)，但另一子袁赏直到袁安死尚未入仕。袁安本传称：袁安死后“数月，窦氏败，帝始亲万机，迫思前议者邪正之节，乃除安子赏为郎”。袁安孙袁汤“桓帝初为司空”，据袁安本传注引《风俗通》云：汤“有子十二人”，但见于记载的只有四人：“长子平，平弟成，左中郎将，并早卒。成弟逢，逢弟隗，皆为公。”(31)袁汤数子入仕，但并不能据此认为他们都是凭借着任子特权。弘农杨氏家族与袁氏家族情况相似，延光三年（124）杨震“因饮酖而卒，时年七十馀……岁馀，顺帝即位，樊丰、周广等诛死，震门生虞放、陈翼诣阙追讼震事，朝廷咸称其忠，乃下诏除二子为郎。”(32)由以上袁、杨家族任子情况看，任子有限额的规定还是执行得比较认真。袁安子袁赏、杨震二子都是在其父死后，按特殊情况授予郎官的。袁、杨家族尚且如此，一般官吏的任子数量也很难超过制度的规定。虽然高官子弟除去任子制度外，还可以从其他途径入仕，如察举、征辟等等，但这毕竟不属于特权制度，其他人士如一般的地方郡姓也可由此途上升。

与任子制不同，九品中正制建立时并不是一项特权制度，因此也不可能规定高官子弟可以获得上品的人数。没有人数限制而在实际执行中又确实成为特权制度，这就构成了九品中正制度的一大特点。在此情况下，高官子弟大都可以获得上品，步入清途。说得明确些，高官子弟是以族的规模进入政治舞台的，官之为族终于实现了。这在汉代是缺乏保障的。汉代某些高官家族后来演化为累世相承地做官的世家大族，与其说是靠任子制，倒不如说是靠累世通经，察举入仕更为接近事实。魏晋时期，察举制依然存在，但正如严耕望所说：“晋世公卿另有捷径，故即在西晋，汉代经制之秀孝两途已渐不见重视，东晋以下更无论矣。”严氏更引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所述王谢大族不应秀才之举以为佐证。(33)晋代高官子弟对秀、孝两途的不重视正是由于保障其世袭特权的九品中正制没有人数限制。他们不必再以察举制作为入仕的补充手段了。

制度是对现实的反映，任子制与九品中正制的上述差异表明，汉代高门世族与魏晋以降的高门世族在保障整个宗族的世袭特权方面所具有的能力是不同的。汉代高门世族在皇权、外戚、宦官的限制下还不可能把任子制发展为九品中正制。宗族政治力量有限，在复杂激烈的斗争中要想壮大力量，就必须到本宗族以外寻求支持。史称袁绍能“折节下士”，其目的不过是为了争取“士多附之”而已。不仅袁绍如此，袁氏家族“自安以下，皆博爱宾客，无所拣择，宾客入其门，无贤愚皆得所欲，为天下所归”(34)。汉末袁绍被认为是最有力量的，但这并不是由于自身“四世五公”的空名，而是在于“树恩四世，门生故吏遍于天下”(35)。建安年间，在袁绍家乡汝南“拥兵拒守”，反抗曹操的并不是袁绍的宗族成员，而是“布在诸县”的“门生宾客”。(36)众所周知，汉代的门生故吏与其宗师举主存在着一种类似父子的关系，宗师举主有势，门生故吏可因此飞黄腾达；宗师举主被贬，他们亦同时被贬，宗师举主死后，他们要为之服丧。非血缘关系被罩上了一层宗法面纱。这表明，社会中宗法观念在发展，世族可以借此壮大自己的势力。但另一方面，宗法观念、宗族力量还不够十分发展，盘踞中央的高门世族还不可能使自己的整个家族都不受限制地进入政治舞台。

魏晋南朝，门生、故吏、宾客依然存在，但他们参加政治活动的记载则不多见了，地位明显下降。(37)高门世族也并不以广召门生、宾客为重要任务，也从来没有人认为高门世族的政治力量是体现在他所控制的门生、故吏、宾客方面。这些变化说明世族自身的宗族力量大大加强了，因此，在政治斗争中，高门世族靠的是本宗族成员占据高官要职，靠的是世族与世族的政治联盟，而联盟的手段则是婚姻。

以上讨论了任子制与九品中正制不同的一个方面，以及这种不同产生的历史原因。除此之外，任子制与九品中正制还存在另一个不同的方面。汉代的任子制不具有垄断性，除去任子为郎外，拥有赀产十万钱而又非商人者，也可凭赀产为郎，叫作赀选。在察举制下，被举为秀才、孝廉者也多除郎中。此外，还有献策为郎等多种途径。所以，汉代高官子弟不可能垄断郎官。而在九品中正制度下，“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低等世族很难进入上品之列。高门世族在很大程度上切断了低等世族上升之路。垄断的特征，一方面造成了高低两等世族长期较为稳定的并存局面，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门阀政治理论的确立，又必然地出现了族之为官的转变，即某些家族的子弟理所当然地居高位。从依据现实的政治地位以培植本宗族的力量，到依靠族姓地位以巩固自己的力量——官之为族，族之为官，这就是魏晋南朝高门世族所走过的历程。

综上所述，没有人数限制、封闭性是九品中正制度区别于任子制的关键所在。在此制度下，高门世族的宗族政治力量必然呈现出日益扩张的趋势。毫无疑问，在不断扩大基础上的世袭特权具有更稳固的特征，因为某一分支的衰落不会影响整个宗族政治权力的继续传袭。南朝一些高门世族的家世，往往可以追溯到晋代，其原因必定是复杂多样的，但九品中正制的实行显然是原因之一。

本文转自《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

武王墩墓墓位于今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三和镇徐洼村，是一处战国晚期楚国的高等级大型墓地。武王墩墓曾多次被盗掘，基于此，2019年国家文物局组织相关单位对武王墩墓展开考古工作。2024年4月16日，国家文物局公布了武王墩墓的相关发现。这些发现为了解战国晚期楚王陵制度、楚人东迁后的历史、秦汉大一统国家的形成等提供了重要材料。

一

武王墩墓为一处以主墓为核心的独立陵园，由主墓（一号墓）、车马坑、陪葬墓、祭祀坑等遗迹组成，四周以一圈环壕为界。主墓为一座大型“甲字形”竖穴土坑墓，由封土、墓道、墓圹及椁室组成，为单一东向斜坡墓道。墓圹底部为亚字形的椁室，由长方形枋木搭建而成，棺室位于椁室正中，内置有三重棺。一号墓墓室由一个棺室和八个侧室组成，在椁室盖板及各侧室内壁发现有众多墨书文字，有表示方位的“东”“南”“西”“北”，展现出楚国棺椁制度中典型的主、边箱形式——“井椁”，这一特点对西汉葬制有所影响。

随葬品中，东一室内出土器物以铜礼器为主，其中出土的大鼎为迄今所见最大的楚国大鼎。西侧两个椁室出土器物以漆木俑为主，同时出土木车、乐器和少量遣策类竹简。北侧的两个侧室受到盗扰，主要是琴、瑟以及编钟架等。南侧的两个侧室中出土有漆盒、耳杯、盘、豆、鼓、玉璧、璜、佩以及大量铜箭矢。从以上随葬品来看，其“事死如生”的功能一目了然。

关于墓主身份，出土的一件青铜簠口部刻有“楚王酓前作铸金簠以供岁尝”的铭文，其中“酓前”可释为“熊完”。《史记》载，楚考烈王名为熊元，亦称作熊完。据专家考证，“酓”与“熊”、“前”与“完”在上古音中发音相近，均属于音近通假。自考烈王迁都寿春后，又历经幽王、哀王、负刍，后二王在位时间较短，且负刍为亡国之君，幽王墓一般认为是寿春以东的李三孤堆，故武王墩为楚考烈王墓的可能性最大。

二

“陵随城移”，楚王陵墓见证了楚国历史的发展。楚文王时，“始都郢”，郢为楚国对都城的统称。纪南城遗址位于今湖北省荆州市，发掘者认为其为楚国郢都，城墙始建年代约为春秋晚期，废都于公元前278年。在纪南城周围发现多处楚国最高等级的墓葬，熊家冢墓地位于荆州市川店镇的山岗上，东南距纪南城遗址约26公里。熊家冢墓地的年代可能为战国早期偏晚。

冯家冢位于荆州区（原江陵县）八岭山林场中部的一处岗地上，该墓地为战国时期的某位楚王及其夫人异穴合葬的陵园。大薛家洼墓地亦被认为是楚王墓地，位于今纪山国有林场，南距楚都纪南城约13公里，年代为战国中晚期。除上述墓葬外，纪南城周边的谢家冢、平头冢也可能是楚王墓葬。

公元前278年，楚顷襄王迁都陈城，即今河南淮阳。马鞍冢位于今河南淮阳东南5公里处，一般认为南冢为楚顷襄王之墓，北冢为其王后之墓。寿春为楚国最后的都城，位于寿春以东的朱家集李三孤堆，多被认为是楚幽王墓，为带封土的单一东向墓道竖穴土坑木椁墓，其周边未发现陪葬墓及车马坑。武王墩大墓位于李三孤堆以北。

纵观之，从楚都纪南城时期一直到都寿郢时期，楚国王陵都具有很强的传承性。表现在墓地地势较高，多位于南北向的岗地之上，基本由主墓、车马坑、殉葬墓、祭祀坑等要素构成等。具体布局方面，结构较为清楚的一般为主冢居中心，其北为陪葬墓（副冢），二者西侧存在车马坑，而殉葬墓多分布于主墓、陪葬墓南北两侧。在墓葬形制方面，皆为带有较大规模封土的竖穴土坑墓，多为单一东向斜坡墓道，仅马鞍冢南冢采用两条墓道。当然，各楚王陵也存在一些差异性，主要表现在是否有殉葬墓、车马坑的数量以及封土形状等。相较其他楚王墓，武王墩是由一条近方形的环壕确定了明显界限的独立陵园。陵园规模达150万平方米，是其他楚王陵的数十倍以上。此时，楚国国力虽然没落，而埋葬礼俗却在强化，这一现象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三

诸侯争霸，秦、楚两个大国，一个并吞天下，一个失败灭国。两国王陵的一些特征对比亦能带给我们一些启示。秦人迁都次数严格意义上说共有8次：西犬丘（西垂）—秦—汧—汧渭之会—平阳—雍—泾阳—栎阳—咸阳。秦国国君墓葬与楚国一样，遵循“城陵相依，陵随城移”的特点，目前秦国国君墓的发现包括西垂陵区、雍城秦公陵区、咸阳周陵镇秦陵、临潼秦东陵、神禾原秦陵、韩森寨秦陵。秦国都城及陵墓的迁徙呈现由西向东的趋势，在此过程中，秦国不断发展，最终统一六国。也就是说“陵随城移”之于秦人是主动的结果，之于楚人显然是被动的过程。

秦人雍城陵区的十四处陵园多有“兆沟”为界，呈现出一定的独立性，但陵区西侧及南侧发现的“兆沟”将十四处陵园划入一个大的陵区内，各陵园之间的距离也较近，中字形大墓应为秦公级别的墓葬，具有集中公墓制的特征。至咸阳周边诸秦陵，大多相隔较远，以垣墙或兆沟为界。从雍城陵区到咸阳周边的多个陵区，秦国国君墓完成了从“集中公墓制”到“独立陵园制”的转变。

战国时期的楚王陵却基本均位于独立岗地之上，具有一定程度“独立陵园”的特征，并拥有车马坑、陪葬墓、祭祀坑等秦国国君墓具备的要素。楚王陵直至战国晚期武王墩墓确认出现了由环壕构成的陵园界限。在墓葬形制方面，秦国国君墓通过“独立陵园制”完成了由中字形大墓到亚字型大墓的转变。楚国于春秋时期已经称王，但陵墓形制却体现出一种“守旧”传统，战国时期的楚国基本采用“甲字形”竖穴土坑墓作为王陵之制，仅马鞍冢出现带有两条墓道的中字形大墓，到寿郢时期的李三孤堆和武王墩，墓葬形制又回归“甲字形”墓。

究其原因，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大变革的时期，各诸侯国由血缘政治逐渐转向地缘政治。秦楚两国虽同样设县较早，但商鞅变法普遍推行郡县制和系列经济社会改革，有力强化了秦国的中央集权，完成了国家对全国资源的有效整合。四条墓道的“独立陵园”成为秦人陵墓制度的核心要素，某种意义上正是其国家集权的象征之一。

四

如果我们再把视野拓展到整个春秋战国时期，也会有一些新的发现。这一时期，周王室衰微，诸侯国崛起，形成多元化的文化格局。齐、韩、赵、魏等国的王侯墓均位于城外的一个大的区域内，各国国君墓具有一定的独立性，燕下都外也发现了独立的国君墓地，战国时期的国君墓普遍已使用高大的封土。同时，各诸侯国王陵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武王墩墓周边设置一圈环壕作为陵园界限，陵园整体近方形。秦国王陵多为南北向的长方形陵园，设置有二重至三重的兆沟或垣墙。胡庄韩王陵周围发现了3条隍壕类的近长方形半封闭环状壕沟。魏国固围村大墓为呈“回字形”的陵园。齐国王陵多是在方形台基之上构筑圆形封土，未发现有壕沟、垣墙等陵园界限。

墓葬形制方面，秦国迁都咸阳后王陵普遍采用四条墓道的“亚字型”大墓，而其他诸侯国王陵多采用两条墓道的“中字形大墓”，武王墩墓则为单一东向墓道的“甲字形大墓”。葬具方面，武王墩墓使用多重棺椁，且椁室采用枋木构筑，与其他诸国国君墓具有相似性。神禾原秦陵亦采用枋木构筑，使用二棺一椁。韩国王陵中的胡庄大墓采用重棺重椁，枋木构建。燕国王陵中亦使用重棺重椁。武王墩墓中为棺室，四周各带有两个侧室的亚字型结构则不见于其他诸侯王陵。

在陪葬坑与祭祀坑方面，武王墩主墓西侧发现有一座大型车马坑，这是战国以来楚王陵的传统，主墓南侧的祭祀坑遗存，于其他楚王陵内也多有发现。其他诸国王陵也多存在陪葬坑与祭祀坑，其中陪葬品以车马为主。随葬品方面，礼乐器随葬在战国王陵中比较普遍，但也存在一定差异，如燕国使用大量仿铜陶礼器随葬，魏国王陵中亦出土有九种陶鼎。此外，武王墩墓中出土的众多漆木器、木俑也是一大特点。

周平王东迁以后，诸侯国日渐强大，同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各国王陵虽多采用封土，但存在“覆斗形”与“方基圆坟”等不同形式；墓葬形制有“中字形”“甲字形”“亚字型”之分；各国虽多采用木质棺椁，但棺椁形制也存在一定差异，如楚国采用独特的“井椁”。在多元文化并存发展的同时，诸国王陵亦呈现出统一的发展趋势，一是“周制”在各国王陵制度中仍有所体现，如采用棺椁制度、流行礼乐器及车马陪葬等。二是伴随着宗法制的解体，独立陵园制逐步形成与发展。

武王墩墓的发掘不仅为研究战国晚期楚王陵特征提供了直接材料，也是楚国晚期历史变迁的重要物证。同战国时期秦国王陵的巨大变革不同，楚国王陵呈现“守旧”的态势，结合地方行政组织与社会结构演变形态等，可以看出楚国深受血缘政治以及传统习俗的影响。通过考察各诸侯国王陵的变迁，可以发现战国时期各国王陵形成了多元化格局，同时也存在一体化的趋势。秦汉陵寝文化统一性的形成正是多种文化融合发展的结果，其构成大致可以总结为“承周制”“袭秦制”“融楚俗”的进程。

本文转自《光明日报》（ 2024年12月16日）

一、问题的提出

尽管“丝绸之路”的概念，目前看来并非像人们一直以为的是由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1833—1905）首创，但李希霍芬仍是最早将“丝绸之路”所经的线路标识在地图上，从而给人以“丝绸之路”确实以某种交通路线状态存在的直观印象之人。李希霍芬主要根据《汉书》的记载，标画出公元前128年至公元150年间的中亚交通路线。在其中，西域南道和北道，分别对应了西越葱岭的南北两条道路：西域北道从疏勒向西，可沿阿赖山脉，进入费尔干纳盆地，再向西抵达撒马尔罕；西域南道则从莎车出发，向西南方向登葱岭，再横穿葱岭上的瓦罕走廊，西去昆都士（Kunduz）和巴尔赫（Balkh）。这很可能是第一张标绘了葱岭东西两侧交通路线的地图。但是，由于李希霍芬本人没有来中国的甘肃和新疆进行过实地考察，他在画这幅中亚彩图时，明显缺乏对葱岭地区实际道路交通状况的充分了解，以至于有的路段画得有些想当然。而李希霍芬这一最早的“丝绸之路”路线图，对后来的“丝绸之路”地图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很多由此衍生的“丝绸之路”地图，在涉及葱岭地区的交通路线时，基本上都沿用李希霍芬这一并不准确的描绘。换言之，迄今我们所能看到的“丝绸之路”路线图，在葱岭路段的线路都有很大改进的必要。

李希霍芬的这幅《中亚地图》还用红线勾勒出一条从地中海东岸一路到中国内地的路线，这是依据托勒密（Claudius Ptolemaeus，约100—168）《地理志》（Geography）所转载的叙利亚商主马厄斯·提提阿努斯（Maes Titianus）所属商队一路东行所留下的记录。这个商队活动于公元前1世纪末或是公元2世纪初，堪称从西方角度关于“丝绸之路”实际道路情况的最早和最重要的记录。1941年，日本学者白鸟库吉（1865—1942）也专门分析了这条商队通行葱岭的道路。白鸟氏受限于当时的条件，对葱岭地区道路的考订也有需要订正的地方。马厄斯商队的记录，对研究“丝绸之路”具有重要的价值，至今仍然受到西方学者的关注。

此后，关注东西交通、丝绸之路的学者日益增多，但对于葱岭地区道路的考察，仍然是整个“丝绸之路”地理交通研究方面最为欠缺的一环。以笔者有限的知见，只有日本学者桑山正进在研究迦毕试和犍陀罗的历史时，对中国史书记载的求法僧西行求法经行葱岭时的路线，做过一些有益的探索。但葱岭地区的道路并非其研究的重点，因而在整体上相较前人的研究突破性不大。

虽然中国学者对“丝绸之路”的研究热情经久不衰，但受限于国境线，出国实地考察又极为不便，所以大多数关注葱岭古代交通的中国学者，主要依据的是传世文献记载，只有少数人能够实地考察葱岭地区，但通常也仅限于中国国境线以内的部分。由于人为地截断了葱岭古道的贯通性，对域外的道路交通情况缺乏必要的了解，所以借助这些成果，很难窥见整个葱岭交通道路的全豹。

近年来，也有一些国内学者努力将视野扩展到国境线以外的地理交通状况，他们的成果极大地弥补了国内学者对葱岭地区境外地理状况和相关研究信息的缺憾。但由于这一领域对国内学者来说长期缺乏必要的前期积累，所以仍留下一些不太准确的描述，或是未能解决的关键性问题。近年来还有勇敢践行域外葱岭古道的中国学者，也为葱岭古道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地考察经验。还有西方学者如傅鹤里（Harry Falk），虽然未曾亲履其境，但善于利用谷歌地图（Google Earth）等现代科技手段，也在探索葱岭古道方面做出了重要推进。本文在利用卫星地图，认定葱岭古道除了传统的南道、北道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中道”等方面，都可说是直接得益于傅鹤里研究的启发。

总之，对于葱岭这一“丝绸之路”上重要路段的研究，国内外学者一百多年间断断续续地一直在努力推进。但国内学者通常受阻于国境线，对葱岭古道的认识难窥全豹。国外学者往往对汉文史料的理解和掌握存在明显的不足。两方面的研究亟须互为补充，才有可能真正取得对葱岭古道研究的突破性进展。这种突破性一是要建立在对葱岭古道上个别重要地点的重新比定。如对“悬度”位置的重新确认如果可以成立，就会极大强化关于瓦罕走廊在古代葱岭东西两侧交通上重要地位的认识。二是要有对整个葱岭古道的全新认识。以往的研究受李希霍芬的影响很深，以至于似乎横越葱岭的道路只有南北两条，实际上还有一条“中道”更值得重视。而这条“中道”在李希霍芬以降直到今天的各种“丝绸之路”路线图中，却很少得到体现。

当然，即便能够取得突破性进展，也只是阶段性的推进。毕竟关于葱岭地区道路的研究，将牵涉历史、地理、地质、民族、语言、宗教、国际关系等方方面面。真正综合性的研究仍然有待未来条件具备时才能展开。

二、“葱岭”与“葱岭古道”

关于“葱岭”的得名，郦道元《水经注》引佚名的《西河旧事》云：“葱岭在敦煌西八千里，其山高大，上生葱，故曰葱岭。”葱岭上生野葱之说，还见于《水经注》引郭义恭《广志》的记载。葱岭生葱的景象，已得到现代亲履其境者的证实。但葱岭上能够生长野葱的景象，与人们想象中葱岭是终年积雪和寒风凛冽之地，形成鲜明的反差。这不由得令人想到葱岭的地理范围究竟应该如何界定？文献中的记载来自玄奘《大唐西域记》云：

葱岭者，据赡部洲中。南接大雪山，北至热海、千泉，西至活国，东至乌铩国。东西南北，各数千里。崖岭数百重，幽谷险峻。恒积冰雪，寒风劲烈。多出葱，故谓葱岭。又以山崖葱翠，遂以名焉。

玄奘所说的葱岭“四至”相当于：北起今吉尔吉斯斯坦的伊塞克湖、塔拉斯一线，南至瓦罕走廊南端的兴都库什山，东起今新疆莎车，西至今阿富汗的昆都士一带。历来谈及古代葱岭的地理范围，都要引述玄奘这一说，并将古之“葱岭”与今之“帕米尔高原”相对应。然玄奘所说的“葱岭”范围，与现代地理概念上的“帕米尔高原”并不完全重合。玄奘之所以用乌铩、活国、热海、千泉、大雪山来界定葱岭的四至，是因为这些地方都是他经行过的。玄奘是历史记录中为数不多的，几乎绕着葱岭走过一圈的旅行者。但对于没有这样旅行经验的人来说，未必也能想象得到，或是都认同玄奘关于葱岭四至的说法。所以，虽然玄奘给我们留下了关于葱岭四至的宝贵记录，但这一记录具有他强烈的个人色彩，需要我们谨慎看待。

例如，乌铩和活国这两个地点，一东一西，都在帕米尔高原以下的地势平缓、海拔较低地区，理论上就不应属于帕米尔高原。现代地理概念上的帕米尔高原，北部应以外阿赖山脉（Trans-Alay Range）为界，以北就进入费尔干纳盆地（Fergana Valley）了，属于另一个地理区域。东部一般以公格尔峰（Kongur Tagh）一带的西昆仑山脉为界。西部一般以喷赤河（Panj River）自南向北流的河段为界。这三个地理方位上的界线，都与玄奘所言不符。只有玄奘所谓“南接大雪山”，即葱岭的南界应在兴都库什山与喀喇昆仑山之间的连接山脉，与现代地理学概念上的帕米尔高原的南界是符合的。“大雪山”以南就是印度河流域的上印度河谷地带（即印巴争议的克什米尔地区，巴控的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地区，Gilgit-Baltistan），属于另一个地理区域。但现在无论是学界还是社会公众认知，往往把上印度河谷地带也算作葱岭或帕米尔高原的范围。这是需要澄清的。况且，“帕米尔高原”的得名，是由于高原上有所谓“八帕”。这“八帕”的地理范围也不包括上印度河谷地区。因此，如果把“葱岭”界定为今天的帕米尔高原，则其东缘为西昆仑山，西缘为南北流向的喷赤河，北缘是外阿赖山，南缘是兴都库什山。本文讨论的“葱岭”，也主要是指这个地理范围之内。

所谓“葱岭古道”，本指所有跨越葱岭地区的道路。这些道路既有东西向，也有南北向，而且彼此间犬牙交错，并非呈规则性的直线分布。就“丝绸之路”研究的关注点而言，本文主要讨论东西方向上横跨葱岭的道路。最早李希霍芬标示出了南、北两条路线，现在则应该按照方位，进一步将葱岭古道分为“北、中、南”三条道路。

葱岭北道，即从今新疆伊尔克什坦口岸西行，进入今塔吉克斯坦境内的阿赖山谷。这条道路早在《汉书·西域传》就有体现：

休循国，王治鸟飞谷，在葱岭西，去长安万二百一十里。户三百五十八人，口千三十，胜兵四百八十人。东至都护治所三千一百二十里，至捐毒衍敦谷二百六十里，西北至大宛国九百二十里，西至大月氏千六百一十里。民俗衣服类乌孙，因畜随水草，本故塞种也。

“休循”是从伊犁河流域迁来的塞人所建立的国家。“鸟飞谷”或是指阿赖山谷。如果要说个更具体的地点，应在阿赖山谷的萨雷塔什（Sary Tash），这里也是北上进入费尔干纳盆地的重要岔路口。“捐毒”也是见于《汉书·西域传》的塞人小国，位于与休循接壤的东边，应该在今新疆境内。可见，捐毒和休循就扼守了这条东西方向上横穿阿赖山谷的葱岭古道“北道”。阿赖山谷非常宽阔，水草也多。走这条路既可北上进入费尔干纳盆地的塔吉克斯坦奥什（Osh），也可西行至杜尚别（Dushanbe）。《汉书》既然说从休循“西至大月氏千六百一十里”，说明当时通过这条路是可以通往已经迁徙至阿姆河以北地区的大月氏，自然也包括中亚传统的粟特地区。因而这条“葱岭北道”，在古代主要是从西域北道向西的天然延伸，从西域经此路可去往费尔干纳盆地和阿姆河北岸的粟特地区、阿姆河南岸的巴克特里亚地区（吐火罗）。

李希霍芬标示出的这条路线，此后也成为丝路交通路线图上关于葱岭地区道路最有代表性的一条。近代以来的外国探险家，如斯文赫定、斯坦因、伯希和等人，也都曾经由这条道路进出中国。但是傅鹤里对这条道路的实际利用率提出质疑，认为在古代很难见到有通行这条道路的记载，这是因为这条道路的降水（雪）量大，又盗匪横行，所以不应作为横穿葱岭的主要道路来看待。他这个意见是有偏颇之处的。

葱岭中道，即从今塔什库尔干出发，向西南行，而非向南行，越过纳兹塔什山口（Nezatash Pass），进入今塔吉克斯坦的穆尔加布（Murghab）地区，西行至霍罗格（Khorog），再前往阿富汗的法扎巴德（Fayzabad）、昆都士一带。这条路古代主要是从西域通往古代的吐火罗地区，即今天阿富汗北部地区。因这条路的西段有衮特河（Gunt River），故又被称为“衮特路”。衮特河发源于雅什库里湖（Yashilkul，汉文史籍中葱岭上的“三池”之一），自东向西流，与喷赤河交汇处，即霍罗格。这一地带在历史上被称作“识匿”或“赤匿”，即今天的舒格楠（Shighan）地区。这条路以往几乎不被学界所重视，讨论到与这条路相关的历史记录，也大都没有意识到这是一条完全可以单独列出的重要通路。直到近年，傅鹤里才强调了这条路的重要性。在沙俄和苏联时期，从杜尚别经霍罗格到穆尔加布，最终到奥什，修筑了今天帕米尔高原上唯一一条连续贯通的高原公路（原M41）。这条路部分修建于19世纪末沙俄与英国对中亚展开争夺的“大博弈”时期，部分修建于1930年代，居然沿用至今，成为一条几乎横贯帕米尔高原的公路（不含中国境内的塔克敦巴什帕米尔）。通常情况下，现代公路往往就是沿着古代交通路线而修建的。由于这条公路并未连接到中国的边境线，所以国内学者一般对这条路没有给予充分重视。

葱岭南道，也是李希霍芬根据《汉书》的记载大致勾勒而出的。或从塔什库尔干出发，或从于阗的皮山出发，皆可行至瓦罕走廊的东端入口，再自东向西，横穿大部分属于今天阿富汗境内的瓦罕走廊。到瓦罕走廊的西端，既可沿兴都库什山继续西行抵达阿富汗的喀布尔、巴米扬、贾拉拉巴德地区；也可从兴都库什山的几个山口南下，经巴基斯坦的奇特拉尔(Chitral)，前往斯瓦特、白沙瓦一带。这条路古代主要是从西域通往巴米扬、迦毕试、犍陀罗等佛教圣地，因而在历史记录中出现的频率较高。也是以往学者们关注度最高的一条道路。

古代的行旅不是今日的旅游，尤其是翻越葱岭这样的高寒高原地区，一定要充分准备，精选线路。除非有必须要绕远才能到达的特定目的地，否则一般不会选择绕远的道路。葱岭古道上这三条道路的选择，主要是根据旅行者的出发地和目的地来定。例如，从中亚粟特地区出发的商人和商队，大概率会选择“葱岭北道”进入西域。这对于他们是最便捷的道路。但中国的求法僧西行求法，却基本上不会选择这条“北道”。因为求法僧要去兴都库什山以南的犍陀罗和印度，选择“葱岭南道”或上印度河谷的道路，才是近便的道路。求法僧如果走“葱岭北道”去犍陀罗和印度，就要先到粟特和吐火罗地区，再南下兴都库什山，这样的选择与从“葱岭南道”西出瓦罕走廊后就从兴都库什山口南下相比，无疑是费时和绕远的。历史上只有个别的求法僧为了去被誉为“小王舍城”的巴尔赫去参礼，才会选择这条路。

此外，民间商人和商队的活动一般是很难进入古代历史记录的。“葱岭北道”与“葱岭南道”相比，的确很少见到有经行此路的历史记录。求法僧主要选择“葱岭南道”西去东归，因而对于“南道”留下较多的记录。商人和商队则有强烈和明确的逐利意识，在安全有保证的前提下，他们不会选择需要绕远、增加运输和时间成本的道路。粟特商人当然不会只走“葱岭北道”，他们也曾在上印度河谷地区道路的岩刻中留下过踪迹。既然如此，就不能排除粟特商人也会经行过“葱岭中道”和“南道”的可能性。这完全要看他们商业活动的目的地是哪里。像葱岭这样特殊地理环境下的道路，自古至今一直都在那里存在，很多路段甚至千百年来也几乎没什么变化。不能因为没有，或很少见到某条道路的历史记录，就认为这条道路的利用率不如那些频繁见诸记载的道路要低。也不能因为某条道路的记载在某个特定时期明显多于另一条道路，就认为两条道路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兴衰轮替。

三、中国古人对“葱岭古道”的经行

笔者已尝试按照朝代先后的顺序，梳理了中国古人经行葱岭古道所留下的历史记录。在此则按照葱岭上三条古道的地理方位，重新爬梳一下这些记录，以期加深对这三条葱岭古道在历史上分别被使用情况的认识。

有记录的、最早通行“葱岭北道”的中国人，应是张骞。他在第一次出使时，被匈奴扣押十多年后逃脱，继续西行，就是经鸟飞谷至大宛。也就是从疏勒向西，进入阿赖山谷，从萨雷塔什转而向北，进入费尔干纳盆地。然后张骞应从盆地的西侧进入康居所在的索格底亚那地区，再南下到阿姆河北岸的大月氏王庭，进而渡河到阿姆河南岸的蓝市城（巴克特拉，Bactra）。当时大月氏已经征服“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但王庭尚未迁至蓝市城。在张骞返国后，大月氏王庭才南迁到巴克特拉。当张骞返国时，特意要避开匈奴在西域的势力范围，所以他不会再走经行鸟飞谷的来时路，既可能走“葱岭中道”也可能走“葱岭南道”。总之东归途中下了葱岭，就选择走经过于阗的西域南道，一直到羌中地区才又被匈奴捕获。

此外，李广利伐大宛，史书虽未记载其具体的出征路线，但从西域进入费尔干纳盆地，十有八九是要从葱岭北道的衍敦谷、鸟飞谷进兵。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派遣远征军经行葱岭北道，尽管只是走了半途，就转而北上费尔干纳盆地。陈汤攻伐郅支单于时，有“三校从南道逾葱岭径大宛”，也应走的是阿赖山谷这条道路。不过，这些军事行动都不能算是横穿“葱岭北道”。其他可能有大量的粟特商胡是通过“葱岭北道”进入西域乃至中原内地的，只是我们现在看不到直接的文献记录而已。

2.葱岭中道

至于“葱岭中道”，前述叙利亚商主马厄斯所属下属的商队，从巴克特拉出发，经葱岭的Komedoi地区，即汉文的“识匿”地区，抵达“石堡”，即塔什库尔干。如果是走“葱岭北道”就无需在“石堡”停留。所以应该是走的“巴克特拉—霍罗格—雅什库里”一线，再通过纳兹塔什山口，抵达塔什库尔干。这虽然不是古代中国人经行的记录，但可以证明这条“葱岭中道”在当时的确是商队经常会选择的一条道路。此外，《汉书·西域传》记载西汉末年时，从皮山出发，经“悬度”到罽宾的途中，将会经过葱岭上的“三池”。这“三池”就是帕米尔高原上六大湖泊中比较靠南的三个，即最南的切克马廷库里（Chaqmaqtin-kul）、中间的佐库里（Zorkul，又名萨雷库里，Sirikul，汉文史籍称“大龙池”）和靠北的雅什库里。雅什库里也是前述衮特河的发源地。可见早在西汉时，汉使已有经行雅什库里的经验。汉使走雅什库里这条路，不仅仅是为了就近水源，因为另两个淡水湖就在“葱岭南道”的途中，完全没必要为了取水而绕远走到雅什库里。而选择经过雅什库里的道路，就意味着前行是要去往霍罗格一带。从霍罗格可以选择向北去阿姆河北岸的粟特地区，还可以南下至伊什卡申，继而向西去往吐火罗的法扎巴德、昆都士；或向南越过兴都库什山，南下犍陀罗。因此，所谓“三池”的记录，实际上就暗示了葱岭的“中道”和“南道”都已有汉使经过。

在公元1世纪末，贵霜新继位的君主因向东汉求娶公主，被拒，遂由“副王谢”率七万大军进攻西域，围攻疏勒未成而退兵。要动用7万大军穿行葱岭，需要尽可能在葱岭西部（霍罗格和伊什卡申一带都是从西向东横穿葱岭前必要休整、准备的据点）获得足够的给养，再选择相对比较适合大军通行的大路。考虑到当时贵霜都城不是在巴克特拉，就是在犍陀罗的弗楼沙（白沙瓦前身），贵霜军不太可能先北上到阿姆河，再通行阿赖山谷进入西域。他们应是先进入葱岭，到霍罗格和伊什卡申一带，再沿“葱岭中道”至塔什库尔干，这是最有可能的线路。至于“葱岭南道”虽然也可以通行，但要让7万大军鱼贯穿行瓦罕走廊的狭长地带，在军事上恐非明智之选。

到6世纪初，宋云、惠生出使的去程中，葱岭一段的路程，走的是“汉盘陀—钵和—嚈哒王庭（昆都士）”。以往的研究，包括经常被引用的桑山正进所画的宋云使团的行程路线图，也没有体现出宋云等人的去程走的应该是“葱岭中道”。本文想强调的是：宋云使团很可能是经过“葱岭中道”，而非走“葱岭南道”的瓦罕走廊后，抵达嚈哒王庭所在的昆都士。首先，在宋云使团的记录中，也明确提到了“三池”。如果只走横穿葱岭的单程，这“三池”是没必要都要走到的。宋云很可能去程经过雅什库里，回程则经过佐库里。其次，“汉盘陀”即“渴槃陀”，亦即塔什库尔干。宋云等人从塔什库尔干出发，也是经过纳兹塔什山口，从塔克敦巴什帕米尔进入到小帕米尔。这时既可以向北走“中道”，也可以向南走“南道”。由于“宋云行记”中记载了“波知国，境土甚狭，七日行过。”这应是指瓦罕走廊的狭长地带，七天就可走完。而且波知国只有“二池”，应是指佐库里和切克马廷库里。如果“波知国”指的是瓦罕走廊，则“钵和国”就不可能还在瓦罕走廊上。所以，“钵和国”合理的位置应该在“葱岭中道”上。宋云使团出使的首要目的地是位于昆都士的嚈哒王庭，走“葱岭中道”不仅路途最短，而且路况也比较好走。

此后，明确走“葱岭中道”的，还有8世纪中期至末期的车朝奉（730—812）。他于751—790年间也游历葱岭东西，并在“罽宾”出家，“悟空”是其法号。回国后，将其经历口述，由圆照于795年记录，作为贞元新译《十力经》《十地经》等经的序，收入大藏，亦名《悟空入竺记》。《悟空入竺记》记载其去程经过葱岭时的路线是：疏勒—葱山—杨兴岭—播蜜川—五赤匿国—护密。这其中，“葱山”应即唐朝在葱岭东部的重要据点——葱岭守捉，或曰“葱岭镇”。亦即说车朝奉一行是从疏勒西登葱岭，到达葱岭镇（塔什库尔干）。“杨兴岭”很可能是纳兹塔什一带的山口，因为“播蜜川”是佐库里湖所在的峡谷，从塔什库尔干到佐库里之间，相对有标识度的山岭，就是纳兹塔什山口。不只是车朝奉，玄奘和慧超也都是经过播蜜川后抵达塔什库尔干的。这说明经行佐库里的道路相对于经行切克马廷库里的道路要更经常被使用。其实这与“石山悬度”的位置有关。因为走切克马廷库里向西通行瓦罕走廊，就一定要经过“石山悬度”；反之，若选择走石山“悬度”东去塔什库尔干，也一定会通过切克马廷库里。最初汉使通罽宾时，之所以走石山“悬度”这条险路，是因为距离最近。后来随着对葱岭地区道路认识的加深，可以替代“悬度”的道路也会出现。但如果像玄奘那样由大象驮着经书，是肯定不会选择“石山悬度”，也就不可能走切克马廷库里之路。车朝奉一行在经过播蜜川后，经过“五赤匿国”。“五赤匿”就是“五识匿”，即是今塔吉克斯坦的舒格楠一带，属于“葱岭中道”的西段。然后从“五识匿”南下到“护密”，亦即“胡蜜”，这是瓦罕走廊西端，今伊什卡申一带。关于“五识匿”和“护密”的位置关系，还可通过慧超《往五天竺国传》得到清晰的理解（详见下文）。这也说明“葱岭中道”与“葱岭南道”之间并非截然分隔，车朝奉一行就是先走了“南道”的东段，然后又走“中道”的西段，再从“中道”回到“南道”的西段。因为他们的目的地是去罽宾犍陀罗地区，所以最终要从瓦罕走廊西端南下。

至于车朝奉在返程经过葱岭时，他走的是“拘密支—若瑟知国—式匿国—疏勒”一线。其中“拘密支”，Komidai，玄奘记作“拘谜陀”，又作“居密”“俱蜜”，位于葱岭的西部，五识匿地区之北。可见车朝奉还是由葱岭西部向东，经过式匿国，抵达疏勒。其中省略了从式匿到葱岭镇的路段，应该是与去程相差不大，所以没什么特别可记的。车朝奉之所以来去都选择了“葱岭中道”，很可能是因为吐蕃势力已经浸染到上印度河谷的大、小勃律，乃至瓦罕走廊有时也被吐蕃所控制。这种情况下，走“中道”比走“南道”会安全一些。

此后，清乾隆年间平定大小和卓之乱时，清军追击叛军在葱岭北部的喀拉湖、穆尔加布和雅什库里，与叛军激战，三战三捷。平定叛乱后，乾隆命人在雅什库里湖边树立《平定回部伊西洱库尔淖尔勒铭碑》。这也是最远的一座“乾隆纪功碑”。雅什库里一带可以作为战场，双方投入万人以上规模的部队作战，也说明这一地带相对瓦罕走廊更为开阔，更适合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3.葱岭南道

以往的研究，有一种从整体上忽视葱岭古道在丝绸之路东西交通上的重要性的倾向。如桑山正进认为：原本上印度河谷道路是中印之间交通的主要通道；由于种种原因，上印度河谷道路被通行瓦罕走廊、走兴都库什山北麓的道路所取代，导致巴米扬地区开始建造大佛像。其实如果梳理历史记录就会发现，葱岭古道很可能较之上印度河谷道路更重要，持续发挥作用的时间也更长。见于历史记载的选择走“葱岭南道”的行者，似乎远多于上述“北道”和“中道”。因而“葱岭南道”一直是西域通往中亚和印度的主干道，甚至上印度河谷道路最兴盛之时，也无法与“葱岭南道”分庭抗礼。

早在公元前130年左右，从伊犁河流域被大月氏赶出故地的塞人，在“塞王”的带领下，“南越悬度”“南君罽宾”。因为“悬度”已经可以比定为在瓦罕走廊上的一段石山险路，所以塞人就是从塔里木盆地西缘出发，通过瓦罕走廊，实现横穿葱岭，再南下去攻占犍陀罗地区。这也是从葱岭东侧的西域出发，去往葱岭西侧的犍陀罗地区最短的一条路径。因为塞人骑兵要对犍陀罗的希腊人政权发动突袭，所以不可能选择上印度河谷地区那种“悬絙而度”的绳索桥，也不可能在河谷山坳中绕来绕去浪费时间。石山“悬度”虽然凶险，但不是不可逾越。所以塞人进占罽宾，就是通过快速穿越“葱岭南道”的瓦罕走廊而实现的。

塞人占领犍陀罗地区，建立起塞人的罽宾王国。到西汉末，大批的西汉国使和护送所谓“罽宾使者”回国的汉军将士，都是经历“悬度”险路完成使命的。这其中，只有文忠和赵德等极少数人在历史上留下了姓名。汉使和汉军的马匹不适合葱岭上的高原险路，通行“悬度”时损失较大。所以杜钦建议汉朝放任罽宾，不再参与其国政事；罽宾再有来使，汉朝只负责将其护送到皮山即止，不要再冒着危险将所谓的“罽宾使者”护送回罽宾。这样就避免了在通行“悬度”时的无谓牺牲。

公元97年，甘英从龟兹出发，“逾悬度，乌弋山离”，去往大秦。既然“逾悬度”，显然也是走了“南道”的瓦罕走廊。因为这样走，出了瓦罕走廊，再沿着兴都库什山西行，就可到达乌弋山离。可以说是最近的道路。甘英无需去往兴都库什山以南的地区，所以南北朝的求法僧才说甘英不曾走过上印度河谷的绳索桥和傍梯险路。

根据僧传的记载，公元4—5世纪，法显、智猛、昙无竭等大部分求法僧，都是从塔什库尔干南下，不去横穿瓦罕走廊，而是在瓦罕走廊东段的山口，就南下到上印度河谷地区。选择这样的路途，主要是为了去陀历国（Darel,达丽尔山谷）参拜陀历大像。而且通过口耳相传，使得这条路成为南北朝时期大多数求法僧都会选择的道路。但这条路并不能一直保持畅通，如果发生地震，形成堰塞湖，就会破坏道路交通，乃至有的路段会断路两三百年之久。这也就是为何还会有个别求法僧，如北魏的道荣，仍然会在去程和回程都选择走“葱岭南道”。

大魏使者谷巍龙的题字出现在乌秅，而其出使的目的地是粟特地区的“迷密”（米国）。这并不意味着谷巍龙接下去会沿印度河谷道路一路到犍陀罗，之后北上兴都库什山，经过吐火罗地区，再到粟特地区。前述《汉书·西域传》就有这样的道路，即从乌秅西行会经过“石山悬度”。而要从乌秅西行到“悬度”，就要通过乌秅西北的山口进入到瓦罕走廊东端，再向西经过悬度，横穿瓦罕走廊。到走廊的西端，或者继续西行，就是当年甘英去往乌弋山离的路线，只不过谷巍龙还要继续从乌弋山离北上粟特地区。或者从瓦罕走廊西端沿喷赤河北上，再转西，都可以抵达粟特地区。谷巍龙之所以没选择“葱岭北道”，或是直接从西域北道或南道西上葱岭，大概是因为与北魏敌对的柔然势力控制着西域北道，所以谷巍龙走了西域南道，且从于阗南下到拉达克地区，再转向乌秅。

520年左右，宋云完成了觐见嚈哒王的使命，带着北魏使团，携带170部佛经，回国复命。因为他是从乾陀罗，即罽宾犍陀罗之地返国，自然会走从犍陀罗去西域的传统道路，那就是“葱岭南道”。宋云带那么多佛经，驮畜行走“悬度”不易，故其返程很可能也是从帕米尔河与瓦罕河交汇处的Gaz Khun村就转而向北，绕开“悬度”，经行佐库里所在的波谜罗川，再抵达汉盘陀（塔什库尔干）。

大约100年后，玄奘的回程，也是从瓦罕走廊西端开始横穿走廊，经过达摩悉铁帝国（瓦罕走廊西部，汉杜德）、波罗蜜川（播蜜川、大帕米尔）。即从帕米尔河与瓦罕河交汇处的Gaz Khun村以东，就选择相对好走一些的经行“大龙池”（佐库里）道路，大体上走的是“南道”。

距玄奘经行葱岭差不多一百年，723—727年间，新罗僧慧超，也在从天竺返回唐朝的路途中，走了葱岭古道。他具体的路线是：胡蜜—识匿—葱岭镇。《往五天竺国传》云：

又从吐火罗国东行七日，至胡蜜王住城。当来于吐火罗国。逢汉使入蕃。略题四韵取辞。五言：君恨西蕃远，余嗟东路长。道荒宏雪岭，险涧贼途倡。鸟飞惊峭嶷，人去难偏梁。平生不扪泪，今日洒千行。

“胡蜜”又称“护密”或“休密”，本是贵霜时期的五翕侯之一，应该镇守的就是瓦罕走廊西端的伊什卡申一带。慧超到胡蜜时，恰逢“汉使”即唐朝的官使经行胡蜜去往“西蕃”。具体是谁，要出使哪国，都已不可知。就在这域外雪岭之地，两个从东土大唐来的旅人，一个西去，一个东归，意外相遇，而又都喜好汉语诗文，遂以诗相酬，共同抒发在域外偶遇知音、怀念故乡的悲情愁绪。此后，慧超记载了他没有亲履其地，而是听闻传说的“识匿国”：

又胡蜜国北山里，有九个识匿国。九个王各领兵马而住。有一个王，属胡蜜王。自外各并自住，不属余国。近有两个王，来投于汉国，使命安西，往来〔不〕绝。……彼王常遣三二百人，于大播蜜川，劫彼兴胡，及于使命。纵劫得绢，积在库中，听从坏烂，亦不解作衣著也。此识匿等国，无有佛法也。

通常认为这里的“九个识匿国”“九个王”应该是“五个识匿国”“五个王”之误。五识匿地区就是今天的舒格楠地区。五识匿中，有的归属胡蜜，有的归顺唐朝，与安西都护府来往频密。但当时唐朝最西境，就是下文提及的“葱岭镇”，亦即“葱岭守捉”，今天的塔什库尔干。从“葱岭守捉”向西，就是识匿地区。应该是比较靠东的两个识匿王更乐于与唐朝往来。“大播蜜川”即玄奘东归时经过葱岭的“波谜罗川”，亦即佐库里湖。这是说五识匿国经常派人劫掠来往的“兴胡”，即通过经商兴利的胡商，主要是指粟特商人。说明粟特商人显然也是经常通行佐库里所在的“葱岭南道”。不仅劫掠胡商，包括来往的国使，也不放过。故前文有诗云：“险涧贼途倡。”这种劫掠行为属于识匿国的“国家行为”，他们劫得大量的“绢”，也不会用来制作衣服，还是习惯穿他们传统的皮裘之衣。实际上在葱岭这样苦寒之地，丝绸、绫绢之类的原料不可能被用于制作当地人的衣服。由此可见，丝绸的确是胡商冒险经行此路运营的主要货品。而识匿国不信佛法，故慧超也不会选择“中道”。慧超选择的道路是：

又从胡蜜国东行十五日，过播蜜川，即至葱岭镇。此即属汉。

慧超从瓦罕走廊西端的胡蜜，一路东行，就是走瓦罕走廊，经播蜜川（佐库里），抵达葱岭守捉所在的塔什库尔干。这也是开元时期唐朝西境的极限了。

公元747年，高仙芝征讨小勃律之役，其大军从龟兹出发，上葱岭后，《旧唐书》记云：

又二十余日至葱岭守捉，又行二十余日至播密川，又二十余日至特勒满川，即五识匿国也。仙芝乃分为三军：使疏勒守捉使赵崇玭统三千骑趣吐蕃连云堡，自北谷入；使拨换守捉使贾崇瓘自赤佛堂路入；仙芝与中使边令诚自护密国入，约七月十三日辰时会于吐蕃连云堡。堡中有兵千人，又城南十五里，因山为栅，有兵八九千人。城下有婆勒川，水涨不可渡。

小勃律即吉尔吉特。此前唐军曾三度征讨，都未获胜。天宝六载，高仙芝率一万大军从安西都护府（龟兹）一路西行百日，登上葱岭。在葱岭守捉休整后出发，并未直接从瓦罕走廊东端南下巴罗吉尔山口和达尔科特山口去进攻吉尔吉特，而是直接挥师西进到“葱岭中道”西段的五识匿国地区。“特勒满川”一般认为是帕米尔河。此前唐朝已使位于瓦罕走廊西段的护密国归降，故高仙芝此行并非去攻占五识匿和护密，当地应有亲唐势力接应唐军。他也无需带领一万大军全数西进五识匿地区，应该早在葱岭守捉休整时，就定好分进合击的战术：赵崇玭从“北谷”进军吐蕃占领的连云堡（即萨尔哈德）。所谓“北谷”应即从佐库里一带穿行山谷能够抵达萨尔哈德的道路。今天从萨尔哈德出发，如果不想走石山“悬度”之路，就要向北绕远穿行山谷，也可去往佐库里或切克马廷库里。贾崇瓘则走“赤佛堂路”，有说是在瓦罕走廊东段从帕米尔去往贾帕尔桑河谷的道路。“赤佛堂”的地名或许和《汉书·西域传》所记的“赤土身热之阪”有关。亦即说贾崇瓘这路唐军负责从切克马廷库里这一路夹击连云堡。无论“赤佛堂路”具体地点何在，都不影响学者们认为贾崇瓘这一路实际上是唐军攻击连云堡的“东路军”。赵崇玭和贾崇瓘这两路，不可能是唐军到了五识匿后再回过头去走“北谷”和“赤佛堂路”，应是高仙芝率军绕行到五识匿和护密去实施战略迂回，留下另外两军分别从北面和东面，约定日期，合击连云堡。连云堡南十五里还有吐蕃的一座城寨，下有“婆勒川”。姚大力认为“婆勒”就是Baroghil的音译。在萨尔哈德向南翻越巴罗吉尔山口时，当时吐蕃也派重兵把守。唐军攻下连云堡后继续南下吉尔吉特，就不在本文讨论的葱岭道路范围。总之，高仙芝打小勃律之前，先要拔掉从“葱岭南道”南下小勃律的必经之地连云堡。但如果直接走瓦罕走廊，从东向西进军连云堡，一旦被吐蕃扼守住石山“悬度”，大军就无法前进。高仙芝采取的是通过“葱岭中道”迂回到连云堡的北方和西方，再实现三面合击的战术安排。由此也可见“中道”与“南道”之间存在紧密的关联性。

此后，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吐蕃不仅反攻夺占了葱岭古道上的“中道”和“南道”，而且唐朝连西域、河西诸地也逐渐丧失。中原人出于各种政治、军事或是信仰的目的，艰难跋涉于雪岭葱外的时代，遂暂告一段落。

四、结语

以上通过将“葱岭古道”细分为“北道”“中道”和“南道”，并将历史上与葱岭有关的每个历史事件和每个具体的旅行者事迹，还原到“葱岭古道”具体的每一条道路上去。这样做希望可以加深我们对这些人物和事件的理解。

例如，玄奘返程中经过的“大龙池”到底是佐库里，还是切克马廷库里？只要考虑到“石山悬度”的位置，就不难确认“大龙池”一定是指佐库里，因为这条路相对于经过石山“悬度”才能抵达的切克马廷库里之路，要好走得多。再如高仙芝征伐小勃律之战，按照以往的看法，唐军似乎是从瓦罕走廊东端直接进军连云堡，再南下坦驹岭的。但这样一来，唐军必须要经过石山“悬度”才能抵达连云堡。这对上万人的远征部队而言，肯定是危险的选择。高仙芝之所以能够成功，与此前夫蒙灵詧替他打通了护密道路有很大的关系。这使得高仙芝的军队可以得到瓦罕走廊西端护密国的支持，甚至五识匿地区也不会给唐军制造麻烦。所以高仙芝能够采取迂回到连云堡以西，从东、北、西三面合击连云堡的战术。这一点似乎是以往研究高仙芝征伐小勃律的学者都没有意识到的。

此外，还可得出以下几点关于“葱岭古道”的全新认识：

其一，从地理上说，葱岭的四至应以今帕米尔高原为界，玄奘的记录并不符合葱岭的实际情况。上印度河谷地区在地质板块上属于兴都库什山以南的印度板块，不属于帕米尔高原的范围，应排除在“葱岭古道”之外，单独作为一个研究对象。

其二，“葱岭古道”进一步应划分出“北、中、南”三条道路。这其中，“北道”与“中道”和“南道”相比，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或者说从“中道”和“南道”较难在东西横向通道上与“北道”产生关联性。但“中道”和“南道”之间，则往往可以根据需要进行穿插经行。实际上，葱岭上的道路组合是多样化的，不是简单的三条线能够涵盖的。古人根据出发地和目的地的不同，可以灵活选择自己要走的道路。但基本的原则是会选择保证安全和距离短、耗时少的路程。玄奘之所以在回程中选择走葱岭而非去程时走天山以北再到中亚粟特地区的道路，就是因为正常情况下从西域到印度去的道路就应该走葱岭古道。

其三，所谓“瓦罕走廊”，只是葱岭上的“南道”而已，不应被视作通行葱岭南部地区的唯一选择。与之相比，霍罗格与塔什库尔干之间的葱岭“中道”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可能更值得我们关注。今后的“丝绸之路”路线图在经过葱岭地段时，至少应该画出三条东西横贯的路线，而不是只有两条。

本文转自《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4年第4期

一、引言：自由心证理论研究之迷思

自由心证的迷雾一直笼罩在我国刑事诉讼理论与实务之上，似有似无，似虚似实。在传统客观主义真实观与对法官自由裁量的质疑之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设立了大量证据规范限缩法官自由裁量权，以期实现刑事审判之客观化。然而，纯粹客观的司法裁判仅是一种理想的乌托邦，所谓“良法善治”，良法经由法官运用才能善治，实然司法之中不仅无法回避自由心证，亦需要法官自由心证回应个案特性与现实需求。

揆诸现实，自由心证原则是否存在于我国刑事诉讼规范之中仍存有争议，但与之相关的理论研究却方兴未艾。有学者将我国刑事证据立法与现实定义为“新法定证据主义”；还有学者肯定了我国自由心证的存在，并提出我国刑事诉讼证据证明模式属于自由心证之亚类型“印证证明”；亦有学者认为我国证据制度实属自由心证制度。不论观点差异，在此之中“自由心证”至少在三个维度使用：作为证据制度的自由心证，与法定证据制度相呼应；作为司法证明模式的自由心证，与印证、拼图、综合证明等相比较；作为证明标准的自由心证，与证据确实充分、事实清楚抑或排除合理怀疑相对照。自由心证似乎飘渺无形，却又无处不在。这不禁让人困惑，自由心证的内涵与外延究竟如何？自由心证是证据制度、司法证明模式抑或证明标准？自由心证与印证证明的关系又如何厘清？经验法则、逻辑法则是否属于自由心证范畴？自由心证与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究竟是何种关系？此看似涉及自由心证原则与我国刑事证据核心理论之逻辑关联，实则关涉自由心证内涵、法律性质、适用场域等基本问题之厘清，最终直指自由心证原则在我国刑事诉讼理论中的体系地位。

事实上，由于长期的语言隔阂与对大陆法系职权主义之偏见，我国对自由心证原则的历史嬗变与当代意涵仍存有不少理论误读与研究缺位。虞于此种现状，学界不仅对自由心证原则存有迷思与混沌，亦导致相关理论研究无法从当代理论与司法实践中汲取灵感，容易偏离法学规范视角而走向虚无主义，在未厘清法学问题的教义学内涵与边界之时，却又将其异化成哲学或心理学问题，容易导致研究之根基不稳与立论偏离。当然，随着学界对德、法等国刑事诉讼理论的直接引介、深入研究与审慎反思，误解得到一定澄清，偏见得以部分破除。然而，对自由心证理论沿革的研究似乎起于神明裁判、止于法国大革命；对自由心证原则内涵之理解亦止于“法官根据自己的理性、经验和良心，对证据的证明力大小强弱进行自由判断，法律不作任何限制性的规定”，而对与我国刑事法基础理论能够有效承接，与证据属性理论、证明责任理论等证据基础理论深度融合的德国自由心证原则之深入研究甚少。

不容置喙，近代意义的自由心证原则萌芽于18世纪的法国，在法国大革命中由杜波尔提出并确立。然而，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法国学术界并不承认存在刑事证据一般理论，直至20世纪初才日渐出现体系性的刑事证据一般理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自由心证原则自法国大革命后传入德国，1846年由时任普鲁士立法部长、著名法学家萨维尼（Savigny）提出并确立。此后近两百年间，在德国哲学思辨传统与严谨的刑事法理论影响之下，自由心证原则得以独立发展，在改革的浪潮中不断与证据属性理论、严格证明理论、证据责任理论等德国证据理论深度融合，并在司法实践中伴随法官裁判呈现出历久弥新的强大生机与活力。

作为一个以职权主义为底色的国家，无论是刑事证据理论之完善抑或刑事程序之革新均应建立在深入理解职权主义传统及传统职权主义理论之上。而鉴于德国刑事法对大陆法系国家之深远影响，德国自由心证原则对我国刑事诉讼亦具有重要学理价值。事实上，我国学界出现的前述概念混用、术语误解和研究迷思均与德国自由心证原则的理论研究缺位存有一定关联。有鉴于此，有必要对德国自由心证原则的历史嬗变与当代意涵进行系统梳理与阐述。只有在明晰自身机理的前提下，才能对自由心证原则的中国叙事脉络予以准确勾勒与检视，以揭开自由心证原则之面纱，澄清学界之误解，明晰其中国意象，并为厘清晚近新法定证据主义、印证证明、经验法则与逻辑法则、刑事证明标准等相关证据核心理论奠定基础。

二、自由心证原则的德国嬗变

从18世纪直至19世纪上半叶，随着法国自由心证思潮的涌入、刑讯逼供的废除与陪审团制度的引入，德国围绕新的刑事司法理念与制度展开了论战。由于法国自由心证原则与人民民主理论和陪审团制度直接相关，因此，德国首先探讨的并非“是否应当引入自由心证原则”，而是“是否应当确立陪审团制度”。在对陪审团制度的质疑中，怀疑论者继而展开了针对刑事证据理论与自由心证原则的反思。

（一）消极证据理论

1813年费尔巴哈（Feuerbach）对以陪审团制度与自由心证原则为核心的法式哲学展开批判：“陪审团靠直觉判案与教会裁判并无本质区别，前者漫不经心地等待自然启示的光芒，而后者则是等待上帝的灵感。”他并不认为在一种“清醒梦境状态下”的裁判能够比基于理性的权衡更加公正，而认为化解证据体系危机的方法并非是放弃证据规则，而是通过法定规则与法官心证结合互补，以“消极替代积极”。

所谓消极证据理论（Negative Beweistheorie），是相对于法定证据主义下的积极证据理论（Positive Beweistheorie）而言的。积极证据理论指立法者之积极，由立法预先规定法官证据裁判的规则与证明力大小；消极证据理论则主张，立法者不应预先规定应当在何处找寻心证，而仅能规定在何处不可找寻心证，证据规则应当仅最低限度干涉裁判过程，不能代替法官探寻实质真实的权利和义务。因此，消极证据理论的核心并非完全消除传统法定证据，而是通过改良而承认法官自由心证的可能性。消极证据理论一度受到学界认同并获得立法确认，但最终伴随自由心证原则的确立而在德国法律演变的历史长河中消亡。

（二）自由心证与陪审团一体化的整体印象论

与此同时，伴随着法国大革命的民主思潮，德国兴起了一种将内心确信视为整体印象的理论（Totaleindruck）。整体印象论也与法国民主至上思想相承接、与陪审团制度相呼应，其秉承的基本立场是：职业法官受法定证据规则的约束展开证据评判，而陪审团则直接基于不受规则约束的总体印象判案。陪审团作为普通公民，能在审判中直观地体验犯罪呈现在法庭上的过程，并基于良知与理性形成犯罪与否的整体印象。故此，整体印象论认为职业法官是传统法定证据主义之产物，而陪审团则是新兴自由心证理论之成果。

（三）自由心证与陪审团分离的思想启蒙

然而，完全受证据约束的职业法官审判与只受良心约束的外行群众审判，这种非此即彼的替代关系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米特麦耶（Mittermaier）认为康德所定义的真实才是自由心证最好的诠释：真实是认识主体与被认识客体之统一。因此，他认为对法律确定力的寻求是一项专业工作，法定证据制度保证了“决策理由之价值”，仅在预先告知适用证据规则并给出判决理由的前提下，陪审团才具有正当性，没有证据规则制约的心证只会形成不合理、无依据的主观揣测。在这种理念之下，陪审团事实上类似于德国传统法官的角色，这也意味着，米特麦耶重新定义了自由心证的内涵，自由心证并非单纯的猜测，而是基于理性的权衡，主观的心证塑造是一种理性的思维过程。

基于此，自由心证的认识论基础从法国强调主观的绝对理性转向了德国康德主义哲学的主客体一致性，自由心证并不必然与陪审团制度如影相随，而具有独立的价值与意义。与此同时，对职业法官的过度限制亦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判。实际上，赋予法官根据个案审查证据的权利与过度限制法官证据评估的标准相矛盾。至此，自由心证理念最终得以脱离陪审团制度而独立存在，适用范围进而拓展到职业法官的范畴。

（四）自由心证原则的正式确立

1846年，时任普鲁士立法部长的萨维尼在《刑事程序基本问题备忘录》中提出应当完全摒弃法定证据理论，主张法官应当根据理由和法规推导判决，探寻和适用证据规则的权力亦完全属于法官，这样才能充分顾及思维规律、经验与洞察力。萨维尼并不怀疑塑造内心理性确信的必要性，但是怀疑抽象的证据规则不能穷尽所有个案特殊性。与此同时，他并不赞同陪审团，因为证据裁判是根据法定证据规则或者没有此种规则时需要持续不断训练的专业工作。总而言之，萨维尼所认同的自由心证概念更多地植根于德国传统，而非借鉴法国经验。

在此种理念的倡导下，1846年《普鲁士法》第19条正式确立自由心证原则。该法废除了所有针对柏林刑事法院的证据规则，赋予了职业法官根据证据自由心证达到内心确信而判决的权力。伴随此种自由权，立法者亦规定法官阐明判决理由的义务，即法官享有自由心证的权力，但亦应当在判决中述明推导此判决的理由。相比于法式的内心确信（l’intime conviction），萨维尼所理解的自由心证（freie Beweiswürdigung）更接近康德的理解，即内心确信需要每一个具有理智之人的认同。因此，德国自由心证原则更多地受到德国哲学与法学传统思想中自由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影响，而非法国的天赋人权与陪审团制度，并具有更强的内驱动力与司法目的导向，旨在消除传统法定证据规则之桎梏。至此，自由心证原则成为德国刑事诉讼中法官证据裁判的一项基本原则，并随着司法理念的变迁与司法实践的发展而获得新的意涵与生命力。

三、自由心证原则的理论困境与突破

（一）理论困境

从法定证据演变到自由心证是一种历史进步，法定证据的教条与僵化得以克服，刑讯逼供在立法上得以废除，但接踵而来的是新的理论困境与实践难题。德国自由心证原则的核心条款为《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261条，即“法官根据审判所建立起来的内心确信判定证据调查之结果”。条款如此简明扼要，如此主观抽象，如何替代原本法定证据制度中的证明标准？不同法官所抵达的自由心证亦存在差异，如何保障类案正义？

即便在理想条件下，法庭所呈现的事实与客观发生的事实不可避免地存在距离，法官通过理性推理判断很难作出完全一致的重构，仅能获得一种概率意义上的认知与见解。因此，自由心证原则虽避免了法定证据主义之弊端，却又产生了两个理论难题：首先，自由心证法律属性与构成要件之澄清。自由心证到底是一种纯粹主观判定抑或存在客观性？这涉及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之争。其次，自由心证到底需要在待证事实与证据间建立何种程度的确证？这关涉证明标准之确立。这两个根本问题随着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而在实践中逐渐明晰。

（二）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之争

1.帝国法院观点之对峙

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之争，是一个发轫于德国刑事司法实务的理论问题。从帝国法院到联邦最高法院，均致力于在个案中明晰自由心证原则的内涵与边界，其中，帝国法院的两份判决对于现今自由心证内涵之明晰与基本范畴之厘定有着重大意义，分别代表着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基本立场。

（1）客观主义：高度盖然性论（RGSt 61, 202）

自由心证原则之确立以人类理性觉醒与确定性认知为前提，在法官内心确信中体现为对心证盖然性的承认和盖然性程度确证的理解差异。1927年，帝国法院首次在RGSt 61, 202判决中确立了刑事案件定罪意义上的内心确信，并提出以高度盖然性（die hohe Wahrscheinlichkeit）作为自由心证内心确信的标准。此种观点的核心要旨在于，在纯粹主观主义的自由心证原则之中引入客观主义底色的概率判断，即高度盖然性，与此同时强调不通过主观因素过分夸大“高度盖然性”，而是通过推定降低真相所要求的盖然性程度。虽然判决中并未涉及证明标准的维度，但至少明确确立了证明标准是基于诉讼材料所获得的高度盖然性，此种高度盖然性由法官基于理性推理而来，代表着自由心证的客观化。

（2）主观主义：内心确信论（RGSt 66, 163）

然而，1932年帝国法院在RGSt 66, 163判决中认为，基于盖然性的内心确信并不足以支撑起定罪量刑，法官必须达到完全的内心确信（ volle überzeugung ），但又强调人类认知能力具有边界，将事实与最高程度的盖然性相提并论实则属于概念上的不精确。由于此种客观真相（ objektive Wahrheit ）实质上无法获得，因此，法官必须尽其所能达到一种基于司法良知有效的确信，以避免可能的错误与误判，尽可能地消除每一项怀疑。但是这其中的逻辑悖论是，如何通过人类去避免所有基于人类认知可能导致的错误？在案件审理中逐一排除怀疑是一种无法实现的乌托邦。

事实上，高度盖然性论与内心确信论完全针锋相对，代表着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两个维度。高度盖然性论实则降低了真相查明的标准，法官基于理性所能获得的信息与认知作出裁判，其标准在于达到高度可能性或高概率的内心标准，而并不需要排除所有怀疑；而内心确信论要求法官即便是严格审理了诉讼材料，亦需要逐一排除可能的怀疑。

2.联邦最高法院观点之争鸣

在早期阶段，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总体带有明显的客观主义色彩，认为证据评判标准在于法官内心所确信的高度盖然性，然而仍旧回避确定“盖然性”的概念与具体标准。但是1957年的判决发生重大转折，联邦最高法院的主流观点从客观高度盖然性论走向了主观内心确信论。

（1）主观主义论（Subjektive Theorie, BGHSt 10, 208）

联邦最高法院在BGHSt 10, 208判决中阐明：“法官必须在主观上排除客观可能存在的怀疑，才可达到内心确信并作出判决。此种个人内心确证（ pers?nliche Gewissheit ）是判决的必要条件，亦是充分条件。”这意味着对于最终判决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客观可能的怀疑，而仅是法官自己主观产生的怀疑。主观主义论由此判决确立，即只要法官对案件事实产生主观确信，认为事实与法律认定不存在错误，并在判决理由中阐明自己的主观确信即可。但是主观主义招致了众多的反对意见，判决所需要的内心确信是否真的应当完全取决于初审法官的个人内心确证？若存在对被告人更有利的结论，法官是否仍可以定罪？此种推论是否与无罪推定原则冲突？由于主观主义存在这一明显缺陷，联邦最高法院此后事实上放弃了绝对的主观主义，认为即便是遵循主观主义判案，法官亦不能违背类似于法律规范的逻辑法则或已确证的科学知识；并且，为了验证法官是否遵循了逻辑法则，法官有义务在判决中全面列出证据评估的内容。

（2）生活经验论（Theorie der Lebenserfahrung）

联邦最高法院在后续的判决中实际上采用了一个相对折中的客观化视角，即生活经验论。联邦最高法院重申了一个不言而喻的基本原则，即当同时存在多种可能性时，法官必须说明他优先认同和选择某种可能性的理由，法官基于实际生活经验所能获得的确证即视为高度盖然性。但生活经验论的反对者认为，“生活经验”本身并未得到有效定义，且不清楚应当根据一般法官抑或理想法官的生活经验进行案件审理，并不具有普遍适用的可能性。

因此，黑德根（Herdegen）对生活经验论进行了论证，明确了生活经验论背后的推理逻辑。判决由法官作出并负责，因此不可能放弃法官个人确信，但是人类的认知很大程度取决于个人经历、认知局限、偏见及欲望，因此个人确信并非充分的判定标准。故此，人类无法完全获得案件真相，司法认定仅是一种盖然性判决。但是此种盖然性判决必须达到极高程度，却又不可能达到绝对确定。总而言之，应然层面能够达到的盖然性程度取决于人类理性推理的水平，而理性推理必须符合经验与智识要求并考量生活经验与公认价值原则。

3.主客观自由心证理论之确立（Objektive-subjektive Beweiswürdigungstheorie）

直到20世纪50年代，无论是“高度盖然性”抑或“内心确信”均不能在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中占据通说地位，学界亦未深入探讨证据评判方法与标准问题。但当联邦最高法院日渐走向主观主义，放宽法官的自由裁判权并放弃了对法官心证塑造之限制时，学界却出现了反对的声音，认为联邦最高法院打开了非理性而无法控制的潘多拉之门。

以彼特斯（Peters）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基于事实评估的客观因素才应当是定罪量刑的决定性因素，在此基础上可以建立基于内心确证的主观因素；并且，法官基于自由心证之判决应可由其他法官理解和推导。心证的塑造不仅与高度盖然性紧密相连，更与案件真实息息相关，法官的自由心证不仅涉及个人内心确证的实现，亦涉及到盖然性之确定。并且，与法国相反，德国的判例和文献从未确认法官内心确信能够免除法官对案件理性审查之义务，故此，兼具主客观的自由心证原则并不存在理论障碍。彼特斯最大的贡献在于，他并未如此前的判例与学说般仅对“理性”进行概括性阐述，而是提出了具体的标准。在方法论层面，他提出法官必须首先审查单一证据的效力范围与可靠性，然后再经由逐步评估全面审查证据，形成证据链；在内容层面，法官在心证塑造过程中应当基于专业知识与经验，采取统一标准进行证据评估；在后果层面，为了防止自由专断，法官应当对自由心证之裁判负责。

彼特斯致力于刑事程序的理性化，他的核心观点是个人内心确证必须基于合理的基础，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此后，此种客观化的自由心证理论得到联邦最高法院的广泛认同，以客观理性与事实基础作为个人内心确证之前提的主客观自由心证理论获得通说地位：“司法定罪所需要的法官个人内心确证以客观事实基础为前提，必须基于理性论证得出已确定的事实与客观现实高概率相符合之结论。”具言之，法官定罪量刑的前提是获得内心确信，此种内心确信并非主观臆断或恣意评判，而是经过客观事实认定与理性论证过程，认为已查明的案件情况与客观发生的犯罪事实符合具有高度盖然性。

从以上对德国重要判例与学者观点之梳理可见，判例观点一直在自由评估证据与受约束评估证据之间摇摆。旧的帝国法院更为关注客观性与高度盖然性，联邦最高法院早期的判决以主观主义为基础，更倾向于追求主观个人确证；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基于合理性和主观确证性的客观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但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又开始强调法官自身认知在判决确定中的重要地位。事实上，完全基于法官自由心证而不考量客观基础的绝对主观主义已无人支持；而对被告人罪责之完全确信亦是不可达到，纯粹的客观主义仅存于乌托邦之中。故此，现代德国的自由心证理论始终以主客观论为基本立场，形成一种动态博弈的平衡：当一段时间客观主义占上风时，判例便开始强调主观主义的功能，使得整体理论趋势归于平衡。

四、自由心证原则的德国当代意涵

从萨维尼确立德国自由心证原则到帝国法院提出内心确信论与高度盖然性论，从联邦最高法院不断探索到自由心证主客观理论的最终证立，德国自由心证原则在理性主义的光芒与主观主义的摇篮中成长，继而探索心证形成之过程并将其规范化。当代自由心证原则由法官内心确信（Richterliche überzeugung ）与证据自由评判（ Freie Beweiswürdigung ）两大核心要素构成，同时亦涵括实质性庭审、判决理由的书面阐述与自由心证之限制三大要旨。其中，法官内心确信、证据自由评判归于自由心证原则的积极实质要件；自由心证原则的限制为消极实质要件；实质性庭审、裁判说理与心证公开则属于自由心证原则的程序保障。

（一）法官内心确信

在证据使用禁止的基础上，具有证据能力之证据乃为法官自由心证之对象，而自由心证的终点需要抵达“法官内心确信”。那么，到底何为内心确信？经由前述判决的梳理与诠释，现代意义上的“法官内心确信”包含个人内心确证、客观事实基础、高度盖然性与高度个人化的判决四个维度的要件，并且强调法官心证塑造过程之公开。

首先，法官内心确信毋庸置疑具有主观性，它是法官的个体化主观确证。法官自由判断证据的依据是经验、理性与良知，并不可避免地受到法官主观感受与情感因素的影响，最终达到内心确信的程度。与此同时，由于刑事案件个案的偶发性与特殊性，既不存在亦不需要绝对的或概率的确定性，法官根据整体证据情况确定特定事实为真即可，因此对于法官内心确信不应当设立过高的、无法满足的要求。

其次，法官的主观确信必须以客观事实为基础，并非天马行空之恣意。内心确信建立在对犯罪主客观情况的全面审查与理性判断之上。虽然并不存在系统的刑事证明理论来确认证明力，但法官认定案件事实必须基于合法收集、具有证据能力、符合法定证据种类之证据。法官有义务全面收集证据并进行审查，最后基于专业知识、逻辑与经验法则获得高度盖然性的判决结论，并将此种心证过程公开。因此，法官内心确信并非打开了主观专断之大门，而是构建起了刑事诉讼规范与主观沟通的桥梁。

再次，内心确信并非某种必然性结论，亦可给予符合思维规律或生活经验的司法权衡，以高度盖然性结论的形式出现。必须承认，心证与犯罪事实无法完全印合，要求绝对与犯罪事实一致的心证结论并不现实。故此，司法裁判只能退而求其次，将高度盖然性视为真实，将法官对此种高度盖然性存在的认知视为对真实之确信。原则上，当法官已尽其所能评估现有证据后，认为犯罪事实存在具有高度盖然性则可判决有罪。若在内心确信过程中，对被告人的犯罪或罪责有所怀疑，则缺乏定罪所需的内心确信。

最后，自由心证原则要求法官作出高度个人化之判决，具有独立性与不可替代性。一方面，法官不可采用他人未经审验的观点或意见，比如排除证人的意见性证言；另一方面，原则上法官亦不受其他无罪释放或生效判决中事实认定之约束。判决之确立需要法官的内心确信，但是立法不得规定，在何种条件下法官才能达到此种内心确信。被告人是否有罪、有何种罪，是法官需要单独完成的任务，不受法定证据规则之约束。

（二）证据自由评判

自由心证原则的另一核心要素为“证据自由评判”。通常而言，法官不受成文法所确立的证明力规则约束，根据每种证据的个案价值，基于自身专业知识、审判经验、生活逻辑与常识、良心与正义感评判全案证据。法官不仅自由认定案件事实确证所需的条件、证据的证明力大小，而且自由确定多种证据的评判顺序、证据之间的相互关联。间接证据的评判亦应符合此基本原则。在基本原则之下，司法判例给证据自由评判设定了外部框架与评判标准。

首先，证据自由评判建立在理性客观基础之上。这里的客观基础，一方面指证据材料的客观性，即证据材料必须是客观、详尽、完整且不存在矛盾；另一方面亦包含法官证据评判的理性基础，即基于专业知识与逻辑基础进行案件事实的论理与论证。根据统计学分析发展而来的与“证据链/间接证据链”相对应的“证据闭环/间接证据闭环”理论，为证据评判的可控性提供了可能。

其次，证据自由评判要求全面审查合法证据。证据审查以法官在个案中审查单一证据展开，在确定单一证据并未因程序违法或基本权侵犯而禁止使用后，根据单一证据的性质、与案件的关联，确立证据在案件中的功能。在此基础上，法官综合评估全案证据，获得对案件事实之整体印象。

最后，证据自由评判必须详尽完整地评估全案证据。法官有义务详尽评估每个证据事实，考虑所有可能影响判决的细节，并在确证单个证据证明力大小的基础上，再基于一般逻辑法则、经验法则与专业知识综合评估全案证据。此种评估并非单个证据的孤立评价，而是对全案证据与案件事实的联系进行整体性评判，确立其中的逻辑关系与因果关系。因此，缺少整体评判的单一证据之孤立评判存在缺陷；而在法官竭其所能详尽评估全案证据后，仍无法对案件事实与罪责问题达成内心确信的情况下，则基于无罪推定原则作出最终判决。

（三）自由心证原则的限制

德国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亦通过判例设立了自由心证之边界，以防止司法专横与法官主观擅断。虽然判决是基于法官自身确信而获得的主观确定性，但它必须是基于合法取得之证据、客观可靠之事实基础和符合逻辑之结论。

首先，自由心证原则受到证据禁止制度的限制。自由心证原则不仅是证据证明力评判原则，亦是法官审理案件之综合原则。从证据能力与证明力评判角度，证据使用禁止的立法规制了证据资格问题，法官仅能对具有证据能力之证据展开证明力评判；而从刑事审判程序角度，证据使用禁止的确认实则无法跳脱自由心证，在绝对证据使用禁止的情形下，根据立法即可否定证据之证据能力，但在更多裁量证据使用禁止的情形下亦需要法官之自由裁量。

其次，自由心证原则受到逻辑法则、经验法则、证据综合评判规则及联邦最高法院判例等的引导与制约。在证据评判中最为重要的逻辑法则为司法三段论，在此涵摄过程中事实与规范交融，事实涵摄于法律，将具体的案件事实置于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之下，并据此判决。经验法则系基于一般生活经验、科学知识，以经验归纳或逻辑抽象等方式而获得的关于事实因果关系或属性状态的概括性结论与规则。证据综合评判规则是指在刑事证据审查中应当综合、详尽评估已查证属实之证据，证据需能够形成证据闭环或证据链。与此同时，联邦法院的判例赋予了证据调查与事实认定的具体规则，无论是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辩解与沉默的审查，证人资格之确立，传闻证言、矛盾证言、利益相关证言、同案犯证言的审查，书证与勘验的审查，证据链证据环的形成、详尽评估与综合审查，直至存疑有利于被告人原则的适用，均存在着判例体系，因此证据评估受到《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337条法律事实审查的规范，经由此将抽象的法官自由心证过程规范化与具体化，最终达到对自由心证展开实质性约束之目的。

再次，在严格证明程序中，法官自由心证受到证据法定种类、法定证明程序的限制。具体而言，对于涉及被告人定罪量刑事实之认定必须遵循严格证明程序，采用法定种类的证据、严格遵循法定取证程序；可能的程序障碍亦会限制法官的自由心证，例如诉讼时效、有瑕疵的起诉、欠缺行为能力等。

最后，自由心证原则亦受到少量积极法定规则的限制，例如，在刑事程序中受到《德国刑法典》第190条侮辱罪中真相证明规则和《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274条庭审记录证明力条款的限制。

（四）自由心证原则的程序保障

1.实质性庭审

实质性庭审是自由心证原则践行的制度保障。法官应以实质性庭审中获取的信息与证据材料展开内心确信之塑造，在庭审中展开证据调查，得出不利于或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结论，并展开详尽评判。此种意义上的自由心证原则与直接言词原则相辅相成，即法官对案件事实之认定原则上均源自于庭审中呈现的证据材料，并对证据材料的提出均以言词陈述的方式进行，证据调查亦以口头方式展开。因此，用于案件判决的证据必须呈现于庭审中，并经过法庭质证程序认定。

一方面，法官在实质性庭审中应当遵循证据的用尽原则与证据绝对使用禁止原则。具言之，法官在庭审中应当充分利用审判程序中所有的证据材料，与此同时，判决的作出不可建立在法律规定应当禁止获取的证据上，包括《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36a条规定的禁止强迫自证其罪与第100d条规定的禁止侵犯公民绝对隐私权条款。另一方面，实质性庭审的内容原则上包括法官在审判中及通过审判知悉的一切信息，例如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鉴定人的询问、文件的宣读等。其中，涉及对被告人定罪量刑的证据则必须采用严格证明程序审理。但是，联邦最高法院与联邦宪法法院亦通过判例认定了一系列不能成为庭审对象的内容，主要包括：案卷内容，例如被告人在此前庭审中的陈述内容；法官在庭审外了解到的与案件相关的业务知识。

2.裁判说理与心证公开

防止法官恣意裁判、确保自由心证正当性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准是心证的可重复性。在应然层面，法官自由心证虽然是主观的内心认知活动，却是基于客观证据材料之理性判定。案件的实质真实虽无法百分百确证抵达，但可经由证据材料与法官心证尽可能接近，相似的理性人审查亦应可获得相同或相似的心证结论。

故此，除前述心证经验与理性、客观证据材料的指引外，自由心证原则的重要程序性保证即为裁判说理与心证公开，法官需要在判决中释明自由心证所凭据之事实和内心确信确立之理由，并阐明证据评估的事实基础。判决理由的书面阐明，一方面能够让普通公民获悉法官的心证塑造过程与判决理由，防止裁判之恣意；另一方面亦为上诉法院对判决内容进行审查提供基础，为救济错误的证据评判提供现实可能。具体而言，法官在判决中不能仅简单叙明心证结果，而应当清晰阐明案件犯罪事实与法律基础、所收集证据与逻辑推理裁判过程及因果关系；法官亦不能仅在判决中简单列举待证事实与证据，而应当对证据的合法性展开逐一审查，证据评判必须包括对单个证据证明力之确定并结合案件事实之权衡；此外，法官的释理应当结合案件事实与逻辑关联，对全案证据进行系统性综合评估。

判决的书面理由必须以谨慎和有条理的方式阐明，其标准在于上诉法院能够准确理解裁判过程和结论，有效审查裁判内容，判断是否存在证据裁判错误。而所谓无救济则无权利，在存在证据裁判错误时，即裁判存在矛盾、缺陷或不明确，或违反逻辑法则、经验法则，或对法官内心确信建立和定罪提出过高要求时，可以通过上告（Revision）实现法律救济。

五、自由心证原则的中国叙事

经由新中国初始的批判和20世纪末的反思，到21世纪刑事证据理论研究之勃兴、新法定证据主义的提出，到印证证明理论对自由心证原则的承认，直至经验法则、逻辑法则等研究的展开，自由心证原则在我国经历了一段曲折前进的历程。在此之中，自由心证原则的中国叙事图景不仅展现于自由心证之本，亦显露在新法定证据主义、印证证明等本土理论之中，其中掺杂不少混沌与误读。故此，有必要在澄清本土理论对自由心证误读的基础上，明晰中国自由心证的未来之路。

（一）现实主义的悲观：与自由心证悖离的新法定证据主义

我国立法者出于对法官自由裁量权之不信任、对客观裁判的心之向往、对证据真实性之优先考量，倾向于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故此，刑事诉讼立法中存在对单个证据证明力的普遍限制与对案件事实认定的一般规则。有学者将此种现象称之为新法定证据主义，并总结了典型特征：首先，立法区分证据证明力大小与强弱，并确立一系列证明力规则；其次，立法确认证据相互印证规则；再次，基于客观主义法定化证据裁判的证明标准；最后，法定化间接证据的证明体系。毋庸置疑，新法定证据主义旗帜鲜明地描述了我国刑事证据立法的部分特征，但却建立在对自由心证原则“传统但不系统”的理解之上。

首先，新法定证据主义论所描述的部分特征，并非对自由心证原则之否定，而是对纯粹主观主义自由心证原则之修正。例如，严格证明程序与刑事证据禁止制度均与当代自由心证原则共存，限制法官自由心证之边界。严格证明程序所包含的证据法定与程序法定属于传统法定证据主义之基本特征。而体系庞杂、覆盖全面的证据禁止制度亦是传统法定证据主义之体现，属于对自由心证原则之限制。并且，相比于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狭窄的适用范围，德国刑事证据禁止所涉范围广泛，立法规定与司法裁判共存，实则涵盖我国部分“证明力规则”，其“法定证据”之特征甚至强于我国，但这并不构成对德国自由心证原则的否定。

其次，证据相互印证规则并非（新）法定证据主义之特征，证据相互印证是一种证明方法，是在逻辑层面对证据与事实间因果关系建立之确证。证据印证亦是德国自由心证原则下的一项非常重要的证据审查规则。因此，以我国刑事证据审查具有证据相互印证特征而去论证新法定证据主义，存在论据属性错误之嫌。事实上，在刑事证明中通过证据印证推理案件事实并无过错，需要反思的只是过度强调证据印证与证据印证的僵化适用问题。

再次，我国刑事诉讼法确立的证明标准“证据确实充分”并不能代表证明标准的法定化。立法仅是从主观与客观角度描述证明标准，并未确立精确刻度，实然层面导致了刑事证明标准的模糊与恣意。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德国刑事诉讼法典》并未明确高度盖然性与排除合理怀疑之证明标准，但无论是判例、评注均认可主客观主义之证明标准，并明晰了证明标准之维度。此种精细化教义学解释与判例指引比我国的模糊化立法更具规范属性。

又次，间接证据证明的体系化亦非法定证据主义独有。虽然《德国刑事诉讼法典》并未明确列举间接证据审查之标准，但联邦最高法院之判例与评注均就自由心证、间接证据的综合评判作出详述，并形成立法之外的判例体系与规则。只是由于我国学界对德国法的比较研究与学术引介相对滞后，尚未对德国刑事诉讼法评注与判例给予足够的关注，并不了解德国刑事司法中基于判例产生、具有影响力的证据规则。

最后，中德刑事证据立法的差异并非全然源于传统法定证据与自由心证之立场对立与理念鸿沟，相反，其一定程度上是两国立法例与司法差异所致。中德虽均以法典为基础，然而，德国联邦最高法院之判例具有极高约束力，但并不存在类似于我国的司法解释；我国法院的判决并不具有此种高约束力，却存在独特的司法解释体系。很难断定究竟是德国最高法院的“禁止性”判例，还是我国司法解释中“原则性”规则更具约束力。故此，当视线经由简明扼要的法规延申至背后的判例与评注，便会发现自由心证原则并非想象般自由，仍保留了传统法定证据主义合理的成分，并在判例与教义学理论之下展开了一场暗流涌动的客观化变革。

综上所述，当代自由心证原则早已不是那种基于康德式的、纯粹依靠人类理性与经验的自由心证原则，它具有浓厚的主客观统一色彩，虽然在路线上摒弃了传统法定证据主义，但实质上保留了其中合理的部分。不仅如此，在当今的自由心证之理论研究中，一个明显的趋势即是通过判例与教义学理论将自由心证原则客观化。概言之，刑事证据之审查判断无法避免由法官主导、审查与评判，即自由心证原则的适用具有客观必然性与必要性；并且，当代自由心证原则并非康德主义的人类理性与经验，而是一种基于客观证据、证明规则而抵达的法官主观确信，它亦吸收了传统法定证据主义中的合理部分；最后，我国新法定证据主义实则并非与当代自由心证原则完全对立。与其用“新法定证据主义”来定义我国刑事证据立法，不如更深层次地探究自由心证主义，将特定证据规则作为自由心证主义之限制，限缩自由心证主义之边界，并将视角转向过去、现在、将来均无法避免的法官心证内容、过程与方法之中，似乎更具有现实意义与价值。

事实上，新法定证据主义之提出是基于一种现实主义的悲观，甚至带有几分戏谑，我国法定证据理念的存在是一个“问题”，而不应当成为一种“定性”或“主义”，更不可能成为证据裁判一劳永逸的公式，亦容易导致我国立法与司法受之束缚，更难以革新前行。与此同时，新法定证据主义论者亦认为，自由心证是一项美妙的证据评判原则，是对法定证据主义的合理扬弃，但自由心证之确立需要现实制度保障。故此，在刑事司法不断前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的今日，不应当再以新法定证据主义去界定、限制、束缚我国刑事证据理论之发展，而应当看到日渐明亮而清晰的自由心证之曙光。

（二）理想主义的偏差：作为“自由心证亚类型”的印证证明

新法定证据主义直面法定证据主义与自由心证主义之争，而在另外一个维度——刑事证明领域，作为“自由心证亚类型”的印证证明亦声势浩大地占领我国刑事证据理论研究之阵地。印证证明论者认为，我国刑事司法以印证证明的方式证明案件事实，证据的证明力判断及证据的综合判断主要依靠法官根据个案情况作出。印证证明兼具证明力审查不受法定限制、允许法官在个案中基于具体情况审查证明力等基本属性，因此“印证证明模式”属于自由心证的一种亚类型。此后，印证证明论者又提出修正理论，例如印证证明是以“印证”为核心，但同时包含“心证”“追证”“验证”共同作用的刑事证明模式，并引发了印证证明理论的研究、批判与反思热潮，带来了“原子主义”与“整体主义”之争等。

跳出争论、回归原点，便会发现争议与迷思实则源自印证证明理论自身对自由心证原则的体系定位偏差与范畴理解错位。早期的印证证明理论将自由心证与印证证明作为同一维度的概念进行参照性研究，并认为印证证明模式属于自由心证的一种亚类型；而修正后的印证证明理论甚至将自由心证纳入印证证明体系，将自由心证变为印证证明的下位概念，尝试构建体系化的印证证明理论，而此种尝试遭致学界的多方批判与反思。相比于新法定证据主义将印证证明作为司法僵化的象征而系统批判，印证证明理论将印证证明划归于自由心证无疑更具说服力。但是，将两者定性为同一位阶却实为不妥。

首先，自由心证原则与法定证据主义相对立，并承载着相对明确的基本内涵：在审判中，法官通过审查证据获得对案件的认知，并达到内心确信进行裁判。而此种心证既包括主客观统一的内心确信之证明标准，亦包含理性、经验、逻辑、智识综合而成的一系列思维过程，例如归纳与演绎、推论、经验法则与逻辑法则、印证分析与综合分析等。故此，印证证明既非一种“自由心证”的亚类型，亦不涵盖证明标准，而属于法官自由心证的一种证明方法。即便再退一步，按照印证证明理论所述的自由心证指那种康德式的、基于理性主义、主观主义的自由心证概念，那它更不属于“典型的、通行的自由心证原则”，而属于在当代德国几乎没有学者支持的、萌芽期的自由心证原则。此种体系定位错误导致了印证证明的概念泛化与研究迷思，带来了对印证证明诸如无视经验法则、逻辑法则、全案证据综合分析等的批判，或引出了“印证为主，心证为辅” 的改良路径。如此种种缺陷与随之而来的批判实质上并不源于印证证明本身，而存在于被赋予过多内涵与期待的印证证明之外。印证证明理论的过度膨胀反而使自己进退维谷：毕竟要求几种位于同一层次、基于不同逻辑的心证方法又彼此融合，是一种逻辑悖论。

其次，印证证明理论混淆了印证证明与证明标准的作用场域。修正后的印证证明理论认为“心证既为证明方法，亦为证据标准，其特点是主观的内省性——事实判断者基于自身经验进行证据感知和思维，从而建立内心确信”。不可否认，无论是萌芽期的主观主义自由心证原则抑或现代的主客观统一的自由心证原则，均是涵括证明标准的内容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印证证明亦涵括证明标准。无论在大陆法系刑事诉讼语境还是我国刑事诉讼语境，印证证明与证明标准均分属于两个范畴：在德国，印证证明属于实现法官自由心证的一种证明方法，刑事证明标准则包括客观高度盖然性与主观排除合理怀疑双重意涵；在我国，虽然刑事证明标准仍有待明确和具体化，但不会跳脱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等基本范畴。故而，印证证明理论出于“修正”之目的对“印证证明”的广义解读与扩张适用，试图将证明标准纳入自身场域的尝试，实质上导致了证明方法与证明标准概念之混乱，继而进一步模糊了印证证明理论的基本定位与核心要旨。

再次，“以证据裁判为主，自由心证为辅”的证明模式亦存在一个基本范畴理解与定位的偏差：证据裁判原则与自由心证原则亦并非同一范畴内对等的概念。证据裁判是自由心证的前提和基础，两者并非是谁“主”谁“次”的关系，证据裁判对应的应属神明裁判，而自由心证所对应的却是传统法定证据主义。自由心证并非法官的凭空恣意裁判，自由心证必须以收集到的证据材料及可抵达的客观事实为基础。换言之，此观点实质上与前述对“自由心证（主义）”的理解存在相同的概念与范畴时空错位的问题，即在当代的讨论中仍在使用一百多年前的自由心证的概念与范畴。

此外，印证证明理论中对印证证明与直接言词原则的关系亦存在理解偏差。不可否认，自由心证原则实施的核心保障即为直接言词原则，直接言词原则与自由心证原则相伴相生，但是，并不代表着自由心证原则与直接言词原则下所获取之刑事证据证明案件事实不需要印证证明。由于刑事案件的特殊性，能够获取的直接证据极为有限，在大概率仅存在间接证据的情况下，无论是直接、言词审理还是间接、书面审理，证据间的相互印证对案件主要事实的判定均至关重要。庭审中审查的证据证明力的确证亦需要其他证据进行印证和补强，各证据之间亦需要形成证据链或证据环。在此维度上，自由心证原则与我国的印证证明具有契合之处。

事实上，在刑事诉讼领域，包括德国在内的大陆法系国家并没有孤证定案的传统，印证证明是大陆法系国家刑事审判的一种基本的，但并非唯一的证明方法或证据审查方法。自由心证原则的两大核心内容为自由裁判与内心确信，而基于印证证明的核心内容与基本属性，它属于自由裁判中的一种证明方法，一如经验法则与逻辑法则、证实与证伪、系统分析等。

六、回归与展望：中国自由心证原则的未来之路

在证据裁判原则下，传统法定证据主义与传统自由心证主义均属具有高度概括性的证据裁判类型，代表了证据与事实认定模式的两端。但是，两种证据审查模式并非泾渭分明、水火不容，既不存在法官毫无法律约束之绝对自由，亦不存在不考虑司法裁判特殊性、对证明力及事实认定标准的完全强制性规定。在传统法定证据主义与传统自由心证主义处于两端的光谱上，现代法治国家多依据司法传统与法律文化寻找合适本国的位置。

自由心证原则早已摒弃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纯粹主观主义和康德式的纯粹理性主义，转而寻求一种主客观之平衡。德国自由心证原则的客观化趋势日渐明显，刑事程序中对自由心证原则的释明、限制与制约亦呈现增多的趋势。首先，在证据审查维度，自由心证必须在客观证据的基础之上、在证据裁判原则的框架之内展开；其次，在程序保障维度，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结构是自由心证原则运行的基础；再次，在司法制度维度，审判独立与法官职业化是自由心证原则的基本保障。故此，当代自由心证原则与我国法官的证据审查模式并无实质差异。

自由心证的德国迷雾已然散去，而中国面纱依旧若隐若现。事实上，自由心证原则在我国不是“是否存在的问题”，而是“是否承认它存在”的问题。一方面，法官裁判无法避免自由心证，亦不自觉地心证裁判；另一方面，立法者拒不承认自由心证的存在，导致立法上缺乏必要规范对“心证”予以保障和限制。这样一种悖论导致我国法官自由心证保障制度与限制规则之阙如。具言之，刑事司法中法官裁量必要性与立法者试图否认此种裁量必要性之间存在悖论与冲突。我国法官受到不合理证据规则的重重束缚而缺乏实质性事实认定权，但个案偶发性与证据多样性又决定了审判中法官自由裁量居于核心地位，证据裁判与案件认定必然要借助其专业知识、生活经验与逻辑推理。与此同时，我国刑事立法基于限制法官自由裁判的基本立场，对法官自由心证必然存在的客观司法现象视而不见，在客观主义“证据确实充分”的外衣之下，实际上隐藏着法官心证过度自由之风险。故此，在裁判中普遍存在套用法条程式化办案、对事实认定说理不充分、不公开阐述心证过程、不详细论证证据、法律与事实的逻辑关系与推理细节等问题，最终难以以理服人，司法公正性与权威性受到不断的质疑与挑战。

否认或回避自由心证在我国刑事司法的现实存在并非有效解决现有刑事证据审查与案件裁判难题的路径，掩耳盗铃只会导致在客观主义外衣之下纵容更多司法潜规则与恣意裁判。在承认自由心证之现实存在与自由心证原则确立之必要性的前提下，深入研究并领悟自由心证原则，结合我国刑事立法与司法语境，建构符合我国法治文化与立法背景的自由心证原则，才是真正促进我国刑事证据理论发展、推动庭审实质化、保障刑事裁判的必由之路。然而，我国自由心证原则之构建不仅需要传统法定证据理念与自由心证理念之融合，亦无法回避证明标准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角力，更存在刑事立法回应司法现实关切之考验。故此，在厘清当代自由心证原则内涵、廓清我国新法定证据主义与印证证明理论之后，思路便回归到核心问题：基于我国刑事司法传统与立法构架，我国自由心证原则之轮廓何如？

我国自由心证原则在宏观维度应当包括基本内涵、原则下的具体规则、法规限制及程序性保障；微观维度则涉及法官自由心证的过程及影响因素、心证确信之标准即证明标准。此外，亦需要思考：自由心证原则如何平衡自由与约束的关系，如何防止法官自由裁量权之滥用，又如何适应和面对现代科技的发展及随之带来的挑战？尤其是在我国立法已经确立了众多证明力规则的现实面前，如何平衡法官自由心证与证明力规则的关系？囿于篇幅，本文无法细致描绘我国自由心证原则之全然面貌，而仅能基于自由心证原则之本源，勾勒其在我国刑事诉讼理论体系中的基本轮廓与应然地位。

首先，自由心证原则为刑事证据审查与司法裁判之基本原则。自由心证原则并不能归于纯粹的主观主义，而是主客观之融合，是基于客观合法证据的主观裁判。在我国证据理论研究中，无论是印证证明理论的研究，最佳解释推理、叙事或拼图综合证明模式的提出、原子主义与整体主义之争，还是对经验法则、逻辑法则之探讨，均属于自由心证研究的基本范畴。因此，可以说自由心证理念早已为我国学界所认可，静水深流的自由心证研究早已展开，然而对自由心证原则内涵之研究仍有必要围绕证据自由评判与法官内心确信两大核心要素深入展开：一方面，证据自由评判之客观基础为合法证据。故此，对取证程序合法之保障、对违法证据之有效排除实则是自由评判之前提，证据能力之评判为自由心证的前置性审查。在此基础上，法官应当主动行使证据调查权，对获取的合法证据进行单独审查与全案审查。另一方面，法官内心确信是证据自由评判旨在抵达的终点，是司法裁判的前提。“法官内心确信”既不是一种主观黑洞，亦非精确的刑事证明标准。它包含个人内心确证、客观事实基础、高度盖然性与高度个人化的判决四个维度的要件，并且强调法官心证的塑造过程，此四个要件保证法官内心确信的可信赖、可追溯、可救济。

其次，自由心证原则本身并非刑事证明标准，但却蕴含着刑事证明标准，即法官内心确信。自由心证要求法官基于证据之自由裁判达到内心确信的程度，而何为“内心确信”成为界定刑事证明标准之关键。自由心证主客观主义之争的核心议题即关涉证明标准之明晰。诚然，内心确信归于主观证明标准，但却融合了基于客观主义立场的高度盖然性与基于主观主义立场的排除合理怀疑。我国学界对刑事证明标准、证据确实充分与排除合理怀疑的研究可与之接轨，而其中所暗含的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争或许可从“内心确信”的明晰之路中汲取灵感。事实上，若拨茧抽丝般地真正厘清了自由心证原则之内涵，即能明确刑事证明之标准。最后，在综合评判全案证据仍无法确保内心确信之时，法官则依据存疑有利于被告人之基本原则作出判决。

再次，自由心证原则并非无边界，而应通过立法与司法予以限制。此种心证之限制围绕实体定罪量刑程序（抑或称之“严格证明程序”）展开，以限制证据之证据能力、规范法定程序为核心，亦不全然排斥少量证明力规则。回归我国司法语境，法官自由心证似乎从未有过主观主义阶段，而是在与客观主义的博弈中才渐渐获得些许话语权，故此，相比于德国自由心证原则，我国自由心证原则存在更广维度的客观限制。而我国刑事证据研究对传统法定证据主义与自由心证原则的思维禁锢亦始于斯，自由心证原则建构难点亦显于斯。如前所述，相比于德国重视证据能力之审查而给予证明力审查之自由，我国明显是轻证据能力之审查而重证明力之规制，无论是取证程序规范还是证据排除规范均存在不少缺漏。因此，在德国大量程序违法之证据因不具有证据能力而被禁止进入证明力审查阶段，而在我国仅排除极少数非法获取之证据，从而导致大量程序违法证据进入证明力审查阶段。而司法解释所确立的众多证明力规则，其合法性、合理性与必要性暂且不论，实质多归属于经验法则之法定化，不具强制性规范属性。故此，我国自由心证原则的建构必须建立在全面审视、反思与重塑我国证据能力、证明力理论与规范的基础之上。在立法层面，有必要基于公民基本权保护理念，适当扩充证据能力限制条款，扩大非法证据排除范围；与此同时，全面梳理、缩减司法解释中的证明力规则，剔除不具强制性之规则，合并具有类似功能之规则。在司法层面，通过教义学理论与典型判例设立法官自由裁判与证明力规则之边界。

最后，职业法官的专业素养与正义良知固然是自由心证原则历久弥新、长久发展的基础，但程序保障才是其行稳致远的核心。实质性庭审的落实、判决说理与心证公开、法律救济途径的保障是自由心证原则从应然走向实然之需，以维护自由心证原则之正当性，并防止法官心证之恣意，以平衡自由心证原则的主观性与自由特性所带来的任意性与不确定性。

第一，无证据则无心证，无庭审则无裁判，实质性庭审是刑事诉讼的应然之意。“司法的根本特性是判断性，司法判断的前提是亲历性。”一方面，法院审判阶段应当成为刑事诉讼的中心，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应当在审判阶段而非在侦查、审查起诉或其他阶段认定；另一方面，法院庭审活动决定被告人的罪与罚的问题，即“审判案件应当以庭审为中心，事实证据调查在法庭，定罪量刑辩护在法庭，裁判结果形成于法庭”。故此，实质性庭审应以直接言词原则之落实、证人出庭义务之强化、被告人质证权之保障与法官证据调查权之赋予为核心，强调被告人、证人、鉴定人等亲自出庭陈述、接受质证与调查，并坚守主审法官与裁判法官合一，将主审法官庭审作为心证的主要来源渠道，继而从根本上确保法官能够获得足够的、真实的证据以支撑心证的形成，为以客观证据为基础构建自由心证提供可能。

第二，判决说理与心证公开是自由心证原则的防护墙，对心证的公正性起到实质性保障作用。首先，法官有义务分析证据之证明力大小及有无与案件待证事实的关联，阐明证据与事实认定、法律适用间的逻辑关系与推理过程，并释明得出有罪或无罪判决的理由。在此过程之中，法官必须重新考量心证过程、斟酌判决的逻辑推导过程，进一步保证判决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其次，自由心证的书面化能够监督、迫使法官在证据裁判与案件审理中更为谨慎、缜密，约束心证、防止恣意裁判。再次，判决理由的书面阐明能够保证被告人、上级法官及公众能够了解自由心证形成的过程，认可判决的合情合理，并藉此保障判决心证的可重复性，保证心证的正当化。又次，判决理由的书面阐述亦为被告人获得法律救济提供前提性基础，被告人有受保障的路径探知法官判决之理由，若其认为法官判决理由存在错误或不合法，则可有针对性地提起上诉。最后，上级法官亦能够通过书面说理的判决知晓下级法官审查证据与认定事实的思路与过程，亦为上诉审提供重要证据，从而对下级法官的心证起到间接的监督作用。

第三，无救济之权利非权利，无后果之义务非义务，法律救济途径的保障从内源倒逼法官合理、合法自由心证，避免恣意裁判。自由心证原则的有效执行亦需要保障被告人之上诉权，即若被告人发现法官自由心证存在特定法律错误，可以基于违反自由心证原则提起上诉。此类法律错误应当至少包括：法官未阐明判决理由或判决理由存在矛盾；法官未全面评估全案证据或遗漏重要证据；法官违反经验法则或逻辑法则进行事实认定或法律适用。故此，相比于印证证明理论、经验法则与逻辑法则等研究，自由心证原则的程序保障实质更具法学视角与规范属性，理应获得更多理论研究之重视。

七、结语

在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之间，德国自由心证原则在教义学理论与司法判例的影响中日益客观化。而在我国传统客观化的证据审查规则之下，自由心证理念亦早已静水深流地影响着我国司法实践。无论是新法定证据主义抑或印证证明理论，均属于对本土化自由心证理论的探索与尝试。在反思与纠误之间，本土化自由心证原则的轮廓亦逐渐明晰：作为刑事裁判之基本原则，自由心证原则并非证明标准，却蕴含证明标准；心证自由而非恣意，受到证据能力与证明力规则之限制；实质性庭审、判决说理与公开、法律救济途径是自由心证原则由应然走向实然之基本程序保障。

本文转自《比较法研究》2024年第6期

本文主旨，在就传统中国政府对城市商人之统制（包括控制与利用），提出若干看法，以供讨论。所谓商人，系用广义，一切行商坐贾、铺户店号，乃至当铺钱业牙行，均在讨论之列。所谓城市，亦取广义，兼指城镇，不论大小。所谓传统中国，时限可长可短。在本文多指帝国时代末期，自清初至鸦片战争一段，但亦有时兼及前后。

中国传统，远自二千余年以前，早已以农为本，视工商为末业，政府对四民之待遇，因有重轻。然就全帝国时代而言，亦不可一概而论。如《史记》、《汉书》所载，政府对商人之统制，包括贾人有市籍，不得为吏，不得名田，重其租税，乃至其车马服饰，亦受限制。此种政策，虽起于汉初（或更早），至武帝时，因财政关系，已有孔仅、桑弘羊等，由市井跃登朝列。其他限制，似亦渐成具文。此后在理论上，虽仍轻商，实则对于商人之控制与利用，力图兼顾。唐、宋以来，此种情形，更为显著，议论亦略有改变。读史者当就各时代分别观之，始能得其真象。如就清初至中叶一段论之，则对商人之控制，已不甚严，租税负担，亦非特重，政府且颇以恤商自许。利用则积前代之经验，特重“保”（如保商、保结、连环保）“包”（如包办、包额）诸术，颇有成效。

在清代商人入仕，远较前代为易。在隋、唐与辽代，工商及其子弟，均不得应科举。但此限制至北宋已见宽弛。据《宋会要·选举》，庆历四年（1044年）定“诸科举人，每三人为一保，所保之事有七”，其七为“身是工商杂类及曾为僧道者”并不得取应。细玩“身是”与“曾为”字样，则不但工商子孙可以应举，即曾为工商而今已改儒业者，似亦可以应举。更早者为淳化三年（992年）所定，“如工商杂类人内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并解送”。虽属特例，已开商贾应举之门矣。

金元时代，对商人应科举，似乎已无限制。明清更有所谓“商籍”，专为盐商子弟在本籍之外盐商营业之地报考生员，而且特为保留名额。据何炳棣教授之计数，盐商子弟，成进士者，明代近一百九十人，举人三百四十人。清代进士至乾隆之末，已达四百二十余人，举人八百二十余人，其中在18世纪，人数尤众。按明清商籍，盖仿元代河东之运学运籍。当异族入主之世，商人往往特受优待，亦可注意也。

科举之外，尚有捐纳一途，为富商入仕之捷径。清代捐纳制度，近人已有专书详论。在清代主要自为财政关系，然如雍正上谕所言，捐纳进身，可救偏重科举之弊，则其中亦不无政治意味也。

宋、元以降，商人入仕之途渐广，此与一般社会经济之发展，关联自极密切，在思想上，亦有反映。如宋元儒者，已不讳言治生，明末黄梨洲，已有工商皆本之论，清代沈垚（《落帆楼文集》）更谓“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其言虽近于偏激，亦有相当根据。

秦汉所谓市籍，至少延至唐代。中唐以后，政府对于市场之管制，大见松弛，对商人之特别注籍，似亦不及以前之注意。明代户籍，分军民匠灶四大类。商人似亦属于民户。清代《嘉庆会典》有“军民商灶”之别，然此所谓商，即上文商籍之商，专指盐商而言，不得误解为一般商人。惟以商人当行及纳税（如门摊、铺税等）之故，政府对于孰为商人，及各商资力之大小，亦当有相当了解。保甲调查，亦分住户铺户，此在19世纪之纪录特为显著，京师所在，固不待言，如《津门保甲图说》（1846年）所记天津各区人户，分类详细，数目似亦相当可信也。

政府就商人收取关卡通过税及落地税等，几于无代无之。关卡之弊，记述议论，亦复多有。工商当行，在政府视为应尽之义务。然行户采买，名为给值，实多白取。所谓和买、坐办等，皆是此类，深为商民之患。就一般税役而论，明清虽有以货币代实物之趋势，实际负担，仍属不小。惟清代在未创设厘金之前，税额较之前代，似为稍轻。

牙行中之官牙，领有牙帖（纳费），实只相当于唐代之市司，除介绍买卖外，并可评定物价，有时且可为商人之居停主人。在水路则有埠头，亦称船埠头，其作用与牙行同。牙行之作用，与同业商人自组之行，有时相辅，有时相竞，其关系殊为微妙。在政府用为统制之工具，则无甚异同。政府对物价与币值之控制，普通最重视米粮价格与银钱比价，对米粮与货币之流通，有时亦加管制。惟自宋元以后，亦不时有人论及过分统制之恶果，提倡自由流通，此亦经济发展之反映也。

政府利用商人之一常法，为发商生息。此在若干情形之下，对商人可能有利。但商人须负责偿还本息，往往为难。至于盐商洋商等之捐输报效，名曰情愿，号为踊跃，实际则多出强迫，不过政府与商人分利之美名而已。

一般言之，清政府对商人，尚属宽大。商人之苦于苛虐者，罢市、请愿，乃至短期暴动，虽有其例，大规模之变乱，则未有商人为领袖者。此中因素，虽甚复杂，与政府对都市商人统制之和缓，似不无关系也。

一、导论

这篇关于政府对城市商人之统制的文章并不是一篇研究论文，文中所提出的数点建议只是一个社会史学者所做的一般性的观察，希望或可作为进一步讨论的基础。文中“商人”一词是用的广义，包括各种商人与生意人，固定的与流动的，甚至牙人（经纪人），经营当铺、钱庄的人，以及投资于传统手工业的生意人。这样使用的理由是中国传统上把这些人都称做“商”。“铺户”一词，是登记职业用的，差不多包括所有从事各行生意的人。“店”这个字或指商店或指旅店。因此商人一词必须使用广义才能把一些有意味与相关的事实包括在内。“城市”一词也是用的广义，兼指城、镇与郊区，而不限于城墙以内的地区。事实上，通称为“镇”的市场中心，大抵是没有城墙的。商人只要是在城市做生意的都可称为城市商人，虽然他并不一定住在城里。“统制”这一词包括与商人的地位、活动以及税役等有关的规定与限制。

本文的讨论集中于清初到鸦片战争（1644—1840年）这一段时期，换言之，即是传统中国开始受到西方势力的空前冲击以前的两个世纪。这段时期特别令人感觉兴趣的理由，其中之一是这段时期内，中国的统治者是几位相当开明而且非常能干的异族皇帝；这段时期中国正经验到社会与经济方面重要的变迁，即是中国大陆学者称为“资本主义萌芽”或初期成分者。[1]此外，中国在这段时期仍保留有许多传统的面貌。

一般对传统中国只有初步了解的研究者，可能认为旧社会商人的地位是这样的：农人所从事的职业是“本业”，相对的，商人与工匠的职业被视为次等的、非基本性的“末业”。此外，商人多被视为奸狡、惟利是图，因而受到轻视。他们的投机、操纵物价、屯积货财，都被认为不但害及消费者（特别是无助的农民），也对整个经济有害。商人的这些活动有违于公正与安定的原则，因而各种规限与税役必须加在商人身上，对于他们的地位必须加以降抑。但是，像这种一般性的说法至多不过是粗略的说明罢了。

这种一般性的说法所以流行的一个原因，是受到古代中国某些时期的史籍的影响。差不多三十年前，如果中国学生曾读过一点点中国的正史，很可能不是《史记》，便是《汉书》；前者的范围是从中国古代至西元前100年左右，后者则从西元前206年到西元23年。上述的说法大部分便取材自这两部史书中谈到食货与商人的篇章。[2]那时候大学里中国通史的课程仍然只着重于古代史方面。比如就制度史来说，教授们认为只要说明与讨论汉代的制度史就可以，因为后代差不多都是因袭汉代的模式，只有很少的修改与出入。

当然，中国古代史与中国第一个官僚帝国确有许多值得研究之处。简单地说，在战国时代（西元前403—西元前221年），政治、社会与经济上巨大的动乱与变迁中，游士、游侠与行商坐贾这些人变得非常流动而活跃。他们成为各独立邦国以及后来帝国的政治资本。因此，他们可能是艾森斯塔教授（S.N.Eisenstadt）所称的“自由浮动资源”的最好的例子，对于他所谓“历史性官僚帝国”之成立，有过重要作用。[3]

到西元前221年秦统一各国，这个中国史上第一个帝国要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处理这些自由浮动分子。明显的办法是统制，包括操纵与利用——为了政府的利益，绝对不能让他们自由集附到另一个政治中心，或是自己形成一个有影响力的集团。秦朝只是短短的十几年（西元前221—西元前207年），未能完成这项工作。它的失败也许由于过分注重法家思想，过分独裁。汉朝从这里学到教训，成绩较好。当温驯的儒家学者（借用顾里雅教授H.G.Creel的定义：儒乃懦弱者也）成群地协助或加入汉朝的统治集团，中国官僚帝国的模式便开始形成了。

汉代是否真正采用压制商人的政策是值得讨论的。支持这方面看法的人会说，商人得缴纳额外的重税，他们不准拥有土地，不准穿着丝绸，他们的子孙不得做官，他们的活动在政府有专卖权的一些基本货物上受到限制。事实上，上面这些说法，除了有关纳税那一项之外，大多数是不难修改的。一个富裕的商人可以很容易放弃他登录的商人身份，变成一个地主，而仍然做谷物、丝帛或其他生意。汉高祖命商人不得衣帛，这道命令恐怕当时并未认真执行过，以后更是完全被忽略了。雄心勃勃的汉武帝即位后，即打破政府不任用商人为官的规定，两个在盐铁买卖上非常成功的商人成为他的主要参谋。把盐铁收归国有的建议，就是他们提出来的。他们主管专卖事业之后，就引进更多的生意人担任政府官职以协助他们办事。桑弘羊，贾人之子，精明而有谋略，深得武帝信任，由侍中官升御史大夫（副相）。由此看来，中国第一个持久的帝制朝代——汉朝，对商人的态度就已经是模棱两可的，至少在一段相当时期内，政府是有意兼用一种对商人限制、征税而又加以利用的政策。

在后来的朝代里，商人的命运也走着一条曲折的路途。为了解某一段时期商人的地位，一般历史背景的知识是需要的，因为只有与其他时期商人的地位相比较，才可能对某一时期的情形得到一个有意义的评价。

二、政府对城市商人的统制

如果回顾一下清代最初两百年间政府对城市商人的统制，很明显的是，这段时期我们见不到什么特别的障碍妨害商人改善他们的地位；政府对商业活动的控制是有限的，加于他们身上的课税与勒索，相对来说较轻（或至少不特别重），另外是，在统制的执行上，往往都离不开“保”与“包”这两个古老而特别重要的观念。我们可以先从最后一点谈起，以作为了解的背景。

“保”与“包”这两个观念与“报”不可相混。关于“报”我已有另文谈及。这三个观念都是传统中国盛行的观念，而且还继续到现代。在“保”与“包”这两个观念中，“包”流行较晚，大致是自宋代以降，这点也许可以反映出中国从宋代以来就对有限而可确保的利益或结果越来越感到兴趣。

保的观念几乎在政治、社会与经济生活的每一方面都可以发现。参加科举考试、进入官场、担保贷款、申请护照等等，都需要某种地位的人或某级以上的店铺担保。几个人或店铺联合起来担保的称为“连环保”，执行地方警卫与地方统制的保甲制度，是中国史上最为人熟知的制度之一。包的观念最常见的是包税（常与另一个字“额”连用）此外还用于包车、包船、包工乃至包饭等等。

我们可以就商业活动范围之内举出更多的例子：政府核准的牙行的一个作用是保证某种程度内的公平交易。政府要求商人行会的领袖负责保证会员的行会，而且要供应清廷官方所需要的应用物品（这些往往牵制到所谓规费以及类似的勒索）。有引票经营盐运的商人首领称做“总商”，责任重大。经营出入口贸易的“公行”，有时称为“保商”，必须负责一个港口的对外贸易。大规模的商业组织，政府往往要他们成为多头制，以便维持制衡。这种预防办法，类似政治圈内所使用的，例如数名省级的高级官员并列。这是中国统治者从历史上得到的经验，知道倚重惟主管首领是问与联合负责的原则。

（一）地位与登记

在清朝统治下，阻止商人爬上政治阶梯的障碍，显然很少。中国帝制早期的几百年内，统治阶级经常妒忌地守住他们的政治权力，商人即使想占一席地位都极端困难。隋代（581—618年）所建立的进士制度，一直成为学者经由考试进入官场的最佳途径。但是这项考试，在隋唐（618—907年），以及辽代（907—1125年），对商人、工匠及其子孙是不开放的。[4]这种歧视政策到宋代（960—1279年）似乎减轻了不少。1444年颁布的规定要进士级的考生之间组成相互担保的团体，每一组三人（首都区开封府内五人）。担保的条例有一项是“身是工商杂类，及曾为僧道者”不得取应。条文中所用的“身是”与“曾为”两词似乎指出，出于商人家庭而自己不是商人，或甚至曾为商人而目下已非商人，都准许参加考试。如果我的解释正确，这点值得研究中国历史的人记在心里。同时要注意的是，在金（1115—1234年）、元（1206—1368年）两个异族入主的朝代，似乎没有禁止商人或工匠参加考试的规定。因此我们可以说，最近数百年中商人已经得到了政治解放。

事实上，在明清两代，盐商还有一项特权，可以令其子弟注册入“商籍”，参加生员考试，以进入商人居住地与经商地的学府，而不必如一般人须返回本籍才能参加考试[5]。此外，学府中特别为商籍学生保留名额，这些生员以后多半在省城参加考试。这种特权无疑地为清代盐商的后代造就了几百位进士，与更多的举人。何炳棣教授在他的研究中，曾举有数字。[6]把这些资料大略地再检查一遍，可以发现这些举人进士大多数是在18世纪通过考试的。

令人感兴趣的是，为盐商家庭子弟设置学校的制度，可以追溯到元代。1299年，一位蒙古籍的盐政在河东为盐商家子弟设立了一个学校，称为“运学”。注册的学生称为“运籍”，这名词是“商籍”的前身。这件事以后在16世纪末，被人提出来当作在别处成立类似设施的前例。[7]也许，就元朝来说，给予商人特权是很自然的事，因为蒙古的统治阶级十分依赖维吾尔商人与中国商人给他们带来的巨大利润。

除了考试以外，商人获得荣耀乃至官位的另一途径是“捐纳”，这是一种花钱买头衔、职位的制度。卖官鬻爵自然不是新事，它甚至可以追溯到汉代，但清代的制度无疑地是最完备，而且是最被倚重的一项主要收入。在18世纪早期更是重要。这个制度显然也包含有政治动机。正如雍正皇帝曾公开承认，有才能的人不由正途，而借着捐纳等非正途出身，可以平衡由科举出身者造成的过分影响力。在理论上，正规的捐纳，虽然本身不是正途，却是让生员得官或小官取得晋升的主要台阶，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形。实际上，所有的富人都能为他们的父母买一个荣衔，并有不少替自己捐买监生、荣衔甚至官职者。富有的商人任意利用这种机会不难想像得出，18世纪的盐商就可以举出很多例来。商人捐官这件事，在19世纪下半叶曾经遭到章奏强烈的反对，但是清政府不能也不肯放弃这笔每年给国库带来几百万两银子的财源。有人曾说，这一大笔收入使得清代早期统治者不必重视商税，结果是商人得利。此外让人感兴趣的一点是，大约从1851年开始，旧式银行称做“银号”者，为人办理捐纳而大赚其钱。[8]

在结束我们对商人地位的讨论之前，我们需要注意到明清两代社会系统的流动性，这点何炳棣教授已有畅论。[9]其中很有趣的是，我们可以看到家庭分工的例子，父亲或兄弟经营家中的田产或生意，而让儿子或另一个兄弟去读书、参加考试。清代学者沈垚（1798—1840年）曾上溯到宋代，认为这种经济基础是帮助考生成功的重要因素。沈垚认为，从那时候起，所谓四民的士、农、工、商已有了结合与混合的现象。[10]另一位清代学者钱大昕（1728—1804年）也注意到，宋元时代的儒家学者已经鼓励学生首先应获得适当的生活方式（谋生方法），这样才可以使他们在进入官场前专心读书，日后在任位上才能维持正直与清廉。[11]农夫的职业当然是基本的，一个诚实的商人或制造有用而非奢侈品的工匠，他们的职业也可视为基本的，黄宗羲（1610—1695年）曾强调过这一点。[12]这种态度上的改变，无疑地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环境。在一个较为流动的社会里，不只富商成为有威势、有影响力的人物，就是普通商人也发现他们的地位改善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说，古老的轻商观念，此时已经归于消灭。举例来说，乾隆皇帝在1742年下诏免除米与豆在国内所有的通过税，诏令中他依然提出“重本抑末”的老调作为理由。[13]

与商人地位密切关连的问题是他们在人民中如何登记。中国历史上，登记（著籍）一直是政府统制人民的一项重要手段。从帝制中国开始，正规商人就得登记在“市籍”项下。秦汉时代由于用兵频繁，有时那些名字登记在市籍下的人是第一批被征召入伍的，然后是那些以前曾入市籍的人，再其次是那些父亲或祖父入市籍的人。[14]

市籍的登记至少继续到唐代，那时候由政府密切统制与监督的城内集中市场颇为繁荣。关于唐代的市场制度，杜希德教授（Denis Twitchett）曾有精辟的论述。[15]但是到了唐代后期，这种市场制度开始衰落，大多数城市市场的规定都被忽略或遗忘，很可能不久以后市籍登记便终止了。

在明代，户口的登记主要分为四大项：军、民、匠、灶（制盐者）。[16]工匠有专籍，因为他们必须轮班应差。明中叶以降，班匠可以纳银代差，渐渐得到解放。

军民工匠四种户籍在名义上延至清初。《嘉庆会典》列举“军、民、商、灶”[17]，这一条很容易引致误解，因为此处之商即上述之“商籍”，单指盐商而言，而非指一般的商人。

户口的登记从1772年正式成为保甲制度的一部分。然而，保甲制度起初并未认真执行，直到1813年冬天，国内发生一连串暴动事件，特别是这年秋天“天理教”的一次暴动，震动了北京皇城，以后保甲制度才比较认真。清代的保甲制度并不是划一的，大致来说是“门牌”的登录以及登记入籍。登记的事项包括户长的“生理”或“行业”。这分为“住户”或“民户”，与“铺户”两个主要项目。有趣的是，铺户的登记只包括那些不与家人同住的店家（我们可以称为离家商人）。店主与家人同住的则归入民户。我们需记住，在中国帝制时代，远离家乡的老百姓很可能引起别人的猜疑，他们得随身携带执照或护照之类的文件以证明他们的身份。

根据1851年秋天的官方报告，北京的内城（西洋文献称之为“鞑靼城”，因为大多数居民均为旗人）住户七六四四三户，铺户一五三三三户。[18]在北京的外城或所谓“中国城”，铺户的数目可能更多些。另外从天津在1846年施行保甲制度下登记的民众，我们可以发现某些有趣的项目与细数。[19]生意人分成三个项目：“盐商”、“铺户”与“负贩”。在天津城围内登记的九九一四户中，盐商一五九户，铺户三一三二户，负贩一九三五户。在东郊，即东城门外，登记有七○七七户，其中一一○户为盐商，二九七五户为铺户，一三三○户为负贩。在北部的六六三五户中，盐商五二户，铺户三一九六户，负贩七九九户。其他西郊、南郊、东北郊与西北郊四个郊区，登记的户数较少。但在这些区中，生意人三项登记的总数仍超过总户数的三分之一或接近半数。这些显然相当可靠的数字，很可指出在我们所讨论的这段时期的末期，天津市的商业化程度。

（二）限制、征税与利用

唐代的各种民法与刑法包括许多关于市场的详细规定，但清代的《大清会典事例》与明代的会典相似，对于贸易与商业方面较少提及。会典中的“市廛”即市场统制一节，仅包括短短的五项：经纪业务、公平价格、市场的独占（把持行市）、度量衡，以及市场上出售的衣料与用具的品质标准。除了第一款内规定私营经纪业务为非法（私充牙行埠头），这点是从《明会典》中抄袭而来，其他各款都依照唐代标准而制定。[20]关于上述最后两项事务的规定，其起源最为古老，也可能最不受人重视。晚清的法律专家薛允升氏（1820—1901年）曾特别感慨这方面执行的松懈，他强调维持货物品质与统一度量衡的重要性，但并未引起作用。[21]

根据禁止私充经纪的一款，在城镇乡村的各行业的经纪人（诸色牙行），以及类似泊船地方（船埠头）的经理人，应从殷实人中选出来担任。政府发给他们盖有官方印记的登记簿，让他们记录来往商人或船主的姓名、固定住址、通行证号码，以及货物的数量。登记簿每月要送交政府当局检查。那些未经官方核准而营经纪业务的人应受杖刑六十大板，他们所收取的佣金（牙钱）应予没收，如果官方认可的经纪人或埠头（官牙埠头）有掩饰藏匿，应受杖刑五十大板，然后免职。关于物价一款，将制定公平价格的责任给予经纪人（行人，即牙行），而非唐律上所规定的市场官员（市司）。[22]

经纪人的作用是在买者与卖者中间协调商定一个合理的价格，除此之外，许多经纪人也充当店家，招待来往商人的食住与寄放货物，当然也照章收费。这些费用是在交易时所收的佣金（牙钱、用钱、或称行用）之外的。经纪人也可能充任商人买卖的代理人，为他们接洽贷款，安排他们的交通与货物运输问题。因此经纪人在贸易商业上能担任不少职务。[23]政府要借着经纪人以钳制商人是很自然的事。

在理论上，只有有执照的经纪人才准许担任这些职务。根据规定，这种执照（称做“牙帖”）只有省级当局才能发给，并有固定的名额，这个执照每隔五年检查一遍，并重新发给（北京从1725年开始），同时，名额亦可能变更。[24]实际上，省区与地方官员常常不顾名额而自行发给执照，因为这项业务是州县政府收入相当可观的一个来源。对省府与清朝政府而言，从经纪人的执照所收取的费用只是非常小的数目，但是，自太平天国叛乱以来，情况有了重大改变，从那时起，特别捐也由经纪人收取，并与厘金合在一起。在湖北与湖南，从经纪人处收取的年度捐税估计有他们的牙帖费的一百倍之多。[25]

这些经纪人，特别是那些私营的，带给商人的麻烦实多于帮助。当某一行业的商人组成一个行会后，通常都会被与他们这一行打交道的经纪人控制住。通常借着使官准牙人或为本行会员而达到目的。有关这类做法的例子我们在北京18世纪时组成的行会记录上可以看到。[26]

在这里要强调的一点是，“行”这个字在中文里经常是表示“行业”而非“行会”，除非我们将行会的意思扩大到包括那些没有会馆或公所，甚至没有行规的原始行会。政府热衷于让商人按行业组织起来的主要理由是配合它对各种物资的需要，这种要求可能来自清廷当局或任何大小衙门。商人有义务应付这种要求，称之为“当行”，意思是“本行的当值”。理论上，政府需要的物品应该用“时价”或“实价”买进。事实上，真正照办的很少，即使政府付给相当的价钱，经办人在中间索取的陋规也成为当值商行的一个沉重的负担。1738年，清廷诏令全国各大小衙门纠正这种陋习。[27]在雍正皇帝名义下发布的《州县须知》，警告地方政府官员，不得向商人与百姓强索物品。[28]然而这些命令与警告实际上完全没效。举例来说，为了供应清廷光禄寺所需用的猪肉与鸡，北京城内宛平与大兴两县特别从这两行里挑选了殷实的商人来负责供给，结果害他们从1752年到1756年之间，每年都赔上两三千或三四千两银子，直到这两行在1756年被废除为止。[29]

在明代末叶以后，这种“当行”制度照规定本可纳银替代。16世纪时，北京城的铺户分为九等，每户每年要付一钱至九钱的银子称做“行银”，以免当行。到1582年冬天，政府批准一项奏折，免除最下三等的铺户缴纳这笔行银。中间三等的铺户，其资金从三百两银到五百两以上的，以及上三等的铺户，其资金多至数千两银者，则需继续缴纳。同一年早期，政府也批准北京城内两县中一三二家官方认可的行业中，三二家小号得以免除缴纳这笔银钱。[30]

到清代，北京城内的两县获准从内城以外的铺户收取这笔银钱。上等的铺户每年缴付五两银，中等每年二两五钱，下等的铺户则免缴。北京内城九门内的铺户得以免缴的理由是他们得负责整理街道，特别是填土、洒水的工作。

大多数城市中对商店开设的地点都没有严格规定，只要不太靠近衙门损其尊严就行。但是暂时性的货摊与浮摊不准见于大街上。在皇都里的规定就比较严格，举例来说，北京的内城不准开设戏院与旅店。1756年所做的调查，显示城里有十五家旅店，其中有好几家“关东店”，显然是为在满洲做生意的商人开设的。[31]还有四四家店铺，夜间也经营旅馆业。所有这些店铺都得迁到外城去。另外七二家经营猪肉、酒、鸡、水果与烟草的店铺则准许留在内城。[32]叫卖的负贩有时不准喊出某些被认为是忌讳的字眼。在1648年与1649年，北京城内的负贩曾被禁止叫卖，因为多尔衮嫌他们的声音太吵。[33]

有关这方面我们可以再加上一点是北京城内一般都实行宵禁，特别是在内城。为了便利警卫，许多较小的街道，特别是通往大道的傍道都树立起栅栏，夜晚关闭，禁止通行。根据《金吾事例》，1729年北京外城有四四○个官准的栅栏；1763年内城有一○九九个栅栏，皇城内有一九六个。这些栅栏似乎一直维持到19世纪初年。[34]栅栏与宵禁令人想起唐代首都长安城内坊门夜闭的严格规定。

北京城内的九个城门的征收货物税都是在恶名昭著的崇文门税关管制之下。这从明代起就如此，一直继续到民国时。更早的朝代当然也有类似的税。记得南唐时代曾有官吏幽默地对皇帝说，首都不下雨的原因是雨恐怕在城门要缴税。结果，皇帝下令减轻这些税捐。[35]

像清朝其他的税关，崇文门的税关也有年度的定额。在本文讨论的这段时期内一般定额是十万两银多一点，这笔数目不算大，留给税吏足够的余地去充实他们自己的腰包。[36]税关的主管者照规定都是旗人，他们在这位置做了几年后，大概都得到类似的下场：借某一个罪名免职，其大部分财产充公，但也罕见完全破产之例。清朝皇帝与这些权贵税吏之间的关系正像渔夫与他豢养的鱼鹰之间的关系。

州县政府的一个重要收入来源称做“落地税”的，是对所有进入其管辖的地方市场的货品所征收的税。这些税通常都是包给衙门的衙役或牙子，自然有滥用职权与腐败的情事。1735年清廷曾下令废止所有乡、镇、近郊的落地税，仅保留县城与州城的。[37]这道命令是否曾广泛执行以及行之多久却是值得怀疑的事。

总结来说，清代最初两百年内对地区间以及地方贸易的税收并不特别重，尤其当我们比较一下明代万历朝（1573—1619年）的下半期，朝廷的宦官在征收全国商业税那种无情的勒索时，或是比较一下从1850年代加之于各省的厘金，给朝廷从1869年到1908年每年都带来一千四百万至二千一百万两银子的收入时，就可明白。[38]

在物价管制方面，政府关心的主要是谷价的稳定，以及铜钱与银两的兑换率。为了防止大量囤积铜钱与米谷，政府曾试用各种方式，下令禁止这种事情发生。当谷价太高的时候，最有效的办法显然就是抛售政府所存积的米谷。在北京，官方的米局特别用来供给旗人。由于北京城人口众多，因而有严格的规定管制米谷运出京城。原则上只有少量的米，村民买来供自己食用的才准许运出京城。此外，不论米或谷都不准运出城或甚至京畿地区。[39]清廷对未去壳的谷子管制更为严格，原因是谷子能保存得更长久。

银与钱的兑换是钱铺的主要生意。通常，北京城的钱铺得五家一组连合互保。18世纪有一段时期清廷依靠官方认可的钱币经纪人（称做钱行）来稳定兑换率。[40]大体来说，雍正与乾隆两朝在北京的成效相当好。兑换率的波动幅度是从八○○到一一○○文铜钱对一两银，但大多数时间都维持在八五○或九五○上下。[41]谈到钱铺间的连保，可注意的是类似的要求初期并未应用到旧式的银行（称做银号）上面，直到1860年数家半官方的银行宣告破产以后，银号才需要连保。由此看出，尽管银本位经济已经继续了几个世纪，政府对银的控制总是落后一步。

利用城市商人的一个主要方式，是托付给他们一笔公家资金作为投资之用。这种制度称做“发商生息”，在前几个朝代就有了。受到这种资金的商人绝大多数都是当铺与盐商。政府收取的利息是月息一分至二分。一般来说，这笔利息是指定作为特殊用途的。[42]雍正皇帝特别爱好这个制度，用所得的利息来资助八旗与绿营军。清廷的内务府也非常依赖发商的利息为其财源。乾隆皇帝时仍继续这个制度，后来他改变主意，1759年时宣告发商生息于政体有损，下令加以限制。1769年，他下令将已经发给长芦盐商的资金改称做“赏借项款”。[43]使用这个新名词的理由是政府所订的利率较法定准许的月息三分利率低得多。但是，旧的名词与制度仍被清廷、省府、州县政府以及半官方或非官方的组织继续使用下去。可注意的是信托资金对商人并不一定有好处。1783年长沙府的当铺为某种原因婉拒从省府接受更多的资金，托辞说他们手头已有足够的信托资金了。[44]

另一种利用城市商人的方式是“自动捐献”，称做“捐输”或“报效”，这是城市商人资助政府的军备、公共建设、水患、饥荒的救济，皇帝出巡与皇帝生日等的开销。根据两淮地区盐政管理官方记录的数字显示，在1738年至1804年之间，这个地区的盐商在四十多个场合总共捐献了三千七百五十万两银子。[45]根据盐政的报告，盐商们都是“情愿”甚至“踊跃”认捐，恭请皇帝“赏收”。在另一方面，盐商们又不时请求以分期付款的方式来捐献。有几次，皇帝对商人的忠诚报效与急公好义表示嘉奖，而只赏收一半的捐款。商人在这种情形下所得到的直接回报不过是所谓“议叙”与名义好听而已。然而在其他场合，皇帝为显示对商人的仁慈宽大，准许他们免费取得额外的“余盐”，或是允许他们延期偿付滞纳的盐税与信托基金的利息。皇恩的殊荣，甚至免除盐商对政府的负债，1780年减免了一百二十万两银子，1782年与1784年大约是三百八十六万六千两。[46]另一批重要的自动捐款，是由广东的盐商与洋行（行商）所认捐的。从1773年至1832年间的捐款总数大约是四百万两银子，数目虽不是大得惊人，也是一笔巨款。[47]

如果能比较清代各皇帝所采行的经济政策，特别是有关商业贸易的细节，甚至比较一个皇帝在不同时期的经济政策，将是一件极有趣的事。遗憾的是这样的比较已远超出本文的范围。然而我们可以强调的是康熙、雍正、乾隆三帝都绝不是蒙昧无知不肯用心的专制君主。康熙皇帝有一次在1717年曾夸称他对盐政方面深刻的了解。[48]雍正皇帝无疑地非常通晓一般的财经事务，但1728年有一次也承认他并不特别了解有关茶政上各种渎职情事，以及有关茶与马的贸易，因此不能给负责的官员特定的指示。[49]乾隆皇帝在1748年曾有很合理的意见，认为一般来说还是把市场方面的事交给人民，准许他们自由流通货物较好。政府的干涉，虽然出于好意，常常由于处理不当而产生扰民的障碍。[50]清代皇帝一般都可以称得上对商人宽大而同情的。但在另一方面，他们对商人有时也出诸操纵甚至有喜怒无常的态度。

三、城市商人的反叛取向

相对于政府统制，重要的一点是检讨商人是否曾抗议或反叛这种统制，和采用什么方式。有关这方面讨论，我们可以19世纪学者汪士铎（1802—1889年）所做的观察作为起点。他认为，商人与城市的文人一样，似乎是最不倾向反叛的，或者我们可以说，他们表现非常低度的反叛取向。汪士铎在1853—1856年间，因太平天国之乱曾躲藏在长江下游的南京与绩溪之间，这段时期所保存的日记中有如下一段：

天下最愚，最不听教诲、不讲理者乡人。自守其所谓“理”而不改。教以正，则哗然动怒；导以为非为乱，则挺然称首。其间妇人又愚于男子。山民又愚于通涂之民。惟商贾则巧猾而不为乱，山民之读书者不及也。在外经商之人，又文弱于当地之商贾。知四民之中，最易作乱者农。工次之。武生次之。山中之士次之。商贾之士次之。城士之士，则硜硜然可以决其不为乱[51]。

这种议论显然是概括而充满偏见的，但我们或可了解这不完全是处于一个大动乱暴力时代所发的愤激之言。无论如何汪士铎是个相当独立敢言的学者，他不受传统儒家思想的束缚，而且是热心于提倡改革、恢复秩序的人。至少他在这段话里提出一个启发性的见解，就是在传统的四种功能团体中，城市商人与城市文人的反叛取向最低。

进一步说，根据汪士铎的推论做一初步检查，显示其中确有一些历史的真实性。[52]中国历史上曾记载无数次农民叛变，但几乎看不到任何城市商人领导的叛变。从唐宋时代以降，我们看到走私盐商与海盗商人的记载，然而他们行动的范围似限于山林、沼泽、海岛与外海上，有时在他们势力范围内，他们也会打劫城镇，因而可算是城市商人的敌人。在明清时代，关于矿工、伐木者与城市匠人的暴动与罢工事件，也有所闻。

当然，一个社会中叛乱取向的问题，或广泛地说暴力取向的问题，其研讨不一定只限于功能团体。举例来说，这个问题可以就个人或团体从年龄、性别、地位、财富、角色、功能、教育、风俗、传统或是其他的角度来探讨。甚至汪士铎所作的粗略的推论也提到其中几方面。然而，对这个问题更深一步的方法论，却已远超出本文的范围，而且坦白地说，也不是作者能力所及的。为说明城市商人在清初时代抗议与叛变的性质与程度，我们可以看看下面四个例子，他们所谓的“商人与手工业者反抗清朝封建统治的斗争”。[53]这四个例子记述的事实均是“罢市”，就是商人与生意人拒绝做生意以示抗议。

（一）1660年在山西潞安的罢市

这次罢市的背景是源于明代生产御用丝织品称做“皇紬”的制度。在山西潞安做这一行生意的“机户”，必须以固定的官价供应这项货品，而官价显然是经常不足以抵付生产所需的开销。明末清初时代，皇紬年度配额是三千匹（一匹为六丈八尺）。1652年诏令将配额减去一千五百二十匹零四丈八尺，每匹的价格则从十两银子增至十三两。1658年，配额又由一千四百七十九匹零二丈减去一千一百七十九匹零二丈，因此实际上所需要的仅是三百匹。但是到1660年，机户发动一次罢市，据说将其织机焚毁，手里捧着账簿记载着他们的损失，准备向北京城进发，直接向皇帝请愿。

据潞安一位朝廷官员王鼐的奏折，这些机户在明末时原有三千张以上的织机，但大多数都已破产，因为他们得依照政府命令按行服务，所谓“抱牌当行”，结果是他们生产的丝得不到适当的偿付而大受损失。从1644年到1660年，所留存的织机仅两三百张。据奏折所言，皇帝的削减配额，延长限期，先行付款，以及“合理实价”，使得机户争着愿为皇室服务。但是本省官吏的取用以及外省采购使者的要求勒索，却使他们遭受损失。理论上，机户们可以从他们出售的丝得到官价付款，但是经过层层勒索，特别是付差官差役的催紬费、验紬费及纳紬费，实际所余无几。

我们在王鼐的奏折中可看到很生动的描写：“臣乡山西，织造潞紬，上供官府之用，下资小民之生。……为工颇细，获利最微。……今年（1660年）四月，臣乡人来言，各机户焚烧紬机，辞行碎牌，痛苦奔逃，携其赔累簿籍，欲赴京陈告，以艰于路费，中道而阻。天有簿籍，必有取用衙门，有衙门必有取用数目。小民含苦未伸，臣闻不胜骇异。”他接着建议严禁本省不得滥行取用，隔省不许擅差私造。从方志记载中，我们不清楚他的建议采行至何种程度，因为只说到山西巡抚下令立碑严禁。推想大概是，差役与差官不许继续强索，而机户也不许再度罢市。[54]

（二）1660年安徽芜湖的罢市

这次罢市是抗议芜湖内地税关过度的附加税与其他各种名目的勒索。根据阴历十月十三日御史李见龙弹劾户部郎中兼湖钞关监督郑秉衡的奏折，在郑秉衡的指使下，若干名不法的官吏征收额外的火耗与特别捐款用来充实其官邸的维持费用。郑秉衡还发明了“皇税”一词，对民船上装载的日用必需品甚至如薪柴与米都征以税。结果是，全部地区的商民发动罢市三天，以1660年阴历七月十四日为始。本地生员韦譞佩等向总督与巡抚请愿，结果总督命令知县接受商民所具甘结，同意地方人民发动罢市是因为征收薪柴与米的征税。据奏折上说，御史闻知这事是得自于从芜湖到北京来诉苦的商人，因而有关这事的消息传遍京城。[55]

这项弹劾似乎并未发生多大效力，因为罢市的事件已经发生了一年，而且显然已不了了之。对我们来说，有关这次罢市最感兴趣的一点，是其行动的有秩序以及商人与士人间的合作。

（三）1682年浙江杭州的罢市

这次罢市是抗议土棍（地方流氓）与旗丁（八旗兵丁）的高利贷，他们对那些无力偿债的人捉去儿女以为抵偿，有时甚至牵连到负债人的亲戚与邻居。杭州北门的商民发动罢市抗议，这事传到一位同情人民的道台王梁那里。第二天，当王梁去与其他官吏会合调查这件事的途中，八旗兵王和尚等一共几百个人，拦住他的仪仗，辱骂他并打破他轿子的顶盖。这次不寻常的暴动，迫使总督与满洲将军连合上奏向朝廷陈明情况，结果皇帝下诏严厉处罚王和尚及其同谋者。这时候，总督则下令店铺恢复营业。这个例子中特殊的一点，是它说明了在一个征服王朝下政治与经济生活的复杂性。[56]

（四）1698年福建浦城的罢市

下面这段故事主要是根据直隶任邱人、出于书香门第的庞垲的墓志铭而来的。在戊寅年，即1698年（彭泽益误认为1758年），庞垲受命为福建建宁府知府。他到任后不久，传来报告说建宁府所辖的浦城县令，因为政令过于严苛，迫使人民反叛。城中愤怒的百姓趁着黑夜，攻击县府的“册局”，放火烧毁文件与记录，并杀死了一个当值的胥吏。县令害怕逃走，当地人民接着发动一次总罢市。庞垲得知这事，立刻赶到浦城，要求当地的教官与典史召集乡绅、生员与人民在明伦堂集合。在这些人面前，庞垲宣布县令的错误与罪状，并加以谴责，使士绅与人民气平下来。然后，他再提醒他们无法纪行为的不当。他让县府的财务与库房重新核对与收集未被焚的文件。他命令各行生意人恢复营业，城内秩序始告恢复。

在这时，总督郭世隆不满省中百姓攻击县府（称为围城），发动罢市的事件日益增加，想借此用高压手段压制罢市，以为警戒。由于县令与地方士绅间的强烈不睦，总督欲借不法结党、阴谋叛变的罪名惩罚所有的士绅。庞垲反对这个做法，他强调县令残酷作风的不当。最后，只有一名变乱者被处死刑，另二人流放。浦城百姓为感谢庞垲的大力相助，建立一个书院来纪念他。他死于1735年。[57]

显然地在福建省其他城市尚有类似的抗议与罢市的事件。当时的总督郭世隆（1643—1716年）出身山西的绿营。[58]上述故事中的县令是鲍鋐，沈阳人，以前曾任笔帖式（满文bitheshi，即书记官，七品、八品或九品），多半是个旗人。[59]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旗人与一般汉人的敌对。

本文选编自《东汉的豪族》

传统观点认为，南美安第斯文明的母文化是查文·德万塔尔文化（公元前1200—前200年）。但随着考古发掘取得新进展，卡拉尔—苏佩文明取代了前者地位，被认为是安第斯地区的第一个文明，其存在于公元前3000年至前1800年之间，清晰展现着秘鲁中北部地区第一个复杂社会的样貌。

20世纪中期以来，不断有考古学家对卡拉尔—苏佩遗址进行考察和研究，但直到1994年秘鲁圣马尔克斯大学的考古学家露丝·沙迪团队对苏佩河谷进行调查，并随之进行系统考古发掘，学界才对它形成新的认知。随着考古挖掘的深入和新成果的出版发表，卡拉尔—苏佩文明的古老性和重要性最终得到证实。2009年，卡拉尔—苏佩圣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卡拉尔—苏佩位于秘鲁海岸的中北部地区、利马以北约182公里。秘鲁中北部地区的面积为81497平方公里，包括圣塔、内佩纳、塞钦、库莱布拉斯、瓦尔梅、福塔雷萨等十几个沿海河谷。与其他世界文明中心相比，秘鲁海岸似乎不太可能成为文明发祥地，因为东部安第斯山脉和西部太平洋形成的反气旋作用导致这里极度干旱。然而，该地区有50多条从山脉到大海的河流穿过，利用这种水源发展的灌溉对卡拉尔—苏佩文明的出现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在众多河谷中，苏佩河谷在文明起源时期脱颖而出，仅在这一小盆地就发现了20多个可以被归属于同一时期的城市定居点，它们几乎都有公共建筑、圆形广场、住宅等，都有用土坯、石头、树干和植物纤维建成的阶梯式金字塔，其中还有雕像、马黛茶杯器、石器、棉纺织品、烧焦的食品及其他用品。从建筑规模看，卡拉尔城最大，城市布局分布有序，纪念性建筑种类繁多。其距离大海23公里，处于苏佩河谷中段的初始部分，被认为是该地区居民点的首都，被称为“圣城”。

早在公元前3000年之前，就有一些家族群体在苏佩河谷定居，他们建立集中居住区，疏干湿地，开辟农田，修建灌溉渠道。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600年，首都地区的城市定居点不断壮大，定居者们在空地上修建广场用于公共活动，并有了第一个金字塔。大约在公元前2600年至公元前2300年，人们对卡拉尔圣城进行整体设计，修建了金字塔和下沉式圆形广场。在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2100年间，大型金字塔、广场等公共建筑的规模和体积都有所扩大。到公元前2100年至公元前1800年，由于劳动力的减少，定居者们用较小的石块改建公共建筑，最后掩埋了一些重要的建筑部分，卡拉尔圣城被废弃。

总体来看，卡拉尔—苏佩文明的主要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以农业生产、渔业生产和贸易交换为主要经济形式。苏佩河谷的居民发展出技术比较先进的集约化农业。他们使用简单的工具（如木棍和鹿角）来掘土，修建灌溉水渠以将河水引入农田。考古证据表明，他们已经懂得通过对各种植物品种的实验，来改善粮食和经济作物的种类、提高产量。他们种植的作物主要有：土豆、红薯、南瓜、豆类、花生、辣椒、玉米、葫芦、鳄梨、番石榴、马黛茶、烟草等，其中棉花是交易的主要产品。沿海居民则捕鱼并采集各种海洋生物，主要包括凤尾鱼、沙丁鱼、贻贝和蛤蜊等。农业和渔业形成一种长期的经济互补关系。

居民们通过以物易物的方式交换产品。沿海居民提供海产品，如离太平洋仅有500米的居民点阿斯佩罗被认为是卡拉尔的渔镇，那里的居民开发了包括使用钩子、麻线、船等在内的捕鱼技术，特别是发明了棉纤维渔网。渔民负责将海产品分发到河谷中的定居点，而河谷居民会给渔民提供所需的渔网和衣物、用作钓线的棉纤维、用作漂浮物的葫芦、制造船桨的木材以及水果蔬菜等，高地居民会提供农产品（粮食）和畜产品（羊驼）。这样，该区域形成一个类似专业化生产的贸易网络，而卡拉尔圣城无疑是这一网络的中心。很显然，这个网络还延伸到更远的地方，因为在卡拉尔—苏佩地区发现了来自高原的洛克木棒、秃鹰羽毛，亚马逊丛林的陆生蜗牛、灵长类动物皮、各种鸟类羽毛以及厄瓜多尔赤道海岸的多刺牡蛎。

灌溉技术的使用、渔网的发明以及活跃的贸易交换提高了生产力，促进了地区经济发展和生产剩余积累，从而使苏佩社会能够以地方政府的形式加强其政治一体化进程，这种政府形式的有效性可以从国家承担的大型纪念性建筑群建设中得到体现。

先进的城市规划和建筑。卡拉尔圣城拥有复杂的城市布局。该城占地66公顷，包括一个核心区和一个外围区。核心区包括32座公共建筑和一些住宅建筑群，外围区有一些住宅建筑群。核心区又分为两大部分，北部为上城，南部为下城。北部的公共建筑分为A、B、C三组，每组都有两个金字塔、广场、官员住房。其中B组的金字塔最大，长160米，宽150米，高18米，坐北朝南，背靠河谷，面向下沉式圆形广场，是卡拉尔城的主建筑。下城建筑有下沉式露天剧场、露天剧场神庙、长桌神庙、圆形祭坛神庙，以及平民住宅区等。

金字塔结构的墙壁上抹有泥土，被涂成白色或浅黄色，偶尔涂成红色。每座金字塔都有一个通向顶部的中央阶梯，其上有几个房间。在主房间都有一个圣火祭坛，祭坛中央有一个火炉，火炉下方配有导风的地下管道。圣火祭坛具有仪式功能，被用于火化各种祭品。

卡拉尔位于地震活跃区，其建造者使用“希克拉斯”技术，即将石块装在芦苇纤维编织的网格袋中，尺寸和重量各不相同，但非常均匀，有一定的松散度，用它们来支撑挡土墙，填充金字塔。这样，当发生强烈地震时，“希克拉斯”会以有限的方式微动，发挥着柔性地基作用，由此实现建筑物的结构稳定。规模宏大的城市和坚固的建筑表明卡拉尔人已经具有先进的组织能力和工程技术。

社会分层和阶级分化已经出现。卡拉尔—苏佩文明显示出复杂的社会结构，已经出现明显的社会分层。如从事体力劳动的生产者，包括渔民、农民、工匠；精英阶层，包括商人、定居点的领导者和祭司。精英们不再直接为自己的生计进行生产，而是致力于专门的活动，如加强远距离贸易；进行天文观测来测量时间和制定历法；在公共活动的建筑施工中试验和应用算术与几何知识；举行仪式和献祭活动。

考古发现揭示出精英阶层和普通民众存在较为明显的区分。城市中心各区的公共建筑和住宅建筑在位置、大小和所用材料上都有区别；服装穿着方式和个人佩戴的饰品上，如男性权威人士的项链和大耳环，女性的项链和头巾，也体现了社会区别。一些装饰品、项链是用从遥远的地方（如厄瓜多尔海岸）所获材料制作的，专供少数社会上层人物使用。

中央集权的国家雏形已经显露。苏佩河谷的人口分布在苏佩河两岸被称作“帕查卡”的城市定居点中，这些定居点的规模和建筑体量各不相同。每个“帕查卡”都由几个“艾柳”组成，这些“艾柳”是通过亲缘关系结合在一起的族群，拥有相同的祖先，通过祖先来确定身份，并由族长领导。族长中有一个主要首领——库拉卡，负责指挥全体居民。这种政府制度在苏佩河谷20多个城市定居点中运行，由于卡拉尔居于核心地位，它发挥领导和组织其他城市定居点的作用，形成一个广泛而有序的互惠、交流网络。

卡拉尔是一座和平与和谐之城，考古发掘中没有发现战争的痕迹，没有防御城墙，没有武器，没有残缺不全的尸体，这与通过战争产生国家的理论解释有所不同。美国考古学家乔纳森?哈斯认为，卡拉尔人进行了人类建立政府的实验，他们将个人自由交给一个中央集权机构，由中央集权机构决定创建一个作为仪式中心的城市，并要求大家为共同或更大的利益努力工作。人们之所以选择成立“中央政府”，是因为意识到合作将使个人和整个社区受益。考古学家露丝?沙迪认为，对神的崇拜是凝聚力和社会平衡背后的驱动力。人们之所以接受中央集权政府的存在，是因为他们相信统治者可以在人与生者的社会和神与死者的社会之间进行调解，政府的管理对于保证生活是必要的。卡拉尔社会展现出一定的复杂性，种种迹象表明，卡拉尔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农业社会，而且是一个具有一定组织能力和复杂结构的社会实体，已经具备早期国家的基本要素。

宗教作为意识形态与政治权力相结合。卡拉尔的金字塔、广场和祭坛等雄伟建筑不仅是宗教仪式的场所，也是社会和政治活动的中心。金字塔象征着与天界的联系，广场则是集体仪式和庆典的场所。卡拉尔人信奉多神教，崇拜多种神灵。这些神灵与自然现象、农业、天气和其他重要生活领域有关。祭祀活动在卡拉尔占据重要地位。人们通过圣火祭坛进行各种形式的献祭，包括毛发、珠子、石英碎片、骨器、木器、纺织品、鱼类、贝类等，这些被认为是向神灵表达敬意和请求庇护的方式。统治者和祭司被视为祖先和神灵的代表或中介，他们通过控制宗教仪式、祭祀活动和宗教建筑来巩固自己的权威。卡拉尔的宗教活动是在音乐伴奏中进行的，在这里出土了一套由秃鹰和鹈鹕翼骨制成并绘有鸟类和猴子图案的横笛（共32支），一套由骆马骨和鹿骨制成的号角（共38支），一套由芦苇和棉线制作的排笛。在没有军事力量的情况下，宗教成为卡拉尔统治者凝聚和控制社会的力量，它使卡拉尔—苏佩河谷的居民团结起来。

科技知识在文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卡拉尔人开发了先进的农业灌溉系统，修建水渠和水库，这对于他们在干旱环境中维持农业生产至关重要。在设计和建造大型纪念性建筑以及修建灌溉水渠时，显然运用了算术和几何知识。有证据表明，卡拉尔人已经具备天文学知识，并将其应用到与经济、宗教活动有关的历法制定中。在卡拉尔上城C组的公共广场中央竖立着一块巨石，是当时用来观测天文的。他们已经发明一种记录信息的工具系统，如在上城C组的画廊金字塔中，考古学家发现一件纺织品遗物，被认为是“基普”，即用作记录工具的一套打结绳线。同时，在上城B组小金字塔的三个石块上还发现了基普的图画。这说明卡拉尔人已经在使用基普，比印加人早数千年之久。考古学家还发现，一些药用植物多次出现在墓葬中，表明卡拉尔人已经了解一些植物的药用价值。在纺织技术方面，他们利用棉花纤维编织连衣裙，采用穿插和缠绕的方法，还制作了渔网、鞋类、包类、绳索等。圣火祭坛下方建造的地下通风系统，能够引导风力保持火焰燃烧，并将烟雾排到室外。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早在公元前4000年厄瓜多尔的瓦尔迪维亚等地就已经开始生产陶器，但卡拉尔人并没有使用或自己生产陶器。他们用葫芦作为器皿，用木头雕刻勺子，用石头雕制盘子。因此，卡拉尔文明属于“前陶瓷”文明，这一点已被考古学家们认定。

由于强烈地震和灾难性气候变化，卡拉尔—苏佩文明在公元前1800年左右被遗弃。虽然如此，它在农业、城市建筑、社会政治组织、宗教文化等方面对后来安第斯文明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可以说，卡拉尔—苏佩文明是安第斯文明的摇篮。

本文转自《光明日报》2024年11月25日

改革开放以来，不少学者对人民公社制度进行了批判，认为它是低效率的、平均主义的制度。例如，有学者认为由于集体经济产权不完整，影响社员的生产积极性，最终导致劳动质量降低。①但是，也有不少学者对此进行反思，认为导致平均主义的原因主要是国家进行工业建设，加上当时的国际环境等因素，不得不从农村抽取剩余产品，而且人民公社在20世纪60年代初“去工业化”后，大量劳力只能进行单一的农业生产，产出极为有限。即便如此，农村还进行了大量的农田水利建设，这对后来的发展起到重要的铺垫作用，也应算作当时的劳动效率。②争议难分高下。笔者不揣浅陋，试图从工分稀释化视角对乡村公共产品供给进行考究，以期对人民公社有更全面的了解，同时也为当下乡村振兴提供经验启示。

“工分稀释化”，虽有学者提到相近的概念或现象③，但至今尚未有学者对其进行明确定义。笔者以为，工分被稀释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工分的直接稀释，即把非农业生产的工分拿回农业之内进行分配，从而导致工分被稀释，分值下降；其次是物资的间接稀释，即国家、集体从生产队抽走大量物资，从而使队内可分配给社员部分总额减少，最终造成工分贬值。

乡村公共产品是巩固农业基础地位、保障农村社会稳定、促进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国内学术界对农村公共产品的界定④大体一致，主要是指乡村中由集体或政府提供，为广大村民的生产、生活服务，具有一定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社会产品，具体包括农村基础设施、农田水利主干网络、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

一、农田水利基础设施

华六生产大队（以下简称“华六大队”）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容县南部，隶属于石寨公社，距离县城20多公里，是汉族聚居地，面积约为19.33平方公里，共有十个生产队。⑤容县面积为2257平方公里，其中陆地占97.51％，水域占2.49％，⑥境内岭谷相间，丘陵广布，俗称“八山一水一田”。由于地处山区，为了更好发展农业，华六大队在集体化时期修建了大量农田水利设施。据统计，1963年—1966年间，华六大队修建了大陂、三蛤、枪刀山和长冲等水库，⑦大部分生产队都有受益的山塘或水库。

为了修建这些水库，必然要耗费大量劳动力。华六大队除了平时抽调社员进行水利建设外，还组建了20人—30人的专业队从事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曾任记分员的陀某说：“专业队就是专门开田、开荒、种山，每个生产队抽出几个人。比如我们大队有几十个人，天天都在专业队干活，生产队一样要（给他们）记工分。”（TXL，四队记分员，2017年3月16日）⑧专业队的职责很多，包括水利建设、开荒、大队企业、护理林场等，劳动收入归大队所有。曾任林业员的庞某回忆说：“山上的林木就由专业队队员种植，以前（1958年“大炼钢铁”）烧得太光了，没有林木了。每个队要2—3个，都是年轻的男女民兵。”（PWQ，华六大队林业员、党支部书记，2017年3月20日）曾参加过专业队的肖某也说：“县有县的专业（队），乡有乡的专业（队）。像最大的石剑水库、小垌水库，还有乡的红田水库，每个队抽几个人去。那些水库都是那些人去做的，统一调动。”（XYH，六队专业队队员，2017年4月15日）

生产队一年中要进行大量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那么这些非农业生产用工究竟在总用工中占多大比例？以1975年为例，根据各级单位的统计数据，八队、华六大队、石寨公社（统计7个生产队）和容县（统计233个生产队）的农业生产用工占总劳动日的比重分别是82.63%、83.70%、85.95%和82.70%。⑨一般而言，统计的生产队越多，就越接近整个县的平均水平。总体上看，公社以下各级单位的生产用工占总劳动日的比值都在容县的生产用工占总劳动日的比值——82.7%上下浮动，也就是说整个县大约要用17%的劳动日去从事非农业生产。这并非特例，在山西省东北里生产队，1977年的非农业生产用工占比达7.7%，这还不包括高达18.98%的农田基建工。⑩可见，在集体化时期，大量非农业生产用工存在于全国各地。除了基建用工，还有各级专业队队员、生产队干部、集体抽调的社员都要回生产队记工分，这些人员的劳动对当年生产队收入的增加并未起直接作用，因此，在外面挣的大量工分拿回生产队进行分配，必然会稀释生产队的工分值。

那么生产队的实际工分值在集体化时期有什么变化呢？本文从容县档案馆保存的历年分配统计表中整理出表111。

通过表1可以看到各级单位从1963年到1981年社员分配收入和工分值的变化情况。在生产队一级，由于资料的缺失，我们只能比较完整地看到20世纪70年代的数据变化。总体上，八队从1971年至1981年分配给社员的金额、工分值和人均分配收入都呈波浪式上升，在1979年达到最高值； 华六大队与石寨公社在相同的项目上虽然也呈波浪式上升，但是振幅相对小得多，除了个别年份回落，大部分年份是逐年增长的。分配给社员的金额与工分值、人均分配收入总体上呈正相关。分配给社员的金额越大，工分值和人均分配收入越高，就意味着人民公社在增产的同时社员也实现了增收，集体经济运行良好。三个不同区域都在1979年达到最高值，人均分配收入分别达到98.9元、77.95元和84.44元。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分配金额并不是真金白银，而是生产队把一年所有的劳动产品和收入都折算成货币，扣除所有费用和税金之后的纯收入，生产队实际拥有的现金并没有这么多。

工分值的高低取决于两方面，一是生产队分配给社员的金额，二是工分的总量。分配给社员的金额是用总收入减去各项支出后得到的数据。而生产队的总收入是农业、林业、畜牧业、副业、渔业和其他收入相加的总和。虽然国家规定生产队应该以发展农业生产为主，12但是非农业生产对生产队的收入也有重要影响。那么生产队的农业生产和非农业生产收入占比各有多少呢？我们以1974年为例。

本文发现，1974年，农业生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从生产队到公社再到容县是逐渐降低的，但容县比玉林地区的平均值低了近13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容县的非农业生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比玉林地区高出约13个百分点（见表2）。通过对各年份数据进行比对，13%是容县非农业生产收入占比超过玉林地区的正常比值。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容县的非农业生产收入占比如此之高呢？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了解林业、畜牧业、副业、渔业和其他收入的占比具体是多少，进而明了容县与玉林地区拉开差距的原因。

经对比，在畜牧业、渔业和其他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方面，容县和玉林地区相差不大，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林业和副业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容县比玉林地区分别高出6.33个和4.82个百分点（见表3）。林业收入主要来源于山林，容县地处丘陵，全县有480438人，水田面积为29万亩，人均水田面积仅为0.6亩，山地总面积为225万亩，人均山地面积为4.67亩。13“全县179个大队，山区大队98个，占全县大队55%……一九七一年生产木材28234立方米，占全县木材生产31874立方米的90%。”14华六大队就是这98个山区大队其中之一。据1960年普查，华六大队总面积为24038亩（约16平方公里），其中林地面积为17189亩，151974年，华六大队有1778人和1813亩耕地（1683亩水田），16人均有9.67亩山林、0.95亩水田。如此丰富的森林资源，林业产品具体又有什么呢？1974年的统计年报表显示，石寨公社造林719.3亩，其中用材林（松木和杉木）483.4亩，油茶196亩，玉桂14亩；收获的林副产品有：油茶籽515.9担、油桐籽73.45担、松脂9215.95担；收获的水果为：沙田柚41.5担、龙眼65担和荔枝88.6担；另外还有茶叶96.87担、桑蚕茧129.16担等。这些产品收入是属于林业收入还是副业收入？此问题涉及容县林业与副业的收入来源问题。在八队分类账本中，林业收入主要来源于售卖原木，副业收入内容则更多，包括松脂、纸浆、茶叶、砖瓦、石灰等。这与1975年容县林业局统计分类相符。1975年容县产量较大的林副产品有：油桐籽812担、松脂238131担、木柴183541担、木炭2199担、土纸（纸浆）4220担、沙田柚142830担；木材产品35489立方米（原木30911立方米）17。因此，容县的林业收入主要来源于各类木材，副业收入则主要来源于松脂、木柴和沙田柚等，而就收入占比来说，松脂的收入无疑是最大的。早在1963年，容县就申请建立容县松脂基地，通过调配物资和劳动力有计划地造林和割松脂。181972年，十队割松脂收入达4720.05元，除去人工和材料，净收入3794.2元。19正是有了松脂和其他各类林木和林副产品，才使得容县的非农业生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远高于其他县。

明晰公社的各项收入后，可以发现，表2中分配给社员的部分占总收入的比重，八队与其他各级单位之间差别较大，除了八队的超过60%，其他各级单位都在55%以下。这意味着整个地区人民公社平均分配到社员的部分占比并不高。导致这样的原因与生产队的管理水平有着密切关系。八队与其他单位相比，税率（主要是农业税——公粮）和集体提留基本保持一致，相差不大；其缴纳的公粮基本保持不变，高产年份会稍提高，减产年份会稍减；集体提留主要包括公积金、公益金、储备粮基金、生产费基金和统筹金，这些不管如何都是要拿出来发展生产和上交集体的。关键是在费用支出占总收入比重方面，八队比玉林地区全部生产队的平均水平低5.66个百分点。根据八队的账本和收益分配统计表的金额，本文计算出八队在1977年和1979年分配给社员的部分占总收入的比重分别为66.9%和64.8%，20分配给社员部分占比很高，说明八队在支出控制和经济管理方面做得比较好。

费用支出主要包括生产费用、管理费用和其他费用，支出越多，能分配给社员的收入就越少，工分值就越低，所以费用支出直接影响工分值的大小。那么，其他生产队的费用支出高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在玉林市档案局笔者发现一份1976年的档案——《关于人民公社收益分配的情况问题和意见》，其内容可以较好地说明这一问题。

该份档案主要是对1975年玉林地区人民公社收益分配中的分配收入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总结并提出整改意见。1975年全地区粮食大增产，但是分配给社员的部分占比并不高，主要原因是费用开支大，全自治区费用支出占总收入的27%，但是玉林地区费用支出占总收入的比重高达33%。费用开支大的原因有八点。第一，有的地方发展生产不坚持“自力更生”原则，远途高价购买或调换化肥，费用开支大，生产成本高；第二，有的地方农田基建补助花样多，标准高，集体负担重；第三，有的地方扩建学校，增加民办教师，从而增大了集体费用的开支；第四，有的地方变相增加脱产人员，加重了集体负担；第五，有的地方社员上调家禽、生猪派购任务，要生产队补钱、补粮，增加集体负担；第六，有的地方的乱支乱补、大吃大喝、请客送礼、挥霍学杂费等不正之风还没有彻底刹住；第七，有的地方搞账外分配，或者高价（市场价）买入猪肉，然后按照牌价（较低价格）分配给社员；第八，有的地方存在贪污、挪用、超支欠款等问题。21从这些原因中，可以看到生产队在经营管理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虽然说这些现象并不必然存在于每个生产队，但是如果不严格控制支出，必然会严重影响社员的收入。

在表1中，本文还注意到工分值的变化。八队的工分值从1965年的0.35元逐渐上升到1981年的0.53元，1979年和1981年都突破了0.5元。由于影响工分值的因素非常多，生产队能够保持增长已属不易。1963年，华六大队的工分值为0.19元，此后逐步增长到1981年的0.55元。与华六大队相比，石寨公社的工分值增势更为平缓，在20世纪70年代总体保持在0.4元左右。这三级单位的工分值虽然涨幅不大，总劳动日却大量增加。通过计算可知，八队在1979年的劳动日是1965年2.1倍；华六大队和石寨公社1979年的劳动日都是1965年的1.76倍。工分主要是靠劳动力挣的，劳动力越多意味着工分越多。1979年，八队的劳动力为70人，是1965年45人的1.5倍；华六大队1979年的劳动力为915人，是1965年719人的1.27倍；石寨公社1979年的劳动力为12643人，是1965年9118人的1.39倍。22可见劳动力的增加速度远没有工分的增长速度快，工分的快速增长必然导致工分被稀释。同时应注意到，人口增长特别是劳动力增长自然使劳动工分增加，但是过多的劳动投入，在单位土地上带来的产出，并不会均一地带来同等幅度的增产。以八队和石寨公社为例，经笔者计算，八队1979年亩产1126.93斤，是1965年亩产886.87斤的1.27倍，而同期八队工分总量增长了1.1倍；1979年石寨公社亩产为1146.15斤，是1965年亩产917.31斤的1.25倍，工分总量却增长了0.76倍。23即便扣除部分工分用于非农业生产，工分的增长速度仍高于每亩的增产速度。这便是黄宗智所讲的“过密化”或“内卷化”现象：“在人多地少和土地的自然生产力有限的现实下，单位土地面积上越来越多的人力投入只可能导致其边际报酬的递减。”24

为避免农业生产上的过度内卷，充分利用劳动力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1959年年初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对当年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的劳动力进行了分配规划，提出将51.4%的农村劳动力用于农业生产，剩余的48.6%用于国家工业交通、林牧渔副业、社办工业、交通运输、基本建设、生活服务等方面；在农业中，从事粮食生产的约为8000万个劳动力，占农村总劳动力的38.1%，从事其他作物生产的约有2793万个劳动力，占农村总劳动力的13.3%。25也就是说，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仅占总劳动力的一半，而真正种植粮食的劳动力不到4成。26所以十队的一位妇女说：“强的劳动力又抽出去了呀，就剩下二、三级的婆娘在家了，有的上山搞副业，没有多少劳动力的。” （XJA，十队社员，2017年3月25日）五队老队长补充道：“（种田）天天都是那帮人的。上调的人做不了，他不做这个就去做那个，做田就是做田的，我搞副业就是搞副业，分了工的。”（WGM，五队队长，2017年3月24日）

笔者在各生产队的账册中，发现不少专业队和副业人员的回队账单。例如，十队“1971年5月10日，收许有昌交款回队12—3月48元”（修建广西金红铁路，简称“6927工程”），27八队“1972年1月26日，收其文11—12月回队款23.6元” （专业队修船坝），28“1977年3月 14日收世天泥水工入队8元”。29当时规定专业队队员和从事副业的人员必须按一定比例将收入交回生产队，生产队按同等劳动力记工分，这样才能参与生产队的分配，同时生产队还要按时给外出的专业队队员寄口粮。例如，1969年广西从玉林抽调民工18000人，参加金红铁路修建工程，其中容县被抽调3000人。工程文件规定，“民工的生活待遇，每人每月30元，其中40%交回生产队，参加生产队分配，60%由民工个人支配。民工的口粮供应，除从生产队带足本人的口粮外，按工种定量标准，不足部分由国家供应”。30由于路途遥远，口粮是无法送去的，生产队只能通过转账的方式给民工购买口粮，如八队“1970年9月20日，支成才转6927（工程）粮200斤，每百斤9.3元，金额18.6元”。31可见，除去各级专业队队员、副业人员、民办教师等精干劳动力，真正进行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是很有限的。在非常有限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的情况下，其产出自然不会太高。

1974年，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水利电力局提出要大力组建专业队。“不但骨干水利工程要坚持常年施工，而且社社队队都要组织农田基建专业队，大搞常年施工。一个队、一个社、一个县如果抽出百分之十的劳动力，一年坚持施工十个月，就等于抽调百分之五十的劳动力每年突击两个月要完成的工作量。”32在容县，仅从1974年至1975年2月25日，全县动工大小水利工程727处，完工243处；完成造田、造地10896亩（其中造田5337亩，造地5559亩），另开茶山地9059亩；完成改土面积11.63万亩，共用去452.8万工日。33那么在集体化时期，容县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上大概用了多少工呢？

图1显示，新中国成立后，容县在集体化时期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完成的劳动工日的变化。由于这是官方统计资料，所以其中的数据只统计较大的工程，如华六大队除了大陂水库，其他四个小水库均未统计在内，34即还有很多大队、生产队自主修建的小型水库、山塘、沟渠等都没有统计在内。即便如此，以上数据也在总体上体现了集体化时期劳动投入的规律。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国力较弱，集体经济制度还未建全，人们只能对小型水利设施进行修缮，投入的材料和劳动都很少，只有23.5万工日。1953年至1959年间，容县从农业互助组过渡到人民公社，完成的工作量明显增加，完成劳动日35也随之剧增，特别是1958年前后，也就是在“大跃进”时期，劳动投入达到一个小高峰，共投入565万工日。在1970年到1978年间，无论是在工作量上，还是在完成劳动日上，都呈现梯度式剧增之势，特别是在1976年，达到历史的高峰，耗费了1007万工日36。1980年以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另外，在所有完成劳动工日中，水利用工占了绝大部分，主要是用于兴修大小型水利工程。1980年，由于集体经济的解体，大量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失去了生产队的人力和物力支持。

综上可知，一方面，在集体化时期，容县乃至整个广西都抽调了大量劳力进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采取的方法是，专业队常年施工与群众性突击相结合。专业队不仅有建设专项水利工程的，还有从事造田、造地等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另外在级别上还分为大队级、公社级和县级的专业队。这样无论是在农忙时，还是在农闲时，大量劳力都被抽调出去进行各类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另一方面，这些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属于共同生产条件的改进投入，对山区生产队的农业生产尤为重要。虽然短期内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并不明显，但在灾荒之年，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或者降低灾害带来的减产程度，甚至可以保证部分农田旱涝保收。

二、生活性公共产品

人民公社除了为当地提供大量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外，还为广大社员提供了各类生活性公共产品，包括文化教育、医疗保健和社会救济等。这些公共产品并不是完全由国家来提供，绝大部分是由当地人民群众自力更生、自筹解决的。这些公共产品的积累并不会在短期内提高农业生产率，只有经过较长时段后，才能显现它们的作用和影响力，所以卢晖临主张要“打开视野看效率”，特别是延后的效率。37而要实现这些积累，社员不得不从相对干瘪的腰包中再掏出一部分劳动产品，这样就会导致分配给社员的产品总量减少，体现在工分上就是工分贬值，进而影响社员的生产积极性。

（一）以民办教师为主的基础教育

1969年之前，华六大队有两所小学，共4名公办教师，当地整体文化水平较低。据1964年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华六大队有1392人，具有初小（小学一年级至四年级）以上文化水平的只有664人，占总人口的47.7%；石寨公社有18130人，具有初小以上文化水平的有9425人，占总人口的52%，其中只读完初小，13岁—40岁的青壮年有2686人；读完高小（小学五年级至六年级）的有3348人；初中文化水平有606人；高中文化水平有90人；拥有大学文凭的只有9人。38为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水平，1969年广西要求各地将农村公办小学下放给大队、生产队办，农村公办中学下放给当地社、镇革命委员会直接领导和管理。经县、社统一调整后，仍缺教师的大队，根据实际需要，选拔民办教师充实教师队伍。选拔的要求是：家庭出身好，并有一定教学能力，如果是复退军人和知识青年，则优先录用。对于这些民办教师的工资待遇，补助多少由贫下中农讨论决定。39

1970年，华六大队共有4所小学，1所小学附初中，公办教师7人，民办教师9人。40在集体化时期，公办教师的薪酬全部由国家支付，而民办教师的薪酬由生产队承担（统筹）。华六大队的年终统计表显示，1973年，十队上交了981斤统筹粮和161元统筹金，其中统筹金是为4名大队干部、4名民办教师以及1名兽医上交的。41然而，同年，华六大队共有13名民办教师，一般生产队原则上选派1名教师，十队由于和九队合开一所分校选派了2名。据当时的大队干部介绍，并不是所有的民办教师都可以统筹，只有教得比较好的才有资格统筹。至于没有得到统筹的教师则回各自的生产队记工分，大队再发给少量的补贴。42

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到1978年，容县有6161名教师，其中民办教师3626名，占教师总数的59%；43华六大队共有7名公办教师，16名民办教师，44民办教师占比约为69.6%。由于小学教师大部分是民办教师，业务水平低，课堂教学中出现差错屡见不鲜，再加上“半天学习、半天劳动”，“以劳代学”的教学安排，学生学习规律被打乱，知识基础较差，甚至出现大量留级现象。为提高教学质量，容县积极采取多项措施，通过举办轮训班，办函授学校、进修学校，开展巡回辅导等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45

教学质量不高，除了教师能力不足以外，民办教师的工资待遇没有得到很好的保障，使其不能安心教学也是重要原因。“我县民办教师（不包括自筹教师）的生活待遇有两种，一是国家补助加大队统筹，二是国家补助加生产队记工分，不足部分由学校学费或勤工俭学收入补足。不管是采用哪种办法的，都有较长期拖欠民办教师工资的问题。”46拖欠情况包括：一是教师工资统筹不上来。例如1978年，华六大队5个民办教师，总共被拖欠工资551元，人均被拖欠110.2元。二是教师工资未发齐。部分大队给民办教师一年只发十个月的工资，而且每月工资未达到初中教师30元、小学教师24元的标准。三是教师粮食收不齐。部分大队规定，民办教师的粮食要本人到各生产队收，然而，实际上有的粮食收不全，有的收到次等谷。47可见，当时民办教师待遇存在长期拖欠和粮食以次充好等问题，极大地影响了教师的正常生活。

根据收益分配统计表的数据，华六大队在1980年已经从1979年的13个生产队分为18个生产队，不少生产队内部开始酝酿分田分地了。民办教师的工资和粮食主要由生产队提供，生产队的解体必然会引起民办教师群体的动荡。1981年，容县教育局在汇报普及教育工作时指出：“我县最难解决的问题有：我县民办教师比例大，群众负担较重，近年来，由于生产队体制的改变，民办教师的粮、款很难统筹解决，严重地影响着民办教师生活和工作的安定。”48十队的许某正是由于分队，导致报酬没有兑现，退出了教师队伍。“（19）80年分田到户，这里（十队）分成三个小队，我们没有统筹得上，我就不做了。”（XJA，十队民办教师，2017年3月25日）由于民办教师和其他上调人员的物资、工分很难从生产队进行统筹，教师队伍面临严峻挑战。从表1中1979年至1981年的数据变化便能推断出各级单位大量缩减支出。虽然华六大队和石寨公社的劳动日与分配给社员部分的金额都减少了，但是分配给社员部分的金额占总收入的比重增加了（华六大队增加了7.54个百分点、石寨公社增加了4.93个百分点）。

为解决民办教师的教学质量和后勤保障问题，1981年，容县教育局和财政局开始整顿民办教师队伍，辞退了思想品质、业务水平和健康状况不能胜任教学工作的教师，业务能力强、业绩突出的民办骨干教师则被吸收为公办教师。49华六大队的民办教师除了部分因为工资低没有坚持下来，大部分后来都转为编制内教师，成为真正的骨干力量。

容县在1950年至1981年间，小学生人数从13236人增加到78134人，教职工从641人扩大到3749人（含民办教师1910人）；中学生人数从898人增加到30435人，教职工从98人增加到2317人（含民办教师1039人）。50小学生数量增长了近4.9倍，教职工人数增长4.8倍，适龄儿童的入学率高达93.4%。1981年，容县中小学民办教师人数仍占教师总数的48.6%。据统计，当年全国有民办教师近396.7万人51，占教师总数的47%。支撑这支庞大的民办教师队伍的是全国600多万个生产队52。保守估算，一位民办教师的月工资约为24元，国家和生产队各承担12元，生产队每年还要另外提供600斤口粮（100斤口粮折价为9.5元，600斤口粮折价为57元），因此每位民办教师需要生产队每年为其支付201元，全国396.7万名民办教师每年需要生产队支付79736.7万元，10年便接近80亿元，平均每个生产队10年共支付1333元支持基础教育。事实上还有相当一部分民办教师没有得到统筹，需要回生产队记工分参加分配。53当然，这些支出是值得的。据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华六大队有1720人，小学以上文化水平的人数为1398人，占总人口的81.28%，比1964年高出33个百分点；整个公社有24492人，小学以上文化水平的有20275人，占比为72.95%，比1964年高出20个百分点。54可以说，民办教师在广大农村地区，极大提高了社员的科学文化水平，这些学生在改革开放后，逐渐成长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军。

（二）以赤脚医生为主的公共卫生

除了教育事业，农村的医疗卫生事业也主要由生产队负担。在毛泽东要求“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六二六”指示的推动下，全国各地都把这项工作当作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迅速组织医疗队，开展农村合作医疗。

为积极响应中央号召，使广大群众看得上病，看得起病，吃得起药，1966年5月1日，容县人民委员会卫生科根据中央文件，制定《关于实行合作医疗的卫生所的有关意见》，这份文件成为容县后来开展合作医疗的重要纲领。“凡实行合作医疗的区，则在全区范围内看病不收诊费（门诊、出诊）、注射费、处置费；凡有条件的卫生所要开设中、西药柜，以利方便病者，减轻社员合作医疗负担，解决医生部分工资和卫生所办公费，还可以解决部分贫下中农的医药困难的减免；医生到生产队巡回要背下乡中西成药下去，以利方便病者，但要实行保本保值，收入归卫生所；诊费、药价要坚决贯彻执行国家规定的标准收费；为了减少病者负担，每个医生（接生员）都要学会针灸、使用针灸和使用中草药医疗疾病。”55从这些意见中可以知道，容县主张医生要通过各种手段，尽可能地减轻人民群众的负担，收入归集体，强调中西医结合，特别要充分利用中药和针灸为社员治病。

要健全合作医疗制度，除了上述规定外，还要解决好医生的生活问题。1967年1月，容县发布《关于人民公社成立卫生所，医生、接生员实行合作医疗制度的通知》，规定每个公社成立卫生所，每个卫生所安排医生1—3名（逐步配备中、西医生1—2人），接生员1—2人。医生和接生员领取的粮食和工资全部由公社统筹解决，医生的月工资为15元至30元，接生员的月工资为15元至20元，另外，他们每月领取大米30斤；统筹粮由生产队统一送当地粮所，粮所则每月按量供应大米。56此文件对医生与接生员的待遇进行了相关规定，但是“粮食、工资全部由公社统筹解决”只是把问题抛给了公社，工资到底怎么解决并没有明确规定。统筹粮经粮所再转到医生手中虽然更有保障和方便管理，在现实中却很难实行，尤其像华六大队这样的山区大队，离县城路途遥远且崎岖不平，医生每月领粮既费时又费力，所以后来大部分大队都是让医生到生产队挑粮而不是到粮所领取。为进一步减轻人民群众负担，容县对药品、医疗器械的采购和零售价格作出规定：“今后凡已实行合作医疗大队的卫生室到所在供销社（县医药公司各门市部）采购中、西药品，医疗器械不论金额多少，一律按批发价作价供应。各卫生所一律按当地供销社零售价销售。”57这些规定从成本、服务等方面要求尽量以最低价格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服务。

由于合作医疗制度是个新事物，具体怎么做只能不断探索，寻找适合本地的制度。容县采取树立典型、相互学习的办法让合作医疗尽快办起来。1970年石头公社的合作医疗办得较好，成为各公社学习的对象。该公社的卫生队伍包括：大队医生、采制药人员、接生员和生产队卫生员。大队级人员的报酬向生产队统筹，实行工分加补贴的办法，医生一般每月补助5—10元，其他工作人员每月补助3—4元，卫生员则回生产队记工分。对于合作医疗资金的筹集，由生产队统一计算按参加人数支付。每人交1元，其中个人交0.5元，生产队交0.4元，大队和公社各交0.05元。在收费制度方面，大队卫生所一般收挂号费0.05元，出诊费0.1元，注射费0.1元，接生费每个小儿0.5元，这些费用由病人负担，药费全部由合作医疗开支。如果是重病号到公社以上医院治病或住院，合作医疗支付60%，剩余的40%由病人负担。合作医疗主张自力更生、全民办医，贯彻“三土（土医、土法、土药）”“四自（自种、自采、自制、自用）”方针。石头公社各级单位均设有草药室，以草药为主（用量要求达到70%—80%），中药为辅，适量西药备急，其中草药的来源为：抽专人采集和群众献药相结合，三级有专人采药、制药，采药、制药人员报酬由大队负责。58石头公社根据本社的经济状况，各级单位分摊社员的部分医疗资金，同时大力采用中草药治疗疾病。因为容县山多，药材丰富，可就地取材，加上生产队种植草药，大大节省了药费开支。

“合作医疗是收每个人的钱，那时没有收钱（看病），试过两年吃药不要钱，之后就不行了，反正像大队的企业那样。”（TFQ，三队赤脚医生，2017年3月17日）华六大队的佟某当时是一名赤脚医生，1947年出生，1965年在容县学医，1968年9月在大队开始行医。对于赤脚医生的报酬，他说：“最初几年就是吃工资，（19）68—（19）72年，24元每月，8毛钱一天。工资是从各生产队统筹，整个大队有副业人员、大队干部、医生，全部按照整个村有多少收入，再分配每个月多少钱，各个生产队抽多少上来，统一分配的。1972年以后就是吃工分，做医生就相当于搞副业一样，每天记12分。算起来就是三四毛1天，有些生产队只有两三毛，那时很穷的。以前我们容县村医大部分都是吃工分。一个月是50斤稻谷，一年600斤。”（TFQ，三队赤脚医生，2017年1月6日）但是，对于1972年以后一直是吃工分的说法，在曾任大队干部的陈某那里得到不一样的答案。“医生就是从利润那里支付工资，粮食就从村里统筹，老师的工资和粮食也是从村里统筹。”（CPY，华六大队会计辅导员，2017年7月6日）陈某1974年12月至1978年冬在大队任会计辅导员。59由于合作医疗制度在不断完善，华六大队根据上级相关政策，既实行过工分加补贴，也实行过工资制。

1972年，广西制定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行草案》，规定“凡是参加合作医疗者，按规定交纳合作医疗基金或以药代金。基金由个人和集体（公益金）负担，负担比例由社队根据情况自行确定。由生产队统一计算按参加人数支付”；要合理解决赤脚医生的报酬和口粮，其报酬要略高于同等劳动力的水平。60“合理解决”意味着赤脚医生的报酬既可以是工资的形式也可以是工分的形式，只要合情合理，并能够调动医护人员的积极性就行，所以1973年，容县各公社的赤脚医生报酬存在各式各样的形式，例如“实行工资制，开支从收入中解决……合作医疗变大队企业，收入归大队，赤脚医生实行工分加补贴，全部向生产队统筹”。61到1974年，石寨公社有23个医生，报酬都是以工资的形式发放，每月工资最低20元，最高30元。62到1977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农村合作医疗章程》规定赤脚医生的报酬为：“实行‘工分加补贴’的办法，每年由大队根据赤脚医生的政治思想、工作表现、技术水平、劳动态度等情况评定，一般应略高于同等劳动力的收入水平”。63那么“工分加补贴”具体是如何实行呢？这在1978年《关于加强合作医疗基金筹集和稳定赤脚医生报酬的请示报告》中有介绍：“每个赤脚医生每月在队记260分或300分，每天补助贰角生活费，每月补助六元，有的补九元，按该医生所在队分值计算工分所得部分，平均每月加生活补贴不达24—30元的，再从合作医疗收入中补足。”641979年，容县179个大队中，实行合作医疗的有155个，共有627名赤脚医生。在本大队报销的比例，大部分在30%—50%之间，上送报销比例在20%—40%之间，其中华六大队的合作医疗报销额度是30%。65

在广大赤脚医生的努力下，1982年，容县60岁—90岁的人口从1964的26517人增长到42699人，占当年总人口的比重由7.07%提高到7.69%。661982年全国人口已超10亿人，60岁以上人口比重达到7.62%，比1964年的6.13%高出近1.5个百分点，67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医疗水平和卫生保健系统更加完善，而这离不开无数赤脚医生和基层医护工作者的默默奉献。1980年全国农村赤脚医生总人数达146.3万人，其中女赤脚医生48.9万人，农村生产队卫生员235.7万人，农村接生员63.5万人。68而这些不脱产医护人员的工资、口粮主要靠生产队解决。仅就工资方面，医生的月工资为24元，一年为288元，146.3万人一年工资共为42134.4万元，10年便是42亿元。事实上生产队所付出的要远远高于这一数字。国家只支付了少量的管理费和药费，以非常低的成本构建了完善的农村医疗卫生系统，保障了社员的身心健康，提高了出勤率，促进了集体经济的健康发展。

（三）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

在大部分人的回忆中，似乎并没有什么困难户，因为大家都很穷。然而，贫富只是相对的。在各生产队的账本中，笔者发现不少困难户领取国家救济金的凭证。例如，笔者在八队的账本中看到1972年3月7日，“大队拨来仕华救济金10元，交丽梅领”，69后面还有刘丽梅的印章。大队保存的阶级档案显示，陆仕华生于1932年9月，1972年已40岁，一家6口人，育有两儿两女，均不满10岁。70从这些情况来看，陆仕华一家的生活非常艰难。

生产队用来救助军烈属、五保户和困难户的资金、粮食，一般是用公益金。公益金“要根据每一年度的需要和可能，由社员大会认真讨论决定，不能超过可分配的总收入的百分之二至三……生产大队对于生活没有依靠的老、弱、孤、寡、残疾的社员，遭到不幸事故、生活发生困难的社员，经过社员大会讨论和同意，实行供给或者给以补助”。71

除了上述困难户外，还有一类困难户往往被人们所忽视，那就是“超支户”，顾名思义，即一年的收入不足以抵扣一年开支的农户。社员一年的劳动收入是通过工分来兑现的，生产队通过工分把各种生产、生活资料分配给社员。如果他们一年的工分收入不足以抵扣其一年的开支，那么这一年不仅没有盈余，反而欠生产队的钱粮。本文以八队的陆仕忠一户为例展开说明。

1976年，陆仕忠一户共有7人，夫妻二人加五个子女，大女儿1962年生，14岁，属于半劳力；第二个是儿子，1964年生，12岁，其他均为10岁以下儿童。72从表4的支出中，可以看到，陆仕忠一家支出金额最高的是口粮，全年消耗口粮3548.1斤，平均每人消耗506.87斤，需支付335.17元，占总支出的91%；当年挣得工分8599.3分，每个工分值为0.38元，全年总收入为326.77元，不足以抵扣总支出（367.93元），超支了41.07元。

八队在1976年共有6户超支，11户有盈余，4户平收，总户数为21户，超支户约占29%。这个比例在华六大队应该说是非常低的。1976年，华六大队超支户高达186户，占比55.3%，欠款共计11287元，73不管是占比还是欠款数额都在集体化时期达到最高值。由于欠款数额不断累积，到人民公社后期，生产队处于入不敷出的艰难境地。

为何会产生如此多的超支户？这是一个不得不探讨的问题。

超支户的存在，表面上看是农户挣的工分不够多，不足以抵扣从生产队获得的生活物资，本质上是因为生产队的物资不足导致工分含金量不高，以至于农户的工分不够支付其生活开销。如果物资充足，每一个工分所含的物资就更多，大部分农户的工分是足以支付其生活开销的。而物资短缺又与农业的产出密切相关。那么农业产出为何不高呢？当笔者把这一问题抛给村里的老人时，往往得到的答案是：没有肥料和农药。

农谚说“有收无收在于水，收多收少在于肥”。“那个时候由于生产条件落后，种子也很落后，肥料在市面上也很少有卖。一般都没有肥料来卖，到后期才有这个碳铵和这个氨水。（19）80、（19）79年以前都是没有肥料供应的，基本上是山上的草皮泥，也就是这些人上山铲这个草皮泥来烧，烧了以后再撒到水田里面去，过去都是这样耕种的，也没有什么杂交种子，都是落后的种子，一般是（收获）200—300斤每亩，现在（每亩）都有1000—1200斤。”（CPY，华六大队会计辅导员，2017年1月6日）“过去主要是没有肥料，没有这个良种，现在则有良种、有农药，所以生产好，过去喝粥也难有喝。”（HZN，六队队长，2017年1月6日）

在八队1977年的分类账中，“农业支出”记录了一整年的所有支出项目。经笔者统计，八队当年共购买了复合肥2斤，尿素415.1斤；碳铵10950斤，包括一级碳铵和次级碳铵（肥力较低，价格较便宜）；农药品种有“乐果”“毒杀芬”“六六粉”“敌百虫”等；早稻浸谷种2270斤，晚稻谷种2884斤，共5154斤。74八队当年有130.5亩耕地，其中水田117亩，旱地13.5亩（4.2亩自留地），75除去自留地，集体实际拥有耕地126.3亩，两季共252.6亩，平均每亩施1.64斤尿素和43.35斤碳铵，每亩水田要22斤谷种，农药以“六六粉”为主。投入这些生产要素后，当年八队共收获109523斤稻谷，亩产468斤。76

此外，农业产出低还受到生态环境的制约。正如黄宗智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批判的那样，农业不同于工业，不是投入的生产要素越多，单位产出就越多，甚至总量和产出几乎可以无限制扩大。把农业等同于工业，本身就是对农业的误解。农业说到底是人在土地上种植植物的有机问题，而不是一个机器生产的无机问题。因为农业生产受地力和生态环境的限制，土地不可能无限产出。77很可能一场洪涝或者干旱就能把农民辛苦劳作一年的成果化为乌有。

从表5可知，容县在1969年—1982年的14年间，影响早稻的各类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发生率从高到低依次排列是：病虫害、龙舟水、倒春寒和夏涝。需要注意的是，表5并未统计对晚稻影响较大的寒露风。当这些灾害组合性地发生时，会给农业造成致命打击。例如1976年，由于倒春寒的发生，当地烂秧严重，既损失了大量稻种，又推迟了播种季节。不巧的是，当年不仅出现龙舟水，病虫害也大发生，由于预防及时和经营管理得较好，早稻损失不大。但是，由于早稻种植推迟，导致晚稻插播也推迟，这样就使晚稻在扬花灌浆期遭遇寒露风。“抽穗扬花期遇到寒露风天气，直接影响抽穗开花的速度，使空秕粒增多，降低千粒重，造成减产。”78当年水稻产量八队比1975年减收5874斤，人均分配口粮减少20斤；华六大队减产110075斤，人均分配口粮减少54.9斤；石寨公社减产1178295斤，人均分配口粮减少56斤。79这最终导致华六大队的超支户数量由1975年144户增加到186户，占比为55.3%。同年，容县减产3423万斤，人均分配口粮减少70.6斤，超支户由35005户增加到36779户，增加了1774户。80这些数据说明，农业生产深受生态环境的制约，尤其是自然灾害对农作物的影响。然而，经济学家们往往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这一重要因素。生产队有超支户、平收户和盈余户，其中最容易由不欠生产队转变成欠生产队的农户是平收户。自然灾害对平收户的影响，就像“一个处身于水深没颈的人，即使是一阵轻波细浪，也可能把它淹没”。81可以说，生产经营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出现异常，都有可能使平收户变为超支户。这也是为什么在集体化时期，人民公社要进行大量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有了完善的农田水利设施，可较好地降低自然灾害对农作物的损害程度，使得农民在面对寒露风时，并不是无能为力。由于容县历年出现寒露风概率最多的时间是从每年10月11日至11月10日82，所以较好的办法是种植早熟和中熟的稻种，这样就可以让水稻在抽穗扬花期避开寒露风，但这需要优良的稻种。此外，根据广大人民群众长期的耕作经验：“有水不怕寒露风”，在寒露风到来之前往田里灌水，就可以保存地温和增加稻田小环境的温度，从而减轻寒露风对水稻的危害。83而要有大量水源，就需要水库贮存水，以及通过相应的沟渠和设施把水引入田中。

当然，生态环境并不是造成农户超支的主要原因，它只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生产队农业产出的总量。造成农户超支的主要原因是国家与集体从生产队中提取了过多物资。国家之所以提取大量物资，是为了满足工业化的需要。陈云在1950年6月说：“中国是个农业国，工业化的投资不能不从农业上打主意。搞工业要投资，必须拿出一批资金来，不从农业打主意，这批资金转不过来。”84刘少奇也认为：“发展中国经济，使中国工业化，是需要巨大的资金的……但是从哪里并且怎样来筹集这些资金呢？……只有由中国人民自己节约……而要人民节省出大量的资金，就不能不影响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就是说，在最近一二十年内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不能不受到一些限制。这并不是为了别的，只是为了创造劳动人民将来更好的生活”。85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强调：“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其中有一个相当大的部分是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这除了直接的农业税以外，就是发展为农民所需要的大量生活资料的轻工业的生产，拿这些东西去同农民的商品粮食和轻工业原粮相交换，既满足了农民和国家两方面的物资需要，又为国家积累了资金。”86可见，在集体化时期，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加快工业化进程是矛盾的。国家从长远考虑，只能牺牲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

1960年，《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工作的指示》指出：中央原来规定的总扣留占40%左右，分配给社员的部分占60%左右。如果当地收入水平较高，如每人分配在100元以上的，扣留可以多于40%；如果收入水平较低，如每人分配在50元以下的，扣留可以少于40%。87也就是说，正常情况下，人民公社要向国家和集体贡献大约四成左右的劳动成果。虽然人民公社制度在不断调整，但这一核心规定一直贯穿于集体化时期。1974年玉林地区分配给社员的部分占总收入的比重只有53.94%，该地区当年分配给社员的部分占比最高的是平南县，为55.77%，最低的是陆川县，为48.54%。88当“上下左右向生产队伸手，四面八方挖生产队墙角”89时，社员辛苦劳作一年，分配总量甚至不足一半，超支户怎能不多？

除了生产水平低、生态环境制约和国家、集体抽取过多物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直接影响超支户的数量，即人民公社的分配制度。分配制度是生产关系的一部分，采用什么样的分配制度取决于生产发展的水平。1962年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指出，粮食分配应根据本队的情况和大多数社员的意见，分别采取各种不同的办法，可以采取基本口粮和按劳动工分分配粮食相结合的办法，也可以采取按劳动工分分配加照顾的办法等。不管采取何种办法，都应该做到既要调动大多数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又要确保困难户能够吃到一般标准的口粮。90虽然国家要求生产队要遵循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避免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但是在实际分配中，基本口粮占比往往较大，很难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按劳分配。

“在目前口粮不高的情况下，必须首先保证各等人口留粮放在安全线上，过分强调多劳多吃，是不符合粮食分配原则，是不正视当前粮食状况，是没有全面了解社员的要求，其后果，必然引起今后粮食安排的被动，亦不能达到发挥全体社员的劳动积极性。”91所以，华六大队在集体化时期粮食分配的70%按人口定量分配，30%按劳动工分分配。在农业生产水平较低的情况下，生产队首先要保证每一位社员都有口饭吃，也就是学者们所说的生存伦理92，当社员的基本生活都难以保障时，生产队就会面临解体的风险。如果国家政策允许生产队切实贯彻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劳动者不得食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可能会大大增加，超支户的数量也可能会减少，但是也可能会导致部分农户的生活非常困难，甚至饿死人。这样的结果不仅国家政策不允许，熟人社会中的道德规范也是不允许的。虽然按三七开的比例分配物资具有一定的平均主义倾向，但它在保证大部分人的基本生活和激励劳动力积极出工参加生产活动上较好地进行了平衡。

三、小结

第一，人民公社为广大乡村提供了丰富的公共产品，内容涉及社员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与当下的政策不同，集体化时期的公共产品均由生产队或生产大队自我供给，生产、运输、管理、消费等各个环节都在本地进行，并没有获得足够的财政和物资支持。然而，这恰恰表明集体经济具有社会经济的属性，即经济活动和参与经济活动中的人及其所在的社会网络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它们是相互嵌入的关系，集体经济的效益最终是让所有社员都能够受益，而不是像资本主义经济那样，脱离地方社会和文化，以攫取地方社会资源为目的进行经济活动，虽然经济效益非常可观，但是将所有的问题和矛盾都遗留给当地，以竭泽而渔的方式破坏当地的可持续发展。潘毅认为，社会经济的要旨，就是以人为本，立足社区而不是让资本剥削社区，互助合作，民主参与，人类与土地和谐共生。生产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了解决民生，追求共同富裕，是一种多元化的社会所有制。在本质上，社会经济不是服务于资本累积，而是将社会重新嵌入社会关系中的一种新形态的经济模式。93

正如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编者按中所言：“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94作为社会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集体经济，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的条件下，在农村修建了大量水利设施，尽可能地提高了土地生产效率，同时增强了生产队抗灾、救灾能力。此外，人民公社还广泛组织群众发展基础教育事业和医疗卫生事业。这些福利事业不仅价格低廉，而且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动员了社员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成长和自我保健，满足了社员自身发展的需要。事实上，农民在集体化过程当中所受到的洗礼要远远高于笔者所看到的，包括管理水平、纪律教育和科技创新等，所有的这些都在塑造着“新型农民”，为改革开放后国家的飞速发展，提供了优质劳动力。所以，笔者以为，要实现乡村的再次振兴，必须把广大人民群众重新组织起来，使经济回归社会，尤其是作为社会经济的集体经济，这是一条可供选择的路径。

第二，通过研究发现，人民公社时期的农业生产效率客观上的确存在效率低下的问题，例如人们的收入水平较低，生活条件改善缓慢等。但是，在这些事实背后蕴含着错综复杂的原因及逻辑，当本文剥离这些原因后再度审视集体经济制度时，发现导致社员收入不高的原因是工分被稀释了。农户总收入计算公式能很好地对此进行说明。

由于农户的劳动力在一年或者数年内，基本保持不变或者变化不大，所以，农户总工分事实上是在相对平稳的区间内浮动。因此，影响农户总收入的因素主要是生产队的工分值。而导致生产队工分值变化的因素主要有两个，即生产队的纯收入（总收入－生产成本）与生产队总工分数。当纯收入保持不变时，生产队的总工分越多，即分母越大，工分值越小；当总工分数保持不变时，纯收入越少，工分值也会随之变小。所以，工分稀释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工分的直接稀释，即把非农业生产的工分拿回农业之内进行分配，从而导致工分被稀释，分值下降；另一方面是实物和现金等物质上的间接稀释，即从生产队中抽走、消耗大量物资，减少生产队的纯收入，进而降低了生产队的工分值。如果把各级单位强加在生产队身上的各种“包袱”给抛弃掉，工分值和社员所得将会大大提高。

第三，在学界，对人民公社批判最多的就是平均主义和“大锅饭”，其中“大锅饭”几乎成了人民公社的代名词，污名化非常严重。笔者以为把造成平均主义的原因归结为人民公社制度本身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人民公社低效率的原因是综合的，既有公社自身的原因，也有公社自身之外的原因，但公社自身之外的原因是主要原因，而不是相反”。95当国家和集体从生产队拿走过多的剩余产品时，可供分配的产品自然不足，人均占有量也就无法提高，如此才导致所谓的平均主义。经研究，本文发现，在生产力、人力和物资都非常有限的条件下，人民公社的农业生产仍能保持较平稳的增长，实属不易。同时，人民公社为支援国家工业化建设，提供了大量公购粮和农副产品；为满足人们的生产生活需要，在农村地区提供了丰富的基建、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社会公共品。可以说，它的效果是多元的。因此，对人民公社的评价，不能仅局限于某一方面或某一时段，而应放大到整个国家层面和历史的脉络中进行考究，才能得出较为客观的结论。

本文转自《开放时代》2024年第6期

从思想史的脉络来看，关于托儿所与幼儿园的构想无疑具有相当长之历史。从柏拉图的《理想国》①，到启蒙运动时期众多的空想社会主义者②，至恩格斯③，后至康有为的《大同书》④、青年毛泽东⑤等都提出过“幼儿公育”的想法。从实践层面而言，清末以降，许多政治、社会力量都认识到了公共育儿的必要性，这使得公育思想在本土化建构中与实体建设并举⑥，托幼事业逐渐成为各种现代性设计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后，公共托幼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更加突出，因为恩格斯曾提出随着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成为公共的事业”⑦，列宁也曾强调托儿所及幼儿园是共产主义“幼芽的标本”⑧。新中国托幼实践的大规模开展，大体发生在1958年至1962年，学界在这方面成果较丰，大多从妇女史的视角来回应马克思主义理论下的“妇女解放”问题。⑨有学者认为，大力推广集体托幼有着培育“共产主义新人”的意义。⑩有学者通过分析20世纪50年代末的农村集体托幼进一步指出，兴办托幼并非只为培育“共产主义新人”，它更是一个塑造“共产主义新农民”的过程。11尽管现有成果已经对新中国集体托幼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但仍有一些问题需要继续追问。例如，回到具体的历史进程和情境之中，国家诠释的“共产主义”具有哪些意涵？它们又是如何被农民接受的？本文拟以地方档案为主要史料，考察1958年—1962年的上海农村12集体托幼实践，着力展现其围绕各个阶段中心工作而曲折发展的轨迹，通过回溯若干具体措施深入农村的过程，呈现一段塑造共产主义新农民的历史。

一、 塑造农民对于共产主义精神的政治认同（1958年9月—12月）

延安时期，毛泽东给延安第一保育院题词：“儿童万岁”13，又强调一定要为教育后代而努力。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老大哥”苏联的集体托幼模式引发国人极大兴趣，14集体托幼在当时看来是一种与共产主义生活相适应的教养模式，被视为“共产主义萌芽”，直接关乎共产主义新一代的培养，“为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准备了‘人’的条件”，因而是“一万年都要做的工作”。15

1958年北戴河会议后，毛泽东就指出人民公社办托儿所的重要性：“是搞钢铁，搞棉花、小麦重要？还是孩子重要？这是涉及下一代的问题。托儿所一定要比家里好些，才能看到人民公社的优越性”。16当年9月，国务院下发的《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明确提出：全国应在3年—5年内，完成“使学龄前儿童大多数都能入托儿所和幼儿园”的任务。17上海农村托幼组织的大幅增长也是从1958年9月开始的。与此同时，上海农村确立将“家务劳动社会化”作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重要内容。其中，“儿童教养集体化”是“家务劳动社会化”的首要目标18，即开办托儿所和幼儿园，集中教养7岁以下的社员子女19。除房屋外，摇篮、凳子、床铺、被子等都是开办园所必须具备的，全托还需食具、毛巾、水瓶、浴室、脚盆等。仅凭公社或生产大队积累下来的少量物资与资金很难满足办所办园所必要的物质条件。如何在“少花钱”乃至“不花钱”的情况下快速搭好托幼机构的架子，将儿童“迎”进来，成为摆在基层干部面前的首要难题。考虑到添置新的设备、物资需要花一大笔钱，且在短期内还不易购买到，因此不仅要坚持“因陋就简，勤俭节约，自给自足”的原则，还要发动群众通过借、调、征用等方式凑起必需物品。宝山县红旗人民公社第五生产大队全托幼儿园的建立就是一个典型例子。首先，大队向农民宣传“儿童集体化”的伟大意义，解释什么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20的共产主义精神，并深入浅出地说明全托可以解放劳动力投入生产，能够更好地教养儿童，以及为何须自力更生，即如何遵循“勤俭办园”的原则。接着，动员有空房的或房子较大的社员，紧缩一部分住房，或移居到其他社员家中。最后，腾出一幢房子共八间，四间做宿舍，三间做教室，一间做炊事房，天井做小活动场，场地上扎竹篱做运动场地和花园。此外，要求入园幼儿的家长自带床及其他日常品，公共用具则是发动妈妈们有什么带什么，发扬集体互助精神。对实在困难、拿不出钱的家庭，就与其他孩子的家长协商合用，不够的部分，由干部发动其他社员适当添一些。最终，办园所需物品都是妈妈们自己送来的，共计24张床（包括床板）、50条被头，每个小孩1只矮凳、2只碗、1只匙。连没有小孩的金大妹也借出了长凳、马桶等。21典型事例的示范，鼓舞各地以共济互助精神大力兴办集体托幼。安乐生产队幼儿园的物资筹备过程亦是如此。该园于1958年11月7日建立，是由大队直接领导，社员在“不花钱”的原则下办起来的。22上海农村之所以在1958年秋季出现集体托幼的高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广泛推行此法。

无论是房屋还是日常用具，筹备托幼，“物”的基本设施自然是题中之义，而将“人”和“物”两者结合起来考虑也是对建立集体托幼机构的基本要求。“人”的要素首先是要解决部分干部和多数家长“思想不通”的问题。对干部群体而言，并非所有的基层干部都支持开办园所，其原因在于他们认为托幼事业对农业生产不但没什么帮助反而会拖生产的后腿，因而“不划算”。另外，在“热心”办园所的干部眼中，集体托幼对于家长无疑是一件天大的好事，但事实上，多数家长，尤其妇女并不这样认为。尽管她们对于基层传达的集体托幼与自身解放的关系已是耳熟能详，却因“人在田里，心在家里”的切身体验，生出不少顾虑：孩子交给别人看不放心，怕别人照管不好得了病，怕保育员偏心眼等。23

为了“打通思想”，大队干部通常会先在干部会议上通过算细账——“孩子在田里农作物损失，劳动力不能发挥等赔账”——让干部群体在兴办园所的必要性上达成共识。后要求干部召开妈妈或社员会议，设身处地地以妇女的实际家庭经济利益算家庭帐。如一家六口人，夫妻二人，一个老人带三个孩子，若三个孩子都送托儿所或幼儿园的话，老人就能去挣工分了。按一个老人一天最少挣5分计算，一个月可得150分。此外，针对妈妈们心理上的不安，以及小孩放在家里容易发生危险和事故等，进一步打消妈妈的顾虑。24不过，做通家长的思想工作并非易事，在农村工作“全面开花”的形势下需要耗费一定的时间与精力。

“打通思想”之余，还须确定由谁来照管园所的幼儿。由于以农业生产为中心任务，当时的保教人员往往由大队干部指定女性半劳动力或辅助劳动力来担任，由此形成“青壮年上前方，老弱做后勤”的人员配备模式。上海县马桥大队、奉贤县南桥大队及松江县张朴生产队53个托儿所和13个幼儿园的保育员绝大多数是老妈妈，年龄最大的72岁，最小的46岁，平均年龄在50岁左右。不少身体残疾，无法参加劳动生产的妇女也当起了保育员。有个托儿所的盲人阿姨王修金，一个人同时带三个孩子。25还有部分园所则是“小囡带小囡”。宝山县红旗人民公社第五生产大队的全托幼儿园由5个教养员负责，年龄最大的21岁，最小的才13岁。26一旦孩子在户外活动，有些保教人员在体力上难免力有不逮。在“物”与“人”的准备环节，两者通常是同步进行的。由于“边组织、边教育、边行动”27，很多园所在短短几天就办了起来。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956年教育部、卫生部、内务部三个部门就曾联合发文，“收3周岁以下的儿童者为托儿所，收3至6周岁的儿童者为幼儿园”28。因此，尽管因陋就简是一贯方针，但这一时期上海农村在开办园所的过程中还是严格遵循了将幼儿园与托儿所分开等相关要求。托儿所以生产队（即一个自然村）为单位开办，便于妈妈接送，幼儿园则以两三个生产队为单位联合开办，或以生产大队为单位开办。

由此可见，人民公社化初期，兴办集体托幼除了具有基本的公共育儿功能，还有塑造农民对共产主义精神的政治认同的任务。农民群体的政治认同之所以重要，在于他们是党和国家确定的阶级柱石之一。需要明确的是，这里的农民实际指的是村民、农村基层干部、园所保育员及幼儿。尽管这些群体有各自的角色，但实质上仍是农民。1958年12月，中共中央高度肯定湖北省委《关于做好当前人民生活的几项工作的规定》，这份文件指出，办好园所“适用于农村，原则上也适用于城市”29，明确了托幼工作先面向农村的取向，更加凸显了这一时期塑造农民对共产主义精神政治认同的重要性。

和多数群众运动一样，上海农村在推行集体托幼时因为急于求成造成了不少问题。特别是为了“赶、学、比、超”与应付上级检查，很多公社不管孩子是否有老人带，家长有无需要、有无意愿，大讲“托儿化”“包下来”，以“强迫命令”的形式组织儿童进园进所过集体生活。30从1958年9月30日实现公社化，到10月下旬，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上海农村成立了1400多个幼儿园，4300多个托儿所，480个托儿组，收托儿童10万多人。31当年年底，江苏省苏州专区所辖六县与南通专区崇明县先后划入上海，这时，上海农村地区辖有11个县。32由于所辖区域的扩大以及农村福利工作的持续推进，托幼机构数量及入园入所的幼儿人数就更多了。据上海市妇联统计，这一时期共办幼儿园、托儿所29603个，收托孩子 582762名，收托孩子占上海农村学龄前儿童总数的80%。33

人民公社化初期，上海农村在推行集体托幼时虽在“物”“人”等问题上遇到诸多困难，但在动员及组织农民的过程中完成了塑造具有共产主义精神的“新农民”的第一步。尽管，因推广时急于求成而问题渐显，但上海农村的集体托幼并没有停止，反而在“全民托幼”的大潮中真正步入“实践期”，进入一个崭新阶段。这是因为它始终配合农业生产发展34和各个阶段的政策调整而进行，中心工作起起伏伏，农村集体托幼实践便随之波浪式地向前发展。35

二、 共产主义议题凸显与农民集体托幼需求（1959年1月—8月）

国家要求在农村大力推行集体托幼，并不意味着所有农民都会自觉参与。一些家长担心孩子在托儿所可能会“吃不饱”，或被大孩子“欺辱”，36上海市委妇女工作委员会发现“儿童实到数往往少于报名数，有时仅及一半”37。多数社员对生产大队负担全部托费不满意，有人发牢骚说：“领这两个囡，工分弄光”38，认为有孩子入托特别是有多个孩子入托的家庭占尽便宜39。之所以出现此类声音，是因为虽然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土地改革重组了农村权力关系，使农民感受到了国家权威，但尚未改变其劳作和生活秩序，仍然如传统乡土社会时一样生活，没有产生公共育儿的需求。40随着20世纪50年代后期党和国家在农村的中心工作——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到来，这种秩序才被彻底改变。自此，参加集体劳动与做好分配成为农民的基本任务和利益所在。为了保障个人在人民公社中的利益并维持其运作发展，他们较为普遍地“自动”产生了集体托幼的需求。

站在历史的比较视野来看这一问题，会更加清晰。不独中国共产党，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进行乡村幼稚园试验的陶行知和国民政府也曾在推行托幼的同时着力推进集体合作，却都没能将二者结构性地联系起来。

1926年，在关于创设乡村幼稚园问题的文章中，陶行知将平民化视作建立乡村幼稚园的关键之一。如其所言，农民贫且忙，幼稚园应济“农村需要”。41因此，他试图把建设乡村幼稚园与改善农民生计结合起来：通过就地取材、物尽其用解决房屋、用具等设备，以农民生产和生活时间为准安排幼儿活动，并将幼儿的康健放在第一位，以此实现幼稚园“下乡”。42陶行知建设乡村幼稚园的初衷在于通过解决农村幼儿集中教养问题纾解农民的“穷愚”困境，带有造福农民的公益性和福利性。但由于时局动荡与经费短缺，以及农村生产方式43等诸多因素，陶行知的乡村幼稚园试验没有也不可能促生农民内在的托幼需求。在此情况下，他力图通过建设乡村幼稚园为国育儿的愿望也只能止于零星试验。

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主导的托幼事业，其政策体系包括宗旨、课程、经费、管理及师资等，无疑为托幼的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这套政策体系的建构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既有中央政府为主导的取向，也有专家学术研究成果的推进，如陶行知等的幼稚园试验对中央政策的制定助益良多。44因而，在相当程度上，国民政府认可了陶行知等人乡村幼稚园建设的理论及实践，只不过注重为推行托幼提供政策保障的做法仅在表面上加深了乡村幼稚园建设的“国家化”程度，并没有改变民间“自治”的格局。45诚如时人所批评的，在乡村，大部分的合作都被豪绅所把持，外界无法跳过他们去直接组织农民。46国民政府虽曾试图将政权下沉至乡村，但因轻视乡村又缺乏动员能力，以失败告终，47即国家权力难以“下乡”。概言之，虽然国民政府加大了政策层面的介入力度，但仍属民间“自治”的乡村幼稚园注定很难与农民的集体托幼需求结构性地联系起来。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的托幼事业虽有发展，但极不平衡。1932年，即便在托幼机构较为发达的上海，其幼稚园的幼儿总数也只有1045人，48而上海县、青浦县、南汇县、松江县、金山县、川沙县保姆所幼儿数合计仅190人，49乡村托幼严重落后。此外，当局更将扩大托幼规模与“培养教化国民”联系起来，50在未能创造出农民内在的集体托幼需求的情况下，此等流于空泛、无所着落的说教51预示着乡村托幼只能停留在专家的实践层面。

反观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共产党在农村推行集体托幼时，在国家强力主导下，首先将分散的小农全部组织到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之内。实践中，开始时大办集体托幼的热潮和随后的整顿总体上还算稳步、健康地发展。521959年3月以后迅猛发展，全国形成集体托幼高潮，这使“共产主义”成为农民不得不面对的严肃议题。对于一些无子女农民的不满，干部教育他们要基于集体利益，且要有长远眼光，认识到“办托儿所、幼儿园是人民公社的优越性，现在没有囡，将来有囡，现在没有囡，下代有囡”53。一些保育员认为自己工分低，还被家长看不起，情愿去田里生产，干部就开展“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辩论，讲明带孩子比生产更重要，使她们明了保育事业的意义，树立托幼工作的光荣感。54此种情形非上海独有，全国各地屡见不鲜。如河北省徐水县就“小孩子要不要由公社来抚养”展开辩论，没有小孩的社员认为自己“吃亏了”，不同意开办，有小孩的社员当即反驳：“你现在养活俺小孩，将来你老了还不是由俺小孩养活你吗？”结果，那些怕吃亏的人最终被“辩倒了”。55所谓“辩论”，事实上就是毛泽东批评的“动不动‘辩你一家伙’”56，实际上已容不得落后分子。上海市嘉定县要求办幼托的大字报就占了50%，奉贤县的家长一定要把未满3岁的幼儿送入全托，为解决孩子穿衣服的后顾之忧，还把布票也交给了幼儿园。57无论抱怨还是从众，对于农民来说，传统的劳作和生活秩序发生了彻底改变。既然进了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就要参加集体劳动并做好分配。这意味着在家带孩子就少了参加集体生产的劳动力，影响全家拿工分及年底收入，于是，农民在传统乡土社会所没有的集体托幼需求被激发出来。

概言之，与陶行知和国民政府推行的乡村幼稚园相比，中国共产党主导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凸显共产主义议题的同时，结构性地激发出农民集体托幼的需求。此种需求虽然源于国家这一外部性动力，却因为农民难以选择而成为其内在需要。毛泽东认为，小孩进托儿所，教育、食宿等都由社会负担，不是破灭家庭，而是废除家长制。58这也回应了费孝通对传统乡土社会孩子由家庭抚育的思考。费孝通曾明言，若“以家庭和保育院来比较的话，大体上家庭里所生长出来的孩子比较健全些”59。他还认为，乡土社会的农民只有在偶然或临时的非常态中才需要伙伴和团体60，除非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61。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所带来的正是这样一种根本性变化的话，那么50年代末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所造成的农村集体托幼则是这种根本性变化的更高表现形式。

关于人民公社化之后农民迫切需要集体托幼的原因，上海市幼儿保健教育委员会的调查报告极具代表性：

对于有孩子入托特别是有多个孩子入托的家庭而言，孩子越多，用在孩子身上的补贴就越多。日托尚且如此，贴粮贴钱的全托对孩子的补贴则更多，生产大队除补贴25斤左右粮食外，每年用于一个全托儿童的费用更是多达30—40元。62

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七一公社联明生产大队。由于是棉、粮、菜夹种地区，该大队较为富裕，一个劳动力全年平均收入为272.28元，63如果以此为基数，补贴一个全托儿童的30元—40元相当于一个劳动力一年收入的11%—14.9%。也就是说，一个家庭如果有一个孩子进全托，其所耗补贴相当于一个劳动力一个多月的收入。事实上，有些家庭不止一个孩子进全托。加之，托儿所、幼儿园的日常开支由大队公益金担负，在家长负担一定工分后，大队全年托幼经费的支出占公益金的65.6%，远高于困难户补助、工伤等其他福利性开支。64由于集体托幼实行包下来的政策，特别是“吃饭不要钱”65，在上海农村，甚至出现这样的情形：

不少夫妻一方或两人从事非农业生产的职工家庭以及有亲戚在农村的家庭也将孩子送入托儿所幼儿园中，甚至有少数人代人领养，自己却“拿了领养费”。对于这些未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家庭而言，无疑享受了与社员一样的福利。66

农民内在的集体托幼需求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下被激发了出来。换言之，人民公社化初期的集体托幼成为农村干部群众接轨共产主义的重要工具。

国家不仅激发了农民集体托幼的需求，还通过兴办更完善的托幼组织充分保障这种需求的实现。1959年3月，全国妇联提出“在具有基本条件的地方”必须“积极办好全托”之后，上海市妇联要求配合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农业生产发展需要，切实将办好全托纳入全面规划。67不仅将原有的临时性、季节性的托儿所全部转为日托，还兴办了大量新的日托与全托。大量园所的兴办确实解决了不少农村妇女生产牵累与孩子照管的难题，使女性安心投入生产。至此，上海农村的集体托幼真正成为一项“运动”。4月，仅嘉定、奉贤、松江三个县，共办起5539个托儿所，11个县共办15635个托儿所，入托幼儿达到233999名。68

然而，1958年年底至1959年年初麻疹的流行，打乱了工作步调。由于卫生知识、传染病预防及隔离条件缺乏，致麻疹传染面扩大，造成不少幼儿死亡。69家长们非常惊慌，纷纷把孩子抱回家，致使托儿所、幼儿园缩减。不久，上海召开五级干部会议贯彻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精简生活服务人员到7%左右”以补充、加强农业生产战线。在此形势下，奉贤县一生产队队长认为劳动力如此紧张，却让十几个人带孩子“不合算”，急欲把幼儿园“砍掉”，将省下来的保教人员充实到大田上去，70部分托幼机构形成了“无人照管孩子”的局面。这些言行不免偏颇，但由此也可以看出，生活还是要让位于生产。这种影响在1959年夏季全面体现出来，上海农村托儿所和幼儿园数量出现下降。如金山县新农公社，原有109个幼儿园，收托 1000 多名孩子，在五级干部会议后仅留下13个幼儿园，收50多名孩子，下降90%。71

三、 在革命口号中促使农民奔向共产主义（1959年9月—1962年）

1959年庐山会议后，中央层面开始“反右倾”斗争，这为处于低迷的农村托幼事业带来了转机。在“反右倾”的总形势下，农村福利工作的“倒退”往往被视为“右倾”的表现。1959年9月，上海开始着手恢复、提高农村福利方面的工作，再次确立“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的工作方针。为了强调政治挂帅，各级党委书记都亲自抓托幼工作。72在干部群众中间，针对错误观点或行为进行了思想教育。73最为常见的教育方式是“调查”。例如，川沙县对一些公社进行调查后，发现不少家长“有需要而未送托”，在深入了解原因的基础上，不仅教育他们应关心儿童的安全，还设法帮助解决实际问题。74据说这个办法很灵验，通过调查及时发现并解决各种问题，使很多家长、保教员及基层干部都期盼将日托转为全托。75

“反右倾、鼓干劲”开始后，上海市委在基层公社紧锣密鼓地宣传八届八中全会精神，要求各项工作“鼓足干劲”76，提出了不少脱离实际的园所建设任务和办园目标，农村再次掀起“全面跃进”的高潮，加强对托幼的领导成为基层干部的重要工作。如南汇县惠明公社明六生产队周水连听了会议精神传达后，回去立即办了4个托儿所和4个幼儿园。77

在“大跃进”的氛围下，为了不断开办新幼儿园以完成高指标，1959年12月，上海市教育局制定《农村幼儿园民办公助办法（草案）》（以下简称《办法》），要求继续在做好师资培养，提供教材，充实公社幼教干部，发动“公带民、老带新”等工作的基础上，对一些经济困难的幼儿园给予一定的补助，并对办得好的幼儿园给予一定的奖励，以促进农村幼儿园的繁荣和发展。如补助新建幼儿园3元—5元，补助困难幼儿园每班每季度不超过6元，每季度被评为先进的幼儿园奖励不超过10元。此外，还规定补助及奖励应作充实教育设备之用，如教养员用的参考资料、图书、、教具，或简单的卫生医药箱、毛巾、脸盆、肥皂等。78该《办法》的出台是自1958年以来，上海市财政第一次大规模地对农村人民公社开办的园所给予资金补助。在当时财政极为有限的情况下，这项补助极为可贵，充分表露了政府对托幼工作的期待，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解决实际的资金困难。随着《办法》的逐步落实，上海的农村托幼事业迎来了1960年的大发展。

1960年4月，为了掀起集体托幼的新高潮，上海市委周密部署，各部门高度重视并做了大量工作。9日，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柯庆施提出上海必须“逐步分批实现公社化”79；中旬，上海市卫生局与教育局向上海农村派驻“幼托事业工作队”80，宣传托幼的意义，培训保育人员，组织示范教学，制定规章制度等81。该工作队抓住薄弱环节，帮助兴办托幼，同时也起到了“督促”公社及大队干部的作用。如奉贤县肖塘公社原来只有7所幼儿园，在工作队的帮助下办起了82所幼儿园，托儿所也从97所增加到172所。82当月，上海成立市幼儿保健教育委员会，旨在加强对托幼工作的统一领导。83不久，该委员会向上海市委提交了《关于幼儿园、托儿所发展情况和今后打算的报告》，在肯定前期依靠“穷办法、土办法”兴办托幼事业做法的基础上提出，今后必须坚持“边发展、边整顿、边巩固、边提高”的原则，才能促进托幼事业“多、快、好、省”地发展。此外，它还对农村托幼作出系统性规划：“县、公社、生产队各级的幼托工作组织，层层要有专人负责，以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要求农村入园入托儿童国庆前达到85%以上。为了完成指标以“出色的成绩迎接国庆”，须掀起三个高潮：结合“六一”评比表扬先进儿童工作者和先进儿童工作集体，造声势、树标兵；7月，对幼儿园、托儿所，组织一次夏令卫生工作大检查，以提高卫生保健水平；9月，再组织一次托幼工作的全面性对口检查。84这些部署不可谓不细致周到。

为了完成上述指标，上海农村各县首先指定专人负责托幼工作的领导。金山、青浦、松江等县设立生活福利委员会85，嘉定、上海、川沙、浦东、奉贤等县成立了生活福利办公室。通过“六一”评选工作，南汇、崇明两县又在生活福利办公室下设托幼小组或托幼办公室领导托幼工作，宝山县则专门建立了托幼委员会。这些职能部门或小组的建立，使得托幼工作经常被提到议事日程并做统一布署。基层公社也专门配备了负责托幼工作的干部。如泥城公社的党委书记就对托幼工作做到“五抓”（一抓干部群众的思想教育；二抓规划，做到心中有数；三抓统一安排，安排生产的同时安排托幼工；四抓具体问题，如粮食、房屋、设备、工分等；五抓专线领导，层层有人领导，副书记挂帅）。86其次，掀起检查评比、树立标兵的浪潮。公社频繁组织各类检查评比活动，在检查评比后，将检查的情况与各生产队发展托幼的进度表，分发至各生产队，激起“落后”生产队的赶超想法。如金山县紧紧抓住兴塔公社红旗幼儿园这一标兵，开现场会交流经验，全县掀起了“学兴塔、赶兴塔、超兴塔”的高潮。87此外，在浦东、上海、川沙、宝山、松江、崇明、嘉定等县的25个公社和7个镇的妇联联合倡议“积极发展幼儿园，做到凡是无人照管的儿童全部入园入所”之下，大办托幼的友谊竞赛在这些区域不断涌现。88

在上下贯通的组织领导下，至1960年6月，上海农村掀起了一股大办托儿所、幼儿园的热潮。据《文汇报》称，仅嘉定一个县，一个多月内入园入托幼儿就增加了18000多名，当月，全县入托入园幼儿占学前儿童人数的70%以上。其中，势头较好的如城西、封浜等公社这一比例更是达到90%。89又据上海市妇联农村工作部1960年4月统计，农村入托入园人数上升到 40 万。90另据统计，1960年6月中旬，上海农村共有托儿所20201所，收托幼儿251338人，共有幼儿园8354所，收托幼儿26216人，托儿所的收托比例提高到80%，幼儿园的收托比例提高到72.6%。91在以指标为先的“跃进”氛围中，这些数据可能有浮夸成分，但也从侧面呈现出农民在革命口号下奔向共产主义的历史情境。

“大跃进”期间，高指标、浮夸风并非农村集体托幼所独有，但这项工作似乎又有其独特价值，当时的革命口号精炼地体现了这种价值—— “一夜托儿化”，“实行寄宿制，消灭三大差别”92。从某种意义上讲，彼时的农村集体托幼在这种夸张的“革命”氛围中，已然浮现毛泽东所期待的“六亿神州尽舜尧”93的美好图景。

实际上，“大跃进”期间，上海农村的园所大多是匆匆上马，存在诸多问题，比如保育员的卫生知识、业务能力、托儿所设备、环境卫生、管理水平等跟不上，加之其他条件限制，前面描绘的集体托幼成效恐怕与真实情况存在不小落差。当时就有人质疑1958年的集体托幼，比如，“囡多占便宜，我们负担领囡费，做来做去担几个共囡，啥叫按劳取酬”94，引起了有子女入托家庭和无子女入托家庭之间的矛盾95；有的因托儿所“路远不便”，认为没必要再办96；有的在孩子入托后不久就要接回家，态度还十分强硬97。出现这些现象的原因或许是托幼工作不够扎实而使农民心生怨言，但也从侧面说明上海农村此时仍未实现以集体托幼形式塑造共产主义新农民的目标。

尽管“大跃进”时期的集体托幼成果存在一定的虚报浮夸，98但上海农村的集体托幼实践还是取得了一定成效。以上海农村某生产大队为例，自1958年人民公社建立的三年里，该大队由原来1个农忙托儿所发展为3个常年托儿所。幼儿在托儿所里生活得很健康，也未发生过重大事故，家长说“有了托儿所孩子高兴，妈妈也可安心做生活”99。通过兴办集体托幼，上海农村妇女不仅摆脱了孩子的拖累，全心搞生产，还有时间学习文化并脱盲。其中，有的人当上了保育员、教养员和妇女干部；100有的人以往毫无卫生知识，现在能当保育员；有的人过去一字不识，如今能当教养员；有的人以往从不关心政治，现在当起了妇女干部。这不仅大大解放了妇女，还提高了人民公社托幼事业的工作质量和业务水平。101仅1958年下半年，上海市妇联与卫生、教育等部门联合训练公社托幼工作干部就达 250 余人，102这些人能够在人民公社中胜任各自的工作，客观上展现了农村集体托幼实践的效果。

1961年，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之后，人民公社迎来了大调整，生产工作成为农村的中心任务，托幼工程自然退居“次要”。此后，农村集体托幼进入常态化阶段。随着工作重心的转移，1962年8月，上海市幼儿保健教育委员会撤销103，农村托幼工作恢复到由上海市妇联农村工作部主管，该部将办园办所的决定权下放给社员群众，托幼机构“办不办，怎么办，办什么样子的”成为群众自己决定的一项事务。104不难发现，上海农村托幼实践进行到此时，已经因为中心工作的变化而承载起新的政治话语。“大跃进”时期培育“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宏大历史进程也进入尾声。

四、融入托幼日常的具体措施：培育“共产主义接班人”

1959年六一儿童节，《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将托儿所和幼儿园办成“培养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的基地”105。上海在推动农村集体托幼实践落地生根的过程中，既要有切合受教育对象特点的动员技术，又要根据“因陋就简”的现实条件做出周密安排，在此基础上，再为具体的国家任务服务。上海实施若干措施，将共产主义从方方面面点滴渗入农民的日常生活，对“接班人”的共产主义塑造愈发深入。

（一）注重卫生保健

在对农民进行集体托幼的有效动员之后，还需培训具有一定业务能力的保育员，这是农村集体托幼能够顺利开展的必备条件。1958年年底以前，由于多种原因，园所的保育员难堪重任，尤其缺乏卫生保健知识。对于实质上仍是农民，业余充当保育员的群体，需要经常性地开展培训工作。1959年春，上海农村开始建构由文教、妇联及卫生部门三者相互协作、配合的培训体系，在编写保健知识丛书的基础上，由各级医务系统如县医院、护士学校、妇幼保健所及公社医院主导，分层分批对保育员进行脱产或不脱产、定期或不定期、长期或短期的卫生保健知识培训，106如培训保育员必须学会和做好除“七害”107、讲卫生，晨间检查，预防传染病，孩子有病会隔离和报告，培养孩子的卫生习惯，孩子的饮食和卫生，安排孩子的生活，各种消毒工作，保护孩子的安全，教养孩子等十件事，使其逐步达到初级保育护士水平。108

事实上，要做好幼儿疾病预防及应急处理，仅凭培训保育员这一项措施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在“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要求下，公社还依托地段与区域的专业医务力量，搭建幼儿疾病预防与治疗平台，通过预防接种，建立上下贯通、层层负责的卫生保健网，并以此作为示范向全县推广。如川沙县蔡路公社幼儿园与卫生院取得联系，通过卫生院妇幼科医生或保健员经常来园做卫生保健的业务指导，建立定期检查制度，并按时进行预防接种。109自1959年卫生保健网建立后，对保教人员及专业医务人员执行卫生保健措施起到了监督、引导与帮助的作用。同时，该卫生保健网在预防幼儿常见传染病上也产生了良好效果110，一旦出现病孩也能及时治疗111，幼儿因病致死的情况很少发生。1960年，园所的麻疹发病率较1958年同期成倍下降，很多园所甚至一年来都没有发生过麻疹。112

此外，上海市妇联农村工作部于1959年3月制订了《关于农村托儿所、幼儿园工作暂行条例（草稿）》，其中，不少详尽的规定为幼儿的卫生保健提供了制度保障。比如，在园所选址方面，必须选择兼顾幼儿安全和方便家长接送的地方，应注意平坦宽敞、清洁卫生、空气流通、阳光充足，水塘、河沟、畜圈、马路及医院等旁边不宜设园所；在食具方面，幼儿的开水壶、碗筷须自备一套，并设自来水冲洗脸、手，避免传染疾病；在预防保健方面，定期为幼儿预防接种和健康检查，有病须立即隔离；在生活制度方面，吃饭、睡眠、游戏、洗脸要有秩序。每日晨间检查，食具、玩具每周须消毒1至2次，饭前便后要洗手。113据上海市妇联农村工作部检查，有1/4的园所落实较好114，这些规定促使幼儿养成了清洁卫生的习惯。115一些模范幼儿园如宝山县吴淞公社卫星幼儿园的日常保健常态化，每日写生活记录，随时掌握幼儿的吃睡、大小便情况，还设有隔离室。116以上举措可谓具体而微。

应该说，通过卫生保健的宣传、人员培训、体系建构及制度落实等各个环节，农民对于以“新农民”之姿投入托幼卫生保健事业的认知还是有所提高，学习保健知识及养成卫生习惯的积极性也随之被激发出来。农民与集体、国家之间的联结被强化的同时，对共产主义的认同也会显著加深。

（二） 优先供应饮食

在构建卫生保健体系的同时，还需优先供应幼儿的饮食。“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幼儿茁壮成长、体魄强健是推行农村集体托幼的必然要求。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基层干部对幼儿的膳食给予了极大关照，在饮食供应方面，托幼组织在同期的农村福利组织中处于被优先供给的地位。

上海市妇联农村工作部要求幼儿饮食必须由专人负责，单独做适合幼儿年龄的饭菜，并按50∶1的比例配备炊事员。117幼儿的一日三餐要与成人饮食有所区别，且专门烧各式小菜，以换口味。就连幼儿平日喝的开水，洗脸洗脚用的热水，也都由食堂供应，以减少疾病的发生。118并且，根据幼儿年龄定粮，实行“专人管理、计划用粮”。如奉贤县三官公社胡村生产队的全托幼儿园每人每月定粮，大的孩子（虚岁7岁—8岁）每天12两左右，小的孩子（4岁—6岁）9两左右。119“吃得饱”这一要求基本能得到保障，甚至还略有积余。

在“吃得饱”的基础上，还讲究营养均衡、荤素搭配，即“吃得好”。一些生产队特意为全托幼儿园配置了一定面积的自留地，供保教人员耕种以提高幼儿的伙食水平。如南汇县大团公社沙庙生产队的全托幼儿园自种高粱、黄豆、玉米、芋艿、卷心菜、红萝卜等，做到了生产队不再贴粮食，蔬菜也可基本自给。120这些粮蔬专供幼儿园使用，不用上交集体。为了保证蛋白质的供应，人民公社还通过各种手段尽量予以满足。不少时候，由生产大队专为幼儿购买含有蛋白质成分较高、易于消化吸收的鱼、蛋、肉类等食物。121园所自养的家禽家畜也可稍作补充，改善幼儿伙食。如宝山县新生生产队幼儿园养了鸡、鸭、猪、羊和兔子，每逢节日都可以吃到荤菜122，有些幼儿园甚至隔一天就能吃到荤菜123。此外，不少公社的供销部专为幼儿提供一定量的糕点、点心、糖果、饼干及线粉124，在夏季，还为幼儿供给特定的食物或饮料以防暑降温125。至于经费，一般由大队公益金担负。126公益金不足时主要靠农民自己解决，保教人员、食堂等工作人员也主要来源于农民，这使得农村集体托幼看似颇有群众“自主办园”的味道。但很显然，这场实践的主导力量、决定性因素还是党和政府。

由于公社对托幼饮食及营养方面的重视，园所的幼儿一般比散养在家的幼儿待遇更好，有生产队队长称“小囡粮食够吃，荤菜、红枣、饼干样样优先供应，比家里养得壮多了”127。在缺粮少食的困难时期，这些共产主义“幼苗”无疑享受着优先待遇。一个显著的事实就是，送进全托的孩子除本人口粮外，生产队给每个孩子每月平均补贴2斤左右的粮食，散养幼儿则没有。也难怪一些没有子女入托的社员自认为“吃亏”。128应该指出的是，对托幼“优先供应饮食”是符合实际的合理安排。广大农民在回报很少的情况下兢兢业业投入集体托幼实践，其历史作用不应被低估。即便有不足，主要也源于难以逾越的历史条件限制，不应过于苛责。

（三）强调全面教育

集体托幼实践的基本诉求在于“教养结合”以培育共产主义接班人。所谓教养结合，即仅关注幼儿的卫生保健、饮食营养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加入“教”的因素。上海市教育局明确要求从幼儿园的性质和“两大任务”129出发，强调幼儿园既是福利机构又是教育机构，特别批评了对“教育机构”性质认识不足的问题。130为此，在幼教人员的配备上，上海市妇联农村工作部要求个人成分、身体状况、工作态度等基本条件满足外，还特别强调“最好是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的青壮年”担任。131总的来看，这一时期农村托幼在培养德育和智育方面的“接班人”这一问题上做出了许多尝试性探索。

为了培育“德才兼备”的共产主义接班人，园所十分注重幼儿的德育。在德育方面，主要包括集体主义教育、人民公社的认同教育及热爱国家与领袖方面的教育。中国福利会幼儿园不仅编写出版书籍，还利用游戏及表演让幼儿明白集体主义的好处与意义，如“集体劳动生产出来的农作物，比个人劳动生产出来的农作物既多又好”，同时将集体主义意识落实在幼儿日常行为中，要求各班互助浇水施肥，“共享”劳动成果，提醒孩子“长出来的菜是大家的，不分你的我的”。132此外，教养员时常带领幼儿观察公社出现的各种新兴事业和群众福利事业，如工厂、食堂、敬老院、俱乐部等，使孩子们懂得“有了共产党和毛主席，成立了人民公社，人们的生活将越过越好”133，教幼儿学唱《打夯歌》《人民公社真正好 》《国旗歌 》《爱毛主席 》等儿歌134，要求中班孩子学会写“毛主席”三个字135。

在智育方面，要求逐步培养幼儿的感官、语言、思维、动手等诸多能力。1960年前后，上海市教育局出版了大量幼儿教材与教辅资料，要求幼儿学习拼音、认识汉字及学会计算，并针对幼儿年龄，提出了不同层次的要求。如小班学会1—5的数的概念，中班学会10以内的加减法，大班学会20以内不进位、不退位的加减法，学会口编应用题等。136其中，南汇县惠南幼儿园在计算教学方面被列为先进，该幼儿园在教学思想上实现了智育与德育两方面的紧密结合，联系政治形势，生活实际以及生产实际进行计算教学。例如，给幼儿讲“人民公社好”时，把平时使用的教具和增添的新教具结合起来反映农村全面发展，表现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并采取多样化、针对性的教学形式，用蜡光纸剪成钢铁元帅、棉花姑娘、麦公公之类等进行计算教学，用实物和玩具、卡片进行计算，用计算木架数数、计算等。137凡此种种或许可以说明，上海农村集体托幼实践在贯彻落实各项国家任务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无论是幼儿，还是从事托幼事业的工作人员在承接以上三项具体措施的过程中，感受到的不再是宏大高远的共产主义意象，而是融入日常的共产主义。由此，农村集体托幼实践对农民的共产主义塑造润物无声地走向具体深入。

五、结语

从全国范围看，人民公社化时期的农村集体托幼实践成绩斐然，帮助大量农民，尤其妇女，有更多精力投入农业生产。但这场集体托幼实践并非只为实现家务劳动社会化以解放妇女，更有着力塑造共产主义新农民之意图。通过考察1958年至1962年的上海集体托幼实践可以发现，由于这场实践始终跟随党和国家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而且实行了注重卫生保健等具体措施，其对农民的共产主义塑造体现为一系列的革命性实践。

人民公社化初期，无论是推行“儿童集体化”还是倡导“我为人人、人人为我”，都将农村集体托幼与塑造农民对共产主义精神的政治认同结合起来。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凸显共产主义这一严肃议题的同时，结构性地激发出农民集体托幼的内在需求，集体托幼实践由此真正成为一项“运动”，集体托幼成为农民接轨共产主义的重要工具。“大跃进”及其后的常态化集体托幼促使农民在革命口号中奔向共产主义。而培训保育员，构建卫生保健网，优先供应幼儿饮食，以及强调全面教育，则是推行农村集体托幼的具体措施，共产主义由此融入农民的日常。这些革命性实践为农民诠释出集体主义、人民公社、爱国、爱领袖等诸多意涵，促使他们形成对共产主义的政治认同。农村集体托幼实践塑造共产主义新农民的丰富历史图景也由此展开。

最后，似有必要对农村集体托幼实践塑造出的共产主义新农民的内涵作进一步讨论。前已述及，新农民不仅包括有孩子的农民、无孩子的农民，也包括农村基层干部、园所的保教人员，还包括园所的幼儿。对这些看似不同群体的农民而言，集体托幼都有一个从最初的诸多顾虑发展成为其内在需求的过程，且这种需求在“大跃进”的情境中达到最高潮。站在国家的角度来看，无论有孩子的农民还是无孩子的农民，都是为了更好地担负起他们作为”国家的农民”的责任，农村的基层干部与园所的保教人员为的是更好地完成“国家的托幼工作”，园所的幼儿则是为了更好地成为“国家的接班人”。因此，虽然陶行知和国民政府的乡村幼稚园实践与人民公社化初期中国共产党主导的农村集体托幼实践都担负着“为国”的重任，但只有后者才能有效完成这一任务。

本文转自《开放时代》2024年第6期

杨叔姬（生平不详），杨氏，晋国大夫羊舌职（？—前570年）之妻，羊舌肸_xī（叔向）之母，史称“羊舌叔姬”。孔颖达说：“羊舌，氏也，爵为大夫，号曰‘羊舌大夫’。”[②] 杨叔姬之“姬”并非姓氏，因为其丈夫羊舌职为姬姓，同姓不婚，则杨叔姬不可能姓姬；“姬”是古代女子通用之美称，犹如“子”是古代男子通用之美称。至于杨叔姬的“杨”，究竟是其父族姓氏，还是其夫族姓氏，暂无定论。或以为羊舌氏即“杨氏”，因为叔向食邑在杨（今山西省洪洞县东南）。[③] 如《左传》“晋杀祁盈及杨食我”杜预注：“杨，叔向邑”[④]；又“分羊舌氏之田以为三县”孔颖达疏：“伯石（叔向之子）为杨石，明杨氏是羊舌之田也”[⑤]。但孔颖达却又说：“《谱》云：‘……羊舌，其所食邑也。’”[⑥] 因此，叔向的食邑究竟是“杨”，还是“羊舌”，待考。

但杨叔姬的儿子叔向，即杨叔姬与羊舌职的次子羊舌肸，却是春秋时期大名鼎鼎的人物，姬姓，羊舌氏，名肸，字叔向，又称“叔肸”“杨肸”，晋国大夫，乃是当时著名的政治家，与郑国的子产、齐国的晏婴齐名。

杨叔姬的事迹，见于《左传》《国语》及刘向《列女传》等。

一

杨叔姬是一位极具智慧的女性，这主要表现在她对丈夫羊舌职加以规劝和对儿子羊舌肸加以训诫的言论之中。

（一）文献的记载

刘向《烈女传》记载的杨叔姬对丈夫的规劝：

羊舌子好正，不容于晋，去而之三室之邑。三室之邑人相与攘羊而遗（wèi）之，羊舌子不受。叔姬曰：“夫子居晋，不容；去之三室之邑，又不容于三室之邑，是于夫子不容也，不如受之。”羊舌子受之，曰：“为肸_xī与鲋亨（pēng）之。”叔姬曰：“不可。南方有鸟，名曰乾吉，食（sì）其子不择肉，子常不遂。今肸与鲋，童子也，随大夫而化者，不可食以不义之肉。不若埋之，以明不与（yù）。”于是乃盛以瓮，埋垆阴。后二年，攘羊之事发，都吏至，羊舌子曰：“吾受之不敢食也。”发而视之，则其骨存焉。都吏曰：“君子哉！羊舌子不与（yù）攘羊之事矣。”君子谓叔姬为能防害远疑。[⑦]

这里“羊舌子”即指杨叔姬的丈夫羊舌职，故下文杨叔姬称其为“夫子”。“好正”意谓正直。三室之邑，地名，不详。据《左传》载：“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郑玄注：“侧室，众子也。”孔颖达疏：“正室是適_dí子（嫡子），故知侧室是众子，言其在適子之旁侧也”；“其侧室一官，必用同族，是卿荫所及，唯知宗事”。[⑧]《左传》“赵有侧室曰穿”郑玄注：“侧室，支子”；孔颖达疏：“正室是適子，知侧室是支子，言在適子之侧也”；“（赵）盾为正室，故谓（赵）穿为侧室”。[⑨] 此说可资参考。

攘，偷窃。遗，馈赠。“肸”指羊舌肸（叔向）；“鲋”指羊舌鲋（叔鱼），羊舌职和杨叔姬的儿子，即叔向的同母弟。亨，同“烹”。上古“烹”“享”“亨”不分，作“亯”，许慎《说文》解释：“亯，献也”；“象进孰（熟）物形。《孝经》：‘祭则鬼亯之。’”徐铉注音：“许两切，普庚切，许庚切。”[⑩] 乾吉，鸟名，出处不详。食，喂养。遂，成长。“大夫”指羊舌职。“化”，变化。“随大夫而化”，意谓儿子会受父亲的影响而变化心性。“不与”，没有参与。垆，通“庐”；垆阴，屋后。都吏，都邑的官吏。

（二）“不可食以不义之肉”的哲学意义

刘向赞誉杨叔姬“能防害远疑”，纯粹是从“明哲保身”的功利角度而论；其实不仅如此，杨叔姬强调“不可食以不义之肉”，乃是一个涉及“义利之辨”的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中国思想传统，例如，《左传》开篇即载：“大（tài）叔（共叔段）又收贰以为己邑，至于廩延。……公（郑庄公）曰：‘不义，不昵，厚将崩。’”郑庄公还指出：“多行不义必自毙。”[11] 这是说共叔段的贪利忘义，必将不得善终。

至于杨叔姬所谈及的怎样教养儿子的问题，卫国大夫石碏_què也曾指出：“臣闻：爱子，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12] 这里的“义”“义方”，孔颖达解释为：“义者，宜也。教之义方，使得其宜。”[13] 诚然，“义”经常可以释为“宜”。例如《中庸》也这样讲：“义者，宜也。”[14] 不过，“义”也常释为“正”。“义”兼“正”与“宜”二义，后来成为儒家正义论的两条基本的正义原则，即正当性原则和适宜性原则。[15] 石碏这里所谈的“义”，乃是与“邪”相对而言的，显然意谓“正”，诚如孟子所说：“义，人之正路也。”[16] 这与杨叔姬所要表达的意思是一致的，她所警诫的“不义”，是指接受“攘羊”，正是说的不正当、非正义。

这种“义利之辨”的思想传统，后来孔孟儒学特别加以发挥，朱熹称之为“儒者第一义”[17]。如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18]；“见利思义”[19]；“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20]。《孟子》开篇就讲：“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21] 孟子的问题意识是：“其所取之者，义乎，不义乎？”[22] 他主张“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23]；“不义之禄而不食也”，“不义之室而不居也”[24]；否则，“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25]。对于儒家这种“义利之辨”的思想来说，杨叔姬乃是其先驱之一。

二

刘向对杨叔姬的赞誉，主要是突出她洞察人性、推知人生、预见命运的智慧，从而“颂曰：叔向之母，察于情性，推人之生，以穷其命”[26]；但实际上，杨叔姬的言论所蕴含的思想意义远不止此。

（一）文献的记载

据《国语》载：

叔鱼生，其母视之，曰：“是虎目而豕喙_huì，鸢_yuān肩而牛腹，谿_xī 壑可盈，是不可厌也，必以贿死。”遂不视。[27]

叔鱼，羊舌鲋，叔向的同母弟弟，晋国大夫。“其母”即杨叔姬。虎目，指涉贪欲，出自《周易》“虎视耽耽，其欲逐逐”[28]。鸢肩，像鸱鸟两肩上耸，形容其丑陋。牛腹，指其胃口很大，与下文“谿壑可盈”相呼应。“谿壑可盈，是不可厌”，犹今所谓“欲壑难填”。韦昭注：“（叔鱼）后为赞理，受雍子女而抑邢侯，邢侯杀之”；“食我既长，党于祁盈，盈获罪，晋杀盈及食我，遂灭祁氏、羊舌氏，在鲁昭二十八年”。厌，满足。贿，受贿，这里具体指“雍子入其女于叔鱼”（详下）。

此事另见于刘向《烈女传》：

叔姬之始生叔鱼也，而视之曰：“是虎目而豕啄，鸢肩而牛腹，溪壑可盈，是不可厌也，必以赂死。”遂不见。及叔鱼长_zhǎng，为国赞理。邢侯与雍子争田，雍子入其女于叔鱼以求直，邢侯杀叔鱼与雍子于朝。……遂族邢侯氏，而尸叔鱼与雍子于市。叔鱼卒以贪死，叔姬可谓智矣。[29]

赞理，理官（掌管诉讼）的助理。“入其女以求直”，将女儿嫁给叔鱼，以求胜诉。这里“族”谓灭族，动词。尸，暴尸示众。

这里刘向评价杨叔姬“智”，是指她能预见羊舌氏将来会遭到毁灭的命运。有意思的是，这种预见的原初依据，却是她的儿子相貌之丑恶。这在今天看起来颇为荒诞，似乎丑人必是恶人、必有恶报。不过，这并不是杨叔姬思想的特色；这件事情的意义并不在此，而在其涉及美丑善恶的关系问题。且看《左传》的一段记载：

初，叔向之母妒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谏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泽，实生龙蛇。彼美，余惧其生龙蛇以祸女（rǔ）。女（rǔ）敝族也。国多大宠，不仁人间（jiàn）之，不亦难乎？余何爱焉！”使往视寝，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栾怀子嬖（bì）之，故羊舌氏之族及于难。[30]

叔虎，叔向的异母弟弟。叔虎之母是叔向的父亲羊舌职之妾。“不使”，不让她侍奉羊舌职。杜预注：“不使见叔向父。”敝族，衰败的家族。大宠，有权势的宠臣。杜预注：“六卿专权。”间，在君主和羊舌氏之间离间。爱，不舍，此处指嫉妒。嬖，宠爱。栾怀子，栾盈，姬姓，栾氏，名盈，栾桓子之子，晋国下军佐。在栾盈（栾氏）和范宣子（范氏）的斗争中，叔虎因依附栾盈而被杀，其兄叔向亦受牵连而被囚，最终导致羊舌氏被灭族。

（二）“不仁人间之不亦难乎”的哲学意义

杨叔姬的这句话不可轻轻放过：“不仁人间之，不亦难乎？”这里，杨叔姬特别强调了“仁”；众所周知，“仁”是后世儒家的核心观念。同时，杨叔姬还强调“义”，谓之“德义”（详下），如上文谈到的“不可食以不义之肉”；我们知道，“义”也是后世儒家的一个核心观念，即儒家的社会正义原则。[31] 这就涉及“义”与“仁”的关系问题。其实，在中国思想传统中，“仁”与“义”不是并列的观念，即不是后世所理解的并立的“德目”，而是一种观念奠基关系，即“仁→义”。[32] 孟子指出：“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这是“居仁由义”的理路。[33] 孟子还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34] 这就是说，正义原则是由仁爱精神奠基的。显然，杨叔姬的思想已经蕴含着这种观念奠基关系。

（三）“彼美其生龙蛇”的哲学意义

杨叔姬所说的“深山大泽，实生龙蛇”，比喻“彼美，其生龙蛇以祸汝”。《左传》的时代，龙并不一定是后世的正面形象。[35] 如《左传》载：“郑大水，龙斗于时门之外洧_wěi渊，国人请为萗_cè焉。子产弗许，曰：‘我斗，龙不我觌_dí也；龙斗，我独何觌焉？禳_ráng之，则彼其室也。吾无求于龙，龙亦无求于我。’乃止也。”[36] 又如：“董父，实甚好龙，能求其耆欲以饮食之，龙多归之，乃扰畜龙，以服事帝舜。”孔颖达疏：“扰，顺也。顺龙之所欲而畜养之。”[37] 这里杨叔姬所说的“龙”，颇类似西方人所说的“dragon”，乃是凶恶的形象。

杨叔姬将“龙”与“蛇”相提并论，也是这种意味。“蛇”古字为“它”，《说文》解释：“它，虫也。从虫而长，象冤曲垂尾形。上古艸居患它，故相问：‘无它乎？’”[38] 这就犹如今天见面的问候：别来无恙？段玉裁注：“相问‘无它’，犹后人之‘不恙’‘无恙’也。”[39] 最古的例证，《周易》古经三处谈到“有它”，均指作为敌对势力的外族：《比卦》“有孚盈缶，终来有它”[40]；《大过卦》“有它，吝”[41]；《中孚卦》“有它，不燕”[42]。[43] 显然，“它”即“蛇”是一种凶险的“他者”（the other）的象征。[44]

上面这段记载中的“彼美……其生龙蛇以祸汝”和“美而有勇力……故羊舌氏之族及于难”，初步透露了杨叔姬的“甚美必有甚恶”思想（详下）。

三

杨叔姬最具有哲学意义的思想，就是“甚美必有甚恶”的命题，揭示了美丑善恶之间的辩证关系。同时，她所提出的“有奇福者必有奇祸”，也是颇具哲学意义的命题。

（一）文献的记载

命题“甚美必有甚恶”，出自《左传》的记载：

初，叔向欲娶于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党。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鲜，吾惩舅氏矣。”其母曰：“子灵之妻杀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国、两卿矣，可无惩乎？吾闻之：‘甚美必有甚恶。’是郑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子貉早死无后，而天锺美于是，将必以是大有败也。昔有仍氏生女，黰_zhěn黑而甚美，光可以鉴，名曰玄妻。乐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实有豕心，贪惏_lán无厌，忿颣_lèi无期，谓之封豕。有穷后羿灭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废，皆是物也，女（rǔ）何以为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义，则必有祸。”叔向惧，不敢取。平公强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谒诸姑曰：“长_zhǎng叔姒生男。”姑视之。及堂，闻其声而还，曰：“是豺狼之声也。狼子野心。非是，莫丧羊舌氏矣。”遂弗视。[45]

申公巫臣，芈_mǐ姓，屈氏，名巫臣（一名巫），字子灵，曾任申县之尹，故称“申公”。其妻夏姬，姬姓，郑穆公之女，春秋时期四大美女之一，原为陈国司马夏御叔之妻，故史称“夏姬”；先后七次嫁人，最后与巫臣私奔晋国。“叔向欲娶于申公巫臣氏”，叔向想娶巫臣和夏姬的女儿为妻。党，亲族。“母多而庶鲜”，杨叔姬的亲族女子陪嫁过来的很多，但她们能生儿子的却很少。杜预注：“言父多妾媵，而庶子鲜少，嫌母氏性不旷。”“惩舅氏”，以杨叔姬的亲族女子为戒。

子灵之妻，即夏姬。“三夫”指夏姬的三任丈夫，杜预注：陈御叔、楚襄老、巫臣（此时巫臣已死）。“一君、一子”，杜预注：陈灵公（与夏姬私通）、夏徵舒（夏姬之子）。“一国、两卿”，杜预注：陈国；孔宁、仪行父（均与夏姬私通）。“可无惩乎”，能不引以为戒吗？“郑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夏姬是郑穆公的妃子姚子之女，郑灵公子貉之妹。“天锺美于是”，上天将美丽集中在夏姬身上。

有仍氏，古国名。黰，通“鬒_zhěn”，稠密的头发。乐正后夔，帝舜的乐正，杜预注：“夔，舜典乐之君长。”贪惏，贪婪。忿颣，忿怒狼戾。孔颖达疏：“其人贪耆财利饮食，无知厌足，忿怒狼戾，无有期度，时人谓之大猪。”有穷，夏代国名。共子，晋国太子申生。杜预注：“夏以末喜，殷以妲己，周以褒姒，三代所由亡也。共子，晋申生，以骊姬废。”“是物”，这个东西，指美色。尤物，特异的东西，指特别美丽的女子。

伯石，又称“杨石”，即杨食我（？－前514年），杨氏，即羊舌氏，名食我，字伯石，叔向之子；其母是叔向之妻、夏姬之女。子容之母，叔向之嫂。“走谒诸姑”，跑去见她的公婆（即杨叔姬）。长叔，指叔向。姒，指叔向之妻、夏姬之女。杜预注：“兄弟之妻相谓姒。”

杨叔姬所说的“非是，莫丧羊舌氏”，意谓除此人（伯石）以外，没人能够毁掉羊舌氏家族；言下之意，此人将毁掉羊舌氏。如《国语》载：

杨食我生，叔向之母闻之，往，及堂，闻其号也，乃还，曰：“其声，豺狼之声，终灭羊舌氏之宗者，必是子也。”[46]

这段事迹，另见于刘向《烈女传》，文字颇有出入：

叔向欲娶于申公巫臣氏，夏姬之女，美而有色，叔姬不欲娶其族。叔向曰：“吾母之族，贵而无庶。吾惩舅氏矣。”叔姬曰：“子灵之妻杀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国、两卿矣。尔不惩此，而反惩吾族，何也？且吾闻之，有奇福者必有奇祸，有甚美者必有甚恶。今是郑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无后，而天钟美于是，将必以是大有败也。昔有仍氏生女，发黑而甚美，光可监人，名曰玄妻。乐正夔娶之，生伯封，宕有豕心，贪婪毋期，忿戾无厌，谓之封豕。有穷后羿灭之，夔是用不祀。且三代之亡及恭太子之废，皆是物也。汝何以为哉！夫有美物，足以移人。苟非德义，则必有祸也。”叔向惧而不敢娶。平公强使娶之，生杨食我，食我号曰伯硕。伯硕生时，侍者谒之叔姬曰：“长姒产男。”叔姬往视之，及堂，闻其号也而还，曰：“豺狼之声也。狼子野心。今将灭羊舌氏者，必是子也。”遂不肯见。及长，与祁胜为乱，晋人杀食我。羊舌氏由是遂灭。君子谓叔姬为能推类。[47]

这里的“叔姬不欲娶其族”指夏姬之族，不同于《左传》“其母欲娶其党”指杨叔姬之族。宕，放纵。祁胜，晋国大夫祁盈的家臣。

（二）“甚美必有甚恶”的哲学意义

杨叔姬所说的“恶”，兼有两层含义，即形象上的“丑”和道德上的“恶”。这是古汉语“恶”字的常见用法，例如《左传》“美疢_chèn不如恶石”[48]；“姬纳诸御，嬖，生佐，恶而婉；太子痤_cuó，美而很（狠）”[49]；“己恶而掠美为昏”[50]；“丑类恶物，顽嚚不友”杜预注：“丑，亦恶也。”[51] 与此相应，“美”也兼指形象上的美丽和道德上的美善。[52] 这与英文一样，“beauty”兼具美丽、美德之义，“ugliness”兼具丑陋、丑恶、邪恶之义。

命题“甚美必有甚恶”，杨叔姬虽然说是“吾闻之”，似乎那是一句既有的名言，而不是她的首创；但是，在早于杨叔姬的传世文献中，我们却找不到这样的表述。当然，在杨叔姬之前或其同时，也有两个比较类似的表达，均见于《左传》：（1）“齐庆封来聘，其车美。孟孙谓叔孙曰：‘庆季之车，不亦美乎！’叔孙曰：‘豹闻之：“服美不称，必以恶终。”美车何为？’”[53] 这是说其人之德与其车之美不相称，并非杨叔姬所说的“恶是从美转化而来”之意。（2）“侨又闻之：内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尽矣，则相生疾，君子是以恶之。”[54] 以上两例，“服美不称，必以恶终”“美尽疾生”的表述，不仅不同于杨叔姬的表述，而且都只谈及具体的“车”“疾”，而没有杨叔姬的表述那种普遍性的全称命题的涵盖力。这就是说，至少从既有的传世文献来看，命题“甚美必有甚恶”乃是杨叔姬的首创。

当然，必须承认，杨叔姬的这番议论，与关于妺（mò）喜（末喜）、妲己、褒姒的“红颜祸水”传统观念是不无干系的。然而，我们必须承认：杨叔姬的表述“甚美必有甚恶”乃是全称判断，其字面含义所呈现出来的乃是一种普遍命题，即揭示了美与丑、善与恶之间的普遍的辩证关系。

不仅如此，还应当注意的是，杨叔姬并没有将“甚美必有甚恶”绝对化，她说：“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义，则必有祸。”这就是说，“甚美必有甚恶”并非绝对的，而是有条件的，那就是“非德义”，即缺乏道德上的正义性，才会由美转恶；反之，如果具有“德义”，则可以说“甚美未必甚恶”。

关于美丑善恶之间的辩证关系，人们通常熟知的是老子的思想：“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55]；“信言不美，美言不信”[56]。但是，老子生活的时代，至今仍然存疑。若根据孔子问礼于老子的历史记载，即老子生活在春秋晚期，则晚于杨叔姬。据《史记》载：“（孔子）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辞去，而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57] 又载：“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58] 据此可见，杨叔姬揭示美丑善恶之间的辩证关系，确实是在早于老子的时代。

（三）“有奇福者必有奇祸”的哲学意义

此外还值得注意的是，刘向《列女传》还记载了杨叔姬的另外一个命题“有奇福者必有奇祸”。这是揭示祸福相倚的辩证原理。众所周知，老子也有这样的命题：“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59]；“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60]。但是，杨叔姬揭示祸福相倚的道理，仍然早于老子。不仅如此，在杨叔姬之前的文献中，也找不到她这样的表述；换言之，命题“有奇福者必有奇祸”同样是杨叔姬的首创。

综括全文，杨叔姬是春秋时期的一位杰出的女哲学家。她早于老子揭示了美丑善恶之间的辩证关系，提出了“甚美必有甚恶”的哲学命题。并且，她所提出的“甚美必有甚恶”命题不是绝对的，而是有条件的，即“非德义”。显然，她所强调的“德义”原则，包括“不可食以不义之肉”原则，乃是儒家“义利之辨”的思想先驱之一。同时，她还先于老子揭示了祸福相倚的道理，提出了“有奇福者必有奇祸”的哲学命题。此外，她还触及了后来儒家“仁→义”之间的奠基关系的正义论原理，这一点同样难能可贵。

本文原载《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6期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24年第11期

武则天登基以来，内部大狱频兴，朝政空转；外部烽火四起，挫折连连。国势日蹙，完全无法同唐太宗“贞观之治”同日而语，和唐高宗在位时期相比也颇为不如。从人事的角度观察，没有治国统兵的人才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要真实反映武则天的用人状况，必须进行全面考察，不可以偏概全。这里从两条线、三个层面切入，观其全貌。

所谓的两条线，第一条线是理应掌管国政的朝官，第二条线是武则天真正委以重任的近幸宠臣。第二条线还可以细分为武家子弟、宠幸嬖臣；以及酷吏等两个层面。结合第一条线，构成了任用官吏的三个层面。

一、朝官

第一条线。朝廷最高执政者为一般所称的宰相，亦即唐朝的“同中书门下三品”，或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武则天改“中书”和“门下”为“凤阁”“鸾台”，故中书门下称作“凤阁鸾台”。从嗣圣元年（684）武则天废中宗、垂帘听政以来，直到她被政变推翻的神龙元年（705）的二十一年间，任用了五十三位“凤阁鸾台三品（平章事）”头衔的宰相：

刘祎之，武承嗣，魏玄同，苏良嗣，韦思谦，韦待价，张光辅，王本立，范履冰，邢文伟，周允元，岑长倩，裴居道，傅游艺，格辅元，乐思晦，崔神基，狄仁杰，杨执柔，崔元琮，李昭德，姚璹，李元素，韦巨源，陆元方，苏味道，王孝杰，杨再思，杜景俭，王方庆，李道广，娄师德，武三思，武攸宁，姚元崇，李峤，魏元忠，吉顼，王及善，豆卢钦望，张锡，韦安石，李怀远，顾琮，李廻秀，唐休璟，韦承庆，朱敬则，韦嗣立，宗楚客，崔玄𬀩，张柬之，苏瓌。

鸾台（门下省）和凤阁（中书省）的首长亦是宰相。这两个机构掌管皇帝诏敕和军国政令，在皇城内办公，最能接近大内里面的武则天，宛如皇帝左右的鸾凤。

鸾台纳言：王德真，苏良嗣，韦思谦，裴居道，魏玄同，武承嗣，武攸宁，史务滋，欧阳通，姚璹，娄师德，狄仁杰，李峤，韦安石。

凤阁内史：裴居道，岑长倩，张光辅，邢文伟，宗秦客，豆卢钦望，王及善，武三思，狄仁杰，李峤，杨再思。

鸾台凤阁的首长人数亦多，经常变更，受酷吏政治迫害者约三分之一上下。

宰相是朝廷最高首长，中流砥柱，安危所系，本应最为稳定。唐朝建立以后，高祖任用的裴寂，太宗任用房玄龄、杜如晦等宰相，任职时间都很长，对于安定社稷、保持政策的连续性起到重要的作用。然而，到了武则天时代，这种局面骤然巨变，宰相更迭极为频繁，没有任何一个朝廷部门堪与相比。而且，这个席不暇暖的群体，即使把政争中遭到贬黜的情况排除在外，也至少有四分之一以上受到酷吏的迫害乃至屠戮。宰相被呼来唤去，弃之如同敝屣，则所有官吏的处境可想而知，武则天时代政情的高度不稳和内斗的极端残酷，实态毕露。

为什么宰相群体更替最频繁呢？因为武则天对他们把控最严也最直接。武则天身处大内，既无政绩也无功绩，无以服人；同时自然没有共创事业的部属，堪以寄任。而且，她作为高宗内眷的妇女身份，不方便经常和朝廷大臣聚乐宴饮，了解外请，增进感情。所以，她只能紧紧控制权力中枢的宰相群体，通过他们掌控全局。宰相作为政令下达、沟通内外最重要的渠道，必须盯紧看牢。由于朝廷乃至社会民情、官吏所思所想，只能通过文件和密报等间接途径获取，又要应对篡唐立周的改朝换代剧变，随时有被颠覆的危险，这些都会极大加剧生性多疑的武则天的猜忌。所以，她采取频繁更替宰相乃至施以毒手的苛酷手段，势所必然。这里是她控制全局的关键，亦是命门所在。

安危系于此地，宰相的治国能力并不重要，竭尽忠诚才是关键。所以，武则天时代的宰相群体有两个特点：第一，实务政绩型官员很少，大多出自政务官员。第二，武氏子弟实际掌权。武氏子弟是武则天政权最稳定的人事，无论他们是否身处宰相位置，宰相都要听命于他们。推而广之，武则天宠幸的汉子，宰相也要接受其统辖。例如征伐契丹时，武三思为主帅，宰相姚璹为副；征伐突厥时，薛怀义为主帅，宰相李昭德为副等等，乃至造天枢、进颂词之类事务，也是武氏子弟统领宰相实施。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央最高行政部门的尚书省，其首长在武则天时代最为稳定，二十一年间仅有六位，分别是左仆射：苏良嗣，武承嗣，王及善；右仆射：韦待价，岑长倩，豆卢钦望。除了岑长倩一人被迫害致死外，其余五人基本平安。左右仆射为尚书省主官，武则天时代曾经改称“左相”“右相”，实际上有名无实，和宰相沾不上边。武承嗣作为武氏子弟，不管担任什么职务都大权在握。尚书省长官之所以相对稳定且平安，根本原因就是没有实权。武则天通过宰相直接指挥六部、九卿，作为六部上级主管部门的尚书省形同摆设，主官在位唯唯诺诺，乏善可陈，故各人本传事迹记载寥寥，滥竽亦可充数。韦待价以军功起家，武则天用他担任天官（吏部）尚书、文昌右相，“素无藻鉴之才，自武职而起，居选部，既铨综无叙，甚为当时所嗤”。韦待价自知非治国之才，“既累登非据，颇不自安，频上表辞职，则天每降优制不许之”。武则天为什么坚持把不懂行政的人放在行政主管的位置上呢？其实就是为了将其虚化为承旨画押的华丽道具，便于她直接掌控朝廷。

尚书省上层的人事，如表1所示（分为武则天垂帘听政与称帝两个时段）：

表1

尚书省长官被弱化乃至虚化，但尚书省的职能不可完全废弃，因而出现上权下移的情况，亦即尚书省的左丞（正四品上）和右丞（正四品下）实际处理都省事务。尚书省主官左、右相（从二品）位高权虚，人少稳定，但左、右丞官员颇多，频有更迭，表明他们才是真正主事者。以下级官员主持事务，是独裁者常用的集权手段。由于官位卑下，受到超常重用时感恩戴德，听话卖力。而且，还因为官位卑下，制度上无权参预重大国务，所以让他们参预何种事务，以及参预到什么程度等等，君主皆可随心所欲，权力收放自如。武则天以此手段控制尚书省。

外朝机构主要是六部，其人事任用情况如表2：

表2

人事变更的频度，依次为吏部、兵部、刑部、礼部、户部、工部。用这个指标观察武则天时代各个官署的情况，可以发现它们在朝廷权力结构上的重要性同人事变更频度成正比，越是重要，掌控越严，人事更迭越发频繁。由此归纳出武则天朝的权力秩序及其结构如图1。

图1

这明显是一个以军政为中心的朝廷：一切以皇帝集权独裁为最高目标，由吏部担纲彻底更换官吏队伍，兵部作为权力支柱，刑部作为整肃工具，礼部制造改朝换代的理论与合法性。皇权笼罩于全社会，生产、技术、民生等皆处于从属地位。武则天彻底改变了唐太宗建立的社会发展国策与朝廷架构。

朝廷中最受重视的吏部和兵部，副职的变动异常的频繁，还多次出现其他部难以见到的官员再任的情况。这明显是武则天直接插手，安插委任亲信；同时表明在至关重要的权力部门，武则天倚重副职，越级操控部务，使之完全听命于皇帝。

朝官这条线高级官员的选任情况，根据《旧唐书》和《新唐书》的不完全记载，列示如表3：

表3

两《唐书》官员传记固然不能覆盖官员全体，然而，达到一定的量亦足以反映用人原则和基本面貌。根据上表所示，至少可以确认以下两点：

第一，官员大都出自官宦之家。

唐朝建立后，功臣和高官后裔，特别是军功子弟在仕宦上获得优待。唐高宗仪凤年间，魏元忠上封事指出：

当今朝廷用人，类取将门子弟，亦有死事之家而蒙抽擢者。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推行新官制，按照官职高低分为甲乙丙丁“四姓”等级，确立了优先录用官宦子弟的制度规定，北齐、北周、隋朝和唐朝都沿袭这一原则，武则天亦是如此，故官宦出身者出仕比例甚高，功臣子弟更受重用。太宗、高宗朝名将薛仁贵，儿子薛讷，“则天以讷将门，使摄左武威卫将军、安东道经略”。

从唐朝建立到武则天全面掌权，经过了大约半个世纪，许多功臣业已凋零，功勋门第逐渐变味为官宦之家。官宦出身既是政治可靠的凭证，在入仕升迁上受到重视，也是官场的护身符，在仕途挫折罹难时，能够起到从轻处罚或者事过境迁后东山再起的佑庇作用。开国初期的重视功勋，逐渐蜕变为建政后常规铨选时讲究家世亲缘，武则天对此颇为坚持，有所发挥。岑文本是唐太宗任用的宰辅重臣，其侄子岑长倩因此得到重用，高宗时出任宰相，支持武则天夺权，故长年身居权力中枢，直到武则天欲立武承嗣为皇位继承人之际，因为主张维持亲子继承而得罪武则天，下狱处死。此后在朝廷举荐人才的时候，凤阁侍郎韦嗣立推荐岑长倩族子岑羲入朝任职，并说明其为朝廷罪犯亲属，武则天不但批准了岑羲的任用，而且还为受牵连的高管亲属的任用开了绿灯，“由是缘坐近亲，相次入省”。对落难或者受牵连的官宦子弟网开一面予以任用，显然不是个例，而成为规则，维护着优待官宦子弟入仕的一贯方针。

第二，注重名门家世，尤其是亲缘关系。武氏子弟不循正常途径入仕，应置于第二条人事线论述。武则天的母亲自称出自天下名门之弘农杨氏，实为隋朝皇族之杨氏。隋室杨氏因为是武则天外家的缘故，一直受到重用。武周“时武承嗣、攸宁相次知政事”，武则天对地官尚书杨执柔说：“‘我令当宗及外家，常一人为宰相。’由是执柔同中书门下三品。”武氏和杨氏联合坐庄朝政，成为一条规则。

李唐与隋杨乃姻亲，政治上虽为敌手，亲情却深。李渊的母亲和隋文帝独孤皇后为亲姊妹，隋朝灭亡后，李渊对隋杨皇族给予照顾，亲自做媒将隋朝纳言杨达女儿嫁给武士彟，让这位河东木材商人粘上皇亲国戚的边，成为武则天日后飞黄腾达不可或缺的门槛。武则天显然领悟到王朝政治的奥秘，深知金字塔权力结构的顶端是少数门阀士族垄断权力，运用朝廷强力部门作为工具，实现对整个官僚体系的控制。在她的理解中，管理社会的核心不是遵守规则，而是追求权力的无限扩大，笼罩一切。权力需要人来掌握，掌权的人越少则权力集中，越有利于皇权。因此，等级森严的寡头政治成为她的营造蓝图。武氏家族（包括赐予“武”姓的皇子）居于金字塔尖，被选中的士族与近宠佞幸组成朝廷上层。有所不同的是被选中的士族相对稳定，而近宠佞幸与酷吏则频频变动，道理在于这些人作为工具固然必不可少，但落到具体的走狗却需要经常更换。近宠佞幸与酷吏属于第二条人事线研究的对象，留待后述。被选中的少数门阀士族颇受重用，飞黄腾达，纷纷跻身于权力上层，与武氏家族共同构成核心统治集团。例如杨氏家族在“则天时，又以外戚崇宠。一家之内，驸马三人，王妃五人，赠皇后一人，三品以上官二十余人，遂为盛族”；韦氏家族之“巨源与安石及则天时文昌右相待价，并是五服之亲，自余近属至大官者数十人”。

唐朝是贵族建立的王朝，高祖李渊以此为荣，建政初期曾经对宰臣裴寂说道：

我李氏昔在陇西，富有龟玉，降及祖祢，姻娅帝王，及举义兵，四海云集，才涉数月，升为天子。至如前代皇王，多起微贱，劬劳行阵，下不聊生。公复世胄名家，历职清要，岂若萧何、曹参起自刀笔吏也。惟我与公，千载之后，无愧前修矣。

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倚重士族和功勋家族成为唐朝人事的重要原则，唐太宗修《氏族志》和武则天重用士族皆为此原则的一脉相传，除了武氏因武则天而破格崛起之外，老牌士族左右高层政治的局面一仍其旧，未有改观。武则天重用士族，寄任之深甚至扭曲制度。唐朝制度规定，近亲不得同时担任高官要职，以防止某一家族权力过大。对此项规定，武则天采取变通的办法规避，李峤担任宰相，两年后其舅张锡也升任宰相，武则天让李峤转任成均祭酒，“舅甥相继在相位，时人荣之”。士族对于权位的诉求也直言不讳。垂拱年间的宰臣韦思谦把两个儿子韦嗣立和韦承庆径直托付给武则天，说：“臣有两男忠孝，堪事陛下。”武则天欣然接受，对韦嗣立明言：“今授卿凤阁舍人，令卿兄弟自相替代。”果如其言，先是韦嗣立接替韦承庆担任凤阁舍人，然后由韦承庆轮替韦嗣立出任天官侍郎，不久又接下韦嗣立的宰辅要职，等到韦承庆去世，又让韦嗣立接任黄门侍郎，前后四度轮替，宛如左右手传接一般。

优待功臣后人，讲究官宦家世，倚重名门士族这三条铨选的基本原则，武则天无不坚持贯彻，比起唐太宗时代逐步开放用人的家世条件，有所倒退。陈寅恪未对武则天用人的实际情况进行整体考察，断言武则天破格用人，培养出新兴阶级攘夺替代西魏、北周、杨隋及唐初将相旧家之政权尊位，“故武周之代李唐，不仅为政治之变迁，实亦社会之革命。”此番议论完全得不到事实的支持。武则天称帝充其量只是僭主篡政，酷吏政治绝非社会革命，新兴阶级亦非权力所能制造，只能是社会生产形态所决定的客观存在。

一朝有一朝的组织原则。武则天朝对于太宗朝组织原则的最大改变，是把对唐朝的忠诚演变为对她个人的效忠。她遴选并重用的官宦士族都遵循这条最高原则。

从小生活在权贵圈子里成长的功臣高官子弟，对于政治人事嗅觉最为敏感，察言观色得风向之先，其中想飞黄腾达的人跟风最紧。丘和、丘行恭父子建唐时立有大功，皆获陪葬皇陵的殊荣。丘行恭之子丘神勣_jì属于最早投靠武则天的功臣子弟，充当鹰犬，出手害死章怀太子，与酷吏周兴、来俊臣齐名；岑文本侄子岑长倩等一批功臣子弟因为支持武则天取代李唐而得到重用，俱见前述。李大亮的族孙李廻秀，在武则天晚年当上宰相，“颇托附权幸，倾心以事张易之、昌宗兄弟，由是深为谠正之士所讥”。

在逢迎武则天近幸方面，王朝体制内的士族亦不遑多让。崔义玄精通儒经，以学干禄，为唐高宗立武则天为皇后出谋卖力，主持审判长孙无忌。因为这份功劳，两个儿子崔神基和崔神庆都得到武则天的重用。武则天晚年，朝中大臣拼死控告武则天的男宠张昌宗犯罪，崔神庆受命审理此案，竟然为其开脱。张昌宗、张易之兄弟为武则天晚年之最爱，士族官员趋势附炎，卑躬攀附，父子三人皆为宰相的韦氏，韦承庆讨好张氏兄弟；几度进谏武则天的宰相李峤，其实和张氏兄弟交情甚深，以至于武则天倒台后，他们都为此遭到贬黜。宰相杨再思历仕三朝，主持政务十余年，地道的官油子。他善于体察上意，皇上喜欢的，他吹捧得天花乱坠，皇上讨厌的，他诋毁得丑陋无比。有人私下问他身居高位何苦如此呢？他道出为官数十载的心得：正直的官员招灾惹祸，唯有望风顺旨才能保全性命。原来赞美颂圣的合唱队充斥着虚情矫饰的歌手，声嘶力竭的领唱者往往最洞悉内里幽暗。杨再思年轻就通过科举，腹有经纶，黠于应对。张昌宗遭诉，群情汹汹。武则天询问杨再思意见，杨再思说张昌宗炼仙丹给皇上服用，皇上身强体健便是国家万幸，所以张昌宗功劳莫大。避开犯罪事实，只谈皇上重于社稷，利君则利国，情郎瞬间成为英雄，迎合了武则天万难割舍的感情。张易之兄弟大宴朝官，饮酒互捧，张昌宗容貌粉嫩而得武则天欢心，一众官员赞美张昌宗貌似莲花，杨再思挺身纠正道：“人言六郎面似莲花；再思以为莲花似六郎，非六郎似莲花也。”这等话术浸染弥漫成为武周王朝的官风。

各路出身的王朝官员汇聚在一起，国家正事做不了，真话说不得，有失品格的种种表演，未必都是他们猥琐卑劣，而是那个时代的政治生态所致。当然，他们的所作所为反过来也强化了那种环境，互为因果，最终无人幸免。于是，官场晋升的秘径变成通途，“时朝廷谀佞者多获进用，故幸恩者，事无大小，但近谄谀，皆获进见”。

拍马溜须而不做事，即使身居高位也不敢有所作为。在朝不为恶，偶尔说些合乎道理的建言，这在正常的社会属于常识底线，但在武周却足以振聋发聩，勇气有加，难能可贵。武周时代朝官的水平，后人颇有评论：

豆卢钦望、张光辅、史务滋、崔元综、周允元等，或有片言，非无小善，登于大用，可谓具臣。

苏味道、李峤等，俱为辅相，各处穹崇。观其章疏之能，非无奥赡；验以弼谐之道，罔有贞纯。

崔融、卢藏用、徐彦伯等，文学之功，不让苏、李，止有守常之道，而无应变之机。

崔（融）与卢（藏用）、徐（彦伯），皆攻翰墨。文虽堪尚，义无可则。备位守常，斯言罔忒。

这些评价并非贬低之辞。武则天晚年请狄仁杰举荐宰辅高官，狄仁杰当面询问武则天是否觉得当朝主官乃“文吏”之流，不堪大任？武则天深以为然。一朝皆凡庸，是谁之过？然而，到此地步，不想崩溃只能举贤任能，转机因此萌生，历史总要做出选择。

二、近幸宠臣

武周政权的朝官，在大清洗的肃杀氛围中，实际上已经沦为摆设，把朝廷门面装潢得煞有介事，敷衍日常事务，跑腿当差。真正掌握权力的是第二条线，亦即武则天委以重任的近幸宠臣。同第一条朝官线的重要区别，在于他们基本不经过吏部铨选正途入仕。这条线上的人物可以分为两个层面，首先是中心层面，有处于权力中枢、出将入相的武氏子弟，以及武则天信赖有加的男宠团队。其次是前台层面，有刮起血雨腥风、致令人人自危的酷吏集团。这两拨人的权力都来源于武则天。

首先来看中心层面的武氏子弟。武则天时代构成政治权力的亲属基础者，有下面这些人。在亲属关系上，他们分别是武则天的侄子和侄孙两代人；在政治秩序上，他们分别被封为亲王和郡王。

亲王

梁王  武三思  武则天长兄武元庆之子。

魏王  武承嗣  武则天次兄武元爽之子。

陈王  武承业  武承嗣弟，追封。

定王  武攸暨  武则天伯父武士让之孙，始封千乘王，尚太平公主后进封。

亲王四人：武三思和武承嗣为武则天异母侄子，武承业为追封，三人皆为侄子辈；武攸暨因为尚太平公主而进封亲王，为侄孙辈，乃特例。

郡王

武崇训  武三思子，尚安乐公主，封高阳王。

武崇烈  武崇训弟，封新安王。

武延基  武承嗣子，始封南阳王，后袭父封，坐私议张昌宗，被杀。

武延义  武延基弟，袭父封，继魏王。

武延秀  武延义弟，封淮阳王。

武延晖  武承业子，袭父封，嗣陈王。

武延祚  武延晖弟，封咸安王。

武攸宜  武则天堂兄武惟良之子，封建安王。

武攸绪  武攸宜弟，封安平王。

武攸宁  武则天堂兄武怀运之子，武攸暨之兄，封建昌王。

武攸归  武攸宁弟，封九江王。

武攸止  武攸归弟，封恒安王。

武攸望  武攸止弟，封会稽王。

武懿宗  武则天堂兄武志元之子，封河内王。

武嗣宗  武懿宗弟，封临川王。

武尚宾  武则天堂兄武仁范之子，封河间王。

武重规  武尚宾弟，封高平王。

武载德  武重规弟，封颍川王。

作为武氏子弟集团的附庸，可以加上宗秦客、宗楚客、宗晋卿和纪处讷四人。前三人为武则天外甥，纪处讷则是武三思的连襟。

武氏子弟集团最醒目的特色，是完全未见科举出身者。且不论唐朝高度重视文化，自开国以来就建立起文化程度甚高的官吏队伍，从社会发展而言，以武力开国的王朝到了和平年代，其军功集团的后代也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转而向学，子弟通过科举途径入仕晋升，继续仰仗家世门荫者日渐稀少，受人轻视。武士彟作为唐朝开国功臣，其家族子弟这等学历，透露出武氏家族对于文化的态度，落伍于时代。这批武氏权贵中，最有文化，以至于史家给予记载的是武三思，“略涉文史”，仅此而已。他留下诗歌创作的记录是赞颂张昌宗才高貌美，乃神仙王子晋转世。

武氏姻亲子弟，宗秦客、宗楚客、宗晋卿和纪处讷四人同样未见学业与科举记载。如果把视野扩大到整个第二条人事线，亦即将武则天男宠团队也一并考察，情况如下：

薛怀义原名韦小宝，街头摆摊出身，以魁梧雄壮获得宠幸。武则天为了掩盖这段少年劣迹，令其出家为僧，编入女婿薛氏的士族谱中，主持朝廷宗教事业，找人编撰《大云经》，陈说符命，发现武则天是弥勒下凡。

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出自贞观名臣张行成家族。张行成少时追随大师刘炫，勤学不倦，应科举及第，历仕太宗、高宗两朝，为一代名臣。张易之兄弟是张行成的族孙，不可思议的是文化家族的子弟竟然不循科举正道，张易之是依靠门荫入仕的，因为白皙美貌，擅长音声。其弟张昌宗首先被太平公主发掘出来，用得称心，转而推荐给武则天，同样表现不俗，大得欢心。张昌宗推荐兄长张易之说：“臣兄易之器用过臣，兼工合炼。”原来这对兄弟兼具炼丹才能。由此可知，他们自小研修道家房中阴阳之术，耽于学业，故难应科举，只好走门荫之路。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几乎专宠，武氏权贵争相为他们牵马前导，招摇过市，加上以权贪赃，惹来妒忌非议，沸沸扬扬。武则天为了遮掩丑闻，让他们主持朝廷文化事业，集中天下美少年和宰辅大臣们，济济一堂，组建文化机构“控鹤监”，更美其名称“奉宸府”，编撰《三教珠英》等大型文集，煌煌千余卷。

薛怀义的宗教事业，张易之兄弟的文化事业，再往前追溯到北门学士的巨著编撰，有人称之为武则天大力推动的文化盛世。

做出如此不凡成就的张氏兄弟，虽然没有科举出身，亦非胸无点墨，史书记载张氏兄弟勉强能写成文章，至于和武则天酬唱应对的诗文，自有宋之问、阎朝隐等文学工匠代笔。

武氏子弟与男宠团队，以及他们同武则天的关系如何呢？在政治风头上，男宠团队风光无限。早先得宠的薛怀义，乃至后来的新欢张易之兄弟，进出内外，武承嗣、武三思一帮武氏子弟争先恐后为其牵马执辔，献诗赞颂，卑辞厚礼，媚态可掬。作为武周皇族却要竭力逢迎男宠，武氏子弟心有不甘，武承嗣的儿子武延基与妻子永泰郡主，以及懿德太子等人私下聚集议论，谈到张易之兄弟任意出入宫中，无不愤恨难耐，摩拳擦掌。这些议论竟然不翼而飞传入武则天耳朵，武则天大怒，逼令武延基自尽。私下非议竟然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武则天心中的情感天平清晰可见。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在政治利益的天平上，武氏子弟才是根本，是武周政权的根基和血脉，武周政权总归要传给姓武的，以至于武则天的亲生子女都要改姓武，试图将他们塞进武氏血脉。武氏子弟充当男宠的马前卒，武则天当然知道，且乐见所为，如果企图反抗则铁腕镇压，绝不留情。这是什么道理呢？并不是男宠金贵，而是武则天将他们当作自己的化身和试金石，测试属下是否绝对驯服而已。服从男宠就是服从武则天，男宠不为人齿，却能够做到诚心悦服，证明对于武则天的驯服臻于精纯，绝对到肝脑涂地，万死不辞。

武延基是未经风浪的权贵子弟，自命不凡，这恰是心生二志的萌芽，咎由自取。其父辈武承嗣和武三思则迥然不同。武承嗣写不了诗文，却将马牵得十分安稳，让薛怀义和张易之兄弟享尽荣耀。武三思粗通文墨，双眼如炬看出张昌宗乃神仙转世，亲自写诗，还组织编排大型音乐舞蹈表现仙人下凡的绚丽场面，让崔融动情绝唱：“昔遇浮丘伯，今同丁令威。中郎才貌是，藏史姓名非”，把自己感动得涕泗俱下。为什么父子两代差距如此巨大呢？道理就在于武则天同兄弟的关系。武承嗣的父亲武元爽、武三思的父亲武元庆，以及其他诸武的父辈如武惟良、武怀运等等，武则天幼年饱受他们的欺负，尤其是武则天的母亲对他们恨之入骨绝不宽恕，让武则天掌权后给予摧残泄恨，武元庆、武元爽遭黜，配流岭外而死；武惟良、武怀运被诬陷下毒害死外甥女韩国夫人，被处死。武则天的兄弟，自己不死，就只能等待处死。武承嗣和武三思早年都曾随父亲配流边荒，武则天决意篡唐建周以后，出于政治需要才把他们召回京城。骤落暴起，亲尝政治炎凉与绝情，武承嗣和武三思对于姑妈早已胆战心惊，变得十分乖巧，虽然身居高官，却十分清楚权力来自何方，对此顶礼膜拜。这种出格的表现有违自然，看似尽忠，实为恐惧。捆绑到篡唐立周的战船上，构成吴越同舟的共同命运，捍卫武则天就是保卫自身的政治特权，背后的驱动力不是绝对忠诚的感情，而是荣辱与共的利益。

利益为本，必定得陇望蜀。武承嗣欲望和野心膨胀起来，想独占权力，便策动武则天尽诛李唐子孙，同时组织宵小请愿，试图成为太子，吞下武周的果实。武则天未遂其愿，致令武承嗣怏怏而死。作为政治精算师的武则天，是信任有父仇的侄儿，还是相信亲生的儿子呢？武承嗣越界了，利令智昏，自取灭亡。从他儿子武延基非议张易之兄弟一事，武则天难道看不出来武承嗣不为人知的家庭内部只讲利益不尽忠诚的真情吗？武承嗣和武延基父子之死，显现出武则天的底线：皇位传给姓武的亲生儿子，武氏子弟掌控朝廷，成为武周政权的核心。所以，武则天花费更多的心血培育武氏第三代，几乎都封为郡王，出将入相，以保武周江山长远稳固。武则天的政治算盘在内心早已权衡清楚，决不是晚年在大臣的谏言下幡然醒悟，立子继承。大臣们的谏言因为契合武则天的心意而被采纳，同时也给了跃跃欲试的武氏子弟一个无法扭转的交代。通过和朝中大臣讨论继承人问题，武则天也摸清了大臣们的政治态度。她这个决定是明智的，武氏第三代在内政外交上的庸劣表现，根本不可能作为皇帝撑起大局，与其被推翻，不如回归政治合法性。之所以成为糊不上墙的烂泥，武氏几代人皆无学业与科举，已经有了答案。

其次来看前台层面的酷吏集团。在唐朝，武则天时代首次出现酷吏，完全改变了政治规则和社会风气，影响深远。唐朝的出现不仅是一次成功的改朝换代，而且是一场重要的政治革新。五胡十六国南北朝分裂时代，恃力使诈成为政治常态，社会上层失德，下层失信，导致国家数百年难以真正统一。唐太宗总结历史教训，致力于重建法律与制度，取信于民。唐朝建立到武周时代将近七十年，垂拱而治，依靠的就是官民互信，制度公平。到唐太宗晚年，“天下刑几措，是时州县有良吏，无酷吏”。武则天僭主当政，威望不足，忧惧群臣不服，便重用一批酷吏大规模整肃异己，构陷告密，开启酷吏政治时代。酷吏政治与武则天执政相始终，甚至长于武周政权的存在时间。武则天倒台之后，酷吏政治随之而去。但是，它没有消亡，而是潜伏在帝制体内，不时兴风作浪。

酷吏作为僭主独裁的主要工具，威慑并实际控制整个官僚阶层，因此，他们无疑处于政治权利结构的顶层。另一方面，酷吏的所作所为，乃秉承上意，因此，他们常常被轻视为君权行使的道具，而非具有独立意志和利益的集团。事实并不尽然，当工具坐大的时候，便逐渐膨胀起欲望，从狐假虎威，假公济私，直至奴大欺主。武则天对薛怀义隐忍再三，唐朝多少皇帝死于宦官之手，说明任何政治集团一旦成形便有了主张和利益诉求。所以，酷吏集团不可仅仅当作皇权的影子简单处理。当告密和清洗全面铺开之后，海量的案件并非君主所能掌控，检举何人，镇压什么，都与发起的酷吏的感情、学识、见地和利益息息相关。他们的指向性变成强有力的鞭子和精神指挥棒，逼迫并规定着官僚队伍的思想观念、施政行为和价值取向，进而深深地影响文化程度不高的芸芸众生，形成弥漫世间的社会风气。最终出现的结果往往和君主最初的政治蓝图不尽吻合，甚至相去甚远，原因就在于君主和酷吏文化水平和利益见识的落差。君主用工具剪裁世界，酷吏则以其品行见识塑造世界。大千世界从来不是单方面所能制造的，而是各方面合力的产物。

酷吏的身世塑造其品行和情感，文化见识规定其眼光和行为。这两者又极大地左右着官僚队伍乃至整个社会的文明水平。吏治庸劣从来都是社会堕落的驱动力。

武则天时代，告密成风，酷吏成群。然而，能够得到武则天重视，挑选出来兴风作浪，成为酷吏代表的主要有以下这些人：

来俊臣，乡间地痞；左台御史中丞。

周兴，少习法律；秋官侍郎，尚书左丞。

傅游艺，吏员；同凤阁鸾台平章事。

丘神勣，官宦子弟；左金吾卫大将军。

索元礼，胡人；游击将军。

侯思止，家奴无赖，文盲；朝散大夫，左台侍御史。

万国俊，乡间地痞；朝散大夫，肃正台侍御史。

来子珣，无学，告密入仕；左台监察御史。

王弘义，告密入仕；左台侍御史。

郭霸，吏员，革命举；左台监察御史。

吉顼，进士；天官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

让一个时代陷入血腥恐怖的酷吏，只有吉顼一人是进士出身。少时读过书的仅见周兴，曾经学习法律，为日后翻弄法条打下基础，属于刀笔吏。上述11人中，9人出自乡间地痞无赖，甚至侯思止还是个文盲，却官至左台侍御史，主持监察炼狱。这批人的行迹与文化程度，显然无法通过朝廷正规的仕进考察，所以都由武则天直接提拔重用。武则天用的人，再荒唐也不容议论。侯思止言行举行粗野愚蛮，成为官场笑柄。武则天知道后，怒斥嘲笑者：“我已用之，卿何笑也？”当听说了侯思止那些惊动四座的话语，自己也忍不住喷笑。侯思止丑态百出，在武则天看来却是愚忠可靠，故其官位坐得十分牢靠。11人中，有文化学业者2人，占18%。另一方面，升任宰相的也是2人，同样占18%。文化低同官职高形成鲜明的对照。

武则天时代用人的两条线、三个层面，第一条朝官线基本遵循入仕正常规则考察录用。在武则天酷吏大清洗的恐怖气氛下，动辄犯咎下狱，故上上下下明哲保身，敷衍了事。他们整体文化水平最高，权力却最小，得过且过，形同摆设。第二条线的中心层面，有武氏子弟和武则天男宠团队，文化程度颇低，职位最高，握有大权，构成武周政权的政治人事基础；前台层面的酷吏集团，基本由地痞无赖出身者组成，通过诬告或者兼进谀词而获重用，飞速蹿升，权势熏天。和中心层面相比，前台层面的酷吏集团是必须的存在，至于具体的个人则需要经常更换，败亡亦在瞬间。他们得意之时极尽残忍，破灭之际人剐其肉，遗臭万年。他们刮起互害之风，自己无一幸免，“既为祸始，必以凶终”。

从人事结构来看，武则天时代是武氏子弟、男宠团队和酷吏集团联合管控朝官，进而掌控全社会；同时也是无知对文化的压制，权力对于法律制度的践踏。

三、士族政治与科举

武则天基本遵循唐朝官员入仕与晋升的铨选原则，另一方面则在权力的上层重用武氏子弟、男宠团队和酷吏，掌控百官的黜骘乃至生杀大权，主宰政局。她重用之人学历低，非贵族名门出身，格外引人注目，以至于有研究者把武则天作为唐朝政局的分水岭，认为武则天大量提拔庶族寒门，改变了门阀士族对于政治的垄断。陈寅恪进一步把视野扩大到北周，认为当年宇文泰组建关陇地区胡汉各族实力人物组成的“关陇集团”，垄断政治直到武则天方才打破。武则天大批提拔科举出身的人入仕，形成“新兴阶级”，如此则武则天不仅在唐朝，乃至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都是改变历史进程的领袖。以一人之力改变三代王朝的历史方向，这样的功业恐怕空前绝后。

陈寅恪对于南北朝隋唐史研究的贡献，在于提出了宏大的问题，启发历史学家去思考和论证。学说的成立，首先要通过证伪的检验，其次才是不同视角的分析论辩，在思想碰撞中发展。

陈寅恪对武则天历史定位的基点是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士族政治。首先需要厘清的概念是这个历史阶段的士族与士族政治。士族指的是社会的统治阶层。士族与皇帝为主导的政治、军事势力结合，相互依靠，掌控并长期把持中央王朝到地方的政治权力。曹魏建立“九品官人之法”，表面高举“唯才是举”大旗，很快转为重视家世，到了西晋则日益强调家世礼法，从铨选制度上极大强化了官僚士族的特权地位，世袭垄断政治权力，形成固化的士族政治形态。魏晋南北朝的士族，大多起自东汉崩溃以后一再出现的大动乱，在兵荒马乱中聚集亲族乡党据险自保，组成自立武装，割据乡村，概称为“坞壁”。几百年的战乱和外族入侵，使得坞壁得以长期维持，遂演变为世家大族，将地方社会碎片化，以至于重新建立的各个王朝都必须得到他们的支持才能控制地方。世家大族大小不等，大者跨郡连州，千家万户；小者数百家一族，武断乡曲。他们通过联姻构成亲族网络，跻身于王朝官僚之中，凭借在乡势力支持政权，利用国家权力垄断地方。婚和宦是支撑士族长久不衰的两大法宝。士族内部有高下等级之分，这种区分不仅凭借在乡实力和官位高低，还根据文化和声誉，虽然不像确定官品那样清晰严格，但也有必备的条件：连续几代人中出现公卿宰辅一级的高官，属于政治条件；颇有文化学养，遵循礼法家教，属于文化条件。政治和文化两方面条件都具备的世家大族，受到社会普遍的承认与重视，例如北朝隋唐的崔、卢、李、郑、王等山东士族，韦、裴、柳、薛、杨、杜等关中士族，被视为最高的门第。其下还有各个州郡级别的士族等级，构成从朝廷到地方的世家大族等级结构。王朝在此基础上，结合在当朝官职的高低，编撰氏族谱，作为铨选的家庭条件和分配政治权利的依据。北魏孝文帝开其端，划分甲乙丙丁等第；后续王朝全都跟进。唐太宗修《氏族志》，唐高宗和武则天重修《姓氏录》，表明对于士族等级秩序的高度重视。据此可知，说武则天力图打破士族政治，不知从何说起。兼具实力、官品、文化三者优势的士族，得到各大政治势力的积极拉拢，成为其政权的支柱。他们在朝身居高位，在地雄踞一方，并且根据各自的身份地位形成比较固定的通婚圈，备受瞩目，演变成社会上重视的“门阀”。这种政治生态称为“士族门阀政治”。在确定士族身份等第的时候，文化条件颇为重要，品行与学术决定家族的声誉和社会影响。官职高却没有文化被视为权势豪门，地方上有实力缺少文化的家族被称作豪强，总之同具有文化色彩的“士”难以沾边。所以，士族研究从这个角度区分兼具文化学养者为士族，仅凭官职或者强宗势力者为世家大族。当然，这一区分并不是那么严格。作为统治阶层，常见笼统使用士族一词。

在世家大族或者士族等级秩序的框架之内，其下层被称作“庶族”“寒门”等。以往的研究对于士庶之分并不清晰，如果以五品以上官职划线，那么庶族就是下层官吏直至小地主之家，缺乏权势的中小地主自然被归为“寒门”。他们也被称作“庶族地主”等。然而，无论士族、庶族，他们都属于统治阶层。即使武则天时代出现大量提拔庶族寒门的现象，既不构成“新兴阶级”，也完全称不上“社会革命”，充其量只是统治阶层内部的成分调整。何况武则天任用的官员，如前面列示的三个层面，酷吏多为无业的地痞游民，连“寒门”都构不上；武氏与男宠固然文化水平低，但其家族在唐朝已经上升为功臣权贵，甚至是皇族，无法再用“庶族”指称他们；而朝官的选任与唐朝开国以来的状况没有大的变化。综合三个层面所展示的真实状况，无法支持陈寅恪所谓武则天缔造庶族寒门“新兴阶级”的假说。陈寅恪并未提供实证分析的根据，不知所本，故只能对其结论提出商榷。

其次，陈寅恪提出的“新兴阶级”，最重要的特点是科举进士出身，工于为文。亦即武则天之前，唐朝铨选重视门第家世，用的是“西魏、北周、杨隋及唐初将相旧家”，而武则天破格录用科举出身者，形成与所谓“关陇集团”对立的“新兴阶级”。

这里涉及两个问题：1.支撑起北周、隋、唐政权的旧家，亦即所谓的“关陇集团”的存续状况。宇文泰以后来所封的八柱国、十二大将军等二十余家创业家族为核心建立西魏、北周政权，所言甚是。但是，这一创业功勋集团从北周宇文护专政时起就遭受猜忌和镇压；北周武帝辉煌的功业昙花一现，人亡政毁；杨坚政变建隋，抑制并清洗宇文泰组建的关陇集团主要家族，隋炀帝则重用江南士族。李渊建唐，依靠的是河东士族与大姓，唐太宗则强调用人上的五湖四海。这一历史进程呈现了走出关陇的清晰脚印。政权长治久安的人事基础在于用人区域和社会阶层的广泛性，统治者只要不失心智，自然深谙个中道理。

2.政治史所讲的地域政治集团，是指集中任用某地人的政策与原则。西魏、北周的统治地域仅仅局限于关陇地区，只能任用关陇人事，别无他选，并不是拥有广阔的统治区域而有意识地专门任用关陇人事。所以，所谓“关陇本位政策”或者“关陇集团”，说了等于没说。更何况严酷的政治现实，生死攸关，且政治目标与利益各不相同，从来都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甚至是一朝天子数朝臣，哪有一朝大臣数朝皇帝，更加不可思议的竟然是一朝大臣三代王朝，从理论到现实都不成立。从宇文护到隋文帝，执政者仅有关陇地区的从政经历，故人事基础局限在这里。即便如此，他们也在扩大用人的面，压制宇文泰的创业“旧家”。明白无误的变化出现在隋炀帝时代。隋朝成为全国性政权之后，用人的区域日渐扩大。隋炀帝曾经指挥统一江南的战争，皇后又出自南朝皇族萧氏，故他重视南方，拔擢江南士人，委以重任，甚至主导朝政，极大改变了关陇官僚居多的成色。唐朝自创业时起，就以太原组建的班底构成核心人事圈，笼络山东士族。武士彟就在此时进入政治核心圈，崛起于政坛；武则天也是因为功臣之女才选入宫中，日后执掌权柄。武氏是李唐政权下的既得利益者，和其他创业家族命运与共，构成唐朝人事的基本盘。武则天出于一己之私，打压李唐政权的忠实支持者，但她主要用没有社会根基的酷吏集团作为打手整肃官僚，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官僚队伍的成分和用人路线。其道理显而易见，武则天要的是至尊皇权，而不是摧毁自己赖以生存的政权根基；她要在最高权贵阶层中长期占有武氏一席之地，并不为酷吏之流痞子政客谋求利益，改变权贵阶层的结构；她处心积虑推进李、武联姻，就是为了补武氏合法性短板从而获得长远安定；她深知根深蒂固的士族阶层的重要性，所以对韦氏、杨氏、崔氏等老牌士族笼络重用，甚至让他们父子兄弟同时身居要职，宽容他们对于男宠团队乃至武氏子弟的轻蔑；她扮演官僚、“旧家”敌对者的角色以煽动下层，却没有改变李唐依靠官宦士族的组织路线。所以，武则天表面上看似泼辣凌厉，其实内心极其精明，她走在极端政策的边缘，却在最关键之处未越雷池一步。从本质上看，她是士族政治的坚定维护者，而非掘墓人。

北周隋唐的相关性在于三代王朝的建立者同出一源，此偶然现象的关键在于北周、杨隋皆短祚，事起仓促，只要不是被其他政治势力所征服，剩下的便是同一平台脱颖而出的新秀。新的创业者都是受到当政者压迫而心生异志的雄才，而非同一事业的前仆后继者。理念、目标和利益各不相同，如何构成同一体质的政治集团呢？所以，所谓的“关陇集团”把持北周、隋、唐三朝政治的议论，属于想象的建构。

不存在垄断三朝政治的所谓“关陇集团”，却出现一个确定不移的现象，那就是官员铨选与晋升中，科举出身者日益增多，反映出对于文化的要求越来越高，成为大势所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呢？这一趋势究竟是个人意志的产物，还是国家社会发展的必然？

自从东汉末年董卓被杀时起，朝廷就失去了对全国的统制，内战爆发，一步步沦为彻底的分裂割据，直至唐朝建立为止，中国在战乱和分裂中度过了将近四个半世纪的漫长岁月，其间虽然有过西晋和隋朝短暂的统一，却都以失败告终。分裂战乱的时代，真理由思辨的洞彻发现沦落为暴力的胜负角逐所决定，乱世的最高道理就是胜利。所以，这个时期过眼云烟般的繁多政权无不把实力和功绩作为用人的根本标准。曹操一再发布《求贤令》，公开倡导重用反道德能取胜的人，开启其端。魏文帝时代创立“九品官人之法”，任命中央到地方各级中正官来评选人才。这个制度存在根本性的内在冲突，亦即选用士族来贯彻“唯才是举”，不啻缘木求鱼，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走向反面。士族出身的中正用“家世”条件评定人才品级，结果“九品中正制”成为加强并固化士族门阀的强有力机器。另一方面，频仍的战争涌现出许多勇武的将领，在军事化的国家机器中占据主流。“九品官人之法”制造门阀士族，军国体制制造军功阶层，源源不断，在王朝政权内混杂合流，形成门阀和军功两大特色，在权斗中共存。权斗源于军功阶层对于文化和士人的蔑视，痛下杀手，必欲将其奴仆化。北魏崔浩事件等等，层出不穷的文化大狱莫不因此而生。共存则是对现实的屈服。攀援上权力宝座的各色人物，无不企图固化既得利益，军功和权势皆不可长久，丛林互噬注定没有胜者，欲求长在，最有效的途径就是转变为门阀，故不可一世的军功阶层不得不向现实低头，与士族合流，借其金字招牌悬挂在列戟的大门之上。北魏孝文帝确定胡汉姓族等第，令其通婚联姻，这样的事例屡见不鲜，道理如出一辙。皇帝亲自做媒，不是开婚姻介绍所的业余爱好，而是营造铁打江山的专业操作。

军功士族门阀政治，是东汉灭亡以来中国长期不能统一、政权无法稳固和不断发生社会动乱的根源之一。因此，想要建设稳固富强国家的统治者都必须改变这种局面，任何根本性的社会变革，一定依靠法律、制度乃至文化价值观的改造重塑。人治最不可靠，凌驾于法律制度之上的人治，既可行善，亦可为恶，方向上飘忽不定，则易于颠覆。隋文帝建国之后，断然拆除士族门阀政治的制度台柱，“九品及中正至开皇中方罢”。自曹魏创立以来沿用数百年的“九品官人之法”终于被废除。此举有利于扩大政权的社会基础，故为后面的王朝所遵循。

军功士族门阀政治是战乱时代军国体制的产物，打破门阀政治不仅是制度的变革，更是治国理念的转变。古人说马上得天下，王朝是靠武力打出来的。可是，政权建立之后，国家能否继续采用军国体制管理呢？唐太宗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他还是秦王、天策上将的时候就积极延揽四方文学之士，皆为一时之选，其佼佼者号称“十八学士”。戎马倥偬之际，唐太宗仍然和文士一起深入研讨如何治理国家，从根本上认识到治国不能采用军事命令式的行政强制，更不能听任权力恶性膨胀，凌驾于一切之上，必须讲道理，重规则，建立完善的法律与制度，提升社会文化道德水平，才能实现国家繁荣强大、长治久安的目标。政治路线须要人去落实，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事，所以官吏铨选至关重要。隋文帝废除“九品官人之法”，代之以科举考试，隋炀帝进一步确立进士科的主流地位。唐朝建立之后，强化了科举在铨选中的比重，特别是唐太宗以军事统帅的威望率领创业的军功部属转变崇尚武力的思想观念，积极倡导文治，大力办学，拓展科举入仕的途径，坚持不懈，推动社会形成尊重文化、推重科举的风气。唐朝科举设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六科，秀才科后来停止，明法、明书、明算三科为专门科目，故常设科目为明经和进士。盛唐以后进士科越来越显赫，压过明经科，求仕进者趋之若鹜。唐五代时人王定保撰述唐代科举状况，说道：“进士科始于隋大业中，盛于贞观、永徽之际。搢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以至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显而易见，唐朝甫建即大力推进科举制，发展迅速，到唐太宗贞观年代已经被世人视为仕进正道，很受尊崇，以至于权贵子弟通过门荫或者军功起家者都以不能由科举入仕而深感不足，一生抱憾。唐太宗以广收天下英才为己任，当年见到新进士缀行而出的场面，欣然说道：“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偃武修文打下唐朝将近三百年的根基。文化的盛大，不是用读书人的多少所能表现，最重要的是社会各个阶层都崇尚文化，以此为荣，蔚然成风，这就是王定保盛赞贞观时代的立论所在。读书人虽多却甘当鹰犬，重用近乎文盲的酷吏镇压士人，哪怕编撰出颂扬的诗文，王定保并不以为是文化盛世。把科举作为入仕正道是唐朝既定国策，坚持推动，不待武则天方才肇始。这个重要转变是军功立国后走向长治久安的必由之路，具有客观的必要性与必然性，从这个意义上看，唐太宗并无首创之功，却是及早的觉悟者，避免了有害无益的弯路和折腾。

科举制同九品官人之法相比，颇具公平性。后者注重家世出身，造成士族高门几乎垄断官场的僵化局面。科举则允许士子报名投考，凭借个人成绩录用，打开了社会下层之人上升的通道。侯君集、孙伏伽等都是自寒素举进士入仕、初唐位居朝廷大臣的著名例子。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居住在邺城的陇西人李义琛、李义琰兄弟，及其堂弟李上德三人同年考上进士，成为佳话，载入史册。投名报考的科举制一旦取代九品官人之法，下层士子入仕的比例必然越来越高，毋庸置疑。然而这是一个发展的进程，积累数十年的科考，到武则天时代寒门出身增多，只是结果的呈现。社会的进步必定是人身及身份性限制的日益解除。科举制代表的正是这个方向。

需要特别指出，论述科举制时往往把录用人数的增多作为制度推进的直接有力证据，实则南辕北辙。科举制不是一般的入学考试，而是入仕当官的铨选，所以不可能大量录取，其名额由每年需要补充的官吏员数来决定。唐太宗励行小朝廷，精兵简政，其组建的朝廷人数有各种记载，这里选取较多的一种，《新唐书·百官一》记载：“初，太宗省内外官，定制为七百三十员。”乱世的社会平均年龄颇低，故初唐朝廷需要世代更新的人数很少，决定了科举录取人数必定较少。依照唐朝“壮室而仕，耳顺而退”的三十年仕宦期，到唐高宗年代，科举录用人数呈现梯度增长，并随时代推移构成阶梯式上升，都是自然而然之势，绝非个人一己托天之功。

依据官吏世代更新的需要决定科举登科人数的原则，唐高宗显庆二年（657），主持人事的黄门侍郎、知吏部选事刘祥道上疏，核算当时内外文武官，九品以上者13465人，取大数放宽至14000人，每年补充500人都要多出不少，而当年补充了1400人，超过需要2倍多。亦即唐高宗时代，科举登科加上依靠门荫等入仕者早已供大于求，不能再扩大科举登科人数了。由此可知，唐太宗贞观时代科举录取人数较少，反映当时严格执行职官的编制。高宗时代已经在10∶1的求仕压力下增加了很多登科名额，人浮于事。到了武则天时代，为了夺权乃至篡唐建周，武则天“务收人心”，做了重要改变，一是取消考试糊名，致使贿赂公行。例如来俊臣握生杀大权之时，大肆收受请托，每次铨选都要违法安排数百人入仕，至于王公权贵的插手科考，难以尽述。二是不按成绩，任意扩大录取人数，天授二年（691），十道举人，大批拔擢官吏；长寿元年（692）一月，武则天接见各地举人，“无问贤愚，悉加擢用，高者试凤阁舍人、给事中，次试员外郎、侍御史、补阙、拾遗、校书郎”，数以百计。而且还开启了试官制度，大批未能通过考试和品行考察的人，先行任职，把政务和民生当作儿戏。新录用的官吏如此之多，致使各个部门冗官泛滥，社会流传歌谣称曰：“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欋推侍御史，碗脱校书郎。”

官多至滥，并不会给下层寒士带来普遍的机会。武则天任用士族主持铨选，李峤录用权势之家的亲戚二千余人，以员外郎身份到各部门掌管事务，同在编的主官发生激烈争执，甚至互相殴击。此类官场乱象，是士族权门内部利益之争，和平民有什么关系呢？在古代史上，冗员滥官从来是权力泛滥的表现，带来的是更大的不公平。从武则天时代到中宗、睿宗朝急剧膨胀的“墨敕官”“斜封官”，请托贿赂充斥官场，便是其结果，而庶族寒门更无升迁的希望，如何形成与士族“旧家”对抗的“新兴阶级”呢？冗员滥官是对法制的破坏，绝不是科举制的进步，更不是所谓的“社会革命”。只有一律平等的公平制度，才是下层士子的上升通道。

武则天时代的官僚阶层，呈现出非制度性越级提拔的武氏子弟、男宠团队、酷吏集团真正掌握权力，控制朝官的状态。朝官则基本遵循铨选途径入仕，没有改变唐初以来士族与官宦子弟为主的基本面貌。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最重要的社会变革是科举制取代九品官人之法，拆除士族门阀政治的制度性支柱。这场变革肇始于隋朝，成为主流而蔚然大观于唐太宗时代，武则天时代未见制度上的进步，冗员滥官却对制度造成重大伤害，反而阻碍了寒门士子的正常上升。

文章节选自《程允亨的十九世纪：一个徽州乡民的生活世界及其变迁》（ 刘永华 著 三联书店2024-11）

危机_（节选）

光绪九年程氏兄弟分家之后的最初几年里，无论是清王朝还是程家自身，似乎都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不过分家十几年后，这个世界发生了几次令人震惊的事件。甲午一役，大清海陆军败北，朝廷不仅面临巨额赔款问题，国内改革的呼声也越来越高。维新运动接踵而至，但不久即告失败。随后是庚子年的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侵华和辛丑年的巨额赔款。程家自身的变化发生得要早些。光绪十六年、光绪十八年，允亨的双亲先后去世。光绪十九年，同仓成亲。一年后，新一代出生。程家完成了新一轮的代际继替周期。此后，八国联军攻占北京那年，程家发生了家计危机。这些发生在一个王朝和一个农户层面的国事与家事，并非没有丝毫关联。这两个层面发生的事件，以及其他一些因素，都在程家家计危机的发生中扮演了或大或小的角色。

国事与家事

为理解这一时期程家的生计环境，我们先来梳理一下此期对程家生计影响最大的两种商品——大米与茶叶——的价格。太平天国后期，江南、安徽、江西一带米价大幅上涨。

太平天国结束后，各地米价普遍下跌。从 19世纪70年代中叶至80年代中叶，米价基本保持稳定。此后价格逐渐上涨，1895年的米价比1875年上涨了50%。至清朝覆亡时，米价比 1875年上涨了1.5倍。可以想见， 1895年前，米价上涨相对缓慢，而此后15年的时间里，价格涨幅较大。回到婺北米市， 19世纪后期价格运动的总体方向与其他地区相似，不过 19世纪末以前的涨幅不甚突出。如表 7.3所示，太平天国后，婺北地区的米价大致回落至19世纪40年代的水平（但略低于道光十九年、二十年），这个价位基本维持至90年代中期。至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全国米价攀升的影响下，婺北地区的米价也迅速上涨。光绪二十二年米价是每石2.5元，光绪二十六年攀升至3.06元，比光绪二十二年上涨了22%。那么茶价呢？根据第六章的讨论，太平天国运动结束后，茶价为0.19元/斤左右，较太平天国运动开始后的价格（0.13—0.15元/斤）稍有回升，但远低于运动爆发前的水平（ 0.29元/斤）。分家后，茶价一度有所下跌（ 0.155元/斤），光绪十八年后稍有回升（ 0.166元/斤），但仍较分家前低了将近13%。与此同时，跟分家前相比，程家生产的茶叶总量也有所下降。分家前，每年产茶 2担左右，分家前几年甚至达到年产 3担的峰值。分家后因茶园分割，产量回落至年产1.5担至2担余的规模。因此，分家后的十余年时间里，米价和茶价/茶叶年产量之间的剪刀差有所缩小，但收缩幅度不算大。至 20世纪之交，随着米价的攀升，这个剪刀差才进一步收缩，开始对程家的生计构成威胁。

除了茶叶收入稍有回落外，这一时期程家的其他现金收入也有一定缩水，其中最重要的是山货。山货在程家现金收入中的地位，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仅次于茶叶，最高时全年收入可达近19元（分家前）。

但分家后，仅光绪二十一年、光绪二十二年超过10元（分别是13.20元和11元），其余年份都在9元以下。这一时期投入收购、加工黄精和挖掘葛根、制作葛粉的时间，都出现了大幅下降的情形。截至太平天国前期，在这两种山货的生产与贸易方面，程家共投入253日，占所有生计行事投入天数的8.42%；太平天国结束后至分家前，劳动投入增加至767.5日，在生计投入时间中的占比上升至 13.05%；分家后，劳动投入下降至99.5日，占比降至仅 2.65%，两者的时间投入，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比例都大幅下降。细读排日账，山货收入的下降，跟葛粉产量的下降有直接关系。分家后，程家投入葛根挖掘的时间越来越少。这一方面跟分家后程家劳力的减少有一定关系，但更重要的原因，或许是经过数十年的密集挖掘后，葛根资源逐渐减少（同期制作葛巾的时间也减少了，两者应该是有内在关联的）。其结果是，分家后，程家从山货获取的现金收入逐渐下降，这对 19世纪 90年代以后的程家生计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好的消息。

不过，对程家生计带来影响的，并不限于米价、茶价的波动和山货收入下降的问题，借贷在其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根据托尼（ RichardH. Tawney）的说法，借贷是历史上乡民社会的基本问题之一，他曾经指出：“在所有小农经营耕作的国家里，乡村社会的根本问题并不是工资收入问题，而是借贷问题。”在困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户生计的各种因素中，他将债务视为其中很重要的一项。他的看法得到了其他研究的证实。据陈翰笙30年代的调查，广东番禺调查的67个村子中，有50个村子的负债农户占70%以上。他估计，整个广东有三分之二的农户负有某种债务。他指出，广东农户的借债，十分之三是因为疾病、婚丧或其他临时的费用，而十分之七只是为了购买粮食养家糊口。由于本书开头谈到的那场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发生的危机是由债务引起的，我们有必要梳理一下此前十年（1891—1900）程家的债务状况。

从排日账看，程家在 19世纪七八十年代并非完全不举债，但这些债务数量不大，在程家的偿还能力范围内，这种状况一直延续至分家后最初几年。光绪十七年，程家仍无数额较大的举债记录。不过此年发开过世。次年，发开的妻子也亡故。当年出现了两笔举债记录。第一笔发生于三月初十日，通过抵押田皮一秤，向廷远祠借入5.5银元。第二笔发生于同月廿五日，从余味山祠借来英洋22元。这两次举债原因不详，不过主要原因估计有二：其一，支付前一年与本年为发开夫妇办理小规模丧葬仪式的开销；其二，支付同仓娶亲的聘金。光绪十八年四月二日，也就是允亨母亲过世不到三个月后，程家举行了订亲仪式，聘金46元，这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已经超出了当时程家一年茶叶销售的毛收入。加上公堂礼、谢媒人钱及举办婚礼酒席等各种费用，这场婚礼的开销当不在60元以下。如计入排日账记录的其他相关开销，此年的仪式与礼物开销高达73元余，为全年总开支的68%。

允亨的儿媳是在次年正月二十五日进门的。在此前后，发生了一系列借贷行为。第一笔发生于进门十天前，程家以田皮字一张为抵押，向一位村民借入英洋5元。第二笔发生于此次借贷一个月后，也以田皮字一张为押，从一个会社借入英洋 10元。这两次举债很可能是为了支付同仓成亲酒席的开销。这一年的第三笔借贷发生于八月十四日，当天允亨从兄长和一位村民处借来11元，当天归还给余氏云青祠，取回契字（总共花销 24元，另 13元由允亨自筹）。七天后，程家再次以田皮字为押，从余味山祠借入英洋 20元。这几次借贷应该也是为了处理娶亲的费用，而第三次借贷显示，程家期望通过资金的周转，保住自己的一块耕地。

光绪二十年三月初二日，程家支付了2.3元，赎回一处茶坦的契字，这是当年发生的唯一与借贷有关的行为，而且这次还是取赎而非举债。光绪二十一年发生两次借贷。第一笔发生于正月十五日，程家以庄下田契为押，从一位村民手上借入英洋13元。第二笔发生于六月初七日，这次以牛栏田契为押，从一位村民那里借入英洋 17元。光绪二十二年五月，程家再次以顿底田皮字为押，从一位邻居处借入英洋 10元。这三次举债的用途不详，很可能是为了分拆前两年所借债款的利息及支付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允亨孙子“做三朝”的开销。自光绪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程家的排日账已佚。不过从光绪二十六年程家的债务清单看，这几年程家共借入 6笔款子，其中光绪二十四年（1898）借入4笔，光绪二十五年借入 2笔，总计 65元（详下），占清单所列债务总额的一半余。由于这几年的排日账没有保存下来，这几笔债务的用途已无从知晓。

那么，这些债务对程家带来多大的经济压力呢？我们来看看沱川的借贷利息问题。综合排日账记录的的借贷案例，沱川借贷利息大概有三种情况。其一，无利。这种情况很少见。前面提到，道光二十年二月十九日，发开从母亲手上借到8两余银子，没有还款记录，应该是无利的。光绪二十七年四月二十日，允亨归还有兴2元，排日账记录“无利”，查借入时间是三月十六日，可能因时间较短，有兴没有收利息。其二，10%左右。这种情况也比较少见。咸丰五年七月七日，发开向彦兄借钱，“言定加一”，也即年息率10%。光绪十八年十二月二日，允亨向春元借入5元，次年五月二日归还，刚好满半年，利息为240文，可求得年息率为9.6%。光绪十九年八月十四日，允亨从兄长允兴处借入6元，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初六日支付利息1元，外加铜钱100文，可推得年息率为 9.2%左右。不过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十七日支付利息1元，年息率升至 16.7%。这个案例说明，就算关系很近的亲属，也会收取不低的利息（下面余熊能借贷例也是如此）。其三，20%左右。这种情况最为常见。道光二十五年二月十七日，发开向社会借入400文，次年二月二十二日归还本息共480文，可求得年息率为20%。光绪十九年八月十四日，允亨从钦五祠借入5元，光绪二十年八月十四日还支付利息1元，年息率为20%。光绪十八年四月初十日，允亨从外甥余熊能处借入1元，六月十九日还，付利息30文，可求得利息率为 18%。光绪十九年八月九日，允亨向灶子母借入5元，光绪二十年八月八日支付利息1元，年息率为20%。前两例是向会社、祠堂借贷的事例，后两例是向个体借贷的事例，除余熊能事例可能因有亲属关系利息稍低外，其他均为 20%的年息率。此外，排日账中还记录了以田地、房屋为抵押，利息以租谷形式交付的事例，也不多见，兹不赘述。

参照光绪二十六年程家债务清单，从历年借贷数额看，光绪二十三年以前，程家的借贷总数累计54元；光绪二十四年、光绪二十五年两年累计70元。可见光绪二十三年之前，程家借贷问题还不算严重，光绪二十二年、二十三年甚至没有借入大笔款项（同时，光绪二十一年、二十二年程家的收入不错），如以20%的年息率计算，每年需偿付利息10.8元，其数额尚在基本可控范围内。相比之下，光绪二十四年后，借贷数量明显增加，光绪二十四年、二十五年，共借入70元，特别是光绪二十四年借入了50元，程家的财务状况急转直下。如以20%的年息率计算，每年需偿付利息24.8元，如以光绪二十六年程家的年收入计算，程家每年需支付的借贷利息，就高达年收入的64%，这还没计入米价上涨造成的经济压力及其他小笔借贷的利息。因此可以断定，随着债务的大幅增加，程家仅仅靠生计收入已无力偿清债务。使情况变得更糟的是，田地的抵押，意味着程家每年必须缴纳更多的地租，程家自身的口粮供给能力也受到影响。

光绪二十六年发生的一笔不成功的交易，直接影响到程家资金的周转，也有必要稍做讨论。程家生产的茶叶，一般是由茶商前来沱川收购。这一年华北爆发义和团运动，茶叶市场似乎不太顺畅。根据当年的海关报告，截至 1900年上半年，中国多数地区贸易正常进行，华北地区只是到了 6月局势才开始变得严峻，但其他地区贸易照常进行，长江流域的局势风平浪静。在上海茶市方面，跟1899年相比， 1900年红茶出口英、德、美、俄四国的数量有相当程度的提高。报告还提到，此年徽州茶（Hyson）的交易数量跟上一年相似。不过报告也显示，1900年中国的绿茶出口量，比上一年少了13300多担（但较之 1898年增加 15100多担）。报告还提到，“绿茶市场于 6月8日开启，开始出售的是少量平水茶，其价格比前一季度开市低了大约10%。茶叶质量与 1899年不相上下；但由于对主要消费市场 —美国—的预期很糟，一开始成交量很小。但是，后来需求增长，7月中旬前，价格已回升了 5%—10%”。国际贸易的波动，尽管对总出口量的影响不大，但可能造成地方茶市的震荡。

据排日账记载，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四日（1900年5月31日），“己早晨挑茶乙头上小沱，遇汪顺意兄家卖，未卖，转回家”。五月十一日（ 6月7日），将茶叶售予休宁大连的一位茶商，总计茶叶177斤余，售价英洋29元余。不幸的是，由于某种原因，这位茶商一直没有支付购茶款。于是从此年六月至次年十二月底，允亨频频前往大连催账，但每次至多讨得一、二元，有时甚至空手而回。上海绿茶市场开市的日期，晚于程家出售春茶的时间，因此不能说开市初期茶市的行情，会直接影响到徽州地方茶市。不过上海茶商对市场的基本判断，会辗转影响到徽州茶市，则不无可能。毕竟，茶叶在一段时间内找不到买主的情形，是程家此前从未遇见过的问题。而且茶叶出口量的下降，也可能给茶市带来震荡。最后买入程家茶叶的吴发祥，是大连人，程家此前对其为人应有一定了解。如果他是一个经常赖账的人，程家应会有所耳闻。因此，此人可能受到茶市波动的影响，本身也折了本，因而无力偿付购茶款。这笔茶款的金额看似不大，不过对当时负债累累的程家来说，却事关自身的资金周转和借贷信用。无论如何，最终悲剧还是发生了。

此外，允亨自身的消费习惯，也给家计带来一定的压力。对比允亨与发开的排日账，允亨似乎不如发开节俭。他不时请朋友打平伙。他还有饮酒的嗜好，平日经常到食杂店买酒买菜。笔者观察到，分家后允亨买酒的次数似有变化，特别是到了光绪后期，经常买酒喝（参见第八章）。在生计逐渐恶化的时期，这种嗜好无疑会增加开支压力。

总体而言，程家家计危机的出现，主要原因不在于茶款没有着落导致的资金紧缺问题，而是经过数年的累积，程家举债的数额已经达到难以偿还的危险境地，即使在正常的年份，他们也丧失了偿清债务的能力。而这些债务的产生，并非由于国际的、全国性或区域性的政经变动，而是由于两三场人生礼仪，尤其是娶亲的昂贵开支。假如程家将娶亲时间推迟几年，他们还会借入这么大笔的债款吗？未必。但是我们能说，这场悲剧纯粹是因为允亨个人决策的错误？也许不能这么说，毕竟影响程家生计的米价、茶价波动，是受到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市场影响的。因此，在这场灾难中，包括米价上涨、茶价稍有下降、山货逐渐枯竭在内的经济局势，加上义和团运动带来的短时段的政经局势，以及允亨的个人嗜好及作为家长做出的决策，都在这种灾难的发生过程中扮演了一定角色。

危机的应对

光绪二十六年十月的危机，似乎来得有些突然。事发七天前，允亨还在家中筹办一场酒席，并请人前来“做伙头办碗”。次日，接女婿，请来几位亲友吃酒。这似乎是允亨长女的出嫁酒。十九日至二十三日，允亨如常砍柴、休息。然后到了二十四日，便发生了债主带人抬走他家中猪的事。但继续往回看，我们发现，九月十五日，允亨就以 10元的价格，当出了一处田产（参见附录六）。那位债主很可能是了解到程家债台高筑、屡次讨债未果后，才带人抬走他的猪的。

危机发生后，允亨似乎有些震惊，接下来的两天内，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似乎不知如何应对。二十四日，排日账只交代“己在家嬉”，又记录“欠少云先生娘来取账，旺成经手，带鸟人（鲸）〔掠〕玉猪去”。后来他在一张纸条上交代，带人前来讨债的债主是巧娇嫂，而抬走猪的是一位“烟鬼人”。次日写道，“己在家里事，欠账难身”。终于，十月廿六日，也即危机发生后的第三天，程氏父子委托本族的程敬敷和好友余添丁前来清理债务。当日，他们俩“到余架家、余竹孙家二家账项，了通无阻”。后面这两位是程家的债主，允亨大概请敬敷、添丁去商讨债务事宜。他们还拟了一份程家债务清单，这份清单夹在光绪二十六年排日账内，保存至今：

借来账项人员述后：
启架兄家：
癸巳八月廿乙日借来英洋贰拾元。有顿底田皮约乙纸。
乙未正月十五日借来英洋拾元。有庄下田皮约乙纸，又加拾贰员。
六月初七借来亦洋拾柒元。有牛栏田契乙纸。
祝孙兄家：
戊戌五月廿九日借来亦洋拾伍元。有顿底田皮约乙纸。
己亥五月廿八日借来英洋叁元，又利洋贰元。三共贰十元正。
兴良兄家：
戊戌七月十七日借来亦洋拾伍元。有顿底田皮约乙纸，中见胞兄。
素从祠：
己亥六月六日借来亦洋拾元。有庄下田皮约乙张。
培掘祠：
戊戌五月初八日借来亦洋拾伍元。有顿底田皮约乙纸。
万青兄：
戊戌二月初乙日借来英洋伍元。有牛栏田契乙纸。
成林祠：
甲午三月十六日借来英洋拾贰元。有牛栏田契乙纸，中见胞兄。

根据这份清单，程家借贷的重要账款共10笔，最早的是光绪十九年（1893）的一笔债款，最晚的是光绪二十五年（1899）的债款，其中光绪十九年借入20元，光绪二十年借入 12元，光绪二十一年借入 22元，光绪二十四年借入50元，光绪二十五年借入 20元，所涉债务共 124元，约当这一年程家茶叶销售毛收入的4倍多。

为偿清债务，程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十月二十七日，“出当青（布）三丈零七寸，又白布三丈八尺零八寸，又青布三丈五尺零贰寸，托兴娥嫂出当英洋贰元正”。同时，“又去英洋二员上素从祠利，掉字乙纸，（伏）〔复〕写一纸，写屋契字一张，付素从祠”。素从祠是清单所列债权人之一，程家借入 10元，此次除支付利息外，还重新立契，以房屋抵押，估计通过这个办法，取回了此前抵押的庄下田皮契。其次，十月三十日，“己同儿托余添灯兄、敬敷弟卖池鱼卅六斤，每洋四斤，计英洋八员，（低）〔抵？〕账”。将鱼塘养的鱼出售，得价8元抵债。再次，十一月初一日，出售顿底、庄下田皮二处，筹得英洋80元。初五日，又支银 5元还培拙祠（应即账单中的培掘祠），将顿底田皮契赎回，同时将菜园一处抵押给该祠，计价10元。初十日，大概账目基本处理完毕，请余添丁吃酒。

排日账中夹了一张纸条，上面交代了程家出售田皮等物业、财产的详情，很可能是允亨在料理账目的过程中写下的：

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乙日，巧娇嫂倩烟鬼人抢去猪乙口，因身该欠账项甚多，只得向家兄及瑞弟商情，将顿底併庄下贰处田皮共八秤，卖与余慰农兄家，计英洋捌拾员，支洋陆拾员还慰农兄，账项清讫。支洋拾贰元还兴良兄，帐目清讫。支洋伍元还培拙祠，下欠拾员，将门口前菜园押在祠内生殖。支洋柒元还巧娇婶，将猪乙口抵英洋陆元五角。又将塘鱼叁拾乙斤抵英洋柒元五角，三共还贰拾乙元，清讫。支洋贰元还素从祠利钱，下欠英洋拾元正，将身住屋当与祠内，长年加贰行息。

这份文件交代的信息，远不止于出售田皮，还包括前面提到的卖鱼等信息。出售田皮得到的 80元中， 60元是用于向买主还债，实际仅收到20元现金。然后偿还兴良 12元（上面的清单欠 15元）。程家共欠巧娇21元，猪估价 6.5元，鱼售价得 7.5元，另付 7元，偿清了债务。此外就是需要偿还几个祠堂的欠款，培拙祠欠款是15元，付还 5元，另欠 10元以一块菜园做抵押；素从祠欠款是10元，以房屋做抵押，这一点前面已谈到。对照前面的清单，程家还需偿还启架47元，万青 5元，成林祠 12元，共计64元，仍是一笔不小的欠款。

经过这场危机，程家无疑已经元气大伤，经济状况濒临破产。允亨自身似乎深受打击。十月二十九日，他在账中写到：“己在家事体多端。”十一月阴雨天气多，他常在家中休息。十二月，他接连生了八天病。手头拮据，他没有找医生诊治。十二月二十六日，他再进大连找吴发祥讨债，仍是一无所获。尽管如此，他也试图恢复正常生活。他继续参与劳动，上山砍柴、帮人扛木材。十一月二十三日，他托敬敷出燕山买来小猪一头，要价 2.8元，他手头没钱，买猪的钱只能暂时先欠着。

就字面意义而言，两河流域文明或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就是发生在两河流域的文明。这个定义只指出了文明发生的地点，只回答了“在哪”的问题，没有涉及这个文明的突出特点。这个文明的突出特点是什么？我认为是文字，即楔形文字。如果根据一个文明的特点来给这个文明下个定义，那么，我现在谈及的这个文明应该叫楔形文字文明，即用楔形文字记录语言以储存和传递信息的文明。这个定义可以摆脱地域束缚，把地理上不属于两河流域、却使用楔形文字记录自己的民族语言、因而属于楔形文字文化圈的古代西亚地区的文明都囊括在内。“书同文”是这个文明的最显著的特点，也是最大“公约数”。因此，我首先从文字谈起。

一、“书同文”。“书同文”就是用同一种文字书写，上古时代的整个西亚地区几乎都用或曾用楔形文字书写，因此可以说，他们“书同文”。但他们的“书同文”只是一种表象，与中华文明中的“书同文”貌合神离。貌合是说，从表面上看，无论是对以古代两河流域为中的西亚地区而言，还是对中华文明而言，“书同文”都意味着在一个跨行政区、甚至跨国界的广大地区使用同一种文字，西亚上古时代的大部分族群都曾使用楔形文字，中华文明使用汉字，此所谓二者貌合。神离是说，楔形文字书写的语言非止一种，而汉字书写的语言只是汉语一种(指在中国境内)。

两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南部是楔形文字的发祥地。早在公元前3200年前后，苏美尔人就发明了楔形文字，并用它来记录自己的民族语言苏美尔语(苏美尔人把自己的语言叫作eme─gi7“土著语”)。早在公元前2700年前后的早王朝时期，苏美尔人在用楔形文字书写苏美尔语文献的同时，时而也用楔形文字书写阿卡德语文献。阿卡德王朝时期(公元前2334—前2154年)，阿卡德语成为官方语言。在此后的一个多世纪里，除一些文学作品外，几乎所有文献都用阿卡德语书写。由于楔形文字是为苏美尔语发明的，所有独体字(从发生的角度观察)都在形式上是象形字，功能上是表意字，有时兼用来表音(节)，所以，用这种文字体系表达(或记载)苏美尔语不成问题，但表达阿卡德语时却显得蹩脚。于是，这时的书吏对楔形文字的使用方式进行了改革：一、多数表意字不再用来表意，而是用来表音，即表音节；二、弃用大部分表意字，只保留一部分表意字的表意用法。这种改革改变了楔形文字的性质，使楔形文字从表意文字(logographic writing)变成了音节文字(syllabic writing)。不论是作为表意文字的楔形文字，还是作为音节文字的楔形文字，其中的任何单字，不论是独体字，还是复合字，都不能只表辅音，不表元音，而必须是表达音节，或元音—辅音式音节，如in、ap等，或辅音—元音式音节，如ba、ti等，抑或辅音—元音—辅音式音节，如tam、?ul等。公元前14世纪，地中海沿岸的乌迦里特出现了楔形字母文字，30个符号分别代表30个辅音，如b、d、?、t等，其中的27个字母是基本字母，3个字母属于附加字母，只用于一些特殊场合，例如用来表达外来借词。到了公元前6世纪的古波斯时期，在国家权力的干预和组织下，在传统埃兰楔文的基础上，波斯人治下的埃兰书吏创造了一个由36个音节符号、5个表意符号组成的文字体系，这个文字体系是在很短的时间内，专门为古波斯语量身打造的。在形式上和功能上，这套楔形符号体系与“字母文字”几乎没有区别，绝大多数学者认为，这36个符号中的任何符号，都不代表语音的最小单位语素(phoneme)，而代表音节(syllable)。我的看法不同，我认为这套符号体系是字母+表意的混合文字体系(下面将说明理由)。这套符号体系与此前的阿卡德(包括巴比伦和亚述)音节文字和埃兰音节文字都有很大区别。最大的区别在于用字量，阿卡德—巴比伦—亚述音节文字体系用字数量约600个符号，书写中埃兰语和新埃兰语的音节文字体系用字量约120个符号，而用来书写古波斯语的符号体系只有36个“音节”(实为字母)符号，加上5个表意符号，加起来不过41个符号。不论古波斯时期创造的这套文字体系属于字母文字，还是属于音节文字，这套文字体系在人类文明史上都是划时代的创新。

楔形文字的使用范围不限于两河流域，埃兰和古波斯帝国的统治中心都不在两河流域，曾借用楔形文字的赫梯人所处的位置更是与楔形文字发祥地的苏美尔相去甚远。公元前2500—前2400年间，楔形文字西传到了叙利亚地区，那里的埃布拉(Ebla)古国接受了楔形文字，开始用楔形文字记录自己的民族语言——埃布拉语(Eblaite)。至于埃布拉语属于西塞姆语还是东塞姆语，在学术界仍有争议；但确定无疑的是，它更接近古阿卡德语。在埃布拉语中，双音节或三音节词汇居多，不适合用表意文字表达，于是，埃布拉人把以表意为主的苏美尔楔形文字改造成为以表音(节)为主的音节文字，这与稍后的阿卡德帝国的做法是一样的。不过，目前还不能确定，究竟是阿卡德人效法埃布拉人，把苏美尔人的表意文字体系变成了音节文字体系，还是恰恰相反。两个族群所操的语言十分接近，在政治舞台上活跃的时间也大致相同，二者在文字方面的创新应该不是平行而独立的，更不应该是巧合，而是二者之中一个是创新者，一个是借鉴者。在阿卡德人统治时期，两河流域东边的埃兰人也接受了楔形文字，用来书写与达罗毗荼语(Dravidian)有关联的埃兰语。公元前1500年前后，小亚细亚的赫梯人也开始借用楔形文字来书写自己的民族语言——属于印欧语系的赫梯语。地中海沿岸的乌迦里特人于公元前14世纪甚至发明了楔形字母来书写属于西塞姆语的乌迦里特语。这套字母包括30个辅音字母和一个隔字符。

可见，古代西亚地区的“书同文”是真实的，但这种“书同文”只流于表面，背后的实际情况是：在“书同文”过程中，楔形文字经历了三次脱胎换骨的根本变化，第一次变化发生于公元前2400年前后，从表意文字体系发展出音节文字体系(或音节—表意体系)；第二次变化发生于公元前14世纪，在音节文字的基础上，地中海沿岸产生楔形字母，即乌迦里特字母(30个辅音符号)；第三次变化发生于公元前6世纪的古波斯帝国，在埃兰音节文字的基础上产生古波斯楔形字母+表意字的混合文字体系，36个字母+5个表意字。第一个在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完整而准确地临摹古波斯语铭文的尼布尔(Karsten Niebuhr，1733—1815)在完全读不懂铭文的情况下，仅凭直觉判断，认为书写古波斯语的楔形文字是字母(Buchstaben)文字。德国的格罗特芬(G. F. Grotefend，1775─1853)是第一个成功解读古波斯语铭文的人，而他是把这种文字当作字母文字来解读的，因而获得成功，例如，他把书写“大流士”的7个符号解读为d─a─r─h─e─u─sh，显然，在格罗特芬看来，这七个符号就是七个字母，代表语音中的最小单位。从20世纪50年代起，学术著作中的古波斯字母表都成了音节表，a、i、u、ka、ku、ga、gu等等。专门研究古波斯语语法的美国宾大教授肯特(R. G. Kent)认为，每个辅音都自带一个“固有”(inherent)的元音。他一边这样认为，一边又将(仅举一例)“我是大流士”音译为adam：Drayavau?，而不是adama：Drayavau?a，这令人费解。依我浅见，古波斯的这套文字体系属于字母+表意字的混合文字体系，36个字母+5个表意字。在36个字母中，除三个元音(a、i、u)字母外，其余都是辅音字母，不自带“固有”的元音，元音需由阅读者根据语言中的正确形式自行添加。很多(如果不是全部的)文字体系，包括这套古波斯文字体系，都是为某种特定语言发明的，更是为以那种特定语言为母语的人发明的。就古波斯的这套字母而言，只要波斯人掌握了这套辅音字母的发音，就能正确地书写和阅读，也就是说，这套字母文字体系具有与生俱来的助记性质，不完全表达语言。

楔文的上述变化代表了人类历史上出现的三种主要的文字类型：表意文字、音节文字和字母文字。这三种类型产生的先后顺序是先有表意文字(公元前3200年前后)，若干世纪后产生音节文字(公元前2400前后)，再过千年后产生字母文字(公元前14世纪)，但这不代表文字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更不是文字发展的三阶段。这三种文字类型没有高低之分和优劣之别，它们都是为适应各自所表达的语言的需要而产生的，都是原配语言的完美的可视符号。它们有各自的产生途径和发展规律，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取代关系，也不是晋级关系，而是互不干扰、平行发展、各走各路的关系。音节楔形文字产生后，作为表意的楔形文字并未退出历史舞台，而是继续使用。乌迦里特楔形字母产生后，很快就消失了，这也不是字母文字本身的错。古波斯时期的楔形字母+表意字的混合文字体系也很快走完了自己的生命历程。这也不是说这种文字体系本身多么不好而一定短命。某种文字体系的终结往往不是文字本身的原因，而是另有原因。

楔形文字的种种变化都发生在公元前。从楔文产生的公元前3200年前后，到公元前1世纪，公元前的这最后三千年见证了楔形文字本身的种种变化，包括楔形文字被多个古代民族借用来书写自己的民族语言。上古时代的整个西亚地区族群复杂，政治风云变幻莫测，文明周期相对较短，究其原因，其中有地理原因，这里是欧亚非的交汇点，也是各文明的汇聚点，民族交融和交锋从古到今一直在上演。除这个原因外，可能还存在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在这个地区，始终没有出现一个在人口数量上具有绝对优势、在文化上足够优秀、文化认同感足够强烈，以至于可以由此产生巨大的文化凝聚力、长期立于不败之地的主体民族(或族群)。

“书同文”本来可以带来文化上的凝聚力，但由于古代西亚的情况是同文不同语，同文不同种，所以，这种“同文”没有给这里的文化带来凝聚力，也没有给这里的人带来文化认同感。中华文明中的“书同文”是国家推行的政策，具有明确目的，那就是维护大一统，本身自带凝聚力和向心力。古代西亚地区楔形文字文化圈的“书同文”，是后进文化为保持自身文化的延续和发展而采取的拿来而后进行改造的措施，目的是为了在一种强势文化中保留自己的语言和文化，本身自带离心性，即脱离先进文化或至少与先进文化保持平行而不被完全融合或同化的离心性。

二、这个文明的另一个特点是尊同神。苏美尔人创造的或尊崇的各种神灵也被后来的不同族群所崇拜。苏美尔人尊崇的天神安(An)、“风”神恩利尔(Enlil)、智慧者恩基(Enki)、月神楠纳(Nanna)、战神和爱神伊楠娜(Inanna)、太阳神乌图(Utu)等等，也都是后来的阿卡德人、埃布拉人、巴比伦人和亚述人尊崇的神。多神崇拜始终是楔形文字文明的唯一宗教形式，这个文明的意识形态深深植根于多神崇拜。中巴比伦后期，即公元前1200年前后，开始出现独尊一神的倾向，但一神教始终没有能够打破多神崇拜的传统。很显然，楔形文字文明在宗教方面缺乏创新，或可谓守成有余、创新不足。

楔形文字文明中各族群崇拜的神绝不限于上面提到的几个或多个自然神，戴梅尔在1914年发表的《巴比伦万神殿》里罗列了3300个神的具体名称，在1950年的第2版中，神的数量增加到5580个，去掉重复的，仍有5367个，这还是仅限于巴比伦尼亚地区，不包括其他地区。舒鲁帕克遗址出土了很多早王朝时期(约公元前2500年)的神表，其中最大的一块神表泥版记载了560个神的名字，这些神都是苏美尔人崇拜的神，至少神的名字是苏美尔语，不包括名字属于非苏美尔语的神。一般说来，每个城市都有一到两个保护神，国王有自己的个人保护神，大概普通百姓也有自己的保护神，至少官员或社会名流如此。拉迦什出土的早王朝时期的文献常提到与邻邦发生冲突，也常提到冲突一方的主神对冲突另一方国王的某种行为不满，于是发动战争，为神而战，胜利也属于神。虽然国王们常常打着神的旗号发动战争，但针对的都不是对方的神，而是人。

神有等级，有大神，有小神，大神中还有等级，上面提到的神都是大神中的大神。不论是大神还是小神，神之间不存在仇恨，也不存在神之间的相互杀戮，《创世神话》中的神间大战发生在造人之前，与人间没有关系。人间的城市(国家)都有保护神，保护神的地位有高有低，但每个城市(国家)的政治、经济以及宗教地位并非取决于保护神的地位。尼普尔是例外，这里是众神之父(ab─ba─dingir─dingir─ré─ne─ke4)恩利尔的崇拜地，是苏美尔人的宗教中心，取得霸权的国王通常要到这里为恩利尔建立神庙或修缮神庙，为自己的统治或霸权营造合法性。这个所谓的宗教中心是个政权更迭的见证地，是君王政治表演的舞台，与普通百姓的信仰没有关系。在历史文献中也不乏某国之神奉恩利尔之命向另一国开战的例子，如拉迦什向温玛宣战被视为“宁吉苏神，恩利尔的战士，遵(恩利尔)正义之命，与吉萨(温玛)开战”。可见，一个神对某一城市(国家)而言是保护神，而对其他城市(国家)而言可能是威胁和灾难。多神崇拜的宗教信仰和一城一神(有的城市不止一神)的实际操作把历史上、文化上以及宗教等方面都高度认同的同一族群从精神上和物理上分割开来，在精神上和物理上都给这样的族群赋予了潜在的离心力，带来了分裂隐患。多神崇拜应该是楔形文字文明逐渐衰败而最终走向消亡的原因之一。

三、求一统也是这个文明的特点之一。大一统始终是有抱负的统治者的追求目标。乌鲁克早期文明(即公元前3200年前后)时期的政治大势目前尚无从知晓，早王朝时期(约公元前2800—2350年)的天下大势趋于明朗，这个时期城邦林立，战争频繁，城邦间常常相互攻伐，争夺地区霸权。公元前2330年前后，萨尔贡(Sargon)征服各邦，以阿卡德为都建立统一帝国，统治范围包括西至地中海、南到波斯湾的广大地区。这种统一局面仅仅维持了一个多世纪，之后很多传统的独立城邦就纷纷独立，这时又遭到古提(Gutium)人入侵，以两河为中心的广大西亚地区进入古提人统治时期。由于古提人留下的历史铭文极少，现代学者对这个时期的了解十分有限。根据《苏美尔王表》的记载，古提人的统治历经21王，享国91年零40天，而后遭到乌鲁克人图黑伽尔(Utuhegal)领导的苏美尔联军的驱逐，乌鲁克恢复独立，其他地区的传统城市(国家)也都恢复独立。乌尔娜玛(Urnamma，公元前2111—前2094年)很快把这些城市(国家)又统一在他的治下，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国家，现代学者名之曰乌尔第三王朝，盛极一时。但仅仅历经五王便亡国，末王被俘往埃兰，两河流域再度陷入分裂，这种局面持续大约两个世纪。此后，汉穆拉比(Hammurapi，公元前1792—前1750年)建立统一帝国，享国约一个半世纪，于公元前1600年前后，灭于赫梯王穆尔什里一世(Mur?iliI)之手。赫梯人没有统治巴比伦尼亚的意图，班师回国。凯喜特人(Kassites)趁虚而入，取得巴比伦尼亚的统治权。凯喜特人既不是塞姆人，也不是苏美尔人，其语言归属问题至今悬而未解。凯喜特人不但接管了前朝天下，还继承和发扬了巴比伦人的文化传统，建立了稳固的政权，历经36王，享国近400年，从公元前1530年到前1155年。凯喜特王朝灭亡后，经海国第一王朝和伊辛第二王朝，西亚地区再次统一，这次是统一在亚述人的统治下，现代学者称这个时期为新亚述时期(约公元前1000—前625年)。公元前7世纪，权力中心又南移到巴比伦尼亚的迦勒底王朝(公元前625—前539年)。公元前539年，波斯人占领巴比伦，两河流域的历史进入波斯人统治时期，即古波斯时期(公元前539—前331年)。之后是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36—前323年)的短暂统治。亚历山大去世后，西亚地区再次陷入分裂，在塞琉古统治时期，苏美尔书写传统一度在两河流域南部的文明发祥地乌鲁克复兴。目前发现的最后一块楔文泥版属于公元74年。至此，楔形文字文明彻底成为历史。

纵观楔形文字文明的整个发展、衰亡的历程可以发现，统一可以实现，但不可持续，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参与这个文明的族群众多，但没有一个主体族群，即没有一个人数足够多，文化足够强，任何人也打不倒，即使一时倒下，也能再度复兴的主体族群。这是这个地区不断出现统一、分裂、再统一、再分裂，朝代不断更替、权力频频易主、传统逐渐丧失、文化一再受到冲击而最终彻底消亡的重要原因。如果说在楔形文字文化圈中哪个族群在一定程度上可称得上主体族群，那一定是苏美尔人，他们最接近“主体民族”的标准，他们发明了文字，创造了一套宗教体系，在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方面也取得了卓越成就。他们的文明延续千余年，可谓千年不倒(从公元前3200—前1800年)，在倒下后的近两千年里影响仍在。到了纪元前后，这个文明才彻底消失。不可思议的是，这个曾经引领世界千余年的文明消失得如此彻底，以至于“苏美尔”和“苏美尔人”在希伯来《旧约圣经》和西方古典时期的著作中没有留下一点痕迹。没有近现代的考古发掘和文献学家的努力，就没有苏美尔文明的再现和复活。

四、最后谈谈宽容性。时代的变迁和朝代的更替往往都是在血雨腥风中实现的，即使是邻邦之间争夺土地或水源也会杀得尸横遍野。在历史文献中，很多君王极力鼓吹他们杀敌、洗城的功绩，到了新亚述时期，这种鼓吹更是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文献中的鼓吹也许就是现实中的真实。毋庸置疑，残酷性和血腥性是战争的常态。但也有少数例外，从这些例外中可以看到一些人性的光芒，值得了解，也值得借鉴。

早在公元前2800年前后，巴比伦尼亚北部的基什(Ki?)国王阿伽曾率军南下，包围了两河流域南部的乌鲁克。乌鲁克国王吉尔伽美什率众应敌，不但战胜强敌，还俘获敌军的亲征国王。然而，吉尔伽美什没有加害于这位来犯国王，而是让他安全地重返家园。不论出于什么理由和目的，这都是人性善良一面的体现，都是一种包容和宽容。自身强大，战胜敌人，然后原谅敌人，宽容敌人，化敌为友，这是强者的自信，也是强者的智慧和善良。吉尔伽美什被视为古代君王的典范，一定与他的强大、智慧、善良和宽容有关。《吉尔伽美什与阿伽》歌颂的正是他的这样品质。

古波斯时期的居鲁士(公元前559—前530年)更是把强者和宽容演绎到了极致。公元前539年(一说前538年)，居鲁士的军队占领巴比伦。对巴比伦人而言，波斯人是外族，历史上的外族入侵都是血腥的，阿卡德帝国、乌尔第三王朝建立的帝国以及古巴比伦帝国都是在外族入侵中灭亡的，他们遭到的打击是毁灭性的。然而，居鲁士对巴比伦人却采取了怀柔政策，尤其在宗教方面，居鲁士展现了包容和宽容，这让巴比伦人感激不已。于是，巴比伦书吏撰文赞美居鲁士的功德，他们把铭文写在一个腰鼓形的泥质载体上，这就是“居鲁士圆柱铭文”。铭文不但讲到居鲁士允许尼布甲尼撒统治时期的“巴比伦之囚”返回自己的家园，还讲到居鲁士采取的其他宗教包容政策：把以前被运到苏萨的属于“苏美尔和阿卡德”的神像都毫发无损地送回原神庙。按照苏美尔、巴比伦以及亚述的传统，毁掉一座城市，一定要毁掉神庙，毁灭神像，或把神像作为战利品掠走。居鲁士不但没有这样做，还使那些以前被运到苏萨的神像物归原主，这对巴比伦人而言是莫大的恩惠和宽容，所以，巴比伦人感恩戴德，作文盛赞恩主。居鲁士是一代枭雄，是大征服者，占领巴比伦后不久就去征服马萨盖特人，并战死沙场。可以说，居鲁士对巴比伦人采取的怀柔和宽容超乎寻常。居鲁士为什么唯独对巴比伦人采取了怀柔和宽容政策？也许是出于对先进文化的尊重或敬畏！巴比伦人的悠久历史以及文化、科技(尤其是天文学)、文学等方面的优势世人有目共睹。从《居鲁士圆柱铭文》可知，居鲁士自称马尔都克(Markuk)神是“我的主人”(EN─ia)。马尔都克是巴比伦人的主神，征服者信奉被征服者的主神，这是信仰认同，也是文化认同。征服者认同被征服者的文化和宗教，说明征服者有接受先进文化的意愿和情怀，更说明先进文化自带一种威力，一种同化后进文化的威力。

本文转自《世界历史》2023年第5期，有节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