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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deepoo

  • 骗局经典

    陈世鸿：金融茶

    2023年12月3日，在芳村，有数十名购茶者、茶商聚集在一家名为“昌世茶”的门店外，高喊“退钱”。

    有茶商介绍，昌世茶先推出四款茶叶产品，以“没有书面约定”的回收价格吸引茶商参与，两个多月的时间把产品的单价从每提（茶叶交易单位，每片重357克，每提7片）3万元左右炒到最高7万余元。之后，昌世茶以高价推出第五款产品，吸收一拨资金后，“接盘”动作戛然而止。茶商透露，上述产品在一夜之间“崩盘”，从单价5万多元跌到只剩下两三千元，参与其中的茶商损失惨重。
    据报道，数百家茶叶商户持有的几十万元乃至上百万元的茶叶，一天之内价格“崩塌”，从单价5万多元跌到只剩下两三千元，参与其中的茶商损失惨重。据市场里的茶商初步统计，涉及此次纠纷的茶户数量达五百人以上，涉事金额超过5亿元。这成为芳村茶叶市场里爆发的最大的一起纠纷事件。
    有茶商表示，他们打款账户的户名有李业聪、陈棒磊和陈文帆，前面两个人曾为昌世茶的股东，陈文帆为现任股东。
    多位茶商表示，由于缺乏“承诺回收约定”等证据指证昌世茶，警方尚未立案。

    2023年6月，一家名为广州市昌世茶茶业有限公司的茶叶厂商完成注册，此后进驻芳村茶叶市场，9月正式卖茶，开幕式上500人汇集，横幅林立，醒狮舞动，相当隆重。同时推出产品“昌世茗雅”售价41888元/提，看上去可谓高级。开幕仪式上，昌世茶已建立起庞大的茶叶交易群，当晚就有茶商在里面卖货。

    　　“41888出1-10提昌世茗雅，现货私聊”，几分钟后又有人“42888出1-10提昌世茗雅”，同时有人回复“拍1”“拍2”，确定下单数量。如此反复等提高到一定价格后才会停止。

    　　据称，这些交易的人有一些是茶商，是昌世茶的“托”。它们晚上八点半会在群里叫卖，持续时间不超过半个小时，价格一般能高出售价几百元，期间会带节奏、喊口号，似乎参与了就能赚到。

    　　同时，他们擅长“饥饿营销”，昌世茶的前四批产品都是限购的，散户只能认购2-3提；有茶商想加入加盟商也被拒绝了。

    　　出完货，这些“托”还不时在群里高价回购，让参与的茶商获利，一个月下来可赚4、5千元。

    　　昌世茶如此火爆，自然成了芳村茶商们谈论的话题之一。平日里，茶商们打开门做生意，经常有人进店看茶、品茶。大茶桌上，三五朋友围坐喝茶闲聊，讲到昌世茶都会互相问句“你买了没，要不要一起买”，甚至调侃道“一夜赚一万，这都不入，你实力还是差点意思呀”。

    　　据称，“托”们还会在群里发上百元一个的红包，出手阔绰，中秋节给茶商送月饼。这在外界看来，公司实力相当不错。

    　　另据一位芳村的茶商向易简财经透露，这些“托”，有些甚至是在市场建立起口碑的平台，一定程度上也给昌世茶提供了信任支撑，看着很有保障。但背后他们可能也跟品牌合作了，微信群里可能500人，400个都是托。

    　　两个月后，玩家越来越多，昌世茶的价格也水涨船高，每提由原来的3、4万最高涨至7万元。

    　　打破常规，一夜之间庄家不玩了

    　　昌世茶的炒作进入看似平稳运营的状态后，其又准备了第五款茶“昌世雄峰”。

    　　11月28日，“昌世雄峰”发布，售价比以往都高，达到52000元，且不再限购。一些观望已久的茶商也决定上车，据说参与人数是前所未有的。

    　　但吊诡的是，据称11月30日微信群里的“托”在晚上8点并没有出来叫价，直到十点才现身，且口吻统一“44000找雄峰，有多少要多少，客户上车抄一下底”。

    　　这次回购竟低于售价，茶商不明就里不敢轻举妄动，而部分敏锐的茶商则忍痛卖了。之后，“托”不再现身，群里出货的价格也越来越低。直至接盘的人仅开价2000元，大家仿佛才被一盆冷水浇醒。

    　　有茶商指出，所谓金融茶，即制造稀缺和高收藏的假象，承诺高价回收引导茶商入局，让茶叶看起来有升值空间。

    　　金融茶一般限量出货，方便控盘的同时，茶商也容易拿到定价权，不往市场放货就方便提价，就算喊出100万/提，只要能成交就是新的定价。

    　　如果有人买来送礼或饮用，100万/提的价格就兑现了消费价值；如果没有人买，就会让茶商带资进来捂盘，抬价继续卖。此举还会促使厂家让托高价回收和卖出，形成完整的交易流程。

    　　但是，这个过程操盘要稳，需要茶商持仓一到两年，给“托”抬价的时间。不断滚动后让更多人参与，才能让前期投资早的茶商赚到钱。

    　　而昌世茶3个月就收网，打破了以往的规则。有位参与者就表示：“我知道这是一个赌局，但没想到一夜之间庄家不玩了。”

    　　昌世茶暴雷后，有部分茶商前往门店维权，有的到公安局报案，但都没有好结果。在警方看来，这是市场自发行为，茶商们也没有昌世茶承诺回购的证据。

    　　昌世茶的董事长陈世鸿曾回应：“事件自始至终不存在违法行为，纯属生意，公司没有任何人承诺任何回购价格，所有买卖都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据报道，昌世茶的回购是通过托来实现的，托跟散户之间或有口头承诺，但没有白纸黑字的约定。至于加盟商的话，签约内容也是简单地注明了加入时间、押金和配货金额，没有包括回购在内的承诺。

    　　对此，有律师表示，如果此次承诺回购是事实的话，没有书面证据，也可以提供相关的微信qq等聊天记录、电子邮件等，哪怕是证人也是可以的。

    　　00后掌门人惹关注，身份神秘

    　　昌世茶暴雷后，一时之间在网上引起关注。其董事长陈世鸿也被推到聚光灯下。

    　　据公开资料，陈世鸿是一个00后潮汕小伙，曾在类似的“金融茶”平台工作过。开幕式上，他身着POLO衫现身，体格瘦削。

    　　据一位芳村茶商透露，陈世鸿在业内并不出名，而他作为00后估计也是没有操盘炒茶的能力的，猜测是因其潮汕人的身份被推到了台前。

    　　带有风险的炒茶行为，通过同一地域的人际关系能更快地拓展网络，也更易让人相信自己不会从中吃亏。据上述茶商透露，此次被套的90%是潮汕人。

    　　而公司的股东，据企查查显示一位是陈文帆、一位是刘嘉豪，但两人均未任职其他企业。

    　　据报道，涉及此次纠纷的茶户数量达五百人以上，涉事金额超过5亿元。这成为芳村茶叶市场里爆发的最大的一起纠纷事件。

    　　对此，有金融人士认为，从这个数据看来，估计是雪球还没滚大就崩了。如果把昌益茶的炒作放到股市来看，其实就相当于庄家自己人把价格炒高，本来要拉出8个涨停再出货，正常情况下是要扩散到更多散户接盘的，但昌世茶似乎才拉到2个涨停就崩掉了。

    　　其还表示，这个可能是因为他们自己资金实力不足，加上年底市场资金紧张，部分人还要回笼资金，一下子就资金链断了。如果要是让他们做大，说不定是百亿级别。

    　　其还指，市场上炒作最强的，其实是大益茶。其大益班章六星孔雀青饼，一度在2021年炒到6500万元/件，可谓“天价”。假设有100个人买入，涉及的金额就能达到65亿元。

    　　2020年，炒作大益茶在东莞就制造过大雷。东莞近百茶商和藏家买入一年后无法兑现，据不完全统计涉及本金超过1亿多元。

    　　现在，市场上暴雷的还有茶有益，陷入争议的有泛茶。在茶商看来，茶叶因为没有标准，难以检测，所以常常被当做炒作对象，认为这种“金融茶”依旧会反复出现。

    　　芳村的名气，在全国茶圈人尽皆知。它不仅是全国最大的茶叶批发交易市场，更是全国普洱茶的交易重镇。公开资料显示，每年全国普洱茶交易量的八成，都在这个超22万平方米的市场里完成。有茶商认为，炒茶行为已经对芳村的形象带来了影响。

    　　相似的模式在市场上反复上演，比如藏獒、金钱龟、蚁力神等。

    李业聪曾现身昌世茶的开业典礼。当时的宣传物料显示，其来自广东万基拓展实业集团，该公司在电话里称，李业聪只是该公司一名员工，不是高级管理人员。

    昌世茶崩盘之后，有部分茶商到公安局报案，希望可以立案处理。但是警方认为，这是茶商自发的市场行为，即“自己买茶买亏了，掉价了，现在不服气，找厂家理论”。有茶商认为，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没有实际的证据证明这是一起涉嫌非法集资的诈骗事件。无论是加盟商签订的合同，还是微信群里的聊天记录，没有任何承诺回收的字眼。茶商“托”口头上说有承诺，但是茶商在面对面询价交易的时候也没有录音，没办法指证。

    广州市昌世茶茶业有限公司成立不足一年，陈文帆与刘嘉豪分别持股60%于40%。昌世茶董事长陈世鸿是一位“00后”潮汕人，曾在类似的“金融茶”平台工作过。据九派财经报道，12月4日下午1点左右，昌世茶公司董事长陈世鸿由警方带离门店。
    昌世茶第二大股东刘嘉豪称：昌世茶从来没有对外承诺过回购茶叶，没有强买强卖，也从来没有承诺会上涨多少。
    12月8日，陈世鸿表示，没有承诺回收产品，昌世茶的经营都是自己一个人做的，没有其他人。李业聪是自己的朋友，自己的账户不方便使用，所以用了李的账户；陈文帆是自己的亲戚。对于茶商“托”，陈世鸿称，那都是茶商的说法，其实没有托，昌世茶是现货的模式。
    目前，昌世茶的理赔方案暂时只对接自己的加盟商，至于加盟商与其他茶商间的纠纷处理，后续会有方案公布。

    将茶叶做成理财产品，凭借一张“提货单”而非茶叶本身流转盈利，在业内被称之为“金融茶”，一直备受争议与关注。这不是芳村茶叶市场第一次出现“金融茶”崩盘。而对于过去的事件，警方多予以立案，涉案金额一般没有超过1亿元。

    今年7月，有广州市民向记者反映，他们花重金参与了一家茶叶公司推出的普洱茶回购活动，到期后对方却没有按承诺买回茶叶，甚至卖茶公司都已停止经营。

    杨女士今年4月开始接触到广东茶有益茶业有限公司（简称茶有益公司），对方的业务员向她推荐了一些“具有理财价值的”茶叶产品，并且承诺30天之后将由公司回购，届时茶叶价格若有上涨，就作为她投资理财的收益。“他把我拉到一些微信群里，每天都有业务员在里面发茶叶的回收价格，每天的回购价都在涨，搞得行情看起来非常火热。”

    面对高额的回购承诺，杨女士先花3万多元购买了一提（普洱茶常用的包装形态，一提通常有7饼茶叶）某品牌普洱茶“试试水”，30天后公司果然将其回购。在茶有益公司，这款茶叶的回购报价几乎每天都在增长，一进一出之间，杨女士获得了大约2800元的投资利润。有了这次投资经验，她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陆续投入大笔资金，共买下16提普洱茶，花费60余万元。

    但这一次，投资者们没有等来茶有益公司的如期回购。6月14日，杨女士和一些投资者在茶有益公司组建的交易群中询问回购安排，却被业务员告知“公司没钱了，不会再回购茶叶”。紧接着，这些每天都在热烈讨论回购茶叶的微信群，也被茶有益公司负责人悄然解散。

    “之前都跟我们承诺回购茶叶，现在又说不要了。”回购热潮停止后，杨女士意识到自己可能被套路了，“大家回过头发现，群里业务员发的消息是最多的，每天都在哄抬茶叶的回购价格，吸引我们去买来持有，等着他们回购。”有投资者表示，没了茶有益公司的回购，他们手上的茶叶根本值不了三四万元一提的价格。因此，他们认为这是茶有益公司谋划的敛财跑路戏码。据投资者们自发统计，目前被茶有益停止回购茶叶的投资者有200多位，累计投入金额约5000万元。

    此前每天都有业务员刷屏的茶叶交易群，已被茶有益负责人解散。

    茶叶涨幅全由老板决定 买卖交易全凭一个“信”字

    涉事的这款名为“拾伍”的普洱茶，在网络上并没有公开售价，在茶有益公司开发的小程序上，这款茶叶的出厂价格显示为4800元一提。该茶叶在茶有益小程序上的行情价格以每天每提100-200元的涨幅不断上涨，截至6月14日，最高行情价格为42400元一提。

    茶有益公司停止营业后，有业务员告诉南都记者，他从今年2月初开始在茶有益做回购“拾伍”等茶叶的业务，这些茶叶的所谓价格涨幅并没有参考依据，涨多涨少全由公司老板当天通知，再由业务员更新到微信群和小程序中。

    值得注意的是，投资者多数是在茶有益业务员的引导下，从包括茶有益在内的四家指定茶商处购买“拾伍”普洱茶，再由茶有益统一回购。回购要求也相当严格，“如果包装被拆，或者不是完整的一提茶叶，公司都会直接拒收。”因此，不少投资者只将其作为一款金融理财项目，投资购茶后也未真正持有茶叶产品，与茶有益公司的所有交易以及约定，都是通过微信对话完成。

    多位受访投资者告诉记者，作为常年在茶叶市场做生意的商家，不少人都没有签合同的习惯，买卖交易全凭一个“信”字。茶有益公司的业务员在推销和回购茶叶的同时，自己也在跟公司购买茶叶，等待被回购赚取利润，有的甚至刷信用卡或借钱去囤积茶叶，“才跟公司做几个月，从来没想到会爆雷”。

    工商登记信息显示，广东茶有益茶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20年9月，原法人代表为肖某，2023年4月变更为林某。不少投资者称，之所以会相信茶有益的回购计划，是因为肖某和林某从业多年，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大家愿意相信他们。

    6月底，南都记者走访茶有益公司办公地址，现场大门紧闭，透过玻璃窗可看到室内装潢还留有“茶有益”等字样，但门口的招牌已被拆除，旁边墙上还挂有属地街道与派出所、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制作的“天上不会掉馅饼，谨慎对待投资理财”横幅。现场有投资者称，目前负责人已被警方控制，相关情况正在调查中。

    茶有益公司办公地点，招牌已被拆除。

    据茶有益官方微信公众号7月6日发布的消息显示，该公司负责人确已在事件爆发后，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该公司为此提出一项和解方案：每提“拾伍茶叶”对应补偿现金人民币2万元加一提同款茶叶，同时拥有者持有的“拾伍茶叶”亦无须退还。至于投资者的回购诉求，茶有益公司未再提及。杨女士等大多数投资者并未接受该方案，“四万多元买的茶，现在变成两万，剩下的损失都要我们自己承担，大家没法接受。”

    政府部门号召广大商户 警惕非法集资，防范违法“炒茶”

    茶有益等公司的“炒茶”行为引起政府部门重视。8月30日，广州市荔湾区发展和改革局向荔湾区茶业产业商户发布《告知书》，号召广大商户警惕非法集资，防范违法“炒茶”，诚信为本，守法经营，担当社会责任。

    《告知书》称，近期发现茶叶市场有涉嫌违法的“炒茶”行为，严重扰乱茶叶市场秩序，影响荔湾区茶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金融茶”“天价茶”等炒茶行为存在风险，交易中或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与集资诈骗罪，要求广大商户要坚决抵制以上违法行为，警惕非法集资风险。

    9月11日，南都记者从一名投资者处了解到，目前已有部分“拾伍茶叶”投资者选择接受补偿。该投资者还透露，目前属地公安部门等均已介入调查，投资者们都在等待官方的进一步处理。

    9月14日上午，广州市荔湾区发展和改革局回应南都称，针对茶叶市场“炒茶”线索，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区发改局组织相关部门对茶有益等涉事企业进行走访约谈，对相关线索进行甄别，目前区公安部门已介入调查。此外，荔湾区发改局还联合广州金融风险监测防控中心、律师事务所等第三方服务机构，对涉事主体包括经营方式、经营范围、合同兑付情况等方面进行线索甄别、风险监测。并会同相关单位开展多轮跟踪研判，协调属地街道、派出所等做好风险监测、事件调查研判定性等工作，及时掌握最新情况；密切与区商务、区市场监管等行业主管部门沟通，告诫各商户要自觉遵守商圈自律规则，确保市场秩序健康。

    街道和派出所在茶有益公司外挂起提醒标语。

    “金融茶”基于“滴水滚珠局” 是一种新型的“庞氏骗局”

    12月6日，“广州荔湾发布”发文称，在传统经营利润日益微薄的情况下，茶商通过炒作的方式抬高茶叶价格，高价的“金融茶”往往是资金堆砌和控制发行量的结果，通过锁仓和对敲等手段，不法茶商便能够轻松将茶叶商品转变为金融产品从而获利。新进茶商是“金融茶”市场的主要潜在参与者。与2007年和2014年的炒茶高峰不同，2021年炒茶高峰出现了量在价先的迹象。茶商数量的急剧下降导致增量资金无法持续，进而导致近期来“金融茶”“理财茶”的“爆雷”事件层出不穷。

    “广州荔湾发布”发布的文章提到，部分新设茶叶厂商模仿大厂商发展路径，通过集中宣传造势、招揽加盟商，“另起炉灶”打造新“高端”品牌。为了快速变现，新品牌通过对加盟商的兜底回购条款刺激押款压货数量。原本随行就市的茶叶波动，变成了一种“固定+浮动收益”的理财产品，而新品牌茶叶就是理财产品的“底层资产”。茶叶市场上这种以“注水资产”为基础，通过承诺收益的行为存在高度的诈骗和非法集资风险。

    当下盛行于茶市的“金融茶”骗局基本属于传统上所说的“滴水滚珠局”，是一种新型的“庞氏骗局”。

    “滴水滚珠局”的逻辑是寻找稀缺性资源，或不容易批量生产类型的产品，经过加工赋予其新的特性，然后鼓吹市场前景以及其稀缺性，拉升产品价值，通过造势、捂盘限量投入市场，拉长战线，拉升价值感，分阶段进行品相叠加，最后高位抛盘，提现走人，制造或寻找下一个风口锚点。

    所有“金融茶”骗局都是以高回报为诱饵，承诺的回报率甚至超过20%，但这种承诺都不会写进合同，只是通过聊天等方式进行宣传。由于茶叶交易多以口头商定、微信交付的形式为主，对茶商的信任也源自多年积累的口碑和声誉，一些出面做局的人大都有各种各样的头衔加持。他们像炒股一样，通过“枪手”拉高打低反复收割，甚至茶叶根本没动，只是对单交易。这种以理财为名义的炒茶方式，即使有合同等外衣，实际也可能构成诈骗。

    广州市荔湾区发改局（荔湾区处非办）、区公安分局、区市场监管局及广州金融风险监测防控中心提醒，公众品鉴、收藏茶叶时，应聚焦茶文化和茶本身的价值，拒绝“金融茶”投机活动，防范非法集资风险；切记任何投资都存在风险，要警惕打着“保本”“高收益”旗号的任何形式的理财产品。一旦发现涉嫌市场诈骗、非法集资的行为，广大群众应该及时收集和保留广告宣传资料、录音录像、合同协议、转账凭证等涉嫌非法集资的线索，积极向荔湾区发改局（荔湾区处非办）举报或向公安机关报案，举报一经核实将依法依规予以奖励。


    国内“金融茶”屡爆雷多地监管部门关注

    近年来，屡有媒体报道天价茶叶价格暴跌事件，背后都指向“金融茶”的炒作与崩盘。

    据报道，2021年下半年，以大益茶等普洱茶品牌为主的“金融茶”产品出现崩盘形势，引发普洱茶行业乃至整个茶叶行业震动，不少茶行和炒家资金断裂，一夜蒸发千万资产。调查发现，一款大益2003年批次的“四星班章大白菜散筒”，在2021年3月底行情价为160万元一提，至6月27日价格直接腰斩，仅剩80万一提。彼时有茶叶业内人士认为，“金融茶”产品缺少监管，后台交易数据可以随意操控，为交易市场的爆雷埋下不少隐患。对此有茶商呼吁，“远离炒作茶叶，回归普通消费，注重产品本身品质，让茶叶行业重新回到正道上。”

    同样在2021年下半年，广东、云南等多地监管部门与茶叶行业协会均发布文件，提示金融茶产品风险，指出“金融茶炒买方式和价格泡沫次生风险极大”。今年6月30日，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召开“整治普洱茶‘金融茶’乱象”专题座谈会，痛斥“金融茶”乱象危害大、影响深，损害消费者利益，破坏市场流通秩序，不利于茶产业的健康持续发展，参会的茶产业链从业者也纷纷表示，全力配合“金融茶”乱象整治行动。

    走访茶有益公司期间，有茶商认为茶有益公司打造的并非金融茶产品。“我也接触过‘金融茶’，把茶叶按照期货交易的方式进行炒作，盈亏全看市场变化，赔了也心甘情愿。但茶有益的回购是带欺骗性质的，我们认为它就是非法集资，是诈骗行为。”

    也不是没有投资者对茶有益的回购模式提出过质疑，但种种怀疑都被公司法人的背书以及高额的回报所冲淡，有投资者还引用了《狂飙》的台词来诠释自己的想法，“（当初）也知道投它有风险，但都说风浪越大，鱼越贵。”

    6月19日，广东省茶业商会等联合发布倡议书，倡议各会员单位依法依规守法经营，抵制期货交易，不参与非法集资理财经营活动，交易过程中以合同、订货单作为交付凭证，并保证货物的实际交付。

    “拾伍”普洱茶生产厂家广州市斗记茶业有限公司也发布声明称：“斗记从未生产及销售任何以‘理财’为功能属性的产品，市场上出现的该类产品均与斗记无关，属于个人行为。”并呼吁茶叶爱好者谨慎投资，警惕非法集资、诈骗、非法期货交易等违法违规行为带来的风险。

    从大益茶到昌世茶，“金融茶”的前世今生

    金融茶，顾名思义就是“炒茶”，厂商通常将某个品牌的茶叶包装为具有很高的收藏和投资价值，然后通过造势、捂盘限量投入市场，拉长战线，拉升价值感，分阶段进行品相叠加，最后高位抛盘，提现走人。

    “金融茶”玩法和金融产品类似，带来的刺激感也和股市类似。

    而这种玩法早在2000年前后就已经出现，而事件的中心也是广州芳村。

    2007年初，云南茶叶原料价格达到顶峰，炒家们买进卖出以拉升价格，制造着普洱茶市场的虚假繁荣。这种繁荣的景象也吸引了不少普通人入局，但2007年6月，庄家把茶价抬高的同时悄然抛货，大茶商也跟着抛货，普洱生饼一夜暴跌，大批茶商关门跑路，千万级市场就此崩盘，不少普通人血本无归。

    最近一次关于普洱茶的暴涨暴跌是颇有名气的“大益茶”。

    据中新经纬报道，云南大益茶业集团有限公司始创于1940年，其出品的普洱茶按照年份、批次、规格等不同分为千余种。大益集团前掌舵人吴远之在2004年率团队收购勐海茶厂后，开创性采用“期货交易”模式运作，普洱茶的收藏和金融属性被放大。

    2021年3月，大益茶的市场价格一路上涨，一款2003年的“班章六星孔雀青饼”价格甚至达到了6500万元/件的“天价”，“有价无市，一茶难求”。但同年8月起，以大益茶为代表的“金融茶”进入一轮深跌，至2022年8月今仍“跌跌不休”。普洱茶市场爆雷，众多在金融茶“期货市场”上做空的商家血本无归。全国茶叶商协会、广州茶协会、东莞茶协会等也曾联合发布“天价茶”抵制书。

    但追逐“金融茶”带来的快感却从未因一次次现象级暴雷事件消退，类似的事情却总在芳村反复上演。

    加速“收割”，当“金融茶”碰到“互联网”

    虽然万变不离其宗，但本次的昌世茶事件却依然有不少“时代特色”。

    以往“金融茶”布局往往周期在一年以上，有的甚至会将展现尽量拉长，比如2009年前后芳村开始炒作“古树”概念，2009年，芳村推出了名山和古树茶的概念，很多普洱茶新品牌，经过4年的炒作运转，2013年名山茶和古树才进入爆炒期，几万元一饼的新茶层出不穷。2014年，古树茶概念才开始暴跌。

    然而在昌世茶事件中，该公司成立于2023年6月5日，整个炒作周期甚至只有两个月，今年9月20日，昌世茶举办开幕仪式，相关产品的宣传才正式开始。各种行情信息通畅在微信群中传播，非常隐蔽。

    虽然芳村“茶商”深谙此道，但与此同时也不乏赌徒心理，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虽然微信群“叫价”，但往往真正的“买货”都需要私聊，在全部交易过程中，这些人不会在微信群里输入“一个月保证价格升多少”“以多少钱进行回收”“做期货买卖”等字眼。11月底开始，群风向突变，一片喊涨的微信群开始逐渐有人低价出货，当不少茶商醒悟之时已经不再有人愿意接盘。

    找找茶品牌网数据显示，12月3日左右昌世茶开始价格暴跌，昌世通济跌约30%，昌世亨泰跌超43%。

    翟山鹰：公共骗子？

    “大家好啊，从去年我离开中国到今天，有一些人在网上说我是个骗子。我是做了十几年的金融，在这个环境里大家知道金融嘛几乎都是骗子，身边都是骗子。”
    然后他话锋一转，赞扬起了自己的智慧，嘲讽起了那些被骗的人们。
    “如果有人说我是个骗子，我是挺高兴的。你被骗了，你又不是被抢了，不是被强制性的。你让我骗了以后，你肯定还会被很多比我更有智慧的人骗。我是没有听说过特别蠢的人能骗到有智慧的人的，都是有智慧的人去骗蠢人。”
    一个逃到美国的金融大骗，在公共平台的视频中得意洋洋地讲述着自己的经历。

    这个被一些粉丝视为“神一样的男人”的高论震碎了大家的三观，也震碎了仍然抱有幻想的粉丝。
    自从去年他卷钱跑路之后，多数人便看清了现实，但仍有少些人觉得事有蹊跷。“他是说真话得罪了太多人，被人陷害了。”
    为什么他跑路之后，仍然有粉丝执迷不悟地维护他呢？因为他的人设实在太耀眼。
    他的名字叫翟山鹰。
    他甚至可以称之为“中国最著名的金融防骗专家”。你没有看错，这位金融大骗，是专业防骗的。他全网粉丝近千万，还出版过多本大作：《中国金融生态圈》《金融防骗33天》《中国式融资》《资本内幕》。
    说不定你或身边的朋友，就读过他的作品。

    翟山鹰原名翟红鹰，出生于1970年的北京空军大院，家境不俗。
    高起点的“红三代”翟山鹰，像雄鹰一样有着远大的前程。22岁大学毕业后，从乡镇企业城的主任助理开始，一步步爬到了高处。
    2002年，仅仅十年时间，32岁的他就已经成为香港建银国际公司——中国分公司的总经理。这家公司主营投资银行业务，像什么企业融资、投资咨询、财务顾问等。
    后来的他转战培训师领域，那时讲商业的很多，但讲金融的很少。讲金融的翟老师宛如鹤立鸡群，再加上雄辩的口才，在培训界名声渐起，吸引了许多忠实的学员。
    2013年，有20名学员投资一千多万，开了家文化公司。他们决定让德高望重的翟山鹰老师出任董事长，带领公司扬帆起航。
    结果，他们在满怀期望中，成为了第一批受害者。由于公司长久没有盈利，他们展开了调查，竟发现老师偷偷地又开了一家公司。
    老师把培训所得的收入转到自家公司，所有的支出则走学员公司的账。如此一来，别说赚钱了，反背上600多万的债务。
    由于过了诉讼时效，这600多万债务至今仍由学员们担着。学员之一的陈琪感叹：“他发家就是从我们开始，在我们之后才有资本越玩越大。”

    有了足够多的本钱后，翟山鹰如虎添翼，飞上苍穹俯视大地，成功升级成了更大的祸害。
    2014年，翟山鹰又创立了一家公司——普华商业集团。以此为大本营，不断打造自己的帝国。
    除了激昂的语调外，翟山鹰讲课还有三大特点。
    一是胆大，传授企业经营的捷径。什么捷径呢，比如避税、用专利替代货币进行企业实缴注册资本。
    二是接地气，能够将各种硬核的金融术语，讲得通俗易懂。比如他把银行贴现比作打白条，特别适合想要快速入门的客户学习。
    三是传授防骗技巧，为此专门写了一本《金融防骗33天》的书。他不断地警告大家金融的邪恶，甚至采取咒骂的方式：“地狱十八层，最底下十层都住满搞金融的！”
    由于他屡次在媒体上痛斥资本，许多粉丝怒赞他是“唯一敢说真话、神一样的男人”。

    翟山鹰并不满足于金融防骗大师的名号，又扛起了国学的大旗，蹭起了爱国的流量，并拥有一堆头衔。
    他自称11岁开始修行国学智慧的门派自然禅，如今身价百亿全凭国学修行，现在是自然禅国学门派第18代传承者。
    与此同时，他还直言当今的中国就是世界最强，美国则会在未来十年内崩溃。伴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美国越看越衰，又坚定地把美国崩溃的期限定为六年、五年。
    各种闪瞎眼的头衔就更不用说了，号称“唯一有资格竞争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中国人”，还是多所顶级大学的客座教授（目前清华、北大、中央财经大学等高校已辟谣）。
    这样一个正义、爱国、传承文化的金融大师，自然吸引了大量关注。他的微博粉丝数高达600万，抖音粉丝则超100万，再加上其他平台，全网粉丝接近千万。

    成为了他的粉丝，也就离被骗不远了。不过他就像张麻子一样，懒得挣穷人的钱。
    根据北青报记者的采访，翟山鹰主要卖揭露“金融诈骗”的课程，售价高达5000元，以此吸引有钱的客户。
    如果你以为翟老师志在卖课的话，那就太小看他了。卖课收入只是毛毛雨，更大的目的是为了筛选出财力雄厚的学员。对于这些优质学员，翟老师将亲自带他们飞。

    翟老师首先推出了SEA虚拟货币，官方介绍是：“SEA是全球唯一一条跟实体企业相关的公链，专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数据和银行对接。”
    而且，这个币被翟老师讲得比比特币还牛，年收益能达到16%。只要长期持有，财富就可增值十倍乃至百倍。
    能轻松赚大钱，又能拯救中小企业，利国利民还利己，许多敬仰老师的学员果断买入。没过多久，翟老师又推出了基于区块链技术的BSC云盒。
    这个云盒就更厉害了，号称“接入国家一带一路项目的云存储服务器”。只要往电脑上一插，它就能24小时不间断地产生SEA积分和虚拟币，都能增值和交易。
    这简直就相当于摇钱盒啊，定价多少钱呢？SE版本是4.4万一台，全功能版本的则是8.8万一台，多买还能够打折。

    由于入局的学员越来越多，为了防止提现，翟老师一方面拔高提现门槛，又成立了许多小公司，让大家用积分购买公司股权，到时候将有更高的收益。
    虚拟币、区块链，每一次翟老师都站在了时代的风口浪尖。学员们也满以为跟对了老师，依托最新的技术和政策，轻松地躺赚。
    一位董姓学员表示，她累计投资了240多万元。仅仅是她所在的弟子群，就有大约5000多人，绝大多数人都投资了至少几十万。

    但令他们怎么也想不到的是，温和善良的翟老师，竟然会骗学生的钱。
    2020年年底，有位曹姓学员突然发现，这个云盒产生的积分，根本在国际区块链交易系统查不到，而且积分竟然从高峰期的1.3元跌到了几毛钱。
    她一怒之下拆解了几万买来的云盒，看到里面就是一个简陋的插卡硬件。送到专业机构检测后，发现没有任何区块链技术，就是一个跑分程序，成本只有100多块钱。
    她把视频上传到网络后，许多人意识到被骗，于是联合起来维权，却遭到了普华商业集团的恐吓。
    后来他们找到了“知名打假人”王海，通过王海的微博，防骗专家翟山鹰诈骗事件终于引发了广泛关注。

    “据受害者爆料，普华集团翟山鹰谎称投资其产品一年可获利10倍，2年能获利100倍，大肆诈骗，非法所得或高达数十亿。”
    2021年5月，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在接到群众举报后，正式对普华商业集团涉嫌诈骗事件予以立案。
    在警方调查期间，翟山鹰见形势不妙，立即跑到了迪拜，然后辗转抵达了一直厌恶的、“即将崩溃”的美国。
    到达美国的他，好像换脑一般，猛烈抨击起了中国。中国哪是什么世界最强啊，经济没救了，科技命门都在美国手里……
    此情此景，或只能用上《三国演义》里的一句话：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高级的骗术，往往是七分真实，掺三分虚假。真真假假，假假真真，让人防不胜防。

    2022 陈春花们：真的假学位与假的真学位

    2022年7月6日，华为公共及政府事务部在华为“心声社区”发布一则的辟谣声明，该声明称：近期网络上有1万多篇夸大、演绎陈春花教授对华为的解读、评论，反复炒作，基本为不实信息，我们收到不少问询，所以正式声明：华为与陈春花教授无任何关系，华为不了解她，她也不可能了解华为。
    2022年8月3日，北京大学发布声明：近期，我校对陈春花老师的有关情况进行了调查。8月3日，我校国家发展研究院收到了陈春花老师的辞职申请。学校按程序终止其聘用合同。

    　　陈春花自述的“读博”经历

    　　2021年6月16日，陈春花教授在自己的公众号发文《陈春花：悼念恩师苏东水先生》，描述了苏东水成为自己恩师的渊源。
    　　陈春花在香港科技大学的一次研讨会上，结识了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曾在本老师，曾在本把她引荐给苏东水。
    　　于是，陈春花作为晚辈，前往上海拜见已经是泰斗级的苏东水。
    　　苏东水在家接待了陈春花。
    　　这是陈春花第一次见到苏东水，谈的很好，苏东水很高兴，不但让太太留饭招待，而且主动提出，陈春花是否愿意当他学生？
    　　苏东水说，刚好有一个论文博士的项目适合她，于是陈春花毫不犹豫接受了这个推荐，去读了。
    　　她继续写到：倾听苏老师和复旦其他几位老教授的课程，让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中国企业的管理。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自然是，陈春花有可能就是这样“读博”拿到“爱尔兰欧洲大学”的假DBA博士吗？

    　　显然，师从苏东水的“读博”，和假博士证有大背景的高度吻合。

    　　首先，《陈春花：悼念恩师苏东水先生》，是她对外唯一正面讲述“读博”经历，可视为其唯一“读博”经历，而她只有一个“博士”头衔。经历和结果的唯一性吻合。

    　　其次，时间背景高度吻合。她第一次见到苏老师，苏老师就向她推荐了“论文博士”课程项目。当时“苏老师还讲到了他从教40多年的心得”。

    　　苏东水，复旦大学首席教授，复旦大学东方管理研究院名誉院长。据称为经济学家、管理学家，东方管理学派创始人。苏1956年9月起，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财经大学等单位任教。1972年1月进入复旦大学工作。2021年6月13日辞世，享年91岁。

    　　故陈春花第一次见苏东水，对应时间是1997年（从教41年）-2005年（从教49年）。

    　　她还写到：当时的苏老师已经是复旦大学的首席教授，自己还是一个很普通的年轻老师。她2000-2003年担任华南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职称也是副教授/教授，已非普通老师。

    　　故她第一次见苏东水，时间在1997-2000年。

    　　陈春花读苏东水“论文博士”又是何时？她1999-2000年读新加坡国立大学EMBA，她不可能先读“论文博士”，再读EMBA，因而“读博”时间不会早于1999年。既然苏东水第一次见面就推荐她读“论文博士”课程，故她“读博”时间很接近，可以推断为1999-2001年。这和她读“爱尔兰欧洲大学”完全吻合。而她可能同时攻读两个“博士”吗？

    苏东水推荐的“论文博士”课程是复旦大学的博士课程吗？很简单，如果是复旦大学的博士课程，那陈春花应该有2001年前后复旦大学的“论文博士”课程结业证书，或者复旦颁发的博士证，对吧。显然她没有。

    　　以上是根据已知事实，用排除法，证明陈春花师从复旦名师苏东水读“论文博士”课程，和其假博士学历高度吻合。

    　　那么，有没有直接的事实依据，可直接证明苏东水当时推荐的“论文博士”课程，就是“爱尔兰欧洲大学”的“博士”课程？

    　　爱尔兰欧洲大学招生简章和课程表

    　　“中国海峡人才市场”官网上“www.hxrc.com”，2022年7月还挂着“爱尔兰欧洲大学”2001年和2003年的工商管理博士班招生简章。

    　　以上2003年招生简章截图网址是：“http://app.hxrc.com/services/news/wap/NewsDetail_26356.html”

    　　再看2001年招生简章：

    　　以上2001年招生简章截图网址是：“http://app.hxrc.com/services/news/wap/NewsDetail_18251.html”

    　　这还没完，还有2001年的“爱尔兰欧洲大学”DBA博士课程表。

    　　以上课程表网址是：“https：//app.hxrc.com/services/news/wap/newssearch.aspx？id=18252”

    　　这3份事实性材料，完整地反映了“爱尔兰欧洲大学”的“入学”条件、“课程”设置、收费标准和发“博士证”，揭示了“爱尔兰欧洲大学”在国内运作的关键事实：

    　　无需入学考试，申请就行，在国内上课。福州“博士班”在福州上课。
    　　2年学完，复旦和上海交大7个教授和博导到福州每月面授一次，还有2个“爱尔兰欧洲大学”“教授”。
    　　凭博士论文通过答辩毕业，“爱尔兰欧洲大学”授予“博士证”。学费6万。
    　　而且2003年招生简章还透露了，2001年的博士班一共有19人在读。

    　　这3份事实性资料，发布来源靠谱权威。根据发布网站官网介绍：中国海峡人才市场是福建省人民政府与原国家人事部于1998年1月在福建人才智力开发服务公司（1988年6月成立）基础上共同组建的国家级人才市场，是福建省人民政府所属的事业单位、综合性大型人才服务机构。是一家事业单位。发布网站：“www.hxrc.com”也确实是中国海峡人才市场的官网，有正式的备案号。具体的发布者是中国海峡人才市场下属的事业单位“福建省企业经营管理者评价推荐中心”。根据官网介绍，这是2000年1月由福建省委编办批准成立的事业单位，主要从事社会化考试、人才测评、管理咨询、经营管理人才评价、技能人才评价、人才背景调查以及研修培训等服务的专业机构。　　至此可以总结，福建省企业经营管理者评价推荐中心只有人才服务职能，不可能和什么外国大学联合办学。它实际是在福州推销“爱尔兰欧洲大学”“博士”课程项目，也就是卖课。2001年还成功举办了1期，帮助19个学员在2003年拿到“博士证”。

    　　“爱尔兰欧洲大学”福州博士班的课程表信息量也很大。所列教授名单：两个来自“爱尔兰欧洲大学”

    　　V.J． Walden教授，爱尔兰欧洲大学校友：自称是音乐家，牧师，公司董事长，本硕博在“爱尔兰欧洲大学”连读！他介绍自己的专长是服务招待行业，比如旅店、酒吧、音乐节等等，可以从事这方面的全职或兼职工作。这位在英国从事服务招待的绅士，2001年作为“教授”，和复旦、上海交大的教授博导一起，给中国学生上财务会计课！

    　　Vale教授，“爱尔兰欧洲大学”的老板之一

    　再看国内的教授，6个复旦大学的教授、博导，1个上海交大的教授、博导，阵容豪华！

    一 管理经济学 孟宪忠教授、博导 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 

    二 银行管理与货币政策 甘当善教授、博导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三 国际市场营销 薛求知教授、博导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 

    四 组织行为与管理文化 苏 勇教授、博导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 

    五 人力资源管理 张文贤教授、博导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 

    六 企业策略与政策 胡建绩教授、博导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 

    九 东方管理专题讲座

    1 中国国民经济管理研究 芮明杰教授、博导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 
    2 企业创新 孟宪忠教授、博导 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

    　　授课老师里并没有苏东水，为什么招生简历强调有苏东水？　　苏东水和这个“爱尔兰欧洲大学”博士班有什么关系？

    　　国内是谁和“爱尔兰欧洲大学”合作？

    　　在“淘课网”“www.taoke.com”上，有一个“上海东华国际人才学院”，2006年发布了6个课程，分别是：
    　　复旦大学职业经理人卓越领导与创新管理高级研修班，2000元。
    　　国际商务与跨国经营（3月份公开课程），2400元。
    　　东方精英大讲堂――合作与竞争，价格待定。
    　　爱尔兰欧洲大学工商管理硕士MBA，45800元。
    　　工商管理硕士对接班，32000元。
    　　爱尔兰欧洲大学工商管理博士DBA，66000元（陈春花所读项目）。

    　　以上截图网址：“https：//www.taoke.com/company/1462/course”

    　　上海东华国际人才学院自我简介是：

    　　以上截图网址：“https：//www.taoke.com/company/1462.htm”

    　　学院从1999年开始与爱尔兰欧洲大学（简称EUI）合作，举办工商管理硕士（MBA）和工商管理博士（DBA）学位课程班。

    　　这个上海东华国际人才学院，是什么机构？简单说，它是培训机构。但地位特殊，因为它是苏东水1991年创立并担任院长，某种程度可以把它比作苏东水的化身。

    自1997年开始，由世界管理学者协会联盟（IFSAM）中国委员会、复旦大学东方管理中心、复旦大学经济管理研究所、中国国民经济管理学会、上海管理教育学会、上海东华国际人才学院等机构组织每年举办一次“世界管理论坛及东方管理论坛”，先后在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大学、河海大学、法国国立艺术及文理学院、国立华侨大学、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及东华大学等国内外知名学府，举办了23届世界管理论坛暨东方管理论坛，

    　　以上内容出自世界管理论坛暨东方管理论坛简介：“http://www.omforum.cn/portal/Page/index?id=3”

    　　上海东华国际人才学院可以和众多一流大学、官方机构一起举办学术研讨活动，地位可见一斑。

    　　虽然苏东水担任上海东华国际人才学院院长，但1998-2007年期间，苏东水的儿子苏宗伟，担任上海东华国际人才学院的执行院长。

    　　这个苏宗伟就是《（更新）陈春花教授都有哪些“爱尔兰欧洲大学”校友？上海教授，职场精英，还有一个假民校？》里第一位校友，上海外国语大学工商管理系主任、东方管理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

    　　也就是说，执行院长苏宗伟才是上海东华国际人才学院的实际操盘者。

    　　他1998年10月担任执行院长，而1999年上海东华国际人才学院就和“爱尔兰欧洲大学”就开始合作。

    　　如果这就是最终谜底，那么，“爱尔兰欧洲大学”所有事情都可以完美解释了。

    　　虽然没有资料可以看出，上海东华国际人才学院和“爱尔兰欧洲大学”是如何在1999年走到一起的。但闭着眼睛也可以料想执行院长苏宗伟独一无二的优势。毕竟父亲苏东水会信任和帮助儿子的，对吧。

    　　借着苏东水的旗号和影响力，一般人办不了的事不再是难事，包括轻松组织起复旦和上海交大的豪华“授课”团队，找到福建省企业经营管理者评价推荐中心卖课。苏东水是泉州人，1987年牵头发起了上海泉州侨乡开发协会，在福建和泉州的影响力也非常大。

    　　DBA课程表名单里的7位教授，有确切资料可查的，其中3位教授是苏东水的学生，1位教授是他的好友。

    　　上海交大孟宪忠教授、博导，1995年-1997年在复旦大学师从苏东水教授做经济学博士后研究。

    　　以上截图网址：“https：//www.sohu.com/a/253292137_488818”

    　　复旦教授甘当善，是苏东水好友。

    　　以上截图网址：“http://www.fudanpress.com/news/showdetail.asp?bookid=11518”

    　　复旦苏勇教授，1991年考取苏东水的博士生。

    　　以上截图网址：“https：//www.fdsm.fudan.edu.cn/anniversary30/30th1393503572878”

    　　复旦芮明杰教授，是苏东水的硕士生和博士生。

    　　以上截图网址：“https：//weibo.com/p/100202read7317420/author？from=page_100202&mod=TAB”

    　　第四块拼图：淘课网上的“上海东华国际人才学院”可能被冒名吗？

    　　和中国海峡人才市场网发布的“爱尔兰欧洲大学”招生简章、课程表不同，上海东华国际人才学院与“爱尔兰欧洲大学”合作办学的信息，并非发布于这个学院的官网，而是发表于“淘课网”。在淘课网上，任何培训机构都可以发布培训课程信息。

    　　有可能是上海东华国际人才学院被人冒名顶替，发布了假大学的课程？

    　　理论上可能被冒名，但大量课程细节证据显示不太可能被人冒用，它应当就是本尊。

    　　淘课网上，上海东华国际人才学院2006年发布了6个课程，除了2个“爱尔兰欧洲大学”课程，还有4个其他课程。

    　　复旦大学职业经理人卓越领导与创新管理高级研修班，2000元。

    　　东方精英大讲堂――合作与竞争，价格待定。

    　　国际商务与跨国经营（3月份公开课程），2400元。

    　　工商管理硕士对接班，32000元。

    　　这些课程与上海东华国际人才学院的实际日常活动完全吻合。

    　　首先看“东方精英大讲堂”课程。

    　　以上截图网址：“https：//www.taoke.com/opencourse/7897.htm”

    　　根据课程描述，上海东华国际人才学院自2006年3月至12月，每月举办一期“东方精英大讲堂”系列活动，可以给报名企业提供冠名机会，和一定数量入场券，相关活动在“三报两台”报道。活动结束后，复旦大学出版社会结集出书。

    　　根据百度百科，复旦大学出版社的确在2006年11月，对“东方精英大讲堂”活动出版《东方精英大讲堂：领先与创新专题》，编著者正是苏宗伟。

    　　《东方精英大讲堂：领先与创新专题》一书的内容，正是来源于“东方精英大讲堂”组织的学术报告记录，付诸出版之前，演讲者对记录稿做了较大修改补充。

    　　再看“复旦大学职业经理人卓越领导与创新管理高级研修班”课程。

    　　以上截图网址：“https：//www.taoke.com/opencourse/8252.htm”

    　　这个课程指出，可以通过“东方管理论坛”、“东水同学会”等资源，为学员搭建沟通交流平台。而前面的资料拼图里已经讲过，上海东华国际人才学院地位特殊，可以和一流大学以及官方机构合办“东方管理论坛”；“东水同学会”也是依托上海东华国际人才学院运转的苏东水学生群体。

    　　以上截图网址：“http://www.donghuaxueyuan.org/dsac_detail.asp?id=41&type=8”

    　　“东方精英大讲堂”和“复旦大学职业经理人卓越领导与创新管理高级研修班”这两个课程具体内容，和上海东华国际人才学院的日常活动完全一致，足证在淘课网里发布这些课程的是其本尊。

    　　而且，在一个标注为上海东华国际人才学院的网站上，其课程栏目也列出了“东方精英大讲堂”和“复旦大学职业经理人卓越领导与创新管理高级研修班”。

    　　以上截图网址：“http://www.donghuaxueyuan.org/lj.asp?id=13&type=4&pageno=4”

    　　再仔细看，上海东华国际人才学院在“淘课网”的自我简介，甚至有更多彩蛋。

    　　以上截图网址：“https：//www.taoke.com/company/1462.htm”

    　　彩蛋两处。首先独家透露了上海东华国际人才学院和“爱尔兰欧洲大学”的合作始于1999年，这个时间节点是全网独一份的信息。第二处彩蛋，就是透露了“第二届DBA课程是与福建省组织部所属单位联合举办”。这个信息，恰好完全吻合前面所列的2003年招生简章内容。

    　　根据2003年招生简章，“爱尔兰欧洲大学”DBA“博士”课程为期2年。1999年-2001年是第一届（陈春花和苏宗伟读的就是这第一届）；2001-2003年，是第二届。这第二届就是福建省企业经营管理者评价推荐中心卖出的福州课程班，一共19人参加。

    　　试问，除了上海东华国际人才学院的真身本尊，谁还能编出这些真实准确的课程详情呢？

    　　还可以从反面假设：有人2006年“冒用”上海东华国际人才学院名义在淘课网上发布虚假课程，想诈骗钱财。按照淘客网上的数据显示，这些课程的人气值（大概率是浏览量）都是好几千，如果真有人被这些“冒牌”课程骗去财物，从几千到几万元不等，受害者早就举报了，这些“冒牌”课程也早就应该被网站封禁下架了。

    　　这些课程从2006年发布至今已经16年了，仍然完好地存在，也从侧面说明这些课程是真实有效。

    　　上海东华国际人才学院

    　　上海东华国际人才学院成立于1991年，2001年10月办理工商登记，登记名称为上海东华国际人才研修学院。官网是“www.donghua.org”

    　　实际上，上海东华国际人才学院和上海东华国际人才研修学院，这两个名字平时都是混着用。苏宗伟在个人简历上就写的是上海东华国际人才学院的执行院长。

    　　很凑巧，它官网“www.donghua.org”最近不能访问了，在本号7月13日发出《（更新）陈春花教授都有哪些“爱尔兰欧洲大学”校友？上海教授，职场精英，还有一个假民校？》，当时还能正常访问。

    　　不过除了这个官网，还有两个网站可以参考。“www.donghuaxueyuan.org”，“www.dhiti.org”，都写着上海东华国际人才学院。

    　　以上截图是“www.donghuaxueyuan.org”

    　　以上截图是“www.dhiti.org”

    　　这两个网站一模一样。

    　　按照这些网站对上海东华国际人才学院的介绍，它“与国外院校合作开办工商管理硕士（MBA）和工商管理博士（DBA）学位课程班”。

    　　这个和“国外院校合办工商管理硕士MBA和工商管理博士DBA学位课程”是不是很熟悉？这个国外院校又是哪个国外院校？

    　　按照工商管理登记，上海东华国际人才学院只能从事非学历教育，它如何可以开展所谓的学位课程班？

    　　“www.donghuaxueyuan.org”，“www.dhiti.org”，两个网站都有备案号：沪ICP备06003293。但这个备案号是2006年的备案号，现在已经失效，没有备案数据可查。

    　　这两个网站和官网“www.donghua.org”是什么关系？

    　　由于官网“www.donghua.org”暂时不能访问，暂时无法对比。

    　　但初步分析，“www.donghuaxueyuan.org”，“www.dhiti.org”两个网站，可能是“www.donghua.org”的备份网站。

    　　如果有什么不轨之徒想要冒充上海东华国际人才学院，发布课程，假冒网站，诈骗钱财，按照上海东华国际人才学院的特殊地位，那些山寨版的不轨之徒一经查实，早就会被有关部门依法查办了，对吧。

    　　上海东亚管理学院

    　　苏东水还曾经创办过一个“上海东亚管理学院”，工商注册时间为2001年4月，后来注销了。从注册信息看，这个东亚管理学院是民办大学，主管单位是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而这个上海东亚管理学院，也有一个网站：“http://www.sheac.org/index.html”

    　　在这个上海东亚管理学院网站上，也介绍自己是全日制民办大学。

    　　以上截图网址：“http://www.sheac.org/introduction/4394510.html”

    　　就在这个介绍里，我们又看到了熟悉的那个外国大学。

    　　上海东亚管理学院的学生“在本院可继续申请报读爱尔兰欧洲大学等国外院校的工商管理学士（BBA）和工商管理硕士（MBA）”。

    　　按照这个介绍，东亚管理学院和“爱尔兰欧洲大学”也有某种合作关系。但暂时不能确认这个网站“www.sheac.org”就是上海东亚管理学院的官网。

    　　上海东华国际人才学院，上海东亚管理学院，这两所原本都是苏东水创办（具体运转未必是苏东水亲自过问）的机构，都可以报读“爱尔兰欧洲大学”的课程呢？可以确认的事实是，上海东亚管理学院后来在2009年终止办学了。

    　　以上截屏网址：“https：//xxgk.shu.edu.cn/info/1338/1373.htm”

    　　在上海大学的官网上只有这个终止办学的标题，没有具体文件内容。

    　　为何是上海大学发出民办东亚管理学院的终止办学公告？东亚管理学院是依托上海大学办学吗？

    　　上海东亚管理学院为何终止办学？

    　　而这个终止办学，有可能会和“爱尔兰欧洲大学”这个假大学有关系吗？

    　　这些问题就不得而知了。

    　　总结

    　　根据以上六块拼图的资料，可以确认无可辩驳的事实有：

    　　“爱尔兰欧洲大学”的MBA硕士班、DBA博士班，当时都是在国内开班。

    　　DBA博士班，是组织了以复旦大学教授博导为主的授课队伍。（实际上课情况是否按照课程表开展，这个无从考证）

    　　DBA博士班，学期2年。1999年-2001年是第1批，毕业生代表有陈春花和苏宗伟；2001-2003年是第2批，在福州开课，有19人；2003-2005年是第3批，是否办成，不得而知。

    　　可以有较大理由认为成立的事实有：

    　　“爱尔兰欧洲大学”在国内的合作方有上海东华国际人才学院。具体操盘是它的执行院长苏宗伟（苏东水之子）。这才能解释“爱尔兰欧洲大学”那时的组织“办学”能力，和收割能量。

    　　陈春花的“读博”经历，也完全吻合了以上这些事实，和有较大理由可以成立的事实。

    　　那么接下来，大家显然可以提出的问题是：所有这些曾经的参与者，授课教师，学员教师，职场精英，从头到尾没有怀疑过，“爱尔兰欧洲大学”的真实性吗？这些所谓硕博学位课程授予硕博学位，真地合法合规吗？

    　　一群以研究企业管理、商业管理为业的一流大学专家教授，最后竟然是参与了一个并不高明的假大学的课程，这是何等巨大的讽刺和伤疤。

    “爱尔兰欧洲大学”一段荒谬的往事

    2000年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就曾报道，爱尔兰教育部门正在调查一个未经官方批准就自称为“爱尔兰欧洲大学”的机构的运营，这个机构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的一个宿舍地址运营。“爱尔兰欧洲大学”在英国和国际上做广告，招收研究生学历以上的学生，但实际上从未向爱尔兰官方申请“大学”身份的许可。

    另外，2005年，爱尔兰共和国《独立报》曾经揭露了三家贩卖学位的野鸡大学，其中有一家就是“爱尔兰欧洲大学”。

    在国内，“爱尔兰欧洲大学”也没有被官方认可。教育部今年3月更新的爱尔兰高校名单中，总共有25个大学，并没有“爱尔兰欧洲大学”的身影。

    根据爱尔兰工商查询网站的信息，“爱尔兰欧洲大学”的注册时间是1997年6月26日，注销时间为2010年8月20日。不过它的全称是“爱尔兰欧洲大学有限公司”，仅仅是名字看着像一所高校。“爱尔兰欧洲大学”的经营者们有4家共同拥有的公司，但如今没有一家公司存续。

    就是这样一家机构，如何与国内知名大学的教授挂上勾？苏东水扮演了重要角色。

    除了是复旦教授，苏东水还是一家教育机构的法人，这家机构名字为上海东华国际人才研修学院。而这个名字也将苏东水和爱尔兰欧洲大学紧密联系到了一起。

    苏东水成立两家教育机构均与爱尔兰欧洲大学紧密相关

    2006年上海东华国际人才学院曾在淘课网上发布过6个课程，同时该网站上还有上海东华国际人才学院一段介绍。介绍中指出，上海东华国际人才学院从1999年开始与爱尔兰欧洲大学（简称EUI）合作，举办工商管理硕士（MBA）和工商管理博士（DBA）学位课程班。

    以此来看，陈春花是上海东华国际人才学院与爱尔兰欧洲大学合作的第一届博士生。

    “上海东亚管理学院”号称是经过批准的民办大学，堪称互联网化石，最后的更新日期似乎是2013年。

    上海东华国际人才学院全称就是上海东华国际人才研修学院，由苏东水成立。苏东水的儿子苏宗伟从1998年到2007年在上海东华国际人才学院担任执行院长。

    也就是说苏宗伟1999年在爱尔兰欧洲大学攻读博士时，同时是这所“大学”的管理者。

    上海东华国际人才学院官网www.donghua.org，目前已经无法打开。

    另外，苏东水还在2001年成立过另一家教育机构东亚管理学院，不过该学院已经注销。

    东亚管理学院的网站还在。其学院简介上有这样的表述：学生在本院可继续申请报读爱尔兰欧洲大学等国外院校的工商管理学士（BBA）和工商管理硕士（MBA）。

    上述两所机构都是苏东水创立，一个合作举办爱尔兰欧洲大学的相关课程，一个可以申请报读。

    爱尔兰欧洲大学的博士校友们

    校友一 上海外国语大学苏宗伟教授

    陈春花教授的正宗同期校友：上海外国语大学工商管理系主任、东方管理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苏宗伟教授。2001年荣获“爱尔兰欧洲大学”工商管理博士学位，和陈春花教授正宗同期校友。

    以上苏宗伟教授的简历地址是：“
    http://www.sbm.shisu.edu.cn/_upload/article/17/25/b8b229544ab4a6de1af6befa5ef4/dd740a92-dbf7-4878-a2d3-39bcb86344c4.pdf”

    这位苏宗伟教授简历更大胆，直接在英文页上写自己是Ph.D。（Ph.D全称是哲学博士，是学历架构中最高级的学衔，是学术研究型博士，一般采用全日制学制。DBA工商管理博士学位，属于在职非全日制学制，是工商管理领域最高层次的学位教育项目。）

    校友二：华东政法大学商学院陈燕教授

    陈燕教授在学校官网的简历地址：：“
    https://sxy.ecupl.edu.cn/2792/list.htm”

    校友三：香港人陈之望

    这位同学的“爱尔兰欧洲大学”“博士证”收获于2007年，在香港当过香港名校培正中小学及幼稚园校监（校长）。

    校友四：以前纳斯达克上市公司（代码CPSL）前CEO Wo Hing Li

    这应该是个香港人。

    校友五：一位捣鼓类似爱尔兰欧洲大学业务的英国“教授”

    这位拿了13个学位，其中2个来自“爱尔兰欧洲大学”，比陈春花教授还早一年。

    校友六：一位英国绅士

    在爱尔兰欧洲大学一路从学士读到了博士。

    校友七：马来西亚一位幼儿园园长

    这位园长一口气从爱尔兰欧洲大学拿了三个证书。

    更多校友：职场精英

    上面这个截图的网址是：“http://qccdata.qichacha.com/ReportData/PDF/560c6e31994933a9704139759091524d.pdf”，是企查查发布的一个企业的董事换届公告

    爱尔兰欧洲大学复旦大学分校？这也太没边了吧，假证上也不至于这么写吧？

    上面截图网址：“http://www.shm.com.cn/2018-07/25/content_4745852.htm”

    王靖：从洗浴中心到尼加拉瓜大运河

    王靖1972年12月出生，被称为“中国最神秘的商人”，其履历及财富来源，一直像一个谜。王靖出生于北京，父母都是工人；由于成绩一般，大学就读于江西中医药大学中医专业。王靖大学还没毕业就回到北京寻找机会，时值1993年，他在北京开了个洗浴中心，取名为“北京昌平传统养生文化学校”。其时，养生是新鲜概念，21岁的他出任北京昌平养生学校校长。
    90年代末，王靖关了他的洗浴中心，去香港先后开了香港鼎福投资集团、香港宝丰黄金有限公司和中国新华国安科技有限公司等数家公司，接着又去到柬埔寨开金矿。虽然王靖所开的公司全部倒闭了，但他对金融市场有了丰富的了解。1998年，他回到北京创立了一家投资咨询公司。
    王后来接手了信威集团外，也是天骄航空、香港尼加拉瓜运河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中国海外安保集团董事长。

    柬埔寨的30亿订单

    1995年，王靖还在开着洗浴中心时，“巨大中华”之一的大唐电信成立了北京信威，立志把信威打造成中国的高通。信威首任董事长是被称为中国“3G之父”的李世鹤，信威研发了SCDMA、TD-SCDMA和McWiLL三大国际无线通信技术标准，拥有TD-SCDMA技术标准下14项核心专利中的6项。2006年开始，北京信威因经营不善，连年亏损。2009年，大唐电信决定甩掉这个包袱。王靖抓住该机会，以8800万元的价格控制了信威41%的股权，成为信威第一大股东，出任信威集团董事长。

    当时信威债务累累，房租和水电都交不起，门口每天都是讨债者。王靖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从柬埔寨获得了一笔30亿的电信设备订单。信威赚了5.7亿，还清了债务，当年盈利3800万。在获得柬埔寨订单之后，信威集团先后获得了乌克兰、俄罗斯、尼加拉瓜、坦桑尼亚等国家的大宗电信设备订单。2012年上半年，北京信威和尼加拉瓜政府签了一份价值超过3亿美元的合作协议，获得在尼加拉瓜建设并运营覆盖全境的McWiLL公众通信网络和行业专网。一时间，信威的业绩亮眼。同期的标杆电信企业中，中兴的毛利率才到30%，华为也不过40%，而信威却高达88%。因以前的国企背景，信威不仅很快获得了进入特种行业所需要的相关许可证，而且还获得了工信部为其分配的应用频段。

    王在接受采访中多次表示，自己在越南和柬埔寨淘金，两个国家都有金矿、宝石矿等矿业投资，光是金矿估值就有50亿美元。

    不过，后来被发现是一个骗局，这个信威的柬埔寨客户，就是信威子公司重庆信威设立的分公司。信威与柬埔寨信威先签订一份30亿的设备订单，然后信威用现金等做抵押，向国开行申请一笔30亿的贷款，柬埔寨信威用这笔钱来向信威支付货款。而接盘柬埔寨信威这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只是一个代办注册公司业务的越南人，注册花费了2000瑞尔（柬埔寨货币，约合5元人民币）。

    6年发射32颗卫星

    2010年信威与清华大学共同发起“清华—信威空天信息网络联合中心”项目，王靖出任管委会主席，合作研制灵巧通信卫星。2014年9月4日卫星成功发射，主要用于卫星多媒体通信试验，这个卫星被誉为“中国民企第一星”。王靖对外称将在六年之内发射至少32颗卫星，组成全球无缝覆盖的通信卫星星座，此时，马斯克的SpaceX公司才刚刚起步。

    2015年5月，王靖携信威集团通过全资子公司卢森堡空天通信公司实施“尼星一号”项目，面向海外进行卫星运营。2016年，王靖又在尼加拉瓜启动了“尼星一号”项目，拟投资建设尼加拉瓜通信卫星系统并开展商业运营，并借机拓展以拉丁美洲为主、覆盖美洲地区的卫星通信市场。项目原计划2019年4月发射，当年二季度开始运营，2023年达产。不过后来信威集团更改了计划，将发射时间推迟到2022年。2016年8月，信威披露拟以2.85亿美元收购以色列通信卫星运营商SCC100%的股份，将这家上市公司私有化。不过这一收购事项，因几天后马斯克SpaceX 公司的猎鹰 9 号火箭发生爆炸导致 SCC 的Amos-6 卫星全损而“泡汤”了。

    王靖抛出“空天信息网络”战略：3年内，发射“一箭四星”，到2019年，要发射32颗或更多卫星，而他的终极规划是，要让信威集团运营的卫星将覆盖全世界95%的人口分布区域，成为为数不多的、几乎覆盖全球的卫星运营商。

    不过后来有人爆料，信威声称注册资本达70亿的天骄航空厂房一直处于烂尾状态。

    投资400亿美元挖尼加拉瓜运河

    2012年8月，他在香港注册成立香港尼加拉瓜运河开发投资公司（HKND），扬言要投资3300亿人民币开挖尼加拉瓜大运河。此前王靖通过当地电信投资，认识了尼加拉瓜总统丹尼尔·奥尔特加。

    2013年6月14日，王靖与尼加拉瓜总统丹尼尔.奥尔特加签署《尼加拉瓜运河发展项目商业协议》，运河项目投资额高达400亿美元（约合2450亿元人民币），HKND集团拥有独家规划、设计、建设，以及在一百年内运营并管理尼加拉瓜运河和其他潜在项目的权利。根据协议，王靖的私人公司香港尼加拉瓜运河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将在尼加拉瓜开挖一条全长276公里的跨海运河，连通太平洋和大西洋，并开建两个深水港口，一条输油管道，一个世界级自由贸易区，一个机场。随后，尼加拉瓜国民议会正式批准该商业协议。

    消息一出，震惊世界。南美洲航运主要依赖巴拿马运河，巴拿马运河通航能力严重不足，尼加拉瓜运河将极大提升南美洲的航运吞吐量。但开挖尼加拉瓜运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王靖在发布会上说，此项目一旦完工，将直接挑战500英里外巴拿马运河的国际地位，改变当时的国际航运格局；信威集团将会获得全球8%的物流定价权，是个持续盈利的大项目。王靖在国内被券商称之为“人中龙凤”。

    2014年，王靖宣布工程开工，项目在五年后完工。

    王靖曾称尼加拉瓜运河项目参与人员多达千人，“公司在尼加拉瓜，单单是科技人员就有500多人，在中国国内还有600多人”。后来的调查却发现：所谓的运河项目，当时对外宣扬的海内外的员工数量达到了上千人，但其团队数量还不到30人，并且整个运河工程只修了一条11公里的石路。就连这条砂石路也出了问题，欠尼加拉瓜运河项目服务公司200,000美元的工程资金，折算成人民币约130万元。因为欠薪，工人们罢了工，逼得尼加拉瓜领导人的儿子跑到信威北京的总部讨债。外交部出来辟谣：“该项目与中国政府无关，是民营企业自主行为”。

    运河没动工，但信威集团在资本市场备受追捧。2014年9月10日，北京信威集团借壳“中创信测”登陆A股市场，12个交易日连续涨停，股价从8.45元一度涨至47.21元，累计涨幅高达458.70%，市值达到2000多亿元，成为A股市值最高的民营科技企业。持股31.66%的王靖身家超过600多亿元，成为位列全球前200名的超级富豪，比2010年入股北京信威时暴增300多倍，被资本市场誉为“运河狂人”。

    王靖因此入选英国《金融时报》“25位最值得关注的中国人”，比肩雷军、马化腾，在2015年的胡润富豪榜上，与贾跃亭以395亿身家并列第7名。

    由此，信威看似走上了快车道，高潮一个接一个，好消息应接不暇，股民们也疯狂追捧，信威的股价持续高升。2015年，信威集团市值突破2000亿。王靖的身价水涨船高，估值高达500亿元，而当时阿里巴巴的马云身价也才286亿元。

    航空发动机与深水港

    2013年12月，王靖还宣布在乌克兰投资“克里米亚海港”项目，计划一期投入30亿美元，二期投资不低于70亿美元。但仅隔了一年，由于地方局势原因，王靖暂停了深水港项目。王靖宣称：“克里米亚深水港建成后，年吞吐量将超过1.5亿吨，直接缩短中国到北欧的运输距离近6000公里，极大地促进中国与亚欧国家的商贸往来。”不过，很快乌克兰政府换届，新总统波罗申科上任，就否决了该项目。

    又比如，2015年，他成立中国海外安保集团公司（空壳）。

    再比如，2014年，成了北京信威集团老板后，王靖陆续成立4家“天骄”系投资平台（空壳）：北京天骄航空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北京天骄影视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北京天骄建设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北京天骄体育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王靖还计划引进乌克兰航空发动机，让中国航空技术进步10年，2014年10月，王靖在北京成立了天骄航空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此后，天骄航空与马达西奇建立了全面战略合作关系，双方计划在我国国内合作建设航空发动机生产基地。

    乌克兰的马达西奇公司是世界知名的发动机生产商，主要为固定翼飞机和直升机提供动力系统，在苏联时期，有“苏联航空工业的心脏”之称。苏联（俄罗斯）赫赫有名的安-124、安-225、米-17、米-26、卡-27等飞机都使用它的发动机。苏联解体后，厂长博古拉耶夫将公司收为己有并运作上市。2014年，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关系陷入冰点，政府禁止本国企业向俄罗斯出口军用设备，这导致长期依赖俄罗斯市场的马达西奇公司陷入订单大批被中止，即将破产的境地。博古拉耶夫于是有意将公司出售。航空发动机版块是优质资源，而且这次的性价比比较高，自然就引来不少买家围观。王靖是最终的赢家。

    一方面，北京天骄航空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借款1亿美元给马达西奇公司补充流动性。王靖通过掌控在巴拿马、塞浦路斯、维京群岛等地的7家离岸公司，悄悄收购博古斯拉耶夫家族手中的马达西奇公司股份，连同在二级市场上隐蔽吸收，最终他持股56%马达西奇公司。

    另一方面，马达西奇公司协助北京天骄在重庆建厂（重庆马达西奇天骄航空动力有限公司），生产和维修马达西奇产的发动机。这个项目得到重庆市政府的大力支持，被寄予了牵引地方航空产业链发展的厚望，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的重点项目。

    2015年底，在重庆渝北区的天骄航空动力产业基地项目正式签约，乌克兰第一副总理、乌克兰驻华大使、马达西奇公司总裁等均到场。该基地由乌克兰航发巨头马达西奇提供全套技术方案，规划总投资额200亿元人民币，一期项目建成后，2020年产值就有望达到500亿元。

    王靖计划把北京天骄旗下的马达西奇注入信威（借壳上市），因国内的铺垫己经完成，目标指日可待。

    2017年，王靖向乌克兰证券监管机构（乌克兰反垄断委员会）申请将全部股份（之前通过不同公司购买）归集到北京天骄。如果如愿，回国借壳稳成。由于飞机发动机属于战略技术产品，7月，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以涉嫌“破坏活动”的名义，开始介入马达西奇并购案，对双方合作展开调查。

    2018年3月，乌克兰最高国安会议做出决议，要将马达西奇公司国有化，乌克兰法院冻结了王靖公司的股份。2019年，新总统泽连斯基上台，直接否决了这项收购案。

    在乌克兰那边，2021年3月，总统泽连斯基签署命令将马克西奇公司国有化，即是政府没收马达西奇公司100%的股份，同时，制裁北京天骄公司及其公司控制人王靖：冻结资产、限制交易、禁止进入乌克兰领土等。王靖通过国际仲裁索赔，许多人认为，这只不过是他做做样子而己。

    在重庆，注册资本达70亿元的天骄航空产业园早己处于烂尾状态。

    但王靖将停牌两年半的信威集团复牌，且伴随的是一条“重磅消息”：信威集团将与北京天骄航空产业有限公司重组，引进乌克兰马达西奇发动机技术，解决中国的飞机发动机难题。

    这次投资者美元不买帐，硬着头皮复牌的信威集团迎来连续43个跌停。2020年4月20日，信威集团再次停牌。2021年5月，上交所决定终止信威股票上市，6月1日，被正式摘牌。王靖被上交所公开谴责，要求他10年内不得担任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管。2022年2月23日，信威集团被北京近岭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申请破产清算，法院方正式开始着手选任破产清算管理人的工作。

    信威集团玩完了，输家是超过15万的股民，以及中了王靖套路的那些金融、投资机构。

    王靖早已将持有的信威股票全部减持或质押，套现超过百亿元人民币。

    早在2016年，企业正风光无限的时候，王的老底被人查了个底朝天。此后不到6年时间，信威巨亏268亿，暴雷退市，社保基金都被拉下水，为其提供贷款的国开行280亿资金打了水漂，15万股东人均爆亏24万，总部大楼被拍卖，最终无人问津流拍……

    2015年9月以后，信威集团借壳上市和定向增发的巨额限售股陆续到期解禁，相关的股东套现。2015年，一位名叫“杨全玉”的七旬股民出售信威股票套现41亿元，迅速引起媒体关注。

    当年12月，有媒体刊出长篇报道《信威集团隐匿巨额债务，神秘人套现离场》，迅速把王靖与他的骗局推向了大众的视野。除了指出信威集团债台高筑、财务造假，报道还提到，像“杨全玉”这样的神秘套现人足足有37位。重磅“报料”一出，信威股价应声跌停，次日，信威集团宣布停牌。

    （自此之后，信威集团陷入连年的巨额亏损，自2017年-2020年4年的时间里，信威集团的对应亏损金额分别为17.54亿元、28.98亿元、184.36亿元、33.84亿元。）

    2016年2月，信威集团宣布资产重组。

    王靖开始谋划新业务、新故事装入上市公司，试图拉升股价。他“扯”起几面“大旗”：1. 宣布收购以色列商业航天公司太空通信集团，号称为“一带一路”提供通信保障服务；2. 投入10亿元资金购买大型通信卫星“尼星一号”（尼加拉瓜通信卫星一号），从地面通信设备供应商“一步登天”，转型“空天信息网络”服务商；3. 与湖北省产业投资平台合作，联合打造航空及舰船动力科技园区，争取两机专项（“发动机和燃气轮机重大专项”）国家资源扶持。

    这几个“大动作”（最终是不了了之）没能“吹”出效果，2016年5月复牌后，股价没能提升，2016年12月，公司再次停牌。

    2021年，上交所发文谴责王靖，称其在十年内不适合就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职位。

    王靖虽然身败名裂，但他早已套现离场，不知所踪。

    把报效国家做成生意

    王靖在画饼方面炒的是国家战略，企业的发展理念更是简单粗暴——“报效国家”。

    王靖入主信威之后，不仅在信威集团办公大楼前立下“报效国家”的巨幅石碑，更做成巨幅字幕挂在大厅，公司办公室里、会议厅内随处可见爱国语录。甚至公司的广播也是上午播放国歌，下午播放《打靶归来》。

    政府鼓励让民营企业进入空间领域，王靖就放卫星；政府说中国企业要走出去，王靖就去挖尼加拉瓜大运河；政府打造5G技术，王靖就进入5G通信领域。

    王靖的这些行为，让人对他的背景揣测纷纷，甚至有国外的媒体把王靖称之为“帮助大国崛起的神秘大拿”。王靖不仅把爱国故事讲得天花乱坠，而且连尼加拉瓜的领导人也被忽悠成了他表演的陪练。

    只是当王靖画的“大饼”消失后，大家才缓过神来。用“爱国”作为一种手段来推动股价，王靖可以说是商界第一人。

    卢恩光：五假干部

    年龄造假

    卢恩光出生在山东阳谷县，什么时候出生的，除了他没人能说清楚，因为他的年龄存在造假情况。

    履历表上填写的出生年龄是1965年，而认识他的人则说他的实际出生年龄是1957年，竟然少填写了8岁。

    为什么这样？为了当教师。

    卢恩光是1984年才通过不正当手段当上民办教师的，据卢恩光小时候相交的两位人士说，卢恩光是初中毕业，但是学习成绩一般。除了语文成绩尚可，英语、数学和物理考试没有及格过，数学成绩还总是年级倒数，没有考过高分。

    这样一个标准的“差生”，是如何进入学校教书的，已经不得而知，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是，他靠两瓶罐头贿赂村支书，当了民办教师。

    为了能当上教师，他将自己的学历填写为高中。

    实际上他到了上高中的年龄，当地还根本没有高中，于是他将年龄推迟了8岁，弄到了一张高中毕业证，如愿以偿当了教师。

    语文成绩相对较好的卢恩光，偏偏被安排到小学五年级担任数学教师，这可让他出了不少洋相。

    他的学生们回忆说，当学生们问卢恩光数学题的时候，他的口头禅有两句：“自己钻研”、“你问我，我问谁？”

    名字造假

    卢恩光不仅年龄造假，名字也造假。

    名字造假又是为了什么？跟过去切割。

    在当民办教师之前，卢恩光只是个街头混混、地痞流氓。他的家乡阳谷是水浒英雄武松打虎之地，因此早年的卢恩光崇尚暴力，到处拜师学艺，学得一身好武艺。

    俗话说，艺高人胆大，武艺在身的卢恩光在家里开始招收徒弟，传授武艺，身边有了一批追随者。

    之后，他有了底气，整天带着一帮弟兄在大街上打打杀杀。

    久而久之，卢恩光就打出了名气，他的名字在阳谷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因为卢恩光在家里排行老三，发迹后被道上的人唤作“三哥”。

    他的真实年龄，则是通过他当年的小兄弟推断出来的。

    一位喊卢恩光“三哥”的拜把子兄弟，是出生于1958年1月，说明他至少是1957年出生。而曾经的“三哥”到了学校之后，他社会上的兄弟经常去学校找他，在办公室抽烟喝酒，搞得学校里是乌烟瘴气。

    因此，当时村里人没有几个能瞧得起他的，认为他这辈子就那样了，不会有什么出息。谁知道，卢恩光一不小心竟然成功了。

    上世纪90年代，社会上兴起校办企业之风，让卢恩光看到契机。

    1990年，默默无闻的卢恩光找到高庙王中学和当地教育局、财政局领导，吹嘘自己有经商才能，还发明了快速绘图仪，能在一年内创收千百万。

    卢恩光凭着三寸不烂之舌，说动了各位领导，得到了县财政局下拨的20万元贷款，创办了一家校办企业。

    这家企业名为校办企业，其实就是卢恩光的家族企业，从厂长、会计，到出纳、保管，甚至车间主任和门岗，都是他的亲信和当年道上的小兄弟。

    最后，卢恩光这个方丈肥了，20万资金打了水漂，厂子也倒闭了。

    尽管赔得一塌糊涂，但是卢恩光却就此洗白，成为企业家。1994年，阳谷县科仪厂厂长卢恩光被评为山东省十大杰出青年。

    在参加杰出青年评选的时候，卢恩光心说自己不能用自己原来的名字卢方全了，那是自己在道上混的时候用的名字，面子上并不好看。现在自己已经走上正道，当然要与过去切割，避免人们起底他不光彩的历史。

    因此，用了几十年的名字卢方全被弃用，他开始以卢恩光的名字走入新生。从此，江湖上不再有卢方全，政坛新星卢恩光冉冉升起。

    不过要说卢恩光发达全靠造假，也不符合事实。

    比如1997年，卢恩光成立山东阳谷玻璃工艺制品厂后，赚得第一桶金，靠的是掌握了诺亚口杯（即双层玻璃杯）的专利，产品在市场上畅销。

    双层玻璃杯就是我们现在生活中常见的真空杯，它注入开水之后，既可以保温，杯口还不烫嘴，手捧杯体的时候不也烫手，这种产品很快风靡全国，让卢恩光赚足了钱。

    不过他的钱来路是否干净，也有争议。

    吉林农民董玉杰，就指控卢恩光剽窃了自己的专利。他说自己在1993年，就申请了“双壁式口杯”专利，专利到1997年4月失效。但是他发现，卢恩光的企业一直在使用这项技术，牟取不义之财。

    他随即找到卢恩光，要求对方支付专利费100万元。卢恩光假意答应，背地里报警，董玉杰锒铛入狱，阳谷警方以敲诈勒索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四年。

    由此可见，卢恩光在整人方面，还是有些“真本事”的。

    古人说，为商者一本百利，为官者一本万利。卢恩光深谙此理，在生意如日中天的时候，果断向官场过渡，当了乡党委书记，阳谷县政协副主席、党组成员。

    卢恩光是什么时候成为党员的？这又引出他的一项造假历史——

    入党资料造假

    卢恩光知道，要想步入政坛，不是党员可不行。但按照程序入党太慢，需要一到两年时间；他觉得太慢了，要只争朝夕。这样的话党龄长，升迁快。

    怎样才能突击入党？只能造假。

    于是他找到时任高庙王乡党委书记的李恒军，将5000元入党介绍费装在玻璃杯里，放到了办公桌上。李恒军见钱眼开、心领神会。

    为了让卢恩光早日入党，他们合伙造假，将《入党申请书》申请书的时间往前提了两年。可是卢恩光造假心切，还是穿帮了，他未卜先知，在1990年的《入党申请书》中 ，就写到了在“南巡精神鼓舞下”云云。众所周知，小平同志是在1992年南巡的，你卢恩光两年前就得知了这个“内幕”，真是滑稽之极。

    由于卢恩光打点到位，开会讨论的时候一致通过。就此，卢恩光如愿以偿入党，仕途平步青云。

    履历文凭造假

    入党之后，卢恩光并没有忘乎所以，他明白这只是万里长征，才走了第一步。要想升迁，自己的“高中学历”和民办教师经历，以及开工厂的经历，都是搁不到桌面上的，要继续造假。

    同样用金钱开道，他轻松地制造了假的档案，假的履历，为自己升迁铺平道路。

    凭着自己的高学历和辉煌履历，他开始进入政坛快车道。1999年5月，山东省政协因人设岗，增设鲁协科技开发服务中心。卢恩光得到消息后，立即带着资金前去“运作”，最后如愿成为中心副主任。

    一年多后，卢恩光又用同样的手段，赢得了领导的重视，担任了中心主任，成了正处级干部。

    反正卢恩光仍然控制着自己的企业，挂着科技开发服务中心的牌子做生意更加方便，税收方面一年少交千八百万不是问题，拿这笔钱来打通关节已经绰绰有余，这样的“买卖”实在是太划算了。

    由于卢恩光财大气粗，能为机关干部发福利创收，完成各项任务，所以大家都对他毕恭毕敬，即使他一年到头不去开发服务中心上班，大家也不管。

    其实，卢恩光造假的手段并不高明，甚至连学历都舍不得让办假证的人去制作，而是自己随便填写，用假公章盖上，一眼就能看穿。

    而且卢恩光的任免文件、工资表等重要内容缺失，牛唇不对马嘴。

    但是因为他打点到了党组会，组织、人事部门也就不好意思提出质疑，就抱着走过场的心态。他们不仅不认真把关，甚至即使从中发现问题，也没有人敢去深究。

    卢恩光从一个街头混混、民办教师逆袭成为处级干部，按理说应该知足了。但是卢恩光有远大志向，根本不满足于现状，他的目标是到北京去做官，好光宗耀祖，让本族人引以为荣。

    2001年，他从自己的企业中拿出500万元，以其他企业的名义捐助给报社，谎称是自己拉来的捐款，因此在华夏时报社买到一个职务，一跃成为副局级。

    2003年，卢恩光他再次拉来了1000万所谓“赞助”，顺利晋升为正局级。

    这天晚上，他高兴得睡不着觉，早知道可以花钱买，何必原地等待这么多年。

    从1997年到2003年，卢恩光仕途最顺利的时期，他像坐火箭一样，一年一升迁，六年提六级，从乡镇一直到京城，从副科级到正局级，让人叹为观止。

    到了京城，成了正局级，卢恩光该满足了吧，其实不然。他认为自己级别虽高，但是报社不是党政机关，有点低人一等的感觉。只有调入政法、组织、纪检等系统，才能挺直腰杆，扬眉吐气。为了这一战略目标，他像管理企业一样，给自己制定了三个“狠抓”、两个“满意”的工作计划。

    三个“狠抓”，就是狠抓工作，狠抓领导，狠抓群众。

    两个“满意”，就是让领导满意，让群众满意。

    说白了，就是让大家得到的利益最大化，给他点赞，为自己的升迁赢得资本。

    功夫不负有心人，2009年05月，喜讯再次传来，卢恩光终于好梦成真，被调到司法部，担任司法部政治部副主任、兼人事警务局局长；2015年11月，卢恩光更上一层楼，担任了司法部政治部主任、党组成员，达到了人生巅峰。

    从乡干部，到部级干部，卢恩光只用了短短18年的时间，升迁速度之快，让人瞠目结舌。

    然而，人们只羡慕卢恩光的成功，而忽略了他的“艰辛”。卢恩光每升迁一步，都是用大量金钱开道。为了到司法部工作，卢恩光的付出更多，不只是金钱，还有精力。

    为了给领导一个好印象，年近花甲的他，每周都到领导家里去。送肉菜水果，送土特产品，耗资虽不多，精力却都搭上了。

    即便是对自己的父母，卢恩光也没有如此孝顺过。

    更让人感慨的是，卢恩光一大把年纪了，像个忠诚的仆人一样，将领导家里的家务活全承包了。什么书架坏了，玻璃破了，花盆小了，下水道不通了，他全管。

    回想一下，卢恩光真不容易。他甚至不敢让自己的孩子叫他爸爸，而是叫“姨夫”。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还涉及一个造假行为。

    家庭情况造假

    卢恩光共有七名子女，但只敢填报了两名，因为他怕自己因违反计生政策，影响自己升迁。

    其他五名子女，这些年的户口都跟他不在一起，当然也就不能和他生活在一起，而是通过假手续落户在亲戚家。

    为了不穿帮，到了家里，那5个孩子都不能叫他爸爸，而是叫姨父、姑父。

    用卢恩光的话说，就像干地下工作那样。

    “吃得苦中苦，方做人上人”，卢恩光经过千辛万苦，终于达到了人生的光辉顶点。

    但是，他过得舒心吗？答案是否定的。

    他自己坦诚，过得提心吊胆。

    尤其是成为副部级之后，他活得更累。

    因为这一来，自己是中管干部，成为中央巡视组、中央纪委重点监督的对象。而自己是一路造假过来的，不是靠真才实学和政绩是靠买或靠送得来的官位。

    一切就像建造在沙滩上的楼阁，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倒塌。

    果然，2016年12月中旬，卢恩光突然落马。

    可悲的是，有的官员升迁是为了受贿，而卢恩光仅仅是为了一个虚名而不停行贿，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并没有贪污的记录。

    这些年，他为了当官，行贿出去1278万元。

    最后，乌纱帽被摘，还锒铛入狱，获刑12年，处罚金人民币300万元。看似精明过人、很有生意头脑的的卢恩光，却做了人生一笔最亏本的“买卖”。

    黄德坤：从杀人犯到

    1998年10月17日深夜，凯里某派出所副所长安坤正准备到出租房休息。只是安坤不知道，自己一个副所长早就被人盯上了。

    当安坤一个人走在无人的拐角处时，两个黑影突然冲了出来。两人动作迅速，一个人用钝器击打安坤头部，一个人对着安坤连刺两刀。很快安坤就没了气息。其实整个过程都没超过两分钟。

    这两个人的目的不仅是安坤，还有他腰间那把六四式手枪和一匣子子弹。得手之后，两人就无影无踪了。

    第二天一大早，安坤的尸体被路过的同事发现，而安坤早就没了性命。手段如此恶劣的行径，很快引起了警方注意，只是，警方没想到，破案足足等了18年。

    另类小伙黄德坤

    其实，安坤之所以被害，跟发小黄德坤分不开关系。

    黄德坤是贵州凯里市人，黄家一共有五个孩子，排行老四的黄德坤，从小就是一个异类。跟整个家庭都格格不入。

    黄家是标准的根正苗红，黄德坤的四个兄弟姐妹全都在公安系统工作。因此，黄德坤从小，也被父亲寄予厚望。只是黄德坤志不在此，满心满眼都是武侠梦。

    当时的黄德坤，不仅不喜欢学习，每天都梦想着自己做一个逍遥快活的武林高手。因此，黄德坤还跟着武功师傅学习过一段时间，而且力气特别的大。

    所以，黄德坤在外行走的时候，经常一言不合就动手，向来奉行的就是拳头说话。只是，黄德坤不好好学习，稍有不顺就动手，根本没有工作单位愿意收。

    看着儿子的不靠谱，父母非常的着急。于是就托关系把黄德坤送进了凯里运输公司上班。当时，二老想着给国企工作，最起码是个铁饭碗，饿不着。

    只是，黄德坤根本不明白二老的一片苦心，反而干了几年之后就不耐烦了，直接瞒着父母辞职做买卖了。

    可是黄德坤根本不是经商的料，最开始的时候，黄德坤开了一家录像厅，专门给小年轻播放影片赚钱，后来，黄德坤开了一家歌舞厅。一段时间之后，歌舞厅经营得有声有色，可是歌舞厅有个弊端，那就是环境相对闭塞，最容易造成火灾。

    1996年，就在黄德坤歌舞厅开始盈利的时候，一起火灾烧光了黄德坤所有积蓄。无奈之下，黄德坤只好转让给别人，收回本干别的营生。

    没多久，黄德坤开了一家冰淇淋加工厂。可是冰淇淋本来就是季节性食品，而且竞争压力非常的大。因此没多久，黄德坤的加工厂就宣告倒闭了。

    经商失败起贪念

    因为两次经商失败，黄德坤背负巨债，心情烦闷的黄德坤，叫了自己的发小潘凯平出去喝酒。两人是一个在大院长大的发小，而且还曾一起到凯里货运公司上班。

    而且，潘凯平母亲早逝，父亲另娶了一个后妈，当时的潘凯平日子很不好过，在家里被后妈欺负，在学校被同学欺负，每次被欺负的时候，黄德坤都会出手帮忙。所以，打小潘凯平就被默认成了黄德坤的小弟，而跟黄德坤一起长大的，还有安坤。只不过，后来安坤进入了公安系统，三个人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变化。

    听到黄德坤叫自己喝酒，潘凯平想也没想就答应了。两人一边喝酒，一边互相吐露自己的不如意。说着说着就说道了安坤。安坤当时是副所长，每天坐办公室，出门腰里挎着枪，看着就神气。

    本来是羡慕，而是由于酒精的作用，黄德坤对安坤腰里别着的枪起了兴致。还产生了一个念头，如果自己有一把枪，然后抢劫银行还债，就再也不用天天躲债了。

    可是酒醒之后，黄德坤觉得自己很荒谬，早就禁枪了，自己到哪儿去搞一把枪呢？但是，债台高筑的他，已经没有了退路。

    于是，黄德坤再次找到了潘凯平，对他说：我有一个办法来钱快。潘凯平本身就活得不容易，听到发小这个提议，想也没想就同意了。

    周密的夺枪计划

    当黄德坤说出，自己想要夺走安坤的手枪，然后抢银行的时候，潘凯平犹豫了一下，但是苦日子早就过够的潘凯平，还是同意了跟黄德坤合伙。

    可是两人都知道，想要对付一个身手了得，而且警惕心很高的派出所副所长，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于是，黄德坤特意买了一把匕首，找了个废弃仓库开始计划。

    黄德坤每天跟踪安坤一家的作息规律，一段时候，黄德坤就发现，安坤最近经常不回家，有时候半夜下班后，就会独自跑到租住的房子里休息。

    于是，就在1998年10月17日这天，安坤照旧到出租房休息，可是走到半路的时候，就被两个人伏击，一个人猛击安坤头部，一个人对安坤身体连刺两刀。最终了解了安坤的生命，夺走了安坤的配枪。

    银行行长灭门案

    就在安坤殉职之后，警方集中警力准备把这伙猖狂的匪徒逮捕。可是由于侦破手段比较落后，一直没有什么线索。

    谁知就在警方焦头烂额的时候，仅仅时隔44天，凯里又发生了一件特殊的火灾。被害人是当地某银行行长乐贵建一家三口和一位邻居。

    当时乐贵建家发生了一起火灾，可是蹊跷的是，火灾现场发现了安坤手枪子弹的弹壳，很显然两起命案是同一伙人所为。

    只是，这个案子跟安坤案一样，一直没能侦破，而且一等就是十多年。

    被指纹泄露的天机

    2016年，凯里澎湖改造办副主任黄德坤，因为严重违纪被纪检委请去调查。

    就在凯里市发生两起重大命案的同时，黄德坤的命运开始步入正轨，黄德坤成为了开发区一把手杨某的专职司机。

    由于黄德坤身手了得，而且办事细致认真。从来不会在领导面前乱说话，所以黄德坤给杨某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2006年，杨某离任，黄德坤被推荐去给洪金洲开车。而洪金洲也很看好黄德全，一段时间相处之后，就萌生了提拔黄德坤的想法。

    很快，黄德坤就拖累了司机岗位，成了开发区内部职员。从此之后，洪金洲在局里发号施令，而黄德坤就是他手下最得力的实施人。

    2007年，黄德坤由于能力出众，被调任到城管局工作，专管拆迁协调工作。由于黄德坤学习过功夫，在黄德坤的努力之下，拆迁工作异常顺利。

    很快，黄德坤就等来了升职的机会，成为了开发区城管局局长。之后，又被调任为棚改办公室副主任。只是升官之后的黄德坤，很快就露出了真面目。

    深知拆迁容易捞油水，于是，黄德坤开始将手伸到拆迁里，很快就靠赚差价捞了不少好处费。

    有了钱之后，黄德坤开始嫌弃妻子不争气，不满妻子只给自己生下一个女儿，想要有儿子养老的黄德坤，在外包养情妇，还偷偷生下一个私生子。

    只是，黄德坤并没有嚣张太久，很快就被监察部门盯上了。

    由于证据确凿，黄德坤对于自己的违纪行为供认不讳，就在签字画押的时候，指纹识别系统却发生了“异响”。

    闻讯赶来的民警发现，黄德坤的指纹出现异常。发现，黄德坤的指纹居然跟十八年前的旧案指纹一模一样。于是，对黄德坤进行了审查。

    根据黄德坤提供的信息，警方赶往清水河打捞弃枪。看着锈迹斑斑的枪体，一串编号证实了这把枪，就是当初安坤的配枪，也是行长灭门案的重要凶器。

    还原惨状

    十八年前，警察被害案和银行行长灭门案的凶犯正是黄德坤。而轰动一时的凯里双案，终于有了进展。

    根据黄德坤交代，当时之所以对付安坤被，就是想要夺枪抢劫。

    等枪到手之后，黄德坤和潘凯平就准备去抢劫银行，由于安坤被杀而且配枪丢失，所有银行金铺都加强了戒严。

    看到抢劫银行毫无胜算之后，黄德坤注意到了银行行长乐贵建。作为行长，乐贵建家里肯定不缺钱，既然银行去不得，一个乐贵建还是很容易搞定的。于是给潘凯平商量，去抢劫乐贵建的家。

    于是，黄德坤就开始去乐贵建家里踩点。由于黄德坤的妻子，曾经在乐贵建手底下工作过。所以，黄德坤灵机一动，拎着一点礼物就敲开了乐贵建家的大门，装作访客的样子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

    只是，百密一疏，黄德坤忘记关防盗门了。就在黄德坤和潘凯平行凶的时候，由于发生了巨大的声响，导致楼下邻居意外夫妻二人在家里打孩子。

    邻居刘某跟乐家关系极好，听到孩子的哭声，就冲了上来，想要劝一下夫妻二人。冲动之下进入屋里后，发现客厅居然有两个陌生人。察觉不对劲的刘某，赶紧往门外跑去。
    情急之下，黄德坤对着刘某就是一枪，然后潘凯平拿着匕首连续刺了几刀。
    乐贵建看到两人手段如此凶残，再跟黄德坤搏斗的时候，逃到了主卧室。看着乐贵建反抗的太激烈，担心事情发生变故，黄德坤直接朝着乐贵建开了两枪，最后乐贵建头部中枪倒地。
    剩下乐贵建的妻女，很快就被解决了。
    最后四个人全部遇害，而乐贵建一家所有的现金和贵重物品，被黄德坤两人全部搜走。为了毁尸灭迹，黄德坤临走之前打开了两瓶白酒，打开了煤气罐阀门，然后点上火就逃走了。
    只是，黄德坤没发现，其实煤气罐根本没有多少气儿。虽然点了火，但是并没有引起火灾，所幸，帮警方保住了不少证据。其中就有黄德坤留下的指纹。

    小结

    黄德坤以为自己做得天衣无缝，还错开时间处理了作案枪支。结果，还是被一组指纹暴露了行踪。
    也许，多年前的侦破手段不高，指纹采集并没有完善，但是完善指纹库是迟早的事情。黄德坤最终还是被逮捕归案了。
    2018年，在逃18年的黄德坤潘凯平，最终还是在法庭上认罪了，当年惨绝人寰的凯里双案，终于告一段落。等待两人的，则是法律的惩罚。

    1984年，王洪成发明“水变油”

    自1984年初开始，哈尔滨的公交车司机王洪成正式推出他的“发明”，他在各地进行所谓的“实验展览”，向政府部门与公众介绍“水变油”的发明。当时还引起中央领导的注意，还亲赴哈尔滨去看望王洪成，后来王洪成得到数以亿计的“科研投资”。
    当年王洪成的发明引起科学家很大的轰动，如果真的能让普通的水变成油，将会为国家节省一笔巨大的能源投资，他的发明还被认为是“中国第五大发明”。1995年，全国有41位科技界的政协委员联名呼吁调查“水变油”的情况，一场惊天骗局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
    根据调查统计报告，王洪成发明“水变油”的骗局，直接经济损失达4亿人民币之多，对社会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

    67路公交车

    王洪成，1954年8月出生在黑龙江哈尔滨，由于家庭条件比较差，他只上过4年学，连小学文凭都没有拿到。辍学后，王洪成在人民公社养过猪，学过一段时间的木匠，后来还参军入伍。
    在部队期间，王洪成拿到了汽车驾驶证，从部队退伍后直接在哈尔滨公共汽车公司当司机。日复一日的工作让王洪成觉得非常无趣，他希望自己能够出人头地，并且过上富裕的生活。当时改革开放的浪潮已经涌来，王洪成也在其中看到发展的机遇，希望能够赶上这波发展的浪潮，于是开始琢磨怎样才能赚钱。
    通过某些关系，王洪成还在学校换了一张初中的文凭证书，这样能够在公司发展得更快。王洪成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他对科学研究有着非常高的兴趣，尽管自己没有过硬的知识作为研究基础，但他的想法还是挺新奇的。比如在书本中看到的“永动机”，在王洪成看来是可行的，他把一切发明的可行性都通过自己脑海中的理论来验证。
    在公共汽车公司工作多年，王洪成突然觉得汽车每次都要加油，这是一笔非常大的开支，能不能用别的东西来替代它呢？当时全国都在提倡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在科学的基础上发展，很多科技产品都相继问世。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王洪成也是脑洞大开，他决定开始研究替代汽车燃油的材料。
    为了达到成本最低化，王洪成查找了很多化学类的书籍，但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他，根本看不懂书本的内容。为了搞懂很多知识，王洪成还特意请教很多老师，但他学到的知识也仅是一点皮毛。想要研究燃油的替代材料，学一点化学知识是没有用的。既然走正道没有用，王洪成便开始想歪门邪道。

    一次偶然机会，王洪成在街头看到表演魔术和杂技的团队，他突然来了灵感，为何不将魔术和杂技的元素融入“研究”呢？

    上世纪80年代，人们的普遍文化水平还非常低，大部分人根本没有上过学，对于很多物理、化学现象的认识程度不足。王洪成正好看到这一点，于是开始油的替代品的研究计划。为了节约成本，王洪成直接用水来进行“转化。他最先在水中滴入几滴油，然后点火，发现油能够正常燃烧，这让他有了一个新的想法。

    既然通过技术手段无法研制出油的替代品，那干脆来个掩耳盗铃，通过水和油的混合物来骗人。为了保证“实验”万无一失，王洪成还用手段将眼前的水完全调换成油，在展示实验前可以让观众品尝容器中的水，当观众确定是水后，他再用手法将水给调换，最后再向水里随便滴几滴液体，便说这是“水变油”的重大发明。

    王洪成的这些手段只能骗一骗文化水平比较低的观众，肯定是骗不过专业人士的眼睛的。为了能让“实验”看起来更加科学，王洪成利用从书本中学到的一点知识，在水中投入电石粉末（碳化钙），二者产生反应后会形成乙炔（C2H2），然后直接点火就能燃烧起来，并且可以冒黑烟。汽油等在燃烧的过程中如果燃烧不充分，也会有比较相似的现象产生。

    如果遇到比较难骗的人，王洪成将会采用更加高级一点的方法，他在水中放入四氢化铝锂，物体与水发生反应后会冒出氢气，还能有许多小气泡冒出，点燃后会发生微爆声，这种方法看着更加能让人信服，但不到特殊情况，王洪成基本上不会用这个方法。既然“水变油”的诀窍已经掌握，王洪成便开始展示自己的“科研成果”。

    1984年3月，公交车司机王洪成向媒体宣布一项重大发明“水变油”，由于从未听说过这种科学产品，从而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根据王洪成的介绍，在四分之三的水中加入四分之一的汽油，然后再加入自己多年的研究产品“洪成基液”，就能够变成为“水基燃料”，用明火一点即燃，热值还要比普通的汽油、柴油还高，更重要的是没有任何污染，成本也非常低。

    王洪成的“科研产品”一经问世，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很多人觉得如果产品真的有效，将会节省下很多成本。对于大部分汽车公司而言，也能节约很多燃料费用。普通老百姓用燃油的，也将更加便宜。在相对浮躁的思想环境下，更多的人愿意相信这种产品是可行的。

    为了让自己的“科研产品”更加具有权威性，王洪成竟然还开办了一家新能源公司，聘请了很多“权威专家”，其实都只是一些高中毕业或大学毕业的学生，并不是专业领域的权威。社会上对王洪成的质疑声也非常多，他于是准备先发制人，请人写了一篇题为《王洪成水基燃料是领先世界的常温核聚变创举》的文章。

    文章中还说明：“本文试图用国际上最新的高科技研究成果，常温核聚变反应来解释’以水代油’的形成机理，希望有助于克服中国第五大发明——洪成燃料推广中认为的观念障碍。”

    明确来说，王洪成让人写的科学论文完全是胡编滥造的，然而封面上竟然还写着指导教师南京某某大学化学系教授的名字。后来有人去采访这位教授，得知此事后怒不可遏地说：“这是个骗子！一天有人打电话给我，让我指导研究水变成油的问题，我从来不相信水能变成油，就严词拒绝了。”

    王洪成的目的已经达到，并且民众也相信他的研究成果。为了达到宣传的目的，王洪成还不断通过登报的方式来宣传产品，人们更加不敢轻易否定，普通老百姓认为登报的事情真实性比较高，并且还有权威专家的验证，这更加确立了“水变油”的真实性。1984年，黑龙江省副省长与王洪成取得联系，希望能够对“水变油”研究的真实性进行检测，但王洪成以仍在继续研究为由拒绝了。

    同年5月，中央有一位领导亲赴哈尔滨探望王洪成，还观看了实验流程，最终被王洪成的手段所蒙骗。王洪成以科学研究为名，让领导批给他60万科研费用，并且还配了一辆豪华皇冠车。既然有领导的认可，王洪成的研究产品自然就成为了“香饽饽”，一个部队企业还专门为此成立公司，300多家乡镇企业拿出上亿资金给他搞共同开发。

    估计连王洪成本人也没有想到自己能够骗到上亿的资金，他自己甚至都开始觉得“水变油”是真的，并且真的把自己当成了科学家。

    这一场“水变油”的闹剧持续了十多年。1993年，公安部和物资部都发出通告，有关单位立即停止宣传“水变油”事件。原物资部干部严谷梁还在报刊上刊登一篇题为《应该用事实澄清“水变油”真相了》。可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反而还被王洪成给告上法院，最终王洪成反而成为“受害者”，得到广大民众的同情。

    1986年，王洪成前往中国科学院说要求鉴定，可但准备鉴定时，他又毁约不干。还在中科院专利管理处偷了一份盖有中国科学院公章的文件和印有中国科学院抬头的空白信笺。王洪成回到家中用剪贴和复印的办法伪造了一份中科院发布的《王洪成发明成果证明》的文件，并到各地骗取合作单位的信任，到处招摇撞骗。

    王洪成有了中科院的“权威证明”，于是变得更加自信。当时哈尔滨工业大学还特意组织水变油的鉴定会，参加鉴定的有哈工大和吉林大学的博士生导师等一批专家，当他们看到王洪成手中的中科院证明材料时，于是更加倾向于相信王洪成的科研产品。哈工大的校长和党委书记还因此两次给中央领导写信，非常诚恳地说明水变油是可信的，还希望能够大力发展水变油产业。

    善良的大学教授们碰到了骗子，而恰恰又忘记了自己所应该坚持的科学真理，最终被王洪成所利用。有了大学教授的“权威认证”，王洪成的路更加顺畅了，无论社会上有怎样的质疑声，他都有反驳的资本。

    1993年6月，王洪成正式对外宣布哈尔滨67路公共汽车全部使用“洪成燃料”，很多人都开始说：“洪成时代开始了，这是走向造福社会的里程碑。”为了真的让汽车跑起来，王洪成将各种燃油进行掺杂，还在其中混入肥皂类的物质，搅拌成乳化液，看起来是非常“先进”的物质。这种油的确能够让汽车运作，但它不仅不省油，反而还会腐蚀发动机。

    为了让广大民众相信，王洪成根本不在乎发动机坏不坏，只要能够用这种油然汽车在大街上跑起来就行。在鼓乐声中，十几辆灌上“洪成燃料”的公共汽车都行驶到了大街上，这件事情还被制作成录像带发布在社会上进行宣传。王洪成的确有点得意忘形了，在多年的赞美声中，他已经彻底迷失自我，竟然把自己的“水变油”发明当成真的了。

    没出一个月，哈尔滨很多公交车的发动机全部损坏，人们这才意识到所谓的“水变油”根本不起作用，汽车公司一边让人修理汽车，一边向王洪成索要赔偿，但王洪成根本不理睬。宣传用的录像带仍然继续在社会上播放，骗取人们的投资。谎言骗得了人们一时，却骗不了一世。

    1995年，中科院院士何祚庥、郭正谊等人在全国政协八届会议上，联名提交提案，呼吁调查“水变油”的投资及对经济建设的破坏后果。中科院、哈工大、吉林大学等都是此次事件的受害者，由于王洪成伪造鉴定证明，导致很多人受骗，直接造成上亿元的经济损失。科学界都开始联名声讨王洪成，他的这种行为是在给科学界抹黑，同时还动摇了民众对科学的信任。

    事情发生后，王洪成被收容审查。1997年11月14日，哈尔滨中级法院认为，以虚夸发明并触犯刑律，最终以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王洪成有期徒刑10年。这一场“水变油”的闹剧终于结束，可民间仍然还有人相信水能够变成油，王洪成的这一场骗局影响颇深。

  • 杨显惠作品集

    定西孤儿院纪事（选载）

    目录
        父亲
        独庄子
        炕洞里的娃娃
        黑石头
        姐姐
        华家岭
        走进孤儿院
        顶针
        俞金有
        黑眼睛
        打倒“恶霸”
        院长与家长
        蔓蔓
        尕丫头回家
        在胡麻地浇水
        算账
        陈孝贤
        老大难
        为父报仇
        寻找弟弟
        梦魇
        守望殷家沟
        后记

        父亲

        今天是我重返饮马农场的最后一天，明天就要去小宛农场。
        我是1965年到河西走廊西端的小宛农场上山下乡的，在老四连当农工。那是1970年吧，我们的连长调至饮马农场的商店当主任，他把我也调过去了，在饮马农场的商店当售货员。
        由于是最后一天的滞留，吃过晚饭之后，我特别地在场部走了又走，又一次看了知青回城之后，留下来的农工们第二次创业建立起来的啤酒花颗粒加工厂和麦芽厂。直到夜色四合，我才回到招待所。我刚推开招待所接待室的大门，有个人忽地从沙发上站起来了，喊了声梁会计。我知道他是在叫我，且口音有点熟悉，但一时间却没认出他来。我说，你是……
        我是何至真呀。
        啊，我想起来了，他是农场机耕队的机务员——开拖拉机的。我说，你怎么来了？他说，我来看看你呀，听说你来了。

        我很感动，拉着他上了楼进了我住宿的客房。沏好茶之后，我说，我当再也见不到你了，人们说你调到黄闸湾的变电所去了，离这儿十几里路呢。他说，我是听我们所长说你来了，赶来看看你。我真是很感动，我说，哎呀太……太……我连着说了几个太字，也没说出太什么来。这次来饮马农场，土地还是那么亲切，当年栽的白杨树苗都已经变成参天大树，但熟人没几个了：知青都回城了，老职工都退休了，走到哪儿都是生面孔，就是当年五大坪过来的一百名孤儿也只剩下二三十人了，还都散布在几十平方公里的十几个生产队里，很多人都没见上面。真有一种人去楼空的感觉。我亲热地问候他：还打篮球吗？他笑了：还打什么篮球呢，都退休了。我也笑了，我的问话太可笑了，那是三十年前的事了：农场每年都要从连队挑十几个大个子爱运动的人组成篮球队，集中训练几天之后去师部和其他农场的篮球队比赛，我和他就是在篮球队认识的。

        我们聊起了篮球，聊起了朋友，家庭和儿女，我问他：这些年常回家吗？他回答：一次也没回过。

        我很惊讶：怎么一次也没回过？

        你知道的，我家没人了。

        我点了点头：知道知道。沉默片刻，我又说，亲戚总是有几个嘛。

        不来往。我不愿和他们来往。前几年有个叔叔写信来，说要来看看我，问我坐哪趟车怎么走，我没回信，撕掉了。

        怎么呢？

        我挨饿的时候，需要人帮助的时候，他们到哪里去了？

        我静了一会儿说，至真，你一次也没认真跟我讲过你的家庭。

        我跟谁也没讲过。那些伤心的事，我不愿讲，也没人愿意听。

        谁不愿意听，是你不愿讲的。都老了，还想在心里埋一辈子，跟老朋友都不讲吗？

        是老了……他叹息着说。这几年我的思想也有点变化，曾经想过把过去的事给孩子们讲一下，起码叫自己的后代们知道一下我受过的苦。我也给他们讲过，可他们不爱听。今天你要是想听，我就给你讲一下。

        就从我父亲讲起吧。我们这些从河靖坪来的孤儿，父母都是死光了的。当然，一个人和一个人的死法不同。

        我父亲1958年去了皋兰县当民工，大炼钢铁。那时候不是大跃进吗，要大炼钢铁。定西地区的多数县没铁矿，没煤，全地区的民工都集中到皋兰县和靖远县去炼钢。光是通渭县就去了一万七千民工。1959年春天，炼钢失败了，我父亲说过，就炼了些黑黑的焦炭疙瘩，就停止了，放回来了。放回来也不叫闲着，又派去修白（银）宝（积山）铁路，直到1959年夏季才又放回家来了……

        不对不对，不是放回来的，是我母亲没了，我父亲跑回来了，他不放心我和我妹妹。我们家三个孩子，我最大，1947年生的，还有两个妹妹。

        我母亲是这样没的：1959年春天公社食堂就没粮了，就天天喝糊糊，到夏季，食堂干脆就喝清汤。你可能觉得奇怪，夏季小麦下来了，怎么没粮吃了？都叫大队拉走交到公社去了，说是交征购呢。征购没交够，搜粮队搜社员家的陈粮。结果把农民家里藏下的一点陈粮搜走了，社员们就剥榆树皮充饥，挖草胡子，吃骆驼蓬。我母亲有一天在麦场干活，实在饿得受不了啦，看见麦场边上有一种灰色茎蔓叶片像鸡毛一样排列的草，拔下来嚼着吃了，下午叫人扶回家来了。她的肚子痛。知道是中毒了，她自己洗胃，把一块胰子嚼着吃下去了，还喝了水，恶心，呕吐，然后躺在炕上。到了半夜里，母亲不行了，要着喝了些水，又把我和两个妹妹叫到炕前，摸着我们的手断气了。母亲想说话的，但光是张嘴，舌头硬了，没说出话来。

        我父亲回来之后，被队长组织积极分子批斗了两次也就算了，不再追究了。人们都说，家里没个大人咋行？

        其实，我们家里藏着两缸苞谷哩，没叫搜粮队搜走。那粮还是我父亲和母亲1958年春天埋下的。那时候刚办集体食堂，队里叫把家里的粮交到食堂，说吃集体食堂呢；共产主义到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马上就要过好日子哩，家里存粮食干什么！父母亲交了一部分留了一部分。父母亲不懂什么共产主义，知道粮食是命根子，没粮食不得活。也可能我的父母思想就是反动，不相信共产主义到了的宣传，因为我家的成分是富农，按阶级斗争的理论来说本质就是反动的。

        我父亲兄弟四个人，父亲是老大。我爷爷在马营镇城里开过商号。解放前爷爷就去世了，弟兄四个人就分家了。我父亲种地，家在马营镇城外住。我父亲是个好农民，庄稼种得好。我记得清楚得很，我父亲犁地，犁沟一行一行匀得很。他犁地的时候人总是走在犁沟里，一片地犁完了，你看不见一个脚印——每一趟犁铧翻过的土把脚印都盖上了。父亲说，犁地是庄稼人的脸，看你的脸清洁不清洁就知道你是不是个好庄稼人。

        我父母藏苞谷我知道。我1947年出生，1958年十一岁了。藏苞谷的那一天夜里，我在大门口望风，我父母在后院的园子里挖坑。怕苞谷发霉，直接把两个缸埋进坑里了，上头压上麦草，再把土填上，扒平，种上了苦荞。第二年种了些扁豆，拔了扁豆又种上苦荞。搜粮队搜粮的时候，荞麦还开花着呢，他们根本就没想到长着荞麦的地里会埋粮食。他们拿着铁棍把院子、猪圈、厕所和住房都捣遍了，浆水［1］缸都用铁棍搅着看了。

        1959年春天饿得难挨的时候我问过母亲：娘，腿饿软了，还不挖些苞谷吃吗？我母亲说不能挖，挨饿的日子在后头呢。

        我母亲去世，父亲回来了，还是没吃那苞谷。我父亲说，不敢吃，叫队里知道就收走呢！那时候社员们还在喝食堂的清汤，家里不准冒烟。一冒烟队长和积极分子就来了，看你煮的野菜还是粮食。

        到了旧历九月，父亲还是不叫吃苞谷，那时集体食堂已经关闭了，家家都煮野菜吃。父亲胆子小，父亲怕开批斗会，怕得要死。也真不能不怕，就是那一阵子，专区工作组在马营镇召开了万人批斗大会，在一个农民家挖出来了几十斤粮食。这个农民家的儿子是县委什么工作部的部长，工作组叫他儿子主持大会批斗父亲，说他父亲是阶级敌人，冒尖人物。什么叫冒尖人物？就是想发家的农民！那次批斗大会我父亲也去参加了，他回来说，会场上架着机关枪，民兵们手里提着明晃晃的大刀。我父亲怕得要命，怕把他也揪出来。唉，从打土地改革开始，我父亲就被人整怕了。土改的时候，民兵背着枪在我家门口转，怕我家转移财产，说是我家够地主条件。后来清查完了，定了个富农，但和地主分子一样对待，一开会就拉到前边站着，批呀斗呀，说是阶级敌人。动不动就踢两脚，打两拳。

        到了腊月里实在饿得不行了，我的小妹妹不会走路了，走着路跌跟头。于是，一天夜里父亲起出来些苞谷。苞谷又不能生吃，太硬，又不敢动磨子，后半夜就煮了一锅，全家四口人围在炕上吃了。

        过两天又吃了一锅。煮第三锅时有人进了我家，说你们生火煮啥呢，这深更半夜的？那人是队里的积极分子，平常不爱劳动，不下地，就知道跟着队长混吃混喝，是个二流子，全村的人都骂的人。他半夜里看见我家烟筒冒烟了。他掀开锅盖看见了苞谷，就去向队长报告了：何建元家有粮食！

        何建元是我父亲的名字。

        第二天开父亲的批斗会，整整开了一天。积极分子们——队长的亲信们，他们吃生产队仓库里的粮食肚子不饿——围成一个圈，炒豆子［2］，撞人。队长拿着扁担在我父亲腰上打了几扁担。我亲眼看见的，头一天开批斗会我跟着去了。他们逼我父亲，叫我父亲交出藏下的粮食。

        连着撞了两天，我父亲晚上回到家的时候鼻青脸肿，一只眼睛充血，眼睛肿得像桃子。鼻子也淌着血。走路一瘸一拐的。父亲跟我说，顶不住了，明天再斗就交待呢。我说父亲：你一交待，人家把苞谷拿走，全家人吃啥？等死吗？

        但父亲还是坦白了。队长带着人来把苞谷挖走了，连缸都搬走了。

        我问父亲：现在怎么办？

        父亲说，没办法了，我不能叫人打死。

        我说，不打是不打了，可是要饿死了！

        父亲说，我家里不蹲了，我要饭去。

        我问，我妹子怎么办？

        父亲说，我管不了喽，一点办法没喽。

        我说父亲你不能走，你走了我和两个妹妹怎么办？你把妹妹撂这里，我能有啥办法？我父亲说，没办法，我管不了这么多喽。他一边说，就一边把一床被子卷起来，外边裹了一块羊皮，捆好了。他说天一黑他就走。可是这天傍晚我们一家人正在喝荞皮汤，队长又进来了，看见行李了，说我父亲：何建元，你想跑吗？你想得好呀！你给我乖乖在家蹲着，你单要是跑，我叫人把你的腿打折呢！

        队长走后，父亲就睡下了，就再也没下过炕。每天都睡着。我和妹妹去拾地软儿，撅蕨菜杆杆。地软儿泡软了和谷衣搀着煮汤喝。蕨菜杆杆剁碎炒熟磨面也烧汤喝；蕨菜面面粗得很，扎嗓子，但没毒。这样凑合了几天，我父亲说今晚上就要死了！叫我把他的长衫拿出来，他穿上，然后躺在炕上等死。可是第二天一天他也没喝汤，也没死，他就说：

        我可能死不了。

        他又把长衫脱了，放在箱子盖上。

        就在他折腾活呢死呢把长衫脱了放在箱盖上的这天晚上，我小妹妹死了。小妹妹已经在炕上趴了好几天了。小妹妹瘦成一张皮了。小妹妹趴着睡，就像一块破布粘在炕上。就一直那么趴着，给些谷衣汤她就喝上，不给也不出声。后来她一口都喝不下去了，因为谷衣、荞皮汤喝上后她排泄不下来，掏都掏不出来。

        我跟父亲说，我妹死了，你把她抱出去吧。父亲靠窗根睡着，他也是脸朝下趴着，没抬头，说：

        放着去。

        我没想到父亲会这样说话，我说，大，妹子没气了，硬硬的了，在热炕上放着能放住吗？不臭了吗？臭了怎么收拾？

        父亲说，我的娃，你看着你大还能活几天？

        我说，我猜不出你能活几天，也猜不出我和大妹妹能活几天，可是人只要活着，就不能和断气了的人一搭躺着。那臭哩呀。

        我大又说，不等你妹子臭了，我也就早断气了。放着去吧。

        我又说，我和大妹子还活着哩。

        我大不出声了。

        我看指望不着父亲，，就自己抱，但是小妹妹重得很，——不，不是重得很，是我身子太瓤了——我抱到门口就栽倒了。在台阶上坐着缓了一会儿，再抱……我终于把小妹妹抱到后院的花园里了，就放进积极分子们挖苞谷挖出来的那个坑里。我没力气埋上我妹妹，就随便用脚蹬了些土疙瘩下去。

        过了一星期，大妹妹突然胖了起来，脸胖得脸盆那么大，我都认不出她了。

        我听奶奶说过，人饿的时间长了脸要浮肿。我大妹妹浮肿了。人一浮肿腿就没力了，大妹妹不能跟我去拾地软儿了。我烧上些地软儿汤，她喝上半碗，在台阶上躺着晒太阳。

        过几天队长到我家来，说要播种了，谁下地干活，给一碗洋芋。

        我父亲不去。他在炕上趴着，跟队长说他起不来了。队长走后我说父亲：你哪里是起不来了，你是不想起。你起来了下地，到地里混去，干动干不动，队里不是给一碗洋芋吗？你就这么趴着等死吗？父亲说吃一碗洋芋也是死，不吃也是死。

        我说吃一碗洋芋死得慢，不吃死得快。

        我父亲骂我：你吃去，你吃去！你能活下你吃去，我就等死了。我父亲生我的气呢。他准备下的行李叫队长没收了，没能去要饭，认为是我报告队长了，我把他拦住了，害得他没走了。

        我就去劳动了。我干的活是在地里打囫几［3］。旁人摆耧种小麦呢，我拿个长把把的木榔头把犁铧翻起的囫几打碎。木榔头轻得很，可那时候人乏得很，木榔头在手里重似千斤，每举起一次都要用完全身的力气。我实在打不动囫几，但又不得不混着打，坚持着，坚持着。坚持到中午收工的时候，出工的人到一冬天也没做过饭的食堂去，一人给了一碗洋芋——就几个洋芋。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的，蓝边的土碗，本地烧的。

        就那几个尕尕的洋芋，我端在手里高兴得很：有吃的了，饿不死了！回到家我把洋芋给大妹妹吃，不给父亲。说实话呢，我父亲认为是我拦住他没出了门，生我的气呢，可我生父亲的气呢。人家的父母撩乱着给孩子找吃的，他在炕上躺着不动！但是，我和妹妹在台阶上吃洋芋，父亲在炕上趴着听见了，喊我的小名，说，真娃子，我吃个洋芋。我说，你不出工，我能叫你吃？

        下午我还是打囫几。有时蹲在地上刨土，从犁沟里把前头人播下去的麦子刨出来捡着吃。队长看见了骂，我把你的手打折哩，你再刨！我就接着打囫几，等他走了接着刨犁沟，拾种籽吃。到晚上收工食堂又给了一碗洋芋。回到家我还给大妹妹吃，我也吃。这次我父亲不张嘴要了，他知道我不给他，但我给他拿一个过去，我说，吃吧，你。他接过去吃了。这天夜里，我大妹妹说口干得很，想喝水。家里没水，我到隔壁生产队的食堂去，敲门，说要点水，我妹子渴得很。食堂做饭的人睡了，不愿起，说没水。我只好提着瓦罐往河沟走。河沟离我家二里地，黑咕隆咚的，走着走着被什么绊倒了。用手一摸，是个死人。死人我也不怕，白天打水，看见过人们撇在河湾里的死娃娃。那时河湾里到处是死尸，我一点都不害怕。到了河沟又舀不上水：河沟冻冰着哩。我从沟边上找块石头砸冰也砸不开。那时候冰已经薄了，但我抱不动大石头，拿小石头砸。砸了很长时间砸下来一些小碎冰渣渣。我把碎渣渣捧到瓦罐里提回家来，这时天麻麻亮了。我赶紧烧水，没烧开，就是冰化开了，温嘟嘟的，端去叫大妹妹喝，大妹妹不会喝了。我给她灌也灌不进去了。我跟父亲说，父亲不管。他把长衫又穿上了，他说，我要死的人了，能管着她吗？

        没办法。我大妹妹那年十岁，我试着往外抱没抱起来，叫个人来，把大妹妹拖出去了。还是拖到菜园里的那个坑里，和小妹妹埋在一起了。

        我还是出去参加队里劳动，一天弄两碗洋芋吃。连着两天，我和父亲分着吃，一人一半。我想，是我的父亲呀，不要叫饿死了。我娘养下了我，但我是父亲养大的呀，为了一家人的生计，他吃了多少苦呀，现在我家就剩下我们父子两个人了，有一碗洋芋就两个人吃吧。

        给父亲吃洋芋的第三天，我父亲突然就精神起来了，改变主意了，那天晚上他脱了长衫睡觉，说：

        死不了啦，明天下地做活去。

        看父亲精神起来，我很高兴，说，大，你不等死了？父亲说，一天有两碗洋芋，老天爷不叫我死呀！

        早晨起来， 我看见父亲趴着不动弹。我想他又发懒了，又变主意不想出工了，就喊，大，你还不起？你说的今天干活去！我父亲不说话。我就又说，大，你说话不算话！说着，我推了他一把，才发觉已经硬硬的了。

        我把父亲的长衫给套上了。这长衫是我父亲解放前家境好时做的长衫，那时爷爷还活着，经商，虽然父亲在家种地，但独当一面管着全家的农业生产，爷爷给他做的长衫。我母亲跟我说过，冬闲或者村里有啥事了，父亲就穿着长衫走来走去，应酬。农村合作化以后，父亲不穿长衫了，但他很爱惜，一直存放在箱子里。我父亲是我们村唯一穿过长衫的农民。

        把长衫套上后我就去找队长，叫他找人抬出去埋掉。但队长没来，我就给父亲脸上盖了一张纸。放了三天，队长叫会计和保管来了，把我家的柳条耱子拿过来，把父亲抬上去，盖了床被子抬出去了。会计问我，你去不去？我回答走不动了，你们埋去吧。

        埋完父亲的这一天，家里来了很多人，都是亲戚，还有街坊邻居。都是看我来的，说这娃孽障，没人管了。等他们走后，我发现铁锨没了，铲子没了，水桶没了，砂锅没了，连提水的瓦罐都不见了。在家一个人过了几天我就跑出去了……跑到公社去了。我听人说，那里有个幼儿院，专门收养没父母了的孩子。

        1969年冬天，五大坪农场往饮马农场迁，我回了一趟家。我想把父亲的坟迁一下，问会计，问保管，你们把我父亲埋哪儿了？他们都说记不清了。他们说，队里死了人都叫他们抬，关门了［4］的都有好几家，成孤儿的就更多，都是他们抬的，他们也不记得抬出去埋哪儿了。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回过家。何至真结束他的家事的讲述。

        我沉默无语。过一会儿才问，你两个妹子呢？还在菜园里埋着吗？

        没有，那次回家，生产队已经把我家房子占了当队部。我叫他们把我妹子起出来迁到祖坟去了。当时有些亲房家的人不同意，说哪有女子埋祖坟的，媳妇才能进祖坟。我说，我不讲规矩，我就是要把妹子埋在祖坟里。天打五雷劈，叫它打我来，劈我来！

        这天夜里，我与何至真聊天直到深夜。大约是凌晨一点钟的时候，他说该回去了。我挽留他：这间客房是农场领导安排的，就我一个人，你睡那张床。他不睡，说黄闸湾不远，骑车二十分钟就到了。非要走。我送他到兰新公路。这是中秋节过后几天，大半个月亮挂在天边，那残缺的一边像是狗啃得豁豁牙牙的。何至真骑着自行车的身影在月色下消失很久，我还在兰新公路上站着。很久才有一辆跑长途的汽车驶过来，车灯贼亮，晃花了我的眼睛。但是汽车过去之后，月色如水，洒在公路上，公路伸向幽暗朦胧的远方。残月就在那远方。
        ［1］西北地区老百姓家庭腌制的一种酸菜，以喝汤为主，调进饭里，还可以代醋。
        ［2］五六十年代农村“帮助”人的方式，将被帮助者置于中间，外围的人将其推过来搡过去，连踢带打。
        ［3］方言，土疙瘩，土块。
        ［4］方言，全家死光了。

        独庄子

        黄家岔梁的蚰蜒小路上走下来一个人。
        黄家岔梁是条绵延数十里的大山梁，南北向横亘在通渭县寺子川乡境内。黄家岔梁仅仅是这条梁在黄家岔村附近这一段的名称。黄家岔村北边和南边的山梁人们分段叫做毛刺湾梁、黄家湾梁、朱坡湾梁和鸭儿湾梁。这条梁的脊背比较平缓宽阔都开垦成了农田，而两边的山坡很陡，且有很多条倾斜而下的山冈和山沟，就像下垂的百褶裙。那些大的皱褶延伸到梁顶的地方往往形成一个较为平缓的塆子，这样的地方大都有个村庄，分别叫毛刺湾村，黄家岔村，朱婆湾村……
        这条梁的东边和西边各有一条并行不悖几十里长的大山梁，东边的山梁有一个总名称董家山，西边的山梁也有个总名称段家梁。董家山和黄家岔梁中间是一条巨大的山沟叫董家沟。从黄家岔梁上看董家山的沟沟壑壑，一座一座的院落掩隐在一片一片的绿荫里，在午后的蜃气中若隐若显，若幻若真。

        10月中旬天已经很凉了，山坡地上的庄稼都收完了，地都犁过耙过了。树叶变黄了，草也黄了，只有一条一条的冬麦地绿茵茵生气勃勃的。已经是深秋了，太阳晒在身上也不暖和了，但是从黄家岔梁上走下来的这个人的脸上却淌着油腻的汗水。他不年轻了，一顶土苍苍的蓝色布帽遮不住鬓角上的白发。他穿着毛衣，怀里抱着一件绿色军大衣。黑皮鞋和裤腿上沾满了尘土。

        他不熟悉这里的路。他已经快下到坡底了，山坡上有很多横的斜的人踏下的羊走下的蚰蜒小路，他站下来观察，似在选择该往哪边走。后来他横着翻过了一道小山冈，终于看见了山脚下的一座院落，才又滑着蹭着下到两道山冈之间的沟里，往那个院落走下去。

        接近院落的时候，他就听见了狗叫，还看见一条狗在院子中间跳来跳去，仰着头狺狺地叫。狗叫声中一个小姑娘从靠着山坡的屋檐下跑了出来，站在院子中间看他，接着又走出一个老奶奶也仰着脸看他。

        这个行人看见了狗和人，但他没出声，快速地下坡走到那个院子旁边。这时他的视线被院墙挡住了，他又绕到门口去。院门向着董家山的方向，关着的。

        这是个独庄子［1］，庄子建在两条不大的冈子中间的小塆子里。塆子里有几棵大柳树，树那边是一道雨水冲下的山水沟。庄子门口有一条小路延伸到山水沟里，沟不深，沟坡的半截有一个比笸箩大不了多少的水坑，周围是人工用石头砌成的坝。这是一眼泉，渗出的水很少，看样子也就只够这一户人家使用。泉那边才是淌雨水的山水沟。

        山水沟往东延伸不足百米就突然变深变宽了，和巨大的董家沟连在一起了，山水沟两旁的山冈变成了平缓的坡地。坡地里种着冬麦。有几块地种过洋芋，已经犁过了也耙过了，地边上堆着黑黑的洋芋杆杆。

        这个人又看了一眼院门，把手里的军大衣和一个人造革书包放在山水沟边上，然后沿着一条小路往下走，走到山水沟的又宽又深的沟口上，对着巨大的董家沟站着，看对面的董家山。后来他又在冬麦地里走来走去，并走进了耙过的洋芋地里。他像是在寻找什么，走走停停，时而仰着脸思考什么。很久之后他终于拍了拍手往回走，回到独庄子门口。他看见院门还关着，就又下了那道山水沟，从泉里撩水洗了洗手，捧着喝了几口，然后眼睛顺着泉边的一条路看，看那条小路下到山水沟底，又上了对面的山坡；那小路弯弯曲曲从山坡上往黄家岔梁攀援而去。

        他的眼睛对着小路看了很久，当他再回头的时候看见院门开了，一个六七十岁的白头发老奶奶站在门口，身旁还怯怯地站着个五六岁的小姑娘。

        那个人笑了一下，喊着问，大娘，这达是黄沟吧？

        就是黄沟。这位客人，你在这达转着找啥哩？

        那人不回答，又问，这达就住你一家人吗？

        啊，这是个独庄子。你是从那达来的？你找啥哩？

        没找啥，就是看一下。大娘，这门前头的地越来越少了。

        就是呀，我们刚来的时间地还宽着哩，这些年山水把地冲走了。

        你们是啥时间迁到这里来的？

        二十年了吧。将将承包的时间我们就来了。队长说哩，这达有十几垧［2］地你们种去吧，我和老汉［3］就来了。那时间我们三口人。老汉说，这坡根里地气热，种啥啥成……

        你们将将来的时候这达还有房子吧？

        没了，那早就没了！那学大寨哩，队长叫拆过平掉了。喂，我说你，你是哪达的人，你怎么知道这达的事情？

        那人犹豫了一下说，大娘，我原先在这达住过，就是这达的人。

        老奶奶很久没说话，愣愣地站着，后来突然就尖叫了一声：

        天爷呀，你是展家的后人呀……

        啊，我就是展家的后人，我叫展金元，我大叫……

        知道，知道。哎呀呀，你是稀客呀！快，快进家，进家了喝口水……老奶奶很热情，也很激动，一连声地邀请，还对身旁的小姑娘说，快叫大大。但小姑娘认生，不叫，紧着往老奶奶身后躲。

        进了院子，又进了房子，老奶奶又叫展金元上炕。展金元也不客气地上了炕。老奶奶一边问这问那，一边又打发小姑娘去叫爷爷。老奶奶说，老汉拉柴去了，两边的塆子里还有些洋芋杆杆没拉回来。老奶奶在地下忙乱，把一个自制的小茶炉端过来放在炕头上。这是个薄铁皮做的桶桶，里头套了泥，炉口就两寸大，放在一个铁皮做成的盘子里。她又从台阶上拿来一束剁得很整齐的树枝点着放进炉膛，把一个白色但已经熏黑了的小茶缸倒上水坐上，放上茶叶。把一碟冰糖放在炕桌上。

        金元，你说你叫金元？老奶奶又从灶房里端来一碟花馍放在炕桌上，她自己才在炕头坐下说，你先填补几口馍馍，你是远路上来的吧？等老汉来了，我再做饭。金元说，不要做饭，不要做饭，我吃些馍馍就行。在毛刺湾吃下饭的，在黄家岔坐了一会儿就过来了，还饱着哩。大娘，我打问些事，过一会儿还要到寺子川去哩。老奶奶说不知你问啥事哩？金元说，大娘，我想问的是你们搬到黄沟来是啥时间？怎么把房子落到这达了？我记得我家的老庄［3］在下头平坦的地方哩，你们咋不在平坦的地方盖庄廓？老奶奶说，对着哩，你家的老庄是在下头哩。我们盖房房的时间，你们的老庄连印印都看不见了，人们还说你家的院子里埋下人着哩，老汉说，我们还是避开亡灵吧，就把房房盖这达了。

        茶已经煮好了，老奶奶往一个茶盅里放冰糖，再倒上茶，说，金元，你喝茶，你走渴了。这时，院里脚步声响，老奶奶又说，老汉来了。

        一连声的跺脚，还有拍打衣裳的声音，金元要下炕，一个老汉进来挡住了：不要动，不要动。你是稀客！稀客！老汉也上炕了，老奶奶又放个茶盅在炕桌上，倒上茶。老奶奶说，这是展家的后人，在黄沟住下的。老汉说，知道了，我知道了。小孙女跟我一说我就知道了。早就听说过，你们一家人就剩一个娃娃一个老奶奶了，娃娃的名字叫金元……

        我就是金元。你还记得我的名字？

        长相记不清了，人还记着哩。我那时年轻，不操心旁人家的事，但还记得你娘的样子，瘦瘦的，黄黄的脸，领着个五六岁的娃娃，大老远的从黄沟到黄家岔的食堂打饭。那时间吃食堂，公社化……1959年我们一家人逃荒去了新疆，过两年回来，就听说你家剩一个娃娃了，还有个老奶奶，叫亲戚领走了，几十年没有消息。将才小孙女一说，我就想是你来了。你今年多大？
        五十岁。
        现在在哪达？
        在酒泉。

        酒泉的哪达？

        农场，在一个农场当农工，种地着哩。

        你的情况咋相［4］？

        凑合着好着哩。和这边一样，农场也承包土地了。我和女人承包了六十亩地，种啤酒大麦——就是做啤酒的大麦。
        收入还好吗？
        一年和一年不一样？种好了，市场价好了，一年能收入个两万；市场价格下来了，也就收入个一万元吧……
        一万元！不好了还能收入一万？那就好得很呀！我们这达两年也收入不了一万元。
        不一样，农场和家里种庄稼的方式不一样。农场种经济作物，啥值钱种啥。家里还是种麦子种洋芋，一斤麦子五角，一亩就是打上四百斤，不是才二百元吗，还有成本哩……

        老人喝茶，沉默良久改变了话题：金元，这些年你没来过黄沟吧？

        这是第一趟。1966年和1976年到过寺子川，看姑父和娘娘［5］。两次我都要来黄沟，想把我大我爷往好埋一下，娘娘挡住了；娘娘说你去做啥哩？老庄都叫人平掉了，你爷和你大的坟都找不到了……

        老人说，噢，看来你这趟来是给老汉迁坟来了？

        有这想法。我大下场［6］时说过，叫我把爷爷埋好。几十年了，大的话在我心里装了几十年了，我现在也快老了，想着这次来把事办了。

        老人又停顿了一下说，你还记得你爷你大埋在哪达了吗？

        不记得，不是我埋的。娘娘说埋在菜园里了，还有我妹子。

        老人放下手中的茶盅，看着展金元的眼睛说，金元，这事你怕是办不成了。六十年代学大寨，生产队把你家的老庄平了，种成地了。现在连个印印都没了。

        我将才也看了，的确我也认不出来哪达是我家的老庄，哪达是菜园。我爷和我大埋在庄后的菜园里了。我就认出来了那八棵柳树；那时候才茶盅那么粗，是土改以后分了地，打院墙时我爷种上的；现在水缸一样粗了。还认出水泉来了，我在那里提过水……

        老人说，当年的事你还记得吗？

        记得一些，有些记不清了。那时间我才七岁。

        你爷你大怎么下场的，还记得吗？

        这事我记得清清楚楚的，烧成灰也忘不掉。
        能说一下吗？
        那说起来就长了，怕是来不及了，我还要去寺子川哩。我计划下的今天到黄沟看一下，看能找着我爷我大的坟不，然后赶到寺子川的娘娘家去。
        你非要今晚上赶到寺子川吗？晚一天不中吗？

        晚一天……

        不要走了，不要走了。今晚上站［7］我家，明早起来消消停停走，饭时候就到了。我问你，你今天怎么来的？

        我从通渭城里出来坐的去会宁县的班车，在沙家湾下车又换上会宁去静宁的车到了党家岘子。到党家岘子就没车了，步行走到万家壑岘，再到刘家湾，到毛刺湾，再到黄家岔，再到黄沟。

        我估计你就是从党家岘子来的，你经过黄家岔了嘛！你已经走了四十里路了，翻山越岭的，今天就缓下吧。寺子川二十里超过了，你们不走长路的人，猛一下走长了，腿痛哩。

        也就二十里路，我攒劲儿走一下，天黑就到了。

        你看你看，你还是见外嘛。你为啥攒劲儿走哩？你今晚站下，明天起来了消消停停走不好吗？再说，这里是你的老家嘛，我们也是乡亲嘛，我老汉实心实意留你哩……

        盛情难却，展金元犹豫犹豫同意了。他说，老大大，那就要麻烦你了……

        这有啥麻烦的。你是贵客，想请还请不到哩。再说，我着实想听你说一下你的家事。

        要说我家的事呀，那还得从头说，可那时间的事情，有些记得，有些不记得了，有些记是记得，但当时搞不懂是咋回事。就拿我大上洮河来说，我记不清是啥时间走的，只记得那时候吃食堂了，我娘天天三顿往黄家岔食堂里去打饭，那时我大就不在家了。我问过娘，我大哪去了，这么长时间了，咋还不回来？我娘就光说你大上洮河了。上洮河做啥，娘也没给我说清楚。还有，我实在也记不清从啥时候开始饿肚子的，只记得一开始吃食堂，我娘从黄家岔提回来的是馍馍，有白面馍馍，有糜面馍馍，能吃饱。后来就光提回来洋芋疙瘩汤，清汤，就吃不饱了。再后来是麸皮汤，后来连麸皮汤也没了，我娘不去打饭了。我娘说食堂没粮了，食堂散伙了。队里没粮了，家里就更是没粮了！在我的记忆里，吃食堂的那两年，庄稼黄了的时候，队上就派很多人来收我家地里的庄稼，在我家门口的场上碾场。场碾完了，粮食全叫牲口驮走了，一颗粮都不给我家留，就留下些麦草和谷衣。因此食堂一散伙家里就没粮吃，我娘就拿谷衣煮汤全家人喝，再就是剥榆树皮煮汤喝。喝了几天树皮汤，有一天我二爸跟我爷我奶和我娘说，我们逃荒去吧，蹲在家里饿死哩。我爷不逃荒去，我爷说到哪里逃荒去，政府的政策是一样的，这里没粮吃了，外头也就没吃的了，你往哪达逃荒去！我娘一听二爸说逃荒去，吓了一跳，说这一大家人的，老的老小的小，怎么要馍馍去？等一等吧，政府看着饿死人了，还不放粮吗？二爸说，放粮，你等着放粮哩吗？上头的公购粮征不够着哩，谁给你放粮哩！家里没粮吃，我娘也心慌得很，惆怅得很，但她坚决不同意逃荒要馍馍去。她跟二爸说，就是要馍馍去，也要等你哥回来呀，回来了商量一下呀，哪能说走就走呀！再说大和娘上岁数的人了，眼看着天凉了，能出门吗？还是等你哥回来再看吧。我二爸说，嫂子，你等我哥回来再要馍馍去呀，那你就等吧，我可是要走！说这话的第二天，我二爸就走了，他怕我爷我奶不叫走，悄悄儿一个人走了。

        我家那时八口人，爷爷、奶奶、二爸、我大和我娘，我，还有两个妹子。二爸一走，就剩下七口人了，我大还在洮河上。二爸没走的时候，我家还能喝上树皮汤。二爸年轻身体好，二爸到外头跑着剥榆树皮，剥了榆树皮全家充饥。二爸一走，我家连榆树皮都剥不上了！食堂一散伙，人们抢着剥榆树皮，大的厚的榆树皮剥光了！二爸走了以后，我跟着娘去剥榆树皮，只能在人家剥过的树枝子上剥些薄皮皮。树皮剥来后切成小丁丁，炒干，磨碎，煮汤喝。再就是挖草根根——草胡子根根，妈妈草根根辣辣根根，还有骆驼蓬。这些东西拿回来洗净，切碎，炒熟，也磨成面面煮汤喝。除了草根根骆驼蓬，再就是吃谷衣炒面，吃荞皮炒面。荞皮硬得很，那你知道嘛！磨子磨不碎，要炒焦，或是点上火烧，烧黑烧酥了，再磨成炒面。谷衣呀草根呀磨下的炒面扎嗓子，但最难吃的是荞皮，扎嗓子不说还苦得很，还身上长癣，就像牛皮癣，脸上胳膊上身上到处长得一片一片的，痒得很，不停地抠呀抠呀，抠破了流黄水。

        食堂散伙才一个月，我爷就下场了。榆树皮草根根谷衣荞皮，这些东西吃了是能充饥，能填满肚子，可肚子胀得把不下来，把屎成了一个难关。通常，我娘给我奶奶掏，我娘也给我和两个妹妹掏。可是爷爷不叫人掏，我奶奶要给我爷爷掏，但爷爷不叫掏。每一次把屎，我爷都拿根棍棍到茅坑去，自己掏。爷爷上罢了茅坑，灰堆上就淌下一滩血。后来爷爷就不吃那些草根根榆树皮了，躺在炕上不动弹。我记得我娘专门煮了一点点扁豆面汤给我爷端去，哭着劝我爷：大，你要吃些呀，不吃饿死哩。我爷不吃，他说，吃上这碗汤也是个死，不吃也是个死，留下这碗汤吧，给我的孙子喝去。一天夜里，大概是半夜时间，我被奶奶说话的声音惊醒了，看见灯亮着，奶奶披着衣裳坐在爷爷身旁喊我娘：金元娘，你醒醒。娘醒了，一轱辘爬起问做啥哩？奶奶说，金元娘，你下炕舀碗浆水［8］去。你大将将［9］说他口干得很，想喝口浆水。我娘披着衣裳下炕舀了半碗浆水给奶奶。奶奶用一个木勺勺舀着喂浆水汤，爷爷的嘴张着，但奶奶喂了几勺勺，浆水都流到枕头上了。奶奶又叫我娘，说金元娘，你看一下，你大把喝上的浆水吐出来了。奶奶那时间眼睛麻了［10］，我娘探着身子看了看，嗓子里带出哭音来了，说，娘，我大像是不中了。奶奶呜呜地哭起来，我娘也哭起来。

        这天的后半夜，我们一家人再也没睡觉。奶奶和娘一哭，我也哭起来，两个妹妹也哭。我大妹妹那年五岁，小妹妹三岁。他们不知道爷爷下场了，她们被我奶我娘和我的哭声吓哭了。后来，还是奶奶先止住哭说，金元他娘，不要哭了……天明了你到庄里喊几个人来，把你大抬埋了。

        我娘说，这没棺材嘛，阿么［11］抬埋哩？

        奶奶说，这饿死人的年月，阿里［12］那么多讲究？把板柜的隔板打掉了装上，抬出去埋了吧。

        娘再也没说话。天亮之后，娘就到黄家岔去了。

        黄沟到黄家岔的这一截坡坡，我娘过去一个钟头能走来回。这时间我娘的身体瓤了，爬不动山，我娘走的时候跟奶奶说，娘，你不要急，我饭时候就回来了。可是娘走了也就一顿饭的时间，就急匆匆回来了。她的脸上汗津津的，神色慌慌张张的。奶奶惊讶得很，问你这么快回来了？你叫的人哩？娘慌慌张张地说，没找见队长。奶奶说，没找见队长，叫几个庄户人也行嘛。娘说，哪顾上叫人嘛，听说搜粮队进庄了！队长和会计叫公社叫走了，到外庄搜粮去了。奶奶说啥搜粮队？娘说，我也说不清，反正是县上来人了，专区也下来人了，还有公社的干部，到咱队来了，搜粮哩，要把各家的粮食搜走……

        奶奶听娘这么一说，也慌了，叹息般地叫了一声天爷，然后说，快！快！你把柜柜里的那几斤粮……

        我家原来存着不少陈粮的，有麦子，有扁豆、谷子，把房子地下的板柜装得满满的，可是头一年成立食堂叫队长领着人来背走了，说成立人民公社了，要过共产主义的好日子，家里不叫做饭了。还是我奶奶哭着喊着挖了几碗扁豆，有十几斤，装在一个布抽抽［13］里，放在炕上放着的一个炕柜里，和几件旧衣裳放在一搭儿存着，舍不得吃。只是爷爷奶奶吃谷衣吃草根把不下来的时候，我娘才在石窝［14］里踏［15］碎，煮些清汤叫我爷我奶喝。那汤都不叫我喝，我小妹妹才能喝上两口。扁豆就剩下七八斤了。

        我娘把炕柜上的锁开了，拿出装扁豆的抽抽走到院子里去了。一会儿进来对奶奶说，娘，我放在草窑里了，用草埋起来了。奶奶说，好，放在草窑里好。我家的院子里有两间土坯垒下的窑，以前是圈牲口的，一间是放草料的。合作化以后牲口入社了，窑里堆的全是生产队分下的麦草麦衣添炕的［16］。但奶奶在炕上坐了一会儿又说，草窑里怕是藏不住吧，人家来了还不先翻草窑吗？娘说，那你说放在哪达呢？奶奶仰着脸瞪着房顶，思考着，良久说，拿来，你把抽抽拿来，放在被窝里，我不信他们连被窝都搜。娘叫了起来：娘，不行呀，被窝里最不保险。我听人说，搜粮队把几家的炕打了［17］搜哩，不叫人在炕上坐着。奶奶惊讶得睁大了眼睛说，是吗？有那么做事的吗？大冬天把炕打了人往哪达睡去？娘说，人家不管你在哪里睡呀！

        奶奶不出声了，坐着，但仍在走心思，因为过了一会儿她又说，金元他娘，你把抽抽拿来，我把它揣怀里。他们总不搜身吧！

        娘略一思考说，这倒是个好办法。他们来了不砸炕你就在炕上坐着，砸炕你就下来在台阶上坐着。

        奶奶把她破烂的大襟棉袄掀开了，把装着扁豆的抽抽塞进怀里了，抱着抽抽坐着。但是，后来娘烧好了草汤全家喝完了，奶奶又不放心地说，金元娘，我心里还是不踏实：来人了叫我下炕，怀里揣着一抽抽扁豆，人家看出来哩。娘说，那你看放到哪里好？奶奶说，我想放在你大的怀里，下场了的人，他们不翻吧！我娘说，这办法好，这办法好。

        于是，奶奶又从怀里拿出抽抽来，掀开昨天夜里缠在爷爷身上的一件破布单子，把爷爷硬了的手拉开，把抽抽贴着爷爷的腰放下，然后盖上了布单。一切都做好之后，奶奶看看爷爷，总觉得爷爷的身体有点异常——腰部有点宽，且鼓了起来。她不放心地又揭开了布单，把爷爷的腿抬起来，把抽抽放到爷爷的膝盖下边，拍打着摊平，再放下腿去，再盖上布单。这样一来，连我也看不出爷爷有什么异常了。

        然后，我和奶奶、两个妹妹在炕上坐着。我娘忙着切草根根，炒草根根，炒荞皮，推磨……我们全家人忐忑不安地等着搜粮队来搜粮食。关于埋葬爷爷的事，谁也不再提起。

        这样子过了三四天，始终也没人来我家搜粮，奶奶有点沉不住气了，说我娘：你去黄家岔看一下，这搜粮队怎么还不来，等得人心急。

        娘就又到黄家岔去了。这次娘去的时间长，饭时候才回来。娘进了房子，不等奶奶问话就说，搜粮队走了，没人搜粮了。奶奶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说，走了吗？走了好，走了好，唉呀，把我吓死了。就剩下几斤粮食了，叫搜走了可怎么活呀！她长长儿出了一口气，停了一会儿才又说，也怪了，这工作队怎么没来咱家呢？我娘说，知道咱家没啥粮呗！没油水！奶奶说，那你没找一下干部吗，叫他们派人把你大抬出去？娘说，找了。我这时间才回来，就是找人找的。找不上人。队长不在家，叫公社叫去四五天了，搜粮去了，没回来。听人说这次搜粮是大兵团作战，怕本地的干部抹不开情面，把旁的公社的干部调到黄家岔搜粮，把黄家岔的调到旁的公社搜粮去了。奶奶说，队长不在了再找一下会计嘛，叫会计派个人来嘛。娘说，找了，会计昨天刚回来，会计也调出去搜粮去了。我找到会计说我大下场了，你派几个人把我大抬埋一下，看见会计的娘在炕上坐着哭着哩。原来前两天来的工作队在会计家搜粮没搜出来，逼着叫他娘交出粮食来。他娘说没粮食，人家拿棍子把他娘的腿打折了。会计今早上回来，他娘说你不在家，人家把我的腿打折了。会计说，娘，你不要说了，我在外边也是这样干的。我进去的时候，会计正张罗着找人给他娘治腿，哪顾上咱家的事哩。

        奶奶怔怔地坐了一会儿说，你叫几个熟人来一下也行嘛。娘说，我去了十几家，半个村庄都跑过来了，有的家里人跑光了，到外头要馍馍逃荒去了，有的人家院子和房子地下挖得一堆土一堆土的，——搜下粮的——一个个灰头土脸的正收拾房子着哩，谁还有心思管咱家的事！

        那咋办呀，你大就这么在炕上停着吗？那臭下哩！

        我也没办法，叫不来人嘛。我一个人抬不出去，就是抬出去了还要挖坑哩……娘说。娘坐着缓了一会儿，喝了点水，又说,先这么办吧，我们把大挪一下，挪到凉炕上去，过两天我再找人去。

        于是，我娘用力，奶奶帮忙，两个人把爷爷推着翻了两翻，把爷爷从窗跟前滚到上炕上了。上炕没有烟道，不走火，温度低。

        我家原先住两间房，爷爷奶奶和二爸住一间房，娘和我和我妹子睡一间房。二爸出走之后全家挤在一盘炕上睡觉，为的是节省添炕的。以前家里有牲口有羊，有驴粪羊粪，添炕的不缺。公社化以后没牲口没羊了，麦草麦衣少了，我娘也饿软了，拾不下添炕的了。把爷爷翻到上炕上之后，奶奶就睡到窗根去了，那个位置炕最热。我挨着奶奶睡，然后是两个妹妹，然后是我娘。娘那头是爷爷。

        又过了三四天，我娘就又去了黄家岔，又没叫上人。娘告诉奶奶，找到队长了，队长说死人太多了，他管不过来，叫自己找人埋去。娘跟奶奶说，黄家岔村口的路上东一个西一个撇着没埋掉的死人，有大人，也有娃娃，人都走不过去。她看了那情景就再也没去叫人。娘说，叫啥人呀，黄家岔的人乱撇着哩，谁到黄沟给你抬埋人来！

        奶奶静静地坐了良久才说，那就放着吧，等后人来了再说吧。

        奶奶说的后人就是我大。于是我们全家人盼呀盼呀，盼着我大回来。我娘对我和妹妹说，你大回来就好了。我问娘我大回来就有吃的了吗？我娘说，你大会有办法的。

        我都记不清了，忍饥挨饿吃草根子吃谷衣的日子又过去了多少，大概是两个月吧，我大回来了。后来我才知道那是腊月底的日子，也就是1960年元月的一天。

        我记得特别深刻，那是一天的饭时候，我们一家人在炕上坐着，我娘正要下炕给我们煮汤去，突然院门被人拍得叭叭地响了两声。

        我们家几个月没来过人了，连搜粮工作队都没进来，所以门一响全家人都惊了一下，都仰起了脸。连正闹着要吃奶的在我娘怀里闹腾的小妹妹都停止了哭闹。后来门板又响了两声，一个软软的声音喊开门来！娘就说了一声：

        你大来了！开门去！

        我还有点怀疑，因为这声音有点异常，不像我大的嗓门。我大那时候三十左右做事干脆利落说话嗓门很高……但我听见的声气像是个老汉。可我却毫不迟疑地下炕开门去了。

        那时候，我娘的身体已经很瓤了，已经不能每天出去给我们拾地软儿挖草根，不能挖妈妈根了。我家两个月当中就吃了奶奶藏下的那七八斤扁豆，再就是谷衣和草根，荞皮。我们吃完了草根汤在炕上坐着，可我娘还要给我们烧汤和添炕，我小妹妹还要吃奶。娘的脸肿得像南瓜一样，脸皮薄得像透明的纸，里头就像是装的水，指头一捅就能捅破，水能淌出来的样子。她在家走路的时候慢腾腾的，要时不时地扶一下门框和墙壁，防止跌倒。

        我大回家了，但他根本就不是原来的样子了，他的胡子长得像犯人，脸瘦得变了相，黄蜡蜡的，灰楚楚的，他的棉衣破得像个要馍馍的花子。我不敢认他。倒是他一个一个地叫我和妹妹的名字，抱我，抱妹妹。我大抱小妹妹，小妹妹吓得哭起来，奶奶对我大说，你看你看，这丫头天天喊大哩，你回来了她倒诧［18］得不行。
        我大说，我走的时候她才一岁嘛。

        我大上炕坐下了。我大冻坏了。我娘去烧汤，奶奶和我大说话。我听明白他们说的话了：我大是得了肺病回来的，要不得病还不叫回来哩。他说在工地就知道家乡没饭吃了，因为许多人的家人没饭吃，往工地跑，投靠儿子和丈夫。所有去工地投亲的人都劝他不要回来，说回家就饿死哩。有人还说，通渭县一个姓白的副县长，老娘在家没吃的了，往工地去找儿子，饿死在陇西和渭源交界处的路上了。人们越是劝，我大越是放心不下家里人，硬是走着回来了。他在路上走了五天，白天赶路，夜间就住宿在沿途的农民家里。昨天夜里他住在寺子川一个人家了，今天一早往回赶。

        我大还真给全家带来了一些新气象，这天中午我娘烧的榆树皮汤。我们已经好长时间没喝到这样香的汤了，榆树皮汤咽起来滑溜溜不扎嗓子，还有点甜味。喝着汤我娘说，这榆树皮炒面是专为我大留下的，她说她猜着我大过年一定要回家来的。我大笑了一下。
        我大还真有办法。这天傍晚又喝了一顿榆树皮汤他就出门了，半夜才回来。一阵挖地的声音把我惊醒的。睁开眼，我看见我大和娘把地下的板柜挪开了，挖了个坑，把半口袋啥粮食放进去又埋上了，把板柜又挪回原地方。把挖出的土端出去倒了。后来我大上炕了，在我身旁睡下的时候说，娃娃，我去背了一些糜子，埋下了，还有半口袋胡麻，胡麻放在草窑里了。奶奶在窗根里坐着，担惊得很，一个劲地问，你从哪达背来的？你从哪达背来的？

        但是，第二天早晨我大睡在炕上起不来了，不停地咳嗽，吐出几口血。我娘拿个瓦盆接血。那血是黑颜色的，一块一块的就像浸住［19］了的血豆腐。大的脸黄得像张烧纸。奶奶在窗根里坐着抹眼泪，说，叫你不要出去，不要出去，你偏要出去。挣坏了吧……

        我大的脸上泛起一层淡淡的笑容：娘，那些粮食够你们吃到春天，草长出来，苜蓿上来……苜蓿上来就饿不死了。

        我大再也没有爬起来，他连着咯了两天血就咽气了。咽气之前把我叫到他的身旁说，娃娃，我不中了，有些事要跟你交代一下，你是我们展家的唯有的男子汉。你将来要把你的爷爷埋了。爷爷没棺材，等到你长大了做个棺材，把爷爷埋好。大不中了，没那能力了。我大说着话又咳嗽起来，又吐血，过一会儿不咳嗽了，又对我娘说，那口袋糜子你们先不要动，放好。你们先吃胡麻。你们一点一点拿着吃，糜子你们放好，要把荒年过去。黄家岔的黄福成你们要防着些。我和他一搭给冉家做过活［20］，那人你们要防着不要叫知道咱家有粮，知道了一颗都剩不下。那人瞎账得很……

        我大下场了，我娘还是没办法把我大抬出去，就像爷爷一样，推到上炕上和爷爷一排放着，脸上盖了一张纸。我们一家人挤在半截炕上睡觉。白天，我娘和我们在炕上坐着取暖，煮谷衣煮草根吃，到了夜里，娘就在爷爷以前喝罐罐茶的茶炉上炒胡麻在石窝里踏胡麻煮汤。胡麻有营养，虽然一次就喝半碗碗，但我的心踏实着哩，知道饿不死了。我娘在妹妹饿得哭的时候总说，不要哭，天黑了给你煮胡麻汤。

        我娘不敢白天炒胡麻，也不敢夜里在灶房的炉灶上炒胡麻，爷爷还活着的时候，一看见烟筒冒烟，队上的积极分子就闯进来看锅里煮的啥。

        但是，我大没了才七八天的一天的中午，黄福成还是闯进来了，还带着三四个年轻人。那天我娘正在灶房里烧荞皮汤，听见啪啪的打门声，就跑进住房对奶奶说声来人了，然后去开门。门一开，黄福成就进来大声嚷，人家的烟筒都不冒烟，就你家的烟筒冒烟，你家还特殊得很！说着他就直奔灶房揭开了锅盖，但他看见的却是一锅黑糊糊的荞皮汤。这时我娘说，黄队长，你给我说说，谁家的烟筒不冒烟？不冒烟就能把草根煮熟吗？但他不理，对那几个年轻人说，搜！给我搜！那几个人进了住房看见奶奶、妹妹和我在炕上坐着，爷爷和我大在半个炕上躺着，就又出门进了空荡荡的猪圈，进了草窑。

        很快，他们就把麦草呀谷草呀从门口撇出来了，把半口袋胡麻翻出来了。我娘急了，扑上去夺，说这胡麻你们不能拿走呀，这是救命的呀！黄福成一脚就把我娘踢倒了，骂，驴日下的！我知道你们家没干好事！你男人一回来，仓库的粮食就少下了！不是你男人偷的才怪了！你说，你男人偷了多少胡麻？还有糜子？糜子藏到哪里了！

        我娘哭着不出声。队长又骂：

        说不说！你不说吗？搜，给我再搜！搜出来我把你的腿打断哩！

        这帮人手里拿着镢头，锨，还有个人拿着一把斧头。他们在院子里这儿捣，那儿砸，听声音，觉出声音不对头就刨。他们把炕洞里都探过了，拿锨把带着火星的添炕的铲出来橵在院子里。后来又进了房子敲打。终于，他们把板柜下的半口袋糜子也挖出来了。黄福成又喊着骂，没冤枉你们吧，我没冤枉你们吧！我知道就是你们偷队上的粮了！掀过，把炕席掀过！把炕打了，看上炕上藏下粮食没有！

        就在他们翻箱倒柜的时间，奶奶已经走到门外去了，坐在台阶上了，就是两个妹妹在炕上坐着。他们把妹妹从炕上撵下来，把爷爷和我大掀到奶奶经常坐的窗根前，然后揭起上炕的席子。

        奶奶在台阶上坐着没动，我娘又冲进来了，喊着说，你们不能动死人呀，这不是造孽吗！但他们把我娘推开，细看炕坯有没有动过的痕迹。

        他们没打炕，他们没发现藏过什么的痕迹，但他们走出房门之后，又在院子里站着朝四面看着。看着看着，黄福成像是又发现了什么，对坐在台阶上的奶奶说：

        你，站起来！

        奶奶颤颤巍巍地站起来了，拢着两手。黄福成又喊：
        把前襟掀起！

        奶奶不动弹，奶奶的脸色变了，嘴唇抖起来，想说什么又说不出。黄福成走近两步抓住了奶奶的袖子一拉，把奶奶拢在一起的手拉开了。啪嗒一下，一个书包大小的抽抽从奶奶的大襟底下掉了下来，落在奶奶的小脚上。

        黄福成拾起抽抽捏了一下，大骂：
        你这个老熊，我说你今天这么老实——在台阶上蹴着！你把胡麻藏在怀里！你为啥不塞在裤裆里！
        我也很是惊奇：不知道奶奶什么时间把几斤胡麻塞在怀里的。难道她知道有一天黄福成会来搜粮吗！
        奶奶没说话，瞪着黄福成，她的脸色非常难堪，身体就像筛面一样地抖着。但是后来她猛地一跃，突然就抓住了黄福成手里的抽抽，喊着说，这几斤胡麻你要给我留下……
        但是黄福成一甩胳膊奶奶就栽倒了。奶奶在地上呼天抢地嗥起来：
        天爷呀，你不叫人活了……
        黄福成领着人走了，把糜子和胡麻都背走了。他临走还说了几句话：今天就便宜你们了，你们老的老小的小……你儿子单要是不死，我非治他个盗窃公物罪，送到劳改队去……娘和奶奶把炕席铺好把爷爷和我大又翻着滚到上炕上。娘又抱了些麦草把炕烧一烧，把炕添上。这时天黑了，我们就睡了。这天我娘没做晚饭，我们一家人都没心思吃饭。就小妹妹哭着闹，喊饿。娘解开纽扣叫她咂奶，但她咂着咂着又哭起来，娘打了两巴掌，她又咂，咂着咂着睡着了。

        第二天我娘也没起来，就在炕上躺着。到了下午，两个妹妹都饿得哭，奶奶颤颤巍巍下了炕，烧谷衣汤。奶奶把汤舀好，一人一碗，我端到炕上，但我娘不喝，把我端的碗推开了。奶奶劝我娘：
        金元娘，你要喝上些，你不喝哪行哩？

        我娘还是不喝，一动不动躺着，一句话也不说。

        我娘在炕上躺了两天，这两天都是我奶奶摸索着烧汤，娘一口汤都不喝。第三天早上我娘爬起来了，因为这天夜里我小妹妹死了。小妹妹夜里总哭。没吃没喝的日子把我娘熬干了，她趴在我娘身上咂奶咂不出来就哭。我烦我妹子，娘都起不来了，她还没完没了地咂我娘的奶！我把她从娘怀里抱过来撇在炕角上了。我妹妹就像一只赖猫一样，吱啦吱啦地在墙角上哭着。天亮时不哭了，身体已经硬硬的了。

        我娘把小妹妹抱到院子里用一团胡麻草包起来往外抱，身体摇晃着。我怕娘摔倒，跟着娘出去了。娘没摔倒，娘走上几步就站一下，站一下再往前走。走到去董家沟的坡坡上之后回头说了一句：你不要来。她又走了几步，下到董家沟的陡坡上去了，我看不见她了。娘为啥不叫我过去？我心里这样想着就又往前走了几步。这时我看见娘在陡坡上坐下了，点着了包着妹妹的胡麻草。我的心揪起来了，我娘烧我妹妹呢！前两天妹妹还活着，还要吃的，吃娘的奶，今天就要变成个黑蛋蛋了。我突然心里难受得很，后悔得很，后悔我没叫她吃娘的奶把她饿死了！还是这一年的春季，我跟娘去黄家岔食堂打饭，在路上看见过烧成黑蛋蛋的死娃娃。我很恐惧，问娘为啥要烧死娃娃？娘说怕狗啃了。那为啥不埋上？不叫埋。谁不叫埋？老辈子就这么始下的。那就那么撇着吗？它自己就化掉了。

        我娘在陡坡下头坐了好长时间，我妹子都烧成黑蛋蛋了，火早灭了，她还在那达坐着。她的肿得亮晶晶的脸朝着董家沟的深沟大涧，看着沟那边的山山洼洼，看着山山洼洼里的白雪。那正是一年里最冷的日子，大雪把董家山盖住了。董家山的雪蓝盈盈的闪着光，和蓝幽幽的天空都连在一起了，分不清山头和天空了。她一动不动地坐着，坐了有小半天，才弯着腰手触着地站起来，我就赶紧跑回家了。

        小妹妹的死像是把娘从睡梦中惊醒了，回到家中她就再也不睡了，给我们烧谷衣汤喝，她自己也喝。喝完之后，她又把门外台阶上早先洗净晒干的一堆草胡子和骆驼蓬抱进灶房在面板上剁碎。她的胳膊没力气，切刀在手里重如千斤，剁上几下就提不起了，她就停下来缓着，过一会儿接着剁。

        转天我娘把剁碎的草胡子和骆驼蓬炒熟了，又放在磨子上推成炒面。她推上转上一圈就走不动了，但她缓上一下就又推。奶奶对她这种突然爆发出来的劲头困惑不解，说她：你缓着嘛，你这么急做啥？口袋里还有谷衣哩，吃完了再推。娘一句话不说，还是推。

        推了两天，我娘把那一堆草胡子和骆驼蓬推成了炒面，和家里的谷衣拌在一起，装进一个毛口袋里。然后她又拿个瓦罐子到门外山水沟里的泉上提水。赶天黑前把水缸提满了。

        就是这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娘坐在炕上对奶奶说，娘，我把炒面推下了，缸里的水也提满了，明天我想出趟门。奶奶问，你到哪达去？我娘说，我想出去要馍馍去。奶奶没出声，很久，我娘又说，娘，一家人在家里坐着等死，不如我出去一趟，我要上馍馍了来救你们。奶奶还是不吭声，凹陷的眼睛布满皱纹的脸花白的头发对着我娘。我娘也把她空荡荡的眼睛看着奶奶。

        后来，我娘就躺下睡了。

        转天早晨喝汤的时候，我娘对我说，元元，你和奶奶把家看好，把你妹妹看好，我出去要馍馍去。要上馍馍我就回来了。我心里明明白白的，家里没吃的，一家人坐着不动就得饿死，我说，娘，我跟你一搭儿去。娘说，你还小，你走不动，你和你奶奶把家看好，把妹妹看好，我出去半个月就回来了。

        天亮起来喝完了汤，娘跟奶奶说，娘，我要走了。你把娃娃们看好。听说娘要走，大妹妹咧着嘴哭，也说要跟娘走，但奶奶把她抱住了，说，我的娃娃，你娘要馍馍去哩，你跟上做啥？你娘抱不动你，你也走不动。我没哭，我送我娘到门口，看着我娘下了门前的山水沟，又走上了去黄家岔梁的坡路。我娘说要往寺子川去，她走的不是去黄家岔村的路，走的是西边山坡坡上的那条路。那条路窄得很，也陡得很，拐来拐去的。我娘手里拄着个棍，一个手里还提着个手笼儿，里边放了一只讨饭用的粗瓷碗。她走上几步就站下来喘气，回头看我，招手，叫我回家去。我没回去，我站着看娘上山，我喊，娘，你慢些走，乏了就坐下缓一下再走。

        我娘坐在山坡上了，缓着。过了一会儿她又站起来往上走。她缓一下再走，再缓一下再走，慢慢地转过一个塆子又转过一个塆子，走得再也看不见了，我才回家了。

        我娘说，她出去要馍馍半个月就回来。我和妹子和奶奶等呀等呀，十五天过去了，没有回来。二十天过去了，也没回来。第二十天上，我大妹妹没有了。那是夜里，大妹妹在我和奶奶中间睡着，她说渴得很，说哥，我想喝口水。但这时我已经不敢下炕了。我娘走了以后，我奶奶给我们烧汤喝。后来奶奶也烧不成汤了，她下了地一走路就栽跟头。她趴在地上，在茶炉上给我和妹妹烧汤。烧汤好了，舀上，往炕上端，也是爬着挪。她还要添炕哩，也是爬着走，门坎都过不去；好不容易爬到炕洞门上了，添炕的又送不进炕洞里。后来，奶奶就不敢下炕了，怕下去上不来。我就下炕了，把娘磨下的炒面捧到炕头上，饿了就吃炒面，渴了喝水。那是大妹妹没的头一天，我下炕舀水，我也端不动碗了，一碗水端在手里，啪啦啪啦地抖，撒得剩下半碗。我上炕也上不来了，还是把一个木墩墩滚到炕跟前踩上爬上来的。所以大妹妹要水，我不敢下炕。奶奶也不叫我下炕，奶奶说，你下去上不来咋办哩？我拉不动你。那可冻死哩！天亮的时候我大妹妹断气了。她的头吊在炕沿上，人趴着，像一块破布搭在炕沿上。她的嘴里吐出来不多的一些白沫沫。我大妹妹那年五岁。
        我和奶奶把大妹妹掀到上炕上去还费劲了！我们掀着滚到我大身旁了，可是他们三个人并排躺着占的地方太大了。奶奶说把爷爷再往炕柜那边搡一下，和我大挤紧一些，腾些地方出来。爷爷已经在炕上放了三个月了，他的脸皮都干干的了，胳膊腿也干干的了，肉皮就像牛皮纸贴在木头棍子上。爷爷变得轻轻的了，我和奶奶一用力就掀得翻过了，而这时我发现爷爷后背上的骨头扎出来了。原来爷爷的后背腐烂了。

        把爷爷、我大和我妹子摆着放好之后，我和奶奶就在炕上坐着等死。奶奶啥话都不说，我也啥话都不说。我心里明白得很，娘要是一两天能回来的话，我们就能活下，娘要是再不回来，出不去三天，我和奶奶就没命了，渴也得渴死！冻也得冻死！因为我和奶奶都下不了炕，就没人添炕了，也喝不上水了。炕一阵比一阵凉了。我和奶奶把能穿的都穿在身上，把两床被子围在身上，奶奶抱着我一动不动坐着。

        你问我那时候想的啥吗？不想，啥也不想，想的就是要死了，像爷爷我大那样要死了。再想的就是娘为啥还不回来呀？她说的半个月回来，这都二十多天了，她为啥不回来？遇到啥事了？

        也不害怕死。那时间心已经木下了，不害怕死。我大死了，爷爷死了，妹妹死了，黄家岔那么多人都死了，不是也没啥吗？我死了有啥可怕的。不过，有时一阵一阵的，也觉得死了有些可惜，我还没长大哩。人都是长大了，老了，才死哩，我还没长大就死掉，是有点可惜。但也没害怕死，心想，既然人一辈子要受那么多苦，还是死掉吧，死掉就不知道生活有多苦了。咳咳，就是这么随便想一想，也没深想。

        那是我和奶奶在炕上坐着的第二天吧，中午时分，奶奶抱我的手已经抱不紧的时候，我家的大门被人推开了，院子里脚步声响。我的心当当地跳起来，心想是我娘回来了，她要上馍馍了，救我们来了。但脚步声到了台阶跟前，我又听着不像我娘，就没出声。接下来房门又推开了，进来一个生人。是个男人，大个子，瘦瘦的。那人可能是从阳光下走进房里看不清，站在地下看了一会儿才说话：你们还活着哩？你们是展家吗？奶奶回答就是，那人又说，我是寺子川的周家。你们在李家岔是不是有个亲戚？奶奶说我有个丫头给到寺子川了，在李家岔。那人说，我就是受你丫头的托付来看你们的，你们家里好着吗？那人已经适应房子里的光线了，就又哀叹起来：啊呀，这怎么齐刷刷地摆下了？奶奶说，这是我的老汉，这是大后人，这是孙女子，还有个孙女子没了，撇过了。活着的就剩我和这个孙娃子了，还有个媳妇出去要馍馍了……呜呜呜呜……奶奶说着就哭起来了。那人也唏嘘不已，但他说，老人家，不要伤心了，不光是你一家这样，我的一家人也饿光了。我这达拿着几个菜饼子，你和孙娃子先吃上，我们再说话。这人的穿衣有点怪，你说他是干部吧，一身农民的黑棉袄黑棉裤。你说他是个农民吧，棉袄上套着一件中山装的单褂褂。这人从他中山装褂褂的抽抽里掏出两个白面饼子，从那个抽抽里又掏出两个饼子。我接过一个咬了一口，原来是馅儿饼，是苜蓿馅子。奶奶吃了一口也吃出苜蓿来了，说，苜蓿长出来了吗？那人说，老人家，你多少日子没出门了？春天到了。奶奶说，我也不记得几个月没出门了，我的腿蜷上了，连炕都下不去了。说着话，那人又到外边去抱了柴来，给我们点火烧水，把开水端到炕头上，说，老人家，你喝些开水。这时候奶奶吃下一个饼子了，才问，好人，你是个啥人呀，你为啥这么伺候我？那人说，老人家，你问哩，我就把话说明，我是寺子川大队的人，我到李家岔检查工作，见到你的丫头了。她的婆家没人了，男人也没了。我就跟她说，你是个可怜人，我也是个可怜人，我的一家人也没了，老人没了，婆娘娃娃都没了，你要是愿意，我们就凑到一搭过吧。她说行呀，一搭过吧，我就把她领到我的家里去了。到家之后她跟我说，她是黄家岔村黄沟的人，不知家里还有人没有了，叫我来看一下。她想来看一下，就是腿软得走不动……

        原来这个人是我的姑父，一下子我们就变得亲近了，奶奶就和他商量后事。姑父说，今天时间迟了，你们就先吃上些饼子缓着，明天我再来接你们。我给你们把炕添上。

        姑父添了炕，又把开水给我们用一个瓦盆端到炕沿上放下，叫我们好喝水，然后就回去了。第二天天还没亮他就又来了。这次他又拿了几个苜蓿饼，还拿了一碗莜麦炒面。他烧了一锅开水，把炒面倒进去搅成稠糊糊，叫我和奶奶一人喝了两大碗，喝饱了。然后他说：

        老人家，现在你们下炕，我们走，到我家去。

        奇怪得很，昨天我和奶奶还下不了炕哩，吃了两顿好饭，我和奶奶竟然能爬出院子去了。爬到房背后的坡上之后，我竟然又能站起来了。只是腿软得很，心发慌，走上几步就栽跟头，就又跪下爬着走。然后休息，然后又站着起来走一截，然后又爬着走……

        奶奶站不起来，就一直跪下爬着走，爬着走一截又跪着走一截儿……爬不动就坐下缓上一会儿。

        从黄家岔梁往西，山梁长得很，过朱坡湾，过宋家庄。我们走到宋家庄的时候，奶奶实在爬不动了，我姑父就背她走。姑父的身体也瓤，背上一截放下来叫奶奶爬一截，再背……我们从鸭儿湾下了那大梁，就到了寺子川。这条路总共是二十几里吧，我们从太阳升起来走到日头落尽才走到姑父家。奶奶的棉裤在膝盖那儿磨破了，膝盖淌血了。

        见到我娘娘，我们才知道姑父是大队书记，是省上派下来的工作组新任命的书记。姑父原先是寺子川大队副书记，以往工作中对社员好，不太粗野，所以任命了个书记。原来的书记队长那时都撤职了。我和奶奶在姑父家过了七八天。姑父是干部，那时一月供应十五斤粮。那时省上已经给通渭县放粮半个月了，但我们在黄沟不知道。救济粮一人一天二两到半斤，不一样。娘娘是吃四两。我和奶奶不是寺子川的，吃不上寺子川的救济粮，就吃姑父和娘娘的。姑父要工作哩，娘娘就每天去挖野菜，掐苜蓿。四个人凑合着吃。七八天以后的一天，我听见姑父跟娘娘说，他想把我送到义岗川公社孤儿院去。义岗川公社成立孤儿院了，孤儿院的娃娃们吃得好，政府还给穿的。

        第二天我没和奶奶娘娘打招呼，就自己跑上到义岗川公社去了。寺子川村到义岗川公社大约三十华里的路，我一天就走到了。我是顺着金牛河边的小路走的。在姑父家吃了几天饭，我的腿已经有力量了，不栽跟头了。

        展金元的讲述在这儿戛然而上。然后就是长时间的沉默。

        展金元讲述家事过程中，黄沟的老汉老奶奶静静地坐着听，就问过几句话。他们的小孙女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在热炕上睡着了。后来老汉才猛地叫起来:

        哎呀，你看天黑了，黑黑的了！

        是的，天已经黑透了，他们互相看对方脸部都不清晰了。老汉这才点煤油灯，对老奶奶说：

        你看，你看，都啥时间了，你还不做饭去，咱们的客人饿坏了！

        老奶奶如梦初醒，急忙下炕往灶房去了。老汉才对展金元说，喝茶，喝茶，哎呀，你看这火都灭了。他一边点茶炉一边问：

        你娘再没回来？

        没回来，一直没消息。

        你奶奶呢？

        过了两年，我奶奶叫二爸接走了，接到宁夏去了。那年二爸跑出去到了宁夏的固原，给一个人家当了招女婿。我工作以后回家探亲就是看奶奶，看娘娘，看姑父。我跟娘娘嘱咐过，叫她注意打听我娘回来过没有。我1966年回来过，那时我还在孤儿院呢，说是要分配工作哩，怕分远再回不来了，来看了一回娘娘和姑父。那次我问娘娘听到我娘的消息没有，娘娘说姑父每次到黄家岔梁都打问我娘。有一次听人说我娘死在华家岭的公路上了，有个人见过。姑父找到那人家里，那人又说是没这回事，他没说过这话。后来，我姑父劝我，娃娃你不要找了，你娘走出去就两种下场，一是死在哪达了，再就是跟了旁人了；如果是跟了旁人了，那就再不回来了，你找也找不见。但我不死心，每次见了娘娘都要问问有啥消息吗？我是这样想的：我娘就是跟了旁人，生活好了以后也该有个消息呀。她不想我吗？不想我妹子吗？老大大你说呢？   
        老汉不回答，静静地坐着，许久又问：
        你爷爷和你大是谁埋了的？

        我和奶奶到了姑父家两天，姑父叫上人来把我爷我大收拾过了。姑父回到家说，埋在庄后的菜地里了。1966年那趟见到姑父，姑父说黄沟的庄子已经平掉了，庄子变成一片庄稼地，庄稼长得好得很！

        我也没问过人，——没操过这心嘛——你家为啥独门独户住在这山根里？老汉又问。你们家要是住在大庄里，你大妹妹就能保住命，那时间已经放粮了！你们是个独庄子，没人管！

        我长大以后奶奶告诉我的：我家原先是陇山乡人。家里穷，我爷到黄家岔这达给富汉扛活，富汉家在这达有一片地，叫我大给他种这片地。富汉家给盖的房房，叫我大在这达成家。解放以后土改，工作组把这片地划给我家了。

        ［1］方言，一户人家的村庄。

        ［2］一垧为二亩半。

        ［3］方言，定西地区把院落称庄廓、庄子，老院子叫老庄。

        ［4］方言，怎么样，如何。

        ［5］方言，姑姑。

        ［6］方言，去世，死亡。

        ［7］方言，休息，住宿。

        ［8］西北农民自制的酸菜，菜少汤多。

        ［9］方言，刚刚，才。

        ［10］方言，指严重的飞蝇症。

        ［11］方言，怎么，如何。

        ［12］方言，哪里。

        ［13］方言，小的布袋，或者衣服上的口袋。

        ［14］方言，石臼。

        ［15］方言，捣，砸。

        ［16］方言，烧火炕用的树叶、驴粪、杂草之类的总称。
        ［17］方言，砸了，拆了，挖了。
        ［18］方言，生分，害怕，诧异。
        ［19］方言，凝固。
        ［20］方言，扛长工。

        炕洞里的娃娃

        上官芳每天早晨要锻炼一趟身体。她是十年前从地区人民医院退休的，那时候她才五十岁，在医院供应室工作，每天没完没了地煮针头、叠纱布、洗输液瓶。提前退休，是因为心脏不好，经常无端地心慌心跳，喘不上气来。那时候丈夫也已经退休，丈夫说两个儿子都成家了，你也就退了吧。从退休的第二天开始，丈夫每天早晨都陪着她锻炼一次身体。

        锻炼身体也就是散散步：早晨从家里出来，走过立着一匹奔马雕塑的大十字来到东街，穿过繁华的商业街，走到南山新村；再慢慢地爬到南山的半山腰的南山公园，休息一下，俯视古老而又年轻的定西城；然后又下山原路返回家中。

        走这么一趟要两个半钟头，可是她不觉得累，也不犯心脏病。原因是夫妇两人的确走得很慢，路程也不远。

        这一天他们两口子折返到东街了，正在逛街，一个穿皮夹克的男人从地区医院的门诊部倒退着走出来，不看身后，仰脸看门诊部的二楼，把上官芳的脚踏了一下，还差点把她撞翻。她丈夫手快，一把扶住了她，并大声喊：

        喂喂，怎么走路呢！

        那人忙忙地转过身来道歉，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光顾看上头了。脚踏痛了吗？

        脚踏痛了问题不大，撞翻了你负责任吗？

        这时站在街边的一个中年妇女也替那个男人道歉：大娘，对不起，对不起，他光顾着找地方呢，往上看呢。

        其实，那个男人只是踩着了上官芳的鞋帮子，并没踩痛脚，上官芳便说没关系没关系，找啥地方你们接着找吧。走，咱走。

        说着话，上官芳拉着丈夫的胳膊又顺着人行道往前走。可是，那个男人紧走两步追上来了说，大娘，大娘，我听着你是本地人，跟你打听个地方你知道不？

        上官芳站住了，转过身对着这个人。

        我问一下，50年代末——就是1960年——这个地方有个儿童福利院，你知道不知道？

        上官芳一怔，打量对方一下才说，你是找孤儿院吗？

        对，孤儿院，那时候人们都叫孤儿院，其实正式的名称是定西专区儿童福利院。

        你找孤儿院咋哩？

        咋也不咋，就是看一下。

        看一下？上官芳似问非问，又似自言自语，但她的眼睛在这个人身上打量来打量去，最后落在对方的脸上：这个人也就五十岁的样子，除了皮夹克，还戴一顶解放军的皮帽子，是兔皮的，咖啡色的皮毛，像个外地人，但说话又带着本地口音。她说：

        你找孤儿院咋呢？你还真问对了，我就在孤儿院工作过。

        您在孤儿院工作过？那人盯住了上官芳看，眼睛上下睃巡，突然说：

        上阿姨，你是上阿姨吧？你不认识我啦？

        上官芳怔了一下，困惑地摇头，反问，你是谁呀？

        那人大声说：
        我是秃宝宝！
        上官芳又是一怔，接着笑了。这个五十岁的大汉竟然说出这样稚气难听的名字来！她笑着又说：
        秃宝宝？你是秃宝宝？就是那个爱钻炕洞的秃宝宝？

        对对，我钻过炕洞，差点叫烟熏死。那男人以为她不相信，啪的一下摘掉了头上的帽子，并说：

        你看，你看我是不是秃宝宝。

        那人的头光溜溜的。不是剃过的那种秃头，是长过疮或者得过病的脱光了头发的那种秃头，除了后脑勺还有些稀稀落落的头发之外，其他部分一个伤疤又一个伤疤结痂以后锃光瓦亮的样子，一根毛都没有。

        啊呀，你还真是秃宝宝，嘿嘿……上官芳咧着嘴笑，但她看见了路旁的几个行人站住了看她，看那个秃头，便有点难为情地说，戴上，你快把帽子戴上……

        那个帮秃宝宝说话的妇女也有点脸红，笑着说你快戴上帽子吧，也不知道丢人！

        秃宝宝也笑着，但他说，这怕啥呢，我就这么难看嘛！嫌难看你还找我咋哩？

        上官芳又笑，说，秃宝宝，你咋认出我来了？我一点儿也认不出你了。

        炕洞里的娃娃(2)

        你咋能认识我嘛，那时候我还没现在一半高，才###岁嘛。不，还没到###岁。我是一进来就换肚子住院的，那时才七岁多一点儿。

        你的眼睛尖得很，能认出我。

        你没变嘛。你那时鸭蛋形的脸，现在还是鸭蛋形的脸。

        怎么没变，四十年了，哪能没变？成老奶奶了。

        成老奶奶我也能认出来。鸭蛋形的脸年轻不显年轻，老了不显老。再说，你嘴上的美人痣一看见就记起来了。

        上官芳又笑：秃宝宝会说话了。

        秃宝宝还笑：不是会说话，是真的。再说，我离开孤儿院是1969年，我都十六了，啥事不记得？上阿姨，你这是往哪里去呢？
    回家去呢。我是出来遛早来了。
        上官芳回答：这娃娃他大没了以后，自己还流浪了一段时间，走村串户要馍馍。走到哪里人们给吃的，可不愿收留过夜，——他身体瓤得不行，人家怕他死在人家的炕上。他常常钻进人家的炕洞里睡觉和取暖。进了孤儿院，有吃的有住处了，换上新棉衣了，可他还爱往炕洞里钻。钻进去唤都唤不出来。还有一个娃娃也爱钻炕洞，两个人一起钻一个炕洞。有一天两个人钻进去没出来，拉出来的时候两个人都晕过去了，烟熏的。那一个死了，他救活了。

        这娃娃命大！

        就是命大。

        ［1］方言，傻瓜，不懂事。

        ［2］方言，疙瘩汤。

        ［3］方言，想办法，凑合。

        ［4］方言，一种如同牛毛草的植物，长得矮小，羊爱吃，其根白色，无毒。

        ［5］方言，石臼。

        ［6］方言，捣，砸。

        ［7］方言，旧度量衡，十六两为一斤。

        ［8］方言，家族血脉继承人，儿子。

        黑石头

        我是通渭县襄南乡黑石头的人。

        黑石头是个很出名的村子。听老辈子的人说，一天夜里，随着呼隆隆的一声巨响，天上飞来两块神石落在村前的牛谷河边上。这两块石头一瘦一胖一高一矮，高的近乎一丈，矮的半人多长，黑黝黝铁疙瘩一样杵在地上。十里八乡的人们跑着来看，谁都不相信石头会飞。但时间不长，石头又飞了一次。一个妇女晚上收工回家，在牛谷河洗完了脚，把裹脚布晾在石头上没拿，她想第二天下地时再裹脚，不料去找的时候石头不见了。全村人惊了，到处去找，发现两块石头都杵在村后种谷子的坡地里。这下人们才相信了，这是一对神石。人们都说，神石被女人的不洁之物冲撞是不吉之兆，全村人都要遭受报应的。

        黑石头有三个商号，一个是斗行，人们买粮粜粮的铺子；一个叫荣福祥，是个杂货铺，收土产品也卖土产品的商店；还有个字号叫钱永昌的，是个钱庄，给农民放款的。

        荣福祥是我大大［1］家开的。我大弟兄三个，我大是老三；二大在县城当老师。

        我大解放前也是经商的，在碧玉关有铺子。解放后政府给我大戴了顶地主分子帽子，赶回家来了。

        1958年，我大上引洮［2］工地，我哥去靖远县大炼钢铁，我娘去大战华家岭［3］。到了第二年农历九、十月，生产队的食堂没粮食吃了，散伙了。

        食堂没粮食吃了，家里就更没吃的了。从1958年开始公社化吃食堂以来，生产队就没给社员分过粮食；打场的时候县和公社的工作组就守在场上，打下多少拉走多少，说是交公粮交征购粮。就这，征购粮还没交够，工作组挨家挨户搜陈粮。

        为了搜陈粮，把我们全家人都撵到二大家了。工作组在我家搜了三天，拿铁棍捣地，拿斧头砸墙。我跟村里的娃娃们跑进去看了，我家的院子里面挖出来几个窑，但没有搜出一颗粮食。我回家给我娘说了，娘说那是解放前没分家时我大大窖下粮的空窑窑，窑里的粮食土改时早就搞光了。

        我二大家的院子也搜了，挖了十几个坑，连猪圈都挖了，也没挖出粮食来。二大的房子是临解放才盖的，二大是中学老师，家里根本就没有窖过粮。

        食堂没散伙时，天天喝稀汤，食堂散伙后连汤都没处喝了，我娘就把谷衣［4］炒熟，磨细了，再把苜蓿根挖出来剁碎炒干磨成面，两搀和着打糊糊喝，当炒面吃。

        食堂散伙一个月，我奶奶不行了。谷衣和草根吃下去排不出来，就是现在说的梗阻，我娘拿筷子给我掏粪蛋蛋，也给奶奶掏。我奶奶临断气的时候躺在炕上说胡话，喊大大、二大和我大的名字。那时我娘的身体也不行了，走路摇摇摆摆的，我娘就打发我去叫大大家的大嫂子。大大家的大哥会木匠活，结婚后分出去单过。那时大哥已经不在人世了，他背着木匠家什去外边做活，叫人谋害了。大嫂子不知道，还在家里守着。我找到大嫂子说，奶奶放命着哩，我娘叫你去看一下。一叫，大嫂子赶快拿了一块榆树皮做的馍馍到我家去，给奶奶吃。那时候榆树皮馍馍就是最好的吃头了！食堂一散伙，家家没吃的，抢着剥榆树皮。我娘身体弱没剥上。榆树皮切成碎疙瘩，炒干，再磨成面，煮汤。那汤好喝得很；粘乎乎的，放凉了吸着喝，一碗汤一口就喝下去了。你说怪不怪，我奶奶都昏迷了，说胡话了，可是大嫂子把榆树皮馍馍往奶奶嘴里一放，奶奶就不胡喊了，啃着吃开了。可是奶奶七十多岁了，早就没牙了，哪里嚼得动放凉了的榆树皮馍馍呀！我嫂子用刀切碎了给奶奶喂，我给奶奶灌水，奶奶就能嚼动了。喂着榆树皮馍馍，大嫂子说，奶奶怕是真不行了，我娘就把老衣给穿上了，就是裙子扣子没系住。我们那儿的风俗是老人死了要穿裙子，但不是现在的年轻人穿的那种裙子。

        奶奶吃完那块榆树皮馍馍又活了三天，三天后再没吃的，就去世了。

        当时我和我娘我奶奶睡在一盘炕上，奶奶睡在窗根离炕洞口近的地方，这儿炕热一些，娘睡在离炕洞口远的上半截炕上，我睡在奶奶和娘中间。睡到半夜里，娘把我推醒说，巧儿，奶奶没了。我娘又说，来，巧儿，咱们把奶奶抬到上炕上。奶奶那时干瘦干瘦的成了一把骨头，但我们没抬动。我没力气，我娘更没力气；我娘那时已经不能出门了，在家里走路要扶锅台，扶墙。我和娘在炕上跪着，从一边掀，把奶奶掀着滚了两下，滚到上炕上去了。

    然后我和娘又睡下了。我娘没哭，我也没哭。那时候人死得多，看得也多，神经都麻木了，不知道哭，也不知道害怕。

        天亮之后，我娘又说，巧儿，你出去叫个人去，不管谁家的，有大人了就叫来，就说奶奶没了，帮着抬埋一下。

        黑石头是个很大的村子，人口稠得很，一、四、七的日子，左近二三十里的人都来这赶集。可是今年以来除去赶集的日子，街上根本就看不见人。很多人家的门上挂着锁子，没锁的人家也空荡荡的不见人。我到街上转了几家没锁门的人家，只有一家有人，是个姓毛的老奶奶在家里。我进了她家一间房一间房地找人，都是空空的。老奶奶看我乱窜，问我，巧儿，你做啥哩？我说毛奶奶，我奶奶没了，我娘叫我找个大人。毛奶奶说，巧儿，你奶走了吗？走了好，走了好。我看她洋混子［5］着哩，就大声说，毛奶奶你家的人呢？毛奶奶说，死的死掉了，活的就剩个福祥娃拾地软儿［6］去了。

        我没找上人，回家告诉我娘，娘说，快上来，上炕暖和一下。我上了炕和我娘坐着。奶奶就在上炕上躺着。

        时间快到中午了，我娘又说，巧儿，你再看一下去，毛奶奶家的福祥娃回来了没有。回来了就叫他找一下队长去，叫队上帮个忙。我下了炕正要走，突然听见院门被人拍得啪啪响。我心里一惊：这是谁知道奶奶没了！

        娘说，快去开门！看谁来了！

        我跑出去开门，原来是福堂哥来了。他是我奶奶娘家的侄孙子，二十来岁。他的脊背上还背着个背篓。我说福堂哥：你怎么来了？他说，我是来看看姑奶奶的。我说我奶奶没了，饿死的。福堂哥一听就跺脚：哎呀，我大怕姑奶奶没吃的，叫我送些吃的来。你看这还来晚了！

        福堂哥进了房子，看奶奶停在炕上，我娘也在炕上坐着，就说，人已经没了，你们就这么坐着吗？也不找人抬埋？我娘说我出不去门了。我也说一早上就去找了，没找上人。福堂哥说他看看去。

        福堂哥去街上转了一圈，也没找到人。他回来后说，我先回去，明天从碧玉叫几个人来。

        第二天，奶奶的娘家来了几个人。奶奶的棺材是几年前我大就做好的，只是没有合卯，没刷漆。娘家人合了卯，白皮子棺材把奶奶抬出去埋了。埋在老坟旁的一条向阳的地埂子旁边，天冷，地冻上了，没法在祖坟里挖坑。

        奶奶去世后，我和娘靠着福堂哥背来的东西将就着过日子。他的背篓里装了些晒干的萝卜叶子，萝卜叶子下面压着四五斤糜子，还有些烙熟的麻腐［7］饼子。我娘身体弱得下不了炕，家里一切都靠我：我把糜子在石臼里捣碎，捣成面面再煮成汤，放上萝卜叶子或是苜蓿根磨下的渣渣，和我娘喝。福堂哥拿来的东西大部分叫我吃了，我娘光喝汤不吃麻腐饼子。我叫娘吃，娘说你吃吧，你多吃些干的，我喝些汤就成了。我已经动弹不成了，你再不能饿垮了，里里外外都靠你哩。其实那年我才十岁。

        我奶奶很惨。奶奶去世的时候，她的几个儿子都没有了。我大大是死在引洮工地的，挖土方的时候崖塌下来砸死的。二大是右派，送到酒泉的一个农场劳改去了，农场来通知说已经死掉了。我大娘外出讨饭，听人说饿死在义岗川北边的路上了，叫人刮着吃了肉了。我大是奶奶去世前一个月从引洮工地回家来的，是挣出病以后马车捎回来的，到家时摇摇晃晃连路都走不稳了，一进家门就躺下了，几天就过世了。我大临死的那天不闭眼睛，跟我娘说，巧儿她娘，我走了，我的巧儿还没成人，我放心不下。咱家就这一个独苗苗了。

        我大为啥说这样的话哩？我哥比我大死得还早。我哥是1959年春上从靖远大炼钢铁后回到家的。###月谷子快熟的时候，他钻进地里捋谷穗吃。叫队长看见了，拿棒子打了一顿。打得头像南瓜那么大，耳朵里往外流脓流血，在炕上躺了十几天就死掉了。我哥那年整十八岁。还没成家。
        那天，我娘对我大说，娃她大，你就放心，只要我得活，巧儿就得活。

        我大和我娘的感情特别好。我娘人长得漂亮。我娘是襄南乡的人，是我大做生意时看下的，看见我娘长得漂亮，叫媒人去说亲。谁知我外爷［8］不同意。我外爷家也是大户人家，但不封建，嫁姑娘要姑娘同意，我娘却不同意，嫌我大长得不俊。其实，我大长得不难看，就是皮肤黑，我娘看不上。可是我大就是看上我娘了，我大跟人说，非我娘不娶。后来他自己跑到我娘家里去说亲。旧社会哪有自己给自己说亲的，特别是在农村，那不成体统呀！可他把我娘感动了，我娘嫁给他了。

        从哪里说我大和我娘感情好？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农村的家庭，谁见过男人给女人做饭的，尤其是光景好的人家！我大就给我娘做饭。我大和我娘结婚以后，我娘在黑石头侍奉我爷爷和奶奶，我大在碧玉关做生意，一两个月回家来住两三天；每次回到家里，我大就和面擀面做饭，不叫我娘动手。这是我娘自己给我说下的，解放前的事。我娘还说，就因为我大给她做饭，我奶奶还生气得很，说我大怕媳妇；我大就给我奶奶解释，我一年四季在外头，都是媳妇侍奉你，媳妇也辛苦嘛，我回家来了，做两顿饭她休息一下有啥不行的。解放后我大回家种地了，那就更是经常性地做饭了，因为我娘那时也下地劳动，收工回来就累得很了。我娘是娇小姐出身，从小没受过苦。

        我再举个例子，我大去世后，我娘烧了七次纸，逢七就烧，七七四十九，烧了七次。现在看来烧七次纸没什么，家家都这样。可那是1959年的冬天呀，大量死人的时期呀，一般人家拉出去埋了，烧上一次纸就罢了，可我娘烧了七次。尤其是后来的两次，我娘走不动了，——那是奶奶死后的事了——娘是跪着挪到大门外，又挪到村外头，给我大烧纸的。

        说起烧纸，我又想起一件事来。那是我奶奶去世后的两三天的一个晚上，那天又是我大去世后逢七烧纸的日子，不记得是四七还是五七，我娘说要给我大烧纸去。可她扶着墙走到大门口就再也走不动了，扑通跌倒了。还是我扶着她慢慢地走出巷道去的。我和娘烧完纸了，慢慢地走回来。那天我和娘进了院子关上大门，刚进房子，一个披头散发的人突然从院子里冲进了房子，拿个灰爪打我和我娘。我娘吓坏了，噢地叫了一声，往炕上爬。虽然天黑看不清这个人的面孔，但是我感觉出来她是谁了，就喊了一声：这不是扣儿娘吗！那人看我认出她来，扔了灰爪转身就走。我心想扣儿娘今儿是咋了，就跟出去了，一边走还一边问她：扣儿娘你打我咋哩？你打我娘咋哩？扣儿娘不说话，拉开门栓走出去了。我关上门回到房子，点上灯，看见娘的头钻在被窝里。我说娘，出来吧，扣儿娘走了。我娘掀掉被子看我，说我的头流血了。到现在我的前额上还有伤疤，在左边。我娘一边给我擦血，一边说我：你怎么这么大胆子，知道是扣儿娘还跟出去送她？我说咋了？我娘回答，她是想把我们娘母子打死，吃肉哩！我不信扣儿娘要吃我们，但我问我娘：庆祥说，扣儿娘把扣儿的弟弟吃了肉了，真事吗？娘长长地叹息一声没回答，半晌才说，门关好了吗？记住，以后不准你到扣儿家去。

        过了十几天，福堂哥背来的菜叶子和粮食吃完了。家里一点儿能吃的东西都没有了，谷衣也吃光了，只好吃麦衣和荞皮。

        连着两三年生产队不种荞麦了，嫌荞麦产量低，想吃荞皮也没有呀！我娘就把枕头里的陈荞皮倒出来吃。荞皮硬得很，吃起来很麻烦：拿火点着，烧焦烧酥了，叫我用石舀捣碎捣成面面。然后放在砂锅里倒上水煮，一边煮一边搅。那是草木灰呀，在水上漂着和水不融合呀。等搅得成了黑汤汤，大口喝下去。荞麦皮苦得很，就要大口喝，小口喝不下去。喝些荞麦皮灰然后一定要吃些地软儿什么的，否则就排泄不下来，肚子胀得要死。有一次，我趴在炕沿上，我娘拿筷子给我掏；痛得我杀猪一样叫，血把我娘的手都染红了。我哭着跟我娘说，娘，我再也不吃荞皮了，饿死也不吃了。我一哭，我娘也哭，娘说，我的娃，要死容易得很呀，我早就不想活了，可我死了，你也不得活呀。你不得活了，我咋给你大交待哩。
        我好久没哭过了，我大去世的时候没哭，奶奶去世也没哭，但是这天为了吃不吃荞皮的事大哭了一场。原因是以前家里没了那么多人，我已经麻木了，也不害怕，因为我娘不管吃什么都多给我一点，我没有太挨过饿，没有想过自己会死，觉得有娘哩天大的事都能过去。而这几天吃下的荞皮差点把我胀死，我突然觉得死离我是这样的近，就像只隔着一张纸，一捅就破。而且我娘的痛哭使我觉察到了一个重要问题：我以为是保护人的我娘并不那么强大，相反很是软弱无力！巨大的恐惧揪紧了我的心：我才十一岁，还没长大，就要死去吗？就要像人们扔在山沟沟里的死娃娃一样叫狗扯狼啃去吗？这太可怕了！

        娘，我们就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吗，真是要饿死了吗？哭了好久之后，我抽抽噎噎地说。我的心都在颤抖。

        我娘这时已经不哭了，她目光呆滞滞地看着我。好久好久才说，巧儿，我的娃，你害怕死了吗？

        我没回答我娘的问题，那一刹间，我感觉到我娘一眼看透我的灵魂了，看出我的恐惧了。不知是羞愧，还是害怕，我哑口无言。这时我娘又宽慰我说：

        我的娃，你把心放宽，娘能把你养活了。

        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我说，娘，那我们吃啥呢？

        我的娃，你到街上看一下去，今天是集日，看一下赶集的人多不多？

        到集市做啥呢，你要买啥吗？我对娘的话很不理解，不愿动弹。可娘催我：

        去嘛我的娃，你去看一下去，村西的那块空地上有没有卖木头买木头的人？要是有一堆一堆的木头，有人买，你就把他叫到咱家来。你跟他说，咱家有木头，比集上的便宜。

        我还是不理解娘说的话，我说，娘，咱哪有木头，你能变戏法变出木头来吗？

        娘说，咱家怎么没木头？下前川的房子拆了不是木头吗？

        我心里一惊，说，娘，咱住的这房是二大家的，二大没了，二娘跑到陕西去了。要是二娘回来要房子，咱家的房子又拆了，咱到哪里去住哩？

        娃娃，顾不得那么多了。有再多的家业也是闲的，把肚子吃饱，是顶要紧的。

        尽管是灾荒年间，集市上仍然有稀稀拉拉赶集人。我和庆祥吉祥还有扣儿去牛谷河边的草滩上拾地软儿，总是从集上过，总看见卖馍馍卖油饼卖粮食和麸皮的人。卖馍馍的人把馍馍装在怀里，遇到要买的人就从怀里掏出来馍馍叫人看一下，接着很快就又塞进怀里。等对方把钱交了，他才摸出馍馍交给对方。一个馍二元钱，一个油饼四元钱，一斤小米七元。

        但这天我没在这儿停留，我直奔买卖木头的地方。这地方也比前几年萧条多了，卖木头买木头的人稀稀拉拉的，新木头很少，人们都是买卖旧木头旧椽子的。

        我在集市上转来转去许久，才鼓起勇气走到一个要买椽子的大人跟前，仰着脸说，大大，你要买椽子吗？我家有椽子，你要不要？那买椽子的人侧着身看我，惊奇地睁大了眼睛：你家的椽子在哪里，一根卖多少钱？我说价钱你跟我娘说去。我娘病了，在炕上睡着呢。

        黑石头村在牛谷河边上一片很缓的山坡上，集市把村子分成上前川和下前川。我把那人领到上前川叫他去见我娘。那人进了院子四下看，没发现椽子，进房后问我娘：你们家的椽子在哪里？

        我娘说，我们先谈价钱，价钱谈好了，你拆房子，房子在下前川，椽子是上等的松木。那人说要先看椽子，我就又领着他到下前川我家的房子去了一趟。我家解放后定为地主成分，四合院的房子没收了三排，给我家留下了一排四间房。看完房子，那人又去见我娘说椽子是上等的，但拆房子是个累活，一根椽子比集市上的便宜五角钱卖不卖？我娘说卖。

        那人拆了八根，一个毛驴驮走了。这天下午我就买了六个谷子面馍馍回到家里。我娘说这六个馍馍得一斤半面才能蒸出来。六个馍馍我和我娘吃了三天。我把馍馍揉碎，和我拾来的地软儿煮成糊糊，一天喝一顿。一顿我喝两碗，我娘喝一碗。

    下一个集日又卖了十六根椽子……后来，椽子卖完了，我娘 把三根大梁子也卖了，一根梁卖十元钱。多粗多大的梁呀，比我穿着棉袄的身子还粗。最后，我娘把我家的一盘石磨也卖了。买磨的来了两个人，是我看着他们把磨盘卸下来，滚到大门口，一辆架子车拉走了。卖这盘磨的钱买了十个谷子面馍馍。这样我和我娘就凑合到腊月底了。

        正是一年里最寒冷的时间，家里又没吃的了。我娘的身体更加衰弱了，干脆就下不了炕了，天天在炕上不是坐着就是睡着。我娘的脸干干的了，眼睛塌成两个洞洞，脸腮也陷成两个坑坑。肉皮像是一张白纸。贴在骨头上。娘下不了炕就得我添坑了。我用扣儿娘打过我的灰爪——一个木头棍棍，前头钉了一块横着的木条条——把麦衣和秋天我娘从山沟里扫来的树叶干草推进坑洞，一天两次。每过两天，还要把死灰扒出来一次。这是我娘能动弹时教会我的。我娘说，丫头，你要学会添坑，我死了没人给你添炕，把你冻死哩。我不爱听娘说这样的话，她一说我就不添炕了，我说我不学了，你死了我就跟你一搭死去。这时我娘就哄我,说,死丫头,你还歹上［9］了。娘不死，娘要陪你过一辈子，可是你长大出嫁了还要我给你添坑吗？我说我不嫁人，我就跟你过一辈子。

        并不会因为天气冷肚子就不饿了。不，天越冷肚子饿得越厉害，没办法，我跟着庆祥吉祥弟兄又去拾地软儿了。庆祥和吉祥是我三姨娘的娃娃。庆祥比我大两岁，吉祥比我小一岁。我娘跟我说，她嫁给我大不久，三姨娘也嫁到黑石头来了，给了钱永昌钱庄老板家的大少爷。三姨夫前两年因病去世了，三姨娘三个月前就死了。三姨娘生了三个儿子，大儿子几月前就跑到内蒙去了，两个小的现在大大家过日子。入冬后他们弟兄天天在沟里拾地软儿。他们的大大有个儿子在襄南公社粮管所工作，家里没死人。

        冬天的地软儿特别不好拾。天旱，地软儿小得很，在草底下藏着不容易找到。但地软儿泡软了好吃，有营养，我和娘烧汤喝。

        靠着拾地软儿过了半个月，我也饿得走不动了。正好这时供应救济粮了。

        是生产队长王仓有到我家通知到大队背救济粮的。大队就在黑石头村里，我去背的，给我和娘四斤大米。

        当时家里没有锅。头一年大炼钢铁，我家的锅呀铁壶呀，所有金属的东西都叫生产队搜走了，家里就剩下一个沙锅。也没有柴了。院子里只有一个不知啥时候挖下的树根，可我和我娘劈不开。我娘就把沙锅放在树根上，——由于有了大米，我娘精神大了，鼓起劲儿从房子里爬出来了——我娘叫我抱些麦草放在树根底下点着。我娘想把树根烧着，我们从两边吹气。树根上的树皮着了火，有了红火，后来麦草烧完了，红火又灭了。想煮米汤，水没烧开，米倒是泡软了，我们就喝了。

        过了五六天，那几斤大米喝光了。这时候生产队的食堂又恢复了，一天叫社员打两次稀汤。我听人说，救济粮一人一天四两［10］的标准。四两粮能做什么饭，就只能喝两顿稀汤。

        就在我们喝稀汤过日子的一天，庆祥和吉祥到我家玩来了。我娘问他们：这几天不见你们两个人，你们到哪里去了？庆祥和吉祥抢着回答，我们到福利院去了。我娘问福利院是做啥的，庆祥说福利院是收娃娃的，那里能吃饱。我娘又问福利院在哪达哩？庆祥说，福利院就在襄南公社院子的隔壁，福利院一天吃两顿饭，早上吃一顿糜面馍馍，后晌一顿汤面，有时候是棋花块块，有时候是柳叶子片片，饭里还有不少洋芋疙瘩。顿顿都能吃饱。

        我娘坐在炕上和三姨娘的娃娃说话，听说在福利院能吃饱饭，就又问：福利院能不能把巧儿也要下？

        庆祥说，那不行呀姨娘。福利院要家里没人了的娃娃。

        庆祥和吉祥说完就走了。他们是从襄南来看一下黑石头的大大的，还要赶回福利院吃晚饭，二十里路呢。
        我娘和庆祥兄弟说话的时候在炕上坐着，那兄弟走后，我娘就躺下了。她的一只手搭在脑门上，长时间闭着眼睛。我当成娘坐的时间长了，乏了，要缓一下，提上树皮桶桶拾地软儿去了。可是这天后晌回来，我从食堂打来的汤我娘一口也没喝。第二天上午也没喝汤，还是静静地躺着。

        娘的情况把我吓坏了。我以为娘不行了——我大我哥和我奶奶临走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一句话不说，睡着睡着就没气了。我想，娘要是走了，我可怎么办呀，天不就塌下来了吗！这天我没出去，我把头一天拾下的地软儿泡软，洗净。晚上的面汤打来之后把地软儿放进去煮了煮，稠乎乎地给娘舀了一碗，端过去：

        娘，起来喝些汤。

        娘没说话，只是把睡在枕头上的头轻轻地摇了摇。

        我哇的一声大哭起来，而且是大声地嚎。

        像是我的哭声把娘惊了一下，我娘一下子就坐起来，比平常坐起来的速度快得多。娘惊愕地瞪着我：

        你哭啥呢？

        我还是哭：你怎么不喝汤呀……我当成你不行了……

        我娘嘴咧了一下，她是想笑，但她干巴巴薄得没肉的嘴唇没笑出来，嗔怪地说，死女子，你怎么胡说哩。我不是好好的吗，怎么不行了？

        我说，那你为啥不喝汤？

        死女子！娘这两天不觉得饿，就不想喝呗。

        我说，可我当成你要死了……

        死女子！我能死吗？我死了谁管你去！谁给你做衣裳哩！拿来拿来，把我的碗端来，我叫你看看我能喝不能喝，我是死哩还是活哩！

        这天晚饭，娘喝了两碗稠糊糊。而且第二天早饭端来食堂的稀汤之后，她也比往常多喝了半碗。

        我娘不光是能吃了，还能干活了。这天喝完早上的一顿汤，我去掐苜蓿了。黄昏回到家的时候，家里的情况把我吓了一跳。我娘在炕上忙碌着：不知道她从哪里翻出来一捆羊毛，扯着，撕着，把炕都堆满了，连空中都飘着毛絮。我说她，娘你不缓着，撕羊毛做啥呢？娘说，我给你做条棉裤。

        娘能坐起来做活了，我心里多高兴，这说明她的身体比前一段时间好了，但我怕娘累着，就说她：我的棉裤是去年拆洗过的，添了新棉花，暖和着哩，你就不要再做新的了。你睡着缓着。我说的实话，我们村子的娃娃们冬天都穿的破棉袄，还是空心穿棉袄，下身只穿单裤单鞋。更有甚者，十几岁的男娃女娃连单裤都没有，冬天冷得出不了门，在炕上蹴着。而我娘两年就要给我做一身新棉衣和新鸡窝［11］，第二年穿时衣裳旧了，就做一件新褂子套上，过年总要穿新的。这两年我大上引洮工地，我娘也时不时地被队长派出去劳动，大战华家岭，拓宽华双公路，没时间也没钱给我做新棉衣。不过旧棉衣拆洗过了，裤腿也加长了，穿着挺暖和。在沟里洼里拾地软儿，剜野菜，我没觉过冷。但我娘不听我的话，用嘲笑的口气说，你潮着哩［12］！衣裳穿不破吗？

        我说，破了再说破了的，明年再做嘛。

        可是娘不听我的话，喝完汤之后在煤油灯下还撕扯了一阵子羊毛。她把一疙瘩一疙瘩的羊毛撕开，扯虚，把里边的尘土抖干净，扯成一片一片的堆在炕上。全部羊毛撕扯完了，才睡觉。

        后来的几天里，娘的身体和精神越来越好，她把箱子里的碎布找出来，又把她年轻时穿过还有八成新的衣裳翻出来拆了，量呀裁呀絮羊毛呀，给我做了一条厚厚的棉裤。棉裤做成的那一天傍晚娘叫我换衣裳，把旧的脱了，把新的穿上。我换了，把新裤穿上了，但是娘絮的羊毛太厚了，我的两条腿变成两个棉花包子了，上炕下炕弯一下腿都很吃力。我很不高兴，说她：你把裤子做这么厚，我以后怎么跳房房［13］掐苜蓿？腿都弯不下嘛！

        娘笑了一下说，你潮着里，厚了不是热吗？

        这也太长了呀！你看，裤腰都提到腔子上了，脚还没出来！我怎么穿？怎么走路呢？
        娘又笑一下说，你不长吗？长大就不长了。

        我嫌新棉裤大，没穿，转天早晨又穿上旧棉裤提上树皮桶桶掐苜蓿去了。

        其实，再穿不了几天棉裤了；已经是农历二月了，春天已经悄悄地到来了黑石头。虽然，我们通渭类似高寒阴湿山区，但是春天毕竟来了，阴山洼洼的残雪还斑斑点点闪着蓝莹莹的白光，阳坡上的青草芽芽已经冒出地皮来了，山坡上的冬麦地也开始由黄转绿。从上前川背后的山岭上往远处看，一层又一层的山头就像升起了一层淡淡的绿雾。空气也像是比冬天的干净鲜亮，吸到嘴里舒服得很，有一股青草芽儿的气息。

        苜蓿地就在黑石头村背后的山坡上。苜蓿长得真快呀，前几天来掐苜蓿，还要把地面上的土疙瘩刨开才能掐到黄芽儿，现在就不刨土了，因为苜蓿芽芽已经把地皮拱翻了，长出来半寸长了，圆圆的叶片由黄色变成嫩绿。

        掐苜蓿的人多得很，在我爬到最高的一块苜蓿地的路上，我看见所有的苜蓿地里都有人，长得好的地里有十几个人。经过严寒和饥饿，吃了一冬荞皮和谷衣的人们看见了苜蓿，就像春天赶到绿草地上抢青的羊群，抢着掐嫩芽芽。有的人掐下苜蓿就往嘴里塞，嚼得牙都绿了。

        可是，我再也看不见庆祥和吉祥了，也看不见扣儿了。吉祥和庆祥去福利院了，扣儿早就殁了。

        扣儿殁得太惨了。

        那还是我和我娘拆房子卖椽子的时候，庆祥和吉祥到家里来找我，说是拾地软儿去。那些天我们几乎天天拾地软儿，还叫着扣儿。所以那天我们路过扣儿家的大门，庆祥和吉祥又跑进去叫扣儿了。

        我没进去，自从扣儿娘拿灰爪打了我和我娘以后，我再也没进过她家的院子。我害怕扣儿娘。扣儿娘的眼睛红红的，水汪汪的发着亮光。人们都说，吃过人肉的就是那个样子。人们还都说，扣儿兄妹五个人，两个哥哥跟他爸讨饭去了，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死了，白天扔到山沟里了，晚上她娘又抱回家，煮着吃了。

        扣儿，扣儿！庆祥喊着跑进扣儿家院子，我从大门口看见他往人住的正房跑去了。像是扣儿不在那间房里，庆祥又出来了，往院旮旯走去了，我看不见了。他弟弟在院子中间站着。但是突然之间庆祥飞一般地跑到院中间来了，拉了一把吉祥说了声走！吉祥差点摔倒，趔趄了几步跟着庆祥跑出大门来了。庆祥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眼睛睁得大大的，脸白得像是抹了石灰。我问咋了，他不回答，只喊跑，快跑！

        我莫名其妙地恐惧起来，也跟着跑。一直跑得喘不上气了，跑到人多的集市上，庆祥才停住脚步。我们都站着喘气，然后庆祥才说了他为什么疯跑！他说他进了正房没找到扣儿，出门一看灶房的门缝往外冒热气，他就又往灶房找去了。一推开门，扣儿娘正烧火哩，听见门响，转过脸来问他做啥？他说找扣儿拾地软儿去。扣儿娘说扣儿去舅舅家了。他有点不信，昨天还一起拾地软儿的，便问了一声扣儿啥时间走的？扣儿娘说今早走的。他又问跟谁走的？扣儿娘说，你问这么详细咋哩？庆祥说，他刚进灶房就闻到一股怪味道，那味道是灶上的锅里冒出来的，锅里咕嘟嘟响。那气味香得很。但是说着话，他突然看见扣儿的毛辫子搭在水缸盖上。他以为扣儿藏在水缸后边了，故意叫她妈说谎话骗他哩，就又喊了一声扣儿并且走过去看，但令他惊愕是水缸后边空空的，就是扣儿的辫子长拖拖地放在水缸盖上。他立即吓出了一身冷汗，腿都软了。后来扣儿娘又扭过脸问他：你站着咋哩？他看见扣儿娘被灶火照得红赤赤的眼睛，吓得他转身就往外跑。

        这天我掐了满满一桶桶苜蓿。往常拾地软儿，几个人光顾玩了，今天就我一个人，掐苜蓿掐得快。

        我每天回家一推开大门就喊一声娘。每当这个时候，娘总是答应一声：

        哎，我的娃，你回来了吗？

        我回来了，我回答。有时候我娘还要说，把桶桶拿过来我看看，我的娃拾了多少地软儿。当我叫她看的时候，她拨弄着地软儿总要夸我几句，说拾了这么多地软儿呀，我的娃长大了呀，有本事了呀。无论我拾的地软儿多与少，她都这样说。

    这天因为掐苜蓿掐得多，我有意要给娘炫耀一下，所以使劲儿推开大门，大喊了一声娘，娘却没有应声。

        哎，娘怎么没声音呢，是这几天做裤子累了，这阵儿睡着了？这么想着，我就又大声喊道：

        娘，我回来了！

        娘还是没有应声。

        我心里察觉到有点不对头，噔噔噔几步就进了房子。

        娘，你做啥呢？

        进了房子，我又问了一声，因为我看见娘跪在窗前的炕上，像是在从窗棂上往外看什么。几个月了，娘总是佝偻着脊背坐在炕上，手搭在盖着双腿的被子上，有气无力的样子。而她现在的姿式却很精神——她的身板挺得直直的，就像个很健康的人一样。

        但是，我的心突然猛地一跳，胸腔里像是有个什么东西突然掉下去了，掉进无底的深渊里去了。

        我看见了一样东西——一条布带带挂在窗棂上，布带带的两端系在一起。娘的脖子搭在这条布带带上。

        娘！我急促地喊了一声，往前扑过去。我的膝盖在炕沿上碰了一下，但我没感到痛；我跪着爬了两步，抱住了娘的腰。我用力往上一举，娘的头就从布带带里退出来了。娘的身体轻得像一包棉花，一团羊毛，我都能抱起来嘛！

        娘没死，我绝对相信娘没死。当我把娘抱下来的时候，娘的脸色还像她平常一样，非常平静。娘的头在布条里套着的时候，她的膝盖还在炕上跪着。只不过她的身体比平常伸得直一些，脖子也抻得长长的；娘在没挨饿的年月里就是这样挺着身板走路，抻着脖子站立，她的脖子平常就显得光滑并且很长。

        人们都说，上吊死去的人吐着舌头，面孔非常可怕，因为是憋死的，死前无意识的挣扎是很剧烈的。大人们吓唬小孩的时候都扮出吊死鬼的样子：吐舌头，睁圆眼睛。可娘的眼睛闭着，嘴也闭着，娘的舌头并没有吐出来，脸上的表情很是安详。

        我把娘放在炕上，喊娘！娘！我一连声地喊娘，并且摇她的身体。但她一声也不答应，也不睁眼，也不动弹。后来，还是大嫂子经过门前，听见我的喊声走进来看了看，骂我：

        瓜子［14］！三妈走了，你还叫唤啥哩！

        我放声大哭起来。娘真是走了！我想给我娘换一换衣裳，但是她的腿已经僵硬了，弯曲着——还是跪着的那个姿态，怎么也拉不直。娘真的走了！娘的身体太弱了，跪着吊上之后，连本能的挣扎一下的力量都没有，就咽气了。这天晚上，大嫂子叫我到她家去睡，我没去，我说我要给我娘守灵，我一个人在娘的身旁坐了一夜。天亮之后，大嫂子把生产队长王仓有叫来了。王仓有和大嫂子用席子卷住我娘抬出去埋掉了。他们把我娘埋在我大的坟旁边。我听见王仓有说，孽障，这一家人大人没了，娃娃也没了，绝后［15］了。过了一天，王仓有把我领到襄南公社的福利院去了。

        在福利院能吃饱。

        1968年我回了一趟黑石头。那时我已经到五大坪农场当农工一年多了，一个月挣二十五块钱。我存下了一些钱，我把钱寄给我奶奶娘家的福堂哥，并且写了一封信给福堂哥。我说我存下了五十元钱，你操心着打三口棺材，我要把我奶奶、我大和我娘的坟迁一下，迁到祖坟里去。我家没儿子了，就我一个女子了，我要给我大我娘尽孝心哩。福堂哥把棺材打好后给我回了一封信，我就请假回黑石头去了。是我自己把我大我娘的骨头收敛起来装进棺材的。帮助迁坟的富堂哥说他来干，女娃子不能收骨头。我非要自己收不可，我说我们家没有男娃子，但是有后人，我就是后人！

        那一次回家，我见到扣儿娘了，扣儿娘避开了，没和我说话。

        扣儿娘现在九十岁了。

        ［1］甘肃中部方言，爸爸称大，若父亲有兄弟多人，则将父亲的大哥称为大大，二哥称为二大……比大小的，是老几就称几爸。

        ［2］甘肃省委1958年大跃进上马的共产主义工程，要把洮河水引到中部干旱山区，说是要修一条山上运河。十六万民工辛苦三年，以失败告终。

        ［3］甘肃中部的最高山脉，主峰海拔2457米。1926年始建1929年贯通的西（安）兰（州）公路经过此处。

        ［4］谷糠。

        ［5］糊涂，神志不正常。

        ［6］生长在高寒阴湿地区的一种菌类植物，生长在地面上，貌似木耳，但形体小，薄。

        ［7］麻籽磨碎，成豆腐渣状。

        ［8］方言，姥爷。

        ［9］方言，生气，发脾气。

        ［10］旧秤，十六两为一斤。

        ［11］手工制作的絮有棉花的布棉鞋。

        ［12］方言，傻瓜，弱智。

        ［13］五六十年代小女孩们的游戏。

        ［14］傻瓜。

        ［15］家庭没有了男孩子，在农村被称为绝后。

        姐姐

        我的老家是通渭县第三铺乡的槐树湾村。

        我大［1］是1959年旧历七月从洮河［2］跑回来的。没别的原因，就是想家。那时候洮河工地的民工都吃不饱肚子了，他想，一大家人呢，家里人吃啥呢？怎么过日子呢？

        我大弟兄四个，解放前就分家了。我大是老大，家里情况最好——1958年吃食堂时队上叫往食堂交粮，我娘在我家后院的菜园里埋了一缸莜麦——我们一家人凑合到这时还没饿死人。家里有娘、大姐二姐妹子和我。这时我大姐二姐出去要饭不在家。我还有个奶奶和四爸在一起过，四爸这年三月跑到新疆去了，在沙湾县，家里有四妈。三爸在一个小学当过老师，1957年定了右派下放回家种地呢，年初就没了。爷爷是这年###月去世的。记得有一天我奶奶打发我去万家岔叫我小姑姑，有###里路，说爷爷快不行了，叫你回去。姑姑当天没动身，抓紧时间在磨子上推了些谷衣，放下叫娃娃们吃，第二天早上我们一起往家奔。等我们进村时听人说爷爷没了，姑姑坐在村口大哭一场。

        我大回到家的时候，那一缸莜麦已经吃完了。生产队夏粮收完了，但没分粮食，食堂也没留，悉数拉走交公粮交征购粮［3］了。我大就抓紧时间在房后的我家菜园里种了点文艾［4］和苦荞［5］。

        由于种得太迟，下雪天荞麦还开花呢，只长了不多的一点点颗颗。收荞，我大还不在家里，县上大战华家岭，我大又被派到华家岭［6］挖鱼鳞坑修梯田去了。我奶和我娘把荞拔了，刚收拾完，县上搜粮队来了。进来了十几个人，只有一个认识的，是我们大队的队长，碧玉公社碧玉大队的人。那时候不叫本地人当队长，怕你营私呢，怕你瞒产私分呢。那人叫吕连连，过去在我们村狗儿家扛过活，这时候是脱产干部。他领着十几个县上和其他公社抽调的人组成的搜粮队在我们村挨家逐户地搜粮呢。1958年大跃进，1959年持续更大的大跃进，吹牛皮吹得更大，征购粮任务比1958年还重，全县的征购任务没完成，从家家户户搜陈粮交征购呢。他们拿的矛子、斧头、铲子满墙扎，地上打，听音，房子、院子里想到哪儿就挖哪儿，挖了三天三夜。我家是个老庄［7］，住了几代人了，有前院、后院、正院，都挖遍了，到处挖下的坑，堆下的土。把房子里的空面柜挪开挖下了坑，把炕砸了，炕里头也挖了。四爸跑新疆时还埋下着二百斤粮食在庄后的菜地里，地上种上了韭菜。那粮是给我爷我奶留的，说实在没吃的了再挖出来吃，救命粮，叫他们挖出来了。我家刚收拾好的荞麦连缸都挖走了。荞麦放在洋芋窖里，洋芋窖里是空的，我娘在窖底上挖的坑埋下的，挖走了。

        这三天搜查队在我家挖，在我家吃，他们撤走时粮没了，文艾菜也叫他们吃光了。

        搜查队走后十几天，我大从华家岭回来了，是马车拉回来的，走不动了。我大回来时我娘和二爸家的大哥不在家。家里有个油坊，在庄外的麦场上，分家时给我大和二爸两家了。这时家里没柴烧，我娘和二爸家的大哥拆着烧火了，队里说那油坊已经入社了，是集体的财产，把我娘和二爸家的大哥拉到公社批斗去了。那是快天黑的时候，听见有人敲门，我当是娘回来了，出去开门，却是我大回来了。我大饿得变相了，不像我大了，走路都走不稳。

        第二天我娘和大哥才回来。

        又到第二天，两个姐姐要饭回来了。这天晚上我娘烧了一锅榆树皮汤全家喝，喝完，睡下了。两个月没见我大了，这夜我睡在我大的怀里。天蒙蒙亮，我大怀里湿溜溜的，像是出了一身汗——实际我大失禁了，我傻着呢，辨不过来——我冷得不行，我就喊娘：我大身上出水了！娘叫我喊大，我喊大，大不喘［8］。大姐喊大，也喊不喘。我娘骂我：赶快起来！我娘也起来叫我奶去了。我奶住四爸家里，听说我大叫不喘了，一进门就在院子跪下了，把头在地上磕得咚咚响，呼天抢地地哭：我这辈子做啥孽了，我的儿子一个跟一个地不行了！
        我二爸和大哥把我家的面柜的腿腿锯掉了，把隔板打掉了，把我大放里面，叫了两个人帮忙抬出去了。旧历十一月的天气地上冻了，挖不动坟坑，只好放在庄后的一孔窑里。这是放添炕的［9］用的土窑。门口立了些树枝堵住。

        我大去世后烧了七天纸。那几天我大姐姐就说，烧过七天纸领着我要饭去。在家里吃树皮吃谷衣非饿死不可。我娘不同意，说这都快到腊月了，出去冻死呢。我奶说我娘，你叫他去吧，你就这一个独苗苗了，蹲在家里饿死呢！我娘不拦了。

        头一天要出门，怕公社干部挡住，娘说明天走吧，早些走。第二天天还黑着就起来要走，天上下起雪花来了。娘说，下雪了，冰天雪地的，衣裳下湿了咋办呢？等雪停了吧。还是我奶办事果断，说我娘：你不要拦了，赶快叫走！走得晚就赶不到要饭的地方了。

        我娘不反对了，默默地把她准备好的两碗谷衣炒面叫我大姐背上。谷衣炒面就是在辗子上辗下来的谷子皮，谷壳壳。炒熟，磨细，能煮汤，也能干吃。

        从第三铺槐树湾天不亮走起，路过宁家湾和万家岔，到万家岔时天亮了。这时候又刮风又下大雪，身上刮透了，脚上的鞋湿透了——因为沾在脚上的雪化了。雪花飘飘，寒风割脸，确实冻得受不了，但两个姐姐催着我快走。她们说还没出第三铺公社呢，遇上公社干部非挡回去不可。公社有规定，社员不许外出逃荒，那给社会主义丢脸，给公社干部丢脸。

        又走到温泉、西川，没进通渭县城，后晌上了北山。北山上白雪茫茫，除了黑楚楚光秃秃的在北风里日日响的树棵子，山梁融化在茫茫的白雪里。大雪旋裹的雪柱子在空中旋着转着。天黑了下来。我们走一步脚下就咕吱吱响一声。我害怕得很，怕狼，怕夜里冻死，可我姐说前边有个村子，我们今天缓在那里。我跟着走，进了山梁东坡洼洼的一个村子，两个姐姐领着我找住处。央求几家都不叫住，后来找到一个老大妈家，老大妈把我们收留下住了一夜，她说她家的娃娃也要饭去了。老大妈家还有两个小娃。大妈小个子瘦得很，和我娘一样瘦，风能刮倒的样子。炕烧得很热，几个人挤着睡了一夜。这天走了一整天没吃东西，我口干，吃不下去。姐姐也没吃，她是给我留着不敢吃，怕头两天要不上吃的饿着我。大妈给我们烧着喝了点开水，把我们的鞋放在炕角上烘干。

        天亮后继续走，走在去义岗川的山梁上听见前边有马车的声音。当时我已经走不动，大姐说赶快走赶马车去！到车上坐一下。追了一截，马车下山了，走弯来弯去的车路，我们走截路从坡上溜了下去，追上了。我姐央求赶车人：把我兄弟带一下，兄弟走不动了。赶马车的不叫坐。这人三十岁左右，戴顶皮帽子，穿皮袄，烂布鞋，坐在车辕上。我姐嘴里央求带一下，一边说，一边把我抱上了车。坐上后赶车的再没说啥，两个姐姐也爬上车来。一直坐到义岗川，马车进了一家大车店停下，我们下来。赶车的进了一间房子，我大姐进了另一间房子，要点水出来叫我喝。把碗还回去时央求那房里的一个女人，女人叫我们进去了，上炕，和这女人睡在一盘炕上。

        第二天早上我姐一定要我吃几口谷衣炒面，说再不吃就饿垮呢！两个姐姐都吃了，我还是没吃，吃不下去。谷衣太干，在家煮汤能喝下去，干吃我真吃不下去，扎嗓子，苦。再上路我就走不动了，饿得洋混子［10］了，脑子木呆呆的脚抬不起来了，不会走路了。两个姐姐拉着我走，上山的时候从后边推着我，轮换着推。这一天又走了四五十里路，——三天总共走了一百五十里路——傍晚时走到一个名叫沙家湾的地方。大姐说前头有个独庄子［11］，上次她和二姐来这儿要饭吃饱过肚子。

        我大姐二姐要过一次饭了，她们认路，也认识大多数地方叫得上名字。大姐十七岁，二姐十五岁，我十岁。大姐已经说好婆家，原定1959年正月婆家娶亲的，1958年生活紧张了，婆家来人说缓一缓，过了这一段艰苦时期再结婚。大姐比二姐长得俊，瘦高条，二姐长得矮，胖，那时也不胖了。

    听两个姐说能要上吃的，我就鼓劲儿走。一会儿走到那个独庄儿，却是没一个人——庄子在，人搬走了，空空个儿。我们三个人一下子泄气了，扑腾坐在地上了。

        坐了一会儿，大姐说，缓一下咱还走，没人怎么办！我已经站不起来了，是我大姐拉我起来的，拉着往前走。走到沟底里，有十几户人家，我们就去要饭。这是离开家三天来我们第一次要饭；前两天没要饭，光赶路了，到了村子就是找地方过夜。这都是我大姐决定的，她要过一次饭有经验，知道在通渭县境内要不上饭。到这个村庄，我姐说能要饭了，我们就开始要饭了，但是连着要了几户人家，都没要上：家里的大人开会去了，娃娃们在家。我姐说，谁家也没干粮，吃饭的时候再要吧。我们就在街上坐着等大人。天快黑时大人们回来了，各家的烟筒冒烟了，我们开始要饭。我没要过饭，不敢要，大姐领着我要；二姐分开了，她自己去要。头一家要饭，我姐站在门口喊，大奶奶，给上些吃的。喊了几声没人出来，也没人答应。我拉姐的手叫我姐快走。我那时还羞得很，要饭是丢人的事；我还害怕得很，我也不知怕什么，反正心里恐惧得很。我姐不走，连续喊大奶奶给上一些吃的。终于，一个老婆婆出现了，花白的头发，瘦瘦的黄黄的脸。她走到大门跟前说，我家也没吃的，连汤也喝不上了。我姐央求说，大奶奶，给上一口嘛。我家里没吃的，出来三天了，一口汤都没喝上，我弟弟快饿倒了，走不动路了。把汤给上些。老婆婆不说话了，转身进了房子。我想，人家不给嘛，走嘛，但这时老婆婆又出来了，拿着舀饭的铁勺走到我们跟前说，实在是没吃的，把这口汤喝上吧。我姐忙把她的提笼儿里的一只黑碗伸出去，接住老婆婆铁勺里的汤，嘴里说，谢谢大奶奶。老婆婆还站着，我姐就把碗给我了：

        拴拴，快喝，趁热喝。

        这是糜面汤，还有一块煮烂了的指头蛋蛋大的洋芋［12］块块。我一口喝完了汤，第二口又喝掉了洋芋块块。

        又连续要了三家，连口汤都没给。我失望得很，不想要了，但姐姐拉着我往前走，接着要了两家，又都给了些糜面汤。姐姐都叫我喝了。又有一家人给了两个生洋芋，放在姐提的笼儿里。这时我们已经穿过这个村子了，到村口了。

        二姐怎么要饭的，我不知道。我和大姐跟二姐分手的时候说好的，要罢了饭在村口见面。我和大姐在村口等呀等呀，天黑黑的了，没等着二姐。我们又进了村子找二姐，没找见。问了几家人，有人说看见了，从那个方向走了，我们顺着人说的方向找了几遍，还是没找见。后来找到这个村的马号旁边了，大姐说，二姐可能蹴在［13］马号里了，进马号问问吧。马号的院子里有个小房，灯亮着，有个老汉。大姐问他有个要饭的丫头来马号没有？老汉说没有，没看见个要饭的丫头。说着话老汉知道了我们是姐弟三个人出来要饭的，老汉说我姐：你兄弟这么小，天这么冷，你领出来要馍馍，饿成这个样子了，你的胆子这么大呀!把兄弟饿死怎么办！他数落了几句我姐，又说，别找了，你妹子可能在谁家蹴下了，你把兄弟领进来，就在这达蹴下。我和姐正发愁这天夜里没处睡觉，就在马号里蹴下了。炕热得很。

        饲养员老汉善良得很，他说，可不敢在村里乱跑。队长开会时说了，上边有指示，外流人口不叫收留，看见了要报告，送到收容站去。

        第二天早上，老汉忙着喂牲口，我姐把洋芋塞进炕洞里烧熟了，叫我吃，她吃了一把谷衣炒面，喝了口凉水。从家里带出来的谷衣就吃完了。

        吃完洋芋离开了马号，这时还不到饭时候［14］，大姐说找二姐去。我们在村子里找了一圈还是没找见，大姐失望了，说二姐可能离开这个村子了，咱往前走吧。

        这天中午要饭的村子我没记下，但是却在村子里遇见了二姐。

        大姐为二姐担了一夜心，怕她出啥事了，或者叫坏人欺辱了，或者冻死了。如今在路上碰见，她一腔子的怨气都发泄出来了。我大姐的名字叫芬儿，二姐叫芳儿，大姐厉声喝道：
        芳儿，你昨晚哪去啦！

        我二姐没说话，大姐就骂开了：

        你个混账，给你说下的要罢饭在路口上等着，谁先到谁等着，你做啥不等！你说，你做啥不等！你把人能急死嘛！你知道不知道我们找了半夜！

        二姐当时解释一下就好了，可她没解释，就那么站着，看着大姐，看着我。大姐接着骂：

        你哑了吗？你说呀！你为啥不说话！分手的时候说下的谁先到谁等着，你为啥不等！你混账东西！你家去，你自己要馍去！你不要跟我们在一搭，你叫人把心操死哩！

        大概是大姐太凶了，二姐受不了啦，一句话没说转身就走了，噔噔噔地往村外走去！

        我看二姐走了，心里害怕，说大姐：

        姐，你再不要骂了，二姐着气了。

        大姐说：

        着气了？她还着气？我的气还没出来哩，她就着气了！走去，叫她走去！我看她上天去！

        当然，二姐是上不了天，但二姐转身噔噔噔走了之后，我们再也没看见她。以后的两天里大姐也很后悔，她猜测，二姐那天夜里可能没找到住处，可能在哪个麦草堆里睡了一夜，也心里窝囊着呢。她一顿骂，不许二姐还嘴，二姐可能真正生气了，赌气走掉了。于是大姐领着我一边要饭，一边找二姐。大姐估计，二姐可能还会走夏秋之际她们要饭走过的那些村庄，便领着我也到那些村庄去要饭，找二姐，但始终也没见着二姐打听着二姐的下落。

        在沙家湾要了几天饭，大姐就领我到了青天堡。青天堡是回民集中的地方，头天到那儿，饭能要上，但晚上睡觉没地方去，找了多少人家，都不叫我们住。怎么央求也没人要，都说政策紧得很，不敢收留。那天找住处到深夜了，我们到了一个人家，有一个老奶奶，我们就央求叫我们缓一晚上暖和一下。那老奶奶说你们出去，到外头找住处去。我姐说太晚了，叫我们好歹过上一夜，在地下蹲着都行。那老奶奶说不成，你们不能在这达蹴着。不是我不叫你们缓着，你们可可怜怜的也孽障得很。我把你们留下，后人来了肯定不行，把你们撵出去哩！我和姐不走，就在房里的地下蹲着，我姐说，这时间了，我们确实没处去了，你家后人来了再说吧。老奶奶的后人来了，干脆不叫蹲，开了门撵我们，还把我姐踢了一脚。吓得我和姐赶紧跑了出来。就这他还追了出来，叫我们离开村子。我和我姐不愿走，人生地不熟，又是深更半夜，我们能往哪去！但是老奶奶的儿子跟上来了，一连声地喝走，走，走！他把我们赶过了一道沟，翻了一道梁。这时候他蹲下了，说你们愿往哪走就往哪走，不要回来！啊呀，那个年轻人，我没见过那么坏的人！没办法，他在那儿拦着，我们进不了村，只能摸黑往前走。没月亮，那几天夜里没月亮，黑得很。深一脚浅一脚，一会儿像是有路，一会儿又没路了，遇到了塄坎，原来是走到野地里去了。我当时心里恐惧死了，心想，今晚上没命了，不是狼吃掉就是冻死。我的眼睛里都含着眼泪了。还是我姐有本事，她就像是有夜眼，拉着我走了一程进了另一个村庄，而且立即我们就闻到了新鲜的马粪味道——我们走到这个村的马号跟前来了！

        按说，马号是最理想的住处，但我们不敢进去。那个村的回回把我们撵出来了，这个村的回回能收留我们吗？

        我和姐想找一找，看这儿的麦场在那里，我们想找个草垛钻进去。就在我们转身离开马号的时候，突然发现了一间草窑——用土坯旋的房子，房顶上没有椽子，里边堆着铡好了的麦草。在这寒冷的腊月，又是无处栖身的关头，一个草窑当然是可以勉强栖身的了。我和姐立即钻了进去，并很快地在一堆铡碎的麦草里安顿下来。但是，毕竟这是腊月的数九寒天，没有门的草窑，西北风直接就灌进来，加之我们冻僵的身体本身就没有多少热量，我和姐睡下很久，姐搂着我我也睡不着觉。姐也睡不着，我们抖得索索的。

        就在这时候，响起了咚咚的脚步声，一个人走进来了，在我们头顶蹲下了，把一个啥东西放在地上。我当时怕极了，以为是那个撵我们出来的年轻人还在跟踪我们，要加害我们，要掐死我和我姐。或者是在我们走进这个村的时候，有个坏人跟上了我们，要把我和姐怎么的……还在家的时候就时不时听见这样的传闻：某某某在外头要饭叫人打死了，谁谁谁叫人刮着吃了肉了！可是没想到的是那个人伸开了手划了一下草，他的手碰到了我的头，竟然惊得呀地叫起来，噔噔噔退了几步跑出去了。过了一会儿，窑外边出现了一盏马灯的亮光，两个人说着话走进来了。看见了我和姐，其中一个人说：

        啊呀呀，你们是做啥的，咋睡在这里？把我吓死了！原来他是饲养员，拿着背斗进来揽［15］草的，给牲口上料呢！他们把我们领到饲养员住的房子去了，叫我们在炕上睡，把身体暖和过来了。我和姐都睡着了。

        转天，我们往关川一带走。青天堡的回回生活也差，也吃谷衣，吃荞皮，我们就往关川走。关川一带生活稍好一点，能要上一点洋芋汤和糜谷汤，也有的给些酸菜，吃不饱但饿不死，能把命吊住。

        我们没进会宁城，姐知道城里有收容站，抓住要饭的就往回送。我们是翻山过乡到关川的。关川是会宁县的西川，是以一条河出名的，那条河叫关川河，它随后流进祖厉河，再往北流，流进黄河。一天，我们在一个村里要饭，遇到的一个人说，走，我给你们找一个吃饭的地方去。那人像是个村干部，把我们领到河畔公社的收容所去了。那是个临时的收容所，不是公安局办的，看来就是专门收容要饭人的，因为它是在一个私人的院子里，有二十几个要饭的，大部分是大人，就几个娃娃，还都比我大。进了收容所我和我姐很害怕，怕他们把我们遣送回通渭去，那就得饿死。可是他们没遣送，给了些谷米面煮的汤喝，就把我们领上了一片塬地，给我们一人一个背斗，叫我们到压沙地［16］背沙子。背沙子要从山沟沟里背，走的路长。背了几趟，累得很。在一个转弯的地方，我姐前后看看没人，就撂下背斗拉着我跑。

        我姐一边拉着我跑一边往后看，专往僻背的山沟沟里钻，怕有人追上来。跑了一阵之后藏在一条坡地的地埂下边，上气不接下气地喘。缓了一会儿，看没人追上来，这才慢慢站起来往前走。这时候我们也没目标了，也不知道走到那里了，看见村庄就进去，要着吃。我们这样乱跑就是为了躲开河畔的收容站。这样走了两天，我们走到了白草塬。白草塬的情况比通渭好一些，但和关川差不多，人们也挨饿着呢，要饭时有的给有的不给，天天能吃上一点儿，但总是吃不饱。不过我的腿比在第三铺槐树湾时有劲了，有时一天走几十里不觉得太累。

        我记得离开家的那些日子——有一个多月——就吃饱了几次。

        一次是走到刘寨遇到了一家人，只有老两口——四十几岁快五十岁的样子吧。我和姐进了他家院里要饭，老两口把我们叫进窑里，端出来几个糜面馍馍叫我们吃。那馍馍一个就有碗那么大——半斤重。我已经一年没吃过饱饭和馍馍了，馍馍一端上来放在炕桌上，我的心里就说不出的兴奋！老两口说吃吧，你们往饱吃。我伸手去拿馍馍，这时我的心跳得咚咚的，慌得很，也激动得很，嘴里气都喘不匀了，气短得不够用了！要晕过去的感觉！我的手抖得我想控制一下——不要抖——可是控制不住。我把馍馍拿过来吃了一口，那馍馍那个甜呀，像是嘴里含着冰糖！那个香呀，香得没法形容，比吃肉还香！一会儿我就把两个吃下去了。这时候我姐姐也吃完了两个，正伸手拿第三个，我也去拿第三个，但这时坐在板凳上的老汉说话了：你们饿了的人，一下子不敢多吃，吃多了胀呢。

        这要是在家里我大我娘说，我是不听的，——心里饿呢——可这是吃人家给的馍馍，尽管想吃，但还是忍住了，没再吃。我姐也把抓起来的馍馍放下了。这时老奶奶又端上开水来说喝些水，渴了吧。我和姐一人喝了两碗水。

    喝完了水，老两口说，你们姐弟今天就在这达缓下，我们家里再没人，炕大着呢。

        我感动得心里热乎乎的：自从离家要饭以来，这是第一次别人先说出来叫我和姐住下的话。我心里觉得幸福极了，也感动极了，没法形容的感动。我的眼睛里含满了眼泪。

        于是我和姐脱了鞋上炕坐下，用被子盖上了腿，暖腿。立刻，全身都暖和了。这时老两口跟我姐暄［17］开了，那老汉说：

        我们家是缺儿女的，没个娃娃。你看，把这么心疼［18］的娃娃饿成这样了，叫人心痛得很呀。

        停顿了一下，他又说：

        这丫头，我跟你说句话——如果能行，把你弟弟给我家留下。我们老两口认个后人你看行不行？

        我姐说：

        老爷爷，我家姊妹几个，就这一个男娃。我娘怕他在家里饿死没后人了，叫我领出来混个口，我娘在家等着我把兄弟囫囵个儿领回去呢。我大刚刚没了。这兄弟不敢给人。

        老两口听姐这么说，不言喘了。睡了一夜，天亮又拿干粮——糜面馍——给我们吃，叫我和姐吃饱了。还给我姐的提笼里装了几个糜面馍，我和姐就动身走了。走的时候，老两口还跟我姐说呢：丫头，你要是舍不得兄弟，连你也留下，我们把你认成自个的丫头，行不行？吃的我们有呢。我姐说，老爷爷，你把我留下，我也不能把兄弟给你。我是一片树叶落到哪达都行哩，可兄弟不行。他不家去，我家就没顶门［19］的了。

        老爷爷说，你这个丫头，天这么冷，你领上兄弟往哪里要吃的去！

        我姐说：

        老爷爷，那没办法，我家穷，不要饭就饿死呢！

        然后姐转过身来说我：

        拴拴，走。

        离开刘寨，又到了大沟。在大沟有一家人也好得很。那是在一个小地名叫猪槽沟的村子要馍馍，又吃饱了一顿。

        离开大沟，离开猪槽沟，我和姐还往北走。我们一路上听人说下的，靖远县的情况比会宁还好，那边靠着黄河，产量高，不缺粮，要饭能吃饱肚子。可是越往北走，人口越稀，一片接一片的荒滩，一道一道的荒岭，有时一二十里路看不见人，看不见村庄。

        还在大沟猪槽沟的时候，那一家好心人就劝过我们，不要去靖远，山高滩大狼多得很，被狼吃了的要馍馍的人多得很。我姐不信，说那是好心人怕咱出事吓唬咱呢，咱就往前走，到靖远就能吃饱肚子了。

        在大沟北边的几个村子里又要着吃了两天，有一天中午吃了一顿饱饭，我姐就说，今天下午咱趱紧了走上一截，今天就要到靖远县。

        那天下午鼓着劲儿走了三十里路，过了一个庄子，又走过了一个庄，又过了一道沟爬上一道长长的山梁。光是在山梁上高高低低走了十几里路，来到一座山峁上。我们问下人的：下了那个山峁是一片大荒滩，荒滩的那头山根里有个村子，那就到靖远了。我们站在山峁上看见了那村子。这时已经黄昏了，一会儿天就要黑了，我们急急忙忙地往峁下走，朝着荒滩上的一群羊走过去。我们知道，有羊群就有放羊的，但就在这时从东边的山沟里跑出来两只狼，一下子钻进羊群里把一只羊扯［20］倒了，又扯倒了一只，把羊群整个冲散了。明明白白荒滩上有个放羊的人，狼还是把羊扯倒了。我和姐吓坏了，不敢走了，慌慌张张又上了山峁。我姐说，咱原路回去吧。

        可是，回去又谈何容易，刚刚爬上山峁，走过一个凹塌，天就黑下来了。我的心里害怕极了，我想，天黑了，山梁上可不要窜出狼来。我就跟姐说，姐，不要走了，天黑了，出来狼咋办呢！就这里蹲下吧。我姐这时也有点害怕了，但她说，蹲下哪行，蹲下就没狼了？蹲下还不冻死吗！

        我姐说得对。蹲下就是避开了狼，也非冻死不可。已经腊月二十几了，正是三九天气，太阳一落就冷得受不了。我和姐除了穿个破棉袄，下身是单裤子，两条腿已经冻麻木了，如果停下，时间不长就能冻死。

        我们就接着走，但是走了也就是五六里路，我就走不动了。饿是次要的，就是冷，再加上害怕遇上狼，心里恐惧，这寒冷就格外压迫人。我的两条腿已经冻得透透的，腿都伸不直了，走不成路了。

        我姐看我的确走不动了，就背起我走。提笼儿交到我手里。她的手揽着我的腿。

        我姐那年十七岁，个子大，但终究是挨饿的人，走一截也乏了，越走越慢，后来站下了，放下我缓一会儿。她说，这怎么办呀，路还远着哩，我也乏了。我没喘。喘啥哩，我成了我姐的拖累了！我抽抽噎噎地哭起来。我脑子里就想着一个问题：今晚上不是叫狼吃掉就是冻死，再也看不见娘了！

        就在我抽抽搭搭哭的时候，我姐突然说，拴娃，你看，那是不是一盏灯？

        这是腊月二十几的日子，天刚黑月亮就下山了，山山洼洼一片漆黑，我根本就看不见哪里有一盏灯。姐说:

        你看，在半山坡上，有一点亮光呢。

        我按着姐指定的方向看，果然看见了一点点黄色发亮的东西。凭经验判断，那里有一间房子，房子里点着灯，灯光照在窗纸上。姐说；

        走，到那达缓着去。

        姐背着我从陡坡上往下溜了一截儿，出现了坡地的塄坎，在一块坡地的边上出现了几间房子。一只狗叫起来了。是个羊圈。我姐说。

        那时候农村的人家早不养狗了，狗吃粮食，只有生产队的羊圈才养狗，而且是山坡上攒粪的羊圈才养狗。会宁县和我们通渭县一样，山多川少，庄稼地都在山坡山梁上，为了往地里背粪方便，很多羊圈建在离村庄很远的山坡和山顶上。

        这个羊圈就是在靠近山梁的山坡上，一间大棚子圈羊，旁边还有两间放羊人的住房和草窑。听见狗叫，房门开了，一片黄色的灯光洒到门口，一个人走出来问了一声：做啥的？

        我姐忙说，要馍馍的。

        要馍馍的？那人反问了一句，接着又说，三更半夜的你们要馍馍哩！

        老大大，我们是往靖远去哩。走到北边的山梁上看见狼了，不敢走，折回来了。

        放羊的说，你还背着个人？

        姐回答：是我兄弟。老大大，我兄弟冻零干［21］了，你叫我们在你房里缓一下。

        去去去，我这里没处住。

        放羊的大声说完转过身去就要关门，但我姐紧蹿两步用身体抵住了门板。我理解姐姐的心情：真要是被那人拒之门外，我们可就麻烦了，因此不能放弃这个机会。同时我姐又说，老大大，把我们留一夜嘛。

        但放羊的吼开了：哎，你还进来了？出去！出去！谁叫你进来的！

        但我姐挤了进去说，老大大，求你了，叫我们缓一下嘛。

        那人还是吼，谁是你的大大！出去！出去！出去！

        姐姐不仅不出去，反而把我放下了。我因为腿冻得没了知觉，一放下就跌倒了，坐在地上，咚的把地砸得响了一声。这时我看清了，这个放羊人大概四十岁的样子，一脸胡子，很凶的样子。但姐姐不害怕，姐姐和我被人骂惯了：滚！走开！这样的话我们一天不知道要听见几次。所以姐姐放下我之后继续央求：

        老大大，叫我们缓上一夜嘛。没处去呀，这荒山野岭的。你看，我兄弟已经冻得站不住了。

        放羊人还是不松口：我管你站住站不住哩！我这么小个房，这么小个炕，你们两个人一睡，我到哪里睡去！

        的确，他这间房子很小，二三尺宽的一条地，不足四尺宽的窄溜溜炕。我姐忙说：

        老大大，留一下我们嘛，可怜可怜；我们不上炕，就叫我们在地下蹲一夜也行。

        可能是我姐说的在地上蹲一夜也行的话打动那个放羊的了，那人在炕上坐下了，打量着我姐问起话来：你们是哪达人？咋到这里来的？

        对于这一类的问题，我和姐姐一天不知道要回答几次，而且都是说实话——我们是通渭第三铺公社的人，我爷饿死了，我大饿死了，家里剩下我奶、我妈和一个妹子，我们姐弟三个人出来要饭，二姐又丢失了，不知死活……而且，这天我姐还说起了我二爸、三爸和四爸家的情况，三爸死了，三妈到陕西要饭去了……
            我姐要饭有经验了，为了打动人心，得到同情，一说起来就痛哭流涕，往往就是最严厉无情的人，听了也为之动容。所以这天我姐说完，那个放羊人就不撵我们了，还说噢，你们家这么可怜！

        于是，我姐把我从地上拉起来放到炕上，接着央求：老大大，可怜一下我兄弟，我们家就这一个后人，你行个善，叫我兄弟在炕上暖和一下。我在地上蹲着都行呢。

        缓上一夜就缓上一夜吧。放羊人终于松口了，但他眼珠一转又说，我答应你们两个在这达过夜，你们给我啥好处哩？

        你要啥好处？我姐惊讶地问。

        啥好处？嗯……这话……当着你弟弟的面，我还不好说……

        那人不知为什么突然就支吾起来，脸上的表情有点不自然。

        你说嘛。我姐催他，看着他。

        还真有点……不好说。那人似乎还真有点难言的样子，站了起来，扭过脸去不看我和我姐，但他沉默片刻后又说，走，你到外边去，我跟你说个话。

        我姐怔了一下说，到外边做啥呢，怪冷的。你有话就在这达说嘛。

        但那人噔噔噔几步走出门去了，在门外喊，你出来，到旁边草房来，我跟你说话。

        我姐没出去。姐可能觉出了什么不祥的事情，坐着没动。后来那人又喊了：你出来不出来？我姐看了看我，说，栓拴，你坐着，我出去一下。

        我姐出去后在门口站着说，你有啥话你就说嘛，但那人的声音说，你喊啥哩？来，到草房来，我在草房跟你说，外面太冷。接着，我就听见了门轴的吱扭的响声和那人的招呼声：进来，进来。

        我不知道那人说了些啥话，但我姐很快就回来了。煤油灯的光线照在姐的脸上，我看见我姐的脸色红红的，又像是很生气的样子。接着那人也跟进来了，很厉害的声音说：

        怎么，你不答应吗？

        我姐咬着嘴唇说，不行！

        那人很凶的样子，很吓人地说，不行？不行了你们就走！我这里不招你们！你和你的兄弟愿到哪睡去就到哪睡去！

        我姐不说话，在地上站着，背朝放羊的，也背朝着我。后来，她默默地把进门后从头上抹下来的一块棉线织的遮风挡寒的头巾拿起来，默默地包在头上，然后拉我：

        拴拴，下炕，咱走。

        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我不想走。我知道，出了门就要受冻。我说那个放羊的:

        老大大，你不叫我们睡吗？

        放羊的脸上一种怪模怪样的表情：娃娃，不是老大大不叫你睡？是你姐不愿意在这达睡。

        我又问姐；姐，你咋不愿睡？

        姐不回答，厉声喊，下炕，叫你下炕你就下炕。走！

        我一下子哭了：姐，就在这达睡吧，外头冻死呢……

        姐突然哇的一声哭了，接着扑腾一声跪在地上，哭着央求：

        老大大，你就可怜我一下。我已经许了人了，说下今年娶亲的，闹年成才没娶……你可怜一下我，我把你认个干亲，你是我干大，行不行？

        不行不行，你想走就走，领上你的兄弟快走……那人说。

        我姐还是哭着说，干大，你是我干大。不管你认不认，我都叫你干大。干大，你可怜一下我和我兄弟。我兄弟一出门就得冻死，就得叫狼吃了。可怜一下，行个善……

        那人说，不是我不可怜你兄弟，是你不可怜你兄弟！你就不要怪我不行善。

        姐说，干大呀，你行行好，救我兄弟一命……

        那人说，少胡说八道，谁是你干大，谁球稀罕你叫一声干大！走！领上你兄弟走，滚出去！

        以我当时的年龄的确辨不清当时出啥事了。我那年才十岁，还不懂事呢。我只是感觉出来那人不叫我们住他那达，是因为那人要我姐做一件事，而我姐又不答应。于是我就问我姐：姐，他要做啥呢，咋这么凶？

        我姐光是哭，不回答我。哭了好久，她像是作出了决定，她又摘下了头巾，咬着嘴唇对我说：

        姐姐(9)

        拴拴，不走了，咱们不走了。睡吧，你先睡。姐等会儿就睡……

        那个放羊人笑了，说，这就对了。把你个要馍的，还高贵得很！你当你是啥人？皇亲国戚？青枝枝绿叶叶？

        我不懂那个人说的啥话，反正是他不撵我们走了，我就放心了，放心地脱了棉袄钻进被窝里了。睡着了。羊圈里的炕都烧得热，有羊粪……这一觉睡得香得很，直到我姐把我叫醒。我们在人家过夜的时候，我姐经常半夜里把我叫醒。那时我身体弱有时把人家的炕尿湿。但这天姐叫醒我之后没叫我下炕尿尿，却说，拴拴，穿鞋，咱走！这时候天还没大亮，就见门缝里刚刚透进来一束淡淡的青光。我跟姐说天还没亮嘛，急着咋哩？我还想睡。但姐不解释，态度很粗暴地一把拉起我来，不等我穿鞋，她就把鞋给我穿上了，拉着我出了门往山梁上爬去。

        姐好久没说话，就是走。等到上了山梁，姐才回过头来说：

        咱回，回家去！

        这时我才看见姐的眼睛哭得红红的。姐跟我解释：咱回家吧。快过年了。我想娘，想奶奶了。

        我说我也想娘，想奶奶。

        我们就沿着山梁往南走，往通渭走。

        我们离开的时候，那个放羊的老大大在羊圈的炕上睡得跟死猪一样，打着呼噜。

        我和姐姐是大年初一回到槐树湾的。那时我娘已经去世了，奶奶活着，妹妹活着。到家还是没吃的，第二日早上我姐又出门要饭去了。我跟着奶奶过了一个月，妹妹先殁了，接着奶奶也下场了，生产队就把我送到了公社的幼儿院去了。

        我再见到大姐，是一年以后的事情了。那时我已经到了定西孤儿院了，上一年级。那是七月的一天下午，孤儿院李院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去了，说是有人来看我。原来是我大姐。大姐说她要饭去陕西了，她是从陕西回到定西，然后要回通渭县家里去，在定西城里遇到了年家湾村的年至真。年至真是和我一起来孤儿院的，他比我大两岁上四年级，和几个大娃娃在定西县的大成小学上课，在孤儿院吃住。他在去上学的路上认出了我姐，告诉姐我在定西孤儿院呢，我姐就到孤儿院来看我了。我姐问我孤儿院能吃饱吗，我碍于李院长的面不好说挨饿的话，就说能吃饱。我姐说能吃饱就好。

        那次来孤儿院看我，我姐还买了一把枣给我吃。那时枣刚下来，我姐用一个手巾包着。

        到兵团工作以后，两三年我就回家探一次亲，探亲就是看大姐。不回家的一年，过年时给大姐寄几十元钱。大姐还在世。大姐成家后生了三个儿子一个丫头，丫头出嫁了，大儿二儿成家了，小儿还上高中呢。

        十八年以后大姐打听到二姐那次出去要饭在靖远县的周家咀跟了个男人。1978年我和大姐专门找去了，找到后二姐不认识我和大姐了，我和大姐也认不出二姐了。

        ［1］甘肃中部地区习俗：把父亲叫大，父亲的大哥叫大大，二哥叫二大……父亲的弟弟排行老几就叫几爸，如二爸，三爸……如此类推。

        ［2］1958年，甘肃省委决定要把发源于甘南藏区的洮河水全部引流到陇东董志塬的“伟大的共产主义工程”，途径中部干旱山区，修一条“山上银河”。十六万民工苦干三年，以失败告终。

        ［3］50~70年代，农民除了交公粮，还要把余粮卖给国家；余粮是有定额的必须卖的，农民把这种粮叫做征购粮。由于各级领导左倾和浮夸，吹牛放卫星创高产，征购粮定额很高，有些地方把全部口粮交征购还完不成定额。

        ［4］类似于油菜的一种油料植物，菜籽榨出的油味苦，其叶片可煮熟漂洗之后食用，味同苦苦菜。

        ［5］荞麦分甜荞和苦荞两种，甜荞独杆儿，产量低，生产期短，霜一打就枯死，苦荞生长期长，耐寒，产量高。

        ［6］甘肃中部山区最高山脉，主峰海拔2457米。跨省的西（安）兰（州）公路和华（家岭）双（陕西双石铺）公路经过这里。

       ［7］甘肃大部分地区把院子叫庄子，几代人居住过的院子叫老庄。

        ［8］方言，不说话，不出声。

        ［9］西北农村冬季烧火炕取暖，烧炕用的柴草谷衣麦衣树叶和晒干了的驴马粪统称添炕的。

        ［10］方言，胡涂，神志不清。

        ［11］方言，一个村子只有一户人家。

        ［12］方言，土豆，马铃薯。

        ［13］方言，住下，睡下，待下。

        ［14］方言，中午。

        ［15］方言，取，装，抱。

        ［16］西北某些地区高寒，为提高地温以利农作物生长，便在田里铺一层石子用来吸收太阳的热量，这样的农田叫压沙地。

        ［17］方言，说话，聊天。

        ［18］方言，可爱。

        ［19］方言，没继承人，没儿子。

        ［20］方言，咬，扑。

        ［21］方言，不行了，形容情况不妙，很严重。

    华家岭

        芬儿一旦决定回家，就心焦火燎地赶路，连要饭的心思都没有了；她领着弟弟顺着南北贯通会宁县的祖厉河畔的公路往南走，饿了就在路边的村庄要口汤喝。三四天时间，就进了会宁县城。前一段时间要饭往北走，她领着弟弟没敢进会宁城，怕被城里的收容所扣住遣送回去，可这次她领着拴拴直奔县城。她对弟弟说，咱就到收容所去，叫公家把咱押送回去。收容所有汽车，说不定到家还能赶上过年。

        芬儿还真说对了。拴拴跟着她打听收容所找到城西南角的一个收容所的时候，正是吃晚饭喝糊糊汤的时候。六七十个被收容的乞丐排队打汤，一个穿蓝色制服棉袄的干部站在打汤的地方说：

        吃完饭，你们就休息，明天送你们回通渭去。

        收容所设在了一家私人的庄子［1］里，有两排平房，还有两三间土坯旋砌的土窑。这里只有几个民政局的干部，还有雇来做饭的和协助工作的几个城镇居民。看来，这个收容所是专为收容乞丐而设置的，因为没有一个警察。

        一人一碗谷子面的糊糊汤喝完，乞丐们就被赶进了土窑，门外上了锁。乞丐们拥挤着在铺了麦草的地上过夜，没有炉子取暖。好在风刮不进来，又都是风餐露宿惯了的，没有人喊冷，只有呻唤声，咳嗽声，且渐渐平静下来。

        有一件事姐姐没说对：没有什么汽车。第二天早上起来，民政局干部就叫大家排队。还是那个穿蓝色棉制服的人喊：走了！走了！排好队！有人叫唤起来：不给些吃的吗？蓝色棉制服说，走，联系好了，在前头路上吃饭！有人说给上些吃的嘛，不吃饭能走动吗？蓝色棉制服说，走，少废话！给上些吃的？给上些吃的你们腿攒劲［2］了，跑了！另一个工作人员大声喊：

        放心走，饿不着你们。背着粮哩！

        人们看时，几个身体有劲的乞丐背着面口袋跟在一个干部后边走出大门去了。

        人们似乎放心了一些，不吭声了，跟着这两个民政干部走出院子。什么样的人都有，五六十岁的老汉，老婆子，中年男女，十来岁的娃娃，夫妇领着孩子的。共同的特点是衣着破烂蓬头垢面，脸色蜡黄，很多人有棉袄没有棉裤，出了院子冷风刮来，人就索索地抖起来。民政局干部的担心是多余的，走了不长一段路乞丐们就拉开了距离，零零散散了，但没有人逃跑。看来，这些人不论是自愿还乡还是被迫还乡，都是听话的。有些人身体很弱，但挣扎着努力前行。

        押送这些人的总共五六个人，一开始他们都很负责任，不断地喊叫跟上！快跟上！今天走到华家岭呢！到那儿就有汽车了，把你们送回家去！后来就都不吭声了，和乞丐们混在一起走，因为他们也看出来了，这些乞丐都是想回家过年的，也都走得很努力。

        拴拴和一个中年人走在一起。早晨一出窑门，民政局干部就把姐姐喊出去了，叫姐姐背上些粮食，前边走。昨天一进收容所，管理干部就认下她了，认为她自觉来收容所的，可靠，她的身体也高也强壮。她便把弟弟托付给了昨天认识的一家人。

        ｜定西孤儿院纪事华家岭｜昨天晚上喝完了汤在土窑的麦草上躺着的时候，姐身旁坐着个女人，三十七八岁的样子。那女人是全家出来要饭的，一个男人在旁边躺着，还有个十五六岁的女子在两人中间坐着。那女人看他俩是新来的生面孔，就问姐：你们是哪达人？姐回答，通渭第三铺人。又问哪个村？姐说槐树湾。一听是第三铺槐树湾的人，那个男人翻身坐起来问，槐树湾？槐树湾谁家的？姐说我大叫那永福。那人叫了起来：那永福，你是那永福的丫头吗？你认得我吗？姐姐摇了摇头反问你认得我大？那人说，怎么不认得呢，我是袁家沟的何家嘛，离槐树湾十一二里路嘛。我还去过你家。你家有爷爷奶奶，还有你大你妈，有两个丫头。姐姐纠正他：三个丫头。那人说，两个，那次到你家，你大说的两个，还有个男娃。姐说，男娃就是我这个兄弟，可丫头是三个，我还有个碎［3］妹子哩。男人说是吗？你碎妹几岁了？姐说五岁了。那男人说，那就对着哩，我是五六年前去的，你碎妹还没出生哩。唉，日子过得真真快！那年我是做啥呀……对了，那是我家的牛跑了，我到槐树湾的山沟里去找，回来渴了，想喝口水，进了你们家的。以前就知道你大，也见过面，没说过话。那次见了，就认识下了。

        昨晚那人还问了姐许多话：为啥出来要饭？都到哪些地方要的？姐一一回答了，那人不断地叹息，叹息人生无常，叹息世事艰辛。

        由于谈得热火，早晨民政局干部把姐叫去背粮，说背粮的要前边走，姐就把拴拴托付给这家人了。姐说，何大大，我前头走了，收容所叫我背口粮呢，就是大家路上吃的。你把我兄弟领上。

        乞丐们出了会宁城，先是沿着通（渭）会（宁）公路走，后来就脱离了公路，沿着田间小道，沿着村道，顺着河谷，爬坡翻梁前行，向着高耸的华家岭方向。有些人喊起来，怎么不走正路呢？民政局干部说，走捷路呢，今天要赶到华家岭。

        这一走就走了半天，到饭时候［4］已经走进华家岭的群山之中了，周围都是白雪皑皑的山梁，民政干部还催着大家快走。乞丐的队伍拉开了距离，稀稀拉拉有二三里长。有些人走不动了，喊腿痛，喊饿了，但民政局干部说，再坚持坚持，到王家寨子吃饭。

        拴拴不知道王家寨子在哪里，只是咬紧了牙关跟着走。

        终于，太阳滑过头顶了，乞丐的队伍走进了王家寨子，一个向阳的山坡坡上的一片村庄。先期到达的一个干部在村口路上站着，招呼后边走来的人：

        到这边来，到这边来，在这个庄缓一下，喝汤。

        先期到达的乞丐们已经在烧汤了，分在两户农民家里。那拴拴进去的一家正好是姐姐烧汤，已经烧熟一锅疙瘩汤了。农民家的锅小，烧了三四锅，人们才吃饱。——这一顿饭还真吃饱了，民政局干部知道今天的路远，还都是上坡，舍得下面，疙瘩汤里有许多指甲盖大的面核核。

        先喝完汤的人，民政局干部催着叫先走。乞丐们分成两三拨出发了。姐姐叫拴拴还是跟着那个袁家沟的中年人走，说到华家岭收容所见面。姐姐还要给没喝汤的人烧汤。

        那拴拴跟着人走，路越来越难走，一个劲儿钻沟，爬坡，有些地方小路被雪埋掉了，民政局干部领着他们走，雪有半尺厚。后来上到华家岭了，沿着山梁上平坦的公路走。公路南北方向，公路上汽车轧出的辙印层层叠叠。风大极了，也冷极了。刮的西北风。

        这时候天已经黄昏了，那个中年人说还有十多里路就到新站了。那拴拴前后左右看去，他们走的这道山梁最高，两边的山都矮。云彩在他们脚下，太阳也在脚下，太阳在云彩里藏着，把云彩烧红了。

        又走了五六里路，太阳从西边的云彩后边消失了，他们前方的公路边上出现了一个村庄。这个村庄不小，有些房顶的烟筒冒着淡淡的蓝色烟雾。这是麦秸、谷草燃烧的烟雾，它和城镇的烟筒里冒出的黑烟不一样。蓝烟一出烟筒就像被扫帚刷地扫掉了，消失了。华家岭的风太大了。风把拴拴的两条套着穿的单裤刮得哗啦啦响。虽然他的脸已经冻木了，但还是被风打得疼痛难忍。

        娃娃，你现在阿么［5］办哩？我们不走了。

        走到那片村庄旁边了，那个中年男人站住了说。拴拴不明白他的话，看他。他又说：

        我实在走不动了，这达有个熟人，我们要到这里站［6］一夜去。你是往前走呢，还是在这达等你姐呢？

        拴拴听明白那男人的话了，突然就觉到了骇怕。从会宁城出来，姐走在前头，吃过中午饭姐留在后边给人烧汤，现在，姐还落在后边很远的地方，而他们前后走着的人一个也看不见了。这个人说他们要到熟人家去，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天已经黑下来了，左右看出去都是深沟，深沟被夜色填满了，如同万丈深渊一样可怕。他的前面是一座黑魆魆的山头，脚下的汽车轧下的辙印往那个山头爬去。

        娃娃，你往前走吧。这里是老站，往前五六里就是新站。收容所在新站，前边走的人都到新站去了。那人又说。

        拴拴一点儿都不明白这个人说的老站新站是什么意思。还在明清时代，华家岭上的这条铺满积雪的道路，就是中原通往定西、兰州的必由之路，无数的商旅马帮、左宗棠征伐甘（肃）新（疆）的大军就从这儿走过，这儿形成了盛极一时的驿站和兵站。民国二十六年，国民政府出于战略的需要，开始修建和拓宽这条驿道，二十九年贯通的西（安）兰（州）公路在老驿站南边三公里处建立了汽车站，修建了很高级的招待所，苏联援华战争物资经由此处运往抗日前线，中央大员和地方官员来往于东部和甘新青之间也要在此处落脚住宿。拴拴又一次回顾走过来的茫茫雪路和瞻望黑楚楚的前程，心都颤抖起来：
        大大，你把我领上吧，我跟你去蹴一夜［7］。

        中年男人也回头和前瞻了片刻，很为难的样子说：

        那就走吧。

        那一家人进了一个土墙土房的院落。主人烧汤招待，也给拴拴舀了一碗，但是睡觉时为难了：主人家就一盘炕，主人家两个大人两个娃娃，客人两个大人一个女子，打颠倒睡把一盘炕挤得满满的。中年男人就说拴拴：

        你就在地下蹴着吧。

        拴拴在地上蹲了一会儿，华家岭上没有取暖炉子的农家房子跟冰窖一样，冻得他实在睡不着，便央求主人：

        老大大，叫我在炕旮旯上蹲着吧。我不占地方，就蹲着。

        主人不忍心了，说，上来吧。

        拴拴上了炕在炕旮旯里蹲下，但后来主人客人都睡着了，他也睡着了，歪着头，不知不觉就躺倒了。

        早晨起来，主人不做饭，客人也自觉，说，我们到收容所吃去。拴拴就跟着出来了。拴拴已经习惯和姐姐分开过夜了。他们在要饭的日子里，每走进一个村庄，都是分头要饭——这样可以多要一口馍或者一口汤，因此，经常各自在给馍的人家睡觉，然后第二天早晨在村口碰头。但是，这天走到新站附近的时候姐姐在街口站着，一看见他就发火了，就像刚出来要饭的那一天对待二姐一样：

        你到哪里去了！

        他说，跟这个大大在人家屋里蹴了一夜。

        姐姐啪的一巴掌打在他的脸上：

        我给你说过没有，在收容所等我！

        他不吭声。姐又说：

        你把我吓死了！我当成你叫狼吃了！怕你在路上冻死了！我等到半夜不见你，天不亮又在这儿找你。

        拴拴不回嘴，他知道姐为他操心了。这时那个中年妇女说话了：

        你不是托付给我们了吗，我们能把你兄弟撇了吗？

        姐又高兴了，赶紧从手中的提笼里摸出个馍给拴拴，说快吃，饿坏了吧！

        还在从会宁与靖远县的交界处往回返的路上，在会宁北川的甘沟公社的一个村庄里，进了一个庄廓，一个人也没，家搬空了，但在一个房角上发现了几捧秕胡麻，里边也有许多雀粪和老鼠屎。拴拴和姐把粪拣出去把胡麻拿上了，又在一户有磨的人家磨碎了，又在一户给了两碗甜汤［8］的人家搀上汤烙成了馍。这些馍他们舍不得吃，说带回家给娘和奶奶吃，还有妹子。他们姐弟两人要饭每天能吃上些，身体已经强多了，饥饿感减弱了，能存住馍了。几个人回到收容所。进门的时候，头天管他们的那个穿蓝色棉制服的民政干部问姐姐：

        丫头，找着你弟弟了？

        姐高兴地笑着回答找着了。然后，姐就跑到灶房烧汤去了。姐勤快，到了哪儿都帮人干活，人都喜欢，都愿意招呼她。

        一人两碗汤喝完了，人们都挤到收容所的办公室门口，问汽车啥时来？还在会宁收容所的时候，民政干部就讲了，会宁城里雇不上汽车，到华家岭汽车站再找车，那里是枢纽站，班车多，谁去那儿都可以坐上车，车票钱收容所出。但这时华家岭收容所的一个警察说话了：这么厚的雪，哪个司机敢出车？今儿个腊月二十九了，能走动的就自己走，走上回家。走不动的等着看，看来车不来车。很多人哭开了：这么厚的雪，怎么走到家呀？

        很多人走了，他们回家过年的心切，他们也心里清楚，路上雪太厚不会来车的。拴拴姐没动弹，她帮着灶上的炊事员和会宁来的管伙食的干部把锅碗收拾洗净了，跟会宁那个穿蓝色棉制服的干部说，我兄弟小，昨天走了一天，腿肿了，你照顾一下，叫我们缓上一天，也等一下车。有车我们坐车，没车我们明天走着走。蓝色棉制服说行哩，晚上你还给我们烧汤。

        华家岭收容所是正式的收容所，有警察，有民政局干部，房子里有炕。这天华家岭的管理干部安排拴拴和姐和其他的娃娃们睡在炕上，大人们睡在地下。半夜里，拴拴身旁睡的一个小娃娃没气了，没人往外扔。门从外边锁着的，谁也出不去。早晨管理干部开门进来，看死娃在炕上躺着，把一个大人骂着叫抱出去撇了。那人撇完死娃回来，管理干部说，今天三十了，车肯定是来不了啦！做饭的也回家过年了，没人烧汤了。你们都自己走，想办法回家吧！
        本来剩下的人就不多了，离开收容所走了一阵，出了新站，拴拴和姐身边也就剩下袁家沟的那一家人了。雪厚得很，走起路来特别吃力，只听见咯吱吱的脚步声，呼哧呼哧的喘气声，还有寒风的啸叫声。拴拴和姐与那家人没有走散，是因为两家人都住在第三铺公社，相距很近，动身之前两家人就说好的，一搭儿走。

        他们走的是华双公路。这是一条以华家岭新站为初始站，通过马营公社所在地马营镇，再经过锦屏公社、通渭县城、碧玉公社……进入秦安县再去陕西省双石铺的跨省公路。从华家岭新站到马营镇二十公里，山大沟深，汽车路就在高高的山梁上逶迤旋转一路下坡。

        他们计划这天要走到锦屏公社的坡儿川，总共是距新站三十多公里，但是走了不到十公里，那个男人就走不动了。婆娘娃娃们停下来等。等他跟上来时，瘦瘦的脸黄腊腊的，鼻梁上一道白印印直通到额头上。缓一下再走，男人又落后了，几个人站下来又等。这样数次，那男人站下来喘息，说：

        不行了，我走不动了。

        拴拴的姐有点着急：这么走，啥时间能到家？

        那妇女也是黄渣渣的脸色，也是走得气喘吁吁。看出拴拴的姐不耐烦了，替丈夫解释说，饿的，前天一个猛子走了###十里路，乏劲没缓过来，今天一口汤也没喝上。

        拴拴姐说，强挣着走这梁也要走下去，到马营再缓着。

        那妇女说，实在是饿了。

        拴拴姐说，哪一个不饿？要强挣着走嘛。

        那妇女说，丫头，男人比不上女人娃娃，饿起来饿得劲大［9］。

        拴拴姐说，这咋办呢，才走了十几里路？

        拴拴姐说完这话，扭过脸去朝着山梁旁的深沟看着，心里想这事该如何处理。很快地她就在心里作出了决定，就弯腰放下胳膊弯儿上挎的提笼儿，又摘下挎在肩上的一个面口袋。自打从会宁县城出来，这两天又背粮食又烧汤，她和民政局管伙食的那个干部混熟了。昨天晚上烧汤的时候，那个干部把###斤谷子面连同装面的口袋递给她了，说丫头，明天食堂就不烧汤了，我们也要回会宁家里过年呢。这几斤面你拿上，领上你的兄弟回家去。当时她快乐得脸上都放光了，一声接一声地叫着大大说，你拿回家去吃嘛。那个干部说，丫头，这是公家的，你拿走没关系，就是预备下叫你们吃的嘛。我拿回家可就犯错误哩，可不敢拿！她接过面粉之后，昨天在灶房里就找了根麻绳扎紧了袋口，另一头扎在面袋底上；今天上路的时候，麻绳搭在肩膀上，面口袋吊在腋下，就像是挎着个书包。她再把提笼儿挎在胳膊弯儿里挡住人们视线，于是，不盯着看的人就发现不了她背着###斤面粉。

        昨天往口袋上拴麻绳的时候，她还把提笼里的几个胡麻面馍馍也放进面口袋里去了。此刻她背对着那一家人解开了袋口上的麻绳，伸进手摸出一个胡麻面馍馍来。馍馍上沾了些灰黄色的谷子面，她抖了抖，另一只手伸进去把馍馍上粘着抖不下来的谷子面抹进面口袋，转过身把馍馍递给那个男人说：

        你把这个馍馍吃上。

        一开始那个男人没太在意她的举动，当她解开口袋抹去馍馍上的谷子面的时候，那个男人的眼睛才注意起她的手来。她把馍馍递过去，男人的手就抖得啪啦啦的接住了。嘴里说了一句很感激的话：

        丫头……大姐姐，我怎么报答你哩……

        拴拴的姐姐说，报答啥哩。你吃上了我们赶路。

        那男人手抖得厉害，把馍馍举到嘴上。一开始他伸了一下舌头，想舔一下粘在馍馍上的谷子面，但他的嘴干，他便伸着舌头舔了一下牙齿，又舔了舔唇，然后才用舌尖尖舔了一下馍馍上的谷子面粉。

        生谷子面有点甜味，他的舌头在嘴里转动着，转了很久。他一定是品出了甜味，且长时间地品味着甜味，香味。接下来他就三口两口把胡麻面馍馍吞进肚子去了。胡麻是榨油的材料，香得很，且滑润不扎喉咙。只是他吃得太猛了，噎住了，他闭紧了嘴伸着脖子鼓着眼睛咽下去了。

    唉，香得很！

        后来他说，并且舔了舔手指头。

        出门要饭的后一阶段，由于天天能要上饭，拴拴和姐姐的饥饿感已经不那么强烈了，所以那男人吃胡麻面馍馍的时候，他们两人静静地站着看那人的吃相。那母女两个人也一动不动地站着看。待那人吃完了，姐像是可怜自己一样叹息了一声：

        唉，遭的这罪！

        她转身弯腰准备系口袋，接着走，但这时那个妇女说了一句：

        大姐姐，把你的馍给我的丫头也给上一个。

        拴拴姐姐看了她一眼，说，这馍馍我是给我娘我奶奶存下的，自个儿都舍不得吃。

        那妇女说，给上个嘛，大姐姐。

        那个和姐姐年岁相仿的丫头也说：大娘娘，给上个馍馍。

        啊呀，这种声音拴拴太熟悉了——离家要饭的第三个傍晚，那是在沙家湾附近的一个村子里，姐姐就是第一次这样要饭的：

        大奶奶，给上些吃的。

        突然，拴拴就热泪盈眶了，说姐姐：

        你就给他们一个嘛。

        姐姐瞪了他一眼，像是生气了，但是略为停顿一下，又弯腰从面口袋里掏出个馍来，掰成两半，分头给了那母女俩。口袋里还剩四五个馍了，姐的手伸进去模了好久，掏出一个小点的，像小娃娃的手掌那么大那么薄的，跟拴拴说:

        你把这个吃上。

        拴拴说了声给娘留着，转身走起来。他这几天特别想娘：自己和姐姐能要着吃上馍馍，能要着喝上面汤，能要着吃上洋芋，可娘和奶奶在家里吃的什么：草胡子根，荞皮，麦衣……他跟娘跟姐姐曾经把苞谷秆秆切碎炒干，放在磨子上推。苞谷秆秆进不了磨眼，娘用一根柳树枝子往下捣。苞谷秆秆磨成粉吃，扎嗓子，的确咽不下去……

        拴拴才走出十几步远，就听见姐姐短促地尖叫了一声：

        拴拴！

        他扭脸往后看，一下子惊呆了：那个男人抓住了姐姐手里的面口袋，姐姐用力往回拽，那男人就是不松手。提笼儿在附近的雪上横着。

        姐！他叫了一声。

        姐一边夺一边喊：

        快过来，我们一起夺！

        他反应过来了，噔噔噔跑过去。这时那男人已经扑倒在地了。那个男人身材虽然高大，却是虚弱，没力气，但扑在雪窝里之后，还是抓住口袋不放，姐夺不下来。拴拴跑过去拉住了姐的胳膊，往回夺。那个妇女也扑上来了，她怕男人捏不紧口袋，干脆双手也抓住了口袋。于是出现了这样的局势，八只手捏着面口袋往两边拉，且拴拴和姐姐占了上风：他们两人比那一对中年夫妇有力，那两个人随着他们姐弟两人的倒退而往前滑动。那个丫头在一边站着，惊呆了。

        猛的那个妇女喊起来：

        把剪子拿来，戳烂，戳烂了咱吃！

        那个手足无措的姑娘说：

        人家攒劲，把你打死呢！

        那妇女发狠道：

        拿来，赶快把剪子拿来！

        拴拴和姐以为那妇女吓唬她们，没当回事，一起用力夺口袋。不料那丫头还真拿了个剪子来，狠劲儿往面口袋上扎了一剪子。结果，嘶啦一声响，顺着剪子扎破的地方面口袋断成了两截，###斤谷子面粉噗的一声洒了出来。由于双方用力很大，面粉在雪地上洒了一大片。

        拴着面口袋的麻绳没断，一头在拴拴姐姐手里，一头在那个妇女手里。

        拴拴和姐姐惊呆了，对方的两个人也惊呆了。然而双方很快就清醒了，姐姐去拾那几个胡麻面馍馍，馍馍却被那个中年男人跪在地上先搂在怀里了，用胸膛压住了。姐姐改变了主意，跪在地上捧面，但是捧了一捧，捧在手里还没地方放。后来她摘头巾想把面放在头巾里，可手冻僵了，一时又解不开脖子底下挽住的疙瘩。她又急又气，呜呜地哭，骂了起来：

        瞎熊！你们一家人都是瞎熊！说下的一搭儿回家，你们夺我的粮食！你们一家人都这么瞎账［10］！

        华家岭(6)

        姐姐终于解开了头巾，铺在地，捧面，但捧起来的却是面和雪的混合物。面撒得太薄太均匀了！姐姐伤心得大哭起来！

        瞎账！太瞎账了！你们这些瞎账……哇啊啊啊……

        不料那个妇女也发怒了，从丫头手里接过剪子向姐姐走过来，也破口大骂：

        你这个小杂种，你骂谁瞎账，你骂我瞎账吗？

        悲愤交集的姐姐骂道：

        瞎熊，你过来，你过来看我不把你掐死！

        但是姐姐还是不由得跪着往后退了一下。虽然那个妇女没有她健康，手里却拿着剪子。那妇女也知道自己的优势所在，还就挺着剪子向前逼来，大声吼着：

        掐死？你要把我掐死？我今天倒是要看一下，谁能把谁整死！

        她的剪子唰的一下就捅过来了。拴拴的姐吓得往旁边跳了一步，这才躲过那把剪子。她嗷嗷地叫起来：

        嗷，要杀人了！嗷，要杀人了！你还真戳我哩……

        戳你！我今天要吃你的肉哩！那女人已经发疯了，掉转了方向又一次把剪子戳过来。

        拴拴的姐姐这一次极为警惕，呼地往后跑了几步，嘴里喊：

        拴拴快跑！

        拴拴紧跑了几步，跑到姐姐身边去。

        姐弟两人害怕那女人追过来戳他们，跑出十几步远，但那女人并没有追过来。那女人跪在地上了，一只手拿着剪子，一只手从地上抓面粉，往嘴里塞。看来，那女人并不像如她所说要整死姐姐。于是，姐弟两人又慢慢地走了回来，两个人也像那女人一样，从雪地上抓面粉，并且，姐姐把头巾又摊在地上了，双手从雪上捧面粉。姐弟两人知道，损失已经无法挽回，那就能拾多少就拾多少吧，竭力多收拾几把带回家去吧。他们很清楚，这时骂和喊没有任何用处，与事无补了。但不料想，姐弟两人刚捧了几把，那女人又站起来了，挥舞着剪子扑过来，嘴里喊着：

        再拾，你们再拾，我把你们戳死！

        姐弟两人只得又一次后退。于是女人又一次折回去抓面吃去了。于是姐弟两人又一次试图接近，但又被那女人吓退。干脆，这次那女人追过来之后再也不去拾面粉了，而是吼着：

        滚！走开！你们不要想抓一把走！

        在她的后边，她的丈夫，她的丫头，一把一把地抓面粉，往嘴里塞。

        拴拴这时已经泪水汪汪的。他因为这巨大的损失而心痛不已破口大骂：

        我日你先人，你这个土匪！你们一家子都是土匪！我日你先人……

        姐姐没骂，姐姐明白，这个女人是在保护他们抢夺的成果，不叫他们姐弟染指。她也清楚，她和弟弟夺不回自己的面粉，骂是毫无用处的。她只是心疼失去的面粉，心疼得哭，抹眼泪。一边抹眼泪一边说：

        走，拴拴！咱打不过她，她手里有剪子！叫他们拾着吃去。把他们胀死去！

        姐姐和弟弟盘桓一阵子之后无奈地撤离了。三步一回头，五步一驻足，哭着抽泣着向马营镇方向走去。

        这天黄昏的时候姐弟两人走到了坡儿川。他们找了两三家人，想缓一缓，过夜，但没有一家人收留她们。不得已，他们在一个空庄廓里过了一夜。这个庄廓的家具摆得好好的，房檐下的台阶上垒着烧火用的木柴，一小捆一小捆码得很高，很整齐，一个冬天都烧不完，可家里没有一个人。姐弟两人抱了足够的木柴走进一间空荡荡的房子，在地上点火，围着火堆坐了一夜。姐姐抢着捧了几把面在头巾里，但他们没舍得吃，要留给娘和奶奶。

        转天他们在几个人家里要饭，想喝上口汤再走，走完了半个庄子没要上一口汤。于是他们饿着肚上路了，往第三铺公社槐树湾走去。

        过了半个月那拴拴听到人们传言：华家岭到马营的山梁上死下着三个人：那三个人是一家子，第三铺袁家沟村的何家。他们背着的面粉叫人抢了，面粉洒了一地。他们吃了撒在地上的面粉，渴了就吃雪，胀死了！

        ［1］方言，院子，也称庄廓。

        ［2］方言，有力气，体质好。

        ［3］方言，小，最小。

        ［4］方言，中午。

        ［5］方言，怎么，如何。

        ［6］方言，住宿，停，过。

        ［7］方言，过一夜，凑合一夜。

        ［8］方言，没有放调料的面糊糊。

        ［9］方言，厉害，程度严重。

        ［10］方言，混账。

        走进孤儿院

        把春儿埋了之后隔一天的早晨，拴拴穿好了衣裳，拿了提笼儿正要出门，奶奶进来拦住了：今天你不要拾地软儿去了。他问咋哩？奶奶说我烧汤着呢，一会儿喝上些汤，我们到坡上去。到坡上做啥去？拴拴惊讶地问。拴拴很清楚，万岔梁的坡陡得很，存不住水，山坡上的窄条条地只能种耐旱的糜谷和洋芋，这时候光秃秃的啥都没有了。奶奶说：

        我们搜腾着找一下去，看能不能拾上两个洋芋。

        奶奶！哪里的洋芋呢，年时就叫人拾光了！

        找着试一下去，要是能拾上两个不好吗？奶奶又说，拴拴，奶奶这几天肚子胀得不行了，实在是谷衣子荞皮子吃得人难受得很！

        好吧，拾洋芋就拾洋芋去。拴拴同意了。奶奶说的实事：他和奶奶的肚子里装的都是谷衣荞皮草胡子根。他也希望有点好吃一点的东西。谷衣子苦得很，喂猪猪都不好好吃！荞皮就更苦了，还燥得很。草胡子根炒干用石臼踏［1］出来，吃起来虽不苦，只有一点涩味，但那是羊吃的草呀。这些东西吃完了排泄不下来，每次上茅房都要奶奶拿一根树棍棍给他掏，痛得他杀猪一样嚎。奶奶上茅坑的时候自己掏；每一次奶奶上完茅房，茅坑里有许多血，排泄下来的草蛋蛋也叫血染红了。

        喝完汤他就跟奶奶出发了。他们出了庄顺着山水沟走，沟边上有一条人们踏出来的小路，可以一直上到万岔梁的长城岭，过了长城岭二里路就是第三铺镇，公社管委会就在那儿。奶奶的身体真是不行了。拾洋芋的工具就是两个半尺长的铲子，锄草用的，拴拴把它们装在提笼里自己挎着，奶奶空着手走还是跟不上他。他也瓤得两腿发软，走一截就气喘，就休息，但奶奶还是跟不上他。他只好走一截就坐下来等奶奶。

        他们慢腾腾地走了一里多路，就走到庄后边一片很陡的山坡上了。奶奶站在一片陡得能把牛滚了的像是弃荒地一样的窄条条地头上说，不要走了，这里就是洋芋地，前两年种下洋芋的。

        是的，这里就是洋芋地，拴拴也记起来了。1958年上的学，他和村子里的娃娃们从这条小路去第三铺镇，这一片坡地上长满了绿油油的洋芋秧子，开着铃铛一样的白花，黄色的花蕊。秋天到来的时候，他和几个娃娃还在这里偷过洋芋，烧着吃。烧洋芋的情景有趣极了：就在地边的塄坎上挖一个小水桶样的坑坑，围着坑坑沿沿用鸡蛋大的土疙瘩往上垒起一尺多高的圈圈；圈圈越往上越小，最后收了口。从塄坎的侧面再掏一个洞，和坑坑底部掏通，这是燃火的灶眼。然后娃娃们就到沟里去拔蒿子、灰蓬和骆驼蓬，点着了，从灶眼里烧。那个坑坑就是灶膛，火苗蹿上来从土疙瘩缝缝里往外冒。烧上一顿饭的时间，一大堆蒿柴烧完，就把灶上的土疙瘩烧红了，再把洋芋从灶眼里塞进去，把烧红的土疙瘩捅倒，把洋芋埋上。再拿干土压上。过上一顿饭的时间把灶挖开，洋芋就都熟了，洋芋外头都烧成了硬硬的黄壳壳了，咬开，里边的瓤子又沙又白又香。

        哎呀，那一年的洋芋长得又大又多！他听娘说过，那一年风调雨顺，不光是洋芋，还有小麦、谷子、糜子都长得好。

        但是那一年的庄稼并没有丰收，大去引洮工地了，娘和大姐被县上征去修温泉到县城的公路。其他人家也都这样。——好些年之后，当自己的儿子长到他现在这个年龄的时候，他才明白了，当年父亲、娘和大姐参与劳动的是形象工程。形象工程并不是后来才发明的，1958年就有了——由于劳动力都去搞形象工程了，那一年的麦子、糜谷都落草［2］了。到了深秋，下雪了，洋芋秆秆还长在地里，没人挖。但这时县上要来工作组检查秋收工作，队长就把奶奶也喊到地里，公社把学生娃娃们赶到地里。一帮小脚老太婆、娃娃和老汉能干啥活呀，眼看着工作组就要到生产队了，队长命令所有的人通宵达旦地抢收——把洋芋秆秆拔掉！工作组检查后很满意：槐树湾和第三铺公社的洋芋收完了！可是农民们遭殃了，冬季开始挨饿，转年春天人都走不动路了，庄稼没种上。到青黄不接的五六月就死开人了……

        饥饿中的人们什么办法没想呀：拿着扫炕的笤帚到地里扫落草的粮食，大雪封山的日子去挖冻得硬邦邦的洋芋地，夏天也挖……

        冻烂又风干的洋芋好吃得很！它变得黑黑的，和风干了的驴粪蛋蛋一个颜色；咬起来柔筋筋的；还有一股说不出的香味。

        但是，毕竟这干旱的万岔梁的坡地被人翻过很多次了，像是梳子梳了篦子篦了……拴拴和奶奶挖呀找呀，直到饭时候，才捡到两块黑黑的鸡蛋壳壳大的洋芋皮皮。看来这是被人们遗漏却被雀儿嗑得剩下的壳壳。后来，奶奶直起腰来往脚下的村庄往远方起伏汹涌的群山看了看，说，拴拴，咱回家吧，冻着挖不动。

        拴拴早就没信心了，说，就不该来。

        由于他们走来走去走到两个山梁梁中间的山沟沟来了，两个人就顺着山沟沟往下走；这里没有梯田的坎子，好走一些。

        顺着山沟沟下去就到了他们上山的路上，这里离着槐树湾很近了，转过左手的山梁梁就到了。这是个塆子，路也浅浅地弯进山沟里来。奶奶到了这儿往左右看了看，说拴拴：你前头先走，我后头就来。

        拴拴明白，奶奶是要尿尿，便接过奶奶手里的一把铲子提着提笼儿往前走。只是他才走了十几步，就和左手山梁梁的小路上走过来的几个人相遇了。他急忙地喊：

        哎……哎哎！

        那几个人走得快，前边两个戴茶色眼镜的人瞪了他一眼还往前走，后边的一个人说了一声你哎啥哩！

        有人……有人……

        拴拴没好意思说出奶奶尿尿的话来。他认出来了，先走过去的一个人正是前几天他在生产队办公室看见的和队长吃饭的人。挨过队长打以后才知道了，那人是公社的一个什么书记。他不敢拦这几个人了，就急忙回头喊，奶奶，快，有人来了！

        可是奶奶已经蹲在地上了，听拴拴喊还抬头望了望，却又没站起来。没办法，饿软了的人体质很弱，身体的各种功能变得很差了，尿憋了就得尿，憋不住，解裤带慢一点就要尿裤；再说，奶奶已经尿开了，哪还收得住！

        奶奶尿完了才站起来。这时候那三个人已经走到离奶奶几步远的地方站住了。奶奶匆匆忙忙提裤子系裤带，还抻了抻破破烂烂的棉袄衣襟。奶奶很尴尬，脸上先是露出羞惭惭的神色，继而轻轻地叫了一声：

        王书记……

        王书记不出声瞪着奶奶，奶奶便把羞色改成了笑容，怯怯地说：

        王书记，你去槐树湾了？

        王书记还是不出声。奶奶脸上的笑容便凝固了，不知如何是好，怯怯地低下头去。这时王书记说话了：

        你姓啥！

        奶奶没回答，后边跟上来的一个人说，这是那永福家的老奶奶。她的老三是当下教员的！

        王书记扭脸瞪了那人一眼，又转向奶奶：

        你做啥着哩？

        奶奶思忖不安地抬起脸来：想找个洋芋，找了半天没找着一个。

        你胡扯啥哩！

        那人吼了一声，又大声说：

        我是问你将将［3］做啥了！

        奶奶突然就慌乱起来，她的因为饥饿而变得像烧纸一样的脸上升起一抹红晕，她无意识地抻了抻衣襟，接着又扭脸看了一下身后。她身后的土地上有一片湿漉漉的印印，还冒着热气。她扭转头来的时候羞惭惭勾着脸。

        说呀，你将将做啥哩？那人严厉的大嗓门又说。

        奶奶没出声，依旧勾着头。

        你说不说？

        奶奶还是不说话，这时后边的那个年轻人又说话了：

        说呀，王书记问你哩，你将将做啥着哩？你哑了吗？

        奶奶吭吭哧哧地说话了，声气低低的：

        我……没做啥……

        没做啥？你没做啥吗？没做啥你###子撅下着撅着哩！

        王书记严厉地说。奶奶又不出声了，奶奶的脸红得像一块绸子。

        说呀，你###子撅下做啥着哩？

        走进孤儿院(3)

        王书记又催。奶奶都要羞死了，但她沉默一会儿之后终于抬起头来了，脸色变得白白的。她平静地说：

        咋哩，你非问下个我做啥哩那你想做啥哩！我就是尿个尿嘛，你没看见吗？

        王书记惊讶了：

        咦，你还犟嘴哩！把你还歪［4］得很!

        奶奶的声音更加平稳了：

        我歪啥了？我尿个尿，你明明看见了，你非要问下个我做啥了，是你歪，还是我歪？你在家里跟你的老汉也这么说话吗？

        王书记愣了一下，继而气哼哼说：

        嗨！把她妈的，我还没说你个啥哩，你倒找开我的碴碴了！我的老汉惹你了！你还真是倚老卖老，给脸不要脸！

        奶奶也愣了一下，但接着提高了嗓门说：

        王书记，你今天要把话说清楚：我怎么不要脸了？

        你当着这多男人的面撅着###子尿尿，你还要脸吗？

        奶奶又哑了，不出声。王书记又催：说呀，你咋又哑了！

        奶奶沉默着，沉默着，但突然又说：

        是我不要脸，还是你不要脸？我的孙子给你们喊了，不要过来，你直直地走过来了！你是有意地要我难看哩！这是我不要脸吗？

        王书记又是一愣，接着就大发雷霆：

        哎，你还真是无法无天了！你知道我是做啥的吗？我是党委书记！你胆敢在我脸前尿尿，你不是往党委脸上尿尿吗！你是往共产党脸上尿尿！你这个反革命分子，我把你……

        王书记说着话就抬腿在奶奶的腿上踢了一脚。奶奶啊呀叫了一声，扑通倒在地上。但她趴在地上之后就破口大骂起来：

        王士虎，你踢，你今天把我踢死！我实话给你说吧，我活够了，我早活够了，我实实在在活够了，早就不想活了，你今天把我踢死吧！你把我踢死，你就积了德了！我在阴间里也念你的恩德哩！你单要不把我踢死，你就不是你娘养下的！你说你是书记，你是个啥球书记嘛，我还不知道你的底底吗？你尕的时候连条裤子穿不上，要着吃，走到哪达，狗追着扯哩。嗑瓜子嗑出个臭虫来了，你是个啥仁仁（人人）嘛！

        反革命！反革命……你竟敢骂党委！明目张胆地骂共产党！打，你们给我打，往死打！打死了我负责！

        王书记气急败坏地喊起来。旁边那个戴茶镜的人一直没说话，这时走上前来一连脚地踢奶奶，踢得奶奶哎呀哎呀叫唤。

        一开始拴拴吓懵了，他怎么也没想到一贯胆小怕事的奶奶敢跟书记顶嘴，但是看见那个人一个劲儿踢奶奶，他一下子醒过来了，举着手里的铲子打那人的后腰。一边打一边喊：

        你们敢打我奶奶！你们敢打我奶奶！

        他没力气，那人穿一件黄色的大皮袄，铲子打在身上就跟拍蚊子一样，那人根本就不理他，还是朝着奶奶狠踢。后来奶奶不出声了，那人才转过身来叭的一掌打在拴拴脸上。拴拴跌倒了，那人还要踢，王书记却拦住了：

        你跟个娃娃执啥气哩？打那老婆子！

        但这时那个年轻人说老婆子没气了！王书记往奶奶看了看，朝那两个人一扬脸说：

        走！

        那个戴茶镜的人有一脚踢在奶奶的肋巴上了，奶奶好久喘不上气来，发不出声音。能喘上气之后，奶奶就坐在地上呜呜地哭。拴拴也跟着哭。许久，拴拴才扶着奶奶往家走。奶奶每走一步都痛得呻唤，她全身都叫人踢伤了。

        回到家里，奶奶就躺下起不来了。奶奶的胸口痛得厉害，一咳嗽就痛，说话也痛，一动弹全身都痛。奶奶说那个人可能把她的肋巴骨踢折了。这样一来，他和奶奶的生计就靠他一个人了。好在过了两天，队里食堂又开始供应粮了，一天两顿面汤，一顿二两［5］。听说是省上拨下来的救济粮。

        大概是正月十###那一天吧，好些年以后，拴拴还记得那是奶奶躺在炕上的第五天的下午，他正在灶房门口洗地软儿，生产队长邢成民走进来了。邢成民就是那个在食堂里打了他一柴疙瘩的人，是他家的一个远亲，比他父亲小几岁。他问，拴拴：你奶奶呢？

        我奶奶在炕上睡着呢。你找我奶奶咋呢，邢家爸？

    邢成民说商量个事，就进了上房。拴拴放下地软儿跟进去时，邢成民正在跟奶奶说话。

        那家娘，我想给你的拴拴安排个吃饭的地方去，你看好不好？

        奶奶已经在炕上坐起来了。奶奶嘶哑着嗓门说：邢家爸［6］，你能给拴拴安排个吃饭的地方就好得很呗！就是不知道你把他安排到哪里去呢？

        公社里成立了个幼儿园，专门收养娃娃的。他们一天半斤粮，比社员的口粮还多。你叫去不叫去？

        那好得很嘛，我咋不叫去哩！

        那他走了谁伺候你哩？你下不来炕了。我给你说实话，那家娘，拴拴还不够去幼儿园的条件，人家要的是没大人照看的娃娃。我是思谋着你下不来炕了，顾不上他了，我给大队长说了个好话，大队长同意叫他去的。

        奶奶很感激地说：那我就把你谢一下，你叫他有个吃饭的地方了。我的事好办得很，二后人还活着呢，他还不从食堂里给我端一碗汤吗？

        那好，那好，只要你舍得，那就叫他到幼儿园去。然后邢成民扭过脸来对着拴拴说，拴拴，我说的话你听下了吧？去，一会儿你就跑上了去，到公社幼儿园报到去。在第三铺呢，就是王占魁家的院子。王占魁家知道吧，就是那个开下杂货铺的掌柜的家！

        拴拴说知道，邢成民又说，你走的时候把年年也叫上，还有陈家的那个丫头芹芹也叫上。那两个娃娃也没人管了，也孽障得很，叫到幼儿园活个命去。

        听说有吃饭的地方，奶奶又叫去，拴拴高兴得很，跑去把二爸叫来，把奶奶安顿了一下，就去找年年和芹芹了。年年正在麦场上抖麦草找粮食颗颗呢。他一说，两个又一起去叫上了芹芹。这两个人都比拴拴大一两岁。

        从槐树湾到第三铺公社管委会所在地第三铺镇也就是四里路，他们走了一顿饭功夫就到了。管理幼儿园的是公社的通讯员，把登记册拿过来叫他们登记。年年和芹芹都上过二年级，那拴拴一年级没上完就辍学了，还不会写槐树湾三个字，芹芹替他写上了。

        登记完了就到吃晚饭时间了，炊事员烧下的糜面汤，大黑碗一人一碗。这是从会宁要饭回来以后吃的最好的一顿饭，糜子面汤稠咚咚的，但喝完了汤肚还不饱，心里还想再吃些才好。拴拴就对年年说，咱回队里去吧，再混着喝一碗汤。年年是个瘦长个子，也是被糜面汤勾起了饥火，说，走。两个人又把芹芹叫上了，一路下坡跑回了槐树湾。生产队的食堂正在打汤，他们三个人就都去食堂了。不料队长在食堂门口站着，一眼就看见了他们，问，你们咋又回来了？

        拴拴机灵，抢先回答，人家叫队长领着去呢。个人去了不行。

        但又怕队长真去了识破他的谎言，就又补充一句：人家说了，队长写个条条也行哩。

        混着又喝了一碗汤，这天他就住在家里了，翌日早晨忙忙地往幼儿园跑，去喝幼儿园的汤。幼儿园一天三顿汤，喝完了早上一顿，年年说咱再回队里混碗汤去。拴拴说那不敢了，队长已经开条子了，再去就识破了。

        幼儿园是初办，这时才二十几个娃娃，一个公社干部的媳妇烧汤。头两天还行，汤稠稠的，可过了两三天就变清了，成了稀汤汤了。拴拴和年年就在一起议论：口粮都是他们几个大娃娃去公社粮管所背回来的，每天打一次，一人半斤的量，然后自己在磨子上磨出面来，汤怎么一天比一天清呢？他们注意观察了一下，发现那媳妇把他们磨下的面没有用完，剩下的都装进一个陶土罐子里放在一个条案上。这天已经给娃娃们舀汤了，汤还是那么清，拴拴就跟年年说，不喝了，走，咱们给工作组反映去。他们已经搞清楚了，省上有工作组在公社蹲着抢救人命哩。两人正商量呢，芹芹听见了，说，我和你们一搭去。

        幼儿园在公社大院的西头，离着也就半里路，抬脚就到。进了大院，三个人遇到了一个没见过面的生人，那人问他们有什么事？他们说找工作组。他们还真找对人了，那个人是定西专署的秘书长，秘书长说我就是工作组的人，你们有啥事就跟我说。他们说，幼儿园烧的汤清得很，面叫人偷了，我们吃不饱。秘书长说你们前头去，我就下来。他们刚返回幼儿园，秘书长就带着公社通讯员陈和祥进来了。看见娃娃们喝的汤还真是清得很，便问烧汤的媳妇：你烧的汤咋这么清？那媳妇说没面了汤就清了。那拴拴叫起来：不对，面没下完，罐罐里装着呢。秘书长拉过陶土罐罐看了看，叫那妇女按定量给他们三个人再烧一次汤。这次烧下的汤稠咚咚的。秘书长看着他们三人喝完才走，临走时说，以后汤清了就喘着［7］。

        当天晚上，陈和祥就把那媳妇打发回家了。

        在幼儿园里，那拴拴算得上大孩子了，他已经十一岁了。再说由于家人的照顾，他的身体总也没饿垮，所以幼儿园的负责人陈和祥总是叫他和年年一样大的几个孩子每天早晨去粮管所背一趟粮食，磨面，有时还要去各生产队拉烧柴，拿着公社主任写的纸条，拉着一辆排子车去。

        很快的，能干活的大娃娃就增加到十几个了，原因是几天的时间里幼儿园就像吹胀的猪尿泡一样膨胀起来：各生产队哗哗地把孤儿们送来了，人数猛增到一百二十人。大的有十三四岁的，小的有两个月的——还不会吃饭，要保育员喂着吃。保育员也增加到三四个人，都是第三铺镇上找来的妇女。管两三岁以下的十几个小娃娃的是一个老奶奶。

        此后就再也没有增加，反而急剧地减少！原因是虽然不断地有孩子被送来，但送来的人比死去的要少得多。

        从那拴拴进幼儿园的第一天，他就看见每天有几个大孩子把死娃娃抱出去。那拴拴到了不惑之年的时候，对人说起幼儿园，也总是说他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娃娃们进了幼儿园之后差不多都拉起痢疾来，有的人头上还长疮，流脓。他说，所有的娃娃都爱打嗝儿，喷出一股特别熏人的气味。他后来思想，是不是吃草吃野菜惯了，人的肠胃已经习惯吃草和消化草了，而进了幼儿园吃上些面，肠子和胃倒不接受了！肠壁挂不住面食了！他说，外边的人说幼儿园的娃娃们死得多是因为吃多了面粉胀死的。他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说，那时候吃粮的标准是半斤，根本吃不饱，饿得没法时还跑出去在粮管所院子里，拣各生产队驮救济粮的人们撒在地上的粮食颗颗，有时趁管理人员不注意，在装粮的麻袋里抓上一把。

        娃娃们死得太多了，有时候一早晨要抱出去五六个。那几个抱死娃娃的大孩子一天要加一碗汤，不加汤他们不愿抱。

        和那拴拴睡一炕的一个娃娃，比他小一岁。那娃娃进幼儿园时还能走路，尽管腿软，走路摇晃。过了三天那娃娃就拉得睡在炕上起不来了。有一天，炊事员做的穷馍馍，——就是把泡软的干菜叶子放在笼屉里，上边撒了一层面粉，蒸熟，然后搅拌成菜团团，就可以吃了——那娃娃的一份打在碗里之后没吃，那娃娃已经吃不下食物去了，但他把碗抱在怀里躺在炕上。其他的孩子们想吃，不断地凑到他跟前看死了没有。等到那娃娃一咽气，几个娃娃扑上去抢着吃了。其中有于季林。

        于季林兄弟两个都进了幼儿园。于季林的弟弟身体瓤，脱肛，肠头脱出来半尺长，吊着。于季林把破布鞋放在炕洞里烤热了用鞋底给弟弟往上托。

        二月初的一天，公社的妇女主任和通讯员陈和祥一起来到了幼儿园，把七八岁以上的大娃娃集中到院子里坐下，对大家宣布：

        娃娃们，公社接到县上的通知了，过两天要把你们送到县上去，然后再转到定西县去。专署在定西县城里成立了个儿童福利院，专门收养你们这样的没娘娃的，叫你们在那达吃，在那达住，还要上学。你们要感谢共产党对你们的关怀，旧社会的时候，遇上荒年，饿死就饿死了，谁管你们呀！共产党管你们，你们要记住共产党对你们的恩情，世世代代不能忘……

        接下来妇女干部还说，娃娃们，你们能回家的就回家去一趟，身子瓤的走不成的叫旁人捎个话给你们的家里人——就是你们的亲戚呀哥呀姐呀，说一下，过两天就走了，有啥事了这两天就安排一下。你们去了就不能随随便便回来了。你们当中可能还有不愿去的，也有家里的亲戚不叫去的，那你们就不要去了。

        妇女主任说到这里就讲不下去了，因为娃娃们已经议论纷纷嚷成一片了：去，还是不去；能去还是不能去……拴拴和年年挨在一起坐着，年年问他：你去不去？拴拴回答：

        我不去！

        年年十分惊讶：咋哩？

        我走了奶奶谁管哩。你去不去？

        走进孤儿院(6)

        我去。

        我不去。我舍不得奶奶！

        年年沉默了一下又说，你瓜［8］着哩！你在家就能管了你奶奶吗？你能给你奶奶吃，还是能给你奶奶喝？

        不是管了管不了，我是舍不得奶奶。

        公社妇女主任来过的第二天，拴拴回了一趟家。

        拴拴来到公社幼儿园才十几天，他已回过三趟家了。他想奶奶，他也担心二爸照顾不好奶奶，奶奶病着呢。前几天他回到家中，奶奶自己拄着拐棍去食堂打汤，在路上绊倒了，把汤洒了。他说过二爸的小儿子，叫二爸的小儿子和奶奶在一搭儿睡去，给奶奶端汤倒水做个啥。二爸的小儿子不愿去，二爸自己又走不动路。

        拴拴回家，是因为这天是二月二，傍晚食堂炸了油饼，一人给了两个，比平常的量多了一倍。把自己的那份油饼拿到手里之后，他吃了一个，另一个举在手里往家奔。油饼太香了，吃头一个的时候他就想到叫奶奶也吃口油饼。

        他走得很快。他想把油饼给了奶奶就回来。这些天幼儿园管理严格了，有的娃娃离家近，吃了饭就往家跑，陈和祥说了，谁再跑幼儿园就不要了！陈和祥在公社当通讯员，又管着幼儿园，但近来常常晚上来查夜，发现不守纪律的真训哩。但是有一件事搞得他太痛苦了：他一路走着，不断地看油饼，放在鼻子跟前闻。油饼的香味太诱人了。是清油［9］炸的，油饼的颜色金黄，浓郁的香味馋得他流口水。

        走着走着他就忍不住了，咬了小小的一口。他在心里说，吃这一口，就吃这这一小口。但是这一小口嚼碎咽下去之后，又忍不住了，又咬了一小口。

        当他走到那一次和奶奶拾洋芋的地方时，一块油饼只剩下半个了，他却还是想吃。油饼真香呀，真馋人！但他用极大的毅力克制自己，一次又一次在心里说：再也不吃了，再也不吃了！一定要把这半个给奶奶拿回去。

        他终于保住了半块油饼，当他走进院子的时候，他的心激动地跳着，他高声地喊了一声奶奶我回来了！然后他就噔噔噔地跑上台阶，一把推开了房门。但是房子里没有奶奶的身影，炕上也没有。他旋即出了房门，又连着喊了几声：
        奶奶！奶奶！奶奶!
        还是没有奶奶的声音！他推开了灶房的门，没有，又推开四妈住过的房门，还是没有。突然，一种不祥的念头在脑子里升起：他想起了大年初一那天从会宁要饭回来找不到娘的情景……他决定到二爸家去一趟，心想奶奶可能在二爸家吧，千万千万不要……他急急忙忙往大门口跑，不料一出门就碰到了奶奶，几乎和奶奶撞个满怀。他先是一愣，继而又急皮白脸地嚷了一声：
        奶奶，你到哪达去啦！
        奶奶也愣了一下说，咋了？
        他说：
        我当成……当成……我回来找不着你，你把我吓死了！

        他的眼睛里突然就涌出泪水来，脸上一副委屈又激动的神情。奶奶也一下子明白了孙子的心情，故意地笑着说：

        咋了？咋了？你哭啥哩？我还没死哩，你哭啥哩？走，进去！

        拴拴不好意思地笑了：你做啥去了嘛？

        奶奶说我打汤去了，你没看见吗，我碗里的汤！

        一听说汤，拴拴猛地想起自己干啥来了，把手里的油饼高高举起来说，奶奶，你看这是啥！

        啥呀！奶奶看着他的手。奶奶闻出了清油的香味，也看见了金黄色的油饼，但奶奶不相信那是油饼。这样的年月哪会有油饼吃！
        油饼！拴拴大声地说，把油饼举到奶奶嘴边上说，奶奶，你吃！

        奶奶没吃，奶奶抖抖索索一只手接过了油饼，在落日的余晖下看金灿灿黄澄澄的油饼，良久才说：

        油饼！还真是油饼！拴拴，哪里来的？
    幼儿园给下的。
        幼儿园给下的？幼儿园还给你们炸油饼呀？奶奶张大了没有门牙的嘴，惊愕至极！

        就是幼儿园给下的。今天是二月二呀，工作组到幼儿园去了，说慰问孤儿，改善伙食！

        工作组真好呀，这么爱惜你们！幼儿园天天都吃些啥？

        谷面汤，糜面疙瘩，面鱼子，再就是疙瘩汤里下上的洋芋块块啥的。奶奶，我不是给你说过了吗，你咋总问呢！你快吃吧！

        好，我吃，我吃。拴拴，你把这碗汤喝了。拴拴不喝，他说不饿，但为了叫奶奶吃油饼，他还是把汤碗接过来了。这时奶奶又说：

        拴拴，你去叫一下村娃去。

        叫村娃咋哩？

        拴拴不解地问。村娃是二爸的小儿子。奶奶说：

        叫村娃也吃一嘴油饼。

        拴拴说，你吃吧，不给他！这是我给你存下的，我都舍不得吃……

        奶奶耐心地婉转地劝说，叫村娃也吃上一口嘛。他也没见过油饼的时间长了嘛。你们是兄弟嘛，你比他大嘛……

        拴拴跑到二爸家叫了一趟村娃。奶奶和村娃分食了那角油饼。

        拴拴原定这天晚上要回孤儿院的，早上起来去了怕赶不上喝汤。可是他无意中又说起了过两天孤儿们要去定西儿童福利院的事，奶奶突然就把他缠住了，奶奶问啥叫福利院，你给我细说一下。他回答，儿童福利院就是专门收养没大人管的娃娃的，叫娃娃们在那达住，在那达吃，还要上学，一直到国家把他们养大……奶奶仔细地听着，并且不时地问这问那，最后奶奶说，我问你，你为啥不想去福利院？拴拴说，奶奶，我害怕去了再回不来了，见不着你了。定西远得很！我想你见不着咋办呢？奶奶问，别的娃娃们怎么想的？拴拴说有的想去，有的不想去。奶奶又问，想去的多还是不想去的多？拴拴说想去的多。奶奶问，那些不想去的是为啥？拴拴说，都是怕去了再回不来了。有个照看娃娃的大妈说，外［10］可不敢去，去了一天锁在房子里不叫出来，也不叫回家。有几个娃娃害怕了，说不去了。奶奶反反复复地问了，拴拴就自己的理解水平回答了，再也没啥话说了，奶奶才以坚定的语气说：

        我的孙子，只要公家叫去，你就欢快快地去。不要听这个人说这话，那个人说那话。蹲在第三铺饿死呢！

        奶奶，我走了你怎么办，村娃不管你，连睡觉都不过来，谁伺候你？

        我过得不是好好的吗？放心，奶奶一天三顿饭还是能打上。再说，过几天你大姐二姐要馍馍还不回来吗？她们回来我就跟她们过了！我的孙娃子，你把心放得宽宽的，去你的定西吧。一颗粮食没有的日子奶奶活过来了，吃上救济粮了，奶奶还能死掉吗？我还等着你长大了，干上大事了，享你的福呢！

        拴拴笑了，他没想过干什么大事，他就是想到了定西能吃饱就行，还能上学。奶奶说：

        你笑啥呢？你笑啥呢？说不定你长大了，公家安排你在城里的机关干事哩，当工人哩。到那时，拴拴，你给奶奶扯一身华达呢的料子……

        拴拴不笑了，歪着头想了一下说，那我要是想你哩？

        奶奶嘿儿笑了：拴拴，想我了你就跟领导说，我想奶奶了。领导还不叫你回来看一下奶奶来吗？领导家里就没老人吗？他不想老人吗？
        那我要是没钱坐车哩？
        你打个信来，我叫你姐接你去。我的孙子，多少人想离开这达达，想到城里去，就是去不成，没那办法；现在公家叫你到定西去，又管吃，又管住，还供你上学，你还三呀五的不想去，你瓜着哩。

        拴拴不说话了，陷入沉思。奶奶又说，快去，我的孙子，一点不要犹豫，走，快走！

        可我想你呀奶奶……

        我的孙子，你活人还在后头哩，奶奶快死的人了，你万万不能想奶奶就哪达都不去了，那是没出息。男娃子要有出息，就要到外头奔去呢！

        拴拴又思考了一下说：

        那我去？

        去！为啥不去哩？我还怕人家不叫你去呢！

        好，那我就去！

        拴拴是坐在热炕上和奶奶说话的，一旦定下要去定西了，他又恋起奶奶来了，决定今晚不回幼儿园了。他脱了衣裳钻进被窝里说，奶奶，我在家里再睡一夜，过一两天就走呢，再没时间回来了！但是奶奶没心思睡了，奶奶拿过拴拴脱下的衣裳坐在窗根靠近煤油灯的地方给他缝补。奶奶的眼睛花了，拴拴睡着之后奶奶把他叫醒了三次，叫他往针眼里纫线。第三次叫醒时已经半夜了，奶奶还在灯下坐着。奶奶说：

        拴拴，我口渴得很，你给我舀点浆水，我想喝口浆水。

        拴拴光屁股跳下地去，从一个浆水缸里舀了半碗清清的浆水汤给奶奶喝。那是夏季娘从地里拔来的葛蓬腌下的浆水，还煮了半锅糜子面汤倒进去，叫浆水有点面气儿。后来，全家人不断地捞菜吃，娘又不断地把各种野菜煮熟再添进去。娘没了以后是冬天，没野菜了，奶奶把蕨菜秆秆煮软了补充进去。浆水汤已经清得没一点儿面气儿了，汤却酸酸的，喝了特别解渴。

        喝完浆水汤，奶奶睡下了。拴拴把碗放回桌子上去，又上了炕。他钻被窝的时候看了一眼奶奶的脸说，奶奶，我把灯吹了。奶奶说吹吧。

        奶奶睡在靠窗根的地方，那里离着炕洞口近，炕热。拴拴爬起来隔着奶奶吹窗台上的煤油灯，看见奶奶如释重负的样子，朝他笑着。奶奶说：

        拴拴，给奶奶把被边压一下，进风，凉得很。

        拴拴把手从奶奶胸脯上伸过去压了压奶奶身子那边的被子，问，好了吗？

        奶奶笑着说好了。奶奶把一只胳膊抬起来放在前额上，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拴拴知道奶奶累了，说了声睡吧，扑的一口气把灯吹了。

        拴拴睡醒时太阳已经照在窗户上了，他急急忙忙地穿衣裳，——奶奶把衣裳叠得整整齐齐地放在他头顶上——然后下炕穿鞋，说：

        奶奶，我走了，去幼儿园了。去晚就喝不上汤了。

        他说完就走，但走到门口时觉得有点异常，奶奶没喘。刚才穿衣裳下炕，奶奶也没喘！奶奶的胳膊还在前额上搭着，和他吹灯时的样子一模一样。
        他走回炕前又喊了一声：
        奶奶！
        奶奶还是不喘。

        他拨了一下奶奶搭在前额上的手，奶奶的手已经冰凉僵硬了。

        第三铺镇到通渭县城约四五十里路，拉车的牲口瘦成了干骨头，但一路下坡，车催着牲口走，两三个钟头，第三铺公社的四五十个娃娃就到了通渭县的儿童收容所。公社的幼儿园里有七八十个娃娃，但有些娃娃的亲属不叫娃娃去定西儿童福利院，这一批就来了四五十人，三辆马车挤得满满的。公社的妇女主任领来的。县儿童收容所是专门收容那些流浪儿童的，在县城西门外山官庙旁一家关了门的商号的院子里。这里已经集中了城关公社和碧玉公社的几十个娃娃。第三铺的娃娃们一来，收容所的干部就登记造册，一个一个地问姓名、岁数、家里还有啥人，不够条件的不要。

        年年和芹芹顺利地登记了，到拴拴时出了点麻达。那干部问家里还有啥人，他说没啥人了，除了大姐二姐在外头要饭，再没啥人了。但旁边有个年家湾的娃娃说了一句话：你家里不是还有奶奶吗？一听说他还有奶奶，那干部说，家里有奶奶就不够条件，一边去！拴拴一下子就急了，喊着说，我奶奶没了，我奶奶没了，昨天将将没了的！那干部愈加不信了，说，今天去定西哩，你奶奶昨天没了，你哄鬼哩！

        实话，我说的实话！

        但是无论拴拴怎么辩解那干部也说不行不行，你还是跟上车回家去。

        虽然没给拴拴登记，但中午饭还是给他吃了，一大碗莜麦面拌汤［11］。吃完了饭，来了一辆轿子车，把条件合格的娃娃们拉走了。后来第三铺公社的马车要回去了，妇女主任对着十七八个年纪过小的娃娃喊，回去喽，回去喽，娃娃们上车！

        娃娃们都上车了，拴拴却不上。妇女主任喊，那拴拴，你在那达站着咋哩，快上车！他回答：

        我不回第三铺。我去定西哩！

        你不够条件，人家不要你，你快上车！

        那拴拴说，我奶奶就是没了！你不信吗？你回去调查一下去！

        妇女主任也生气了，大声吼起来：哎，你上车不上车？你还把人鼓住［12］哩！何成喜，你把他抱到车上去，拉上走！

        何成喜是赶马车的车把式，三十来岁，很壮的身体。他走过去把拴拴抱起来说，娃娃听话，家走。他把拴拴放在车上。可是车把式一转身拴拴就跳下车了。妇女主任发脾气了！

        你还真不听话！何成喜，抱上去，你把他再抱上去！我看他再下去的！

        车把式也有点不高兴了，双手把拴拴的腰一拤放在车上，同时像蹾粮食口袋一样把他的屁股在车板板上腾腾地蹾了两下：

        老实坐着！

        那拴拴不动了。马车走起来了，三挂车一挂跟着一挂。但车走出几丈远，到了人来人往的一个路口上，拴拴忽地站起来往下一跳，接着就往一条岔路跑去。车上坐的几个娃娃喊起来：拴拴跑了！拴拴跑了！车把式扭过脸看了一下，朝前头一挂车上坐的妇女主任喊：

        秦主任，那娃娃跑了，咋办哩？

        妇女主任跳下车朝着奔跑的拴拴看了看，说：

        跑去，叫他跑去！不管了！

        黄昏时候，那拴拴又回到了山官庙旁的收容所。他知道收容所里还有些娃娃没上去车，过两天轿子车还要来接人，他想混在娃娃们当中去，但是那个负责登记的干部看见了他，喝他：你咋没走！他回答：

        你这个大大不相信人，我奶奶真没了！

        那干部看了他好一阵说，你家里啥人都没了？

        还有个二爸哩。

        有二爸就不能去定西。

        拴拴不出声了，站着。后来，那干部说，去喝汤去吧，晚上在这达蹴一夜，明天回家去。但是，第三天定西儿童福利院来接人，拴拴硬是挤上了轿子车。轿子车到了定西地区儿童福利院已经是半夜了，娃娃们一下车就被阿姨们领进墙刷得白白的大房子里，吃了点饭睡了。早晨起来，拴拴看见院子里玩的娃娃们都穿着崭新的灰色和蓝色的学生装，不论男女都剃着光头。小娃娃们的棉袄上边还罩着白生生的饭兜兜。
        焕然一新头剃得光溜溜的年年一边招手一边向他走来，笑着喊：
        拴拴，你来了！
        ［1］方言，捣，砸。
        ［2］方言，粮食淌在地里。
        ［3］方言，方才，刚刚。
        ［4］方言，厉害。

        ［5］旧度量衡，十六两为一斤。

        ［6］方言，老人们对远亲或无亲缘关系的晚辈成年人的尊称。

        ［7］方言，说话，出声。

        ［8］方言，傻，不懂事。

        ［9］胡麻油在西北地区被称为清油。

        ［10］方言，那。

        ［11］方言，疙瘩汤。

        ［12］方言，固执和不驯顺的状态。

           顶针

        谁都不记得那是一辆什么牌号的车了，连八十岁的王兴中叔叔也回忆不起来了。反正是辆轿子车，不是现在奔跑于高速公路的豪华大巴，也不是中小城市有人招手就停住上人的中巴。它的模样是这个样子：前头有个大鼻子，里头是轰轰响的发动机，呼隆隆转动的“螺旋桨”。司机座位前的大玻璃分成两块，每一块都像农村人家灶火的小窗子一样大。司机坐在驾驶座上往外看，有一种进了菜窖的感觉。车帮上的玻璃窗也小得很，人一进去就像进了农家茅舍，光线立即就暗了下来。有人回忆说，可能是用卡车改装成轿子车的，大概有二十来个座位。但这却是当时定西专区专员公署惟一的轿子车了，七八成新。这辆车那几天破天荒地归王兴中指挥，他说去哪里，司机就乖乖地往哪里开。
        王兴中是新成立的定西专区儿童福利院的教导主任，那几天负责从通渭县往定西县城拉孤儿。
        这天他是第三次来通渭县收容所了。第一次是3月22日，拉走了一帮流浪儿；第二次来，这儿的娃娃太多了，——县上通知离县城近的襄南公社、碧玉公社和城关公社把###岁以上的大娃娃送到县上的收容所来， 一下子就集中起七八十个娃娃来——第二次来只拉走了五十多个。八岁以下的小娃娃没叫送，专区儿童福利院刚成立几天，房子少，缺床缺被褥，房子也不够。也才有三四个保育员，小娃娃去了照顾不过来。

        这一次你轻轻松松就拉走了，总共就剩下二十五个娃娃了。通渭县民政局收容所的负责人给王兴中交待人数时说。

        那里的话？你们局长已经跟我说了，马营公社还有几十个大娃娃呢，叫我捎走呢。王兴中说。

        通渭县收容所设在通渭县城西门外山官庙旁边。这儿是通渭县城关公社管委会所在地，除了一座又一座的农家院落，沿街还有几个铺面。收容所把襄南公社、碧玉公社、第三铺公社和城关公社的大娃娃集中在一家公私合营前私人做过生意的人家里。主人被撵走了，娃娃们住在几间房子里，炕上挤不下的睡在地上，有的就睡在临街的铺子里，地上铺着麦草。王兴中拿着名册逐房核对，点名，招呼娃娃们上车。他叫了一个女娃的名字，但没人应声，便大声喊起来：

        魏招弟！魏招弟在哪达哩！

        还是没人回答，但墙角上的一堆麦草动弹起来。草堆里钻出一个蓬头垢面的姑娘，十一二岁的样子。

        你叫魏招弟吗？

        那姑娘没出声。

        你怎么在草堆里趴着？

        我没被子。沙哑的被风寒摧残了的嗓门说。

        没被子还睡在地下？怎么不在炕上趴着去？炕都空下了！

        我弟弟发烧，他们不叫睡。

        谁不叫睡？

        有个男娃。

        你弟弟在哪达？

        那姑娘把麦草扒了一下，出现一团破棉絮。王兴中蹲下摸了摸，叫起来：哎呀，这娃娃烧成了这样子。梁师傅，你把这娃娃抱到车上去。司机梁师傅走近来弯下身子看，皱着眉头说，这娃太小了嘛，才五六岁，你不是说拉八岁以上的吗？王兴中问那姑娘：你弟弟几岁了？那姑娘说，七岁。王兴中也皱了皱眉头，但他略一寻思说：

        拉上，拉上吧。

        司机说，病得厉害，别死在路上。

        王兴中蹲下又摸了摸，站起来说那姑娘：

        抱上，你把你弟弟抱到车上去。

        那姑娘从草堆里把那团破棉絮抱出去了。终于，人数都查对完了，孩子们挤着上车，这时又出了一件事：一个十一二岁的男娃娃硬要挤上车，收容所的负责人大声训斥：回去！前天不就说过了吗，你不够条件。但那娃娃还是往上挤，那干部拉住就是不叫上。王兴中问怎么回事？

        这娃是前两天第三铺送来的，登记时说他家里有人抚养。叫他回家去，他不回。他非要上福利院去。

        王兴中问，你叫啥名字，今年多大了？

        十一岁。我叫那拴拴。

        你家有啥人？

        我二爸。

        你二爸对你不好？

        好着哩。

        那你不家去？

        我二爸家困难。我二妈饿死了，大哥和妹子也饿死了，二爸连自己都顾不住了。

        叫上车吧，叫上车吧。按说呢，有人管就不能去福利院，可父母都没了，也符合孤儿条件……叫上车吧。

        收容站又给了王兴中一面袋馍馍，说这是娃娃们晚饭吃的干粮。还多带了一顿的，恐怕你们半夜才能到定西……可不敢叫一顿吃了，小心胀着。车就开了。

        收容所位于县城西门外西南方向的街道上，这条路通往第三铺公社，所以车先是往西门洞子返了一截，绕了个弯子这才往正西方向的通（渭）马（营）公路驶去。经过通渭县汽车站、煤炭公司、砖瓦场和药材公司之后就上了山，后来又下山，又上山……沿途经过了高碾子、坡儿川。这时娃娃们叫起来：

        大大，给些馍馍。

        王兴中把馍馍分给大家，一人一个。四两［1］一个的白面馒头。车到马营镇又拉上了三十个人。车上一个人的座位上挤两个人还坐不下，十几个娃娃坐在过道里堆着的破烂被褥上。汽车出了马营就沿着古代的商旅马帮踏出来的、抗战时期民国政府拓宽的跨省公路——华（家岭）双（石铺）公路——向着巍峨耸立沉默不语的华家岭攀升而上。

        华家岭海拔2457米，是甘肃省中部第一高峰。已经是春天了，1960年3月28日，在马营公社的河川和沟岔里柳树已经泛着淡淡的绿烟，农民们已经播种春小麦了，冬麦也返青了，但华家岭的沟沟岔岔的阴洼里，冬天的积雪还没有消融。光秃秃的白杨和柳棵子因为冰雪的摧残永远也长不大，树林子就像蒿草滩一样黑楚楚灰蒙蒙的。草是白的，土是黄的，只有天空蓝幽幽的闪着耀眼的烤蓝般的光芒。太阳异常的明亮，太阳光像瀑布一样洒在山梁上，洒在车篷和车窗上。随着之字形的盘山公路的攀升，不论坐在哪边的娃娃都有被太阳耀得睁不开眼睛的时候。汽车越爬越高，马营镇方向延伸过来的沟岔已经变成了深沟大涧，万丈深渊。从车窗往下看去，马营镇已经湮灭在午后的熏风雾蔼里了。由于颠簸，体弱的娃娃们觉到了晕眩和恶心，有人呕吐起来。

        我叫你买把香，你忘了吧！司机梁师傅说王兴中。

        那天买下的你不拿上，现在又怪我了。

        你就不该给他们吃馍。

        娃娃们忍不住嘛。

        王兴中和司机正在说话，有个孩子叫起来：大大，停一下车，停一下车！

        王兴中回头望去，说话的是县城收容所最后上车的那个娃娃。他问，那拴拴，你咋了？

        那拴拴说，我憋不住了！

        汽车正好驶到山岭上一段拐弯的地方，路平，司机一下子刹住了车，喊，快下去，快下去把［2］去。王兴中就坐在车门旁的一捆毡上，——这是他从马营镇的供销社采购的——他推开了车门，转身又去扶那拴拴伸过来的手。但是孩子还没走到他身边，身上已经散发出来一股极臭的气味。本来就一身臊味的孩子们喊了起来：
        把到裤裆里了！
        臭死了！
        王兴中拤着那拴拴的两腋从一个孩子的头顶越过，转身放在门外边的公路上，说了声快把去，然后自己也跳下车，朝着车上喊：

        谁还把哩，也都下车；尿尿的也下车尿去。再开车就不停了！

        他拉着那拴拴的手走了几步，就帮着那拴拴收拾。那拴拴已经把裤子和腿搞得一塌糊涂。他干脆叫他脱掉裤子，用土块帮他擦屁股擦腿，又把裤里子翻出来擦了好久。还朝着下了车的娃娃们喊：男娃娃这边，女娃娃到那边去——拐过塆子去！

        后来，孩子们又上车了，挤着坐好了，车又发动了，却有个女娃喊起来：莲莲还没来哩！他问哪个叫莲莲？那个脸烧得红红的小娃娃嘶哑的声音喊着说：

        我姐姐没来哩。我姐姐叫莲莲。

        王兴中下车了。他往四周看了看，又拐过塆子到山梁那边去找，还是看不见人影。他大声喊，莲莲！走了！要开车了，快上车，莲莲！山谷里响起一连串的回音，莲莲……莲莲……但是没有莲莲的回应。他奇怪了，回去把车上的孩子们叫下来：

        下来，谁的腿攒劲了就下来，找一下莲莲去。

        孩子们散开了。不一会儿，那个拉了一裤子的那拴拴哎哎地喊着，从二百米远处，一截垒了很多大土块状若花墙的地方钻出来了，大声喊，莲莲在这达哩！莲莲在这达哩！他大声说，你把她叫回来！那拴拴回答，这达有个死人！莲莲哭着哩！

        王兴中觉到了蹊跷：尿个尿嘛，跑那么远干什么？他快速地走过去，向着那堵花墙一样的土堆走去。那花墙是1958年建的，是大跃进的产物。那时候他还在定西专署的干校当老师，在临洮县呢，但是他知道那一年省委上马了一个引洮工程，通渭县抽了两万三千民工去渭远县劳动，动员一万七千民工去靖远县和皋兰县大炼钢铁，还有一千多民工去修铁路……那一年全国水土保持检查团要来通渭，途经华家岭，县委组织五万民工到华双公路和西（安）兰（州）公路沿途搭彩门种树，修花园，整整半个月。由于劳力不足，把老汉、小脚老婆子都赶上华家岭来了。结果，博得了检查团的表彰。接着，深秋天气，专区领导又命令通渭出动二万五千名劳力，照样有许多小脚老婆子和青年妇女到这冰封雪盖的几十公里山梁上会同定西和会宁两县的数万民工大战华家岭。在公路两边挖鱼鳞坑，种草种树，创造山顶人造园林。在通道显眼处还用大土块垒了雄狮猛虎的造型。整整干了两个月。那时地委宣传部出版的《定西日报》上有这样的口号：洮河过了华家岭，贫穷的日子断了根。县委宣传部的会战简报上的口号是：脚踏地球手搬天，两肩担平华家岭。1959年反右倾之后干校停办，地委又把他抽到了地委工作组，叫他跟地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到通渭县调查通渭的粮食情况——通渭的县委书记向省委汇报，说通渭缺粮，饿死人了——是否属实。那次他就在华家岭深入群众，看到了两次大战华家岭的成果：公路旁栽的柳树和白杨，每隔一段修个花园——没有砖，用土崖上挖下来的黄土块块垒下的花墙。时间才过去了一年多一点点，那一个一个的花园已经荒芜，花墙坍塌成了一堆一堆的黄土。

        在公路边的一截“花墙”后边，他看到了跪着哭泣的莲莲。他喊了一声莲莲，但立即就住嘴了。他看见莲莲的面前两三米之远，一具人的骨头架子倾斜着，倚在一截“花墙”上。他停顿一下脚步才走近莲莲，问，莲莲，你怎么跑这儿哭来了？

        莲莲回头看了他一眼，又转过脸去，又哭。他走过去拉她：莲莲，走，你跪这里咋呢？一个死人，你不害怕吗？

        莲莲还哭。他便用力拉，说，走呀莲莲，人都等着你哩？你哭啥哩，这么伤心？

        莲莲说话了：大大，我哭我娘哩。

        你想你娘了吗，触景生情了？瓜娃子快走，一个人在这里瘆得很！

        大大，你不要拉我。我找着我娘了……呜呜……

        王兴中不胜惊讶：快不要胡说了，那怎么是你娘哩？你是哪达人？你不是城关公社的人吗？

        呜……

        孩子突然就哭倒在地上，杵了一脸黄土。她的脏兮兮的脸上滚动着泪水，嗓子扯心裂肺地嚎起来：

        大大，这就是我娘呀……娘呀，我的娘呀！你就这样走了吗？你把弟弟和我撇下了……

        这真是太骇人了！王兴中松开了莲莲的胳膊，一下子怔住了，还有后边跟着跑过来的几个娃娃也都十分惊骇，呆立一旁。他们一起注视起这个死尸来。这的确是个女人，她头上的纂纂被华家岭上的大风吹散了，长拖拖地拖在脑后，土苍苍的，在春日的华家岭的冷风里索索地抖动着。但是，任何人也看不出来这个人的模样与莲莲有什么关系，因为她身上的肉已经化光了，就剩下个骨头架子，骨头架子上还套着被风撕破的妇女的大襟汗衫，松松垮垮。肋骨白花花的很整齐。一只鞋离开着骨架，鞋里灌满了黄土；另一只鞋已经不见了。衣裳的颜色和完整的骨架只能说明这个人死的时间不久，一年多，最多两三年。眼睛、鼻子、嘴都是黑窟窿，惟一的特点就是最大的那个黑窟窿里，两排白生生的牙齿很完整，它似乎在证明这个妇女还比较年轻……

        一切都凝固了，围观的孩子们惶惑惊恐的或者不以为然的神情都凝固了。

        王兴中很是为难，这丫头说这是她娘，哭个不停，怎么才能劝她止住哭呢？他思索片刻说，莲莲，你说这个人是你娘，你怎么知道她是你娘？你娘多大岁数！

        我娘没的时候三十出头。

        三十出头的人多了，我来过华家岭，知道这一路死下的人多得很。挖鱼鳞坑的时候有人栽倒就没气了，就埋在树坑里了。大战华家岭结束，回家的路上，有些人坐下缓一缓就站不起来了……

        大大，你看！

        莲莲坐起来了，伸开黑几几的手指。手掌里是一枚生锈了的黄铜顶针。王兴中说：

        这不是一个顶针吗？

        莲莲说：

        这是我娘的顶针。我在我娘的身旁找着的。

        王兴中的心震惊了，但他接过顶针看了看又说，你这个娃娃，妇女们戴顶针的人多得很，咋就说明这是你娘的顶针，你娘的顶针有记号吗？

        没记号，我娘的顶针没记号，但这就是我娘的顶针。我娘走的时候，——去年我们离开家的时候——专门把一个顶针套在手指头上的。我娘说，咱们逃命去，一定要戴上个顶针，路上鞋破了衫子烂了好补……我看着我娘戴上的。

        王兴中仍然不相信世界上会有这样巧合的事，他又说，莲莲，你家是城关公社，——花名册上写着呢——你是高碾子的人，对吗？

        对对的。

        对对的就好办了——高碾子村离着这儿七八十里，你娘怎么能到这里来呢？

        我和我娘一搭儿出来逃命的，还有我弟弟，我姐姐……呜呜……

        你说，你把话说完。你先不要哭，把眼泪擦干。

        但莲莲的眼泪就是擦不干。王兴中耐心地等呀等呀，等到莲莲的哭声变小了，变成了抽泣。她一边抽泣一边说：

        去年春天的时候，麦子才种上，队长通知我家，说我大在洮河工地没了，放炮叫石头砸死了。那时我家没吃的，队里一天喝一顿清汤汤。我娘瘦得一把柴了。我娘说等到扁豆［3］下来了找妹妹去——就是我的小姨娘。我娘说小姨娘家在华家岭老站过去一些的地方。我娘说，小姨娘家日子好过一些，那里地广人稀。我娘还说，小姨娘不收留的话，我们就到会宁逃命去。六月里扁豆熟了。我家的前后院里，那年我娘种上了些扁豆。扁豆下来了，在自家的院子里把扁豆收拾完了，我娘就领上我们走了。领着我姐，我弟，我。我们走了一天，从天不亮走，到马营后晌了。我娘说找个人家缓上一夜。找了几家人，都不留我们。我娘说咱接着走，还有三十里路，天黑透就到了。我们就又走，走到这达我娘走不动了。我娘说缓一会儿，一缓下就起不来了。我娘说口渴得很。我们背着一罐水哩，还剩一点点了，我姐端过来叫我娘喝。娘不会喝了，嘴不会动了。我姐给我娘灌水已经灌不进去了，灌上就淌出来，灌上就淌出来。后来，天黑黑的了，啥也看不见了。我和我姐，我姐十五岁，还有我弟，不知道怎么办呢，往前走呢，还是回呢，我娘又怎么办呢……我们就是哭。后来从那面走过来一个人，听见哭声了，走过花墙进来一看，叫我们不要哭了，说我娘没了。他问我们往哪里去，我姐说我娘领我们找小姨娘去。他问小姨娘在那个庄？我姐说走到老站就不远了，但不知道是哪个庄。我们没去过。那个人说，你们知道庄名我就把你们送一下；你们不知道庄名，我没办法送呀。你们还是跟上我回去吧，我到坡儿川去。我们害怕那个人。我们听我娘说过，路上有杀人吃肉的人呢。我们说我们还要往前去。那人说，娃娃们，狼把你们吃过哩。我们没办法，只能听他的话，跟着他下了华家岭。后半夜才到了他家里。缓了两天，就又回城关的高辗子去了。那天离家的时候，我姐背着收拾下的十几斤扁豆，我背着个水罐子，我娘背着一块毡。我娘说，天热着哩，被子不盖行呢，要背块毡呢，外头睡觉要防潮湿呢。我娘还拉着我弟弟……我和姐把扁豆背回家了，把弟领回家去了，毡给了领下我们的那个好心肠的人了——我们也背不动了。

        因为说话，莲莲倒是不哭了，王兴中却泪流满面：

        莲莲，你怎么认出这地方来了？

        我看着这个塆子像。我们在这达缓下的时间太阳落山了，但是天还没黑，还亮着呢。我一找找着我娘了。我记得缓在一截花墙后头。

        你姐姐哩？

        半个月前殁了。正月里，大队把我和弟弟送到公社的福利院去了，我姐姐从我二妈家来看我们。我们回到高碾子二妈收养了我们。后来我和弟弟上了福利院了，队长不叫我姐去，我姐大我两岁，能当劳力了，能给队里干活了。我姐到福利院看我和弟弟，在福利院住了一夜，染上了痢疾回到二妈家几天就殁了。

        王兴中大恸。良久，哽咽着嗓门对身旁的孩子们说：

        来，娃娃们，我们把莲莲的娘埋了。

        王兴中说完话就走上前去，把那具骨头架子抱起来。骨头架子上、头发上和破衣烂衫上落了不少黄土，他一抱起来，黄土就哗地洒在他的中山装制服上，但他一点儿也没嫌脏，抱着骨头架子走了几步放进一棵小白杨的树坑里。他说，娃娃们，把囫几［4］抱过来，埋上。

        孩子们一拥而上，抱起倾倒了的花墙上的土块。

        很快，小白杨的树坑就变成个坟堆了。然后，王兴中拉起哭软了的莲莲，还来了个大女子从另一边扶着，把莲莲扶上了汽车。汽车嗡嗡地吼着，又往前驶去。这时，橙黄色的太阳浮游天际，像是一块烧红了的烙铁，正在缓缓地凉下来，又像是火盆里一块就要熄灭的木炭。云彩多了起来，云彩绚烂之极。灰蒙蒙的雾气从沟底里升起来，和云彩沆瀣一气把远处的山头淹没了，华家岭就像是大海里沉浮不定的一条鱼脊背。汽车就在这条鱼脊背上行驶。风大起来了，空气骤然寒冷，孤儿们把破棉袄裹紧，抵御从四面袭来的寒气。华家岭的春天不像春天。

        ［1］方言，旧度量衡，十六两为一市斤。

        ［2］方言，拉屎。

        ［3］方言，冰豆。

        ［4］方言，土疙瘩，土块。

            俞金有

        农历十一月的一天，黄昏，刘世权和妹妹在房背后的山坡上挖辣辣根［1］， 吃妈妈根［2］，队长俞国民找他们来了。俞国民爬上山坡说，走，权娃子，到食堂吃饭去。刘世权说，俞家爸，食堂不是不开饭了吗？俞国民抱起他妹妹说，今天专门给你们做了些吃的，你们吃罢了我送你们到义岗川去。刘世权问到义刚川做啥去？俞国民回答，给你们找个吃饭的地方去。刘世权问，你给我们找个啥吃饭的地方去？俞国民说，公社通知的，义岗川办了个幼儿园，叫我把你们送到那达去。要趁早走哩，路远得很。听说要到陌生的地方去，刘世权哭开了：俞家爸我不去……但俞国民一手扯着他一手抱着他妹妹往坡下走着说，你哭啥呀，这是好事情。幼儿园是收娃娃的地方，专门收没娘娃的。你们去了公家管你们哩，管你们吃管你们穿哩，有娘的娃娃还不叫去。那里能吃上白面馍馍，天天吃肉菜。金娃子和他的姐姐也去哩。

        听说金娃子和姐姐也去义岗川幼儿园，刘世权就不哭了，跟在俞国民的身后走，一会儿就到了生产队的食堂。食堂的院子里空荡荡的，只有一个###岁的姑娘和一个小男娃在台阶上坐着。两个人瘦得像麻秆秆，细细的脖子挑着污垢的头。那姑娘靠墙坐着，男娃躺在台阶上，头枕在姑娘的腿上。男娃子叫俞金有，六岁，姑娘是他的姐姐俞金花。他们的大去年上洮河，病死在引洮工地上了。一个哥一个姐两月前殁了，饿死的。上个月，队长叫他娘给生产队的食堂磨面，他娘偷了二十斤面粉领着他和姐姐跑掉了。队长不知道他们跑到哪里去了，过了三天，会宁县党家岘的人把他和姐姐送回苗沟来了。原来他娘带着他们姐弟二人跑到会宁县去了，逃荒去了，在党家岘叫人把他娘打死了，把他娘背的面抢走了，他们两个人没人管了。俞队长看他和姐孽障，把他们领到自己的家里去了。队长是他们的堂爸。

        叫你们煮的洋芋煮熟了吗？

        走到食堂门口，俞队长大声问，并且把刘世权的妹妹放在台阶上。一个妇女的声音从食堂里传出来：

        煮好了。一共是十五斤，对啦？

        对着哩。一个娃娃两斤半，分了，叫吃上，吃上了我们走哩。

        好，我这就给他们分。那妇女回答。

        粑粑烙好了吗？一人半斤，也分给他们拿上。队长说着话又看娃娃们，说，娃娃们，洋芋吃上，谷面粑粑是路上吃的，存着，啊！我牵牲口去。

        然后队长转身走了。做饭的妇女就给娃娃们分洋芋。娃娃们呼噜呼噜地吃洋芋。

        吃完洋芋，那妇女又把分好的谷子面粑粑分到每个人手里，并且说，娃娃们，粑粑拿上不要吃，小心胀着。但是刘世权的妹妹不听话，又吃起粑粑来。谷子没脱皮，磨下的面粗糙得揉不到一起，摊在锅上烙下的饼子人们叫粑粑。她刚把粑粑吃完，队长回来了，身后还跟着一个名叫欢子的年轻人。

        队长一进来就喊，给我们准备的干粮拿来，该走了。还是那个妇女，围裙里兜着些洋芋、谷子面粑粑走出来。队长和欢子接过来塞进怀里，然后队长转身说，娃娃们，走喽！

        队长抱起刘世权，又伸手拉起他的妹妹，欢子抱起俞金有和他姐，几个人出了门。门外头站着两个毛驴，驴背上驮着两副粪筐。来，把娃娃们放进筐里。队长说着就把刘世权放进一个筐里。筐先是往下沉了一下，后又升起，原因是队长把他妹妹装进另一个筐了。

        欢子把俞金有和他姐姐装进另外一副粪筐，毛驴嗒嗒嗒地走起来。

        刘世权今年十一岁，身体瘦得没一点肉，一进筐子就搐成一点点了。他从粪筐的柳条缝缝里看出来毛驴是往南山走的，顺着沟沿沿走着。苗沟是一条又深又长的山沟，三面环山，下半截特别陡，是悬崖，苗沟村散布在悬崖的上边。要往南山走，就得绕着沟沿沿转半个圈圈，把沟转完。嗒嗒的蹄声中刘世权听见欢子说，这么急着送啥嘛，天就要黑了！明早上再送嘛！

        队长说，天黑也要送。等到明天还不知道哪个又不中了！

        欢子不出声了，过一会儿又说，这天凉得很嘛，夜里冻哩。

        队长说，先走，到前头的马家岔垫上些麦草。

        毛驴转上南山上又往东拐，爬坡， 后来又朝南走起来。刘世权觉出是走在董家山梁上了，因为他从筐缝缝里看见了西边低矮的群山，太阳沉进笼罩着千山万壑的暮霭里了，像个红蛋蛋。董家山梁是通渭县和静宁县的分界线，从北到南四十里，一直延伸到寺子川公社所在地。从寺子川往北再走三十里河谷，就到义岗川镇了。董家山梁像高高耸起的驴脊背，它的两边有许多东西方向的山沟，苗沟是它北端的一条沟。

        走了一顿饭的时间天黑了，这时队长说话了：站一下，站一下垫上些草。队长的胳膊伸进粪筐来了，拉刘世权。刘世权伸着蹲麻了的双腿站起来才认出是到马家岔村了，牲口站在一片麦场上。队长抱了一捆草塞进筐里，把草往四周拨了拨，叫他又坐下。这一次他觉得舒服多了，柳条条不硌屁股了，且从四周挡住了初冬的冷风。

        牲口又走起来，走着走着瞌睡就上来了，但是队长又把他拉醒了。队长一边拉他，一边说：

        权娃子，醒一醒。

        刘世权问，俞家爸，做啥哩？

        队长说，不做啥，你接着睡。然后队长又说，欢子，你看一下那两个娃娃，好着没有？

        欢子的声音传来：好着哩，好着哩。

        队长说，好着了就好。我就怕路上死下一个。

        没那么担惊吧。在家里好好的，在路上就能死了！

        我就担惊着哩。吃下草根根的，今天吃了些洋芋，还吃了些谷面粑粑，胀死了咋办哩！

        权娃子，醒来，到了！

        刘世权也不知道睡了多长时间，大概是半夜时分，队长把他从背斗里拽出来了。他清醒过来的时候看见满天星光下妹妹和俞金有、俞金花都在地下站着，周围黑洞洞的。欢子正在拍打一个大门，大声喊开门来！我们是送娃娃来的！好长时间，咣当当的一阵门响，一个老奶奶开了门，问你们是哪里的？欢子回答我们是寺子川公社凤凰大队来的。老奶奶又问几个娃娃？队长说四个，老奶奶说跟我来。

        这是个大户人家的院子，四合院，廊檐上挂着个风灯，廊檐台子很宽。老奶奶领他们走进一间房子。房子很大，一盏带罩子的煤油灯亮着，可以看见有两盘炕，一盘炕上睡满了人，另一盘炕空着半截。老奶奶把靠窗根的几个娃娃叫醒了，把他们的被窝抱到上炕上说，过来，你们几个人到这达睡来。娃娃们都穿着破衣烂衫，懵懵懂懂地爬过去了。老奶奶转过身来说，来，你们几个靠窗根睡下，这达炕热。然后又问，娃娃们，一路  上冻坏了吧？娃娃们害怕，没说话，老奶奶又把脸朝着队长和欢子：有你们这样做事的吗，半夜里送娃娃来！都快腊月了，冻坏了咋办哩？队长和欢子没出声，老奶奶又说，上炕呀，娃娃们。我给你们抱被子去。娃娃们上炕了，一会儿老奶奶抱来两床被子撇在炕上，说，娃娃们，两个人盖一床。幼儿园刚成立，被子不够用。过几天就好了。然后老奶奶又问队长和欢子：你们咋办哩？是站下［3］哩还是回凤凰哩？站下的话就也上去挤下。队长说我们回哩，然后对娃娃们说，娃娃们，你们在这达住下，要听老奶奶的话，我们走了。俞金有突然哇的一声哭起来，哭着说，四爸，我回去哩……队长说，你站下吧，过几天我看你来。这达好，这达有吃有喝，天天有肉菜哩。你回去咋哩？吃草根根去吗？

        俞金有的姐姐也哭起来，说我回去哩，但队长转身对欢子说，走，我们快走，哭一会就好了……

        他们走了之后老奶奶劝了两句：娃娃们不要哭了，这达好着哩，有吃有喝的。过两天你们就惯了。老奶奶还嘱咐几句：尿憋了尿在盆盆里，地下有盆盆哩，不要尿在炕上。老奶奶哄着娃娃们睡下，把被子拉着盖上就走出去了。

        娃娃们抽搭着哭了几声就睡着了。他们睡得很香，一路上累了，炕也热得很。早上醒来就吃饭，一人发了一个搪瓷的小碗，一个勺勺。一人一碗白汤——白面糊糊，一个小馍馍。但是打饭的阿姨刚走出去，一个在对面炕上睡觉的大娃娃把俞金有的馍馍掰了半个去，俞金有哇地哭了，气呼呼地把剩下的半个馍馍也撇到地下去了。几个娃娃呼的一声扑上去抢走了。刘世权看见这幕了，略一踌躇走到那个抢到馍馍的娃娃跟前，伸出手说：

        拿来！

        那娃娃不想给，说我拾下的。刘世权一把抢回来了，说，你再拾一个我看！那娃娃又瘦又黄，比刘世权矮半头，他瞪着刘世权说，王瑞抢馍馍了，你怎么不要去？刘世权瞪了那个娃娃一眼，走到俞金有跟前说，拿住，把你的馍馍拿住。然后他又走到最先抢馍馍的大娃娃跟前说：

        你叫王瑞？

        那个娃娃不出声。他又说，你不要当成你大一些，就欺辱人！把馍馍还回来！

        那娃娃比刘世权大一两岁的样子，长得还高一点点。那娃娃脸上一副不屑的神情，乜斜着眼睛看他，说，你想打仗吗？

        刘世权知道自己打不过他，说，谁跟你们打仗哩？你把人家的馍馍拿出来！王瑞说，我不拿出来你咋办哩？刘世权说，你不拿就不拿呗，半个馍馍，能把你做啥哩？说着他就回到自己的炕沿跟前去了，端起碗来喝汤。但是他一边喝汤一边看王瑞，当王瑞也转过身喝汤的时候，他突然走上两步去，把自己的一碗汤一下子扣在王瑞的后脑勺上。汤已经不是很烫了，却仍然烫得王瑞哇地叫起来，王瑞猛地转过身来了，但刘世权不等他动手，就把手里的空碗一下子砸在他的脸上，并且大骂起来：

        我把你驴日下的打死哩，你信不信！

        王瑞被他的气势吓住了，愣怔了一下，哇哇地哭着跑出去了，嘴里喊着：我告你去哩，我告你去哩……

        一会儿，那个给他们舀下饭的阿姨就进来了，气呼呼地说，谁拿面汤泼人哩！谁拿面汤泼人哩！王瑞指着刘世权说，他把面汤倒在我的头上了！那阿姨问，你为啥打王瑞，你说！刘世权不出声。那阿姨又说，你肚子饱着哩吧！罚你三天不吃饭……噢呦呦，你们苗沟来的娃娃还歪［4］得很，将将来就打人哩……

        阿姨说罚三天，其实只罚了一天——就两顿，中午和晚饭，这两顿也只是扣了他的面汤，馍馍照给。吃饭的时候，俞金有把自己的面汤倒了一半给他。俞金有一边给他倒汤一边说，我们两个人喝一份……

        就是这天夜里，刘世权的妹妹殁了。妹妹身体瓤得很，好些天了，走到那达都坐着，头都抬不起来。妹妹这天睡觉的时候好好的，半夜里却用力地拉被子。两人盖一床被子，被子被妹妹拉走了，把他冻醒了。他坐起来看，妹妹把一床被子都拉到自己身上了，把头都盖起来了。他往自己身上拉被子，妹妹却抓住不放。妹妹还用力撕被子。他不知道妹妹哪来那么大的力气，妹妹才八岁，妹妹把被子撕破了，棉花一团一团掏出来了。他撩开妹妹身上的被子说，你不要撕了，你把幼儿园的被子撕了阿姨不说吗？妹妹不说话，妹妹眼睛睁得大大的用力撕被子。他伸手去拦妹妹的手，妹妹竟又撕他的袖子，撕他的手。他推开了妹妹的手，看妹妹不听话，就往旁边躲了躲钻进另一个娃娃的被下去了，睡着了。

        早晨他还睡着哩，那天夜里给他们开大门的老奶奶进来了。老奶奶是打扫卫生倒尿盆的。老奶奶看见了炕上撕烂的被子和棉花团子，喊了起来：这丫头怎么把被子撕成这样了！老奶奶推了一把妹妹，妹妹已经没气了。老奶奶出去叫个人来把妹妹抱出去了。

        幼儿园每天都有娃娃死去，死了就从附近叫农民来抱出去撇了，撇在金牛河边崖坎子下边。幼儿园每天也都有娃娃进来，都是义岗川公社和寺子川公社的娃娃，驴驮人担送来的。送来的比抱出去的多，很快的幼儿园的人数就上升到二百多人了，原先的大户人家房子里住不下了，就调整到董家堡子去了。董家是全定西出名的大财主，解放前家里有武装，院墙修得像城墙一样，人称董家堡子。董家堡子是三个院子连起来的，幼儿园只占了其中的一个院子。调整后的幼儿园男女分开，男娃娃住前院，女娃娃住后院的几间房子。

        俞金有(4)

        俞金有和姐姐也分开了。俞金有的岁数小，小娃娃是怕人欺辱的，他就总围着刘世权转，因为是一个村子来的。娃娃们的身体都瓤得很，幼儿园也不开课，娃娃们一天到晚就是睡觉，玩。刘世权爱抓窝，在院子里挖下几个窝窝往里头散石头，看谁赢的石头多。刘世权一玩就是半天，俞金有也跟着玩。为了叫娃娃们混心，幼儿园还给娃娃们买了扑克牌。刘世权打扑克的时候俞金有就坐在旁边看。除此之外俞金有总往食堂跑。幼儿园规定十岁以上的娃娃吃粮标准是二十四斤，九岁以下十二斤。俞金有饿得不行，总往食堂门口拾大师傅撇出来的烂洋芋、菜叶子。再就是看见大师傅蒸馍了，就跑回来报告，说，世权哥，蒸馍上锅了，过一会儿又跑来说，世权哥，馍馍下锅了，快打饭走！刘世权也喜欢俞金有：这娃娃不光嘴甜，长得也心疼［5］——脖子细细的，但脸相秀气，小鼻子鼓鼓的，眼窝深深的。他要是搞来啥吃的东西，也分给俞金有一点儿。

        幼儿园是封闭式管理，大门经常锁着，因为娃娃们饿得难受，一跑出去就不回来了，有的要饭去了，有的就跑回家去了。封闭管理挡不住大娃娃，刘世权经常和其他大娃娃番强而出，到义岗川镇的粮管所偷粮食。过完春节不久政府发放救济粮了，四面八方的社员赶着牲口来驮粮食，粮管所秤粮的地方总是吵吵嚷嚷的。他们混在人群里，趁人不留意就抓一把麻袋里的大米或者捧一捧面粉拿块油渣。拿回来之后用洗脸盆或是刷牙缸子煮着吃。

        俞金有是个机灵娃娃，但也闹了一次笑话。过完春节不久的一天，省上的一个领导来幼儿园看娃娃们，来时拿的水果糖，给娃娃们发糖。省上的领导到来之前阿姨给娃娃们换了新衣裳，五六岁以下的娃娃们没发新衣裳，一个人发了一个白布的兜兜，也打扮得很鲜亮。阿姨们还教娃娃们站队，说，来的是省长，姓邓，要叫邓爷爷。邓爷爷来了大家要喊欢迎邓爷爷，走的时候要喊邓爷爷再见。那一天邓爷爷来了，一大帮人走进幼儿园，阿姨指挥着喊欢迎邓爷爷，可是俞金有一紧张喊成了邓爷爷再见。阿姨慌了，说他你喊的啥？他竟然不觉知，还喊，邓爷爷再见！邓爷爷再见！搞得邓爷爷身后的随从们笑了，邓爷爷也笑了！

        邓爷爷来过幼儿园不久，三月份的一天，阿姨们又逐个房子通知：娃娃们，明天专署领导要检查幼儿园来哩，今天我们打扫卫生。娃娃们在阿姨的带领下搞了一天卫生，抹桌子，洗床单，把院子扫完之后洒上水不叫起土。吃晚饭之后又把娃娃们集合起来讲，记住，明天领导来了你们不要在台子上东倒西歪地躺着，都要在炕上坐着，要有精神。领导问话的时候不要胡说。问吃饱吃不饱的时候，都要说吃饱哩，不能说饿肚子。共产党对你们好得很，吃的是城镇居民的标准，再要说吃不饱可就对不起共产党了。

        第二天上午十点钟左右，果然地委的领导来了。一大帮人，二三十个人，有县上的干部也有义岗川镇的领导陪着。他们和幼儿园的领导和阿姨们见过面之后还要和娃娃们座谈，分散到每间房子去了。

        刘世权和俞金有住在董家堡子最大的一间房子，是从前的客厅。这间房子盘了两盘炕，打颠倒睡了三十多个娃娃。所以这个房间进来了四五个领导。

        娃娃们好！

        这几个领导进门之后走在前边的一个人向娃娃们问好。可是这一次娃娃们是坐在炕上的，阿姨没跟大家讲这种情况下怎么跟领导问好，所以娃娃们谁也没说话。领导看娃娃们很拘谨就分成两拨坐到两个炕沿上了，其中一个领导问，娃娃们，你们在幼儿园吃得好吗？吃饱吃不饱？

        能吃饱。娃娃们异口同声地回答。

        这个领导又问，你们吃的啥饭呀？

        面叶子！

        散饭！

        糜面疙瘩！

        还有大米饭，还有炸油饼！

        有个领导又问了一句：你们还吃炸油饼吗？几天吃一次？
        过年吃下的！

        二月二龙抬头也吃了！

        领导对娃娃们的回答是满意的，他们开始个别谈话了，一个娃娃一个娃娃地问，叫啥名字？哪里人？家里有几口人？谁没了？谁还活着？其中一个留着大背头的领导问着问着淌开眼泪了。后来，那个带头进来的人站起来了，说，娃娃们，我们今天来看你们，走得急了些，没买上糖。我给你们一点零钱，你们自己买糖吃去。说着他就从口袋里掏出一沓子事先换下的崭新的钞票发给娃娃们，一人两角钱。然后他就走出去了，其他人也跟着走了。

        哎呀呀，把人饿死了！快，打饭去！

        由于邓爷爷来的时候出了一次差错，这天俞金有是坐在炕里头的，坐在几个娃娃的后头，他怕人家问话再出差错。他的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了，看见领导走出去了，他就大声叫起来了。但是他没注意到，有个白头发的老汉进来后一直没说话，就是拿个笔记本坐在炕头上写什么，而这个老汉还没有走。老汉听见他喊饿死了，站起来说：

        是你说的饿死了吗？这个娃娃你给我说一下，你们能吃饱还是吃不饱？

        俞金有惊呆了。一时间哑口无言，脸色都变了。那老汉看出他紧张的样子了，说，不要紧张，这个娃娃你不要紧张。你给我说实话，你们吃饱吃不饱？

        俞金有还是不说话。

        娃娃们，后来那老汉把脸转向大家，大声并且和蔼的口气说，我们到幼儿园来，就是调查真实情况来的。你们要说实话哩，要把真实情况反映出来哩。这样我们才好研究怎么解决你们的困难哩。你们不说实话，我们怎么知道你们有没有困难，怎么解决你们的困难哩？

        娃娃们静静地听着，老汉又说，我问你们，你们真的能吃饱吗？说实话，你们说实话。

        吃不饱！俞金有大声说。

        吃不饱！

        一天到晚饿得心慌！

        一顿就那么大的一个馍馍，哪里能吃饱呀！

        有些菜就好了，拉些洋芋来……

        娃娃们也都乱七八糟地说开了。说了一阵子，白头发老汉又说：

        娃娃们，我知道你们的真实情况了，好了，我回去给专署领导汇报。不过这吃粮的问题是个严重问题，恐怕还不好解决。县上解决不了，专区也解决不了。整个定西专区现在都缺粮食呀。不过我今天给你们许个愿，我们回去以后，先跟专署蔬菜公司协商一下，先给你们解决些蔬菜，这个问题还不大。

        专署的领导来过几天之后，一辆大卡车开到幼儿园门上来了。阿姨们跑到各房子喊，大娃娃到门口卸菜去。不光是大娃娃们去了，连小娃娃们都去了。饿急了的娃娃们一听是吃的东西就都一窝蜂围到汽车跟前去了。可是车槽板一打开，却是一车臭烘烘的咸菜，甜菜叶子，湿淋淋还往下滴水哩。大师傅喊不能吃，娃娃们，这是咸菜，不能吃！但依然有些娃娃抓一把就跑，拿到水井边冲洗，嚼得咔嚓咔嚓的。有些人嚼上两口不嚼了，把菜叶子撇得到处都是。

        好多年以后刘世权还记得那天发生的事情：那已经是半夜了，刘世权睡得很香的时候，俞金有把他喊醒了。俞金有和他睡的一个被窝，脚对脚睡，他听见俞金有喊他：世权哥，醒一下。他睁开眼睛看见俞金有在他脚底下坐着哩，他问了一声：啥事？俞金有说我渴得很。刘世权说，渴了喝水去。俞金有说没水了，我端下的水喝光了。刘世权说，那怎么办哩，没水了你就忍着些。刘世权知道，幼儿园的食堂里有一口开水锅，大师傅做饭的时候捎带着烧一锅开水，吃饭时大家舀着喝。吃过饭，大师傅把锅灶收拾干净，再把门一锁就回家了，——大师傅是义岗川雇来的农民——谁再想喝开水就要等明天了。刘世权说完就又睡着了，可是过一会儿俞金有又把他推醒了，又说，世权哥，我实在渴得受不了啦。刘世权瞌睡得很，生气地说，受不了咋办？俞金有说，你给我打些水去。刘世权说，谁半夜三更的给你打水去，我还睡觉不睡了！俞金有哀求地说，打一桶去嘛，世权哥，我都要渴死了！刘世权说你自己打去！俞金有都要哭出来了，眼睛里含着泪花说，我提不动嘛。看见俞金有要哭的样子，刘世权很不情愿地爬起来了，一边穿衣裳一边说，卸菜的时间我说过你没有，不能吃咸菜，那吃上了渴哩，你不听！俞金有说我再不吃了，你快些去吧，打水去吧！真要把人渴死了！
        幼儿园的水井在后院里，就在食堂的旁边。井台是一整块石板做成的，中央有个凿下的圆洞洞。井台上平常放着一只木桶，是大师傅打水用的。这是个破桶，打下的水一会儿就能漏光。水桶叫水泡透了，重得很。刘世权小心地把桶放下去，听到井下咕咚一声响就赶紧往上提，用净全身的力气才提上半桶水来。俞金有舀了一碗咕咚咕咚喝了一气，缓了一下又喝了一碗，这才问你喝吗？刘世权说喝，我也渴了。他喝完以后俞金有又舀了一碗端着，回宿舍去。

        回到宿舍，他们就没地方睡了，因为炕上睡的娃娃太多，他们的位置已经叫人挤没了。他们躺在别人身上了，在别人的身体上边漂浮了好一会儿，他们的身体才落到炕上。

        但是，刘世权睡得很香的时候又一次被人推醒了。他一看又是俞金有在炕上坐着，就生气地说，咋哩，你又咋哩？俞金有说，我又渴了，你再给我打一次水去。刘世权说你不是端了一碗水吗？俞金有说喝完了，你再给我打一下去。刘世权骂起来：你滚球开吧，你骚毛得人睡不成觉！

        刘世权瞌睡得很，闭上了眼睛，临睡着又迷迷糊糊说了一声：找你姐去！

        俞金有不敢再叫刘世权了，静静地坐着，看着睡得很香的刘世权，不断地用干燥的舌头舔干燥的嘴唇。后来他悄悄地下炕走出房子去了，手里拿着吃饭的搪瓷碗。

        ……已经是后半夜了，刘世权睡得正香，一个女孩子的喊声突然把他叫吵醒了：世权哥，你醒一下！世权哥，你醒一下！这是俞金花的声音。刘世权大声地问，俞金花吗？你喊我咋哩？

        俞金花说，你看一下我弟弟在不在！

        刘世权爬起来一看，他脚下躺着另一个娃娃。他说，你等一下，我再看一看！他在炕上跪起来了，一个娃一个娃地看过去，仍然不见俞金有。他大声地回答：

        不在的！

        俞金花问，你知道他到哪里去了吗？他回答不知道！他不在你那达吗？俞金花大声回答不在的呀！哎呀，这害人精半夜里跑到哪里去了！刘世权听见俞金花不安的声音了，赶紧穿衣走出去，对站在窗根的俞金花说，金娃子没去你那达吗？头回他叫我给他打水去，我没去。他没找你去吗？俞金花说，有一会儿了，他找过我，叫我给他提水去，说他渴得很。我叫他把我碗里的半碗水喝上了，他说还想喝。我说天亮了再喝，他就走出去了。我睡了一觉不放心，来问一下你。刘世权说，我这达没有，你那达没有，他能到那达去？走，我们问一下阿姨去，看他会不会到阿姨那达要水喝去。

        由于不断地有孤儿被送进幼儿园来，送来的娃娃身体瓤，幼儿园夜里安排两个阿姨值班，她们每过两个小时就要把新来的娃娃叫醒尿尿。他们跑到阿姨值班的房子一问，阿姨也慌了，阿姨说俞金有没来要过水。阿姨说，快找，快找，看到哪达去了！

        他们猜测，俞金有有可能到别的房子找水喝，但是他们把娃娃们睡觉的房子全找过了，还是不见俞金有。后来，阿姨又叫起一帮大娃娃到处找，到后院子去找。有个娃娃说，会不会到木头堆里剥树皮去了？有的娃娃饿得不行，进幼儿园之后还到食堂烧火用的木头堆里剥树皮啃着吃。烧火的木头都是伐来的柳树榆树。于是，他们又跑到食堂旁边的木头堆里看了看，还是找不到俞金有。后来，有个娃娃突然喊了一声：

        哎，井台上的水桶咋不见了！

        几个人趴在井口上往下看，水井里黑洞洞的。一个阿姨赶紧跑回值班室拿来个风灯。把风灯伸进井里再看，水面上像是漂着一个人。

        把俞金有打捞上来了，肚子鼓得像个皮球。他喝了太多的水！过了一天，幼儿园就买了一个很大的水缸放在食堂门口。幼儿园领导对大师傅说，以后回家以前，一定要把开水灌满。

        1973年秋季的一天，商店的指导员叫我到农场直属一连去一趟。他说一连有个职工死了，今天要开追悼会，叫我代表商店职工去参加追悼会。

        死了的是一位女同志，名叫俞金花，定西孤儿院来的。饮马农场在红柳园山里有个锰矿，俞金花来饮马农场不几天就被抽到锰矿去了，两天前在一次放炮的时候被一块崩起的石头打在头上。说来也巧，锰矿的职工住在离矿点二三百米远的一道山水沟里，住的地窝子。那天放炮的时候，她正在地窝子睡觉，可是由于炮眼里放的炸药太多，一块飞起的石头正好从地窝子的天窗钻进来打在她的头上。石头像核桃那么大，把她的头打破了，晕过去了。锰矿把她送到敦煌县医院，她却始终没醒过来。锰矿把她的尸体拉回农场来了。

        开完追悼会，离得远的连队的代表回去了，场直单位的代表把她送到场部门口的疏勒河边埋葬。棺材放进墓穴，一帮从定西来的姑娘突然放声大哭起来，一帮小伙子也跟着抹眼泪。

        后来送葬的人回到场部了，走到商店门口了，我看见一连的刘世权还在擦眼泪，擤鼻涕，眼睛哭得红红的。我和他都是农场篮球队的队员，很熟，我叫他去喝点水，在商店我的办公室里他对我讲了俞金花和她的弟弟的故事。

        ［1］一种根状植物，筷子粗细，十厘米长短，质白可食，有辣味。

        ［2］状似辣辣，味甘。

        ［3］方言，住下。

        ［4］方言，厉害。

        ［5］方言，可爱，漂亮。

        黑眼睛

        这天早晨又有几个小娃娃被送进病房来了，是李院长领着几个大娃娃抱进来的。保育员上官芳发愁地说，往哪里放呀，你看，挤得满满的。

        这些娃娃都是拉痢疾的。

        是换肚子的吗？

        是换肚子。

        上官芳再没说啥，匆匆忙忙把睡在大通铺上的娃娃们一个一个挪动，挤紧，腾出一个娃娃的位置，放下一个娃娃，再挪再挤再放下一个……等到她安排完娃娃，李院长才问：

        林大夫呢？

        林大夫昨晚上昏倒了，我给打了一针葡萄糖，现在他的房里睡着哩。

        是吗？我怎么不知道？不是跟你们说过吗，有啥事情要跟我汇报？

        天快亮昏倒的，没顾上跟你说呢。忙得很。林大夫三天三夜没睡觉了，瘦成一把柴了。

        你这达有纸吗？

        有，林大夫开方子的。

        李院长在一张定西专署人民医院处方笺上写了两行字之后说，你把这条子送给马老师去。叫他一定要安排，从今天起，林大夫和有病的娃娃们一样吃病号饭。

        睡在这间房里的都是病号，有大的，十二三岁，有小的，才两三个月。这些娃娃进儿童福利院的时候，大部分都瘦得坐不住，吃过饭就躺倒了。有的娃娃穿着新换的棉衣，里外三新，坐在台阶晒太阳，头垂在胸前或歪在肩膀上。坐着坐着就躺倒了，把新衣裳沾了一身土。没办法，他们的骨头没有支撑头颅和身体的力气了。新新的棉衣几天就变成旧衣裳了。

        最头痛的还是换肚子。

        这些娃娃在家里没了父母，没吃的，成天在麦场拾麦颗颗，吃草籽，吃荞皮，吃葛蓬。榆树皮磨成面煮汤是他们最好的吃食了。他们的肠胃已经习惯了吃草，进了儿童福利院，吃白面馍，吃豌豆面的散饭［1］和搀了洋芋块块的禾田面［2］的汤面条，很多孩子的肠胃倒不适应了，拉痢疾，呕吐，头上长疮。娃娃们和福利院的老师以及保育员把这种现象称为换肚子。专署医院的儿科病房住不下这么多换肚子和患有其他疾病的娃娃，福利院不得不成立个病房，把专署医院小儿科最权威的大夫借调过来，长期在这儿工作。

        早晨是病房最忙的时候，娃娃们要拉要尿，要洗脸。有些娃娃把脓血拉在铺上还不知道，上官芳和给她帮忙的几个孤儿当中抽出来的大女子忙了两个钟头，把屎［3］把尿，换褥子擦被子，忙得不可开交。

        上阿姨，秀秀又把下了。一个叫黄玲珍的大女子喊。

        把下了你给擦掉就行了，喊我咋呢？上官芳说，她自己正在给一个娃娃把尿。

        她还吐了！

        吐了就擦掉嘛。你没擦过嘛！上官芳有点不满意的口气说。

        你来看一下嘛！

        黄玲珍不屈不挠，上官芳便有点急火攻心的样子，放下尿尿的孩子之后顺着两张大通铺中间的过道咚咚咚走过去，粗厚着嗓子说：

        咋了？咋了？

        黄玲珍手里抱着个小姑娘，就两三岁的样子。她的腿被黄玲玲的双手分开着，摆在地下的便盆里有一点点脓血。黄玲珍说，你看枕头边上。

        枕头旁边有一大摊血。

        黄玲珍又说，那是吐下的。

        上官芳觉得问题严重了，大声喊一个正在给另一个小娃擦脸的大女子：改娃，你快去把林大夫叫一下……

        谁知她的话还没说完，林大夫推门进来了，问：

        出什么事了？

        上官芳说，林大夫你快来看一下。这是李院长刚才送来的个娃娃，又吐又拉。吐的是血！

        林大夫叫林保新，福建人，上海医科大学毕业，1955年支援大西北建设来到定西专区的，还不到三十岁。他过去看了看，说，快，给她输液！

        很快就输上液了，林保新开的药方，上官芳扎的针，输液瓶挂在头顶上。这是一间大房子，像是仓库，从这头到那头两排大通铺，中间过道的上空扯了一根铁丝，专门用来挂输液瓶的。

        这是1960年的初冬。这一年的夏季，饥荒迅速地从通渭县蔓延开来，蔓延到定西专区各县，蔓延到相邻的平凉专区和天水专区，蔓延到甘肃全境。定西地委的领导指示定西专署儿童福利院要扩大，要多收孤儿，因各县民政局的压力太大。于是定西县和陇西县的许多孤儿都送到这儿来了，大的十三四岁，小的才两个月。大娃娃们住到了新开辟的福利院二部——原地委讲师团院内，小娃娃们还留在老地方——专区物资局和征用的两家私人宅院里。

        病房设在物资局的一个库房里，住了五六十个患病的娃娃。只有一个大夫，一个保育员，还有几个孤儿当中挑出来的大女子照看他们。

        输上液体之后，上官芳支使那几个大女子给娃娃们擦脸，她坐在床头上守着那个小姑娘。

        这小姑娘她看见过。前两天她从院子里走过，见几个来得早已经换过肚子恢复了健康的小姑娘跳房房玩，这小姑娘腿软得站不起来，在台阶上坐着，但她又不甘寂寞，就从台阶上爬下来，往人多的地方爬。

        这娃娃除了一双大眼睛扑棱扑棱地动，身体已经没一点精神了，静静地躺着。脸白得像一张纸。她的头皮光溜溜的泛着青光。进了福利院的男娃娃女娃娃都要剃头，他们原先的头发里长满了虱子。伤寒已经在福利院肆虐两次了！剃完了头到县人民浴池洗澡，换上新衣裳。旧衣裳在澡堂子的院子里就地点火焚烧。

        小姑娘的脸上有一道伤疤，从鼻梁到左边的脸。

        小姑娘的眼睛扑棱扑棱闪着，眼睛盯着铁丝上挂的输液瓶，又看看上官芳。上官芳看出小姑娘疑虑不安的神情了，因为娃娃们都没输过液，看着一个大瓶子挂在头顶既新奇又恐惧。为了消除孩子的疑虑，她说：秀儿，这药给别人都不打，给你用上了。明天你就不拉肚子了。这是好药。

        秀秀摆在枕头上的头点了一下，大眼睛扑棱了一下。这孩子的眼睛出奇的大，眼珠又特别黑，还是双眼皮。由于消瘦，双眼皮的褶线非常清晰。眼睫毛又密又长。

        秀儿，你是哪里人？

        我家是陇西的。

        你咋来这儿的？

        牲口驮来的。

        为了和孩子多说话，上官芳故意说：秀儿，你本事大得很——你才几岁，就敢骑牲口？

        不是骑来的，是驮来的。一个驴驮的，一边一个背斗，我在这边的背斗里，我哥在那边的背斗里。

        你哥呢？你哥叫啥？

        我哥殁了。牲口到福利院，邢大大卸背斗哩，一看我哥没气了。李叔叔叫邢大大驮回去了。

        想着通过谈话转移孩子思想的不安，不料引出如此沉重的话题。怕孩子伤心，上官芳立即转移话题：

        秀儿，你把不把？

        想把。我忍着呢。

        能忍住吗？

        我用力忍着。我不愿意麻烦阿姨。

        要把还得把，阿姨不嫌麻烦。

        阿姨，你真好。

        这时候好几个孩子要拉屎，上官芳就忙去了。这一天秀秀拉了十几次，每次不是血就是脓，又吐了两次血。黄昏时林保新医生说就看今晚上了，再吐就得送医院了。

        这天晚上，秀秀还拉，但次数少多了，就五六次，再也没吐。转天早晨林大夫检查的时候，又开了液体，说，接着输。但接下来的几天里，孩子的痢疾还是止不住。这时又有十几个新来的孩子拉痢疾，住不进病房来，林保新就把十几个痢疾很顽固的孩子送往专署医院，秀秀也转过去了。是孤儿院的几个大男娃用架子车［4］拉过去的，一车拉两三个。架子车每拉一趟上官芳都跟着跑，她不放心，怕男娃们粗心把病号跌伤。

        最后一车病号拉过去全安顿好了，上官芳要回福利院了，秀秀喊了一声：

        上阿姨，你不要走。

        上官芳走过去问，秀儿咋了？

        我害怕。

        你怕啥呢？

        秀秀不说。

        上官芳明白，孩子们换了新的环境，总是有恐惧心理，就在旁边坐着陪了一会儿。她和秀秀说话：

        秀儿，你脸上伤疤是咋弄下的？

        我二妈砍的。秀秀细细的声音说。

        上官芳惊了一下：你二妈砍你？咋了？

        秀秀说：我大没了以后，我娘给我和我哥炒的扁豆［5］，一人一碗。我娘说，你们两个一人一碗，慢慢吃，一颗一颗吃，不要打仗。我出去给你们寻吃的去。我娘刚走，我二妈就进来了。她的手里提着一把切刀［6］要我的扁豆。我不给，我二妈砍了一刀，把扁豆子连碗夺走了。把我哥的也夺走了。

        你娘没回来？

        没回来。

        那谁管你的？

        我和我哥等了三天，我娘没回来。那时我和我哥都站不起来了，队长转进来看见了，把我和我哥送到了幼儿院［7］。公社的大夫给我抹的药。

        自从定西专区儿童福利院开办以来，上官芳每天下午都要跑一趟专署医院。有病号送病号，没病号送的时候去看病号，接出院的病号，或者取药。她每天把每个病号的病情、送去后死亡的人数和名单向李院长汇报。

        她特别心疼［8］秀秀，每天来了医院，都要去看一看秀秀，坐着说句话，安慰孩子。

        这是秀秀进了专署医院的第三天，她一进小儿科病房，护士就告诉她秀秀不行了。她是有这思想准备的，因为自从福利院开办以来，经常死人，且都从她手上过。有些孩子虽然什么病也没有，但生命已经到了尽头——太虚弱了，一天吃六顿饭，吃很宝贵的点心，吃奶粉，死亡的结局也不能逆转。而得了痢疾的孩子有时候一天就死几个。正是为了不叫福利院的孤儿们看见他们的伙伴死掉，才把病最重的娃娃送到专署人民医院来。这样殁了的娃娃就由医院处理掉，对活着的娃娃们影响小一些。这天上官芳一如既往的一个一个地看孩子，特别是到了秀秀的床前，她在秀秀的身旁多坐了一会儿。她心里很难受：她特别喜爱这个孩子，才三岁，拉血拉脓，她的肚子一定很痛很难过，但她一声也不出，总是睁着一双大眼睛默默地忍受着痛苦；她也知道这个孩子将不久于人间，却又无法挽留。而这一天，秀秀似乎也有点恋恋不舍，她一坐在床上，秀秀就把自己的一只手从被子下边慢慢地伸出来说：

        上阿姨，你摸一下我的手。

        上官芳攥住了那只枯瘦如树枝的小手。小手热得烫人。秀秀再没有说话，就是大大的黑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她。她也没有说话；她心里难过，不知道说什么话好。她不忍心光看孩子眼睛，便多次把眼光转到孩子长出头发茬的泛着青光的头上。她说：

        秀儿，等你头发长长了阿姨给你梳两个毛角子［9］。

        秀秀没说话，只是瞪大眼睛看着她。

        后来她要走了，站起来放开秀秀的手说，秀儿，阿姨明天再来看你。秀秀却猛地抓住了她的一个手指头，说：

        上阿姨，我看见我大我娘从那个床下头出来了，他们看我来了。我存下的馍馍还有五六个呢，你给我娘给给。

        上官芳惊了一下，看床对面的桌子，那里果然有两个白面馒头。她问：

        秀儿，你娘在哪达呢?

        秀秀说：

        就在那达哩，那个床下头。

        秀秀放在枕头旁边的手指了一下。上官芳往她指的方向看去，那里根本就没有床，那是一面石灰刷过的白墙，白生生的白墙。

        第二天下午上官芳再来医院，护士说秀秀殁了。护士说，秀秀临死难受得眼睛睁得圆圆的，死了还睁得圆圆的，眼皮没合上。上官芳说，你把太平间的门开一下，我要看一下秀儿去。护士坚决地拒绝了：

        你不要看！你不要看！

        不行，我要看，我一定要看一下去！上官芳哭开了，她一边抹泪一边说，拿来，你把钥匙拿来！

        那护士很坚决地说：不给，我不给你钥匙！你不能看，真的不能看！那娃娃眼睛闭不上，我看了都受不了，不能叫你看！

        那护士说完就进了一间房子，从里边插上了门，上官芳怎么敲怎么喊她都不答应。上官芳呜呜地哭着回福利院去了，给李院长汇报去了。

        ［1］很稠的能用筷子挑起来的糊糊。

        ［2］小麦面和冰豆、豌豆等杂粮面搀在一起的面粉。

        ［3］方言，西北一些地方把拉屎称为把屎，把小孩抱起来使之排泄也称为把屎，抱着撒尿称为把尿。

        ［4］排子车。

        ［5］冰豆。

        ［6］方言，菜刀。

        ［7］饥荒时期，各公社都设立孤儿院，有的叫福利院，有的叫幼儿园。

        ［8］方言，喜欢。

        ［9］方言，发型：不编辫子，只是用头绳扎着向上翘的两只小。

        打倒“恶霸”

        从通渭县收容所接孤儿的汽车在千山万岭之间行驶，一路上颠颠簸簸风尘仆仆，半夜时分进了定西县城。我在半路上睡着了，车到专署儿童福利院门口才惊醒。其实孤儿们大部分都睡着了，我醒来时听见一个睡糊涂了孤儿的问了一声：这是到阿达［1］了？接我们的老师是个活泼人，听见他的问话说了一声：你说到阿达了，到第三铺了，你下车不？娃娃们笑了起来。

        因为是夜里，路灯又不亮，下车后没看清周围的环境，就见临街的两扇大木门开了，出来几个人有男的有女的把孤儿们迎进去了，安排在几间房子里。

        来福利院之前，娃娃们的心里忐忑不安的，不知道福利院啥样子，能吃饱不能，冷哩热哩……在第三铺的时候，有的阿姨说过那不能去呀，去了锁在大房子不叫出来。可是进了房子孤儿们惊呆了！这儿原先是地区物资局的机关，又新刷过石灰，墙白生生的。顺后墙支了一张大通铺，铺着新褥子，褥子上灰色的棉线毯铺得平展展的。靠铺脚很整齐地摆着一溜花格子棉被，新崭崭的。被子上放着枕头，也是新的。桌子上还摆着刷牙缸子，放着牙刷，牙膏；一排白色洋瓷碗，就连吃饭的勺勺也摆放得整整齐齐，把把都朝着一个方向，一人一条白生生的毛巾。桌子下边两个白色洗脸盆是公用的，还有一桶冒着热气的开水。我们在家里哪见过这样好的东西呀，当时心里那个感觉，就像是进了仙境了。

        娃娃们，你们乏了就先上床坐一会儿，吃罢饭了再睡觉。一个中等个子穿中山装制服的人进来说。这个人叫李毓奇，孤儿们后来都叫他李叔叔，他是福利院的领导，老师和阿姨们叫他李校长。他还说饭做好了又放凉了，现在正热着哩，一会儿就端来。可是娃娃们都不敢上床，怯生生的。还是一个胆子大的娃娃问了一声：大大，我们今晚就在这达睡吗？

        啊，就在这达睡。

        这被子是叫我们盖的吗？那个娃娃又问。

        对呀，就是叫你们盖的。咋了，你看不够是吗？娃娃们，福利院刚刚筹办，缝被子来不及缝，你们先两个人盖一床，打颠倒睡。等走入正规了，就一人一床。

        那娃娃说，我说的不是这意思，我是怕弄脏了。

        李叔叔说，脏了不怕，脏了保育员洗，你们放心盖上了睡……

        这天晚上我们一人喝了一碗大米稀饭，就睡了。阿姨不叫多喝，说挨下饿的人，吃饱了胀哩。这晚上我睡得香得很，和我睡一个被窝的是一个叫梁百川的娃娃。早晨醒来，太阳已经升得高高的了，梁百川已经不见了，一房睡的好多娃娃都不见了。我赶紧穿上衣裳走到门口去，原来他们都在台阶上站着哩，看比我们来得早的娃娃在院子里转圈圈。那是一帮小娃娃，有五六岁的，七八岁的，也有比我大的。他们穿着新棉袄新棉裤，没有新棉衣的小娃娃胸前围着个白色的饭单。有个阿姨在前头领着慢慢地走着。他们的神态就像刚学步的婴儿，有的又像是残疾人一样，走路时一颤一颤的，就要跌倒的样子。正好这时比我早两天来到福利院的年年来找我。他的穿戴焕然一新。我问他，那些娃娃做啥哩？他说，那些娃娃吗？身子太瓤，锻炼身体哩。不锻炼就怕以后走不成路了。年年指了指台阶又说，你看那一帮娃娃，身体比他们还瓤，来了以后吃了面粉，拉肚子，人软得站不起来。我朝他指的方向看，看见就在我们站着的台阶的左边，沿着墙根坐了十几个娃娃，拢着手晒太阳。他们有的浮肿，头就像南瓜一样大，身体像水缸一样粗，有的瘦得像树枝枝，新棉衣穿在身上空荡荡的。有的娃娃脖子细得撑不住头，头歪在肩膀，垂在膝盖上。有那么三四个娃娃穿着新崭崭的棉衣躺在台阶上。我说，你看他们新新的衣裳弄脏了！年年说，那没办法，瓤得坐不住嘛！在床上躺着吧又心急得很。

        我们正在门口说话，李叔叔和两个阿姨走过来说，你们这么早就起来了吗？叫你们多睡一会儿哩，你们都起来了！起来了就都出来吧，出来站队，有话要跟你们说。我们房的人就都出来了，那两个阿姨把另外几间房的昨晚上来的娃娃也都叫出来了，然后李叔叔说，娃娃们，给你们重新分一下房子，大娃娃和大娃娃住在一起，小娃娃和小娃娃住在一起。大和小的分开，好管理。

        娃娃们挤挤嚷嚷按着由大到小的次序站好队之后，保育员就把我们一拨一拨分开领到了房子去了。福利院一进门东西两排房子，有大间有小间，大间相当于三间民房大，二十多平米，中间是门，两边窗子，迎面一张大通铺，小间###平米，也是一张通铺，睡七八个人。我和十几个十岁以上的大娃娃进了坐东向西那排房子当中的一间大房子。我岁数不算大，但我个子高。这帮大娃娃中有四五个榜罗公社的，是早早就离开家乡在外边流浪下的，被收容所收容下的。他们胆子也大，一进房子就抢两边靠山墙的位置。我没和他们抢，等娃娃们各自占好位置，才在中间没人争的位置上坐下来。我觉得那些娃娃抢铺位可笑得很。那么新的被子那么新的褥子，比家里的炕席和毯片片好得进了天堂一样，还抢个啥呢！昨晚上和我盖一床被子的梁百川站队和我站在了一起，他个子比我低一点，和我分到一间房了。梁百川是个老实娃娃，不爱说话，他也不争铺位，最后又和我睡到了一达，盖一床被子。

        我和梁百川坐在床头上说话，问他是那达人，他说是碧玉公社的。说着话，我突然看见线毯上有一片土黄色的末末。我说，哎，你看，这是啥？梁百川低头看了看又用手攒了攒，捏起一小撮放在手掌里再看说，像是麦麸皮。接着他又拿舌头舔了添说，就是麦麸皮，有一点咸味，不知道谁撒下的。说着话他双手把那些末末攒到一起送进嘴里。我也跟着攒，也吃了一撮。我们吃麸皮叫身旁的一个名叫王汉元的娃娃看见了，说你们吃啥哩？我说不知谁撒下的麸皮。但王汉元走过来看了看说，这哪里是麸皮！昨晚上有个女子在这达睡，阿姨没认出她是女子。她的头上戴了个棉帽子，我在她边上睡，我也没认出她是女子。她的头上长下疮的，睡了一夜，抠了一夜，这是淌下的疮痂子。尽管这两年吃草根吃荞皮，除了驴粪蛋蛋啥都吃过，但一听把疮痂子吃上了，我还是恶心，一个劲儿吐唾沫。直到中午吃饭，我才不恶心了。这天中午一人一个白面馍馍还有半碗炒洋芋片！我有一年没吃过这么白的馍馍了！

        这天下午，我们就被管总务的杨老师和保育员领到定西戏院对面的人民浴池洗澡去了。在热烘烘的水池里泡着身体搓尽了垢痂，然后换上崭新的蓝色斜纹布学生服，换上了海绵底的解放鞋，戴上一顶崭新的蓝帽子。女娃们也都穿上了大翻领——列宁式——的棉袄或是印着大花的棉袄裤。当我们排着队走回福利院的时候街上的行人都站下来看我们。我们都焕然一新了。我们骨瘦如柴，但是我们黄馇馇的脸上带着幸福的笑容。我们的破衣烂衫在浴池的院子里收集起来烧掉了。

        只是有一点不雅观，在后来的几个月里，不论是男娃女娃，基本上都剃成了秃子。女娃们的头发上堆满了虱子，梳子梳篦子篦也不能根除掉。

        我们那间房子里总共住了十六个人。刚进福利院的时候互相不熟悉，头两天大家都不怎么说话，吃过了饭，不是在炕上坐着躺着缓着，就是跑着串门，找本村本乡的娃娃玩。我常到年年的房子去，有时候我们也去看芹芹，有时去找于季林玩。有时候他们来找我。

        有一天年年又到我住的房子来了，掏出一块油渣叫我吃。这油渣是黄豆榨油后的渣子，吃起来香得很，我们两人嚼得嘎嘣嘎嘣响。这馋坏了靠墙跟的铺上坐着的王汉元。王汉元是榜罗公社人，进福利院之前一个人流浪过几个月，坐火车到过定西，到过兰州。他是叫兰州的收容所送回定西收容所，又送到通渭县的收容所住了半个多月。这人个子不算高，但由于在外边要馍馍，吃得好，身体好，有力气。王汉元说，拴拴，给我点油渣吃。油渣硬得很，掰不开，我撩起床头上的褥子，在床板沿沿上绊［2］了几下，绊碎给了他一些。他很快就嚼完了油渣，又要，但我手里仅剩下核桃大的一块了，我犹豫着不想给他，年年就把他手里的一块扔给了他。王汉元一边吃油渣一边问：
        年年，你的油渣是哪来的？

        从火车站偷来的。

        火车站还有吗？

        有的是。不光有油渣，还有大米，还有苞谷。长长的一列车，从外省运来的。

        你知道那车停在哪达吗？

        那咋不知道，我们昨天偷下的。

        不一会儿王汉元就吃完年年给的油渣了，他说，年年，咱们到火车站去一趟。

        做啥？

        看一下去，你不是说有大米苞谷吗。

        今天不行了，后晌了，明天去吧。

        明天去车就开走了。

        嗳嗳，天天都有，这趟车没了，那趟车又来了，还有过路车哩。

        好吧，明天去，你跟谁都不要说，就咱们三个人。

        转天吃过了午饭，我们分头出发。福利院不叫小娃娃出门，大娃娃出去要请假。我编慌跟阿姨说要买信封给亲戚写信。

        定西火车站离福利院不远，在它的东边四五里远处。我们在东街相逢，半个小时就走到了。走近火车站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迎面过来了一个跟我们差不多大的娃娃，手里拿个包包，大步往前走着。王汉元眼尖得很，看出包包里是个饼，我们和那娃娃已经错过了，他又转身追了上去，一把把那娃娃的饼夺过来了。那娃娃是个城镇居民，穿着整齐，留着分头，他先是惊了一下，继而就向王汉元扑过来夺饼子。王汉元两步跳开了，喝道：

        做啥哩？你想夺回去吗？

        那娃娃说，你抢我的馍馍！

        王汉元大声说，抢你的馍馍咋了？

        那娃娃说这馍是给我大送的午饭，你拿走了我大就挨饿哩。

        那娃娃说话已经带出哭音来了，但王汉元说，你大饿一顿就饿一顿吧，我都饿了一年了！

        但那娃娃不管不顾地扑了过来夺馍馍，说，不行呀，我大打我哩！

        王汉元给他的胸脯上狠狠打了一拳说，你怕你大打你，就不怕我打你吗？你夺，你再夺我就把你打倒哩，你信不信？

        那娃娃挨了一拳之后怔怔地看着王汉元又看我和年年，继而哭出声来：你们是土匪，抢人呢！但他眼睛里含着泪水走掉了。王汉元把馍馍分成了三份，给年年一份，又给我一份。我没要，我说，你抢人家的馍，我不要。王汉元说，呦，你还心善得很。你不吃了算，我吃！

        王汉元吃完了饼，我们就到火车站了。年年在路基上站着看了看说，那趟车还真不见了，开走了。

        定西火车站就三四条铁轨。整个车站这天都空荡荡的，只有很远的地方停着几节车厢。我很失望，说，开走了咋办呢？咱回去吧。但是王汉元不甘心，说，已经来了，还空手回去吗？走，过去看那几节车厢装啥了没有。那是三节闷罐车，我们爬上车窗往里看，满满的都是豆饼。可我们的手伸进去够不着，拿不上，车门关得严严实实推不开。我们急得团团转，一个农民走过来了，手里拿根铁棍，还提着一条麻袋。那农民是有备而来的，也可能是侦察过之后回家拿工具的。他把铁棍插进门缝里用力撬，把铁门嘎吱嘎吱撬开了。

        他爬进车厢装了一麻袋豆饼跳下来，扛上就走。我和年年害怕，没上车，王汉元爬上车去了，抱了锅盖那么大的两块扔下来。抱着豆饼走太显眼，我们在铁轨上摔碎豆饼。然后我和王汉元解开棉袄脱下里边穿的汗衫包豆饼。年年却紧张地叫起来：

        来人了，来人了！

        我抬头看见一个穿着蓝制服帽子上别着路徽的人已经绕过那头的车厢向我们走过来。我说了一句跑吧，可王汉元不甘心撇掉得来的果实，说不跑，看他抓住了怎么办！不就是些豆饼渣渣吗！我们就把豆饼倒下，又把汗衫穿上，在原地站着。

        你们干什么啦！那个人走近之后大声问。

        我和年年都没出声，我们两个人害怕得很，王汉元回答，大大，我们饿坏了，想拿些豆饼吃。那人没说话，他已经看见我们倒在两条铁轨之间的豆饼块块了，他还弯着腰往车下边看，看我们还藏了多少豆饼。这时王汉元又说，大大，车门不是我们撬开的，是那个人撬开的。他装了一麻袋背走了，满满的一麻袋。
        那人朝着王汉元指的方向看，然后就跑着追过去了。王汉元和我又脱下汗衫包豆饼，抱上跑。年年在后边跟着跑。

        那人是往西追去的，我们三人往东跑。跑了一截却被道岔处的小房房跑出来的一个人截住了。我们和这个人离得太近了，王汉元和我把豆饼撇在铁道旁的水沟里还没来得及跑，那人过来把王汉元和我一手一个抓住了，吼着问你们偷什么啦！

        一点点豆饼。你要吗，你要了我给你拾上来。你放开手！王汉元说。

        那人说，你想的还好得很——放开，放开了你好跑，是不是！

        王汉元不吭声了，那人大声说走，跟我走！

        那人一手拉着王汉元，一手拉我。这时年年跑的话能跑掉，但他没跑。结果那人把我们带到了车站的派出所，把我们交给两个警察，还告诉警察我们偷火车站的粮食了。王汉元说我们偷的不是粮食，我们偷的是豆饼。警察大声训斥：豆饼不是粮食吗？你知道不知道，那是从东北调来的救济粮，救命粮！王汉元说，豆饼是能当粮食吃，但那不是粮食。警察很生气，说，你这个贼娃子嘴还歪得很！一个警察在他的头上拍了一巴掌，还把帽子给他摘走了，接着又训：你看你像个好人吗？你把帽子整成这个样！说，你们的家在哪里！

        王汉元把他的帽子里头放了个铁丝弯成的圈圈，帽子像解放军的大盖帽。王汉元说我们没有家。那警察说，没有家？没有家你们不是父母生下的吗？王汉元说我们的爹妈都死过了！警察更生气了，大声训斥，爹妈都死过了？死过了你们穿得新崭崭的，是谁给你们做的衣裳？王汉元突然不言喘了，我和年年也不敢说话。我们都有顾虑，怕说了实话派出所向福利院打电话叫领导来。福利院的娃娃们在外边偷吃的经常叫人抓住，叫领导去领人，回来就挨批评，记大过。但是那两个警察气势汹汹地训我们：说不说，你们的家在哪里？父母在哪个单位？不说，就把你们送拘留所！

        我们怕送拘留所，就承认了是孤儿院的娃娃。这时两个警察不说话了，他们互相看了看。他们的桌子上有个墨盒，还有一支毛笔，一个警察突然拿起笔来在王汉元的脸蛋上写下两个字：小偷。接着又在我的脸上写了“小偷”，又在年年的脸上写了“小偷”。然后就干别的事去了，不理我们了。

        我们进了派出所的房子，人家就叫我们在墙根站着。人家不理我们了，我们也不敢坐下。我们站呀站呀，心里想着人家怎么处置我们啥时间处置我们，可是站到天黑了，六点钟了，人家也不跟我们说话。后来，干脆就没人进那间房子了，也听不见有人走动了。后来年年悄悄地往外边看了看，又到另外的一间房去看了一下，回来说警察吃饭去了，没人了，咱也走吧。王汉元心痛他的帽子，说等警察来了要上帽子再走。我说你算了吧，不要找倒霉！

        我们出了派出所王汉元又说要去铁路上看看，把豆饼拾回来。我说，豆饼还没叫铁路工人拾走吗？人家还不拿回家吃去吗？王汉元说看看去。天已黑透了，我们摸到道岔旁的水沟里却发现豆饼还在那儿。

        王汉元说，这帮铁路上的人肥着哩，谁吃你的豆饼！

        这天回到福利院的时候大门已经关了，我们番强进去，用刷牙缸子煮豆饼吃。

        娃娃们进了福利院，基本的生活条件有了保证，有铺的有盖的有穿的，能吃上面粉了，早饭能吃一碗汤面条，午饭是一个四两［3］的馍馍——白面馒头或是糜谷面的碗坨子［4］，还有一碗水煮菜，晚饭又是汤面或是散饭［5］。开饭时六个人一组在院里蹲成一圈，碗也摆成一圈。值日生把菜打来，给每人碗里舀上一勺，剩下了就再分一轮。分汤面条也是这样。吃汤面条时一人一大碗，看着量不少，但是吃不饱，因为面条汤里下了很多菜叶子或是洋芋块块。孤儿们吃下野菜野草的，心灵有一种可怕的饥饿感，总觉得饿得心慌。我们端上饭舍不得吃，先稀溜稀溜地喝汤，后挑着吃菜，最后才吃面条。有的把馍馍掐成小疙瘩塞进拾来的玻璃瓶瓶里，别人吃过饭了，他才倒着吃一颗再吃一颗，馋人得很。
        娃娃们一天到晚都在想吃的，找吃的。小娃娃们总往食堂门口的垃圾堆上跑，捡炊事员倒出来的菜根根。大娃娃们经常跑到火车站的粮栈和城市居民的粮店去，趁人不备偷一把苞谷面，抓一把红薯干，捡驮粮队洒下的粮食颗颗。胆大的到副食商店偷点心偷水果糖。经常有娃娃叫人抓住，打电话叫福利院去领导领回来。有些人走路都低着头，看见别人扔掉的桃核捡起来嗍上一阵，西瓜皮干脆嚼着咽下去。

        娃娃们吃完这顿饭想下顿，每到吃饭前的那段时间，总有娃娃跑到食堂去看，一会儿跑回来说，馍馍上锅了，一会儿又有人来说下锅了……

        王汉元是一个贼大胆。火车站又在铺设铁轨，工地上有个食堂，他发现下屉的时候蒸气大，视线差，就趁机钻进去偷馍馍。有一次偷了半面袋，吃不完的分给我和年年吃。但他第四次去偷，叫人家抓住了，李叔叔去了才领回来。

        我和年年跟王汉元很快就成了好朋友，我们经常在一起玩，一起想办法搞吃的。我觉得这个人胆大，办事有主意，还讲义气。有一次，我和他去街上给食堂拉水，来了几个城里娃娃，一把把我推进水坑里了。王汉元急了，他打不过那几个娃娃，拾了个钉子冲过去一下扎在一个娃娃的肩膀上。那娃娃的肩膀出血了，哭开了，一个大人看见喊开了：要杀人了！我们吓得跑回来了，架子车都撇下了。还有一次，我们去偷定西糖厂的糖稀，他白天侦察好了熬糖稀的车间，半夜里我们番强潜入拧开了锁，往准备好的瓶子里灌糖稀。回到福利院我偷的糖稀不甜，原来是装了一瓶洗锅水。王汉元把他的给我倒了半瓶，我用馍馍蘸着吃了好几天。

        我和王汉元关系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都有过要饭的经历，内心里有一种沟通，一种同病相怜的好感。他对我讲过他的家事。他是榜罗公社毛家湾村的人，1948年出生的。他说1959年的五月初五，阴历，他大到毛家湾村头顶的山坡上掐苜蓿去了，在苜蓿地栽倒了。他说他大那年才47岁，就杵个棍走路，因为饥饿，父亲瘦成个骨头架子了。那时候队长不叫社员掐苜蓿，说苜蓿是生产队的，不是你个人的菜园，你想掐就掐。他大脾气倔，说我一家人没吃的，你不叫掐我咋活！硬是自己掐苜蓿去了。当时他的一个远亲房哥叫王天有的从旁边走过来看见了，把他大背回家了。他大被人背回来时他还在炕上睡着呢，他已经饿得不愿起床了，他娘也在家。他大放在炕上时已经没气了，他娘哭着说这可怎么办呀！他却没哭。他说他饿懵了，不知道悲伤，也没有眼泪。王天有叫了两个人把他大抬到地上。家里没木头，卸下几块门板拼了个匣匣，转过天抬出去埋了。他哥比他大七岁，头一年就上洮河去了，这时家里就剩下他和娘了。他娘白天参加队里的劳动，晚上收工了剥树皮掐苜蓿撩乱两个人的光阴。过了两个月，那是一天上午，他在院门口的路上晒太阳，过来了一个人。那人他像是在哪达见过，但又知道他不是毛家湾的。那人看见他说，走，要饭走，不然就把你这娃娃饿死哩。他问到哪里要饭去，那人说我把你领到陇西要着吃去。他娘那时在家，但他没跟娘打招呼就跟上那人走了。他们顺着毛家湾村后边他父亲掐过苜蓿的山梁走，到了榜罗，大概走了二十里路。那人背着十几斤谷子，找了一个人家，在人家的磨子上推成面煮了锅汤，又烙了几个馍。那人给这家人吃了些，他们自己也吃了些，就住下了。第二天又走，过四罗坪，青堡，天黑时到了和平。找到一家饭馆，卖荞麦面面片，但是要粮票要证明。那人有点钱却没有粮票也没有证明，人家不给卖。他们跟人家央求，人家给了一碗汤，他们泡些谷子面饼吃了。吃饭时外边停着一辆汽车，司机也在饭馆吃饭，还有两三个人。吃完饭司机要走，领他的那人说把我们拉上一下。司机看着他们问去哪儿？那人说你把我们带到陇西。司机说我们不去陇西，我们去文峰镇。那人说那就带到文峰镇吧。司机说上去，钻到帐篷里去。他们就上去了。钻进帐篷，他们看见一车全是苞谷。他那时穿着一个肚肚［6］，就一边吃一边装，那个人也一边吃一边装。车到文峰镇司机要卸粮去，叫他们下车。司机看见他们抽抽和肚肚里装了苞谷，但没说啥，看了一眼就走了。这时天黑透了，大概夜里十点了，他们又找着个饭馆，又是卖荞麦面面片的，他们又要着喝了些汤。这时来了一列客车，那人就提起他扔在车上，他们到了兰州。从车上下来，出了站，那人说你到饭馆里要着吃去，过几天我找你来。但是从那天以后他再也没见着那人，他就在兰州要饭吃。

        刚到兰州城里，他心里很害怕，看见城里人穿得好，吃得好，走路很神气，对乡里人冷冰冰的。可是过了些天也就不怕城里人了。这么一件事改变了他对城里人的看法：他要了两个月饭，在饭馆舔盘子，在居民区要饭馍馍，街道地形都熟了，看下东哨门有个大果园梨长得特别好，就去果园偷梨。他爬在树上摘梨，看果园的人发现了，过来看是个孩子，没说啥就走了。他拿着个白布口袋，摘了一口袋梨，第二天早上背到兰州汽车站候车室去卖。他不知道梨该卖多少钱，就卖一角钱两个，呼啦啦人们都拥过来买，抢着买。卖了三四元钱。汽车站外边有个小食堂，早上卖汤，不要粮票，他就每天去排队买碗汤喝。他晚上就睡在汽车站候车室。钱花完了，就再去偷梨，再卖。一天他正在候车室卖梨，进来一个人要没收他的梨。他不叫那人没收，那人硬夺他的梨，还说要把他送到收容所。人们都涌上来看那人夺他的梨，他抱着梨躺在地上不起来。这时进来一个穿得很神气的人，皮鞋很亮，半截袖的衬衫，问那个人：你夺孩子的东西干什么？那人说他偷的梨。来人说，他偷你看见啦？那人说，外地要饭的，不是偷的哪来的？来人说他偷梨你抢梨，这算什么事？那人把来人和王汉元都叫到派出所去了。到派出所，叫他站在院子里，人家两个人进了房子。他站在院子里听见两个人还在吵，过一会儿那个替他说话的人走出来了，看他一眼，没说话就走出去了。然后警察出来叫他进去，指着夺梨的人说，你偷他的东西没有？他回答没偷。警察说，你把梨背走，到外头要着吃去，不要偷了。他背着梨出了派出所看看口袋，卖下的钱还在里头。

        他说，出了这件事之后，他再也不敢偷梨去了，就是要饭。要到哪儿就睡在哪儿：有时睡在商店的台阶上，有时睡在人家的门洞子里。有一天晚上，他又跑到汽车站的候车室去睡觉了，在椅子上蜷腿睡，那个穿皮鞋和短袖衬衫的人又进来了，在候车室里转来转去的。那人看见他了，走近了，他就赶紧坐起来。他从心底感谢这人，就对这人笑了一下，这人就问他：你再搞梨没有？他说没有再去。那人说，别怕，搞来卖，卖了钱买吃的。他说再不敢了，那人说，搞点梨不算偷人，接着搞！说完，那人还给了他二元钱，叫他买面汤吃去。

        后来他在火车上要饭，车把他拉到了定西。在定西不如在兰州好要，定西人比兰州人穷，给的少。这时已经到腊月了，他想他娘了，就坐火车到陇西，再从陇西走到青堡，榜罗。他走到毛家湾梁上时天黑了，碰见下庄里的两个娃娃，一个叫福祥，一个叫田娃。这两个娃娃一人杵着一根棍走路，问他从哪里来？他说到兰州要馍馍刚回来。两个娃娃就都说，你有吃的吗，给上些。我们饿得走不动了。他抽抽里有两个在定西要下的生洋芋，就给了那两个娃。那两个娃一边吃生洋芋一边说你家里豪［7］去了，领上我们要饭去；你到家里就饿死哩！他说想娘了，要回家哩，到家看看娘再说，就和那两个娃娃分开了。过了两天，他就听人说那两个娃娃死在去榜罗的半路上的一个避风的塆子里了。

        他走到家门口时天黑得很，院门顶着。他喊娘，好半天没人答应没人说话，光听见院子里有扑索扑索的声音。后来大门开了，看见娘在门跟前趴着。原来他娘走不动路了，爬过来拿开顶门杠的。他搀扶娘，娘站起来了，一迈步又跌倒了。他娘说我的娃娃你先走，我慢慢爬过来。进了房子他还没说话，娘就开口问，我的娃你回来做啥？他说娘我想你了。他想把娘搀上炕去，娘却说我的娃，娘还没吃饭哩。他娘在地上爬着把他大喝罐罐茶的茶炉点上火，坐上沙锅，炒羊粪蛋蛋。茶炉旁放着一小堆羊粪蛋蛋，看来是娘从外头拾来的，因为家里就没羊嘛，成立人民公社就把他家的几只羊赶走了。娘把羊粪蛋蛋炒干了，倒在地上放着的面板上，趴着用擀杖擀面了，嘴凑到面板上舔着吃。娘说，我的娃，你吃些不？他饿得很，但他没吃。他后悔得很，后悔把仅有的两个洋芋给那两个娃娃了。

        他娘已经瘦成一张皮了，出不了门，在家里爬着炒羊粪蛋蛋，爬着添炕。于是，维持母子两人生命的担子就落到他身上了：从第二天起，他就到山沟里去拾地软儿，拾来了泡胀煮熟吃。那是他回到家的第三天傍晚，他把这天拾来的地软儿煮熟，总共就煮了不多的一点点——一碗多一点点。娘的身体瓤，他给娘多舀了些，有多半碗，他自己舀了少半碗。吃着吃着他娘说，娃娃，我吃不下去了，这些你吃去。吃完睡了，半夜里听见娘的嗓子里发出异常的呼哧声。他叫娘娘不喘，点上灯才看见娘口中吐出很多白沫沫，娘已经不会说话了。他喊着哭。哭到天亮，远亲房哥王天有进来了，把他娘往顺里拨了一下说，你娘过世了。王天有出去叫了个人，用席子卷上又卸下灶房的门板抬出去埋在菜园了。王天有说，娃娃，记下你娘埋哪达了，往后日子好了，给你娘做棺材迁到祖坟去，和你大埋在一搭。

        埋完娘的第二天，他就又离开了毛家湾。走在去榜罗镇的路上，他突然想起田娃和福祥来，就跑到人们说的那个塆子里去看了一下，福祥和田娃还在一个坎子底下蹴着里。他猜测，田娃和福祥是饿得走不动了，想在避风的地方缓一下，一缓下就站不起来了，冻死了。

        他是在兰州要饭时被收容所收容了，送回通渭县的收容所，又和我一车到了专署福利院。

        听他讲完要饭的事我还大哭了一场。我想起我娘来了。我和大姐从会宁要馍馍回到家中，没见上娘的面。

        那年八月的一天，王汉元把我叫到门外的墙角上说，他已经侦察好了，定西农科所正在打场，离我们就几里路。他叫我一起去看一看能不能偷些麦子。我说叫上年年。年年也是住的一间大房子，我们对面的那排房子当中的一间。我们进去时有几个娃娃在床上躺着哩，年年也躺着哩，睡着了。我叫年年起来到外头转一圈去。年年问做啥去？我说你走呀，出去再说。年年就爬起来下炕，穿鞋，这时候王汉元看见墙上挂的一个书包了，鼓鼓囊囊的，就问了一声：这是谁的书包？年年说屈孝仁的。王汉元又问，装的啥。年年说馍馍。王汉元惊讶地说：

        馍馍？真是馍馍吗？

        就是馍馍。

        王汉元走过去摸了一下说，还真是馍馍！这狗日的，我们吃不饱，他的馍馍吃不完装在书包里。他从哪达弄来的？

        哪达弄来的？强要下的！这房子的娃娃，吃馍时都要给他掐一疙瘩，不给就打哩。他吃不完，存下的。

        王汉元说，是这回事呀！狗日的，他这么歪［8］？年年，你把书包拿下来，给他吃了。

        年年说，那不敢！那是恶霸，我们房的人都害怕哩。你也不要惹。

        王汉元沉默了一下。他知道这个屈孝仁，是马营镇的人，在孤儿院的娃娃们当中岁数最大，身体壮实得很，比他还高出半个头。但他稍一沉吟之后坚决地说：

        年年，你把他的馍馍拿下来，拿下来大家吃了。

        年年睁大了眼睛说，汉元，可不敢，那熊来了真打哩，你打不过！你真打不过，别惹他！

        当时我也劝王汉元不要惹屈孝仁，但王汉元主意已定，自己上了床去拿书包。他说，我不信，我还真不信他就那么歪！

        他把书包拿下来把馍馍都掏出来了，有###个四两的馍馍。他自己先吃然后叫我和年年吃，还分给另外几个娃娃吃。那几个不敢吃，说害怕屈孝仁打哩。他说：

        吃，放心吃，他来了你们都说是我吃了的。

        你打不过他！有个娃娃说。

        我打不过吗？你说我打不过他吗？那你们都上手不就打过了吗?

        娃娃们还是不敢吃，我就也劝：大家都吃！他来了我们大家都动手，看他能打几个！说真心话，我也是早就对屈孝仁心怀不满了：他也欺侮我，在院子里碰见了，拍我的肩膀，像是很亲热，实际上他拍得重得很，就像打了一拳那么痛。他还摸我的头，顺着后脑勺捋到脖根里。这是很下流的动作，是欺侮人！叫人真难以忍受！

        娃娃们就都吃了，一书包馍馍吃完了。然后，王汉元就挤在床上和娃娃们下棋。我催他：你还去不去农科所。他说去，等屈孝仁来了再去。他的棋下得好。他是个聪明人，脑子好用，那时候娃娃们吃完了饭啥都不干，睡觉和玩，他常常跟人下棋。

        下了一会儿棋，屈孝仁就进来了。他一眼就看见墙上挂的书包不见了，书包空荡荡地扔在铺上他睡觉的地方。他立马就喊起来：谁动我的馍馍了？

        娃娃们都不吭声，有的看他，有的还接着看棋。屈孝仁就把一个娃娃拉了一把，问，谁动我的馍馍了？那娃娃说不知道。他又问第二个娃娃谁动我的馍馍了？第二个还是说不知道。他又问第三个，第三个娃娃说没看见，他甩手就打了个嘴巴，还骂：

        没看见？你瞎着哩吗！

        那娃娃哇的一声哭了。

        那娃一哭，王汉元从棋盘上抬起头来了，——他一直坐在床上看棋盘，屈孝仁进来也没抬头，——他问了一声：哎，你怎么打人哩？这一问，屈孝仁就把脸对着他了，不屑的口气说，你管着吗？我打谁你管着吗？王汉元说，哎，怎么管不着？你随便打人还不叫人管？说着，他就扭身下地穿鞋。屈孝仁欺负人欺负惯了，总觉得天下老子第一，根本就不把王汉元放在眼里；他往前走了一步，威风凛凛地说，你想管吗？那你就给我问一下谁偷我的馍馍了。王汉元说，不用问，我知道谁吃你的馍馍了。

        谁吃了？屈孝仁气势汹汹地问。

        我吃了！

        王汉元低着头系解放鞋的鞋带时说这句话的。话刚出口，他就忽地抱住了屈孝仁的双腿，又欧地往前一冲，把屈孝仁掀翻在地上。接着他又吼了一声：

        你们都动手呀！

        娃娃们平时对屈孝仁敢怒不敢言，此刻看王汉元将他绊倒了，便一哄而起拥了上去，又踢又打，发泄心中怨气。年年看挤上来的人多，打着不方便，拿起一只不知道谁的胶鞋，噼里啪啦打屈孝仁的脸。屈孝仁的鼻子出血了，被打急了，用力扭转身体想爬起来，但王汉元抱住他的腿就是不松手。就在他挣扎着弓起背抬起头的时候，一个娃娃抡起洗脸盆梆的一声盆底砸在屈孝仁后脑勺上，盆底上的瓷碰得溅起来了。屈孝仁痛得惨叫了一声，哇哇地哭起来。他的后脑勺上开了个口子，血淌了出来。

        一看出血了，娃娃们害怕了，手停下了，王汉元也松了手，屈孝仁乘机挣脱钻进床下边去了。

        把顶门杠拿来！把顶门杠拿来！王汉元喊起来。有人把顶门杠给他，他就弯下腰往里捣，嘴里喊着我把你打死，我把你打死！但是顶门杠太短，够不着。他又喊，找椽子去！找椽子去！食堂门口有椽子，拿一根来！

        还真有个娃娃跑出去拿了半截椽子进来，他接过来看也不看，往床下边捣，嘴里还喊着：

        你再打人不打了？你再打人不打了？

        屈孝仁被捣得吱哇乱叫，哭着喊，不打了，我再不打人了！

        你还当恶霸不？

        不当了，不当了……

        王汉元自己也出了一身汗，放下椽子说，出来，不当恶霸了就出来。

        屈孝仁哆哆嗦嗦爬出来，一脸土，一脸血，哭着说再也不当恶霸了，不要打了……平日的威风一扫而光。王汉元这才说，谁给倒些水，叫他把脸上的血洗净。我告诉你屈孝仁，不准你给阿姨汇报。你要是汇报，我们把你的腿打折哩！

        不汇报，不汇报……屈孝仁唯唯诺诺连连答应，但是他趁着洗了脸泼水的功夫跑出去了。

        那天的仗打得真是痛快！福利院一夜之间打倒了一个“恶霸”。挨打的那天晚上，屈孝仁没敢回宿舍睡觉，他在认识的马营镇来的娃娃们的房子里睡了一夜。转过天在他的要求下，阿姨把他转移到另一间房睡去了。他自己都不敢来房子拿他的饭碗和毛巾刷牙缸子，还有他的被子。那时候我们一人盖一床被子了，就是那种花格子被面的。还是一个马营镇的娃娃给他取走的。以后我们再也没听说他打过或者欺负过哪个娃娃。有时候我们和他在院子里或是路上相遇，他瞪我们，但是不敢说啥，更不敢打我们了。
        可是那次打仗我们也付出了代价，尤其是王汉元！那天屈孝仁跑出去之后就给李叔叔告状了，说王汉元和我和年年教唆人打他了。李叔叔把我们都叫到他的办公室追究原因，说屈孝仁欺负小娃娃不对，你们动手打屈孝仁也不对。结果给屈孝仁记大过一次，吃饭标准降一级，一个月；给我们一伙的王汉元也记大过一次，降低吃饭标准一个月。

        我们在福利院吃饭分三个等级，大娃娃一顿一个四两的馍馍，小娃娃三两半，再小的只有二三两。炊事员蒸馍馍的时候在馍上做出记号，一等的馍上笼之前在上边切个“一”字形的刀印，二等的切个“十”字形的刀印，三等不切印印。一等和二等之间的差距是很明显的，三等的比一等的馍馍小很多，吃汤面也要少上一些。

        那时候娃娃们最计较饭的多少，吃一样的等级，如果谁看见分给自己的馍馍叫别人的馍馍粘走了一块皮皮都心痛得不行，要叫值日生去找食堂调换，或是跟分饭的值日生吵仗：为啥把这个馍馍给我？如今由一等降为二等，王汉元的心里确实是窝囊得很。我记得很清楚，降级的那天中午，值日生从饭盆里把一个上边有着“十”字形刀印的馍馍拿给王汉元，说，这是你的馍馍，食堂就这么给的。王汉元先是愣了一下，继而接过馍馍，把馍馍举在手里好久，端详着，看着。他好久没吃，眼睛里泪汪汪的。我当时犹豫了一下，把已经吃了一半的馍馍掰了一小块——也就是半个馍馍的四分之一——给了他，我说，给，你把这口馍馍吃上。王汉元先是不要，说，我吃你的馍馍做啥，你都吃不饱。我说，拿上拿上，你跟我还客气啥呀。他就接过去吃了。这天晚上吃汤面条，我也给他的碗里拨了一些。

        但是，我连着给王汉元掐了两次馍馍，心里也不平衡了：顿顿给他半两馍馍或是汤面条，我也心痛。我也是饿着肚子呀！所以有一天中午吃饭时，我就跟我们一组吃饭的几个娃娃说：

        喂，你们几个人听我说句话。

        围成一圈吃饭的娃娃们停止了吃饭看我，我就说，我有个建议，不知道你们同意不同意。王汉元叫领导扣了饭了，馍馍比我们吃的小了一圈。现在我提个建议，从今往后每顿吃饭的时候，我们一人给他掐上一疙瘩，就指头蛋蛋大的一疙瘩。如果是吃汤饭，每人给他舀上一勺勺。这样，我们大家也就少吃了一点点，王汉元少下的饭就补上了。你们说这样行不行？可能是大家都没有这个思想准备，也可能都不愿意把自己的饭让人，那几个人都不出声。我就又说，你们听见我说的话了吗？行，还是不行，你们都说个话。王汉元叫领导扣饭，不是为了大家吗？屈孝仁平时欺负这个欺负那个，谁都不敢说话，王汉元打了他，他再不欺负我们了，我们总不能叫王汉元吃亏饿肚子吧！我这么一说，梁百川就先说话了：行呀，我同意给王哥掐馍馍。自从王汉元打了屈孝仁，他就成了我们这帮人当中的英雄了，娃娃们亲热地叫他王哥。

        梁百川在我们这个房子里年龄最小，才刚刚虚岁十岁。他也受过屈孝仁的欺负。他立即就从自己的馍馍上掐了指头蛋蛋大的一块，放进王汉元面前的装着萝卜菜的碗里。梁百川这样做了，另外的几个娃娃也都说行，各自都掐了一点点自己的馍馍放进王汉元的碗里。吃汤面条的时候，我们组的娃娃也都给他的碗舀一勺勺面条。

        这样一来，王汉元降等级的损失就补上了，我们几个人也没受大的影响。

        我们小组的人给王汉元掐馍馍的事，有一天我说给年年了，没想到的事又发生了：第二天吃中午饭的时候，年年捧着一大捧馍馍疙瘩到我们组来了，一下子把王汉元装菜的碗装得满满的。原来他把我们组的人给王汉元掐馍馍的事给他们房子的人说了，他们房子的人说，王汉元是为了打倒他们房子的“恶霸”受处分的，应该由他们补偿王汉元的损失。他们一致决定，只要是吃馍馍，就每个人给王汉元掐一疙瘩馍馍。
        我们房子的人还照旧给王汉元掐馍馍。这样一来，王汉元每天吃的馍馍比他应得的那份要多出一倍还要多，他竟然因祸得福天天都能吃得饱饱的了。

        他还成了一帮大娃娃的头头，英雄，他说个啥话，其他娃娃都听他的，比他大比他有力气的娃娃们都服气他。

        时间过去了一个月，一天轮到梁百川值日打饭，他把六个人的馍馍和炒菜端回来给大家分饭的时候说，王哥，今天开始我们就不给你掐馍馍了。王汉元一怔，说，为啥不掐了？梁百川从饭盆里拿起一个糜子面碗坨子给了王汉元说，你看，这是你的馍馍，和我们的一样了。王汉元接过碗坨子看了看，他那个馍馍没有十字花的刀印了，只有一个道道。王汉元说不掐就不掐了吧。

        其实，这时候王汉元也用不着大家给他掐馍馍了。原因是1959年通渭县发生饥荒大量饿死人之后，饥荒就在定西地区的各县蔓延开来，到了1960年的七八月，各县都饿鸿遍野，路断人稀，各县都出现了大批孤儿，成立了孤儿院。定西县因为有个专署孤儿院，上级就说再不单另成立孤儿院了，各乡的孤儿都送到专署孤儿院来。专署儿童福利院的成立，是为了那时缓解通渭县的压力——那时通渭县出现了几千孤儿，但由于定西没房子没保育员，接了二百孤儿就停止了。通渭县和通渭县的各个公社都成立了孤儿院自救。现在专署叫接收定西县的孤儿，孤儿院就急剧地扩大了：找保育员，调老师，找房子——把原孤儿院旁边的一家民宅征用了，那家人姓高，有个姑娘叫高桂芳，刚刚从县卫校毕业，李叔叔把她也要来当保育员。把蒲剧团的房子也征用了，把三个院子的院墙打通连在一体了。就这还不行，又把北街火神庙那儿的讲师团赶走了，把房子要过来了，建立了专署儿童福利院二部。定西县的孤儿们呼噜呼噜地涌进来的时候，大娃娃们就都迁移到了二部，一部——就是原先我们住的物资局——成了七八岁以下娃娃们的天下。

        定西县的大娃娃也到了二部，我们的房子也分进来几个。我们是轿子车接来的，他们因为在本县，离得近，由各公社和大队自己送来，驴驮人担进来的。由于财力不足，准备也不足，这帮娃娃进来后好长一段时间，还穿着自己的破衣裳。他们每天吃完了饭，不管多毒的太阳，就在台阶和门口坐着晒太阳，东倒西歪的。乍一看，就像一堆破布。

        他们和我们吃一样多的饭，但他们好像比我们刚进福利院时饿得还厉害，只要是能塞进嘴里的东西抓起来就吃。有一次外边的农民给食堂送萝卜，卸车时掉下了一些萝卜缨子，一帮穿得破破烂烂的娃娃冲上去就抢，连洗都不洗就往嘴里塞，咔嚓咔嚓嚼着吃了。他们还只顾眼前不顾长远，吃了这一顿不管下一顿。有一天吃过午饭回到房子里了，有个娃娃看见王汉元手里抓着一把馍馍疙瘩慢慢地嚼着，一会儿吃一疙瘩，过一回儿又吃一疙瘩，就馋得受不了啦，说，王哥，把你的馍馍给我给上两疙瘩。王汉元瞪了他一眼：你说给你两疙瘩？那娃娃说你已经吃饱了，没心吃了，给我两疙瘩嘛，我饿得很。王汉元很凶地说，谁说我吃饱了？我给你说我吃饱了？那娃娃赶忙说，我说错了，我说错了。可是王哥，他们天天都给你掐馍馍，你饿得不那么劲大嘛，就给上我两疙瘩嘛，你也饿不着。王汉元不吭声了，确实的，自从打了那一仗之后，一二十个娃娃给他掐馍馍，舀一勺勺汤面条，他顿顿都能吃饱，再也不觉得饿了。那娃娃看他不吱声，就接着央求。央求来央求去，王汉元说话了：你说得对，我是饿得不劲大，但这个年头哪有白给馍馍的。那娃娃又央求：不给了借上些也行。王汉元说，借上些？你拿啥还我？娃娃想了想说，明天中午还你，明天中午我少吃些，把借下你的还上。王汉元斜着眼睛看那娃娃，说，不借不借，我还要吃哩。说着，他就又吃起手里的馍馍来。他越吃那娃娃越馋，就又说，王哥，你看这样好不好，你把你的馍馍给我借上半个，明天吃饭我给你还一个。
        一听这话，王汉元说，说话算话？

        那娃娃说，说话算话，明天的饭打来，全还给你，我不吃了。

        王汉元把他手里的馍馍疙瘩给了那娃娃，并说，这够半个馍馍吧！

        那娃娃说够了够了，接过来就吃了。

        转过天的中午，那娃娃就光吃了一碗煮茄子，馍馍给王汉元还了账。

        娃娃们都是饿急了的，为了当下能多吃一口饭往往不计后果：从这天起几乎每天都有一两个娃娃找王汉元借馍馍吃。凡是借了的，都要还高利贷，借半个还一个，借一个还两个。一顿还不上就分两顿还。结果是挨饿的人越是饿肚子，王汉元却天天吃得饱饱的。所以我们不给他掐馍馍以后，他也吃得很饱。

        算起来，我们来到专署儿童福利院已经半年多了。这半年中娃娃们啥也不干，就是睡觉吃饭晒太阳，缓着。九月到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缓过来了，大部分娃娃——除去死了的除去得伤寒得肝炎住医院的——精神都好起来了，福利院就组织我们上学了。福利院为娃娃们上课的老师也调来了，有临洮师范刚刚毕业的肖雁翎，有高俊褀，还有从兰州师范毕业的……

        学生从一年级到五年级都有，但没有教室，三年级以上的大娃娃到县上的大成小学去上课，是借人家的教室，二年级以下的到一部去上课。一部原物资局的院子里有个大会议室能当教室，还有蒲剧团的大房子也能当教室，就不用去大成小学了。我虽然个子大，岁数也算大的，但在家就上了个一年级，现在叫我上二年级。为了上课方便，我又搬回一部住去了，这就和年年和王汉元分开了。

        住的一分开，见面就少了，半个月一个月跑去玩一趟，见个面说说话。

        中秋节这一天，晚饭吃的长面，羊肉和洋芋丁丁炒的臊子，一人还发了两块月饼。肚子吃饱了，天黑的时候我跑到二部去了。

        进了年年住的房子和熟悉的人说话，突然我看见放碗放刷牙缸子的桌子上放着两块月饼。我问年年那是谁的月饼？年年说王汉元的。我问月饼怎么放在桌子上？他说吃不完呗！我惊奇得很，说他不怕人偷着吃了？年年说谁敢偷？不打死吗？我说吃口月饼就能打死吗？拿来拿来，我把他吃了，我看他来了打我！

        年年说我：拴拴，不能吃，那来了真打哩！

        我不信年年的话，我说，你拿来吧，我吃了，看他打我的。

        年年不拿。我拿过来吃了。我一边吃一边问，王汉元哪去了？他说了声不知道。我从年年说话的口气听出来了，年年对王汉元有看法，像是有啥意见，我就问他，你们咋了，闹矛盾了吗？他说有啥矛盾？我看他不愿说，就又问他王汉元哪去了？这次他说，可能看电影去了。我说他还有钱看电影？年年哼了一声，弦外有音。

        我在年年房子坐了一会儿，怕一部关门，就说回呢。年年送我到大门口，这才对我说王汉元变了，变得贪心不足，斤斤计较：他放账，放高利贷赚娃娃们的馍馍。借给别人一个馍馍，要还两个馍。我劝年年：这我都知道，他以前不就放账吗？你不要管这事，他又不给你放高利贷。年年说谁说的不给我放？那桌子上的月饼就是我的。我惊诧极了，问他怎么回事？他说前两天借王汉元一个馍馍，王汉元说中秋节发月饼哩，借他的馍馍要还月饼，还馍馍不行……

        年年还说，王汉元把放账放来的馍馍拿到黑市上去卖钱……

        这次来二部虽然没见着王汉元，但我对他的印象彻底改变了：他跟我跟年年是好朋友，还这么苛刻，这人的心太黑了！我好几天都在想着这事，想找个时间跟他谈一谈：吃的是贵重，但也不能赚好朋友的馍馍呀！过几天福利院组织娃娃们看电影，我在电影院门口碰见了王汉元。我把他叫到一边想劝劝他，不料刚一说对朋友要真诚的话，他立即跟我瞪眼睛：

        你算了吧，你把我的月饼吃了，我还没跟你要账哩，你还教训我来了！
        我当时气得差点背过气去。我啥话再也没说，但心里想，这样的人再不能当朋友了。

        我也没想到，我和王汉元彻底决裂的日子来得那么快。过了不到两个月就是元旦，元旦放两天假，我又一次到二部去玩，去看年年，却和王汉元打了一仗。

        我是白天去二部的，年年住的房子里就有七八个娃娃，有的下棋打扑克，有的在睡觉。年年不在，王汉元也不在，就梁百川在家，蒙着头睡觉呢。我问他年年哪去了，梁百川说上街逛去了。我说你怎么不去逛街，他说肚子饿，没心思去。他说的话叫人觉得奇怪：这天我们一部改善伙食，吃的是油饼，煮的小米汤。因为过节，每个人多发了一份油饼，小米汤随便喝，不限量。难道二部没吃油饼，没改善伙食？于是我问他：怎么没吃饱呢，你们没吃油饼？他说，食堂炸油饼了，可我没吃上。我问咋没吃上？他说还了账了。问怎么回事，他回答，前些天借下王汉元一个馍馍，今天食堂给了两个油饼，他逼着叫还账呢，把两个油饼全都要走了。我听了这话心里不平，说他：

        你又不是不知道那人的毛病？你借他的馍馍做啥？

        我饿嘛！

        你不会过两天再还他吗？油饼和馍馍能相提并论吗？

        不行嘛，人家逼着要哩嘛！

        你不要给嘛。

        不给就打哩！

        听了梁百川的话，我半天没出声。后来才问：他把两个油饼都吃完了？还有他的两个也吃了吗？他回答，没吃完，他今天要账要回来六个油饼，加上他的两个，一共八个，他吃了三个就吃不下去了。我说那还有五个油饼哩？都卖了吗？他指着桌子旁用砖头支起来的一个小木箱说，在那个箱子里锁着哩。

        我当时气不打一处来，说他：

        拧开，你把锁子拧开，把油饼吃了！

        他说，那不敢，来了打哩！

        我说，拧开，放心拧开了吃。他要是敢动手，咱一起打他！

        我说了这话，又朝房子里的七八个娃娃说，你们同意不同意我说的话，咱们一起动手，教训教训王汉元。有两个娃娃说好，我早就想打他，没人带头。那熊力气大着哩，一两个人打不过。于是，我把王汉元的箱子撬开了。我的天呀，你知道那箱子里装了多少馍馍？装了有二十个，还有油饼。我把油饼和馍馍拿出来叫大家吃，有些馍馍都发霉了。

        王汉元是黄昏才回来的。王汉元回来之前年年也回来了，我们商量好了，王汉元问的时候，我就说我拧的锁，我先上手，他们再上手。年年和梁百川还到院子里找好了两根锨把粗的棍子。

        王汉元一进门当然地就看见箱子上的锁没了。他掀开箱盖看了一眼，立即就像是针扎了一样叫起来：

        哎，谁拧我箱子上的锁了！

        我没出声，我想看看他怎么办。他就转着圈地问：

        说，你们说，谁吃我的馍馍了？还有油饼！

        瘦小孱弱的梁百川竟然应了一声：

        我吃了。

        王汉元不相信梁百川敢吃他的馍馍，说，百川你说实话，谁吃我的馍馍了？

        梁百川说，我说的是实话，就是我吃了！

        王汉元瞪大了眼睛：

        真的，你真吃了？你胆子大了！

        梁百川说：

        我吃的我的油饼！

        王汉元说：

        你的油饼？

        他啪的一拳捣在梁百川的鼻梁上，同时恨恨地说：

        你不想活了！

        梁百川哎哟了一声，他的鼻子里流出血来了。他捂了一下鼻子，又看了看手上的血，但他猛地一跳，一拳打在王汉元的鼻梁上。王汉元的鼻子也流血了，他暴跳如雷地说：

        你胆子大了！你胆子大了！

        他抡起拳头又要打梁百川，但我从后边一把抓住了他的衣领，往后一拉把他拉倒了，他的身体一下子仰在床上。这熊力气大得很，倒在床上之后身体一转就要爬起来，但一房子的娃娃都扑上来了。大家早就准备好破鞋底子了，没头没脸打下去，就像雨点子一样打在他的后脑勺和后背上，直打得他从床上滚下去。就像那次屈孝仁挨打一样，他也要往床底下钻，但年年双手抱住他的一条腿往外拉。他的手抓住了架床的板凳还要往里钻，呼啦一下把板凳拉倒了，床塌了。这倒给了他个机会，就在大家一愣之际，他挣开年年的手往塌了的床铺爬上去，一把抓住了窗棂，想从窗户跳出去。但是我又扑上去抱住了他的腿，大家一起用力又噔噔噔拉到地下来。梁百川和年年抡起了准备好的木头棍子，用力捶他的后背。我们把他打得哇哇地哭，他不挣扎了，趴在地上哭着说，不要打了，不要打了，我错了，呜呜呜……我怕上一次他打屈孝仁的事重演，他往李叔叔那里去告状，就劝大家住手：好了好了，大家不要打了，我们问他还剥削人不剥削了。于是大家叫他站起来，我们站成一圈，叫他站在中间，就像斗地主一样斗他：
        你说，你还剥削人不剥削了？我问他，同时用力推他一把。

        他踉跄到那边去，说，再不敢剥削了！

        你还歪得很，还不上馍馍你就打人！我问你，你以后还打人不打？那边一个娃娃又掀了他一把。

        不打了不打了……他噔噔噔又晃到这头来了。

        你还当恶霸不当了！又一个娃娃在他的腿上踢了一脚。

        不当了……

        你还放账不放？又一个娃娃在他的肋巴上捣了一拳。

        不放了……

        年年平常是不爱说话的，性格内向，但此刻他气愤愤地说：

        你这个瞎熊，我们过去跟你那么好，一搭偷甜菜，一搭偷豆饼，你竟然给我放账，放高利贷！吃你一个馍馍，你要我两个月饼！

        梁百川也一改往日畏畏缩缩不敢说不敢喘的样子，指着他的鼻子说：

        王汉元，你说句实话，我对你咋个样？你的吃饭标准降了，我每天给你掐一疙瘩馍馍，那时候我饿得走不动路。可你对我咋样，借下你一个馍馍，你要我两个油饼……你动不动就打人，你跟恶霸地主一样……你说，你再当恶霸不了？

        这天的确把王汉元打服了也斗服了。我们把他推过去搡过来，这个一拳那个一脚。他哭得鼻涕眼泪往下流。他说，我再也不当恶霸了，我再也不剥削人了。我要是再剥削人，你们就炒豆子，斗地主……我怕他告状去，就威胁他：

        王汉元，我看你态度还算老实，今天就饶过你！但是你记住，今天的事不准你跟阿姨说，不准你告状，只要你告了，我们就还斗“地主”！斗“恶霸”！记下了没有？

        他说记下了，我就又跟他说不要哭了，洗脸去，把脸上的血洗净，把鼻子眼泪洗净，不要叫阿姨和老师看见。他唯唯诺诺，拿了毛巾擦脸洗脸。后来他又说要上厕所我们叫他去了，不料一出门他就直奔李叔叔办公室……结果还是给了我一个记大过的处分，吃饭降了等级。

        这个故事是我在农场当售货员期间，商店的保管员那拴拴对我讲述的。他都是不经意间讲一件事，闲着没事了又讲一件事。我只不过是在好多年后把这些事串起来，编到一起而已。那拴拴是个性情温和性格内向的人，不擅言谈，说话慢条斯理。记得他讲述完了和王汉元打架的事，很感慨地说过这么一句话：哎呀，人这个东西怎么那么奇怪，挨饿的时候，心里就想着怎么吃上一口饭；吃饱了，就又想着剥削别人。我问过他，这个王汉元后来怎么样了？他说：挨完那次打，他就威风扫地了，时间不长就跑到新疆去了。他有个叔叔是逃荒到新疆的。听说他在新疆参军了，还当了营长。
        ［1］方言，哪儿，什么地方。
        ［2］方言，摔打，磕碰。
        ［3］旧度量衡，一斤为十六两。
        ［4］在碗里装上发面蒸出来的食物。
        ［5］很稠的面糊糊。
        ［6］方言，兜兜。
        ［7］方言，不要，别。
        ［8］方言，厉害。

        后记

        我扳着手指头计算，今年五十三四岁的人在1958年的时候才五六岁。也就是说，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和随之而来的1960年的饥饿，在他们的记忆中已经是一个幻影或者传说而已。就以我自己来说吧，六十岁了，关于大炼钢铁也仅仅是记得和同学们拉着排子车去同学的家中把铁锅水桶之类的铁器拉到兰州市上沟小学的操场上集中起来。我那时在那个小学读五年级。1960年我在初中读书，住校，每月有一定的供应量，虽然吃得不怎么饱，但没怎么饿着，过来了。倒是1965年上山下乡之后的头几年里，在甘肃省生产建设兵团，抬土挖渠开荒造田的劳动中饿得我疲乏难耐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
        人就是这样，越远的事情越是淡漠。
        但是，这些事情的确是不该遗忘的：历史学家告诉我们，1958年到1960年，由于饥饿，曾经造成大面积死亡。
    我很幸运，上山下乡期间在甘肃省的农建十一师二团——安西县小宛农场——当农工，七十年代，听说四团——位于玉门镇的饮马农场——有一个从甘肃省定西专区来的孤儿们组成的连队。后来的1990年我在饮马农场深入生活，在那儿挂了个副场长的职务，由此便与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相识。于是，我知道了这些事情：定西专区是甘肃省1958年到1960年饥荒的重灾区，灾难的三年过去，定西专区紧急成立了一个专署儿童福利院，接纳了几百孤儿。同期，定西专区的各县、镇、重灾县的各人民公社都成立了儿童福利院或是“幼儿园”。这些大大小小的儿童福利院收容了大约五千左右的孤儿。
        这是一段并不遥远的历史，但是我不知道，很多人都不知道，在没有战乱和大旱大涝的年代竟然发生这样的灾难。我的眼睛充满了泪水，抑制不住心灵的震颤，我把收集来的大量素材进行加工、提炼和剪裁，写成这部小说。我想告诉那些不了解历史或者忘掉了这段历史的读者：我们的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和进步，我们过上了前所未有的温饱生活，为了这温饱的生活，我们的前辈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无数人的生命和眼泪。我们不该忘记他们！
        这本书就要出版之际，我感谢那些接受过我访问的孤儿和他们的亲友，感谢那些给我提供了帮助的人；他们提供了我写这本书的第一手材料。我还感谢《上海文学》的编辑姚育明女士、主编陈思和先生、社长赵丽宏先生和花城出版社的林贤治先生、张懿女士；他们的帮助使这本书得以连载和出版。还感谢北大中文系的邵燕君教授，以及魏冬峰、刘勇、文珍诸位先生女士，这本书在《上海文学》的连载，始终在他们的关注和支持之下。
        我尤其要感谢我的好朋友烜笠先生：他带领和陪伴我在定西的山山岭岭奔跑了很多日子。
        2006年11月22日塘沽

    夹边沟记事

    上海女人

           这段故事是一位名叫李文汉的右派讲给我听的。他是湖北省人，高中毕业，1948年参加解放军，解放后曾经加入志愿军入朝作战。在朝鲜战场他负了伤，三根肋骨被美国人的炸弹炸断。回国治疗后留在公安部工作。他说，后来因为出身于大资本家家庭的缘故，组织部门调他到甘肃省公安厅，名义是支援大西北。可是他在省公安厅工作不久，又被下派到酒泉地区劳改分局，在生产科当一名生产干事。1957年他被定位右派，开除公职，送夹边沟劳动教养。1960年12月以后，夹边沟农场的右派全部释放回原单位去了，他却无“家”可归，因为他是被开除公职的右派。在劳改分局的招待所里住了两个月以后，领导终于想出办法来了：你到安西县的十工农场去吧，不算干部，也不是劳改犯，去当个工人吧。他到了十工农场，场领导又作难了：正式招工吧手续又不好办，哪有右派招工的道理？最后只能以刑满就业人员对待，每月发二十四元工资，在劳改队种菜。种菜到1969年，因为战备的原因，十工农场的犯人迁移到甘肃中部的五大坪农场去了，他不是犯人不能去，只好和其他几个就业人员一起移交小宛农场。于是，他就成了我们十四连畜牧班的放牧员，和我同住在羊圈旁的一间房子里。在一起生活得久了。相互有了了解，也信任对方了，他便陆陆续续对我讲了许多夹边沟农场的故事。

           今天我再给你讲一段夹边沟的故事，是一个女人的故事。她是个右派的老婆，上海人。

           我跟你说过，1960年国庆节前，夹边沟的右派——包括新添屯作业站的右派——除去死了的和几百名体质太弱什么活也干不了的，全都迁移到了高台县明水乡的一片荒滩上。省劳改局的计划是从酒泉劳改分局管辖的十几个劳改农场和劳教农场调人，在那片荒滩上建一片河西走廊最大的农场，要开垦五十万亩土地。因为仓促上马冬季临近，其他农场的领导很贼，没有按计划调人，就夹边沟农场的右派调过去了。大约是一千五百人，分别住在祁连山前的两道山水沟里。千百年来，从祁连山里流出的洪水在那片荒滩上冲出了几道深沟。山水沟蜿蜒两公里多长，南边靠近祁连山的一端很浅，越往北越深，最深处有六七米。出了山水沟是一片泥沙沉积的沙土地，再往北是一道接一道的沙梁。

           由于没有木材盖房，我们住在自己动手挖的窑洞里。窑洞大小不等，沟浅的地方，靠近南端，因为崖坎矮，挖的窑洞才一米高，人四肢着地才能钻进去，进去后坐着刚能仰起脸来。这样的窑洞住一个人或者两个人。我们组的窑洞挖在山水沟中端，很大；我们组最早是二十五个人，在夹边沟死掉了三个，还有三个因瘦得走不动路留在夹边沟了，剩下的十九个人加上其他组没住处的两个人，全住在这个窑洞里。我们组的人，我印象最深的是文大业、崔毅、魏长海，还有晁崇文、钟毓良、章……哎呀，叫章什么来的，那是个西北师院历史系的教授，姓章，可名字突然就想不起来了。对了，崔毅，崔毅这时候已经不在明水也不在夹边沟了，他在两个月前就逃跑了。他是四十年代北大的毕业生，英文讲得特好。这人四十年代就参加学潮，是地下党，解放后是省委宣传部的干部。文大业是省卫生学校的副校长，原兰州医学院教授，死在明水了，吃脏东西死掉的。对了，董建义也是那几天死掉的，和文大业前后脚死掉的。

           文大业的死我记得很清楚。那是十一月上旬的一天，他从自己的铺上挪过来凑近我，说，老李，我活不过一个星期了，我喝粉汤了。我当时吓了一跳，问他真的吗，他说真的。

           我可是吓了一跳。他说的粉汤就是用黄茅草籽煮的汤。黄茅草你知道吗？你肯定知道，草滩上到处都长，你就是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它长的样子就像骆驼草一样，一蓬一蓬的，茎秆比骆驼草的茎秆还粗还高。它的茎是黄色的，叶片也带点黄色，很好辨认。河西的农民都叫它黄茅草，有的叫黄茅柴，因为农民们都拿它当烧柴，有的把它挖来埋在田埂上做风墙——挡风。黄茅草的草籽是能吃的，这我们原来不知道，是酒泉县和高台县的右派们说的，他们也是听老人们说的：闹饥荒的年头，当地的农民们用它充饥。于是，右派们就跟他们学，拿着床单到草滩上铺开，把黄茅草枝条压下来敲打，把籽打下来；然后用手搓，把皮搓掉，再拉着床单摇晃，叫风把皮儿刮走。不能吹，黄茅草籽太小太轻了，像罂粟籽那么大小，一吹就连籽都吹跑了。籽儿收集回去再用锅炒熟。炒的时候要注意，不能炒焦了，只要爆一下就成。当然，那么小的籽儿，你是听不见爆声的，要用眼睛看，籽儿在锅里自己动了一下，那就是爆了。炒熟之后装在小布袋里，缝在衣裳里边，藏好。一定要藏好，干部们要检查的，那东西容易吃死人，干部们不叫吃，检查出来就没收了。

           黄茅草籽吃起来也麻烦，抓一撮放在饭盒里煮，煮着煮着就成了清白色的粥，真像是淀粉打的粉汤，与淀粉汤的不同之处在于用筷子一挑能拉出丝来。这时候还不能吃，要搅，一边搅一边吹，叫它快点凉下去。凉了的“粉汤”像一团面筋，柔柔的。把它拉成条状，拉长的感觉就像是拉橡胶一样，然后咬着吃。那东西是嚼不烂的，只能咬成一块一块咽下去。这东西根本就没有营养，但是也没毒，吃它就是把空空的肠胃填充一下，克服饥饿感，就像有些地方的人吃观音土一样。这种东西能挺时间，吃上一次能挺三天，因为它是不消化的。既然不消化也就排泄不出来，需要吃别的野菜什么的顶下来。这种东西千万不能在粥状的时候喝下去。在它还没凝固成块状之前喝下去，它会把肚子里的其他食物——树叶子呀，干菜呀，还有别的杂草籽呀——粘在一起，结成硬块堵在肠子里形成梗阻。我估计，在夹边沟和明水至少有几十人因为喝了这种“粉汤”而致死。有些人是出于没有经验，第一次喝了就死去了，但另一些人的想法是嚼着吃太恶心。少喝一点可能没有危险，实际是对“粉汤”的粘性估计不足。

           真是吓坏了，我当时就说他：你不知道那东西不能喝吗？他回答：饿得等不及了，还没放凉就喝了几口。我生气地说，几口？就几口吗？他回答，也就半碗。

           我说这可怎么办呀？

           他说要是有点蓖麻油就好了。

           我知道，蓖麻油是泻药，它可以把肠子里的食物变成稀汤子排泄出来。我立即跑出去跑了一趟场部卫生所，但是医生把我骂了出来：人家都拉肚子拉得要把肠子拉出来，你还要泻药，我到哪里给你找泻药去！

           医生说的话也对，农场闹病的人大都是因为吃了脏东西拉痢疾。有些人拉得起不了床，几天就死掉。

           我沮丧地回到窑洞，跟文大业说，你还想活不想活呢，想活我就给你掏！

           还在夹边沟的时候，我们就互相掏粪蛋蛋了。超常且沉重的劳动把我们的身体榨干了，每天供应的十二两原粮不能提供沉重劳动所需的热量，为了活命，我们把谷糠呀、树叶和草籽呀，凡是我们认为有营养的东西都填进肚子。这些东西是不易消化的，加之我们的肠胃早就没有了油水，所以排泄就成了非常痛苦的事情。我们每次要在茅坑上蹲半天，竭尽全力才能排泄出几个粪蛋蛋。有人在骂人的时候说，你打嗝怎么是草腥味的！那意思是说你不是人，你是吃草的牲口。我们那时候排泄出的东西就是和驴粪蛋一样的草团子。我们经常在茅坑上蹲半天，连个粪蛋蛋也排泄不出来，必须相互帮助，互相配合：一个人趴在地上撅着屁股，另一个人从后边掏。我们大多数人都有一个专用工具，是用质地坚硬的红柳枝条削成的木勺，状如挖耳朵勺但又比挖耳朵勺大出许多倍。没有制备专用工具的人只好用吃饭小勺的把儿掏了。

           文大业对我讲的时候，事情已经到了很痛苦的程度：小肚子胀得圆鼓鼓的，但又排泄不出来。我马上和他一起走到窑洞外边去，他趴在一个土坎上，撅着屁股，我跪在后边进行操作。但是，用了很长的时间，我也没掏出一点东西来。文大业的肚肠里吃下去了很多菜叶、草籽之类的代食品，“粉汤”把这些代食品黏结在一起，凝成了一个很坚硬的硬块。硬块的直径超过了肛门的直径许多，堵在肛门上，根本就无法掏出来。我试图把这个硬块捅碎，使之化整为零，但也没有成功。我的专用工具一用力，那硬块就移动，根本用不上力，而文大业又痛苦难忍呻吟不止。最后的结果是我的专用工具把他的粪门搞得鲜血淋淋，一塌糊涂，硬块安然如初。

           文大业的肚子胀得越来越大，五六天后就“胀”死了。我们把他的尸体用被子裹起来抬到窑洞外边放着，下午，农场掩埋小组的人把他装上马车，拉到北边的山水沟口埋掉了。

           我们窑洞里，唯一不吃脏东西的是董建义。董建义是省人民医院的泌尿科医生，上海人，印象中似乎是毕业于上海的哪个医学院。还在夹边沟的时候我就认识他，就是没说过话，我和他不在一个队。1959年国庆节前夕，农场组织我们去酒泉看酒泉劳改分局搞的《建国十周年劳改成果展》，在一家饭馆吃饭，我们俩坐在了一起。夹边沟的右派分子们大都身上带着一些钱和粮票的。这是他们当初从家里带来的，因为劳教农场不许加餐，就总也花不出去。只要遇到外出，见到饭馆，就决不会放过吃一顿的机会的。可惜那时的饭馆里卖饭也是定量，只卖半斤小米饭或者两个馒头。有的人为了多吃一份，只要时间来得及，吃了一家饭馆再钻进另一家饭馆。

           那天在饭馆吃饭，我们正好坐在一起，便跟他说了说话，知道了他是在1956年支援大西北建设的热潮中自己要求来兰州的。他原在上海的一家医院当主治医师，来兰州后在省人民医院做泌尿科主任。他爱人也是上海一家医院的医生，那年正好生孩子，就没跟他来。他还说，他爱人是独生女，岳父岳母坚决反对她离开上海，否则也就来了。

           董建义三十四五岁的样子。

           那次在饭馆吃饭，他的文雅书生的样子在我的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记得从饭馆出来，右派们排队集合回夹边沟的路上，我跟别人说过，董建义活不长了，看他吃饭时细嚼慢咽像是吃什么都不香的样子，就活不长。旁边有人说，你可是说对了，那人吃东西讲究得很。别人挖野菜呀捋草籽呀逮老鼠呀，什么能填肚子就吃什么，他嫌脏，说不卫生，不吃。他就吃食堂供应的那点东西。

           后来有一段时间，我没再看见他，便以为他死掉了。谁知到了明水，他又出现了，并和我住在同一个窑洞里。见面时我还问了一句，老董，你没死掉呀？他笑了一下说，你怎么这样说话呀？我说你不是吃东西很讲究吗，好长时间不见，我以为你死掉了。他告诉我，因为肝硬化，他到场部医务所住院三个月。

           到了明水，董建义还是不吃脏东西。在夹边沟的时候，因为劳动太过沉重，又吃不饱——人们每月吃二十四斤原粮——就有少数人死去了。到了明水，粮食定量进一步降为每天七两，月不足十四斤，一天就吃一顿菜团和一顿菜糊糊，营养极度短缺，大批死亡就开始了。为了减轻死亡，农场领导采取了特殊措施：停止右派们的劳动，准许在上班时间去草滩上捋草籽、抓老鼠和逮蚯蚓充饥，或者在窑洞里睡觉。那一段时间我们把山水沟附近的老鼠和蜥蜴都逮绝了，吃光了，把附近柳树和榆树上的树叶都吃光了。可是董建义不吃那些东西，每天吃过了食堂配给的菜团子和菜糊糊以后，就在铺上躺着挨日子。我曾经劝过他，别那么斯文啦，能弄到什么就吃什么吧，活命要紧。他竟然回答：那是人吃的东西吗？

           实际上，他之所以没有饿死，完全是他女人的功劳。自从他定为右派到了夹边沟，他女人三两个月就来一次，看望他，并且捎来许多饼干、奶粉、葡萄糖粉之类的食品和营养品。

           但是，到了明水才一个多月，他的身体就不可逆转地衰弱了，身上干得一点儿肉都没有了，眼睛凹陷得如同两个黑洞，怪吓人的。他的腿软得走不动路了，每天两次去食堂打饭的路上，他摇摇晃晃地走着，一阵风就能刮倒的样子。在窑洞里要想喝点水，就跪着挪过去。他整天整天地躺在被窝里默默无语，眼睛好久都不睁开。

           那是11月中旬的一天傍晚，我正在靠近窑洞门口的地方煮从田野上挖来的辣辣根——这是一种多年生根类植物。最粗的能长到筷子粗细，生吃是辣的，煮熟后有一点甜味——董建义忽然挪到了我的身旁。我以为他想要吃点辣辣根，便用筷子搛了几根给他。他却推开了，说，老李，我想求你一件事。我问什么事，他说，我认为你是能活着回到兰州去，这是没问题的。我说你怎么认定我能活着回去？你没看见吗，我的脸肿得眼睛都睁不开了，腿也肿得穿不上鞋了。说真的，到了11月，几乎所有的人都衰弱不堪了，除去上次我给你讲过的魏长海。每天晚上入睡的时候，谁都不知道转天早晨还能不能醒来，因为每过三两天就有一个人死去，而且都是睡眠中死去的，没有呻吟，没有呼唤，一点痛苦的挣扎都没有，就静静死去了。

           什么，你说人们为什么不逃跑吗？有逃跑的。崔毅不是跑了吗，后来钟毓良和魏长海也跑了。民勤县供销社的主任，哎呀，我叫不出他的名字来了，也跑了。但是逃跑的人总归是个别的，是少数人。绝大多数人不跑。不跑的原因，上次我不是说过了吗，主要是对上级抱有幻想，认为自己当右派是整错了，组织会很快给自己纠正，平反。再说，总觉得劳教是组织在考验我们，看我们对党忠诚不忠诚，如果逃跑不就对党不忠了吗？不就是背叛革命了吗？就怕一失足铸成千古恨，跑的人就很少了。

           我说我的身体也不行了，怕熬不出去了，但董建义说，老李，你肯定能活着出去，你是个有办法的人。我惊了一下说，我有什么办法？他说，有人给你送吃的，我知道。有过两次了，孔队长夜里叫你出去，你回来后就在被窝里吃东西。我夜里睡不着觉，都听见了。

           我不好再说什么了，他的话说得对，他窥探到了我生活中一件极端秘密的事情。还在1959年的时候，夹边沟和新添屯就开始死人了，人们都写信叫家人寄饼干寄炒面，而我也开始考虑如何不被饿死的问题了。考虑来考虑去，我决定讨好孔队长。孔队长是从甘谷砖瓦厂调来的干部，官不大，是夹边沟基建队的副队长，可是他经常跟着马车去酒泉，给农场拉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还从酒泉邮局取回右派们的邮包。我当时想，这个人对我有用，一定要搞好关系，所以有一天我从他那里取省公安厅一位朋友给我寄来的包裹，看包裹里没有吃的，只有一团棉线和一块蓝条绒，我就全都给他了。我对他说，孔队长，这些东西我拿着没用，你拿去给你爱人做件衣裳吧。孔队长是甘谷县人，甘谷县新生砖瓦场撤销后，他调到夹边沟来了，但他女人没调过来，他女人比他小几岁，二十二三岁的样子。女人是农村妇女，从甘谷县来夹边沟看过他，我看见过。他接下了我的东西，像是有点不好意思，跟我说了几句同情的话：这是你家里人寄来的包裹吗？你家里人怎么不给你寄些吃的来，你现在最缺的是吃的东西。我顺着他的话往下说，孔队长，你说得太对了，你真能体谅人。我现在就是缺吃的，可是我是个单身汉，没有对象，父母又年老多病，我不愿叫他们知道我犯了错误在这里劳动改造，这样一来就没有人给我寄吃的了。看起来我的话起了作用，他说，没人寄吃的可是个问题，你的日子不好过呀，可你要是有钱也行呀。我听出来一点门道了，又说，有钱能有什么用处，咱们农场里什么也买不上，拿钱拿粮票也不卖馒头，还得饿肚子。他说，嗳嗳，哪能一棵树上吊死，场里不卖，不会到酒泉去买吗？酒泉的黑市上什么都有。我说，黑市上有也没用呀，我们这种人出不去……说到这里我就停住了，想看看他的态度再往下说，结果他却直截了当地说，咳，那有啥难嘛，我三天两头去酒泉，你要是买啥东西就说一声，我给你捎回来不就中了吗！他的话正中下怀，我立即就对他说，要是这样，就太感谢你了。只是我还有个困难，你要是能帮助我解决就更好了。他说，你说你说，你有啥难事就说。于是我告诉他，我来夹边沟农场第一天，报到登记的时候，身上带着的一千元钱和三百元公债券都交给财务科的人保管了，现在取不出来。你能不能想办法替我取出来。他回答，这有啥难，明天我去就给你取出来。他说话算话，第二天傍晚就把我叫到副业队的办公室，说钱取出来了。问他怎么取的，他说他告诉财务科的人．我家的老人病了，我要给老人寄钱治病，财务科叫他代我签了个字，就把钱和公债券都给他了。我接过钱和公债之后，立即把三百元公债券给了他，我说，我要的是现金，公债券给你吧，到期后你取出来补贴家用吧。他很高兴。他一个月的工资四五十元，三百元对他可是个大数。趁着他高兴，我又抽出二十元钱给他，请他去酒泉时替我捎点吃的回来。两天后的一个夜晚，我已经睡觉了，听见孔队长的声音喊我，叫我出去一下。我走出去，跟他走到山墙那边，他交给我一个纸包。他说是两块烧饼，并嘱咐我不要叫人知道。此后，每过一个星期，我叫孔队长带一次烧饼，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当然，有这两块烧饼和没这两块烧饼是大不一样的。虽然烧饼都不大，每块只有半斤重，但是对于我极端虚弱的身体，是不可缺少的补充，使我苟延残喘至今。只是近来我手头的这笔钱已经所剩无几了，而身体健康状况更加糟糕，我内心里极为恐慌。

           见我无语，董建义又说，我求你一件事，不知道你答应不答应？

           我说，你说吧。

           他说，我爱人要来看我了，但是，我的情况可能是等不到她来……

           我很是惊骇，说他，你怎么这样想？不是好好的吗！

           他摇着头说，你听我说，我把话说完。近来几天，我坐着坐着，大脑就突然变成空白，意识消失了，眼前的东西都没有了。

           这不是好现象。

           我说，你不要胡思乱想。那是你瞌睡了。

           他依然摇头：老李，你不要说了，瞌睡和晕眩我还是分得开的。我没有瞌睡，一天到晚睡觉，我都睡不着，坐一会儿就瞌睡到那个样子？晕眩，那是晕眩，已经出现好几次了。这是预兆……

           我说，瞌睡了，你是打盹了。

           他说，老李，我是认真和你谈这件事的，你听我说。我前几天就接到我爱人的信了，她说最近要来看我，我也给她写了回信，说近日农场要调一部分人到别的地方去，其中有我，她能来就快来吧。我还告诉她，如果她来了明水找不到我，就找你询问我的情况……

           我惊叫起来，老董，你怎么这样？

           他苦笑一下：你不要急，不要着急。我原想不告诉你的，想再等几天，可能还能见着她。今天早晨起床，晕眩又出现了，不能等了，我把这事告诉你。

           我说，胡思乱想，你这是胡思乱想，你想老婆想疯了，神经错乱。

           他仍然苦笑，然后说，你不要打岔。我求你的事很简单，其实很简单，但你一定要办。当然罗，如果她来了，我还活着，就不麻烦你了。如果我这两天就死了，我爱人还没来，求你把我卷起来，就用我的被子卷起来，把我放在里边一点的地方，就是那儿。

           我们的窑洞本来就挖得很大，近来又抬出去了几个人，所以靠着最里边的黑暗处已经空出了很大的一片空当。他指了指那片空当又说，你们把我放几天，等我爱人来了，把我的情况告诉她，叫她把我的尸体运回上海去。

           他说了求我的事，然后黑洞洞的眼睛看着我，那意思是问我答应不答应。我没吭声，我的心当时抽紧了，不知说什么好。静了一下，他又说，求求你，求你帮我这次忙。我不愿意把自己埋在这里。老李，当初呀，我爱人，我的父母，还有岳父岳母，都劝我不要来大西北，我没听他们的话，一心要支援大西北建设，来了大西北。我真后悔，后悔没听他们的话。那天董建义说了很多话，并且最后还说，在窑洞里放上三几天，如果他爱人还没有来，就把他抬出去埋了。否则会发臭的，太脏。

           三天后董建义死去。我们窑洞死去的几个人都是在睡梦中死去的，睡着后再也没醒过来。董建义不是，他死于白天。那是他委托后事的第四天上午，他围着被子坐在地铺上和我说话，说他女人快到了，看来用不着我为他料理后事了。他正说着话，头往膝盖上一垂就死了。这样的死亡方式我在电影里看到过，我总认为那是艺术的夸张，但自从董建义死后，我相信了，艺术是真实的。遵照死者的嘱托，我和晁崇文把他用他的鸭绒被和一条毯子裹起来，塞到窑洞的角落里，等他女人来收尸。

           谁知事情就那么怪。往常，各个窑洞死了人，都是堆在门口，由农场组织的掩埋小组拉走埋掉，但董建义死去的第二天早晨，却遇上农场刘场长亲自带着人清理死尸。他大声吆喝着叫人走进窑洞检查，结果把董建义搜出来拖出去，拉到山水沟口的崖根处埋掉了。为了对董建义的女人有个交待，我跟着掩埋组去看了掩埋的地方。

           过了一天，我们就明白刘场长亲自带人清理尸体的原因了。这天中午，山水沟里突然来了几位不速之客，他们大都穿着军大衣，但又不是军人，其中还有两位女同志。他们一间挨一间进了几间窑洞和地窝子，和右派们说话，问他们从哪个单位来的，多长时间了，犯的什么错误，每天吃多少粮食。他们走后不久，就有消息传开来：中央的一个工作组来过了，是由中央监察部的一位副部长挂帅的，调查夹边沟的情况。传闻还说某某右派认识那位副部长，两个人还说了话。副部长是位女同志。

           这个消息真是鼓舞人心，人们都以为中央来解决夹边沟的问题了，右派们要离开明水要回家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还是在夹边沟的时候——就有消息说，夹边沟饿死了不少人，中央都知道了，中央要解决夹边沟的问题。过了几天，看不见什么动静，人们的心又凉了下来。

           夹边沟的右派们回家，是1961年1月份的事情，还真与那位副部长的到来有关，但是我们还是回到董建义的故事上来吧。大约是董建义死后五六天的一个下午，他的女人到了明水。他是从高台火车站下火车，东打听西打听来到明水乡的山水沟的。她问董建义住在哪儿，有人把她支到了我们的窑洞。

           我的铺靠近门口，我首先听见有人喊董建义。这声音是陌生的，似乎是个女人。我就问了一声谁找董建义。

           我，是我找董建义。

           蓦地一惊，我明白她是谁了。我慌慌地站起，一时间竟然忘了窑洞的高度，头撞在洞顶的硬土上。但我顾不得疼痛，低声对窑洞里的右派们喊了一声老董的爱人来了，然后才对洞口说，哦，哦，你是……进来吧。

           窑洞里像是刮起一阵旋风，躺着的人急忙坐起，有的穿衣裳，有的拉被子，一片乱纷纷的窸窣声中，洞口的草帘子被人掀开了，一个女人从台阶上爬上来，进了窑洞。她的头也在顶壁上碰了一下，她扭着脸看我，躬着腰说，我是从上海来的，叫顾晓云。我是来看董建义的，他是住这儿吗？

           是，是，住这儿，住这儿，可这阵……

           说实在话，这些天我就没想过她来了怎么和她说话。我原本以为董建义死去六七天了，她一定是接到农场发出的死亡通知单了，可能不来了。现在她突然闯了来，搞得我一阵慌乱。她似乎看出我的慌张来了，脸上显出诧异的神情说，怎么，他不在呀？

           我没回答，只是模棱两可地点了点头，便扭脸看了看我的伙伴们，想从他们那儿得到一点灵感。可他们静悄悄或坐或躺，眼睛都盯着我不说话。我更慌张了，对她说，坐下，你坐下，我跟你说。你是董建义的爱人吗？

           她说是是，我是董建义的爱人，但她没坐。她的眼睛往四下看了看，似乎感觉到了气氛的异常，便把询问的目光投在我的脸上，说，你是叫李文汉吗？我说对对，我叫李文汉。她又说，哦，你是李大哥，那好，那好。老董在信上说了，他要是不在明水农场的话，叫我找李文汉——就是你呀？我哦哦地应着，她继续说，我接老董的信，说他可能要调个地方，叫我能来就来一趟。我想，前几次来看他都是去夹边沟，明水这边还没来过，我就来一趟吧。要是调到一个新地方，安定下来，我再来，时间就太长了。李大哥，老董是调走了吗？

           出去了，老董出去了……我糊里八涂地应着，躲开她的眼光跪在地上拍打我的铺脚，说，坐下坐下，你先坐下呀。我的铺很脏，但我拍打和收拾铺盖不是为了干净，而是想利用这个时间来思考怎么告诉她关于董建义的事。

           她坐下了。她的手里提着个很大且鼓鼓囊囊的花格子书包，她放下书包，然后抹下头上的绿色绸缎方巾，仰起脸来看我。这是个典型的南方人，有着鼓鼓的前额，凹陷的眼睛，很秀气的脸，尖下巴。董建义跟我说过，她已经三十岁了，但我看她也就是二十五六岁的样子。真不忍心告诉她董建义的事情，我忙忙地又去洗茶缸，然后给她倒水。我的铺前有个热水瓶，那是我的，但提起来晃晃却是空的。我便说，你先坐一下，我去找点开水。我原想以打开水为借口走出去，这样我就有充分的时间思考怎么和她说话；可是她说，不要去了，不要去了，李大哥你坐下，咱们说说话。老董干什么去了，几点钟能回来？我只好对其他人说，喂，你们谁有开水，给顾大姐倒一点！右派们有的有自己的热水瓶，放在自己的铺跟前。我从一个右派的热水瓶里倒了开水，把茶缸子放在我铺旁的皮箱上，然后说，顾同志，我叫你大姐对吧？老董跟我说过你三十岁了，比我要大几岁，你就叫我的名字好了。她笑了一下，表示默认，但有点难为情的样子，然后说，小李大哥，这老董去哪儿啦，你知道吗？我说，顾大姐，老董的事我要详细跟你谈谈，可是你听了我的话可不能太伤心。老董走了，走了七八天了。

           在接待她的这段时间里，我在心里作出决定，要告诉她实情，瞒是不行的。只是这样的谈话对她来说太残酷了，我于心不忍。为了掩盖内心的不安，我立即扭脸朝着洞里的其他人说，对吗，老董走了七八天了？老晁，你说是不是？但是谁也没回答我，他们静静地坐着，敛气收声望着那个女人。

           我害怕那女人痛哭起来，可是她一动不动地坐着，眼睛直愣愣盯着我，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是她没听清我的话呢，还是不懂“走了”的意思，我就又说了一遍：顾大姐，你明白我的话吗？——老董去世已经七八天了。

           她哇的一声哭起来。其实，她听懂我的话了，她是在抑制突如其来的悲痛。在抑制无效的情况下才哭出声来。

           这是那种发自胸腔深处的哭声。她的第一声哭就像是喷出来的，一下就震动了我的心。接着她就伏在那个花格子书包上呜呜地哭个不停，泪水从她的指缝里流下来。她的哭声太惨啦，我的心已经硬如石头了——你想呀，看着伙伴们一个一个地死去，我的心已经麻木了，不知什么叫悲伤了——可她的哭声把我的心哭软了，我的眼睛流泪了。确实，她的哭声太感人了。你想呀，一个女人，在近三年的时间里，每过三两个月来看一趟劳教的丈夫，送吃的送穿的，为的是什么呀？是感情呀，是夫妻间的情分呀，盼着他出去阖家团圆呀！可是她的期望落空了——丈夫死掉了，她能不悲痛吗？再说，那时候从上海到河西走廊的高台县多不容易呀！你知道的，现在从上海坐去乌鲁木齐的快车两天两夜就到高台！可那时候，铁路才修到哈密，这条线上连个普通快车都没有，只有慢车，像老牛拉破车一样。她从上海出来，还要转几次车，要五六天才能到高台。一个女人，就是这样风尘仆仆数千里奔夫而来，可是丈夫没了，死掉啦，她的心受得了吗，能不哭吗？我落泪了，的确我落泪了。我们窑洞其他的右派我看见他们也都在悄悄地垂泪。我们确实被那个女人的哭声感动了。

           我等着那女人哭了一会儿，把最初的悲痛、艰辛和委屈哭出去一些之后，劝她：顾大姐，不要哭了，你要节哀，可不能把身体哭坏了，你还要回上海呀。我这样劝一点儿作用也没有，她还是号啕大哭。后来我说，顾大姐，我想跟你说说老董的情况，老董在去世之前托付过我一些事情，我要告诉你。她这才克制住了号啕大哭，坐起来，打嗝一样地抽泣着，看我。于是，我把董建义去世前后的事讲了一遍。我重点突出地讲了董建义死亡的过程，告诉她董建义死时没有痛苦，他是在和我们说话的时候突然停止了呼吸的。我们把他皮箱里一套新呢子制服给他穿起来，用他的被子和毯子裹好，拉到坟地埋葬了。

           董建义说的不愿埋在大西北，叫女人把尸体运回去的话，我隐瞒了。我只是告诉她，老董死后，他的遗物被农场管教科拿走了。你要是这次想拿回去，你就到场部去找管教科，要是不拿，他们以后可能把贵重的东西从邮局寄给你，其他的就当破烂扔了。

           她又痛哭起来，哭着说，人都见不着了，要那些东西干什么？

           她又哭了很长时间，然后才止住哭，拿过花格子书包打开，掏出好几个纸袋子，打开摊在铺上。然后她说，小李大哥，这两件衬衣是我在上海买的，给老董买的。老董走了，也就没人穿了，你就留着做个纪念。说着话，她又抽抽噎噎地哭了，哭着又说，这里还有一件毛衣，是我自己织的，一针一针织出来的，我就拿回去了。然后她指着那些食品——饼干呀，肉松呀，蛋糕呀——提高了嗓门：这些吃的东西，你们大家就吃了吧。

           要是往常，哪个右派的亲人来探望，身边总是围着一帮人，期望能得到一块饼干，或者一勺炒面和一支香烟，但是这天的情况竟然这样令人难以置信：人们都坐在自己的铺上不动，显出很文明的样子。有人还以高贵文雅的口气说，不吃，我不爱吃甜食。经她再三催促，有人才说了一句：你回上海的路上不吃吗？那女人说，我能吃多少，有几块饼干就行。我在火车上还可以买盒饭，你们可是没地方去买。

           你说得对，那我可就不客气了。那个说话的人站起来，弯着腰走过来，拿了两块饼干放进嘴里。不知什么原因，他嚼了几下就咳嗽起来。有人笑了一下，说，小心，小心呛死。他咳得眼泪都流出来了，但还是把食物咽下去。他抹着眼泪说，呛死我我也要吃，叫我女人去找顾大姐打官司吧。人们都笑，那女人也咧了一下嘴。笑声中，人们才走过来拿吃的，走不动的人跪着挪过来，把他们脏污的手伸向那些食品袋。我急得大声喊，喂，你们客气点，给顾大姐留下一包饼干路上吃。但最后我的铺上只剩下一些细碎的面包屑。那女人对我说，叫他们吃吧，叫他们吃吧，我在火车上买盒饭吃就行。

           我觉得这帮人在老董的女人面前抢吃抢喝，有辱斯文，太不雅观了，抱歉地对她说，顾大姐，你不要见怪，我们这些人真是饿极了，脸都不要了。她叹息着说，不怪大家……

           人们吃完食品，坐回到自己的铺上去了，有的人手里还捧着多维葡萄糖的粉末一口一口地舔着。这时那女人又说，诸位大哥和兄弟，你们是老董的朋友，老董活着的时候，你们对他的帮助，我非常感激，只是有一件事还要请你们帮我做一下……她说到这里停住，眼睛看着大家。大家也都静下来看她，等她往下说，有的人还催促：说吧，有什么事你就说吧。她才又接着说，我这次来看老董，根本就没想到他会不在了，连个面也没见到。所以我想呀，请你们带我到坟上去看看，帮我把他的坟挖开，叫我看他一眼，然后我要把他运回老家去。请你们帮我这个忙。立即就有人说，行呀，这有什么难，埋得又不深，不费事就能挖出来。但我却吓了一跳，忙说，顾大姐，那可不行，老董的坟可是不能动。

           她惊讶地说，为什么？

           我说，你想想呀，才埋进土里七八天，肉体开始腐败了，但又很完整，那个样子你挖出来怎么运回去，火车上叫你运吗？

           她愣住了。

           我又说，不行，你可别打这主意。迁坟可不是运个死狗死猪那么简单的事。

           她说，那可怎么办？

           我说，你要是真想迁坟，就过几年再来，到那时就可以把他的骸骨带走了。

           她不说话了，在思考，良久才说，没办法吗，真没别的办法吗？那就只能按你说的办了，我就过两年再来，赶在三周年之际迁坟。

           我说三周年也不行，肉体在地下腐败的过程很慢，三周年时间恐怕太短。接着我又以随便但却认真的口气说她：你着什么急呀，反正这一次带不走，你就多过几年再来呗。人都说入土为安，他已经入土了，很安稳了，你就不要急着迁坟了。

           她说，好的，好的，我听你的话，过上几年再来。今天就请你带我去他的坟上看看就可以了，然后我就回去。

           我的心里格噔响了一下。这是我最怕的一件事。我一边思索一边说，顾大姐，老董的坟……你就不要去了吧。

           她的眼睛立时显出惊讶的神情，说，为什么？

           我躲开她的眼睛支吾着说，不为什么，就是……一个土堆，有什么看的？

           她的脸色有点变，说话的口气也有点变：小李大哥，我跑几千里路来大西北就是看他的……

           我有点狼狈了，说，是呀，你是来看他的，可是他已经不在人世了。

           人是不在了，可是上坟扫墓是应该的。

           是应该，是应该，可是……

           可是什么？

           可是……他的坟……可能找……不到了……

           怎么会找不到？

           我真是不知如何回答她了，因为她的脸上一片狐疑的表情，眼睛似乎要把我看穿。我支支吾吾了：

           荒滩上到处都是坟堆，乱七八糟的……怕找不到呀。

           她说，小李大哥，你刚才还说过，是你们亲自把他拉到坟地埋葬的。这才几天时间，你就认不出地方了吗？

           我心里真是后悔，后悔先前说话欠思考，现在竟然陷于狼狈。为了改变狼狈境地，我厚着脸皮改口说，顾大姐，刚才我说的我们，是指掩埋组的人，而不是我和我们窑洞的人。

           她不说话了，眼睛直愣愣看我，显出不信任的眼神。我接着又说，你要是不信就问问他们：他们谁去埋老董了？

           她把眼光投向其他的人，其他人都不出声，于是她又对我说，小李大哥，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没去坟地，但我请你一定要帮我这个忙，我一定要认下老董的坟。我不认下他的坟，以后来迁坟，我到哪儿去找他的骨头？

           糟了，她误会了，以为我不愿带她去坟地，这样一点举手之劳的事都不愿意办。这使得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又说，顾大姐，你听我说，我们这里，人死了，都是抬到门外放着，专门有掩埋组的人赶着马车来，把尸体拉去掩埋，其他人都不去。你想呀，人们都饿得站不起来，走不动路了，哪还有力量抬死人哪。除了掩埋组的人，其他人都不去坟地，这是真的。

           听了我解释，她静了片刻，又说：小李大哥，那就这么办吧，你领我到坟地去一趟，我挨个坟堆去找。

        我说，到了坟地你也找不到的。坟堆都是一样的，你能认出哪个是老董？

           她惊讶地说，没有墓碑呀？

           墓碑？哼哼，你想得好！你以为是烈士陵园啦？

           连墓碑都没有，哪能这样做事呀，这不是伤天害理吗。死者的亲属来上坟，给谁烧纸呀？

           我摊开双手：那不是我考虑的事。对啦，我说的也不全对——幸亏你提醒我——死者的身上还真是拴了个纸片片的，写上名字，编上号码，是毛笔写的。

           她说，身上挂个纸牌牌有用吗？埋在地下的人，家属来了也不能哪个坟都挖开看看呀。

           我说，人家可不那样想呀！人家编号是为了统计数字，好造册，向上级交待，哪管以后家属来了方便不方便。

           她又哭了起来，哼哼……这样说来，我是见不着老董了？

           我没说话，觉得不好回答。倒是晁崇文叫了起来：怎么找不到？你到场部去，找管教科，埋人的事是他们管。他们登记造册，他们就该知道埋在哪里。

           其他人也说，老晁说得对，就找管教科。

           那女人抹着眼泪看我。我说，那你就到场部问问去吧。

           我们的住处在山水沟中端。我领着那个女人顺着弯弯曲曲的山水沟走了十几分钟，从南边爬出山水沟，指着东边二三里处的一道山水沟告诉她，场部就在那里。看着她走近那道沟了，我才回到窑洞去。

           老李，你他妈的真不是东西！我刚刚爬进窑洞，就听见晁崇文的吼骂声。晁崇文是山西人，1946年就参加了地下党，那时他才17岁，正在上中学。解放后他在甘肃省运输公司当政工科长。这个人脾气很是暴躁，看见不顺眼的事就要说就要骂。据他自己说，他是在当政工科长时因为给书记提意见，被定为右派的。我惊讶地问，老晁，你骂我干什么，我惹着你啦？

           骂你，骂你还轻咧！你他妈的不是个好熊，我听着就有气。人家老董的媳妇哭哭啼啼地求你，叫你领到坟上去看一看，这也是人之常情嘛，男人死咧，媳妇上个坟，记下男人的坟在哪达哩，以后来上坟哩迁坟哩也方便嘛，你他妈的就几步路的事，你不愿去！你说你找不着！你咋个找不着？那天埋葬董建义，不是你跟着去的吗？你说你要看一下埋在什么地方了，他媳妇来了也好有个交待。人家媳妇来了，你又说不知道，你到底安的什么心？你才是这么个熊人！

           我耐着性子等晁崇文骂完，然后回骂他：闭上你的臭嘴吧，你他妈的那个嘴怎么那么脏！我不领她去看坟自然有不领的原因，用着你管吗？说实在的，那女人在这儿的时候，我就怕你多嘴惹事！

           怕我多嘴？你不要胡扯！你为啥怕我多嘴？不就是怕我揭露你还想要那件毛衣吗？那媳妇把那件毛衣给你，你就领着去了。

           你胡说！我真生气了，骂他。你知道个屁！前两天，我往沟口那边去挖辣辣根，看见老董被人抛尸荒野，光溜溜地扔在沙滩上。他的衣裳叫人扒走了，被子和毯子都不见了。

           有这回事？晁崇文说，睁大了惊愕的眼睛。

           师院历史系的章教授说，肯定是叫人拿去换吃的了！那天我就反对过——我当时说了没有？——不要给他穿呢子衣裳，不要裹鸭绒被，你们不听！

           我说，我告诉你们吧，还有更糟的事！老董屁股蛋子上的肉叫人剜走啦！

           真的？

           不信，不信你们去看呀，我骗你们干什么？小腿肚子那儿还叫人刮了两刀。

           谁干的，谁他妈的干这种缺德事情？晁崇文大声吼叫说。魏长海，是不是你干的？

           魏长海前几天因为刮死尸被队长捆了一绳子还关了禁闭，这两天正在恢复被绳子勒得近乎坏死的胳膊。晁崇文一吼，他惊慌地说，老晁，你可不要冤枉人！

        晁崇文说，冤枉你？你妈个屁，我看就是你干的！王院长是不是你动的？

           魏长海叫起来：老晁，你可是冤枉人。王院长的事我承认做错了，可我再也没干过那种事。这几天我的胳膊肿得连门都出不去，还能干那事吗？

           晁崇文问，你敢说没出过门？

           我忙忙地插了一句：老晁，这事我作证，他是没出去过，饭都是我给他打的。

           晁崇文说，那是谁干的？啊呀，这人都他妈的变成畜生了！虎毒还不食子哩，人吃开人了，这人还叫人吗！

           大家都不出声，我又说，你不是问我安的什么心吗？我告诉你吧，就为了这事。你去看看吧，尸体冻得硬邦邦的，干不拉几，光溜溜的那样子，我怕那女人见了受不了呀！

           晁崇文哑口无言，过一会儿才说，那就不该叫她去场部打听。

           我恨恨地说，不是你叫去的吗，你还说我？

           晁崇文不言声了，但恨恨地唉了一声。

           已经是黄昏了，从我们窑洞看出去，对面的悬崖边上仅剩下一条窄窄的夕照，山水沟里已是阴影朣朦。我们去食堂打了菜糊糊，吃完就躺下了。

           吃了就睡，减少无谓的活动，把热量的消耗降低到最小，是大家的共识。但是，我还没有睡着，就听见草帘子的响声。我问了一声：

           谁？

           我，小李大哥。我又找你来了。

           是那个女人的声音。我坐起来穿衣裳，同时轻轻地喊了一声喂，老董的爱人又来了，怎么办？听见了晁崇文的声音说，那就叫进来呗。我便朝窑洞口说，进来，你进来吧。

           天还没黑尽，洞口的草帘子斜了一下，窑洞里透进一片朦胧的亮光，一个人影爬上台阶来，站住。我明白，这是因为窑洞里太黑，她怕碰着什么。我叫她等等，点上了煤油灯，然后问她，找到人了吗？

           如豆的灯光照在她的脸上，她的脸色苍白，且不清晰。她哀哀地说，李大哥，我还得找你，求你帮助我……

           她说不下去了，要哭，泪水盈满了她的眼睛。我忙忙劝她：不要哭，不要哭。你坐下，坐下说，出什么事了，没找到人吗？

           她擦了擦眼睛坐下了，还坐在我的铺角上。我蹲在她的对面。在我们窑洞里站着是很累的，因为窑洞很矮，总要弯着腰。

           然后她告诉我，在场部的一间芨芨草席搭的棚子里，管教科的一名干部翻开死亡人员登记册查了查，说董建义真是死了，七天了，但不知道埋在什么地方。她要那位干部去问问掩埋组的人，干部叫来了一个叫段云瑞的人。但段云瑞说他只是负责登记姓名和死亡日期，不去坟地。叫他去找那几个人，他说一个吃脏东西死了，另一个病重住进医务室了，剩下的三个人走不动路了，在窑洞躺着。

           新组建的掩埋组又不知道先前的情况。她在办公室哭泣很久，说找不到董建义的尸体就不回上海去，那位管教干部竟然发火了，说，咦，你不回去呀，那好办，我叫人给你找个窑洞住下。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她不说话了，还是哭。那人就又说，真不想回去吗，那你告诉我，你是上海哪个单位的？她说你问我的单位干什么？那人说，给你们单位写信呀，叫保卫科来领你回去。你们这些大城市的小姐太太，男人思想反动，劳动教养，你不跟他划清界限，还跑到这里来胡闹。你这是立场问题，是向政府示威，向无产阶级专政示威。我们要通知你的工作单位，要好好教育你。听那人这样说，她不敢哭了，也不敢说什么，就又来找我了。小李大哥，求你帮帮我吧。她哀求我。

           听她叙说，我的心放下了。我说，你叫我怎么帮你？她说，明天你就领我到坟地去找找老董的坟。我说怎么找呀，几百座坟，上千座坟，到处乱埋，有些坟还叫风刮平了，连坟也找不到了，你上哪儿去找？她说就是一个坟一个坟地挖，也要找到老董的坟。我说你那样做行吗？不要说你没那力量挖，就是有力量也不能挖呀。为了找一个人，把全部坟都挖开，那样做妥当吗？

           她呜呜地哭了，哭着说，小李大哥，那你说还有什么好办法呀？

           我说有什么好办法？找不到就找不到吧。你来看望过了，知道他的情况了，也就尽到亲人的心意了，老董也就入土为安放心地走了。这就行了。你要知道，找不到亲人坟墓的不是你一个呀。你今晚上就在这儿凑合着住一夜，明天早晨到火车站去赶火车吧，回上海去。

           她呜呜地哭个不停。没理会她的哭泣，我把自己的被子整理好以后对她说，你就在我的铺上睡吧，我找个地方睡去。然后我就拿件大衣，和另一个右派挤在一起睡觉了。在夹边沟农场还有几间用来接待探视者的客房，明水可没有那条件了，除去场部用芨芨草席搭了几间房当办公室，所有的劳教犯和干部都住地窝子和窑洞。亲属来探亲只能挤在劳教犯中间睡觉，或者坐以待旦。

           我睡下了。我想，作为老董的朋友，我应该把自己的铺让给她妻子去睡。

           许久之后抬头看看，她还坐在地铺上。我想，她可能是嫌我的被褥脏。已经整整三年了，我没拆洗过被子。被子脏得没法看，还长满了虱子。我还听见她轻轻的啜泣声。

           不知道夜里她睡觉没有，我早晨醒来的时候，她还是那样坐着，只是把一条被子披在她的列宁式呢子短大衣外边。冷啊，虽然还没到隆冬季节，但高台的夜间温度已降到零下十七八度。窑洞里又没有炉子取暖，洞口只有一个草帘子挡挡风。唉呀，温暖的火炉呀，我们已经三年没见过它了。

           我起床后没有洗脸，——我已经记不清几个月没洗脸了。洗脸水要去东沟大灶旁的水井去抬，我们没有打水抬水的力气了——就去找队长开了个条子，给她买了一份客饭——两个菜团子——端回来叫她吃。我说她：快吃吧，吃完了去赶火车。

           她接过了菜团子，但没吃，放在皮箱上。

           我说，昨天饿了一天，今天还不吃，你是嫌饭难吃吧？

           不想吃，我一点儿也不饿。她一说话就又哭了：小李大哥，求你带我去找老董的坟吧。找不到坟，我一口饭也吃不下去。

           我说她：唉，你怎么这样不听话，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不知道坟在哪个地方。你快吃了饭回上海去吧。

           她哀哀地哭：小李大哥，老董在信里说，叫我到了农场有什么事就找你。你一定知道他埋在什么地方。

           我说，他是讲过这话，他如果等不着你，没了，就叫我给你说说他的情况，可是我真没去埋葬他。

           她蓦地大哭起来：呜呜呜！你知道，你就是知道。昨天你说过，你去埋的他，后来你又否认。你为什么不带我去看他呀……

           我无言以对了。我的心里也很难过，也很矛盾。不告诉吧，她呜呜的哭声悲痛欲绝，肝肠寸断，令人心碎，但是告诉她真相，又怕她的精神承受不了。我愈是劝她不要哭了，她愈是大放悲声。真叫人受不了，我扭头走出窑洞，心想，不理会你了，你就死心了。

           我在另一孔窑洞里坐了一天，心想，她一定是走了。夕阳西下时分我回到自己的窝，她却仍然在铺角坐着，嘤嘤地哭泣。有人小声对我说，她整整哭了一天，一会儿放声痛哭，过一会儿又轻轻啜泣。

           菜团子还放在皮箱上，已经干巴和萎缩了。不知是谁在她面前放了一茶缸水，水仍然满着。

           我赶忙又去打了一份客饭——半盆菜糊糊——给她。我劝她：你还是要吃点饭呀，尽管饭不好吃，但不吃饭不行呀，会饿垮的。饿垮了你怎么回上海呀？她没有吃，默默地流泪。

           和头天夜晚一样，她又坐了一夜。这天夜里我迟迟才睡，离她远远的在被窝里坐着，看着她。我没想到她是这么固执的人，真怕她想不开出什么事。我想，她对董建义如此痴情，什么事都可能做得出来。半夜里油灯灭了，我看不见她了，但是黑暗中时不时传来她低沉的哭泣声。

           这是她来到明水乡山水沟的第三天的早晨。我从睡眠中醒来。早晨的太阳已经升起，阳光还没有直射进我们的窑洞，但是从草帘子旁边的缝隙处透进来的亮光投在她的身上。她还是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木雕泥塑一般。但是，她脸上挂着泪水，眼睛肿得桃子一样大。

           我的神经可是受不了啦。我把晁崇文叫出窑洞：老晁，你看怎么办呀？她已经整整两天没吃没喝了，可别饿死了。晁崇文说，你说的，咱们饿了两年多还没死掉，两天就能把她饿死？我说，可是光哭也不行呀，万一有个好歹……后边的话我没说下去，晁崇文说，那你说怎么办？我说我问你呢，你倒反问我。他不言语了，抬头看天片刻，然后说，有啥好办法？要不你就领她去坟地看看，叫她看一眼老董？我忙说不行不行，昨天前天没答应，今天领去算什么事？再说，见了老董那个样子，真要哭死了怎么办？他说，这样也不行，那样有危险，你是啥意思嘛？我看他着急了，便说，我的意思呀，今天你劝劝她，叫她快点回上海去。她已经怀疑我了，认为我骗她了，我的话她听不进去了；你劝劝她，可能起作用。晁崇文痛快地说，好，我劝就我劝。吃过了早饭，我好好劝劝她。就是这能行不能行，我也没有把握。这媳妇够固执的。

           晁崇文说吃过早饭劝那女人，可是我和他从食堂端着饭回到窑洞，出了件事：有个人死了。死者是省商业厅的一位会计。他的身体已经彻底垮了，几天前在厕所解手，他在茅坑上蹲下后竟然没有力气站起来，是我把他拉起来的；站起之后，他又系不上裤带——身体越差越怕冷，穿的就越厚，毛裤外边套着棉裤，棉裤再套上单裤——他的手已经没有力量把皮带勒紧了。还是我帮着他拉紧了皮带。这天早晨的事情是这样的：起床时他就躺着没动，旁边睡的人还问了他一声：我给你带饭吗？见他不回答，那人就自己去打饭了。打了饭回来，那人见他睡觉的姿势一点也没改变，便觉得情况不妙。拉开蒙着头的被子一看，人已经僵硬了。想必是夜里就断了气。

           死就死了罢，这种事大家已经习惯了，所以有人还喊了一声：不要动，吃完饭再说。大家静静地吃饭，然后才有几个身体强健一些的人来处理他。我和晁崇文属于“强健者”之列，我们打开他的箱子，找两件干净的衣裳给他穿上，然后用他的被子把他裹起来。我们还把一根绳子截成三截系了系，一截系在脖子的地方，另一截系在腰部，还有一截扎住腿部，把被子勒紧。然后我们几个人连抬带拉把他拖出窑洞，放在洞外的空地上。

           干完这些事，我们已经累得气喘吁吁，坐在窑洞外的太阳地里喘息。这时我看见了那个女人，她站在窑洞里，掀着草帘子从上往下看着我们。她可能是被死人吓坏了，脸色惨白，一脸的恐惧。她已经不哭了。于是，我推了一下晁崇文，叫他看那女人，并说，去，跟她说去，叫她快回上海！

           晁崇文进窑洞之后，我在外边坐着，等他劝说的结果。我认为，劝说过程将是很艰难的，晁崇文一劝，她肯定要哭起来，我可不愿看到她痛不欲生的样子。

           不料也就三五分钟时间，没听见一声哭泣声，晁崇文就走出窑洞来了，对我说，老李，不行呀，我的话她根本就不听，说咱们是合起来骗她，不叫她见到老董。她今天要自己找老董去。

           我吃了一惊：什么？她要自己找去？

           是呀，她不叫你我领她，要自己到坟地去。她说一定要找到老董的坟。啊呀，这个媳妇犟得很……你说怎么办？

           我和晁崇文说话，那女人已经走出来了，下了台阶。她的眼睛已经不适应太阳的光线了，尽管冬季早晨的阳光并不强烈，太阳像是黄疸病人的脸一样黄惨惨的，她举起一只手遮挡着光线朝我们看了看，转身往北边走去。

           我急忙朝她喊了一声：哎，你干什么去？

           她没搭理我，往前走。

           看来她真是生我的气了。我急忙追上去拦住她说，顾大姐，你不要去找啦，你找不到的。这里埋了几百个人，到处都是坟堆，连个记号都没有，你到哪里找老董去？

           她站住了，眼睛直愣愣地盯着我，一句话也不说，那神情似乎是在责备我：你不要骗我了！然后绕开我又往前走。我有点急了，说她：你这个人怎么不听劝呢……

           这时候晁崇文说话了：老李，不要管了，她不听话就叫她找去，她找不到就死心了。我略一踌躇说，你不听劝呀，那你就找去吧，可是你不能到那边去。农场的坟地大部分在这边的沙滩上，就是你前天去场部的那个方向……

           她看了我一眼，调转身向着山水沟南边走去了。

           她走出一截去，晁崇文小声问我：老董的坟在这边吗？

           我说不，在那边。

           晁崇文：那你把她支到这边去，你不是害她吗？

           我：那你说怎么办？老董就在北边不远的地方，叫她找到了怎么办？哭死怎么办？

           晁崇文不说了。我又说，找去吧，不到黄河不死心，叫她白跑一趟她就死心了。

           我和晁崇文认为，她到了坟地，很快就会回来的，那儿除了坟堆什么标志都没有。不料到了中午她也没回来，夕阳西下也还没回来。后来吃过了晚饭，暮色已经像潮水一样注满了山水沟，还是不见她的踪影。我有点沉不住气了：莫非她在坟地出了什么事？我走到晁崇文旁边说，咱们去找一下她吧，不要叫狼吃掉了。

           我们刚迁到明水的时候没见过狼，但是时间不久，就有狼了，并且很快地这儿就野狼成群了。有时候，天还没黑透，狼就顺着山水沟跑来跑去，根本就不怕人。它们吃死亡右派的尸体，长得肥肥的，身上的毛都油光发亮。

           我和晁崇文出了窑洞往南走，刚走到伙房跟前，一个小小的身影走了过来。我喊了声顾大姐，她站住了。

           我走过去说她：都啥时间了，还不回来！你不怕叫狼吃了，可我们害怕呀。你叫狼吃掉了，我们要担负责任的呀！

           她不说话。

           回到窑洞我们问她：你找到了老董的坟了吗？

           她还是沉默。

           你找不到。到处乱埋的，又没有墓碑，你怎么找？给，把这两个菜团子吃了快睡觉吧，明早回家去，再不要瞎折腾我们了。

           我把两个菜团子放在皮箱上。这是吃晚饭时我专门给她要来的两个菜团子，出去找她的时候怕别人偷吃掉，我装在自己的口袋里的。

           她没有吃菜团子，她只是喝了一茶缸凉水就躺下了。看起来她累了，疲惫不堪了。

           第四天的黎明到来了，我一如往日给她打来了客饭，劝她：吃吧，吃完了回家吧，不要瞎折腾了，但她却说：

           小李大哥，你借给我一把铁锨吧。

           我惊讶极了：你要铁锨干什么？

           她软软的嘶哑的声音说，我昨天都看过了，坟地里只有不多几个坟头上放着些砖头，砖头上写着死难者的名字。其他的坟上连砖头都没有。我试着用手挖开了两个坟堆，埋得很浅，也就半尺深，有的还露出被褥来。今天我要拿把锨去，我要一个一个地挖。你放心，我挖过的坟我再埋好。

           我惊呆了：这个女人，她到底要干什么！我的心咚咚地狂跳起来，眼睛一热，泪水差点儿流出来。我擦了一把眼睛，说，大姐，吃吧，你吃点饭吧，吃完了我领你找老董去。一定领你去找……真的，不骗你。

           眼泪簌簌地流过她的脸颊。

           她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从窑洞出去，走下台阶的时候，她的腿一软就栽倒了。站起来再走，她努力地提起精神，但她的身体摇摇晃晃的。

           这天我们是往北走的。我们还没走到沟口，就看见死尸了。正式的坟地在沟外的沙窝子里，但是，掩埋组的人偷懒，有时拉到这里就掩埋了。这地方的地势宽阔了，也有一片沙包，埋了一些尸体。因为埋得草率，有些尸体已经暴露了出来。蓝色、黄色、黑色和各种衣裳的破布条以及土苍苍的头发在早晨的寒风掠过的地面上索索抖动着。

           我向晁崇文使了个眼色，叫他把那女人引开去假装辨认那些尸体。我径直找到董建义的尸体并赶紧往上撩沙子。我想抓紧时间覆盖一下，以免那女人看见了难以承受。我盖住了他的两条腿，就停下来喘气。我的身体太虚弱了，已经挖不动沙土了。这时候那女人朝我走过来，问，你找到了吗？我马上装出挖土的样子说，你来看看这个是不是，我看着像是老董。

           说真心话，我还真怕她认不出来。从前的董建义多么英俊呀，三十多岁，白净的面皮，高高的身材穿一套灰制服，洒脱极了。而现在的董建义，赤条条躺在地上，整个身体像是剥去了树皮的树干，干干巴巴的。身上瘦得一点肉都没有了，皮肤黑乎乎的，如同被烟火熏过的牛皮纸贴在骨头架子上。他死去才八九天，倒像是从古墓里挖出的木乃伊。他的屁股蛋儿上少了两块肉，露出带着血丝的骨头。我们和他一起生活了近三年，是眼看着他从一个健壮的人变成这样一个木乃伊的，否则我也不会认定他就是董建义。

           可是那女人走近后只看了一眼，就咚的一声跪倒，短促地呀了一声，扑在“木乃伊”上。

           我的心沉了一下！她扑在“木乃伊”上之后，就一动不动了，没了声息。这种情景持续了足有一分钟。我忽然害怕了，是不是一口气上不来憋死过去了？晁崇文反应比我快，他推我一下说，哎，这是怎么啦，别是没气了。快，快拉起来。我们同时跨前两步要拉她，她的身体却又剧烈地抖动一下，同时她的嗓子里发出一种奇怪的咯吱吱的响声。咯吱吱的声音很费力地转化为一声凄厉的哭喊：哇啊啊啊……

           哇啊啊的哭声刚结束，她就使劲儿摇晃起那个“木乃伊”来，并且抬起脸看着天，嗓子尖利地喊出董建义的名字来：

           董——建——义——

           她连着喊了几声董建义，山水沟里便连续不断地回荡起一个声音：义义义……义义义……

           然后她就伏在尸体上大哭起来。

           她呜呜地哭，我和晁崇文在旁边站着，耐心地等着她的哭声结束。可是半个小时过去了，她还哭个没完没了。我们等得不耐烦了，不得不拉她回去。我对她说，顾大姐，不要哭了，咱们该回去了。

           我和晁崇文一用力把她拉起来了，但她却抱着木乃伊不撒手，把木乃伊也拉了起来，哇哇地哭，就像他们是一对连体婴儿无法扯开。没有别的办法，我们硬是把她的手从“木乃伊”上掰开，分开他们。我很粗鲁地推开她说，行啦行啦，多脏呀，你抱着他！走开，走开点，我来埋掉他。

           但是，她猛然吼了一声：不准你埋！

           不埋怎么办？就这样摆着？

           我要运走，运回上海去！

           我苦笑一下说，你怎么运走，背着她上火车吗？

           把他火化了，我把骨灰带回家去。

           我一惊，这可是个好主意，但又觉得这主意不可行，没有柴。明水附近的荒滩上只有干枯的骆驼草和芨芨草，用它们是难以把尸体烧成灰的。

           她问我，这附近有没有农民？

           我说往西北走七八公里有个明水公社。她又要我领她去明水公社，找农民家买柴禾。她说花多少钱都在所不惜。她如此固执，我只好拖着浮肿的双腿带她去。

           我们整整走了两个小时，才在明水公社找到一户农民，买了几捆木柴。同时她对那农民说，愿意多出点钱，请他去火化一个人。那农民不干，说他不干那种晦气的事。但他给我们叫来了两个老头，说他们愿意去干，叫我们和他们讲价钱。讲好了价钱，两个老头替我们雇了一辆牛车，拉着木柴往回走。经过供销社老头叫我们又买了一桶煤油。老头说，尸体很难烧透，所以要准备充足的燃料。

           回到山水沟，那两个老头把木柴堆好，再把尸体码在上边，浇上煤油点着了。火势很大，很快就烧塌了木柴，尸体掉下去了。在火焰中，尸体突然坐了起来，吓了我们一跳。后来木柴烧光了，就往火里泼煤油。终于煤油也烧光了，灰烬中剩下了一堆骨头。腿骨很长，像烧黑了的木头棍子。我对她说，再也没办法了，你就捡点碎骨头带回去吧。但她说，不，我要全带回去。

           她抹下绿色的缎子头巾，想把骨头全包起来，但是头巾太薄，透亮，一眼就能看见里边的骨头。我说她：你就捡点小骨头拿回去吧，大骨头不好拿，也的确没那个必要。就是在火化场，也只是给你一部分骨灰装骨灰盒，你何必大老远全都背回去？再说你这样上火车，列车员会看出来的。她不听，说，我用那件毛衣裹起来。

           于是，她提了一大包骸骨回到窑洞，拿出花格子书包里的毛衣来包裹它。但是那仅仅是一件背心，太小，她无论如何调度，骨头还是露在外边。后来我从皮箱里拿出一条军毯给她。我告诉她，这是我入朝作战带回来的战利品，美国士兵的军毯。我抖开毯子叫她看，商标上还有usa字样。我说，这条毛毯我已经保存八九年了，舍不得用它。来农场劳教，许多衣物都拿去换了粮食，军毯却保留至今，舍不得换吃的，因为它是我的一段光荣历史的标志。

           她接过毯子去了，她说，毯子用过之后，她要洗干净寄还给我的，因为它对我很重要。我说你不要寄了吧，你寄来的时候，我可能收不到了。——我能活那么久吗？我笑着说，你就放在你家里吧，如果我能活着离开明水，有一天去上海，我上你家去拿。她说，那好，那好，我把我家的地址告诉你。在大家苦涩的笑声中，她拿起我放在皮箱上的一册笔记本写下了她家的地址。

           因为时间已是黄昏，这天夜里她又在我们组的窑洞过夜。翌日清晨，我送她出了山水沟，指着南戈壁上的一个叫明水河的小火车站说，你到那里去乘火车吧，比去高台火车站近得多。

           我在戈壁滩站了许久，看着她背着背包往前走去。那个背包是我帮她打的，因为骨头多，背包很大，我把它捆成了军人的背包形状，好背。她的身体是瘦小的，而背包又大，背包把她的肩膀都挡住了。那块绿色的头巾，她又裹在头上了。11月下旬的清晨，戈壁滩上刮着凛冽的寒风。头巾的尖角在她的脖子上像个小尾巴一样突突地跳着。

           那个女人说要把军毯寄回给我的时候，我不是跟她说了吗，不要寄，如果我能活着离开明水乡，有机会去上海的话，就去她家取毛毯。她当时还真写下了她的住址。可是我哪有去上海的机会呀！你看我现在的样子：羊倌。再说，如果有一天老天睁眼，可怜我，把我头顶的山揭掉，我也变成像你们一样的自由人，如果真去了上海，——我不是说要去拿那块毛毯，那才值几个钱？主要是那个女人在我的心里印象太深刻了，真想再见到她——我也是没法找到她了。那是1960年12月份，夹边沟的右派们在生死存亡的要紧关头，为了取暖，都把书和笔记本当柴烧，我的那册笔记本也被人扔进火堆转化为卡路里了。

           和李文汉在一起放了三年羊，后来我就作为工农兵学员去西北师院读书，毕业后留在兰州的一所中学教书，就再也没见过他。再后来，听回城的知青们讲，他已经平反了，回了省劳改局，具体在哪个部门哪个单位工作，谁也说不清楚。

           但是，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呢！1996年的一天，我去看望我中学时代的一位老师，刚刚走到兰州二中门口，就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我扭脸一看就惊呆了：这不是那个脑门有点秃顶的李文汉吗！和从前不一样的是他的头顶全秃了，后脑上的头发全白了。其他都没变，高高的身材，黑黑的爽朗的面孔。我热烈地握手，问他怎么在这里站着？他说，我就在这里住呀。他指了一下二中旁边省劳教局的家属院。他立即就拉着我进了家。在他家里我们整整聊了一天，还喝掉了一瓶白酒。他告诉我，平反以后，他在五大坪农场当了十多年生产科长，然后离休，全家就搬到兰州来了。谈话中他突然说起一件事来：喂，你还记得我给说过的那个上海女人吗？我说记得。他说，我还真有机会去了一次上海，找过她。我说是吗？他说，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话吗？1957年，我就是因为写文章被打成右派的。可是平反以后的几年里，我的手痒痒，又写了几片论述劳改工作的文章发表。这一次没被打成右派，有一篇竟然被司法部评为优秀论文，颁奖会在上海举行。

           那是在上海的最后一天，大家自由活动，我去淮海路购物。淮海路的繁华，在我的眼里是可以和南京路相媲美的：商店鳞次栉比，游人如织，摩肩接踵。我是想给老伴儿买几件衣裳的，——我的老伴儿也是个苦命人，在五大坪工作几十年，把两个孩子带大了，遇上我才成了家。她连一件时髦点的衣裳都没穿过——可是跑了几家服装店，也没买成一件衣裳。原因是时髦的太时髦，不时髦的我又看不上眼。

           我继续逛商店，看见一家商店门口的牌匾上镏金大字写着：老字号伊丽莎白西装店。店铺的门面不是很辉煌，但却庄重大方。我的心突然动了一下，伊丽莎白这几个字我好像很熟悉。我站住想了想，还真想起来了：近三十年前，在明水的山水沟里，一位上海女人去探视丈夫时对我讲过，她家公私合营前有一家西装店，店名叫伊丽莎白。她还说她家就住在店后的一幢小楼房里。那女人拿过我的一条毛毯，用于包裹丈夫的遗骨。

           心头突发的一阵兴奋，我走进了西装店。我并没有要回毛毯的念头，我是想，既然走到门口了，进去问问，如果能见到那位女人，喝杯水，叙叙旧，不是很好吗？

           店铺不是很大，但生意很火，顾客拥挤。我思考了一下，走近一位年纪大一点的营业员——实际他也就三十几岁不到四十的样子——耐心地等他应付完几个顾客，才说，请问师傅，你们这个服装店最早的老板是不是姓顾？营业员有点莫名其妙的样子，说，什么老板？我们店是国营企业，不是个体经营。我说，不，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最早——就是五十年代刚解放的时候，这个西装店的老板是不是姓顾？他的眼睛显出惊讶的神色，你问这干什吗？公私合营的事我哪里晓得呀？我说你们这儿有没有岁数大点的人，了解这个西装店历史的人？他思考一下说。你到楼上去问问我们的会计，他可能知道。

           按着他的指点，我从店堂的过道上到二楼，在一间狭小的房子里，找到一位年近六旬的老同志。当他明白了我的来意之后．明确地告诉我，这个店公私合营时期的老板不姓顾，而是姓朱。我说怎么会不姓顾呢，老板的女儿告诉我，她家的西装店就叫伊丽莎白，难道上海还有另一家伊丽莎白西装店吗？老同志肯定地说，不会的不会的，上海没有第二家伊丽莎白西装店。我在上海的私营和国营服装店工作了一辈子，有多少家老字号服装店是很清楚的。看他回答得很肯定，我便说，那是我的记忆出差错了吗？老同志，我再问你个问题，你们的店后边是不是有幢小洋楼？那位女同志告诉过我，她家的店后边有一幢二层的小洋楼，她家就住在那栋小洋楼上。老同志摇着头说，没有没有，我们这个店后边从来没有过小洋楼。我说是不是有过，后来拆掉了？他还是摇头：我不是说了吗，从来就没有过。我在这儿工作了二十多年，后边都是大楼房，是解放前盖的，没有过二层的……他说着说着突然停止了摇头，改变腔调说，哎呀，你要找的莫不是南京路上的维多利亚西装店，那儿的老板最早是姓顾来的，公私合营后换了新经理。我说，是吗？他的老板是姓顾吗？你能肯定吗？他说肯定，我一点都没记错。我疑惑了，说，可我的印象里是伊丽莎白西装店呀。他坚定地说，不对，就叫维多利亚，是你记错了。维多利亚后边是有一座小洋楼，现在还有。我迟疑地说，这是怎么回事呢，她亲口对我说的，她家的店名叫伊丽莎白，是英国女王的名字。但老同志又说，没错，我说的没错，你要找姓顾的，就到维多利亚去找吧。是你记错了，维多利亚，伊丽莎白，都是英国女王，你把维多利亚和伊丽莎白搞混了。时间久了。记忆容易出错误。

           我被老同志说服了，承认是记忆力出了毛病。老同志热情地把我送出西装店，站在人行道上指给我去什么地方坐几路车可以去维多利亚西装店。我谢过他。

           但是，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走了一截，我就突然决定不去找那位姓顾的女人了。我是这样想的：挺费事地找了去，如果顾家不住那儿了，不是徒劳一场吗？就是顾家还住在那儿，但那女人倘若已经搬走了抑或不在人世了，不也很扫兴吗！

           08月初，正在巴丹吉林沙漠腹地的天仓高级农业合作社下乡的金塔县团委书记祁钥泉接到县委通知，立即回县上开会，行李带回去。这个季节回县上开会祁钥泉觉得意外。他是七月初带着一个三人的县委工作组来到天仓的。这是第二次了——从去年合作化运动开始，夏收前夕，县委县人委要组织庞大的工作组分赴各乡，督促各乡做好夏收、交公粮和统购粮的工作。上级下达的统购粮任务很重，县委原定工作组要到九十月打碾罢了才回县的。

           回到县上他才知道，要开展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

           祁钥泉是很爱读书读报的，他知道北京上海那些大城市里早就搞大鸣大放了，人民日报刊载了很多大鸣大放的文章。人民日报还发表了重要社论，说有些人借共产党整风之际向党发起进攻，党对右派进攻的反击也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金塔县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的动员大会是在新近落成的宝水堂进行的，全县乡以上干部参加，全体教师和文化工作者参加，县委书记陆为公作动员报告。然后分组开会，叫大家大鸣大放——给党提意见。

           县团委的干部和文教系统的干部教师们分在一个组里。这是最大的一个组，有二百人。

           祁钥泉是敦煌县人，1949年秋季，在酒泉县河西中学读高三。酒泉解放了，对新中国的未来充满理想的祁钥泉立即到军管会报名，要求参军。新建立的政权需要干部，军管会便把他送到新成立的酒泉地区干部培训学校学习三个月，然后分到临泽县当了青年干事。1952年初又到沙河镇团区工委当书记，同年又入地区青年干部学校培训几个月，回县后任团县委组织部长，同年入党。他是个高大英俊的年轻人，学习又刻苦——他每天都在读书，喜爱文学，又努力攻读马列主义理论。几年的时间里。他的理论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经过省团校、省党校两年的学习之后，组织又任命他为金塔县团委书记。

           由于这样的成长道路，他认为自己就是个红孩子，本质就是革命的，所以他的脑子里根本就没有给党提意见的思想。

           文教系统的大鸣大放冷冷清清，连着两天都没人提意见。

           第三天，县委书记陆为公参加了文教系统的会议。由于会议规模较小，陆为公在会上进一步强调帮助党整风的意义，要求大家大鸣大放提意见。他说，给党提不提意见，作为党员干部来说是党性强不强的问题，对非党员干部来说是爱不爱国的问题。

           祁钥泉是非常崇拜陆为公的。陆为公是革命老区庆阳县人，出身大户人家书香门第，但却早早参加了革命，当过我党领导的陇东中学的校长，战争年代就担任过庆阳县委书记，解放后第一任的定西地区专员，省交通厅副厅长，后调省委办公厅做秘书长。他是1956年9月下放到基层来锻炼的，兼职金塔县委书记。

           金塔县县委书记秦高阳是陕北人，也是老革命，上级并没有免他的职务。于是金塔县出现了两个县委书记的奇特现象，两名县委书记主持着县委工作。

           祁钥泉崇拜陆为公还因为陆为公文化水平高，工作能力强，讲话有水平，文章写得好。陆为公作报告从不叫秘书为他写稿，而是自己写个提纲，上台就讲，头头是道，逻辑严密。为人谦和，做事稳妥。他来金塔县工作之后深入群众了解百姓疾苦，改变了从前的县委领导粗暴的工作作风，并纠正了一些原县委的错误决定，因此很受农民和各级领导的拥护。是他主张修建金塔县第一座大礼堂的，他说金塔县的干部没有个开大会的地方。礼堂建成后他提议叫做宝水堂。他说水在金塔县是最宝贵的，是命根子。

           陆为公也很赏识祁钥泉。这年初县委把向上级汇报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思想改造的总结报告交祁钥泉起草。祁钥泉因工作忙拖着没写，临到审查前的这天夜里突击而成，一夜写了三十二张稿纸。转天早晨在县委扩大会议上念了一遍，陆为公连声称赞写得好，这个总结写得好，我没意见。我看就这样往上报吧。接着他还说，总结报告是很难写的。县委书记秦高阳也随声附和，报吧，就这样报上去吧。会上还讨论了宣传部的《宣传工作汇报》和学生部的《学生工作汇报》，却都未获通过。后来《三大社会主义改造的总结报告》打印成文报到地委去了。秦书记去地委开会，回来后握着祁钥泉的手说，地委书记夸我们的报告写得好。

           祁钥泉兼任着县上的理论学习指导教师，经常给县委县政府的干部做理论学习的辅导报告。陆为公去听了他讲课，事后对人讲，这个祁钥泉厉害嘛，不光文章写得好，还能讲得很理论，水平高。我看呀，金塔县的干部，理论上没有超过祁钥泉的。

           因为赏识，陆为公在县委常委会上提议，向上级组织部门建议提拔祁钥泉当副县长。县委组织部的干部两个月前偷偷告诉祁钥泉：给省委组织部的报告批下来了，叫你当副县长。陆书记说了，等整风运动结束后就宣布。

           正是基于这样一些因素，陆为公在文教系统的干部会上讲话的第二天，祁钥泉决定响应陆为公的号召，带头发言。他说，今天我发个言，给县委秦书记提些意见。我的第一条意见是作为一个县的县委书记，党在金塔县最高领导人，应该注意一下个人的生活作风，行为要检点一些。现在金塔县的老百姓中流传着这么一句顺口溜：秦书记下乡鸡儿遭殃，给个婆娘还要个姑娘。这句顺口溜还有个版本：秦书记下乡鸡儿遭殃，身后跟着两个大姑娘。这第二个版本的意思是说下一次乡，糟蹋一个大姑娘不行，还要糟蹋两个大姑娘。

           这是大鸣大放的会，是文教系统的干部大会，祁钥泉是很严肃的口气说这些话的，但会场上仍然爆发出了一阵不大不小不高不低有点压抑的哄笑声。许多人捂着嘴笑。不等笑声落地，祁钥泉依旧严肃的口气说，大家严肃一点。我为啥要提这个意见哩，我认为这不仅是一个个人作风问题！你秦书记是共产党的干部呀，你是代表着共产党在金塔县工作的，你当初参加革命的目的是什么，不是推翻三座大山吗？三座大山推翻了，共产党坐江山了，你作为共产党的干部，下乡的时候要搞女人，还要搞两个。你的这种行为和旧社会的恶霸有啥两样？说实在的，国民党的县长下乡还很少听说搞女人的。下边我谈谈第二条意见，关于统购粮过头问题。我今年上半年在双城乡下乡，看见那里的农民脸带菜色，问啥原因，说是去年的统购粮购得过头了，老百姓没吃的，返销粮又跟不上，老百姓挖着吃野菜……我希望县委领导要关心老百姓的疾苦，要合理收购统购粮……

           祁钥泉一口气提了七条意见。散会后还把这七条写成大字报，贴在机关大院里。他不提意见则罢，一提起来竟然一发而不可收：县委有个管福利的干部，每个月给秦书记发一份救济补助款，秦书记把他提了个组织部副部长，这人便趾高气扬，并且每个月给秦书记送一份钱。祁钥泉就这人写了一份大字报：《赵春发不为国不为民，拿着福利费向上爬》。在金塔县北边的沙漠里营造防风林带，树总也栽不活，他写份大字报：《光栽树不浇水，春天栽树冬天烧柴》……他还写了一封给县委的公开信，交给了陆为公书记。

           在这封信里，他给县委提出十条建议：1．要坚决反对三大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和个人主义)；2．搞好统购统销工作，既要给国家多交公购粮，也要安排好农民的生活，叫农民吃饱肚子；3．对党员要进行深入的艰苦奋斗的思想教育，我们是干革命的，不是贪图享受的；4．县人委有些人不适合做政法工作，应安排他们去干其他工作；5．应该发挥党委的集体领导，而不是搞独裁……由于他的带动，机关的干部们都开始提意见、写大字报，大鸣大放还真热闹起来。但是这种状况也就持续了十几天，祁钥泉和其他人提意见的热情突然就冷却下来。原因是他们逐渐发现了，每次开会提意见之后，记录稿被专人封存起来，发言人想查看一下记得正确与否都不允许。还发现有几个人每天在院子里抄录大字报。

           人们不再提意见了。有些人把自己贴在机关大院的大字报扯掉了。

           祁钥泉也觉得情况不妙。他听人说，那几天抄大字报的人是秦高阳指派的。他在一天下午，把自己贴出去的十几张大字报扯下来烧掉了。就这，他的心中还是惴惴不安，觉得要出什么事。他跑去找陆为公，说，陆书记，你把那封信给我吧。陆为公说那封信我交给秦书记了。他不由得提高嗓门说，你怎么把我的信给他了？陆为公说怎么了，信交给秦书记不对吗？你那是给县委的公开信呀。他也觉得自己有点失态，忙说，交给就交给吧。只是我觉得形势有点不好，像是要出啥事。他想从陆为公这里得到些什么情况和消息，可是陆为公什么也没说。陆为公的脸上仅呈现出公事公办的沉稳神情。

           从陆为公办公室出来，他的心里已不是惴惴不安了，而是有点恐惧，脊背上凉飕飕的。他不明白，原先对他很热情的陆书记为啥今天这样冷淡？还有，陆书记的脸上为什么那样忧虑，精神状态也不好……

           过了两天，他就去找秦书记了，说，秦书记，我的父母年纪大了。为了能照看老人，我想调动一下工作，调到敦煌县去。他当时预感要出啥事，决定要求调走。秦书记冷冰冰地说，现在搞运动，你哪里都不能去。想调动等运动结束之后再说。

           他是有思想准备的，他说，文克栓部长不是调走了吗？我怎么不能调？

           你和文克栓不一样。

           他心里一怔，又问，我和他怎么不一样了？

           怎么不一样了？你还问我吗？你心里不清楚吗？

           他知道事情已经不可挽回，便大着胆子说，我不清楚，你给我说一下。

           说一下！好，我就说一下。你呀，祁钥泉，你娃娃今年多大了？

           二十四岁。

           我看你不像二十四岁。你年轻轻的，就把一辈子的事都做净了！

           祁钥泉心里一阵阵发冷。秦高阳又说，你呀，在金塔县已经登峰造极了，你就差提刀杀人了。你知道不知道？

           过了五六天，开始反击右派……

           二十年以后，县委落实政策办公室为祁钥泉落实政策，销毁反右当中的所有材料。一位政工干部问过祁钥泉：老祁，我问你，当年县上叫你们提意见的时候，人民日报上早就登出了毛主席写的文章：《这是为什么》、《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城市里早就反击右派了，你怎么还提意见呀？这不是手里拿着鸡蛋往石头上碰吗！你当时脑子里怎么想的？

           祁钥泉回答，是呀，人民日报上是登了那些文章，北京上海也反击右派了。我那时天天看报纸，这我都很清楚，可我那时总认为，那是对那些大人物的，跟我们这些小人物无关。再说，我那时的确太信任陆为公了：认为这么一个令人崇拜的人不会欺骗人的，不会诱骗我们发言，然后关起门来打狗……

           反击右派的斗争一开始，哗的一下子，揭发和批判祁钥泉的大字报就把县委机关大院贴满了；说他的发言全是向着共产党恶毒进攻，他写的十条建议是对党射出的十支毒箭。大字报贴了一批，过几天又贴一批。他当然不承认自己的罪行——反党。不承认就开辩论会——实际就是批斗会。批斗他也不承认，于是批斗会就变得旷日持久……形式也是多种多样：有文教系统召开的，有全县干部参加的，还有以小组形式召开的。每天八小时，有时十二小时，白天批斗了夜里还接着批斗，轮流批斗，车轮战。有一天是县委和县人委的一帮科局级以上的干部开批斗会，会议主持人是组织部的副部长。开始的时候主持人讲，我们今天开一个和右派分子祁钥泉的辩论会。秦高阳也参加了这天的批斗会。这天的会上，祁钥泉仍然不服输——不承认自己反党。别人批一条，他反驳一条，别人批两条他反驳两条……总之，他理论水平高，能讲会道，谁也批不倒他。于是，每当他讲话的时候，有的人就推他，还用拳头捣他的肋巴骨。

           平时的批斗会，就有人推他捣他，他都忍了。这天参加会议的都是县委县人委的科长、局长和部长，这种行为令他十分厌恶，他喊起来：秦书记，你看，你看，这叫什么辩论会，又推又捣的，还叫我说话不！秦高阳说，不要推，不要搡，叫他说。

           叫他说他就说：我给秦书记提意见，这是对个人的批评，不是对党的进攻；我对县委的十条建议，哪一条错了？

           他就十条建议一条一条进行说明，指出每一条建议的实际根据并且背诵马列、毛泽东对这些问题的论述。一讲起理论来，他头头是道，某些马列、毛泽东的原话他是倒背如流。那些科长局长们讲不过他了，便说，你说得对，你写得对，但你心里反党！

           后来，看他还是不服，辩论时发言的人就不叫他说了，只是批判者一口一个右派分子地说他，扣右派分子和反革命的帽子。

           他说，随便你们说，嘴是扁的，舌头是圆的，你们随便说吧。

           批斗持续了三四个月，他的身心都受到了伤害，已经招架不住了，没有精力反驳和辩论了，每次开会就一言不发。他在心里说，你们说吧，你们想把我说成右派就右派吧。左派、右派就一字之差，你们就是把我说成右派又能怎么样？这是意识形态问题，毛主席讲了，意识形态的问题，要用意识形态的办法去解决。你们还能违反毛主席的教导吗？

           尽管他的心里是这样想的，可是进入1958年的1月之后，他感觉到形势更加严峻了，批斗会升级了：连着开了两次全县乡以上的干部和文教系统职工参加的批斗会，就是在陆为公题了字的宝水堂。

           第二次大型批判会结束后的这天，晚上回到家中，他对妻子说，情况严重了，这几天的大字报都是给我定性的，要求县委把我定为右派。有的大字报说我是反革命分子。看来要处理右派了——这是领导上的意图。没有领导的意图，不会有人写这样的大字报的。我得有思想准备。

           祁钥泉有个美好的家庭。他是1955年结婚的，那年他二十二岁。妻子是1954年支援大西北来到金塔县的天津市姑娘，这年二十岁，漂亮，能干，贤惠。妻子是金塔县城关镇政府的秘书。他们的孩子一岁了。由于夫妻上班，没人照顾孩子，他们请了一位老太太做保姆。

           妻子问他，怎么做准备？

           他回答，看这样子，我真要定为右派了。右派是敌我矛盾，处理会很严重的——可能当不成干部了——我想了，为了你和孩子不受连累，我们离婚吧。

           妻子激烈地说他，你怎么想到这个问题上去了！会怎么处理你！下放当农民？判刑劳改？劳改咱们就一起劳改去！种地咱们就一起种地去！

           事情的发展还真被妻子不幸而言中了。就在第二天的上午，他又被叫到了宝水堂。他以为又要开批斗会，不料会议主持人是县委的一位姓赵的副书记，他说，下边由公安局副局长赵正方宣布逮捕令。

           赵正方是农民中提拔起来的干部，土改时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当过村长，当过双城乡的公安特派员，在省公安学校学习半年回来后升为公安局副局长。公安局没有正局长，他主持工作。此刻他威严地一个一个叫名字。每叫一个名字，就喊一声出来，往前走！那个右派就往前走两步。接着赵正方宣布逮捕令，再喊一声捆起来，就由两个公安中队的战士五花大绑捆起来。后来赵正方喊，右派分子祁钥泉站出来！

           从第一个右派被捆起来，祁钥泉就明白了，他也是要被捆起来的，所以他不等赵正方喊往前走，就走到前边去了，而且走到离主席台只有两步的地方。赵正方读完逮捕令喊了一声捆起来，两个公安战士拿麻绳走了过来，伸手要抓祁钥泉的胳膊，但祁钥泉大喊了一声：后站！

           那两个战士惊了一下，站住。祁钥泉大声说，赵书记，钢刀虽快不斩无罪之人，今天你们逮捕我，我要问一句，我犯什么法了？

           赵书记说，你还没有犯法吗？

           共产党叫提意见，我提意见了，提意见犯法吗？那县党委号召我们提意见犯法不犯法？

           赵书记愣住了，不知如何回答，他既无回答这种问题的思想准备，又缺乏灵活应对的智慧。

           会场沉寂了约一分钟之久，有几个积极分子喊捆起来，捆起来，太嚣张了！

           那两个战士抓住了他的胳膊，五花大绑捆了起来。他没有反抗。他知道，他可以推开这两个战士，但那是无意义的，会有四个八个战士来捆他的。但是，他不断地喊，提意见犯法吗？提意见犯法吗？

           赵正方继续宣布逮捕令。这天总共逮捕了二十六个右派。全抓起来之后就把他们押到了公安局的看守所。

           从捆起来到走进拘留所的监室，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警察解开绳子，他的胳膊就已经僵硬，骨头、肩胛缝都痛。手和胳膊都肿起来了。但他没有呻吟，没有喊叫。他读过长篇小说《牛虻》，很喜欢主人公亚瑟的坚强。这时他在心里说，我就是亚瑟。

           监室里有个犯人很有经验，说尿能消肿，叫他把手杵在尿桶里。他很听话地杵了进去，忍受着令人恶心的骚味。

           傍晚，食堂的大师傅送来了饭，喊，吃饭了。他没打饭，他不想吃饭。他在心里说，我抗议。

           开过饭之后，来了个铁匠，给他匝上了脚镣。十八斤重的铁匠打造的脚镣。

           第二天早晨他仍然没吃饭。他连着三天没吃饭。但是第四天的早晨，他开始吃饭了。他饿极了，身体开始衰弱。他想，三天绝食也没人理会，是不是想着叫我饿死？他想，我不能死，死了就没法讲理了，公安局打个报告说祁钥泉自绝于革命不就交待了吗！

           也就是这天上午，吃过了早饭，他被带到了公安局的预审室，一个叫万盛祥的预审股长审讯他，这话你说过没有，那话你说过没有？

           审讯进行了八天。第八天黄昏的时候，万盛祥问他：你有啥话要说吗？他回答：

           你的审问结束了吗？那我提几个问题。我问你，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代表不代表党中央？

           万盛祥说代表党中央。

           他又接着问，你说代表党中央，那好，那我问你，人民日报的文章里说得清清楚楚，对于右派不采取极端的政策。你们为什么逮捕我？你们的行为是不是反党？

           万盛祥不说话，他又说：

           人民日报还说，对一个人定不定右派，要分析三个根源，历史根源，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我十六岁参加革命，我的家庭是五辈子的贫下中农，这三个根源我占了哪个根源，你们把我定成右派？

           万盛祥一个问题也没有回答，只是气哼哼地说，你说吧，你想咋说你就咋说吧。带下去！旁边站着的一个公安战士就把他拉了出去，送回监室。

           第二天早晨，监所的房门打开了，进来两个拿手铐的警察，把他的胳膊往后一窝，来了个背铐。也是铁匠打造的土铐子。

           祁钥泉一直戴着脚镣的。脚镣虽重但能睡觉，能吃饭。一戴上背铐，啥都干不成了：没法吃饭，没法解手。只能由一起进来的右派帮忙了。他们给他喂饭，喂水；解手时为他解皮带系皮带。最别扭的是睡觉：戴着背铐躺着睡不行侧着睡也不行，只能倚着墙坐着，坐到天亮，再坐到天黑。

           四天后，同监号的右派看他精神不好，喊来看守报告；那看守去向领导汇报，才来人把铐子摘了。

           金塔县的气温很低，人们冬季穿毡靴。但是在拘留所不能穿毡靴，因为戴着脚镣，阻挡了毡靴。好在看守是个崇拜祁钥泉的人。祁钥泉多次给公安局讲过马列理论。祁钥泉对他说你给我女人说一下，要一双棉鞋。看守不敢到他家去，也不敢去单位见他妻子，怕人家说他划不清阶级界限，同情阶级敌人。看守在街上站着等，等他妻子下班走过来，跟在后边走，说，老祁要一双棉鞋，老祁要一双棉鞋。女人第二天就送来了棉鞋，但他的脚已经冻肿了，穿不进去。女人说明天买一双大点的送来。祁钥泉说女人：再来叫保姆来，你不要来。不要受牵连说你划不清界限。但是过了两天，女人还是亲自送来一双棉鞋。女人说，买不到你要的号码，是请人做的。冻脚的问题解决了。

           有一段时间没人管他了。原因是和他一起被逮捕的学生部部长刘金元出事了。刘金元是西北大学的毕业生。他进了拘留所之后一直精神不好，就在祁钥泉带上背铐的那天夜里，用一片刮胡须的刀片抹脖子，被人发现抢下了刀片。这事被监室看守知道了汇报上去，公安局领导便决定先审他。时间不长，县法院就给他判了刑，送去玉门镇的饮马劳改农场改造。

           刘金元送走之后，检察院开始审讯祁钥泉……接下来就又是法院审讯。法院的第一次审讯是在审讯庭公开进行的。审讯庭不大，只有几十个人的旁听席。这天早晨八点钟，警察就把他带进了审讯庭。旁听席上坐满了积极分子。审判长还没来。靠墙处生了个铁桶做的炉子，火很旺，他便把被告席上的凳子拿到炉子旁坐下烤火。有个人喊，坐中间！他说冷，没有动弹。后来审判长审判员之类的进来了七个人，坐在审判席上，叫他坐中间，他依然不愿动弹。一个警察拉起他来，把凳子挪到中间，他才坐过去了。

           开庭了，审判员问叫什么名字？他回答，叫什么名字你不知道吗？你不认得我吗？他不是有意这样的，他只是脱口而出而已，旁听席上竟然一片笑声。审判长和审判员都笑了，急忙捂住了嘴。后来，审判员拍了一下惊堂木——祁钥泉很久之后都在想公开审讯的场景，他怎么也弄不明白，共产党的法庭哪来的惊堂木——厉声说，严肃些！等笑声结束，审判员接着问什么职业，原籍哪里，接着就提问题，祁钥泉回答问题。七个人轮流问，因为祁钥泉抱的态度是有就有，没有的事坚决不承认。问了一个小时五十分钟，审判长说，这么说你就没罪了？他说我当然没罪！我有什么罪？提意见犯啥罪？毛主席说的话嘛，言者无罪。你不听毛主席的话吗？毛主席错了吗？审判长无言以对，略一愣怔说，休庭。

           以后再也没搞过公开审讯，都是秘密审讯，在一间没旁听席的房子里。

           四月底的一天下午，警察把他和另外五个右派叫到了公开审讯过他的审讯庭，宣布：现行反革命分子祁钥泉思想反动，反党反社会主义，抗拒交待，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这次宣判，没有旁听者。宣判以后带回拘留所，跟过来的法院书记员问，你还上诉不上诉？他大声回答，为什么不上诉？给我纸。

           这天晚上，狱友举着煤油灯，他趴在枕头上写了三页的上诉状。他在上诉状上写道：抓我时说我是右派，现在成了反革命，判六年刑。我怎么反对革命了，杀人还是纵火了，还是喊反动口号了！

           翌日晨起床开饭，正喝着汤，来了一辆卡车，叫他们六个人上车。他把上诉状交给法院来的干部正要上车，女人抱着孩子来看他了。女人说，领导通知她了，叫她到双城乡的学校当老师去。泪水立刻涌上了祁钥泉的眼睛，说，我连累你了。女人说，把眼泪擦掉，哪有男子汉流眼泪的。说着，女人拿出一沓子钱来：这是家里的全部存款，二百八十元，你拿上。他只拿了八十元，把其余的塞在女人怀里说，你还要抚养孩子！

           这天下午，汽车把他们拉到了玉门镇。在一家饭馆一个人吃了一碗炒面条。后来再走，汽车在尘土飞扬的沙窝子里蹦蹦跳跳地行驶了两个钟头，停在一片荒滩上，说是饮马三场。

           饮马三场是新建的劳改农场。犯人都住帐篷，一个帐篷二十四个人。帐篷外边拉着铁丝网。铁丝网外是土坯盖成的大队部。三场正在修引水的大干渠，每天由公安部队押着从铁丝网的简易大门出去，走三公里到达工地，挖土方。祁钥泉劳动不惜气力，原因是他的精神状态很好：从反击右派批斗会开始，多次审讯，他就没服输过，不承认自己反党。判了六年劳改，他认为这是县委错上加错，会很快上诉成功的。劳改队也是欺生的，从他到达饮马三场的第二天开始，有几个劳改犯就想挤他的油：无缘无故地骂他，有时还推一把捣一拳，看他如何反应。对此他坚决反击。

           那是一天上午，到了工地挖一段新渠，刚一挖土，下风头干活的一个人就骂他：你驴日下的这么干法吗？他说怎么了？那人说，你故意往我身上扬土！他立即就发火了，你是驴日下的！刮着这么大的风，哪有不沾土的？你看，我的身上比你的土还多！那人说，你骂我！他逼近那人说，骂了，我就骂了！你不先骂我我能骂你吗！嫌土大呀？嫌土大回家睡着去。去呀，睡去呀。那人看着他高大的身躯不言声了。

           就是有个问题搞得他很苦恼，到饮马三场后天天夜里做噩梦。第十二天的夜里，他梦见自己还在金塔县的拘留所里，法院叫去宣判，判了个死刑。汽车拉到刑场枪毙，枪一响，一颗子弹打在头上，訇的一声响，头炸开了。他惊醒了，出了一身汗，湿淋淋的，心跳得咚咚的。早晨起床吃饭下工地，他都闷闷不乐，情绪非常低落。中午在工地休息，他躺在土堆后边吸烟，一下子睡着了，烟头掉在棉衣上把前襟胸脯部位烧着了。一个劳改犯看见了，把喝的水泼在他胸前，把他惊醒了。从夜晚到白天总遇不吉利的事，他的情绪更坏了，但是到了傍晚收工的时候，管教干部表扬了他，说他劳动积极，并宣布他当组长，领导这个组的二十三个人。

           收工回到帐篷，正要集合吃饭，听见外边有人喊，祁钥泉！祁钥泉在哪里住！他的心猛地一跳，跑出帐篷看，回答，我在这里。

           找他的像是个劳改农场干部，对他说，把行李拿出来！跟我走！

           他急忙进了帐篷，把被褥捆好，背上。那人领着他出铁丝网到了大队部，进了一间办公室。他一眼看见了金塔县法院院长董有才，迎上去就抓住了董有才的手，一边摇一边说，你来了吗？你来了吗？

           董有才站着说，我到饮马找你三天了，今天才找到你。不知道你在饮马哪个场。你的上诉下来了，我给你念一下：撤销金塔县58118刑字判决。祁钥泉有右派言论，如骂共产党不如国民党，但本着宽大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予以无罪释放。刑事上诉就此中止。

           祁钥泉说，我什么时候说过共产党不如国民党？这不是陷害吗？

           董有才说，算了吧，算了吧。事情过去就算了。

           夏季昼长夜短，这时候天还很亮，他们决定当天就走，农场派个车把他们送到玉门镇。第二天就回到了金塔县。祁钥泉要回家，董有才却把他带到公安局，又交给了拘留所。他不得其解，问，不是无罪释放吗，为什么还要关我？董有才回答：你的反革命问题没有了，右派还是右派。你先在这里等几天吧，很快就会给你答复的。

           祁钥泉在拘留所一押就是一个多月，每天到公安局的小农场拉犁、锄草。一直到天气已经很热的一天，县委通讯员来找他，叫他背上行李到县委去。在县委大院，县委整风领导小组的副组长对他宣布：定为右派分子，保留公职，送夹边沟劳动教养。

           接着通讯员就领着他去了县汽车站，上了一辆大卡车。与他同时上车的还有税务局局长魏得荣和公安局副局长赵正方。在车上祁钥泉没说话。车到酒泉县境内，停在萧家村庄——那是公路边的一个村庄，有两户人家——通讯员找农民去雇牛车，三个人坐在白杨树下休息，祁钥泉对赵正方说：

           哎，赵局长，你怎么也来了？

           赵正方一脸晦气，说，唉，说不成，说不成。

           祁钥泉说，那时间抓我，你不是威风得很吗，又给我匝脚镣又给我戴背铐，怎么一下子又和我一样了，成了阶下囚了？

           赵正方说，老祁，这事你不要怪我。你的事都是秦书记一手操纵的……

           他说，你说细一点。

           赵正方说，匝脚镣是秦书记叫匝的，戴手铐是我作主的。把你抓起来的第几天我记不起来了，是傍晚，秦书记电话问我，祁钥泉拿下没有？我说没有，还是那样。他就说再匝上一副脚镣。我说秦书记，匝双脚镣是违法的，没这先例。秦书记又说，匝给，违的个啥法！没办法，我不敢违抗他的批示呀，赶紧开了个会，研究秦书记的指示，最后决定还是不能再匝脚镣，给你再戴一副手铐吧。这事你千万不要怪我。抓你也是他批示的。就连逮捕令都是他叫秘书写好叫我宣读的。还有，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你从饮马回来，他不叫放你，把你还押在拘留所。他叫县委整风领导小组给上级打报告。他说，再报，再往上报，判不了刑就再打报告，给最重的行政处分！——开除公职，劳动教养。是地委批了个保留公职劳动教养。

           听赵正方说完，祁钥泉很久没说话，后来才问，你犯了啥罪嘛？

           赵正方叹息着说，给我定了个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唉，这话说起来就长了。秦书记不是爱嫖风吗？公安局收到二十几封告他的信。他把人家的媳妇和丫头日弄了，人家告他。我觉得事情不好办，就到他的办公室跟他说，秦书记，有个问题跟你汇报一下：有些人告得不行了，领导同志乱搞女人。这事影响不好，你在会上讲一下，叫领导们注意一下。我想用这样的旁敲侧击的办法提醒他一下，再不要嫖风了。他却问告的谁。我说告谁并不重要，叫大家都注意。他一下就发火了，说，老子嫖个风，有人还要砸我的脚巴骨！他对我就有成见了！

           当然，事情不这么简单。他整我，还有一个原因：他认为我跟张县长跑，我和张县长共同反对他了。你知道的嘛，张县长对他有看法，在有些事情上和他意见不统一。去年入冬的时候，地委叫县上预报全县今年的粮食产量。县委开过一次常委扩大会，研究这个问题。会上秦书记讲，按亩产六百斤往上报。张县长不同意，说，我听到农民的反映，这两年预报产量过高，公粮上得多，统购粮也卖得多，农民吃的不够。我的意见亩产报三百六十斤就可以了。张县长说完这话又说，我是外地来的，对金塔县的土地能打多少斤粮可能了解得不准确。你们是本地人，你们说，金塔县的土地一亩地能打多少粮食？当时本地干部都不吭声——谁都知道嘛，去年全县平均产量是亩产二百零四斤，产不出六百斤来嘛。可是秦书记指着我说，赵局长，你说，报多少斤好？他点了我的名，我就不能不说，也不能胡吹个六百斤。我就说张县长说的三百六就差不多。秦书记瞪了我一眼，又问其他人：你们说，报多少好？那些人都说，同意赵局长说的。当时秦书记就火了，说声散会就离开了会议室。

           不久，省上召开第二届党代会，秦书记就开会去了。开会前他布置的，叫张县长组织常委再开个会，再讨论一下报产量的事。会开了，决定还是报三百六。秦书记回来后就不高兴，说保守，右倾。就先把张县长拉下台了。我和杨崇山拖到四月也整倒了，还有宣传部长吴培周。给我们定了个地方主义反党集团。

           在拘留所蹲了半年的祁钥泉不知道县上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很是惊讶，说，张县长哩？张县长现在做啥了？

           赵正方回答：半个月前，就送到夹边沟劳教去了。

           祁钥泉惊呆了。张县长叫张和祥，这是个从庆阳老区来的老革命，待人和气，工作作风踏实，下乡的时候总愿意住在农业社的牛棚里，和饲养员拉家常。他来金塔县上任，带着老家的小脚女人。祁钥泉很敬重他。

           你知道陆书记怎么倒台的吗？这时赵正方说。

           他说我哪里知道呀！元月份就把我抓起来了。

           赵正方说，就是一月份呀，党代会不是开到一月份了吗？党代会上，陕北来的省上的领导，把庆阳来的孙、陈、杨整成反党集团了，把陆书记也捎上了。秦书记在党代会上发言批判了孙、陈、杨，说陆书记是孙、陈、杨的死党，是金塔县右派的总后台，右派分子叫他陆青天。他还专门提到了你，说你就是在陆书记的支持下向党发动进攻的。他一回到金塔，就决定逮捕你，把你定成反革命。

           赵正方知道的还真多，祁钥泉想再问几个问题，通讯员回来了。他身后跟着个农民，赶着辆牛车。他朝他们说，上，都上车，先把铺盖放上去。

           几个人上了牛车。这是河西走廊特有的大轱辘车，轱辘和人一样高。他们坐着车涉过了北大河。牛车在长城乡的土路上走了两三里，又过了一条叫做清水河的。他们看见一道矮矮的沙梁子，沙梁子跟前竖着个木头牌子。上边一溜黑色的仿宋体大字：国营夹边沟农场。

           祁钥泉的心突突地猛烈跳动了起来……他想这里会是什么情况呢？

    李祥年的爱情故事

           去年在甘肃省靖远县采访的时候，我就听人说，有个名叫李祥年的夹边沟右派住在县城里。他是天津人，五十年代的大学生，曾在兰州市体委工作，五七年定为右派送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劳教期间，他又升了一级，被正式判刑送劳改农场。劳改期满后留场就业，几经周折落户在靖远县城，在县体委工作。

           听到这个残缺不全的故事，我立即去他家拜访，却未能谋面。他家的门上挂着锁。邻居告诉我，十多年前他就在兰州市红山根体育场附近开设了一间字画社，他和家人常年居住在那儿。

           李祥年的故事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作为天津市的作家，我终于听到了一名天津人在夹边沟的故事；他是怎么由劳教升级为劳改的？“升级”这两个字我已经听到多次了，但还没有见到过一个“升级”的人；他原先在兰州市体委工作，落实政策应该回到原单位去，却又怎么到了黄河北岸的干旱山区靖远县？

           我立即返回了兰州，并且去红山根体育场附近寻找李祥年，却未能觅到。

           无巧不成书，今年秋季又一次来兰州采访，与一位名叫关启兴的画家朋友聊天时谈到这件事，他说，李祥年，你要找李祥年吗？我领你去。关启兴告诉我，十多年前，李祥年在兰州市举办书法展览，他们就认识且熟悉了。

           难怪我找不到李祥年的字画店，原来它就在兰州铁路局旁边的街道上，我却在红山根附近铁路新村的地段上转来转去。

           掀开软塑料门帘进了门，我的画家朋友就和一位高个子年近七旬的人说话。我立即就意识到他是李祥年。他的白净的脸上岁月留下了抹不去的痕迹，鼻翼两旁的八字纹刀刻斧凿般深刻。

           略事寒暄之后我就说明了来意。他毫不推辞，爽快地说：“你要问我在夹边沟为什么‘升级’、怎么升的级、最后怎么又流落到了靖远县的，这可是一言难尽呀，我得慢慢道来。”

           我是1958年9月被兰州体委送到夹边沟去的。是体委办公室副主任和国防体育科的射击教练送我去的。为什么叫个射击教练送我？怕我逃跑呀——6月份就宣布我去夹边沟劳动教养，我已经跑过一回了，我是被抓回兰州来之后送夹边沟的。这次送夹边沟，怕我逃跑，专门派了个射击教练提个小口径步枪押着。

           我在夹边沟的境遇还算是好的。我是河北师范大学体育系毕业生，体魄好，身手灵活；我从小就跟着父亲进戏院子，懂京剧，能唱能表演。到了夹边沟，在大田劳动了几天，就被抽出来参加演出队，排练庆祝国庆十周年的节目，演戏。我还能画能写。我的爷爷是清代举人，开家馆，写得一手好字。父亲母亲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父亲做过开滦煤矿的财务主任，也是写一手好字。我的堂兄李鹤年后来成为全国著名的书法家，天津市书法家协会的主席……出生在这样一个书香门第，我当然也是能写能画。国庆节演出全本京剧《失·空·斩》我饰诸葛亮，一炮打响了，引起管教干部的注意，演出结束后叫我去写黑板报……我在大田里就没有干过几天——有时候，领导看我一块黑板写三天，就发怒，知道我是偷懒耍滑，叫我下大田去劳动。可是下大田没几天，就又把我调出来搞黑板报。我是偷懒耍滑了，可是，不偷懒耍滑的时候我一天能写十块黑板报，其他人根本就做不到。不光是又写又画，连稿子都是我自编自写，用不着管教干部操心。夹边沟的能人多得很，有画家，有诗人，有专业演员，但他们不如我多面手什么都能干。

           由于能写能画能演能导能画布景，经常做零工做杂活，所以我到夹边沟一年的时间里没受太大的苦，身体没有累垮，也没太挨饿。我经常在黑板报上表扬食堂的炊事员——这很重要。农场制定出的奖惩制度里有这样的条文：立三次大功就可以摘帽，可以解除劳动教养。我表扬谁谁就在管教干部心里留下好印象，有利于他立功和摘帽。所以我和炊事员们的关系好，去食堂打饭就打得多。我表扬了卫生所，医生就给我开病假条，我就可以休息，可以躲避重体力劳动，保存体力。

           初进夹边沟的时候我也曾有过想法：不就是劳教一年半载吗？领导就是这么说的，锻炼锻炼几个月就回来了，接着工作。按照我当时的处境，的确还是可以的，比其他右派强多了，所以我就下决心熬下去，熬出这几个月去。可是熬了一年零几个月，一点儿摘帽释放的音讯也没有，我就觉得熬不下去了：想女朋友了。我对女朋友的思念把我折磨得很苦，什么也不想干了，觉得活着没意思了，就想逃跑了。想去看一看女朋友，见一面，和她叙一叙思念之情。也想告诉她我已经是右派分子了，正在劳动教养，你还爱我吗？如果她说还爱我，愿意等着我，我就回来再接着熬。她要是变心了，我就再也不回来了，我宁愿到处流浪，漂泊……

           我的女朋友名叫俞淑敏，那时正在北师大读书。她是石家庄人。1955年春季河北省师范大学——那时校址在天津市——搞毕业实习，我在石家庄第二中学代课认识了她。那时我23岁，风华正茂的时候，又是外向型性格，在二中实习期间正遇上河北省的运动会在石家庄举行，我担任篮球比赛的裁判——那是我的长项——出足了风头。踢足球也是我的特长，我们体育系的足球队和河北省足球队比赛了三场球，我也出了风头。结果，就在我们实习结束的时候，我发现俞淑敏看上了我。

           俞淑敏那年上高二，年龄还小，也就17岁。可那是个早熟的姑娘，不光身体发育早——大个子，胸脯挺饱满——思想也成熟早。她常常用非常热烈的目光看我。咱们都是过来人，不用我说你们就明白，一个姑娘看上了你，那目光和别人是不一样的。另外，就在我们离开石家庄第二中学的前几天，我代表在这个学校实习的十几名各系的同学写感谢信，俞淑敏就围着我转，很殷勤。她一会儿去找墨汁，一会儿又去找毛笔。感谢信的稿子是中文系写的，我捉笔抄在红虎皮宣纸上。我的楷书是写得很好的，小学五年级，我的作品就获天津市小学生书法大赛第一名；初中时天津市搞中学生书画展，我的字画占了整间展厅的三分之一，楷篆魏行洋洋大观，斗大的楷书——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大横幅是我写的，在天津市文化馆展出。

           感谢信写完，俞淑敏满心欢喜地在旁边说，李老师，你的字写得真好，写得真好！

           她真是从心底里钦佩我，看上了我。当然，我也喜欢上了她。这是个很漂亮的姑娘，她虽然年龄还小，但的确是个美人，千里挑一万里挑一的美人，窈窕的身材，妩媚的脸蛋，真是漂亮极了。

           我确切地认识到她爱上了我是在我离开石家庄前的最后两三天，她叫我去她家。从她家出来，她又叫我去公园。她说，李老师咱们去公园吧，你急着回学校干什么？过两天你就回天津了，还不在石家庄好好玩玩吗？在公园里她跟我说，李老师，实习完了，回到天津还能记得我么？我说怎能忘了呢，你可能很快就会把我忘了。她说我不会忘记你的，只要你不忘记我。

           回到学校后就毕业了，等待分配工作，这时她又请假到天津来看我了。她有个姨妈在天津，她住在姨妈家里，但每天往我们学校跑，或者约我出去逛公园。这次相见，我把自己的相册和几幅字给了她。她回到石家庄不久就寄信来，说她父亲看了我写的字，夸奖我说，这小子这两笔字确是精彩。

           我在兰州工作以后，我们之间书信不断。那时候最快的信是航空信，我们都寄航空信。航空信寄出的时候邮票上边要贴一枚蓝色的标签，印有“航空”两个字。1956年春节第一次回家探亲，路过石家庄我去她家看她，她父亲就对我说这样的话：淑敏年龄还小，你要爱护她，不要耽误她的学习。

           我的家原来是在天津，由于姐姐天津大学毕业后分到北京国家建工部，在北京成了家，姐夫是五三年的留苏学生，是建工部设计院的总工程师，我的父母都已赋闲在家，就都搬到北京去了，我回家探亲是到我姐家去。这次我把淑敏也带去了。淑敏在我家住了几天，我父母很喜欢她，说她有眼色，勤快，嘴也甜。她见了我母亲叫娘，对我父亲称爸，俨然是我们家庭的成员了，乐得我母亲合不拢嘴。她在我家和我姐住一间房。她性格活泼，爱唱歌，还拉小提琴。我姐也很喜欢她。

           这里有个小插曲应该说一下。1956年的全国篮球比赛在武汉举行，我身兼甘肃省男篮和女篮两支队伍的教练去武汉打比赛。那时甘肃省没有专业球队，都是从各厂矿企业抽来的运动员，可是那次我们的男篮打了个第三名，是迄今为止甘肃省篮球史上最好的成绩，以后的几十年也没超过这个纪录。集训一个月就去打比赛，我在比赛中指挥得当，出了风头，结果女篮的一个运动员竟看上我了，频送秋波。最后的冠亚军决赛之后又搞了个表演赛，建工部队对福建队赛委会叫我当裁判，这时候那位女队员给我拿衣裳端水；返回兰州的火车上，她也是一会儿给我倒茶水，一会儿削苹果给我，其他队员都看出来她爱上我了。回到兰州后她每个周末都约我去看戏，星期天去逛公园，都是她花钱。这个姑娘是上海同济大学的学生，比我早毕业两年，是省建工局的技术员，工资比我还要高一级，月薪84元。她元旦回家探亲——她的家也在北京——临走问我带什么东西不？我买了点哈密瓜干和葡萄干叫她捎去。碰巧她父亲也在建工部工作，她回去一打听就把这些东西送到我家去了，与我的家人见了面。她回家探亲还没回到兰州，我父亲就来了信，说，你托杨某带的瓜干收到了。杨某对你的评价很好。我们全家人都看出来她对你有好感。她的学历和收入都不低，可是我们认为还是淑敏优点多。我们不希望淑敏小小的心灵受到打击和伤害。你可不要喜新厌旧顾此失彼。过了几天，我姐也来了信，说，祥年，我和你姐夫都有预感，看起来你和淑敏的婚事成不了啦。你是不是觉得远水不解近渴——淑敏到今年夏天才能高中毕业，还要上大学，你等不住，怕她将来有什么变化，把你的婚事耽误了？我和你姐夫的意见，还是杨某对你更合适也更现实。

           其实，我从心眼里是喜欢淑敏的——我以貌取人：那位姓杨的姑娘就是个子高一些，长得白，可长了个单眼皮，是个胖丫头，身材长相都比不上淑敏，我看不上她。不过我觉得姐姐说的话也有道理：淑敏要上四年大学。四年，可不是四天四个月呀，她真要是上完大学变了心，可真就把我闪下了！于是我把姐姐的话写信告诉了淑敏。我的意思是告诉她，我等着你，你可不能变心呀。她很快就复信了，信中说，我是真爱你的，你不要不放心。你要是不放心，我今年寒假就到兰州去和你同居，以表心迹。就是我父母亲拦我，我也不听他们的。

           不是在兰州。而是在北京——1957年的春节，我回家探亲——我先到石家庄看她，然后一起去我家。在北京下了火车，去我家之前，我们在广武门的旅社里同居了一天。只是我运气不好，我回家就一个星期的假期，而那几天她正好来例假。我们虽然在一间房子里住了一夜却未能尝到禁果。这次探亲后回到兰州，再写信的时候，我称呼她爱妻。她呢，也在信中写：祥年，我的夫。她还在信中说，将来我们有了孩子，要把他培养成一名出色的画家，或者是运动健将。我和她还没有成为夫妻，但从感情上却胜似夫妻。我们鱼雁传书，频繁地表达着自己的感情和对于爱情生活的渴望，设计着未来生活的美景。可是，反右斗争开始了……我成了右派！

           从1957年底开始，我就再也没给她写信，因为这时已经宣布我为右派了。我觉得我不配她了，不能再和她恋爱了。再要是给她写信，再恋着她，那我就是在害她。

           我原以为，不再给她写信了，就可以切断我们的恋情了，可是我错了，到了夹边沟的艰苦环境之后，我对于她的思念竟然愈发强烈了。在劳教分子的宿舍里，在寒冷难眠的长夜里，我经常想起她妩媚的面孔，想起她柔软的身体，想起两个春节我回北京探亲，她住在我家里，她拉琴我唱歌或者我们俩一起唱歌的情景……

           终于，我对淑敏的想念发展到了不能遏止的地步：我想逃跑去看她。那时候我什么都不顾了，心想一定要见她一次，然后叫我去死都行……

           同1959年的春节一样，1960年的春节到来之前半个月，农场又把右派当中有表演才能的男女抽出来排练节目，准备节日演出。去年我和省京剧团、秦腔剧团的几个演员以及几个票友演了整场的京剧《失·空·斩》，今年我们还是演《失·空·斩》。由于长期饥饿和劳累，演员们都两腿发软，没有了排新戏的创新精神，演戏只不过是为了逃避劳动，混一顿夜间的加餐。我的腿也发软，发飘，但相比而言比别人强些，因为我参加重体力劳动少，体能的消耗比别人少。

           离着春节还有一个星期，我逃跑了。那天夜里我们点着汽灯排练节目，到12点钟吃完加餐，就都散伙了，回宿舍睡觉。我也躺下了，装睡，没脱衣裳。睡了大约一个多小时，我就爬起来了。把一只皮箱塞进被窝里，枕头摆好，枕头上还放了一顶前两天拣来的破棉帽子，用被子遮住一半，造成一种假相：李祥年睡在这里。如果队长或管教干部进来查夜，不拉被子是发现不了的。这样，天亮之前不会有人发现我逃跑了。

           那时候夜里院子里有人值班巡逻，防止右派逃跑。右派们初到夹边沟的时候没人逃跑，大都对党很虔诚，都想经过劳动改造摘掉帽子解除教养回家去，争取个好的出路。可是五九年的国庆节开大会的时候，全农场只有三个人摘了帽子，解除劳动教养，却还必须在夹边沟就业，一月挣24元。于是人们明白了，劳动教养改造思想是一片谎言，是欺骗，所有的人实质上都判了无期徒刑，劳动改造遥遥无期。人们都绝望了，铤而走险逃跑的人随之多了起来。为了预防逃跑，农场每到夜间就派管教干部和右派中的积极分子值班和巡逻。为了避免遇到值班干部和积极分子，我把棉帽子、水壶和几个存下的干馍馍藏在贴身的棉袄里边，外边披了一件蓝棉布大衣，装成上厕所的样子进了厕所，然后从院墙上翻过去落在农场大院的外边。

           我没敢走当年从酒泉来夹边沟的公路。我不清楚，从酒(泉)金(塔)公路通向夹边沟的五公里必经大道上会不会有人巡逻；从这条公路走要经过两条河流上的两道便桥，这条路最便捷。我顺着基建队大院外边的通往新添墩分场的大道往西走，经过五八年建的炼钢厂——几间平房，早就改为农场卫生所的太平间了——再往南拐，穿过卯家山口，走到清水河边。由于是三九隆冬，河上结了厚厚的冰，我踩着白冰过了河。穿过一片田野，又走过同样是冰封雪盖的北大河，我的脚就踏上了直通酒泉的酒金公路。

           当然我不敢大摇大摆地顺着公路走。我仅仅沿着公路快速地走了几公里，使自己以最快的速度离得夹边沟远一些，然后就下了公路，在长满了芨芨草或碱蓬的荒原上前行，深一脚浅一脚的。我还不能离公路太远，以防迷失道路。我不得不在荒野上赶路：一旦农场发现我逃跑了，管教干部就会骑着马追上来。

           我原计划在天亮之前走到酒泉县的，可是八点多了，天已拂晓了却还看不见县城，只有黄沙铺就的公路和残雪映衬下显得黑楚楚的耕地在我面前坦坦荡荡展开。两辆拉麦草的大轱辘车吱吱咕咕地行驶在公路上，还有赶车的农民。

           又走了两个小时，我才走进县城。

           进了城我立即在一个小旅馆里用偷来的一位兰州炼油厂的右派的工作证登记了一间房子。我估计夹边沟农场已经发现我逃跑了，领导派出的管教干部和积极分子们已经坐着汽车或骑着马往县城和火车站来追捕我了。他们估计我不敢进旅馆，我却偏要住在旅馆里。

           在旅馆藏匿了一天一夜，转天清晨，我赶到了酒泉火车站，躲在站台对面的一个土坑里。

           大约九点多钟，一列从哈密开来的客车进了站。我没敢去买车票，从车下钻过去之后我立即融进了拥挤着上车的人群里钻进车厢。年关在即，旅客熙熙攘攘，挤得车厢里水泄不通。我坐在车厢中间的过道里垂着头打盹，一次车票都没有查，二十几个小时之后我就到了兰州。不敢出站，怕有人在出站口等着我，——真是疑神疑鬼呀——我往东走了一截，找到支线上闲置着的一截车厢爬了进去。等到下午，我又上了36次从西宁开往北京的快车。我的运气真好，从兰州去北京的客车比从哈密开来的更拥挤，也没人查票，四十多个小时，我蜷缩在一排座椅下边睡到了石家庄。

           对于石家庄我已经很熟悉了，我在这儿实习过，1956年和1957年两次回家探亲我都来过这儿，五七年还在淑敏家住过半个月。我很快地就上了一辆公共汽车，在离着淑敏家不远的一条街道上下车，找了一家旅馆住下来。翌日，我先去洗了澡理了发，然后去市场买了两只鸡提到旅馆。我的气色难看，一直等到天黑，我才提着鸡往淑敏家走去。

           真是太巧了。还没走到淑敏家门口，我就遇到了她和她姐，她俩推着一辆自行车和我走了个迎面。我当时戴着口罩，没戴帽子，她一眼就认了出来，惊讶地叫了一声：呀！这不是祥年吗？

           我从她的表情看出来，她看见我很惊讶，但声音里又充满了惊喜。这时我倒有点难为情和尴尬了。自从1957年年底我被划成右派之后，就再也没给她写过信，她几次寄信给我我也没复信。她可能早就以为我变心了，不爱她了，所以这次见她才表现出如此的惊诧。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话，我只觉得我的心揪紧了，身上发冷，脸却发烧。我支吾了一声，算是和她打招呼。接着，为了避免她再问我什么，我采取主动说，你们这是上哪儿去？

           她姐回答，我们想到一个老师家去看看。

           我说去吧，你们去吧。我去你们家。

           淑敏说不去了，不去了，走，咱们一起回家。

           淑敏和她姐把我让进她家。

           自从1957年的春天在她家住过半个月之后已经近三年了，我没有来过她家，也没有写过信。我担心这次来她家她会冷落我，也害怕她的全家人冷落我，我低眉垂眼畏畏缩缩进了她家。没有，她和她的家人仍然热情地接待了我。她家住的是一座独门小院，我一进去，她家的所有人都集中到她父母住的房子来了。这是里外两间的套房，里间是她父母的卧室，外间是客厅，所有来她家的客人都在这间房接待。她的父亲是医生，除了她的父亲还保持着家长的矜持和尊严，说话有尺度，面部表情一如往日平静之外，其他人都对我的到来显得惊喜和热情。她的母亲一见面就问我吃过饭没有，并立即催大女儿去做饭。我说吃过饭了，老人立即责怪我：为什么在外边吃饭！怕我们不给饭吗！接着又问几点钟到石家庄的……说着话，老人突然问了一句：祥年，你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又黑又瘦？兰州吃不饱吗？我是比前两年瘦了一些，我也知道自己变黑了。河西走廊的太阳是很毒的，空气干燥，我又长年在露天劳动和工作，能不黑吗？淑敏进了房子立即给我倒洗脸水，倒茶水。她的姐姐弟弟也都站在旁边看我，时不时地插句话。

           但是，这种热情很快就冷落下来，他们全家人像是约好的一样突然都不说话了，房间里出现了令人难堪的静默。除了铁皮炉子散发出的温暖宜人的空气依旧之外，我突然感到了异常和尴尬。我明白，最初的惊喜过去之后，她的一家人都在心里想：这个李祥年两三年没音讯了，怎么突然又冒出来了？

           这时候我的心突然就刺痛了：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我不再是三年前的我了。淑敏的弟弟以前见了我叫姐夫，成天围着我转，可现在他静静地站在卧室的门口，一句话不说，静静地看着我，似乎在审察我。以往就是在父母面前，淑敏也是待我很随意的：喝水吗？自己倒；或者是这事呀那事呀，想起什么说什么。这天晚上她给我倒了一杯茶水之后，就退到角落里在一只板凳上坐着，不说一句话。我看见她有时候直着眼睛看我，有时候又很不自然地拘谨地捏着她罩衣的衣角卷呀卷呀。

         尤其是看见了她的比从前更成熟更好看的胸脯上别着的北师大的校徽，我的心禁不住一阵阵发冷：她是名牌大学的学生了，而我已经变成阶下囚了，流放夹边沟……我已经不配她了！行了，见这一面就行了，走吧，我不属于这个家庭的一员了。再说，将来的日子我还不知要走什么样的路……

           坐了一会儿，在一阵静默中我站了起来，说，伯母，我走了。伯父，再见……

           我是九点钟离开淑敏家的。淑敏没拦我，只是她母亲客气地问了我一句：这么晚你上哪儿去？我说我住在旅社里。她母亲就没再说什么。淑敏送我到院门口才说了这天晚上的第一句话：你明天来，早晨八点钟来……

           我没回答她。还有必要来吗？我心里这样想。我只是说了句你进去吧，回房去吧，就转身离开了她。但这时她弟弟跑了出来，喊了声姐夫，然后说，你不要走，你就住在我的房子里，我住里屋去。

           从前我来淑敏家，就是住他的房子。

           我理解这个中学生的心情，已往的两年中他已经熟悉我了，把我当成他家的一个成员了。在一起的时候，他总是问我这问我那。他喜欢踢足球，我就给他讲足球，并比划着教他踢球的技术动作。我是他心目中崇拜的人。他不愿意我这样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可能作为一个初中少年他还不理解或者不完全理解我和他姐姐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我为什么这样匆匆离去。我在他家时说，我是回北京探亲的，顺便在石家庄下车来看看的，此时我不得不又一次撒谎：不行，有一个朋友在旅社里等着我，我一定要回去。我送他上火车，明天早上再来。

           离开淑敏家，我在心里想着：不来了，我再也不来了，我与她见一面就行了，我们的缘分尽了。但是回到旅社在床上辗转一夜未眠，早晨起床后鬼使神差地我又往她家去了。

           我舍不得和她分手。我想坦白地告诉她我的真实情况，我想问一句，她愿不愿等我，愿不愿和一个囚犯保持恋爱关系。我是为了这件事来的，我一定要把话说出来，并且还要请求她：不要抛弃我，我是真正爱你的……即便她不同意将来成为我的妻子，那就再叫我看她一次，看看她妩媚的脸，看看她成熟的窈窕的身材，看看她的笑容，听听她说话的热烈亲切的声音……

           我往她家去。路过集市，我看见了她母亲，她姐姐。她们在买菜。看来，她母亲今天要款待我。可是我突然想：不，款待我是次要的，她完全没必要亲自来买菜，淑敏的姐姐是天津医学院的学生，22岁了，完全可以办好这件事的。她们母女大清早出来买菜，是为了给我和淑敏创造个谈话的环境！淑敏的父亲上班去了。

           我走到淑敏家门口了，却又突然踌躇起来，犹豫了：我是个右派，劳动教养的囚犯，逃亡在外，这辈子都没希望了，还有什么脸面、资格去见淑敏？淑敏是大学生了，将来的中学教师或者大学教师，我去找她，她如果真的还爱我，许诺等着我，我不是害了她吗？我会毁掉她的前程的，会毁掉她的一生的……

           我在门口站了几分钟，在心里默默地祝愿她幸福，祝愿她找一个好丈夫，然后就转身走开了。

           当天下午到了北京。

           因为想念淑敏，我逃离了夹边沟。我见到淑敏了，但是由于我的自惭形秽，我又失去了她，逃离了她，现在我该干什么呢？我原先想的是只要她还爱我，只要她说你去接受改造吧，你改造好了，我还是等着你，那我就会义无反顾地返回夹边沟继续接受改造。可事到如今，我的前途已经葬送，爱情也已然葬送，整个的生活失去了光彩，我还有必要自投罗网重返囹圄吗？没有，没有这个必要了。我已经不对心爱的人承担义务了，我生活的全部意义就是活着了，那就想办法活下去吧：流浪。我认为我有能力在流浪中生存下去。那一年我28岁，虽然在夹边沟饿了一年多身体有点虚弱，但我毕竟年轻，我的身手是敏捷的，生命还充满活力。我只要能找到个活干，无论多苦多累，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能不陷囹圄，不进石头城，保持我的自由的身心，我都能忍受，能生存下去。

           可能所有逃跑出来的囚犯首先想到的去处是回家看看，得到父母的庇护和接济吧。那天离开了石家庄，我首先想的是回一趟家，见见我的父母，然后再走上流浪的生涯。

           我是等到夜色降临之后回家去的。我姐姐和姐夫都在设计院工作。他们的家在北京去通县二十里远处的管庄。解放后国家在那儿盖了大片的楼房，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干部家属们都住这。但是，我乘坐的最后一趟公共汽车到了管庄，到了姐姐家门口，我却犹豫再三不敢敲门。

           1957年的夏季，兰州市的各级机关大鸣大放和开展反右斗争，到了11月，我就被定为右派。最初，我并未列入去夹边沟的名单之中，因为我是个一般的右派，不是极右分子。我的家庭出身也仅仅是旧职员，虽不是无产阶级家庭，但也不是地主资本家，所以我未列入去夹边沟的名单。但是，我被定为右派之后，不叫我做教练了，也不叫我当裁判了。我从河北师大毕业后仅仅在兰州体委工作了两年，可是在兰州的体育界我是出风头的。那时候兰州体校设在市中心的兰园，我给学生们上课。兰园有全市唯一的一片灯光篮球场，每一场兰州市的或者省级的篮球比赛，都是我执法，满场跑，动作漂亮，反应敏捷，判断准确……我走在街上许多年轻人认识我，叫我兰园裁判。我还是甘肃日报的特约体育撰稿人，写过介绍五六年赫尔辛基奥运会新规则的文章，写过介绍小足球的文章。我还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的体育解说员。重大的比赛，我坐在球场边上对着麦克风解说，电台现场转播比赛。但是，定为右派之后，我的工作就是比赛前画线，抬保温桶，抬开水，烧开水。往常叫我李指导的学员和运动员，现在在水房遇见我，这样跟我说话：李祥年，把水烧热了，我们要洗衣裳。李祥年，这水没烧热，怎么能洗澡呀！工作是不怎么累，气却不好受。我一生气干脆就不干了，不管领导怎么批评我都不干了，每天跑到兰园北门的茶馆听人说书。于是，到了这年六月的一天，领导在大会上宣布，李祥年因其态度恶劣开除公职送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我对这一决定极为不满，领导宣布的那天，市公安局来了一个警察，他们原计划一宣布就叫警察把我带走的，但我立即作出了反应。我说，我不去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党对右派的处理是有政策的，右派是敌我矛盾，但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对于开除公职的干部允许其自谋生计自寻生活出路。我要求自谋生计。不等领导说话我又说，这是党的政策，我按党的政策办的，你们如果违背党的政策非要叫我去夹边沟劳动教养，那就是反党，反对党中央。我要告你们去。我要告到省委，告到党中央。

           我的一席话说得铿锵有力。领导还没遇到过这样的事，那警察可能也没见过这样的右派，一时间他们愣住了，警察也不敢贸然上前抓我，体委的干部们也都寂静无声哑然失色。大概静了一两分钟，领导才说了一句：会就先开到这里吧，叫李祥年先冷静冷静，回去考虑一下，明天再说。

           明天？哪能等到明天！我估计散会之后他们就要请示上级，如果上级回答对不服从组织处理的右派强行扭送夹边沟，明天可就晚了！散会之后我就去了火车站，买了车票。傍晚等到机关下班之后回到宿舍，把被褥卷起来，叫个三轮送到火车站，当夜就上了44次列车，直奔北京。到了北京姐姐家里，我不敢说实话，就说是回家探亲来的。为什么不敢说呢？就因为我妈思想积极——她是街道居民委员会的干部，就是人们常说的街道老大妈。她因为工作积极还戴过大红花呢。我父亲虽说赋闲在家，但胆子小得很。旧职员嘛，唯恐有什么祸事临头。五七年我被定为右派之后，我曾写过一封信给父亲，说反右斗争激烈得很，我受批判了。我父亲回信中就说过这样的话：只要不定为右派，挨批判没关系。我在家里待着，心情不好，又没事干，就每天跟着父亲出去，会他的那些票友，唱戏，消磨时间。在家里待了一个月，兰州市体委的公函寄到建工部设计院党委了。领导就找我姐夫了。我姐夫是辅仁大学毕业的，家庭出身官僚资本家，这时在设计院当总工程师，胆子也小得很。领导对他说，林总，你思想挺积极的，政治上要求进步，家里怎么养了个不劳而获的右派分子，还是劳教分子。我姐夫说我不知道这事呀。领导叫姐夫把我送走，接受劳动教养去。姐夫一回到家里就说了这事，当时全家大惊失色哑口无言，我父亲连晚饭都没吃。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我母亲和我姐姐跟我谈话，说，你还是要回兰州去，我们给你拿钱买车票。我当时没说不回去，因为我知道，我住在家里对姐姐姐夫不利，全家也要受牵连，他们保护阶级敌人嘛。可是我心里的确不想回兰州去。

           我在姐夫家又住了两三天，姐姐和母亲没再逼我，但管庄派出所的警察找我来了。那是中午，我正在睡午觉，母亲喊祥年，警察找你。我一下子惊醒了，吓得惊叫起来，像是魇住了一样呻吟不止。我母亲当时安慰我：祥年，你怎么啦，怎么吓成这个样子啦？别害怕别害怕。那天警察跟我谈话，说，你是怎么回事，为什么逃跑呀！我说党的政策允许自谋生计，我是开除公职了，回家来了，这怎么叫逃跑呀？警察说，劳动教养是经政法机关审批的，一旦批示了，就要强制执行的，你还得回去接受改造呀。警察走后母亲跟我谈，祥年呀，你还得回去呀，政府的决定是不能违抗的。转天，母亲给了我些钱，送我到管庄的汽车站。在车站等车，我跟母亲说，娘，我真不想回去。劳教农场吃不饱，每天喝稀糊糊，劳动比劳改队还要重。母亲说哪能呢。共产党是讲人道主义的，是讲思想改造的，哪能饿肚子呢。我说兰州五七年底就送右派去夹边沟了，亲人们去探望，都知道吃不饱，不能去呀。母亲说，你不去怎么办呀，不能离开组织呀。我说已经开除了，还有什么组织呀。母亲说，只要你好好改造思想，组织会在你改造好之后安排你的出路的。

           车来了，离着还有二百米远，我跟母亲说，壮士一去不复还。母亲是读过大学的，她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她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哭了，抱着我的腿说，儿子呀，你要听党的话呀……

           复还是复还了，但却是二十年后。苏武牧羊十八年，薛平贵在西凉招为驸马也是十八年，杨四郎失落番邦……我离开家后二十年又四个月以后才得以重返，那时候我母亲已经作古了……

           我和母亲告别的一幕永远地刻在我的记忆里了。亲妈。独子，我的亲妈把她的独子撵出家去，叫独子去接受非人的生活。

           我当然没听我母亲的话。我不能在家里待了，但我决不回夹边沟去。我拿母亲给我的钱买车票到了天津。天津有很多亲戚但我没找。我想，我的母亲和姐姐都不留我，亲戚们能留我吗？我找同学去了。我有个同学张金铸当时在一个中学当老师，我住到了他家。他的表妹介绍我到新华造纸厂干临时工，一天挣一元八角钱。我干了近两个月临时工又出岔子了：一天在街上走，遇到了我的亲伯父，就是李鹤年的父亲。他问我怎么在天津上班？我说了瞎话，说工作调回天津来了。伯父问住在哪儿，我说暂时住同学家。伯父叫我回他家住去，我没去，伯父便寄信给我父亲，说在街上见到我了，为什么不去家住而要住在同学家？我姐姐看了这封信，汇报了设计院党委，党委又通知了天津市公安局。市公安局的警察到造纸厂找到我，说跟我走一趟。我跟他去了，立即就被扣了起来，关到了看守所。过了几天，兰州市体委的办公室主任和射击教练来了，把我接回了兰州。在火车上看得严，没机会跑。到了兰州，回到五泉山市体委的机关大院，借着解手的机会我翻墙跑了，往五泉山的山坡上跑。结果射击队的小伙子们提着小口径步枪追我，子弹打得身旁的土地冒烟，我吓得腿都软了，被他们抓回去了。转天就把我送到了夹边沟。

           ……由于有过一次回家的经历了，这天走到了家门口，我就犹犹豫豫不敢敲门了。我怕过不了姐姐和姐夫这一关呀。上次我妈妈给了我车票钱，我没听人家的话跑到天津去了；这次回来没有任何手续，姐夫姐姐猜都能猜出我是逃跑回来的，还能留我在家吗？

           我在家门口走过来走过去蹓跶，思想里剧烈地斗争着进不进家。我的确想进家去呀，想看看亲人；我的身心都疲惫了，真想在家里睡一觉，休息休息，吃一顿饱饭。我却又不敢进门。我逃出夹边沟很不容易。可以说冒了很大的风险吃尽了苦，我可不愿意叫我的亲人们打个电话就把警察叫来，把我逮起来送回夹边沟去。这次要是抓回去，可就不像上次了，说不定要“升级”的。

           我在姐姐家门口走过来走过去，整整一夜也没敢敲门。到六七点钟天亮了，第一趟从通县到北京市的公共汽车开过来了，我上了车。什么母子情呀同胞情呀，就都结束啦。

           汽车到了市里，下了车，我开始琢磨下一步怎么办。我从夹边沟出来的时候身上有七八十元钱，虽然整个路途几乎没买车票，但我身上的钱已经花光了。在石家庄买了两只高价鸡就花去三十多元，其他的钱住旅社吃高价饭用了。我想找个临时工干，北京却没熟人，而北京的户籍管理是很严格的，市民们对外来人警惕性极高，我不敢自己去找工作。

           我在街头流浪了三四天，白天在街道上蹓跶，在商店里站一会儿，暖和暖和身体，夜里就去蹲火车站的候车室。正是春节运输的高峰期，流动人口多，我在候车室坐着睡觉并未引起警察的怀疑和注意，但是身上就剩下两三元钱了，我的内心很恐慌：怎么办，花完这两三元钱后挨饿吗？我想来想去，决定去偷了。我也看见了少数人伸着手向人乞讨。这是不犯法的，我却嫌丢人，张不开口向人乞讨，再说，警察看见了就抓，抓住就收容，我还真怕被收容和审查。

           我用身上的最后一点钱买了个电筒，又买了一把钳子，钳子插在衣裳里边的皮带上。这天夜里我闯进了北京市教师进修学院。白天侦察好的，进修学院放寒假了，门口和院子里冷冷清清的，门房的门锁着，没有人。

           我是夜间十二点钟走进进修学院的，门大敞着，一个人影也看不见。进了院子我就东看看西走走，看能从哪儿下手。我想好了，如果遇到了人，问我干什么的，我就说找人。我穿着蓝棉布的大衣，长毛绒的领子，里边是一套毛料的中山装，不像个拧门撬锁的。

           我走来走去到了一栋平房跟前，看见一间房的门口挂了个牌子：教师进修学院伙食科。好呀，我找的就是这种目标。门上挂着个半大的铁锁，我用钳子钳紧了，用力一拧，锁就开了。我推开门进去，又关上门，从里边上了锁。——这样，就是来人推门，也以为里边有人，就不会起疑心了。房子里有四张桌子，其中的一张是写字台，挂着一个小锁。我没用力就把小锁拧开了。拉开第一个抽屉，里边有七八十斤北京粮票，一百多元钱。这正是我需要的。拉开第二个抽屉一摸，有个公章。我用电筒照了一下——不敢多照，怕外边人看见电筒的亮光——公章上一行字排列成半圆形：北京市教师进修学院，中间一个五角星，下边横着一排字：伙食科。这东西对我也是不可或缺的，住店要介绍信呀。正好抽屉里还有一本教师进修学院便笺，我撕了点纸把伙食科三个字挡住，铛铛铛盖了五张，撕下来装进口袋，把公章扔在桌子上——那东西我没用，说不定还会招惹麻烦。然后我拉开门大大方方走了出来。

           有了钱有了粮票，转天我美美地吃了一顿馆子，又买了二斤点心提着，随时想吃就吃。唉，人要是吃饱了肚子心情都好，心情一好连烟都不想吸了。我买了一盒红锡包香烟，三天才吸完。只是长期挨饿的肚子享受不了丰盛的炒菜和油水，拉了两天肚子。

           虽然有了教师进修学院的介绍信，我仍然不敢住旅店，因为内行的人一看就知道那介绍信上盖的公章是假的：上边有弧形的一行字，下边一半都是空白，空白的面积太大了。但我的生活总归是有了很大的改善：晚上蹲候车室，白天到浴池去洗澡，在澡堂子短暂地睡上两个小时三个小时。

           这样子过了近一个月，手头的钱和粮票快用完了，我就又作了一次案：有一天夜里我在动物园附近闯进一片灯光通明的楼群里。当时我没记下那是个什么单位，只觉得那是个部队的机关，我在院子里侦察时发现有军人在走动。院里有一栋平房，一间房门口挂着个牌子：伙食管理委员会。我拧开门进去，偷了一大摞粮票，一百多元钱，还有十几斤油票。

           这一次作案之后我准备离开北京。我怕在北京街头流浪的时间长了，引起公安的注意。谁知就在我离开北京的这天出事了。我偷了七八百斤粮票，在北京猛吃了几天：下馆子，或是花半斤粮票三五元钱买一斤高价糕点。有时为了省钱买平价点心，我也站在副食店里向买食品的北京市民换北京市粮票。但这种时候总是担惊受怕。怕有人追问我哪来的全国粮票……做贼心虚呀！我还把对我来说没有用处的油票寄给了我们家。那次偷了一大摞粮票，但到底有多少斤，我始终没数过，怕叫人看见和引起人的怀疑。这天准备要离开北京了，我想把口袋里的钱和粮票清理一下，就去公厕解手，蹲在茅坑上数粮票。我正数着，突然觉得头顶有什么东西晃了一下，抬头看时发觉隔墙那边的茅坑上解手的一个老头解完了手，站起来正伸着脖子往这边看我。我立即把粮票装进口袋，站起来走出厕所。后来我又去浴池洗澡睡觉，醒来之后去火车站买票。在售票处，我刚买完票，两个穿便衣的人走上前来堵住了我的去路，说，同志，我们是公安局的，我们怀疑你，请跟我们走一趟。北京的警察是很文明的，他们还说，我们如果搞错了，我们向您道歉。

           原来，我在公厕解手，旁边的那个老头看见了我数粮票，出厕所后盯上了我，在我去澡堂洗澡睡觉的时候报告了警察。那时候的澡堂子不像现在，没有放衣物的柜子。我去洗澡的时候衣物和书包就放在一张床上，警察就检查了我的书包和衣裳，看见了里边盖着公章的空白介绍信和几沓子粮票。

           我被初步审讯后关进了看守所。第二天正式审讯时来了个军官，我才知道那天偷的是国防部机关事务管理局。那军官问我：柜子里还有三大摞粮票你怎么没拿？我回答，我不是惯偷，我是走投无路才偷粮票的，偷这一摞够我吃一年的，我要那么多干什么？

           过几天兰州市公安局把我押了回去。没有再叫我去夹边沟而是直接由市中级法院判我6年劳改，把我送到了兰州的八里窑，到六一年又转往敦煌县城郊农场劳动改造。

           我后悔从夹边沟逃跑吗？不，不后悔。尽管我判了六年刑，但我一点儿也不后悔。如果我要是不逃跑，我会饿死在夹边沟的。夹边沟关了三千名右派分子，许多人家里寄炒面饼干，到六零年的后半年也饿死了，我家里的人没寄过一斤炒面一元钱，我能活下来吗？就是在看守所和八里窑，我度过了饿死人最多的那几个月。我的运气真好。

           1965年我从城郊农场被转到十工农场。一年后劳改期满不准回家也不准回兰州，又转到四工农场就业。从四工农场转到下河清农场，然后又到了高台农场、新华农场。1969年战备，又从新华农场迁往五大坪农场。最后转到北湾农场。连劳改带劳教带就业，我在农场总共干了十八年。

           这十八年我是怎么过来的？是这么过来的：除去两年劳教，再除去六年劳改，就业期间一月挣二十四元钱，伙食费十七元，剩下的七元钱买肥皂毛巾牙膏，还要穿衣，还要吸烟。为了节省每一分钱，一条毛巾剪成两截使用，擦脸舍不得用中间擦，而是用边缘和四个角。这样用的时间长。节省了再节省，所有节省下来的钱都买了旱烟叶。人在忧愁、烦闷和焦虑的时候不停地吸烟，没命地吸烟。烟成了最珍贵的东西，成了生活第一必需品。我经常一顿饭只吃一个二两的馍馍，把另一个拿去换一撮烟叶。我吸过菜叶子，吸过向日葵叶子，吸过晒干的骆驼蓬——一种非常臭的植物。我还吸过锯末。劳动中能偷懒就偷懒，能装病号就装病号在宿舍睡觉。为了偷懒，有时必须撒谎：对管教干部说，报告队长，组长叫我去浇水。管教干部说去吧。到组长那儿又说，报告组长，队长叫我给北湾大队写毛主席语录去。组长说去吧。好了，这一天哪儿也找不到我，我跑到北湾公社给农民漆棺材去了，能混两顿饭吃。遇到要开大会，我主动要求发言，这样就可以用写发言稿的名义休息一天。但这些都不是主要的生存办法，主要的还是我能写能画，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结束，我经常画主席像。给农场画，借到外单位画，给农村画。借出去画画能把我当人，能混着吃几顿饱饭，还能搞到点烟叶。人都说我是压不碎夹不扁的李祥年，拴在石头上饿不死的李祥年，就因为我能画能写能演能唱，到哪儿都是多干零活少下大田，我的身体始终没有被摧垮。

           身陷囹圄十几年，石头城里十几年，除了想办法吃饱肚子就是盼着大赦，盼着甄别，但从来没有过大赦，也没有过甄别。还想什么？还想的就是这辈子完蛋啦，再也见不着俞淑敏了。俞淑敏现在怎么样了？已经嫁人了吧，嫁给一个什么样的人？她幸福吗？

           劳改的六年？那当然比就业更惨了：在公安部队的枪口下劳动，早晨像牲口一样赶出来劳动，晚上收监大铁门一响——咣当一声，吃喝拉撒都在监房里。犯人们编了个顺口溜：关禁闭大休息，斗争会看大戏，强制劳动炼身体，枪毙透透气。

           由于从城市来的劳改释放人员必须在劳改农场就业，永远不准回家，就永远得不到自由，而我如此地渴望自由，1972年开始我就下决心要自己想办法了：想办法找个农村女人，到农村去落户。说起找对象，真是悲惨极了。我记得在下河清农场的时候，那里有50多名就业的大学生光棍，竟然为了一个瘸子姑娘争风吃醋。下河清公社的女人，瞎子，瘸子，缺胳膊短腿的，都叫农场的就业人员找光了。我是在北湾农场找的，总共说了四个。第一个是天远公社拖拉机站长的遗孀，我画主席像时大队书记看得起我，给我介绍的。这女人有两个孩子，三十多岁，人挺好，我同意，她同意。可是女人来农场了解我的情况，管教干部竟然说人家：你还是共产党员？你怎么能找这些地富反坏右呢……搅散了。在南华大队画主席像，一位公社干部同情我，介绍个女人；我去见面，是个背锅，不到我半截高，擦锅台还要站板凳。第三个是北湾大队的，名叫赵玉兰，年轻，人材好，离场部也近，别人介绍后我自己去找她，她同意了，只是孩子多，才二十八岁，就五个孩子。她之所以同意嫁给我，是为了招夫养子。我咬咬牙也同意了，为了自由，我什么都能忍受。她来农场送过我几次馒头，春节还提过几斤大肉。娘家爹妈我也去拜访过了，说，我们不管她呀，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农场领导也说了好话，说成了，却又出了意外：赵玉兰的弟弟是个油漆匠，给人画柜子漆棺材，而那时我也有时偷着跑出来给人家漆个柜子写个对子，我的水平比他高，他怕我到她姐家落户抢了他的生意，跑到他姐家大吵大闹，又搅散了。

           我找的第四个女人，就是我现在的女人，名叫魏万花。她那时三十岁出头，两个女孩一个男孩，丈夫是崖塌了砸死的。我是个光棍，她是个寡妇，我同意，她也同意，她跟人说，劳改释放犯就劳改释放犯吧，瞎好是个大学生。我们在北湾农场结婚，借了一间六平方米的房子，是就业人员腾出来的。领导还叫我休息了一星期，算是度蜜月。婚后我立即就打报告：我现在有家了，在农村，我要求到农村落户。1976年，我终于在平铺乡二队魏万花家落户了，成了一名自由的公民。

           说到结婚还有个小插曲：结婚前女方要六尺条绒，我没钱买。我给姐写封信，我要结婚了，为的是离开劳改农场，无论如何请你帮助我一下。求你了姐姐。我姐寄来了六尺条绒五十元钱。姐姐的信中写道：知道你要结婚了。农村很适合你，可以大有作为。寄去五十元钱六尺布。记住，就这一次呀。信封里还有母亲写的一页纸，说，从你陆续寄来的几封信中看出你确是改造好了，望好自为之。

           再说个小插曲：我在酒泉的下河清农场就业的时候给家里写过一封信，信里对当时刑满不准回家发点牢骚。我姐竟然把我的信转给农场党委，结果造反派——管教人员——毒打了我一顿。

           我在平铺乡二队落户，当了公社社员，可又是个二等社员。队里很穷，打的粮食少，队长不叫我参加劳动，不叫我挣工分，怕我分队里的粮食。实际上不叫我劳动更好，我从队里借了十几块钱，买了几个刷子、油漆和颜料，走村串户给农民画柜子画棺材。箱子上画凤凰戏牡丹，画二龙戏珠，棺材上画百寿图。我每天都能挣几斤粮食，全家吃不完，过年还能提几斤肉回来……

           1978年底落实政策，平反，就地安置在靖远县体委工作。平反后的第一件事是给淑敏家写封信，然后我就回家探亲了。回到家中，父亲告诉我母亲半年前去世了。我淌了几滴眼泪，但并不想她。我母亲是街道积极分子，是她把我送回夹边沟的，我们的骨肉情早没了。父亲听了我二十年生活的叙述，老泪纵横，说，你早来五十年或者晚来五十年就对了。在家里我问我姐：我是杀人放火了，投敌叛国了，还是奸污妇女了，你和我划清界限？我还说，我挨饿那些年给你写信，要点炒面、钱，可你一分钱、一两粮也没支持我，我几乎饿死。你的心怎么这么狠？这么没情没义？我姐说，我总认为劳改农场是改造思想的，是讲人道主义的，生活上不会虐待人的……

           我在家待了一个月，有一天父亲突然想起了什么，说，你的淑敏也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这一提淑敏，立即勾起我的深刻的伤感，我也在心里呼喊：淑敏呀你现在在哪儿！你收到我的信没有？我还能不能见到你？

           我没料到的事情发生了：探亲回到靖远，县体委我的办公桌上放着淑敏的一封来信。

           淑敏在信中说，她元旦回家看望父母见到了我的信。读完信她失声痛哭……我的信里写了些什么呢，写了二十年来对她的思念，也写了我二十年来的生活。我的信是用自问自答的形式写的：1．自从1958年春天开始我就不给你写信了，为什么？答，1957年底我就成了右派了，我就知道我配不上你了，我痛苦地退却了，目的是让你找一个能叫你幸福的人；2．1960年春节我怎么又出现在你面前了？答，我在劳教中因为想念你而逃跑出来去看你的；3．你叫我第二天早晨去你家，我为什么没去？答，我已经走到你家门口了，没进去，站一会儿走了；4．为什么没进去见你？答，那天进去我就得说谎话，我不敢说真话，如果说了假话，隐瞒我的劳教身份，那就害了你；5．离开你家后我去哪儿了？答，到处流浪……我在信的结尾说，淑敏呀，那次石家庄之行，我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我被抓回去投入监狱劳改六年，然后是没有尽头的就业……只到今日才平反。淑敏读了我的信失声痛哭，哭了三天，才给我写信。她的信说，你不该瞒着我呀，即使你成了右派我们不能做夫妻，但我可以接济你呀，每月寄一二十元钱是能办到的呀，就像我读书的时候你每月寄我二十元一样。她还说，我真不知道你的情况，不知道这些年你经历的苦难，也不知道你一直爱着我。我还以为你爱上那位篮球运动员了，喜新厌旧抛弃我了……为了你所受的苦难，我一定要报答你。

           她履行了她的诺言，一个月后放了寒假——她在天津师范大学当教师——她发给我一封电报：某月某日在白银西站接站。我按照她说的日子去了白银西站，就是狄家台车站，接到了她。

           十九年了，从那次在石家庄分手到这次见面整整十九年过去了。这年她四十岁。她一点儿也没有衰老，还像过去一样可爱，一样妩媚，一表人才。她身上唯一变化的就是成熟，略为丰满一些的身材多了一些高贵的韵致。看到她我就禁不住怦然心跳：十九年了，十九年辗转于大西北的劳改农场、劳教农场和贫瘠的农村，我已经没见过这么漂亮这么高贵的女人了，难道她真是俞淑敏吗？她真是来看我的吗？说实在的，我那时真有点自惭形秽，委委琐琐不好意思和她说话。我当时是一副什么样的尊容呀：虽说平反了，当了县体委的干部，但身上穿着一身农民的黑棉衣，外边套了一件的卡布的旧中山装，面带菜色。是她先跟我说话的：你怎么这样看我呀？咱们找个旅馆吧。

           我在接她之前已经在白银西站招待所订了房间。回到房间，我那种卑琐的心理才得以克服，原因是我们没说上两句话就抱头痛哭。哭啊哭啊，哭了整整半天。后来她擦干了眼泪说，咱们来到一起难道就是为了流眼泪吗？她要我领她去商店。在商店里，她一下子买了一大堆面包什么的，还有饮料。我说她：你买那么多食物干什么，你也没坐过监狱，难道也得了心理饥饿症吗？怕挨饿吗？她笑着不说话，只是叫我抱上那些食物。回到招待所的房间，她把门一关，往门外挂上请勿打扰的牌子，然后才说，不出门了，咱们三天三夜不出门了！

           还真是的，三天三夜我们没有出房子。我们就像一对年轻人一样，在那间小小的房子里恩恩爱爱，卿卿我我……把我们二十多年的恋情画了个圆满的句号。三天，那是什样的三天呀：失去了记忆，忘记了痛苦和苦难，也没有伤感。一切都消亡了，宇宙洪荒，天地玄黄，时空之间只有两颗炽热的心鲜淋淋地跳动……三天后，我们又去了兰州。她拿着几张空白介绍信，她在介绍信上写上“我校教师俞淑敏与丈夫李祥年去兰州出差，特此证明”。然后用介绍信在宾馆登记了房间……我们继续享受前三天那种不出房门的幸福……十天后我们才乘坐44次列车北上，我在白银西站下了火车，她返回天津。

           这是第一次见面。第二次是转年的夏天，也就是1980年的夏季，她打电话来，叫我去天津见她。天津有我很多亲戚，但是我去了之后她不叫我住在亲友家，而是安排我住在师大附近的一个宾馆里。她说这样见面方便，在一起的时间长。她几乎每天都要到宾馆来待上半天，有时借口散步在吃过晚饭后走到宾馆来看我。那次我在天津整一个月，前十天她丈夫在家——她丈夫是市委的什么部长——后二十天她丈夫出差去云南，又正好是她儿子放暑假，丈夫把儿子带走了，她便叫我去她家居住。我们此生未能成为夫妻，但是那二十天里我们就像真正的夫妻一样幸福，她对我献出了比妻子还深刻的柔情蜜意。在短暂的幸福的日子里，我几次对她说，淑敏，我满足了，你给我的幸福比我一生的苦难要多得多。

           我刚到天津的头两天，她曾把她十八岁的儿子带到宾馆来，叫我辅导一下体育。她个子高，她丈夫个子也高，她儿子便也有了一副好身材，且很喜欢打篮球。她对我说，我曾经跟你说过，咱们有了儿子，一定要把他培养成一名画家或者一名优秀的运动员。现在你看看他吧，能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篮球运动员。我认真地调教和测试了那个孩子几次，然后告诉她：不可能了，你儿子的腰腿已经硬了，搞体育为时已晚。她当时掉了几滴眼泪，十分伤感地说，这是他的造化呀！

           这一次去天津我还见到了她的丈夫。那是她丈夫从云南回来的第二天，她借口给丈夫洗尘，和丈夫到我住的旅馆的餐厅里吃饭，她也安排我在他们对面的一张桌上吃饭，叫我看一眼她丈夫。吃着饭，我看见她丈夫对她很好，往她碗里搛菜。我当时心里就想，这是很好的一对夫妻，我不应该再和她来往了，我们的缘分该结束了。

           但是，后来她又借口旅游和学术交流来过两次，每次都是发电报叫我在兰州等她……

           我对李祥年的采访结束了。李祥年送我到白银路。临别时他握着我的手说：回到天津，请您去师大看看淑敏，你就说我叫您去看她的。去年她退休了。她是化学系的教授。她六十二岁了，但她还是那么可爱。请您告诉她：快七十岁了，我已是满头白发了，但仍然时时想念着她，没有一天不想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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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驿站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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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在省交通厅工作过的老人都记得，交通厅有过一个“三·二六”事件。

           那是1958年的3月26日，省交通厅和省交通厅下属单位的干部被集中到交通厅的大礼堂开会。你知道不知道，五十年代的交通厅就在中山林，现在的省歌剧团那儿。那一天，一下子抓了四十八个人，都是科以上的干部。那天进交通厅的时候，我根本没想到会抓我的，因为我是省交通厅直属的甘肃省第一汽车修理厂的检验科科长，大鸣大放期间带着一帮交通大学的学生搞实习，我就没参加大鸣大放。开会的头天晚上，厂长还召集我们科的人开会，研究如何降低修车成本，提高修车质量的问题，根本就没有抓我的什么预兆。所以那天进了交通厅，看见几个警察守住了门，只许进不许出，房顶上也有警察趴着，压着机枪，只是心里暗暗吃惊，觉得出什么事了，可万万没想到要抓我。那天的大会是交通厅党组书记、副厅长李平主持的。他宣布了四十八个右派、反革命、坏分子。前边的二十个人，宣布一个铐一个，带出去。第二十一个是杨子恒，省交通厅厅长，省民盟的主委，宣布他是极右分子。杨子恒把手举起来了，但没带手铐。从他开始，后边的二十八个人都没带手铐，宣布开除公职，送夹边沟劳动教养。

           杨子恒没去夹边沟，人家是上层人士，可以自谋职业，可以开除公职在家待着，可我们其他人就不行了，全都押送到了夹边沟。我是最后的几个人当中的一个。我是定的历史反革命，我上学时加入过国民党。

           前边戴手铐的二十个人都判刑了。

           宣布我的名字的时候，身旁坐着几个大学生，有两个哭起来了，有一个问我，怎么办？我没说话，把自己戴的罗马表摘了下来，叫他送到我家去。

           到了夹边沟，我在农业队劳动了十几天，就被调到副业队去了。我是汽车修理厂的工程师，到夹边沟农场几天，农场的司机就知道了，就跟场领导说，王新修是大厂来的修理汽车的行家，就把我调到副业队了，专门修汽车。夹边沟农场里只有两辆汽车，一辆是英国造的大卡车司蒂贝克，另一辆是美国造的大道奇。没车修的时候就修农业机械、缝纫机和自行车。夹边沟农场原先是劳改农场，劳改犯转移走时留下了十几辆自行车。那都是好自行车，三枪牌的，还有蓝翎。

           在夹边沟农场，相比较而言，我是没受什么罪的：修汽车和农业机械是技术活，不是很累，再说刚去时吃四十五斤口粮，也能吃饱。可是，交通厅去的其他人可就受苦了。交通厅去的人大部分都是解放前就搞业务的知识分子，他们岁数大，原先就体质弱，手无缚鸡之力，叫他们在基建队和农业队劳动，挖大渠、开荒、平田整地抬土，累得受不了，粮食也不够吃，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这些人里，岁数最大的是王玉峰，那年他整六十岁。

           我认识王玉峰很早了。我是抗日战争后期，1944年从重庆工学院——就是后来的西南工学院——毕业的，学的汽车修理和维护专业。那时候没有毕业分配这一说，只有招聘和应聘之说。当时国民党也在开发大西北，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战时西北运输管理局正在重庆招聘技术人员，我就报名了，录用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战时西北运输管理局属下有八九个运输大队，我分在三大队。三大队的驻地在酒泉县，于是我一下子从重庆到了酒泉县，在三大队当技术员，修理汽车。汽车修理工作是很辛苦的，全队一百八十辆汽车，哪儿都去。于是我经常跟车去乌鲁木齐——那时叫迪化——去哈密……有时车在路上抛锚了，捎个信打个电话来，我就要带着修理工开上汽车或搭着便车赶过去修车。

           抗战时期，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在甘新边界星星峡设有一个站。我看到过许多人写的回忆录中说，抗战时经过柳园转运站去新疆去苏联或通过柳园转运站进入甘肃。不对，柳园那时什么都没有，站是设在星星峡的。它也不叫转运站，它的名字就叫西北运输管理局星星峡站。柳园到星星峡还有六十公里。对于这个问题，《红旗飘飘》一书中有一篇《悲壮的历程》写得对，说几乎全军覆没的西路红军几百人在李先念的率领下从河西走廊突围到了星星峡，新疆军阀盛世才派来十几辆大卡车，从星星峡把他们接到了新疆。为什么盛世才派的汽车从星星峡接西路军将士呢，就因为星星峡那时是甘肃最西边的一个统制局的站。这个站不大，站长、站员加上招待所服务员共计不过三四十人，但是这个站很重要，苏联援华的战争物资——汽车、汽油，装在箱子里尚未组装的飞机，枪炮子弹，都是由苏联的司机开车直接运到这里，交接和卸货，再由我国的司机开着他们开来的汽车或者用我们的汽车把货物运往内地，运往抗日前线。那些苏联来的司机坐汽车去哈密，乘飞机返回苏联。这个站既是转运站，又是汽车站，还是个驿站。从新疆来的旅客乘长途车到了这儿要换甘肃的客车，要重新买票，要在这儿住宿；民间的商用汽车从哈密驶来，必须在这儿过夜和加油；那些从巴丹吉林沙漠走出来还要去新疆的骆驼商队也要在这儿歇息和养精蓄锐，然后才能走向几百里的戈壁瀚海……

           这个站在现在的柳园火车站西边六十公里处。那里是一片荒凉起伏的山峰。山不高，山头像大海上奔腾向前的浪涛，是一片拥挤的丘陵。就是这片丘陵之间，有一条像河道一样的峡谷，人称星星峡。这是内地通往新疆的唯一通道。星星峡站在这条峡的西口，一片宽阔平坦的荒滩，有一个能停二百多辆汽车的大院。院里有五六栋接待客人的平房，每栋有十几间。有宽阔的堆放货物的仓库。

           这个站的站长就是王玉峰。

           我第一次见王玉峰是1944年的冬季。我们队的两辆汽车抛锚在星星峡和哈密之间的甘新公路上，我从酒泉带了两个修理工开着一辆卡车赶去修理，然后返回，返回时在星星峡站住了一宿。

           那一次住宿，我就对王玉峰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一个老实、热情、对工作很尽职的人。那时他四十六七岁。

           我们到那儿住下之后他亲自跑来看我们，问我们需要什么帮助。然后就招待我们吃手抓羊肉，不要钱，登记个名字就行。临睡觉还来问我们炕热不热？炉子旺不旺？

           我以为我是运输管理局的干部，他才这样热情地接待。但后来我来这儿的次数多了，才发现不光是对我们对本系统的人这样，举凡路过这儿的人都是这样热忱与和蔼。商人，旅客，过往司机，凡是进了大院的人，凡在这儿吃顿饭和住宿的人他都如此热忱。有一次一位老司机对我说，就是共产党的干部经过这里，他也一视同仁热情接待。那司机已经在甘新公路上跑车多年了，他说新疆军阀盛世才原来和共产党合作，一起反对蒋介石，但后来不知啥原因，盛世才与共产党反目成仇，在新疆大肆抓捕和杀害共产党。许多共产党搭乘商人或者运输管理局的卡车经由星星峡逃往关内，盛世才便派了特务守候在星星峡捕捉他们。有些共产党就是在王玉峰的掩护下保全了性命的。这个司机说，那一年他跑车住在这里，亲眼看见几个穿便衣的人从一间客房里抓了两个人出来，可是叫王玉峰拦住了。他大声地训斥那几个穿便衣的人，说我不管你们是谁的人，我也不管你们抓的是不是共产党，反正我这个院子里住的人，你不能抓。你要是不听话，我就叫人把你们抓起来。那几个人乖乖地把人放了。放了还不算完，他叫来稽查队的人把那几个穿便衣的人撵了出去，不叫他们在招待所住了。

           我相信那位老司机讲的话。运输管理局是个半军事化单位，直接归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领导，甘肃和新疆都管不着它。星星峡站的大院门口有管理局自己的稽查队站岗，院里还有稽查队员巡逻。站长要是发话，稽查队就会把那些特务扣起来的。

           王玉峰非常敬业。抗日战争后期，由于苏联对德国作战，没有什么援华物资经星星峡转运了，但这时在美国的援助下，国民党政府开发大西北的计划正在实行，美国支援的物资和汽车又到了这里，人员的流动量比以前增加了，星星峡站和站外已形成了一个热闹的小镇，店铺和旅馆有几十家。偌大的星星峡站，货物的装卸与交接、汽车站的管理、客人的住宿、吃饭和安全，虽然他手下有七八个站员，但件件事都要他督察和过问，每辆车上路他都要开路单，没有他开的路单，稽查队就要扣下。那时他才四十五六岁，但他的前额上刻着深深的抬头纹，驼着脊背。你如果有什么事找他，在他家中是找不到的。他总是在忙，他的身影在星星峡站的大院来来去去的，没一刻闲暇时光。

           王玉峰是山东人。五六岁随父亲跑关东到了东北。他在东北读过几年书，后来被中长铁路录用。在铁路上由于自己的勤奋和努力，送到铁路的一个学校培训，后来当了中长铁路东北境内的一个小车站的站长。东三省被日本人占领，他不愿当亡国奴，随铁路职工撤退至西安。此时国民政府正大力开发西北大后方，——当时的口号是开发西北，公路第一；发展西北，移民第一——他又参加了甘新公路的建设，后来被派到星星峡当站长。他女人是病死在星星峡的，他自己带着儿子生活，没有再娶。他的儿子那年不是四岁就是五岁。我们经常看见他在接待客人时，他的儿子拉着他穿的皮袄怯生生地站在旁边。

           不知为什么，看见王玉峰，我就想起普希金小说里写的驿站长西米翁·维林。

           1949年8月26日，解放军解放了甘肃省会兰州，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和甘肃省党政军的余部在酒泉宣布起义。星星峡站被酒泉军管会接管。由于王玉峰口碑良好，酒泉军管会将他调来酒泉军管会后勤部工作。我记得是军管会派汽车从星星峡拉来他的家具的。他管理过那么大的一个转运站，但他的家具竟然只是一张床，几个皮箱和女人用过的一个梳妆柜，公家的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他都没有拿。

           后来，共产党的西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组建私营汽车运营管理委员会，他调到甘肃分会当业务科长，工作就是给私营汽车配货。

           五七年大鸣大放时，这个分会已经名存实亡，因为1956年国家进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私营汽车公私合营变成了国家资产。

           五七年大鸣大放他根本就没说一句话，只是因为他日常说过一些错话，省交通厅给他定了个政治坏分子。

           五十年代我们国家从上到下宣传中苏友谊，说苏联帮助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苏联老大哥如何好如何好；说苏联实行了农业集体化，农民加入集体农庄，老百姓如何如何幸福和富有。可王玉峰从他个人的生活经历出发当着交通厅领导的面说过这样的话：你见过苏联人吗？你知道苏联人吃的什么吗？苏联的司机到星星峡来，拿的干粮是黑面做的面包，干硬干硬的，能把狗打死。苏联的司机到星星峡来，穿着工作服，里边没有衬衫。苏联的司机都是酒鬼，把我仓库的汽车轮胎偷出去跟商人换酒喝……

           当初去夹边沟的时候，领导对我们说，去农场是叫你们改造思想的，去了学习上几个月，思想改造好就回来了。可是我们到了夹边沟农场，才发现劳教比劳改还厉害。劳改有期限，劳动是磨洋工混日子，刑期混够了就释放了。劳教就没期限，劳动重得人受不了，得拼出十二分的劲头干活。你要给管教干部好印象呀，说明你改造好了，但是怎么才叫改造好了，并没有个标准，你得无休无止地劳动，且都是超重体力地劳动。到了1959年，口粮减到一人一天十一两——才半斤多一点——人饿得走不动了，浮肿了，还要出工干活，挖大渠，平田整地和开荒。

           我的情况还可以凑合。有车就修车，没车时到缝纫组转一圈，然后就跑到菜地里偷点甜菜叶子什么的，拿回来煮着吃，填肚子。有时来修车的司机们给我几个馍，或者几斤他们偷下的麦子、豌豆之类的，我煮熟了装在口袋里，捏着嚼。可是王玉峰的情况很不妙……

           那是1960年春季的一天黄昏，我从食堂打饭出来，在门口看见了他。他正和农业队的人排着队，在一口大缸前站着，打饭。他把我吓了一跳，他的脸肿得像是一个大倭瓜，眼睛细细的一条。他的脸皮肿得亮晃晃的，像是透明的油纸一样，手指头就能捅破的样子。头发长得像个疯子，胡子长得像乱草。他的眼睛好像也不大好用了。我看着他打完了饭往农业队的方向走，就喊他的名字。我喊了好几声，他才回过头，很茫然的眼光看着我，迟疑的口气说：

           你是王新修吗？

           我说他，你连我都认不出来吗？

           他说眼睛麻了，天一黑就看不见了。

           当时天还没黑，只是太阳已经落山了，回光返照还映亮着天空。我心里很不好受，说他：

           你怎么成这个样子了？你看你，头发也不剪，胡子也不剃！

           他一下子就哭起来：新修呀，人活到这个地步，没啥意思了……

           看起来老汉是饿极了。那天我们站在路上说话，他就饿得忍不住了，一边说着话，一边喝糊糊汤，一会儿就把汤喝完了。我看他那种饥饿的样子，就把自己的那份糊糊倒在他的碗里，叫他喝。他是哭着喝完的，一边哭还一边说，作孽呀，我上辈子没积下德这辈子还债来的呀……

           那天回到宿舍后我就想了，怎么样帮帮他。老汉一辈子都真诚待人，帮助人，尤其在星星峡的时候帮助过许多人，今天老汉自己落难了，我要不帮帮他，可是天理不容呀！

           可我怎么才能帮他哩？想来想去，我决定找夹边沟农场的司机。夹边沟有个姓黄的司机，是酒泉地区劳改分局的局长黄钲的弟弟。我调到副业队，其实就是他跟农场领导建议的。我和他的关系很好，他常常从外头拿个馍呀抓几把粮食呀给我吃。

           那司机还真帮忙。当天晚上，他就去食堂用一个围裙提来十几个豆面馍馍．叫我给王玉峰送去。过了几天，他的汽车需要修理，他把车停在杂工大院里，然后就去找领导，说汽车需要好好保养一下，我一个人忙不过来，需要叫两个人帮忙。他点名叫王玉峰来，他胡编说王玉峰开过汽车，会修车。结果，领导还真同意王玉峰临时到副业队给我帮忙。

           王玉峰能帮我啥忙呢，他根本就没摸过汽车。我叫他来副业队也就是叫他休息几天；我修车的时候，他在旁边坐着。他的身旁放着一个洗脸盆，里边倒上半盆煤油，再泡上几个螺栓什么的。干部们走过来的时候，他拿个刷子，做出清洗零件的样子。

           干部们一走他就坐着晒太阳。

           我在夹边沟农场修理汽车已经很出名了。附近的几个劳改劳教农场，凡是汽车出了故障，都搞到夹边沟农场来修；就连酒泉劳改分局的两辆北京吉普和八辆卡车也常常弄到夹边沟来叫我修理和保养。有时候还把我借出去，到别的农场修几天车。遇到修车和外出的机会，我就把王玉峰从农业队叫来和我待在一起，或者到外单位去。时间一长，领导干脆就把他正式调到副业队来跟我修车。我特别愿意去外单位修车。在外单位，人家把我当请来的客人看待，叫我在干部灶吃饭，可以吃到很白的白面馍，吃到炒得比较精致的蔬菜，可以吃饱肚子。

           这样子过了两个多月，王玉峰竟然消肿了。我心里很是欣慰，心想我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救了他，也算我行了善积了德。但没想到的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

           那是1960年五一劳动节前的一天，我和王玉峰修完了一辆城郊劳改农场的卡车，就等着城郊农场的司机来接车了，我和他在房子里坐着休息。农场生产股的一个干事突然闯了进来，他的身后还跟着一个人。生产股干事说，这是安西县县委书记的汽车司机，他的车出毛病了，你去看一下。

           我问司机出什么毛病了？他说来夹边沟的路上好好的。要走了，突然打不着火了，他侍弄好久，也找不出毛病出在哪里。他说是一辆福特牌吉普。听他讲一讲我还不能判断是出了什么问题，我估计他开的车是二战或者解放战争时期的美国货，老掉牙了，什么故障都可能发生。于是我和王玉峰提上一个帆布工具包，跟他们去看车。

           司机是位年轻人，爱说话，我们走着路他就说，他是拉着县委书记到张掖地区去开会的。他们返回安西县去，路过酒泉，县委书记要来夹边沟农场看一个人。那人在安西县当过宣传部长，后来调金塔县当县长，五八年打成反党分子了，在夹边沟劳动教养。那人叫张和祥。

           我说张和祥我天天看见，他就在杂工大院的马厩里喂牲口。

           说着话，我们走到场部门前的空地上了，车停在场长办公室门口。生产股干事进场长办公室去了，我和司机检查汽车。

           其实故障不大，就是电路出了毛病。司机开车不久，经验不足。我把查出来的线路接好，他坐上去一打火车就发动了。听见发动机响，一个四十多五十岁的人走了出来。他穿着灰色的呢子大衣，狐皮领子，手里提着个战争年代人们使用的棕黄色牛皮文件包。戴着火车头式的羊皮帽子。夹边沟农场的场长皮肤黑黑的刘振宇跟出来送他，还有调来不久的梁步云书记和管教股长、生产股长。

           那个穿呢子大衣的人问，小康，车修好了吗？司机从车上下来，说，常书记，上车吧，修好了。

           常书记就回过头去和刘振宇握手，和其他人握手，说打扰你们了，你们进去吧，然后向吉普车走过来。我知道，我这样身份的人，就是修好了车，首长也是不屑一顾的，决不会说个谢字的，所以我急忙让路，并且拉了一把站在身旁的王玉峰。但是奇怪的是常书记走过我们身旁之后突然扭过脸看了王玉峰一眼，并且站住了脚步，转过身来看他，从上到下地看他。

           我以为他认识王玉峰，可是他看了一会儿之后又转身向汽车走去，上了车，关上了门。

           司机上车了，汽车缓缓开动了，但这时我清晰地听见常书记又喊了一声：停车！小康，你停一下。

           车停住了，常书记下了车又走回来，站在王玉峰面前说：

           我问你个话，你是不是叫王玉峰？

           王玉峰没说话。他可能被面前的情况搞懵了，也可能心里有点发憷，因为刘振宇和管教股的几个干事就站在旁边。于是常书记又问了一声：你曾经在星星峡转运站工作过？对不对？

           王玉峰这才回答：我早就认出你来了。你不是常子昆吗？

           县委书记说，对呀，我是常子昆。你还记得我？

           我早就认出来了。

           早认出来了，你为啥不说话，害得我差一点错过去！

           王玉峰没说话。常书记说：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王玉峰说，我给国民党干过，给我定了个政治坏分子，劳动教养来了。

           怎么个政治坏分子？

           我说过苏联人穷的话，苏联的司机偷了站上的汽车轮胎换酒喝。

           书记静了一下，仰脸看着天空。他像是在思考什么。然后说了一句你等我一会儿，站着，不要走。然后他对送他的刘振宇和梁步云说：

           走，我们再进去一下，我有句话跟你们说一下。

           汽车旁就剩下我和王玉峰了，我们等着常书记出来。我问王玉峰，你怎么认识这个书记的。他回答：

           我在星星峡当站长的时候接待过他。他从新疆跑出来，要到兰州去，到八路军在兰州的办事处去。

           你知道他是共产党吗？

           知道。盛世才的人追到了星星峡。抓他的人住在外头的小旅店里，等他一出门就要抓他。我把他打扮成司机，叫人捎到了兰州。

           听他这样说，我心里很兴奋，心想这位书记如果还有点感恩图报的良心，总要帮助帮助他吧：给点钱和粮票呀，或者给刘振宇说句好话，生活上照顾一下他。

           大约过了十分钟，常书记和刘振宇一起走出来了，还有梁书记。刘振宇对王玉峰说，王玉峰，你在哪达住着哩？去，把被褥捆上，拿来。

           王玉峰不明白他的意思，站着没动。刘振宇又说：

           去呀，拿行李去。你今天就跟常书记走。

           王玉峰被这突然降临的喜讯惊呆了，也搞糊涂了，他结结巴巴地说：

           你是说……放我走……

           刘振宇大声说，怎么了，你傻了吗？当然是放你走呀。快拿去，拿被褥！坐常书记的车走！

           那我到哪里去呀，回兰州去吗？

           这时常书记说话了：不要问了。不是回兰州。你跟我走，先到安西县去，在我那里休息几天。其他的事，我们再说。走吧。你的房子在哪里？我们拿行李去。

           我在旁边说，他的行李在杂工大院里，他和我在一起住。于是常书记就叫我们上车，车开到杂工大院，装上了他的被褥，把他拉走了。

           捆行李的时候，王玉峰说，这就要开饭了，常书记，吃过饭再走吧。常书记说，不吃了，今晚的饭到酒泉城里吃。

           县委书记接走王玉峰的事件轰动了夹边沟农场，人们都说王玉峰运气好，有吉人相助。连着好几天，人们都把它当作饭后闲暇时的美好谈资。更有甚者跑到杂工大院来问我，安西县的县委书记是如何接走王玉峰的，怎么跟夹边沟农场的领导交涉的。我只能告诉他们一个大概的过程，至于怎么和场领导交涉的，过了好几天，生产股的股长领着酒泉新生电机厂的厂长来找我，我才搞清楚了。

           生产股长对我讲，那天常书记进了办公室坐下，对刘振宇说，刘场长，今天你们几个领导都在这里，我有个要求不知道你们答应不答应：这个王玉峰我要保他出去。听了他的话，刘振宇、梁步云和办公室的人都惊了一下。夹边沟农场还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一个共产党的县委书记要保释劳教分子。愣怔好久，刘振宇才说，啥事嘛，你保他是为了啥事嘛？你总要说个一二三嘛？

           常书记说，他是我的救命恩人。不是他的照顾，抗日战争我就没命了。

           梁书记说，说细些，你说细一些。

           常书记说，抗日战争初期我们共产党和盛世才有过一段合作的历史，这你们都知道。当时组织上派我到新疆的伊犁，叫我做知识分子的工作。可是后来盛世才又反对共产党，抓共产党。当时有人通知我了，要我赶快离开新疆，盛世才的警察局要抓我了；盛世才背信弃义，在迪化已经抓共产党了。当时我正在得病，得的是斑疹伤寒。但得病也得走呀，我就坐一辆军车到了迪化，然后从迪化又搭乘一辆商人的拉羊毛的车到了星星峡。在星星峡，我说什么也走不成了，一来我已经病得坐不成车了，从迪化到星星峡的路上，商人就把我藏在羊毛捆子下边，我已经昏迷不醒了。我需要休息和治病。再说当时星星峡接待站的外头，那些小旅馆里住着盛世才的特务，凡是离开星星峡的每一个人，他们都要盘查再三，略有嫌疑就抓起来。还在迪化的时候，我们地下党的人就说过，星星峡接待站的站长是个有正义感的人，所以我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就跟他说了，我是被人怀疑共产党，从伊犁跑出来的，我要到兰州去，求你帮助我一下。他说，我不管你是不是共产党，你有病了，就在这里休息，治病。他表面上很冷淡，但是到了晚上，他就把我转移到他的家里了。他说，这一段盛世才的人嚣张得很，有时候跑进大院来抓人，稽查队都拦不住。你住到我的家里安全些。我在他家住了一个月，他亲自给我端饭，叫医生给我看病。病好些了，我能动了，他给了我一些盘缠，把我安排在拉军火的汽车上，装成是司机的助手。他还给汽车队的队长——那是个国民党上校军官——塞了一些钱，叫他把我送到兰州。他不光是救了我一个人，多少来来去去的地下党都接受过他的帮助和掩护。他是对革命有功的人，今天成了这个样子，我能不保他吗？

           听常书记说完，办公室的人静默许久，刘振宇嘬着牙花子说，不是能保不能保的事，监狱里的劳改犯还能保释哩，一个劳教的人怎么不能保释哩？就是这种事要有个手续，你要给上级打报告嘛，上级批准了才能保释嘛。你这样啥手续都没有，就把人带走，我们没法给上头交待呀！

           常书记说，我给你们写下个条子，你们把条子报到省劳教委员会去，就说我把人保出去了。

           刘振宇说，那不行呀，必须是省上批了，才能把人带走。你这不是先斩后奏吗？这是违背纪律原则的。

           常书记静了一下，说：报批以后才保释，人死掉了怎么办？你们看见的嘛，那人还有个人样子吗？

           刘振宇不说话了，沉默着。这时梁步云说话了：常书记，看你的样子，人你今天非要带走不可了？

           常书记说，对了，人我今天一定要接走。你们觉得为难吗？为难了这么办好不好？这个人不算我保释，算我临时带出去治病，我把他带到安西县去，然后我以县委的名义给省公安厅打报告，正式报批，批下来以后我再来补办手续。要是批不下来，我再把人给你们送回来。你们看这么办行不行？

           梁步云哈哈地笑了，好吧，你写下个条子吧。特殊事情我们就以特殊的方法办吧。不过说话要算话，你可要抓紧上报，把手续办齐全。

           常书记说，那当然，那当然。不能叫你们做憋。

           王玉峰走后不久，我也离开了夹边沟农场。酒泉县南关有一家新生电机厂，那是酒泉劳改分局管辖的劳改企业，生产汽车用的电机，也是河西走廊最好的汽车修理厂。电机厂的厂长不知从哪里知道了我，找我谈过一次话之后，就通过劳改分局把我调到那里去了。我到了那里，就成了二百名犯人组成的汽车修理车间的主任。我的生活也得到了改善，我可以在管教干部吃饭的食堂里吃饭了，逃过了夹边沟农场死人最多的1960年的冬季。

           不过，我是由福得祸。1961年1月，夹边沟和其他农场的右派遣返回原单位的时候，电机厂不放我走，电机厂的厂长跟我谈话，说，电机厂需要你，你就留下在这里干吧。我保证你将来的情况比走了的人还要好。你知道不知道，那些走了的人，不过是政府怕他们饿死，叫他们回家去，先把命保住，但国家对右派的政策没变，他们回去了也还是右派，没工资，没工作……

           后来的情况证实了厂长说的话。回到原单位的右派确实很惨。而我到了六一年底就摘掉了右派帽子，发百分之六十的工资，文化大革命也没受到冲击，——劳改企业的大墙像一个罩子一样罩起我来，保护了我——1978年落实政策，我又回到了第一汽车修理厂。

           我接着说王玉峰吧。1962年的一天，电机厂营业科的科长来叫我，说外边送来了一辆破吉普，叫我看看还能不能修。我到自由人才可以走动的厂门口去了，一下子就看见了那个给安西县县委书记开车的康师傅。他很高兴地和我握手，说你调到这里了呀，我们真有缘分！你看我这辆车还能修不能修。我检查了一下车况，告诉他进行一次大修，这车还能跑几年。然后我就问他王玉峰现在在哪里，回兰州了吗？他说：

           王玉峰死掉了。

           我的心一沉，问他：怎么死的？

           他告诉我，那天接上了王玉峰，汽车开到酒泉县，常书记在县委招待所请他吃了一顿饭，并且在招待所住下来，叫他好好洗了个澡，理了发，刮了脸。早晨起床，又给他买了一套新衣裳穿上，然后就拉着他回安西县了。到了县上，又直接拉到县招待所，把所长叫来说，这是我的救命恩人，你们一定要接待好。

           县委书记的救命恩人，招待所哪敢怠慢呀！叫他住最好的房子，一天三顿，伺候他吃好，吃饱。但是，三天后王玉峰死掉了。他的胃里塞进去太多的牛肉和鸡蛋，不消化，食物把肠子挣断了。

           常书记听招待所长说王玉峰在医院抢救，先是把招待所长大骂一顿，然后跑到医院去看。但王玉峰已经断气了。他拉着王玉峰的手在床边大哭了一场，哭着说，王站长，是我把你害死的呀！

           1978年回到兰州之后我打听过王玉峰的儿子的下落，有人说，王玉峰送夹边沟之后，他的十八岁的儿子被遣送回山东老家了，是死是活，再也没有音讯。

    贼骨头

           俞兆远先生是1958年春季被组织部门送到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的。此前他在兰州市西固区人委任工商管理科科长兼劳动工资科科长。他在夹边沟劳动教养几近三年，被送回兰州，继而被遣送原籍金塔县监督劳动至1979年。有一次，邻居家一位妇女问他：听说夹边沟的右派都饿死了，你怎么没死掉？他回答：我是个贼里头打着不要的贼。

           他说，他曾是夹边沟农场最出名的贼，可是他并非一去就偷东西。

           右派们到了夹边沟，第二年就饿死了一百多，可那时他一粒粮食都没偷过。他出生在金塔县的农村，从小父母就教育他要做个老实人，要正直，本分。他的父亲是个乡村郎中，有点文化，他很小时就教他读《三字经》、《论语》和《孟子》。父亲还对他讲过“曾子之廉，不饮盗泉”和齐人不食嗟来之食的故事。他满脑子都是士大夫“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所以在夹边沟他的腿肿了起来，脚胀得穿不上鞋，头肿成了大南瓜，他也耻于偷窃。在饥肠辘辘人困马乏的日子里，他实在饿得招架不住的时候，就去捋草籽、捋树叶聊以充饥。他小时放过羊种过地，知道什么植物可食什么不可食。夹边沟东草洼生长着很多白刺棵。白刺棵有两种，一种开红花结红果，状如枸杞，能吃；其卵形的叶片捋回来拿开水烫一烫，挤干，捏成团就能吃。另一种开白花，也结红果，果实呈葫芦状，骆驼特爱吃，但毒性大。人不能食。有些城市来的右派不知道，把葫芦形的采来吃了，中毒死了。还有一种碱茅草，长很多枝杈，开黄花，其状如千头菊。这种草籽炒熟了干嚼都行，咸，涩味重，却没毒性。

           但是，到了1960年的春天，他突然就偷起粮食来了。

           他眼睁睁地看着同屋的两个右派饿死了！

           一个是永登县一中的教师，姓巴，名多学。巴多学解放前毕业于北京大学，永登县人。这是个胆小得掉片树叶怕碰破头的人，老实本分极了。在田野上劳动，别人摘个黄瓜给他，他吓得一把推开，说，你这不是叫我犯错误吗？此人在春天临近时躺倒起不来了，奄奄一息之际对身旁的人说，能不能给我一支烟？我想吸支烟。俞兆远从一位榆中县右派处要来一撮旱烟末，卷了颗烟，点着，放在巴多学嘴上。巴多学用他干枯得树枝一样的手指抖抖索索扶住了烟，吸了几口，闭上了眼睛。沈大文是甘肃农大的教授，留美博士，研究植物分类。他和俞兆远在一间宿舍比邻而眠已近两年。俞兆远来夹边沟之初，农场组织他们学习农业技术，沈大文还讲过课。这个人不偷不抢，饿得不行了，就到草滩上捋草籽吃。他比巴多学躺倒还早几天，已经好些天失去行走的能力了，但他不愿麻烦别人替他打饭，每天去伙房的路是跪着走去再跪着回来。他在膝盖上用绳子绑着两只布鞋，以减轻膝盖触地的疼痛。巴多学死后两天的夜里，约11点钟，他把嘴对着俞兆远的耳朵说，老俞，我想吃个糜子面饼饼。俞兆远很惊讶，说，老沈，快到半夜了，我上哪里给你找个饼子去。沈大文说，求你给我找个饼子。实话，我这会儿真是想吃个饼……饼。老沈……俞兆远刚要说话，身旁的右派分子杨乃康捅了他一下：老沈可能不行了……俞兆远的头皮噌地麻了一下，穿上棉衣就跑到伙房管理员的房子去了，说替沈大文要一块糜面饼饼。管理员把他轰了出来：去去去！沈大文要一个饼饼，李大文也要一个饼饼，王大文也说要个饼饼，我哪有那么多饼饼！无奈的情况下，他又跑到大队长梁敬孝的房子去，把梁敬孝从被窝里叫了起来，说了沈大文的情况。他之所以敢在半夜找梁敬孝，是因为他自认梁敬孝对他不错，说不定会给他这个面子的。去年春播的时候，梁敬孝在地头上问，你们谁会撒胡麻？人们都说不会，就他说了一声我会。梁敬孝问你撒过胡麻？他回答，我十三岁就跟我嫂子种过地，那时我大哥抓了壮丁，家里就我和嫂子再加上我妈种地，我撒过胡麻。梁敬孝不信他十三岁种地，问他怎么撒胡麻？他抱了一个装着胡麻的升子走进田里，然后抓一把胡麻甩到升子上。胡麻撞在升子壁上就散开来，均匀地落在田里。他撒了几把，梁敬孝很满意，说行了行了，我再问你……你会摆耧不会？他又说会，我和嫂子种地的时候，要是犁地，就是我牵牲口，嫂子扶犁，种麦子的话，嫂子牵牲口，我摆耧。我那时间力气不够大，就拴根绳子在耧上再套在脖子上，到地头提耧时往后挺脖子，耧就提起来了。梁敬孝又问，摆耧有个口诀，你知道不？他说，进地三摇摇，出地三不摇。梁敬孝说，你还真是个农匠！梁敬孝原想亲自给几个右派演示种胡麻技术的，此刻他说了声你们几个人听俞兆远的，他叫你们怎么种，你们就怎么种！转身就走了。尔后的日子里，凡是农业上的技术活梁孝敬都派他去做。

           这天梁敬孝果然给他面子，说，去，你跟管理员说，给沈大文两个饼饼。就说我说的。

           俞兆远领到了两块糜子面饼子，总共五两，高高兴兴拿回去给沈大文吃了。他想，可能沈大文能多活几天了。

           但是，翌日清晨起床的时候，沈大文静静地躺着不动。他喊了两声沈大文，也不回答。伸手摸了摸头，已经冰凉。

           不到三天的时间里巴多学和沈大文相继命丧黄泉强烈地震撼了俞兆远的心灵。做一个正人君子的信条在他灵魂深处动摇了。他想，沈大文有着丰富的植物学知识，吃过很多草籽都没有中毒，却还是饿死了，我还能熬出夹边沟去吗？

           能不能活下去，怎样才能活下去？这个问题他苦苦地思考了几天，终于作出了决定。一天在工地休息，他走到杨乃康身边坐下，试探着说，老杨，饿得走不动了，得想个办法呀？杨乃康无语。他又说，总得想个办法嘛，就这么等死吗？杨乃康叹了一口气说，有啥办法？我有啥办法？你脑子灵，你给我们想个办法嘛。他沉默一会儿，说，办法我倒是想了，就是做起来难度太大，不敢做呀……杨乃康的眼睛盯住了他：什么办法？你说，你想做什么？他没回答，扭过脸去。杨乃康追着说，说嘛，有啥办法你说出来嘛；说出来你要是办不了——还有我嘛。俞兆远觉得是火候了，便说，办法其实也简单，就是怕你不敢干。杨乃康催他：说嘛，你说出来，再说我敢不敢的事嘛！俞兆远说，好，我说我的办法。我的办法呀就是做无本钱的买卖。杨乃康一下子睁大了眼睛：你是说抢人去？劫道去？俞兆远说，看你说的！我能干那种事吗！我不想活啦！杨乃康说：那你的意思是……俞兆远说，我想偷仓库的粮食……你干吗？杨乃康沉默片刻，说，他妈的不就是一个死嘛！

           三天后的一个夜晚，半夜时分，他们拿了一根准备好的竹竿——竹竿的一头被俞兆远用瓷片削出四十五度的尖角——悄悄地来到了农场的粮库旁边。他们的脚步声惊动了粮库旁的一只大黑狗，狗汪汪叫了两声，朝他们扑来，但是他低沉地吼了一声老黑，那狗就不叫了。因为经常从库房拿种子和放回没播完的种子，大黑狗已经和他熟悉了。大黑狗像闻什么气味一样，在他的腿旁转了一圈，摇摇尾巴离去了。不过他和杨乃康没有动弹——事先商量好的，等狗叫过以后还要看一看有没有其他动静。这是夹边沟农场最大的一个仓库，它的西头挨着磨面房，汽车把从外头调拨来的粮食拉到这儿来囤积，然后每天从库里出粮磨面，供夹边沟和新添墩作业站的大灶使用。磨面房旁边有一间小屋，住着一个二劳改［3］专职看守仓库和磨面房。

           果不其然，看守室的门轻轻地开启，一个黑影走出来，顺着库房走到东边的山墙，绕过去，从库房北边往西走去。那人回到看守室，才低沉地骂了一声，你这个瞎熊，胡吼啥哩！

           一切又归于寂静。

           走，上！俞兆远轻轻地对杨乃康说。对这个仓库他们熟悉极了：库房里边砌了一堵墙，把空间隔成了一大一小两间，小间堆放着粮食种子。他还知道，靠着北边的墙壁，一麻袋一麻袋的麦种摞得比窗户还高。他们蹑手蹑脚地走到第一个窗户下边。俞兆远把一条床单展开来铺在地上，然后扶着墙壁蹲下去，叫杨乃康上他的肩膀。杨乃康的一只脚踩上他的肩膀试了一下，说，干脆我给你支架子吧，你不行。俞兆远说你快上吧，我就不信支不住你。杨乃康不再犹豫，两只脚都上了他的肩膀，说声起。俞兆远扶着墙壁往起站了两下，却没有站起来。杨乃康问怎么回事？他回答真不行了，腿没力气。杨乃康说，蹲好蹲好，我下来。他下来后说俞兆远：我说我支架子，你非要……俞兆远说，好，你支架子，你支架子，我真是不行了。于是，他踩着杨乃康的肩膀被托起来。托起来也不太高，这个仓库很高大，它的透气用的窗户离地面约三米，俞兆远站在杨乃康的肩膀上眼睛刚超过窗户台。他一手扶窗户台，一手去推活动窗户，把窗户扇推开个缝隙。他把立在旁边的竹竿举起来探进窗缝，把窗口再推大些，顺势将竹竿捅进去。他看不见里边的东西，所以只能试探着往里捅。因为第一次做贼，神经紧张，心跳得有点喘不上气来了。他只好停顿一下，喘喘气，然后再捅。竹竿和窗棂的磕碰声本来很小，但在他听来如同打雷一般。他是怕狗叫起来，所以每发出一下磕碰声，他都要静一下倾听周围的动静。

           终于，通过手的感觉他知道竹竿触到了麻袋。这时他才握紧竹竿，举起，用力把竹竿插进去。然后他用两只手倒着收回竹竿来，摸了摸前端的竹筒。

           竹筒里有几颗麦粒！

           他的心突突地跳了几下，把竹竿斜过去，将麦粒倒在地下的床单上。他兴奋地说，插上了！杨乃康也很兴奋，用力挺一下腰板说，插上了吗，好，接着插，接着插！

           他接着再用更大的力气把竹竿插进去……

           后来杨乃康的腿颤抖起来了，说，不行了，我支撑不住了，下来吧。他小心地把窗户扇用竹竿捅一捅关上，说，好了，你蹲下，我下来。杨乃康是慢慢往下蹲的，但是他的腿一软，扑通一声倒在地上了，俞兆远也摔下来。俞兆远摔得可是不轻。他的头撞在墙角的水泥地上，发出很重的响声，他痛得叫了一声。立即仓库那边的狗吠了起来。他们顾不得疼痛，卷起床单拾起竹竿撒腿就跑。但是跑出没几步远，狗就扑过来了。杨乃康往地下一蹲，做出摸石头打狗的样子，但俞兆远拦住了他说，不敢打，不敢打，越打越走不脱！他发出很亲切的声音喊狗：黑子，不要吼，过来！那狗还真听话，不叫了，轻步跑到他跟前，围着他转。他摸了一下黑狗的头又说，回去，黑子，回去！那狗围着他转了一圈，跑走了。这时他才说一声跑。

           但是事情变得麻烦起来，他们跑出去几十步，那个看守追了上来，拦住狗喊，追，快追，黑子！人和狗又一起追过来。那人还大声地喊，贼偷仓库啦，贼偷仓库啦！

           这时他们已经跑到仓库北边的菜地附近，那里有两棵沙枣树，他们急忙躲到沙枣树后边。俞兆远说，跑不了啦，那狗日的身体好，跑多远都能追上，得想个办法。杨乃康紧张得嗓音都变了，说，你说怎么办？俞兆远没回答，朝着追过来的人影改变了说话的嗓音吼了一声：王八蛋，你还要追吗？想活不想活了！

           那黑影看不见人，便也不敢贸然追过来，只是大声喊来人呀，贼偷仓库了！

           俞兆远就怕他把人喊起来，于是，他加重了威胁的成分吼道：王八蛋你还要喊吗，再喊，我可要不客气了！

           黑影说，嘿，你狗日的嘴硬，你有胆量给我出来！

           俞兆远说，出来！你个王八蛋，不要给粉不知道往哪里擦？我劝你还是回你的房子去。你要是非跟我过不去，看我今晚上怎么做死你。

           那黑影不出声了，狗却汪汪地叫着。俞兆远很明白，仓库附近农业大队的劳教分子们是不会从被窝里爬起来的，只有那些管教干部可能会起床。这是他最担心的，因为他们有枪。他便大声说。爷们，后会有期！我们走啦！

           掩在沙枣树后边，俞兆远看那人还不动，就拉了杨乃康一把，两人大大方方走出沙枣树往东北方向的沙包走去。走了几步，看那黑影还站着不动，他们就加快了脚步。

           大黑狗一声又一声狺狺叫着。

           俞兆远和杨乃康没想到，第一次偷窃就充满了惊险，但又是如此成功：被人发现了而又轻易地逃脱了，还搞到了两斤小麦！他们没回宿舍，而是直接跑到东草洼，搜集些茅草，用饭盆煮熟，吃了。吃着香喷喷的麦粒他俩商量，过两天再搞一次。可是第二天傍晚，他们刚刚从田里劳动回来，梁队长带着几名“拐棍”突然搜查了机耕班的两间宿舍，把所有的铺盖都抖了一遍，把箱子也都打开查看。虽然没有查出什么来，但他俩立即意识到偷麦种的事领导已经判断出是机耕班所为，不能再偷仓库了。为了证实自己的判断，第二天俞兆远借故去了一趟磨坊。他发现看守室门口的大黑狗被换掉了，原先干部灶门口的一只花狗被人拴在看守室门口。看见俞兆远，花狗就凶狠地吠叫起来。

           尽管仓库是不能再偷了，但这次行动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俞兆远。春节期间的一个夜晚，他又袭击了伙房：在杨乃康的帮助下，他从烧火棚爬上伙房房顶，从天窗里把一根拴着铁丝爪的竹竿捅到面板上，钩出来一块发面团。他和杨乃康又跑到东草洼烧熟吃了一顿。

           杨乃康是兰州市西固区委的宣传部长。他和俞兆远在单位上就很熟悉。

           过完春节就开始拌种，这时俞兆远就放手偷了。每天收工时，他都抓把麦子装在鞋壳里，或者顶在头上再戴上帽子。他曾经给铁锨换了个竹竿锨把，把竹节打通，往里边装粮食，收工时带回宿舍。这样带了几次粮食之后，他的计谋被一位管教干部识破了。管教干部还跑到宿舍把他的书箱打开，发现他已经存了半箱子小麦。结果扣了他一顿晚饭，还拉出来开了一次批斗会。

           拌完种开始春播，他又和其他人在地头偷麦种吃。按照当时的粮食供应量，一天十二两——四分之三斤，粮食不应该那样紧张，可实际情况是劳教分子每天要劳动十到十六个小时，超重超常的劳动把人们的身体轧干了，一斤不到的粮食不能提供身体所需要的热量，人员大批倒毙！

           吃麦种不能在干活时吃，管教干部看见了会骂的，还要扣一顿饭。只能是休息时候，干部们到一边休息去了，机耕班的人们就围着麻袋躺着，一人抓一把麦种塞进嘴里。他们使劲儿搅动舌头，使得嘴里生出唾液来，把种子上的六六粉洗下来；再像鲸鱼吃鱼虾一样，把唾液从牙缝里挤出去；然后嚼碎麦粒咽下去。每天收工回到宿舍，吃晚饭的时候，灶上给的那一碗末糊汤［5］谁都吃不出它是咸的淡的还是酸的。他们的嘴都被农药杀得麻木了。

           第一次吃拌了农药的麦种，他的胃痛，痛得他在地头上打滚；全身出汗，汗水把衣裳浸透了。他认为自己活不成了。可是过两个钟头肚子不痛了，肠子咕噜噜响，拉起肚子来。拉了好几天，拉得连路都走不动了。过了几天再吃种子，胃痛就减轻了，也不拉肚子了。

           三月、四月和五月不断地播种，种小麦，种胡麻，种苞谷，种高粱。种什么他们就偷什么吃。

           六月是青黄不接的季节，小麦开始扬花灌浆。这时在地里他们就揪麦穗，嚼，嘬面水。到下旬麦粒还是绿色，但却有仁了，他们就放在手掌上揉搓，吹去麦衣子，吃绿麦仁。

           七月，收获的季节，只要躲开管教干部的眼睛，人们就把衣裳铺在地上，提个麦棵子过来，跺几脚，麦粒就掉下来了，就可以大嚼一通。

           几乎是所有的人都在地头上偷吃麦子，但就俞兆远偷得凶。他不光偷着吃，还储存，把偷的粮食埋在草滩上或者田埂的某个地方，做上记号。他的第六感官告诉他粮食将更加紧缺。

           他这种见吃的就偷，不管不顾地偷，还真是卓有成效：他身上的浮肿奇迹般地消失了，挽起裤管摁腿，摁不出坑了。而这时夹边沟农场已经饿死上百人了，还有几百人饿得走不动路了。

           有一件事情是俞兆远的智慧所没有预料到的。1960年9月下旬，农场领导突然传达上级指示：夹边沟农场和新添墩的劳教分子，除去体弱多病者，全部转移到高台县的明水乡去。酒泉劳改分局决定在那里组建明水农场。指示下达的第二天，生产股的罗股长和两名干事亲自带领从基建大队和农业大队挑选出来的150名年轻强壮的右派先行出发。俞兆远是其中之一。酒泉劳改分局派来了几辆卡车把他们拉到酒泉去乘火车。俞兆远的心痛苦极了，藏在草滩上的粮食只能喂地鼠了！

           好多年以后，俞兆远一提起那次转移明水的事就说，那是雪上加霜。火车于第二天上午十点把他们拉到高台县的明水河车站。他们以为到明水农场了，可是罗股长告诉他们，他们一百多人的任务是往东走，去挖大干渠。他们扛着行李走到天黑时分，走到临泽县的新华农场附近的戈壁滩上。罗股长指着几间又破又矮的泥房说，就是这个地方。走近了才看清，戈壁滩上有一条与铁路平行的断断续续没挖成的渠道。罗股长说，这条渠要和张掖的黑河连起来，要引来黑河水浇灌将要开垦的五十万亩土地。

           还在兰州当科长的时候俞兆远就听说过，省委计划要在临泽县和高台县建设一片全省最大的谷物场，但他不了解眼前这条开挖后又停工的干渠是什么人挖的——是征集的民工呢？还是劳改队？大干渠往东，每隔两华里就有一片破败的泥房，可见这里曾集中过很多人。

           他们把几间破泥房清理清理住了下来，然后就开始挖渠。挖渠的工地离着住处还有几公里，他们每天早上吃过饭就扛着铁锨往东去挖渠，傍晚返回。

           挖了四五天，就突然停工了。一名炊事员抬笼屉时掉进开水锅里，人们慌乱中将他打捞出来，身上的皮都酥了。别人想帮他，一扶胳膊，胳膊上的皮掉了，摸哪儿哪儿掉皮。罗股长急忙组织人抬到新华农场医院去，医生们也手足无措，找车往县医院送，走到半路就命丧黄泉。这件事带来些许混乱，停了两天工。后来出工了，又挖渠，挖了七八天就又停了。原因是上边来了指示，挖渠者的口粮大幅度减少，从每人每日一斤减到半斤！右派们惊了：一天一斤尚且饿死人，吃半斤焉能劳动？人们议论纷纷，人心惶惶，天要塌下来的样子。罗股长也觉得问题严峻，怕继续挖渠会造成大批倒毙，便挨屋通知：先休息两天，看上级领导有什么新安排……

           等了几天，什么新安排也没有。这时天也冷了，罗股长也不催着出工，右派们每天喝完了两顿末糊汤就都蜷缩在房子里睡觉，尽量减少热量的消耗……

           一停工俞兆远便忙了起来。他记着前几天在工地挖渠，看见东北方向很远的地方有一片绿色，像是庄稼地，估计种的不是苞谷就是高粱。他想去看看，能不能找到几个苞谷棒子或者高粱穗子。停工的第二天夜间，大家都睡觉了，他把一条用毛巾缝下的口袋塞进怀里，对睡在门口的段组长说了一声：老段，我去搞点吃的。段组长说去吧。小心点儿。他还把自己的长毛绒帽子给他，说，把我的帽子戴上，风大，夜里冷。

           俞兆远戴的是棉布帽，还是来夹边沟的第一个冬季发的，太薄。

           出了房子，俞兆远先顺着上工的路往东走，再朝东北方向拐过去。天还真冷，西北风刮得脸很痛。他把长毛绒帽子的帽翅放下来护住脸。这是个没有月亮的夜，四周漆黑，看不清任何标志，只能凭着感觉走。走了一会儿遇到个塄坎，朦胧的天光下他认出是一条水渠。顺着水渠走了很长一段，就进了苞谷地。一棵包谷一棵包谷摸过去。在他的想象中，农民收得不论多么彻底，总会丢下几个苞谷棒子的，但是，他摸过来摸过去好几趟也没摸着个棒子，连个秕穗穗都没有。

           就在他觉得白来一趟很沮丧的时候，突然看见不远处有一块亮亮的黄砣砣，像是灯光投在地上的那种黄色，在夜幕中很显眼。朝着黄砣砣摸过去，近了，见是一间小泥房，黄砣砣是映着灯光的窗户纸。他悄悄摸到窗户跟前，听到有人说话，再用手指沾上唾沫戳破窗户纸，看见房子里坐着两个穿黑棉衣的人。他从服装上判定这是两个新华农场的二劳改。既然这样深的夜晚这两个人还没睡觉，那就是说他们在值班，在看守什么重要的东西。他这样想想，就离开窗户从西边绕到房前去。这是个瓜棚样的泥房，房前没有窗户，只有一扇门，门缝里透出窄窄的一束光线根本照不亮院子。但是他的眼睛敏锐地看见了一堆黑糊糊的什么东西。他挪过去一摸，心就突突地跳了起来。天哪，竟然是一堆苞谷棒子！他忙忙跪倒，从怀里掏出口袋。

           他装起苞谷来了。装了几个，他又停住，把长毛绒帽子的帽翅挽起来。他想到了要保持高度的警觉，要有敏锐的听觉，一旦有细微的动静就要作出反应。然后才又接着装苞谷。

           他真是个惯偷了。他装苞谷的动作很快，但又很沉稳。为了在袋子里装更多的苞谷棒子，他把每一根棒子都横着摆到袋子里，横上两层之后又从旁边竖着插上几个，把袋子的所有空间都利用起来。他装了五分钟，或者比五分钟还长的时间，袋子装满了。可是他还不满足，还在往里插，用力塞几个进去。然而，就在这时，吱呀一声响，泥房的门开了。一道煤油灯的亮光照在苞谷堆的那一面。他吓了一跳，身体本能地往下一伏，就再也不敢动了，只是抬着脸往门口看。他的心跳得像是要从嗓子里蹦出来，身体却是像掉进冰窖，冷飕飕的。

           门口出现了一个高大的身影，身影走出来了，站在苞谷堆那边撒尿。他希望那人撒完尿就进房去，但是那人撒完了尿却又转过身体面朝苞谷堆站着，往他这边看，连裤子都没系。他的心更是紧了一下：那人听见声音了？还是闻到气味了？还是感觉到了什么异常？他眼睛盯着那人，身体伏在地上，心突突地跳动。

           他不理解，为什么那人不走，反而弯下了腰往他这边看，还往左边歪了歪头，后来又向右歪头，继续朝这边看。他想要坏事了，那人一定是看见他了，正在想着如何捉他——虽然灯光没投在他的身上，但时间一长，那人的眼睛习惯黑暗了……一刹间他开始思考逃跑的问题：是扔下袋子跑？还是背着跑？扔下能跑掉，但他不甘心；背着跑是无论如何跑不掉的，这一段时间自己的身体变得虚弱了……

           但是他没料到的事情发生了：他还没决定出怎么逃跑，那人却猛地扭转身体，几步跨进房去，哐的一声关上了门。他听见房子里一个人惊讶地问，怎么啦，出啥事了？另一个人慌慌张张回答：狼，外头有个狼！前一个声音问，你看真了？后一个声音回答，清楚楚的，两只耳朵直愣愣立着。吃苞谷啦，狼吃苞谷啦！ 前一个声音又说，抄铁锨，快抄铁锨！走，看看去！

           听到这里，俞兆远抱起袋子朝西就跑。奔跑中他听见门开了，凶狠的詈骂声传来：什么狼吃苞谷了，是贼偷苞谷了！追，快追！然后是咚咚的脚步声。

           俞兆远的运气真好！他一口气跑了三四百米，越过了几条田埂，一道渠，摔了两跤。眼看着那两个人就要追上他了，谁知黑咕隆咚的看不清路，他扑通一声掉下一个土坎去了。掉下去他的大胯摔伤了，站不起来。心想这下非叫人家抓住不可了，就往崖根里挪了挪，一动不动地坐着。岂知这个土坎很高，那两个人追过来在土坎上站了几分钟，骂骂咧咧折回去了。

           那两个人走了好久，他也没动弹，他怕那两个人从旁边绕到土坎下边来抓他。他静静地坐了半小时，除了呜呜的夜风，再也听不见什么异常的声音，他才长长地松了口气，站起来。他的大胯很痛，走一步就剧烈地疼一下，但他忍着痛往回走。他心里很高兴。

           但是，他从山水沟里走出来，在荒滩上走了一截，内心的高兴就很快消失了。他迷路了！由于乱跑了一阵，他搞不清自己现在的方位了，是应该往西走？还是往南走？还是往西南方向走？他很清楚，在十月中旬的荒滩上乱走一夜，会有什么下场！还有，他听见了凄厉的狼嚎。他犹豫了一会儿，又开始走。他想，应该往西走，住处在西边。他看了看天空的三星，判断出哪边是西。他是农村长大的，他知道这个季节三星的方向朝南，他朝着与三星垂直的方向走是正确的。

           他很快地走了一截，思想却又被另一种思考所困惑：住处大致是在西边，但如果自己和住处擦肩而过呢？这是可能的，因为夜太黑了，看不见周围的景物。可是很快他的心又被更紧迫的危险攫紧了：狼的嚎叫声更近了，更清晰了！不是一只狼，而是两只。如果是一只狼，还可以周旋，而两只狼同时发起攻击的话，自己赤手空拳就无法抵抗了。

           两害相权取其轻，他认为目前最大的威胁是狼，他必须首先躲开狼。他想了想，就加快脚步朝南走。小时候听父亲讲过，狼在一里之外就能够闻到食物的气味。现在狼是从西边走过来的，他必须往南走出一里远才能躲开狼。

           他加快速度往南走，越走越快。他的心跳得厉害，神经绷得越来越紧。他已经忘记大胯的疼痛了。

           后来，他几乎是跑着前进了。他清楚地听见狼的恐怖的嚎叫声更近了，似乎是狼已经闻到了他的气味，正在向他逼近！近在咫尺！他已经累了，身体发热，胸腔被大口吸进的冷空气刺激得像是撒进了辣椒末，喉咙又辣又痛，腿软得几乎要跪下来。脖子里的汗水向后背流下去，把衣裳浸湿了。不行了，再也跑不动了，再跑就要累死了！干脆停下吧，休息休息吧，听天由命吧！最后，这样绝望的念头在他的脑子里产生了，双脚放慢了速度。可就在这时，他突然听到狼的嚎叫声已经转移到他的身后去了。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他的心一下子松弛下来，瘫了。他明白，狼已经往东去了，西北风再也不能把他的气味刮到狼那儿去了！

           他很高兴自己没被狼吃掉，坐了一会儿，叫心跳得匀称一些，然后就爬起来往西走。不能坐得太久，因为湿了汗的衣裳冰凉，冷得他受不了啦。快乐是双重的：走了没几步，他发现身旁不远的地方有几个土堆，走过去辨认一下，他差点快乐得叫出声来——天呀，他的身旁就是那条大干渠！顺着大干渠走下去不就是那片破泥房吗？真应该感谢那两只狼，他想。要不是狼逼得跑这一段路，今晚可能还要在荒滩上瞎走多少冤枉路。

           但是，顺着大渠走了好长一段路，却仍然看不见住处。他糊涂了：莫不是已经错过了住处？跑了半夜，以他的判断该是走到住处了！回头往东走吧，他又下不了决心——要是住处还在西边的话，不就背道而驰了吗？后来他还是接着往西走，他想再走一截试试，若是还找不到就往回折。结果还没走上半里路，就被一个什么东西绊了一跤。坐起来观察，是个小小的土堆。他更糊涂了：这是怎么回事，谁会在这种地方垒起个土堆来？在土堆旁转来转去，察看，思考。良久，他猛地恍然大悟：这不是那个烫死的右派的坟墓吗！

           又走了几分钟就到了住处进了泥房。段组长醒着，问了一声：回来啦？怎么这么长时间？他回答：迷路了，在野地里转了半夜。段组长问，搞到什么没有？他没说话，掏了六个苞谷棒子塞进段组长的被窝，然后摸到墙角上自己的铺位，摸着黑开了木箱，把苞谷一个个放进去。锁好。总共是四十二个棒子，段组长六个。锁起来三十二个，留下四个在外头，他钻进被窝，盖住头，慢慢地享用。苞谷的湿润的奶汁在他的咀嚼下渗了出来，甜丝丝的，那个香呀！

           翌日晨起床，吃完了半盆末糊汤，俞兆远想好好睡一天，他大胯处的骨头昨晚上扭了一下，疼得厉害。可是罗股长吹哨子把人都集合起来训话，说，供应的粮食就是那几嘴，就是啥活也不干，也搪不住饿呀。你们躺下不动能行吗？今天都进山去，都跟我进山去，找吃的！我跟这里的老百姓打问过，他们说山沟里有一种黄药子是能当饭吃的。今天我们挖黄药子去。

           听说进山，俞兆远飞快地进屋，从木箱里拿出四个苞谷棒子塞进怀里，然后提着铁锨上路。他走得飞快，翻过铁路走进山谷的时候，已经把其他人甩开了两里多路。他是有意走这么快的，他想跑到大家前头，挤出时间，躲开人们的眼睛，烧几个苞谷吃。他一路走一路拾柴，进了山谷就拐进一道山沟点着火烧苞谷。他用大火烧，把苞谷皮烧焦了，然后剥掉皮啃苞谷。烧熟了的苞谷更香，啃完一个又啃一个，不一会儿就把四个苞谷吃完了。吃完了苞谷他又想苞谷芯子怎么办——可不能叫罗股长看见，那是个严厉的家伙，知道了他偷苞谷，非扇他嘴巴不可——想来想去，就在离火堆不远处挖了个坑，把芯子埋了，并在上边撒了泡尿。

           这时后边的人走过来了，蹲在火堆旁烤火。有的人也在他埋苞谷芯子的地方撒尿，还问，你挖着黄药子了吗？他回答，挖着个球！

           不过，后来他专心挖黄药子还真挖到了两个。点上火烧熟，掰开，里面是黄面面子，像烧熟了的红薯。大家掰着尝了尝，有点苦味。

           过两天他又去了一次小泥房，且是白天去的。他的目的是踏勘一下，看还有什么可偷的东西。可是去了一看，苞谷不见了，那两个二劳改也不见了，房门上了锁。他扒着窗户往里看看，空荡荡只有一面土炕。这一趟也没白来，找到了一块没有成熟的落花生。他没见过落花生，但他看见了小小的秧子，挖出来又看见根上带着几个白蛋蛋，放进嘴里一咬，是甜丝丝的水泡泡。他读过一位作家写落花生的文章，因此他断定，这是二劳改们试种的落花生，没有成熟。他大嚼了一通水泡泡。回住处时还抱了一捆花生秧子，煮着吃叶子。有人问他吃的什么，他回答菜叶子。

           经过侦察，他知道这附近的确没什么吃食可偷，于是就很节约地吃那些偷来的苞谷，一天吃一个棒子，细水长流。实在饿得招架不住了，就去那块地挖些落花生秧子回来煮着吃。

           他们这些人在临泽的荒滩上又住了一个多月，时值11月中旬，祁连山下的这片荒滩已是滴水成冰的季节，并且饿死了十几个人。再住下去也没什么意义，场领导就派拖拉机拉他们回农场去了。

           在挖渠工地他们听到消息，夹边沟的人差不多都挪到明水来了，他们也都急着想回去，心想场部的条件会好一些。不料回到明水下了拖车，他们的心唰的一下就掉进了冰窟窿。

           明水农场比夹边沟相差甚远！

           夹边沟农场虽然地处巴丹吉林沙漠，但是有农业大队的大杂院，有基建大队的四合院，还有场部的办公室和机关干部们的宿舍房，还有农田还有水渠！这里却是光秃秃的一片旱滩，一千多名右派穴居在山洪冲出的两道山水沟里的地窝子和窑洞里。站在沟沿上往下看。地窝子大小不一，窑洞口挂着草帘子或是破棉絮遮挡风寒，景致如同50万年前黄河流域一处猿人部落的聚居地。唯一体现现代人类文明的标志是东边一条山水沟南端的高地上有几块长着糜谷的庄稼地，两间附近农民种撞田 ［6］住的土屋，三四间新搭的芨芨草房。有人告知，那是场部和伙房。伙房旁有一口新挖的井。

           此处被称为明水农场，是因为在东边二三里处有一条百多米宽的明水河。明水河徒有虚名：河道干涸了，只有下游的河坝里积蓄了一些雨季流下来的洪水。

           更叫人心寒的是迁来这里的人们十之二三已经饿死，山水沟两边的荒滩和北边的河坝里到处是新起的坟冢。活着的人们也都苟延残喘，奄奄一息。半数人已经躺倒，能活动的人们在中午时分挪出洞穴在阳洼地上或坐或卧晒太阳。人们去伙房打饭的力量都没有了，开饭时炊事员提着桶往地窝子和窑洞送饭，给每个人抖抖索索举起的饭盒里舀上半马勺末糊汤。每天的定量是半斤豆面。

           从工地上下来的一百多人被安置在西沟的十几孔窑洞里。西沟比东沟深，窑洞也大一些，一窑住四五个人，大的几孔能住十几二十人。据人们讲，在他们到来之前，领导把这些窑洞的人合并到减员较多的其他窑洞去了。那些窑洞的不少人此时在沟外的荒滩上长眠不醒。

           右派分子们静静地生活着。他们平静地等候着最后时刻的到来。只有极少数不安宁分子采取了特殊的生存之道：逃跑。

           俞兆远没有逃跑。父母在他的少年时代就把全家赖以生存的土地典出去，送他去上学，指望他给家庭带来荣耀。他跑回去父亲一定会背过气去。至于回兰州的家，他想都没敢想：五尺汉子，如何藏身？他想，不逃跑，但要活下去！

           于是，当大家躺在窑洞里喝末糊汤时，他拖着疲惫的双腿把明水农场的沟沟坎坎丈量了一遍。他的“丈量”是卓有成效的。东西两条沟之间有一块收获过的萝卜地，地边上有间类似瓜棚的小屋，门口堆着许多萝卜缨子。这是伙房的财产——可能是农场花钱把全部萝卜买下来了——有时候劳教分子吃的末糊汤里放一些萝卜缨子。瓜棚里住着一个姓周的二劳改，负责看守这堆萝卜缨子。白天偷萝卜缨子是不可能的，瓜棚的门开着，那个二劳改就坐在门口晒太阳，打盹。夜里，有一盏风灯放在窗台上，窗子没有窗户扇，灯光正好投在萝卜缨子上。二劳改穿着厚厚的衣裳在炕上坐着，眼睛从窗户往外看，过上十分八分钟还走出来转一圈，手里拿个木棍。经过多次的侦察，俞兆远决定夜里去偷。他从很远的地方绕过去，贴山墙站着。等二劳改巡逻完进屋，他就四肢着地爬到窗户跟前。窗台把灯光挡住了一部分，窗外有一片短短的黑影；有一截黑影正好落在萝卜缨子上。他借着影子的掩护，很快地装了一袋子萝卜缨子。就三两分钟的时间，他已从黑影子下边退了出来，抱着口袋跑回窑洞去。他们窑洞住四个人，四个人搜集些茅草点火，煮着吃了三天。

           三天后他又去偷，刚刚装了半袋子，姓周的二劳改从他身旁的田埂后边扑上来，狠狠打了他两棍子。二劳改说，狗日的，我等你三天喽！

           他拖着一条被打瘸了的腿回到窑洞。他再也不去偷萝卜缨子了。他知道，二劳改谋到一个好差事也不容易，他们对工作尽心尽力是很正常的。等腿好点了，他就把目标转向了糜子地。在他们住的山水沟南端，也就是场部的南边，有一大片糜子地。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已近十一月下旬，那片糜子还长在地里，是种地的农民被征集去搞水利了？还是种撞田的生产队不看重这片糜子？但奇怪的是有几个妇女看守着庄稼地，住在一间“瓜棚”里，时不时出来巡视。俞兆远和杨乃康合伙来偷糜子，到了糜子地附近，在田野上趴着。由俞兆远学狼嚎，一声扯一声的“狼”嚎声中，巡逻的妇女们都回到“瓜棚”去了。这时，他和杨乃康钻进糜子地，把糜子捋进口袋。俞兆远捋上几把糜子，停下来学两声狼嚎，然后再捋。捋满了口袋，两个人仍然学着狼嚎跑走了。糜子可是好东西，他们舍不得给别人吃，回去后把糜子埋在窑洞附近的崖坎下边。但是，第二天夜晚他们去吃糜子，发现埋下的糜子不翼而飞了。他们判断糜子被人偷了——有些右派专门在窑洞附近或者崖坎下边寻找别人埋藏的食品。于是，他们第二次偷来糜子以后就往北走，走到山水沟北边的河坝里，埋在死者的坟头上，做好记号。每天夜里，他和杨乃康来这儿炒着糜子吃，或者生吃。生糜子嚼起来也很香，还有一股甜丝丝的味道。只是嚼碎了的糜子皮爱粘舌头，粘在嗓子里很不易吐出来，容易带来剧烈的咳嗽。

           好景不长，十一月底，来了一群农民，风卷残云把那片糜子割走了。然而就在此时，俞兆远发现了一件奇特的事情，离他们窑洞不远的地方，山水沟的一个拐弯处，有一个垮子。垮子三面是崖坎，另一边插着篱笆。这是农场的一个羊圈，里边圈着七八十只绵羊。羊圈里头有个窑洞，住着两个牧羊人——兰州市的两个右派。这两个右派和其他右派不一样：他们的身体很健康，面孔红润，红得都有点发紫了。俞兆远不明白他俩为什么有着那样健康的面孔，问人。有人告诉他：每过两三天，放牧归来，两个右派就背回一只半死不活的绵羊来。人们都看见过，那只羊的屁股成了个血窟窿，肠子还往外耷拉着。牧羊人向队长汇报：羊群在野外遇到了豺狗子［7］，豺狗子把羊屁股掏去吃了。讲故事的人说到这里很生气，说，这样的事出了很多次了，队长们不追究他们，只是叫他们把死羊交上去，照旧还叫他们放羊。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他们两个人吃肥肠，管教干部吃肉，把骨头给灶上熬汤，还说是给我们宰羊改善伙食了……

           俞兆远听了故事一点儿也不生气，还开导那人：这事你生啥气呀，现在是啥时局嘛——饿死人的时局，八仙过海各现其能的时局——你有本事你也吃肥肠去，吃不上不要妒忌人。接着他又问，那羊皮哪去了？那人回答，在梁队长的房顶上。

           听说是在梁队长的房顶上，俞兆远立即就跑到农业大队办公室去了。看看梁敬孝不在，他便很敏捷地从房顶拽下两张羊皮，跑到河坝里去，点上火燎羊毛。羊毛是烧不干净的，燎得狠了羊皮就烤焦，燎得轻了，皮上剩下两毫米长的一层毛根。他干这种活很有耐心：慢慢地燎了一整天，将羊皮烤得硬夸夸黄澄澄如同马粪纸一样，然后撕成小块放嘴里嚼，美美吃了一顿烤羊皮。吃剩的羊皮拿回窑洞，给其他人一人分一块吃。杨乃康嚼着又脆又香的羊皮说，老俞，要是能回到兰州，就凭你给我的这块羊皮，我请你到悦宾楼吃一顿烤鸭。悦宾楼的烤鸭比不上你的烤羊皮的一半香呀！俞兆远的好日子到这里也就结束了，因为在明水农场的确没什么东西可偷了。

           但是俞兆远的确不愿坐以待毙，又跑到草滩上去捋草籽。一天，他过了铁路进山谷挖黄药子，回来的路上看见了几根骨头棒子，就把它们拣了回来。山谷里有许多这样的骨头，他估计不是人骨，是兽骨。骨头经风吹雨淋变得光溜溜白花花的，同室的人都说那东西没法吃也没营养，但他说，没啥营养是对的，可它总归没有毒性吧，毒不死人吧！这就行！他研究怎么吃骨头，总也想不出好办法，便放在火上烤着看看。谁知这一烤竟然出现了奇迹：白生生的骨头棒子被烤黄了，表面爆起了一层小泡泡。他用瓦片把泡泡刮下来，拿舌头舔一舔刮下的粉末，无异味，尚有淡淡的咸味。于是，他把几根骨头棒子都烤了，把泡泡刮在床单上集中起来，居然凑了一捧之多。他像是吃炒面一样把它放进嘴里嚼，咽进肚子。后来，他们全窑洞的人都去山谷和草滩上搜集兽骨……

           吃了两天骨头棒子，十二月上旬，队长就把他调到西沟的病号房当看护去了。

           十一月中旬，死人到了高峰期，每天都有数十人死去。党委书记梁步云慌了神，跑到张掖地委汇报情况，说，这样死下去了得吗，请地委给调点粮吧。地委书记是一位坚定的老革命，他训斥梁步云：死几个犯人怕什么？干社会主义哪有不死人的，你尻子松了吗？梁步云灰溜溜回到农场，想来想去决定成立病房，想办法少死几个人。于是，管教干部们亲自动手，把全场饿得爬不起来的人集中在山水沟南端的七八间大地窝子里。每个地窝子盘个炉子取暖，并且派两个身体好点的人做看护。看护的任务是开饭时炊事员送来了饭，他俩把每个人的饭盒收集起来叫炊事员打饭，然后送到每个人的手里；还要给病号们端屎端尿，叫病号躺着别动，减少热量消耗。病号们每天夜里十点钟有一顿加餐——场长指示，每天宰两只羊剁碎了熬汤，再加点胡萝卜、菜叶子，给病号增加点营养。

           看护人还有一个任务：把死了的病号用被子卷起来，捆好，拉到门外放着，再把新病号安置在空出的位置上。俞兆远是个聪明人，他发现夜半时分病号死亡的多——他们入睡后再也醒不过来——于是，每到半夜，他就把所有的病号叫醒，叫他们坐着说说话，少睡点觉。有些病号烦他这一着，骂他：滚开，烦死人了，连觉都不叫睡！但他不生气，笑嘻嘻把病号拉起来坐着。他笑着说，你狗日的要是不起来坐一会儿，死了可不要怪我。

           由于他奇特的护理方法，他的病房里死亡率最低。

           当看护期间他没偷过什么东西，因为一间病房有三四十个病号，忙，顾不上偷。结果，仅仅半个月的时间，他的身体迅速地垮下来，他的脸和腿肿了起来。

           也真是巧得不能再巧了，就在他非常悲观地认为离死不远了，将步那些死难者的后尘走进酆都之时，西北局兰州会议的精神传达下来；纠正省委的左倾路线，抢救人命。十二月下旬，明水农场来了一辆大轿车，把“病情”最严重的人拉到新华劳改农场去休养。作为护理员，他忙里忙外搀扶病号上车。一辆轿子车，座位和过道都塞满也只坐了五十个人。车要开了，梁队长叫他也上车，说是到了新华劳改农场还要他伺候病人。他忙忙地回自己的窑洞去拿行李，看见杨乃康在窑洞门口晒太阳。他又急急地跑去找梁队长，说杨乃康不行了，也叫他挤上去把。梁队长同意了，他走回去搀扶着杨乃康上了大轿车。

           这五十一个人到了新华劳改农场，住在两间学校的教室里，地下铺了许多麦草。在这里他失业了，因为有一批从上海“收容”来的无业市民、妓女、舞女和旧政权的一些职员正在这里劳动教养，领导从他们当中抽了十几名姑娘伺候这些病号，端屎倒尿。

           在新华农场，俞兆远又接着偷。虽然他也享受病号的待遇，一顿一碗很稠的加了肉末的大米粥，但是他总觉得饥饿难挨，每天吃过了饭。就到处蹓跶。一天，他进了一间办公室，看见墙根上立着两麻袋大米。他就盯上了，坐在办公室门口装成晒太阳的样子，等待时机。后来，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出去了一下，他立即溜进去把大衣的口袋装满了大米。还在明水当护理员的时候，他拣了一位死亡者的灰棉布大衣穿在身上取暖。然后很快地走出来又倚着墙晒太阳，嗓子里还发出哼哼唧唧的呻吟。这时工作人员回来了，并且发现大米被盗了，嘴里喊着米叫人偷了米叫人偷了，跑了出来。工作人员看见了晒太阳的俞兆远，问他，你看见有人进来过吗？他回答，是有个人进来过，是个穿黄大衣的。问那人往哪边去了？答，往西走了。那人匆匆往西追了过去。他从容地站起来，大大方方走回病号房去。他把杨乃康叫起来，扶着他走到外边去，找个没人的地方，两个人嚼生大米。

           也不知道何种原因，过了三四天，一辆大轿车开到新华农场把他们又拉到了明水农场西边十五公里处的碱泉子农场，住进一间库房一样的大房子。在他们到来之前，明水农场的另外几十名体力衰竭者已先期到达了碱泉子农场。

           在这里，他们被告知，休养几天，身体好点后就送回兰州去，可是情况却进一步恶化：没有肉粥了，粮食供应又回到每天半斤豆面。死亡继续蔓延！

           碱泉子农场是个劳改农场，这里也在饿死人。

           糟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俞兆远也走不动路了。碱泉子农场也有很多从上海“收容”来的妇女，领导叫她们侍候这些右派，端屎端尿，但俞兆远不习惯这种扶持还是坚持自己上厕所。谁知有一天去了厕所，蹲在茅坑上他居然站不起来了。他用双手触地想先撅起屁股再抬起上身，不料手一软一个跟头栽倒了。他在地上坐了一会儿，有人进来解手才把他扶起来。这件事吧他吓了一大跳：他想可不能躺着等死了，必须搞到吃的。

           人只要不放弃生的追求，就总能绝处逢生。俞兆远多年后讲到夹边沟的时候这样对我说。他说在厕所摔倒的第二天傍晚，吃完了末糊汤，他慢慢地在碱泉子农场的角角落落蹓跶，想找点能吃的东西。突然几挂马车驶了进来停在粮仓门口。碱泉子农场的管教人员叫来一帮二劳改卸车。车上是一麻袋一麻袋的蚕豆。有的麻袋破了，卸车时蚕豆洒在地上。他想上前捡几颗蚕豆，被管教干部喝退了。他想，可不能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就围着马车转呀转呀，琢磨怎么搞到蚕豆。突然他发现这天的月亮很亮，月亮把库房的暗影投在院子里，其中一挂马车的拉套马正好有半截身躯站在暗影里。办法马上就有了：他从很远的地方绕过去，潜入库房的暗影里，慢慢地接近了拉套的马匹。他跪倒，四肢着地从马的两条腿之间钻过去，在马肚子的掩护下又进到辕马身下，然后钻到车下边去。二劳改们正在卸粮食，管教干部站在一旁监视，但谁也没看到俞兆远已经爬到车槽下边了，一下一下地划拉地上的蚕豆。他把大衣的两只口袋都装满了蚕豆，然后又小心地从马腿之间爬了出来。可惜的是刚刚爬到库房的暗影里，他以为安全了，往起一站，突然的一阵头晕目眩，眼前迸发出一片耀眼的白光，猝然摔倒了。他摔倒的声响惊动了一位管教干部。

           这个管教干部叫人把他拖到梁敬孝住的房子，说，你看你们的人干的好事！他把俞兆远口袋里的蚕豆掏出来叫梁敬孝看。梁敬孝看着他的手说，啊呀呀，人都晕过去了，你还做啥嘛！那位管教干部愣了一下，转身走了出去。

           俞兆远回到大房子之后，把偷来的蚕豆分给身旁的人吃，一人几颗。他自己多留了一些，躺在被窝里蒙上头嚼上几颗，再嚼上几颗。生蚕豆的味道竟然香醇无比。

           明水农场的右派们在碱泉子农场“休养”身体的时候，省委派往夹边沟的工作组正忙着联系车皮。1961年1月1日，右派们接到通知：今天要走一批人。为了保证右派们平安回到兰州，从张掖地区医院抽来了几个医生，挑选病号中的“健康者”先走。检查到俞兆远了，一位医生叫他站着，用手捏了一下大腿。俞兆远干瘦的大腿哪经得他的一捏——扑腾一下倒在地上。他就说，不行，这个人不能上火车。

           过了几天又送一批走，梁敬孝事先通知他：你想走不想走？想走就精神些。于是，俞兆远把身上的劳教服脱掉换上从家里带来的三年来一直当枕芯的棉袄，并且洗了洗脸，从梁队长那儿借个剃须刀刮了脸。当医生检查到他捏大腿的时候，他咬着牙挺住没有摔倒，连哼都没哼一声。这时候梁敬孝很默契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说，看这小伙子，多精神！医生看了梁敬孝一眼说，叫他上车吧。

           这天是张掖地区派来的大轿车把他们拉到高台火车站的。黄昏时分火车进站，人们蜂拥上车。火车在高台站就停五分钟，人们都着急，使劲挤，竟把俞兆远挤下站台去了。他从车下边站起来想爬上站台，但是爬了几次，用尽全身力量也上不了站台。这时人都上了车，要发车了，兰州市公安局来接他们的张科长吼他：快上来，火车要开了！他说，我是想上来，但我上不来！就叫火车轧死算了！张科长说，你想死呀，我还不能叫你死！他一把将他拉了上来，推上车去。

           车到兰州，几辆大卡车把他们拉到民政局招待所。进了招待所，他立即到处巡视，看有什么东西可偷。他看见招待所餐厅外的墙上挂了许多一把一把扎好晾干的芹菜，当天夜里就偷了一把。吃完了招待所供给的大米粥，他和同房的人又煮芹菜吃。招待所的大米粥很好吃，煮得很软，还加了许多肉丁。只是一顿只给一碗，吃了饭就跟没吃一样，胃空荡荡的很难受。第二天晚上他又去偷芹菜，却发现已经被人收起来了。但是他看见了厨房门口的泔水桶，把手伸进去捞了两把，桶底有许多煮米饭煮糊了的锅巴。他回客房拿个洗脸盆来捞了半盆，拿到水管子上冲洗了一下，又拿回客房煮了煮，几个人分着吃了。过两天他又侦察什么东西可偷，竟然在张科长住的房子里发现后窗户台上放着几摞烧饼。他认出来了，这是返回兰州时坐火车，餐车供给大家的烧饼，张科长全买下了，一人只分了一块，剩下的现在全摆在房里的窗台上。他绕着房子转，看到后窗户上有一块玻璃碎了，掉了一半，可以伸进手去，但却没法下手，因为房子里总是有人。看见那么好的烧饼摆着却吃不到口，他心里急得要命，就总是围着那间房子转来转去，寻找机会。恰好一天的上午，他从餐厅出来，看见张科长和几个警察去会议室开会去了，他认为机会来了，就急忙跑到张科长房间的后窗户去。到了窗户跟前，却又发现房子里还留了个被人们叫做小李的青年警察，他还是下不了手。这可怎么办呀，不能失去这个机会！他略一思考后就跑到前门口去，捏着鼻子学服务员的声音，娇声娇气地喊，小李呀，张科长叫你到会议室去一趟。听见小李应了一声，他转身就跑到山墙处躲起来。他原想把小李支开，然后从前门里进去，但是小李走后他过去看看，门被小李锁上了，进不去。他又绕到房后去，从碎玻璃处伸进手去。

           小李进了会议室，问张科长，你叫我有什么事？张科长一怔说，我什么时候叫你了？小李说，咦，一个女的在门口喊，说你叫我。张科长说哪有的事……但他立即就反应过来，说，快，快回去，调虎离山计，有人偷东西了。

           俞兆远的手是伸进去了，但是没想到那几摞烧饼正放在耷拉在窗台的窗帘上，无论手怎么伸过去，都拿不到烧饼。他正在琢磨如何拿到烧饼，房门就突然开了，小李跑了进来。眼看着煮熟的鸭子要飞了，他一着急就用力伸长手臂去拿烧饼，扯动了一下窗帘，结果烧饼全掉到地下去了。他看偷窃无望，抽出手来就跑。他跑到东边，正好两个警察从山墙后边迎过来，就又掉头往西跑。没跑上几步，又见张科长提着手枪堵住了去路。他只好站住。

           张科长走到他跟前，手枪指着他的肚皮说，啊呀俞兆远，你就偷疯了，在碱泉子农场偷，到了兰州还偷！你怎么是这么个贼骨头？你再偷，你再偷我把你一枪崩了！

           因为偷窃失败，俞兆远非常沮丧。此刻听了张科长的话。他把大衣敞开了怀，用一只手指着自己的肚皮说，你朝这儿打，你朝这儿打。你把我一枪打死算球喽！

           张科长摇了摇头，无奈地说，你不偷就不行吗？

           他说，那有什么不行呀，我不偷当然行呀，你给我几个烧饼吃，我不就不偷了吗？

           张科长说，俞兆远，我先把话说明白，那烧饼我一个也不吃，可是我也不能叫你吃。我要是把烧饼给你，你早就没命了！你知道不知道，你们的肠子现在比纸还薄，不能一下子吃多了。吃多了肠子就挣断了。俞兆远说，这你就说错了。我的肠子是薄，可那是太上老君的炼丹炉炼出来的，啥都扎不破。夹边沟的树叶子扎不破，芹菜秆秆扎不破，烧饼能扎破吗？张科长瞠目结舌半晌，说，这是大夫说的！

           俞兆远在招待所休养了一星期，他女人接到通知来接他回家，书包里提着花卷。临走时，张科长嘱咐女人：你可不要乱给他吃的呀，出了这个大门，要是胀死了，我可不负责任。

           出了门，两口子走到自由路火车站去乘开往西固区的市郊列车。在站台等火车，俞兆远对女人说，给我个馍吃。女人不给他。女人说，张科长说了，你们刚吃过午饭，不叫我给你馍。俞兆远突然就哭了：

           在夹边沟饿了三年，没吃的，差点把命送掉；回家来了，你还不给馍吃……哎咳咳咳……

           女人怔住了，良久才明白原委，掰了半个花卷给他。看着他的吃相，女人也哭了：我哪里知道你吃不饱呀，你来信就没说过吃不饱的话，一次也没说过……嗯嗯嗯嗯……

                  后记

                  在金塔县城建局家属楼的一间住宅里，俞兆远先生讲述完了夹边沟的故事，又补充说，哎，说起我做贼的事，丢人得说不成：回到西固的家中，三个月过去了，我的腿已经有力气走路了，可是肚子还是饿得受不了。一天到晚心里就想着吃的，还特别是想吃生粮食。做熟了的饭菜不管吃多少，心里总是空荡荡的。有一天女人上班去了，我偷着把面柜柜上的锁子捅开了，用一个大茶缸子挖了一缸子苞谷面，放在我的书箱箱里。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我用小勺勺舀着吃上几口。生粮食吃着那个香那个甜呀……要是不吃那么几口就上床，就半夜半夜的都睡不着觉，肚子咕噜噜咕噜噜地响，那个难受呀……我吃生粮食的习惯，直到1962年冬天才克服掉，因为那一年女人要和我离婚。在法庭上，她提出的离婚原因之一是指控我偷面柜柜里的苞谷面吃，还非要生吃不可！她说她忍受不了这种侮辱：邻居们都知道了，她克扣丈夫，不叫丈夫吃饱，逼得丈夫偷家里的粮食……

    憎恨月亮

           今年深秋的一天，我终于寻到了席宗祥，在兰州市东城巷一栋很旧的楼房的顶层。听说我是专为了解夹边沟的情况来找他的，他大为惊讶。他一边叫我进房子一边问我，你怎么知道我是夹边沟出来的？又是怎么找到我家的？我说你叫我坐下呀，坐下我再跟你说。

           席宗祥剪着一头很短的白发，面孔红润，运动员似的身材，根本就不像个六十七岁的老人。尤其是他听了我的话，一只手搔了搔后脑勺，笑着说请坐请坐，脸上出现难为情的神色，就像是个大孩子。

           我坐下了，从书包里拿出一封信递给他：你看看这封信，看完信我再说。

           他接过信坐下了，看信，仅仅看了个开头，就嘿儿嘿儿笑了：俞兆远，嘿嘿，是俞兆远介绍你来的呀。

           我也笑了：对了，三年前去金塔县采访俞兆远，他就写了这封信。他说你们是好朋友，叫我拿着他的信来找你，你会接受采访的。他说你是个开朗的人，有什么说什么，不会藏藏掖掖躲躲闪闪。

           那你怎么现在才来？老俞三年前给你的这封信嘛。

           席宗祥一口的兰州方言，我便也用方言回答。

           是三年了，主要是这几年来我都在河西采访，一个县一个县一个人一个人地找。再说，我也是二中毕业的，我想，等我采访完了河西的人，回过头来再采访你也不晚。

           他似乎有点惊讶：你也是二中毕业？

           我说，对呀，我们是校友呀，你不是五零年二中初中毕业的吗？我是六五年毕业的。

           他说，我哪年毕业的你都知道了？

           我笑了：那还能不知道吗？好几个人都跟我说过你。我还知道，你是怎么划成右派的。还知道你在夹边沟的戏剧性的故事……你就谈一谈吧，谈一谈你的故事。

           席宗祥也笑了：嘿嘿，我有什么可谈的嘛。夹边沟的右派大都是知识分子，而我才是个中学生——连高中都没读完——我跟人家不一样。

           这才是我千方百计要找到你的原因。我觉得太有意思了，不管是当右派或是在夹边沟，你跟别人都不一样。说吧，请从头说起。

           经过一阵寒暄和聊天，我和席宗祥谈得很投机，就像是老朋友见面一样。很快地他就讲起自己的故事来——要说我去夹边沟，那还得从1951年说起。你不是知道吗，我是1950年在二中初中毕业的。然后我就去师大附中上高中。师大附中是甘肃最好的中学，现在也是最好的中学——甘肃省的重点中学，高考录取比例全省第一。我上师大附中的目的，也就是想将来考个好大学，名牌大学，可是1951年出了一件事。

           那年秋天的时候，我已经上高二了，天已经凉了，好像是10月中旬的一天。那时候学校条件不好，虽说是名牌中学，但课桌很旧了，桌面坑坑洼洼不平，我经常在桌子上铺一张报纸。那天，我往桌子上换了一张新报纸。换好之后在板凳上坐着，发现报纸上印着毛主席的大幅照片。也怪了，平常看见毛主席的照片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可是那天看着毛主席的照片，总觉得毛主席长得太秀气，有点女人相，不威风。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我就是这种感觉，可能是当时我把他和斯大林相比的原因吧。那时候我们的教室里就挂着马恩列斯的伟人像，斯大林穿着元帅服，留着八字胡，很威风的样子。于是，我就拿起毛笔给毛主席画了一副胡子，斯大林的胡子。

           画完胡子我还挺高兴的，觉得长胡子的毛主席很威风，像个男子汉，大人物。然后我就到操场上打篮球去了。我上学的时候特别爱打篮球，我的身体好，个子也高，是校篮球队的队员。一场篮球还没打完，有个同学就跑来叫我了，说班主任老师叫我到办公室去一下。

           班主任老师叫我是正常的事，我是班里的体育委员，经常为开展全班的体育活动和老师商量这事那事，班主任还对我挺好的。谁知那天到了办公室，班主任脸色很难看，问我为什么给毛主席像画胡子。我当时没把那事情当什么严重的事，就承认是我给毛主席画胡子了，还说了为什么画的。班主任听我说完，训起来了，说，是这么简单的事吗？这可是政治问题呀！他说是政治问题，我还不服气，说这是什么政治问题，不就是画个胡子吗。老师很生气，又说我，你这是污辱毛主席。我更不服气了，说，去年夏天教导处的老师把半抽屉没用的学生照片倒在垃圾堆上，有几个同学把照片拿到教室里，给女的画胡子，给男的画辫子，你也看见了，也没说是污辱同学。我这句话的潜台词是说，给同学们画胡子不是污辱，为什么给毛主席画胡子就成了污辱了？ 这句话我当时没说，因为我看老师的脸色很严肃，很难看，我有点胆怯。

           当时，老师似乎也被我的话说得语塞了，有一阵子没说话。过了一会儿他才说，你这个席宗祥呀，你考虑问题的方式成问题呀！你惹下祸了，你还没认识到怎么惹下祸了。你回去好好想一想写个检查，明天给我交上来。

           老师叫我写检查，我回去就写了。说实在的，我那时候脑子里缺根政治斗争的弦。不光是我，我们的同学当中有很多人都缺政治斗争的弦。我们都认为，上中学嘛，就是为了将来考大学，将来有个好工作。什么要求进步呀，入党入团呀，为共产主义奋斗呀，那时候还没有在脑子里扎下根来，班里要求入团入党的人还是少数。如果哪个同学入团了，批下来了，其他同学还笑话人家：哎呀，成了团员了，将来能当官呀。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的，共产党建国才两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想入党入团，还没认识到入党入团的重要性。那时候同学们当中还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可不像后来：把入团入党放在一切事情之上。

           当时的思想状况就是这样，可是那天回去之后我还是动了脑子，认真写了个检讨书，给自己扣大帽子：我的行为是对毛主席的不尊重，是污辱了毛主席。毕竟那时候共产党已经建国两年多了，天天喊毛主席万岁，我也怕把这件事扯到政治立场上去，说我反对毛主席反对共产党。

           但就是这样，过了一天，老师还是叫我在全班作检查。作检查的时候，学校教导处主任都参加了；检查完之后，班上的积极分子们发言批判我，还喊了口号：打倒席宗祥的反动思想！

           没有，没有喊打倒席宗祥。到底，那时候的政治气氛还不像五七年的浓厚，阶级斗争的螺丝拧得还不是特别紧，还讲一点政策性——没把我当阶级敌人来批斗。

           陆陆续续开了四五次批判会，批判会就停了，这件事就算过去了。可是这时候我的心里灰溜溜的，觉得丢人现眼得很，这个学再也不能上了。放寒假的时候我就交了个退学报告，回家去了。

           回家去干什么呀。我们家在水磨沟住，就是桦林坪和四墩坪之间的那条沟里。那边离阿干镇煤矿近，我们家已经在那里住了两代人了，从我爷爷那一代开始就是烧砂锅的：夏天把煤买下，合泥做成砂锅坯子，再烧好放着，冬季的时候卖给农民或者挑担子沿街叫卖的小贩，三毛钱一个大的，七毛钱一套——一大一中一小。小本生意，我父亲和一个叔叔一年四季做砂锅，忙的时候再雇一两个人，不忙的时候就自家人做，全家人忙。我实在不愿意做这个活，心想读了十年书，就一辈子挖泥蛋蛋吗？我在家里帮我父亲做了半年砂锅，就又离开家了。是我表叔介绍的，到市建筑公司的建筑工地当个管理员。对于这个工作，我从心里是不满意的，虽然算个干部，但却是成年累月在工地上待着，什么吃喝拉撒睡都要管，一天到晚乱糟糟的，但又找不到好工作，就一直凑合着。到了1954年的元月，建筑公司搞冬训，实际就是内部肃反，叫大家交待解放前干过什么。我是五二年才参加工作的，觉得事情与我无关，开会时不发言，结果领导却不指名地点我：有的人历史上犯过错误，有严重问题，可是不主动交待。我一听是点我，气就不打一处来，心想不就是给毛主席像画了个胡子吗，怎么抓住不放呢。第二天我就不去开会了，写了个假条说我要考大学，请长假——又回家了。

           当然了，大学我是考不上的，我连高二都没有读完嘛。我就又在家待下了。待到五五年底，公私合营，我们家的砂锅作坊和其他五六家砂锅作坊合在了一起，成了个陶器手工业合作社。当时合作社没有一个文化人，合作社的领导就来动员我，说你都二十几岁的人了，没个工作，在家里闲着，叫你老爹养你呀！干脆参加合作社吧，给我们当个会计。我那时已经结婚了，没有合作社的时候依靠父亲生活还可以，可是一搞合作化，父亲一个人才挣几十元钱，生活发生了困难，我也就同意到合作社工作了，月工资六十元。

           在陶器合作社当了两个月会计，五六年初七里河区轻工业联社又成立了一个职工业余学校，在小西湖的骆驼巷小学租了一间教室上课。那时候没老师，就又把我调去当专职教师了。业余学校都是夜里上课，白天跟着领导这里跑那里跑，叫我替他们写材料搞宣传，一天到晚挺忙的，可是把我的工资降到三十元了。我对降工资有意见，就说工作比过去多了，怎么工资倒降了？领导对我说，你过去是工人，现在是干部了，政治待遇高了。工资就少些呗。我当然不满意，就说，我要养家口，三十元的工资哪够用的？国民党的时候，一个小学老师一个月要挣两三个警察的工资，现在是共产党领导，当老师的连半个警察的工资都挣不上，我怎么养家口？当时我就提出来不当老师了，还回合作社当会计去，领导不同意。

           当了一年多不到两年老师，整风运动开始了。整个大鸣大放我就没说一句话，因为给毛主席像画胡子的那件事我晦气了五六年，上不了大学，找不上个好工作，我还敢再提什么意见吗！那时候我们那个学校归七里河区政府合作科和市手工业管理局双重领导，整风时与七里河区文教科在一起学习和开会。一天下午开会时，我和一个叫姚家达的夜校老师坐在一起吸烟。当时整风小组的组长已经宣布现在开会，大家不要说话了，但很多人都在说话，没理会他，他就点我的名说，席宗祥，你再不要说话了！我根本就没有说话嘛，我在那儿吸烟嘛，他无缘无故点我的名，我就心里很反感，就顶了他一句：你看见我说话了吗？你怎么胡点名哩！

           第二天就开始批判我，又是大字报，又是积极分子们发言，说我某年某月某日在某地方给毛主席像画胡子，这是反对毛主席，反对共产党，说我对毛主席、共产党有刻骨仇恨；还说我某年某月某日在某地方还说过什么什么……对于这些断章取义的批判我当然不服气，就顶，就吵，结果，我就成右派了。

           我的右派是1958年4月10日，由整风小组的领导宣布的：问题严重，态度恶劣，定为右派，保留公职，劳动教养。

           宣布我劳动教养之后，领导还组织我们几个去劳动教养的人学习了一个劳动教养条例，说，劳动教养并不是劳改，只是行政处分的最高手段，你们去了好好劳动，改造思想，如果改造得好，几个月就回来了，回来以后还可以回原单位工作。领导宣读条例，目的是叫我们去了好好劳动，改造思想，我却记下了这么一句话：不愿意去农场劳动教养的，可以开除公职，自谋生计。于是，领导刚讲完话，我就说了：你们就把我开除公职吧，我要自谋生计，我不去农场劳动教养。

           其实，劳动教养条例是骗人的。这天晚上我回到家里，我妈就告诉我，早晨我上班走了之后，学校的负责人安殿策就到我家去了，说是要户口本用一下，中午就送回来了。我问我妈他要户口本干什么，我妈说她也不知道人家把户口本拿去干了啥事。我妈是个不识字的人，她把户口本拿过来叫我看，说你看一下，到底人家拿去做啥了。我接过来一看，才发现我的户口被注销了，写着一行字：迁往夹边沟农场。

           我想自谋生计的幻想也落空了。那时候派出所三天两头查户口，谁家从外地来个客人住三天以上都要去派出所报临时户口，不报临时户口，街道干部就天天来撵，再要是不走，派出所就来人把你带走。我没有户口了，当然就不能在兰州待了。4月20日，整风领导小组又宣布了几个劳动教养的右派，公安局来了两个警察，把我们都送到夹边沟去了。

           我当右派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我在前边跟你说了，夹边沟的右派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有不少高级知识分子，有共产党的不少高级干部，都是有文化有思想的。我既没有文化，又没什么思想，把我弄到夹边沟去真是滑稽得很。

           说到这儿，席宗祥就要结束他的故事，他说，我在夹边沟的事情就不说了吧。你这两年采访了不少人，可能已经知道得不少了，说起来没啥意思。

           我说，不行不行，你一定要谈谈在夹边沟的经历。我好不容易找到你，就是要听你在夹边沟的故事的。好几个人都跟我谈到了你在夹边沟的事，说是很滑稽，但谁都说不清楚。你一定要详细谈一谈。

           看我坚持要他谈夹边沟亲身经历过的事，他静了一下，搔搔白花花的头顶，脸上出现天真的窘态，他说——夹边沟，咳，在夹边沟的事说起来可就多了，一时半时说不完的，我就挑一两件跟你说说吧。初到夹边沟的时候，我的确是老老实实，非常努力地改造思想了。为什么呢？我认真把自己的人生经历思考了一下，我觉得自己真倒霉：旧社会我还是个学生，也没参加过什么反动党团，新社会也没有反对过共产党，也没有参加过反革命组织，怎么就落到了劳动教养的下场？经过反复的思考，我认识到自己的确是有错误：没有写过入团入党申请，没有靠拢过党组织，思想里没有突出政治要求进步的意识。我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因为我的家庭是个小业主——公私合营的时候，我们家的财产入进合作社里，还给我家作了一千元的价。想通了这些，我就努力地改造思想了，积极地劳动，还向领导写了保证书、思想认识。我下决心要洗心革面，脱胎换骨，重新做人。那时候我在基建队挖排碱渠，定额是一人一天挖十方土，我每天都超额完成；后来调到农业队，翻地的定额是一天一人翻一亩地，用铁锨翻，我一天翻二亩。五八年五九年大跃进，夹边沟农场也大跃进大干苦干搞打擂台争红旗，有一天我半夜里一个人下地，翻地到天亮，白天又翻了一天，翻到天黑透了，看不见铁锨了。这一天翻了三亩半地，挣了个全场第一。那时候为什么这样干？就是为了把自己改造好，早日摘掉右派帽子。那次打擂台争了个第一，人们都议论，国庆节的时候肯定要给一批右派摘帽子，我打擂台立了一次大功，一定会给我摘掉的。盼呀盼呀，终于盼到了那年的国庆节开大会，三千名右派摘了三个人的帽子。摘了帽子也不叫回家，给他们的待遇是劳改期满留场就业人员的待遇，一月24元的工资，和就业人员在一起劳动。我们进场的时候，夹边沟有几十个就业人员，他们的任务是领着我们这些劳教分子下地劳动。

           这件事对我的打击是很大的，对全体右派的打击也是很大的。我们被宣布送夹边沟劳教前，领导讲过，到了夹边沟如果劳动得好，改造得好，几个月就回家了，可是现在摘了帽子的人也不叫回家，这不是成了无期徒刑吗？已经两年了，我忍饥挨饿，拼命地干。本来，我的身体已经累垮了，也饿垮了，再加上这次思想上的打击，我一下子精神就垮了：国庆节过完，我就起不了床了，去伙房打饭连路都走不动了。

           在夹边沟农场我得感谢俞兆远。俞兆远是兰州市西固区劳资科的科长，还兼着民政科的科长。这个人是聪明人，他自从进了夹边沟农场，没要过家里一分钱，也没叫亲属寄过食品，到处偷吃的，劳动时偷懒耍滑，不出力，但他和分队长、管教干部关系还好，原因是他在农村长大的，会干活，领导经常叫他领着我们干这种活那种活，他把领导哄得好。他还有同情心，看我真的垮了，就跟队长说了说，要把我调到放水组去，专门给地里浇水。一开始我还不愿意去放水组。夹边沟的水金贵得很，我怕跑了水追究责任。俞兆远就说我：你不知道放水的好处——浇水是个轻松的工作，就是挖口子堵口子，不挖口子堵口子的时候就在田埂上坐着休息。平时还能从菜地偷个萝卜偷点菜吃，也能挖几个土豆吃。要是夏季庄稼成熟的时候，还能从麦田里搓点麦粒吃，吃不完的在地边上埋起来，困难时再挖出来充充饥。

           于是我就调过去了。一调过去我才发现浇水真是个好活，五九年秋收，我就偷下了几十斤糜子埋在沙包里，把五九年的冬季熬过去了。那时候我也想通了，保命要紧，能偷就偷，能吃上一口就吃上一口。

           到了1960年的春天，播种的时候，我偷下的糜谷都吃完了，人瘦得剩了一把骨头，可是要从早到晚种小麦。这时候，农场的右派有一半的人累垮了，下不了地，成天在房门口晒太阳，躺着，死亡也开始了，每天有一两个两三个人从卫生所的病房里抬到太平间去。

           那是三月中旬的一天，夜里，因为有月亮，我们加班播种小麦。半夜时分，我们在田野上坐下来休息，主要是叫牲口也休息一下——牲口耧耙也累了。那天晚上月亮特别圆，特别亮，我坐着坐着，心里憎恨起月亮来。我对俞兆远说，我特别恨月亮。俞兆远很惊讶，他正在嚼一把拌过六六粉的麦子，把唾沫吐出去，把麦子咽下去之后问我：月亮怎么惹你了，你这么憎恨他？我说自从来了夹边沟，只要是有月亮的日子，夜里总是加班，翻地，割麦子，挖排碱沟，播种……狗日的月亮都要把我们的血汗榨干了。他说有本事你把月亮捺住，不要叫升起来，我们不就睡大觉去了吗？我说我不是后羿，我要是后羿，就用箭把它射下来。俞兆远哈哈大笑，说，你这个人呀，没球本事就不要胡撒气了！你就不能找个轻松的工作干吗？比如说到伙房当个炊事员，或者理发员、统计的活干干。我说我可没那办法，我不会巴结领导。

           那天晚上我们几个人胡扯八道，扯着扯着，俞兆远突然说了一件事。他说，前几天他老家金塔县的一个女人来夹边沟看丈夫，说了她那个村里有一个人在酒泉城郊农场劳动改造，家属去探视后回来说：城郊农场的劳改犯的生活比夹边沟的右派好得多。劳改犯一月吃四十斤粮，劳动也是有时间的——一天八小时，因为劳改犯们从号子里出来劳动，警卫部队看押的时间就是八小时，八小时以后管教干部想延长时间，警卫部队不同意。另外，遇到刮风下雨，视线不好，警卫部队也不愿出来，劳改犯们就在号子里休息。所以城郊农场饿死累死犯人的事比夹边沟农场少得多。

           俞兆远说这些话可能是无意的，但是我听完后却是怦然心动：在夹边沟待下去必死无疑，我何不想办法去城郊农场呢？还就在国庆节的时候，有个在严管队劳动的右派，半夜里打伤了看守逃跑，抓回来批斗后判了两年刑送到城郊农场去了。

           此后好几天，我都在想这个问题：去城郊农场名声不好——劳改犯！将来释放了，人们也会指着脊梁说，这是个劳改释放犯。可是在夹边沟待下去，却有可能饿死，因为一个月才吃二十四斤粮食，劳动强度却比劳改犯大得多——一天要工作十四个小时。还有夹边沟农场的劳教生活没有个期限，就是摘帽之后也不许回家，这不是终身流放吗！而劳改农场劳改期满后刑事犯罪者是可以回家的。

           两害相权取其轻，经过半个月的思考，我拿定主意了：来一次刑事犯罪，犯罪要轻一些——够判刑，判个一两年就行。

           但是这种判一两年刑的罪行怎么掌握分寸呢，我又久久地作不出决定。打人，打组长或者分队长？不行，省检察院的张雨沛因为和组长闹矛盾，用铁锨砍了组长的头，逃跑，在酒泉火车站抓获，没押回农场，在酒泉就被处决了！偷仓库的粮食，把锁撬开？也不行，这种罪行太轻了，只能进严管队，而且要捆一绳子——挨捆的罪可是不好受呀：绳子解开后胳膊上的肉被勒得一条楞一条楞的，像麻花一样……

           我非常苦恼地思考如何犯罪的问题，久久未果，可是这个机会却突然地悄无声息地降临了。

           那是五月初的一天夜里，我在场部门前的菜地里浇水，农场养猪场的一头小猪跑到地里来了，正在用它的长嘴拱地，啃食地下的那时候没长大的水萝卜。当时我突然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打死这头猪，可能就能实现我的愿望。去年秋季，有个叫李志的人就是在这块菜地里打死了一只兔子烧着吃掉了，被领导知道了，捆了一绳，开了一次批斗会，还记了一次大过——农场里有规定，记三次大过者，就要正式逮捕，送劳改农场。我这时想，打死一只兔子记一次大过，那么打死一头半大的猪，还不记三次大过吗？一只猪的价值比三只兔子的价值高多了。想到我终于有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能去劳改队了，我的心激动得艮艮地跳起来了。我提着铁锨悄悄地向猪走去。我还担心猪看见我逃跑。就故意装成是巡渠的，到了猪跟前先没有动手，而是一边往埂子上培土一边往它靠近。

           我的担心纯属多余，其实那头猪早就看见我了，我离得它很近了，它还抬着头看了看我，但接着又拱地里的水萝卜了，对我理都不理。我突然明白了，夹边沟农场的猪平时在这里拱拱食在那里拱拱食，右派分子们根本就不敢打它，它根本就不害怕人。明白了这一点，我的胆子就大点了，我又往前挪了两步，抡起夹边沟的铁匠们锻打出来的又锋利又沉重的那种长方形铁锨，朝着猪背打下去。我是抡圆了打下去的，那一锨的力量是很大的，猪一下子就倒在地上了。猪并没有死，它尖利地吼叫着，挣扎了一下子，又爬了起来。它的两只后腿在地上拖着，两只前腿扒地，往前爬，爬的速度还不慢。它还吱哇吱哇地叫，叫声响极了。传到好远的地方去。看它不死，我就连着补了几铁锨，追着打，我嘴里还大声地吼着：你还想跑，狗日的你还想跑！

           终于，我把那头猪打死了。它躺在地上不动了，也不叫唤了。

           打死了猪，我的心情很兴奋，再加上一连打了十几锨，我的虚弱的身体也累了，出汗了，我便坐在田埂上休息休息，心里想着怎么把这件事传扬出去，叫队长们知道，可这时和我一起放水的曹怀德和俞兆远跑过来了，问我出什么事了。他们听见了猪的惨叫声。曹怀德看见猪了，吓得叫了起来，说我：老席，你惹下祸了，这下可要倒霉了。他吓得说话的声音都变了，可是我说，老曹你怕什么，这是我干的，我做的事我来承担。去，找个刀去，剥开，剥开了吃肉。曹怀德抖抖索索地说，我不吃，我可不敢吃，吃了肉可就说不清了。他还说了许多话：你干事太莽撞，这事叫领导知道了，我和老俞也要倒霉。俞兆远一点儿也不害怕，他说，老席，干得好，干得好，这头猪够咱们吃一个星期的。来，咱们拉到东边的沙窝子去，到那里剥皮去。记住，要严守秘密，谁也不准说出去，说出去我们三个人谁都跑不了，非得叫捆一绳子，进严管队不可！

           这可是我没想到的：我原计划打死一头猪进劳改农场的，可是俞兆远和曹怀德却认为我是饿急了，想吃猪肉了。我也没办法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们，也不好阻止他们吃肉。结果呢，我们把那头猪拖到东边的沙窝子里，像剥羊皮一样，用一把折叠小刀把猪皮剥了，把肉割下来，烧得半生不熟地吃了一顿。剩下的又用猪皮包起来埋好，每天夜里都去割一块烧着吃，吃了一个多星期。吃到后来，肉都臭了。我的计划落空了，我心里那个沮丧呀！

           那头猪吃完了，我们又饿肚子了。于是我就又想，不行，这样饿肚子可不行，我还得再干一件坏事，一定要进劳改队去，不能等着饿死呀！

           这第二次犯错误又是个天赐良机呀。有天傍晚，我正在麦田里浇水，看见农场的羊群归栏了。夹边沟农场总共有八群羊，估计有近两千只。那天我看着七群羊回来了，还有一群没回来。我灵机一动，就提了个铁锨到卧龙岗东边的羊群必经之路上站着，等最后一群羊归栏。夹边沟的羊经常是在东草洼那边的草滩上放牧。我等呀等呀，最后一群羊终于回来了，一个右派赶着羊群走到跟前了，我啥话也没说，冲上去就朝着一只绵羊的头上打了一锨。那只羊一声没叫就扑通一声栽倒了。那个右派是和我同一批从兰州来夹边沟的，是兰大附小的校长，一个老头子。他先是愣了一下，继而惊叫起来：小席，你疯了吗？你不想活啦！

           我对他说，不是疯了，我是饿了，饿急了。他说饿也不能这样干呀，大白天的你这样干，你不想活了？我说正是想活才这么干的，不这样干就要饿死了。兰大附小的这位校长是位胆小谨慎但心地善良的人，他当时吓得够呛，数落我说，这怎么办呀，这怎么办呀，你打死了一只羊，我可怎么给领导交待呀？我对他说，你回去报告去，就说我把一只羊杀了吃肉了，你不就没责任了吗！

           那位老右派战战兢兢地赶着羊群走了，我把那只羊拖到沙窝子里剥了皮开了肚，美美地吃了一顿，还是点着火烤着吃的。吃饱了我就在沙窝子里躺着，等着人来抓我。我想，那位校长肯定要去报告的，可是我等了好久，都睡了一觉，还是没来人找我。到了半夜，我就回宿舍睡觉去了。

           第二天也没人来找我。后来我才知道，那位校长回去后跟组长汇报一只羊走失了。好几个右派在东草洼找了一天。

           我连续四五天不是白天就是夜晚，偷偷地一个人跑到沙窝子里去，把羊挖出来烤着吃，剩下的用羊皮包起来埋好。我有时候白天故意大摇大摆地去吃羊肉。

           我整整吃了一星期，把那只羊吃完了，谁也没有发现我打死一只羊吃了肉。这时候我的思想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心一意地想着要进监狱，有意识地去犯罪，却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反倒吃了个肚子圆。这不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吗？那就算了吧，就在夹边沟待着吧，能偷就偷点，得吃就吃点，混日子吧。说不定再有个一年半载劳教就结束了，老天有眼叫右派回家。到那时还是劳教释放犯比劳改释放犯名声好一些。

           可是，没想到的事突然降临了。

           吃完羊肉才三天的一个傍晚，我刚刚吃完饭，我们的组长通知我梁队长叫我到他的房子去一趟。我走进农业大队的办公室，梁敬孝正在召集分队长们开会。看见我梁敬孝就说现在散会，但是大家先不要走，我们要举行个仪式。办公室是间大房子，一头有个套间，外边是会议室，还有一盘炕。梁敬孝刚说完举行个仪式，套间里走出个警察来，小小的个子大概就一点六米的样子，说，我现在宣读个逮捕证：兰州市城关区公安局逮捕令。查现行反革命分子席宗祥……

           宣读完逮捕令，那警察说，席宗祥，为了你的安全把手铐戴上。并且他还说，今天晚上你就睡在这间房子里，不准出去。

           我当时一头的雾水：我不就是宰了一只羊打死一头猪吗，怎么成现行反革命了？是不是给毛主席像画胡子的事又有新说法？我就问了一句：能不能说清楚一下，我怎么反革命了？

           跟在小个子后边出来的一个警察凶狠地吼了一声：上去，睡下！不准说话！我躺在外间的土炕上了。

           第二天早晨农场的汽车送我们到酒泉火车站上车，回到兰州押在畅家巷看守所。1961年4月宣判，判我五年劳改。但是到了1962年，又宣布，通过复查，复议庭认为我没有罪，予以释放。

           席宗祥先生讲完了他的夹边沟的故事。他在讲述的时候，讲到滑稽的地方，自己就笑起来，讲完了，他也很平静，点烟，给我倒水，然后他似乎有点不好意思地对我说，我在夹边沟就这么点事，没有什么叫你感兴趣的故事，是吧？我没有回答他，反问，关于你在夹边沟被捕的事，别人也跟我讲了，但谁也搞不清你是犯什么罪被捕的，请你讲讲这件事，还有你后来的经历。

           组织反革命集团。他答。

           组织反革命集团？他的回答太令我惊讶了。

           这话说起来就又长了。我在手工业联社的业余学校当老师的时候，认识个叫姚家达的，还有个叫马鑫的。这两个人都是业余学校的老师，也都跟我差不多年纪。两个人都是高中毕业，出身都不好，没上了大学。我们有几乎相同的经历，所以平时在一起的时候多，有共同的话题。1957年反右，我被送到夹边沟去了，姚家达也是右派，但留用了，降职降薪。马鑫因为态度好，没定右派，但也下放到一个农场劳动锻炼去了。我前边说了，我是1958年4月10日宣布劳动教养的，4月20日去夹边沟的，这中间的十天，我的心情特别不好，不知道到了夹边沟会遇到什么倒霉事。由于是好朋友，姚家达和马鑫就天天陪着我，叫我散散心。有一天姚家达还说咱们照一张相去吧。过几天就要分手了，这辈子不知再能见着面不能，照个相留个纪念吧。相片照出来了，马鑫的字写得好，在相片上写了一行字：让我们的友情像森林长青。我们都把相片拿回家挂在镜框里。大概就是我们三个人常在一起的原因吧，这时就有人向领导反映，说我们准备偷越国境，跑到外国去。领导还找我谈过话。那时候我的心情很不好，火气正没处撒，领导一谈话我一下子就爆发了，我说哪个王八蛋造的谣，狗日的怎么恨人不死——这不是想把我往监狱里送吗？

           到了夹边沟，我们三个人还互相通信，讲述各自的情况。有一次，姚家达说他已经不在业余学校当老师了，退职了，经人介绍到兰州的陶乐春饭店当服务员去了。他说他宁愿端碟子洗碗，也不愿叫原单位的那些人瞧不起他。他还说，在陶乐春饭店他认识了一个人，饭做得特别好，人特别聪明。我在给他的信中说，我们组里也有个人特别聪明，生活能力非常强，家里没给他寄过一斤炒面，但他也没怎么饿着，他的名字叫俞兆远。

           城关区公安局把我带到兰州，审讯中叫我交待发展了哪些人参加了反革命组织，我才知道自从我去了夹边沟之后，公安局一直在盯着我们三个人，检查我们几个人所有的信件。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我们三个人是个反革命组织，我们在劳动教养和监督劳动期间还在发展反革命成员。结果判了我五年，判了姚家达四年，马鑫八年。

           法院宣布释放我的当天，街道干部就到我家来通知，到派出所参加学习。虽然宣布了无罪释放，但要经常到派出所去汇报思想，把自己置于专政机关的监督之下。生活上的问题嘛，工作当然是找不到的，街道正好组织了一个架子车队，我就买了一辆架子车，加入架子车队拉货挣钱吃饭。到了文化大革命又遣送回原籍——皋兰县青白石公社——种地。

           我的婆娘娃娃由我父亲照看。为了拉扯我的娃娃，我父亲七十岁还没退休，拉架子车。
           1979年落实政策，我又在水磨沟小学上班了。教学是不行了，搞总务。
           现在的情况好了，席宗祥笑着说，你看，我们能够坐在一起谈谈从前的事情了。社会真是进步了。

    饱食一顿

           “印象最深的事？你是要我讲在夹边沟经历过的事情当中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吗？”
           “对。就我所知，凡是从夹边沟走出来的人，都有许多难忘的事情。就你个人来说，你认为哪件事情叫你至今难忘，刻骨铭心……”

           这是1999年的初冬，我在兰州市七里河区建兰市场的一角——花卉市场——高吉义先生开设的花卉医院里。这个花卉市场不大，大约有四五十家花店围成个四合院。天气已经很冷了，夜间温度降到了零度之下。这是白天，花店的老板们为了招徕顾客，都把一盆一盆的鲜花摆在门外。许多盆花把四合院装扮得花团锦簇，香气扑人。

           高先生的小铺外边一盆花也没有。他开设的是花卉医院，专门向那些养着几盆花但又缺乏养花经验的人讲授栽花知识，如何治疗和预防各类花卉疾病，同时出卖花药和花草肥料。他把对外的橱窗打开，在临窗处摆了一张桌子。桌上摆着许多装有药水的瓶瓶罐罐。他坐在一把常坐的椅子上，脊背倚着桌子。他叫我坐在靠近门口的一只矮椅子上。看来这只小椅是专为客人准备的。小铺也就三四平米的面积，一角上还堆着一堆种花用的腐殖质很多的土壤。土壤是出卖的，顾客要栽一盆花，他就用塑料袋装好一袋，收三五角钱。是个斗室，坐不下第三个人。

           他似乎是在用力思考或者回忆，久久不语。他扬着灰白色头发的头颅，他的年龄并不是很大——才六十四岁——但他的胡茬子全白了。

           我仰视着他，启发他：你想一想，在夹边沟三年，你一定经历过很多难忘的事，其中肯定有一两件是你印象最深和难以忘怀的……

           我这是第二次拜访高先生了。前两天，一位也是在夹边沟农场劳教过的老先生领着我来见他，我们相识了，且泛泛地谈了谈夹边沟。临别我曾嘱他，花点时间认真回忆一下夹边沟的生活，过两天我将正式采访他。

           高先生思索片刻后说话了：难忘的事情是很多，还真有这么一件事叫我忘不掉……它在我的心里藏了几十年，我从没对人说起过，就是我的女人、我的子女也不知道，可是它又时时刻刻咬我的心，折磨我，有时把我从睡梦中惊醒……那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事，几十年了，但至今我也想不通，搞不明白，那件事我是做错了呢还是没做错……

           第一次见高先生，他给我的印象是位性格开朗说话干脆且善于言谈的人，但今天他说话的口气却迟迟疑疑，有点欲说还休的样子。我挺了挺腰板，引项瞩目，耐心地等待他说话。就我的经验来说，听这些老先生谈话是不能着急的，不能催，不能追问。你越是催促急于了解下文，他可能谈得越是简洁，或者干脆就此打住。这些夹边沟农场的幸存者真是怕树叶子掉下来打破了头呀！

           那是1960年的春天吧，也就是三四月份的时间……高先生的脸上呈现出努力回忆的神情说。对了，是四月初的日子。一天，领导从全场抽了八九个身体好的人，到酒泉县去拉洋芋种子……里边有农业队和基建队的几个人，还有金振柱，——金振柱是基建大队的分队长，是个“拐棍”——我们八个人由他带队。还有一个姓魏的二劳改也是管我们的。还有一个理发员也被挑上了。那天早晨天还黑黑的，我们八个人到伙房每人喝了一碗面糊糊，然后就坐上卡车出发了……

           我打断高吉义：高先生，问你个问题，拉种子是农业队的事，怎么叫你去，你不是木工组的人吗？金振柱是基建大队的呀，他怎么领着农业队的人出去干活？

           高吉义说，那时间劳教已经两年多了，右派们都已经累垮了，也饿垮了，有些人死了，活着的也都身体虚弱，农业队挑不出几个能装车卸车的人来；遇上这种外出装卸货物的活，就要从全场挑人。我因为到夹边沟不久就到了木工组当木匠，木匠的活轻松，身体虽说比以前虚弱了，但比别人强健得多，就挑上了。再说我是全场最年轻的右派，进夹边沟的时候才二十一岁，身体最好的时候。

           金振柱比你大多了。

           金振柱是比我大几岁，可他到夹边沟以后就当分队长，管人。不下大田，体能消耗少；再说，领导为了叫他管其他劳教分子，伙食上照顾他，每顿饭都多给他些吃的，他的身体也比较健壮。他长着五短身材，矮矮胖胖的，红润的面孔。你看见过他吗？

           见过。我采访过他。和你说的一样。

           卡车在路上跑了一个小时，到了酒泉，进了一个大院，从一间大房子里装洋芋……

           我问，哪个大院？是在酒泉劳改分局的大院里吗？

           不是，那不像个机关。除了看大门的，院子里再没有什么人。

           为了印证我以前的采访，我又问，大院在什么地方？是在酒泉县城鼓楼的西北角上吗？那里曾经是酒泉劳改分局的服装厂，有大房子——做衣服的车间。

           不知道。我只记得院子很空，没啥人，像是仓库。

           你们进城从哪条路走的？那时的酒泉县城就是个大十字，有东南西北四条街，大致的方位总是知道的。你说的大房子，没啥人，是不是在城郊农场？城郊农场的库房？

           不是，就是在城里。在城里什么地方没看下。那是早晨天刚亮的时间，风刮得很冷，我们坐在车槽里根本没往外看。

           我不再问了。高先生继续说，那洋芋我判断是从外地调来的种子，因为大房子里堆了半房子，连点麦草都没苫嘛。我们就从大堆上往麻袋里装，往外抬，装车。四个人抬一麻袋，提着麻袋的四个角；第五个人钻到麻袋下头再扛一下，我们才能把麻袋装上车去。

           到十点多钟汽车装满了，车要走了，那个二劳改叫我们从装好的麻袋里称出十六斤洋芋来，说是一人两斤，煮着吃。自从进了夹边沟，近两年了，我就没吃过一顿饱饭。刚到夹边沟的时候伙食最好，也才吃个半饱。看着一汽车洋芋吃不进肚子里，我实在不甘心，就跟姓魏的二劳改说，你把那多称出几斤来，叫我们吃饱一顿不行吗？你的肚子不饿吗？二劳改在农场里的地位比我们高，人家是挣工资的，一月二十四元，在吃的问题上比我们办法多，但他们也是吃不了太饱，所以我才大着胆子那么说。可是那个二劳改说不行，不是不叫你们吃，是怕你们吃得太饱下午干不成活。结果我们就一人吃了两斤洋芋。肚子虽然没吃饱，但比起农场伙房的伙食来强多了。

           我说，库房里不是堆了半房子洋芋吗，煮着吃不行吗？

           高先生：不行，人家有保管员——就是那个看大门的，不叫我们动库房的土豆。装麻袋都是过秤的，人家要记数。

           我们装了两天洋芋，一天两车，装了四车。我们只管装不管卸，晚上不回夹边沟，就住在那院子的一间空房里。第二天傍晚，最后一车洋芋装好了，行李都卷起来装上汽车了，二劳改说话了：今晚上叫你们吃一顿饱饭——卸下一麻袋来，煮上，吃。

           那院子里有一盘不知什么人砌下的大灶，灶上有一口大锅，我们就把一麻袋洋芋煮上了。还是挑装得最满的一麻袋洋芋，足有一百六十斤，煮了满满一锅。我们确是饿急了，不等洋芋煮熟半生半熟就吃开了。

           洋芋烫得很，一时间吃不进肚里，我们就一边吃一边把洋芋掰开，放在地上凉着，一边凉一边吃。

           长期挨下饿的人，可有一顿吃饱的机会了，吃的时候连嚼碎都来不及，人人都是嚼两下就吞下去。那真是狼吞虎咽呀，囫囵吞枣。吃呀吃呀，肚子吃饱了，吃胀了，但还是接着吃。大家都知道，这样饱吃一顿的机会是很难得的，可能就这么一次，今后再也不会有的。结果呢，我们都吃得洋芋顶到嗓子眼上了，在地上坐不住了，靠墙坐也坐不住了，一弯腰嗓子里的洋芋疙瘩就冒出来。冒出来还吃，站在院子里吃。吃不下去了，还伸着脖子瞪着眼睛用力往下咽。

           结果，我们九个人——包括汽车司机——把一锅洋芋吃完了。

           吃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想吃得越多越好，不要命地吃，往回走的路上可是受罪了！坏事了！那时候的酒(泉)金(塔)公路不像现在的柏油马路，是土路上铺了点沙子，再加上保养不好，路面就像是搓板子。车一跑快了就嗒嗒嗒地哆嗦，遇到坑一颠老高。我们本来就吃得太胀坐不下也站不成——装了一车洋芋往哪里站呀——汽车出了城遇上坑一颠就都吐开了，每颠一下都要吐出一口洋芋疙瘩。不光是吐，胃还胀得痛。越颠越痛。我们都怪司机把车开得太快了，就砸车棚，叫他开慢些。开慢了吐得少些，但胃还是疼。没办法，只得忍着：挺着肚子坐在麻袋上，身子仰着，两手在身后撑在麻袋上竭力减缓汽车颠簸带来的震动。

           忍着，坚持着，真是痛不欲生呀。终于坚持到夹边沟农场的场部了。司机把车停在场部办公室前边叫我们下车——从这儿回农业队或基建大队各自都方便——他再把车开到粮食仓库去卸洋芋，那边有专门卸车的人。可是我们八个人只下去了两个人，金振柱和那个姓魏的二劳改。他们两个人比我们吃得少，痛苦还轻一些；再说他们是坐在驾驶室里的，下车也容易。其他的人包括我，车一停下不颠了，就势躺在麻袋上就动弹不了啦，下不去车了。我们痛苦得死去活来，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了，瘫痪了一样，有的还呻吟不止。这事叫基建大队的严队长从办公室出来看见了，走过来把那个二劳改骂了个狗血淋头：狗日的叫你领着人装洋芋去，你就叫他们往死里吃吗？你不会叫他们少吃一点吗？你就不怕他们吃得胀死吗？还真是被他言中了，农业队一个姓吴的天水市的右派在汽车上胃就被撑破了，被人扶到宿舍后于半夜时分就断气了。

           严队长骂了一通，叫了八九个人来，把我们抬下汽车，扶回宿舍去。

           扶进木工组的宿舍放在铺上，我的胃还是疼，而且疼得更厉害了，简直就疼了个七佛出世六佛升天，哎哟哎哟地呻唤，连哭带喊：哎哟我活不成了！哎哟我活不成了！身体在炕上翻过来覆过去——疼得躺不住也坐不住嘛。

           那天晚上也碰巧了：夹边沟农场在西边十五六里的地方有个分场叫新添墩作业站，那里有八九百右派分子、反党分子、坏分子和反革命分子。那边大干渠上的闸门叫水冲坏了，领导叫我们木工组连夜赶过去抢修。我的胃疼得受不了也去不成，还要留下个人照看我，我们的组长石思良就把一个名叫牛天德的岁数最大的右派留下了，叫他照看我，也看着点木工房不要叫人把木头偷了。四月份在兰州已经是麦苗出土的日子，但在河西走廊西端的夹边沟，夜间温度仍然降到零度以下；劳教分子的房子里没有煤烧，有些人总是偷木工房的木头取暖。

           牛天德是旧社会的大学生，解放前就是东北一家工厂的工程师。五十年代国家大力开发大西北，从上海、天津和东北来了许多人支援大西北的建设。他从东北来到兰州，在省建工局当工程师。他那时已有五十多快六十岁了，身体很弱，一副儒雅书生的样子，干不动大田里的农业活。我们木工组的组长石思良是省建工局送到夹边沟来劳动教养的木匠，认识他，也同情他可怜他，就跟领导说牛天德会干木工活，把他要到木工组来了。木工组的活比在大田劳动轻松得多，石思良要他来实际上就是照顾和保护他不要累死。

           在木工组我和牛天德的关系非常好。我是夹边沟农场第一个到木工组的右派，是木工组的元老：那是五八年夏季的时候，大批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和被戴上坏分子帽子但实际上是政治犯的人来到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那时候劳动工具不够用——原先的劳改犯留下来的铁锨和洋镐才有几百把——农场新买来的锨头和锨把在院子里堆着，可是没有木工安装起来。我年轻，胆子大，就跟管教干部自告奋勇地要求去安装铁锨把。我说我虽然没当过木工，但小时在农村安装过自己家的锨把镢把，那没有多难。管教干部说那你就试试看吧。于是，我把劳改犯们留下的几件工具斧子刨子锯子收拾了一下，日以继夜地安装铁锨把。铁锨洋镐装完，我就留在木工房当木匠了。后来从白银市的有色金属公司和省建工局送来了几个真正的木匠——都是有右派言论的工人——手艺好得很，进了木工组。我跟他们学了些手艺，还就成了个好木匠。我们木工组还有两个木匠是兰州建筑公司的工程师，干了两年木匠活，也都成了好木匠。

           我和牛天德关系好，是因为我看他学问大，对人又和善：我年轻，衣裳破了也不补；他看见了，就说，小高，把你的衣裳脱下来，我给你补一补。他是个很爱干净的人，看见我的衣裳实在脏得看不过眼去，就逼着我把衣裳脱下来他给我洗。我呢，给管教干部们修修门窗，做个板凳饭桌，总能带回一盒香烟或者人家给一个馍，拿回来我都要分给他一些。他没有手艺，一点额外的吃食都搞不到，饿得瘦成了一把骨头。在木工组他的活还最累。因为他没技术，只能干拉大锯解板子的活。我和他解板的时候，除了往我这边拉大锯，还往他那边送——就是往他那边推——叫他省点力气。

           由于他是个和善本分的人，再加上我和他关系好，这天夜里他把我伺候得特别好。我一呕，他就把洗脸盆端过来，叫我吐。后来我的胃吐得空了一点，但肚子疼得实在不行，他就叫我靠着被子斜倚着，他给我揉肚子。一开始，他的手一挨我的肚子，肚子就疼得受不了，因为我的肠肚里都塞满了土豆疙瘩，把肚子要胀破了。于是他轻轻地揉，在我能够承受疼痛的情况下轻轻地揉。揉呀揉呀，终于我的肠胃通窍了；我开始拉，也吐，上吐下泻。他呢，一会儿接我吐的，一会儿接我泻的，然后把污秽物端出去倒掉，再回来接。

           我吐呀拉呀整整折腾了一夜，他就一整夜忙来忙去伺候我，一刻也没闭眼。

           大概是天亮的时候吧，我上吐下泻终于把肠胃都腾空了。胃部虽然还有点疼，但不那么难以忍受了。这时候我又乏又累，睡意上来了，再加上牛天德把一个土炉子里烧上了木柴，把房子烧得暖烘烘的，我便既舒服又昏沉沉地睡着了。

           大概是又吐又泻把我搞得太累了，我这一觉睡得特别的深沉，一觉醒来，胃也不痛了，身上又有力气了，我喝了一碗凉水穿好衣服走出了宿舍，看看太阳的位置偏西得厉害，估计已经是下午三四点钟了。我们木工组的人住在农业队大院后边的杂工大院里，挨着我们的住房就是木工房。杂工大院的人们都出工去了，大院里空旷无人。

           我从木工房前走过，想到磨坊去。我在农场里最年轻，闲不住，平常就爱到处乱跑。这时候我觉得肚子又饿了，胃空空的，就想到磨坊去，找些吃的什么的。可是我走了几步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情况：木工房门口原先是扔着一个坏耙子来的。耙子你知道吗，一个像短梯子一样的长方形木框子，下面钉了许多大铁钉，是用来压碎土块平整土地的农具。这耙子是农业大队拿来叫我们修的，因为太破没有修理的价值了，扔在门口很多天了。这天我却发现有人把它搬到木工房的侧面去了，立在墙上。我判断有人拿它当梯子使了，上房了，我便也踩着耙子的横档爬了上去，想看看是谁上了木工房，他想干什么。

           我的半截身体超过房顶了，我站在“梯子”上看见有个人在离我几米远处趴着，他的屁股和两条长拖拖的腿朝着我，我看不见他的脸。虽然看不见脸，但我认出他就是牛天德。我对他太熟悉了。我觉得奇怪：牛天德可不是个登高爬低的人，他的岁数也大了，身体也虚弱，胆子也小，平时干活很小心，唯恐碰着哪儿磕着哪儿，可今天他竟爬到房顶上来了。他在干什么呢？看他平平趴在房顶上的样子，他是在干一件不愿叫人看见的事情。

           我觉得奇怪，便也没有出声，静悄悄地爬上房顶，蹑手蹑足慢慢地悄无声息地接近了他。好奇心驱使着我，我想弄清楚他究竟在干什么？

           我站到他的身后了，从他肩头上看过去。他的面前铺着一块方形的蓝色包袱皮，布上均匀地摊晒着一层粘稠的东西。粘稠的东西已经凝固了，凸起着许多白色的和略带黄色的洋芋疙瘩；有些粘稠物我简直没法形容它的颜色，是褐色的、黄色的和略呈绿色的混合色……我的心一下子揪紧了！天啊，他在自己两年来包裹着几件衣裳当枕头用的蓝地白花的包袱布上，晾晒着我昨夜吐出来和排泄出来的污秽物，而他正从那些污秽物里拣着小小的像指头蛋蛋大的洋芋疙瘩往嘴里塞。塞上一两个洋芋蛋蛋之后，他从粘稠物的边缘掰一块已经凝固的粘稠物放进嘴里，如同掰了千层饼的一角……

           我的心真揪紧了！一刹那间，像是电流击中了我，我的脑子嗡地响了一声。我木雕泥塑般站着，大脑一片空白。我不知道自己僵持了多久，几秒钟？十几秒钟？然后就几步上前朝着包袱皮踢了一脚。我原想一脚把那些东西踢下房子的，可是我的脚只是把包袱布连同那层粘稠物踢得卷了起来。我又连踢两脚，才把那些东西踢飞，踢到房下去了。

           可能牛天德一点也没想到会有人爬上房来，没想到有飞来横祸的一只脚踢飞他的吃食，所以我踢第一脚的时候他吓得闪了一下头，嗓子里发出了轻轻的哦声。可是当我连踢两三脚把他的吃食踢飞之后，他的嗓子就发出了一声撕裂心肺的尖厉的啸叫声：啊——

           随着这声尖叫，他以从来没有过的矫健动作一跃而起向我扑来。

           他的凄厉的叫声，那一声惨叫，是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使我的心灵震颤了一下。继而他又向我扑来，我以为他是要打我，要把我推下房去。我惊了一下，我没想到那么老实、善良的老人会像头狮子一样发怒，扑人。我吓得往后退，可是退了两步没处退了，再退就要掉下去了，我只好站住，举起双拳摆出一副反击的样子。从他扑来的气势，从他愤怒的表情看，他一定要打我的，但他冲到我的跟前之后却用双手抓住了我的两只手腕，停顿了一下，剧烈地摇晃着我的两只胳臂说：

           小高呀，我把你当成亲兄弟，我以为你是个好人，没想到你竟这么坏！

           他没有打我，没有推我，他根本就不是能打人的人，没有险恶之心的人，他只是使劲儿摇动我的双手，用语言发泄他的愤怒：

           啊呀，你太坏了，小高啊，你太可恶了……

           我说，老牛，那东西能吃吗？

           他严厉地大声说，怎么不能吃，那东西怎么就不能吃！

           我说，不能吃，那东西就是不能吃！

           那一阵，我的心翻腾得很厉害，我想说那东西很脏，不能吃，只有猪狗才吃那样的东西，你是人，你不能吃它。但我又清楚，说这样的话如同骂他是猪狗，这会伤害他的心的。可我又想不出更恰当的语言来说服他不要生气，也想不出什么理由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于是我就只是反复地说那东西不能吃。

           他说，能吃！

           我说，不能吃，就是不能吃！

           我们争执了几句，我突然心里一阵悲哀：一个文质彬彬的上了年纪令人尊敬的老工程师，竟然吃起别人的呕吐物和排泄物，人怎么能这样作践自己呀。同时，我也感到委屈：我是为了维护他的尊严，可他竟然认为我是个坏人，夺去了他的口中食……我的眼睛里涌出泪水来了，我哽咽的嗓门说，老牛呀，咱们不要吵了。你是大学生，是知识分子，你懂，你心里非常清楚，那东西能吃不能吃……

           听我这么说，他怔住了，慢慢松开了双手，但他又猛地把我抱在怀里，哇哇地哭起来：小高呀，小高呀，我的小高呀，哇哇哇……

           他的眼睛里滚滚而下的泪水流到我的脸上。我不由自主地也哇哇大哭起来：老牛，老牛，你不要哭……啊啊啊……

           我当时劝他不要哭，但我却抱紧了他哭个不止。结果是我们两人站在房顶上，互相搂抱得紧紧的大哭了一场。

           这件事情过去近四十年了，再差四五个月就整整四十年了，可是现在说起来却是历历在目，就像昨天发生的事情一样。老牛那声凄惨的喊叫依然在我的耳畔回响，我永远也忘不了。可是，这件事深深地在我的心里藏着，我对谁也没讲过；就是那天傍晚木工组的那五个人从新添墩回来，我也没对他们说。当时我想不通，老牛说我可恶，是坏人，难道我真是坏人吗？现在时间过去了已近四十年，我也还是没想通，没搞明白，那件事我做错了吗？张记者，你现在说一下，那件事我做错了还是做对了？

           高吉义先生讲述完了他亲身经历过的故事，把他白发苍苍的脸对着我问。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因为从他的故事里我也得不出结论：这件事他做得正确与否。恰好这时候有个老太太来买杀灭红蜘蛛的药水，他从一个深褐色的瓶子里倒出两毫升药液在一个洗净并用棉花擦干的小瓶里递给老太太。老太太问价格，他说一元。老太太说八毛钱行吗？他说行。老太太给他八毛钱后拿着药水走了。

           在他讲述夹边沟故事的时候，几次有人来买花药，跟他讲价钱：五毛钱行吗？四毛钱卖吗？他都说行，不讨价还价。
           老太太走后，他又问我：张记者，你跟我说说，那件事我做错了还是做对了。
           我还是无法解答。我反问，那个老牛还在世吗？

           他回答没有了，在明水农场就作古了。

           出了那件事之后，你们的友谊结束了吗？

           没有。我们的关系更紧密更亲近了。作为木匠，我不是个合格的木匠，在当时来说，但是我是夹边沟农场木工组的元老，人熟，所以我总是能搞到点吃的：给蔬菜队修农具，我从菜地里拔些胡萝卜来，吃时分给他一些。到磨坊干活我就偷些面来打糊糊，也分给他一点。我在夹边沟有一件特殊的工作：夹边沟农场近两千右派吃饭，有两个大灶，基建队一个大灶，农业队一个大灶。灶房蒸馍馍的笼屉总坏，——里边的木头条折了或者跷了——总是叫我去修理。每次去修屉，我都要从屉上刮下一大捧馍渣子回来，或者正大光明地拿几块发糕，炊事员们都睁一眼闭一眼不管我。不管是刮下来的馍渣渣还是偷回来的发糕，我都要给牛天德分一点。

           可是到了夏收季节，他被调到农业队去了。再说，夏收之后，我们的口粮减少到了二十四斤，粮食空前紧张，我也很难搞到吃的东西了。搞到了也不给他送去了，因为我自己也饿得够呛了。于是，好长时间我再也没见到他。

           大概是十月下旬的时候吧，那已经是迁移到明水农场以后了，我又见了一次牛天德。我们从夹边沟迁往明水的时候，木工组就已经撤销了，木工组就留下了我一个人，其他的人都编到农业队去了。在明水农场的山水沟里，我一个人住在一孔两米深一米二三十厘米宽跪下后头能挨着窑顶的窑洞里。这是领导的安排，说可能还有什么零碎木匠活要干，叫我从夹边沟带了斧刨锯锛几件简单的木匠工具，就放在我的窑洞里。到明水后右派们就再也干不动活了，因为口粮减少到十五斤了，躺着不动也不能够维持生命了。有些人跑到草滩上去捋草籽充饥。我没去，我认为草籽没什么营养，补充不了捋草籽消耗的热量，得不偿失。我从草滩上拾些牛粪，在窑洞里点上一小堆火取暖，窑洞口挂着个破毯子挡风。我一天到晚在窑洞里躺着，挨着日子。那时候我也浮肿了，把单的棉的衣裳都穿在身上用来保暖，人臃肿得像个大胖子。

           是十月下旬的一天，我躺在被窝里，听见窸窸索索的声音响，扭头看时洞口的挡风毯子掀起了一个角。我吓了一跳，以为是狼来了。那些天人死得多，山水沟附近狼也很多。可能是狼也会传递消息，明水农场有死人吃，远远近近的狼都集中到明水农场来了。天还不黑，狼群就出动了，围着山水沟转来转去的。它们专门吃死后刚刚埋葬但又埋得很草率的尸体，有时还向活人进攻，一只只都吃得肥肥的油光锃亮的。狼的胆子真是大，它们像是知道这山水沟里的人没力量和它们作斗争了，竟然敢顺着山水沟跑过来跑过去，见了人都不躲避。有一天夜里一只狼用嘴挑起我的窑洞的门帘把头探了进来。由于窑洞里烧着一小堆牛粪放着红光，我又拿起斧子挥舞，才把狼吓跑了。这天毯子又被掀起了一角，我惊了一下，心想这狼胆子也太大了，大白天就敢往住人的山水沟里跑，就敢进窑洞。我急忙坐起，抓起放在身旁的斧子。但这时一个人尖细的声音叫了一声：小高，小高，你在这里住吗？我听不出是谁的声音，把门帘拨开往外看，原来是牛天德。他挣扎着找到我住的窑洞来了，在门口坐下就再也爬不进来了，张着大嘴喘息。我赶紧走出去拉他，想把他拉进窑洞来暖和暖和。他不进来，他说看见我就行了。他说他不行了，活不了几天了，住在山水沟南头的一间临时病房里——就是一间大地窝子。他说他是专门来找我的，托付我一件事。他气喘吁吁地从怀里掏出一把棕刷子和一个针线包，说，如果你能活着回到兰州去，一定要到我家去一趟，把我的情况讲给我女人听。你拿着这把刷子去，不管是我的女人还是我的姑娘，他们能认出这把刷子和针线包来，这是我从家里带来的。我离开家的时候，女人叫我带上这个刷子，叫我刷鞋用；我的姑娘把这个针线包放进书包里面，说是衣裳破了好补。她们见了刷子和针线包，就会相信你讲的都是实话。

           我收下了牛天德的刷子和针线包，我再也没说什么安慰呀宽心呀的话，我答应如果我活着回去，就一定把刷子和针线包给他家送去。牛天德的身体情况，以我看再活不过三天了。我从夹边沟到明水，已经看到许多人死去了。他们在死前要浮肿，浮肿消下去隔上几天再肿起来，生命就要结束了。这时候的人脸肿得像大南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肿得如同兰州人冬天吃的软儿梨，里边包着一包水。眼睛睁不大，就像是用刀片划了一道口子那么细的缝隙。他们走路时仰着脸，因为眼睛的视线窄得看不清路了，把头抬高一点才能看远。他们摇晃着身体走路，每迈一步需要停顿几秒钟用以积蓄力量和保持平衡，再把另一只脚迈出去。他们的嘴肿得往两边咧着，就像是咧着嘴笑。他们的头发都竖了起来。嗓音变了：说话时发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声音，嗷嗷嗷的。这天牛天德的样子、说话的声音和走路的姿势就是这样子的。

           过了四五天，我就逃离了明水农场。我为啥要逃跑，就因为我还想活。我还年轻，我不想死，可我看不到生还的希望。我怕再过几天就会变得和牛天德一样了，想跑也跑不动了，我就趁还能跑得动逃跑了。那是十一月初的一天夜晚，我提了一根棍子防备狼的进攻。我的财产什么也没有带，只是用一个布兜装了几本医学书和老牛的刷子针线包。我是个医生，医学书对我来说是最珍贵的财产，当然要带上。我是从明水河车站上的火车，大约是晚上九十点钟，天黑透了。第四天的傍晚我到了兰州，因为没有钱买车票，也没有介绍信作凭证买火车票，我在路上被乘警撵下去送到铁路派出所的收容站。我从收容站逃跑出来扒车到了兰州。我的工作单位是兰州市中医门诊部，但我不敢回单位去：我估计关于我的通缉令已发到了兰州所有的派出所和街道办事处，我一回去就会把我抓起来。我是等到夜里十点钟才到我姐姐家去的，姐姐是解放前从陕北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解放后在三爱堂的解放军总医院当医生。母亲在我划成右派之前离开了陕北佳县，把家门锁上，投奔姐姐和姐夫在一起生活。我的突然归来令母亲十分惊喜，一连声地问，你回来了，释放你了吗？再不去了吧？我告诉母亲是逃出来的。母亲说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只要不再去劳教就好。可是姐姐吓坏了，一连声地说，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你是逃跑出来的，公安局会到家里来搜你的。我明白，姐姐是担心我连累她和她的家庭，我就说，姐姐，你放心，我不会连累你们的。我就在这里住一夜，明天早晨我就走。姐姐问我去哪儿，难道一辈子在外边逃亡吗？我对姐姐说，我回陕北的老家去，只要公安局不到那里去抓我，我就在那里当农民。姐姐说只有这一条路了。看姐姐同意，我就又说，姐姐，我求你一件事，明早晨你到火车站给我买一张明天去西安的火车票。我没有介绍信买不上火车票，你是解放军，穿上军装去买车票，不要介绍信。

           姐姐穿上军装说，我现在就去吧。

           姐姐走后母亲流着泪和我说话：你不要怪你姐姐，现在社会上抓得紧；你回到老家可怎么过日子呀，没吃的，也没烧的，冰锅冷灶的……

           我告诉母亲：不要担心，夹边沟那么严酷的生活我都经历过来了，回到老家还能把我饿死吗？说着话我突然想起牛天德托付的事来，我就拿过自己的布兜，掏出那把棕刷子和针线包递给母亲。我说，妈，你这几天抽个时间到畅家巷去一趟，到一个名叫牛天德的人家里，把这个刷子和针线包交给他们家的人。我在一张纸上写下牛天德家的门牌号，他的女人和姑娘的名字。我叫母亲把纸张收起来，不要叫姐姐知道。然后我又对母亲讲了牛天德的故事……

           牛天德的故事还没讲完，姐姐就回来了，她说买了早晨六点钟的火车票……于是，转天早晨天还没亮，我就登上了去西安的列车……

           我在陕北佳县农村我家的窑洞里住完了一个冬季，春天到来的时候听到了夹边沟的右派回到原单位的消息。我想打听一下回单位的右派是怎么安置的，1961年的4月，我又回了兰州一趟。这次我在姐姐家住了几天，母亲告诉我，她把棕刷子和针线包送到牛天德家去了。牛天德的女人和姑娘看见棕刷子和针线包就哭了，哭得很伤心，眼泪擦不干……

           听完牛天德的故事，我沉默良久，然后说，你能不能讲一讲你从明水农场逃跑的过程。就我知道的，其他逃跑的人都不敢从明水河车站上火车，因为离农场太近，有人巡逻，有人追捕……

           高吉义先生说，要说我的逃跑过程，那可又是一件叫人想不通的事，惊心动魄……我们明天再谈吧，我一辈子都在逃跑，关于这个问题，没个三天两天是说不完的……

           我告别高先生离开他的花卉医院。花卉市场的鲜花开得万紫千红。建兰市场人流如水，摩肩接踵。小贩的叫卖声、顾客的喧嚣声和廉价的音响轰然入耳令人头晕。

    逃亡

           高先生，咱们接着昨天的话题谈吧。昨天您谈了一段您和牛天德之间的故事，是很动人的，后来您逃跑了，跑回老家去了。今天我想请您谈一谈您是怎么逃跑的——逃跑的过程。我访问过许多在夹边沟劳教过的人，有几个人讲述他们逃跑的历程。也是很动人的。我想，您的逃跑的路上也会有许多曲折、危险和艰辛。

           我在高吉义先生花卉医院的斗室里那把小板凳上坐定之后，对高先生说。我这是第三次采访他了。第一次他就概括地谈过他开设花卉医院的经历了：他是1957年在位于中央广场的兰州市中医门诊部定为右派的——那时还没有兰州市中医医院——1978年落实政策，兰州市卫生局安排他到市第一人民医院工作，医院的领导要他重操旧业当医生，他没有同意。他跟医院领导说，自从定为右派之后，他已经二十几年没当过医生了，在医学迅速发展了这么多年之后再当医生，他只能是个庸医，而庸医是要害人的。医院领导问他，那么安排你干什好呢，去做个按摩师行吗？他也没同意，他说，我恐怕连个按摩师都当不好；你看看我的手，我这是当农民种地当木工拿锯子的手，能去给病人作按摩吗？你们就随便安排我当个工人吧，烧锅炉呀，扫院子呀，都行。只要给我发工资就行。医院领导面露难色：那哪行呀，你是医生，国家干部，我们要是安排你当工人。市卫生局会批评的，说我们落实政策的工作没做好。他的工作安排问题拖了几天：领导看他真不愿当医生，就想安排他当个行政科科长。领导也是好意，觉得他受了二十年苦，给个官当吧，也算是补偿。可他坚决地拒绝了领导的好意，说，当官的事我是坚决不干的，你们就叫我当工人吧。他自告奋勇自我推荐说，我给你们养花吧，就当个花工；咱们医院里光秃秃的，一块草坪也没有，一盆花也没有，这哪像个医院呀。当时医院领导的心动了一下，因为市政府绿化委员会已经几次批评过医院了，绿化工作做得不好；医院正想在绿化上花点钱。医院领导问他，你会养花么？他回答，我打成右派从夹边沟跑回陕北的老家之后专门务劳果园，种过花。他看领导有点动心，就又说，你们只要买点木头，什么事就都不要操心了，我自己盖花房，我保证三年之内叫咱们医院评上绿化合格单位。领导看他真的不想当官，愿意去养花，就很痛快地答应了，并说，你还是干部编制，科长待遇。

           高吉义在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养了十几年花。他叫领导买了几方木头，自己解板子，自己盖花房。他报名参加了一次北京《花卉》杂志举办的培训班。他建起了一个很好的闻名遐迩的花房，把兰州各单位花房的名贵花卉引进了第一人民医院的花房，把市场上最为时尚的品种引了进来。医院各科室办公室摆满了四季花卉。仅一年的时间，市人民医院的门口挂上了市绿化委员会颁发的牌匾……当年整过他把他定为右派而现在是高官的人都来他的花房参观，向他要花……当市场经济的大潮涌来的时候，他又向领导建议把花房推向市场，自负盈亏。

           他在五十八岁的时候申请退休，受聘于崔家崖的一家花卉生产基地。后来花卉基地易主，他因看不惯新主人的霸道愤而辞职，自己开设了这个简陋的花卉医院。因为名声远播，几家花卉公司的老板来请他，愿出高薪，但他拒绝了。他告诉我，从夹边沟出来之后，他就立志永世不当干部；离开崔家崖花卉基地之后又下了决心：不受雇于任何人。他说，现在不缺吃不缺穿，不担惊受怕，不逃亡不怕公安机关通缉追拿，开个花卉医院给不会养花的人讲讲养花知识，一天挣个十元二十元或是三十元，真是逍遥自在……

           高先生仍然坐在那把铺着棉垫的高背椅子上，他的左手放在堆满瓶瓶罐罐的桌子边上，把他农民样的脸朝着我。他是五十年代的中专毕业生。他还不算很老，才六十四岁，脸上皱纹不多。但一条横贯前额的抬头纹很深，像是刀子刻出来的沟壑。他的面孔总是给人很严肃的感觉，皮肤粗糙，少有笑容。他也笑，但笑容还没在脸上荡漾开来就突然凝固，笑声戛然而止。他的脸上，只有那双眼睛很有特点：很黑，很亮，显出智慧、机灵、严峻和柔和的神情。嗓门干巴但却洪亮。

           他久久地用黑亮的目光看我，干巴巴的声音说，逃跑的经过嘛，那确实是惊险、曲折……

           昨天我不是跟你说了嘛，那是十一月初的一个深夜，也就是牛天德到我的窑洞里来托付后事之后的三四天……不，不，我记错了，不是深夜，是七八点钟的时间。我那时没有表——原来有一块的，是梅花表，到夹边沟不久就叫分队长收走了。初到夹边沟的时候我在农业队劳动，分队长叫陈风林。陈风林是商业厅的一名科长，积极得很，为了向领导邀功，对下边的人很严厉。是他有一天把我逼住，叫我把表抹下来交给他。我说为啥把我的表收走，他说防止我逃跑——但我从开过晚饭后间隔的时间估计，那时也就八点钟的时间，我提了个棍，穿上一件棉大衣，悄悄地出了窑洞，往明水河车站走去……

           说到这儿，高先生停顿了。他似乎是在努力地回忆什么，又像是思考，俄而又说下去：

           到了车站列车还没来。我早就打听好了，从那些酒泉、玉门和嘉峪关来探望丈夫的妇女们嘴里我早就探听好了，夜里九点钟左右，有一趟从西边开过来的慢车在明水河车站停车。我就在那儿等了一会儿，等着列车进站……

           我打断高先生的话：我听说晚上有人巡逻……

           对，你说得对，是有人巡逻，但那天我走的时间早，天黑不久就走了，巡逻的干部和分队长们都是八点半钟才出门巡逻或者追捕逃犯的。从明水的山水沟到火车站才五六里路，半个小时就能走到。他们去车站截人，或者追捕某某人，都是车快进站的时候才赶到车站去。他们知道，人只要是逃跑，那都是计划好的，在路上很难截住：人家随便往哪个沙堆子后边一藏，他们就找不着。但他们知道，逃跑的人总是要到火车站去买车票的，火车进站前总要从藏身的地方走出来的，总是要上火车嘛。他们就在你临上车时抓住你。抓住了逃跑的人，回来就升级——因为逃跑罪加一等，正式逮捕，五花大绑或者戴上手铐送到饮马农场劳改；最轻的也要关禁闭、开批斗会，然后送到严管队去。因为走得早，我那天运气好，没遇上巡逻的。那时候买火车票是要介绍信的，我没介绍信，也没有钱，就没进候车室，只能在路基下边的黑暗处趴着。等待时机。

           你遇到狼没有？我又一次打断高先生的话说，你昨天不是说了吗，明水农场因为死的人多，周围狼也多，成群结伙地跑到坟地吃死人，也扑活人。你没遇到狼吗？

           狼，你说狼吗？高先生怔了一下，说话也停顿了一下。狼，我是碰见了两只。那天夜色很黑，伸手不见五指，我专门选的这个日子。我看见了两只狼的眼睛，眼珠子绿莹莹的，也隐约看见了狼的影子，可是它们没有扑我，没有靠近我。可能它们看见我手里的棍子了，怕我。也可能那两只狼吃得太饱了，不想吃我。

           你没害怕吗？

           也没怎么害怕。那时间我虽然浮肿了，但我到底年轻，手里提个棍，一两只狼我还是能抵挡得住的，它们对我还下不了手。

           你走过去它们也没追你？

           没追。可能狼看见我手里提的棍了。

           高先生回答完我的问题又接着说下去：等了一会儿，火车进站了。当火车头上的大灯从候车室和票房前掠过的时候，我看见没有站台的路基上没有几个上车的人，也看不见有追捕者。只有一两个手提信号灯穿蓝制服的铁路工作人员。车停下了。火车车厢的门一个个打开了，车厢里灯火通明，列车员下了车站在门口。这是上车的好时机，但我趴着没动。我没有车票，怕走到门口列车员不叫上车，也怕像我一样躲藏在黑暗处的追捕者扑上来把我抓住。后来，列车员上车了，车门关上了，有个提信号灯的人往车头车尾摇了几下，火车呜地鸣了一声笛，就听咣嘡嘡一阵响，车开动了。这时我才从黑暗里一跃而起，急忙忙跑上路基，一下子扑在列车门口的台阶上，我的一只手抓住了门旁的铁扶手。我估计车站值班员没有看见我。他要是看见了，给车头发个信号，车就会停下。那是我最害怕的，我就跑不了啦。可是车并没有停，而是加速了，越驶越快，一眨眼的功夫驶过了扳道房。过了扳道房我就放心了。我挣扎着在台阶上站了起来，手紧紧地抓住铁扶手，把身体贴在门上。门是锁着的，也看不见列车员，我就开始用拳头砸门。

           在呼啸的从巴丹吉林沙漠刮来的寒风中，在列车卷起的风声中，在列车咣当咣当的响声里，我的拳头砸在门上的声音太微弱了。列车员已经走进车厢去了，或者是到他的乘务员室休息去了，根本就听不见我砸门的声音——再说，我也不敢胡来，真要是把玻璃砸碎了，我就是进去了，也没钱赔人家，那就麻烦啦。但是，我必须砸门，砸到列车员听见。我不能总在门口站着：我已经冻僵了，我的手抓不住扶手了，时间一长我会坚持不住的，就会掉下车去摔死，或者卷进车轮下边碎尸万段。

           我砸呀砸呀，终于，有一位穿越车厢的旅客看见了我。他走到门口看了看我，隔着玻璃喊了声什么，走进车厢去了。不一会儿，他领着列车员走过来了。列车员打开了门。这是名男列车员，他气哼哼的从胸前抓住了我的衣裳，一把将我拉进车里。他关上了门这才开始训我：你怎么趴在门上！你想死呀，不想活啦！训完了又问我有车票吗？我说我买了车票。我装出掏车票的样子来，这个口袋摸摸，那个口袋摸摸。我穿的是一件小棉袄，外边套了一件华达呢的中山装，是我存着没穿过的新制服。我的样子并不像一个逃犯的样子，并且由于逃跑前收拾过头发刮过脸，所以尽管我没掏出车票来，但他对我的态度还是客气的，他把我叫到了乘务员室，没再说什么就关上门出去了。我在心理上觉得已经离开劳教农场了，有所宽心，再说经过这么一番剧烈的折腾，我虚弱的身体已经累垮了，他一走我就歪在椅子上睡着了。睡了一会儿，突然我的脑门上一痛，我醒了，看见面前站着一名乘警。可是因为身体太虚弱太疲惫了，虽然面前站了一位警察，但我的眼皮睁不开，又沉重地合上了。结果是我的脑门又疼了一下，而且比第一次痛得厉害。我再次挣扎着睁开眼睛，看见那警察笑着说，嘿，你还睡得挺香呀！醒一醒，醒一醒！说着话，那警察又在我的前额上弹了个脑嘣儿。我赶紧坐起来，接着又站起来。这时我清醒了，知道遇到麻烦了，但我嘴里咕噜着说出一句话来，显示出我不怕他对他毫不在意的意思。

           做啥呀，你把我打痛了？

           那警察似是一怔，但又笑了说，打痛了？你还觉着痛呀？我还当你没醒呢。喂，车票呢，拿出来看看。

           我知道骗不过他的，就说，车票，哪还有钱买车票？我两天没吃饭了，你们要有吃的，先给我点吃的吧。

           警察眨巴着眼睛看我片刻，说，你是干什么的？

           我回答，我是陕西扶凤县委组织部的秘书，到明水农场搞外调的。

           有证件吗？

           证件？什么证件？我在来明水的路上连挎包一起叫贼偷了，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饿了两天了。

           那警察将信将疑，又停顿了片刻，才又问我叫什么名字，还问扶凤县的县长是谁，县委书记叫什么名字。这一切我都对答如流。当然了，我的姓名是假的，除此之外，县长县委书记都是真的，因为前几天扶凤县的一位干部来看望他的在明水劳教的右派亲戚，说话时我听下了，且都烂记于心。

           那位警察问了几句，看问不出什么破绽来——可能他也不清楚扶凤县在哪里，县长县委书记叫什么——但他对我的疑虑并没消除，说，叫贼偷了你就该给县上发电报嘛，怎么半夜里扒车？

           我说，好我的警察同志，你知道明水农场是干啥的吗？那是劳教农场，饭都吃不上了，饿死人，我还能在那里坐着等汇款吗？我跟他说话，口气很随便，叫他觉不出我有什么慌张和胆怯。这一来他不好再说什么了，跟我说话的口气也变了，说，不管怎么说，你不买车票是不行的。你先到车厢里坐着去吧，到了张掖就下车。前边是临泽，小站，你下了车不方便。到张掖下车，你去张掖地委请他们帮你解决一下吧。你总不能饿着肚子回陕西去吧？

           我知道，硬赖着坐车不符合我的“身份”，会露出破绽来，便顺水推舟说，那好那好，我计划就是在张掖下车的，到张掖县委去请他们帮助解决一下我的困难……

           到目前为止，我的逃跑还是很顺利的，我认为自己骗过了乘警。可是车到张掖火车站，他把十几名无票乘客撵了过来。叫他们和我一起下了车。下了车我想独自走开，再混上车去，但却被他喝住了。他和车站上的一位警察说了几句话，那位警察就很严厉地对我们十几个人吼道，过来过来，到这边来！我还想像在列车上一样对这位警察讲些我早就编好的瞎话，但这位警察连听都不听，大声喝道，走！往前走！这边！

           没有办法，我只好跟着那群人走，进了一座黑乎乎的院子。

           进了院子我就发现坏事了：院子里黑压压都是人，有站着的有坐着的，有些人叽叽喳喳说话，有四川口音有河南口音，而且我们的身后还有人被赶进来。一间大房子亮着灯，那位警察叫我们往那间房子走，说是叫我们登记。走到门口，我看见房间中央放了两张桌子，坐着两名警察。我在心里立即作出决定不能登记：这是个收容所。1958年的春天，还没有宣布我为极右分子送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之前我就听人说，公安局派出所把外地流窜来兰的无业游民送进收容所，集体押上火车送往河西走廊的赤金农场、蘑菇滩农场强制劳动，每月发二十四元工资。我可是不能脱离虎口又进狼窝。

           那位警察把我们领到房门口叫大家排好队就又走了。我正好排在最后边灯光照不到的地方，我找个机会就离开队列混进院子里的人群里。我在人群里走了走，搞清楚这些人都是从河南、山东、四川等省来的农民，盲流，他们想到新疆去谋生，但在张掖被赶下了火车。我看见院墙不高，也就一人高，便对两名站在我身旁的四川姑娘说：你们怎么不跑？一个姑娘说，天亮了管饭，等吃完饭再说。我说我现在就要跑，请你们帮帮忙。我用双手扒住墙头，两个姑娘从下边推我，我翻过墙头跑了，跑到候车室去。

           候车室里偶尔有警察走动，但我很镇静地坐在椅子上看书，装成候车的样子。我自信自己的穿着举止不像个盲流，也不像逃犯。

           警察还真带出去了几个人，却没来盘问我。我坐到了天亮。天亮后太阳出来了，外边开始暖和一点了，我走出候车室。经过一夜的折腾，我的肚子饿得扁扁的，又饥又乏，我得想办法搞点吃的。离车站很近就是通往张掖县的马路，有几家饭馆，还有烧饼铺，门口的玻璃柜里码着很多烧饼，但是我没有钱也没有粮票买烧饼。我身上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只有手里提的一个布兜，布兜里装着我心爱的两本书。我从兰州到夹边沟带着它们，从夹边沟迁移明水还保存着它们。在明水很多人把书撕掉烧火取暖了，我没舍得烧。我从草滩上捡牛粪取暖。可现在我决定卖掉它们。我需要食品：我已经饿得双腿发软、眼冒金星了，如果不补充点营养，我就要倒在街头了。

           我把两本书从布兜里拿出来，双手托着沿街走动，寻找买主。我寻找在我看来是念过书的人。我认为，那些不识字的引车卖浆者流是不会买我的书的。当然，卖给搞医的人最好，但我无法辨认出这种人来。遇到像是识字的人，我就走过去问，我这里有两本好书，你要不要？有的人瞅我一眼就走过去了，看都不看书一眼。有的人站住了，看一眼书，或者接过去翻一下又合上，递给我：没用，我不是搞医的。

           一上午我也没有卖出书去。到了下午，我几乎都绝望了：我已经饿得头晕眼花，脚步蹒跚，快要走不动路了。我觉得麻烦了，我非得倒毙在张掖火车站的街口上不可了。我想，与其倒在街上，还不如到候车室坐着去。在候车室倒毙，铁路工作人员可能还要管一管，说不定在我气息奄奄之际给我一点吃的，或者把我送到收容所去。这时候我突然就改变了昨夜的想法，进收容所就进收容所，总是要给口饭吃的，饿不死。我的脑子里突然就想起了昨夜那两个四川姑娘说的话：吃完饭再说——她们比我有主意呀！

           我走近火车站了，快要走完那段马路了，这时我发现两个蓄着长胡子的老人在一间房门口晒太阳。我看得出来，这是两位有文化的老人。他们的穿着和脸色气度表现出他们不是引车卖浆者流。我想再试一次我的运气，便走近他们，以谦恭的口气说，老爷爷，我这里有两本好书，你们买下好不好？两位老人看了看我，接过书去了。他们两人交换着翻了翻书，不说书好书坏，问我，你是哪里来的？我告诉他们，我是陕北人，家庭是中医世家；由于家乡遭了灾，想到新疆去谋生，到张掖没盘缠了，不得不把这两本书卖了。其中一位老人说，陕西也遭灾了吗？另一位老人站起来说，娃娃，你把这两本书留下，我给你买两个烧饼。在火车站的附近转悠了一天，我已经了解到饥饿在张掖地区的惨烈，——街头上卧着饿倒了的人——知道食品在张掖地区同样的金贵，所以我二话没说就同意了。那两本书一本是《针灸大全》，一本是《针灸学》，要是放到现在，就是称斤卖也能买三四个烧饼。

           老人在一家国营饭馆里买了两块半斤的烧饼，还给我要了一碗开水放在桌子上，就走了。我稀里呼噜就把两块烧饼吃了，开水也喝光了。我自己又要了一碗开水也喝干了。

           两碗开水和两块烧饼下肚，我的身体立即就发热了，觉得又有了力气。我又回到候车室，开始想办法上火车。

           可是一下午一整夜我也没上得了火车。现在回忆起来，兰州往西的这一段铁路上当时总共就跑着两三趟列车，一趟快车，一趟慢车……可能还有开往上海去的一趟快车吧……我也记不清了，反正车不多。每一列往东的列车进站，我都跑到站台上去，但是上不了车。车一进站，列车员就站在门口查票，没票的人不叫上车。我亲眼看见没票又想上车的几个背着包袱的河南农民叫站台上的铁路警察带走了。我就没敢靠前。

           第二天白天我也没能上火车。

           好在这个白天我从候车室外的台阶上拾到一张废票，等到半夜里我曾乘坐过的那趟列车进站又要开动的时候，我手里捏着废票跑到车门口去，口里喊着不要关门不要关门，朝着列车员晃了晃票，装出很急的样子上了车。

           一进了车厢。我就跑到另一节车厢去了。坐在门口的椅子上东张西望一阵子，看没有人注意我我就钻进座椅下边去了。肚子是空的，又不用上厕所，我一直在椅子下边蜷缩着到了兰州。

           在兰州的事我就不说了吧，昨天已经说过了。在姐姐家只待了一夜，好好吃了两顿饭，一顿是我妈做的酸汤疙瘩，一顿是我姐姐擀下的长面，然后就接过我姐给的四十元钱，趁着夜色赶到火车站，用买好的车票上了火车，一帆风顺地到了西安。

           临出门姐姐还给了我四盒香烟。我说我不吸烟，姐姐说不吸也拿上吧，回老家的路关口重重，说不定用得上。姐姐说，兰州的职工一月发一张票，可以买四盒烟；这是供给姐夫的，再想多要一盒也没有。

           从西安去铜川仍是坐火车，买票要介绍信。这一关我过得很容易。因为是持票坐车，在兰州去西安的列车上我和一位去铜川的旅客说话，混熟了；他用他的介绍信替我买了一张车票。只是他到铜川就不走了，从铜川去延安的汽车票可是成了最难过的一关。这里买车票不光是要介绍信，还要登记发号，轮到你的号才能买票。当时的情况是汽车站人山人海，登记了的已经有七百多人，而每天只发三辆卡车，一卡车只能坐三十几个人。我可是愁死了，怎么才能到延安呀！啥时间才能到延安！我坐在候车室里发愁，苦思冥想，这一关怎么过呀！正在那里发愁，我身旁走过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又像是汽车站职工，又像是公安派出所的便衣，他朝着我身旁坐着的一个小伙子说，把票拿出来，查票。那小伙子把车票拿出来了，他又叫小伙子掏证明。小伙子没有证明，他说没有证明你怎么买的票？车票没收！他还把小伙子赶了出去，不叫他在候车室坐着。我当时吓了一跳，心想这个汽车站怎么这样严格，随便没收人家的车票？这要是查着我怎么办？会不会把我当坏人交到派出所去？可是仔细看看之后，我又有点怀疑那个人是不是汽车站工作人员了。他贼头贼脑地转了一圈，再也没查别人的票，就出了候车室。我突然想，这是不是个歹徒或者本地的地痞流氓，专门欺负老实巴交的乡下人。我灵机一动就站起来跟上了他。他出了候车室进了一家饭馆，我也就进了那家饭馆。他坐在一张饭桌旁边，我也走过去坐在那张桌子旁。为了显得自然，我掏出一颗烟吸起来，并且斜着眼睛看他。我不知道他对于我有什么看法，抱着什么心理，他也斜着眼睛看我。看了一会儿他说，你是哪里来的？我说兰州来的。他又问在哪儿工作？我回答兰州中医门诊部。他停顿了一下又问，兰州的香烟供应紧张不紧张？我回答紧张，一名职工一个月供应四盒。但我又补充了一句：我是医生，比别人多搞两条烟没问题。这时他说话的口气变了，求我的口气说，你的烟让给我一盒好不好？我说那有什么关系，不就是盒烟吗？我掏出一盒烟给他，他要掏钱给我。我把他的手推开了。我说，烟钱就算了，我不要了；我从外边回来，在铜川人生地不熟买不到车票，你帮我买张车票行不行？他问我去哪儿，我说延安。他似乎很小心，四面环顾了一下，把没收的那张票掏了出来，说，我这里有一张替别人买的车票，就先让给你吧。我大喜过望，接过车票给了他钱，并且把四盒香烟除了我吸的那一颗全都给了他。

           意想不到地搞到了一张那么难买的车票，啊呀，我心里那个高兴呀，就没法说了：我尾随他的目的就是搞到那张车票，我竟然如愿以偿啦！第二天早晨我正大光明地上了汽车到了延安。又过了一关！

           到了延安。可是从延安到绥德的这一关又怎么过呀，汽车站还是挤挤攘攘的，又要介绍信，又要登记。没办法，我只好坐在候车室外边的台阶上等机会。真是老天有眼，前世修行得好呀，机会叫我等来了：一个票贩子手里拿着一张车票走到我跟前，偷偷地说，有绥德的票要不要？我说要，多少钱？他说五块。我说绥德的票不是两块五么？他说高价票，五块，五块。我毫不犹豫，一把将车票抢到手里了。可我身上这时候只剩下七八块钱了，——那时候到处都卖的是高价饭，我的钱快花光了，到绥德后离家还有一百三十里路，还不通汽车，我没钱怎么办呀——我就对他说，我身上只剩四块钱了，就给你三块钱吧，剩下一块钱我喝碗水。他说不行不行，就是五块。我说就给你三块，你卖也得卖，不卖也得卖，你要是不卖我就喊了！我看得出来，票贩子倒卖票也是偷偷摸摸的，害怕被人抓住，我就这样威胁他。他还真害怕，小声央求我说，别喊别喊，你给我四块吧。我说就三块，多一块也不行。他只好同意了。哎呀，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啥事都能做出来——我把票贩子坑了一下！

           第二天我就到绥德了。到绥德我就更困难了，身上只剩下四元钱了，可是前边还有一百三十里路要走——不通汽车——要吃饭，要住店。再困难也得走呀，这天夜里我住宿在一家大车店里，花了一元钱，早晨起来连早饭都没敢吃就上了路。

           出了绥德走了五六里路，我是又饿又累，有点走不动了。这时迎面走来了一个老汉。看老汉的样子也是赶了夜路的。头上用一块布包得严严的，只露着两只眼睛，肩上挎着鼓鼓囊囊的毛褡裢，露出糜子面的馍馍。老汉看出我是个走远路的人，就迎上来说，哎呀，你是不是昨天从延安来的汽车上下来的人？我说是的。他说，昨天晚上汽车站给我们乡上打电话，说我的儿子从延安坐车过来，在绥德汽车站饿倒了，你看见没有？我说看见了，有一堆人在汽车站上围着看，有个从青海来的小伙子倒在路上走不动了。你的儿子是不是在青海工作？老汉说就是，他还活着吗？我说还活着。听说活着，老汉立即数落起我来了：哎呀，你们这些在外头工作的人，心怎那么狠呀，到家门口了，看见人饿倒了，就给上些吃的嘛，救人一命嘛……我说，老大爷，你不要埋怨我，我的情况还没有你的儿子好。你可以背了甜馍馍去看他，我前边还有一百三十里路要走。从昨天早晨到现在，就没有一颗粮食沾过牙。老汉听说我是饿着肚子赶路，立即就放下褡裢，拿出六七个糜面馍馍往我的怀里塞，那个热情呀！然后就匆匆告别往绥德城里去了。

           我就是靠着老汉给的那几个馍馍充饥，走了四天，整整走了四天，回到了我的老家——佳县高钟家洼村。我先在叔叔家住了一个月，调养身体，等身体好一点后才回到自家的家里，打开生了锈的锁子……整整休息了一个冬天，天气热起来了，身体也缓过来一些了，我就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了。

           以后的事明天我们再谈吧，你看天都快黑了。高吉义先生讲完了他逃离夹边沟农场的故事。

           我说，好吧，明天谈就明天谈吧。我扭头看了看门外，有几家花店的老板正在把一盆盆鲜花抱进房子，似乎是准备收摊了，但是我的采访意犹未尽，我又说，高先生，你的逃跑的故事讲得的确生动、翔实，但我还有个问题想问问你：你那天从明水的山水沟逃跑就没有人发现吗？没有人追你吗？

           高先生说，这个……

           见他沉吟，我又说：据我了解，大凡从明水逃跑的人都不敢去明水河车站上火车，因为那儿离场部太近，管教人员很轻易就追捕回来。

           他还是沉吟不语。

           我又问，你跑回佳县老家之后，你家乡的公安局没来拘捕你吗？我访问过的逃跑成功了的人，大都是流落他乡不敢回家或者回老家，凡是跑回城市和乡下老家的，基本都被当地公安机关拘捕送回去了，因为一旦发现谁逃跑了，夹边沟农场就向他的原工作单位或老家所在地的公安机关发函，要求协助捉拿，或者直接派人去他家追捕……

           高先生终于说话了：张记者，你问得好，问得好呀！我那天逃离山水沟，农场是派人追了的……

           没捉到你，因为你藏得好？

           不是，不是这么回事。张记者，这件事我原本是不想告诉你的。因为这又是一件我一辈子也没想通的事，我不知道我是做错了还是没做错。它比牛天德的事更加折磨我的心灵，使我寝食不安，经常在噩梦中惊醒……

           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他。

           他说，好吧，我今天就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你吧：那天晚上的逃跑，不是我一个人，而是两个人，我们是两个人一起逃跑的。

           两个人？我惊讶极了。

           他说，是的，两个人……你听我从头说。在夹边沟的木工组，我是元老，但是，这并不是说我的技术最好。技术最好的是我的师傅骆宏远。骆宏远是白银公司的木匠。其实他原本不是木匠，而是土木建筑行业的工程师，三十年代清华大学毕业，解放前就是工程师。解放后他在东北的一家建筑公司工作。因为解放前参加过国民党，五十年代初内部肃反后就不叫他当工程师了，下放当了工人，木匠。五十年代国家建设大西北，把他调到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工作。1958年的秋季，白银公司在反右斗争中老账新算，给他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送到夹边沟劳动教养。作为工程师，他的水平怎么样我不知道，但作为木工，在我们的木工组，他的技术比兰州大庆木器厂的七级木工魏立之的手艺还高。魏立之是真正的工人，因为说反动话戴了个坏分子的帽子送来劳动教养的。魏立之手艺特别好，在我们七八个木工里是第一把手，活做得好，但是不识字，不认识图纸。骆宏远没有七级木工的级别，可是魏立之能干的活他都能干，学问大，能识图纸，还能设计和绘图。那时候的河西走廊，包括夹边沟农场，马拉的大车都是大轱辘车；木头轱辘，轱辘比车帮还高，马套在车辕里，车辕往下倾斜，叫人看着就不舒服，更不要说马拉着不舒服了。骆宏远到木工组之后，他就提出了把大轱辘车改进一下的意见。经过管教人员批准之后，他把车轱辘缩小了。马车轱辘九网十八条，他设计的轱辘小了，但仍然是九网十八条。九网十八条你懂吧？就是九块弯曲的木头盘成一个圆的车轮。十八根木头的辐条支撑，中间是车轴。你可不要小看车轱辘缩小这件事，那可是牵一发动全身的事，整个车型，各个部件都要变，而且变的系数都不同——真是很复杂的事。但是骆宏远把图纸画出来了，大家按他的图纸做各个部件，安装起来后既漂亮又好用。夹边沟的右派们赶着我们自制的马车去酒泉县拉粪，人们都围着看。

           我为什么把骆宏远叫师傅呢？自从进了夹边沟，我就想这辈子完了，就是将来把我释放了，也不可能再叫我当医生了，再说，一个右派帽子把我也搞伤心了，我就下定了决心：将来就是再叫我当干部我也不当，我就当个工人去，凭力气吃饭，凭本事吃饭。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干脆不当医生不当干部了，你再能斗我个右派吗？我下决心要学个木匠，做个手艺人。于是，我在木工组里经过选择，选了骆宏远当我的师傅。我还给他磕了头，正式拜他当师傅。

           事实说明我当时的选择是非常正确的。我跑回陕北老家不久就跑出去搞副业，给生产队挣钱给自己挣钱，文化大革命中农村要斗我，我就又一次逃跑，在外边漂泊、揽活，把我的全家——女人和孩子——都接出去……在那动荡、激烈阶级斗争的时代里能生存下来，全都依靠了在夹边沟木工组学下的那点手艺，仰仗了我的师傅教给我的识图绘图的知识。

           昨天我跟你讲了，在木工组我和牛天德的关系好，就像他说的像亲兄弟，亲如手足，这是事实，但和我关系最好的，真正好的，还是我的师傅骆宏远。我和骆宏远简直就亲如父子。古人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嘛。他每做一件活都要教给我做活的技术，不做活的时间又教我土木建筑方面的理论知识。我呢，给他洗衣裳，拆洗被褥，搞来什么吃的食物，总要先给他一点吃。他是个木匠，但他有知识分子的高贵的人格，从来不去偷不去要，所以就总是挨饿。还有，他是从东北支援大西北建设，和其他的白银公司的干部工人一样，是只身来到白银市的，家属孩子还都在东北，所以他在夹边沟劳教，生活上没有人接济他：家里人可能不了解劳教生活的艰难，也是因为路途遥远，来看望他或者送点吃的穿的不容易，所以他在夹边沟的处境就最艰难。我就尽可能地帮助他吃上点喝上点。有过这么一件事，有一次养兔场的人来叫我去给他们修篱笆墙。你知道吧，夹边沟农场场部的对面有两座不高的土岗子，不高，北边的那座一二十米高，南端的也就七八米高。不知为什么，劳教分子们把这两座土岗叫卧龙岗。因为南面的这座岗子小，农场就把它用篱笆围起来养兔子，叫兔子们在土岗上打洞做窝。那天我去修篱笆，也怪了，有几只兔子好像是没见过人，稀罕人，总往我跟前跑，蹲在旁边看我。我看看周围没人，就趁兔子不怕我的机会，用木尺打死了两只兔子。兔子好打得很，只要瞄准它的鼻梁，轻轻一打，它就扑噜一下翻倒了。我就把兔子装在工具箱里神不知鬼不觉背回来了，放在木工房的木头板子下边，想找个机会把它煮着吃了。还真是巧得很，天赐良机，就在我打死兔子的第二天，农场叫各队派一些人去打柴，给伙房烧饭烧水用。我们木工组要出两个人。打柴是在农场北边的沙漠里，木工组的人都不愿去，每次都是组长派，派年轻人去。那天我不等组长派就主动要求我和我的师傅去打柴。师傅不愿去，那是冬天，沙漠上西北风刮得冷彻肌骨，打柴不如在木工房干活舒服。于是我又是跺脚又是使眼色叫他不要反对我的提议。最终组长派定了，就是他和我去打柴。从场部出来往沙漠里走，他嘟嘟囔囔地说我，为什么要叫他去打柴。他气得要命。等到了没人看见的地方，我从怀里拿出死兔子叫他看，他就不再说我了，还笑了，还嗔怪我为什么不早说。我跟他说，这种事能说吗？叫人知道了汇报给领导，我就是不“升级”也得叫人捆一绳子呀！

           那天呀，到了北边的沙漠，我们两个人避开了其他打柴的人，我从怀里——我穿着一件黄大衣，腰里系了一根麻绳，怀里能装很多东西——拽出兔子来，挖了些柴烧着吃。两只兔子我们一人一只吃得那个美那个香呀！

           吃完兔子肉，我们把毛皮和肠肚挖个坑埋掉了——小心不叫别人发现呀。

           昨天我说了，到了1960年的夏收，木工组没啥活干了，木工组就差不多解散了——四五个人编到农业队去了——剩下两三个木工了。我的师傅骆宏远也分到农业队去了，我们就很少见面了。

           但是后来迁场，夹边沟的劳教人员迁移到高台县明水乡建农场，到达的第二天我就意外地见到了他。

           来到明水的第一天，我露宿在荒滩上，因为先我们到达的人没有挖好足够的地窝子和窑洞。翌日清晨，喝了一碗糊糊，我就在伙房附近——当时的伙房建在山水沟外的台地上——在山水沟土坎上挖窑洞。领导准许我独自住一个窑洞，因为领导叫我带过来了一部分木匠工具，叫我保管好，以备干点零碎的木匠活。我挖窑洞的地方离场领导的办公室——是建在台地上的几间平房——很近，便于领导叫我。记得是挖窑洞的那天下午，师傅突然找我来了，他当时的样子糟糕透了，胡子一寸多长，头发像一把乱草，瘦得一把骨头，面色如土。他的衣裳破成了布条条，腿上从大腿往下，用麻绳缠着几块破布和油纸。我吓了一跳，问他，你怎么成这个样子了？在木工组的时候，他还经常刮胡子的，衣裳补缀得也比较整齐，保持着一个知识分子的模样。他没回答我的问题，而是说，我的行李丢了。问他怎么丢了，他说是坐闷罐火车来明水的路上，火车在一片很荒凉的远处有几排平房的地方停了一下，人们都喊明水到了，下车下车。有些人就把行李从车上推了下去。他也把行李推了下去。可是人还没下车，火车又开动了，加速了，往东走。到了明水，农场派马车去拉行李，他的行李和另外几个人的行李找不到了。

           他说话的神情沮丧极了。我当时还给他宽心：丢了就丢了吧，发愁有啥用。你就和我住一起，我们用一套被褥，凑合吧。

           我跟你说过我的窑洞很小，就一米略高一些一米二宽，一个直筒子，两米多深。这是开始的几天，我和师傅挤在一个被窝里睡。过了几天，我从其他窑洞里偷来了一床被子两条褥子，是死掉的人的财物，给他铺给他盖。这时我就在窑洞里边往右手方向挖了个偏洞，叫他睡在里边，我睡在外边。他岁数大，体质弱，睡在外头受不了，风大。

           就这样睡了十几天，冷得实在招架不住，我就到草滩上去拾牛粪，在我的脚底下靠近洞口的地方生上一小堆火。这样还行，能抵挡一下初冬的寒冷。可是后来他病了，肝腹水。在夹边沟木工组的时候他就因为肝硬化腹部积水住过一次农场的卫生所。这次腹水比上次严重，他的腹部胀得圆鼓鼓的，腰粗得像个大胖子。加上全身浮肿，他竟然肥大得连衣裳都穿不上了。我把卫生所的邓大夫叫来看了看，叫他立即住院。卫生所的病房是离我的窑洞不远的一个大地窝子；我抱着被褥把他送到那间地窝子去，在几十个病号中间挤出一条条地方铺好被褥，他就躺下了。过了几天我再去看他，腹水似乎得到了抑制，腹部瘪了一点，但浮肿照旧，身体更虚弱了。他坐起来和我说话，连说话的力气都不够了，声音软软的，断断续续。

           又过了几天，也就是牛天德来我的窑洞托付后事之后，我准备逃跑了，——那时候我的腿已经浮肿了，脸也浮肿了，我的身体觉到了明显的虚弱，心想必须跑了，再要是拖上几天，想跑也跑不动了——又去卫生所一次，看望师傅骆宏远。

           我原想看看他就离开病房的，是去和他告别一下，因为我知道他将必死无疑，看看他有什么“后事”要嘱咐我。可是到了病房，和他说了几句话，一种临别的伤感之情揪住了我：我在他的身旁坐了许久。当时我心里很是难过，我要走了，而他，我的师傅，一个有学问的好木匠将要在这荒凉的明水农场的山水沟里作古，他的尸体将扔在荒滩上。这种伤感之情愈来愈浓，后来我禁不住地在他的身旁躺了下去，把嘴对着他的耳朵小声地说，师傅，我要走了，你有什么话要托付吗？

           他没有出声，但是我明显地感觉到他的身体颤动了一下。接着，他的手从被子下边伸了出来，捏住了我的手，并且捏得紧紧的。他的朝着房顶的脸朝我转了过来，身体也侧了过来。我知道他要跟我说话，便把耳朵靠近了他的嘴。他说，你真要走吗？

           我没说话，点了点头。

           他的因为脸部浮肿而显得细细的眼睛看着我：我跟你一起走。

           我吓了一跳：像他这种身体衰弱到极点的人，哪能长途跋涉逃出明水农场呢！但是我知道，这也是他强烈的求生的愿望，可能他在“病房”的半个月里已经想过了：早些日子跑掉就好了。现在他的身体不行了，但是听说我要跑了，他立即就决定和我一起跑。我想告诉他：你跑不动了，你还是在这里躺着吧，熬几天，可能上级会放大家回家去的。但是我知道，说这样的话就如同说你在这儿等死吧。我不愿伤他的心，便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也没有说话。
           看我没说话，他静了一会儿又说，小高，带上我，我能走。
           他的细细的眼睛里流出泪水来了：两滴浑黄的眼泪，一滴眼泪从鼻梁上流过流进另一只眼，和那只眼里渗出的泪水汇合，流过眼角。
           我从心里认为他是走不动路的，跑不出明水农场，但此刻我的心咚咚地跳了起来，泪水在眼睛里打转，我把嘴贴到他的耳朵上，竭力控制自己不要哭出声来，小声说：明天天黑，到我的窑洞来。穿厚些。

           然后我起身快步走出“病房”。我怕自己哭出声来。

           转天傍晚吃过了伙房供应的一碗糜子面糊糊汤，我就开始准备逃跑。其实也没什么准备的，就是把棉大衣穿好，腰里系了根麻绳，另外把我上午从伙房偷来的两块豆面菜团子吃下去以增加我的体力。然后我就装成睡觉，拉开被子盖在身上，躺着，等着天黑下来，等骆宏远来找我。经常有管教干部或者拐棍们突然闯进窑洞来，查看你是否有异常的行为：是否偷杀了农场的羊只煮肉吃？是否逃跑了，或者留下了逃跑的迹象？在等待的时间里，我反复思考，骆宏远会不会变卦不走了？他的身体过于虚弱了！我原计划是要往西跑的，跑到几十里外的元山子火车站去上火车，如果他真的跟我一起逃走，那就不能去元山子车站了，只能就近去明水河火车站。必须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从明水河火车站上车就增加了危险，可能被巡逻拐棍和管教干部抓住，但我又别无选择：他太虚弱了，根本就走不到元山子。我还给自己宽心，他就是走不动了，我背也能把他背到火车站的：我虽然体质也衰弱了，但他一个饿垮了的人能有多重……

           我躺在窑洞里胡思乱想，天还没黑下来，骆宏远就来了。我惊了一下，说他：你这么早就来了，看护们不发现吗？

           他说，天黑了出来才会引起注意：这么晚了你干什么去？
           你出来没叫人看见？

           我跟看护说了。到史思良那儿去一下：我觉得活不长了，要跟史思良托付一下后事。

           我觉得他的话有道理，就叫他坐下休息，等待天黑再动身。

           天很快就黑下来了，黑透了，从我的窑洞看出去，对面二十米处的崖坎都看不见了，我们就动身了。

           我选择了窑洞旁崖坎最低的地方，把他推上去，我再爬上去，从窑洞头顶的荒原往南走。我们不能从山水沟里往南走，任何一个偶然走出窑洞或地窝子的人看见我们都会产生怀疑：大黑天的，这两个人要去哪儿？去干什么？那就要坏事。

           从伙房后边几十米的地方走过去之后，我的心才放宽了一些：夜里没有人会来这个地方，漆黑的没有月亮的夜晚，伸手不见五指，就是有人从伙房和场部办公室走出来也看不见我们。而且，据我的了解，巡逻的干部和积极分子不会这么早就出动，所以我们绕过了伙房之后就走到那条被来明水探视劳教分子的亲人们踩出的荒滩上的小路上来了。沿着人们踩出的路走省力。

           为了节省骆宏远的体力，我叫他扶着我的肩膀走。

           但是，走了不到两里路，他就走不动了。我把他的一只胳膊拉过来搭在我的脖子上，我的一条胳膊揽住他的腰拖着他走。我们的样子就像电影上演的一个战士搀扶着另一个受伤了的战友。

           就是这样，又走了三两百米之后他还是走不动了，扑通一声跪在地上。他急剧地喘了几口气之后说，你走吧小高，我真走不动了。

           我明白，他已经竭尽全力了，否则，一个有着强烈求生欲望的人是不会说出这样绝望的话来的。他比我大三十多岁，他不是个孩子，不是个意志薄弱者。我说，站起来，你站起来，我背着你。

           他说，你走吧，你自己走吧，我的确是走不动了，你自己到车站去吧。

           我说，你说的什么话，我能把你丢下不管吗！起来，我背你。

           他说，不行，那不行。

           我说，行，能行。你快站起来吧！

           在我的拉拽之下他站起来了。我背起了他，我说了一声：抱紧我的脖子。

           我背上他之后还掂了掂，心里就暗暗叫苦。他并不像我原先估计的那么轻：他虽然饿垮了，体质虚弱，但是因为浮肿，他的腰很粗，腿也浮肿了，他的脸肿得像个大南瓜。他身体的每一部分都像充了水的水囊，很大很重。

           我背着他走了百多米，当我走到一片很暄的沙土地上之后，我就累得气喘吁吁，心跳得要从嗓子里跳出来。我的身体真是衰弱了，两腿发软，浑身出汗。我对他说，师傅，你下来一下，我们休息一会儿。

           我放下了他。我们站着，我直喘粗气，我对他说，不行了，身体真不行了，才走了几步，你看我就成这样了。要是从前，我一口气能把你背到车站去。

           他没说话，站着看我。我也看他，但我看不清他的面孔。天太黑了。黑沉沉的天空，黑沉沉的沙滩，只有密集的星星明明灭灭眨着眼睛，但星星的微弱的光照不亮人的面孔。空旷的沙滩非常寂静，只有强劲的夜风从我们身旁呼啸而过。河西走廊的西端，人说一年刮一场风，从初一刮到冬，但最大的风季是从10月刮到4月……

           休息了一会儿，身体被风刮透了，汗水冰凉。我说，来，师傅，我们走。

           我转过身来，弯腰背他，但是他躲开了，说，不要背，我不要你背。

           我拉他，说，你来吧。

           他推开我的手说，小高，你还是自己走吧。你前边走，我后边慢慢走。

           我说，你胡说个啥呀！我前边走了，你能走到车站去吗？来，快点，我背着你。快，要快走，要不就赶不上火车了。

           我说着话又一次拉他，但他又往后退了一步，说，小高，你听我说，你背不动我，再背就要把你累垮了；不光我走不了，你也就走不了啦。

           我一惊，说，你这是说你不走了？

           他说，我想走，但我估计错自己了，我走不到火车站了。

           我说，那就我背你嘛。

           他说，不行，我不能叫你背我。小高，你快走吧，你再要磨蹭，有人追上来，你就走不脱了。

           他说得有道理，可能这时候管教干部或者拐棍们已经发现我和他逃跑了，已经来追拿我们了，但是，我哪能丢下师傅叫人捉回去，而我自己逃跑呢。

           我说，师傅，这样好不好：你既然不叫我背，那就还是你扶着我的肩膀走。我们慢慢走，我估计，巡逻的人还得一会儿才能出来，说不定他们还没发现我们走了。

           他说，发现了，肯定发现了，每天晚上都挨个地窝子、挨个窑洞查人数。

           我拉住他的胳膊说，那就快走吧。来，我扶着你走。

           我硬是拉着他往前走了几十步，他栽倒了。我又拉起他来，像战士扶着受伤的战友那样又前行了几十步，他又跌倒了。我再拉，就再也拉不起来了。

           这时候我有点着急了，说，师傅，你得挣扎着走呀，坐下怎么办？叫人家把我们抓回去吗？再升个级吗？

           他已经累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良久，喘息方定，说，我的确走不了啦，我不想连累你，你快跑吧。

           我看他实在无力行走，而我呢，也已经喘得不行了，也是两腿发软，软弱无力，没有能力背他或者拖着他走了。我仰脸看了看天空，看了看满天眨眼的星星，心乱如麻。我说：

           师傅，你真走不动了，那我们就回去吧，我送你回去。

           他因为喘息而低垂着的头抬起来了，他的嗓子发出惊讶的声音：你送我回去？你不怕升级？

           我说，升级就升级吧，我不能把你一个人撇在这里冻死，或者叫他们抓回去。

           他没有立即说话，他静了一下，以非常深情的口气说，小高呀，你怎么这么糊涂，跑掉一个总比把两个人抓回去好吧。反正我已经病成这个样子了，抓回去还能把我怎么样？送到饮马农场去吗？叫我进严管队吗？你可就不一样了，说捆你一绳就捆你一绳，说把你送走就把你送走……

           我知道捉回去后的严重性，不是捆绑关禁闭就是正式逮捕送劳改农场，但我还是不忍心扔下我的师傅。

           师傅看我不言语，又说，小高呀，你还认不认我是你的师傅？你要真把我当师傅，你就听我的话，你走，你快走！冻不死，你放心我冻不死！等一下就有人追上来了，他们会把我拖回去的……

           眼泪突然就涌上了我的眼睛，我哭着说，师傅，回去后你可要保重呀……

           师傅在地上坐着，挥了一下手：走吧，你快走吧！

           我转身往车站方向走去。我走了几步，站住，脱下自己的大衣又回到师傅跟前：师傅，你躺下，躺下，我给你把大衣盖上。

           师傅说，你快穿上，快走，路上冷！

           我说，师傅，你就听徒弟一句话，躺下，我给你盖上，暖和些。我年轻，不怕冷。你坐着不动，会冻死的。

           师傅说，你回家的路长，天寒地冻……

           我说，师傅，你要不听我的话，我就不走了。

           师傅立即就躺在沙土地上了。我把大衣盖在他的身上，蒙住他的头颅。他的声音还从大衣下边发出来：

           快走……你快走……

           我抹掉眼角上的泪水，大步向明水河车站走去……把我的师傅……扔在……扔在……荒滩……

           高吉义先生讲到这里，嗓门哽咽泣不成声，泪水从他粗糙的脸皮上流下来。他用像农民一样粗硬的手掌擦眼睛。我的心也揪紧了，泪水涌上眼睛。良久，我才问：你的师傅还……在世吗？

           高吉义先生原本干巴的嗓门此刻被泪水渍得苦巴巴的，涩涩地说：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1961年的4月，我从老家回到兰州。探听回到各单位的右派是如何安排的？不，我不是为了这事回兰州的，我是不放心师傅才回到兰州的。我根本就没回单位去，因为我早就下了决心，就是给我摘帽叫我回原单位当医生我也不回去了——我再也不当什么干部了，今后我就当农民，或是去当木匠，凭我的劳动吃饭过日子。回到兰州我问了几个右派，都说我师傅跑掉了。对于人们的回答我很吃惊：怎么会呢，他怎么会跑掉呢，他已经衰竭不堪了呀。对于我的提问谁也解答不了，他们说听管教干部讲的，我师傅逃跑了，且逃跑成功了。

           就在我从兰州返回老家前的一天，我搞清楚了：我的师傅叫狼吃掉了。

           我跟你讲了，我有一块梅花表被我们的分队长陈风林抹走了。离开兰州前的一天，我跑到商业厅陈风林家去要我的梅花表。我打听到他家的住址，敲门，进去的时候，可是把他吓了一跳。不是因为要表，而是因为看见了我：是他给我开的门，但门开了以后，看见我，他吓得尖叫起来：鬼！鬼……鬼来了！他扑通一声跌倒在地，身体筛糠一般哆嗦。他的家人听见他的尖叫跑过来扶他，我也去扶他，他竟不敢握我的手。好半天，他才惊魂稍定，才跟我讲了把他吓成那个样子的原因。

           他说，那天夜里八点半钟，他和一个姓侯的小组长巡夜，发现我逃跑了，就向管教干部汇报了。管教干部叫他们两个人往明水火车站追我。追到半路上，他们发现了一件部队发的棉大衣。棉大衣血迹斑斑。他们每人拿着一只手电筒，用手电筒照照衣领里边，写着我的名字。他们在附近找了找，还发现一个被狼啃得只剩下一小块头皮的颅骨。于是他们认定我被狼吃掉了，就用手里提着的打狼棍挑着我的棉大衣回明水向领导汇报去了，没再往车站去追。

           那件棉大衣是我在中医门诊部当医生时我的老师给我的。我的老师是名军医，曾经在北京协和医院学习，医术非常高，在中医门诊部我曾拜他为师。我和他都定成了右派，我是极右，他是中右留在兰州降职使用，我送夹边沟劳教。临走，他把自己一件还没穿过的崭新军大衣给了我，说酒泉那边冷。夹边沟的后期偷盗成风，怕大衣丢了找不回来，我在衣领处写上了高吉义三个字。

           我当时问了陈风林：你们认为我被狼吃了，那么骆宏远哪去了你们知道吗？陈风林回答：过了两三天我才听严队长说骆宏远不见了。严队长说，这老家伙还真跑掉了，想不到，真想不到。他到底什么时间跑的嘛，怎么就没人知道呢！看来他的病是装出来的，迷惑人的！陈风林还说，严队长向管教股汇报了骆宏远逃跑的事，管教股就向白银市公安局和骆宏远的东北老家的公安局发了公函，请那边的公安局缉拿在逃犯骆宏远，但都没有回复。东北离得明水农场也太远，领导就没有派人去追捕。

           最后我才问陈风林，我的手表呢？陈风林说手表交给管教干部了。

           高吉义先生讲完了当年逃离夹边沟的故事后又说。想不通呀，一辈子也想不通呀，我师傅之死是怪我呢还是不怪我呢。当初我要是不带着他跑就好了。带着他跑，跑不动我把他送回山水沟就对了……
           我无言以对。高先生不停地抹眼泪。良久，我说，高先生，收拾摊子回家吧，花市都打烊了。
           花市打烊了，但是我们从花市的小院子转出来，建兰市场灯火通明。市场的无数盏灯光和城市的万家灯火把兰州市的夜空照亮了，看不见一颗星星。
           我和高先生约定，明天他向我讲述夹边沟农场有关狼的故事。

    坚持到底

           10月中旬的一天黄昏，秋风瑟瑟，刘文山和胡永顺在明水河下梢靠近鸣沙窝的河坝里捋树叶，鸣沙窝里突然走出几个人来。胡永顺眼睛尖，看出那几个人也是自己的同类，——他们穿着破旧肮脏的蓝棉袄；有的人裤子开花了，裤腿上用绳子绑着破布、牛皮纸一类的东西挡风御寒——便招呼刘文山：喂，你看，那几个人干啥去了，怎么从沙窝子里出来了？
           刘文山站在沙枣树一根横出的枝杈上，一手扶着主干，一手拿根扭曲的树枝敲打树梢。树梢上有几颗红透干瘪了的沙枣。听见胡永顺说，他伸长脖子从枝杈间隙里看过去，说，那不是刘光耀吗！
           胡永顺说，对，对，是刘光耀。那几个是干啥的，我怎么不认识？
           刘文山回答，那几个吗？我看像是场部的就业工人。咦，他们到沙窝子干什么去了？

           胡永顺朝那边看着，没说话。刘文山小心翼翼爬下树来。

           鸣沙窝是明水农场北边的一片沙漠，面积不大：五六公里宽，二十多公里长，往东延伸到临泽县境。可是沙梁子很大，四五米高，百多米长。错落有致地排列着，一刮风就呜呜响成一片，尘埃遮天。当地老百姓叫鸣沙窝。

           那几个人走近了，个头略矮形似敦实其实瘦骨伶仃的刘光耀也认出了他俩，问，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刘文山回答，我们捋树叶子了。你们干什么去了？

           那几个人不认识他俩，侧眼看看他俩走过去了。刘光耀站住说，我们去黑河口了，在河口测量水位、流量。要从那里修一条大干渠，把水引过来……

           刘文山说，我说呢，这些天没看见你。还好吗？那边吃的怎么样？

           凑合吧，一天一斤，没饿死。

           啊呀，你们一天吃一斤！我们可是连半斤都吃不上了。这不，队长叫我们捋树叶子，找代食品。不干活了，停工了。

           那几个走过去的人这时喊了一声：走呀，刘光耀！

           胡永顺也说，走吧，太阳快落山了，咱们也回去吧。

           刘光耀朝走远了的人喊，你们先走，我休息一下。然后他转过身来说胡永顺：你急啥嘛，坐一会儿再走。

           说完话他就坐在地上。

           刘文山也坐下了。胡永顺似乎还在犹豫，看看走远的人又看看刘文山，站着。刘光耀看出了他的心思，说，要走你先走吧。我可是走不动了，要休息一下。老刘，你陪我坐会儿。

           胡永顺拿起装着沙枣树叶的麻袋说，那你们坐着，我可是要走了，快冻僵了。

           这时候，太阳已经走完了它一天的天路历程，斜斜地悬在西边的河岸上。它的炫目的冷飕飕的光线投在干涸的河床上。河床上干裂的泥块翘了起来，像是一片一片的巨大的树叶铺满河床。河岸上稀稀疏疏弯曲的沙枣树把暗影投在他们面前，拉得又细又长。10月中旬的河西走廊已经是肃杀的初冬了，草原枯萎了，白杨树的叶子落光了，红柳披形的叶簇变黄发白了，干巴了。唯有沙枣树卵形的叶子还呈现着生命的颜色——微微的绿色。沙枣树是河西走廊上最耐干旱、最不惧严寒的树种，就是在雨水最多的夏季，它的叶片也不显得碧绿——它的表面有一层银灰色的颜色，叫人觉得生长得苦巴巴的，然而严寒的冬季到来，它又久久不被大风吹落，长时间地保持着顽强的生命——淡淡的绿色。来年的新叶生出来之后，最后的一片叶子才从枝条上脱落。

           鸣沙窝的沙梁层层叠叠像大海上的浪涛涌向远方，苍苍茫茫。晚风很是强劲，那里黄沙滚滚。

           刘文山问，你们怎么从沙窝子钻出来了？

           我们完成了任务，拖拉机把帐篷、工具仪器、锅碗灶具和行李装上了，人坐不下了。我们坐班车回来的。车走到沙窝子那面的公路上，有个就业工人说下车吧，从沙窝子走是捷径。他说这里的地形他熟悉。确实，这条路近，可是翻过一道沙梁又是一道沙梁把人累死了。

           在黑河口苦不苦？

           刘光耀朝着走远了的人影看看，扭过脸来小声说，这正是我想跟你谈的问题——咱们脑子得放活一些……

           嗯？你说什么？

           我说呀，脑子得放活泛一些。在黑河口我就听说这边的口粮减到十五斤了。二十四斤都饿死人，吃十五斤能行吗？蹲在这里等死吗？

           刘文山一怔：你是说……

           刘光耀迎着他惊讶的目光看着，说，有一天夜里在河口上坐着，测量和记录流量，风大极了，冻得我真是受不了，我就一下子想起家来了，想立即就回家去……

           你是说……逃走？

           刘光耀说，脑子真是要活泛些呀。明水的情况我不太了解，可是我想不会比新添墩好。新添墩哪天不死几个人？

           刘文山说，你走了多少天了？半月？当然你不知道这里的情况了：比新添墩还凶，一天拉一马车……

           对呀，像这样下去，你我能活多久？还不如走。

           嗯……刘文山像是牙痛，又像是叹息，嗯了一声，片刻后说，走？你想往哪走？你的家是银川，你女人在兰州电线厂当工人。不管你跑到哪里去，人家一查档案，往单位发个函，往你老家发个函，用不着这边派人，那边的派出所就把你拘捕起来。

           我就非回家不可吗？

           那你还能跑到哪里去？你的亲朋好友社会关系，档案里都有。不投亲靠友，你还在社会上漂荡吗？黑人黑户，谁都能揭发你，报告你……

           我就不信离开农场就活不下去。我二爷在新疆，这个社会关系，这些年我就没填过，不管填什么表都没填过。我就往新疆跑，找我二爷去。

           唉，那不行吧？表上没填过，可是组织上追到你的家里去，一查，或是从你的某个亲友的档案里一查，就能查出来新疆你还有个二爷爷……你就是跑到天边边上，钻到老鼠洞里去，人家也能掏出来。

           刘光耀沉默片刻说，不能考虑那么多了。这也怕，那也怕，就只能在这里蹲着了。等到真像那些走不动的人一样了，想跑也就晚了，跑不动了。你好好想想，老刘，这两天思考思考，走不走？我反正要走。在黑河口的这些日子，我反复思想过了，走，有风险，辛苦，可能饿死冻死在半路上，但要是不走，那就必死无疑。两天，给你两天的时间，要走，你就给我个话，咱们一起走……

           刘文山看着刘光耀比以前消瘦了许多的脸，久久没说话，心想，怪不得他把胡永顺支走，原来是要跟我谈这个事呀！

           刘光耀站起来了，说走吧回去吧。一边走，他还一边说，在黑河口，他在黑河口附近的农民家里用粮票和钱换了十几斤炒面，准备在路上吃。

           刘文山一直没说话。他跟在刘光耀的身后走。他们的脚把河床上龟裂得像破碎的陶片一样翘起的泥皮踩碎了，发出沉闷的破裂声。

           刘光耀给了刘文山两天的时间思考走与不走的问题，刘文山还真动了心思：整整两天，他都没有去野外捋树叶和捋草籽，就在地窝子里蹲着；夜里也睡不好觉，睁着眼睛思考走还是不走。他的眼睛因为缺少睡眠而红肿，布满了血丝；他想了很多：走是应该走的，还在新添墩作业站的时候，右派们就都饿垮了，每天都有人死亡。到明水农场之后，粮食定量减少到每天半斤。死亡的人数立即就直线上升……自己的身体虽还不是很虚弱，但又能坚持多长时间？

           刘文山是1958年9月，被酒泉县财政科补漏补了个右派押送夹边沟农场的。在新添墩作业站的基建队干了近一年，挖排碱渠，筛沙子。身体眼看着要累垮了，去年夏收前，分队长胡加英通知他到伙房帮厨。说是帮几天厨，可是干了不几天，食堂管理员看中他，请示管教干部后将他留在灶上当了炊事员。炊事员的工作可是救了他：每顿饭可以多喝一碗糊糊，多吃个窝头，做夜班饭的时候趁着管教干部和管理员睡觉，烙几个白面饼饼吃。身体竟然恢复了健康。那时候他曾想：自己运气不错，摊上做炊事员的工作了，可以混饱肚子，那就坚持下去吧，坚持到劳教期满——宣布他为极右分子送夹边沟的那天，县委整风领导小组副组长曾经讲过，他是监督劳动三年。可是在伙房干了八九个月，却又风云突变：农场的右派们饿垮了，天天死人，人们不敢说是供应标准太低饿死了人，而是把矛头指向了伙房：说炊事员克扣了他们，强烈地要求管教人员换炊事员，叫炊事员们也尝尝在大田里劳动和饿肚子的滋味。为平息众怒，管教干部还就换了几个炊事员，结果就又把他下放到基建队了。这是夏收期间发生的事，已经三个多月了，目前他的身体又变得虚弱了……

           但是，两天后的那个黄昏，刘光耀找到他住的地窝子，把他叫到外边说，你到底走不走？我今晚就要走，你要是走，咱们就一起走，不走，我就自己走了。这时他回答，走吧，你自己走吧。我考虑了，我还是不走，我不能走，我要坚持下去。

           刘光耀瞪大了眼睛。

           他又说，我不能跑，我的家在定西县，家里有老母亲，还有老婆娃娃，我跑到外地去，——跟你上新疆——将来谁扶养我的老母亲和老婆、娃娃？

           刘光耀：你想得还远得很！你不怕这个冬季过不去就饿死冻死吗？你要是冻死饿死了，谁扶养你家里人？只有跑，活下来，将来才能扶养老人、女人和娃娃……

           他说：这我也想了。明水还有上千人哩，上级就能眼睁睁看着死光吗？别人能坚持住，我就也能坚持住。

           刘光耀：老刘，我可是为了你好。你当炊事员的时候照顾过我，我才想着你，叫你一起走——你就跟我一起到新疆去，我们找我二爷去——你不听我的话，可是不要后悔……

           他说：我知道你是好心，可是咱们跑出去就能活下去吗？难道一辈子就东躲西藏当黑人黑户过担惊受怕的日子吗？要是叫人抓回来，那可就一辈子都完了。你没听说吗？有个上海人，跑到云南了，想越境到越南去，就隔着一道水沟，叫人抓回来了。叛国罪，五花大绑送到饮马农场劳改去了……

           刘光耀：你不要讲这些，说个干脆的：走，还是不走。你光看见抓回来的，但也有没抓回来的，你就看不见？

           刘文山摇着头说，唉，不能走，不能走。我要坚持下去。党的政策不是讲了吗，对于犯错误的人，哪怕是有罪的人，劳改释放了还是要给出路的。这一跑，性质就变了。我虽然是家庭出身不好，但我是解放后大学毕业的，念书的时间也没参加过国民党，五二年到五七年在省上和地区工作我没做过什么坏事，就是大鸣大放说了几句话……期满之后还不给个出路吗？一跑，可就是十年之功废于一旦，这样的事可不能干……

           刘光耀看他真不想走，就说，好吧，你不走就不走吧。那就这样吧。我走了。

           刘文山站在山水沟里，看着刘光耀顺着山水沟往南走了一截，爬上土坎往一间附近的农民种撞田临时居住的房子走去了。他就转身回了地窝子。他思想里还真有点想不通刘光耀为什么要跑：刘光耀是兰州市城市建筑公司的干部，才二十四五岁，到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不久，就在新添墩作业站当了统计，不下大田劳动，身体并没有累垮。管教干部还交给他一件美差：负责收集全作业站的劳教分子寄出的邮件，帮助管教干部检查外边寄来的邮件。有些寄来的包裹装着饼干或其他食品，但收件人已经死亡，无人领取……那是今年春季的一天上午，吃早饭的时候，刘光耀来伙房打饭时对他说，你家属给你来信了，开罢饭来取。按农场的规定，劳教分子往外寄信要交给分队长，分队长再交予管教干部，检查后再由刘光耀送到邮电所。同样的，劳教人员的亲属来信，也是先经过刘光耀的手，再经过管教干部检查，才能分发到收件人。由于他和刘光耀关系好，他的信件在好长时间里不经管教干部检查刘光耀就直接交给他。这天中午，趁着休息的空隙，他到刘光耀住的房子去拿信。刘光耀一个人住在作业站的会议室里，房间中央是一张乒乓球台，球台上堆满了信件和邮包。这天，刘光耀把信件给了他，他要走，刘光耀却叫住了他：不要走不要走，你尝一下这个。说着话，刘光耀从乒乓球台下拽出个贴有外国商标的铁箱子，从里边拿出一个包装得很精致的罐头打开，叫他吃几块里边装的饼干。他一边吃一边问，是谁家寄来的？刘光耀说杜明环的，他家有亲属在香港。他当时很惊讶，说，杜明环还活着，你就敢把人家的食品吃了？刘光耀回答，刘场长叫扣下的。刘场长说了，这么好的东西，我们的省长和高级干部都没吃过，资产阶级右派就享受，真是岂有此理，扣下，不要给！

           第二天吃过了晚饭，刘文山在地窝子里坐着，腿上盖着被子，正和人说话，听见外边哨子响，有人喊：开会了，一队的人都到二号宿舍去！

           听说是二号宿舍，刘文山和其他人都坐着没动。他们的地窝子就是二号宿舍。他们住的这条山水沟里有十几间这样的地窝子：三米宽，十几米长，一边是走道，一边是地铺，地铺上挤着睡三四十人。他们这间还格外大点，睡了大约四十几个人。

           哨音落了不久，稀稀拉拉进来了一二十个人。接着分队长宋新亭和袁干事也进来了。宋新亭是临洮县商业局的干部，右派，因为表现积极，被指定为基建一队的队长。袁干事是管教干部。他们一进来，劳教分子们紧张了一下，原先弱得爬不起来的人也都挣扎着坐了起来。
           他们的身后还跟了两名就业人员。这两名就业人员把两盏风灯挂在墙上，然后把一根粗麻绳搭在房梁上，再把两根铁锨把立到墙根，虎视眈眈看着大家。
           刘文山惊了一下：莫不是刘光耀被抓回来了！

           就在他惊惧不定时宋新亭厉喝一声：嗯，怎么就这些人？
           外边进来的人已经挤在地铺上坐下了，有人有气无力地回答：再的人都起不来了。

           宋新亭气哼哼嗯了一声，然后把脸色变得柔和起来对着袁干事说，袁干事，开会吧，也就这些人了。
           袁干事的眼睛左右转了一下，说，刘光耀跑了。今天我们就开个跑人的会。

           听说刘光耀跑了，寂静无声的地窝子骚动了一下，人们低声交谈起来，但议论声立即就消失了。袁干事又说话了：刘光耀跑了，他是不想接受无产阶级的劳动教养，不想好好改造思想，不想重新做人。这事我今天就不说了。我要说的是刘光耀逃跑有些人知道，但是不报告。非但不报告，还支持他逃跑。这个人与刘光耀同谋，共同与无产阶级专政对抗，和政府对抗。这个人的名字我先不说，就看他自觉不自觉，自己承认不承认。我要的是他自己承认，给他创造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说到这里，袁干事的眼睛盯住了刘文山。

           刘文山心里一惊：他是真知道我和刘光耀商量过逃跑的事还是在吓唬人？他怎么会知道呢，难道有第三者吗？是第三者揭发了吗？

           袁干事又说话了：自觉些，这个人要自觉些。你要是不自觉，我可就不客气了。
           刘文山想，看今晚的阵势，交待了也得挨整，不交待也得挨整，不交待或许能混过去。且看他怎么办吧。

           袁干事吼起来了：怎么，这个人不想走坦白从宽立功赎罪的路吗？非要我点他的名吗？自觉些，还是自觉些好！

           没有人自动交待。地窝子里静得能听见外边的风声。人们都静静坐着，有的人互相看着，好像是在询问这个人是谁，但后来很多人的眼光都随着袁干事的眼睛转向了刘文山。刘文山如芒刺在背，很不舒服，他垂下头躲开袁干事的眼光。他想，你就是把我捆起来我也不承认，承认了就得交待刘光耀跑到哪里去了……后果不堪设想。

           刘文山！站起来！

           终于，袁干事吼了一声他的名字，他惊得噌的一声站了起来。

           你说，刘光耀跑到哪里去了？

           他装出非常委屈的样子说，袁干事，我可是不知道他跑到哪里去了，我就不知道他跑了嘛。

           胡说！你不老实！刘光耀从黑河口回来的那一天，你们就在明水河边商量了逃跑的事。有人作证！

           刘文山想起了那天的情景，说，我们那天没说啥。

           没说啥？没说啥你们把胡永顺支走，偷偷摸摸的！你老实交待，你们在一起怎么商量的？

           没商量啥。那天他说是走累了，坐着休息一下，我们没商量啥。

           啥都没说，一句话都没说？你骗谁呀！

           说是说了，都是些闲话。他问我明水的情况，我问他黑河口的情况。他没说要逃跑的话……你想嘛，他是那么笨的人吗？他要是想跑，还跟我说吗？不怕我汇报吗？

           哼，你还编得圆得很！你老实交待不？你想挨一绳子吧！你们两个人平时就来来往往的，穿一条裤子……

           刘文山不言语了。他和刘光耀来往密切，这谁都知道，没法辩解。

           说呀，你怎么不说话了？

           他说，来往密切这样的事谁都有，但这能说明他就一定要告诉我他要逃跑的话吗？

           你嘴硬，你再嘴哽，就把你捆起来！

           他不再说话了。袁干事说什么他也不说话了。

           后来，袁干事也无奈，说了声再要是有人知情不报，我非捆起他来不可！然后就走出地窝子去了。宋新亭和那两个就业人员收拾收拾麻绳和风灯宣布散会。

           刘文山瘫倒在铺上。汗水浸透了他的衬衫。他可是吓坏了，怕真叫袁干事捆一绳子。

           看来，刘光耀的逃跑是很成功的。就在袁干事开会吓唬他之后的第三天，车马班的康永明告诉他：袁干事吓唬他的那天夜里，场部就派王干事去兰州追捕刘光耀去了。是他赶着马车把王干事送到火车站乘火车的。过了几天，王干事只身一人回到了明水。另外，伙房里做饭的炊事员张维让被下放到基建队来了，在草滩上捋草籽的时候刘文山问张维让：你怎么也下放了？张维让告诉他：刘光耀从黑河口带回来的炒面被队长赵来苟看见了，说你背着那么多炒面干什么？叫人没收了交到食堂。那炒面就放在食堂里。刘光耀逃跑的那一天我又给他了，叫他在路上吃。赵来苟发现刘光耀逃走后去问我：刘光耀的炒面哩？我回答炒面被刘光耀拿走了，说是刘场长同意他把炒面拿回去，我就把炒面给他了。赵来苟很生气，不叫我当炊事员了。

           刘文山、胡永顺都在伙房干过，现在张维让也下来了，三个人就天天在一起捋树叶打草籽煮着吃，混日子。

           时间已经是十一月上旬，每天吃两碗豆面糊糊的日子持续一个月了，原先身体衰弱的人走向衰竭，原先“健康”的迅速衰弱，原先爬不动的人大批倒毙。刘文山的身体也急剧地衰弱下去，他心里很是恐惧。一天早晨在去草滩打草籽的路上，他对张维让和胡永顺说，光吃草籽哪行呀，这几天我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胡永顺说，不想吃草籽了？那你说你想吃什么？

           他们正走过山水沟东边的一块撞田。这片耕地旁有几间种撞田的农民盖下的平房，如今是场长刘振宇的办公室兼卧室，还有管教干部们吃饭的小灶。房子南边是麦场，麦场上有几垛打碾后垛起的麦草。

           胡永顺是西北军区送来的干部，陕北人，入伍前当过农民。他指着麦场上的麦草垛说，哎，你们说怪不怪，都说没吃的没吃的，这几垛麦草咋就没人抖一下？张维让是兰州市商业局的干部，在城市长大的，他说麦草抖它干什么？胡永顺说，嗳嗳，你不懂你不懂。走，回宿舍去，把你们的床单和盆盆罐罐都拿上，今天咱们就在这麦场上盘光阴［1］了。

           三个人回了一趟地窝子，各自拿了床单和洗脸盆来到麦场。他们在胡永顺的指挥下开始倒腾麦草：把麦草一把一把地拽下来，迎着西北风抖动，然后把抖过的草堆到一边去。

           他们抖呀，搬呀，簸呀，吹呀，筛呀，整整干了一天，黄昏太阳落山的时候，每个人的洗脸盆里竟然有了四五斤秕麦粒。秕麦粒大都带着麦糠，他们又脱下鞋用鞋底搓了一阵，把糠皮簸去。

           这时西边的天空只剩一抹淡淡的霞光。他们的身体冻僵了，脚冻木了，但他们心花怒放端着盆往回走。刘文山说，啊呀，今天的日子可是好过了！哈哈！

           胡永顺说，省点吃，省点吃，能吃四五天哩。

           他们说说笑笑往回走，却不料有个人影从麦场旁边的干部食堂走了出来，拦住了他们：

           喂，你们是干啥的？

           他们认出是场长刘振宇，立即就不笑了。张维让和刘文山吓得一声不出，只有胡永顺仗着自己当过兵，又是三八式的干部，说，我们找了些代食品。

           刘振宇问，找啥代食品？

           胡永顺回答，我们搞了点麦衣子。

           刘振宇说，我看，我看，我看你们搞的麦衣子。

           怕叫同室的劳教分子们看见他们搞到了粮食而眼红，他们都在麦子上边敷了一层麦糠的。他们三个人都端着盆叫刘振宇看。他们本以为抖麦草抖出来的秕麦子，刘振宇就是看见了也没关系。岂知刘振宇在胡永顺的盆里抓了一把，大骂起来：
           你们这些坏松，谁叫你们翻麦草的！
           胡永顺辩白：那麦草我们又堆好了……

           但是刘振宇听也不听，朝干部食堂吼了一声：老赵，你出来！

           随着一声噢的应答声，干部灶的房子里走出个人来。是个就业工人，他问刘场长有什么事？刘振宇说：

           把他们偷下的粮食拿过来，没收，交到大灶上去。叫大家吃去！

           那个就业工人跨前几步，接过胡永顺和刘文山的脸盆，把“代食品”倒进张维让的盆里，又从张维让的手里拿过盆走进伙房去了。不一会儿，他就端着空盆出来，往张维让怀里一塞，说了声接住。

           张维让伸手接盆，动作迟缓了一点，盆掉在地下。那就业工人转身进了伙房。刘振宇瞪了他们一眼，也转身走了，进了他的办公室兼宿舍。

           一天的辛勤劳动的成果失于一旦，眼睁睁看着到嘴的食物没了，煮熟的鸭子飞了，三个人呆若木鸡，如同霜打过的茄子，脸色发紫发灰。三个人静静站着，无言无语。

           良久，张维让说了一声：走吧，快回去打糊糊去吧。

           三个人默默地走，在翻越一道田埂的时候，刘文山的脚绊了一下，跌倒了。他坐着没动，走过去的张维让说，走呀，坐下干什么？

           刘文山说：我乏了。

           胡永顺也坐下了，说：休息一下吧，我也腿软得不行。

           张维让左右看了看，也坐下：好，坐会就坐会儿。我的心也乏了。这个驴日的刘振宇，把我们几天的光阴抢走了。他不得好死！

           那两个人静静坐着，不出声。

           天黑了，西边的天空消尽了最后一抹亮光，那秋水般幽暗的天空也被夜幕遮住了。田野、荒原和祁连山笼罩在一片黑暗中。张维让催促道：起来，起来，走。再晚，那一碗糊糊也打不上了。

           他挣扎着往起爬，但却又停住了。朦朦胧胧突兀在田野上的三间平房方向传来刘振宇的喊叫声：

           老赵，那兔子不能吃，吃下老鼠药的，有毒。把皮晾下，把肉埋掉去。

           张维让捅了一下胡永顺，低声说，你听。

           胡永顺和张维让趴在田埂后边往那边望，刘文山也扭过身去趴着，朝那边看。

           再也没有说话声传来，但见微弱的天光下，有个人影在房子旁边用锨挖土。再过一会儿，那人影消失了。

           张维让说，老天有眼呀！你们蹲着，我看看去。胡永顺说，我也去。他们两个人弯着腰蹑手蹑脚走过去了。

           过了十几分钟，两个人回来了，提着三只剥了皮的兔子。张维让很激动的声音说，好了，今天的光阴又有了！

           刘文山说，毒死的兔子肉能吃吗？可不要中毒。

           张维让说，老鼠药在肚肠子里，肉是好的，你放心，毒不死。

           胡永顺说，毒死就毒死吧，美餐一顿，总比饿死强。

           刘文山不再说话，三个人端了脸盆回到山水沟，急急忙忙跑到伙房打饭。饭已开过了，炊事员连锅都洗净了。但他们三个人都是当过炊事员的，炊事员很给面子，从一只桶里给他们舀了几勺稠稠的豆面糊糊。他们蹲在伙房墙根里喝完糊糊，一人端了一盆开水回到宿舍。胡永顺和刘文山住大地窝子，做吃的不方便，三个人便都集中到张维让一个人住的小窑洞里。一个人把兔子洗干净，剖腹，把肠肚拿到窑洞顶上的荒地里埋了，另两个人不知从哪里抱来两捆芨芨草，在窑洞里点起火来。兔子肉放在一个洗脸盆里，再扣上一个洗脸盆当锅盖。为了不叫人看见他们煮肉，他们把洞口挂的毯子用土块压严实，可是烟大，呛得他们咳嗽流眼泪。

           肉快熟了，散发出诱人的香味。这香味把一个叫陆成民的地质学校的学生右派引来了。他围着“锅”转，啧啧称羡：

           啊呀真香！啊呀真香！你们煮肉啦？

           谁也不回答。

           煮的啥肉嘛？怎么这样香呀？

           还是谁也不说话。

           陆成民看出了他们的冷漠，但是兔肉的香味太诱人了，他涎皮赖脸地在旁边坐着，伸着手烤火，时不时摸一下“锅”，又碰碰“锅盖”：哎呀真香，哎呀真香！你们从哪里弄的肉呀！

           三个人都不回答。艰苦的生活使得人们的情感淡漠了，什么礼貌呀、同情呀、仁义道德都消灭殆尽了，抛到爪哇国去了。但是刘文山毕竟是旧社会上学五二年毕业的大学生，他忍受不了这种尴尬，说：

           我们拾了两只死兔子，是小灶上的炊事员撇出来的。老鼠偷吃库房的白菜，他们把药放上了，没毒下老鼠，倒把兔子毒死了。他们不敢吃，撇了，我们拾来了。

           陆成民不断点头：对，对，干部灶那里有兔子，是从夹边沟养兔场抓来的。那些家伙，我们连汤都喝不上，他们天天吃兔子肉。

           陆成民是中央某部长的侄子。他是在省地质学校读书时划为右派的，南方人。由于离家远，进夹边沟之后近三年的时间，亲属中几乎没有人来看望过他，他没有得到过任何“外援”。他进夹边沟的时候才二十二岁，但已经像个小老头一样干瘦，形同木乃伊。这还是仗着他有在中央的显贵靠山，农场照顾他经常干点轻活，否则早就没命了。

           刘文山与他说话，他的心里燃起了一丝希望，他说，哎呀真香，哎呀真香，给我一点吃好不好？

           刘文山不说话了，他不想给，也不愿给，但为了推托，他看了看身旁的张维让和胡永顺。那意思是我做不了主，你要问他们。

           陆成民把脸转向胡永顺，哀求地说，老胡，给我一点……

           胡永顺往火里添芦草头也不抬，说，我们还没吃哩，你就想要！

           张维让干脆说，走吧，你快走吧，我们自己都不够吃，能给你吗？

           陆成民讪讪地站起，走了。

           过一会儿兔子肉熟了，三个人又撕又啃吃了。吃完了肉，他们认为骨头也是有营养的，就又长时间地烧火，煮，最后连骨头都嚼着吃了。

           吃了骨头，喝完了汤，刘文山和胡永顺身上热乎乎的，心满意足地回地窝子去了。张维让连地方都没挪一下，也没脱衣裳，拉开被子就睡了。窑洞里的残火很长时间才灭，加之一只兔子肉在胃里消化，转化为热量，血液再把它输送到身体的四面八方，这天夜里他没觉得怎么冷。

           这天夜里下了一场雪。小雪，天亮后停了，但是天气却骤然冷了一下：来自外蒙古的寒流侵袭了巴丹吉林沙漠，侵袭了甘肃。巴丹吉林沙漠边缘到明水刮着凛冽的寒风，大白天温度降到了零下十几度。人们都麇集在地窝子里，或卧或坐。有的人实在熬不住饥饿，便冒着刺骨的寒风跑出去拔几把芦苇和蒿草回来，在地窝子里用土块支起饭盆点火煮草籽。有存货的人还撒上一把炒面煮成糊糊，没存货的只能干巴巴捞草籽吃。蒿草冒出的烟雾呛得全屋的人咳嗽不止，有人撩起门口的破毯子放烟，但门口睡的人大骂起来：你要把我冻死吗，瞎熊！

           烟呛得人咳嗽流眼泪，但也熏热了地窝子的空气，几十个人才不至冻僵。

           挨过了白昼，寂寥的长夜降临。晚饭又是一碗清洌洌的豆面糊糊，漂着几条冻烂了的白菜叶子。喝完了糊糊，刘文山围着被子在地铺上坐了一会儿，脱掉穿在外边的大棉袄——里边是劳教服，一件又小又薄的蓝棉袄——准备睡觉，听见外边有人吹哨子。的哨音响了好几声，宋队长的喊声传了进来：

           一队的人都到二号宿舍开会！

           他躺下了，心想开会就开会吧，就躺着听吧。地窝子里已经有三分之一的人失去了活动的能力，开会时躺着，队长也没说过啥。

           和往常开会不一样，这天走进二号地窝子的人多，还有些不熟悉的人——其他分队的一帮人，而且比平常还多了两盏风灯，多了几名就业人员，就业人员手里提着麻绳。

           刘文山心里一惊：出啥事了？又跑人了吗？怎么这样大动干戈！

           人多，偌大的地窝子挤满了还坐不下，刘文山和几个躺着的人也都坐了起来，腾地方。

           人都坐好了。大家也都很惊奇，一个个蓬头垢面的脸朝着宋新亭，有人低声交谈：出什么事了？后来管教科的干事袁志明走进来了，人们突然静下来看他。宋新亭说现在开会，请袁干事讲话。

           袁干事二十几岁，还是个青年娃娃。在新添墩的时候刘文山没见过他，可能是场部的管教干部。右派们当中传说，这是个共青团员，武都人，他刚刚结婚，女人也是武都人，很漂亮，但没工作，住在夹边沟农场的干部家属宿舍里。他和一个王干事经常外出执行任务——追捕逃逸者。

           袁干事没急着讲话，他把门口坐的几个右派分子轰到里边去：让开！让开，这达留出块地方来！

           一帮右派急急地往里挪动，引起了一阵骚动，但很快就静下来了：人们明白，腾出块地方是要捆人，不知谁做下错事了，要倒霉了！

           袁干事讲话了，他的眼睛细小，但眼睛很亮，说话的口气很硬：在我们二站，有些灭绝人性的人，惨无人道的人！

           他停顿了一下，意在强调，警示，引起大家的注意，然后说：

           吃人肉！他们从坟滩挖着吃人肉！

           人们都惊了一下，下意识地呀了一声，又都寂静无声了。

           刘文山也非常吃惊，且对袁干事的话将信将疑：夹边沟的劳教分子，百分之五十是读过大学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传统礼仪道德观念还是有的，能干出这种丧尽天良、猪狗不如的事来吗？

           这时袁干事喊了一声：

           出来！吃下人肉的站出来！

           没人站出来，会场鸦雀无声。

           没人站出来吗？胆怯了吗？人肉都吃了，站出来的胆量都没有了吗？

           还是没人站出来。

           袁干事的脸很严峻，此时他把脸部的肌肉放松了一下，说话的口气也变软了，似乎是很和气商量的腔调说，嗳，还真不站出来呀？怎么，要我点名呀？点了名才站出来呀？好，那我可就点名喽……

           他突然眼睛一瞪，厉声喝道：张维让！站出来！

           张维让从他的小窑洞来到二号地窝子，原先坐在门口的，后来被轰到里边，坐在刘文山旁边。听见袁干部喊他，先是怔了一下，继而一脸狐疑加上恐惧的神色说：

           袁……袁干事，我可没……吃……吃……

           袁干事吼：出来！

           袁干事……

           张维让还想辩解，但两个就业人员跨前两步，泥脚踩到地铺上，像提小鸡一样将他拉到靠近门口的空地上。张维让从伙房下来不久，他的身体还比较健康，脸色也是红润的，但此刻他已经面如土色，身体筛糠一般哆嗦。他的嗓子发出了哭音：没有呀，袁干事，我没有吃人肉呀……

           袁干事说，没吃！你驴日下的，不给你来厉害的，你嘴硬，不承认。捆起来，给我捆起来！

           又一个就业人员把一根小手指粗的绳子搭在他的肩膀上了。那两个握着他胳膊的人一人抓住一头，很熟练地往他两只胳膊上缠了几道，又把双手在他的身后并在一起，手心对着手心。到底张维让的身体还是比较健康，他的嘴里喊着没有呀，我没有吃呀，冤枉呀……他挣扎着不叫绑，把两只手挣开了。那两个就业人员没能把他的手捆在一起，似乎很是气愤，一个人抬腿踩了一脚他的小腿，正踩在小腿肚上边的腿弯处。他扑通一声跪下了。就业人员就势把他的双手又拉到一起，从手腕处系了个死结。接着，两个绳子头从脖子上边早就绾好的绳环里穿了过去。

           张维让还在喊冤枉呀袁干事我没吃人肉呀，但是那两个就业人员一人抓一个绳头，一个人站在他的背后，一个人站在他的头前，两人同时一用力，唰的一声响，他便像挨宰的猪一样尖叫起来：啊哟哟……

           他的身体缩成了一团，他再也叫不出来了，像是断了气一样。两个就业人员又往里拉了一下，把他的双手拉到后脑勺的位置。他的胳膊不知是哪个关节咯叭叭响了几声，他又像是往常人们被火烫着时发出的短促地喊叫声一样地叫了两声：哎哟！哎哟！我的妈呀……

           就业人员把绳子拴死，放了手。

           他的嗓子里发出气不够用的呻吟声。

           全体右派分子都静默无语。他们被吃人肉的消息惊呆了，也被捆人的行动吓住了。但这时袁干事又喊了一声：胡永顺，出来！

           人们的眼光都投向地窝子深处，因为胡永顺的铺在最里边。由于地窝子很大，灯光照不透里边，地铺上还坐了一些人挡住了视线，刘文山看不见胡永顺，但是他的心又惊了一下：怎么，胡永顺也干了令人不齿的事？

           他看不见胡永顺，但胡永顺的声音从里边传了过来：谁说我吃人肉了？谁说我吃人肉了？袁干事，你不要血口喷人，你拿出证据来？

           胡永顺的声音是强硬的。这个当过兵的人和年轻的张维让不一样，他不是辩解，而是质问。他平时说话做事也都和其他知识分子出身的右派不一样，对管教干部不害怕也不尊敬，说话粗声粗气的。

           袁干事说，证据？当然有证据！有人检举，你们几个人昨天从埋人的地方回来，手里拿着铁锨……

           胡永顺从地窝子那头走过来了，他的脸上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情，大声说：

           胡说，昨天我和刘文山、张维让到麦场上抖麦草去了，我们就没去过坟地。谁揭发的？你叫他站出来说。

           袁干事：干什么，叫揭发的人站出来你想将来报复吗？告诉你，我们都调查过了，前天埋掉的徐清源叫你们挖了出来，一条腿没了！

           胡永顺：腿没了就是我们吃了？老子饿死也不干那种事！

           袁干事讥讽的嗓门说：老子？你还满嘴的老子！你狗日的嘴这么硬！老子也告诉你，人家还揭发你们三个人昨天夜里煮着吃……

           我们煮的是兔子肉！

           兔子肉！有那么大块的兔子肉吗？

           那么大块的兔子肉？你看见了？

           我没看见，有人看见了。你们用洗脸盆煮着吃的……

           说到这儿，袁干事回过头喊，拿来，把盆子拿来，叫大家看看。这时一个人从门口拿进三个洗脸盆来。袁干事接过来，一只只举在风灯前，朝着右派们说：

           看，大家都看，这盆子外头的血印子还有，这不是证据吗？
           然后他面对胡永顺说，你还有什么话说？
           胡永顺说，那是兔子血！

           袁干事显然是气极了，大声喝道：铁证如山，人证物证俱全，你还抵赖。给我捆起来！

           还是那三个就业人员一拥而上，扭的扭踩的踩，把胡永顺踩翻在地。胡永顺起先大骂，狗日的你们捆我，你们敢捆我……但接着就惨叫不已：哎呀我的妈呀，哎呀我的妈呀……

           亲眼看着这一段时间来与自己同舟共济、相濡以沫的好友被捆起，管教干部又不容被捆者分辩，刘文山吓慌了：他在心里想，怎么办？这可怎么办呀！怎样才能讲得清楚，躲过五花大绑的厄运？

           他根本就想不出办法来。他的大脑已经乱了，心已经慌了。三八式老革命胡永顺都不容分辩，我能讲清楚吗？人家听吗？他只是在听到袁干事喊刘文山出来之后，心哆嗦了一下，才想：应该穿厚点，绳子勒上后疼痛轻一点。于是，他慌慌张张地站起，把五九年的冬季母亲从家乡寄来的母亲手缝的一件黑棉袄往身上套。

           但是已经晚了。两个就业人员走过来把他拉了出来。他认识这两个就业人员，他听人说，这两个人在右派们进夹边沟农场之前就在这里就业了；其中一个是安西县的地主分子……这两个人曾经带着他所在的基建队开过荒，夏收时在麦田里教过他如何割小麦……

           他没有分辩，也没挣扎，他知道那都是徒劳！他只是希望绳子捆得松一点……但是，他的顺从并没有得到回报：就业人员把他穿了一只袖子的黑棉袄剥去了，把原先穿着的劳教服棉衣也脱去了。他的身上只剩了一件衬衫，绳子就搭在肩膀上了。继而，麻绳缠住了两臂系住了手腕。再下来就是听见了肩头骨节处发出的嘎巴声，肘关节发出的嘎巴声。他的双手从后背上拉到了后脑。他没有喊，没有哭，没有求饶。他只是不断地咧嘴，像抽风一样，嗓子里发出不由自主的噢噢声。

           由于没有挣扎，由于顺从，就业人员没踩他的腿弯，他被捆起来之后是站着的，虽然他的身体被绳子勒得变了形：他的腿可怜地蜷着，腿像是短了半截：他的腰弯着，肚子就要触到膝盖了：他的头被绳子扯得奇怪地仰起；后背上的双手和胳膊如同驼峰……

           汗水浸透了全身。头皮和脸上渗出的汗水从下巴上吧嗒吧嗒掉在地上。

           风灯的光线照亮了他们三个人汗水淋淋的脸。袁干事叫人把那两个人从地下拉起来与刘文山一起站着，然后喝问：

           说，你们吃人肉了没？

           刘文山和张维让没说话，他们知道越辩解越吃亏，只有胡永顺气喘吁吁说：我们吃的是兔子肉……

           袁干事说，狗日的你们还不交待！拉出去，关起来！

           他们三人被几个就业人员和右派组长架着推着拉出了地窝子。禁闭室是山水沟外边平地上挖出的一间小地窝子，如同一个大坑，上边搭了椽子压了很厚的土，有木头做的很结实的门板。进地窝子的坡很陡，他们被推进去就栽倒了，晕过去了。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刘文山醒过来了。起初他有点懵：四周怎么这样黑，一点儿亮光也看不见；脸的一边很痛。这是在什么地方，脸为什么这样痛？他想伸手摸摸脸，但奇怪的是手不知去到了何处，不听指挥。这时他的脑际深处突然亮了一下：呀，我是被人绑了起来的。于是，他全部的意识清醒了，这是在禁闭室里，脸痛是因为脸触在地上，被冰冷的土地冰得难受；手伸不到脸上，是因为它被人捆起来了，也冻僵了，麻木了。

           正在回忆和思考的时候，他又听见了一个声音在喊，救命呀……于是他又想起来了，自己是和胡永顺、张维让一起被捆起来一起被推进禁闭室来的。这是张维让的声音。

           于是，他也挣扎着拼出全身的力量喊起来：
           救命呀……

           他清醒地知道，必须喊，必须叫人来放开他和张维让、胡永顺。如果不喊，管教人员忘了这里关着人，那么他们三个人就会死去。他清楚地记得，那是去年冬季在新添墩作业站，有一个右派半夜时分撬开伙房菜窖的门偷胡萝卜被炊事员抓住了，赵干事叫人捆起来关在菜窖里，计划天亮后开批判会，但是天亮后打开门一看，人已经死了，冻得冰块一样。

           刘文山和张维让喊了一阵子，胡永顺也醒过来了，也加入了呼喊的行列：

           救命呀……

           他们喊呀喊呀，终于，门口传来了咚咚的脚步声，开锁的声音，开门的声音，风灯红色的亮光把禁闭室照亮了。纷乱的脚步声响到了他的头顶，他听见袁干事的嗓门说：

           解开，把他们解开。

           还是那几个就业人员，把他们拉了起来，解开了绳子。

           当初被捆起来的时候，刘文山没喊没哭，但此刻绳子一松，就业人员把他的手从后背上放下来，他感受到的那个疼痛真是无法忍受，像肌肉撕裂了，又像是骨头节拔断了，他禁不住地哭出声来：

           妈妈呀……我的妈妈呀……

           那几个就业人员看起来精于此道。他们解开了三个人的绳子后并没有转身离去，而是为三个人揉搓肩关节，按摩胳膊，直到三个人的哭声停止了，——血液流通了——这才把他们扶出禁闭室，送到离着禁闭室不远处也是一间在平地上挖出的大地窝子里。

           这是严管队！

           在迁移明水乡之前，夹边沟农场的场部和新添墩作业站各有一个严管队。劳教分子当中那些不好好劳动，不遵守纪律，顶撞管教干部，打架斗殴或者偷窃公物……一言以蔽之：不好好劳动改造者集中在严管队。严管队配有最严厉最能干的管教干部，还有最积极的右派队长和组长，干农场里最苦最累的活计。进了严管队的劳教分子再要是不服服帖帖，就要进劳改农场去了。

           不过刘文山三人进严管队的时候，严管队的境况已经大大改观了：两个严管队合成了一个。因为饥饿，劳教分子们都不劳动了，严管队也不劳动了。和其他队的人比，严管队的人无权出去采树叶和捋草籽，喝完了伙房供应的一碗面糊糊，只能在地窝子里坐着。去伙房打饭时有积极分子押着。

           严管队这时有三十三名劳教分子。过了两天又进来个人，是康永明。刘文山和康永明是定西县的老乡，康永明原是定西地区党校的教师，两人以往就熟悉。刘文山问他，你怎么也进来了？康永明说，不知什么人给牲口的耳朵里钉了个钉子，把牲口钉死了，队长说是我钉死的，想吃肉，破坏生产。我疯了吗？我赶大车能吃上能喝上，我把牲口钉死干什么？明明是别人干的嘛，想把牲口杀了吃肉嘛！

           一天半斤粮食，又不能去找代食品，严管队的劳教分子们饿得头昏眼花，身体迅速地走向衰竭，每过两三天就有人停止呼吸。

           刘文山饿得饥肠辘辘，心想，非得饿死不可了！这时他想起了刘光耀：当时听刘光耀的话跑了就对了。但是后悔也是枉然：上厕所都有看守跟着，根本就没机会！再说，他也下不了逃跑的决心：背着吃人肉的罪名出去，将来怎么做人？就在这地窝子里饿死吧！他在心里说。

           但是他的女人来看他了。

           这是一天上午，他上完厕所回严管队，走到地窝子门口，看见离着二十米远，袁干事站在他住的一间平房门口正在和一个女人说话。他一眼就认出了那是他的在定西老家和母亲一起生活的女人。他对身后跟着的看守说，那是我女人。我女人看我来了。

           看守说，是你女人吗？

           他说，是。

           看守说，走，过去看看。

           看守跟着他，他往前走去。袁干事不知和女人说什么，袁干事背对着他，女人脸朝着他。他已经走到跟前站住了，女人看着他，但女人没认出他来。他问了一声：

           你怎么来了？

           女人听出他的声音来了，看他，但没有说话，女人惊诧他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头发像乱草一样，脸又黑又脏，只有一双眼睛在动，胡子有三寸长。

           他看着女人诧异的眼睛说，怎么，你认不出我来了？

           女人还是不说话，眼泪却涌出来了。这时袁干事说话了：

           去吧，跟他到房子去吧。

           袁干事说完话转身进了自己的房子。那看守说，走吧，回去吧。刘文山在前边走，女人在后边跟着。进了房子，刘文山鼻子酸酸的，但他忍住没让眼泪流出来。他怕女人看了他的情况伤心，大哭起来。不料女人在他的铺上坐下后很冷静，眼睛里一滴泪水都没有。女人看了看周围人的情况，然后就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不说话。他觉得很是尴尬，在这样的环境里和女人会面，便找话说：

           你怎么找到这里来的？

           我是和康永明的父亲搭伴儿来的。

           我没叫你来嘛。

           康永明的父亲听党校的一个人的家属说，康永明出啥事了，进严管队了。那个家属前几天来看过人。康永明的父亲说要来看康永明，我就一起来看看你。我真不知道你也……要是知道，我就多给你背些炒面。你啥时间从食堂下来的？

           刘文山没回答女人的问题。他的眼睛看着女人放在铺上的面口袋，良久才说，你把家里的面都背来了，你们吃啥？

           家里总比你这里好想办法，这你不要操心。

           两个人的谈话断断续续的。刘文山因为自己在严管队，在女人面前觉得难堪和尴尬。他想，女人必定是在袁干事那儿已经听到他的“罪行”了，女人也不像他在新添墩时来看他那样亲热和自然。

           时间在他们别别扭扭不冷不热的谈话中流过去了，门外的看守大声喊叫起来：刘文山，时间到了，一个小时了，叫你女人走！

           女人还想坐一会儿，她肯定是累了，也可能还想和他在一起多待一会儿，多看看他，但刘文山站了起来。他知道规矩：往常家属来探视，可以留宿一夜，严管队却不允许，见了面说说话就得离开，当天返回。他心里不好受：他知道．女人从定西到高台，光是坐火车要坐两天两夜，还要步行几十公里……

           看他站起来，女人也站起来了。女人看见周围的右派们看着她，似乎有点慌乱，急急地说：家里的人好着哩，妈的身体好着哩，娃娃也好着哩，都好着哩。我们都盼着你也好好的，好好改造，改造好了出来，我和妈、和娃娃等着你。过新年我再给你送些吃的来。

           女人很冷静，很刚强，说完话就往外走，刘文山却泪如泉涌，哽咽着说，我知道，我知道……

           他跟着女人往外走。他想送送女人，但是刚刚走出地窝子外边的过道，一位做看守的就业人员拦住了他：

           行了行了，你就到这里吧。

           他只好站住，看着女人走远了。

           刘文山怔怔地看着女人走远，心里酸酸地进了地窝子，回到自己的铺上。他的心里的确苦兮兮的：女人数千里长途跋涉来看他，见面才一个小时，气还没喘匀就又踏上归途，女人的心里多苦呀！苦死了！

           但是，回到自己的铺上之后，他立即就不想女人了：女人给他背来了半口袋炒面，足有二十五斤！他打开面口袋，抓一把出来。面粉很白——已经两年半了，自从进了夹边沟农场，再也没有吃过这么白这么细的面粉——用舌头舔了一下，天呀，这是熟面，是女人用笼屉蒸熟的白面，里边还搀了糖，甜丝丝的。

           他吃了几口熟面，又用凉开水冲着喝了半碗，然后就把自己铺脚上放的一只皮包拿过来，把里边的衣裳掏出来，将面口袋整个地放进皮包里，锁上锁。

           这是一只非常好看的皮包，加拿大产品，是他大学毕业后进省政府财政厅工作，定了行政十八级，月薪一百有零，在兰州的一家皮货商店买的。后来工作调到酒泉，皮包也跟他到了酒泉。以往，这个皮包里装着他最好的两件毛料服装。现在他把熟面装进去，因为面粉现在是最宝贵的。他在心里计划着，每天补贴半斤，这些面粉足以坚持一个半月到两个月。能坚持两个月，农场的粮食供应总是要改善一下吧！

           他把面粉装好，把皮包放在被子后边之后还不放心，又拿出来用一根行李绳缠了几圈，捆紧，绑死，然后用被子包起来放在铺脚上，自己倚着被子坐下。他的心宽慰多了：两个月以内饿不死啦！

           黄昏到来了，门外的看守喊，开饭了开饭了，出来站队！

           往常，饿得饥肠辘辘，每一次开饭，刘文山是抢着往外跑，排在队伍的最前边。这天，因为吃了女人背来的熟面，更重要的是有二十几斤面粉储备在皮包里，他的心里宽敞了许多，肚子便不觉得那么饿了，所以他慢腾腾走出地窝子，排在了队伍后边。在伙房打饭的时间，他也是最后一个打饭。

           打了饭，端着饭盆回地窝子。在门口有个人喊住了他：刘文山，蹲下，蹲下，就在这儿吃。

           门口蹲着两个右派。他们就坐在进地窝子的过道旁的土坎上，正在喝面糊糊。那个喊他的人一边喝一边说，你今天也太窝囊了，媳妇来了不叫住一夜休息休息，就把人家打发走了。

           一来是因为有了女人带来的熟面心情好，又因为这天天气也好，没刮风，刘文山就也在土坎上坐下了，说没办法，袁干事撵着叫走嘛。

           另一个右派说，孽障，几千里路上来了，连口水都没喝就走了……

           因为心情好，刘文山坐在门口喝完了面糊糊才走进地窝子。可是进了地窝子，他觉得地窝子里气氛有点不对，情况有点蹊跷：有几个人正挤在他的铺前慌慌张张地干什么，有几个人各自在自己的铺上坐着，手里捧着炒面往口里填。看见他进来，有人小声地叫着：来了，人来了！他铺前的人忽地就散开了。他快速地走到自己铺前一看，头嗡的一声就胀大了，耳朵也轰地鸣叫起来。他的皮包被人拽出来了，捆着皮包的绳子被什么利器齐刷刷切断了，皮包上裂开着近半尺长的一道口子。被人掏出来的面粉把皮包染白了，把地铺上的床单也染得五马六道的。

           大概有七八个人手里捧着熟面往嘴里塞，还有的人掀起褥子把熟面藏起来。

           他立即清醒了，这是一次有预谋有计划的抢劫。他扭头跑出了地窝子，不顾看守的拦截朝前跑去，没命地喊叫：

           队长，我的炒面叫人抢了！我的炒面叫人抢了……

           管理严管队的是一个名叫王治民的管教股干事。这人对右派非常严厉，工作责任心强，每天早晚开饭的时候他都要在严管队地窝子前边转悠。听见刘文山的叫喊声他快速地走过来：谁抢你的炒面了？

           刘文山急得眼泪都要流出来了，说，他们合起来抢。

           走，我看一下去！

           刘文山迅疾地走在前边，几乎跑步一样进了地窝子。王干事也快速跟了进来。

           眼前又在演出两分钟前的那一幕：仍然有几个人挤在他的铺上从皮包的裂缝里往外掏面粉。刘文山说，你看，王队长你看！

           王干事的眼睛都红了，拾起过道上扔着的一把铁锨——可能就是割断行李绳和切开皮包的那把铁锨——朝着刘文山喊了一声你让开！就往过道深处冲过去。

           有人看见王干事了，喊了一声王队长来了。围着皮包的几个人立即散去，但还有一个人不愿走开，一只手还在裂缝里掏着。王干事抡起铁锨没头没脸地打下去。那个人看见铁锨落下来，躲避不及，举起攥着面粉的手来挡。锨头正好打在他的胳膊上。就听他哎呀叫了一声。锨头把他的棉衣袖子刷的一声劐开了一道口子，一直劐到肩膀。劐开的袖子像一块破布片一样甩着。里边的衬衫袖子也破了一截，胳膊立即就流出血来。

           这个人是平凉地区一个县的商业局局长，当过兵的。他是因为偷了农场的一只羊吃肉而被关进严管队的。此刻，由于手中的面粉被锨头打得撒了一脸一身，根本就看不出脸的颜色来了，他哎哟哎哟地叫着，在地铺上缩成一团，央求：王队长，我再不敢了，王队长，我再不敢了……

           王干事扑上去踢了一脚凶狠地骂了一句：驴日的，反了你们了！

           王干事是武都人，他操着浓重的方言破口大骂，并且挥舞着铁锨：

           瞎熊，你们这帮瞎熊，反革命！怎么越改造越反动，抢起人来了！拿出来，把你们抢下的炒面拿出来，放回皮包里去！你，就是你！还有你！

           他的铁锨指向谁，谁就吓得战战兢兢地把手里捧着的面粉放回皮包里去。那些铁锨指不到的人却还在吞咽着手中的面粉。熟面不像馒头，太干，一时难以下咽，有的人呛得咳嗽不止，眼泪都冒出来了。有的人慌慌张张把熟面藏起来。

           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熟面被追回来了，但已经损失过半。有些炒面是刘文山从褥子底下枕头下边扫回来的，羼杂了许多尘土、草屑。

           有了这次教训，刘文山再也不敢把面粉放在地铺上了。他把女人装面的口袋补了补，且缝上了一条带子，去伙房打饭和上厕所的时候把带子套在脖子上，面粉就挂在胸前。晚上睡觉，他把面口袋放进被窝里，抱在怀里。

           刘文山是个有毅力的人，无论每天他的肚子如何饥肠辘辘，无论熟面的香味多么馋人，他每顿饭只吃两小勺熟面，——把熟面加进从伙房打来的面糊糊里，使之稠一点——此外决不多吃。女人临走时说过，元旦时再给他送点吃的来，现有的八九斤熟面，他必须细水长流，否则坚持不到那个时候。

           他的腿肿起来了，脸也肿了，但他仍然坚持细水长流。他知道，如果两顿把熟面吃掉了，他立即就会没命了。他亲眼看着同室的人一天比一天少了，近来几乎每天都有人被毯子卷起来抬出去。

           就是这样节约着吃，熟面也越来越少，——只剩下二三斤了——他的心恐慌起来：女人能不能按时送吃的来？到底这样的低标准供应要持续多久？国家什么时候才能释放劳教分子？

           他的意识当中，时间已经是十二月中旬了，突然，他感到农场的情况有了变化：已往，严管队去伙房打饭，旁边总是跟着两个积极分子和几个充当看守的就业人员，可是这两天情况异常，开饭的时候炊事员把面糊糊提到地窝子来，舀进他们的饭盆里。还允许他们在门口晒太阳了。

           一天早晨喝完了面糊糊，刘文山凑到康永明和张维让身旁说，喂，你们看出来没有，情况有点变化？

           他正和康永明、张维让议论为什么会出现异常现象，地窝子的门突然开了，袁干事走了进来，大声说，抱行李，抱行李，都回自己的队上去。快点快点！

           刘文山进严管队的时候，这间地窝子里总共睡着三十四个人，四五十天过去，这里就剩下整整十个幸存者了，其中包括胡永顺、张维让和他，还有最后进来的康永明。他们几个人都浮肿了，但还没有弱到衰竭的程度，而那六个人当中，已经有三个人起不了床，只有吃饭的时候才爬起来坐着。听说叫他们出严管队，一个个都振作起来，在几个就业人员的帮助下，摇摇摆摆脚步蹒跚地往外走。

           但刘文山坐在铺上不动。

           袁干事看见了，走近两步问，刘文山，你怎么坐着不动？

           刘文山眼皮也不抬，说：我不出去。

           袁干事惊讶了：咳，你还住上感情了！

           刘文山：不是住上感情了，袁干事，你把我们三个人捆进严管队，说是我们吃人肉了，我们说啥话你都不相信。现在你要把情况搞清楚——到底我们吃人肉没有。

           袁干事皱了一下眉头，大声说，走吧，走吧，出去吧，还要搞什么清楚！

           刘文山坚持说，那不行，一定要搞清楚。你不把情况搞清楚，我就不出去，就是不出去。

           袁说：咦，你还硬得很。

           刘答：不是硬不硬的问题，是要搞清楚的问题。现在人们都知道我们是吃下人肉的，没有人性的人，惨无人道的人。我死掉也就罢了，但要是有幸活下去，离开劳教农场，还有什么脸见人，还有什么活头。

           袁说：咳，走吧走吧，出去吧……

           刘答：那不行，我一定要搞清楚不可。

           康永明因为和刘文山是定西的老乡，他想等着刘文山一起走，这时劝他：走吧老刘，走吧，执那气做啥？

           刘文山说：你走吧，你走吧。康永明，你的事和我的事不一样，往马耳朵里钉个钉子，受些冤枉也不是大事，这吃人肉的事可不能马虎，是人的品质问题……

           袁干事看他真不愿走，也不再说什么，转身走出去了。

           刘文山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地窝子里。

           大约过了三四个小时，袁干事又回到这间地窝子里，说，刘文山，走吧，出去吧，我们查清楚了，那件事我搞清了，是个误会。

           刘文山在地铺上坐着，冷冷地说，真搞清楚了？你不是骗我？

           袁干事回答：嗳嗳，看你说的，我骗你做啥？我找了张维让了，也找胡永顺了，他们领我去了小食堂，找了炊事员老赵。他说是把兔子埋在粪堆那里了。我们去看了，就是叫人挖走了。和你们说的情况一样。误会了，我们误会了。

           误会了？说一声误会就行了？你的一个误会，我们三个人可是差点没命了。

           袁干事大为惊讶：哎，看你这个人，告诉你误会了，你回队上去就是了，你还想做啥？

           刘文山盯着袁干事年轻英俊的脸看了几秒钟，一句话没说，站起来默默地卷行李。袁干事叫来一名就业人员帮他拿行李，他自己端着洗脸盆，饭盆，还提着那只破皮包。他们走出地窝子，袁干事对那位就业人员说：

           你把他领到二号病房去吧。

           二号病房实际上就是他住过的那间大地窝子。就在他进严管队不久，许多人躺倒了，死亡加剧了。为了延缓和减少死亡，领导把几间大地窝子改为临时病房，把生命几近衰竭者集中到这里。派了几个身体较好的右派和就业人员做护理员，端屎端尿；开饭时炊事员把面糊糊送到“床”头上，不叫他们动弹，以减少体力的消耗。

           进了病房，刘文山才知道，中央和省委的工作组来过了，过几天就要送右派回原单位。他在心里暗暗地庆幸：终于熬到头了。

    探望王景超

           在我的印象里，河西走廊是非常干旱的，夏天无雨，冬季下雪的次数也不多，也下不大。和桑不同意我的看法，说，你这种印象不准确，河西下雪的次数是不太多，但要是下起来也很吓人，就拿1960年冬季的那场大雪来说，下了近一尺深，我没齿不忘。

           和桑说，那次大雪，她之所以没齿不忘是因为那次大雪前的一天黄昏，她收到父亲来的一封信。父亲在信中说，他在兰州听到消息，夹边沟农场的右派调到高台县明水乡去了，明水的情况非常严峻，问她能不能请几天假去夹边沟农场看看景超。父亲在严峻两个字下边还划了两横。

           和桑很明白父亲那两个字下边划横线的意义，那意思是说他不能写得更明白了。那个年代，很多话是不能说出来的，尤其是给她这样的人写信。

           其实，她比父亲更清楚景超的情况，因为她仅仅是戴了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行政降五级，在安西县境内的四工农场劳动，改造思想。报社每月还寄给她五十八元的工资。而景超却是极右分子，被开除公职，押送酒泉县的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已经两年八个月了。景超十月初曾寄信给她，说他从夹边沟农场调到高台县的明水乡了，口粮降到了每月十四斤。她也回了封信给景超，说，我们的口粮也减少到十五斤了。她在信中还夹了10斤粮票。景超再也没有寄信来。

           在接到父亲的来信之前，和桑的大脑里就没有过请假去看丈夫的念头。在四工农场劳动的都是刑满就业人员和右派分子，她没听说过谁请假去看望家人，就是父母死了，也都不敢请假奔丧。王景超是劳动教养的极右分子，她更不敢有这样的非分之想。

           但是，这天夜里，她躺在土炕上再也无法入睡。父亲的信在她的心里激起了强烈的欲望：必须去看望丈夫！景超出生在河北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家乡沦陷，十八岁的哥哥带着他逃难到了大后方的四川省。在四川，哥哥又加入商震的部队开赴抗日前线，他进了一家伤病医院当看护员。后来他离开伤病医院进了专为沦陷区儿童开设的学校，读完中学。以后的几年里，他又靠着打工挣钱读西北大学哲学专业。毕业时正赶上西安解放，他便参加从老区来的阮迪民领导的甘肃工作团新闻大队来到兰州，创办甘肃日报。他十三岁离开家乡，始终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他在甘肃没有其他亲人，没有人去夹边沟看望他，没人给他送食品接济。他可能饿垮了，也可能病倒了，正在死亡线上挣扎，正需要亲人的安慰和鼓励，需要亲人的关怀和温暖。

           她甚至在心里谴责自己了：为什么没有早点想到去看望丈夫呢。是的，自己的处境和景超一样，也是在农场劳动改造，但是，这能成为没去看景超的理由吗？作为妻子，不管自己的处境如何困难，都应该首先想到丈夫，为丈夫做出牺牲。

           第二天早晨刮大风，她用一块头巾包住了脸，顶着噎人的风尘走到场部大院去了，径直走进了农场政委［1］刘生贵的办公室。经过一夜的思想斗争，她作出了决定，请假试一试，准了就正大光明地走，不准就找机会逃跑去看望丈夫。哪怕看完了丈夫被抓回来，开批斗会，或者给以严厉的惩罚，也在所不惜。

           她是以准备赴死的精神走进办公室的。她知道，她在干别人从来没干过的事，可能，她碰到的将是一顿训斥，一次臭骂，一场暴风骤雨，所以站到刘政委面前后，竟然紧张得说不出话来，脸色变得煞白。

           刘生贵一抬头看见了她，也看见她不同寻常的脸色，不由得惊讶起来，问：和桑，你要干什么？

           和桑的腿有点发软，心也很慌，但她使着劲儿以很僵硬的口气说，刘政委，我要请几天假。

           刘政委没出声，他可能有点不相信，这个右派分子胆敢提出这样的要求。也可能他还在奇怪她的表情和说话的口气。

           和桑知道，这可是最要紧的关头，能不能去看望丈夫，就在刘生贵的一句话，这种时候可不能软弱。于是，她以刚才硬绷着的口气说：我要去夹边沟看看我丈夫。我丈夫也是右派分子，在夹边沟劳动教养；我父亲来信了，叫我去看看他。可能他要饿死了，我必须去看看他。我就只请三天假，只要看一眼就回来。刘政委，行吗？

           刘生贵说，这有什么不行的？去看看丈夫，这是好事，为什么不行！去吧，把工作交待一下，你明天就可以走。

           和桑僵住了，她真有点不相信这会是真的！她是做好了思想准备的，训斥和拒绝是难免的，但她要死磨硬泡长时间央求领导……她还没调整过自己的情绪来，刘生贵又说，你不用急着回来，见了你爱人，可以住几天。要是病了，就把他的病侍候好，病好了你再回来，不要着急。找你们队长说一下，多买上几斤馍。我也听人说了，夹边沟的情况比我们还严重。

           心都要跳出嗓子眼了。和桑没想到结果会是这样的遂人心愿。她想说句感谢的话，但又怕一句话引来灾难——刘生贵可以大发慈悲，但也可以突然变卦呀——便掩盖着自己的欣喜说了一句，刘政委，那我明天就走了。今天我把工作交待一下。刘生贵说，对，把工作交待好。

           她飞快地找到了三站的站长，转达了书记的话，然后去财务科把自己管理的账本交给别人，再把油料账也交了出去，把自己管理的各种统计表册物品交给别人。做完这些事，已经到了中午。吃完饭她就去找一个叫杜博之的右派借了一百元钱，找一位右派买了一套棉衣裤，一件大衣。她的想象中，王景超两年前穿的衣服已经破烂不堪了，她必须搞两件能保暖的衣裳带去。王景超是个有洁癖的人，在家的时候，晚上睡觉前，总要把自己的毛料裤折叠得整整齐齐放在椅子上，以防裤线变形。

           整个下午，她都没有休息。她几次跑到机务队去，向队长询问明天有没有拖车去柳园车站拉煤。然后她到食堂去了一趟，央求伙食的管理员晚饭时多蒸几个馍馍，提前卖给她一星期的干粮。管理员是一名刑满就业人员，一个凶狠的家伙，可是听说她要到明水农场去看丈夫，也为她高兴，很痛快地说，吃饭时你晚点来，直接到办公室来，我给你准备好。这天晚上的事真是令她大喜过望：晚上她走进管理员办公室，管理员指着桌子上一堆白面花卷说，你带书包了吗？看见她拿出一个碎花布的书包，管理员说，装起来，全装起来。她简直惊呆了：这是精白面的花卷，而且是抹了清油［2］的，散发着清油的浓香。还是四两［3］重的花卷，又大又暄。从她调来四工农场以后，就再也没见过如此大的白面花卷了。她急急忙忙装进书包，总共是20个。装完之后，她说，我一天才半斤定量，这得十天……管理员打断了她：这不是叫你吃的，是给你男人的。快走吧，准备去吧。她感激地说，我怕给你惹事，那些做饭的说出去怎么办？管理员说，谁敢说？驴日的他不想在灶上吃白面馍了！和桑千恩万谢离开了食堂。

           这天晚上，她又去了一趟机务队，找到明天要出车的拖拉机驾驶员，说好明天九点钟出发，赶到柳园乘十二点的列车。由于兴奋，这天她又睡得很晚，睡着以后还做了一场梦，梦见她已经到了明水，见到了景超。景超已经饿得奄奄一息，连花卷也吃不下去了。她用水泡着花卷，一口一口喂他。等到了景超有力量说话了……这时她才哭出声来：景超，你怎么成这个样子了！她哭得非常伤心，结果把自己哭醒了。哭醒后她发现房子里比往日要亮一些，似乎是天亮了，爬起身往外看，原来是下雪了。雪花在空中飞舞。她知道河西的雪是下不大的，便又躺倒睡了。

           谁知天亮后起床，才发现一夜之间下了三四寸厚的雪。那雪还没停的迹象，榆树叶大的雪片洋洋洒洒，近在咫尺的截山被雪花遮没了。她急急忙忙跑到机务队，问驾驶员出不出车？驾驶员说雪停了就出。

           可是雪一直下个不停，时大时小。到了黄昏才停，下了六七寸深。

           她知道，今天是出不了车了，时间太晚。

           转天早晨，她提着花卷和包裹赶到机务队去，驾驶员却说出不了车啦，雪太厚。她有点着急，说，求求你，我是要赶到高台县的明水去，去晚了我男人就……驾驶员截住她说，老和，我知道你的心情，你这是去救命的，可是雪太厚了，要是在半路上滑进沟里，挨冻不说，责任负不起呀。她哑口无言：驾驶员是个就业人员，二劳改，好不容易干上个机务，是不能叫人家冒风险呀！她沮丧地回到宿舍。

           天冷，雪是难以融化的，她等了两天，机务队还是不出车。这一来她的心揪紧了：早去两天，可能看得见王景超，晚两天就可能成了终生遗憾。她便去找机务队长。机务队长说，老和，这事我做不了主呀，你问问牛副场长去吧，他说出车就出车，出了事我也好说话。

           驾驶员说的牛副场长，是她最不愿意看见的场领导：她害怕他。她是1959年10月从十工农场调到玉门县的黄花农场的，接着又调到安西县的四工农场，先是在四工二站劳动。后来场部下了一道命令，所有的女右派——仅四个人——都调到位于场部的三站来。她当时没来，因为二队都是右派，大家一起受苦，一起学习，人和人是平等的；场部干部多，在干部们的眼皮下工作，政治上的压力太大。这个牛副场长听说她没来，便对二站站长说，那个小右派再要是不来，就叫人捆过来。她吓得当天就自己扛着行李到三站报到了。

           此刻，为了早点见到王景超，她不得不硬着头皮去求牛副场长。正好场长们在会议室开会，她便站在门口等着。等到牛副场长出来上厕所，赶紧上前说了自己的要求。牛副场长不耐烦地听她说完，说了一句：滚球开，这么厚的雪能出车吗？就去厕所了。

           她默默地回宿舍去了，接着等。

           这一等又是四天。到了1961年1月4日，才有一辆卡车去柳园火车站，原来是牛副场长要去酒泉开会。她坐在车槽里到了柳园，上了从哈密开来的列车。这四天也没有白等：从元月一日开始，右派和就业人员的口粮增长到了二十四斤，并且，场部还杀了两口猪，连着做了两顿猪肉熬白菜。猪肉很瘦，菜里又没酱油，白菜里边的猪肉白花花的。她只是吃了白菜，而把肉片挑出来装在茶缸子里，带给丈夫。

           从哈密来的列车人满为患，因为年关将近，新疆、青海的人们都往内地走。她好不容易上了车，车门口连站脚之地都没有，只好挤挤碰碰往车厢中间走。挤到车厢中央才有了站脚的地方，挤了挤，她在车厢地板上坐下来。她的体质很弱，站着是不行的，到高台县需要六七个小时。这时又累又冷，眼皮也睁不开了。她抱着膝盖想睡一会儿，却怎么也睡不着，她担忧起景超的命运来了，不知道她能不能见着他。

           她和景超是同时在甘肃日报社定为右派的。1957年的早春天气，景超写了一篇杂文《略论“行政手段”》。全文仅一千多字，但景超博古论今，指出今日诸多问题的形成，盖因为有人迷信权力，崇拜圣君，大搞造神运动。以至自上而下一呼百诺，层层只对上级负责，却忘记了对衣食父母的人民大众负责。景超才华出众，气势贯虹，当时的部门负责人认为这是一篇难得的甲等稿件，刊在三版头条发出。文章见报，报社轰动，同人争相拜读。在人们叹为观止、好评如云之时，景超又连续写出《为“三脱”干部叫屈》和《关于抵触情绪》，针砭时弊、击中要害。全报社交口称赞。但是反右斗争一来，景超即被打成极右分子。由于不能和丈夫划清界限和替丈夫辩解，和桑亦被定为右派分子。1958年4月下旬，夫妻双双告别父母和幼小的孩子流放河西走廊。

           由于“罪行”轻重有别，惩处也就不同。火车经过酒泉，极右分子王景超被一名保卫干部“护送”去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和桑与另外几名右派继续西行到了峡东火车站下车。峡东就是星星峡东的一个地方，当年红四方面军二万多将士西征，在千里河西走廊被马步芳匪军围追阻截，几乎全军覆灭，仅剩余部数百人从星星峡进入新疆，结束了他们苦难的历程。和桑与她的几位同事却是从这里开始走上荆棘之路。他们辗转来到了安西县十工农场，接受劳动改造。

           初到夹边沟，景超就写信告诉她，每天要劳动十二个小时，甚至十六个小时。景超是个有情有义的人，过去外出采访，三四天就要寄封信来，抒写思念之情，可是从夹边沟来的第一封信却说，以后一月写两封信就行了。信还写得干巴巴的，信封还没有封口。她判断，劳教农场寄信是有限制的，且要检查……

           和桑曾经告诉过我，初到十工农场，一位姓周的副书记和一位姓李的副场长和他们开了座谈会。两位场领导亲切地叫他们同志，叫他们安下了心参加劳动，改造思想。特别是那位李副场长和蔼地说他们：你们是国家干部，知识分子，犯了点错误不要紧，只要改正错误，组织很快就会叫你们回省城的。

           这时我打断了和桑的话：和老师，你说的两位领导名叫李学福和周世杰吧？和桑一惊：你怎么知道？我回答，不光知道，我还很熟悉他们。我是1965年的支边青年，刚到兵团就在安西县小宛农场开荒。小宛农场的编制是甘肃生产建设兵团农建十一师六团，我们的团长叫李学福。李学福跟我讲过，他是桥东乡的人，农民出身，土改时期当过农会主席。县委书记看上了他，调他到县人委当食堂管理员。1953年冬季，书记叫他去办农场，他领着两个人赶一辆马车建起了十工农场。仅两年的时间，农场发展壮大到一百多名工人，打下的粮食仓库里放不下，便在干燥的地方挖坑，垫上麦草再铺上芨芨草席，把粮食倒进去，再盖上麦草，抹上草泥。1959年十工农场和玉门县黄花乡的一个劳改农场交换，李学福和他手下的职工去了黄花农场，那个劳改农场的犯人来到十工，十工就改成劳改农场了，它的内部名称是甘肃省第八劳动改造管教支队。再后来，兵团成立农六团——小宛农场，他从黄花农场调来当了团长。李学福不是长个农民式的脸吗，土里土气？

           和桑说，对对，你说得对。李学福那人长得的确像个农民。不光长相是农民，而且也有农民式的心肠，朴实善良。他从来不训斥右派，不叫我们右派，还要求全场的职工也不准叫我们右派，要叫同志。我记得这么一件事，有一次有个叫司峒山的右派和一名年轻工人不知为什么事吵起架来，那个工人骂他右派，他就回嘴：你看你的右派爷爷哪一点不如你！他们两人吵架的时候正好李副场长从旁边走过，听见了，但他不训斥司峒山，反而批评那个职工：谁叫你骂人家右派的！李副场长对右派确实好，我们在十工劳动两年，从来就没挨过饿，更不要说饿死人！

           和桑还说，十工农场领导人的高度的人道主义精神，我估计就全国来说不是绝无仅有也是屈指可数。1959年10月，上级领导决定十工农场的职工和饮马二场——就是你说的黄花农场——调换，原因是饮马二场是劳改队，而它附近建起了一家军工企业，劳改队成了军工企业的不安全因素，必须迁移。按照上级规定，我们这些右派分子是不能去黄花农场的，要把我们集中到四工农场去。四工农场全是二劳改：右派分子和劳改期满后的就业人员。十工农场的领导们就像辛德勒救集中营的犹太人一样，冒着挨批评受处分的风险，把几十名右派的名字写进了职工名单，带到了黄花农场，其中就包括我。

           可是到了黄花才一个月，有一天李学福来找我，说，和桑同志，看来黄花你是待不住了。我问出什么事了？他说：今年春节，咱们场的宣传队不是去四工农场演过节目吗，四工农场的领导认下你了，来公函指名道姓要你去四工农场。我当时求他：李场长，你想个办法叫我留在黄花吧。李场长说，不行呀，现在人家只是要你一个人，你要是不去，人家跟上级一反映，那几十个人也就留不住喽。

           于是，我到了四工农场。

           四工农场的右派，我不是跟你说了吗，1960年饿死了百分之三十。

           和桑在列车上坐了整整七个小时，天黑透了才到明水河车站。四工农场的人告诉过她，去明水农场不能在高台车站下车，而是要在明水河车站下车，明水农场离车站就三公里，半小时就能走到。她是在明水河车站下了车，可是又不知道明水农场在什么地方，怎么走。她在铁路上走来走去，想找个人问问，可是她的脚下连站台也没有，看不见一个人。只有夜空下映着微弱亮光的皑皑雪野。风刮得很紧，天空不知什么时候又飘起了雪花，她的衣裳已经被风刮透了。后来她看见了不远处有一块黄色的亮光。走近了才看出是一间小小的扳道房，只有一个工人坐在椅子上打盹，桌子上放着一盏风灯。

           和桑敲开了房门问，同志，去明水农场的路怎么走？

           那工人看清了是个青年妇女，说，这么晚了，你要去明水农场？

           嗯，我是要去那儿。

           那还有七八里路，你一个女人去那儿，不安全吧。

           不怕，我走惯夜路了。

           路上可是一个人也没有呀。这地方有狼。

           有狼？

           是呀，我在这房子里，天天都听见狼嚎。

           和桑犹豫了一下：那……我也得去。

           那人看出了她的犹豫，说，大嫂，我劝你还是住一夜吧。这路基的下边，有几间房子；那里住着我们铁路上的几个家属。我可以帮你找个住处。太黑了，你一个女人家，走夜路真是危险。

           和桑踌躇起来了：是的，这茫茫的黑夜，孤单单一人上路，是够瘆人的。但是她又这样想：可能景超已经病倒了，还没吃的东西，已经奄奄一息了。她早去几个小时，就能救下一条命，而晚去几个小时，就没命了……于是她的口气变得坚定起来：大哥。谢谢你的好意，可是我一定要去，那边有人眼巴巴等着我……

           那工人在她的脸上看了几秒钟，似乎是明白了什么，说，好吧大嫂，你一定要走，那就走吧。我指给你怎么走。

           那个工人走出扳道房领着她走下路基，指着雪地上几个被人踩出来的雪窝说。你就顺着这脚印走吧。这是白天从东边来的几个人踏出来的脚印。他们也是去明水农场的，是探视亲属的。

           和桑谢过那位工人往前走去。她走得很急，因为害怕，又因为心急——恨不得马上就见着景超——雪又很深，走了不远一截路，她的身体就发热且出了汗。但是脸却冷得受不了，风刮得雪花打在脸上，针刺一样疼。雪花打得睁不开眼睛。她把脸往东边扭过去，侧着身体往前走。

           这样走了一段，她突然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引导她前进的脚印消失了！雪原平展展的没有一个雪窝。她想，是不是侧着脸走路，走岔了道？于是，她沿着自己踩出的脚印退回去，才又找到那些雪窝。她接着往前走。走呀走呀，走到一棵沙枣树跟前，脚印又乱了，分别朝两下走了。她的心便慌了：应该顺着哪条路走呢？就在她拿不定主意走哪条路的时候，突然传来一阵咕吱吱的声音，她看见右前方朦朦胧胧有个人走过来。那人越走越近了，咕吱声也大了。她从身影和走路的姿态判断出是个老人，就大胆地问了一声：大叔，往明水农场怎么走。还真是个老人，苍老的声音问她：你到哪个队去？她回答三大队，老人便说，往右边走。你看，那边不远的地方有灯光，就朝那边走。顺着老人指的方向看去，穿过纷纷扬扬的雪花，还真有一点微弱的灯光在雪雾中明明灭灭。于是，她看准了灯光走去，很快就走到两间房子跟前来了。那灯光就是从朝南的窗户里射出来的。她朝周围看了看，想问一下三大队住在什么地方，却看不到一个活动的人影。于是，她闯了进去。

           看得出来这是间办公室，因为地下摆了两张办公桌和几把椅子，桌旁坐着两个人。她从穿着判断，这两人是农场的管教干部。于是她省去了所有的称谓说，请问，三大队住什么地方？那两个人没回答她的问题，也不问她的身份，张口就问，你找谁？

           看来那两人已经在心里确定她的身份了，知道她是来干什么的。她便直截了当说，我找三大队的王景超。我是她女人，刚才下火车。

           那两个人没再说话，一个盯着她看，另一个拉开抽屉取出个状似花名册的笔记本，一页一页翻。

           她想，这两个人可能是场部的干部，要是三大队的还要查花名册吗？

           那人翻了几页，抬头看她，说，王景超已于12月13日去世。

           她愣了一下：你说什么？

           那人重复：王景超死了。死于心力衰竭。

           这不啻是晴天霹雳，惊得和桑目瞠口呆，这是刀子，刺在和桑的心上！她呜呜地哭了。她的身体晃了一下，几乎摔倒，但她踉跄两步身体倚在了墙壁上。这时她放声大哭起来。来明水之前，她无数次地想过，景超肯定处在危机之中，饿垮了，连床也起不来了。她赶来，一定能鼓起他的精神来，把他从死亡线上拉回来，她实在是没想过他会死去！三年前他只是在一封信中说过，他的饭量很大，近来眼镜嫌大了。从那句话里她就明白景超是挨饿了，她还给父母写了信，要他们支援景超。父亲多次来信说，给景超寄了饼干，寄了炒面。景超劳动教养没有工资，她每月还发五十八元钱，她要抚养两个孩子，还要付自己的生活费，但她仍然每月寄给景超五元钱。景超是不该饿死的呀！景超能吃苦，身体也健壮……

           她哭了很久。哭了半小时，又哭了半小时……景超的死令她悲伤之极，她也恨自己：晚了，来得晚了，要是早来二十天……

           和桑一直在哭，哭了很久。那两个管教干部就在旁边坐着，吸烟，喝水，一句话也没说。对于景超的死，他们也不做任何解释。后来，见她哭声渐小，有个人就出去了，过一会儿带个蓬头垢面衣着破烂的人进来，说，行了，行了，哭够了就去休息吧。累了吧？看她不出声，那人又说，小范，去，领她找间房子，叫她睡觉。有被子吧？那个被叫做小范的说了声有，又对和桑说，走吧。

           和桑的确是累了。坐了一天火车，又走了一片雪地，刚才的哭嚎哭得她几乎喘不上气来，她的整个身体都要瘫了。她提着衣裳和装花卷的书包走出那间草房。

           原本就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又是从煤油灯下离开。出了门和桑就跟睁眼瞎一样，四面一片漆黑。她只是跟着那个人走，也不知去哪里。走了没几步，她的感觉似乎是在下坡了，心想应该小心点，下了雪的路很滑，但这念头刚一闪，就滑了一跤摔了个屁股墩。那个人听见她滑倒了，停了一下，等她站起再走。

           再走，那个领路人说话了：往这边走，你跟着我。那人在前边走，她跟着，还是下坡，然后就看见了黄色的灯光，灯光是从一个草帘子缝里射出来的，照亮了一道斜坡和过道。这时，那人掀起草帘子说，进去吧。

           进去她便明白了：这是一间地窝子：墙壁是土坎，头顶上横了两根圆木，上边稀疏地搭了几根椽子，椽子上苫了些蒿草。地窝子还真不小，三米宽，十几米长。靠里边的墙壁留着一面和房子一样长近两米宽的土台子。看起来这土台子就是右派分子们的大炕，因为土台子的一头堆着几十床被子。大炕光溜溜的，一根草也没有。

           炕上有一盏墨水瓶做的煤油灯，灯光如豆，房子显得阴森恐怖。那个人说，坐吧，坐下休息休息。你累了吧？

           她怯怯地坐在炕沿上，心想，今晚就住在这儿吗？这时她已经看清楚了，领她来的人是个年轻人，因为久未洗脸，蓬头垢面，衣衫破烂，无法猜度他二十岁还是三十岁。为了表示亲切，她问了一声：小伙子，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劳教分子，右派。

           从哪个单位来的？

           兰州大学。

           你是老师？

           学生，化学系的。

           你今年多大了？

           二十岁。

           二十岁？你才二十岁？

           啊，二十岁。我是五六年考入兰大的，十八岁当了右派，然后来夹边沟。

           和桑正和这个小右派说话，又进来个年轻人，怀里抱着一把蒿草。进来后就点火。先头的那位小右派问从哪找来的蒿草？那人回答，从下边的窑洞搜集来的。他们说着话将一个洗脸盆放在摆成三角形的土块上，倒上水。水开后又从一个布袋里抓了几把面粉撒进去，煮成稀粥。

           粥煮熟了，那位小右派叫和桑：你也来喝点粥吧，暖和暖和。

           和桑没谦让，接过小右派递过来的一个小调羹。小右派又叫她坐近点，说离火近暖和。和桑往前挪了一下，坐在火堆跟前。她真是冷得难受，这空旷的房子比旷野暖和不了多少。

           三个人各自用一把调羹从锅里舀粥吃。喝了一口粥，和桑就觉出这是米粉做的，便问，哪来的米粉？

           小右派回答：姨母寄来的。

           你是南方人？

           厦门人。我和他都是厦门人，我们是同学。

           她又问那个年轻人，你多大了？

           二十一岁。

           也是右派？

           也是。

           你们为什么从厦门来兰州读书？

           他父母是兰大教授。他在厦门长大，父母叫他考兰大化学系。化学系的主任和兰大校长是著名的化学教授。我和他一起报考的兰大，一起当了右派。

           你们的校长叫陈世伟，你们熟悉他吗？

           不熟悉。他也是右派，来夹边沟了。

           他也来夹边沟了？我知道他是右派，但不知他来了夹边沟。

           是来夹边沟了。我们是坐火车来的，他是小轿车送来的。

           出于新闻工作者的敏感，和桑问，陈世伟还在这儿吗？

           不。他在夹边沟半年，就调走了。1958年冬季，来一辆大卡车，拉到马鬃山煤矿去了。那是劳改队。有人说在电机厂。

           到底在哪？

           不知道。

           喝完了粥，和桑拿出几个花卷，两个小右派一人给了一个。两个小右派有点难为情，和桑说，吃吧吃吧，这是带给我丈夫的，他已经死了。两个小右派在火上烤花卷。蒿草的明火熄了，暗火正旺，还没烟雾，正好烤花卷。和桑也烤了一个吃。吃着花卷和桑问他们认识王景超吗，王景超是从新添墩作业站来明水的。两个小右派说不认识，他们是夹边沟场部调来的。来明水没怎么干活人就饿垮了。他们又问和桑在哪儿工作。和桑说同王景超一样，也是甘肃报社的，也是右派，他们就叹息。后来和桑又问：

           这么大的地窝子，怎么空空如也就你们两个人？

           小右派回答：这间房子原来住三十几个人，挤得密密匝匝的，像鱼罐头。后来死掉了一多半，还有几个回家去了，就剩下我们两个人了。

           和桑很是惊讶：你是说有几个右派回家了？

           对呀，有几个人的家属来探望，领导叫家属接走了。

           噢……

           火快要熄了，小右派说该睡觉了。他从土台子上的被垛里抱了两床被子给和桑，叫她铺一床盖一床，如果冷就再抱。然后他就和自己的同学在土台子那头拉开被子睡下了。

           和桑没睡。她有点尴尬和难为情：自己虽不是小姑娘了，不是害羞的年纪了，但也是个二十八九的青年妇女，怎么好和两个小伙子睡一间房呢？便守着那堆残火坐着。

           两个小伙子似乎看出她的心思来了，还是那个小右派说，喂，大嫂，你放心睡吧，不要害怕。我们不是坏人。

           和桑只好拉开被子睡下，连棉衣都没脱。这一夜她根本就没睡好。躺在土台子上可以看见星星，雪屑还从茅草缝隙里落下来。王景超的死也折磨着她：悲痛难忍，思绪万千，久久难以平静。她想起来，在反右派运动中，虽然她和王景超在报社里三天两头受批判挨斗争，可是回到家里还是亲亲切切的，可以互诉心曲。而现在王景超却是永远地离开这个世界了，自己不仅仅成了孤孤单单的寡妇，而且还是个右派分子。不光是自己当了无依无靠的寡妇，两个年幼的孩子也没有父亲了。那是1958年4月下旬的一天，她把孩子送到母亲那儿去，和父母告别，当时老大才六岁，但是他已经隐约觉出妈妈出什么事了，抱着她不放手，哭着说，妈妈你要去哪儿呀！差一个多月才将满四岁的老二却说，我要和妈妈睡，我要和妈妈睡。当时她的心都要碎了。今后呀，拉扯两个孩子的重负全部压在自己的肩膀上了……她的思绪突然又跳得很远：那是1949年10月，自己从兰州女中毕业，已考上了兰州大学却又没去上，而是进了报社；那是因为自己革命热情高涨觉得参加革命比上学更有意义。进报社不久她就认识了景超。在后来共同生活的道路上，景超又是伴侣，又是严师。他逼着她学习，说，要想当一个好的编辑和记者，至少要熟背一百篇古文……正是在景超的帮助下，自己的工作能力快速提高，1956年报社第一次评定职称就晋升为编辑。突然，她又憎恨起四工农场那个牛副场长来了：1959年12月，四工农场硬是把她从黄花农场要过去不久，一天在二站的田野上，牛副场长遇见了她，竟然狞笑着说，你就是那个演《小拜年》的女右派呀，你知道不知道，就是我把你从黄花农场要回来的，你高兴不高兴？她当时脸都气黄了，说，我舒服点你就不高兴，你是个什么心态的人呀。牛副场长当时就发狠了，狠狠踢了她两脚。当时正巧有几个干部家属在旁边，说，牛场长，你在一个媳妇跟前摆什么威风？才挡住了他进一步逞威。

           和桑天快亮才睡着觉。一觉醒来天已大亮。抬头看看，那两个小右派已经没影儿了。便起了床，抖一抖被子上的雪屑，放好，用手整理了一下头发，走出房子。

           雪已经停了，太阳很亮。

           站在门口她才看清楚：房子建在一条十几米宽的山水沟里。这儿是山水沟的上梢，沟才一米多深。她住过的房子是在洪水涮出来的湾子里朝崖坎方向掏进去的，又往下挖了半米，顺势倚坎而建，房顶上压了些茅草，活像一个菜窖。这样的地窝子一连有三四间。再往北，山水沟就变得深了，有两三米深，沟坎上挖了些窑洞，洞口看样子也就一米高，人趴着能钻进去。里边是大是小，她没去看。太阳已经很高了，看看表已是九点多钟，她急急地顺着昨晚摔跤的斜坡走出山水沟，走进昨天那间房子。

           房子里只有一个人，就是昨天翻阅死亡登记簿的那个人。看她进来，那人没说话，她就主动说，我要到王景超的坟上看一看，你能不能领我去一下？那人说，我不知道王景超的坟在哪里。她说，你不知道在哪里没关系，你给我找一个知道的。

           那人走出去了，间隔几分钟回来，说，王景超的坟很远，埋得也很好，你就不必去了。

           和桑一听就上火，提高了嗓门说，我大老远跑到这儿来看丈夫，没见着活人，看看他的坟总是应该的吧？

           那人说，我说不应该了吗？

           你说不必去了！

           我是说太远，路上有雪，你不必去了。

           我不怕远。我从安西县四工农场来，几百公里路都赶来了，他的坟我还走不到吗？

           那人不回答她，反问，你是在安西县工作吗？

           不。我是右派，我在四工农场劳动改造！

           和桑把自己的情况和盘托出，心想，到这种地步了，我还有什么必要隐瞒身份吗？还有什么顾虑和惧怕吗？

           那人在她的脸上打量了几秒钟，没言语。

           和桑又说，快点呀，你快给我找人呀，领我到王景超的坟上看看，我要为他扫墓。

           扫墓？嘿嘿，你还要扫墓！

           对，就是扫墓！怎么，不能扫墓吗？

           和桑说话的口气很强硬，完全是一种挑衅打架的样子。那人生气地瞪她，似乎要发火，但又克制住了，说，扫去，你扫去呀，我又不拦着你。

           不拦着我，你为什么不领我去？

           跟你说了，我不知道你男人埋在什么地方。

           谁埋的？你把埋人的人叫来问一下，不就一清二楚了？

           埋人的人也死掉了，叫别人埋掉了！

           和桑没办法了，她想哭，但她忍住了。刚才她已经表示出自己的愤怒情绪来了，她不想再叫他看出自己的软弱来。她停了停才说：

           难道坟地在什么地方你真的不知道吗？你的登记簿上没有记录？

           登记簿上哪有地点！你看，不信你看去！

           那人把抽屉里的笔记本啪的一声扔在桌子上。

           和桑因为很硬气地说了几句话，愤怒有所发泄，情绪逐渐平息下来。这时她想，看来，这个人的确不知道王景超的坟冢在什么地方了，这事不能强迫他了。否则他派个人领她到坟地去，指鹿为马说这个坟就是王景超；自己面对一个陌生人的坟冢哭一通又有什么意思？在四工农场她就看见过，有些死者的坟冢根本就没有墓碑，有些死尸拉到田野上随便盖上两锨土，草草了事。于是她又说，真要是找不到王景超的坟就算了吧，你们派个人送我到高台火车站去，我要回兰州。

           从四工农场出来的时候，她已做好了思想准备，看完了丈夫就回兰州去。她已经在心里作出了决定，再也不回四工了。1958年的春天，宣布她为右派时，人事部门跟她谈过，若不愿去河西的农场劳动改造，就开除公职，自谋出路。当时她相信了毛主席的话：不剥夺右派的公民权。所以她还是服从了领导叫她到农场劳动改造的决定。但是两年半的现实已经令她心灰意懒，她决定不做这个有公民权的右派了，她想跑回家去自谋生计，做个没有公民权的人。

           那人又出去了一趟，片刻后回来，说，我们领导说了，我们农场的人很快就要回兰州了，领导正在和铁路联系车皮，你等一两天吧，联系好车皮，你和这儿的人一起走。你说好不好？

           她只好同意，因为她明白：叫农场派人送自己是不可能的，独自去车站又怕挤不上车去。她知道，从哈密开过来的这趟列车，经过玉门市和酒泉县之后旅客更为拥挤。

           时间已是正午，她回到那间地窝子，啃了个花卷。不知什么原因，那两个小右派没回房子来。

           尽管外边的太阳很亮，但是房子里寒气袭人，越是坐着越是寒冷，身体突然打起哆嗦来。于是她又提着书包走出房子。她想随便走走，活动一下身体，也看看明水。

           她顺着弯弯曲曲的山水沟往北走，走过了七八间地窝子。她进了一间地窝子看看，地窝子很长，并排能睡三四十人，但是却空无一人。地上零乱地扔着几本书，几双破鞋，还有两件撕掉了棉花的破棉袄。凭她的生活经验，那棉花准是被人们撕去做鞋垫了。有一间地窝子有人，她进去看了一眼，空荡荡的房子里总共有六七个人。那几个人看她探头，问她找谁。她说找一个叫王景超的。那几个人说不认识。她又问人死了埋在什么地方？一个人说，往北走，往北走出了沟，有一片沙土地，再往前是沙梁子。死人就埋在沙梁子下边。她问有多远，那人回答，四五里路吧。但另一个人说，你不要听他说，那边埋的人不多，多数还是埋在南戈壁上。还有这边沟坎子上的荒滩上都有。她说声谢谢往外走，有人又追了一句：大嫂，不要找了，你找不到。

           她顺着山水沟又往北走，地窝子就没有了，山水沟越来越深，崖坎上排满了大大小小的窑洞。小的窑洞只能钻进一个人去，空间不够站立的尺寸，钻进去就得躺下，或者坐着。大部分窑洞空无一人，洞口没有任何遮挡物。只有少数几间窑洞挂着草帘子或者破棉被，里边有人坐着或躺着。有个大窑洞里住了五六个人，她问他们知道王景超的坟吗？人们都摇头，只有一个人说他认识王景超，在新添墩的时候编在一个分队，但他不知道王景超哪天死的，葬身何处，因为到了明水重新编队，他们就分开了。他劝和桑不要找了，说，刚开始死的几个，还立个木牌牌写上名字；后来就连个纸牌牌都不挂了。她问他们，那边有地窝子，你们为什么不去住，要窝在窑洞里？有人回答：地窝子比窑洞还冷；窑洞就门口透气，地窝子却是整个房顶都透气，因为椽子太少，茅草苫上去没压土，也没抹泥。

           离开这个窑洞，正好一段崖坎上有条小路通到荒滩，她就爬上去了。看得出来，这是一片未开垦过的荒滩，在茫茫雪原上伸出枯黄的一丛一丛的芨芨草，还有干枯了的红柳。骆驼草特别矮，原因是它的下半截埋在厚厚的积雪里。

           天地间一片白茫茫。西南方向的雪原闪烁着太阳耀眼的亮光，而东方的雪野呈现出蓝莹莹磷火般的朦胧色彩。天地相接处有几株灰楚楚的树木。

           和桑的眼睛被许多零零散散的雪堆所吸引。他们或单独、或三五成群，比积雪高出一截。她走近几个雪堆看了看，判定就是坟茔，因为朝着东头的雪很厚，形成一道雪塄子，而朝西的一面却露出黄色的沙土——这是西北风所致。

           所有的坟冢都没有墓碑。

           她面朝祁连山的方向站了一会儿就下了沟。蓝天白云，青天白日，但是西北风很硬很强劲，刮得她的眼睛不停地流眼泪。

           这天夜里她和几个妇女住在一间大地窝子里。这些人都是来看望丈夫的。

           有个敦煌县的农村妇女是前天坐火车来明水的，在高台车站下的车。下车时天黑透了，她辨不清方向，又不敢问人——听人说高台很乱——就在车站下边铁路工人们的柴禾垛旁蹲了一夜。天亮后想走，已经站不起来了。她痛苦得呻吟起来，房子里的铁路职工把她扶进房子歇了半天，她才走到明水农场来。顺着铁路走是二十五里。

           还有一位妇女是从天水来的，带着一个十四岁的男孩和一个八岁的女孩。她是接到丈夫的信赶来的，丈夫说他想孩子，想见见孩子。他们长途跋涉一千公里来到明水，却没有见到丈夫。丈夫在十天前就去世了。掩埋丈夫的人也去世了，没找到丈夫的坟冢。

           还有个女人是十天前来到明水的，带着五岁的孩子。她到明水前的两天，丈夫就躺倒在一个只能住两个人的窑洞里，发烧，说胡话。她和孩子在丈夫的窑洞里守了十天，天天把炒面用开水冲成糊糊喂丈夫，但是丈夫始终没清醒过来，昨天死去了。和桑问她：一星期前不是来车把病危的人送到高台农场去了吗？那女人说，有个大夫跟着车来了，检查后说心脏太弱，不能动，——不能上车——就没接走。呜呜呜，知道遭这么大的罪还是死了，还不如那天背上车去，说不定还能活一条命。唉唉唉，人死了，带来的干粮也吃光了，怎么回去呀……

           还有个妇女是兰州市邮电局的干部，她说我来这一趟可不容易。到火车站买票，车站还要介绍信。我又不敢去单位开介绍信，怕单位领导说我和右派分子划不清界限。偷着上了火车，到永登查票查出来了，人家非说我是盲流，要送车站派出所收容。好说歹说，差点给人跪下，才补了一张车票。

           一个妇女说，前两天一个老奶奶领着儿媳妇来看儿子。儿子死了，老奶奶哭死了……

           几个人简单交谈后便大声痛哭。哭够了睡觉。房子里没生火，房顶依然能看见星星，门口挂片芨芨草帘子。

           和桑在明水农场的地窝子里住了三夜，第四天的早晨，有人挨屋通知，说今天有车了，都准备上路，到高台火车站坐火车。中午时分，一个名叫王志穿着旧军装的右派来找和桑，说是队长派他来的，把她送到火车站去。王志帮她提着行李——她从四工带出来的衣裳和一条毛毯——跟着其他人拖拖拉拉步行上路了。

           半路上，她看见王志气喘吁吁的样子。便把自己书包里的最后一个花卷给了他。她问王志，你怎么不拿行李？王志回答，领导不叫他走，因为他还走得动路。领导说，所有的右派离开明水以后，他才能回家。后来和桑才知道了，这个王志并非等闲之辈。他是西北军区战斗文工团的编剧，写过几部在全国都很响亮的话剧和歌剧。

           天黑时分火车到站。这一列火车多拉了一节车厢，是专为明水和提前七八天接到碱泉子农场去养病的右派准备的，进站时空着。但是车门打开，那些高台县的其他旅客也都涌了过来。右派们和其他旅客都往上挤，如同洪水淹了黄河源，逃难一般。

           有个临洮县的右派被人挤倒了，跌在站台下的枕木上，没再爬起来。一位管教干部把他拉上来，人已经断气了。

           右派们上车，正是开晚饭的时候，但是列车员告知大家，他们的那份烧饼被管教干部买走了。有人去要，管教干部说一会儿送来，又迟迟没有送来。和桑的花卷在明水时送给那些妇女、孩子吃掉了，此刻只好饿着。一个来看右派儿子的陕西农民给了点炒面叫她充饥。

           在列车上，她一个人也不认识。她静静坐着，听见有人说了一句话：听说王景超的家属来了。她立即对那人说，我就是！你认识王景超吗？那人回答：我和王景超是一个队的。

           你能讲点王景超的事吗？

           王景超呀，这人正派，对人不卑不亢。此人叫邹春生，西北军区工农速成中学的文化科科长，三八式干部，右派加坏分子。他被戴上坏分子的帽子，是因为进城后要和当军医的妻子离婚，未获批准，就与一青年女教师同居并生了孩子。重婚罪。

           旁边还坐着一位临洮县一中的教师，问和桑：你去了王景超的坟吗？

           她回答：管教干部说远，没去成。

           临洮人说：很近，也就两百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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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夹边沟记事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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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桑是在兰州市五泉山公园附近的西北民族学院她的家中接受作者采访的。讲完了去明水探望丈夫的故事，她停顿一下说，王景超的故事还没有讲完，我的故事也仅仅开了个头，你还想知道后边的事吗？于是她接着讲下去：

           前边我对你讲了，我是下决心不在四工农场改造思想跑回兰州来的。由于我的行动正好和抢救人命释放右派回家合拍，结果并没有招来什么灾祸。1961年9月，报社还宣布摘去我和王景超的右派帽子，1962年10月又恢复我的工作。当然，摘帽右派是不能再搞编辑工作了，领导安排我到资料室管图书。这时候我就想，干事业是无从谈起了，那就抚养孩子吧，平平安安度过余生吧。于是，我第二次结婚了，丈夫是西北民族学院的一位讲师，也是摘帽右派。可是我的家庭又一次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西北民族学院停办了，丈夫被下放到甘南藏族自治州。接着文化大革命开始，1968年清队又把我揪了出来，批判，斗争，并于1969年再次戴上右派帽子，开除公职，遣送到会宁县六十里铺交农民监督劳动。监督劳动了四年，1972年我听到消息要对文革清队的问题进行甄别，我就又擅自跑回了兰州，找军管组要求重新审查我的问题。我不断地找，反复地找，到了1974年8月，军管组终于承认错整了我，将我收回报社并第二次摘掉了我的右派帽子。既然承认整错了。就该恢复我的工作，但领导却通知我去甘南州民族学校当教师。说是照顾我和丈夫团聚。并且我被告知：同意也得去，不同意也得去，如果三个月内不去甘南州，即以自动离职论处。我是不愿意离开兰州的，我还有八十多岁的老母需要照顾，甘南州海拔2900米，属高寒地区，我不能把老母亲带去呀。但是，那个时代，离职就无法生活，无奈之下我还是去了甘南州。在甘南州又过了四年，1978年，我的问题才得到彻底解决，右派问题改正了。正好这时民院重新开办，我便随丈夫调到民院汉语系工作。

           1983年，丈夫因为患癌症去世了，我第二次又成为寡妇。1983年我五十一岁。五十一岁的寡妇还是有人要的。有人登门来说合，但是被我谢绝了：既然上天安排我这辈子要当寡妇，我何必再追求家庭的完美！这时候，我决心倾注全力要做一件事情：把王景超的骸骨找回来。我这一生，自打四工农场回到兰州以后的二十多年里，景超的死一直像磨盘一样压在我的心上：我觉得他不该那么早就死去，他的死我是有责任的。我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未能帮助他，未能去看望他。我没有尽到一个妻子的责任，我对不起他呀。还有，这二十多年里，我经常想起他，想起我们年轻时你敬我爱、亲亲热热的日子。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思念之情日益增长，不可遏止。我经常偷偷地哭泣。但是，二十几年来，我无力去做这件事，因为生存是第一位的，我始终在为生存而奔波，而努力。再说，我不能在第二个丈夫面前表现出对前夫的思念，想念景超只能是在无人或者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地哭泣。现在丈夫死了，我不必掩盖对景超的思念了；孩子们也都成家了，不用我操心了；生活也有保障了，不必为一日三餐发愁了。我觉得是该去看看景超了，弥补我终生的遗憾。于是，我开始寻找当年夹边沟的右派，打听有关王景超的消息，哪怕是一星半点，一鳞半爪。终于，我的努力得到了回报：1991年，一位家在高台县居住，曾经和我一起在十工农场劳动过的右派高宗华来信说，他七十年代在碱泉子林场当过场长，领着几个工人在明水种树，发现过几片右派们的坟地，每个荒冢旁压着一块石头，石头扣着的一面用红漆写有死者的名字。他问我是不是愿意去找一找景超。接到他的信，我略事准备之后就带着大儿子赶去了。

           我们是坐兰州去酒泉的长途班车上路的。走到半截又遇上修路，耽误了七八个小时。原先在电话里约好，下午五点钟高宗华在南华镇接我们，可是车到南华镇已是午夜，我便担心起来：如果他五点没接到我们，认为我们改期了，就回家了，如何是好？ 于是我做了最坏的打算，车到南华镇叫司机多停一下，我下去找他，如果找不到，我就坐车去酒泉。那年从明水步行去高台火车站，经过南华镇来的，那儿连个旅馆都没有。南华镇离高台县城还有十多里路，夜里又没车。结果却是车到南华镇，我还没有下车，就听见一个人喊，和桑！车上有个叫和桑的吗？我急忙回答，我就是！

           那天夜里我和儿子就住在高宗华家。他家住在离县城两里远的电力局下属一个厂的宿舍里。第二天休息一下，第三天我们就去了明水。高宗华有一辆自行车，又借了一辆，他和我儿子一人骑一辆，轮换驮着我。我们顺兰新公路走，然后右拐穿过一片沙枣林，到了明水。

           这次去明水，是8月下旬，没有寒风，可以睁大眼睛看。当然了，三十年前的那场大雪也融化了，明水的草滩坦坦荡荡展示在我们面前：右派们住过的山水沟总共是两条，东边一条，西边一条，两条沟的崖坎上都是同样的窑洞，有大有小。西边的沟深，挖的窑洞也大，最大的一个窑洞我们进去看了看，可住二三十人。有一个小窑洞，我们爬进去看了看，蹭了一身土，土壁上不知是谁用硬器刻下的两个字历经三十年依然赫然在目：生存！我当年住过的地窝子早就拆掉了，遗迹尚存！

           在明水我们整整待了一天，把所有的坟茔都跑遍了。高宗华当年在那儿当林场场长时就管八个人，他们在明水的荒滩上盖了几间平房，还打了机井，住了几年在那儿植树。他对那片土地熟悉极了，哪儿有一座孤坟，哪儿有一片坟茔，了如指掌。可是他带着我们找完一片坟茔又找一片坟茔，把每个坟冢旁的石块都翻了一通，我们也没找到王景超的名字。每一块石头都必须仔细辨认，因为大多数石头经过风雨剥蚀，红漆脱落了。有些红漆没脱落的，也是残缺不全。于是，在非常失望的情况下。我把从兰州带来的香火和蜡烛点起来，烧了一沓烧纸，和孩子对着祁连山的雪峰叩了三个头，并念了我从兰州就写好的祭文。我的祭文是一首词，原文是这样的：

           挽先夫景超·调寄《水调歌头》

           泣血何人知，断肠有谁怜；茫茫白雪无语，与我共悲涓。

           冤未平，人已去，此情痛煞凄绝，惊破戈壁天！同蹈苦和难，良人不回还。

           声喑噎，心破碎，恨绵绵。沧桑巨变，万般痛楚未稍减。

           血泪往昔忍顾，明水一别卅年，尸骨未能见，荒冢无觅处，长哭问苍天。

           念完祭文，我悲痛不能自支，哭倒在坟茔之中。歇息良久，我们走上归途。这时高宗华叹息说，唉，我要是十几年前知道你在哪里，通知你，你来就好了。那时候石头上的字清清楚楚的。我说十几年前我可能在甘南，那时我还顾不上来这里呀！后来，到他家了，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来，说，三十年了，我见过的夹边沟的右派也不少了，可是谁也没跟我说过：右派的坟头上有一块石头，上边写着名字。高宗华立即明白了我的意思：你是说这石头哪来的，是吗？咳，这事呀，我发现之后也觉得蹊跷，这种黑颜色的石头是哪里来的呀，明水根本就没有石头呀。后来我问了县公安局的人，人家告诉我，是夹边沟农场撤销几年以后，酒泉劳改分局搞善后工作，从碱泉子农场叫了些劳改犯，从山根里拣来的石头，按着登记簿上的名字和地点给每个坟前放了一块石头，写上名字。为的是亲属们能找到坟堆子。我说，噢，是这么回事呀！可是，这能保证那个名字下边的人就是那个人吗？高宗华一怔，呵呵地笑了：老和，这就是哄人的嘛，在心理上安慰一下嘛：家属找亡人来了，看见有个土堆堆，哭一场，烧个纸回去就行了呗。

           我说，看起来我的运气很好，没找到王景超的名字；如果找到了，我将对着一个陌生的尸体痛哭一场，你说对吗？

           呵呵呵……

           高宗华呵呵地笑。作为三十年前的难友，他想以这样的笑声冲洗我的悲哀，想让我的情绪得到转换——高兴起来，可是我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原因是这次明水之行我不仅没找到王景超，心里反而又生出新的阴翳，留下了一块心病。

           我们在明水的右派坟茔寻寻觅觅的时候，看见了一具无名尸体。坟地上疏疏落落散乱着一些白花花的尸骨：头骨、腿骨、肋骨……而这是一具有着完整的上半身的男尸。看起来雨季时候的洪水把他从墓穴里冲出来的年代还不太久：他的黑发还覆盖着半个头颅，另一半闪着怕人的白光。他的半截上身穿一件深红色的对襟绒衣，肩头上补着一块补丁。补丁平平整整地连在领子上。绒衣的深红色其实已被强烈的日光晒得完全褪了色，只有在侧身的背阴处可以分辨出原先的深红色。

           破损的绒衣已无法遮盖身体，白白的肋骨排列整齐。我的心当时嘡地跳了一下：在我遥远的记忆里，我的亲人原先是穿着一件旧了的深红色对襟绒衣来的，我们离开兰州发配河西走廊前夕，为了迎接将来的艰苦岁月，我把前襟上的口袋撕下，补到了肩头的破损处。眼前的半截男尸该不是我正在寻找的亲人？

           我把这话一说出来，高宗华急忙解释：我去年在这里帮你找景超，就看见了这具尸体，我在电话里告诉过你他的特征：红绒衣里边穿着一件红格的衬衣。你说景超老哥没有这样的衬衣。大儿子也急忙说，那时候穿这种红绒衣的人多的是。

           我知道，他们是在安慰我，我呢也不完全相信——是不愿意完全相信——眼前这个丑陋的尸体就是景超。如果我亲爱的人多年来就是这样躺在荒滩上，那也太惨了，我的心接受不了！

           如今我已经离开坟茔回到高宗华家中了，但是我的心却沉甸甸思绪万千，疑窦丛生。那具半截完整的尸体如果真是我的亲人景超呢？那深红色的对襟绒衣，肩膀上缝补平整的补丁，还有那存留在半个头顶上的黑发——景超的头发就特别黑呀，都让我觉得他就是景超。如果他真是景超，今天我和儿子就从他身边错肩而过，又对他不理不睬，那可太叫他伤心了！

           我觉得我做错了！他即使不是景超，我也该把他埋起来的——他是个无故死去的难友啊！

           我是怀着这块心病离开高台县的。

           看起来，是上苍一定要叫我搞清楚这件事的！回到兰州，去照相馆冲洗胶卷时发现，在明水拍的胶卷全都拍废了，儿子没把胶卷挂好，一张照片也没照上。这使我大惊失色，寝食不安。明水这一荒凉凄惨的所在早已被人忘却，有些人把它当作历史的陈迹不屑一顾，但是，它却是一座纪念碑镂刻在我的心版上，今生今世它将与我共存。我人生的一切体验，似乎只是在这里才有了真正的开始。我却没拍下照片，这太遗憾了！

           我于9月30日重返高台县，和高宗华再次去明水坟地，重新拍照。也就是这次重返明水，才消除了我的心病：我们从近年来搬迁到明水农场附近的农民家里借了一把铁锨去掩埋那半具尸体之际，我又一次仔细察看了尸体，发现红绒衣里边的确如高宗华所说，穿了一件红格的衬衣！

           我疑窦顿消。他不是景超！因为景超从来没有穿过鲜丽色彩的衬衫，更不用说红格子了！

           高宗华用铁锨铲起男尸及其脱落的所有零散骨头，将其安放在他认为是原先的坟穴里，盖上了土。

           我想即便这不是景超，我们也应该埋葬他。他是和景超一样含冤而死的呀！他不应该暴尸荒原！

           和桑六十岁退休。她今年才六十七岁，她的头发几乎全白了，但精神状态很好，走路也很精神。这两年她正在写一本书，书名叫《经历——我的1957年》。她夜以继日地写，反复修改。我说她，你是个坚强的人，那么多的磨难没有摧毁你，还要写书。她说：是的，我现在很刚强，是苦难重新铸造了我。我要把亲历过的苦难写出来，变成一笔精神财富，献给人民，献给社会。我要尽我的绵薄之力，我绝不允许自己经历过的这段沉重的历史今后再能重演。

    自由的嘉峪关

           1957年12月2日这天，由酒泉劳改分局代管的省劳改局野外勘测大队的干事陈毓明被人叫进会议室。在全队干部和部分工人面前，队长宣布：给极右分子陈毓明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开除公职，送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同时宣布送夹边沟的还有工程师夏普。

           前两年他参加过夹边沟农场的规划和测量工作，所以他清楚夹边沟农场的历史：1954年创建，其内部名称是甘肃省第十八劳改管教队。但是农场创建之后，由于许多劳改农场的犯人劳改期满，而中央的政策又规定劳改犯期满释放后大都不准回原籍，夹边沟农场就改成了专事收容就业人员的农场。这儿有三百多名就业人员，它的分场新添墩有一百多名就业人员。有四十多名管教干部。

           可是他不知道就在他挨批判的日子里，就业人员已被转移到下河清农场，夹边沟已被改造为右派们的劳教农场。他到达的时候，这儿只剩下几十名赶马车、喂猪和打杂的就业人员，空旷的房子和田野专等着右派来住来耕耘了。

           他和夏普是第一批到达夹边沟的右派！

           转天来了第二批右派，酒泉运输公司的七个人。过了几天，陆续又送来八九个人，此后就停顿了。

           他是劳改系统的右派，在这儿搞过测量，和场长熟悉，场长便在十七名右派面前宣布：陈毓明是你们的临时负责人，你们有啥事先跟他说，由他找领导反映。

           他领着这十几个人搞卫生、喂猪、积肥，干了两三个月。春节过后，大批的右派潮水般涌来。他又被宣布为农业大队第四队的队长，成了一名真正的拐棍。

           夹边沟农场的场长叫刘振宇。陈毓明知道他的传奇故事：陕西志丹县人，1935年参加革命，曾任三边回汉支队的大队长。1947年4月，他带领一支小部队在宁夏活动，被国民党一支大部队包围。突围时他的头部中弹，从马上掉了下来。战友们以为他已牺牲，急速撤退。他被一名掉队的战士背到山谷里隐藏。那位战士在下山找粮时被搜山的敌人俘获并供出了他。他被押往兰州的华林山监狱关押。关了两年之后敌人将他释放。他回了陕北老家。他在老家种田，做小生意。1951年他去宁夏做生意，意外地与回汉支队的一位战士在银川市街头相遇。那战士大惊失色，说我们当成你已经牺牲了，追悼会都开过了！他讲了自己的经历后那位战士说他，你怎么不找组织呀？他说坐了两年多班房，脱党两年多了，我还怎么找组织？因为这次偶遇，组织知道了他还活着，于是他又回到了革命队伍。问题是，他被俘后的情况总也搞不清楚：他说自己没有叛变，组织却要问他敌人为什么就偏偏释放了你？众所周知，兰州解放前夕，关押在华林山的和大沙坪监狱里的共产党人被敌人杀害在黄河北面的大沙沟里。但是组织又找不到什么证据说明他有变节行为。于是下了个不可重用的结论，安排他在潮湖农场当大队长，管犯人。五十年代中期宁夏和甘肃省合并，他被调到夹边沟农场当副场长，行政级别为科级。他的老战友、原回汉支队的政委此时任省政府某厅厅长，不久又升任省委副书记。

           刘振宇历经坎坷命运不济。夹边沟农场后来饿死了一大半人，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兰州的宁卧庄省委招待所召开会议纠正甘肃省委的极左错误，西北局第一书记曾下命令枪毙他。由于省委工作组调查之后认为夹边沟惨案并非他个人的错误所致，他才幸免于难。

           刘振宇其人，皮肤奇黑，脾气暴躁，但是他对陈毓明极富同情之心。陈毓明到夹边沟不久，其在省公安厅工作的女人也被定为右派送来夹边沟劳动教养，在副业队喂猪。刘振宇曾两次指示农业大队的队长梁敬孝：叫陈毓明到他女人的房子住两夜去。陈毓明的女人带着三个孩子劳教，和另外两个女右派住在一间房子里。晚上，陈毓明来到女人房间的时候，那两个女右派早被梁队长临时安排到其他房子去了。

           刘振宇还把陈毓明叫到自己家吃过几顿饭，叫女人做的拉面条。

           陈毓明当个拐棍，每天领着几十名右派种地、挖排碱渠、去清水挖沙子，工作很累很繁忙，但他很负责任，尽心尽力。

           这是1959年7月的一天，刘振宇把他叫到办公室说，今年的菜种得不好，缺肥料。领导研究派几个人到嘉峪关积肥，我的意见是叫你带着他们去，你看好不好？陈毓明知道，这是刘振宇体谅他在清水筛沙子身体累垮了，给他安排个轻松工作。右派们都愿意做外派的工作，自由，没有管教人员监督。他说，那好那好。哪天走？刘振宇说，明天你一个人先去，在那里找下一间房子，那几个人后天去。陈毓明说，我就担心有人跑了，我负不起责任。刘振宇说，你放心，你放心，给你安排的人都是牢靠人，不会逃跑。

           翌日清晨陈毓明就出发了。他把行李捆好，放在宿舍里，等后边的人捎过去。他自己背了个书包，书包里背了两天的干粮——小小的六个白面馒头。这是经刘振宇特意关照伙房才给他的。书包里还装着漱口缸子、水碗、毛巾肥皂。另外还把自己的破棉大衣捆了个卷儿背在身上，还斜挂着一个军用水壶，这是他在省公安厅工作时发的。从夹边沟去酒泉走近道也就二十几公里，中午时分他就到了酒泉，坐上了去嘉峪关的公共汽车。坐在车上他才吃了两个馒头，喝了几口水。忍饥挨饿的日子他已经过惯了，他决不多吃一个馒头，多吃了明天就要挨饿。

           嘉峪关市是建在戈壁滩上的一座新城。除了新修的沥青马路和建筑物，到处是鸡蛋大小的鹅卵石，长着芨芨草的沙包。那时的嘉峪关仅仅有个雏形：两条马路相交的大十字，中心有一个栽了几棵小树的转盘。大十字的东南角有个五一工人俱乐部——一个电影院，东北角是一座两层楼的百货公司，西北角是市政府、酒钢招待所，西南面有个蔬菜商店。这几座建筑是嘉峪关市最显著的建筑，其次，沿着四射的马路两侧断断续续盖了些房子，向四方延伸二三百米。这些房子是为这座城市服务的饭馆、商店、照相馆之类。在东西向马路的南侧，是三九公司的家属区，也都是低矮的平房。

           在大十字东北方向的深远戈壁滩上，是兴建了几年却又停工的酒泉钢铁公司。到处是建了半截的工厂、车间、炼钢炉。

           夹边沟农场有一名劳教的右派分子，是个留美学成归来的学者。据人说，他在归国之初周恩来接待过他，建议他到兴建中的酒泉钢铁公司工作，贡献他的知识。他来了酒钢，但时隔一年就向中央提出意见，说国家在嘉峪关地区建设这样大型的钢铁企业是得不偿失，因为镜铁山是个贫铁矿，且不够百年的开采量。他的意见是否被中央采纳不得而知，因为他被送到夹边沟劳教来了，但是五十年代中期大张旗鼓上马的酒钢公司却在大跃进的年代下马了，直到六十年代中期才又恢复建设。建成的酒钢在后来的好多年里生产搞不上去，如同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从夹边沟出来之前刘振宇对陈毓明说，酒钢下马了，空房子多得很，可是陈毓明跑了半天，家属区的房子都满满当当，找不到一间空房。他进了街边上的一间新盖好没装门的房子，结果旁边商店的一个人把他撵出来了。那人看他叫化子的打扮，以为他要偷东西。后来他跑到工业区，修了半截的工厂、车间空旷得像一座死城。他甚至跑进一座没有人烟的炼铁厂去了，看见了炼铁剩下的矿石和出炉后的炉渣。这里有空着的工棚，但他觉得这里没人。积什么肥去，就往回走了。

           这时天已傍晚。太阳落下地平线去了，他顺着东马路沙哒沙哒地走回市区来。他想找个过夜的地方——马路边盖了半截的空房子。突然，他的眼睛看见马路南边的戈壁滩上有一座突兀而起的土墩子。土墩子迎着他的这面有个黑窟窿。他灵机一动朝着黑窟窿走去。他想，反正天热冻不着人，就到那个窟窿里窝一夜吧，明天再找房子。他下了马路，踏着满地的鹅卵石走过去。走近了禁不住大喜过望。这不是个黑窟窿，这是个窑洞，里边有十多平方米，地下散乱着一堆麦草几块破砖头，墙壁被烟熏得黑糊糊的。这里住过人！可能是打工的民工挖出来的，门口还有风干了的马粪。窑洞门的两边栽了两截椽子，其中一根上还绑着一片柳条编出来的筢子。柳筢子倾倒了，看来是个简易门板。近一段时间这里好像没住过人，窑洞里有许多粪便。

           他绕着土墩走了一圈，认出这是个古代的烽燧，两三丈高，顶上还有个木制的很高的三角架，三角架用黑白油漆漆上了斑马线。

           他走到南边的沙滩上掬了一大把芨芨草——芨芨草正是开花的季节，它的羽毛般的花序已经充分地展开，洁白无瑕，茎秆也变白了，柔软而坚挺——又在马路边捡了一截铁丝，把芨芨草扎成个扫把。他先把窑洞里的粪便用脚小心地踢出窑洞，然后简单地扫了一下，就在麦草上坐下来吃馒头、喝水，接着就躺下来睡了，把大衣当做枕头。他睡得很香。

           天亮之后他开始大搞卫生，他先把麦草扫出门外，把砖头码在墙角，然后把窑洞的墙壁刮墙皮似地扫了一遍，把地上的灰尘和碎草都扫出去，然后把麦草抖搂干净再抱进来铺在窑洞的里边半截，再把砖头摆了一道只有一层砖的小墙，把麦草拦住，里边就成为一片地铺了。

           后来他又把门口的粪便扫远一点，扫出一块空地来。

           干完这些之后，他绕着土墩走了一圈，又回到窑洞里站着看了看，很满意地跑到大十字接人去了。

           从兰新公路上来的汽车和从嘉峪关火车站来的旅客都是从南马路进入大十字。他在五一俱乐部门口的花坛上坐着等呀等呀，黄昏时分一挂他熟识的马车驶过来了，车上坐着几个穿着和他一样破烂的人。车上还拉着行李，锅碗瓢盆，一堆芨芨草编的筐子。他站起来迎上去喊，你们来啦？

           那几个人下了车和他说话，问房子找好了吗？他叫大家上车，他也上了车，叫车把式把车赶到东马路上，再驶向大土墩。马车轮子轧在鹅卵石上，有人叫了，哪里有房子呀，你叫我们住到沙滩上去吗？他不吱声，叫车把式把车赶到土墩旁边。他跳下车喊了一声：到了！

           人们看清了窑洞，有人说，这就是你找下的房子呀？陈毓明说，哪个人把房子给你们修好了等着你们来住？你们当成你们是啥人了，是省委的检查团吗？叫你住酒钢的高级招待所吗？有个窑洞住就不错了！进吧！

           劳教分子，吃苦吃惯了的，地窝子住过，帐篷也住过，他们嘴里咋呼，可是进了窑洞看看，又都说好。大家出去卸车，把行李粮食和锅碗用具拿进来。把筐子放在了门外。

           窑洞很窄，并排只能睡四个人。他们是六个人——包括车把式——陈毓明就把自己的行李铺在进门右侧的地上，和车把式睡一起。因为劳累，这天他们没有做饭，只是啃了点干粮就睡了。

           夏季的河西走廊很少刮风。这天夜里有点闷热，正好柳筢子门歪倒着，深夜里大西北干燥凉爽的空气钻了进来。他们睡得很香。

           翌日清晨他们做了一顿饭吃。马路对面有一家叫做独一处的饭馆，是从天津迁来的，陈毓明叫张家骥去要了一桶水。他们在门外用锹挖了个坑，把锅坐上，用沙包上挖来的碱蓬烧开水，煮了一锅汤面的糜面疙瘩。他们每个人的粮食月定量是二十四斤，按说应该很好地计划粮食，但由于可以自主地做饭吃了，大家一致决定吃一顿饱饭，至于以后够不够吃的问题暂且不管。于是做了一大锅稠稠的糜面疙瘩。

           吃过饭车把式套车返回夹边沟。右派们出来送他。陈毓明嘱咐他：这里的情况你回去给刘场长说一下，我们今天盘灶，收拾一下，明天就开始拾粪。

           马车走后，几个人商量了一下，出去到马路边新盖的房子旁边捡砖头，然后在进门后靠左手的地方盘了个狗爬炉。没有炉条，陈毓明也跑到路边的房前房后去找，捡了几根铅丝回来，凑合当炉条。顺便把歪倒的柳筢子门拴好了。挨着炉子又砌了个砖墩子，捡来一块木板做菜板。粮袋和蔬菜放在砖墩子旁边。中午休息了一下，下午大家又去拣砖头，重新把铺用砖头圈了两层。麦草显薄了，有人说出去找些草，有人反对说，没事了坐着歇会吧，等遇着了再拾也不迟嘛，非现在去找不可吗？遂作罢。

           干完了这些，张家骥站在窑洞门上说，哎呀，真格局呀，就像布置洞房哩，就差个新娘子了。几个人都笑了，都觉得有一种久违了的轻松。后来看时间还早，陈毓明说大家到街上转一转吧，熟悉熟悉街道，以后也好拾粪。于是五个人都上街玩了。那时候的嘉峪关，可以去的地方只有个大十字，大十字东北角的百货公司。他们逛完了百货公司就没处去了，但是谁都不想回窑洞去。大家坐在十字路口的大转盘处观看步行和骑自行车的人流。这正是下班的时候，人来人往很热闹。后来人稀了，夜幕降临了，路灯亮起来，他们才往回走。肚子也饿了。

           因为早饭粮食超支，这天的晚饭是糜面糊糊。面糊糊里放了很多饭瓜，撒了点盐，咸咸的。

           虽然晚饭吃了一肚子菜，但是这晚上谁都不想早睡。他们坐在一盏如豆的煤油灯下聊天到深夜。他们被突然降临的巨大的自由感动了：身旁没有管教干部看着他们了！可以自由自在地在一座城市里散步和走动了！可以想几点钟睡觉就几点钟睡觉了！可以这一顿吃多一点下一顿少吃点，可以坐着说说话而且想说到多晚就说到多晚！他们突然说起了昨天的这个时候——晚上十点钟的时候——他们还在夹边沟的田野上加班加点翻地呢，不管身体多么疲劳，不管干多长时间，每个人必须完成一天一亩的定额，否则就不给晚饭吃。接着他们又回忆起去年冬季在清水火车站筛沙子的劳累，帐篷里还没有炉子。在高台县板桥乡的山里挖云石，没有炸药，用洋镐刨石头，手都震裂了。石头滚下来把人砸死！一年半，他们苦死苦活地干了一年半……后来，他们又说起了明天开始的拾粪，大家一起笑了：拾粪，拾粪不就是担着筐到处走吗？

           他们五个人，若论年龄，最大的当属俞青峰，五十岁出头，刚来农场是个圆脸，白白胖胖的五短身材。现在他的脸已经很粗糙很消瘦了。他原是兰州市张掖路高昌皮货店的老板，解放后积极靠拢政府，思想进步。他曾经参加过解放军从青海入藏的工作，把商号的骆驼队拉出来为解放军驮运入藏物资，骆驼都累死在路途上了。他自己也跟着解放军进藏并在那儿工作了两年多才返回兰州。公私合营之后，领导任命他当了省商业厅所属的甘肃省皮毛公司的经理。论职务他也是县级干部了。其次是通渭县副县长徐敬宣，四十几岁。这是个来自老区的工农干部，没有多少文化，说话实在老实巴交。他因为进城后没和老家的女人离婚就娶了个年轻姑娘犯了重婚罪，加之又有错误言论被送来夹边沟。老三是高克勤，省邮电局的总务科长，不到四十岁的样子。他是省委书记处书记高健平的侄子。陈毓明是老四，三十四岁，大学肄业，1949年参加革命。他在省公安厅工作了几年，1955年调省劳改局，省劳改局又将他安排到驻酒泉的野外勘测大队工作。最小的张家骥三十二岁，毕业于陕西武功农学院，在山丹军马场生产科长的位置上当了右派。

           陈毓明之所以定为右派是因为整风中提过意见：不该把劳改农场建在偏远的不毛之地，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还有，他在私下的聊天中对一些老同志管理犯人的方法颇有微辞。

           通过聊天陈毓明了解到四个人的身世，他在心里说，难怪刘振宇派这几个人来积肥，原来都是当官的。

           东方的戈壁滩上刚刚露出一抹熹微的晨曦，五个人全都起床了。他们生起火来，煮了一锅菜糊糊，一人吃了一大碗，然后就走到窑洞外边整理粪筐。

           大家都在整理粪筐的时候，俞青峰跑到马路上去了。他在对面的墙根里找了一截粗铁丝，把柳筢子门关好，用铁丝拧紧。陈毓明说他：你不准备粪筐把那拧那么紧干什么，怕贼偷吗？俞青峰说，嗳嗳，事情还是防着些好。真叫贼娃子偷了怎么办？张家骥说，老俞有钱哩，怕贼偷。俞青峰笑了，有多少钱放在窑洞里？我是怕贼娃子把我的皮箱偷了。那皮箱是进过西藏的，有政治意义。张家骥又笑他：有什么政治意义，无非是炫耀你的光辉历史！你算了吧，你的西藏的光辉历程也免不了劳教的下场，你还总把那一段挂在嘴上。俞青峰说，还真是的，我真有点想不明白，我对共产党最拥护，结果落个这下场。陈毓明觉得奇怪，在夹边沟的时候，这些人都三缄其口，根本不谈政治性话题，但到了嘉峪关嘴上就没把门的了。他说，注意些，把嘴把牢些！但张家骥还是说俞青峰：算了算了，你不要想不通了，人家徐敬宣抗战就参加了革命，尚且难免劳教，你还委屈什么？你说我说的对不对，老徐！徐敬宣说，不要扯我，你们说话不要扯我。我是真有罪，但我不反对党。人们都笑了，笑声中张家骥又说，你不反党？你真不反党吗？可我听你们通渭县来的右派说，你说过——劳动人民当家做主了，劳动人民夏天晒得油淌哩，冬天冻得淌哩——这样的话，对不对？徐敬宣说那是前几年下乡哩，和人闲谝的话。张家骥说，闲谝的话？你呀，丑化劳动人民，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多么恶毒！多么恶毒！徐敬宣说，反正我不反党，反正我不反党。

           人们哈哈大笑，担着粪筐走了。

           陈毓明穿过东马路。走到独一处饭馆的后边去。马路边一溜排开建了许多商店、理发馆之类的房子，还有一些不知干什么用的空房子。房子后边就是沙滩。这是一座新建的城市，环卫设施不健全，公厕很少；行人都在墙角、墙根和房后的沙滩上解手。他顺着这种地方走，把风干了的或者不怎么干的粪便用粪杈铲到芨芨草筐子里。

           不到十点钟，他就拾满了两筐粪。他担着粪筐回窑洞去。

           走到土墩跟前，他看见那四个人都回来了，因为粪筐放在指定的土墩西边。但是当他走过去倒粪的时候，却发现四个人拾的粪和他一个人拾的一样多。他心里有点不高兴，进了窑洞，压住自己的不快问，你们几点钟回来的？四个人在地铺上并排躺着，不应声。他提高了嗓门：说呀，你们几点钟回来的！俞青峰慢腾腾坐起来说，九点钟回来的。他又把脸对着张家骥问，你是几点钟回来的？张家骥躺着没动，说，八点半。再问高克勤和徐敬宣，回答是刚回来。火苗噌的一下蹿上他的头顶：你们这么早回来是为什么？不是说好拾到中午吗？大家都不说话，张家骥腾地坐起来说：

           操！丢死人了！

           陈毓明一怔说，噢，你们是嫌拾大粪丢人呀！

           张家骥和那三个人都不说话。陈毓明原本是想问明情况后好好训几句话的，但此刻他有点犹豫。他在自己的铺上坐一会儿才说，嫌丢人？你们的脸皮还薄得很呀。

           张家骥大声说：不丢人？你担着粪筐子满街走没觉着丢人？

           陈毓明闷声闷气说，有啥丢人的？

           张家骥叫了起来：哎呀，我和你的感觉怎么不一样哩！我担着粪筐走在街上，就觉得街上的人都看我。他们说话，我就认为他们是在说我：看那个拾大粪的臭死了！

           陈毓明看着张家骥情绪激动的脸说，张家骥，你娃娃的思想还没有改造好呀，就凭你说的话，还得改造你三年呀！在夹边沟掏厕所、拾牛粪怎么不嫌丢人？

           那里都是右派，桌子板凳一样高。

           到嘉峪关你就嫌丢人了？

           不一样呀，在夹边沟和嘉峪关不一样呀。嘉峪关都是自由自在的人，走到街道上不光是觉得人们都看我，我心里也不是滋味：人家都是自由公民，我一个劳教分子掺杂其中，丢人死了！再想到人活到拾大粪的地步，的确是无地自容啊，不如死了算了，还活个啥！你就没这种念头？

           陈毓明听张家骥说完，沉默了一下，慢腾腾说，念头能没有吗？就是想法不一样呗。我想的是嘉峪关又没有熟人，谁也不认识我，谁还笑话我？陌生人笑话？我不认识！

           张家骥说：你是个阿q，精神胜利法。

           陈毓明勃然大怒：我是阿q，那你是什么？你是什么？你嫌丢人？蒙受了耻辱？那你不要拾粪了，你回夹边沟去！你回去呀！

           看见陈毓明生气，张家骥笑了：陈队长，你想叫我回去？我才不回去！就是拾大粪我也不回夹边沟了。操。

           陈毓明回答：那就好好拾粪，把你那小资产阶级的脸面收起来。

           拾粪的生活是很平静的。他们每天拾两趟粪。在拾粪的路上遇到一块木头或者一块煤炭，就捡起来。每个人的筐子外头挂个布袋，专门捡东西用。他们用拾来的木柴烧开水、煮饭。有时候某个人看下哪儿有几块没人管的木板，几个人就一起去搬回来。他们没有安排专门的做饭人，那样拾的粪就少了。谁回来早谁就做饭：拿桶去打水，点火，做糜面疙瘩或者散饭［1］。做饭时烟雾太浓，不做饭的人就到窑洞外头坐着。饭熟了也端到外边吃。如果是傍晚，大家就在窑洞外坐着说话，直到睡觉的时候才走进窑洞。有时候他们吃过了饭就到大十字转一圈，路灯亮了才回来。他们还集体去了一次长城的终点嘉峪关古城。只是他们去的日子不对，没赶上开放。他们就在城外走了走，在古城所在的山丘下边的一片草地上坐了两个小时。那里长着绿油油的牛毛草，像地毯一样，坐上去没有一点尘土。草地上有几眼泉，泉水被社员们引去浇地，他们在泉水里洗了澡，并且洗了衣裳。把衣裳晒干穿上，他们就回住处了。

           一切都好，就是吃不饱，肚子饿得难受。

           饥饿对于他们的折磨太残酷啦！他们都是在清水筛过沙子的人，那半年的时间，每月吃四十斤粮食，却要干超重体力的活，只要车皮一到，半夜里都要起床去装车，把百米外的沙子抬到车上去，跑着抬……他们已经累垮了，这才另调一拨人去把他们换下来。他们瘦弱的身体需要更多的营养补充，可是回到农场后却吃着二十四斤的定量，而且是带皮的原粮。这点粮食只够维持生命，哪还有力气劳动呀！

           饥饿的威胁对于高克勤、俞青峰和徐敬宣来说稍轻一些，因为他们的家境好，家里人不断地寄点炒面、饼干、罐头什么的，每顿饭后自己再补充一点儿，可对于陈毓明和张家骥来说，却是巨大的威胁：每时每刻处在饥肠辘辘之中，身体一天比一天虚弱。于是，从第一天拾粪开始，陈毓明和张家骥对于家属区的垃圾堆就特别关注。遇到垃圾堆就在里边翻腾很久，一根萝卜呀，一片菜叶呀，居民们扔出来的一块猪皮呀，都捡回来。每天晚上吃过饭之后，俞青峰在那儿吃饼干，陈毓明和张家骥就洗菜叶子，洗猪皮，把毛拔干净，然后煮烂吃下去。

           对于陈毓明和张家骥捡破烂，俞青峰还表示过鄙夷：你们也不嫌丢人，在垃圾堆上翻来翻去的，叫花子也不干那事。但张家骥的嘴很厉害，他说，操，你当过大老板，家里有万贯家产，有人给你寄来。我们家里穷，不拾垃圾怎么活？民以食为天呀！俞青峰说，那还有人格问题，你总不能把自己降低到叫花子的水平上吧？张家骥又说，操，叫花子怎么啦，叫花子是自由公民，比你这劳教犯下贱？

           俞青峰住嘴了。

           张家骥不光捡吃的，他还在一些工厂倒出来的垃圾堆里翻来翻去，捡些钢筋呀铁丝呀电线呀，捡回来放在窑洞里。俞青峰嫌脏嫌乱，说他：你拾吃的就行了呗，把这些垃圾拾来干什么？张家骥说，我拾垃圾碍你什么事了？他说，太脏，太乱。

           为垃圾的事两个人拌了几次嘴，可是这个月底他们的粮食断了——吃超了，缺三天粮。就在大家垂头丧气一筹莫展的时候，张家骥把钢筋什么的背到废品收购站卖掉，买回来十几个议价烧饼，叫大家吃。再后来捡来垃圾，俞青峰也不嫌脏了。

           拉粪的汽车半个月来一趟，把晒干的大粪拉走，同时捎来粮食和蔬菜。八月底的一天中午，汽车又来了，坐在驾驶室里的还有一个袁队长。

           袁队长是农业大队的管教干部。大队除了正副大队长，还有四五个干事，劳教分子们把他们都叫队长。这是个管教干部中最凶狠的人！夹边沟农场有些管教干部打人，但大部分不自己动手；这个袁队长亲自打，亲自捆人，打过多人，捆过多人。他从驾驶室一下来，大家都惊了一下，陈毓明马上迎上去问，袁队长，你来啦？袁队长不搭理他，背着手往土墩后边去了。陈毓明知道他是解手，趁机对张家骥说，老张，你那里还有钱吗？张家骥问，做啥？陈毓明说，快去，快去买几个烧饼去，再买上半斤酱肉夹上，烧饼夹肉。张家骥说，没钱了。陈毓明急得说，好我的张老弟，你就买几个去吧，我求你了。

           袁队长解完手，绕着土墩转了一圈，看着晒在土墩西边的大粪说，这是你们拾下的粪？陈毓明忙说是是，袁队长，你进窑洞嘛，外边太热。这时候右派们都出来迎接袁队长，都说进窑洞。袁队长就进了窑洞。他站在窑洞里打量了一下又说，嗯，这就是你们住的窑洞？陈毓明说是是是。但是他立即又说，你们把褥子铺好些嘛，你们看，把个铺搞得像狗窝！

           陈毓明回答，拾粪才回来，乏了，躺一会儿。袁队长，你还没吃饭吧？

           徐敬宣正在做饭，袁队长说，你们也没吃饭吗？

           陈毓明说，没吃，才做。你跟我们一起吃吧。坐下，你坐下等一会儿，饭就熟了。

           袁队长坐到铺上之后就问拾粪的情况，陈毓明汇报。一会儿饭熟了，是一锅糜子面糊糊。陈毓明给袁队长端上一碗，紧接着他把夹肉烧饼拿过来放在一张纸上。袁队长喝了一口糊糊，咬一口烧饼嚼着，说，伙食不错嘛。

           陈毓明嘿嘿地笑着说，这是张家骥家里寄来的钱买的。

           吃过了饭，他们几个人装车，袁队长和司机睡觉。车装好之后陈毓明把他们再叫醒。他们走出窑洞看了看车上的粪不太满，土墩旁的粪已装没了，袁队长说，半个月拾不下一车粪吗？你们真会磨洋工！

           陈毓明忙说，袁队长，我们尽力了。袁队长说，嗯？尽力了吗？你要看着他们好好干。要是下次再装不满一汽车，叫他们回去，换一帮人！

           这天下午他们没有出去拾粪。袁队长临走前说的话大家都听见了，陈毓明就此召集几个人开会，研究怎么多拾粪的问题。他说，大家都听见了，袁队长说，不行了重新换人。大家看，是好好拾粪，还是回夹边沟去。

           张家骥说，谁没好好拾粪，操。

           张家骥有个习惯，几乎每句话带个操字。有一次徐敬宣说他，你的嘴怎么这么脏，嘴里总操、操的，你改个名字吧！叫张操。张家骥脑子好使，说，哎呀你可是抬举我了！三国演义有个曹操，古书里讲就是因为他爱骂人才把曹孟德改成曹操的，你给我一改名字我就和曹操齐名了！大家都笑，后来还就叫他张操。

           研究了半天，大家觉得在嘉峪关还真是不好拾粪了，因为公共厕所的粪是包给嘉峪关公社的，而人们随便排泄墙角屋后的粪便已经被他们拾得差不多了，供不上他们拾了。张家骥说，粪这个东西，有了才能拾；没有，你还能到街上抓住一个人说，拉到我的粪筐里来！

           还是陈毓明提出个建设性的意见来：分两个人去大草滩火车站和黑山湖火车站拾粪。听人说前两年酒钢上马期间，许多设备都是在那儿卸货，再由马车汽车拉到酒钢来，那两个车站人多。

           有人就有粪，大家同意了。第二天早晨，陈毓明就把高克勤和徐敬宣送到大草滩和黑山湖了。

           经过人员调整，积肥小组终于能够完成任务了：嘉峪关的三个人每天早出晚归，能拾下五个人拾的粪。在大草滩和黑山湖的两个人也差不多一个月拾一车粪。过了一个月，袁队长再次来到嘉峪关时，对他们能完成任务表示：嗯，这还差不多。但是他在背后严厉地训斥了陈毓明一通：你胆子大得很，没经过请示就敢把两个人放出去。他们要是跑上一个，你负得起责任吗？陈毓明回答，你们挑选下的人能跑吗？他在那边要是跑了，在这边也能跑了！袁队长说，在这边你不是看着他们吗？他说，我能看住吗？这拾大粪是单干的活，我能跟在屁股后边看着吗？你要信不过就叫他们回嘉峪关吧。人跑了我还真担待不起。袁队长说，算了算了，就这样吧。谅他们也不敢跑！一个是当下县长的，一个是省委书记的侄子。

           最后，袁队长说他：以后一星期给他们送一趟粮食。粮食少了不容易起歪心。

           袁队长这次来过之后，再就几个月也没来看他们。嘉峪关的五个人平静地生活着。只是十月下旬嘉峪关下了头场雪，河西走廊的冬季降临了，他们的日子变得难挨了：寒冷！为了克服寒冷，他们每天除了拾粪，还要去捡煤核，去停工了的煤厂捡焦炭，生炉子取暖。门口的柳筢子门上绷了一块麻袋片，用以挡风，但又不敢封得太死，因为炉子没有烟筒，他们怕煤气中毒。

           寒冷还增加了拾粪的难度！天冷之后，野外的粪便少得多了。为了完成任务，他们必须跑更远的路，甚至要跑到五公里外的火车站去拾粪。河西走廊的西端白天的温度下降到零下十几度，拾一趟粪回来，全身都冻僵了，暖和过来之后全身的骨头痛。抵御寒冷需要更多的热量，他们愈是饥饿。于是，陈毓明和张家骥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垃圾堆上，拾菜叶子、肉皮、别人扔掉的馒头，以填补自己饥饿的肚子。俞青峰家里多次寄食物给他，以补充身体所需的“燃料”。“饱汉”不知饿汉饥，他常常对煮菜叶子吃的陈毓明说，你就胡吃吧，说不定哪一天食物中毒，后悔就迟了。

           还真叫他说中了。春节前夕的一天，陈毓明在家属区拾粪，拣回来十几个苤莲。这是酒钢的职工家庭在入冬前储备的蔬菜，在房子里放的时间久了，已经干巴了，萎缩了，在年前把它清理出来倒在垃圾堆上，恰好被陈毓明看见捡回来了。陈毓明和张家骥吃完饭之后就开始加工：用刀砍去外边干巴多皱的木质层，洗净切成块儿放进锅里加点盐煮熟。由于是整个儿囫囵的苤莲，也没腐烂，和以往拣来的烂菜叶不一样，这天晚上俞青峰忍不住也吃了两小块——他嫌味道不好，放久了的苤莲有一股甜味，仅吃了两小块。剩下的一大锅，全被饥不择食的张家骥和陈毓明吃了。

           不料吃完苤莲一个多小时，张家骥和陈毓明的胃就痛起来了。越来越痛，越来越痛，痛得两个人呻吟不止，大汗淋漓站也不是，坐也不是，躺下也不是。这两个人吓坏了，判定是食物中毒。俞青峰说不会是食物中毒，因为他也吃了两块的。他说，要是有毒我的胃怎么不痛，肚子也不痛。他断定他们两人是吃多了，胃撑破了——胃穿孔。不管是食物中毒还是胃穿孔，反正都认为活不成了，马上就要死。于是张家骥口述，俞青峰代笔，替张家骥写了一封给父母的遗书，内容是不孝儿张家骥不能孝敬父母，今日要死了。陈毓明也请俞青峰代笔给女人写份遗书，遗书说，我真是对不起你，由于我的错误牵连到你，把你也搞成右派拖进夹边沟来了。现在我又要死了。我是对不起你呀，也对不起孩子，来世我再报答你吧。万望你善待孩子。最后还劝女人：将来你要是释放回家了，能遇到个好男人你就改嫁吧。

           遗书写完后，两个就躺下来等死，可是一个小时过去了，死亡并未降临，只是胃部的疼痛有增无减。这时俞青峰突然醒悟：你们的胃并没有破裂，要是撑破了，还能活到这时间吗？他从铺上抽了两块砖头放在火上烤，烤热之后用破布裹起来叫他们两个人焐胃。

           焐了一个多钟头，两个人的肚子咕噜噜响了，后来放几个屁，打几个嗝，又跑出去解个手，胃和肚子就不痛了。

           虽然有过一次食物中毒了，但他们还是要到垃圾堆上找生活。长期的饥饿的积累已经损害了他们的思维，早晨一睁开眼睛，首先就想起吃。更为严峻的是六零年元旦过后每个人的口粮又减少了几斤。他们必须寻找更多的代食品充饥。

           好在这时候他们又找到了其他可以充饥的东西……

           陈毓明每个星期给大草滩和黑山湖的人送一趟粮食、蔬菜和盐。有一次到了大草滩，高克勤给他煮白菜吃。那白菜很薄，嚼起来如同牛皮纸，木质化了，味道很差，但却能吃。他就问高克勤从哪儿搞来的？高克勤说从仓库弄来的。原来大草滩火车站有两间大仓库，是一年前专门储存从外地运来的蔬菜的。那儿有许多风干了的白菜和圆白菜，没人管。于是，陈毓明每次送粮都背一包风干菜回嘉峪关去。风干菜虽然很难吃，也没什么营养，但却可以填满肚子。这一年的新菜下来之前他们一直拿风干菜充饥。

           陈毓明每次送粮都是顺着铁道走到大草滩吃午饭，然后再走十五公里到黑山湖火车站。到黑山湖天就黑了，住下，第二天返回。徐敬宣住在一间废弃的工棚里。这工棚是以前拉运货物的车老板和装卸工们住宿的，因为工棚附近有一片变得空荡荡的停车场，到处是马粪。酒钢没下马的时候，它的许多机器和设备是从东北和上海运来卸在大草滩车站的几间大仓库里，然后由一百多辆马车日夜不停地运往嘉峪关。虽然是简陋的工棚，但徐敬宣并未挨冻。到处都是木头，捡木板烧火煮饭和取暖很方便。春节后的一天陈毓明又来到黑山湖，晚上喝了两碗糜面糊糊之后徐敬宣拿出一碗煮好的咸豌豆给他吃。他问豌豆哪来的，徐敬宣告诉他旁边的停车场有很多马粪，马粪里有许多牲口没消化的豌豆，他捡来的。他问，这豌豆能吃吗？徐敬宣说他吃了一星期了，没闹过肚子，就是味道不好闻。他吃了半碗，的确味道不好闻；豆子吃完了睡觉，还真没什么不好的感觉。天亮后他和徐敬宣去停车场收了很多马粪，拿回工棚放在洗脸盆里，倒上水，把粪末子淘出去。淘洗出来了三四斤豌豆。

           这天陈毓明没有去大草滩背菜而是直接回了嘉峪关。他走了七十多里路，到家时那两个人还拾粪未归。他把豌豆倒了一半在锅里，洗了洗，煮烂了，再把糜子面撒进去做了一锅很稠的散饭。

           他们很久没吃过这么稠的散饭了，所以俞青峰和张家骥拾粪回来，他把散饭舀给他们吃，他们吃得很香。就俞青峰说了一句：怎么有一股怪味？陈毓明说，豆子捂了吧。等到吃完了饭，他才告诉他们豆子是从哪儿来的。俞青峰脸色就变了，过一会儿噢噢地呕吐起来。

           吐完了肚子里的食物，俞青峰两眼泪汪汪的，脸变成了茄子色。他骂陈毓明：你个瞎熊，竟然把马粪里的豆子给我们吃，想害死我们吗？

           陈毓明辩解：我在黑山湖吃了，啥事都没有……

           剩下的豌豆陈毓明不敢做散饭了，拿水泡了两天煮成咸豌豆，每天吃过饭之后吃一点。再也没出过什么事。看他们吃着没事，俞青峰也跟着吃了。俞青峰也是饿得受不了啦：进入1960年之后他家也很少寄食物了，因为全国进入了困难时期。

           最为寒冷的一月和二月，他们拾的粪不够多，因为担着粪筐出去，不到半个钟头身体就被寒风刮透了。每当夹边沟的汽车来拉粪的前两天，他们就跑出去偷粪——偷公共厕所的粪便——以凑够一车粪。

           三月中旬的一天，估计又要来汽车了，他们三个人又出去偷粪。陈毓明去的是大十字西南角的家属区。嘉峪关的公共厕所后边的粪池大都是有围墙有门的，钥匙都在嘉峪关公社拉粪的社员手里；但这个厕所的围墙不知为什么倾倒了一截，可能是被汽车撞的，有一个豁口。他从豁口进去，把粪筐放在粪池边。然后就跳进粪池，站在围墙倾倒后掉下去的一块砖柱上。因为天已转暖，每天下午池子里的薄冰就化了，他把粪杈捅到池底捞大粪。捞上一杈子举起倒进粪筐里。再捞再倒。如果厕所里有脚步声，他就停止捞粪，静静地站着，免得惊动解手的人造成尴尬。这天他捞了很多粪便，粪筐快装满了。正好这时有人进了厕所，他听见了沙哒的脚步声，便决定结束捞粪。以往，他把粪杈扔到外边以后双手捺住池沿往上一跳，身体就能蹿上池沿，再把一条腿蹁上来人也就上来了。可是这天他往上一跳，胳膊却未能撑起身体来；身体又掉了下去，双脚差一点掉进稀汤子里。他心里惊了一下，咦，没上去！他认为这是自己的大意造成的，就重新扶着池沿双腿用足力又跳了一下，结果仍然没上来。这时候他的心里突然就明白了，是自己的身体太过虚弱了！他静静地站着休息，他想聚攒精力，然后再努把力跳出粪池。然而就在他站在粪坑里眼光呆呆地看着粪池的时候，突然有人喊了一声：呔，你在这儿干什么？他掉转头看看，是个年轻小伙子站在墙壁的豁口处看他。他回答了一句：我是拾粪的。小伙子说，拾粪的？你是拾粪的你怎么不拾粪，站在那儿往里看！他听了这话脑子嗡的一声响，脸就羞红了：小伙把他当成坏人了。他急忙解释：我是捞粪累了，站着休息一下……小伙子嗓门更大了：休息？妈了个屁！你休息也不找个地方去，跑到这里来休息，这是你休息的地方吗？他说，哎年轻人，你怎么随便骂人？小伙子更来气了，大骂起来：操你妈，骂你？我还要打你个臭流氓！那小伙子一步跳过残垣，抬腿就向他头上踢来。他吓了一跳，身子往粪池里一蹲才躲过了那一脚，然后就很尖厉地叫起来：哎——你怎么打人！哎——你怎么打人！他大声叫的目的是引起别人的关注，结果还真有个老人和一个年轻的妇女从男厕所和女厕所的两边绕了过来，问那小伙子出了什么事了。小伙子气呼呼说，你们看这个流氓，他趴在这儿看人解手！陈毓明慌忙解释：不是不是，我是拾大粪的……小伙子说，有你那么拾大粪的吗？我在厕所里解手，听见后边有动静，走过来看，亲眼看见你站在那儿半天不动弹，眼睛往里边看。那女人也说，我也听见有动静……陈毓明说，我真是拾大粪的，我的身体虚得很，捞完了粪没有力量爬上来了。那小伙子说，王大爷，你听你听，你信他说的话吗？那么个坑他说他上不来……陈毓明说，真的，老大爷，我真的是身体虚弱上不来了。那老大爷可能觉得事情蹊跷，走近两步问：你是哪里的人？听你口音不是本地人。你怎么拾大粪呢？

           陈毓明看事情已经闹得不可开交了，很是尴尬，便详细叙述了自己是夹边沟的右派，领导派出来积肥的，就住在五一俱乐部东边的烽火台下的窑洞里。老人听完了他的叙述，说小伙子：别打他，别打他，唉，可怜兮兮的，你给拉上来吧。但小伙子哼了一声说了句我才不管，吐口唾沫走了，那女人也转身走了。还是老人迈过残壁来伸手把他从粪池里拉了上来。他连声说谢谢，谢谢老大爷。老人又问：你怎么连这么个坑都上不来。他说，不瞒你说，老大爷，我是饿垮了，吃不饱……老人听他说挨饿的情况，抿着嘴唇摇了摇头，后来说，来吧，你到我家来。老人把他领到家门口，端出两碗玉米面倒在他的帽子里，说回去烙块饼吃吧。

           这天晚上临睡觉的时候，陈毓明两手摸着双腿怔了好久，说，我的腿肿了。

           五月初的日子，在嘉峪关只要穿绒衣就可以了，但陈毓明还穿着破棉袄。这是他在公安厅工作时发的棉袄，那种部队黄棉袄。解放初的政府机关是供给制。他所以到这种时候还穿棉衣，一是这件棉袄已经很旧，不那么热，二则粪不好拾了，走的路越来越远，真要是变天来点风呀雨呀，也可以抵御一下寒冷。

           这天陈毓明走到火车站来了。

           每过一个星期，他就顺着南马路往南走，穿过兰新公路，往火车站方向拾趟粪。去的时候从西边走，拾路边上行人们排泄的粪便，回来走东边。从市中心到火车站大约四五公里，一星期一趟几乎能拾两筐大粪。

           每次到了火车站，他都要穿过铁路，到车站的南边去走一圈，因为那边正在建设支线，有很多铁路工人在筑路基铺铁轨。而那边没有厕所。枕木堆和沙石料的后边是他们解手的处所。

           那时的嘉峪关车站还不完备，出站口也没人查票，只要走上一个小斜坡就可以进入车站。这天陈毓明刚刚走到斜坡的地方，一大群下车的旅客走出来了。他知道自己又脏又臭讨人嫌，所以就把粪筐放下来休息，给旅客让道。可是不知怎么的，有个旅客走过他面前时突然站住了。陈毓明原先是看着别的方向的，他不愿把自己的面孔正对着出站的旅客。他只是用眼睛的余光看见有个人站在了他身旁，且有点奇怪的是那人站住就不动了，看着他。他心里觉到了蹊跷，扭过脸看了一眼，心就陡地跳了一下：这是一张很熟悉的脸。是自己在公安局工作时的同事。立时，他想扭转脸去，装不认识，那个人却问他：你是……陈毓明吧？

           他有点尴尬，说，哟，你是麻……

           那人说，对，我是麻建斌呀。你认不出来了？

           他说，噢噢，想起来了，哎呀，我看着面熟，不敢认。你怎么到这里来啦？

           麻建斌说，我调到嘉峪关几年了，就是你调劳改局的第二年。老陈，你怎么成这个样子了？

           陈毓明尴尬地一笑：哪个样子，你看我是哪个样子？老麻，我成了右派了。

           麻建斌一脸惊骇：什么，你成了右派了？什么时候……

           1957年嘛。你不知道吗？

           我哪里知道呀。酒钢上马，我就调到嘉峪关来了。那你这是怎么回事嘛，这筐子……

           老麻呀，一言难尽。在劳改局成了右派，然后送到夹边沟。现在领导把我们派出来拾粪……

           就在嘉峪关拾粪吗？

           啊，在嘉峪关拾粪。你呢，在公安局？

           在公安局。

           升了吧？当官了？

           咳，什么官呀，就是个副局长嘛……

           麻建斌的脸始终处在一种惊愕的状态当中，说出当副局长的话，他似乎有点不好意思。陈毓明明白，老同事怕刺激他。但老同事没想到他的谦虚使得陈毓明更是尴尬和羞愧。陈毓明突然拿起扁担说，老麻，你快去坐车吧，一会儿公交车走了。我也要拾粪去。

           麻建斌说，对，对，我是要坐公交车。可是，可是……

           麻建斌突然忙乱起来了，他的手在胸前的制服口袋里摸着，又在其他口袋里摸来摸去，然后把一沓人民币递过来，结结巴巴说，老陈，我出差把钱都花光了，手头就这几十元，你先拿着用。有时间你到我那里去，我再给你拿些……

           麻建斌的手碰到了陈毓明的手，但是陈毓明像是被烫了一下把手躲开了：老麻，我拿你的钱干什么？

           他一弯腰担起粪筐就想走。但是麻建斌一把拉住了他的扁担，嚷叫一般说，老哥，你这是干什么？你要是这样走了，就太看不起老弟了。但是陈毓明拿定了主意不要他的钱，他说：老麻，你这是可怜我……

           陈毓明把麻建斌的手掰开了。

           麻建斌看他真不要钱，便啧啧地嘬牙花，说，啊呀，你这个人呀，还和从前一样耿直呀。算了算了，钱我就装上了，不过老哥你要答应我一句话：这两天你一定要到我那里去一趟。

           陈毓明被麻建斌的诚心感动了，说：我去，我一定找你去，有时间我就去。

           其实，陈毓明并不想去见麻建斌。他嫌丢人！麻建斌是1952年从部队转业到公安厅的老兵。当时他在二处专案组办案，麻建斌当了两年他的助手。现在他成了右派，麻建斌当了嘉峪关市的公安局副局长，相差悬殊，他自觉没脸去见麻建斌。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他又不得不改变想法。自从来到嘉峪关积肥以来，人们的粮食总不够吃，每个月都有缺口——断一两天粮食。以往断粮，三个人总能凑点儿粮票钱或者把捡来的破烂卖掉买点儿吃的对付过去，可是六月底发生大的危机——断了四天粮。这时候他们都已经两手空空一无所有，平时捡的垃圾也是随捡随卖随吃了。

           断粮的第一天，他们从垃圾堆上捡菜叶煮着吃，还拾了一趟粪。第二天早晨起床，俞青峰和张家骥如同商量好的一样，跑到垃圾堆上找吃的去了。陈毓明犯难了：饿着肚子拾不了粪，不拾粪吧汽车来了拉什么？说不定就拾不成粪了，领导一生气，大家就得打道回府了。下大田吧，叫管教干部吼着骂去吧，在人家的眼皮底下干活去吧！

           他想来想去，决定去找麻建斌，找他要点粮食或钱。

           他担着粪筐出了门。

           嘉峪关市政府办公楼设在西马路上离大十字很近的地方。公安局也在同一栋楼里。他担着粪筐到了门口，把粪筐放在马路边上，然后对站岗的警察说，我找一下公安局的麻建斌。警察看他破烂的穿着，说，你找麻局长干什么？他说我是他的朋友，找他有点私事。警察说，麻局长出去了。他问什么时候回来？警察说中午下班前你再来看看吧。

           这时候才八点半钟，他决定先去拾一趟粪。他担着粪筐从市政府办公楼和酒钢招待所之间穿过去，沿着建筑物的墙根往西走，拾粪。

           他走出去很远，拾了半筐粪，又绕到西马路。看看太阳，也就十点钟左右，他想再去公安局看看麻建斌回来没有。不料他刚刚走到酒钢医院的大门口，正好和一位抱着孩子走出来的女人相遇。那女人喊他：大哥，帮个忙行不行？他看见那女人哭得眼睛红红的，就问，你要我帮什么忙？女人说，我的孩子没了，请你帮我埋掉行不行？这时候他才注意到女人怀里抱着个孩子，小棉被包得严严实实的。他的心突然一动——这不是瞌睡碰到枕头了吗？他说，行呀，只要给钱就行。女人说给你钱。他问给多少钱？那女人说三十元行吗？他心里惊了一下，三十元。天呀，埋掉一个小孩子就给三十元？就在他一怔的功夫，女人以为他嫌少，又说，五十，给你五十元还不行吗？大哥你就帮帮我吧。我就这点钱了，钱都交了医疗费啦。他立即回答行。

           看他同意了，那女人把孩子交到他的手里，然后掏钱给他。接过钱装在口袋里，他又在怀里倒了一下孩子。孩子很轻，抱在怀里简直就像棉花包一样轻。他估计是个婴儿，心里禁不住一阵悲哀，问了一句：孩子得的什么病？

           女人说，肺炎。怎么，你害怕传染吗？不传染，真是不传染，是感冒引起的肺炎。

           他忙说，不是怕传染，我就是问一声。才多大个孩子呀，就……

           女人哇的一声哭起来：二十天，才二十天呀……

           女人一哭，陈毓明心酸得厉害，便劝女人不要哭，然后说，好了，那我就埋去了。他左手抱着孩子，弯着腰，把扁担放上肩膀。但是拾粪杈子掉在地上了。他又弯着腰拾杈子。结果左手的孩子就横了过来，引得那女人叫起来：你看，你把孩子倒过来了！他想说倒过来有啥关系，但忍住了，手忙脚乱收拾粪筐和粪杈子。这时女人又说了一句：你把粪筐放下吧，埋完了回来再拿。他说，那可不行，丢了粪筐拿什么拾粪？女人说谁偷你这个？他说，偷是没人偷的，可是叫人清理走了我也没地方找去呀。

           女人不言语了。陈毓明说声我走了，就离开了女人，可是走了几步，他觉得身后跟着一个人。扭脸看看是那个女人。他惊奇地说，你跟着我干什么？女人说？我看你埋到哪里去，埋好埋不好。

           陈毓明站住了脚说，大姐，你看这干什么呀，一个小月娃子，我给你埋掉就行了，你跟着去干什么？以后你还上坟去吗？

           女人说我怕你埋不好。

           陈毓明说，这你就放心吧，我拿了你的钱，就一定把事情办好。办不好我不是对不住你吗？你把我看成啥人了？

           女人说，你打算埋到哪儿去？

           陈毓明朝西边扭了一下脸说，我往那头走，那里是一片沙滩；埋到那边你看行吗？

           女人点头。陈毓明一手抱孩子一手扶扁担下了马路，往西走。西马路很长，但马路边的房子并不多，不一会儿就走完了。这时他站住回头看了一眼，那女人还在人行道上站着。

           那个孩子，他把他埋在西边的沙滩上了。他理解那个女人悲痛的心情。所以用粪杈子挖了个五六十厘米的坑把孩子放进去。他也说不清楚出于一种什么心情，放进去之后又拿出来，解开小棉被看了看孩子的脸，然后又重新包好埋了。

           他把沙子又填回坑里，还堆起了一个小小的坟堆。他知道，那女人今后不会来这儿找这个孩子的，起个坟堆没有什么意义，但是他想这终究是一条生命，一个人，不是一只死狗死猫，就给他堆个坟吧。将来有人经过这儿，或者城市将来向外发展延伸盖房子或者建工厂的时候，叫人们注意，这里有个小人。

           这天他没有再去找麻建斌。他回到窑洞后把五十元钱拿出来，叫张家骥去买议价粮。这样，他们度过了断粮的日子。中午吃饭的时候，他对他们讲，那个娃娃圆圆的脸很白，白得如同石灰。

           很多年以后，他都记得那个娃娃的脸。

           八月底的一天，夹边沟农场的大道奇又来拉粪了，同时到来的还有袁队长。大家都觉得奇怪，袁队长上次拉粪来过一次，这才不到半个月，怎么又来了？陈毓明想，说不定有什么事吧！于是，当袁干事在他们的粪堆前转了一圈走进窑洞的时候，他陪着小心说，袁队长，你这么一趟一趟地跑什么呀，有啥事叫司机王师傅传个话就行了嘛。袁队长往铺上一坐说，我是来看一下，你们拾下的粪够不够装一车的，要是够装一车的，你们今天就跟我回去！

           陈毓明的心猛地沉了一下，最害怕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了！他扭脸看看正在烧火做饭的张家骥和俞青峰，发现张家骥正在往锅里拨疙瘩的手停住了，俞青峰手里捏着往炉灶添加的木柴扭过脸看袁队长，并急切地问，不拾粪了？

           袁队长说不拾了。

           他问为啥不拾了？

           袁队长一瞪眼睛：不拾了就不拾了呗，还要说个为啥？

           俞青峰不说话了，往灶里添柴。张家骥把面疙瘩拨完之后说撒泡尿出了窑洞。但他朝陈毓明使了个眼色。张家骥出去半分钟，陈毓明也跟了出去，看见张家骥在粪堆那儿站着。他走过去问有什么事，张家骥从怀里掏出几十元钱和几斤粮票，说，老陈，你把袁队长好好招待一下，不要叫我们回去。陈毓明问他哪来的钱，他说1958年来夹边沟时从家里带来的。一直保存着，准备在最困难的时候用。陈毓明留下了二十元钱两斤粮票，其他的都塞回他的衬衫口袋，说，钱你还装着吧，不要全花了。他忧心忡忡地又说，就是怕白花钱呀。拾粪不拾粪，不是他能做主的，那要场长生产股说了算。

           陈毓明跑到独一处买了几个烧饼，半斤烧酒，一碟炒肉片回来给袁队长吃。袁队长问，你哪来的钱，他说昨天遇上一个公安厅的老同事，看我孽障，给了我几元钱。你今天来得真巧。袁队长问他同事的情况，他把几个月前和麻建斌相遇的事扯来说了一通。袁干事一边吃肉一边说，人啊，真是说不来！你要是不当右派，说不定也当上科长处长了。我在部队上也是干到连长了，转业到劳改队，这不是才当个干事吗！

           趁着袁队长真情流露的时候陈毓明说，袁队长，我们在这拾粪好好的嘛，为啥又要回去嘛？是领导嫌我们拾的粪少？

           袁干事说，哪里的话。你们干得不错嘛。我这次来，是刘场长叫来的，叫把你们拉回去。夹边沟的人要转移了。

           陈毓明忙问，往哪里转移？

           袁干事说，省上要在高台县上马一个大农场，要开几十万亩荒地，建成全省最大的农场。农场的劳动力就从酒泉劳改分局管辖的各农场抽。要上两三万人哩，夹边沟的劳教人员和干部都要过去。

           嘿，这么回事呀！

           陈毓明听完就不再说什么了。袁干事又喝了几口酒说，我看出来了，你们还想在这里积肥，你们不愿回夹边沟去。这里总是活泛些……是吧？这么办吧，吃完了饭，我先到黑山湖大草滩去，把那边的粪和人拉回去；你们在这边再拾几天粪，凑够一车了再叫汽车来拉你们！

           喝完酒，袁干事就上了汽车。大道奇嗡嗡地驶上了马路，左拐驶远了。三个人在窑洞门口站着，很久很久，张家骥说：

           操！

    一号病房

           天明之前，陈毓明在马扎上坐着迷瞪着了。迷瞪了不知多长时间，一个病号把他叫醒了，说是解手。他把便盆拿到铺前放下，病号就从铺上挪过来蹲在便盆上边。几分钟后病号又回铺上躺下，他端起便盆往外走，并且捎带着提上一只尿桶。这间房子是里外间，外间没有窗户，只有门板缝里透进来几束光线，无法判断几点钟了。再说，挂在墙上的风灯还散发着淡淡的黄晕。但是一拉开房门，他立即就知道快到九点钟了，因为太阳已经从祁连山脚下的戈壁滩上升起一房高了。

           门口横着两具尸体，那是夜里他和艾学荣抬出来扔下的。他绕开尸体往前走了十几步，把粪便泼了，接着又倒尿桶。倒完尿桶直起腰来，他面朝东方的天空站了几分钟。他很是惊奇，来明水农场已近两月，似乎没看见过明水农场冬天的太阳竟然有这么亮。它虽然没有多少热量，照在身上凉飕飕的，但它把河西走廊的天空照得亮堂堂的。祁连山呀，戈壁滩呀，白草萋萋的荒滩呀，全都笼罩在无边无垠惊心动魄的玫瑰色霞光里。

           他转身往回走的时候还朝着北方的河坝和山水沟看了几眼，山水沟像是大地的裂隙，弯曲着延伸到河坝的沙枣林。沙枣林、沙枣林北边的鸣沙窝和更远处的地平线上晨雾弥漫，晨雾也被霞光染红了，像是他的眼前挂了一块遮天蔽地的玫瑰色纱帘，朦朦胧胧绚丽至极。

           他一推开房门，阳光又扑在地铺上，把门口睡的人和他们肮脏的被褥都照亮了。他咳嗽了一声，清一清嗓子喊，起床了，起床了，太阳升起来啦！

           有几个人坐起来了，但大部分还不动弹。于是他没有关门。故意叫阳光把房子照亮，接着喊，喂，你们还不起呀，太阳都一房高了。这么好的太阳，你们看呀！

           又有几个人坐起来穿衣裳了，他们都往门口看。有的人说：

           还真是的，今天的太阳格外亮。

           该起了该起了，太阳钻进被窝来了。

        但有个声音却说，你把门快关上吧。你把凉风放进来了，要冻死我们吗？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那不是我们的太阳。

           陈毓明怔了一下。说话的是睡在房子中间的张继信，永登县某中学的校长，一个病得走不了路的人。陈毓明说他，怎么不是我们的太阳？太阳是最公正的东西，它照在别人身上也照在我们的身上。

           张继信又说，你的话一半对一半不对，太阳是最公正的东西，照别人也照我们，可是它照在我们身上的日子不长了。

           又一个人附和说，张老师说得对，那不是我们的太阳，我们要睡觉了。

           陈毓明听出来了，张继信和那个人的话是别有意味的，但这时两个炊事员提着饭桶送饭来了，他便改变了话题：快把你们的饭碗准备好吧，不管谁的太阳不谁的太阳，吃饭要紧。

           病号们明显地加快了穿衣裳的动作，从铺上爬起，用他们脏污的手拿起枕头旁放着的饭盆围住了炊事员。里屋的病号们也走出来了。一阵忙乱之后，各自端着饭盆回到铺上去。那些走不成路和卧床不起的病号也都把饭盆摆在枕头边上了。陈毓明拿过他们的饭盆打饭，再一个一个递到他们手里，或者放在他们的枕头上。他们有的坐在被窝里喝糊糊，有的在被窝里趴着吃。病房里响起一片稀溜稀溜的喝汤声。

           有些病号几口就把面糊糊喝完了，有些却挪到门口的炉子旁边，把饭盆放在火上温着，一口一口慢慢喝，充分咀嚼。还有人把饭盆再添些水，把捡来的烂菜叶子、干树叶子或者草籽加进去，煮成满满的一盆喝下去，把肚子喝得胀胀的。

           早在五九年的春天，所有的人都用儿童洗脸盆当饭碗了。炊事员们从饭缸里用一个马勺打饭，马勺从饭缸到饭碗的运行过程中往外溢出来一些汤水，右派们很心痛，就都把饭碗换成了洗脸盆，以减少损失。

           喝完了豌豆面的糊糊，有些人把盆举得高高的伸出舌头把沾在壁上的糊糊舔净；有的人倒上开水涮呀涮呀，然后喝下去。粮食是宝贵的，一点儿也不能浪费。

           喝下半盆烫嘴的豆面糊糊，人们的身体都发热了，有的人脸上还渗出汗来，这时就都躺倒睡了。有的人瞪着眼睛看房顶的椽子、被烟熏黑了的芨芨草席。有的人发出轻轻的鼾声。

           陈毓明喝完了糊糊就开始清理昨天夜里死去的两个病号的遗物，逐一登记，然后送到管教股去。回来后他看见病号们都睡着了，就也坐在炉子旁的马扎上打盹。

           陈毓明是一号病房的护理员。

           夹边沟农场的右派们奉命迁徙到高台县的明水乡后就陷入绝境，没粮食吃，没房子住，没有煤烧，寒冬又急遽降临。到了11月中旬，人员的死亡就进入不可遏止的状况。农场领导慌了手脚：尽管他们多次向地委汇报情况严峻、请求援助的行动遭到严厉的训斥——地委书记说，死几个犯人怕什么，搞社会主义哪有不死人的，你们的尻子松了吗！——但他们知道，人死光了也不好向上级交待。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们把两条山水沟里的地窝子腾七八间出来，辟为临时病房，把饿倒冻倒和病倒的二百多名右派收容进来，加强护理，竭力减少死亡。

           一号病房是明水农场最好的病房。它有两间房子，一间是明水乡农民种撞田临时居住的干打垒平房，有里外屋，里屋有个窗户，外屋是门，门窗都朝南。这间房子正好建在山水沟初始的台地上，后墙靠近山水沟；在他的背后倚着山水沟的沟坎有间地窝子，是一号病房的另一间病室——北房。高台县冬季的西北风很大，为了避免风从山水沟直接灌进地窝子，北房的门朝着东方。南房和北房各住十八九名病号，共计三十八个人。

           病房和作为宿舍的窑洞相比真是幸福多了。病房里有炉子，有煤烧，还派了健壮的右派做护理员，伺候病号吃饭喝水和解手，遇到病号生命垂危的情况，护理员马上就叫医生来抢救。一言以蔽之，护理是无微不至的，不叫病号做任何费力费神的事。

           病房辟建之初，基建大队的严队长指定陈毓明做南房的护理员，指定一名兰州医学院的名叫艾学荣的学生做北房的护理员，可是场长刘振宇检查的时候说他：你叫个娃娃看一间病房能行吗？毛手毛脚的，他连自己都管不住。严队长回答，那怎么办，就他身体还好一些，能跑能走，其他人连路都走不动了。刘振宇沉思一下说，那就这样办吧，一号病房和二号病房合起来叫一号病房，叫老陈当护理员，那娃娃给老陈当个助手。当时陈毓明就在旁边站着，刘振宇把脸转向他问，老陈，你看这样行不行？

           陈毓明从心里就不同意这样，他知道，医学院的那个学生爱跑爱串，靠不住，但他却没法拒绝刘振宇的提议，因为刘振宇一直很照顾他，全农场的劳教分子只有他和夏普、官锦文享受这样高的待遇：老陈，老夏，老官。夏普和他来自同一个单位，是省劳改局野外勘测大队的工程师；官锦文是西北军区的干部，老红军，延安时期就是彭德怀司令部的警卫团参谋长。他勉强地答应了一声：嗯。刘振宇看出他的勉强来了，但却说，好，那就这样定下。老陈，你和那娃娃两个人把两间房子的病号伺候好。你就多辛苦些，多操些心，没办法，现在是困难时期。

           陈毓明根本就没法睡着，他刚刚迷迷糊糊闭上眼睛，有人就喊了：陈队长，我要喝点水。他就拿了水壶给那位病号倒水。倒完开水刚坐下，又有人说解手，他就又去拿便盆，然后又往外倒粪便。撒尿的人，用不着他伺候的：顺着走道放了两三个尿桶，病号们把尿尿在罐头盒或者茶缸子里，然后伸长胳膊倒进尿桶里。一天倒几次尿桶。

           他还不断地捅炉子，添煤，还去伙房提了一趟开水。

           大约是三四点钟的时候，有人又叫他了：陈队长，陈队长，你醒着没有？

           他抬起头来问。是张老师吗？你是要解手吗？

           张继信说，我不解手，我刚尿泡尿。我是看你那么坐着睡不好觉，——你晚上睡不成觉，白天就那么坐着——不把你熬坏了吗？你把你的行李拿过来铺到这里，踏踏实实地睡一觉，晚上也好熬夜嘛。

           陈毓明回答，不行呀，一会儿就又送病号来了。掩埋组的马车也快拉人来了。我还得出去。

           张继信说，他们拉他的人去，你出去干什么？

           陈毓明说，每个人的身上要挂个纸牌牌，写上名字，登记个号码。

           张继信说，挂牌牌是他们的事，你管那做啥？你睡你的呗。你不是把名字报上去了吗？

           陈毓明说，挂牌牌是他们的事，可他们知道哪个人叫啥名字呀，得叫我指认清楚。

           张继信说，你睡吧，他们来了我给他们说。

           陈毓明说，你又走不动。

           张继信说，我走不动还说不动吗？昨晚上不就抬出去了两个人吗，一个长一个矮，一个是分头，一个是光头……

           陈毓明说，不用了，你快睡吧，我还是等一会儿，就要送病号来了。空出来的位置能叫空着吗？

           张继信说他：你真不睡呀？不睡我就睡了。我已经坐一会儿了，尻蛋子上的肉干了，痛得坐不住。

           张继信呻唤着拽着从椽子上垂下来的一根绳子慢慢地躺下了。

           张继信是个非常自觉的人，不到万不得已从不麻烦人的。他翻个身或者坐起来倒尿都很是吃力，为了不麻烦人，他在进病房的第二天就叫陈毓明把一根行李绳拴在椽子上，自己拽着绳子坐起或者睡下。此刻陈毓明心里很是感动，便问了一声，张老师，要不要我给你端些开水？张继信说，不要，我不渴，喝得多了尿多，总要起来。但陈毓明还是提着水壶走过去了，给张继信枕头旁的茶缸子里倒了水。他说，尿多怕啥，尿憋了你就叫我，我给你倒。张继信说，那哪行呀，解大便叫你伺候着就心里过意不去，还能叫你倒尿吗？陈毓明说，没什么，倒尿也没什么，这是我的职责呀。

           陈毓明又回到马扎上坐下，但他的眼光越过几个病号看着张继信发怔。

           张继信是这间病房开张的第一天他从山水沟的窑洞里背到病房来的。张继信不是他队里的人，以前他也不知道这个人。他认识他，是从嘉峪关积肥回到夹边沟的那几天，有一次上厕所，他看见一个身材瘦削面如土色的人解手，身体靠在墙壁上，两腿往前分开站着，排泄物——稀汤子——顺着大腿流进棉裤里。他惊呆了。他还没见过这样解手的人。后来那人捡起土块擦腿上的排泄物，提裤子。他看着那人提裤子都很费力，连系上裤腰带的力气都没有，便帮着那人提上裤子系上了腰带。他问了一句：你怎么这样解手？那人说蹲下去就站不起来，不敢蹲。后来他问过别人，有个站着解手的人叫啥名字，有人告诉他，那人叫张继信。别人还告诉他，张继信什么病也没有，就是前两年累垮了，饿垮了。他是想要领导给他摘掉右派帽子，劳动时拼命。后来到了明水农场陈毓明还见过一次张继信在路上四肢着地爬着去草滩上捋草籽。他穿着棉裤手上套着棉手套往前爬。他的裤子在膝盖那儿露出了棉花，手套上沾满了泥土。看得出来，他的身体更虚弱了，已经没有站着行走的能力了。这两件事在他的脑子里印象太深，所以刘振宇指定他当护理员的当天，他擅自做主跑到张继信的窑洞里把他背到病房来了。背张继信的那天他非常心酸，一个四十多岁的人轻得像个孩子，背在身上如同掮着一堆羽毛。他在心里想，这个人再活不了几天了。但是事情就这么奇怪，和张继信同时进病房的人死去一半还要多了，他却还是活着。

           这简直是个谜！他家里并没有人来看望他，也没有人邮寄什么食品给他。

           一阵咚咚的脚步声响，门板“咣”的一声开了。严队长进来了，身后还跟着几个人。严队长问他：老陈，一号病房昨天夜里又死了两个人，对吗？他回答三个，这间房两个，北房一个。严队长说，我问的就是这间房。他回答这间房两个。严队长说，我给你又送了三个人来，一个安顿在北房了，这两个你看怎么安排？陈毓明问谁呀？严队长回答，蔺为轩。

           噢，是蔺县长呀！来，来来，把他放到张老师旁边。陈毓明从一个右派手里接过蔺为轩的被褥铺在张继信身旁的空当处，再叫人把蔺为轩背过去安置好。另外一个病号是自己走着来的，他叫他进里屋。

           看着陈毓明安排完病号，严队长一边往外走一边问，老陈，你这间房子还能挤几个人不能？

           陈毓明回答，你看着办呗。就这么一间小房房，里外就睡了二十个人；我睡觉的地方都没有，你看还能安置人吗？

           严队长叹息说，啊呀，真把人愁死了。病房里满得插针的地方都没有，外头又病倒了一大片，有的人脚趾头都冻掉了。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严队长走后，陈毓明又看了看两名新来的病号，给他们倒好开水放在枕头边上，交待了一下注意事项：小便倒进尿桶，大便喊护理员，你们什么都不用干，好好保护自己，我是伺候你们的……然后他就匆匆地去了北房，看望北房安置的新病号。半个多月以来，他就是这样两头跑着照看病号的。既然领导叫他管两间病房，他还是想把工作干好，这可是性命攸关的工作：凡是进病房来的人都已经衰弱至极，照顾得稍有不周就可能把一个人送进酆都城去。

           出了房门左拐，走下山水沟，陈毓明就到了北房门口。门口停着一辆马车，三四个掩埋组的右派正在把一具尸体装上马车。这几个人是杂役［2］，他们在来到夹边沟的两三年里，没下过大田也没挖过沙子背过石头，他们是理发员、修鞋匠、木工、炊事员……他们的体能还没消耗殆尽，他们大都有办法搞到额外的食物，所以他们两个人抬一具尸体，像是搬动麦捆一样，悠两下就扔上车去。

           马车旁站着个名叫段云瑞的人，手里拿个笔记本，还提着一串拴着细麻绳的硬纸牌牌。他是兰州解放后参加工作的大学生，曾任省高级法院的书记员、审判员、省司法厅办公室秘书。如今专管给尸体编号，挂牌子。在夹边沟的时候，最初死人，农场领导叫木工组打棺材，可是很快就没有木头用了，领导专门抽了几个人割芨芨草编成长条形筐子，人死了装进筐子里拉出去埋掉，坟头上插个木头牌子，写上姓名。后来连做木头牌子的木料都没有了，芨芨草筐子也编不及了，就用死者的被子一裹拉出去埋掉。活着的人们有意见了，说这样埋掉，将来家属来上坟烧纸找不着人，哭谁去？领导接受了意见，掩埋前叫人给每个尸体拴个破纸箱子上裁下来的硬纸牌子。纸牌子上写着死者的姓名和编号。

           陈毓明走到段云瑞跟前，告诉他南房的两具尸体的相貌特点和姓名，叫他们不要把名字搞混了。

           北房是九月底挖成的地窝子，进门一条直溜溜的走道，靠左边的崖坎留了一个两米宽四五十厘米高和地窝子等长的土台子，土台子上铺着麦草，上边并排睡了十八九个人。地窝子深入地下一米多，最初修建的时候，地窝子右边高出地面的墙壁上留了两个洞子的，作为照亮的窗户。后来天冷了，从沟里刮来的寒风袭进来，人们就把洞子堵上了。后来改为病房，领导又找了块大篷布把房顶盖上，垂下来的部分一直搭到地上用以挡风保温。这间地窝子的确暖和，除了门口挂的门帘子——一床破棉被——透点冷空气进来，再就没有漏气的地方；靠近门口砌的炉子烧得也挺旺。只是这样一来房子里的空气太难闻了，新进来的病号都说臭得人恶心。

           一盏马灯和门帘子缝里透进来的光线不足以把房子照亮，房子里日夜都黑洞洞的。

           护理员艾学荣正在炉子上煮菜根吃，一看见陈毓明就噌地跳了起来，问，陈队长有事吗？他对陈毓明有点害怕，因为有过两次他跑到伙房弄东西吃，两个拉肚子的病号把粪便弄到了铺上，陈毓明训斥了他，警告他再要是失职就换个人当护理员。他很害怕不叫他当护理员，因为他害怕回到窑洞里去住。

           陈毓明问新来的病号在哪里？艾学荣说在最里头，程炯明的旁边。陈毓明顺着过道走到尽头，看见墙根的铺上坐着个人低声地哼哼着。他问了一声你叫啥名字？那人停止了哼哼扭过脸来，他不由得惊了一下，说，你不是李汉祖吗？哎呀，老李，你也病了吗？李汉祖说，不病了能到这里来吗？陈毓明听出来李汉祖的嗓子带着哭音，便在铺上坐下来，脸离得很近地看李汉祖，问，你怎么了？李汉祖转了一下身子，眼睛泛着泪光。他哽咽着说，老陈，我活不成了。陈毓明问他得什么病了？他身体一歪倒在铺上，哎哎地哭出声来：老陈，我的胃痛得受不住了。因为灯光太弱，看不清李汉祖的表情，陈毓明喊了一声，小艾，把灯拿过来。艾学荣把墙上挂的风灯提了过来，他才把李汉祖拉得坐起来，看着他哭得变形的脸说，你说，你说嘛，你到底得啥病了？

           我吃了炒面了……

           炒面？你吃炒面就吃炒面嘛，炒面是好东西，我想吃还吃不上……

           我吃多了。

           吃了多少？

           我妈给我寄来了两斤炒面，一斤白糖……

           你都吃了？

           我吃了一斤炒面半斤白糖……

           一斤炒面没关系，再吃上半斤白糖也没什么。

           我心里饿，忍不住把剩下的也都吃了……

           陈毓明的心猛地一沉，但他说，你吃得是多了一点，但也没啥问题吧。我就一顿吃过两斤馍，一点事都没有。你刚来的时间不是也吃过两斤吗，八个馍，还喝了两碗菜汤？

           那是刚来的时间，现在胃不行了，薄了，吃多了受不住。

           你不要胡思乱想，两斤炒面有什么承受不了的？在夹边沟，五队的一个人偷了伙房的一桶面条，一个人吃光了，也没出啥事。

           那是面汤，稀的，尿两泡就啥事都没有了。

           陈毓明给李汉祖宽心，但心里揪得很紧，他说，你现在什么感觉？

           刀绞的一样。

           那是有胃酸。胃酸多了就是要痛的。叫医生看了吗？

           看了。苏大夫看的，给了些泻药，不管事。

           吃药多长时间了？

           两个钟头了。

           两个钟头不行。你想呀，你过去有过积食的经验没有，中药丸子藿香正气丸吃下去，半天一天才能起作用。你才吃了两个钟头，就想好，那不可能嘛。

           不一样，不一样，老陈，我真是要死了。不光是刀绞的痛，还胀，胀得疼，胀得坐不住。李汉祖说着话就又歪倒了，唉哟哟地呻吟着，把头杵在铺上，身体拱了起来。陈毓明看着也很无奈，便跑出去找医生。医务室设在沟外台地上的一间芨芨草席扎的房子里，只有一个右派护士在那儿。护士告诉他几个医生都抢救病号去了。他满沟里跑来跑去才找到个省人民医院的苏医生。苏医生听说是给李汉祖看病，立即摇着头说，你去准备去吧——给队长报告去，那人没救了，两斤炒面一斤白糖，他的胃要撑破的。陈毓明央求他：你就死马当着活马医嘛，再给些药。苏医生终于给了几片药，但却说，不起作用，不起作用，他的胃已经满得不能蠕动了，药吃下去不起作用。

           陈毓明叫李汉祖喝了药。然后就回南房去了。他还惦记着那屋的病号呢，也该吃饭了。

           在南房吃完了饭，休息了一会儿，他又回到北房去看李汉祖。

           李汉祖是他在省公安厅的同事，转业兵。他在省公安厅二处当外勤——侦察员——的时候，李汉祖做内勤工作。李汉祖比他小五六岁，今年二十八九岁。就因为年轻，饭量大，所以饥饿对他折磨也就更残酷。右派们转移到明水农场之后，陈毓明好几次看见他和其他的年轻人抢着舔缸。明水的伙房是转移过来之后仓促建起来的两间芨芨草席棚子，只能容下炊事员做饭；到开饭的时候，炊事员把菜糊糊从锅里舀进水桶，提出来倒在门外的两口缸里，再由炊事员用马勺从缸里一勺一勺舀到右派们的碗里。有几个年轻人饿得受不了，就总是在吃过饭以后站在附近等着，等最后一勺菜糊糊打完，炊事员刚一转身离去，他们就忽地围上去，把手伸进饭缸刮缸壁上的面糊糊和菜叶子，然后再嗍手指头。李汉祖每天都干这件事。为了多舔几口糊糊，这些人经常你推我一把我捣你一拳，打起架来。有一次李汉祖被别人推得没舔上几口糊糊，就急眼了，耍起他当警察时的蛮横劲头来，打了一个年轻人两拳，又把另一个人推到一边去了，嘴里还骂骂咧咧：狗日的，你跟我抢，老子收拾你……那两个人是比他还年轻的小伙子，哪里能受这个气，两人团结对敌，把他抱起来塞进饭缸里。李汉祖头朝下窝在缸里噢噢叫，爬出来之后头和衣裳沾满了糨子样的面糊糊，可真是狼狈极了。他也不舔缸了，追着打一个小伙子。还是陈毓明看见拦住了，说他：哎，你把公安厅的脸都丢尽了。

           李汉祖的胃疼得更厉害了，他已经不能在铺上躺着了。站起来走几步，还是不行，又在墙根蹲着。还是忍不住的疼痛，就又栽倒铺上窝着。陈毓明无法帮助他，问他：你的胃一点动静都没有吗？

           他只是哼哼，连说话的力量都没有。

           陈毓明又问，小肚子那里有响动吗？

           他软弱无力的声音说，胃胀得要破了。老陈，我实在不行了，非胀死不可了。这药怎么一点不起作用啊？

           陈毓明也没办法，只是安慰他：不要急，你不要急，药起作用也要有个过程。它要把你胃里边的食物活动开了才能排泄下去。你的胃叫炒面塞满了……

           他守着李汉祖坐着，时间已经是八点多钟了，李汉祖还是不排泄。他说给李汉祖揉揉肚子，李汉祖同意了，躺在铺上。但是李汉祖的肚子瘪瘪的，而胃部鼓得硬邦邦的。他的手一按胃部，李汉祖就尖叫起来：哎呀呀，痛死我了……他便不敢再揉了。

           后来，李汉祖不再叫喊。他卧在床上轻轻呻吟。约十点钟，他的嘴角上流出一点黑色的血液，他死了。

           连着三天没睡过一个整觉的陈毓明决定要好好睡一觉了。他把炉子添了很多煤，把开水桶坐在炉子上，然后从墙角上抱起几天都没用过的被褥走到张继信里边一点，在昨天夜里拉出去的人空出来的空当处铺好被褥，连衣裳都没脱就头朝着铺脚躺下了。

           病房设立之初，领导规定护理员就睡在门口的地铺上，以便二十四小时随时伺候病人。可是病号太多，他只是在铺上睡了一天，就把被子卷起来放在墙角上了，把他的铺位让给了病号。他每天都是在马扎上坐着打盹，或是在死亡病号空出的位置打游击躺几个小时，等新的病号一补充进来就爬起来。

           但是这天他还没有入睡，就听见有人开门的声音。他抬头看了一眼，从门口晃眼的亮光中走进个人来。看不清那人的面孔，但从光线裁剪出的轮廓来看像是张永伟。

           那人进来后转身关门。门一关上房子里就暗了下来，那人站了几秒钟叫眼睛适应一下黑暗，然后才往前走。这时从里屋门口透过来的亮光照在他的脸上。还就是张永伟。陈毓明才把头放在铺上。作为护理员，他必须注意串门的人；有些人品格很低下，偷别人的食物。

           张永伟是甘肃永登县人，中学教师。他也是病号，住在四号病房。他常常来看望老乡张继信。他的身体状况比张继信强得多，还能到处走走。他走到张继信铺前喊了一声张老师，就在张继信和蔺为轩头顶的铺上坐下了。坐下后他似乎发现铺上有点变化，便低着头在蔺为轩脸上看了看说，咦，这是谁？张继信说，蔺为轩，民乐县的副县长。张永伟觉得新鲜，说，他怎么也进病房来了？张继信说，他来有什么奇怪的？张永伟叹息一声：唉，想不到呀，县太爷也落到这个地步了。他可是没怎么受苦呀，来了就当统计，不下大田，场领导还照顾他回民乐一趟，从亲朋好友那里要几十斤粮来。张继信说，大厦将倾，独木何为！张永伟说，嗳嗳，想不到，想不到……

           张永伟一连声地感慨着，但过一会儿他又抽抽咽咽地哭了起来。

           张继信惊悸的口气问，哎，你怎么啦，哭什么？

           张永伟哭着回答，我是给你说事来的——赵庭基没了。

           张继信沉默一下问，啥时间没的？

           昨晚上。

           张继信静默了。

           张永伟抽泣着哭，哭了一会儿又说，我不是给你说过吗？他的情绪一直不好，身体虚弱得很，已经出现过一次休克，我发现了，叫护理员去叫大夫，大夫抢救过来了。从那天以后我就特别注意他，夜里不叫他睡得太死，过一会儿看一下，叫醒了说几句话。昨晚上不小心我也睡着了，发现时已经晚了，大夫打强心针，人工呼吸，也没抢救过来。哎哎哎……

           张永伟由抽泣而变为放声大哭，不停地擦眼泪。张继信劝他不要哭了，他愈是大哭不止，哭着说，赵老师是叫贼娃子害死的。从夹边沟过来的时候，在火车上他就叫贼娃子偷了一次，贼娃子把他的行李解开了，把钱、把粮票、把几件衣裳偷走了。后来他写信跟家里要吃的，家里从邮局邮来了十几斤炒面，从邮局拿来的当天又叫贼娃子偷走了。他把包裹挂在墙上，把一件呢子大衣盖在上头解手去了；解完手回来，连大衣带炒面都不见了。他一下子就哭开了……哎哎哎……张老师，我们那一批来夹边沟的人就剩下四个人了，你，我，李世白，还有跑了的施中选……当时我们十二个人上的火车……

           张永伟一边说一边哭，到后来居然悲痛至极，哭得喘不上气来，咳嗽不止。

           张继信不说话，一直静静地躺着。后来张永伟的哭声小些了，他以很严厉的口气说，赵庭基死了就死了，现在的问题是你想死还是想活？

           张永伟止住了哭，静静地坐着看张继信。大约过了五分钟，他说，老哥，你说的话我没听懂，怎么叫我想死想活？

           张继信说，不想死吧，你还是想活吧？那就不要哭，把眼泪擦干，回去，回你的病房躺着去，不要想赵庭基了，不要为他伤心。现在给的吃的就那么一点点，吃完了饭一定不能动，要平心静气地躺着，叫食物在胃里完全地消化。记着，听我的话，啥都不要干，不要串门，连话都不要说，就是躺着，不要白白地浪费身体的热量……你懂了吗？

           张永伟说，懂了。

           懂了就好，回去，到你的房子安静地睡着去。还有一条一定要记住，万万不能想死的事，不能悲伤，不能失去信心，如果心里总想着哎呀要饿死了，见不着女人娃娃了，那你就必死无疑。哀大莫过于心死，就是这意思。人在艰苦的环境里一定要有信心，一定要抱定活下去的希望。如果连活的欲望都没有了，精神垮了，那就死定了。你一定要活下去，你还年轻，你的女人年轻，娃娃还小，还等着你回去抚养她们哩，你死了能行？赵庭基死了，赵庭基为啥死了，他家里寄的炒面还少吗？他是精神垮了，精神垮了人就活不成了。我家里给我寄啥了？不就是六月份我兄弟陪着媳妇来了一趟吗？就给我背了十几斤粮食。我不是也没死掉吗？我不想悲伤的事，心里总给自己鼓劲儿：我要活着回去，家里人还等着我回去团聚哩！

           张永伟静静地坐着，过一会儿站起来说，张老师，我回去了。

           张继信动也不动一下，说，回去吧，定定儿睡着去。

           陈毓明根本就没有睡着。他静静地躺着闭着眼睛听张永伟和张继信说话。张永伟走后，他睁着眼睛躺了几分钟，想着张继信和张永伟的谈话，然后说，张老师，你有几个娃娃。

           张继信还是睁着眼睛看房顶，说，一个姑娘。

           姑娘多大了？

           二十一。

           你的姑娘都二十一了？出嫁了吗？

           没出嫁。咳，说起我的姑娘，我的心里就不好受呀。我是在西北师院上学的时间结的婚，上完西北师院又去了北京大学，又念书，姑娘我就没怎么管过。后来工作了，住在永登，女人和姑娘住在兰州。再后来我把她们接过去了，我就打成右派了。这时间姑娘中学毕业了，就因为我当了右派，她连大学也进不去，在县百货公司当了个会计。你的娃娃多大了？

           我的孩子还小，大的11岁。

           你几个孩子？

           三个。

           娃娃们谁带着？我听说你的家属也来夹边沟了……

           家属和我一样，也是右派。去年调到高台农场去了，孩子她带着。

           家属和孩子们还好吗？

           嗳，谈不上好，饿不死就是了。

           饿不死就好，饿不死就好。

           饿是饿不死。女人来看过我两趟，说高台的场长是白怀林。白怀林跟我熟，跟我家属也熟悉。我们两口子在公安厅工作时，白怀林在公安厅当总务科科长。他对我的家属和娃娃都照顾，叫家属当统计，按就业人员的待遇，娃娃们管吃管穿，还给了一间房子住。

           噢，遇上好人了。

           对。白怀林是个好人。在公安厅的时候我就觉着那是个好人。就是没啥文化，后来弄到高台农场当场长去了。

           陈毓明沉默一下又说，张老师，你上过两个大学？

           张继信回答，两个大学。我先上的是西北师院，就是兰州十里店的那个大学，学的历史。上完西北师院又考的北京大学，在北京大学先上的中文系，中文系毕业又上英语系，光是大学就念了十年。

           念了十年大学！

           听见陈毓明惊奇的声音，张继信慢慢地扭过脸来了，说，十年，我念了十年大学，十年大学念了个冷棒。

           陈毓明怔了一下说，冷棒？

           他知道，在甘肃方言里冷棒就是傻瓜。

           张继信说，念了十年大学，最后成了右派。不是冷棒是什么？

           陈毓明静一下又问，你是怎么定成右派的？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学过历史，到北大后学中文，又学英文。我是旧社会念下书的，工作了几年，全国解放了。旧社会我也经过了，新社会我也过了几年。我在心里把旧社会和新社会比较，还是新社会好。共产党讲的是为大众服务，真心要把个旧中国变变样子，把地主、资本家都打倒了，劳动人民当家做主，要建设一个新中国。所以我心里也非常受鼓舞，觉得共产党好，比国民党好，毛主席也比蒋介石英明，我就敬仰共产党，敬仰毛主席。所以在整风当中心里想啥嘴里就讲啥。我说了，共产党为啥要提无产阶级专政嘛，这不是太狭隘了吗？应该提全民专政，国家是全民的嘛。这是其一。后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我又说，提点意见有什么不好嘛，怎么往阶级斗争上拉？这是其二。其三是《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发表，我又提了一条意见：不是叫民主党派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吗，怎么又批判起民主党派来了，这是谁整谁的风？结果我就成了极右分子了。唉，我成为右派分子真是活该呀！念了十年大学，古人说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虽然没读上万卷书，但五千本书是读过了，对中国的历史可以说是了如指掌，不管封建王朝还是民国，历朝历代都是谁打天下谁坐天下，胜者为王，唯我独尊。我却鬼迷心窍，给毛主席提意见，给共产党提意见……你说我不是冷棒是什么？是个冷透了的冷棒！

           12月初的一天，接近中午时分，一辆马车从西边的戈壁滩驶过来，接近明水农场时拐个弯驶到农场的伙房跟前。一个高个子的女人从装得很高的货物上跳了下来。她高大削瘦，脸容展示出生活的沧桑。她手里提着一个棉布书包和一只面口袋。面口袋里装着几斤粮食。她对这儿的路像是很熟悉，没问一个人就朝着山水沟走去。接近山水沟的时候，她朝着一号病房走去，但是她的眼睛看见了门口摆着的几具尸体，便又绕开去走到通往山水沟的斜坡上。在这里她突然和两个正要上坡的人相遇了。她短促地喊了一声：老陈。

           陈毓明也看见她了，只是正午的从南方天空射来的阳光晃眼，他眯缝着眼睛看她，说，哟，你来了？

           我给你送点粮食来。你干什么了？

           陈毓明朝着北房门口挥了一下手：这不是么，才把几个人……摆好。

           女人看了地窝子一眼，发现那儿很整齐地摆放着几具尸体，尸体都是用棉被裹着的。她又问，你现在干什么去？

           我们正要到南房去，我现在当护理员了，伺候病人，我们想把那头的死人摆好些。你过来没看见吗，那门口横哩竖哩难看得很。那就这样吧，小艾，你回去吧，不搬了。这是我爱人，看我来了。

           艾学荣“噢”了一声，转身回北房去了。陈毓明走上台地来，擦掉鼻尖上挂着的鼻涕说，走吧，到房子里去吧，外头站着太冷。

           女人已经快冻僵了，跟着他进了房子。房子里有两个坐着说话的病号认识女人，打招呼说哟嫂子来了，还有几个病号抬头看了一眼又睡下了。女人面对破布条一样躺着的人们一点也不惊奇，把面口袋放在墙角上之后就坐在炉子旁的马扎上。陈毓明说我给你倒点开水，女人说不渴，但他还是倒了一碗开水放在炉子上，然后倚着墙蹲下。他问，你怎么来的？走来的吗？

           跟送粮的马车来的。听说明水断粮了，我找管库房的人要了几斤扫下的土粮食，在磨上粉碎了一下给你拿来了。就几斤。

           一斤也好呀！断了三天粮了。天天吃树叶子糊糊。

           树叶子糊糊？

           入冬前采集下的沙枣树、柳树叶子磨成的粉末末，煮上一大锅吃，一把面粉都没有。昨天去了两挂马车到高台农场拉粮，天黑时分回来，说是粮食没磨出来，拉来了两车莲花菜［3］。昨晚上、今早晨吃的水煮莲花菜。

           晚饭你们就能吃上豆面了。我就是坐送粮的车来的。前天我就知道你们断粮了。拉粮去的人说的。

           说是没磨出来。

           什么没磨出来。我听说夹边沟那边没粮了。你们这两个月吃的粮都是从夹边沟拉过来。在高台农场加工的。这几天没粮食了，从张掖专区要了些豌豆，昨天才拉过来，连夜加工。可是我又听人说，夹边沟的仓库里还有几万斤粮食，不知道为什么不叫吃？

           那是国库粮，谁也不能动。

           不也是夹边沟种出来的吗？

           是夹边沟种出来的，但那是交国家的皇粮，谁敢动？

           那就多拉些菜来嘛，夹边沟的菜长得好，为啥吃树叶子？

           长途拉运方便吗？马车来回要走几天。高台农场的情况怎样，能吃饱吗？

           女人撇了撇嘴：比夹边沟强多了。人家白怀林给国家缴粮先把口粮留够了，不像刘振宇……

           你这是什么话？你是说刘振宇把粮全上缴了吗？夹边沟就没打下多少粮食。原来四五百名犯人千来亩地，吃粮还凑合；一下子来了三千人，生荒地不长粮食，粮食能够吃吗？

           女人不说话了，看着陈毓明的脸静了一会儿，说，你的身体好吗？脸肿了。

           陈毓明一怔：肿了吗？我还不知道脸肿了。我的腿在嘉峪关积肥时就肿了，走路时腿发软。

           女人叫陈毓明把裤筒拉起来在他的腿肚子上摁了两下，说，你可是要保重好身体。过几天我再想办法给你送几斤粮食来，这几斤你先凑合着吃着。

           陈毓明说，你不要管我，我一个人，总能想办法活着，你带着孩子比我还难，你就先顾你和孩子吧。孩子们能吃饱吗？

           哪有吃饱的粮食？饿不死就是了。

           那你给我拿粮食干什么？留下你和孩子们吃呗。

           我们总有办法，你不要操心。白怀林送过几次面，还叫我们到他家吃过一顿饭。还送过一块羊肉。

           唉，你替我好好谢谢白怀林。

           女人说说话站起来要走，说是和她在一起的李怀珠也捎了点粮食给王晓天。马车卸了粮就要走，她要抓紧时间送去。陈毓明叫她把粮食留下由他送去。女人不干，说李怀珠叫她看看王晓天，要是见不着王晓天，回去不好跟李怀珠说。

           陈毓明领着她去找王晓天。找了好几孔窑洞，有人说王晓天也病了，住在四号病房。他们又跑到四号病房去。

           陈毓明把女人送到伙房门口，坐上马车。马车要走了，女人突然又叮嘱他：我给你的粮食不准给人。他说我傻了吗把我的粮食给人！女人说，谁不知道你那臭毛病——穷大方。在兰州的时候，你的工资拿回家来几次？不是叫人借了，就是请客了。就我一个人的工资过日子。

           回到病房，陈毓明马上就开始煮小麦子粥。过去了的三天，他虽然没全吃树叶子糊糊——他曾经两次在伙房里向炊事员们要了几个菜团子吃——但他真是饿急了。他把饭盆坐在炉子上，倒上水，抓了几把小麦子放进去，又放进一小块酱油糕，煮了满满的一盆子粥。由于是用石磨磨的子，颗粒小，还有不少面粉，他的子粥还真黏。但是，他这顿饭却没吃好。

           他刚刚吃了一半，张继信就喊他：陈队长，我要解手。他放下麦子粥去伺候张继信。

           张继信的身体更加虚弱了。本就是虚弱之躯，又吃了三天代食品，他已经没有力量蹲着了。陈毓明把他拉起来在铺上跪着，往他身下塞了个便盆，然后双手拉住他的双臂。

           可是十分钟过去了，张继信排泄不出什么东西来，反倒累得坐在便盆上，还出了一身汗。陈毓明也扶不住他了，腿一软也跪在铺上。张继信说，不行了，解不下来。陈队长，你给我叫一下张永伟去吧。陈毓明说叫张永伟干什么？他说大便干燥，叫他给我掏一下。陈毓明说不要叫他了，我给你掏吧。他说，太脏了，还是叫张永伟来吧。没进病房之前，我们捋草籽炒着吃，总是大便干燥，便秘；我们互相给对方掏。陈毓明寻思片刻说，张老师，张永伟前两天就走了，他给你掏不成了。一听张永伟走了，张继信愣了一下，突然就痛哭起来：那是个好小伙呀……唉嘿嘿。但他哭了几声就止住了，抽泣着说，陈队长，那就只好麻烦你了，真不好意思，脏乎乎的。陈毓明说，有什么不好意思，这几天我给五六个人掏了。吃树叶子糊糊。大家都拉不下来。于是，张继信褪下裤子趴在铺上撅着屁股，他拿着张继信吃饭的小勺跪在后边，把勺把对准粪门……

           给张继信掏粪便，陈毓明也没费多少事，因为肚子里的树叶子都凝结成粪蛋蛋了，并且挤到了粪门跟前，他用铝勺把儿往外挑，很快就挑出来许多比羊粪蛋蛋大比驴粪蛋小的草蛋蛋。只是掏到后来，张继信说好了，好了，不掏了，他说再掏一下，还没掏尽。他还接着掏，粪门里突然就喷出一股稀糊糊的东西来，躲避不及，一下子喷在他的胸前。他气得大骂起来：你他妈怎么回事，我给你掏粪，你喷了我一身！

           张继信非常尴尬，赔着笑说，对不起，对不起……

           掏完粪蛋，陈毓明洗了手，接着又吃小麦子粥。吃了几口，他像是想起了什么，伸长脖子往张继信的铺上看了看。见张继信还背朝过道坐在铺上，就端着饭盆走过去说，张老师，把你的饭碗拿来！

           张继信扭过脸来问他，要碗干什么？拿去吧，拿去吧，有用你就拿去吧，就在我枕头旁放着哩。他还在为自己的过失不好意思，说话时脸上显出难为情的样子。

           陈毓明不说话，把他饭盆上盖着的一张破纸去掉，把自己饭盆里的子粥倒了一半进去。然后把饭盆往他怀里一塞，说，吃吧。

           温在火炉上的子粥还冒着淡淡的热气。张继信立即就看出那是什么东西做的了，他双手捧起饭盆结结巴巴地说，你吃，你吃……这是哪里来的？

           陈毓明说，女人来了一趟送来的，快吃吧。

           张继信的双手抖动起来了，饭盆也在他手里颤抖不已。他的嗓门也在哆嗦，说，这东西可是金贵呀，还是你吃吧……

           客气什么！你的肚子里一点粮食都没有，装了一肚子草末子，你还客气！

           陈毓明说着话就回火炉旁去了。他舀了一碗水倒进饭盆里，把麦碴粥搅成稀汤汤喝了下去。

           傍晚时分，一号病房又来了七名病号，填补了昨夜空出来的位置。把这七个人安置好之后就到了吃晚饭的时候。这天的晚饭很丰盛：除了一马勺纯豆面糊糊，每个病号还领到一块四两面［4］的糜面饼子。吃完饭陈毓明就硬是在病号中间挤了一块地方睡了一觉。昨天夜里死了七个人，又是抢救又是往外拉尸体，白天又忙这忙那，他的眼睛就没闭上过，他认为自己必须睡一觉，否则就无法完成夜间的任务。

           病房设立之初，病号的死亡仍然制止不住，每间病房夜间都要死人，而且都是半夜里死去，在睡眠中无声无息地死去。对此，医生们进行了分析，认为是病号的身体已经衰弱至极，睡着后新陈代谢减缓，心跳也减缓，结果导致心脏停止跳动。他们说在正式的医院里，垂危病人和正常情况下寿终正寝的老人也都是死于夜间，也是这个道理。根据这个理论，场领导便采取了两项措施，一项是每天夜间十点钟给一顿加餐——一人一勺胡萝卜汤。另一项是夜深时叫大家起来坐着说话，少睡觉，白天再睡。这两项措施还真起了点作用，病房开张的最初几天，死亡有所减少，一天仅死亡十几人，但是一星期过后，死亡人数又恢复到原来的水平，且愈演愈烈，有增无减。原因是你说不叫他睡觉，可他没有精神，倚着被子坐着就睡着了……

           但是，农场领导继续坚持这两项措施。领导说，能少死一个也是好的。

           这一觉睡得还真不错，十点钟炊事员来病房送加餐，他才被人叫起来。起来后他就帮着病号打饭，——还是半盆胡萝卜汤——添炉子，伺候几个病号解手。

           然后他就大声招呼：喂．坐好了，坐好了，能起来的都起来，不要睡了，大家说说话。

           天天夜里说话，病号们都有点烦了，坐起来之后谁都不愿说话，有些人又歪倒打起鼾来。陈毓明忙得叫起这个顾不上那个，挺犯愁。他大声地喊，喂，你们打起些精神来好不好，都说话呀，谁带头说！有人说，你就带个头嘛，你找个话题，大家不就跟着说了吗？他思考了一下，朝着张继信说，喂，张老师，那天早晨，我说太阳升起来了，叫大家起床，你说太阳不是我们的。你那句话是《日出》里的台词吧？

           张继信闭着眼睛坐着，听见陈毓明问他，睁开眼睛说，你提这事做啥？

           陈毓明说，你一说那句话，我就知道你看过《日出》。你说你看过没有？

           张继信回答看过。

           陈毓明又说，我是上中学的时候看过那部话剧的。看了话剧，我当时内心里震撼特别大。曹禺把那个社会的黑暗写出来了。演陈白露的演员演得也好……

           张继信说，你换个话题不行吗？

           陈毓明说，哎。怎么啦？

           张继信说，咳，那是揭露旧社会黑暗的……你不怕叫人给领导反映你是影射新社会？

           嗳嗳，《日出》是进步话剧嘛。

           此一时彼一时，那时是进步话剧，可现在说出来就不妥当了。还是换个话题吧。

           陈毓明觉得张继信的话不无道理，便说好好好，换个话题。但这时有人叫起来：谁反映上去？谁反映上去？

           另一个人也说，反映上去又能干什么？他妈的，还能活几天呀，你们这么胆小？放心说，放心说。

           张继信说，人心叵测，人心叵测。莫谈国事。

           还是那个人的声音说，就说，还能把咱们怎么样，枪毙？枪毙总比饿死强。

           陈毓明忙着制止，说，算了算了，不谈这个话题了，换一个，换一个。我听人讲，兰州七里河区人委的一个人，他偷了一张羊皮，在火上把毛燎光了，羊皮烤成硬片片了，掰着吃。他把硬片片给了另外的一个人吃，那人吃着又香又脆，就说了：将来回到兰州，我请你吃顿悦宾楼的烤鸭。悦宾楼的烤鸭你们吃过没有？

           有人说吃过，有人说没吃过。吃过的说，悦宾楼的烤鸭在兰州是最好的，是用梨木烤的，脆嫩不说，还有一股梨木的清香味。但有人反对，说，什么烤鸭不烤鸭的，我就觉得五花肉炖的红烧肉最香。你们说对不对？说来说去，大家都同意他的观点，都认为红烧肉不管什么时候吃都香，又香又便宜。病房里住着个就业人员，曹志龙，古浪县的一个地主分子。他是一贯道的坛主，判了三年劳改，劳改期满后不准回家在农场就业。右派们来夹边沟之初，他是一个组的组长，带着二十多人劳动。他说，你们说的红烧肉是怎么做的？有人对他讲述了红烧肉的做法，他说，我家每年都宰一口猪，年年都吃粉条炖肉，白菜炖肉，就是没吃过红烧肉，以后要是能回到家里一定要做个红烧肉吃。

           病号们笑了起来：你真没吃过红烧肉？

           他说，真没吃过。

           有人说他：你说的真话？

           真话。我哄你们做啥！

           那人说，你还是个地主分子，红烧肉都没吃过，你这个地主当得就孽障呀！你可怜不可怜？

           地主分子说，实话，我说的实话，辛辛苦苦一年喂下两头猪，哪里舍得大肉块炖着吃！

           人们更是笑。有人说，唉，怎么把你斗成地主了，土改工作队也真是瞎了眼了。

           但另一个人说，你不要拿你们南方人的水平衡量西北人，把西北的土地主和你们南方的大地主大庄园主比。从生活水平上衡量，一个西北土地主的水平可能还比不上南方的一个下中农。比如像他这样的地主。

           那个人说，像你这么说，他这样的地主冤枉了？

           嗳嗳，话不能这么说。土地改革嘛，哪个庄子都得斗地主嘛，筷子里拔旗杆总是要树立个对立面嘛。要不怎么搞土改？

           有人附和这个人的话：对，对，我们村子里有一家地主，就几十亩旱地……

           但他的话还没说完，张继信旁边坐着的蔺为轩说话了：大家可要注意，有些人对土改不满，发泄不满情绪……

           像是秋风吹过田野，病房里顿时静了下来。蔺为轩是民乐县副县长，解放前甘肃学院［5］毕业生，地下党，当过教员。解放初他曾任过临洮县委宣传部长，后来调民乐县当副县长。他因为在交售统购粮的问题上与县委书记发生矛盾，定了个右倾反党分子。来到夹边沟之后，农场领导照顾他，叫他在农业大队当统计，不下大田劳动。他和金塔县的县长张和祥两个人同住一间房子，房子里有热炕。吃粮紧张以后，领导还允许他回了一趟民乐县，从家里背了几十斤面粉回来。但是到了明水之后他也饿垮了，躺倒了。他的女人是临洮县中学的老师，自他进了夹边沟，女人就没来看过他。人们传说女人在和他闹离婚。

           他的身体彻底垮了。他原是个矮胖子，圆圆的脸，现在变成了长方形。原先突出的眼睛深深地陷进两个黑窟窿里，像是两个泥蛋蛋。只有睁开眼皮的时候，才能看见他的眼睛仍然很亮。

           此刻，他的眼睛就很亮。有些人看见了他的明亮的眼睛，把眼光躲开了。

           房子里突然静下来，静得只有烟筒呼隆隆响，这是夜风刮过的声音。

           算了算了，我们再换个话题。

           终于，陈毓明说话了。他很为难，大家随便说话，消磨时间，蔺为轩却从这里听出了阶级斗争的内容。他怕大家又要睡觉。便又引导大家说别的话。但是他的话音刚落，坐在蔺为轩身旁的张继信突然说了一句：

           老蔺，你的这些话怎么叫人听着不舒服呢！

           他的话声音很低，但因为房子里很静，大家都听到了。

           蔺为轩怔了一下，因为从他进了病房，已经一个星期了，大家聊天的时候张继信从来不说话的。他问了一声：我的话怎么不受听？

           张继信说，听你的说话，就像你是整风办公室的主任，就像你还当县长的口气。你不要忘了，你也是劳教分子，大家都一样的。你说别人说的话是发泄不满情绪，这么说话是不是有点过分？

           蔺为轩不出声了。陈毓明以为这件事就过去了，招呼大家继续说话，但张继信又说，老蔺，我听人说，上个月，程炯明把一头牛牵出去杀了，给你牛肉吃，你没吃。有没有这回事？

           蔺为轩看他一眼：你问这事干什么？

           不干什么，就是问一下，闲着没事干嘛。我是听人说的，程炯明给你牛肉，你说人家的牛肉是偷的公家的，你不吃，还说要告人家去。有这事吗？

           有这事。是我向领导反映了。

           我不是问反映了没有，反映不反映是你的权利。说明你思想好，我是想问一下：现在要是有人给你块牛肉你吃不吃？

           蔺为轩没立即回答，略停一下说，那要看牛肉是哪来的？

           偷来的，还是偷来的。

           不吃。

           真不吃？

           真不吃。怎么了？

           没怎么，没怎么，那说明你品质好，道德高尚，党的立场坚定。

           蔺为轩没说话，明亮的眼睛看着张继信。张继信却不看他，面对其他病号又说，你说的话我一点都不信。你既然这么革命，党性这么强，党为啥把你弄到夹边沟来了，为啥给你戴了个右倾反党分子的帽子？

           蔺为轩的脸色变了，苍白且尴尬。他支吾着说，我是冤枉的，有人陷害我，打击报复……上级……不了解情况，我对党是忠诚的……

           冤枉？你觉得你冤枉了？这些人都没冤枉？都活该判刑，劳改？我看呀，要说冤枉，这些人都冤枉了，还就你冤枉的程度轻一些。人家好心给你肉吃，你把人家给告了！你呀，表面上革命得很，告这个揭发那个，实际讲，你是表现给领导看的，你想立功，想踩着别人的肩膀走出夹边沟去！我跟你说吧，你走不出去了，大家都走不出去了。

           蔺为轩的脸色一会儿变白一会儿变黄，他结结巴巴说，你就发泄对党的不满吧……

           陈毓明觉得再说下去问题就会变得不可收拾，说不定招惹出什么祸端出来，他坚决地说，不准再吵了，不准再吵了……

           这天夜里一号病房没有死人。这是病房成立以来的第一次。

           进入12月以后，天气格外冷了一下。河西走廊的寒冬真正到来了，室外的夜间温度降到了零下二十六七度。原因是河西走廊的风季到来了。原先只是夜间才刮的寒风现在不分昼夜地在原野上肆虐，呼叫。整日里，河西走廊的天空笼罩在呛人的黄尘里。太阳像是一张黄疸病人的脸，在黄蒙蒙的天空悬着个亮砣砣。

           幸好下了一场大雪，空气才变得洁净一些。

           大雪下了一天一夜。大雪停歇的这天早晨又刮起了东风，风把地上的雪刮到低洼处，刮到坟堆的背后。每个坟堆和每墩红柳后边都堆起一堆被沙尘染黑了的雪堆，明水的沙滩和草滩变成了巨大的坟场，又像是雅丹地貌。

           这天的天气最冷，陈毓明不停地往炉子里添煤，房子里的温度仍然上不去，病号们穿着棉袄在被窝里躺着。

           有人轻轻地敲着门板。一定是来探视亲人的妇女们，陈毓明这样想。近一段时间探视亲人的妇女们陡然增多。丈夫们的生命危在旦夕，女人们可就遭殃了，数千里长途奔波把全家人节省出来的可怜的几斤口粮带给丈夫。风尘仆仆的妇女和老人们的匆匆的脚步把明水河车站和明水农场之间的戈壁沙滩和草滩踏出了一条小路。大雪都盖不住他们的脚印。

           一听见敲门的声音陈毓明就去开门，因为一号病房正对着那条小路，是探视者首遇的建筑。可是，这次开门却没看见人，一股寒风扑进来。门外的雪原亮晃晃的极为耀眼。风很大，从门口看出去荒原上的雪尘像海浪一样奔跑起伏。雪尘把祁连山遮断了。

           谁呀？

           陈毓明问了一声。但是没有人应声，只听见窸窸窣窣的声音。他往外探出身去，才看见靠墙根站着三四个人，两个孩子，两个妇女。由于胆怯，两个妇女互相推搡着，谁也不愿先说话。陈毓明主动问他们：你们找谁？

           一个女人把蓝色头巾蒙着的脸转向他：我找一大队的程炯明。

           女人的头巾在嘴的位置上冻了一圈冰，在围巾的上边，眉毛和眼睫毛上都是哈气冻上的冰球。不太透明的冰球连成了串，如同一根眼睫毛挂着一粒珍珠。她的前胸和双臂沾满了雪和尘土的混合物，很厚的一层。另一个妇女和两个孩子也都是这样。

           陈毓明惊讶极了，说，哎呀，你们怎么成这个样子了？进来，进来暖和一下再说。

           女人一边抹掉头巾一边说，不进去了，你知道程炯明在哪里住吗？

           陈毓明说，你找的程炯明是永靖县的人吧？

           女人说对，是永靖县人，你认得他吗？陈毓明说，程炯明我怎么不认得，熟得很。走，我领你去，他就住在这后边的病房里。

           女人惊了一下：他病了吗？

           陈毓明说，病了，就住在我管的病房里。不过你放心，他没啥大病，就是缺吃的。

           这时候另一个女人问，大哥，你知道季晨光吗？他也是一大队的。陈毓明想一想说，记不起来，季晨光我还真不知道。我先领你们找程炯明去吧，他肯定知道，你们不是老乡吗？

           陈毓明领着他们去了北房。陈毓明认识程炯明还是从嘉峪关回到夹边沟的那几天的事情：有一天，他和几个分队长在严队长那里开会，严队长正在布置右派们转移去明水的路上的注意事项，一个瘦骨伶仃的大个子闯了进来，大声地问严队长：有人吃人肉了，你们不管吗？严队长问怎么回事，大个子就说大干渠东边埋下的死人叫人挖出来了，大腿上的肉叫人剐了一块走。死者的家属找来不伤心死吗？散会之后，有个分队长告诉他，这个大个子叫程炯明，永靖县供销社主任。他在解放前是名商人，但又早早参加了地下党。那位分队长还说，那人在右派中的威信还是很高。原因是他善于外交，经常在半夜里偷着跑出去到三屯乡什么的地方给右派们换粮食，买土豆，同样的钱他买来的就多，谁求他他都不拒绝，也不嫌辛苦。

           他进一步了解程炯明是到了明水以后，是他进病房当护理员的前几天。农场丢了一头大黄牛，领导估计是叫右派们宰着吃了，布置分队长们调查。分队长问蔺为轩知道谁宰牛的事不，蔺为轩说看见程炯明吃牛肉了。那天程炯明和一帮身体较好的右派正在伙房旁挖水井，领导叫人把他从井里叫上来，问他宰牛了没有。他不承认。管教股的两个干事剥了他的棉衣，用麻绳把他五花大绑捆了起来，关进一间窑洞里。几个小时后他就承认是他宰了大黄牛。问他怎么宰的，他回答把牛牵到明水河，在冰上凿了个洞，把牛扳倒在冰窟窿里淹死了。后来用一只双箭牌的小刀劐开了牛皮，切下一只牛腿拿回去和几个要好的右派分着吃了。他每天到明水河去切一块肉……管教干事问宰了的牛藏在什么地方，他便领着管教干事去明水河实地察看。领导看见冰窟窿外边放着几块大石头，石头上拴着一根麻绳，另一头浸在水里。就抓住绳子往外拉，从窟窿里拉出半只没吃完的牛。

           这件事要是发生在几个月前，不枪毙也得判个十年八年送至饮马劳改农场去，可这时明水已到了死亡不可遏止的状况。领导便也没再进一步处理，饶过了他。并且因为他的两只胳膊已经被绳子捆得几乎残废，病房成立后还叫他进了病房……

           陈毓明领着两个女人两个孩子进了北房，一掀门帘子就喊，有人看你来了，程炯明！

           程炯明的铺在地窝子靠里头的地方，他正和两个病号说话。他站起来说，哟，是陈队长呀，谁看我来了？陈毓明说你看谁看你来了。等到女人走到跟前，程炯明才叫一声：哟，你怎么来了？女人没说话，陈毓明说他：怎么，不叫人家来吗，不叫来那就打发回去呗。程炯明笑了一下，陈毓明又说，快，快，把雪打一下，叫上去焐焐脚，冻坏了。程炯明拿了个毛巾给女人打雪，然后又给那个女人和娃娃打雪，并说，焐一会，你们都焐一会脚，等一会儿领你们找老季去。他住的窑洞没火，冷得很。

           女人和孩子们都上铺坐下，用被子盖上腿脚。这时，程炯明才问，你们怎么这时间才到，火车不是早就过去了吗？女人说，我们坐过站了，坐到清水车站去了。从清水坐火车返回来，打听明水，有个人又说明水没火车站，叫我们在高台下车。在高台火车站下车天就黑了，我们不敢走，在铁路工人的柴禾垛跟前蹲了半夜，铁路工人把我们叫进去烤火，天亮了才顺着铁路走过来……

           程炯明说，我在信里不是说得清清楚楚吗，在明水河车站下车？

           女人说，明水河连个灯都没有，车停了一下，啥也没有，我们没敢下。

           程炯明又说，从清水返回到高台当然天黑了，那是哈密来的车。你们就那么傻，不会找个旅社住下吗？幸亏人家铁路工人叫你们进房子去了，不叫的话你们还要蹲一夜吗？冻死了怎么办？

           女人呜呜地哭起来：我们听说这面乱得很，有抢人的，下了车哪敢动呀……呜呜呜。

           女人一哭程炯明就住口了，脸色变得黑且难看。过一会儿才对季晨光的女人说，你做的啥事嘛，你来看老季就行了嘛，还带上娃娃，叫娃娃们受这罪。

           那女人没哭，只是抹眼泪：老季信上说的，他想娃娃了，想看一下娃娃。

           旁边坐着的病号们叹息说，可怜呀，婆娘娃娃在野地里蹲了半夜……

           说说话，喝点水，季晨光的女人孩子暖和过来了，要程炯明领他们去找季晨光。陈毓明说，我领你们去找吧，叫老程和媳妇说话。走在路上，两个孩子都说脚痛，女人说冻着了。陈毓明没说话。

           他们打听了七八个窑洞，才在洞口挂着一条线毯的窑洞里找到了季晨光。陈毓明趴在二尺宽三尺高的洞口跟窑洞里的人问季晨光在这里住吗，他看见窑洞里边稍大一些，躺着两个人，坐着一个人，坐着的人正在用土块支着的一口钢精锅煮莲花菜根子。那人指着一个睡觉的人说，这就是季晨光，病了，正在发烧。女人爬进窑洞去了。窑洞里边也就三四尺高，人站不起来，女人跪在季晨光身旁掀开了盖着脸的被子喊：娃他爸，娃他爸，我们看你来了！喊了几声，季晨光睁开眼睛了，嘴动弹着，有气无力地说，你们来了吗？女人说来了，娃也来了，看你来了。女人抬起头来招呼孩子，两个孩子也像妈妈那样爬进去，向着季晨光喊：

           爸爸，爸爸，你怎么啦？

           季晨光看看孩子没说话，眼泪扑簌簌淌了下来。两个孩子哇的一声哭了。

           陈毓明的心酸得看不下去了，转身走开。他回到病房提了一壶开水送到窑洞来。看着女人把带来的炒面冲成糊糊喂季晨光，他就回病房去了。这么冷的气候，这婆娘娃娃夜里怎么睡觉呀？他心里想着这个问题往回走，路过北房又走了进去。他想，季晨光没住一号病房，他实在不好管这事，但是一定要把程炯明的女人安排好。所以进了房子之后，他嘱咐艾学荣：小艾，你要把火生好，把开水提下，不要叫客人冻着，有开水喝。然后他又走过去说，老程，有什么叫我办的事你就说话。程炯明说，没啥，没啥叫你忙的事了。季晨光找着了吗？他回答找着了，我刚提了一壶开水去。程炯明说，那好。来，吸颗烟，坐下休息一下。程炯明递给他一支大前门香烟，说是媳妇带来的。他接过烟点着了，坐在铺上说，大前门烟可是几年没吸过了。

           自从进了夹边沟农场，所有的右派都没有了工资，吸烟的人们都是把一种叫骆驼蓬的野草晒干揉碎当旱烟吸。

           陈毓明的烟刚吸了几口，程炯明的女人就从一个布口袋里用吃饭的小勺舀了满满的一勺炒面举到他的面前，说，陈队长，尝一嘴我们永靖县的炒面。陈炯明不好意思吃这勺炒面，他知道，现在劳教农场外面的社会也是供应短缺。在劳教农场里，私下里的交易一个四两的馒头已经卖到了五元钱；在高台县一斤原粮也卖到十元钱。他说，不吃不吃，叫老程吃吧。女人说，他已经吃过了，你吃吧。他指着旁边的一个病号说，给他吧给他吧。但女人非要给他，说，你送人去的时间，老程吃了，在的人也都吃了，这一勺勺你就尝一下吧，多的没有，就一勺勺。旁边的病号也都说我们吃过了，老陈你就吃吧，不要客气。陈毓明这才伸出双手捧着，那女人把炒面倒在他的手里。

           手里捧着炒面就不能吸烟了，叼在嘴里的烟辣了他的眼睛。他对旁边的人说，老徐，你把烟接过去。你吸去，我吃炒面。那个病号把香烟从他嘴上拿走了，他就伸着舌头舔手里的炒面。他舔了两口，炒面又香又甜，就说了一句：这炒面怎么这么香，还是甜的？程炯明说，这炒面是我们乡里人的炒面，和你们城里人的炒面不一样。城里人的炒面是啥炒面嘛，把面粉放在锅里炒一下就行了，炒熟了就苦了，炒不熟吃完闹肚子。这炒面是乡下的亲戚送来的，莜麦炒熟后磨成的面，没苦味，颜色还白。甜的是啥？是红枣。把枣晒干，磨成面，和炒面和在一起。这甜昧和白糖的甜味不一样，你没吃出来吗？陈毓明说吃出来了，程炯明又说，炒面和枣和在一起，然后把羊脂熬开，再把炒面倒进去，搅匀。这是真正的炒面。陈毓明说，对，对，我吃着有一股油腥腥的味道，真香。

           程炯明的女人不光带来了炒面，还带了几斤白面，二棵白菜，白菜的帮子都去干净了，只是白菜心。还用一个铁制的茶叶盒子装着一斤多炼好的大油。程炯明平时爱鼓捣吃的，有一只半大的钢精锅，女人这天晚上就在病房的炉子上做了一锅漂着油花和嫩白菜的揪面片。程炯明一口气吃完了一锅揪面片，然后叫女人又揪了一锅，给全病房的病号一人舀了一口尝一尝。他亲自到南房把陈毓明叫到北房来，叫他也吃了一口。他和女人还给窑洞里住的季晨光送去了一碗。

           给季晨光送完揪面片回来，女人哭得眼泪擦不干。女人说，季大哥睡在那个窑洞里能过了冬吗？那么小的个窑洞，连个火都没生，又没个门扇，不冻死吗？多大的风呀！程炯明说她：把眼泪擦干，不要哭，还有几百人就睡在那样的窑洞里，那有啥法？女人说，季嫂和那两个娃今晚上到哪里睡觉去？程炯明说，哪里睡觉去，就在窑洞里坐着呗！女人大哭不止：天爷呀……

           夜里十点钟，喝完伙房送来的胡萝卜汤之后，陈毓明又来了北房一趟。他拿来了自己的一条床单，对程炯明说，老程，把这条床单挂在这里，你们两口子就睡在边上去吧，和其他人隔开。程炯明笑着说，陈队长，你把你的床单拿回去吧，你还当成我们是新婚夫妇入洞房吗？还要挂一个帐子吗？陈毓明说，我知道你们是老夫老妻，可总是要遮挡住一点嘛，你不知羞，嫂子也不怕人看见吗？有的人吃吃地笑，程炯明说，不用挂不用挂，她睡在墙根里，我给她当隔墙，把其他人隔开。陈毓明说，你安排好了呀！你把我吓了一跳——我还以为你叫嫂子在男人们中间睡觉呢！好几个人笑了，程炯明的女人羞得把脸埋在膝盖上。

           这天夜里北房里死了两个人。程炯明的女人惊恐地睁大了眼睛看着医生们抢救，打针，人工呼吸，最后由陈毓明和艾学荣把尸体用被子卷起来抬出门外去，她根本就睡不着觉。后来一切都静下来了，她才搂紧了丈夫的脖子说吓死人了。但丈夫睡得很香，嗓子里发出呼噜呼噜的鼾声。

           程炯明的女人原计划来看看丈夫第二天就返回家乡的。可是季晨光病得太重，女人每天喊医生给季晨光打针吃药。喂吃的，走不了。她只好耐着性子等。等了两天，季晨光的病不见好转，高烧不退，她终于忍耐不住了。她对那女人说，我们是给男人送粮来的，再住几天，背来的粮叫我们吃完了，我们走了男人还得挨饿。这哪儿行呀？那女人坐在直不起身来的窑洞里只是个哭：你再等两天吧，他的烧退了我们就走。程炯明的女人出主意：你找一下队长去，人病成这个样子了，接回去行不行？女人去找了，但严队长严厉地拒绝了：你们想得倒好，不行！女人说，回去病好了再叫他回来不行吗？严队长说，没这个规矩！

           后来，还是程炯明把南房的病号又挤了挤，挤出了一块地方，把季晨光背到病房住下。女人才哭哭啼啼地回家去了。

           蔺为轩的情况很不妙了。他已经整整三天没起床了，吃饭都是躺在被窝里，陈毓明给他喂菜糊糊。他喂饭的时候，看见他凹陷的眼窝里的眼珠子非常浑浊，没有了光泽。看着他的慢慢蠕动的下巴，有一次陈毓明说他：蔺县长，你为官一世竟然到了这种地步了，你不会写封信叫女人送些吃的来吗？蔺为轩有气无力地说，她盼着我快些死，死了她好嫁人。陈毓明每次喂完了饭就嘱咐张继信：你给我看着，有事就叫我。

           这是第三天后半夜，大家坐在铺上说话，张继信突然喊陈毓明：陈队长，你来看看，老蔺不行了！

           陈毓明急忙跑过去，跪在铺上观察，看见蔺为轩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嘴半张着，像是气不够用的样子。他喊了一声老蔺，你哪里不舒服吗？蔺为轩嗓子里发出哦哦的声音，眼珠子动了一下，但说不出话来。

           陈毓明站起来说，张老师，你帮我看着，我叫医生去。但张继信拦住了他：你叫医生做啥？他又没休克，用不着抢救。他呀，他现在要的是营养，有半碗面糊糊喝下去就好了。

           陈毓明转着脸问大家：你们谁有炒面，拿出半碗来，救一下老蔺的命。

           谁也不吭声。张继信说，哪有炒面，这时候还有炒面？你到伙房去一趟吧，看能不能要一碗糊糊。

           陈毓明拿个碗跑到伙房去了。伙房里有两个上夜班的炊事员正在揉掺了很多代食品的面团子。他对他们说，两位大师傅，你们有剩下的面糊糊吗给上一碗，有个病号不行了。

           一个炊事员说，哪有啥糊糊，什么时候剩下过面糊糊？

           他说，没剩下的你们就给熬上一碗吧，救人一命吧。

           炊事员说，天天都死那么多人，都要是熬糊糊，粮食从哪里来？

           陈毓明哀求说，病人要饿死了，你们给熬上一碗吧。一碗糊糊能救一条命，我替病人求你们了。

           炊事员被他的诚意打动了，掀起笼屉拿出个菜团子说，把这个拿回去吧，泡软了叫他吃去。

           陈毓明拿着菜团子回到病房门口又站住了。他想菜团子哪行呀，蔺为轩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还能吃菜团子吗？能咽得下去吗？想了想就转身下了山水沟，进了北房。

           北房的人们也都坐在铺上聊天。他走到程炯明跟前说，老程，你媳妇拿来的炒面还有没有？

           程炯明问他：你问有炒面没炒面做啥？

           他说，你的炒面要有的话给我舀上半碗。有个人不行了，我想给他搅些糊糊喝，可能能救活。

           程炯明问谁呀？

           一个姓蔺的。你不认识，这个人是新添墩来的。这一阵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程炯明痛快地说，陈队长要炒面来了，我就给些吧，要是旁人要，可就是另一码事了。

           程炯明说着，打开了放在铺脚上的一个小木箱，从一个布袋里舀了两勺勺炒面给他。他回到病房后立即倒上半盆开水，把炒面搅成稀糊糊，慢慢地喂蔺为轩。

           然而，还没喂上几口，程炯明就披着棉袄趿拉着鞋走进南房里来了。他一进门就问，陈队长，陈队长在哪里？陈毓明应了一声在这里，程炯明就走过来说，我看看，我看看这个病号是谁，劳陈队长的大驾给他要炒面，好大的面子呀……

           陈毓明知道事情再遮掩不过去了，端着碗站起来说，是蔺为轩不行了。

           谁？

           程炯明似乎是没听清楚，又问了一声。陈毓明回答了一声：蔺为轩。

           程炯明以为开玩笑了，瞪一眼陈毓明，凑过来离得很近地看了看蔺为轩。然后他直起腰来一声不吭，一扬手把陈毓明手中的饭盆打飞了。在陈毓明下意识叫了一声之后，他说：

           你拿我的炒面给这个驴日的吃呀！

           陈毓明说，哎，你这是干什么？

           程炯明却咆哮起来：哼，给他吃，我宁愿把炒面喂狗，宁愿倒掉，也不给他吃！

           陈毓明说，哎呀，你也是的，活了半辈子，怎么干孩子们的事。

           但程炯明依然很是气愤，大声说，我干孩子们的事？你知道他干了什么事吗，这个驴日的！我在马号里碰见他几次，他在那里偷饲料吃。我看着他孽障——也是当过县太爷的人嘛，落到吃马料的地步——就给他一块牛肉吃。可是这个驴日的问我，你的牛肉是哪来的？我说偷来的。他说你偷来的牛肉我不吃，我还要告你去。他真告了，结果开大会批斗我，还捆了我一绳子——五花大绑——差一点点把我的命要了。你们说。这是人干的事吗？

           有人劝他：算了算了，老程，不要跟他执气，他是快死的人了，你还生这个气做啥？

           他说，哼，快死的人了，我看他早就该死，死了活该！

           他越说越气，迈前两步径直踩到铺上，在蔺为轩的腿上踢了两脚。然后气冲冲走了出去。

           凌晨五点钟蔺为轩断了气。

           过了两天，程炯明逃跑回永靖县去了。

           时间进入十二月中旬，明水农场的情况到了十分危急的状况。已经连续三天了，一号病房每天都有三四具尸体抬出去。夜间，病号们已经没有力气坐着说话了，艾学荣和陈毓明可是忙坏了：把这个人叫起来坐下，那个人又躺下了，把那个人扶起来，这个人却休克了。急忙叫医生来打强心针，推葡萄糖。抢救来抢救去，死了。

           这又是一个忙碌夜晚，打从喝完加餐的胡萝卜汤，陈毓明就再也没闲着，到凌晨三点钟，光是北房就抬出去了三个人。陈毓明实在是累极了，把第三具尸体拖出门外之后，他在铺上刚刚空出来的一块空当处躺下了。艾学荣也累得喘不上气来，他和陈毓明一样，脸肿得跟面包一样，但他精神比陈毓明强点，坐在炉子旁的一个小木箱上，烤着几块白菜根吃。

           躺了不到五分钟，有个病号说，陈队长，我要喝点水。陈毓明懒得站起来就喊艾学荣：小艾，你给倒点开水。艾学荣提起了水壶，水壶是空的，又去看看水桶，水桶也是空的。他便提着水桶去伙房了。陈毓明小憩一下，然后回南房去。离开南房已经两个小时了，他怕有人要水或者解手。

           回到南房扶持一个人解完了手，他又要回北房去，张继信却又叫他：陈队长，你过来一下。他走过去问要解手吗，张继信说，不解手，我想跟你说几句话，你现在有事没事？他说北房有人要开水，我去看一下小艾打来水了没有；那小伙蹲不住，我不放心。张继信说，那你去吧，有时间了我们再说话。

           进了北房，果然不见艾学荣。那个病号又说要水，他便提了水壶去打水。出了地窝子的门，他忘了门口横着的尸体，一下子被尸体绊倒了。爬起来之后找到了水壶，但壶盖怎么也摸不到，地下到处是冰溜子，手还冻得不行。后来他想天亮之后再找吧．就去了伙房。到了伙房看见水桶在地下放着，却不见艾学荣。他问一个揉面的炊事员艾学荣哪去了？炊事员说，我是给你看人的吗？他便放下水壶去了伙房后边。已经有过几次了，艾学荣总是在大灶的炉门上烧东西吃。

           还真被他堵着了，艾学荣在灶后的炉灰洞口蹲着。他说，叫你打水来了，你怎么在这里蹲着？艾学荣说，我给大师傅说了，水开了叫我。他说，你再等水就凉了。艾学荣站起来了，从炉口拨出块什么东西来，在手里敲打着吹着，说，陈队长，你也吃点。他看出来了，那是一团掺了很多代食品的面团，他说，我不吃。我就想睡觉。

           两个人抬了一桶开水回到北房，然后陈毓明就回南房去了。进了房他想起张继信说过的话，就走到张继信跟前去，问，张老师你有啥事要说吗？张继信说，这阵你不忙了？坐下，你坐下我跟你说。

           他坐下了，就坐在张继信的枕头旁边，低头看着躺着的张继信的脸。

           张继信想坐起，拉动垂在胸前绳子，但使了使劲儿也没坐起来。陈毓明说他，你就躺着说吧，坐起来干什么。张继信就说：

           陈队长，这些天我一直想……我能活着出去，可是今天我觉得不行了……

           陈毓明惊骇地说：你说的啥话嘛！

           张继信说，你不要拦我，你听我把话说完。我真是不行了。这两天我有时喘不上气来……活不长了。

           陈毓明说，你说过的，你一定能活下去。

           张继信摇了摇头：那是心里想的，我是想活下去，确实想活下去，可是情况看来不行了。你看，我一说话就气短…… 谁说话都气短，我也气短。

           不，那不一样，前几天我就不这样。陈队长，你听，你听我说，你要是不听，我就不说了。

           陈毓明说，你说你说，我听你说。

           张继信说，你再不要打断我，我真是没力气了。这间房子，我数了数，当初我们进来的人，就剩下你和我了……

           我也不行了，全身都肿了。你看，你看我的脸肿成什么样子了……

           嗳嗳，肿算个啥嘛。我去年就肿了，再后来又不肿了。肿了，又不肿了，这就危险了……你还远得很哩。听我说，你听我说……所以说，我要把一件事托付一下你。我跟你说过，我有个姑娘今年二十一了。我的姑娘，我对不起她。我定为右派的时间，她就要结婚了，她说下一个对象，是兰炼的技术员。可是我来了夹边沟之后，我的姑娘跟对象说，我的父亲在夹边沟受苦哩，他是冤枉下的，他不回来我就不能跟你结婚。她一定要等我回去才打算跟对象结婚。她来信跟我这么说。我每次写信都劝她不要等我，快和对象结婚，她就是不听。陈队长，你将来出去了。一定要到我家去一趟，要见一下我的姑娘。我的姑娘在永登县百货公司当会计，你就到百货公司去找她。你对我的姑娘说一下我的情况——如实地说——你就说我临死还想着她，是我临终托付你的，叫你去劝劝她，赶紧结婚，不要叫人家男方再等。结婚以后要好好过日子，要孝顺她妈……你答应我的嘱托吗？

           陈毓明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他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张继信。答应吧，这就是认同他的死亡，不答应吧，又显得不通人情。但他最后还是点了点头。

           看他点头，张继信把腕子上的手表抹下来说，陈队长，你一定要把我的话带到，跟我的姑娘说，她父亲不能给她办婚事了，看不见她结婚。但是父亲想着她，死了也想着她，父亲希望她好好生活。这块表是父亲给她的结婚礼物。

           陈毓明接过那块手表，立即转身离开了张继信。泪水已经盛满他的眼睛了，他怕它们流出来，怕哭出声来。

           翌日傍晚张继信死了。那正是要吃晚饭的时候，陈毓明去拿他的饭盒，看见他闭着眼睛躺着。他把饭盒放回枕头边的时候，喊了一声快起来吃饭，张继信还是不动弹。摸一摸前额，已经没有体温了。

           陈毓明和艾学荣用他的被子把他卷起抬到门外，这时候正好掩埋组的马车来到门前。

           每天都是傍晚拉尸体，拉到北边的鸣沙窝去埋葬掉。

           埋掉张继信的第二天，陈毓明也病倒了。当时他刚刚和艾学荣把一具尸体拖出门外，进门时门槛拌了一下，他摔倒了。他双手杵地站了起来，走了一步，就又跌倒了。他的腿软得站立不住了。有个病号看到这种情况，说他：陈队长，你也成病号了。你就找个地方躺下吧。艾学荣把他的被褥抱过来铺在刚刚空出来的铺位上，他就躺下了。

           一个炊事员被派来接替了他的护理员工作。山水沟的窑洞里已经挑不出健壮的人来了。

           陈毓明在病房躺了一个星期，甘肃省委的一个工作组来到了明水。工作组逐屋看望了病号，告诉大家西北局兰州会议已经开过了，他们的问题很快就要解决。工作组里有一名省公安厅的副厅长，姓侯。他认出了陈毓明，对陈毓明说，坚持住，再坚持几天，把身体保护好。正在联系火车，过几天就把你们送回原单位。陈毓明在铺上躺着一直也没说话，后来那位副厅长要走了。他突然开口道：侯厅长，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们现在可以离开明水了？侯副厅长说，可以，可以，单位上来人的话就可以接走。陈毓明说，侯厅长，那我请你帮个忙。你给刘场长说一下，叫他给高台农场的白场长打个电话，通知我女人来接一下我。我害怕坚持不到你们联系的火车送人的时间了。

           第二天，高台农场来了一辆马车。赶车的是个刑满就业人员，他把鞭子甩得叭叭响，把马车直接赶到一号病房门口停住。陈毓明的女人从车上跳下来。女人进了病房问坐在马扎上的护理员，陈毓明住在什么地方？躺着睡觉的陈毓明听见了，坐起来喊，我在这儿。女人迎着他走过来，说，车来了，走吧。陈毓明在前边走，女人在他后边抱着被褥，两个人走出病房上了马车。

           马车先是朝着祁连山的方向行驶了几百米，然后在戈壁滩和草滩交界的地方往右拐。这里有一条积雪的小路通往南华镇，南华镇距高台农场也就三五里。马车在戈壁滩上走了一截，陈毓明突然对女人说：我们来明水，是从明水河车站下的车，从车站走过来的。

           明水河车站在南边的戈壁滩上，离他们不足十华里。它被半月前下的那场雪覆盖着。它南边的祁连山也被雪覆盖着。雪要到三月才能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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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霞山放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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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昏时分，刮着凛冽的东风，许霞山赶着羊群回栏。太阳已经从双墩山顶上落下去了，南边的戈壁滩和北边的沙漠沐浴在被风沙遮掩的暗淡的光线里，但是许霞山走在一片巨大的阴影里。他估计，时间正是六点钟，太阳刚刚压在地平线上。正因为太阳压在地平线上，才把双墩山的暗影拉得无限长，使他好长时间处在暗影的笼罩之下。

           双墩山是夹边沟农场西边的一条东西延伸的沙梁，有七八里长。沙梁中间有一道山口，山口两边的沙梁最高——也就百多米——沙梁最高处各有一座烽火台一样的建筑。右派们来到这儿之后把它叫双墩山。当地的农民叫它卯家山。夹边沟农场的场部坐落在东山的东坡跟前。

           他赶着羊群走过农场的养兔场——那是一个大土堆，周围用密密的树枝扎成了篱笆。几个曾经是有身份的老右派管理着兔子。右派们戏称那个土堆为卧龙岗——一片不大却很平整的土地就展现他的面前了。这是农场的菜地。菜地里趴着几个人，他们在收获过的土地上寻找遗漏掉的萝卜或是拾菜叶子。他已经要穿过这片菜地了，突然听见有人喊他的名字。

           他回头看了看，一个土苍苍的人隔着一条田埂跪在一片撒落着胡萝卜缨子的地里，看着他。这个人穿着厚厚的棉袄，戴着棉帽子。他的脸脏极了，几个月没洗过脸的样子。他的棉袄是反穿着的，可能是外边太破了的缘故。这个人看着他又说了一句：许哥，你不认识我了？

           哎哟，是你呀小王！许霞山从口音上认出来了，这是他刚到夹边沟的时候在农业大队六队的浇水小组一起浇过水的王朝夫，临洮县人，是临洮农校的毕业生，县农业局的干部，今年才二十二岁。

           王朝夫说，我喊你几声了。

           许霞山朝他走过去，说，风太大了，呼呼的，什么也听不见。你拾着萝卜了吗？

           王朝夫举起一只手说，拾着了。

           许霞山看见他的手里捏着几个胡萝卜，细细的手指头一样粗细，便说，走吧，回去吃饭吧。你看你挖的那几个萝卜，吃不饱，跑瘦了。

           王朝夫扭头看了看西边的天空，说，走就走吧。他说着话就杵着地站起来，但是他刚一迈步，身体就趔趄了一下，差点栽倒。许霞山急忙扶了一把，说他：

           你怎么了？

           王朝夫说，我的头晕。一站起来就头晕。

           许霞山摇了摇头，叹息着说，你怎么成这个样子了？

           王朝夫说，许哥，我不中了，活不长了。

           许霞山说，不要说丧气话，谁不是挣扎着活着？

           王朝夫说，许哥，你在羊圈住着，不知道大田的情况，天天死人呀。我们组的三分之一的人下不了地了。我每天睡觉时，都害怕天亮醒不过来。

           站了一会儿，王朝夫和许霞山开始走起来。但是王朝夫依然一瘸一瘸的。许霞山又问，你的腿怎么了？

           王朝夫说，裂了，我的脚面开了几个裂子，化脓了。

           怎么搞的嘛，连脚都保护不好吗？

           去年冬上挖排碱渠，碱水泡下的。天一冷就开裂子。

           许霞山没挖过排碱沟，他没这体验。他叹息着伴着王朝夫慢慢走，王朝夫又说：

           高怀德你知道吧？

           知道，那和我一批来的，武威师范的老师。

           今早上死了。

           死了？许霞山怔住了。

           啊，死了。他和我住一间房子，昨天晚上睡下后，他不停地发抖，说冷。早晨起床的时候，人们发现没气了。

           那怎么回事呀？许霞山痛苦地叫起来。那是我的老师呀，我在武威师范上学，他给我代过数学。是病死的吗？

           没病，饿死的。

           那为啥发抖？

           肚子里没食，身体热量不够。我在农校上学的时候看过一本书，说身体热量不够的时候，身体就要降温。一降温，降到三十五度的时候，身体就要发热出汗，一出汗带走了热量，就要发抖。这时候如果再补充不上热量，人就要死了。饿死的人跟冻死的人一样呀，三十五度是个临界点。

           许霞山像是寒冷一样，脸色变得黄黄的，沉默片刻才说，噢，怪不得才过完国庆节，你就穿这么厚。

           王朝夫不光穿着棉袄，里边还穿着绒衣，像个大胖子，他的棉裤上还缠了几块布，用麻绳系着，用来挡风。

           王朝夫说，那当然。肚子里没食，再不穿厚点还行？

           许霞山又问，你怎么没出工？

           王朝夫回答，今天不是国庆节吗，上午开大会，下午放假。你放羊放得连国庆节都不知道了。

           说着话，他们已经走过了菜地。前边是一条马路，穿过马路就是基建大队住的院子。而羊圈在基建大队的西北方向，许霞山说：

           你怎么没到高台县去？不去了吗？

           谁说不去了？要真是不去了，那可就烧了高香了。你没听说吗？——那边去了的人传过消息来，比这边还苦，没房子住，挖地窖，住窑洞，有些人就住在山水沟里水冲下的洞洞里。你不知道吗？

           知道。放牧组过去了两群羊，听说过两天还要过去两群羊。

           不要去，你千万不要去。

           我去不了。放牧组的组长跟我说了，谁去也不叫我去。

           那好，那好。还是你有福气呀。我可是要倒霉了。

           怎么，你也要去呀？

           没说，领导没说，但看那样子是非去不可了。听说那边要建个大农场，人缺得太多。这边你看见的，除了这片菜地，哪里能长庄稼呀，不是沙滩就是盐碱滩。听说那边的人加紧挖地窖着哩．地窖挖成，我们就过去了。

           能不去就不要去。

           由得了我吗！

           你真要去了我们就再也见不上面了。保重呀。

           你也保重吧。

           上了马路，两人就分手了。但是，走出几步后，许霞山又站住，回过头来看着王朝夫喊了一声：哎，小王，你等一下。王朝夫回过头来问他：啥事？

           他快走几步到了王朝夫跟前，说：吃罢了饭，你到羊圈来一下，到我的房子来。知道我的房子吗？最东头那一间。

           有啥事吗？

           你不要问，晚上你来就行了。

           羊圈在场部的西北角，离着最北边的基建队大院还有二百米，是独立的一个院子。从朝南开的大门进去，右手是牛圈，正前方和左手是山羊圈、绵羊圈和一个羊羔圈。院子中间堆着从圈里挖出来的羊粪和牛粪。许霞山放牧的是一群山羊。他把羊群赶进羊圈，关好栅栏门，回到自己的房子去了。放牧组的住房在大门外边，三四间平房，后墙就是羊圈的院墙。他把自己背着的一个小背斗放下，就拿着碗打饭去了。

           夹边沟农场的劳教分子食堂在场部的北边，离着羊圈也就二百多米，但是它的门是朝南的，牧羊人打饭要从东边的山墙绕过去。山墙东南方向不远处有一口水井。水井旁站着两个人，一个是车马组的负责人张天庆，是个就业人员，另一个是许霞山在天祝县下西坝小学的同事右派分子罗仁天。他们两个人像是刚从外头拉货回来，正在打水饮牲口。许霞山问了一声：你们上哪去了？

           罗仁天回答去高台县了。

           他站住了，问，是新建的农场吗？

           罗仁天说，对。那个农场叫明水农场。

           怎么样，那边的情况。

           张天庆叹息一声：唉，说不成。孽障死了。

           怎么？

           罗仁天说，除了场部干部们有两间破房房，人们都住在山水沟里，挖的窑洞，还有的住在地窝子里，连个门都没有。

           你们干啥去了？

           我们是送麦草去的。可遭罪了，湿溜溜的土台台，人就那么睡着，被褥也湿溜溜的。

           说了几句话，许霞山就去食堂了。

           虽然调走了几批人，夹边沟就剩了七八百人，但食堂门口依然熙熙攘攘。炊事员做好了饭，用桶提到门外的几口水缸或者大铁锅里，劳教人员以队为单位，排队打饭。每口锅前都排着长长的队伍。

           晚饭是一人一马勺菜汤，一块三两［1］重的豌豆面饼子，薄薄的半个手掌大。豌豆没有去皮，饼子粗粗拉拉的。

           好在放牧员和赶马车的人可以直接进食堂去打饭，许霞山没排队就打上了，而且，他的豌豆面饼子明显的比外边排队的人要大一些。这是领导规定下的，赶马车和放羊的人一天要吃到一斤粮，基建队和农业队的人整个六零年都是吃十一两粮食。领导认为农业队和基建队饿倒了就躺着，影响不大，而赶马车的躺倒一个一辆车就得停下，放羊的躺倒羊就没人放了！

           许霞山端着菜汤往回走，罗仁天问了一声：端回去吃？

           他回答，回去吃。

           其实，回到羊圈他并没有立即吃饭。他只是抿了一口汤，咋吧咋吧嘴，就把豌豆面饼子和菜汤都放在一个土台台上了。他忙忙地从放羊时背回来的背斗里拿出几把撅好的黄茅柴，点着，塞进门跟前的一个土坯砌下的炉子里。他塞了很多，点着了，又从背斗里拣出几块干牛粪放进去。最后坐上一口铁锅，倒上水，放进去一个铁丝做成的箅子。

           炉子上烧着水，他又从炕洞里摸出两个很大的糖萝卜［2］掏出个小刀子刮了刮根须，洗也不洗一下，切成半厘米厚的片片，放在锅里的箅子上，盖上锅盖。

           水开了，锅盖缝里冒出很冲的热气。他又加了两块牛粪，接着蒸。

           这时门外有人喊了一声：许霞山，有人找你！

           噢，进来，进来！是老白吗？

           他答应着拉开了门，迎出去。门口站着两个人，一个是王朝夫，另一个是提着马灯的羊圈看守人白景春。这是个老汉，回民，快六十岁了，劳改期满后的就业人员；他前两年在羊圈挤奶，后来当了专门的值班员，看羊圈，就住在圈门口的房子里。所有进入羊圈的生人都要经过他的门口。许霞山叫王朝夫进房子，但他又对白老汉说，这是王朝夫，我的农业队的老朋友；他要去高台了，我们今晚上喧一下。

           白老汉嗯了一声，转身走去。

           进了房子，许霞山问，你怎么碰见他了？

           王朝夫说，我还没走到羊圈门口，他就喊着问，做啥的？我说找你，他就跟过来了。怎么了？

           没啥没啥。你坐下，坐炕上。

           但是，王朝夫坐下之后，他又说：这老汉烦人得很，啥事都要管。是领导派到这里的钉子，看我们的。

           王朝夫说，看就看去，我又没偷没抢。

           许霞山说：哎，不能不防呀。羊圈是个是非之地，有啥事叫他看见了，一汇报，就麻达了。

           有这样的人，专门靠打小报告过日子的小人。哎，你煮啥了！

           怎么，你闻见了？你的鼻子还够尖的。吃饭了吗？

           吃了。你还没吃？

           没吃，我就等你了。来，来，一块吃。

           许霞山说着，把炕上的褥子卷了一卷，端下锅来放在炕上，掀开锅盖。于是，一锅热气腾腾的糖萝卜片展现在面前。

           王朝夫非常惊讶：呀，糖萝卜，你从哪里搞来的？

           偷下的。来，吃，吃。偷下的，前两天挖糖萝卜之前的一天夜里，我去挖了两背斗。

           王朝夫也不客气，抓起糖萝卜片就吃。一边吃，他一边说，蒸下的糖萝卜就是好吃，又甜又香；煮下的水分太大，不甜也不香。许霞山也狼吞虎咽，说，烧着吃才好。

           吃完糖萝卜，许霞山从窗台上拿过他的那块豌豆面饼一掰两半，把一半递给王朝夫，一半自己吃，并说，来，吃，再吃上些粮食。吃了一肚子糖萝卜，不吃些粮食胃酸。

           王朝夫吃着豆面饼说，胃酸？你还害怕胃酸？你是在羊圈活得太自在了吧，还知道胃酸的！唉呀，真应该叫你在农业队蹲着去，或者到基建队去，你的胃酸的病就治好了。

           许霞山几口吃完了饼子说，小老弟，不是我怕胃酸，我的胃那年开荒就锻炼出来了，吃上草根根也能消化，我是怕你没这么吃过糖萝卜，吃多了受不了。哎，我问你，吃饱了没有？

           王朝夫像是在慢慢品味豌豆面饼，一小口一小口地咬着饼子。听他问吃饱了没有，抬起头来说：

           你问吃饱了没有是啥意思嘛，你的话是不是说，没吃饱的话你还有啥叫我吃的东西吗？

           许霞山笑了，你管我有没有啥做啥嘛？你就说吃饱没吃饱嘛！

           王朝夫明白了，许霞山还有可吃的东西，便说，你看你说的这话！有没有嘛，你到底还有啥吃的嘛？这几年了——快三年了——我就没吃过一顿饱肚子！过两天我就要去明水了，就再也见不着你老哥了，你要是还有啥吃的东西，就叫兄弟我吃饱一顿嘛。

           许霞山说，我也是这意思。咱们在一间房一盘炕上睡了一年，恐怕你这一走，就再也见不上面了，今天叫你到我这里来，也是给你饯个行，当然我要叫你吃饱一顿嘛。将来你就是回到家里，回了你的临洮，也不要忘了你这个老哥。

           许霞山说着话就下了炕，把锅洗了一洗，倒上水坐在炉子上。他往炉灶里又丢了几块牛粪，然后弯着腰，头抵住炕沿，一只手从炕洞的最深处拽出个小口袋来。这是一条毛巾折起来缝成的口袋，不大，但装得鼓鼓的。他从里边捧出两捧小麦放进锅里。

           王朝夫惊叫起来：哎呀，你从哪整下这么多麦子？

           许霞山把口袋又塞进炕洞，直起腰来。他的手上沾了一些炕灰，他拍了拍手说，偷下的呗，还能从哪里整？

           从哪偷的？仓库吗？

           仓库？仓库的麦子敢偷吗？抓住不把你整死吗？这是夏天放羊，看跟前没人，钻在地里搓下的。

           哎呀，有办法，你真有办法，你存下这么多麦子。老哥，你们放羊的人就把福享净了。到这时间了，还有麦子吃。

           许霞山这时又把窗台上的菜汤端过来倒进锅里。王朝夫又叫起来：你那是做啥呀，把甜菜叶子汤倒进去干啥呀？

           菜汤是夏天掰下来的甜菜叶子煮成的。

           许霞山说，以防万一呀，小心人进来看见了，说我煮麦子，那还不倒霉呀！

           说着话，许霞山又从墙角上放着的一个麻袋里拿出一把干菜叶子，揉碎了，扔进锅里。并且他还扔进去一块酱油膏。

           王朝夫惊叹不已：哎呀，聪明，聪明。说实话，在我们房子里，你就是抓几把麦子去，也不能煮着吃。人看见了就给你汇报去。再说，也没个火炉煮呀！

           炉子上煮着麦子，许霞山过一会儿就往炉膛里丢几块牛粪，然后两个人就闲聊，东一句西一句。王朝夫不断地感叹：老哥，你们羊圈的人就是把福享净了：放羊的活不累就不说了，还一个人住一间房，还有麦子吃，还有糖萝卜吃……唉，都是劳动改造来的，你们怎么就这么好？

           后来麦子熟了，两个人把麦子捞着吃了，又把半锅汤也舀着喝了。许霞山正在地下洗锅，吃得饱饱的王朝夫躺在炕上吸烟，说：

           许哥，我求你个事情。

           啥事情？

           你把我调到羊圈来，我也当个羊倌。

           你开啥玩笑哩，我有那神通？

           王朝夫坐起来了，哀求的口气说，许哥，我求求你了，你帮兄弟这个忙。你给管教干部说一下去，把兄弟调过来。我确实害怕到高台县去，我的身体不行了，要是到高台县去，可能连一个月也活不上。

           许霞山原以为王朝夫是开玩笑的，此刻见他很认真，便惊骇地说，不行，我帮不了你的忙。我一个劳教分子，还不知道在羊圈干长干不长，我能帮了你的忙？

           许哥，你能行，你找干部说一下去嘛。

           许霞山很硬的口气说，不行，不行！我确实说不上话。

           嗯嗯，你是不愿去说？

           不是不愿说，是真说不上话，也真不敢说去。你想一想嘛，我一个放羊的，去找干部，人家还不一脚把我踢出来吗！——你是干啥的，你不知道你的身份吗？

           甭哄我了，许哥。我知道你能说上话，你和崔干事关系不一般。

           许霞山一怔：我和崔干事又有啥关系嘛？

           王朝夫肯定地说，有关系，你们的关系还不一般。我问你，你去年怎么调到羊圈来的？

           许霞山又是一怔：我怎么调到羊圈来的？

           你不要装了，我知道，我真的知道。

           你知道啥嘛！

           王朝夫龇着牙一笑：我问你老哥，你脚上的这双棉鞋是哪来的？

           我表侄女婿给我的。

           是你表侄女婿给你的，可那是我从崔干事那儿给你捎过来的。

           对，是崔干事叫你捎给我的。怎么了？

           怎么也没怎么，这说明你和崔干事关系不一般呀。

           瞎说，什么关系好不好。崔干事是在酒泉开会碰上了我的表侄女婿，表侄女婿叫他给我捎一双鞋来。我的表侄女婿在公安处当干部。

           还有一袋炒面。

           鞋和炒面都是我妈叫他捎的。那一年他回家看岳父，就是我的表哥，我妈见了他，说，你表叔在夹边沟劳改，你能帮助就帮助一下你表叔。还叫他捎了一双鞋一袋炒面。

           对呀，就为这，崔干事就把你调到羊圈了。那你再找一下崔干事嘛，下个话，叫他把我也调一下。

           啊呀，人家看在表侄女婿的面子上，把我调了一下，就好大的面子了。我怎么再求人家帮你呀！

           求一下去嘛，求一下他去嘛。你就救一下我嘛。

           不行嘛，我没那么大的面子嘛。我拉不下这个脸嘛，就是拉下脸去了，人家要是说，给你帮忙就不错了，你还给别人当说客来了，你不是得寸进尺吗？你说，我怎么说？

           你求一下去嘛，不行了再说不行的话嘛。

           许霞山果决地说，这嘴我张不开！管教干部徇私情的事，也不是啥光明正大的事，不能叫人知道的。我去求他，他知道帮我的事我给人说了，他一生气，不叫我放羊了怎么办！

           王朝夫明白，话说到这分上，再讲也是白搭，但他又不甘心，便露出哭腔说，许哥，帮个忙，求你了，我真害怕到了明水活不成了，你就看在我老娘的份上帮我这个忙吧。我就一个老娘呀，六十多岁了，我父亲十几年前就殁了。我死了没关系，我的老娘没人管呀……

           说着话，他把手伸进怀里，从贴身的衬衣口袋里摸出一块手表来，向许霞山递过去，眼里含着眼泪说，给你，老许，这块表你戴去。这是块英纳格，是我父亲从甘南藏民那里买来的。我娘说，我父亲拿两百块银元买来的。我父亲就戴了两年，去世后一直在家放着，一直到1956年我进农林局工作，我娘才拿出来叫我戴……

           许霞山涨红了脸，大声说，有啥，你还有啥值钱的东西？

           王朝夫哭着说，没了，啥都没了……我的大衣，毯子，都换了吃的了。就这块表，我想留到最艰难的时候……你拿去戴吧。

           许霞山还是那么大声地说，你收球起来吧！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我勒索你吗？敲你的竹杠吗？

           不是的，是我自愿给你……

           行了，行了，你走吧，你快走吧。我要睡觉了。谁能帮助你你找谁去吧，行贿去吧。你的事我办不了！

           许霞山声严厉色的话语把王朝夫吓住了。他停止了哭泣，瞪着泪眼。后来他把表塞进怀里，下炕，往外走。他说，不行就算了，不行就算了，你发这么大的脾气做啥……

           王朝夫走到门口了，他知道外边风大，他把棉布帽子的帽翅拉下来挡住了脸，拉开了门，但这时许霞山说：

           兄弟，你把你的表放好，小心不要丢了，那是你父亲留下的纪念品，你要爱惜。你的事，我找人试一下去，给你说个情去，但办好办不好，我就不敢说了。我也不是看上你的表了，我是看在你这种时间还想着老娘没人养的孝子的分上，试一下去。

           王朝夫的眼睛里燃烧起希望的火苗，又要掏表，但被许霞山推出门去了：我不是说了吗？你的表你保存好。

           王朝夫走后，许霞山吸了一颗烟，接着就披上大衣出了门，直奔场部的杂工大院而去。

           他是刹那间作出决定来的：去找找车马组的张天庆。1959年的上半年，他刚调到羊圈干挤奶的活，有一天一个大个子的人到羊圈来转，在他身旁站了一会儿，问他：你是叫许霞山吗？他回答是叫许霞山，然后反问，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那人说，你是不是罗仁天的同事？他回答是，我们一个学校的，天祝县下西坝小学的。那人站在旁边笑。他问你笑啥嘛？那人说，看你挤奶，可笑得很。他问可笑什么？那人说，这么强壮的年轻人，干个啥活不行，怎么挤奶哩？他没说什么，心想能叫我挤奶就不错了，不用下大田下苦了。但是那人在他旁边站了一会儿之后又问，给你换个活好不好？他当时心里想，这个人看着像劳教分子，怎么说话这么大口气？就问：叫我做啥去？那人说赶马车你去不去？赶马车当然好。和他一批来夹边沟的他的同事罗仁天一到农场就赶马车，罗仁天对他说过，赶马车到哪里都能吃上饭，还能偷粮食，车赶出去还自由，能在酒泉的饭馆里买饭吃，很多右派求着带这捎那……

           他在心里这样想着，又问那个人：你是干啥的？你说叫我赶马车，我就能赶马车吗？那人回答，我是车马组的。他问你叫啥名字？那人说叫张天庆。一听张天庆这个名字，他就知道这个人是车马组的组长。罗仁天跟他说过，车马组的组长叫张天庆，是个就业人员，解放前在胡宗南的部队当过连长，在四川起义的。解放后回到老家武威，在一个小学当老师，1951年被抓起来判了五年，释放后送到夹边沟就业。这人才三十几岁，个子高大又有力气，劳动特别能干。管教干部特别信任他，叫他管车马组。车马组有八辆马车，还有十几辆牛车。车马组直接由农场生产股管理。

           那天许霞山对张天庆说，赶马车就赶马车。张天庆就去找生产股的股长了，说把许霞山调过来赶车吧，那小伙子身体好，能干。生产股长问，他会赶车吗？张天庆说，我带他，带上几天就中了。于是，许霞山就调到车马组去了。后来，他赶的马车调到新添墩作业站去了，没车赶了，就又把他调到羊圈放羊了。

           许霞山此时想起张天庆，就是因为张天庆在干部们眼里是个红人，说话有分量。再说，他跟了张天庆的车半个多月就能独自赶车了。张天庆很喜欢他。他想就王朝夫的事去求一下张天庆，说不定张天庆能赏这个脸。

           杂工大院就在基建大队的院子西边。这个院里有马厩，有磨坊，有木工房……车马组的宿舍就在这个院子里。许霞山来到这里，张天庆已经睡了。张天庆和罗仁天、高北峰住在一间房。高北峰是张掖地区水利处的干部，右派，一进夹边沟就赶马车。

           许霞山砸门把张天庆砸醒了，张天庆问他有啥事。他说张组长你起来一下，有件事跟你说一下。张天庆说有啥事明天说不中吗？他说不中，是件急事，今晚上就要给你说。张天庆披了衣裳开门，说他：啥球事嘛，这么日急慌忙的！许霞山说，急事，还就是急事。张哥，我有件难肠的事求你帮个忙。

           张天庆是个性情温和但表面冷漠的人。他穿上衣裳坐在炕沿上，毫无表情的样子说：有啥事就说。

           许霞山说，我有个熟人，过几天就要去明水；今晚上找我来了，叫我帮个忙，把他调到羊圈里。想来想去这事我办不了，求张组长帮个忙，跟领导说一下，调到车马组来，赶车喂牲口都行。我听说你们车马组喂牲口的人调到高台去了。

           张天庆静静地听他说完，冷冷地说：你答应办这事了？你能得很，那你办去嘛。

           许霞山赔着笑脸说，张组长，我哪有那能力嘛？能有那能力，半夜三更找你吗？

           张天庆提高了嗓门：找我，找我就能行！你没球想一下，我一个就业工人能有这神通：把一个人调到车马组来！

           你们车马组不是缺个喂牲口的吗？

           喂牲口的人早补上了！

           许霞山哀求说，唉呀，我求你了张组长，你搭救一下这个人嘛，这个人要是再不改变一下，就没命了！他的身体垮垮的了，过两天要调到高台去。高台的情况你知道的，去了能活几天？

           张天庆说，你求我也没用，你跪下也没用，这话我不能找生产股长说去。你知道有多少人想钻到车马组来吗？领导要是说，好呀，叫他到大车组去，你到大田劳动去。你说我怎么办！

           许霞山说，不会的，你跟领导关系好。

           关系好？有啥关系？啥关系都没有！我就是会劳动，能劳动，人家用我。人家一翻脸，我就得下大田去！啊呀呀，许霞山，你这个人还没改造好呀，你的心太好了！这都是啥年头了？饿死人的年头呀，你还顾别人活成活不成哩！你先顾你自己吧，小心把领导惹恼了，把你弄下去种地挖沙子去。

           睡在炕上的罗仁天也说话了：老许，你快回去睡觉去吧，不要操那心了。饿死的人多了，你能救过来吗？

           罗仁天是许霞山在天祝县下西坝小学的同事，五七年反右时因为提意见定了个极右，开除公职送来劳教的。这个人聪明，刚来夹边沟的那天，管教股干事问新来的人有什么特长，他说在老家吆过车，就直接分到车马组来了。

           在张天庆处碰壁以后，许霞山的心凉了半截。他觉得张天庆和罗仁天说的有理，自己的确没有能力帮助王朝夫，那就算了吧，不操这个心了。

           时间过去了三四天，一天傍晚，他赶着羊群回来，在地头上遇到了崔干事。崔干事正在督促几个右派往菜地浇冬水呢，看见他还招呼了一声：许霞山，还不快回去吃饭！

           他应了一声：这不是正往回走吗？崔干事，你吃过饭了吗？

           崔干事说吃了，吃了，提前吃的。今天头一天浇冬水，我来看看，不要跑水。这些坏熊，你不看紧，他们就给你浇得一塌糊涂。

           寒暄两句，许霞山就走过去了，但是快出菜地的时候他的心突然动了一下：王朝夫的事，跟崔干事说一下，说成就说成，说不成也没啥吧……

           于是，他又走回来，他想，今天崔干事情绪好，说不定开恩呢？

           他和崔干事之间，还真有点微妙的关系。那是来夹边沟的第一年，冬季。有一天，吃过了晚饭，他在铺上躺着，等队长喊开会，去办公室取信的王朝夫回来了，把一封信和一个包裹递给他。他以为是家里给他寄来的，可是接过包裹之后竟发现包裹上没有一颗字。再看那封信，信封上只写着许霞山收四个字，没有收信人地址，也没有寄信人地址。他感到奇怪，问王朝夫信件和包裹是哪来的？王朝夫说崔干事给的，叫我捎给你。他便打开了信。信是表哥的女儿的丈夫写来的，说他现在边湾农场工作。前几天去了一趟兰州，路过武威去看女人和岳父，见到了许霞山母亲，才知道许霞山在夹边沟劳动。还说，许霞山母亲叫他带一双鞋和几斤炒面，他托人转许霞山。这封信叫他有点糊涂，他知道表侄女婿在酒泉地区公安处工作，怎么又到边湾农场了呢？边湾农场是个啥性质的农场？他还不明白的是这封信怎么到崔干事手里的，表侄女婿和崔干事是什么关系？他原想转天在工地上问一问崔干事，但又好几天没看到崔干事。后来，大概是春节前的一天吧，在工地看见了崔干事，他还没去问崔干事，崔干事竟跑到他跟前来了，问他，前几天我叫王朝夫捎给你的信收到了吗？他回答收到了。崔干事又问，陈世康是你的啥人？由于弄不清崔干事和表侄女婿的关系，也弄不清表侄女婿为何从公安处去了农场，他便撒谎说，那是我的同学。崔干事说你不要骗我了，陈世康都跟我说了，你们是亲戚。你不要怕，说实话，你们是啥亲戚？他只好回答，陈世康是我的表侄女婿。他反问崔干事怎么认识他表侄女婿的。崔干事说在酒泉开会认识的。过一会儿崔干事又问，怎么样，农场的劳动你还抗得住吗？他回答，老汉们都干着哩，我抗不住怎么办？

           那天他从崔干事说话的口气里听出来，崔干事很关心他，说话很和蔼，就问了一句：崔干事，陈世康在边湾农场干什么工作？ 他原来是公安处的，怎么到农场去了？崔干事说，他犯了错误了，同情右派，下放到劳教农场当干部去了。

           听说表侄女婿犯错误下放到边湾农场去了，他再也不敢吭声了，但没想到的是过了几天，崔干事竟在农业大队宣布：以后许霞山是全大队的技术员，各队的地平好了没有，都要他验收。他说不合格就返工，他说合格了才能收工。就这么个技术员，就使他每天免除了几个小时的劳役，因为农业大队辖属九个分队，时不时的就有那个分队来叫他验收，他可以这儿溜溜那儿走走。

           后来，1959年开春的一天，在田野上播种，崔干事又问他：你是从天祝县来的吗？他回答是天祝县下西坝小学。崔干事又问，你会挤奶吗？他是不会挤奶的，但他回答，牧区来的人，哪个不会挤奶呀？崔干事说，明天你到羊圈挤奶去。

           于是他当了挤奶员。

           许霞山走到崔干事身旁了，崔干事听见了脚步声，扭过脸看见了他，问他，你有啥事吗？

           崔干事，我有件事……求一下……你……

           许霞山犹犹豫豫地说，由于胆怯，他的嗓门磕巴了。崔干事问：

           啥事？

           是……是这么个事……

           许霞山鼓着勇气把那天对张天庆说的话又说了一遍，然后就静静地等着。他知道，王朝夫能不能到羊圈，就是崔干事一句话了，也可能崔干事不同意，并且训斥他。

           他猜得不错，崔干事眼睛在他身上打量了一下，低沉的但却严厉的口气说，你还管球的多得很！王朝夫到不到羊圈，用着你管？

           许霞山低声下气地说。崔干事，我知道，这事我不该说，可是我妈来信了，说能不能跟崔干事下个话，帮一下王朝夫的忙。

           崔干事瞪大了眼睛，一脸狐疑：你妈知道我？

           我几次写信给我妈说了，崔干事对我好，照顾我在羊圈放羊。

           崔干事在他的脸上看了几秒钟，口气变得和蔼了：你妈认识王朝夫？

           他回答，王朝夫是我姨娘家的亲戚。

           崔干事用一种怪怪的眼光看许霞山。许霞山心里都发毛了，直感告诉他：要坏事了。崔干事却说，啊呀呀，许霞山，我在劳改队工作过，到夹边沟也几年了，我还是头一次碰上你这样的人！自己落难着哩，还给别人说情哩。你想过没有，你现在是啥身份，你有啥资格给人说情！

           许霞山一下子哑了。他原本就被艰辛和饥饿折磨得又瘦又黄的脸一下子变得白白的像是石灰的颜色。他的头嗡的一声响，胀大了。他内心里羞愧之极，恨不得脚下裂开个缝隙叫他钻进去。但突然间崔干事又笑起来：

           好了好了，你不要害怕，我是开玩笑的，你不要往心里去。你是个好人，有情有义的人。去吧，回去吃饭去吧。这事我记着，有机会就给你办。

           许霞山没想到事情会这样峰回路转，这样的结果。他脑子有点发蒙，一时转不过弯来，站着没动。以至崔干事有点奇怪了，说他：

           去呀，快回去吃饭去呀。

           他还是有点疑惑，说，崔干事，你说的真话？

           崔干事说，我哄过你吗？

           这他才真相信是真事了，谢谢谢谢地说着，转身走去，走出几步又回过头来叮嘱崔干事：这事你要抓紧呀，崔干事。听说过两天他们就要调走了，要到高台去。

           崔干事说，这我知道。你可要记住，这事跟谁也不要说。

           知道，知道。

           许霞山满心欢喜地往回走。这时候天已经黑了，田野上亮起了星星点点的灯光。那是浇冬水的人们照亮用的风灯。天冷了，10月初正是浇冬水的时候。水一灌进地里，就结一层冰，这冰像一床棉被盖在田野上，一直到春天。当它化开的时候。土地就像放了酵母的面团，变得很是暄软，正好播种。

           只是夹边沟农场适宜播种的土地太少了。

           过了两三天，最后一批调高台县明水农场的人离开了夹边沟。这次调人，羊圈又调走了两群羊。崔干事说羊在路上要走几天，怕牧羊人照管不过来，多派了两个人，结果羊圈就缺了两个牧羊人，王朝夫就很自然地调到羊圈来了。放牧组的苗组长把一群绵羊拨给他。

           王朝夫调羊圈那天，许霞山早两个钟头回羊圈的。他忙前忙后张罗着把一间调走的人空出来的房子打扫干净，铺好被褥，并且告诉王朝夫许多生活的门道：出牧的时候背上个背斗，在草滩上拾牛粪，拾柴，回来后可以烧火取暖，还能煮些啥东西吃。背背斗还有个好处，在外头搞到啥食物，装在里边，上边盖上牛粪或是柴禾，就是遇上管教干部也看不出来。如果搞到了什么吃的，要悄悄地吃，半夜里煮着吃，防止干部来检查。菜地立即就要上冻了，漏挖的胡萝卜和糖萝卜就挖不着了，那也没关系，肚子饿不着，因为羊的鼻子尖，能闻出来。看见羊在哪达啃，你就在那达往下挖，不是糖萝卜就是胡萝卜。

           他还告诉王朝夫，放羊要特别经心，不要叫羊群跑散了；跑散丢掉一只羊，回来可没法交待。领导认为你偷着宰掉了，吃肉了。那可就说不清楚了。

           记住，羊意外地死掉了也不敢吃肉，要交上去，要不领导会说是你故意整死的，你想吃肉。

           王朝夫问，羊奶叫不叫喝？

           哪有羊奶？

           母羊没奶吗？

           傻子。母羊要到春节才下羊羔哩，下了羊羔才有奶哩。这时间母羊怀着小羊，哪来的奶？

           有这个道理吗？我听人说你们羊圈的人喝羊奶，喝得饱饱的。

           下过羊羔，到八月份之前的这半年有奶。过了八月，母羊又怀上羔子了，就不挤奶了。

           那就是说不挤奶了，但还是有奶。

           刚停的时候有奶，时间一长就没了。

           现在没了吗？

           傻子，几个月不挤了，早干了！

           王朝夫笑着说，我还当成你们一年到头都喝羊奶。

           一年到头？噢，你就是为了喝羊奶才钻到羊圈来的呀！迟了，迟了，八月以前能喝上奶，现在啥也没了。再想喝奶就要等到明年春天了。记住，跟谁都不能说喝奶的话。规定是不能喝奶的，只能偷着喝。要是叫领导知道，你就放不成羊了。不光是不叫喝羊奶，就是死羊羔也不能吃，要上缴。

           王朝夫说，管得这么严呀？

           不管严还行呀，不管严羊羔不叫人偷着杀完呀？对了，有一样东西是可以自己吃的，那就是胎衣，母羊下羔子时羔子身上的胎衣。那东西领导不管，下几个你可以吃几个。那东西可好吃呀。有营养……

           收拾房子的时候，许霞山看见王朝夫有个奇怪的箱子，是用两个步枪子弹箱接起来的，一个锁子锁着。他问了一声：这里装的啥。王朝夫支吾着说，没啥，就几件家里带来的衣裳。

           但是，过了几天的一个晚上，他来串门的时候，看见王朝夫正从箱子里取什么。一看他进来，王朝夫喀哒一声把箱子盖上了，当时就上了锁。

           起先他对这事并没在意。在劳教农场里，由于生活艰辛，盗窃成风，人和人失去了信任，互相提防是正常的。

           可是坐着说话的时候，他看见土炉子上放着个饭碗，碗里像是装着半碗炒面，炒面里有一种奇怪的黑色的渣渣子。他问，这是啥嘛？王朝夫装出不在意的样子说，一点点炒面，棉花籽炒下的。

           他当时虽然刚吃过饭，但肚子还是空荡荡的，便想吃点炒面，就说，是炒面吗？棉籽炒面我还真没吃过，好吃吗？

           王朝夫说难吃得很。

           哪来的？

           上个月我们家的一个亲戚出差到敦煌，从敦煌给我捎过来的。

           他应了一声，噢，敦煌出棉花。听说敦煌的气温比这里热。

           说完他就出来了。当时他心里很不高兴，心想我把你调到羊圈来了，你连口炒面都不叫我吃！

           回到宿舍，他煮了一碗麦子吃。

           农场的形势骤然变得严峻起来！最后一批人去了高台县明水农场不几天，劳教分子们的口粮又减一次，减到一天吃七两，还不到半斤。食堂把一天三顿饭改成了两顿，不敢烙饼和蒸馍了，顿顿都喝面糊糊。没几天，农场里留下来的人都干不动了，有些人躺倒了，没躺倒的也都不下地干活了。那些原先就衰弱的人立即就濒临死亡，死亡的人数陡增。干不动活尚能走动的人整天在菜地里挖菜根子，拾干菜叶子。有的到草滩上去搓草籽。食堂旁边的垃圾堆上整天都有人转来转去，如果食堂的炊事员倒出来一筐烂菜叶子，好几个人就涌上去抢。他们把菜叶子菜根子拣回来，再从麦场旁的草垛上抱些麦草回来，用碗、茶缸和罐头盒煮着吃。草籽炒着吃。

           放牧组和车马组的优待也取消了，也是吃七两。许霞山一米八十五厘米的孔武汉子一天喝两顿糊糊，还要出去放羊，他的肚子一整天都空荡荡的，走路腿发软。每天夜里，他都要煮点麦子或糖萝卜吃，填补空虚的肚子。

           有一天晚上他正在煮糖萝卜，罗仁天进来了，问，老许，有啥吃的没有？

           他回答正煮糖萝卜哩，今天才挖回来的。

           罗仁天说，糖萝卜不想吃，挼心得很。

           他说，你的胃口还贵气得很，糖萝卜不吃。那你想吃什么？

           麦子还有没有？

           还有几斤，不多了。

           那煮上一碗，煮上一碗。拉了一天粪，回到宿舍喝一碗面汤，哪行呀！

           许霞山说等一下，你等一下，糖萝卜熟了我给你煮麦子。后来糖萝卜熟了，他从房顶的梁上拿下一个用裤子筒儿改成的口袋。里边有五六斤小麦，他用饭盆挖出半盆盆来，倒进锅里煮。两个人先吃糖萝卜片。吃着糖萝卜罗仁天问他，你从哪里搞来的这么好的麦子？

           哪里搞来的？我有你那本事吗！拉粮食的时候半袋子半袋子地偷？我这是夏天藏下的——有一次出去放羊，有个农民正在麦地里掐麦穗，看见我吓得丢下口袋跑了。我用鞋底子搓出来埋在沙滩上了。这两天才挖出来的。

           说着话，他又往炉膛里丢了两块牛粪。

           煮了半个多钟头，麦粒还很硬，罗仁天就忍耐不住了，拿个碗从锅里舀了半碗，又在锅沿上倾斜着把水滗出去，然后就用手捏着嚼。许霞山把锅盖盖上，也从碗里捏着吃。没有煮软的麦粒嚼起来柔梗梗的，有劲道，且香。这是今年的新麦。

           正嚼着，突然有人敲门。两个人吓了一跳，一起停止了嚼麦，互相看看，立即跳下炕，一个人藏碗，一个人把锅端下来。

           但这时门外传来熟悉的声音：许哥，我到你房子舀点水。

           许霞山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说，没关系没关系，不要藏，是王朝夫。

           说着话，他把手里的锅又放在炉口上，走过去拿开顶门杠，拉开了门。

           王朝夫进了门先是一怔，说，哟，你这达有人呀。

           许霞山说，闲谝着哩。你有啥事？

           王朝夫说，食堂打来的糊糊太淡，我放些盐，又太咸了。喝罢了嗓子干得很，到你这达舀些水喝。

           许霞山说，盐吃多了人要浮肿，食堂不敢放盐了，吃的是甜汤［3］。舀吧，就在那桶里，凉水。

           凉水就行。王朝夫说着就去舀水，舀了水站着就喝了一通。就在喝水的时候，他的眼睛看见了炉子上煮的麦子，他说，哟，你们煮麦子吃了。

           许霞山没应声。

           王朝夫又说了一声：怪不得一进门就有一股香味。许哥，哪搞的？

           许霞山说了声拾下的。他明白王朝夫想吃麦子，但他不愿给他吃，便扭过脸去不看他。

           王朝夫看出他的冷淡来了，便看了罗仁天一眼。罗仁天眼睛定定地看着他，但一句话不说，手在碗里抓着麦子往嘴里送。一副视而不见的样子。他再也不说话了，又弯腰舀了满满一缸子水，走出去了。

           许霞山跟过去顶上门，刚转过身来，罗仁天说，看出来没有，他想吃麦子？

           许霞山说，他想得好！前些天我进他的房子，他正从箱子里拿吃的；我一进去，他啪的一声把箱子盖上了。

           是吗？

           就是呀。箱子里的不叫我看就也罢了，可他碗里装的炒面。连让也没让我一下。

           这样的东西，你就不能可怜他，就叫他在大田劳动去。

           唉，我是可怜他。

           你可怜他个什么呀，可怜的人多了，你可怜得过来吗？

           许霞山说，不一样，情况不一样呀。你不知道，他还救过我哩，救过我的命。

           怎么救过你的命？

           你听我说呀。刚来的那一年，头几个月，我不是在六队的浇水组吗？浇水组六个人，三个人一拨分开。一拨人上白班，一拨人上夜班。有一天我们那一拨上夜班，就是我和他在一起，还有个省公安厅的警察。那两个都不会浇水，队长叫我带着他们两个人。浇水到半夜里，饿了，也累了，我叫他们两个人先睡一会儿去，我看水。他们睡了两个钟头，接我的班，我就找了个偏远些的地方干部检查来了看不见的地方，在田埂上睡着了。浇水的活就这么一点好处，没干部的时候偷着睡一会儿。我也不知道睡了多长时间，可能也就半小时，最多一个小时，忽然惊醒了——我觉得雨点子下来了，落在脸上凉丝丝的。我睁开眼睛了，但是心里又觉着奇怪：天上星星麻麻的嘛，连一块云彩都没有，怎么会下雨呀。那一阵子我的确瞌睡得很，也乏得很，我的眼睛就又闭上了。可是怪得很，刚要睡着的时候，水点子又落到脸上了，又醒了。我就闭着眼睛想，我这是做梦吧！于是，我把裹着的皮大衣往紧里拉了一下，又接着睡。也就是怪呀，这时候我听见远处有人喊我的名字：许——霞——山——我想，这是渠冲开了，那两个人堵不住了，叫我哩。我坐起来了。就在我坐起来的时候，听见了哗哗的溅水声，像是有人从头顶浇过水的地里跑，跑远了，钻进苞谷地里去了。我以为有人跟我耍着玩哩，开玩笑了，没当回事。我站起来往前走，就碰上顺田埂走过来的王朝夫了。我问他，是你往我身上泼水了吗，跟我开玩笑？他说没有呀，我是来叫你的，渠堤叫水冲开了。我说那谁跟我开玩笑，往我脸上泼水。第二天，我把这事跟我们队的人说了，一个姓刘的就业人员说我：谁跟你开玩笑了，那是狼要吃你哩。我说，何以见得？他说，你们没来之前，我们在这里种地，浇水的人叫狼吃掉了两三个。浇水的时间狼不敢吃，它看见你手里拿着铁锨。狼就吃浇水睡觉的人。我说谁往我脸上泼水的？他说，狼吃人，先要弄清楚你是死人活人。它也要找机会：泼水，叫你翻翻身子，等你裹着的皮袄散开了，脖子里没挡挂［4］了，它一口就咬住你的要害，置你于死地。

           许霞山刚讲完，罗仁天就说，这就是你说的王朝夫救你？你算了吧，那是赶巧了，并不是他有意来救你。

           许霞山说，不管怎么说，他喊我的那一声把我喊得坐起来了。我要是不坐起来，说不定就没命了。

           由于粮食供应太少，许霞山很快就把那半袋小麦吃完了。他不得不又一次动用自己的储备粮。在农场的田野上，他还埋藏着两份粮食呢，一份是豌豆，一份是小麦。那都是他一年多来在放羊的路途上钻进庄稼地揪麦穗揪豆荚搓下来的。搓下来之后不敢放在宿舍里，而是埋在田野上。那份小麦数量少，就五六斤，埋在戈壁滩上。挖回来几天就吃光了。他又去挖那份埋在田埂旁的豌豆，却发现粮袋空空如也，被田鼠咬开了两个窟窿。口袋旁还有散落的豌豆。

           这是十一月上旬的日子，劳教分子已经吃了一个月低标准——一天七两粮食——许多人衰竭了，死亡了。许霞山怀着对未来的强烈的恐惧，这天傍晚提着空空的粮袋跑到罗仁天的宿舍去，痛心疾首地抖着口袋说，你们看，这不是老天爷要我的命吗？夏天收拾下些粮食，埋在地里，叫老鼠吃得光光的！

           第二天他就把羊群赶到种过胡萝卜和糖萝卜的菜地里去。他想仰仗山羊灵敏的嗅觉挖些萝卜，谁知山羊们连一个胡萝卜和糖萝卜也找不到了。菜地早被饥饿的右派们翻过几遍了，然后被冰冻得实实凿凿的。

           他只能在草滩上捋些草籽回来炒着吃。实在饿得招架不住的时候，他便跑到罗仁天的宿舍去。罗仁天也没啥吃的了，就给他抓几把喂牲口的油渣叫他嚼。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呀！饿了七八天吧，那是一个黄昏，他赶着羊群回圈，十几只山羊跑到一个沙包上去了。这个沙包在麦场的北边，不管刮东北风还是西北风，风都把沙尘刮到麦场上去。去年夏天打场的时候，干部们叫人和了些草泥，把沙包抹了一层泥，防止沙尘刮到麦场上。许霞山急着要回圈，站在下边地吼，想把山羊轰下来。在他的吼声中有几只羊跑下来了，还有七八只却理也不理他，在沙包的斜坡上挤成了一团。他想光溜溜的沙包上有什么东西可吃呀，它们怎么就舍不得下来。他走到沙包上去了，把羊轰开，惊奇地发现沙包上头有个比笸箩大不了多少的土坑。坑里还挤着几只羊，它们把头扎在一起，像是在争着吃什么东西。他挥动放羊棍把羊打跑，跳进去看看，竟然看见坑角角上有一块蓝底白花的土布，边上散落着一些麦粒。他拽了一下拽不动，把边上的沙子抠开，一个土布缝成的口袋显露了出来。他伸进手抓了一下，抓出来一把颗粒饱满大小均匀的麦粒。他的心咚咚地跳起来，狂喜不已：天爷，是一袋麦子！他明白了，这是去年夏季打场的人干下的事，也可能是看场的人干下的：把偷下的粮食就近埋在沙堆里了。这个人把麦子埋在这里之后一年多也没来挖它，可能是想把它留到最困难的时候再吃的，反正它被草泥封住了，谁也不知道它的存在。但是，没料到的事情发生了，他被调走了，可能是调到明水农场去了，也可能跟着基建队去北大河挖沙子去了。临走之前来这儿挖过。但没挖走。为什么没挖走，许霞山就难以判断了：可能是宣布上车的时间临近了，没有足够的时间挖出来；也可能是挖到半截被人发现了，不敢挖了；也可能是地点记得不太准确，挖掘了一阵之后找不到，因而失去了信心……总之是放弃了。

           他又一次抓住了土布袋子，摇了摇，拉了出来。他的感觉是有三十多斤重。他的心又是一阵狂喜：三十斤麦子！一天吃半斤，能吃两个月呀！啊呀，这可是上帝的恩赐呀。

           后来，他强迫自己的心平静一些，开始想怎么把麦子拿回宿舍去。他往四周看着，看附近有没有人注意到他。

           麦场在场部北边一百米的地方，离它最近的建筑物是农场的大食堂。食堂的门是向南开的，只有食堂的灶口向着这边。他害怕食堂烧火的伙夫看见他，他睁大眼往食堂的方向看了几分钟。后来，他断定食堂的灶口处没有人。食堂东边的井口上也没人打水。于是，他一翻背斗把里边的牛粪倒出来，迅速地把粮口袋装进去，再把牛粪装在上边，然后就下了沙包赶着羊群回羊圈去了。

           这天晚上许霞山好好地煮着麦子吃了一顿。他知道囫囵的麦子吃下去不易消化，营养不能吸收，所以他慢慢地吃，充分地咀嚼。直到吃得牙关节累了，才结束。这天夜里他睡得很踏实，很香。家里有粮心里不慌呀。

           睡觉前他把土布口袋里的粮食分成了两份，把多的一份放在房梁上，少的一份拿出去放在夏天割下的饲草垛里。他的炕洞里已经塞不成东西了，因为天冷之后他就把炕烧上了。这是放牧组的特权——羊粪有的是。粮食分开储藏有好处：闹饥荒的年月里，人们啥坏事都干呀！真要是贼娃子趁着他出去放羊把梁上的粮食偷了，藏在草垛里的粮食还能应个急。

           许霞山很幸运。到了这个月的下旬，劳教分子的死亡进入了高峰：每天都有七八具尸体被拉到双墩山的山根里，大部分人都躺倒了，只有少数人在中午太阳热的时候坐在院子的墙根里晒太阳，但是许霞山吃着拾来的麦子补充口粮的不足，身体还保持着相对的健康。他依然每天出去放羊，依然背着个背斗在草滩上游荡。有时候他还把羊赶到北边的沙漠里去，那里草少，但是生长着一种叫沙米的蒿子。他是在武威的农村长大的，他知道这种植物的细小的种子能吃，且有营养。他小的时候，吃过沙米粉做成的凉粉。

           他拿着一块床单，把一墩一墩的蒿子铲下来放在床单上，用铁锨拍打。然后捧起来再洒下去，叫风把草梗和叶子刮走，刮不尽的再捧起来吹。最后床单上就剩下干净的沙米了。

           这样一天也能弄个四五两半斤。拿回宿舍炒熟，嚼着吃。

           他算计了一下，每天煮点麦子再辅助搞点沙米充饥，他能熬到年底。

           但是羊圈出了件事。11月下旬的最后一天夜里，贼进了羊圈，偷走了许霞山圈里的四只羊。崔干事来了，场部的政工干事黄怀仁也来了。他们围着羊圈转了一圈，发现羊圈的北墙上有脚蹬下的脚印，房顶上也有脚印，且不是一个人的脚印。他们先是审问看门的白老汉：你怎么看羊圈的？回族老汉很委屈，说我一夜围着羊圈转了两圈，再就坐在办公室里眼睛都没眨地守着大门，没听见院子里有啥响动。

           是谁有这么大的胆子能从房顶上下来把羊偷走，而且羊也没叫一声。他们判断是集体作案，且有内应。他们排除了回族老汉——这是个劳教期满的就业人员，自从1955年来到夹边沟就没有过非法举动，再说，他本人是羊圈看守人，自己偷羊这不是自寻麻烦吗——接着他们又排除了放牧组的苗组长。苗组长1938年在庆阳合水县参加革命的老党员，当过成县的统战部长。虽然当了右派，但家里不断有人来送吃的，哪会偷羊呢！当然的，他们怀疑的对象落在了许霞山和王朝夫身上。因为场部的羊圈——在农场西边的草滩上还有一个羊圈——就剩下他们的两群羊了，而他们两人的家庭都很少给他们寄食品包裹。他们除了偷还能有啥办法？

           但是，崔干事和黄干事把王朝夫叫到办公室问了问之后就又把他排除了。他们看到那小伙子惊恐害怕的样子，就认定他干不出这事来。并且，小伙子主动地说，你们到我的房子去搜！你们看去，我吃的啥。这些日子就是吃的我叔叔从敦煌捎来的棉籽炒面。崔干事和黄干事跑到他住的房子去看，果真子弹箱里装了一箱子软塌塌毛茸茸的棉花籽炒面。

           他们最后才审问许霞山。也是在黄干事的办公室里。

           审讯许霞山，崔干事不积极，他认为许霞山是不会干那样的事，是他把许霞山调到羊圈的，许霞山不会给他惹事。审问许霞山就是黄干事一个人说话：许霞山，你知道不知道我们叫你来做什么？

           不知道。许霞山说，他正襟危坐。

           不知道？你真不知道我们找你做什么吗？

           真不知道。不过我想，你们可能是要调查羊叫贼娃子偷掉的事。

           你还是知道嘛，我们为啥要找你。说吧，你说一下羊是怎么丢了的？

           许霞山的眼睛看着黄干事，说，黄干事，羊丢了的事，你们查了半天了，你们没查出谁偷的，我怎么能知道谁偷的？

           哎，你这个瞎熊，我问你哩，你倒问起我来了。你态度要放好一些！

           许霞山不再说话。沉寂中黄干事说：

           说呀，到底谁偷的？

           许霞山说，我敢说吗？我一说话你就说我态度不端正。

           瞎熊，你强词夺理！你到底说不说？

           我说，我真的不知道谁偷的。我要是知道，还不早早就说出来了，还叫你们审我吗？

           不老实，你不老实！我跟你说吧，今天你要是真不老实交待，看我怎么收拾你！

           我没啥交待的，羊不是我偷的，我交待什么？

           不是你偷的？怎么你的羊丢了，旁人的羊没丢？

           许霞山说：黄干事，你这是啥逻辑嘛，我的羊丢了，就是我偷的吗？真要是按逻辑推断，我应该偷王朝夫的羊才对呀。哪里有贼娃子偷自己的事呀？我傻了吗？

           你没有傻。这正是你聪明的地方。你认为偷了自己的羊，就可以遮人耳目。

           许霞山又沉默了，低下头去。

           黄干事提高了嗓门说，说呀，你怎么不说了！

           后来许霞山抬起了头，无奈地说，黄干事，我说啥哩，我这么说不对，那么说也不对，反正我说的话你不相信，我还说啥呀？我想问你一声：你到底凭啥说羊是我偷的？你们不想一想吗？我就是偷，偷一只半只羊就够我吃十天半月的，我能一下子偷四只羊吗？再说，我有那本事吗？这么高的墙，我能翻上去吗？能把四只羊从房顶拿走吗？看夜的人听不见动静吗？

           黄干事说，你和外头的人勾结好了，里应外合。你们把羊偷走了。

        许霞山的口气激烈起来：黄干事，你说话要有证据，是谁给你这么说的？我勾结谁了，谁看见了？这不是要我的命吗，要把我送到监狱里去吗？

           黄干事说，你放了两年羊，你认下的人多。

           这是冤枉我。我认下谁了，你们到外头调查去，只要是我里应外合了，你们把我枪毙！判刑！我死而无怨。

           这次是黄干事沉默了。他静了两分钟，看着许霞山，后来又看了旁边坐的崔干事一眼。崔干事没说话，他就又对着许霞山说，你强词夺理。这样吧，你先回去，好好考虑一下。你说你没偷，怎么证明你没偷。你把偷羊的人找出来，你就没事了；要是找不出来，你就不要放羊了。给你三天时间。

           黄干事……

           一听黄干事下了期限，许霞山着急了，想继续辩解，但黄干事吼了一声：出去！

           他嘴张了两下没说出话来，慢慢地站起。回到羊圈，他在宿舍里坐了好久，白老汉跑过来问他，你还不放羊去？羊都饿得咩咩地叫。他才如梦初醒一样背上背斗放羊去了。

           一整天，他都六神无主。晚上打回饭来之后坐在炕沿上好久没有动弹，脑子里总是在想，放不成羊了，怎么办呀？

           放不成羊如同杀了他呀。放不成羊就意味着要到田野上去翻地，去修渠和每天吃半斤粮食，再也搞不到什么食物。过不了半个月就得饿躺下。继续放羊的好处是工作不累，还能一边放羊一边打沙米。只要熬到春节下羔子的季节，又可以吃胎衣，喝羊奶，吃死羔子肉……

           后来他感觉到饿了，这才想起吃饭。于是他点着了炉子，把豆面糊糊热一热喝了，又从房梁上拿下面口袋来，煮麦子吃。

           但是正当他嚼着煮软的麦粒时，王朝夫敲他的门，问，许哥，睡了吗？

           他问有事吗？

           有些话想跟你说一下。

           他估计是有关丢羊的事，便开了门。果然，王朝夫一进门就说，许哥，黄干事找你了吗？

           找了。也找你了吗？

           王朝夫哭丧着脸说找了。

           找你说啥了？

           问我偷羊了吗？

           还问啥了？

           没问啥，就是说叫我提供线索——谁偷羊？哪些人常到羊圈来？

           你怎么说了？

           我说啥也不知道。

           对，你回答的对，不知道就不知道，说实话。

           但是王朝夫突然哭了起来，说，许哥，嗯嗯嗯……黄干事说了，要是抓不住贼娃子，就不叫我放羊了。

           对我也是这么说的。

           许哥，你说这怎么办呀。才到羊圈几天呀，就又要下大田……唉……

           王朝夫说着就淌开眼泪了。许霞山说：

           哭什么？你哭什么？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哭就不下大田了？

           王朝夫不哭了，但泪水汪在眼睛里：能不能想个办法……

           许霞山说，想啥办法，你说有啥办法？我就认识个崔干事，可是这一次把黄干事惊动了，事情不好办了。黄干事是政工干部……

           王朝夫坐一会儿走了。

           伍子胥过昭关一夜愁白了头，这个历史故事可能并非无稽之谈。许霞山睡了一夜，一夜愁得没睡好觉，就想着如何能保住自己牧羊人的位置，想着去大田劳动的可怕，结果第二天早晨起床的时候突然就憔悴了许多，他去食堂打饭的时候，把他的老乡杨华堂吓了一跳：

           老许，你怎么？病了吗？

           他回答没病。

           杨华堂说，那你怎么一下子就没精神了？脸黄槎槎的。走路也不稳当的样子？

           杨华堂也是从天祝来夹边沟的。他是岔口驿小学的老师。也是个右派。他们同一批到达夹边沟农场，管教干部分配工作时问，你们谁当过木匠？谁会赶马车？当问到谁会做饭的时候，杨华堂说了一声我会做饭。管教干部问你做过饭吗？他回答：我们家里开过饭馆。于是他分到食堂做饭去了。当时许霞山还说过他：你们家谁开过饭馆？你硬钻到食堂去做啥？你我都是开除公职劳教来的，趁劳教的时间学点农业技术，将来回家种地去吧。后来，他在农业队劳动，又累又饿，这才想起杨华堂的聪明来，就去问杨华堂：你怎么那时候就想进食堂。杨华堂说，我从解放前就听人说，判了刑的人，不管是坐监狱还是劳动改造．最困难的事就是吃不饱。所以我就想，先找个能吃饱饭的地方保住命再说吧，什么学技术！许霞山感叹不已：哎呀，还是你老谋深算呀。

           杨华堂比他大五岁。

           杨华堂一开始在食堂烧火、洗菜，后来上了面案。现在他已经是炊事员的一个组长了，专管做早饭的一个小组。开饭的时候他总是掌勺，要是遇到许霞山，他的勺子在锅底下舀一下，给许霞山打稠一点。

           这天他看见许霞山精神状态不好，给许霞山打了饭他说，你先到我的房子坐一会儿，我开过饭就过去。

           杨华堂走进宿舍的时候许霞山坐在炉子旁烤火，他已经喝完自己的那份糊糊了。杨华堂啥话也不说，从怀里掏出一块巴掌大的豆面饼子递给他，并说，快吃，不要叫人看见。

           许霞山几嘴就吃完了饼子，问有烟渣子吗？杨华堂掀开炕上的毡片子捏出一撮烟末，又递给他二指宽的一张纸条，说，你的脸色咋这么难看？

           许霞山卷好了烟，点着吸了一口，说，放不成羊了，我要下大田了。

           杨华堂惊愕地睁大眼睛。

           许霞山哀哀的口气说，杨哥，说不成呀，羊圈叫人偷了……

           杨华堂静静地听他说丢羊的事，听到一半，就忽地从炕沿上站起，急切地说，你是说羊叫人偷了？

           啊，是呀。怎么，你听说了？

           没。没听说。我是想起一件事来，可能与你这事有关。

           许霞山警觉起来：啥事？

           杨华堂扬起头来思考，然后说，对了，就是他……兄弟，这事还真有点巧了。

           啥事呀？你说啥事巧了？

           杨华堂说，这是前天吧，对了，就是昨天。昨天上午的时间，我们烧火的炊事员有点事，要离开一下，找我替他烧一会儿火。我烧火的时间，史万富拿了个饭盒盒，正在灶口上煮吃的。史万富你认得吧？

           认得，不就是公安厅当过警察的那个人吗？当警察的，他就是当警察的。岂止是认得，我跟他还很熟。我在农业队浇水的时候，领着两个小伙子，一个是王朝夫，一个就是史万富。那两个小伙子不会浇水，队里叫我领着他们浇水。后来他到了车马组，还跟过我的车。

           对，就是他。他蹲在灶门口煮吃的，我闻见了一股肉的香味。我还问了他一句煮的啥？他当时不愿说，我追着问，他说是兔子肉。我问他哪弄的兔子肉，他说叫人从黄泥堡乡换来的。

           许霞山的眼睛亮了起来，忙问：有这回事呀！真的吗？

           有这事，一点都不错，但是到底他煮的是兔子肉还是羊肉，我就不知道了，我也没看。他的饭盒盖得严严的。

           肯定就是羊肉。他把我的羊偷了，宰着吃肉了！

           许霞山兴奋地跳了起来，大叫大嚷着，恨不得立即就去找领导报告。但是杨华堂把他拦住了：

           甭急，你甭急嘛。你能肯定就是他偷的吗？你好好分析一下嘛。我可是没看见他饭盒里的肉，只是闻见了肉味。

           你肯定是肉？

           就是肉。我闻出肉味道了嘛。

           好，你肯定是肉就好。只要他吃的是肉，那肯定就是偷了我的羊了。你想嘛，为什么他不敢叫你看他饭盒的肉？还有，为什么就那么巧——我夜里丢了羊，他中午就吃肉？我找他去！狗日的他吃肉，把我整惨了！

           甭急，甭急，你先把情况搞准确……你这都是推断的，并没有根据……

           根据，还要啥根据。他本来就是个贼娃子。你还记得不，你在北站的时候我给你们食堂送过粮？

           记得有过。

           有过？可不是有过的事情，是好几趟。不是去年夏天的事吗？严队长带着几个队在北边的沙漠里开荒种地，你在那里做饭，我给你们送粮。那时间史万富还不会赶车，组长叫他跟我的车，我赶车，他装车卸车。北站路远，好几天，十天半月才给你们送一趟粮食蔬菜。信件也由我带过去。每一次走在路上，他都要偷人家邮件里的粮票和钱。那个熊能得很，信件打开了还能封上，封得叫你根本看不出来。他还偷包裹里的炒面、饼干什么的。也是装好以后叫你看不出来。我还问过他，你狗日的怎么这么能，做得天衣无缝？他跟我说，他在公安厅的时候专门干这个工作——公安厅把他派到邮电局专门检查邮件。他说，谁的信件和邮包他都有权检查，检查完了再封好。后来，我觉得他总偷人家的钱粮，太下作，就不要他了，叫他跟别人车去。结果时间不长，人家把他告了，反映了。领导就不叫他在车马组了。把他下到大田去了。狗日的这次又偷我放的羊！我告他去！

           许霞山很是激动，他从炊事员的房子里跑出去了，一直往场部办公室跑去，找崔干事。崔干事是农业大队的干事，是协助农业大队的梁队长做工作的，不下大田的日子总在农业大队干部办公室坐着。可是这天他跑了去，却没找到崔干事。农业大队的办公室锁着门。这时候他应该去找黄干事，但他略一思索扭头又往农业大队而去。他是突然改变主意的：自己去找史万富，把案子破了，再叫你知道。他是这样想的：叫你知道了，破了案功劳就成你的了。

           农业大院的情况他是了解的，他也知道史万富那个队住的房子。但是那几间房子空无一人。一打听，才知道农业大队的大部分人都去了高台县的明水农场之后，留下来的少部分人都集中到几间大房子去了。

           几经打听，他终于找到了史万富住的房子。走进去一看，大部分人都躺在炕上，只有三四个人在地上煮什么东西。房子里烟熏火燎的，他看不清哪一个是史万富。他试着喊了一声：

           史万富！史万富在这里住吗？

           啊，是许哥呀！你找我？

           蹲在墙角上煮食物的一个人站起来了。要不是他自己答应，许霞山怎么也认不出这人就是史万富：脏污的脸，满脸胡子，人瘦得如同一根芦草，衣裳破得到处是绽露出来的棉花蛋蛋。脸黑得像锅底，少说也一个月没洗过脸了。

           许霞山在找到史万富之前，脑子里是想过如何跟史万富谈话的，他想他不会轻易承认偷了羊的。这可是大事呀，说不定要逮起来判刑的，轻则也要进严管队。他想把他叫到外边单独谈。可是看见他在烧火煮什么，他便灵机一动说，可不就是找你吗。哟，兄弟，你做啥哩，煮吃的了？

           史万富说，噢，噢，是煮些……你有啥事吗？

           从史万富的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来。那脸太脏了。于是许霞山拍着他的肩膀说，没啥没啥，坐，坐下。我就是来看看你。路过。

           史万富坐下了，他有个马扎。许霞山在他旁边蹲下，不等他说话，就又说，你煮的啥嘛？哪个是你的？

           史万富回答，这个，这个，这个茶缸子是我的。煮了些干菜叶子。

           什么菜叶子嘛？

           许霞山问着，就揭开了茶缸子盖儿。但他却没看到要找的羊肉也闻不到一丝荤腥味儿。茶缸子里的确是发黄的圆白菜叶。他就又把茶缸盖上了。这时候史万富说就是些干菜叶子，还能有啥好吃的吗，他却已经听不见了，他在想下一步怎么办。略一思索，他站起来说：

           兄弟，走，我们到外头去，我问个话。

           史万富比他小两岁，以前在农业队和车马组都听他的话。农业上的活，他样样都拿得起来，而史万富在城市长大，啥都不会。史万富跟着他走出房子，走到房山墙处，他才站住。

           许霞山仍然很平常的口气说，兄弟，你说你最近去过羊圈没有？

           没有呀。我没去过羊圈呀。

           许霞山看着史万富的脸，他想看史万富的神情有啥变化。但史万富的脏脸呈现出的是茫然和惊讶。那表情像是在说，我去羊圈干啥去？于是他又问了一句：

           你真没去过？

           真没去过。

           许霞山想，对方是有思想准备的，这样问是问不出什么来的。于是他脸一绷，提高嗓门说：

           说实话，你跟我说实话。

           实话，我说的是实话！就是没去过。许哥，你这是干什么，你问我去没去过羊圈干什么？

           史万富对他说话的口气变化有点不解的样子。他却仍然板着脸说：

           没去过，你真没去过？那我再问你，昨天你在食堂的灶上煮啥了？

           史万富脸色陡然一变，说话的嗓音都有点变：你问这事干什么？

           我问这事干什么？兄弟，你给我说实话吧，你煮的啥？是不是羊肉？

           史万富眨了几下眼睛，抿了抿干巴的嘴唇说，是羊肉。

           你哪来的羊肉？

           你问这事干什么？我哪来的羊肉，跟你有什么关系？

           许霞山看他回避关键问题，便觉得自己打中了要害，就以更严厉的口气说，你还不知道为什么？这要你自己说，还要我提醒你吗？

           史万富不说话了。他似乎在思考。

           许霞山说，说呀，你的羊肉是哪来的？

           史万富咧了咧嘴，说：许哥，我们弟兄关系不错，我搞了些羊肉吃，你怎么这样的态度？

           许霞山说，是呀，关系不错，我们的关系是不错，可是你也不能害我呀。

           史万富脸上出现惊愕的神情：许哥，这话从哪里说起？我怎么害你了？

           许霞山说，不要装了，不要装样子了！

           史万富很真诚的口气说，我怎么装样子了，我装什么样子了？

           许霞山勃然大怒：史万富，你就是装样子！你进了羊圈，把我放的羊偷了。你煮着吃肉去了，叫干部们整我！

           史万富更为惊讶：许哥，你的羊丢了？

           许霞山痛心地说，你看，你现在还装下的不知道！

           史万富非常真诚的神情，痛心疾首的口气说，许哥，我说的全是实话，我没装，我一点也没装假。我是吃羊肉了，但我没偷羊圈的羊，真的没偷呀！我根本就不知道你的羊叫人偷了的事！

           许霞山斜着眼睛看他，变得很冷静的有点嘲讽的口吻说，没偷我的羊？那你说，你的羊肉是从哪来的？

           史万富又一次沉默了，他抿了抿嘴唇，躲开许霞山的眼睛。

           许霞山说，说呀，你说呀，你的羊肉是从哪里来的？

           他还沉默。

           许霞山说，说呀，你怎么不说话呀！你的羊肉从哪里来的！你买来的？换来的？还是有啥人给你送来的？

           史万富说，换来的。

           在哪里换的？

           在黄泥堡公社。

           跟谁换的？

           跟……

           说不出来了吧？你说不出来了吧？你不要骗我。你偷了就偷了，说实话。说了实话，我在领导那里给你说个情，处理也轻些，我也能交待过去……

           但是史万富打断他的话说，许哥，我给你说实话吧，我真没偷你的羊。我怎么说你都不信，你叫我怎么说嘛。

           说实话，你说实话，我不就信了嘛。

           实话就是我没偷你的羊。

           看！看！你还是不说实话吧！好吧，你不说就算了，我找干部去，叫干部们来找你。

           磨缠良久，史万富就是不承认他偷了羊圈的羊。许霞山无奈，便决定不再与他纠缠了。转身就走。

           但是，他蹬蹬地走到前边一排房子时，史万富叫了一声：

           许哥，你等一下。

           他站住，扭过脸看。史万富走了过来，很艰难的口气说，我跟你说实话吧。

           说。

           我吃下的不是羊肉！

           许霞山一愣：不是羊肉是啥肉？

           史万富又闭嘴了。

           许霞山有点急眼了：你又哄我了，又不承认了！

           史万富说，不是哄你，许哥，我是不好说呀。我吃的是……人肉……

        许霞山像是被人在后脑勺上打了一棍子，懵了。良久才说，你说的实话？

           史万富说话像是很费力，结结巴巴的：昨天早晨，我到……北边的……大干渠……去了一趟。我拿的……铁锨，把一个人的……腿上……尻蛋子，是尻蛋子……剁了一块……

           许霞山不信，他一点不信会有这种事。他说，不可能呀，人都瘦得剩下个骨头架架了，哪里有肉……

           史万富说，那个人是我埋下的，前天干部们叫我埋去的，——为这事还给了我一块豆面饼子——我知道他身上有肉。是卫生所的刘大夫嘛。

           刘峰山？刘峰山死了吗？

           死了。

           他怎么死的？

           他给他的熟人开病假条，没病的也开。领导知道了，下放到农业队劳动。得了一场感冒，就死了。他一来农场就当医生没受太大苦，身上还有……肉……

           许霞山好久没说话，他觉得身上冷，冷彻骨髓。后来他骂了一声你这个畜生，转身走了。史万富在他的身后说，许哥，千万千万，你不要给领导汇报……

           真是福不双降祸不单行呀！贼偷了羊的第四天早晨，许霞山起床后正要去食堂打饭，门外突然传来杂乱的脚步声，黄干事尖尖的嗓门掺杂其中：白老汉，许霞山在不在房子里？白老汉说，在房子里吧，没看见打饭去。

           听见这声音，许霞山的脸色刷地变白了。他知道该发生的事就要发生了。他把拿在手里的饭盒放在冰冷的炉子上，坐在炕沿上。

           脚步已经走到门口了，有人在喊：许霞山，开门！

           他的腿有点发软，但他依然站起来，把顶门杠挪开。于是，呼啦啦进来了三四个人。有黄干事，有曹保管——这是个右派，他在农场的职责是保管劳动工具；农场规定，劳教人员收工后要把工具交回保管室集体保管，以防劳教分子图谋不轨——还有一个炊事员。许霞山心里当地响了一下：不就是叫我下大田吗，来这么多人干什么？莫非要把我捆起来开批斗会，还是要逮捕法办我？这几个人经常在批斗会上捆人！但是令他奇怪的是这几个人进房后并没有捆他，而是把他挤到旁边，黄干事喊了一声搜，几个人就乱翻起来。那个炊事员干这种事已经很熟练了，一听说搜就弯腰把手伸进炕洞里。他不知道炕是点了火的，手烫了一下，呀地叫着抽出手来，一个劲儿甩手。曹保管往四下看看家徒四壁的样子，刷的一下拉开了叠好的被子，又卷起炕上的褥子，看看炕上没什么机关，就一抬腿上了炕，往白杨木的房梁上看了看，把那个装着麦子的口袋拉下来撂在炕上，说，在这儿呢。曹保管是河北人，说话没西北口音。

           黄干事把手伸进口袋里捏出一把麦粒来，放在手心看了看，朝着许霞山大声吼：

           说，这麦子是哪来的！

           许霞山明白了，黄干事是来找赃物的——可能怀疑他用羊换别人的粮食——找着了赃物，不光要把他逐出羊圈，还要捆他。他早就看见了，那个炊事员手里拿着一根麻绳。想到这里，他的心有点踏实了，他说，黄干事，你们这样不问青红皂白搜查我的房子，我到底犯了啥法了？

           黄干事凶狠地骂起来：瞎熊，你嘴还硬得很！你的粮食是哪来的？你给我老实交待！

           许霞山没吭声，他的大脑急剧地思考，是不是要说实话，说了实话这麦子还保住保不住？反正羊圈是呆不住了，但要争取把粮食保护下来，否则到了大田劳动，几天不就饿垮了！而要保住麦子，必须把它和丢羊的事区别开来。于是他说，黄干事，你先不要问我的麦子是哪里来的，我倒想问问您：你们一进门就搜，把我的麦子拽出来了，是有人揭发我把羊拉出去换了麦子了，还是你们抓住同案犯了？

           黄干事略微一怔，大骂起来：你这个驴日下的，你不好好交待，还跟我犟嘴！

           许霞山说，我哪敢跟你犟嘴？我是讲这个事情，是你叫我交待麦子是哪来的，你肯定怀疑我里应外合了，拿农场的羊换了麦子了？你光凭怀疑不行呀，你要拿出证据来呀。

           此时许霞山的心踏实了一些：麦子是我拾来的，不是偷来的，你有天大的本事也找不出证据来证明我用羊换了麦子，你不能仅凭着怀疑把我捆起来。因此他说话不卑不亢，慢条斯理。但他的态度把黄干事激怒了，黄干事大发雷霆：驴日下的。反了你了，你不好好交待，看我饶了你的！

           接着就命令那两个人：拿走，把麦子拿走，这是证据！是赃物！

           一听要拿走麦子，许霞山可是急了，不管不顾地扑上去抱住了土布袋子，大哭起来：哎呀呀，你们不能拿呀，这是我的救命食呀！你们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炊事员要拿，他不叫拿，炊事员就抓住袋子从他怀里夺。他硬是抓紧了不撒手。又哭又喊：

           不行呀，这是我的救命食呀，你们先把我杀了吧……

           人是有理性的，有思想的，但理性又是有限度的，也是脆弱的。当他受到强烈的刺激，当他的生存遭受威胁而无路可走之时，理性就退居其次了，那原始的不可理喻的本性就奔突而出了！此刻的许霞山就是如此！曹保管和炊事员抓住了他怀里的布袋子，又抢又拉，他就是不放。他又哭又喊，你们把我杀了，你们把我杀了，再把我的麦子拿走……

           黄干事哪里见过这样的“犯人”呀，他也愤怒了，厉声吼起来：捆起来，把他捆起来！

           但这时的许霞山已经疯了，曹保管和炊事员一人抓住了他的一条胳膊，他竟然的一声吼，就挣开了他们的手：

           捆我，你们凭啥捆我，我犯了啥王法了？你们把我杀了吧，反正是个死，你们拿枪去，一枪把我打死……

           原本冷清寂寞的羊圈，来了人们不常见的黄干事和他领着的身强力壮的曹保管和炊事员，就已经很引人注目了，此刻这小小的牧羊人宿舍里又传出又响又凄厉的哭喊声，哭喊声就惊动了几个在羊圈院子里积肥的人。夹边沟农场原本是个劳改农场，后来改为就业人员农场，为了羁押五七年揪出来的右派，这里原有的几百就业人员被迁移到下河清农场去，只留下了几十名就业人员。右派进场后，这些人就分配到各部门各队给右派们当技术指导，和各队的右派队长带着右派分子们种粮种菜，做各种杂役。现如今右派们躺倒不能劳动了，他们中的一部分就被派到羊圈积肥来了——把一年来堆积在院子里的牛马粪挖开砸碎，准备开春前把粪肥运到地里去。

           有七八个就业人员围到许霞山的门前来了，往门里边看。有一个姓曾的，在农业六队当过技术指导，和许霞山熟悉。他看见眼前的一幕，知道许霞山要倒霉了，就挤进房子来了，貌似公允地说，出啥事了？出啥事了？不要哭嘛，不要吼嘛，好好地说，把情况说明白嘛。你的麦子是哪里来的，给黄干事说清楚就行了嘛。不大的个事情嘛，闹哄哄做什么嘛……

           黄干事听出了他话里边的意味了，大声训他，走开，滚出去！有你说话的地方吗！

           姓曾的就业人员不敢出声了，退出房去。黄干事又朝着门外吼，走开，你们站在这里做什么！

           有个人嘟囔着说，我们看一下。

           黄干事说，看啥哩，有啥看的，滚开！干你们的工作去！

           事情就这么凑巧，这帮人被黄干事骂得散开了，但他们聚在许霞山门口的情况却被正朝着羊圈走来的梁步云书记看见了。1959年反右倾，夹边沟农场的书记张宏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送到圣地湾农场改造思想去了，劳改局把梁步云调来当书记。这是个性情温和心地善良的人，右派们私下里叫他梁善人。他每天到处转悠，这天不知道为什么转悠到羊圈来了。

           出什么事了？他走到许霞山门口问了一声。

           房子里的人怔了一下。黄怀仁怔了一下，曹保管和炊事员怔了一下。这时候，挣扎多时的许霞山已经累得气喘吁吁了，他的双手已被吃得饱饱的身强力壮的炊事员和曹保管紧紧抓住了，但是他看见了梁书记，突然奋力一挣，抢到梁书记面前哇哇地哭：梁书记呀，你救救我呀……

           怎么了，出啥事了？梁步云看着偌大个子的许霞山满面泪水，不由得皱了皱眉头。

           他们抢我的粮食，还要捆我。你救救我呀……

           不要哭，你不要哭，你说，到底出啥事了？梁步云说。

           黄怀仁抢先说，梁书记，前几天他丢了几只羊，有人检举，他和外头的人里应外合……这是我们搜出来的粮食。

           许霞山打断黄怀仁说，不是，不是这样的。梁书记，我就不干这样的事。我到羊圈两年了，你查一下去，问我们的组长去，我和外头的人打过交道吗？我一天就是放羊……

           黄怀仁说，证据确凿，你还抵赖，胡搅蛮缠……

           但梁步云打断了黄怀仁：叫他说，叫他说他的粮食是哪来的？

           许霞山说，梁书记，是这么回事，前几天放羊，我走过麦场的时候……

           他一口气把拾麦子的事讲完了。黄怀仁说：你听，你听，梁书记，这不是胡说吗？哪有这样的事——谁敢把粮食藏在麦场上？他刚才就没这么说。

           刚才是你不听我说的，你们一进来就要拿我的粮食，我顾不上说……

           两方争执不下，梁步云皱着眉头说，不要吵了，你也不要哭了，是不是这样的情况，调查一下不就成了吗？走，到麦场上看一下去，是不是有那么个坑坑，有没有藏粮食的痕迹。

           又聚拢到门前来的就业人员有人说，对呀，梁书记说得对呀，到场上看一下啥都清楚了。

           于是，在许霞山的带领下，一行人走到麦场。沙包上的土坑依旧，只是由于刮风、新落在坑里的沙土把许霞山挖出粮袋的痕迹盖住了。黄怀仁指着土坑说，这能说明啥问题，这坑坑是牲口或者牛踏下的，这能说明问题吗？可许霞山信心十足，他跳进坑里挖了几把，把表面的浮土扒走，下边的沙土里就出现了稀稀拉拉的麦粒。他捧了一把举到梁步云面前说，你看，梁书记，这里还有羊扯着淌下来的麦子哩。黄怀仁说，这能证明什么？场边上的沙包，扬场的时间风刮过来的。许霞山往旁边抠了几把，又捧了一捧土说，风刮过来的，这土里怎么没有麦子？

           黄怀仁不说话了。

           梁书记一直也没说话，他静静地站着，思索着，然后自己从坑里抓了一把沙土，两手倒来倒去，一边倒一边吹。最后手里剩下了几颗麦子，他说了一声：回去。

           回到许霞山的房子，他从土布口袋里抓了一撮麦子，和从麦场拿回来的麦子放在一起，迎着门口的光线看了看，说：对着哩，两处的麦子一样的。

           许霞山的心咚咚地跳了几下，一股喜悦之情从他心头流过，他说，梁书记，我说的实话吧。

           梁书记转过脸看着他说，你说的对，麦子不是你偷的，但是也不能说就是你的。这是打场的人藏下的，是公家的麦子，麦子还是要收走。考虑到这麦子是你拾来的，给你留下一些，其他的送到食堂去。

           许霞山考虑到这是事情比较好的结局，再说啥也没用，就问，给我留多少？

           梁步云的眼光落到炉台上他的饭盆上，说，挖出一饭盆来。

           许霞山把他的口径很大的饭盆伸进粮口袋，深深地挖了一下，估计有三四斤。

           梁步云朝着门口站着的人们喊了一声都去干活去，就走出去了。黄干事恨恨地在许霞山的脸上剜了一眼，对炊事员说把粮食提上，也跟出去了。人们都散开了。

           这天傍晚吃饭，许霞山在食堂门口遇见了罗仁天，很气愤地对他说，我收拾下的些麦子叫黄干事搜走了。罗仁天问多少？他说十几斤。罗仁天惊讶地说，你从哪里收拾下的？他把从麦场上拾麦子的过程讲了一遍，并讲述了黄干事搜麦子的情况。罗仁天听完了，问，你估计谁举报的嘛，他怎么知道你有麦子？

           许霞山说，肯定是王朝夫举报的。

           肯定？

           肯定。我有麦子的事就他知道。

           你不避人嘛。现在是啥年头嘛，人家见了眼红嘛。

           不是眼红，驴日的想害我。

           罗仁天很惊讶：他为啥害你哩？不是你找人把他调到羊圈的吗？

           许霞山恨得咬牙切齿：我做错了，不该把这驴日的调过来。

           他又说了羊被人偷走的事，说了黄干事审问的事。最后他说：驴日的汇报我，是想着出卖了我，我下放到大田去，他就保住了。

           罗仁天听他说完，也气愤得很，说，这狗日的怎么这么可恶！我把他整死！

           许霞山一惊：你怎么整死？

           他狗日的这些天吃什么？

           吃炒面。他有一箱子炒面。

           我把他的粮路断了。

           那不好，太狠了！那娃娃没别的办法，你把粮路断了，还就死路一条。不能，千万不能。那样干也太明显了。

           什么太明显！

           就是太明显了。黄干事把我的粮食弄走了，我就把他的路断掉，这不是太明显了吗？惹麻达哩。

           有什么麻达？

           丢羊的事还没下场哩，黄干事正找碴碴哩，这就偷人家的炒面，还不惹麻达吗？这是明显的报复。不行不行，不要叫抓住把柄把我整下去。

           我干嘛。我偷来你吃。顶如把黄干事搜走的粮食又找回来了，你不吃亏。

           不行不行。你干顶如我干，黄干事还猜不出来吗？

           唉。你这个人呀！现在是啥年头嘛，就是你偷我我抢你的世道嘛，你还顾这顾那下不了手！你太善了！

           许霞山说，他偷了我我还能凑合，可是他的粮路一断，就没命了。这事我们从长计议吧。你快回去吃饭吧，看你的饭都凉了。

           转天早晨，许霞山去食堂打饭，路过杂工大院的北门，罗仁天在避风的墙角上站着，叫他：

           你过来。

           他走到门口的避风墙角，罗仁天说，那事我跟老张说了。老张说把他的粮路断了。

           许霞山惊骇地说，我不是说过从长计议吗？

           你不要管，这事我来办。老张说了，那娃娃这么可恶，还孽障他做啥哩。我偷，偷来了我们大家吃。你放你的羊去。

           许霞山坚决地说，不能这么做，不能这么做。

           罗仁天看着他的脸：那你说怎么办？就叫他害人吗？太便宜他了！

           许霞山咬着嘴唇站了一会儿，说，那就惩罚一下吧，打他一顿，不要断粮路。

           黄昏，这又是一个黄昏。太阳已经沉没了，仅仅是回光映亮着天空。夜色从东边的田野上升起，夹边沟的田野一片昏暗。依然刮着强劲的寒风，风在房顶上打着呼哨。已经很晚了，但才到开饭的时间。

           前几天张天庆和罗仁天出车去了高台县明水农场送粮食，今天才回来。卸完了车，他们在井台上饮牲口。突然，罗仁天小声说，老张，你看。张天庆刚把一桶水提出井口，扭头问，什么？罗仁天手里提着一根赶大车的长鞭子，鞭梢往食堂方向指了一下说：那个临洮娃。

           王朝夫打了饭刚刚走过来，正在绕过食堂的山墙。为了躲避风把尘土刮进碗里，他偏着身体走路，用脊背挡风。他没太注意井台上的人，但井台上的罗仁天和张天庆都看见了他。张天庆啪的一声把手里的水桶一撂，朝着一匹饮水的骡子的前胛狠狠地砸了一拳。那骡子吓了一跳，头猛地一扬，哗啦啦跑走了。他大喊一声：

           你站住！

           王朝夫穿着厚厚的棉衣，里头还穿着绒衣，就像个矮胖子。他的头上带着一顶棉布帽子，为了取暖，帽翅上还缝着两块羊皮。由于帽翅下的带子在下巴上系得紧紧的，他没听见张天庆的喊声，继续往前走。于是张天庆又吼了一声：

           听见了吗，叫你站住！

           王朝夫转过身来了，一脸诧异的神情问，做啥了？

           张天庆喊，你过来！

           王朝夫往前走了几步，怯怯地站住，又问，啥事呀。他看出来了，张天庆模样很凶。

           张天庆走前几步低沉的嗓门说：啥事？你不知道啥事吗，你个混账东西！你把牲口惊跑了，还问啥事！

           王朝夫惊愕极了，他往远处看看，是有一匹骡子站在十几米远的地方，其他四五匹骡子静静地在水槽上饮水，有的还打着响鼻。他说，我哪里把牲口惊跑了？

           张天庆对罗仁天说，哎，你看，这王八蛋还嘴硬，你说怎么办？

           罗仁天说，打这个瞎熊！

           罗仁天一扬手鞭子就甩过去了。就听见啪的一声响，王朝夫手里的饭盒就掉地下了。第二鞭又打在肩膀上，小伙子的棉袄就露出棉花来。两鞭子打得王朝夫有点懵懂，连跑的念头都想不起来，只是吱哇乱叫：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为什么打人？

           张天庆说，狗日的，你这个瞎熊！你还装傻，还问干什么，你不知道干什么吗？打，往死里打，叫他知道一下干什么。

           根本就用不着张天庆说打，罗仁天的鞭子就呼啸着落在王朝夫的身上。王朝夫痛得叫的时间都没有，只是双手护住了头乱转，每挨一鞭子嗓子里就发出一声短促的哎呀声。后来他明白了，这不是打几下的事，这是有意打他。他被打清醒了，转身想跑，但这时张天庆已经抓起一根不知什么人撂在井旁的扁担走过来了，一扁担打在他的大腿上。

           王朝夫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第二棍子又打在腰上。他哎呀呀惊叫一声扑倒在地。但是，张天庆还不停歇，棍子高高举起，连续打在他大腿上。罗仁天的鞭子怕打着张天庆，走上来踢他。

           王朝夫刚趴在地上时没哭出声音来，像是被气噎住了。后来喘过气来了，便大声喊，他们打人了！他们打人了！

           有几个端饭的人走过来了，问出什么事了？

           张天庆不直接回答，而是朝着趴在地上的王朝夫骂，狗日的你想把牲口挣死吧！拉了一天车的牲口，你给惊跑了。罗仁天，打，看他还惊牲口不了！

           那几个人看看站在远处的牲口，劝张天庆：行了，打几下就行了，叫回去吧。

           也有人说，你说怪不怪，你走你的路嘛，把人家的牲口惊跑干什么？牲口也饿得皮包骨了嘛，也孽障得很嘛。

           几个人说说就转身走了，张天庆接着又是踢，又是搧嘴巴子，并且骂：狗日的，你以后还干坏事不？还害人不？

           也不知道王朝夫听懂他的话没有，他爬起来跪着，连声哀求：张爷，饶了我吧，罗爷，饶了我吧。不要打了，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一定改正……

           他哀求再三，泪流满面，张天庆和罗仁天这才赶着牲口回马厩去了。

           第二天的傍晚，许霞山去伙房打饭。这天天变了，风不大，但冷飕飕的，气温很低。天空布满厚重的灰色云彩，像是要下雪的样子。他端上饭就往杂工大院跑，进了张天庆和罗仁天的房子。他想暖和一会儿，吃完饭再回去。

           张天庆和罗仁天已经吃过饭了，正围着火炉吸烟。他们不知道从哪里弄到的烟叶，许霞山一进去就闻出烟叶的味道和他平时吸的向日葵叶子的味道不一样，很香。他在炕沿上坐下说，给我一撮，我也卷一个。罗仁天从上衣口袋里捏出一撮烟末来。但就在他卷烟的时候，罗仁天问：

           老许，昨天晚上看见那娃娃没有？

           他回答没有。

           今早上见了没？

           见了。

           他怎么样？

           不知为什么，进羊圈的时候腿一瘸一瘸的，我问他怎么了，他眼睛红红的，不说话。

           罗仁天说，昨晚上吃饭，我和老张收拾了一顿。叫他记住，再不能害人，不能干坏事。

           许霞山说是吗？你们真收拾了？我说哩，他的眼睛红红的。

           张天庆问，他今天放羊去了吗？

           放去了。

           张天庆气哼哼地说，便宜这个狗日的了，我想叫他躺几天的。

           许霞山说，放羊去了，一瘸一拐赶着羊走了。

           许霞山吸完了烟，炉子上菜糊糊热好了。他喝着糊糊说，就是不知道他会不会去汇报。

           罗仁天问，汇报了又能做啥？

           把你们怎么的不了。可是黄干事要怀疑我呀，怀疑我叫你们打他。他一直找我的碴碴着哩，要把我放到大田去。丢下羊的事还没有下落呀。

           罗仁天说，不会的，他娃娃要是汇报了，我就真把他整死——把他的粮路断掉！

           张天庆说，许老弟，不要顾虑重重，前怕虎后怕狼。荒年饿不死英雄汉，我连劳改带就业差不多十个年头了，还不是活下来了。

           许霞山担心的事并没有发生。

           就是这天夜里，羊圈又叫贼偷了一次。

           这次失窃是白老汉发现的。由于上一次失窃是贼娃子从墙上翻进羊圈的，领导训斥他没看好羊圈，以后的每天夜里他都要绕着羊圈巡逻好几趟。这天凌晨六点钟他还手提风灯转了一圈。他想天快亮了，再巡视一趟就可以放心回房子休息了。昨天傍晚就阴了的天空飘起雪花来了，下雪天会留下脚印的，窃贼就不敢来了。但是，当他提着马灯走了半圈，刚刚走过牛圈，就发现绵羊圈的墙角处被人挖开了一个洞。他飞快地跑回办公室去。把组长苗培正叫了起来。苗培正有点发慌，害怕贼还在羊圈里，就去叫上许霞山和王朝夫。四个人拿了两把叉草的杈子，提了两根顶门棍。潜行到洞口，然后才大喊起来：抓贼呀！

           然而羊圈里静悄悄的。他们从洞子里钻进羊圈，什么也没发现。经过清点，发现少了十三只羊。

           白老汉知道这是自己的责任，他跺着脚说：我一夜检查了四五遍都没有发现贼娃子，天快亮出这事！其实也不能怪他，土坯垒下的墙壁，挖开一块土坯就能迅速扩大。洞口边还堆着一堆挖下来的土坯。

           苗组长飞快地去叫崔干事。崔干事跑来看了看，这时天已经亮了，他发现落了一层薄雪的地面上印着乱纷纷的人和羊的脚印。脚印先是往北走出很远的一截，然后就往西走了。雪不厚，但脚印看得清清楚楚的。从脚印看是三个人做的案。崔干事对许霞山说，你去叫王干事去，叫他拿上两条枪，快来。王干事是本地人，这一带的情况熟悉。快来，叫他快来。时间一长脚印就看不清了。

           王干事叫王拴玉。这是个胖墩墩的青年人，也就二十七八岁。他是土改中涌现出来的农民积极分子，在酒泉县的一个乡上当干部，管民兵工作。夹边沟农场缺干部，把他调来当干事。他说话粗鲁，张嘴就骂娘，经常干捆人押人的事。许霞山去了一说，他就提了两条步枪跑来了，崔干事一条，他一条，并叫上许霞山顺着脚印往西追下去。

           窃贼很狡猾，走了一截，就往北边的沙漠拐过去了。他们可能感觉到雪的威胁了，他们想在雪地里多走一会儿，以便雪花掩盖掉他们的脚印。

           雪大起来了，但脚印始终隐约可辨。他们作案的时间不久，大雪还来不及掩盖他们的踪迹。脚印在沙滩上拐了几个弯，又往西延伸而去。窃贼们以为大雪已经埋没了他们的脚印。他们三个人顺着脚印跑，很快就追过了新添墩作业站，又远远地从一座村庄外边走过。王干事说，这里是以前的杨洪乡，现在归了银达人民公社。他说，毛主席写过一篇文章——《谁说鸡毛不能上天》，就是说的这个银达公社。

           后来羊和人的脚印到达一个名叫上丁家的村庄附近的涝坝里。涝坝冻了很厚的冰。到这儿之后落了雪的冰上出现一片乱糟糟就像羊群卧过的痕迹，然后就是一串踩得很深的人的脚印通到一户人家的门口。崔干事和王干事跑到隔壁的人家打听了一下这个人家的姓氏，知道这家人姓丁，弟兄三个。把三个人的名字记下之后崔干事说，走，回去，叫公安局抓人去。但王拴玉不同意，说，找着贼了，就要把事情办漂亮。他提着枪闯了进去，不一会儿就押着一个年轻人出来。那年轻人还赶着一群羊。他对崔干事说，走，押回农场去。驴日的胆子太大了，敢偷农场的羊。活够了！在他们的身后，一个女人以泪洗面，哭喊着跟了出来：怎么着，你们要抓人吗？王拴玉回头踢她一脚：再哭！再哭把你也抓走！你们这一窝贼！女人滴溜溜跑回去了。

           许霞山数了一下，差两只羊，就问那个年轻人那两只羊哪去了。年轻人说他家老大老二背走了，背到县城卖去了。

           回到农场审讯，年轻人承认前几天还偷过几只羊。两次都是把羊赶到涝坝里，捆上扛回家去。

           直到这时，许霞山的心才落到了实处，他知道，自己在羊圈站住脚了。这时他才把藏在草垛里的十几斤粮食提回房子来吃。这一次他学聪明了，每天夜里睡觉的时候把茶缸子装上麦子倒上水，放在炕洞里煨着。早晨出牧的时候放进背斗里，上边盖上破衣裳什么的，到了荒滩上没人的地方再吃。他再也不敢在房子里煮着吃了。

           许霞山节约着吃那十来斤麦子，可是他不管怎么节约，到了12月中旬麦子吃得光光的了，开始挨饿了。他正饿得难挨头昏眼花，12月下旬省委来了个工作组，说是抢救生命来的，要遣送右派回家。并且立即着手组织右派回家，一批一批地送，身体好的先走。身体差的养几天恢复恢复再走。右派们吃的粮食没有增加，但每天杀七八只羊，煮肉汤叫大家喝。

           许霞山高兴极了，他在心里说，这真是上帝的安排呀！

           但是人已经走了几批了，总也轮不到他。他已经饿得够呛了，领导却召集一些干杂役的和车马组放牧组的人开会：大家坚持一段时间，反正要放你们回去，可是你们的工作暂时没人接替。你们的身体好一些，你们再坚持几天，人员一安排过来，就叫你们走。

           这一坚持就又是一个月，眼看着再过七八天就是春节了。这一个半月可是把许霞山饿极了：天天杀羊煮肉汤，可是汤里没一块肉，只有几个胡萝卜丁丁。他每天到荒滩上去打沙米，实在饿得不行就到罗仁天宿舍去。罗仁天拉救济粮什么的能偷点粮食，没粮食的时候就给他抓块豆饼充饥。

           但是有一天他真是饿得受不住了：走路摇晃开了，走路的速度跟不上羊走的速度了，心慌得喘不上气来。回到宿舍后他想，一定要解决一下吃饭的问题——他决定偷一只羊吃肉。他估计，这一段时间杀的羊多，吃掉一只羊也可以浑水摸鱼，蒙混过去。

           天黑透了，羊圈周围静悄悄一点声音也没有，他穿着大衣进了畜牧大院。白老汉正在院门口的办公室里准备值班的东西——擦灯罩点灯，看见他问了一声：你有啥事吗？他回答有只羊不好好吃草，我去看一下，是不是病了。

           他进了院子，径直走进自己的羊圈。王朝夫早在十二月中旬就因为肝痛进了病号房，那群绵羊也已经杀光吃了肉了，偌大的羊圈就剩下几十只山羊了。羊圈的情况他太熟悉了：羊圈里边还套着一间小房，盘着一个土炕。这年春节母羊下小羔子，他还在这间小房睡过一阵子，把炕烧得热热的，把小羔子抱到小房里暖着。羊圈虽然黑得什么也看不见，但他却知道哪几个羊晚上卧在什么地方。

           他摸着了一只小羊——就是今年春天他接下的羔子——用膝盖顶住，再用一只手捏住嘴，一只手捏住头，一拧，咔嚓的一声响，羊脖子就断了。小羊连叫都没叫出一声，只是像个孩子嗯了一声就没音了。

           羊还在痉挛，腿一伸一伸的。他想等一下，等到痉挛停下再提出去，但这时大门口传来罗仁天的呼唤声：许霞山！

           呼唤声很响很急，他不知出了什么事，站起来走出羊圈，问有啥事？

           罗仁天在大门口站着，说，干部叫我通知你到场部开会去，明天叫你回家。

           他的心突突地跳起来：天爷呀，可以回家了！

           但是他心里惦记着那只羊羔，就拉着罗仁天往前走了一截，躲开值班的白老汉说，老罗，有件事要跟你说一下。罗仁天问啥事？他说我刚拧死了个羊娃子，还在羊圈里放着，看来我吃不上了。罗仁天问那怎么办？他回答，我把羊提出来，你提回去和张组长吃去，你估计出事不？罗仁天说怎么出事哩？他说高北峰和你住一间房，他汇报不汇报？罗仁天说不会。他说那你等着。他回到羊圈门口又遇见了白老汉。白老汉问你怎么又回来了？他说我等一下再去，那只羊我还没看清楚得的啥病。

           他二次进羊圈，羊羔已经软塌塌的没一点气了。他提起来藏在大皮袄下边，一只手塞进大衣口袋里，从外边揽紧，大大方方走出羊圈。罗仁天在半路上等着，他把羊递他的手里，再把皮袄脱下来给他披上。

           罗仁天回杂工大院的车马组宿舍去了，他就开会去了。

           这次遣返的右派有三十多名。大批右派一月初就返回老家了，剩下七八十名身体弱得不能坐火车的，工作组怕他们死在路上。经过一个月的医治和调养，这一部分人的健康状况有所恢复，可以回家了。他们的身体依然很弱，工作组不敢叫他们坐卡车，从酒泉县调来了一辆轿子车送他们到酒泉火车站。

           他们的行李轿子车装不上，农场的司蒂贝克牌货车拉到车站去，集体托运。许霞山和车马组的两个人身体强壮，崔干事和王干事领着他们三个人装卸和办理托运手续。

           卡车和轿子车下午两三点到达车站。火车天黑才能到站。人们都进了候车室烤火，许霞山跟着崔干事去行李托运处。

           黄昏时托运完行李，许霞山已经冻僵了。他急急地回候车室想暖和暖和身体。

           进了候车室，他往候车室中央的炉子走，门口有人叫了一声：许哥。

           他回头看看，不由得惊叫一声：哟，史万富呀！你怎么在这里蹲着？走，烤火去。

           史万富的声音哀哀的：挤不上去呀。他们不叫我烤火。

           谁不叫你烤？

           就是那几个人——老范他们。

           他们为啥不叫烤火？

           他们说我……

           史万富突然不说了，似有难言之隐。许霞山催他：说呀，为啥不叫你烤火。

           他们说我……许哥，就是为了那事嘛，你知道嘛。

           我知道……许霞山想说我知道什么，但突然脑子开窍了，改口说，你说的就是那件事吗？那事我可没跟人说过，他们怎么知道的？

           杨华堂反映了。领导把我扣住不叫回家，全场的人都知道了。

           是吗？我说奇怪嘛，你怎么现在才回家。扣下做啥哩？领导扣下你做啥哩？

           说是要处理我……

           处理了吗？

           没处理。先是在严管队，工作队来了，叫我进病房。我当时能走，不叫走，说是要处理我，昨天又说不追究了，你回家去吧，明天就走吧。

           噢。那就是没事了嘛。走，烤火去。

           不行，挤不上去。那几个人不叫烤。

           你不会也挤吗？

           我的腿软，挤不上前。有个人还打我。

           许霞山大声说，你走吧，跟我一块走。我看谁不叫烤火！

           但是史万富往起站了几下没站起来，凄惨地说，我站不起来了。

           许霞山扶着他，他才颤颤巍巍地站起来。许霞山说，你怎么成这个样子喽？

           史万富说，哪个样子？这就不错了，能回去就不错了。多少人回不去了！你知道不，病房里多少人死掉了，彭旭死掉了，张魁死掉了，王朝夫也死掉了。

           你说啥，王朝夫？哪个王朝夫？许霞山惊了一下。

           就是你们羊圈的王朝夫嘛，那个临洮人。

           他死掉了？

           死掉了。

           许霞山看着史万富的脸一副不信任的样子说，王朝夫怎么能死掉呢？他是12月中旬住院的嘛，肝炎嘛，不是要死的病嘛。

           史万富斩钉截铁的口气：不对，他就是死掉了。他和我住一个病房，挨着睡，我还不知道吗？

           许霞山还是不相信：不对呀，他不会死呀，他的身体也没衰弱到那种程度。他有炒面吃呀……

           史万富说，许哥，这他跟我说了，他是有一箱子炒面来的，能顶一气的。可是叫人把炒面偷掉了，就饿死了。

           偷掉了？谁偷他的炒面了？我怎么不知道？

           史万富脸上的表情突然变得暧昧起来：许哥，你不要装了。王朝夫都跟我说了。

           许霞山看到史万富表情的暧昧了，说，哎，你这是什么话，我装啥了，我装啥了？你说明白！

           史万富说，他说……就是你把他的炒面偷了。

           许霞山大为惊讶：他说的，他就这么说的？说我偷他的炒面了？

           史万富：啊。他就这么说的。

           许霞山断然否定：胡球说哩，我偷他的炒面？我能偷他的炒面吗？他给黄干事打小报告陷害我……

           对，对对，他跟我说这事了，说你为了报复他，把他的炒面偷了，还找人把他打了一顿。

           许霞山说，胡球说哩，打人……打人的事是有的，谁叫他陷害我哩，可这炒面……

           突然，许霞山觉得心里像什么东西戳了一下，猛的一痛。他静了一下说……哎呀，莫不是张天庆和罗仁天偷的……

           史万富说，谁，你说谁？

           许霞山回答：走，不说了，不说了，我们烤火去。

           他扶着史万富，史万富迈着软弱的双腿走到了候车室中央。这里有一只汽油桶改装的炉子，里边烧着熊熊燃烧的煤炭。由于候车室太大，炉子旁边热烘烘的，整个房子却很冷。烤火的都是夹边沟来的右派，他们把炉子围得严严的。

           到了炉子跟前，许霞山大声地对史万富说，你说，哪个人不叫你烤火。

           史万富指着一个人说就是他。

           许霞山抓住那人的肩膀说，你让开。他一把将那人拉到后边，另一只手把史万富推到炉子跟前，又说，你就在这达烤火。那人火了，说，哎，你拉我做啥，你拉我做啥！许霞山说，拉你？我还打你哩，你个瞎熊。这个烤火嘛，大家都烤哩嘛，怎么就不叫别人烤，是你们家里的炉子吗？

           那人看着他高大的身躯，不说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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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夹边沟记事夹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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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夹农是一个人的名字。他妈叫李怀珠，是个右派，1959年的冬季在农场劳教时生下他。你觉得这个名字古怪吗？一点也不古怪。有些人叫延生，说明他是在延安出生的；有些人在北京出生，叫京生；我还遇到个叫津津的姑娘，是天津市人。李怀珠是在夹边沟农场生下那孩子的，就叫他夹农。这些年我老了，70岁了，我经常回忆起年轻时候的美好的和艰辛的生活，想起在夹边沟生活过的日子，想起夹边沟的姐妹们来。一想起夹边沟的姐妹们就又想起夹农来，因为那一段时间围绕着夹农发生了许多难忘的事。

           我是1958年3月划为右派分子的。我原在省公安厅工作，丈夫也在公安厅。我是张掖人，家庭出身是小土地出租，也就是农村的一个小地主，家里有二十几亩水浇地。1947年我从张掖师范毕业。以我自己的想法，师范毕业了，就在张掖县当个小学教师就可以了，可是我父亲不同意，说我家没有男孩子，就我和姐姐两个姑娘，姐姐已经出嫁了，嫁了一个在张掖做买卖的山西商人，那商人那时已经破产了，我姐的生活已经很悲惨了，我一定要上大学，将来找一个好丈夫，他和我妈的晚年才有依靠。于是我父亲送我到兰州读兰州大学中文系。在兰大读了两年书兰州就解放了。兰州是1949年8月26日解放的。在解放兰州的战役打响之前学校就停课了——也正好是放暑假的时候——学校里没啥人了，我也不敢住校了，就住到一个远亲家去了。兰州解放的第四天我就迫不及待地到学校去了一趟，看什么时候开学。我的亲戚家在小西湖住，那几天还没有交通车，我就步行着进城去。我路过翠英门——也就是西关十字一带的时候战场还没有打扫干净，这里一具尸体，那里一摊晒干了的血迹，血迹黑黑的。我到了学校，学校里空荡荡的看不见人，只有门房有人。我问问门房的人什么时候开学，门房也说不知道，可能还得些日子。于是我心里嘀咕开了；这可怎么办呀，学校开不了学，家里不寄钱来，我又回不了张掖——那时候河西走廊还没解放——光在亲戚家吃闲饭哪行呀。就在我忧愁之际，遇到了一个名叫章宗昌的同学。他是陕西人，从陕西到兰大来读书的。我问他学校不开学怎么办呀。他说他已经决定不上学了，要去参加解放军——他认识的同学有人已经参军了，说解放军很欢迎学生参军。他当时还动员我，你的情况和我一样，家里寄不来钱，干脆咱们一起去参军吧。我当时就同意了，参军就参军，我早就想参加革命了。于是我们就到军管会去了。那时的军管会设在后来的兰州饭店跟前，我们去了说要参加解放军，军管会的人问了问我们的家庭情况说好呀，欢迎你们参军。部队就是缺少像你们这样的知识人才。可是临到军管会要写介绍信叫我们去部队报到时我又犹豫了，我说我想参军可是又怕走远了，再见不到父母了。父母没有儿子，今后的生活要我照顾呢。军管会的人态度非常好，说怕走远你们就不要到部队去，革命工作干什么都是光荣的。我们说那还有什么革命工作可干呀。军管会说现在最缺人的就是治安部门，新解放的城市需要大量的警察维护社会治安。起先我还犹豫，因为旧社会人们对警察很反感。军管会的人看出我的心理，说，革命工作干什么都光荣，人民警察是为人民的，也光荣。我参加革命心切，说那就当警察吧。看我愿意当警察，章宗昌也同意了，军管会写了条子叫我们到隍庙那儿去报到。隍庙那儿原来有一所国民党的警察学校，军管会已经接收过来改成了人民公安学校。

           我和章宗昌去了公安学校报了名，填了表，过几天就通知我们被录取了，叫我们来参加学习。这时我们才发现，我们在兰大的同学比我们高一级的外语系的那秀云和历史系的陈毓明也报名当警察了。他们是夫妻，已经有个孩子了。

           按计划我们要在公安学校学习半年，可是兰州市的治安工作极端缺人，才学习两个月，就把我们四个文化水平高的人调到军管会工作。陈毓明去水北门附近的军管会反动党团登记处工作，我们三个人负责经济方面的治安保卫工作。后来省政府成立，我们就都到公安厅了，陈毓明和章宗昌在二处搞外勤——就是侦察员，我和那秀云到了政治部搞内勤，就是抄抄写写，搞宣传，办学习班对基层干部进行理论学习的辅导。

           1951年，我和章宗昌结婚。

           章宗昌出身大资本家家庭，1954年内部肃反之后就把他调到兰州客车厂管犯人去了。过了一年，河西三专区合并为张掖专区，张掖县要改为省辖市，省公安厅从机关各处室抽调十九个人去张掖县成立了张掖市公安局。领导说我是张掖人，照顾我回老家把我也调过去了。

           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计划中的张掖市并没有成立，倒是嘉峪关成立了省辖市，于是刚成立的张掖市公安局就撤销了。而在将撤未撤之际反右斗争开始了……

           我是个马虎人，在省公安厅工作期间，领导始终也没重用过我，哪儿忙就抽调我去那儿，我自己呢也大大咧咧叫干什么就干什么，说话也随便。所以在公安厅干了五六年也没当过什么官，也没挨过批评。我把自己的这种作风带到了张掖市公安局，结果就划成了右派。真的，我划成右派连我自己都觉得名不副实。像中央的大右派章伯钧当右派是有原因的，他和毛主席争高低，说国家主席要轮着做；甘肃的大右派杨子恒，有人攻击他提出甘人治甘的口号是有野心，他还顶人家：你也太小看我了，我是想治理国家来的。这些人能不挨批吗？你跟共产党争权嘛。我没那些大右派的资格，也没那么高的水平说出那么大的话来。我只是在反右斗争中领导逼着我提意见，我就提了。单位发救济款不发给有困难的人，却发给当官的，穷人越穷，富人越富，这不是和国民党一样了吗？结果局长就抓住了我这句话，说我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要我作检查。我也知道这话说得有些偏激，叫检查就检查。可是检查的时候我说了句我这人毛病多，毛病就像离离原上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希望大家多批评帮我改正。他又逮住我这句话说，你是一心和共产党对抗到底。散会后找我个别谈话。

           我们的局长是坏蛋，是个色鬼，经常和女同志说些不三不四的下流话，经常用很色的眼睛看女人。那次谈话的时候，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叫我坐在他的床上，他搬把椅子离得很近地坐着，色迷迷的眼睛看我。我本来就对他很反感，他又看得我心里发毛，我就说他：你离我远点。这一下我可是得罪他了，过一天他就布置人开我的批判会，要把我打成右派。我不服气，跑到专署去找公安处处长黄钲，说我们局长要把我打成右派。那时候我丈夫章宗昌已经划成右派了，从兰州客车厂送到安西县的四工农场监督劳动。黄钲是老公安，认识章宗昌，也知道他已经去四工监督劳动了，我带着两个孩子很难，就去找我们局长说情：戚淑英是个有口没心的人，言论性质也不太严重，她男人已经划成右派了，她还要带几个孩子过日子，就不要把她搞成右派了。黄钲的说情可能起了点作用，局长叫秘书跟我谈话。秘书对我说，局长讲了，只要你揭发另外两个女同志的问题，就不把你划成右派。我当时想不通，心里也委实不忍心把那两位女同志搞成右派，就问秘书：这是局长说的话吗？秘书说是局长说的原话。我说是局长说的不是局长说的空口无凭，你叫局长给我写个条子，写个条子我就揭发别人。秘书回去照实汇报了我的话，局长可是火了，跟秘书说，啊呀呀，这个女人真厉害，他想抓我的把柄。这一来他就怀恨在心了，一定要把我整成右派。可是当时的局党委七个人，听他话的只有三个人，他不能强行通过表决把我打成右派。于是他就把我吊起来拖着。拖着拖着，偏向我的领导调走了两个，他的人占绝对多数了，1958年3月初就把我划成右派了，而且对我的处理比对我丈夫的处理还重：开除公职，送夹边沟劳动教养。

           宣布我为右派分子的第二天，我回了一趟家，把两个孩子放到我姐姐家，和父母说了我的情况。转天我就去地委办手续。地委的李英秘书认识我，一看我是来办去夹边沟的手续的，偷着跟我说，像你这样的右派是可以回家自谋生计的，你就回老家去吧，到夹边沟干什么？我说我没有家可回了。他说你不是张掖县平安堡的人吗？我说我是张掖人，可是土改以后我们家的土地被没收了，留给我父母的几亩土地我父亲也交给农会了，我父母土改后就离开平安堡投奔我姐姐和姐夫去了。父母在人家房檐下过日子就够难肠的了，我再去姐夫的房檐下过日子那日子不好过呀。

           李秘书叹息着给我开了介绍信。翌日我就自己坐火车到酒泉县去了夹边沟。那天是3月8日，世界劳动妇女的节日。

           在我的记忆中夹边沟农场有三千人劳动教养，大部分是右派，一小部分在反右斗争中有言论问题的历史反革命和坏分子。人们都叫我们劳教犯，尊称劳教分子。

           三千人中有十九名女右派。十九名女右派编成一个女子组，归农业大队的一个分队管。女子组的组长是那秀云。

           我到夹边沟的时间还算是早的，只到了五六名女右派。大批男女右派是四、五、六三个月送到夹边沟来的。以后零零碎碎来了些人，那是没完成右派指标的单位补漏补进来的。

           李怀珠和毛应星比我来得晚，是六月底来到夹边沟的。毛应星你知道吧，就是“文革”中被枪毙的那个女右派。李怀珠是河北省人。我不记得她是哪个大学毕业的了，反正她是大学毕业生。她和毛应星都在兰州农校当老师，一起划成右派，一起押送到夹边沟来的。李怀珠长长的身材，白皙的皮肤。她的皮肤和毛应星成很大反差：毛应星是南方人，黑黑的皮肤，典型的南方人。

           我们十九个人住在一个小院里。我说的小院实际上就是把一栋平房从中间砌了一道墙接到前边一栋平房的墙上，把我们住的几间房和另几间房隔开，就成了一个小院。那边的几间住着男右派。小院的前后左右都是男右派。女右派的房子里砌了土炕，虽然没有柴草烧炕，但比男右派强多了——男右派住地铺。同样大的房子，男右派十二三人住一间，女右派一间房子住四五个人或五六个人。

           我和那秀云、李怀珠、豆维柯四个人在一间房睡一张大炕。

           那秀云，我前边不是说了吗，1949年我们一起参加工作一起到省公安厅政治部当内勤的。和我丈夫一样，她丈夫陈毓明也是在内部肃反后调出了公安厅，在省劳改局的野外勘测大队工作。陈毓明五七年也划成右派送到夹边沟劳教来了。那秀云是在公安厅划成右派的，也来夹边沟劳动教养。她们两口子已经有四个孩子了，划成右派后把一个送了人，三个托放在亲戚家里。

           豆维柯是省交通厅送来的右派，那年二十三岁，是宣传部的干事。她也是撇下两个孩子来接受劳动教养的。初到夹边沟右派们都痛不欲生，近乎活不下去的样子。原因很简单：一是离开了原先工作的岗位，离开了温暖的家庭，在戈壁荒漠上生活，吃不饱，住不暖，落差太大。再就是巨大的思想压力——大部分右派都是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人，四九年前后一腔热血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一下子就成了右派成了阶下囚，思想上的确解不开想不通，觉得这一辈子完蛋了，活着没意思了。还有一种巨大的压力来自家庭：配偶离婚，孩子没人养育，老人没人管，真是妻离子散……

           我们女右派的院子里，只要收了工休息下来互相一说话，一问对方的历史，就有人哭起来。一个人一哭，其他人也就同病相怜痛哭起来。经常是一个房子的人哭成一片。

           我们当中最悲伤、悲痛欲绝的是张启贤和李怀珠。张启贤是酒泉中级法院的机要员。她划成右派之后原本不该来夹边沟的，因为她只是个一般的右派，不是极右分子，出身好，丈夫还是酒泉中级法院的院长。但就是她丈夫往她的心上扎了一刀：向组织揭发她往省上送文件时坐火车遇到一位熟人，聊天时告诉熟人她是送文件的，文件的内容是一个什么案件。她就又多了一项罪名：泄密。于是两罪并罚把她送到夹边沟。她进夹边沟不久丈夫就与她离婚，并和一位大学生结婚了！她明白了。丈夫是早就看上那位大学生了，蓄意陷害她……

           李怀珠痛苦不已的原因是结婚不久夫妻双双划成了右派。且都被送到了夹边沟农场劳教。来夹边沟时她才25岁，大学毕业才两年，还年轻，心理的承受能力不够。她天天以泪洗面。她没有想到，自己一心要为之奋斗的党会把她整成右派，施以如此残酷的打击。在学校里批斗她的时候，有一天夜里睡在床上她突然想不通了，发疯一样赤身裸体跑到操场上去，不想活了……到夹边沟之初，她的情绪坏到了最低点：她是怀着四个月的身孕来接受劳动教养的。她曾经吞食过烟灰和碱面，说是要堕胎，不能把孩子生下来。她说自己是反革命就反革命吧，不能再生个小反革命——不能叫自己的孩子也是反革命，受这种屈辱！

           我和那秀云好多次将心比心地劝过她：我们都是有孩子的人，要是像你这样想，难道我们就要把孩子掐死吗？她说我们：你们是劳教之前生的呀，生在家里。我可是要在这里生孩子呀！难道叫孩子在劳教中长大吗？这对他的心灵会造成多大影响呀！我们说，孩子生下了，不管是好长还是赖长总是要长大的！我们的劝说不顶用，管教干部也怕她出事，就破例地把她的在农业队劳教的丈夫毕可成叫来，和她在一起住了几天，叫毕可成做她的思想工作。

           毕可成也是农校教师，戴一副近视眼镜，瘦长的身材。

           夹边沟有几对这样的夫妻右派，可其他的夫妻没他们这样的福气，不要说同房，想来串个门见个面都是绝对不允许的。在我的记忆中，我们的组长那秀云和丈夫陈毓明只同房过两夜。那还是因为陈毓明早就认识农场场长，场长特意指示大队长梁敬孝，梁敬孝事先叫李怀珠、豆维柯和我到别的房子去睡觉，叫他们夫妻同房一次。

           时间消磨心灵的痛苦，我们慢慢地适应夹边沟的劳动生活了，接受残酷的现实了，精神的压力减轻了，开始努力地改造自己的思想了。

           李怀珠也不大哭了。

           初到夹边沟农场，女右派的劳动是分散的。我们的组长那秀云带着六七个人在磨坊磨面，毛应星和几个人在蔬菜队种菜——毛应星是西南农学院毕业，学的林果和蔬菜专业——还有几个人在农业队劳动，豆维柯、李怀珠和我都在农业队。

           在田野上劳动，对于男右派的要求是很严格的，夏收一天要收割一亩小麦，夏收后翻地也是一天要翻一亩，挖排碱渠的时候一天要挖十方土，不管干到夜里九点十点，必须完成定额，完不成不给晚饭吃。对于女右派是优待的，只要跟着干就行了。可是，所有的女右派都竭尽全力拼命地劳动。我印象太深了：排碱渠挖到一米五深地下就出水了，那是10月中旬的天气了，水已经冻冰了，站在水里挖渠扎骨的冷，可我们干得浑身出汗，只穿身单衣。尤其是豆维柯，为了显示干活积极劳动卖力，上身穿件背心，下身只穿条红裤衩。引得右派们都往我们这边看。

           挖排碱渠的时候，李怀珠的肚子已经挺得很大了，她弯不下腰来了，根本就不能抡镐和使铁锨了。她的预产期是11月中旬，可是管教干部不叫她休息。这对她来说很痛苦：干吧，怕累着了导致早产，不干吧，怕管教干部说她不好好改造。她只好挺个大肚子站在二台上往外翻土。后来还是那秀云跟农业大队的大队长梁敬孝说了说，才把她调到磨坊磨面。

           磨面也是很累的，要早晨六点起床就去干活，天黑透了才能下班，一天围着磨转，还要淘洗粮食，晾晒粮食，搬动面口袋，罗面。那时候磨坊就有七盘石磨，七头毛驴拉磨。到晚上下班的时候，她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幸亏姐妹们照顾她，大部分时间叫光是看看磨，看住驴不要偷吃面粉……

           谢天谢地，李怀珠终于平安地熬到了生产的那一天。那是1958年11月中旬的一天，天气格外冷了一下，因为从昨天傍晚就开始下雪。天亮时雪小了，但是刮起了寒冷潮湿的东北风。这天吃早饭的时候我们被告知：今天休息。夹边沟是没有星期日的，刮大风，下雪或者偶尔下雨的日子才是我们的星期日。这天我什么也没干，吃完了饭就关起门来睡觉，因为房子里没有炉子冻手冻脚的。大约是下午三四点的时候突然有人敲门，而且敲得很急，那秀云的声音喊，开门，快开门！我跳下去开门，那秀云搀着李怀珠走进来。李怀珠的脸是惨白的。我吓了一跳，问出什么事了。那秀云说怀珠肚子痛。我知道她要生了，急忙把被褥铺好，把李怀珠扶到炕上躺好。我问她疼得厉害吗？她说这阵儿轻点。那秀云说，我说不叫她干活，叫她坐着，她非要扫磨。我想扫磨就扫磨吧，我罗我的面。我正罗着面听见她哎呀了一声，回头一看，她扶着磨盘蹲下了……

           我问那秀云：等会儿才能生吧？

           那秀云回答：得到夜里了。你把炕烧上吧。

           还在半个月前，梁敬孝在挖排渠的工地上看见了毕可成，说，收工后你抽时间打些柴去，存下，媳妇生娃时把炕烧热。毕可成是个真正的书生，大城市长大的，哪会打柴呀，打了两三天，就背回来两小捆碱蓬放在女右派院子里。我看见了又生气又可怜他，说他：你就是这么打柴的吗？他说那要怎么打？我叫他找工具保管员借了两个耙子，拉了一辆排子车，带他到一片骆驼草草原上，教他如何打柴。河西走廊干旱缺雨，草原上根本就没有树林，没有硬柴可打。小时候见过父亲打柴：每到冬季，父亲就和邻居家的男人们结伴赶着牛车到远方的骆驼草滩上去。他们在荒原上住两天，用耙子把成片的骆驼草的茎秆贴着地面捣折，再扒成堆，再用杈子叉到牛车上。把车装得高高的，用大绳勒紧，拉回家来。打一车柴要花两天的时间。一个冬季要打十几车，打够一年烧的柴。

           那天我教毕可成怎么打柴，并且打了一排子车拉回来。后来他就每天收工后打点柴，拉回来堆在我们的小院里。

           此刻我忙忙地从院子里抱柴，把炕烧上，然后把李怀珠先前准备好的婴儿用的小被子和尿布翻出来。她准备的尿布不多，我把自己的几件洗净的旧衣裳撕了，放好。她没准备婴儿枕头。我跑了一趟磨坊要了两碗磨面的豌豆回来，用一块手帕缝了个枕头，里边装上豌豆。这时候那秀云已经向梁队长报告过李怀珠要生孩子了，梁队长打发人把毕可成叫来了。他进来时正遇上李怀珠又一次阵痛发作，呻吟不止。吓得他连声问怎么办？那秀云瞪他说，捏住怀珠的手，安慰安慰她。他还真就坐在炕头上捏住李怀珠的手，连声问还痛吗？李怀珠不说话，轻轻地呻吟着。

           炕烧热了，房子里开始有点热气。半夜里李怀珠生了个男孩。

           生了孩子之后，农业大队的教导员宋有义来我们房子看过李怀珠一次。原先管我们的是一个人们叫袁干事的管教干部，后来袁干事不见了，宋有义专门管我们。宋有义和梁敬孝同级，可能是科级干部。夹边沟农场原来是科级单位，这时候劳教的右派多了，升为县级农场了。

           宋有义叫毕可成伺候几天李怀珠。他还和伙房说了一声，给了李怀珠一斤清油，二斤鸡蛋和几斤面粉。叫毕可成给李怀珠做饭吃。

           李怀珠身体弱，再加上吃不饱，思想压力又大，生下的孩子瘦极了。我的孩子们出生时都在七斤左右，生下来胖墩墩的。圆胳膊圆腿，皮肤红润，哭起来哇哇的声音洪亮有力。李怀珠的孩子才四斤重，那个瘦呀，那个难看呀：身上的皮肤皱皱巴巴的，脸上也有许多褶子。哪里像个初生的婴儿呀，简直就是个衰弱的小老头，像只赖猫。哭的时候嗓门细弱还有点沙哑。胳膊腿软软的没力量。

           这个孩子长得很丑，可是我们房子的人都喜欢得不得了。毕可成伺候几天又回农业队去了，我们几个又回来睡，睡觉的时候我就挨着那孩子睡。只要他醒着，我就逗他玩，摸摸他的脚，捏一捏手指头。夜里孩子一哭，我一下子就坐起来，给他换尿布，抱着他摇呀晃呀，晃睡着了我再睡。豆维柯可是个很洋气的人，个子不高吧，但匀称，白白圆圆的脸白中透红，天生丽质，像个洋娃娃。这个人很傲气，她知道自己长得漂亮，瞧不起其他右派。虽然她也是个右派，可是在农场里她穿着列宁式的呢子短大衣，昂着头走路。但是她也喜欢那个孩子，收工回来，一进屋就把孩子抱起来亲呀亲呀，亲够了才去洗脸。这个人还积极得很，打从到了夹边沟就经常写思想汇报写改造思想的心得，向管教干部表现自己的进步。她还经常揭发别人偷粮食了，偷面粉了。她总是受到领导表扬，却把两个磨面的姐妹罚到大田劳动去了。为这些事，我们全组的右派都恨她，和她关系不融洽。可是李怀珠生孩子以后，磨面粉的姐妹们从磨坊偷面粉偷小麦半夜里在煤油炉子上做吃的给李怀珠增加营养，其他人也跟着吃，她却一次也没告发过。有次傍晚收工回来，她竟然从短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堆黄豆来，倒在李怀珠的洗脸盆里说，晚上叫老李煮着吃吧。这东西有营养。我问她从哪儿搞的黄豆，因为磨坊里从来没磨过黄豆。她回答从伙房抓的。

           由于孩子的原因，我们和她的心理隔阂消除了。

           不光我们宿舍的人喜欢这个孩子，全体女右派都喜欢这个孩子。有个兰州医学院的英语讲师叫由田，反右运动中精神受过刺激，来夹边沟之后言行时有乖谬：有一次全场男女右派齐上阵挖排碱渠，打擂台，争红旗。中午吃了饭大家都躺在工地休息，养精蓄锐，以利再战，她却抱了一块砖头厚的书攻读。夹边沟的管教干部都是管劳改队的水平，哪见过这样的“犯人”，走过去制止，她竟然嚷了起来：这哪行！怎么连书都不叫读了！读书才能改造思想，劳动只能锻炼筋骨！右派们不知她是哪来的右派什么身份，竟然说这样的傻话，便都笑她。在农场劳动了几个月，她看到农场太穷，饭也吃不饱，劳教分子每月三元钱的津贴也发不下来，便对大队长梁敬孝说，梁队长，你们给我几天假，我到北京找一趟周总理给农场要点钱去。梁队长认为她说疯话，根本就不理她。她又去找场长刘振宇，还是这样说。场长也不理她，并且对人说，不要理她。装神弄鬼的那套把戏我还识不透吗，骗鬼去吧！于是，农场里传开了，由田装精神病。但是我们女右派都不这样认为。由田犯神经不是永远的，不犯病的时候，她是个安静温和的人，说话很理智。有一段时间女右派都在猪圈干活，喂猪，空闲时间多，也不很累，聊天的时候她曾说起过她的生活，她的历史。她是东北人，“九·一八”日本人占领东北，她不甘做亡国奴流亡到北平，又到大后方的重庆。她是在流亡中读完大学的。他爱人姓宋，也是东北流亡青年，成都大学毕业，后来去美国留学，做了大学教授。她没有出国，在国内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到了大西北，在兰州医学院做讲师。她丈夫五十年代初回国，国家安排到兰州大学做教授。宋教授工作了一段时间，和学校领导产生龃龉，五六年辞去了兰州大学的教职，去北京找高教部要求重新安排工作。不久反右开始了，由田在兰州医学院定为右派，他竟因无工作而侥幸逃脱。他们夫妻有三个孩子。

           小儿子叫宋亚杰，那年才十三岁，正上初中，因为喜爱集邮撕了学校传达室信封上的邮票。正好由田要送夹边沟劳教，医学院便把他和母亲一起送到了夹边沟。夹边沟的领导翻阅他的档案后给他定了个坏分子，安排在农业大队劳动教养。管教干部在女右派住的小院里给她们母子一间房子住。

           由田犯神经时说话就没有分寸，人们有时候逗她：你不要吹牛了，你找周总理要钱，你和周总理什么关系，周总理能给你批钱？她撇撇嘴，轻蔑的口气说，你们知道什么，我跟周总理的关系能跟你们说吗！

           有一天我们在田野上翻地，有架飞机从头顶飞过，她又犯神经了，说，你们看，周总理派飞机接我来了。右派们都笑她：你又犯神经了，吹牛啦！她竟然发火了，说，我吹牛？你们说我吹牛？我现在就去北京找周总理要钱。我把钱要回来，看你们怎么说。她说着话就气呼呼扔下铁锨走了，朝着酒(泉)金(塔)公路的方向走去。我们追上去拉她劝她回来，可是劝不住她，拉也拉不回来，她还是往前走。没办法，那秀云就跑去找梁队长，说由田要去北京找周总理，我们劝不住，你去劝劝吧。梁敬孝说，不要管，谁也不要拦她，叫她走去。等到由田走出了场部，走过南边的几座沙包，梁敬孝便带了两名管教干部追上去。那几座沙包是警戒线，右派到农场的第一天管教干部就告诉大家，未经管教干部批准而越过沙包者被视为逃跑。梁敬孝带着人追上由田，五花大绑把她捆了起来。捆回来之后绳子都没解开就关进了禁闭室。关了几个小时才放出来，胳臂和脸都肿了。

           就是这么一个神神经经的人，也竟然每天晚上跑到我们房子来抱一抱李怀珠的孩子。李怀珠怕她神经把孩子弄疼了，看她一进来就自己抱起孩子来喂奶，不叫她抱，她却硬是把孩子从李怀珠的怀里抢过来抱着，一改日常严肃的面孔，用我们从来没听见过的亲热的音调说，叫阿姨，叫阿姨。然后就把脸贴在孩子的脸上亲着笑着。有一次她亲着孩子的时候竟然流起眼泪来，嘀里嘟噜说了一串英语。我的英语都忘光了，但她说的这几句话我听懂了。她说的是：我的儿子，我的儿子，心肝呀……

           我们都爱这个孩子。有时候吃过了晚饭，不知道为什么，全体女右派就都集中到我们这间房子来了。这个人抱一会儿，那个人抱一会儿，这个人亲一亲，那个人亲一亲，孩子在大家的手上传过来传过去，亲呀，笑呀，说呀。就连没结过婚成天阴着个脸的老姑娘毛应星也抱孩子。当她抱着孩子的时候，脸上也露出兴奋的笑容。

           这是李怀珠的孩子，也是我们大家的孩子。我看见，不光是由田抱着孩子流过眼泪，那秀云流过眼泪，张启贤流过眼泪。我也流过眼泪。我抱着他就像是抱着我自己留在母亲那儿的儿子一样，心情非常感动。他像一道阳光射进我们冰冷的房子，照亮了我们的心，温暖了我们孤寂痛苦的灵魂。

           这孩子很瘦，那是因为他先天不足，缺少营养。在磨坊磨面的右派们就偷面粉，偷粮食，给李怀珠做饭吃，叫她每天吃得饱饱的，用她的奶水来喂饱孩子。教导员宋有义经常往女右派的小院来，有时候进了房子掀一掀煤油炉子上的锅盖看看里边煮着什么。他看出坐了一个月子的李怀珠比以前胖了，想要查出她是怎么搞到食物的，但谁也不叫他查出来：我们都是半夜里给李怀珠做饭吃。过元旦和过春节的时候，我们一帮女右派去伙房帮了几天厨；我们几次偷羊肉回来，夜里给李怀珠做羊肉面片吃。

           毛应星拆了自己的一件毛衣，给孩子织了一件连体的毛衣，作为满月的礼物。由田把自己儿子的一只口琴送给孩子。

           满月那天，大家商讨给孩子起个什么名字。组长那秀云说，就叫夹农吧。长大了叫他记住他是在夹边沟农场出生的。记住妈妈和阿姨们这一段有意义的生活吧。

           九个月过去了。夹农还没出生的时候，李怀珠强烈地担心过孩子生在夹边沟能够生存下去吗？能长大吗？能不能长大我们不能预测，因为我们是劳教犯，不知未来的年月我们还将经历什么样的磨难，但是，过去了的九个月，他健康地成长着，没有挨饿。九个月，他的原先皱巴的脸胖了起来，白白的脸蛋泛着红润和光泽。他笑的时候脸上还出现两个好看的酒窝。他的身体也充分地伸展开了，他已经长成了一个胖乎乎手脚有力的孩子。他还不能走路，但是当你把手指头伸过去的时候，他能够抓得很紧又很有力量，腾的一下站起来。他扶着你的手双腿有力地一弹一弹地跳动，嘴里喊着妈，妈……他还不会说别的话，只会叫妈。他把所有的女右派都叫妈！

           但是，他的好日子很快就结束了：1959年8月，农场的夏收结束之后，场领导突然把我们十九个女右派除了种菜的毛应星等几个人之外全都调到猪圈去干喂猪的工作了，而把原先喂猪的几个男右派换到了磨坊。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叫我们去喂猪，是嫌那几个磨面的人干得不好，还是要照顾在菜地和农业队劳动的女右派们去干点轻松活。也可能是为了加强管理吧。我们十九个人虽然独立地住在一个小院里，场里规定不许男右派到我们的小院来，就是夫妻也不允许随便走动，但是毕竟我们的小院处在众多男右派的汪洋大海里，难免要出点事：我和那秀英、豆维柯曾经有一段时间为李怀珠做过安排，每过几天就叫毕可成到我们的房子里来和她相聚一次。他来的时候我们三个人跑到别的房子去挤着睡，天快亮时他再回到农业队去。1959年春节的时候，农场抽了几个女右派和男右派在一起排练节目，欢庆春节。豆维柯和农业队一位年轻的男右派演出了黄梅戏《天仙配》，结果两人产生了感情。在好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就像给李怀珠和毕可成提供相聚的条件一样，也给豆维柯和那位男右派提供相聚条件。我们是这样想的：夹边沟的生活太艰苦太压抑了，年轻人有胆量有勇气做个露水夫妻使生活变得快乐一些轻松一些有什么不好呢！是他们两个人太不注意了，导致豆维柯怀孕了，事情暴露了。结果豆维柯被送去酒泉劳改局医院堕胎，那位男右派被弄到严管队劳动。

           豆维柯堕胎不久，我们就被调去养猪了。

           一调到养猪场，我们就开始挨饿了，因为再也没法偷磨坊的粮食了。

           1959年春天开始，劳教分子们每月的口粮就下降到二十六斤了。二十六斤粮食，坐机关的人和家庭妇女们还可以吃个七八成饱，对于一天劳动十几个小时的人来说，就不足以提供身体所需的营养了。1959年春天就开始饿死人。

           好在喂猪的活并不重：十四名右派喂不到二百头猪，除了李怀珠和由田每人管三个仔猪猪圈外，其他的人每人管一个猪圈。因此我们虽然饥肠辘辘，但并没有到太累和太饿的程度。再说那时候大跃进的高潮还没过去，猪场为了放卫星养着几只“千斤猪”，“千斤猪”的饲料比我们从伙房打来的饭的质量还好：有时候把整锅煮熟了的土豆给它吃，有时候喂粉碎了的黄豆。而伙房给我们吃的什么呀：糜子面的菜糊糊，玉米面的疙瘩汤，青稞面的窝头，还吃不饱。实在饿得难受，我们就从馇猪食的锅里偷几个土豆吃。

           祸事接踵而至。

           夹边沟农场的养猪场在场部办公室南边二三百米处的一片草滩上，是成马蹄形排列的三栋房子围成的小院。总共八间房：东房四间，这是正房，住人；北房和南房各两间，北房是仓库放着饲料什么的，南房安装了两口大锅馇猪食。西边没房子，应该是围墙的地方挖了一口水井。这口水井挖得很大，敞口的，有一圈台阶供人走下去打水。水井西边是一排一排的猪圈。我们的工作是一天三次馇猪食喂猪，打扫猪圈，抬土填圈。按说一人一个猪圈喂十头八头猪是累不着人的，但教导员宋有义看我们轻松就不舒服，命令我们每天喂一次猪就要刷洗一次猪食槽，洗完后要用抹布擦干净。就是这样，我们每天的工作量仍然比在农业队和蔬菜队小得多，在两顿喂猪的间隙里可以回宿舍休息一个多小时，缝补破衣裳，或者聚在一起聊天，逗夹农玩。

           那是11月下旬一天的下午三四点钟，喂完了中午那顿猪食，擦洗完了食槽，大家凑到两间房子里取暖和说闲话。那天刮大风，天特别冷，我们擦洗完猪食槽手都冻僵了，衣裳也被风刮透了，一干完活就都往那两间房跑。那两间房里有原先喂猪的人砌下的土炉子，有人从馇猪食的房子里抱了些柴去把炉子点着了，房子里有点热气。

           我们进去不久，李怀珠也抱着夹农跑来了。她进了门还说了句话：咱那房子跟冰窖一样，冷得坐不住。

           在磨坊干活的时候，管教干部允许李怀珠两小时回宿舍一趟，给夹农喂奶。到了猪圈就更方便了，听见夹农哭，随时就可以进屋照看一下。每天上班的时候怕夹农醒了乱爬，就在后窗上拴根绳子绑在夹农的腰上，以防掉下炕去。

           可能是房子里暖和的原因，李怀珠进来后时间不长，夹农就在她怀里睡着了。这时候我说她：你把夹农放回去吧。你看，睡着了。她看了看怀里的孩子说，咱房子冷，我就这样抱着吧。如果那天那间房子里人少，可能也就不出事了，李怀珠把孩子放炕上就行了，可是那天那间房子里挤了八九个人，炕上坐着人，没处放，她一直抱着孩子站着。于是，过一会儿我又说她：你放回去吧，怕冷你给他盖厚点；你这么抱着不累吗？

           李怀珠就去放孩子了。

           她出去不一会儿就回来了，但还是抱着孩子。我说她：咳，你这个人，叫你把孩子放下去，怎么又抱回来了？

           李怀珠说我还是抱着吧。

           这时那秀云说话了：你怎么不放下呢，你觉得抱着舒服呀。

           李怀珠说，那你替我放去吧。

           那秀云：为什么叫我放去？你放去怎么啦？

           李怀珠：你放去嘛，你放去嘛，你替我去放一趟嘛。

           李怀珠说话的口气有点可笑的撒娇的样子，那秀云嗔怪地瞪了她一眼，说，好，我放去，我放去。好我的姑奶奶，越伺候越蹬鼻子上脸呀，一步路都不想走了。

           那秀云从李怀珠的怀里接过夹农就出去了，可是不到两三分钟也抱着孩子回来了。她一进门就说，好你个李怀珠，你骗我，你这么坏呀！

           她说话的口气有点怪，脸色也呈现出异常。

           我觉得奇怪，问，出什么事了？

           那秀云说，哎呀，丑死啦，丑死啦！

           我说，什么事嘛，你说嘛。

           那秀云想说又没说，瞟一眼李怀珠才说：你问她，你问她。

           我看见李怀珠的脸上有一种诡秘的笑容，就问：怀珠，到底有什么事，你说不说？搞得神秘兮兮的干什么？

           这时候其他人也都七嘴八舌地问出什么事了。李怀珠被逼不过，说，我也不知道出什么事了，你自己看去，咱房子闹鬼啦！

           看她还是不愿说，我就扭身出了门。我想自己去看看吧，我就不信闹什么鬼。我噔噔噔几步就走到门口了，推了一下门，可是门没有推开，像是有人用铁锨把顶上了，顶得还很紧。事情还真有点蹊跷，我就不推了。我们房子的门板上有一个节子掉了以后露出的椭圆形的孔，我从孔上往里看了一眼。

           一看就把我惊了一跳，我呀地叫了一声跑了回来。还真是闹鬼了：豆维柯在炕上躺着，全身赤裸，宋有义刚刚从她身上下来，正往她身上拉被子。宋有义也是赤身裸体的。

           我进了门就大骂起来：好个不要脸的豆维柯，大白天……

           全屋的人都惊了，问出什么事了。我说，宋有义和豆维柯搞破鞋啦，真不要脸……

           人们都静了一下，继而嗡的一声像蛤蟆吵坑一样议论起来：

           我早说过豆维柯不是好东西……

           宋有义也不是好东西……

           这时站在窗前的张香淑喊起来：你们看呀，宋有义出来了！

           有的人往窗前挤过去，更多的人拉开门挤着往外看：宋有义正急急地绕过水井，走到小院外边去。有两个人大声地骂起来：流氓！不要脸！宋有义走到第一个猪圈旁边，他似乎听见骂他的声音了，扭脸往这边看了一眼。

           他的脸色苍白。

           宋有义和豆维柯关系异常，我们早就有所觉察。女右派们搬到猪圈以后，工作地点集中了，离其他人远了，来得少了，就宋有义天天到养猪场来。他一来就扎到我们的宿舍来，有一句没一句地跟豆维柯说话。豆维柯馇猪食，他就围着锅转；豆维柯喂猪，他就围着豆维柯管的猪圈转。有时候上着班他就把豆维柯叫走了，说是叫豆维柯帮他写什么材料。对于这些，我们都没当回事，因为我们知道，豆维柯从初到夹边沟农场就靠拢组织表现积极：写思想汇报，巴结管教干部，在管教干部跟前殷勤极了。这我们是理解的：右派嘛，不就是想早点摘帽吗！可是不久就有这样的话传出来：宋有义叫她不是去场部的办公室，而是跑到没有人烟的沙窝子里去了。一男一女跑到沙窝子里去干什么，事情不是明摆着吗！但是谁也不敢公开地议论他们的事。宋有义是教导员，权力大，想批斗谁就批斗谁，谁都害怕。

           但是这次不同了，所有的女右派都看见了宋有义和豆维柯私通，而且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家公开地议论他们，把这事在全农场传播开来……

           结果是风波骤起，大祸临头。

           四五天后的一天傍晚，我们刚吃过饭，宋有义打发那个管我们的农业队的带工队长［2］来通知那秀云，叫她集合全体女右派到场部去开会。我们排着队走到场部时那个农业队的全体劳教分子已经在第一栋办公室门前的空地上坐好了。我们全组人刚坐下，宋有义就从办公室走出来训起话来。他说，有些右派分子思想反动、反革命立场坚定，从来到农场就不好好接受无产阶级的劳动改造，还到处造谣，惹是生非，搬弄是非，想把劳教农场搞乱！想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对这样的人，领导是不能姑息迁就的，必须严厉惩治！说到这里，他突然喊道：李怀珠，张香淑，你们两个人站起来！李怀珠哆嗦了一下站了起来，张香淑的脸刷地变得惨白，也站了起来。宋有义问她们：你们知道犯了什么罪吗？两个人都回答：我们是资产阶级右派。宋有义说，我问的是现在，也就是这两天，你们又犯了什么罪！李怀珠知道，这是要她承认她造谣惑众了，但她不知怎么说好，沉默着没言语；倒是张香淑说话了：宋队长，我不知我犯什么罪了，我老老实实劳动改造……宋有义大吼一声：不老实，你们两个不老实。给我铐起来！

           说着话他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两副手铐哗的一声扔在地上。农业队上来几个积极分子就把李怀珠和张香淑铐起来了。铐的是背铐。背铐你知道吗？就是一只手在前，从肩膀上拉过来往下拉，另一只手从背后往上拉，用一副手铐在后背上把两只手铐起来。人们把这种铐人的方法叫苏秦背剑，是最厉害最残酷的一种铐人的方法。

           两个二十多岁的女人——那一年李怀珠二十六岁，张香淑二十三岁——叫人用背铐铐了起来，铐的时候我就听见她们的胳膊关节和筋咯巴咯巴的响声，她们的喉咙发出凄惨的断了气一般的惨叫声。那几个男人一松手，两人就身不由己地趴在地上了。这时宋有义又问：你们还造谣惑众吗？两个人被铐得连气都喘不上来了，疼得嗷嗷地哭，哪里还说得出话来。宋有义又喊，给我关起来！那几个男人就把她们拖到办公室旁的一间空房里去了。拖她们的时候，她们根本就不能走路，身体蜷成了小小的一团，头不由自主地往后仰着，像是后背上有根筋抽着她们的头。她们的脸色惨白惨白，泪水从她们脸上流过，豆粒大的汗珠在脖子上滚动。她们的腿可怜地蜷着，悬在空中。

           宋有义又训了一阵话，然后宣布散会。

           散会后我和那秀云没有立即回宿舍去。我们俩惊呆了！我们在想，为什么要铐起李怀珠和张香淑来呢，要说散布谣言还是我和那秀云散布的多，该把我们两个人铐起来才对，李怀珠和张香淑是两个内向性格平时就不爱说话的人！

           站了一会儿，我们就想明白了：宋有义是敲山震虎，杀鸡给猴看，想封住右派们的嘴，但他知道我和那秀云是从公安厅来的右派，顾虑我们有什么社会关系，不敢随意处置我们，就只好拿两个胆小怕事的人开刀！

           后来我们俩转身要走了，旁边站着的农业队带工队长走到我们跟前小声说，你们两个人可是要注意呀，明天就轮到你们两个人了。

           张香淑和李怀珠第二天早晨才被宋有义放出来。她们像是瘫了一样，躺在地上动不了，农业队的几个右派把她们抬回猪圈来，然后就在炕上躺着。她们自己说的，她们的胳膊一铐起来，扯得全身都疼，跪在地上动弹不成。后来就趴在地上了，一直趴到天亮。张香淑那两天正好来月经，铐起来后月经流得特别多，把裤子浸透了，把趴的地方浸湿了。

           张香淑是南方人，兰州生物制品厂的技术员。

           头天听了农业队带工队长的话，我和那秀云就很紧张，张香淑一说，我们俩的魂都吓掉了，心想千万别再开大会呀，别真把我和那秀云铐起来。谁知事情很巧，第二天下午我们正在猪圈刷洗猪食槽，看见一辆吉普车开进夹边沟农场来了。过了半个多小时，张掖地区公安处处长黄钲走到猪圈来了。他看见我和那秀云，问，你们的生活情况还好吗？我们俩几乎齐声大哭起来：好什么呀，宋有义要整我们。黄钲很惊讶，问我们出什么事了。我们哭着讲了这几天发生的事。黄钲安慰了我们几句，说不会的，他那是吓唬你们。我们说不是吓唬，是真的，是他的亲信带工队长说的。黄钲青着脸回场部去了。他找到农场的党委书记很严肃地说，真是胡来，对妇女怎么能动铐子？还是背铐！我告诉你们，那秀云和戚淑英不许你们开批斗会。过几天我就把她们调走。真不像话，自己的屁股不干净，还打人家的屁股，真的是胡作非为无法无天了！听人说，农场党委书记原先是陇东一个地区的法院院长。有一天他正和别人下象棋，手下的干部拿来一份文件叫他画圈圈，说省高院已经批准了前些天报上去的关于几个犯人的审判决定，那个人枪毙，那个人劳改。他拿过文件画了圈之后接着下棋，结果一个判了劳改的人被处决了，判了处决的人被送去劳改了。为此免了他的院长职务，后来又调到夹边沟农场当书记来了。

           过了几天，我、那秀云和其他六七个人就被夹边沟农场的马车送到酒泉城郊农场去了；城郊农场是个劳改农场；一个右派医生给我们讲了几天医学知识。学习期间我们听说酒泉劳改分局医院要我们去当卫生员，可是学习结束之后，劳改医院把张香淑、杜可等四五个人要走了，嫌毛应星、李怀珠、那秀云和我岁数大，把我们四个人送到了高台县境内的高台农场。高台农场，是个劳改农场，还有一部分刑满就业人员。

           在高台农场，毛应星和李怀珠种菜，我和那秀云当统计员，以刑满就业者对待我们。每月发三十元钱的工资。

           真是因祸得福呀！我们离开夹边沟农场不久，夹边沟农场的口粮就减少到二十斤，每天都有人饿死。更为甚者是到了六零年九月，劳教分子们调往高台县境内离着高台农场仅十多公里的明水乡组建新农场，口粮减到了十四斤，还没有房子住。劳教分子饥寒交迫，死亡过半。

           在高台农场的一年多，李怀珠也是饿得饥肠辘辘形销骨立；夹农饿得剩下了一把骨头，就像他刚出生时一样瘦弱。原因是1960年的冬天高台农场的劳改犯和就业人员也挨饿了，而李怀珠还要从自己和孩子原本就不够吃的口粮里节约出一部分粮食支援在明水农场的丈夫毕可成。

           她每月都给丈夫送一次粮食。

           我永远也忘不了1960年12月13日那一天。那天早晨七点半钟，我吃过了早饭正要去办公室上班，李怀珠抱着夹农来到我的宿舍说要去看看毕可成，送几斤粮食去，叫我给她看着夹农。我说你放下吧，放下你走吧。我在上班时候每过一两个小时就跑回来看看夹农。夹农这时刚刚两岁零一个月，但是那孩子很听话，已经习惯了母亲上班后自己玩的日子。你只要给他一张旧报纸，他就翻过来翻过去玩，一会儿折起来一会又展平。到最后他再把报纸撕掉。他撕报纸的时候要是没人管，便会把一张报纸撕成一堆指甲大小的碎片，就像是碎纸机粉碎的一样，很专心地撕呀撕呀，不哭也不闹。但是这天不知什么原因，十点多钟，我第二次回房子看他的时候，他竟哇哇哭个不止，喊着要找妈妈。没办法，我只好不上班了，就待在宿舍里哄他玩。中午吃过了饭他睡着了，我又去上班。后来一个就业人员跑来喊我，说听见我房子里夹农哭，她进去哄怎么也哄不住。我又跑回去看他，告诉他妈妈去看爸爸了，一会儿就回来，但这会儿我却怎么也哄不乖他。他总是哭，抱着也不行，哭呀哭呀。时间已经是黄昏了，我觉得该是李怀珠回来的时间了，便抱着夹农走到场部外边的路上去迎她。我抱着夹农在通往明水农场的路上站了一个多小时，才看见李怀珠从南华镇方向走过来了。

           往常，李怀珠一看见夹农马上就跑过来抱住，亲着叫着：我的儿子想死妈妈了，想死妈妈了，可是这天她看见我抱着夹农站着，仍然慢慢腾腾地走路，像是没听见孩子的哭声。到了跟前，孩子张开双手喊她：妈妈抱，妈妈抱。她竟一声也不应，冷漠地接过孩子往回走。她跟我也不说话。我看见她的脸色不好看，认为她走累了，就什么也没说，跟她并排往回走。走了一截我才问，老毕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她站住了，扭过脸来看我，眼睛有点发红，嘴咧了一下——凄然一笑：他死掉了。

           我吃了一惊，心猛地一沉，眼睛就湿了。但是我没再说话，怕一说话她哭起来。我默默地跟在她身后回到宿舍。我边走路边想，她是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悲痛，一进房子定会号啕大哭起来。可是回到宿舍她一声也没哭，也没流泪。她静静地坐了一会儿，很平静地说，和以前一样，今早我去了，直接找到他住的窑洞。我原打算把粮食放下坐一会儿就往回走，可是到了窑洞，人们说他死了，已经死了一个星期了。我问埋在哪儿了，都说不知道，不是他们埋的。后来找到一个掩埋组的人，领我去找坟墓。他把我领到明水北面的沙窝子里，找到了老毕。风把沙子刮走了，人露出来了。那人帮我挖了个深点的坑，又埋上了，做了个记号，我就回来了。

           她说她把带去的粮食给了那个掩埋组的人。

           她一声也没哭，只是眼圈红红的，干巴巴的嗓门讲完了她去看丈夫的过程。

           这个月底我们就回家了。中央工作组和省委的工作组来到了夹边沟农场，抢救人命，叫夹边沟的右派和其他劳教分子都回家去。其他农场只是准许右派回家去。工作组说不管这些人有多么严重的错误，先把命保住，错误以后再说。

           以后的事情我就简单说一下吧。一听说可以回家去，我也没等单位来接，就乘火车去了四工农场把章宗昌接了出来。我半个月前就接到他的来信说他病了。我们从柳园火车站上火车回到兰州。到兰州我把他送到大沙坪的省劳改局医院以后我就去省公安厅了。张掖市公安局早就不存在了，我只好回公安厅去。公安厅不要我，说我在送夹边沟的时候已经开除公职了。领导叫我们自己找工作去，自谋生计去。但我赖在公安厅不走：我说我本来就不是右派，你们把我整错了，送到夹边沟劳教差点死掉。我没死掉，回来了，现在又不要我，叫我自谋生计去。你们还讲理吗？反正我赖着不走，他们也没办法，后来他们就把我送到省劳改局的医院去当勤杂工，每月发三十元工资，和刑满就业人员一样。1978年平反后我就调到客车厂工作了，在宣传科当了个副科长。夹边沟的那十八个姐妹，我们八九个人调出之后，剩下的人就不喂猪了，又都调回磨坊磨面去了。后来磨面的石磨改成机械化了。有一天何世珍的一根辫子夹到机器里去了，半个头上的头发拔掉了，头皮拔掉了好几块。后来我在兰州见过她，头皮没拔掉的地方又长出头发来了，拔掉头皮的地方一块一块秃着。何世珍是我们十九个人当中最年轻的一个，那时才22岁。她长得也最漂亮。她原是小学教师，释放回兰州后一直没工作。后来和母亲远走他乡——去了新疆——去谋生了。再也没看见过她。豆维柯回交通厅了，“文革”以后我见过她一次，还是那样洋气，五十多岁的人了，抹口红擦红粉，可是红粉掩不住眼睛上的皱纹。有个叫苗青的女右派原是省话剧团演员，回兰州后干什么我就不知道了。我是不看话剧的，不知她还当演员没有。杜可是省建工局宣传部的干部，回兰州后在崔家崖建工局职工医院当干部，也可能是护士。李丽，兰州铁路局干部，很漂亮，她在夹边沟劳教时丈夫就死掉了，回来后是否再嫁人我不知道。我想是嫁人了，她很年轻呀，又很漂亮。敏惠萍是个很活泼的人，张掖人，在夹边沟劳教时演过戏剧节目《拾玉镯》。她后来到省建委当了处长。那秀云也当了处长，在公安厅。她运气好，六二年甄别的时候平反了，不是右派了。她和我同时参加工作的，“文革”后算是老干部，升了处长。你说我为什么没升上去吗？就因为我在张掖市公安局得罪了那个局长，六一年甄别时他咬住我不放，我的右派帽子戴到了1978年。毛应星在文化大革命中“一打三反”时被枪毙了。她从夹边沟回到兰州后和一个同样是右派的人结婚了，那时都三十六岁了。组织部门认为他们两口子不宜当教师，把他们下放到静宁县的农牧站，男的在一个公社种胡麻，女的在另一个公社种小麦，一年见不上两次面。“文革”当中两口子都被揪出来了，因为“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被枪毙了。上刑场之前和张志新一样被割断了喉咙——怕她在公审大会上胡来。由田回到兰州后完全神经了，在马路上捡树枝；人家问她捡树枝干什么，她说烧火煮饭吃。医学院就把她送到清水神经病医院去治疗。住了两年医院，出来后就病休了。她现在住在八里窑附近的老年公寓，她的一个孙子，就是宋亚杰的儿子伺候着。宋亚杰？你是问宋亚杰吗？早在1959年秋季，农场给三个劳教分子摘帽子，其中一个是宋亚杰。摘了帽子也不叫回家，直到1961年1月才和由田回到兰州。这时候他父亲在宁夏大学当教授，来兰州看他和由田，把他接到宁夏去了。文化大革命中搞“一打三反”，法院说他父亲是美帝国主义派遣来的文化特务，判了无期徒刑，1975年死在狱中了。廖兆玲，“文革”中“一打三反”，她看见许多夹边沟出来的右派又被揪出来批斗，有的判刑劳改，有的枪毙了，她吓坏了，从兰州又跑回酒泉去了。她在酒泉劳改医院当卫生员时认识了一位酒泉新生机械厂的就业人员，她跑到酒泉和这个人结了婚，在劳改厂就业了，逃过了文化大革命的劫难。那秀云告诉我的，改革开放以后在劳改局见到过廖兆玲，她和丈夫来劳改局办理移居美国的手续。她那个劳改释放犯的丈夫有亲属在美国。哟，我刚才忘了：改革开放之初宋亚杰在兰州炼钢厂学校当老师，他读夜大，毕业后考托福去美国上学，现在是耶鲁大学的教授。宋亚杰也五十几岁啦。张香淑我再也没见过，也没听到过她的消息。赵经忠是南方人，军阀家庭出身。父亲是国民党军长。她原在地质局工作，反右斗争中她大义灭亲揭发父亲，但终归没能逃脱劫数去了夹边沟。她回到兰州后干什么我也不知道。张启贤很惨：她男人陷害她当了右派送到夹边沟；出来后到了兰州，和客车厂的一个劳改就业人员结了婚。那个男人经常打她。我见过她，说她，你怎么和那么个人结婚。她说，我一个右派，没人要，我还能跟谁？李怀珠回到兰州后从兰州农校下放平凉农校，又嫁人了。还有个叫李默的，武威人，不知她到哪里了。其他几个人的名字我都记不起来了。四十年过去了，记忆力不行了。

           对了，夹农如果没死掉，今年应该是整四十岁了，应该有家有孩子了。我已经老了，还能活几年？我最近想着去平凉看看李怀珠，看看夹农。李怀珠还活着，肯定能看到，夹农不知道能不能看到。他要是不和她妈在一起我就看不到呗。

           在列车上

           1990年夏季，我从省警校毕业即被分配到地处白银市的王家坪农场工作，在教育科当干事。王家坪农场的正式名称是银城监狱，就因它在白银市境内的原因。王家坪农场劳改的都是判了十五年刑期以下的刑事犯。上班不久，那是年底前，我就执行了一次公务，奉命去武汉押解犯人。还在我去王家坪农场之前，那儿逃跑了两名犯人。听老同志讲，那两名犯人逃跑得特别蹊跷：几十名犯人被带到农田里劳动，在警卫的看押下干活，傍晚收工时少了两个人。警卫战士坚决不承认从他们眼皮底下跑了人，因为那是一片出苗不久的玉米地，犯人们在锄草，每个人影警卫都看得很清楚，不可能逃走。经过分析，农场管教干部和警卫人员共同认为犯人是藏起来了，藏在沟坎或是草丛里了。这时候天已经黑了，不便于搜索，警卫部队便把田野封锁起来，准备明天搜索。第二天，像是篦子一样，警卫战士们把田野篦来篦去篦了一天，没有任何结果。后来就撤除了警戒四方追捕还是没有结果。这次是武汉市公安局拘捕了两个入室盗窃者，经审讯是从王家坪农场逃跑的犯人。武汉市公安局将此事通知了甘肃省劳改局，劳改局打电话叫王家坪农场立即去武汉接犯人。

           接到电话的当天上午，科长就带着我和张祥出发了。科长叫李天庆，已经五十八岁了，过一两年就要退休，借着这次出差的机会回老家看看。他的老家就是武汉。张祥是老干事了，三十五六岁。农场的汽车把我们一直送到兰州火车站，我们上了从兰州去武汉的直达列车。

           因为走得急，也因为农场经费困难，我们买的是硬座票。看起来，科长和张祥已经习惯这种外出的差事了，火车一开，他们就都倚着椅背歪着头和身体打盹。我真是不习惯这种枯燥的差事：没人打扑克，也没人聊天，睡觉吧，歪着身体挺难受的，根本无法入睡。再说，车上人满为患，拥挤不堪，空气龌龊难闻，令人窒息。时间真是难挨，到黄昏吃过盒饭，我就忍不住了。向科长建议买一张卧铺票，三个人轮换着睡睡觉。科长不同意我的建议，说买了卧铺票回单位无法报销。我说，咱不要公家报销，咱三人凑点钱买张卧铺票，换着睡觉不行吗？科长更不同意了，说，出差给公家办事，为什么要自己掏钱呢！你坚持坚持不行吗？我老头子了，能坚持，你个小伙子这点苦就受不了？我明白，不是能否坚持的问题，他是舍不得掏钱。于是，我改口说，科长，你看这样行不行，不要你和老张掏钱，就我自己掏钱，买了票咱们三人轮流休息，回去后我也不要求报销。他不说话了。不说话就是默许，我又说了声我去买票啦，他还不出声，我就去补票了。我们科长的小气在单位是出了名的。我是在警校学会吸烟的，到监狱上班的第一天，我吸烟的时候递烟给他，他不要。我以为他是不吸烟的，但过了不一会儿，他就从口袋里摸出烟卷吸了起来。这样的事遇到了两三次，我以为他嫌我的烟不好，但仔细观察，他吸的烟更是差劲。我觉得蹊跷，问同事们，同事们告诉我他就是那种人，从不吸别人的烟，自己吸烟时也不让人。机关分鸡蛋，他总是要找个秤来称一称，看够不够分量；若差了一两二两的，都要跑到后勤部门去要回个鸡蛋来。有一次我去他家找他请示一件事情，恰好遇上他和老伴吵嘴。我听了听，原来是儿子要结婚了，女方家里要一笔钱，儿子拿不出那么多钱，要他出一万元。他同意出这笔钱，但却要儿子写借条，将来必须归还。老伴儿生他的气，说他财迷转向，对儿子无情无义。他说儿子长大了，成家立业了，应该自己奋斗，自食其力，不应依靠老子。老伴儿说，他不靠老子靠谁去？你说，谁家的孩子不是靠老子？他说，你看人家外国，儿子一长大就独立生活，不靠父母。老伴儿反唇相讥：你跟外国人比什么，你是外国人吗？中国和外国国情不同，不能和外国比。他说，不和外国比就不和外国比，那就和我比吧。我十六岁离家后就再也没有要过家里一分钱，我还把他们养大了，还供他们上了大学。女人说时代不同了，你不能拿现在和过去比。你过去过的啥日子，你要儿子过你那样的可怜日子吗？

           我们的车厢在车尾，走到列车中央的列车长工作席，我就出了很多汗。车长席旁没什么人，车长正低着头数钱。我叫了声车长，然后说，请帮忙给我解决一张卧铺票。车长没有抬头就说，没有卧铺啦。我想利用一下警察的身份，便提高嗓门说，唉呀，那怎么办，我们是外出执行公务，路途远，能不能照顾一下？我的话产生了效力，他抬起头来了，看我。于是，我看清楚了，这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列车长，圆圆胖胖的脸，大盖帽的下边，双鬓已经花白。他的长相显出朴实敦厚的样子。我便又接着说，我是去武汉押解犯人的，我们有一位老同志也像您这年纪了，身体不好，请您照顾一下。您看，这是我的工作证。我一边说，一边把工作证递过去，但是，他只是瞥了工作证一眼就低下头去了，说，告诉你了，没有卧铺。我无计可施了，央求他：帮个忙吧……这一次他连头也不抬了，也不说话，干脆不理会我了。

           回到车尾我们坐的车厢，面对着科长和老张询问的眼光，我沮丧地说，没买上卧铺，列车长说没铺了。张祥说，不可能呀，这么长的一列火车，一张卧铺都没有了？我回答，车长说没了，都卖光了。他说，不会的，车长手头总是有几张卧铺票的，不会都卖光的，人家是留着照顾领导或者熟人的，不卖给你。白跑了一趟，我心中本来就不痛快，听了张祥的话，那意思是说我没本事，便反唇相讥：我是没本事，你行你去买呀。张祥遭我抢白，也有点不高兴，说，我说你没本事了吗？我是说车长手里有票，可人家不卖，谁也没办法。我又说，你怎么知道他有票不卖？张祥说，我当然知道，以前坐火车，我遇到过一个列车长。他对我讲过，每趟列车的列车员车厢里都有十几个硬座和卧铺席是空着的，这些座位和铺位，是列车长掌握的，火车站无权出售。

           我和张祥戗戗有没有卧铺的事，科长听着听着说话了：别争了！你们俩的意思不就是要卧铺吗？

           对呀！我回答。

           真想坐吗？

           那还有假吗？

           你把钱给我吧。

           干什么？

           我去试试看。

           你有办法？

           咳，这谁能保证。去试试看呗，买来就买来，买不来就买不来，买来了不是更好吗？拿钱来。

           科长，你真去呀？

           我已经白跑了一趟，怕他去了也是劳而无功，但这时张祥推了我一把：

           掏钱吧，你快掏钱吧。科长说去，你还啰嗦什么，舍不得钱啦？

           我拿钱给科长。等他走了，我说张祥：谁舍不得钱啦？我是怕老头子白跑一趟，无功而返。

           张祥说，不会的。他自己要去的，准是有办法呗。

           什么办法？他认识车长？

           谁知道呢。他这人呀，你是搞不清他是怎么回事。好多事情，咱认为办不成的，他去了还就办成了。我和他出差多次，遇到补票的事，住旅馆的事，都是他去，十有八九能办成。

           我基本同意张祥的话，我们的科长是有点怪，比如他的吝啬，比如他的思想方式。记得上班的第一天，他在介绍工作的时候，当着大家的面对我说了一大堆冠冕堂皇的话，什么对犯人要像亲人一样，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用爱心去感化他们，教育他们，但是一转身，房子没人的时候，他又以严厉的口气说：犯人都是兽性未泯的东西，心狠手毒，和他们打交道，可是要小心谨慎，保持警惕，保持距离。我对他印象深的还有一件事：那也是刚上班不久的一天，教育科进来一位老人。那人刚进屋，他就很亲热地叫了一声苏政委，并且对我介绍，这是退休了的原监狱政委，是他的老上级。他那恭敬有加的神情令我很是感动。可是过了不到一分钟，苏政委提出要一个篮球，拿回去给孙子玩，他立即就绷起面孔说，苏政委，你孙子要玩篮球，你自己花钱买一个也买不起吗，为什么要公家的？我可以给你一个篮球，教育科有一大堆篮球，少一个两个无所谓，但是，这篮球是给犯人活动用的，我给了你，犯人是要指着脊梁骂我的，也要骂你的，说共产党的干部这么点小便宜都要占。他几句话说得苏政委羞惭惭地走了出去。我当时想，他这人太不近人情了，那么个头发花白的老人找你要个篮球，你不给也罢，说那么难听的话干什么？搞得老头太难受了。

           还有一点，我也觉得奇怪：他已经是年近花甲的人了。1948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而且文化水平也不低，工作能力也很强——他是解放前的高中生，我们银城监狱志的撰稿人——可是他的警衔才是个一级警督，行政职务是科长。我们的监狱长比他整整小20岁，也已经是一级警督，行政职务比他高出两级！还不是党员！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科长回来了。不等他坐下，我就问买到票了吗。他把捏在手中的钱递给我。

           你也没买来呀？我说。

           他扬了一下手，意思是叫我把钱装起来。我把钱装回口袋的时候，觉得钱是湿的，便说，科长，你是替我省钱呀？你看，你把钱都捏出水来了。

           我的话一语双关，既说了他没本事，又讽刺他小气。当然，说了这话我也有点后悔，因为平日里谁要是说他小气，他的反应是很强烈的，跟人家吵架，瞪眼睛。不过，这天他倒是没生气，还朝我笑了一下。他坐定之后说，你们谁累了，就先去睡觉吧。到列车员车厢去，就是最前边的那节车厢，一进门的第一个格子，下铺。

           我一惊：科长，你买到卧铺啦？

           他说，去吧，你闹得最欢，先去睡吧。

           我真的吃惊了：真的，科长，买到啦？

           他说，咳，你怎么这么啰嗦，叫你去你就去吧。

           那不行，那不行。你先去睡吧，我和老张值班。再说，这钱也不能叫你花，是我要买卧铺的。我说着话，就从口袋里掏出潮湿的钞票。我真是没有想到，平日里抠抠搜搜的老科长今日这样大方。

           但是，他推开我的手说，我要你的钱干什么，我根本就没花钱。

           我哪里信他的话，说，你开什么玩笑，科长，不花钱叫你睡卧铺，车长那么好心？他是你儿子，还是你小舅子？

           他瞪眼了，说，谁跟你开玩笑！我是遇到熟人了——列车长是我的老朋友，三十多年没见过面了。

           我还是不相信：科长，你是没买到卧铺呢，还是不想叫我掏钱？三十多年没见过的朋友，今天遇上了，是列车长，叫你白坐卧铺，天下有这么巧的事？

           啊，是这么巧，你不相信呀？不相信就算了。张祥，去，你先去睡觉。小林子不信，就叫他坐着。

           我不能不相信了，我说，哎呀，天下还真有这么巧的事！科长，你们是什么朋友，是老战友，还是莫逆？你们的关系够铁的！

           不是莫逆，也不是战友。

           那……那是什么关系？不是莫逆，也不是战友，给你这么大面子——不花钱坐卧铺！

           行了行了，你就别管是什么关系吧。你不是困了吗，你去睡觉就是了，你管什么关系干什么！

           我当然不好意思先去睡，这里边就我年轻。我和张祥都叫他先去睡。他不去睡，他说，我可是不能睡。我那位朋友说了，这阵儿他当班，等下了班要来找我，我们要聚一聚。

           最后还是我先去睡觉。我走到列车员车厢，找到那张铺，果然是空着的，我躺倒就睡了。

           我是被人推醒的。在昏暗的灯光下，我看见李科长站在铺前。他弯着腰把脸凑近我，小声地说，起来。我迷迷瞪瞪坐起，看看窗外一片黑暗，车厢里也是只亮着暗淡的脚灯。我问他几点了，他说是凌晨两点。我有点难为情地说，哟，睡了这么长时间？你睡吧，你睡吧；我到后边去。他身后站着个人，这时也说，老李，你睡吧。可是科长说，不睡不睡，这阵儿我不瞌睡，叫张祥来睡吧。然后他指着那人对我说，来，小林，我介绍一下，这是我的老朋友魏长海，这趟车的列车长。我们刚刚聚了一下，说说话。我和列车长握了握手，说，认识，我们白天就见过面了。

           和白天比较，车长就跟换了个人一样。他热情地跟我握手，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白天不认识。然后又说，老李，你就放心睡吧，你的两个朋友我来安排就是了：车到西安就有铺了，我给他们一人安排一个铺。但科长不同意，说，不用，不用。我们有一张铺轮着睡一下就行，不能给你找麻烦。真的我这会儿不想睡。说着话他就往后车厢走去。列车长和我只好跟在后边。

           到了硬座车厢，列车长叫列车员给我们提来一个热水瓶，然后就领着张祥去列车员车厢了。我和科长在硬座上坐下来。

           我早就闻到科长身上的酒气了，车长和张祥走后我问，科长，今天开戒了？我知道科长是不喝酒的。科长笑了一下说，喝了点儿。我说，喝了点儿？到底多点儿？他说，一瓶。我吓了一跳，说，你们俩喝了一瓶？他胆子也够大的，作为列车长，在车上还敢喝酒？科长说，一开始他不喝，说工作不允许，可是，他看我也不喝，就说我喝点儿他也喝点儿。结果，我们把一瓶古井贡喝光啦。

           我挪了挪位置，让出一块地方叫科长斜一会儿。我想，老头子了，喝了酒，一定是要睡觉的。他却一点儿困意都没有，反复地说，三十年啦，我们三十年没见面啦。过一会儿又说，小林子，你不知道呀，我们是什么样的朋友。我看出来了，他这会儿很兴奋，一丝儿睡意都没有，就跟他说话：你们在一起工作过，老同事。他摇了摇头：不对，不对。我又说你们是同学？他说，不对，更不对了。你听不出口音来吗，他是西北人，我是南方人？我告诉你吧，你猜是猜不着的。我们是夹边沟出来的，生死之交。

           我惊了一下。夹边沟我是听说过的，那是酒泉县北边的一处地方，五十年代末期，数千名右派曾在那儿劳动改造；我也听人说李科长当过右派，但不知道他曾在夹边沟待过。我问他，在夹边沟的时候，你们俩关系好？

           他回答，谈不上好，也谈不上坏。

           我奇怪了：也就是说，关系一般？

           他说，不一般。

           我糊涂了：你这是什么意思？谈不上好，谈不上坏，可又不一般，这不是矛盾吗？

           他又说：不矛盾，一点儿也不矛盾。小林，我看这么办吧，你已经睡过觉了，我呢也不想睡，我就对你讲讲我和魏长海的事吧。

           我答道：好的，反正我也不困，你讲到天亮我也陪得住。

           于是，在去往武汉的列车上，深更半夜的，李科长跟我讲了下边的故事。

           我是1957年10月在王家坪农场被定为右派的。原先，我在省公安厅工作，搞外勤——就是侦察员。是苏振起把我要到王家坪的。苏振起你认识吧，就是有一次到教育科来给他孙子要篮球的那个老头。他离休前是咱们监狱的政委。要说他的历史可是老资格了，三七年参军的老红军，五十年代初在陇东一个县当过公安局长，因为犯错误免了职。他对我说过，是因为公安局看押犯人的警察有天夜里喝醉了酒，犯人跑光了，他因渎职罪被免去局长职务，在公安厅当个生活管理员。1957年初领导又起用他，叫他到王家坪农场当场长；他要我去给他当秘书。我家庭出身不好，经过内部肃反之后领导不信任了，不叫我当侦察员了，调到公安厅政治部宣传科当宣传干事。那时候我的思想正处于低落时期，有精神压力，他叫我跟他去王家坪，我就去了。他是个大老粗，不识字。

           我就不讲反右派的过程了。关于反右派的书出了不少，想必你也读过，打右派的过程基本上大同小异。我只是讲定为右派之后去夹边沟劳动改造的事。那是1958年春天的一天，我记得很清楚，是3月22日。苏政委打发老婆把我叫到他家吃了一顿饭，给我送行。他说他问过省劳改局了，叫我自己到夹边沟农场去报到，劳动教养。我当时说了一句：你不派人押送我吗？不怕我跑了？他说，啥，你跑？你跑到哪里去？我又说，中国这么大，我哪里不能跑？他哼了一声：哼，除非跑到美国去，别的地方，你就是跑到天边边上，我也把你抓回来。咳，我就是那么说一下，我根本就没想跑。我是公安出身，还不知道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吗？小林，这你可是不了解：五十年代的人，阶级斗争的觉悟高，警惕性高，犯人跑到不管什么地方，都有人查问你是干什么的，发现你形迹可疑就报告。再说我解放前就参加革命，虽然当了右派，是阶级敌人，但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判了个劳动教养，我还想通过劳动教养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回到革命队伍里来。

           第二天早上，农场的汽车把我送到了兰州火车站，就像今天送我们出差一样，就是时间比今天早一些，因为去酒泉的火车十点多钟发车。苏振起派了个人送我到火车站，给我买了火车票，送我上了火车，他就跟车回去了。我自己坐火车西行。第二天上午到酒泉火车站，下了火车再坐公共汽车到县城。我扛着行李去了酒泉劳改分局，放下行李，叫他们有车时带过去，我步行去了夹边沟农场。

           在夹边沟农场劳动了几个月，大约七八个月，到了秋季又调到新添墩。新添墩是夹边沟农场的一个作业站，实际上就是一个分场。

           我就是在那儿见到魏长海的，就是这个列车长。

           我的印象是夹边沟农场有三千多右派。夹边沟场部有两千多人，新添墩一千左右。新添墩共有七个队。一个是副业队，管养猪、放羊、种菜、喂牲口赶马车。这个队的人数是一百出点儿头。另外六个队是农业队和基建队，这六个队的人数都是一百多人。我在基建队。基建队的活最苦了！在农业队劳动还可以重活轻活有个调换，粮食成熟时偷把麦子或是谷穗吃，基建队始终干的是重活累活，糜子呀谷子呀一把也搞不到。你看我都干过些什么活：盖房子，开荒，挖渠，筛沙子，在山里挖矿石背矿石。我还背过草筏子。夹边沟农场在酒泉县东北方向的戈壁滩上，离县城约三十多公里。它的西边是一道沙梁，其余三面都是沙漠和戈壁滩。沿着沙梁北麓往西走七八公里就是新添墩作业站。那里有几十间土房，建在一片贫瘠的草滩上。草滩上长一些骆驼草，芨芨草。

           我和魏长海不是一个队，刚去时根本不认识，后来一个偶然的原因认识了他。

           那是1959年的冬季，我们从酒泉县东边的沼泽地往新添墩背草筏子。我刚才说了，新添墩土地非常贫瘠，是沙土地，盐碱地。我们去的头一年和第二年就种了小麦，但连续两年没有多少收成。为了改造土地，1959年夏天，副业队的积肥组就被派到北大河边的沼泽地去挖草筏子，积肥。北大河就是发源于祁连山脉的托来河。它流经酒泉北缘，所以人称北大河。它从夹边沟和新添墩南边四五公里处流过，孕育出大片的水草地。十几个人挖了半年，挖下的草筏子都堆在沼泽地上。到了冬季由新添墩的劳教犯背回来堆在田野上，来年当肥料。背草筏子一个来回七八公里，领导规定一天背六趟。超额完成任务者受表扬，完不成定额者扣晚饭。一开始大家都挑晒干了的草筏子背，后来干的背完了，只好背湿的。湿草筏子很沉，路又远，肚子又饿，有些人就坚持不住了。傅作恭就背过草筏子，有一天倒在路上了。傅作恭你知道是谁吗？就是傅作义的弟弟。傅作恭原来是干什么的，我不太清楚。据一位和他在一间房子住过的右派讲，傅作恭在兰州读的中学，后来去金陵大学读农林系，毕业后在兰州雁滩搞了个农业实验站。他和他哥哥傅作义不同，没有从政，而是走了一条专家学者的道路，科技救国。他在解放后当了省农林厅的工程师。1958年，被定为右派，送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我记得在新添墩最初看见他，他还很精神：戴个黑色宽边的眼镜，手里捏个黑色烟斗吸烟，人字呢的皮大衣，貂皮领子。他就穿着皮大衣在地里挖土。有人说他，傅作恭，你怎么穿着人字呢大衣抬土？一点也不爱惜！他回答，命都难保了，还顾惜衣裳吗？傅作恭有两片厚厚的嘴唇，给我的印象是很憨厚。可是，背草筏子的时候，他已经变得面目皆非了。头发长得像个疯子，脸变成了瘦条条，身体瘦成了骷髅。大衣又脏又破，眼镜框断了一条腿，用线绳拴在耳朵上。

           背草筏子可是累活，每日背六趟，来回走五十多公里，早晨五点多钟出发，傍晚五六点钟方能完成任务。这是指身体强健的人，至于那些体弱无力者，则要背到夜里十点钟十二点钟。你要知道，这是冬季，河西走廊严寒的冬季，夜间温度能降到零下二十八九度，呼啸的寒风像河流一样奔流不息，像潮水泼在你的身上，像刀子割你的脸。不要说干活，就是叫你在戈壁滩上走十二小时十四小时或是十六小时，你试一试，看你能坚持几天？

           记得是春节过后不久的一天，下午三四点钟，我背着草筏子走到半路上，看见傅作恭坐在地上。他的身旁还站着两三个人。他们不是集体休息，如果是集体休息，大家都会坐在地上的。我走过去问了一声，出什么事了。有人对我说，傅作恭走不动了。正好这时候一个名叫赵来福的管教干部走近来了，朝我们喊了一声：那是谁坐下啦！人们都不回答，就一个中等个子的年轻人说了一句：赵队长你看，傅作恭坐着不动弹了。赵队长走过来大声问，你怎么啦？傅作恭不回答，闭着眼坐着。赵队长吼了一声：说呀，怎么啦，为什么坐着不动？傅作恭说，我走不动了，快死了。我听人说过，这个傅作恭平常对管教干部是不大尊敬的，他要是累了，不管是在什么地方，就坐下休息。不管你管教干部怎么说，哪怕威胁要把他送到监狱去，他也不动弹。管教干部曾经多次组织人开他的批斗会，他也不当回事。这天的情况就是这样，赵队长大声训斥他：你走不动了？要死了？哼，我看是你这个资本家不想接受改造，还想过你的花天酒地欺压人民的生活。傅作恭说了一句：我不是资本家，我是工程师。赵队长又说，工程师？哼，你是什么工程师？你是资产阶级右派！你给我站起来！但傅作恭仍然坐着不动，说，我走不动了，我也站不起来了。赵队长发火了，大声吼，怎么，你真的不走呀？魏长海，你给我把他拉起来。这时候，那个主动向赵队长报告的年轻人应了一声，抓住傅作恭胳膊把他拉了起来。他一边拉，还一边训斥：起来起来，不要耍死狗喽！

           这一天我认下了魏长海，原因是他拉起傅作恭，傅作恭还是不走，赵队长把傅作恭背斗上捆草筏子的芨芨草绳子解下来。一头套在傅作恭的脖子上，另一头拴在他的背斗上，叫他拉着傅作恭走，他还就真拉。芨芨草拧的绳子又硬又扎人，傅作恭忍受不了脖子的疼痛，挣扎着跟他走。

           以后的几天里，我两次看见魏长海用芨芨草绳拉着傅作恭背草筏子。他们走路的样子，就像两个联在一起的骆驼。

           傅作恭的事我就不多说了，他是1960年冬季死在夹边沟农场场部猪圈旁边的：有一天他到猪圈去，想抠点猪食吃，倒在猪圈旁了。那天下了一场大雪把他的尸体覆盖了起来，好几天人们没发现他。于是人们传说他逃跑了，因为有人反映他曾经给他哥哥傅作义写过信，要钱。到了春天，雪化了，尸体暴露出来了，关于他逃跑的传说便不攻自破了。

           拉着傅作恭背草筏子，那件事令我从心底里痛恨魏长海。右派们在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有些人特别积极，开批判会发言积极，批判起别人来声色俱厉，无限上纲；有的人看见别人做了什么事，马上就向领导汇报。这些人的心理我认为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就是想表现自己，想早点摘去右派帽子，但是，像魏长海这样的人，我从心里不能原谅：他对同类太残忍了！他确实在这件事上得到了好处：背草筏子没几天，他被调到食堂当炊事员去了，不再挨饿了。

           据我的了解，魏长海是兰州铁路局送来的右派，中专毕业生。他比我还小三岁，那年二十三四岁。

           我和魏长海真正熟识起来，是七八个月以后的事情。1960年9月，省上决定在高台县成立一个名叫明水农场的大型农场。这个农场计划在东起新华镇西到骆驼城的荒原上开垦五十万亩土地，建成河西走廊上最大的劳教农场。所需劳动力就从酒泉劳改分局所辖的十几个劳改农场和劳教农场抽调。这些农场包括饮马三场、十工农场、四工农场、酒泉城郊农场、下河清农场、高台农场、夹边沟农场，等等。夹边沟农场地处巴丹吉林沙漠的边缘，原本就不适宜农业生产，这次就一锅端了：除去饿得走不动路的一些病号和蔬菜队留在夹边沟之外，其他人员全部迁移到了高台县的明水乡。这次迁移对于夹边沟的右派们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破船偏遇顶头风。在夹边沟的长期的繁重劳动已经把他们累垮了，也饿垮了。刚到夹边沟的时候我们每月吃四十斤粮食，到后半年就降为三十斤，转年又减到二十六斤。迁到明水后减少到每天七两［1］。还没有房子住。由于是仓促上马建农场，任何建筑材料都没有，右派们到了明水农场之后，只是在戈壁滩和草滩交界处的两道山水沟里挖了些地窝子和窑洞居住。地窝子顶上只有稀稀拉拉的几根椽子，所以只缮了些树枝、灰蓬、芨芨草，不能上房泥。睡在里边可以看见星星。不论是窑洞还是地窝子，都没有炉子，没有煤，而到了十月下旬，河西走廊的严冬就袭来了。

           右派们迁徙明水前的两个月，魏长海偷食堂的馒头换烟卷，被领导发现，一气之下又把他调回基建队劳动。事有凑巧，由于在夹边沟农场的时候人员死去了很多，到了明水，队与队组与组进行合并，我和他竟然编在了同一个队的同一个组。

           新添墩的右派来到明水农场后住在西边的一道山水沟里。这道沟比场部所在的东沟深，由南往北越往北越深。有六七米深。我们组十几个人住在最北边的一个最大的窑洞里。河西走廊的地层是沉积状的，一层粘土一层沙，又一层粘土一层沙，我们的窑洞掏在比沟底高出七八十厘米的一层沙土上。脚下和头顶都是坚硬的粘土层，两层粘土之间约有一米四五十厘米的空间，人可以站着，但需弯腰。

           夹边沟的右派到了明水以后，仅仅劳动了半个多月，垦荒工作就停止了。作为最下层的一个劳教犯，我不知道停止垦荒是否有着更为深层的原因：可能是整个国家经济生活当时进入了困难时期，经济政策有所调整；也可能是因为仓促上马，条件不成熟，上级撤销了这个项目。我只是知道从安西县的十工农场调来了仅仅几十个右派住在相距明水农场的山水沟十五公里处的高台农场，再就是夹边沟过来的一千几百人。原定从其他农场调人的计划没再执行。先头到达的夹边沟农场的右派开始大批死亡，几乎所有的人都极度虚弱，形势非常严峻，场领导不得已才停止了右派们的劳动。停止劳动以后，右派们每天吃过了食堂供应的树叶和菜叶子煮成的糊糊汤之后，就蜷缩在没有一点热气的窑洞和地窝子里挨时日，或者跑到草滩上去挖野菜、捋草籽聊以充饥。他们当中身体比较强健的人去挖鼠穴，抢夺地鼠过冬的口粮。有些人把抓来的蜥蜴煮一煮吃。

           天冷之后就挖不到野菜了，只能把干树叶和草籽煮熟了吃。草籽吃了胀肚，便秘又来折磨人。人们经常趴在洞外的太阳地上，撅着屁股，相互配合掏粪蛋儿。

           我曾经给一个名叫晁崇文的右派掏粪蛋儿。先掏出来的是比羊粪蛋蛋大比骆驼粪蛋蛋小的草蛋蛋——骆驼粪蛋蛋你没见过吧？骆驼身材很大，但排泄的粪蛋蛋却比驴粪蛋小，比鹌鹑蛋大一点——可后来扑哧一下稀粪喷出来了，我猝不及防，一下子喷在我的脸上。我当时气得骂了起来：你这松……

           人的肠胃和牛羊不同，从野菜和草籽里摄取营养的功能很差，到了十一月的严寒季节，死亡进一步加剧。所有的人都浮肿了，虚弱者迅速走向死亡，较为健康者急遽地虚弱下去。有些人连到草滩上捋草籽的力量都没有了。

           我和魏长海是属于“健康者”之列的。对于魏长海，我是不屑于与他为伍的。我嫌他积极，积极得没有了人性，失去了同情心。但这个人很聪明，脑子灵，会挖鼠穴，迫于饥饿，我丢弃前嫌与他合作去挖鼠穴。我们住的山水沟两旁的荒原上，有几片明水公社的农民开垦的撞田［2］，撞田左近的鼠穴里地鼠在它们的粮仓里储备了过冬的粮食和草籽。挖到一个鼠穴，就可以收获七八斤或者十多斤谷穗和草籽。后来，我和那两个人因为浮肿和虚弱实在无力挖鼠仓了，相继退出了挖鼠仓的组合，而去捋草籽扫草叶了。魏长海一个人身单力薄，也挖不了鼠仓。每找到一个鼠穴，必须一口气挖到它的粮仓；若是当天挖不到粮仓，隔夜再去挖，地鼠就把粮食转移殆尽。他便也到草滩上捋草籽了。

           到了11月中旬，我的身体已经衰弱不堪了，不光是两腿浮肿，脸也肿了起来，外出捋草籽已经不敢走远了。我们窑洞的人也都浮肿了，有的死去了，有的奄奄一息，苟延残喘于死亡线上。但是，我惊奇地发现，魏长海还是那样精神，脸上没有一点浮肿的迹象，虽然消瘦，肉却是瓷实的，还泛着淡淡的亮光。我还发现，他外出很勤，说是去捋草籽，却极少带回过一把草籽或者树叶之类的东西。有两个其他组的与他年龄相仿的人常来找他。那两个人也都没有浮肿，行动如正常人一样灵敏快捷。他们三个人在一起，总是显出鬼鬼祟祟的样子。

           据我所知，那两个人是兰州铁路局送来劳动教养的列车员，身份是坏分子。在夹边沟农场的劳教分子，除了右派，还有一部分坏分子。他们是兰州市的省市机关大专院校和省级企业的职工，在大鸣大放期间有右派言论，但不戴右派帽子，而是冠以坏分子之名，和本单位的右派一起送到右派农场劳动教养。

           11月末的一天，我顺着山水沟往北走，到沟口的湿地上去挖辣辣根。这是一种多年生根状植物，长得筷子粗细，一拃长短，细的如香火头粗细；煮着吃很面，有一股淡淡的甜味，生嚼辣嘴。那天我走远了一点，快走到沟口了，突然看见魏长海和那两个坏分子在一个土坎下边煮什么吃的东西。其他人都是搞到什么东西，拿回窑洞去，在窑洞里用土块架起洗脸盆煮着吃，他们却要在沟里煮着吃！我向他们喊了一声：你们搞到什么好东西啦，偷着吃！喊过之后，我朝他们走过去，想看一看他们到底在吃什么，可是我还没有走到，他们就端起被烟熏黑了的洗脸盆走远了。他们行色匆匆，神情紧张。

           为什么怕我看见呢？他们的行动引起了我的好奇和疑心，傍晚回到窑洞之后我就把自己看到的情况报告了队长司机才。司机才是原省建工局宣传部副部长，在延安边区政府当过科长，1957年反右斗争中定为右派，五八年到夹边沟劳动教养，被管教科当“拐棍”［3］使用，任命为一个队的队长。他虽然是个“拐棍”，但却不坑害同类，遇到不平的事还为右派们说话，和管教干部据理力争，所以在右派们当中口碑颇佳。听了我的反映，他说他调查调查。过了一天，他就到窑洞来找我，说，老李，你的怀疑还真对了，那几个家伙还真没干好事。我问他调查出什么情况了，他叫我跟他去看看。

           我跟着他走到山水沟口。山水沟外边是一片广阔的沙滩，突兀起一峰又一峰的沙包。沙包的斜坡上散布着许多坟堆。这里掩埋着我们到明水后死去的右派的尸体，是农场组织的掩埋组干的。这埋尸的工作做得不好，也就是挖个浅浅的坑，把尸体拖进去，再覆上一层薄薄的沙土。因为大风刮走了沙土，有些尸体暴露出来，布条子和头发在寒风中簌簌飘动着。我问了一声，你叫我到这里来看什么？司机才不回答，领着我在坟堆中前行几步，指着一具完全暴露的尸体说，你把被子撩开看看。我知道掩埋死者的程序：所有的尸体都是用他们自己的被子裹着的，脖子、腰和腿的部位用麻绳系紧，用马车拉到这儿掩埋。眼前的这个尸体却像是被人动过，脖子和腰里的绳子被利器割断了。我撩开松松垮垮盖着的被子，发现死者棉衣的纽扣也是解开着的。掀开衣襟，我不由得呀了一声，吓了一大跳：死者的胸脯上有一道长长的竖着的豁口。你看清了吧，这不是狗扯的吧？司机才问。我说，不像狗扯的，狗扯的创口没这么整齐。说到这里，我突然明白司机才的意思了，我的头皮刷的一下麻了起来，我惊骇地问，老司，你是说……后边的话我没敢说出来。司机才又说，看看，你再看看胸膛里边。我不敢看了，也不想再看，往后退了两步。司机才说，怕什么，你怕他什么呀。他走近一步，弯腰，双手拉了一下豁口，说，你看，你看看里边。我从他的两手之间看下去，胸腔是个空空的大窟窿。司机才又说，看清了吗？我说看清了，他才松了手。他把死者的衣襟拉了一下，盖住豁口，又把被子拉过来盖上，把绳子系好，还刨了几下旁边的沙子在尸体上。然后，他像是洗手一样，抓了把沙子，搓了搓手。接着他就大骂起来：这帮王八蛋，一点人性都没有啦！你当他们煮的什么？他们煮的是内脏呀，是人的心肝肺呀。这些人的身上没肉了，长期的饥饿和劳累把身上的肉消耗干了，胳膊和腿就剩下干骨头了，没吃的，他们就想出开膛剖腹的主意来了！我没说话，我还没有从惊愕中挣脱出来，头皮还在发麻。我昨天向司机才反映情况，也只是觉得他们行踪可疑，蹊跷，根本也没想到他们会干出这样的事来！

           后来，司机才领着我又看了一具尸体，也是被人动过刀子的。我还翻了翻尸体上拴的一个硬纸牌子。纸牌子是掩埋组的人挂上去的，为的是将来死者家属来找尸体便于辨认。牌子上写着名字，并且是编了号的。30年过去了，但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那个人的名字，他叫王夷悟。王夷悟原是天祝县医院的医生。他在劳教期间没有受太大的苦，因为来到夹边沟之后领导叫他在医务所当医生。由于他在医务所又有新的言论——他说夹边沟死亡那么多人是因为营养不足，饿死的——在我们迁移到明水前撤掉了医生职务，下队劳动。他是前几天死去的，由于突发感冒。他劳动的时间不长，死的时候身体上的肉还没耗干。还不像别人那样干瘪。也正因为如此，他尻蛋子上的肉被人用刀子剜去了，那个部位呈现着两个窟窿，小腿肚子的肉也叫人剔去了，露出白色的骨头。

           看完尸体返回的路上，我问司机才这事怎么办。司机才说，我调查调查。我说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事实了，还要调查吗？他说那要有证据是他们干的呀，否则，他们不承认怎么办？我又说，他们承认了你又能怎么办？

           司机才沉默着走了一截，才长长地叹了口气说，你说能怎么办？杀人偿命，借债还钱，可他们动的是死人，法律上有这方面的条文吗？

           我也想不出个办法来，但我说，总得想个办法吧，得制止这种行为！

           司机才说，我查清了情况汇报赵队长，叫他处理去，你说好不好？

           我说好。

           事情后来的经过是这样的：司机才分头找了那几个人，单独谈话，连哄带吓，他们便承认了。他便报告了赵队长。过了一天，下午，我们在窑洞里坐着，赵队长和食堂的两位炊事员闯进来了。我们的窑洞很低，大概一米五那么高，赵队长进来后抬不起头，弯着腰往四下看着，大声喝问，魏长海！魏长海在哪？其实魏长海就在他跟前坐着，但他不吭声。大概是和司机才谈话之后，他知道事情不妙，从昨天到今天，再也不外出了，蹲在窑洞里，一副神不守舍的样子，不时地讨好地与其他人说话。此刻他的脸色变成了死灰的颜色。但是，其他人不知道怎么回事，指着他说，这不是魏长海吗？赵队长的眼睛已经适应了窑洞的黑暗，认出了魏长海，他狠狠地骂了一句：好你个熊，你在这达坐着哩！魏长海慌忙站起，站起时头碰在窑洞顶上，哎哟叫了一声，说，赵队长，你找我有啥事？赵队长没理他，扭脸对那两个炊事员吼道，给我捆起来！在右派农场里，能在食堂当炊事员的人都是队长的亲信和打手，赵队长说声上，他们便扑上去把早就准备好的麻绳往魏长海的脖子上一搭，把两条胳膊一缠，往后背上撅过去。其中一个炊事员把膝盖顶住魏长海的后背，双手一用力，绳子唰的一声响，魏长海便尖叫着缩成一团跪倒在地。作为老公安，我可知道这一绳的分量：不要说魏长海长期挨饿受累的身体，就是江洋大盗、作案惯犯也禁不住这一绳呀！

           往常，管教人员捆人打人，是没有人敢站起来说话的，但此刻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有些人已把个人生死看淡了，置之度外了，所以听着魏长海杀猪般的令人心颤的嚎叫声，有个人斗胆问了一声：赵队长，他做啥坏事了，你们这么捆人？赵队长不理会。朝着魏长海瞪圆了眼睛，喊：

           狗日的，你敢吃人！

           人们一惊，又问，什么吃人？赵队长，你说的啥意思？

           赵队长仍然不理他们，仍然喊：

           狗日的，没有王法了！敢把死人挖出来，心肝肺煮着吃！

           窑洞里突然沉寂了，是死一般的沉寂，人们你看我，我看你，继而嗡的一声，惊叹声詈骂声议论声就响成了一片：啊呀，还真有这种事呀？难怪他不浮肿，原来是有原因的……

           一片嗡嗡声中，赵队长吼着说，狗日的不是吃了一个人。吃了几个！无法无天了！他走上前去狠狠地踢了几脚，又骂，狗日的，你敢吃人！

           魏长海缩作一团，连声惨叫，赵队长，我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后来赵队长说了声拉出去，那两个炊事员就像提小鸡一样。把魏长海从窑洞口扔出去了。随着咚的一声响，传来一连声的惨叫。

           这天捆起来的除了魏长海，还有铁路局的那两个小伙子。

           他们被关在赵队长办公室旁边的一间地窝子里。赵队长的办公室也是地窝子，只是缮了顶，安装了门板，还生着一个火炉子。

           这三个人的残忍行为顷刻间传遍了祁连山下的两道山水沟，震惊了全体劳教犯。这天下午，没有人出去找食。人们或坐在窑洞里，或聚在窑洞外的太阳地里，像是开会一样，谈论着魏长海等人的事情。他们先是无比震惊，义愤填膺，斥骂魏长海等人无法无天，道德丧尽，接着就又讨论该怎样处置他们。有的人说应该处以极刑，枪毙。有的说，应该把他们正式判刑，送到饮马农场去劳改，但是有人提出了异议：魏长海犯什么罪了？他杀人了吗？他抢劫谁了吗？他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了吗？他犯了哪家的王法？于是，大家的讨论变得复杂而又冗长……

           我没有参加人们的议论。魏长海的事情是我发现并且报告领导的，但是，看见炊事员把他捆起来，赵队长那么凶狠地踢他，他凄厉的惨叫，我已经可怜起他来了，觉得自己做错了事……

           经过短时间的争论之后，大家讨论的议题转到了道德的范畴。大多数人都认为魏长海没有犯法，只是违背了人类生活的道德法则。而道德问题是个更为复杂更加难以辩明的问题。有些人说魏长海天良丧尽，猪狗不如，应狠狠整治，但有人对此持有异议，师大历史系一位姓章的教授引经据典地说，古人云：仓廪足而知礼节。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之……

           往常，躺在窑洞里熬时间，时间过得很慢，慢得叫人难以忍受：肚子咕咕地叫，但吃饭的时间还很遥远。这天的下午，时间却是在人们的议论声中不知不觉地滑过去了，天已黄昏了：从戈壁滩上斜射过来的阳光在对面的陡坡顶上只剩下窄窄的一抹，窑洞里已是很暗了。不知是谁说了声，哟，快到吃饭的时间了。人们这才停止议论，各自准备碗筷，准备去食堂打饭。

           但是，我一点儿也没感觉到饥饿。我的心已经开始隐隐作痛了：魏长海在地窝子里关了四五个小时，领导还没有把他放出来！以我的经验，他的性命已经危在旦夕了。五花大绑的人，绳子勒住了两臂的血管，血脉不通，时间一长，双臂就会肿起来，脸涨得像猪头一样大。这时候不马上松绑，双臂就会残废；时间再长。人就要死亡。夹边沟就发生过一件这样的事。一个逃跑者半夜时分被抓了回来，五花大绑关在禁闭室。因为奔波的劳累，队长回到宿舍就睡觉了。早晨起床后想起这个人来，忙去放人，人已经僵硬了。我的确是担忧得厉害，便对窑洞里的人们说，喂，你们谁去找一下赵队长，求个情，把魏长海放出来。再要是不松绑。就要出人命了。

           我连着喊了两遍，没有人应声。后来我对章教授说，咱俩去找找赵队长吧，求求情，把魏长海放了。章教授翻了翻眼皮，躺着没动。

           后来，人们就都拿着碗盆去食堂了。

           我不再叫人了。我明白，经过长期的劳累和饥饿，人们的心都变硬了，变冷漠了。尤其是近一段时间，他们已经看惯了同室的伙伴一个又一个的倒毙，一个尸体接一个尸体被抬出去。他们连自己能不能活着离开明水都不知道，他们的同情心已经消磨殆尽了。他们没心思去管别人的事了。

           可是我不能不管。魏长海是我举报的，如果他死在禁闭室里，我就是杀人犯！只要我活着，罪恶感一辈子都会折磨我的心灵。就在大家议论魏长海的时候，我反复思考了：魏长海是做得不对，但他不应该死！

           我顾不得吃饭了，跑去找司机才。我和他一起去了队长办公室，央求赵队长把魏长海等人放了。

           我们走进禁闭室的时候，看见魏长海正在往地上撞头。因为血液不能流通，他的脸肿了，难挨的痛苦折磨得他把头杵在地上。我们解开绳子，他连路都走不成了。他的胳膊根本就不能动了，肿得像水碗粗，且改变了颜色。我们扶着他回到窑洞。

           他的胳膊过了两个星期才恢复功能。开头的一个星期，他的手连饭盆都端不住，我给他打饭，用小勺喂他。他感激我，感激得涕泪双流。他不止一次地说，老李，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感谢你，我将来一定要报答你。

           他许愿将来要报答的话，我只当是耳旁风，根本就没放在心上。那时候，全农场的右派已陷入绝境，饥饿每天都扼杀着生命，身旁的伙伴一个又一个死去——他们晚上入睡的时候还活着，天亮时再也醒不来了，永远地醒不来了——我自己也不敢说还能活几天，谁还把某个人说过的某句话当真呢。再说，他是那样一个人品低下的无耻小人，我根本就不想和他长久来往。

           但是，他把我当成了真正的救命恩人，知心朋友。

           那是他的胳膊恢复健康不几天的事，记得是12月2日的一天上午。他把我叫到窑洞外边没人的地方，很神秘的样子跟我说，老李，我跟你说件事，我要走了。我惊了一下，我明白他的意思，是说他要逃跑了，但我很冷淡地说，你跟我说这事干什么？他说，真的老李，我真的要走了。再不走就要饿死了。我还是那种口气：不要说了，你不要说了好不好。你走不走我管不着，你走了我也不去报告，你放心吧。我当时理解错了，以为他是怕逃跑后我去报告，怕把他追回来，才在逃跑前跟我说这些话的，叫我不要报告。谁料他竟然说，老李，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叫你跟我一起走。

           当时我怔住了。说心里话，在明水这一段日子，我的心里的确产生过逃跑的念头，但总也下不了决心。我是这样想的：我1948年参加革命，那时候才16岁；我当时是抱着推翻旧制度建设一个新社会的狂热理想参加革命的。我参加了解放战争，还去过朝鲜。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美国的炮弹炸断了我的肋骨，我立过二等功。就是在定为右派之后，我还想着经过艰苦的劳动改造，求得党的谅解回到革命队伍里来。所以我还不想跑。我要是跑了，那就是放弃了革命的理想，什么光荣的历史呀，我的未来的前程呀，就全都掉丢了。我的确不愿做一个没有革命理想、庸庸俗俗过一辈子的人。但是，不跑吧，眼看着就要饿死，我也真是不想落个这样的下场。我愣怔了一会儿，思想剧烈地斗争，还是下不了决心，我说，要走你就走吧，你放心，我不去报告，可是我不想跑，我十几岁参加革命，现在却要当革命的逃兵，我实在不甘心。他说，哎呀，老李呀，你怎么这样傻呀，到现在还抱着革命理想不放！你是什么革命者呀，人家早把你从革命队伍里开除了，你已经是阶级敌人了，劳教犯，你还一厢情愿地做好梦呀，傻媳妇等汉子。在夹边沟劳教的两年半中，我的革命理想的确是磨灭得差不多了，但是我想，我终归没反对过革命，没做过对革命不利的事情，我被定为右派是很委屈的。我想，党就是不给我平反，也总是要给个出路的吧。所以我又说，我是不再做好梦了，但是，总有一天会把我放出去吧？总会给一条活路吧？他说，这是有可能的，但是什么时候释放你呢？劳教到哪一天才能结束？你能等到放出去的那一天吗？老李，走吧，咱一块儿走吧。世界上的事情，并不是好心总有好报的，可能你等不到释放的那一天就饿死了。你说，你死了不是白死吗，有什么价值？人活到这个世界上来，就只能活一辈子，死也要死得有价值。在战场上和敌人一刀一枪地干，死了是有价值的。你死到这山水沟里，有什么价值，不觉得冤枉吗？我沉默了。魏长海的话就像是拳头一拳接一拳地打在我的心窝上。两年半以来，我的灵魂就是为这些问题而熬煎着，扭曲着，痛不欲生。我曾经几次想到过一死了结我的一生！看我不语，魏长海又说，老李，你是个好人，我才劝你跟我一起走，要是别人，我才不管他呢，死掉就死掉去，关我的什么事。你可不要打错了主意呀，咱们一起走吧。

           魏长海的话终于叫我动心了，我说，老魏，我是怕跑不出去。我的腿肿得一点力气都没有，走几步就发软，身体也虚，没那个体力呀。他听出我的心思来了，提高嗓门说，我早就知道你的腿肿得厉害，走不动路，所以才叫你和我一起走。你真要是走不动了，我可以帮一帮你。我苦笑一下说，帮我？你怎么帮我？我真是走不动了，你说，你怎么帮我？你是能扶着我走，还是背着我？他似乎是没有料到我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愣了一下说，背你就背你，你以为我背不动吗？说实在话，老李，我的身体也比两年前差远了，但是，我想在临走前还是要叫上你，叫你一起走。你救了我的命，如果你真的愿意和我一起走，我就一定要帮助你，就是搀着扶着，我和你一起回到兰州去。他的话说得很真诚，我怦然心动，并且十分感动。我从前是瞧不起他的，觉得他太自私，品格低下，这样的人不能与之为伍。我之所以从禁闭室救他出来，只不过是解脱我灵魂的重负，是利己的，他却如此的感恩图报，古道热肠，我的确是没想到。我静默片刻说，好吧老魏，就这样定了，咱一起走。只是我还是有点担心：要是跑半截叫人家抓回来，怎么办？

           我的犹豫是有道理的，自从我们迁徙到明水乡之后，隔三差五的听到有人逃跑的消息，他们当中有人跑掉了，有人被抓了回来。抓回来的人先是受到关禁闭的惩处，然后就被送到严管队。因为人们都已经饿垮了，这时不再搞过去的批斗会了。

           魏长海说，抓回来就再跑！

           说走就走，这天深夜两点钟，我们悄悄地溜出了窑洞，趁人们熟睡之际逃离了明水乡的山水沟。这天的月亮很亮，在我的记忆中似乎是阴历中旬的月亮，又大又圆。月光照亮了山水沟，月光朦胧，暗影浮动，山水沟一片宁静。只有我们的心跳得很响、很慌，就像我们急匆匆的脚步。我们住的山水沟南头是戈壁滩，离着我们七八里路就有个小火车站。往常我们站在窑洞顶上就可以看见小火车站，看见火车在戈壁滩上行驶。但我们没去那个车站。我们知道，自从有人逃跑以来，农场经常派人在火车站巡逻，防止劳教分子逃跑。我们从北边出了山水沟，翻过沟口埋死人的沙包，踩着一片荒原往西跑。这是我的主意。七八年公安工作的经验告诉我，欲速则不达，南辕北辙、声东击西才能迷惑追捕者。

           从山水沟往西二十里处就是高台火车站，我们也绕开了它；我们知道，一旦农场发现我们失踪，必然派人去较近的火车站捉拿，并通知附近的火车站协助缉拿逃犯。我们的目标是几十公里处的清水车站。清水车站在酒泉县界，那儿驻有很多部队。我们估计农场的干警会认为我们不敢去那个车站，我们正是要利用他们的这个盲区。

           我们逃窜了整整六个小时，天亮了。我真是搞不明白，我的因为浮肿而疲乏的双腿哪来的那么大力气，能够从午夜奔走到清晨，东方迸出灿烂的霞光。这时候，我们正走在一片光秃秃的戈壁滩上，看不见一片村庄，也见不到一棵树木，满眼黄蒙蒙的沙土地，杂以黑色的戈壁石。魏长海说了一声，歇一下吧，不会有人来戈壁滩追咱们啦。我就像瘫痪一般倒在戈壁滩上。

           我们休息了半个小时。我们累了，也饿了，我们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沙枣嚼起来。昨天上午定下来逃跑之后，我们就开始做准备，想搞点吃的东西。我手里还捏着几十斤粮票几十元钱。我想从食堂买点加餐，但找了司机才，找了梁队长，也没办成。最后从一位赶马车的右派手里搞到了几把沙枣。这是喂牲口的饲料，我花了十元钱买的。真是无奈得很，右派们从家里来到劳教农场，每个人手里都有点粮票有点钱，但谁知到了农场就变成了废纸；食堂就不卖加餐！

           沙枣吃起来有点甜，还有点酸，很好吃，但噎嗓子。幸好离开明水之前准备了一个水壶，我们才就着吃了点沙枣，以补充我们的体力。

           吃点沙枣之后继续走，我们便遇到麻烦了。手杵着地面站起来，一迈步我就栽倒了。第二次站起来，小心翼翼地走了两步，还是摔倒了。腿软得支撑不住身体。我的身上立即渗出一层汗来，心脏跳得又急又慌。魏长海觉出问题来了，问我怎么了，走过来拉我。我说腿不听话了，掐着都不觉得痛。魏长海说，走得太猛了，歇会儿，再歇会儿。我坐在地上歇着，心里想，是走得猛了，但主要的原因是体质太弱，疲乏无力的原因。

           又歇了大约半个小时，魏长海拉着我站起来。这一次没有摔倒，但心跳得还是那么急那么慌，我慢慢地往前走。走一截就坐下来休息，喘息。

           走走歇歇，歇歇走走，大约是午后一点多钟了，太阳高高地挂在正南方的天空，我终于倒在地上走不动了。魏长海拉我我也站不起来了。我对他说，不行啦，我真走不动了。看我在地上坐着，魏长海瞪着眼睛说，你怎么这么松包！这才走了多远，也就四五十里，你就走不动了，那后边的路怎么走！清水还远去啦！我没吭声。在这之前我就感觉到他对我的态度有点粗暴了——每次拉我站起来的时候，他的手很重。此刻我想，他这阵可能也后悔了，不该和我做伴。看我不回答，他又说，说呀，你说呀，你不走怎么办，咱们就在这里等死吗？他的脸色已经很难看了，我不能不说话了，我说，老魏，我可不是装的，我是真走不动了，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他说，我知道你不是装的，可你得走呀，你坐在这里，有车来接你吗？我又不吭声了，我还说什么呢，我已成了他的累赘了。我之所以和他一起逃走，我原以为自己还是能够走到火车站的，看来，我对自己的估价太高了。这时候他似乎更生气了，大声地说，走呀，你站起来走呀！挣扎着走呀！你坐着不动，像个死人一样哪行呀？我还是不出声。他又说，松包，你真是个松包！你要是再不走，我可就走了，不管你了！我已经被他骂急了，这时便回嘴说，走吧，你走吧，说实在话，我根本就没想着叫你帮我。那一阵，我是这样想的，你就走吧，你要是真的抛弃我走了，我就到附近的铁路上去，在最近的火车站上车，我也不管那儿是否有人在等着捕捉我。

           我们始终保持着与兰新铁路三五里路的距离前进，以防迷路和绕远。从我们歇息的地方可以看见戈壁滩上行驶的火车。我想，这几里路。我爬也能爬过去。

           但是，他瞪着我看了几秒钟，又拉我的胳膊说，呵，你还发脾气了！起来起来，我背你走一截。我站起来了，但是，我一扭身走了起来。那一阵，我的心里一热，身上又有了一股力量。

           但是，身体真的筋疲力尽了，当天空的太阳明显西斜，我又一次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晕眩出现了。当时我在地上跪着，双手杵地想站起来，突然，眼前出现了一团灰色的雾气。雾气一霎间就挡住了我的视线，原先就在我眼前生长着的一墩骆驼草也消失了。这种现象瞬间就过去了，也就几秒钟，眼前又出现了黄色的沙土，干枯的骆驼草。但是我马上就明白，这是晕眩，是一种危险的信号：体力已经耗尽，生命极度虚弱了。

           我的判断是正确的。当我镇静下来站起身再走的时候，身体摇晃得更厉害了，脚步更乱了，双脚像是踩在棉花堆上，深一脚浅一脚的，每走一步就要摔倒的感觉攫住了我的心。紧接着，我的身体哆嗦起来，像是突然有一股寒气侵袭了我的身体，冷彻骨髓。我想竭力控制住这种突如其来的哆嗦，但却无力控制，扑的一声摔倒在地。魏长海是走在我前边的，他似乎听到我摔倒的声音了，转身走回来，问我怎么了。我说不出话来，身体剧烈地颤抖。他似乎有点害怕了，捏住我的手说，怎么啦，你怎么啦。病了吗？说实在的，我与他交往不深，并不真正了解他，从内心深处还是怕他扔下我走掉，所以等哆嗦减轻以后，我说，冷，我有点冷。咱们休息一下吧。

           这一次歇的时间较长，我又嚼了几颗沙枣，等身体完全停止痉挛之后又站起来往前走。后来我想过，为什么我的身体会在那一阵出现那样剧烈的哆嗦，我认为是这样的：身体的运动需要热量，而我的空空的肠胃不能提供热量，我的干瘪的身体也不能提供转化为热量的营养储备，体温突然下降所至。

           虽然经过休息之后又继续前进了，但热量难以为继。走了三百米，翻过一道很矮的沙梁时，晕眩又一次袭击了我。沙梁只有二三米高，这是戈壁滩上的流沙堆积起来的。我已经爬上沙梁了，是魏长海拉着我的手登上去的，上去后该下坡了，我低着头往下看，眼前突然就冒出一团云雾般的东西，一头栽倒了。这次的晕眩也很短暂，我栽倒之后骨碌碌往下滚，滚到沙梁下边就清醒过来了。

           这次的晕眩魏长海完全看在眼里，他觉出情况的严重性来了，他扶我站起来说，不行，你不能再走了，我背你。但就在这时，我看见前边不远处，有一道石头砌的水渠，水渠那边站着两峰骆驼。我对他说，去，你去看一看，那边是不是有人。他走过去登上渠堤看了看，说，那边有人家。我也走过去了，看见金黄的阳光下，前边有许多农田，还有几间低矮的土屋。于是，我对他说，老魏，我看这样办吧，你不要背我了，你还是自己走吧，到清水去，坐火车去兰州。我到前边的村庄看看，那里有人，我在那里住上两天，休息一下，再去坐火车。听了我的话，他一下子就瞪圆了眼睛，气呼呼地说，你这是什么话，叫我扔下你？我说你别着急，你听我说呀。我的情况是的确走不动了，你背着我走，你也要累垮的，那咱们就都回不去了。你先走，我到前边村子里歇上两天，再走，也能回去，这不是两全其美吗？他似乎觉得我的话有道理，沉默了一下，眼睛看着前方的村庄。过一会儿，却又转过身来说，不行，我不能叫你去那儿。那几家人如果好心，留着你休息两天，当然好，可要是遇上个可恶的人，往上一报告，可就糟了，你就得又回明水去了。

           我被他的话吓住了。还在新添墩的时候，就有人逃跑过，但是在路上被银达乡的农民抓住，报告了公社，公社打电话通知农场，农场去人抓了回来。

           后边的事我就不再说了。我们又往前走，并且绕开了这个村庄。当然，后边的路程主要是魏长海背着我走，实在走不动了，他就说你自己走一截吧。我挣扎着走几步，然后他就又背起我来。这样的前进速度是很慢的，魏长海的确累垮了。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决定走到铁路线上去，他说，遇到第一个车站我们就上火车，不管那个车站有没有人会拘捕我们。我们的运气真好！半夜两点钟我们到达许三湾火车站。正好车站的候车室里有一伙从哈密过来的难民，他们是四川人，半个月前，他们从四川去新疆找工作，但是去乌鲁木齐的铁路只通到哈密，从哈密去乌鲁木齐的汽车很少，他们等了十多天也挤不上车去。怕被公安部门当做盲流收容，他们便又返回四川去。只是他们没有买车票，车到许三湾被列车员轰了下来。他们叽叽喳喳商量后边的事怎么办，我和魏长海混杂其间，没有引起车站任何人的怀疑。转天上午，我们登上一列从玉门市开来的客车。

           火车隆隆地往东行驶，很快就驶进了高台车站。进站之前，我们就装出睡觉的样子爬进座椅下边去了。那正是春节前的日子，车厢里人满为患，谁也不会怀疑我们为什么钻进椅下。我们必须这样做，以防追捕我们的人登上列车察看。

           翌日清晨火车到达兰州火车站。走出车站，我们在一家很不显眼的小饭馆吃了一顿饭，然后就分手了。吃饭时魏长海说，他要回老家天水市去了，他不敢回铁路局，怕领导再把他送回劳教农场去。他说，他家是城市居民，回家后再说吧，看能不能找个临时工的工作干；如果在家乡呆不下去，他就到新疆去谋生。我是不能回老家的。我的老家在武汉，是个资本家家庭，我以右派之身回到家中，会连累家人的。我在无奈之下还是决定回王家坪农场去。我作好了思想准备，如果领导要惩处我，那就叫他们把我正式逮捕判刑吧，就叫我在王家坪劳动改造吧，明水农场我是坚决不回去了。我可没有魏长海说的去新疆谋生的念头，那样不是成盲流了吗，高尔基作品里写的流浪汉！在流浪和漂泊中度过一生，我简直无法想象。我认为宁可去坐监狱也比漂泊流浪要强。坐监狱总有刑满释放的一天，释放后是组织安排个出路呢还是自谋出路呢，你总是合法的人了，而四处漂泊却是黑人黑户，走到哪里都是提心吊胆担惊受怕的。

           说到这里，李科长结束他的故事，说，回到兰州以后的事，有机会我再对你讲吧，魏长海的故事就是这些了。

           真是个惊心动魄的故事。他讲完许久，我问，从那以后，你没再见过魏长海？他回答今天是第一次相逢。我说你们没见面都有三十年了，两个人的变化一定很大，你是怎么认出他来的？他说是的，是变化很大。那时候我们都很年轻，1960年的时候我二十八岁，他二十四岁，现在我们都是年近六十的人了，三十年没见过面了，不细看是认不出来的。我问，你先认出来的？他说，是我先认出来的。我去列车长办公席的时候他正忙着：有几个无票乘客在补票。我站在旁边等。这等待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人面熟，但是怎么也想不起在什么地方见过。可是越是在那儿站着我的直觉就告诉我我见过这个人，而且是很久以前见过的，不是近来见过的。后来那几个人补完票了，我挪到他对面站着说，老同志，我是外出执行公务的，能不能补一张卧铺票？我还说年纪大了，坐硬板身体有点坚持不了。一开始他说没票了，但是他的眼睛在我的脸上停顿了一下，过会儿又看了我一眼。这一来我突然就想起来了，他像是魏长海。我从他的眼光分析：他可能也觉得我面熟，否则为什么多看我一眼呢！于是我问了一句：老同志，你是不是姓魏？他没回答我，而是直愣愣盯着我喊了一声：李天庆，你是李天庆吧！我说对呀，我是李天庆。你不是魏长海吗！他说对，我是魏长海。哎呀，今天遇见你老哥了，真巧呀，咱可是三十年没见面了。我说是呀，三十年啦，你的头发都变白了。他说你的头发也白了呀！你现在干什么啦？我说你看看我这身皮，还是干公安呀，在王家坪农场。他又问我去哪儿。我说去武汉接两个逃跑的犯人，然后我就问他，能不能补一张卧铺票。我告诉他，我们是三个人，想买张卧铺票轮换着休息一下。他说你这是什么话呀，不要说买一张，你就是买三张，我也要给你解决呀。我告诉他不要三张，就买一张。我们是自己掏钱，买一张票轮流休息的，买三张回去无法报销。一听是自己掏钱他就说，出公差还要自己掏钱呀？算了算了，你就不要买票了，前边的列车员车厢还有一张空铺。你们就轮流休息吧。我觉得列车这么拥挤，能给咱补一张卧铺就算不错了，钱还是应该付的，就拿钱给他，并说，老魏，我还是交钱吧，别叫你犯错误。他竟然说，老李，你就别客气了，我就是犯一次错误，也不能叫你花钱呀！后来，有几个乘客来补票，我看他忙，就告辞了。告辞时他又问我在哪节车厢坐着，还详细地告诉我列车员车厢那张铺怎么找。他说现在他当班，等他晚上下了班，他来找我，到餐车去坐一坐，老朋友聚一下。

           我问科长：他几点钟找你的？这顿夜餐够水平么？李科长回答，大约十点多钟，旅客应该睡觉的时候他来找的我。饭菜还算可以吧，餐车上，又不是什么饭店，就是一碟盐水虾，一碟红烧排骨，还有炸丸子、炒虾仁什么的，总共五六碟。看起来他交待过炊事员的，我们一到餐车，菜就端上来了，很快。他还从餐车的柜子里拿来一瓶古井贡酒。一开始他不喝酒，叫我喝，他说过几个小时就要当班，不能喝酒的。我说我不能喝酒，他说一定要喝，他陪我喝一点儿。可是一喝起来就把一瓶酒喝干了。我们一边说话一边喝酒，不知不觉就喝多了。

           我问科长：你们都谈些什么？谈夹边沟的事了吗？科长回答，谈了。我们先是互相说说1960年那次分手以后的经历，后来深夜了，谈得很投机，就又说起夹边沟的生活来了。我问他：喂，你还记得那件事吗——在夹边沟的时候，你们几个人把天祝县医院的王大夫肢解的事。我一提这事，他的脸色立即就变了，很尴尬的神情，忙忙地说，不提那事，不提那事。那些事情，我一想起来就恶心。我说他：你现在恶心啦？可当初，你们把人家肢解了，那时候你没觉得恶心吗？他的脸色涨得通红，难为情极了，说，老李，那事我们做得是不对，错了，真错了，可是……那种非常时期，也没有办法呀。他已经死了，我们还想活下去，就叫他为我们做点贡献吧……

           李科长讲完他和魏长海的故事，天色已经大亮。玫瑰色的霞光从车窗斜射进来。我估计，列车正在中原大地上疾驰。两天后我们押着在逃犯返回兰州。我们问犯人：怎么从王家坪逃跑的？犯人回答：在田野上锄草时，他们两人挖了两个长方形的浅坑。休息的时候趁着人们分散开来东倒西歪躺着的机会，他俩躺进坑里。第三者——一个不逃跑的同谋——在他们身上盖上一层土并撒上一些锄下来的杂草。傍晚和第二天好几次警卫战士从他们身旁走过，几乎踩到他们头上但没有发现他们。第二天夜里，当他们确信田野上没有警卫人员之后才爬起来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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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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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作为知青在河西走廊西端的小宛农场当农工，有一段时间患了皮肤病，湿疹。那是1970年冬季，我的小腿上长出一些疹子来，其痒无比。一开始我没在意，一发痒就抠，结果抠破溃烂了。去农场卫生队——我们是兵团建制，农场的医院叫卫生队——看了几次医生，谁知病没治好，反而加重了：溃烂扩展到大腿，化脓，流黄水。后来不得不住院治疗，由一名叫尚春荣的医生给我治疗。

           尚医生三十二三岁，甘肃省通渭县人。他是从部队上转业下来的军医，1956年入伍，先是当卫生员，后来提干当了军医。他1965年转业，在甘肃省农建十一师中心医院当医生，后来农建十一师分成农一师和农二师两个师，他调到农一师小宛农场卫生队当医生。

           我们卫生队的医生大都是大学生和中专生，还有两个提拔起来的知青。专科出身的医生对我们这些农工总是有点高高居上看不起的样子，而那些知青提拔的医生，农工们又不大信任，认为他们没多少专业知识会庸医害人！我们去卫生队看病，都愿意找尚春荣看病。尚春荣虽然不是科班出身，但他搞了多年医务工作，治疗常见病很有经验。他还有个优点，就是当过兵，性格活泼，爱交往，对农工热情。他能和知青一起聊天，甚至一起发牢骚。农工们有事去求他，譬如说想开张病假条休息几天，或者想开个转院证，借故到玉门镇或者嘉峪关市去玩几天，他都能让你满意。他说，玩几天就玩几天去吧，蹲在农场里就像劳改犯一样，蹲傻了。我那个连队有两个青年谈对象，女的怀孕了，但两人又不愿结婚。——很多知青不安心边疆建设，害怕结了婚就永远也不能离开农场了。那位男青年找了一次尚春荣，尚春荣就给他的女朋友开了一张介绍信，去安西县人民医院做了流产，丑事就掩盖了。

           那次我住院三个月，天天和尚大夫见面，聊天。尤其是他值夜班的日子，我经常在医生值班室和他聊天，听他讲故事。他入伍后一直在公安部队服役，见过世面，阅历丰富；他的大脑里装着许多大悲大喜令人怦然心动的故事。

           下边就是他讲的一个故事。

           我对你说过，我是1956年入伍的义务兵，国家制定新兵役法之后的第一批义务兵；在那以前，招的兵都是志愿兵。那年，国家在我们县招了一连新兵。入伍后在兰州的新兵连受训三个月。新兵训练结束，又把我送到兰州市七里河区的兰州部队总医院卫生员大队学习了三个月，就分到陕西的三零四五部队当卫生员去了。

           我们那个部队是看押犯人的，押着犯人修铁路。我到部队那年，部队就调进甘肃了，改编为内卫七十二团，修宝成铁路，然后又修兰新铁路。

           兰新铁路修到柳园，修到省界，犯人就不再参加铁路建设了。由铁路工人去修了，我们那个团就专门看押张掖和酒泉地区的监狱和劳改队。

           我跟你讲过，我在团卫生队当过卫生员，在双塔水库当过卫生员——那里有我们的一个连看押犯人修水库。从水库下来之后，团卫生队的队长跟我说，你到一营卫生所干一段时间去吧，你是老卫生员了，要提高一下技术，争取提干。我明白他的意思：在连队当卫生员，只能治个头痛感冒，重病号送营卫生所和团卫生队；在团卫生队当卫生员，看病的都是医生，轮不着我给人看病。在营部就不同了，营部的卫生所就一两个医生。忙的时候卫生员当医生用，可以锻炼人。我猜对了，到了一营营部，果然就给了我处方权，我可以给病号开处方治病了，不再拿我当卫生员使用了。

           一营营部在酒泉东边十公里处的城郊农场。那里有二千劳改犯种地，一营的一个连队当警卫。

           我在那儿干了几个月，天已经冷了，那是1960年的11月下旬吧，营长找我说，小尚，你到团部卫生队去一趟。季队长来电话了，叫你到他那儿去一趟，可能要给你派个啥任务。我问营长，执行啥任务？背背包不背？营长说我也不知道啥任务，没说叫你背背包。

           执行任务，又不背背包，这到底是个啥任务嘛。我心里疑疑惑惑的，就坐上一辆去酒泉拉货的马车去了团部。

           那时候我们的团部在大衙门那儿，就是酒泉邮政街东边。我到了卫生队，问季队长，你叫我来做啥？季队长说，接到上级的指示，说夹边沟农场的劳教人员病号很多，死了不少人，叫我们派个医生去那儿协助工作，抢救人命。我考虑你去合适。我吃了一惊，忙说，季队长，我是个二把刀——卫生员嘛，你叫我去抢救人命哪行呀，我会抢救人命吗？你派个有能力的医生去吧。季队长说，我考虑了，这事你去最合适，你胆子大，不怕死人。再说，那里也不缺医生。那是个右派农场，大医院来的医生、教授多得很。叫你去，是叫你到那里跟人家学习技术去，将来好提干。我想了想，觉得季队长的话有道理：我在团部卫生队当过两三年卫生员，好几次外出执行任务，队长都派我去。原因是那些专科毕业的军医们看见劳改犯或是遇上战斗，心里发怯。有过战斗呀，那一年嘉峪关公社发生反革命暴乱，部队去镇压，枪声一响，和我一起去的两个军医腿都软了，不会走路了，我不仅要抢救伤员，还要照顾他们。

           于是我说，好吧，明早我就去。

           季队长说，到药房里领上些药，背上些强心剂和葡萄糖，多背些。

           我说那我就领药去了。

           我已经出了办公室，他又喊，哎，回来，回来，你先不要走。

           我走回来。我以为他还有什么事要说，但他却看着墙壁吸烟，像是在思考什么？良久才转过脸来说：

           你就到一营二连去住吧。

           我觉得他的话有点可笑。夹边沟农场驻着我们的一个连队——一营二连，我去双塔水库之前，还在那个连当过半年卫生员，我去夹边沟农场当然要住在那儿，这还用你嘱咐吗！我说，季队长，我还以为你叫我住宾馆去哩，可那里哪有宾馆呀！

           季队长是陕北人，1938年当的兵，解放后授衔大尉，很快又升为少校。他平常严肃得很，也就我敢跟他开玩笑，因为我胆子大，完成任务好，他喜欢我。

           他短促地笑了一下，说，你到了那里，遇到啥特殊情况，一定要给我汇报。记住，你住在二连，可不归二连领导，有啥事向我汇报。

           我说，有啥特殊的事？

           嗯……他沉吟着说，能有啥特殊的事我知道吗？我是诸葛亮吗，能掐会算吗？我是提醒你，那里押的都是右派，还有一些大右派。阶级斗争情况复杂，啥事都可能遇到。要真是遇到难办的事了，可不要擅自做主。

           我说是。

           他说，去吧。把事情办好。这是你独自执行任务，不要出麻烦。

           我在去药房的路上心里觉得好笑。季队长向来说话干脆利索，今天怎么变得婆婆妈妈的。

           第二天早晨，我背着领好的药，先到城郊农场背上背包，再步行到夹边沟。

           夹边沟农场你知道吗？噢，你听人说过？那好，那我就不介绍夹边沟农场的情况了，我只讲我的经历。那时候部队汽车很少，我是步行走去的。我先到部队，把背包放下，就背着药去了夹边沟农场的场部。

           我们部队为什么要在夹边沟驻一个连队呢！不是，不是看押右派的。1959年，甘肃省的吃粮就出现困难了，部队的战士一月就供应三十八斤粮食。部队上都是年轻人，三十八斤粮食吃不饱呀。为了解决缺粮问题，团领导抽了一个连在夹边沟开荒，种地。开荒的第一年，我在那儿当过卫生员。那一年，团部机关的干部，包括卫生队的医生和卫生员都下去过，开荒、修渠。我在那儿当卫生员时指导员上课讲过，平时不要到夹边沟农场乱转，不要叫右派当成部队是看押他们的。我们没那任务。但是指导员又讲，如果农场发生暴动和骚乱，我们一定要坚决地制止和镇压。连队离着农场的场部几百米，但每天晚上派一组游动哨在农场的围墙外边巡逻，逢节假日还要加岗哨。

           我原计划见一下农场领导的，可到了办公室门前没遇见人，冷冷清清的，见一间房门口钉着个木牌牌，写着医务所三个字。我敲敲门走了进去。

           医务所坐着三四个人。看我进去，他们也是不明就里，停止了说话，忽地站了起来。我想，他们是惊了一下，因为我一身军装，还穿着军大衣，我的领章上是个红十字。我问这里是夹边沟农场的医务所吗？他们齐声说是。我问你们医务所的领导哩？他们说领导到城里劳改分局要药去了。

           这时他们还站着，我就说了一声：你们都坐下，站着做啥！ 他们坐下了，拘谨地看着我。我说，你们不要紧张，我是酒泉的部队上派来的，给病号治病的。领导说了，你们这里病号多得很，人死得止不住，叫我来协助你们给病人治病，抢救人命。别的啥事我都不管。你们把情况给我介绍一下，你们几个人也自我介绍一下。

           那几个人自我介绍了一下，一个姓杨，是兰州医学院附属医院的主治医生，右派，临洮县人；有个小个子，兰州市工人医院的主治医生，右派……还有个女右派，是省人民医院的护士长。在他们面前，我是当然的领导了，他们向我汇报：病人很多，有些病人血糖过低，思想包袱重，精神状态不好，死掉了。

           我说，问题这么简单吗？是血糖低的问题吗？血糖低就能死人吗？血糖为什么低，什么原因造成的？

           他们都不说话。

           我看他们也说不出什么来，就不问了。我知道，他们不敢说真话，他们就是说真话才犯错误的，才送到这儿来劳教的呀，他们敢说真话吗？

           我说，你们领我到号子里看一下去。

           那个姓杨的医生领我去号子。我记得往北边走了几十米到一百米的距离，进了一个大院。大院里边是一排一排的房子。房子里像是没有啥人。我问那个姓杨的：这些房子怎么都空着？

           他说，人都调到高台县的明水农场去了，走了两三个月了，夹边沟剩下些老弱病残了，都起不来了，都成病号了。

           我问有多少病号？

           他说三百多吧。

           我们进了第一间房子。是一间大房子，有三间房那么大。正面和左右都是盘的土炕，像马蹄铁的形状。睡了二十多人。还没把炕睡满。

           啊呀，那些人睡在炕上的样子，叫人心酸呀。右派，都是些干部呀，应该是体面人嘛，竟然一个个像是叫花子，穿得破破烂烂的，有的人腰里还系着麻绳。可能是冷吧，我就没有看见火炉子嘛，系个绳绳暖和些。大部分人睡着，少数人在炕上坐着，还有个人用一个装饼干的罐头盒子做的炉子在茶缸子里煮什么，烧的是一本书。他就跪在炕上，罐头炉子也放在炕头上。他的身旁还堆着几本书。他手里的那本书撕得剩下几张了。

           我问那个人：你煮的啥？

           他回答，干菜叶子。

           人们的模样确实吓人呀。有的人瘦得像柴棍棍，眼睛陷得深深的像两个黑洞洞。腮也陷下去成了两个坑坑。脸上一点儿肉都没有了，脸皮薄得就像直接贴在骨头上的牛皮纸。有的人浮肿，肿得像是大胖子，头肿得像背斗那么大，脸有脸盆那么圆。由于怕冷，那些人把所有的衣裳都穿上了，衬衣，绒衣，棉衣，棉衣外头又套着棉大衣或皮大衣。浮肿的人的眼睛细细的一条缝，胖得睁不开。

           我问了几个人，哪个单位的？从哪里来的？犯的什么错误？

           回答的都很简单。我想，他们可能是怕我，看我穿着军装，搞不清楚我的身份。我叫那个姓杨的医生介绍一下，我是部队上派来的医生，是来给大家看病的。他一介绍，情况大变，把我吓了一跳：七八个人忽地从炕上下来了，围住了我，手里都拿着写好的信，叫我替他们发信。我没接信，我没想过会出现这种情况，不知该怎么处理，再说，季队长说过阶级斗争复杂不要惹麻达的话。那些人看我不接信，就硬往我的大衣口袋里塞。他们七嘴八舌地说，解放军，拜托你了，求你了，给我把这封信发出去。有的说，我是冤枉的。还有的说，我们受的这苦，中央不知道，你替我把这封信发出去，中央知道了我们的情况，会搭救我们的。

           我急忙说，不要装，你们不要给我装啦。我是来看病的，我不管你们伸冤的事。你们的信应该叫管教干部寄出去呀。

           那些人根本不听，硬是把信装进我的口袋。有的人说，我这是伸冤的信，寄不出去呀，领导要检查哩。

           我说，你们给我我也寄不出去呀。我就住在这里，不进城去。

           他们还是往我的口袋里塞信，根本不听我的劝阻。于是，我很快就从这间房退出来。就这，我的口袋里装了七八封信。

           一下午，我把所有的病号房都走遍了。总共有十来间房，病号三百人。

           晚上我回二连吃饭，住宿。第二天，我就和那几名右派医生一起去查房了——巡视病房，或者抢救病号。我们几个人几乎就没有闲着的时间：查完房回到医务所，想休息一下，喝点水，但不时有护理员或病号跑来报告，某某人晕过去了，某某人不行啦。我就又跟着他们的医生跑到病房去，打强心针，或者往静脉血管里推葡萄糖。真是灵得很，已经晕厥过去的人，连气都不出了，往静脉血管推进去四十毫升易渗葡萄糖，过几分钟，那人就睁开眼睛了。睁开眼睛后似乎还不明白出了什么事情，左顾右盼地看他身旁站着的人。

           但是第三天早上有一个晕过去的人，我没有抢救过来。当时，有几个病人都处于心力衰竭晕厥不醒的状态，都在抢救，我就独自去抢救这个病人了。我按照前两天学下的办法给他打了强心针，推了五十毫升葡萄糖，后来又推了一百毫升，此人还是没活转来。后来，我帮着护理员用被子把他裹起来，用绳子系上，抬到门外边放着。傍晚有专人拉出去掩埋。然后我就回医务所去了。这件事搞得我很沮丧：一条生命由我的手送上黄泉路了，我这个解放军派来的医生无能呀！

           回到医务所，杨医生看我神态不对，问我出啥事了。我回答有个病人我没抢救过来，心里不好受。我问他：你们一推葡萄糖，病人就活了，为什么我救不活？杨医生安慰我：不怪你，这不怪你。那个病号是抢救过两次的人，他的渊数到了，谁也救不了他了。我大吃一惊：还有这道理吗？他回答，这是经验！第一次晕厥的人，推四十毫升葡萄糖就活了，第二次晕厥的人就得八十毫升或是二百毫升才能救活，如果第三次再晕厥，你推上五百毫升葡萄糖也是白搭！

           这天中午我回二连去吃饭，下午上班晚了一点。我从二连打电话给季队长，打到两点半钟才打通，我说有一件事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季队长在电话里问啥事？他说话的口气一下子紧张起来。我说三天来右派们给我的口袋里塞了几十封信，这些信我不知怎么处置才好，是退还给他们吗？还是给发走？

           他静了一会儿，说，给他们发了。但是略一停顿他又说，不要给二连的通讯员，也不要在夹边沟的邮局发，你哪天进城，从邮局发了。

           我要放话筒了，他又问一句：还有啥为难的事吗？

           我说没有。

           不料，第五天还真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

           我已经来夹边沟四天了，每天跟着几位右派医生抢救病人，自认为我的医疗技术有了很大的提高：可以独自抢救晕厥的病号了。再说，成天泡在病房里，病号们已经熟悉我了，他们不惧怕我这个解放军了，愿意和我讲述他们的事情了。山丹县的一位县委副书记告诉我，他和县委书记的关系不好，原因是县委书记虚报产量，放卫星，他很反感。他在党委会上提意见：你把产量报高了，我们县交公粮、卖统购粮多，留的口粮就少了，社员要饿肚子。结果县委给他戴了个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把他送到了夹边沟农场劳教。这叫拔白旗。一位西北铁路设计院的总工程师，修天兰铁路，他把铁路线设计得离县城较远，他说这是考虑到县城发展的远景，可是铁路修成之后送他到夹边沟，罪名是破坏社会主义建设。

           我在这几天里走遍了场部，熟悉情况。一天，走进磨坊，看见一帮女右派在磨面。有个姑娘正在偷吃生面粉，脸上沾了许多面粉，那样子怪怪的，就像只白老鼠。我问她哪里人，她说是通渭县人。她认为偷吃面粉叫我看见了，很恐惧，我说她，不要怕，我们是老乡。还有个兰州医学院的讲师，叫由田，我问她为啥来夹边沟，她说她的工资低，她提意见，领导定她个右派送到夹边沟了。

           第五天的早晨，我独自到病房巡视，在第四间病房，一个老汉喊住了我：解放军大夫，问你个话行不行？

           这个老人，前两天我就注意到他了：我给别人看病的时候，他一直是在炕上躺着。他的身上除了被子，还压着一件狐皮领子的大衣。他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似乎连坐起来的力量都没有了。但这天早晨走进病房的时候，他在炕上倚着被子坐着，大衣披在身上。

           我在他面前站住，说，有啥话你说吧。

           我想跟你打听个人。他的脸上显出很谨慎小心翼翼的样子。

           打听谁？

           我问你，你们部队的编制是不是内卫七十二团？

           我说是。咦，你怎么知道我是七十二团？

           他不回答我的问题，又问：你们部队有没有一个叫季自生的人？

           我一怔：有啊，是我们团的卫生队长。怎么，你认识他？

           他答，认识，认识。

           我又问：你怎么认识他的？

           他回答：你们部队在武威驻扎过吧？

           我又说：住过，我们团部和卫生队都在武威住过。

           他说：在武威，我的姑娘跟了季自生。

           我说：是吗？那么说你姓吴？

           他说：对，我叫吴成祥。我的姑娘叫吴秀英。

           我说：对，对，我们季队长的爱人就叫吴秀英。啊呀呀，这么说你就是季队长的岳父了。

           他谦恭地点了点头。

           知道了眼前的这个老人是我们季队长的岳父，我心里感慨不已。老人瘦得像个骷髅。他的胡子很长，长得垂在胸前，白花花的。他的头发也全白了，和胡子连在了一起。衣襟上全是吃饭拉拉的汤水的污斑。但从他脸上的神态，他的长长的胡须，我仍然觉得他是个有身份的人。他的胡须在进入夹边沟之前，想必是很好看的。我黯然神伤地说：

           您姑娘和女婿知道你在这里吗？

           嗯……老人支吾了一下。

           我又问，你没给姑娘写过信吗？

           没写过。

           我再问：你为什么不写信呀。你女婿是我们的卫生队长，你写个信，他还不帮助你吗？

           老汉不说话。

           我停一下说，老人家，你要不要我给您的女婿带个话。

           他似乎在思考，过一会儿才说，要是方便的话，你给我要点辣面子。

           我说：你不要点糖吗？

           他们有糖吗？

           有。他有特别供应证。他是校官，少校军衔。

           啊，那你就给我要些糖来。

           再要些什么？

           能要些炒面吗？

           能要呀。啊呀，你还客气啥呀，他是你的女婿。你都快饿死了，跟女婿要些吃的有啥不行的。要。我给您要去，要些饼干。

           啊，好，好好。解放军，你贵姓？

           我说姓尚。我还想和老人说说话的。可这时隔壁房子的一位看护跑进来叫我，说，尚大夫，有个人不行了。我急忙跑去抢救。

           抢救完病号，我又到吴老汉那儿去了一趟，坐在炕头上，和他聊了几句。我问他在武威干什么工作的？他说是县工商联的主任，解放前是商人，经营毛皮生意。我问他女儿是怎么嫁给季队长的。他说女儿在兰州上的师范，毕业后在武威一中当老师，部队和学生搞联欢时，认识了季队长。我又问，你女儿和女婿真不知道你在夹边沟吗？他说，应该知道，我给家里写了信，叫家人给姑娘写信说明我在夹边沟，叫姑娘给我送些吃的。家人来信说写信说了。我说，你姑娘没管你？他没直接回答我，而是说，可能姑娘没收到信吧，也可能家里人哄我——没写信说写信了。我说他们哄你做啥嘛？他说，害怕给姑娘和女婿出难题呗！我是阶级敌人了，帮助我还了得呀！那不是划不清界限吗？同情阶级敌人呀！

           我对老汉说，没关系，没关系，你的姑娘知道也罢。不知道也罢，这事我给你办。我找季队长去。什么划清界限不划清界限，岳父要饿死了，他能不管吗？

           这天中午回部队吃饭，我想起打电话来的，想在电话里跟季队长谈这件事。可是在连部坐着等上班时间的时候，我又觉得打电话不妥：接线员听见我们的谈话怎么办，传出去怎么办？从我来夹边沟之前季队长跟我谈话的神情来看，他是知道岳父在夹边沟劳教的。既然知道岳父在这儿，又不给予帮助，这说明他的确害怕这件事给他惹出什么麻烦来。

           这事我须谨慎处理才是。

           下午临下班，我说明天进一趟城，去卫生队要点药去。那几个右派医生很赞成，因为我带来的强心剂和葡萄糖第三天就用完了。

           翌日晨，我步行30公里到了酒泉县。我先到邮局把右派们的信发了，然后去了团部。一进大院，我就遇见了季队长。看见我他有点惊讶，问你怎么来了，遇到啥事了吗？我说是取药来的。他问取什么药？我说葡萄糖，抢救病人最好的药是葡萄糖。

           还要啥药？他问。

           强心剂。

           再啥？

           豆面疙瘩。

           豆面疙瘩就是康复丸。用豆面羼上红糖和红枣捏成的圆疙瘩，甜甜的很好吃，病号们都愿意要。

           季队长把我领到了药房，对司药说，小尚是给医疗队来拿药的，要多少拿多少。然后又对我说，领了药，你到我房子来一下。

           我想，他可能沉不住气了。

           取完了药，我去了他的办公室。我一进去，他就叫我把门关上，叫我坐下，然后给我让烟。季队长平时抽的飞马烟，可是这天他从抽屉里拿出一盒牡丹香烟，抽出一根给我。我接过烟，他又划火柴。不好意思叫他给我点烟，我忙接过火柴盒说，我自己点，我自己点。

           我点上烟才吸了一口，他问，怎么样？

           我说什么怎么样？

           他怔了一下，说，你的医疗水平提高了吗？那些右派医生的水平很高，病号也多。

           我说，提高什么呀，病号多是多，可是病情很单纯，就是低血糖。人晕过去了打强心针，往静脉血管推葡萄糖。再啥事都没有。

           他说，遇到啥事没有？

           有啥事？

           譬如说，遇到什么特殊的人没有？像你们通渭县的老乡呀，熟人呀……

           人嘛，各种类型的人都有。有个通渭县的丫头，才21岁，叫拔了白旗。不过这人我不认识。还有个人是傅作义的弟弟，叫傅作恭，那里的人说，那是个大家伙。

           我说农场的情况，季队长连烟都不吸了，双眼直直地盯着我。我想，应该说他关心的事了。于是，我吸了口烟，又说，队长，你可不要嫌我多嘴，有件事我觉得应该告诉你：有一个武威人，是个老汉，有60岁了吧，知道你的名字。他问我认识你不认识，是不是和我一个部队的。

           你怎么说了？

           我说不认识，我们部队没这么个人。队长，你不要嫌我说谎，这事，我怕连累你，没敢跟他说实话。可是，我觉得这事必须告诉你，所以昨天认识了他，今天我就来卫生队，向你汇报。

           季队长说，对，你做得对，这事你做得对。他再跟你说什么没有？

           没有。

           他没说怎么认识我的吗？

           没有。

           季队长长长地出了口气，身体一仰靠在椅背上，好久没说话，光是吸烟。我呢，也没说什么话，我不知他怎么想的，怕说多了惹出麻烦。他静静地坐了一会儿之后，用很神秘的口气问我：

           小尚，这件事你没跟啥人说过吗？

           我摇了摇头。

           他又说，好，没跟人说好。这种事呀，知道的人多了不好，这我不说你也明白。可是这事呀……我跟你还是要说实话。你知道不知道，上级叫我们派人到夹边沟去，我为什么派你去？就是因为你可靠，办事我放心，你也机灵。我害怕别的医生去了。遇到这事处理不好。我跟你说实话吧，那个打听我的人就是吴秀英的父亲——我的岳父呀。

           是吗？我装出惊讶的样子。

           是，就是。去年，吴秀英的妈就来信了，说他父亲在夹边沟。这事你可不能对外人说呀。

           我说，队长，你放心，这我明白。我不会对人说的。

           他又长长地出了口气，说，他没说他那里缺什么？没说要什么？

           没要啥。我没说认识你，他能要吗？

           你觉得他缺啥？他就是没要也得帮助一下他呀。去年，吴秀英的妈就来信，叫我们帮助一下老汉。我害怕粘上说不清，没管。现在得管一下啦，不要叫老汉饿死。

           我心里一阵轻松。我终于可以完成对吴老汉的允诺了。我脱口而出，说，缺盐，缺辣面子。

           缺烟，老汉不吸烟的呀。

           不是烟，是盐，吃的咸盐。他们一天两顿饭，就是喝些豆面糊糊，害怕吃盐会浮肿，伙房不放盐，难喝得很。给他带些盐，辣椒面，调调味道。

           再给带些啥吧？——带上些炒面，你说好不好？

           好，带些炒面，多带些。有饼干了拿上几斤，最好。

           饼干有，饼干有。要不要再给拿些肉？

           拿上些肉，最好炒成臊子，他每顿能调上些。老汉瘦得不成样子了。

           再拿些葡萄糖粉。再给拿几件衣裳。

           衣裳不要拿。那里死的人多，死人的衣裳没人穿，衣裳不缺，就缺吃的。对了，有毛袜子拿上一双。我看老汉没袜子穿。用包脚布当袜子。

           最后季队长说，现在你回家去。明早走的时候到我家来一趟。

           从卫生队出来，我就回家了。那时候我已经结婚了。我刚入伍的时候，部队不提倡当兵的结婚，到1959年，我们改编为武装警察部队了，挣工资了——一月四十多元，像外国的职业兵一样。有些人就结婚了。我找了个酒泉姑娘结婚，租间民房住着。

           第二天早晨，我背上领好的药品到了季队长家。吃的东西早就准备好了，盐，辣椒面儿，十几斤炒面和三四斤饼干，还有一茶缸炒好的猪肉臊子。捆好，我背好之后，季队长说，小尚呀，你就辛苦一下吧，本想给你找个车，又怕引起人们的注意……

           我说，用不着找车，四五个钟头就走到了。但临走，我又问了一句：吴老师哩？

           季队长把准备好的东西装起来捆好，我一直也没看见吴秀英。吴秀英在酒泉中学当老师。那是个长得很漂亮的女人。

           季队长说，她上班去了。

           但我判断吴秀英就在家里：第一，我去她家的时候才七点半钟呀，天还不大亮；第二，我叫季队长给他岳父带点钱，他走进里屋去，我听见了吴秀英细碎的说话声。她是不愿意出面和我接触，不留嫌疑。

           我是中午一点钟到达夹边沟农场的。我没去连队，径直去了农场医务所。进了医务所，我倒碗水喝，吃点从家里带着的干粮。我想略微休息一下就去看望队长的岳父，可是我一个饼还没吃完，有个护士就跑进来了，说有个病人不行了。几个医生急忙去抢救病人，我也匆忙吞下一口饼，拿着背来的强心剂和葡萄糖赶去了。

           那护士说不行了的就是季队长的岳父。老汉已经没气了，我们把强心剂和葡萄糖都用上了，抢救半天，还是没活过来。

           我又气又急，在病房里就厉声训起那几个医生：我走的时候跟你们说了，这个病号要看好，你们没给我看住！

           三个医生和一个护士笔直地站在我的面前，一句话不说，连大气都不敢出。

           训了几句也就罢了。人死了，训他们有什么用！但我心里很不平静：我对不起吴老汉呀……我叫护士拉个架子车来，我们几个人把老汉拉到沙包后边，挖了个深些的坑把他掩埋了。

           回到医务室，姓杨的医生看我气顺些了，才对我说，我去酒泉的一天，老汉就晕厥了两次，都救活了。这是第三次晕厥。

           我把炒面饼干和大肉臊子给他们几个人吃了。辣椒面和咸盐给了磨坊的那个通渭的姑娘。那姑娘是我的老乡呀。

           过了两天，我去了一趟酒泉，向季队长汇报了他岳父的情况。那两天我一直在想怎么向他交待这事，是我没照顾好他的岳父呀！讲完之后，我等待着他的发作，我想我该倒霉了。不要说提干，恐怕过不了几天，我就得打点行李回老家了。谁知他却很平静，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说：这就好了。

           又过了十几天，省委的救命工作队来到夹边沟，说是西北局兰州会议开过了，会议决定送右派们回家。这时夹边沟的右派差不多死光了，只剩下一百多人，不到二百人。那个通渭姑娘和医学院讲师是第一批离开夹边沟的，汽车开动时，那姑娘看见了我，向我招手，喊，再见了尚大夫。我也向她招了一下手。第二天我就背着背包回城郊农场的营部去了，我的任务完成了。至于那些起不了床坐不成汽车的人，我就不知道他们的情况了。那不是我的事了，因为地区医院的医生组成的一个医疗队跟着省委工作组到了夹边沟。

           尚大夫结束了他的夹边沟故事，开始吸烟。我静了好一会儿，问尚大夫：你什么时候提干的？

           他回答，第二年春天。

           你怎么到的农建十一师？

           1965年，我们季队长调军分区后勤部当副部长，新上任的卫生队长叫我转业。正好那年农建十一师中心医院要医生。

           农建十一师组建于1964年。

           医生的回忆

           医务所所长你要了解陈天堂的事呀，说不全，这个人的情况我说不完全。我和人家不是一类人：我是个右派，阶下囚，到夹边沟劳动教养的，受人管制的，不敢说不敢动，啥事也不敢打听；人家是抗美援朝的志愿军，共产党员，又是正式的农场管教干部，管我的。我跟人家坐不到一条板凳上……不过，毕竟我在夹边沟农场当了三年半大夫，跟他在一个办公室办过公，所以还是知道一些他的事。他的为人。

           他是河北省正定县人，抗美援朝回国时30多岁了。有两个姑娘，一个儿子。

           这个人医疗水平差，拉丁字母写的药名都不认识。我还记得这么一件事：调到新添墩作业站不久的一天，我到场部医务所去拿点药，古浪县的右派王大夫告诉我：你去了新添墩。陈所长来了，把药房里你贴好的标签都改了一下：在拉丁文药名下边标上了中文名字。王大夫还告诉我：陈天堂开处方只是开成药，中药药丸或者西药的药片，那些配合着用的原料药不会用。至于水剂他就更不会用了，连浓度都不会算。但是人家政治觉悟高——这是后来邓立之大夫告诉我的——有一次有个右派去看病，他在处方上这样写的：此人把上衣左边的口袋撕掉了，留着右边的口袋，这表明他仍然坚持顽固的资产阶级右派立场……

           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60年10月的事情，夹边沟和新添墩的右派除了老弱病残者之外都调到明水农场去了，新添墩作业站就撤销了，我又回到夹边沟场部医务所去工作，和他在一间房办公，给病人看病。有一天他到病房转了一圈回来，在办公室对我说，有个武威来的右派，思想反动得很，这事要向管教科汇报一下。我问出什么事了，他回答，那个家伙唱歌，把歌词“跟着毛泽东走”唱成“赶着毛泽东走”，你说他反动不反动！我当时心里惊了一下，这样的事真要是汇报上去，这个右派可就倒大霉了，可是我又不相信他说的话，这个右派就这么蠢吗？在公共场合竟然敢唱歌骂毛主席？于是我偷偷地跑到病房里去问那个右派：你是不是当着陈所长的面唱歌了？右派说唱了。我说你唱的哪支歌，你再唱一下。那右派说唱的《跟着毛泽东走》，并且又对我唱了一遍。这个右派唱完，我心里才踏实些了。这支歌里有这样的歌词：走，跟着毛泽东走。由于武威人鼻音重，唱出来的“走”字像是“周”的音，“跟”字像是“赶”的音，政治嗅觉敏感的陈天堂就认为这个右派是在骂毛泽东了。我回到医务所之后就对陈天堂讲了，不是人家故意那样唱的，是武威人鼻音重，发音不准所致。他不信，叫我举例证明，我就学着武威人的口音把“中国共产党万岁”说了一遍：共共共产党万岁。他这才半信半疑不去追究那个武威右派的立场问题了。

           陈天堂自认为参加过抗美援朝，又是共产党员，狂傲极了。有一次一个病号来看病，他突然大喊起来：坐好，坐直了！你就是这样跟党员干部说话的吗！他把那个病号委实给吓了一跳。

           前边我跟你说的都是些小事，其他人都知道，但是有几件事，是其他人都不知道的，只有我自己知道，我今天跟你讲一讲。

           新添墩作业站有个叫贺秉灵的右派，是个上海人，解放前两年跑到台湾去工作的。那人是搞成本核算的会计，在台湾的一家公司工作。大陆解放了，他就和上海的家人失去了联系。可是他特别想家——上海有他的父母，有女人和孩子——思念之情特别强烈，想回大陆来。五十年代中期他从台湾跑到香港去了。在香港，他和国内的朋友联系上了，在朋友的帮助下到了广州。他原本跟帮助他的朋友说好的，回到大陆之后要回上海去，跟家人团聚。可是到了广州就由不得他了，安排他回国的有关部门告诉他：你的工作我们给你安排到玉门油矿了，你去玉门油矿工作吧。结果就连家人都没见着，就被人送到玉门市来了。在玉门油矿工作了才一年多，就定为右派了，送到夹边沟劳动教养。

           这个人的肠胃不好，从到夹边沟以后，一直水土不服，常年大便不成形，所以常来卫生所看病。时间长了，跟我熟悉了，就把他的历史讲给我听了。

           夹边沟农场一年四季就没有星期天，只有下雨下雪的日子才能休息。右派们有这样的顺口溜：祁连山戴帽(下雪)，右派们睡觉。再就是重大的节日休息——像“五一”呀，“十一”呀，春节呀。遇到重大的节日，提前一天要搞卫生。在劳教农场，对于搞卫生是非常重视的，要搞个人卫生，还要搞集体卫生，完了还要检查。这种检查，阵容是非常强大的，场长和书记参加，管教科的科长和干事参加，还有大队长带工队长以及拐棍们都要参加。当然医务所长和我这个新添墩医务室的临时负责人也要参加。为什么要组织这么庞大的阵容检查卫生呢？醉翁之意不在酒，主要是检查安全问题：看是不是有人私藏武器凶器了，是否偷了粮食了。每个人的箱子枕头都要打开，褥子都要卷起来看看铺下边。哪怕是一颗钉子也要收走。

           可能以前的几次检查陈天堂都没太注意吧，1960年春节的一次检查结束后，他在新添墩的医务室里说，啊呀呀，你注意贺秉灵了吗，从台湾来的人和其他人就是不一样。我问怎么不一样了？他说你没看见吗，他那个铁皮箱子里有那么多贵重东西，金项链，玉石镯子，国债券那么一沓子……还带着金表，穿着西装！我记得我当时说了一句：那有啥奇怪的？那是他在台湾八九年的积蓄，给家里人带的……

           就是这个贺秉灵，这年夏季的时候突然肠胃病又犯了，可能是吃了什么不洁净或者不适的食品，一连几天泻肚，用什么药都止不住。原本就虚弱的身体哪禁得住这样折腾，他立即就躺倒了。1960年的春天开始，经过两年劳累和饥饿折磨的右派们开始了不可遏止的死亡，什么药对他都已经无济于事。像贺秉灵这样得了急症的人是必死无疑的。但我可怜他，仍然想尽点人道主义，便打电话给陈天堂，要求把他送到场部去住院。陈天堂在电话里问什么病，我说可能是中毒性痢疾，很重，一定要住院。他说送来吧。

           那天贺秉灵去场部，是新添墩医务室的中医大夫武威县人杨万仓去送的，马车拉去的。马车走的时候已经下午三四点钟了。是我和杨万仓把他从宿舍里抬出来放上马车的。考虑到他这一去就再也回不来了，我们把他的行李和箱子都装上车去了。心想叫场部医务所去料理他的后事吧。我们这样做的原因是怕他去住院了，这些东西放在新添墩被人偷掉。1960年的劳教农场，人们的思想境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偷盗成风。

           马车拉着贺秉灵走了，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马车和杨万仓还没回来，陈天堂就打电话来了。他第一句话就说你们怎么把一个死人送来了？我当时愣了一下，诧异地说，没有呀，贺秉灵活着呀，上车的时候还能说话呀。他在电话里呵斥我：胡说，明明是个死人嘛！人死了没有我还看不出来吗！

           听他在电话中如此严厉地训斥我，我不敢再辩解了。我想这是怎么回事呀，莫不是路途上的颠簸迅速地加重了病情，造成了死亡？于是我支吾着回答：人从这里走的时候还能说话来的，可能是路上突然……突然死亡了吧。他便又说，送的是病危病号，为什么不带急救药？他严厉的口气真是把我镇住了，我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便只好检讨：哎呀，是我疏忽了，是我疏忽了，怪我，怪我，我没想到病情发展会那么快。听我作检讨他才改变了口气说，以后要注意呀，注意再不要出这样的事情。我唯唯诺诺回答，我注意，我以后注意……

           放下电话，我的身上出了一层汗。我是个右派，由于我的疏忽致使病人死在路上，这种事领导不问便罢，一旦要问，要追究，我可是负不起责任呀！

           我的心忐忑不安。我等着杨万仓一回来，就立即去问他贺秉灵为什么那么快就死了？可杨万仓告诉我：我们的马车还没进场部，刚走到炼钢厂那儿，陈所长就迎上来了。他在路口上等着我们哩。他看了看病人，就骂开了：你们怎么把个死人送来了！我说怎么是死人呀，明明还有气嘛，还呻唤着哩。可他不叫我说话，一顿臭骂，叫把马车赶进炼钢厂。病人直哼哼，不断地摇头，不愿意下车，但他硬是叫人把病人抬进大房子里，把我们打发回来了。

           我和杨万仓在一起议论了很长时间：怎么会出这样的事呢，是不是陈所长觉得那人反正是活不了啦，干脆就放在炼钢厂去等死吧。

           夹边沟农场在1958年大跃进的年代里曾在场部西北角，从新添墩进场部的路旁建过两座高炉，炼钢，还盖了两间大房子。到了1959年的冬季，那儿就改为医务所的太平间了。死了人先抬到那儿放着，然后由场部安排人去掩埋。

           但是，这件事在我的心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翳，叫人迷惑不解：怎么能在人还活着的时候送进太平间呢！

           这个谜后来我自己一步一步解开了。

           时间过得很快，到了1960年的9月，也就是贺秉灵死去两个多月，夹边沟农场开始迁场了：劳教人员凡是能走路的都调到高台县开辟明水农场去了，包括新添墩的人。夹边沟场部和新添墩作业站只留下二三百病号和一些老弱病残。这时候场领导作出决定，干脆放弃新添墩，把老弱病残都转移到场部来。我就又到了场部医务所当医生，和陈天堂在一间办公室给病号看病。

           在场部我又遇到一件怪事。我有个亲戚叫鲁昌林，解放初是省教育厅的办公室主任，是个文化名人。后来省博物馆建成，就把他调到博物馆当馆长去了。反右的时候，上级的指示是博物馆要他完成四个右派的任务，可他只揪出来了三个。上级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催他还要搞出一个来。有一次把他催急了，他就跟上级说，我这里再也抓不出右派来了，你们看着办吧，实在凑不够数字就把我算上一个吧。好，抵触反右运动，反动言论！就给他也戴上了右派帽子，送夹边沟劳动教养。鲁昌林岁数大，身体弱，1960年9月没有去明水农场，这时就住在场部的病房里——这是夹边沟农场最艰苦的几个月，农业大队的宿舍有一半改成了病房。有一天他听说我有时候去酒泉医药公司给医务所买药，就拿出存折来叫我去替他取点钱，从县城的黑市上买些烧饼。夹边沟农场是设有储蓄所的，还有邮局和商店。当初右派们来夹边沟劳教，都是带着一些钱的。最早的时候，右派们的钱是由财务科登记保管的。后来，右派大批涌来，这笔钱的数目很大了，财务科长姚文华是个小心谨慎之人，怕以后出什么问题他担责任，每当右派来场报到的时候就把储蓄所的工作人员叫来，现场办理储蓄业务。存款折就拿在右派们手里，用钱时自己到储蓄所去取。

           那天我拿了鲁昌林的存折去储蓄所取钱，填写了取款单，可是工作人员不给我钱，要我去找陈天堂，开个取钱的条子来。我当时很惊讶，问为什么要陈天堂开条子？工作人员说，是陈天堂和他说过的，凡是住院的病号取钱，一定要他开条子，目的是防止住院的病号取了钱逃跑，还为了防止病号偷窃存款折盗取他人的存款。我对储蓄所的这种做法很是不以为然，说，你们银行的工作要受医务所的制约吗？你们的上级有这种规定吗？工作人员回答上级没这规定，可是这是你们的所长说的，我就这么办。你不去开条子就不能取钱。

           我那时30岁，既年轻气盛，又有一定的生活阅历，我想我虽是右派，但你银行还管不着我，也不能把我怎么的，我就强硬地说，好，你把你说的话给我写个条子，就说取钱必须要医务所长开条子。我找你们的上级去，问一问是不是右派取钱就一定要劳教农场的某个领导开条子。

           听我要去找他的上级，年轻人再也不吭声了，如数给我取了钱。

           这件事我原本没当回事，取了钱也就作罢了。可是，当天晚上，在医务室陈天堂却问起我来了：你今天去储蓄所取钱了？我说是，他非要叫我找你开条子，我和他干了一仗。这不合理嘛！陈天堂立即就开始给我解释，说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劳教人员逃跑或者盗取现金，他和年轻人商量的办法。他还说他已经给储蓄所讲过了，以后我再去取钱就不要他的批条了。他还说我：你不要到县上银行去反映这问题了，银行那年轻人是配合咱们做工作，也是好心。

           这件事他不解释倒也罢了，他一解释，我的心里倒是起了疑云：在银行取款的问题上，他和银行工作人员是不是有什么默契？比如某个病号死了，存款折上还有钱，他去取出来两个人私分……我之所以这样怀疑，是因为病房里每死一个病号，都是他亲自去料理病号遗物的，包括存折、国库券、手表和其他细软。

           但是，我也仅仅是怀疑而已，因为我不知道他拿到死者的存折或者国债券之后，是否登记造册了，是否上缴组织了。我又不敢到领导那儿去询问或是反映这个问题。——一旦知道我跟他作对，他整我可是再简单不过了：轻者下放我去大田劳动，不用几个月我就会累垮饿垮；重则编造个什么罪名就可以把我送进劳改队。

           天下的事情真是再巧也没有了，事情真相终于被我无意中发现了。

           那是这年11月初的一天上午，上班不久，我和他在办公室坐着，农场的书记梁步云走进来了，说老陈你来一下，我们研究些事。梁书记像是很急，有点紧张，陈天堂立即站起来跟出去了。过了不一会儿，我就听见外边有人喊开会，医务所窗外的空地上集中了农场的干部和凡是能走动的右派。原来是梁书记接到酒泉劳改局的电话了，说是中央的一个什么工作组住在张掖县，今天早晨出发来夹边沟了。梁书记紧急召集夹边沟的干部和劳教分子们开会，布置搞卫生，做准备，以应付工作组的检查。那时候，夹边沟已经死掉几百名劳教分子了，农场领导和干部们怕工作组来了挨批评，大祸临头。

           那天我没出去开会，因为来了个病号，我正在给病号看病呢。就在病号走后我写病历的时候，突然有人敲了一下玻璃窗。我的桌子靠着窗户，我扭头一看是陈天堂正站在窗外向我招手。他的脸贴在玻璃上。我凑近窗户问他什么事？他说，看看，看看我的抽屉锁上了没有？那个年代的办公桌还没有暗锁，是在抽屉旁的木框上装个铁鼻，再挂上一块圆形的铁皮，外边上个挂锁。一个挂锁能锁两个抽屉。听了陈天堂的话，我应了一声：哦，我给你看看。我的桌子和他的桌子并在一起，我懒得站起来走到他那边去，就趴在桌子上伸过胳膊去拉了一下抽屉。他的抽屉没锁，我一拉就开了。抽屉拉开后我惊了一下，因为我看见他抽屉里装了满满一抽屉国债券。我当时一愣，立即就告诉他：没锁，我给你锁上吧。抽屉拉开容易，关上就很费事，胳膊用不上力，我就走过去把抽屉推上了，再把那块圆铁片挂上，再把锁子锁上。就在我推抽屉的时候，我还发现里边还装着一摞一摞的人民币。

           这件事叫我明白了很多事：为什么每个病号死亡的时候，陈天堂一定要亲自守在病号身旁？为什么死亡后他要亲自处理善后？为什么储蓄所取钱要他开条子？为什么贺秉灵还没断气就被他送进了太平间？

           夹边沟的右派们释放回家之后，我还被留在夹边沟工作了六个月，任务是给1500名死者编写病历。夹边沟的领导们心里很清楚，这些人的死亡不是他们某一个人造成的，不会追究哪个人的责任。但是他们清楚，这些人都不是正常死亡，这终归不是好事，他们必须掩盖一下死亡的非正常原因。当然了，作为一名劳教的右派，我不知道他们这样做是否接到了上边哪个部门的指示。我给没有病历的死者编造了病历，给病历不全的人补全了病历。假如将来有人翻阅这些病历——如果病历不给人毁掉的话——他将会发现这些人死亡的原因是很正当的，无可怀疑的。我编造了很多死亡的病因：心力衰竭，心脏病复发，肝硬化，肝腹水，肠胃不适，中毒性痢疾……这几年人们都说市场上的假冒伪劣产品太多，有人感叹那些厂家和商人造假的能力鬼斧神工。还有制造假学历的，出卖假职称的……其实，他们的造假比起我来只能是小巫见大巫，自叹不如。如果给造假的人评职称，我应该评大师，应该颁发巨奖，享受国家级专家的待遇……

           我在造病历的时候还注意过一个问题。我造病历，是按照农场提供给我的死亡者花名册上的名字造病历的。死亡者花名册上还有其他栏目：遗物。我发现，所有人的遗物栏里都是写着床单呀，褥子，棉袄裤两件……没有一个人的栏目里填写存款折、国债券、现金和手表。

           我为什么注意这个问题？因为我把贺秉灵送上马车的时候，把他的箱子也装上车了。为了防止箱子被偷，我们征得他的同意把金项链、国债券和现金都装进他穿的西装的口袋里了。还因为我知道有些病号在死亡前并没有把存款折上的钱取完，因为陈天堂不给他开条子，或者他已经无力去储蓄所取钱了。五十年代，许多年轻干部在定为右派走进夹边沟的时候，身上有几百上千元的国债券，因为他们是外地人，还没成家，他们的国债券都是随身携带的，而国债券是不能当钱花的，银行也不储蓄国债券。为什么很多人有许多国债券？你年轻，你不知道：五十年代国家还很穷，为了筹备资金，国家大量发行公债。你是干部，你是工人，你进步不进步，你热爱党不热爱，就看你买了多少公债。许多人为了表示热爱共产党，为了表现自己进步，勒紧腰带买公债。

           说到哪儿了？我还接着说陈天堂的抽屉吧。我不是拉开陈天堂的抽屉了吗？陈天堂站在窗外也看见我拉开了他的抽屉，他也就明白我发现他抽屉里的秘密了！当然，他也是害怕我把这件事给他抖搂出去，于是他想了个办法：第二天早晨上班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办公桌抽屉里出现了一块大罗马。看见了大罗马，我立即就明白了，他是在贿赂我，拉拢我，想用大罗马堵住我的嘴。

           我没有动那块大罗马。不知道那块大罗马他是从哪位死者的手腕上捋下来的，我的良心不允许我贪此不义之财。我也没有声张这件事。他是共产党员，我是阶下囚，一旦张扬开了去他一恼之下反打我一耙，我就是浑身长嘴也辩不清呀。

           那块大罗马在我的抽屉里静静地躺了几天，后来又不见了。我估计，他是观察了我几天，见我既不上他的钩又不告发他，对他没什么损害和威胁，就又把大罗马拿走了。毕竟一块大罗马那时要卖二百多元，而他一个月的薪水才是六十多元。

           我在夹边沟工作到1961年的7月，把全部死者的病历伪造好之后，农场领导就叫我回原单位了，但是原单位以已经开除公职的理由拒绝接受我。后来我就回到老家当农民去了，直到1978年落实政策。

           陈天堂的女人是1959年从河北老家迁到夹边沟来的。他的大女儿18岁了，嫁给了夹边沟的一名管教干部。1960年冬季的时候，这个出嫁了的女儿得了肺结核。女儿病情很重，应该使用链霉素治疗，可他不懂，竟然给女儿打吗啡。他觉得吗啡的效果比链霉素好——女儿不再咳嗽，不再呻吟。我当时说过他，你不要总给姑娘打吗啡，吗啡不治病，会掩盖病情的。再说，医药公司一年就给咱们农场十几支吗啡，你可要控制点使用。你把它用完了，一旦有个特殊病例就没办法了。他听了我的话十分震怒，训斥我：怎么，你不叫我的女儿用吗啡？要把它留给劳教分子！我只好住嘴了。过了一个月，吗啡使用殆尽，他女儿的病越发严重了，只好送到劳改医院去治疗。

           夹边沟农场1961年秋季撤销，我听人说他和女婿都调到下河清农场去了。女儿在下河清死于空洞性结核病。

           我又想起了一件事。那是在新添墩的时候，有个天津青年，是敦煌县文化局的干部，右派。他的工作是演员，娶了个敦煌的姑娘。他在新添墩劳动不到一年就病了，是肝炎。我把他送到场部医务所住院去了。住了半年医院又回来了。他的肝炎转化为肝硬化了，回来后也干不了活，我就叫他在宿舍休息，不下大田。后来他的病情严重了，我给陈天堂打电话要送过去住院，陈天堂不叫送。就是这个不叫送的天津青年有一次跟我说，陈所长什么时候来新添墩，你一定要叫他到我的房子来一趟。过了一段时间，他的病愈加严重了，已经垂危了——他的眼神已经散了——他又对我说，你打个电话给陈所长，叫他现在就来一趟，我要见他，有话跟他说。我说你口气还大得很！你想见陈所长陈所长就来吗？是打个电话就能叫来的吗？天津青年说，你打去，你打电话去，他肯定来。他不能不来。听他话说得斩钉截铁的，我就去打电话了，结果陈天堂还真来了，骑个自行车来的。于是我把他领到那青年的房子去。那青年躺在炕上，陈天堂进屋后叫了那人的名字，说，我是陈天堂……那青年听见他的声音了，招手叫他过去。他过去了，爬上炕坐在那青年身旁。那青年就摸他的手，摸他的胳膊。摸着摸着，手摸到陈天堂的脸上了，然后就狠狠地抓了他的脸一把。他惊了一下，哎哟叫了一声，从炕上跳了下来。那青年过了半小时就咽气了。

           我也不知道那个青年人为什么抓陈天堂一把。从那以后，不论在什么地方，他都不去病号身旁了。

    马大哥

           我再给你讲个文化名人的故事。

           夹边沟农场劳教的右派当中文化名人是不少的，像师大外语系的教授黄席群，那是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的编译室主任，全国解放前夕，李宗仁派张治中为代表，率团与共产党谈判，他任英文翻译。是著名翻译家。中国几个著名的翻译家都是他的学生。改革开放以后名噪一时的美学家高尔泰，后来到国外去了，那时候就在新添墩劳教，原是兰州十中的美术教师，南方人。

           我要讲的是天水市政协的王鹤鸣。这个人我印象太深。我在兰州上师范的时候，就知道他出身于诗书之家：曾祖父是道光年间的举人，曾任皋兰县儒学教谕、兰州府教授，咸丰四年解去知县，诏封通仪大夫，官至三品；祖父初为廪生，咸丰年间举人……他的父亲更是惊人，清朝末年进士及第，任翰林院编修。到了他这一代，虽无什么功名——清王朝已经消亡了嘛——却被父亲送到美国威廉斯大学学习土木水利工程专业。归国后又一再拒绝出仕，就在天水办私学……教育救国，名闻遐迩。

           由于家世渊源显赫，本人历史清白，所以解放后当了天水市政协的副主席。

           他是甘肃省著名的书法家。

           我是怎么知道他的家世的，就因为我在兰州上师范的时候，班里有个他的老家的同学，多次给我讲过他的家族史；在夹边沟，有个天水政协的右派也对我讲过。我对他很敬重，他来看病时专门问过。

           后来我调到新添墩去了，但是他的情况我还是不断听到。

           从1959年元月开始，右派们的口粮减少到了30斤，继而又减到24斤，于是偷窃之风日盛：种苞谷的时候偷苞谷，种洋芋偷洋芋。夏收的时候，只要管教干部和分队长看不见，人们就把腰里缠的床单解下来铺在地上，把麦捆子放上去踩几脚，把掉下来的麦粒收集起来偷偷地煮着吃，或者埋到地下，放到没什么东西可偷的冬季挖出来充饥。

           可是他从来不偷，别人把偷来的粮食给他，他也不吃。

           王鹤鸣瘦瘦的脸，瘦长条身材，干不动重活——那年他就50多岁了——领导照顾他到副业队割芨芨草，编筐子。开荒和平田整地的活很重，筐子损坏太快，农场自己编省钱。

           有一次，那还是1959年秋天，我从新添墩到场部去，正好从场部的麦场边走过，看见王鹤鸣和几个老弱病残在麦场边编草席，就走过去问了一声：哎，王老汉，你们怎么编起草席来了？

           在夹边沟农场，人们是不能叫同志的，也不敢叫先生，互相之间都叫老李老张，或是直呼姓名。由于他和我不是同代人，不便称他老王，我就学着本地人的称谓叫他王老汉。

           王鹤鸣抬起头看我，说，哦，是赵大夫呀，你来了？

           他招呼完了我，但没回答我的问题，又垂下头编席，我就又问了一声：喂，问你了，为啥不编筐了，编起席子来了？

           他二番扬起脸看我，怪异地笑了一下：赵大夫，你做啥就做去，问这做什么？

           我越是奇怪：哎，还怪得很，就不能问吗？

           他还是不回答。倒是旁边一位老人对我说，我告诉你，你可不要对别人讲呀！我们编的是棺材。

           我怔了一下。那老人仰视着我，说，今年夹边沟已经死去五六十个人了。开头的十几个人是板子做的棺材。后来没木头做棺材了，队长就叫我们编芨芨草席。一张席卷一个人。这事你这个当大夫的不知道吗？

           我怔了一会儿，回他：我怎么知道呀，我们那边的病人都是送到场部来，死了不接回去。我怎么知道是用席子卷的！

           王鹤鸣胆怯地说，今天你知道了，可不要说出去呀。梁队长不叫我们说。

           我看着他谨慎小心的神情很好笑，便说，我偏要说出去！

           他害怕地说，不能说，不能说，可不能说呀……你要是说出去，梁队长可就要找我们的麻烦了。

           我说，好吧，不说，不说，你放心吧，我不说出去。看把你吓的！

           他窘窘地笑了一下。他的身体很虚弱了，脸色黄黄的。我心里突然涌出这么个念头：这个老人，他在给别人编织着棺材，但他能活多久呢？据我知道的，过去了的一年多，死去的大都是老人。他们的身体太弱了，偶染风寒便撒手人寰。他们衰老的身体抵抗疾病的力量不足了。

           出于怜悯之心，我问了一句：王老汉，你家里来信没有？老家的情况怎么样？

           他说，来信了，家里情况还好。

           我问，说啥了？你没跟家里要些吃的吗？叫他们寄些饼干、炒面啥的嘛。

           他说，寄了，寄来了两斤炒面，还说以后每个月寄两次，一次寄两斤。我父亲还说……

           我说，什么什么？父亲？你父亲还活着？

           他的脸勃然变色：什么话，说的什么话！怎么盼人死呢！

           我忙赔不是：对不起，真对不起。这不能怪我呀，你也没说过你父亲还活着呀。

           他说，我又何曾告诉过你我的父亲已经作古？

           我说，没有没有，你没说过。就因为你从没提起过老人。我才当是没有了呢。你父亲多少岁了？

           他答：90岁了。

           我很惊讶：90岁了！

           他又答：啊，90岁。

           我真不能想象，人活到90岁是个啥样子。我又问，你父亲哪一年考上进士的？

           清朝末年。

           听到我和王鹤鸣的对话，有个右派叫了起来：啊呀，老王，你父亲是进士呀，你可是没说过呀。

           王鹤鸣说，那有什么可说的！

           但人们说，那是你们家的光荣呀。

           王鹤鸣忙说，别说了，别说了，叫管教人员听见又批判我，说我宣扬封建主义，坚持反动立场。

           但有人还问，你父亲做过啥官？

           王鹤鸣说，不说了，叫你们不说了！

           我看他作色，便转移话题：王老汉，你父亲来信说啥了？

           王鹤鸣扬脸对我说，他信上说，受点苦没啥，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乏其体肤……

           我哈哈大笑：还天降大任于斯人也！斯人编棺材了——要进棺材了，哈哈哈……

           右派们也都嘿嘿笑了。

           1960年10月，我又回到场部医务所了，就又经常见到王鹤鸣了。他因为年纪大身体弱没去明水农场，住在农业队迁走后改为病房的房子里。

           王鹤鸣的身体彻底垮了。他的眼睛凹陷成了两个黑窟窿，身体瘦得剩下了一把骨头，走路摇摇晃晃的。看见他我很心酸：这个瘦骨嶙峋的老人能熬出去吗？我是尊重他的，尊重他显赫的家族，也尊重他的名气，我就想办法帮助这个老人。经常给他推两针葡萄糖，或者给他几粒康复丸——一种用麦麸皮、枣泥和豆面团成的丸子，小核桃那么大。

           我的情况比其他右派都好。自从到了夹边沟，我没有下过大田，没有挖过排碱渠，逃避了重体力劳动，身体没有累垮。平时去伙房打饭，也能比别的右派多打半勺面糊糊。

           右派们生活中最可怕的经历要算是10月到12月了。10月，口粮突然减少到十五斤，死亡立即就加剧了，每天早晨要从病房里抬出去几具尸体，多的时候十几具。

           但是王鹤鸣坚持住了，有两次去病房，我竟然看见他在帮助其他病号打饭打水，端屎端尿。对于这种特殊的精力旺盛的现象我感到惊奇，我说过他：你近来身体好些了。

           ……王鹤鸣终于活到了这一天——1960年12月31日。这天傍晚，来到夹边沟农场的省委工作组作出决定：明日开始遣返所有在夹边沟的劳教人员，分期分批……

           场领导用有线广播宣布了这个决定。

           根据病号们的身体状况，医务所决定，第一批送到酒泉火车站乘坐火车的是二十六名健康状况较好的病号，而那些重病号则需加强营养再治疗几天。至于那些病危病号，则要送酒泉劳改医院治疗后才能送走，否则可能死在路途上。

           陈天堂叫我拿着名单去通知这26个人。

           王鹤鸣是其中之一，但是，我在逐屋通知时故意没通知他。而在所有的人都被告知之后，我又回到他住的病房。

           他们病房已被通知的三个人正在作准备，没有被通知的病号们也都兴高采烈地议论着自己什么时候能走。看见我又进来，王鹤鸣有点着急，拉住了我的手：赵大夫，这第一批为什么没我呀，我的身体还行嘛。

           我故意说他：你着什么急呀。你的身体坐两天火车行吗？领导怕你出事呀。

           他说行呀，我的身体行呀，坐两天车没问题，你跟领导反映一下，我明天就走。

           看他着急，我说，行吗？你能走吗？能走你就明天和他们一起走吧。

           他说，行吗？

           我说，行呀。

           他说，不跟领导请示吗？

           我说，不用请示，你愿走就走。

           他以为我在和他开玩笑，反复问我，并叫我去请示所长。我最后说这就是所长决定的，不信你看，这是名单。

           他看完名单兴奋极了，把我的一只耳朵揪了一下，说，啊，你这个赵大夫，怎么开这样的玩笑。我还真以为不叫我走了，急出一身汗来。

           和他说几句话，我就要回医务所了，他却又拦住我说，赵大夫，不要走，你先不要走，麻烦你陪我去看一下马大哥。

           他把我搞糊涂了，我说，哪个马大哥？

           他说，不要问，跟我走你就知道了。

           农业大队是个封闭的大院，有十几栋房子，就只有东南角和东北角有两个大门。他领着我绕过两栋房子走出东南角的大门，走过供销社，走过农场的大库房，一直往南到了场部办公室跟前，又往西走，来到杂工大院的门口。他先拉着我在大门西边修理组的山墙下站了一下，说了句记下这个地方，然后进了杂工大院。杂工大院也很大，有木工房、磨坊、打铁房、农具房、马厩。这个院子里从前要停十几辆马车，两辆汽车，马厩里要拴六七十头大牲畜。还要住近百名干各种工作的杂工。可是自从大队人马去了明水农场之后，这个大院就空空如也了。马厩里的牲口也大都转移到明水去了，留下的几头大牲口和毛驴之类的也都死光了。只有七八月份的时候调来的酒泉公安团的一个骑兵排的战马拴在马厩里。

           这支骑兵部队调来夹边沟农场，领导也没有宣布过他们是来干什么的，就悄悄住进来了。我估计是看到右派们饿急了，纪律也松懈了，偷盗、打架斗殴之风日盛，上级怕右派们暴动吧，是来发挥震慑作用的。1960年的时候，饮马农场和双塔水库都发生过劳改犯暴动的事件。这一排士兵起初一个班驻扎新添墩作业站，两个班驻扎夹边沟场部。新添墩撤销后就都合并到夹边沟场部来了。这些挎着战刀背着步骑枪穿着蓝制服的士兵住在场部招待所里，白天不出来，也不设哨兵，只是晚上有流动哨从农业大院和基建大院门口不时走过。马队经常在夜间出动，去追捕逃跑的劳教分子，但从来也没抓回来一个。原因是他们调来的时间短，对周围的环境不熟悉。

           王鹤鸣偏偏把我领到马厩门口，说，进去。

           马厩里有三十几匹马，墙上挂着两盏风灯，光线昏暗。

           你把我领到这里来干什么呀？

           看着空旷的马厩里几十匹战马，我疑疑惑惑地说。王鹤鸣却不回答我，往前走去，走到马槽旁站着的第一匹战马前头。他双手合一深深地向嚼草料的战马作了个揖，开口道：谢谢马大哥。在下王某对不起你了，叫你受委屈了。

           他顺着马槽走过去，在每一匹战马前都要作个揖，说一声谢谢马大哥，王某向你赔礼了。然后领着我从另一个门口走到院里，站住，把他蓬头垢面的脸和一脸大胡子对着我说：

           你现在明白我为什么要来看看马大哥了吗？

           我心里已经很清楚，但我没说。他也静了片刻，又拉着我走出杂工院，站在大门口修理组房子的山墙下，说：三个月了，我每天夜里在这房子后边藏着，等喂料的战士从招待所走过来，进了院子，从小仓库把马料用桶提上，走进马厩，上完了料又出来；我就很快地跑进马厩去，把牲畜没来得及吃掉的马料一把一把抓进这个袖口里。一定要快，迟了，马料和麦草就混到一起了。

           我仍然没出声。这时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1958年初春夏之交的一天，我从菜地边走过，拔了几个水萝卜，扔给在旁边地里干活的王鹤鸣。他竟然不敢拾，他说，不行不行，这不是又要犯错误吗？

           他又说，你光是看见我这两个月有精神，可是你不知道我为什么有精神。

           我和他一起往回走。我就说了一句话：

           你的胆子真大呀，你敢偷部队的马料；夹边沟农场就你这么一个贼大胆吧？

           他没回答我，拉着我走回病房。他把自己的皮箱从铺脚拽出来说，这里还有半箱子我存下的马料，都是好麦子，你提过去吃吧。我过两天就到家了，你暂时可能还回不去。

           我没要他的麦子。我说了句你给其他人吃去吧，就走了出来。

    邹永泉

           11月初的一天下午，我在地铺上躺着，对邹永泉说，老邹，明天我想到南寨村去一趟。

           邹永泉说，你要去换粮食吗？

           邹永泉也在地铺上躺着。躺着，这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只要是不去挖野菜，不拾掇吃的东西，我们就都躺着，一动不动，连话都不愿意说。我是9月30日从夹边沟农场迁移到高台县明水农场的，10月10日那天，口粮就从每天十一两［1］减少到七两。吃十一两尚且饿死人，吃七两哪能维持生命呢。于是，所有的人都躺着不动了，除去一些确是不安分的挖野菜或者拾点、偷点什么东西的人。其实，躺着也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一天有七两豆面糊糊下肚，只要你躺着不动，一点儿也不要动弹，不损失身体的热量，是可以维持一段时间的生命的。我们来到明水已经一个多月了，搬了几次家，从山水沟的水洞搬进地窝子，从这个地窝子合并到那个地窝子，从那个地窝子又合并到下一个地窝子，每一次合并，我都发现，是那些总也躺着不动的人在搬家，还有些个别的能偷能抢或者家庭支援颇丰的人，而那些成天在田野上挖野菜捋草籽的人早早倒毙了，被人用被褥或者毯子卷起来抬出去了。因为他的胃从野菜和草籽里摄取的营养补充不了他劳作而失去的热量。

           我和邹永泉之所以还活着，除了躺着不动，还有一个特殊原因：我们是单身汉。我们来夹边沟的时候，由于没有亲属在身边，就把单身汉生活的所有财产都搬到农场来了，包括我们平时不穿不用的衣物被褥和好几箱书籍。依靠着变卖或者以物易物搞到食物，增加营养，我们才活到了现在。书籍虽然换不了食物，但拿它们烧火仍然能短时间地温暖一下身体或者烧开一茶缸水。

           我和邹永泉也是最近一次合并住处之后才认识的。他原先在新添墩作业站，后来调到北大河采石场筛石头，再从采石场转移到明水农场二大队的——就是场部所在的这条山水沟。我是从夹边沟农场直接来到明水农场的。起先，我的铺和他的铺之间还睡着一个人，那个人被抬出去之后，我和他就相邻而眠了，就熟识了。我们两个人一起去过几次南寨村换粮食。他对我说过他是复旦大学数学系的毕业生，五五年毕业。他在班上是团支部的委员，毕业时领导号召毕业生支援大西北建设，他带头报名，以身作则，结果就到了兰州，分在兰州一中教数学。

           我回答他：是呀，我是想换些吃的去。你去不去？

           他说，不去，我今天哪里都不想去，我的腿软得很，一走路就心发慌。

           我说，走吧，换些粮食去吧，光吃草籽哪有心不慌的？

           他说，不是不换，我是没有什么东西了，都换光了。

           翻一翻嘛，把你的百宝箱翻一翻嘛，看还有啥可换的。咱们一块儿去。

           他说，翻也翻不出什么来。你准备的什么呀？

           我拍了一下枕头旁的一个包袱说，一套棉衣。前几天我妈寄来的。

           他看了一眼包袱，说，刚寄来的棉衣就拿去换呀？

           我说，没新衣裳还能凑合，肚子里没食凑合不了呀。你也找一找吧，看有啥换的，拿上，咱们一起去。

           在我的催促下他坐了起来，从铺脚处拉过一个棕色的皮箱，又从口袋里掏出钥匙打开了。这是个很大很漂亮的牛皮箱，他说是他工作以后用两个月的工资买的。只是在农场里搬来搬去，擦出了很多硬伤。打开箱子，里边的衬布还很鲜艳。的确，他的箱子里已经空空如也，只有一件衬衣和一条裤子，他往箱子深处翻了翻，翻出两双袜子来。他说：

           你看，就剩了一件衬衣，一条裤子。裤子和衬衣明年夏天还要穿，两双袜子能换什么？

           我说，把裤子和衬衣都换了吧。你还想得远——明年夏天！你先想眼前怎么活过去吧。

           他拿起衬衫来看看，又拿起裤子来。那是一条毛料裤子，他拿起后摸了摸口袋，像是在摸里边装了什么没有。接着他又摸衬衫的口袋，却依然没摸着什么。他咦了一声，很快地把衣裳都掏出来扔在铺上，又从底下翻出一条泡泡纱的床单，看看箱子底。箱子底上只有一杆水笔和指甲刀什么的。他的手划了一下水笔和零碎，似乎有点紧张地叫了一声：咦，这是怎么回事？

           我说怎么了？

           他不回答，双手去摸箱子盖上的一个小布袋。但依然没有找到什么东西。他真是有点着急了，把裤子和衬衫又挨个地检查了一遍，把泡泡纱床单拿起来抖了抖，并在铺上挪动了一下身体，看看他坐过的地方。

           我觉得他是有什么贵重的东西找不到了，就问，你找什么呀？什么宝贝没了？

           他的前额上沁出亮光光的一片细碎汗珠来。他说，表，我的表不见了？

           我说，表不见了？找找，好好找找。

           浪琴，那是块浪琴表呀！被人偷掉了！

           偷掉了！你看看锁子坏了没有。

           他合上箱盖，检查了一下锁。锁是好的。他又翻过箱子。看看箱底有没有损坏。他下意识地叫起来：箱子好好的，表怎么不见了！

           我说他，不着急，不要着急，慢慢找。只要箱子没坏，说明没人偷。但我又责备他：你也太粗心大意了，手表哪能放在箱子里？木箱子人都能撬开，你一个皮箱，一刀就能划开，哪能放那么贵重的东西！想想，好好想想，你是不是放在别处啦？枕头，枕头里有没有？

           他摸了摸枕头，把枕套里塞着的一件破棉袄倒在铺上。但就在这时，他似乎又想起了什么，突然又翻起被子来，他的手从被子的一条边摸下去。

           立即，他就朝我笑了一下，说：哎呀，吓了我一跳。

           我说，怎么，找着了？你呀，把我也吓了一跳。

           他笑着说，唉，我忘了。在夹边沟时，我把表放在箱子里，去北大河挖石头时我就装在身上了，到了这儿，又缝在被子里了，我还以为在箱子里呢！唉，记性也不行了。这是块浪琴表。

           他笑着擦了擦前额的汗水。然后就拉断了被子上的一截线，从被子里边掏出个缝着的布包。打开布包，一块锃光明亮的手表露了出来。我说：

           我看看，我看看，我还真没看过浪琴表是啥样的。这表多少钱？

           他把表拿给我看，说，咳，这表可是块好表，比不了劳力士，比罗马表和梅花表要高一档。这还是一块有特殊意义的表。

           有什么特殊意义？

           那真是一块很漂亮的表，我拿在手里反复看着，然后递还给他。他接过表，拧了几下发条，秒针蹭蹭蹭地走起来，才说，这件事我可是没跟你说过，我是在大学里搞过对象的，对象是比我低一级的同学。我毕业时她还在上学，我报名支援大西北建设来了西北。我们原来商量好的，等她毕业了我们就结婚，她也来甘肃工作。可是第二年毕业，由于她父亲的反对，她留在上海了。我们的恋爱关系又持续了两年，她终归拗不过父亲，决定结束这种关系。最后分手的时候，她送我这块表，作为留念。

           我说，这块表不便宜吧？

           他说，不知道。人家是大家闺秀，家里是资本家，买一块表不当回事；我家是城市贫民，没见过这种表，也不知道值多少钱。

           我们正说着话，突然身后有个人说，邹永泉，翻腾啥哩？

           我和邹永泉一起扭过脸去，发现农业大队的副大队长杨生孝站在过道里。他不知什么时候进来的。

           邹永泉回答，我看看还有什么东西能换点吃的。

           杨生孝说，翻出啥宝贝来了？

           邹永泉回答没什么，就剩下一个空箱子。

           但杨生孝早就看见他手里的手表了，说：你不是还有块表吗，很阔气嘛。

           邹永泉说，一块表能干什么？卖，没人要，换吃的又换不了几斤。

           杨生孝说，有总比没有好嘛，换些吃的，能顶几天嘛。我看看。我看看你是块啥表。

           邹永泉把表递给了杨生孝。杨生孝先是两根指头穿在表带里掂了掂分量，然后又把表凑近地窝子的天窗，借着天窗上透进来的亮光看了看，说：这是块啥表？还好看得很！

           浪琴。

           浪琴？还有这名字的表吗？我还没听说过。

           我是非常反感这个杨生孝的。两年多快三年了，我们在他的手下劳动，他从来不顾惜我们，总是非常严厉地督促我们劳动。我认为我们饿得皮包骨头，许多人死于非命，他是有责任的。此时听他说不认识这块表，我心里涌出一种莫名的快感，我以轻蔑的口气说，杨队长，甭说你没见过这表，我在兰州长大，在兰州工作，都没见过这种表！

           他听出我的弦外之音了，瞪了我一眼问，这表能值多少钱？

           我也不知道浪琴表的价钱，但为了表示对他的藐视，我说，多少钱？你问多少钱做啥？你想买吗？一块大罗马多少？——一百二十元！一块浪琴表最少顶五块大罗马，你算算多少钱！

           他又瞪了我一眼，显然，他对我的话很不满意，他说，你胡球说啥哩，顶五块大罗马？哪有那么贵的表！

           我说，不信呀，不信你到兰州看看去，到兰州中央广场的玉盛祥眼镜钟表店去看看。那里还有几千上万元的手表。你要是比五百元便宜的价钱买下一块浪琴表，我给你输些啥！

           他说，我就不信有那么贵的表！

           我说，不信？你是说我骗人吗？我告诉你吧，你没见过的东西多了！兰州张掖路有文具店，里边卖的水笔一支二百元！那是美国造的，派克！派克笔的墨水都是专用的……

           杨生孝对我的话似信不信的样子。但他一定感觉到我的话语中对他不敬的成分了。他的眼睛在我的脸上晃了几次，又迎着天窗的亮光看了看表，还给邹永泉。

           杨生孝走后，邹永泉收拾一下箱子，躺下了。我也躺下了。大概是刚才和杨生孝说话太多和过于亢奋的原因吧，我觉得有点累。

           躺着，邹永泉说，明天你自己去南寨村吧。

           我说，你不去了？

           他回答，明天你去，把我那条泡泡纱的床单换了。手表我过几天看看情况再说。

           我说看什么情况呀？你是盼着增加口粮吗？不可能呀，我们天水老家也饿死人，农民都吃救济粮，也是一天七两。

           他说，夹边沟的右派死了这么多，这事中央不知道吗？我想总是有人会向中央汇报的。说不定，有十天半月的，就放我们出去了。

           我没再说话，他心里想的，也是我所向往的。我们之所以还能坚持着活着，就是盼着放我们回去的一天。

           后来就睡着了。

           我也不知道睡了多长时间，可能是一小时，也可能是两小时，一个人的说话声惊醒了我。我睁开眼睛，看见我的头顶站着个人。那人弯着腰看邹永泉，并轻轻地唤着：老邹，老邹，你醒醒，醒来呀。

           听清楚那人说的话，我心里惊了一下，我以为自己睡得太久，到早晨了。因为头顶的天窗抹上了一抹亮丽的晚霞，我把它当成是早晨的霞光了。还有，很多人都是夜里睡死过去，早晨人们叫他醒醒，起床打饭，但他却永远醒不过来了。

           我扭了一下头，看了看那人。我认出他是夹边沟农场劳教人员食堂的管理员刘政德。

           这时邹永泉也醒过来了，迷迷瞪瞪说，谁呀？那人说，我，我是刘政德。邹永泉惊讶地说，哟，是刘……老刘呀。他很快地爬起来穿上棉大衣，依墙坐着，叫刘政德坐在铺头上。

           我认出了刘政德，就再也没动弹，闭着眼睛装睡着了。刘政德可是夹边沟农场的名人。他原是兰州市秦腔剧院的经理，反右运动中定了个右派，原因是他当经理时剧院演过几出禁演的旧戏，《李翠莲上吊》什么的。可是他到了夹边沟运气好：他参加革命早，抗日时期就搞抗日戏剧，后来到了解放军的文工团，解放后转业到了兰州市秦腔剧团当经理。酒泉地区劳改分局的几个领导都是戏迷，都看过他这个秦剧团的戏。所以他到了夹边沟，局领导就指示夹边沟，这个人要照顾，于是场领导就叫他在食堂当管理员。他的权力大得很，管几十名炊事员。管两千人的粮油菜。有人进去过他的宿舍兼办公室，看见地下码着上吨重的红糖、几大缸植物油。他可以把某个人叫去当炊事员。而他看哪个炊事员不顺眼，立即就能叫你下大田劳动去。许多劳教人员都巴结他，想去食堂做炊事员。在夹边沟农场，谁要是进了食堂做饭，那就意味着生命安全无虞。

           我很奇怪，高高在上的刘政德怎么会到我们这寒碜龌龊的地窝子来。我一动不动，竖起耳朵。

           邹永泉说，刘管理员，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刘政德说，没事，没什么事。我就是来看看你，给你拿几个……

           拿几个什么，刘政德没说，但我听见了索索的细碎响声，是纸张响的声音。我还感觉到有一股轻轻的凉气扑到我的脸上了。我判断这是掀被子或者穿衣裳带动的气体扑在我的脸上了。我稍稍睁了一下眼，发现刘政德坐在铺头上了，他的脸斜对着邹永泉，他把什么东西放在邹永泉怀里了，邹永泉惊讶的口气说：

           刘管理员，这……你这是干什么？

           不要说，你啥话都不要说，这是一点小意思。刘政德往邹永泉的被子底下塞东西，弓着腰伸着脖子把嘴凑近邹永泉的耳朵又小声说，几个白面馍。

           但邹永泉分明是享受不起的口气说，这……这是为什么？我凭什么收你的……

           刘政德说，不要说，给你，你收下就行了。没啥，这是点小意思。我们不是在一个组劳动过吗，你怎么见外啦！

           邹永泉沉默了，任刘政德把报纸包着的几个白面馍塞进被子下面。他沉默了大约半分钟吧，说，刘管理员，你是有什么事吧？

           刘政德咳嗽了一声，说，嗯……事情是有点事情，但也不是什么大事情。

           刘政德又住嘴了。邹永泉说：

           什么事，你说呀，吞吞吐吐干什么？

           刘政德迟迟疑疑支吾着说，老邹，是这么件事——我听人说，你有块手表……

           邹永泉一脸惊讶的表情：你听谁说我有块表？

           听谁说的并不重要。你说，你是不是有一块表？

           邹永泉说，是，我是有一块表。

           是一块好表，是名牌货？

           是名牌。

           叫浪琴？

           是浪琴。你问这事干什么？

           我听说你要拿表换粮食？

           是的，是要换粮食。怎么了？

           怎么也没怎么，我就是问问你，是不是真的要换粮食？

           是真的要换粮食。

           你把表换给我吧。

           邹永泉的声音闷住了。过一会儿他才说，噢，刘管理员，你今天到这狗窝来找我，就为了这事呀？我说呢，你给我馍馍，原来你并不是来看我的，你是拿馍馍来换表的呀。你把你的馍馍拿走。

           邹永泉的身子动了一下，从被子下边摸什么，但刘政德压住了他的手，有点严厉地说：不动，老邹，你不要动！

           邹永泉说，拿走吧，你把你的馍馍拿走吧。你知道我的表是名牌表，你拿了几个馍馍来就想换走呀？

           刘政德说，嗳嗳，老邹，那几个馍馍不是换表的嘛，那馍馍我是给你白吃的。换表的馍馍，事成之后我再给你。不要急，你不要急嘛。说实在话哩，不是我要换你的表。

           那你是给谁换的？

        你问这干啥？你管我给谁换哩？反正不是给我换。你就说你换不换吧？

           你不说给谁换的，我就不换！

           刘政德沉默了一会儿说：你真要问，那我就跟你说实话吧，是杨队长想换你这块表。他说你有块好表，叫我找你问一下，你换不换？

           邹永泉不出声了。刘政德说：

           换给吧，把你的表换给他吧。

           邹永泉还是不出声，刘政德说：

           说呀，你怎么不说话了？你是觉得换多少粮食话不好说吧？他是队长，管你的，你有顾虑，是不是？你不要为难，我告诉你，杨队长说拿十斤豆面馍馍换你的表。你换不换？

           邹永泉说，不换。

           刘政德怔了一下，说，十斤你都不换吗？你可要知道呀，一块大罗马才换五斤，你的浪琴比大罗马好，人家给你十斤也就不少了，你说是不是？

           邹永泉说，我不是嫌少。

           那你为啥不换？

           我就是不愿意换。

           刘政德惊讶的口气说，为啥嘛？你为啥不换嘛？你的肚子不饿吗？皮箱里有粮是不是？

           我没粮食，我的肚子饿得难受，但这表我不换。

           为啥嘛？你说个不换的原因嘛！

           为啥？这原因很简单：杨队长一个月供应多少粮食，不也和我们一样吗？一天七两口粮。他吃饱吃不饱？有剩余没剩余？他拿十斤豆面馍换我的表，这豆面馍从哪里来？我问你，杨队长的家又不在这里，他在食堂吃饭，他哪来的十斤馍馍？

           你不要管他的粮食从哪来的嘛。

           不管粮食从哪里来？不管不行呀，他的粮食肯定是要从我们吃饭的灶上抠出来。也就是说，他把大家的救命粮拿来换我的表，结果是我吃了粮食，他得了表，别的人可能就饿死了。你说，这样的粮食我能换吗？我吃下去于心不安呀！我是损人利己呀，是助纣为虐呀……

           刘政德沉默了，许久他才说，这么说你是不换了？

           不换。

           换给吧。

           不换。

           你真不换？

           真不换。

           好吧，不换就不换吧。你睡吧，我走了。

           邹永泉说，把你的馍拿上吧。

           刘政德说，不拿了，不拿了，那是我给你的。

           刘政德走后，邹永泉一动不动地就那样坐着，直到食堂的炊事员提着饭桶进了地窝子。最近的这次搬房之后。很多人起不了床了，农场领导体恤劳教分子，叫炊事员把饭送到地窝子，减少体力消耗。

           吃的仍然是一马勺豌豆面糊糊。豌豆是凉性食物，淀粉少，煮的糊糊又稀溜溜的，所以要趁热喝下去；如果放凉了，糊糊就解了，变成半碗面糊半碗清水。

           喝完豆面糊糊，躺倒又睡，但怎么也睡不着，我就捅了邹永泉一下，说，喂，你今天可把刘政德弄得难堪得很！

           邹永泉正在嚼刘政德给他的白面馍馍，他停止咀嚼说，他活该。

           我说，哎，你也不怕得罪他？

           他说，怕他什么？我也不是炊事员，还怕他整我吗？

           我说，可你把杨队长得罪了。

           他说，得罪就得罪吧。过去他也没照顾过我，我也没讨好过他。以后呀，要是上边开恩把咱们放回去，他也不能扣住我；要是长期如此，没有十斤粮食是个死，有十斤粮食也是个死。至于死了以后的事，我就不想他了——是埋掉呢，还是扔在沙滩上叫狼吃掉，都一样呀……

           我没再出声。我们比邻而眠已经七八天了，但我对他的了解并不多，因为我们觉得生命已经快到尽头了，一切对我们都没多大的意义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冷漠到极点了。就拿目前来说吧，他躺在被窝里吃着刘政德拿来的白面馍，并不掰给我一口。而我呢，也不责备他吝啬和自私。我有吃的也是独吞，不给他。但是有一点我很清楚：因为我的父母常常寄点炒面粮票什么的，我的身体还比较健康，而他已经衰竭得够呛了，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我认为这要怪他的家人，家人不给他寄炒面和罐头却寄给他一包多维葡萄糖粉，他每天冲一小勺喝。那不就是糖水吗！肚子吃不饱，一缸子糖水能救命吗？

           不过他今天对刘政德的态度令我钦佩，他不为了多换点粮食而去损害别人！

           转天我独自去了南寨村。我的棉袄裤换了六七个土豆，还拿着两双袜子，两双袜子换了两把沙枣。闹饥荒的年代，这里的农民把沙枣当粮食吃。

           南寨村在兰新公路的北边，紧靠着公路，有几十户人家。南寨村和明水农场之间隔着一片沙包，人叫鸣沙窝，有六七里宽。南寨村的农民也很穷，有些人家的男子汉逃荒去新疆了，家里就剩妇女老孺。

           一路走一路吃沙枣，回到山水沟的地窝子我已经把沙枣吃光了。喝完了晚上的一碗糊糊就又躺下了。躺在被窝里我对邹永泉讲述换粮食的过程。他一边听一边骂：抢劫！这是抢劫。他就这么可笑，随便一件小事都容易激动和发脾气。我记得刚搬到这间地窝子的那天夜里，有个专门做生意投机倒把的农民拿着个布袋子，里边装着烟卷烧饼之类的东西，闯进我们地窝子来，进行以物易物的交易。有个右派用一支金星笔换了一盒双羊牌劣质香烟。他大声地骂那个农民“抢劫”。那个农民说不换就算了，转身要走，他却又拉住人家要用自己的毛衣换烧饼。

           听我讲完去南寨村的事，邹永泉说，刘政德今天又来了。

           我说是吗？

           他说，他还是要换我的表，说再增加几斤。

           你怎么回答？

           我说不换。

           他没再说啥？

           说了，他说了很多，央求我把表换给杨队长。他还说，他这次找我换表，是杨队长在他房子说话说起来的，我这里有块好表，他就主动提出来替杨队长换我的表。他说，既然是他主动提出来的，这表要是换不成，他不好给杨队长交待。我想，他跟我说这些话，有一箭双雕的效果：一个目的是给杨队长开脱，他们怕我找领导反映呀，大队长拿灶上的粮食给自己换手表！再一个目的就是一旦动员我换成了，他杨队长既得了表，刘政德又讨好了杨队长。我把他们的目的猜透了，就是不换，叫他在杨队长跟前丢脸去。你可没看见呀，刘政德今天低三下四的样子，他一再央求我：看在我的面子上换给他吧，换给杨队长吧。这次你帮我这个忙，以后你有啥困难了你就来找我……

           我就说不换，只要是杨队长换我的表，我就是不换！

           当时，我夸了邹永泉两句：好，好，你把刘政德碰回去好，叫他不要以为当个管理员就可以为所欲为，无所不能，叫杨队长也明白，虽然我们是阶下囚，但也不巴结他……但是，喝完了晚上的那份汤，又一次沉入黑夜躺在地铺上之后，我又久久地睡不着觉，我又一次捅了捅邹永泉：

           喂，老邹，你睡着没有？

           他从睡眠中醒来，迷迷糊糊问我，嗯，什么事，老杨，是你叫我吗？

           我说他哪来那么多瞌睡！不要睡了，我们说会儿话。他问说什么。我说，就说你的表的事情。索索的被褥响的声音，他转过身来了，把脸对着我了。说：

           表怎么了，你说我的表怎么了？

           我说呀，刘政德找你换表，你就换给他吧。

           嗯？你同意换给他。

           不是我同意，那是你的表，你拿主意。我是说，他答应给你十斤豆面馍馍，今天又说加几斤。你就跟他说，十五斤，给十五斤就换给你。不少了，一块表换十五斤粮食，真不少了。你知道现在的行情不知道，一块大罗马换不上五斤炒面了。再说，他还说了，有啥困难找他去，他要是真心帮助你，你可能还能活着走出明水农场……

           妄想！

           黑暗中我看不清他的脸，但我可以猜测到他白皙却又黄惨惨的消瘦面孔上痛苦的表情，因为他说话的口气虽然缓慢无力，但却用词很坚决。他说：

           我知道我活不长了。我从各方面的情况分析——包括场领导的讲话——现在是全国性的缺粮食，我们劳改劳教的首当其冲。要想改善，得到明年夏收……咱们一天吃七两豌豆面，无论如何活不到明年夏季……

           那你就该把你的表换吃的……

           换得三五斤，七八斤，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大厦将倾，独木何为。

           可你昨天说，说不定十天半月能放我们出去……

           那是希望，美好的想象。实际不可能。好长时间我都在想，毛主席不知道下边的人胡作非为，不知道我们在农场里受这样的苦，他知道了会解救我们的，可是我又想，毛主席不会不知道我们受的苦，受的罪，他那么聪明决断，甘肃省委能瞒了他？

           听着他的分析，我心头一阵阵发凉，我说，不说这些，不说这些。小心人听见了汇报去。我要跟你说的是你就按刘政德的话办，把表换给杨队长，你能多得几斤粮食。

           不换，他给的粮食再多也不换。他是拿大家的口粮换我的表呀，我可能活下去了，但更多的人死掉了，我不是助纣为虐吗？ 我死了人们也要骂我呀，为一己之利损害众人。

           没人说你呀！就是有人说你，也可以原谅的，罪责在刘政德，你并没有多大的责任。

           他说，古人不是说过吗？不因善小而不为，不因恶小而为之。

           我不好再说什么了，我说，不管你跟谁换都要早点换，越往后粮食越紧张越贵，换的就越少。睡吧。

           他说睡吧。

           其实，不论是邹永泉还是我，都对这件事的后果估计不足。

           第二天早晨喝汤的时候，他把饭盆伸到我面前说，你看。

           我看到了，他的饭盆里面汤比我的少三分之一。

           我说他，你认为是刘政德捣的鬼！

           他说，到晚饭看看再说吧。

           到了傍晚，炊事员提着桶走进地窝子以后，我就特别注意炊事员打饭的过程：给我给别人打饭，他都是一舀一马勺豌豆面糊糊，轮到邹永泉的时候，他舀了一马勺，但往外走的过程中马勺一倾斜，流出去不少。倒在邹永泉的饭盆里，和我的比比，少了三分之一。我们都是在夹边沟农场小卖部买的儿童洗脸盆当饭碗，大小一样。

           邹永泉立时就叫起来：你怎么给我的比别人少？

           炊事员说哪里少了，哪里少了！

           邹永泉把我的盆端过去和他的盆放一起。炊事员只好说，再给你补一点，再给你补一点。

           炊事员又给他舀一点糊糊，但也不如我的多。这样的情况持续了三四天，每次开饭炊事员都给他舀的饭少，他几乎每天要和炊事员吵架。于是我又一次劝他把表换给杨队长，我说他胳膊拧不过大腿。他不为所动。我又劝他，那就到南寨村去换吧，换给农民吧，你总要填补些粮食嘛。他对我苦笑一下：杯水车薪，杯水车薪。

           但是有一天下午，他到隔壁的一间地窝子去看一个他的上海老乡回来，很激动地对我说，杨世华，这两天你还去南寨村吗？

           我是经常去南寨村的，有时拿自己的物品换粮食，有时有人死了，在管理干部来处理后事之前偷下一个饭盆，一双袜子，一件旧大衣，我都拿到南寨村换粮食。哪怕换一把沙枣，我也去。

           我说去，明天去。

           他说，你找人打听一下，有没有人拿粮食换手表。

           我说他：你改变主意了？

           他告诉我，在隔壁的地窝子里，人们都在传说，省委的一个工作组来过夹边沟了，还有人说是中央监察部的一位副部长，是个女同志。他们是来了解情况的。看来，夹边沟死人的事真的惊动了中央，中央要解决夹边沟的问题了，要放我们回去了。我要活下去。

           听到这讯息我也很高兴。我把自己在天水中学工作时缝制的一件半大皮袄拿出来了，拿到南寨村换粮食。中央已经知道夹边沟的事了，那就是说有希望了，我决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活下去，活着回到天水去。

           我的短皮袄做得很好，是直贡呢的面子，水獭皮的领子。里子是九道湾的滩羊皮。滩羊皮是很有名的，是宁夏自治区靠近黄河的河滩上放牧长大的绵羊皮。它皮薄毛厚，既保暖又轻便，九道湾又美观好看。这件皮袄缝好以后，我就没穿过几回，在学校里上班我都舍不得穿。也就是过春节穿几天。定右派后我把它带来夹边沟，放在箱子里根本就没穿过。

           皮袄换粮食的事不好办。我在南寨村进了几户人家。有的嫌小。——我的身材瘦小，我穿的衣裳，农村的成年男子要么穿不上，要么穿上了紧绷绷的胳膊不能活动。还有一个问题是我说拿皮袄换粮食，有些人不敢换，他们说，队长早就讲过，不叫他们和明水农场的犯人来往。给犯人衣物和粮食，就是帮助阶级敌人，脚后跟站歪了，是犯罪。

           有一户人家只有一个老婆子和一个小姑娘，老婆子的儿子儿媳逃荒到新疆去了。这个老婆子看了我的皮袄，穿在身上试了试，很合身，就有点爱不释手的样子，说是换给她。但是说到换多少粮食的问题，她说给我两碗酸菜。西北的酸菜也叫浆水，是大白菜呀圆白菜呀芹菜呀煮个半熟倒进缸里，再煮上一锅苞谷面糊糊倒进去，盖上盖儿，使菜发酵。发酵后的菜就不再发霉了，要吃时舀出来做汤喝。两碗酸菜就想换我的皮袄，那哪行呀，我当然不换。我就是想换点粮食的，但她死活不同意给粮食。她说，给你三碗酸菜，给稠些。我说不换不换，酸菜你留着自己吃吧，三碗酸菜你吃了可能还救你的一条命哩，可是救不了我的命。

           走了七八户人家，皮袄也没出手，最后我就进了队长家，说我的这件皮袄想换点粮食。队长也喜欢我的皮袄，但他试着穿了一下，穿进去一条胳膊就再也穿不进另一条胳膊了。嫌小。他说，你再来的时候给我拿件宽大一些的，也要滩羊皮的。我说我又不是二道贩子，哪里给你找件宽大的滩羊皮皮袄去。这时我突然想起邹永泉托我的事，我就说我有个朋友有一块手表，想换些粮食，你换不换？队长说换，是块什么表，是大罗马吗？我说不是大罗马，是浪琴，比大罗马好得多。队长听说这么一块表要换粮食，很是有兴趣，立即给我拿了个白面饼吃。那白面饼还真白，我已经好久没见过那么白的白面了，跟城市里卖的富强粉一样白。拿在手里掂一掂，有四两重。关于那块表队长问了我很多情况，最后对我说，你回去问一下，他要换多少粮食？你把他叫来行不行，我们当面谈？我说他可能来不了啦，他的腿软得走不成路了。

           回到山水沟跟邹永泉讲了情况，他说去，明天我去。我怕他腿软走不了那么远的路，但他不知哪来的力气连休息都没休息一次，跟我穿越鸣沙窝去了南寨村队长家。这次一进门，队长就给我们一人一块白面饼，然后看表，然后谈价钱。事先我和邹永泉就商量好的，不能一次谈成，要吊他的胃口，多吃他两块白面饼。所以第一次没谈成。

           后来又去了两次，我们两人又吃了村长的四个饼，然后交易谈成了，换了五斤炒面外加三个白面饼。

           最后，村长把我的皮袄也留下了，给了我三个白面饼。村长说，皮袄留下就留下吧，我的儿子大了再穿。村长三十岁出头，他的儿子八岁，刚上小学。

           我的三个饼，回到明水农场，我一顿就吃完了。许久没吃过饱饭了，三个饼放在口袋里很是诱惑人，吃过了晚饭坐着，掰一块，再掰一块，到睡觉时就吃完了。我真钦佩邹永泉。他的三个饼和五斤炒面，回到山水沟之后他只是像冲多维葡萄糖粉一样舀了两小勺炒面，冲成稀汤汤喝了一碗，然后就把白面饼和炒面都放进皮箱里，锁好。我说他，两小勺炒面顶啥用？有吃的就吃呀！他回答：

           不能多吃，要细水长流。这种状况不知要持续多久，可我再也没什么东西去换吃的了，不细水长流以后怎么办？

           以后的日子里，食堂给他打的面糊糊还是比别人少，但他一句话也不说，也不找领导反映。他就是每天冲一碗面糊糊补充一下。这期间他也不再躺着了，我和他一起每天都去挖苦苦菜。我们要争取活到释放的那一天。怕人偷，他每天外出时把炒面和白面饼装在一个布袋里背在身上，晚上睡觉时才锁在皮箱里，放在脚下边。每天我们都去南寨村的麦田里挖野菜。他还不断地追逐蜥蜴，用铁锨拍打，打死了拿回来烧着吃。

           我是很注意饮食卫生的。我挖野菜煮着吃，也捋草籽炒着吃，但我从不吃老鼠、蜥蜴之类的。

           有一天，在挖野菜回来的路上，他打了二十多条蜥蜴。回到山水沟之后，他在地窝子外边用蒿蓬点了一堆火，把蜥蜴扔进去烧，一边烧一边吃。我在那儿煮苦苦菜。后来，吃得剩下两个蜥蜴了，他说我，这两个你吃了吧。我说不吃，有毒。他说，没毒，我吃了十几天了，平平安安的，没啥事，你放心吃吧。他还说，他吃第一条蜥蜴之前观察了好久，别人吃了蜥蜴没出什么事，他才吃的。我说我嫌恶心。结果他把那两只烧得黑乎乎的蜥蜴又嚼着吃了。虽然蜥蜴表面烧黑了，但里边还是没烧透，他咀嚼的时候我听见了咯吱吱的声音。我的心里麻酥酥的。

           但是过了两三天，他的身体突然肿起来了。全身都肿了，像是吹气一样肿了起来。腰肿得像是水缸一样粗，脸肿得眼睛睁不开。叫医生来看，医生了解一下情况，说是吃蜥蜴中毒，给了几个白色的药片片，转身走了。过了一天，他就完全地闭上了眼睛。

           埋葬之前，我想给他换一下衣裳，但是因为肿胀，衣裳绷得紧紧的脱不下来。清理遗物，打开他的皮箱，见他从南寨村换来的炒面还剩下二三斤，还有两块白面饼，白面饼子干得掰都掰不动。

    告别夹边沟

           1960年秋季的一天，夹边沟农场所属的新添墩作业站几百名右派凌晨四点钟就起了床，整装待发去明水农场。在河西走廊的西端，这时候还是深夜；因为仲秋的这片荒原上，要到八点钟太阳才能爬出地平线。

           还在十多天前，夹边沟农场就接到上级指示，夹边沟农场的全体劳教分子迁往到高台县的明水乡去。省劳改局决定在那儿立即上马建设一个五十万亩土地的谷物生产基地，需要大批劳动力。新添墩作业站已经过去两批人了——约三四百名，今天走最后一批——连锅端，总共四五百人。

           因为昨天傍晚就通知过的，今天早晨要来汽车，所以听见哨音响，右派们全都起了床，捆行李，吃饭，做好准备工作。由于是要走远路，这天的伙食也与往日不同：小米汤，不限量，敞开喝。这件事可是把右派们乐坏了。有些人打一份回来，等不得小米汤凉下来，也不顾烫嘴不烫嘴，噗噗地吹着，稀溜稀溜往下喝——他们怕稀饭被人打完了，自己打不上第二份。有些人很聪明，打了小米汤回来，把米汤倒进洗脸盆里，然后又往伙房奔去。一时间，通往伙房的路上人影躜躜，脚步匆匆。当然，这可苦坏了那些身体已经衰竭的人：他们平时就走不动路，跪着去食堂，慢腾腾地在地上挪，像是疲乏无力的鸭子晃呀晃的，而此刻为了多喝一份小米汤，他们竟然也打起了精神，快速地移动双腿往前走。为减轻膝盖的疼痛而绑在膝盖上的鞋底发出沙沙的摩擦声。他们快速行走的姿态如同刚从大海里爬出来的躲避海豹追击的企鹅，快速地摆动着身体和短腿。

           蔬菜组的王永兴打来了一份小米汤。他是个老病号了，近来腹水增多，不下地干活，所以开饭时总是晚去。这天他打回小米汤来，像往常一样，盘腿坐在土台子上，一勺一勺慢慢喝。这时有人说了一句：今天的米汤敞开喝。他不相信，说，哪有那样的好事？仍旧一口一口慢慢喝，充分咀嚼。但是，看到有人真的打来第二份小米汤，他也紧急行动起来，忙忙地打开已经捆好的行李，拿出一个闲置的大茶缸子，匆匆向伙房走去。他还怕自己行动得晚了，走在半路上问了一个打饭回来的人，还有米汤吗？那人回答，有，多的是。他果然打到了第二份小米汤。

           打回的小米汤晾在土台子上，他接着喝先头的那一份。喝着米汤他还说那些腿快的人：你们打下三份四份，能喝完吗？一会儿出发怎么办？端着上路吗？王永兴是个很务实的人，做事很有分寸，从不做莽撞事。他看见那些贪心不足打了三四份小米汤的人，从心里就觉得可笑。他又说，人的肚子是有限的，可不要贪便宜胀死！

           但是，那个打了四份小米汤的人很轻易解答了他的难题。那人喝了两份小米汤，然后把一条毛巾铺在土台子上，把另两份米汤慢慢地倒在毛巾上。毛巾是个过滤器，清汤渗入沙土去了，米粒就堆积在毛巾上。那人看了一眼王永兴说，你看我有办法没有？这时候王永兴后悔得要死，后悔自己怎么就想不出这么个主意来。但后悔也没有用处，因为已经有人回来说没米汤了。

           吃过了饭，劳教分子们把行李搬到院子里放下，然后就集合排队出发了。王永兴没走，他和一帮病号留下来等待拉行李的汽车，坐汽车走。

           八点半钟，酒泉劳改分局调配的六七辆卡车驶进新添墩，装上行李载上病号和一帮装卸行李的人，出发了。汽车驶出田间公路，经过杨洪公社的一个村庄时追上了先行出发的大队人马。从新添墩去酒泉火车站约七八十里路，队伍才走出二十几里就已经散乱了，哩哩拉拉二三里长。当汽车超过稀稀落落凌乱不堪的队伍时，扬起阵阵尘土。王永兴听见了不断如缕的吼骂声：这一帮狗日的倒舒坦了，平常不劳动，现在又坐上汽车喽……

           王永兴是前一年的初冬病倒的。那是10月下旬，冬灌［1］最紧要的关头，花园水库通往夹边沟农场的大干渠冲垮了，夹边沟农场的领导指示新添墩作业站抽调五六十人去修渠。冬季外出施工，是要挑强壮劳力的。1959年，劳教分子们的口粮就削减到每月三十斤，基建队和农业队的人因饥饿和超常超重的劳动体力衰竭了，只抽了一小部分，而蔬菜组的人因为劳动强度相对要轻一些，还能近水楼台地吃点西红柿南瓜什么的东西充饥，体质相对而言要强壮一些，所以三十多个人无一漏网被抽去修渠了。修渠是在西边十几公里的银达公社的荒滩上，住在两户社员的草房里。那是真正的堆草房子，他们去后把草腾到院子里，又在地上铺点麦草挤着睡。真是拥挤呀，三十多人挤在一间房里，人只能侧着睡，翻身都翻不了。吃的又是菜糊糊，尿多，人们出去一趟又出去一趟。每次出去不是踩着这个就是踏着那个；整夜吼骂声此起彼伏，根本就睡不好。大干渠垮掉了二十多米长的一段。垮掉的一段正好在一片低洼地上，不光堤没了，连渠基都冲掉了，渠两边都淹上了水，冻了冰。要修渠就要从几十米远处抬土。抬土谈何容易！河西走廊的西端，10月下旬天就大寒，地大冻，要挖下拳头大的一块土疙瘩就需要抡几十次镐；手震木了腿震软了。半个小时也挖不下一筐土。效率是无从谈起的，人们都在浮肿，根本就没力气干活，仅只是晃着摇着慢腾腾干着就是了。干脆停下来歇息是不行的，管教干部看见了要骂的。实在坚持不住想休息一下，只能以大便的借口跑远些蹲一会儿。说小便都不行，管教人员会说：尿尿还要找地方吗？怕人看见吗？你是大姑娘吗？

           那是修渠的第三天，王永兴和一个人抬土，到正午时分，真是走不动了，身上光出虚汗，腿软得打颤。那天天气格外冷。茫茫田野，天空无云，但却日月无光，漫空里飘着晶莹的冰霄。眉毛和胡须都冻上了冰疙瘩。寒气逼得人喘不上气来。他跟分队长说了一声要解大便，就走到一条看不见人的自然沟里，落下裤子蹲着，休息片刻。绝对不敢穿着裤子坐下来休息，因为管教干部也发现右派们的花招了，看见有人去解手，就总是盯着，时间一长就跑来察看。发现是假解手，可了不得——连训带骂，还要扣掉一顿饭。

           王永兴蹲了几分钟，觉得该回去了，就往起一站——哦，站不起来了！起初，他没明白怎么回事，以为是腿蹲麻了，不听使唤了。便用足了力气往起站，却还是不行，腿根本就不听从大脑支配。后来，他弯下了腰，用手杵地，总算是站起来了，却又搂不上裤子。人越饿越怕冷，越怕冷就穿得越多——他穿了一条绒裤，绒裤外边才是劳教服：一条蓝布面的棉裤。此刻，他觉得裤子有千斤重，两只手怎么也提不起来。一用力就头晕，就眼前发黑，气喘吁吁。后来，他只是把裤子的前边提高了一点儿，臀部竟无可奈何地暴露在刺人的寒气里。他静静地站着。

           这时候他心慌得厉害，因为他明白了，这是死神在拉他的手了，要把他摁倒在那道浅浅的长满了骆驼草的自然沟里，叫他再也站不起来。于是他静静地站着，一动也不敢动。他害怕一走动就栽倒。

           他不知道自己站了多长时间，可能是十分钟，或是半个小时，与他抬土的伙伴跑来找他，才帮他提上裤子，系上皮带。同伴又叫来一个人，一左一右扶着他去见管教干部，经允许后又扶他回到住处。转过天，蔬菜组的老何赶着马车来给他们送菜，管教干部叫老何把他拉回新添墩休息。

           王永兴回到新添墩休息几天……他自己认为，之所以出现蹲下站不起来的事情，可能是饥饿所致，也可能是寒冷和劳累的原因：自己是蔬菜组长，事事处处都竭尽全力去干，消耗的体力太多了。他以为回到新添墩休息几天，情况会有好转的，但没想到的是情况更加恶化，干脆起不来了。他原先仅是面部浮肿，小腿浮肿，躺了几天，腹部竟然也肿了起来，原本细瘦的腰突然就肥壮起来，真是系不上裤子了——皮带上的孔不够用了。而且身体呈现出从来没有过的疲乏，起不了床，穿不动衣裳，胳臂也抬不起来了。当他的组员替他打来菜糊糊他坐起来吃饭的时候，手竟然无力端起饭盆！

           他害怕了！在过去的一年半里，新添墩已经有几十人躺倒后再也没有爬起来，难道自己也到了那种地步，要步他们的后尘而去吗？

           他求新添墩的医生开了个条子，搭乘去场部拉面粉的马车去了场部医院。夹边沟农场的医院是很简陋的，医生们就有个听诊器。医务人员除了一位姓陈的院长是农场干部，部队转业下来的一个卫生员，大夫护士都是右派。一位从天祝医院来的邓大夫，原先是兰州市红山根砖瓦场——劳改队——的医生，不知什么原因，前几年不愿在砖瓦场干了，调到天祝县医院当医生，反右时成了右派，送来夹边沟劳动教养。邓大夫听了他的病情，叫他躺到诊床上，拿着听诊器听了听，又扣诊了一下腹部，捏了捏大腿和小腿，说，穿上衣裳吧，你得的是肝硬化。这个诊断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的，他说邓大夫，你说的是真话吗？邓大夫说，你这是什么话，我骗你做啥？你看你肚子胀成啥样子了，严重腹水！他说，不对吧邓大夫，我这是浮肿。邓大夫说，胡说，浮肿和腹水是两码事。我的水平不高，浮肿和腹水还是能分得清的。他说，别人也是这样的呀，先腿肿，后蔓延到腹部……邓大夫说，谁说的别人也是这样的？浮肿到腹部人还能活吗……咳，你这人怎么这么啰嗦，叫你穿衣裳你就穿衣裳，哪来那么多废话。看他穿上衣裳，邓大夫说，你这个病呀，可是时间不短了，少说也半年了。肝硬化是有个过程的，先是急性病，肝炎，不治疗，才转成肝硬化……你怎么就不早点来看一看呀！他颤抖着嗓门说，我哪里知道是得了肝炎呀，半年前——不，一年前我就觉得浑身无力，我还当成是累的……邓大夫问，你就没觉得恶心吗？不想吃饭……他回答，不想吃饭？我还恨不得美美地吃两顿红烧肉。

           查出肝硬化之后他就住院了，三个月后，腹水消失，出了医院。从此以后，病情时好时坏，好的时候就在蔬菜组混日子，恶化了就休息或者住院……

           汽车到了酒泉火车站，王永兴明白这天早晨为什么小米汤不定量……拉他们去高台县的几节无篷货车停在支线上，他们上车之后，等待步行的大队人马，大队人马到齐已经是黑夜了。早晨喝米汤的时候，伙房给每个人发了两个窝头当晚饭，可是很多人不到中午就吃掉了。火车站有一家餐馆，许多人央求分队长去找管教干部，能不能去那家餐馆吃顿饭，但分队长回来说，赵来苟说了：老老实实在车上坐着。

           后来他们才听说，不叫去饭馆吃饭是怕他们逃跑。

           那天还真是跑了几个人。其中有一个叫崔毅的，就是从酒泉火车站跑到嘉峪关跑掉了，后来人们传说他跑到了越南。

           火车是深夜两点钟驶出酒泉火车站的。从酒泉市到高台县也就是一百几十公里，火车却走了十几个小时，因为是货车，时停时走，有时一停就几个小时。劳教分子蜷缩在车厢里。

           火车经过高台县碱泉子火车站，还出了一件事：不知什么人喊了一声，到了到了，这就是我们要去的火车站，明水农场就在这里下车。许多右派站起来推行李。噼里啪啦扔下许多行李，赵来苟才喊起来：停下，停下！谁叫你们卸行李的！我们要到清水河站下车，这里是碱泉子！有几个右派跳下车装行李，但这时火车又启动了，他们慌忙扒住车叫人拉了上来。那些推下行李的右派惊慌地喊叫，我的被褥没拿上来……

           黄昏时分，火车停在一片戈壁滩上。有几辆马车停在铁路边上。马车拉着行李，人们步行，走了一个小时，来到一片荒草滩上。宽阔的草滩上有两条南北走向的山水沟，先期到达的人们在沟里盖了些地窝子，挖了许多窑洞。管教干部领着分队长分配住处，马车拉了一些人又去碱泉子找行李。

           新添墩的劳教分子住在西边的山水沟里。挖下的窑洞还不够多，有些人这天夜里露宿在荒滩上，翌日晨喝过了菜糊糊，自己挖窑洞。

           病号们被安排在山水沟的一间地窝子里。这是一间半明半暗的建筑，依着山水沟的崖坎往下挖了一米，挖出来的土再堆高一米，上边横了一根圆木搭上椽子缮上碱蓬和笈笈草。因为椽子少，碱蓬和笈笈草上没压上多少土。靠着崖坎的一面留了几十厘米高的土台子，长度和地窝子的长度相仿。这是“炕”。晚上睡觉透过茅草的空隙可以看见闪烁的星星，还可以听见风把沙土刮到茅草上的唰唰声。天亮后起床，被子上落满了尘土。

           喂，今天是十月一日吧？

           起床后王永兴正在叠被子，已经穿好了衣裳的石玉瑚对他说。

           啊，还就是的，今天是国庆节。

           叠好被子，王永兴坐在“炕”沿上看着石玉瑚说。石玉瑚又说：

           嗯，对，我记着今天就是国庆节嘛。我说呀老王，你能不能给咱们打壶水去？

           打水做啥？

           嗳嗳，刮个脸嘛。国庆节了，咱们也收拾一下门面嘛。

           收拾门面？怎么，还想收拾得干干散散浪一转去吗？游山玩水去吗？

           王永兴说完，心里就有点后悔。因为地窝子里发出了几个人的笑声，这笑声是善意的或者并无恶意的，但却可能促使石玉瑚产生想法，以为他是在讥笑他。石玉瑚已经失去行走能力一个多月了。石玉瑚也是永登县人，他的老乡，是连城镇中学的教师。他来夹边沟之前两个月，石玉瑚已经在夹边沟的基建大队接受劳动教养了。开过荒，挖过排碱渠，还在高台县板桥乡的石英矿挖了半年石头。身体累垮之后才被分配到新添墩的农业队种地。

           石玉瑚的确是垮了。他的双腿已经支撑不住干瘦如柴的身体了，不管是去食堂打饭还是上厕所，他都在膝盖上绑着两只布鞋，跪着行走。他走路的样子像是一个长得特别矮的侏儒走路，扭打扭打的。

           还在永登县的时候，他就认识石玉瑚：县教育局每到寒暑假都要把中小学教师们集中起来搞政治学习。石玉瑚很少发言，但言必有出。他很钦佩他。

           他的玩笑话并没使石玉瑚介意，石玉瑚又说，嗳嗳，门面还是要收拾一下嘛，到了新地方，要有个新气象嘛。你看你的样子，不到四十岁的人，胡子就长了一寸长，就像是五六十岁的样子，哪里像个为人师表的样子，简直像个贼配军。

           像个贼配军？本来就是贼配军！林冲发配沧州，还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咱们吃的啥喝的啥！

           话是这么说，但他还是提个不知道谁的热水瓶走出去了。不能再说了，再说就要出格了！因言获罪，教训还不深吗？

           王永兴是1957年的暑假期间，永登县的中小学教师集中在永登县一中参加整风，被定为右派的。当时，大城市已经开始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党的进攻了，他知道不能信口开河了。但是经不住领导的再三开导和动员，他写了一张《今日陈世美》的大字报，批评永登县一中的校长李某人进城后抛弃前妻与一位女学生新婚燕尔……他以为，批评某个人生活作风方面的问题不伤大雅，又可应付了事，岂知过了一天，积极分子们就贴出几十张大字报，说他攻击党的基层领导就是攻击党……定为极右分子。

           王永兴走出地窝子的过道，走到地面上来。他在门口踌躇了一下：这地方还不熟悉，不知井在哪儿，该去哪儿打水。最后他还是决定到伙房去，有开水就打开水，没开水就提点凉水回去。于是，他慢慢走到沟口，来到昨天打晚饭的一间地窝子里，问一位正在切菜叶子的炊事员，哪儿有开水？那炊事员问他打开水干什么？他说喝。炊事员说，喝？你还要喝开水？他心里很不高兴，但嘴很婉转地说，没开水凉水总有吧，打点凉水行吧？炊事员说，凉水也没有！想喝到板坦井打去！他的确不想和炊事员吵架，因为要是遇到这个炊事员打饭的话，勺子一抖搂他就要吃亏。他忍气吞声地回地窝子去了。

           这天的早饭是豌豆面菜糊糊。王永兴有个习惯，吃过了饭总要躺两个小时。他的理由是粮食太金贵了，吃到胃里后必须静卧使粮食在胃里充分地消化，肠胃充分地吸收营养。可是这天他刚躺下片刻，就听见一个熟悉的嗓音叫他：王永兴，王永兴在里头吗？他忙不迭地迎出去，嘴里喊着：赵庭基？是赵庭基吗？

           他和赵庭基在门口的过道相遇，握着手说，哎呀你怎么来了？赵庭基说，我昨天就听说新添墩的人要全过来，今天就看你来了。哎呀，你怎么成这样子啦？王永兴说，怎么了，我怎么了？赵庭基说，你看瘦成啥了，脸成个长条条了，胡子一大把……我都认不出来了！王永兴说，那你以为你好看吗？你的胡子短吗？你都成骨头架子了！

           赵庭基是永登一中的教导主任，他们是同一批宣布的右派。他们两个人岁数相仿，小时候两人就认识，他们的父亲也都是好朋友。只不过赵庭基的家境好，父亲送他去读台湾大学，而王永兴的父亲是个私塾先生，家境不行，上完了中学就跟着父亲去教书；解放后王永兴当乡村小学的教员，赵庭基是中学教师。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之间的朋友关系，每次集中学习或者王永兴进城办事，两人都见面晤谈。赵庭基有学识，口才又好，是县上有名气的教师。

           两个人在“炕”上坐下，王永兴见赵庭基脸色不好，垂头丧气的样子，问，你怎么了，土头土脸的？

           赵庭基立即沮丧地说，唉，倒霉透了，我叫人偷了。

           王永兴一惊：偷了？丢什么了？

           迁移的路上不是集体拉行李吗？衣裳叫人偷光了，连饭碗都偷掉了。

           还有什么？

           还有八百块钱，叫人偷得光光的了。

           嘿，你怎么这样做哩？钱能放在行李中吗？那要装在身上。

           唉，一念之差。我们组的一个人来明水前的几天到东边巡渠，遇上两个农民，把他给抢了。我就想着钱放在宿舍里还是保险……

           你就忘了防贼的事了！

           一念之差，一念之差呀。

           迁移的时间该装在身上……

           这么想过，但又想集体运行李，那么多人的眼睛看着，贼敢偷吗？

           偏偏就偷了！

           嗯，偷得一文不剩。连买张邮票的钱都没有了。

           两个人说了会话，赵庭基就匆匆告别，说是队里派他们出来挑野菜摘沙枣树叶的，时间不能耽误多了。王永兴叫他等一下，把自己的大茶缸子给了他，还给他两张邮票叫他赶紧给家里写信要衣裳……

           1960年的夏季，为了落实省委关于以最快速度建成甘肃省最大的谷物农场的指示，酒泉劳改分局组织酒泉地区十多个劳教农场的领导和生产部门的负责人在高台县的碱泉子农场开会，商讨和筹划建立明水农场的具体措施，会议开的时间很长，因为缺少许多资料，会议期间还要做出农场的建设规划和人员布置。但是，这一切准备工作都没有完成，秋天就到来了。于是大概地确定了几个住人的点，领导就催促与会者回原单位去，按照会议决定的人数去抽调劳教人员过来。会议决定，明水农场必须立即上马，利用秋冬季节开荒，挖渠，明春就要播种。至于农场规划，可以一边干一边测量和制定。会议还决定，夹边沟农场因为地处荒漠，风沙又大，不宜农作物生长，决定只留下三四百人守摊子，其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到明水来。对于会议的决定，其他农场都拖着没办，因为那些农场的领导认为冬季即将来临，没有房子住，没有水井，没有煤烧，吃粮也很紧张了，人过去后怎么生存？唯独夹边沟的领导对此决议执行得又坚决又迅速，除去部分病号和两个农业队之外，几乎是全体人马浩浩荡荡开了过来。

           王永兴和三十几名病号躺在一间地窝子里。天气一天比一天冷了。地窝子没门，他们把一位来明水后死掉的人的被子挂在门上，遮挡风寒。天气晴朗的日子，他们挪到门外的沟坎下躺着或是坐着晒太阳。关于寒冷，他们已经习惯了，因为自从来到夹边沟，他们的房子就没有生过火，没发过炉子，没发过煤炭。

           但是，10月中旬，领导突然宣布，从明天起，每月的口粮供应降为15斤原粮！

           右派们惊得魂飞魄散！

           以前他们吃30斤，零零星星饿死人。到了这年的夏收之后，口粮降为24斤，新添墩每天都要饿死人，现在降为15斤，人还能活命吗？但他们毫无办法。他们是戴罪之人，连句吃不饱的话都不敢说，谁也不想罪上加罪。他们只有一个办法，拖着疲惫的双腿走到开荒修渠的工地，然后就站着，坐着，或在田埂旁躺着，他们真是干不动了。管教干部们也不催促干活，他们也明白，一顿吃不上半斤粮食，干不了活！耗了几天，领导就干脆宣布停工，并动员右派们挖野菜，挖草根充饥，想办法活命。

           病号们更惨了。他们无力去挖野菜，捋树叶。他们喝完了每天供应的半碗面糊糊就只能躺着了。他们知道，死亡在不远的地方等着他们，那些原本健康的人已经在死亡了，他们还能幸免吗？

           他们静静地躺着，尽可能节省体能的消耗，以延续时日……

           这是10月底的一天下午，王永兴和他的伙伴们在地窝子里躺着。天气太冷了，晒太阳已经没有了意义，干脆就钻在被窝里不出来。突然一阵风刮进来，原新添墩作业站的副站长赵来苟挑起门帘走了进来，大声说，梁书记看你们来了！他的话刚落，夹边沟农场的党委书记梁步云就走进来了。

           赵来苟的意思是要病号们坐起来或者站起来，迎接领导，但是病号们躺着没有人动一动。于是他又喊了一声：听见了吗，领导来了，起来！快坐起来！

           有人坐起来，大多数仍然躺着。赵来苟生气了，瞪大眼睛嗯了一声，要发脾气，但梁书记用目光制止了他，问，你们怎么都睡着呀，怎么不挖野菜去？

           石玉瑚躺着说了一句：我们走不动。

           赵来苟也说，这是些病号，在新添墩就病了。

           梁书记说，嗯？病号？转移之前就病了？那怎么不住院治疗？

           赵来苟回答，这些都是老病号，场部医院没病房，没住上医院。

           是吗？新添墩还有这么多病号没住院吗？梁书记说着，向王永兴弯下腰来：你得的啥病？

           肝硬化，腹水。

           多长时间了？

           一年。一年零几天。

           没住过医院？

           住过三个月，出院了，秋天又犯了。

           再犯就再去看嘛。不住院硬抗，能抗过去吗？

           看过了，没床位，病房都住满了。

           梁书记不再说话。顺着过道走了几步又走回来，对着赵来苟说，这要想办法呀，这么冷的气候，风这么大，就这么躺着，能挺过冬天去吗？

           赵来苟说，梁书记，这话得你说，我说了不顶用。

           梁书记和赵来苟走出去了，右派们就突然活跃起来。石玉瑚说，你们猜一猜，梁书记能想出啥办法来？王永兴说，能把我们送到夹边沟医院去吗？有人说能，梁书记说话还是顶用的，只要他说送，就一定能送过去。但有人说，那可不一定，我听说夹边沟的医院里病号塞得满满的。说着说着话题就转移了，有人谈起梁书记的历史，说他原是定西地区检察院的检察长，因为右倾错误，去年反右倾撤了职调到夹边沟来当个副书记……但是大家的议论被赵庭基的到来打断了。赵庭基一进来就沮丧地对王永兴说，我又叫人偷了。王永兴问什么叫人偷了？他说今天收到家里寄来的十多斤熟面［2］，未及吃一口下肚，叫人连面口袋连大衣偷走了。问怎么偷的？他说把炒面拿来后挂在墙上，还盖上一件大衣，上个厕所回来熟面就不见了，大衣也不翼而飞。王永兴听了心疼得不得了：哎呀，你这个人呀，都是啥形势了，你还把熟面挂在墙上去上厕所……又是一念之差？我上次就想跟你说，病号队队长官锦文，人家是长征干部，延安时代彭德怀司令部警卫团的团长，解放后担任天水步兵学院战术系主任，在夹边沟和我一个组，大夏天在地里劳动，衬衣外头还穿个毛背心。管教干部就起了疑心，叫调查怎么回事，查来查去才知道，他背心里头缝了个口袋，里边装着些从家里带来的钱。人家那么大的干部，一个月还不挣你半年的，都把钱带在身上，防贼偷！把你个教员有多少钱，还卷在行李里头，把熟面挂在墙上！你真是谦谦君子呀！赵庭基连声叹气，懊悔不已……

           梁书记来过的第二天，一辆汽车朝着夹边沟农场驶去。梁步云亲自开车，车上挤着二十几名病号和他们的行李。

           夹边沟农场的场部是劳改犯们1954年建成的。机关办公室是四栋白色的平房，两栋一排两栋一排坐西向东，场领导和各股室的干部们在这里办公。办公室北边依次排列着干部宿舍、干部家属宿舍、医院、仓库，但这些房子都坐北朝南。再北边是农业大队居住的四合院。这个大院还包括杂役们的作坊，修鞋组、木工组、理发组。与四合院相邻的是磨面房、粮食仓库。仓库外边有一条通往新添墩的公路，路北是菜地。

           场部办公室斜对面隔着马路是基建大队的四合院。

           往日的夹边沟农场场部还是很热闹的，除去新添墩和长年在外边搞副业的，这里大约居住了一千五百名劳教分子。可如今这儿只有二三百名病号和一部分农业队留下来灌冬水的人，再就是几十名杂役，大有人去楼空之感。

           按着原先劳改队的规划，夹边沟农场只有三四间房的卫生所：一间医生办公室，一间治疗室，一间药房……根本就没有住院部。由于从五九年开始病号大增，卫生所便在农业大院辟了几间病房。如今病号房扩充到了十几间。好在人员都到明水去了，原先的农业队宿舍改成了病号房。这批病号到达后分散到七八间病房里。王永兴和石玉瑚被安插在一间住了三十多名右派的大房子里。

           一进病房王永兴的心就踏实了一下。这间病房有三间房那么大。它一面是门，三面是土炕，土炕相通，成“凹”字形。三十多人住在炕上的确是挤得密不透风，就像去年初冬在银达乡抢修水渠住在社员的草棚子里一样。但这是热炕，炕有三四个炕洞，右派们从麦场上抱麦衣子［3］把它烧得很热。地下还用土坯砌了一个炉子，烧着无烟煤。他在其他右派挤出来的窄条条上喘息着铺好被褥，身上就出了汗，筋骨就舒展开来。顿时他心里就流过一股幸福得要晕过去的感觉：看来是冻不死了！

           在明水农场的地窝子里躺着的时候，他一天到晚蜷缩着身躯，手脚从来没有舒展过。已经两年多没睡过热炕了，更不要说火炉了。每天从田野上劳动回来，吃过了饭就赶紧钻进被窝。房子里的温度在零下十几度，饭盆里边的粥吃到最后就冻上冰碴。

           这里蛮好，穿着棉袄坐着一点儿也不冷，一动弹就出汗。

           幸福的心刚刚平静一些，一位右派韩大夫就来给他检查病情。过一会儿就有人送来了药片。他问那人，你是护理员吗？

           那人嗯了一声。

           邓大夫在办公室吗？

           邓大夫到明水去了。

           咦，我没看见过呀，我就是明水来的。

           下放到大田劳动去了。

           为什么？他很是惊讶。

           我也不知道，大概是犯错误了……那人支支吾吾走出去了。

           旁边一位老病号告诉他，一次上边来领导视察，问怎么死了那么多病号，别人都不说话，邓大夫直不楞登回答，营养不足，啥药都救不了命。视察的人前脚走，他后脚就被赶到大田劳动去了。

           不再挨冻了，吃的问题就强烈地凸现出来：还是吃十五斤粮。虽然蔬菜多了些，做的也比明水的大灶精细了许多——胡萝卜切成小丁丁和面糊糊煮在一起——但肚子还是填不饱。一脑门子想的就是吃，成天心里饿得急了了的没有着落。十多天后腹水见少，人瘦得成了一张皮，腿软得走不成路了。

           一天，他到麦场上去抱麦衣子煨炕，回到病房就躺下了，他觉得心跳得很急，要晕过去的样子。但就在这时，门外护理员的声音喊，王永兴，你父母看你来了。他慌慌张张哆哆嗦嗦爬起来，还没下炕，门就开了，他的白发苍苍的父母亲出现在门口，手里还牵着小男孩。他凭着想象判断那是二儿子兆远，他离家时才3岁。母亲还没坐下就呜呜地哭起来：我的娃呀，你怎么成这个样子了？呜呜呜……儿子被他的模样吓坏了，怯生生站在门口不过来。老父亲把儿子拉过来，说，叫，叫爸呀，你叫呀……孩子叫了一声爸，但接着就哇的一声哭了。他伸出手去摸一下孩子的头说，我把你吓坏了吧？他没抱孩子，他的心酸酸的，他怕吓着孩子。他扭过脸问父亲，你们怎么来的？父亲也在别人让出的炕头上坐下，抹着眼泪回答：坐了一天一夜火车。他说，我是问下火车以后怎么来的，这几十里路？父亲回答走来的，走了一天。他说，从酒泉县到临水公社有班车……坐到临水再有十多里路。父亲说，不知道嘛。他说，走乏了吧？父亲回答，乏倒是不乏，兆远不叫我和你妈抱硬要自己走。倒是天气冷得……把人冻坏了。他说，上来，上来，炕上坐下……

           王永兴竭力地克制着自己的心酸，但此刻再也控制不住了，泪水扑簌簌流了下来，哽咽着嗓门说，爸，妈，我是个不孝之子……叫你们……受苦了……

           母亲像是啸叫般地哭了一声：哎……我的娃呀……

           儿子也哇哇地哭。

           父亲却抑制住眼泪说，娃呀，话不能这么说，这不怪你，这不怪你。世事的变化，命运的沉浮，不是人所能掌握的。我们就盼着你平平安安地出去……

           他说，家里的事我一点也出不上力……

           家里你就不要挂念，我这把老骨头还能动……

           王永兴泪如雨下。

           父母在夹边沟呆了一夜，第二天就回去了。依王永兴的想法，父母走了长道，应该多休息一天，但是父母在他的铺上坐了一夜转天就走了。父亲说，原想多住一天的，但没想到你这里吃的这么难肠，不能再住了。多住一天，三口人要多吃两斤粮，我们走了你就没吃的了。

           父母亲给他带来了七八斤熟面，五六斤蒸熟后晒干的甜菜，还有一包煮熟后晾得半干的狗肉。

           父亲一再解释，你不给家里写信，我们也不知道你的情况。还是遇到了赵庭基的父亲，才知道你……吃不饱，匆匆忙忙把狗杀了，就来了……

           王永兴知道父亲是在说谎，家中的情况仅就宰狗一事便可了如指掌，如果有粮食存着，谁忍心宰狗呀！熟面是啥好东西，仅才带来七八斤！但他没有揭穿父亲的谎言，因为他的确需要家庭的支援。他只是为父母来到夹边沟饿肚子而深为不安。父母来后医院的伙房开了两次饭，父母和儿子共同喝了他的那份糊糊，而把路上吃的干粮留给他吃。

           他没有送父母，他已经没有力气走路了。他只是站在医院外边的马路上告诉父母亲怎么走；看着父母转过一座沙包，他就回病房了。

           父母带来的食物可是救了他的命。他把食物锁进自己带来的一个小木箱里——把里边的书拿出来——一天吃几调羹。在吃食物的问题上，他可是吸取了别人的教训：许多人接到亲友们寄来或送来的食物，禁不住饥饿的压迫，饱食一顿，尔后就绝了来源而丢掉性命。他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不管多么饥饿，食物多么诱人，都坚持细水长流。

           他是这样加餐的。利用提开水或者打饭之际，从伙房的院子里偷几个冻硬了的胡萝卜或者莲花菜叶子，夹在大衣里拿回来，用小刀切碎放在饭盆里，放在炉子上煮；然后打开木箱，取两调羹熟面，抓一把甜菜干，再放两条狗肉干放在火上煮，全都煮软了吃下去。到了11月的末尾，院子里什么菜也没有了，发现房顶上堆着很多晒干的莲花菜叶。他用铁丝做了个三杈钩爪，拴上行李绳子，借着黑夜抛到房顶的菜叶上去，扒下几片菜叶子。这样偷菜总是有收获的，几乎每天都能搞到几片菜叶了。

           煮加餐也是有风险的。有一天医院的陈院长查病房，一眼就看见炉子上的饭盆，生气地说，一些人的送命，就是吃烂菜的结果。饭盆没收！王永兴很着急，忙忙地央求；陈院长，那不行呀，你把我的饭碗没收了，我拿啥打饭？陈院长把食物端出去泼了，把饭盆还给他，说，再叫我看见，就绝不客气！

           饭盆是不敢再用了，他只好用两调羹熟面和一把甜菜丝换了一位县公安局长的一把壶盖上有丝扣的铁壶，用来煮食物。他以为拧紧壶盖煮菜不会被人发现，岂知又遇上陈院长抢救病人，陈院长一进屋就闻见了狗肉的香味，径直走到炉旁打开壶盖。他勃然大怒，瞪着王永兴说，又是你煮的烂菜叶子吧！王永兴忙否认，说不知是谁煮的。陈院长连喊了两声谁煮的，就扔在地下用他穿着翻毛皮鞋的脚后跟踩扁了。

           踩扁了不行呀，还得想办法！他又用两调羹熟面换了一位病号的铁皮奶粉盒，拧上一根铁丝做把手。这次他不在炉子上煮食物了——每次被院长发现都要惨遭损失，他心疼得不得了——而是把奶粉盒塞进炕洞里煨烧。这种办法既简单又保险，好久也没被院长看见。但是糟糕的是父母带来的熟面和甜菜都已告罄，还剩了点狗肉干，还舍不得几顿吃掉。这时伙房顶上的菜叶不知怎么的也不见了。

           好在有一天中午他在外边转来转去寻找可以充饥的东西，突然发现猪圈的墙根里扔着一堆莲花菜根。菜根外边已经干枯皱巴了，里边还有点柔嫩的心子。他抱了一抱回来，耐心地用刀子削去干皮，再剔去带有筋络的一层，把中间还没干透的根心放进奶粉罐里，再放上一丝丝狗肉，塞在炕洞里去焖。焖软后撒点盐吃。他很感激夹边沟的炕洞，在家乡永登县，炕洞是留在墙外边的，而夹边沟的炕不知是什么地方的人盘出来的，炕洞留在房间里，不出房门就可以焖菜根吃。

           还有一天，他提个篮子去麦场提麦衣子煨炕，见场边上抛着一具驴头上剥下来的皮，两只毛茸茸的耳朵已经冻得硬邦邦的。他估计这是炊事员或者杂役们偷宰了农场的驴，若是饥肠辘辘的右派，决不会扔了驴脸皮。他记得小时舅舅说过的话，民国十八年，古浪县裴家营的人们把农具上拴的皮条和鞋上的牛皮掌子煮着吃了的事。他如获至宝，将驴皮放进篮子，敷点麦衣子盖好，拿回病房，烧水烫洗了毛垢，放在奶粉盒里炖烂，再加上少许盐末就着吃。还舍不得一次吃完，一次吃一点一次吃一点。吃了三四天，还剩小半罐了，他又添满了水，放在炉子上炖着，去上厕所。谁知便后回来，罐头盒竟然不翼而飞了。四壁张望见一名叫王彦的榆中县老师手里端着他的罐头盒正往嘴里塞东西。他喊了一声，你这是干什么，有你这样的人吗？王彦苦笑一下，脸色变得惨白，说，你已经吃几顿了，我吃点就不行吗？我也想保命呀！王永兴没说第二句话，默默地躺在炕上。他闭上眼睛，还看见王彦那惨白苦笑的脸在他眼前晃呀晃呀。

           时间已是12月上旬，医院病号们的情况更为严峻：每间病房每天都有一两个病号死亡，原先健壮的人也都衰竭了，躺倒了。死者被人用他自己的被子裹一裹，抬到门口放着，有专人用架子车［4］拉走。拉人就像拉麦捆子一样，一个摞着一个，一车要拉七八个人。早些天人死了还拉远一点，拉到沙梁的背后去埋，近来死的多了，埋人的人也没力量了，拉到房后边的沙坡上就埋了。

           对于死亡，领导也想了很多办法，每间病房派来两名身体健壮的看护——以前留下来的劳改释放后的就业人员、杂役、被称为拐棍的分队长们——给病号打饭端水，端屎倒尿。不叫他们动弹，节省哪怕一点点体力。伙食也有所改善，粮食一点也没增加，但每天要宰几只羊，给大家增加两顿羊肉汤。但一丝肉也看不见只漂着几丁丁胡萝卜的清汤能有多少营养呢？死亡不仅得不到控制，越发加剧——病号们的体质状况已经衰竭之极，不可逆转了！

           石玉瑚死了！虽然他的家人通过邮局寄来了几斤熟面，但已经晚了，无济于事了，吃完那些熟面之后就告别了人世。在王永兴的印象里，这是个为人正直、不屈非议的人。在病室的同伴们一个个不声不息撒手人间的当儿，他也奄奄一息了，但是，当医生来给他打针的时候，他却推开了医生的手。他也拒绝吃药。看护给他拿来维生素之类的药片，他不吃。他对看护说，拿回去，给大夫去，就说我用不着这些东西！一次陈院长来劝慰他，叫他吃药接受治疗。他无动于衷直言不讳地说，我得的是空肠病，打针吃药没用处，你们节约下这些药片片吧，给有用的人吃去。与其吃药，还不如给我一碗面汤顶用。陈院长怔怔地站了两分钟，一言不发地走了。两天后的一个夜里，石玉瑚静悄悄地走了。早晨，王永兴怀着对乡亲的崇敬之情亲视衬殓，用他的被褥裹尸，一拉拉起褥子，发现大把的药片压在褥子底下。

           人死如灯灭，这话说得真对呀！病号大部分都是入睡后死去的，没有呻吟，没有痛苦的挣扎。他们静静地安详地死去，就像一盏灯熬干了油，无声无息地熄了。

           领导认为，这是黑夜的罪过，是睡觉的罪过！他们对看护规定：夜里要把火生旺，守着煤油灯坐着，随时听候病号们的使唤和求助，要时时动员病号们说话和聊天，要坐着，以防睡死过去。但是死亡不可遏止。一位和王永兴挨着睡的叫蔡子贺的老人，约50多岁了，由于无力交谈，王永兴始终没问过他的身世，他自己也没说过。王永兴曾两次发现他不说话了，睡死过去，叫看护去叫医生。医生来了，实行人工呼吸，打葡萄糖，把他救活了。他确实多活了两天，但是第三天夜里，他壅着被子坐着，头往膝盖上一垂就死了。韩大夫跑来做人工呼吸也无济于事了。

           从住进医院以后，王永兴身旁抬出去了三具尸体。除了蔡子贺，另外的两个人他连名字都不知道。因为那两个人是新补进来的，进了病房就躺着，护理员端来了饭就吃，吃了就躺着，一句话也没说过。

           一个病号死了尸体抬出去了，又拉来一个新病号补上，补上的人死了再拉一个人补上。

           王永兴是最幸运的了。那张驴脸皮吃完的第三天，他的女人巨勤英千里迢迢来看望他，带来了四斤熟面和一包甜菜干。女人也被饥馑的日子折磨得瘦巴巴的。还患着严重感冒，高烧把她干瘦的脸烧得红红的，干巴的嘴唇因为高烧贴在牙床上。女人按照老父亲的话到了酒泉县城后去坐班车，可班车要等到第二天。她怕晚一天王永兴就会饿死，女人连夜走到夹边沟来了。王永兴既感动又可怜女人，连夜把女人领到韩大夫的办公室，请韩大夫给女人看看病。韩大夫给了女人几片阿司匹林。翌日晨，女人的身体还没退烧，王永兴不叫女人走，怕她在路上病倒，叫她多住两天，烧退了再回去，可女人也说出了父母说过的话：我是给你送吃的来的，住上两天我把粮食吃完了，你不就挨饿了吗？

           女人回去后不几天，又打发弟弟巨生才来了一趟，送来几斤熟面和几个鸡蛋。

           他的姨妈从邮局寄来了两斤熟面。

           虽然亲人的接济不断，但那仅仅是杯水车薪，只能是一点补充，吊住命饿不死而已。到了12月下旬，他的身体还是到了不可逆转的程度：他已经下不了火炕了。身体一天比一天干瘪，头一天比一天肿大，小腿的浮肿已经蔓延到大腿根。

           他已经不能去猪圈的墙根处捡菜根了。他的身体哪一部分也不觉得痛，但是哪一部分也不听从大脑的支配——软得动不了！睡觉和起床成了很困难的事情：当他挪动一下身体，拉开褥子，拉开被子，拉一下枕头，或者端起饭盆的时候，每一个动作都要用尽全身的力气才能完成。每一个动作都和电影的慢镜头一样缓慢。他自己感觉，每做一个动作，就如同拉一辆满载的架子车爬坡一样费力，气喘，心跳，头昏，眼黑，耳鸣。每一次起床或者睡觉，穿衣或者脱衣，收拾被褥都要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才能完成。

           他很清楚，死神又一次拉住他的衣襟了，就像去年在银达公社修渠时蹲在自然沟里站不起来一样。他明白，来日不多了。这次和上次略有不同之处是：上次是在身体较为强壮的情况下突然站不起来的，别人扶了扶就回到草房子去了。而这次是生命的一切物质基础消耗殆尽了，像一盏灯已经熬干了油……不是今天夜晚就是明天夜晚，这盏灯突然就要灭了……

           王永兴的木箱里，女人、内弟和姨妈送来的熟面和甜菜已经所剩无几了——也就有五六斤了——但他仍然坚持着细水长流。他想再坚持几天，再熬几天——或许老天睁眼，上级把他们送回家去……他已经没有力量在取暖的炉子上去做自己的加餐了。他用一个已经死去的右派遗留下来的装青霉素的方铁盒子自制了一小火炉。他坐在炕上，盖好被子，把小火炉放在面前的炕上，搭上喝开水用的搪瓷缸子，倒上半缸子水，舀一调羹狗肉干，两调羹熟面，三调羹甜菜干。他捡了许多被人扔掉的书，还有自己的书——几本他读私塾时就很喜欢的《古文观止》、《小仓山尺牍》、《儒林外史》、《桃花扇》等——一页一页撕开，点着了，塞进小火炉里，把汤煮开……

           他顽强地进行着最后的炕头上的挣扎。他要推开死神的拉住了他的衣襟的手。要撒尿了，他从身旁拿过一个预备好的罐头盒。尿完后伸手倒进炕头上看护们早就摆好的尿桶里……

           生命是脆弱的，生命也是顽强的。王永兴终于活到了这一天——1961年1月31日傍晚，院子里房檐下沉寂了多日的有线喇叭突然吱扭吱扭响了几声，有人喂喂喂地喊了几声，讲起话来：以下劳教人员注意，明日天亮之前都收拾好行李，有汽车送你们回原单位……

           是右派们没注意听这个讲话呢，还是这突如其来的讲话大家还有点不相信呢，喇叭讲话结束之后所有的病房都静谧无声，死静死静。足足过了一分钟，一间病房里才传出一声尖锐的啸叫声，噢——要回家喽！接着，所有的病房就传出低沉的但却像海啸一样一阵又一阵的呼号声：噢……回家喽……噢……回家喽……这天夜里，根本就不用看护人员招呼，各病房都灯光通明，右派们正襟危坐，欢声笑语，通宵达旦地谈论回家的话题……

           和王永兴同住一间病房的一位姓陶的部队干部，是军校教师，1938年参军的老革命，兴奋和激动之情难以抑制，整夜跳进跳出，说呀，笑呀，唱呀，折腾不休。天亮了，汽车来了，临上汽车却一个跟头跌倒了。从酒泉县医院抽来接人的几个医生围着他抢救，打强心针，做人工呼吸，最终也没能醒转过来。

           王永兴也很兴奋，早晨起床后收拾行李，他竟然能走路啦！不用看护搀扶他就走到汽车旁。只是胳膊腿疲乏无力上不了车。是韩大夫把他托上汽车的。韩大夫告诉他，陈院长指示，由他亲自送他回永登县去，还有个永登县的中学教师刘杰明。他要负责把他们两人直接送回家去。他和刘杰明的身体太虚弱了，必须有医生护送。

           汽车开动了，汽车要把他们拉到酒泉火车站去坐火车。因为只有一辆汽车，走的却有几十个人，有一部分人等着汽车来拉第二趟，车下的人和车上的人互相招手，同时奋力喊着，一会儿见，火车上见。这时王永兴的心头忽地一热，泪水涌上了眼睛。车上坐了二三十人，医院的院子里还稀稀拉拉地站着不足一百人，这是全部病号。而他来住院的时候，全院住着二三百号病人，后来还补充了二三百病人的！车往前行驶，走过了场部的办公室，突然，他的眼睛看见了房后的沙梁，沙梁的斜坡上布满密如繁星的坟冢。坟冢已经铺到水渠边上了，离着最近的房子也就20米远。他突然就泪如雨下，悲从中来。他想起了石玉瑚，想起了蔡子贺，想起了已经葬身明水的赵庭基……想起了夹边沟的两年又六个月的日子……他泣不成声地说了一句：永别了，伙伴们……

    后记

           王永兴出生在一个家道中落的农村私塾先生的家庭，虽未能赴大都市求学深造，但他一心向学，及长至老耕读不辍，精读典籍。一生中写了许多诗文，晚年出了两本书：《我的心声与轨迹》和《晚晴诗稿》。这里摘抄有关夹边沟的几首诗以示读者。
           一
         怀乡思亲二首1960年，余由酒泉夹边沟农场转场到高台县的明水农场，因病住在地窖里，无床铺，躺在铺草的湿地上，备极悲苦。时在仲秋夜晚，望月怀乡思亲，占句以寄怀云尔。
           明水明月月倍明，清光一片万里同。深夜抱病坐月下，望月思亲忆永登。
           明水仲秋月，水月同一色。此夜不成眠，望月思亲切。
           二
           非沟夹边是平原，何以命名解亦难。西望峪关四十里，南看丝路沿祁连。
           北临金塔鸳鸯池，东去民勤戈壁滩。是地口碑说右派，古今功罪论酒泉。
           三
           夹边沟是一弹丸，全国地图画上难。缘以沙沉右派骨，微名赢得倍酒泉。

  • 人口与儿童

     焦长权：“换亲”：一种婚姻形式及其运作——来自田野与地方志的分析

    （本文原载2012年《中国乡村研究》）

    杏敏的婚姻

    河南省Z县刚刚脱去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但还属于省级贫困县，Z县最穷的乡是JH乡，JH乡最贫穷的是ZK村，而贾玉香家是本村最贫穷的家庭之一。1977年3月，贾玉香的小女儿高兴敏出生时，上面已经有两个哥哥和姐姐。1989年，杏敏的父亲去世，家中失去了顶梁柱。
    农历1997年正月，新年的喜庆氛围尚未散尽。这天晚饭后，杏敏的母亲贾香玉突然抱头痛哭起来。杏敏忙问“妈，这大正月里，你哭啥？”，“小敏，你二哥都快三十的人了，还没说上媳妇，这辈子怕要打光棍哩！妈一想起这事，就忍不住掉眼泪”，“妈，别哭了，明儿个多托几个人给二哥说亲，总有说成的”杏敏安慰到。“你也知道，都托了十几个亲戚了，一家也没说成，人家姑娘都嫌俺家穷，还嫌你二哥个子矮，嘴笨，没本事！”看着满头白发的母亲老泪纵横，杏敏禁不住也跟着哭起来：“妈，您别着急，今年我出去打工，挣钱给哥讨媳妇”。“哎，你大姐二姐出嫁时，娘没啥陪送的，是用彩礼钱把你大嫂取进家，可现在，媳妇娶进门，少说也要花个一两万元，家里还欠着几千块钱，靠你打工那几个子儿，你二哥怕要等到40也娶不上媳妇哩！”说到这里，贾玉香擦了擦眼泪说“妮子，妈倒有个办法，不敢跟你说啊！”，“妈，只要能给哥娶上媳妇，啥办法不能说”，“小敏，妮子呀，妈想着，把李灵韦说给你二哥，灵韦她爸妈都同意了，可是，人家是有条件的，想让你和他们家老大成亲哩！”犹如晴天霹雳，杏敏一下子惊呆了“换亲？嫁给那个33岁的李书力？”，很快，回过神来的杏敏大哭起来：“妈，哥没娶上媳妇，我也心焦，可我死也不嫁给他！您别往这上面操心了？”，“为啥，人家两层楼，在村里算是中上等，比咱家强多了”，“李书力都30多了，咱村出了名的木瓜脑壳，右眼还残疾，您忍心让女儿嫁给他吗？”一向孝顺的杏敏质问母亲。贾香玉又痛哭起来：“小敏啊，你哥不能打一辈子光棍啊！娘求你了，不管咋样，你替娘想想，替你二哥想想”，“光为娃子想，不为闺女想，我就是不同意”，杏敏越说越生气。“小敏，妈给你跪下了！听妈的话，啊？”扑通一声，贾玉香跪在了亲生女儿面前。杏敏吓坏了，慌忙扶起母亲：“妈，别说了，您先睡吧，我先考虑考虑，明天再说”。同一个晚上，与高家仅300米之遥的李振峰家，李灵韦的母亲正跪在25岁的女儿面前痛哭、哀求。思考了一夜的杏敏将自己的决定告诉了母亲，自己已经谈了对象。贾玉香火帽三丈的训斥了女儿，而后又转过来继续哀求女儿答应换亲：“小敏，别怪妈，妈也是没办法啊！你二哥要是打光棍，妈死也不瞑目啊！”。无论贾玉香怎么说，杏敏默不作声，就是不答应。急的团团转的贾玉香病倒了，躺在床上长哭短叹，水火不进。杏敏的两个姐姐说“小妹，妈这是心病，你就听妈的话吧，要不妈这病好不了啊！”。贾玉香病倒的第三天，杏敏跪在了妈妈的床前痛哭一场，终于屈服了：“妈，女儿答应您”。第二天，高、李两家举行了定亲仪式，婚礼定于三月十五举行······
    这是一例典型的“换亲”婚姻的协商场景和过程。可是，谁曾注意到：这种婚姻形式在中国的底层社会中到底有多普遍？2009年7月，罗兴佐教授带领包括笔者在内的24人在安徽省长丰县Z镇的J村等4个村庄开展了22天的集体调研，笔者与另外5位研究者负责在J村驻村调研，在对J村的亲属关系展开的调研中，类似上述小敏的“换亲”婚姻的故事不断出现在笔者的视野之中，让我无法不去正视它的存在并对其作出解释。

    J村的“换亲”

    J村位于安徽省长丰县Z镇，全村有12个村民小组，350户家庭，人口1400余人，全村耕地面积2300余亩，人均耕地1.5亩左右。J村最大的特点就是脆弱的村庄生态。一方面是指它的自然生态较为恶劣，由于正处于江淮分水岭地带，同时又地处淮河蓄洪区，区内自然灾害极为普遍，涝旱灾害经常交替出现，用村里百姓的描述就是“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另一方面是指其脆弱的社会生态，主要是频繁遭受战争侵袭破坏。长丰地处江淮要冲，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而就最近100年来说，长丰地区离“徐州—蚌埠”一线非常之近，20世纪在“徐州—蚌埠”一线发生的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都直接席卷G镇地区，抗日战争期间日军与抗日游击队更是以J村为南北分界点长时间对抗。同时，长丰县是1964年才由肥西、肥东、定远、寿县四县交界部分组成，而四部分均为原来各县边缘的贫穷落后地区，县成立不久又开始了文化大革命。而后80年代虽然分田到户，但由于人地矛盾紧张和80年代末以来农民的承重负担，直到90年代中期，J村的整体经济水平都极为低下（《长丰县志》，1991）。J村的换亲正是在这种脆弱的村庄生态中生发了出来。“换亲”在J村又叫做“双亲”。具体做法是在同时有女儿和儿子的两家庭之间，在协商好的情况下，张家的女儿嫁给李家的儿子做媳妇，而同时李家以女儿嫁给张家的儿子做媳妇为“交换”。在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换亲婚姻在J村是十分普遍的，按照村民们的说法是“那个时候的婚姻有一半是换亲”，“我们村换亲的总共怕有100对左右”。而根据我们调查共搜集到换亲婚姻50例，显然是一个不完全的统计，而目前全村的总户数是350户左右，换亲婚姻的家庭在目前的总户数中都占了七分之一。下面看看各个村民组的统计情况：

    由表一可见，J村换亲婚姻是相当普遍的，每个小组都有换亲婚姻存在，而且有的小组换亲户在目前所有的总户数中所占的比例都接近或超过了三分之一，这可见换亲婚姻在他们的同龄婚姻中会占据多大的比例。例如，在我们搜集到的小圩组的换亲案例中，全部6户都是鲍姓中的“广”字辈的一代（广Y，广L，广M，广X，广T，广C），他们都是兄弟或堂兄弟关系，也就是说，在他们的同龄的这一辈人中，有6人是换亲，而他们同龄的广字辈总共也大概只有10余人，换亲婚姻占据了一半。而在油坊组的8个换亲中，有3个是鲍姓“广”字辈（广Z，广G，广N），有5个是鲍姓“士”字辈（士Y，士J，士Y，士红，士团），而“士”字辈正好是“广”字辈的下一辈，也就是说在70年代和80年代完婚的“广”字辈和“士”字辈两代人中，换亲是相当普遍的。又如王西组，4个换亲的全是王姓“绍”字辈人（绍X，绍Y，绍D，绍Z）。可见，这些“换亲”婚姻大部分都是集中发生在紧接着的一两代人身上。

    调查同时发现，换亲婚姻主要集中发生在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这段时间，而到90年代中期以后就从没发生过，我们调查发现的最晚的一例“换亲”婚姻是王西组的王绍兴，目前39岁，1991年结婚。这从我们调查的换亲男性目前的年龄分布也可以看出来，相关统计见下表：

    因为“换亲”婚姻中的男性大都是因为年龄越来越大而却还没有找到老婆所以父母用其姐妹去帮助“交换”一个媳妇的情况，所以他们结婚的平均年龄比一般正常的婚姻相对较晚，且大部分都比“交换”过来的媳妇年龄为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姑且将他们的平均结婚年龄假设为25岁左右。所以由他们目前的年龄减去25岁就是他们的“婚龄”。我们可以发现，他们结婚已经35到40年的为4人，结婚时间是1970年到1975年之间，结婚已经25到35年的有13人，结婚时间是1975年到1985年之间，而结婚已经15到25年的有29人，结婚时间是1985年到1995年之间。我们通过这种估计以及调查中村民们的介绍都可以发现，“换亲”婚姻最为集中出现是在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这段时间。由此可见，村民们所说的那时结婚的夫妇中有一半是“换亲”并非虚言。而就在我们调研的其他3个村庄中，我们发现每个村庄都存在着至少10例以上的换亲婚姻。那么，“换亲”婚姻是不是仅仅是J村或其邻近的几个村庄的特殊婚姻形式，它在全国的其他地区有多大的普遍性？

    地方志中的换亲

    为了进一步了解换亲婚姻在安徽省内及全国的普遍性，笔者想到了去查阅20世纪80、90年新出版的全国各地的地方志，试图从中勾勒出换亲婚姻在全国的整体图景。
    首先以安徽省为例。笔者首先去翻阅了《安徽省志》，但是其人口卷、民俗卷、民政卷等可能会涉及到婚姻习俗的部分都没有提及安徽省内有“换亲”婚姻，这让我开始怀疑“换亲”在安徽省内存在的普遍性。但是，当笔者进一步去查阅安徽省内的各地方县（市）志时发现，在很大一部分的县志中都记载了本县中存在的大量的换亲婚姻。在笔者查阅的安徽省内的85本地方县志中，其中有32本都记载了本县中存在的换亲婚姻，这32个县（市）志分别是：《安庆地区志》（1156页）、《六安市志》（61页）《铜陵市郊区志》（328页）、《巢湖市志》（883页）、《凤阳县志》（738页）、《蒙城县志》（466页）、《肥西县志》（462页）、《界首县志》（480页》、《萧县志》（67页）、《霍邱县志》（791页）、《郎溪县志》（159页）、《祁门县志》（758页）、《来安县志》（87页）、《芜湖县志》（736页）、《濉溪县志》（649页）、《金寨县志》（698页）、《南陵县志》（697页）、《亳州市志》（581页）、《临泉县志》（430页）、《枞阳县志》（578页）、《无为县志》（118页）、《凤台县志》（628页）、《阜阳县志》（426页）、《肥西县志》（603页）、《太和县志》（357页）、《铜陵县志》（87页）、《灵璧县志》（92页）、《怀宁县志》（832页）、《潜山县志》（164页）、《定远县志》（140页）、《利辛县志》（450页）、《长丰县志》（643页）。
    这些县（市）区覆盖了安徽省的绝大部分地区，而且这些县志中很多都记载了换亲婚姻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还存在特别是70年代末以来大量蔓延的情况。如《萧县志》记载“县妇联1986年组织对47个乡镇、132个行政村的3055名30岁以下青年1983—1985年的婚姻状况调查发现，在其中转亲的有64人，占2.09%，换亲的34人，占1.11%，二者合计占3.2%”（《萧县志》：67）。《定远县志》也记载“80年代，旧的婚姻习俗出现‘局部’回潮，1986年对成桥、西卅店两个乡的14个自然村婚姻状况的调查统计发现，1979—1985年共有1256对男女成婚，其中换亲208对，占16.6%”（《定远县志》：140页）。由此可见其在安徽省内的普遍性。笔者通过进一步查阅一些省的地方志发现，“换亲”在中国很多省份的农村中一直普遍存在。在陕西、江苏、福建、河南、湖北、广西、广东等省志中都记载了本省存在的大量的“换亲”婚姻(《陕西省志（民俗卷）》：200；《江苏省志（民政志）》：728；《福建省志（民俗志）》；《河南省志（民俗卷）》：285；《湖北省志（民俗方言志）》；184；《广西通志》（民俗志）：261；《广东省志（民俗志）》：78）。而有的地方“换亲”婚姻还占了极高的比例，如《广西通志（民俗志）》中记载，“建国前，在广西田林县凡昌乡地区，双方以自己的女儿交换成亲，全乡有60%的婚姻都是采取这种形式”（《广西通志（民俗志）》：261）。而由前南京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为制定一部现代民法典而编的《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一书中也多处提及了湖北、内蒙古等民间存在的“换亲”婚俗（《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2000：下册：771，941）。而笔者对江苏省50余部地方志的翻阅也发现有包括《南京市志》（488页）在内的16部记载了当地存在的换亲婚姻。而如皋市统计局1995年对全市19个乡镇343个村情况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自1980年以来，这些乡镇结为换亲的夫妇共有1639对，平均每村4.82对，以此推算，该市49个农村乡镇886个村约有换亲夫妇4195对，数量惊人。在1639对换亲夫妇中，1990年以后结婚的有372对，占总数的23%。在19个乡镇中共有个7乡镇超过100对，最多的一个乡有337对。在这些村中，有6个村超过10对，其中3个村超过15对，最多的一个村为29对（吴志强，1995：47）。连云港市妇联对灌云、东海、赣榆三县1985-1987年结婚的夫妇做的初步调查发现，三年结婚的夫妇中换亲、转亲的就有633对（李奎芳，1987）。这些统计可以大致让我们窥见换亲婚姻在江苏省的普遍性。笔者通过翻阅六个省的地方县、市、区志来对换亲婚姻在这些省的情况做一个大致的素描，结果如下：

    注：此表中统计的地方志都没有穷尽本省所有的地方志，只是翻阅了在北京大学地方志阅览室中收藏的关于本省的地方志，同时，由于有些县、市、区出版过各个时期的地方志，笔者在翻阅时全部查阅过，所以在地方志总数一栏中的数字可能比本省真正的县、市、区总数略多，但是在有关换亲婚姻记载的统计一栏中，如果是一个县志的不同年份的版本中都出现记载，则只算一次，所以，有换亲记载的地方志数目基本与有此习俗的县、市、区数相同，因此，有换亲习俗的县、市、区在总共县、市、区中所占的比例要比上表中的比例高。

    由上表可以清晰的发现，换亲婚姻在以上六个省份中是非常普遍的存在的，尤其是在河南、河北、山东、安徽四个省份中，每个省都有超过30个县、市、区志中记载了本地换亲婚姻的习俗，而由于地方志记载的体例不一以及其本身的简略性，我们可以有把握的判断：实际情况比上述的统计应该更加普遍。而且，上述的统计涉及的六个省刚好是黄淮海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是传统的中原地区与江南地区的主要组成部分。所以，我们已经可以确切的判断，换亲婚姻在传统中原地区以及江南地区的大部都是普遍存在的。而80年代以来大量的以“换亲”为主题的报告文学、小说、话剧、新闻报道、法律争鸣等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换亲”这种婚姻形式在整个底层社会的普遍存在（文勃，1988：111-133；常庚西，1986；汪荡平，1989；张攀峰，2006；孔维国，1998；等等）。从上文的整个分析来看，我们应该有把握的认为：换亲婚姻在底层社会的普遍存在性应该是超乎了我们的一般预想，与一般民众和学界对“童养媳”的熟悉和研究热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换亲这种普遍存在的婚姻形式却被我们“遗忘了”。这可能真是因为“这种婚姻不易被政府发掘，无法干预，所以沿袭至今”（《利辛县志》：450页）而没有引起我们的兴趣。

    既有的解释

    “换亲”通常又被称为“转亲”、“双亲”、“交换亲”、“姑换嫂”、“互相结婚”等，在学术传统上一般称为交换婚。它是指即将结成姻亲关系且自家都同时有女儿和儿子的家庭用自家的女儿交换到对方家庭为媳妇，以换取对方家庭的女儿做自家媳妇的一种婚姻形态。有学者认为，在人类婚姻史的早期出现的族外群婚，其最主要的特征就是男子互相交换姊妹或其他亲族子女为妻。即甲氏族女子须嫁给乙氏族男子为妻，乙氏族女子须嫁给甲氏族男子为妻。这种婚制在亚洲、澳洲和非洲等世界上的许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其遗迹，如印度的阿萨姆和缅甸的克钦、奇鲁、库基等部落中都有这种婚俗，而我国云南省的景颇族、独龙族等也保留了这种婚俗。而我国古代的“西周之初，迄于春秋，姬姜两姓世为婚姻”的记载，即为交换婚的痕迹（孙淑敏，2004：41）。人类学者认为，交换婚姻可分为对称交换婚和形式交换婚两种，前者包括对等交换婚、三角交换婚和多边交换婚，后者包括同期交换婚和信用交换婚(优惠交换婚)。
    对等交换婚主要是指一个男子用自己的一位姊妹为自己换来新娘，而这位姐姐或妹妹嫁给新娘的兄弟，由此而形成“对等交换婚”。
    三角交换婚是指一男子娶某一位女子，作为交换，他不是把自己的姐姐或妹妹嫁到妻子家，而是嫁到第三家，这第三家与自己和妻子皆无血缘关系，因而形成“三角交换婚”。如图三所示。如果交换婚在三家或更多的家庭之间进行，则形成“多边交换婚”。笔者在查阅地方志时发现，在国内农村中大家一般将两户直接换亲的叫“换亲”，而将三户以上连环换亲的叫“转亲”，“转亲”最多的有16户相互转亲的情况，其实这都是“换亲”的不同形式而已。如果参加对等交换双方的两个婚礼仪式同时举行，则为“同期交换婚”。如果新郎暂时没有适龄的姊妹或其他女性亲属，许诺将来还给女家一位女子，则形成“信用交换婚”，又称“优惠交换婚”。
    那么，为何“换亲”婚姻会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和中国的一些农村地区中普遍存在呢？其本身的运作逻辑又是怎样呢？在国外对“交换婚”的研究较多的在人类学领域进行。1919年，弗雷泽在其《圣经旧约中的民俗》 第二卷中对原始社会各种各样的亲属和婚姻行为进行研究时发现,澳大利亚土著居民明显喜欢交表（cross—Cousin）联姻而不喜欢平行表（parallel—cousin）联姻。在其解释中，弗雷泽引用了“经济动机”的法则：如果一个澳大利亚土著人没有相应的财产去讨老婆，一般情况下他就会被迫用自己的女性亲属(通常是他的姐妹或女儿)进行交换以得到老婆（特纳，2001：261）。这样，物质的或经济的动机成为弗雷泽解释交换联姻的主要依据，即他认为财产的匮乏是导致交换婚姻的主要原因。应该说，这看到了“交换婚”发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是还很不完全。而列维·斯特劳斯在其经典著作《亲属制度的基本结构》一书中分析了交表婚姻模式，他对弗雷泽关于交表婚姻结构的功能主义分析表示了异议。他首先对弗雷泽的功利主义概念本身提出质疑，他指出，弗雷泽“描述了贫穷的澳大利亚土著人由于没有物品拿来交换而不知如何娶妻子”，并且发现交换方式是解决这一难题的办法，“男人用自己的姐妹来交换以得到妻子，这是最廉价的办法”。相反，列维·斯特劳斯认为“重要的是交换关系本身而不是交换的东西”，必须从其对更大社会功能整合的观点来看待交换。他继而提出了三个基本的交换原则，并指出这些原则提供了一组更有用的概念，可以用来描述交表婚姻模式。因为，现在可以用其对更大的社会结构的功能来看待这些模式。也就是说，特定的婚姻模式和其他亲属关系组织的特征不再只用个体间的直接交换观点来解释，而可以用社会与个体间单项交换的观点来加以解释。这样，通过将交换行为的分析从直接的和相互的交换模式中解放出来，列维·斯特劳斯提出了一个尝试性的理论来解释社会整合和社会团结（特纳，2001：264—265）。他指出，亲属制度的本质在于男人之间对于女人的交换，他认为原始社会人们是通过送礼来表达、建立和确认交换者之间的社会联系，送礼赋予参与者一种信赖和团结的特别关系。而婚姻是礼品交换最基本的形式，女人是最珍贵的礼物，因为通婚能以永久的方式把大家联结起来。在亲属关系的联结过程中，女人被做了交易，赠送和接受女人的两群男人之间则建立了联系。在这种关系中，女人只是建立关系的中介，等同于一件物品，而不是伙伴（Claude levi-strauss，1969）。也就是说，他是以妇女在群体间的流动以创造永久性的联姻来整合群体间关系的机械作用来理解婚姻交换和亲属关系的。所以，“婚姻交换起着自然和文化之间进行调节的作用，而文化与自然最初被看作是分离的。这一联合通过用一个文化系统替换了一个超自然的原始系统而创造了由人操纵的第二自然，即一个中介化了的自然”(列维·斯特劳斯，1987：145—146）。显然，列维·斯特劳斯是从一种抽象的结构主义的角度来讨论交换婚，其更注重从逻辑上解释交换婚对于人类社会整合的可能意义和功能，而并没有从历史经验的角度完全解释交换婚的发生原因以及其具体的运作逻辑。与国外相比，国内学者对于大量存在的交换婚的相关研究极少。孙淑敏在对甘肃赵村的4例“换亲”现象的考察和解释过程中发现交换婚的存在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而还涉及到配偶供给及其可得性相关的原因（孙淑敏，2005：276-286）。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除此之外，笔者还没有发现过专门对于“换亲”这种婚姻形态进行具体深入的学术研究。在下文中，笔者试图通过对J村50例“换亲”婚姻的具体考察来阐述“换亲”婚姻产生的原因、“换亲”家庭中的权力关系及“换亲”婚姻运行的一些深度逻辑。

    为何“换亲”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文章开头小敏换亲的故事中来，在这个婚姻中，小敏将来的丈夫是因为是个“木瓜脑壳”同时还有残疾而换亲的。那么，是不是大部分的换亲都是因为身体缺陷？从逻辑上讲，J村在短时期内出现的如此大量的换亲已经否定了这一答案（一个村落中不大可能在一个时刻有这么多身体残疾的人出现），虽然在J村中也有两例换亲是因为身体缺陷而发生的，但是其余绝大部分的换亲却不是因为这一点，而主要是因为下面将要叙述的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婚龄人口中严重的男女性别比失调。长丰县人口的性别比失调问题一直以来就比较严重，上世纪80年代也是如此。据1982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显示，全县总人口为758086人，年龄在35到49岁的男女悬殊极大，性别比例失调最严重。其中40到49岁的男女比例为153：52，而全县15岁以上人口为468279人，其中男248777人，女219502人，这其中未婚人口145287人，其中男93294人，女51993人，二者比例为179：100。可以看出在80年代适婚而82年未婚的男女性别比严重失调（《长丰县志》，1991：67-73）。而这种长时期延续的性别比失调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村庄中“单身户”比例的居高不下，比如1964年全县单身户比例占总户数的10%，而这与上述的1982年统计时40到49岁男女性别比为153：52的严重失调是完全吻合的（因为这批人恰好是60年代初的婚龄人口）。而在J村，与这一点相契合的就是高龄“单条”（光棍）极多，据不完全统计，全村目前已去世或者在世的高龄光棍就有20余人，他们年龄都在70岁左右，而他们在60年代正好是适婚人群，这也验证了60年代适婚人群中的年龄性别比严重失调的现象。而这种性别比失调虽然在80年代的婚龄人口与60年代的婚龄人口相比有一定的缓解，但是确实还是非常严重。一位已经退休的老师的经历可以进一步佐证J村这一时期的严重的出生性别比失调，他告诉我他在本村小学任教时，每个班级（年级）的学生中都是男生多于女生，而且有时多出的比例还非常之高。这种上一代（60年代适婚人群）的严重的性别比失调所留下的如此多的“单条”（光棍）给下一代适婚男性（正好是60年代的儿女，即80年代的婚龄人群）和他们的父母以极大的压力，他们知道如果不抓紧时间“搞到人”（结婚）就会重蹈父辈很多“单条”的命运。所以，解放前就有的换亲、抱养童养媳等相继恢复。而上文已经提及的同时期内换亲婚姻盛行的安徽省萧县，其主要原因之一也是极其严重的性别比失衡，1982年男性比女性多17434人，但婚龄期以下男性比女性多27065人，退出婚龄期以上男性比女性少12387人，这就是说，有27065个婚龄期男性找不到对象。同期本县男性未婚率为31.77%，比女性高9.38%，1982年时30—44岁男性人口84572人，未婚8711人，占10.37%，而同年龄段女性未婚只占0.11%。（《萧县志》：60，67）。第二，80年代以来村民之间日益明显的经济分化和婚姻成本的大幅上升，这是“换亲”婚姻的直接推动力。自80年代初农村改革以来，与集体化时期相比，J村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是村民之间的经济分化日益明显。在集体化时期的J村，由于相应的“工分”分配制度及极少的农业外就业机会，这使得村民之间的经济分化较小。而80年代初以来，随着分田到户和相应的国家政策松动导致的农业外就业机会的增加，村民从农业中或农业外获得的经济收入的差距迅速拉大，特别是J村离合肥市较近，一些较早的在农业外兼业的村民就获得了较好的经济收入，这在J村非常明显，从80年代初开始外出打工就已经较为普遍。这种经济分化对J村村民的婚姻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最重要的就是经济地位好的家庭在婚姻开支上开始“讲究”，“婚礼”竞争日趋激烈，这使得“婚姻成本”急速上升（集体化时期由于整体的经济水平低下和经济分化不明显，“婚姻成本”相对较低），《长丰县志》也记载，自分田到户以来，长丰县农村婚姻的开销飞速增长，弄得很多父母债台高筑（《长丰县志》，1991：664)。而我们在村庄中调查也发现，J村内为了完婚所需要的开支自80年代初就开始大幅上涨，80年代时结婚花费就得数千元。比如，我们调查的一位阿姨告诉我们，她1985年时结婚的花费是2200多元，其中彩礼就花费了1200元，这在80年代中期的J村是一笔不小的数字，而她特别指出，她当时的婚姻办酒只是按照村里一般的标准，而不是上等的标准。而同时期与长丰县经济水平差不多的安徽省亳州市农村的婚姻成本更是惊人：古城区妇联会1986年针对青年婚姻情况在杨店等4个村进行了调查，杨店村20—25岁的青年121人，其中女青年72人，内要“压书礼”（定亲）500元以上的19人，占26.4%，在“传书”（进一步确亲）时要900元以上的彩礼的21人，占29.2%，在17对已婚青年中，初一对以外，其余15人要彩礼均在500—1000元之间。另外两个村64个女青年，结婚时要砖木结构瓦房三间，其中19个要10套衣服，34人不仅要10套衣服，还要自行车，缝纫机，手表，皮鞋等。经媒人介绍，在订婚，结婚时要彩礼的占绝大多数，所谓“压书”，就是订婚贴，也是索要彩礼的第一环。如杨店村女青年刘某，在“压书”时向男方要10件衣服，鞋4双，猪肉60斤，白酒一箱，见面礼200元，折合人民币500元。接着“传书”时又要衣服30件，鞋袜各4双，猪肉100斤以上，白酒一箱，缝纫机一部，自行车一辆，手表一块，折合人民币900元。这还没有到结婚，结婚时还需花钱。在这种高婚姻成本的压力下，这几个村当年结婚34对新人中就有3对换亲。（《亳州市志》：581）这种高昂的“婚姻成本”对于村庄中经济水平较低的家庭来说确实是一笔沉重的负担。在这种情况下，不同经济阶层的农户对高昂的“婚姻成本”的支付能力的差异迅速体现出来。

    而“换亲”虽然不能从整体上缓解男女性别比失调的问题，但是却减少了能够完成婚姻的男女之间的“婚姻成本”，因为“换亲”婚姻可以使换亲的两个家庭之间既都完成了一对婚姻，同时也省去了大笔的彩礼等各种费用，也就是大大降低了贫穷家庭的男性完成婚姻所需的成本。这就是从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贫穷家庭的男性成为光棍的可能性，如不如此，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的男性能够支付高额的婚姻成本，从而更容易完成婚姻，而男女性别比失调所导致的“光棍”命运就会更多的落到贫穷家庭的男性身上。在我们调查的案例中有许多都可以说明这一点，下面举两例：
    案例一：小圩组的BGX（老大），BGT（老二）两兄弟都是换亲婚姻，都是他们的两个妹妹帮忙换的媳妇，两个妹夫比换亲过去的妹妹都大很多，所以村里人笑他家换了两个女婿“一个77，一个88”（年龄太大）。而其弟BGJ（老三）因为已经无妹妹帮其换亲，而且家里当时也非常贫穷无力帮其找媳妇，所以一直都没有“搞到人”，目前已经40多岁还是单身，而家里还有一个兄弟被迫到隔壁宿县做上门女婿去了。
    案例二：薛庄组的ZMC三兄弟和一个妹妹，家里也非常的贫穷，当时为了给三个儿子结婚，就让妹妹和林湾村的林家换亲，最后那边觉得ZMC和林家的女儿年龄相差最小，所以就把LYH换给了ZMC做老婆。而ZMC的另外两个兄弟由于家里贫穷，同时也再没有姐妹帮忙换亲，所以一直都没有找到老婆，到目前还是单身（均已经60多岁）。

    一方面，60年代时中国农村正是笼罩在新中国“破四旧”以及文革时期，“换亲”这种婚姻形式在当时被认为是封建残余的典型，是封建时期压迫妇女和男女不平等的一个确凿罪证，所以在那样的社会背景下，即使有人想要这么做，在实际中也不敢为之。而到了80年代，随着农村改革的进行，国家权力和革命主义的意识形态迅速从村庄中撤出，特别是对于人们诸如婚姻之类的日常生活（计划生育除外）干预已经大大减少。在这种情况下，“换亲”这种婚姻形态的出现就有了它的生存空间。

    “换亲”与家庭权力关系

    “常常受感情支配的家庭社会学可能只是政治社会学的一个特例：夫妻在家庭力量关系中的位置，以及他们在家庭权力，以及在对家庭事务的合法性垄断的争夺中获胜的可能性，从来就和他们所拥有或带来的物质和象征资本相关”——（布迪厄，2003：248-249）   J.范.巴尔(J.Van.Baal)在论述交换婚中的女性时认为，“女性并不是与交换中的其他物品相同的东西，她根据自己的意志，选择了有利于自己和自己子女的道路。”。他认为根据互惠性的特点，女性参与交换婚后，她的兄弟就会感激她，有一种欠债似的情感，所以，以后为了她的孩子会尽到做舅舅的义务。再者，她的夫家因为得到了她，也会对她的兄弟有一种欠债的感觉。这样，她的丈夫欠她兄弟的债，而她的兄弟欠她的债，在这连环债中，她是债主，“这种还债的义务是无尽头的”（转引自夏建中，1997：287）。关于他的这种说法，笔者在调查的案例中发现不尽其然。一方面，笔者在调查中发现，换亲中的女性极少是根据自己的意志选择了有利于自己和自己子女的道路，几乎都是在父母“做工作”（父母也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的情况下为了自己的兄弟的婚姻而做出的牺牲。这里面有两点重要的原因使得女性及其父母都是被迫才走上换亲的路。第一，因为换亲中不仅仅涉及一对夫妇和一个家庭，他至少就涉及到两对夫妇及其父母，一旦一家婚姻有变或者家庭关系有变，就必定会引起另一方连锁反应，而且很多换亲家庭其经济条件都很一般，有些甚至男方有身体残疾等因素，这些都使女性不愿意主动去选择换亲。第二，“换亲”婚姻对于换亲的双方家庭都还有一项重大的“社会关系成本”或者说是损失。在乡村社会中，广阔的亲戚关系成为其最重要是社会关系资源，而一般来说通过婚姻达成的“亲家”关系又是所有社会关系中最为有力的社会关系。但是，“换亲”婚姻的家庭双方都在这方面遭受了极大的损失，那就是，如果不是通过“换亲”，一个家庭的一男一女可以分别与其他家庭建立独立的“亲家”关系，这样总共就通过联姻达成了两处不同的重要社会关系网络，但是“换亲”婚姻却使得双方通过联姻都只获得了一处重要的“亲家”关系网络，这种社会关系的损失对于农村村民的生活影响是很大的。所以，“主动选择换亲”的说法在实际中是极少有的。另一方面，女性的兄弟对其是否会有一种欠债的感觉，这也得因情况而定，这更多的考量其兄弟的个人品质等因素而不存在一种约束机制。但是，笔者在调查中却从换亲后成立的家庭中的权力关系的角度有了一些新的发现。笔者的调查中发现，在很多换亲以后成立的家庭中女性在家庭中的权力都比较大，地位也比较高，这其中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家庭中的男性和父母因为媳妇是换亲过来的而对其“迁就”和“忍让”，这其中形成了一种隐性的“迁就机制”。换亲家庭的父母在这个过程中有两重的考虑，一是因为自己家境不好而没有给儿子风光的娶上媳妇而觉得有“愧”，同时对于千辛万苦通过换亲得来的儿媳妇“倍加珍惜”；另一方面，他们还惦记着自己的亲生女儿在对方家庭中的情况，他们知道在换亲过程中女儿所做出的牺牲，同时还担心自己对待儿媳妇不好就会导致对方家庭对自己的亲生女儿不好，这一点比较关键。而男性对于女性的“迁就”也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一方面，自己家境或身体的原因难以娶上媳妇，而通过换亲得来的媳妇自然不敢太“大意”，而且在协商换亲的过程中媒人和父母都会强调男性“脾气不错”，同时叮嘱要对将来的媳妇好好对待。同时如果男性对于女性不好好对待或真是把婚姻闹破裂，就意味着要面临着难以再婚的处境和破坏两对婚姻的谴责（一方家庭婚姻的变动会直接导致另一方的变动），特别是后者对男性是一种很强的约束机制。尽管如此，笔者在调查中发现，换亲婚姻刚成立不久的时候家庭中的争吵或者闹矛盾是非常普遍的，明显的比普通婚姻成立的家庭多。以至于有当年换亲的妇女对我说“双亲嘛，刚开始都肯定吵，肯定打架，吵吵不就好了”。在进一步调查和分析后笔者发现，换亲家庭刚刚成立的时候的矛盾，绝大部分都是因为女性对于换亲中的不满意或者觉得“委屈”的一种反应，也就是说很多时候都是家庭中女性所引起的。在这种情况下双方的父母就会去做自己的女儿和儿子的“工作”，一方面要让自家女儿进一步安心在对方家庭做媳妇，另一方面对方父母也会对儿子做工作让他对媳妇“能忍让的就忍让些”，这正如布迪厄描述的家长为了维护家族财产的延续性和整体性时对长子进行的“灌输工作”一样（布迪厄，2003：242-243）。从这种角度来讲，刚成立家庭初期女性的频繁的“吵闹”无形中成了一种进一步加强男性对其“迁就”的约束机制，使女性在新成立的家庭中的权力地位得到慢慢的巩固。上文对换亲家庭中的父母、男性和女性三者成立家庭后的行为逻辑进行了分析，可以发现三方的行为有意无意的形成了一种隐性的约束机制，这种机制不仅约束着男性对待女性的行为，使男性不得不在很多方面对于新成立的家庭中的女性“迁就”，同时，这种机制通过父母的“规劝”和“做工作”以及初婚时女性的“吵闹型反抗”进一步得到形塑。而在具体调查中，有村民就告诉我“这种情况占90%，大多数都是如此，你不让着点她跑了你怎么办？你就搞不到人了！还会影响对方的家庭”。要对上述分析从普遍意义上进行证明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也就是说要普遍证明换亲家庭中的女性在家庭中拥有更大的权力和很高的地位是比较困难的。为了对此作出部分的证明，笔者专门对换亲家庭中“由谁来当家”的问题进行了调查。结果如下表：

    500

    在笔者所调查到的45户换亲家庭中，有34户是有由女性来当家，占75.5%，另外有8户是有男性当家，占17.7%，就是在这8户男性当家的家庭中，有一户是因为妻子已经去世，去世前由妻子做主，有一户是因为妻子大脑有问题。剩下的3户是由男女协商。虽然目前在J村一般家庭中妇女当家的比例也非常的高，但是从上面的统计我们还是可以部分的发现和证明妇女在换亲家庭中的权力地位。这种婚后女性在家庭权力关系中的核心地位在某种程度上对女性在换亲开始时对自己选择婚姻的权利的牺牲形成了一种无形的“补偿”。这种对男性的无形约束机制和对女性的无形“补偿”机制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换亲婚姻的稳定和均衡。

    “换亲”与婚姻市场

    “如果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每个孩子的婚姻可比作一局牌的一次出牌，那么人们就会看到，这次出牌的价值取决于从双重意义上理解的牌的质量，也就是说取决于发牌，亦即其好坏由牌戏规则决定的全部得到的牌，同时取决于使用这些牌的高明程度”，“婚姻策略的直接目的基本和直接功能是确保家族再生产”——（布迪厄，2003：235）婚姻市场理论认为，婚姻市场由三个主要因素构成：供给、偏好和资源。在婚姻市场上积极寻求配偶的男女代表“供给”，偏好则指择偶男女希望配偶具备哪些条件，如对年龄、身高等的重视程度等，资源则指择偶男女在婚姻市场上所展现的一些特征，如社会地位、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等。一个人所拥有的资源决定了其在婚姻市场上的价值，并决定着其在婚姻市场上的位置（孙淑敏，2004：83）。他们认为，婚姻市场上男女之间的匹配过程在很多方面都类同于劳动力市场上雇主与雇员的匹配过程。因此，在一个紧缩的婚姻市场上，能否找到配偶则取决于择偶者本人及其家庭所拥有的资源总量，这种资源总量决定了其在婚姻市场上的价值和获得配偶的可能性（贝克尔，1998）。应该来说，这些学者将男女的择偶行为进行的经济分析是比较深入的，特别是将择偶男女双方的供给与其拥有的资源总量统合起来考虑在很大的程度上解释了人类择偶行为背后的“隐秘”。具体到本文的换亲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换亲本身并不能增加当下这个婚姻市场上择偶女性的供给，它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婚姻市场上的匹配规则（将部分女性自由选择婚姻和配偶的权力给剥夺了）。但是，它却深受婚姻市场上两大因素的影响：一是婚龄男女性别比失衡，导致女性供给不足，二是婚姻市场上“交易成本”（完成婚姻的费用）大增，使得那些拥有的资源总量不足（特别是经济资源）的男性在婚姻市场上处于劣势。按照婚姻市场理论的观点，这时符合逻辑的事情应该是婚姻市场上女性的地位大大提升，他们应该能够有更大更多的选择权来获得自己满意的男性。而那些在婚姻市场上拥有资源相对处于劣势的男性可能就要承担这一市场供求“失衡”所导致的后果，那就是无法获得合适的配偶或者从该婚姻市场以外获得女性供给。但是，事实却是人们自觉或不自觉的改变了婚姻市场上的交易规则，用“换亲”的办法来使拥有资源相对不足的男性获得了部分的配偶。在这一过程中，被换亲的女性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其所在家庭的一部分“资源”，把她当作其兄弟获得配偶的“资源”交换了出去。那么，这一规则的改变之所以可能，就必须考虑到中国人的家本位的生活原则。李银河研究发现，相对于西方人的个人本位，中国人则是家庭本位的，而生育和繁衍后代则是维持家本位逻辑的最重要一环，人们从一降生人世就落入了“生存繁衍原则”的生活逻辑之中，一生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家庭的传宗接代和兴旺发达，在“家”面前，“个人”是微不足道的，个人的享乐是无足轻重的（李银河，1993：90）。而在笔者所调查的J村，在90年代中期以前，村里的“房份”竞争还非常的激烈，而这其中很重要的一项竞争就是看谁家的儿子多，在这种情况下，结婚成家和生育后代成了村民在村庄内“安身立命”的必备要件。在这种情况下，女儿一出生就是属于这个家庭的，而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个体，她也承担着为这个家庭“延续香火”的重任，而体现在婚姻中，就是部分贫穷家庭的女儿能够在父母细致的“做工作”后接受换亲以成全自家兄弟的婚姻和整个家族的延续。如此看来，以完全理性人假设为基础的婚姻市场理论在面对换亲时遭遇到了另一种规则和另一种理性，所以它也无法完全按照其本身的逻辑演绎。同时，这也促使我们更加深入的去认识人口性别比失衡这一社会问题。在很多时候，人口性别比失衡的社会后果均会由男性去承担（因为大部分人口性别比失衡的情况是男性比例相对女性过高），直接结果就是有部分男性无法完成婚姻，而在这个供大于求的婚姻市场中，女性会拥有更高的“身价”，会有更大的自主权来选择满意的男性作为配偶。但是，正如上文所述，在一定的社会情境下，性别比失衡的社会后果是针对整个族群或人类的，不仅男性会承担由此引发的社会后果，女性同样会遭受到因婚姻市场交换规则的改变（换亲）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就是说，婚姻市场上的优势不一定就会转化成社会婚姻生活实际中的优势。

    次级婚姻体系与生存策略

     “婚姻策略与财产继承策略、生殖策略，甚至是教育策略，也就是说，与任何集团把权力和世袭特权传给下一代并使之得到维持或增加而采取的全部生物学、文化和社会再生产策略密不可分，故他们的原则不是计算理性，也不是经济必要性的机械决定，而是由生存条件灌输的潜在行为倾向，一种社会地构成的本能，在这种本能的驱使下，人们把一种特殊经济形式的客观上可计算的要求当作义务之不可避免的必然或感情之不可抗拒的呼唤，并付之实施”——（布迪厄，2003：254）沃尔夫与黄介山在研究中国社会的婚姻体系时根据一套不同的权力-义务关系将中国人的婚姻分成了三种形式：主婚姻形式（major marriage），次婚姻形式（minor marriage）和从妻居婚姻（uxorilocal marriage）。其中主婚姻形式是说人们一般所说的成年男子与成年女子之间的正常婚姻，次婚姻形式主要是指童养媳，而从妻居就是“招赘”婚姻。二人的研究还指出，我们只可能结合人们的经济选择和整个的人口变迁才能理解人们在这些不同的婚姻形式中所进行的选择（Wolf & Huang，1980）。其实，在中国底层社会中存在着极多其他形式的婚姻形态，比如童养媳，“一子顶两房”（兼祧），娃娃亲，买卖婚，转房，典妻租妻，指腹婚，等郎媳，招夫养夫，换亲等等(《陕西省志（民俗卷）》；《江苏省志（民政志）》；《福建省志（民俗志）》；《河南省志（民俗卷）》；《湖北省志（民俗方言志）》；《广西通志》（民俗志）；《广东省志（民俗志）》等），笔者将这些婚姻形式统称为“次级婚姻体系”，换亲只是其中的一种具体形式。
    在我所调研的J村，还有一种与换亲一样并行的次级婚姻形式就是“抱养女儿”。这种大规模的抱养女儿的现象出现也是70年代末以来的事情，70年代以前也有抱养女儿的行为，但那时并不是特别的普遍，因为在农村改革以前要将抱养的女儿做儿媳妇还有很大的政治压力。而自70年代末以来，全村抱养女儿的家庭就特别多。而且那时由于村民生育中强烈的男孩偏好，所以有很多家庭就将生育的女孩送给人家抱养了。按照老百姓的说法是“那个时候你只要想保养都能抱养到”，比如薛庄组有一个叫做张国多的农民，张比其老婆大12岁，为了生一个儿子，其老婆共生了8个孩子，最后一个才是男孩，前面七个女儿中送给别人抱养的有3个，自己养着3个，还有一个因为大雪天用一个小棉袄包裹放在路边等别人抱养而被冻死了。而前马组的孟凡山老人说，他也抱养了一个女儿，就在他抱养女儿那一年，他们这个小组共有6户人家抱养了女儿。而这种抱养女儿的行为到最近几年都还时有发生，但数量已经大为减少。据我们的粗略统计，金桥村抱养女儿的家庭总数30余户，我们相信实际的数目还要多许多。一个家庭抱养一个女儿可以有三重的打算：最好是做儿媳妇（那就是典型的抱养童养媳），其次可以和其他有女儿的家庭给儿子换亲，再不行还可以做个女儿嫁出去获取彩礼。这种抱养女儿的行为是将“童养媳”、“换亲”结合起来的最典型的次级婚姻形式，在我们调研的换亲案例中，就有两例其本身就是被父母抱养的女儿，后来又走上了换亲的道路。一个家庭抱养了一个女儿就可以大大的增加自家儿子找到媳妇的可能性，因为女儿成了一份极其重要的家族“资源”，特别是抱养的女儿，既可以以后嫁给儿子直接作为媳妇，次之可以与别的家庭的女儿交换以换回媳妇，再次之还可以通过女儿出嫁而交换大笔的彩礼。由此可见，这种抱养的女儿实现了“通货”交换与“物物交换”之间的顺利转化，成了二者之间的中介。除了换亲、抱养童养媳以外，J村还有招赘，买卖婚等次级婚姻形式。由上文的分析可见，由“换亲”、“抱养童养媳”等组成的次级婚姻体系都是村里的贫苦阶层为了完成最基本的人口和家族再生产所采取的一种“集体生存策略”。如果不采取这种策略以改变一般的婚姻交换中的规则，那么贫穷阶层的男性将要承担更多的由性别比失衡所带来的社会后果，其现实表现就是更高比例的“光棍”和更多的家庭“断了香火”，这对于将“传宗接代”作为有一定宗教性使命的中国农民来说，无疑失去了其生活在村落的理由以及其生活的本体性的价值和意义，因此，他们要通过一系列的次级婚姻体系来作为一种生存策略在村落中安身立命。而苏成捷关于中国底层社会中的“一妻多夫”、“典妻”等婚姻形式的开创性研究也得出了同样的判断：“表现形式不尽相同的一妻多夫现象是一种生存策略，是‘小人物’应对社会和经济的重大问题的一种方式······概况的说，这些策略凝聚着更广阔的三种力量，即失衡的性别比例和随之而来的单身男子过剩，遍布各地的妇女和生殖力的市场，以及越来越多的农民家庭的生存危机”。（苏成捷，2009：136）正如布迪厄所言“一种婚姻形式的特征······取决于有关集团之集体策略的目的和手段”（布迪厄，2003：296），这在中国底层社会所采取的所有的次级婚姻形式中得到了最淋漓尽致的展现。

    历史遗留问题

    美国数据显示，从1999年到2017年，共有80162个中国孩子被美国家庭收养。其中2005年的一年里，就收养了7903个。
    根据美国披露的1990年以来的接受弃婴数据，第一来源国，绝大多数年份里都是中国。

    将时间拉得更长些，结合之前的官方记载与媒体报道，从1992年算起，至今已经有近10万中国孩子被美国家庭收养，其中85％是女孩。
    根据加拿大统计数据，2000年到2019年共收养了约28000个国际婴儿，其中最多的就是中国出生的儿童，比例约40%。也就说，现在有超过1万名中国原生的孩子，生活在加拿大。

    全州县卫生健康局
    关于唐月英、邓振生信访事项不予受理告知书

    唐月英、邓振生同志：
    全州县信访局于2022年6月28日将你们向广西壮族自治区信访局反映“要求追究高丽君等人涉嫌拐卖儿童一案，要求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信访事项转交我局办理。根据20世纪90年代全区计划生育工作严峻形势，严格执行“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的政策，对违法计生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强行超生的子女中，选择一个进行社会调剂，是县委、县政府根据当时区、市计划生育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和全县严峻的计划生育工作形势需要作出的决定。经核实，你们超生的孩子是由全县统一抱走进行社会调剂，不存在拐卖儿童的行为，为便于和促进全县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当时被全县统一进行社会调剂的超生孩子去向，没有留存任何记录。因此，我局对你们提出的信访事项不予受理。
    特此告知。
    全州县卫生健康局 2022年7月1日

    1990年8月26日，唐月英、邓振生生育的第七个孩子邓小周，因为属于超生，被当地计生部门工作人员强行抱走，自此不知去向。 为此，唐月英、邓振生希望追究当年的计生干部高丽君等人涉嫌拐卖儿童，并要求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为此，夫妻二人不断信访。

    中国青年报2014年5月7日刊发的《超生女孩因家庭交不起罚款被送养 “调剂”23年》报道：
    四川省达州市魁字岩村的姑娘谢先梅，同样是生于一个超生家庭，因为原生家庭交不起“罚款”，而被计生干部抱走，并交给其他人“领养”。
    数十年后，谢先梅通过艰难寻亲，找到了自己的生母。她们想找计生办要个说法，“就算让他们赔给我一块钱都好，不是为钱，就是让他们认个错”。
    但是，没有人向她们认错。

    四川达州中院2017年作出的一份裁定书内容显示：
    达州的罗明弟、张林秀夫妇称，1991年7月，达州市达川区木子乡政府组织该乡计生办、驻村干部、治安室联防队员等人，将夫妻俩超生的儿子罗仕方抱走，并违法调剂给他人收养。
    20多年来，夫妻俩要求乡政府公开儿子被送养的信息情况，一直无果。为此，他们起诉乡政府“不履行法定职责”。

    山东东营市2015年作出的一份裁定书内容显示：
    东营的李永清、苏云英称，1982年8月，东营区六户镇计生办工作人员来到他们家中，将超生女儿强行带走，调剂给别人收养。
    他们多次到计生部门索要孩子，并要求告知孩子下落，但计生部门拒绝告知。

    2011年，央视网、新华网报道：湖南省邵阳市计生部门，为收取社会抚养费，将非婚生育、超生的婴幼儿强行抱走，送入邵阳福利院，统一改姓”邵”。福利院甚至主动和人贩子互相勾结，收买拐卖来的婴幼儿，并将其变为”弃婴”，送入涉外收养渠道从中牟利。2011年5月初，”邵氏弃儿“案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以下为财新《新世纪》的报道：

    《湖南邵阳计生官员抢婴儿牟利 每名3000美元外销》

    　　为收取社会抚养费，十余名“非法”婴幼儿被计生部门强行抱走，送入邵阳福利院，统一改姓“邵”。部分后来找到下落，有些已被收养在海外——不能被尘封的悲剧
    漫漫寻亲路上，湖南人杨理兵随身携带着一张压了层塑膜的照片。照片上的女孩叫杨玲，是他的第一胎孩子，算起来今年应该七岁了。
    2005年，杨玲尚在襁褓中，就离别了亲人。她不是被人贩子拐跑，而是被镇里的计生干部以未交“社会抚养费”为名强行抱走的。
    四年后，杨理兵终于得知女儿的下落——远在美国。
    2009年的一天，杨理兵和妻子曹志美在湖南常德一家酒店里，从一位素不相识的人手中，得到女孩的两张照片，“我一眼就能肯定，她就是我的女儿。”杨理兵说。
    杨家的遭遇并非孤例。多年来，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至少有近20名婴儿曾被计划生育部门抱走，与父母人各天涯。当地计生部门的解释是：这些婴幼儿多是被农民“非法收养”的弃婴。但实际上，有相当多一部分婴幼儿是亲生的；更甚者，有的并非超生儿。
    2002年至2005年间，以计生部门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为由、强行抱走婴幼儿的行为，在隆回县高平镇达到高潮。多年后，因部分家长锲而不舍的寻亲，类似事件浮出水面，乃至波及美国、荷兰等国。
    上篇：抢婴
    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从县城北行70多公里，到达高平镇。这是一个位于大山群中的乡镇，人口7万多人。
    看似人口不多，长年来，高平镇却面临着计划生育的压力。
    上个世纪70年代初，中国开始推行以“一胎化”为主要标志的计划生育政策。1982年，计划生育政策被确定为基本国策。当时，和全国很多地方一样，湖南省也对计划生育工作实行“一票否决”制。违反《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和《湖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禁止性规定的，地方政府的主要负责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分管负责人及责任人和单位，一年内不得评先评奖、晋职晋级、提拔重用、调动。
    隆回县连续十余年，保持湖南省“计划生育工作先进县”的称号，其制定的处罚和考核细则更为严苛。层层考核压力下，基层政府甚至不惜使用暴力手段。在那时的高平镇乡村，常常可以看到诸如“通不通，三分钟；再不通，龙卷风”等标语——乡民们解释称，其意思是计生干部给违反政策的家庭做思想工作，大约只需三分钟时间，之后再没做通，家里值钱的家当就将像被龙卷风过境一样被一扫而空。
    此外，“儿子走了找老子，老子跑了拆房子”的标语，也让人惊悚。因超生问题而被处罚过的西山村农民袁朝仁向财新《新世纪》记者介绍，在1997年以前，对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处罚是“打烂房子”“抓大人”。他就曾因超生问题，被拆了房子。
    “2000年以后，不砸房子了，‘没收’小孩。”袁朝仁说。
    袁朝仁所说的“没收小孩”，是高平镇计生部门处理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方式之一。其方式是，计生办人员进村入户，将涉嫌违法生育、抚养的婴幼儿抱走。
    因此，每当计生干部下乡入户核查，乡民们便四处逃避。在2002年至2005年间，高平镇出现坊间所称的“抢婴潮”。
    “没收”杨玲
    杨理兵清楚地记得，2004年7月29日下午，女儿在自己家中呱呱坠地。
    那天下午，高平镇凤形村杨理兵妻子曹志美有了生产迹象。父亲叫来了村里的接生婆袁长娥。袁长娥对财新《新世纪》记者回忆说，当她赶到杨理兵家时，杨的母亲正陪在儿媳身旁。“那是下午四五点钟，生产很顺利。”
    女儿降生后，杨家为其取名“杨玲”。哺育女儿到半岁后，杨理兵夫妇便离开老家，南下深圳打工谋生，“孩子交给爷爷奶奶哺养了。”
    2005年5月的一天，杨理兵照例给家里打电话，得到惊人消息，“女儿被人抢走了！”他匆忙从深圳赶回家。但一切已晚。
    对于头胎女儿为什么会被抢走，杨理兵百思不得其解。后来他猜到了原因：因为他们夫妻双双外出打工，女儿由爷爷奶奶抚养，结果计生干部误以为这个女孩是被两个老人收养的，因此也在征收“社会抚养费”之列。
    杨理兵的父亲对财新《新世纪》记者回忆称，2005年4月29日，高平镇计划生育办公室（下称计生办）刘唐山等一行近十人来到杨家。“他们很凶，她奶奶在屋里看到后就抱着孩子躲，后来躲到了猪圈里。”
    计生干部最终发现了被奶奶抱着躲在猪圈里的杨玲，以杨家未交“社会抚养费”为由，要带走这个“非法婴儿”。
    事发当天下午，杨理兵的父亲跟到了高平镇。“他们说，必须交6000块钱才可以把人抱回来。”但四处筹借，只借到4000元，“我第二天再去，计生办的人说，就算交一万块，人也要不回来了。”
    那时，计生办人员已将杨玲送到了邵阳市社会福利院。由于通讯不畅，时隔多日，杨理兵才赶回高平镇。他赶到镇里去要人，小孩已经被送走，争执中还发生了冲突。
    杨理兵回忆说，镇里主管计生工作的干部承诺，只要他不再继续追究此事，以后允许他生两个小孩，还不用交罚款，“他们答应给我办理两个‘准生证’。”
    “准生证”后来被改名为“计划生育服务证”，是中国新生婴儿赖以证明合法身份的主要凭证。为了控制人口需要，育龄夫妇在生育前，必须到当地计生部门办理这一证件，这是合法生育的法定程序。
    杨理兵并不理会这些。他赶到邵阳市社会福利院时，“根本就不知道女儿在哪里。”杨说：“他们‘没收’了我的女儿？！”
    拆散双胞胎
    计生办“没收”的孩子，不仅杨玲一个。早在2002年，同是高平镇的计生干部，就抱走了曾又东夫妇的一个女儿。
    曾又东是高平镇高凤村人，与上黄村的袁赞华结为夫妻。1995年和1997年，袁赞华先后生下两个女儿。二女儿降生后，由于交不起罚款，家里的房子被计生办人员拆掉了屋顶。夫妇俩由此跑到外地谋生，发誓要为曾家生个儿子。
    第三胎怀孕后，曾又东、袁赞华夫妇躲到了岳父家。“为了躲计生办的人，我们在竹林里搭了个棚子住。”曾又东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
    2000年9月15日，在岳父家的小竹林里，曾又东的双胞胎女儿降临人世。给袁赞华接生的，是上黄村的接生婆李桂华。
    在接受财新《新世纪》记者采访时，李桂华对当年的情形历历在目，“是一对双胞胎，一个先出头，第二个先出脚。”
    很难说曾家此时是欢喜还是烦恼。袁赞华发誓：“再生一个，无论是不是男孩，都不再生了。”

    2001年2月，曾又东夫妇决定到重庆打工。四个小孩，“我们决定带三个在身边，留一个在妻子哥哥家代养。”曾又东说。

    于是，袁赞华的兄嫂袁国雄、周秀华夫妇，为曾又东夫妇抚养了双胞胎姐妹中的大女儿。

    厄运于次年发生。2002年5月30日，高平镇计生办陈孝宇、王易等十余人闯进上黄村袁国雄家，将一岁半的小孩带走。一同被带走的，还有袁国雄的妻子周秀华。

    “刚开始他们叫交3000，后来就涨到5000元，再后来就要1万元了。”袁国雄夫妇曾据理力争，向计生办人员坦陈，这是代妹妹家抚养的。但计生部门原则性很强，一口咬定交钱才能赎人。因交不起罚款，双胞胎姐姐被送到了邵阳市社会福利院。

    因通讯不畅，曾又东夫妇当时对此一无所知。那年3月，在重庆朝天门批发市场做小生意的曾又东夫妇，还沉浸在幸福中，袁赞华生下了他们期盼的儿子。

    2003年，因母亲过世回家奔丧的曾又东，才知道女儿被计生办带走的消息。

    如今，曾又东对这对双胞胎女儿中的姐姐已经印象模糊，“右耳朵好像有一点小赘肉？”
    四类婴儿
    杨理兵和曾又东的遭遇并非孤例。高平镇被计生办以“超生”或“非法收养”等名由“抢走”的婴幼儿，不在少数。而领回小孩的条件，无一例外都是交钱。数额多少没有定数，全凭计生干部们张口。
    高平镇西山洞村五组农民袁朝容对财新《新世纪》记者称，2004年8月，他在广东省东莞市一家家具厂打工时，逛街时看到一个包裹，打开一看，是一个奄奄一息的女婴。“这是一条生命啊。”袁朝容将女婴救起。在工友建议下，时年42岁无妻无子的袁朝容，喂养了这名婴儿，并取名“袁庆龄”。
    2004年12月，袁朝容将孩子带回老家，向村长汇报此事，交了些钱，希望村长帮忙办理领养手续。

    第二年，袁朝容每月支付350元生活费，委托姨妈代养孩子，自己再次离家南下打工。

    然而，2005年7月28日，高平镇李子健、陈孝宇等四五名计生干部闯入袁朝容姨妈家，称此女婴为“非法收养”，将袁庆龄抱走，并称必须交8000元才能将人领回。

    袁朝容胞兄袁朝福对财新《新世纪》记者介绍，当时弟弟在广东，自己多次到镇计生办请求放人，得到的答复是“必须先缴纳社会抚养费”。四个月后，当袁朝福回到老家要人时，得到的答复是，小孩已被送到邵阳市社会福利院。

    大石村十组农民袁名友夫妇，生育了两名男孩之后，妻子进行了结扎手术。1999年，他们在湖北省洪湖市沙口镇做生意时，捡到一名被遗弃的女婴收养下来。年底，回乡过年的袁名友将此事向村干部汇报，并委托办理收养手续。
    袁名友说，2002年5月10日，在缴纳了2000元社会抚养费后，该名女婴在高平镇派出所进行了人口登记。在初次户口登记上，女婴取名“袁红”，与户主袁名友的关系是“养女”。
    虽然已缴纳社会抚养费，且上了户口，但是，2002年7月29日，高平镇计生办干部刘唐山等四人还是来到袁家，将袁红抱走。彼时，袁名友夫妇在田地里劳作，看到来刘唐山等人抱着孩子驾车离去，飞奔尾追。
    “他们把我女儿抓到了镇计生办。”袁名友向财新《新世纪》记者回忆说，“说我非法收养，叫我按手模。说要拿4万块钱赎人，否则就不放人。最后说至少要交3万。”

    然而，第二天袁名友凑足钱带到计生办时，女儿已经不见了。“她的脖子底下，左边有颗黑痣，豆子一样大的。”回忆起养女的模样，袁名友眼圈红了起来。

    吊诡的是，袁红被计生办抱走三年后，2005年12月30日，当袁名友家更换新户口本时，袁红仍是袁家的一员。户口本上，袁红与户主的关系是“女儿”。但袁红至今下落不明。

    与袁名友的遭遇类似，高平镇合兴村二组农民李谟华收养的女儿，也于2002年被计生干部抱走。

    早在1998年，李家就为收养的女儿李艳上了户口。彼时施行的《收养法》，尚无“收养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的规定（1998年11月法律修订后才增加此规定）。女儿被抱走后，李家无力缴纳罚款，李艳由此不知所踪。

    在黄姓村，2002年上半年，村民周英河与女友唐海梅结婚。当年12月底，夫妻俩为周家生了第一个女孩，取名周娟。

    与中国农村很多地方一样，周英河和唐海梅当时按传统习俗，办过酒席即宣布结婚，暂未到民政部门注册登记。
    三个半月后，周英河夫妇南下广州打工，周的母亲刘素珍（音）承担了哺育孙女的任务。然而，周娟最终还是被高平镇计生办的工作人员“抱走”了。
    据刘素珍向财新《新世纪》记者回忆，那是2003年3月15日，“有八九个干部又来抢小孩，我抱着孙女就跑了，躲在附近的邻居家。”

    计生干部最终找到了被放在床上睡觉的周娟。“他们说，你老人家不会带小孩，我们带比你带好些。”刘素珍跟着他们来到计生办后，按要求照相压手印，“他们就叫我走了。说要交1万5千块才能把孩子抱回来。”刘素珍没有能力筹款，孙女被计生办送到了福利院。

    毛坪村四组的袁新权，头胎女儿也被高平镇计生办工作人员抱走。2005年11月2日，袁新权的女儿降生。当年11月25日，家人抱着女儿在路上行走时，被计生办人员强行将女儿抱走。

    不独隆回县，在邵阳市洞口县，也有类似情况。
    2008年12月2日，该县城关镇的厚永军、肖绚丽夫妇，因超生未及时上交社会抚养费，他们诞生才40天的一名男婴，被当地计生干部抱走，后因找人说情才被还回。
    据曾因超生被处罚过的西山村农民袁朝仁等人初步统计，从2000年至2005年间，湖南省隆回县高平镇至少有16名婴幼儿，被镇计生办以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名义强行抱走。
    “被抱走的小孩有四种情况，第一种是‘未婚先育’（一般已按传统习俗摆喜酒，但尚未办理结婚登记）的，第二种是超生。”袁朝仁称，前两种情况，被抱走的婴幼儿都是其父母亲生骨肉。“第三种，就是抱养的，有的可能不符合收养规定；第四种，应该说是合法收养的，因为他们已经上户口了呀！”
    这四类婴幼儿，都是当地计生干部锁定的目标。散落在大山深处的高平镇各地乡村，乡民们谈计生色变。一些乡民称，每当计生干部下乡入户时，家有属于上述四种情况婴幼儿的农户，便闻风而四处逃避。
    依据多位家长描述，计生干部抱走婴幼儿的过程几乎大同小异。
    锁定目标后，计生工作人员少则四五人多则十余人，在村干部的带领下，迅速包围计划对象家庭，将婴幼儿强行抱走。赎回小孩的惟一条件，就是交钱。
    经财新《新世纪》记者采访调查核实，截至2005年，被高平镇计生工作人员强行抱走的婴幼儿，至少有16名。

    中篇：生意经
    隆回县对计划生育国策的执行，经历了一个不断从紧的过程。
    2001年11月，因违反计划生育问题突出，隆回县开始对高平镇进行集中整治。全县抽调230多名干部进驻高平镇，入驻各个乡村督导工作。
    在此期间，原先对违反计划生育人员收取的“计划外生育费”，统一更名为“社会抚养费”。
    扭曲的“社会抚养费”
    按政府给出的定义，社会抚养费是指“为调节自然资源的利用和保护环境，适当补偿政府的社会事业公共投入的经费，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生育子女的公民征收的费用”；属于行政性收费，具有补偿性和强制性的特点。
    2002年8月2日，国务院经国务院令第357号公布了《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征收的对象主要是超生家庭，即“不符合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八条的规定生育子女的公民”。
    而依据《湖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未婚生育、超生、非法收养的家庭，都要缴纳社会抚养费。

    隆回县在对高平镇计划生育问题进行整治的运动中，为了顺利收取社会抚养费，县法院“计生行政审判合议庭”抽调了七名法官进驻高平镇，派出所抽调四名干警协同，负责强制执行。

    1999年，隆回县“大胆探索”，成立了计划生育行政审判合议庭，由审判员和来自县计生委的公务员（由法院任命为助理审判员）组成，日常工作由计生委管理。这个法庭的主要任务，就是负责对计生行政案件的强制执行——主要就是罚款或收费。这一“成功经验”，后来被全省推介。

    通过整治，高平镇的超生势头得到一定遏制。然而，在经济凋敝的大山深处，乡民们“养儿防老”“男尊女卑”“多子多福”等传统观念并没有因此改变。

    2005年3月22日，隆回县提出了以“县乡村三级联包”的形式加强计划生育管理。除“一票否决”，再以职务升迁和经济奖励的方式，刺激计生干部的工作积极性。

    在此背景之下，县、镇、村三级相关干部的升迁、工资待遇等，均与计生绩效“捆绑”在一起。分管及负责计划生育的干部们，决定“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当地计生标语——编者注），高平镇的大街小巷再次贴满与计划生育有关的标语，例如“谁敢超生就让他倾家荡产”。

    计生部门为何如此热衷“没收”婴幼儿并送往福利院？除了政绩考量，以收取“社会抚养费”为目的的创收，也是主要动力之一。

    据高平镇官方人士介绍，农业税取消后，该镇维持干部队伍的工资时常捉襟见肘。收取社会抚养费，不仅仅是在落实计生国策，更是为充盈地方财政收入。
    社会抚养费未按规定支出，在湖南省是普遍现象。依据湖南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初步统计，仅2004年和2005年，社会抚养费非规定支出的比例分别高达88.04%和87.11%。其中，绝大部分用乡镇机关支出。对于乡镇政府将社会抚养费直接“坐收坐支”的现象，湖南省财政厅曾给予批评。

    在2006年5月17日，隆回县发布当年上半年计划生育督察通报。通报称，“有些乡镇将社会抚养费作为乡镇财政的主要来源，财政所无能开发财源，只能绞尽脑汁管死这笔钱”。

    上述督察通报进而称，“有的乡镇按月定计生办上交社会抚养费指标，否则扣发计生办人员工资。”乡镇计生办“重点工作（孕检、节育措施落实）没人做，难点工作不愿做，有钱的工作（社会抚养费征收）抢着做。”

    2010年，隆回县县长钟义凡在该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春季集中整治活动动员大会上发表讲话时说，在“一票否决”等压力下，“乡镇党委、政府与计生队伍存在较深的利害关系，不敢得罪，导致计生队伍绑架党委和政府”。

    2002年4月，高平镇计生办主任由周小方担任。彼时，主管该镇计生工作的是镇党委副书记刘述德。为了摘掉因计生问题而被“黄牌警告”的帽子，高平镇进行专项集中整治中，主要一项工作就是征收社会抚养费。

    当时，计生办成为高平镇政府第一大部门。镇政府120多名工作人员的建制，计生办就占到30名。据周小方介绍，全镇每年补报生育和超生的婴幼儿在100人左右。

    计生办的工作人员开始搜寻并锁定超生、“非婚生育”和“非法收养”子女家庭。据当地官员介绍，在高平镇刚开始收取社会抚养费时，每人约3000到4000元。而以强行抱走小孩相“要挟”时，价格就涨到1万元甚至几万元。

    “弃婴”收养黑幕
    被计生办工作人员抱走的婴幼儿，不仅仅是征收社会抚养费的筹码。有知情者称，每送一名婴幼儿到福利院，计生干部可得到1000元甚至更多的回报。
    但邵阳市福利院院长蒋德伟在接受财新《新世纪》记者采访时，没有正面回应这一说法。
    邵阳市福利院能够证实的是，在2002年至2005年间，隆回县高平镇民政办、计生办共送来了13名婴儿，其中，一名男婴被领回。其他未被领回的婴幼儿，经民政公示程序被宣布为“弃婴”后，进入社会收养程序——更多是涉外收养渠道。
    “收养人要捐助一笔收养金。”蒋德伟说，正常的行情是，每收养一位中国孤儿（弃婴），外国收养家庭通常需支付3000美元。在湖南省，民政厅收养中心接收到收养人捐助的收养金后，绝大部分回拨给福利院。
    在此利益诱惑下，有人专事贩婴生意。2005年11月，湖南省本地媒体曾披露衡阳祁东县一起团伙贩婴案，幕后指使就是衡阳市多家福利院。福利院与人贩子互相勾结，收买婴幼儿，并将其变为“弃婴”，送入涉外收养渠道，从中牟利。
    自2003年以来，衡南县福利院“买进”婴儿169名，衡山县福利院“买进”232名，衡阳县福利院“买进”的婴儿最多，为409名。
    经湖南省祁东县法院的判决证实，为了多向境外输送可供收养的婴儿，衡阳市各福利院不但给职工下达搜寻婴儿的任务，甚至主动通过人贩子等各种中间人“收购”婴儿。福利院至多支付两三千元人民币“买入”婴幼儿，送养国外后即可获得3000美元。
    前述案件，撕开了“弃婴”收养黑幕一角，福利院成为“洗白”人口贩卖的合法中介。2006年2月22日，湖南省祁东县法院公开审理这一福利院贩婴案时，引起海内外舆论哗然。
    巧合的是，前述衡阳市多家福利院疯狂“买进”婴幼儿的时间段，正是隆回县各乡村爆发“抢婴潮”的时期。
    2009年7月，中国媒体再次披露了计生部门将超生婴儿抢送到福利院，并在涉外领养过程中牟利的事件。在贵州镇远县，计生部门将交不出罚款的超生婴儿强行抱走，送入福利院后再通过“寻亲公告”等程序，将其变为“弃婴”，多名婴儿被送养到美国、荷兰及西班牙等国。
    与多年前衡阳市的多家福利院一样，镇远县福利院每送养一名婴儿，亦可获3000美元“赞助费”。

    “弃婴”制造链
    为了将这些抢抱走的婴幼儿变成合法“弃婴”，高平镇计生办的工作人员伪造或编造了相关文件材料。

    财新《新世纪》记者根据这些资料，就2005年计生办抱走杨理兵女儿的案卷，进行了采访核实。
    当年，该案的案由系杨理兵“非法代养一个孩子”。立案负责人为时任主管计生工作的高平镇党委副书记刘述德，经办人包括计生办的刘唐山、李红旺、罗伟等三人。在案卷中，包括了结案报告、立案呈批报告、综合材料、分别对杨理兵父子的两份讯问笔录、杨理兵本人的申请书、民政办证明、村委会证明、派出所证明、村干部证明等十份材料。

    财新《新世纪》记者通过对相关当事人的采访证实，除了高平镇派出所出具的杨理兵登记结婚的证明是真实材料，其他九份材料均系编造或伪造。

    在对“杨清正”的讯问笔录中，文字资料显示，“杨清正”承认抚养的女婴为“儿子杨理兵从外面捡回来的”，并表示“听人民政府处理”。在笔录上，在多处签字“杨清正”处，印上了鲜红的指模。

    但是，杨家人称，高平镇计生办人员从未对杨父做过笔录，而杨理兵的父亲，正确的姓名应该系“杨亲政”而非“杨清正”。

    在对杨理兵的笔录及其“申请”中，于2005年4月30日签字且按指模的“杨理兵”称，“我自愿申请将捡回的小孩送邵阳市社会福利院抚养，绝不后悔”。但事实是，女儿被抱走一个月后，身在深圳的杨理兵才得知这一消息。
    “这全都是伪造的。”杨理兵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
    “村干部证明”文件，是凤形村支部书记“汪先姣”出具的。证明书称，杨理兵在外打工时“捡到一个女孩，未取名，一直放在家里由他的父亲代养。我村杨理兵还不符合收养条件，他父亲又年事已高，无力抚养小孩”。

    事实上，凤形村支部书记汪先蛟的家，与杨理兵家隔着一座山。“我是给镇里的计生干部说过，杨理兵家养着一个女孩，当时听说好像是捡来的。”汪先蛟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我当时不太确定情况。但这份证明肯定不是我写的。”

    看到记者提供的“证明材料”复印件后，汪先蛟确认，“我的字不能写那么好的。这个签名、手印也都不是我的。我的名字是蛟龙的‘蛟’。”而“证明书”的落款是“汪先姣”。

    在高平镇向上级部门汇报的“计划生育违法案件”中，与杨理兵的案卷一样，相关材料中，当事人无一例外，均“承认”婴幼儿是捡来的来历不明的“弃婴”。

    对此，曾任高平镇党委书记的陈勇称，被抱走的婴幼儿是有亲生的，但当时村民害怕缴纳社会抚养费，同时又希望继续生育男孩，因此都自称是收养的。

    时任高平镇计生办主任周小方说，生下女婴的家庭，多将婴儿放在亲戚家抚养，以逃避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处罚。计生干部在执法时，村民不承认抚养的婴幼儿是亲生的。

    但财新《新世纪》记者对案卷涉及的相关当事人进行采访核实时，有血缘关系的抚养家庭，无一人自称这些婴儿是弃婴。

    “他们抢走的是我孙女啊！”为儿子周英河抚养孙女的刘素珍，回忆起孙女被抱走时的情形时失声痛哭。她说，当时自己与孙女周娟被关在计生办二楼，计生干部让她在一份材料上按了手印，不识字的刘素珍不清楚上面写的是什么内容。

    对于伪造“弃婴”文件一事，当年负责高平镇计生工作的刘述德对财新《新世纪》记者称，“不可能造假。”时任计生办主任周小方则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对于抱走计生对象婴幼儿一事，“当时已有结论，没有他们（指寻找子女的家长——编者注）说的那些事。”

    一夜出炉的调查报告
    经邵阳市社会福利院证实，隆回县高平镇被计生部门带走的13名婴儿中，至少有7名是抚养家庭的亲生骨肉。之后，家长们一直抗争不止。
    在“抢婴潮”中失去孩子的家长们相互打听，找到了遭遇相同的家庭。他们组成维权团体，向当地政府讨要公道。

    2006年3月10晚，隆回县政府得知，多位被抢婴幼儿的家长打算到北京上访维权。时任邵阳市委书记盛茂林，邵阳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向才昂等人做出批示，要求隆回县调查处理。

    当晚，隆回县县委书记杨建新、县长钟义凡等人分别做出批示，要求成立调查组。次日上午，隆回县从县委办、纪检委、计生局、宣传部等四部门抽调11名人员组成联合调查组，由县委办副主任兼督察室主任陈云鹤带队，赴高平镇展开调查。

    时隔仅仅一天，2006年3月12日，联合调查组的报告即出炉。调查组确认确有12名婴幼儿被计生办工作人员抱走。被调查的12户村民分别为：合兴村魏太喜、大石村袁明友夫妇、白地村王义娥夫妇、黄信村周乐平刘素贞夫妇、金凤山村罗如冰、杏升村聂仙银夫妇、金凤山村周英喜夫妇、回小村袁家石、大田村周英明夫妇、凤形村杨清正、上黄村袁国雄夫妇和毛坪村袁新权。

    前述调查报告称，被计生办抱走的12名小孩中，11名不符合收养条件，又未办理任何收养关系手续，属于非法收养。“在非法收养人主动提出送社会福利院的情况下，全部移送邵阳市社会福利院抚养”。

    调查组承认，只有袁新权与孙歌的女儿为“未婚先育”，“袁新权父子请求计生办工作人员协助……将该女婴送到邵阳市社会福利院。”

    但是，经财新《新世纪》记者采访核实，调查报告中涉及的12户村民中，并非报告所称“婴儿或幼儿的来源情况说不清楚”。包括黄信村周乐平夫妇、凤形村杨清正夫妇、上黄村袁国雄夫妇等家庭，其抚养的婴幼儿均与自己有血缘关系。

    其中，周乐平夫妇抚养的，是其儿子周英河夫妇所生的第一胎孩子；凤形村的“杨清正”，抚养的是前述其子杨理兵的第一胎女儿杨玲；而上黄村袁国雄夫妇抚养的，是前述曾又东、袁赞华双胞胎女儿中的姐姐。

    在调查组所涉名单之外，财新《新世纪》记者通过对家长及当时婴儿接生婆的调查核实，至少有七名被计生办抱走的婴幼儿与抚养家庭有血缘关系。

    下篇：宝贝回家
    魏海龙回家
    在“抢婴潮”中，合兴村五组农民魏太喜的养子，是被计生部门强行带走的小孩之一。
    2005年10月16日上午，高平镇五六名计生干部闯入魏太喜家，将时年五岁的魏海龙带走。计生干部留下话，“交钱（社会抚养费）赎人”——魏家要缴纳6500元，才能领回孩子。
    魏海龙是魏太喜收养的弃婴。2000年，魏太喜与妻子龙蕊（当时尚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在贵州天柱县凤城镇打工时，捡到了一名出生约十余天的男婴。据魏太喜称，因夫妻俩没有生育能力，便将男婴抱养，取名魏海龙。当年春节，回家过年的魏太喜向一名村干部交了100元钱，希望办理收养申请和登记事宜。

    六年后，当魏海龙已届入小学念书的年龄时，计生办干部李子健、陈孝宇等六人，突然登门，将其从家中带走。

    根据中国《收养法》规定，收养关系成立应当同时具备以下条件：无子女、有抚养教育被收养人的能力、未患有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年满30周岁。

    针对民间大量存在的私自收养情况，2008年，民政部、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人口计生委等五部委联合下发《关于解决国内公民私自收养子女有关问题的通知》（民发〔2008〕132号），提出了“区分不同情况，妥善解决”，包括补办手续等手法。其中对于不符合规定的私自收养，由当事人常住户口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动员其将弃婴或儿童送交社会福利机构抚养，并没有规定可以从收养人手中强制带走被收养人。

    魏太喜家穷极，拿不出钱，他绕了几个弯之后，找到了时任邵阳市人大代表袁忠福。

    袁忠福是高平镇江魏村种粮专业户，曾培育了杂交水稻新品“五彩稻”，当选为邵阳市第十三届、第十四届人大代表。

    接到魏家的求助后，袁忠福找到了时任高平镇党委副书记、分管计划生育工作的刘述德。刘对袁的答复是，小孩已送福利院，要交1万元社会抚养费方可领回。

    对此，袁忠福利用人大代表的身份，分别向隆回县人大、县政府等部门反映此事。

    针对袁忠福的诉求，高平镇计生办于2005年11月2日向相关上级部门领导专函汇报称：魏太喜未年满30周岁（魏1975年12月生），不符合《收养法》第四款关于收养人须年满30岁的规定；此外，收养人未遵守关于“收养应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的规定；而魏海龙是否为弃婴，也无相关证明。

    高平镇计生办还在前述汇报材料称，因收养关系不成立，魏太喜“主动提出家庭困难，无法抚养小孩，请求镇计生办将小孩送社会福利机构抚养”。

    经财新《新世纪》记者采访核实，计生办出具的魏太喜的“申请书”，如前述提到的杨理兵申请书一样，同系伪造。

    在魏家向计生办讨要魏海龙期间，高平镇计生办却向相关上级部门汇报称，魏太喜听闻公安机关将调查其非法领养一事畏罪潜逃。而事实上，魏太喜及其家人，为了从计生部门手中要回养子而一直抗争。

    得知魏海龙被计生办带走的消息后，其就读的雪界小学曾专门致函高平镇计生办，希望计生办领导“以孩子学业为重，让他赶快重返校园”。对此，计生办不予理会。

    魏海龙是“弃婴”，还是如计生办称系魏太喜“买回”？为了查明真相，袁忠福奔赴贵州等地调查了解情况。据魏太喜当年打工的店主陆跃珍证实，2000年6月的一天晚上，陆跃珍的商店门口传来婴儿的啼哭声。陆等人出门查看，发现裙包里放着一个出生未满一月的男婴。“可能是想送给我养的。”陆跃珍说，“但我不想要。我想到魏太喜爱人无生育能力，我劝他俩捡着带养成人，这也是积德。”

    确证了魏海龙的弃婴身份后，在袁忠福的督促下，2005年11月底，高平镇计生办和派出所将魏海龙从邵阳市社会福利院接回。被带走29天之后，魏海龙终于回到家中。

    寻亲之路
    魏海龙回家的消息，激起了更多家长的寻亲热情。
    女儿被抱走后，曾又东不止一次到高坪镇计生办讨要说法，但总是无功而返。“他们说我女儿是捡来的。之后不管怎么说就是不理我了。我去县公安局报了几次警，警察每次都说会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后来就不管了。”曾又东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
    2006年3月25日，为了防止最小的儿子又被抱走，曾又东主动去计生办缴纳了14400元社会抚养费，为儿子办理了落户手续。

    袁庆龄被抱走后，袁朝容曾从广州赶回老家讨要说法。“他们说我这是非法领养，还把我打了一顿。”袁朝容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这女儿是我救起的，当时不救她就死了。如果她还在人间，希望她能好好活着。”

    袁朝容的哥哥袁朝福则誓为兄弟讨个公道。袁庆龄被计生办人员抱走四个月后，有一天，原高平镇党委书记田昌金对袁称，袁朝容符合收养条件，但收养需要申请。袁朝福转述了当天田昌金对他的话，“他说，我给你们联系，出点钱另找一个孩子来养吧。原来那个女孩不行了，已经不见了。”
    为此，袁朝福找到了主管计生工作的时任高平镇党委副书记刘述德。刘并没有给袁朝福答复。讨要孩子的代价是，袁朝福被拘留了五天。依据隆回县公安局认定，袁朝福打了刘述德，因此将其行政拘留。

    但袁朝福说，“那是陷害！我们吵了起来，他就叫派出所警察抓我。”为了力证自己被诬陷，2006年3月，袁朝福曾向隆回县公安局提起行政复议。

    袁红被计生办抱走后，袁名友曾据理力争，但计生干部们不予理会。能证实袁名友夫妇合法收养袁红的材料，包括当时捡拾时现场目击者的证明、缴纳的社会抚养费收据、袁红已合法进行户口登记等材料。

    “这些他们都不认，就是叫我交钱。”袁名友对财新《新世纪》记者称。由于经济条件有限，袁名友夫妇追寻女儿的脚步，止步于镇计生办。让袁名友更加愤怒的是，袁红不知所踪九年后，2010年11月，袁家上缴的农村合作医疗费中，仍要缴纳女儿的份额。

    “弃婴”的命运
    “高坪镇民政办现送来女弃婴一名。请接收。”2002年至2005年，邵阳市社会福利院每年都会收到高平镇民政办、计生办的接收弃婴申请书。
    对于这些送来的“弃婴”，福利院照单将其收下。“他们也是政府部门，我们不能怀疑吧。”邵阳市社会福利院院长蒋德伟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解释说。依照惯例，这些婴幼儿入院的时间成为了他们的生日，姓氏则都统一改成了“邵”——邵阳的邵。

    依照《收养法》、《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子女登记办法》的相关规定，福利院的婴儿、儿童可进入本国及涉外将婴儿涉外送养渠道。2003年，《民政部关于社会福利机构涉外送养工作的若干规定》中明确，“社会福利机构送养弃婴、儿童，省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在当地省级报纸上刊登查找弃婴、儿童生父母的公告。自公告刊登之日起满60日，弃婴、儿童的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未认领的，视为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儿童。”

    财新《新世纪》记者查阅了部分2002年至2005年的《湖南日报》，确有湖南省民政厅发布的单独或包括来自邵阳社会福利院的《寻亲公告》。然而，对于生活在大山深处，或者常年在外乡打工的高坪镇乡民而言，这些公告对他们没有任何意义。
    这意味着，公告60天后，早已取名“杨玲”、“周娟”、“袁庆龄”、“袁红”、“李艳”等婴幼儿，统一变成“邵”姓。由此，当地民政部门和福利院，“将确定其为弃婴，依法予以安置”。

    多年来，家长们向外界寻求帮助，追寻亲生骨肉下落的努力从未停息。湖南邵阳、省会长沙、首都北京等多个地方的相关政府部门，都留下了他们信访的脚印。

    2006年3月10日，高平镇部分婴幼儿被计生办抱走后下落不明的家长，决定集体到北京上访。消息被当地政府获悉，家长们的维权行为被阻止。当年3月21日，香港《南华早报》率先披露消息，高平镇计生办工作人员抢走农民婴幼儿的消息第一次被英文读者所知。

    2007年上半年，家长们找到内地记者反映相关事宜。

    2008年，中国儿童第二大收养国荷兰，其EO电视台在中国孤儿问题电视专题片中，除了检讨荷兰从中国收养婴幼儿可能存在的疏漏，也指责了邵阳市社会福利院涉嫌将高平镇计生办送来的婴幼儿变为“弃婴”的行为。杨理兵的亲生女儿杨玲，在未被计生办人员抢走前的照片，出现在该专题片中。

    2009年9月20日，美国《洛杉矶时报》在关于中国弃婴及收养等相关问题的报道中，再次披露了隆回县高平镇多名农民婴幼儿被抢后送到福利院的消息。美国是收养中国婴幼儿数量最多的国家，该报道引发了美国读者的热议。

    1996年6月，中国收养中心成立，中国涉外收养工作当年正式启动。至今，与中国建立收养合作关系的国家有17个。2011年1月18日，经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批准，中国收养中心更名为中国儿童福利和收养中心。

    据该中心披露的最新统计数据，至今共有10万多名中国孤残儿童被外国家庭收养。可以确认的是，被高平镇计生部门送到福利院的“邵氏”婴儿，部分就名列其中。

    “我们都是按着政策规定来的。”邵阳市社会福利院院长蒋德伟对财新《新世纪》记者称，福利院涉外的收养程序符合规定。对于那些“弃婴”下落，蒋称，依据《收养法》规定，不便透露任何信息。现行《收养法》第21条规定，“收养人、送养人要求保守收养秘密的，其他人应当尊重其意愿，不得泄露”。

    人伦悲剧
    最终，部分婴幼儿的下落还是有了眉目。2009年底，有热心的美国读者依据媒体报道，找到了三名情况较为吻合的被收养女孩资料——包括刚到达美国时对的信息和照片、几年后的近照等。

    这三人的照片传真到了邵阳。“这就是我的女儿！”曾又东看到其中一张照片时脱口而出。照片中的女孩，与双胞胎妹妹曾双洁长得近乎一模一样。“她会讲中文吗？会回来认我们吗？”曾又东像在呓语，“不是我们抛弃她，她是被抢走的！”

    经财新《新世纪》记者从多方渠道得知，收养双胞胎姐姐的是一对年龄偏高的美国夫妇，丈夫于2010年病故。养女的信息在网上被披露后，这户家庭原有的联系方式均已失效。

    第二个获悉女儿去向的是杨理兵。他已记不清是2009年的哪一天，一位自称“小叶”的人，说找到了与杨玲信息较为吻合的两个女孩。

    杨理兵和妻子曹志美从打工地湖南郴州赶到常德。当见到小叶提供的两位女孩照片中的一张时，曹志美痛哭不已。“没错！这就是我们的女儿。”杨理兵指着其中一张相片说。

    远在美国的小叶，时常为美国收养家庭做翻译。依据收养地点、时间等相关资料，小叶提供了与杨理兵儿女较为吻合的信息。但或是出于尊重收养伦理的考虑，除了确认杨玲被美国家庭收养，小叶再未提供更多相关情况。

    “小孩在她的美国收养家庭生活得很好，她的收养父母都非常爱她。”小叶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在进行DNA鉴定之前，收养家庭也不能百分之百确定女孩是杨理兵的女儿。“但我相信，将来会有她与亲生父母相认的一天。”小叶说。

    相关知情人士向财新《新世纪》记者透露，邵阳市福利院确认接收的十余名婴儿中，“都已送养到国外”。更多信息较为吻合的照片传真回来，然而，那些丢失孩子的父母，除非进行DNA鉴定，都不敢确认谁是自己的骨肉。
    曾又东夫妇认女儿的依据，是双胞胎姐妹中的妹妹，她们就像一个模子所刻。而杨理兵，则是因为在小孩被抱走之前，曾给女儿拍下过照片。
    给杨理兵拍全家福的照相馆在高平镇的一条街上。杨理兵每次经过，老板娘总会问，“你女儿找回来了吗？”
    寻女多年，杨理兵夫妇已无心营生，家境日渐窘迫。确认女儿仍存活于世、身在美国的消息后，曹志美要求丈夫尽快找回杨玲。2009年底，曹志美不辞而别，离家出走。
    “她留下话说，连女儿被人抢去都找不回来，跟我过还有什么意思？”言及此事，泪水在杨理兵眼眶打转，“只要还活着，我一定要找回自己的女儿。”

    2009年07月01日《南方都市报》：贵州镇远“制造”弃婴送养国外牟取暴利

    脖子上、心窝上的刀疤，显示陆显德是个悲剧人物。他曾经自杀过。这些刀疤是他对四女儿的特殊纪念。
    作为父母，陆显德夫妇均不记得这个女儿的生日，只知道她出生于2003年农历腊月。2004年农历五月，她被当地计生人员强迫送进福利院，从此不知下落。当时，这个女儿尚未取名。
    蒋文(化名)是陆显德的亲戚，在广东闯荡十年。2008年回到故乡时，他听说他的亲戚中，除陆显德外，还有李泽吉、罗幸斌超生的两个女儿，均被当地计生人员抱走，送进福利院。计生人员称，“政府帮他们养。”实际上，这些孩子至今下落不明。
    但多年来，这些父母都没有寻找自己的孩子。对于亲人们的麻木，蒋文发出了鲁迅对闰土式的感叹。今年1月份以来，他在网上多次发布寻人的帖子，随着国外网友的回应和记者的调查，一个在贵州省镇远县隐藏多年的秘密渐渐浮出水面。

    交不起罚款，就抱走孩子
    计生股股长说，抱走孩子就不罚款了，这就和罚款一样的
    “你怎么又生了一个？”
    “(老公)刚动手术了(结扎)，这怎么办？”
    “罚款你养得起吗？现在计划生育这么严，要1万多元钱。”
    “要罚款没办法，已经生出来了。”
    “那你要给钱，现在政策这么严，你是知道的。”
    “我交不起钱。”
    “万一你交不起钱，我就(把孩子)抱去。”

    这场当事双方记忆中的对话，发生于2004年6月一个阳光灿烂的中午。对话发生在石光应和杨水英两人之间。石光应是镇远县蕉溪镇计生股股长，杨水英是陆显德的妻子，家在蕉溪镇田溪村阳坝组。

    按照政策，陆显德只能生两个孩子。他希望能生个儿子。但杨水英在生到第四个孩子时，才如愿以偿。

    在这个男孩一岁多时，陆显德去做结扎手术，但此时，杨水英又怀孕两个月了。

    “既然怀孕了就要把她生下来。如果做流产，还要花钱。既然生下来了，就不能把她打死。”杨水英说。凭着这种简单、朴素的想法，杨水英生下了第四个女儿。

    陆显德的家位于高山上，四周都是绵延的群山，交通极为不便，而且这个寨子仅有三五户人家。外界信息的获取和内部信息的传播，都极为不易。因此，虽然计生工作抓得很严，这个女儿仍然在她身边生活了半年。杨水英干活时，就把她背在身后。

    在害怕罚款和重男轻女的山区，弃婴，或者将孩子送给别人的现象都相当普遍，而陆显德夫妇并没有这样做，尽管他们已经超生了三个孩子。
    在2008年7月份以前，蒋文已经有十年没有回家。所以，他只记得陆显德对大女儿十分爱怜。

    “他对大女儿非常好，别人的孩子吃母乳就可以了，他还用白糖调鸡蛋给大女儿喝。经常把她抱起来亲。”蒋文说。

    现在，陆家全年收入不到5000元钱，但是四个孩子无论男女全部上学。对于两个有户口的女儿，陆显德表示，只要她们愿意读书，他会供养她们一直读下去。这些信息都足以说明陆显德并非一个重男轻女的人。

    如果四女儿没有被抱走，她也快到入学的年龄了。但不幸的是，2004年6月份的一天，杨水英背着这个女儿在山坡上放牛时，遇到了石光应。

    “第一回，我从那边过来，她在看牛，我看见她背着小孩，用毛巾搭着头，我看小孩很小，而她的儿子已经长大了。第二回我就去那里问，正好碰到她在吃饭。”石光应说。

    那天，只有杨水英一个人在家。

    5年后的2009年6月19日，杨水英回忆当时的情景说:“石光应说，我就把这个孩子抱去了，以后就不罚款了，这就和罚款一样的。”

    之后，石光应打电话叫蕉溪镇政府派车来，让杨水英抱着孩子到焦溪镇政府，然后去镇远县福利院。“我不去福利院，他们就把我一起带走，还说要罚款几万元钱，我拿不出几万元”。

    为得儿子，舍弃女儿“交不起罚款，就(把超生的孩子)送到福利院。这是县里的政策”

    现年54岁的石光应，早有儿孙，孙子在东莞上小学了。他很想念他的孙子。他有正常的人性和情感。

    而他在解释他制造的骨肉分离的人间悲剧时说:“交不起罚款，就(把超生的孩子)送到福利院。这是县里的政策。”

    “其实，她要是给政府说点好话，说去跟亲戚借钱来交罚款，你们别抱我孩子。这样，我们就不抱。但是她这个人太忠厚……他们那个组就是她家最穷。我们工作上也是很困难。”石光应说。

    那天，杨水英抱着女儿，被蕉溪镇政府的干部、石光应等人带到镇远县城，这是她平生第一次来到县城。在镇远县福利院，一个女护士从她手中接过女儿时问:“妹，女儿养这么大了，你怎么舍得？”

    杨水英回答说:“我没办法，他们要罚款，可我没钱。他们说，以后不来罚款了。”

    那时，女婴正睡得香甜，她没有看见被一群陌生男人包围之中的懦弱的母亲强忍的眼泪。母亲却特意把她抱起来，好好看了一眼。此后，她永远离开了母亲最安全的怀抱。而母亲只能在梦中梦到她。

    回到蕉溪镇后，镇政府的干部们让她做了结扎手术，虽然她的丈夫陆显德之前已经做过结扎手术。第三天，陆显德才将她接回家中。

    陆显德在得知女儿被抱走时，平静地说，“政策有规定，没办法。”这话是在安慰杨水英，也是在安慰他自己。

    李泽吉和陆显德有着相同的遭遇。

    6月19日，他语气激昂地说:“如果他们把我儿子抱走，我砍死他们。”

    他的几个女儿正环绕在他膝边戏耍，他停顿了一下又说:“如果把我女儿抱走，我也会砍死他们，但是，当时我不在家。”

    实际上，他在得知女儿被计生人员抱走时，反应和陆显德相似。

    李泽吉是蕉溪镇田溪村烂桥组人，2004年农历三月十八，妻子顺产一名女婴。之前，他已经有了两个女儿了。为了再生个儿子，夫妻俩将刚满月的三女儿给堂哥代养，然后带着两个女儿去浙江打工。

    当年农历四月二十，蕉溪镇计生办一名计生人员，将这个刚生下一个月零两天的女婴，从李的堂哥家抱走。临走时说，“你们家太穷了养不起这个女婴，我把这个女婴抱去给政府抚养。”

    过了两年，他们在浙江又生了一个女儿之后，终于得到儿子，他们才回到故乡，此时，他们方知当年寄养在堂哥家的那个女儿已经被当地政府抱走了。

    “因为超生，我们也不敢去问，怕罚款。以后也没找过。”6月19日，李泽吉说。

    妻子并未因此后悔当年外出打工的决定。她指着面前摇摇摆摆刚学会走路的儿子，笑着说:“如果我们不出去，怎么会得到这个儿子？”

    生儿子，似乎是他们平生最大的成就。而舍弃女儿似乎成了他们得到儿子应该付出的代价。

    2003年，该县都坪镇新寨村的杨再清的妻子生下了第三个女儿，此时，他的大女儿已经因心脏病和淋巴结夭折。按照政策，这个女儿并非超生，但是为了将来生一个儿子，他让镇计生人员通知镇远县福利院将三女儿抱走。

    6年来，他从未想到过去看望这个失散的女儿，因为“没有时间”。

    制造“弃婴”送养国外外国收养人每领养一个孩子都给福利院3000美元赞助费

    而蒋文在得知这个发生在故乡、发生在亲人身上的残酷现实时，他极为震惊。

    2009年1月份，蒋文开始在网上寻人。这个帖子很快被一个叫做BrianStuy的美国人发现了，他在中国收养了3个孩子，并有一位中国太太。

    Stuy将这个帖子转发给一个叫做W indy的美国女人和一个叫做胡英(音)的中国在美留学生。胡英和W indy是好朋友，W indy收养了一名叫做“古城慧”的中国女孩。

    胡英，杭州人，经常帮助收养中国孤儿的美国家庭做一些翻译。胡英转发来了Brian Stuy所做的调查，他的调查显示: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国家在镇远县福利院领养了不少女婴，其中，2004年有24名，2005年11名，2006年，该院没有被外国人收养的弃婴。因为2005年11月，湖南省祁东县警方在侦破一起团伙贩婴案中，发现其幕后指使竟然是衡阳多家福利院。几年间，这些人贩子与福利院勾结，将数百婴儿送入涉外收养渠道，每名婴儿为福利院获得3000美元的赞助费。该案在2006年审理，引起极大的争议。

    2007年，镇远县福利院又有6名弃婴被外国人收养。

    他们的领养程序完全合法，他们通过外国中介公司将收养申请提交给中国收养中心，而镇远福利院将自己收养孤儿的信息提供给中国收养中心，由中国收养中心审核配对。中国收养中心受中国政府委托，主要负责涉外收养具体事务。

    外国收养人每领养一个孩子都给镇远县福利院3000美元的赞助费。而中国方面把关于孩子的所有相关资料交给养父母，其中包括孤儿的证明材料。

    因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规定，不满14周岁丧失父母的孤儿、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子女，可以作为被收养人。

    并规定，收养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的，办理登记的民政部门应当在登记前予以公告。

    Windy收养了“古城慧”，所以，她保留了一份贵州都市报于2004年3月6日刊发的贵州省民政厅公告，公告中有10名婴儿的照片。公告显示这些孩子捡拾地址均在镇远县的某些乡(镇)政府门口、福利院门口。“古城慧”被捡拾的地点就在羊坪镇政府门前。公告下方注明:其父母及亲人见报后，60日之内请来镇远县福利院认领，逾期将按弃婴安置。
    在这份公告中，陆显德、李泽吉等人并没有发现可能的线索。

    6月15日，胡英转发来一位荷兰养母保留的贵州省民政厅发布的公告，时间为2004年8月14日，星期六，刊发媒体也是贵州都市报，上有十四名中国儿童的照片。公告下方同样注明，亲生父母请于60日之内前来镇远县福利院认领，逾期按弃婴安置。

    这位荷兰母亲收养的女孩叫做古城俊，捡拾地点是该县羊场镇计生办过道。公告显示，这14名儿童中，有5名女婴的捡拾地点在镇计生办、车站、公路边、路口等公共场所，其他儿童均是在村民家门口捡拾的。

    公告显示，古城茜，被遗弃在镇远县焦溪镇田溪村村民陆显德家门前，古城娟，遗弃在青溪镇铺田村彭洪德家门前，古城勇遗弃在大地乡大地施村付开金家门前(付开金即徐林珍丈夫)，古城雯遗弃在焦溪镇车溪村李代武家门前(李代武即李泽吉的堂哥)等。

    实际上，他们家门前从未发现过弃婴。虽然事隔多年，彭洪德、徐林珍等人还能确凿地指认出照片上的孩子正是从他们家强行抱走的孩子。而李泽吉、陆显德因为孩子被抱走时太小，而且年份已久，他们已经无法辨认。

    胡英估计，那个所谓在陆显德家捡拾的弃婴可能就是陆显德的亲生女儿。

    多方证据表明，这些从亲生父母，或者养父母手中强行抱走的孩子，被镇远县福利院“制造”成了孤儿。

    “把有父母的婴儿强行送到孤儿院，然后送养到国外的情况，经过我们调查，完全属实。”镇远县计划生育管理局纪检组组长唐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真假弃婴“假弃婴”现象在当地相当普遍，因害怕罚款，亲人均称孩子是捡来的

    2003年，彭洪德“捡到”一名女婴。当年8月16日，焦溪镇政府的十几名工作人员，从彭妻手中抱走那名女婴，彭洪德夫妇极力阻止，后被带到派出所，蹲在墙角，并以谩骂干部为名罚款50元钱。

    当时，镇政府的干部们来到他家说，这个女孩长得很漂亮，他若能交3000元钱就可以领养她，但当时，他连300元钱也拿不出。他家只有几分地，老婆在逢集时卖米豆腐(当地的一种小吃)。

    大约20天后，彭洪德去镇远县福利院寻找女婴，福利院不肯告诉他女婴的去向，只说女婴被送给阿姨在外面寄养。

    2009年6月19日，彭洪德坦言，这个女婴是他的亲戚超生的，她害怕罚款，“罚款要是拿不出钱，要拆房子，不拆房子也是要抱人的”，所以亲戚将女婴送给了他。但他始终不肯说出这名女婴亲生父母的姓名和住址。

    这种“假弃婴”现象在当地相当普遍。当计生人员从李泽吉堂哥家、罗幸斌姐姐家抱走他们超生的两个女儿时，他们的亲人因为害怕罚款，均称孩子是捡来的。

    2004年3月，大地乡大地施村坳子上组徐林珍竟然“捡到”一名男婴。徐林珍描述的情节是:孩子们戏耍时，在她妹妹家的烤烟棚里发现了这名弃婴，她的妹妹送给了她。而她有两个女儿，当时，大女儿快到出嫁的年龄，小女儿12岁。她很想有一个儿子。于是，这个男婴就像上天安排的一样，进了她家。她说，“不是我妹妹生的。”

    这几乎是唯一的例外，其他遗弃的，或者送给他人抚养的均是女婴。

    6月19日晚，徐林珍在回忆5年前那名男婴被计生人员抱走的情景时，仍然流下了眼泪。“他们(政府、派出所)来了十几个人，我抱着小孩不放手，我说等过几天找到钱就去上户口，他们说要罚款1万元。他们拖着我走，把我拉上车，我抱着小孩，一直跟到镇远县福利院，三个阿姨从我手上抢去小孩，我不愿意，但是她们是三个人。抢走小孩以后，我不肯走，站在福利院门口，二楼有人下来推我走，我又走到里面去。”

    那天，她粒米未进，镇政府工作人员在饭店吃饭时，叫她吃饭，但她没去。“那孩子我已经养了十几天，舍不得。”

    在山区，男孩的意义并非简单的传宗接代。

    陆显德是家中的长子，他有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1986年，他在读初三的那年农历大年三十，父亲去世。当年，陆显德成绩优异，尤其擅长字画，班级的黑板报都由他出。可是当地的习俗是，父亲去世后，长子必须把家当起来。因此，陆显德辍学回家，尽管老师为此来做过他母亲的工作，但他还是从此回家务农了。
    当时，他的母亲想再嫁，但正因为陆显德选择退学和族中长辈的劝说，她留了下来。
    如今，虽然过去了20多年，男孩对于一个农村家庭的意义仍然没有太大改变。

    镇远县共12个乡镇，都分布在山区。沿着盘旋向上的山路，到处可见切割得堪称精密的梯田，倒映着青山和蓝天白云，如梦似幻。站在山上向下俯瞰，那些被切割成一块块形状各异的黄色旱地和绿色梯田交织在一起，如同缤纷的锦缎。
    然而，游人眼中的美景，对于生活其间的人们，则意味着繁重的劳动。砍柴、犁田、施肥等，都必须男人才能完成。这就是每个家庭渴望男婴的主要原因之一。
    因此，数额巨大的超生罚款，催生了很多真假弃婴。在镇远县各乡镇随意打听，捡拾弃婴的事例俯仰皆是。
    一位2002年前曾在镇远县某镇主持计生工作的基层干部说，有几年，计划生育工作抓得很严，所以常有丢弃的女婴，他在任期间，就捡到过三四个女婴，都通过民政部门送给不能生育的本地人领养了。

    16年前，江谷乡的秦克勤(化名)捡到一个遗弃的女婴。那时，乡下人经常将女婴遗弃到街上，因为街上的居民比山区富裕。他家就在乡政府附近的街上。

    当时，他已经有了两个儿子，他的妻子抱着这个女婴去上户口时，计生部门不同意。妻子说，那我不养了，你们抱去吧。计生部门只好给这个女婴上户。如今，当年的女婴已经长成漂亮乖巧的小姑娘，刚刚参加完中考。

    “以前捡到婴儿很容易上户，但现在不行了，都被计生部门抱去，送到福利院。”秦克勤说。

    窘困的父母们艰苦的生活，让李泽吉、陆显德们无暇去想失散的女儿

    真假弃婴被强行送往福利院的现象相当普遍，当地人早已司空见惯了，再加上弃婴和将孩子送给他人抚养的现象十分常见，人们对于生命、伦理的理解已经十分扭曲，所以当政府工作人员将超生的女儿从杨水英手中强行抱走时，并没有发生激烈的冲突。陆显德更认为这是政策规定。

    2008年4月份，蒋文回到故乡，在陆显德家里，他见到了陆的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陆说，他还有一个女儿，“政府帮我养去了”。

    这时，蒋文感觉眼前的陆显德和十年前完全不一样了，“现在他脑筋很糊涂，以前是个很聪明的人，春节时，很多人找他写对联”。

    蒋文惋惜地说:“他向命运低头了，才变成今天的样子，如果他继续完成学业，只要考上中专，也会分配在单位上班。而我决不向命运低头。”

    蒋文在读大学二年级时，一直主持家务的母亲去世。按照当地习俗，他也应该回家照顾弟妹。但他没有。此后，他没有再花家中一分钱，全靠个人努力和女友的帮助，完成了学业。现在他和妻子拥有一家培训机构和一家销售空气净化设备的公司。

    近年来，在与家人通电话时，蒋文得知陆显德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结婚之后，他家田地少，孩子多，吃不饱，陆显德与母亲矛盾日深。2005年以后，陆显德“发癫”了，他常常大声叫喊、拿刀砍人。

    2004年，当女儿被强行送到福利院后，陆显德平生第一次外出打工，但在“遍地黄金”的广东，他连回家的路费也没有挣到，只得借钱回家。

    2005年的一天，他在姑妈家用杀猪刀抹自己的脖子，剜自己的心窝，被姑妈及时发现。

    “就是想不开，女儿失散了，家里经济困难，我觉得自己在社会上没用，活在世上是个渣滓。”6月19日，陆显德说。一只母鸡带着几只小鸡，正在他脚边觅食。

    他家一年养二三十只鸡、二三十只鸭子、四五头猪，另外种植五六亩田地，全年收入不足5000元钱。而四个孩子读书全年花费2000元左右，他们都在学校吃午饭。

    为了增加家庭收入，2002年到2005年，陆显德常年到镇远县单采血浆站卖血，每个月卖七八次，每次可得80元。后来，镇远县单采血浆站站长因为侵吞960万元国有资产被判无期徒刑，陆显德才停止卖血。

    现在，4个孩子中，尚有两个没有上户口，因为上一个户口要罚款12880元。陆显德知道，没有户口，无法读中学，所以他打算让两个没有户口的孩子小学毕业后就休学，因为交不起罚款。

    “千辛万苦生了个儿子，难道就是为了他干农活吗？”

    陆显德的回答是:“对儿子的希望是有的，但是家庭没有经济来源，没有能力供他读书。在这个社会，即使考上大学，也供不起。遗憾的就是这点。”

    李泽吉的4个孩子中，仅1个有户口。计生人员说要罚款4万元，经过讨价还价，降为5000元，但他还是没钱，只借了1000元交给了计生人员。

    当年，在浙江打工时，他每月能挣1000元钱，要养活夫妻俩和4个孩子。但是他仍然认为那时的生活比在家里好。可孩子们需要读书，他们必须回来。

    现在，全家6口人仅有两亩田地，李泽吉在附近做零工，一天能挣五六十元钱，妻子在家喂养五六头猪。

    繁重的劳动、艰苦的生活和沉重的负担，让李泽吉、陆显德们无暇去想那个失散的女儿的下落。

    “古城”牌“弃婴”知多少？80个弃婴，都冠以“古城”系列的名字，如古城慧、古城茜等，其中78名已被欧美家庭收养

    镇远县福利院送养到国外的婴儿登记资料显示，从2001年至今，该院共有80名弃婴，除两名女婴残疾外，其余78名均被美国、比利时、西班牙等国的家庭领养。

    80个弃婴，都冠以“古城”系列的名字，如古城慧、古城茜等。古城是指镇远古城，因为镇远自秦召王30年设县开始，至今已有2280多年的置县历史，其中1300多年作为府、道、专署所在地，1986年被国务院批准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

    这些孤儿中，到底有多少和杨水英的四女儿有相同的命运，不得而知，但曾任焦溪镇计生股股长的石光应的回忆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杨水英的四女儿是他送进福利院的第一个孩子。他说，“以前也送，但是别人送。”之后，他每年从焦溪镇送到福利院的超生的孩子有三四个。而且镇远县的“每个乡镇每年都送三四个，12个乡镇都在送，到处都有捡到的(弃婴)，也有超生的，罚不起款的，从家里抱走的，不愿意罚款的，双方达成协议，就送。不签(书面)协议。”

    “(抱小孩时)通过他父母，要他们交罚款，但是交不起罚款，那没有别的，只有这样。哭闹的也有，你哭也不行，你交不起罚款，这是政策规定。交得起罚款就养，交不起罚款就送到福利院。”石光应说，“实际上，那几年的罚款只要交五六千元就可以了，超生一个交三千，超生两个七八千(有关系的交五六千)，那几年有些人很穷，‘早饭要买早饭米，夜饭也买夜饭米’……怎么交得起罚款。”
    在抱走杨水英的第四个女儿时，杨水英曾问他，“我怀孕的时候你们为什么不来？”石光应回答说，他们不知道。如果知道，她之前超生的两个孩子也要抱走，但那时，已经长大了，没法抱走。

    后因福利院收养的“弃婴”太多，以致感染生病，所以，镇远县福利院出钱(每月300-400元)雇请阿姨，将婴儿带回家代养，直到有外国家庭来收养。

    李倩华(化名)从2003年开始从事这份特殊的职业，但现在她已经“不列入这个队伍了”。她透露说，那时有很多阿姨都从福利院领婴儿代养，“我们把小孩带到家里养，到时候就去福利院领工资”。

    一位姓杨的阿姨于2006年、2007年代养过福利院的“弃婴”，她称，阿姨们全部是镇远县城内的，“福利院有小孩了，就打电话给我们，我们就带回家养……有人来领养，我就抱着小孩和福利院的领导一起到贵阳”。

    “送到外面肯定比在家里好，百分之二百的好……别说是娘家，即使现在的县委书记的家都没人家好，我们城里都没人家好……我们去福利院领小孩养，就是为了一点工资。”李倩华说。

    W indy一直担心她领养的女儿古城慧并非真正的孤儿，而是亲生父母超生后，被政府部门强行抱走的。

    2007年，W indy曾带着女儿找到当时代养过她的阿姨李倩华，试图寻找她的亲生父母，但没有成功。

    “如果我的女儿实际上是某些福利系统人员犯罪的产物，我会最大限度地找到她原来的家人，这有利于她的成长，并且和原家庭分享女儿的生活，比如寄照片、通信、或者每年假期时安排女儿探视他们一次。”W indy在给一位中国记者的电邮中说。

    除了W indy，还有大量中国儿童的外国养父母，通过中国在美留学生胡英、小叶等渠道，帮助她们寻找“中国的根”。2008年5月，胡英还帮一位美国养母在网上发帖，寻找她养女的亲生父母，这个孩子是2003年9月在镇远县涌溪乡“捡到”的。

    可是，当她们的亲生父母，或者在镇远的曾经的短暂的养父母，在得知她们可能的下落时，鲜有人对她们的命运表现出明显的喜忧，哪怕是普通的感叹。6月19日晚，在昏黄的灯光下，徐林珍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却是为她自己的，“不知道我老了怎么办？”
    “把有父母的婴儿强行送到孤儿院，然后送养到国外的情况，经过我们调查，完全属实。”
    ——镇远县计划生育管理局纪检组组长唐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外一篇：湖南衡阳福利院买八百婴儿送养国外牟暴利

    2005年11月，湖南省祁东县警方在侦破一起团伙贩婴案中，发现其幕后指使竟然是福利院。几年间，这些人贩子与福利院勾结，大肆收买婴儿，将数百婴儿送入涉外收养渠道，从中牟取暴利。
    福利院被判买婴牟利负刑责
    作为被告人的福利院院长辩称，这些婴儿均为弃婴，而非被拐卖儿童。福利院即使收买了“被拐卖儿童”，也不构成犯罪。而将婴儿送入涉外收养渠道，均是按国家相关政策办理。他们收买婴儿之举，客观上拯救了这些弃婴的生命。
    公诉方认为，被告人大肆收买婴儿，进入涉外收养渠道牟取暴利，因此，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2006年2月24日，祁东县法院一审判决认定:10名被告人有罪，分别领刑1年到15年。
    3000人民币买入，3000美金“送养”
    据警方调查，自2002年12月以来，陈冶金伙同段家三兄妹、吴家两姐妹等人贩子在广东吴川、湛江等地收购婴儿，然后带回衡阳，以每名婴儿3200元至4300元的价钱，卖给衡阳市的祁东县福利院、衡阳县福利院、衡山县福利院、衡南县福利院、衡东县福利院、常宁市福利院。

    而这些福利院通过涉外领养，将这些婴儿送到国外，3000美元赞助费成为境外人士收养每名婴儿的一项正常支出。

    这在客观上刺激着福利院想方设法搜寻婴儿。衡阳县福利院曾为此下达任务:一个职工一年内抱回3个孩子，即算完成当年的工作任务，工资可以得到全额发放，年终还有奖金。

    后来，他们开始通过中介人从外地买进婴儿。越来越多的福利院卷入贩婴潮中。2003年以来，衡南县福利院买进169名婴儿，衡山县福利院买进232名婴儿，衡阳县福利院买进409名婴儿。

    衡阳6家福利院给买进的婴儿伪造虚假资料，向当地派出所报案谎称婴儿为捡拾得来，得到派出所开具的弃婴证明，并顺利通过儿童来源公证，取得证书。

    “婴儿经济”弱化救助责任

    值得警惕的现象是，“婴儿经济”产生的巨大利益，已经开始弱化一些福利院的福利救助责任。一家福利院为节约成本，曾把一个残疾婴儿抛弃在该县乡野，村民发现并报警后，他们只得抱回孩子。

    衡东县福利院附近的一些老人说，福利院越来越戒备森严，有外人要进去看看孩子或老人，福利院总是以“保护婴儿的安全”为由拒绝。

    福利院工作重心转移到“婴儿经济”后，那些入住的老人似乎成了累赘。批评者说，现在进入福利院的老人需缴纳1万元，福利院说是“押金”。而需要救助的老人事实上是交不起这笔钱的。

  • 奇异校园

    2022.10.31 “家长会”变“妈长会”

    成都一位家长张女士说，自己去给孩子开家长会，发现整个家长会“简直就是已婚妇女的姐妹聚会，一眼望去，来的全是妈，大概只有几位男士”。另一位家长陈女士也注意到了这个情况。陈女士的孩子今年读二年级，从幼儿园到现在，家长会都是由陈女士参加，“（妈妈）至少占90%。”成都理工大学附属小学的李老师也说，自己印象最深的一次家长会，43人的班级，结果来了36位妈妈，只有7位爸爸。李老师还提到，有一次一位爸爸来参加家长会，在教室里坐了十几分钟，始终没听到念孩子的名字，这才发现孩子是隔壁班的。

    2022.9.22 小学老师将礼物清单发至家长群

    江苏盐城向阳路小学二年级一老师，将收礼账本发到家长群，收礼账本上共写有15人名字，收礼金额在500到1000元不等。9月23日，盐城市建湖县教育局专项调查组发布情况通报称，经初步核查清单截图属实，当事人已被停职并接受调查。

    2022.9.2 小学一个班级51人53个班干部岗

    一位四川宜宾的家长陈女士称，自己家儿子刚上（荣升）小学二年级，开学第一天，班主任就在班级群发了“班干部竞选岗位表”，为全班51个孩子设置了53个岗位。

    2022年9月1日 马仲武任副区长

    马仲武，男，回族，1983年3月生，博士研究生学历，在美国加州大学做过近四年的联合培养博士和访问学者，主要从事全球气候变化和碳排放研究，在 Nature 杂志上发表过论文。
    2015年，马仲武放弃天津大学副教授职位和30万元奖学金出国继续深造机会，作为北京大学博士后选调生，来到石嘴山市红崖子乡。2016年，被任命为红翔村第一副书记；2017年11月，平罗县红崖子乡党委委员、副乡长、主任科员马仲武出任市工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并挂职石嘴山市生态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2022年2月，拟任正处级领导职务，石嘴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陆港经济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

    2022.8.22 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通报中考数学试题泄露案情

    此案涉及周某(女，39岁，上外印务中心装订车间负责人)和非法获取中考试题的犯罪嫌疑人蔡某(女，47岁，本市某妇幼保健院医生)、孙某杰(男，51岁)夫妇。
    泄题是在试卷印刷阶段。
    周某由于工作具有保密性质，经常要被封闭管理，因此也常把女儿送到朋友蔡某家，让其帮忙照顾。而蔡某之女本年要参加中考，于是劝说周将题目拍出来。周答应后，在印刷厂封闭管理前将一部预先准备好的手机带至厂内单身宿舍藏匿。在试卷印制期间，周利用工作便利，逃避技术监控，将试卷带入宿舍并拍下试题，转发给蔡某。
    蔡某将手机拍下的内容手抄出来，以复习题的名义让女儿去做。
    因其中有两道题无解，孙某杰请父亲孙某权（退休数学教师）帮助解答，孙某权亦无法解出，遂通过微信将题目转至某中学负责退管会工作的金某某，后金某某将题目转至本校数学老师赵某某，赵无法解答后转至外校数学教师朱某某，朱因暂时有事遂将题目发至含29名学生的班级微信群要求学生求解，后朱发现题目有误即通知学生不必解答。
    7.12中考数学考试结束后，朱所任班级学生发现考试有两道题与此前微信群里的两道题非常相似，遂将聊天记录截图转发致学生QQ群内求证，截图在多个学生QQ群内传播引起关注。
    这两道题系数学卷第24、25题，之所以解答不出来，是因为蔡从一开始就将题目部分内容抄错了。
    如果蔡没有抄错题，也许这次泄题事件就不会被发现吧。

    2022.7.27 清华大学博士生武某读博期间发表论文100余篇

    从2017年截止到2022年7月27日，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的武某某（博士三年级）已经发表108篇论文，以第一作者发表了67篇，包括arXiv的一作论文。其中，CCF A类推荐会议/期刊共计22篇；CCF B类推荐会议/期刊共计9篇；CCF C类推荐会议/期刊共计4篇；Nature子刊共计3篇。
    简单算平均一年发表论文18篇。发文速度约平均每个月发表2篇论文，10多天就写出一篇paper。
    2022年刚过半，武已经发表/投稿了19篇一作论文，差不多10天就写一篇paper。
    武同学论文的谷歌学术引用为2100余次。

    2022.7.19 符新平航拍举报补课

    53岁的符是杭州一位高三地理老师，暑假期间从杭州开始出发，一路向南经过了金华、衢州、丽水、温州等地，驱车五天四夜经行1398里，利用无人机航遂昌中学、龙泉第一中学、庆元中学、泰顺中学、苍南中学拍等浙江八所学校，拍下了这些学校暑假补课的证据，并且实名举报给当地的教育局。

    2022.7.26 华中科技大学博导10年没有一个博士生毕业

    华中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陈汉华十年博导无一博士毕业，那些转投到其他博导的人却能顺利毕业，这说明什么问题。是学生的问题，还是老师的问题，是老师的指导能力问题，还是其他什么问题？

    2022年7月7日，邵阳学院引进菲律宾博士

    该日，邵阳学院人事处在学校网站发布《出国攻读博士毕业返校与同类型拟引进博士名单待遇公示》，拟对出国攻读博士毕业返校博士22名、同类型博士引进1名，按照相关文件落实相关待遇。其中，每位博士引进费35万元，科研启动费15万元，过渡性租房补贴14.4万元，不需解决配偶工作增加引进费20万元，每位博士的引进花费共计84.4万元，总计费用1800多万。
    这23名博士均是2019年8月-2021年12月在亚当森大学完成博士学历，所学专业均为哲学（教育学），除一位音乐舞蹈学院的副教授备注为“校外引进”外，其余22名博士之前便为该校工作人员，备注均为“毕业返校”，他们却分别就职于该校机械与能源工程学院、理学院、体育学院等多个“专业不对口”的二级学院。
    邵阳学院的这份引进人才待遇公示使高校批量培养海外在职博士专业不对口、仅有两年多的在读时间和疫情期间的网课培养模式，令人对其培养质量感到担忧。与此同时，菲律宾亚当森大学被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列入“学历学位认证加强认证审查”名单，属于不被推荐留学的高校。派出本校在职老师读博深造，再高薪人才引进；拿博士学位的又是哪些人。

    2022年7月6日，社科院大学博士生下载论文被封ip

    7月6日，中国社科大图书馆发文称，由于该校读者违规使用《Westlaw Classic法律在线》数据库，该校接到数据库商的通报，学校IP受到该数据库商封禁。通报称，经网络中心和图书馆联合调查，确认为该校法学院2018级博士研究生所为。该生在2022年6月16日137分钟内下载842篇文献，6月17日137分钟内下载1736篇文献，即4.5小时下载2578篇论文。
    7月4日，国防科技大学发布通告称，近期学校频繁出现个别人员违规过量下载《科学文库》数据库资源的情况，导致学校相关IP地址被封禁。
    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此前均因过量下载遭Westlaw数据库封禁IP。
    众多高校图书馆也曾发布禁止过量下载数据库信息的公告，如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云南大学、海南大学等，提醒学生重视和遵守使用电子资源知识产权的有关规定，正常合理使用图书馆订购的各类数据库资源。

    宇宙尽头是编制

    2022年7月6日，中国国家话剧院公示《2022年应届毕业生招聘拟聘人员》，知名艺人易烊千玺、罗一舟、胡先煦等均位列演员1岗，且无需笔试流程直接进入面试，为此前未有之先例。
    2020年9月，中国煤矿文工团公开招聘拟聘用名单公示，刘昊然名字在列。
    　2017年，北京丝芭传媒旗下女团SNH48成员陈逸菲考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进入编制后无需支付违约金便可直接与公司解约。

    2022年7月6日：陈春花与华为

    该日上午，华为公共及政府事务部在心声社区发布《声明》称：“近期网络上有1万多篇夸大、演绎陈春花教授对华为的解读、评论，反复炒作，基本为不实信息，我们收到不少问询，所以正式声明：华为与陈春花教授无任何关系，华为不了解她，她也不可能了解华为。”
    陈春花：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商学院院长、北京大学王宽诚讲席教授、知室联合创始人等职；其参股公司运营有自媒体“春暖花开”（微信公众号）。
    让人质疑的还有陈春花的学位：她在获得硕士学位（ 新加坡国立大学企业管理研究生院工商管理硕士 （2000年） ）之后，仅仅一年之后就获得了博士学位（ 爱尔兰欧洲大学工商管理博士（2001年） ）。
    据称，爱尔兰欧洲大学没有得到爱尔兰任何官方机构的认可，爱尔兰官方认证爱尔兰欧洲大学就是一个“卖学历的工厂”。

    2022年6月12日，尹明昊：牛磺酸泡腾片

    中午12时左右，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2019级卓越学院高级翻译班班长尹明昊（男，21岁），在学校图书馆内趁某女生离开座位之际，向其咖啡杯中投放不明物体。该女生返回座位喝了一口，感觉味道不对，立即吐掉，随机向并向学校保卫部门报告。学校保卫处随即进行报警处理，经过医院相关权威机构鉴定，不明物体是牛磺酸泡腾片。
    尹明昊在大学期间是一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曾荣获积极入党分子，军训积极分子，班长，保送生等称号。

    2022年6月10日，刘中伟：很正常的故意伤害

    2022年6月10日凌晨2点40分，在唐山市的一家烧烤店里，几名女子遭到九名暴徒惨无人道的殴打，引起舆论的极度关注和愤怒。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学生刘中伟认为：
    “看师兄师姐、师弟师妹都发了，我也说两句，不喜欢直接把好友删了就行，不用评论区开喷，道不同不相为谋。
    刑法人身犯罪这章没几条温和的，刺激的视频你看不到，236条在你嘴里永远是那几个字，连细节描写都没有，你没见过，估计你也脑补不出来。可以去网上看看虐猫视频，然后再试着脑补一下。
    感觉这个人就运气不是很好吧，被人录下来发出来了，其实喝醉了的男人，我觉得我要是喝大了跟他差不多，也就劲没他大估计。所以说强迫一个喝大的人做什么有理智的行为没必要。
    总是嘛，就一个很正常故意伤害（我觉得想象竞合后应该是这个），没啥可说的。至于受害者，同情弱者是人的本性，但表达同情的同时也劝她反思一下为什么中奖的是她。
    男人喝醉了伤害的是女人的身体。
    女人喝醉了伤害的是男人的心！
    接受删好友，不接受批评。”
    刘被批评之后，开始担心其自己的前途，担心自己不能保研：
    “前途不就完蛋了吗。我真的应该少说话，特别是把女性权益当儿戏这种话憋在心里，以免惹得挨骂，断我仕途。被正义爆破让我真的怕了。谢谢我的老师和同学，他们批评我的同时，还没有把我退学，这种帮助让我觉得我还能洗白，也让我更加有底气写出这篇充满侥幸，避重就轻的小作文！我怕了，我除了挨骂也没有其他挣扎的办法，真的怕了。再次向大家说声我怕了！别影响我的前途！”

    2022年2月8日，邢台学院引进13名韩国博士

    邢台学院公布了一份2021年公开选聘拟聘人员名单，共13人，均为韩国高校女博士，根据名单发现，这批博士此前或为邢台学院在职教师。有人认为“这则面向社会的公开招聘，最终入选的人员均毕业于韩国高校（其中7人为韩国又石大学），而且中国留学生赴韩攻读博士，学的竟是中国学和教育学等专业，未免有些荒唐。”
    据韩国2019年《东亚日报》报导：中国不少地方本科院校与韩国高校合作，组织教师赴韩读博，12天便可读完博士一学期课程。一时间“速成博士”“韩国大学沦为学历加工厂”等话题引发关注。随后韩方要求高校严格管理大学学位制度，相关涉事大学也停止了有关项目。
    从目前形势看，“速成博士”项目依旧在源源不断地招生。

    2021 经过大学学习，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学术技能水平均出现了下降

    《Nature》子刊《自然人类行为》杂志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学生在经过大学学习后，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学术技能水平均出现了下降。
    这项名为Supertest的测试由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莫斯科国立高等经济学院（HSE University Moscow）、教育考试服务中心（ETS）以及国内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印度的合作大学共同发起。
    在这项针对俄罗斯、中国、印度和美国工科学生学业表现的大规模研究中，研究人员首次跟踪统计了计算机科学和电子工程专业学生在物理、数学和批判性思维能力等方面的进步，并比较4个国家的研究结果。超过3万名本科生参与了这项研究。研究人员收集了来自四个国家的精英大学和大型大学的学生样本，每个国家的学生数量大致相等，该测试对学生们的技能发展进行了3次测量——进入大学时、第二年学习结束时和毕业时。
    从研究数据来看，无论是在大学第一年入学时还是第二年末，中国学生的数学和物理成绩在中印俄三国中一直都处于最高水平。但令人惊讶的是，中国学生经过大学学习后，数学和物理成绩不但没有进步反而出现了退步。俄罗斯学生的数学和物理成绩低于中国学生，但数学成绩高于印度学生。经过两年的学习，俄罗斯和中国学生之间的差距缩小了，而印度学生在数学方面赶上了俄罗斯学生。
    在刚刚入学时，中国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与美国学生差距不大，明显高于印度和俄罗斯学生。但在大学毕业时批判性思维能力显著下降，能力水平被俄罗斯学生反超，而美国学生则在毕业时批判性思维能力有了显著提高，在四国学生中“鹤立鸡群”。
    数据还揭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结果——中国精英大学和普通大学的学生能力发展都呈下降趋势。

    2021.8.9 家长请老师补课，孩子入学后举报

    沈阳一家长有一对双胞胎的孩子，因为孩子有些偏科，怕影响升学，于是费尽周折托熟人找了一位老师补课。
    当时这位老师对补课并不情愿，因为她是在编教师。在中间人的劝说下，老师冒险答应了。最后商定的结果是老师打算每节课收费100元，一天补四节课、15天，家长应该支付6000元补课费。一起补课的四个孩子，其中一个是老师的亲戚不收费，总计收费9000元，两个老师分。
    补完课后，孩子成绩进步明显，顺利考入高中。
    到让家长交学费的时候，家长不乐意了，理由是老师给自己的亲戚免费补课了，为什么给自己孩子补还要收费？想少交1000元，老师没有同意。
    当然，这位家长最开始想着给孩子补课，就没想着要交钱。于是，让自己的孩子在课上偷偷拍下老师补课的视频“作为证据”，以及自己给老师的转账截图，要求老师退还6000元的补课费，不然就举报老师。
    家长举报到教育局后，教育局处理意见是全额退款，等待进一步处理。
    老师退还了6000元的补课费。
    这位家长进一步要求老师支付2000元的“安抚费”，老师也同意这位家长的做法。而家长托的那位熟人感觉特别对不住补课老师，他愿意支付其中的1000元，想和家长私了这件事，家长写下了谅解书。
    但这位家长拿了2000元以后，再次向教育局举报这位补课的物理老师。
    老师接到教育局再次去正式写材料的通知，证实了家长的食言。
    从教育局传出一段的对话是这样的：
    “是你主动委托熟人请老师补课，补完了再来举报老师是这样的吗？”
    家长：“是的，亲戚的孩子能免费，为什么我的孩子们不免费呢？她捎带的上就行了？”

    2021.8.4 香港博士生向蜗牛撒盐被捕

    当天傍晚，一名26岁香港理工大学计算机科学系博士拿着食盐撒在草地上的3只蜗牛身上，很快蜗牛脱水而亡。有市民询问，该男子表示蜗牛“危害生态”，所以要消灭它们。该男子的这一行为引来另一市民的不满，遂将该男子行为发至网上并谴责，之后香港当地动物罪案警察专队迅速以涉嫌残酷对待3只蜗牛，将其逮捕。

    学术界的帽子

    一、八大铁帽子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家层面的人才计划近20个：“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俗称“杰青”）、“优秀青年科学基金”（简称“优青”）、“长江学者”（简称“长江”）、“青年长江学者”（俗称“小长江”）、“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万人计划”“创新人才推进计划”等。
    其中，院士、千人、长江、杰青、青千、青江、优青、青尖被称为“铁帽子”
    1. 院士：待遇面议，学术江湖的任我行；
    2. 千人：目前国内学术市场通吃选手（其中老千太多），全职薪水行情大约在80-100万之间；【千人又可以分为好多种类：全职千人（A类）、短期千人（B类）与外专千人（C类）】；
    3. 长江学者：这是目前学术市场争议比较少的铁帽子，薪水行情大约在：60-100万之间；
    4. 杰青：目前市场热销的铁帽子，薪水行情大约在：60-80万之间；
    5. 青年千人：这是目前最市场最看好的铁帽子，薪水行情大约在：40-60万之间；
    6. 青年长江：这是目前被市场追捧的新铁帽子，薪水行情目前大约在：40-60万之间；
    7. 优秀青年基金：这是目前市场上认可度很高的铁帽子：薪水行情大约在：30-40万之间；
    8. 青年拔尖人才：这也是目前市场上认可度很高的铁帽子：薪水行情大约在：30-40万之间。
    上述1-4类被称作人才市场的四大天王，也称老铁帽子王；5-8类被称作学术界的四小金刚，也称小铁帽子王。

    二、各种安全帽、礼帽和草帽
    而省市级和各级各类学校的人才计划也不少于100个。
    据不完全统计，“泰山学者”“中原学者”等省市级人才计划至少有27个，“黄河学者”“昆仑学者”等校级人才计划79个。
    这100多个全国各级各类的创新人才计划，就对应着100多顶“帽子”。仅次于国字号的有“安全帽”，大多是省部级人才计划：
    1. 百人计划。这是中科院独家出品【其他分号产的百人计划市场认可度较低】。百人计划薪水行情大约在40-60万之间【与铁帽子5、6相当，其中百人A类大多已经是铁帽子1、2、3类】。
    百人计划也分多钟：百人计划（A类）【学术帅才】，百人计划（B类）【技术英才】百人计划（C类）【青年俊才】，由于中科院的独特地位，这类学者是准国字号。另外，百优待遇与其接近，可惜百优目前已经停产了。
    为什么教育部的人才计划比不过中科院，关键是人家中科院投钱（百人计划启动金200万），教育部没有（比如教育部新世纪人才计划）。
    2. 各类省级“安全帽型”学者，如泰山学者、芙蓉学者、三秦学者、西湖学者等。种类繁多，待遇不可小觑，据网上观察，这些安全帽学者的薪水行情大约在40-50万之间。
    3. 地市级及高校的“礼帽型”学者。这类帽子是有时间限制的，一旦获得，可以快乐安心的生活几年，薪水行情大约在20-50万【幅度比较大，这里分类很细，上限如各学校的特聘教授】。
    4. 学校里的各类“草帽型”学者。【如学科带头人等】薪水行情大约在20-30万之间。

    2021 北大学生心理调查报告

    北京大学心理学教授徐凯文针对北大大一的学生和研一的学生的心理状况做了一个调查，得出来的数字非常震惊：30.4%的学生觉得学习是毫无意义的，很厌学，40.4%的人认为活着没有意义。

    2020.5.25 桂冠三年发表论文180余篇

    美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拥有多种期刊并每年发起或举办数百次专业会议。据ieeexplore网站的检索结果，该网站总共收录南京邮电大学通信与信息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桂冠发表的论文197篇，其中仅2017～2020年三年间，就收录文章139篇，包括期刊ieee access 52篇、ieee tvt 21篇。且仅在2020年不到5个月的时间里，桂冠就有25篇论文被该网站收录。
    另据计算机领域的英文文献统计网站dblp统计，桂冠自2017年至2020年在各种期刊、会议上发表的论文共186篇。
    桂冠发了52篇ieeeaccess，ieee tvt 21篇，按照南邮以往的奖励标准，奖金总额应在80万左右。
    其学生黄某基曾冒充北大学生、被清华取消保研资格，成为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电气工程系2020年在中国大陆录取的唯一一位博士生。黄某基在南京邮电大学读本科时期，就在国际期刊上发表了数篇学术论文。

    2015年9月16日 超过半数高校教师产生了职业倦怠情绪

    麦可思研究院发布《腾讯-麦可思大学教师职业倦怠调查》显示，大学教师教龄越长，职业倦怠发生频率越高，本科院校、高职高专院校的教师产生职业倦怠的原因不尽相同。“超过半数高校教师每个学期都会在实际工作中感到精疲力竭”“高职高专院校约五成副教授、讲师、助教认为‘个人职业成就感低’导致他们产生职业倦怠情绪”。

    2015年5月3日：史上年龄最小的腐败官员

    时年13岁的安徽蚌埠市怀远县火星小学副班长小赐，5年受贿2万多元，成为“史上年龄最小的腐败官员”。
    小赐（2002年出生）向同学索贿、受贿是从2年级开始的，当时他才9岁。小赐所在的班级最开始有20多人，但等到读到6年级时，就只剩下7人。他们分别是：班长小东、副班长兼语文课代表小赐、小运、小然、小岩、小江和小邢。除了小邢13岁外，其余6人都是13岁和14岁（本文涉及的学生均为化名）。
    而班主任一直都是语文老师顾利珍，小赐也一直是副班长兼语文课代表。小赐行事作风很强硬，又是语文课代表，还被老师赋予了检查作业和监督背书的权力，所以连班长小东都很怕他。作为副班长兼语文课代表，刚开始小赐还算公平公正，严格检查同学们的作业和背书。奈何小东、小运这6位同学都爱玩，经常会出现作业没完成和书背不出来的情况。如果作业没完成或者是书背不出来，班主任顾利珍就会体罚他们，比如蹲马步，用扫帚打背、打屁股，狠狠地打。因此，同学们都很怕班主任，怕她会体罚自己。在这种情况下，同学们为了能通过背书和检查作业，就会把自己的零食分享给副班长小赐。渐渐地，如果同学们没有零食，小赐就会索要。如果小赐的要求没得到满足，就会把情况告诉给班主任，让班主任来教训同学们。久而久之，同学们都很怕小赐。
    到了3年级的时候，小赐开始沉迷于上网玩游戏，不再满足同学们给零食，开始向同学们索要钱，并让同学们给他买早饭。几块、十块、十几块，同学们把自己的零花钱，都给了小赐。到了4年级，小赐又让有自行车的小江送他上网吧，并让他在规定的时间里来网吧接自己回学校。此外，小赐还规定同学们每周必须要给自己钱。如果要检查作业了，就得额外收更多的钱。到了5年级，小赐的胃口更大了，从十几块到几十块、上百块，甚至几百块。一位已经转学的女孩子小静称，在5年级时，曾一次从家里偷了800块给小赐。小静还是“孝敬”小赐钱最多的同学，总计有1万多。因为她常常帮妈妈在超市卖东西，得手的机会最多。其他6位同学，5年时间里最少的也给了2000多，最多的有4000出头。而小赐把同学“孝敬”的钱，都用来买游戏装备了。据统计，在5年时间里，这个13岁小学副班长小赐，受贿2万多元。据悉，小赐索贿受贿的手段与过程越到后面，越令人震惊，完全不像是个小学生。比如同学们不给钱，小赐就会把同学们做好的作业给撕掉扔掉，就算是背出了书，也不让通过。有家长说，他曾经头天晚上看孩子完成了作业，但第2天仍然接到班主任电话，称孩子作业没完成。最绝的是，小赐会根据每个孩子向家里拿钱得手的难易程度，以及各家的经济状况，制定拿钱的数量。如果家里经济条件不错，钱好拿，那就会要求多拿，反之就少拿。有一次，小邢的家长发现孩子偷钱，找到学校，在小赐的课桌里找到了钱。此后，同学们每次拿来钱，小赐就不再收下，而是先点数，指定一个学生保管，等他用的时候，再拿来。当然了，同学们也不是没反抗过，但没用。他们曾经向班主任顾利珍投诉过小赐3次，可小赐副班长兼语文课代表的职位牢不可撼。小赐后来为了报复同学们，逼他们吃翔喝尿。比如5年级下学期的时候，小赐在教室里朝瓶子里撒了尿，并让小运跟小东也朝里边尿，最后逼迫他们喝掉。6年级的时候，他们又集体喝了一次，理由是作业没写完，不喝不行。除了喝尿，小赐还逼迫同学们吃翔。2015年51放假前几天，同学们因为没有拿到钱，小赐就让他们用零食袋捏出指甲盖大小的翔吃下去。次日，因为小岩在家偷钱被家长发现，没能拿到钱给小赐。然后在小赐的监督下，小运与小岩、小然又吃了一点翔。一句话，这个7个人的小班级，就像是小赐的王国。同学们过不了关也能过；不拿钱，同学们过得了也不能过。逼人吃屎喝尿、打人、“专车”接送、指定“会计”、专人买早餐等等。案发后，小赐还威胁小江：你等着，放假弄死你。
    2013年5月3日家长见面会之后，小赐转学去了其他学校。

    高校的级别

    普通高校没有部级之说，普通本科高校都是正厅级架构。但31所“中管高校”的书记和校长由中组部任命，即个人明确为“副部长级”，因而学校被误传为了“副部级”高校。
    在学术界享受副部级待遇的还有院士（或教授一级岗）。
    中管高校的领导班子配备：
    1. 书记、校长副部长级； 2. 常务副书记、副校长正厅（局）级； 3. 其他副书记、副校长一般是副厅（局）级，个别会高配正厅（局）级； 4. 学校内设工作部门（如总务处、财务处等）及二级学院正处级。
    特殊院校：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正部级； 2.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学院）副部级； 3. 国防大学副战区级； 4. 国防科技大学正军级。

  • 绝妙对联

    联語自成一体，古今累积甚多，然能称“绝妙”二字者殊难，文、情、技三者并有，独立成篇，方为天成，可资品记。

    生活

    三分冷淡存知己，一曲微茫动古今

    酒常微醺狂言少，心不能静乱梦多

    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

    尘世难逢开口笑，老夫聊发少年狂

    书似青山常乱叠，灯如红豆最相思

    春风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尘

    品性详明，德行坚定；事理通达，心气和平

    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

    静听鱼戏月，笑看鸟谈天

    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

    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开口便笑，笑天下可笑之人；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志趣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千秋青史几泰岳，万古云霄一羽毛

    胸中有矩乾坤大，心底无私天地宽

    合安利勉而为学，通天地人之谓才

    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外云卷云舒

    海为龙世界，云是凤家乡

    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

    苟有恒，何必三更眠五更起；最无益，莫过一日曝十日寒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业精于勤而荒于嬉，行成于思而毁于随

    有操守而无盛气，多条理而少大言

    万物静观皆自得，一生爱好是天然

    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

    因系苍生说人话，莫为帝王唱赞歌

    笔墨写尽天下事，魂魄忧惧误苍生

    文字

    燕燕莺莺，花花叶叶，卿卿朝朝暮暮；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

    烟锁池塘柳，炮镇海城楼

    雾锁山巅山锁雾，天连水尾水连天

    踏破磊桥三块石，劈开出路两重山

    六木森森，杨柳梧桐松柏；四火燚燚，烽烟灰烬焱熄

    迎送远近通达道，进退迟速游逍遥

    黄山落叶松叶落山黄，西湖印月塔月印湖西

    寸土为寺，寺旁言詩，詩曰：明月送僧归古寺；
    双木成林，林下示禁，禁云：斧斤以时入山林

    山山水水，处处明明秀秀；晴晴雨雨，时时好好奇奇

    鸡犬过霜桥，一路梅花竹叶；燕莺穿绣幕，半窗玉剪金梭

    水底月为天上月，眼中人是面前人

    千江水流千江月，万里云渡万里天

    十口心思，思人思我思社稷；八目尚賞，賞风賞月賞秋香

    情景

    山光悦鸟性， 潭影空人心

    千年古树为衣架，万里大江作浴盆

    白马西风塞上，杏花烟雨江南

    花气袭人知昼暖，酒香锁梦因春寒

    泉自几时冷起，峰从何处飞来

    峰从何处飞来，历历汉阳，正是断魂迷楚雨；
    我欲乘风归去，芒芒禹迹，可能留命待桑田

    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

    青山不墨千秋画，绿水无弦万古琴

    汉水接苍茫，看滚滚江涛，流不尽云影天光，万里朝宗东入海;
    锦城通咫尺，听纷纷丝管，送来些鸟声花气，四时引兴此登楼

    楼高但任云飞过，池小能将月送来

    客上天然居，居然天上客；僧游云隐寺，寺隐云游僧

    有亭翼然，可许题诗邀明月；斯人宛在，曾经把酒问青天

    松下围棋，松子每随棋子落；柳边垂钓，柳丝常伴钓丝悬

    何时黄鹤重来，且自把金樽，看洲渚千年芳草；
    今日白云尚在，问谁吹玉笛，落江城五月梅花

    天作棋盘星作子，明明朗朗谁敢下；
    地为琵琶路为弦，清清楚楚孰能弹

    不设樊篱，恐风月被他拘束；大开户牖，放江山入我襟怀

    清风明月自来往，流水高山无古今

    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遥山皆有情

    几点梅花归笛孔，一湾流水入琴心

    一径竹阴云满地，半帘花影月笼纱

    寒潭渡鹤影，冷月葬诗魂

    地镇高岗，一派溪山千古秀；门朝大海，三河合水万年流 

    世态

    江山有代谢，愤怒出诗文

    山雨欲来风满楼，春江水暖鸭先知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此曲只应天上有，斯人莫道世间无

    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

    人迹似纸张张薄，世事如棋局局新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道尽世间名利事，可怜天下父母心

    曲终人散皆是梦，机关算尽终成空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山河不自由

    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但愿世间人无病，何惜架上药生尘

    须从根本求生死，莫向支流辩浊清

    强来但听清风拂山岗，横到且看明月照大江

    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

    炮火连天，只为改朝换代；尸横遍野，俱是民家子弟

    为众抱薪，不当冻毙于风雪；自求光亮，亦能照人以清明

    论心不论迹，论迹天下无孝者；论迹不论心，论心世上少完人

    应和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

    建阳多庆，立春大吉

    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

    愿持山作寿，常与鹤为群

    人生得一知已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两卷新诗，廿年旧友，相逢同是天涯，只为佳人难再得；
    一声何满，九点齐烟，化鹤重归华表，应愁高处不胜寒。

    九万里南天鹏翼，直上扶摇，怜他忧患余生，萍水相逢成一梦；
    十八载北地胭脂，自悲沦落，赢得英雄知己，桃花颜色亦千秋。

    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饥

    邻有丧舂不相，里有殡不巷歌

  • KANT《CRITIQUE OF JUDGEMENT》

    TRANSLATED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J. H. BERNARD, D.D., D.C.L.
    BISHOP OF OSSORY SOMETIME FELLOW OF TRINITY COLLEGE, AND ARCHBISHOP KING’S PROFESSOR OF DIVINITY IN THE UNIVERSITY OF DUBLIN
    SECOND EDITION, REVISED
    MACMILLAN AND CO., LIMITED ST. MARTI N’S STREET, LONDON 1914

    CONTENTS
    Editor’s Introduction
    Preface
    Introduction
    I. Of the division of Philosophy
    II. Of the realm of Philosophy in general
    III. Of the Critique of Judgement as a means of combining the two parts of Philosophy into a whole
    IV. Of Judgement as a faculty legislating a priori 17
    V. The principle of the formal purposiveness of nature is a transcendental principle of Judgement 20
    VI. Of the combination of the feeling of pleasure with the concept of the purposiveness of nature 27
    VII. Of the aesthetic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purposiveness of nature 30
    VIII. Of the logic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purposiveness of nature 35
    IX. Of the connexion of the legislation of Understanding with that of Reason by means of the Judgement
    First Part.—Critique of the Aesthetical Judgement
    First Division.—Analytic of the Aesthetical Judgement
    First Book.—Analytic of the Beautiful
    First Moment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according to quality
    §  1. The judgement of taste is aesthetical
    §  2. The satisfaction which determines the judgement of taste is disinterested 46

    §  3. The satisfaction in the pleasant is bound up with interest 48

    §  4. The satisfaction in the good is bound up with interest 50

    §  5. Comparison of the three specifically different kinds of satisfaction 53

    Second Moment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viz. according to quantity 55

    §  6. The Beautiful is that which apart from concepts is represented as the object of a universal satisfaction 55

    §  7. Comparison of the Beautiful with the Pleasant and the Good by means of the above characteristic 57

    §  8. The universality of the satisfaction is represented in a judgement of Taste only as subjective 59

    §  9. Investigation of the question whether in a judgement of taste the feeling of pleasure precedes or follows the judging of the object 63

    Third Moment of judgements of taste according to the relation of the purposes which are brought into consideration therein 67

    § 10. Of purposiveness in general 67

    § 11. The judgement of taste has nothing at its basis but the form of the purposiveness of an object (or of its mode of representation) 69

    § 12. The judgement of taste rests on a priori grounds 70

    § 13. The pure judgement of taste is independent of charm and emotion 72

    § 14. Elucidation by means of examples 73

    § 15. The judgement of taste is quite independent of the concept of perfection 77

    § 16. The judgement of taste, by which an object is declared to be beautiful under the condition of a definite concept, is not pure 81

    § 17. Of the Ideal of Beauty 84

    Fourth Moment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according to the modality of the satisfaction in the object 91

    § 18. What the modality in a judgement of taste is 91

    § 19. The subjective necessity which we ascribe to the judgement of taste is conditioned 92

    § 20. The condition of necessity which a judgement of taste asserts is the Idea of a common sense 92

    § 21. Have we ground for presupposing a common sense? 93

    § 22. The necessity of the universal agreement that is thought in a judgement of taste is a subjective necessity, which is represented as objective under the presupposition of a common sense 94

    General remark on the first section of the Analytic 96

    Second Book.—Analytic of the Sublime 101

    § 23. Transition from the faculty which judges of the Beautiful to that which judges of the Sublime 101

    § 24. Of the divisions of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feeling of the Sublime 105

    A.—Of the Mathematically Sublime 106

    § 25. Explanation of the term “Sublime” 106

    § 26. Of that estimation of the magnitude of natural things which is requisite for the Idea of the Sublime 110

    § 27. Of the quality of the satisfaction in our judgements upon the Sublime 119

    B.—Of the Dynamically Sublime in Nature 123

    § 28. Of Nature regarded as Might 123

    § 29. Of the modality of the judgement upon the sublime in nature 130

    General remark upon the exposition of the aesthetical reflective Judgement 132

    Deduction of [pure] aesthetical judgements 150

    § 30. The Deduction of aesthetical judgements on the objects of nature must not be directed to what we call Sublime in nature, but only to the Beautiful 150

    § 31. Of the method of deduction of judgements of taste 152

    § 32. First peculiarity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154

    § 33. Second peculiarity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157

    § 34. There is no objective principle of taste possible 159

    § 35. The principle of Taste is the subjective principle of Judgement in general 161

    § 36. Of the problem of a Deduction of judgements of Taste 162

    § 37. What is properly asserted a priori of an object in a judgement of taste 164

    § 38. Deduction of judgements of taste 165

    § 39. Of the communicability of a sensation 167

    § 40. Of taste as a kind of sensus communis 169

    § 41. Of the empirical interest in the Beautiful 173

    § 42. Of the intellectual interest in the Beautiful 176

    § 43. Of Art in general 183

    § 44. Of beautiful Art 185

    § 45. Beautiful art is an art in so far as it seems like nature 187

    § 46. Beautiful art is the art of genius 188

    § 47. Elucidation and confirmation of the above explanation of Genius 190

    § 48. Of the relation of Genius to Taste 193

    § 49. Of the faculties of the mind that constitute Genius 197

    § 50. Of the combination of Taste with Genius in the products of beautiful Art 205

    § 51. Of the division of the beautiful arts 206

    § 52. Of the combination of beautiful arts in one and the same product 214

    § 53. Comparison of the respective aesthetical worth of the beautiful arts 215

    § 54. Remark 220

    Second Division.—Dialectic of the Aesthetical Judgement 229

    § 55. 229

    § 56. Representation of the antinomy of Taste 230

    § 57. Solution of the antinomy of Taste 231

    § 58. Of the Idealism of the purposiveness of both Nature and Art as the unique principle of the aesthetical Judgement 241

    § 59. Of Beauty as the symbol of Morality 248

    § 60. Appendix:—Of the method of Taste 253

    Second Part.—Critique of the Teleological Judgement 257

    § 61. Of the objective purposiveness of Nature 259

    First Division.—Analytic of the Teleological Judgement 262

    § 62. Of the objective purposiveness which is merely formal as distinguished from that which is material 262

    § 63. Of the relative, as distinguished from the inner, purposiveness of nature 268

    § 64. Of the peculiar character of things as natural purposes 272

    § 65. Things regarded as natural purposes are organised beings 275

    § 66. Of the principle of judging of internal purposiveness in organised beings 280

    § 67. Of the principle of the teleological judging of nature in general as a system of purposes 282

    § 68. Of the principle of Teleology as internal principle of natural science 287

    Second Division.—Dialectic of the Teleological Judgement 292

    § 69. What is an antinomy of the Judgement? 292

    § 70. Representation of this antinomy 293

    § 71. Preliminary to the solution of the above antinomy 296

    § 72. Of the different systems which deal with the purposiveness of Nature 298

    § 73. None of the above systems give what they pretend 302

    § 74. The reason that we cannot treat the concept of a Technic of nature dogmatically is the fact that a natural purpose is inexplicable 306

    § 75. The concept of an objective purposiveness of nature is a critical principle of Reason for the reflective Judgement 309

    § 76. Remark 313

    § 77. Of the peculiarity of the human Understanding, by means of which the concept of a natural purpose is possible 319

    § 78. Of the union of the principle of the universal mechanism of matter with the teleological principle in the Technic of nature 326

    Appendix.—Methodology of the Teleological Judgement
    § 79. Whether Teleology must be treated as if it belonged to the doctrine of nature
    § 80. Of the necessary subordination of the mechanical to the teleological principle in the explanation of a thing as a natural purpose
    § 81. Of the association of mechanism with the teleological principle in the explanation of a natural purpose as a natural product
    § 82. Of the teleological system in the external relations of organised beings
    § 83. Of the ultimate purpose of nature as a teleological system 352

    § 84. Of the final purpose of the existence of a world, i.e. of creation itself 359

    § 85. Of Physico-theology 362

    § 86. Of Ethico-theology 370

    § 87. Of the moral proof of the Being of God 377

    § 88. Limitation of the validity of the moral proof 384

    § 89. Of the use of the moral argument 392

    § 90. Of the kind of belief in a teleological proof of the Being of God
    § 91. Of the kind of belief produced by a practical faith
    General remark on Teleology

    EDITOR’S INTRODUCTION

    There are not wanting indications that public interest in the Critical Philosophy has been quickened of recent days in these countries, as well as in America. To lighten the toil of penetrating through the wilderness of Kant’s long sentences, the English student has now many aids, which those who began their studies fifteen or twenty years ago did not enjoy. Translations, paraphrases, criticisms, have been published in considerable numbers; so that if it is not yet true that “he who runs may read,” it may at least be said that a patient student of ordinary industry and intelligence has his way made plain before him. And yet the very number of aids is dangerous. Whatever may be the value of short and easy handbooks in other departments of science, it is certain that no man will become a philosopher, no man will even acquire a satisfactory knowledge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without personal and prolonged study of the ipsissima verba of the great masters of human thought. “Above all,” said Schopenhauer, “my truth-seeking young friends, beware of letting our professors tell you what is contained in the Critique of the Pure Reason”; and the advice has not become less wholesome with the lapse of years. The fact, however, that many persons have not sufficient familiarity with German to enable them to study German Philosophy in the original with ease, makes translations an educational necessity; and this translation of Kant’s Critique of the faculty of Judgement has been undertaken in the hope that it may promote a more general study of that masterpiece. If any reader wishes to follow Schopenhauer’s advice, he has only to omit the whole of this prefatory matter and proceed at once to the Author’s laborious Introduction.

    It is somewhat surprising that the Critique of Judgement has never yet been made accessible to the English reader. Dr. Watson has indeed translated a few selected passages, so also has Dr. Caird in his valuable account of the Kantian philosophy, and I have found their renderings of considerable service; but the space devoted by both writers to the Critique of Judgement is very small in comparison with that given to the Critiques of Pure and Practical Reason. And yet the work is not an unimportant one. Kant himself regarded it as the coping-stone of his critical edifice; it even formed the point of departure for his successors, Fichte, Schelling and Hegel,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ir respective systems. Possibly the reason of its comparative neglect lies in its repulsive style. Kant was never careful of style, and in his later years he became more and more enthralled by those technicalities and refined distinctions which deter so many from the Critical Philosophy even in its earlier sections. These “symmetrical architectonic amusements,” as Schopenhauer called them, encumber every page of Kant’s later writings, and they are a constant source of embarrassment to his unhappy translator. For, as every translator knows, no single word in one language exactly covers any single word in another; and yet if Kant’s distinctions are to be preserved it is necessary to select with more or less arbitrariness English equivalents for German technical terms, and retain them all through. Instances of this will be given later on; I only remark here on the fact that Kant’s besetting sin of over-technicality is especially conspicuous in this treatise.

    Another fault—an old fault of Kant—apparent after reading even a few pages, is that repetitions are very frequent of the same thought in but slightly varied language. Arguments are repeated over and over again until they become quite wearisome; and then when the reader’s attention has flagged, and he is glancing cursorily down the page, some important new point is introduced without emphasis, as if the author were really anxious to keep his meaning to himself at all hazards. A book written in such fashion rarely attracts a wide circle of readers. And yet, not only did Goethe think highly of it, but it received a large measure of attention in France as well as in Germany on its first appearance. Originally published at Berlin in 1790, a Second Edition was called for in 1793; and a French translation was made by Imhoff in 1796. Other French versions are those by Keratry and Weyland in 1823, and by Barni in 1846. This last I have had before me while performing my task, but I have not found it of much service; the older French translations I have not seen. The existence of these French versions, when taken in connexion with the absence until very recently of any systematic account of the Critique of Judgement in English, may be perhaps explained by the lively interest that was taken on the Continent in the Philosophy of Art in the early part of the century; whereas scientific studies on this subject received little attention in England during the same period.

    The student of the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will remember how closely, in his Transcendental Logic, Kant follows the lines of the ordinary logic of the schools. He finds his whole plan ready made for him, as it were; and he proceeds to work out the metaphysical principles which underlie the process of syllogistic reasoning. And as there are three propositions in every syllogism, he points out that, in correspondence with this triplicity, the higher faculties of the soul may be regarded as threefold. The Understanding or the faculty of concepts gives us our major premise, as it supplies us in the first instance with a general notion. By means of the Judgement we see that a particular case comes under the general rule, and by the Reason we draw our conclusion. These, as three distinct movements in the process of reasoning, are regarded by Kant as indicating three distinct faculties, with which the Analytic of Concepts, the Analytic of Principles, and the Dialectic are respectively concerned. The full significance of this important classification does not seem, however, to have occurred to Kant at the time, as we may see from the order in which he wrote his great books.1 The first problem which arrests the attention of all modern philosophers is, of course, the problem of knowledge, its conditions and its proper objects. And in the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this is discussed, and the conclusion is reached that nature as phenomenon is the only object of which we can hope to acquire any exact knowledge. But it is apparent that there are other problems which merit consideration; a complete philosophy includes practice as well as theory; it has to do not only with logic, but with life. And thus the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 was written, in which is unfolded the doctrine of man’s freedom standing in sharp contrast with the necessity of natural law. Here, then, it seems at first sight as if we had covered the whole field of human activity. For we have investigated the sources of knowledge, and at the same time have pointed out the conditions of practical life, and have seen that the laws of freedom are just as true in their own sphere as are the laws of nature.

    But as we reflect on our mental states we find that here no proper account has been given of the phenomena of feeling, which play so large a part in experience. And this Kant saw before he had proceeded very far with the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 and in consequence he adopted a threefold classification of the higher mental faculties based on that given by previous psychologists. Knowledge, feeling, desire, these are the three ultimate modes of consciousness, of which the second has not yet been described. And when we compare this with the former triple division which we took up from the Aristotelian logic, we see that the parallelism is significant. Understanding is par excellence the faculty of knowledge, and Reason the faculty of desire (these points are developed in Kant’s first two Critiques). And this suggests that the Judgement corresponds to the feeling of pleasure and pain; it occupies a position intermediate between Understanding and Reason, just as, roughly speaking, the feeling of pleasure is intermediate between our perception of an object and our desire to possess it.

    And so the Critique of Judgement completes the whole undertaking of criticism; its endeavour is to show that there are a priori principles at the basis of Judgement just as there are in the case of Understanding and of Reason; that these principles, like the principles of Reason, are not constitutive but only regulative of experience, i.e. that they do not teach us anything positive abou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bjects, but only indicate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we find it necessary to view them; and lastly, that we are thus furnished with an a priori philosophy of pleasure.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underlying the procedure of the Judgement is seen to be that of the purposiveness of Nature; nature is everywhere adapted to ends or purposes, and thus constitutes a κόσμος, a well-ordered whole. By this means, nature is regarded by us as if its particular empirical laws were not isolated and disparate, but connected and in relation, deriving their unity in seeming diversity from an intelligence which is at the source of nature. It is only by the assumption of such a principle that we can construe nature to ourselves; and the principle is then said to be a transcendental condition of the exercise of our judging faculty, but valid only for the reflective, not for the determinant Judgement. It gives us pleasure to view nature in this way; just as the contemplation of chaos would be painful.

    But this purposiveness may be only formal and subjective, or real and objective. In some cases the purposiveness resides in the felt harmony and accordance of the form of the object with the cognitive faculties; in others the form of the object is judged to harmonise with the purpose in view in its existence. That is to say, in the one case we judge the form of the object to be purposive, as in the case of a flower, but could not explain any purpose served by it; in the other case we have a definite notion of what it is adapted for. In the former case the aesthetical Judgement is brought to bear, in the latter the teleological; and it thus appears that the Critique of Judgement has two main divisions; it treats first of the philosophy of Taste, the Beautiful and the Sublime in Nature; and secondly, of the Teleology of nature’s working. It is a curious literary parallel that St. Augustine hints (Confessions iv. 15) that he had written a book, De Pulchro et Ápto, in which these apparently distinct topics were combined; “pulchrum esse, quod per se ipsum; aptum, autem, quod ad aliquid accommodatum deceret.” A beautiful object has no purpose external to itself and the observer; but a useful object serves further ends. Both, however, may be brought under the higher category of things that are reckoned purposive by the Judgement.

    We have here then, in the first place, a basis for an a priori Philosophy of Taste; and Kant works out its details with great elaboration. He borrowed little from the writings of his predecessors, but struck out, as was ever his plan, a line of his own. He quotes with approval from Burke’s Treatise on the Sublime and Beautiful, which was accessible to him in a German translation; but is careful to remark that it is as psychology, not as philosophy, that Burke’s work has value. He may have read in addition Hutcheson’s Inquiry which had also been translated into German; and he was complete master of Hume’s opinions. Of other writers on Beauty, he only names Batteux and Lessing. Batteux was a French writer of repute who had attempted a twofold arrangement of the Arts as they may be brought under Space and under Time respectively, a mode of classification which would naturally appeal to Kant. He does not seem, however, to have read the ancient text-book on the subject, Aristotle’s Poetics, the principles of which Lessing declared to be as certain as Euclid.

    Following the guiding thread of the categories, he declares that the aesthetical judgement about Beauty is according to quality disinterested; a point which had been laid down by such different writers as Hutcheson and Moses Mendelssohn. As to quantity, the judgement about beauty gives universal satisfaction, although it is based on no definite concept. The universality is only subjective; but still it is there. The maxim Trahit sua quemque voluptas does not apply to the pleasure afforded by a pure judgement about beauty. As to relation,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object called beautiful is that it betrays a purposiveness without definite purpose. The pleasure is a priori, independent on the one hand of the charms of sense or the emotions of mere feeling, as Winckelmann had already declared; and on the other hand is a pleasure quite distinct from that taken which we feel when viewing perfection, with which Wolff and Baumgarten had identified it. By his distinction between free and dependent beauty, which we also find in the pages of Hutcheson, Kant further develops his doctrine of the freedom of the pure judgement of taste from the thraldom of concepts.

    Finally, the satisfaction afforded by the contemplation of a beautiful object is a necessary satisfaction. This necessity is not, to be sure, theoretical like the necessity attaching to the Law of Causality; nor is it a practical necessity as is the need to assume the Moral Law as the guiding principle of conduct. But it may be called exemplary; that is, we may set up our satisfaction in a beautiful picture as setting an example to be followed by others. It is plain, however, that this can only be assumed under certain presuppositions. We must presuppose the idea of a sensus communis or common sense in which all men share. As knowledge admits of being communicated to others, so also does the feeling for beauty. For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cognitive faculties requisite for Taste is also requisite for Intelligence or sound Understanding, and as we always presuppose the latter to be the same in others as in ourselves, so may we presuppose the former.

    The analysis of the Sublime which follows that of the Beautiful is interesting and profound; indeed Schopenhauer regarded it as the best part of the Critique of the Aesthetical Judgement. The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of our judgements about the Sublime are similar to those already laid down in the case of the Beautiful; but there are marked differences in the two cases. If the pleasure taken in beauty arises from a feeling of the purposiveness of the object in its relation to the subject, that in sublimity rather expresses a purposiveness of the subject in respect of the object. Nothing in nature is sublime; and the sublimity really resides in the mind and there alone. Indeed, as true Beauty is found, properly speaking, only in beauty of form, the idea of sublimity is excited rather by those objects which are formless and exhibit a violation of purpose.

    A distinction not needed in the case of the Beautiful becomes necessary when we proceed to further analyse the Sublime. For in aesthetical judgements about the Beautiful the mind is in restful contemplation; but in the case of the Sublime a mental movement is excited (pp. 105 and 120). This movement, as it is pleasing, must involve a purposiveness in the harmony of the mental powers; and the purposiveness may be either in reference to the faculty of cognition or to that of desire. In the former case the sublime is called the Mathematically Sublime—the sublime of mere magnitude—the absolutely great; in the latter it is the sublime of power, the Dynamically Sublime. Gioberti, an Italian writer on the philosophy of Taste, has pushed this distinction so far as to find in it an explanation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Beauty and Sublimity. “The dynamical Sublime,” he says, “creates the Beautiful; the mathematical Sublime contains it,” a remark with which probably Kant would have no quarrel.

    In both cases, however, we find that the feeling of the Sublime awakens in us a feeling of the supersensible destination of man. “The very capacity of conceiving the sublime,” he tells us, “indicates a mental faculty that far surpasses every standard of sense.” And to explain the necessity belonging to our judgements about the sublime, Kant points out that as we find ourselves compelled to postulate a sensus communis to account for the agreement of men in their appreciation of beautiful objects, so the principle underlying their consent in judging of the sublime is “the presupposition of the moral feeling in man.” The feeling of the sublimity of our own moral destination is the necessary prerequisite for forming such judgements. The connexion between Beauty and Goodness involved to a Greek in the double sense of the word καλόν is developed by Kant with keen insight. To feel interest in the beauty of Nature he regards as a mark of a moral disposition, though he will not admit that the same inference may be drawn as to the character of the art connoisseur (§ 42). But it is specially with reference to the connexion between the capacity for appreciating the Sublime, and the moral feeling, that the originality of Kant’s treatment becomes apparent.

    The objects of nature, he continues, which we call sublime, inspire us with a feeling of pain rather than of pleasure; as Lucretius has it—
    Me quaedam divina voluptas
    Percipit atque horror.

    But this “horror” must not inspire actual fear. As no extraneous charm must mingle with the satisfaction felt in a beautiful object, if the judgement about beauty is to remain pure; so in the case of the sublime we must not be afraid of the object which yet in certain aspects is fearful.

    This conception of the feelings of sublimity excited by the loneliness of an Alpine peak or the grandeur of an earthquake is now a familiar one; but it was not so in Kant’s day. Switzerland had not then become the recreation-ground of Europe; and though natural beauty was a familiar topic with poets and painters it was not generally recognised that taste has also to do with the sublime. De Saussure’s Travels, Haller’s poem Die Alpen, and this work of Kant’s mark the beginning of a new epoch in our ways of looking at the sublime and terrible aspects of Nature. And it is not a little remarkable that the man who could write thus feelingly about the emotions inspired by grand and savage scenery, had never seen a mountain in his life. The power and the insight of his observations here are in marked contrast to the poverty of some of his remarks abou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eauty. For instance, he puts forward the curious doctrine that colour in a picture is only an extraneous charm, and does not really add to the beauty of the form delineated, nay rather distracts the mind from it. His criticisms on this point, if sound, would make Flaxman a truer artist than Titian or Paolo Veronese. But indeed his discussion of Painting or Music is not very appreciative; he was, to the end, a creature of pure Reason.

    Upon the analysis he gives of the Arts, little need be said here. Fine Art is regarded as the Art of Genius, “that innate mental disposition through which Nature gives the rule to Art” (§ 46). Art differs from Science in the absence of definite concepts in the mind of the artist. It thus happens that the great artist can rarely communicate his methods; indeed he cannot explain them even to himself. Poeta nascitur, non fit; and the same is true in every form of fine art. Genius is, in short, the faculty of presenting aesthetical Ideas; an aesthetical Idea being an intuition of the Imagination, to which no concept is adequate. And it is by the excitation of such ineffable Ideas that a great work of art affects us. As Bacon tells us, “that is the best part of Beauty which a picture cannot express; no, nor the first sight of the eye.” This characteristic of the artistic genius has been noted by all who have thought upon art; more is present in its productions than can be perfectly expressed in language. As Pliny said of Timanthus the painter of Iphigenia, “In omnibus ejus operibus intelligitur plus super quam pingitur.” But this genius requires to be kept in check by taste; quite in the spirit of the σωφροσύνη of the best Greek art, Kant remarks that if in a work of art some feature must be sacrificed, it is better to lose something of genius than to violate the canons of taste. It is in this self-mastery that “the sanity of true genius” expresses itself.

    The main question with which the Critique of Judgement is concerned is, of course, the question as to the purposiveness, the Zweckmässigkeit, exhibited by nature. That nature appears to be full of purpose is mere matter of fact. It displays purposiveness in respect of our faculties of cognition, in those of its phenomena which we designate beautiful. And also in its organic products we observe methods of operation which we can only explain by describing them as processes in which means are used to accomplish certain ends, as processes that are purposive. In our observation of natural phenomena, as Kuno Fischer puts it, we judge their forms aesthetically, and their life teleologically.

    As regards the first kind of Zweckmässigkeit, that which is ohne Zweck—the purposiveness of a beautiful object which does not seem to be directed to any external end—there are two ways in which we may account for it. We may either say that it was actually designed to be beautiful by the Supreme Force behind Nature, or we may say that purposiveness is not really resident in nature, but that our perception of it is due to the subjective needs of our judging faculty. We have to contemplate beautiful objects as if they were purposive, but they may not be so in reality. And this latter idealistic doctrine is what Kant falls back upon. He appeals in support of it, to the phenomena of crystallisation (pp. 243 sqq.), in which many very beautiful forms seem to be produced by merely mechanical processes. The beauty of a rock crystal is apparently produced without any forethought on the part of nature, and he urges that we are not justified in asserting dogmatically that any laws distinct from those of mechanism are needed to account for beauty in other cases. Mechanism can do so much; may it not do all? And he brings forward as a consideration which ought to settle the question, the fact that in judging of beauty “we invariably seek its gauge in ourselves a priori”; we do not learn from nature, but from ourselves, what we are to find beautiful. Mr. Kennedy in his Donnellan Lectures has here pointed out several weak spots in Kant’s armour. In the first place, the fact that we seek the gauge of beauty in our own mind “may be shown from his own definition to be a necessary result of the very nature of beauty.”2 For Kant tells us that the aesthetical judgement about beauty always involves “a reference of the representation to the subject”; and this applies equally to judgements about the beautiful in Art and the beautiful in Nature. But no one could maintain that from this definition it follows that we are not compelled to postulate design in the mind of the artist who paints a beautiful picture. And thus as the fact that “we always seek the gauge of beauty” in ourselves does not do away with the belief in a designing mind when we are contemplating works of art, it cannot be said to exclude the belief in a Master Hand which moulded the forms of Nature. As Cicero has it, nature is “non artificiosa solum, sed plane artifex.” But the cogency of this reasoning, for the details of which I must refer the reader to Mr. Kennedy’s pages, becomes more apparent when we reflect on that second form of purposiveness, viz. adaptation to definite ends, with which we meet in the phenomena of organic life.

    If we watch, e.g. the growth of a tree we perceive that its various parts are not isolated and unconnected, but that on the contrary they are only possible by reference to the idea of the whole. Each limb affects every other, and is reciprocally affected by it; in short “in such a product of nature every part not only exists by means of the other parts, but is thought as existing for the sake of the others and the whole” (p. 277). The operations of nature in organised bodies seem to be of an entirely different character from mere mechanical processes; we cannot construe them to ourselves except under the hypothesis that nature in them is working towards a designed end.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nature’s “Technic” or purposive operation, and nature’s Mechanism is fundamental for the explanation of natural law. The language of biology eloquently shows the impossibility of eliminating at least the idea of purpose from our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phenomena of life, growth, and reproduction. And Kant dismisses with scant respect that cheap and easy philosophy which would fain deny the distinctiveness of nature’s purposive operation. A doctrine, like that of Epicurus, in which every natural phenomenon is regarded as the result of the blind drifting of atoms in accordance with purely mechanical laws, really explains nothing, and least of all explains that illusion in our teleological judgements which leads us to assume purpose where really there is none.

    It has been urged by Kirchmann and others that this distinction between Technic and Mechanism, on which Kant lays so much stress, has been disproved by the progress of modern science. The doctrines, usually associated with the name of Darwin, of Natural Selection and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quite sufficiently explain, it is said, on mechanical principles the semblance of purpose with which nature mocks us. The presence of order is not due to any purpose behind the natural operation, but to the inevitable disappearance of the disorderly. It would be absurd, of course, to claim for Kant that he anticipated the Darwinian doctrines of development; and yet passages are not wanting in his writings in which he takes a view of the continuity of species with which modern science would have little fault to find. “Nature organises itself and its organised products in every species, no doubt after one general pattern but yet with suitable deviations, which self-preservation demands according to circumstances” (p. 279). “The analogy of forms, which with all their differences seem to have been produced according to a common original type, strengthens our suspicions of an act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in their production from a common parent, through the gradual approximation of one animal genus to another—from those in which the principle of purposes seems to be best authenticated, i.e. from man, down to the polype and again from this down to mosses and lichens, and finally to crude matter. And so the whole Technic of nature, which is so incomprehensible to us in organised beings that we believe ourselves compelled to think a different principle for it, seems to be derived from matter and its powers according to mechanical laws (like those by which it works in the formation of crystals)” (p. 337). Such a theory he calls “a daring venture of reason,” and its coincidences with modern science are real and striking. But he is careful to add that such a theory, even if established, would not eliminate purpose from the universe; it would indeed suggest that certain special processes having the semblance of purpose may be elucidated on mechanical principles, but on the whole, purposive operation on the part of Mother Nature it would still be needful to assume (p. 338). “No finite Reason can hope to understand the production of even a blade of grass by mere mechanical causes” (p. 326). “It is absurd to hope that another Newton will arise in the future who shall make comprehensible by us the production of a blade of grass according to natural laws which no design has ordered” (p. 312).

    Crude materialism thus affording no explanation of the purposiveness in nature, we go on to ask what other theories are logically possible. We may dismiss at once the doctrine of Hylozoism, according to which the purposes in nature are explained in reference to a world-soul, which is the inner principle of the material universe and constitutes its life. For such a doctrine is self-contradictory, inasmuch as lifelessness, inertia, is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 of matter, and to talk of living matter is absurd (p. 304). A much more plausible system is that of Spinoza, who aimed at establishing the ideality of the principle of natural purposes. He regarded the world whole as a complex of manifold determinations inhering in a single simple substance; and thus reduced our concepts of the purposive in nature to our own consciousness of existing in an all-embracing Being. But on reflection we see that this does not so much explain as explain away the purposiveness of nature; it gives us an unity of inherence in one Substance, but not an unity of causal dependence on one Substance (p. 303). And this latter would be necessary in order to explain the unity of purpose which nature exhibits in its phenomenal working. Spinozism, therefore, does not give what it pretends to give; it puts us off with a vague and unfruitful unity of ground, when what we seek is a unity that shall itself contain the causes of the differences manifest in nature.

    We have left then as the only remaining possible doctrine, Theism, which represents natural purposes as produc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Will and Design of an Intelligent Author and Governor of Nature. This theory is, in the first place, “superior to all other grounds of explanation” (p. 305), for it gives a full solution of the problem before us and enables us to maintain the reality of the Zweckmässigkeit of nature. “Teleology finds the consummation of its investigations only in Theology” (p. 311). To represent the world and the natural purposes therein as produced by an intelligent Cause is “completely satisfactory from every human point of view for both the speculative and practical use of our Reason” (p. 312). Thus the contemplation of natural purposes, i.e. the common Argument from Design, enables us to reach a highest Understanding as Cause of the worl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s of the reflective Judgement, i.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stitution of our human faculty of cognition” (p. 416).

    It is in this qualifying clause that Kant’s negative attitude in respect of Theism betrays itself. He regards it as a necessary assumption for the guidance of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no less than for the practical needs of morals; but he does not admit that we can claim for it objective validity. In the language of the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the Idea of God furnishes a regulative, not a constitutive principle of Reason; or as he prefers to put it in the present work, it is valid only for the reflective, not for the determinant Judgement. We are not justified, Kant maintains, in asserting dogmatically that God exists; there is only permitted to us the limited formula “We cannot otherwise conceive the purposiveness which must lie at the basis of our cognition of the internal possibility of many natural things, than by representing it and the world in general as produced by an intelligent cause, i.e. a God” (p. 312).

    We ask then, whence arises this impossibility of objective statement? It is in the true Kantian spirit to assert that no synthetical proposition can be made with reference to what lies above and behind the world of sense; but there is a difficulty in carrying out this principle into details. Kant’s refusal to infer a designing Hand behind the apparent order of nature is based, he tells us, on the fact that the concept of a “natural purpose” is one that cannot be justified to the speculative Reason. For all we know it may only indicate our way of looking at things, and may point to no corresponding objective reality. That we are forced by the limited nature of our faculties to view nature as working towards ends, as purposive, does not prove that it is really so. We cannot justify such pretended insight into what is behind the veil.

    It is to be observed, however, that precisely similar arguments might be urged against our affirmation of purpose, design, will, as the spring of the actions of other human beings.3 For let us consider why it is that, mind being assumed as the basis of our own individual consciousness, we go on to attribute minds of like character to other men. We see that the external behaviour of other men is similar to our own, and that the most reasonable way of accounting for such behaviour is to suppose that they have minds like ourselves, that they are possessed of an active and spontaneously energising faculty, which is the seat of their personality. But it is instructive to observe that neither on Kantian principles nor on any other can we demonstrate this; to cross the chasm which separates one man’s personality from another’s requires a venture of faith just as emphatically as any theological formula. I can by no means prove to the determinant Judgement that the complex of sensations which I constantly experience, and which I call the Prime Minister, is anything more than a well-ordered machine. It is improbable that this is the case—highly improbable; but the falsity of such an hypothesis cannot be proved in the same way that we would prove the falsity of the assertion that two and two make five. But then though the hypothesis cannot be thus ruled out of court by demonstration of its absurdity, it is not the simplest hypothesis, nor is it that one which best accounts for the facts. The assump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at the men whom I meet every day have minds like my own, perfectly accounts for all the facts, and is a very simple assumption. It merely extends by induction the sphere of a force which I already know to exist. Or in other words, crude materialism not giving me an intelligent account of my own individual consciousness, I recognise mind, νοῦς, as a vera causa, as something which really does produce effects in the field of experience, and which therefore I may legitimately put forward as the cause of those actions of other men which externally so much resemble my own. But, as has been said before, this argument, though entirely convincing to any sane person, is not demonstrative; in Kantian language and on Kantian principles the reasoning here used would seem to be valid only for the reflective and not for the determinant Judgement. If the principle of design or conscious adaptation of means to ends be not a constitutive principle of experience, but only a regulative principle introduced to account for the facts, what right have we to put it forward dogmatically as affording an explanation of the actions of other human beings?

    It cannot be said that Kant’s attempted answer to such a defence of the Design Argument is quite conclusive. In § 90 of the Methodology (p. 399) he pleads that though it is perfectly legitimate to argue by analogy from our own minds to the minds of other men,—nay further, although we may conclude from those actions of the lower animals which display plan, that they are not, as Descartes alleged, mere machines—yet it is not legitimate to conclude from the apparent presence of design in the operations of nature that a conscious mind directs those operations. For, he argues, that in comparing the actions of men and the lower animals, or in comparing the actions of one man with those of another, we are not pressing our analogy beyond the limits of experience. Men and beasts alike are finite living beings, subject to the limitations of finite existence; and hence the law which governs the one series of operations may be regarded by analogy as sufficiently explaining the other series. But the power at the basis of Nature is utterly above definition or comprehension, and we are going beyond our legitimate province if we venture to ascribe to it a mode of operation with which we are only conversant in the case of beings subject to the conditions of space and time. He urges in short that when speaking about man and his mind we thoroughly understand what we are talking about; but in speaking of the Mind of Deity we are dealing with something of which we have no experience, and of which therefore we have no right to predicate anything.

    But it is apparent that, as has been pointed out, even when we infer the existence of another finite mind from certain observed operations, we are making an inference about something which is as mysterious an x as anything can be. Mind is not a thing that is subject to the laws and conditions of the world of sense; it is “in the world but not of the world.” And so to infer the existence of the mind of any individual except myself is a quite different kind of inference from that by which, for example, we infer the presence of an electro-magnet in a given field. The action of the latter we understand to a large extent; but we do not understand the action of mind, which yet we know from daily experience of ourselves does produce effects in the phenomenal world, often permanent and important effects. Briefly, the action of mind upon matter (to use the ordinary phraseology for the sake of clearness) is—we may assume for our present purpose—an established fact. Hence the causality of mind is a vera causa; we bring it in to account for the actions of other human beings, and by precisely the same process of reasoning we invoke it to explain the operations of nature.

    And it is altogether beside the point to urge, as Kant does incessantly, that in the latter case the intelligence inferred is infinite; in the former only finite. All that the Design Argument undertakes to prove is that mind lies at the basis of nature. It is quite beyond its province to say whether this mind is finite or infinite; and thus Kant’s criticisms on p. 364 are somewhat wide of the mark. There is always a difficulty in any argument which tries to establish the operation of mind anywhere, for mind cannot be seen or touched or felt; but the difficulty is not peculiar to that particular form of argument with which theological interests are involved.

    The real plausibility of this objection arises from a vague idea, often present to us when we speak of infinite wisdom or infinite intelligence, namely that the epithet infinite in some way alters the meaning of the attributes to which it is applied. But the truth is that the word infinite, when applied to wisdom or knowledge or any other intellectual or moral quality, can only properly have reference to the number of acts of wisdom or knowledge that we suppose to have been performed. The only sense in which we have any right to speak of infinite wisdom is that it is that which performs an infinite number of wise acts. And so when we speak of infinite intelligence, we have not the slightest warrant, either in logic or in common sense, for supposing that such intelligence is not similar in kind to that finite intelligence which we know in man.

    To understand Kant’s attitude fully, we must also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great weight that he attaches to the Moral Argument for the existence of God. The positive side of his teaching on Theism is summed up in the following sentence (p. 388): “For the theoretical reflective Judgement physical Teleology sufficiently proves from the purposes of Nature an intelligent world-cause; for the practical Judgement moral Teleology establishes it by the concept of a final purpose, which it is forced to ascribe to creation.” That side of his system which is akin to Agnosticism finds expression in his determined refusal to admit anything more than this. The existence of God is for him a “thing of faith”; and is not a fact of knowledge, strictly so called. “Faith” he holds (p. 409) “is the moral attitude of Reason as to belief in that which is unattainable by theoretical cognition. It is therefore the constant principle of the mind to assume as true that which it is necessary to presuppose as condition of the possibility of the highest moral final purpose.” As he says elsewhere (Introduction to Logic, ix. p. 60), “That man is morally unbelieving who does not accept that which, though impossible to know, is morally necessary to suppose.” And as far as he goes a Theist may agree with him, and he has done yeoman’s service to Theism by his insistence on the absolute impossibility of any other working hypothesis as an explanation of the phenomena of nature. But I have endeavoured to indicate at what points he does not seem to me to have gone as far as even his own declared principles would justify him in going. If the existence of a Supreme Mind be a “thing of faith,” this may with equal justice be said of the finite minds of the men all around us; and his attempt to show that the argument from analogy is here without foundation is not convincing.

    Kant, however, in the Critique of Judgement is sadly fettered by the chains that he himself had forged, and frequently chafes under the restraints they impose. He indicates more than once a point of view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from which the phenomena of life and mind may be contemplated. He had already hinted in that work that the supersensible substrate of the ego and the non-ego might be identical. “Both kinds of objects differ from each other, not internally, but only so far as the one appears external to the other; possibly what is at the basis of phenomenal matter as a thing in itself may not be so heterogeneous after all as we imagine.”4 This hypothesis which remains a bare undeveloped possibility in the earlier work is put forward as a positive doctrine in the Critique of Judgement. “There must,” says Kant, “be a ground of the unity of the supersensible, which lies at the basis of nature, with that which the concept of freedom practically contains” (Introduction, p. 13). That is to say, he maintains that to explain the phenomena of organic life and the purposiveness of nature we must hold that the world of sense is not disparate from and opposed to the world of thought, but that nature is the development of freedom. The connexion of nature and freedom is suggested by, nay is involved in, the notion of natural adaptation; and although we can arrive at no knowledge of the supersensible substrate of both, yet such a common ground there must be. This principle is the starting-point of the systems which followed that of Kant;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ter Idealism is little more than a development of the principle in its consequences.

    He approaches the same doctrine by a different path in the Critique of the Teleological Judgement (§ 77), where he argues that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mechanical and the teleological working of nature, upon which so much stress has been justly laid, depends for its validity upon the peculiar character of our Understanding. When we give what may be called a mechanical elucidation of any natural phenomenon, we begin with its parts, and from what we know of them we explain the whole. But in the case of certain objects, e.g. organised bodies, this cannot be done. In their case we can only account for the parts by a reference to the whole. Now, were it possible for us to perceive a whole before its parts and derive the latter from the former,5 then an organism would be capable of being understood and would be an object of knowledge in the strictest sense. But our Understanding is not able to do this, and its inadequacy for such a task leads us to conceive the possibility of an Understanding, not discursive like ours, but intuitive, for which knowledge of the whole would precede that of the parts. “It is at least possible to consider the material world as mere phenomenon, and to think as its substrate something like a thing in itself (which is not phenomenon), and to attach to this a corresponding intellectual intuition. Thus there would be, although incognisable by us, a supersensible real ground for nature, to which we ourselves belong” (p. 325). Hence, although Mechanism and Technic must not be confused and must ever stand side by side in our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of natural law, yet must they be regarded as coalescing in a single higher principle incognisable by us. The ground of union is “the supersensible substrate of nature of which we can determine nothing positively, except that it is the being in itself of which we merely know the phenomenon.” Thus, then, it appears that the whole force of Kant’s main argument has proceeded upon an assumption, viz. the permanent opposition between Sense and Understanding, which the progress of the argument has shown to be unsound. “Kant seems,” says Goethe,6 “to have woven a certain element of irony into his method. For, while at one time he seemed to be bent on limiting our faculties of knowledge in the narrowest way, at another time he pointed, as it were with a side gesture, beyond the limits which he himself had drawn.” The fact of adaptation of means to ends observable in nature seems to break down the barrier between Nature and Freedom; and if we once relinquish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Mechanism and Technic in the operations of nature we are led to the Idea of an absolute Being, who manifests Himself by action which, though necessary, is yet the outcome of perfect freedom.

    Kant, however, though he approaches such a position more than once, can never be said to have risen to it. He deprecates unceasingly the attempt to combine principles of nature with the principles of freedom as a task beyond the modest capacity of human reason; and while strenuously insisting on the practical force of the Moral Argument for the Being of God, which is found in the witness of man’s conscience, will not admit that it can in any way be regarded as strengthening the theoretical arguments adduced by Teleology. The two lines of proof, he holds, are quite distinct; and nothing but confusion and intellectual disaster can result from the effort to combine them. The moral proof stands by itself, and it needs no such crutches as the argument from Design can offer. But, as Mr. Kennedy has pointed out in his acute criticism7 of the Kantian doctrine of Theism, it would not be possible to combine a theoretical disbelief in God with a frank acceptance of the practical belief of His existence borne in upon us by the Moral Law. Kant himself admits this: “A dogmatical unbelief,” he says (p. 411), “cannot subsist together with a moral maxim dominant in the mental attitude.” That is, though the theoretical argument be incomplete, we cannot reject the conclusion to which it leads, for this is confirmed by the moral necessities of conscience.

    Kant’s position, then, seems to come to this, that though he never doubts the existence of God, he has very grave doubts that He can be theoretically known by man. That He is, is certain; what He is, we cannot determine. It is a position not dissimilar to current Agnostic doctrines; and as long as the antithesis between Sense and Understanding, between Matter and Mind, is insisted upon as expressing a real and abiding truth, Kant’s reasoning can hardly be refuted with completeness. No doubt it may be urged that since the practical and theoretical arguments both arrive at the same conclusion, the cogency of our reasoning in the latter should confirm our trust in the former. But true conclusions may sometimes seem to follow from quite insufficient premises; and Kant is thus justified in demanding that each argument shall be submitted to independent tests. I have endeavoured to show above that he has not treated the theoretical line of reasoning quite fairly, and that he has underestimated its force; but its value as an argument is not increased by showing that another entirely different process of thought leads to the same result. And that the witness of conscience affords the most powerful and convincing argument for the existence of a Supreme Being, the source of law as of love, is a simple matter of experience. Induction, syllogism, analogy, do not really generate belief in God, though they may serve to justify to reason a faith that we already possess. The poet has the truth of it:

    Wer Gott nicht fühlt in sich und allen Lebenskreisen,

    Dem werdet Ihr Ihn nicht beweisen mit Beweisen.

    * * * * *

    I give at the end of this Introduction a Glossary of the chief philosophical terms used by Kant; I have tried to render them by the same English equivalents all through the work, in order to preserve, as far as may be, the exactness of expression in the original. I am conscious that this makes the translation clumsy in many places, but have thought it best to sacrifice elegance to precision. This course is the more necessary to adopt, as Kant cannot be understood unless his nice verbal distinctions be attended to. Thus real means quite a different thing from wirklich; Hang from Neigung; Rührung from Affekt or Leidenschaft; Anschauung from Empfindung or Wahrnehmung; Endzweck from letzter Zweck; Idee from Vorstellung; Eigenschaft from Attribut or Beschaffenheit; Schranke from Grenze; überreden from überzeugen, etc. I am not satisfied with “gratification” and “grief” as the English equivalents for Vergnügen and Schmerz; but it is necessary to distinguish these words from Lust and Unlust, and “mental pleasure,” “mental pain,” which would nearly hit the sense, are awkward. Again, the constant rendering of schön by beautiful involves the expression “beautiful art” instead of the more usual phrase “fine art.” Purposive is an ugly word, but it has come into use lately; and its employment enables us to preserve the connexion between Zweck and zweckmässig. I have printed Judgement with a capital letter when it signifies the faculty, with a small initial when it signifies the act, of judging. And in like manner I distinguish Objekt from Gegenstand, by printing the word “Object,” when it represents the former, with a large initial.

    The text I have followed is, in the main, that printed by Hartenstein; but occasionally Rosenkranz preserves the better reading. All important variants between the First and Second Editions have been indicated at the foot of the page. A few notes have been added, which are enclosed in square brackets, to distinguish them from those which formed part of the original work. I have in general quoted Kant’s Introduction to Logic and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 in Dr. Abbott’s translations.

    My best thanks are due to Rev. J. H. Kennedy and Mr. F. Purser for much valuable aid during the passage of this translation through the press. And I am under even greater obligations to Mr. Mahaffy, who was good enough to read through the whole of the proof; by his acute and learned criticisms many errors have been avoided. Others I have no doubt still remain, but for these I must be accounted alone responsible.

    J. H. BERNARD.

    Trinity College, Dublin,

    May 24, 1892.

    * * * * *

    More than twenty-one years have passed since the first edition of this Translation was published, and during that time much has been written, both in Germany and in England, on the subject of Kant’s Critique of Judgement. In particular, the German text has been critically determined by the labours of Professor Windelband, whose fine edition forms the fifth volume of Kant’s Collected Works as issued by the Royal P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Berlin, 1908). It will be indispensable to future students. An excellent account of the significance, in the Kantian system, of the Urtheilskraft, by Mr. R. A. C. Macmillan, appeared in 1912; and Mr. J. C. Meredith has published recently an English edition of the Critique of Aesthetical Judgement, with notes and essays, dealing with the philosophy of art, which goes over the ground very fully.

    Some critics of my first edition took exception to the clumsiness of the word “representation” as the equivalent of Vorstellung, but I have made no change in this respect, as it seems to me (and so far as I have observed to others who have worked on the Critique of Judgement),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preserve in English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noun Vorstellung and the verb vorstellen, if Kant’s reasoning is to be exhibited clearly. I have, however, abandoned the attempt to preserve the word Kritik in English, and have replaced it by Critique or criticism, throughout. The other changes that have been made are mere corrections or emendations of faulty or obscure renderings, with a few additional notes. I have left my original Introduction as it was written in 1892, without attempting any fresh examination of the problems that Kant set himself.

    JOHN OSSORY.  The Palace, Kilkenny,  January 6, 1914.

    PREFACE

    We may call the faculty of cognition from principles a priori, pure Reason, and the inquiry into its possibility and bounds generally the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although by this faculty we only understand Reason in its theoretical employment, as it appears under that name in the former work; without wishing to inquire into its faculty, as practical Reason, according to its special principles. That [Critique] goes merely into our faculty of knowing things a priori, and busies itself therefore only with the cognitive faculty to the exclusion of the feeling of pleasure and pain and the faculty of desire; and of the cognitive faculties it only concerns itself with Understanding, according to its principles a priori, to the exclusion of Judgement and Reason (as faculties alike belonging to theoretical cognition), because it is found in the sequel that no other cognitive faculty but the Understanding can furnish constitutive principles of cognition a priori. The Critique, then, which sifts them all, as regards the share which each of the other faculties might pretend to have in the clear possession of knowledge from its own peculiar root, leaves nothing but what the Understanding prescribes a priori as law for nature as the complex of phenomena (whose form also is given a priori). It relegates all other pure concepts under Ideas, which are transcendent for our theoretical faculty of cognition, but are not therefore useless or to be dispensed with. For they serve as regulative principles; partly to check the dangerous pretensions of Understanding, as if (because it can furnish a priori the conditions of the possibility of all things which it can know) it had thereby confined within these bounds the possibility of all things in general; and partly to lead it to the consideration of nature according to a principle of completeness, although it can never attain to this, and thus to further the final design of all knowledge.

    It was then properly the Understanding which has its special realm in the cognitive faculty, so far as it contains constitutive principles of cognition a priori, which by the Critique, comprehensively called the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was to be placed in certain and sole possession8 against all other competitors. And so also to Reason, which contains constitutive principles a priori nowhere except simply in respect of the faculty of desire, should be assigned its place in the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

    Whether now the Judgement, which in the order of our cognitive faculties forms a mediating link between Understanding and Reason, has also principles a priori for itself; whether these are constitutive or merely regulative (thus indicating no special realm); and whether they give a rule a priori to the feeling of pleasure and pain, as the mediating link between the cognitive faculty and the faculty of desire (just as the Understanding prescribes laws a priori to the first, Reason to the second); these are the questions with which the present Critique of Judgement is concerned.

    A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i.e. of our faculty of judging a priori according to principles, would be incomplete, if the Judgement, which as a cognitive faculty also makes claim to such principles, were not treated as a particular part of it; although its principles in a system of pure Philosophy need form no particular part between the theoretical and the practical, but can be annexed when needful to one or both as occasion requires. For if such a system is one day to be completed under the general name of Metaphysic (which it is possible to achieve quite completely, and which is supremely important for the use of Reason in every reference), the soil for the edifice must be explored by Criticism as deep down as the foundation of the faculty of principles independent of experience, in order that it may sink in no part, for this would inevitably bring about the downfall of the whole.

    We can easily infer from the nature of the Judgement (whose right use is so necessarily and so universally requisite, that by the name of sound Understanding nothing else but this faculty is meant), that it must be attended with great difficulties to find a principle peculiar to it; (some such it must contain a priori in itself, for otherwise it would not be set apart by the commonest Criticism as a special cognitive faculty). This principle must not be derived a priori from concepts, for these belong to the Understanding, and Judgement is only concerned with their application. It must, therefore, furnish of itself a concept, through which, properly speaking, no thing is cognised, but which only serves as a rule, though not an objective one to which it can adapt its judgement; because for this latter another faculty of Judgement would be requisite, in order to be able to distinguish whether [any given case] is or is not the case for the rule.

    This perplexity about a principle (whether it is subjective or objective) presents itself mainly in those judgements that we call aesthetical, which concern the Beautiful and the Sublime of Nature or of Art. And, nevertheless, the critical investigation of a principle of Judgement in these is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in a Critique of this faculty. For although they do not by themselves contribute to the knowledge of things, yet they belong to the cognitive faculty alone, and point to an immediate reference of this faculty to the feeling of pleasure or pain according to some principle a priori; without confusing this with what may be the determining ground of the faculty of desire, which has its principles a priori in concepts of Reason.—In the logical judging of nature, experience exhibits a conformity to law in things, to the understanding or to the explanation of which the general concept of the sensible does not attain; here the Judgement can only derive from itself a principle of the reference of the natural thing to the unknowable supersensible (a principle which it must only use from its own point of view for the cognition of nature). And so, though in this case such a principle a priori can and must be applied to the cognition of the beings of the world, and opens out at the same time prospects which are advantageous for the practical Reason, yet it has no immediate reference to the feeling of pleasure and pain. But this reference is precisely the puzzle in the principle of Judgement, which renders a special section for this faculty necessary in the Critique; since the logical judging according to concepts (from which an immediate inference can never be drawn to the feeling of pleasure and pain) along with their critical limitation, has at all events been capable of being appended to the theoretical part of Philosophy.

    The examination of the faculty of taste, as the aesthetical Judgement, is not here planned in reference to the formation or the culture of taste (for this will take its course in the future as in the past without any such investigations), but merely in a transcendental point of view. Hence, I trust that as regards the deficiency of the former purpose it will be judged with indulgence, though in the latter point of view it must be prepared for the severest scrutiny. But I hope that the great difficulty of solving a problem so involved by nature may serve as excuse for some hardly avoidable obscurity in its solution, if only it be clearly established that the principle is correctly stated. I grant that the mode of deriving the phenomena of the Judgement from it has not all the clearness which might be rightly demanded elsewhere, viz. in the case of cognition according to concepts; but I believe that I have attained to it in the second part of this work.

    Here then I end my whole critical undertaking. I shall proceed without delay to the doctrinal [part] in order to profit, as far as is possible, by the more favourable moments of my increasing years. It is obvious that in this [part] there will be no special section for the Judgement, because in respect of this faculty Criticism serves instead of Theory; but, according to the division of Philosophy (and also of pure Philosophy) into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the Metaphysic of Nature and of Morals will complete the undertaking.

    INTRODUCTION

    I. OF THE DIVISION OF PHILOSOPHY

    We proceed quite correctly if, as usual, we divide Philosophy, as containing the principles of the rational cognition of things by means of concepts (not merely, as logic does, principles of the form of thought in general without distinction of Objects), into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But then the concepts, which furnish their Object to the principles of this rational cognition, must be specifically distinct; otherwise they would not justify a division, which always presupposes a contrast between the principles of the rational cognition belonging to the different parts of a science.

    Now there are only two kinds of concepts, and these admit as many distinct principles of the possibility of their objects, viz. natural concepts and the concept of freedom. The former render possible theoretical cognition according to principles a priori; the latter in respect of this theoretical cognition only supplies in itself a negative principle (that of mere contrast), but on the other hand it furnishes fundamental propositions which extend the sphere of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will and are therefore called practical. Thus Philosophy is correctly divided into two parts, quite distinct in their principles; the theoretical part or Natural Philosophy, and the practical part or Moral Philosophy (for that is the name given to the practical legislation of Reas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cept of freedom). But up to the present a gross misuse of these expressions has prevailed, both in the division of the different principles and consequently also of Philosophy itself. For what is practical according to natural concepts has been identified with the practical according to the concept of freedom; and so with the like title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Philosophy, a division has been made, by which in fact nothing has been divided (for both parts might in such case have principles of the same kind).

    The will, regarded as the faculty of desire, is (in this view) one of the many natural causes in the world, viz. that cause which acts in accordance with concepts. All that is represented as possible (or necessary) by means of a will is called practically possible (or necessary); as distinguished from the physical possibility or necessity of an effect, whose cause is not determined to causality by concepts (but in lifeless matter by mechanism and in animals by instinct). Here, in respect of the practical, it is left undetermined whether the concept which gives the rule to the causality of the will, is a natural concept or a concept of freedom.

    But the last distinction is essential. For if the concept which determines the causality is a natural concept, then the principles are technically practical; whereas, if it is a concept of freedom they are morally practical. And as the division of a rational science depends o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objects whose cognition needs distinct principles, the former will belong to theoretical Philosophy (doctrine of Nature), but the latter alone will constitute the second part, viz. practical Philosophy (doctrine of Morals).

    All technically practical rules (i.e. the rules of art and skill generally, or of prudence regarded as skill in exercising an influence over men and their wills), so far as their principles rest on concepts, must be reckoned only as corollaries to theoretical Philosophy. For they concern only the possibility of things according to natural concepts, to which belong not only the means which are to be met with in nature, but also the will itself (as a faculty of desire and consequently a natural faculty), so far as it can be determined conformably to these rules by natural motives. However, practical rules of this kind are not called laws (like physical laws), but only precepts; because the will does not stand merely under the natural concept, but also under the concept of freedom, in relation to which its principles are called laws. These with their consequences alone constitute the second or practical part of Philosophy.

    The solution of the problems of pure geometry does not belong to a particular part of the science; mensuration does not deserve the name of practical, in contrast to pure, geometry, as a second part of geometry in general; and just as little ought the mechanical or chemical art of experiment or observation to be reckoned as a practical part of the doctrine of Nature. Just as little, in fine, ought housekeeping, farming, statesmanship, the art of conversation, the prescribing of diet, the universal doctrine of happiness itself, or the curbing of the inclinations and checking of the affections for the sake of happiness, to be reckoned as practical Philosophy, or taken to constitute the second part of Philosophy in general. For all these contain only rules of skill (and are consequently only technically practical) for bringing about an effect that is possible according to the natural concepts of causes and effects, which, since they belong to theoretical Philosophy, are subject to those precepts as mere corollaries from it (viz. natural science), and can therefore claim no place in a special Philosophy called practical. On the other hand, the morally practical precepts, which are altogether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freedom to the complete exclusion of the natural determining grounds of the will, constitute a quite special class. These, like the rules which nature obeys, are called simply laws, but they do not, like them, rest on sensuous conditions but on a supersensible principle; and accordingly they require for themselves a quite different part of Philosophy, called practical, corresponding to its theoretical part.

    We hence see that a complex of practical precepts given by Philosophy does not constitute a distinct part of Philosophy, as opposed to the theoretical part, because these precepts are practical; for they might be that, even if their principles were derived altogether from the theoretical cognition of nature (as technically practical rules). [A distinct branch of Philosophy is constituted only] if their principle, as it is not borrowed from the natural concept, which is always sensuously conditioned, rests on the supersensible, which alone makes the concept of freedom cognisable by formal laws. These precepts are then morally practical, i.e. not merely precepts or rules in this or that aspect, but, without any preceding reference to purposes and designs, are laws.

    II. OF THE REALM OF PHILOSOPHY IN GENERAL

    So far as our concepts have a priori application, so far extends the use of our cognitive faculty according to principles, and with it Philosophy.

    But the complex of all objects, to which those concepts are referred, in order to bring about a knowledge of them where it is possible, may be subdivided according to the adequacy or inadequacy of our [cognitive] faculty to this design.

    Concepts, so far as they are referred to objects, independently of the possibility or impossibility of the cognition of these objects, have their field which is determined merely according to the relation that their Object has to our cognitive faculty in general. The part of this field in which knowledge is possible for us is a ground or territory (territorium) for these concepts and the requisite cognitive faculty. The part of this territory, where they are legislative, is the realm (ditio) of these concepts and of the corresponding cognitive faculties. Empirical concepts have, therefore, their territory in nature, as the complex of all objects of sense, but no realm, only a dwelling-place (domicilium); for though they are produced in conformity to law they are not legislative, but the rules based on them are empirical and consequently contingent.

    Our whole cognitive faculty has two realms, that of natural concepts and that of the concept of freedom; for through both it is legislative a priori.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Philosophy is divided into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But the territory to which its realm extends and in which its legislation is exercised, is always only the complex of objects of all possible experience, so long as they are taken for nothing more than mere phenomena; for otherwise no legislation of the Understanding in respect of them is conceivable.

    Legislation through natural concepts is carried on by means of the Understanding and is theoretical. Legislation through the concept of freedom is carried on by the Reason and is merely practical. It is only in the practical [sphere] that the Reason can be legislative; in respect of theoretical cognition (of nature) it can merely (as acquainted with law by the Understanding) deduce from given laws consequences which always remain within [the limits of] nature. But on the other hand, Reason is not always therefore legislative, where there are practical rules, for they may be only technically practical.

    Understanding and Reason exercise, therefore, two distinct legislations in regard to one and the same territory of experience, without prejudice to each other. The concept of freedom as little disturbs the legislation of nature, as the natural concept influences the legislation through the former.—The possibility of at least thinking without contradiction the co-existence of both legislations, and of the corresponding faculties in the same subject, has been shown in the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for it annulled the objections on the other side by exposing the dialectical illusion which they contain.

    These two different realms then do not limit each other in their legislation, though they perpetually do so in the world of sense. That they do not constitute one realm, arises from this, that the natural concept represents its objects in intuition, not as things in themselves, but as mere phenomena; the concept of freedom, on the other hand, represents in its Object a thing in itself, but not in intuition. Hence, neither of them can furnish a theoretical knowledge of its Object (or even of the thinking subject) as a thing in itself; this would be the supersensible, the Idea of which we must indeed make the basis of the possibility of all these objects of experience, but which we can never extend or elevate into a cognition.

    There is, then, an unbounded but also inaccessible field for our whole cognitive faculty—the field of the supersensible—wherein we find no territory, and, therefore, can have in it, for theoretical cognition, no realm either for concepts of Understanding or Reason. This field we must indeed occupy with Ideas on behalf of the theoretical as well as the practical use of Reason, but we can supply to them in reference to the laws [arising] from the concept of freedom no other than practical reality, by which our theoretical cognition is not extended in the slightest degree towards the supersensible.

    Now even if an immeasurable gulf is fixed between the sensible realm of the concept of nature and the supersensible realm of the concept of freedom, so that no transition is possible from the first to the second (by means of the theoretical use of Reason), just as if they were two different worlds of which the first could have no influence upon the second, yet the second is meant to have an influence upon the first. The concept of freedom is meant to actualise in the world of sense the purpose proposed by its laws, and consequently nature must be so thought that the conformity to law of its form, at least harmonises with the possibility of the purposes to be effected in it according to laws of freedom.—There must, therefore, be a ground of the unity of the supersensible, which lies at the basis of nature, with that which the concept of freedom practically contains; and the concept of this ground, although it does not attain either theoretically or practically to a knowledge of the same, and hence has no peculiar realm, nevertheless makes possible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mode of thought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s of the one to that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s of the other.

    III. OF THE CRITIQUE OF JUDGEMENT AS A MEANS OF COMBINING THE TWO PARTS OF PHILOSOPHY INTO A WHOLE.

    The Critique of the cognitive faculties, as regards what they can furnish a priori, has properly speaking no realm in respect of Objects, because it is not a doctrine, but only has to investigate whether and how,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tate of these faculties, a doctrine is possible by their means. Its field extends to all their pretensions, in order to confine them within their legitimate bounds. But what cannot enter into the division of Philosophy may yet enter, as a chief part, into the Critique of the pure faculty of cognition in general, viz. if it contains principles which are available neither for theoretical nor for practical use.

    The natural concepts, which contain the ground of all theoretical knowledge a priori, rest on the legislation of the Understanding.—The concept of freedom, which contains the ground of all sensuously-unconditioned practical precepts a priori, rests on the legislation of the Reason. Both faculties, therefore, besides being capable of application as regards their logical form to principles of whatever origin, have also as regards their content, their special legislations above which there is no other (a priori); and hence the division of Philosophy into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s justified.

    But in the family of the higher cognitive faculties there is a middle term between the Understanding and the Reason. This is the Judgement, of which we have cause for supposing according to analogy that it may contain in itself, if not a special legislation, yet a special principle of its own to be sought according to laws, though merely subjective a priori. This principle, even if it have no field of objects as its realm, yet may have somewhere a territory with a certain character, for which no other principle can be valid.

    But besides (to judge by analogy) there is a new ground for bringing the Judgement into connexion with another arrangement of our representative faculties, which seems to be of even greater importance than that of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family of the cognitive faculties. For all faculties or capacities of the soul can be reduced to three, which cannot be any further derived from one common ground: the faculty of knowledge, the feeling of pleasure and pain, and the faculty of desire.9 For the faculty of knowledge the Understanding is alone legislative, if (as must happen when it is considered by itself without confusion with the faculty of desire) this faculty is referred to nature as the faculty of theoretical knowledge; for in respect of nature (as phenomenon) it is alone possible for us to give laws by means of natural concepts a priori, i.e. by pure concepts of Understanding.—For the faculty of desire, as a higher faculty according to the concept of freedom, the Reason (in which alone this concept has a place) is alone a priori legislative.—Now between the faculties of knowledge and desire there is the feeling of pleasure, just as the Judgement is intermediate between the Understanding and the Reason. We may therefore suppose provisionally that the Judgement likewise contains in itself an a priori principle. And as pleasure or pain is necessarily combined with the faculty of desire (either preceding this principle as in the lower desires, or following it as in the higher, when the desire is determined by the moral law), we may also suppose that the Judgement will bring about a transition from the pure faculty of knowledge, the realm of natural concepts, to the realm of the concept of freedom, just as in its logical use it makes possible the transition from Understanding to Reason.

    Although, then, Philosophy can be divided only into two main parts, the theoretical and the practical, and although all that we may be able to say of the special principles of Judgement must be counted as belonging in it to the theoretical part, i.e. to rational cognition in accordance with natural concepts; yet the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which must decide all this, as regards the possibility of the system before undertaking it, consists of three parts; the Critique of pure Understanding, of pure Judgement, and of pure Reason, which faculties are called pure because they are legislative a priori.

    IV. OF JUDGEMENT AS A FACULTY LEGISLATING A PRIORI

    Judgement in general is the faculty of thinking the particular as contained under the Universal. If the universal (the rule, the principle, the law) be given, the Judgement which subsumes the particular under it (even if, as transcendental Judgement, it furnishes a priori, the conditions in conformity with which subsumption under that universal is alone possible) is determinant. But if only the particular be given for which the universal has to be found, the Judgement is merely reflective.

    The determinant Judgement only subsumes under universal transcendental laws given by the Understanding; the law is marked out for it, a priori, and it has therefore no need to seek a law for itself in order to be able to subordinate the particular in nature to the universal.—But the forms of nature are so manifold, and there are so many modifications of the universal transcendental natural concepts left undetermined by the laws given, a priori, by the pure Understanding,—because these only concern the possibility of a nature in general (as an object of sense),—that there must be laws for these [forms] also. These, as empirical, may be contingen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our Understanding, and yet, if they are to be called laws (as the concept of a nature requires), they must be regarded as necessary in virtue of a principle of the unity of the manifold, though it be unknown to us.—The reflective Judgement, which is obliged to ascend from the particular in nature to the universal, requires on that account a principle that it cannot borrow from experience, because its function is to establish the unity of all empirical principles under higher ones, and hence to establish the possibility of their systematic subordination. Such a transcendental principle, then, the reflective Judgement can only give as a law from and to itself. It cannot derive it from outside (because then it would be the determinant Judgement); nor can it prescribe it to nature, because reflection upon the laws of nature adjusts itself by nature, and not nature by the conditions according to which we attempt to arrive at a concept of it which is quite contingent in respect of these.

    This principle can be no other than the following: As universal laws of nature have their ground in our Understanding, which prescribes them to nature (although only according to the universal concept of it as nature); so particular empirical laws, in respect of what is in them left undetermined by these universal laws, must be considered in accordance with such a unity as they would have if an Understanding (although not our Understanding) had furnished them to our cognitive faculties, so as to make possible a system of experience according to particular laws of nature. Not as if, in this way, such an Understanding must be assumed as actual (for it is only our reflective Judgement to which this Idea serves as a principle—for reflecting, not for determining); but this faculty thus gives a law only to itself and not to nature.

    Now the concept of an Object, so far as it contains the ground of the actuality of this Object, is the purpose; and the agreement of a thing with that constitution of things, which is only possible according to purposes, is called the purposiveness of its form. Thus the principle of Judgement, in respect of the form of things of nature under empirical laws generally, is the purposiveness of nature in its manifoldness. That is, nature is represented by means of this concept, as if an Understanding contained the ground of the unity of the manifold of its empirical laws.

    The purposiveness of nature is therefore a particular concept, a priori, which has its origin solely in the reflective Judgement. For we cannot ascribe to natural products anything like a reference of nature in them to purposes; we can only use this concept to reflect upon such products in respect of the connexion of phenomena which is given in nature according to empirical laws. This concept is also quite different from practical purposiveness (in human art or in morals), though it is certainly thought according to the analogy of these last.

    V. THE PRINCIPLE OF THE FORMAL PURPOSIVENESS OF NATURE IS A TRANSCENDENTAL PRINCIPLE OF JUDGEMENT.

    A transcendental principle is one by means of which is represented, a priori, the universal condition under which alone things can be in general Objects of our cognition. On the other hand, a principle is called metaphysical if it represents the a priori condition under which alone Objects, whose concept must be empirically given, can be further determined a priori. Thus the principle of the cognition of bodies as substances, and as changeable substances, is transcendental, if thereby it is asserted that their changes must have a cause; it is metaphysical if it asserts that their changes must have an external cause. For in the former case bodies need only be thought by means of ontological predicates (pure concepts of Understanding), e.g. substance, in order to cognise the proposition a priori; but in the latter case the empirical concept of a body (as a movable thing in space) must lie at the basis of the proposition, although once this basis has been laid down, it may be seen completely a priori that this latter predicate (motion only by external causes) belongs to body.—Thus, as I shall presently show, the principle of the purposiveness of nature (in the manifoldness of its empirical laws) is a transcendental principle. For the concept of Objects, so far as they are thought as standing under this principle, is only the pure concept of objects of possible empirical cognition in general and contains nothing empirical. On the other hand, the principle of practical purposiveness, which must be thought in the Idea of the determination of a free will, is a metaphysical principle; because the concept of a faculty of desire as a will must be given empirically (i.e. does not belong to transcendental predicates). Both principles are, however, not empirical, but a priori; because for the combination of the predicate with the empirical concept of the subject of their judgements no further experience is needed, but it can be apprehended completely a priori.

    That the concept of a purposiveness of nature belongs to transcendental principles can be sufficiently seen from the maxims of the Judgement, which lie at the basis of the investigation of nature a priori, and yet do not go further than the possibility of experience, and consequently of the cognition of nature—not indeed nature in general, but nature as determined through a variety of particular laws. These maxims present themselves in the course of this science often enough, though in a scattered way, as sentences of metaphysical wisdom, whose necessity we cannot demonstrate from concepts. “Nature takes the shortest way (lex parsimoniae); at the same time it makes no leaps, either in the course of its changes or in the juxtaposition of specifically different forms (lex continui in natura); its great variety in empirical laws is yet unity under a few principles (principia praeter necessitatem non sunt multiplicanda),” etc.

    If we propose to set forth the origin of these fundamental propositions and try to do so by the psychological method, we violate their sense. For they do not tell us what happens, i.e. by what rule our cognitive powers actually operate, and how we judge, but how we ought to judge; and this logical objective necessity does not emerge if the principles are merely empirical. Hence that purposiveness of nature for our cognitive faculties and their use, which is plainly apparent from them, is a transcendental principle of judgements, and needs therefore also a Transcendental Deduction, by means of which the ground for so judging must be sought in the sources of cognition a priori.

    We find in the grounds of the possibility of an experience in the very first place something necessary, viz. the universal laws without which nature in general (as an object of sense) cannot be thought; and these rest upon the Categories, applied to the formal conditions of all intuition possible for us, so far as it is also given a priori. Now under these laws the Judgement is determinant, for it has nothing to do but to subsume under given laws. For example, the Understanding says that every change has its cause (universal law of nature); the transcendental Judgement has nothing further to do than to supply a priori the condition of subsumption under the concept of the Understanding placed before it, i.e. the succession [in time] of the determinations of one and the same thing. For nature in general (as an object of possible experience) that law is cognised as absolutely necessary.—But now the objects of empirical cognition are determined in many other ways than by that formal time-condition, or, at least as far as we can judge a priori, are determinable. Hence specifically different natures can be causes in an infinite variety of ways, as well as in virtue of what they have in common as belonging to nature in general; and each of these modes mus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cept of a cause in general) have its rule, which is a law and therefore brings necessity with it, although we do not at all comprehend this necessity, in virtue of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limitations of our cognitive faculties. We must therefore think in nature, in respect of its merely empirical laws, a possibility of infinitely various empirical laws, which are, as far as our insight goes, contingent (cannot be cognised a priori), and in respect of which we judge nature, according to empirical laws and the possibility of the unity of experience (as a system according to empirical laws), to be contingent. But such a unity must be necessarily presupposed and assumed, for otherwise there would be no thoroughgoing connexion of empirical cognitions in a whole of experience. The universal laws of nature no doubt furnish such a connexion of things according to their kind as things of nature in general, but not specifically, as such particular beings of nature. Hence the Judgement must assume for its special use this principle a priori, that what in the particular (empirical) laws of nature is from the human point of view contingent, yet contains a unity of law in the combination of its manifold into an experience possible in itself—a unity not indeed to be fathomed by us, but yet thinkable. Consequently as the unity of law in a combination, which we cognise as contingent in itself, although in conformity with a necessary design (a need) of Understanding, is represented as the purposiveness of Objects (here of nature); so must the Judgement, which in respect of things under possible (not yet discovered) empirical laws is merely reflection, think of nature in respect of the latter according to a principle of purposiveness for our cognitive faculty, which then is expressed in the above maxims of the Judgement. This transcendental concept of a purposiveness of nature is neither a natural concept nor a concept of freedom, because it ascribes nothing to the Object (of nature), but only represents the peculiar way in which we must proceed in reflection upon the objects of nature in reference to a thoroughly connected experience, and is consequently a subjective principle (maxim) of the Judgement. Hence, as if it were a lucky chance favouring our design, we are rejoiced (properly speaking, relieved of a want), if we meet with such systematic unity under merely empirical laws; although we must necessarily assume that there is such a unity without our comprehending it or being able to prove it.

    In order to convince ourselves of the correctness of this Deduction of the concept before us, and the necessity of assuming it as a transcendental principle of cognition, just consider the magnitude of the problem. The problem, which lies a priori in our Understanding, is to make a connected experience out of given perceptions of a nature containing at all events an infinite variety of empirical laws. The Understanding is, no doubt, in possession a priori of universal laws of nature, without which nature could not be an object of experience; but it needs in addition a certain order of nature in its particular rules, which can only be empirically known and which are, as regards the Understanding, contingent. These rules, without which we could not proceed from the universal analogy of a possible experience in general to the particular, must be thought by it as laws (i.e. as necessary), for otherwise they would not constitute an order of nature; although their necessity can never be cognised or comprehended by it. Although, therefore, the Understanding can determine nothing a priori in respect of Objects, it must, in order to trace out these empirical so-called laws, place at the basis of all reflection upon Objects an a priori principle, viz. that a cognisable order of nature is possible in accordance with these laws. The following propositions express some such principle. There is in nature a subordination of genera and species comprehensible by us. Each one approximates to some other according to a common principle, so that a transition from one to another and so on to a higher genus may be possible. Though it seems at the outset unavoidable for our Understanding to assume different kinds of causality for the specific differences of natural operations, yet these different kinds may stand under a small number of principles, with the investigation of which we have to busy ourselves. This harmony of nature with our cognitive faculty is presupposed a priori by the Judgement, on behalf of its reflection upon nature in accordance with its empirical laws; whilst the Understanding at the same time cognises it objectively as contingent, and it is only the Judgement that ascribes it to nature as a trancendental purposiveness (in relation to the cognitive faculty of the subject). For without this presupposition we should have no order of nature in accordance with empirical laws, and consequently no guiding thread for an experience ordered by these in all their variety, or for an investigation of them.

    For it might easily be thought that, in spite of all the uniformity of natural things according to the universal laws, without which we should not have the form of an empirical cognition in general, the specific variety of the empirical laws of nature including their effects might yet be so great, that it would be impossible for our Understanding, to detect in nature a comprehensible order; to divide its products into genera and species, so as to use the principles which explain and make intelligible one for the explanation and comprehension of another; or out of such confused material (strictly we should say, so infinitely various and not to be measured by our faculty of comprehension) to make a connected experience.

    The Judgement has therefore also in itself a principle a priori of the possibility of nature, but only in a subjective aspect; by which it prescribes, not to nature (autonomy), but to itself (heautonomy) a law for its reflection upon nature. This we might call the law of the specification of nature in respect of its empirical laws. The Judgement does not cognise this a priori in nature, but assumes it on behalf of a natural order cognisable by our Understanding in the division which it makes of the universal laws of nature when it wishes to subordinate to these the variety of particular laws. If then we say that nature specifies its universal laws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s of purposiveness for our cognitive faculty, i.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necessary business of the human Understanding of finding the universal for the particular which perception offers it, and again of finding connexion for the diverse (which however is a universal for each species) in the unity of a principle,—we thus neither prescribe to nature a law, nor do we learn one from it by observation (although such a principle may be confirmed by this means). For it is not a principle of the determinant but merely of the reflective Judgement. We only require that, be nature disposed as it may as regards its universal laws, investigation into its empirical laws may be carried on in accordance with that principle and the maxims founded thereon, because it is only so far as that holds that we can make any progress with the use of our Understanding in experience, or gain knowledge.

    VI. OF THE COMBINATION OF THE FEELING OF PLEASURE WITH THE CONCEPT OF THE PURPOSIVENESS OF NATURE.

    The thought harmony of nature in the variety of its particular laws with our need of finding universality of principles for it, must be judged as contingent in respect of our insight, but yet at the same time as indispensable for the needs of our Understanding, and consequently as a purposiveness by which nature is harmonised with our design, which, however, has only knowledge for its aim. The universal laws of the Understanding, which are at the same time laws of nature, are just as necessary (although arising from spontaneity) as the material laws of motion. Their production presupposes no design on the part of our cognitive faculty, because it is only by means of them that we, in the first place, attain a concept of what the cognition of things (of nature) is, and attribute them necessarily to nature as Object of our cognition in general. But, so far as we can see, it is contingent that the order of nature according to its particular laws, in all its variety and heterogeneity possibly at least transcending our comprehension, should be actually conformable to these [laws]. The discovery of this [order] is the business of the Understanding which is designedly borne towards a necessary purpose, viz. the bringing of unity of principles into nature, which purpose then the Judgement must ascribe to nature, because the Understanding cannot here prescribe any law to it.

    The attainment of that design is bound up with the feeling of pleasure, and since the condition of this attainment is a representation a priori,—as here a principle for the reflective Judgement in general,—therefore the feeling of pleasure is determined by a ground a priori and valid for every man, and that merely by the reference of the Object to the cognitive faculty, the concept of purposiveness here not having the least reference to the faculty of desire. It is thus quite distinguished from all practical purposiveness of nature.

    In fact, although from the agreement of perceptions with laws in accordance with universal natural concepts (the categories), we do not and cannot find in ourselves the slightest effect upon the feeling of pleasure, because the Understanding necessarily proceeds according to its nature without any design; yet, on the other hand, the discovery that two or more empirical heterogeneous laws of nature may be combined under one principle comprehending them both, is the ground of a very marked pleasure, often even of an admiration, which does not cease, though we may be already quite familiar with the objects of it. We no longer find, it is true, any marked pleasure in the comprehensibility of nature and in the unity of its divisions into genera and species, whereby are possible all empirical concepts, through which we cognise it according to its particular laws. But this pleasure has certainly been present at one time, and it is only because the commonest experience would be impossible without it that it is gradually confounded with mere cognition and no longer arrests particular attention. There is then something in our judgements upon nature which makes us attentive to its purposiveness for our Understanding—an endeavour to bring, where possible, its dissimilar laws under higher ones, though still always empirical—and thus, if successful, makes us feel pleasure in that harmony of these with our cognitive faculty, which harmony we regard as merely contingent. On the other hand, a representation of nature would altogether displease, by which it should be foretold to us that in the smallest investigation beyond the commonest experience we should meet with a heterogeneity of its laws, which would make the union of its particular laws under universal empirical laws impossible for our Understanding. For this would contradict the principle of the subjectively-purposive specification of nature in its genera, and also of our reflective Judgement in respect of such principle.

    This presupposition of the Judgement is, however, at the same time so indeterminate as to how far that ideal purposiveness of nature for our cognitive faculty should be extended, that if we were told that a deeper or wider knowledge of nature derived from observation must lead at last to a variety of laws, which no human Understanding could reduce to a principle, we should at once acquiesce. But still we more gladly listen to one who offers hope that the more we know nature internally, and can compare it with external members now unknown to us, the more simple shall we find it in its principles, and that the further our experience reaches the more uniform shall we find it amid the apparent heterogeneity of its empirical laws. For it is a mandate of our Judgement to proceed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the harmony of nature with our cognitive faculty so far as that reaches, without deciding (because it is not the determinant Judgement which gives us this rule) whether or not it is bounded anywhere. For although in respect of the rational use of our cognitive faculty we can determine such bounds, this is not possible in the empirical field.

    VII. OF THE AESTHETIC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PURPOSIVENESS OF NATURE.

    That which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an Object is merely subjective, i.e. which decides its reference to the subject, not to the object, is its aesthetical character; but that which serves or can be used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object (for cognition), is its logical validity. In the cognition of an object of sense both references present themselves. In the sense-representation of external things the quality of space wherein we intuite them is the merely subjective [element] of my representation (by which it remains undecided what they may be in themselves as Objects), on account of which reference the object is thought thereby merely as phenomenon. But space, notwithstanding its merely subjective quality, is at the same time an ingredient in the cognition of things as phenomena. Sensation, again (i.e. external sensation), expresses the merely subjective [element] of our representations of external things, but it is also the proper material (reale) of them (by which something existing is given), just as space is the mere form a priori of the possibility of their intuition. Nevertheless, however, sensation is also employed in the cognition of external Objects.

    But the subjective [element] in a representation which cannot be an ingredient of cognition, is the pleasure or pain which is bound up with it; for through it I cognise nothing in the object of the representation, although it may be the effect of some cognition. Now the purposiveness of a thing, so far as it is represented in perception, is no characteristic of the Object itself (for such cannot be perceived), although it may be inferred from a cognition of things. The purposiveness, therefore, which precedes the cognition of an Object, and which, even without our wishing to use the representation of it for cognition, is, at the same time, immediately bound up with it, is that subjective [element] which cannot be an ingredient in cognition. Hence the object is only called purposive, when its representation is immediately combined with the feeling of pleasure; and this very representation is an aesthetical representation of purposiveness.—The only question is whether there is, in general, such a representation of purposiveness.

    If pleasure is bound up with the mere apprehension (apprehensio) of the form of an object of intuition, without reference to a concept for a definite cognition, then the representation is thereby not referred to the Object, but simply to the subject; and the pleasure can express nothing else than its harmony with the cognitive faculties which come into play in the reflective Judgement, and so far as they are in play; and hence can only express a subjective formal purposiveness of the Object. For that apprehension of forms in the Imagination can never take place without the reflective Judgement, though undesignedly, at least comparing them with its faculty of referring intuitions to concepts. If now in this comparison the Imagination (as the faculty of a priori intuitions) is placed by means of a given representation undesignedly in agreement with the Understanding, as the faculty of concepts, and thus a feeling of pleasure is aroused, the object must then be regarded as purposive for the reflective Judgement. Such a judgement is an aesthetical judgement upon the purposiveness of the Object, which does not base itself upon any present concept of the object, nor does it furnish any such. In the case of an object whose form (not the matter of its representation, as sensation), in the mere reflection upon it (without reference to any concept to be obtained of it), is judged as the ground of a pleasure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such an Object, this pleasure is judged as bound up with the representation necessarily; and, consequently, not only for the subject which apprehends this form, but for every judging being in general. The object is then called beautiful; and the faculty of judging by means of such a pleasure (and, consequently, with universal validity) is called Taste. For since the ground of the pleasure is placed merely in the form of the object for reflection in general—and, consequently, in no sensation of the object, and also without reference to any concept which anywhere involves design—it is only the conformity to law in the empirical use of the Judgement in general (unity of the Imagination with the Understanding) in the subject, with which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Object in reflection, whose conditions are universally valid a priori, harmonises. And since this harmony of the object with the faculties of the subject is contingent, it brings about the representation of its purposiveness in respect of the cognitive faculties of the subject.

    Here now is a pleasure, which, like all pleasure or pain that is not produced through the concept of freedom (i.e. through the preceding determination of the higher faculties of desire by pure Reason), can never be comprehended from concepts, as necessarily bound up with the representation of an object. It must always be cognised as combined with this only by means of reflective perception; and, consequently, like all empirical judgements, it can declare no objective necessity and lay claim to no a priori validity. But the judgement of taste also claims, as every other empirical judgement does, to be valid for every one; and in spite of its inner contingency this is always possible. The strange and irregular thing is that it is not an empirical concept, but a feeling of pleasure (consequently not a concept at all), which by the judgement of taste is attributed to every one,—just as if it were a predicate bound up with the cognition of the Object—and which is connected with the representation thereof.

    A singular judgement of experience, e.g., when we perceive a moveable drop of water in an ice-crystal, may justly claim that every one else should find it the same; because we have formed this judgement, according to the universal conditions of the determinant faculty of Judgement, under the laws of a possible experience in general. Just in the same way he who feels pleasure in the mere reflection upon the form of an object without respect to any concept, although this judgement be empirical and singular, justly claims the agreement of every one; because the ground of this pleasure is found in the universal, although subjective, condition of reflective judgements, viz., the purposive harmony of an object (whether a product of nature or of art) with the mutual relations of the cognitive faculties (the Imagination and the Understanding), a harmony which is requisite for every empirical cognition. The pleasure, therefore, in the judgement of taste is dependent on an empirical representation, and cannot be bound up a priori with any concept (we cannot determine a priori what object is or is not according to taste; that we must find out by experiment). But the pleasure is the determining ground of this judgement only because we are conscious that it rests merely on reflection and on the universal though only subjective conditions of the harmony of that reflection with the cognition of Objects in general, for which the form of the Object is purposive.

    Thus the reason why judgements of taste according to their possibility are subjected to a Critique is that they presuppose a principle a priori, although this principle is neither one of cognition for the Understanding nor of practice for the Will, and therefore is not in any way determinant a priori.

    Susceptibility to pleasure from reflection upon the forms of things (of Nature as well as of Art), indicates not only a purposiveness of the Objects in relation to the reflective Judgement, conformably to the concept of nature in the subject; but also conversely a purposiveness of the subject in respect of the objects according to their form or even their formlessness, in virtue of the concept of freedom. Hence the aesthetical judgement is not only related as a judgement of taste to the beautiful, but also as springing from a spiritual feeling is related to the sublime; and thus the Critique of the aesthetical Judgement must be divided into two corresponding sections.

    VIII. OF THE LOGIC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PURPOSIVENESS OF NATURE

    Purposiveness may be represented in an object given in experience on a merely subjective ground, as the harmony of its form,—in the apprehension (apprehensio) of it prior to any concept,—with the cognitive faculties, in order to unite the intuition with concepts for a cognition generally. Or it may be represented objectively as the harmony of the form of the object with the possibility of the thing itself, according to a concept of it which precedes and contains the ground of this form. We have seen that the representation of purposiveness of the first kind rests on the immediate pleasure in the form of the object in the mere reflection upon it. But the representation of purposiveness of the second kind, since it refers the form of the Object, not to the cognitive faculties of the subject in the apprehension of it, but to a definite cognition of the object under a given concep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a feeling of pleasure in things, but only with the Understanding in its judgement upon them. If the concept of an object is given, the business of the Judgement in the use of the concept for cognition consists in presentation (exhibitio), i.e. in setting a corresponding intuition beside the concept. This may take place either through our own Imagination, as in Art when we realise a preconceived concept of an object which is a purpose of ours; or through Nature in its Technic (as in organised bodies) when we supply to it our concept of its purpose in order to judge of its products. In the latter case it is not merely the purposiveness of nature in the form of the thing that is represented, but this its product is represented as a natural purpose.—Although our concept of a subjective purposiveness of nature in its forms according to empirical laws is not a concept of the Object, but only a principle of the Judgement for furnishing itself with concepts amid the immense variety of nature (and thus being able to ascertain its own position), yet we thus ascribe to nature as it were a regard to our cognitive faculty according to the analogy of purpose. Thus we can regard natural beauty as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concept of the formal (merely subjective) purposiveness, and natural purposes as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concept of a real (objective) purposiveness. The former of these we judge of by Taste (aesthetically, by the medium of the feeling of pleasure), the latter by Understanding and Reason (logically, according to concepts).

    On this is based the division of the Critique of Judgement into the Critique of aesthetical and of teleological Judgement. By the first we understand the faculty of judging of the formal purposiveness (otherwise called subjective) of Nature by means of the feeling of pleasure or pain; by the second the faculty of judging its real (objective) purposiveness by means of Understanding and Reason.

    In a Critique of Judgement the part containing the aesthetical Judgement is essential, because this alone contains a principle which the Judgement places quite a priori at the basis of its reflection upon nature; viz., the principle of a formal purposiveness of nature, according to its particular (empirical) laws, for our cognitive faculty, without which the Understanding could not find itself in nature. On the other hand no reason a priori could be specified,—and even the possibility of a reason would not be apparent from the concept of nature as an object of experience whether general or particular,—why there should be objective purposes of nature, i.e. things which are only possible as natural purposes; but the Judgement, without containing such a principle a priori in itself, in given cases (of certain products), in order to make use of the concept of purposes on behalf of Reason, would only contain the rule according to which that transcendental principle has already prepared the Understanding to apply to nature the concept of a purpose (at least as regards its form).

    But the transcendental principle which represents a purposiveness of nature (in subjective reference to our cognitive faculty) in the form of a thing as a principle by which we judge of nature, leaves it quite undetermined where and in what cases I have to judge of a product according to a principle of purposiveness, and not rather according to universal natural laws. It leaves it to the aesthetical Judgement to decide by taste the harmony of this product (of its form) with our cognitive faculty (so far as this decision rests not on any agreement with concepts but on feeling). On the other hand, the Judgement teleologically employed furnishes conditions determinately under which something (e.g. an organised body) is to be judged according to the Idea of a purpose of nature; but it can adduce no fundamental proposition from the concept of nature as an object of experience authorising it to ascribe to nature a priori a reference to purposes, or even indeterminately to assume this of such products in actual experience. The reason of this is that we must have many particular experiences, and consider them under the unity of their principle, in order to be able to cognise, even empirically, objective purposiveness in a certain object.—The aesthetical Judgement is therefore a special faculty for judging of things according to a rule, but not according to concepts. The teleological Judgement is not a special faculty, but only the reflective Judgement in general, so far as it proceeds, as it always does in theoretical cognition, according to concepts; but in respect of certain objects of nature according to special principles, viz., of a merely reflective Judgement, and not of a Judgement that determines Objects. Thus as regards its application it belongs to the theoretical part of Philosophy; and on account of its special principles which are not determinant, as they must be in Doctrine, it must constitute a special part of the Critique. On the other hand, the aesthetical Judgement contributes nothing towards the knowledge of its objects, and thus must be reckoned as belonging to the criticism of the judging subject and its cognitive faculties, only so far as they are susceptible of a priori principles, of whatever other use (theoretical or practical) they may be. This is the propaedeutic of all Philosophy.

    IX. OF THE CONNEXION OF THE LEGISLATION OF UNDERSTANDING WITH THAT OF REASON BY MEANS OF THE JUDGEMENT

    The Understanding legislates a priori for nature as an Object of sense—for a theoretical knowledge of it in a possible experience. Reason legislates a priori for freedom and its peculiar casuality; as the supersensible in the subject, for an unconditioned practical knowledge. The realm of the natural concept under the one legislation and that of the concept of freedom under the other are entirely removed from all mutual influence which they might have on one another (each according to its fundamental laws) by the great gulf that separates the supersensible from phenomena. The concept of freedom determines nothing in respect of the theoretical cognition of nature; and the natural concept determines nothing in respect of the practical laws of freedom. So far then it is not possible to throw a bridge from the one realm to the other. But although the determining grounds of causality according to the concept of freedom (and the practical rules which it contains) are not resident in nature, and the sensible cannot determine the supersensible in the subject, yet this is possible conversely (not, to be sure, in respect of the cognition of nature, but as regards the effects of the supersensible upon the sensible). This in fact is involved in the concept of a causality through freedom, the effect of which is to take place in the world according to its formal laws. The word cause, of course, when used of the supersensible only signifies the ground which determines the causality of natural things to an effect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proper natural laws, although harmoniously with the formal principle of the laws of Reason. Although the possibility of this cannot be comprehended, yet the objection of a contradiction alleged to be found in it can be sufficiently answered.10—The effec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cept of freedom is the final purpose which (or its phenomenon in the world of sense) ought to exist; and the condition of the possibility of this is presupposed in nature (in the nature of the subject as a sensible being, that is, as man). The Judgement presupposes this a priori and without reference to the practical; and thus furnishes the mediating concept between the concepts of nature and that of freedom. It makes possible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conformity to law in accordance with the former to the final purpos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tter, and this by the concept of a purposiveness of nature. For thus is cognised the possibility of the final purpose which alone can be actualised in nature in harmony with its laws.

    The Understanding by the possibility of its a priori laws for nature, gives a proof that nature is only cognised by us as phenomenon; and implies at the same time that it has a supersensible substrate, though it leaves this quite undetermined. The Judgement by its a priori principle for the judging of nature according to its possible particular laws, makes the supersensible substrate (both in us and without us) determinable by means of the intellectual faculty. But the Reason by its practical a priori law determines it; and thus the Judgement makes possible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realm of the concept of nature to that of the concept of freedom.

    As regards the faculties of the soul in general, in their higher aspect, as containing an autonomy; the Understanding is that which contains the constitutive principles a priori for the cognitive faculty (the theoretical cognition of nature). For the feeling of pleasure and pain there is the Judgement, independently of concepts and sensations which relate to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faculty of desire and can thus be immediately practical. For the faculty of desire there is the Reason which is practical without the mediation of any pleasure whatever. It determines for the faculty of desire, as a superior faculty, the final purpose which carries with it the pure intellectual satisfaction in the Object.—The concept formed by Judgement of a purposiveness of nature belongs to natural concepts, but only as a regulative principle of the cognitive faculty; although the aesthetical judgement upon certain objects (of Nature or Art) which occasions it is, in respect of the feeling of pleasure or pain, a constitutive principle. The spontaneity in the play of the cognitive faculties, the harmony of which contains the ground of this pleasure, makes the above concept [of the purposiveness of nature] fit to be the mediating link between the realm of the natural concept and that of the concept of freedom in its effects; whilst at the same time it promotes the sensibility of the mind for moral feeling.—The following table may facilitate the review of all the higher faculties according to their systematic unity.11

    All the faculties of the mind

    Cognitive faculties. Faculties of desire.

    Feeling of pleasure and pain.

    Cognitive faculties

    Understanding. Judgement. Reason.

    A priori principles

    Conformity to law. Purposiveness. Final purpose.

    Application to

    Nature. Art. Freedom.

    THE CRITIQUE OF JUDGEMENT

    PART I

    CRITIQUE OF THE AESTHETICAL JUDGEMENT

    FIRST DIVISION

    ANALYTIC OF THE AESTHETICAL JUDGEMENT

    FIRST BOOK

    ANALYTIC OF THE BEAUTIFUL

    FIRST MOMENT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12 ACCORDING TO QUALITY

    § 1. The judgement of taste is aesthetical

    In order to decide whether anything is beautiful or not, we refer the representation, not by the Understanding to the Object for cognition but, by the Imagination (perhaps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Understanding) to the subject, and its feeling of pleasure or pain. The judgement of taste is therefore not a judgement of cognition, and is consequently not logical but aesthetical, by which we understand that whose determining ground can be no other than subjective. Every reference of representations, even that of sensations, may be objective (and then it signifies the real in an empirical representation); save only the reference to the feeling of pleasure and pain, by which nothing in the Object is signified, but through which there is a feeling in the subject, as it is affected by the representation.

    To apprehend a regular, purposive building by means of one’s cognitive faculty (whether in a clear or a confused way of representation) is something quite different from being conscious of this representation as connected with the sensation of satisfaction. Here the representation is altogether referred to the subject and to its feeling of life, under the name of the feeling of pleasure or pain. This establishes a quite separate faculty of distinction and of judgement, adding nothing to cognition, but only comparing the given representation in the subject with the whole faculty of representations, of which the mind is conscious in the feeling of its state. Given representations in a judgement can be empirical (consequently, aesthetical); but the judgement which is formed by means of them is logical, provided they are referred in the judgement to the Object. Conversely, if the given representations are rational, but are referred in a judgement simply to the subject (to its feeling), the judgement is so far always aesthetical.

    § 2. The satisfaction which determines the judgement of taste is disinterested

    The satisfaction which we combine with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existence of an object is called interest. Such satisfaction always has reference to the faculty of desire, either as its determining ground or as necessarily connected with its determining ground. Now when the question is if a thing is beautiful, we do not want to know whether anything depends or can depend on the existence of the thing either for myself or for any one else, but how we judge it by mere observation (intuition or reflection). If any one asks me if I find that palace beautiful which I see before me, I may answer: I do not like things of that kind which are made merely to be stared at. Or I can answer like that Iroquois sachem who was pleased in Paris by nothing more than by the cook-shops. Or again after the manner of Rousseau I may rebuke the vanity of the great who waste the sweat of the people on such superfluous things. In fine I could easily convince myself that if I found myself on an uninhabited island without the hope of ever again coming among men, and could conjure up just such a splendid building by my mere wish, I should not even give myself the trouble if I had a sufficiently comfortable hut. This may all be admitted and approved; but we are not now talking of this. We wish only to know if this mere representation of the object is accompanied in me with satisfaction, however indifferent I may be as regards the existence of the object of this representation. We easily see that in saying it is beautiful and in showing that I have taste, I am concerned, not with that in which I depend on the existence of the object, but with that which I make out of this representation in myself. Every one must admit that a judgement about beauty, in which the least interest mingles, is very partial and is not a pure judgement of taste. We must not be in the least prejudiced in favour of the existence of the things, but be quite indifferent in this respect, in order to play the judge in things of taste.

    We cannot, however, better elucidate this proposition, which is of capital importance, than by contrasting the pure disinterested13 satisfaction in judgements of taste, with that which is bound up with an interest, especially if we can at the same time be certain that there are no other kinds of interest than those which are now to be specified.

    § 3. The satisfaction in the PLEASANT is bound up with interest

    That which pleases the senses in sensation is PLEASANT. Here the opportunity presents itself of censuring a very common confusion of the double sense which the word sensation can have, and of calling attention to it. All satisfaction (it is said or thought) is itself sensation (of a pleasure). Consequently everything that pleases is pleasant because it pleases (and according to its different degrees or its relations to other pleasant sensations it is agreeable, lovely, delightful, enjoyable, etc.). But if this be admitted, then impressions of Sense which determine the inclination, fundamental propositions of Reason which determine the Will, mere reflective forms of intuition which determine the Judgement, are quite the same, as regards the effect upon the feeling of pleasure. For this would be pleasantness in the sensation of one’s state, and since in the end all the operations of our faculties must issue in the practical and unite in it as their goal, we could suppose no other way of estimating things and their worth than that which consists in the gratification that they promise. It is of no consequence at all how this is attained, and since then the choice of means alone could make a difference, men could indeed blame one another for stupidity and indiscretion, but never for baseness and wickedness. For all, each according to his own way of seeing things, seek one goal, that is, gratification.

    If a determination of the feeling of pleasure or pain is called sensation, this expression signifies something quite different from what I mean when I call the representation of a thing (by sense, as a receptivity belonging to the cognitive faculty) sensation. For in the latter case the representation is referred to the Object, in the former simply to the subject, and is available for no cognition whatever, not even for that by which the subject cognises itself.

    In the above elucidation we understand by the word sensation, an objective representation of sense; and in order to avoid misinterpretation, we shall call that, which must always remain merely subjective and can constitute absolutely no representation of an object, by the ordinary term “feeling.” The green colour of the meadows belongs to objective sensation, as a perception of an object of sense; the pleasantness of this belongs to subjective sensation by which no object is represented, i.e. to feeling, by which the object is considered as an Object of satisfaction (which does not furnish a cognition of it).

    Now that a judgement about an object, by which I describe it as pleasant, expresses an interest in it, is plain from the fact that by sensation it excites a desire for objects of that kind; consequently the satisfaction presupposes not the mere judgement about it, but the relation of its existence to my state, so far as this is affected by such an Object. Hence we do not merely say of the pleasant, it pleases; but, it gratifies. I give to it no mere approval, but inclination is aroused by it; and in the case of what is pleasant in the most lively fashion, there is no judgement at all upon the character of the Object, for those who always lay themselves out only for enjoyment (for that is the word describing intense gratification) would fain dispense with all judgement.

    § 4. The satisfaction in the GOOD is bound up with interest

    Whatever by means of Reason pleases through the mere concept is GOOD. That which pleases only as a means we call good for something (the useful); but that which pleases for itself is good in itself. In both there is always involved the concept of a purpose, and consequently the relation of Reason to the (at least possible) volition, and thus a satisfaction in the presence of an Object or an action, i.e. some kind of interest.

    In order to find anything good, I must always know what sort of a thing the object ought to be, i.e. I must have a concept of it. But there is no need of this, to find a thing beautiful. Flowers, free delineations, outlines intertwined with one another without design and called foliage, have no meaning, depend on no definite concept, and yet they please. The satisfaction in the beautiful must depend on the reflection upon an object, leading to any concept (however indefinite); and it is thus distinguished from the pleasant which rests entirely upon sensation.

    It is true, the Pleasant seems in many cases to be the same as the Good. Thus people are accustomed to say that all gratification (especially if it lasts) is good in itself; which is very much the same as to say that lasting pleasure and the good are the same. But we can soon see that this is merely a confusion of words; for the concepts which properly belong to these expressions can in no way be interchanged. The pleasant, which, as such, represents the object simply in relation to Sense, must first be brought by the concept of a purpose under principles of Reason, in order to call it good, as an object of the Will. But that there is [involved] a quite different relation to satisfaction in calling that which gratifies at the same time good, may be seen from the fact that in the case of the good the question always is, whether it is mediately or immediately good (useful or good in itself); but on the contrary in the case of the pleasant there can be no question about this at all, for the word always signifies something which pleases immediately. (The same is applicable to what I call beautiful.)

    Even in common speech men distinguish the Pleasant from the Good. Of a dish which stimulates the taste by spices and other condiments we say unhesitatingly that it is pleasant, though it is at the same time admitted not to be good; for though it immediately delights the senses, yet mediately, i.e. considered by Reason which looks to the after results, it displeases. Even in the judging of health we may notice this distinction. It is immediately pleasant to every one possessing it (at least negatively, i.e. as the absence of all bodily pains). But in order to say that it is good, it must be considered by Reason with reference to purposes; viz. that it is a state which makes us fit for all our business. Finally in respect of happiness every one believes himself entitled to describe the greatest sum of the pleasantnesses of life (as regards both their number and their duration) as a true, even as the highest, good. However Reason is opposed to this. Pleasantness is enjoyment. And if we were concerned with this alone, it would be foolish to be scrupulous as regards the means which procure it for us, or [to care] whether it is obtained passively by the bounty of nature or by our own activity and work. But Reason can never be persuaded that the existence of a man who merely lives for enjoyment (however busy he may be in this point of view), has a worth in itself; even if he at the same time is conducive as a means to the best enjoyment of others, and shares in all their gratifications by sympathy. Only what he does, without reference to enjoyment, in full freedom and independently of what nature can procure for him passively, gives an [absolute14] worth to his being, as the existence of a person; and happiness, with the whole abundance of its pleasures, is far from being an unconditioned good.15

    However, notwithstanding all this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leasant and the good, they both agree in this that they are always bound up with an interest in their object. [This is true] not only of the pleasant(§ 3), and the mediate good (the useful) which is pleasing as a means towards pleasantness somewhere, but also of that which is good absolutely and in every aspect, viz. moral good, which brings with it the highest interest. For the good is the Object of will (i.e. of a faculty of desire determined by Reason). But to will something, and to have a satisfaction in its existence, i.e. to take an interest in it, are identical.

    § 5. Comparison of the three specifically different kinds of satisfaction

    The pleasant and the good have both a reference to the faculty of desire; and they bring with them—the former a satisfaction pathologically conditioned (by impulses, stimuli)—the latter a pure practical satisfaction, which is determined not merely by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object, but also by the represented connexion of the subject with the existence of the object. [It is not merely the object that pleases, but also its existence.16] On the other hand, the judgement of taste is merely contemplative; i.e. it is a judgement which, indifferent as regards the being of an object, compares its character with the feeling of pleasure and pain. But this contemplation itself is not directed to concepts; for the judgement of taste is not a cognitive judgement (either theoretical or practical), and thus is not based on concepts, nor has it concepts as its purpose.

    The Pleasant, the Beautiful, and the Good, designate then, three different relations of representations to the feeling of pleasure and pain, in reference to which we distinguish from each other objects or methods of representing them. And the expressions corresponding to each, by which we mark our complacency in them, are not the same. That which GRATIFIES a man is called pleasant; that which merely PLEASES him is beautiful; that which is ESTEEMED [or approved17] by him, i.e. that to which he accords an objective worth, is good. Pleasantness concerns irrational animals also; but Beauty only concerns men, i.e. animal, but still rational, beings—not merely quâ rational (e.g. spirits), but quâ animal also; and the Good concerns every rational being in general. This is a proposition which can only be completely established and explained in the sequel. We may say that of all these three kinds of satisfaction, that of taste in the Beautiful is alone a disinterested and free satisfaction; for no interest, either of Sense or of Reason, here forces our assent. Hence we may say of satisfaction that it is related in the three aforesaid cases to inclination, to favour, or to respect. Now favour is the only free satisfaction. An object of inclination, and one that is proposed to our desire by a law of Reason, leave us no freedom in forming for ourselves anywhere an object of pleasure. All interest presupposes or generates a want; and, as the determining ground of assent, it leaves the judgement about the object no longer free.

    As regards the interest of inclination in the case of the Pleasant, every one says that hunger is the best sauce, and everything that is eatable is relished by people with a healthy appetite; and thus a satisfaction of this sort does not indicate choice directed by taste. It is only when the want is appeased that we can distinguish which of many men has or has not taste. In the same way there may be manners (conduct) without virtue, politeness without goodwill, decorum without modesty, etc. For where the moral law speaks there is no longer, objectively, a free choice as regards what is to be done; and to display taste in its fulfilment (or in judging of another’s fulfilment of it) is something quite different from manifesting the moral attitude of thought. For this involves a command and generates a want, whilst moral taste only plays with the objects of satisfaction, without attaching itself to one of them.

    EXPLANATION OF THE BEAUTIFUL RESULTING FROM THE FIRST MOMENT

    Taste is the faculty of judging of an object or a method of representing it by an entirely disinterested satisfaction or dissatisfaction. The object of such satisfaction is called beautiful.18

    SECOND MOMENT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VIZ. ACCORDING TO QUANTITY

    § 6. The beautiful is that which apart from concepts is represented as the object of a universal satisfaction

    This explanation of the beautiful can be derived from the preceding explanation of it as the object of an entirely disinterested satisfaction. For the fact of which every one is conscious, that the satisfaction is for him quite disinterested, implies in his judgement a ground of satisfaction for every one. For since it does not rest on any inclination of the subject (nor upon any other premeditated interest), but since he who judges feels himself quite free as regards the satisfaction which he attaches to the object, he cannot find the ground of this satisfaction in any private conditions connected with his own subject; and hence it must be regarded as grounded on what he can presuppose in every other man. Consequently he must believe that he has reason for attributing a similar satisfaction to every one. He will therefore speak of the beautiful, as if beauty were a characteristic of the object and the judgement logical (constituting a cognition of the Object by means of concepts of it); although it is only aesthetical and involves merely a reference of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object to the subject. For it has this similarity to a logical judgement that we can presuppose its validity for every one. But this universality cannot arise from concepts; for from concepts there is no transition to the feeling of pleasure or pain (except in pure practical laws, which bring an interest with them such as is not bound up with the pure judgement of taste). Consequently the judgement of taste, accompanied with the consciousness of separation from all interest, must claim validity for every one, without this universality depending on Objects. That is, there must be bound up with it a title to subjective universality.

    § 7. Comparison of the Beautiful with the Pleasant and the Good by means of the above characteristic

    As regards the Pleasant every one is content that his judgement, which he bases upon private feeling, and by which he says of an object that it pleases him, should be limited merely to his own person. Thus he is quite contented that if he says “Canary wine is pleasant,” another man may correct his expression and remind him that he ought to say “It is pleasant to me.” And this is the case not only as regards the taste of the tongue, the palate, and the throat, but for whatever is pleasant to any one’s eyes and ears. To one violet colour is soft and lovely, to another it is faded and dead. One man likes the tone of wind instruments, another that of strings. To strive here with the design of reproving as incorrect another man’s judgement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our own, as if the judgements were logically opposed, would be folly. As regards the pleasant therefore the fundamental proposition is valid, every one has his own taste (the taste of Sense).

    The case is quite different with the Beautiful. It would (on the contrary) be laughable if a man who imagined anything to his own taste, thought to justify himself by saying: “This object (the house we see, the coat that person wears, the concert we hear, the poem submitted to our judgement) is beautiful for me.” For he must not call it beautiful if it merely pleases himself. Many things may have for him charm and pleasantness; no one troubles himself at that; but if he gives out anything as beautiful, he supposes in others the same satisfaction—he judges not merely for himself, but for every one, and speaks of beauty as if it were a property of things. Hence he says “the thing is beautiful”; and he does not count on the agreement of others with this his judgement of satisfaction, because he has found this agreement several times before, but he demands it of them. He blames them if they judge otherwise and he denies them taste, which he nevertheless requires from them. Here then we cannot say that each man has his own particular taste. For this would be as much as to say that there is no taste whatever; i.e. no aesthetical judgement, which can make a rightful claim upon every one’s assent.

    At the same time we find as regards the Pleasant that there is an agreement among men in their judgements upon it, in regard to which we deny Taste to some and attribute it to others; by this not meaning one of our organic senses, but a faculty of judging in respect of the pleasant generally. Thus we say of a man who knows how to entertain his guests with pleasures (of enjoyment for all the senses), so that they are all pleased, “he has taste.” But here the universality is only taken comparatively; and there emerge rules which are only general (like all empirical ones), and not universal; which latter the judgement of Taste upon the beautiful undertakes or lays claim to. It is a judgement in reference to sociability, so far as this rests on empirical rules. In respect of the Good it is true that judgements make rightful claim to validity for every one; but the Good is represented only by means of a concept as the Object of a universal satisfaction, which is the case neither with the Pleasant nor with the Beautiful.

    § 8. The universality of the satisfaction is represented in a judgement of Taste only as subjective

    This particular determination of the universality of an aesthetical judgement, which is to be met with in a judgement of taste, is noteworthy, not indeed for the logician, but for the transcendental philosopher. It requires no small trouble to discover its origin, but we thus detect a property of our cognitive faculty which without this analysis would remain unknown.

    First, we must be fully convinced of the fact that in a judgement of taste (about the Beautiful) the satisfaction in the object is imputed to every one, without being based on a concept (for then it would be the Good). Further, this claim to universal validity so essentially belongs to a judgement by which we describe anything as beautiful, that if this were not thought in it, it would never come into our thoughts to use the expression at all, but everything which pleases without a concept would be counted as pleasant. In respect of the latter every one has his own opinion; and no one assumes, in another, agreement with his judgement of taste, which is always the case in a judgement of taste about beauty. I may call the first the taste of Sense, the second the taste of Reflection; so far as the first lays down mere private judgements, and the second judgements supposed to be generally valid (public), but in both cases aesthetical (not practical) judgements about an object merely in respect of the relation of its representation to the feeling of pleasure and pain. Now here is something strange. As regards the taste of Sense not only does experience show that its judgement (of pleasure or pain connected with anything) is not valid universally, but every one is content not to impute agreement with it to others (although actually there is often found a very extended concurrence in these judgements). On the other hand, the taste of Reflection has its claim to the universal validity of its judgements (about the beautiful) rejected often enough, as experience teaches; although it may find it possible (as it actually does) to represent judgements which can demand this universal agreement. In fact for each of its judgements of taste it imputes this to every one, without the persons that judge disputing as to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a claim; although in particular cases they cannot agree as to the correct application of this faculty.

    Here we must, in the first place, remark that a universality which does not rest on concepts of Objects (not even on empirical ones) is not logical but aesthetical, i.e. it involves no objective quantity of the judgement but only that which is subjective. For this I use the expression general validity which signifies the validity of the reference of a representation, not to the cognitive faculty but, to the feeling of pleasure and pain for every subject. (We can avail ourselves also of the same expression for the logical quantity of the judgement, if only we prefix objective to “universal validity,” to distinguish it from that which is merely subjective and aesthetical.)

    A judgement with objective universal validity is also always valid subjectively; i.e. if the judgement holds for everything contained under a given concept, it holds also for every one who represents an object by means of this concept. But from a subjective universal validity, i.e. aesthetical and resting on no concept, we cannot infer that which is logical; because that kind of judgement does not extend to the Object. Hence the aesthetical universality which is ascribed to a judgement must be of a particular kind, because it does not unite the predicate of beauty with the concept of the Object, considered in its whole logical sphere, and yet extends it to the whole sphere of judging persons.

    In respect of logical quantity all judgements of taste are singular judgements. For because I must refer the object immediately to my feeling of pleasure and pain, and that not by means of concepts, they cannot have the quantity of objective generally valid judgements. Nevertheless if the singular representation of the Object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ditions determining the latter, were transformed by comparison into a concept, a logically universal judgement could result therefrom. E.g. I describe by a judgement of taste the rose, that I see, as beautiful. But the judgement which results from the comparison of several singular judgements, “Roses in general are beautiful” is no longer described simply as aesthetical, but as a logical judgement based on an aesthetical one. Again the judgement “The rose is pleasant” (to smell) is, although aesthetical and singular, not a judgement of Taste but of Sense. It is distinguished from the former by the fact that the judgement of Taste carries with it an aesthetical quantity of universality, i.e. of validity for every one; which cannot be found in a judgement about the Pleasant. It is only judgements about the Good which—although they also determine satisfaction in an object,—have logical and not merely aesthetical universality; for they are valid of the Object, as cognitive of it, and thus are valid for every one.

    If we judge Objects merely according to concepts, then all representation of beauty is lost. Thus there can be no rule according to which any one is to be forced to recognise anything as beautiful. We cannot press [upon others] by the aid of any reasons or fundamental propositions our judgement that a coat, a house, or a flower is beautiful. We wish to submit the Object to our own eyes, as if the satisfaction in it depended on sensation; and yet if we then call the object beautiful, we believe that we speak with a universal voice, and we claim the assent of every one, although on the contrary all private sensation can only decide for the observer himself and his satisfaction.

    We may see now that in the judgement of taste nothing is postulated but such a universal voice, in respect of the satisfaction without the intervention of concepts; and thus the possibility of an aesthetical judgement that can, at the same time, be regarded as valid for every one. The judgement of taste itself does not postulate the agreement of every one (for that can only be done by a logically universal judgement because it can adduce reasons); it only imputes this agreement to every one, as a case of the rule in respect of which it expects, not confirmation by concepts, but assent from others. The universal voice is, therefore, only an Idea (we do not yet inquire upon what it rests). It may be uncertain whether or not the man, who believes that he is laying down a judgement of taste, is, as a matter of fact, judging in conformity with that Idea; but that he refers his judgement thereto, and, consequently, that it is intended to be a judgement of taste, he announces by the expression “beauty.” He can be quite certain of this for himself by the mere consciousness of the separation of everything belonging to the Pleasant and the Good from the satisfaction which is left; and this is all for which he promises himself the agreement of every one—a claim which would be justifiable under these conditions, provided only he did not often make mistakes, and thus lay down an erroneous judgement of taste.

    § 9. Investigation of the question whether in the judgement of taste the feeling of pleasure precedes or follows the judging of the object

    The solution of this question is the key to the Critique of Taste, and so is worthy of all attention.

    If the pleasure in the given object precedes, and it is only its universal communicability that is to be acknowledged in the judgement of taste about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object, there would be a contradiction. For such pleasure would be nothing different from the mere pleasantness in the sensation, and so in accordance with its nature could have only private validity, because it is immediately dependent on the representation through which the object is given.

    Hence, it is the universal capability of communication of the mental state in the given representation which, as the subjective condition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must be fundamental, and must have the pleasure in the object as its consequent. But nothing can be universally communicated except cognition and representation, so far as it belongs to cognition. For it is only thus that this latter can be objective; and only through this has it a universal point of reference, with which the representative power of every one is compelled to harmonise. If the determining ground of our judgement as to this universal communicability of the representation is to be merely subjective, i.e. is conceived independently of any concept of the object, it can be nothing else than the state of mind, which is to be met with in the relation of our representative powers to each other, so far as they refer a given representation to cognition in general.

    The cognitive powers, which are involved by this representation, are here in free play, because no definite concept limits them to a particular19 rule of cognition. Hence, the state of mind in this representation must be a feeling of the free play of the representative powers in a given representation with reference to a cognition in general. Now a representation by which an object is given, that is to become a cognition in general, requires Imagination, for the gathering together the manifold of intuition, and Understanding, for the unity of the concept uniting the representations. This state of free play of the cognitive faculties in a representation by which an object is given, must be universally communicable; because cognition, as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Object with which given representations (in whatever subject) are to agree, is the only kind of representation which is valid for every one.

    The subjective universal communicability of the mode of representation in a judgement of taste, since it is to be possible without presupposing a definite concept, can refer to nothing else than the state of mind in the free play of the Imagination and the Understanding (so far as they agree with each other, as is requisite for cognition in general). We are conscious that this subjective relation, suitable for cognition in general, must be valid for every one, and thus must be universally communicable, just as if it were a definite cognition, resting always on that relation as its subjective condition.

    This merely subjective (aesthetical) judging of the object, or of the representation by which it is given, precedes the pleasure in it, and is the ground of this pleasure in the harmony of the cognitive faculties; but on the universality of the subjective conditions for judging of objects is alone based the universal subjective validity of the satisfaction bound up by us with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object that we call beautiful.

    The power of communicating one’s state of mind, even though only in respect of the cognitive faculties, carries a pleasure with it, as we can easily show from the natural propension of man towards sociability (empirical and psychological). But this is not enough for our design. The pleasure that we feel is, in a judgement of taste, necessarily imputed by us to every one else; as if, when we call a thing beautiful, it is to be regarded as a characteristic of the object which is determined in it according to concepts; though beauty, without a reference to the feeling of the subject, is nothing by itself. But we must reserve the examination of this question until we have answered another, viz. “If and how aesthetical judgements are possible a priori?”

    We now occupy ourselves with the easier question, in what way we are conscious of a mutual subjective harmony of the cognitive powers with one another in the judgement of taste; is it aesthetically by mere internal sense and sensation? or is it intellectually by the consciousness of our designed activity, by which we bring them into play?

    If the given representation, which occasions the judgement of taste, were a concept uniting Understanding and Imagination in the judging of the object, into a cognition of the Object, the consciousness of this relation would be intellectual (as in the objective schematism of the Judgement of which the Critique20 treats). But then the judgement would not be laid down in reference to pleasure and pain, and consequently would not be a judgement of taste. But the judgement of taste, independently of concepts, determines the Object in respect of satisfaction and of the predicate of beauty. Therefore that subjective unity of relation can only make itself known by means of sensation. The excitement of both faculties (Imagination and Understanding) to indeterminate, but yet, through the stimulus of the given sensation, harmonious activity, viz. that which belongs to cognition in general, is the sensation whose universal communicability is postulated by the judgement of taste. An objective relation can only be thought, but yet, so far as it is subjective according to its conditions, can be felt in its effect on the mind; and, of a relation based on no concept (like the relation of the representative powers to a cognitive faculty in general), no other consciousness is possible than that through the sensation of the effect, which consists in the more lively play of both mental powers (the Imagination and the Understanding) when animated by mutual agreement. A representation which, as singular and apart from comparison with others, yet has an agreement with the conditions of universality which it is the business of the Understanding to supply, brings the cognitive faculties into that proportionate accord which we require for all cognition, and so regard as holding for every one who is determined to judge by means of Understanding and Sense in combination (i.e. for every man).

    EXPLANATION OF THE BEAUTIFUL RESULTING FROM THE SECOND MOMENT

    The beautiful is that which pleases universally, without a concept.

    THIRD MOMENT

    OF JUDGEMENTS OF TASTE, ACCORDING TO THE RELATION OF THE PURPOSES WHICH ARE BROUGHT INTO CONSIDERATION THEREIN.

    § 10. Of purposiveness in general

    If we wish to explain what a purpose is according to its transcendental determinations (without presupposing anything empirical like the feeling of pleasure) [we say that] the purpose is the object of a concept, in so far as the concept is regarded as the cause of the object (the real ground of its possibility); and the causality of a concept in respect of its Object is its purposiveness (forma finalis). Where then not merely the cognition of an object, but the object itself (its form and existence) is thought as an effect only possible by means of the concept of this latter, there we think a purpose.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effect is here the determining ground of its cause and precedes it.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ausality of a representation, for maintaining the subject in the same state, may here generally denote what we call pleasure; while on the other hand pain is that representation which contains the ground of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state of representations into their opposite [of restraining or removing them21].

    The faculty of desire, so far as it is determinable only through concepts, i.e. to act in conformity with the representation of a purpose, would be the Will. But an Object, or a state of mind, or even an action, is called purposive, although its possibility does not necessarily presuppose the representation of a purpose, merely because its possibility can be explained and conceived by us only so far as we assume for its ground a causality according to purposes, i.e. a will which would have so disposed it according to the representation of a certain rule. There can be, then, purposiveness without22 purpose, so far as we do not place the causes of this form in a will, but yet can only make the explanation of its possibility intelligible to ourselves by deriving it from a will. Again, we are not always forced to regard what we observe (in respect of its possibility)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Reason. Thus we can at least observe a purposiveness according to form, without basing it on a purpose (as the material of the nexus finalis), and we can notice it in objects, although only by reflection.

    § 11. The judgement of taste has nothing at its basis but the form of the purposiveness of an object (or of its mode of representation)

    Every purpose, if it be regarded as a ground of satisfaction, always carries with it an interest—as the determining ground of the judgement—about the object of pleasure. Therefore no subjective purpose can lie at the basis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But neither can the judgement of taste be determined by any representation of an objective purpose, i.e. of the possibility of the object itself in accordance with principles of purposive combination, and consequently it can be determined by no concept of the good; because it is an aesthetical and not a cognitive judgement. It therefore has to do with no concept of the character and internal or external possibility of the object by means of this or that cause, but merely with the relation of the representative powers to one another, so far as they are determined by a representation.

    Now this relation in the determination of an object as beautiful is bound up with the feeling of pleasure, which is declared by the judgement of taste to be valid for every one; hence a pleasantness, accompanying the representation, can as little contain the determining ground [of the judgement] as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perfection of the object and the concept of the good can. Therefore it can be nothing else than the subjective purposiveness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an object without any purpose (either objective or subjective); and thus it is the mere form of purposiveness in the representation by which an object is given to us, so far as we are conscious of it, which constitutes the satisfaction that we without a concept judge to be universally communicable; and, consequently, this is the determining ground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 12. The judgement of taste rests on a priori grounds

    To establish a priori the connexion of the feeling of a pleasure or pain as an effect, with any representation whatever (sensation or concept) as its cause, is absolutely impossible; for that would be a [particular]23 causal relation which (with objects of experience) can always only be cognised a posteriori, and through the medium of experience itself. We actually have, indeed, in the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 derived from universal moral concepts a priori the feeling of respect (as a special and peculiar modification of feeling which will not strictly correspond either to the pleasure or the pain that we get from empirical objects). But there we could go beyond the bounds of experience and call in a causality which rested on a supersensible attribute of the subject, viz. freedom. And even there, properly speaking, it was not this feeling which we derived from the Idea of the moral as cause, but merely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will. But the state of mind which accompanies any determination of the will is in itself a feeling of pleasure and identical with it, and therefore does not follow from it as its effect. This last must only be assumed if the concept of the moral as a good precede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will by the law; for in that case the pleasure that is bound up with the concept could not be derived from it as from a mere cognition.

    Now the case is similar with the pleasure in aesthetical judgements, only that here it is merely contemplative and does not bring about an interest in the Object, which on the other hand in the moral judgement it is practical.24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mere formal purposiveness in the play of the subject’s cognitive powers, in a representation through which an object is given, is the pleasure itself; because it contains a determining ground of the activity of the subject in respect of the excitement of its cognitive powers, and therefore an inner causality (which is purposive) in respect of cognition in general without however being limited to any definite cognition; and consequently contains a mere form of the subjective purposiveness of a representation in an aesthetical judgement. This pleasure is in no way practical, neither like that arising from the pathological ground of pleasantness, nor that from the intellectual ground of the represented good. But yet it involves causality, viz. of maintaining the state of the representation itself, and the exercise of the cognitive powers without further design. We linger over the contemplation of the beautiful, because this contemplation strengthens and reproduces itself, which is analogous to (though not of the same kind as) that lingering which takes place when a [physical] charm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object repeatedly arouses the attention, the mind being passive.

    § 13. The pure judgement of taste is independent of charm and emotion

    Every interest spoils the judgement of taste and takes from its impartiality, especially if the purposiveness is not, as with the interest of Reason, placed before the feeling of pleasure but grounded on it. This last always happens in an aesthetical judgement upon anything so far as it gratifies or grieves us. Hence judgements so affected can lay no claim at all to a universally valid satisfaction, or at least so much the less claim, in proportion as there are sensations of this sort among the determining grounds of taste. That taste is still barbaric which needs a mixture of charms and emotions in order that there may be satisfaction, and still more so if it make these the measure of its assent.

    Nevertheless charms are often not only taken account of in the case of beauty (which properly speaking ought merely to be concerned with form) as contributory to the aesthetical universal satisfaction; but they are passed off as in themselves beauties, and thus the matter of satisfaction is substituted for the form. This misconception, however, like so many others which have something true at their basis, may be removed by a careful definition of these concepts.

    A judgement of taste on which charm and emotion have no influence (although they may be bound up with the satisfaction in the beautiful),—which therefore has as its determining ground merely the purposiveness of the form,—is a pure judgement of taste.

    § 14. Elucidation by means of examples

    Aesthetical judgements can be divided just like theoretical (logical) judgements into empirical and pure. The first assert pleasantness or unpleasantness; the second assert the beauty of an object or of the manner of representing it. The former are judgements of Sense (material aesthetical judgements); the latter [as formal25] are alone strictly judgements of Taste.

    A judgement of taste is therefore pure, only so far as no merely empirical satisfaction is mingled with its determining ground. But this always happens if charm or emotion have any share in the judgement by which anything is to be described as beautiful.

    Now here many objections present themselves, which fallaciously put forward charm not merely as a necessary ingredient of beauty, but as alone sufficient [to justify] a thing’s being called beautiful. A mere colour, e.g. the green of a grass plot, a mere tone (as distinguished from sound and noise) like that of a violin, are by most people described as beautiful in themselves; although both seem to have at their basis merely the matter of representations, viz. simply sensation, and therefore only deserve to be called pleasant. But we must at the same time remark that the sensations of colours and of tone have a right to be regarded as beautiful only in so far as they are pure. This is a determination which concerns their form, and is the only [element] of these representations which admits with certainty of universal communicability; for we cannot assume that the quality of sensations is the same in all subjects, and we can hardly say that the pleasantness of one colour or the tone of one musical instrument is judged preferable to that of another in the same26 way by every one.

    If we assume with Euler that colours are isochronous vibrations (pulsus) of the aether, as sounds are of the air in a state of disturbance, and,—what is most important,—that the mind not only perceives by sense the effect of these in exciting the organ, but also perceives by reflection the regular play of impressions (and thus the form of the combination of different representations) which I still do not doubt27—then colours and tone cannot be reckoned as mere sensations, but as the formal determination of the unity of a manifold of sensations, and thus as beauties in themselves.

    But “pure” in a simple mode of sensation means that its uniformity is troubled and interrupted by no foreign sensation, and it belongs merely to the form; because here we can abstract from the quality of that mode of sensation (abstract from the colours and tone, if any, which it represents). Hence all simple colours, so far as they are pure, are regarded as beautiful; composite colours have not this advantage, because, as they are not simple, we have no standard for judging whether they should be called pure or not.

    But as regards the beauty attributed to the object on account of its form, to suppose it to be capable of augmentation through the charm of the object is a common error, and one very prejudicial to genuine, uncorrupted, well-founded taste. We can doubtless add these charms to beauty, in order to interest the mind by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object, apart from the bare satisfaction [received]; and thus they may serve as a recommendation of taste and its cultivation, especially when it is yet crude and unexercised. But they actually do injury to the judgement of taste if they draw attention to themselves as the grounds for judging of beauty. So far are they from adding to beauty that they must only be admitted by indulgence as aliens; and provided always that they do not disturb the beautiful form, in cases when taste is yet weak and untrained.

    In painting, sculpture, and in all the formative arts—in architecture, and horticulture, so far as they are beautiful arts—the delineation is the essential thing; and here it is not what gratifies in sensation but what pleases by means of its form that is fundamental for taste. The colours which light up the sketch belong to the charm; they may indeed enliven28 the object for sensation, but they cannot make it worthy of contemplation and beautiful. In most cases they are rather limited by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beautiful form; and even where charm is permissible it is ennobled solely by this.

    Every form of the objects of sense (both of external sense and also mediately of internal) is either figure or play. In the latter case it is either play of figures (in space, viz. pantomime and dancing), or the mere play of sensations (in time). The charm of colours or of the pleasant tones of an instrument may be added; but the delineation in the first case and the composition in the second constitute the proper object of the pure judgement of taste. To say that the purity of colours and of tones, or their variety and contrast, seems to add to beauty, does not mean that they supply a homogeneous addition to our satisfaction in the form because they are pleasant in themselves; but they do so, because they make the form more exactly, definitely, and completely, intuitible, and besides by their charm [excite the representation, whilst they29] awaken and fix our attention on the object itself.

    Even what we call ornaments [parerga29], i.e. those things which do not belong to the complete representation of the object internally as elements but only externally as complements, and which augment the satisfaction of taste, do so only by their form; as for example [the frames of pictures,29 or] the draperies of statues or the colonnades of palaces. But if the ornament does not itself consist in beautiful form, and if it is used as a golden frame is used, merely to recommend the painting by its charm, it is then called finery and injures genuine beauty.

    Emotion, i.e. a sensation in which pleasantness is produced by means of a momentary checking and a consequent more powerful outflow of the vital force, does not belong at all to beauty. But sublimity [with which the feeling of emotion is bound up29] requires a different standard of judgement from that which is at the foundation of taste; and thus a pure judgement of taste has for its determining ground neither charm nor emotion, in a word, no sensation as the material of the aesthetical judgement.

    § 15. The judgement of taste is quite independent of the concept of perfection

    Objective purposiveness can only be cognised by means of the reference of the manifold to a definite purpose, and therefore only through a concept. From this alone it is plain that the Beautiful, the judging of which has at its basis a merely formal purposiveness, i.e. a purposiveness without purpose, is quite independent of the concept of the Good; because the latter presupposes an objective purposiveness, i.e. the reference of the object to a definite purpose.

    Objective purposiveness is either external, i.e. the utility, or internal, i.e. the perfection of the object. That the satisfaction in an object, on account of which we call it beautiful, cannot rest on the representation of its utility, is sufficiently obvious from the two preceding sections; because in that case it would not be an immediate satisfaction in the object, which is the essential condition of a judgement about beauty. But objective internal purposiveness, i.e. perfection, comes nearer to the predicate of beauty; and it has been regarded by celebrated philosophers30 as the same as beauty, with the proviso, if it is thought in a confused way. It is of the greatest importance in a Critique of Taste to decide whether beauty can thus actually be resolved into the concept of perfection.

    To judge of objective purposiveness we always need not only the concept of a purpose, but (if that purposiveness is not to be external utility but internal) the concept of an internal purpose which shall contain the ground of the internal possibility of the object. Now as a purpose in general is that whose concept can be regarded as the ground of the possibility of the object itself; so, in order to represent objective purposiveness in a thing, the concept of what sort of thing it is to be must come first. The agreement of the manifold in it with this concept (which furnishes the rule for combining the manifold) is the qualitative perfection of the thing. Quite different from this is quantitative perfection, the completeness of a thing after its kind, which is a mere concept of magnitude (of totality).31 In this what the thing ought to be is conceived as already determined, and it is only asked if it has all its requisites. The formal [element]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a thing, i.e. the agreement of the manifold with a unity (it being undetermined what this ought to be), gives to cognition no objective purposiveness whatever. For since abstraction is made of this unity as purpose (what the thing ought to be), nothing remains but the subjective purposiveness of the representations in the mind of the intuiting subject. And this, although it furnishes a certain purposiveness of the representative state of the subject, and so a facility of apprehending a given form by the Imagination, yet furnishes no perfection of an Object, since the Object is not here conceived by means of the concept of a purpose. For example, if in a forest I come across a plot of sward, round which trees stand in a circle, and do not then represent to myself a purpose, viz. that it is intended to serve for country dances, not the least concept of perfection is furnished by the mere form. But to represent to oneself a formal objective purposiveness without purpose, i.e. the mere form of a perfection (without any matter and without the concept of that with which it is accordant, even if it were merely the Idea of conformity to law in general32) is a veritable contradiction.

    Now the judgement of taste is an aesthetical judgement, i.e. such as rests on subjective grounds, the determining ground of which cannot be a concept, and consequently cannot be the concept of a definite purpose. Therefore in beauty, regarded as a formal subjective purposiveness, there is in no way thought a perfection of the object, as a would-be formal purposiveness, which yet is objective. And thus to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concepts of the Beautiful and the Good, as if they were only different in logical form, the first being a confused, the second a clear concept of perfection, but identical in content and origin, is quite fallacious. For then there would be no specific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but a judgement of taste would be as much a cognitive judgement as the judgement by which a thing is described as good; just as when the ordinary man says that fraud is unjust he bases his judgement on confused grounds, whilst the philosopher bases it on clear grounds, but both on identical principles of Reason. I have already, however, said that an aesthetical judgement is unique of its kind, and gives absolutely no cognition (not even a confused cognition) of the Object; this is only supplied by a logical judgement. On the contrary, it simply refers the representation, by which an Object is given, to the subject; and brings to our notice no characteristic of the object, but only the purposive form in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representative powers which are occupying themselves therewith. The judgement is called aesthetical just because its determining ground is not a concept, but the feeling (of internal sense) of that harmony in the play of the mental powers, so far as it can be felt in sensation. On the other hand, if we wish to call confused concepts and the objective judgement based on them, aesthetical, we shall have an Understanding judging sensibly or a Sense representing its Objects by means of concepts [both of which are contradictory.33] The faculty of concepts, be they confused or clear, is the Understanding; and although Understanding has to do with the judgement of taste, as an aesthetical judgement (as it has with all judgements), yet it has to do with it not as a faculty by which an object is cognised, but as the faculty which determines the judgement and its representation (without any concept) in accordance with its relation to the subject and the subject’s internal feeling, in so far as this judgement may be possible in accordance with a universal rule.

    § 16. The judgement of taste, by which an object is declared to be beautiful under the condition of a definite concept, is not pure

    There are two kinds of beauty; free beauty (pulchritudo vaga) or merely dependent beauty (pulchritudo adhaerens). The first presupposes no concept of what the object ought to be; the second does presuppose such a concept and the perfection of the object in accordance therewith. The first is called the (self-subsistent) beauty of this or that thing; the second, as dependent upon a concept (conditioned beauty), is ascribed to Objects which come under the concept of a particular purpose.

    Flowers are free natural beauties. Hardly any one but a botanist knows what sort of a thing a flower ought to be; and even he, though recognising in the flower the reproductive organ of the plant, pays no regard to this natural purpose if he is passing judgement on the flower by Taste. There is then at the basis of this judgement no perfection of any kind, no internal purposiveness, to which the collection of the manifold is referred. Many birds (such as the parrot, the humming bird, the bird of paradise), and many sea shells are beauties in themselves, which do not belong to any object determined in respect of its purpose by concepts, but please freely and in themselves. So also delineations à la grecque, foliage for borders or wall-papers, mean nothing in themselves; they represent nothing—no Object under a definite concept,—and are free beauties. We can refer to the same class what are called in music phantasies (i.e. pieces without any theme), and in fact all music without words.

    In the judging of a free beauty (according to the mere form) the judgement of taste is pure. There is presupposed no concept of any purpose, for which the manifold should serve the given Object, and which therefore is to be represented therein. By such a concept the freedom of the Imagination which disports itself in the contemplation of the figure would be only limited.

    But human beauty (i.e. of a man, a woman, or a child), the beauty of a horse, or a building (be it church, palace, arsenal, or summer-house) presupposes a concept of the purpose which determines what the thing is to be, and consequently a concept of its perfection; it is therefore adherent beauty. Now as the combination of the Pleasant (in sensation) with Beauty, which properly is only concerned with form, is a hindrance to the purity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so also is its purity injured by the combination with Beauty of the Good (viz. that manifold which is good for the thing itself in accordance with its purpose).

    We could add much to a building which would immediately please the eye, if only it were not to be a church. We could adorn a figure with all kinds of spirals and light but regular lines, as the New Zealanders do with their tattooing, if only it were not the figure of a human being. And again this could have much finer features and a more pleasing and gentle cast of countenance provided it were not intended to represent a man, much less a warrior.

    Now the satisfaction in the manifold of a thing in reference to the internal purpose which determines its possibility is a satisfaction grounded on a concept; but the satisfaction in beauty is such as presupposes no concept, but is immediately bound up with the representation through which the object is given (not through which it is thought). If now the judgement of Taste in respect of the beauty of a thing is made dependent on the purpose in its manifold, like a judgement of Reason, and thus limited, it is no longer a free and pure judgement of Taste.

    It is true that taste gains by this combination of aesthetical with intellectual satisfaction, inasmuch as it becomes fixed; and though it is not universal, yet in respect to certain purposively determined Objects it becomes possible to prescribe rules for it. These, however, are not rules of taste, but merely rules for the unification of Taste with Reason, i.e. of the Beautiful with the Good, by which the former becomes available as an instrument of design in respect of the latter. Thus the tone of mind which is self-maintaining and of subjective universal validity is subordinated to the way of thinking which can be maintained only by painful resolve, but is of objective universal validity. Properly speaking, however, perfection gains nothing by beauty or beauty by perfection; but, when we compare the representation by which an object is given to us with the Object (as regards what it ought to be) by means of a concept, we cannot avoid considering along with it the sensation in the subject. And thus when both states of mind are in harmony our whole faculty of representative power gains.

    A judgement of taste, then, in respect of an object with a definite internal purpose, can only be pure, if either the person judging has no concept of this purpose, or else abstracts from it in his judgement. Such a person, although forming an accurate judgement of taste in judging of the object as free beauty, would yet by another who considers the beauty in it only as a dependent attribute (who looks to the purpose of the object) be blamed, and accused of false taste; although both are right in their own way, the one in reference to what he has before his eyes, the other in reference to what he has in his thought. By means of this distinction we can settle many disputes about beauty between judges of taste; by showing that the one is speaking of free, the other of dependent, beauty,—that the first is making a pure, the second an applied, judgement of taste.

    § 17. Of the Ideal of beauty

    There can be no objective rule of taste which shall determine by means of concepts what is beautiful. For every judgement from this source is aesthetical; i.e. the feeling of the subject, and not a concept of the Object, is its determining ground. To seek for a principle of taste which shall furnish, by means of definite concepts, a universal criterion of the beautiful, is fruitless trouble; because what is sought is impossible and self-contradictory. The universal communicability of sensation (satisfaction or dissatisfaction) without the aid of a concept—the agreement, as far as is possible, of all times and peoples as regards this feeling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certain objects—this is the empirical criterion, although weak and hardly sufficing for probability, of the derivation of a taste, thus confirmed by examples, from the deep-lying grounds of agreement common to all men, in judging of the forms under which objects are given to them.

    Hence, we consider some products of taste as exemplary. Not that taste can be acquired by imitating others; for it must be an original faculty. He who imitates a model shows, no doubt, in so far as he attains to it, skill; but only shows taste in so far as he can judge of this model itself.34 It follows from hence that the highest model, the archetype of taste, is a mere Idea, which every one must produce in himself; and according to which he must judge every Object of taste, every example of judgement by taste, and even the taste of every one. Idea properly means a rational concept, and Ideal the representation of an individual being, regarded as adequate to an Idea.35 Hence that archetype of taste, which certainly rests on the indeterminate Idea that Reason has of a maximum, but which cannot be represented by concepts, but only in an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is better called the Ideal of the beautiful. Although we are not in possession of this, we yet strive to produce it in ourselves. But it can only be an Ideal of the Imagination, because it rests on a presentation and not on concepts, and the Imagination is the faculty of presentation.—How do we arrive at such an Ideal of beauty? A priori, or empirically? Moreover, what species of the beautiful is susceptible of an Ideal?

    First, it is well to remark that the beauty for which an Ideal is to be sought cannot be vague beauty, but is fixed by a concept of objective purposiveness; and thus it cannot appertain to the Object of a quite pure judgement of taste, but to that of a judgement of taste which is in part intellectual. That is, in whatever grounds of judgement an Ideal is to be found, an Idea of Reason in accordance with definite concepts must lie at its basis; which determines a priori the purpose on which the internal possibility of the object rests. An Ideal of beautiful flowers, of a beautiful piece of furniture, of a beautiful view, is inconceivable. But neither can an Ideal be represented of a beauty dependent on definite purposes, e.g. of a beautiful dwelling-house, a beautiful tree, a beautiful garden, etc.; presumably because their purpose is not sufficiently determined and fixed by the concept, and thus the purposiveness is nearly as free as in the case of vague beauty. The only being which has the purpose of its existence in itself is man, who can determine his purposes by Reason; or, where he must receive them from external perception, yet can compare them with essential and universal purposes, and can judge this their accordance aesthetically. This man is, then, alone of all objects in the world, susceptible of an Ideal of beauty; as it is only humanity in his person, as an intelligence, that is susceptible of the Ideal of perfection.

    But there are here two elements. First, there is the aesthetical normal Idea, which is an individual intuition (of the Imagination), representing the standard of our judgement [upon man] as a thing belonging to a particular animal species. Secondly, there is the rational Idea which makes the purposes of humanity, so far as they cannot be sensibly represented, the principle for judging of a figure through which, as their phenomenal effect, those purposes are revealed. The normal Idea of the figure of an animal of a particular race must take its elements from experience. But the greatest purposivenes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igure, that would be available for the universal standard of aesthetical judgement upon each individual of this species—the image which is as it were designedly at the basis of nature’s Technic, to which only the whole race and not any isolated individual is adequate—this lies merely in the Idea of the judging [subject]. And this, with its proportions, as an aesthetical Idea, can be completely presented in concreto in a model. In order to make intelligible in some measure (for who can extract her whole secret from nature?) how this comes to pass, we shall attempt a psychological explanation.

    We must remark that, in a way quite incomprehensible by us, the Imagination can not only recall, on occasion, the signs for concepts long past, but can also reproduce the image of the figure of the object out of an unspeakable number of objects of different kinds or even of the same kind. Further, if the mind is concerned with comparisons, the Imagination can, in all probability, actually though unconsciously let one image glide into another, and thus by the concurrence of several of the same kind come by an average, which serves as the common measure of all. Every one has seen a thousand full-grown men. Now if you wish to judge of their normal size, estimating it by means of comparison, the Imagination (as I think) allows a great number of images (perhaps the whole thousand) to fall on one another. If I am allowed to apply here the analogy of optical presentation, it is in the space where most of them are combined and inside the contour, where the place is illuminated with the most vivid colours, that the average size is cognisable; which, both in height and breadth, is equally far removed from the extreme bounds of the greatest and smallest stature. And this is the stature of a beautiful man. (We could arrive at the same thing mechanically, by adding together all thousand magnitudes, heights, breadths, and thicknesses, and dividing the sum by a thousand. But the Imagination does this by means of a dynamical effect, which arises from the various impressions of such figures on the organ of internal sense.) If now in a similar way for this average man we seek the average head, for this head the average nose, etc., such figure is at the basis of the normal Idea in the country where the comparison is instituted. Thus necessarily under these empirical conditions a negro must have a different normal Idea of the beauty of the [human figure] from a white man, a Chinaman a different normal Idea from a European, etc. And the same is the case with the model of a beautiful horse or dog (of a certain breed).—This normal Idea is not derived from proportions got from experience [and regarded] as definite rules; but in accordance with it rules for judging become in the first instance possible. It is the image for the whole race, which floats among all the variously different intuitions of individuals, which nature takes as archetype in her productions of the same species, but which seems not to be fully reached in any individual case. It is by no means the whole archetype of beauty in the race, but only the form constituting the indispensable condition of all beauty, and thus merely correctness in the [mental] presentation of the race. It is, like the celebrated Doryphorus of Polycletus,36 the rule (Myron’s37 Cow might also be used thus for its kind). It can therefore contain nothing specifically characteristic, for otherwise it would not be the normal Idea for the race. Its presentation pleases, not by its beauty, but merely because it contradicts no condition, under which alone a thing of this kind can be beautiful. The presentation is merely correct.38

    We must yet distinguish the normal Idea of the beautiful from the Ideal, which latter, on grounds already alleged, we can only expect in the human figure. In this the Ideal consists in the expression of the moral, without which the object would not please universally and thus positively (not merely negatively in a correct presentation). The visible expression of moral Ideas that rule men inwardly, can indeed only be got from experience; but to make its connexion with all which our Reason unites with the morally good in the Idea of the highest purposiveness,—goodness of heart, purity, strength, peace, etc.,—visible as it were in bodily manifestation (as the effect of that which is internal), requires a union of pure Ideas of Reason with great imaginative power, even in him who wishes to judge of it, still more in him who wishes to present it. The correctness of such an Ideal of beauty is shown by its permitting no sensible charm to mingle with the satisfaction in the Object and yet allowing us to take a great interest therein. This shows that a judgement in accordance with such a standard can never be purely aesthetical, and that a judgement in accordance with an Ideal of beauty is not a mere judgement of taste.

    EXPLANATION OF THE BEAUTIFUL DERIVED FROM THIS THIRD MOMENT

    Beauty is the form of the purposiveness of an object, so far as this is perceived in it without any representation of a purpose.39

    FOURTH MOMENT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ACCORDING TO THE MODALITY OF THE SATISFACTION IN THE OBJECT

    § 18. What the modality in a judgement of taste is

    I can say of every representation that it is at least possible that (as a cognition) it should be bound up with a pleasure. Of a representation that I call pleasant I say that it actually excites pleasure in me. But the beautiful we think as having a necessary reference to satisfaction. Now this necessity is of a peculiar kind. It is not a theoretical objective necessity; in which case it would be cognised a priori that every one will feel this satisfaction in the object called beautiful by me. It is not a practical necessity; in which case, by concepts of a pure rational will serving as a rule for freely acting beings, the satisfaction is the necessary result of an objective law and only indicates that we absolutely (without any further design) ought to act in a certain way. But the necessity which is thought in an aesthetical judgement can only be called exemplary; i.e. a necessity of the assent of all to a judgement which is regarded as the example of a universal rule that we cannot state. Since an aesthetical judgement is not an objective cognitive judgement, this necessity cannot be derived from definite concepts, and is therefore not apodictic. Still less can it be inferred from the universality of experience (of a complete agreement of judgements as to the beauty of a certain object). For not only would experience hardly furnish sufficiently numerous vouchers for this; but also, on empirical judgements we can base no concept of the necessity of these judgements.

    § 19. The subjective necessity, which we ascribe to the judgement of taste, is conditioned

    The judgement of taste requires the agreement of every one; and he who describes anything as beautiful claims that every one ought to give his approval to the object in question and also describe it as beautiful. The ought in the aesthetical judgement is therefore pronounced in accordance with all the data which are required for judging and yet is only conditioned. We ask for the agreement of every one else, because we have for it a ground that is common to all; and we could count on this agreement, provided we were always sure that the case was correctly subsumed under that ground as rule of assent.

    § 20. The condition of necessity which a judgement of taste asserts is the Idea of a common sense

    If judgements of taste (like cognitive judgements) had a definite objective principle, then the person who lays them down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latter would claim an unconditioned necessity for his judgement. If they were devoid of all principle, like those of the mere taste of sense, we would not allow them in thought any necessity whatever. Hence they must have a subjective principle which determines what pleases or displeases only by feeling and not by concepts, but yet with universal validity. But such a principle could only be regarded as a common sense, which is essentially different from common Understanding which people sometimes call common Sense (sensus communis); for the latter does not judge by feeling but always by concepts, although ordinarily only as by obscurely represented principles.

    Hence it is only under the presupposition that there is a common sense (by which we do not understand an external sense, but the effect resulting from the free play of our cognitive powers)—it is only under this presupposition, I say, that the judgement of taste can be laid down.

    § 21. Have we ground for presupposing a common sense?

    Cognitions and judgements must, along with the conviction that accompanies them, admit of universal communicability; for otherwise there would be no harmony between them and the Object, and they would be collectively a mere subjective play of the representative powers, exactly as scepticism would have it. But if cognitions are to admit of communicability, so must also the state of mind,—i.e. the accordance of the cognitive powers with a cognition generally, and that proportion of them which is suitable for a representation (by which an object is given to us) in order that a cognition may be made out of it—admit of universal communicability. For without this as the subjective condition of cognition, knowledge as an effect could not arise. This actually always takes place when a given object by means of Sense excites the Imagination to collect the manifold, and the Imagination in its turn excites the Understanding to bring about a unity of this collective process in concepts. But this accordance of the cognitive powers has a different proportion according to the variety of the Objects which are given. However, it must be such that this internal relation, by which one mental faculty is excited by another, shall be generally the most beneficial for both faculties in respect of cognition (of given objects); and this accordance can only be determined by feeling (not according to concepts). Since now this accordance itself must admit of universal communicability, and consequently also our feeling of it (in a given representation), and since the universal communicability of a feeling presupposes a common sense, we have grounds for assuming this latter. And this common sense is assumed without relying on psychological observations, but simply as the necessary condition of the universal communicability of our knowledge, which is presupposed in every Logic and in every principle of knowledge that is not sceptical.

    § 22. The necessity of the universal agreement that is thought in a judgement of taste is a subjective necessity, which is represented as objective under the presupposition of a common sense

    In all judgements by which we describe anything as beautiful, we allow no one to be of another opinion; without however grounding our judgement on concepts but only on our feeling, which we therefore place at its basis not as a private, but as a communal feeling.40 Now this common sense cannot be grounded on experience; for it aims at justifying judgements which contain an ought. It does not say that every one will agree with my judgement, but that he ought. And so common sense, as an example of whose judgement I here put forward my judgement of taste and on account of which I attribute to the latter an exemplary validity, is a mere ideal norm, under the supposition of which I have a right to make into a rule for every one a judgement that accords therewith, as well as the satisfaction in an Object expressed in such judgement. For the principle, which concerns the agreement of different judging persons, although only subjective, is yet assumed as subjectively universal (an Idea necessary for every one); and thus can claim universal assent (as if it were objective) provided we are sure that we have correctly subsumed [the particulars] under it.

    This indeterminate norm of a common sense is actually presupposed by us; as is shown by our claim to lay down judgements of taste. Whether there is in fact such a common sense, as a constitutive principle of the possibility of experience, or whether a yet higher principle of Reason makes it only into a regulative principle for producing in us a common sense for higher purposes: whether therefore Taste is an original and natural faculty, or only the Idea of an artificial one yet to be acquired, so that a judgement of taste with its assumption of a universal assent in fact, is only a requirement of Reason for producing such harmony of sentiment; whether the “ought,” i.e. the objective necessity of the confluence of the feeling of any one man with that of every other, only signifies the possibility of arriving at this accord, and the judgement of taste only affords an example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principle: these questions we have neither the wish nor the power to investigate as yet; we have now only to resolve the faculty of taste into its elements in order to unite them at last in the Idea of a common sense.

    EXPLANATION OF THE BEAUTIFUL RESULTING FROM THE FOURTH MOMENT

    The beautiful is that which without any concept is cognised as the object of a necessary satisfaction.

    GENERAL REMARK ON THE FIRST SECTION OF THE ANALYTIC

    If we seek the result of the preceding analysis we find that everything runs up into this concept of Taste, that it is a faculty for judging an object in reference to the Imagination’s free conformity to law. Now if in the judgement of taste the Imagination must be considered in its freedom, it is in the first place not regarded as reproductive, as it is subject to the laws of association, but as productive and spontaneous (as the author of arbitrary forms of possible intuition). And although in the apprehension of a given object of sense it is tied to a definite form of this Object, and so far has no free play (such as that of poetry) yet it may readily be conceived that the object can furnish it with such a form containing a collection of the manifold, as the Imagination itself, if it were left free, would projec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formity to law of the Understanding in general. But that the imaginative power should be free and yet of itself conformed to law, i.e. bringing autonomy with it, is a contradiction. The Understanding alone gives the law. If, however, the Imagination is compelled to proceed according to a definite law, its product in respect of form is determined by concepts as to what it ought to be. But then, as is above shown, the satisfaction is not that in the Beautiful, but in the Good (in perfection, at any rate in mere formal perfection); and the judgement is not a judgement of taste. Hence it is a conformity to law without a law; and a subjective agreement of the Imagination and Understanding,—without such an objective agreement as there is when the representation is referred to a definite concept of an object,—can subsist along with the free conformity to law of the Understanding (which is also called purposiveness without purpose) and with the peculiar feature of a judgement of taste.

    Now geometrically regular figures, such as a circle, a square, a cube, etc., are commonly adduced by critics of taste as the simplest and most indisputable examples of beauty; and yet they are called regular, because we can only represent them by regarding them as mere presentations of a definite concept which prescribes the rule for the figure (according to which alone it is possible). One of these two must be wrong, either that judgement of the critic which ascribes beauty to the said figures, or ours, which regards purposiveness apart from a concept as requisite for beauty.

    Hardly any one will say that a man must have taste in order that he should find more satisfaction in a circle than in a scrawled outline, in an equilateral and equiangular quadrilateral than in one which is oblique, irregular, and as it were deformed, for this belongs to the ordinary Understanding and is not Taste at all. Where, e.g. our design is to judge of the size of an area, or to make intelligible the relation of the parts of it, when divided, to one another and to the whole, then regular figures and those of the simplest kind are needed, and the satisfaction does not rest immediately on the aspect of the figure, but on its availability for all kinds of possible designs. A room whose walls form oblique angles, or a parterre of this kind, even every violation of symmetry in the figure of animals (e.g. being one-eyed), of buildings, or of flower beds, displeases, because it contradicts the purpose of the thing, not only practically in respect of a definite use of it, but also when we pass judgement on it as regards any possible design. This is not the case in the judgement of taste, which when pure combines satisfaction or dissatisfaction,—without any reference to its use or to a purpose,—with the mere consideration of the object.

    The regularity which leads to the concept of an object is indeed the indispensable condition (conditio sine qua non) for grasping the object in a single representation and determining the manifold in its form. This determination is a purpose in respect of cognition, and in reference to this it is always bound up with satisfaction (which accompanies the execution of every, even problematical, design). There is here, however, merely the approval of the solution satisfying a problem, and not a free and indefinite purposive entertainment of the mental powers with what we call beautiful, where the Understanding is at the service of Imagination and not vice versa.

    In a thing that is only possible by means of design,—a building, or even an animal,—the regularity consisting in symmetry must express the unity of the intuition that accompanies the concept of purpose, and this regularity belongs to cognition. But where only a free play of the representative powers (under the condition, however, that the Understanding is to suffer no shock thereby) is to be kept up, in pleasure gardens, room decorations, all kinds of tasteful furniture, etc., regularity that shows constraint is avoided as much as possible. Thus in the English taste in gardens, or in bizarre taste in furniture, the freedom of the Imagination is pushed almost near to the grotesque, and in this separation from every constraint of rule we have the case, where taste can display its greatest perfection in the enterprises of the Imagination.

    All stiff regularity (such as approximates to mathematical regularity) has something in it repugnant to taste; for our entertainment in the contemplation of it lasts for no length of time, but it rather, in so far as it has not expressly in view cognition or a definite practical purpose, produces weariness. On the other hand that with which Imagination can play in an unstudied and purposive manner is always new to us, and one does not get tired of looking at it. Marsden in his description of Sumatra makes the remark that the free beauties of nature surround the spectator everywhere and thus lose their attraction for him.41 On the other hand a pepper-garden, where the stakes on which this plant twines itself form parallel rows, had much attractiveness for him, if he met with it in the middle of a forest. And hence he infers that wild beauty, apparently irregular, only pleases as a variation from the regular beauty of which one has seen enough. But he need only have made the experiment of spending one day in a pepper-garden, to have been convinced that, once the Understanding, by the aid of this regularity, has put itself in accord with the order that it always needs, the object will not entertain for long,—nay rather it will impose a burdensome constraint upon the Imagination. On the other hand, nature, which there is prodigal in its variety even to luxuriance, that is subjected to no constraint of artificial rules, can supply constant food for taste.—Even the song of birds, which we can bring under no musical rule, seems to have more freedom, and therefore more for taste, than a song of a human being which is produced in accordance with all the rules of music; for we very much sooner weary of the latter, if it is repeated often and at length. Here, however, we probably confuse our participation in the mirth of a little creature that we love, with the beauty of its song; for if this were exactly imitated by man (as sometimes the notes of the nightingale are)42 it would seem to our ear quite devoid of taste.

    Again, beautiful objects are to be distinguished from beautiful views of objects (which often on account of their distance cannot be clearly recognised). In the latter case taste appears not so much in what the Imagination apprehends in this field, as in the impulse it thus gets to fiction, i.e. in the peculiar fancies with which the mind entertains itself, whilst it is continually being aroused by the variety which strikes the eye. An illustration is afforded, e.g. by the sight of the changing shapes of a fire on the hearth or of a rippling brook; neither of these has beauty, but they bring with them a charm for the Imagination, because they entertain it in free play.

    SECOND BOOK

    ANALYTIC OF THE SUBLIME

    § 23. Transition from the faculty which judges of the Beautiful to that which judges of the Sublime

    The Beautiful and the Sublime agree in this, that both please in themselves. Further, neither presupposes a judgement of sense nor a judgement logically determined, but a judgement of reflection. Consequently the satisfaction [belonging to them] does not depend on a sensation, as in the case of the Pleasant, nor on a definite concept, as in the case of the Good; but it is nevertheless referred to concepts although indeterminate ones. And so the satisfaction is connected with the mere presentation [of the object] or with the faculty of presentation; so that in the case of a given intuition this faculty or the Imagination is considered as in agreement with the faculty of concepts of Understanding or Reason (in its furtherance of these latter). Hence both kinds of judgements are singular, and yet announce themselves as universally valid for every subject; although they lay claim merely to the feeling of pleasure and not to any knowledge of the object.

    But there are also remarkabl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The Beautiful in nature is connected with the form of the object, which consists in having boundaries. The Sublime, on the other hand, is to be found in a formless object, so far as in it or by occasion of it boundlessness is represented, and yet its totality is also present to thought. Thus the Beautiful seems to be regarded as the presentation of an indefinite concept of Understanding; the Sublime as that of a like concept of Reason. Therefore the satisfaction in the one case is bound up with the representation of quality, in the other with that of quantity. And the latter satisfaction is quite different in kind from the former, for this [the Beautiful43] directly brings with it a feeling of the furtherance of life, and thus is compatible with charms and with the play of the Imagination. But the other [the feeling of the Sublime43] is a pleasure that arises only indirectly; viz. it is produced by the feeling of a momentary checking of the vital powers and a consequent stronger outflow of them, so that it seems to be regarded as emotion,—not play, but earnest in the exercise of the Imagination.—Hence it is incompatible with charms; and as the mind is not merely attracted by the object but is ever being alternately repelled, the satisfaction in the sublime does not so much involve a positive pleasure as admiration or respect, which rather deserves to be called negative pleasure.

    But the inner and most important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Sublime and Beautiful is, certainly, as follows. (Here, as we are entitled to do, we only bring under consideration in the first instance the sublime in natural Objects; for the sublime of Art is always limited by the conditions of agreement with Nature.) Natural beauty (which is self-subsisting) brings with it a purposiveness in its form by which the object seems to be, as it were, pre-adapted to our Judgement, and thus constitutes in itself an object of satisfac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at which excites in us, without any reasoning about it, but in the mere apprehension of it, the feeling of the sublime, may appear as regards its form to violate purpose in respect of the Judgement, to be unsuited to our presentative faculty, and, as it were, to do violence to the Imagination; and yet it is judged to be only the more sublime.

    Now from this we may see that in general we express ourselves incorrectly if we call any object of nature sublime, although we can quite correctly call many objects of nature beautiful. For how can that be marked by an expression of approval, which is apprehended in itself as being a violation of purpose? All that we can say is that the object is fit for the presentation of a sublimity which can be found in the mind; for no sensible form can contain the sublime properly so-called. This concerns only Ideas of the Reason, which, although no adequate presentation is possible for them, by this inadequacy that admits of sensible presentation, are aroused and summoned into the mind. Thus the wide ocean, agitated by the storm, cannot be called sublime. Its aspect is horrible; and the mind must be already filled with manifold Ideas if it is to be determined by such an intuition to a feeling itself sublime, as it is incited to abandon sensibility and to busy itself with Ideas that involve higher purposiveness.

    Self-subsisting natural beauty discovers to us a Technic of nature, which represents it as a system in accordance with laws, the principle of which we do not find in the whole of our faculty of Understanding. That principle is the principle of purposiveness, in respect of the use of our Judgement in regard to phenomena; [which requires] that these must not be judged as merely belonging to nature in its purposeless mechanism, but also as belonging to something analogous to art. It, therefore, actually extends, not indeed our cognition of natural Objects, but our concept of nature; [which is now not regarded] as mere mechanism but as art. This leads to profound investigations as to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a form. But in what we are accustomed to call sublime there is nothing at all that leads to particular objective principles and forms of nature corresponding to them; so far from it that for the most part nature excites the Ideas of the sublime in its chaos or in its wildest and most irregular disorder and desolation, provided size and might are perceived. Hence, we see that the concept of the Sublime is not nearly so important or rich in consequences as the concept of the Beautiful; and that in general it displays nothing purposive in nature itself, but only in that possible use of our intuitions of it by which there is produced in us a feeling of a purposiveness quite independent of nature. We must seek a ground external to ourselves for the Beautiful of nature; but seek it for the Sublime merely in ourselves and in our attitude of thought which introduces sublimity into the representation of nature. This is a very needful preliminary remark, which quite separates the Ideas of the sublime from that of a purposiveness of nature, and makes the theory of the sublime a mere appendix to the aesthetical judging of that purposiveness; because by means of it no particular form is represented in nature, but there is only developed a purposive use which the Imagination makes of its representation.

    § 24. Of the divisions of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feeling of the sublime

    As regards the division of the moments of the aesthetical judging of objects in reference to the feeling of the sublime, the Analytic can proceed according to the same principle as was adapted in the analysis of judgements of taste. For as an act of the aesthetical reflective Judgement, the satisfaction in the Sublime must be represented just as in the case of the Beautiful,—according to quantity as universally valid, according to quality as devoid of interest, according to relation as subjective purposiveness, and according to modality as necessary. And so the method here will not diverge from that of the preceding section; unless, indeed, we count it a difference that in the case where the aesthetical Judgement is concerned with the form of the Object we began with the investigation of its quality, but here, in view of the formlessness which may belong to what we call sublime, we shall begin with quantity, as the first moment of the aesthetical judgement as to the sublime. The reason for this may be seen from the preceding paragraph.

    But the analysis of the Sublime involves a division not needed in the case of the Beautiful, viz. a division into the mathematically and the dynamically sublime.

    For the feeling of the Sublime brings with it as its characteristic feature a movement of the mind bound up with the judging of the object, while in the case of the Beautiful taste presupposes and maintains the mind in restful contemplation. Now this movement ought to be judged as subjectively purposive (because the sublime pleases us), and thus it is referred through the Imagination either to the faculty of cognition or of desire. In either reference the purposiveness of the given representation ought to be judged only in respect of this faculty (without purpose or interest); but in the first case it is ascribed to the Object as a mathematical determination of the Imagination, in the second as dynamical. And hence we have this twofold way of representing the sublime.

    A.—Of the Mathematically Sublime

    § 25. Explanation of the term “sublime”

    We call that sublime which is absolutely great. But to be great, and to be a great something are quite different concepts (magnitudo and quantitas). In like manner to say simply (simpliciter) that anything is great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saying that it is absolutely great (absolute, non comparative magnum). The latter is what is great beyond all comparison.—What now is meant by the expression that anything is great or small or of medium size? It is not a pure concept of Understanding that is thus signified; still less is it an intuition of Sense, and just as little is it a concept of Reason, because it brings with it no principle of cognition. It must therefore be a concept of Judgement or derived from one; and a subjective purposiveness of the representation in reference to the Judgement must lie at its basis. That anything is a magnitude (quantum) may be cognised from the thing itself, without any comparison of it with other things; viz. if there is a multiplicity of the homogeneous constituting one thing. But to cognise how great it is always requires some other magnitude as a measure. But because the judging of magnitude depends not merely on multiplicity (number), but also on the magnitude of the unit (the measure), and since, to judge of the magnitude of this latter again requires another as measure with which it may be compared, we see that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magnitude of phenomena can supply no absolute concept whatever of magnitude, but only a comparative one.

    If now I say simply that anything is great, it appears that I have no comparison in view, at least none with an objective measure; because it is thus not determined at all how great the object is. But although the standard of comparison is merely subjective, yet the judgement none the less claims universal assent; “this man is beautiful,” and “he is tall,” are judgements not limited merely to the judging subject, but, like theoretical judgements, demanding the assent of every one.

    In a judgement by which anything is designated simply as great, it is not merely meant that the object has a magnitude, but that this magnitude is superior to that of many other objects of the same kind, without, however, any exact determination of this superiority. Thus there is always at the basis of our judgement a standard which we assume as the same for every one; this, however, is not available for any logical (mathematically definite) judging of magnitude, but only for aesthetical judging of the same, because it is a merely subjective standard lying at the basis of the reflective judgement upon magnitude. It may be empirical, as, e.g. the average size of the men known to us, of animals of a certain kind, trees, houses, mountains, etc. Or it may be a standard given a priori, which through the defects of the judging subject is limited by the subjective conditions of presentation in concreto; as, e.g. in the practical sphere, the greatness of a certain virtue, or of the public liberty and justice in a country; or, in the theoretical sphere, the greatness of the accuracy or the inaccuracy of an observation or measurement that has been made, etc.

    Here it is remarkable that, although we have no interest whatever in an Object,—i.e. its existence is indifferent to us,—yet its mere size, even if it is considered as formless, may bring a satisfaction with it that is universally communicable, and that consequently involves the consciousness of a subjective purposiveness in the use of our cognitive faculty. This is not indeed a satisfaction in the Object (because it may be formless), as in the case of the Beautiful, in which the reflective Judgement finds itself purposively determined in reference to cognition in general; but [a satisfaction] in the extension of the Imagination by itself.

    If (under the above limitation) we say simply of an object “it is great,” this is no mathematically definite judgement but a mere judgement of reflection upon the representation of it, which is subjectively purposive for a certain use of our cognitive powers in the estimation of magnitude; and we always then bind up with the representation a kind of respect, as also a kind of contempt for what we simply call “small.” Further, the judging of things as great or small extends to everything, even to all their characteristics; thus we describe beauty as great or small. The reason of this is to be sought in the fact that whatever we present in intuition according to the precept of the Judgement (and thus represent aesthetically) is always a phenomenon and thus a quantum.

    But if we call anything not only great, but absolutely great in every point of view (great beyond all comparison), i.e. sublime, we soon see that it is not permissible to seek for an adequate standard of this outside itself, but merely in itself. It is a magnitude which is like itself alone. It follows hence that the sublime is not to be sought in the things of nature, but only in our Ideas; but in which of them it lies must be reserved for the Deduction.

    The foregoing explanation can be thus expressed: the sublime is that in comparison with which everything else is small. Here we easily see that nothing can be given in nature, however great it is judged by us to be, which could not if considered in another relation be reduced to the infinitely small; and conversely there is nothing so small, which does not admit of extension by our Imagination to the greatness of a world, if compared with still smaller standards. Telescopes have furnished us with abundant material for making the first remark, microscopes for the second. Nothing, therefore, which can be an object of the senses, is, considered on this basis, to be called sublime. But because there is in our Imagination a striving towards infinite progress, and in our Reason a claim for absolute totality, regarded as a real Idea, therefore this very inadequateness for that Idea in our faculty for estimating the magnitude of things of sense, excites in us the feeling of a supersensible faculty. And it is not the object of sense, but the use which the Judgement naturally makes of certain objects on behalf of this latter feeling, that is absolutely great; and in comparison every other use is small. Consequently it is the state of mind produced by a certain representation with which the reflective Judgement is occupied, and not the Object, that is to be called sublime.

    We may therefore append to the preceding formulas explaining the sublime this other: the sublime is that, the mere ability to think which, shows a faculty of the mind surpassing every standard of Sense.

    § 26. Of that estimation of the magnitude of natural things which is requisite for the Idea of the Sublime

    The estimation of magnitude by means of concepts of number (or their signs in Algebra) is mathematical; but that in mere intuition (by the measurement of the eye) is aesthetical. Now we can come by definite concepts of how great a thing is, [only]44 by numbers, of which the unit is the measure (at all events by series of numbers progressing to infinity); and so far all logical estimation of magnitude is mathematical. But since the magnitude of the measure must then be assumed known, and this again is only to be estimated mathematically by means of numbers,—the unit of which must be another [smaller] measure,—we can never have a first or fundamental measure, and therefore can never have a definite concept of a given magnitude. So the estimation of the magnitude of the fundamental measure must consist in this, that we can immediately apprehend it in intuition and use it by the Imagination for the presentation of concepts of number. That is, all estimation of the magnitude of the objects of nature is in the end aesthetical (i.e. subjectively and not objectively determined).

    Now for the mathematical estimation of magnitude there is, indeed, no maximum (for the power of numbers extends to infinity); but for its aesthetical estimation there is always a maximum, and of this I say that if it is judged as the absolute measure than which no greater is possible subjectively (for the judging subject), it brings with it the Idea of the sublime and produces that emotion which no mathematical estimation of its magnitude by means of numbers can bring about (except so far as the aesthetical fundamental measure remains vividly in the Imagination). For the former only presents relative magnitude by means of comparison with others of the same kind; but the latter presents magnitude absolutely, so far as the mind can grasp it in an intuition.

    In receiving a quantum into the Imagination by intuition, in order to be able to use it for a measure or as a unit for the estimation of magnitude by means of numbers, there are two operations of the Imagination involved: apprehension (apprehensio) and comprehension (comprehensio aesthetica). As to apprehension there is no difficulty, for it can go on ad infinitum; but comprehension becomes harder the further apprehension advances, and soon attains to its maximum, viz. the aesthetically greatest fundamental measure for the estimation of magnitude. For when apprehension has gone so far that the partial representations of sensuous intuition at first apprehended begin to vanish in the Imagination, whilst this ever proceeds to the apprehension of others, then it loses as much on the one side as it gains on the other; and in comprehension there is a maximum beyond which it cannot go.

    Hence can be explained what Savary45 remarks in his account of Egypt, viz. that we must keep from going very near the Pyramids just as much as we keep from going too far from them, in order to get the full emotional effect from their size. For if we are too far away, the parts to be apprehended (the stones lying one over the other) are only obscurely represented,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m produces no effect upon the aesthetical judgement of the subject. But if we are very near, the eye requires some time to complete the apprehension of the tiers from the bottom up to the apex; and then the first tiers are always partly forgotten before the Imagination has taken in the last, and so the comprehension of them is never complete.—The same thing may sufficiently explain the bewilderment or, as it were, perplexity which, it is said, seizes the spectator on his first entrance into St. Peter’s at Rome. For there is here a feeling of the inadequacy of his Imagination for presenting the Ideas of a whole, wherein the Imagination reaches its maximum, and, in striving to surpass it, sinks back into itself, by which, however, a kind of emotional satisfaction is produced.

    I do not wish to speak as yet of the ground of this satisfaction, which is bound up with a representation from which we should least of all expect it, viz. a representation which lets us remark its inadequacy and consequently its subjective want of purposiveness for the Judgement in the estimation of magnitude. I only remark that if the aesthetical judgement is pure (i.e. mingled with no teleological judgement or judgement of Reason) and is to be given as a completely suitable example of the Critique of the aesthetical Judgement, we must not exhibit the sublime in products of art (e.g. buildings, pillars, etc.) where human purpose determines the form as well as the size; nor yet in things of nature the concepts of which bring with them a definite purpose (e.g. animals with a known natural destination); but in rude nature (and in this only in so far as it does not bring with it any charm or emotion produced by actual danger) merely as containing magnitude. For in this kind of representation nature contains nothing monstrous (either magnificent or horrible); the magnitude that is apprehended may be increased as much as you wish provided it can be comprehended in a whole by the Imagination. An object is monstrous if by its size it destroys the purpose which constitutes the concept of it. But the mere presentation of a concept is called colossal, which is almost too great for any presentation (bordering on the relatively monstrous); because the purpose of the presentation of a concept is made harder [to realise] by the intuition of the object being almost too great for our faculty of apprehension.—A pure judgement upon the sublime must, however, have no purpose of the Object as its determining ground, if it is to be aesthetical and not mixed up with any judgement of Understanding or Reason.

    * * * * *

    Because everything which is to give disinterested pleasure to the merely reflective Judgement must bring with the representation of it, subjective and, as subjective, universally valid purposiveness—although no purposiveness of the form of the object lies (as in the case of the Beautiful) at the ground of the judgement—the question arises “what is this subjective purposiveness?” And how does it come to be prescribed as the norm by which a ground for universally valid satisfaction is supplied in the mere estimation of magnitude, even in that which is forced up to the point where our faculty of Imagination is inadequate for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concept of magnitude?

    In the process of combination requisite for the estimation of magnitude, the Imagination proceeds of itself to infinity without anything hindering it; but the Understanding guides it by means of concepts of number, for which the Imagination must furnish the schema. And in this procedure, as belonging to the logical estimation of magnitude, there is indeed something objectively purposive,—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cept of a purpose (as all measurement is),—but nothing purposive and pleasing for the aesthetical Judgement. There is also in this designed purposiveness nothing which would force us to push the magnitude of the measure, and consequently the comprehension of the manifold in an intuition, to the bounds of the faculty of Imagination, or as far as ever this can reach in its presentations. For in the estimation of magnitude by the Understanding (Arithmetic) we only go to a certain point whether we push the comprehension of the units up to the number 10 (as in the decimal scale) or only up to 4 (as in the quaternary scale); the further production of magnitude proceeds by combination or, if the quantum is given in intuition, by apprehension, but merely by way of progression (not of comprehension) in accordance with an assumed principle of progression. In this mathematical estimation of magnitude the Understanding is equally served and contented whether the Imagination chooses for unit a magnitude that we can take in in a glance, e.g. a foot or rod, or a German mile or even the earth’s diameter,—of which the apprehension is indeed possible, but not the comprehension in an intuition of the Imagination (not possible by comprehensio aesthetica, although quite possible by comprehensio logica in a concept of number). In both cases the logical estimation of magnitude goes on without hindrance to infinity.

    But now the mind listens to the voice of Reason which, for every given magnitude,—even for those that can never be entirely apprehended, although (in sensible representation) they are judged as entirely given,—requires totality. Reason consequently desires comprehension in one intuition, and so the presentation of all these members of a progressively increasing series. It does not even exempt the infinite (space and past time) from this requirement; it rather renders it unavoidable to think the infinite (in the judgement of common Reason) as entirely given (according to its totality).

    But the infinite is absolutely (not merely comparatively) great. Compared with it everything else (of the same kind of magnitudes) is small. And what is most important is that to be able only to think it as a whole indicates a faculty of mind which surpasses every standard of Sense. For [to represent it sensibly] would require a comprehension having for unit a standard bearing a definite relation, expressible in numbers, to the infinite; which is impossible. Nevertheless, the bare capability of thinking this infinite without contradiction requires in the human mind a faculty itself supersensible. For it is only by means of this faculty and its Idea of a noumenon,—which admits of no intuition, but which yet serves as the substrate for the intuition of the world, as a mere phenomenon,—that the infinite of the world of sense, in the pure intellectual estimation of magnitude, can be completely comprehended under a concept, although in the mathematical estimation of magnitude by means of concepts of number it can never be completely thought. The faculty of being able to think the infinite of supersensible intuition as given (in its intelligible substrate), surpasses every standard of sensibility, and is great beyond all comparison even with the faculty of mathematical estimation; not of course in a theoretical point of view and on behalf of the cognitive faculty, but as an extension of the mind which feels itself able in another (practical) point of view to go beyond the limit of sensibility.

    Nature is therefore sublime in those of its phenomena, whose intuition brings with it the Idea of their infinity. This last can only come by the inadequacy of the greatest effort of our Imagination to estimate the magnitude of an object. But now in mathematical estimation of magnitude the Imagination is equal to providing a sufficient measure for every object; because the numerical concepts of the Understanding, by means of progression, can make any measure adequate to any given magnitude. Therefore it must be the aesthetical estimation of magnitude in which it is felt that the effort towards comprehension surpasses the power of the Imagination to grasp in a whole of intuition the progressive apprehension; and at the same time is perceived the inadequacy of this faculty, unbounded in its progress, for grasping and using, for the estimation of magnitude, a fundamental measure which could be made available by the Understanding with little trouble. Now the proper unchangeable fundamental measure of nature is its absolute whole; which, regarding nature as a phenomenon, would be infinity comprehended. But since this fundamental measure is a self-contradictory concept (on account of the impossibility of the absolute totality of an endless progress), that magnitude of a natural Object, on which the Imagination fruitlessly spends its whole faculty of comprehension, must carry our concept of nature to a supersensible substrate (which lies at its basis and also at the basis of our faculty of thought). As this, however, is great beyond all standards of sense, it makes us judge as sublime, not so much the object, as our own state of mind in the estimation of it.

    Therefore, just as the aesthetical Judgement in judging the Beautiful refers the Imagination in its free play to the Understanding, in order to harmonise it with the concepts of the latter in general (without any determination of them); so does the same faculty when judging a thing as Sublime refer itself to the Reason in order that it may subjectively be in accordance with its Ideas (no matter what they are):—i.e. that it may produce a state of mind conformable to them and compatible with that brought about by the influence of definite (practical) Ideas upon feeling.

    We hence see also that true sublimity must be sought only in the mind of the [subject] judging, not in the natural Object, the judgement upon which occasions this state. Who would call sublime, e.g. shapeless mountain masses piled in wild disorder upon each other with their pyramids of ice, or the gloomy raging sea? But the mind feels itself elevated in its own judgement if, while contemplating them without any reference to their form, and abandoning itself to the Imagination and to the Reason—which although placed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Imagination without any definite purpose, merely extends it—it yet finds the whole power of the Imagination inadequate to its Ideas.

    Examples of the mathematically Sublime of nature in mere intuition are all the cases in which we are given, not so much a larger numerical concept as a large unit for the measure of the Imagination (for shortening the numerical series). A tree, [the height of] which we estimate with reference to the height of a man, at all events gives a standard for a mountain; and if this were a mile high, it would serve as unit for the number expressive of the earth’s diameter, so that the latter might be made intuitible. The earth’s diameter [would supply a unit] for the known planetary system; this again for the Milky Way; and the immeasurable number of milky way systems called nebulae,—which presumably constitute a system of the same kind among themselves—lets us expect no bounds here. Now the Sublime in the aesthetical judging of an immeasurable whole like this lies not so much in the greatness of the number [of units], as in the fact that in our progress we ever arrive at yet greater units. To this the systematic division of the universe contributes, which represents every magnitude in nature as small in its turn; and represents our Imagination with its entire freedom from bounds, and with it Nature, as a mere nothing in comparison with the Ideas of Reason, if it is sought to furnish a presentation which shall be adequate to them.

    § 27. Of the quality of the satisfaction in our judgements upon the Sublime

    The feeling of our incapacity to attain to an Idea, which is a law for us, is RESPECT. Now the Idea of the comprehension of every phenomenon that can be given us in the intuition of a whole, is an Idea prescribed to us by a law of Reason, which recognises no other measure, definite, valid for every one, and invariable, than the absolute whole. But our Imagination, even in its greatest efforts, in respect of that comprehension, which we expect from it, of a given object in a whole of intuition (and thus with reference to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Idea of Reason), exhibits its own limits and inadequacy; although at the same time it shows that its destination is to make itself adequate to this Idea regarded as a law. Therefore the feeling of the Sublime in nature is respect for our own destination, which by a certain subreption we attribute to an Object of nature (conversion of respect for the Idea of humanity in our own subject into respect for the Object). This makes intuitively evident the superiority of the rational determination of our cognitive faculties to the greatest faculty of our Sensibility.

    The feeling of the Sublime is therefore a feeling of pain, arising from the want of accordance between the aesthetical estimation of magnitude formed by the Imagination and the estimation of the same formed by Reason. There is at the same time a pleasure thus excited, arising from the correspondence with rational Ideas of this very judgement of the inadequacy of our greatest faculty of Sense; in so far as it is a law for us to strive after these Ideas. In fact it is for us a law (of Reason), and belongs to our destination, to estimate as small, in comparison with Ideas of Reason, everything which nature, regarded as an object of Sense, contains that is great for us; and that which arouses in us the feeling of this supersensible destination agrees with that law. Now the greatest effort of the Imagination in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unit for the estimation of magnitude indicates a reference to something absolutely great; and consequently a reference to the law of Reason, which bids us take this alone as the supreme measure of magnitude. Therefore the inner perception of the inadequacy of all sensible standards for rational estimation of magnitude indicates a correspondence with rational laws; it involves a pain, which arouses in us the feeling of our supersensible destination, according to which it is purposive and therefore pleasurable to find every standard of Sensibility inadequate to the Ideas of Understanding.

    The mind feels itself moved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Sublime in nature; whilst in aesthetical judgements about the Beautiful it is in restful contemplation. This movement may (especially in its beginnings) be compared to a vibration, i.e. to a quickly alternating attraction towards, and repulsion from, the same Object. The transcendent (towards which the Imagination is impelled in its apprehension of intuition) is for the Imagination like an abyss in which it fears to lose itself; but for the rational Idea of the supersensible it is not transcendent but in conformity with law to bring about such an effort of the Imagination, and consequently here there is the same amount of attraction as there was of repulsion for the mere Sensibility. But the judgement itself always remains in this case only aesthetical, because—without having any determinate concept of the Object at its basis—it merely represents the subjective play of the mental powers (Imagination and Reason) as harmonious through their very contrast. For just as Imagination and Understanding, in judging of the Beautiful, generate a subjective purposiveness of the mental powers by means of their harmony, so [here46] Imagination and Reason do so by means of their conflict. That is, they bring about a feeling that we possess pure self-subsistent Reason, or a faculty for the estimation of magnitude, whose pre-eminence can be made intuitively evident only by the inadequacy of that faculty [Imagination] which is itself unbounded in the presentation of magnitudes (of sensible objects).

    The measurement of a space (regarded as apprehension) is at the same time a description of it, and thus an objective movement in the act of Imagination and a progress. On the other hand, the comprehension of the manifold in the unity,—not of thought but of intuition,—and consequently the comprehension of the successively apprehended [elements] in one glance, is a regress, which annihilates the condition of time in this progress of the Imagination and makes coexistence intuitible.47 It is therefore (since the time-series is a condition of the internal sense and of an intuition) a subjective movement of the Imagination, by which it does violence to the internal sense; this must be the more noticeable, the greater the quantum is which the Imagination comprehends in one intuition. The effort, therefore, to receive in one single intuition a measure for magnitudes that requires an appreciable time to apprehend, is a kind of representation, which, subjectively considered, is contrary to purpose: but objectively, as requisite for the estimation of magnitude, it is purposive. Thus that very violence which is done to the subject through the Imagination is judged as purposive in reference to the whole determination of the mind.

    The quality of the feeling of the Sublime is that it is a feeling of pain in reference to the faculty by which we judge aesthetically of an object, which pain, however, is represented at the same time as purposive. This is possible through the fact that the very incapacity in question discovers the consciousness of an unlimited faculty of the same subject, and that the mind can only judge of the latter aesthetically by means of the former.

    In the logical estimation of magnitude the impossibility of ever arriving at absolute totality, by means of the progress of the measurement of things of the sensible world in time and space, was cognised as objective, i.e. as an impossibility of thinking the infinite as entirely given; and not as merely subjective or that there was only an incapacity to grasp it. For there we have not to do with the degree of comprehension in an intuition, regarded as a measure, but everything depends on a concept of number. But in aesthetical estimation of magnitude the concept of number must disappear or be changed, and the comprehension of the Imagination in reference to the unit of measure (thus avoiding the concepts of a law of the successive production of concepts of magnitude) is alone purposive for it.—If now a magnitude almost reaches the limit of our faculty of comprehension in an intuition, and yet the Imagination is invited by means of numerical magnitudes (in respect of which we are conscious that our faculty is unbounded) to aesthetical comprehension in a greater unit, then we mentally feel ourselves confined aesthetically within bounds. But nevertheless the pain in regard to the necessary extension of the Imagination for accordance with that which is unbounded in our faculty of Reason, viz. the Idea of the absolute whole, and consequently the very unpurposiveness of the faculty of Imagination for rational Ideas and the arousing of them, are represented as purposive. Thus it is that the aesthetical judgement itself is subjectively purposive for the Reason as the source of Ideas, i.e. as the source of an intellectual comprehension for which all aesthetical comprehension is small; and there accompanies the reception of an object as sublime a pleasure, which is only possible through the medium of a pain.

    B.—Of the Dynamically Sublime in Nature

    § 28. Of Nature regarded as Might

    Might is that which is superior to great hindrances. It is called dominion if it is superior to the resistance of that which itself possesses might. Nature considered in an aesthetical judgement as might that has no dominion over us, is dynamically sublime.

    If nature is to be judged by us as dynamically sublime, it must be represented as exciting fear (although it is not true conversely that every object which excites fear is regarded in our aesthetical judgement as sublime). For in aesthetical judgements (without the aid of concepts) superiority to hindrances can only be judged according to the greatness of the resistance. Now that which we are driven to resist is an evil, and, if we do not find our faculties a match for it, is an object of fear. Hence nature can be regarded by the aesthetical Judgement as might, and consequently as dynamically sublime, only so far as it is considered an object of fear.

    But we can regard an object as fearful, without being afraid of it; viz. if we judge of it in such a way that we merely think a case in which we would wish to resist it, and yet in which all resistance would be altogether vain. Thus the virtuous man fears God without being afraid of Him; because to wish to resist Him and His commandments, he thinks is a case as to which he need not be anxious. But in every such case that he thinks as not impossible, he cognises Him as fearful.

    He who fears can form no judgement about the Sublime in nature; just as he who is seduced by inclination and appetite can form no judgement about the Beautiful. The former flies from the sight of an object which inspires him with awe; and it is impossible to find satisfaction in a terror that is seriously felt. Hence the pleasurableness arising from the cessation of an uneasiness is a state of joy. But this, on account of the deliverance from danger [which is involved], is a state of joy conjoined with the resolve not to expose ourselves to the danger again; we cannot willingly look back upon our sensations [of danger], much less seek the occasion for them again.

    Bold, overhanging, and as it were threatening, rocks; clouds piled up in the sky, moving with lightning flashes and thunder peals; volcanoes in all their violence of destruction; hurricanes with their track of devastation; the boundless ocean in a state of tumult; the lofty waterfall of a mighty river, and such like; these exhibit our faculty of resistance as insignificantly small in comparison with their might. But the sight of them is the more attractive, the more fearful it is, provided only that we are in security; and we readily call these objects sublime, because they raise the energies of the soul above their accustomed height, and discover in us a faculty of resistance of a quite different kind, which gives us courage to measure ourselves against the apparent almightiness of nature.

    Now, in the immensity of nature, and in the inadequacy of our faculties for adopting a standard proportionate to the aesthetical estimation of the magnitude of its realm, we find our own limitation; although at the same time in our rational faculty we find a different, non-sensuous standard, which has that infinity itself under it as a unit, and in comparison with which everything in nature is small. Thus in our mind we find a superiority to nature even in its immensity. And so also the irresistibility of its might, while making us recognise our own [physical48] impotence, considered as beings of nature, discloses to us a faculty of judging independently of, and a superiority over, nature; on which is based a kind of self-preservation, entirely different from that which can be attacked and brought into danger by external nature. Thus, humanity in our person remains unhumiliated, though the individual might have to submit to this dominion. In this way nature is not judged to be sublime in our aesthetical judgements, in so far as it excites fear; but because it calls up that power in us (which is not nature) of regarding as small the things about which we are solicitous (goods, health, and life), and of regarding its might (to which we are no doubt subjected in respect of these things), as nevertheless without any dominion over us and our personality to which we must bow where our highest fundamental propositions, and their assertion or abandonment, are concerned. Therefore nature is here called sublime merely because it elevates the Imagination to a presentation of those cases in which the mind can make felt the proper sublimity of its destination, in comparison with nature itself.

    This estimation of ourselves loses nothing through the fact that we must regard ourselves as safe in order to feel this inspiriting satisfaction; and that hence, as there is no seriousness in the danger, there might be also (as might seem to be the case) just as little seriousness in the sublimity of our spiritual faculty. For the satisfaction here concerns only the destination of our faculty which discloses itself in such a case, so far as the tendency to this destination lies in our nature, whilst its development and exercise remain incumbent and obligatory. And in this there is truth, however conscious the man may be of his present actual powerlessness, when he stretches his reflection so far.

    No doubt this principle seems to be too far-fetched and too subtly reasoned, and consequently seems to go beyond the scope of an aesthetical judgement; but observation of men proves the opposite, and shows that it may lie at the root of the most ordinary judgements, although we are not always conscious of it. For what is that which is, even to the savage, an object of the greatest admiration? It is a man who shrinks from nothing, who fears nothing, and therefore does not yield to danger, but rather goes to face it vigorously with the fullest deliberation. Even in the most highly civilised state this peculiar veneration for the soldier remains, though only under the condition that he exhibit all the virtues of peace, gentleness, compassion, and even a becoming care for his own person; because even by these it is recognised that his mind is unsubdued by danger. Hence whatever disputes there may be about the superiority of the respect which is to be accorded them, in the comparison of a statesman and a general, the aesthetical judgement decides for the latter. War itself, if it is carried on with order and with a sacred respect for the rights of citizens, has something sublime in it, and makes the disposition of the people who carry it on thus, only the more sublime, the more numerous are the dangers to which they are exposed, and in respect of which they behave with courage. On the other hand, a long peace generally brings about a predominant commercial spirit, and along with it, low selfishness, cowardice, and effeminacy, and debases the disposition of the people.49

    It appears to conflict with this solution of the concept of the sublime, so far as sublimity is ascribed to might, that we are accustomed to represent God as presenting Himself in His wrath and yet in His sublimity, in the tempest, the storm, the earthquake, etc.; and that it would be foolish and criminal to imagine a superiority of our minds over these works of His, and, as it seems, even over the designs of such might. Hence it would appear that no feeling of the sublimity of our own nature, but rather subjection, abasement, and a feeling of complete powerlessness, is a fitting state of mind before the manifestation of such an object, and this is generally bound up with the Idea of it during natural phenomena of this kind. Generally in religion, prostration, adoration with bent head, with contrite, anxious demeanour and voice, seems to be the only fitting behaviour in presence of the Godhead; and hence most peoples have adopted and still observe it. But this state of mind is far from being necessarily bound up with the Idea of the sublimity of a religion and its object. The man who is actually afraid, because he finds reasons for fear in himself, whilst conscious by his culpable disposition of offending against a Might whose will is irresistible and at the same time just, is not in the frame of mind for admiring the divine greatness. For this a mood of calm contemplation and a quite free judgement are needed. Only if he is conscious of an upright disposition pleasing to God do those operations of might serve to awaken in him the Idea of the sublimity of this Being, for then he recognises in himself a sublimity of disposition conformable to His will; and thus he is raised above the fear of such operations of nature, which he no longer regards as outbursts of His wrath. Even humility, in the shape of a stern judgement upon his own faults,—which otherwise, with a consciousness of good intentions, could be easily palliated from the frailty of human nature,—is a sublime state of mind, consisting in a voluntary subjection of himself to the pain of remorse, in order that its causes may be gradually removed. In this way religion is essentially distinguished from superstition. The latter establishes in the mind, not reverence for the Sublime, but fear and apprehension of the all-powerful Being to whose will the terrified man sees himself subject, without according Him any high esteem. From this nothing can arise but a seeking of favour, and flattery, instead of a religion which consists in a good life.50

    Sublimity, therefore, does not reside in anything of nature, but only in our mind, in so far as we can become conscious that we are superior to nature within, and therefore also to nature without us (so far as it influences us). Everything that excites this feeling in us, e.g. the might of nature which calls forth our forces, is called then (although improperly) sublime. Only by supposing this Idea in ourselves, and in reference to it, are we capable of attaining to the Idea of the sublimity of that Being, which produces respect in us, not merely by the might that it displays in nature, but rather by means of the faculty which resides in us of judging it fearlessly and of regarding our destination as sublime in respect of it.

    § 29. Of the modality of the judgement upon the sublime in nature

    There are numberless beautiful things in nature about which we can assume and even expect, without being far mistaken, the harmony of every one’s judgement with our own. But in respect of our judgement upon the sublime in nature, we cannot promise ourselves so easily the accordance of others. For a far greater culture, as well of the aesthetical Judgement as of the cognitive faculties which lie at its basis, seems requisite in order to be able to pass judgement on this pre-eminent quality of natural objects.

    That the mind be attuned to feel the sublime postulates a susceptibility of the mind for Ideas. For in the very inadequacy of nature to these latter, and thus only by presupposing them and by straining the Imagination to use nature as a schema for them, is to be found that which is terrible to sensibility and yet is attractive. [It is attractive] because Reason exerts a dominion over sensibility in order to extend it in conformity with its own realm (the practical) and to make it look out into the Infinite, which is for it an abyss. In fact, without development of moral Ideas, that which we, prepared by culture, call sublime, presents itself to the uneducated man merely as terrible. In the indications of the dominion of nature in destruction, and in the great scale of its might, in comparison with which his own is a vanishing quantity, he will only see the misery, danger, and distress which surround the man who is exposed to it. So the good, and indeed intelligent, Savoyard peasant (as Herr von Saussure51 relates) unhesitatingly called all lovers of snow-mountains fools. And who knows, whether he would have been so completely wrong, if Saussure had undertaken the danger to which he exposed himself merely, as most travellers do, from amateur curiosity, or that he might be able to give a pathetic account of them? But his design was the instruction of men; and this excellent man gave the readers of his Travels, soul-stirring sensations such as he himself had, into the bargain.

    But although the judgement upon the Sublime in nature needs culture (more than the judgement upon the Beautiful), it is not therefore primarily produced by culture and introduced in a merely conventional way into society. Rather has it root in human nature, even in that which, alike with common Understanding, we can impute to and expect of every one, viz. in the tendency to the feeling for (practical) Ideas, i.e. to the moral feeling.

    Hereon is based the necessity of that agreement of the judgement of others about the sublime with our own which we include in the latter. For just as we charge with want of taste the man who is indifferent when passing judgement upon an object of nature that we regard as beautiful; so we say of him who remains unmoved in the presence of that which we judge to be sublime, he has no feeling. But we claim both from every man, and we presuppose them in him if he has any culture at all; only with the difference, that we expect the former directly of every one, because in it the Judgement refers the Imagination merely to the Understanding, the faculty of concepts; but the latter, because in it the Imagination is related to the Reason, the faculty of Ideas, only under a subjective presupposition (which, however, we believe we are authorised in imputing to every one), viz. the presupposition of the moral feeling [in man.52] Thus it is that we ascribe necessity to this aesthetical judgement also.

    In this modality of aesthetical judgements, viz. in the necessity claimed for them, lies an important moment of the Critique of Judgement. For it enables us to recognise in them an a priori principle, and raises them out of empirical psychology, in which otherwise they would remain buried amongst the feelings of gratification and grief (only with the unmeaning addition of being called finer feelings). Thus it enables us too to place the Judgement among those faculties that have a priori principles at their basis, and so to bring it into Transcendental Philosophy.

    GENERAL REMARK UPON THE EXPOSITION OF THE AESTHETICAL REFLECTIVE JUDGEMENT

    In reference to the feeling of pleasure an object is to be classified as either pleasant, or beautiful, or sublime, or good (absolutely), (jucundum, pulchrum, sublime, honestum).

    The pleasant, as motive of desire, is always of one and the same kind, no matter whence it comes and however specifically different the representation (of sense, and sensation objectively considered) may be. Hence in judging its influence on the mind, account is taken only of the number of its charms (simultaneous and successive), and so only of the mass, as it were, of the pleasant sensation; and this can be made intelligible only by quantity. It has no reference to culture, but belongs to mere enjoyment.—On the other hand, the beautiful requires the representation of a certain quality of the Object, that can be made intelligible and reduced to concepts (although it is not so reduced in an aesthetical judgement); and it cultivates us, in that it teaches us to attend to the purposiveness in the feeling of pleasure.—The sublime consists merely in the relation by which the sensible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nature is judged available for a possible supersensible use.—The absolutely good, subjectively judged according to the feeling that it inspires (the Object of the moral feeling), as capable of determining the powers of the subject through the representation of an absolutely compelling law, is specially distinguished by the modality of a necessity that rests a priori upon concepts. This necessity involves not merely a claim, but a command for the assent of every one, and belongs in itself to the pure intellectual, rather than to the aesthetical Judgement; and is by a determinant and not a mere reflective judgement ascribed not to Nature but to Freedom. But the determinability of the subject by means of this Idea, and especially of a subject that can feel hindrances in sensibility, and at the same time its superiority to them by their subjugation involving a modification of its state—i.e. the moral feeling,—is yet so far cognate to the aesthetical Judgement and its formal conditions that it can serve to represent the conformity to law of action from duty as aesthetical, i.e. as sublime or even as beautiful, without losing its purity. This would not be so, if we were to put it in natural combination with the feeling of the pleasant.

    If we take the result of the foregoing exposition of the two kinds of aesthetical judgements, there arise therefrom the following short explanations:

    The Beautiful is what pleases in the mere judgement (and therefore not by the medium of sens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a concept of the Understanding). It follows at once from this that it must please apart from all interest.

    The Sublime is what pleases immediately through its opposition to the interest of sense.

    Both, as explanations of aesthetical universally valid judging, are referred to subjective grounds; in the one case to grounds of sensibility, in favour of the contemplative Understanding; in the other case in opposition to sensibility, but on behalf of the purposes of practical Reason. Both, however, united in the same subject, are purposive in reference to the moral feeling. The Beautiful prepares us to love disinterestedly something, even nature itself; the Sublime prepares us to esteem something highly even in opposition to our own (sensible) interest.

    We may describe the Sublime thus: it is an object (of nature) the representation of which determines the mind to think the unattainability of nature regarded as a presentation of Ideas.

    Literally taken and logically considered, Ideas cannot be presented. But if we extend our empirical representative faculty (mathematically or dynamically) to the intuition of nature, Reason inevitably intervenes, as the faculty expressing the independence of absolute totality,53 and generates the effort of the mind, vain though it be, to make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senses adequate to this. This effort,—and the feeling of the unattainability of the Idea by means of the Imagination,—is itself a presentation of the subjective purposiveness of our mind in the employment of the Imagination for its supersensible destination; and forces us, subjectively, to think nature itself in its totality as a presentation of something supersensible, without being able objectively to arrive at this presentation.

    For we soon see that nature in space and time entirely lacks the unconditioned, and, consequently, that absolute magnitude, which yet is desired by the most ordinary Reason. It is by this that we are reminded that we only have to do with nature as phenomenon, and that it must be regarded as the mere presentation of a nature in itself (of which Reason has the Idea). But this Idea of the supersensible, which we can no further determine,—so that we cannot know but only think nature as its presentation,—is awakened in us by means of an object, whose aesthetical appreciation strains the Imagination to its utmost bounds, whether of extension (mathematical) or of its might over the mind (dynamical). And this judgement is based upon a feeling of the mind’s destination, which entirely surpasses the realm of the former (i.e. upon the moral feeling), in respect of which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object is judged as subjectively purposive.

    In fact, a feeling for the Sublime in nature cannot well be thought without combining therewith a mental disposition which is akin to the Moral. And although the immediate pleasure in the Beautiful of nature likewise presupposes and cultivates a certain liberality in our mental attitude, i.e. a satisfaction independent of mere sensible enjoyment, yet freedom is thus represented as in play rather than in that law-directed occupation which is the genuine characteristic of human morality, in which Reason must exercise dominion over Sensibility. But in aesthetical judgements upon the Sublime this dominion is represented as exercised by the Imagination, regarded as an instrument of Reason.

    The satisfaction in the Sublime of nature is then only negative (whilst that in the Beautiful is positive); viz. a feeling that the Imagination is depriving itself of its freedom, while it is purposively determined according to a different law from that of its empirical employment. It thus acquires an extension and a might greater than it sacrifices,—the ground of which, however, is concealed from itself; whilst yet it feels the sacrifice or the deprivation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cause to which it is subjected. Astonishment, that borders upon terror, the dread and the holy awe which seizes the observer at the sight of mountain peaks rearing themselves to heaven, deep chasms and streams raging therein, deep-shadowed solitudes that dispose one to melancholy meditations—this, in the safety in which we know ourselves to be, is not actual fear, but only an attempt to feel fear by the aid of the Imagination; that we may feel the might of this faculty in combining with the mind’s repose the mental movement thereby excited, and being thus superior to internal nature,—and therefore to external,—so far as this can have any influence on our feeling of well-being. For the Imagination by the laws of Association makes our state of contentment dependent on physical [causes]; but it also, by the principles of the Schematism of the Judgement (being so far, therefore, ranked under freedom), is the instrument of Reason and its Ideas, and, as such, has might to maintain our independence of natural influences, to regard as small what in reference to them is great, and so to place the absolutely great only in the proper destination of the subject. The raising of this reflection of the aesthetical Judgement so as to be adequate to Reason (though without a definite concept of Reason) represents the object as subjectively purposive, even by the objective want of accordance between the Imagination in its greatest extension and the Reason (as the faculty of Ideas).

    We must here, generally, attend to what has been already noted, that in the Transcendental Aesthetic of Judgement we must speak solely of pure aesthetical judgements; consequently our examples are not to be taken from such beautiful or sublime objects of Nature as presuppose the concept of a purpose. For, if so, the purposiveness would be either teleological, or would be based on mere sensations of an object (gratification or grief); and thus would be in the former case not aesthetical, in the latter not merely formal. If then we call the sight of the starry heaven sublime, we must not place at the basis of our judgement concepts of worlds inhabited by rational beings, and regard the bright points, with which we see the space above us filled, as their suns moving in circles purposively fixed with reference to them; but we must regard it, just as we see it, as a distant, all-embracing vault. Only under such a representation can we range that sublimity which a pure aesthetical judgement ascribes to this object. And in the same way, if we are to call the sight of the ocean sublime, we must not think of it as we [ordinarily] do, endowed as we are with all kinds of knowledge (not contained, however, in the immediate intuition). For example, we sometimes think of the ocean as a vast kingdom of aquatic creatures; or as the great source of those vapours that fill the air with clouds for the benefit of the land; or again as an element which, though dividing continents from each other, yet promotes the greatest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m: but these furnish merely teleological judgements. To call the ocean sublime we must regard it as poets do, merely by what strikes the eye; if it is at rest, as a clear mirror of water only bounded by the heaven; if it is restless, as an abyss threatening to overwhelm everything. The like is to be said of the Sublime and Beautiful in the human figure. We must not regard as the determining grounds of our judgement the concepts of the purposes which all our limbs serve, and we must not allow this coincidence to influence our aesthetical judgement (for then it would no longer be pure); although it is certainly a necessary condition of aesthetical satisfaction that there should be no conflict between them. Aesthetical purposiveness is the conformity to law of the Judgement in its freedom. The satisfaction in the object depends on the relation in which we wish to place the Imagination; always provided that it by itself entertains the mind in free occupation. If, on the other hand, the judgement be determined by anything else,—whether sensation or concept,—although it may be conformable to law, it cannot be the act of a free Judgement.

    If then we speak of intellectual beauty or sublimity, these expressions are, first, not quite accurate, because beauty and sublimity are aesthetical modes of representation, which would not be found in us at all if we were pure intelligences (or even regarded ourselves as such in thought). Secondly, although both, as objects of an intellectual (moral) satisfaction, are so far compatible with aesthetical satisfaction that they rest upon no interest, yet they are difficult to unite with it, because they are meant to produce an interest. This, if its presentation is to harmonise with the satisfaction in the aesthetical judgement, could only arise by means of a sensible interest that we combine with it in the presentation; and thus damage would be done to the intellectual purposiveness, and it would lose its purity.

    The object of a pure and unconditioned intellectual satisfaction is the Moral Law in that might which it exercises in us over all mental motives that precede it. This might only makes itself aesthetically known to us through sacrifices (which causing a feeling of deprivation, though on behalf of internal freedom, in return discloses in us an unfathomable depth of this supersensible faculty, with consequences extending beyond our ken); thus the satisfaction on the aesthetical side (in relation to sensibility) is negative, i.e. against this interest, but regarded from the intellectual side it is positive and combined with an interest. Hence it follows that the intellectual, in itself purposive, (moral) good, aesthetically judged, must be represented as sublime rather than beautiful, so that it rather awakens the feeling of respect (which disdains charm) than that of love and familiar inclination; for human nature does not attach itself to this good spontaneously, but only by the authority which Reason exercises over Sensibility. Conversely also, that which we call sublime in nature, whether external or internal (e.g. certain affections), is only represented as a might in the mind to overcome [certain]54 hindrances of the Sensibility by means of moral fundamental propositions, and only thus does it interest.

    I will dwell a moment on this latter point. The Idea of the Good conjoined with affection is called enthusiasm. This state of mind seems to be sublime, to the extent that we commonly assert that nothing great could be done without it. Now every affection55 is blind, either in the choice of its purpose, or, if this be supplied by Reason, in its accomplishment; for it is a mental movement which makes it impossible to exercise a free deliberation about fundamental propositions so as to determine ourselves thereby. It can therefore in no way deserve the approval of the Reason. Nevertheless, aesthetically, enthusiasm is sublime, because it is a tension of forces produced by Ideas, which give an impulse to the mind, that operates far more powerfully and lastingly than the impulse arising from sensible representations. But (which seems strange) the absence of affection (apatheia, phlegma in significatu bono) in a mind that vigorously follows its unalterable principles is sublime, and in a far preferable way, because it has also on its side the satisfaction of pure Reason.56 It is only a mental state of this kind that is called noble; and this expression is subsequently applied to things, e.g. a building, a garment, literary style, bodily presence, etc., when these do not so much arouse astonishment (the affection produced by the representation of novelty exceeding our expectations), as admiration (astonishment that does not cease when the novelty disappears); and this is the case when Ideas agree in their presentation undesignedly and artlessly with the aesthetical satisfaction.

    Every affection of the STRENUOUS kind (viz. that excites the consciousness of our power to overcome every obstacle—animi strenui) is aesthetically sublime, e.g. wrath, even despair (i.e. the despair of indignation, not of faintheartedness). But affections of the LANGUID kind (which make the very effort of resistance an object of pain—animum languidum) have nothing noble in themselves, but they may be reckoned under the sensuously beautiful. Emotions, which may rise to the strength of affections, are very different. We have both spirited and tender emotions. The latter, if they rise to the height of affections, are worthless; the propensity to them is called sentimentality. A sympathetic grief that will not admit of consolation, or one referring to imaginary evils to which we deliberately surrender ourselves—being deceived by fancy—as if they were actual, indicates and produces a tender,57 though weak, soul—which shows a beautiful side and which can be called fanciful, though not enthusiastic. Romances, lacrymose plays, shallow moral precepts, which toy with (falsely) so-called moral dispositions, but in fact make the heart languid, insensible to the severe precept of duty, and incapable of all respect for the worth of humanity in our own person, and for the rights of men (a very different thing from their happiness), and in general incapable of all steady principle; even a religious discourse,58 which recommends a cringing, abject seeking of favour and ingratiation of ourselves, which proposes the abandonment of all confidence in our own faculties in opposition to the evil within us, instead of a sturdy resolution to endeavour to overcome our inclinations by means of those powers which with all our frailty yet remain to us; that false humility which sets the only way of pleasing the Supreme Being in self-depreciation, in whining hypocritical repentance and in a mere passive state of mind—these are not compatible with any frame of mind that can be counted beautiful, still less with one which is to be counted sublime.

    But even stormy movements of mind which may be connected under the name of edification with Ideas of religion, or—as merely belonging to culture—with Ideas containing a social interest, can in no way, however they strain the Imagination, lay claim to the honour of being sublime presentations, unless they leave after them a mental mood which, although only indirectly, has influence upon the mind’s consciousness of its strength, and its resolution in reference to that which involves pure intellectual purposiveness (the supersensible). For otherwise all these emotions belong only to motion, which one would fain enjoy for the sake of health. The pleasant exhaustion, consequent upon such disturbance produced by the play of the affections, is an enjoyment of our well-being arising from the restored equilibrium of the various vital forces. This in the end amounts to the same thing as that state which Eastern voluptuaries find so delightful, when they get their bodies as it were kneaded and all their muscles and joints softly pressed and bent; only that in this case the motive principle is for the most part external, in the other case it is altogether internal. Many a man believes himself to be edified by a sermon, when indeed there is no edification at all (no system of good maxims); or to be improved by a tragedy, when he is only glad at his ennui being happily dispelled. So the Sublime must always have reference to the disposition, i.e. to the maxims which furnish to the intellectual [part] and to the Ideas of Reason a superiority over sensibility.

    We need not fear that the feeling of the sublime will lose by so abstract a mode of presentation,—which is quite negative in respect of what is sensible,—for the Imagination, although it finds nothing beyond the sensible to which it can attach itself, yet feels itself unbounded by this removal of its limitations; and thus that very abstraction is a presentation of the Infinite, which can be nothing but a mere negative presentation, but which yet expands the soul. Perhaps there is no sublimer passage in the Jewish Law than the command, Thou shalt not make to thyself any graven image, nor the likeness of anything which is in heaven or on the earth or under the earth, etc. This command alone can explain the enthusiasm that the Jewish people in their moral period felt for their religion, when they compared themselves with other peoples; or explain the pride which Mahommedanism inspires. The same is true of the moral law and of the tendency to morality in us. It is quite erroneous to fear that if we deprive this [tendency] of all that can recommend it to sense it will only involve a cold lifeless assent and no moving force or emotion. It is quite the other way, for where the senses see nothing more before them, and the unmistakable and indelible Idea of morality remains, it would be rather necessary to moderate the impetus of an unbounded Imagination, to prevent it from rising to enthusiasm, than through fear of the powerlessness of these Ideas to seek aid for them in images and childish ritual. Thus governments have willingly allowed religion to be abundantly provided with the latter accessories; and seeking thereby to relieve their subjects of trouble, they have also sought to deprive them of the faculty of extending their spiritual powers beyond the limits that are arbitrarily assigned to them, and by means of which they can be the more easily treated as mere passive59 beings.

    This pure, elevating, merely negative presentation of morality brings with it, on the other hand, no danger of fanaticism, which is a delusion that we can will ourselves to see something beyond all bounds of sensibility, i.e. to dream in accordance with fundamental propositions (or to go mad with Reason); and this is so just because this presentation is merely negative. For the inscrutableness of the Idea of Freedom quite cuts it off from any positive presentation; but the moral law is in itself sufficiently and originally determinant in us, so that it does not permit us to cast a glance at any ground of determination external to itself. If enthusiasm is comparable to madness, fanaticism is comparable to monomania; of which the latter is least of all compatible with the sublime, because in its detail it is ridiculous. In enthusiasm, regarded as an affection, the Imagination is without bridle; in fanaticism, regarded as an inveterate, brooding passion, it is without rule. The first is a transitory accident which sometimes befalls the soundest Understanding; the second is a disease which unsettles it.

    Simplicity (purposiveness without art) is as it were the style of Nature in the sublime, and so also of Morality which is a second (supersensible) nature; of which we only know the laws without being able to reach by intuition that supersensible faculty in ourselves which contains the ground of the legislation.

    Now the satisfaction in the Beautiful, like that in the Sublime, is not alone distinguishable from other aesthetical judgements by its universal communicability, but also because, through this very property, it acquires an interest in reference to society (in which this communication is possible). We must, however, remark that separation from all society is regarded as sublime, if it rests upon Ideas that overlook all sensible interest. To be sufficient for oneself, and consequently to have no need of society, without at the same time being unsociable, i.e. without flying from it, is something bordering on the sublime; as is any dispensing with wants. On the other hand, to fly from men from misanthropy, because we bear ill-will to them, or from anthropophoby (shyness), because we fear them as foes, is partly hateful, partly contemptible. There is indeed a misanthropy (very improperly so-called), the tendency to which frequently appears with old age in many right-thinking men; which is philanthropic enough as far as goodwill to men is concerned, but which through long and sad experience is far removed from satisfaction with men. Evidence of this is afforded by the propensity to solitude, the fantastic wish for a secluded country seat, or (in the case of young persons) by the dream of the happiness of passing one’s life with a little family upon some island unknown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a dream of which story-tellers or writers of Robinsonades know how to make good use. Falsehood, ingratitude, injustice, the childishness of the purposes regarded by ourselves as important and great, in the pursuit of which men inflict upon each other all imaginable evils, are so contradictory to the Idea of what men might be if they would, and conflict so with our lively wish to see them better, that, in order that we may not hate them (since we cannot love them), the renunciation of all social joys seems but a small sacrifice. This sadness—not the sadness (of which sympathy is the cause) for the evils which fate brings upon others,—but for those things which men do to one another (which depends upon an antipathy in fundamental propositions), is sublime, because it rests upon Ideas, whilst the former can only count as beautiful.—The brilliant and thorough Saussure,60 in his account of his Alpine travels, says of one of the Savoy mountains, called Bonhomme, “There reigns there a certain insipid sadness.” He therefore recognised an interesting sadness, that the sight of a solitude might inspire, to which men might wish to transport themselves that they might neither hear nor experience any more of the world; which, however, would not be quite so inhospitable that it would offer only an extremely painful retreat.—I make this remark solely with the design of indicating again that even depression (not dejected sadness) may be counted among the sturdy affections, if it has its ground in moral Ideas. But if it is grounded on sympathy and, as such, is amiable, it belongs merely to the languid affections. [I make this remark] to call attention to the state of mind which is sublime only in the first case.

    * * * * *

    We can now compare the above Transcendental Exposition of aesthetical judgements with the Physiological worked out by Burke and by many clear-headed men among us, in order to see whither a merely empirical exposition of the Sublime and Beautiful leads. Burke, who deserves to be regarded as the most important author who adopts this mode of treatment, infers by this method “that the feeling of the Sublime rests on the impulse towards self-preservation and on fear, i.e. on a pain, which not going so far as actually to derange the parts of the body, produces movements which, since they purify the finer or grosser vessels of dangerous or troublesome stoppages, are capable of exciting pleasant sensations; not indeed pleasure, but a kind of satisfying horror, a certain tranquillity tinged with terror.”61 The Beautiful, which he founded on love (which he wishes to keep quite separate from desire), he reduces to “the relaxing, slackening, and enervating of the fibres of the body, and a consequent weakening, languor, and exhaustion, a fainting, dissolving, and melting away for enjoyment.”62 And he confirms this explanation not only by cases in which the Imagination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Understanding can excite in us the feeling of the Beautiful or of the Sublime, but by cases in which it is combined with sensation.—As psychological observations, these analyses of the phenomena of our mind are exceedingly beautiful, and afford rich material for the favourite investigations of empirical anthropology. It is also not to be denied that all representations in us, whether, objectively viewed, they are merely sensible or are quite intellectual, may yet subjectively be united to gratification or grief, however imperceptible either may be; because they all affect the feeling of life, and none of them, so far as it is a modification of the subject, can be indifferent. And so, as Epicurus maintained, all gratification or grief may ultimately be corporeal, whether it arises from the representations of the Imagination or the Understanding; because life without a feeling of bodily organs would be merely a consciousness of existence, without any feeling of well-being or the reverse, i.e. of the furthering or the checking of the vital powers. For the mind is by itself alone life (the principle of life), and hindrances or furtherances must be sought outside it and yet in the man, consequently in union with his body.

    If, however, we place the satisfaction in the object altogether in the fact that it gratifies us by charm or emotion, we must not assume that any other man agrees with the aesthetical judgement which we pass; for as to these each one rightly consults his own individual sensibility. But in that case all censorship of taste would disappear, except indeed the example afforded by the accidental agreement of others in their judgements were regarded as commanding our assent; and this principle we should probably resist, and should appeal to the natural right of subjecting the judgement, which rests on the immediate feeling of our own well-being, to our own sense and not to that of any other man.

    If then the judgement of taste is not to be valid merely egoistically, but according to its inner nature,—i.e. on account of itself and not on account of the examples that others give of their taste,—to be necessarily valid pluralistically, if we regard it as a judgement which may exact the adhesion of every one; then there must lie at its basis some a priori principle (whether objective or subjective) to which we can never attain by seeking out the empirical laws of mental changes. For these only enable us to know how we judge, but do not prescribe to us how we ought to judge. They do not supply an unconditioned command,63 such as judgements of taste presuppose, inasmuch as they require that the satisfaction be immediately connected with the representation. Thus the empirical exposition of aesthetical judgements may be a beginning of a collection of materials for a higher investigation; but a transcendental discussion of this faculty is also possible, and is an essential part of the Critique of Taste. For if it had not a priori principles, it could not possibly pass sentence on the judgements of others, and it could not approve or blame them with any appearance of right.

    The remaining part of the Analytic of the Aesthetical Judgement contains first the

    DEDUCTION OF [PURE64] AESTHETICAL JUDGEMENTS

    § 30. The Deduction of aesthetical judgements on the objects of nature must not be directed to what we call Sublime in nature, but only to the Beautiful.

    The claim of an aesthetical judgement to universal validity for every subject requires, as a judgement resting on some a priori principle, a Deduction (or legitimatising of its pretensions) in addition to its Exposition; if it is concerned with satisfaction or dissatisfaction in the form of the Object. Of this kind are judgements of taste about the Beautiful in Nature. For in that case the purposiveness has its ground in the Object and in its figure, although it does not indicate the reference of this to other objects according to concepts (for a cognitive judgement), but merely has to do in general with the apprehension of this form, so far as it shows itself conformable in the mind to the faculty of concepts and to that of their presentation (which is identical with that of apprehension). We can thus, in respect of the Beautiful in nature, suggest many questions touching the cause of this purposiveness of their forms, e.g. to explain why nature has scattered abroad beauty with such profusion, even in the depth of the ocean, where the human eye (for which alone that purposiveness exists) but seldom penetrates.

    But the Sublime in nature—if we are passing upon it a pure aesthetical judgement, not mixed up with any concepts of perfection or objective purposiveness, in which case it would be a teleological judgement—may be regarded as quite formless or devoid of figure, and yet as the object of a pure satisfaction; and it may display a subjective purposiveness in the given representation. And we ask if, for an aesthetical judgement of this kind,—over and above the Exposition of what is thought in it,—a Deduction also of its claim to any (subjective) a priori principle may be demanded?

    To which we may answer that the Sublime in nature is improperly so called, and that properly speaking the word should only be applied to a state of mind, or rather to its foundation in human nature. The apprehension of an otherwise formless and unpurposive object gives merely the occasion, through which we become conscious of such a state; the object is thus employed as subjectively purposive, but is not judged as such in itself and on account of its form (it is, as it were, a species finalis accepta, non data). Hence our Exposition of judgements concerning the Sublime in nature was at the same time their Deduction. For when we analysed the reflection of the Judgement in such acts, we found in them a purposive relation of the cognitive faculties, which must be ascribed ultimately to the faculty of purposes (the will), and hence is itself purposive a priori. This then immediately involves the Deduction, i.e. the justification of the claim of such a judgement to universal and necessary validity.

    We shall therefore only have to seek for the deduction of judgements of Taste, i.e. of judgements about the Beauty of natural things; we shall thus treat satisfactorily the problem with which the whole faculty of aesthetical Judgement is concerned.

    § 31. Of the method of deduction of judgements of Taste

    A Deduction, i.e. the guarantee of the legitimacy of a class of judgements, is only obligatory if the judgement lays claim to necessity. This it does, if it demands even subjective universality or the agreement of every one, although it is not a judgement of cognition but only one of pleasure or pain in a given object; i.e. it assumes a subjective purposiveness thoroughly valid for every one, which must not be based on any concept of the thing, because the judgement is one of taste.

    We have before us in the latter case no cognitive judgement—neither a theoretical one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a Nature in general formed by the Understanding, nor a (pure) practical one based on the Idea of Freedom, as given a priori by Reason. Therefore we have to justify a priori the validity neither of a judgement which represents what a thing is, nor of one which prescribes that I ought to do something in order to produce it. We have merely to prove for the Judgement generally the universal validity of a singular judgement that expresses the subjective purposiveness of an empiric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form of an object; in order to explain how it is possible that a thing can please in the mere act of judging it (without sensation or concept), and how the satisfaction of one man can be proclaimed as a rule for every other; just as the act of judging of an object for the sake of a cognition in general has universal rules.

    If now this universal validity is not to be based on any collecting of the suffrages of others, or on any questioning of them as to the kind of sensations they have, but is to rest, as it were, on an autonomy of the judging subject in respect of the feeling of pleasure (in the given representation), i.e. on his own taste, and yet is not to be derived from concepts; then a judgement like this—such as the judgement of taste is, in fact—has a twofold logical peculiarity. First, there is its a priori universal validity, which is not a logical universality in accordance with concepts, but the universality of a singular judgement. Secondly, it has a necessity (which must always rest on a priori grounds), which however does not depend on any a priori grounds of proof, through the representation of which the assent that every one concedes to the judgement of taste could be exacted.

    The solution of these logical peculiarities, wherein a judgement of taste is different from all cognitive judgements—if we at the outset abstract from all content, viz. from the feeling of pleasure, and merely compare the aesthetical form with the form of objective judgements as logic prescribes it—is sufficient by itself for the deduction of this singular faculty. We shall then represent and elucidate by examples these characteristic properties of taste.

    § 32. First peculiarity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The judgement of taste determines its object in respect of satisfaction (in its beauty) with an accompanying claim for the assent of every one, just as if it were objective.

    To say that “this flower is beautiful” is the same as to assert its proper claim to satisfy every one. By the pleasantness of its smell it has no such claim. A smell which one man enjoys gives another a headache. Now what are we to presume from this except that beauty is to be regarded as a property of the flower itself, which does not accommodate itself to any diversity of persons or of their sensitive organs, but to which these must accommodate themselves if they are to pass any judgement upon it? And yet this is not so. For a judgement of taste consists in calling a thing beautiful just because of that characteristic in respect of which it accommodates itself to our mode of apprehension.

    Moreover, it is required of every judgement which is to prove the taste of the subject, that the subject shall judge by himself, without needing to grope about empirically among the judgements of others, and acquaint himself previously as to their satisfaction or dissatisfaction with the same object; thus his judgement should be pronounced a priori, and not be a mere imitation because the thing actually gives universal pleasure. One would think, however, that an a priori judgement must contain a concept of the Object, for the cognition of which it contains the principle; but the judgement of taste is not based upon concepts at all, and is in general not a cognitive but an aesthetical judgement.

    Thus a young poet does not permit himself to be dissuaded from his conviction that his poem is beautiful, by the judgement of the public or of his friends; and if he gives ear to them he does so, not because he now judges differently, but because, although (in regard to him) the whole public has false taste, in his desire for applause he finds reason for accommodating himself to the common error (even against his judgement). It is only at a later time, when his Judgement has been sharpened by exercise, that he voluntarily departs from his former judgements; just as he proceeds with those of his judgements which rest upon Reason. Taste [merely]65 claims autonomy. To make the judgements of others the determining grounds of his own would be heteronomy.

    That we, and rightly, recommend the works of the ancients as models and call their authors classical, thus forming among writers a kind of noble class who give laws to the people by their example, seems to indicate a posteriori sources of taste, and to contradict the autonomy of taste in every subject. But we might just as well say that the old mathematicians,—who are regarded up to the present day as supplying models not easily to be dispensed with for the supreme profundity and elegance of their synthetical methods,—prove that our Reason is only imitative, and that we have not the faculty of producing from it in combination with intuition rigid proofs by mean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oncepts.66 There is no use of our powers, however free, no use of Reason itself (which must create all its judgements a priori from common sources) which would not give rise to faulty attempts, if every subject had always to begin anew from the rude basis of his natural state, and if others had not preceded him with their attempts. Not that these make mere imitators of those who come after them, but rather by their procedure they put others on the track of seeking in themselves principles and so of pursuing their own course, often a better one. Even in religion—where certainly every one has to derive the rule of his conduct from himself, because he remains responsible for it and cannot shift the blame of his transgressions upon others, whether his teachers or his predecessors—there is never as much accomplished by means of universal precepts, either obtained from priests or philosophers or got from oneself, as by means of an example of virtue or holiness which, exhibited in history, does not dispense with the autonomy of virtue based on the proper and original Idea of morality (a priori), or change it into a mechanical imitation. Following, involving something precedent, not “imitation,” is the right expression for all influence that the products of an exemplary author may have upon others. And this only means that we draw from the same sources as our predecessor did, and learn from him only the way to avail ourselves of them. But of all faculties and talents Taste, because its judgement is not determinable by concepts and precepts, is just that one which most needs examples of what has in the progress of culture received the longest approval; that it may not become again uncivilised and return to the crudeness of its first essays.

    § 33. Second peculiarity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The judgement of taste is not determinable by grounds of proof, just as if it were merely subjective.

    If a man, in the first place, does not find a building, a prospect, or a poem beautiful, a hundred voices all highly praising it will not force his inmost agreement. He may indeed feign that it pleases him in order that he may not be regarded as devoid of taste; he may even begin to doubt whether he has formed his taste on a knowledge of a sufficient number of objects of a certain kind (just as one, who believes that he recognises in the distance as a forest, something which all others regard as a town, doubts the judgement of his own sight). But he clearly sees that the agreement of others gives no valid proof of the judgement about beauty. Others might perhaps see and observe for him; and what many have seen in one way, although he believes that he has seen it differently, might serve him as an adequate ground of proof of a theoretical and consequently logical judgement. But that a thing has pleased others could never serve as the basis of an aesthetical judgement. A judgement of others which is unfavourable to ours may indeed rightly make us scrutinise our own with care, but it can never convince us of its incorrectness. There is therefore no empirical ground of proof which would force a judgement of taste upon any one.

    Still less, in the second place, can an a priori proof determine according to definite rules a judgement about beauty. If a man reads me a poem of his or brings me to a play, which does not after all suit my taste, he may bring forward in proof of the beauty of his poem Batteux67 or Lessing or still more ancient and famous critics of taste, and all the rules laid down by them; certain passages which displease me may agree very well with rules of beauty (as they have been put forth by these writers and are universally recognised): but I stop my ears, I will listen to no arguments and no reasoning; and I will rather assume that these rules of the critics are false, or at least that they do not apply to the case in question, than admit that my judgement should be determined by grounds of proof a priori. For it is to be a judgement of Taste and not of Understanding or Reason.

    It seems that this is one of the chief reasons why this aesthetical faculty of judgement has been given the name of Taste. For though a man enumerate to me all the ingredients of a dish, and remark that each is separately pleasant to me and further extol with justice the wholesomeness of this particular food—yet am I deaf to all these reasons; I try the dish with my tongue and my palate, and thereafter (and not according to universal principles) do I pass my judgement.

    In fact the judgement of Taste always takes the form of a singular judgement about an Object. The Understanding can form a universal judgement by comparing the Object in point of the satisfaction it affords with the judgement of others upon it: e.g. “all tulips are beautiful.” But then this is not a judgement of taste but a logical judgement, which takes the relation of an Object to taste as the predicate of things of a certain species. That judgement, however, in which I find an individual given tulip beautiful, i.e. in which I find my satisfaction in it to be universally valid, is alone a judgement of taste. Its peculiarity consists in the fact that, although it has merely subjective validity, it claims the assent of all subjects, exactly as it would do if it were an objective judgement resting on grounds of knowledge, that could be established by a proof.

    § 34. There is no objective principle of Taste possible

    By a principle of taste I mean a principle under the condition of which we could subsume the concept of an object and thus infer by means of a syllogism that the object is beautiful. But that is absolutely impossible. For I must feel the pleasure immediately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object, and of that I can be persuaded by no grounds of proof whatever. Although, as Hume says,68 all critics can reason more plausibly than cooks, yet the same fate awaits them. They cannot expect the determining ground of their judgement [to be derived] from the force of the proofs, but only from the reflection of the subject upon its own proper state (of pleasure or pain), all precepts and rules being rejected.

    But although critics can and ought to pursue their reasonings so that our judgements of taste may be corrected and extended, it is not with a view to set forth the determining ground of this kind of aesthetical judgements in a universally applicable formula, which is impossible; but rather to investigate the cognitive faculties and their exercise in these judgements, and to explain by examples the reciprocal subjective purposiveness, the form of which, as has been shown above, in a given representation, constitutes the beauty of the object. Therefore the Critique of Taste is only subjective as regards the representation through which an Object is given to us; viz. it is the art or science of reducing to rules the reciprocal relation between the Understanding and the Imagination in the given representation (without reference to any preceding sensation or concept). That is, it is the art or science of reducing to rules their accordance or discordance, and of determining them with regard to their conditions. It is an art, if it only shows this by examples; it is a science if it derives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judgements from the nature of these faculties, as cognitive faculties in general. We have here, in Transcendental Criticism, only to do with the latter. It should develop and justify the subjective principle of taste, as an a priori principle of the Judgement. This Critique, as an art, merely seeks to apply, in the judging of objects, the physiological (here psychological), and therefore empirical rules, according to which taste actually proceeds (without taking any account of their possibility); and it criticises the products of beautiful art just as, regarded as a science, it criticises the faculty by which they are judged.

    § 35. The principle of Taste is the subjective principle of Judgement in general

    The judgement of taste is distinguished from a logical judgement in this, that the latter subsumes a representation under the concept of the Object, while the former does not subsume it under any concept; because otherwise the necessary universal agreement [in these judgements] would be capable of being enforced by proofs. Nevertheless it is like the latter in this, that it claims universality and necessity, though not according to concepts of the Object, and consequently a merely subjective necessity. Now, because the concepts in a judgement constitute its content (what belongs to the cognition of the Object), but the judgement of taste is not determinable by concepts, it is based only on the subjective formal condition of a judgement in general. The subjective condition of all judgements is the faculty of Judgement itself. This when used with reference to a representation by which an object is given, requires the accordance of two representative powers: viz. Imagination (for the intuition and comprehension of the manifold) and Understanding (for the concept as a representation of the unity of this comprehension). Now because no concept of the Object lies here at the basis of the judgement, it can only consist in the subsumption of the Imagination itself (in the case of a representation by which an object is given) under the conditions that the Understanding requires to pass from intuition to concepts. That is, because the freedom of the Imagination consists in the fact that it schematises without any concept, the judgement of taste must rest on a mere sensation of the reciprocal activity of the Imagination in its freedom and the Understanding with its conformity to law. It must therefore rest on a feeling, which makes us judge the object by the purposiveness of the representation (by which an object is given) in respect of the furtherance of the cognitive faculty in its free play. Taste, then, as subjective Judgement, contains a principle of subsumption, not of intuitions under concepts, but of the faculty of intuitions or presentations (i.e. the Imagination) under the faculty of the concepts (i.e. the Understanding); so far as the former in its freedom harmonises with the latter in its conformity to law.

    In order to discover this ground of legitimacy by a Deduction of the judgements of taste we can only take as a clue the formal peculiarities of this kind of judgements, and consequently can only consider their logical form.

    § 36. Of the problem of a Deduction of judgements of Taste

    The concept of an Object in general can immediately be combined with the perception of an object, containing its empirical predicates, so as to form a cognitive judgement; and it is thus that a judgement of experience is produced.69 At the basis of this lie a priori concepts of the synthetical unity of the manifold of intuition, by which the manifold is thought as the determination of an Object. These concepts (the Categories) require a Deduction, which is given in the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and by it we can get the solution of the problem, how are synthetical a priori cognitive judgements possible? This problem concerns then the a priori principles of the pure Understanding and its theoretical judgements.

    But with a perception there can also be combined a feeling of pleasure (or pain) and a satisfaction, that accompanies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Object and serves instead of its predicate; thus there can result an aesthetical non-cognitive judgement. At the basis of such a judgement—if it is not a mere judgement of sensation but a formal judgement of reflection, which imputes the same satisfaction necessarily to every one,—must lie some a priori principle; which may be merely subjective (if an objective one should prove impossible for judgements of this kind), but also as such may need a Deduction, that we may thereby comprehend how an aesthetical judgement can lay claim to necessity. On this is founded the problem with which we are now occupied, how are judgements of taste possible? This problem then has to do with the a priori principles of the pure faculty of Judgement in aesthetical judgements; i.e. judgements in which it has not (as in theoretical ones) merely to subsume under objective concepts of Understanding, and in which it is subject to a law, but in which it is, itself, subjectively, both object and law.

    This problem then may be thus represented: how is a judgement possible, in which merely from our own feeling of pleasure in an object, independently of its concept, we judge that this pleasure attaches to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same Object in every other subject, and that a priori without waiting for the accordance of others?

    It is easy to see that judgements of taste are synthetical, because they go beyond the concept and even beyond the intuition of the Object, and add to that intuition as predicate something that is not a cognition, viz. a feeling of pleasure (or pain). Although the predicate (of the personal pleasure bound up with the representation) is empirical, nevertheless, as concerns the required assent of every one the judgements are a priori, or desire to be regarded as such; and this is already involved in the expressions of this claim. Thus this problem of the Critique of Judgement belongs to the general problem of transcendental philosophy, how are synthetical a priori judgements possible?

    § 37. What is properly asserted a priori of an object in a judgement of Taste

    That the representation of an object is immediately bound up with pleasure can only be internally perceived, and if we did not wish to indicate anything more than this it would give a merely empirical judgement. For I cannot combine a definite feeling (of pleasure or pain) with any representation except where there is at bottom an a priori principle in the Reason determining the Will. In that case the pleasure (in the moral feeling) is the consequence of the principle, but cannot be compared with the pleasure in taste, because it requires a definite concept of a law; and the latter pleasure, on the contrary, must be bound up with the mere act of judging, prior to all concepts. Hence also all judgements of taste are singular judgements, because they do not combine their predicate of satisfaction with a concept, but with a given individual empirical representation.

    And so it is not the pleasure, but the universal validity of this pleasure, perceived as mentally bound up with the mere judgement upon an object, which is represented a priori in a judgement of taste as a universal rule for the Judgement and valid for every one. It is an empirical judgement [to say] that I perceive and judge an object with pleasure. But it is an a priori judgement [to say] that I find it beautiful, i.e. I attribute this satisfaction necessarily to every one.

    § 38. Deduction of judgements of Taste

    If it be admitted that in a pure judgement of taste the satisfaction in the object is combined with the mere act of judging its form, it is nothing else than its subjective purposiveness for the Judgement which we feel to be mentally combined with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object. The Judgement, as regards the formal rules of its action, apart from all matter (whether sensation or concept), can only be directed to the subjective conditions of its employment in general (it is applied70 neither to a particular mode of sense nor to a particular concept of the Understanding); and consequently to that subjective [element] which we can presuppose in all men (as requisite for possible cognition in general). Thus the agreement of a representation with these conditions of the Judgement must be capable of being assumed as valid a priori for every one. I.e. we may rightly impute to every one the pleasure or the subjective purposiveness of the representation for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cognitive faculties in the act of judging a sensible object in general.71

    Remark

    This Deduction is thus easy, because it has no need to justify the objective reality of any concept, for Beauty is not a concept of the Object and the judgement of taste is not cognitive. It only maintains that we are justified in presupposing universally in every man those subjective conditions of the Judgement which we find in ourselves; and further, that we have rightly subsumed the given Object under these conditions. The latter has indeed unavoidable difficulties which do not beset the logical Judgement. There we subsume under concepts, but in the aesthetical Judgement under a merely sensible relation between the Imagination and Understanding mutually harmonising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form of the Object,—in which case the subsumption may easily be fallacious. Yet the legitimacy of the claim of the Judgement in counting upon universal assent is not thus annulled; it reduces itself merely to the correctness of the principle of judging validly for every one from subjective grounds. For as to the difficulty or doubt concerning the correctness of the subsumption under that principle, it makes the legitimacy of the claim of an aesthetical judgement in general to such validity and the principle of the same, as little doubtful, as the like faulty (though neither so commonly nor readily faulty) subsumption of the logical Judgement under its principle can make the latter, an objective principle, doubtful. But if the question were to be, how is it possible to assume nature a priori to be a complex of objects of taste? this problem has reference to Teleology, because it must be regarded as a purpose of nature essentially belonging to its concept to exhibit forms that are purposive for our Judgement. But the correctness of this latter assumption is very doubtful, whereas the efficacy of natural beauties is patent to experience.

    § 39. Of the communicability of a Sensation

    If sensation, as the real in perception, is related to knowledge, it is called sensation of the senses; and its specific quality may be represented as generally communicable in a uniform way, if we assume that every one has senses like our own. But this cannot at all be presupposed of any single sensation. To a man who is deficient in the sense of smell, this kind of sensation cannot be communicated; and even if it is not wholly deficient, we cannot be certain that he gets exactly the same sensation from a flower that we have. But even more must we represent men as differing in respect of the pleasantness or unpleasantness involved in the sensation from the same object of sense; and it is absolutely not to be required that every man should take pleasure in the same objects. Pleasure of this kind, because it comes into the mind through the senses, in respect of which therefore we are passive, we may call the pleasure of enjoyment.

    Satisfaction in an action because of its moral character is on the other hand not the pleasure of enjoyment, but of spontaneity and its accordance with the Idea of its destination. But this feeling, called moral, requires concepts, and presents not free purposiveness, but purposiveness that is conformable to law; it therefore admits of being universally communicated only by means of Reason, and, if the pleasure is to be homogeneous for every one, by very definite practical concepts of Reason.

    Pleasure in the Sublime in nature, regarded as a pleasure of rational contemplation, also makes claim to universal participation; but it presupposes, besides, a different feeling, viz. that of our supersensible destination, which, however obscurely, has a moral foundation. But that other men will take account of it, and will find a satisfaction in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wild greatness of nature (that certainly cannot be ascribed to its aspect, which is rather terrifying), I am not absolutely justified in supposing. Nevertheless, in consideration of the fact that on every suitable occasion regard should be had to these moral dispositions, I can impute such satisfaction to every man, but only by means of the moral law which on its side again is based on concepts of Reason.

    On the contrary, pleasure in the Beautiful is neither a pleasure of enjoyment nor of a law-abiding activity, nor even of rational contempl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Ideas, but of mere reflection. Without having as rule any purpose or fundamental proposition, this pleasure accompanies the ordinary apprehension of an object by the Imagination, as faculty of intuition, in relation with the Understanding, as faculty of concepts, by means of a procedure of the Judgement which it must also exercise on behalf of the commonest experience; only that in the latter case it is in order to perceive an empirical objective concept, in the former case (in aesthetical judgements) merely to perceive the accordance of the representation with the harmonious (subjectively purposive) activity of both cognitive faculties in their freedom, i.e. to feel with pleasure the mental state produced by the representation. This pleasure must necessarily depend for every one on the same conditions, for they are subjective conditions of the possibility of a cognition in general; and the proportion between these cognitive faculties requisite for Taste is also requisite for that ordinary sound Understanding which we have to presuppose in every one. Therefore he who judges with taste (if only he does not go astray in this act of consciousness and mistake matter for form or charm for beauty) may impute to every one subjective purposiveness, i.e. his satisfaction in the Object, and may assume his feeling to be universally communicable and that without the mediation of concepts.

    § 40. Of Taste as a kind of sensus communis

    We often give to the Judgement, if we are considering the result rather than the act of its reflection, the name of a sense, and we speak of a sense of truth, or of a sense of decorum, of justice, etc. And yet we know, or at least we ought to know, that these concepts cannot have their place in Sense, and further, that Sense has not the least capacity for expressing universal rules; but that no representation of truth, fitness, beauty, or justice, and so forth, could come into our thoughts if we could not rise beyond Sense to higher faculties of cognition. The common Understanding of men, which, as the mere sound (not yet cultivated) Understanding, we regard as the least to be expected from any one claiming the name of man, has therefore the doubtful honour of being given the name of common sense (sensus communis); and in such a way that by the name common (not merely in our language, where the word actually has a double signification, but in many others) we understand vulgar, that which is everywhere met with, the possession of which indicates absolutely no merit or superiority.

    But under the sensus communis we must include the Idea of a communal sense, i.e. of a faculty of judgement, which in its reflection takes account (a priori) of the mode of representation of all other men in thought; in order as it were to compare its judgement with the collective Reason of humanity, and thus to escape the illusion arising from the private conditions that could be so easily taken for objective, which would injuriously affect the judgement. This is done by comparing our judgement with the possible rather than the actual judgements of others, and by putting ourselves in the place of any other man, by abstracting from the limitations which contingently attach to our own judgement. This, again, is brought about by leaving aside as much as possible the matter of our representative state, i.e. sensation, and simply having respect to the formal peculiarities of our representation or representative state. Now this operation of reflection seems perhaps too artificial to be attributed to the faculty called common sense; but it only appears so, when expressed in abstract formulae. In itself there is nothing more natural than to abstract from charm or emotion if we are seeking a judgement that is to serve as a universal rule.

    The following Maxims of common human Understanding do not properly come in here, as parts of the Critique of Taste; but yet they may serve to elucidate its fundamental propositions. They are: 1° to think for oneself; 2° to put ourselves in thought in the place of every one else; 3° always to think consistently. The first is the maxim of unprejudiced thought; the second of enlarged thought; the third of consecutive thought.72 The first is the maxim of a Reason never passive. The tendency to such passivity, and therefore to heteronomy of the Reason, is called prejudice; and the greatest prejudice of all is to represent nature as not subject to the rules that the Understanding places at its basis by means of its own essential law, i.e. is superstition. Deliverance from superstition is called enlightenment;73 because although this name belongs to deliverance from prejudices in general, yet superstition specially (in sensu eminenti) deserves to be called a prejudice. For the blindness in which superstition places us, which it even imposes on us as an obligation, makes the need of being guided by others, and the consequent passive state of our Reason, peculiarly noticeable. As regards the second maxim of the mind, we are otherwise wont to call him limited (borné, the opposite of enlarged) whose talents attain to no great use (especially as regards intensity). But here we are not speaking of the faculty of cognition, but of the mode of thought which makes a purposive use thereof. However small may be the area or the degree to which a man’s natural gifts reach, yet it indicates a man of enlarged thought if he disregards the subjective private conditions of his own judgement, by which so many others are confined, and reflects upon it from a universal standpoint (which he can only determine by placing himself at the standpoint of others). The third maxim, viz. that of consecutive thought, is the most difficult to attain, and can only be attained by the combination of both the former, and after the constant observance of them has grown into a habit. We may say that the first of these maxims is the maxim of Understanding, the second of Judgement, and the third of Reason.

    I take up again the threads interrupted by this digression, and I say that Taste can be called sensus communis with more justice than sound Understanding can; and that the aesthetical Judgement rather than the intellectual may bear the name of a communal sense,74 if we are willing to use the word “sense” of an effect of mere reflection upon the mind: for then we understand by sense the feeling of pleasure. We could even define Taste as the faculty of judging of that which makes universally communicable, without the mediation of a concept, our feeling in a given representation.

    The skill that men have in communicating their thoughts requires also a relation between the Imagination and the Understanding in order to associate intuitions with concepts, and concepts again with those concepts, which then combine in a cognition. But in that case the agreement of the two mental powers is according to law, under the constraint of definite concepts. Only where the Imagination in its freedom awakens the Understanding, and is put by it into regular play without the aid of concepts, does the representation communicate itself not as a thought but as an internal feeling of a purposive state of the mind.

    Taste is then the faculty of judging a priori of the communicability of feelings that are bound up with a given representation (without the mediation of a concept).

    If we could assume that the mere universal communicability of a feeling must carry in itself an interest for us with it (which, however, we are not justified in concluding from the character of a merely reflective Judgement), we should be able to explain why the feeling in the judgement of taste comes to be imputed to every one, so to speak, as a duty.

    § 41. Of the empirical interest in the Beautiful

    That the judgement of taste by which something is declared beautiful must have no interest as its determining ground has been sufficiently established above. But it does not follow that after it has been given as a pure aesthetical judgement, no interest can be combined with it. This combination, however, can only be indirect, i.e. taste must first of all be represented as combined with something else, in order that we may unite with the satisfaction of mere reflection upon an object a pleasure in its existence (as that wherein all interest consists). For here also in aesthetical judgements what we say in cognitive judgements (of things in general) is valid; a posse ad esse non valet consequentia. This something else may be empirical, viz. an inclination proper to human nature, or intellectual, as the property of the Will of being capable of a priori determination by Reason. Both these involve a satisfaction in the presence of an Object, and so can lay the foundation for an interest in what has by itself pleased without reference to any interest whatever.

    Empirically the Beautiful interests only in society. If we admit the impulse to society as natural to man, and his fitness for it, and his propension towards it, i.e. sociability, as a requisite for man as a being destined for society, and so as a property belonging to humanity, we cannot escape from regarding taste as a faculty for judging everything in respect of which we can communicate our feeling to all other men, and so as a means of furthering that which every one’s natural inclination desires.

    A man abandoned by himself on a desert island would adorn neither his hut nor his person; nor would he seek for flowers, still less would he plant them, in order to adorn himself therewith. It is only in society that it occurs to him to be not merely a man, but a refined man after his kind (the beginning of civilisation). For such do we judge him to be who is both inclined and apt to communicate his pleasure to others, and who is not contented with an Object if he cannot feel satisfaction in it in common with others. Again, every one expects and requires from every one else this reference to universal communication [of pleasure], as it were from an original compact dictated by humanity itself. Thus, doubtless, in the beginning only those things which attracted the senses, e.g. colours for painting oneself (roucou among the Carabs and cinnabar among the Iroquois), flowers, mussel shells, beautiful feathers, etc.,—but in time beautiful forms also (e.g. in their canoes, and clothes, etc.), which bring with them no gratification, or satisfaction of enjoyment—were important in society, and were combined with great interest. Until at last civilisation, having reached its highest point, makes out of this almost the main business of refined inclination; and sensations are only regarded as of worth in so far as they can be universally communicated. Here, although the pleasure which every one has in such an object is inconsiderable and in itself without any marked interest, yet the Idea of its universal communicability increases its worth in an almost infinite degree.

    But this interest that indirectly attaches to the Beautiful through our inclination to society, and consequently is empirical, is of no importance for us here; because we have only to look to what may have a reference, although only indirectly, to the judgement of taste a priori. For if even in this form an interest bound up therewith should discover itself, taste would discover a transition of our judging faculty from sense-enjoyment to moral feeling; and so not only would we be the better guided in employing taste purposively, but there would be thus presented a link in the chain of the human faculties a priori, on which all legislation must depend. We can only say thus much about the empirical interest in objects of taste and in taste itself. Since it is subservient to inclination, however refined the latter may be, it may easily be confounded with all the inclinations and passions, which attain their greatest variety and highest degree in society; and the interest in the Beautiful, if it is grounded thereon, can only furnish a very ambiguous transition from the Pleasant to the Good. But whether this can or cannot be furthered by taste, taken in its purity, is what we now have to investigate.

    § 42. Of the intellectual interest in the Beautiful

    With the best intentions those persons who refer all activities, to which their inner natural dispositions impel men, to the final purpose of humanity, viz. the morally good, have regarded the taking an interest in the Beautiful in general as a mark of good moral character. But it is not without reason that they have been contradicted by others who rely on experience; for this shows that connoisseurs in taste, not only often but generally, are given up to idle, capricious, and mischievous passions, and that they could perhaps make less claim than others to any pre-eminent attachment to moral principles. Thus it would seem that the feeling for the Beautiful is not only (as actually is the case) specifically different from the Moral feeling; but that the interest which can be bound up with it is hardly compatible with moral interest, and certainly has no inner affinity therewith.

    Now I admit at once that the interest in the Beautiful of Art (under which I include the artificial use of natural beauties for adornment and so for vanity) furnishes no proof whatever of a disposition attached to the morally good or even inclined thereto. But on the other hand, I maintain that to take an immediate interest in the Beauty of Nature (not merely to have taste in judging it) is always a mark of a good soul; and that when this interest is habitual it at least indicates a frame of mind favourable to the moral feeling, if it is voluntarily bound up with the contemplation of nature. It is to be remembered, however, that I here speak strictly of the beautiful forms of Nature, and I set aside the charms, that she is wont to combine so abundantly with them; because, though the interest in the latter is indeed immediate, it is only empirical.

    He who by himself (and without any design of communicating his observations to others) regards the beautiful figure of a wild flower, a bird, an insect, etc., with admiration and love—who would not willingly miss it in Nature, although it may bring him some hurt, who still less wants any advantage from it—he takes an immediate and also an intellectual interest in the beauty of Nature. I.e. it is not merely the form of the product of nature which pleases him, but its very presence pleases him, the charms of sense having no share in this pleasure and no purpose whatever being combined with it.

    But it is noteworthy that if we secretly deceived this lover of the beautiful by planting in the ground artificial flowers (which can be manufactured exactly like natural ones), or by placing artificially carved birds on the boughs of trees, and he discovered the deceit, the immediate interest that he previously took in them would disappear at once; though, perhaps, a different interest, viz. the interest of vanity in adorning his chamber with them for the eyes of others, would take its place. This thought then must accompany our intuition and reflection on beauty, viz. that nature has produced it; and on this alone is based the immediate interest that we take in it. Otherwise, there remains a mere judgement of taste, either devoid of all interest, or bound up with a mediate interest, viz. in that it has reference to society; which latter [interest] furnishes no certain indications of a morally good disposition.

    This superiority of natural to artificial beauty in that it alone arouses an immediate interest, although as regards form the first may be surpassed by the second, harmonises with the refined and well-grounded habit of thought of all men who have cultivated their moral feeling. If a man who has taste enough to judge of the products of beautiful Art with the greatest accuracy and refinement willingly leaves a chamber where are to be found those beauties that minister to vanity or to any social joys, and turns to the beautiful in Nature in order to find, as it were, delight for his spirit in a train of thought that he can never completely evolve, we will regard this choice of his with veneration, and attribute to him a beautiful soul, to which no connoisseur or lover [of Art] can lay claim on account of the interest he takes in his [artistic] objects.—What now is the difference in our estimation of these two different kinds of Objects, which in the judgement of mere taste it is hard to compare in point of superiority?

    We have a faculty of mere aesthetical Judgement by which we judge forms without the aid of concepts, and find a satisfaction in this mere act of judgement; this we make into a rule for every one, without this judgement either being based on or producing any interest.—On the other hand, we have also a faculty of intellectual Judgement which determines an a priori satisfaction for the mere forms of practical maxims (so far as they are in themselves qualified for universal legislation); this we make into a law for every one, without our judgement being based on any interest whatever, though in this case it produces such an interest. The pleasure or pain in the former judgement is called that of taste, in the latter, that of moral feeling.

    But it also interests Reason that the Ideas (for which in moral feeling it arouses an immediate interest) should have objective reality; i.e. that nature should at least show a trace or give an indication that it contains in itself some ground for assuming a regular agreement of its products with our entirely disinterested satisfaction (which we recognise a priori as a law for every one, without being able to base it upon proofs). Hence Reason must take an interest in every expression on the part of nature of an agreement of this kind. Consequently, the mind cannot ponder upon the beauty of Nature without finding itself at the same time interested therein. But this interest is akin to moral, and he who takes such an interest in the beauties of nature can do so only in so far as he previously has firmly established his interest in the morally good. If, therefore, the beauty of Nature interests a man immediately we have reason for attributing to him, at least, a basis for a good moral disposition.

    It will be said that this account of aesthetical judgements, as akin to the moral feeling, seems far too studied to be regarded as the true interpretation of that cipher through which Nature speaks to us figuratively in her beautiful forms. However, in the first place, this immediate interest in the beautiful is actually not common; but is peculiar to those whose mental disposition either has already been cultivated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good or is eminently susceptible of such cultivation. In that case the analogy between the pure judgement of taste which, independently of any interest, causes us to feel a satisfaction, and also represents it a priori as suitable to humanity in general, and the moral judgement that does the same thing from concepts without any clear, subtle, and premeditated reflection—this analogy leads to a similar immediate interest in the objects of the former as in those of the latter; only that in the one case the interest is free, in the other it is based on objective laws. To this is to be added our admiration for Nature, which displays itself in its beautiful products as Art, not merely by chance, but as it were designedly, in accordance with a regular arrangement, and as purposiveness without purpose. This latter, as we never meet with it outside ourselves, we naturally seek in ourselves; and, in fact, in that which constitutes the ultimate purpose of our being, viz. our moral destination. (Of this question as to the ground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natural purposiveness we shall first speak in the Teleology.)

    It is easy to explain why the satisfaction in the pure aesthetical judgement in the case of beautiful Art is not combined with an immediate interest as it is in the case of beautiful Nature. For the former is either such an imitation of the latter that it reaches the point of deception and then produces the same effect as natural beauty (for which it is taken); or it is an art obviously directed designedly to our satisfaction. In the latter case the satisfaction in the product would, it is true, be brought about immediately by taste, but it would be only a mediate interest in the cause lying at its root, viz. an art that can only interest by means of its purpose and never in itself. It will, perhaps, be said that this is also the case, if an Object of nature interests us by its beauty only so far as it is associated with a moral Idea. But it is not the Object itself which immediately interests us, but its character in virtue of which it is qualified for such association, which therefore essentially belongs to it.

    The charms in beautiful Nature, which are so often found, as it were, blended with beautiful forms, may be referred to modifications either of light (colours) or of sound (tones). For these are the only sensations that imply not merely a sensible feeling but also reflection upon the form of these modifications of Sense; and thus they involve in themselves as it were a language by which nature speaks to us, which thus seems to have a higher sense. Thus the white colour of lilies seems to determine the mind to Ideas of innocence; and the seven colours in order from the red to the violet seem to suggest the Ideas of (1) Sublimity, (2) Intrepidity, (3) Candour, (4) Friendliness, (5) Modesty, (6) Constancy, (7) Tenderness. The song of birds proclaims gladsomeness and contentment with existence. At least so we interpret nature, whether it have this design or not. But the interest which we here take in beauty has only to do with the beauty of Nature; it vanishes altogether as soon as we notice that we are deceived and that it is only Art—vanishes so completely that taste can no longer find the thing beautiful or sight find it charming. What is more highly praised by poets than the bewitching and beautiful note of the nightingale in a lonely copse on a still summer evening by the soft light of the moon? And yet we have instances of a merry host, where no such songster was to be found, deceiving to their great contentment the guests who were staying with him to enjoy the country air, by hiding in a bush a mischievous boy who knew how to produce this sound exactly like nature (by means of a reed or a tube in his mouth). But as soon as we are aware that it is a cheat, no one will remain long listening to the song which before was counted so charming. And it is just the same with the songs of all other birds. It must be Nature or be regarded as Nature, if we are to take an immediate interest in the Beautiful as such; and still more is this the case if we can require that others should take an interest in it too. This happens as a matter of fact when we regard as coarse and ignoble the mental attitude of those persons who have no feeling for beautiful Nature (for thus we describe a susceptibility to interest in its contemplation), and who confine themselves to eating and drinking—to the mere enjoyments of sense.

    § 43. Of Art in general

    (1). Art is distinguished from Nature, as doing (facere) is distinguished from acting or working generally (agere), and as the product or result of the former is distinguished as work (opus) from the working (effectus) of the latter.

    By right we ought only to describe as Art, production through freedom, i.e. through a will that places Reason at the basis of its actions. For although we like to call the product of bees (regularly built cells of wax) a work of art, this is only by way of analogy: as soon as we feel that this work of theirs is based on no proper rational deliberation, we say that it is a product of Nature (of instinct), and as Art only ascribe it to their Creator.

    If, as sometimes happens, in searching through a bog we come upon a bit of shaped wood, we do not say: this is a product of Nature, but, of Art. Its producing cause has conceived a purpose to which the bit of wood owes its form. Elsewhere too we should see art in everything which is made so that a representation of it in its cause must have preceded its actuality (as even in the case of the bees), though the effect could not have been thought by the cause. But if we call anything absolutely a work of art in order to distinguish it from a natural effect, we always understand by that a work of man.

    (2). Art regarded as human skill differs from science (as can from know) as a practical faculty does from a theoretical, as Technic does from Theory (as mensuration from geometry). And so what we can do, as soon as we merely know what ought to be done and therefore are sufficiently cognisant of the desired effect, is not called Art. Only that which a man, even if he knows it completely, may not therefore have the skill to accomplish, belongs to Art. Camper75 describes very exactly how the best shoes must be made, but he certainly could not make one.76

    (3). Art also differs from handicraft; the first is called free, the other may be called mercenary. We regard the first as if it could only prove purposive as play, i.e. as occupation that is pleasant in itself. But the second is regarded as if it could only be compulsorily imposed upon one as work, i.e. as occupation which is unpleasant (a trouble) in itself, and which is only attractive on account of its effect (e.g. the wage). Whether or not in the graded list of the professions we ought to count watchmakers as artists, but smiths only as handicraftsmen, would require another point of view from which to judge than that which we are here taking up; viz. [we should have to consider] the proportion of talents which must be assumed requisite in these several occupations. Whether or not, again, under the so-called seven free arts some may be included which ought to be classed as sciences, and many that are akin rather to handicraft, I shall not here discuss. But it is not inexpedient to recall that in all free arts there is yet requisite something compulsory, or, as it is called, mechanism, without which the spirit, which must be free in art and which alone inspires the work, would have no body and would evaporate altogether; e.g. in poetry there must be an accuracy and wealth of language, and also prosody and metre. [It is not inexpedient, I say, to recall this], for many modern educators believe that the best way to produce a free art is to remove it from all constraint, and thus to change it from work into mere play.

    § 44. Of beautiful Art

    There is no Science of the Beautiful, but only a Critique of it; and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beautiful Science, but only beautiful Art. For as regards the first point, if it could be decided scientifically, i.e. by proofs, whether a thing was to be regarded as beautiful or not, the judgement upon beauty would belong to science and would not be a judgement of taste. And as far as the second point is concerned, a science which should be beautiful as such is a nonentity. For if in such a science we were to ask for grounds and proofs, we would be put off with tasteful phrases (bon-mots).—The source of the common expression, beautiful science, is without doubt nothing else than this, as it has been rightly remarked, that for beautiful art in its entire completeness much science is requisite; e.g. a knowledge of ancient languages, a learned familiarity with classical authors, history, a knowledge of antiquities, etc. And hence these historical sciences, because they form the necessary preparation and basis for beautiful art, and also partly because under them is included the knowledge of the products of beautiful art (rhetoric and poetry), have come to be called beautiful sciences by a confusion of words.

    If art which is adequate to the cognition of a possible object performs the actions requisite therefore merely in order to make it actual, it is mechanical art; but if it has for its immediate design the feeling of pleasure, it is called aesthetical art. This is again either pleasant or beautiful. It is the first, if its purpose is that the pleasure should accompany the representations [of the object] regarded as mere sensations; it is the second if they are regarded as modes of cognition.

    Pleasant arts are those that are directed merely to enjoyment. Of this class are all those charming arts that can gratify a company at table; e.g. the art of telling stories in an entertaining way, of starting the company in frank and lively conversation, of raising them by jest and laugh to a certain pitch of merriment;77 when, as people say, there may be a great deal of gossip at the feast, but no one will be answerable for what he says, because they are only concerned with momentary entertainment, and not with any permanent material for reflection or subsequent discussion. (Among these are also to be reckoned the way of arranging the table for enjoyment, and, at great feasts, the management of the music. This latter is a wonderful thing. It is meant to dispose to gaiety the minds of the guests, regarded solely as a pleasant noise, without any one paying the least attention to its composition; and it favours the free conversation of each with his neighbour.) Again, to this class belong all games which bring with them no further interest than that of making the time pass imperceptibly.

    On the other hand, beautiful art is a mode of representation which is purposive for itself, and which, although devoid of [definite] purpose, yet furthers the culture of the mental powers in reference to social communication.

    The universal communicability of a pleasure carries with it in its very concept that the pleasure is not one of enjoyment, from mere sensation, but must be derived from reflection; and thus aesthetical art, as the art of beauty, has for standard the reflective Judgement and not sensation.

    § 45. Beautiful Art is an art, in so far as it seems like nature

    In a product of beautiful art we must become conscious that it is Art and not Nature; but yet the purposiveness in its form must seem to be as free from all constraint of arbitrary rules as if it were a product of mere nature. On this feeling of freedom in the play of our cognitive faculties, which must at the same time be purposive, rests that pleasure which alone is universally communicable, without being based on concepts. Nature is beautiful because it looks like Art; and Art can only be called beautiful if we are conscious of it as Art while yet it looks like Nature.

    For whether we are dealing with natural or with artificial beauty we can say generally: That is beautiful which pleases in the mere act of judging it (not in the sensation of it, or by means of a concept). Now art has always a definite design of producing something. But if this something were bare sensation (something merely subjective), which is to be accompanied with pleasure, the product would please in the act of judgement only by mediation of sensible feeling. And again, if the design were directed towards the production of a definite Object, then, if this were attained by art, the Object would only please by means of concepts. But in both cases the art would not please in the mere act of judging; i.e. it would not please as beautiful, but as mechanical.

    Hence the purposiveness in the product of beautiful art, although it is designed, must not seem to be designed; i.e. beautiful art must look like nature, although we are conscious of it as art. But a product of art appears like nature when, although its agreement with the rules, according to which alone the product can become what it ought to be, is punctiliously observed, yet this is not painfully apparent; [the form of the schools does not obtrude itself]78—it shows no trace of the rule having been before the eyes of the artist and having fettered his mental powers.

    § 46. Beautiful Art is the art of genius

    Genius is the talent (or natural gift) which gives the rule to Art. Since talent, as the innate productive faculty of the artist, belongs itself to Nature, we may express the matter thus: Genius is the innate mental disposition (ingenium) through which Nature gives the rule to Art.

    Whatever may be thought of this definition, whether it is merely arbitrary or whether it is adequate to the concept that we are accustomed to combine with the word genius (which is to be examined in the following paragraphs), we can prove already beforehand that according to the signification of the word here adopted, beautiful arts must necessarily be considered as arts of genius.

    For every art presupposes rules by means of which in the first instance a product, if it is to be called artistic, is represented as possible. But the concept of beautiful art does not permit the judgement upon the beauty of a product to be derived from any rule, which has a concept as its determining ground, and therefore has at its basis a concept of the way in which the product is possible. Therefore, beautiful art cannot itself devise the rule according to which it can bring about its product. But since at the same time a product can never be called Art without some precedent rule, Nature in the subject must (by the harmony of its faculties) give the rule to Art; i.e. beautiful Art is only possible as a product of Genius.

    We thus see (1) that genius is a talent for producing that for which no definite rule can be given; it is not a mere aptitude for what can be learnt by a rule. Hence originality must be its first property. (2) But since it also can produce original nonsense, its products must be models, i.e. exemplary; and they consequently ought not to spring from imitation, but must serve as a standard or rule of judgement for others. (3) It cannot describe or indicate scientifically how it brings about its products, but it gives the rule just as nature does. Hence the author of a product for which he is indebted to his genius does not himself know how he has come by his Ideas; and he has not the power to devise the like at pleasure or in accordance with a plan, and to communicate it to others in precepts that will enable them to produce similar products. (Hence it is probable that the word genius is derived from genius, that peculiar guiding and guardian spirit given to a man at his birth, from whose suggestion these original Ideas proceed.) (4) Nature by the medium of genius does not prescribe rules to Science, but to Art; and to it only in so far as it is to be beautiful Art.

    § 47. Elucidation and confirmation of the above explanation of Genius

    Every one is agreed that genius is entirely opposed to the spirit of imitation. Now since learning is nothing but imitation, it follows that the greatest ability and teachableness (capacity) regarded quâ teachableness, cannot avail for genius. Even if a man thinks or invents for himself, and does not merely take in what others have taught, even if he discovers many things in art and science, this is not the right ground for calling such a (perhaps great) head, a genius (as opposed to him who because he can only learn and imitate is called a shallow-pate). For even these things could be learned, they lie in the natural path of him who investigates and reflects according to rules; and they do not differ specifically from what can be acquired by industry through imitation. Thus we can readily learn all that Newton has set forth in his immortal work on the Principles of Natural Philosophy, however great a head was required to discover it; but we cannot learn to write spirited poetry, however express may be the precepts of the art and however excellent its models. The reason is that Newton could make all his steps, from the first elements of geometry to his own great and profound discoveries, intuitively plain and definite as regards consequence, not only to himself but to every one else. But a Homer or a Wieland cannot show how his Ideas, so rich in fancy and yet so full of thought, come together in his head, simply because he does not know and therefore cannot teach others. In Science then the greatest discoverer only differs in degree from his laborious imitator and pupil; but he differs specifically from him whom Nature has gifted for beautiful Art. And in this there is no depreciation of those great men to whom the human race owes so much gratitude, as compared with nature’s favourites in respect of the talent for beautiful art. For in the fact that the former talent is directed to the ever-advancing greater perfection of knowledge and every advantage depending on it, and at the same time to the imparting this same knowledge to others—in this it has a great superiority over [the talent of] those who deserve the honour of being called geniuses. For art stands still at a certain point; a boundary is set to it beyond which it cannot go, which presumably has been reached long ago and cannot be extended further. Again, artistic skill cannot be communicated; it is imparted to every artist immediately by the hand of nature; and so it dies with him, until nature endows another in the same way, so that he only needs an example in order to put in operation in a similar fashion the talent of which he is conscious.

    If now it is a natural gift which must prescribe its rule to art (as beautiful art), of what kind is this rule? It cannot be reduced to a formula and serve as a precept, for then the judgement upon the beautiful would be determinable according to concepts; but the rule must be abstracted from the fact, i.e. from the product, on which others may try their own talent by using it as a model, not to be copied but to be imitated. How this is possible is hard to explain. The Ideas of the artist excite like Ideas in his pupils if nature has endowed them with a like proportion of their mental powers. Hence models of beautiful art are the only means of handing down these Ideas to posterity. This cannot be done by mere descriptions, especially not in the case of the arts of speech, and in this latter classical models are only to be had in the old dead languages, now preserved only as “the learned languages.”

    Although mechanical and beautiful art are very different, the first being a mere art of industry and learning and the second of genius, yet there is no beautiful art in which there is not a mechanical element that can be comprehended by rules and followed accordingly, and in which therefore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scholastic as an essential condition. For [in every art] some purpose must be conceived; otherwise we could not ascribe the product to art at all, and it would be a mere product of chance. But in order to accomplish a purpose, definite rules from which we cannot dispense ourselves are requisite. Now since the originality of the talent constitutes an essential (though not the only) element in the character of genius, shallow heads believe that they cannot better show themselves to be full-blown geniuses than by throwing off the constraint of all rules; they believe, in effect, that one could make a braver show on the back of a wild horse than on the back of a trained animal. Genius can only furnish rich material for products of beautiful art; its execution and its form require talent cultivated in the schools, in order to make such a use of this material as will stand examination by the Judgement. But it is quite ridiculous for a man to speak and decide like a genius in things which require the most careful investigation by Reason. One does not know whether to laugh more at the impostor who spreads such a mist round him that we cannot clearly use our Judgement and so use our Imagination the more, or at the public which naïvely imagines that his inability to cognise clearly and to comprehend the masterpiece before him arises from new truths crowding in on him in such abundance that details (duly weighed definitions and accurate examination of fundamental propositions) seem but clumsy work.

    § 48. Of the relation of Genius to Taste

    For judging of beautiful objects as such, taste is requisite; but for beautiful art, i.e. for the production of such objects, genius is requisite.

    If we consider genius as the talent for beautiful art (which the special meaning of the word implies) and in this point of view analyse it into the faculties which must concur to constitute such a talent, it is necessary in the first instance to determine exactl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natural beauty, the judging of which requires only Taste, and artificial beauty, whose possibility (to which reference must be made in judging such an object) requires Genius.

    A natural beauty is a beautiful thing; artificial beauty is a beautiful representation of a thing.

    In order to judge of a natural beauty as such I need not have beforehand a concept of what sort of thing the object is to be; i.e. I need not know its material purposiveness (the purpose), but its mere form pleases by itself in the act of judging it without any knowledge of the purpose. But if the object is given as a product of art, and as such is to be declared beautiful, then, because art always supposes a purpose in the cause (and its causality), there must be at bottom in the first instance a concept of what the thing is to be. And as the agreement of the manifold in a thing with its inner destination, its purpose, constitutes the perfection of the thing, it follows that in judging of artificial beauty the perfection of the thing must be taken into account; but in judging of natural beauty (as such) there is no question at all about this.—It is true that in judging of objects of nature, especially objects endowed with life, e.g. a man or a horse, their objective purposiveness also is commonly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in judging of their beauty; but then the judgement is no longer purely aesthetical, i.e. a mere judgement of taste. Nature is no longer judged inasmuch as it appears like art, but in so far as it is actual (although superhuman) art; and the teleological judgement serves as the basis and condition of the aesthetical, as a condition to which the latter must have respect. In such a case, e.g. if it is said “that is a beautiful woman,” we think nothing else than this: nature represents in her figure the purposes in view in the shape of a woman’s figure. For we must look beyond the mere form to a concept, if the object is to be thought in such a way by means of a logically conditioned aesthetical judgement.

    Beautiful art shows its superiority in this, that it describes as beautiful things which may be in nature ugly or displeasing.79 The Furies, diseases, the devastations of war, etc., may [even regarded as calamitous],80 be described as very beautiful, and even represented in a picture. There is only one kind of ugliness which cannot be represented in accordance with nature, without destroying all aesthetical satisfaction and consequently artificial beauty; viz. that which excites disgust. For in this peculiar sensation, which rests on mere imagination, the object is represented as it were obtruding itself for our enjoyment while we strive against it with all our might. And the artistic representation of the object is no longer distinguished from the nature of the object itself in our sensation, and thus it is impossible that it can be regarded as beautiful. The art of sculpture again, because in its products art is almost interchangeable with nature, excludes from its creations the immediate representation of ugly objects; e.g. it represents death by a beautiful genius, the warlike spirit by Mars, and permits [all such things] to be represented only by an allegory or attribute81 that has a pleasing effect, and thus only indirectly by the aid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Reason, and not for the mere aesthetical Judgement.

    So much for the beautiful representation of an object, which is properly only the form of the presentation of a concept, and the means by which the latter is communicated universally.—But to give this form to the product of beautiful art, mere taste is requisite. By taste, after he has exercised and corrected it by manifold examples from art or nature, the artist checks his work; and after many, often toilsome, attempts to content taste he finds the form which satisfies him. Hence this form is not, as it were, a thing of inspiration or the result of a free swing of the mental powers, but of a slow and even painful process of improvement, by which he seeks to render it adequate to his thought, without detriment to the freedom of the play of his powers.

    But taste is merely a judging and not a productive faculty; and what is appropriate to it is not therefore a work of beautiful art. It may be only a product belonging to useful and mechanical art or even to science, produced according to definite rules that can be learned and must be exactly followed. But the pleasing form that is given to it is only the vehicle of communication, and a mode, as it were, of presenting it, in respect of which we remain free to a certain extent, although it is combined with a definite purpose. Thus we desire that table appointments, a moral treatise, even a sermon, should have in themselves this form of beautiful art, without it seeming to be sought: but we do not therefore call these things works of beautiful art. Under the latter class are reckoned a poem, a piece of music, a picture gallery, etc.; and in some would-be works of beautiful art we find genius without taste, while in others we find taste without genius.

    § 49. Of the faculties of the mind that constitute Genius

    We say of certain products of which we expect that they should at least in part appear as beautiful art, they are without spirit82; although we find nothing to blame in them on the score of taste. A poem may be very neat and elegant, but without spirit. A history may be exact and well arranged, but without spirit. A festal discourse may be solid and at the same time elaborate, but without spirit. Conversation is often not devoid of entertainment, but yet without spirit: even of a woman we say that she is pretty, an agreeable talker, and courteous, but without spirit. What then do we mean by spirit?

    Spirit, in an aesthetical sense, is the name given to the animating principle of the mind. But that whereby this principle animates the soul, the material which it applies to that [purpose], is that which puts the mental powers purposively into swing, i.e. into such a play as maintains itself and strengthens the [mental] powers in their exercise.

    Now I maintain that this principle is no other than the faculty of presenting aesthetical Ideas. And by an aesthetical Idea I understand that representation of the Imagination which occasions much thought, without, however, any definite thought, i.e. any concept, being capable of being adequate to it; it consequently cannot be completely compassed and made intelligible by language.—We easily see that it is the counterpart (pendant) of a rational Idea, which conversely is a concept to which no intuition (or representation of the Imagination) can be adequate.

    The Imagination (as a productive faculty of cognition) is very powerful in creating another nature, as it were, out of the material that actual nature gives it. We entertain ourselves with it when experience proves too commonplace, and by it we remould experience, always indeed in accordance with analogical laws, but yet also in accordance with principles which occupy a higher place in Reason (laws too which are just as natural to us as those by which Understanding comprehends empirical nature). Thus we feel our freedom from the law of association (which attaches to the empirical employment of Imagination), so that the material which we borrow from nature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law can be worked up into something different which surpasses nature.

    Such representations of the Imagination we may call Ideas, partly because they at least strive after something which lies beyond the bounds of experience, and so seek to approximate to a presentation of concepts of Reason (intellectual Ideas), thus giving to the latter the appearance of objective reality,—but especially because no concept can be fully adequate to them as internal intuitions. The poet ventures to realise to sense, rational Ideas of invisible beings, the kingdom of the blessed, hell, eternity, creation, etc.; or even if he deals with things of which there are examples in experience,—e.g. death, envy and all vices, also love, fame, and the like,—he tries, by means of Imagination, which emulates the play of Reason in its quest after a maximum, to go beyond the limits of experience and to present them to Sense with a completeness of which there is no example in nature. It is, properly speaking, in the art of the poet, that the faculty of aesthetical Ideas can manifest itself in its full measure. But this faculty, considered in itself, is properly only a talent (of the Imagination).

    If now we place under a concept a representation of the Imagination belonging to its presentation, but which occasions solely by itself more thought than can ever be comprehended in a definite concept, and which therefore enlarges aesthetically the concept itself in an unbounded fashion,—the Imagination is here creative, and it brings the faculty of intellectual Ideas (the Reason) into movement; i.e. a movement, occasioned by a representation, towards more thought (though belonging, no doubt, to the concept of the object) than can be grasped in the representation or made clear.

    Those forms which do not constitute the presentation of a given concept itself but only, as approximate representations of the Imagination, express the consequences bound up with it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other concepts, are called (aesthetical) attributes of an object, whose concept as a rational Idea cannot be adequately presented. Thus Jupiter’s eagle with the lightning in its claws is an attribute of the mighty king of heaven, as the peacock is of its magnificent queen. They do not, like logical attributes, represent what lies in our concepts of the sublimity and majesty of creation, but something different, which gives occasion to the Imagination to spread itself over a number of kindred representations, that arouse more thought than can be expressed in a concept determined by words. They furnish an aesthetical Idea, which for that rational Idea takes the place of logical presentation; and thus as their proper office they enliven the mind by opening out to it the prospect into an illimitable field of kindred representations. But beautiful art does this not only in the case of painting or sculpture (in which the term “attribute” is commonly employed): poetry and rhetoric also get the spirit that animates their works simply from the aesthetical attributes of the object, which accompany the logical and stimulate the Imagination, so that it thinks more by their aid, although in an undeveloped way, than could be comprehended in a concept and therefore in a definite form of words.— For the sake of brevity I must limit myself to a few examples only.

    When the great King83 in one of his poems expresses himself as follows:

    “Oui, finissons sans trouble et mourons sans regrets,

    En laissant l’univers comblé de nos bienfaits.

    Ainsi l’astre du jour au bout de sa carrière,

    Répand sur l’horizon une douce lumière;

    Et les derniers rayons qu’il darde dans les airs,

    Sont les derniers soupirs qu’il donne à l’univers;”

    he quickens his rational Idea of a cosmopolitan disposition at the end of life by an attribute which the Imagination (in remembering all the pleasures of a beautiful summer day that are recalled at its close by a serene evening) associates with that representation, and which excites a number of sensations and secondary representations for which no expression is found. On the other hand, an intellectual concept may serve conversely as an attribute for a representation of sense and so can quicken this latter by means of the Idea of the supersensible; but only by the aesthetical [element], that subjectively attaches to the concept of the latter, being here employed. Thus, for example, a certain poet84 says, in his description of a beautiful morning:

    “The sun arose

    As calm from virtue springs.”

    The consciousness of virtue, even if one only places oneself in thought in the position of a virtuous man, diffuses in the mind a multitude of sublime and restful feelings and a boundless prospect of a joyful future, to which no expression measured by a definite concept completely attains.85

    In a word the aesthetical Idea is a representation of the Imagination associated with a given concept, which is bound up with such a multiplicity of partial representations in its free employment, that for it no expression marking a definite concept can be found; and such a representation, therefore, adds to a concept much ineffable thought, the feeling of which quickens the cognitive faculties, and with language, which is the mere letter, binds up spirit also.

    The mental powers, therefore, whose union (in a certain relation) constitutes genius are Imagination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employment of the Imagination for cognition it submits to the constraint of the Understanding and is subject to the limitation of being conformable to the concept of the latter. On the other hand, in an aesthetical point of view it is free to furnish unsought, over and above that agreement with a concept, abundance of undeveloped material for the Understanding; to which the Understanding paid no regard in its concept, but which it applies, though not objectively for cognition, yet subjectively to quicken the cognitive powers and therefore also indirectly to cognitions. Thus genius properly consists in the happy relation [between these faculties], which no science can teach and no industry can learn, by which Ideas are found for a given concept; and on the other hand, we thus find for these Ideas the expression, by means of which the subjective state of mind brought about by them, as an accompaniment of the concept, can be communicated to others. The latter talent is properly speaking what is called spirit; for to express the ineffable element in the state of mind implied by a certain representation and to make it universally communicable—whether the expression be in speech or painting or statuary—this requires a faculty of seizing the quickly passing play of Imagination and of unifying it in a concept (which is even on that account original and discloses a new rule that could not have been inferred from any preceding principles or examples), that can be communicated without any constraint [of rules].86

    * * * * *

    If after this analysis we look back to the explanation given above of what is called genius, we find: first, that it is a talent for Art, not for Science, in which clearly known rules must go beforehand and determine the procedure. Secondly, as an artistic talent it presupposes a definite concept of the product, as the purpose, and therefore Understanding; but it also presupposes a representation (although an indeterminate one) of the material, i.e. of the intuition, for the presentment of this concept; and, therefore, a relation between the Imagination and the Understanding. Thirdly, it shows itself not so much in the accomplishment of the proposed purpose in a presentment of a definite concept, as in the enunciation or expression of aesthetical Ideas, which contain abundant material for that very design; and consequently it represents the Imagination as free from all guidance of rules and yet as purposive in reference to the presentment of the given concept. Finally, in the fourth place, the unsought undesigned subjective purposiveness in the free accordance of the Imagination with the legality of the Understanding presupposes such a proportion and disposition of these faculties as no following of rules, whether of science or of mechanical imitation, can bring about, but which only the nature of the subject can produce.

    In accordance with these suppositions genius is the exemplary originality of the natural gifts of a subject in the free employment of his cognitive faculties. In this way the product of a genius (as regards what is to be ascribed to genius and not to possible learning or schooling) is an example, not to be imitated (for then that which in it is genius and constitutes the spirit of the work would be lost), but to be followed, by another genius; whom it awakens to a feeling of his own originality and whom it stirs so to exercise his art in freedom from the constraint of rules, that thereby a new rule is gained for art, and thus his talent shows itself to be exemplary. But because a genius is a favourite of nature and must be regarded by us as a rare phenomenon, his example produces for other good heads a school, i.e. a methodical system of teaching according to rules, so far as these can be derived from the peculiarities of the products of his spirit. For such persons beautiful art is so far imitation, to which nature through the medium of a genius supplied the rule.

    But this imitation becomes a mere aping, if the scholar copies everything down to the deformities, which the genius must have let pass only because he could not well remove them without weakening his Idea. This mental characteristic is meritorious only in the case of a genius. A certain audacity in expression—and in general many a departure from common rules—becomes him well, but it is in no way worthy of imitation; it always remains a fault in itself which we must seek to remove, though the genius is as it were privileged to commit it, because the inimitable rush of his spirit would suffer from over-anxious carefulness. Mannerism is another kind of aping, viz. of mere peculiarity (originality) in general; by which a man separates himself as far as possible from imitators, without however possessing the talent to be at the same time exemplary.—There are indeed in general two ways (modi) in which such a man may put together his notions of expressing himself; the one is called a manner (modus aestheticus), the other a method (modus logicus). They differ in this, that the former has no other standard than the feeling of unity in the presentment, but the latter follows definite principles; hence the former alone avails for beautiful art. But an artistic product is said to show mannerism only when the exposition of the artist’s Idea is founded on its very singularity, and is not made appropriate to the Idea itself. The ostentatious (précieux), contorted, and affected [manner, adopted] to differentiate oneself from ordinary persons (though devoid of spirit) is like the behaviour of a man of whom we say, that he hears himself talk, or who stands and moves about as if he were on a stage in order to be stared at; this always betrays a bungler.

    § 50. Of the combination of Taste with Genius in the products of beautiful Art

    To ask whether it is more important for the things of beautiful art that Genius or Taste should be displayed, is the same as to ask whether in it more depends on Imagination or on Judgement. Now, since in respect of the first an art is rather said to be full of spirit, but only deserves to be called a beautiful art on account of the second; this latter is at least, as its indispensable condition (conditio sine qua non),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to which one has to look in the judging of art as beautiful art. Abundance and originality of Ideas are less necessary to beauty than the accordance of the Imagination in its freedom with the conformity to law of the Understanding. For all the abundance of the former produces in lawless freedom nothing but nonsense; on the other hand, the Judgement is the faculty by which it is adjusted to the Understanding.

    Taste, like the Judgement in general, is the discipline (or training) of Genius; it clips its wings closely, and makes it cultured and polished;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gives guidance as to where and how far it may extend itself, if it is to remain purposive. And while it brings clearness and order into the multitude of the thoughts, it makes the Ideas susceptible of being permanently and, at the same time, universally assented to, and capable of being followed by others, and of an ever-progressive culture. If, then, in the conflict of these two properties in a product something must be sacrificed, it should be rather on the side of genius; and the Judgement, which in the things of beautiful art gives its decision from its own proper principles, will rather sacrifice the freedom and wealth of the Imagination than permit anything prejudicial to the Understanding.

    For beautiful art, therefore, Imagination, Understanding, Spirit, and Taste are requisite.87

    § 51. Of the division of the beautiful arts

    We may describe beauty in general (whether natural or artificial) as the expression of aesthetical Ideas; only that in beautiful Art this Idea must be occasioned by a concept of the Object; whilst in beautiful Nature the mere reflection upon a given intuition, without any concept of what the object is to be, is sufficient for the awakening and communicating of the Idea of which that Object is regarded as the expression.

    If, then, we wish to make a division of the beautiful arts, we cannot choose a more convenient principle, at least tentatively, than the analogy of art with the mode of expression of which men avail themselves in speech, in order to communicate to one another as perfectly as possible not merely their concepts but also their sensations.88—This is done by word, deportment, and tone (articulation, gesticulation, and modulation). It is only by the combination of these three kinds of expression that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speaker [and his hearers] can be complete. For thus thought, intuition, and sensation are transmitted to others simultaneously and conjointly.

    There are, therefore, only three kinds of beautiful arts; the arts of speech, the formative arts, and the art of the play of sensations (as external sensible impressions). We may also arrange a division by dichotomy; thus beautiful art may be divided into the art of expression of thoughts and of intuitions; and these further subdivid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form or their matter (sensation). But this would appear to be too abstract, and not so accordant with ordinary concepts.

    (1) The arts of SPEECH are rhetoric and poetry. Rhetoric is the art of carrying on a serious business of the Understanding as if it were a free play of the Imagination; poetry, the art of conducting a free play of the Imagination as if it were a serious business of the Understanding.

    The orator, then, promises a serious business, and in order to entertain his audience conducts it as if it were a mere play with Ideas. The poet merely promises an entertaining play with Ideas, and yet it has the same effect upon the Understanding as if he had only intended to carry on its business. The combination and harmony of both cognitive faculties, Sensibility and Understanding, which cannot dispense with one another, but which yet cannot well be united without constraint and mutual prejudice, must appear to be undesigned and so to be brought about by themselves: otherwise it is not beautiful art. Hence, all that is studied and anxious must be avoided in it, for beautiful art must be free art in a double sense. It is not a work like that of a tradesman, the magnitude of which can be judged, exacted, or paid for, according to a definite standard; and again, though the mind is occupied, still it feels itself contented and stimulated, without looking to any other purpose (independently of reward.)

    The orator therefore gives something which he does not promise, viz. an entertaining play of the Imagination; but he also fails to supply what he did promise, which is indeed his announced business, viz. the purposive occupation of the Understanding. On the other hand, the poet promises little and announces a mere play with Ideas; but he supplies something which is worth occupying ourselves with, because he provides in this play food for the Understanding, and by the aid of Imagination gives life to his concepts. [Thus the orator on the whole gives less, the poet more, than he promises.]89

    (2) The FORMATIVE arts, or those by which expression is found for Ideas in sensible intuition (not by representations of mere Imagination that are aroused by words), are either arts of sensible truth or of sensible illusion. The former is called Plastic, the latter Painting. Both express Ideas by figures in space; the former makes figures cognisable by two senses, sight and touch (although not by the latter as far as beauty is concerned); the latter only by one, the first of these. The aesthetical Idea (the archetype or original image) is fundamental for both in the Imagination, but the figure which expresses this (the ectype or copy) is either given in its bodily extension (as the object itself exists), or as it paints itself on the eye (according to its appearance when projected on a flat surface). In the first case90 the condition given to reflection may be either the reference to an actual purpose or only the semblance of it.

    To Plastic, the first kind of beautiful formative Art, belong Sculpture and Architecture. The first presents corporeally concepts of things, as they might have existed in nature (though as beautiful art it has regard to aesthetical purposiveness). The second is the art of presenting concepts of things that are possible only through Art, and whose form has for its determining ground not nature but an arbitrary purpose, with the view of presenting them with aesthetical purposiveness. In the latter the chief point is a certain use of the artistic object, by which condition the aesthetical Ideas are limited. In the former the main design is the mere expression of aesthetical Ideas. Thus statues of men, gods, animals, etc., are of the first kind; but temples, splendid buildings for public assemblies, even dwelling-houses, triumphal arches, columns, mausoleums, and the like, erected in honourable remembrance, belong to Architecture. Indeed all house furniture (upholsterer’s work and such like things which are for use) may be reckoned under this art; because the suitability of a product for a certain use is the essential thing in an architectural work. On the other hand, a mere piece of sculpture, which is simply made for show and which is to please in itself, is as a corporeal presentation a mere imitation of nature, though with a reference to aesthetical Ideas; in it sensible truth is not to be carried so far that the product ceases to look like art and looks like a product of the elective will.

    Painting, as the second kind of formative art, which presents a sensible illusion artificially combined with Ideas, I would divide into the art of the beautiful depicting of nature and that of the beautiful arrangement of its products. The first is painting proper, the second is the art of landscape gardening. The first gives only the illusory appearance of corporeal extension; the second gives this in accordance with truth, but only the appearance of utility and availableness for other purposes than the mere play of the Imagination in the contemplation of its forms.91 This latter is nothing else than the ornamentation of the soil with a variety of those things (grasses, flowers, shrubs, trees, even ponds, hillocks, and dells) which nature presents to an observer, only arranged differently and in conformity with certain Ideas. But, again, the beautiful arrangement of corporeal things is only apparent to the eye, like painting; the sense of touch cannot supply any intuitive presentation of such a form. Under painting in the wide sense I would reckon the decoration of rooms by the aid of tapestry, bric-a-brac, and all beautiful furniture which is merely available to be looked at; and the same may be said of the art of tasteful dressing (with rings, snuff-boxes, etc.). For a bed of various flowers, a room filled with various ornaments (including under this head even ladies’ finery), make at a fête a kind of picture; which, like pictures properly so-called (that are not intended to teach either history or natural science), has in view merely the entertainment of the Imagination in free play with Ideas, and the occupation of the aesthetical Judgement without any definite purpose. The detailed work in all this decoration may be quite distinct in the different cases and may require very different artists; but the judgement of taste upon whatever is beautiful in these various arts is always determined in the same way: viz. it only judges the forms (without any reference to a purpose) as they present themselves to the eye either singly or in combination, according to the effect they produce upon the Imagination.—But that formative art may be compared (by analogy) with deportment in speech is justified by the fact that the spirit of the artist supplies by these figures a bodily expression to his thought and its mode, and makes the thing itself as it were speak in mimic language. This is a very common play of our fancy, which attributes to lifeless things a spirit suitable to their form by which they speak to us.

    (3) The art of the BEAUTIFUL PLAY OF SENSATIONS (externally stimulated), which admits at the same time of universal communication, can be concerned with nothing else than the proportion of the different degrees of the disposition (tension) of the sense, to which the sensation belongs, i.e. with its tone. In this far-reaching signification of the word it may be divided into the artistic play of the sensations of hearing and sight, i.e. into Music and the Art of colour.—It is noteworthy that these two senses, besides their susceptibility for impressions so far as these are needed to gain concepts of external objects, are also capable of a peculiar sensation bound up therewith, of which we cannot strictly decide whether it is based on sense or reflection. This susceptibility may sometimes be wanting, although in other respects the sense, as regards its use for the cognition of Objects, is not at all deficient but is peculiarly fine. That is, we cannot say with certainty whether colours or tones (sounds) are merely pleasant sensations or whether they form in themselves a beautiful play of sensations, and as such bring with them in aesthetical judgement a satisfaction in their form. If we think of the velocity of the vibrations of light, or in the second case of the air, which probably far surpasses all our faculty of judging immediately in perception the time interval between them, we must believe that it is only the effect of these vibrations upon the elastic parts of our body that is felt, but that the time interval between them is not remarked or brought into judgement; and thus that only pleasantness and not beauty of composition is bound up with colours and tones. But on the other hand, first, we think of the mathematical [element] which enables us to pronounce on the proportion between these oscillations in music and thus to judge of them; and by analogy with which we easily may judge of the distinctions between colours. Secondly, we recall instances (although they are rare) of men who with the best sight in the world cannot distinguish colours, and with the sharpest hearing cannot distinguish tones; whilst for those who can do this the perception of an altered quality (not merely of the degree of sensation) in the different intensities in the scale of colours and tones is definite; and further, the very number of these is fixed by intelligible differences. Thus we may be compelled to see that both kinds of sensations are to be regarded not as mere sensible impressions, but as the effects of a judgement passed upon the form in the play of divers sensations. The difference in our definition, according as we adopt the one or the other opinion in judging of the grounds of Music, would be just this: either, as we have done, we must explain it as the beautiful play of sensations (of hearing), or else as a play of pleasant sensations. According to the former mode of explanation music is represented altogether as a beautiful art; according to the latter, as a pleasant art (at least in part).

    § 52. Of the combination of beautiful arts in one and the same product

    Rhetoric may be combined with a pictorial presentation of its subjects and objects in a theatrical piece; poetry may be combined with music in a song, and this again with pictorial (theatrical) presentation in an opera; the play of sensations in music may be combined with the play of figures in the dance, and so on. Even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sublime, so far as it belongs to beautiful art, may combine with beauty in a tragedy in verse, in a didactic poem, in an oratorio; and in these combinations beautiful art is yet more artistic. Whether it is also more beautiful may in some of these cases be doubted (since so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satisfaction cross one another). Yet in all beautiful art the essential thing is the form, which is purposive as regards our observation and judgement, where the pleasure is at the same time cultivation and disposes the spirit to Ideas, and consequently makes it susceptible of still more of such pleasure and entertainment. The essential element is not the matter of sensation (charm or emotion), which has only to do with enjoyment; this leaves behind nothing in the Idea, and it makes the spirit dull, the object gradually distasteful, and the mind, on account of its consciousness of a disposition that conflicts with purpose in the judgement of Reason, discontented with itself and peevish.

    If the beautiful arts are not brought into more or less close combination with moral Ideas, which alone bring with them a self-sufficing satisfaction, this latter fate must ultimately be theirs. They then serve only as a distraction, of which we are the more in need the more we avail ourselves of them to disperse the discontent of the mind with itself; so that we thus render ourselves ever more useless and ever more discontented. The beauties of nature are generally of most benefit in this point of view, if we are early accustomed to observe, appreciate, and admire them.

    § 53. Comparison of the respective aesthetical worth of the beautiful arts

    Of all the arts poetry (which owes its origin almost entirely to genius and will least be guided by precept or example) maintains the first rank. It expands the mind by setting the Imagination at liberty; and by offering within the limits of a given concept amid the unbounded variety of possible forms accordant therewith, that which unites the presentment of this concept with a wealth of thought, to which no verbal expression is completely adequate; and so rising aesthetically to Ideas. It strengthens the mind by making it feel its faculty—free, spontaneous and independent of natural determination—of considering and judging nature as a phenomenon in accordance with aspects which it does not present in experience either for Sense or Understanding, and therefore of using it on behalf of, and as a sort of schema for, the supersensible. It plays with illusion, which it produces at pleasure, but without deceiving by it; for it declares its exercise to be mere play, which however can be purposively used by the Understanding.—Rhetoric, in so far as this means the art of persuasion, i.e. of deceiving by a beautiful show (ars oratoria), and not mere elegance of speech (eloquence and style), is a Dialectic, which borrows from poetry only so much as is needful to win minds to the side of the orator before they have formed a judgement, and to deprive them of their freedom; it cannot therefore be recommended either for the law courts or for the pulpit. For if we are dealing with civil law, with the rights of individual persons, or with lasting instruction and determination of people’s minds to an accurate knowledge and a conscientious observance of their duty, it is unworthy of so important a business to allow a trace of any exuberance of wit and imagination to appear, and still less any trace of the art of talking people over and of captivating them for the advantage of any chance person. For although this art may sometimes be directed to legitimate and praiseworthy designs, it becomes objectionable, when in this way maxims and dispositions are spoiled in a subjective point of view, though the action may objectively be lawful. It is not enough to do what is right; we should practise it solely on the ground that it is right. Again, the mere concept of this species of matters of human concern, when clear and combined with a lively presentation of it in examples, without any offence against the rules of euphony of speech or propriety of expression, has by itself for Ideas of Reason (which collectively constitute eloquence), sufficient influence upon human minds; so that it is not needful to add the machinery of persuasion, which, since it can be used equally well to beautify or to hide vice and error, cannot quite lull the secret suspicion that one is being artfully overreached. In poetry everything proceeds with honesty and candour. It declares itself to be a mere entertaining play of the Imagination, which wishes to proceed as regards form in harmony with the laws of the Understanding; and it does not desire to steal upon and ensnare the Understanding by the aid of sensible presentation.92

    After poetry, if we are to deal with charm and mental movement, I would place that art which comes nearest to the art of speech and can very naturally be united with it, viz. the art of tone. For although it speaks by means of mere sensations without concepts, and so does not, like poetry, leave anything over for reflection, it yet moves the mind in a greater variety of ways and more intensely, although only transitorily. It is, however, rather enjoyment than culture (the play of thought that is incidentally excited by its means is merely the effect of a kind of mechanical association); and in the judgement of Reason it has less worth than any other of the beautiful arts. Hence, like all enjoyment, it desires constant change, and does not bear frequent repetition without producing weariness. Its charm, which admits of universal communication, appears to rest on this, that every expression of speech has in its context a tone appropriate to the sense. This tone indicates more or less an affection of the speaker, and produces it also in the hearer; which affection excites in its turn in the hearer the Idea that is expressed in speech by the tone in question. Thus as modulation is as it were a universal language of sensations intelligible to every man, the art of tone employs it by itself alone in its full force, viz. as a language of the affections, and thus communicates universally according to the laws of association the aesthetical Ideas naturally combined therewith. Now these aesthetical Ideas are not concepts or determinate thoughts. Hence the form of the composition of these sensations (harmony and melody) only serves instead of the form of language, by means of their proportionate accordance, to express the aesthetical Idea of a connected whole of an unspeakable wealth of thought, corresponding to a certain theme which produces the dominating affection in the piece. This can be brought mathematically under certain rules, because it rests in the case of tones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number of vibrations of the air in the same time, so far as these tones are combined simultaneously or successively. To this mathematical form, although not represented by determinate concepts, alone attaches the satisfaction that unites the mere reflection upon such a number of concomitant or consecutive sensations with this their play, as a condition of its beauty valid for every man. It is this alone which permits Taste to claim in advance a rightful authority over every one’s judgement.

    But in the charm and mental movement produced by Music, Mathematic has certainly not the slightest share. It is only the indispensable condition (conditio sine qua non) of that proportion of the impressions in their combination and in their alternation by which it becomes possible to gather them together and prevent them from destroying one another, and to harmonise them so as to produce a continual movement and animation of the mind, by means of affections consonant therewith, and thus a delightful personal enjoyment.

    If, on the other hand, we estimate the worth of the Beautiful Arts by the culture they supply to the mind, and take as a standard the expansion of the faculties which must concur in the Judgement for cognition, Music will have the lowest place among them (as it has perhaps the highest among those arts which are valued for their pleasantness), because it merely plays with sensations. The formative arts are far before it in this point of view; for in putting the Imagination in a free play, which is also accordant with the Understanding, they at the same time carry on a serious business. This they do by producing a product that serves for concepts as a permanent self-commendatory vehicle for promoting their union with sensibility and thus, as it were, the urbanity of the higher cognitive powers. These two species of art take quite different courses; the first proceeds from sensations to indeterminate Ideas, the second from determinate Ideas to sensations. The latter produce permanent, the former only transitory impressions. The Imagination can recall the one and entertain itself pleasantly therewith; but the other either vanish entirely, or if they are recalled involuntarily by the Imagination they are rather wearisome than pleasant.93 Besides, there attaches to Music a certain want of urbanity from the fact that, chiefly from the character of its instruments, it extends its influence further than is desired (in the neighbourhood), and so as it were obtrudes itself, and does violence to the freedom of others who are not of the musical company. The Arts which appeal to the eyes do not do this; for we need only turn our eyes away, if we wish to avoid being impressed. The case of music is almost like that of the delight derived from a smell that diffuses itself widely. The man who pulls his perfumed handkerchief out of his pocket attracts the attention of all round him, even against their will, and he forces them, if they are to breathe at all, to enjoy the scent; hence this habit has gone out of fashion.94

    Among the formative arts I would give the palm to painting; partly because as the art of delineation it lies at the root of all the other formative arts, and partly because it can penetrate much further into the region of Ideas, and can extend the field of intuition in conformity with them further than the others can.

    § 54. Remark

    As we have often shown, there is an essential difference between what satisfies simply in the act of judging it, and that which gratifies (pleases in sensation). We cannot ascribe the latter to every one, as we can the former. Gratification (the causes of which may even be situate in Ideas) appears always to consist in a feeling of the furtherance of the whole life of the man, and consequently, also of his bodily well-being, i.e. his health; so that Epicurus, who gave out that all gratification was at bottom bodily sensation, may, perhaps, not have been wrong, but only misunderstood himself when he reckoned intellectual and even practical satisfaction under gratification. If we have this distinction in view we can explain how a gratification may dissatisfy the man who sensibly feels it (e.g. the joy of a needy but well-meaning man at becoming the heir of an affectionate but penurious father); or how a deep grief may satisfy the person experiencing it (the sorrow of a widow at the death of her excellent husband); or how a gratification can in addition satisfy (as in the sciences that we pursue); or how a grief (e.g. hatred, envy, revenge) can moreover dissatisfy. The satisfaction or dissatisfaction here depends on Reason, and is the same as approbation or disapprobation; but gratification and grief can only rest on the feeling or prospect of a possible (on whatever grounds) well-being or its opposite.

    All changing free play of sensations (that have no design at their basis) gratifies, because it promotes the feeling of health. In the judgement of Reason we may or may not have any satisfaction in its object or even in this gratification; and this latter may rise to the height of an affection, although we take no interest in the object, at least none that is proportionate to the degree of the affection. We may subdivide this free play of sensations into the play of fortune [games of chance], the play of tone [music], and the play of thought [wit]. The first requires an interest, whether of vanity or of selfishness; which, however, is not nearly so great as the interest that attaches to the way in which we are striving to procure it. The second requires merely the change of sensations, all of which have a relation to affection, though they have not the degree of affection, and excite aesthetical Ideas. The third springs merely from the change of representations in the Judgement; by it, indeed, no thought that brings an interest with it is produced, but yet the mind is animated thereby.

    How much gratification games must afford, without any necessity of placing at their basis an interested design, all our evening parties show; for hardly any of them can be carried on without a game. But the affections of hope, fear, joy, wrath, scorn, are put in play by them, alternating every moment; and they are so vivid that by them, as by a kind of internal motion, all the vital processes of the body seem to be promoted, as is shown by the mental vivacity excited by them, although nothing is gained or learnt thereby. But as the beautiful does not enter into games of chance, we will here set them aside. On the other hand, music and that which excites laughter are two different kinds of play with aesthetical Ideas, or with representations of the Understanding through which ultimately nothing is thought; and yet they can give lively gratification merely by their changes. Thus we recognise pretty clearly that the animation in both cases is merely bodily, although it is excited by Ideas of the mind; and that the feeling of health produced by a motion of the intestines corresponding to the play in question makes up that whole gratification of a gay party, which is regarded as so refined and so spiritual. It is not the judging the harmony in tones or sallies of wit,—which serves only in combination with their beauty as a necessary vehicle,—but the furtherance of the vital bodily processes, the affection that moves the intestines and the diaphragm, in a word, the feeling of health (which without such inducements one does not feel) that makes up the gratification felt by us; so that we can thus reach the body through the soul and use the latter as the physician of the former.

    In music this play proceeds from bodily sensations to aesthetical Ideas (the Objects of our affections), and then from these back again to the body with redoubled force. In the case of jokes (the art of which, just like music, should rather be reckoned as pleasant than beautiful) the play begins with the thoughts which together occupy the body, so far as they admit of sensible expression; and as the Understanding stops suddenly short at this presentment, in which it does not find what it expected, we feel the effect of this slackening in the body by the oscillation of the organs, which promotes the restoration of equilibrium and has a favourable influence upon health.

    In everything that is to excite a lively convulsive laugh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absurd (in which the Understanding, therefore, can find no satisfaction). Laughter is an affection arising from the sudden transformation of a strained expectation into nothing.95 This transformation, which is certainly not enjoyable by the Understanding, yet indirectly gives it very active enjoyment for a moment. Therefore its cause must consist in the influence of the representation upon the body, and the reflex effect of this upon the mind; not, indeed, through the representation being objectively an object of gratification96 (for how could a delusive expectation gratify?), but simply through it as a mere play of representations bringing about an equilibrium of the vital powers in the body.

    Suppose this story to be told: An Indian at the table of an Englishman in Surat, when he saw a bottle of ale opened and all the beer turned into froth and overflowing, testified his great astonishment with many exclamations. When the Englishman asked him, “What is there in this to astonish you so much?” he answered, “I am not at all astonished that it should flow out, but I do wonder how you ever got it in.” At this story we laugh, and it gives us hearty pleasure; not because we deem ourselves cleverer than this ignorant man, or because of anything else in it that we note as satisfactory to the Understanding, but because our expectation was strained [for a time] and then was suddenly dissipated into nothing. Again: The heir of a rich relative wished to arrange for an imposing funeral, but he lamented that he could not properly succeed; “for” (said he) “the more money I give my mourners to look sad, the more cheerful they look!”97 When we hear this story we laugh loud, and the reason is that an expectation is suddenly transformed into nothing. We must note well that it does not transform itself into the positive opposite of an expected object—for then there would still be something, which might even be a cause of grief—but it must be transformed into nothing. For if a man arouses great expectations in us when telling a story, and at the end we see its falsehood immediately, it displeases us; e.g. the story of the people whose hair in consequence of great grief turned gray in one night. But if a wag, to repair the effect of this story, describes very circumstantially the grief of the merchant returning from India to Europe with all his wealth in merchandise who was forced to throw it overboard in a heavy storm, and who grieved thereat so much that his wig turned gray the same night—we laugh and it gives us gratification. For we treat our own mistake in the case of an object otherwise indifferent to us, or rather the Idea which we are following out, as we treat a ball which we knock to and fro for a time, though our only serious intention is to seize it and hold it fast. It is not the mere rebuff of a liar or a simpleton that arouses our gratification; for the latter story told with assumed seriousness would set a whole company in a roar of laughter, while the former would ordinarily not be regarded as worth attending to.

    It is remarkable that in all such cases the jest must contain something that is capable of deceiving for a moment. Hence, when the illusion is dissipated, the mind turns back to try it once again, and thus through a rapidly alternating tension and relaxation it is jerked back and put into a state of oscillation. This, because the strain on the cord as it were is suddenly (and not gradually) relaxed, must occasion a mental movement, and an inner bodily movement harmonising therewith, which continues involuntarily and fatigues, even while cheering us (the effects of a motion conducive to health).

    For if we admit that with all our thoughts is harmonically combined a movement in the organs of the body, we shall easily comprehend how to this sudden transposition of the mind, now to one now to another standpoint in order to contemplate its object, may correspond an alternating tension and relaxation of the elastic portions of our intestines, which communicates itself to the diaphragm (like that which ticklish people feel). In connexion with this the lungs expel the air at rapidly succeeding intervals, and thus bring about a movement beneficial to health; which alone, and not what precedes it in the mind, is the proper cause of the gratification in a thought that at bottom represents nothing.—Voltaire said that heaven had given us two things to counterbalance the many miseries of life, hope and sleep.98 He could have added laughter, if the means of exciting it in reasonable men were only as easily attainable, and the requisite wit or originality of humour were not so rare, as the talent is common of imagining things which break one’s head, as mystic dreamers do, or which break one’s neck, as your genius does, or which break one’s heart, as sentimental romance-writers (and even moralists of the same kidney) do.

    We may therefore, as it seems to me, readily concede to Epicurus that all gratification, even that which is occasioned through concepts, excited by aesthetical Ideas, is animal, i.e. bodily sensation; without the least prejudice to the spiritual feeling of respect for moral Ideas, which is not gratification at all but an esteem for self (for humanity in us), that raises us above the need of gratification, and even without the slightest prejudice to the less noble [feeling] of taste.

    We find a combination of these two last in naiveté, which is the breaking out of the sincerity originally natural to humanity in opposition to that art of dissimulation which has become a second nature. We laugh at the simplicity that does not understand how to dissemble; and yet we are delighted with the simplicity of the nature which thwarts that art. We look for the commonplace manner of artificial utterance devised with foresight to make a fair show; and behold! it is the unspoiled innocent nature which we do not expect to find, and which he who displays it did not think of disclosing. That the fair but false show which generally has so much influence upon our judgement is here suddenly transformed into nothing, so that, as it were, the rogue in us is laid bare, produces a movement of the mind in two opposite directions, which gives a wholesome shock to the body. But the fact that something infinitely better than all assumed manner, viz. purity of disposition (or at least the tendency thereto), is not quite extinguished yet in human nature, blends seriousness and high esteem with this play of the Judgement. But because it is only a transitory phenomenon and the veil of dissimulation is soon drawn over it again, there is mingled therewith a compassion which is an emotion of tenderness; this, as play, readily admits of combination with a good-hearted laugh, and ordinarily is actually so combined, and withal is wont to compensate him who supplies its material for the embarrassment which results from not yet being wise after the manner of men.—An art that is to be naive is thus a contradiction; but the representation of naiveté in a fictitious personage is quite possible, and is a beautiful though a rare art. Naiveté must not be confounded with open-hearted simplicity, which does not artificially spoil nature solely because it does not understand the art of social intercourse.

    The humorous manner again may be classified as that which, as exhilarating us, is near akin to the gratification that proceeds from laughter; and belongs to the originality of spirit, but not to the talent of beautiful art. Humour in the good sense means the talent of being able voluntarily to put oneself into a certain mental disposition, in which everything is judged quite differently from the ordinary method (reversed, in fact), and yet in accordance with certain rational principles in such a frame of mind. He who is involuntarily subject to such mutations is called a man of humours [launisch]; but he who can assume them voluntarily and purposively (on behalf of a lively presentment brought about by the aid of a contrast that excites a laugh)—he and his manner of speech are called humorous [launigt]. This manner, however, belongs rather to pleasant than to beautiful art, because the object of the latter must always exhibit intrinsic worth, and hence requires a certain seriousness in the presentation, as taste does in the act of judgement.

    SECOND DIVISION

    DIALECTIC OF THE AESTHETICAL JUDGEMENT

    § 55

    A faculty of Judgement that is to be dialectical must in the first place be rationalising, i.e. its judgements must claim universality99 and that a priori; for it is in the opposition of such judgements that Dialectic consists. Hence the incompatibility of aesthetical judgements of Sense (about the pleasant and the unpleasant) is not dialectical. And again, the conflict between judgements of Taste, so far as each man depends merely on his own taste, forms no Dialectic of taste; because no one proposes to make his own judgement a universal rule. There remains therefore no other concept of a Dialectic which has to do with taste than that of a Dialectic of the Critique of taste (not of taste itself) in respect of its principles; for here concepts that contradict one another (as to the ground of the possibility of judgements of taste in general) naturally and unavoidably present themselves. The transcendental Critique of taste will therefore contain a part which can bear the name of a Dialectic of the aesthetical Judgement, only if and so far as there is found an antinomy of the principles of this faculty which renders its conformity to law, and consequently also its internal possibility, doubtful.

    § 56. Representation of the antinomy of Taste

    The first commonplace of taste is contained in the proposition, with which every tasteless person proposes to avoid blame: every one has his own taste. That is as much as to say that the determining ground of this judgement is merely subjective (gratification or grief), and that the judgement has no right to the necessary assent of others.

    The second commonplace invoked even by those who admit for judgements of taste the right to speak with validity for every one is: there is no disputing about taste. That is as much as to say that the determining ground of a judgement of taste may indeed be objective, but that it cannot be reduced to definite concepts, and that consequently about the judgement itself nothing can be decided by proofs, although much may rightly be contested. For contesting [quarrelling] and disputing [controversy] are doubtless the same in this, that by means of the mutual opposition of judgements they seek to produce their accordance; but different in that the latter hopes to bring this about according to definite concepts as determining grounds, and consequently assumes objective concepts as grounds of the judgement. But where this is regarded as impracticable, controversy is regarded as alike impracticable.

    We easily see that between these two commonplaces there is a proposition wanting, which, though it has not passed into a proverb, is yet familiar to every one, viz. there may be a quarrel about taste (although there can be no controversy). But this proposition involves the contradictory of the former one. For wherever quarrelling is permissible, there must be a hope of mutual reconciliation; and consequently we can count on grounds of our judgement that have not merely private validity, and therefore are not merely subjective. And to this the proposition, every one has his own taste, is directly opposed.

    There emerges therefore in respect of the principle of taste the following Antinomy:—

    (1) Thesis. The judgement of taste is not based upon concepts; for otherwise it would admit of controversy (would be determinable by proofs).

    (2) Antithesis. The judgement of taste is based on concepts; for otherwise, despite its diversity, we could not quarrel about it (we could not claim for our judgement the necessary assent of others).

    § 57. Solution of the antinomy of Taste

    There is no possibility of removing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se principles that underlie every judgement of taste (which are nothing else than the two peculiarities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exhibited above in the Analytic), except by showing that the concept to which we refer the Object in this kind of judgement is not taken in the same sense in both maxims of the aesthetical Judgement. This twofold sense or twofold point of view is necessary to our transcendental Judgement; but also the illusion which arises from the confusion of one with the other is natural and unavoidable.

    The judgement of taste must refer to some concept; otherwise it could make absolutely no claim to be necessarily valid for every one. But it is not therefore capable of being proved from a concept; because a concept may be either determinable or in itself undetermined and undeterminable. The concepts of the Understanding are of the former kind; they are determinable through predicates of sensible intuition which can correspond to them. But the transcendental rational concept of the supersensible, which lies at the basis of all sensible intuition, is of the latter kind, and therefore cannot be theoretically determined further.

    Now the judgement of taste is applied to objects of Sense, but not with a view of determining a concept of them for the Understanding; for it is not a cognitive judgement. It is thus only a private judgement, in which a singular representation intuitively perceived is referred to the feeling of pleasure; and so far would be limited as regards its validity to the individual judging. The object is for me an object of satisfaction; by others it may be regarded quite differently—every one has his own taste.

    Nevertheless there is undoubtedly contained in the judgement of taste a wider reference of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Object (as well as of the subject), whereon we base an extension of judgements of this kind as necessary for every one. At the basis of this there must necessarily be a concept somewhere; though a concept which cannot be determined through intuition. But through a concept of this sort we know nothing, and consequently it can supply no proof for the judgement of taste. Such a concept is the mere pure rational concept of the supersensible which underlies the object (and also the subject judging it), regarded as an Object of sense and thus as phenomenon.100 For if we do not admit such a reference, the claim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to universal validity would not hold good. If the concept on which it is based were only a mere confused concept of the Understanding, like that of perfection, with which we could bring the sensible intuition of the Beautiful into correspondence, it would be at least possible in itself to base the judgement of taste on proofs; which contradicts the thesis.

    But all contradiction disappears if I say: the judgement of taste is based on a concept (viz. the concept of the general ground of the subjective purposiveness of nature for the Judgement); from which, however, nothing can be known and proved in respect of the Object, because it is in itself undeterminable and useless for knowledge. Yet at the same time and on that very account the judgement has validity for every one (though of course for each only as a singular judgement immediately accompanying his intuition); because its determining ground lies perhaps in the concept of that which may be regarded as the supersensible substrate of humanity.

    The solution of an antinomy only depends on the possibility of showing that two apparently contradictory propositions do not contradict one another in fact, but that they may be consistent; although the explanation of the possibility of their concept may transcend our cognitive faculties. That this illusion is natural and unavoidable by human Reason, and also why it is so, and remains so, although it ceases to deceive after the analysis of the apparent contradiction, may be thus explained.

    In the two contradictory judgements we take the concept, on which the universal validity of a judgement must be based, in the same sense; and yet we apply to it two opposite predicates. In the Thesis we mean that the judgement of taste is not based upon determinate concepts; and in the Antithesis that the judgement of taste is based upon a concept, but an indeterminate one (viz. of the supersensible substrate of phenomena). Between these two there is no contradiction.

    We can do nothing more than remove this conflict between the claims and counter-claims of taste. It is absolutely impossible to give a definite objective principle of taste, in accordance with which its judgements could be derived, examined, and established; for then the judgement would not be one of taste at all. The subjective principle, viz. the indefinite Idea of the supersensible in us, can only be put forward as the sole key to the puzzle of this faculty whose sources are hidden from us: it can be made no further intelligible.

    The proper concept of taste, that is of a merely reflective aesthetical Judgement, lies at the basis of the antinomy here exhibited and adjusted. Thus the two apparently contradictory principles are reconciled—both can be true; which is sufficient. If, on the other hand, we assume, as some do, pleasantness as the determining ground of taste (on account of the singularity of the representation which lies at the basis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or, as others will have it, the principle of perfection (on account of the universality of the same), and settle the definition of taste accordingly; then there arises an antinomy which it is absolutely impossible to adjust except by showing that both the contrary (though not contradictory) propositions are false. And this would prove that the concept on which they are based is self-contradictory. Hence we see that the removal of the antinomy of the aesthetical Judgement takes a course similar to that pursued by the Critique in the solution of the antinomies of pure theoretical Reason. And thus here, as also in the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 the antinomies force us against our will to look beyond the sensible and to seek in the supersensible the point of union for all our a priori faculties; because no other expedient is left to make our Reason harmonious with itself.

    Remark I.

    As we so often find occasion in Transcendental Philosophy for distinguishing Ideas from concepts of the Understanding, it may be of use to introduce technical terms to correspond to this distinction. I believe that no one will object if I propose some.—In the most universal signification of the word, Ideas are representations referred to an object, according to a certain (subjective or objective) principle, but so that they can never become a cognition of it. They are either referred to an intuition, according to a merely subjective principle of the mutual harmony of the cognitive powers (the Imagination and the Understanding), and they are then called aesthetical; or they are referred to a concept according to an objective principle, although they can never furnish a cognition of the object and are called rational Ideas. In the latter case the concept is a transcendent one,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a concept of the Understanding, to which an adequately corresponding experience can always be supplied, and which therefore is called immanent.

    An aesthetical Idea cannot become a cognition, because it is an intuition (of the Imagination) for which an adequate concept can never be found. A rational Idea can never become a cognition, because it involves a concept (of the supersensible), corresponding to which an intuition can never be given.

    Now I believe we might call the aesthetical Idea an inexponible representation of the Imagination, and a rational Idea an indemonstrable concept of Reason. It is assumed of both that they are not generated without grounds, but (according to the above explanation of an Idea in general) in conformity with certain principles of the cognitive faculties to which they belong (subjective principles in the one case, objective in the other).

    Concepts of the Understanding must, as such, always be demonstrable [if by demonstration we understand, as in anatomy, merely presentation];101 i.e. the object corresponding to them must always be capable of being given in intuition (pure or empirical); for thus alone could they become cognitions. The concept of magnitude can be given a priori in the intuition of space, e.g. of a right line, etc.; the concept of cause in impenetrability, in the collision of bodies, etc. Consequently both can be authenticated by means of an empirical intuition, i.e. the thought of them can be proved (demonstrated, verified) by an example; and this must be possible, for otherwise we should not be certain that the concept was not empty, i.e. devoid of any Object.

    In Logic we ordinarily use the expressions demonstrable or indemonstrable only in respect of propositions, but these might be better designated by the titles respectively of mediately and immediately certain propositions; for pure Philosophy has also propositions of both kinds, i.e. true propositions, some of which are susceptible of proof and others not. It can, as philosophy, prove them on a priori grounds, but it cannot demonstrate them; unless we wish to depart entirely from the proper meaning of this word, according to which to demonstrate (ostendere, exhibere) is equivalent to presenting a concept in intuition (whether in proof or merely in definition). If the intuition is a priori this is called construction; but if it is empirical, then the Object is displayed by means of which objective reality is assured to the concept. Thus we say of an anatomist that he demonstrates the human eye, if by a dissection of this organ he makes intuitively evident the concept which he has previously treated discursively.

    It hence follows that the rational concept of the supersensible substrate of all phenomena in general, or even of that which must be placed at the basis of our arbitrary will in respect of the moral law, viz. of transcendental freedom, is already, in kind, an indemonstrable concept and a rational Idea; while virtue is so, in degree. For there can be given in experience, as regards its quality, absolutely nothing corresponding to the former; whereas in the latter case no empirical product attains to the degree of that causality, which the rational Idea prescribes as the rule.

    As in a rational Idea the Imagination with its intuitions does not attain to the given concept, so in an aesthetical Idea the Understanding by its concepts never attains completely to that internal intuition which the Imagination binds up with a given representation. Since, now, to reduce a representation of the Imagination to concepts is the same thing as to expound it, the aesthetical Idea may be called an inexponible representation of the Imagination (in its free play). I shall have occasion in the sequel to say something more of Ideas of this kind; now I only note that both kinds of Ideas, rational and aesthetical, must have their principles; and must have them in Reason—the one in the objective, the other in the subjective principles of its employment.

    We can consequently explain genius as the faculty of aesthetical Ideas; by which at the same time is shown the reason why in the products of genius it is the nature (of the subject) and not a premeditated purpose that gives the rule to the art (of the production of the beautiful). For since the beautiful must not be judged by concepts, but by the purposive attuning of the Imagination to agreement with the faculty of concepts in general, it cannot be rule and precept which can serve as the subjective standard of that aesthetical but unconditioned purposiveness in beautiful art, that can rightly claim to please every one. It can only be that in the subject which is nature and cannot be brought under rules or concepts, i.e. the supersensible substrate of all his faculties (to which no concept of the Understanding extends), and consequently that with respect to which it is the final purpose given by the intelligible [part] of our nature to harmonise all our cognitive faculties. Thus alone is it possible that there should be a priori at the basis of this purposiveness, for which we can prescribe no objective principle, a principle subjective and yet of universal validity.

    Remark II.

    The following important remark occurs here: 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Antinomies of pure Reason, which, however, all agree in this, that they compel us to give up the otherwise very natural hypothesis that objects of sense are things in themselves, and force us to regard them merely as phenomena, and to supply to them an intelligible substrate (something supersensible of which the concept is only an Idea, and supplies no proper knowledge). Without such antinomies Reason could never decide upon accepting a principle narrowing so much the field of its speculation, and could never bring itself to sacrifices by which so many otherwise brilliant hopes must disappear. For even now when, by way of compensation for these losses, a greater field in a practical aspect opens out before it, it appears not to be able without grief to part from those hopes, and disengage itself from its old attachment.

    That 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antinomies has its ground in this, that there are three cognitive faculties,—Understanding, Judgement, and Reason; of which each (as a superior cognitive faculty) must have its a priori principles. For Reason, in so far as it judges of these principles and their use, inexorably requires, in respect of them all, the unconditioned for the given conditioned; and this can never be found if we consider the sensible as belonging to things in themselves, and do not rather supply to it, as mere phenomenon, something supersensible (the intelligible substrate of nature both external and internal) as the reality in itself [Sache an sich selbst]. There are then: (1) For the cognitive faculty an antinomy of Reason in respect of the theoretical employment of the Understanding extended to the unconditioned; (2) for the feeling of pleasure and pain an antinomy of Reason in respect of the aesthetical employment of the Judgement; and (3) for the faculty of desire an antinomy in respect of the practical employment of the self-legislative Reason; so far as all these faculties have their superior principles a priori, and, in conformity with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of Reason, must judge and be able to determine their Object, unconditionally according to those principles.

    As for the two antinomies of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employment of the superior cognitive faculties, we have already shown their unavoidableness, if judgements of this kind are not referred to a supersensible substrate of the given Objects, as phenomena; and also the possibility of their solution, as soon as this is done. And as for the antinomies in the employment of the Judgement, in conformity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Reason, and their solution which is here given, there are only two ways of avoiding them. Either: we must deny that any a priori principle lies at the basis of the aesthetical judgement of taste; we must maintain that all claim to necessary universal agreement is a groundless and vain fancy, and that a judgement of taste only deserves to be regarded as correct because it happens that many people agree about it; and this, not because we assume an a priori principle behind this agreement, but because (as in the taste of the palate) of the contingent similar organisation of the different subjects. Or: we must assume that the judgement of taste is really a disguised judgement of Reason upon the perfection discovered in a thing and the reference of the manifold in it to a purpose, and is consequently only called aesthetical on account of the confusion here attaching to our reflection, although it is at bottom teleological. In the latter case we could declare the solution of the antinomies by means of transcendental Ideas to be needless and without point, and thus could harmonise these laws of taste with Objects of sense, not as mere phenomena but as things in themselves. But we have shown in several places in the exposition of judgements of taste how little either of these expedients will satisfy.

    However, if it be granted that our deduction at least proceeds by the right method, although it be not yet plain enough in all its parts, three Ideas manifest themselves. First, there is the Idea of the supersensible in general, without any further determination of it, as the substrate of nature. Secondly, there is the Idea of the same as the principle of the subjective purposiveness of nature for our cognitive faculty. And thirdly, there is the Idea of the same as the principle of the purposes of freedom, and of the agreement of freedom with its purposes in the moral sphere.

    § 58. Of the Idealism of the purposiveness of both Nature and Art as the unique principle of the aesthetical Judgement

    To begin with, we can either place the principle of taste in the fact that it always judges in accordance with grounds which are empirical and therefore are only given a posteriori by sense, or concede that it judges on a priori grounds. The former would be the empiricism of the Critique of Taste; the latter its rationalism. According to the former the Object of our satisfaction would not differ from the pleasant; according to the latter, if the judgement rests on definite concepts, it would not differ from the good. Thus all beauty would be banished from the world, and only a particular name, expressing perhaps a certain mingling of the two above-named kinds of satisfaction, would remain in its place. But we have shown that there are also a priori grounds of satisfaction which can subsist along with the principle of rationalism, although they cannot be comprehended in definite concepts.

    On the other hand, the rationalism of the principle of taste is either that of the realism of the purposiveness, or of its idealism. Because a judgement of taste is not a cognitive judgement, and beauty is not a characteristic of the Object, considered in itself, the rationalism of the principle of taste can never be placed in the fact that the purposiveness in this judgement is thought as objective, i.e. that the judgement theoretically, and therefore also logically (although only in a confused way), refers to the perfection of the Object. It only refers aesthetically to the agreement of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Object in the Imagination with the essential principles of Judgement in general in the subject. Consequently, even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rationalism, the judgement of taste and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its realism and idealism can only be settled thus. Either in the first case, this subjective purposiveness is assumed as an actual (designed) purpose of nature (or art) harmonising with our Judgement; or, in the second case, as a purposive harmony with the needs of Judgement, in respect of nature and its forms produced according to particular laws, which shows itself, without purpose, spontaneously, and contingently.

    The beautiful formations in the kingdom of organised nature speak loudly for the realism of the aesthetical purposiveness of nature; since we might assume that behind the production of the beautiful there is an Idea of the beautiful in the producing cause, viz. a purpose in respect of our Imagination. Flowers, blossoms, even the shapes of entire plants; the elegance of animal formations of all kinds, unneeded for their proper use, but, as it were, selected for our taste; especially the charming variety so satisfying to the eye and the harmonious arrangement of colours (in the pheasant, in shell-fish, in insects, even in the commonest flowers), which, as it only concerns the surface and not the figure of these creations (though perhaps requisite in regard of their internal purposes), seems to be entirely designed for external inspection; these things give great weight to that mode of explanation which assumes actual purposes of nature for our aesthetical Judgement.

    On the other hand, not only is Reason opposed to this assumption in its maxims, which bid us always avoid as far as possible unnecessary multiplication of principles; but nature everywhere shows in its free formations much mechanical tendency to the productions of forms which seem, as it were, to be made for the aesthetical exercise of our Judgement, without affording the least ground for the supposition that there is need of anything more than its mechanism, merely as nature, according to which, without any Idea lying at their root, they can be purposive for our judgement. But I understand by free formations of nature those whereby from a fluid at rest, through the volatilisation or separation of a portion of its constituents (sometimes merely of caloric), the remainder in becoming solid assumes a definite shape or tissue (figure or texture), which is different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c difference of the material, but in the same material is constant. Here it is always presupposed that we are speaking of a perfect fluid, i.e. that the material in it is completely dissolved, and that it is not a mere medley of solid particles in a state of suspension.

    Formation, then, takes place by a shooting together, i.e. by a sudden solidification, not by a gradual transition from the fluid to the solid state, but all at once by a saltus; which transition is also called crystallisation. The commonest example of this kind of formation is the freezing of water, where first icicles are produced, which combine at angles of 60°, while others attach themselves to each vertex, until it all becomes ice; and so that, while this is going on, the water does not gradually become viscous, but is as perfectly fluid as if its temperature were far higher, although it is absolutely ice-cold. The matter that disengages itself, which is dissipated suddenly at the moment of solidification, is a considerable quantum of caloric, the disappearance of which, as it was only required for preserving fluidity, leaves the new ice not in the least colder than the water which shortly before was fluid.

    Many salts, and also rocks, of a crystalline figure, are produced thus from a species of earth dissolved in water, we do not exactly know how. Thus are formed the glandular configurations of many minerals, the cubical sulphide of lead, the ruby silver ore, etc., in all probability in water and by the shooting together of particles, as they become forced by some cause to dispense with this vehicle and to unite in definite external shapes.

    But also all kinds of matter, which have been kept in a fluid state by heat, and have become solid by cooling, show internally, when fractured, a definite texture. This makes us judge that if their own weight or the disturbance of the air had not prevented it, they would also have exhibited on the outer surface their specifically peculiar shapes. This has been observed in some metals on their inner surface, which have been hardened externally by fusion but are fluid in the interior, by the drawing off the internal fluid and the consequent undisturbed crystallisation of the remainder. Many of these mineral crystallisations, such as spars, hematite, arragonite, etc., often present beautiful shapes, the like of which art can only conceive; and the halo in the cavern of Antiparos102 is merely produced by water trickling down strata of gypsum.

    The fluid state is, to all appearance, older than the solid state, and plants as well as animal bodies are fashioned out of fluid nutritive matter, so far as this forms itself in a state of rest. This last of course primarily combines and forms itself in freedom according to a certain original disposition directed towards purposes (which, as will be shown in Part II., must not be judged aesthetically but teleologically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realism), but also perhaps in conformity with the universal law of the affinity of materials. Again, the watery fluids dissolved in an atmosphere that is a mixture of different gases, if they separate from the latter on account of cooling, produce snow figures, which in correspondence with the character of the special mixture of gases, often seem very artistic and are extremely beautiful. So, without detracting from the teleological principle by which we judge of organisation, we may well think that the beauty of flowers, of the plumage of birds, or of shell-fish, both in shape and colour, may be ascribed to nature and its faculty of producing forms in an aesthetically purposive way, in its freedom, without particular purposes adapted thereto, according to chemical laws by the arrangement of the material requisite for the organisation in question.

    But what shows the principle of the Ideality of the purposiveness in the beauty of nature, as that which we always place at the basis of an aesthetical judgement, and which allows us to employ, as a ground of explanation for our representative faculty, no realism of purpose, is the fact that in judging beauty we invariably seek its gauge in ourselves a priori, and that our aesthetical Judgement is itself legislative in respect of the judgement whether anything is beautiful or not. This could not be, on the assumption of the Realism of the purposiveness of nature; because in that case we must have learned from nature what we ought to find beautiful, and the aesthetical judgement would be subjected to empirical principles. For in such an act of judging the important point is not, what nature is, or even, as a purpose, is in relation to us, but how we take it. There would be an objective purposiveness in nature if it had fashioned its forms for our satisfaction; and not a subjective purposiveness which depended upon the play of the Imagination in its freedom, where it is we who receive nature with favour, not nature which shows us favour. The property of nature that gives us occasion to perceive the inner purposiveness in the relation of our mental faculties in judging certain of its products—a purposiveness which is to be explained on supersensible grounds as necessary and universal—cannot be a natural purpose or be judged by us as such; for otherwise the judgement hereby determined would not be free, and would have at its basis heteronomy, and not, as beseems a judgement of taste, autonomy.

    In beautiful Art the principle of the Idealism of purposiveness is still clearer. As in the case of the beautiful in Nature, an aesthetical Realism of this purposiveness cannot be perceived by sensations (for then the art would be only pleasant, not beautiful). But that the satisfaction produced by aesthetical Ideas must not depend on the attainment of definite purposes (as in mechanically designed art), and that consequently, in the very rationalism of the principle, the ideality of the purposes and not their reality must be fundamental, appears from the fact that beautiful Art, as such, must not be considered as a product of Understanding and Science, but of Genius, and therefore must get its rule through aesthetical Ideas, which are essentially different from rational Ideas of definite purposes.

    Just as the ideality of the objects of sense as phenomena is the only way of explaining the possibility of their forms being susceptible of a priori determination, so the idealism of purposiveness, in judging the beautiful in nature and art, is the only hypothesis under which Criticism can explain the possibility of a judgement of taste which demands a priori validity for every one (without grounding on concepts the purposiveness that is represented in the Object).

    § 59. Of Beauty as the symbol of Morality

    Intuitions are always required to establish the reality of our concepts. If the concepts are empirical, the intuitions are called examples. If they are pure concepts of Understanding, the intuitions are called schemata. If we desire to establish the objective reality of rational concepts, i.e. of Ideas, on behalf of theoretical cognition, then we are asking for something impossible, because absolutely no intuition can be given which shall be adequate to them.

    All hypotyposis (presentation, subjectio sub adspectum), or sensible illustration, is twofold. It is either schematical, when to a concept comprehended by the Understanding the corresponding intuition is given a priori; or it is symbolical. In the latter case to a concept only thinkable by the Reason, to which no sensible intuition can be adequate, an intuition is supplied with which accords a procedure of the Judgement analogous to what it observes in schematism: it accords with it, that is, in respect of the rule of this procedure merely, not of the intuition itself; consequently in respect of the form of reflection merely, and not of its content.

    There is a use of the word symbolical that has been adopted by modern logicians, which is misleading and incorrect, i.e. to speak of the symbolical mode of representation as if it were opposed to the intuitive; for the symbolical is only a mode of the intuitive. The latter (the intuitive), that is, may be divided into the schematical and the symbolical modes of representation. Both are hypotyposes, i.e. presentations (exhibitiones); not mere characterisations, or designations of concepts by accompanying sensible signs which contain nothing belonging to the intuition of the Object, and only serve as a means for reproducing the concepts, according to the law of association of the Imagination, and consequently in a subjective point of view. These are either words, or visible (algebraical, even mimetical) signs, as mere expressions for concepts.103

    All intuitions, which we supply to concepts a priori, are therefore either schemata or symbols, of which the former contain direct, the latter indirect, presentations of the concept. The former do this demonstratively; the latter by means of an analogy (for which we avail ourselves even of empirical intuitions) in which the Judgement exercises a double function; first applying the concept to the object of a sensible intuition, and then applying the mere rule of the reflection made upon that intuition to a quite different object of which the first is only the symbol. Thus a monarchical state is represented by a living body, if it is governed by national laws, and by a mere machine (like a hand-mill) if governed by an individual absolute will; but in both cases only symbolically. For between a despotic state and a hand-mill there is, to be sure, no similarity; but there is a similarity in the rules according to which we reflect upon these two things and their causality. This matter has not been sufficiently analysed hitherto, for it deserves a deeper investigation; but this is not the place to linger over it. Our language [i.e. German] is full of indirect presentations of this sort, in which the expression does not contain the proper schema for the concept, but merely a symbol for reflection. Thus the words ground (support, basis), to depend (to be held up from above), to flow from something (instead of, to follow), substance (as Locke expresses it, the support of accidents), and countless others, are not schematical but symbolical hypotyposes and expressions for concepts, not by means of a direct intuition, but only by analogy with it, i.e. by the transference of reflection upon an object of intuition to a quite different concept to which perhaps an intuition can never directly correspond. If we are to give the name of cognition to a mere mode of representation (which is quite permissible if the latter is not a principle of the theoretical determination of what an object is in itself, but of the practical determination of what the Idea of it should be for us and for its purposive use), then all our knowledge of God is merely symbolical; and he who regards it as schematical, along with the properties of Understanding, Will, etc., which only establish their objective reality in beings of this world, falls into Anthropomorphism, just as he who gives up every intuitive element falls into Deism, by which nothing at all is cognised, not even in a practical point of view.

    Now I say the Beautiful is the symbol of the morally Good, and that it is only in this respect (a reference which is natural to every man and which every man postulates in others as a duty) that it gives pleasure with a claim for the agreement of every one else. By this the mind is made conscious of a certain ennoblement and elevation above the mere sensibility to pleasure received through sense, and the worth of others is estimated in accordance with a like maxim of their Judgement. That is the intelligible, to which, as pointed out in the preceding paragraph, Taste looks; with which our higher cognitive faculties are in accord; and without which a downright contradiction would arise between their nature and the claims made by taste. In this faculty the Judgement does not see itself, as in empirical judging, subjected to a heteronomy of empirical laws; it gives the law to itself in respect of the objects of so pure a satisfaction, just as the Reason does in respect of the faculty of desire. Hence, both on account of this inner possibility in the subject and of the external possibility of a nature that agrees with it, it finds itself to be referred to something within the subject as well as without him, something which is neither nature nor freedom, but which yet is connected with the supersensible ground of the latter. In this supersensible ground, therefore, the theoretical faculty is bound together in unity with the practical, in a way which though common is yet unknown. We shall indicate some points of this analogy, while at the same time we shall note the differences.

    (1) The beautiful pleases immediately (but only in reflective intuition, not, like morality, in its concept). (2) It pleases apart from any interest (the morally good is indeed necessarily bound up with an interest, though not with one which precedes the judgement upon the satisfaction, but with one which is first of all produced by it). (3) The freedom of the Imagination (and therefore of the sensibility of our faculty) is represented in judging the beautiful as harmonious with the conformity to law of the Understanding (in the moral judgement the freedom of the will is thought as the harmony of the latter with itself according to universal laws of Reason). (4) The subjective principle in judging the beautiful is represented as universal, i.e. as valid for every man, though not cognisable through any universal concept. (The objective principle of morality is also expounded as universal, i.e. for every subject and for every action of the same subject, and thus as cognisable by means of a universal concept). Hence the moral judgement is not only susceptible of definite constitutive principles, but is possible only by grounding its maxims on these in their universality.

    A reference to this analogy is usual even with the common Understanding [of men], and we often describe beautiful objects of nature or art by names that seem to put a moral appreciation at their basis. We call buildings or trees majestic and magnificent, landscapes laughing and gay; even colours are called innocent, modest, tender, because they excite sensations which have something analogous to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state of mind brought about by moral judgements. Taste makes possible the transition, without any violent leap, from the charm of Sense to habitual moral interest; for it represents the Imagination in its freedom as capable of purposive determination for the Understanding, and so teaches us to find even in objects of sense a free satisfaction apart from any charm of sense.

    APPENDIX

    § 60. Of the method of Taste

    The division of a Critique into Elementology and Methodology, as preparatory to science, is not applicable to the Critique of taste, because there neither is nor can be a science of the Beautiful, and the judgement of taste is not determinable by means of principles. As for the scientific element in every art, which regards truth in the presentation of its Object, this is indeed the indispensable condition (conditio sine qua non) of beautiful art, but not beautiful art itself. There is therefore for beautiful art only a manner (modus), not a method of teaching (methodus). The master must show what the pupil is to do and how he is to do it; and the universal rules, under which at last he brings his procedure, serve rather for bringing the main points back to his remembrance when occasion requires, than for prescribing them to him. Nevertheless regard must be had here to a certain ideal, which art must have before its eyes, although it cannot be completely attained in practice. It is only through exciting the Imagination of the pupil to accordance with a given concept, by making him note the inadequacy of the expression for the Idea, to which the concept itself does not attain because it is an aesthetical Idea, and by severe criticism, that he can be prevented from taking the examples set before him as types and models for imitation, to be subjected to no higher standard or independent judgement. It is thus that genius, and with it the freedom of the Imagination, is stifled by its very conformity to law; and without these no beautiful art, and not even an accurately judging individual taste, is possible.

    The propaedeutic to all beautiful art, regarded in the highest degree of its perfection, seems to lie, not in precepts, but in the culture of the mental powers by means of those elements of knowledge called humaniora, probably because humanity on the one side indicates the universal feeling of sympathy, and on the other the faculty of being able to communicate universally our inmost [feelings]. For these properties taken together constitute the characteristic social spirit104 of humanity by which it is distinguished from the limitations of animal life. The age and peoples, in which the impulse towards a law-abiding social life, by which a people becomes a permanent community, contended with the great difficulties presented by the difficult problem of uniting freedom (and therefore equality also) with compulsion (rather of respect and submission from a sense of duty than of fear)—such an age and such a people naturally first found out the art of reciprocal communication of Ideas between the cultivated and uncultivated classes and thus discovered how to harmonise the large-mindedness and refinement of the former with the natural simplicity and originality of the latter. In this way they first found that mean between the higher culture and simple nature which furnishes that true standard for taste as a sense common to all men which no universal rules can supply.

    With difficulty will a later age dispense with those models, because it will be always farther from nature; and in fine, without having permanent examples before it, a concept will hardly be possible, in one and the same people, of the happy union of the law-abiding constraint of the highest culture with the force and truth of free nature which feels its own proper worth.

    Now taste is at bottom a faculty for judging of the sensible illustration of moral Ideas (by means of a certain analogy involved in our reflection upon both these); and it is from this faculty also and from the greater susceptibility grounded thereon for the feeling arising from the latter (called moral feeling), that the pleasure is derived which taste regards as valid for mankind in general and not merely for the private feeling of each. Hence it appears plain that the true propaedeutic for the foundation of taste is the development of moral Ideas and the culture of the moral feeling; because it is only when sensibility is brought into agreement with this that genuine taste can assume a definite invariable form.

    THE CRITIQUE OF JUDGEMENT

    PART II

    CRITIQUE OF THE TELEOLOGICAL JUDGEMENT

    § 61. Of the objective purposiveness of Nature

    We have on transcendental principles good ground to assume a subjective purposiveness in nature, in its particular laws, in reference to its comprehensibility by human Judgement and to the possibility of the connexion of particular experiences in a system. This may be expected as possible in many products of nature, which, as if they were devised quite specially for our Judgement, contain a specific form conformable thereto; which through their manifoldness and unity serve at once to strengthen and to sustain the mental powers (that come into play in the employment of this faculty); and to which therefore we give the name of beautiful forms.

    But that the things of nature serve one another as means to purposes, and that their possibility is only completely intelligible through this kind of causality—for this we have absolutely no ground in the universal Idea of nature, as the complex of the objects of sense. In the above-mentioned case,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ings, because it is something in ourselves, can be quite well thought a priori as suitable and useful for the internally purposive determination of our cognitive faculties; but that purposes, which neither are our own nor belong to nature (for we do not regard nature as an intelligent being), could or should constitute a particular kind of causality, at least a quite special conformity to law,—this we have absolutely no a priori reason for presuming. Yet more, experience itself cannot prove to us the actuality of this; there must then have preceded a rationalising subtlety which only sportively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purpose into the nature of things, but which does not derive it from Objects or from their empirical cognition. To this latter it is of more service to make nature comprehensible according to analogy with the subjective ground of the connexion of our representations, than to cognise it from objective grounds.

    Further, objective purposiveness, as a principle of the possibility of things of nature, is so far removed from necessary connexion with the concept of nature, that it is much oftener precisely that upon which one relies to prove the contingency of nature and of its form. When, e.g. we adduce the structure of a bird, the hollowness of its bones, the disposition of its wings for motion and of its tail for steering, etc., we say that all this is contingent in the highest degree according to the mere nexus effectivus of nature, without calling in the aid of a particular kind of causality, namely that of purpose (nexus finalis). In other words, nature, considered as mere mechanism, could have produced its forms in a thousand other ways without stumbling upon the unity which is in accordance with such a principle. It is not in the concept of nature but quite apart from it that we can hope to find the least ground a priori for this.

    Nevertheless the teleological act of judgement is rightly brought to bear, at least problematically, upon the investigation of nature; but only in order to bring it under principles of observation and inquiry according to the analogy with the causality of purpose, without any pretence to explain it thereby. It belongs therefore to the reflective and not to the determinant judgement. The concept of combinations and forms of nature in accordance with purposes is then at least one principle more for bringing its phenomena under rules where the laws of simply mechanical causality do not suffice. For we bring in a teleological ground, where we attribute causality in respect of an Object to the concept of an Object, as if it were to be found in nature (not in ourselves); or rather when we represent to ourselves the possibility of the Object after the analogy of that causality which we experience in ourselves, and consequently think nature technically as through a special faculty. If we did not ascribe to it such a method of action, its causality would have to be represented as blind mechanism. If, on the contrary, we supply to nature causes acting designedly, and consequently place at its basis teleology, not merely as a regulative principle for the mere judging of phenomena, to which nature can be thought as subject in its particular laws, but as a constitutive principle of the derivation of its products from their causes; then would the concept of a natural purpose no longer belong to the reflective but to the determinant Judgement. Then, in fact, it would not belong specially to the Judgement (like the concept of beauty regarded as formal subjective purposiveness), but as a rational concept it would introduce into natural science a new causality, which we only borrow from ourselves and ascribe to other beings, without meaning to assume them to be of the same kind with ourselves.

    FIRST DIVISION

    ANALYTIC OF THE TELEOLOGICAL JUDGEMENT

    § 62. Of the objective purposiveness which is merely formal as distinguished from that which is material

    All geometrical figures drawn on a principle display a manifold, oft admired, objective purposiveness; i.e. in reference to their usefulness for the solution of several problems by a single principle, or of the same problem in an infinite variety of ways. The purposiveness is here obviously objective and intellectual, not merely subjective and aesthetical. For it expresses the suitability of the figure for the production of many intended figures, and is cognised through Reason. But this purposiveness does not make the concept of the object itself possible, i.e. it is not regarded as possible merely with reference to this use.

    In so simple a figure as the circle lies the key to the solution of a multitude of problems, each of which would demand various appliances; whereas the solution results of itself, as it were, as one of the infinite number of elegant properties of this figure. Are we, for example, asked to construct a triangle, being given the base and vertical angle? The problem is indeterminate, i.e. it can be solved in an infinite number of ways. But the circle embraces them altogether as the geometrical locus of the vertices of triangles satisfying the given conditions. Again, suppose that two lines are to cut one another so that the rectangle under the segments of the one should be equal to the rectangle under the segments of the other; the solution of the problem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presents much difficulty. But all chords intersecting inside a circle divide one another in this proportion. Other curved lines suggest other purposive solutions of which nothing was thought in the rule that furnished their construction. All conic sections in themselves and when compared with one another are fruitful in principles for the solution of a number of possible problems, however simple is the definition which determines their concept.—It is a true joy to see the zeal with which the old geometers investigated the properties of lines of this class, without allowing themselves to be led astray by the questions of narrow-minded persons, as to what use this knowledge would be. Thus they worked out the properties of the parabola without knowing the law of gravitation, which would have suggested to them its application to the trajectory of heavy bodies (for the motion of a heavy body can be seen to be parallel to the curve of a parabola). Again, they found out the properties of an ellipse without surmising that any of the heavenly bodies had weight, and without knowing the law of force at different distances from the point of attraction, which causes it to describe this curve in free motion. While they thus unconsciously worked for the science of the future, they delighted themselves with a purposiveness in the [essential] being of things which yet they were able to present completely a priori in its necessity. Plato, himself master of this science, hinted at such an original constitution of things in the discovery of which we can dispense with all experience, and at the power of the mind to produce from its supersensible principle the harmony of beings (where the properties of number come in, with which the mind plays in music). This [he touches upon] in the inspiration that raised him above the concepts of experience to Ideas, which seem to him to be explicable only through an intellectual affinity with the origin of all beings. No wonder that he banished from his school the man who was ignorant of geometry, since he thought he could derive from pure intuition, which has its home in the human spirit, that which Anaxagoras drew from empirical objects and their purposive combination. For in the very necessity of that which is purposive, and is constituted just as if it were designedly intended for our use,—but at the same time seems to belong originally to the being of things without any reference to our use—lies the ground of our great admiration of nature, and that not so much external as in our own Reason. It is surely excusable that this admiration should through misunderstanding gradually rise to the height of fanaticism.

    But this intellectual purposiveness, although no doubt objective (not subjective like aesthetical purposiveness), is in reference to its possibility merely formal (not real). It can only be conceived as purposiveness in general without any [definite] purpose being assumed as its basis, and consequently without teleology being needed for it. The figure of a circle is an intuition which is determined by means of the Understanding according to a principle. The unity of this principle which I arbitrarily assume and use as fundamental concept, applied to a form of intuition (space) which is met with in myself as a representation and yet a priori, renders intelligible the unity of many rules resulting from the construction of that concept, which are purposive for many possible designs. But this purposiveness does not imply a purpose or any other ground whatever. It is quite different if I meet with order and regularity in complexes of things, external to myself, enclosed within certain boundaries; as, e.g. in a garden, the order and regularity of the trees, flower-beds, and walks. These I cannot expect to derive a priori from my bounding of space made after a rule of my own; for this order and regularity are existing things which must be given empirically in order to be known, and not a mere representation in myself determined a priori according to a principle. So then the latter (empirical) purposiveness, as real, is dependent on the concept of a purpose.

    But the ground of admiration for a perceived purposiveness, although it be in the being of things (so far as their concepts can be constructed), may very well be seen, and seen to be legitimate. The manifold rules whose unity (derived from a principle) excites admiration, are all synthetical and do not follow from the concept of the Object, e.g. of a circle; but require this Object to be given in intuition. Hence this unity gets the appearance of having empirically an external basis of rules distinct from our representative faculty; as if therefore the correspondence of the Object to that need of rules which is proper to the Understanding were contingent in itself, and therefore only possible by means of a purpose expressly directed thereto. Now because this harmony, notwithstanding all this purposiveness, is not cognised empirically but a priori, it should bring us of itself to this point—that space, through whose determination (by means of the Imagin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a concept) the Object is alone possible, is not a characteristic of things external to me, but a mere mode of representation in myself. Hence, in the figure which I draw in conformity with a concept, i.e. in my own mode of representing that which is given to me externally, whatever it may be in itself, it is I that introduce the purposiveness; I get no empirical instruction from the Object about the purposiveness, and so I require in it no particular purpose external to myself. But because this consideration already calls for a critical employment of Reason, and consequently cannot be involved in the judging of the Object according to its properties; so this latter [judging] suggests to me immediately nothing but the unification of heterogeneous rules (even according to their very diversity) in a principle. This principle, without requiring any particular a priori basis external to my concept, or indeed, generally speaking, to my representation, is yet cognised a priori by me as true. Now wonder is a shock of the mind arising from the incompatibility of a representation, and the rule given by its means, with the principles already lying at its basis; which provokes a doubt as to whether we have rightly seen or rightly judged. Admiration, however, is wonder which ever recurs, despite the disappearance of this doubt. Consequently the latter is a quite natural effect of that observed purposiveness in the being of things (as phenomena). It cannot indeed be censured, whilst the unification of the form of sensible intuition (space)—with the faculty of concepts (the Understanding)—is inexplicable to us; and that not only on account of the union being just of the kind that it is, but because it is enlarging for the mind to surmise [the existence of] something lying outside our sensible representations in which, although unknown to us, the ultimate ground of that agreement may be met with. We are, it is true, not necessitated to cognise this if we have only to do a priori with the formal purposiveness of our representations; but the fact that we are compelled to look out beyond it inspires at the same time an admiration for the object that impels us thereto.

    We are accustomed to speak of the above-mentioned properties of geometrical figures or of numbers as beautiful, on account of a certain a priori purposiveness they have for all kinds of cognitive uses, this purposiveness being quite unexpected on account of the simplicity of the construction. We speak, e.g. of this or that beautiful property of the circle, which was discovered in this or that way. But there is no aesthetical act of judgement through which we find it purposive, no act of judgement without a concept which renders noticeable a mere subjective purposiveness in the free play of our cognitive faculties; but an intellectual act according to concepts which enables us clearly to cognise an objective purposiveness, i.e. availableness for all kinds of (infinitely manifold) purposes. We must rather call this relative perfection than a beauty of the mathematical figure. To speak thus of an intellectual beauty cannot in general be permissible; for otherwise the word beauty would lose all determinate significance, or the intellectual satisfaction all superiority over the sensible. We should rather call a demonstration of such properties beautiful, because through it the Understanding as the faculty of concepts, and the Imagination as the faculty of presenting them, feel themselves strengthened a priori. (This, when viewed in connexion with the precision introduced by Reason, is spoken of as elegant.) Here, however, the satisfaction, although it is based on concepts, is subjective; while perfection brings with itself an objective satisfaction.

    § 63. Of the relative, as distinguished from the inner, purposiveness of nature

    Experience leads our Judgement to the concept of an objective and material purposiveness, i.e. to the concept of a purpose of nature, only when105 we have to judge of a relation of cause to effect which we find ourselves able to apprehend as legitimate only by presupposing the Idea of the effect of the causality of the cause as the fundamental condition, in the cause, of the possibility of the effect. This can take place in two ways. We may regard the effect directly as an art product, or only as material for the art of other possible natural beings; in other words, either as a purpose or as a means towards the purposive employment of other causes. This latter purposiveness is called utility (for man) or mere advantage (for other creatures), and is merely relative; while the former is an inner purposiveness of the natural being.

    For example, rivers bring down with them all kinds of earth serviceable for the growth of plants which sometimes is deposited inland, often also at their mouths. The tide brings this mud to many coasts over the land or deposits it on the shore; and so, more especially if men give their aid so that the ebb shall not carry it back again, the fruit-bearing land increases in area, and the vegetable kingdom gains the place which formerly was the habitation of fish and shells. In this way has nature itself brought about most of the extensions of the land, and still continues to do so, although very slowly.—Now the question is whether this is to be judged a purpose of nature, because it contains utility for men. We cannot put it down to the account of the vegetable kingdom, because just as much is subtracted from sea-life as is added to land-life.

    Or, to give an example of the advantageousness of certain natural things as means for other creatures (if we suppose them to be means), no soil is more suitable to pine trees than a sandy soil. Now the deep sea, before it withdrew from the land, left behind large tracts of sand in our northern regions, so that on this soil, so unfavourable for all cultivation, widely extended pine forests were enabled to grow, for the unreasoning destruction of which we frequently blame our ancestors. We may ask if this original deposit of tracts of sand was a purpose of nature for the benefit of the possible pine forests? So much is clear, that if we regard this as a purpose of nature, we must also regard the sand as a relative purpose, in reference to which the ocean strand and its withdrawal were means: for in the series of the mutually subordinated members of a purposive combination, every member must be regarded as a purpose (though not as a final purpose), to which its proximate cause is the means. So too if cattle, sheep, horses, etc., are to exist, there must be grass on the earth, but there must also be saline plants in the desert if camels are to thrive; and again these and other herbivorous animals must be met with in numbers if there are to be wolves, tigers, and lions. Consequently the objective purposiveness, which is based upon advantage, is not an objective purposiveness of things in themselves; as if the sand could not be conceived for itself as an effect of a cause, viz. the sea, without attributing to the latter a purpose, and regarding the effect, namely, the sand, as a work of art. It is a merely relative purposiveness contingent upon the thing to which it is ascribed; and although in the examples we have cited, the different kinds of grass are to be judged as in themselves organised products of nature, and consequently as artificial, yet are they to be regarded, in reference to the beasts which feed upon them, as mere raw material.

    But above all, though man, through the freedom of his causality, finds certain natural things of advantage for his designs—designs often foolish, such as using the variegated plumage of birds to adorn his clothes, or coloured earths and the juices of plants for painting his face; often again reasonable as when the horse is used for riding, the ox or (as in Minorca) the ass or pig for ploughing—yet we cannot even here assume a relative natural purpose. For his Reason knows how to give things a conformity with his own arbitrary fancies for which he was not at all predestined by nature. Only, if we assume that men are to live upon the earth, then the means must be there without which they could not exist as animals, and even as rational animals (in however low a degree of rationality); and thereupon those natural things, which are indispensable in this regard, must be considered as natural purposes.

    We can hence easily see that external purposiveness (advantage of one thing in respect of others) can be regarded as an external natural purpose only under the condition, that the existence of that [being], to which it is immediately or distantly advantageous, is in itself a purpose of nature. Since that can never be completely determined by mere contemplation of nature, it follows that relative purposiveness, although it hypothetically gives indications of natural purposes, yet justifies no absolute teleological judgement.

    Snow in cold countries protects the crops from the frost; it makes human intercourse easier (by means of sleighs). The Laplander finds in his country animals by whose aid this intercourse is brought about, i.e. reindeer, who find sufficient sustenance in a dry moss which they have to scratch out for themselves from under the snow, and who are easily tamed and readily permit themselves to be deprived of that freedom in which they could have remained if they chose. For other people in the same frozen regions marine animals afford rich stores; in addition to the food and clothing which are thus supplied, and the wood which is floated in by the sea to their dwellings, these marine animals provide material for fuel by which their huts are warmed. Here is a wonderful concurrence of many references of nature to one purpose; and all this applies to the cases of the Greenlander, the Lapp, the Samoyede, the inhabitant of Yakutsk, etc. But then we do not see why, generally, men must live there at all. Therefore to say that vapour falls out of the atmosphere in the form of snow, that the sea has its currents which float down wood that has grown in warmer lands, and that there are in it great sea monsters filled with oil, because the idea of advantage for certain poor creatures is fundamental for the cause which collects all these natural products, would be a very venturesome and arbitrary judgement. For even if there were none of this natural utility, we should miss nothing as regards the adequateness of natural causes to nature’s constitution; much more even to desire such a tendency in, and to attribute such a purpose to, nature would be the part of a presumptuous and inconsiderate fancy. For indeed it might be observed that it could only have been the greatest unsociability among men which thus scattered them into such inhospitable regions.

    § 64. Of the peculiar character of things as natural purposes

    In order to see that a thing is only possible as a purpose, that is, to be forced to seek the causality of its origin not in the mechanism of nature but in a cause whose faculty of action is determined through concepts, it is requisite that its form be not possible according to mere natural laws, i.e. laws which can be cognised by us through the Understanding alone when applied to objects of Sense; but that even the empirical knowledge of it as regards its cause and effect presupposes concepts of Reason. This contingency of its form in all empirical natural laws in reference to Reason affords a ground for regarding its causality as possible only through Reason. For Reason, which must cognise the necessity of every form of a natural product in order to comprehend even the conditions of its genesis, cannot assume such [natural] necessity in that particular given form. The causality of its origin is then referred to the faculty of acting in accordance with purposes (a will); and the Object which can only thus be represented as possible is represented as a purpose.

    If in a seemingly uninhabited country a man perceived a geometrical figure, say a regular hexagon, inscribed on the sand, his reflection busied with such a concept would attribute, although obscurely, the unity in the principle of its genesis to Reason, and consequently would not regard as a ground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a shape the sand, or the neighbouring sea, or the winds, or beasts with familiar footprints, or any other irrational cause. For the chance against meeting with such a concept, which is only possible through Reason, would seem so infinitely great, that it would be just as if there were no natural law, no cause in the mere mechanical working of nature capable of producing it; but as if only the concept of such an Object, as a concept which Reason alone can supply and with which it can compare the thing, could contain the causality for such an effect. This then would be regarded as a purpose, but as a product of art, not as a natural purpose (vestigium hominis video).106

    But in order to regard a thing cognised as a natural product as a purpose also—consequently as a natural purpose, if this is not a contradiction—something more is required. I would say provisionally: a thing exists as a natural purpose, if it is [although in a double sense]107 both cause and effect of itself. For herein lies a causality the like of which cannot be combined with the mere concept of a nature without attributing to it a purpose; it can certainly be thought without contradiction, but cannot be comprehended. We shall elucidate the determination of this Idea of a natural purpose by an example, before we analyse it completely.

    In the first place, a tree generates another tree according to a known natural law. But the tree produced is of the same genus; and so it produces itself generically. On the one hand, as effect it is continually self-produced; on the other hand, as cause it continually produces itself, and so perpetuates itself generically.

    Secondly, a tree produces itself as an individual. This kind of effect no doubt we call growth; but it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any increase according to mechanical laws, and is to be reckoned as generation, though under another name. The matter that the tree incorporates it previously works up into a specifically peculiar quality, which natural mechanism external to it cannot supply; and thus it develops itself by aid of a material which, as compounded, is its own product. No doubt, as regards the constituents got from nature without, it must only be regarded as an educt; but yet in the separation and recombination of this raw material we see such an originality in the separating and formative faculty of this kind of natural being, as is infinitely beyond the reach of art, if the attempt is made to reconstruct such vegetable products out of elements obtained by their dissection or material supplied by nature for their sustenance.

    Thirdly, each part of a tree generates itself in such a way that the maintenance of any one part depends reciprocally on the maintenance of the rest. A bud of one tree engrafted on the twig of another produces in the alien stock a plant of its own kind, and so also a scion engrafted on a foreign stem. Hence we may regard each twig or leaf of the same tree as merely engrafted or inoculated into it, and so as an independent tree attached to another and parasitically nourished by it. At the same time, while the leaves are products of the tree they also in turn give support to it; for the repeated defoliation of a tree kills it, and its growth thus depends on the action of the leaves upon the stem. The self-help of nature in case of injury in the vegetable creation, when the want of a part that is necessary for the maintenance of its neighbours is supplied by the remaining parts; and the abortions or malformations in growth, in which certain parts, on account of casual defects or hindrances, form themselves in a new way to maintain what exists, and so produce an anomalous creature, I shall only mention in passing, though they are among the most wonderful properties of organised creatures.

    § 65. Things regarded as natural purposes are organised beings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 alleged in the preceding section, a thing, which, though a natural product, is to be cognised as only possible as a natural purpose, must bear itself alternately as cause and as effect. This, however, is a somewhat inexact and indeterminate expression which needs derivation from a determinate concept.

    Causal combination as thought merely by the Understanding is a connexion constituting an ever-progressive series (of causes and effects); and things which as effects presuppose others as causes cannot be reciprocally at the same time causes of these. This sort of causal combination we call that of effective causes (nexus effectivus). But on the other hand, a causal combination according to a concept of Reason (of purposes) can also be thought, which regarded as a series would lead either forwards or backwards; in this the thing that has been called the effect may with equal propriety be termed the cause of that of which it is the effect. In the practical department of human art we easily find connexions such as this; e.g. a house, no doubt, is the cause of the money received for rent, but also conversely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is possible income was the cause of building the house. Such a causal connexion we call that of final causes (nexus finalis). We may perhaps suitably name the first the connexion of real causes, the second of those which are ideal; because from this nomenclature it is at once comprehended that there can be no more than these two kinds of causality.

    For a thing to be a natural purpose in the first place it is requisite that its parts (as regards their being and their form) are only possible through their reference to the whole. For the thing itself is a purpose and so is comprehended under a concept or an Idea which must determine a priori all that is to be contained in it. But so far as a thing is only thought as possible in this way, it is a mere work of art; i.e. a product of one rational cause distinct from the matter (of the parts), whose causality (in the collection and combination of the parts) is determined through its Idea of a whole possible by their means (and consequently not through external nature).

    But if a thing as a natural product is to involve in itself and in its internal possibility a reference to purposes,—i.e. to be possible only as a natural purpose, and without the causality of the concepts of rational beings external to itself,—then it is requisite secondly that its parts should so combine in the unity of a whole that they are reciprocally cause and effect of each other’s form. Only in this way can the Idea of the whole conversely (reciprocally) determine the form and combination of all the parts; not indeed as cause—for then it would be an artificial product—but as the ground of cognition, for him who is judging it, of the systematic unity and combination of all the manifold contained in the given material.

    For a body then which is to be judged in itself and its internal possibility as a natural purpose, it is requisite that its parts mutually depend upon each other both as to their form and their combination, and so produce a whole by their own causality; while conversely the concept of the whole may be regarded as its cause according to a principle (in a being possessing a causality according to concepts adequate to such a product). In this case then the connexion of effective causes may be judged as an effect through final causes.

    In such a product of nature every part not only exists by means of the other parts, but is thought as existing for the sake of the others and the whole, that is as an (organic) instrument. Thus, however, it might be an artificial instrument, and so might be represented only as a purpose that is possible in general; but also its parts are all organs reciprocally producing each other. This can never be the case with artificial instruments, but only with nature which supplies all the material for instruments (even for those of art). Only a product of such a kind can be called a natural purpose, and this because it is an organised and self-organising being.

    In a watch one part is the instrument for moving the other parts, but the wheel is not the effective cause of the production of the others; no doubt one part is for the sake of the others, but it does not exist by their means. In this case the producing cause of the parts and of their form is not contained in the nature (of the material), but is external to it in a being which can produce effects according to Ideas of a whole possible by means of its causality. Hence a watch wheel does not produce other wheels, still less does one watch produce other watches, utilising (organising) foreign material for that purpose; hence it does not replace of itself parts of which it has been deprived, nor does it make good what is lacking in a first formation by the addition of the missing parts, nor if it has gone out of order does it repair itself—all of which, on the contrary, we may expect from organised nature.—An organised being is then not a mere machine, for that has merely moving power, but it possesses in itself formative power of a self-propagating kind which it communicates to its materials though they have it not of themselves; it organises them, in fact, and this cannot be explained by the mere mechanical faculty of motion.

    We say of nature and its faculty in organised products far too little if we describe it as an analogon of art; for this suggests an artificer (a rational being) external to it. Much rather does it organise itself and its organised products in every species, no doubt after one general pattern but yet with suitable deviations, which self-preservation demands according to circumstances. We perhaps approach nearer to this inscrutable property, if we describe it as an analogon of life; but then we must either endow matter, as mere matter, with a property which contradicts its very being (hylozoism), or associate therewith an alien principle standing in communion with it (a soul). But in the latter case we must, if such a product is to be a natural product, either presuppose organised matter as the instrument of that soul, which does not make the soul a whit more comprehensible; or regard the soul as artificer of this structure and so remove the product from (corporeal) nature. To speak strictly, then, the organisation of nature has in it nothing analogous to any causality we know.108 Beauty in nature can be rightly described as an analogon of art, because it is ascribed to objects only in reference to reflection upon their external aspect, and consequently only on account of the form of their external surface. But internal natural perfection, as it belongs to those things which are only possible as natural purposes, and are therefore called organised beings, is not analogous to any physical, i.e. natural, faculty known to us; nay even, regarding ourselves as, in the widest sense, belonging to nature, it is not even thinkable or explicable by means of any exactly fitting analogy to human art.

    The concept of a thing as in itself a natural purpose is therefore no constitutive concept of Understanding or of Reason, but it can serve as a regulative concept for the reflective Judgement, to guide our investigation about objects of this kind by a distant analogy with our own causality according to purposes generally, and in our meditations upon their ultimate ground. This latter use, however, is not in reference to the knowledge of nature or of its original ground, but rather to our own practical faculty of Reason, in analogy with which we considered the cause of that purposiveness.

    Organised beings are then the only beings in nature which, considered in themselves and apart from any relation to other things, can be thought as possible only as purposes of nature. Hence they first afford objective reality to the concept of a purpose of nature, as distinguished from a practical purpose; and so they give to the science of nature the basis for a teleology, i.e. a mode of judgement about natural Objects according to a special principle which otherwise we should in no way be justified in introducing (because we cannot see a priori the possibility of this kind of causality).

    § 66. Of the principle of judging of internal purposiveness in organised beings

    This principle, which is at the same time a definition, is as follows: An organised product of nature is one in which every part is reciprocally purpose, [end] and means. In it nothing is vain, without purpose, or to be ascribed to a blind mechanism of nature.

    This principle, as regards its occasion, is doubtless derived from experience, viz. from that methodised experience called observation; but on account of the universality and necessity which it ascribes to such purposiveness it cannot rest solely on empirical grounds, but must have at its basis an a priori principle, although it be merely regulative and these purposes lie only in the idea of the judging [subject] and not in an effective cause. We may therefore describe the aforesaid principle as a maxim for judging of the internal purposiveness of organised beings.

    It is an acknowledged fact that the dissectors of plants and animals,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ir structure and to find out the reasons, why and for what end such parts, such a disposition and combination of parts, and just such an internal form have been given them, assume as indisputably necessary the maxim that nothing in such a creature is vain; just as they lay down as the fundamental proposition of the universal science of nature, that nothing happens by chance. In fact, they can as little free themselves from this teleological proposition as from the universal physical proposition; for as without the latter we should have no experience at all, so without the former we should have no guiding thread for the observation of a species of natural things which we have thought teleologically under the concept of natural purposes.

    Now this concept brings the Reason into a quite different order of things from that of a mere mechanism of nature, which is no longer satisfying here. An Idea is to be the ground of the possibility of the natural product. But because this is an absolute unity of representation, instead of the material being a plurality of things that can supply by itself no definite unity of composition,—if that unity of the Idea is to serve at all as the a priori ground of determination of a natural law of the causality of such a form of composition,—the purpose of nature must be extended to everything included in its product. For if we once refer action of this sort on the whole to any supersensible ground of determination beyond the blind mechanism of nature, we must judge of it altogether according to this principle; and we have then no reason to regard the form of such a thing as partly dependent on mechanism—for by such mixing up of disparate principles no certain rule of judging would be left.

    For example, it may be that in an animal body many parts can be conceived as concretions according to mere mechanical laws (as the hide, the bones, the hair). And yet the cause which brings together the required matter, modifies it, forms it, and puts it in its appropriate place, must always be judged of teleologically; so that here everything must be considered as organised, and everything again in a certain relation to the thing itself is an organ.

    § 67. Of the principle of the teleological judging of nature in general as a system of purposes

    We have already said above that the external purposiveness of natural things affords no sufficient warrant for using them as purposes of nature in order to explain their presence, and for regarding their contingently purposive effects as the grounds of their presence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final causes. Thus we cannot take for natural purposes, rivers because they promote intercourse among inland peoples, mountains because they contain the sources of the rivers and for their maintenance in rainless seasons have a store of snow, or the slope of the land which carries away the water and leaves the country dry; because although this shape of the earth’s surface be very necessary for the origin and maintenance of the vegetable and animal kingdoms, it has nothing in itself for the possibility of which we are forced to assume a causality according to purposes. The same is true of plants which man uses for his needs or his pleasures; of beasts, the camel, the ox, the horse, dog, etc., which are indispensable to him as well for food as because they are used in his service in many different ways. In the case of things which we have no reason for regarding in themselves as purposes, such external relation can only be hypothetically judged as purposive.

    To judge of a thing as a natural purpose on account of its internal form is something very different from taking the existence of that thing to be a purpose of nature. For the latter assertion we require not merely the concept of a possible purpose, but the knowledge of the final purpose (scopus) of nature. But this requires a reference of such knowledge to something supersensible far transcending all our teleological knowledge of nature, for the purpose of [the existence of]109 nature must itself be sought beyond nature. The internal form of a mere blade of grass is sufficient to show that for our human faculty of judgement its origin is possible only according to the rule of purposes. But if we change our point of view and look to the use which other natural beings make of it, abandon the consideration of its internal organisation and only look to its externally purposive references, we shall arrive at no categorical purpose; all this purposive reference rests on an ever more distant condition, which, as unconditioned (the presence of a thing as final purpose), lies quite outside the physico-teleological view of the world. For example, grass is needful for the ox, which again is needful for man as a means of existence, but then we do not see why it is necessary that men should exist (a question this, which we shall not find so easy to answer if we sometimes cast our thoughts on the New Hollanders or the inhabitants of Tierra del Fuego). So conceived, the thing is not even a natural purpose, for neither it (nor its whole genus) is to be regarded as a natural product.

    Hence it is only so far as matter is organised that it necessarily carries with it the concept of a natural purpose, because this its specific form is at the same time a product of nature. But this concept leads necessarily to the Idea of collective nature as a system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ule of purposes, to which Idea all the mechanism of nature must be subordinated according to principles of Reason (at least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natural phenomena therein). The principle of Reason belongs to it only as a subjective principle or a maxim: viz. everything in the World is some way good for something; nothing is vain in it. By the example that nature gives us in its organic products we are justified, nay called upon, to expect of it and of its laws nothing that is not purposive on the whole.

    It is plain that this is not a principle for the determinant but only for the reflective Judgement; that it is regulative and not constitutive; and that we derive from it a clue by which we consider natural things in reference to an already given ground of determination according to a new law-abiding order; and extend our natural science according to a different principle, viz. that of final causes, but yet without prejudice to the principle of mechanical causality. Furthermore, it is in no wise thus decided, whether anything of which we judge by this principle, is a designed purpose of nature; whether the grass is for the ox or the sheep, or whether these and the other things of nature are here for men. It is well also from this side to consider the things which are unpleasant to us and are contrary to purpose in particular references. Thus, for example, we can say: The vermin that torment men in their clothes, their hair, or their beds, may be, according to a wise appointment of nature, a motive to cleanliness which is in itself an important means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health. Or again the mosquitoes and other stinging insects that make the wildernesses of America so oppressive to the savages, may be so many goads to activity for these primitive men, [inducing them] to drain the marshes and bring light into the forests which intercept every breath of air, and in this way, as well as by cultivating the soil, to make their habitations more healthy. The same thing, which appears to men contradictory to nature in its inner organisation, if viewed in this light gives an entertaining, sometimes an instructive, outlook into a teleological order of things, to which, without such a principle, mere physical observation would not lead us by itself. Thus some persons regard the tapeworm as given to the men or animals in whom it resides, as a kind of set-off for some defect in their vital organs; now I would ask if dreams (without which we never sleep, though we seldom remember them) may not be a purposive ordinance of nature? For during the relaxation of all the moving powers of the body, they serve to excite internally the vital organs by the medium of the Imagination and its great activity (which in this state generally rises to the height of affection). During sleep the Imagination commonly is more actively at play when the stomach is overloaded, in which case this excitement is the more necessary. Consequently, then, without this internal power of motion and this fatiguing unrest, on account of which we complain about our dreams (though in fact they are rather remedial), sleep even in a sound state of health would be a complete extinction of life.

    Also the beauty of nature, i.e. its connexion with the free play of our cognitive faculties in apprehending and judging of its appearance, can be regarded as a kind of objective purposiveness of nature in its whole [content] as a system of which man is a member; if once the teleological judging of the same by means of the natural purposes which organised beings suggest to us, has justified for us the Idea of a great system of purposes of nature. We can regard it as a favour110 which nature has felt for us, that in addition to what is useful it has so profusely dispensed beauty and charm; and we can therefore love it, as well as regard it with respect on account of its immensity, and feel ourselves ennobled by such regard; just as if nature had established and adorned its splendid theatre precisely with this view.

    We shall say only one thing more in this paragraph. If we have once discovered in nature a faculty of bringing forth products that can only be thought by u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cept of final causes, we go further still. We venture to judge that things belong to a system of purposes, which yet do not (either in themselves or in their purposive relations) necessitate our seeking for any principle of their possibility beyond the mechanism of causes working blindly. For the first Idea, as concerns its ground, already brings us beyond the world of sense; since the unity of the supersensible principle must be regarded as valid in this way not merely for certain species of natural beings, but for the whole of nature as a system.

    § 68. Of the principle of Teleology as internal principle of natural science

    The principles of a science are either internal to it and are then called domestic (principia domestica), or are based on concepts that can only find their place outside it and so are foreign principles (peregrina). Sciences that contain the latter, place at the basis of their doctrines auxiliary propositions (lemmata), i.e. they borrow some concept, and with it a ground of arrangement, from another science.

    Every science is in itself a system, and it is not enough in it to build in accordance with principles and thus to employ a technical procedure, but we must go to work with it architectonically, as a building subsisting for itself; we must not treat it as an additional wing or part of another building, but as a whole in itself, although we may subsequently make a passage from it into that other or conversely.

    If then we introduce into the context of natural science the concept of God in order to explain the purposiveness in nature, and subsequently use this purposiveness to prove that there is a God, there is no internal consistency in either science [i.e. either in natural science or theology]; and a delusive circle brings them both into uncertainty, because they have allowed their boundaries to overlap.

    The expression, a purpose of nature, already sufficiently prevents the confusion of mixing up natural science and the occasion that it gives for judging teleologically of its objects, with the consideration of God, and so of a theological derivation of them. We must not regard it as insignificant, if one interchanges this expression with that of a divine purpose in the ordering of nature, or gives out the latter as more suitable and proper for a pious soul, because it must come in the end to deriving these purposive forms in nature from a wise author of the world. On the contrary, we must carefully and modestly limit ourselves to the expression, a purpose of nature, which asserts exactly as much as we know. Before we ask after the cause of nature itself, we find in nature, and in the course of its development, products of the same kind which are developed in it according to known empirical laws, in accordance with which natural science must judge of its objects, and, consequently, must seek in nature their causality according to the rule of purposes. So then it must not transgress its bounds in order to introduce into itself as a domestic principle that, to whose concept no experience can be commensurate, upon which we are only entitled to venture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natural science.

    Natural characteristics which demonstrate themselves a priori, and consequently admit of insight into their possibility from universal principles without any admixture of experience, although they carry with them a technical purposiveness, yet cannot, because they are absolutely necessary, be referred to the Teleology of nature, as to a method belonging to Physic for solving its problems. Arithmetical or geometrical analogies, as well as universal mechanical laws,—however strange and admirable may seem to us the union of different rules, quite independent of one another according to all appearance, in a single principle,—possess on that account no claim to be teleological grounds of explanation in Physic. Even if they deserve to be brought into consideration in the universal theory of the purposiveness of things of nature, yet they belong to another [science], i.e. Metaphysic, and constitute no internal principle of natural science; as with the empirical laws of natural purposes in organised beings, it is not only permissible but unavoidable to use the teleological mode of judging as a principle of the doctrine of nature in regard to a particular class of its objects.

    So to the end that Physic may keep within its own bounds, it abstracts itself entirely from the question, whether natural purposes are designed or undesigned; for that would be to meddle in an extraneous business, in Metaphysic. It is enough that there are objects, alone explicable according to natural laws which we can only think by means of the Idea of purposes as principle, and also alone internally cognisable as concerns their internal form, in this way. In order, therefore, to remove the suspicion of the slightest assumption,—as if we wished to mix with our grounds of cognition something not belonging to Physic at all, viz. a supernatural cause,—we speak in Teleology, indeed, of nature as if the purposiveness therein were designed, but in such a way that this design is ascribed to nature, i.e. to matter. Now in this way there can be no misunderstanding, because no design in the proper meaning of the word can possibly be ascribed to inanimate matter; we thus give notice that this word here only expresses a principle of the reflective not of the determinant Judgement, and so is to introduce no particular ground of causality; but only adds for the use of the Reason a different kind of investigation from that according to mechanical laws, in order to supplement the inadequacy of the latter even for empirical research into all particular laws of nature. Hence we speak quite correctly in Teleology, so far as it is referred to Physic, of the wisdom, the economy, the forethought, the beneficence of Nature, without either making an intelligent being of it, for that would be preposterous; or even without presuming to place another intelligent Being above it as its Architect, for that would be presumptuous.111 But there should be only signified thereby a kind of causality of nature after the analogy of our own in the technical use of Reason, in order to have before us the rule according to which certain products of nature must be investigated.

    But now why is it that Teleology usually forms no proper part of theoretical natural science, but is regarded as a propaedeutic or transition to Theology? This is done in order to restrict the study of nature, mechanically considered, to that which we can so subject to observation or experiment that we are able to produce it ourselves as nature does, or at least by similar laws. For we see into a thing completely only so far as we can make it in accordance with our concepts and bring it to completion. But organisation, as an inner purpose of nature, infinitely surpasses all our faculty of presenting the like by means of art. And as concerns the external contrivances of nature regarded as purposive (wind, rain, etc.), Physic, indeed, considers their mechanism, but it cannot at all present their reference to purposes, so far as this is a condition necessarily belonging to cause; for this necessity of connexion has to do altogether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our concepts and not with the constitution of things.

    SECOND DIVISION

    DIALECTIC OF THE TELEOLOGICAL JUDGEMENT

    § 69. What is an antinomy of the Judgement?

    The determinant Judgement has for itself no principles which are the foundation of concepts of Objects. It has no autonomy, for it subsumes only under given laws or concepts as principles. Hence it is exposed to no danger of an antinomy of its own or to a conflict of its principles. So [we saw that] the transcendental Judgement which contains the conditions of subsuming under categories was for itself not nomothetic, but that it only indicated the conditions of sensuous intuition, under which reality (application) can be supplied to a given concept, as law of the Understanding, whereby the Judgement could never fall into discord with itself (at least as far as its principles are concerned).

    But the reflective Judgement must subsume under a law, which is not yet given, and is therefore in fact only a principle of reflection upon objects, for which we are objectively quite in want of a law or of a concept of an Object that would be adequate as a principle for the cases that occur. Since now no use of the cognitive faculties can be permitted without principles, the reflective Judgement must in such cases serve as a principle for itself. This, because it is not objective and can supply no ground of cognition of the Object adequate for design, must serve as a mere subjective principle, for the purposive employment of our cognitive faculties, i.e. for reflecting upon a class of objects. Therefore in reference to such cases the reflective Judgement has its maxims—necessary maxims—on behalf of the cognition of natural laws in experience, in order to attain by their means to concepts, even concepts of Reason; since it has absolute need of such in order to learn merely to cognise nature according to its empirical laws.—Between these necessary maxims of the reflective Judgement there may be a conflict and consequently an antinomy, upon which a Dialectic bases itself. If each of two conflicting maxims has its ground in the nature of the cognitive faculties, this may be called a natural Dialectic, and an unavoidable illusion which we must expose and resolve in our Critique, to the end that it may not deceive us.

    § 70. Representation of this antinomy

    So far as Reason has to do with nature, as the complex of objects of external sense, it can base itself partly upon laws which the Understanding itself prescribes a priori to nature, partly upon laws which it can extend indefinitely by means of the empirical determinations occurring in experience. To apply the former kind of laws, i.e. the universal laws of material nature in general, the Judgement needs no special principle of reflection, since it is there determinant because an objective principle is given to it through Understanding. But as regards the particular laws that can only be made known to us through experience, there can be under them such great manifoldness and diversity, that the Judgement must serve as its own principle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and search into the phenomena of nature in accordance with a law. Such a guiding thread is needed, if we are only to hope for a connected empirical cognition according to a thoroughgoing conformity of nature to law, even its unity according to empirical laws. In this contingent unity of particular laws it may very well happen that the Judgement in its reflection proceeds from two maxims. One of these is suggested to it a priori by the mere Understanding; but the other is prompted by particular experiences, which bring the Reason into play in order to form a judgement upon corporeal nature and its laws in accordance with a particular principle. Hence it comes about that these two kinds of maxims seem to be incapable of existing together, and consequently a Dialectic arises which leads the Judgement into error in the principle of its reflection.

    The first maxim of Judgement is the proposition: all production of material things and their forms must be judged to be possible according to merely mechanical laws.

    The second maxim is the counter-proposition: some products of material nature cannot be judged to be possible according to merely mechanical laws. (To judge them requires quite a different law of causality, namely, that of final causes.)

    If these regulative principles of investigation be converted into constitutive principles of the possibility of Objects, they will run thus:

    Proposition: All production of material things is possible according to merely mechanical laws.

    Counter-proposition: Some production of material things is not possible according to merely mechanical laws.

    In this latter aspect, as objective principles for the determinant Judgement, they would contradict each other; and consequently one of the two propositions must necessarily be false. We shall then, it is true, have an antinomy, but not of Judgement; there will be a conflict in the legislation of Reason. Reason, however, can prove neither the one nor the other of these fundamental propositions, because we can have a priori no determinant principle of the possibility of things according to mere empirical laws of nature.

    On the other hand, as regards the first-mentioned maxims of a reflective Judgement, they involve no contradiction in fact. For if I say, I must judge, according to merely mechanical laws, of the possibility of all events in material nature, and consequently of all forms regarded as its products, I do not therefore say: They are possible in this way alone (apart from any other kind of causality). All that is implied is: I must always reflect upon them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the mere mechanism of nature, and consequently investigate this as far as I can; because unless this lies at the basis of investigation, there can be no proper knowledge of nature at all. But this does not prevent us, if occasion offers, from following out the second maxim in the case of certain natural forms (and even by occasion of these in the whole of nature), in order to reflect upon them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final causes, which is quite a different thing from explaining them according to the mechanism of nature. Reflec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first maxim is thus not abrogated; on the contrary, we are told to follow it as far as we can. Nor is it said that these forms would not be possibl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mechanism of nature. It is only asserted that human Reason in following up this maxim and in this way could never find the least ground for that which constitutes the specific [character] of a natural purpose, although it would increase its knowledge of natural laws. Thus it is left undecided whether or not in the unknown inner ground of nature, physico-mechanical and purposive combination may be united in the same things in one principle. We only say that our Reason is not in a position so to unite them; and that therefore the Judgement (as reflective—from subjective grounds, not as determinant, in consequence of an objective principle of the possibility of things in themselves) is compelled to think a different principle from that of natural mechanism as the ground of the possibility of certain forms in nature.

    § 71. Preliminary to the solution of the above antinomy

    We can in no way prove the impossibility of the production of organised natural products by the mere mechanism of nature, because we cannot see into the first inner ground of the infinite multiplicity of the particular laws of nature, which are contingent for us since they are only empirically known; and so we cannot arrive at the inner all-sufficient principle of the possibility of a nature (a principle which lies in the supersensible). Whether therefore the productive faculty of nature is sufficient for that which we judge to be formed or combin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dea of purposes, as well as for that which we believe to require merely a mechanical system [Maschinenwesen] of nature; or whether there lies at the basis of things which we must necessarily judge as properly natural purposes, a quite different kind of original causality, which cannot be contained in material nature or in its intelligible substrate, viz. an architectonic Understanding—this is a question to which our Reason, very narrowly limited in respect of the concept of causality if it is to be specified a priori, can give no answer whatever.—But it is just as certain and beyond doubt that, in regard to our cognitive faculties, the mere mechanism of nature can furnish no ground of explanation of the production of organised beings. For the reflective Judgement it is therefore a quite correct fundamental proposition, that for that connexion of things according to final causes which is so plain, there must be thought a causality distinct from that of mechanism, viz. that of an (intelligent) cause of the world acting in accordance with purposes; but for the determinant Judgement this would be a hasty and unprovable proposition. In the first case it is a mere maxim of the Judgement, wherein the concept of that causality is a mere Idea, to which we by no means undertake to concede reality, but which we use as a guide to reflection, which remains thereby always open to all mechanical grounds of explanation and does not withdraw out of the world of Sense. In the second case the proposition would be an objective principle prescribed by Reason, to which the determinant Judgement must subject itself, whereby however it withdraws beyond the world of Sense into the transcendent and perhaps is led into error.

    All appearance of an antinomy between the maxims of the proper physical (mechanical) and the teleological (technical) methods of explanation rests therefore on this; that we confuse a fundamental proposition of the reflective with one of the determinant Judgement, and the autonomy of the first (which has mere subjective validity for our use of Reason in respect of particular empirical laws) with the heteronomy of the second, which must regulate itself according to laws (universal or particular) given to it by the Understanding.

    § 72. Of the different systems which deal with the purposiveness of nature

    No one has ever doubted the correctness of the proposition that judgement must be passed upon certain things of nature (organised beings) and their possibilit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cept of final causes, even if we only desire a guiding thread to learn how to cognise their constitution through observation, without aspiring to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ir first origin. The question therefore can only be: whether this fundamental proposition is merely subjectively valid, i.e. is a mere maxim of our Judgement; or whether it is an objective principle of nature, in accordance with which, apart from its mechanism (according to the mere laws of motion), quite a different kind of causality attaches to it, viz. that of final causes, under which these laws (of moving forces) stand only as intermediate causes.

    We could leave this question or problem quite undecided and unsolved speculatively; because if we content ourselves with speculation within the bounds of mere natural knowledge, we have enough in these maxims for the study of nature and for the tracking out of its hidden secrets, as far as human powers reach. There is then indeed a certain presentiment of our Reason or a hint as it were given us by nature, that, by means of this concept of final causes, we go beyond nature, and could unite it to the highest point in the series of causes, if we were to abandon or at least to lay aside for a time the investigation of nature (although we may not have advanced far in it), and seek thenceforth to find out whither this stranger in natural science, viz. the concept of natural purposes, would lead us.

    But here these undisputed maxims pass over into problems opening out a wide field for difficulties. Does purposive connexion in nature prove a particular kind of causality? Or is it not rather, considered in itself and in accordance with objective principles, similar to the mechanism of nature, resting on one and the same ground? Only, as this ground in many natural products is often hidden too deep for our investigation, we make trial of a subjective principle, that of art, i.e. of causality according to Ideas, and we ascribe it to nature by analogy. This expedient succeeds in many cases, but seems in some to mislead, and in no case does it justify us in introducing into natural science a particular kind of operation quite distinct from the causality according to the mere mechanical laws of nature. We give the name of Technic to the procedure (the causality) of nature, on account of the appearance of purpose that we find in its products; and we shall divide this into designed (technica intentionalis) and undesigned (technica naturalis). The first is meant to signify that the productive faculty of nature according to final causes must be taken for a particular kind of causality; the second that it is at bottom quite similar to the mechanism of nature, and that its contingent agreement with our artistic concepts and their rules should be explained as a mere subjective condition of judging it, and not, falsely, as a particular kind of natural production.

    If we now speak of systems explanatory of nature in regard of final causes, it must be remarked that they all controvert each other dogmatically, i.e. as to objective principles of the possibility of things, whether there are causes which act designedly or whether they are quite without design. They do not dispute as to the subjective maxims, by which we merely judge of the causes of such purposive products. In this latter case disparate principles could very well be unified; but in the former, contradictorily opposed laws annul each other and cannot subsist together.

    There are two sorts of systems as to the Technic of nature, i.e. its productive power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ule of purposes; viz. Idealism or Realism of natural purposes. The first maintains that all purposiveness of nature is undesigned; the second that some (in organised beings) is designed. From this latter the hypothetical consequence can be deduced that the Technic of Nature, as concerns all its other products in reference to the whole of nature, is also designed, i.e. is a purpose.

    (1) The Idealism of purposiveness (I always understand here by this, objective purposiveness) is either that of the casuality or the fatality of the determination of nature in the purposive form of its products. The former principle treats of the reference of matter to the physical basis of its form, viz. the laws of motion; the second, its reference to the hyperphysical basis of itself and of the whole of nature. The system of casuality that is ascribed to Epicurus or Democritus is, taken literally, so plainly absurd that it need not detain us. Opposed to this is the system of fatality, of which Spinoza is taken as the author, although it is much older according to all appearance. This, as it appeals to something supersensible to which our insight does not extend, is not so easy to controvert; but that is because its concept of the original Being is not possible to understand. But so much is clear, that on this theory the purposive combination in the world must be taken as undesigned; for although derived from an original Being, it is not derived from its Understanding or from any design on its part, but rather from the necessity of its nature and of the world-unity which emanates therefrom. Consequently the Fatalism of purposiveness is at the same time an Idealism.

    (2) The Realism of the purposiveness of nature is also either physical or hyperphysical. The former bases the purposes in nature, by the analogy of a faculty acting with design, on the life of matter (either its own or the life of an inner principle in it, a world-soul) and is called Hylozoism. The latter derives them from the original ground of the universe, as from an intelligent Being (originally living), who produces them with design, and is Theism.112

    § 73. None of the above systems give what they pretend

    What do all these systems desire? They desire to explain our teleological judgements about nature, and they go so to work therewith that some deny their truth and, consequently, explain them as an Idealism of Nature (represented as Art); others recognise them as true, and promise to establish the possibility of a natur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dea of final causes.

    (1) The systems which defend the Idealism of final causes in nature grant, it is true, on the one hand to their principle a causalit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s of motion (through which [causality] natural things exist purposively); but they deny to it intentionality, i.e. that it designedly determines itself to this its purposive production; in other words, they deny that the cause is a purpose. This is Epicurus’s method of explanation, according to which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a Technic of nature and mere mechanism is altogether denied. Blind chance is taken as the explanatory ground not only of the agreement of the developed products with our concepts of the purpose, and consequently of [nature’s] Technic; but also of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causes of this produc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s of motion, and consequently of their mechanism. Thus nothing is explained, not even the illusion in our teleological judgements, and consequently, the would-be Idealism of these in no way established.

    On the other hand, Spinoza wishes to dispense with all inquiries into the ground of the possibility of purposes of nature, and to take away all reality from this Idea. He allows their validity in general not as products but as accidents inhering in an original Being; and to this Being, as substrate of those natural things, he ascribes not causality in regard to them but mere subsistence. On account of its unconditioned necessity, and also that of all natural things as accidents inhering in it, he secures, it is true, to the forms of nature that unity of ground which is requisite for all purposiveness; but at the same time he tears away their contingence, without which no unity of purpose can be thought, and with it all design, inasmuch as he takes away all intelligence from the original ground of natural things.

    But Spinozism does not furnish what it desires. It desires to afford an explanatory ground of the purposive connexion (which it does not deny) of the things of nature, and it merely speaks of the unity of the subject in which they all inhere. But even if we concede to it that the beings of the world exist in this way, such ontological unity is not therefore a unity of purpose, and does not make this in any way comprehensible. For this latter is a quite particular kind of unity which does not follow from the connexion of things (the beings of the world) in a subject (the original Being), but implies in itself reference to a cause which has Understanding; and even if we unite all these things in a simple subject, this never exhibits a purposive reference. For we do not think of them, first, as the inner effects of the substance, as if it were a cause; nor, secondly, of this cause as a cause producing effects by means of its Understanding. Without these formal conditions all unity is mere natural necessity; and, if it is ascribed as well to things which we represent as external to one another, blind necessity. But if we wish to give the name of purposiveness of nature to that which the schoolmen call the transcendental perfection of things (in reference to their proper being), according to which everything has in itself that which is requisite to make it one thing and not another, then we are only like children playing with words instead of concepts. For if all things must be thought as purposes, then to be a thing is the same as to be a purpose, and there is at bottom nothing which specially deserves to be represented as a purpose.

    We hence see at once that Spinoza by his reducing our concepts of the purposive in nature to our own consciousness of existing in an all-embracing (though simple) Being, and by his seeking that form merely in the unity of this Being, must have intended to maintain not the realism, but the idealism of its purposiveness. Even this he was not able to accomplish, because the mere representation of the unity of the substrate cannot bring about the Idea of a purposiveness, even that which is only undesigned.

    (2) Those who not only maintain the Realism of natural purposes, but also set about explaining it, believe that they can comprehend, at least as regards its possibility, a practical kind of causality, viz. that of causes working designedly; otherwise they could not undertake to supply this explanation. For to authorise even the most daring of hypotheses, at least the possibility of what we assume as basis must be certain, and we must be able to assure objective reality to its concept.

    But the possibility of living matter cannot even be thought; its concept involves a contradiction because lifelessness, inertia, constitutes the essential character of matter. The possibility of matter endowed with life, and of collective nature regarded as an animal, can only be used in an inadequate way (in the interests of the hypothesis of purposiveness in the whole of nature), so far as it is manifested by experience in the organisation of nature on a small scale; but in no way can we have insight into its possibility a priori. There must then be a circle in the explanation, if we wish to derive the purposiveness of nature in organised beings from the life of matter, and yet only know this life in organised beings, and can form no concept of its possibility without experience of this kind. Hylozoism, therefore, does not furnish what it promises.

    Finally, Theism can just as little establish dogmatically the possibility of natural purposes as a key to Teleology; although it certainly is superior to all other grounds of explanation in that, through the Understanding which it ascribes to the original Being, it rescues in the best way the purposiveness of nature from Idealism, and introduces a causality acting with design for its production.

    But we must first prove satisfactorily to the determinant Judgement the impossibility of the unity of purpose in matter resulting from its mere mechanism, before we are justified in placing the ground of this beyond nature in a determinate way. We can, however, advance no further than thi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stitution and limits of our cognitive faculties (whilst we do not comprehend even the first inner ground of this mechanism) we must in no wise seek in matter a principle of determinate purposive references; but no other way of judging of the origination of its products as natural purposes remains to us than that by means of a supreme Understanding as cause of the world. But this is only a ground for the reflective, not for the determinant Judgement, and can justify absolutely no objective assertion.

    § 74. The reason that we cannot treat the concept of a Technic of nature dogmatically is the fact that a natural purpose is inexplicable

    We deal with a concept dogmatically (even though it should be empirically conditioned) if we consider it as contained under another concept of the Object which constitutes a principle113 of Reason, and determine it in conformity with this. But we deal with it merely critically, if we consider it only in reference to our cognitive faculties and consequently to the subjective conditions of thinking it, without undertaking to decide anything about its Object. Dogmatic procedure with a concept is then that which is conformable to law for the determinant Judgement, critical procedure for the reflective Judgement.

    Now the concept of a thing as a natural purpose is a concept which subsumes nature under a causality only thinkable through Reason, in order to judge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principle about that which is given of the Object in experience. But in order to use it dogmatically for the determinant Judgement, we must be assured first of the objective reality of this concept, because otherwise we could subsume no natural thing under it. Again, the concept of a thing as a natural purpose is, no doubt, empirically conditioned, i.e. only possible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given in experience, though not to be abstracted therefrom; but it is a concept only possible in accordance with a rational principle in the judgement about the object. Its objective reality, therefore (i.e. that an object in conformity with it is possible), cannot be comprehended and dogmatically established as such a principle; and we do not know whether it is merely a sophistical and objectively empty concept (conceptus ratiocinans), or a rational concept, establishing a cognition and confirmed by Reason (conceptus ratiocinatus).114 Therefore it cannot be dogmatically treated for the determinant Judgement, i.e. it is not only impossible to decide whether or not things of nature considered as natural purposes require for their production a causality of a quite peculiar kind (that acting on design); but the question cannot even be put, because the concept of a natural purpose is simply not susceptible of proof through Reason as regards its objective reality. That is, it is not constitutive for the determinant Judgement, but merely regulative for the reflective.

    That it is not susceptible of proof is clear because (as concept of a natural product) it embraces in itself natural necessity, and at the same time (as purpose) a contingency of the form of the Object (in reference to the mere laws of nature) in the very same thing. Hence, if there is to be no contradiction here it must contain a ground for the possibility of the thing in nature, and also a ground of the possibility of this nature itself and of its reference to something which, not being empirically cognisable nature (supersensible), is therefore for us not cognisable at all. [This is requisite] if it is to be judged according to a different kind of causality from that of natural mechanism when we wish to establish its possibility. The concept of a thing, then, as a natural purpose, is transcendent for the determinant Judgement, if we consider the Object through Reason (although for the reflective Judgement it certainly may be immanent in respect of the objects of experience). Hence for determinant judgements objective reality cannot be supplied to it; and so it is intelligible how all systems that one may project for the dogmatic treatment of the concept of natural purposes and of nature itself [considered] as a whole connected together by means of final causes, can decide nothing either by objective affirmation or by objective denial. For if things be subsumed under a concept that is merely problematical, its synthetical predicates (e.g. in the question whether the purpose of nature which we conceive for the production of things is designed or undesigned) can furnish only problematical judgements of the Object, whether affirmative or negative; and we do not know whether we are judging about something or about nothing. The concept of a causality through purposes (of art) has at all events objective reality, and also the concept of a causality according to the mechanism of nature. But the concept of a causality of nature according to the rule of purposes,—still more of a Being such as cannot be given us in experience, a Being who is the original cause of nature,—though it can be thought without contradiction, yet is of no avail for dogmatic determinations. For, since it cannot be derived from experience, and also is not requisite for the possibility thereof, its objective reality can in no way be assured. But even if this could be done, how can I number among the products of nature things which are definitely accounted products of divine art, when it is just the incapacity of nature to produce such things according to its own laws that made it necessary to invoke a cause different from it?

    § 75. The concept of an objective purposiveness of nature is a critical principle of Reason for the reflective Judgement

    It is then one thing to say, “the production of certain things of nature or that of collective nature is only possible through a cause which determines itself to action according to design”; and quite another to say, “I can according to the peculiar constitution of my cognitive faculties judge concerning the possibility of these things and their production, in no other fashion than by conceiving for this a cause working according to design, i.e. a Being which is productive in a way analogous to the causality of an intelligence.” In the former case I wish to establish something concerning the Object, and am bound to establish the objective reality of an assumed concept; in the latter, Reason only determines the use of my cognitive faculties, conformably to their peculiarities and to the essential conditions of their range and their limits. Thus the former principle is an objective proposition for the determinant Judgement, the latter merely a subjective proposition for the reflective Judgement, i.e. a maxim which Reason prescribes to it.

    We are in fact indispensably obliged to ascribe the concept of design to nature if we wish to investigate it, though only in its organised products, by continuous observation; and this concept is therefore an absolutely necessary maxim for the empirical use of our Reason. It is plain that once such a guiding thread for the study of nature is admitted and verified, we must at least try the said maxim of Judgement in nature as a whole; because thereby many of nature’s laws might discover themselves, which otherwise, on account of the limitation of our insight into its inner mechanism, would remain hidden. But though in regard to this latter employment that maxim of Judgement is certainly useful, it is not indispensable, for nature as a whole is not given as organised (in the narrow sense of the word above indicated). On the other hand, in regard to those natural products, which must be judged of as designed and not formed otherwise (if we are to have empirical knowledge of their inner constitution), this maxim of the reflective Judgement is essentially necessary; because the very thought of them as organised beings is impossible without combining therewith the thought of their designed production.

    Now the concept of a thing whose existence or form we represent to ourselves as possible under the condition of a purpose is inseparably bound up with the concept of its contingency (according to natural laws). Hence the natural things that we find possible only as purposes supply the best proof of the contingency of the world-whole; to the common Understanding and to the philosopher alike they are the only valid ground of proof for its dependence on and origin from a Being existing outside the world—a Being who must also be intelligent on account of that purposive form. Teleology then finds the consummation of its investigations only in Theology.

    But what now in the end does the most complete Teleology prove? Does it prove that there is such an intelligent Being? No. It only proves that according to the constitution of our cognitive faculties and in the consequent combination of experience with the highest principles of Reason, we can form absolutely no concept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a world [as this] save by thinking a designedly-working supreme cause thereof. Objectively we cannot therefore lay down the proposition, there is an intelligent original Being; but only subjectively, for the use of our Judgement in its reflection upon the purposes in nature, which can be thought according to no other principle than that of a designing causality of a highest cause.

    If we wished to establish on teleological grounds the above proposition dogmatically we should be beset with difficulties from which we could not extricate ourselves. For then the proposition must at bottom be reduced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organised beings in the world are no otherwise possible than by a designedly-working cause. And we should unavoidably have to assert that, because we can follow up these things in their causal combination only under the Idea of purposes, and cognise them only according to their conformity to law, we are thereby justified in assuming this as a condition necessary for every thinking and cognising being—a condition consequently attaching to the Object and not merely to our subject. But such an assertion we do not succeed in sustaining. For, since we do not, properly speaking, observe the purposes in nature as designed, but only in our reflection upon its products think this concept as a guiding thread for our Judgement, they are not given to us through the Object. It is quite impossible for us a priori to vindicate, as capable of assumption, such a concept according to its objective reality. It remains therefore a proposition absolutely resting upon subjective conditions alone, viz. of the Judgement reflecting in conformity with our cognitive faculties. If we expressed this proposition dogmatically as objectively valid, it would be: “There is a God.” But for us men there is only permissible the limited formula: “We cannot otherwise think and make comprehensible the purposiveness which must lie at the bottom of our cognition of the internal possibility of many natural things, than by representing it and the world in general as a product of an intelligent cause, [a God].”115

    Now if this proposition, based on an inevitably necessary maxim of our Judgement, is completely satisfactory from every human point of view for both the speculative and practical use of our Reason, I should like to know what we lose by not being able to prove it as also valid for higher beings, from objective grounds (which unfortunately are beyond our faculties). It is indeed quite certain that we cannot adequately cognise, much less explain, organised beings and their internal possibility, according to mere mechanical principles of nature; and we can say boldly it is alike certain that it is absurd for men to make any such attempt or to hope that another Newton will arise in the future, who shall make comprehensible by us the production of a blade of grass according to natural laws which no design has ordered.116 We must absolutely deny this insight to men. But then how do we know that in nature, if we could penetrate to the principle by which it specifies the universal laws known to us, there cannot lie hidden (in its mere mechanism) a sufficient ground of the possibility of organised beings without supposing any design in their production? would it not be judged by us presumptuous to say this? Probabilities here are of no account when we have to do with judgements of pure Reason.—We cannot therefore judge objectively, either affirmatively or negatively, concerning the proposition: “Does a Being acting according to design lie at the basis of what we rightly call natural purposes, as the cause of the world (and consequently as its author)?” So much only is sure, that if we are to judge according to what is permitted us to see by our own proper nature (the conditions and limitations of our Reason), we can place at the basis of the possibility of these natural purposes nothing else than an intelligent Being. This alone is in conformity with the maxim of our reflective Judgement and therefore with a ground which, though subjective, is inseparably attached to the human race.

    § 76. Remark

    This consideration, which very well deserves to be worked out in detail in Transcendental Philosophy, can come in here only in passing, by way of elucidation (not as a proof of what is here proposed).

    Reason is a faculty of principles and proceeds in its extremest advance to the unconditioned; on the other hand, the Understanding stands at its service always only under a certain condition which must be given. But without concepts of Understanding, to which objective reality must be given, the Reason cannot form any objective (synthetical) judgement; and contains in itself, as theoretical Reason, absolutely no constitutive but merely regulative principles. We soon see that where the Understanding cannot follow, the Reason is transcendent, and shows itself in Ideas formerly established (as regulative principles), but not in objectively valid concepts. But the Understanding which cannot keep pace with Reason but yet is requisite for the validity of Objects, limits the validity of these Ideas to the subject, although [extending it] generally to all [subjects] of this kind. That is, the Understanding limits their validity to the condition, that according to the nature of our (human) cognitive faculties, or, generally, according to the concept which we ourselves can make of the faculty of a finite intelligent being, nothing else can or must be thought; though this is not to assert that the ground of such a judgement lies in the Object. We shall adduce some examples which, though they are too important and difficult to impose them on the reader as proved propositions, yet will give him material for thought and may serve to elucidate what we are here specially concerned with.

    It is indispensably necessary for the human Understanding to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possibility and the actuality of things. The ground for this lies in the subject and in the nature of our cognitive faculties. Such a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possible and the actual) would not be given were there not requisite for knowledge two quite different elements, Understanding for concepts and sensible intuition for Objects corresponding to them. If our Understanding were intuitive it would have no objects but those which are actual. Concepts (which merely extend to the possibility of an object) and sensible intuitions (which give us something without allowing us to cognise it thus as an object) would both disappear. But now the whole of our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merely possible and the actual rests on this, that the former only signifies the positing of the representation of a thing in respect of our concept, and, in general, in respect of the faculty of thought; while the latter signifies the positing of the thing in itself [outside this concept].117 The distinction, then, of possible things from actual is one which has merely subjective validity for the human Understanding, because we can always have a thing in our thoughts although it is [really] nothing, or we can represent a thing as given although we have no concept of it. The propositions therefore—that things can be possible without being actual, and that consequently no conclusion can be drawn as to actuality from mere possibility—are quite valid for human Reason, without thereby proving that this distinction lies in things themselves. That this does not follow, and that consequently these propositions, though valid of Objects (in so far as our cognitive faculty, as sensuously conditioned, busies itself with Objects of sense), do not hold for things in general, appears from the irrepressible demand of Reason to assume something (the original ground) necessarily existing as unconditioned, in which possibility and actuality should no longer be distinguished, and for which Idea our Understanding has absolutely no concept; i.e. it can find no way of representing such a thing and its manner of existence. For if the Understanding thinks such a thing (which it may do at pleasure), the thing is merely represented as possible. If it is conscious of it as given in intuition, then is it actual; but nothing as to its possibility is thus thought. Hence the concept of an absolutely necessary Being is no doubt an indispensable Idea of Reason, but yet it is a problematical concept unattainable by the human Understanding. It is indeed valid for the employment of our cognitive faculti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peculiar constitution, but not valid of the Object. Nor is it valid for every knowing being, because I cannot presuppose in every such being thought and intuition as two distinct conditions of the exercise of its cognitive faculties, and consequently as conditions of the possibility and actuality of things. An Understanding into which this distinction did not enter, might say: All Objects that I know are, i.e. exist; and the possibility of some, which yet do not exist (i.e. the contingency or the contrasted necessity of those which do exist), might never come into the representation of such a being at all. But what makes it difficult for our Understanding to treat its concepts here as Reason does, is merely that for it, as human Understanding, that is transcendent (i.e. impossible for the subjective conditions of its cognition) which Reason makes into a principle appertaining to the Object.—Here the maxim always holds, that all Objects whose cognition surpasses the faculty of the Understanding are thought by us according to the subjective conditions of the exercise of that faculty which necessarily attach to our (human) nature. If judgements laid down in this way (and there is no other alternative in regard to transcendent concepts) cannot be constitutive principles determining the Object as it is, they will remain regulative principles adapted to the human point of view, immanent in their exercise and sure.

    Just as Reason in the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 of nature must assume the Idea of an unconditioned necessity of its original ground, so also it presupposes in the practical [sphere] its own (in respect of nature) unconditioned causality, or freedom, in that it is conscious of its own moral command. Here the objective necessity of the act, as a duty, is opposed to that necessity which it would have as an event, if its ground lay in nature and not in freedom (i.e. in the causality of Reason). The morally absolutely necessary act is regarded as physically quite contingent, since that which ought necessarily to happen often does not happen. It is clear then that it is owing to the subjective constitution of our practical faculty that the moral laws must be represented as commands, and the actions conforming to them as duties; and that Reason expresses this necessity not by an “is” (happens), but by an “ought to be.” This would not be the case were Reason considered as in its causality independent of sensibility (as the subjective condition of its application to objects of nature), and so as cause in an intelligible world entirely in agreement with the moral law. For in such a world there would be no distinction between “ought to do” and “does,” between a practical law of that which is possible through us, and the theoretical law of that which is actual through us. Though, therefore, an intelligible world in which everything would be actual merely because (as something good) it is possible, together with freedom as its formal condition, is for us a transcendent concept, not available as a constitutive principle to determine an Object and its objective reality; yet, because of the constitution of our (in part sensuous) nature and faculty it is, so far as we can represent i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stitution of our Reason, for us and for all rational beings that have a connexion with the world of sense, a universal regulative principle. This principle does not objectively determine the constitution of freedom, as a form of causality, but it makes the rule of actions according to that Idea a command for every one, with no less validity than if it did so determine it.

    In the same way we may concede thus much as regards the case in hand. Between natural mechanism and the Technic of nature, i.e. its purposive connexion, we should find no distinction, were it not that our Understanding is of the kind that must proceed from the universal to the particular. The Judgement then in respect of the particular can cognise no purposiveness and, consequently, can form no determinant judgements, without having a universal law under which to subsume that particular. Now the particular, as such, contains something contingent in respect of the universal, while yet Reason requires unity and conformity to law in the combination of particular laws of nature. This conformity of the contingent to law is called purposiveness; and the derivation of particular laws from the universal, as regards their contingent element, is impossible a priori through a determination of the concept of the Object. Hence, the concept of the purposiveness of nature in its products is necessary for human Judgement in respect of nature, but has not to do with the determination of Objects. It is, therefore, a subjective principle of Reason for the Judgement, which as regulative (not constitutive) is just as necessarily valid for our human Judgement as if it were an objective principle.

    § 77. Of the peculiarity of the human Understanding, by means of which the concept of a natural purpose is possible

    We have brought forward in the Remark peculiarities of our cognitive faculties (even the higher ones) which we are easily led to transfer as objective predicates to the things themselves. But they concern Ideas, no object adequate to which can be given in experience, and they could only serve as regulative principles in the pursuit of experience. This is the case with the concept of a natural purpose, which concerns the cause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a predicate, which cause can only lie in the Idea. But the result corresponding to it (i.e. the product) is given in nature; and the concept of a causality of nature as of a being acting according to purposes seems to make the Idea of a natural purpose into a constitutive principle, which Idea has thus something different from all other Ideas.

    This difference consists, however, in the fact that the Idea in question is not a rational principle for the Understanding but for the Judgement. It is, therefore, merely the application of an Understanding in general to possible objects of experience, in cases where the judgement can only be reflective, not determinant, and where, consequently, the object, although given in experience, cannot be determinately judged in conformity with the Idea (not to say with complete adequacy), but can only be reflected on.

    There emerges, therefore, a peculiarity of our (human) Understanding in respect of the Judgement in its reflection upon things of nature. But if this be so, the Idea of a possible Understanding different from the human must be fundamental here. (Just so in the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we must have in our thoughts another possible [kind of] intuition, if ours is to be regarded as a particular species for which objects are only valid as phenomena.) And so we are able to say: Certain natural products, from the special constitution of our Understanding, must be considered by us, in regard to their possibility, as if produced designedly and as purposes. But we do not, therefore, demand that there should be actually given a particular cause which has the representation of a purpose as its determining ground; and we do not deny that an Understanding, different from (i.e. higher than) the human, might find the ground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products of nature in the mechanism of nature, i.e. in a causal combination for which an Understanding is not explicitly assumed as cause.

    We have now to do with the relation of our Understanding to the Judgement; viz. we seek for a certain contingency in the constitution of our Understanding, to which we may point as a peculiarity distinguishing it from other possible Understandings.

    This contingency is found, naturally enough, in the particular, which the Judgement is to bring under the universal of the concepts of Understanding. For the universal of our (human) Understanding does not determine the particular, and it is contingent in how many ways different things which agree in a common characteristic may come before our perception. Our Understanding is a faculty of concepts, i.e. a discursive Understanding, for which it obviously must be contingent of what kind and how very different the particular may be that can be given to it in nature and brought under its concepts. But now intuition also belongs to knowledge, and a faculty of a complete spontaneity of intuition would be a cognitive faculty distinct from sensibility, and quite independent of it, in other words, an Understanding in the most general sense. Thus we can think an intuitive Understanding [negatively, merely as not discursive118], which does not proceed from the universal to the particular, and so to the individual (through concepts). For it that contingency of the accordance of nature in its products according to particular laws with the Understanding would not be met with; and it is this contingency that makes it so hard for our Understanding to reduce the manifold of nature to the unity of knowledge. This reduction our Understanding can only accomplish by bringing natural characteristics into a very contingent correspondence with our faculty of concepts, of which an intuitive Understanding would have no need.

    Our Understanding has then this peculiarity as concerns the Judgement, that in cognition by it the particular is not determined by the universal and cannot therefore be derived from it; but at the same time this particular in the manifold of nature must accord with the universal (by means of concepts and laws) so that it may be capable of being subsumed under it. This accordance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must be very contingent and without definite principle as concerns the Judgement.

    In order now to be able at least to think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an accordance of things of nature with our Judgement (which accordance we represent as contingent and consequently as only possible by means of a purpose directed thereto), we must at the same time think of another Understanding, by reference to which and apart from any purpose ascribed to it, we may represent as necessary that accordance of natural laws with our Judgement, which for our Understanding is only thinkable through the medium of purposes.

    In fact our Understanding has the property of proceeding in its cognition, e.g. of the cause of a product, from the analytical-universal (concepts) to the particular (the given empirical intuition). Thus as regards the manifold of the latter it determines nothing, but must await this determination by the Judgement, which subsumes the empirical intuition (if the object is a natural product) under the concept. We can however think an Understanding which, being, not like ours, discursive, but intuitive, proceeds from the synthetical-universal (the intuition of a whole as such) to the particular, i.e. from the whole to the parts. The contingency of the combination of the parts, in order that a definite form of the whole shall be possible, is not implied by such an Understanding and its representation of the whole. Our Understanding requires this because it must proceed from the parts as universally conceived grounds to different forms possible to be subsumed under them, as consequences. According to the constitution of our Understanding a real whole of nature is regarded only as the effect of the concurrent motive powers of the parts. Suppose then that we wish not to represent the possibility of the whole as dependent on that of the parts (after the manner of our discursive Understanding), but according to the standard of the intuitive (original) Understanding to represent the possibility of the parts (according to their constitution and combination) as dependent on that of the whol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bove peculiarity of our Understanding it cannot happen that the whole shall contain the ground of the possibility of the connexion of the parts (which would be a contradiction in discursive cognition), but only that the representation of a whole may contain the ground of the possibility of its form and the connexion of the parts belonging to it. Now such a whole would be an effect (product) the representation of which is regarded as the cause of its possibility; but the product of a cause whose determining ground is merely the representation of its effect is called a purpose. Hence it is merely a consequence of the particular constitution of our Understanding, that it represents products of nature as possible, according to a different kind of causality from that of the natural laws of matter, namely, that of purposes and final causes. Hence also this principle has not to do with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things themselves (even when considered as phenomena) according to the manner of their production, but merely with the judgement upon them which is possible to our Understanding. Here we see at once why it is that in natural science we are not long contented with an explanation of the products of nature by a causality according to purposes. For there we desire to judge of natural production merely in a manner conformable to our faculty of judging, i.e. to the reflective Judgement, and not in reference to things themselves on behalf of the determinant Judgement. It is here not at all requisite to prove that such an intellectus archetypus is possible, but only that we are led to the Idea of it,—which contains no contradiction,—in contrast to our discursive Understanding which has need of images (intellectus ectypus) and to the contingency of its constitution.

    If we consider a material whole, according to its form, as a product of the parts with their powers and faculties of combining with one another (as well as of bringing in foreign materials), we represent to ourselves a mechanical mode of producing it. But in this way no concept emerges of a whole as purpose, whose internal possibility presupposes throughout the Idea of a whole on which depend the constitution and mode of action of the parts, as we must represent to ourselves an organised body. It does not follow indeed, as has been shown, that the mechanical production of such a body is impossible; for to say so would be to say that it would be impossible (contradictory) for any Understanding to represent to itself such a unity in the connexion of the manifold, without the Idea of the unity being at the same time its producing cause, i.e. without designed production. This, however, would follow in fact if we were justified in regarding material beings as things in themselves. For then the unity that constitutes the ground of the possibility of natural formations would be simply the unity of space. But space is no real ground of the products, but only their formal condition, although it has this similarity to the real ground which we seek that in it no part can be determined except in relation to the whole (the representation of which therefore lies at the ground of the possibility of the parts). But now it is at least possible to consider the material world as mere phenomenon, and to think as its substrate something like a thing in itself (which is not phenomenon), and to attach to this a corresponding intellectual intuition (even though it is not ours). Thus there would be, although incognisable by us, a supersensible real ground for nature, to which we ourselves belong. In this we consider according to mechanical laws what is necessary in nature regarded as an object of Sense; but we consider according to teleological laws the agreement and unity of its particular laws and its forms—which in regard to mechanism we must judge contingent—regarded as objects of Reason (in fact the whole of nature as a system). Thus we should judge nature according to two different kinds of principles without the mechanical way of explanation being shut out by the teleological, as if they contradicted one another.

    From this we are enabled to see what otherwise, though we could easily surmise it, could with difficulty be maintained with certainty and proved, viz. that the principle of a mechanical derivation of purposive natural products is consistent with the teleological, but in no way enables us to dispense with it. In a thing that we must judge as a natural purpose (an organised being) we can no doubt try all the known and yet to be discovered laws of mechanical production, and even hope to make good progress therewith; but we can never get rid of the call for a quite different ground of production for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a product, viz. causality by means of purposes. Absolutely no human Reason (in fact no finite Reason like ours in quality, however much it may surpass it in degree) can hope to understand the production of even a blade of grass by mere mechanical causes. As regards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an object, the teleological connexion of causes and effects is quite indispensable for the Judgement, even for studying it by the clue of experience. For external objects as phenomena an adequate ground related to purposes cannot be met with; this, although it lies in nature, must only be sought in the supersensible substrate of nature, from all possible insight into which we are cut off. Hence it is absolutely impossible for us to produce from nature itself grounds of explanation for purposive combinations; and it is necessary by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human cognitive faculties to seek the supreme ground of these purposive combinations in an original Understanding as the cause of the world.

    § 78. Of the union of the principle of the universal mechanism of matter with the teleological principle in the Technic of nature

    It is infinitely important for Reason not to let slip the mechanism of nature in its products, and in their explanation not to pass it by, because without it no insight into the nature of things can be attained. Suppose it admitted that a supreme Architect immediately created the forms of nature as they have been from the beginning, or that He predetermined those which in the course of nature continually form themselves on the same model. Our knowledge of nature is not thus in the least furthered, because we cannot know the mode of action of that Being and the Ideas which are to contain the principles of the possibility of natural beings, and we cannot by them explain nature as from above downwards (a priori). And if, starting from the forms of the objects of experience, from below upwards (a posteriori), we wish to explain the purposiveness, which we believe is met with in experience, by appealing to a cause working in accordance with purposes, then is our explanation quite tautological and we are only mocking Reason with words. Indeed when we lose ourselves with this way of explanation in the transcendent, whither natural knowledge cannot follow, Reason is seduced into poetical extravagance, which it is its peculiar destination to avoid.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just as necessary a maxim of Reason not to pass by the principle of purposes in the products of nature. For, although it does not make their mode of origination any more comprehensible, yet it is a heuristic principle for investigating the particular laws of nature; supposing even that we wish to make no use of it for explaining nature itself,—in which we still always speak only of natural purposes, although it apparently exhibits a designed unity of purpose,—i.e. without seeking beyond nature the ground of the possibility of these particular laws. But since we must come in the end to this latter question, it is just as necessary to think for nature a particular kind of causality which does not present itself in it, as the mechanism of natural causes which does. To the receptivity of several forms,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which matter is susceptible by mechanism, must be added a spontaneity of a cause (which therefore cannot be matter), without which no ground can be assigned for those forms. No doubt Reason, before it takes this step, must proceed with caution, and not try to explain teleologically every Technic of nature, i.e. every productive faculty of nature which displays in itself (as in regular bodies) purposiveness of figure to our mere apprehension; but must always regard such as so far mechanically possible. But on that account to wish entirely to exclude the teleological principle, and to follow simple mechanism only—in cases where, in the rational investigation of the possibility of natural forms through their causes, purposiveness shows itself quite undeniably as the reference to a different kind of causality—to do this must make Reason fantastic, and send it wandering among chimeras of unthinkable natural faculties; just as a mere teleological mode of explanation which takes no account of natural mechanism makes it visionary.

    In the same natural thing both principles cannot be connected as fundamental propositions of explanation (deduction) of one by the other, i.e. they do not unite for the determinant Judgement as dogmatical and constitutive principles of insight into nature. If I choose, e.g. to regard a maggot as the product of the mere mechanism of nature (of the new formation that it produces of itself, when its elements are set free by corruption), I cannot derive the same product from the same matter as from a causality that acts according to purposes. Conversely, if I regard the same product as a natural purpose, I cannot count on any mechanical mode of its production and regard this as the constitutive principle of my judgement upon its possibility, and so unite both principles. One method of explanation excludes the other; even supposing that objectively both grounds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a product rested on a single ground, to which we did not pay attention. The principle which should render possible the compatibility of both in judging of nature must be placed in that which lies outside both (and consequently outside the possible empirical representation of nature), but yet contains their ground, i.e. in the supersensible; and each of the two methods of explanation must be referred thereto. Now of this we can have no concept but the indeterminate concept of a ground, which makes the judging of nature by empirical laws possible, but which we cannot determine more nearly by any predicate. Hence the union of both principles cannot rest upon a ground of explanation of the possibility of a product according to given laws, for the determinant Judgement, but only upon a ground of its exposition for the reflective Judgement.—To explain is to derive from a principle, which therefore we must clearly know and of which we can give an account. No doubt the principle of the mechanism of nature and that of its causality in one and the same natural product must coalesce in a single higher principle, which is their common source, because otherwise they could not subsist side by side in the observation of nature. But if this principle, objectively common to the two, which therefore warrants the association of the maxims of natural investigation depending on both, be such that, though it can be pointed to, it cannot be determinately known nor clearly put forward for use in cases which arise, then from such a principle we can draw no explanation, i.e. no clear and determinate derivation of the possibility of a natural product in accordance with those two heterogeneous principles. But now the principle common to the mechanical and teleological derivations is the supersensible, which we must place at the basis of nature, regarded as phenomenon. And of this, in a theoretical point of view, we cannot form the smallest positive determinate concept. It cannot, therefore, in any way be explained how, according to it as principle, nature (in its particular laws) constitutes for us one system, which can be cognised as possible either by the principle of physical development or by that of final causes. If it happens that objects of nature present themselves which cannot be thought by us, as regards their possibility,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mechanism (which always has a claim on a natural being), without relying on teleological propositions, we can only make an hypothesis. Namely, we suppose that we may hopefully investigate natural laws with reference to both (according as the possibility of its product is cognisable by our Understanding by one or the other principle), without stumbling at the apparent contradiction which comes into view between the principles by which they are judged. For at least the possibility is assured that both may be united objectively in one principle, since they concern phenomena that presuppose a supersensible ground.

    Mechanism, then, and the teleological (designed) Technic of nature, in respect of the same product and its possibility, may stand under a common supreme principle of nature in particular laws. But since this principle is transcendent we cannot, because of the limitation of our Understanding, unite both principles in the explanation of the same production of nature even if the inner possibility of this product is only intelligible [verständlich] through a causality according to purposes (as is the case with organised matter). We revert then to the above fundamental proposition of Teleology. According to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human Understanding, no other than designedly-working causes can be assumed for the possibility of organised beings in nature; and the mere mechanism of nature cannot be adequate to the explanation of these its products. But we do not attempt to decide anything by this fundamental proposition as to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things themselves.

    This is only a maxim of the reflective, not of the determinant Judgement; consequently only subjectively valid for us, not objectively for the possibility of things themselves of this kind (in which both kinds of production may well cohere in one and the same ground). Further, without any concept,—besides the teleologically conceived method of production,—of a simultaneously presented mechanism of nature, no judgement can be passed on this kind of production as a natural product. Hence the above maxim leads to the necessity of an unification of both principles in judging of things as natural purposes in themselves, but does not lead us to substitute one for the other either altogether or in certain parts. For in the place of what is thought (at least by us) as possible only by design we cannot set mechanism, and in the place of what is cognised as mechanically necessary we cannot set contingency, which would need a purpose as its determining ground; but we can only subordinate the one (Mechanism) to the other (designed Technic), which may quite well be the case according to the transcendental principle of the purposiveness of nature.

    For where purposes are thought as grounds of the possibility of certain things, we must assume also means, whose law of working requires for itself nothing presupposing a purpose,—a mechanical law—and yet can be a subordinate cause of designed effects. Thus—in the organic products of nature, and specially when prompted by their infinite number, we assume (at least as a permissible hypothesis) design in the combination of natural causes by particular laws as a universal principle of the reflective Judgement for the whole of nature (the world),—we can think a great and indeed universal combination of mechanical with teleological laws in the productions of nature, without interchanging the principles by which they are judged or putting one in the place of the other. For, in a teleological judgement, the matter, even if the form that it assumes be judged possible only by design, can also, conformably to the mechanical laws of its nature, be subordinated as a means to the represented purpose. But, since the ground of this compatibility lies in that which is neither one nor the other (neither mechanism nor purposive combination), but is the supersensible substrate of nature of which we know nothing, the two ways of representing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Objects are not to be blended together by our (human) Reason. However, we cannot judge of their possibility otherwise than by judging them as ultimately resting on a supreme Understanding by the connexion of final causes; and thus the teleological method of explanation is not eliminated.

    Now it is quite indeterminate, and for our Understanding always indeterminable, how much the mechanism of nature does as a means towards each final design in nature. However, on account of the above-mentioned intelligible principle of the possibility of a nature in general, it may be assumed that it is possible throughout according to the two kinds of universally accordant laws (the physical and those of final causes), although we cannot see into the way how this takes place. Hence we do not know how far the mechanical method of explanation which is possible for us may extend. So much only is certain that, so far as we can go in this direction, it must always be inadequate for things that we once recognise as natural purposes; and therefore we must, by the constitution of our Understanding, subordinate these grounds collectively to a teleological principle.

    Hereon is based a privilege, and on account of the importance which the study of nature by the principle of mechanism has for the theoretical use of our Reason, also an appeal. We should explain all products and occurrences in nature, even the most purposive, by mechanism as far as is in our power (the limits of which we cannot specify in this kind of investigation). But at the same time we are not to lose sight of the fact that those things which we cannot even state for investigation except under the concept of a purpose of Reason, must, in conformity with the essential constitution of our Reason, mechanical causes notwithstanding, be subordinated by us finally to causality in accordance with purposes.

    METHODOLOGY OF THE TELEOLOGICAL JUDGEMENT.119

    § 79. Whether teleology must be treated as if it belonged to the doctrine of nature

    Every science must have its definite position in the encyclopaedia of all the sciences. If it is a philosophical science its position must be either in the theoretical or practical part. If again it has its place in the former of these, it must be either in the doctrine of nature, so far as it concerns that which can be an object of experience (in the doctrine of bodies, the doctrine of the soul, or the universal science of the world), or in the doctrine of God (the original ground of the world as the complex of all objects of experience).

    Now the question is, what place is due to Teleology? Does it belong to Natural Science (properly so called) or to Theology? One of the two it must be; for no science belongs to the transition from one to the other, because this transition only marks the articulation or organisation of the system, and not a place in it.

    That it does not belong to Theology as a part thereof, although it may be made of the most important use therein, is self-evident. For it has as its objects, natural productions, and their cause, and although it refers at the same time to the latter as to a ground lying outside of and beyond nature (a Divine Author), yet it does not do this for the determinant but only for the reflective Judgement in the consideration of nature (in order to guide our judgement on things in the world by means of such an Idea as a regulative principle, in conformity with the human Understanding).

    But it appears to belong just as little to Natural Science, which needs determinant and not merely reflective principles in order to supply objective grounds for natural effects. In fact, nothing is gained for the theory of nature or the mechanical explanation of its phenomena by means of its effective causes, by considering them as connected according to the relation of purposes. The exhibition of the purposes of nature in its products, so far as they constitute a system according to teleological concepts, properly belongs only to a description of nature which is drawn up in accordance with a particular guiding thread. Here Reason, no doubt, accomplishes a noble work, instructive and practically purposive in many points of view; but it gives no information as to the origin and the inner possibility of these forms, which is the special business of theoretical Natural Science. Teleology, therefore, as science, belongs to no Doctrine, but only to Criticism; and to the criticism of a special cognitive faculty, viz. Judgement. But so far as it contains principles a priori, it can and must furnish the method by which nature must be judged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final causes. Hence its Methodology has at least negative influence upon the procedure in theoretical Natural Science, and also upon the relation which this can have in Metaphysic to Theology as its propaedeutic.

    § 80. Of the necessary subordination of the mechanical to the teleological principle in the explanation of a thing as a natural purpose

    The privilege of aiming at a merely mechanical method of explanation of all natural products is in itself quite unlimited; but the faculty of attaining thereto is by the constitution of our Understanding, so far as it has to do with things as natural purposes, not only very much limited but also clearly bounded. For, according to a principle of the Judgement, by this process alone nothing can be accomplished towards an explanation of these things; and consequently the judgement upon such products must always be at the same time subordinated by us to a teleological principle.

    It is therefore rational, even meritorious, to pursue natural mechanism, in respect of the explanation of natural products, so far as can be done with probability; and if we give up the attempt it is not because it is impossible in itself to meet in this path with the purposiveness of nature, but only because it is impossible for us as men. For there would be required for that an intuition other than sensuous, and a determinate knowledge of the intelligible substrate of nature from which a ground could be assigned for the mechanism of phenomena according to particular laws, which quite surpasses our faculties.

    Hence if the naturalist would not waste his labour he must in judging of things, the concept of any of which is indubitably established as a natural purpose (organised beings), always lay down as basis an original organisation, which uses that very mechanism in order to produce fresh organised forms or to develop the existing ones into new shapes (which, however, always result from that purpose and conformably to it).

    It is praiseworthy by the aid of comparative anatomy to go through the great creation of organised natures, in order to see whether there may not be in it something similar to a system and also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 of production. For otherwise we should have to be content with the mere principle of judgement (which gives no insight into their production) and, discouraged, to give up all claim to natural insight in this field. The agreement of so many genera of animals in a certain common schema, which appears to be fundamental not only in the structure of their bones but also in the disposition of their remaining parts,—so that with an admirable simplicity of original outline, a great variety of species has been produced by the shortening of one member and the lengthening of another, the involution of this part and the evolution of that,—allows a ray of hope, however faint, to penetrate into our minds, that here something may be accomplished by the aid of the principle of the mechanism of nature (without which there can be no natural science in general). This analogy of forms, which with all their differences seem to have been produced according to a common original type, strengthens our suspicions of an act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in their production from a common parent, through the gradual approximation of one animal-genus to another—from those in which the principle of purposes seems to be best authenticated, i.e. from man, down to the polype, and again from this down to mosses and lichens, and finally to the lowest stage of nature noticeable by us, viz. to crude matter. And so the whole Technic of nature, which is so incomprehensible to us in organised beings that we believe ourselves compelled to think a different principle for it, seems to be derived from matter and its powers according to mechanical laws (like those by which it works in the formation of crystals).

    Here it is permissible for the archaeologist of nature to derive from the surviving traces of its oldest revolutions, according to all its mechanism known or supposed by him, that great family of creatures (for so we must represent them if the said thoroughgoing relationship is to have any ground). He can suppose the bosom of mother earth, as she passed out of her chaotic state (like a great animal), to have given birth in the beginning to creatures of less purposive form, that these again gave birth to others which formed themselves with greater adaptation to their place of birth and their relations to each other; until this womb becoming torpid and ossified, limited its births to definite species not further modifiable, and the manifoldness remained as it was at the end of the operation of that fruitful formative power.—Only he must still in the end ascribe to this universal mother an organisation purposive in respect of all these creatures; otherwise it would not be possible to think the possibility of the purposive form of the products of the animal and vegetable kingdoms.120 He has then only pushed further back the ground of explanation and cannot pretend to have made the development of those two kingdoms independent of the condition of final causes.

    Even as concerns the variation to which certain individuals of organised genera are accidentally subjected, if we find that the character so changed is hereditary and is taken up into the generative power, then we cannot pertinently judge the variation to be anything else than an occasional development of purposive capacities originally present in the species with a view to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race. For in the complete inner purposiveness of an organised being, the generation of its like is closely bound up with the condition of taking nothing up into the generative power which does not belong, in such a system of purposes, to one of its undeveloped original capacities. Indeed, if we depart from this principle, we cannot know with certainty whether several parts of the form which is now apparent in a species have not a contingent and unpurposive origin; and the principle of Teleology, to judge nothing in an organised being as unpurposive which maintains it in its propagation, would be very unreliable in its application and would be valid solely for the original stock (of which we have no further knowledge).

    Hume121 takes exception to those who find it requisite to assume for all such natural purposes a teleological principle of judgement, i.e. an architectonic Understanding. He says that it may fairly be asked: how is such an Understanding possible? How can the manifold faculties and properties that constitute the possibility of an Understanding, which has at the same time executive force, be found so purposively together in one Being? But this objection is without weight. For the whole difficulty which surrounds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he first production of a thing containing in itself purposes and only comprehensible by means of them, rests on the further question as to the unity of the ground of the combination in this product of the various elements [des Mannichfaltigen] which are external to one another. For if this ground be placed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a producing cause as simple substance, the question, so far as it is teleological, is sufficiently answered; but if the cause be sought merely in matter as an aggregate of many substances external to one another, the unity of the principle is quite wanting for the internally purposive form of its formation, and the autocracy of matter in productions which can only be conceived by our Understanding as purposes is a word without meaning.

    Hence it comes to pass that those who seek a supreme ground of possibility for the objectively-purposive forms of matter, without attributing to it Understanding, either make the world-whole into a single all-embracing substance (Pantheism), or (which is only a more determinate explanation of the former) into a complex of many determinations inhering in a single simple substance (Spinozism); merely in order to satisfy that condition of all purposiveness—the unity of ground. Thus they do justice indeed to one condition of the problem, viz. the unity in the purposive combination, by means of the mere ontological concept of a simple substance; but they adduce nothing for the other condition, viz. the relation of this substance to its result as purpose, through which relation that ontological ground is to be more closely determined in respect of the question at issue. Hence they answer the whole question in no way. It remains absolutely unanswerable (for our Reason) if we do not represent that original ground of things, as simple substance; its property which has reference to the specific constitution of the forms of nature grounded thereon, viz. its purposive unity, as the property of an intelligent substance; and the relation of these forms to this intelligence (on account of the contingency which we ascribe to everything that we think possible only as a purpose) as that of causality.

    § 81. Of the association of mechanism with the teleological principle in the explanation of a natural purpose as a natural product

    According to the preceding paragraphs the mechanism of nature alone does not enable us to think the possibility of an organised being; but (at least according to the constitution of our cognitive faculty) it must be originally subordinated to a cause working designedly. But, just as little is the mere teleological ground of such a being sufficient for considering it and judging it as a product of nature, if the mechanism of the latter be not associated with the former, like the instrument of a cause working designedly, to whose purposes nature is subordinated in its mechanical laws.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a unification of two quite different kinds of causality,—of nature in its universal conformity to law with an Idea which limits it to a particular form, for which it contains no ground in itself—is not comprehended by our Reason. It lies in the supersensible substrate of nature, of which we can determine nothing positively, except that it is the being in itself of which we merely know the phenomenon. But the principle, “all that we assume as belonging to this nature (phenomenon) and as its product, must be thought as connected therewith according to mechanical laws,” has none the less force, because without this kind of causality organised beings (as purposes of nature) would not be natural products.

    Now if the teleological principle of the production of these beings be assumed (as is inevitable), we can place at the basis of the cause of their internally purposive form either Occasionalism or Pre-established Harmony. According to the former the Supreme Cause of the world would, conformably to its Idea, furnish immediately the organic formation on the occasion of every union of intermingling materials. According to the latter it would, in the original products of its wisdom, only have supplied the capacity by means of which an organic being produces another of like kind, and the species perpetually maintains itself; whilst the loss of individuals is continually replaced by that nature which at the same time works towards their destruction. If we assume the Occasionalism of the production of organised beings, all nature is quite lost, and with it all employment of Reason in judging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products; hence we may suppose that no one will adopt this system, who has anything to do with philosophy.

    [The theory of] Pre-established Harmony may proceed in two different ways. It regards every organised being as generated by one of like kind, either as an educt or a product. The system which regards generations as mere educts is called the theory of individual preformation or the theory of evolution: that which regards them as products is entitled the system of epigenesis. This latter may also be entitled the system of generic preformation, because the productive faculty of the generator and consequently the specific form would be virtually performed according to the inner purposive capacities which are part of its stock. In correspondence with this the opposite theory of individual preformations would be better entitled the theory of involution.

    The advocates of the theory of evolution, who remove every individual from the formative power of nature, in order to make it come immediately from the hand of the Creator, would, however, not venture to regard this as happening according to the hypothesis of Occasionalism. For according to this the copulation is a mere formality, à propos of which a supreme intelligent Cause of the world has concluded to form a fruit immediately by his hand, and only to leave to the mother its development and nourishment. They declare themselves for preformation; as if it were not all the same, whether a supernatural origin is assigned to these forms in the beginning or in the course of the world. On the contrary, a great number of supernatural arrangements would be spared by occasional creation, which would be requisite, in order that the embryo formed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world might not be injured throughout the long period of its development by the destructive powers of nature, and might keep itself unharmed; and there would also be requisite an incalculably greater number of such preformed beings than would ever be developed, and with them many creations would be made without need and without purpose. They would, however, be willing to leave at least something to nature, so as not to fall into a complete Hyperphysic which can dispense with all natural explanations. It is true, they hold so fast by their Hyperphysic that they find even in abortions (which it is quite impossible to take for purposes of nature) an admirable purposiveness; though it be only directed to the fact that an anatomist would take exception to it as a purposeless purposiveness, and would feel a disheartened wonder thereat. But the production of hybrids could absolutely not be accommodated with the system of preformation; and to the seeds of the male creature, to which they had attributed nothing but the mechanical property of serving as the first means of nourishment for the embryo, they must attribute in addition a purposive formative power, which in the case of the product of two creatures of the same genus they would concede to neither parent.

    On the other hand, even if we do not recognise the great superiority which the theory of Epigenesis has over the former as regards the empirical grounds of its proof, still prior to proof Reason views this way of explanation with peculiar favour. For in respect of the things which we can only represent as possible originally according to the causality of purposes, at least as concerns their propagation, this theory regards nature as self-producing, not merely as self-evolving: and so with the least expenditure of the supernatural leaves to nature all that follows after the first beginning (though without determining anything about this first beginning by which Physic generally is thwarted, however it may essay its explanation by a chain of causes).

    As regards this theory of Epigenesis, no one has contributed more either to its proof or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legitimate principles of its application,—partly by the limitation of a too presumptuous employment of it,—than Herr Hofr. Blumenbach.122 In all physical explanations of these formations he starts from organised matter. That crude matter should have originally formed itself according to mechanical laws, that life should have sprung from the nature of what is lifeless, that matter should have been able to dispose itself into the form of a self-maintaining purposiveness—this he rightly declares to be contradictory to Reason. But at the same time he leaves to natural mechanism under this to us indispensable principle of an original organisation, an undeterminable but yet unmistakeable element, in reference to which the faculty of matter in an organised body is called by him a formative impulse (in contrast to, and yet standing under the higher guidance and direction of, that merely mechanical formative power universally resident in matter).

    § 82. Of the teleological system in the external relations of organised beings

    By external purposiveness I mean that by which one thing of nature serves another as means to a purpose. Now things which have no internal purposiveness and which presuppose none for their possibility, e.g. earth, air, water, etc., may at the same time be very purposive externally, i.e. in relation to other beings. But these latter must be organised beings, i.e. natural purposes, for otherwise the former could not be judged as means to them. Thus water, air, and earth cannot be regarded as means to the raising of mountains, because mountains contain nothing in themselves that requires a ground of their possibility according to purposes, in reference to which therefore their cause can never be represented under the predicate of a means (as useful therefor).

    External purposiveness is a quite different concept from that of internal purposiveness, which is bound up with the possibility of an object irrespective of its actuality being itself a purpose. We can ask about an organised being the question: What is it for? But we cannot easily ask this about things in which we recognise merely the working of nature’s mechanism. For in the former, as regards their internal possibility, we represent a causality according to purposes, a creative Understanding, and we refer this active faculty to its determining ground, viz. design. There is only one external purposiveness which is connected with the internal purposiveness of organisation, and yet serves in the external relation of a means to a purpose, without the question necessarily arising, as to what end this being so organised must have existed for. This is the organisation of both sexes in their mutual relation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ir kind; since here we can always ask, as in the case of an individual, why must such a pair exist? The answer is: This pair first constitutes an organising whole, though not an organised whole in a single body.

    If we now ask, wherefore anything is, the answer is either: Its presence and its production have no reference at all to a cause working according to design, and so we always refer its origin to the mechanism of nature, or: There is somewhere a designed ground of its presence (as a contingent natural being). This thought we can hardly separate from the concept of an organised thing; for, since we must place at the basis of its internal possibility a causality of final causes and an Idea lying at the ground of this, we cannot think the existence of this product except as a purpose. For the represented effect, the representation of which is at the same time the determining ground of the intelligent cause working towards its production, is called a purpose. In this case therefore we can either say: The purpose of the existence of such a natural being is in itself; i.e. it is not merely a purpose but a final purpose, or: This is external to it in another natural being, i.e. it exists purposively not as a final purpose, but necessarily as a means.

    But if we go through the whole of nature we find in it, as nature, no being which could make claim to the eminence of being the final purpose of creation; and we can even prove a priori that what might be for nature an ultimate purpose, according to all the thinkable determinations and properties wherewith one could endow it, could yet as a natural thing never be a final purpose.

    If we consider the vegetable kingdom we might at first sight, on account of the immeasurable fertility with which it spreads itself almost on every soil, be led to take it for a mere product of that mechanism which nature displays in the formations of the mineral kingdom. But a more intimate knowledge of its indescribably wise organisation does not permit us to hold to this thought, but prompts the question: What are these things created for? If it is answered: For the animal kingdom, which is thereby nourished and has thus been able to spread over the earth in genera so various, then the further question comes: What are these plant-devouring animals for? The answer would be something like this: For beasts of prey, which can only be nourished by that which has life. Finally we have the question: What are these last, as well as the first-mentioned natural kingdoms, good for? For man, in reference to the manifold use which his Understanding teaches him to make of all these creatures. He is the ultimate purpose of creation here on earth, because he is the only being upon it who can form a concept of purposes, and who can by his Reason make out of an aggregate of purposively formed things a system of purposes.

    We might also with the chevalier Linnaeus123 go the apparently opposite way and say: The herbivorous animals are there to moderate the luxurious growth of the vegetable kingdom, by which many of its species are choked. The carnivora are to set bounds to the voracity of the herbivora. Finally man, by his pursuit of these and his diminution of their numbers, preserves a certain equilibrium between the producing and the destructive powers of nature. And so man, although in a certain reference he might be esteemed a purpose, yet in another has only the rank of a means.

    If an objective purposiveness in the variety of the genera of creatures and their external relations to one another, as purposively constructed beings, be made a principle, then it is conformable to Reason to conceive in these relations a certain organisation and a system of all natural kingdoms according to final causes. Only here experience seems flatly to contradict the maxims of Reason, especially as concerns an ultimate purpose of nature, which is indispensable for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a system and which we can put nowhere else but in man. For regarding him as one of the many animal genera, nature has not in the least excepted him from its destructive or its productive powers, but has subjected everything to a mechanism thereof without any purpose.

    The first thing that must be designedly prepared in an arrangement for a purposive complex of natural beings on the earth would be their place of habitation, the soil and the element on and in which they are to thrive. But a more exact knowledge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is basis of all organic production indicates no other causes than those working quite undesignedly, causes which rather destroy than favour production, order, and purposes. Land and sea not only contain in themselves memorials of ancient mighty desolations which have confounded them and all creatures that are in them; but their whole structure, the strata of the one and the boundaries of the other, have quite the appearance of being the product of the wild and violent forces of a nature working in a state of chaos. Although the figure, the structure, and the slope of the land might seem to be purposively ordered for the reception of water from the air, for the welling up of streams between strata of different kinds (for many kinds of products), and for the course of rivers—yet a closer investigation shows that they are merely the effects of volcanic eruptions or of inundations of the ocean, as regards not only the first production of this figure, but, above all, its subsequent transformation, as well as the disappearance of its first organic productions.124 Now if the place of habitation of all these creatures, the soil (of the land) or the bosom (of the sea), indicates nothing but a quite undesigned mechanism of its production, how and with what right can we demand and maintain a different origin for these latter products? The closest examination, indeed (in Camper’s125 judgement), of the remains of the aforesaid devastations of nature seems to show that man was not comprehended in these revolutions; but yet he is so dependent on the remaining creatures that, if a universally directing mechanism of nature be admitted in the case of the others, he must also be regarded as comprehended under it; even though his Understanding (for the most part at least) has been able to deliver him from these devastations.

    But this argument seems to prove more than was intended by it. It seems to prove not merely that man cannot be the ultimate purpose of nature, and that on the same grounds the aggregate of the organised things of nature on the earth cannot be a system of purposes; but also that the natural products formerly held to be natural purposes have no other origin than the mechanism of nature.

    But in the solution given above of the Antinomy of the principles of the mechanical and teleological methods of production of organic beings of nature, we have seen that they are merely principles of the reflective Judgement in respect of nature as it produces forms in accordance with particular laws (for the systematic connexion of which we have no key). They do not determine the origin of these beings in themselves; but only say that we, by the constitution of our Understanding and our Reason, cannot conceive it in this kind of being except according to final causes. The greatest possible effort, even audacity, in the attempt to explain them mechanically is not only permitted, but we are invited to it by Reason; notwithstanding that we know from the subjective grounds of the particular species and limitations of our Understanding (not e.g. because the mechanism of production would contradict in itself an origin according to purposes) that we can never attain thereto. Finally, the compatibility of both ways of representing the possibility of nature may lie in the supersensible principle of nature (external to us, as well as in us); whilst the method of representation according to final causes may be only a subjective condition of the use of our Reason, when it not merely wishes to form a judgement upon objects as phenomena, but desires to refer these phenomena together with their principles to their supersensible substrate, in order to find certain laws of their unity possible, which it cannot represent to itself except through purposes (of which the Reason also has such as are supersensible).

    § 83. Of the ultimate purpose of nature as a teleological system

    We have shown in the preceding that, though not for the determinant but for the reflective Judgement, we have sufficient cause for judging man to be, not merely like all organised beings a natural purpose, but also the ultimate purpose of nature here on earth; in reference to whom all other natural things constitute a system of purposes according to fundamental propositions of Reason. If now that must be found in man himself, which is to be furthered as a purpose by means of his connexion with nature, this purpose must either be of a kind that can be satisfied by nature in its beneficence; or it is the aptitude and skill for all kinds of purposes for which nature (external and internal) can be used by him. The first purpose of nature would be man’s happiness, the second his culture.

    The concept of happiness is not one that man derives by abstraction from his instincts and so deduces from his animal nature; but it is a mere Idea of a state, that he wishes to make adequate to the Idea under merely empirical conditions (which is impossible). This Idea he projects in such different ways on account of the complication of his Understanding with Imagination and Sense, and changes so often, that nature, even if it were entirely subjected to his elective will, could receive absolutely no determinate, universal and fixed law, so as to harmonise with this vacillating concept and thus with the purpose which each man arbitrarily sets before himself. And even if we reduce this to the true natural wants as to which our race is thoroughly agreed, or on the other hand, raise ever so high man’s skill to accomplish his imagined purposes; yet, even thus, what man understands by happiness, and what is in fact his proper, ultimate, natural purpose (not purpose of freedom), would never be attained by him. For it is not his nature to rest and be contented with the possession and enjoyment of anything whatever. On the other side, too, there is something wanting. Nature has not taken him for her special darling and favoured him with benefit above all animals. Rather, in her destructive operations,—plague, hunger, perils of waters, frost, assaults of other animals great and small, etc.,—in these things has she spared him as little as any other animal. Further, the inconsistency of his own natural dispositions drives him into self-devised torments, and also reduces others of his own race to misery, by the oppression of lordship, the barbarism of war, and so forth; he, himself, as far as in him lies, works for the destruction of his own race; so that even with the most beneficent external nature, its purpose, if it were directed to the happiness of our species, would not be attained in an earthly system, because our nature is not susceptible of it. Man is then always only a link in the chain of natural purposes; a principle certainly in respect of many purposes, for which nature seems to have destined him in her disposition, and towards which he sets himself, but also a means for the maintenance of purposiveness in the mechanism of the remaining links. As the only being on earth which has an Understanding and, consequently, a faculty of setting arbitrary purposes before itself, he is certainly entitled to be the lord of nature; and if it be regarded as a teleological system he is, by his destination, the ultimate purpose of nature. But this is subject to the condition of his having an Understanding and the Will to give to it and to himself such a reference to purposes, as can be self-sufficient independently of nature, and, consequently, can be a final purpose; which, however, must not be sought in nature itself.

    But in order to find out where in man we have to place that ultimate purpose of nature, we must seek out what nature can supply to prepare him for what he must do himself in order to be a final purpose, and we must separate it from all those purposes whose possibility depends upon things that one can expect only from nature. Of the latter kind is earthly happiness, by which is understood the complex of all man’s purposes possible through nature, whether external nature or man’s nature; i.e. the matter of all his earthly purposes, which, if he makes it his whole purpose, renders him incapable of positing his own existence as a final purpose, and being in harmony therewith. There remains therefore of all his purposes in nature only the formal subjective condition; viz. the aptitude of setting purposes in general before himself, and (independent of nature in his purposive determination) of using nature, conformably to the maxims of his free purposes in general, as a means. This nature can do in regard to the final purpose that lies outside it, and it therefore may be regarded as its ultimate purpose. The production of the aptitude of a rational being for arbitrary purposes in general (consequently in his freedom) is culture. Therefore, culture alone can be the ultimate purpose which we have cause for ascribing to nature in respect to the human race (not man’s earthly happiness or the fact that he is the chief instrument of instituting order and harmony in irrational nature external to himself).

    But all culture is not adequate to this ultimate purpose of nature. The culture of skill is indeed the chief subjective condition of aptitude for furthering one’s purposes in general; but it is not adequate to furthering the will126 in the determination and choice of purposes, which yet essentially belongs to the whole extent of an aptitude for purposes. The latter condition of aptitude, which we might call the culture of training (discipline), is negative, and consists in the freeing of the will from the despotism of desires. By these, tied as we are to certain natural things, we are rendered incapable even of choosing, while we allow those impulses to serve as fetters, which Nature has given us as guiding threads that we should not neglect or violate the destination of our animal nature—we being all the time free enough to strain or relax, to extend or diminish them, according as the purposes of Reason require.

    Skill cannot be developed in the human race except by means of inequality among men; for the great majority provide the necessities of life, as it were, mechanically, without requiring any art in particular, for the convenience and leisure of others who work at the less necessary elements of culture, science and art. In an oppressed condition they have hard work and little enjoyment, although much of the culture of the higher classes gradually spreads to them. Yet with the progress of this culture (the height of which is called luxury, reached when the propensity to what can be done without begins to be injurious to what is indispensable), their calamities increase equally in two directions, on the one hand through violence from without, on the other hand through internal discontent; but still this splendid misery is bound up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ural capacities of the human race, and the purpose of nature itself, although not our purpose, is thus attained. The formal condition under which nature can alone attain this its final design, is that arrangement of men’s relations to one another, by which lawful authority in a whole, which we call a civil community, is opposed to the abuse of their conflicting freedoms; only in this can the greatest development of natural capacities take place. For this also there would be requisite,—if men were clever enough to find it out and wise enough to submit themselves voluntarily to its constraint,—a cosmopolitan whole, i.e. a system of all states that are in danger of acting injuriously upon each other.127 Failing this, and with the obstacles which ambition, lust of dominion, and avarice, especially in those who have the authority in their hands, oppose even to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a scheme, there is, inevitably, war (by which sometimes states subdivide and resolve themselves into smaller states, sometimes a state annexes other smaller states and strives to form a greater whole). Though war is an undesigned enterprise of men (stirred up by their unbridled passions), yet is it [perhaps]128 a deep-hidden and designed enterprise of supreme wisdom for preparing, if not for establishing, conformity to law amid the freedom of states, and with this a unity of a morally grounded system of those states. In spite of the dreadful afflictions with which it visits the human race, and the perhaps greater afflictions with which the constant preparation for it in time of peace oppresses them, yet is it (although the hope for a restful state of popular happiness is ever further off) a motive for developing all talents serviceable for culture, to the highest possible pitch.129

    As concerns the discipline of the inclinations,—for which our natural capacity in regard of our destination as an animal race is quite purposive, but which render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ity very difficult,—there is manifest in respect of this second requirement for culture a purposive striving of nature to a cultivation which makes us receptive of higher purposes than nature itself can supply. We cannot strive against the preponderance of evil, which is poured out upon us by the refinement of taste pushed to idealisation, and even by the luxury of science as affording food for pride, through the insatiable number of inclinations thus aroused. But yet we cannot mistake the purpose of nature—ever aiming to win us away from the rudeness and violence of those inclinations (inclinations to enjoyment) which belong rather to our animality, and for the most part are opposed to the cultivation of our higher destiny, and to make wa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our humanity. The beautiful arts and the sciences which, by their universally-communicable pleasure, and by the polish and refinement of society, make man more civilised, if not morally better, win us in large measure from the tyranny of sense-propensions, and thus prepare men for a lordship, in which Reason alone shall have authority; whilst the evils with which we are visited, partly by nature, partly by the intolerant selfishness of men, summon, strengthen, and harden the powers of the soul not to submit to them, and so make us feel an aptitude for higher purposes, which lies hidden in us.130

    § 84. Of the final purpose of the existence of a world, i.e. of creation itself

    A final purpose is that purpose which needs no other as condition of its possibility.

    If the mere mechanism of nature be assumed as the ground of explanation of its purposiveness, we cannot ask: what are things in the world there for? For according to such an idealistic system it is only the physical possibility of things (to think which as purposes would be mere subtlety without any Object) that is under discussion; whether we refer this form of things to chance or to blind necessity, in either case the question would be vain. If, however, we assume the purposive combination in the world to be real and to be [brought about] by a particular kind of causality, viz. that of a designedly-working cause, we cannot stop at the question: why have things of the world (organised beings) this or that form? why are they placed by nature in this or that relation to one another? But once an Understanding is thought that must be regarded as the cause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forms as are actually found in things, it must be also asked on objective grounds: Who could have determined this productive Understanding to an operation of this kind? This being is then the final purpose in reference to which such things are there.

    I have said above that the final purpose is not a purpose which nature would be competent to bring about and to produce in conformity with its Idea, because it is unconditioned. For there is nothing in nature (regarded as a sensible being) for which the determining ground present in itself would not be always conditioned; and this holds not merely of external (material) nature, but also of internal (thinking) nature—it being of course understood that I only am considering that in myself which is nature. But a thing that is to exist necessarily, on account of its objective constitution, as the final purpose of an intelligent cause, must be of the kind that in the order of purposes it is dependent on no further condition than merely its Idea.

    Now we have in the world only one kind of beings whose causality is teleological, i.e. is directed to purposes and is at the same time so constituted that the law according to which they have to determine purposes for themselves is represented as unconditioned and independent of natural conditions, and yet as in itself necessary. The being of this kind is man, but man considered as noumenon; the only natural being in which we can recognise, on the side of its peculiar constitution, a supersensible faculty (freedom) and also the law of causality, together with its Object, which this faculty may propose to itself as highest purpose (the highest good in the world).

    Now of man (and so of every rational creature in the World) as a moral being it can no longer be asked: why (quem in finem) he exists? His existence involves the highest purpose to which, as far as is in his power, he can subject the whole of nature; contrary to which at least he cannot regard himself as subject to any influence of nature.—If now things of the world, as beings dependent in their existence, need a supreme cause acting according to purposes, man is the final purpose of creation; since without him the chain of mutually subordinated purposes would not be complete as regards its ground. Only in man, and only in him as subject of morality, do we meet with unconditioned legislation in respect of purposes, which therefore alone renders him capable of being a final purpose, to which the whole of nature is teleologically subordinated.131

    § 85. Of Physico-theology

    Physico-theology is the endeavour of Reason to infer the Supreme Cause of nature and its properties from the purposes of nature (which can only be empirically known). Moral theology (ethico-theology) would be the endeavour to infer that Cause and its properties from the moral purpose of rational beings in nature (which can be known a priori).

    The former naturally precedes the latter. For if we wish to infer a World Cause teleologically from the things in the world, purposes of nature must first be given, for which we afterwards have to seek a final purpose, and for this the principle of the causality of this Supreme Cause.

    Many investigations of nature can and must be conducted according to the teleological principle, without our having cause to inquire into the ground of the possibility of purposive working with which we meet in various products of nature. But if we wish to have a concept of this we have absolutely no further insight into it than the maxim of the reflective Judgement affords: viz. if only a single organic product of nature were given to us, by the constitution of our cognitive faculty we could think no other ground for it than that of a cause of nature itself (whether the whole of nature or only this bit of it) which contains the causality for it through Understanding. This principle of judging, though it does not bring us any further in the explanation of natural things and their origin, yet discloses to us an outlook over nature, by which perhaps we may be able to determine more closely the concept, otherwise so unfruitful, of an Original Being.

    Now I say that Physico-theology, however far it may be pursued, can disclose to us nothing of a final purpose of creation; for it does not even extend to the question as to this. It can, it is true, justify the concept of an intelligent World Cause, as a subjective concept (only available for the constitution of our cognitive faculty) of the possibility of things that we can make intelligible to ourselves according to purposes; but it cannot determine this concept further, either in a theoretical or a practical point of view. Its endeavour does not come up to its design of being the basis of a Theology, but it always remains only a physical Teleology; because the purposive reference therein is and must be always considered only as conditioned in nature, and it consequently cannot inquire into the purpose for which nature itself exists (for which the ground must be sought outside nature),—notwithstanding that it is upon the determinate Idea of this that the determinate concept of that Supreme Intelligent World Cause, and the consequent possibility of a Theology, depend.

    What the things in the world are mutually useful for; what good the manifold in a thing does for the thing; how we have ground to assume that nothing in the world is in vain, but that everything in nature is good for something,—the condition being granted that certain things are to exist (as purposes), whence our Reason has in its power for the Judgement no other principle of the possibility of the Object, which it inevitably judges teleologically, than that of subordinating the mechanism of nature to the Architectonic of an intelligent Author of the world—all this the teleological consideration of the world supplies us with excellently and to our extreme admiration. But because the data, and so the principles, for determining that concept of an intelligent World Cause (as highest artist) are merely empirical, they do not enable us to infer any of its properties beyond those which experience reveals in its effects. Now experience, since it can never embrace collective nature as a system, must often (apparently) happen upon this concept (and by mutually conflicting grounds of proof); but it can never, even if we had the power of surveying empirically the whole system as far as it concerns mere nature, raise us above nature to the purpose of its existence, and so to the determinate concept of that supreme Intelligence.

    If we lessen the problem with the solution of which Physico-theology has to do, its solution appears easy. If we reduce the concept of a Deity to that of an intelligent being thought by us, of which there may be one or more, which possesses many and very great properties, but not all the properties which are requisite for the foundation of a nature in harmony with the greatest possible purpose; or if we do not scruple in a theory to supply by arbitrary additions what is deficient in the grounds of proof, and so, where we have only ground for assuming much perfection (and what is “much” for us?), consider ourselves entitled to presuppose all possible perfection; thus indeed physical Teleology may make weighty claims to the distinction of being the basis of a Theology. But if we are desired to point out what impels and moreover authorises us to add these supplements, then we shall seek in vain for a ground of justification in the principles of the theoretical use of Reason, which is ever desirous in the explanation of an Object of experience to ascribe to it no more properties than those for which empirical data of possibility are to be found. On closer examination we should see that properly speaking an Idea of a Supreme Being, which rests on a quite different use of Reason (the practical use), lies in us fundamentally a priori, impelling us to supplement, by the concept of a Deity, the defective representation, supplied by a physical Teleology, of the original ground of the purposes in nature; and we should not falsely imagine that we had worked out this Idea, and with it a Theology by means of the theoretical use of Reason in the physical cognition of the world—much less that we had proved its reality.

    One cannot blame the ancients much, if they thought of their gods as differing much from each other both as regards their faculties and as regards their designs and volitions, but yet thought of all of them, the Supreme One not excepted, as always limited after human fashion. For if they considered the arrangement and the course of things in nature, they certainly found ground enough for assuming something more than mechanism as its cause, and for conjecturing behind the machinery of this world designs of certain higher causes, which they could not think otherwise than superhuman. But because they met with good and evil, the purposive and the unpurposive, mingled together (at least as far as our insight goes), and could not permit themselves to assume nevertheless that wise and benevolent purposes of which they saw no proof lay hidden at bottom, on behalf of the arbitrary Idea of a supremely perfect original Author, their judgement upon the supreme World Cause could hardly have been other than it was, so long as they proceeded consistently according to maxims of the mere theoretical use of Reason. Others, who wished to be theologians as well as physicists, thought to find contentment for the Reason by providing for the absolute unity of the principle of natural things which Reason demands, the Idea of a Being of which as sole Substance the things would be all only inherent determinations. This Substance would not be Cause of the World by means of intelligence, but in it all the intelligences of the beings in the world would be comprised. This Being consequently would produce nothing according to purposes; but in it all things, on account of the unity of the subject of which they are mere determinations, must necessarily relate themselves purposively to one another, though without purpose and design. Thus they introduced the Idealism of final causes, by changing the unity (so difficult to explain) of a number of purposively combined substances, from being the unity of causal dependence on one Substance to be the unity of inherence in one. This system—which in the sequel, considered on the side of the inherent world beings, becomes Pantheism, and (later) on the side of the Subject subsisting by itself as Original Being, becomes Spinozism,—does not so much resolve as explain away into nothing the question of the first ground of the purposiveness of nature; because this latter concept, bereft of all reality, must be taken for a mere misinterpretation of a universal ontological concept of a thing in general.

    Hence the concept of a Deity, which would be adequate for our teleological judging of nature, can never be derived from mere theoretical principles of the use of Reason (on which Physico-theology alone is based). For as one alternative we may explain all Teleology as a mere deception of the Judgement in its judging of the causal combination of things, and fly to the sole principle of a mere mechanism of nature, which merely seems to us, on account of the unity of the Substance of whose determinations nature is but the manifold, to contain a universal reference to purposes. Or if, instead of this Idealism of final causes, we wish to remain attached to the principle of the Realism of this particular kind of causality, we may set beneath natural purposes many intelligent original beings or only a single one. But so far as we have for the basis of this concept [of Realism] only empirical principles derived from the actual purposive combination in the world, we cannot on the one hand find any remedy for the discordance that nature presents in many examples in respect of unity of purpose; and on the other hand, as to the concept of a single intelligent Cause, so far as we are authorised by mere experience, we can never draw it therefrom in a manner sufficiently determined for any serviceable Theology whatever (whether theoretical or practical).

    Physical Teleology impels us, it is true, to seek a Theology; but it cannot produce one, however far we may investigate nature by means of experience and, in reference to the purposive combination apparent in it, call in Ideas of Reason (which must be theoretical for physical problems). What is the use, one might well complain, of placing at the basis of all these arrangements a great Understanding incommensurable by us, and supposing it to govern the world according to design, if nature does not and cannot tell us anything of the final design? For without this we cannot refer all these natural purposes to any common point, nor can we form any teleological principle, sufficient either for cognising the purposes collected in a system, or for forming a concept of the Supreme Understanding, as Cause of such a nature, that could serve as a standard for our Judgement reflecting teleologically thereon. I should thus have an artistic Understanding for scattered purposes, but no Wisdom for a final purpose, in which final purpose nevertheless must be contained the determining ground of the said Understanding. But in the absence of a final purpose which pure Reason alone can supply (because all purposes in the world are empirically conditioned, and can contain nothing absolutely good but only what is good for this or that regarded as a contingent design), and which alone would teach me what properties, what degree, and what relation of the Supreme Cause to nature I have to think in order to judge of nature as a teleological system; how and with what right do I dare to extend at pleasure my very limited concept of that original Understanding (which I can base on my limited knowledge of the world), of the Might of that original Being in actualising its Ideas, and of its Will to do so, and complete this into the Idea of an Allwise, Infinite Being? If this is to be done theoretically, it would presuppose omniscience in me, in order to see into the purposes of nature in their whole connexion, and in addition the power of conceiving all possible plans, in comparison with which the present plan would be judged on [sufficient] grounds as the best. For without this complete knowledge of the effect I can arrive at no determinate concept of the Supreme Cause, which can only be found in the concept of an Intelligence infinite in every respect, i.e. the concept of a Deity, and so I can supply no foundation for Theology.

    Hence, with every possible extension of physical Teleology, according to the propositions above laid down we may say: By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principles of our cognitive faculty we can think of nature, in its purposive arrangements which have become known to us, in no other way than as the product of an Understanding to which it is subject. But the theoretical investigation of nature can never reveal to us whether this Understanding may not also, with the whole of nature and its production, have had a final design (which would not lie in the nature of the sensible world). On the contrary, with all our knowledge of nature it remains undecided whether that Supreme Cause is its original ground according to a final purpose, or not rather by means of an Understanding determined by the mere necessity of its nature to produce certain forms (according to the analogy of what we call the art-instinct in animals); without it being necessary to ascribe to it even wisdom, much less the highest wisdom combined with all other properties requisite for the perfection of its product.

    Hence Physico-theology is a misunderstood physical Teleology, only serviceable as a preparation (propaedeutic) for Theology; and it is only adequate to this design by the aid of a foreign principle on which it can rely, and not in itself, as its name would intimate.

    § 86. Of Ethico-theology

    The commonest Understanding, if it thinks over the presence of things in the world, and the existence of the world itself, cannot forbear from the judgement that all the various creatures, no matter how great the art displayed in their arrangement, and how various their purposive mutual connexion,—even the complex of their numerous systems (which we incorrectly call worlds),—would be for nothing, if there were not also men (rational beings in general). Without men the whole creation would be a mere waste, in vain, and without final purpose. But it is not in reference to man’s cognitive faculty (theoretical Reason) that the being of everything else in the world gets its worth; he is not there merely that there may be some one to contemplate the world. For if the contemplation of the world only afforded a representation of things without any final purpose, no worth could accrue to its being from the mere fact that it is known; we must presuppose for it a final purpose, in reference to which its contemplation itself has worth. Again it is not in reference to the feeling of pleasure, or to the sum of pleasures, that we think a final purpose of creation as given; i.e. we do not estimate that absolute worth by well-being or by enjoyment (whether bodily or mental), or in a word, by happiness. For the fact that man, if he exists, takes this for his final design, gives us no concept as to why in general he should exist, and as to what worth he has in himself to make his existence pleasant. He must, therefore, be supposed to be the final purpose of creation, in order to have a rational ground for holding that nature must harmonise with his happiness, if it is considered as an absolute whole according to principles of purposes.—Hence there remains only the faculty of desire; not, however, that which makes man dependent (through sensuous impulses) upon nature, nor that in respect of which the worth of his being depends upon what he receives and enjoys. But the worth which he alone can give to himself, and which consists in what he does, how and according to what principles he acts, and that not as a link in nature’s chain but in the freedom of his faculty of desire—i.e. a good will—is that whereby alone his being can have an absolute worth, and in reference to which the being of the world can have a final purpose.

    The commonest judgement of healthy human Reason completely accords with this, that it is only as a moral being that man can be a final purpose of creation; if we but direct men’s attention to the question and incite them to investigate it. What does it avail, one will say, that this man has so much talent, that he is so active therewith, and that he exerts thereby a useful influence over the community, thus having a great worth both in relation to his own happy condition and to the benefit of others, if he does not possess a good will? He is a contemptible Object considered in respect of his inner self; and if the creation is not to be without any final purpose at all, he, who as man belongs to it, must, in a world under moral laws, inasmuch as he is a bad man, forfeit his subjective purpose (happiness). This is the only condition under which his existence can accord with the final purpose.

    If now we meet with purposive arrangements in the world and, as Reason inevitably requires, subordinate the purposes that are only conditioned to an unconditioned, supreme, i.e. final, purpose; then we easily see in the first place that we are thus concerned not with a purpose of nature (internal to itself), so far as it exists, but with the purpose of its existence along with all its ordinances, and, consequently, with the ultimate purpose of creation, and specially with the supreme condition under which can be posited a final purpose (i.e. the ground which determines a supreme Understanding to produce the beings of the world).

    Since now it is only as a moral being that we recognise man as the purpose of creation, we have in the first place a ground (at least, the chief condition) for regarding the world as a whole connected according to purposes, and as a system of final causes. And, more especially, as regards the reference (necessary for us by the constitution of our Reason) of natural purposes to an intelligent World Cause, we have one principle enabling us to think the nature and properties of this First Cause as supreme ground in the kingdom of purposes, and to determine its concept. This physical Teleology could not do; it could only lead to indeterminate concepts thereof, unserviceable alike in theoretical and in practical use.

    From the principle, thus determined, of the causality of the Original Being we must not think Him merely as Intelligence and as legislative for nature, but also as legislating supremely in a moral kingdom of purposes. In reference to the highest good, alone possible under His sovereignty, viz. the existence of rational beings under moral laws, we shall think this Original Being as all-knowing: thus our inmost dispositions (which constitute the proper moral worth of the actions of rational beings of the world) will not be hid from Him. We shall think Him as all-mighty: thus He will be able to make the whole of nature accord with this highest purpose. We shall think Him as all-good, and at the same time as just: because these two properties (which when united constitute Wisdom) are the conditions of the causality of a supreme Cause of the world, as highest good, under moral laws. So also all the other transcendental properties, such as Eternity, Omnipresence, etc. [for goodness and justice are moral properties132], which are presupposed in reference to such a final purpose, must be thought in Him.—In this way moral Teleology supplies the deficiency in physical Teleology, and first establishes a Theology; because the latter, if it did not borrow from the former without being observed, but were to proceed consistently, could only found a Demonology, which is incapable of any definite concept.

    But the principle of the reference of the world to a supreme Cause, as Deity, on account of the moral purposive destination of certain beings in it, does not accomplish this by completing the physico-teleological ground of proof and so taking this necessarily as its basis. It is sufficient in itself and directs attention to the purposes of nature and the investigation of that incomprehensible great art lying hidden behind its forms, in order to confirm incidentally by means of natural purposes the Ideas that pure practical Reason furnishes. For the concept of beings of the world under moral laws is a principle (a priori) according to which man must of necessity judge himself. Further, if there is in general a World Cause acting designedly and directed towards a purpose, this moral relation must be just as necessarily the condition of the possibility of a creation, as that in accordance with physical laws (if, that is, this intelligent Cause has also a final purpose). This is regarded a priori by Reason as a necessary fundamental proposition for it in its teleological judging of the existence of things. It now only comes to this, whether we have sufficient ground for Reason (either speculative or practical) to ascribe to the supreme Cause, acting in accordance with purposes, a final purpose. For it may a priori be taken by us as certain that this, by the subjective constitution of our Reason and even of the Reason of other beings as far as we can think it, can be nothing else than man under moral laws: since otherwise the purposes of nature in the physical order could not be known a priori, especially as it can in no way be seen that nature could not exist without such purposes.

    Remark

    Suppose the case of a man at the moment when his mind is disposed to a moral sensation. If surrounded by the beauties of nature, he is in a state of restful, serene enjoyment of his being, he feels a want, viz. to be grateful for this to some being or other. Or if another time he finds himself in the same state of mind when pressed by duties that he can and will only adequately discharge by a voluntary sacrifice, he again feels in himself a want, viz. to have thus executed a command and obeyed a Supreme Lord. Or, again; if he has in some heedless way transgressed his duty, but without becoming answerable to men, his severe self-reproach will speak to him with the voice of a judge to whom he has to give account. In a word, he needs a moral Intelligence, in order to have a Being for the purpose of his existence, which may be, conformably to this purpose, the cause of himself and of the world. It is vain to assign motives behind these feelings, for they are immediately connected with the purest moral sentiment, because gratitude, obedience, and humiliation (submission to deserved chastisement) are mental dispositions that make for duty; and the mind which is inclined towards a widening of its moral sentiment here only voluntarily conceives an object that is not in the world in order where possible to render its duty before such an one. It is therefore at least possible and grounded too in our moral disposition to represent a pure moral need of the existence of a Being, by which our morality gains strength or even (at least according to our representation) more scope, viz. a new object for its exercise. That is, [there is a need] to assume a morally-legislating Being outside the world, without any reference to theoretical proofs, still less to self-interest, from pure moral grounds free from all foreign influence (and consequently only subjective), on the mere recommendation of a pure practical Reason legislating by itself alone. And although such a mental disposition might seldom occur or might not last long, but be transient and without permanent effect, or might even pass away without any meditation on the object represented in such shadowy outline, or without care to bring it under clear concepts—there is yet here unmistakably the ground why our moral capacity, as a subjective principle, should not be contented in its contemplation of the world with its purposiveness by means of natural causes, but should ascribe to it a supreme Cause governing nature according to moral principles.—In addition, we feel ourselves constrained by the moral law to strive for a universal highest purpose which yet we, in common with the rest of nature, are incapable of attaining; and it is only so far as we strive for it that we can judge ourselves to be in harmony with the final purpose of an intelligent World Cause (if such there be). Thus is found a pure moral ground of practical Reason for assuming this Cause (since it can be done without contradiction), in order that we may no more regard that effort of Reason as quite idle, and so run the risk of abandoning it from weariness.

    With all this, so much only is to be said, that though fear first produces gods (demons), it is Reason by means of its moral principles that can first produce the concept of God (even when, as commonly is the case, one is unskilled in the Teleology of nature, or is very doubtful on account of the difficulty of adjusting by a sufficiently established principle its mutually contradictory phenomena). Also, the inner moral purposive destination of man’s being supplies that in which natural knowledge is deficient, by directing us to think, for the final purpose of the being of all things (for which no other principle than an ethical one is satisfactory to Reason), the supreme Cause [as endowed] with properties, whereby it is able to subject the whole of nature to that single design (for which nature is merely the instrument),—i.e. to think it as a Deity.

    § 87. Of the moral proof of the Being of God

    There is a physical Teleology, which gives sufficient ground of proof to our theoretical reflective Judgement to assume the being of an intelligent World-Cause. But we find also in ourselves and still more in the concept of a rational being in general endowed with freedom (of his causality) a moral Teleology. However, as the purposive reference, together with its law, is determined a priori in ourselves and therefore can be cognised as necessary, this internal conformity to law requires no intelligent cause external to us; any more than we need look to a highest Understanding as the source of the purposiveness (for every possible exercise of art) that we find in the geometrical properties of figures. But this moral Teleology concerns us as beings of the world, and therefore as beings bound up with other things in the world; upon which latter, whether as purposes or as objects in respect of which we ourselves are final purpose, the same moral laws require us to pass judgement. This moral Teleology, then, has to do with the reference of our own causality to purposes and even to a final purpose that we must aim at in the world, as well as with the reciprocal reference of the world to that moral purpose, and the external possibility of its accomplishment (to which no physical Teleology can lead us). Hence the question necessarily arises, whether it compels our rational judgement to go beyond the world and seek an intelligent supreme principle for that reference of nature to the moral in us; in order to represent nature as purposive even in reference to our inner moral legislation and its possible accomplishment. There is therefore certainly a moral Teleology, which is connected on the one hand with the nomothetic of freedom and on the other with that of nature; just as necessarily as civil legislation is connected with the question where the executive authority is to be sought, and in general in every case [with the question] wherein Reason is to furnish a principle of the actuality of a certain regular order of things only possible according to Ideas.— We shall first set forth the progress of Reason from that moral Teleology and its reference to physical, to Theology; and then make some observations upon the possibility and the validity of this way of reasoning.

    If we assume the being of certain things (or even only certain forms of things) to be contingent and so to be possible only through something else which is their cause, we may seek for the unconditioned ground of this causality of the supreme (and so of the conditioned) either in the physical or the teleological order (either according to the nexus effectivus or the nexus finalis). That is, we may either ask, what is the supreme productive cause of these things; or what is their supreme (absolutely unconditioned) purpose, i.e. the final purpose of that cause in its production of this or all its products generally? In the second case it is plainly presupposed that this cause is capable of representing purposes to itself, and consequently is an intelligent Being; at least it must be thought as acting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s of such a being.

    If we follow the latter order, it is a Fundamental Proposition to which even the commonest human Reason is compelled to give immediate assent, that if there is to be in general a final purpose furnished a priori by Reason, this can be no other than man (every rational being of the world) under moral laws.133 For (and so every one judges) if the world consisted of mere lifeless, or even in part of living but irrational, beings, its existence would have no worth because in it there would be no being who would have the least concept of what worth is. Again, if there were intelligent beings, whose Reason were only able to place the worth of the existence of things in the relation of nature to themselves (their well-being), but not to furnish of itself an original worth (in freedom), then there would certainly be (relative) purposes in the world, but no (absolute) final purpose, because the existence of such rational beings would be always purposeless. But the moral laws have this peculiar characteristic that they prescribe to Reason something as a purpose without any condition, and consequently exactly as the concept of a final purpose requires. The existence of a Reason that can be for itself the supreme law in the purposive reference, in other words the existence of rational beings under moral laws, can therefore alone be thought as the final purpose of the being of a world. If on the contrary this be not so, there would be either no purpose at all in the cause of its being, or there would be purposes, but no final purpose.

    The moral law as the formal rational condition of the use of our freedom obliges us by itself alone, without depending on any purpose as material condition; but it nevertheless determines for us, and indeed a priori, a final purpose towards which it obliges us to strive; and this purpose is the highest good in the world possible through freedom.

    The subjective condition under which man (and, according to all our concepts, every rational finite being) can set a final purpose before himself under the above law is happiness. Consequently, the highest physical good possible in the world, to be furthered as a final purpose as far as in us lies, is happiness, under the objective condition of the harmony of man with the law of morality as worthiness to be happy.

    But it is impossible for us in accordance with all our rational faculties to represent these two requirements of the final purpose proposed to us by the moral law, as connected by merely natural causes, and yet as conformable to the Idea of that final purpose. Hence the concept of the practical necessity of such a purpose through the application of our powers does not harmonise with the theoretical concept of the physical possibility of working it out, if we connect with our freedom no other causality (as a means) than that of nature.

    Consequently, we must assume a moral World-Cause (an Author of the world), in order to set before ourselves a final purpose consistently with the moral law; and in so far as the latter is necessary, so far (i.e. in the same degree and on the same ground) the former also must be necessarily assumed; i.e. we must admit that there is a God.134

    This proof, to which we can easily give the form of logical precision, does not say: it is as necessary to assume the Being of God as to recognise the validity of the moral law; and consequently he who cannot convince himself of the first, can judge himself free from the obligations of the second. No! there must in such case only be given up the aiming at the final purpose in the world, to be brought about by the pursuit of the second (viz. a happiness of rational beings in harmony with the pursuit of moral laws, regarded as the highest good). Every rational being would yet have to cognise himself as straitly bound by the precepts of morality, for its laws are formal and command unconditionally without respect to purposes (as the matter of volition). But the one requisite of the final purpose, as practical Reason prescribes it to beings of the world, is an irresistible purpose imposed on them by their nature (as finite beings), which Reason wishes to know as subject only to the moral law as inviolable condition, or even as universally set up in accordance with it. Thus Reason takes for final purpose the furthering of happiness in harmony with morality. To further this so far as is in our power (i.e. in respect of happiness) is commanded us by the moral law; be the issue of this endeavour what it may. The fulfilling of duty consists in the form of the earnest will, not in the intermediate causes of success.

    Suppose then that partly through the weakness of all the speculative arguments so highly extolled, and partly through many irregularities in nature and the world of sense which come before him, a man is persuaded of the proposition, There is no God; he would nevertheless be contemptible in his own eyes if on that account he were to imagine the laws of duty as empty, invalid and inobligatory, and wished to resolve to transgress them boldly. Such an one, even if he could be convinced in the sequel of that which he had doubted at the first, would always be contemptible while having such a disposition, although he should fulfil his duty as regards its [external] effect as punctiliously as could be desired, for [he would be acting] from fear or from the aim at recompense, without the sentiment of reverence for duty. If, conversely, as a believer [in God] he performs his duty according to his conscience, uprightly and disinterestedly, and nevertheless believes that he is free from all moral obligation so soon as he is convinced that there is no God, this could accord but badly with an inner moral disposition.

    We may then suppose the case of a righteous man [e.g. Spinoza],135 who holds himself firmly persuaded that there is no God, and also (because in respect of the Object of morality a similar consequence results) no future life; how is he to judge of his own inner purposive destination, by means of the moral law, which he reveres in practice? He desires no advantage to himself from following it, either in this or another world; he wishes, rather, disinterestedly to establish the good to which that holy law directs all his powers. But his effort is bounded; and from nature, although he may expect here and there a contingent accordance, he can never expect a regular harmony agreeing according to constant rules (such as his maxims are and must be, internally), with the purpose that he yet feels himself obliged and impelled to accomplish. Deceit, violence, and envy will always surround him, although he himself be honest, peaceable, and kindly; and the righteous men with whom he meets will, notwithstanding all their worthiness of happiness, be yet subjected by nature which regards not this, to all the evils of want, disease, and untimely death, just like the beasts of the earth. So it will be until one wide grave engulfs them together (honest or not, it makes no difference), and throws them back—who were able to believe themselves the final purpose of creation—into the abyss of the purposeless chaos of matter from which they were drawn.— The purpose, then, which this well-intentioned person had and ought to have before him in his pursuit of moral laws, he must certainly give up as impossible. Or else, if he wishes to remain dependent upon the call of his moral internal destination, and not to weaken the respect with which the moral law immediately inspires him, by assuming the nothingness of the single, ideal, final purpose adequate to its high demand (which cannot be brought about without a violation of moral sentiment), he must, as he well can—since there is at least no contradiction from a practical point of view in forming a concept of the possibility of a morally prescribed final purpose—assume the being of a moral author of the world, that is, a God.

    § 88. Limitation of the validity of the moral proof

    Pure Reason, as a practical faculty, i.e. as the faculty of determining the free use of our causality by Ideas (pure rational concepts), not only comprises in the moral law a regulative principle of our actions, but supplies us at the same time with a subjective constitutive principle in the concept of an Object which Reason alone can think, and which is to be actualised by our actions in the world according to that law. The Idea of a final purpose in the employment of freedom according to moral laws has therefore subjective practical reality. We are a priori determined by Reason to promote with all our powers the summum bonum [Weltbeste] which consists in the combination of the greatest welfare of rational beings with the highest condition of the good in itself, i.e. in universal happiness conjoined with morality most accordant to law. In this final purpose the possibility of one part, happiness, is empirically conditioned, i.e. dependent on the constitution of nature (which may or may not agree with this purpose) and is in a theoretical aspect problematical; whilst the other part, morality, in respect of which we are free from the effects of nature, stands fast a priori as to its possibility, and is dogmatically certain. It is then requisite for the objective theoretical reality of the concept of the final purpose of rational beings, that we should not only have a priori presupposed a final purpose for ourselves, but also that the creation, i.e. the world itself, should have as regards its existence a final purpose, which if it could be proved a priori would add objectivity to the subjective reality of the final purpose [of rational beings]. For if the creation has on the whole a final purpose, we cannot think it otherwise than as harmonising with the moral purpose (which alone makes the concept of a purpose possible). Now we find without doubt purposes in the world, and physical Teleology exhibits them in such abundance, that if we judge in accordance with Reason, we have ground for assuming as a principle in the investigation of nature that nothing in nature is without a purpose; but the final purpose of nature we seek there in vain. This can and must therefore, as its Idea only lies in Reason, be sought as regards its objective possibility only in rational beings. And the practical Reason of these latter not only supplies this final purpose; it also determines this concept in respect of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alone a final purpose of creation can be thought by us.

    The question is now, whether the objective reality of the concept of a final purpose of creation cannot be exhibited adequately to the theoretical requirements of pure Reason—if not apodictically for the determinant Judgement yet adequately for the maxims of the theoretical reflective Judgement? This is the least one could expect from theoretical philosophy, which undertakes to combine the moral purpose with natural purposes by means of the Idea of one single purpose; but yet this little is far more than it can accomplish.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the theoretical reflective Judgement we should say: if we have ground for assuming for the purposive products of nature a supreme Cause of nature—whose causality in respect of the actuality of creation is of a different kind from that required for the mechanism of nature, i.e. must be thought as the causality of an Understanding—we have also sufficient ground for thinking in this original Being not merely the purposes everywhere in nature but also a final purpose. This is not indeed a final purpose by which we can explain the presence of such a Being, but one of which we may at least convince ourselves (as was the case in physical Teleology) that we can make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a world conceivable, not merely according to purposes, but only through the fact that we ascribe to its existence a final purpose.

    But a final purpose is merely a concept of our practical Reason, and can be inferred from no data of experience for the theoretical judging of nature, nor can it be applied to the cognition of nature. No use of this concept is possible except its use for practical Reason according to moral laws; and the final purpose of creation is that constitution of the world which harmonises with that which alone we can put forward definitely according to laws, viz. the final purpose of our pure practical Reason, in so far as it is to be practical.— Now we have in the moral law, which enjoins on us in a practical point of view the application of our powers to the accomplishment of this final purpose, a ground for assuming its possibility and practicability, and consequently too (because without the concurrence of nature with a condition not in our power, its accomplishment would be impossible) a nature of things harmonious with it. Hence we have a moral ground for thinking in a world also a final purpose of creation.

    We have not yet advanced from moral Teleology to a Theology, i.e. to the being of a moral Author of the world, but only to a final purpose of creation which is determined in this way. But in order to account for this creation, i.e. the existence of things, in accordance with a final purpose, we must assume not only first an intelligent Being (for the possibility of things of nature which we are compelled to judge of as purposes), but also a moral Being, as author of the world, i.e. a God. This second conclusion is of such a character that we see it holds merely for the Judgement according to concepts of practical Reason, and as such for the reflective and not the determinant Judgement. It is true that in us morally practical Reason is essentially different in its principles from technically practical Reason. But we cannot assume that it must be so likewise in the supreme World-Cause, regarded as Intelligence, and that a peculiar mode of its causality is requisite for the final purpose, different from that which is requisite merely for purposes of nature. We cannot therefore assume that in our final purpose we have not merely a moral ground for admitting a final purpose of creation (as an effect), but also for admitting a moral Being as the original ground of creation. But we may well say, that, according to the constitution of our rational faculty, we cannot comprehend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a purposiveness in respect of the moral law, and its Object, as there is in this final purpose, apart from an Author and Governor of the world, who is at the same time its moral Lawgiver.

    The actuality of a highest morally-legislating Author is therefore sufficiently established merely for the practical use of our Reason, without determining anything theoretically as regards its being. For Reason requires, in respect of the possibility of its purpose, which is given to us independently by its own legislation, an Idea through which the inability to follow up this purpose, according to the mere natural concepts of the world, is removed (sufficiently for the reflective Judgement). Thus this Idea gains practical reality, although all means of creating such for it in a theoretical point of view, for the explanation of nature and determination of the supreme Cause, are entirely wanting for speculative cognition. For the theoretical reflective Judgement physical Teleology sufficiently proves from the purposes of nature an intelligent World-Cause; for the practical Judgement moral Teleology establishes it by the concept of a final purpose, which it is forced to ascribe to creation in a practical point of view. The objective reality of the Idea of God, as moral Author of the world, cannot, it is true, be established by physical purposes alone. But nevertheless, if the cognition of these purposes is combined with that of the moral purpose, they are, by virtue of the maxim of pure Reason which bids us seek unity of principles so far as is possible, of great importance for the practical reality of that Idea, by bringing in the reality which it has for the Judgement in a theoretical point of view.

    To prevent a misunderstanding which may easily arise, it is in the highest degree needful to remark that, in the first place, we can think these properties of the highest Being only according to analogy. How indeed could we explore the nature of that, to which experience can show us nothing similar? Secondly, in this way we only think the supreme Being; we cannot thereby cognise Him and ascribe anything theoretically to Him. It would be needful for the determinant Judgement in the speculative aspect of our Reason, to consider what the supreme World-Cause is in Himself. But here we are only concerned with the question what concept we can form of Him, according to the constitution of our cognitive faculties; and whether we have to assume His existence in order merely to furnish practical reality to a purpose, which pure Reason without any such presupposition enjoins upon us a priori to bring about with all our powers, i.e. in order to be able to think as possible a designed effect. Although that concept may be transcendent for the speculative Reason, and the properties which we ascribe to the Being thereby thought may, objectively used, conceal an anthropomorphism in themselves; yet the design of its use is not to determine the nature of that Being which is unattainable by us, but to determine ourselves and our will accordingly. We may call a cause after the concept which we have of its effect (though only in reference to this relation), without thereby meaning to determine internally its inner constitution, by means of the properties which can be made known to us solely by similar causes and must be given in experience. For example, amongst other properties we ascribe to the soul a vis locomotiva because bodily movements actually arise whose cause lies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m; without therefore meaning to ascribe to it the only mode [of action] that we know in moving forces (viz. by attraction, pressure, impulse, and consequently motion, which always presuppose an extended being). Just so we must assume something, which contains the ground of the possibility and practical reality, i.e. the practicability, of a necessary moral final purpose; but we can think of thi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haracter of the effect expected of it, as a wise Being governing the world according to moral laws, and, conformably to the constitution of our cognitive faculties, as a cause of things distinct from nature, only in order to express the relation of this Being (which transcends all our cognitive faculties) to the Objects of our practical Reason. We do not pretend thus to ascribe to it theoretically the only causality of this kind known to us, viz. an Understanding and a Will: we do not even pretend to distinguish objectively the causality thought in this Being, as regards what is for us final purpose, from the causality thought in it as regards nature (and its purposive determinations in general). We can only assume this distinction as subjectively necessary by the constitution of our cognitive faculties, and as valid for the reflective, not for the objectively determinant Judgement. But if we come to practice, then such a regulative principle (of prudence or wisdom) [commanding us] to act conformably to that as purpose, which by the constitution of our cognitive faculties can only be thought as possible in a certain way, is at the same constitutive, i.e. practically determinant. Nevertheless, as a principle for judging of the objective possibility of things, it is no way theoretically determinant (i.e. it does not say that the only kind of possibility which belongs to the Object is that which belongs to our thinking faculty), but is a mere regulative principle for the reflective Judgement.

    Remark

    This moral proof is not one newly discovered, although perhaps its basis is newly set forth; since it has lain in man’s rational faculty from its earliest germ, and is only continually developed with its advancing cultivation. So soon as men begin to reflect upon right and wrong—at a time when, quite indifferent as to the purposiveness of nature, they avail themselves of it without thinking anything more of it than that it is the accustomed course of nature—this judgement is inevitable, viz. that the issue cannot be the same, whether a man has behaved candidly or falsely, fairly or violently, even though up to his life’s end, as far as can be seen, he has met with no happiness for his virtues, no punishment for his vices. It is as if they perceived a voice within [saying] that the issue must be different. And so there must lie hidden in them a representation, however obscure, of something after which they feel themselves bound to strive; with which such a result would not agree,—with which, if they looked upon the course of the world as the only order of things, they could not harmonise that inner purposive determination of their minds. Now they might represent in various rude fashions the way in which such an irregularity could be adjusted (an irregularity which must be far more revolting to the human mind than the blind chance that we are sometimes willing to use as a principle for judging of nature). But they could never think any other principle of the possibility of the unification of nature with its inner ethical laws, than a supreme Cause governing the world according to moral laws; because a final purpose in them proposed as duty, and a nature without any final purpose beyond them in which that purpose might be actualised, would involve a contradiction. As to the [inner]136 constitution of that World-Cause they could contrive much nonsense. But that moral relation in the government of the world would remain always the same, which by the uncultivated Reason, considered as practical, is universally comprehensible, but with which the speculative Reason can make far from the like advance.—And in all probability attention would be directed first by this moral interest to the beauty and the purposes in nature, which would serve excellently to strengthen this Idea though they could not be the foundation of it. Still less could that moral interest be dispensed with, because it is only in reference to the final purpose that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purposes of nature acquires that immediate interest which displays itself in such a great degree in the admiration of them without any reference to the advantage to be derived from them.

    § 89. Of the use of the moral argument

    The limitation of Reason in respect of all our Ideas of the supersensible to the conditions of its practical employment has, as far as the Idea of God is concerned, undeniable uses. For it prevents Theology from rising into Theosophy (into transcendent concepts which confound Reason), or from sinking into Demonology (an anthropomorphic way of representing the highest Being). And it also prevents Religion from turning into Theurgy (a fanatical belief that we can have a feeling of other supersensible beings and can reciprocally influence them), or into Idolatry (a superstitious belief that we can please the Supreme Being by other means than by a moral sentiment).137

    For if we permit the vanity or the presumption of sophistry to determine the least thing theoretically (in a way that extends our knowledge) in respect of what lies beyond the world of sense, or if we allow any pretence to be made of insight into the being and constitution of the nature of God, of His Understanding and Will, of the laws of both and of His properties which thus affect the world, I should like to know where and at what point we will bound these assumptions of Reason. For wherever such insight can be derived, there may yet more be expected (if we only strain our reflection, as we have a mind to do). Bounds must then be put to such claims according to a certain principle, and not merely because we find that all attempts of the sort have hitherto failed, for that proves nothing against the possibility of a better result. But here no principle is possible, except either to assume that in respect of the supersensible absolutely nothing can be theoretically determined (except mere negations); or else that our Reason contains in itself a yet unused mine of cognitions, reaching no one knows how far, stored up for ourselves and our posterity.—But as concerns Religion, i.e. morals in reference to God as legislator, if the theoretical cognition of Him is to come first, morals must be adjus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ology; and not only is an external arbitrary legislation of a Supreme Being introduced in place of an internal necessary legislation of Reason, but also whatever is defective in our insight into the nature of this Being must extend to ethical precepts, and thus make Religion immoral and perverted.

    As regards the hope of a future life, if instead of the final purpose we have to accomplish in conformity with the precept of the moral law, we ask of our theoretical faculty of cognition a clue for the judgement of Reason upon our destination (which clue is only considered as necessary or worthy of acceptance in a practical reference), then in this aspect Psychology, like Theology, gives no more than a negative concept of our thinking being. That is, none of its actions or of the phenomena of the internal sense can be explained materialistically; and hence of its separate nature and of the continuance or non-continuance of its personality after death absolutely no ampliative determinant judgement is possible on speculative grounds by means of our whole theoretical cognitive faculty. Here then everything is handed over to the teleological judging of our existence in a practically necessary aspect, and to the assumption of our continuance as a condition requisite for the final purpose absolutely furnished by Reason. And so this advantage (which indeed at first glance seems to be a loss) is apparent; that, as Theology for us can never be Theosophy, or rational Psychology become Pneumatology—an ampliative science—so on the other hand this latter is assured of never falling into Materialism. Psychology, rather, is a mere anthropology of the internal sense, i.e. is the knowledge of our thinking self in life; and, as theoretical cognition, remains merely empirical. On the other hand, rational Psychology, as far as it is concerned with questions as to our eternal existence, is not a theoretical science at all, but rests on a single conclusion of moral Teleology; as also its whole use is necessary merely on account of the latter, i.e. on account of our practical destination.

    § 90. Of the kind of belief in a teleological proof of the Being of God

    The first requisite for every proof, whether it be derived from the immediate empirical presentation (as in the proof from observation of the object or from experiment) of that which is to be proved, or by Reason a priori from principles, is this. It should not persuade, but convince,138 or at least should tend to conviction. I.e. the ground of proof or the conclusion should not be merely a subjective (aesthetical) determining ground of assent (mere illusion), but objectively valid and a logical ground of cognition; for otherwise the Understanding is ensnared, but not convinced. Such an illusory proof is that which, perhaps with good intent but yet with wilful concealment of its weaknesses, is adduced in Natural Theology. In this we bring in the great number of indications of the origin of natural things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purposes, and take advantage of the merely subjective basis of human Reason, viz. its special propensity to think only one principle instead of several, whenever this can be done without contradiction; and, when in this principle only one or more requisites for determining a concept are furnished, to add in our thought these additional [features] so as to complete the concept of the thing by arbitrarily supplementing it. For, in truth, when we meet with so many products in nature which are to us marks of an intelligent cause, why should we not think One cause rather than many; and in this One, not merely great intelligence, power, etc., but rather Omniscience, and Omnipotence—in a word, think it as a Cause that contains the sufficient ground of such properties in all possible things? Further, why should we not ascribe to this unique, all-powerful, original Being not only intelligence for natural laws and products, but also, as to a moral Cause of the world, supreme, ethical, practical Reason? For by this completion of the concept a sufficient principle is furnished both for insight into nature and for moral wisdom; and no objection grounded in any way can be made against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an Idea. If now at the same time the moral motives of the mind are aroused, and a lively interest in the latter is added by the force of eloquence (of which they are indeed very worthy), then there arises therefrom a persuasion of the objective adequacy of the proof; and also (in most cases of its use) a wholesome illusion which quite dispenses with all examination of its logical strictness, and even on the contrary regards this with abhorrence and dislike as if an impious doubt lay at its basis.—Now against this there is indeed nothing to say, so long as we only have regard to its popular usefulness. But then the division of the proof into the two dissimilar parts involved in the argument—belonging to physical and moral Teleology respectively—cannot and must not be prevented. For the blending of these makes it impossible to discern where the proper force of the proof lies, and in what part and how it must be elaborated in order that its validity may be able to stand the strictest examination (even if we should be compelled to admit in one part the weakness of our rational insight). Thus it is the duty of the philosopher (supposing even that he counts as nothing the claims of sincerity) to expose the above illusion, however wholesome it is, which such a confusion can produce; and to distinguish what merely belongs to persuasion from that which leads to conviction (for these are determinations of assent which differ not merely in degree but in kind), in order to present plainly the state of the mind in this proof in its whole clearness, and to be able to subject it frankly to the closest examination.

    But a proof which is intended to convince, can again be of two kinds; either deciding what the object is in itself, or what it is for us (for men in general) according to our necessary rational principles of judgement (proof κατ’ ἀλήθειαν or κατ’ ἄνθρωπον, the last word being taken in its universal signification of man in general). In the first case it is based on adequate principles for the determinant Judgement, in the second for the reflective Judgement. In the latter case it can never, when resting on merely theoretical principles, tend to conviction; but if a practical principle of Reason (which is therefore universally and necessarily valid) lies at its basis, it may certainly lay claim to conviction adequate in a pure practical point of view, i.e. to moral conviction. But a proof tends to conviction, though without convincing, if it is [merely]139 brought on the way thereto; i.e. if it contains in itself only objective grounds, which although not attaining to certainty are yet of such a kind that they do not serve merely for persuasion as subjective grounds of the judgement.140

    All theoretical grounds of proof resolve themselves either into: (1) Proofs by logically strict Syllogisms of Reason; or where this is not the case, (2) Conclusions according to analogy; or where this also has no place, (3) Probable opinion; or finally, which has the least weight, (4) Assumption of a merely possible ground of explanation, i.e. Hypothesis.—Now I say that all grounds of proof in general, which aim at theoretical conviction, can bring about no belief of this kind from the highest to the lowest degree, if there is to be proved the proposition of the existence of an original Being, as a God, in the signification adequate to the whole content of this concept; viz. a moral Author of the world, by whom the final purpose of creation is at the same time supplied.

    (1.) As to the logically accurate proof proceeding from universal to particular, we have sufficiently established in the Critique the following: Since no intuition possible for us corresponds to the concept of a Being that is to be sought beyond nature—whose concept therefore, so far as it is to be theoretically determined by synthetical predicates, remains always problematical for us—there is absolutely no cognition of it to be had (by which the extent of our theoretical knowledge is in the least enlarged). The particular concept of a supersensible Being cannot be subsumed under the universal principles of the nature of things, in order to conclude from them to it, because those principles are valid simply for nature, as an object of sense.

    (2.) We can indeed think one of two dissimilar things, even in the very point of their dissimilarit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nalogy141 of the other; but we cannot, from that wherein they are dissimilar, conclude from the one to the other by analogy, i.e. transfer from the one to the other this sign of specific distinction. Thus I can, according to the analogy of the law of the equality of action and reaction in the mutual attraction and repulsion of bodies, also conceive of the association of the members of a commonwealth according to rules of right; but I cannot transfer to it those specific determinations (material attraction or repulsion), and ascribe them to the citizens in order to constitute a system called a state.—Just so we can indeed conceive of the causality of the original Being in respect of the things of the world, as natural purposes, according to the analogy of an Understanding, as ground of the forms of certain products which we call works of art (for this only takes place on behalf of the theoretical or practical use that we have to make by our cognitive faculty of this concept in respect of the natural things in the world according to a certain principle). But we can in no way conclude according to analogy, because in the case of beings of the world Understanding must be ascribed to the cause of an effect which is judged artificial, that in respect of nature the same causality which we perceive in men attaches also to the Being which is quite distinct from nature. For this concerns the very point of dissimilarity which is thought between a cause sensibly conditioned in respect of its effects and the supersensible original Being itself in our concept of it, and which therefore cannot be transferred from one to the other.— In the very fact that I must conceive the divine causality only according to the analogy of an Understanding (which faculty we know in no other being than in sensibly-conditioned man) lies the prohibition to ascribe to it this Understanding in its peculiar signification.142

    (3.) Opinion finds in a priori judgements no place whatever, for by them we either cognise something as quite certain or else cognise nothing at all. But if the given grounds of proof from which we start (as here from the purposes in the world) are empirical, then we cannot even with their aid form any opinion as to anything beyond the world of sense, nor can we concede to such venturesome judgements the smallest claim to probability. For probability is part of a certainty possible in a certain series of grounds (its grounds compare with the sufficient ground as parts with a whole), the insufficient ground of which must be susceptible of completion. But since, as determining grounds of one and the same judgement, they must be of the same kind, for otherwise they would not together constitute a whole (such as certainty is), one part of them cannot lie within the bounds of possible experience and another outside all possible experience. Consequently, since merely empirical grounds of proof lead to nothing supersensible, and since what is lacking in the series of them cannot in any way be completed, we do not approach in the least nearer in our attempt to attain by their means to the supersensible and to a cognition thereof. Thus in any judgement about the latter by means of arguments derived from experience, probability has no place.

    (4.) If an hypothesis is to serve for the explanation of the possibility of a given phenomenon, at least its possibility must be completely certain.143 It is sufficient that in an hypothesis I disclaim any cognition of actuality (which is claimed in an opinion given out as probable); more than this I cannot give up. The possibility of that which I place at the basis of my explanation, must at least be exposed to no doubt; otherwise there would be no end of empty chimeras. But to assume the possibility of a supersensible Being determined according to certain concepts would be a completely groundless supposition. For here none of the conditions requisite for cognition, as regards that in it which rests upon intuition, is given, and so the sole criterion of possibility remaining is the mere principle of Contradiction (which can only prove the possibility of the thought, not of the object thought).

    The result then is this. For the existence [Dasein] of the original Being, as a Godhead, or of the soul as an immortal spirit, absolutely no proof in a theoretical point of view is possible for the human Reason, which can bring about even the least degree of belief. The ground of this is quite easy to comprehend. For determining our Ideas of the supersensible we have no material whatever, and we must derive this latter from things in the world of sense, which is absolutely inadequate for such an Object. Thus, in the absence of all determination of it, nothing remains but the concept of a non-sensible something which contains the ultimate ground of the world of sense, but which does not furnish any knowledge (any amplification of the concept) of its inner constitution.

    § 91. Of the kind of belief produced by a practical faith

    If we look merely to the way in which anything can be for us (according to the subjective constitution of our representative powers) an Object of knowledge (res cognoscibilis), then our concepts will not cohere with Objects, but merely with our cognitive faculties and the use which they can make of a given representation (in a theoretical or practical point of view). Thus the question whether anything is or is not a cognisable being is not a question concerning the possibility of things but of our knowledge of them.

    Cognisable things are of three kinds: things of opinion (opinabile); things of fact (scibile); and things of faith (mere credibile).

    (1.) Objects of mere rational Ideas, which for theoretical knowledge cannot be presented in any possible experience, are so far not cognisable things, and consequently in respect of them we can form no opinion; for to form an opinion a priori is absurd in itself and the straight road to mere chimeras. Either then our proposition is certain a priori or it contains nothing for belief. Therefore things of opinion are always Objects of an empirical cognition at least possible in itself (objects of the world of sense); but, which, on account merely of the [low] degree of this faculty that we possess, is for us impossible. Thus the ether of the new physicists,144 an elastic fluid pervading all other matter (mingled intimately with it) is a mere thing of opinion, yet is such that, if our external senses were sharpened to the highest degree, it could be perceived; though it can never be presented in any observation or experiment. To assume [the existence of] rational inhabitants of other planets is a thing of opinion; for if we could come closer to them, which is in itself possible, we should decide by experience whether they did or did not exist; but as we shall never come so near, it remains in the region of opinion. But to hold the opinion that there are in the material universe pure thinking spirits without bodies (viz. if we dismiss as unworthy of our notice certain phenomena which have been published as actual145) is to be called poetic fiction. This is no thing of opinion, but a mere Idea which remains over, when we remove from a thinking being everything material, and only leave thought to it. Whether then the latter (which we know only in man, that is, in combination with a body) does survive, we cannot decide. Such a thing is a sophistical being (ens rationis ratiocinantis), not a rational being (ens rationis ratiocinatae)146; of which latter it is possible to show conclusively, the objective reality of its concept; at least for the practical use of Reason, because this which has its peculiar and apodictically certain principles a priori, demands (postulates) it.

    (2.) Objects for concepts, whose objective reality can be proved (whether through pure Reason or through experience, and, in the first case, from its theoretical or practical data, in all cases by means of a corresponding intuition) are things of fact (res facti).147 Of this kind are the mathematical properties of magnitudes (in geometry), because they are susceptible of a presentation a priori for the theoretical use of Reason. Further, things or their characteristics, which can be exhibited in experience (either our own or that of others through the medium of testimony) are likewise things of fact.—And, what is very remarkable, there is one rational Idea (susceptible in itself of no presentation in intuition, and consequently, of no theoretical proof of its possibility) which also comes under things of fact. This is the Idea of freedom, whose reality, regarded as that of a particular kind of causality (of which the concept, theoretically considered, would be transcendent), may be exhibited by means of practical laws of pure Reason, and conformably to this, in actual actions, and, consequently, in experience.—This is the only one of all the Ideas of pure Reason, whose object is a thing of fact, and to be reckoned under the scibilia.

    (3.) Objects, which in reference to the use of pure practical Reason that is in conformity with duty must be thought a priori (whether as consequences or as grounds), but which are transcendent for its theoretical use, are mere things of faith. Of this kind is the highest good in the world, to be brought about by freedom.148 The concept of this cannot be established as regards its objective reality in any experience possible for us and thus adequately for the theoretical use of Reason; but its use is commanded by practical pure Reason [in reference to the best possible working out of that purpose],149 and it consequently must be assumed possible. This commanded effect, together with the only conditions of its possibility thinkable by us, viz. the Being of God and the immortality of the soul, are things of faith (res fidei), and of all objects are the only ones which can be so called.150 For though what we learn by testimony from the experience of others must be believed by us, yet it is not therefore a thing of faith; for it was the proper experience of some one witness and so a thing of fact, or is presupposed as such. Again it must be possible by this path (that of historical faith) to arrive at knowledge; and the Objects of history and geography, like everything in general which it is at least possible to know by the constitution of our cognitive faculties, belong not to things of faith but to things of fact. It is only objects of pure Reason which can be things of faith at all, though not as objects of the mere pure speculative Reason: for then they could not be reckoned with certainty among things, i.e. Objects of that cognition which is possible for us. They are Ideas, i.e. concepts of the objective reality of which we cannot theoretically be certain. On the other hand, the highest final purpose to be worked out by us, by which alone we can become worthy of being ourselves the final purpose of creation, is an Idea which has in a practical reference objective reality for us, and is also a thing. But because we cannot furnish such reality to this concept in a theoretical point of view, it is a mere thing of faith of the pure Reason, along with God and Immortality, as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alone w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stitution of our (human) Reason, can conceive the possibility of that effect of the use of our freedom in conformity with law. But belief in things of faith is a belief in a pure practical point of view, i.e. a moral faith, which proves nothing for theoretical pure rational cognition, but only for that which is practical and directed to the fulfilment of its duties; it in no way extends speculation or the practical rules of prudenc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 of self-love. If the supreme principle of all moral laws is a postulate, so is also the possibility of its highest Object; and consequently, too, the condition under which we can think this possibility is postulated along with it and by it. Thus the cognition of the latter is neither knowledge nor opinion of the being and character of these conditions, regarded as theoretical cognition; but is a mere assumption in a reference which is practical and commanded for the moral use of our Reason.

    If we were able also plausibly to base upon the purposes of nature, which physical Teleology presents to us in such rich abundance, a determinate concept of an intelligent World-Cause, then the existence [Dasein] of this Being would not be a thing of faith. For since this would not be assumed on behalf of the performance of my duty, but only in reference to the explanation of nature, it would be merely the opinion and hypothesis most conformable to our Reason. Now such Teleology leads in no way to a determinate concept of God; on the contrary, this can only be found in the concept of a moral Author of the World, because this alone furnishes the final purpose to which we can only reckon ourselves [as attached] if we behave conformably to what the moral law prescribes as final purpose and consequently obliges us [to do]. Hence it is only by its reference to the Object of our duty, as the condition of the possibility of attaining the final purpose of the same, that the concept of God attains the privilege of counting as a thing of faith, in our belief; but on the other hand, this same concept cannot make its Object valid as a thing of fact. For, although the necessity of duty is very plain for practical Reason, yet the attainment of its final purpose, so far as it is not altogether in our own power, is only assumed on behalf of the practical use of Reason, and therefore is not so practically necessary as duty itself.151

    Faith (as habitus, not as actus) is the moral attitude of Reason as to belief in that which is unattainable by theoretical cognition. It is therefore the constant principle of the mind, to assume as true, on account of the obligation in reference to it, that which it is necessary to presuppose as condition of the possibility of the highest moral final purpose152; although its possibility or impossibility be alike impossible for us to see into. Faith (absolutely so called) is trust in the attainment of a design, the promotion of which is a duty, but the possibility of the fulfilment of which (and consequently also that of the only conditions of it thinkable by us) is not to be comprehended by us. Faith, then, that refers to particular objects, which are not objects of possible knowledge or opinion (in which latter case it ought to be called, especially in historical matters, credulity and not faith), is quite moral. It is a free belief, not in that for which dogmatical proofs for the theoretically determinant Judgement are to be found, or in that to which we hold ourselves bound, but in that which we assume on behalf of a design in accordance with laws of freedom. This, however, is not, like opinion, without any adequate ground; but, is grounded as in Reason (although only in respect of its practical employment), and adequately for its design. For without this, the moral attitude of thought in its repudiation of the claim of the theoretical Reason for proofs (of the possibility of the Objects of morality) has no permanence; but wavers between practical commands and theoretical doubts. To be incredulous means to cling to maxims, and not to believe testimony in general; but he is unbelieving, who denies all validity to rational Ideas, because there is wanting a theoretical ground of their reality.154 He judges therefore dogmatically. A dogmatical unbelief cannot subsist together with a moral maxim dominant in the mental attitude (for Reason cannot command one to follow a purpose, which is cognised as nothing more than a chimera); but a doubtful faith can. To this the absence of conviction by grounds of speculative Reason is only a hindrance, the influence of which upon conduct a critical insight into the limits of this faculty can remove, while it substitutes by way of compensation a paramount practical belief.

    * * * * *

    If, in place of certain mistaken attempts, we wish to introduce a different principle into philosophy and to promote its influence, it makes us highly contented to see how and why those attempts must have disappointed us.

    God, freedom, and immortality, are the problems at the solution of which all the equipments of Metaphysic aim, as their ultimate and unique purpose. Now it was believed that the doctrine of freedom is needed for practical philosophy only as its negative condition; but that on the other hand the doctrine of God and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soul, as belonging to theoretical philosophy, must be established for themselves and separately, in order afterwards to unite both with that which the moral law (possible only under the condition of freedom) commands, and so to constitute a religion. But we can easily see that these attempts must fail. For from mere ontological concepts of things in general, or of the existence of a necessary Being, it is possible to form absolutely no determinate concept of an original Being by means of predicates which can be given in experience and can therefore serve for cognition. Again a concept based on experience of the physical purposiveness of nature could furnish no adequate proof for morality, or consequently for cognition of a Deity. Just as little could the cognition of the soul by means of experience (which we only apply in this life) supply us with a concept of its spiritual immortal nature, a concept which would be adequate for morality. Theology and Pneumatology, regarded as problems of the sciences of a speculative Reason, can be established by no empirical data and predicates, because the concept of them is transcendent for our whole cognitive faculty.—The determination of both concepts, God and the soul (in respect of its immortality) alike, can only take place by means of predicates, which, although they are only possible from a supersensible ground, must yet prove their reality in experience; for thus alone can they make possible a cognition of a quite supersensible Being.—The only concept of this kind to be met with in human Reason is that of the freedom of men under moral laws, along with the final purpose which Reason prescribes by these laws. Of these two [the moral laws and the final purpose] the first are useful for ascribing to the Author of Nature, the second for ascribing to man, those properties which contain the necessary condition of the possibility of both [God and the soul]; so that from this Idea a conclusion can be drawn as to the existence and constitution of these beings which are otherwise quite hidden from us.

    Thus the ground of the failure of the attempt to prove God and immortality by the merely theoretical path lies in this, that no cognition whatever is possible of the supersensible in this way (of natural concepts). The ground of its success by the moral way (of the concept of freedom) is as follows. Here the supersensible (freedom), which in this case is fundamental, by a determinate law of causality that springs from it, not only supplies material for cognition of other supersensibles (the moral final purpose and the conditions of its attainability), but also establishes its reality in actions as a fact; though at the same time it can furnish a valid ground of proof in no other than a practical point of view (the only one, however, of which Religion has need).

    It is thus very remarkable that of the three pure rational Ideas, God, freedom, and immortality, that of freedom is the only concept of the supersensible which (by means of the causality that is thought in it) proves its objective reality in nature by means of the effects it can produce there; and thus renders possible the connexion of both the others with nature, and of all three together with Religion. We have therefore in us a principle capable of determining the Idea of the supersensible within us, and thus also that of the supersensible without us, for knowledge, although only in a practical point of view; a principle this of which mere speculative philosophy (which could give a merely negative concept of freedom) must despair. Consequently the concept of freedom (as fundamental concept of all unconditioned practical laws) can extend Reason beyond those bounds, within which every natural (theoretical) concept must remain hopelessly limited.

    General remark on Teleology

    If the question is, what rank the moral argument, which proves the Being of God only as a thing of faith for the practical pure Reason, maintains among the other arguments in philosophy, it is easy to set aside the whole achievement of this last; by which it appears that there is no choice, but that our theoretical faculty must give up all its pretensions before an impartial criticism.

    All belief must in the first place be grounded upon facts, if it is not to be completely groundless; and therefore the only distinction in proofs that there can be is that belief in the consequence derived therefrom can either be grounded on this fact as knowledge for theoretical cognition, or merely as faith for practical. All facts belong either to the natural concept which proves its reality in the objects of sense, given (or which may possibly be given) before all natural concepts; or to the concept of freedom, which sufficiently establishes its reality through the causality of Reason in regard of certain effects in the world of sense, possible through it, which it incontrovertibly postulates in the moral law. The natural concept (merely belonging to theoretical cognition) is now either metaphysical and thinkable completely a priori, or physical, i.e. thinkable a posteriori and as necessary only through determinate experience. The metaphysical natural concept (which presupposes no determinate experience) is therefore ontological.

    The ontological proof of the being of God from the concept of an original Being is either that which from ontological predicates, by which alone it can be thought as completely determined, infers absolutely necessary being; or that which, from the absolute necessity of the being somewhere of some thing, whatever it be, infers the predicates of the original Being. For there belongs to the concept of an original Being, inasmuch as it is not derived from anything, the unconditioned necessity of its presence, and (in order to represent this) its complete determination by its [mere]155 concept. It was believed that both requirements were found in the concept of the ontological Idea of a Being the most real of all; and thus two metaphysical proofs originated.

    The proof (properly called ontological) resting upon a merely metaphysical natural concept concludes from the concept of the Being the most real of all, its absolutely necessary existence; for (it is said), if it did not exist, a reality would be wanting to it, viz. existence.—The other (which is also called the metaphysico-cosmological proof) concludes from the necessity of the existence somewhere of a thing (which must be conceded, for a being is given to us in self-consciousness), its complete determination as that of a Being the most real of all; for everything existing must be completely determined, but the absolutely necessary (i.e. that which we ought to cognise as such and consequently a priori) must be completely determined by means of its own concept. But this is only the case with the concept of a thing the most real of all. It is not needful to expose here the sophistry in both arguments, which has been already done elsewhere;156 it is only needful to remark that neither proof, even if they could be defended by all manner of dialectical subtlety, could ever pass from the schools into the world, or have the slightest influence on the mere sound Understanding.

    The proof, which rests on a natural concept that can only be empirical and yet is to lead us beyond the bounds of nature regarded as the complex of the objects of sense, can be no other than that derived from the purposes of nature. The concept of these cannot, it is true, be given a priori but only through experience; but yet it promises such a concept of the original ground of nature as alone, among all those which we can conceive, is suited to the supersensible, viz. that of a highest Understanding as Cause of the world. This, in fact, it completely performs in accordance with principles of the reflective Judgement, i.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stitution of our (human) faculty of cognition.—But whether or not it is in a position to supply from the same data this concept of a supreme, i.e. independent intelligent Being, in short of a God or Author of a world under moral laws, and consequently as sufficiently determined for the Idea of a final purpose of the being of the world—this is the question upon which everything depends, whether we desire a theoretically adequate concept of the Original Being on behalf of our whole knowledge of nature, or a practical concept for religion.

    This argument derived from physical Teleology is worthy of respect. It produces a similar effect in the way of conviction upon the common Understanding as upon the subtlest thinker; and a Reimarus157 has acquired immortal honour in his work (not yet superseded), in which he abundantly develops this ground of proof with his peculiar thoroughness and lucidity.—But how does this proof acquire such mighty influence upon the mind? How does a judgement by cold reason (for we might refer to persuasion the emotion and elevation of reason produced by the wonders of nature) issue thus in a calm and unreserved assent? It is not the physical purposes, which all indicate in the World Cause an unfathomable intelligence; these are inadequate thereto, because they do not satisfy the need of the inquiring Reason. For, wherefore (it asks) are all those natural things that exhibit art? Wherefore is man himself, whom we must regard as the ultimate purpose of nature thinkable by us? Wherefore is this collective Nature here, and what is the final purpose of such great and manifold art? Reason cannot be contented with enjoyment or with contemplation, observation, and admiration (which, if it stops there, is only enjoyment of a particular kind) as the ultimate final purpose for the creation of the world and of man himself; for this presupposes a personal worth, which man alone can give himself, as the condition under which alone he and his being can be the final purpose. Failing this (which alone is susceptible of a definite concept), the purposes of nature do not satisfactorily answer our questions; especially because they cannot furnish any determinate concept of the highest Being as an all-sufficient (and therefore unique and so properly called highest) being, and of the laws according to which an Understanding is Cause of the world.

    Hence that the physico-teleological proof convinces, just as if it were a theological proof, does not arise from our availing ourselves of the Ideas of purposes of nature as so many empirical grounds of proof of a highest Understanding. But it mingles itself unnoticed with that moral ground of proof, which dwells in every man and influences him secretly, in the conclusion by which we ascribe to the Being, which manifests itself with such incomprehensible art in the purposes of nature, a final purpose and consequently wisdom (without however being justified in doing so by the perception of the former); and by which therefore we arbitrarily fill up the lacunas of the [design] argument. In fact it is only the moral ground of proof which produces conviction, and that only in a moral reference with which every man feels inwardly his agreement. But the physico-teleological proof has only the merit of leading the mind, in its consideration of the world, by the way of purposes and through them to an intelligent Author of the world. The moral reference to purposes and the Idea of a moral legislator and Author of the world, as a theological concept, seem to be developed of themselves out of that ground of proof, although they are in truth pure additions.

    Henceforward we may allow the customary statement to stand. For it is generally difficult (if the distinction requires much reflection) for ordinary sound Understanding to distinguish from one another as heterogeneous the different principles which it confuses, and from one of which alone it actually draws conclusions with correctness. The moral ground of proof of the Being of God, properly speaking, does not merely complete and render perfect the physico-teleological proof; but it is a special proof that supplies the conviction which is wanting in the latter. This latter in fact can do nothing more than guide Reason, in its judgements upon the ground of nature and that contingent but admirable order of nature only known to us by experience, to the causality of a Cause containing the ground of the same in accordance with purposes (which we by the constitution of our cognitive faculties must think as an intelligent cause); and thus by arresting the attention of Reason it makes it more susceptible of the moral proof. For what is requisite to the latter concept is so essentially different from everything which natural concepts contain and can teach, that there is need of a particular ground of proof quite independent of the former, in order to supply the concept of the original Being adequately for Theology and to infer its existence.—The moral proof (which it is true only proves the Being of God in a practical though indispensable aspect of Reason) would preserve all its force, if we found in the world no material, or only that which is doubtful, for physical Teleology. It is possible to conceive rational beings surrounded by a nature which displayed no clear trace of organisation but only the effects of a mere mechanism of crude matter; on behalf of which and amid the changeability of some merely contingent purposive forms and relations there would appear to be no ground for inferring an intelligent Author. In such case there would be no occasion for a physical Teleology; and yet Reason, which here gets no guidance from natural concepts, would find in the concept of freedom and in the moral Ideas founded thereon a practically sufficient ground for postulating the concept of the original Being in conformity with these, i.e. as a Deity, and for postulating nature (even the nature of our own being) as a final purpose in accordance with freedom and its laws—and all this in reference to the indispensable command of practical Reason.—However the fact that there is in the actual world for the rational beings in it abundant material for physical Teleology (even though this is not necessary) serves as a desirable confirmation of the moral argument, as far as nature can exhibit anything analogous to the (moral) rational Ideas. For the concept of a supreme Cause possessing intelligence (though not reaching far enough for a Theology) thus acquires sufficient reality for the reflective Judgement, but it is not required as the basis of the moral proof; nor does this latter serve to complete as a proof the former, which does not by itself point to morality at all, by means of an argument developed according to a single principle. Two such heterogeneous principles as nature and freedom can only furnish two different kinds of proof; and the attempt to derive one from the other is found unavailing as regards that which is to be proved.

    If the physico-teleological ground of proof sufficed for the proof which is sought, it would be very satisfactory for the speculative Reason; for it would furnish the hope of founding a Theosophy (for so we must call the theoretical cognition of the divine nature and its existence which would suffice at once for the explan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world and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moral laws). In the same way if Psychology enabled us to arrive at a cognition of the immortality of the soul it would make Pneumatology possible, which would be just as welcome to the speculative Reason. But neither, agreeable as they would be to the arrogance of our curiosity, would satisfy the wish of Reason in respect of a theory which must be based on a cognition of the nature of things. Whether the first, as Theology, and the second, as Anthropology, when founded on the moral principle, i.e. the principle of freedom, and consequent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actical use [of Reason] do not better fulfil their objective final design, is another question which we need not here pursue.

    The physico-teleological ground of proof does not reach to Theology, because it does not and cannot give any determinate concept, sufficient for this design, of the original Being; but we must derive this from quite another quarter, or must supply its lacuna by an arbitrary addition. You infer, from the great purposiveness of natural forms and their relations, a world-cause endowed with Understanding; but what is the degree of this Understanding? Without doubt you cannot assume that it is the highest possible Understanding; because for that it would be requisite that you should see that a greater Understanding than that of which you perceive proofs in the world, is not thinkable; and this would be to ascribe Omniscience to yourself.158 In the same way, if you infer from the magnitude of the world the very great might of its Author, you must be content with this having only a comparative significance for your faculty of comprehension; for since you do not know all that is possible, so as to compare it with the magnitude of the world as far as you know it, you cannot infer the Almightiness of its Author from so small a standard, and so on. Now you arrive in this way at no definite concept of an original Being available for a Theology; for this can only be found in the concept of the totality of perfections compatible with intelligence, and you cannot help yourself to this by merely empirical data. But without such a definite concept you cannot infer a unique intelligent original Being; you can only assume it (with whatever motive).—Now it may certainly be conceded that you should arbitrarily add (for Reason has nothing fundamental to say to the contrary): Where so much perfection is found, we may well assume that all perfection is united in a unique Cause of the world, because Reason succeeds better both theoretically and practically with a principle thus definite. But then you cannot regard this concept of the original Being as proved by you, for you have only assumed it on behalf of a better employment of Reason. Hence all lamentation or impotent anger on account of the alleged mischief of rendering doubtful the coherency of your chain of reasoning, is vain pretentiousness, which would fain have us believe that the doubt here freely expressed as to your argument is a doubting of sacred truth, in order that under this cover the shallowness of your argument may pass unnoticed.

    Moral Teleology, on the other hand, which is not less firmly based than physical,—which, indeed, rather deserves the preference because it rests a priori on principles inseparable from our Reason—leads to that which is requisite for the possibility of a Theology, viz. to a determinate concept of the supreme Cause, as Cause of the world according to moral laws, and, consequently, to the concept of such a cause as satisfies our moral final purpose. For this are required, as natural properties belonging to it, nothing less than Omniscience, Omnipotence, Omnipresence, and the like, which must be thought as bound up with the moral final purpose which is infinite and thus as adequate to it. Hence moral Teleology alone can furnish the concept of a unique Author of the world, which is available for a Theology.

    In this way Theology leads immediately to Religion, i.e. the recognition of our duties as divine commands159; because it is only the recognition of our duty and of the final purpose enjoined upon us by Reason which brings out with definiteness the concept of God. This concept, therefore, is inseparable in its origin from obligation to that Being. On the other hand, even if the concept of the original Being could be also found determinately by the merely theoretical path (viz. the concept of it as mere Cause of nature), it would afterwards be very difficult—perhaps impossible without arbitrary interpolation [of elements]—to ascribe to this Being by well-grounded proofs a causality in accordance with moral laws; and yet without this that quasi-theological concept could furnish no foundation for religion. Even if a religion could be established by this theoretical path, it would actually, as regards sentiment (wherein its essence lies) be different from that in which the concept of God and the (practical) conviction of His Being originate from the fundamental Ideas of morality. For if we must suppose the Omnipotence, Omniscience, etc., of an Author of the world as concepts given to us from another quarter, in order afterwards only to apply our concepts of duties to our relation to Him, then these latter concepts must bear very markedly the appearance of compulsion and forced submission. If, instead of this, the respect for the moral law, quite freely, in virtue of the precept of our own Reason, represents to us the final purpose of our destination, we admit among our moral views a Cause harmonising with this and with its accomplishment, with the sincerest reverence, which is quite distinct from pathological fear; and we willingly submit ourselves thereto.160

    If it be asked why it is incumbent upon us to have any Theology at all, it appears clear that it is not needed for the extension or correction of our cognition of nature or in general for any theory, but simply in a subjective point of view for Religion, i.e. the practical or moral use of our Reason. If it is found that the only argument which leads to a definite concept of the object of Theology is itself moral, it is not only not strange, but we miss nothing in respect of its final purpose as regards the sufficiency of belief from this ground of proof, provided that it be admitted that such an argument only establishes the Being of God sufficiently for our moral destination, i.e. in a practical point of view, and that here speculation neither shows its strength in any way, nor extends by means of it the sphere of its domain. Our surprise and the alleged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possibility of a Theology asserted here and that which the Critique of speculative Reason said of the Categories—viz. that they can only produce knowledge when applied to objects of sense, but in no way when applied to the supersensible—vanish, if we see that they are here used for a cognition of God not in a theoretical point of view (in accordance with what His own nature, inscrutable to us, may be) but simply in a practical.—In order then at this opportunity to make an end of the misinterpretation of that very necessary doctrine of the Critique, which, to the chagrin of the blind dogmatist, refers Reason to its bounds, I add here the following elucidation.

    If I ascribe to a body motive force and thus think it by means of the category of causality, then I at the same time cognise it by that [category]; i.e. I determine the concept of it, as of an Object in general, by means of what belongs to it by itself (as the condition of the possibility of that relation) as an object of sense. If the motive force ascribed to it is repulsive, then there belongs to it (although I do not place near it any other body upon which it may exert force) a place in space, and moreover extension, i.e. space in itself, besides the filling up of this by means of the repulsive forces of its parts. In addition there is the law of this filling up (that the ground of the repulsion of the parts must decrease in the same proportion as the extension of the body increases, and as the space, which it fills with the same parts by means of this force, is augmented).—On the contrary, if I think a supersensible Being as the first mover, and thus by the category of causality as regards its determination of the world (motion of matter), I must not think it as existing in any place in space nor as extended; I must not even think it as existing in time or simultaneously with other beings. Hence I have no determinations whatever, which could make intelligible to me the condition of the possibility of motion by means of this Being as its ground. Consequently, I do not in the very least cognise it by means of the predicate of Cause (as first mover), for itself; but I have only the representation of a something containing the ground of the motions in the world; and the relation of the latter to it as their cause, since it does not besides furnish me with anything belonging to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thing which is cause, leaves its concept quite empty. The reason of this is, that by predicates which only find their Object in the world of sense I can indeed proceed to the being of something which must contain their ground, but not to the determination of its concept as a supersensible being, which excludes all these predicates. By the category of causality, then, if I determine it by the concept of a first mover, I do not in the very least cognise what God is. Perhaps, however, I shall have better success if I start from the order of the world, not merely to think its causality as that of a supreme Understanding, but to cognise it by means of this determination of the said concept; because here the troublesome condition of space and of extension disappears.—At all events the great purposiveness in the world compels us to think a supreme cause of it, and to think its causality as that of an Understanding; but we are not therefore entitled to ascribe this to it. (E.g. we think of the eternity of God as presence in all time, because we can form no other concept of mere being as a quantum, i.e. as duration; or we think of the divine Omnipresence as presence in all places in order to make comprehensible to ourselves His immediate presence in things which are external to one another; without daring to ascribe to God any of these determinations, as something cognised in Him.) If I determine the causality of a man, in respect of certain products which are only explicable by designed purposiveness, by thinking it as that of Understanding, I need not stop here, but I can ascribe to him this predicate as a well-known property and cognise him accordingly. For I know that intuitions are given to the senses of men and are brought by the Understanding under a concept and thus under a rule; that this concept only contains the common characteristic (with omission of the particular ones) and is thus discursive; and that the rules for bringing given representations under a consciousness in general are given by Understanding before those intuitions, etc. I therefore ascribe this property to man as a property by means of which I cognise him. However, if I wish to think a supersensible Being (God) as an intelligence, this is not only permissible in a certain aspect of my employment of Reason—it is unavoidable; but to ascribe to Him Understanding and to flatter ourselves that we can cognise Him by means of it as a property of His, is in no way permissible. For I must omit all thos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alone I know an Understanding, and thus the predicate which only serves for determining man cannot be applied at all to a supersensible Object; and therefore by a causality thus determined, I cannot cognise what God is. And so it is with all Categories, which can have no significance for cognition in a theoretical aspect, if they are not applied to objects of possible experience.—However, according to the analogy of an Understanding I can in a certain other aspect think a supersensible being, without at the same time meaning thereby to cognise it theoretically; viz. if this determination of its causality concerns an effect in the world, which contains a design morally necessary but unattainable by a sensible being. For then a cognition of God and of His Being (Theology) is possible by means of properties and determinations of His causality merely thought in Him according to analogy, which has all requisite reality in a practical reference though only in respect of this (as moral).—An Ethical Theology is therefore possible; for though morality can subsist without theology as regards its rule, it cannot do so as regards the final design which this proposes, unless Reason in respect of it is to be renounced. But a Theological Ethic (of pure Reason) is impossible; for laws which Reason itself does not give and whose observance it does not bring about as a pure practical faculty, can not be moral. In the same way a Theological Physic would be a nonentity, for it would propose no laws of nature but ordinances of a Highest Will; while on the other hand a physical (properly speaking a physico-teleological) Theology can serve at least as a propaedeutic to Theology proper, by giving occasion for the Idea of a final purpose which nature cannot present by the observation of natural purposes of which it offers abundant material. It thus makes felt the need of a Theology which shall determine the concept of God adequately for the highest practical use of Reason, but it cannot develop this and base it satisfactorily on its proofs.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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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OTNOTES:

    1 Dr. Caird (Critical Philosophy of Kant, vol. ii. p. 406) has given an instructive account of the gradual development in Kant’s mind of the main idea of the Critique of Judgement.

    2 Natural Theology and Modern Thought, p. 158.

    3 I reproduce here in part a paper read before the Victoria Institute in April 1892.

    4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Dialectic, Bk. ii. chap. i. near the end.

    5 Cf. Kuno Fischer, A Critique of Kant, p. 142.

    6 Quoted by Caird, Critical Philosophy of Kant, vol. ii. p. 507, who reiterates this criticism all through his account of Kant’s teaching.

    7 Natural Theology and Modern Thought, p. 241.

    8 [Reading, with Windelband, in sicheren alleinigen Besitz.]

    9 If we have cause for supposing that concepts which we use as empirical principles stand in relationship with the pure cognitive faculty a priori, it is profitable, because of this reference, to seek for them a transcendental definition; i.e. a definition through pure categories, so far as these by themselves adequately furnish the distinction of the concept in question from others. We here follow the example of the mathematician who leaves undetermined the empirical data of his problem, and only brings their relation in their pure synthesis under the concepts of pure Arithmetic, and thus generalises the solution. Objection has been brought against a similar procedure of mine (cf. the Preface to the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 Abbott’s Translation, p. 94), and my definition of the faculty of desire has been found fault with, viz. that it is [the being’s] faculty of becoming by means of its representations the cause of the actuality of the objects of these representations; for the desires might be mere cravings, and by means of these alone every one is convinced the Object cannot be produced.—But this proves nothing more than that there are desires in man, by which he is in contradiction with himself. For here he strives for the production of the Object by means of the representation alone, from which he can expect no result, because he is conscious that his mechanical powers (if I may so call those which are not psychological) which must be determined by that representation to bring about the Object (mediately) are either not competent, or even tend towards what is impossible; e.g. to reverse the past (O mihi praeteritos … etc.), or to annihilate in the impatience of expectation the interval before the wished for moment.—Although in such fantastic desires we are conscious of the inadequacy (or even the unsuitability) of our representations for being causes of their objects, yet their reference as causes, and consequently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ir causality, is contained in every wish; and this is specially evident if the wish is an affection or longing. For these [longings] by their dilatation and contraction of the heart and consequent exhaustion of its powers, prove that these powers are continually kept on the stretch by representations, but that they perpetually let the mind, having regard to the impossibility [of the desire], fall back in exhaustion. Even prayers for the aversion of great and (as far as one can see) unavoidable evils, and many superstitious means for attaining in a natural way impossible purposes, point to the causal reference of representations to their Objects; a reference which cannot at all be checked by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inadequacy of the effort to produce the effect.—As to why there should be in our nature this propensity to desires which are consciously vain, that is an anthropologico-teleological problem. It seems that if we were not determined to the application of our powers before we were assured of the adequacy of our faculties to produce an Object, these powers would remain in great part unused. For we commonly learn to know our powers only by first making trial of them. This deception in the case of vain wishes is then only the consequence of a benevolent ordinance in our nature. [This note was added by Kant in the Second Edition.]

    10 One of the various pretended contradictions in this whole distinction of the causality of nature from that of freedom is this. It is objected that if I speak of obstacles which nature opposes to causality according to (moral) laws of freedom or of the assistance it affords, I am admitting an influence of the former upon the latter. But if we try to understand what has been said, this misinterpretation is very easy to avoid. The opposition or assistance is not between nature and freedom, but between the former as phenomenon and the effects of the latter as phenomena in the world of sense. The causality of freedom itself (of pure and practical Reason) is the causality of a natural cause subordinated to freedom (i.e. of the subject considered as man and therefore as phenomenon). The intelligible, which is thought under freedom, contains the ground of the determination of this [natural cause] in a way not explicable any further (just as that intelligible does which constitutes the supersensible substrate of nature).

    11 It has been thought a doubtful point that my divisions in pure Philosophy should always be threefold. But that lies in the nature of the thing. If there is to be an a priori division it must be either analytical, according to the law of contradiction, which is always twofold (quodlibet ens est aut A aut non A); or it is synthetical. And if in this latter case it is to be derived from a priori concepts (not as in Mathematic from the intuition corresponding to the concept), the division must necessarily be trichotomy. For according to what is requisite for synthetical unity in general there must be (1) a condition, (2) a conditioned, and (3) the concept which arises from the union of the conditioned with its condition.

    12 The definition of taste which is laid down here is that it is the faculty of judging of the beautiful. But the analysis of judgements of taste must show what is required in order to call an object beautiful. The moments, to which this Judgement has regard in its reflection, I have sough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guidance of the logical functions of judgement (for in a judgement of taste a reference to the Understanding is always involved). I have considered the moment of quality first, because the aesthetical judgement upon the beautiful first pays attention to it.

    13 A judgement upon an object of satisfaction may be quite disinterested, but yet very interesting, i.e. not based upon an interest, but bringing an interest with it; of this kind are all pure moral judgements. Judgements of taste, however, do not in themselves establish any interest. Only in society is it interesting to have taste: the reason of this will be shown in the sequel.

    14 [Second Edition.]

    15 An obligation to enjoyment is a manifest absurdity. Thus the obligation to all actions which have merely enjoyment for their aim can only be a pretended one; however spiritually it may be conceived (or decked out), even if it is a mystical, or so-called heavenly, enjoyment.

    16 [Second Edition.]

    17 [Second Edition.]

    18 [Ueberweg points out (Hist. of Phil., ii. 528, Eng. Trans.) that Mendelssohn had already called attention to the disinterestedness of our satisfaction in the Beautiful. “It appears,” says Mendelssohn, “to be a particular mark of the beautiful, that it is contemplated with quiet satisfaction, that it pleases, even though it be not in our possession, and even though we be never so far removed from the desire to put it to our use.” But, of course, as Ueberweg remarks, Kant’s conception of disinterestedness extends far beyond the absence of a desire to possess the object.]

    19 [Reading besondere with Windelband; Hartenstein reads bestimmte.]

    20 [I.e. The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Analytic, bk. ii. c. i.]

    21 [Second Edition. Spencer expresses much more concisely what Kant has in his mind here. “Pleasure … is a feeling which we seek to bring into consciousness and retain there; pain is … a feeling which we seek to get out of consciousness and to keep out.”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 125.]

    22 [The editions of Hartenstein and Kirchmann omit ohne before zweck, which makes havoc of the sentence. It is correctly printed by Rosenkranz and Windelband.]

    23 [First Edition.]

    24 [Cf. Metaphysic of Morals, Introd. I. “The pleasure which is necessarily bound up with the desire (of the object whose representation affects feeling) may be called practical pleasure, whether it be cause or effect of the desire. On the contrary, the pleasure which is not necessarily bound up with the desire of the object, and which, therefore, is at bottom not a pleasure in the existence of the Object of the representation, but clings to the representation only, may be called mere contemplative pleasure or passive satisfaction. The feeling of the latter kind of pleasure we call taste.”]

    25 [Second Edition.]

    26 [First Edition has gleiche; Second Edition has solche.]

    27 [First and Second Editions have sehr zweifle; but this was corrected to nicht zweifle in the Third Edition of 1799.]

    28 [Belebt machen; First Edition had beliebt.]

    29 [Second Edition.]

    30 [Kant probably alludes here to Baumgarten (1714–1762), who was the first writer to give the name of Aesthetics to the Philosophy of Taste. He defined beauty as “perfection apprehended through the senses.” Kant is said to have used as a text-book at lectures a work by Meier, a pupil of Baumgarten’s, on this subject.]

    31 [Cf. Preface to the Metaphysical Elements of Ethics, v.: “The word perfection is liable to many misconceptions. It is sometimes understood as a concept belonging to Transcendental Philosophy; viz. the concept of the totality of the manifold, which, taken together, constitutes a Thing; sometimes, again, it is understood as belonging to Teleology, so that it signifies the agreement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thing with a purpose. Perfection in the former sense might be called quantitative (material), in the latter qualitative (formal) perfection.”]

    32 [The words even if … general were added in the Second Edition.]

    33 [Second Edition.]

    34 Models of taste as regards the arts of speech must be composed in a dead and learned language. The first, in order that they may not suffer that change which inevitably comes over living languages, in which noble expressions become flat, common ones antiquated, and newly created ones have only a short currency. The second, because learned languages have a grammar which is subject to no wanton change of fashion, but the rules of which are preserved unchanged.

    35 [This distinction between an Idea and an Ideal, as also the further contrast between Ideals of the Reason and Ideals of the Imagination, had already been given by Kant in the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Dialectic, bk. ii. c. iii. § 1.]

    36 [Polycletus of Argos flourished about 430 B.C. His statue of the Spearbearer (Doryphorus), afterwards became known as the Canon; because in it the artist was supposed to have embodied a perfect representation of the ideal of the human figure.]

    37 [This was a celebrated statue executed by Myron, a Greek sculptor, contemporary with Polycletus. It is frequently mentioned in the Greek Anthology.]

    38 It will be found that a perfectly regular countenance, such as a painter might wish to have for a model, ordinarily tells us nothing; because it contains nothing characteristic, and therefore rather expresses the Idea of the race than the specific [traits] of a person. The exaggeration of a characteristic of this kind, i.e. such as does violence to the normal Idea (the purposiveness of the race) is called caricature. Experience also shows that these quite regular countenances commonly indicate internally only a mediocre man; presumably (if it may be assumed that external nature expresses the proportions of internal) because, if no mental disposition exceeds that proportion which is requisite in order to constitute a man free from faults, nothing can be expected of what is called genius, in which nature seems to depart from the ordinary relations of the mental powers on behalf of some special one.

    39 It might be objected to this explanation that there are things, in which we see a purposive form without cognising any [definite] purpose in them, like the stone implements often got from old sepulchral tumuli with a hole in them as if for a handle. These, although they plainly indicate by their shape a purposiveness of which we do not know the purpose, are nevertheless not described as beautiful. But if we regard a thing as a work of art, that is enough to make us admit that its shape has reference to some design and definite purpose. And hence there is no immediate satisfaction in the contemplation of it. On the other hand a flower, e.g. a tulip, is regarded as beautiful; because in perceiving it we find a certain purposiveness which, in our judgement, is referred to no purpose at all.

    40 [Cp. p. 170, infra.]

    41 [See The History of Sumatra, by W. Marsden (London, 1783), p. 113.]

    42 [Cf. § 42, infra.]

    43 [Second Edition.]

    44 [Second Edition.]

    45 [Lettres sur l’Égypte, par M. Savary, Amsterdam, 1787.]

    46 [Second Edition.]

    47 [With this should be compared the similar discussion in the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Dialectic, bk. ii. c. ii. § 1, On the System of Cosmological Ideas.]

    48 [Second Edition.]

    49 [Cf. § 83, infra.]

    50 [In the Philosophical Theory of Religion, pt. i. sub fin. (Abbott’s Translation, p. 360), Kant, as here, divides “all religions into two classes—favour-seeking religion (mere worship) and moral religion, that is, the religion of a good life;” and he concludes that “amongst all the public religions that have ever existed the Christian alone is moral.”]

    51 [Voyages dans les Alpes, par H. B. de Saussure; vol. i. was published at Neuchatel in 1779; vol. ii. at Geneva in 1786.]

    52 [Second Edition.]

    53 [Als Vermögen der Independenz der absoluten Totalität, a curious phrase.]

    54 [Second Edition.]

    55 Affections are specifically different from passions. The former are related merely to feeling; the latter belong to the faculty of desire, and are inclinations which render difficult or impossible all determination of the [elective] will by principles. The former are stormy and unpremeditated; the latter are steady and deliberate; thus indignation in the form of wrath is an affection, but in the form of hatred (revenge) is a passion. The latter can never and in no reference be called sublime; because while in an affection the freedom of the mind is hindered, in a passion it is abolished. [Cf. Preface to the Metaphysical Elements of Ethics, § xvi., where this distinction is more fully drawn out. Affection is described as hasty; and passion is defined as the sensible appetite grown into a permanent inclination.]

    56 [In the Preface to the Metaphysical Elements of Ethics, § xvii., Kant gives the term moral apathy to that freedom from the sway of the affections, which is distinguished from indifference to them.]

    57 [Reading weiche with Rosenkranz and Windelband; Hartenstein and Kirchmann have weise, which yields no sense.]

    58 [Cf. p. 129, supra.]

    59 [Kirchmann has positiv; but this is probably a mere misprint.]

    60 [L.c. vol. ii. p. 181.]

    61 [See Burke, On the Sublime and Beautiful, Part IV., Sect. vii. “If the pain and terror are so modified as not to be actually noxious; if the pain is not carried to violence, and the terror is not conversant about the present destruction of the person, as these emotions clear the parts, whether fine or gross, of a dangerous and troublesome incumbrance, they are capable of producing delight; not pleasure, but a sort of delightful horror, a sort of tranquillity tinged with terror; which, as it belongs to self-preservation, is one of the strongest of all the passions.” Kant quotes from the German version published at Riga in 1773. This was a free translation made from Burke’s fifth edition.]

    62 [See Burke, l.c., Part IV., Sect. xix. “Beauty acts by relaxing the solids of the whole system. There are all the appearances of such a relaxation; and a relaxation somewhat below the natural tone seems to me to be the cause of all positive pleasure. Who is a stranger to that manner of expression so common in all times and in all countries, of being softened, relaxed, enervated, dissolved, melted away by pleasure?”]

    63 [Reading Gebot; Kirchmann has Gesetz.]

    64 [Second Edition.]

    65 [Second Edition.]

    66 [Cf.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Methodology, c. 1, § 1.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ncept is the a priori presentation of the corresponding intuition.”]

    67 [Charles Batteux (1713–1780), author of Les Beaux Arts reduits à un même principe.]

    68 [Essay XVIII, The Sceptic. “Critics can reason and dispute more plausibly than cooks or perfumers. We may observe, however, that this uniformity among human kind, hinders not, but that there is a considerable diversity in the sentiments of beauty and worth, and that education, custom, prejudice, caprice, and humour, frequently vary our taste of this kind…. Beauty and worth are merely of a relative nature, and consist in an agreeable sentiment, produced by an object in a particular mind, according to the peculiar structure and constitution of that mind.”]

    69 [For the distinction, an important one in Kant, between judgements of experience and judgements of perception, see his Prolegomena, § 18. Cf. Kant’s Critical Philosophy for English Readers, vol. i. p. 116.]

    70 [First Edition has “limited.”]

    71 In order to be justified in claiming universal assent for an aesthetical judgement that rests merely on subjective grounds, it is sufficient to assume, (1) that the subjective conditions of the Judgement, as regards the relation of the cognitive powers thus put into activity to a cognition in general, are the same in all men. This must be true, because otherwise men would not be able to communicate their representations or even their knowledge. (2) The judgement must merely have reference to this relation (consequently to the formal condition of the Judgement) and be pure, i.e. not mingled either with concepts of the Object or with sensations, as determining grounds. If there has been any mistake as regards this latter condition, then there is only an inaccurate application of the privilege, which a law gives us, to a particular case; but that does not destroy the privilege itself in general.

    72 [Kant lays down these three maxims in his Introduction to Logic, § vii., as “general rules and conditions of the avoidance of error.”]

    73 We soon see that although enlightenment is easy in thesi, yet in hypothesi it is difficult and slow of accomplishment. For not to be passive as regards Reason, but to be always self-legislative, is indeed quite easy for the man who wishes only to be in accordance with his essential purpose, and does not desire to know what is beyond his Understanding. But since we can hardly avoid seeking this, and there are never wanting others who promise with much confidence that they are able to satisfy our curiosity, it must be very hard to maintain in or restore to the mind (especially the mind of the public) that bare negative which properly constitutes enlightenment.

    74 We may designate Taste as sensus communis aestheticus, common Understanding as sensus communis logicus.

    75 [Peter Camper (1722–1789), a celebrated naturalist and comparative anatomist; for some years professor at Groningen.]

    76 In my country a common man, if you propose to him such a problem as that of Columbus with his egg, says, that is not art, it is only science. I.e. if we know how, we can do it; and he says the same of all the pretended arts of jugglers. On the other hand, he will not refuse to apply the term art to the performance of a rope-dancer.

    77 [Kant was accustomed to say that the talk at a dinner table should always pass through these three stages—narrative, discussion, and jest; and punctilious in this, as in all else, he is said to have directed the conversation at his own table accordingly (Wallace’s Kant, p. 39).]

    78 [Second Edition.]

    79 [Cf. Aristotle’s Poetics, c. iv. p. 1448 b: ἃ γὰρ αὐτὰ λυπηρῶς ὁρῶμεν, τούτων τὰς εἰκόνας τὰς μάλιστα ἠκριβωμένας χαίρομεν θεωροῦντες οἷον θηρίων τε μορφὰς τῶν ἀτιμοτάτων καὶ νεκρῶν. Cf. also Rhetoric, I. 11, p. 1371 b; and Burke on the Sublime and Beautiful, Part I. § 16. Boileau (L’art poétique, chant 3), makes a similar observation:

    “Il n’est point de serpent ni de monstre odieux

    Qui, par l’art imité, ne puisse plaire aux yeux.

    D’un pinceau délicat l’artifice agréable

    Du plus affreux objet fait un objet aimable.”]

    80 [Second Edition.]

    81 [Cf. p. 199, infra.]

    82 [In English we would rather say “without soul”; but I prefer to translate Geist consistently by spirit, to avoid the confusion of it with Seele.]

    83 [These lines occur in one of Frederick the Great’s French poems: Épître au maréchal Keith XVIII., “sur les vaines terreurs de la mort et les frayeurs d’une autre vie.” Kant here translates them into German.]

    84 [Withof, whose “Moral Poems” appeared in 1755. This reference was supplied by H. Krebs in Notes and Queries 5th January 1895.]

    85 Perhaps nothing more sublime was ever said and no sublimer thought ever expressed than the famous inscription on the Temple of Isis (Mother Nature): “I am all that is and that was and that shall be, and no mortal hath lifted my veil.” Segner availed himself of this Idea in a suggestive vignette prefixed to his Natural Philosophy, in order to inspire beforehand the pupil whom he was about to lead into that temple with a holy awe, which should dispose his mind to serious attention. [J. A. de Segner (1704–1777) was Professor of Natural Philosophy at Göttingen, and the author of several scientific works of repute.]

    86 [Second Edition.]

    87 The three former faculties are united in the first instance by means of the fourth. Hume gives us to understand in his History of England that although the English are inferior in their productions to no people in the world as regards the evidences they display of the three former properties, separately considered, yet they must be put after their neighbours the French as regards that which unites these properties. [In his Observations on the Beautiful and Sublime, § iv. sub init., Kant remarks that the English have the keener sense of the sublime, the French of the beautiful.]

    88 The reader is not to judge this scheme for a possible division of the beautiful arts as a deliberate theory. It is only one of various attempts which we may and ought to devise.

    89 [Second Edition.]

    90 [I.e. the case of Plastic art, with its subdivisions of Architecture and Sculpture, as is explained in the next paragraph.]

    91 That landscape gardening may be regarded as a species of the art of painting, although it presents its forms corporeally, seems strange. But since it actually takes its forms from nature (trees, shrubs, grasses, and flowers from forest and field—at least in the first instance), and so far is not an art like Plastic; and since it also has no concept of the object and its purpose (as in Architecture) conditioning its arrangements, but involves merely the free play of the Imagination in contemplation, it so far agrees with mere aesthetical painting which has no definite theme (which arranges sky, land, and water, so as to entertain us by means of light and shade only).—In general the reader is only to judge of this as an attempt to combine the beautiful arts under one principle, viz. that of the expression of aesthetical Ideas (according to the analogy of speech), and not to regard it as a definitive analysis of them.

    92 I must admit that a beautiful poem has always given me a pure gratification; whilst the reading of the best discourse, whether of a Roman orator or of a modern parliamentary speaker or of a preacher, has always been mingled with an unpleasant feeling of disapprobation of a treacherous art, which means to move men in important matters like machines to a judgement that must lose all weight for them on quiet reflection. Readiness and accuracy in speaking (which taken together constitute Rhetoric) belong to beautiful art; but the art of the orator (ars oratoria), the art of availing oneself of the weaknesses of men for one’s own designs (whether these be well meant or even actually good does not matter) is worthy of no respect. Again, this art only reached its highest point, both at Athens and at Rome, at a time when the state was hastening to its ruin and true patriotic sentiment had disappeared. The man who along with a clear insight into things has in his power a wealth of pure speech, and who with a fruitful Imagination capable of presenting his Ideas unites a lively sympathy with what is truly good, is the vir bonus discendi peritus, the orator without art but of great impressiveness, as Cicero has it; though he may not always remain true to this ideal.

    93 [From this to the end of the paragraph, and the next note, were added in the Second Edition.]

    94 Those who recommend the singing of spiritual songs at family prayers do not consider that they inflict a great hardship upon the public by such noisy (and therefore in general pharisaical) devotions; for they force the neighbours either to sing with them or to abandon their meditations. [Kant suffered himself from such annoyances, which may account for the asperity of this note. At one period he was disturbed by the devotional exercises of the prisoners in the adjoining jail. In a letter to the burgomaster “he suggested the advantage of closing the windows during these hymn-singings, and added that the warders of the prison might probably be directed to accept less sonorous and neighbour-annoying chants as evidence of the penitent spirit of their captives” (Wallace’s Kant, p. 42).]

    95 [Cf. “Parturiunt montes, nascitur ridiculus mus.”]

    96 [The First Edition adds “as in the case of a man who gets the news of a great commercial success.”]

    97 [The jest may have been taken from Steele’s play, “The Funeral or Grief à la mode,” where it occurs verbatim. This play was published in 1702.]

    98 [Henriade, Chant 7, sub init.

    “Du Dieu qui nous créa la clémence infinie,

    Pour adoucir les maux de cette courte vie,

    A placé parmi nous deux êtres bienfaisants,

    De la terre à jamais aimables habitants,

    Soutiens dans les travaux, trésors dans l’indigence:

    L’un est le doux sommeil, et l’autre est l’espérance.”]

    99 We may describe as a rationalising judgement (judicium ratiocinans) one which proclaims itself as universal, for as such it can serve as the major premise of a syllogism. On the other hand, we can only speak of a judgement as rational (judicium ratiocinatum) which is thought as the conclusion of a syllogism, and consequently as grounded a priori.

    100 [Cf. p. 241, infra.]

    101 [Second Edition.]

    102 [Antiparos is a small island in the Cyclades, remarkable for a splendid stalactite cavern near the southern coast.]

    103 The intuitive in cognition must be opposed to the discursive (not to the symbolical). The former is either schematical, by demonstration; or symbolical as a represent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a mere analogy.

    104 [I read Geselligkeit with Rosenkranz and Windelband; Hartenstein and Kirchmann have Glückseligkeit.]

    105 As in pure mathematics we can never talk of the existence, but only of the possibility of things, viz. of an intuition corresponding to a concept, and so never of cause and effect, it follows that all purposiveness observed there must be considered merely as formal and never as a natural purpose.

    106 [The allusion is to Vitruvius de Architectura, Bk. vi. Praef. “Aristippus philosophus Socraticus, naufragio cum eiectus ad Rhodiensium litus animadvertisset geometrica schemata descripta, exclamavisse ad comites ita dicitur, Bene speremus, hominum enim vestigia video.”]

    107 [Second Edition.]

    108 We can conversely throw light upon a certain combination, much more often met with in Idea than in actuality, by means of an analogy to the so-called immediate natural purposes. In a recent complete transformation of a great people into a state the word organisation for the regulation of magistracies, etc., and even of the whole body politic, has often been fitly used. For in such a whole every member should surely be purpose as well as means, and, whilst all work together towards the possibility of the whole, each should be determined as regards place and function by means of the Idea of the whole. [Kant probably alludes here to the organis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09 [These words are inserted by Rosenkranz and Windelband, but omitted by Hartenstein and Kirchmann.]

    110 In the aesthetical part [§ 58, p. 247] it was said: We view beautiful nature with favour, whilst we have a quite free (disinterested) satisfaction in its form. For in this mere judgement of taste no consideration is given to the purpose for which these natural beauties exist; whether to excite pleasure in us, or as purposes without any reference to us at all. But in a teleological judgement we pay attention to this reference, and here we can regard it as a favour of nature that it has been willing to minister to our culture by the exhibition of so many beautiful figures.

    111 The German word vermessen is a good word and full of meaning. A judgement in which we forget to consider the extent of our powers (our Understanding) may sometimes sound very humble, and yet make great pretensions, and so be very presumptuous. Of this kind are most of those by which we pretend to extol the divine wisdom by ascribing to it designs in the works of creation and preservation which are really meant to do honour to the private wisdom of the reasoner.

    112 We thus see that in most speculative things of pure Reason, as regards dogmatic assertions, the philosophical schools have commonly tried all possible solutions of a given question. To explain the purposiveness of nature men have tried either lifeless matter or a lifeless God, or again, living matter or a living God. It only remains for us, if the need should arise, to abandon all these objective assertions and to examine critically our judgement merely in reference to our cognitive faculties, in order to supply to their principle a validity which, if not dogmatic, shall at least be that of a maxim sufficient for the sure employment of Reason.

    113 [That is, the wider concept serves as a universal, under which the particular may be brought; cognition from principles, in Kant’s phrase, is the process of knowing the particular in the universal by means of concepts.]

    114 [This distinction will be familiar to the student of the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See Dialectic, bk. i., Of the Concepts of Pure Reason.]

    115 [Second Edition.]

    116 [This principle, that for our intellect, the conception of an organised body is impossible except by the aid of the Idea of design, is frequently insisted on by Kant. Professor Wallace points out (Kant, p. 110) that as far back as 1755, in his General Physiogony and Theory of the Heavens, Kant classed the origin of animals and plants with the secrets of Providence and the mystical number 666 “as one of the topics on which ingenuity and thought are occasionally wasted.”]

    117 [Second Edition.]

    118 [Second Edition.]

    119 [This is marked as an Appendix in the Second Edition.]

    120 We may call a hypothesis of this kind a daring venture of reason, and there may be few even of the most acute naturalists through whose head it has not sometimes passed. For it is not absurd, like that generatio aequivoca by which is understood the production of an organised being through the mechanics of crude unorganised matter. It would always remain generatio univoca in the most universal sense of the word, for it only considers one organic being as derived from another organic being, although from one which is specifically different; e.g. certain water-animals transform themselves gradually into marsh-animals and from these, after some generations, into land-animals. A priori, in the judgement of Reason alone, there is no contradiction here. Only experience gives no example of it; according to experience all generation that we know is generatio homonyma. This is not merely univoca in contrast to the generation out of unorganised material, but in the organisation the product is of like kind to that which produced it; and generation heteronyma, so far as our empirical knowledge of nature extends, is nowhere found.

    121 [It is probable that Kant alludes here to Hume’s Essay On a Providence and a Future State, § xi of the Inquiry. Hume argues that though the inference from an effect to an intelligent cause may be valid in the case of human contrivance, it is not legitimate to rise by a like argument to Supreme Intelligence. “In human nature there is a certain experienced coherence of designs and inclinations; so that when from any fact we have discovered one intention of any man, it may often be reasonable from experience to infer another, and draw a long chain of conclusions concerning his past or future conduct. But this method of reasoning can never have place with regard to a being so remote and incomprehensible, who bears much less analogy to any other being in the universe than the sun to a waxen taper, and who discovers himself only by some faint traces or outlines, beyond which we have no authority to ascribe to him any attribute or perfection.”]

    122 [J. F. Blumenbach (1752–1840), a German naturalist and professor at Göttingen; the author of Institutiones Physiologicae (1787) and other works. An interesting account of him is given in Lever’s novel Adventures of Arthur O’Leary, ch. xix.]

    123 [Carl von Linné (1707–1778), Knight of the Polar Star, the celebrated Swedish botanist.]

    124 If the once adopted name Natural history is to continue for the description of nature, we may in contrast with art, give the title of Archaeology of nature to that which the former literally indicates, viz. a representation of the old condition of the earth, about which, although we cannot hope for certainty, we have good ground for conjecture. As sculptured stones, etc., belong to the province of art, so petrefactions belong to the archaeology of nature. And since work is actually being done in this [science] (under the name of the Theory of the Earth), constantly, although of course slowly, this name is not given to a merely imaginary investigation of nature, but to one to which nature itself leads and invites us.

    125 [See p. 184 above.]

    126 [First Edition has freedom.]

    127 [These views are set forth by Kant more fully in the essay Zum ewigen Frieden (1795).]

    128 [Second Edition.]

    129 [Cf. The Philosophical Theory of Religion, Part i., On the bad principle in Human Nature, III., where Kant remarks that although war “is not so incurably bad as the deadness of a universal monarchy … yet, as an ancient observed, it makes more bad men than it takes away.”]

    130 The value of life for us, if it is estimated by that which we enjoy (by the natural purpose of the sum of all inclinations, i.e. happiness), is easy to decide. It sinks below zero; for who would be willing to enter upon life anew under the same conditions? who would do so even according to a new, self-chosen plan (yet in conformity with the course of nature), if it were merely directed to enjoyment? We have shown above what value life has in virtue of what it contains in itself, when liv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urpose that nature has along with us, and which consists in what we do (not merely what we enjoy), in which, however, we are always but means towards an undetermined final purpose. There remains then nothing but the value which we ourselves give our life, through what we can not only do, but do purposively in such independence of nature that the existence of nature itself can only be a purpose under this condition.

    131 It would be possible that the happiness of rational beings in the world should be a purpose of nature, and then also this would be its ultimate purpose. At least we cannot see a priori why nature should not be so ordered, because by means of its mechanism this effect would be certainly possible, at least so far as we see. But morality, with a causality according to purposes subordinated thereto, is absolutely impossible by means of natural causes; for the principle by which it determines to action is supersensible, and is therefore the only possible principle in the order of purposes that in respect of nature is absolutely unconditioned. Its subject consequently alone is qualified to be the final purpose of creation to which the whole of nature is subordinated.—Happiness, on the contrary, as has been shown in the preceding paragraphs by the testimony of experience, is not even a purpose of nature in respect of man in preference to other creatures; much less a final purpose of creation. Men may of course make it their ultimate subjective purpose. But if I ask, in reference to the final purpose of creation, why must men exist? then we are speaking of an objective supreme purpose, such as the highest Reason would require for creation. If we answer: These beings exist to afford objects for the benevolence of that Supreme Cause; then we contradict the condition to which the Reason of man subjects even his inmost wish for happiness (viz. the harmony with his own internal moral legislation). This proves that happiness can only be a conditioned purpose, and that it is only as a moral being that man can be the final purpose of creation; but that as concerns his state happiness is only connected with it as a consequence, according to the measure of his harmony with that purpose regarded as the purpose of his being.

    132 [Second Edition.]

    133 I say deliberately under moral laws. It is not man in accordance with moral laws, i.e. a being who behaves himself in conformity with them, who is the final purpose of creation. For by using the latter expression we should be asserting more than we know; viz. that it is in the power of an Author of the world to cause man always to behave himself in accordance with moral laws. But this presupposes a concept of freedom and of nature (of which latter we can only think an external author), which would imply an insight into the supersensible substrate of nature and its identity with that which causality through freedom makes possible in the world. And this far surpasses the insight of our Reason. Only of man under moral laws can we say, without transgressing the limits of our insight: his being constitutes the final purpose of the world. This harmonises completely with the judgement of human Reason reflecting morally upon the course of the world. We believe that we perceive in the case of the wicked the traces of a wise purposive reference, if we only see that the wanton criminal does not die before he has undergone the deserved punishment of his misdeeds. According to our concepts of free causality, our good or bad behaviour depends on ourselves; we regard it the highest wisdom in the government of the world to ordain for the first, opportunity, and for both, their consequence, in accordance with moral laws. In the latter properly consists the glory of God, which is hence not unsuitably described by theologians as the ultimate purpose of creation.— It is further to be remarked that when we use the word creation, we understand nothing more than we have said here, viz. the cause of the being of the world or of the things in it (substances). This is what the concept properly belonging to this word involves (actuatio substantiae est creatio); and consequently there is not implied in it the supposition of a freely working, and therefore intelligent, cause (whose being we first of all want to prove).

    134 [Note added in Second Edition.] This moral argument does not supply any objectively-valid proof of the Being of God; it does not prove to the sceptic that there is a God, but proves that if he wishes to think in a way consonant with morality, he must admit the assumption of this proposition under the maxims of his practical Reason.— We should therefore not say: it is necessary for morals [Sittlichkeit], to assume the happiness of all rational beings of the world in proportion to their morality [Moralität]; but rather, this is necessitated by morality. Accordingly, this is a subjective argument sufficient for moral beings.

    135 [Second Edition.]

    136 [Second Edition.]

    137 In a practical sense that religion is always idolatry which conceives the Supreme Being with properties, according to which something else besides morality can be a fit condition for that which man can do being in accordance with His Will. For however pure and free from sensible images the concept that we have formed may be in a theoretical point of view, yet it will be in a practical point of view still represented as an idol, i.e. in regard to the character of His Will, anthropomorphically.

    138 [Cf. Introd. to Logic, ix. p. 63, “Conviction is opposed to Persuasion, which is a belief from inadequate reasons, of which we do not know whether they are only subjective or are also objective.”]

    139 [Second Edition.]

    140 [I.e. Urtheils. First Edition had Urtheilens, the judging subject.]

    141 Analogy (in a qualitative signification) is the identity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reasons and consequences (causes and effects), so far as it is to be found, notwithstanding the specific difference of the things or those properties in them which contain the reason for like consequences (i.e. considered apart from this relation). Thus we conceive of the artificial constructions of beasts by comparing them with those of men; by comparing the ground of those effects brought about by the former, which we do not know, with the ground of similar effects brought about by men (reason), which we do know; i.e. we regard the ground of the former as an analogon of reason. We then try at the same time to show that the ground of the artisan faculty of beasts, which we call instinct, specifically different as it is in fact from reason, has yet a similar relation to its effect (the buildings of the beaver as compared with those of men).—But then I cannot therefore conclude that because man uses reason for his building, the beaver must have the like, and call this a conclusion according to analogy. But from the similarity of the mode of operation of beasts (of which we cannot immediately perceive the ground) to that of men (of which we are immediately conscious), we can quite rightly conclude according to analogy, that beasts too act in accordance with representations (not as Descartes has it, that they are machines), and that despite their specific distinction they are yet (as living beings) of the same genus as man. The principle of our right so to conclude consists in the sameness of the ground for reckoning beasts in respect of the said determination in the same genus with men, regarded as men, so far as we can externally compare them with one another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actions. There is par ratio. Just so I can conceive, according to the analogy of an Understanding, the causality of the supreme World-Cause, by comparing its purposive products in the world with the artificial works of men; but I cannot conclude according to analogy to those properties in it [which are in man], because here the principle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a method of reasoning entirely fails, viz. the paritas rationis for counting the Supreme Being in one and the same genus with man (in respect of the causality of both). The causality of the beings of the world, which is always sensibly conditioned (as is causality through Understanding) cannot be transferred to a Being which has in common with them no generic concept save that of Thing in general.

    142 We thus miss nothing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relations of this Being to the world, as far as the consequences, theoretical or practical, of this concept are concerned. To wish to investigate what it is in itself, is a curiosity as purposeless as it is vain.

    143 [Cf. Introd. to Logic, p. 76, where the conditions of a legitimate hypothesis are laid down. See also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Methodology, c. i. § 3.]

    144 [This illustration is also given in the Logic (p. 57); where the three modi of belief, Opinion, Faith, and Knowledge, are distinguished from each other. Cf.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Methodology, c. ii. § 3.]

    145 [The speculations of Swedenborg seem to have always had a strange fascination for Kant. He says of two reported cases of Swedenborg’s clairvoyance that he knows not how to disprove them (Rosenkranz vii. 5); but in his Anthropology §§ 35, 37, he attacks Swedenborgianism as folly. So in an early essay, Dreams of a Visionary explained by Dreams of Metaphysics, he avows his scepticism as to the value of the information which “psychical research” can supply about the spirit-world, though he is careful not to commit himself to any dogmatic statement on the subject of ghosts. In the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when discussing the Postulates of Empirical Thought) he gives, as an instance of a concept inconsistent with the canons of possibility, “a power of being in a community of thought with other men, however distant from us.”]

    146 [Cf. supra, p. 229.]

    147 I here extend, correctly as it seems to me, the concept of a thing of fact beyond the usual signification of this word. For it is not needful, not even feasible, to limit this expression merely to actual experience, if we are talking of the relation of things to our cognitive faculties; for an experience merely possible is quite sufficient in order that we may speak of them merely as objects of a definite kind of cognition.

    148 [Cf. introduction to Logic, p. 59 note.]

    149 [Second Edition.]

    150 Things of faith are not therefore articles of faith; if we understand by the latter things of faith to the confession of which (internal or external) we can be bound. Natural theology contains nothing like this. For since they, as things of faith (like things of fact) cannot be based on theoretical proofs, [they are accepted by] a belief which is free and which only as such is compatible with the morality of the subject.

    151 The final purpose which the moral law enjoins upon us to further, is not the ground of duty; since this lies in the moral law, which, as formal practical principle, leads categorically, independently of the Objects of the faculty of desire (the material of the will) and consequently of any purpose whatever. This formal characteristic of my actions (their subordination under the principle of universal validity), wherein alone consists their inner moral worth, is quite in our power; and I can quite well abstract from the possibility or the unattainableness of purposes which I am obliged to promote in conformity with that law (because in them consists only the external worth of my actions) as something which is never completely in my power, in order only to look to that which is of my doing. But then the design of promoting the final purpose of all rational beings (happiness so far as it is possible for it to be accordant with duty) is even yet prescribed by the law of duty. The speculative Reason, however, does not see at all the attainableness of this (neither on the side of our own physical faculty nor on that of the co-operation of nature). It must rather, so far as we can judge in a rational way, hold the derivation, by the aid of such causes, of such a consequence of our good conduct from mere nature (internal and external) without God and immortality, to be an ungrounded and vain, though well-meant, expectation; and if it could have complete certainty of this judgement, it would regard the moral law itself as the mere deception of our Reason in a practical aspect. But since the speculative Reason fully convinces itself that the latter can never take place, but that on the other hand those Ideas whose object lies outside nature can be thought without contradiction, it must for its own practical law and the problem prescribed thereby, and therefore in a moral aspect, recognise those Ideas as real in order not to come into contradiction with itself.

    152 It is a trust in the promise of the moral law; [not however such as is contained in it, but such as I put into it and that on morally adequate grounds.153 For a final purpose cannot be commanded by any law of Reason without this latter at the same time promising, however uncertainly, its attainableness; and thus justifying our belief in the special conditions under which alone our Reason can think it as attainable. The word fides expresses this; and it can only appear doubtful, how this expression and this particular Idea came into moral philosophy, since it first was introduced with Christianity, and the adoption of it perhaps might seem to be only a flattering imitation of Christian terminology. But this is not the only case in which this wonderful religion with its great simplicity of statement has enriched philosophy with far more definite and purer concepts of morality, than it had been able to furnish before; but which, once they are there, are freely assented to by Reason and are assumed as concepts to which it could well have come of itself and which it could and should have introduced.]

    153 [Second Edition.]

    154 [Cf. Introd. to Logic, ix. p. 60, “That man is morally unbelieving who does not accept that which though impossible to know is morally necessary to suppose.”]

    155 [First Edition.]

    156 [In the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Dialectic, bk. II. c. iii. §§ 4, 5.]

    157 [H. S. Reimarus (1694–1768), the author of the famous Wolfenbüttel Fragments, published after the death of Reimarus by Lessing. The book alluded to by Kant is probably the Abhandlungen von den vornehmsten Wahrheiten der natürlichen Religion (1754), which had great popularity in its day.]

    158 [These arguments are advanced by Hume, Inquiry, § vii. Cf. also Pure Reason, Dialectic, bk. II. c. iii. § 6, and Practical Reason, Dialectic, c. ii. § vii.]

    159 [Cf. Practical Reason, Dialectic, c. ii. § v.]

    160 The admiration for beauty, and also the emotion aroused by the manifold purposes of nature, which a reflective mind is able to feel even prior to a clear representation of a rational Author of the world, have something in themselves like religious feeling. They seem in the first place by a method of judging analogous to moral to produce an effect upon the moral feeling (gratitude to, and veneration for, the unknown cause); and thus by exciting moral Ideas to produce an effect upon the mind, when they inspire that admiration which is bound up with far more interest than mere theoretical observation can bring about.

    Transcriber’s Notes
    Punctuation, hyphenation, and spelling were made consistent when a predominant preference was found in this book; otherwise they were not changed.
    Simple typographical errors were corrected.
    Ambiguous hyphens at the ends of lines were retained.
    Text has three occcurrences of “casuality”, which have been retained, but which may be misprints for “causality”.
    These are transliterations of the Greek text for use on devices that cannot display such text:
    Page xvii: kosmos.
    Page xxii: kalo.
    Page xxiv: sôphrosynê.
    Page xxxiii: nous.
    Page 397: kat’ alêtheian (or) kat’ anthrôpon.
    Footnote 79 (originally on page 195): ha gar auta lypêrôs horômen, toutôn tas eikonas tas malista êkribômenas chairomen theôrountes hoion thêriôn te morphas tôn atimotatôn kai nekrôn.

  • William Shakespeare《THE TRAGEDY  OF   HAMLET, PRINCE   OF   DENMARK》

    Contents
    ACT I
    Scene     I. Elsinore.      A     platform before    the  Castle.
    Scene     II. Elsinore.     A     room      of    state       in    the  Castle
    Scene     III. A room      in    Polonius’s      house.
    Scene     IV.   The platform.
    Scene     V.   A     more      remote   part of    the  Castle.
    ACT II

    Scene     I. A  room      in    Polonius’s      house.

    Scene     II. A room      in    the  Castle.

    ACT III

    Scene     I. A  room      in    the  Castle.

    Scene     II. A hall  in    the  Castle.

    Scene     III. A room      in    the  Castle.

    Scene     IV.   Another  room      in    the  Castle.

    ACT IV

    Scene     I. A  room      in    the  Castle.

    Scene     II. Another     room      in    the  Castle.

    Scene     III. Another    room      in    the  Castle.

    Scene     IV.   A     plain       in    Denmark.

    Scene     V.   Elsinore. A     room      in    the  Castle.

    Scene     VI.   Another  room      in    the  Castle.

    Scene     VII. Another  room      in    the  Castle.

    ACT V

    Scene     I. A  churchyard.

    Scene     II. A hall  in    the  Castle.

    Dramatis Personæ

    HAMLET, Prince     of    Denmark.

    CLAUDIUS,     King of    Denmark,      Hamlet’s uncle.

    The GHOST   of    the  late king,       Hamlet’s father.

    GERTRUDE,    the  Queen,   Hamlet’s mother,  now wife of    Claudius.

    POLONIUS,    Lord Chamberlain.

    LAERTES, Son to    Polonius.

    OPHELIA,       Daughter       to    Polonius.

    HORATIO,      Friend     to    Hamlet.

    FORTINBRAS, Prince     of    Norway.

    VOLTEMAND,       Courtier.

    CORNELIUS,  Courtier.

    ROSENCRANTZ,    Courtier.

    GUILDENSTERN,   Courtier.

    MARCELLUS,  Officer.

    BARNARDO,  Officer.

    FRANCISCO,  a     Soldier

    OSRIC,    Courtier.

    REYNALDO,   Servant   to    Polonius.

    Players.

    A     Gentleman,   Courtier.

    A     Priest.

    Two Clowns,  Grave-diggers.

    A     Captain.

    English   Ambassadors.

    Lords,     Ladies,    Officers,  Soldiers, Sailors,   Messengers,  and       Attendants.

    SCENE.   Elsinore.

    ACT I

    SCENE    I.     Elsinore. A     platform before    the  Castle.

    Enter      FRANCISCO       and BARNARDO ,      two sentinels.

    BARNARDO.

    Who’s     there?

    FRANCISCO.

    Nay, answer   me. Stand     and unfold    yourself.

    BARNARDO.

    Long      live  the  King!

    FRANCISCO.

    Barnardo?

    BARNARDO.

    He.

    FRANCISCO.

    You come      most      carefully upon      your hour.

    BARNARDO.

    ’Tis  now struck     twelve.   Get  thee to    bed, Francisco.

    FRANCISCO.

    For  this  relief       much     thanks.   ’Tis  bitter      cold,

    And I      am  sick at    heart.

    BARNARDO.

    Have      you had quiet      guard?

    FRANCISCO.

    Not a     mouse    stirring.

    BARNARDO.

    Well,       good      night.

    If     you do   meet      Horatio   and Marcellus,

    The rivals      of    my  watch,    bid  them      make      haste.

    Enter      HORATIO    and MARCELLUS .

    FRANCISCO.

    I      think      I      hear them.     Stand,    ho!  Who       is     there?

    HORATIO.

    Friends   to    this  ground.

    MARCELLUS.

    And liegemen to    the  Dane.

    FRANCISCO.

    Give you good      night.

    MARCELLUS.

    O,    farewell, honest    soldier,   who hath reliev’d   you?

    FRANCISCO.

    Barnardo has  my  place.     Give you good-night.

    [ Exit. ]

    MARCELLUS.

    Holla,     Barnardo!

    BARNARDO.

    Say, what,      is     Horatio   there?

    HORATIO.

    A     piece      of    him.

    BARNARDO.

    Welcome,      Horatio.  Welcome,      good      Marcellus.

    MARCELLUS.

    What,     has  this  thing      appear’d again      tonight?

    BARNARDO.

    I      have       seen nothing.

    MARCELLUS.

    Horatio   says ’tis   but  our  fantasy,

    And will  not  let   belief      take hold of    him

    Touching       this  dreaded sight,      twice      seen of    us.

    Therefore      I      have       entreated      him along

    With       us    to    watch     the  minutes  of    this  night,

    That if     again      this  apparition     come

    He   may approve  our  eyes and speak     to    it.

    HORATIO.

    Tush,      tush,       ’twill not  appear.

    BARNARDO.

    Sit   down      awhile,

    And let   us    once       again      assail      your ears,

    That are  so    fortified  against   our  story,

    What      we   two nights     have       seen.

    HORATIO.

    Well,       sit    we   down,

    And let   us    hear Barnardo speak     of    this.

    BARNARDO.

    Last night      of    all,

    When     yond      same      star that’s      westward       from       the  pole,

    Had made     his   course    t’illume   that part of    heaven

    Where    now it     burns,     Marcellus      and myself,

    The bell  then beating  one—

    MARCELLUS.

    Peace,    break      thee off.  Look       where     it     comes    again.

    Enter      GHOST .

    BARNARDO.

    In    the  same      figure,    like  the  King that’s      dead.

    MARCELLUS.

    Thou      art   a     scholar;  speak     to    it,    Horatio.

    BARNARDO.

    Looks     it     not  like  the  King?      Mark      it,    Horatio.

    HORATIO.

    Most      like. It     harrows  me  with fear and wonder.

    BARNARDO

    It     would     be   spoke     to.

    MARCELLUS.

    Question it,    Horatio.

    HORATIO.

    What      art   thou that usurp’st  this  time of    night, Together     with that       fair  and warlike   form

    In    which     the  majesty  of    buried    Denmark

    Did  sometimes    march?   By   heaven   I      charge    thee speak.

    MARCELLUS.

    It     is     offended.

    BARNARDO.

    See, it     stalks      away.

    HORATIO.

    Stay!       speak,    speak!    I      charge    thee speak!

    [ Exit       GHOST . ]

    MARCELLUS.

    ’Tis  gone,     and will  not  answer.

    BARNARDO.

    How now,       Horatio!  You tremble  and look pale.

    Is     not  this  something     more      than fantasy?

    What      think      you on’t?

    HORATIO.

    Before    my  God,       I      might     not  this  believe

    Without  the  sensible  and true avouch

    Of   mine      own eyes.

    MARCELLUS.

    Is     it     not  like  the  King?

    HORATIO.

    As   thou art   to    thyself:

    Such       was the  very armour   he   had on

    When     he   th’ambitious  Norway  combated;

    So   frown’d   he   once,      when      in    an   angry     parle

    He   smote     the  sledded  Polacks   on   the  ice.

    ’Tis  strange.

    MARCELLUS.

    Thus       twice      before,   and jump      at    this  dead      hour,

    With       martial   stalk hath he   gone      by   our  watch.

    HORATIO.

    In    what       particular       thought  to    work       I      know      not; But       in    the  gross      and scope     of    my  opinion,

    This bodes     some      strange   eruption to    our  state.

    MARCELLUS.

    Good      now,       sit    down,     and tell  me, he   that knows,

    Why this  same      strict       and most      observant      watch

    So   nightly    toils the  subject   of    the  land,

    And why such daily cast of    brazen    cannon

    And foreign   mart       for   implements   of    war;

    Why such impress  of    shipwrights,   whose    sore task

    Does      not  divide     the  Sunday   from       the  week.

    What      might     be   toward,   that this  sweaty    haste

    Doth       make      the  night      joint-labourer       with the  day:

    Who       is’t   that can  inform    me?

    HORATIO.

    That can  I;

    At    least,      the  whisper  goes       so.   Our last  King,

    Whose    image     even       but  now appear’d to    us,

    Was,       as    you know,     by   Fortinbras      of    Norway,

    Thereto  prick’d    on   by   a     most      emulate  pride,

    Dar’d      to    the  combat;  in    which     our  valiant    Hamlet,

    For  so    this  side of    our  known    world      esteem’d him,

    Did  slay this  Fortinbras;     who by   a     seal’d     compact,

    Well ratified   by   law  and heraldry,

    Did  forfeit,    with his   life,  all    those      his   lands

    Which    he   stood     seiz’d     of,   to    the  conqueror;

    Against   the  which,    a     moiety    competent

    Was gaged    by   our  King;      which     had return’d

    To   the  inheritance    of    Fortinbras,

    Had he   been      vanquisher;   as    by   the  same      cov’nant

    And carriage  of    the  article     design’d,

    His  fell   to    Hamlet.  Now,      sir,   young    Fortinbras,

    Of   unimproved   mettle,   hot  and full,

    Hath       in    the  skirts      of    Norway,  here and there,

    Shark’d   up   a     list   of    lawless   resolutes,

    For  food       and diet, to    some      enterprise

    That hath a     stomach in’t; which     is     no   other,

    As   it     doth       well appear   unto our  state,

    But  to    recover   of    us    by   strong    hand

    And terms     compulsatory,      those      foresaid  lands

    So   by   his   father     lost. And this, I      take it,

    Is     the  main      motive    of    our  preparations,

    The source    of    this  our  watch,    and the  chief       head

    Of   this  post-haste    and rummage      in    the  land.

    BARNARDO.

    I      think      it     be   no   other      but  e’en so:

    Well may it     sort that this  portentous    figure

    Comes    armed    through  our  watch     so    like  the  King

    That was and is     the  question of    these      wars.

    HORATIO.

    A     mote      it     is     to    trouble   the  mind’s    eye.

    In    the  most      high and palmy     state       of    Rome,

    A     little ere  the  mightiest Julius      fell,

    The graves    stood     tenantless      and the  sheeted  dead

    Did  squeak   and gibber    in    the  Roman   streets;

    As   stars with trains      of    fire  and dews      of    blood,

    Disasters in    the  sun; and the  moist      star,

    Upon      whose    influence Neptune’s     empire   stands,

    Was sick almost    to    doomsday     with eclipse.

    And even       the  like  precurse of    fierce      events,

    As   harbingers     preceding      still  the  fates

    And prologue to    the  omen     coming   on,

    Have      heaven   and earth      together demonstrated

    Unto       our  climatures     and countrymen.

    Re-enter GHOST .

    But, soft, behold!  Lo,   where     it     comes    again!

    I’ll    cross      it,    though   it     blast       me. Stay,       illusion!

    If     thou hast any  sound,    or    use  of    voice,

    Speak     to    me.

    If     there      be   any  good      thing      to    be   done,

    That may to    thee do   ease,      and grace      to    me,

    Speak     to    me.

    If     thou art   privy       to    thy  country’s fate,

    Which,    happily,  foreknowing  may avoid,

    O    speak!

    Or   if     thou hast uphoarded    in    thy  life

    Extorted treasure  in    the  womb     of    earth,

    For  which,    they say, you spirits     oft   walk in    death,

    Speak     of    it.    Stay,       and speak!

    [ The      cock crows. ]

    Stop it,    Marcellus!

    MARCELLUS.

    Shall       I      strike      at    it     with my  partisan?

    HORATIO.

    Do,  if     it     will  not  stand.

    BARNARDO.

    ’Tis  here!

    HORATIO.

    ’Tis  here!

    [ Exit       GHOST . ]

    MARCELLUS.

    ’Tis  gone!

    We  do   it     wrong,    being     so    majestical,

    To   offer       it     the  show      of    violence,

    For  it     is     as    the  air,  invulnerable,

    And our  vain blows     malicious mockery.

    BARNARDO.

    It     was about     to    speak,    when      the  cock crew.

    HORATIO.

    And then it     started,   like  a     guilty      thing

    Upon      a     fearful    summons.     I      have       heard

    The cock,      that is     the  trumpet  to    the  morn,

    Doth       with his   lofty and shrill-sounding     throat

    Awake    the  god of    day; and at    his   warning,

    Whether in    sea  or    fire, in    earth      or    air,

    Th’extravagant     and erring     spirit       hies

    To   his   confine.  And of    the  truth       herein

    This present   object     made     probation.

    MARCELLUS.

    It     faded     on   the  crowing  of    the  cock.

    Some     say  that ever ’gainst    that season   comes

    Wherein our  Saviour’s birth       is     celebrated,

    The bird of    dawning singeth   all    night      long;

    And then,      they say, no   spirit       dare stir  abroad,

    The nights     are  wholesome,   then no   planets   strike,

    No   fairy takes,     nor  witch      hath power     to    charm;

    So   hallow’d and so    gracious is     the  time.

    HORATIO.

    So   have       I      heard,    and do   in    part believe   it.

    But  look,       the  morn      in    russet     mantle   clad,

    Walks     o’er the  dew of    yon high eastward hill.

    Break      we   our  watch     up,  and by   my  advice,

    Let  us    impart    what       we   have       seen tonight

    Unto       young    Hamlet;  for   upon      my  life,

    This spirit,      dumb     to    us,   will  speak     to    him.

    Do   you consent  we   shall acquaint him with it,

    As   needful   in    our  loves,     fitting     our  duty?

    MARCELLUS.

    Let’s do’t, I      pray,       and I      this  morning know

    Where    we   shall find him most      conveniently.

    [ Exeunt. ]

    SCENE    II.     Elsinore. A     room      of    state       in    the  Castle.

    Enter      Claudius KING    of    Denmark,      Gertrude the  QUEEN,       HAMLET, POLONIUS, LAERTES,   VOLTEMAND,

    CORNELIUS,  LORDS   and ATTENDANT .

    KING.

    Though  yet  of    Hamlet   our  dear brother’s death

    The memory be   green,    and that it     us    befitted

    To   bear our  hearts     in    grief,      and our  whole     kingdom

    To   be   contracted     in    one brow      of    woe;

    Yet  so    far   hath discretion      fought    with nature

    That we   with wisest     sorrow    think      on   him,

    Together with remembrance of    ourselves.

    Therefore      our  sometime      sister,     now our  queen,

    Th’imperial    jointress to    this  warlike   state, Have    we,  as    ’twere       with a     defeated joy,

    With       one auspicious     and one dropping eye,

    With       mirth      in    funeral,   and with dirge      in    marriage,

    In    equal      scale      weighing delight   and dole,

    Taken     to    wife; nor  have       we   herein    barr’d

    Your       better     wisdoms, which     have       freely      gone

    With       this  affair      along.     For  all,   our  thanks.

    Now       follows,   that you know      young    Fortinbras,

    Holding  a     weak      supposal of    our  worth,

    Or   thinking  by   our  late dear brother’s death

    Our state       to    be   disjoint   and out  of    frame,

    Colleagued    with this  dream    of    his   advantage,

    He   hath not  fail’d       to    pester     us    with message,

    Importing      the  surrender      of    those      lands

    Lost by   his   father,    with all    bonds     of    law,

    To   our  most      valiant    brother.  So   much     for   him.

    Now       for   ourself    and for   this  time of    meeting:

    Thus       much     the  business is:    we   have       here writ

    To   Norway,  uncle      of    young    Fortinbras,

    Who,      impotent and bed-rid,  scarcely  hears

    Of   this  his   nephew’s       purpose, to    suppress

    His  further    gait herein;    in    that the  levies,

    The lists, and full  proportions   are  all    made

    Out of    his   subject:  and we   here dispatch

    You, good      Cornelius,      and you, Voltemand,

    For  bearers   of    this  greeting to    old  Norway,

    Giving    to    you no   further    personal power

    To   business with the  King,      more      than the  scope

    Of   these      dilated    articles   allow.

    Farewell; and let   your haste      commend      your duty.

    CORNELIUS   and VOLTEMAND.

    In    that, and all    things,    will  we   show      our  duty.

    KING.

    We  doubt     it     nothing: heartily   farewell.

    [ Exeunt  VOLTEMAND     and CORNELIUS . ]

    And now,       Laertes,  what’s    the  news      with you?

    You told us    of    some      suit. What      is’t,  Laertes?

    You cannot   speak     of    reason    to    the  Dane,

    And lose your voice.     What      wouldst  thou beg, Laertes,

    That shall not  be   my  offer,      not  thy  asking?

    The head      is     not  more      native     to    the  heart,

    The hand      more      instrumental  to    the  mouth,

    Than      is     the  throne    of    Denmark to    thy  father.

    What      wouldst  thou have,      Laertes?

    LAERTES.

    Dread     my  lord,

    Your       leave      and favour    to    return     to    France,

    From      whence  though   willingly  I      came      to    Denmark

    To   show      my  duty in    your coronation;

    Yet  now I      must      confess,  that duty done,

    My  thoughts and wishes    bend      again      toward   France,

    And bow them      to    your gracious leave      and pardon.

    KING.

    Have      you your father’s   leave?     What      says Polonius?

    POLONIUS.

    He   hath,      my  lord, wrung    from       me  my  slow leave

    By   laboursome   petition; and at    last

    Upon      his   will  I      seal’d     my  hard consent.

    I      do   beseech you give him leave      to    go.

    KING.

    Take       thy  fair  hour,      Laertes;  time be   thine,

    And thy  best graces    spend     it     at    thy  will!

    But  now,       my  cousin    Hamlet,  and my  son—

    HAMLET.

    [ Aside. ] A     little more      than kin,  and less than kind.

    KING.

    How is     it     that the  clouds    still  hang      on   you?

    HAMLET.

    Not so,   my  lord, I      am  too  much     i’     the  sun.

    QUEEN.

    Good      Hamlet,  cast thy  nighted  colour    off,

    And let   thine      eye  look like  a     friend     on   Denmark.

    Do   not  for   ever with thy  vailed     lids

    Seek       for   thy  noble     father     in    the  dust.

    Thou      know’st  ’tis   common,       all    that lives must      die,

    Passing  through  nature    to    eternity.

    HAMLET.

    Ay,  madam,  it     is     common.

    QUEEN.

    If     it     be,

    Why seems    it     so    particular       with thee?

    HAMLET.

    Seems,   madam! Nay, it     is;    I      know      not  seems.

    ’Tis  not  alone      my  inky cloak,     good      mother,

    Nor customary     suits of    solemn   black,

    Nor windy     suspiration    of    forc’d     breath,

    No,  nor  the  fruitful    river in    the  eye,

    Nor the  dejected haviour   of    the  visage,

    Together with all    forms,     moods,   shows     of    grief,

    That can  denote   me  truly.      These     indeed    seem,

    For  they are  actions   that a     man might     play;

    But  I      have       that within     which     passeth  show;

    These     but  the  trappings       and the  suits of    woe.

    KING.

    ’Tis  sweet     and commendable      in    your nature,   Hamlet,

    To   give these      mourning      duties     to    your father;

    But  you must      know,     your father     lost  a     father,

    That father     lost, lost  his,  and the  survivor  bound

    In    filial obligation,     for   some      term

    To   do   obsequious   sorrow.   But  to    persevere

    In    obstinate condolement is     a     course

    Of   impious  stubbornness. ’Tis  unmanly grief,

    It     shows     a     will  most      incorrect to    heaven,

    A     heart      unfortified,    a     mind      impatient,

    An   understanding      simple    and unschool’d;

    For  what       we   know      must      be,  and is     as    common

    As   any  the  most      vulgar     thing      to    sense,

    Why should    we   in    our  peevish  opposition

    Take       it     to    heart?     Fie,  ’tis   a     fault to    heaven, A      fault       against   the  dead,      a     fault to    nature,

    To   reason    most      absurd,   whose    common theme

    Is     death     of    fathers,   and who still  hath cried,

    From      the  first corse      till   he   that died today,

    ‘This must      be   so.’  We  pray you throw     to    earth

    This unprevailing  woe,       and think      of    us

    As   of    a     father;    for   let   the  world      take note

    You are  the  most      immediate     to    our  throne,

    And with no   less nobility   of    love

    Than      that which     dearest   father     bears      his   son

    Do   I      impart    toward   you. For  your intent

    In    going     back       to    school    in    Wittenberg,

    It     is     most      retrograde     to    our  desire:

    And we   beseech you bend      you to    remain

    Here       in    the  cheer      and comfort  of    our  eye,

    Our chiefest  courtier, cousin,   and our  son.

    QUEEN.

    Let  not  thy  mother   lose her  prayers,  Hamlet.

    I      pray thee stay with us;   go   not  to    Wittenberg.

    HAMLET.

    I      shall in    all    my  best obey       you, madam.

    KING.

    Why,      ’tis   a     loving     and a     fair  reply.

    Be   as    ourself    in    Denmark.      Madam,  come;

    This gentle    and unforc’d accord    of    Hamlet

    Sits  smiling   to    my  heart;     in    grace      whereof,

    No   jocund    health    that Denmark drinks     today

    But  the  great      cannon   to    the  clouds    shall tell,

    And the  King’s     rouse      the  heaven   shall bruit       again,

    Re-speaking  earthly    thunder. Come     away.

    [ Exeunt  all    but  HAMLET . ]

    HAMLET.

    O    that this  too  too  solid       flesh would     melt,

    Thaw,     and resolve   itself into a     dew!

    Or   that the  Everlasting    had not  fix’d

    His  canon     ’gainst    self-slaughter.      O    God!       O    God!

    How weary,    stale,      flat, and unprofitable

    Seem      to    me  all    the  uses of    this  world!

    Fie   on’t! Oh  fie!  ’tis   an   unweeded     garden

    That grows     to    seed;      things     rank and gross      in    nature

    Possess  it     merely.   That it     should    come      to    this!

    But  two months  dead—nay,    not  so    much,     not  two:

    So   excellent a     king;       that was to    this

    Hyperion to    a     satyr;      so    loving     to    my  mother,

    That he   might     not  beteem  the  winds     of    heaven

    Visit her  face too  roughly.  Heaven  and earth!

    Must      I      remember?    Why,      she  would     hang      on   him

    As   if     increase of    appetite had grown

    By   what       it     fed  on;  and yet,  within     a     month—

    Let  me  not  think      on’t—Frailty,  thy  name     is     woman!

    A     little month,   or    ere  those      shoes     were       old

    With       which     she  followed my  poor       father’s   body

    Like Niobe,    all    tears.—Why  she, even       she—

    O    God!       A     beast      that wants     discourse       of    reason

    Would    have       mourn’d longer,—married  with mine      uncle,

    My  father’s   brother;  but  no   more      like  my  father

    Than      I      to    Hercules. Within    a     month?

    Ere  yet  the  salt  of    most      unrighteous   tears

    Had left  the  flushing  in    her  galled     eyes,

    She married. O    most      wicked    speed,    to    post

    With       such dexterity to    incestuous     sheets!

    It     is     not, nor  it     cannot   come      to    good.

    But  break      my  heart,     for   I      must      hold my  tongue.

    Enter      HORATIO,    MARCELLUS and BARNARDO .

    HORATIO.

    Hail to    your lordship!

    HAMLET.

    I      am  glad to    see  you well:

    Horatio,  or    I      do   forget     myself.

    HORATIO.

    The same,     my  lord,

    And your poor       servant   ever.

    HAMLET.

    Sir,  my  good      friend;

    I’ll    change   that name     with you:

    And what       make      you from       Wittenberg,   Horatio?—

    Marcellus?

    MARCELLUS.

    My  good      lord.

    HAMLET.

    I      am  very glad to    see  you.—Good   even,      sir.—

    But  what,      in    faith,      make      you from       Wittenberg?

    HORATIO.

    A     truant     disposition,    good      my  lord.

    HAMLET.

    I      would     not  hear your enemy    say  so;

    Nor shall you do   my  ear  that violence,

    To   make      it     truster    of    your own report

    Against   yourself. I      know      you are  no   truant.

    But  what       is     your affair      in    Elsinore?

    We’ll       teach      you to    drink      deep      ere  you depart.

    HORATIO.

    My  lord, I      came      to    see  your father’s   funeral.

    HAMLET.

    I      prithee   do   not  mock      me, fellow-student.

    I      think      it     was to    see  my  mother’s wedding.

    HORATIO.

    Indeed,   my  lord, it     follow’d  hard upon.

    HAMLET.

    Thrift,     thrift,      Horatio!  The funeral   bak’d      meats

    Did  coldly     furnish    forth       the  marriage tables.

    Would    I      had met my  dearest   foe  in    heaven

    Or   ever I      had seen that day, Horatio.

    My  father,—methinks I      see  my  father.

    HORATIO.

    Where,   my  lord?

    HAMLET.

    In    my  mind’s    eye, Horatio.

    HORATIO.

    I      saw him once;      he   was a     goodly    king.

    HAMLET.

    He   was a     man,      take him for   all    in    all,

    I      shall not  look upon      his   like  again.

    HORATIO.

    My  lord, I      think      I      saw him yesternight.

    HAMLET.

    Saw?      Who?

    HORATIO.

    My  lord, the  King your father.

    HAMLET.

    The King my  father!

    HORATIO.

    Season   your admiration    for   a     while

    With       an   attent     ear, till   I      may deliver

    Upon      the  witness   of    these      gentlemen

    This marvel    to    you.

    HAMLET.

    For  God’s     love let   me  hear.

    HORATIO.

    Two nights     together had these      gentlemen,

    Marcellus      and Barnardo,      on   their watch

    In    the  dead      waste     and middle    of    the  night,

    Been      thus encounter’d.  A     figure     like  your father,

    Armed    at    point      exactly,   cap-à-pie,

    Appears  before    them,     and with solemn   march

    Goes      slow and stately    by   them:     thrice     he   walk’d

    By   their oppress’d      and fear-surprised      eyes,

    Within    his   truncheon’s   length;   whilst     they,       distill’d

    Almost   to    jelly with the  act  of    fear,

    Stand     dumb,    and speak     not  to    him. This to    me

    In    dreadful secrecy   impart    they did,

    And I      with them      the  third       night      kept the  watch, Where,       as    they had deliver’d, both       in    time,

    Form      of    the  thing,     each       word      made     true and good,

    The apparition     comes.   I      knew      your father;

    These     hands     are  not  more      like.

    HAMLET.

    But  where     was this?

    MARCELLUS.

    My  lord, upon      the  platform where     we   watch.

    HAMLET.

    Did  you not  speak     to    it?

    HORATIO.

    My  lord, I      did;

    But  answer   made     it     none:     yet  once       methought

    It     lifted      up   it     head,      and did  address

    Itself       to    motion,  like  as    it     would     speak.

    But  even       then the  morning cock crew       loud,

    And at    the  sound     it     shrunk    in    haste      away,

    And vanish’d from       our  sight.

    HAMLET.

    ’Tis  very strange.

    HORATIO.

    As   I      do   live, my  honour’d lord, ’tis   true;

    And we   did  think      it     writ down      in    our  duty

    To   let   you know      of    it.

    HAMLET.

    Indeed,   indeed,   sirs, but  this  troubles  me.

    Hold       you the  watch     tonight?

    Mar. and BARNARDO.

    We  do,  my  lord.

    HAMLET.

    Arm’d,    say  you?

    Both.

    Arm’d,    my  lord.

    HAMLET.

    From      top  to    toe?

    BOTH.

    My  lord, from       head      to    foot.

    HAMLET.

    Then      saw you not  his   face?

    HORATIO.

    O    yes, my  lord, he   wore       his   beaver    up.

    HAMLET.

    What,     look’d     he   frowningly?

    HORATIO.

    A     countenance more      in    sorrow    than in    anger.

    HAMLET.

    Pale,       or    red?

    HORATIO.

    Nay, very pale.

    HAMLET.

    And fix’d his   eyes upon      you?

    HORATIO.

    Most      constantly.

    HAMLET.

    I      would     I      had been      there.

    HORATIO.

    It     would     have       much     amaz’d   you.

    HAMLET.

    Very like, very like. Stay’d     it     long?

    HORATIO.

    While     one with moderate      haste      might     tell  a     hundred.

    MARCELLUS  and BARNARDO.

    Longer,   longer.

    HORATIO.

    Not when      I      saw’t.

    HAMLET.

    His  beard     was grizzled, no?

    HORATIO.

    It     was, as    I      have       seen it     in    his   life,

    A     sable      silver’d.

    HAMLET.

    I      will  watch     tonight;

    Perchance     ’twill walk again.

    HORATIO.

    I      warrant  you it     will.

    HAMLET.

    If     it     assume  my  noble     father’s   person,

    I’ll    speak     to    it,    though   hell  itself should    gape

    And bid  me  hold my  peace.    I      pray you all,

    If     you have       hitherto  conceal’d      this  sight,

    Let  it     be   tenable   in    your silence    still;

    And whatsoever    else shall hap tonight,

    Give it     an   understanding,     but  no   tongue.

    I      will  requite   your loves.     So,  fare ye    well.

    Upon      the  platform ’twixt      eleven    and twelve,

    I’ll    visit you.

    ALL.

    Our duty to    your honour.

    HAMLET.

    Your       loves,     as    mine      to    you: farewell.

    [ Exeunt  HORATIO,    MARCELLUS and BARNARDO . ]

    My  father’s   spirit       in    arms!      All   is     not  well;

    I      doubt     some      foul play: would     the  night      were       come!

    Till   then sit    still, my  soul: foul deeds     will  rise,

    Though  all    the  earth      o’erwhelm     them,     to    men’s     eyes.

    [ Exit. ]

    SCENE    III.    A     room      in    Polonius’s      house.

    Enter      LAERTES      and OPHELIA .

    LAERTES.

    My  necessaries    are  embark’d.      Farewell.

    And, sister,     as    the  winds     give benefit

    And convoy   is     assistant, do   not  sleep,

    But  let   me  hear from       you.

    OPHELIA.

    Do   you doubt     that?

    LAERTES.

    For  Hamlet,  and the  trifling    of    his   favour,

    Hold       it     a     fashion   and a     toy  in    blood;

    A     violet      in    the  youth     of    primy     nature,

    Forward, not  permanent,   sweet,    not  lasting;

    The perfume and suppliance     of    a     minute;

    No   more.

    OPHELIA.

    No   more      but  so?

    LAERTES.

    Think      it     no   more.

    For  nature    crescent does       not  grow      alone

    In    thews     and bulk;       but  as    this  temple   waxes,

    The inward    service    of    the  mind      and soul

    Grows     wide       withal.    Perhaps  he   loves      you now,

    And now no   soil  nor  cautel     doth       besmirch

    The virtue     of    his   will; but  you must      fear,

    His  greatness      weigh’d, his   will  is     not  his   own;

    For  he   himself   is     subject   to    his   birth:

    He   may not, as    unvalu’d persons  do,

    Carve     for   himself;  for   on   his   choice    depends

    The sanctity  and health    of    this  whole     state;

    And therefore must      his   choice    be   circumscrib’d

    Unto       the  voice      and yielding  of    that body

    Whereof he   is     the  head.      Then      if     he   says he   loves      you,

    It     fits   your wisdom  so    far   to    believe   it

    As   he   in    his   particular       act  and place

    May give his   saying    deed;      which     is     no   further

    Than      the  main      voice      of    Denmark goes       withal.

    Then      weigh     what       loss your honour   may sustain

    If     with too  credent  ear  you list   his   songs, Or       lose your heart,       or    your chaste    treasure  open

    To   his   unmaster’d    importunity.

    Fear it,    Ophelia, fear it,    my  dear sister;

    And keep       you in    the  rear of    your affection,

    Out of    the  shot and danger   of    desire.

    The chariest  maid      is     prodigal enough

    If     she  unmask  her  beauty    to    the  moon.

    Virtue     itself scopes    not  calumnious    strokes:

    The canker    galls the  infants    of    the  spring

    Too oft   before    their buttons  be   disclos’d,

    And in    the  morn      and liquid      dew of    youth

    Contagious    blastments    are  most      imminent.

    Be   wary       then,      best safety     lies  in    fear.

    Youth     to    itself rebels,    though   none      else near.

    OPHELIA.

    I      shall th’effect  of    this  good      lesson    keep

    As   watchman     to    my  heart.     But  good      my  brother,

    Do   not  as    some      ungracious    pastors   do,

    Show      me  the  steep      and thorny    way to    heaven;

    Whilst     like  a     puff’d     and reckless  libertine

    Himself   the  primrose path of    dalliance treads,

    And recks      not  his   own rede.

    LAERTES.

    O,    fear me  not.

    I      stay too  long.      But  here my  father     comes.

    Enter      POLONIUS .

    A     double   blessing  is     a     double   grace;

    Occasion smiles     upon      a     second   leave.

    POLONIUS.

    Yet  here,      Laertes?  Aboard,  aboard,  for   shame.

    The wind       sits  in    the  shoulder of    your sail,

    And you are  stay’d     for.  There,     my  blessing  with you.

    [ Laying  his   hand      on   LAERTES’S   head. ]

    And these      few  precepts in    thy  memory

    Look       thou character.      Give thy  thoughts no   tongue,

    Nor any  unproportion’d     thought  his   act.

    Be   thou familiar,  but  by   no   means    vulgar.

    Those     friends    thou hast, and their adoption tried,

    Grapple  them      unto thy  soul with hoops     of    steel;

    But  do   not  dull thy  palm      with entertainment

    Of   each       new-hatch’d, unfledg’d       comrade.       Beware

    Of   entrance to    a     quarrel;  but  being     in,

    Bear’t     that th’opposed    may beware   of    thee.

    Give every      man thine      ear, but  few  thy  voice:

    Take       each       man’s     censure, but  reserve   thy  judgment.

    Costly     thy  habit      as    thy  purse      can  buy,

    But  not  express’d in    fancy;     rich, not  gaudy:

    For  the  apparel   oft   proclaims      the  man;

    And they in    France    of    the  best rank and station

    Are  of    a     most      select     and generous       chief       in    that.

    Neither   a     borrower nor  a     lender    be:

    For  loan oft   loses      both       itself and friend;

    And borrowing     dulls the  edge      of    husbandry.

    This above     all:   to    thine      own self  be   true;

    And it     must      follow,    as    the  night      the  day,

    Thou      canst      not  then be   false to    any  man.

    Farewell: my  blessing  season   this  in    thee.

    LAERTES.

    Most      humbly   do   I      take my  leave,     my  lord.

    POLONIUS.

    The time invites    you; go,  your servants tend.

    LAERTES.

    Farewell, Ophelia, and remember     well

    What      I      have       said to    you.

    OPHELIA.

    ’Tis  in    my  memory lock’d,

    And you yourself  shall keep       the  key  of    it.

    LAERTES.

    Farewell.

    [ Exit. ]

    POLONIUS.

    What      is’t,  Ophelia, he   hath said to    you?

    OPHELIA.

    So   please    you, something     touching the  Lord Hamlet.

    POLONIUS.

    Marry,    well bethought:

    ’Tis  told me  he   hath very oft   of    late

    Given     private    time to    you; and you yourself

    Have      of    your audience been      most      free and bounteous.

    If     it     be   so,—as   so    ’tis   put  on   me,

    And that in    way of    caution,—I    must      tell  you

    You do   not  understand    yourself  so    clearly

    As   it     behoves my  daughter and your honour.

    What      is     between you?       Give me  up   the  truth.

    OPHELIA.

    He   hath,      my  lord, of    late made     many      tenders

    Of   his   affection to    me.

    POLONIUS.

    Affection!      Pooh!     You speak     like  a     green     girl,

    Unsifted in    such perilous  circumstance.

    Do   you believe   his   tenders,  as    you call  them?

    OPHELIA.

    I      do   not  know,     my  lord, what       I      should    think.

    POLONIUS.

    Marry,    I’ll    teach      you; think      yourself  a     baby;

    That you have       ta’en      these      tenders   for   true pay,

    Which    are  not  sterling.  Tender   yourself  more      dearly;

    Or,—not to    crack      the  wind       of    the  poor       phrase,

    Roaming it     thus,—you’ll  tender    me  a     fool.

    OPHELIA.

    My  lord, he   hath importun’d    me  with love

    In    honourable   fashion.

    POLONIUS.

    Ay,  fashion   you may call  it;    go   to,   go   to.

    OPHELIA.

    And hath given      countenance to    his   speech,  my  lord,

    With       almost    all    the  holy vows      of    heaven.

    POLONIUS.

    Ay,  springes to    catch      woodcocks.   I      do   know,

    When     the  blood     burns,     how prodigal the  soul

    Lends     the  tongue   vows:      these      blazes,    daughter,

    Giving    more      light than heat,      extinct    in    both,

    Even       in    their promise, as    it     is     a-making,

    You must      not  take for   fire. From      this  time

    Be   something     scanter   of    your maiden   presence;

    Set  your entreatments at    a     higher    rate

    Than      a     command      to    parley.    For  Lord Hamlet,

    Believe   so    much     in    him that he   is     young;

    And with a     larger     tether     may he   walk

    Than      may be   given      you. In    few, Ophelia,

    Do   not  believe   his   vows;      for   they are  brokers,

    Not of    that dye  which     their investments   show,

    But  mere      implorators    of    unholy    suits,

    Breathing      like  sanctified      and pious      bawds,

    The better     to    beguile.  This is     for   all.

    I      would     not, in    plain       terms,     from       this  time forth

    Have      you so    slander   any  moment leisure

    As   to    give words     or    talk  with the  Lord Hamlet.

    Look       to’t, I      charge    you; come      your ways.

    OPHELIA.

    I      shall obey,      my  lord.

    [ Exeunt. ]

    SCENE    IV.   The platform.

    Enter      HAMLET,      HORATIO      and MARCELLUS .

    HAMLET.

    The air   bites       shrewdly; it     is     very cold.

    HORATIO.

    It     is     a     nipping  and an   eager     air.

    HAMLET.

    What      hour       now?

    HORATIO.

    I      think      it     lacks       of    twelve.

    MARCELLUS.

    No,  it     is     struck.

    HORATIO.

    Indeed?  I      heard     it     not. It     then draws     near the  season

    Wherein the  spirit       held his   wont      to    walk.

    [ A   flourish   of    trumpets,      and ordnance       shot off   within. ]

    What      does       this  mean,     my  lord?

    HAMLET.

    The King doth       wake      tonight   and takes      his   rouse,

    Keeps     wassail,  and the  swaggering   upspring reels;

    And as    he   drains     his   draughts of    Rhenish  down,

    The kettle-drum   and trumpet  thus bray out

    The triumph  of    his   pledge.

    HORATIO.

    Is     it     a     custom?

    HAMLET.

    Ay   marry     is’t;

    And to    my  mind,     though   I      am  native     here,

    And to    the  manner  born,      it     is     a     custom

    More      honour’d in    the  breach    than the  observance.

    This heavy-headed      revel       east and west

    Makes    us    traduc’d and tax’d       of    other      nations:

    They       clepe      us    drunkards,     and with swinish   phrase

    Soil  our  addition; and indeed    it     takes

    From      our  achievements,      though   perform’d      at    height,

    The pith and marrow  of    our  attribute.

    So   oft   it     chances  in    particular       men

    That for   some      vicious    mole      of    nature    in    them,

    As   in    their birth,      wherein  they are  not  guilty,

    Since      nature    cannot   choose   his   origin,

    By   their o’ergrowth    of    some      complexion,

    Oft  breaking down      the  pales      and forts of    reason;

    Or   by   some      habit,     that too  much     o’erleavens

    The form       of    plausive  manners;—that    these      men,

    Carrying, I      say, the  stamp     of    one defect,

    Being     Nature’s livery      or    Fortune’s star,—

    His  virtues    else,—be they as    pure as    grace,

    As   infinite    as    man may undergo,

    Shall       in    the  general   censure  take corruption

    From      that particular       fault.      The dram      of    evil

    Doth       all    the  noble     substance      often      doubt

    To   his   own scandal.

    HORATIO.

    Look,      my  lord, it     comes!

    Enter      GHOST .

    HAMLET.

    Angels    and ministers of    grace      defend   us!

    Be   thou a     spirit       of    health    or    goblin    damn’d,

    Bring      with thee airs  from       heaven   or    blasts     from       hell,

    Be   thy  intents    wicked    or    charitable,

    Thou      com’st    in    such a     questionable shape

    That I      will  speak     to    thee.      I’ll    call  thee Hamlet,

    King,      father,    royal       Dane.     O,    answer   me!

    Let  me  not  burst      in    ignorance;     but  tell

    Why thy  canoniz’d      bones,    hearsed  in    death,

    Have      burst      their cerements;    why the  sepulchre,

    Wherein we   saw thee quietly    inurn’d,

    Hath       op’d his   ponderous     and marble   jaws

    To   cast thee up   again!     What      may this  mean,

    That thou,      dead      corse,     again      in    complete       steel,

    Revisit’st thus the  glimpses of    the  moon,

    Making   night      hideous, and we   fools       of    nature

    So   horridly  to    shake     our  disposition

    With       thoughts beyond   the  reaches  of    our  souls?

    Say, why is     this? Wherefore?    What      should    we   do?

    [GHOST beckons HAMLET . ]

    HORATIO.

    It     beckons you to    go   away      with it,

    As   if     it     some      impartment   did  desire

    To   you alone.

    MARCELLUS.

    Look       with what       courteous      action

    It     waves     you to    a     more      removed ground.

    But  do   not  go   with it.

    HORATIO.

    No,  by   no   means.

    HAMLET.

    It     will  not  speak;    then will  I      follow     it.

    HORATIO.

    Do   not, my  lord.

    HAMLET.

    Why,      what       should    be   the  fear?

    I      do   not  set   my  life   at    a     pin’s fee;

    And for   my  soul, what       can  it     do   to    that,

    Being     a     thing      immortal as    itself?

    It     waves     me  forth       again.     I’ll    follow     it.

    HORATIO.

    What      if     it     tempt     you toward   the  flood,     my  lord,

    Or   to    the  dreadful summit   of    the  cliff

    That beetles   o’er his   base into the  sea,

    And there      assume  some      other      horrible  form

    Which    might     deprive   your sovereignty   of    reason,

    And draw       you into madness?      Think      of    it.

    The very place      puts toys of    desperation,

    Without  more      motive,   into every      brain

    That looks      so    many      fadoms   to    the  sea

    And hears      it     roar beneath.

    HAMLET.

    It     waves     me  still.

    Go   on,  I’ll    follow     thee.

    MARCELLUS.

    You shall not  go,  my  lord.

    HAMLET.

    Hold       off   your hands.

    HORATIO.

    Be   rul’d;      you shall not  go.

    HAMLET.

    My  fate cries out,

    And makes    each       petty      artery     in    this  body

    As   hardy     as    the  Nemean lion’s      nerve.

    [GHOST beckons. ]

    Still  am  I      call’d.     Unhand  me, gentlemen.

    [ Breaking      free from       them. ]

    By   heaven,  I’ll    make      a     ghost     of    him that lets  me.

    I      say, away!—Go    on,  I’ll    follow     thee.

    [ Exeunt  GHOST        and HAMLET . ]

    HORATIO.

    He   waxes     desperate      with imagination.

    MARCELLUS.

    Let’s follow;    ’tis   not  fit    thus to    obey       him.

    HORATIO.

    Have      after.      To   what       issue      will  this  come?

    MARCELLUS.

    Something    is     rotten     in    the  state       of    Denmark.

    HORATIO.

    Heaven  will  direct     it.

    MARCELLUS.

    Nay, let’s follow     him.

    [ Exeunt. ]

    SCENE    V.    A     more      remote   part of    the  Castle.

    Enter      GHOST        and HAMLET .

    HAMLET.

    Whither  wilt  thou lead me? Speak,    I’ll    go   no   further.

    GHOST.

    Mark      me.

    HAMLET.

    I      will.

    GHOST.

    My  hour       is     almost    come,

    When     I      to    sulph’rous     and tormenting    flames

    Must      render    up   myself.

    HAMLET.

    Alas, poor       ghost!

    GHOST.

    Pity me  not, but  lend thy  serious   hearing

    To   what       I      shall unfold.

    HAMLET.

    Speak,    I      am  bound    to    hear.

    GHOST.

    So   art   thou to    revenge, when      thou shalt       hear.

    HAMLET.

    What?

    GHOST.

    I      am  thy  father’s   spirit,

    Doom’d  for   a     certain    term       to    walk the  night,

    And for   the  day  confin’d  to    fast  in    fires,

    Till   the  foul crimes    done      in    my  days of    nature

    Are  burnt      and purg’d    away.     But  that I      am  forbid

    To   tell  the  secrets   of    my  prison-house,

    I      could      a     tale unfold    whose    lightest   word

    Would    harrow   up   thy  soul; freeze     thy  young    blood,

    Make      thy  two eyes like  stars start from       their spheres,

    Thy  knotted  and combined      locks      to    part,

    And each       particular       hair to    stand      on   end

    Like quills      upon      the  fretful     porcupine.

    But  this  eternal   blazon    must      not  be

    To   ears of    flesh and blood.    List, list,  O,    list!

    If     thou didst       ever thy  dear father     love—

    HAMLET.

    O    God!

    GHOST.

    Revenge his   foul and most      unnatural      murder.

    HAMLET.

    Murder!

    GHOST.

    Murder   most      foul, as    in    the  best it     is;

    But  this  most      foul, strange,  and unnatural.

    HAMLET.

    Haste     me  to    know’t,   that I,     with wings     as    swift

    As   meditation    or    the  thoughts of    love

    May sweep    to    my  revenge.

    GHOST.

    I      find thee apt;

    And duller     shouldst thou be   than the  fat   weed

    That rots itself in    ease on   Lethe      wharf,

    Wouldst thou not  stir  in    this. Now,      Hamlet,  hear.

    ’Tis  given      out  that, sleeping in    my  orchard,

    A     serpent   stung     me; so    the  whole     ear  of    Denmark

    Is     by   a     forged    process  of    my  death

    Rankly    abus’d;   but  know,     thou noble     youth,

    The serpent   that did  sting       thy  father’s   life

    Now       wears     his   crown.

    HAMLET.

    O    my  prophetic      soul!

    Mine      uncle!

    GHOST.

    Ay,  that incestuous,    that adulterate     beast,

    With       witchcraft      of    his   wit,  with traitorous      gifts,—

    O    wicked    wit,  and gifts,       that have       the  power

    So   to    seduce!—won      to    his   shameful lust

    The will  of    my  most      seeming-virtuous queen.

    O    Hamlet,  what       a     falling     off   was there,

    From      me, whose    love was of    that dignity

    That it     went       hand      in    hand      even       with the  vow

    I      made     to    her  in    marriage;       and to    decline

    Upon      a     wretch    whose    natural   gifts were       poor

    To   those      of    mine.      But  virtue,     as    it     never      will  be       mov’d, Though     lewdness court      it     in    a     shape     of       heaven;

    So   lust, though   to    a     radiant   angel      link’d,

    Will sate itself in    a     celestial  bed

    And prey on   garbage.

    But  soft! methinks I      scent      the  morning air;

    Brief let   me  be.  Sleeping within     my  orchard,

    My  custom   always    of    the  afternoon,

    Upon      my  secure    hour       thy  uncle      stole

    With       juice of    cursed    hebenon in    a     vial,

    And in    the  porches  of    my  ears did  pour

    The leperous distilment,     whose    effect

    Holds     such an   enmity    with blood     of    man

    That swift as    quicksilver     it     courses  through

    The natural   gates      and alleys      of    the  body;

    And with a     sudden   vigour    it     doth       posset

    And curd,      like  eager     droppings      into milk,

    The thin and wholesome    blood.    So   did  it     mine;

    And a     most      instant    tetter      bark’d     about,

    Most      lazar-like,      with vile  and loathsome     crust

    All   my  smooth  body.

    Thus       was I,     sleeping, by   a     brother’s hand,

    Of   life,  of    crown,    of    queen    at    once       dispatch’d:

    Cut  off   even       in    the  blossoms       of    my  sin,

    Unhous’led,   disappointed, unanel’d;

    No   reckoning      made,     but  sent to    my  account

    With       all    my  imperfections on   my  head.

    O    horrible! O    horrible! most      horrible!

    If     thou hast nature    in    thee,      bear it     not;

    Let  not  the  royal       bed of    Denmark be

    A     couch     for   luxury     and damned incest.

    But  howsoever     thou pursu’st  this  act,

    Taint      not  thy  mind,     nor  let   thy  soul contrive

    Against   thy  mother   aught;    leave      her  to    heaven,

    And to    those      thorns    that in    her  bosom    lodge,

    To   prick       and sting       her. Fare thee well at    once!

    The glow-worm   shows     the  matin     to    be   near,

    And ’gins to    pale his   uneffectual    fire.

    Adieu,    adieu,     adieu.     Hamlet,  remember     me.

    [ Exit. ]

    HAMLET.

    O    all    you host of    heaven!  O    earth!     What      else?

    And shall I      couple    hell? O,    fie!  Hold,      my  heart;

    And you, my  sinews,   grow      not  instant    old,

    But  bear me  stiffly      up.  Remember    thee?

    Ay,  thou poor       ghost,     while      memory holds      a     seat

    In    this  distracted      globe.     Remember    thee?

    Yea, from       the  table      of    my  memory

    I’ll    wipe       away      all    trivial      fond records,

    All   saws       of    books,    all    forms,     all    pressures       past,

    That youth     and observation   copied    there;

    And thy  commandment     all    alone      shall live

    Within    the  book      and volume   of    my  brain,

    Unmix’d  with baser      matter.   Yes, by   heaven!

    O    most      pernicious     woman!

    O    villain,    villain,    smiling   damned villain!

    My  tables.    Meet      it     is     I      set   it     down,

    That one may smile,     and smile,     and be   a     villain!

    At    least I      am  sure it     may be   so    in    Denmark.

    [ Writing. ]

    So,  uncle,     there      you are. Now       to    my  word;

    It     is     ‘Adieu,    adieu,     remember     me.’

    I      have       sworn’t.

    HORATIO      and MARCELLUS.

    [ Within. ]       My  lord, my  lord.

    MARCELLUS.

    [ Within. ]       Lord Hamlet.

    HORATIO.

    [ Within. ]       Heaven  secure    him.

    HAMLET.

    So   be   it!

    MARCELLUS.

    [ Within. ]       Illo,  ho,  ho,  my  lord!

    HAMLET.

    Hillo,      ho,  ho,  boy! Come,    bird, come.

    Enter      HORATIO    and MARCELLUS .

    MARCELLUS.

    How is’t,  my  noble     lord?

    HORATIO.

    What      news,     my  lord?

    HAMLET.

    O,    wonderful!

    HORATIO.

    Good      my  lord, tell  it.

    HAMLET.

    No,  you’ll      reveal     it.

    HORATIO.

    Not I,     my  lord, by   heaven.

    MARCELLUS.

    Nor I,     my  lord.

    HAMLET.

    How say  you then,      would     heart      of    man once       think      it?—

    But  you’ll      be   secret?

    HORATIO      and MARCELLUS.

    Ay,  by   heaven,  my  lord.

    HAMLET.

    There’s   ne’er      a     villain     dwelling in    all    Denmark

    But  he’s an   arrant     knave.

    HORATIO.

    There     needs     no   ghost,     my  lord, come      from       the  grave

    To   tell  us    this.

    HAMLET.

    Why,      right;      you are  i’     the  right;

    And so,   without  more      circumstance at    all,

    I      hold it     fit    that we   shake     hands     and part:

    You, as    your business and desires   shall point      you,—

    For  every      man hath business and desire,

    Such       as    it     is;—and  for   my  own poor       part,

    Look       you, I’ll    go   pray.

    HORATIO.

    These     are  but  wild and whirling  words,    my  lord.

    HAMLET.

    I’m  sorry       they offend    you, heartily;

    Yes  faith,      heartily.

    HORATIO.

    There’s   no   offence,  my  lord.

    HAMLET.

    Yes, by   Saint      Patrick,   but  there      is,    Horatio,

    And much     offence   too. Touching       this  vision     here,

    It     is     an   honest    ghost,     that let   me  tell  you.

    For  your desire     to    know      what       is     between us,

    O’ermaster’t  as    you may.       And now,       good      friends,

    As   you are  friends,   scholars, and soldiers,

    Give me  one poor       request.

    HORATIO.

    What      is’t,  my  lord?       We  will.

    HAMLET.

    Never     make      known    what       you have       seen tonight.

    HORATIO      and MARCELLUS.

    My  lord, we   will  not.

    HAMLET.

    Nay, but  swear’t.

    HORATIO.

    In    faith,      my  lord, not  I.

    MARCELLUS.

    Nor I,     my  lord, in    faith.

    HAMLET.

    Upon      my  sword.

    MARCELLUS.

    We  have       sworn,    my  lord, already.

    HAMLET.

    Indeed,   upon      my  sword,    indeed.

    GHOST.

    [ Cries     under     the  stage. ]   Swear.

    HAMLET.

    Ha,  ha   boy, say’st      thou so?  Art   thou there,     truepenny?

    Come     on,  you hear this  fellow     in    the  cellarage.

    Consent to    swear.

    HORATIO.

    Propose  the  oath,      my  lord.

    HAMLET.

    Never     to    speak     of    this  that you have       seen.

    Swear     by   my  sword.

    GHOST.

    [ Beneath. ]    Swear.

    HAMLET.

    Hic  et    ubique? Then      we’ll shift our  ground.

    Come     hither,    gentlemen,

    And lay   your hands     again      upon      my  sword.

    Never     to    speak     of    this  that you have       heard.

    Swear     by   my  sword.

    GHOST.

    [ Beneath. ]    Swear.

    HAMLET.

    Well said, old  mole!     Canst     work       i’     th’earth  so    fast?

    A     worthy    pioner!   Once      more      remove,  good      friends.

    HORATIO.

    O    day  and night,     but  this  is     wondrous      strange.

    HAMLET.

    And therefore as    a     stranger give it     welcome.

    There     are  more      things     in    heaven   and earth,     Horatio,

    Than      are  dreamt   of    in    your philosophy.   But  come,

    Here,      as    before,   never,     so    help you mercy,

    How strange   or    odd soe’er     I      bear myself,—

    As   I      perchance     hereafter shall think      meet

    To   put  an   antic       disposition    on—

    That you, at    such times      seeing    me, never      shall,

    With       arms       encumber’d   thus,       or    this  head-shake,

    Or   by   pronouncing of    some      doubtful phrase,

    As   ‘Well,      we   know’,    or    ‘We could      and if     we   would’,

    Or   ‘If    we   list   to    speak’;    or    ‘There     be   and if     they might’,

    Or   such ambiguous    giving     out, to    note

    That you know      aught     of    me:—this      not  to    do.

    So   grace      and mercy     at    your most      need      help you,

    Swear.

    GHOST.

    [ Beneath. ]    Swear.

    HAMLET.

    Rest,       rest, perturbed      spirit.      So,  gentlemen,

    With       all    my  love I      do   commend      me  to    you;

    And what       so    poor       a     man as    Hamlet   is

    May do   t’express his   love and friending to    you,

    God willing,   shall not  lack. Let  us    go   in    together,

    And still  your fingers    on   your lips, I      pray.

    The time is     out  of    joint.      O    cursed    spite,

    That ever I      was born       to    set   it     right.

    Nay, come,     let’s go   together.

    [ Exeunt. ]

    ACT II

    SCENE    I.     A     room      in    Polonius’s      house.

    Enter      POLONIUS and REYNALDO .

    POLONIUS.

    Give him this  money    and these      notes,     Reynaldo.

    REYNALDO.

    I      will, my  lord.

    POLONIUS.

    You shall do   marvellous    wisely,    good      Reynaldo,

    Before    you visit him, to    make      inquiry

    Of   his   behaviour.

    REYNALDO.

    My  lord, I      did  intend    it.

    POLONIUS.

    Marry,    well said; very well said. Look       you, sir,

    Enquire  me  first what       Danskers are  in    Paris;

    And how,       and who,       what       means,   and where     they keep,

    What      company,      at    what       expense; and finding

    By   this  encompassment   and drift of    question,

    That they do   know      my  son, come      you more      nearer

    Than      your particular       demands will  touch     it.

    Take       you as    ’twere     some      distant    knowledge    of    him,

    As   thus,       ‘I     know      his   father     and his   friends,

    And in    part him’—do you mark      this, Reynaldo?

    REYNALDO.

    Ay,  very well, my  lord.

    POLONIUS.

    ‘And in    part him, but,’ you may say, ‘not well;

    But  if’t   be   he   I      mean,     he’s very wild;

    Addicted so    and so;’  and there      put  on   him

    What      forgeries you please;   marry,    none      so    rank As   may       dishonour      him; take heed      of    that;

    But, sir,   such wanton,  wild, and usual      slips

    As   are  companions  noted     and most      known

    To   youth     and liberty.

    REYNALDO.

    As   gaming,  my  lord?

    POLONIUS.

    Ay,  or    drinking, fencing,  swearing,

    Quarrelling,   drabbing.      You may go   so    far.

    REYNALDO.

    My  lord, that would     dishonour      him.

    POLONIUS.

    Faith       no,  as    you may season   it     in    the  charge.

    You must      not  put  another  scandal  on   him,

    That he   is     open      to    incontinency;

    That’s     not  my  meaning: but  breathe  his   faults      so    quaintly

    That they may seem      the  taints      of    liberty;

    The flash and outbreak of    a     fiery mind,

    A     savageness    in    unreclaimed  blood,

    Of   general   assault.

    REYNALDO.

    But  my  good      lord—

    POLONIUS.

    Wherefore     should    you do   this?

    REYNALDO.

    Ay,  my  lord, I      would     know      that.

    POLONIUS.

    Marry,    sir,   here’s     my  drift,

    And I      believe   it     is     a     fetch      of    warrant.

    You laying     these      slight      sullies     on   my  son,

    As   ’twere     a     thing      a     little soil’d      i’     th’   working,

    Mark      you,

    Your       party      in    converse,       him you would     sound,

    Having   ever seen in    the  prenominate crimes

    The youth     you breathe  of    guilty,     be   assur’d He     closes     with       you in    this  consequence;

    ‘Good     sir,’  or    so;   or    ‘friend,’   or    ‘gentleman’—

    According      to    the  phrase    or    the  addition

    Of   man and country.

    REYNALDO.

    Very good,     my  lord.

    POLONIUS.

    And then,      sir,   does       he   this,—

    He   does—What  was I      about     to    say?

    By   the  mass,     I      was about     to    say  something.    Where    did  I       leave?

    REYNALDO.

    At    ‘closes    in    the  consequence.’

    At    ‘friend    or    so,’  and ‘gentleman.’

    POLONIUS.

    At    ‘closes    in    the  consequence’ ay,   marry!

    He   closes     with you thus:       ‘I     know      the  gentleman,

    I      saw him yesterday,      or    t’other    day,

    Or   then,      or    then,      with such and such;      and, as    you say,

    There     was he   gaming,  there      o’ertook in’s  rouse,

    There     falling     out  at    tennis’:   or    perchance,

    ‘I     saw him enter      such a     house     of    sale’—

    Videlicet, a     brothel,  or    so    forth.      See  you now;

    Your       bait of    falsehood      takes      this  carp of    truth;

    And thus do   we   of    wisdom  and of    reach,

    With       windlasses,    and with assays    of    bias,

    By   indirections   find directions      out.

    So   by   my  former    lecture    and advice

    Shall       you my  son. You have       me, have       you not?

    REYNALDO.

    My  lord, I      have.

    POLONIUS.

    God b’    wi’   you, fare you well.

    REYNALDO.

    Good      my  lord.

    POLONIUS.

    Observe his   inclination     in    yourself.

    REYNALDO.

    I      shall,      my  lord.

    POLONIUS.

    And let   him ply   his   music.

    REYNALDO.

    Well,       my  lord.

    POLONIUS.

    Farewell.

    [ Exit       REYNALDO . ]

    Enter      OPHELIA .

    How now,       Ophelia, what’s    the  matter?

    OPHELIA.

    Alas, my  lord, I      have       been      so    affrighted.

    POLONIUS.

    With       what,      in    the  name     of    God?

    OPHELIA.

    My  lord, as    I      was sewing   in    my  chamber,

    Lord Hamlet,  with his   doublet  all    unbrac’d,

    No   hat  upon      his   head,      his   stockings foul’d,

    Ungart’red,    and down-gyved  to    his   ankle,

    Pale as    his   shirt,       his   knees     knocking each       other,

    And with a     look so    piteous   in    purport

    As   if     he   had been      loosed    out  of    hell

    To   speak     of    horrors,  he   comes    before    me.

    POLONIUS.

    Mad for   thy  love?

    OPHELIA.

    My  lord, I      do   not  know,     but  truly I      do   fear it.

    POLONIUS.

    What      said he?

    OPHELIA.

    He   took me  by   the  wrist and held me  hard;

    Then      goes       he   to    the  length    of    all    his   arm;

    And with his   other      hand      thus o’er his   brow,

    He   falls to    such perusal   of    my  face

    As   he   would     draw       it.    Long      stay’d     he   so,

    At    last,—a   little shaking  of    mine      arm,

    And thrice     his   head      thus waving   up   and down,

    He   rais’d      a     sigh so    piteous   and profound

    As   it     did  seem      to    shatter   all    his   bulk

    And end his   being.     That done,     he   lets  me  go,

    And with his   head      over his   shoulder turn’d

    He   seem’d   to    find his   way without  his   eyes,

    For  out  o’    doors     he   went       without  their help,

    And to    the  last  bended  their light on   me.

    POLONIUS.

    Come,    go   with me. I      will  go   seek the  King.

    This is     the  very ecstasy   of    love,

    Whose    violent    property fordoes   itself,

    And leads      the  will  to    desperate      undertakings,

    As   oft   as    any  passion  under     heaven

    That does       afflict      our  natures.  I      am  sorry,—

    What,     have       you given      him any  hard words     of    late?

    OPHELIA.

    No,  my  good      lord; but  as    you did  command,

    I      did  repel      his   letters     and denied

    His  access    to    me.

    POLONIUS.

    That hath made     him mad.

    I      am  sorry       that with better     heed      and judgment

    I      had not  quoted   him. I      fear’d     he   did  but  trifle,

    And meant    to    wreck     thee.      But  beshrew my  jealousy!

    It     seems    it     is     as    proper    to    our  age

    To   cast beyond   ourselves in    our  opinions

    As   it     is     common for   the  younger sort

    To   lack discretion.     Come,    go   we   to    the  King.

    This must      be   known,   which,    being     kept close,     might       move

    More      grief to    hide than hate to    utter       love.

    [ Exeunt. ]

    SCENE    II.     A     room      in    the  Castle.

    Enter      KING,    QUEEN,  ROSENCRANTZ,    GUILDENSTERN   and ATTENDANTS .

    KING.

    Welcome,      dear Rosencrantz  and Guildenstern.

    Moreover      that we   much     did  long to    see  you,

    The need      we   have       to    use  you did  provoke

    Our hasty      sending. Something    have       you heard

    Of   Hamlet’s transformation;     so    I      call  it,

    Since      nor  th’exterior      nor  the  inward    man

    Resembles     that it     was. What      it     should    be,

    More      than his   father’s   death,    that thus hath put  him

    So   much     from       th’understanding  of    himself,

    I      cannot   dream    of.   I      entreat   you both

    That,      being     of    so    young    days brought  up   with him,

    And since      so    neighbour’d  to    his   youth     and humour,

    That you vouchsafe      your rest here in    our  court

    Some     little time,      so    by   your companies

    To   draw       him on   to    pleasures       and to    gather,

    So   much     as    from       occasion you may glean,

    Whether aught     to    us    unknown afflicts    him thus

    That,      open’d,   lies  within     our  remedy.

    QUEEN.

    Good      gentlemen,    he   hath much     talk’d      of    you,

    And sure I      am, two men there      are  not  living

    To   whom     he   more      adheres. If     it     will  please    you

    To   show      us    so    much     gentry    and good      will

    As   to    expend   your time with us    awhile,

    For  the  supply    and profit      of    our  hope,

    Your       visitation shall receive   such thanks

    As   fits   a     king’s     remembrance.

    ROSENCRANTZ.

    Both       your majesties

    Might,    by   the  sovereign      power     you have       of    us,

    Put  your dread     pleasures       more      into command

    Than      to    entreaty.

    GUILDENSTERN.

    We  both       obey,

    And here give up   ourselves,      in    the  full  bent,

    To   lay   our  service    freely      at    your feet

    To   be   commanded.

    KING.

    Thanks,  Rosencrantz  and gentle    Guildenstern.

    QUEEN.

    Thanks,  Guildenstern  and gentle    Rosencrantz.

    And I      beseech you instantly to    visit

    My  too  much     changed son. Go,  some      of    you,

    And bring      these      gentlemen     where     Hamlet   is.

    GUILDENSTERN.

    Heavens make      our  presence and our  practices

    Pleasant and helpful    to    him.

    QUEEN.

    Ay,  amen.

    [ Exeunt  ROSENCRANTZ,  GUILDENSTERN   and some      ATTENDANTS . ]

    Enter      POLONIUS .

    POLONIUS.

    Th’ambassadors   from       Norway,  my  good      lord,

    Are  joyfully   return’d.

    KING.

    Thou      still  hast been      the  father     of    good      news.

    POLONIUS.

    Have      I,     my  lord?       Assure    you, my  good      liege,

    I      hold my  duty,      as    I      hold my  soul,

    Both       to    my  God and to    my  gracious King:

    And I      do   think,—or      else this  brain      of    mine

    Hunts     not  the  trail of    policy     so    sure

    As   it     hath us’d to    do—that I      have       found

    The very cause     of    Hamlet’s lunacy.

    KING.

    O    speak     of    that, that do   I      long to    hear.

    POLONIUS.

    Give first admittance    to    th’ambassadors;

    My  news      shall be   the  fruit to    that great      feast.

    KING.

    Thyself   do   grace      to    them,     and bring      them      in.

    [ Exit       POLONIUS . ]

    He   tells me, my  sweet     queen,    that he   hath found

    The head      and source    of    all    your son’s      distemper.

    QUEEN.

    I      doubt     it     is     no   other      but  the  main,

    His  father’s   death     and our  o’erhasty marriage.

    KING.

    Well,       we   shall sift   him.

    Enter      POLONIUS with VOLTEMAND     and CORNELIUS .

    Welcome,      my  good      friends!

    Say, Voltemand,   what       from       our  brother   Norway?

    VOLTEMAND.

    Most      fair  return     of    greetings       and desires.

    Upon      our  first, he   sent out  to    suppress

    His  nephew’s       levies,     which     to    him appear’d

    To   be   a     preparation   ’gainst    the  Polack;

    But  better     look’d     into, he   truly found

    It     was against   your Highness;      whereat  griev’d,

    That so    his   sickness, age, and impotence

    Was falsely     borne     in    hand,     sends     out  arrests

    On  Fortinbras;     which     he,  in    brief,      obeys,

    Receives rebuke    from       Norway;  and in    fine,

    Makes    vow before    his   uncle      never      more

    To   give th’assay  of    arms       against   your Majesty.

    Whereon old  Norway,  overcome      with joy,

    Gives      him three      thousand       crowns   in    annual    fee,

    And his   commission   to    employ   those      soldiers

    So   levied     as    before,   against   the  Polack:

    With       an   entreaty, herein    further    shown,

    [ Gives    a     paper. ]

    That it     might     please    you to    give quiet      pass Through your       dominions     for   this  enterprise,

    On  such regards   of    safety     and allowance

    As   therein   are  set   down.

    KING.

    It     likes us    well;

    And at    our  more      consider’d     time we’ll read,

    Answer,  and think      upon      this  business.

    Meantime      we   thank     you for   your well-took      labour.

    Go   to    your rest, at    night      we’ll feast       together:.

    Most      welcome home.

    [ Exeunt  VOLTEMAND     and CORNELIUS . ]

    POLONIUS.

    This business is     well ended.

    My  liege       and madam,  to    expostulate

    What      majesty  should    be,  what       duty is,

    Why day  is     day, night      night,     and time is     time.

    Were      nothing  but  to    waste     night,     day  and time.

    Therefore,      since      brevity    is     the  soul of    wit,

    And tediousness   the  limbs      and outward flourishes,

    I      will  be   brief.      Your       noble     son  is     mad.

    Mad call  I      it;    for   to    define     true madness,

    What      is’t   but  to    be   nothing  else but  mad?

    But  let   that go.

    QUEEN.

    More      matter,   with less art.

    POLONIUS.

    Madam,  I      swear     I      use  no   art   at    all.

    That he   is     mad,      ’tis   true: ’tis   true ’tis   pity;

    And pity ’tis   ’tis   true. A     foolish    figure,

    But  farewell  it,    for   I      will  use  no   art.

    Mad let   us    grant      him then.      And now remains

    That we   find out  the  cause     of    this  effect,

    Or   rather     say, the  cause     of    this  defect,

    For  this  effect      defective comes    by   cause.

    Thus       it     remains, and the  remainder     thus.       Perpend,

    I      have       a     daughter—have   whilst     she  is     mine—

    Who       in    her  duty and obedience,    mark,

    Hath       given      me  this. Now       gather,   and surmise.

    [ Reads. ]

    To   the  celestial, and my  soul’s     idol, the  most      beautified       Ophelia—

    That’s     an   ill     phrase,   a     vile  phrase;   ‘beautified’    is     a     vile phrase:   but  you shall hear.

    [ Reads. ]

    these;     in    her  excellent white      bosom,   these,     &c.

    QUEEN.

    Came     this  from       Hamlet   to    her?

    POLONIUS.

    Good      madam,  stay awhile;   I      will  be   faithful.

    [ Reads. ]

    Doubt     thou the  stars are  fire,

                                       Doubt     that the  sun  doth       move,

                         Doubt     truth       to    be   a     liar,

                                       But  never      doubt     I      love.

    O    dear Ophelia, I      am  ill     at    these      numbers.       I      have       not  art   to    reckon    my  groans.

    But  that I      love thee best,       O    most      best,       believe   it.       Adieu.

                  Thine      evermore,      most      dear lady, whilst     this  machine       is     to    him,                                   HAMLET.

    This in    obedience     hath my  daughter show’d   me;

    And more      above,    hath his   solicitings,

    As   they fell   out  by   time,      by   means,   and place,

    All   given      to    mine      ear.

    KING.

    But  how hath she  receiv’d  his   love?

    POLONIUS.

    What      do   you think      of    me?

    KING.

    As   of    a     man faithful   and honourable.

    POLONIUS.

    I      would     fain prove     so.   But  what       might     you think,

    When     I      had seen this  hot  love on   the  wing,

    As   I      perceiv’d it,    I      must      tell  you that,

    Before    my  daughter told me, what       might     you, Or   my  dear       Majesty  your queen    here,      think,

    If     I      had play’d     the  desk or    table-book,

    Or   given      my  heart      a     winking, mute      and dumb,

    Or   look’d     upon      this  love with idle  sight,

    What      might     you think?     No,  I      went       round     to    work,

    And my  young    mistress  thus I      did  bespeak:

    ‘Lord      Hamlet   is     a     prince,    out  of    thy  star.

    This must      not  be.’  And then I      precepts gave       her,

    That she  should    lock herself    from       his   resort,

    Admit     no   messengers,  receive   no   tokens.

    Which    done,     she  took the  fruits      of    my  advice,

    And he,  repulsed,—a  short      tale to    make—

    Fell  into a     sadness, then into a     fast,

    Thence   to    a     watch,    thence    into a     weakness,

    Thence   to    a     lightness, and, by   this  declension,

    Into the  madness wherein  now he   raves,

    And all    we   wail for.

    KING.

    Do   you think      ’tis   this?

    QUEEN.

    It     may be,  very likely.

    POLONIUS.

    Hath       there      been      such a     time,      I’d   fain know      that,

    That I      have       positively said ‘’Tis so,’

    When     it     prov’d    otherwise?

    KING.

    Not that I      know.

    POLONIUS.

    Take       this  from       this, if     this  be   otherwise.

    [ Points   to    his   head      and shoulder. ]

    If     circumstances       lead me, I      will  find

    Where    truth       is     hid, though   it     were       hid  indeed

    Within    the  centre.

    KING.

    How may we   try   it     further?

    POLONIUS.

    You know      sometimes    he   walks      four hours     together

    Here       in    the  lobby.

    QUEEN.

    So   he   does       indeed.

    POLONIUS.

    At    such a     time I’ll    loose      my  daughter to    him.

    Be   you and I      behind   an   arras       then,

    Mark      the  encounter.     If     he   love her  not,

    And be   not  from       his   reason    fall’n       thereon,

    Let  me  be   no   assistant for   a     state,

    But  keep       a     farm and carters.

    KING.

    We  will  try   it.

    Enter      HAMLET,     reading.

    QUEEN.

    But  look where     sadly      the  poor       wretch    comes    reading.

    POLONIUS.

    Away,     I      do   beseech you, both       away

    I’ll    board     him presently.      O,    give me  leave.

    [ Exeunt  KING,    QUEEN and ATTENDANTS . ]

    How does       my  good      Lord Hamlet?

    HAMLET.

    Well,       God-a-mercy.

    POLONIUS.

    Do   you know      me, my  lord?

    HAMLET.

    Excellent well. You’re    a     fishmonger.

    POLONIUS.

    Not I,     my  lord.

    HAMLET.

    Then      I      would     you were       so    honest    a     man.

    POLONIUS.

    Honest,  my  lord?

    HAMLET.

    Ay   sir, to  be  honest, as  this       world    goes,    is   to  be  one man      picked  out of  ten thousand.

    POLONIUS.

    That’s     very true, my  lord.

    HAMLET.

    For  if     the  sun  breed     maggots in    a     dead      dog, being     a       good      kissing    carrion,—

    Have      you a     daughter?

    POLONIUS.

    I      have,      my  lord.

    HAMLET.

    Let  her not walk      i’    th’ sun.      Conception  is   a    blessing,       but not as  your      daughter may     conceive. Friend,    look to’t.

    POLONIUS.

    How say  you by   that?      [ Aside. ] Still  harping  on   my  daughter.       Yet  he   knew      me  not at     first;      he  said      I     was       a     fishmonger. He is   far gone,    far gone.    And      truly      in    my youth     I      suffered  much     extremity for   love; very near this.       I’ll    speak     to    him again.

    —What  do   you read,      my  lord?

    HAMLET.

    Words,   words,    words.

    POLONIUS.

    What      is     the  matter,   my  lord?

    HAMLET.

    Between who?

    POLONIUS.

    I      mean     the  matter    that you read,      my  lord.

    HAMLET.

    Slanders, sir.   For  the  satirical  slave      says here that old  men have       grey beards;   that their faces      are  wrinkled; their eyes purging  thick       amber    and plum-tree     gum;      and that they have       a       plentiful  lack of    wit,  together with most      weak      hams.     All       which, sir,      though I     most     powerfully    and       potently       believe, yet I     hold      it   not honesty to have it     thus set       down.     For  you yourself, sir,   should    be   old  as    I      am, if       like  a     crab you could      go   backward.

    POLONIUS.

    [ Aside. ] Though  this  be   madness,       yet  there      is     a     method       in’t.—

    Will you walk out  of    the  air,  my  lord?

    HAMLET.

    Into my  grave?

    POLONIUS.

    Indeed,   that is     out  o’    the  air.  [ Aside. ] How pregnant sometimes       his   replies    are! A happiness  that      often    madness      hits       on, which   reason  and       sanity   could    not so prosperously be   delivered of.   I      will  leave      him and suddenly       contrive  the  means of meeting between him and my  daughter.

    My  honourable   lord, I      will  most      humbly   take my  leave      of       you.

    HAMLET.

    You cannot, sir, take      from     me anything      that      I     will more      willingly part      withal, except      my  life,  except    my  life,       except    my  life.

    POLONIUS.

    Fare you well, my  lord.

    HAMLET.

    These     tedious   old  fools.

    Enter      ROSENCRANTZ and GUILDENSTERN .

    POLONIUS.

    You go   to    seek the  Lord Hamlet;  there      he   is.

    ROSENCRANTZ.

    [ To Polonius. ]     God save you, sir.

    [ Exit       POLONIUS . ]

    GUILDENSTERN.

    My  honoured      lord!

    ROSENCRANTZ.

    My  most      dear lord!

    HAMLET.

    My  excellent      good    friends! How     dost      thou,    Guildenstern? Ah, Rosencrantz.

    Good      lads, how do   ye    both?

    ROSENCRANTZ.

    As   the  indifferent     children  of    the  earth.

    GUILDENSTERN.

    Happy    in    that we   are  not  over-happy;

    On  Fortune’s cap  we   are  not  the  very button.

    HAMLET.

    Nor the  soles      of    her  shoe?

    ROSENCRANTZ.

    Neither,  my  lord.

    HAMLET.

    Then      you live  about     her  waist,     or    in    the  middle    of    her       favours?

    GUILDENSTERN.

    Faith,      her  privates  we.

    HAMLET.

    In    the  secret     parts      of    Fortune? O,    most      true; she  is     a       strumpet.      What’s    the  news?

    ROSENCRANTZ.

    None,     my  lord, but  that the  world’s   grown    honest.

    HAMLET.

    Then      is   doomsday   near.     But your      news     is   not true.       Let me question      more    in particular. What    have    you,       my good    friends, deserved      at  the hands   of  Fortune, that she  sends     you to    prison     hither?

    GUILDENSTERN.

    Prison,    my  lord?

    HAMLET.

    Denmark’s     a     prison.

    ROSENCRANTZ.

    Then      is     the  world      one.

    HAMLET.

    A     goodly    one; in    which     there      are  many      confines, wards,       and dungeons,     Denmark being     one o’    th’   worst.

    ROSENCRANTZ.

    We  think      not  so,   my  lord.

    HAMLET.

    Why,      then ’tis   none      to    you; for   there      is     nothing  either       good      or    bad but  thinking makes     it     so.   To   me  it     is       a     prison.

    ROSENCRANTZ.

    Why,      then your ambition makes    it     one; ’tis   too  narrow   for   your       mind.

    HAMLET.

    O    God,     I     could    be  bounded      in   a    nutshell,      and       count    myself   a    king      of  infinite space,      were       it       not  that I      have       bad dreams.

    GUILDENSTERN.

    Which    dreams,  indeed,   are  ambition;       for   the  very substance       of    the  ambitious      is merely the  shadow  of    a     dream.

    HAMLET.

    A     dream    itself is     but  a     shadow.

    ROSENCRANTZ.

    Truly,      and I      hold ambition of    so    airy  and light a     quality    that       it     is     but  a     shadow’s shadow.

    HAMLET.

    Then      are our beggars bodies, and       our monarchs    and       outstretch’d   heroes  the beggars’ shadows. Shall       we   to    th’  court?       For, by   my  fay,  I      cannot   reason.

    ROSENCRANTZ     and GUILDENSTERN.

    We’ll       wait upon      you.

    HAMLET.

    No   such matter.   I      will  not  sort you with the  rest of    my  servants;       for,  to    speak     to you    like  an   honest    man,      I      am  most       dreadfully      attended.      But, in    the  beaten   way of friendship,       what       make      you at    Elsinore?

    ROSENCRANTZ.

    To   visit you, my  lord, no   other      occasion.

    HAMLET.

    Beggar   that      I     am,       I     am even     poor     in   thanks; but  I     thank    you.      And      sure,     dear friends, my thanks  are  too dear      a    halfpenny.   Were    you       not sent      for?       Is   it   your own     inclining?     Is   it   a    free       visitation?      Come,   deal      justly    with      me.       Come,   come; nay,     speak.

    GUILDENSTERN.

    What      should    we   say, my  lord?

    HAMLET.

    Why,      anything.     But to  the purpose.      You      were     sent for; and       there    is   a    kind      of confession      in    your       looks,     which     your modesties     have       not  craft enough  to       colour.

    I      know      the  good      King and Queen    have       sent for   you.

    ROSENCRANTZ.

    To   what       end, my  lord?

    HAMLET.

    That you must      teach      me. But  let   me  conjure   you, by   the       rights     of    our  fellowship, by the consonancy of  our youth,   by   the obligation    of  our ever-preserved   love, and      by   what       more      dear a     better     proposer could      charge    you withal,       be   even       and direct      with me, whether  you were       sent for       or    no.

    ROSENCRANTZ.

    [ To Guildenstern. ]      What      say  you?

    HAMLET.

    [ Aside. ] Nay, then I      have       an   eye  of    you. If     you love me, hold       not  off.

    GUILDENSTERN.

    My  lord, we   were       sent for.

    HAMLET.

    I      will tell you       why;     so  shall     my anticipation prevent your discovery,    and       your secrecy to    the  King and Queen       moult     no   feather.  I      have       of    late, but  wherefore      I know      not, lost  all    my  mirth,     forgone  all    custom   of    exercises;       and indeed,   it     goes so  heavily  with      my disposition   that       this       goodly  frame    the earth,    seems   to  me a sterile promontory;  this       most     excellent      canopy the air, look      you, this       brave o’erhanging     firmament,   this       majestical    roof fretted  with      golden  fire,       why,     it appears    no       other      thing      to    me  than a     foul and pestilent congregation       of    vapours.

    What      a     piece      of    work       is     man!      How noble     in       reason?  How infinite    in    faculties, in form   and moving,  how       express   and admirable?    In    action     how like  an   angel?    In apprehension,      how like  a     god?       The beauty    of    the  world,       the  paragon of    animals.

    And yet,  to    me, what       is     this  quintessence of    dust?      Man       delights  not  me; no,  nor woman    neither,  though   by   your       smiling   you seem      to    say  so.

    ROSENCRANTZ.

    My  lord, there      was no   such stuff in    my  thoughts.

    HAMLET.

    Why did  you laugh     then,      when      I      said ‘Man      delights  not       me’?

    ROSENCRANTZ.

    To   think,    my lord,      if    you       delight  not in   man,     what       Lenten  entertainment     the players   shall     receive  from       you.      We coted    them    on the way,      and       hither     are they coming to    offer       you service.

    HAMLET.

    He   that plays      the  king shall be   welcome,—his      Majesty  shall have       tribute    of    me; the   adventurous  knight    shall use  his   foil  and       target;    the  lover       shall not  sigh gratis, the      humorous     man       shall end his   part in    peace;    the  clown     shall make      those       laugh whose  lungs      are  tickle      a’    th’   sere; and the  lady shall       say  her  mind      freely,     or    the blank verse      shall halt for’t. What       players   are  they?

    ROSENCRANTZ.

    Even       those      you were       wont      to    take such delight   in—the       tragedians     of    the  city.

    HAMLET.

    How chances it   they      travel?  Their     residence,    both     in   reputation     and       profit,   was better    both       ways.

    ROSENCRANTZ.

    I      think      their inhibition       comes    by   the  means    of    the  late       innovation.

    HAMLET.

    Do   they hold the  same      estimation     they did  when      I      was in       the  city? Are  they so followed?

    ROSENCRANTZ.

    No,  indeed,   they are  not.

    HAMLET.

    How comes    it?    Do   they grow      rusty?

    ROSENCRANTZ.

    Nay, their     endeavour   keeps    in   the wonted pace;    but there      is,  sir, an  ayry      of children,  little      eyases, that      cry   out on the top of  question,     and       are most tyrannically clapped  for’t.     These   are now      the fashion, and       so  berattle  the common stages—so   they      call them—that  many    wearing  rapiers  are afraid    of goose-quills   and dare scarce       come      thither.

    HAMLET.

    What,     are  they children? Who       maintains      ’em?       How are  they       escoted? Will they pursue   the  quality    no   longer    than they can       sing?      Will they not  say  afterwards,    if they     should  grow     themselves    to  common      players—as  it   is   most     like,      if     their means are  no   better—their writers    do   them      wrong       to    make      them      exclaim   against their  own succession?

    ROSENCRANTZ.

    Faith,      there      has  been      much     to    do   on   both       sides;       and the  nation    holds      it     no   sin   to tarre   them    to  controversy.  There    was       for a    while,    no money  bid for argument

    unless    the  poet and the  player     went       to    cuffs       in    the       question.

    HAMLET.

    Is’t   possible?

    GUILDENSTERN.

    O,    there      has  been      much     throwing about     of    brains.

    HAMLET.

    Do   the  boys       carry       it     away?

    ROSENCRANTZ.

    Ay,  that they do,  my  lord. Hercules and his   load too.

    HAMLET.

    It     is   not very      strange; for my uncle    is   King      of  Denmark,      and       those    that      would make mouths at  him       while    my father   lived,    give      twenty, forty,     fifty,      a     hundred ducats  apiece  for his picture  in   little.     ’Sblood, there      is   something   in   this       more than   natural,  if       philosophy    could      find it     out.

    [ Flourish of    trumpets within. ]

    GUILDENSTERN.

    There     are  the  players.

    HAMLET.

    Gentlemen,   you are  welcome to    Elsinore. Your       hands,    come.       The appurtenance of   welcome is     fashion   and ceremony.     Let       me  comply   with you in    this  garb,      lest my   extent     to    the       players,  which     I      tell  you must      show      fairly       outward,       should    more appear  like  entertainment      than yours.     You are       welcome.       But  my  uncle-father  and aunt-mother are  deceived.

    GUILDENSTERN.

    In    what,      my  dear lord?

    HAMLET.

    I      am  but  mad north-north-west. When     the  wind       is     southerly,       I      know      a     hawk      from a    handsaw.

    Enter      POLONIUS .

    POLONIUS.

    Well be   with you, gentlemen.

    HAMLET.

    Hark       you, Guildenstern, and you too, at    each       ear  a     hearer.       That great      baby       you

    see  there      is     not  yet  out  of    his   swaddling      clouts.

    ROSENCRANTZ.

    Happily  he’s the  second   time come      to    them;     for   they say  an       old  man is     twice      a child.

    HAMLET.

    I      will  prophesy       he   comes    to    tell  me  of    the  players.  Mark       it.—You  say  right,      sir: for     a     Monday  morning ’twas      so       indeed.

    POLONIUS.

    My  lord, I      have       news      to    tell  you.

    HAMLET.

    My  lord, I      have       news      to    tell  you. When     Roscius   was an       actor      in    Rome—

    POLONIUS.

    The actors     are  come      hither,    my  lord.

    HAMLET.

    Buzz,      buzz.

    POLONIUS.

    Upon      my  honour.

    HAMLET.

    Then      came      each       actor      on   his   ass—

    POLONIUS.

    The best      actors   in   the world,   either    for tragedy,       comedy, history, pastoral, pastoral-comical,

    historical-pastoral,

    tragical-historical,

    tragical-comical-

    historical-pastoral, scene    individable,  or  poem    unlimited.    Seneca   cannot  be  too heavy,   nor Plautus too light,     for the law  of  writ       and       the liberty.  These   are the only men.

    HAMLET.

    O    Jephthah,      judge     of    Israel,     what       a     treasure  hadst       thou!

    POLONIUS.

    What      treasure  had he,  my  lord?

    HAMLET.

    Why—

    ’One       fair  daughter,      and no   more,

    The which     he   loved      passing  well.’

    POLONIUS.

    [ Aside. ] Still  on   my  daughter.

    HAMLET.

    Am  I      not  i’     th’   right,      old  Jephthah?

    POLONIUS.

    If     you call  me  Jephthah,      my  lord, I      have       a     daughter that I       love passing  well.

    HAMLET.

    Nay, that follows   not.

    POLONIUS.

    What      follows   then,      my  lord?

    HAMLET.

    Why,

    As   by   lot,  God wot,

    and then,      you know,

    It     came      to    pass,      as    most      like  it     was.

    The first       row       of  the pious    chanson      will show    you       more.    For look      where   my abridgement comes.

    Enter      four or    five  PLAYERS .

    You are welcome,     masters,       welcome      all. I     am glad      to    see thee      well.      Welcome, good  friends. O,  my old friend!    Thy       face      is   valanc’d since     I     saw       thee      last.

    Com’st   thou to    beard     me  in    Denmark?      What,     my  young       lady and mistress! By’r lady, your ladyship is     nearer    to    heaven       than when      I      saw you last, by   the  altitude of      a     chopine.       Pray God your voice,     like  a     piece      of    uncurrent      gold,       be   not  cracked within      the ring.      Masters,       you       are all    welcome.     We’ll     e’en      to’t like French falconers, fly    at       anything we   see. We’ll       have       a     speech   straight.  Come,       give us    a taste    of    your quality.   Come,    a     passionate       speech.

    FIRST      PLAYER.

    What      speech,  my  lord?

    HAMLET.

    I      heard    thee      speak    me a    speech  once,    but it   was       never    acted,   or  if    it   was,      not above    once,    for the  play,     I     remember,   pleased not the million, ’twas     caviare   to the   general. But it   was—as       I     received       it,   and others,  whose   judgments   in   such matters cried       in    the       top  of    mine—an      excellent play, well digested in    the  scenes, set   down      with as    much     modesty as    cunning. I      remember       one said there      were       no sallets in    the  lines to    make      the       matter    savoury, nor  no   matter    in    the  phrase    that

    might     indite    the author  of  affectation,  but called   it   an  honest    method,       as wholesome     as    sweet,    and by   very       much     more      handsome     than fine. One speech   in it, I     chiefly    loved.   ’Twas    Aeneas’ tale       to  Dido,    and       thereabout    of  it   especially where  he  speaks  of  Priam’s slaughter.      If    it   live in   your      memory,      begin    at  this line, let   me  see, let   me  see:

    The rugged   Pyrrhus,  like  th’   Hyrcanian      beast,—

    It     is     not  so:   it     begins    with Pyrrhus—

    The rugged   Pyrrhus,  he   whose    sable      arms,

                         Black      as    his   purpose, did  the  night      resemble

                         When     he   lay   couched in    the  ominous horse,

                         Hath       now this  dread     and black      complexion       smear’d

                         With       heraldry  more      dismal.   Head      to    foot

                         Now       is     he   total gules,     horridly  trick’d

                         With       blood     of    fathers,   mothers, daughters,     sons,

                         Bak’d      and impasted with the  parching streets,

                         That lend a     tyrannous      and a     damned light

                         To   their vile  murders. Roasted  in    wrath     and fire,

                         And thus o’ersized with coagulate      gore,

                         With       eyes like  carbuncles,    the  hellish    Pyrrhus

                         Old  grandsire       Priam     seeks.

    So,  proceed  you.

    POLONIUS.

    ’Fore       God,       my  lord, well spoken,  with good      accent    and       good      discretion.

    FIRST      PLAYER.

    Anon      he   finds       him,

                         Striking   too  short      at    Greeks.   His  antique  sword,

                         Rebellious     to    his   arm, lies  where     it     falls,

                         Repugnant    to    command.     Unequal match’d,

                         Pyrrhus   at    Priam     drives,    in    rage strikes    wide;

                         But  with the  whiff       and wind       of    his   fell   sword

                         Th’unnerved  father     falls. Then      senseless Ilium,

                         Seeming to    feel  this  blow,      with flaming   top

                         Stoops    to    his   base,      and with a     hideous  crash

                         Takes     prisoner  Pyrrhus’  ear. For  lo,   his   sword,

                         Which    was declining on   the  milky      head

                         Of   reverend Priam,    seem’d   i’     th’air      to    stick.

                         So,  as    a     painted  tyrant,    Pyrrhus   stood,

                         And like  a     neutral   to    his   will  and matter,

                         Did  nothing.

                         But  as    we   often      see  against   some      storm,

                         A     silence    in    the  heavens, the  rack stand      still,

                         The bold winds     speechless,    and the  orb  below

                         As   hush       as    death,    anon      the  dreadful thunder

                         Doth       rend the  region;   so    after Pyrrhus’  pause,

                         Aroused vengeance    sets him new a-work,

                         And never      did  the  Cyclops’ hammers fall

                         On  Mars’s    armour,  forg’d     for   proof      eterne,

                         With       less remorse  than Pyrrhus’  bleeding sword

                         Now       falls on   Priam.

                         Out, out, thou strumpet Fortune! All   you gods,

                         In    general   synod,    take away      her  power;

                         Break      all    the  spokes    and fellies     from       her       wheel,

                         And bowl       the  round     nave       down      the  hill   of       heaven,

                         As   low  as    to    the  fiends.

    POLONIUS.

    This is     too  long.

    HAMLET.

    It     shall to    the  barber’s, with your beard.—Prythee   say  on.

    He’s for   a     jig   or    a     tale of    bawdry,  or    he   sleeps.

    Say  on;  come      to    Hecuba.

    FIRST      PLAYER.

    But  who,       O    who,       had seen the  mobled  queen,—

    HAMLET.

    ‘The mobled  queen’?

    POLONIUS.

    That’s     good!     ‘Mobled  queen’    is     good.

    FIRST      PLAYER.

    Run barefoot up   and down,     threat’ning    the  flames

                         With       bisson    rheum.   A     clout      upon      that head

                         Where    late the  diadem   stood,     and for   a     robe,

                         About     her  lank and all    o’erteemed    loins,

                         A     blanket,  in    th’alarm of    fear caught   up—

                         Who       this  had seen,      with tongue   in    venom       steep’d,

                         ’Gainst    Fortune’s state       would     treason   have       pronounc’d.

                         But  if     the  gods       themselves    did  see  her  then,                    When     she  saw Pyrrhus   make      malicious sport

                         In    mincing  with his   sword     her  husband’s     limbs,

                         The instant    burst      of    clamour  that she  made,—

                         Unless    things     mortal    move      them      not  at    all,—

                         Would    have       made     milch      the  burning  eyes of       heaven,

                         And passion  in    the  gods.

    POLONIUS.

    Look,      where     he   has  not  turn’d     his   colour,    and has  tears       in’s  eyes.      Pray you, no more.

    HAMLET.

    ’Tis  well. I’ll    have       thee speak     out  the  rest of    this  soon.—Good       my  lord, will  you see  the  players   well bestowed?     Do   you hear,       let   them      be   well used;      for   they are the   abstracts and brief       chronicles      of    the  time.      After       your death     you were       better have    a     bad epitaph  than their ill     report     while      you       live.

    POLONIUS.

    My  lord, I      will  use  them      according      to    their desert.

    HAMLET.

    God’s     bodikin, man,     better.  Use       every    man      after     his   desert,  and       who      should scape      whipping?    Use       them      after     your      own      honour and       dignity. The       less they deserve,      the  more      merit      is     in    your bounty.  Take       them      in.

    POLONIUS.

    Come,    sirs.

    HAMLET.

    Follow    him, friends.   We’ll       hear a     play tomorrow.

    [ Exeunt  POLONIUS with all    the  PLAYERS     but  the  First. ]

    Dost thou hear me, old  friend?    Can you play The       Murder   of       Gonzago?

    FIRST      PLAYER.

    Ay,  my  lord.

    HAMLET.

    We’ll       ha’t tomorrow      night.     You could      for   a     need       study      a     speech   of    some      dozen or sixteen   lines,       which     I      would     set   down      and insert      in’t, could      you       not?

    FIRST      PLAYER.

    Ay,  my  lord.

    HAMLET.

    Very well. Follow    that lord, and look you mock      him not.

    [ Exit       FIRST    PLAYER . ]

    [ To Rosencrantz and       Guildenstern]      My good    friends, I’ll  leave      you       till  night.

    You are  welcome to    Elsinore.

    ROSENCRANTZ.

    Good      my  lord.

    [ Exeunt  ROSENCRANTZ and GUILDENSTERN . ]

    HAMLET.

    Ay,  so,   God b’    wi’   ye.   Now       I      am  alone.

    O    what       a     rogue     and peasant  slave      am  I!

    Is     it     not  monstrous     that this  player     here,

    But  in    a     fiction,    in    a     dream    of    passion,

    Could     force      his   soul so    to    his   own conceit

    That from       her  working  all    his   visage    wan’d;

    Tears      in    his   eyes,      distraction     in’s  aspect,

    A     broken   voice,     and his   whole     function suiting

    With       forms     to    his   conceit? And all    for   nothing!

    For  Hecuba?

    What’s    Hecuba  to    him, or    he   to    Hecuba,

    That he   should    weep      for   her? What      would     he   do,

    Had he   the  motive    and the  cue  for   passion

    That I      have?     He   would     drown    the  stage      with tears

    And cleave    the  general   ear  with horrid     speech;

    Make      mad the  guilty,     and appal      the  free,

    Confound      the  ignorant, and amaze    indeed,

    The very faculties of    eyes and ears. Yet  I,

    A     dull and muddy-mettled    rascal,    peak

    Like John-a-dreams,   unpregnant   of    my  cause,

    And can  say  nothing. No,  not  for   a     king

    Upon      whose    property and most      dear life

    A     damn’d  defeat    was made.     Am  I      a     coward?

    Who       calls me  villain,    breaks    my  pate across?

    Plucks    off   my  beard     and blows     it     in    my  face?

    Tweaks   me  by   the  nose,      gives      me  the  lie    i’     th’   throat

    As   deep      as    to    the  lungs?    Who       does       me  this?

    Ha!  ’Swounds,      I      should    take it:    for   it     cannot   be But    I       am  pigeon-liver’d,      and lack gall

    To   make      oppression    bitter,     or    ere  this

    I      should    have       fatted     all    the  region    kites

    With       this  slave’s    offal.       Bloody,   bawdy    villain!

    Remorseless, treacherous,  lecherous,     kindless  villain!

    Oh  vengeance!

    Why,      what       an   ass  am  I!     This is     most      brave,

    That I,     the  son  of    a     dear father     murder’d,

    Prompted      to    my  revenge  by   heaven   and hell,

    Must,      like  a     whore,    unpack   my  heart      with words

    And fall   a-cursing      like  a     very drab,

    A     scullion! Fie   upon’t!   Foh!

    About,    my  brain!     I      have       heard

    That guilty      creatures sitting     at    a     play,

    Have      by   the  very cunning  of    the  scene,

    Been      struck     so    to    the  soul that presently

    They       have       proclaim’d     their malefactions.

    For  murder,  though   it     have       no   tongue,  will  speak

    With       most      miraculous    organ.    I’ll    have       these      players

    Play something     like  the  murder   of    my  father

    Before    mine      uncle.     I’ll    observe  his   looks;

    I’ll    tent him to    the  quick.     If     he   but  blench,

    I      know      my  course.   The spirit       that I      have       seen

    May be   the  devil,      and the  devil       hath power

    T’assume a     pleasing shape,    yea, and perhaps

    Out of    my  weakness      and my  melancholy,

    As   he   is     very potent    with such spirits,

    Abuses   me  to    damn     me. I’ll    have       grounds

    More      relative   than this. The play’s     the  thing

    Wherein I’ll    catch      the  conscience    of    the  King.

    [ Exit. ]

    ACT III

    SCENE    I.     A     room      in    the  Castle.

    Enter      KING,    QUEEN,  POLONIUS,    OPHELIA,       ROSENCRANTZ        and GUILDENSTERN .

    KING.

    And can  you by   no   drift of    circumstance

    Get  from       him why he   puts on   this  confusion,

    Grating   so    harshly   all    his   days of    quiet

    With       turbulent and dangerous     lunacy?

    ROSENCRANTZ.

    He   does       confess   he   feels himself   distracted,

    But  from       what       cause     he   will  by   no   means    speak.

    GUILDENSTERN.

    Nor do   we   find him forward  to    be   sounded,

    But  with a     crafty      madness keeps     aloof

    When     we   would     bring      him on   to    some      confession

    Of   his   true state.

    QUEEN.

    Did  he   receive   you well?

    ROSENCRANTZ.

    Most      like  a     gentleman.

    GUILDENSTERN.

    But  with much     forcing   of    his   disposition.

    ROSENCRANTZ.

    Niggard  of    question, but  of    our  demands,

    Most      free in    his   reply.

    QUEEN.

    Did  you assay      him to    any  pastime?

    ROSENCRANTZ.

    Madam,  it     so    fell   out  that certain    players

    We  o’er-raught   on   the  way. Of   these      we   told him, And there       did  seem      in    him a     kind of    joy

    To   hear of    it.    They       are  about     the  court,

    And, as    I      think,      they have       already   order

    This night      to    play before    him.

    POLONIUS.

    ’Tis  most      true;

    And he   beseech’d      me  to    entreat   your Majesties

    To   hear and see  the  matter.

    KING.

    With       all    my  heart;     and it     doth       much     content  me

    To   hear him so    inclin’d.

    Good      gentlemen,    give him a     further    edge,

    And drive       his   purpose  on   to    these      delights.

    ROSENCRANTZ.

    We  shall,      my  lord.

    [ Exeunt  ROSENCRANTZ and GUILDENSTERN . ]

    KING.

    Sweet     Gertrude,       leave      us    too,

    For  we   have       closely    sent for   Hamlet   hither,

    That he,  as    ’twere     by   accident, may here

    Affront    Ophelia.

    Her  father     and myself,   lawful     espials,

    Will so    bestow   ourselves that, seeing    unseen,

    We  may of    their encounter     frankly    judge,

    And gather    by   him, as    he   is     behav’d,

    If’t   be   th’affliction    of    his   love or    no

    That thus he   suffers    for.

    QUEEN.

    I      shall obey       you.

    And for   your part, Ophelia, I      do   wish

    That your good      beauties be   the  happy     cause

    Of   Hamlet’s wildness: so    shall I      hope      your virtues

    Will bring      him to    his   wonted   way again,

    To   both       your honours.

    OPHELIA.

    Madam,  I      wish it     may.

    [ Exit       QUEEN . ]

    POLONIUS.

    Ophelia, walk you here.—Gracious,   so    please    you,

    We  will  bestow   ourselves.—[ To    Ophelia. ]       Read      on   this book, That show      of    such an   exercise  may colour

    Your       loneliness.—We    are  oft   to    blame     in    this,

    ’Tis  too  much     prov’d,    that with devotion’s     visage

    And pious      action     we   do   sugar      o’er

    The devil       himself.

    KING.

    [ Aside. ] O    ’tis   too  true!

    How smart     a     lash that speech   doth       give my  conscience!

    The harlot’s   cheek,    beautied with plastering      art,

    Is     not  more      ugly to    the  thing      that helps      it

    Than      is     my  deed      to    my  most      painted  word.

    O    heavy     burden!

    POLONIUS.

    I      hear him coming.  Let’s withdraw,      my  lord.

    [ Exeunt  KING    and POLONIUS . ]

    Enter      HAMLET .

    HAMLET.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Whether ’tis   nobler    in    the  mind      to    suffer

    The slings     and arrows    of    outrageous    fortune,

    Or   to    take arms       against   a     sea  of    troubles,

    And by   opposing       end them?     To   die—to   sleep,

    No   more;     and by   a     sleep      to    say  we   end

    The heart-ache,   and the  thousand       natural   shocks

    That flesh is     heir to:   ’tis   a     consummation

    Devoutly to    be   wish’d.    To   die,  to    sleep.

    To   sleep,     perchance     to    dream—ay,   there’s    the  rub,

    For  in    that sleep      of    death     what       dreams   may come,

    When     we   have       shuffled  off   this  mortal    coil,

    Must      give us    pause.    There’s   the  respect

    That makes    calamity of    so    long life.

    For  who would     bear the  whips     and scorns    of    time, The       oppressor’s    wrong,    the  proud     man’s     contumely,

    The pangs     of    dispriz’d love, the  law’s       delay,

    The insolence       of    office,     and the  spurns

    That patient   merit      of    the  unworthy       takes,

    When     he   himself   might     his   quietus   make

    With       a     bare bodkin?  Who       would     these      fardels    bear,

    To   grunt      and sweat     under     a     weary     life,

    But  that the  dread     of    something     after death,

    The undiscover’d  country,  from       whose    bourn

    No   traveller  returns,  puzzles   the  will,

    And makes    us    rather     bear those      ills   we   have

    Than      fly    to    others    that we   know      not  of?

    Thus       conscience    does       make      cowards of    us    all,

    And thus the  native     hue of    resolution

    Is     sicklied   o’er with the  pale cast of    thought,

    And enterprises    of    great      pith and moment,

    With       this  regard    their currents  turn awry

    And lose the  name     of    action.    Soft you now,

    The fair  Ophelia! Nymph,  in    thy  orisons

    Be   all    my  sins remember’d.

    OPHELIA.

    Good      my  lord,

    How does       your honour   for   this  many      a     day?

    HAMLET.

    I      humbly   thank     you; well, well, well.

    OPHELIA.

    My  lord, I      have       remembrances     of    yours

    That I      have       longed   long to    re-deliver.

    I      pray you, now receive   them.

    HAMLET.

    No,  not  I.

    I      never      gave       you aught.

    OPHELIA.

    My  honour’d lord, you know      right       well you did,

    And with them      words     of    so    sweet     breath    compos’d

    As   made     the  things     more      rich; their perfume lost, Take       these      again;     for   to    the  noble     mind

    Rich gifts wax poor       when      givers     prove     unkind.

    There,     my  lord.

    HAMLET.

    Ha,  ha!  Are  you honest?

    OPHELIA.

    My  lord?

    HAMLET.

    Are  you fair?

    OPHELIA.

    What      means    your lordship?

    HAMLET.

    That if     you be   honest    and fair, your honesty  should    admit     no       discourse       to    your beauty.

    OPHELIA.

    Could     beauty,   my  lord, have       better     commerce     than with       honesty?

    HAMLET.

    Ay,  truly;      for   the  power     of    beauty    will  sooner    transform       honesty  from       what       it     is to a     bawd      than the  force       of    honesty  can  translate beauty    into his   likeness. This was       sometime      a     paradox, but  now the  time gives      it     proof.     I       did  love you once.

    OPHELIA.

    Indeed,   my  lord, you made     me  believe   so.

    HAMLET.

    You should  not have     believed       me;       for virtue    cannot  so    inoculate     our old stock but     we   shall relish      of    it.    I       loved      you not.

    OPHELIA.

    I      was the  more      deceived.

    HAMLET.

    Get  thee to    a     nunnery. Why wouldst  thou be   a     breeder  of       sinners?  I      am  myself indifferent  honest;   but  yet  I      could       accuse    me  of    such things     that it     were       better     my mother   had       not borne   me.       I     am very      proud,  revengeful,    ambitious,   with      more offences     at  my beck     than I     have     thoughts      to  put them    in,  imagination to  give them      shape,    or    time to    act  them      in.   What      should       such fellows    as    I      do   crawling

    between earth      and heaven? We  are  arrant     knaves    all,   believe       none      of    us.   Go   thy ways to    a     nunnery. Where’s  your       father?

    OPHELIA.

    At    home,    my  lord.

    HAMLET.

    Let  the  doors     be   shut upon      him, that he   may play the  fool       nowhere but  in’s  own house.    Farewell.

    OPHELIA.

    O    help him, you sweet     heavens!

    HAMLET.

    If     thou dost marry,    I’ll    give thee this  plague    for   thy  dowry.    Be       thou as    chaste    as ice,     as    pure as    snow,     thou shalt       not       escape   calumny. Get  thee to    a     nunnery, go: farewell.   Or  if    thou wilt needs   marry,   marry    a    fool;      for wise      men      know      well enough what     monsters     you       make    of  them.     To  a    nunnery,      go; and       quickly  too.

    Farewell.

    OPHELIA.

    O    heavenly powers,  restore   him!

    HAMLET.

    I      have       heard     of    your paintings too, well enough. God hath       given      you one face, and you       make    yourselves   another.       You      jig, you       amble,  and       you       lisp,      and nickname      God’s     creatures,      and make      your wantonness   your       ignorance.     Go   to,   I’ll no      more    on’t,      it   hath     made     me mad.     I     say,       we will have     no more    marriages.

    Those     that are  married  already,  all    but  one, shall live; the  rest shall       keep       as    they are. To   a     nunnery, go.

    [ Exit. ]

    OPHELIA.

    O,    what       a     noble     mind      is     here o’erthrown!

    The courtier’s,      soldier’s, scholar’s, eye, tongue,  sword,

    Th’expectancy      and rose of    the  fair  state,

    The glass      of    fashion   and the  mould    of    form,

    Th’observ’d   of    all    observers,      quite,     quite      down!

    And I,     of    ladies     most      deject     and wretched,

    That suck’d    the  honey     of    his   music     vows,

    Now       see  that noble     and most      sovereign      reason,

    Like sweet     bells jangled   out  of    tune and harsh,

    That unmatch’d     form       and feature   of    blown     youth Blasted with       ecstasy.  O    woe is     me,

    T’have    seen what       I      have       seen,      see  what       I      see.

    Enter      KING    and POLONIUS .

    KING.

    Love?     His  affections      do   not  that way tend,

    Nor what       he   spake,    though   it     lack’d     form       a     little,

    Was not  like  madness.       There’s   something     in    his   soul

    O’er which     his   melancholy   sits  on   brood,

    And I      do   doubt     the  hatch     and the  disclose

    Will be   some      danger,  which     for   to    prevent,

    I      have       in    quick      determination

    Thus       set   it     down:     he   shall with speed     to    England

    For  the  demand of    our  neglected      tribute:

    Haply     the  seas and countries different,

    With       variable  objects,  shall expel

    This something     settled    matter    in    his   heart,

    Whereon his   brains     still  beating  puts him thus

    From      fashion   of    himself.  What      think      you on’t?

    POLONIUS.

    It     shall do   well. But  yet  do   I      believe

    The origin     and commencement   of    his   grief

    Sprung   from       neglected      love. How now,       Ophelia?

    You need      not  tell  us    what       Lord Hamlet   said,

    We  heard     it     all.   My  lord, do   as    you please,

    But  if     you hold it     fit,   after the  play,

    Let  his   queen    mother   all    alone      entreat   him

    To   show      his   grief,      let   her  be   round     with him,

    And I’ll    be   plac’d,    so    please    you, in    the  ear

    Of   all    their conference.   If     she  find him not,

    To   England  send       him; or    confine   him where

    Your       wisdom  best shall think.

    KING.

    It     shall be   so.

    Madness in    great      ones       must      not  unwatch’d     go.

    [ Exeunt. ]

    SCENE    II.     A     hall  in    the  Castle.

    Enter      HAMLET      and certain    PLAYERS .

    HAMLET.

    Speak     the  speech,  I      pray you, as    I      pronounced  it     to    you,       trippingly       on   the  tongue.

    But  if    you       mouth  it,   as  many    of  your      players  do, I      had       as  lief the town-crier spoke my  lines.      Nor do   not       saw the  air   too  much     with your hand,     thus,       but  use  all gently;    for   in    the  very torrent,   tempest, and, as    I      may say,       whirlwind      of    passion, you  must     acquire and       beget    a     temperance that      may      give      it   smoothness. O,  it offends   me  to    the  soul to    hear a     robustious     periwig-pated       fellow     tear a     passion  to tatters,      to    very rags,       to    split       the  ears of    the  groundlings,  who,       for   the  most      part, are capable  of  nothing but inexplicable dumb   shows   and       noise.     I     would   have such    a     fellow     whipped for   o’erdoing       Termagant.    It     out-Herods   Herod.    Pray you avoid      it.

    FIRST      PLAYER.

    I      warrant  your honour.

    HAMLET.

    Be   not  too  tame      neither;  but  let   your own discretion      be   your       tutor.      Suit the  action to the word,    the word     to  the action,    with      this       special  observance, that      you o’erstep       not  the  modesty of    nature;   for   anything so    overdone       is       from       the  purpose of     playing,  whose    end, both       at    the       first and now,       was and is,    to    hold as    ’twere     the mirror      up   to  nature;  to  show    virtue    her own      feature, scorn    her  own      image,  and the very age and body      of    the  time his       form       and pressure. Now,      this  overdone,      or come tardy     off,  though it   make    the unskilful       laugh,   cannot  but make      the judicious grieve;    the  censure  of    the  which     one must       in    your allowance      o’erweigh a    whole     theatre   of    others.       O,    there      be   players   that I      have       seen play—and       heard others  praise,    and that highly—not   to    speak     it       profanely,      that, neither   having    the accent     of    Christians,       nor  the  gait of    Christian, pagan,    nor  man,      have       so       strutted and   bellowed that I      have       thought  some      of       Nature’s journeymen   had made     men, and       not  made     them       well, they imitated humanity       so    abominably.

    FIRST      PLAYER.

    I      hope      we   have       reform’d that indifferently   with us,   sir.

    HAMLET.

    O    reform    it     altogether.    And let   those      that play your clowns       speak     no   more      than is set      down    for them.    For there      be  of  them    that      will themselves  laugh,   to  set on some quantity       of  barren  spectators    to  laugh    too,      though   in   the meantime    some

    necessary      question      of  the play      be  then     to  be  considered.   That’s   villanous,     and shows   a     most      pitiful       ambition in    the  fool that uses it.    Go   make      you ready.

    [ Exeunt  PLAYERS . ]

    Enter      POLONIUS,  ROSENCRANTZ    and GUILDENSTERN .

    How now,       my  lord?

    Will the  King hear this  piece      of    work?

    POLONIUS.

    And the  Queen    too, and that presently.

    HAMLET.

    Bid  the  players   make      haste.

    [ Exit       POLONIUS . ]

    Will you two help to    hasten    them?

    ROSENCRANTZ     and GUILDENSTERN.

    We  will, my  lord.

    [ Exeunt  ROSENCRANTZ and GUILDENSTERN . ]

    HAMLET.

    What      ho,  Horatio!

    Enter      HORATIO .

    HORATIO.

    Here,      sweet     lord, at    your service.

    HAMLET.

    Horatio,  thou art   e’en as    just  a     man

    As   e’er my  conversation cop’d      withal.

    HORATIO.

    O    my  dear lord.

    HAMLET.

    Nay, do   not  think      I      flatter;

    For  what       advancement may I      hope      from       thee,

    That no   revenue  hast, but  thy  good      spirits

    To   feed and clothe     thee?      Why should    the  poor       be   flatter’d?

    No,  let   the  candied  tongue   lick  absurd    pomp,

    And crook      the  pregnant hinges    of    the  knee

    Where    thrift       may follow     fawning. Dost thou hear?

    Since      my  dear soul was mistress  of    her  choice,

    And could      of    men distinguish,    her  election

    Hath       seal’d     thee for   herself.   For  thou hast been

    As   one, in    suffering all,   that suffers    nothing,

    A     man that Fortune’s buffets    and rewards

    Hast ta’en      with equal      thanks.   And bles’d     are  those

    Whose    blood     and judgment      are  so    well co-mingled

    That they are  not  a     pipe for   Fortune’s finger

    To   sound     what       stop she  please.   Give me  that man

    That is     not  passion’s slave,      and I      will  wear       him

    In    my  heart’s    core,       ay,   in    my  heart      of    heart,

    As   I      do   thee.      Something    too  much     of    this.

    There     is     a     play tonight   before    the  King.

    One scene     of    it     comes    near the  circumstance

    Which    I      have       told thee,      of    my  father’s   death.

    I      prythee,  when      thou see’st     that act  a-foot,

    Even       with the  very comment      of    thy  soul

    Observe mine      uncle.     If     his   occulted guilt

    Do   not  itself unkennel in    one speech,

    It     is     a     damned ghost     that we   have       seen;

    And my  imaginations are  as    foul

    As   Vulcan’s stithy.     Give him heedful   note;

    For  I      mine      eyes will  rivet to    his   face;

    And after we   will  both       our  judgments     join

    In    censure  of    his   seeming.

    HORATIO.

    Well,       my  lord.

    If     he   steal aught     the  whilst     this  play is     playing,

    And scape     detecting,      I      will  pay  the  theft.

    HAMLET.

    They       are  coming   to    the  play. I      must      be   idle.

    Get  you a     place.

    Danish    march.    A     flourish.  Enter      KING,    QUEEN,  POLONIUS,       OPHELIA, ROSENCRANTZ,   GUILDENSTERN   and others.

    KING.

    How fares       our  cousin    Hamlet?

    HAMLET.

    Excellent, i’     faith;      of    the  chameleon’s  dish: I      eat  the  air,       promise-crammed:      you cannot    feed capons   so.

    KING.

    I      have       nothing  with this  answer,  Hamlet;  these      words     are       not  mine.

    HAMLET.

    No,  nor  mine      now.       [ To Polonius. ]     My  lord, you play’d     once       i’     th’university,  you say?

    POLONIUS.

    That did  I,     my  lord, and was accounted     a     good      actor.

    HAMLET.

    What      did  you enact?

    POLONIUS.

    I      did  enact      Julius      Caesar.   I      was kill’d i’     th’   Capitol.       Brutus    killed      me.

    HAMLET.

    It     was a     brute      part of    him to    kill   so    capital    a     calf there.       Be   the  players   ready?

    ROSENCRANTZ.

    Ay,  my  lord; they stay upon      your patience.

    QUEEN.

    Come     hither,    my  dear Hamlet,  sit    by   me.

    HAMLET.

    No,  good      mother,  here’s     metal     more      attractive.

    POLONIUS.

    [ To the  King. ]     O    ho!  do   you mark      that?

    HAMLET.

    Lady,      shall I      lie    in    your lap?

    [ Lying    down      at    OPHELIA’S   feet. ]

    OPHELIA.

    No,  my  lord.

    HAMLET.

    I      mean,     my  head      upon      your lap?

    OPHELIA.

    Ay,  my  lord.

    HAMLET.

    Do   you think      I      meant    country  matters?

    OPHELIA.

    I      think      nothing, my  lord.

    HAMLET.

    That’s     a     fair  thought  to    lie    between maids’    legs.

    OPHELIA.

    What      is,    my  lord?

    HAMLET.

    Nothing.

    OPHELIA.

    You are  merry,    my  lord.

    HAMLET.

    Who,      I?

    OPHELIA.

    Ay,  my  lord.

    HAMLET.

    O    God,       your only jig-maker!     What      should    a     man do   but       be   merry?    For  look you how cheerfully      my  mother   looks,       and my  father     died within’s  two hours.

    OPHELIA.

    Nay, ’tis   twice      two months,  my  lord.

    HAMLET.

    So   long?    Nay      then,     let  the devil     wear     black,    for I’ll    have     a    suit       of  sables.  O

    heavens! die two       months ago,      and       not forgotten     yet?       Then     there’s  hope     a    great man’s memory       may      outlive    his life half       a    year.     But by’r       lady,     he  must      build churches    then;     or  else      shall     he  suffer    not  thinking on, with      the hobby-horse, whose  epitaph  is     ‘For,       O,    for   O,    the  hobby-horse is     forgot!’

    Trumpets       sound.    The dumb     show      enters.

    Enter      a     King and a     Queen    very lovingly; the  Queen       embracing     him and he   her.

    She kneels,  and       makes   show    of  protestation unto    him.       He takes    her up, and declines his head     upon    her neck.      Lays      him       down    upon    a    bank     of  flowers. She, seeing    him asleep,   leaves     him. Anon      comes    in    a       fellow,    takes      off   his   crown,    kisses

    it,    pours     poison    in    the  King’s     ears, and exits.      The Queen       returns,  finds       the  King dead,     and makes    passionate       action.    The Poisoner with some      three      or    four Mutes, comes       in    again,     seeming to    lament   with her. The dead      body       is     carried    away.     The Poisoner woos      the  Queen    with gifts.       She seems    loth and unwilling awhile,   but  in the     end accepts       his   love.

    [ Exeunt. ]

    OPHELIA.

    What      means    this, my  lord?

    HAMLET.

    Marry,    this  is     miching  mallicho; it     means    mischief.

    OPHELIA.

    Belike     this  show      imports  the  argument      of    the  play.

    Enter      PROLOGUE .

    HAMLET.

    We  shall know      by   this  fellow:    the  players   cannot   keep       counsel; they’ll     tell  all.

    OPHELIA.

    Will they tell  us    what       this  show      meant?

    HAMLET.

    Ay,  or  any       show    that      you’ll    show    him.      Be  not you ashamed     to  show,    he’ll      not shame   to    tell  you what       it     means.

    OPHELIA.

    You are  naught,  you are  naught:  I’ll    mark      the  play.

    PROLOGUE.

    For  us,   and for   our  tragedy,

                         Here       stooping to    your clemency,

                         We  beg your hearing  patiently.

    HAMLET.

    Is     this  a     prologue,      or    the  posy       of    a     ring?

    OPHELIA.

    ’Tis  brief,      my  lord.

    HAMLET.

    As   woman’s love.

    Enter      a     KING    and a     QUEEN .

    PLAYER  KING.

    Full  thirty      times      hath Phoebus’ cart gone      round

    Neptune’s     salt  wash      and Tellus’    orbed     ground,

    And thirty      dozen     moons    with borrow’d sheen

    About     the  world      have       times      twelve    thirties    been,

    Since      love our  hearts,    and Hymen   did  our  hands

    Unite      commutual    in    most      sacred    bands.

    PLAYER  QUEEN.

    So   many      journeys may the  sun  and moon

    Make      us    again      count     o’er ere  love be   done.

    But, woe is     me, you are  so    sick of    late,

    So   far   from       cheer      and from       your former    state,

    That I      distrust   you. Yet, though   I      distrust,

    Discomfort    you, my  lord, it     nothing  must:

    For  women’s fear and love holds      quantity,

    In    neither   aught,    or    in    extremity.

    Now       what       my  love is,    proof      hath made     you know,

    And as    my  love is     siz’d,      my  fear is     so.

    Where    love is     great,     the  littlest     doubts   are  fear;

    Where    little fears       grow      great,     great      love grows     there.

    PLAYER  KING.

    Faith,      I      must      leave      thee,      love, and shortly    too:

    My  operant  powers   their functions leave      to    do:

    And thou shalt       live  in    this  fair  world      behind,

    Honour’d,      belov’d,  and haply      one as    kind

    For  husband shalt       thou—

    PLAYER  QUEEN.

    O    confound      the  rest.

    Such       love must      needs     be   treason   in    my  breast.

    In    second   husband let   me  be   accurst!

    None      wed the  second   but  who kill’d the  first.

    HAMLET.

    [ Aside. ] Wormwood,  wormwood.

    PLAYER  QUEEN.

    The instances that second   marriage move

    Are  base respects of    thrift,      but  none      of    love.

    A     second   time I      kill   my  husband dead,

    When     second   husband kisses     me  in    bed.

    PLAYER  KING.

    I      do   believe   you think      what       now you speak;

    But  what       we   do   determine,     oft   we   break.

    Purpose  is     but  the  slave      to    memory,

    Of   violent    birth,      but  poor       validity:

    Which    now,       like  fruit unripe,   sticks      on   the  tree,

    But  fall   unshaken      when      they mellow   be.

    Most      necessary      ’tis   that we   forget

    To   pay  ourselves what       to    ourselves is     debt.

    What      to    ourselves in    passion  we   propose,

    The passion  ending,   doth       the  purpose  lose.

    The violence of    either     grief or    joy

    Their      own enactures      with themselves    destroy.

    Where    joy   most      revels,    grief doth       most      lament;

    Grief       joys, joy   grieves,  on   slender   accident.

    This world      is     not  for   aye; nor  ’tis   not  strange

    That even       our  loves      should    with our  fortunes change,

    For  ’tis   a     question left  us    yet  to    prove,

    Whether love lead fortune,  or    else fortune   love.

    The great      man down,     you mark      his   favourite flies,

    The poor       advanc’d makes    friends    of    enemies;

    And hitherto  doth       love on   fortune   tend:

    For  who not  needs     shall never      lack a     friend,

    And who in    want       a     hollow    friend     doth       try,

    Directly   seasons  him his   enemy.

    But  orderly   to    end where     I      begun,

    Our wills and fates       do   so    contrary run

    That our  devices   still  are  overthrown.

    Our thoughts are  ours,       their ends       none      of    our  own.

    So   think      thou wilt  no   second   husband wed,

    But  die  thy  thoughts when      thy  first lord is     dead.

    PLAYER  QUEEN.

    Nor earth      to    me  give food,      nor  heaven   light,

    Sport      and repose    lock from       me  day  and night,

    To   desperation   turn my  trust and hope,

    An   anchor’s cheer      in    prison     be   my  scope,

    Each       opposite that blanks    the  face of    joy,

    Meet      what       I      would     have       well, and it     destroy!

    Both       here and hence     pursue    me  lasting    strife,

    If,    once       a     widow,   ever I      be   wife.

    HAMLET.

    [ To Ophelia. ]       If     she  should    break      it     now.

    PLAYER  KING.

    ’Tis  deeply    sworn.    Sweet,    leave      me  here awhile.

    My  spirits     grow      dull, and fain I      would     beguile

    The tedious   day  with sleep.

    [ Sleeps. ]

    PLAYER  QUEEN.

    Sleep      rock thy  brain,

    And never      come      mischance     between us    twain.

    [ Exit. ]

    HAMLET.

    Madam,  how like  you this  play?

    QUEEN.

    The lady protests  too  much,     methinks.

    HAMLET.

    O,    but  she’ll      keep       her  word.

    KING.

    Have      you heard     the  argument?     Is     there      no   offence   in’t?

    HAMLET.

    No,  no,  they do   but  jest, poison    in    jest; no   offence   i’     th’       world.

    KING.

    What      do   you call  the  play?

    HAMLET.

    The Mousetrap.   Marry,    how?      Tropically.      This play is     the       image     of    a     murder   done in   Vienna. Gonzago      is   the Duke’s    name,   his wife      Baptista:      you       shall     see anon;

    ’tis   a    knavish piece    of  work:    but what     o’   that?     Your       majesty, and       we that      have free     souls,     it       touches  us    not. Let  the  gall’d      jade wince;    our  withers   are       unwrung.

    Enter      LUCIANUS .

    This is     one Lucianus, nephew  to    the  King.

    OPHELIA.

    You are  a     good      chorus,   my  lord.

    HAMLET.

    I      could      interpret between you and your love, if     I      could      see       the  puppets  dallying.

    OPHELIA.

    You are  keen,      my  lord, you are  keen.

    HAMLET.

    It     would     cost you a     groaning to    take off   my  edge.

    OPHELIA.

    Still  better,    and worse.

    HAMLET.

    So   you       mistake your      husbands.—Begin,     murderer.    Pox,       leave    thy damnable faces,  and begin.     Come,    the  croaking       raven      doth       bellow    for   revenge.

    LUCIANUS.

    Thoughts       black,     hands     apt, drugs     fit,   and time agreeing,

    Confederate  season,   else no   creature seeing;

    Thou      mixture   rank,       of    midnight weeds    collected,

    With       Hecate’s ban thrice     blasted,  thrice     infected,

    Thy  natural   magic     and dire property

    On  wholesome    life   usurp     immediately.

    [ Pours   the  poison    into the  sleeper’s ears. ]

    HAMLET.

    He   poisons him       i’    th’garden     for’s      estate.  His name’s Gonzago.      The       story     is extant,      and written   in    very       choice    Italian.    You shall see  anon      how the  murderer gets       the  love of    Gonzago’s     wife.

    OPHELIA.

    The King rises.

    HAMLET.

    What,     frighted  with false fire?

    QUEEN.

    How fares       my  lord?

    POLONIUS.

    Give o’er the  play.

    KING.

    Give me  some      light.      Away.

    All.

    Lights,    lights,     lights.

    [ Exeunt  all    but  HAMLET      and HORATIO . ]

    HAMLET.

    Why,      let   the  strucken deer go   weep,

    The hart ungalled play;

    For  some      must      watch,    while      some      must      sleep,

    So   runs the  world      away.

    Would    not  this, sir,   and a     forest     of    feathers, if     the  rest of       my  fortunes turn Turk with me; with two Provincial      roses      on       my  razed      shoes,    get  me  a     fellowship      in    a cry       of       players,  sir?

    HORATIO.

    Half a     share.

    HAMLET.

    A     whole     one, I.

    For  thou dost know,     O    Damon   dear,

    This realm     dismantled    was

    Of   Jove himself,  and now reigns     here

    A     very,       very—pajock.

    HORATIO.

    You might     have       rhymed.

    HAMLET.

    O    good      Horatio,  I’ll    take the  ghost’s   word      for   a     thousand       pound.   Didst      perceive?

    HORATIO.

    Very well, my  lord.

    HAMLET.

    Upon      the  talk  of    the  poisoning?

    HORATIO.

    I      did  very well note him.

    HAMLET.

    Ah,  ha!  Come,    some      music.    Come,    the  recorders.

    For  if     the  king like  not  the  comedy,

    Why then,      belike     he   likes it     not, perdie.

    Come,    some      music.

    Enter      ROSENCRANTZ and GUILDENSTERN .

    GUILDENSTERN.

    Good      my  lord, vouchsafe      me  a     word      with you.

    HAMLET.

    Sir,  a     whole     history.

    GUILDENSTERN.

    The King,      sir—

    HAMLET.

    Ay,  sir,   what       of    him?

    GUILDENSTERN.

    Is     in    his   retirement,    marvellous    distempered.

    HAMLET.

    With       drink,      sir?

    GUILDENSTERN.

    No,  my  lord; rather     with choler.

    HAMLET.

    Your       wisdom  should    show      itself more      richer     to    signify       this  to    the  doctor,   for   me to     put  him to    his   purgation       would     perhaps  plunge   him into far   more      choler.

    GUILDENSTERN.

    Good      my  lord, put  your discourse       into some      frame,    and start       not  so    wildly     from my affair.

    HAMLET.

    I      am  tame,     sir,   pronounce.

    GUILDENSTERN.

    The Queen    your mother,  in    most      great      affliction of    spirit,       hath sent me  to    you.

    HAMLET.

    You are  welcome.

    GUILDENSTERN.

    Nay, good      my  lord, this  courtesy is     not  of    the  right       breed.       If     it     shall please    you to

    make      me a    wholesome  answer, I     will do your      mother’s       commandment;  if    not, your      pardon   and my  return     shall       be   the  end of    my  business.

    HAMLET.

    Sir,  I      cannot.

    GUILDENSTERN.

    What,     my  lord?

    HAMLET.

    Make      you a     wholesome    answer.  My  wit’s diseased. But, sir,   such       answer   as    I      can make,      you shall command;     or    rather,       as    you say, my  mother.  Therefore      no   more, but      to    the       matter.   My  mother,  you say,—

    ROSENCRANTZ.

    Then      thus      she says:     your      behaviour    hath     struck   her  into      amazement and admiration.

    HAMLET.

    O    wonderful      son, that can  so    stonish   a     mother!  But  is     there       no   sequel    at    the  heels of  this  mother’s admiration?

    ROSENCRANTZ.

    She desires   to    speak     with you in    her  closet     ere  you go   to       bed.

    HAMLET.

    We  shall obey,      were       she  ten  times      our  mother.  Have      you       any  further    trade      with us?

    ROSENCRANTZ.

    My  lord, you once       did  love me.

    HAMLET.

    And so    I      do   still, by   these      pickers   and stealers.

    ROSENCRANTZ.

    Good      my  lord, what       is     your cause     of    distemper?    You do       surely     bar  the  door       upon your     own liberty     if     you deny       your griefs      to    your friend.

    HAMLET.

    Sir,  I      lack advancement.

    ROSENCRANTZ.

    How can       that      be, when    you       have     the voice    of  the  King      himself for your succession  in    Denmark?

    HAMLET.

    Ay,  sir,   but  while      the  grass      grows—the   proverb  is       something     musty.

    Re-enter the  PLAYERS     with recorders.

    O,    the  recorders.      Let  me  see  one.—To withdraw with you, why do       you go   about to recover   the  wind       of    me, as    if     you       would     drive       me  into a     toil?

    GUILDENSTERN.

    O    my  lord, if     my  duty be   too  bold,      my  love is     too       unmannerly.

    HAMLET.

    I      do   not  well understand    that. Will you play upon      this  pipe?

    GUILDENSTERN.

    My  lord, I      cannot.

    HAMLET.

    I      pray you.

    GUILDENSTERN.

    Believe   me, I      cannot.

    HAMLET.

    I      do   beseech you.

    GUILDENSTERN.

    I      know      no   touch     of    it,    my  lord.

    HAMLET.

    ’Tis  as    easy as    lying:      govern   these      ventages with your finger       and thumb,   give it breath with      your      mouth, and       it   will  discourse     most     eloquent      music.   Look     you, these       are  the  stops.

    GUILDENSTERN.

    But  these      cannot   I      command      to    any  utterance      of       harmony.       I      have       not  the  skill.

    HAMLET.

    Why,      look      you       now,     how      unworthy     a    thing    you make    of  me!       You      would   play upon    me; you       would     seem      to    know      my  stops;     you would     pluck       out  the  heart      of my     mystery;       you       would   sound   me  from     my lowest   note     to  the top of  my compass;       and there      is     much     music,    excellent voice,     in    this  little       organ,    yet  cannot you    make    it   speak.   ’Sblood, do you       think     I     am easier   to  be  played  on than     a pipe?       Call me  what       instrument    you will, though   you can  fret  me,       you cannot   play upon      me.

    Enter      POLONIUS .

    God bless      you, sir.

    POLONIUS.

    My  lord, the  Queen    would     speak     with you, and presently.

    HAMLET.

    Do   you see  yonder   cloud      that’s      almost    in    shape     of    a       camel?

    POLONIUS.

    By   the  mass,     and ’tis   like  a     camel     indeed.

    HAMLET.

    Methinks it     is     like  a     weasel.

    POLONIUS.

    It     is     backed   like  a     weasel.

    HAMLET.

    Or   like  a     whale.

    POLONIUS.

    Very like  a     whale.

    HAMLET.

    Then      will  I      come      to    my  mother   by   and by.—They      fool       me  to    the  top  of    my  bent.

    —I   will  come      by   and by.

    POLONIUS.

    I      will  say  so.

    [ Exit. ]

    HAMLET.

    By   and by   is     easily      said. Leave     me, friends.

    [ Exeunt  all    but  HAMLET . ]

    ’Tis  now the  very witching time of    night,

    When     churchyards  yawn,     and hell  itself breathes out

    Contagion     to    this  world.     Now       could      I      drink      hot       blood,

    And do   such bitter      business as    the  day

    Would    quake     to    look on.  Soft now,       to    my  mother.

    O    heart,     lose not  thy  nature;   let   not  ever

    The soul of    Nero       enter      this  firm bosom:

    Let  me  be   cruel,      not  unnatural.

    I      will  speak     daggers  to    her, but  use  none;

    My  tongue   and soul in    this  be   hypocrites.

    How in    my  words     somever she  be   shent,

    To   give them      seals       never,     my  soul, consent.

    [ Exit. ]

    SCENE    III.    A     room      in    the  Castle.

    Enter      KING,    ROSENCRANTZ    and GUILDENSTERN .

    KING.

    I      like  him not, nor  stands    it     safe with us

    To   let   his   madness range.    Therefore      prepare  you,

    I      your commission   will  forthwith dispatch,

    And he   to    England  shall along     with you.

    The terms     of    our  estate     may not  endure

    Hazard   so    near us    as    doth       hourly    grow

    Out of    his   lunacies.

    GUILDENSTERN.

    We  will  ourselves provide.

    Most      holy and religious fear it     is

    To   keep       those      many      many      bodies    safe

    That live  and feed upon      your Majesty.

    ROSENCRANTZ.

    The single     and peculiar  life   is     bound

    With       all    the  strength and armour   of    the  mind,

    To   keep       itself from       ’noyance;      but  much     more

    That spirit       upon      whose    weal depend  and rest

    The lives of    many.     The cease     of    majesty

    Dies not  alone;     but  like  a     gulf doth       draw

    What’s    near it     with it.    It     is     a     massy     wheel

    Fix’d on   the  summit   of    the  highest   mount,

    To   whose    huge      spokes    ten  thousand       lesser     things

    Are  mortis’d  and adjoin’d; which     when      it     falls,

    Each       small      annexment,   petty      consequence,

    Attends  the  boist’rous      ruin. Never     alone

    Did  the  King sigh, but  with a     general   groan.

    KING.

    Arm you, I      pray you, to    this  speedy   voyage; For    we   will  fetters       put  upon      this  fear,

    Which    now goes       too  free-footed.

    ROSENCRANTZ     and GUILDENSTERN.

    We  will  haste      us.

    [ Exeunt  ROSENCRANTZ and GUILDENSTERN . ]

    Enter      POLONIUS .

    POLONIUS.

    My  lord, he’s going     to    his   mother’s closet.

    Behind   the  arras       I’ll    convey   myself

    To   hear the  process.  I’ll    warrant  she’ll      tax   him home,

    And as    you said, and wisely     was it     said,

    ’Tis  meet      that some      more      audience than a     mother,

    Since      nature    makes    them      partial,    should    o’erhear

    The speech   of    vantage. Fare you well, my  liege,

    I’ll    call  upon      you ere  you go   to    bed,

    And tell  you what       I      know.

    KING.

    Thanks,  dear my  lord.

    [ Exit       POLONIUS . ]

    O,    my  offence   is     rank,       it     smells     to    heaven;

    It     hath the  primal    eldest     curse      upon’t,—

    A     brother’s murder!  Pray can  I      not,

    Though  inclination     be   as    sharp      as    will:

    My  stronger guilt defeats   my  strong    intent,

    And, like  a     man to    double   business bound,

    I      stand      in    pause     where     I      shall first begin,

    And both       neglect.  What      if     this  cursed    hand

    Were      thicker    than itself with brother’s blood,

    Is     there      not  rain enough  in    the  sweet     heavens

    To   wash      it     white      as    snow?     Whereto serves     mercy

    But  to    confront the  visage    of    offence?

    And what’s    in    prayer    but  this  twofold   force,

    To   be   forestalled     ere  we   come      to    fall,

    Or   pardon’d being     down?    Then      I’ll    look up.

    My  fault is     past.       But  O,    what       form       of    prayer

    Can serve      my  turn?      Forgive   me  my  foul murder!

    That cannot   be;  since      I      am  still  possess’d

    Of   those      effects    for   which     I      did  the  murder,—

    My  crown,    mine      own ambition,       and my  queen.

    May one be   pardon’d and retain     th’offence?

    In    the  corrupted      currents  of    this  world

    Offence’s       gilded     hand      may shove     by   justice,

    And oft   ’tis   seen the  wicked    prize       itself

    Buys out  the  law. But  ’tis   not  so    above;

    There     is     no   shuffling, there      the  action     lies

    In    his   true nature,   and we   ourselves compell’d

    Even       to    the  teeth      and forehead of    our  faults,

    To   give in    evidence.       What      then?      What      rests?

    Try  what       repentance    can. What      can  it     not?

    Yet  what       can  it,    when      one cannot   repent?

    O    wretched state!      O    bosom    black      as    death!

    O    limed      soul, that struggling      to    be   free,

    Art   more      engag’d! Help,      angels!   Make      assay:

    Bow,       stubborn knees;    and heart      with strings    of    steel,

    Be   soft as    sinews    of    the  new-born      babe.

    All   may be   well.

    [ Retires  and kneels. ]

    Enter      HAMLET .

    HAMLET.

    Now       might     I      do   it     pat, now he   is     praying.

    And now I’ll    do’t. And so    he   goes       to    heaven;

    And so    am  I      reveng’d. That would     be   scann’d:

    A     villain     kills my  father,    and for   that

    I,     his   sole son, do   this  same      villain     send

    To   heaven.  O,    this  is     hire and salary,    not  revenge.

    He   took my  father     grossly,   full  of    bread,

    With       all    his   crimes    broad     blown,    as    flush       as    May;

    And how his   audit      stands,   who knows    save heaven?

    But  in    our  circumstance and course    of    thought,

    ’Tis  heavy     with him. And am  I      then reveng’d,

    To   take him in    the  purging  of    his   soul,

    When     he   is     fit    and season’d for   his   passage? No.

    Up,  sword,    and know      thou a     more      horrid     hent: When    he       is     drunk     asleep;   or    in    his   rage,

    Or   in    th’incestuous pleasure of    his   bed,

    At    gaming,  swearing;       or    about     some      act

    That has  no   relish      of    salvation in’t,

    Then      trip  him, that his   heels      may kick at    heaven,

    And that his   soul may be   as    damn’d  and black

    As   hell, whereto  it     goes.      My  mother   stays.

    This physic    but  prolongs thy  sickly      days.

    [ Exit. ]

    The KING    rises and advances.

    KING.

    My  words     fly    up,  my  thoughts remain   below.

    Words    without  thoughts never      to    heaven   go.

    [ Exit. ]

    SCENE    IV.   Another  room      in    the  Castle.

    Enter      QUEEN        and POLONIUS .

    POLONIUS.

    He   will  come      straight.  Look       you lay   home     to    him,

    Tell  him his   pranks    have       been      too  broad     to    bear with,

    And that your Grace     hath screen’d and stood     between

    Much     heat and him. I’ll    silence    me  e’en here.

    Pray you be   round     with him.

    HAMLET.

    [ Within. ]       Mother,  mother,  mother.

    QUEEN.

    I’ll    warrant  you, Fear me  not.

    Withdraw,      I      hear him coming.

    [POLONIUS   goes       behind   the  arras. ]

    Enter      HAMLET .

    HAMLET.

    Now,      mother,  what’s    the  matter?

    QUEEN.

    Hamlet,  thou hast thy  father     much     offended.

    HAMLET.

    Mother,  you have       my  father     much     offended.

    QUEEN.

    Come,    come,     you answer   with an   idle  tongue.

    HAMLET.

    Go,  go,  you question with a     wicked    tongue.

    QUEEN.

    Why,      how now,       Hamlet?

    HAMLET.

    What’s    the  matter    now?

    QUEEN.

    Have      you forgot     me?

    HAMLET.

    No,  by   the  rood,      not  so.

    You are  the  Queen,   your husband’s     brother’s wife,

    And, would     it     were       not  so.   You are  my  mother.

    QUEEN.

    Nay, then I’ll    set   those      to    you that can  speak.

    HAMLET.

    Come,    come,     and sit    you down,     you shall not  budge.

    You go   not  till   I      set   you up   a     glass

    Where    you may see  the  inmost    part of    you.

    QUEEN.

    What      wilt  thou do?  Thou      wilt  not  murder   me?

    Help,      help,       ho!

    POLONIUS.

    [ Behind. ]      What,     ho!  help,       help,       help!

    HAMLET.

    How now?      A     rat? [ Draws. ]

    Dead      for   a     ducat,     dead!

    [ Makes  a     pass through  the  arras. ]

    POLONIUS.

    [ Behind. ]      O,    I      am  slain!

    [ Falls     and dies. ]

    QUEEN.

    O    me, what       hast thou done?

    HAMLET.

    Nay, I      know      not. is     it     the  King?

    [ Draws   forth       POLONIUS . ]

    QUEEN.

    O    what       a     rash and bloody    deed      is     this!

    HAMLET.

    A     bloody    deed.      Almost   as    bad, good      mother,

    As   kill   a     king and marry     with his   brother.

    QUEEN.

    As   kill   a     king?

    HAMLET.

    Ay,  lady, ’twas      my  word.—

    [ To Polonius. ]     Thou      wretched,      rash,       intruding fool, farewell!

    I      took thee for   thy  better.    Take       thy  fortune,

    Thou      find’st     to    be   too  busy       is     some      danger.—

    Leave     wringing of    your hands.    Peace,    sit    you down,

    And let   me  wring      your heart,     for   so    I      shall,

    If     it     be   made     of    penetrable     stuff;

    If     damned custom   have       not  braz’d     it     so,

    That it     is     proof      and bulwark  against   sense.

    QUEEN.

    What      have       I      done,     that thou dar’st      wag thy  tongue

    In    noise      so    rude against   me?

    HAMLET.

    Such       an   act

    That blurs       the  grace      and blush      of    modesty,

    Calls virtue     hypocrite,      takes      off   the  rose

    From      the  fair  forehead of    an   innocent love,

    And sets a     blister     there.     Makes    marriage vows

    As   false as    dicers’    oaths.     O    such a     deed

    As   from       the  body      of    contraction    plucks

    The very soul, and sweet     religion   makes

    A     rhapsody of    words.    Heaven’s face doth       glow,

    Yea this  solidity   and compound    mass,

    With       tristful    visage,    as    against   the  doom,

    Is     thought-sick at    the  act.

    QUEEN.

    Ay   me, what       act,

    That roars      so    loud,      and thunders in    the  index?

    HAMLET.

    Look       here upon      this  picture,   and on   this,

    The counterfeit    presentment  of    two brothers.

    See  what       a     grace      was seated    on   this  brow,

    Hyperion’s     curls,      the  front       of    Jove himself,

    An   eye  like  Mars,      to    threaten and command,

    A     station    like  the  herald    Mercury

    New lighted   on   a     heaven-kissing     hill:

    A     combination  and a     form       indeed,

    Where    every      god did  seem      to    set   his   seal,

    To   give the  world      assurance      of    a     man.

    This was your husband. Look       you now what       follows.

    Here       is     your husband, like  a     mildew’d ear

    Blasting  his   wholesome    brother.  Have      you eyes?

    Could     you on   this  fair  mountain      leave      to    feed,

    And batten    on   this  moor?    Ha!  have       you eyes?

    You cannot   call  it     love; for   at    your age

    The hey-day in    the  blood     is     tame,     it’s   humble,

    And waits      upon      the  judgment:     and what       judgment

    Would    step from       this  to    this? Sense     sure you have,

    Else could      you not  have       motion;  but  sure that sense

    Is     apoplex’d,     for   madness would     not  err

    Nor sense     to    ecstacy   was ne’er      so    thrall’d

    But  it     reserv’d  some      quantity of    choice

    To   serve      in    such a     difference.     What      devil       was’t

    That thus hath cozen’d  you at    hoodman-blind?

    Eyes without  feeling,   feeling    without  sight,

    Ears without  hands     or    eyes,      smelling sans all,

    Or   but  a     sickly      part of    one true sense

    Could     not  so    mope.    O    shame!   where     is     thy  blush?

    Rebellious     hell,

    If     thou canst      mutine   in    a     matron’s bones,

    To   flaming   youth     let   virtue     be   as    wax,

    And melt in    her  own fire. Proclaim no   shame

    When     the  compulsive    ardour    gives      the  charge,

    Since      frost itself as    actively   doth       burn,

    And reason    panders  will.

    QUEEN.

    O    Hamlet,  speak     no   more.

    Thou      turn’st    mine      eyes into my  very soul,

    And there      I      see  such black      and grained  spots

    As   will  not  leave      their tinct.

    HAMLET.

    Nay, but  to    live

    In    the  rank sweat     of    an   enseamed     bed,

    Stew’d    in    corruption,    honeying       and making   love

    Over       the  nasty      sty.

    QUEEN.

    O    speak     to    me  no   more;

    These     words     like  daggers  enter      in    mine      ears;

    No   more,     sweet     Hamlet.

    HAMLET.

    A     murderer       and a     villain;

    A     slave      that is     not  twentieth       part the  tithe

    Of   your precedent      lord. A     vice of    kings,

    A     cutpurse of    the  empire   and the  rule,

    That from       a     shelf the  precious diadem   stole

    And put  it     in    his   pocket!

    QUEEN.

    No   more.

    HAMLET.

    A     king of    shreds    and patches!—

    Enter      GHOST .

    Save me  and hover     o’er me  with your wings,

    You heavenly guards!   What      would     your gracious figure?

    QUEEN.

    Alas, he’s mad.

    HAMLET.

    Do   you not  come      your tardy      son  to    chide,

    That,      laps’d     in    time and passion,  lets  go   by

    The important      acting     of    your dread     command?

    O    say!

    GHOST.

    Do   not  forget.    This visitation

    Is     but  to    whet       thy  almost    blunted  purpose.

    But  look,       amazement   on   thy  mother   sits.

    O    step between her  and her  fighting  soul.

    Conceit  in    weakest  bodies    strongest       works.

    Speak     to    her, Hamlet.

    HAMLET.

    How is     it     with you, lady?

    QUEEN.

    Alas, how is’t   with you,

    That you do   bend      your eye  on   vacancy,

    And with the  incorporal      air   do   hold discourse?

    Forth      at    your eyes your spirits     wildly     peep,

    And, as    the  sleeping soldiers  in    the  alarm,

    Your       bedded  hairs,      like  life   in    excrements,

    Start up   and stand      an   end. O    gentle    son,

    Upon      the  heat and flame      of    thy  distemper

    Sprinkle  cool patience. Whereon do   you look?

    HAMLET.

    On  him, on   him! Look       you how pale he   glares,

    His  form       and cause     conjoin’d,      preaching      to    stones,

    Would    make      them      capable.—Do not  look upon      me,

    Lest with this  piteous   action     you convert

    My  stern      effects.   Then      what       I      have       to    do

    Will want       true colour;    tears       perchance     for   blood.

    QUEEN.

    To   whom     do   you speak     this?

    HAMLET.

    Do   you see  nothing  there?

    QUEEN.

    Nothing  at    all;   yet  all    that is     I      see.

    HAMLET.

    Nor did  you nothing  hear?

    QUEEN.

    No,  nothing  but  ourselves.

    HAMLET.

    Why,      look you there!     look how it     steals     away!

    My  father,    in    his   habit      as    he   liv’d!

    Look       where     he   goes       even       now out  at    the  portal.

    [ Exit       GHOST . ]

    QUEEN.

    This is     the  very coinage  of    your brain.

    This bodiless  creation  ecstasy

    Is     very cunning  in.

    HAMLET.

    Ecstasy!

    My  pulse      as    yours      doth       temperately   keep       time,

    And makes    as    healthful music.    It     is     not  madness

    That I      have       utter’d.   Bring      me  to    the  test,

    And I      the  matter    will  re-word; which     madness

    Would    gambol  from.      Mother,  for   love of    grace,

    Lay  not  that flattering unction  to    your soul

    That not  your trespass, but  my  madness speaks.

    It     will  but  skin and film the  ulcerous place,

    Whilst     rank corruption,    mining   all    within,

    Infects    unseen.  Confess  yourself  to    heaven,

    Repent   what’s    past,       avoid      what       is     to    come;

    And do   not  spread    the  compost on   the  weeds,

    To   make      them      ranker.    Forgive   me  this  my  virtue;

    For  in    the  fatness   of    these      pursy      times

    Virtue     itself of    vice must      pardon   beg,

    Yea, curb and woo for   leave      to    do   him good.

    QUEEN.

    O    Hamlet,  thou hast cleft my  heart      in    twain.

    HAMLET.

    O    throw     away      the  worser    part of    it,

    And live  the  purer      with the  other      half.

    Good      night.     But  go   not  to    mine      uncle’s   bed.

    Assume  a     virtue,     if     you have       it     not.

    That monster custom,  who all    sense     doth       eat,

    Of   habits     evil, is     angel      yet  in    this,

    That to    the  use  of    actions   fair  and good

    He   likewise  gives      a     frock       or    livery

    That aptly       is     put  on.  Refrain   tonight,

    And that shall lend a     kind of    easiness

    To   the  next abstinence.    The next more      easy;

    For  use  almost    can  change   the  stamp     of    nature,

    And either     curb the  devil,      or    throw     him out

    With       wondrous      potency. Once      more,     good      night,

    And when      you are  desirous to    be   bles’d,

    I’ll    blessing  beg of    you. For  this  same      lord

    [ Pointing      to    Polonius. ]

    I      do   repent;   but  heaven   hath pleas’d   it     so,

    To   punish    me  with this, and this  with me,

    That I      must      be   their scourge  and minister.

    I      will  bestow   him, and will  answer   well

    The death     I      gave       him. So   again,     good      night.

    I      must      be   cruel,      only to    be   kind:

    Thus       bad begins,   and worse     remains  behind.

    One word      more,     good      lady.

    QUEEN.

    What      shall I      do?

    HAMLET.

    Not this, by   no   means,   that I      bid  you do:

    Let  the  bloat      King tempt     you again      to    bed,

    Pinch      wanton   on   your cheek,    call  you his   mouse,

    And let   him, for   a     pair of    reechy    kisses,

    Or   paddling in    your neck with his   damn’d  fingers,

    Make      you to    ravel       all    this  matter    out,

    That I      essentially     am  not  in    madness,

    But  mad in    craft.      ’Twere    good      you let   him know,

    For  who that’s      but  a     queen,    fair, sober,     wise,

    Would    from       a     paddock, from       a     bat, a     gib,

    Such       dear concernings  hide?      Who       would     do   so?

    No,  in    despite   of    sense     and secrecy,

    Unpeg    the  basket    on   the  house’s  top,

    Let  the  birds       fly,   and like  the  famous   ape,

    To   try   conclusions,  in    the  basket    creep

    And break      your own neck down.

    QUEEN.

    Be   thou assur’d,  if     words     be   made     of    breath,

    And breath    of    life,  I      have       no   life   to    breathe

    What      thou hast said to    me.

    HAMLET.

    I      must      to    England, you know      that?

    QUEEN.

    Alack,

    I      had forgot.    ’Tis  so    concluded     on.

    HAMLET.

    There’s   letters     seal’d:    and my  two schoolfellows,

    Whom    I      will  trust as    I      will  adders    fang’d,—

    They       bear the  mandate,       they must      sweep    my  way

    And marshal  me  to    knavery. Let  it     work;

    For  ’tis   the  sport      to    have       the  enginer

    Hoist      with his   own petard,   and ’t     shall go   hard

    But  I      will  delve      one yard below     their mines

    And blow       them      at    the  moon.    O,    ’tis   most      sweet,

    When     in    one line  two crafts      directly   meet.

    This man shall set   me  packing.

    I’ll    lug  the  guts into the  neighbour     room.

    Mother,  good      night.     Indeed,   this  counsellor

    Is     now most      still, most      secret,    and most      grave,

    Who       was in    life   a     foolish    peating  knave.

    Come,    sir,   to    draw       toward   an   end with you.

    Good      night,     mother.

    [ Exit       HAMLET      dragging out  POLONIUS . ]

    ACT IV

    SCENE    I.     A     room      in    the  Castle.

    Enter      KING,    QUEEN,  ROSENCRANTZ    and GUILDENSTERN .

    KING.

    There’s   matter    in    these      sighs.     These     profound       heaves

    You must      translate. ’tis   fit    we   understand    them.

    Where    is     your son?

    QUEEN.

    Bestow   this  place      on   us    a     little while.

    [ To ROSENCRANTZ and GUILDENSTERN,        who go   out. ]

    Ah,  my  good      lord, what       have       I      seen tonight!

    KING.

    What,     Gertrude?      How does       Hamlet?

    QUEEN.

    Mad as    the  sea  and wind,      when      both       contend

    Which    is     the  mightier. In    his   lawless   fit

    Behind   the  arras       hearing  something     stir,

    Whips     out  his   rapier,    cries ‘A    rat,  a     rat!’

    And in    this  brainish  apprehension kills

    The unseen   good      old  man.

    KING.

    O    heavy     deed!

    It     had been      so    with us,   had we   been      there.

    His  liberty     is     full  of    threats   to    all;

    To   you yourself, to    us,   to    everyone.

    Alas, how shall this  bloody    deed      be   answer’d?

    It     will  be   laid  to    us,   whose    providence

    Should   have       kept short,     restrain’d,      and out  of    haunt

    This mad young    man.      But  so    much     was our  love

    We  would     not  understand    what       was most      fit,

    But  like  the  owner     of    a     foul disease,

    To   keep       it     from       divulging,      let   it     feed

    Even       on   the  pith of    life.  Where    is     he   gone?

    QUEEN.

    To   draw       apart      the  body      he   hath kill’d,

    O’er whom     his   very madness,       like  some      ore

    Among   a     mineral   of    metals    base,

    Shows    itself pure.      He   weeps    for   what       is     done.

    KING.

    O    Gertrude,       come      away!

    The sun  no   sooner    shall the  mountains     touch

    But  we   will  ship him hence,    and this  vile  deed

    We  must      with all    our  majesty  and skill

    Both       countenance and excuse.—Ho, Guildenstern!

    Re-enter ROSENCRANTZ and GUILDENSTERN .

    Friends   both,      go   join you with some      further    aid:

    Hamlet   in    madness hath Polonius slain,

    And from       his   mother’s closet     hath he   dragg’d  him.

    Go   seek him out, speak     fair, and bring      the  body

    Into the  chapel.   I      pray you haste      in    this.

    [ Exeunt  ROSENCRANTZ and GUILDENSTERN . ]

    Come,    Gertrude,       we’ll call  up   our  wisest     friends,

    And let   them      know      both       what       we   mean     to    do

    And what’s    untimely done,     so    haply      slander,

    Whose    whisper  o’er the  world’s   diameter,

    As   level as    the  cannon   to    his   blank,

    Transports     his   poison’d shot,       may miss our  name,

    And hit   the  woundless     air.  O,    come      away!

    My  soul is     full  of    discord   and dismay.

    [ Exeunt. ]

    SCENE    II.     Another  room      in    the  Castle.

    Enter      HAMLET .

    HAMLET.

    Safely     stowed.

    ROSENCRANTZ     and GUILDENSTERN.

    [ Within. ]       Hamlet!  Lord Hamlet!

    HAMLET.

    What      noise?    Who       calls on   Hamlet? O,    here they come.

    Enter      ROSENCRANTZ and GUILDENSTERN .

    ROSENCRANTZ.

    What      have       you done,     my  lord, with the  dead      body?

    HAMLET.

    Compounded it     with dust,       whereto  ’tis   kin.

    ROSENCRANTZ.

    Tell  us    where     ’tis,  that we   may take it     thence,

    And bear it     to    the  chapel.

    HAMLET.

    Do   not  believe   it.

    ROSENCRANTZ.

    Believe   what?

    HAMLET.

    That I      can  keep       your counsel, and not  mine      own.       Besides,       to    be   demanded     of    a sponge—what   replication     should       be   made     by   the  son  of    a     king?

    ROSENCRANTZ.

    Take       you me  for   a     sponge,  my  lord?

    HAMLET.

    Ay,  sir; that      soaks    up the King’s   countenance,      his rewards, his authorities.  But such      officers   do   the  King best       service    in    the  end: he   keeps     them,     like  an   ape, in the       corner    of    his   jaw; first mouthed,      to    be   last  swallowed:       when      he   needs     what you have       gleaned, it     is     but       squeezing     you, and, sponge,  you shall be   dry  again.

    ROSENCRANTZ.

    I      understand    you not, my  lord.

    HAMLET.

    I      am  glad of    it.    A     knavish   speech   sleeps     in    a     foolish       ear.

    ROSENCRANTZ.

    My  lord, you must      tell  us    where     the  body      is     and go   with       us    to    the  King.

    HAMLET.

    The body      is     with the  King,      but  the  King is     not  with the body.       The King is     a     thing

    —

    GUILDENSTERN.

    A     thing,     my  lord!

    HAMLET.

    Of   nothing. Bring      me  to    him. Hide       fox,  and all    after.

    [ Exeunt. ]

    SCENE    III.    Another  room      in    the  Castle.

    Enter      KING,   attended.

    KING.

    I      have       sent to    seek him and to    find the  body.

    How dangerous     is     it     that this  man goes       loose!

    Yet  must      not  we   put  the  strong    law  on   him:

    He’s lov’d       of    the  distracted      multitude,

    Who       like  not  in    their judgment,     but  their eyes;

    And where     ’tis   so,   th’offender’s  scourge  is     weigh’d,

    But  never      the  offence.  To   bear all    smooth  and even,

    This sudden   sending  him away      must      seem

    Deliberate     pause.    Diseases desperate      grown

    By   desperate      appliance      are  reliev’d,

    Or   not  at    all.

    Enter      ROSENCRANTZ .

    How now?      What      hath befall’n?

    ROSENCRANTZ.

    Where    the  dead      body      is     bestow’d,      my  lord,

    We  cannot   get  from       him.

    KING.

    But  where     is     he?

    ROSENCRANTZ.

    Without, my  lord, guarded, to    know      your pleasure.

    KING.

    Bring      him before    us.

    ROSENCRANTZ.

    Ho,  Guildenstern! Bring      in    my  lord.

    Enter      HAMLET      and GUILDENSTERN .

    KING.

    Now,      Hamlet,  where’s  Polonius?

    HAMLET.

    At    supper.

    KING.

    At    supper?  Where?

    HAMLET.

    Not where     he   eats, but  where     he   is     eaten.     A     certain       convocation  of    politic     worms are     e’en      at  him.      Your       worm    is   your      only      emperor      for diet.      We fat   all  creatures else      to  fat us, and       we fat ourselves     for   maggots.     Your     fat king      and       your      lean beggar       is     but  variable  service,—two dishes,    but  to    one table.       That’s     the  end.

    KING.

    Alas, alas!

    HAMLET.

    A     man      may      fish with      the worm    that      hath     eat of    a    king,     and       eat of  the fish that hath     fed  of    that       worm.

    KING.

    What      dost thou mean     by   this?

    HAMLET.

    Nothing  but to  show    you       how      a    king      may      go a     progress      through the guts      of  a beggar.

    KING.

    Where    is     Polonius?

    HAMLET.

    In    heaven.  Send      thither    to    see. If     your messenger    find him       not  there,     seek him i’

    th’other  place    yourself.       But indeed, if    you       find       him       not within   this       month, you shall      nose       him as    you       go   up   the  stairs      into the  lobby.

    KING.

    [ To some      Attendants. ]  Go   seek him there.

    HAMLET.

    He   will  stay till   you come.

    [ Exeunt  ATTENDANTS . ]

    KING.

    Hamlet,  this  deed,      for   thine      especial  safety,—

    Which    we   do   tender,   as    we   dearly     grieve

    For  that which     thou hast done,—must send       thee hence

    With       fiery quickness.     Therefore      prepare  thyself;

    The bark is     ready,     and the  wind       at    help,

    Th’associates tend,      and everything     is     bent

    For  England.

    HAMLET.

    For  England?

    KING.

    Ay,  Hamlet.

    HAMLET.

    Good.

    KING.

    So   is     it,    if     thou knew’st   our  purposes.

    HAMLET.

    I      see  a     cherub   that sees them.     But, come;     for   England!       Farewell, dear mother.

    KING.

    Thy  loving     father,    Hamlet.

    HAMLET.

    My  mother.  Father    and mother   is     man and wife; man and wife is       one flesh;      and so,   my  mother.  Come,    for   England.

    [ Exit. ]

    KING.

    Follow    him at    foot. Tempt    him with speed     aboard;

    Delay      it     not; I’ll    have       him hence     tonight.

    Away,     for   everything     is     seal’d     and done

    That else leans      on   th’affair.  Pray you make      haste.

    [ Exeunt  ROSENCRANTZ and GUILDENSTERN . ]

    And England, if     my  love thou hold’st    at    aught,—

    As   my  great      power     thereof   may give thee sense, Since   yet  thy       cicatrice looks      raw  and red

    After       the  Danish    sword,    and thy  free awe

    Pays homage to    us,—thou      mayst     not  coldly     set

    Our sovereign      process,  which     imports  at    full,

    By   letters     conjuring       to    that effect,

    The present   death     of    Hamlet.  Do   it,    England;

    For  like  the  hectic     in    my  blood     he   rages,

    And thou must      cure me. Till   I      know      ’tis   done,

    Howe’er my  haps,      my  joys were       ne’er      begun.

    [ Exit. ]

    SCENE    IV.   A     plain       in    Denmark.

    Enter      FORTINBRAS      and FORCES       marching.

    FORTINBRAS.

    Go,  Captain, from       me  greet      the  Danish    king.

    Tell  him that by   his   license,   Fortinbras

    Craves    the  conveyance   of    a     promis’d march

    Over       his   kingdom.       You know      the  rendezvous.

    If     that his   Majesty  would     aught     with us,

    We  shall express   our  duty in    his   eye;

    And let   him know      so.

    CAPTAIN.

    I      will  do’t, my  lord.

    FORTINBRAS.

    Go   softly      on.

    [ Exeunt  all    but  the  CAPTAIN . ]

    Enter      HAMLET,      ROSENCRANTZ,    GUILDENSTERN    &C .

    HAMLET.

    Good      sir,   whose    powers   are  these?

    CAPTAIN.

    They       are  of    Norway,  sir.

    HAMLET.

    How purpos’d,       sir,   I      pray you?

    CAPTAIN.

    Against   some      part of    Poland.

    HAMLET.

    Who       commands    them,     sir?

    CAPTAIN.

    The nephew  to    old  Norway,  Fortinbras.

    HAMLET.

    Goes      it     against   the  main      of    Poland,   sir,

    Or   for   some      frontier?

    CAPTAIN.

    Truly       to    speak,    and with no   addition,

    We  go   to    gain a     little patch     of    ground

    That hath in    it     no   profit      but  the  name.

    To   pay  five  ducats,   five, I      would     not  farm it;

    Nor will  it     yield       to    Norway  or    the  Pole

    A     ranker    rate, should    it     be   sold in    fee.

    HAMLET.

    Why,      then the  Polack    never      will  defend   it.

    CAPTAIN.

    Yes, it     is     already   garrison’d.

    HAMLET.

    Two thousand       souls      and twenty    thousand       ducats

    Will not  debate   the  question of    this  straw!

    This is     th’imposthume     of    much     wealth    and peace,

    That inward    breaks,   and shows     no   cause     without

    Why the  man dies. I      humbly   thank     you, sir.

    CAPTAIN.

    God b’    wi’   you, sir.

    [ Exit. ]

    ROSENCRANTZ.

    Will’t      please    you go,  my  lord?

    HAMLET.

    I’ll    be   with you straight.  Go   a     little before.

    [ Exeunt  all    but  HAMLET . ]

    How all    occasions      do   inform    against   me,

    And spur my  dull revenge. What      is     a     man

    If     his   chief       good      and market   of    his   time

    Be   but  to    sleep      and feed?      A     beast,     no   more.

    Sure he   that made     us    with such large      discourse,

    Looking  before    and after,      gave       us    not

    That capability      and godlike   reason

    To   fust in    us    unus’d.   Now       whether  it     be

    Bestial    oblivion, or    some      craven    scruple

    Of   thinking  too  precisely on   th’event,—

    A     thought  which,    quarter’d,      hath but  one part wisdom

    And ever three      parts      coward,—I     do   not  know

    Why yet  I      live  to    say  this  thing’s    to    do,

    Sith I      have       cause,    and will, and strength, and means

    To   do’t. Examples       gross      as    earth      exhort    me,

    Witness  this  army      of    such mass      and charge,

    Led  by   a     delicate  and tender    prince,

    Whose    spirit,      with divine     ambition puff’d,

    Makes    mouths  at    the  invisible  event,

    Exposing what       is     mortal    and unsure

    To   all    that fortune,  death,    and danger   dare,

    Even       for   an   eggshell. Rightly    to    be   great

    Is     not  to    stir  without  great      argument,

    But  greatly    to    find quarrel   in    a     straw

    When     honour’s at    the  stake.     How stand      I      then,

    That have       a     father     kill’d,      a     mother   stain’d,

    Excitements   of    my  reason    and my  blood,

    And let   all    sleep,     while      to    my  shame    I      see

    The imminent      death     of    twenty    thousand       men

    That,      for   a     fantasy   and trick of    fame,

    Go   to    their graves    like  beds,      fight for   a     plot

    Whereon the  numbers cannot   try   the  cause,

    Which    is     not  tomb      enough  and continent

    To   hide the  slain?      O,    from       this  time forth,

    My  thoughts be   bloody    or    be   nothing  worth.

    [ Exit. ]

    SCENE    V.    Elsinore. A     room      in    the  Castle.

    Enter      QUEEN, HORATIO      and a     GENTLEMAN .

    QUEEN.

    I      will  not  speak     with her.

    GENTLEMAN.

    She is     importunate, indeed    distract.

    Her  mood     will  needs     be   pitied.

    QUEEN.

    What      would     she  have?

    GENTLEMAN.

    She speaks    much     of    her  father;    says she  hears

    There’s   tricks      i’     th’   world,     and hems,     and beats      her heart, Spurns    enviously at    straws,    speaks    things     in    doubt,

    That carry       but  half sense.     Her  speech   is     nothing,

    Yet  the  unshaped      use  of    it     doth       move

    The hearers   to    collection;     they aim at    it,

    And botch     the  words     up   fit    to    their own thoughts,

    Which,    as    her  winks,     and nods,      and gestures yield       them,

    Indeed    would     make      one think      there      might     be   thought,

    Though  nothing  sure,       yet  much     unhappily.

    ’Twere    good      she  were       spoken   with,       for   she  may strew

    Dangerous    conjectures   in    ill-breeding   minds.

    QUEEN.

    Let  her  come      in.

    [ Exit       GENTLEMAN . ]

    To   my  sick soul, as    sin’s true nature    is,

    Each       toy  seems    prologue to    some      great      amiss.

    So   full  of    artless    jealousy  is     guilt,

    It     spills       itself in    fearing   to    be   spilt.

    Enter      OPHELIA .

    OPHELIA.

    Where    is     the  beauteous     Majesty  of    Denmark?

    QUEEN.

    How now,       Ophelia?

    OPHELIA.

    [ Sings. ]

    How should    I      your true love know

    From      another  one?

    By   his   cockle    bat  and staff

    And his   sandal    shoon.

    QUEEN.

    Alas, sweet     lady, what       imports  this  song?

    OPHELIA.

    Say  you?       Nay, pray you mark.

    [ Sings. ]

    He   is     dead      and gone,     lady,

    He   is     dead      and gone,

    At    his   head      a     grass      green     turf,

    At    his   heels      a     stone.

    QUEEN.

    Nay, but  Ophelia—

    OPHELIA.

    Pray you mark.

    [ Sings. ]

    White     his   shroud   as    the  mountain      snow.

    Enter      KING .

    QUEEN.

    Alas, look here,      my  lord!

    OPHELIA.

    [ Sings. ]

    Larded    all    with sweet     flowers;

    Which    bewept   to    the  grave      did  go

    With       true-love       showers.

    KING.

    How do   you, pretty     lady?

    OPHELIA.

    Well,       God      dild       you!      They     say the owl was       a    baker’s   daughter.     Lord,     we know

    what       we   are, but  know      not  what       we   may be.  God be   at       your table!

    KING.

    Conceit  upon      her  father.

    OPHELIA.

    Pray you, let’s have       no   words     of    this; but  when      they ask  you       what       it     means,   say you   this:

    [ Sings. ]

    Tomorrow     is     Saint      Valentine’s    day,

    All   in    the  morning betime,

    And I      a     maid      at    your window,

    To   be   your Valentine.

    Then      up   he   rose and donn’d   his   clothes,

    And dupp’d   the  chamber door,

    Let  in    the  maid,      that out  a     maid

    Never     departed more.

    KING.

    Pretty     Ophelia!

    OPHELIA.

    Indeed    la,    without  an   oath,      I’ll    make      an   end on’t.

    [ Sings. ]

    By   Gis  and by   Saint      Charity,

    Alack,     and fie   for   shame!

    Young    men will  do’t if     they come      to’t;

    By   Cock,      they are  to    blame.

    Quoth    she, before    you tumbled me,

    You promis’d me  to    wed.

    So   would     I      ha’  done,     by   yonder   sun,

    An   thou hadst      not  come      to    my  bed.

    KING.

    How long hath she  been      thus?

    OPHELIA.

    I      hope     all  will be  well.      We must     be  patient. But I     cannot   choose but weep,   to think they would     lay   him i’     th’       cold ground.  My  brother   shall know      of    it.    And so I  thank       you for   your good      counsel. Come,    my  coach!    Good     night,       ladies;    good night,   sweet     ladies;    good      night,     good       night.

    [ Exit. ]

    KING.

    Follow    her  close;     give her  good      watch,    I      pray you.

    [ Exit       HORATIO . ]

    O,    this  is     the  poison    of    deep      grief;      it     springs

    All   from       her  father’s   death.    O    Gertrude,       Gertrude,

    When     sorrows  come,     they come      not  single     spies,

    But  in    battalions.     First, her  father     slain;

    Next,      your son  gone;     and he   most      violent    author

    Of   his   own just  remove;  the  people    muddied,

    Thick      and and unwholesome       in    their thoughts and whispers

    For  good      Polonius’ death;    and we   have       done      but  greenly

    In    hugger-mugger   to    inter him. Poor       Ophelia

    Divided   from       herself    and her  fair  judgment,

    Without  the  which     we   are  pictures  or    mere      beasts.

    Last, and as    much     containing     as    all    these,

    Her  brother   is     in    secret     come      from       France,

    Feeds     on   his   wonder,  keeps     himself   in    clouds,

    And wants     not  buzzers  to    infect      his   ear

    With       pestilent speeches of    his   father’s   death,

    Wherein necessity,      of    matter    beggar’d,

    Will nothing  stick our  person    to    arraign

    In    ear  and ear. O    my  dear Gertrude,       this,

    Like to    a     murdering     piece,     in    many      places

    Gives      me  superfluous   death.

    [ A   noise      within. ]

    QUEEN.

    Alack,     what       noise      is     this?

    KING.

    Where    are  my  Switzers? Let  them      guard     the  door.

    Enter      a     GENTLEMAN .

    What      is     the  matter?

    GENTLEMAN.

    Save yourself, my  lord.

    The ocean,    overpeering   of    his   list,

    Eats not  the  flats with more      impetuous     haste Than    young       Laertes,  in    a     riotous   head,

    O’erbears      your offices.   The rabble    call  him lord,

    And, as    the  world      were       now but  to    begin,

    Antiquity forgot,    custom   not  known,

    The ratifiers   and props     of    every      word,

    They       cry   ‘Choose  we!  Laertes   shall be   king!’

    Caps,      hands,    and tongues  applaud  it     to    the  clouds,

    ‘Laertes  shall be   king,       Laertes   king.’

    QUEEN.

    How cheerfully      on   the  false trail they cry.

    O,    this  is     counter, you false Danish    dogs.

    [ A   noise      within. ]

    KING.

    The doors     are  broke.

    Enter      LAERTES,     armed; DANES     following.

    LAERTES.

    Where    is     this  king?—Sirs,   stand      you all    without.

    Danes.

    No,  let’s come      in.

    LAERTES.

    I      pray you, give me  leave.

    DANES.

    We  will, we   will.

    [ They     retire      without  the  door. ]

    LAERTES.

    I      thank     you. Keep      the  door.      O    thou vile  king,

    Give me  my  father.

    QUEEN.

    Calmly,   good      Laertes.

    LAERTES.

    That drop       of    blood     that’s      calm       proclaims      me  bastard;

    Cries       cuckold  to    my  father,    brands    the  harlot

    Even       here between the  chaste    unsmirched   brow Of  my  true       mother.

    KING.

    What      is     the  cause,    Laertes,

    That thy  rebellion looks      so    giant-like?—

    Let  him go,  Gertrude.       Do   not  fear our  person.

    There’s   such divinity   doth       hedge    a     king,

    That treason   can  but  peep      to    what       it     would,

    Acts little of    his   will.—Tell      me, Laertes,

    Why thou art   thus incens’d.—Let       him go,  Gertrude:—

    Speak,    man.

    LAERTES.

    Where    is     my  father?

    KING.

    Dead.

    QUEEN.

    But  not  by   him.

    KING.

    Let  him demand his   fill.

    LAERTES.

    How came      he   dead?     I’ll    not  be   juggled   with.

    To   hell, allegiance!     Vows,     to    the  blackest  devil!

    Conscience    and grace,     to    the  profoundest  pit!

    I      dare damnation.    To   this  point      I      stand,

    That both       the  worlds,   I      give to    negligence,

    Let  come      what       comes;   only I’ll    be   reveng’d

    Most      throughly      for   my  father.

    KING.

    Who       shall stay you?

    LAERTES.

    My  will, not  all    the  world.

    And for   my  means,   I’ll    husband them      so    well,

    They       shall go   far   with little.

    KING.

    Good      Laertes,

    If     you desire     to    know      the  certainty

    Of   your dear father’s   death,    is’t   writ in    your revenge

    That,      sweepstake,   you will  draw       both       friend     and foe,

    Winner   and loser?

    LAERTES.

    None      but  his   enemies.

    KING.

    Will you know      them      then?

    LAERTES.

    To   his   good      friends    thus wide       I’ll    ope my  arms;

    And, like  the  kind life-rendering pelican,

    Repast    them      with my  blood.

    KING.

    Why,      now you speak

    Like a     good      child       and a     true gentleman.

    That I      am  guiltless  of    your father’s   death,

    And am  most      sensibly  in    grief for   it,

    It     shall as    level to    your judgment      ’pear

    As   day  does       to    your eye.

    DANES.

    [ Within. ]       Let  her  come      in.

    LAERTES.

    How now!       What      noise      is     that?

    Re-enter OPHELIA,    fantastically   dressed  with straws    and flowers.

    O    heat,      dry  up   my  brains.    Tears      seven     times      salt,

    Burn       out  the  sense     and virtue     of    mine      eye.

    By   heaven,  thy  madness shall be   paid by   weight,

    Till   our  scale      turn the  beam.     O    rose of    May!

    Dear       maid,      kind sister,     sweet     Ophelia!

    O    heavens, is’t   possible  a     young    maid’s    wits

    Should   be   as    mortal    as    an   old  man’s     life?

    Nature    is     fine in    love, and where     ’tis   fine,

    It     sends     some      precious instance of    itself

    After       the  thing      it     loves.

    OPHELIA.

    [ Sings. ]

    They       bore       him barefac’d on   the  bier,

    Hey no   nonny,    nonny,    hey  nonny

    And on   his   grave      rain’d     many      a     tear.—

    Fare you well, my  dove!

    LAERTES.

    Hadst     thou thy  wits, and didst       persuade revenge,

    It     could      not  move      thus.

    OPHELIA.

    You must     sing      ‘Down   a-down,      and       you       call him       a-down-a.’  O,  how      the wheel becomes   it!    It     is     the       false steward  that stole       his   master’s daughter.

    LAERTES.

    This nothing’s more      than matter.

    OPHELIA.

    There’s   rosemary,    that’s    for remembrance;    pray      love,     remember.    And      there    is pansies,    that’s      for   thoughts.

    LAERTES.

    A     document     in    madness,       thoughts and remembrance fitted.

    OPHELIA.

    There’s   fennel     for   you, and columbines.   There’s   rue  for   you; and       here’s     some      for me.   We  may call  it     herb of    grace      o’       Sundays. O    you must      wear       your rue  with a difference.       There’s   a     daisy.     I      would     give you some      violets,   but       they wither’d  all when my  father     died.       They       say  he       made     a     good      end.

    [ Sings. ]

    For  bonny    sweet     Robin     is     all    my  joy.

    LAERTES.

    Thought and affliction, passion,  hell  itself

    She turns      to    favour    and to    prettiness.

    OPHELIA.

    [ Sings. ]

    And will  he   not  come      again?

    And will  he   not  come      again?

    No,  no,  he   is     dead,

    Go   to    thy  death-bed,

    He   never      will  come      again.

                         His  beard     was as    white      as    snow,

    All   flaxen     was his   poll.

    He   is     gone,     he   is     gone,

    And we   cast away      moan.

    God ha’  mercy     on   his   soul.

    And of    all    Christian souls,     I      pray God.       God b’    wi’   ye.

    [ Exit. ]

    LAERTES.

    Do   you see  this, O    God?

    KING.

    Laertes,  I      must      commune      with your grief,

    Or   you deny       me  right.      Go   but  apart,

    Make      choice    of    whom     your wisest     friends    you will,

    And they shall hear and judge     ’twixt      you and me.

    If     by   direct     or    by   collateral hand

    They       find us    touch’d,  we   will  our  kingdom give,

    Our crown,    our  life,  and all    that we   call  ours

    To   you in    satisfaction;   but  if     not,

    Be   you content  to    lend your patience to    us,

    And we   shall jointly     labour    with your soul

    To   give it     due content.

    LAERTES.

    Let  this  be   so;

    His  means    of    death,    his   obscure  burial,—

    No   trophy,   sword,    nor  hatchment    o’er his   bones,

    No   noble     rite, nor  formal    ostentation,—

    Cry  to    be   heard,    as    ’twere     from       heaven   to    earth,

    That I      must      call’t in    question.

    KING.

    So   you shall.

    And where     th’offence      is     let   the  great      axe  fall.

    I      pray you go   with me.

    [ Exeunt. ]

    SCENE    VI.   Another  room      in    the  Castle.

    Enter      HORATIO    and a     SERVANT .

    HORATIO.

    What      are  they that would     speak     with me?

    SERVANT.

    Sailors,   sir.   They       say  they have       letters     for   you.

    HORATIO.

    Let  them      come      in.

    [ Exit       SERVANT . ]

    I      do   not  know      from       what       part of    the  world

    I      should    be   greeted, if     not  from       Lord Hamlet.

    Enter      SAILORS .

    FIRST      SAILOR.

    God bless      you, sir.

    HORATIO.

    Let  him bless      thee too.

    FIRST      SAILOR.

    He   shall,     sir, and’t     please   him.      There’s a    letter    for you, sir. It   comes  from th’ambassador   that was bound    for       England; if     your name     be   Horatio,  as    I      am  let to       know      it     is.

    HORATIO.

    [ Reads. ] ‘Horatio, when      thou shalt       have       overlooked    this, give       these      fellows    some means  to    the  King.      They       have       letters     for   him. Ere  we   were       two days old  at    sea, a pirate       of    very warlike   appointment gave       us    chase.    Finding       ourselves too  slow of sail,    we put on a    compelled   valour,  and in   the grapple I     boarded       them.    On the instant   they got clear     of  our ship,     so  I     alone    became their     prisoner. They     have dealt    with me  like  thieves   of    mercy.    But       they knew      what       they did; I      am  to    do   a good   turn for       them.     Let  the  King have       the  letters     I      have       sent,       and repair     thou to me     with as    much     haste      as    thou       wouldst  fly    death.    I      have       words     to    speak     in    thine ear  will  make      thee dumb;    yet  are  they much     too  light for   the       bore       of    the  matter.

    These     good    fellows  will bring    thee      where   I     am.       Rosencrantz  and       Guildenstern hold      their course    for   England:       of    them      I      have       much     to    tell  thee.      Farewell.

    He   that thou knowest thine,

    HAMLET.’

    Come,    I      will  give you way for   these      your letters,

    And do’t the  speedier, that you may direct     me To     him from       whom     you brought  them.

    [ Exeunt. ]

    SCENE    VII.  Another  room      in    the  Castle.

    Enter      KING    and LAERTES .

    KING.

    Now       must      your conscience    my  acquittance   seal,

    And you must      put  me  in    your heart      for   friend,

    Sith you have       heard,    and with a     knowing ear,

    That he   which     hath your noble     father     slain

    Pursu’d   my  life.

    LAERTES.

    It     well appears. But  tell  me

    Why you proceeded     not  against   these      feats,

    So   crimeful  and so    capital    in    nature,

    As   by   your safety,    wisdom, all    things     else,

    You mainly    were       stirr’d     up.

    KING.

    O,    for   two special    reasons,

    Which    may to    you, perhaps, seem      much     unsinew’d,

    But  yet  to    me  they are  strong.   The Queen    his   mother

    Lives       almost    by   his   looks;     and for   myself,—

    My  virtue     or    my  plague,   be   it     either     which,—

    She’s      so    conjunctive    to    my  life   and soul,

    That,      as    the  star moves    not  but  in    his   sphere,

    I      could      not  but  by   her. The other      motive,

    Why to    a     public     count     I      might     not  go,

    Is     the  great      love the  general   gender   bear him,

    Who,      dipping  all    his   faults      in    their affection,

    Would    like  the  spring     that turneth   wood      to    stone,

    Convert  his   gyves     to    graces;   so    that my  arrows,

    Too slightly   timber’d for   so    loud a     wind,

    Would    have       reverted to    my  bow again,

    And not  where     I      had aim’d      them.

    LAERTES.

    And so    have       I      a     noble     father     lost,

    A     sister      driven     into desperate      terms,

    Whose    worth,    if     praises   may go   back       again,

    Stood     challenger     on   mount    of    all    the  age

    For  her  perfections.   But  my  revenge  will  come.

    KING.

    Break      not  your sleeps     for   that. You must      not  think

    That we   are  made     of    stuff so    flat  and dull

    That we   can  let   our  beard     be   shook     with danger,

    And think      it     pastime. You shortly    shall hear more.

    I      lov’d       your father,    and we   love ourself,

    And that, I      hope,     will  teach      you to    imagine—

    Enter      a     MESSENGER .

    How now?      What      news?

    MESSENGER.

    Letters,   my  lord, from       Hamlet.

    This to    your Majesty; this  to    the  Queen.

    KING.

    From      Hamlet!  Who       brought  them?

    MESSENGER.

    Sailors,   my  lord, they say; I      saw them      not.

    They       were       given      me  by   Claudio.  He   receiv’d  them

    Of   him that brought  them.

    KING.

    Laertes,  you shall hear them.

    Leave     us.

    [ Exit       MESSENGER . ]

    [ Reads. ] ‘High    and       mighty, you       shall     know    I     am set   naked   on your      kingdom.

    Tomorrow     shall     I     beg       leave    to  see your      kingly   eyes.      When   I     shall,     first       asking your  pardon thereunto,     recount the occasions    of  my sudden and       more      strange return.

    HAMLET.’

    What      should    this  mean?    Are  all    the  rest come      back?

    Or   is     it     some      abuse,    and no   such thing?

    LAERTES.

    Know      you the  hand?

    KING.

    ’Tis  Hamlet’s character.      ’Naked!’

    And in    a     postscript      here he   says ‘alone.’

    Can you advise    me?

    LAERTES.

    I      am  lost  in    it,    my  lord. But  let   him come,

    It     warms    the  very sickness  in    my  heart

    That I      shall live  and tell  him to    his   teeth,

    ‘Thus      diest       thou.’

    KING.

    If     it     be   so,   Laertes,—

    As   how should    it     be   so?  How otherwise?—

    Will you be   rul’d by   me?

    LAERTES.

    Ay,  my  lord;

    So   you will  not  o’errule  me  to    a     peace.

    KING.

    To   thine      own peace.    If     he   be   now return’d,

    As   checking at    his   voyage,  and that he   means

    No   more      to    undertake      it,    I      will  work       him

    To   exploit,   now ripe in    my  device,

    Under     the  which     he   shall not  choose   but  fall;

    And for   his   death     no   wind       shall breathe,

    But  even       his   mother   shall uncharge       the  practice

    And call  it     accident.

    LAERTES.

    My  lord, I      will  be   rul’d;

    The rather     if     you could      devise    it     so

    That I      might     be   the  organ.

    KING.

    It     falls right.

    You have       been      talk’d      of    since      your travel      much,

    And that in    Hamlet’s hearing,  for   a     quality

    Wherein they say  you shine.     Your       sum of    parts

    Did  not  together pluck      such envy       from       him

    As   did  that one, and that, in    my  regard,

    Of   the  unworthiest   siege.

    LAERTES.

    What      part is     that, my  lord?

    KING.

    A     very riband    in    the  cap  of    youth,

    Yet  needful   too, for   youth     no   less becomes

    The light and careless  livery      that it     wears

    Than      settled    age his   sables     and his   weeds,

    Importing      health    and graveness.     Two months  since

    Here       was a     gentleman     of    Normandy,—

    I’ve  seen myself,   and serv’d     against,  the  French,

    And they can  well on   horseback,     but  this  gallant

    Had witchcraft      in’t. He   grew       unto his   seat,

    And to    such wondrous      doing     brought  his   horse,

    As   had he   been      incorps’d and demi-natur’d

    With       the  brave      beast.     So   far   he   topp’d    my  thought

    That I      in    forgery   of    shapes   and tricks,

    Come     short      of    what       he   did.

    LAERTES.

    A     Norman  was’t?

    KING.

    A     Norman.

    LAERTES.

    Upon      my  life,  Lamond.

    KING.

    The very same.

    LAERTES.

    I      know      him well. He   is     the  brooch   indeed

    And gem of    all    the  nation.

    KING.

    He   made     confession     of    you,

    And gave       you such a     masterly report

    For  art   and exercise  in    your defence,

    And for   your rapier     most      especially,

    That he   cried       out  ’twould   be   a     sight       indeed

    If     one could      match    you. The scrimers of    their nation

    He   swore     had neither   motion,  guard,    nor  eye,

    If     you oppos’d  them.     Sir,  this  report     of    his

    Did  Hamlet   so    envenom       with his   envy

    That he   could      nothing  do   but  wish and beg

    Your       sudden   coming   o’er to    play with him.

    Now,      out  of    this,—

    LAERTES.

    What      out  of    this, my  lord?

    KING.

    Laertes,  was your father     dear to    you?

    Or   are  you like  the  painting of    a     sorrow,

    A     face without  a     heart?

    LAERTES.

    Why ask  you this?

    KING.

    Not that I      think      you did  not  love your father,

    But  that I      know      love is     begun    by   time,

    And that I      see, in    passages of    proof,

    Time       qualifies the  spark      and fire  of    it.

    There     lives within     the  very flame      of    love

    A     kind of    wick or    snuff       that will  abate     it;

    And nothing  is     at    a     like  goodness      still,

    For  goodness,     growing  to    a     pleurisy,

    Dies in    his   own too  much.     That we   would     do,

    We  should    do   when      we   would;    for   this  ‘would’   changes,

    And hath abatements   and delays    as    many

    As   there      are  tongues, are  hands,    are  accidents;

    And then this  ‘should’  is     like  a     spendthrift    sigh

    That hurts      by   easing.   But  to    the  quick      o’    th’ulcer:

    Hamlet   comes    back:      what       would     you undertake

    To   show      yourself  your father’s   son  in    deed,

    More      than in    words?

    LAERTES.

    To   cut  his   throat     i’     th’   church.

    KING.

    No   place,     indeed,   should    murder   sanctuarize;

    Revenge should    have       no   bounds.  But  good      Laertes,

    Will you do   this, keep       close      within     your chamber.

    Hamlet   return’d  shall know      you are  come      home:

    We’ll       put  on   those      shall praise     your excellence,

    And set   a     double   varnish   on   the  fame

    The Frenchman    gave       you, bring      you in    fine together

    And wager     on   your heads.    He,  being     remiss,

    Most      generous,      and free from       all    contriving,

    Will not  peruse    the  foils; so    that with ease,

    Or   with a     little shuffling, you may choose

    A     sword     unbated, and in    a     pass of    practice,

    Requite  him for   your father.

    LAERTES.

    I      will  do’t.

    And for   that purpose  I’ll    anoint    my  sword.

    I      bought   an   unction  of    a     mountebank

    So   mortal    that, but  dip  a     knife       in    it,

    Where    it     draws     blood     no   cataplasm     so    rare,

    Collected       from       all    simples   that have       virtue

    Under     the  moon,    can  save the  thing      from       death

    This is     but  scratch’d withal.    I’ll    touch     my  point

    With       this  contagion,     that if     I      gall  him slightly,

    It     may be   death.

    KING.

    Let’s further    think      of    this,

    Weigh    what       convenience  both       of    time and means

    May fit    us    to    our  shape.    If     this  should    fail,

    And that our  drift look through  our  bad performance.

    ’Twere    better     not  assay’d.  Therefore      this  project

    Should   have       a     back       or    second,  that might     hold

    If     this  did  blast       in    proof.     Soft, let   me  see.

    We’ll       make      a     solemn   wager     on   your cunnings,—

    I      ha’t! When     in    your motion   you are  hot  and dry,

    As   make      your bouts     more      violent    to    that end,

    And that he   calls for   drink,      I’ll    have       prepar’d him A     chalice       for   the  nonce;    whereon but  sipping,

    If     he   by   chance   escape   your venom’d stuck,

    Our purpose  may hold there.

    Enter      QUEEN .

    How now,       sweet     Queen?

    QUEEN.

    One woe doth       tread      upon      another’s heel,

    So   fast  they follow.    Your       sister’s    drown’d, Laertes.

    LAERTES.

    Drown’d! O,    where?

    QUEEN.

    There     is     a     willow     grows     aslant     a     brook,

    That shows     his   hoary     leaves     in    the  glassy     stream.

    There     with fantastic garlands did  she  make

    Of   crow-flowers, nettles,   daisies,   and long purples,

    That liberal     shepherds     give a     grosser   name,

    But  our  cold maids     do   dead      men’s     fingers    call  them.

    There     on   the  pendant boughs   her  coronet  weeds

    Clamb’ring    to    hang,     an   envious  sliver      broke,

    When     down      her  weedy    trophies  and herself

    Fell  in    the  weeping brook.    Her  clothes   spread    wide,

    And mermaid-like, awhile    they bore       her  up,

    Which    time she  chaunted       snatches of    old  tunes,

    As   one incapable      of    her  own distress,

    Or   like  a     creature native     and indued

    Unto       that element. But  long it     could      not  be

    Till   that her  garments,      heavy     with their drink,

    Pull’d      the  poor       wretch    from       her  melodious     lay

    To   muddy   death.

    LAERTES.

    Alas, then she  is     drown’d?

    QUEEN.

    Drown’d, drown’d.

    LAERTES.

    Too much     of    water      hast thou,      poor       Ophelia, And therefore I       forbid     my  tears.      But  yet

    It     is     our  trick;       nature    her  custom   holds,

    Let  shame    say  what       it     will. When     these      are  gone,

    The woman   will  be   out. Adieu,    my  lord,

    I      have       a     speech   of    fire, that fain would     blaze,

    But  that this  folly douts     it.

    [ Exit. ]

    KING.

    Let’s follow,    Gertrude;

    How much     I      had to    do   to    calm       his   rage!

    Now       fear I      this  will  give it     start again;

    Therefore      let’s follow.

    [ Exeunt. ]

    ACT V

    SCENE    I.     A     churchyard.

    Enter      two CLOWNS     with spades,   &c.

    FIRST      CLOWN.

    Is     she to  be  buried   in   Christian      burial,   when    she wilfully    seeks    her own salvation?

    SECOND CLOWN.

    I      tell  thee she  is,    and therefore make      her  grave      straight.  The       crowner  hath sat   on her,   and finds       it     Christian burial.

    FIRST      CLOWN.

    How can  that be,  unless    she  drowned herself    in    her  own defence?

    SECOND CLOWN.

    Why,      ’tis   found     so.

    FIRST      CLOWN.

    It     must     be  se  offendendo, it   cannot  be  else.      For here lies the point:    if    I     drown myself      wittingly, it     argues       an   act:  and an   act  hath three      branches.      It     is     to    act,       to do,     and to    perform: argal,      she  drowned herself    wittingly.

    SECOND CLOWN.

    Nay, but  hear you, goodman      delver,—

    FIRST      CLOWN.

    Give me  leave.     Here       lies  the  water;     good.     Here       stands       the  man;      good.     If     the  man go  to  this       water    and       drown   himself, it   is,  will he  nill he, he  goes,—mark you that. But  if     the  water      come      to    him and drown    him, he       drowns   not  himself.  Argal, he that is     not  guilty      of    his   own       death     shortens not  his   own life.

    SECOND CLOWN.

    But  is     this  law?

    FIRST      CLOWN.

    Ay,  marry,    is’t,  crowner’s      quest      law.

    SECOND CLOWN.

    Will you ha’  the  truth       on’t?       If     this  had not  been      a       gentlewoman,      she  should    have been     buried    out  o’       Christian burial.

    FIRST      CLOWN.

    Why,      there    thou     say’st.   And      the more    pity       that       great    folk       should  have countenance     in   this       world      to  drown   or  hang     themselves  more    than     their even Christian.    Come,   my spade.  There    is   no ancient gentlemen     but gardeners, ditchers,    and grave-makers:      they hold       up   Adam’s   profession.

    SECOND CLOWN.

    Was he   a     gentleman?

    FIRST      CLOWN.

    He   was the  first that ever bore       arms.

    SECOND CLOWN.

    Why,      he   had none.

    FIRST      CLOWN.

    What,     art a    heathen?     How     dost      thou     understand  the  Scripture?    The       Scripture says     Adam     digg’d.    Could       he   dig  without  arms?     I’ll    put  another  question to    thee.

    If     thou answerest      me  not  to    the  purpose, confess   thyself—

    SECOND CLOWN.

    Go   to.

    FIRST      CLOWN.

    What      is   he  that      builds   stronger       than     either    the mason,   the shipwright,   or  the carpenter?

    SECOND CLOWN.

    The gallows-maker;     for   that frame     outlives  a     thousand       tenants.

    FIRST      CLOWN.

    I      like  thy  wit   well in    good      faith,      the  gallows   does       well.       But  how does       it     well?       It does    well      to  those    that       do ill.  Now,     thou     dost      ill   to  say the gallows is   built stronger than     the church; argal,    the gallows may      do well to  thee.     To’t       again, come.

    SECOND CLOWN.

    Who       builds     stronger than a     mason,   a     shipwright,    or    a       carpenter?

    FIRST      CLOWN.

    Ay,  tell  me  that, and unyoke.

    SECOND CLOWN.

    Marry,    now I      can  tell.

    FIRST      CLOWN.

    To’t.

    SECOND CLOWN.

    Mass,     I      cannot   tell.

    Enter      HAMLET      and HORATIO ,   at    a     distance.

    FIRST      CLOWN.

    Cudgel   thy  brains     no   more      about     it,    for   your dull ass  will       not  mend     his   pace       with beating; and       when    you       are  asked    this       question      next,     say ‘a   grave-maker’.     The houses    he   makes    last  till   doomsday.    Go,  get  thee to       Yaughan;       fetch      me  a     stoup     of liquor.

    [ Exit       SECOND      CLOWN . ]

    [ Digs     and sings. ]

    In    youth     when      I      did  love, did  love,

    Methought    it     was very sweet;

    To   contract, O,    the  time for,  a,    my  behove,

    O    methought    there      was nothing  meet.

    HAMLET.

    Has this  fellow     no   feeling    of    his   business, that he   sings      at       grave-making?

    HORATIO.

    Custom  hath made     it     in    him a     property of    easiness.

    HAMLET.

    ’Tis  e’en so;   the  hand      of    little employment  hath the  daintier       sense.

    FIRST      CLOWN.

    [ Sings. ]

    But  age with his   stealing  steps

    Hath       claw’d    me  in    his   clutch,

    And hath shipp’d   me  into the  land,

    As   if     I      had never      been      such.

    [ Throws up   a     skull. ]

    HAMLET.

    That skull had a     tongue   in    it,    and could      sing once.      How the       knave     jowls      it     to    th’

    ground,  as    if     ’twere     Cain’s     jawbone, that did  the  first murder!       This might     be   the pate of  a    politician     which   this       ass  now      o’er-offices, one       that      would   circumvent God,       might     it     not?

    HORATIO.

    It     might,    my  lord.

    HAMLET.

    Or   of  a    courtier,       which   could    say ‘Good   morrow,       sweet     lord!     How     dost      thou, good   lord?’      This might       be   my  lord such-a-one,  that praised   my  lord such-a-one’s horse      when      he   meant    to    beg it,    might     it     not?

    HORATIO.

    Ay,  my  lord.

    HAMLET.

    Why,      e’en      so: and       now      my Lady     Worm’s;       chapless, and       knocked       about   the mazard  with a     sexton’s       spade.    Here’s    fine revolution,     an   we   had the  trick to    see’t.

    Did  these      bones     cost no   more      the  breeding but  to    play at       loggets   with ’em?       Mine ache     to    think      on’t.

    FIRST      CLOWN.

    [ Sings. ]

    A     pickaxe   and a     spade,    a     spade,

    For  and a     shrouding-sheet;

    O,    a     pit   of    clay for   to    be   made

    For  such a     guest      is     meet.

    [ Throws up   another  skull. ]

    HAMLET.

    There’s   another.       Why      may      not that      be  the skull      of    a    lawyer? Where  be  his quiddits  now,     his quillets, his cases,     his tenures, and       his tricks?   Why      does     he suffer       this       rude     knave   now      to  knock   him       about   the  sconce  with      a    dirty      shovel, and  will not tell him       of    his action   of  battery? Hum.    This      fellow   might   be  in’s time a    great    buyer    of  land,     with      his statutes,      his   recognizances,    his fines,    his double    vouchers,      his       recoveries.     Is     this  the  fine of    his   fines,      and the  recovery       of his      recoveries,     to    have       his   fine pate full  of    fine dirt?       Will his   vouchers vouch     him no   more      of    his   purchases,       and double   ones       too, than the  length    and breadth  of    a pair of  indentures?  The       very      conveyances of  his lands    will  scarcely lie  in   this box;       and must      the  inheritor himself       have       no   more,     ha?

    HORATIO.

    Not a     jot   more,     my  lord.

    HAMLET.

    Is     not  parchment    made     of    sheep-skins?

    HORATIO.

    Ay,  my  lord, and of    calf-skins      too.

    HAMLET.

    They       are  sheep     and calves     which     seek out  assurance      in       that. I      will  speak     to    this fellow.—Whose     grave’s   this, sir?

    FIRST      CLOWN.

    Mine,      sir.

    [ Sings. ]

    O,    a     pit   of    clay for   to    be   made

    For  such a     guest      is     meet.

    HAMLET.

    I      think      it     be   thine      indeed,   for   thou liest in’t.

    FIRST      CLOWN.

    You lie    out  on’t, sir,   and therefore ’tis   not  yours.

    For  my  part, I      do   not  lie    in’t, yet  it     is     mine.

    HAMLET.

    Thou      dost      lie  in’t,       to  be  in’t and       say it   is   thine.     ’Tis for the dead,    not for the quick;     therefore thou liest.

    FIRST      CLOWN.

    ’Tis  a     quick      lie,   sir;   ’t     will  away      again      from       me  to       you.

    HAMLET.

    What      man dost thou dig  it     for?

    FIRST      CLOWN.

    For  no   man,      sir.

    HAMLET.

    What      woman   then?

    FIRST      CLOWN.

    For  none      neither.

    HAMLET.

    Who       is     to    be   buried    in’t?

    FIRST      CLOWN.

    One that was a     woman,  sir;   but, rest her  soul, she’s      dead.

    HAMLET.

    How absolute      the knave   is!  We must     speak    by  the card,       or  equivocation       will undo      us.   By   the  Lord,       Horatio,  these      three      years      I      have       taken      note of       it,    the  age is grown so    picked    that the  toe  of    the  peasant       comes    so    near the  heel of    the  courtier he     galls his   kibe.—How long hast thou been      a     grave-maker?

    FIRST      CLOWN.

    Of   all    the  days i’     th’   year,       I      came      to’t  that day  that our       last  King Hamlet   o’ercame Fortinbras.

    HAMLET.

    How long is     that since?

    FIRST      CLOWN.

    Cannot   you       tell that?     Every    fool       can       tell that.     It     was       the very      day       that      young Hamlet     was       born,—he      that is     mad,      and sent into England.

    HAMLET.

    Ay,  marry,    why was he   sent into England?

    FIRST      CLOWN.

    Why,      because he   was mad;      he   shall recover   his   wits there;       or    if     he   do   not, it’s   no great matter    there.

    HAMLET.

    Why?

    FIRST      CLOWN.

    ’Twill      not  be   seen in    him there;     there      the  men are  as    mad       as    he.

    HAMLET.

    How came      he   mad?

    FIRST      CLOWN.

    Very strangely,      they say.

    HAMLET.

    How strangely?

    FIRST      CLOWN.

    Faith,      e’en with losing     his   wits.

    HAMLET.

    Upon      what       ground?

    FIRST      CLOWN.

    Why,      here in    Denmark.      I      have       been      sexton    here,       man and boy, thirty      years.

    HAMLET.

    How long will  a     man lie    i’     th’earth  ere  he   rot?

    FIRST      CLOWN.

    Faith,      if    he  be  not rotten   before   he  die,—as we have     many      pocky   corses nowadays that will  scarce    hold the  laying       in,—he   will  last  you some      eight      year or    nine year.       A       tanner    will  last  you nine year.

    HAMLET.

    Why he   more      than another?

    FIRST      CLOWN.

    Why,      sir,   his   hide is     so    tann’d    with his   trade      that he   will       keep       out  water      a     great while.   And your water      is     a       sore decayer  of    your whoreson      dead      body.      Here’s    a skull now;       this  skull hath lain  in    the  earth      three-and-twenty years.

    HAMLET.

    Whose    was it?

    FIRST      CLOWN.

    A     whoreson,     mad fellow’s   it     was. Whose    do   you think      it       was?

    HAMLET.

    Nay, I      know      not.

    FIRST      CLOWN.

    A     pestilence      on   him for   a     mad rogue!    A     pour’d    a       flagon    of    Rhenish  on   my  head once.    This same      skull,       sir,   was Yorick’s  skull,      the  King’s     jester.

    HAMLET.

    This?

    FIRST      CLOWN.

    E’en that.

    HAMLET.

    Let  me  see. [ Takes   the  skull. ]     Alas, poor       Yorick.    I      knew       him, Horatio,  a     fellow     of infinite       jest, of    most      excellent       fancy.     He   hath borne     me  on   his   back       a     thousand times;     and now,       how abhorred in    my  imagination   it     is!    My       gorge     rises at    it.    Here hung     those      lips  that I      have       kiss’d      I      know      not  how oft.  Where    be   your gibes      now?

    your gambols?      your songs?    your flashes    of    merriment,    that were       wont      to    set   the table on a    roar?     Not       one       now,       to  mock    your      own      grinning?     Quite    chop-fallen?

    Now       get you       to  my lady’s    chamber,     and       tell her,       let  her paint     an  inch      thick,    to this   favour   she must      come.   Make    her laugh    at  that.—Prythee,   Horatio, tell  me one thing.

    HORATIO.

    What’s    that, my  lord?

    HAMLET.

    Dost thou think      Alexander      looked    o’    this  fashion   i’     th’earth?

    HORATIO.

    E’en so.

    HAMLET.

    And smelt      so?  Pah!

    [ Throws down      the  skull. ]

    HORATIO.

    E’en so,   my  lord.

    HAMLET.

    To   what       base uses we   may return,    Horatio!  Why may not       imagination   trace      the noble       dust of    Alexander      till   he       find it     stopping a     bung-hole?

    HORATIO.

    ’Twere    to    consider too  curiously to    consider so.

    HAMLET.

    No,  faith,     not a    jot. But to  follow   him       thither  with      modesty enough,       and likelihood     to    lead it;    as    thus.       Alexander      died,       Alexander      was buried,   Alexander returneth       into      dust;     the dust      is   earth;    of  earth    we   make    loam;    and       why      of  that loam     whereto  he       was converted      might     they not  stop a     beer-barrel?

    Imperious      Caesar,   dead      and turn’d     to    clay,

    Might     stop a     hole to    keep       the  wind       away.

    O,    that that earth      which     kept the  world      in    awe

    Should   patch     a     wall t’expel    the  winter’s  flaw.

    But  soft! but  soft! aside!     Here       comes    the  King.

    Enter      PRIESTS,      &C,        in    procession;    the  corpse    of    OPHELIA,       LAERTES       and MOURNERS   following; KING,    QUEEN,        their Trains,    &c.

    The Queen,   the  courtiers. Who       is     that they follow?

    And with such maimed  rites?      This doth       betoken The  corse      they       follow     did  with desperate      hand

    Fordo     it     own life.  ’Twas      of    some      estate.

    Couch    we   awhile    and mark.

    [ Retiring with HORATIO . ]

    LAERTES.

    What      ceremony      else?

    HAMLET.

    That is     Laertes,  a     very noble     youth.    Mark.

    LAERTES.

    What      ceremony      else?

    PRIEST.

    Her  obsequies      have       been      as    far   enlarg’d

    As   we   have       warranties.    Her  death     was doubtful;

    And but  that great      command      o’ersways      the  order,

    She should    in    ground   unsanctified   have       lodg’d

    Till   the  last  trumpet. For  charitable      prayers,

    Shards,   flints,      and pebbles  should    be   thrown   on   her.

    Yet  here she  is     allowed  her  virgin      rites,

    Her  maiden   strewments,   and the  bringing home

    Of   bell  and burial.

    LAERTES.

    Must      there      no   more      be   done?

    PRIEST.

    No   more      be   done.

    We  should    profane  the  service    of    the  dead

    To   sing sage requiem and such rest to    her

    As   to    peace-parted souls.

    LAERTES.

    Lay  her  i’     th’earth,

    And from       her  fair  and unpolluted    flesh

    May violets    spring.    I      tell  thee,      churlish  priest,

    A     minist’ring     angel      shall my  sister      be

    When     thou liest howling.

    HAMLET.

    What,     the  fair  Ophelia?

    QUEEN.

    [ Scattering    flowers. ] Sweets   to    the  sweet.    Farewell.

    I      hop’d     thou shouldst have       been      my  Hamlet’s wife;

    I      thought  thy  bride-bed      to    have       deck’d,   sweet     maid,

    And not  have       strew’d   thy  grave.

    LAERTES.

    O,    treble     woe

    Fall  ten  times      treble     on   that cursed    head

    Whose    wicked    deed      thy  most      ingenious      sense

    Depriv’d thee of.   Hold       off   the  earth      a     while,

    Till   I      have       caught   her  once       more      in    mine      arms.

    [ Leaps   into the  grave. ]

    Now       pile  your dust upon      the  quick      and dead,

    Till   of    this  flat  a     mountain      you have       made,

    To   o’ertop   old  Pelion     or    the  skyish     head

    Of   blue Olympus.

    HAMLET.

    [ Advancing. ]

    What      is     he   whose    grief

    Bears      such an   emphasis?     whose    phrase    of    sorrow

    Conjures the  wand’ring      stars,      and makes    them      stand

    Like wonder-wounded hearers? This is     I,

    Hamlet   the  Dane.

    [ Leaps   into the  grave. ]

    LAERTES.

    [ Grappling    with him. ]      The devil       take thy  soul!

    HAMLET.

    Thou      pray’st    not  well.

    I      prythee  take thy  fingers    from       my  throat;

    For  though   I      am  not  splenative      and rash,

    Yet  have       I      in    me  something     dangerous,

    Which    let   thy  wiseness fear. Away      thy  hand!

    KING.

    Pluck      them      asunder.

    QUEEN.

    Hamlet!  Hamlet!

    All.

    Gentlemen!

    HORATIO.

    Good      my  lord, be   quiet.

    [ The      ATTENDANTS     part them,     and they come      out  of    the       grave. ]

    HAMLET.

    Why,      I      will  fight with him upon      this  theme

    Until my  eyelids    will  no   longer    wag.

    QUEEN.

    O    my  son, what       theme?

    HAMLET.

    I      lov’d       Ophelia; forty thousand       brothers

    Could     not, with all    their quantity of    love,

    Make      up   my  sum.       What      wilt  thou do   for   her?

    KING.

    O,    he   is     mad,      Laertes.

    QUEEN.

    For  love of    God forbear   him!

    HAMLET.

    ’Swounds,      show      me  what       thou’lt    do:

    Woul’t    weep?    woul’t     fight?      woul’t     fast? woul’t     tear thyself?

    Woul’t    drink      up   eisel?      eat  a     crocodile?

    I’ll    do’t. Dost thou come      here to    whine?

    To   outface   me  with leaping   in    her  grave?

    Be   buried    quick      with her, and so    will  I.

    And if     thou prate      of    mountains,    let   them      throw

    Millions  of    acres      on   us,   till   our  ground,

    Singeing his   pate against   the  burning  zone,

    Make      Ossa       like  a     wart.       Nay, an   thou’lt    mouth,

    I’ll    rant as    well as    thou.

    QUEEN.

    This is     mere      madness:

    And thus awhile    the  fit    will  work       on   him;

    Anon,     as    patient   as    the  female    dove,

    When     that her  golden   couplets are  disclos’d,

    His  silence    will  sit    drooping.

    HAMLET.

    Hear       you, sir;

    What      is     the  reason    that you use  me  thus?

    I      lov’d       you ever.       But  it     is     no   matter.

    Let  Hercules himself   do   what       he   may,

    The cat  will  mew,      and dog will  have       his   day.

    [ Exit. ]

    KING.

    I      pray thee,      good      Horatio,  wait upon      him.

    [ Exit       HORATIO . ]

    [ To Laertes]

    Strengthen    your patience in    our  last  night’s    speech;

    We’ll       put  the  matter    to    the  present   push.—

    Good      Gertrude,       set   some      watch     over your son.

    This grave      shall have       a     living      monument.

    An   hour       of    quiet      shortly    shall we   see;

    Till   then in    patience our  proceeding    be.

    [ Exeunt. ]

    SCENE    II.     A     hall  in    the  Castle.

    Enter      HAMLET      and HORATIO .

    HAMLET.

    So   much     for   this, sir.   Now       let   me  see  the  other;

    You do   remember     all    the  circumstance?

    HORATIO.

    Remember    it,    my  lord!

    HAMLET.

    Sir,  in    my  heart      there      was a     kind of    fighting

    That would     not  let   me  sleep.     Methought    I      lay

    Worse    than the  mutinies in    the  bilboes.  Rashly,

    And prais’d    be   rashness for   it,—let    us    know,

    Our indiscretion   sometime      serves     us    well,

    When     our  deep      plots       do   pall; and that should    teach      us

    There’s   a     divinity   that shapes   our  ends,

    Rough-hew   them      how we   will.

    HORATIO.

    That is     most      certain.

    HAMLET.

    Up   from       my  cabin,

    My  sea-gown      scarf’d    about     me, in    the  dark

    Grop’d    I      to    find out  them;     had my  desire,

    Finger’d  their packet,   and in    fine, withdrew

    To   mine      own room      again,     making   so    bold,

    My  fears       forgetting      manners, to    unseal

    Their      grand     commission;  where     I      found,    Horatio,

    Oh  royal       knavery! an   exact      command,

    Larded    with many      several   sorts       of    reasons,

    Importing      Denmark’s     health,    and England’s      too,

    With       ho!  such bugs       and goblins   in    my  life,

    That on   the  supervise,      no   leisure    bated,

    No,  not  to    stay the  grinding of    the  axe,

    My  head      should    be   struck     off.

    HORATIO.

    Is’t   possible?

    HAMLET.

    Here’s    the  commission,  read it     at    more      leisure.

    But  wilt  thou hear me  how I      did  proceed?

    HORATIO.

    I      beseech you.

    HAMLET.

    Being     thus benetted round     with villanies,—

    Or   I      could      make      a     prologue to    my  brains,

    They       had begun    the  play,—I   sat   me  down,

    Devis’d   a     new commission,  wrote     it     fair:

    I      once       did  hold it,    as    our  statists   do,

    A     baseness to    write       fair, and labour’d much

    How to    forget     that learning; but, sir,   now

    It     did  me  yeoman’s      service.   Wilt thou know The      effect      of       what       I      wrote?

    HORATIO.

    Ay,  good      my  lord.

    HAMLET.

    An   earnest   conjuration    from       the  King,

    As   England  was his   faithful   tributary,

    As   love between them      like  the  palm      might     flourish,

    As   peace     should    still  her  wheaten garland  wear

    And stand      a     comma   ’tween    their amities,

    And many      such-like ‘as’es      of    great      charge,

    That on   the  view and know      of    these      contents,

    Without  debatement  further,   more      or    less,

    He   should    the  bearers   put  to    sudden   death,

    Not shriving-time allow’d.

    HORATIO.

    How was this  seal’d?

    HAMLET.

    Why,      even       in    that was heaven   ordinant.

    I      had my  father’s   signet     in    my  purse,

    Which    was the  model    of    that Danish    seal:

    Folded    the  writ up   in    the  form       of    the  other,

    Subscrib’d     it:    gave’t     th’impression; plac’d     it     safely,

    The changeling    never      known.   Now,      the  next day

    Was our  sea-fight,      and what       to    this  was sequent

    Thou      know’st  already.

    HORATIO.

    So   Guildenstern  and Rosencrantz  go   to’t.

    HAMLET.

    Why,      man,      they did  make      love to    this  employment.

    They       are  not  near my  conscience;   their defeat

    Does      by   their own insinuation    grow.

    ’Tis  dangerous     when      the  baser      nature    comes

    Between the  pass and fell   incensed points

    Of   mighty   opposites.

    HORATIO.

    Why,      what       a     king is     this!

    HAMLET.

    Does      it     not, thinks’t   thee,      stand      me  now upon,—

    He   that hath kill’d my  king,       and whor’d    my  mother,

    Popp’d   in    between th’election     and my  hopes,

    Thrown   out  his   angle      for   my  proper    life,

    And with such cozenage—is’t      not  perfect   conscience

    To   quit him with this  arm?       And is’t   not  to    be   damn’d

    To   let   this  canker    of    our  nature    come

    In    further    evil?

    HORATIO.

    It     must      be   shortly    known    to    him from       England

    What      is     the  issue      of    the  business there.

    HAMLET.

    It     will  be   short.     The interim   is     mine;

    And a     man’s     life’s no   more      than to    say  ‘One’.

    But  I      am  very sorry,      good      Horatio,

    That to    Laertes   I      forgot     myself;

    For  by   the  image     of    my  cause     I      see

    The portraiture     of    his.  I’ll    court      his   favours.

    But  sure the  bravery   of    his   grief did  put  me

    Into a     tow’ring  passion.

    HORATIO.

    Peace,    who comes    here?

    Enter      OSRIC .

    OSRIC.

    Your       lordship  is     right       welcome back       to    Denmark.

    HAMLET.

    I      humbly   thank     you, sir.   Dost know      this  waterfly?

    HORATIO.

    No,  my  good      lord.

    HAMLET.

    Thy  state       is     the  more      gracious; for   ’tis   a     vice to    know       him. He   hath much     land, and fertile;   let  a    beast    be  lord       of  beasts,  and       his crib       shall     stand    at  the king’s mess;   ’tis   a     chough;  but, as    I      say, spacious in    the       possession    of    dirt.

    OSRIC.

    Sweet     lord, if     your lordship  were       at    leisure,   I      should       impart    a     thing      to    you from his  Majesty.

    HAMLET.

    I      will  receive   it     with all    diligence of    spirit.      Put  your bonnet       to    his   right       use; ’tis for     the  head.

    OSRIC.

    I      thank     your lordship, ’tis   very hot.

    HAMLET.

    No,  believe   me, ’tis   very cold,       the  wind       is     northerly.

    OSRIC.

    It     is     indifferent     cold,       my  lord, indeed.

    HAMLET.

    Methinks it     is     very sultry      and hot  for   my  complexion.

    OSRIC.

    Exceedingly,  my lord;      it   is   very      sultry,—as   ’twere—I      cannot   tell how.     But,      my lord,       his   Majesty  bade      me       signify    to    you that he   has  laid  a     great      wager     on   your head.      Sir,  this  is     the  matter,—

    HAMLET.

    I      beseech you, remember,—

    [HAMLET      moves    him to    put  on   his   hat. ]

    OSRIC.

    Nay, in    good      faith;      for   mine      ease,      in    good      faith.       Sir,  here is     newly     come      to    court Laertes; believe   me, an       absolute gentleman,    full  of    most      excellent differences,    of very soft society   and great      showing. Indeed,   to    speak     feelingly       of    him, he   is     the card  or    calendar of    gentry;   for   you shall       find in    him the  continent      of    what       part a gentleman       would     see.

    HAMLET.

    Sir,  his definement  suffers  no perdition      in   you,      though I      know,   to  divide   him inventorially would   dizzy     th’arithmetic  of  memory,      and       yet but yaw      neither, in respect   of    his   quick      sail. But, in    the  verity      of    extolment,     I       take him to    be   a     soul of    great    article   and       his infusion  of  such     dearth  and       rareness       as, to  make    true diction    of  him,      his semblable    is   his mirror   and       who else      would   trace     him       his umbrage,       nothing more.

    OSRIC.

    Your       lordship  speaks    most      infallibly of    him.

    HAMLET.

    The concernancy, sir?  Why do   we   wrap       the  gentleman     in    our       more      rawer      breath?

    OSRIC.

    Sir?

    HORATIO.

    Is’t   not  possible  to    understand    in    another  tongue?  You will  do’t,       sir,   really.

    HAMLET.

    What      imports  the  nomination   of    this  gentleman?

    OSRIC.

    Of   Laertes?

    HORATIO.

    His  purse      is     empty    already,  all’s golden   words     are  spent.

    HAMLET.

    Of   him, sir.

    OSRIC.

    I      know      you are  not  ignorant,—

    HAMLET.

    I      would     you did, sir;   yet  in    faith if     you did, it     would     not       much     approve  me. Well, sir?

    OSRIC.

    You are  not  ignorant of    what       excellence     Laertes   is,—

    HAMLET.

    I      dare      not confess that,     lest I     should  compare      with him       in   excellence;   but to know a     man well were       to       know      himself.

    OSRIC.

    I      mean,   sir, for his weapon;      but in   the imputation   laid       on him,      by  them    in   his meed      he’s unfellowed.

    HAMLET.

    What’s    his   weapon?

    OSRIC.

    Rapier    and dagger.

    HAMLET.

    That’s     two of    his   weapons.       But  well.

    OSRIC.

    The King,     sir, hath     wager’d with      him       six  Barbary horses,   against the which   he has  imponed,       as    I      take it,       six   French    rapiers    and poniards, with their assigns,  as girdle, hangers, and       so. Three    of  the carriages,     in   faith,     are very dear      to  fancy, very   responsive     to    the  hilts, most       delicate  carriages,      and of    very liberal     conceit.

    HAMLET.

    What      call  you the  carriages?

    HORATIO.

    I      knew      you must      be   edified    by   the  margin   ere  you had       done.

    OSRIC.

    The carriages,      sir,   are  the  hangers.

    HAMLET.

    The phrase    would     be   more      german  to    the  matter    if     we       could      carry       cannon   by   our sides.       I      would     it       might     be   hangers  till   then.      But  on.  Six   Barbary  horses       against six     French    swords,   their assigns,  and three      liberal       conceited      carriages:      that’s      the French     bet  against   the       Danish.   Why is     this  all    imponed,       as    you call  it?

    OSRIC.

    The King,      sir,   hath laid  that in    a     dozen     passes    between you       and him, he   shall not exceed    you       three    hits.      He hath laid       on twelve   for nine.     And      it   would   come    to immediate trial if     your lordship  would     vouchsafe      the  answer.

    HAMLET.

    How if     I      answer   no?

    OSRIC.

    I      mean,     my  lord, the  opposition     of    your person    in    trial.

    HAMLET.

    Sir,  I      will  walk here in    the  hall. If     it     please    his   Majesty, it       is     the  breathing      time of day     with me. Let  the  foils be       brought, the  gentleman     willing,   and the  King hold his  purpose, I       will  win  for   him if     I      can; if     not, I      will  gain nothing  but       my  shame and    the  odd hits.

    OSRIC.

    Shall       I      re-deliver      you e’en so?

    HAMLET.

    To   this  effect,     sir;   after what       flourish   your nature    will.

    OSRIC.

    I      commend      my  duty to    your lordship.

    HAMLET.

    Yours,     yours.

    [ Exit       OSRIC . ]

    He   does       well to    commend      it     himself,  there      are  no       tongues  else for’s turn.

    HORATIO.

    This lapwing  runs away      with the  shell on   his   head.

    HAMLET.

    He   did  comply   with his   dug before    he   suck’d    it.    Thus       has       he,—and many      more of  the  same      bevy       that I      know       the  drossy    age dotes      on,—      only got  the  tune of    the time       and outward habit      of    encounter;     a     kind of    yeasty       collection,     which     carries them  through  and through  the  most       fanned   and winnowed     opinions; and do   but blow them      to       their trial, the  bubbles  are  out,

    Enter      a     LORD .

    LORD.

    My  lord, his   Majesty  commended  him to    you by   young    Osric,       who brings     back to   him that you attend    him in    the  hall. He       sends     to    know      if     your pleasure hold to play    with Laertes       or    that you will  take longer    time.

    HAMLET.

    I      am constant      to  my purposes,     they      follow   the King’s     pleasure.      If    his fitness speaks,     mine      is     ready.       Now       or    whensoever,  provided I      be   so    able as    now.

    LORD.

    The King and Queen    and all    are  coming   down.

    HAMLET.

    In    happy     time.

    LORD.

    The Queen  desires  you       to  use some    gentle   entertainment      to  Laertes before   you fall to    play.

    HAMLET.

    She well instructs me.

    [ Exit       LORD . ]

    HORATIO.

    You will  lose this  wager,    my  lord.

    HAMLET.

    I      do   not  think      so.   Since      he   went       into France,   I      have       been      in    continual practice. I shall     win at  the odds.    But thou wouldst not think     how      ill   all’s       here      about   my heart:     but  it     is     no   matter.

    HORATIO.

    Nay, good      my  lord.

    HAMLET.

    It     is     but  foolery;   but  it     is     such a     kind of    gain-giving   as       would     perhaps  trouble   a woman.

    HORATIO.

    If     your mind      dislike     anything, obey       it.    I      will  forestall  their       repair     hither,    and say you   are  not  fit.

    HAMLET.

    Not a     whit,       we   defy augury.   There’s   a     special    providence       in    the  fall   of    a     sparrow.

    If     it     be   now,       ’tis   not  to    come;     if     it     be   not  to       come,     it     will  be   now;       if     it     be   not  now, yet it     will       come.     The readiness       is     all.   Since      no   man has  aught       of    what       he   leaves, what   is’t   to    leave      betimes?

    Enter      KING,    QUEEN,  LAERTES, LORDS,   OSRIC    and ATTENDANTS      with foils &c.

    KING.

    Come,    Hamlet,  come,     and take this  hand      from       me.

    [ The      KING    puts LAERTES’S   hand      into HAMLET’S . ]

    HAMLET.

    Give me  your pardon,  sir.   I      have       done      you wrong;

    But  pardon’t as    you are  a     gentleman.

    This presence knows,    and you must      needs     have       heard,

    How I      am  punish’d with sore distraction.

    What      I      have       done

    That might     your nature,   honour,  and exception

    Roughly  awake,    I      here proclaim was madness.

    Was’t      Hamlet   wrong’d  Laertes?  Never     Hamlet.

    If     Hamlet   from       himself   be   ta’en      away,

    And when      he’s not  himself   does       wrong    Laertes,

    Then      Hamlet   does       it     not, Hamlet   denies    it.

    Who       does       it,    then?      His  madness.       If’t   be   so, Hamlet       is     of    the  faction    that is     wrong’d;

    His  madness is     poor       Hamlet’s enemy.

    Sir,  in    this  audience,

    Let  my  disclaiming    from       a     purpos’d evil

    Free me  so    far   in    your most      generous       thoughts

    That I      have       shot my  arrow     o’er the  house

    And hurt my  brother.

    LAERTES.

    I      am  satisfied  in    nature,

    Whose    motive    in    this  case should    stir  me  most

    To   my  revenge. But  in    my  terms     of    honour

    I      stand      aloof,      and will  no   reconcilement

    Till   by   some      elder      masters  of    known    honour

    I      have       a     voice      and precedent      of    peace

    To   keep       my  name     ungor’d. But  till   that time

    I      do   receive   your offer’d    love like  love,

    And will  not  wrong    it.

    HAMLET.

    I      embrace it     freely,

    And will  this  brother’s wager     frankly    play.—

    Give us    the  foils; come      on.

    LAERTES.

    Come,    one for   me.

    HAMLET.

    I’ll    be   your foil,  Laertes;  in    mine      ignorance

    Your       skill shall like  a     star i’     th’   darkest   night,

    Stick fiery off   indeed.

    LAERTES.

    You mock      me, sir.

    HAMLET.

    No,  by   this  hand.

    KING.

    Give them      the  foils, young    Osric.     Cousin    Hamlet,

    You know      the  wager?

    HAMLET.

    Very well, my  lord.

    Your       Grace     has  laid  the  odds       o’    the  weaker   side.

    KING.

    I      do   not  fear it.    I      have       seen you both;

    But  since      he   is     better’d, we   have       therefore odds.

    LAERTES.

    This is     too  heavy.    Let  me  see  another.

    HAMLET.

    This likes me  well. These     foils have       all    a     length?

    [ They     prepare  to    play. ]

    OSRIC.

    Ay,  my  good      lord.

    KING.

    Set  me  the  stoups    of    wine upon      that table.

    If     Hamlet   give the  first or    second   hit,

    Or   quit in    answer   of    the  third       exchange,

    Let  all    the  battlements   their ordnance       fire;

    The King shall drink      to    Hamlet’s better     breath,

    And in    the  cup an   union     shall he   throw

    Richer     than that which     four successive     kings

    In    Denmark’s     crown     have       worn.      Give me  the  cups;

    And let   the  kettle      to    the  trumpet  speak,

    The trumpet  to    the  cannoneer     without,

    The cannons to    the  heavens, the  heavens to    earth,

    ‘Now      the  King drinks     to    Hamlet.’ Come,    begin.

    And you, the  judges,   bear a     wary       eye.

    HAMLET.

    Come     on,  sir.

    LAERTES.

    Come,    my  lord.

    [ They     play. ]

    HAMLET.

    One.

    LAERTES.

    No.

    HAMLET.

    Judgment.

    OSRIC.

    A     hit,  a     very palpable hit.

    LAERTES.

    Well;       again.

    KING.

    Stay,       give me  drink.      Hamlet,  this  pearl      is     thine;

    Here’s    to    thy  health.

    [ Trumpets     sound,    and cannon   shot off   within. ]

    Give him the  cup.

    HAMLET.

    I’ll    play this  bout       first; set   it     by   awhile.

    [ They     play. ]

    Come.    Another  hit;  what       say  you?

    LAERTES.

    A     touch,    a     touch,    I      do   confess.

    KING.

    Our son  shall win.

    QUEEN.

    He’s fat,  and scant      of    breath.

    Here,      Hamlet,  take my  napkin,   rub  thy  brows.

    The Queen    carouses to    thy  fortune,  Hamlet.

    HAMLET.

    Good      madam.

    KING.

    Gertrude,       do   not  drink.

    QUEEN.

    I      will, my  lord; I      pray you pardon   me.

    KING.

    [ Aside. ] It     is     the  poison’d cup; it     is     too  late.

    HAMLET.

    I      dare not  drink      yet,  madam.  By   and by.

    QUEEN.

    Come,    let   me  wipe       thy  face.

    LAERTES.

    My  lord, I’ll    hit   him now.

    KING.

    I      do   not  think’t.

    LAERTES.

    [ Aside. ] And yet  ’tis   almost    ’gainst    my  conscience.

    HAMLET.

    Come     for   the  third,      Laertes.  You do   but  dally.

    I      pray you pass with your best violence.

    I      am  afeard    you make      a     wanton   of    me.

    LAERTES.

    Say  you so?  Come     on.

    [ They     play. ]

    OSRIC.

    Nothing  neither   way.

    LAERTES.

    Have      at    you now.

    [LAERTES      wounds  HAMLET;     then,      in    scuffling, they change       rapiers,   and HAMLET

    wounds  LAERTES . ]

    KING.

    Part them;     they are  incens’d.

    HAMLET.

    Nay, come      again!

    [ The      QUEEN        falls. ]

    OSRIC.

    Look       to    the  Queen    there,     ho!

    HORATIO.

    They       bleed      on   both       sides.      How is     it,    my  lord?

    OSRIC.

    How is’t,  Laertes?

    LAERTES.

    Why,      as    a     woodcock      to    my  own springe,  Osric.

    I      am  justly      kill’d with mine      own treachery.

    HAMLET.

    How does       the  Queen?

    KING.

    She swoons   to    see  them      bleed.

    QUEEN.

    No,  no,  the  drink,      the  drink!     O    my  dear Hamlet!

    The drink,      the  drink!     I      am  poison’d.

    [ Dies. ]

    HAMLET.

    O    villany!   Ho!  Let  the  door       be   lock’d:

    Treachery!     Seek       it     out.

    [LAERTES      falls. ]

    LAERTES.

    It     is     here,      Hamlet.  Hamlet,  thou art   slain.

    No   medicine in    the  world      can  do   thee good.

    In    thee there      is     not  half an   hour       of    life;

    The treacherous   instrument    is     in    thy  hand,

    Unbated and envenom’d.   The foul practice

    Hath       turn’d     itself on   me. Lo,   here I      lie,

    Never     to    rise  again.     Thy  mother’s poison’d.

    I      can  no   more.     The King,      the  King’s     to    blame.

    HAMLET.

    The point      envenom’d    too!

    Then,      venom,   to    thy  work.

    [ Stabs    the  KING . ]

    OSRIC     and LORDS.

    Treason! treason!

    KING.

    O    yet  defend   me, friends.   I      am  but  hurt.

    HAMLET.

    Here,      thou incestuous,    murderous,    damned Dane,

    Drink      off   this  potion.   Is     thy  union     here?

    Follow    my  mother.

    [KING     dies. ]

    LAERTES.

    He   is     justly      serv’d.

    It     is     a     poison    temper’d by   himself.

    Exchange      forgiveness    with me, noble     Hamlet.

    Mine      and my  father’s   death     come      not  upon      thee,

    Nor thine      on   me.

    [ Dies. ]

    HAMLET.

    Heaven  make      thee free of    it!    I      follow     thee.

    I      am  dead,      Horatio.  Wretched      Queen,   adieu.

    You that look pale and tremble  at    this  chance,

    That are  but  mutes     or    audience to    this  act,

    Had I      but  time,—as       this  fell   sergeant, death,

    Is     strict       in    his   arrest,—O,     I      could      tell  you,—

    But  let   it     be.  Horatio,  I      am  dead,

    Thou      liv’st;      report     me  and my  cause     aright

    To   the  unsatisfied.

    HORATIO.

    Never     believe   it.

    I      am  more      an   antique  Roman   than a     Dane.

    Here’s    yet  some      liquor     left.

    HAMLET.

    As   th’art      a     man,

    Give me  the  cup. Let  go;  by   Heaven,  I’ll    have’t.

    O    good      Horatio,  what       a     wounded       name,

    Things    standing thus unknown,      shall live  behind   me.

    If     thou didst       ever hold me  in    thy  heart,

    Absent   thee from       felicity    awhile,

    And in    this  harsh      world      draw       thy  breath    in    pain,

    To   tell  my  story.

    [ March  afar off,  and shot within. ]

    What      warlike   noise      is     this?

    OSRIC.

    Young    Fortinbras,     with conquest come      from       Poland,

    To   the  ambassadors of    England  gives

    This warlike   volley.

    HAMLET.

    O,    I      die,  Horatio.

    The potent    poison    quite      o’er-crows     my  spirit:

    I      cannot   live  to    hear the  news      from       England,

    But  I      do   prophesy       th’election     lights

    On  Fortinbras.     He   has  my  dying      voice.

    So   tell  him, with the  occurrents     more      and less,

    Which    have       solicited. The rest is     silence.

    [ Dies. ]

    HORATIO.

    Now       cracks     a     noble     heart.     Good      night,     sweet       prince,

    And flights     of    angels    sing thee to    thy  rest.

    Why does       the  drum      come      hither?

    [ March  within. ]

    Enter      FORTINBRAS,      THE ENGLISH AMBASSADORS   and others.

    FORTINBRAS.

    Where    is     this  sight?

    HORATIO.

    What      is     it     you would     see?

    If     aught     of    woe or    wonder,  cease     your search.

    FORTINBRAS.

    This quarry    cries on   havoc.    O    proud     death,

    What      feast       is     toward   in    thine      eternal   cell,

    That thou so    many      princes   at    a     shot

    So   bloodily  hast struck?

    FIRST      AMBASSADOR.

    The sight       is     dismal;

    And our  affairs     from       England  come      too  late.

    The ears are  senseless that should    give us    hearing,

    To   tell  him his   commandment     is     fulfill’d,

    That Rosencrantz  and Guildenstern  are  dead.

    Where    should    we   have       our  thanks?

    HORATIO.

    Not from       his   mouth,

    Had it     th’ability of    life   to    thank     you.

    He   never      gave       commandment     for   their death.

    But  since,     so    jump      upon      this  bloody    question,

    You from       the  Polack    wars,      and you from       England

    Are  here arriv’d,    give order      that these      bodies

    High       on   a     stage      be   placed    to    the  view,

    And let   me  speak     to    th’   yet  unknowing    world

    How these      things     came      about.    So   shall you hear

    Of   carnal,    bloody    and unnatural      acts,

    Of   accidental     judgments,    casual    slaughters,

    Of   deaths    put  on   by   cunning  and forc’d     cause,

    And, in    this  upshot,   purposes mistook

    Fall’n      on   the  inventors’      heads.    All   this  can  I

    Truly       deliver.

    FORTINBRAS.

    Let  us    haste      to    hear it,

    And call  the  noblest   to    the  audience.

    For  me, with sorrow    I      embrace my  fortune.

    I      have       some      rights     of    memory in    this  kingdom,

    Which    now to    claim      my  vantage  doth       invite      me.

    HORATIO.

    Of   that I      shall have       also cause     to    speak,

    And from       his   mouth    whose    voice      will  draw       on   more.

    But  let   this  same      be   presently perform’d,

    Even       while      men’s     minds     are  wild, lest  more      mischance

    On  plots       and errors     happen.

    FORTINBRAS.

    Let  four captains

    Bear Hamlet   like  a     soldier    to    the  stage,

    For  he   was likely,      had he   been      put  on,

    To   have       prov’d    most      royally;   and for   his   passage,

    The soldiers’  music     and the  rites of    war

    Speak     loudly     for   him.

    Take       up   the  bodies.   Such       a     sight       as    this

    Becomes the  field,       but  here shows     much     amiss.

    Go,  bid  the  soldiers  shoot.

    [ A   dead      march. ]

    [ Exeunt, bearing  off   the  bodies,   after which     a     peal of    ordnance       is     shot off. ]

  • William Shakespeare《THE TRAGEDY  OF   ROMEO  AND JULIET》

    Contents
    THE PROLOGUE.
    ACT I
    Scene     I. A  public     place.
    Scene     II. A Street.

    Scene     III. Room in    Capulet’s House.

    Scene     IV.   A     Street.

    Scene     V.   A     Hall in    Capulet’s House.

    ACT II

    CHORUS.

    Scene     I. An open      place      adjoining       Capulet’s Garden.

    Scene     II. Capulet’s   Garden.

    Scene     III. Friar   Lawrence’s    Cell.

    Scene     IV.   A     Street.

    Scene     V.   Capulet’s Garden.

    Scene     VI.   Friar Lawrence’s    Cell.

    ACT III

    Scene     I. A  public     Place.

    Scene     II. A Room     in    Capulet’s House.

    Scene     III. Friar   Lawrence’s    cell.

    Scene     IV.   A     Room     in    Capulet’s House.

    Scene     V.   An   open      Gallery    to    Juliet’s    Chamber,       overlooking   the  Garden.

    ACT IV

    Scene     I. Friar     Lawrence’s    Cell.

    Scene     II. Hall     in    Capulet’s House.

    Scene     III. Juliet’s       Chamber.

    Scene     IV.   Hall in    Capulet’s House.

    Scene     V.   Juliet’s    Chamber;      Juliet      on   the  bed.

    ACT V

    Scene     I. Mantua.      A     Street.

    Scene     II. Friar    Lawrence’s    Cell.

    Scene     III. A churchyard;   in    it     a     Monument    belonging      to       the  Capulets.

    Dramatis Personæ

    ESCALUS,      Prince     of    Verona.

    MERCUTIO,    kinsman to    the  Prince,    and friend     to    Romeo.

    PARIS,    a     young    Nobleman,    kinsman to    the  Prince.

    Page      to    Paris.

    MONTAGUE,  head      of    a     Veronese       family     at    feud with the       Capulets.

    LADY      MONTAGUE,  wife to    Montague.

    ROMEO, son  to    Montague.

    BENVOLIO,    nephew  to    Montague,    and friend     to    Romeo.

    ABRAM,  servant   to    Montague.

    BALTHASAR,  servant   to    Romeo.

    CAPULET,      head      of    a     Veronese       family     at    feud with the       Montagues.

    LADY      CAPULET,      wife to    Capulet.

    JULIET,    daughter to    Capulet.

    TYBALT,  nephew  to    Lady       Capulet.

    CAPULET’S    COUSIN, an   old  man.

    NURSE    to    Juliet.

    PETER,    servant   to    Juliet’s    Nurse.

    SAMPSON,    servant   to    Capulet.

    GREGORY,     servant   to    Capulet.

    Servants.

    FRIAR     LAWRENCE,   a     Franciscan.

    FRIAR     JOHN,    of    the  same      Order.

    An   Apothecary.

    CHORUS.

    Three     Musicians.

    An   Officer.

    Citizens  of    Verona;  several   Men and Women, relations to    both       houses;  Maskers, Guards,  Watchmen    and Attendants.

    SCENE.   During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Play in Verona;      once,       in    the  Fifth Act, at    Mantua.

    THE PROLOGUE

    Enter      CHORUS .

    CHORUS.

    Two households,   both       alike in    dignity,

    In    fair  Verona,  where     we   lay   our  scene,

    From      ancient   grudge   break      to    new mutiny,

    Where    civil blood     makes    civil hands     unclean.

    From      forth       the  fatal loins of    these      two foes A     pair of    star-cross’d   lovers     take their life; Whose    misadventur’d      piteous       overthrows

    Doth       with their death     bury their parents’  strife.

    The fearful    passage  of    their death-mark’d love, And       the       continuance  of    their parents’  rage, Which,  but  their children’s       end, nought   could      remove, Is      now the  two hours’     traffic       of    our  stage; The      which,    if     you with patient   ears attend,

    What      here shall miss,      our  toil  shall strive      to    mend.

    [ Exit. ]

    ACT I

    SCENE    I.     A     public     place.

    Enter      SAMPSON   and GREGORY   armed    with swords   and       bucklers.

    SAMPSON.

    Gregory, on   my  word,      we’ll not  carry       coals.

    GREGORY.

    No,  for   then we   should    be   colliers.

    SAMPSON.

    I      mean,     if     we   be   in    choler,    we’ll draw.

    GREGORY.

    Ay,  while      you live, draw       your neck out  o’    the  collar.

    SAMPSON.

    I      strike      quickly,   being     moved.

    GREGORY.

    But  thou art   not  quickly   moved    to    strike.

    SAMPSON.

    A     dog of    the  house     of    Montague     moves    me.

    GREGORY.

    To   move      is     to    stir;  and to    be   valiant    is     to    stand:       therefore,      if     thou art   moved,   thou runn’st  away.

    SAMPSON.

    A     dog of    that house     shall move      me  to    stand.

    I      will  take the  wall of    any  man or    maid      of    Montague’s.

    GREGORY.

    That shows     thee a     weak      slave,      for   the  weakest  goes       to       the  wall.

    SAMPSON.

    True,      and therefore women,  being     the  weaker   vessels,   are  ever       thrust     to    the  wall: therefore       I      will  push       Montague’s       men from       the  wall, and thrust     his   maids     to    the

    wall.

    GREGORY.

    The quarrel   is     between our  masters  and us    their men.

    SAMPSON.

    ’Tis  all    one, I      will  show      myself    a     tyrant:    when      I      have       fought    with the  men I      will be    civil with the  maids,    I      will       cut  off   their heads.

    GREGORY.

    The heads     of    the  maids?

    SAMPSON.

    Ay,  the  heads     of    the  maids,    or    their maidenheads; take it     in       what       sense     thou wilt.

    GREGORY.

    They       must      take it     in    sense     that feel  it.

    SAMPSON.

    Me  they shall feel  while      I      am  able to    stand:     and ’tis   known    I       am  a     pretty     piece      of flesh.

    GREGORY.

    ’Tis  well      thou     art not fish;      if    thou     hadst,   thou     hadst      been     poor     John.    Draw     thy tool;       here comes       of    the  house     of    Montagues.

    Enter      ABRAM       and BALTHASAR .

    SAMPSON.

    My  naked     weapon  is     out: quarrel,  I      will  back       thee.

    GREGORY.

    How?      Turn thy  back       and run?

    SAMPSON.

    Fear me  not.

    GREGORY.

    No,  marry;    I      fear thee!

    SAMPSON.

    Let  us    take the  law  of    our  sides;      let   them      begin.

    GREGORY.

    I      will  frown     as    I      pass by,   and let   them      take it     as    they       list.

    SAMPSON.

    Nay, as    they dare.      I      will  bite my  thumb    at    them,     which       is     disgrace to    them      if     they bear       it.

    ABRAM.

    Do   you bite your thumb    at    us,   sir?

    SAMPSON.

    I      do   bite my  thumb,   sir.

    ABRAM.

    Do   you bite your thumb    at    us,   sir?

    SAMPSON.

    Is     the  law  of    our  side if     I      say  ay?

    GREGORY.

    No.

    SAMPSON.

    No   sir,   I      do   not  bite my  thumb    at    you, sir;   but  I      bite my       thumb,   sir.

    GREGORY.

    Do   you quarrel,  sir?

    ABRAM.

    Quarrel,  sir?  No,  sir.

    SAMPSON.

    But  if     you do,  sir,   am  for   you. I      serve      as    good      a     man       as    you.

    ABRAM.

    No   better.

    SAMPSON.

    Well,       sir.

    Enter      BENVOLIO .

    GREGORY.

    Say  better;    here comes    one of    my  master’s kinsmen.

    SAMPSON.

    Yes, better,    sir.

    ABRAM.

    You lie.

    SAMPSON.

    Draw,     if     you be   men.      Gregory, remember     thy  washing blow.

    [ They     fight. ]

    BENVOLIO.

    Part, fools!      put  up   your swords,   you know      not  what       you do.

    [ Beats    down      their swords. ]

    Enter      TYBALT .

    TYBALT.

    What,     art   thou drawn     among   these      heartless hinds?

    Turn thee Benvolio, look upon      thy  death.

    BENVOLIO.

    I      do   but  keep       the  peace,    put  up   thy  sword,

    Or   manage  it     to    part these      men with me.

    TYBALT.

    What,     drawn,    and talk  of    peace?   I      hate the  word As  I      hate       hell, all    Montagues,   and thee:

    Have      at    thee,      coward.

    [ They     fight. ]

    Enter      three      or    four CITIZENS     with clubs.

    FIRST      CITIZEN.

    Clubs,     bills and partisans!      Strike!     Beat them      down!

    Down     with the  Capulets! Down     with the  Montagues!

    Enter      CAPULET     in    his   gown,     and LADY    CAPULET .

    CAPULET.

    What      noise      is     this? Give me  my  long sword,    ho!

    LADY      CAPULET.

    A     crutch,    a     crutch!   Why call  you for   a     sword?

    CAPULET.

    My  sword,    I      say! Old  Montague     is     come,

    And flourishes      his   blade      in    spite       of    me.

    Enter      MONTAGUE       and his   LADY    MONTAGUE .

    MONTAGUE.

    Thou      villain     Capulet! Hold       me  not, let   me  go.

    LADY      MONTAGUE.

    Thou      shalt       not  stir  one foot to    seek a     foe.

    Enter      PRINCE ESCALUS,      with ATTENDANTS .

    PRINCE.

    Rebellious     subjects, enemies to    peace,

    Profaners       of    this  neighbour-stained      steel,—

    Will they not  hear?      What,     ho!  You men,      you beasts, That       quench   the  fire  of    your pernicious     rage With      purple       fountains issuing   from       your veins, On pain of    torture,   from       those      bloody    hands Throw  your mistemper’d  weapons to    the       ground And   hear the  sentence of    your moved    prince.

    Three     civil brawls,   bred       of    an   airy  word,

    By   thee,      old  Capulet, and Montague,

    Have      thrice     disturb’d the  quiet      of    our  streets, And   made       Verona’s ancient   citizens

    Cast by   their grave      beseeming    ornaments,

    To   wield      old  partisans,      in    hands     as    old,

    Canker’d with peace,    to    part your canker’d hate.

    If     ever you disturb   our  streets    again,

    Your       lives shall pay  the  forfeit     of    the  peace.

    For  this  time all    the  rest depart    away:

    You, Capulet, shall go   along     with me,

    And Montague,    come      you this  afternoon,

    To   know      our  farther    pleasure in    this  case,

    To   old  Free-town,    our  common judgement-place.

    Once      more,     on   pain of    death,    all    men depart.

    [ Exeunt  PRINCE       and ATTENDANTS;     CAPULET,      LADY       CAPULET,      TYBALT,  CITIZENS       and Servants. ]

    MONTAGUE.

    Who       set   this  ancient   quarrel   new abroach?

    Speak,    nephew, were       you by   when      it     began?

    BENVOLIO.

    Here       were       the  servants of    your adversary

    And yours,     close      fighting  ere  I      did  approach.

    I      drew       to    part them,     in    the  instant    came

    The fiery Tybalt,    with his   sword     prepar’d, Which,   as    he   breath’d       defiance to    my  ears,

    He   swung    about     his   head,      and cut  the  winds, Who    nothing       hurt withal,    hiss’d     him in    scorn.

    While     we   were       interchanging thrusts    and blows Came   more       and more,     and fought    on   part and part, Till  the  Prince       came,     who parted    either     part.

    LADY      MONTAGUE.

    O    where     is     Romeo,  saw you him today?

    Right      glad I      am  he   was not  at    this  fray.

    BENVOLIO.

    Madam,  an   hour       before    the  worshipp’d    sun

    Peer’d    forth       the  golden   window  of    the  east, A    troubled mind       drave      me  to    walk abroad,

    Where    underneath   the  grove     of    sycamore

    That westward       rooteth   from       this  city  side,

    So   early       walking  did  I      see  your son.

    Towards him I      made,     but  he   was ware       of    me,

    And stole       into the  covert     of    the  wood.

    I,     measuring     his   affections      by   my  own,

    Which    then most      sought   where     most      might     not  be       found, Being  one too  many      by   my  weary     self,

    Pursu’d   my  humour, not  pursuing his,

    And gladly     shunn’d  who gladly     fled from       me.

    MONTAGUE.

    Many      a     morning hath he   there      been      seen,

    With       tears       augmenting  the  fresh       morning’s      dew, Adding       to    clouds    more      clouds    with his   deep      sighs; But       all       so    soon       as    the  all-cheering   sun

    Should   in    the  farthest  east begin     to    draw

    The shady     curtains  from       Aurora’s bed,

    Away      from       light steals     home     my  heavy     son,

    And private    in    his   chamber pens       himself,

    Shuts      up   his   windows, locks      fair  daylight  out And  makes       himself   an   artificial  night.

    Black      and portentous    must      this  humour  prove, Unless good       counsel  may the  cause     remove.

    BENVOLIO.

    My  noble     uncle,     do   you know      the  cause?

    MONTAGUE.

    I      neither   know      it     nor  can  learn      of    him.

    BENVOLIO.

    Have      you importun’d    him by   any  means?

    MONTAGUE.

    Both       by   myself    and many      other      friends;

    But  he,  his   own affections’     counsellor,

    Is     to    himself—I      will  not  say  how true—

    But  to    himself   so    secret     and so    close,

    So   far   from       sounding       and discovery,

    As   is     the  bud bit   with an   envious  worm

    Ere  he   can  spread    his   sweet     leaves     to    the  air, Or     dedicate       his   beauty    to    the  sun.

    Could     we   but  learn      from       whence  his   sorrows  grow, We       would     as    willingly  give cure as    know.

    Enter      ROMEO .

    BENVOLIO.

    See, where     he   comes.   So   please    you step aside; I’ll know      his       grievance      or    be   much     denied.

    MONTAGUE.

    I      would     thou wert so    happy     by   thy  stay

    To   hear true shrift.      Come,    madam,  let’s away,

    [ Exeunt  MONTAGUE       and LADY    MONTAGUE . ]

    BENVOLIO.

    Good      morrow, cousin.

    ROMEO.

    Is     the  day  so    young?

    BENVOLIO.

    But  new struck     nine.

    ROMEO.

    Ay   me, sad  hours     seem      long.

    Was that my  father     that went       hence     so    fast?

    BENVOLIO.

    It     was. What      sadness  lengthens      Romeo’s hours?

    ROMEO.

    Not having    that which,    having,   makes    them      short.

    BENVOLIO.

    In    love?

    ROMEO.

    Out.

    BENVOLIO.

    Of   love?

    ROMEO.

    Out of    her  favour    where     I      am  in    love.

    BENVOLIO.

    Alas that love so    gentle    in    his   view,

    Should   be   so    tyrannous      and rough     in    proof.

    ROMEO.

    Alas that love, whose    view is     muffled  still, Should,   without  eyes,       see  pathways       to    his   will!

    Where    shall we   dine?      O    me! What      fray was here?

    Yet  tell  me  not, for   I      have       heard     it     all.

    Here’s    much     to    do   with hate,      but  more      with love: Why,       then,      O    brawling love!       O    loving     hate!

    O    anything, of    nothing  first create!

    O    heavy     lightness!      serious   vanity!

    Misshapen     chaos     of    well-seeming forms!

    Feather   of    lead,       bright     smoke,   cold fire, sick health!

    Still-waking   sleep,     that is     not  what       it     is!

    This love feel  I,     that feel  no   love in    this.

    Dost thou not  laugh?

    BENVOLIO.

    No   coz, I      rather     weep.

    ROMEO.

    Good      heart,     at    what?

    BENVOLIO.

    At    thy  good      heart’s    oppression.

    ROMEO.

    Why such is     love’s     transgression.

    Griefs     of    mine      own lie    heavy     in    my  breast,

    Which    thou wilt  propagate     to    have       it     prest

    With       more      of    thine.     This love that thou hast shown Doth   add       more      grief to    too  much     of    mine      own.

    Love       is     a     smoke    made     with the  fume      of    sighs; Being       purg’d,   a     fire  sparkling in    lovers’    eyes; Being    vex’d,     a       sea  nourish’d with lovers’    tears: What    is     it     else?       A       madness most      discreet,

    A     choking  gall, and a     preserving     sweet.

    Farewell, my  coz.

    [ Going. ]

    BENVOLIO.

    Soft! I      will  go   along:

    And if     you leave      me  so,   you do   me  wrong.

    ROMEO.

    Tut! I      have       lost  myself;   I      am  not  here.

    This is     not  Romeo,  he’s some      other      where.

    BENVOLIO.

    Tell  me  in    sadness  who is     that you love?

    ROMEO.

    What,     shall I      groan     and tell  thee?

    BENVOLIO.

    Groan!    Why,      no;  but  sadly      tell  me  who.

    ROMEO.

    Bid  a     sick man in    sadness  make      his   will,

    A     word      ill     urg’d      to    one that is     so    ill.

    In    sadness, cousin,   I      do   love a     woman.

    BENVOLIO.

    I      aim’d      so    near when      I      suppos’d you lov’d.

    ROMEO.

    A     right       good      markman,      and she’s      fair  I      love.

    BENVOLIO.

    A     right       fair  mark,      fair  coz, is     soonest  hit.

    ROMEO.

    Well,       in    that hit   you miss:      she’ll      not  be   hit With  Cupid’s       arrow,     she  hath Dian’s     wit;

    And in    strong    proof      of    chastity  well arm’d, From   love’s     weak       childish  bow she  lives uncharm’d.

    She will  not  stay the  siege      of    loving     terms Nor      bide       th’encounter  of    assailing eyes,

    Nor ope her  lap  to    saint-seducing     gold:

    O    she’s      rich in    beauty,   only poor

    That when      she  dies, with beauty    dies her  store.

    BENVOLIO.

    Then      she  hath sworn     that she  will  still  live  chaste?

    ROMEO.

    She hath,      and in    that sparing   makes    huge      waste; For       beauty    starv’d    with her  severity,

    Cuts beauty    off   from       all    posterity.

    She is     too  fair, too  wise;       wisely     too  fair, To    merit      bliss by       making   me  despair.

    She hath forsworn to    love, and in    that vow

    Do   I      live  dead,      that live  to    tell  it     now.

    BENVOLIO.

    Be   rul’d by   me, forget     to    think      of    her.

    ROMEO.

    O    teach      me  how I      should    forget     to    think.

    BENVOLIO.

    By   giving     liberty     unto thine      eyes;

    Examine other      beauties.

    ROMEO.

    ’Tis  the  way

    To   call  hers,       exquisite, in    question more.

    These     happy     masks     that kiss  fair  ladies’    brows, Being  black,       puts us    in    mind      they hide the  fair; He   that is     strucken blind       cannot   forget

    The precious treasure  of    his   eyesight lost.

    Show      me  a     mistress  that is     passing  fair, What      doth       her       beauty    serve      but  as    a     note

    Where    I      may read who pass’d    that passing  fair?

    Farewell, thou canst      not  teach      me  to    forget.

    BENVOLIO.

    I’ll    pay  that doctrine, or    else die  in    debt.

    [ Exeunt. ]

    SCENE    II.     A     Street.

    Enter      CAPULET,     PARIS    and SERVANT .

    CAPULET.

    But  Montague     is     bound    as    well as    I,

    In    penalty   alike;      and ’tis   not  hard,      I      think, For       men so       old  as    we   to    keep       the  peace.

    PARIS.

    Of   honourable   reckoning      are  you both,

    And pity ’tis   you liv’d at    odds       so    long.

    But  now my  lord, what       say  you to    my  suit?

    CAPULET.

    But  saying    o’er what       I      have       said before.

    My  child       is     yet  a     stranger in    the  world,

    She hath not  seen the  change   of    fourteen years; Let       two more       summers wither     in    their pride

    Ere  we   may think      her  ripe to    be   a     bride.

    PARIS.

    Younger than she  are  happy     mothers made.

    CAPULET.

    And too  soon       marr’d    are  those      so    early       made.

    The earth      hath swallowed     all    my  hopes     but  she, She  is     the       hopeful  lady of    my  earth:

    But  woo her, gentle    Paris,      get  her  heart,

    My  will  to    her  consent  is     but  a     part;

    And she  agree,     within     her  scope     of    choice

    Lies my  consent  and fair  according      voice.

    This night      I      hold an   old  accustom’d   feast,

    Whereto I      have       invited    many      a     guest, Such    as    I      love,       and you among   the  store,

    One more,     most      welcome,       makes    my  number  more.

    At    my  poor       house     look to    behold   this  night

    Earth-treading      stars that make      dark heaven   light: Such     comfort       as    do   lusty young    men feel

    When     well apparell’d      April       on   the  heel

    Of   limping   winter     treads,    even       such delight Among      fresh       female    buds       shall you this  night Inherit   at    my  house.    Hear       all,   all    see,

    And like  her  most      whose    merit      most      shall be: Which,     on       more      view of    many,     mine,      being     one, May stand      in       number, though   in    reckoning      none.

    Come,    go   with me. Go,  sirrah,     trudge    about

    Through fair  Verona;  find those      persons  out Whose     names    are       written   there,     [ gives    a     paper]    and to    them      say, My       house     and welcome on   their pleasure stay.

    [ Exeunt  CAPULET     and PARIS . ]

    SERVANT.

    Find them    out whose   names  are written  here!     It   is   written   that      the shoemaker should      meddle with      his yard and       the tailor     with      his last,      the fisher    with      his pencil,      and the  painter   with his   nets;       but  I      am  sent to       find those      persons  whose names are  here writ, and can  never       find what       names    the  writing    person    hath here writ. I      must       to    the  learned.  In    good      time!

    Enter      BENVOLIO and ROMEO .

    BENVOLIO.

    Tut, man,      one fire  burns     out  another’s burning, One pain is       lessen’d  by   another’s anguish;

    Turn giddy,     and be   holp by   backward      turning; One  desperate       grief cures      with another’s languish: Take      thou some      new       infection to    thy  eye,

    And the  rank poison    of    the  old  will  die.

    ROMEO.

    Your       plantain  leaf  is     excellent for   that.

    BENVOLIO.

    For  what,      I      pray thee?

    ROMEO.

    For  your broken   shin.

    BENVOLIO.

    Why,      Romeo,  art   thou mad?

    ROMEO.

    Not mad,      but  bound    more      than a     madman is:

    Shut up   in    prison,    kept without  my  food,

    Whipp’d and tormented     and—God-den,    good      fellow.

    SERVANT.

    God gi’   go-den.  I      pray,       sir,   can  you read?

    ROMEO.

    Ay,  mine      own fortune   in    my  misery.

    SERVANT.

    Perhaps  you have       learned   it     without  book.

    But  I      pray,       can  you read anything you see?

    ROMEO.

    Ay,  If     I      know      the  letters     and the  language.

    SERVANT.

    Ye   say  honestly, rest you merry!

    ROMEO.

    Stay,       fellow;    I      can  read.

    [ He reads      the  letter. ]

    Signior   Martino  and his   wife and daughters; County Anselmo and his       beauteous     sisters; The    lady widow    of    Utruvio;

    Signior   Placentio and his   lovely     nieces; Mercutio   and his   brother       Valentine;

    Mine      uncle      Capulet, his   wife, and daughters; My      fair  niece       Rosaline and Livia;

    Signior   Valentio and his   cousin    Tybalt; Lucio  and the  lively       Helena.

    A     fair  assembly.      [ Gives    back       the  paper]    Whither  should       they come?

    SERVANT.

    Up.

    ROMEO.

    Whither  to    supper?

    SERVANT.

    To   our  house.

    ROMEO.

    Whose    house?

    SERVANT.

    My  master’s.

    ROMEO.

    Indeed    I      should    have       ask’d      you that before.

    SERVANT.

    Now       I’ll    tell  you without  asking.   My  master    is     the  great       rich Capulet, and if     you be    not  of    the  house     of       Montagues,   I      pray come      and crush      a     cup of    wine.       Rest you merry.

    [ Exit. ]

    BENVOLIO.

    At    this  same      ancient   feast       of    Capulet’s

    Sups       the  fair  Rosaline whom     thou so    lov’st; With    all    the       admired beauties of    Verona.

    Go   thither    and with unattainted   eye,

    Compare her  face with some      that I      shall show, And     I      will       make      thee think      thy  swan      a     crow.

    ROMEO.

    When     the  devout   religion   of    mine      eye

    Maintains      such falsehood,     then turn tears       to    fire; And these       who,       often      drown’d, could      never      die, Transparent       heretics, be   burnt      for   liars.

    One fairer      than my  love?      The all-seeing      sun Ne’er       saw her       match    since      first the  world      begun.

    BENVOLIO.

    Tut, you saw her  fair, none      else being     by,

    Herself   pois’d     with herself    in    either     eye:

    But  in    that crystal    scales     let   there      be   weigh’d

    Your       lady’s     love against   some      other      maid That      I      will       show      you shining   at    this  feast, And      she  shall scant      show       well that now shows     best.

    ROMEO.

    I’ll    go   along,     no   such sight       to    be   shown,

    But  to    rejoice    in    splendour      of    my  own.

    [ Exeunt. ]

    SCENE    III.    Room     in    Capulet’s House.

    Enter      LADY    CAPULET      and NURSE .

    LADY      CAPULET.

    Nurse,    where’s  my  daughter?      Call her  forth       to    me.

    NURSE.

    Now,      by   my  maidenhead, at    twelve    year old,

    I      bade      her  come.     What,     lamb!     What      ladybird!

    God forbid!    Where’s  this  girl? What,     Juliet!

    Enter      JULIET .

    JULIET.

    How now,       who calls?

    NURSE.

    Your       mother.

    JULIET.

    Madam,  I      am  here.      What      is     your will?

    LADY      CAPULET.

    This is     the  matter.   Nurse,    give leave      awhile, We     must      talk       in    secret.    Nurse,    come      back       again, I   have       remember’d  me, thou’s     hear our  counsel.

    Thou      knowest my  daughter’s     of    a     pretty     age.

    NURSE.

    Faith,      I      can  tell  her  age unto an   hour.

    LADY      CAPULET.

    She’s      not  fourteen.

    NURSE.

    I’ll    lay   fourteen of    my  teeth,

    And yet,  to    my  teen be   it     spoken,  I      have       but  four, She is       not  fourteen. How long is     it     now

    To   Lammas-tide?

    LADY      CAPULET.

    A     fortnight and odd days.

    NURSE.

    Even       or    odd, of    all    days in    the  year,

    Come     Lammas Eve  at    night      shall she  be   fourteen.

    Susan     and she,—God     rest all    Christian souls!—

    Were      of    an   age. Well,       Susan     is     with God;

    She was too  good      for   me. But  as    I      said,

    On  Lammas Eve  at    night      shall she  be   fourteen; That       shall she,       marry;    I      remember     it     well.

    ’Tis  since      the  earthquake    now eleven    years; And     she  was       wean’d,—I     never      shall forget     it—, Of   all    the  days of    the       year,       upon      that day: For  I      had then laid  wormwood    to       my  dug,

    Sitting    in    the  sun  under     the  dovehouse    wall; My  lord and you       were       then at    Mantua:

    Nay, I      do   bear a     brain.     But  as    I      said,

    When     it     did  taste       the  wormwood    on   the  nipple Of my  dug       and felt  it     bitter,     pretty     fool,

    To   see  it     tetchy,    and fall   out  with the  dug!

    Shake,    quoth     the  dovehouse:   ’twas      no   need,      I      trow, To       bid  me  trudge.

    And since      that time it     is     eleven    years;

    For  then she  could      stand      alone;     nay, by   th’rood She   could       have       run  and waddled all    about;

    For  even       the  day  before    she  broke     her  brow, And      then my       husband,—God    be   with his   soul!

    A     was a     merry     man,—took   up   the  child:

    ‘Yea,’      quoth     he,  ‘dost       thou fall   upon      thy  face?

    Thou      wilt  fall   backward      when      thou hast more      wit; Wilt  thou       not, Jule?’      and, by   my  holidame,

    The pretty     wretch    left  crying,    and said ‘Ay’.

    To   see  now how a     jest  shall come      about.

    I      warrant,  and I      should    live  a     thousand       years, I    never       should    forget     it.    ‘Wilt thou not, Jule?’      quoth     he; And,       pretty     fool, it     stinted,   and said ‘Ay.’

    LADY      CAPULET.

    Enough  of    this; I      pray thee hold thy  peace.

    NURSE.

    Yes, madam,  yet  I      cannot   choose   but  laugh,

    To   think      it     should    leave      crying,    and say  ‘Ay’; And yet  I       warrant  it     had upon      it     brow

    A     bump     as    big  as    a     young    cockerel’s      stone;

    A     perilous  knock,    and it     cried       bitterly.

    ‘Yea,’      quoth     my  husband, ‘fall’st     upon      thy  face?

    Thou      wilt  fall   backward      when      thou comest   to    age; Wilt thou       not, Jule?’      it     stinted,   and said ‘Ay’.

    JULIET.

    And stint thou too, I      pray thee,      Nurse,    say  I.

    NURSE.

    Peace,    I      have       done.     God mark      thee to    his   grace Thou       wast the  prettiest babe      that e’er I      nurs’d: And    I      might       live  to    see  thee married  once,      I      have       my  wish.

    LADY      CAPULET.

    Marry,    that marry     is     the  very theme

    I      came      to    talk  of.   Tell  me, daughter Juliet, How     stands    your       disposition    to    be   married?

    JULIET.

    It     is     an   honour   that I      dream    not  of.

    NURSE.

    An   honour!  Were      not  I      thine      only nurse,

    I      would     say  thou hadst      suck’d    wisdom  from       thy  teat.

    LADY      CAPULET.

    Well,       think      of    marriage now:       younger than you, Here      in       Verona,  ladies     of    esteem,

    Are  made     already   mothers. By   my  count

    I      was your mother   much     upon      these      years

    That you are  now a     maid.      Thus,      then,      in    brief;

    The valiant    Paris       seeks      you for   his   love.

    NURSE.

    A     man,      young    lady!       Lady,      such a     man

    As   all    the  world—why   he’s a     man of    wax.

    LADY      CAPULET.

    Verona’s summer  hath not  such a     flower.

    NURSE.

    Nay, he’s a     flower,    in    faith a     very flower.

    LADY      CAPULET.

    What      say  you, can  you love the  gentleman?

    This night      you shall behold   him at    our  feast; Read     o’er the       volume   of    young    Paris’      face,

    And find delight   writ there      with beauty’s pen.

    Examine every      married  lineament,

    And see  how one another  lends      content;

    And what       obscur’d in    this  fair  volume   lies, Find written   in    the       margent of    his   eyes.

    This precious book      of    love, this  unbound lover, To beautify  him, only       lacks       a     cover:

    The fish  lives in    the  sea; and ’tis   much     pride For fair  without  the       fair  within     to    hide.

    That book      in    many’s   eyes doth       share      the  glory, That     in       gold clasps     locks      in    the  golden   story; So shall you share       all    that he   doth       possess, By    having    him, making   yourself       no   less.

    NURSE.

    No   less, nay  bigger.   Women  grow      by   men.

    LADY      CAPULET.

    Speak     briefly,    can  you like  of    Paris’      love?

    JULIET.

    I’ll    look to    like, if     looking   liking      move:

    But  no   more      deep      will  I      endart    mine      eye

    Than      your consent  gives      strength to    make      it     fly.

    Enter      a     SERVANT .

    SERVANT.

    Madam,  the  guests    are  come,     supper    served    up,  you called,       my  young    lady asked for,      the  Nurse     cursed    in    the       pantry,   and everything     in    extremity.      I      must      hence       to wait,   I      beseech you follow     straight.

    LADY      CAPULET.

    We  follow     thee.

    [ Exit       SERVANT . ]

    Juliet,     the  County   stays.

    NURSE.

    Go,  girl, seek happy     nights     to    happy     days.

    [ Exeunt. ]

    SCENE    IV.   A     Street.

    Enter      ROMEO,      MERCUTIO,    BENVOLIO,   with five  or    six   MASKERS;      TORCHBEARERS   and others.

    ROMEO.

    What,     shall this  speech   be   spoke     for   our  excuse?

    Or   shall we   on   without  apology?

    BENVOLIO.

    The date is     out  of    such prolixity:

    We’ll       have       no   Cupid     hoodwink’d   with a     scarf, Bearing a       Tartar’s   painted  bow of    lath,

    Scaring   the  ladies     like  a     crow-keeper;

    Nor no   without-book prologue,      faintly     spoke After    the prompter,       for   our  entrance:

    But  let   them      measure us    by   what       they will,

    We’ll       measure them      a     measure, and be   gone.

    ROMEO.

    Give me  a     torch,     I      am  not  for   this  ambling; Being     but       heavy     I      will  bear the  light.

    MERCUTIO.

    Nay, gentle    Romeo,  we   must      have       you dance.

    ROMEO.

    Not I,     believe   me, you have       dancing  shoes,

    With       nimble    soles,      I      have       a     soul of    lead So   stakes       me  to    the  ground   I      cannot   move.

    MERCUTIO.

    You are  a     lover,      borrow   Cupid’s   wings,

    And soar with them      above     a     common bound.

    ROMEO.

    I      am  too  sore enpierced      with his   shaft

    To   soar with his   light feathers, and so    bound, I  cannot   bound    a       pitch      above     dull woe.

    Under     love’s     heavy     burden   do   I      sink.

    MERCUTIO.

    And, to    sink in    it,    should    you burden   love; Too great       oppression    for   a     tender    thing.

    ROMEO.

    Is     love a     tender    thing?     It     is     too  rough,

    Too rude,      too  boisterous;    and it     pricks     like  thorn.

    MERCUTIO.

    If     love be   rough     with you, be   rough     with love; Prick      love for       pricking, and you beat love down.

    Give me  a     case to    put  my  visage    in:   [ Putting on   a     mask. ]

    A     visor       for   a     visor.      What      care I

    What      curious   eye  doth       quote     deformities?

    Here       are  the  beetle-brows shall blush      for   me.

    BENVOLIO.

    Come,    knock     and enter;     and no   sooner    in

    But  every      man betake    him to    his   legs.

    ROMEO.

    A     torch      for   me: let   wantons, light of    heart, Tickle   the  senseless       rushes    with their heels; For       I      am  proverb’d      with a       grandsire       phrase, I’ll      be   a     candle-holder      and look on,

    The game     was ne’er      so    fair, and I      am  done.

    MERCUTIO.

    Tut, dun’s      the  mouse,   the  constable’s    own word: If   thou art   dun,       we’ll draw       thee from       the  mire

    Or   save your reverence      love, wherein  thou stickest Up     to    the  ears.       Come,    we   burn       daylight, ho.

    ROMEO.

    Nay, that’s      not  so.

    MERCUTIO.

    I      mean     sir,   in    delay

    We  waste     our  lights      in    vain, light lights      by   day.

    Take       our  good      meaning, for   our  judgment      sits Five  times       in    that ere  once       in    our  five  wits.

    ROMEO.

    And we   mean     well in    going     to    this  mask;

    But  ’tis   no   wit   to    go.

    MERCUTIO.

    Why,      may one ask?

    ROMEO.

    I      dreamt   a     dream    tonight.

    MERCUTIO.

    And so    did  I.

    ROMEO.

    Well what       was yours?

    MERCUTIO.

    That dreamers       often      lie.

    ROMEO.

    In    bed asleep,   while      they do   dream    things     true.

    MERCUTIO.

    O,    then,      I      see  Queen    Mab hath been      with you.

    She is     the  fairies’    midwife, and she  comes

    In    shape     no   bigger    than an   agate-stone

    On  the  fore-finger    of    an   alderman,

    Drawn    with a     team      of    little atomies

    Over       men’s     noses     as    they lie    asleep:

    Her  waggon-spokes   made     of    long spinners’ legs; The cover,     of       the  wings     of    grasshoppers;

    Her  traces,    of    the  smallest  spider’s  web;

    The collars,   of    the  moonshine’s  watery    beams; Her    whip       of       cricket’s  bone;     the  lash, of    film; Her waggoner,     a     small       grey-coated  gnat,

    Not half so    big  as    a     round     little worm

    Prick’d    from       the  lazy finger     of    a     maid:

    Her  chariot   is     an   empty    hazelnut,

    Made     by   the  joiner     squirrel   or    old  grub,

    Time       out  o’    mind      the  fairies’    coachmakers.

    And in    this  state       she  gallops   night      by   night Through       lovers’    brains,    and then they dream    of    love; O’er       courtiers’       knees,    that dream    on   curtsies  straight; O’er lawyers’  fingers,       who straight  dream    on   fees; O’er       ladies’    lips, who straight       on   kisses     dream, Which oft   the  angry     Mab with blisters       plagues, Because  their breaths   with sweetmeats   tainted   are: Sometime      she  gallops   o’er a     courtier’s nose, And      then dreams       he   of    smelling out  a     suit;

    And sometime      comes    she  with a     tithe-pig’s     tail, Tickling   a       parson’s nose       as    a     lies  asleep,

    Then      dreams   he   of    another  benefice:

    Sometime      she  driveth   o’er a     soldier’s  neck, And      then dreams       he   of    cutting   foreign   throats, Of     breaches,      ambuscados,       Spanish  blades,

    Of   healths   five  fathom   deep;      and then anon

    Drums    in    his   ear, at    which     he   starts      and wakes; And,       being     thus frighted, swears    a     prayer    or    two, And sleeps       again.     This is     that very Mab

    That plats       the  manes    of    horses    in    the  night; And     bakes       the  elf-locks in    foul sluttish   hairs, Which,  once       untangled,       much     misfortune     bodes: This    is     the  hag, when      maids       lie    on   their backs, That    presses   them,     and learns     them       first to    bear, Making them      women   of    good      carriage:

    This is     she,—

    ROMEO.

    Peace,    peace,    Mercutio,       peace,

    Thou      talk’st     of    nothing.

    MERCUTIO.

    True,      I      talk  of    dreams,

    Which    are  the  children  of    an   idle  brain,

    Begot     of    nothing  but  vain fantasy,

    Which    is     as    thin of    substance      as    the  air,

    And more      inconstant     than the  wind,      who wooes Even   now the       frozen    bosom    of    the  north,

    And, being     anger’d,  puffs       away      from       thence, Turning    his       side to    the  dew-dropping      south.

    BENVOLIO.

    This wind       you talk  of    blows     us    from       ourselves: Supper is       done,     and we   shall come      too  late.

    ROMEO.

    I      fear too  early:      for   my  mind      misgives

    Some     consequence yet  hanging in    the  stars,

    Shall       bitterly   begin     his   fearful    date

    With       this  night’s    revels;    and expire     the  term Of  a     despised       life,  clos’d     in    my  breast

    By   some      vile  forfeit     of    untimely death.

    But  he   that hath the  steerage of    my  course

    Direct     my  suit. On,  lusty gentlemen!

    BENVOLIO.

    Strike,     drum.

    [ Exeunt. ]

    SCENE    V.    A     Hall in    Capulet’s House.

    Musicians      waiting.  Enter      SERVANTS .

    FIRST      SERVANT.

    Where’s  Potpan,  that he   helps      not  to    take away?

    He   shift a     trencher! He   scrape    a     trencher!

    SECOND SERVANT.

    When     good      manners shall lie    all    in    one or    two men’s       hands,    and they unwash’d too,       ’tis   a     foul thing.

    FIRST      SERVANT.

    Away      with      the join-stools,  remove the court-cupboard, look to  the plate.    Good thou,  save me  a     piece      of       marchpane;   and as    thou loves      me, let   the  porter     let   in

    Susan     Grindstone    and Nell. Antony   and Potpan!

    SECOND SERVANT.

    Ay,  boy, ready.

    FIRST      SERVANT.

    You are  looked    for   and called     for,  asked     for   and sought   for,       in    the  great      chamber.

    SECOND SERVANT.

    We  cannot   be   here and there      too. Cheerly,  boys.      Be   brisk       awhile,   and the  longer liver    take all.

    [ Exeunt. ]

    Enter      CAPULET,    &c.  with the  Guests    and Gentlewomen to    the       Maskers.

    CAPULET.

    Welcome,      gentlemen,    ladies     that have       their toes Unplagu’d       with corns      will  have       a     bout       with you.

    Ah   my  mistresses,     which     of    you all

    Will now deny       to    dance?   She that makes    dainty, She    I’ll       swear     hath corns.     Am  I      come      near ye    now?

    Welcome,      gentlemen!    I      have       seen the  day

    That I      have       worn      a     visor,      and could      tell

    A     whispering    tale in    a     fair  lady’s     ear,

    Such       as    would     please;   ’tis   gone,     ’tis   gone,     ’tis   gone, You are  welcome,       gentlemen!    Come,    musicians,     play.

    A     hall, a     hall, give room!     And foot it,    girls.

    [ Music   plays,     and they dance. ]

    More      light,      you knaves;   and turn the  tables     up, And  quench       the  fire, the  room      is     grown    too  hot.

    Ah   sirrah,     this  unlook’d-for  sport      comes    well.

    Nay sit,   nay  sit,   good      cousin    Capulet,

    For  you and I      are  past our  dancing  days;

    How long is’t   now since      last  yourself  and I Were    in    a     mask?

    CAPULET’S    COUSIN.

    By’r Lady,      thirty      years.

    CAPULET.

    What,     man,      ’tis   not  so    much,     ’tis   not  so    much:

    ’Tis  since      the  nuptial   of    Lucentio, Come    Pentecost      as       quickly   as    it     will,

    Some     five  and twenty    years;     and then we   mask’d.

    CAPULET’S    COUSIN.

    ’Tis  more,     ’tis   more,     his   son  is     elder,      sir; His    son  is    thirty.

    CAPULET.

    Will you tell  me  that?

    His  son  was but  a     ward       two years      ago.

    ROMEO.

    What      lady is     that, which     doth       enrich     the  hand Of  yonder       knight?

    SERVANT.

    I      know      not, sir.

    ROMEO.

    O,    she  doth       teach      the  torches   to    burn       bright!

    It     seems    she  hangs     upon      the  cheek     of    night

    As   a     rich jewel      in    an   Ethiop’s  ear;

    Beauty    too  rich for   use, for   earth      too  dear!

    So   shows     a     snowy    dove       trooping with crows

    As   yonder   lady o’er her  fellows    shows.

    The measure done,     I’ll    watch     her  place      of    stand, And       touching hers,       make      blessed   my  rude hand.

    Did  my  heart      love till   now?      Forswear it,    sight!

    For  I      ne’er      saw true beauty    till   this  night.

    TYBALT.

    This by   his   voice,     should    be   a     Montague.

    Fetch      me  my  rapier,    boy. What,     dares      the  slave Come       hither,    cover’d   with an   antic       face,

    To   fleer and scorn      at    our  solemnity?

    Now       by   the  stock      and honour   of    my  kin,

    To   strike      him dead      I      hold it     not  a     sin.

    CAPULET.

    Why how now,       kinsman!

    Wherefore     storm     you so?

    TYBALT.

    Uncle,     this  is     a     Montague,    our  foe;

    A     villain     that is     hither     come      in    spite,

    To   scorn      at    our  solemnity      this  night.

    CAPULET.

    Young    Romeo,  is     it?

    TYBALT.

    ’Tis  he,  that villain     Romeo.

    CAPULET.

    Content  thee,      gentle    coz, let   him alone,

    A     bears      him like  a     portly     gentleman;

    And, to    say  truth,      Verona   brags      of    him

    To   be   a     virtuous  and well-govern’d youth.

    I      would     not  for   the  wealth    of    all    the  town

    Here       in    my  house     do   him disparagement.

    Therefore      be   patient,  take no   note of    him,

    It     is     my  will; the  which     if     thou respect,

    Show      a     fair  presence and put  off   these      frowns, An     ill-beseeming    semblance     for   a     feast.

    TYBALT.

    It     fits   when      such a     villain     is     a     guest:

    I’ll    not  endure   him.

    CAPULET.

    He   shall be   endur’d.

    What,     goodman      boy! I      say  he   shall,      go   to;

    Am  I      the  master    here,      or    you?       Go   to.

    You’ll      not  endure   him! God shall mend     my  soul, You’ll     make       a     mutiny   among   my  guests!

    You will  set   cock-a-hoop, you’ll      be   the  man!

    TYBALT.

    Why,      uncle,     ’tis   a     shame.

    CAPULET.

    Go   to,   go   to!

    You are  a     saucy     boy. Is’t   so,   indeed?

    This trick may chance   to    scathe    you, I      know      what.

    You must      contrary me! Marry,    ’tis   time.

    Well said, my  hearts!—You are  a     princox;  go: Be     quiet,     or—More       light,      more      light!—For     shame!

    I’ll    make      you quiet.     What,     cheerly,  my  hearts.

    TYBALT.

    Patience perforce with wilful      choler     meeting Makes     my  flesh       tremble  in    their different greeting.

    I      will  withdraw:      but  this  intrusion shall,

    Now       seeming sweet,    convert   to    bitter      gall.

    [ Exit. ]

    ROMEO.

    [ To Juliet. ]    If     I      profane  with my  unworthiest   hand This      holy       shrine,    the  gentle    sin   is     this,

    My  lips, two blushing pilgrims, ready      stand To smooth  that rough       touch     with a     tender    kiss.

    JULIET.

    Good      pilgrim,   you do   wrong    your hand      too  much, Which       mannerly devotion shows     in    this;

    For  saints     have       hands     that pilgrims’ hands     do   touch, And       palm      to    palm      is     holy palmers’ kiss.

    ROMEO.

    Have      not  saints     lips, and holy palmers  too?

    JULIET.

    Ay,  pilgrim,   lips  that they must      use  in    prayer.

    ROMEO.

    O,    then,      dear saint,      let   lips  do   what       hands     do: They pray,       grant      thou,      lest  faith turn to    despair.

    JULIET.

    Saints     do   not  move,     though   grant      for   prayers’  sake.

    ROMEO.

    Then      move      not  while      my  prayer’s  effect      I      take.

    Thus       from       my  lips, by   thine      my  sin   is     purg’d.

    [ Kissing her. ]

    JULIET.

    Then      have       my  lips  the  sin   that they have       took.

    ROMEO.

    Sin  from       my  lips? O    trespass  sweetly   urg’d!

    Give me  my  sin   again.

    JULIET.

    You kiss  by   the  book.

    NURSE.

    Madam,  your mother   craves    a     word      with you.

    ROMEO.

    What      is     her  mother?

    NURSE.

    Marry,    bachelor,

    Her  mother   is     the  lady of    the  house,

    And a     good      lady, and a     wise and virtuous.

    I      nurs’d     her  daughter that you talk’d      withal.

    I      tell  you, he   that can  lay   hold of    her

    Shall       have       the  chinks.

    ROMEO.

    Is     she  a     Capulet?

    O    dear account! My  life   is     my  foe’s       debt.

    BENVOLIO.

    Away,     be   gone;     the  sport      is     at    the  best.

    ROMEO.

    Ay,  so    I      fear; the  more      is     my  unrest.

    CAPULET.

    Nay, gentlemen,    prepare  not  to    be   gone,

    We  have       a     trifling    foolish    banquet towards.

    Is     it     e’en so?  Why then,      I      thank     you all;

    I      thank     you, honest    gentlemen;    good      night.

    More      torches   here!      Come     on   then,      let’s to    bed.

    Ah,  sirrah,     by   my  fay,  it     waxes     late,

    I’ll    to    my  rest.

    [ Exeunt  all    but  JULIET and NURSE . ]

    JULIET.

    Come     hither,    Nurse.    What      is     yond      gentleman?

    NURSE.

    The son  and heir of    old  Tiberio.

    JULIET.

    What’s    he   that now is     going     out  of    door?

    NURSE.

    Marry,    that I      think      be   young    Petruchio.

    JULIET.

    What’s    he   that follows   here,      that would     not  dance?

    NURSE.

    I      know      not.

    JULIET.

    Go   ask  his   name.     If     he   be   married,

    My  grave      is     like  to    be   my  wedding bed.

    NURSE.

    His  name     is     Romeo,  and a     Montague,

    The only son  of    your great      enemy.

    JULIET.

    My  only love sprung   from       my  only hate!

    Too early       seen unknown,      and known    too  late!

    Prodigious     birth       of    love it     is     to    me,

    That I      must      love a     loathed  enemy.

    NURSE.

    What’s    this? What’s    this?

    JULIET.

    A     rhyme    I      learn’d    even       now

    Of   one I      danc’d    withal.

    [ One      calls within,    ‘Juliet’. ]

    NURSE.

    Anon,     anon!

    Come     let’s away,     the  strangers all    are  gone.

    [ Exeunt. ]

    ACT II

    Enter      CHORUS .

    CHORUS.

    Now       old  desire     doth       in    his   deathbed      lie,

    And young    affection gapes     to    be   his   heir;

    That fair  for   which     love groan’d  for   and would     die, With tender       Juliet      match’d, is     now not  fair.

    Now       Romeo   is     belov’d,  and loves      again,

    Alike       bewitched     by   the  charm    of    looks;

    But  to    his   foe  suppos’d he   must      complain,

    And she  steal love’s     sweet     bait from       fearful    hooks: Being  held       a     foe, he   may not  have       access

    To   breathe  such vows      as    lovers     use  to    swear; And     she  as       much     in    love, her  means    much     less To    meet      her  new       beloved  anywhere.

    But  passion  lends      them      power,    time means,   to    meet, Tempering     extremities    with extreme  sweet.

    [ Exit. ]

    SCENE    I.     An   open      place      adjoining       Capulet’s Garden.

    Enter      ROMEO .

    ROMEO.

    Can I      go   forward  when      my  heart      is     here?

    Turn back,      dull earth,     and find thy  centre    out.

    [ He climbs    the  wall and leaps      down      within     it. ]

    Enter      BENVOLIO and MERCUTIO .

    BENVOLIO.

    Romeo!  My  cousin    Romeo!  Romeo!

    MERCUTIO.

    He   is     wise,

    And on   my  life   hath stol’n      him home     to    bed.

    BENVOLIO.

    He   ran  this  way, and leap’d     this  orchard  wall: Call, good      Mercutio.

    MERCUTIO.

    Nay, I’ll    conjure   too.

    Romeo!  Humours!      Madman!      Passion! Lover!

    Appear   thou in    the  likeness  of    a     sigh,

    Speak     but  one rhyme,    and I      am  satisfied;

    Cry  but  ‘Ah  me!’ Pronounce    but  Love       and dove; Speak   to    my       gossip    Venus     one fair  word,

    One nickname      for   her  purblind son  and heir, Young    Abraham       Cupid,    he   that shot so    trim

    When     King Cophetua      lov’d       the  beggar-maid.

    He   heareth  not, he   stirreth   not, he   moveth  not; The  ape is    dead,       and I      must      conjure   him.

    I      conjure   thee by   Rosaline’s      bright     eyes,

    By   her  high forehead and her  scarlet    lip,

    By   her  fine foot, straight  leg,  and quivering       thigh, And     the       demesnes      that there      adjacent lie,

    That in    thy  likeness  thou appear   to    us.

    BENVOLIO.

    An   if     he   hear thee,      thou wilt  anger     him.

    MERCUTIO.

    This cannot   anger     him. ’Twould  anger     him

    To   raise a     spirit       in    his   mistress’ circle,

    Of   some      strange   nature,   letting    it     there      stand Till she  had       laid  it,    and conjur’d  it     down; That    were       some      spite.       My  invocation

    Is     fair  and honest,   and, in    his   mistress’ name, I   conjure   only but       to    raise up   him.

    BENVOLIO.

    Come,    he   hath hid  himself   among   these      trees To  be       consorted      with the  humorous     night.

    Blind      is     his   love, and best befits      the  dark.

    MERCUTIO.

    If     love be   blind,      love cannot   hit   the  mark.

    Now       will  he   sit    under     a     medlar   tree,

    And wish his   mistress  were       that kind of    fruit As   maids     call       medlars  when      they laugh     alone.

    O    Romeo,  that she  were,      O    that she  were

    An   open-arse     and thou a     poperin  pear!

    Romeo,  good      night.     I’ll    to    my  truckle-bed.

    This field-bed       is     too  cold for   me  to    sleep.

    Come,    shall we   go?

    BENVOLIO.

    Go   then;      for   ’tis   in    vain

    To   seek him here that means    not  to    be   found.

    [ Exeunt. ]

    SCENE    II.     Capulet’s Garden.

    Enter      ROMEO .

    ROMEO.

    He   jests at    scars      that never      felt  a     wound.

    JULIET    appears  above     at    a     window.

    But  soft, what       light through  yonder   window  breaks?

    It     is     the  east, and Juliet      is     the  sun!

    Arise       fair  sun  and kill   the  envious  moon,

    Who       is     already   sick and pale with grief,

    That thou her  maid      art   far   more      fair  than she.

    Be   not  her  maid      since      she  is     envious;

    Her  vestal     livery      is     but  sick and green,

    And none      but  fools       do   wear       it;    cast it     off.

    It     is     my  lady, O    it     is     my  love!

    O,    that she  knew      she  were!

    She speaks,   yet  she  says nothing. What      of    that?

    Her  eye  discourses,    I      will  answer   it.

    I      am  too  bold,      ’tis   not  to    me  she  speaks.

    Two of    the  fairest     stars in    all    the  heaven, Having     some       business, do   entreat   her  eyes

    To   twinkle   in    their spheres  till   they return.

    What      if     her  eyes were       there,     they in    her  head?

    The brightness     of    her  cheek     would     shame    those      stars, As       daylight  doth       a     lamp;      her  eyes in    heaven Would       through  the  airy  region    stream    so    bright That    birds       would     sing and think      it     were       not  night.

    See  how she  leans      her  cheek     upon      her  hand.

    O    that I      were       a     glove      upon      that hand,

    That I      might     touch     that cheek.

    JULIET.

    Ay   me.

    ROMEO.

    She speaks.

    O    speak     again      bright     angel,     for   thou art

    As   glorious  to    this  night,     being     o’er my  head, As is     a       winged   messenger    of    heaven

    Unto       the  white-upturned    wondering     eyes

    Of   mortals   that fall   back       to    gaze       on   him

    When     he   bestrides the  lazy-puffing  clouds

    And sails upon      the  bosom    of    the  air.

    JULIET.

    O    Romeo,  Romeo,  wherefore      art   thou Romeo?

    Deny      thy  father     and refuse     thy  name.

    Or   if     thou wilt  not, be   but  sworn     my  love,

    And I’ll    no   longer    be   a     Capulet.

    ROMEO.

    [ Aside. ] Shall       I      hear more,     or    shall I      speak     at    this?

    JULIET.

    ’Tis  but  thy  name     that is     my  enemy;

    Thou      art   thyself,   though   not  a     Montague.

    What’s    Montague?    It     is     nor  hand      nor  foot,

    Nor arm, nor  face, nor  any  other      part

    Belonging      to    a     man.      O    be   some      other      name.

    What’s    in    a     name?    That which     we   call  a     rose By   any       other      name     would     smell      as    sweet;

    So   Romeo   would,    were       he   not  Romeo   call’d,

    Retain    that dear perfection      which     he   owes

    Without  that title. Romeo,  doff thy  name, And     for   thy  name,       which     is     no   part of    thee, Take      all    myself.

    ROMEO.

    I      take thee at    thy  word.

    Call me  but  love, and I’ll    be   new baptis’d; Henceforth    I      never       will  be   Romeo.

    JULIET.

    What      man art   thou that, thus bescreen’d    in    night So  stumblest       on   my  counsel?

    ROMEO.

    By   a     name

    I      know      not  how to    tell  thee who I      am:

    My  name,     dear saint,      is     hateful   to    myself,

    Because it     is     an   enemy    to    thee.

    Had I      it     written,   I      would     tear the  word.

    JULIET.

    My  ears have       yet  not  drunk     a     hundred words

    Of   thy  tongue’s utterance,      yet  I      know      the  sound.

    Art   thou not  Romeo,  and a     Montague?

    ROMEO.

    Neither,  fair  maid,      if     either     thee dislike.

    JULIET.

    How cam’st    thou hither,    tell  me, and wherefore?

    The orchard  walls       are  high and hard to    climb, And     the  place       death,    considering   who thou art, If      any  of    my  kinsmen find       thee here.

    ROMEO.

    With       love’s     light wings     did  I      o’erperch       these      walls, For       stony      limits      cannot   hold love out,

    And what       love can  do,  that dares      love attempt: Therefore       thy       kinsmen are  no   stop to    me.

    JULIET.

    If     they do   see  thee,      they will  murder   thee.

    ROMEO.

    Alack,     there      lies  more      peril in    thine      eye Than twenty    of       their swords.   Look       thou but  sweet, And     I      am  proof       against   their enmity.

    JULIET.

    I      would     not  for   the  world      they saw thee here.

    ROMEO.

    I      have       night’s    cloak      to    hide me  from       their eyes, And       but  thou love me, let   them      find me  here.

    My  life   were       better     ended    by   their hate

    Than      death     prorogued,    wanting  of    thy  love.

    JULIET.

    By   whose    direction found’st  thou out  this  place?

    ROMEO.

    By   love, that first did  prompt   me  to    enquire; He    lent me  counsel,       and I      lent him eyes.

    I      am  no   pilot;      yet  wert thou as    far

    As   that vast shore      wash’d   with the  farthest  sea, I       should       adventure      for   such merchandise.

    JULIET.

    Thou      knowest the  mask      of    night      is     on   my  face, Else       would     a     maiden   blush      bepaint  my  cheek

    For  that which     thou hast heard     me  speak     tonight.

    Fain would     I      dwell      on   form,      fain, fain deny What     I      have       spoke;    but  farewell  compliment.

    Dost thou love me? I      know      thou wilt  say  Ay, And  I      will  take thy       word.      Yet, if     thou swear’st, Thou      mayst     prove     false.       At    lovers’    perjuries, They      say  Jove laughs.   O    gentle       Romeo,

    If     thou dost love, pronounce    it     faithfully.

    Or   if     thou thinkest  I      am  too  quickly   won,

    I’ll    frown     and be   perverse, and say  thee nay, So   thou wilt  woo.       But  else, not  for   the  world.

    In    truth,      fair  Montague,    I      am  too  fond;

    And therefore thou mayst     think      my  ’haviour  light: But trust me,       gentleman,    I’ll    prove     more      true Than      those      that have       more      cunning  to    be   strange.

    I      should    have       been      more      strange,  I      must      confess, But  that thou overheard’st, ere  I      was ’ware, My       true-love       passion;  therefore pardon   me,

    And not  impute   this  yielding  to    light love, Which   the  dark night       hath so    discovered.

    ROMEO.

    Lady,      by   yonder   blessed   moon     I      vow,

    That tips  with silver      all    these      fruit-tree tops,—

    JULIET.

    O    swear     not  by   the  moon,    th’inconstant moon, That    monthly       changes in    her  circled    orb,

    Lest that thy  love prove     likewise  variable.

    ROMEO.

    What      shall I      swear     by?

    JULIET.

    Do   not  swear     at    all.

    Or   if     thou wilt, swear     by   thy  gracious self, Which     is     the  god       of    my  idolatry,

    And I’ll    believe   thee.

    ROMEO.

    If     my  heart’s    dear love,—

    JULIET.

    Well,       do   not  swear.    Although I      joy   in    thee, I     have       no       joy   of    this  contract tonight;

    It     is     too  rash,       too  unadvis’d,      too  sudden,

    Too like  the  lightning,       which     doth       cease     to    be Ere    one       can  say  It     lightens. Sweet,    good      night.

    This bud of    love, by   summer’s      ripening breath, May   prove     a       beauteous     flower     when      next we   meet.

    Good      night,     good      night.     As   sweet     repose    and rest Come     to    thy  heart      as    that within     my  breast.

    ROMEO.

    O    wilt  thou leave      me  so    unsatisfied?

    JULIET.

    What      satisfaction    canst      thou have       tonight?

    ROMEO.

    Th’exchange  of    thy  love’s     faithful   vow for   mine.

    JULIET.

    I      gave       thee mine      before    thou didst       request   it; And    yet  I       would     it     were       to    give again.

    ROMEO.

    Would’st thou withdraw it?    For  what       purpose, love?

    JULIET.

    But  to    be   frank      and give it     thee again.

    And yet  I      wish but  for   the  thing      I      have;

    My  bounty   is     as    boundless     as    the  sea,

    My  love as    deep;      the  more      I      give to    thee,

    The more      I      have,      for   both       are  infinite.

    I      hear some      noise      within.    Dear       love, adieu.

    [ Nurse   calls within. ]

    Anon,     good      Nurse!—Sweet     Montague     be   true.

    Stay but  a     little,       I      will  come      again.

    [ Exit. ]

    ROMEO.

    O    blessed,  blessed   night.     I      am  afeard,

    Being     in    night,     all    this  is     but  a     dream,

    Too flattering sweet     to    be   substantial.

    Enter      JULIET above.

    JULIET.

    Three     words,    dear Romeo,  and good      night      indeed.

    If     that thy  bent of    love be   honourable,

    Thy  purpose  marriage,       send       me  word      tomorrow, By one that       I’ll    procure  to    come      to    thee,

    Where    and what       time thou wilt  perform  the  rite, And all    my       fortunes at    thy  foot I’ll    lay

    And follow     thee my  lord throughout    the  world.

    NURSE.

    [ Within. ]       Madam.

    JULIET.

    I      come,     anon.—  But  if     thou meanest not  well,

    I      do   beseech thee,—

    NURSE.

    [ Within. ]       Madam.

    JULIET.

    By   and by   I      come—

    To   cease     thy  strife       and leave      me  to    my  grief.

    Tomorrow     will  I      send.

    ROMEO.

    So   thrive     my  soul,—

    JULIET.

    A     thousand       times      good      night.

    [ Exit. ]

    ROMEO.

    A     thousand       times      the  worse,    to    want       thy  light.

    Love       goes       toward   love as    schoolboys    from       their books, But  love from       love, towards  school    with heavy     looks.

    [ Retiring slowly. ]

    Re-enter JULIET, above.

    JULIET.

    Hist! Romeo,  hist! O    for   a     falconer’s      voice To lure this  tassel-gentle    back       again.

    Bondage is     hoarse    and may not  speak     aloud,

    Else would     I      tear the  cave where     Echo       lies, And make      her       airy  tongue   more      hoarse    than mine With     repetition      of       my  Romeo’s name.

    ROMEO.

    It     is     my  soul that calls upon      my  name.

    How silver-sweet   sound     lovers’    tongues  by   night, Like      softest       music     to    attending      ears.

    JULIET.

    Romeo.

    ROMEO.

    My  nyas?

    JULIET.

    What      o’clock   tomorrow

    Shall       I      send       to    thee?

    ROMEO.

    By   the  hour       of    nine.

    JULIET.

    I      will  not  fail.  ’Tis  twenty    years      till   then.

    I      have       forgot     why I      did  call  thee back.

    ROMEO.

    Let  me  stand      here till   thou remember     it.

    JULIET.

    I      shall forget,    to    have       thee still  stand      there, Remembering       how I      love thy  company.

    ROMEO.

    And I’ll    still  stay, to    have       thee still  forget, Forgetting any  other       home     but  this.

    JULIET.

    ’Tis  almost    morning; I      would     have       thee gone, And     yet  no       farther    than a     wanton’s bird,

    That lets  it     hop a     little from       her  hand,

    Like a     poor       prisoner  in    his   twisted   gyves,

    And with a     silk  thread    plucks    it     back       again, So loving-jealous       of    his   liberty.

    ROMEO.

    I      would     I      were       thy  bird.

    JULIET.

    Sweet,    so    would     I:

    Yet  I      should    kill   thee with much     cherishing.

    Good      night,     good      night.     Parting   is     such sweet     sorrow That I      shall say  good      night      till   it     be   morrow.

    [ Exit. ]

    ROMEO.

    Sleep      dwell      upon      thine      eyes,      peace     in    thy  breast.

    Would    I      were       sleep      and peace,    so    sweet     to    rest.

    The grey-ey’d      morn      smiles     on   the  frowning night, Chequering       the  eastern   clouds    with streaks   of    light; And       darkness       fleckled  like  a     drunkard reels From     forth       day’s      pathway,       made     by   Titan’s    wheels Hence will  I      to    my  ghostly   Sire’s       cell,

    His  help to    crave      and my  dear hap to    tell.

    [ Exit. ]

    SCENE    III.    Friar Lawrence’s    Cell.

    Enter      FRIAR    LAWRENCE   with a     basket.

    FRIAR     LAWRENCE.

    Now,      ere  the  sun  advance his   burning  eye,

    The day  to    cheer,     and night’s    dank       dew to    dry, I       must       upfill       this  osier       cage       of    ours

    With       baleful    weeds    and precious-juiced    flowers.

    The earth      that’s      nature’s  mother,  is     her  tomb; What   is     her       burying  grave,     that is     her  womb: And    from       her  womb       children  of    divers     kind

    We  sucking  on   her  natural   bosom    find.

    Many      for   many      virtues    excellent,

    None      but  for   some,     and yet  all    different.

    O,    mickle    is     the  powerful grace      that lies

    In    plants,    herbs,     stones,   and their true qualities.

    For  naught   so    vile  that on   the  earth      doth       live But   to    the       earth      some      special    good      doth       give; Nor aught     so       good      but, strain’d   from       that fair  use, Revolts   from       true       birth,      stumbling      on   abuse.

    Virtue     itself turns      vice being     misapplied,

    And vice sometime’s    by   action     dignified.

    Enter      ROMEO .

    Within    the  infant     rind of    this  weak      flower

    Poison    hath residence,      and medicine power:

    For  this, being     smelt,     with that part cheers    each       part; Being       tasted,    slays       all    senses    with the  heart.

    Two such opposed kings      encamp  them      still

    In    man as    well as    herbs,—grace and rude will; And where     the       worser    is     predominant,

    Full  soon       the  canker    death     eats up   that plant.

    ROMEO.

    Good      morrow, father.

    FRIAR     LAWRENCE.

    Benedicite!

    What      early       tongue   so    sweet     saluteth  me?

    Young    son, it     argues    a     distemper’d   head

    So   soon       to    bid  good      morrow  to    thy  bed.

    Care keeps     his   watch     in    every      old  man’s     eye, And where       care lodges    sleep      will  never      lie; But    where     unbruised       youth     with unstuff’d brain Doth     couch     his   limbs,     there       golden   sleep      doth       reign.

    Therefore      thy  earliness doth       me  assure

    Thou      art   uprous’d with some      distemperature; Or      if     not  so,       then here I      hit   it     right,

    Our Romeo   hath not  been      in    bed tonight.

    ROMEO.

    That last  is     true; the  sweeter  rest was mine.

    FRIAR     LAWRENCE.

    God pardon   sin.  Wast      thou with Rosaline?

    ROMEO.

    With       Rosaline, my  ghostly   father?    No.

    I      have       forgot     that name,     and that name’s   woe.

    FRIAR     LAWRENCE.

    That’s     my  good      son. But  where     hast thou been      then?

    ROMEO.

    I’ll    tell  thee ere  thou ask  it     me  again.

    I      have       been      feasting  with mine      enemy,

    Where    on   a     sudden   one hath wounded       me

    That’s     by   me  wounded.      Both       our  remedies

    Within    thy  help and holy physic    lies.

    I      bear no   hatred,   blessed   man;      for   lo,

    My  intercession   likewise  steads    my  foe.

    FRIAR     LAWRENCE.

    Be   plain,      good      son, and homely   in    thy  drift; Riddling       confession     finds       but  riddling  shrift.

    ROMEO.

    Then      plainly    know      my  heart’s    dear love is     set On    the  fair       daughter of    rich Capulet.

    As   mine      on   hers,       so    hers is     set   on   mine;

    And all    combin’d,      save what       thou must      combine

    By   holy marriage.       When,    and where,    and how We  met, we       woo’d,    and made     exchange      of    vow, I’ll   tell  thee as    we       pass;      but  this  I      pray, That      thou consent  to    marry     us       today.

    FRIAR     LAWRENCE.

    Holy Saint      Francis!  What      a     change   is     here!

    Is     Rosaline, that thou didst       love so    dear,

    So   soon       forsaken?       Young    men’s     love then lies Not   truly in       their hearts,    but  in    their eyes.

    Jesu Maria,     what       a     deal of    brine

    Hath       wash’d   thy  sallow     cheeks    for   Rosaline!

    How much     salt  water      thrown   away      in    waste,

    To   season   love, that of    it     doth       not  taste.

    The sun  not  yet  thy  sighs      from       heaven   clears, Thy     old       groans    yet  ring in    mine      ancient   ears.

    Lo   here upon      thy  cheek     the  stain       doth       sit

    Of   an   old  tear that is     not  wash’d   off   yet.

    If     ere  thou wast thyself,   and these      woes      thine, Thou    and       these      woes      were       all    for   Rosaline,

    And art   thou chang’d? Pronounce    this  sentence then, Women may fall,       when      there’s    no   strength in    men.

    ROMEO.

    Thou      chidd’st  me  oft   for   loving     Rosaline.

    FRIAR     LAWRENCE.

    For  doting,   not  for   loving,    pupil      mine.

    ROMEO.

    And bad’st     me  bury love.

    FRIAR     LAWRENCE.

    Not in    a     grave

    To   lay   one in,   another  out  to    have.

    ROMEO.

    I      pray thee chide      me  not, her  I      love now

    Doth       grace      for   grace      and love for   love allow.

    The other      did  not  so.

    FRIAR     LAWRENCE.

    O,    she  knew      well

    Thy  love did  read by   rote, that could      not  spell.

    But  come      young    waverer, come      go   with me,

    In    one respect   I’ll    thy  assistant be;

    For  this  alliance  may so    happy     prove,

    To   turn your households’   rancour  to    pure love.

    ROMEO.

    O    let   us    hence;    I      stand      on   sudden   haste.

    FRIAR     LAWRENCE.

    Wisely    and slow;      they stumble  that run  fast.

    [ Exeunt. ]

    SCENE    IV.   A     Street.

    Enter      BENVOLIO and MERCUTIO .

    MERCUTIO.

    Where    the  devil       should    this  Romeo   be?  Came     he   not       home     tonight?

    BENVOLIO.

    Not to    his   father’s;  I      spoke     with his   man.

    MERCUTIO.

    Why,      that same      pale hard-hearted wench,   that Rosaline, torments       him so    that he will    sure run  mad.

    BENVOLIO.

    Tybalt,    the  kinsman to    old  Capulet, hath sent a     letter      to    his       father’s   house.

    MERCUTIO.

    A     challenge,     on   my  life.

    BENVOLIO.

    Romeo   will  answer   it.

    MERCUTIO.

    Any man that can  write       may answer   a     letter.

    BENVOLIO.

    Nay, he   will  answer   the  letter’s    master,   how he   dares,     being       dared.

    MERCUTIO.

    Alas poor       Romeo,  he   is     already   dead,      stabbed  with a       white      wench’s  black      eye;

    run  through  the  ear  with a     love song,      the  very pin  of    his   heart       cleft with the  blind bow-boy’s   butt-shaft.     And is     he   a     man       to    encounter     Tybalt?

    BENVOLIO.

    Why,      what       is     Tybalt?

    MERCUTIO.

    More      than     Prince   of  cats.     O,  he’s      the courageous captain   of  compliments.      He fights      as    you sing prick-song,       keeps     time,      distance, and proportion.    He   rests his minim      rest, one,      two,      and       the third     in   your      bosom: the very butcher of  a    silk button,   a     duellist,  a     duellist;  a       gentleman     of    the  very first house,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cause.    Ah,  the  immortal passado, the  punto     reverso,  the  hay.

    BENVOLIO.

    The what?

    MERCUTIO.

    The pox  of    such antic       lisping,   affecting phantasies;    these      new       tuners    of    accent.

    By   Jesu,       a     very good      blade,     a     very tall  man,      a     very       good      whore.    Why,      is     not  this a      lamentable    thing,       grandsire,      that we   should    be   thus afflicted  with these       strange flies,  these      fashion-mongers, these      pardon-me’s, who       stand      so    much     on   the  new form       that they cannot   sit       at    ease on   the  old  bench?   O    their bones,    their bones!

    Enter      ROMEO .

    BENVOLIO.

    Here       comes    Romeo,  here comes    Romeo!

    MERCUTIO.

    Without  his   roe, like  a     dried      herring.  O    flesh,      flesh,      how       art   thou fishified! Now is    he  for the numbers      that      Petrarch flowed  in.  Laura,   to  his lady,     was       but a kitchen   wench,—marry,  she had       a    better   love      to  berhyme her:       Dido     a    dowdy; Cleopatra       a     gypsy;       Helen     and Hero       hildings  and harlots;   Thisbe    a     grey eye       or    so, but    not to  the purpose.      Signior  Romeo, bonjour!       There’s a    French  salutation    to your French    slop. You gave       us    the  counterfeit    fairly       last  night.

    ROMEO.

    Good      morrow  to    you both.      What      counterfeit    did  I      give       you?

    MERCUTIO.

    The slip  sir,   the  slip; can  you not  conceive?

    ROMEO.

    Pardon,  good      Mercutio,       my  business was great,     and in    such       a     case as    mine      a     man

    may strain      courtesy.

    MERCUTIO.

    That’s     as  much    as  to  say,       such     a    case      as  yours      constrains    a    man      to  bow      in   the hams.

    ROMEO.

    Meaning,       to    curtsy.

    MERCUTIO.

    Thou      hast most      kindly     hit   it.

    ROMEO.

    A     most      courteous      exposition.

    MERCUTIO.

    Nay, I      am  the  very pink of    courtesy.

    ROMEO.

    Pink for   flower.

    MERCUTIO.

    Right.

    ROMEO.

    Why,      then is     my  pump     well flowered.

    MERCUTIO.

    Sure wit,  follow     me  this  jest  now,       till   thou hast worn      out  thy       pump,    that when      the single      sole of    it     is     worn,      the       jest  may remain   after the  wearing, solely     singular.

    ROMEO.

    O    single-soled  jest, solely     singular  for   the  singleness!

    MERCUTIO.

    Come     between us,   good      Benvolio; my  wits faint.

    ROMEO.

    Swits      and spurs,     swits       and spurs;     or    I’ll    cry   a     match.

    MERCUTIO.

    Nay, if     thy  wits run  the  wild-goose    chase,    I      am  done.     For       thou hast more      of    the wild-goose     in   one       of  thy wits,       than     I     am sure,     I     have     in   my whole   five.      Was I with    you there      for   the  goose?

    ROMEO.

    Thou      wast never      with me  for   anything, when      thou wast not  there       for   the  goose.

    MERCUTIO.

    I      will  bite thee by   the  ear  for   that jest.

    ROMEO.

    Nay, good      goose,    bite not.

    MERCUTIO.

    Thy  wit   is     a     very bitter      sweeting,       it     is     a     most       sharp      sauce.

    ROMEO.

    And is     it     not  then well served    in    to    a     sweet     goose?

    MERCUTIO.

    O    here’s     a     wit   of    cheveril, that stretches from       an   inch       narrow   to    an   ell    broad.

    ROMEO.

    I      stretch    it     out  for   that word      broad,    which     added    to       the  goose,    proves    thee far   and wide a     broad     goose.

    MERCUTIO.

    Why,      is     not  this  better     now than groaning for   love?      Now       art   thou sociable, now art   thou Romeo;  not  art   thou what       thou       art,  by   art   as    well as    by   nature.   For  this drivelling love is       like  a     great      natural,  that runs lolling     up   and down      to       hide his bauble     in    a     hole.

    BENVOLIO.

    Stop there,     stop there.

    MERCUTIO.

    Thou      desirest  me  to    stop in    my  tale against   the  hair.

    BENVOLIO.

    Thou      wouldst  else have       made     thy  tale large.

    MERCUTIO.

    O,    thou     art deceived;     I     would   have     made    it   short,     for I     was       come    to  the whole depth of    my  tale,       and meant    indeed    to    occupy   the  argument      no   longer.

    Enter      NURSE and PETER .

    ROMEO.

    Here’s    goodly    gear!

    A     sail, a     sail!

    MERCUTIO.

    Two,       two; a     shirt and a     smock.

    NURSE.

    Peter!

    PETER.

    Anon.

    NURSE.

    My  fan, Peter.

    MERCUTIO.

    Good      Peter,     to    hide her  face; for   her  fan’s the  fairer      face.

    NURSE.

    God ye    good      morrow, gentlemen.

    MERCUTIO.

    God ye    good-den,     fair  gentlewoman.

    NURSE.

    Is     it     good-den?

    MERCUTIO.

    ’Tis  no less,      I     tell ye; for the bawdy  hand     of  the dial       is   now      upon    the prick     of noon.

    NURSE.

    Out upon      you! What      a     man are  you?

    ROMEO.

    One,       gentlewoman,      that God hath made     for   himself   to    mar.

    NURSE.

    By   my  troth,      it     is     well said; for   himself   to    mar, quoth     a?       Gentlemen,   can  any  of you    tell  me  where     I      may find the       young    Romeo?

    ROMEO.

    I      can  tell  you: but  young    Romeo   will  be   older      when      you       have       found     him than he was    when      you sought   him. I       am  the  youngest of    that name,     for   fault of    a     worse.

    NURSE.

    You say  well.

    MERCUTIO.

    Yea, is     the  worst      well?       Very well took,      i’faith;     wisely,       wisely.

    NURSE.

    If     you be   he,  sir,   I      desire     some      confidence    with you.

    BENVOLIO.

    She will  endite    him to    some      supper.

    MERCUTIO.

    A     bawd,     a     bawd,     a     bawd!     So   ho!

    ROMEO.

    What      hast thou found?

    MERCUTIO.

    No   hare,      sir;   unless    a     hare,      sir,   in    a     lenten    pie,  that       is     something     stale and hoar ere it     be   spent.

    [ Sings. ]

    An   old  hare hoar,

    And an   old  hare hoar,

    Is     very good      meat      in    Lent;

    But  a     hare that is     hoar

    Is     too  much     for   a     score

    When     it     hoars      ere  it     be   spent.

    Romeo,  will  you come      to    your father’s? We’ll       to    dinner       thither.

    ROMEO.

    I      will  follow     you.

    MERCUTIO.

    Farewell, ancient   lady; farewell, lady, lady, lady.

    [ Exeunt  MERCUTIO and BENVOLIO . ]

    NURSE.

    I      pray you, sir,   what       saucy     merchant      was this  that was so       full  of    his   ropery?

    ROMEO.

    A     gentleman,  Nurse,   that      loves     to  hear      himself talk,       and       will speak    more    in   a minute      than he   will       stand      to    in    a     month.

    NURSE.

    And a     speak     anything against   me, I’ll    take him down,     and a       were       lustier     than he is,      and       twenty  such     Jacks.    And if    I     cannot, I’ll  find       those    that      shall.     Scurvy knave!    I     am none     of  his flirt-gills;      I     am none     of  his   skains-mates.—And   thou must    stand      by   too  and suffer       every      knave     to    use  me  at    his   pleasure!

    PETER.

    I      saw no   man use  you at    his   pleasure; if     I      had, my  weapon       should    quickly   have

    been      out. I      warrant  you, I      dare draw       as    soon       as       another  man,      if     I      see  occasion in a  good      quarrel,  and       the  law  on   my  side.

    NURSE.

    Now,      afore      God,       I      am  so    vexed     that every      part       about     me  quivers.  Scurvy    knave.

    Pray you, sir,   a     word:      and as    I      told you, my  young    lady bid       me  enquire  you out; what       she  bade      me  say, I      will  keep       to    myself.   But  first let   me  tell  ye,   if     ye    should lead    her       in    a     fool’s      paradise, as    they say, it     were       a     very       gross      kind of    behaviour, as they      say;       for the gentlewoman is   young.  And      therefore,     if    you       should  deal double   with her, truly it     were       an   ill     thing      to    be       offered   to    any  gentlewoman,      and very weak      dealing.

    ROMEO.

    Nurse,    commend      me  to    thy  lady and mistress. I      protest   unto       thee,—

    NURSE.

    Good      heart,     and i’faith      I      will  tell  her  as    much.     Lord,       Lord,      she  will  be   a     joyful woman.

    ROMEO.

    What      wilt  thou tell  her, Nurse?    Thou      dost not  mark      me.

    NURSE.

    I      will  tell  her, sir,   that you do   protest,  which,    as    I      take it,       is     a     gentlemanlike      offer.

    ROMEO.

    Bid  her  devise

    Some     means    to    come      to    shrift      this  afternoon, And     there       she  shall at    Friar Lawrence’      cell Be    shriv’d    and married. Here       is     for   thy  pains.

    NURSE.

    No   truly,      sir;   not  a     penny.

    ROMEO.

    Go   to;   I      say  you shall.

    NURSE.

    This afternoon,     sir?  Well,       she  shall be   there.

    ROMEO.

    And stay, good      Nurse,    behind   the  abbey     wall.

    Within    this  hour       my  man shall be   with thee, And       bring      thee       cords      made     like  a     tackled   stair,

    Which    to    the  high topgallant     of    my  joy Must be   my  convoy       in    the  secret     night.

    Farewell, be   trusty,     and I’ll    quit thy  pains; Farewell;     commend       me  to    thy  mistress.

    NURSE.

    Now       God in    heaven   bless      thee.      Hark       you, sir.

    ROMEO.

    What      say’st      thou,      my  dear Nurse?

    NURSE.

    Is     your man secret?   Did  you ne’er      hear say, Two may keep       counsel, putting   one away?

    ROMEO.

    I      warrant  thee my  man’s     as    true as    steel.

    NURSE.

    Well,       sir, my mistress is   the sweetest      lady.     Lord,     Lord!      When   ’twas     a    little prating thing,—O,    there    is   a     nobleman    in   town,    one       Paris,    that      would   fain       lay knife       aboard;  but  she, good      soul, had as    lief   see  a       toad,      a     very toad,      as    see  him. I anger   her  sometimes,       and tell  her  that Paris       is     the  properer man,      but  I’ll       warrant you,  when      I      say  so,   she  looks      as    pale as    any       clout      in    the  versal     world.     Doth       not rosemary and       Romeo   begin     both       with a     letter?

    ROMEO.

    Ay,  Nurse;    what       of    that?      Both       with an   R.

    NURSE.

    Ah,  mocker!  That’s     the  dog’s      name.     R     is     for   the—no, I       know      it     begins    with some other    letter,     and she  hath the       prettiest sententious   of    it,    of    you and rosemary,      that it       would     do   you good      to    hear it.

    ROMEO.

    Commend     me  to    thy  lady.

    NURSE.

    Ay,  a     thousand       times.     Peter!

    [ Exit       ROMEO . ]

    PETER.

    Anon.

    NURSE.

    Before    and apace.

    [ Exeunt. ]

    SCENE    V.    Capulet’s Garden.

    Enter      JULIET .

    JULIET.

    The clock      struck     nine when      I      did  send       the  Nurse, In half       an   hour       she  promised       to    return.

    Perchance     she  cannot   meet      him. That’s     not  so.

    O,    she  is     lame.      Love’s     heralds   should    be   thoughts, Which       ten  times      faster      glides     than the  sun’s      beams, Driving       back       shadows over lowering hills:

    Therefore      do   nimble-pinion’d   doves     draw       love, And       therefore hath the  wind-swift     Cupid     wings.

    Now       is     the  sun  upon      the  highmost       hill

    Of   this  day’s      journey,  and from       nine till   twelve Is three      long       hours,     yet  she  is     not  come.

    Had she  affections      and warm      youthful blood, She’d  be   as    swift       in    motion   as    a     ball;

    My  words     would     bandy     her  to    my  sweet     love,

    And his   to    me.

    But  old  folks,      many      feign      as    they were       dead; Unwieldy,       slow,      heavy     and pale as    lead.

    Enter      NURSE and PETER .

    O    God,       she  comes.   O    honey     Nurse,    what       news?

    Hast thou met with him?       Send      thy  man away.

    NURSE.

    Peter,     stay at    the  gate.

    [ Exit       PETER . ]

    JULIET.

    Now,      good      sweet     Nurse,—O     Lord,      why look’st    thou sad?

    Though  news      be   sad, yet  tell  them      merrily;

    If     good,     thou sham’st  the  music     of    sweet     news By  playing       it     to    me  with so    sour a     face.

    NURSE.

    I      am  aweary,  give me  leave      awhile;

    Fie,  how my  bones     ache!      What      a     jaunt      have       I      had!

    JULIET.

    I      would     thou hadst      my  bones,    and I      thy  news: Nay       come,     I      pray thee speak;    good,     good      Nurse,    speak.

    NURSE.

    Jesu,       what     haste?   Can      you       not stay      a    while?   Do   you       not see that      I     am out of breath?

    JULIET.

    How art   thou out  of    breath,   when      thou hast breath To      say  to       me  that thou art   out  of    breath?

    The excuse    that thou dost make      in    this  delay Is   longer    than the       tale thou dost excuse.

    Is     thy  news      good      or    bad?       Answer   to    that;

    Say  either,    and I’ll    stay the  circumstance.

    Let  me  be   satisfied, is’t   good      or    bad?

    NURSE.

    Well,       you       have     made    a    simple  choice;  you       know      not how      to  choose a    man.

    Romeo?  No,  not  he.  Though  his   face be   better     than any  man’s,       yet  his   leg  excels all men’s,    and for   a     hand      and a     foot,       and a     body,      though   they be   not  to    be   talked on,      yet       they are  past compare.       He   is     not  the  flower     of    courtesy,       but  I’ll    warrant him   as    gentle    as    a     lamb.      Go   thy ways,       wench,   serve      God.       What,     have       you dined at  home?

    JULIET.

    No,  no.  But  all    this  did  I      know      before.

    What      says he   of    our  marriage?      What      of    that?

    NURSE.

    Lord,      how my  head      aches!    What      a     head      have       I!

    It     beats      as    it     would     fall   in    twenty    pieces.

    My  back       o’    t’other    side,—O my  back,      my  back!

    Beshrew your heart      for   sending  me  about

    To   catch      my  death     with jauncing up   and down.

    JULIET.

    I’faith,     I      am  sorry       that thou art   not  well.

    Sweet,    sweet,    sweet     Nurse,    tell  me, what       says my  love?

    NURSE.

    Your       love says like  an   honest    gentleman,

    And a     courteous,     and a     kind,       and a     handsome, And    I       warrant  a     virtuous,—Where is     your mother?

    JULIET.

    Where    is     my  mother? Why,      she  is     within.

    Where    should    she  be?  How oddly      thou repliest.

    ‘Your      love says, like  an   honest    gentleman,

    ‘Where   is     your mother?’

    NURSE.

    O    God’s     lady dear,

    Are  you so    hot? Marry,    come      up,  I      trow.

    Is     this  the  poultice  for   my  aching    bones?

    Henceforward       do   your messages      yourself.

    JULIET.

    Here’s    such a     coil. Come,    what       says Romeo?

    NURSE.

    Have      you got  leave      to    go   to    shrift      today?

    JULIET.

    I      have.

    NURSE.

    Then      hie  you hence     to    Friar Lawrence’      cell; There      stays       a     husband to    make      you a     wife.

    Now       comes    the  wanton   blood     up   in    your cheeks, They’ll       be   in    scarlet    straight  at    any  news.

    Hie  you to    church.   I      must      another  way,

    To   fetch      a     ladder    by   the  which     your love

    Must      climb      a     bird’s      nest soon       when      it     is     dark.

    I      am  the  drudge,  and toil  in    your delight;

    But  you shall bear the  burden   soon       at    night.

    Go.  I’ll    to    dinner;   hie  you to    the  cell.

    JULIET.

    Hie  to    high fortune!  Honest   Nurse,    farewell.

    [ Exeunt. ]

    SCENE    VI.   Friar Lawrence’s    Cell.

    Enter      FRIAR    LAWRENCE   and ROMEO .

    FRIAR     LAWRENCE.

    So   smile      the  heavens upon      this  holy act

    That after-hours    with sorrow    chide      us    not.

    ROMEO.

    Amen,    amen,     but  come      what       sorrow    can,

    It     cannot   countervail    the  exchange      of    joy

    That one short      minute   gives      me  in    her  sight.

    Do   thou but  close      our  hands     with holy words, Then   love-devouring      death     do   what       he   dare,

    It     is     enough  I      may but  call  her  mine.

    FRIAR     LAWRENCE.

    These     violent    delights  have       violent    ends,

    And in    their triumph  die;  like  fire  and powder, Which     as    they kiss       consume.      The sweetest honey Is loathsome     in    his   own       deliciousness,

    And in    the  taste       confounds     the  appetite.

    Therefore      love moderately:   long love doth       so; Too   swift arrives       as    tardy      as    too  slow.

    Enter      JULIET .

    Here       comes    the  lady. O,    so    light a     foot

    Will ne’er      wear       out  the  everlasting    flint.

    A     lover       may bestride  the  gossamers

    That idles in    the  wanton   summer  air

    And yet  not  fall;  so    light is     vanity.

    JULIET.

    Good      even       to    my  ghostly   confessor.

    FRIAR     LAWRENCE.

    Romeo   shall thank     thee,      daughter,      for   us    both.

    JULIET.

    As   much     to    him, else is     his   thanks    too  much.

    ROMEO.

    Ah,  Juliet,     if     the  measure of    thy  joy Be     heap’d    like  mine,       and that thy  skill be   more To blazon    it,    then sweeten with thy       breath

    This neighbour     air,  and let   rich music’s   tongue Unfold      the       imagin’d happiness      that both

    Receive  in    either     by   this  dear encounter.

    JULIET.

    Conceit  more      rich in    matter    than in    words,

    Brags      of    his   substance,     not  of    ornament.

    They       are  but  beggars  that can  count     their worth; But      my  true       love is     grown    to    such excess,

    I      cannot   sum up   sum of    half my  wealth.

    FRIAR     LAWRENCE.

    Come,    come      with me, and we   will  make      short      work, For,       by   your leaves,    you shall not  stay alone Till holy church       incorporate   two in    one.

    [ Exeunt. ]

    ACT III

    SCENE    I.     A     public     Place.

    Enter      MERCUTIO,  BENVOLIO,    PAGE     and SERVANTS .

    BENVOLIO.

    I      pray thee,      good      Mercutio,       let’s retire:

    The day  is     hot, the  Capulets abroad,

    And if     we   meet,     we   shall not  scape     a     brawl, For      now       these      hot  days,      is     the  mad blood     stirring.

    MERCUTIO.

    Thou      art   like  one of    these      fellows    that, when      he   enters       the  confines of    a     tavern, claps  me  his   sword     upon      the       table,      and says ‘God       send       me  no   need      of    thee!’       and by    the  operation      of    the  second   cup draws     him on       the  drawer,   when      indeed    there is   no   need.

    BENVOLIO.

    Am  I      like  such a     fellow?

    MERCUTIO.

    Come,    come,   thou     art as  hot a    Jack      in   thy mood   as    any       in   Italy;     and       as  soon moved to    be   moody,       and as    soon       moody   to    be   moved.

    BENVOLIO.

    And what       to?

    MERCUTIO.

    Nay, an   there      were       two such,      we   should    have       none       shortly,   for   one would     kill   the other.      Thou?     Why,      thou       wilt  quarrel   with a     man that hath a     hair more      or    a     hair less in    his   beard     than thou hast. Thou      wilt  quarrel   with a     man       for   cracking nuts, having   no   other      reason    but  because thou       hast hazel      eyes.      What      eye  but  such an eye    would     spy       out  such a     quarrel?  Thy  head      is     as    full  of    quarrels  as       an   egg is     full of      meat,    and       yet thy head     hath     been      beaten  as  addle    as  an  egg       for quarrelling.

    Thou      hast      quarrelled    with      a    man      for coughing     in    the street,   because       he  hath wakened     thy  dog that hath       lain  asleep    in    the  sun. Didst      thou not  fall   out  with a tailor       for   wearing  his   new doublet  before    Easter?   with another  for       tying      his   new

    shoes     with an   old  riband?   And yet  thou wilt  tutor       me  from       quarrelling!

    BENVOLIO.

    And I      were       so    apt  to    quarrel   as    thou art,  any  man should       buy the  fee  simple    of my     life   for   an   hour       and a       quarter.

    MERCUTIO.

    The fee  simple!   O    simple!

    Enter      TYBALT       and others.

    BENVOLIO.

    By   my  head,      here comes    the  Capulets.

    MERCUTIO.

    By   my  heel,       I      care not.

    TYBALT.

    Follow    me  close,     for   I      will  speak     to    them.

    Gentlemen,   good-den:     a     word      with one of    you.

    MERCUTIO.

    And but  one word      with one of    us?  Couple   it     with something;       make      it     a     word      and a      blow.

    TYBALT.

    You shall find me  apt  enough  to    that, sir,   and you will  give me       occasion.

    MERCUTIO.

    Could     you not  take some      occasion without  giving?

    TYBALT.

    Mercutio,       thou consortest     with Romeo.

    MERCUTIO.

    Consort? What,   dost      thou     make    us  minstrels?    And      thou make    minstrels      of  us, look to    hear nothing  but  discords.       Here’s    my  fiddlestick,     here’s     that shall make you      dance.       Zounds,  consort!

    BENVOLIO.

    We  talk  here in    the  public     haunt     of    men.

    Either     withdraw unto some      private    place,

    And reason    coldly     of    your grievances,

    Or   else depart;   here all    eyes gaze       on   us.

    MERCUTIO.

    Men’s     eyes were       made     to    look,       and let   them      gaze.

    I      will  not  budge    for   no   man’s     pleasure, I.

    Enter      ROMEO .

    TYBALT.

    Well,       peace     be   with you, sir,   here comes    my  man.

    MERCUTIO.

    But  I’ll    be   hanged,  sir,   if     he   wear       your livery.

    Marry,    go   before    to    field,       he’ll be   your follower; Your worship       in    that sense     may call  him man.

    TYBALT.

    Romeo,  the  love I      bear thee can  afford

    No   better     term       than this: Thou      art   a     villain.

    ROMEO.

    Tybalt,    the  reason    that I      have       to    love thee Doth      much       excuse    the  appertaining  rage

    To   such a     greeting. Villain     am  I      none;

    Therefore      farewell; I      see  thou know’st  me  not.

    TYBALT.

    Boy, this  shall not  excuse    the  injuries

    That thou hast done      me, therefore turn and draw.

    ROMEO.

    I      do   protest   I      never      injur’d    thee,

    But  love thee better     than thou canst      devise Till      thou shalt       know      the  reason    of    my  love.

    And so    good      Capulet, which     name     I      tender

    As   dearly     as    mine      own,       be   satisfied.

    MERCUTIO.

    O    calm,      dishonourable,     vile  submission!

    [ Draws. ] Alla stoccata carries    it     away.

    Tybalt,    you rat-catcher,   will  you walk?

    TYBALT.

    What      wouldst  thou have       with me?

    MERCUTIO.

    Good      King of    Cats,       nothing  but  one of    your nine lives;       that I       mean     to    make      bold

    withal,    and, as    you shall use  me  hereafter,      dry-beat the  rest of       the  eight.     Will you pluck      your sword     out  of    his   pilcher       by   the  ears?      Make      haste,     lest  mine      be   about your       ears ere  it     be   out.

    TYBALT.

    [ Drawing. ]    I      am  for   you.

    ROMEO.

    Gentle    Mercutio,       put  thy  rapier     up.

    MERCUTIO.

    Come,    sir,   your passado.

    [ They     fight. ]

    ROMEO.

    Draw,     Benvolio; beat down      their weapons.

    Gentlemen,   for   shame,   forbear   this  outrage, Tybalt,    Mercutio,       the  Prince     expressly hath Forbid    this  bandying       in    Verona       streets.

    Hold,      Tybalt!    Good      Mercutio!

    [ Exeunt  TYBALT       with his   Partizans. ]

    MERCUTIO.

    I      am  hurt.

    A     plague    o’    both       your houses.  I      am  sped.

    Is     he   gone,     and hath nothing?

    BENVOLIO.

    What,     art   thou hurt?

    MERCUTIO.

    Ay,  ay,   a     scratch,  a     scratch.  Marry,    ’tis   enough.

    Where    is     my  page?     Go   villain,    fetch      a     surgeon.

    [ Exit       PAGE . ]

    ROMEO.

    Courage, man;      the  hurt cannot   be   much.

    MERCUTIO.

    No,  ’tis not so  deep     as  a    well,      nor so  wide     as  a    church    door,    but ’tis enough,

    ’twill serve.    Ask       for me tomorrow,    and       you       shall     find me a    grave    man.     I     am peppered,     I      warrant,  for       this  world.     A     plague    o’    both       your houses.  Zounds,  a       dog,

    a     rat,  a     mouse,   a     cat,  to    scratch   a     man to    death.    A       braggart, a     rogue,    a     villain,    that fights      by  the book     of    arithmetic!—Why       the devil     came    you       between      us?  I     was hurt      under     your arm.

    ROMEO.

    I      thought  all    for   the  best.

    MERCUTIO.

    Help       me  into some      house,    Benvolio,

    Or   I      shall faint.      A     plague    o’    both       your houses.

    They       have       made     worms’   meat      of    me.

    I      have       it,    and soundly  too. Your       houses!

    [ Exeunt  MERCUTIO and BENVOLIO . ]

    ROMEO.

    This gentleman,    the  Prince’s  near ally,

    My  very friend,    hath got  his   mortal    hurt

    In    my  behalf;    my  reputation     stain’d

    With       Tybalt’s  slander,—Tybalt,   that an   hour Hath      been      my       cousin.   O    sweet     Juliet,

    Thy  beauty    hath made     me  effeminate

    And in    my  temper   soften’d  valour’s  steel.

    Re-enter BENVOLIO .

    BENVOLIO.

    O    Romeo,  Romeo,  brave      Mercutio’s     dead,

    That gallant    spirit       hath aspir’d    the  clouds, Which too  untimely here       did  scorn      the  earth.

    ROMEO.

    This day’s      black      fate on   mo  days doth       depend; This  but       begins    the  woe others    must      end.

    Re-enter TYBALT .

    BENVOLIO.

    Here       comes    the  furious    Tybalt     back       again.

    ROMEO.

    Again     in    triumph, and Mercutio slain?

    Away      to    heaven   respective      lenity,

    And fire-ey’d fury be   my  conduct  now!

    Now,      Tybalt,    take the  ‘villain’    back       again That     late thou       gav’st     me, for   Mercutio’s     soul Is     but  a     little way above       our  heads,

    Staying   for   thine      to    keep       him company.

    Either     thou or    I,     or    both,      must      go   with him.

    TYBALT.

    Thou      wretched boy, that didst       consort   him here, Shalt     with him       hence.

    ROMEO.

    This shall determine     that.

    [ They     fight; TYBALT       falls. ]

    BENVOLIO.

    Romeo,  away,     be   gone!

    The citizens   are  up,  and Tybalt     slain.

    Stand     not  amaz’d.  The Prince     will  doom     thee death If   thou art       taken.     Hence,   be   gone,     away!

    ROMEO.

    O,    I      am  fortune’s fool!

    BENVOLIO.

    Why dost thou stay?

    [ Exit       ROMEO . ]

    Enter      CITIZENS .

    FIRST      CITIZEN.

    Which    way ran  he   that kill’d Mercutio?

    Tybalt,    that murderer,      which     way ran  he?

    BENVOLIO.

    There     lies  that Tybalt.

    FIRST      CITIZEN.

    Up,  sir,   go   with me.

    I      charge    thee in    the  Prince’s  name     obey.

    Enter      PRINCE,       attended; MONTAGUE, CAPULET,      their WIVES        and others.

    PRINCE.

    Where    are  the  vile  beginners      of    this  fray?

    BENVOLIO.

    O    noble     Prince,    I      can  discover all

    The unlucky  manage  of    this  fatal brawl.

    There     lies  the  man,      slain by   young    Romeo,

    That slew thy  kinsman, brave      Mercutio.

    LADY      CAPULET.

    Tybalt,    my  cousin!   O    my  brother’s child!

    O    Prince!    O    husband!       O,    the  blood     is     spill’d Of my  dear       kinsman! Prince,    as    thou art   true, For blood     of    ours shed       blood     of    Montague.

    O    cousin,   cousin.

    PRINCE.

    Benvolio, who began    this  bloody    fray?

    BENVOLIO.

    Tybalt,    here slain,      whom     Romeo’s hand      did  slay; Romeo,  that       spoke     him fair, bid  him bethink How  nice the  quarrel   was, and       urg’d      withal

    Your       high displeasure.   All   this  uttered

    With       gentle    breath,   calm       look,       knees     humbly   bow’d Could     not  take truce      with the  unruly    spleen Of       Tybalt,    deaf       to    peace,    but  that he   tilts With piercing  steel at    bold       Mercutio’s     breast, Who,  all    as    hot, turns      deadly    point       to    point, And,     with a     martial   scorn,     with one hand       beats Cold     death     aside,     and with the  other      sends

    It     back       to    Tybalt,    whose    dexterity

    Retorts   it.    Romeo   he   cries aloud,

    ‘Hold,     friends!   Friends,  part!’      and swifter    than his   tongue, His       agile       arm beats      down      their fatal points, And    ’twixt      them       rushes;   underneath   whose    arm An   envious  thrust     from       Tybalt     hit   the  life

    Of   stout      Mercutio,       and then Tybalt     fled.

    But  by   and by   comes    back       to    Romeo,

    Who       had but  newly     entertain’d    revenge,

    And to’t  they go   like  lightning;       for,  ere  I Could   draw       to    part       them      was stout      Tybalt     slain; And      as    he   fell   did       Romeo   turn and fly.

    This is     the  truth,      or    let   Benvolio die.

    LADY      CAPULET.

    He   is     a     kinsman to    the  Montague.

    Affection makes    him false,      he   speaks    not  true.

    Some     twenty    of    them      fought    in    this  black      strife, And       all    those      twenty    could      but  kill   one life.

    I      beg for   justice,   which     thou,      Prince,    must      give; Romeo       slew Tybalt,    Romeo   must      not  live.

    PRINCE.

    Romeo   slew him, he   slew Mercutio.

    Who       now the  price       of    his   dear blood     doth       owe?

    MONTAGUE.

    Not Romeo,  Prince,    he   was Mercutio’s     friend; His      fault       concludes      but  what       the  law  should    end, The life   of       Tybalt.

    PRINCE.

    And for   that offence

    Immediately  we   do   exile him hence.

    I      have       an   interest   in    your hate’s     proceeding, My     blood       for   your rude brawls    doth       lie    a-bleeding.

    But  I’ll    amerce   you with so    strong    a     fine

    That you shall all    repent    the  loss of    mine.

    I      will  be   deaf to    pleading and excuses;

    Nor tears       nor  prayers   shall purchase out  abuses.

    Therefore      use  none.     Let  Romeo   hence     in    haste, Else,       when      he   is     found,    that hour       is     his   last.

    Bear hence     this  body,      and attend    our  will.

    Mercy     but  murders, pardoning     those      that kill.

    [ Exeunt. ]

    SCENE    II.     A     Room     in    Capulet’s House.

    Enter      JULIET .

    JULIET.

    Gallop    apace,    you fiery-footed   steeds,

    Towards Phoebus’ lodging.  Such       a     waggoner

    As   Phaeton would     whip       you to    the  west And bring      in       cloudy    night      immediately.

    Spread   thy  close      curtain,   love-performing   night, That     runaway’s       eyes may wink,      and Romeo

    Leap       to    these      arms,      untalk’d  of    and unseen.

    Lovers    can  see  to    do   their amorous rites

    By   their own beauties: or,   if     love be   blind, It   best agrees    with night.       Come,    civil night, Thou    sober-suited matron,  all    in    black,

    And learn      me  how to    lose a     winning  match,

    Play’d     for   a     pair of    stainless maidenhoods.

    Hood      my  unmann’d     blood,    bating    in    my  cheeks, With  thy       black      mantle,   till   strange   love, grow      bold, Think    true love       acted      simple    modesty.

    Come,    night,     come      Romeo;  come,     thou day  in    night; For       thou wilt  lie    upon      the  wings     of    night

    Whiter    than new snow      upon      a     raven’s   back.

    Come     gentle    night,     come      loving     black-brow’d night, Give       me  my  Romeo,  and when      I      shall die,

    Take       him and cut  him out  in    little stars,

    And he   will  make      the  face of    heaven   so    fine That all    the       world      will  be   in    love with night, And     pay  no   worship  to       the  garish     sun.

    O,    I      have       bought   the  mansion of    a     love,

    But  not  possess’d      it;    and though   I      am  sold, Not yet  enjoy’d.       So   tedious   is     this  day

    As   is     the  night      before    some      festival

    To   an   impatient      child       that hath new robes

    And may not  wear       them.     O,    here comes    my  Nurse, And    she       brings     news,     and every      tongue   that speaks But     Romeo’s       name     speaks    heavenly eloquence.

    Enter      NURSE,       with cords.

    Now,      Nurse,    what       news?     What      hast thou there?

    The cords      that Romeo   bid  thee fetch?

    NURSE.

    Ay,  ay,   the  cords.

    [ Throws them      down. ]

    JULIET.

    Ay   me, what       news?     Why dost thou wring      thy  hands?

    NURSE.

    Ah,  well-a-day,   he’s dead,      he’s dead,      he’s dead!

    We  are  undone, lady, we   are  undone.

    Alack      the  day, he’s gone,     he’s kill’d,      he’s dead.

    JULIET.

    Can heaven   be   so    envious?

    NURSE.

    Romeo   can,

    Though  heaven   cannot.   O    Romeo,  Romeo.

    Who       ever would     have       thought  it?    Romeo!

    JULIET.

    What      devil       art   thou,      that dost torment  me  thus?

    This torture    should    be   roar’d     in    dismal    hell.

    Hath       Romeo   slain himself?  Say  thou but  Ay,

    And that bare vowel     I      shall poison    more

    Than      the  death-darting      eye  of    cockatrice.

    I      am  not  I      if     there      be   such an   I;

    Or   those      eyes shut that make      thee answer   Ay.

    If     he   be   slain,      say  Ay;  or    if     not, No.

    Brief sounds   determine     of    my  weal or    woe.

    NURSE.

    I      saw the  wound,   I      saw it     with mine      eyes,

    God save the  mark!—here  on   his   manly     breast.

    A     piteous   corse,     a     bloody    piteous   corse;

    Pale,       pale as    ashes,     all    bedaub’d       in    blood, All       in       gore-blood.   I      swounded     at    the  sight.

    JULIET.

    O,    break,     my  heart.     Poor       bankrout,      break      at    once.

    To   prison,    eyes;      ne’er      look on   liberty.

    Vile earth      to    earth      resign;    end motion   here, And      thou and       Romeo   press      one heavy     bier.

    NURSE.

    O    Tybalt,    Tybalt,    the  best friend     I      had.

    O    courteous      Tybalt,    honest    gentleman!

    That ever I      should    live  to    see  thee dead.

    JULIET.

    What      storm     is     this  that blows     so    contrary?

    Is     Romeo   slaughter’d    and is     Tybalt     dead?

    My  dearest   cousin,   and my  dearer    lord?

    Then      dreadful trumpet  sound     the  general   doom, For      who is       living,     if     those      two are  gone?

    NURSE.

    Tybalt     is     gone,     and Romeo   banished,

    Romeo   that kill’d him, he   is     banished.

    JULIET.

    O    God!       Did  Romeo’s hand      shed       Tybalt’s  blood?

    NURSE.

    It     did, it     did; alas the  day, it     did.

    JULIET.

    O    serpent   heart,     hid  with a     flowering face!

    Did  ever dragon   keep       so    fair  a     cave?

    Beautiful tyrant,    fiend      angelical,

    Dove-feather’d     raven,     wolvish-ravening  lamb!

    Despised substance      of    divinest  show!

    Just opposite to    what       thou justly      seem’st,

    A     damned saint,      an   honourable   villain!

    O    nature,   what       hadst      thou to    do   in    hell

    When     thou didst       bower     the  spirit       of    a     fiend In   mortal       paradise of    such sweet     flesh?

    Was ever book      containing     such vile  matter

    So   fairly       bound?   O,    that deceit     should    dwell In  such a       gorgeous       palace.

    NURSE.

    There’s   no   trust,

    No   faith,      no   honesty  in    men.      All   perjur’d,

    All   forsworn, all    naught,  all    dissemblers.

    Ah,  where’s  my  man?      Give me  some      aqua      vitae.

    These     griefs,     these      woes,     these      sorrows  make      me  old.

    Shame    come      to    Romeo.

    JULIET.

    Blister’d  be   thy  tongue

    For  such a     wish!      He   was not  born       to    shame.

    Upon      his   brow      shame    is     asham’d to    sit;

    For  ’tis   a     throne    where     honour   may be   crown’d Sole  monarch       of    the  universal earth.

    O,    what       a     beast      was I      to    chide      at    him!

    NURSE.

    Will you speak     well of    him that kill’d your cousin?

    JULIET.

    Shall       I      speak     ill     of    him that is     my  husband?

    Ah,  poor       my  lord, what       tongue   shall smooth  thy  name, When  I       thy  three-hours’  wife have       mangled it?

    But  wherefore,     villain,    didst       thou kill   my  cousin?

    That villain     cousin    would     have       kill’d my  husband.

    Back,      foolish    tears,      back       to    your native     spring, Your       tributary drops     belong   to    woe,

    Which    you mistaking      offer       up   to    joy.

    My  husband lives,       that Tybalt     would     have       slain, And       Tybalt’s  dead,      that would     have       slain my  husband.

    All   this  is     comfort; wherefore      weep      I      then?

    Some     word      there      was, worser    than Tybalt’s  death, That       murder’d me. I      would     forget     it     fain,

    But  O,    it     presses   to    my  memory

    Like damned guilty      deeds     to    sinners’  minds.

    Tybalt     is     dead,      and Romeo   banished.

    That ‘banished,’     that one word      ‘banished,’

    Hath       slain ten  thousand       Tybalts.  Tybalt’s  death Was     woe       enough, if     it     had ended    there.

    Or   if     sour woe delights  in    fellowship,

    And needly    will  be   rank’d     with other      griefs, Why    follow’d  not,       when      she  said Tybalt’s  dead, Thy      father     or    thy  mother,       nay  or    both,

    Which    modern  lamentation   might     have       mov’d?

    But  with a     rear-ward      following Tybalt’s  death,

    ‘Romeo  is     banished’—to       speak     that word

    Is     father,    mother,  Tybalt,    Romeo,  Juliet,

    All   slain,      all    dead.      Romeo   is     banished,

    There     is     no   end, no   limit,       measure, bound,

    In    that word’s    death,    no   words     can  that woe sound.

    Where    is     my  father     and my  mother,  Nurse?

    NURSE.

    Weeping and wailing   over Tybalt’s  corse.

    Will you go   to    them?     I      will  bring      you thither.

    JULIET.

    Wash      they his   wounds  with tears.      Mine      shall be   spent, When       theirs      are  dry, for   Romeo’s banishment.

    Take       up   those      cords.     Poor       ropes,     you are  beguil’d, Both       you and I;     for   Romeo   is     exil’d.

    He   made     you for   a     highway to    my  bed,

    But  I,     a     maid,      die  maiden-widowed.

    Come     cords,     come      Nurse,    I’ll    to    my  wedding bed, And       death,    not  Romeo,  take my  maidenhead.

    NURSE.

    Hie  to    your chamber. I’ll    find Romeo

    To   comfort  you. I      wot well where     he   is.

    Hark       ye,   your Romeo   will  be   here at    night.

    I’ll    to    him, he   is     hid  at    Lawrence’      cell.

    JULIET.

    O    find him, give this  ring to    my  true knight, And    bid  him come       to    take his   last  farewell.

    [ Exeunt. ]

    SCENE    III.    Friar Lawrence’s    cell.

    Enter      FRIAR    LAWRENCE .

    FRIAR     LAWRENCE.

    Romeo,  come      forth;      come      forth,      thou fearful    man.

    Affliction is     enanmour’d  of    thy  parts

    And thou art   wedded  to    calamity.

    Enter      ROMEO .

    ROMEO.

    Father,    what       news?     What      is     the  Prince’s  doom?

    What      sorrow    craves    acquaintance at    my  hand,

    That I      yet  know      not?

    FRIAR     LAWRENCE.

    Too familiar

    Is     my  dear son  with such sour company.

    I      bring      thee tidings    of    the  Prince’s  doom.

    ROMEO.

    What      less than doomsday     is     the  Prince’s  doom?

    FRIAR     LAWRENCE.

    A     gentler   judgment      vanish’d from       his   lips,

    Not body’s    death,    but  body’s    banishment.

    ROMEO.

    Ha,  banishment? Be   merciful, say  death;

    For  exile hath more      terror      in    his   look,

    Much     more      than death.    Do   not  say  banishment.

    FRIAR     LAWRENCE.

    Hence    from       Verona   art   thou banished.

    Be   patient,  for   the  world      is     broad     and wide.

    ROMEO.

    There     is     no   world      without  Verona   walls,

    But  purgatory,     torture,   hell  itself.

    Hence    banished is     banish’d from       the  world,

    And world’s   exile is     death.    Then      banished

    Is     death     misterm’d.     Calling    death     banished, Thou     cutt’st       my  head      off   with a     golden   axe, And smilest   upon      the       stroke     that murders me.

    FRIAR     LAWRENCE.

    O    deadly    sin,  O    rude unthankfulness!

    Thy  fault our  law  calls death,    but  the  kind Prince, Taking thy  part, hath       brush’d   aside      the  law, And turn’d     that black      word       death     to    banishment.

    This is     dear mercy,    and thou see’st     it     not.

    ROMEO.

    ’Tis  torture,   and not  mercy.    Heaven  is     here Where   Juliet      lives,       and every      cat  and dog,

    And little mouse,   every      unworthy       thing,

    Live here in    heaven   and may look on   her, But  Romeo   may not.       More      validity,

    More      honourable   state,      more      courtship lives In    carrion   flies       than Romeo.  They       may seize On the  white      wonder   of    dear       Juliet’s    hand,

    And steal immortal blessing  from       her  lips,

    Who,      even       in    pure and vestal     modesty

    Still  blush,     as    thinking  their own kisses     sin.

    But  Romeo   may not, he   is     banished.

    This may flies do,  when      I      from       this  must      fly.

    They       are  free men but  I      am  banished.

    And say’st      thou yet  that exile is     not  death?

    Hadst     thou no   poison    mix’d,     no   sharp-ground       knife, No       sudden   mean     of    death,    though   ne’er      so    mean, But       banished to    kill   me? Banished?

    O    Friar,       the  damned use  that word      in    hell.

    Howlings attends   it.    How hast thou the  heart, Being   a     divine,    a       ghostly   confessor,

    A     sin-absolver, and my  friend     profess’d,

    To   mangle   me  with that word      banished?

    FRIAR     LAWRENCE.

    Thou      fond mad man,      hear me  speak     a     little,

    ROMEO.

    O,    thou wilt  speak     again      of    banishment.

    FRIAR     LAWRENCE.

    I’ll    give thee armour   to    keep       off   that word, Adversity’s  sweet       milk, philosophy,

    To   comfort  thee,      though   thou art   banished.

    ROMEO.

    Yet  banished?      Hang      up   philosophy.

    Unless    philosophy    can  make      a     Juliet,

    Displant  a     town,      reverse   a     Prince’s  doom,

    It     helps      not, it     prevails  not, talk  no   more.

    FRIAR     LAWRENCE.

    O,    then I      see  that mad men have       no   ears.

    ROMEO.

    How should    they,       when      that wise men have       no   eyes?

    FRIAR     LAWRENCE.

    Let  me  dispute   with thee of    thy  estate.

    ROMEO.

    Thou      canst      not  speak     of    that thou dost not  feel.

    Wert       thou as    young    as    I,     Juliet      thy  love,

    An   hour       but  married, Tybalt     murdered,

    Doting    like  me, and like  me  banished,

    Then      mightst  thou speak,    then mightst  thou tear thy  hair, And fall       upon      the  ground   as    I      do   now,

    Taking    the  measure of    an   unmade grave.

    [ Knocking     within. ]

    FRIAR     LAWRENCE.

    Arise;      one knocks.   Good      Romeo,  hide thyself.

    ROMEO.

    Not I,     unless    the  breath    of    heartsick groans Mist-like   infold       me  from       the  search    of    eyes.

    [ Knocking. ]

    FRIAR     LAWRENCE.

    Hark,      how they knock!—Who’s     there?—Romeo,   arise, Thou     wilt       be   taken.—Stay  awhile.—Stand     up.

    [ Knocking. ]

    Run to    my  study.—By-and-by.—God’s will,

    What      simpleness    is     this.—I   come,     I      come.

    [ Knocking. ]

    Who       knocks    so    hard?      Whence  come      you, what’s    your will?

    NURSE.

    [ Within. ]       Let  me  come      in,   and you shall know      my  errand.

    I      come      from       Lady       Juliet.

    FRIAR     LAWRENCE.

    Welcome       then.

    Enter      NURSE .

    NURSE.

    O    holy Friar,       O,    tell  me, holy Friar,

    Where    is     my  lady’s     lord, where’s  Romeo?

    FRIAR     LAWRENCE.

    There     on   the  ground,  with his   own tears       made     drunk.

    NURSE.

    O,    he   is     even       in    my  mistress’ case.

    Just in    her  case!      O    woeful    sympathy!

    Piteous   predicament. Even       so    lies  she,

    Blubbering    and weeping, weeping and blubbering.

    Stand     up,  stand      up;  stand,     and you be   a     man.

    For  Juliet’s    sake,      for   her  sake,      rise  and stand.

    Why should    you fall   into so    deep      an   O?

    ROMEO.

    Nurse.

    NURSE.

    Ah   sir,   ah   sir,   death’s   the  end of    all.

    ROMEO.

    Spakest  thou of    Juliet?     How is     it     with her?

    Doth       not  she  think      me  an   old  murderer,

    Now       I      have       stain’d    the  childhood      of    our  joy With       blood     remov’d  but  little from       her  own?

    Where    is     she? And how doth       she? And what       says My  conceal’d       lady to    our  cancell’d love?

    NURSE.

    O,    she  says nothing, sir,   but  weeps    and weeps; And    now falls on       her  bed, and then starts      up, And  Tybalt     calls,       and then on       Romeo   cries,

    And then down      falls again.

    ROMEO.

    As   if     that name,

    Shot from       the  deadly    level of    a     gun,

    Did  murder   her, as    that name’s   cursed    hand

    Murder’d her  kinsman. O,    tell  me, Friar,       tell  me, In     what       vile       part of    this  anatomy

    Doth       my  name     lodge?    Tell  me, that I      may sack

    The hateful   mansion.

    [ Drawing      his   sword. ]

    FRIAR     LAWRENCE.

    Hold       thy  desperate      hand.

    Art   thou a     man?      Thy  form       cries out  thou art.

    Thy  tears       are  womanish,     thy  wild acts denote The    unreasonable       fury of    a     beast.

    Unseemly      woman   in    a     seeming man,

    And ill-beseeming beast      in    seeming both!

    Thou      hast amaz’d   me. By   my  holy order,

    I      thought  thy  disposition    better     temper’d.

    Hast thou slain Tybalt?   Wilt thou slay thyself?

    And slay thy  lady, that in    thy  life   lives,

    By   doing     damned hate upon      thyself?

    Why rail’st      thou on   thy  birth,      the  heaven   and earth?

    Since      birth,      and heaven   and earth,     all    three      do   meet In       thee at    once;      which     thou at    once       wouldst  lose.

    Fie,  fie,   thou sham’st  thy  shape,    thy  love, thy  wit, Which,     like  a       usurer,    abound’st      in    all,

    And usest      none      in    that true use  indeed

    Which    should    bedeck   thy  shape,    thy  love, thy  wit.

    Thy  noble     shape     is     but  a     form       of    wax,

    Digressing     from       the  valour     of    a     man;

    Thy  dear love sworn     but  hollow    perjury,

    Killing     that love which     thou hast vow’d     to    cherish; Thy   wit,  that       ornament      to    shape     and love,

    Misshapen     in    the  conduct  of    them      both,

    Like powder   in    a     skilless    soldier’s  flask,

    Is     set   afire by   thine      own ignorance,

    And thou dismember’d with thine      own defence.

    What,     rouse      thee,      man.      Thy  Juliet      is     alive, For whose       dear sake thou wast but  lately      dead.

    There     art   thou happy.    Tybalt     would     kill   thee, But thou slew’st       Tybalt;    there      art   thou happy.

    The law  that threaten’d     death     becomes thy  friend, And    turns       it     to    exile;      there      art   thou happy.

    A     pack       of    blessings light upon      thy  back;

    Happiness     courts     thee in    her  best array;

    But  like  a     misshaped     and sullen     wench, Thou  putt’st    up   thy       Fortune  and thy  love.

    Take       heed,      take heed,      for   such die  miserable.

    Go,  get  thee to    thy  love as    was decreed,

    Ascend   her  chamber, hence     and comfort  her.

    But  look thou stay not  till   the  watch     be   set, For   then thou canst       not  pass to    Mantua;

    Where    thou shalt       live  till   we   can  find a     time To   blaze      your       marriage,       reconcile your friends, Beg   pardon   of    the  Prince,       and call  thee back With      twenty    hundred thousand       times       more      joy Than thou went’st   forth       in    lamentation.

    Go   before,   Nurse.    Commend     me  to    thy  lady,

    And bid  her  hasten    all    the  house     to    bed,

    Which    heavy     sorrow    makes    them      apt  unto.

    Romeo   is     coming.

    NURSE.

    O    Lord,      I      could      have       stay’d     here all    the  night To  hear       good      counsel. O,    what       learning  is!

    My  lord, I’ll    tell  my  lady you will  come.

    ROMEO.

    Do   so,   and bid  my  sweet     prepare  to    chide.

    NURSE.

    Here       sir,   a     ring she  bid  me  give you, sir.

    Hie  you, make      haste,     for   it     grows     very late.

    [ Exit. ]

    ROMEO.

    How well my  comfort  is     reviv’d    by   this.

    FRIAR     LAWRENCE.

    Go   hence,    good      night,     and here stands    all    your state: Either       be   gone      before    the  watch     be   set,

    Or   by   the  break      of    day  disguis’d from       hence.

    Sojourn  in    Mantua. I’ll    find out  your man,

    And he   shall signify    from       time to    time

    Every      good      hap to    you that chances  here.

    Give me  thy  hand;     ’tis   late; farewell; good      night.

    ROMEO.

    But  that a     joy   past joy   calls out  on   me,

    It     were       a     grief so    brief to    part with thee.

    Farewell.

    [ Exeunt. ]

    SCENE    IV.   A     Room     in    Capulet’s House.

    Enter      CAPULET,     LADY      CAPULET      and PARIS .

    CAPULET.

    Things    have       fallen      out, sir,   so    unluckily

    That we   have       had no   time to    move      our  daughter.

    Look       you, she  lov’d       her  kinsman Tybalt     dearly, And    so    did I.       Well,       we   were       born       to    die.

    ’Tis  very late; she’ll      not  come      down      tonight.

    I      promise  you, but  for   your company,

    I      would     have       been      abed      an   hour       ago.

    PARIS.

    These     times      of    woe afford     no   tune to    woo.

    Madam,  good      night.     Commend     me  to    your daughter.

    LADY      CAPULET.

    I      will, and know      her  mind      early       tomorrow;

    Tonight  she’s      mew’d    up   to    her  heaviness.

    CAPULET.

    Sir   Paris,      I      will  make      a     desperate      tender

    Of   my  child’s    love. I      think      she  will  be   rul’d In    all    respects       by   me; nay  more,     I      doubt     it     not.

    Wife,      go   you to    her  ere  you go   to    bed,

    Acquaint her  here of    my  son  Paris’      love,

    And bid  her, mark      you me, on   Wednesday   next, But, soft, what       day  is     this?

    PARIS.

    Monday, my  lord.

    CAPULET.

    Monday! Ha,  ha!  Well,       Wednesday   is     too  soon, A   Thursday let       it     be;  a     Thursday,      tell  her,

    She shall be   married  to    this  noble     earl.

    Will you be   ready?    Do   you like  this  haste?

    We’ll       keep       no   great      ado,—a  friend     or    two,

    For, hark you, Tybalt     being     slain so    late,

    It     may be   thought  we   held him carelessly,

    Being     our  kinsman, if     we   revel       much.

    Therefore      we’ll have       some      half a     dozen     friends, And   there       an   end. But  what       say  you to    Thursday?

    PARIS.

    My  lord, I      would     that Thursday were       tomorrow.

    CAPULET.

    Well,       get  you gone.     A     Thursday be   it     then.

    Go   you to    Juliet      ere  you go   to    bed,

    Prepare  her, wife, against   this  wedding day.

    Farewell, my  lord.—Light   to    my  chamber, ho!

    Afore      me, it     is     so    very very late that we

    May call  it     early       by   and by.   Good      night.

    [ Exeunt. ]

    SCENE    V.    An   open      Gallery    to    Juliet’s    Chamber, overlooking       the  Garden.

    Enter      ROMEO      and JULIET .

    JULIET.

    Wilt thou be   gone?     It     is     not  yet  near day.

    It     was the  nightingale,   and not  the  lark,

    That pierc’d    the  fearful    hollow    of    thine      ear; Nightly    she  sings       on   yond      pomegranate tree.

    Believe   me, love, it     was the  nightingale.

    ROMEO.

    It     was the  lark, the  herald    of    the  morn,

    No   nightingale.   Look,      love, what       envious  streaks Do     lace the       severing clouds    in    yonder   east.

    Night’s   candles  are  burnt      out, and jocund    day Stands    tiptoe       on   the  misty      mountain      tops.

    I      must      be   gone      and live, or    stay and die.

    JULIET.

    Yond      light is     not  daylight, I      know      it,    I.

    It     is     some      meteor   that the  sun  exhales

    To   be   to    thee this  night      a     torchbearer

    And light thee on   thy  way to    Mantua.

    Therefore      stay yet,  thou need’st   not  to    be   gone.

    ROMEO.

    Let  me  be   ta’en,      let   me  be   put  to    death,

    I      am  content, so    thou wilt  have       it     so.

    I’ll    say  yon grey is     not  the  morning’s      eye,

    ’Tis  but  the  pale reflex      of    Cynthia’s brow.

    Nor that is     not  the  lark  whose    notes      do   beat The vaulty       heaven   so    high above     our  heads.

    I      have       more      care to    stay than will  to    go.

    Come,    death,    and welcome.       Juliet      wills it     so.

    How is’t,  my  soul?      Let’s talk. It     is     not  day.

    JULIET.

    It     is,    it     is!    Hie  hence,    be   gone,     away.

    It     is     the  lark  that sings      so    out  of    tune,

    Straining harsh      discords and unpleasing    sharps.

    Some     say  the  lark  makes    sweet     division;

    This doth       not  so,   for   she  divideth  us.

    Some     say  the  lark  and loathed  toad change   eyes.

    O,    now I      would     they had chang’d  voices     too, Since      arm from       arm that voice      doth       us    affray, Hunting     thee hence     with       hunt’s-up      to    the  day.

    O    now be   gone,     more      light and light it     grows.

    ROMEO.

    More      light and light,      more      dark and dark our  woes.

    Enter      NURSE .

    NURSE.

    Madam.

    JULIET.

    Nurse?

    NURSE.

    Your       lady mother   is     coming   to    your chamber.

    The day  is     broke,     be   wary,      look about.

    [ Exit. ]

    JULIET.

    Then,      window, let   day  in,   and let   life   out.

    ROMEO.

    Farewell, farewell, one kiss, and I’ll    descend.

    [ Descends. ]

    JULIET.

    Art   thou gone      so?  Love,      lord, ay    husband, friend, I   must      hear       from       thee every      day  in    the  hour, For in    a     minute   there       are  many      days.

    O,    by   this  count     I      shall be   much     in    years

    Ere  I      again      behold   my  Romeo.

    ROMEO.

    Farewell!

    I      will  omit no   opportunity

    That may convey   my  greetings,      love, to    thee.

    JULIET.

    O    thinkest  thou we   shall ever meet      again?

    ROMEO.

    I      doubt     it     not, and all    these      woes      shall serve For sweet       discourses     in    our  time to    come.

    JULIET.

    O    God!       I      have       an   ill-divining     soul!

    Methinks I      see  thee,      now thou art   so    low,

    As   one dead      in    the  bottom   of    a     tomb.

    Either     my  eyesight fails, or    thou look’st    pale.

    ROMEO.

    And trust me, love, in    my  eye  so    do   you.

    Dry  sorrow    drinks     our  blood.    Adieu,    adieu.

    [ Exit       below. ]

    JULIET.

    O    Fortune, Fortune! All   men call  thee fickle,

    If     thou art   fickle,     what       dost thou with him That is     renown’d       for   faith?      Be   fickle,     Fortune; For   then,      I      hope      thou       wilt  not  keep       him long But send       him back.

    LADY      CAPULET.

    [ Within. ]       Ho,  daughter,      are  you up?

    JULIET.

    Who       is’t   that calls?      Is     it     my  lady mother?

    Is     she  not  down      so    late, or    up   so    early?

    What      unaccustom’d cause     procures her  hither?

    Enter      LADY    CAPULET .

    LADY      CAPULET.

    Why,      how now,       Juliet?

    JULIET.

    Madam,  I      am  not  well.

    LADY      CAPULET.

    Evermore       weeping for   your cousin’s  death?

    What,     wilt  thou wash      him from       his   grave      with tears?

    And if     thou couldst,  thou couldst   not  make      him live.

    Therefore      have       done:     some      grief shows     much     of    love, But  much     of    grief shows     still  some      want       of    wit.

    JULIET.

    Yet  let   me  weep      for   such a     feeling    loss.

    LADY      CAPULET.

    So   shall you feel  the  loss, but  not  the  friend Which  you weep      for.

    JULIET.

    Feeling   so    the  loss,

    I      cannot   choose   but  ever weep      the  friend.

    LADY      CAPULET.

    Well,       girl, thou weep’st  not  so    much     for   his   death As that the       villain     lives which     slaughter’d    him.

    JULIET.

    What      villain,    madam?

    LADY      CAPULET.

    That same      villain     Romeo.

    JULIET.

    Villain     and he   be   many      miles      asunder.

    God pardon   him. I      do,  with all    my  heart.

    And yet  no   man like  he   doth       grieve     my  heart.

    LADY      CAPULET.

    That is     because the  traitor     murderer       lives.

    JULIET.

    Ay   madam,  from       the  reach      of    these      my  hands.

    Would    none      but  I      might     venge     my  cousin’s  death.

    LADY      CAPULET.

    We  will  have       vengeance    for   it,    fear thou not.

    Then      weep      no   more.     I’ll    send       to    one in    Mantua, Where    that same      banish’d runagate doth       live, Shall give him such       an   unaccustom’d dram

    That he   shall soon       keep       Tybalt     company:

    And then I      hope      thou wilt  be   satisfied.

    JULIET.

    Indeed    I      never      shall be   satisfied

    With       Romeo   till   I      behold   him—dead—

    Is     my  poor       heart      so    for   a     kinsman vex’d.

    Madam,  if     you could      find out  but  a     man

    To   bear a     poison,   I      would     temper   it,

    That Romeo   should    upon      receipt    thereof,

    Soon      sleep      in    quiet.     O,    how my  heart      abhors To      hear       him nam’d,    and cannot   come      to    him,

    To   wreak     the  love I      bore       my  cousin

    Upon      his   body      that hath slaughter’d    him.

    LADY      CAPULET.

    Find thou the  means,   and I’ll    find such a     man.

    But  now I’ll    tell  thee joyful      tidings,   girl.

    JULIET.

    And joy   comes    well in    such a     needy     time.

    What      are  they,       I      beseech your ladyship?

    LADY      CAPULET.

    Well,       well, thou hast a     careful    father,    child; One      who to    put       thee from       thy  heaviness,

    Hath       sorted    out  a     sudden   day  of    joy,

    That thou expects   not, nor  I      look’d     not  for.

    JULIET.

    Madam,  in    happy     time,      what       day  is     that?

    LADY      CAPULET.

    Marry,    my  child,      early       next Thursday morn

    The gallant,   young,    and noble     gentleman,

    The County   Paris,      at    Saint      Peter’s    Church,

    Shall       happily   make      thee there      a     joyful      bride.

    JULIET.

    Now       by   Saint      Peter’s    Church,  and Peter      too, He   shall not       make      me  there      a     joyful      bride.

    I      wonder   at    this  haste,     that I      must      wed

    Ere  he   that should    be   husband comes    to    woo.

    I      pray you tell  my  lord and father,    madam,

    I      will  not  marry     yet;  and when      I      do,  I      swear It   shall be       Romeo,  whom     you know      I      hate,

    Rather    than Paris.      These     are  news      indeed.

    LADY      CAPULET.

    Here       comes    your father,    tell  him so    yourself, And see  how he       will  take it     at    your hands.

    Enter      CAPULET     and NURSE .

    CAPULET.

    When     the  sun  sets, the  air   doth       drizzle    dew; But for   the       sunset    of    my  brother’s son

    It     rains       downright.

    How now?      A     conduit,  girl? What,     still  in    tears?

    Evermore       showering?    In    one little body

    Thou      counterfeits   a     bark,       a     sea, a     wind.

    For  still  thy  eyes,      which     I      may call  the  sea, Do   ebb and flow       with tears;      the  bark thy  body      is, Sailing in    this  salt  flood,       the  winds,    thy  sighs, Who     raging    with thy  tears       and they       with them,

    Without  a     sudden   calm       will  overset Thy    tempest-tossed   body.       How now,       wife?

    Have      you deliver’d to    her  our  decree?

    LADY      CAPULET.

    Ay,  sir;   but  she  will  none,     she  gives      you thanks.

    I      would     the  fool were       married  to    her  grave.

    CAPULET.

    Soft. Take       me  with you, take me  with you, wife.

    How,      will  she  none?     Doth       she  not  give us    thanks?

    Is     she  not  proud?   Doth       she  not  count     her  blest, Unworthy       as    she  is,    that we   have       wrought

    So   worthy    a     gentleman     to    be   her  bridegroom?

    JULIET.

    Not proud     you have,      but  thankful  that you have.

    Proud     can  I      never      be   of    what       I      hate;

    But  thankful  even       for   hate that is     meant    love.

    CAPULET.

    How now,       how now,       chopp’d  logic?     What      is     this?

    Proud,    and, I      thank     you, and I      thank     you not; And yet  not       proud.    Mistress  minion   you,

    Thank     me  no   thankings,     nor  proud     me  no   prouds, But    fettle       your fine joints      ’gainst    Thursday next To   go   with Paris       to       Saint      Peter’s    Church,

    Or   I      will  drag thee on   a     hurdle    thither.

    Out, you green-sickness     carrion!  Out, you baggage!

    You tallow-face!

    LADY      CAPULET.

    Fie,  fie!  What,     are  you mad?

    JULIET.

    Good      father,    I      beseech you on   my  knees,

    Hear       me  with patience but  to    speak     a     word.

    CAPULET.

    Hang      thee young    baggage,       disobedient   wretch!

    I      tell  thee what,—get    thee to    church    a     Thursday, Or  never       after look me  in    the  face.

    Speak     not, reply       not, do   not  answer   me.

    My  fingers    itch. Wife,      we   scarce    thought  us    blest That      God       had lent us    but  this  only child;

    But  now I      see  this  one is     one too  much,

    And that we   have       a     curse      in    having    her.

    Out on   her, hilding.

    NURSE.

    God in    heaven   bless      her.

    You are  to    blame,    my  lord, to    rate her  so.

    CAPULET.

    And why, my  lady wisdom? Hold       your tongue,

    Good      prudence;      smatter  with your gossips,  go.

    NURSE.

    I      speak     no   treason.

    CAPULET.

    O    God ye    good-en!

    NURSE.

    May not  one speak?

    CAPULET.

    Peace,    you mumbling     fool!

    Utter      your gravity    o’er a     gossip’s  bowl,

    For  here we   need      it     not.

    LADY      CAPULET.

    You are  too  hot.

    CAPULET.

    God’s     bread,    it     makes    me  mad!

    Day, night,     hour,      ride, time,      work,      play,

    Alone,    in    company,      still  my  care hath been

    To   have       her  match’d, and having    now provided A     gentleman       of    noble     parentage,

    Of   fair  demesnes,     youthful, and nobly      allied, Stuff’d, as    they say,       with honourable   parts, Proportion’d       as    one’s      thought       would     wish a     man, And       then to    have       a     wretched       puling    fool,

    A     whining  mammet,      in    her  fortune’s tender,

    To   answer,  ‘I’ll   not  wed,       I      cannot   love,

    I      am  too  young,    I      pray you pardon   me.’

    But, and you will  not  wed,       I’ll    pardon   you.

    Graze     where     you will, you shall not  house     with me.

    Look       to’t, think      on’t, I      do   not  use  to    jest.

    Thursday is     near;      lay   hand      on   heart,     advise.

    And you be   mine,      I’ll    give you to    my  friend; And    you be   not,       hang,     beg, starve,    die  in    the  streets, For     by   my  soul, I’ll       ne’er      acknowledge thee, Nor       what       is     mine      shall       never      do   thee good.

    Trust      to’t, bethink   you, I’ll    not  be   forsworn.

    [ Exit. ]

    JULIET.

    Is     there      no   pity sitting     in    the  clouds,

    That sees into the  bottom   of    my  grief?

    O    sweet     my  mother,  cast me  not  away,

    Delay      this  marriage for   a     month,   a     week,

    Or,  if     you do   not, make      the  bridal     bed

    In    that dim monument    where     Tybalt     lies.

    LADY      CAPULET.

    Talk not  to    me, for   I’ll    not  speak     a     word.

    Do   as    thou wilt, for   I      have       done      with thee.

    [ Exit. ]

    JULIET.

    O    God!       O    Nurse,    how shall this  be   prevented?

    My  husband is     on   earth,     my  faith in    heaven.

    How shall that faith return     again      to    earth, Unless  that husband send       it     me  from       heaven

    By   leaving   earth?     Comfort  me, counsel  me.

    Alack,     alack,     that heaven   should    practise  stratagems Upon  so       soft a     subject   as    myself.

    What      say’st      thou?     Hast thou not  a     word      of    joy?

    Some     comfort, Nurse.

    NURSE.

    Faith,      here it     is.

    Romeo   is     banished;      and all    the  world      to    nothing That  he       dares      ne’er      come      back       to    challenge      you.

    Or   if     he   do,  it     needs     must      be   by   stealth.

    Then,      since      the  case so    stands    as    now it     doth, I    think       it     best you married  with the  County.

    O,    he’s a     lovely     gentleman.

    Romeo’s a     dishclout to    him. An   eagle,     madam, Hath not  so       green,    so    quick,     so    fair  an   eye As    Paris       hath.       Beshrew my  very heart,

    I      think      you are  happy     in    this  second   match, For     it       excels     your first: or    if     it     did  not, Your first is     dead,      or       ’twere     as    good      he   were, As living      here and you no   use       of    him.

    JULIET.

    Speakest thou from       thy  heart?

    NURSE.

    And from       my  soul too,

    Or   else beshrew them      both.

    JULIET.

    Amen.

    NURSE.

    What?

    JULIET.

    Well,       thou hast comforted     me  marvellous    much.

    Go   in,   and tell  my  lady I      am  gone,

    Having   displeas’d      my  father,    to    Lawrence’      cell, To    make       confession     and to    be   absolv’d.

    NURSE.

    Marry,    I      will; and this  is     wisely     done.

    [ Exit. ]

    JULIET.

    Ancient  damnation!   O    most      wicked    fiend!

    Is     it     more      sin   to    wish me  thus forsworn,

    Or   to    dispraise my  lord with that same      tongue Which       she  hath       prais’d    him with above     compare So   many      thousand       times?    Go,  counsellor.

    Thou      and my  bosom    henceforth    shall be   twain.

    I’ll    to    the  Friar to    know      his   remedy.

    If     all    else fail,  myself    have       power     to    die.

    [ Exit. ]

    ACT IV

    SCENE    I.     Friar Lawrence’s    Cell.

    Enter      FRIAR    LAWRENCE   and PARIS .

    FRIAR     LAWRENCE.

    On  Thursday,      sir?  The time is     very short.

    PARIS.

    My  father     Capulet  will  have       it     so;

    And I      am  nothing  slow to    slack       his   haste.

    FRIAR     LAWRENCE.

    You say  you do   not  know      the  lady’s     mind.

    Uneven  is     the  course;   I      like  it     not.

    PARIS.

    Immoderately she  weeps    for   Tybalt’s  death,

    And therefore have       I      little talk’d      of    love; For Venus     smiles       not  in    a     house     of    tears.

    Now,      sir,   her  father     counts    it     dangerous

    That she  do   give her  sorrow    so    much     sway;

    And in    his   wisdom, hastes    our  marriage,

    To   stop the  inundation    of    her  tears,

    Which,    too  much     minded  by   herself    alone,

    May be   put  from       her  by   society.

    Now       do   you know      the  reason    of    this  haste.

    FRIAR     LAWRENCE.

    [ Aside. ] I      would     I      knew      not  why it     should    be   slow’d.—

    Look,      sir,   here comes    the  lady toward   my  cell.

    Enter      JULIET .

    PARIS.

    Happily  met, my  lady and my  wife!

    JULIET.

    That may be,  sir,   when      I      may be   a     wife.

    PARIS.

    That may be,  must      be,  love, on   Thursday next.

    JULIET.

    What      must      be   shall be.

    FRIAR     LAWRENCE.

    That’s     a     certain    text.

    PARIS.

    Come     you to    make      confession     to    this  father?

    JULIET.

    To   answer   that, I      should    confess   to    you.

    PARIS.

    Do   not  deny       to    him that you love me.

    JULIET.

    I      will  confess   to    you that I      love him.

    PARIS.

    So   will  ye,   I      am  sure,       that you love me.

    JULIET.

    If     I      do   so,   it     will  be   of    more      price,

    Being     spoke     behind   your back       than to    your face.

    PARIS.

    Poor       soul, thy  face is     much     abus’d    with tears.

    JULIET.

    The tears       have       got  small      victory    by   that;

    For  it     was bad enough  before    their spite.

    PARIS.

    Thou      wrong’st it     more      than tears       with that report.

    JULIET.

    That is     no   slander,  sir,   which     is     a     truth,

    And what       I      spake,    I      spake     it     to    my  face.

    PARIS.

    Thy  face is     mine,      and thou hast slander’d it.

    JULIET.

    It     may be   so,   for   it     is     not  mine      own.

    Are  you at    leisure,   holy father,    now,

    Or   shall I      come      to    you at    evening  mass?

    FRIAR     LAWRENCE.

    My  leisure    serves     me, pensive  daughter,      now.—

    My  lord, we   must      entreat   the  time alone.

    PARIS.

    God shield     I      should    disturb   devotion!—

    Juliet,     on   Thursday early       will  I      rouse      ye,

    Till   then,      adieu;     and keep       this  holy kiss.

    [ Exit. ]

    JULIET.

    O    shut the  door,      and when      thou hast done      so, Come       weep      with me, past hope,     past cure,       past help!

    FRIAR     LAWRENCE.

    O    Juliet,     I      already   know      thy  grief;

    It     strains    me  past the  compass of    my  wits.

    I      hear thou must,      and nothing  may prorogue       it, On      Thursday       next be   married  to    this  County.

    JULIET.

    Tell  me  not, Friar,       that thou hear’st    of    this, Unless    thou tell  me       how I      may prevent  it.

    If     in    thy  wisdom, thou canst      give no   help,

    Do   thou but  call  my  resolution      wise,

    And with this  knife       I’ll    help it     presently.

    God join’d      my  heart      and Romeo’s, thou our  hands; And    ere  this       hand,     by   thee to    Romeo’s seal’d, Shall   be   the  label       to       another  deed,

    Or   my  true heart      with treacherous   revolt

    Turn to    another, this  shall slay them      both.

    Therefore,      out  of    thy  long-experienc’d  time, Give      me  some       present   counsel, or    behold

    ’Twixt     my  extremes and me  this  bloody    knife Shall      play the       empire,   arbitrating     that

    Which    the  commission   of    thy  years      and art

    Could     to    no   issue      of    true honour   bring.

    Be   not  so    long to    speak.    I      long to    die,

    If     what       thou speak’st  speak     not  of    remedy.

    FRIAR     LAWRENCE.

    Hold,      daughter.      I      do   spy  a     kind of    hope,

    Which    craves    as    desperate      an   execution

    As   that is     desperate      which     we   would     prevent.

    If,    rather     than to    marry     County   Paris

    Thou      hast the  strength of    will  to    slay thyself, Then  is     it     likely       thou wilt  undertake

    A     thing      like  death     to    chide      away      this  shame, That       cop’st     with death     himself   to    scape     from       it.

    And if     thou dar’st,     I’ll    give thee remedy.

    JULIET.

    O,    bid  me  leap,       rather     than marry     Paris,

    From      off   the  battlements   of    yonder   tower,

    Or   walk in    thievish  ways,      or    bid  me  lurk

    Where    serpents are. Chain     me  with roaring   bears; Or hide me       nightly    in    a     charnel-house,

    O’er-cover’d  quite      with dead      men’s     rattling   bones, With       reeky      shanks    and yellow    chapless skulls.

    Or   bid  me  go   into a     new-made    grave,

    And hide me  with a     dead      man in    his   shroud;

    Things    that, to    hear them      told, have       made     me  tremble, And  I       will  do   it     without  fear or    doubt,

    To   live  an   unstain’d wife to    my  sweet     love.

    FRIAR     LAWRENCE.

    Hold       then.      Go   home,    be   merry,    give consent

    To   marry     Paris.      Wednesday   is     tomorrow;

    Tomorrow     night      look that thou lie    alone,

    Let  not  thy  Nurse     lie    with thee in    thy  chamber.

    Take       thou this  vial, being     then in    bed,

    And this  distilled  liquor     drink      thou off,

    When     presently through  all    thy  veins      shall run A      cold and       drowsy   humour; for   no   pulse

    Shall       keep       his   native     progress, but  surcease.

    No   warmth,  no   breath    shall testify     thou livest,

    The roses      in    thy  lips  and cheeks    shall fade To   paly ashes;     thy       eyes’      windows fall,

    Like death     when      he   shuts      up   the  day  of    life.

    Each       part depriv’d  of    supple    government,

    Shall       stiff  and stark       and cold appear   like  death.

    And in    this  borrow’d likeness  of    shrunk    death Thou    shalt       continue two and forty hours,

    And then awake    as    from       a     pleasant sleep.

    Now       when      the  bridegroom   in    the  morning comes To       rouse      thee from       thy  bed, there      art   thou dead.

    Then      as    the  manner  of    our  country  is,

    In    thy  best robes,     uncover’d,     on   the  bier,

    Thou      shalt       be   borne     to    that same      ancient   vault Where       all    the  kindred   of    the  Capulets lie.

    In    the  meantime,     against   thou shalt       awake,

    Shall       Romeo   by   my  letters     know      our  drift,

    And hither     shall he   come,     and he   and I

    Will watch     thy  waking,  and that very night

    Shall       Romeo   bear thee hence     to    Mantua.

    And this  shall free thee from       this  present   shame, If no   inconstant       toy  nor  womanish     fear

    Abate     thy  valour     in    the  acting     it.

    JULIET.

    Give me, give me! O    tell  not  me  of    fear!

    FRIAR     LAWRENCE.

    Hold;      get  you gone,     be   strong    and prosperous In this  resolve.       I’ll    send       a     friar with speed To Mantua, with my  letters     to       thy  lord.

    JULIET.

    Love       give me  strength, and strength shall help afford.

    Farewell, dear father.

    [ Exeunt. ]

    SCENE    II.     Hall in    Capulet’s House.

    Enter      CAPULET,     LADY      CAPULET,      NURSE   and SERVANTS .

    CAPULET.

    So   many      guests    invite      as    here are  writ.

    [ Exit       FIRST    SERVANT . ]

    Sirrah,    go   hire me  twenty    cunning  cooks.

    SECOND SERVANT.

    You shall have       none      ill,    sir;   for   I’ll    try   if     they can  lick  their       fingers.

    CAPULET.

    How canst      thou try   them      so?

    SECOND SERVANT.

    Marry,    sir, ’tis an  ill   cook     that      cannot  lick his own      fingers;   therefore     he  that cannot  lick  his   fingers    goes       not       with me.

    CAPULET.

    Go,  begone.

    [ Exit       SECOND      SERVANT . ]

    We  shall be   much     unfurnish’d    for   this  time.

    What,     is     my  daughter gone      to    Friar Lawrence?

    NURSE.

    Ay,  forsooth.

    CAPULET.

    Well,       he   may chance   to    do   some      good      on   her.

    A     peevish  self-will’d      harlotry  it     is.

    Enter      JULIET .

    NURSE.

    See  where     she  comes    from       shrift      with merry     look.

    CAPULET.

    How now,       my  headstrong.   Where    have       you been      gadding?

    JULIET.

    Where    I      have       learnt     me  to    repent    the  sin

    Of   disobedient   opposition

    To   you and your behests; and am  enjoin’d

    By   holy Lawrence       to    fall   prostrate here,

    To   beg your pardon.  Pardon,  I      beseech you.

    Henceforward       I      am  ever rul’d by   you.

    CAPULET.

    Send      for   the  County,  go   tell  him of    this.

    I’ll    have       this  knot knit up   tomorrow      morning.

    JULIET.

    I      met the  youthful lord at    Lawrence’      cell,

    And gave       him what       becomed       love I      might,

    Not stepping o’er the  bounds   of    modesty.

    CAPULET.

    Why,      I      am  glad on’t. This is     well. Stand     up.

    This is     as’t  should    be.  Let  me  see  the  County.

    Ay,  marry.    Go,  I      say, and fetch      him hither.

    Now       afore      God,       this  reverend holy Friar,

    All   our  whole     city  is     much     bound    to    him.

    JULIET.

    Nurse,    will  you go   with me  into my  closet,

    To   help me  sort such needful   ornaments

    As   you think      fit    to    furnish    me  tomorrow?

    LADY      CAPULET.

    No,  not  till   Thursday.      There     is     time enough.

    CAPULET.

    Go,  Nurse,    go   with her. We’ll       to    church    tomorrow.

    [ Exeunt  JULIET and NURSE . ]

    LADY      CAPULET.

    We  shall be   short      in    our  provision,

    ’Tis  now near night.

    CAPULET.

    Tush,      I      will  stir  about,

    And all    things     shall be   well, I      warrant  thee,      wife.

    Go   thou to    Juliet,     help to    deck       up   her.

    I’ll    not  to    bed tonight,  let   me  alone.

    I’ll    play the  housewife      for   this  once.—What, ho!—

    They       are  all    forth:      well, I      will  walk myself To       County   Paris,       to    prepare  him up

    Against   tomorrow.     My  heart      is     wondrous      light Since     this       same      wayward girl  is     so    reclaim’d.

    [ Exeunt. ]

    SCENE    III.    Juliet’s    Chamber.

    Enter      JULIET and NURSE .

    JULIET.

    Ay,  those      attires     are  best.       But, gentle    Nurse, I   pray thee leave       me  to    myself    tonight;

    For  I      have       need      of    many      orisons

    To   move      the  heavens to    smile      upon      my  state, Which,  well       thou know’st,  is     cross      and full  of    sin.

    Enter      LADY    CAPULET .

    LADY      CAPULET.

    What,     are  you busy,      ho?  Need      you my  help?

    JULIET.

    No,  madam;  we   have       cull’d      such necessaries

    As   are  behoveful      for   our  state       tomorrow.

    So   please    you, let   me  now be   left  alone,

    And let   the  nurse      this  night      sit    up   with you, For  I      am  sure       you have       your hands     full  all

    In    this  so    sudden   business.

    LADY      CAPULET.

    Good      night.

    Get  thee to    bed and rest, for   thou hast need.

    [ Exeunt  LADY    CAPULET      and NURSE . ]

    JULIET.

    Farewell. God knows    when      we   shall meet      again.

    I      have       a     faint cold fear thrills      through  my  veins That       almost    freezes   up   the  heat of    life.

    I’ll    call  them      back       again      to    comfort  me.

    Nurse!—What      should    she  do   here?

    My  dismal    scene     I      needs     must      act  alone.

    Come,    vial.

    What      if     this  mixture   do   not  work       at    all?

    Shall       I      be   married  then tomorrow      morning?

    No,  No!  This shall forbid     it.    Lie   thou there.

    [ Laying  down      her  dagger. ]

    What      if     it     be   a     poison,   which     the  Friar

    Subtly     hath minister’d      to    have       me  dead,

    Lest in    this  marriage he   should    be   dishonour’d, Because   he       married  me  before    to    Romeo?

    I      fear it     is.    And yet  methinks it     should    not, For  he   hath still       been      tried a     holy man.

    How if,    when      I      am  laid  into the  tomb,

    I      wake      before    the  time that Romeo

    Come     to    redeem  me? There’s   a     fearful    point!

    Shall       I      not  then be   stifled     in    the  vault,

    To   whose    foul mouth    no   healthsome   air   breathes in, And   there       die  strangled       ere  my  Romeo   comes?

    Or,  if     I      live, is     it     not  very like,

    The horrible  conceit   of    death     and night,

    Together with the  terror      of    the  place,

    As   in    a     vault,      an   ancient   receptacle,

    Where    for   this  many      hundred years      the  bones Of all    my       buried    ancestors      are  pack’d,

    Where    bloody    Tybalt,    yet  but  green     in    earth, Lies      festering       in    his   shroud;   where,    as    they say, At    some      hours     in       the  night      spirits     resort—

    Alack,     alack,     is     it     not  like  that I,

    So   early       waking,  what       with loathsome     smells, And    shrieks       like  mandrakes    torn out  of    the  earth, That     living      mortals,       hearing  them,     run  mad.

    O,    if     I      wake,     shall I      not  be   distraught,

    Environed      with all    these      hideous  fears,

    And madly     play with my  forefathers’    joints?

    And pluck      the  mangled Tybalt     from       his   shroud?

    And, in    this  rage,      with some      great      kinsman’s      bone, As with       a     club,       dash       out  my  desperate      brains?

    O    look,       methinks I      see  my  cousin’s  ghost

    Seeking  out  Romeo   that did  spit  his   body

    Upon      a     rapier’s   point.     Stay,       Tybalt,    stay!

    Romeo,  Romeo,  Romeo,  here’s     drink!     I      drink      to    thee.

    [ Throws herself    on   the  bed. ]

    SCENE    IV.   Hall in    Capulet’s House.

    Enter      LADY    CAPULET      and NURSE .

    LADY      CAPULET.

    Hold,      take these      keys and fetch      more      spices,    Nurse.

    NURSE.

    They       call  for   dates      and quinces  in    the  pastry.

    Enter      CAPULET .

    CAPULET.

    Come,    stir,  stir,  stir! The second   cock hath crow’d, The    curfew    bell       hath rung,      ’tis   three      o’clock.

    Look       to    the  bak’d      meats,    good      Angelica;

    Spare     not  for   cost.

    NURSE.

    Go,  you cot-quean,    go,

    Get  you to    bed; faith,      you’ll      be   sick tomorrow For this  night’s       watching.

    CAPULET.

    No,  not  a     whit.       What!     I      have       watch’d  ere  now All   night       for   lesser     cause,    and ne’er      been      sick.

    LADY      CAPULET.

    Ay,  you have       been      a     mouse-hunt  in    your time; But I      will       watch     you from       such watching now.

    [ Exeunt  LADY    CAPULET      and NURSE . ]

    CAPULET.

    A     jealous-hood, a     jealous-hood!

    Enter      SERVANTS, with spits,      logs and baskets.

    Now,      fellow,    what’s    there?

    FIRST      SERVANT.

    Things    for   the  cook,      sir;   but  I      know      not  what.

    CAPULET.

    Make      haste,     make      haste.

    [ Exit       FIRST    SERVANT . ]

    —Sirrah, fetch      drier logs.

    Call Peter,     he   will  show      thee where     they are.

    SECOND SERVANT.

    I      have       a     head,      sir,   that will  find out  logs And never       trouble   Peter      for   the  matter.

    [ Exit. ]

    CAPULET.

    Mass      and well said; a     merry     whoreson,     ha.

    Thou      shalt       be   loggerhead.—Good     faith,      ’tis   day.

    The County   will  be   here with music     straight, For   so    he   said he       would.    I      hear him near.

    [ Play      music. ]

    Nurse!    Wife!      What,     ho!  What,     Nurse,    I      say!

    Re-enter NURSE .

    Go   waken    Juliet,     go   and trim her  up.

    I’ll    go   and chat with Paris.      Hie, make      haste, Make   haste;     the       bridegroom   he   is     come      already.

    Make      haste      I      say.

    [ Exeunt. ]

    SCENE    V.    Juliet’s    Chamber;      Juliet      on   the  bed.

    Enter      NURSE .

    NURSE.

    Mistress! What,     mistress! Juliet!     Fast, I      warrant  her, she.

    Why,      lamb,      why, lady, fie,   you slug-abed!

    Why,      love, I      say! Madam! Sweetheart!   Why,      bride!

    What,     not  a     word?     You take your pennyworths now.

    Sleep      for   a     week;     for   the  next night,     I      warrant, The       County   Paris       hath set   up   his   rest

    That you shall rest but  little.       God forgive    me!

    Marry     and amen.     How sound     is     she  asleep!

    I      needs     must      wake      her. Madam,  madam,  madam!

    Ay,  let   the  County   take you in    your bed, He’ll       fright      you up,       i’faith.     Will it     not  be?

    What,     dress’d,  and in    your clothes,  and down      again?

    I      must      needs     wake      you. Lady!      Lady!      Lady!

    Alas, alas! Help,      help!      My  lady’s     dead!

    O,    well-a-day    that ever I      was born.

    Some     aqua      vitae,      ho!  My  lord! My  lady!

    Enter      LADY    CAPULET .

    LADY      CAPULET.

    What      noise      is     here?

    NURSE.

    O    lamentable    day!

    LADY      CAPULET.

    What      is     the  matter?

    NURSE.

    Look,      look!       O    heavy     day!

    LADY      CAPULET.

    O    me, O    me! My  child,      my  only life.

    Revive,   look up,  or    I      will  die  with thee.

    Help,      help!      Call help.

    Enter      CAPULET .

    CAPULET.

    For  shame,   bring      Juliet      forth,      her  lord is     come.

    NURSE.

    She’s      dead,      deceas’d, she’s      dead;      alack      the  day!

    LADY      CAPULET.

    Alack      the  day, she’s      dead,      she’s      dead,      she’s      dead!

    CAPULET.

    Ha!  Let  me  see  her. Out alas! She’s      cold,

    Her  blood     is     settled    and her  joints      are  stiff.

    Life  and these      lips  have       long been      separated.

    Death     lies  on   her  like  an   untimely frost

    Upon      the  sweetest flower     of    all    the  field.

    NURSE.

    O    lamentable    day!

    LADY      CAPULET.

    O    woful      time!

    CAPULET.

    Death,    that hath ta’en      her  hence     to    make      me  wail, Ties up       my  tongue   and will  not  let   me  speak.

    Enter      FRIAR    LAWRENCE   and PARIS   with Musicians.

    FRIAR     LAWRENCE.

    Come,    is     the  bride      ready      to    go   to    church?

    CAPULET.

    Ready     to    go,  but  never      to    return.

    O    son, the  night      before    thy  wedding day

    Hath       death     lain  with thy  bride.     There     she  lies, Flower     as       she  was, deflowered    by   him.

    Death     is     my  son-in-law,   death     is     my  heir;

    My  daughter he   hath wedded. I      will  die.

    And leave      him all;   life,  living,     all    is     death’s.

    PARIS.

    Have      I      thought  long to    see  this  morning’s      face, And       doth       it     give me  such a     sight       as    this?

    LADY      CAPULET.

    Accurs’d, unhappy, wretched,      hateful   day.

    Most      miserable      hour       that e’er time saw

    In    lasting    labour    of    his   pilgrimage.

    But  one, poor       one, one poor       and loving     child, But one thing       to    rejoice    and solace    in,

    And cruel       death     hath catch’d   it     from       my  sight.

    NURSE.

    O    woe!       O    woeful,   woeful,   woeful    day.

    Most      lamentable    day, most      woeful    day

    That ever,       ever,       I      did  yet  behold!

    O    day, O    day, O    day, O    hateful   day.

    Never     was seen so    black      a     day  as    this.

    O    woeful    day, O    woeful    day.

    PARIS.

    Beguil’d, divorced, wronged,       spited,    slain.

    Most      detestable     death,    by   thee beguil’d,

    By   cruel,      cruel       thee quite      overthrown.

    O    love!       O    life!  Not life,  but  love in    death!

    CAPULET.

    Despis’d, distressed,     hated,    martyr’d, kill’d.

    Uncomfortable     time,      why cam’st    thou now

    To   murder,  murder   our  solemnity?

    O    child!      O    child!      My  soul, and not  my  child, Dead    art   thou.       Alack,     my  child       is     dead,

    And with my  child       my  joys are  buried.

    FRIAR     LAWRENCE.

    Peace,    ho,  for   shame.   Confusion’s   cure lives not In     these       confusions.    Heaven  and yourself

    Had part in    this  fair  maid,      now heaven   hath all, And   all    the       better     is     it     for   the  maid.

    Your       part in    her  you could      not  keep       from       death, But       heaven   keeps     his   part in    eternal   life.

    The most      you sought   was her  promotion,

    For  ’twas      your heaven   she  should    be   advanc’d, And       weep       ye    now,       seeing    she  is     advanc’d

    Above    the  clouds,   as    high as    heaven   itself?

    O,    in    this  love, you love your child       so    ill That    you run  mad,       seeing    that she  is     well.

    She’s      not  well married  that lives married  long, But she’s      best       married  that dies married  young.

    Dry  up   your tears,      and stick your rosemary

    On  this  fair  corse,     and, as    the  custom   is,

    And in    her  best array      bear her  to    church;

    For  though   fond nature    bids us    all    lament,

    Yet  nature’s  tears       are  reason’s merriment.

    CAPULET.

    All   things     that we   ordained festival

    Turn from       their office      to    black      funeral:

    Our instruments   to    melancholy   bells,

    Our wedding cheer      to    a     sad  burial     feast;

    Our solemn   hymns    to    sullen     dirges     change; Our  bridal       flowers   serve      for   a     buried    corse, And     all    things       change   them      to    the  contrary.

    FRIAR     LAWRENCE.

    Sir,  go   you in,   and, madam,  go   with him,

    And go,  Sir   Paris,      everyone prepare

    To   follow     this  fair  corse      unto her  grave.

    The heavens do   lower      upon      you for   some      ill; Move  them       no   more      by   crossing their high will.

    [ Exeunt  CAPULET,     LADY      CAPULET,      PARIS    and FRIAR . ]

    FIRST      MUSICIAN.

    Faith,      we   may put  up   our  pipes      and be   gone.

    NURSE.

    Honest   good      fellows,   ah,  put  up,  put  up,

    For  well you know      this  is     a     pitiful     case.

    FIRST      MUSICIAN.

    Ay,  by   my  troth,      the  case may be   amended.

    [ Exit       NURSE . ]

    Enter      PETER .

    PETER.

    Musicians,     O,    musicians,     ‘Heart’s  ease,’     ‘Heart’s  ease’,     O,       and you will  have       me live,  play ‘Heart’s  ease.’

    FIRST      MUSICIAN.

    Why ‘Heart’s  ease’?

    PETER.

    O    musicians,    because       my heart    itself     plays     ‘My       heart      is   full’.      O   play      me some merry dump     to       comfort  me.

    FIRST      MUSICIAN.

    Not a     dump     we,  ’tis   no   time to    play now.

    PETER.

    You will  not  then?

    FIRST      MUSICIAN.

    No.

    PETER.

    I      will  then give it     you soundly.

    FIRST      MUSICIAN.

    What      will  you give us?

    PETER.

    No   money,   on   my  faith,      but  the  gleek!     I      will  give you the       minstrel.

    FIRST      MUSICIAN.

    Then      will  I      give you the  serving-creature.

    PETER.

    Then      will I     lay the serving-creature’s      dagger  on your      pate.      I     will carry     no crotchets.      I’ll    re    you, I’ll    fa    you.       Do   you note me?

    FIRST      MUSICIAN.

    And you re    us    and fa    us,   you note us.

    SECOND MUSICIAN.

    Pray you put  up   your dagger,  and put  out  your wit.

    PETER.

    Then      have       at    you with my  wit.  I      will  dry-beat you with an       iron wit,  and put  up my     iron dagger.  Answer   me  like  men.

    ‘When    griping   griefs      the  heart      doth       wound,

    And doleful    dumps    the  mind      oppress,

    Then      music     with her  silver      sound’—

    Why ‘silver     sound’?  Why ‘music    with her  silver      sound’?  What       say  you, Simon Catling?

    FIRST      MUSICIAN.

    Marry,    sir,   because silver      hath a     sweet     sound.

    PETER.

    Prates.    What      say  you, Hugh      Rebeck?

    SECOND MUSICIAN.

    I      say  ‘silver     sound’    because musicians      sound     for   silver.

    PETER.

    Prates     too! What      say  you, James     Soundpost?

    THIRD     MUSICIAN.

    Faith,      I      know      not  what       to    say.

    PETER.

    O,    I      cry   you mercy,    you are  the  singer.    I      will  say  for   you.       It     is     ‘music    with her silver sound’    because musicians      have       no   gold for   sounding.

    ‘Then      music     with her  silver      sound

    With       speedy   help doth       lend redress.’

    [ Exit. ]

    FIRST      MUSICIAN.

    What      a     pestilent knave     is     this  same!

    SECOND MUSICIAN.

    Hang      him, Jack. Come,    we’ll in    here,      tarry for   the  mourners,       and stay dinner.

    [ Exeunt. ]

    ACT V

    SCENE    I.     Mantua. A     Street.

    Enter      ROMEO .

    ROMEO.

    If     I      may trust the  flattering eye  of    sleep, My       dreams   presage       some      joyful      news      at    hand.

    My  bosom’s lord sits  lightly     in    his   throne; And   all    this  day  an       unaccustom’d spirit

    Lifts me  above     the  ground   with cheerful  thoughts.

    I      dreamt   my  lady came      and found     me  dead,—

    Strange  dream,   that gives      a     dead      man leave      to    think!—

    And breath’d such life   with kisses     in    my  lips, That I      reviv’d,   and       was an   emperor.

    Ah   me, how sweet     is     love itself possess’d,

    When     but  love’s     shadows are  so    rich in    joy.

    Enter      BALTHASAR .

    News      from       Verona!  How now,       Balthasar?

    Dost thou not  bring      me  letters     from       the  Friar?

    How doth       my  lady?      Is     my  father     well?

    How fares       my  Juliet?     That I      ask  again;

    For  nothing  can  be   ill     if     she  be   well.

    BALTHASAR.

    Then      she  is     well, and nothing  can  be   ill.

    Her  body      sleeps     in    Capel’s   monument,

    And her  immortal part with angels    lives.

    I      saw her  laid  low  in    her  kindred’s vault,

    And presently took post to    tell  it     you.

    O    pardon   me  for   bringing these      ill     news,

    Since      you did  leave      it     for   my  office,     sir.

    ROMEO.

    Is     it     even       so?  Then      I      defy you, stars!

    Thou      know’st  my  lodging.  Get  me  ink   and paper, And    hire       post-horses.  I      will  hence     tonight.

    BALTHASAR.

    I      do   beseech you sir,   have       patience.

    Your       looks      are  pale and wild, and do   import Some misadventure.

    ROMEO.

    Tush,      thou art   deceiv’d.

    Leave     me, and do   the  thing      I      bid  thee do.

    Hast thou no   letters     to    me  from       the  Friar?

    BALTHASAR.

    No,  my  good      lord.

    ROMEO.

    No   matter.   Get  thee gone,

    And hire those      horses.   I’ll    be   with thee straight.

    [ Exit       BALTHASAR . ]

    Well,       Juliet,     I      will  lie    with thee tonight.

    Let’s see  for   means.   O    mischief thou art   swift To  enter      in    the       thoughts of    desperate      men.

    I      do   remember     an   apothecary,—

    And hereabouts    he   dwells,—which     late I      noted In tatter’d       weeds,    with overwhelming      brows, Culling       of    simples,       meagre  were       his   looks,

    Sharp     misery    had worn      him to    the  bones;

    And in    his   needy     shop       a     tortoise  hung,

    An   alligator  stuff’d,    and other      skins

    Of   ill-shaped      fishes;     and about     his   shelves A beggarly account       of    empty    boxes,

    Green     earthen  pots,       bladders, and musty     seeds, Remnants   of       packthread,   and old  cakes      of    roses Were    thinly      scatter’d,       to    make      up   a     show.

    Noting    this  penury,   to    myself    I      said,

    And if     a     man did  need      a     poison    now,

    Whose    sale is     present   death     in    Mantua,

    Here       lives a     caitiff      wretch    would     sell  it     him.

    O,    this  same      thought  did  but  forerun   my  need, And      this  same       needy     man must      sell  it     me.

    As   I      remember,    this  should    be   the  house.

    Being     holiday,  the  beggar’s shop       is     shut.

    What,     ho!  Apothecary!

    Enter      APOTHECARY .

    APOTHECARY.

    Who       calls so    loud?

    ROMEO.

    Come     hither,    man.      I      see  that thou art   poor.

    Hold,      there      is     forty ducats.   Let  me  have

    A     dram      of    poison,   such soon-speeding     gear

    As   will  disperse itself through  all    the  veins, That     the  life-weary       taker      may fall   dead,

    And that the  trunk      may be   discharg’d     of    breath As       violently       as    hasty      powder   fir’d

    Doth       hurry      from       the  fatal cannon’s womb.

    APOTHECARY.

    Such       mortal    drugs     I      have,      but  Mantua’s law

    Is     death     to    any  he   that utters     them.

    ROMEO.

    Art   thou so    bare and full  of    wretchedness,

    And fear’st     to    die? Famine   is     in    thy  cheeks, Need and       oppression    starveth  in    thine      eyes, Contempt    and beggary       hangs     upon      thy  back.

    The world      is     not  thy  friend,    nor  the  world’s   law; The  world       affords    no   law  to    make      thee rich; Then      be   not  poor,       but  break      it     and take this.

    APOTHECARY.

    My  poverty,  but  not  my  will  consents.

    ROMEO.

    I      pay  thy  poverty,  and not  thy  will.

    APOTHECARY.

    Put  this  in    any  liquid      thing      you will

    And drink      it     off;  and, if     you had the  strength

    Of   twenty    men,      it     would     despatch you straight.

    ROMEO.

    There     is     thy  gold,      worse     poison    to    men’s     souls, Doing       more      murder   in    this  loathsome     world

    Than      these      poor       compounds   that thou mayst     not  sell.

    I      sell  thee poison,   thou hast sold me  none.

    Farewell, buy food,      and get  thyself    in    flesh.

    Come,    cordial    and not  poison,   go   with me

    To   Juliet’s    grave,     for   there      must      I      use  thee.

    [ Exeunt. ]

    SCENE    II.     Friar Lawrence’s    Cell.

    Enter      FRIAR    JOHN .

    FRIAR     JOHN.

    Holy Franciscan     Friar!      Brother,  ho!

    Enter      FRIAR    LAWRENCE .

    FRIAR     LAWRENCE.

    This same      should    be   the  voice      of    Friar John.

    Welcome       from       Mantua. What      says Romeo?

    Or,  if     his   mind      be   writ, give me  his   letter.

    FRIAR     JOHN.

    Going     to    find a     barefoot brother   out,

    One of    our  order,     to    associate me,

    Here       in    this  city  visiting   the  sick,

    And finding   him, the  searchers       of    the  town, Suspecting  that we       both       were       in    a     house

    Where    the  infectious      pestilence      did  reign,

    Seal’d     up   the  doors,     and would     not  let   us    forth, So that my       speed     to    Mantua  there      was stay’d.

    FRIAR     LAWRENCE.

    Who       bare my  letter      then to    Romeo?

    FRIAR     JOHN.

    I      could      not  send       it,—here it     is     again,—

    Nor get  a     messenger    to    bring      it     thee,

    So   fearful    were       they of    infection.

    FRIAR     LAWRENCE.

    Unhappy fortune!  By   my  brotherhood,

    The letter      was not  nice, but  full  of    charge, Of     dear import,   and       the  neglecting     it

    May do   much     danger.  Friar John,      go   hence,

    Get  me  an   iron crow       and bring      it     straight

    Unto       my  cell.

    FRIAR     JOHN.

    Brother,  I’ll    go   and bring      it     thee.

    [ Exit. ]

    FRIAR     LAWRENCE.

    Now       must      I      to    the  monument    alone.

    Within    this  three      hours     will  fair  Juliet      wake.

    She will  beshrew me  much     that Romeo

    Hath       had no   notice     of    these      accidents;

    But  I      will  write       again      to    Mantua,

    And keep       her  at    my  cell  till   Romeo   come.

    Poor       living      corse,     clos’d     in    a     dead      man’s     tomb.

    [ Exit. ]

    SCENE    III.    A     churchyard;   in    it     a     Monument belonging  to       the  Capulets.

    Enter      PARIS, and his   PAGE   bearing  flowers   and a     torch.

    PARIS.

    Give me  thy  torch,     boy. Hence    and stand      aloof.

    Yet  put  it     out, for   I      would     not  be   seen.

    Under     yond      yew tree lay   thee all    along,

    Holding  thy  ear  close      to    the  hollow    ground; So    shall no   foot       upon      the  churchyard    tread, Being   loose,     unfirm,   with       digging  up   of    graves, But    thou shalt       hear it.    Whistle   then       to    me, As    signal     that thou hear’st    something     approach.

    Give me  those      flowers.  Do   as    I      bid  thee,      go.

    PAGE.

    [ Aside. ] I      am  almost    afraid     to    stand      alone Here     in    the       churchyard;   yet  I      will  adventure.

    [ Retires. ]

    PARIS.

    Sweet     flower,    with flowers   thy  bridal     bed I      strew.

    O    woe,       thy  canopy   is     dust and stones,

    Which    with sweet     water      nightly    I      will  dew,

    Or   wanting  that, with tears       distill’d   by   moans.

    The obsequies      that I      for   thee will  keep,

    Nightly   shall be   to    strew      thy  grave      and weep.

    [ The      PAGE   whistles. ]

    The boy gives      warning  something     doth       approach.

    What      cursed    foot wanders this  way tonight,

    To   cross      my  obsequies      and true love’s     rite?

    What,     with a     torch!     Muffle    me, night,     awhile.

    [ Retires. ]

    Enter      ROMEO      and BALTHASAR       with a     torch,     mattock,       &c.

    ROMEO.

    Give me  that mattock  and the  wrenching     iron.

    Hold,      take this  letter;     early       in    the  morning See  thou deliver       it     to    my  lord and father.

    Give me  the  light;      upon      thy  life   I      charge    thee, Whate’er       thou hear’st    or    seest,     stand      all    aloof And      do   not       interrupt me  in    my  course.

    Why I      descend into this  bed of    death

    Is     partly     to    behold   my  lady’s     face,

    But  chiefly    to    take thence    from       her  dead      finger A  precious       ring, a     ring that I      must      use

    In    dear employment. Therefore      hence,    be   gone.

    But  if     thou jealous   dost return     to    pry

    In    what       I      further    shall intend    to    do,

    By   heaven   I      will  tear thee joint by   joint,

    And strew      this  hungry   churchyard    with thy  limbs.

    The time and my  intents    are  savage-wild;

    More      fierce      and more      inexorable     far

    Than      empty    tigers      or    the  roaring   sea.

    BALTHASAR.

    I      will  be   gone,     sir,   and not  trouble   you.

    ROMEO.

    So   shalt       thou show      me  friendship.     Take       thou that.

    Live, and be   prosperous,   and farewell, good      fellow.

    BALTHASAR.

    For  all    this  same,     I’ll    hide me  hereabout.

    His  looks      I      fear, and his   intents    I      doubt.

    [ Retires]

    ROMEO.

    Thou      detestable     maw,      thou womb     of    death,

    Gorg’d    with the  dearest   morsel    of    the  earth, Thus    I      enforce       thy  rotten     jaws to    open,

    [ Breaking      open      the  door       of    the  monument. ]

    And in    despite,  I’ll    cram      thee with more      food.

    PARIS.

    This is     that banish’d haughty Montague

    That murder’d my  love’s     cousin,—with which     grief, It    is    supposed,       the  fair  creature died,—

    And here is     come      to    do   some      villanous shame To      the  dead       bodies.   I      will  apprehend    him.

    [ Advances. ]

    Stop thy  unhallow’d    toil, vile  Montague.

    Can vengeance    be   pursu’d   further    than death?

    Condemned  villain,    I      do   apprehend    thee.

    Obey,     and go   with me, for   thou must      die.

    ROMEO.

    I      must      indeed;   and therefore came      I      hither.

    Good      gentle    youth,    tempt     not  a     desperate      man.

    Fly   hence     and leave      me. Think      upon      these      gone; Let       them      affright   thee.      I      beseech thee,      youth, Put      not       another  sin   upon      my  head

    By   urging    me  to    fury. O    be   gone.

    By   heaven   I      love thee better     than myself; For     I      come       hither     arm’d     against   myself.

    Stay not, be   gone,     live, and hereafter say, A     madman’s     mercy       bid  thee run  away.

    PARIS.

    I      do   defy thy  conjuration,

    And apprehend    thee for   a     felon      here.

    ROMEO.

    Wilt thou provoke  me? Then      have       at    thee,      boy!

    [ They     fight. ]

    PAGE.

    O    lord, they fight!      I      will  go   call  the  watch.

    [ Exit. ]

    PARIS.

    O,    I      am  slain!      [ Falls. ]   If     thou be   merciful, Open      the       tomb,     lay   me  with Juliet.

    [ Dies. ]

    ROMEO.

    In    faith,      I      will. Let  me  peruse    this  face.

    Mercutio’s     kinsman, noble     County   Paris!

    What      said my  man,      when      my  betossed soul

    Did  not  attend    him as    we   rode?      I      think

    He   told me  Paris       should    have       married  Juliet.

    Said he   not  so?  Or   did  I      dream    it     so?

    Or   am  I      mad,      hearing  him talk  of    Juliet,

    To   think      it     was so?  O,    give me  thy  hand,

    One writ with me  in    sour misfortune’s  book.

    I’ll    bury thee in    a     triumphant    grave.

    A     grave?    O    no,  a     lantern,  slaught’red    youth, For      here lies       Juliet,     and her  beauty    makes

    This vault       a     feasting  presence full  of    light.

    Death,    lie    thou there,     by   a     dead      man interr’d.

    [ Laying  PARIS   in    the  monument. ]

    How oft   when      men are  at    the  point      of    death

    Have      they been      merry!    Which    their keepers  call A      lightning       before    death.    O,    how may I

    Call this  a     lightning?      O    my  love, my  wife,

    Death     that hath suck’d    the  honey     of    thy  breath, Hath  had no       power     yet  upon      thy  beauty.

    Thou      art   not  conquer’d.     Beauty’s ensign    yet Is      crimson  in       thy  lips  and in    thy  cheeks,

    And death’s   pale flag is     not  advanced      there.

    Tybalt,    liest thou there      in    thy  bloody    sheet?

    O,    what       more      favour    can  I      do   to    thee

    Than      with that hand      that cut  thy  youth     in    twain To sunder       his   that was thine      enemy?

    Forgive   me, cousin.   Ah,  dear Juliet,

    Why art   thou yet  so    fair? Shall       I      believe

    That unsubstantial death     is     amorous;

    And that the  lean abhorred monster keeps

    Thee       here in    dark to    be   his   paramour?

    For  fear of    that I      still  will  stay with thee, And       never      from       this  palace    of    dim night

    Depart    again.     Here,      here will  I      remain

    With       worms    that are  thy  chambermaids.     O,    here Will I      set       up   my  everlasting    rest;

    And shake     the  yoke       of    inauspicious  stars

    From      this  world-wearied      flesh.      Eyes,      look your last.

    Arms,     take your last  embrace!       And, lips, O    you The  doors     of       breath,   seal with a     righteous       kiss A      dateless  bargain  to       engrossing    death.

    Come,    bitter      conduct, come,     unsavoury     guide.

    Thou      desperate      pilot,      now at    once       run  on

    The dashing  rocks      thy  sea-sick weary     bark.

    Here’s    to    my  love!       [ Drinks. ]       O    true apothecary!

    Thy  drugs     are  quick.     Thus       with a     kiss  I      die.

    [ Dies. ]

    Enter,     at    the  other      end of    the  Churchyard, FRIAR LAWRENCE,        with a     lantern, crow, and spade.

    FRIAR     LAWRENCE.

    Saint      Francis   be   my  speed.    How oft   tonight

    Have      my  old  feet stumbled       at    graves?   Who’s     there?

    Who       is     it     that consorts, so    late, the  dead?

    BALTHASAR.

    Here’s    one, a     friend,    and one that knows    you well.

    FRIAR     LAWRENCE.

    Bliss be   upon      you. Tell  me, good      my  friend, What  torch      is       yond      that vainly     lends      his   light To   grubs     and eyeless       skulls?    As   I      discern,

    It     burneth  in    the  Capels’   monument.

    BALTHASAR.

    It     doth       so,   holy sir,   and there’s    my  master, One   that you love.

    FRIAR     LAWRENCE.

    Who       is     it?

    BALTHASAR.

    Romeo.

    FRIAR     LAWRENCE.

    How long hath he   been      there?

    BALTHASAR.

    Full  half an   hour.

    FRIAR     LAWRENCE.

    Go   with me  to    the  vault.

    BALTHASAR.

    I      dare not, sir;

    My  master    knows    not  but  I      am  gone      hence,

    And fearfully  did  menace  me  with death

    If     I      did  stay to    look on   his   intents.

    FRIAR     LAWRENCE.

    Stay then,      I’ll    go   alone.     Fear comes    upon      me.

    O,    much     I      fear some      ill     unlucky  thing.

    BALTHASAR.

    As   I      did  sleep      under     this  yew tree here,

    I      dreamt   my  master    and another  fought,

    And that my  master    slew him.

    FRIAR     LAWRENCE.

    Romeo!  [ Advances. ]

    Alack,     alack,     what       blood     is     this  which     stains The       stony      entrance of    this  sepulchre?

    What      mean     these      masterless     and gory swords

    To   lie    discolour’d    by   this  place      of    peace?

    [ Enters   the  monument. ]

    Romeo!  O,    pale!       Who       else?       What,     Paris       too?

    And steep’d   in    blood?    Ah   what       an   unkind    hour Is    guilty       of    this  lamentable    chance?

    The lady stirs.

    [JULIET   wakes     and stirs. ]

    JULIET.

    O    comfortable   Friar,       where     is     my  lord?

    I      do   remember     well where     I      should    be,

    And there      I      am. Where    is     my  Romeo?

    [ Noise   within. ]

    FRIAR     LAWRENCE.

    I      hear some      noise.     Lady,      come      from       that nest Of       death,    contagion,     and unnatural      sleep.

    A     greater   power     than we   can  contradict

    Hath       thwarted our  intents.   Come,    come      away.

    Thy  husband in    thy  bosom    there      lies  dead;

    And Paris       too. Come,    I’ll    dispose  of    thee

    Among   a     sisterhood     of    holy nuns.

    Stay not  to    question, for   the  watch     is     coming.

    Come,    go,  good      Juliet.     I      dare no   longer    stay.

    JULIET.

    Go,  get  thee hence,    for   I      will  not  away.

    [ Exit       FRIAR    LAWRENCE . ]

    What’s    here?      A     cup clos’d     in    my  true love’s     hand?

    Poison,   I      see, hath been      his   timeless  end.

    O    churl.      Drink      all,   and left  no   friendly   drop To  help me after?       I      will  kiss  thy  lips.

    Haply     some      poison    yet  doth       hang      on   them,

    To   make      me  die  with a     restorative.

    [ Kisses   him. ]

    Thy  lips  are  warm!

    FIRST      WATCH.

    [ Within. ]       Lead,      boy. Which    way?

    JULIET.

    Yea, noise?    Then      I’ll    be   brief.      O    happy     dagger.

    [ Snatching    ROMEO’S    dagger. ]

    This is     thy  sheath.   [ stabs    herself]   There     rest, and let   me  die.

    [ Falls     on   ROMEO’S    body      and dies. ]

    Enter      WATCH       with the  PAGE   of    Paris.

    PAGE.

    This is     the  place.     There,     where     the  torch      doth       burn.

    FIRST      WATCH.

    The ground   is     bloody.   Search    about     the  churchyard.

    Go,  some      of    you, whoe’er  you find attach.

    [ Exeunt  some      of    the  WATCH . ]

    Pitiful     sight!      Here       lies  the  County   slain,

    And Juliet      bleeding, warm,     and newly     dead,

    Who       here hath lain  this  two days buried.

    Go   tell  the  Prince;    run  to    the  Capulets.

    Raise      up   the  Montagues,   some      others    search.

    [ Exeunt  others    of    the  WATCH . ]

    We  see  the  ground   whereon these      woes      do   lie, But    the  true       ground   of    all    these      piteous   woes We cannot   without       circumstance descry.

    Re-enter some      of    the  WATCH       with BALTHASAR .

    SECOND WATCH.

    Here’s    Romeo’s man.      We  found     him in    the  churchyard.

    FIRST      WATCH.

    Hold       him in    safety     till   the  Prince     come      hither.

    Re-enter others    of    the  WATCH       with FRIAR    LAWRENCE .

    THIRD     WATCH.

    Here       is     a     Friar that trembles, sighs,     and weeps.

    We  took this  mattock  and this  spade     from       him As    he   was       coming   from       this  churchyard    side.

    FIRST      WATCH.

    A     great      suspicion.      Stay the  Friar too.

    Enter      the  PRINCE       and ATTENDANTS .

    PRINCE.

    What      misadventure is     so    early       up,

    That calls our  person    from       our  morning’s      rest?

    Enter      CAPULET,     LADY      CAPULET      and others.

    CAPULET.

    What      should    it     be   that they so    shriek     abroad?

    LADY      CAPULET.

    O    the  people    in    the  street     cry   Romeo,

    Some     Juliet,     and some      Paris,      and all    run

    With       open      outcry    toward   our  monument.

    PRINCE.

    What      fear is     this  which     startles   in    our  ears?

    FIRST      WATCH.

    Sovereign,     here lies  the  County   Paris       slain, And      Romeo  dead,       and Juliet,     dead      before,

    Warm     and new kill’d.

    PRINCE.

    Search,   seek,      and know      how this  foul murder   comes.

    FIRST      WATCH.

    Here       is     a     Friar,       and slaughter’d    Romeo’s man, With       instruments   upon      them      fit    to    open

    These     dead      men’s     tombs.

    CAPULET.

    O    heaven!  O    wife, look how our  daughter bleeds!

    This dagger   hath mista’en, for   lo,   his   house

    Is     empty    on   the  back       of    Montague, And     it     mis-sheathed       in    my  daughter’s     bosom.

    LADY      CAPULET.

    O    me! This sight       of    death     is     as    a     bell

    That warns     my  old  age to    a     sepulchre.

    Enter      MONTAGUE       and others.

    PRINCE.

    Come,    Montague,    for   thou art   early       up,

    To   see  thy  son  and heir more      early       down.

    MONTAGUE.

    Alas, my  liege,      my  wife is     dead      tonight.

    Grief       of    my  son’s      exile hath stopp’d   her  breath.

    What      further    woe conspires       against   mine      age?

    PRINCE.

    Look,      and thou shalt       see.

    MONTAGUE.

    O    thou untaught!      What      manners is     in    this,

    To   press      before    thy  father     to    a     grave?

    PRINCE.

    Seal up   the  mouth    of    outrage  for   a     while,

    Till   we   can  clear       these      ambiguities,

    And know      their spring,    their head,      their true descent, And then will  I       be   general   of    your woes,

    And lead you even       to    death.    Meantime      forbear, And  let       mischance     be   slave      to    patience.

    Bring      forth       the  parties    of    suspicion.

    FRIAR     LAWRENCE.

    I      am  the  greatest, able to    do   least,

    Yet  most      suspected,     as    the  time and place

    Doth       make      against   me, of    this  direful    murder.

    And here I      stand,     both       to    impeach and purge Myself       condemned   and myself    excus’d.

    PRINCE.

    Then      say  at    once       what       thou dost know      in    this.

    FRIAR     LAWRENCE.

    I      will  be   brief,      for   my  short      date of    breath Is not  so    long       as    is     a     tedious   tale.

    Romeo,  there      dead,      was husband to    that Juliet, And      she, there       dead,      that Romeo’s faithful   wife.

    I      married  them;     and their stol’n      marriage day Was Tybalt’s       doomsday,    whose    untimely death Banish’d      the  new-made       bridegroom   from       this  city; For  whom,    and not  for   Tybalt,       Juliet      pin’d.

    You, to    remove   that siege      of    grief from       her, Betroth’d,      and       would     have       married  her  perforce To    County   Paris.      Then       comes    she  to    me,

    And with wild looks,     bid  me  devise    some      means To      rid   her       from       this  second   marriage,

    Or   in    my  cell  there      would     she  kill   herself.

    Then      gave       I      her, so    tutored   by   my  art,

    A     sleeping potion,   which     so    took effect

    As   I      intended,       for   it     wrought on   her

    The form       of    death.    Meantime      I      writ to    Romeo That   he       should    hither     come      as    this  dire night To  help to    take her       from       her  borrow’d grave, Being  the  time the  potion’s  force       should    cease.

    But  he   which     bore       my  letter,     Friar John,

    Was stay’d     by   accident; and yesternight

    Return’d my  letter      back.      Then      all    alone

    At    the  prefixed  hour       of    her  waking

    Came     I      to    take her  from       her  kindred’s vault, Meaning      to       keep       her  closely    at    my  cell

    Till   I      conveniently  could      send       to    Romeo.

    But  when      I      came,     some      minute   ere  the  time

    Of   her  awaking, here untimely lay

    The noble     Paris       and true Romeo   dead.

    She wakes;    and I      entreated      her  come      forth

    And bear this  work       of    heaven   with patience.

    But  then a     noise      did  scare      me  from       the  tomb; And     she,       too  desperate,     would     not  go   with me, But,  as    it     seems,       did  violence on   herself.

    All   this  I      know;     and to    the  marriage

    Her  Nurse     is     privy.      And if     ought     in    this

    Miscarried     by   my  fault,      let   my  old  life Be     sacrific’d, some       hour       before    his   time,

    Unto       the  rigour     of    severest  law.

    PRINCE.

    We  still  have       known    thee for   a     holy man.

    Where’s  Romeo’s man?      What      can  he   say  to    this?

    BALTHASAR.

    I      brought  my  master    news      of    Juliet’s    death, And     then in       post he   came      from       Mantua

    To   this  same      place,     to    this  same      monument.

    This letter      he   early       bid  me  give his   father, And    threaten’d       me  with death,    going     in    the  vault, If   I      departed not, and       left  him there.

    PRINCE.

    Give me  the  letter,     I      will  look on   it.

    Where    is     the  County’s Page      that rais’d      the  watch?

    Sirrah,    what       made     your master    in    this  place?

    PAGE.

    He   came      with flowers   to    strew      his   lady’s     grave, And     bid       me  stand      aloof,      and so    I      did.

    Anon      comes    one with light to    ope the  tomb,

    And by   and by   my  master    drew       on   him,

    And then I      ran  away      to    call  the  watch.

    PRINCE.

    This letter      doth       make      good      the  Friar’s     words, Their       course    of    love, the  tidings    of    her  death.

    And here he   writes     that he   did  buy a     poison Of      a     poor       ’pothecary,    and therewithal

    Came     to    this  vault       to    die,  and lie    with Juliet.

    Where    be   these      enemies?       Capulet, Montague,

    See  what       a     scourge  is     laid  upon      your hate,

    That heaven   finds       means    to    kill   your joys with love!

    And I,     for   winking  at    your discords too,

    Have      lost  a     brace      of    kinsmen. All   are  punish’d.

    CAPULET.

    O    brother   Montague,    give me  thy  hand.

    This is     my  daughter’s     jointure, for   no   more Can      I      demand.

    MONTAGUE.

    But  I      can  give thee more,

    For  I      will  raise her  statue     in    pure gold,

    That whiles     Verona   by   that name     is     known,

    There     shall no   figure     at    such rate be   set

    As   that of    true and faithful   Juliet.

    CAPULET.

    As   rich shall Romeo’s by   his   lady’s     lie,

    Poor       sacrifices of    our  enmity.

    PRINCE.

    A     glooming      peace     this  morning with it     brings; The    sun  for       sorrow    will  not  show      his   head.

    Go   hence,    to    have       more      talk  of    these      sad  things.

    Some     shall be   pardon’d,      and some      punished,

    For  never      was a     story       of    more      woe

    Than      this  of    Juliet      and her  Romeo.

    [ Exeunt. ]

    THE TRAGEDY OF ROMEO AND JULIET

    Contents
    Dramatis Personæ
    SCENE. During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Play in Verona; once, in the Fifth Act, at Mantua.
    THE PROLOGUE
    ACT I SCENE I. A public place.

    SCENE II. A Street.

    SCENE III. Room in Capulet’s House.

    SCENE IV. A Street.

    SCENE V. A Hall in Capulet’s House.

    ACT II SCENE I. An open place adjoining Capulet’s Garden.

    SCENE II. Capulet’s Garden.

    SCENE III. Friar Lawrence’s Cell.

    SCENE IV. A Street.

    SCENE V. Capulet’s Garden.

    SCENE VI. Friar Lawrence’s Cell.

    ACT III SCENE I. A public Place.

    SCENE II. A Room in Capulet’s House.
    SCENE III. Friar Lawrence’s cell.

    SCENE IV. A Room in Capulet’s House.

    SCENE V. An open Gallery to Juliet’s Chamber, overlooking the Garden.

    ACT IV SCENE I. Friar Lawrence’s Cell.

    SCENE II. Hall in Capulet’s House.

    SCENE III. Juliet’s Chamber.

    SCENE IV. Hall in Capulet’s House.

    SCENE V. Juliet’s Chamber; Juliet on the bed.

    ACT V SCENE I. Mantua. A Street.

    SCENE II. Friar Lawrence’s Cell.

    SCENE III. A churchyard; in it a Monument belonging to the Capulets.

  • Charles Darwin《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OR THE
    PRESERVATION OF FAVOURED RACES IN THE STRUGGLE FOR LIFE.
    By Charles Darwin, M.A., Fellow Of The Royal, Geological, Linnæan, Etc., Societies;
    Author Of ‘Journal Of Researches During H.M.S. Beagle’s Voyage
    Round The World.’
    LONDON: JOHN MURRAY, ALBEMARLE STREET. 1859.

    Contents
    INTRODUCTION.
    VARIATION UNDER DOMESTICATION.
    VARIATION UNDER NATURE.
    STRUGGLE FOR EXISTENCE.

    NATURAL SELECTION.

    LAWS OF VARIATION.

    DIFFICULTIES ON THEORY.

    INSTINCT.

    HYBRIDISM.

    ON THE IMPERFECTION OF THE GEOLOGICAL RECORD.

    ON THE GEOLOGICAL SUCCESSION OF ORGANIC BEINGS.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continued.

    MUTUAL AFFINITIES OF ORGANIC BEINGS: MORPHOLOGY:

    RECAPITULATION AND CONCLUSION.
    INDEX

    DETEAILED CONTENTS.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INTRODUCTION.
    CHAPTER I. VARIATION UNDER DOMESTICATION.
    Causes of Variability.
    Effects of Habit.
    Correlation of Growth.
    Inheritance.
    Character of Domestic Varieties.
    Difficulty of distinguishing between Varieties and Species.
    Origin of Domestic Varieties from one or more Species.
    Domestic Pigeons, their Differences and Origin.
    Principle of Selection anciently followed, its Effects.
    Methodical and Unconscious Selection.
    Unknown Origin of our Domestic Productions.
    Circumstances favourable to Man’s power of Selection.
    CHAPTER 2. VARIATION UNDER NATURE.
    Variability.
    Individual Differences.
    Doubtful species.
    Wide ranging, much diffused, and common species vary most.
    Species of the larger genera in any country vary more than the
    species of the smaller genera.
    Many of the species of the larger genera resemble varieties in being
    very closely, but unequally, related to each other, and in having
    restricted ranges.

    CHAPTER 3. STRUGGLE FOR EXISTENCE.

    Bears on natural selection.
    The term used in a wide sense.
    Geometrical powers of increase.
    Rapid increase of naturalised animals and plants.
    Nature of the checks to increase.
    Competition universal.
    Effects of climate.
    Protection from the number of individuals.
    Complex relations of all animals and plants throughout nature.
    Struggle for life most severe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varieties of
    the same species; often severe between species of the same genus.
    The relation of organism to organism the most important of all
    relations.

    CHAPTER 4. NATURAL SELECTION.

    Natural Selection: its power compared with man’s selection, its power
    on characters of trifling importance, its power at all ages and on
    both sexes.
    Sexual Selection.
    On the generality of intercrosses between individuals of the same
    species.
    Circumstances favourable and unfavourable to Natural Selection,
    namely, intercrossing, isolation, number of individuals.
    Slow action.
    Extinction caused by Natural Selection.
    Divergence of Character, related to the diversity of inhabitants of
    any small area, and to naturalisation.
    Action of Natural Selection, through Divergence of Character and
    Extinction, on the descendants from a common parent.
    Explains the Grouping of all organic beings.

    CHAPTER 5. LAWS OF VARIATION.

    Effects of external conditions.
    Use and disuse, combined with natural selection; organs of flight and
    of vision.
    Acclimatisation.
    Correlation of growth.
    Compensation and economy of growth.
    False correlations.
    Multiple, rudimentary, and lowly organised structures variable.
    Parts developed in an unusual manner are highly variable: specific
    characters more variable than generic: secondary sexual characters
    variable.
    Species of the same genus vary in an analogous manner.
    Reversions to long-lost characters.
    Summary.

    CHAPTER 6. DIFFICULTIES ON THEORY.

    Difficulties on the theory of descent with modification.
    Transitions.
    Absence or rarity of transitional varieties.
    Transitions in habits of life.
    Diversified habits in the same species.
    Species with habits widely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their allies.
    Organs of extreme perfection.
    Means of transition.
    Cases of difficulty.
    Natura non facit saltum.
    Organs of small importance.
    Organs not in all cases absolutely perfect.
    The law of Unity of Type and of the Conditions of Existence embraced
    by the theory of Natural Selection.

    CHAPTER 7. INSTINCT.

    Instincts comparable with habits, but different in their origin.
    Instincts graduated.
    Aphides and ants.
    Instincts variable.
    Domestic instincts, their origin.
    Natural instincts of the cuckoo, ostrich, and parasitic bees.
    Slave-making ants.
    Hive-bee, its cell-making instinct.
    Difficulties on the theory of the Natural Selection of instincts.
    Neuter or sterile insects.
    Summary.

    CHAPTER 8. HYBRIDISM.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sterility of first crosses and of hybrids.
    Sterility various in degree, not universal, affected by close
    interbreeding, removed by domestication.
    Laws governing the sterility of hybrids.
    Sterility not a special endowment, but incidental on other
    differences.
    Causes of the sterility of first crosses and of hybrids.
    Parallelism between the effects of changed conditions of life and
    crossing.
    Fertility of varieties when crossed and of their mongrel offspring
    not universal.
    Hybrids and mongrels compared independently of their fertility.
    Summary.

    CHAPTER 9. ON THE IMPERFECTION OF THE GEOLOGICAL RECORD.

    On the absence of intermediate varieties at the present day.
    On the nature of extinct intermediate varieties; on their number.
    On the vast lapse of time, as inferred from the rate of deposition
    and of denudation.
    On the poorness of our palæontological collections.
    On the intermittence of geological formations.
    On the absence of intermediate varieties in any one formation.
    On the sudden appearance of groups of species.
    On their sudden appearance in the lowest known fossiliferous strata.

    CHAPTER 10. ON THE GEOLOGICAL SUCCESSION OF ORGANIC BEINGS.

    On the slow and successive appearance of new species.
    On their different rates of change.
    Species once lost do not reappear.
    Groups of species follow the same general rules in their appearance
    and disappearance as do single species.
    On Extinction.
    On simultaneous changes in the forms of life throughout the world.
    On the affinities of extinct species to each other and to living
    species.
    On the state of development of ancient forms.
    On the succession of the same types within the same areas.
    Summary of preceding and present chapters.

    CHAPTER 11.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Present distribution cannot be accounted for by differences in
    physical conditions.
    Importance of barriers.
    Affinity of the productions of the same continent.
    Centres of creation.
    Means of dispersal, by changes of climate and of the level of the
    land, and by occasional means.
    Dispersal during the Glacial period co-extensive with the world.

    CHAPTER 12.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continued.

    Distribution of fresh-water productions.
    On the inhabitants of oceanic islands.
    Absence of Batrachians and of terrestrial Mammals.
    On the relation of the inhabitants of islands to those of the nearest
    mainland.
    On colonisation from the nearest source with subsequent modification.
    Summary of the last and present chapters.

    CHAPTER 13. MUTUAL AFFINITIES OF ORGANIC BEINGS: MORPHOLOGY:
    EMBRYOLOGY: RUDIMENTARY ORGANS.

    CLASSIFICATION, groups subordinate to groups.
    Natural system.
    Rules and difficulties in classification, explained on the theory of
    descent with modification.
    Classification of varieties.
    Descent always used in classification.
    Analogical or adaptive characters.
    Affinities, general, complex and radiating.
    Extinction separates and defines groups.
    MORPHOLOGY, between members of the same class, between parts of the
    same individual.
    EMBRYOLOGY, laws of, explained by variations not supervening at an
    early age, and being inherited at a corresponding age.
    RUDIMENTARY ORGANS; their origin explained.
    Summary.

    CHAPTER 14. RECAPITULATION AND CONCLUSION.
    Recapitulation of the difficulties on the theory of Natural
    Selection.
    Recapitulation of the general and special circumstances in its
    favour.
    Causes of the general belief in the immutability of species.
    How far the theory of natural selection may be extended.
    Effects of its adoption on the study of Natural history.
    Concluding remarks.

    INTRODUCTION.

    When on board H.M.S. ‘Beagle,’ as naturalist, I was much struck with certain fact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inhabitants of South America,
    and in the geological relations of the present to the past inhabitants
    of that continent. These facts seemed to me to throw some light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that mystery of mysteries, as it has been called by
    one of our greatest philosophers. On my return home, it occurred to me,
    in 1837, that something might perhaps be made out on this question by
    patiently accumulating and reflecting on all sorts of facts which could
    possibly have any bearing on it. After five years’ work I allowed
    myself to speculate on the subject, and drew up some short notes; these
    I enlarged in 1844 into a sketch of the conclusions, which then seemed
    to me probable: from that period to the present day I have steadily
    pursued the same object. I hope that I may be excused for entering on
    these personal details, as I give them to show that I have not been
    hasty in coming to a decision.

    My work is now nearly finished; but as it will take me two or three
    more years to complete it, and as my health is far from strong, I have
    been urged to publish this Abstract. I have more especially been
    induced to do this, as Mr. Wallace, who is now studying the
    natural history of the Malay archipelago, has arrived at almost exactly
    the same general conclusions that I have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Last
    year he sent to me a memoir on this subject, with a request that I
    would forward it to Sir Charles Lyell, who sent it to the Linnean
    Society, and it is published in the third volume of the Journal of that
    Society. Sir C. Lyell and Dr. Hooker, who both knew of my work—the
    latter having read my sketch of 1844—honoured me by thinking it
    advisable to publish, with Mr. Wallace’s excellent memoir, some brief
    extracts from my manuscripts.

    This Abstract, which I now publish, must necessarily be imperfect. I
    cannot here give references and authorities for my several statements;
    and I must trust to the reader reposing some confidence in my accuracy.
    No doubt errors will have crept in, though I hope I have always been
    cautious in trusting to good authorities alone. I can here give only
    the general conclusions at which I have arrived, with a few facts in
    illustration, but which, I hope, in most cases will suffice. No one can
    feel more sensible than I do of the necessity of hereafter publishing
    in detail all the facts, with references, on which my conclusions have
    been grounded; and I hope in a future work to do this. For I am well
    aware that scarcely a single point is discussed in this volume on which
    facts cannot be adduced, often apparently leading to conclusions
    directly opposite to those at which I have arrived. A fair result can
    be obtained only by fully stating and balancing the facts and arguments
    on both sides of each question; and this cannot possibly be here done.

    I much regret that want of space prevents my having the satisfaction of
    acknowledging the generous assistance which I have received from very
    many naturalists, some of them personally unknown to me. I cannot,
    however,
    let this opportunity pass without expressing my deep obligations to Dr.
    Hooker, who for the last fifteen years has aided me in every possible
    way by his large stores of knowledge and his excellent judgment.

    In considering the Origin of Species, it is quite conceivable that a
    naturalist, reflecting on the mutual affinities of organic beings, on
    their embryological relations, their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geological succession, and other such facts, might co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each species had not been independently created, but
    had descended, like varieties, from other species. Nevertheless, such a
    conclusion, even if well founded, would be unsatisfactory, until it
    could be shown how the innumerable species inhabiting this world have
    been modified, so as to acquire that perfection of structure and
    coadaptation which most justly excites our admiration. Naturalists
    continually refer to external conditions, such as climate, food, etc.,
    as the only possible cause of variation. In one very limited sense, as
    we shall hereafter see, this may be true; but it is preposterous to
    attribute to mere external conditions, the structure, for instance, of
    the woodpecker, with its feet, tail, beak, and tongue, so admirably
    adapted to catch insects under the bark of trees. In the case of the
    misseltoe, which draws its nourishment from certain trees, which has
    seeds that must be transported by certain birds, and which has flowers
    with separate sexes absolutely requiring the agency of certain insects
    to bring pollen from one flower to the other, it is equally
    preposterous to account for the structure of this parasite, with its
    relations to several distinct organic beings, by the effects of
    external conditions, or of habit, or of the volition of the plant
    itself.

    The author of the ‘Vestiges of Creation’ would, I presume, say that,
    after a certain unknown number of
    generations, some bird had given birth to a woodpecker, and some plant
    to the misseltoe, and that these had been produced perfect as we now
    see them; but this assumption seems to me to be no explanation, for it
    leaves the case of the coadaptations of organic beings to each other
    and to their physical conditions of life, untouched and unexplained.

    It is, therefore, of the highest importance to gain a clear insight
    into the means of modification and coadaptation. At the commencement of
    my observations it seemed to me probable that a careful study of
    domesticated animals and of cultivated plants would offer the best
    chance of making out this obscure problem. Nor have I been
    disappointed; in this and in all other perplexing cases I have
    invariably found that our knowledge, imperfect though it be, of
    variation under domestication, afforded the best and safest clue. I may
    venture to express my conviction of the high value of such studies,
    although they have been very commonly neglected by naturalists.

    From these considerations, I shall devote the first chapter of this
    Abstract to Variation under Domestication. We shall thus see that a
    large amount of hereditary modification is at least possible, and, what
    is equally or more important, we shall see how great is the power of
    man in accumulating by his Selection successive slight variations. I
    will then pass on to the variability of species in a state of nature;
    but I shall, unfortunately, be compelled to treat this subject far too
    briefly, as it can be treated properly only by giving long catalogues
    of facts. We shall, however, be enabled to discuss what circumstances
    are most favourable to variation. In the next chapter the Struggle for
    Existence amongst all organic beings throughout the world, which
    inevitably follows from their high geometrical powers of
    increase, will be treated of. This is the doctrine of Malthus, applied
    to the whole animal and vegetable kingdoms. As many more individuals of
    each species are born than can possibly survive; and as, consequently,
    there is a frequently recurring struggle for existence, it follows that
    any being, if it vary however slightly in any manner profitable to
    itself, under the complex and sometimes varying conditions of life,
    will have a better chance of surviving, and thus be naturally selected. From the strong principle of inheritance, any selected
    variety will tend to propagate its new and modified form.

    This fundamental subject of Natural Selection will be treated at some
    length in the fourth chapter; and we shall then see how Natural
    Selection almost inevitably causes much Extinction of the less improved
    forms of life and induces what I have called Divergence of Character.
    In the next chapter I shall discuss the complex and little known laws
    of variation and of correlation of growth. In the four succeeding
    chapters, the most apparent and gravest difficulties on the theory will
    be given: namely, first, the difficulties of transitions, or in
    understanding how a simple being or a simple organ can be changed and
    perfected into a highly developed being or elaborately constructed
    organ; secondly the subject of Instinct, or the mental powers of
    animals, thirdly, Hybridism, or the infertility of species and the
    fertility of varieties when intercrossed; and fourthly, the
    imperfection of the Geological Record. In the next chapter I shall
    consider the geological succession of organic beings throughout time;
    in the eleventh and twelfth, their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throughout
    space; in the thirteenth, their classification or mutual affinities,
    both when mature and in an embryonic condition. In the last chapter I
    shall give a
    brief recapitulation of the whole work, and a few concluding remarks.

    No one ought to feel surprise at much remaining as yet unexplained in
    regard to the origin of species and varieties, if he makes due
    allowance for our profound ignorance in regard to the mutual relations
    of all the beings which live around us. Who can explain why one species
    ranges widely and is very numerous, and why another allied species has
    a narrow range and is rare? Yet these relations are of the highest
    importance, for they determine the present welfare, and, as I believe,
    the future success and modification of every inhabitant of this world.
    Still less do we know of the mutual relations of the innumerable
    inhabitants of the world during the many past geological epochs in its
    history. Although much remains obscure, and will long remain obscure, I
    can entertain no doubt, after the most deliberate study and
    dispassionate judgment of which I am capable, that the view which most
    naturalists entertain, and which I formerly entertained—namely, that
    each species has been independently created—is erroneous. I am fully
    convinced that species are not immutable; but that those belonging to
    what are called the same genera are lineal descendants of some other
    and generally extinct species, in the same manner as the acknowledged
    varieties of any one species are the descendants of that species.
    Furthermore, I am convinced that Natural Selection has been the main
    but not exclusive means of modification.

    CHAPTER I.
    VARIATION UNDER DOMESTICATION.

    Causes of Variability. Effects of Habit. Correlation of Growth.
    Inheritance. Character of Domestic Varieties. Difficulty of
    distinguishing between Varieties and Species. Origin of Domestic
    Varieties from one or more Species. Domestic Pigeons, their Differences
    and Origin. Principle of Selection anciently followed, its Effects.
    Methodical and Unconscious Selection. Unknown Origin of our Domestic
    Productions. Circumstances favourable to Man’s power of Selection.

    When we look to the individuals of the same variety or sub-variety of
    our older cultivated plants and animals, one of the first points which
    strikes us, is, that they generally differ much more from each other,
    than do the individuals of any one species or variety in a state of
    nature. When we reflect on the vast diversity of the plants and animals
    which have been cultivated, and which have varied during all ages under
    the most different climates and treatment, I think we are driven to
    conclude that this greater variability is simply due to our domestic
    productions having been raised under conditions of life not so uniform
    as, and somewhat different from, those to which the parent-species have
    been exposed under nature. There is, also, I think, some probability in
    the view propounded by Andrew Knight, that this variability may be
    partly connected with excess of food. It seems pretty clear that
    organic beings must be exposed during several generations to the new
    conditions of life to cause any appreciable amount of variation; and
    that when the organisation has once begun to vary, it generally
    continues to vary for many generations.
    No case is on record of a variable being ceasing to be variable under
    cultivation. Our oldest cultivated plants, such as wheat, still often
    yield new varieties: our oldest domesticated animals are still capable
    of rapid improvement or modification.

    It has been disputed at what period of life the causes of variability,
    whatever they may be, generally act; whether during the early or late
    period of development of the embryo, or at the instant of conception.
    Geoffroy St. Hilaire’s experiments show that unnatural treatment of the
    embryo causes monstrosities; and monstrosities cannot be separated by
    any clear line of distinction from mere variations. But I am strongly
    inclined to suspect that the most frequent cause of variability may be
    attributed to the male and female reproductive elements having been
    affected prior to the act of conception. Several reasons make me
    believe in this; but the chief one is the remarkable effect which
    confinement or cultivation has on the functions of the reproductive
    system; this system appearing to be far more susceptible than any other
    part of the organisation, to the action of any change in the conditions
    of life. Nothing is more easy than to tame an animal, and few things
    more difficult than to get it to breed freely under confinement, even
    in the many cases when the male and female unite. How many animals
    there are which will not breed, though living long under not very close
    confinement in their native country! This is generally attributed to
    vitiated instincts; but how many cultivated plants display the utmost
    vigour, and yet rarely or never seed! In some few such cases it has
    been found out that very trifling changes, such as a little more or
    less water at some particular period of growth, will determine whether
    or not the plant sets a seed. I cannot here enter on the copious
    details which I have collected on
    this curious subject; but to show how singular the laws are which
    determine the reproduction of animals under confinement, I may just
    mention that carnivorous animals, even from the tropics, breed in this
    country pretty freely under confinement,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plantigrades or bear family; whereas, carnivorous birds, with the
    rarest exceptions, hardly ever lay fertile eggs. Many exotic plants
    have pollen utterly worthless, in the same exact condition as in the
    most sterile hybrids. When, on the one hand, we see domesticated
    animals and plants, though often weak and sickly, yet breeding quite
    freely under confinement; and when, on the other hand, we see
    individuals, though taken young from a state of nature, perfectly
    tamed, long-lived, and healthy (of which I could give numerous
    instances), yet having their reproductive system so seriously affected
    by unperceived causes as to fail in acting, we need not be surprised at
    this system, when it does act under confinement, acting not quite
    regularly, and producing offspring not perfectly like their parents or
    variable.

    Sterility has been said to be the bane of horticulture; but on this
    view we owe variability to the same cause which produces sterility; and
    variability is the source of all the choicest productions of the
    garden. I may add, that as some organisms will breed most freely under
    the most unnatural conditions (for instance, the rabbit and ferret kept
    in hutches), showing that their reproductive system has not been thus
    affected; so will some animals and plants withstand domestication or
    cultivation, and vary very slightly—perhaps hardly more than in a state
    of nature.

    A long list could easily be given of “sporting plants;” by this term
    gardeners mean a single bud or offset, which suddenly assumes a new and
    sometimes very different character from that of the rest of the plant.
    Such buds can be propagated by grafting, etc., and sometimes by seed.
    These “sports” are extremely rare under nature, but far from rare under
    cultivation; and in this case we see that the treatment of the parent
    has affected a bud or offset, and not the ovules or pollen. But it is
    the opinion of most physiologists that there is no essential difference
    between a bud and an ovule in their earliest stages of formation; so
    that, in fact, “sports” support my view, that variability may be
    largely attributed to the ovules or pollen, or to both, having been
    affected by the treatment of the parent prior to the act of conception.
    These cases anyhow show that variation is not necessarily connected, as
    some authors have supposed, with the act of generation.

    Seedlings from the same fruit, and the young of the same litter,
    sometimes differ considerably from each other, though both the young
    and the parents, as Müller has remarked, have apparently been exposed
    to exactly the same conditions of life; and this shows how unimportant
    the direct effects of the conditions of life are in comparison with the
    laws of reproduction, and of growth, and of inheritance; for had the
    action of the conditions been direct, if any of the young had varied,
    all would probably have varied in the same manner. To judge how much,
    in the case of any variation, we should attribute to the direct action
    of heat, moisture, light, food, etc., is most difficult: my impression
    is, that with animals such agencies have produced very little direct
    effect, though apparently more in the case of plants. Under this point
    of view, Mr. Buckman’s recent experiments on plants seem extremely
    valuable. When all or nearly all the individuals exposed to certain
    conditions are affected in the same way, the change at first appears to
    be directly due to such conditions; but in some cases it can be shown
    that quite opposite conditions produce
    similar changes of structure. Nevertheless some slight amount of change
    may, I think, be attributed to the direct action of the conditions of
    life—as, in some cases, increased size from amount of food, colour from
    particular kinds of food and from light, and perhaps the thickness of
    fur from climate.

    Habit also has a decided influence, as in the period of flowering with
    plants when transported from one climate to another. In animals it has
    a more marked effect; for instance, I find in the domestic duck that
    the bones of the wing weigh less and the bones of the leg more, in
    proportion to the whole skeleton, than do the same bones in the
    wild-duck; and I presume that this change may be safely attributed to
    the domestic duck flying much less, and walking more, than its wild
    parent. The great and inherited development of the udders in cows and
    goats in countries where they are habitually milked, in comparison with
    the state of these organs in other countries, is another instance of
    the effect of use. Not a single domestic animal can be named which has
    not in some country drooping ears; and the view suggested by some
    authors, that the drooping is due to the disuse of the muscles of the
    ear, from the animals not being much alarmed by danger, seems probable.

    There are many laws regulating variation, some few of which can be
    dimly seen, and will be hereafter briefly mentioned. I will here only
    allude to what may be called correlation of growth. Any change in the
    embryo or larva will almost certainly entail changes in the mature
    animal. In monstrosities,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quite distinct parts
    are very curious; and many instances are given in Isidore Geoffroy St.
    Hilaire’s great work on this subject. Breeders believe that long limbs
    are almost always accompanied by an elongated head. Some instances of
    correlation are quite whimsical; thus
    cats with blue eyes are invariably deaf; colour and constitutional
    peculiarities go together, of which many remarkable cases could be
    given amongst animals and plants. From the facts collected by
    Heusinger, it appears that white sheep and pigs are differently
    affected from coloured individuals by certain vegetable poisons.
    Hairless dogs have imperfect teeth; long-haired and coarse-haired
    animals are apt to have, as is asserted, long or many horns; pigeons
    with feathered feet have skin between their outer toes; pigeons with
    short beaks have small feet, and those with long beaks large feet.
    Hence, if man goes on selecting, and thus augmenting, any peculiarity,
    he will almost certainly unconsciously modify other parts of the
    structure, owing to the mysterious laws of the correlation of growth.

    The result of the various, quite unknown, or dimly seen laws of
    variation is infinitely complex and diversified. It is well worth while
    carefully to study the several treatises published on some of our old
    cultivated plants, as on the hyacinth, potato, even the dahlia, etc.;
    and it is really surprising to note the endless points in structure and
    constitution in which the varieties and sub-varieties differ slightly
    from each other. The whole organisation seems to have become plastic,
    and tends to depart in some small degree from that of the parental
    type.

    Any variation which is not inherited is unimportant for us. But the
    number and diversity of inheritable deviations of structure, both those
    of slight and those of considerable physiological importance, is
    endless. Dr. Prosper Lucas’s treatise, in two large volumes, is the
    fullest and the best on this subject. No breeder doubts how strong is
    the tendency to inheritance: like produces like is his fundamental
    belief: doubts have been thrown on this principle by theoretical
    writers alone. When a
    deviation appears not unfrequently, and we see it in the father and
    child, we cannot tell whether it may not be due to the same original
    cause acting on both; but when amongst individuals, apparently exposed
    to the same conditions, any very rare deviation, due to some
    extraordinary combination of circumstances, appears in the parent—say,
    once amongst several million individuals—and it reappears in the child,
    the mere doctrine of chances almost compels us to attribute its
    reappearance to inheritance. Every one must have heard of cases of
    albinism, prickly skin, hairy bodies, etc., appearing in several
    members of the same family. If strange and rare deviations of structure
    are truly inherited, less strange and commoner deviations may be freely
    admitted to be inheritable. Perhaps the correct way of viewing the
    whole subject, would be, to look at the inheritance of every character
    whatever as the rule, and non-inheritance as the anomaly.

    The laws governing inheritance are quite unknown; no one can say why
    the same peculiarity in different individuals of the same species, and
    in individuals of different species, is sometimes inherited and
    sometimes not so; why the child often reverts in certain characters to
    its grandfather or grandmother or other much more remote ancestor; why
    a peculiarity is often transmitted from one sex to both sexes or to one
    sex alone, more commonly but not exclusively to the like sex. It is a
    fact of some little importance to us, that peculiarities appearing in
    the males of our domestic breeds are often transmitted either
    exclusively, or in a much greater degree, to males alone. A much more
    important rule, which I think may be trusted, is that, at whatever
    period of life a peculiarity first appears, it tends to appear in the
    offspring at a corresponding age, though sometimes earlier. In many
    cases this could
    not be otherwise: thus the inherited peculiarities in the horns of
    cattle could appear only in the offspring when nearly mature;
    peculiarities in the silkworm are known to appear at the corresponding
    caterpillar or cocoon stage. But hereditary diseases and some other
    facts make me believe that the rule has a wider extension, and that
    when there is no apparent reason why a peculiarity should appear at any
    particular age, yet that it does tend to appear in the offspring at the
    same period at which it first appeared in the parent. I believe this
    rule to be of the highest importance in explaining the laws of
    embryology. These remarks are of course confined to the first
    appearance of the peculiarity, and not to its primary cause, which
    may have acted on the ovules or male element; in nearly the same manner
    as in the crossed offspring from a short-horned cow by a long-horned
    bull, the greater length of horn, though appearing late in life, is
    clearly due to the male element.

    Having alluded to the subject of reversion, I may here refer to a
    statement often made by naturalists—namely, that our domestic
    varieties, when run wild, gradually but certainly revert in character
    to their aboriginal stocks. Hence it has been argued that no deductions
    can be drawn from domestic races to species in a state of nature. I
    have in vain endeavoured to discover on what decisive facts the above
    statement has so often and so boldly been made. There would be great
    difficulty in proving its truth: we may safely conclude that very many
    of the most strongly-marked domestic varieties could not possibly live
    in a wild state. In many cases we do not know what the aboriginal stock
    was, and so could not tell whether or not nearly perfect reversion had
    ensued. It would be quite necessary, in order to prevent the effects of
    intercrossing, that only a
    single variety should be turned loose in its new home. Nevertheless, as
    our varieties certainly do occasionally revert in some of their
    characters to ancestral forms, it seems to me not improbable, that if
    we could succeed in naturalising, or were to cultivate, during many
    generations, the several races, for instance, of the cabbage, in very
    poor soil (in which case, however, some effect would have to be
    attributed to the direct action of the poor soil), that they would to a
    large extent, or even wholly, revert to the wild aboriginal stock.
    Whether or not the experiment would succeed, is not of great importance
    for our line of argument; for by the experiment itself the conditions
    of life are changed. If it could be shown that our domestic varieties
    manifested a strong tendency to reversion,—that is, to lose their
    acquired characters, whilst kept under unchanged conditions, and whilst
    kept in a considerable body, so that free intercrossing might check, by
    blending together, any slight deviations of structure, in such case, I
    grant that we could deduce nothing from domestic varieties in regard to
    species. But there is not a shadow of evidence in favour of this view:
    to assert that we could not breed our cart and race-horses, long and
    short-horned cattle, and poultry of various breeds, and esculent
    vegetables, for an almost infinite number of generations, would be
    opposed to all experience. I may add, that when under nature the
    conditions of life do change, variations and reversions of character
    probably do occur; but natural selection, as will hereafter be
    explained, will determine how far the new characters thus arising shall
    be preserved.

    When we look to the hereditary varieties or races of our domestic
    animals and plants, and compare them with species closely allied
    together, we generally perceive in each domestic race, as already
    remarked, less uniformity of character than in true species. Domestic
    races of
    the same species, also, often have a somewhat monstrous character; by
    which I mean, that, although differing from each other, and from the
    other species of the same genus, in several trifling respects, they
    often differ in an extreme degree in some one part, both when compared
    one with another, and more especially when compared with all the
    species in nature to which they are nearest allied. With these
    exceptions (and with that of the perfect fertility of varieties when
    crossed,—a subject hereafter to be discussed), domestic races of the
    same species differ from each other in the same manner as, only in most
    cases in a lesser degree than, do closely-allied species of the same
    genus in a state of nature. I think this must be admitted, when we find
    that there are hardly any domestic races, either amongst animals or
    plants, which have not been ranked by some competent judges as mere
    varieties, and by other competent judges as the descendants of
    aboriginally distinct species. If any marked distinction existed
    between domestic races and species, this source of doubt could not so
    perpetually recur. It has often been stated that domestic races do not
    differ from each other in characters of generic value. I think it could
    be shown that this statement is hardly correct; but naturalists differ
    most widely in determining what characters are of generic value; all
    such valuations being at present empirical. Moreover, on the view of
    the origin of genera which I shall presently give, we have no right to
    expect often to meet with generic differences in our domesticated
    productions.

    When we attempt to estimate the amount of structur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domestic races of the same species, we are soon involved in doubt,
    from not knowing whether they have descended from one or several
    parent-species. This point, if it could be cleared up, would be
    interesting; if, for instance, it could be shown that the greyhound,
    bloodhound, terrier, spaniel, and bull-dog, which we all know propagate
    their kind so truly, were the offspring of any single species, then
    such facts would have great weight in making us doubt about the
    immutability of the many very closely allied and natural species—for
    instance, of the many foxes—inhabiting different quarters of the world.
    I do not believe, as we shall presently see, that all our dogs have
    descended from any one wild species; but, in the case of some other
    domestic races, there is presumptive, or even strong, evidence in
    favour of this view.

    It has often been assumed that man has chosen for domestication animals
    and plants having an extraordinary inherent tendency to vary, and
    likewise to withstand diverse climates. I do not dispute that these
    capacities have added largely to the value of most of our domesticated
    productions; but how could a savage possibly know, when he first tamed
    an animal, whether it would vary in succeeding generations, and whether
    it would endure other climates? Has the little variability of the ass
    or guinea-fowl, or the small power of endurance of warmth by the
    rein-deer, or of cold by the common camel, prevented their
    domestication? I cannot doubt that if other animals and plants, equal
    in number to our domesticated productions, and belonging to equally
    diverse classes and countries, were taken from a state of nature, and
    could be made to breed for an equal number of generations under
    domestication, they would vary on an average as largely as the parent
    species of our existing domesticated productions have varied.

    In the case of most of our anciently domesticated animals and plants, I
    do not think it is possible to come to any definite conclusion, whether
    they have descended from one or several species. The argument mainly
    relied on by those who believe in the multiple origin
    of our domestic animals is, that we find in the most ancient records,
    more especially on the monuments of Egypt, much diversity in the
    breeds; and that some of the breeds closely resemble, perhaps are
    identical with, those still existing. Even if this latter fact were
    found more strictly and generally true than seems to me to be the case,
    what does it show, but that some of our breeds originated there, four
    or five thousand years ago? But Mr. Horner’s researches have rendered
    it in some degree probable that man sufficiently civilized to have
    manufactured pottery existed in the valley of the Nile thirteen or
    fourteen thousand years ago; and who will pretend to say how long
    before these ancient periods, savages, like those of Tierra del Fuego
    or Australia, who possess a semi-domestic dog, may not have existed in
    Egypt?

    The whole subject must, I think, remain vague; nevertheless, I may,
    without here entering on any details, state that, from geographical and
    other considerations, I think it highly probable that our domestic dogs
    have descended from several wild species. In regard to sheep and goats
    I can form no opinion. I should think, from facts communicated to me by
    Mr. Blyth, on the habits, voice, and constitution, etc., of the humped
    Indian cattle, that these had descended from a different aboriginal
    stock from our European cattle; and several competent judges believe
    that these latter have had more than one wild parent. With respect to
    horses, from reasons which I cannot give here, I am doubtfully inclined
    to believe, in opposition to several authors, that all the races have
    descended from one wild stock. Mr. Blyth, whose opinion, from his large
    and varied stores of knowledge, I should value more than that of almost
    any one, thinks that all the breeds of poultry have proceeded from the
    common wild
    Indian fowl (Gallus bankiva). In regard to ducks and rabbits, the
    breeds of which differ considerably from each other in structure, I do
    not doubt that they all have descended from the common wild duck and
    rabbit.

    The doctrine of the origin of our several domestic races from several
    aboriginal stocks, has been carried to an absurd extreme by some
    authors. They believe that every race which breeds true, let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s be ever so slight, has had its wild prototype.
    At this rate there must have existed at least a score of species of
    wild cattle, as many sheep, and several goats in Europe alone, and
    several even within Great Britain. On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re
    formerly existed in Great Britain eleven wild species of sheep peculiar
    to it! When we bear in mind that Britain has now hardly one peculiar
    mammal, and France but few distinct from those of Germany and
    conversely, and so with Hungary, Spain, etc., but that each of these
    kingdoms possesses several peculiar breeds of cattle, sheep, etc., we
    must admit that many domestic breeds have originated in Europe; for
    whence could they have been derived, as these several countries do not
    possess a number of peculiar species as distinct parent-stocks? So it
    is in India. Even in the case of the domestic dogs of the whole world,
    which I fully admit have probably descended from several wild species,
    I cannot doubt that there has been an immense amount of inherited
    variation. Who can believe that animals closely resembling the Italian
    greyhound, the bloodhound, the bull-dog, or Blenheim spaniel, etc.—so
    unlike all wild Canidæ—ever existed freely in a state of nature? It has
    often been loosely said that all our races of dogs have been produced
    by the crossing of a few aboriginal species; but by crossing we can get
    only forms in some degree intermediate between their parents; and if we
    account for our several domestic races by this process, we must admit
    the former existence of the most extreme forms, as the Italian
    greyhound, bloodhound, bull-dog, etc., in the wild state. Moreover, the
    possibility of making distinct races by crossing has been greatly
    exaggerated. There can be no doubt that a race may be modified by
    occasional crosses, if aided by the careful selection of those
    individual mongrels, which present any desired character; but that a
    race could be obtained nearly intermediate between two extremely
    different races or species, I can hardly believe. Sir J. Sebright
    expressly experimentised for this object, and failed. The offspring
    from the first cross between two pure breeds is tolerably and sometimes
    (as I have found with pigeons) extremely uniform, and everything seems
    simple enough; but when these mongrels are crossed one with another for
    several generations, hardly two of them will be alike, and then the
    extreme difficulty, or rather utter hopelessness, of the task becomes
    apparent. Certainly, a breed intermediate between two very distinct
    breeds could not be got without extreme care and long-continued
    selection; nor can I find a single case on record of a permanent race
    having been thus formed.

    On the Breeds of the Domestic Pigeon.—Believing that it is always
    best to study some special group, I have, after deliberation, taken up
    domestic pigeons. I have kept every breed which I could purchase or
    obtain, and have been most kindly favoured with skins from several
    quarters of the world, more especially by the Honourable W. Elliot from
    India, and by the Honourable C. Murray from Persia. Many treatises in
    different languages have been published on pigeons, and some of them
    are very important, as being of considerable antiquity. I have
    associated with several eminent fanciers, and have been permitted to
    join two
    of the London Pigeon Clubs. The diversity of the breeds is something
    astonishing. Compare the English carrier and the short-faced tumbler,
    and see the wonderful difference in their beaks, entailing
    corresponding differences in their skulls. The carrier, more especially
    the male bird, is also remarkable from the wonderful development of the
    carunculated skin about the head, and this is accompanied by greatly
    elongated eyelids, very large external orifices to the nostrils, and a
    wide gape of mouth. The short-faced tumbler has a beak in outline
    almost like that of a finch; and the common tumbler has the singular
    and strictly inherited habit of flying at a great height in a compact
    flock, and tumbling in the air head over heels. The runt is a bird of
    great size, with long, massive beak and large feet; some of the
    sub-breeds of runts have very long necks, others very long wings and
    tails, others singularly short tails. The barb is allied to the
    carrier, but, instead of a very long beak, has a very short and very
    broad one. The pouter has a much elongated body, wings, and legs; and
    its enormously developed crop, which it glories in inflating, may well
    excite astonishment and even laughter. The turbit has a very short and
    conical beak, with a line of reversed feathers down the breast; and it
    has the habit of continually expanding slightly the upper part of the
    oesophagus. The Jacobin has the feathers so much reversed along the
    back of the neck that they form a hood, and it has, proportionally to
    its size, much elongated wing and tail feathers. The trumpeter and
    laugher, as their names express, utter a very different coo from the
    other breeds. The fantail has thirty or even forty tail-feathers,
    instead of twelve or fourteen, the normal number in all members of the
    great pigeon family; and these feathers are kept expanded, and are
    carried so erect that in good birds the head and tail
    touch; the oil-gland is quite aborted. Several other less distinct
    breeds might have been specified.

    In the skeletons of the several breed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ones of
    the face in length and breadth and curvature differs enormously. The
    shape, as well as the breadth and length of the ramus of the lower jaw,
    varies in a highly remarkable manner. The number of the caudal and
    sacral vertebræ vary; as does the number of the ribs, together with
    their relative breadth and the presence of processes. The size and
    shape of the apertures in the sternum are highly variable; so is the
    degree of divergence and relative size of the two arms of the furcula.
    The proportional width of the gape of mouth, the proportional length of
    the eyelids, of the orifice of the nostrils, of the tongue (not always
    in strict correlation with the length of beak), the size of the crop
    and of the upper part of the oesophagus; the development and abortion
    of the oil-gland; the number of the primary wing and caudal feathers;
    the relative length of wing and tail to each other and to the body; the
    relative length of leg and of the feet; the number of scutellæ on the
    toes, the development of skin between the toes, are all points of
    structure which are variable. The period at which the perfect plumage
    is acquired varies, as does the state of the down with which the
    nestling birds are clothed when hatched. The shape and size of the eggs
    vary. The manner of flight differs remarkably; as does in some breeds
    the voice and disposition. Lastly, in certain breeds, the males and
    females have come to differ to a slight degree from each other.

    Altogether at least a score of pigeons might be chosen, which if shown
    to an ornithologist, and he were told that they were wild birds, would
    certainly, I think, be ranked by him as well-defined species. Moreover,
    I do not believe that any ornithologist would place touch; the
    oil-gland is quite aborted. Several other less distinct breeds might
    have been specified.
    the English carrier, the short-faced tumbler, the runt, the barb,
    pouter, and fantail in the same genus; more especially as in each of
    these breeds several truly-inherited sub-breeds, or species as he might
    have called them, could be shown him.

    Great as the differences are between the breeds of pigeons, I am fully
    convinced that the common opinion of naturalists is correct, namely,
    that all have descended from the rock-pigeon (Columba livia), including
    under this term several geographical races or sub-species, which differ
    from each other in the most trifling respects. As several of the
    reasons which have led me to this belief are in some degree applicable
    in other cases, I will here briefly give them. If the several breeds
    are not varieties, and have not proceeded from the rock-pigeon, they
    must have descended from at least seven or eight aboriginal stocks; for
    it is impossible to make the present domestic breeds by the crossing of
    any lesser number: how, for instance, could a pouter be produced by
    crossing two breeds unless one of the parent-stocks possessed the
    characteristic enormous crop? The supposed aboriginal stocks must all
    have been rock-pigeons, that is, not breeding or willingly perching on
    trees. But besides C. livia, with its geographical sub-species, only
    two or three other species of rock-pigeons are known; and these have
    not any of the characters of the domestic breeds. Hence the supposed
    aboriginal stocks must either still exist in the countries where they
    were originally domesticated, and yet be unknown to ornithologists; and
    this, considering their size, habits, and remarkable characters, seems
    very improbable; or they must have become extinct in the wild state.
    But birds breeding on precipices, and good fliers, are unlikely to be
    exterminated; and the common rock-pigeon, which has the same habits
    with the domestic breeds, has not been exterminated
    even on several of the smaller British islets, or on the shores of the
    Mediterranean. Hence the supposed extermination of so many species
    having similar habits with the rock-pigeon seems to me a very rash
    assumption. Moreover, the several above-named domesticated breeds have
    been transported to all parts of the world, and, therefore, some of
    them must have been carried back again into their native country; but
    not one has ever become wild or feral, though the dovecot-pigeon, which
    is the rock-pigeon in a very slightly altered state, has become feral
    in several places. Again, all recent experience shows that it is most
    difficult to get any wild animal to breed freely under domestication;
    yet on the hypothesis of the multiple origin of our pigeons, it must be
    assumed that at least seven or eight species were so thoroughly
    domesticated in ancient times by half-civilized man, as to be quite
    prolific under confinement.

    An argument, as it seems to me, of great weight, and applicable in
    several other cases, is, that the above-specified breeds, though
    agreeing generally in constitution, habits, voice, colouring, and in
    most parts of their structure, with the wild rock-pigeon, yet are
    certainly highly abnormal in other parts of their structure: we may
    look in vain throughout the whole great family of Columbidæ for a beak
    like that of the English carrier, or that of the short-faced tumbler,
    or barb; for reversed feathers like those of the jacobin; for a crop
    like that of the pouter; for tail-feathers like those of the fantail.
    Hence it must be assumed not only that half-civilized man succeeded in
    thoroughly domesticating several species, but that he intentionally or
    by chance picked out extraordinarily abnormal species; and further,
    that these very species have since all become extinct or unknown. So
    many strange contingencies seem to me improbable in the highest degree.

    Some facts in regard to the colouring of pigeons well deserve
    consideration. The rock-pigeon is of a slaty-blue, and has a white rump
    (the Indian sub-species, C. intermedia of Strickland, having it
    bluish); the tail has a terminal dark bar, with the bases of the outer
    feathers externally edged with white; the wings have two black bars;
    some semi-domestic breeds and some apparently truly wild breeds have,
    besides the two black bars, the wings chequered with black. These
    several marks do not occur together in any other species of the whole
    family. Now, in every one of the domestic breeds, taking thoroughly
    well-bred birds, all the above marks, even to the white edging of the
    outer tail-feathers, sometimes concur perfectly developed. Moreover,
    when two birds belonging to two distinct breeds are crossed, neither of
    which is blue or has any of the above-specified marks, the mongrel
    offspring are very apt suddenly to acquire these characters; for
    instance, I crossed some uniformly white fantails with some uniformly
    black barbs, and they produced mottled brown and black birds; these I
    again crossed together, and one grandchild of the pure white fantail
    and pure black barb was of as beautiful a blue colour, with the white
    rump, double black wing-bar, and barred and white-edged tail-feathers,
    as any wild rock-pigeon! We can understand these facts, on the
    well-known principle of reversion to ancestral characters, if all the
    domestic breeds have descended from the rock-pigeon. But if we deny
    this, we must make one of the two following highly improbable
    suppositions. Either, firstly, that all the several imagined aboriginal
    stocks were coloured and marked like the rock-pigeon, although no other
    existing species is thus coloured and marked, so that in each separate
    breed there might be a tendency to revert to the very same colours and
    markings. Or, secondly,
    that each breed, even the purest, has within a dozen or, at most,
    within a score of generations, been crossed by the rock-pigeon: I say
    within a dozen or twenty generations, for we know of no fact
    countenancing the belief that the child ever reverts to some one
    ancestor, removed by a greater number of generations. In a breed which
    has been crossed only once with some distinct breed, the tendency to
    reversion to any character derived from such cross will naturally
    become less and less, as in each succeeding generation there will be
    less of the foreign blood; but when there has been no cross with a
    distinct breed, and there is a tendency in both parents to revert to a
    character, which has been lost during some former generation, this
    tendency, for all that we can see to the contrary, may be transmitted
    undiminished for an indefinite number of generations. These two
    distinct cases are often confounded in treatises on inheritance.

    Lastly, the hybrids or mongrels from between all the domestic breeds of
    pigeons are perfectly fertile. I can state this from my own
    observations, purposely made on the most distinct breeds. Now, it is
    difficult, perhaps impossible, to bring forward one case of the hybrid
    offspring of two animals clearly distinct being themselves perfectly
    fertile. Some authors believe that long-continued domestication
    eliminates this strong tendency to sterility: from the history of the
    dog I think there is some probability in this hypothesis, if applied to
    species closely related together, though it is unsupported by a single
    experiment. But to extend the hypothesis so far as to suppose that
    species, aboriginally as distinct as carriers, tumblers, pouters, and
    fantails now are, should yield offspring perfectly fertile, inter se,
    seems to me rash in the extreme.

    From these several reasons, namely, the improbability of man having
    formerly got seven or eight supposed
    species of pigeons to breed freely under domestication; these supposed
    species being quite unknown in a wild state, and their becoming nowhere
    feral; these species having very abnormal characters in certain
    respects, as compared with all other Columbidæ, though so like in most
    other respects to the rock-pigeon; the blue colour and various marks
    occasionally appearing in all the breeds, both when kept pure and when
    crossed; the mongrel offspring being perfectly fertile;—from these
    several reasons, taken together, I can feel no doubt that all our
    domestic breeds have descended from the Columba livia with its
    geographical sub-species.

    In favour of this view, I may add, firstly, that C. livia, or the
    rock-pigeon, has been found capable of domestication in Europe and in
    India; and that it agrees in habits and in a great number of points of
    structure with all the domestic breeds. Secondly, although an English
    carrier or short-faced tumbler differs immensely in certain characters
    from the rock-pigeon, yet by comparing the several sub-breeds of these
    breeds, more especially those brought from distant countries, we can
    make an almost perfect series between the extremes of structure.
    Thirdly, those characters which are mainly distinctive of each breed,
    for instance the wattle and length of beak of the carrier, the
    shortness of that of the tumbler, and the number of tail-feathers in
    the fantail, are in each breed eminently variable; and the explanation
    of this fact will be obvious when we come to treat of selection.
    Fourthly, pigeons have been watched, and tended with the utmost care,
    and loved by many people. They have been domesticated for thousands of
    years in several quarters of the world; the earliest known record of
    pigeons is in the fifth Aegyptian dynasty, about 3000 B.C., as was
    pointed out to me by Professor Lepsius; but Mr. Birch informs me that
    pigeons are given in a bill
    of fare in the previous dynasty. In the time of the Romans, as we hear
    from Pliny, immense prices were given for pigeons; “nay, they are come
    to this pass, that they can reckon up their pedigree and race.” Pigeons
    were much valued by Akber Khan in India, about the year 1600; never
    less than 20,000 pigeons were taken with the court. “The monarchs of
    Iran and Turan sent him some very rare birds;” and, continues the
    courtly historian, “His Majesty by crossing the breeds, which method
    was never practised before, has improved them astonishingly.” About
    this same period the Dutch were as eager about pigeons as were the old
    Romans. The paramount importance of these considerations in explaining
    the immense amount of variation which pigeons have undergone, will be
    obvious when we treat of Selection. We shall then, also, see how it is
    that the breeds so often have a somewhat monstrous character. It is
    also a most favourable circumstance for the production of distinct
    breeds, that male and female pigeons can be easily mated for life; and
    thus different breeds can be kept together in the same aviary.

    I have discussed the probable origin of domestic pigeons at some, yet
    quite insufficient, length; because when I first kept pigeons and
    watched the several kinds, knowing well how true they bred, I felt
    fully as much difficulty in believing that they could ever have
    descended from a common parent, as any naturalist could in coming to a
    similar conclusion in regard to the many species of finches, or other
    large groups of birds, in nature. One circumstance has struck me much;
    namely, that all the breeders of the various domestic animals and the
    cultivators of plants, with whom I have ever conversed, or whose
    treatises I have read, are firmly convinced that the several breeds to
    which each has attended, are descended from so many aboriginally
    distinct species.
    Ask, as I have asked, a celebrated raiser of Hereford cattle, whether
    his cattle might not have descended from long horns, and he will laugh
    you to scorn. I have never met a pigeon, or poultry, or duck, or rabbit
    fancier, who was not fully convinced that each main breed was descended
    from a distinct species. Van Mons, in his treatise on pears and apples,
    shows how utterly he disbelieves that the several sorts, for instance a
    Ribston-pippin or Codlin-apple, could ever have proceeded from the
    seeds of the same tree. Innumerable other examples could be given. The
    explanation, I think, is simple: from long-continued study they are
    strongly impressed with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everal races; and
    though they well know that each race varies slightly, for they win
    their prizes by selecting such slight differences, yet they ignore all
    general arguments, and refuse to sum up in their minds slight
    differences accumulated during many successive generations. May not
    those naturalists who, knowing far less of the laws of inheritance than
    does the breeder, and knowing no more than he does of the intermediate
    links in the long lines of descent, yet admit that many of our domestic
    races have descended from the same parents—may they not learn a lesson
    of caution, when they deride the idea of species in a state of nature
    being lineal descendants of other species?

    Selection.—Let us now briefly consider the steps by which domestic
    races have been produced, either from one or from several allied
    species. Some little effect may, perhaps, be attributed to the direct
    action of the external conditions of life, and some little to habit;
    but he would be a bold man who would account by such agencies for the
    differences of a dray and race horse, a greyhound and bloodhound, a
    carrier and tumbler pigeon. One of the most remarkable features in our
    domesticated races
    is that we see in them adaptation, not indeed to the animal’s or
    plant’s own good, but to man’s use or fancy. Some variations useful to
    him have probably arisen suddenly, or by one step; many botanists, for
    instance, believe that the fuller’s teazle, with its hooks, which
    cannot be rivalled by any mechanical contrivance, is only a variety of
    the wild Dipsacus; and this amount of change may have suddenly arisen
    in a seedling. So it has probably been with the turnspit dog; and this
    is known to have been the case with the ancon sheep. But when we
    compare the dray-horse and race-horse, the dromedary and camel, the
    various breeds of sheep fitted either for cultivated land or mountain
    pasture, with the wool of one breed good for one purpose, and that of
    another breed for another purpose; when we compare the many breeds of
    dogs, each good for man in very different ways; when we compare the
    game-cock, so pertinacious in battle, with other breeds so little
    quarrelsome, with “everlasting layers” which never desire to sit, and
    with the bantam so small and elegant; when we compare the host of
    agricultural, culinary, orchard, and flower-garden races of plants,
    most useful to man at different seasons and for different purposes, or
    so beautiful in his eyes, we must, I think, look further than to mere
    variability. We cannot suppose that all the breeds were suddenly
    produced as perfect and as useful as we now see them; indeed, in
    several cases, we know that this has not been their history. The key is
    man’s power of accumulative selection: nature gives successive
    variations; man adds them up in certain directions useful to him. In
    this sense he may be said to make for himself useful breeds.

    The great power of this principle of selection is not hypothetical. It
    is certain that several of our eminent breeders have, even within a
    single lifetime, modified to
    a large extent some breeds of cattle and sheep. In order fully to
    realise what they have done, it is almost necessary to read several of
    the many treatises devoted to this subject, and to inspect the animals.
    Breeders habitually speak of an animal’s organisation as something
    quite plastic, which they can model almost as they please. If I had
    space I could quote numerous passages to this effect from highly
    competent authorities. Youatt, who was probably better acquainted with
    the works of agriculturalists than almost any other individual, and who
    was himself a very good judge of an animal, speaks of the principle of
    selection as “that which enables the agriculturist, not only to modify
    the character of his flock, but to change it altogether. It is the
    magician’s wand, by means of which he may summon into life whatever
    form and mould he pleases.” Lord Somerville, speaking of what breeders
    have done for sheep, says:—“It would seem as if they had chalked out
    upon a wall a form perfect in itself, and then had given it existence.”
    That most skilful breeder, Sir John Sebright, used to say, with respect
    to pigeons, that “he would produce any given feather in three years,
    but it would take him six years to obtain head and beak.” In Saxony the
    importance of the principle of selection in regard to merino sheep is
    so fully recognised, that men follow it as a trade: the sheep are
    placed on a table and are studied, like a picture by a connoisseur;
    this is done three times at intervals of months, and the sheep are each
    time marked and classed, so that the very best may ultimately be
    selected for breeding.

    What English breeders have actually effected is proved by the enormous
    prices given for animals with a good pedigree; and these have now been
    exported to almost every quarter of the world. The improvement is by no
    means generally due to crossing different breeds;
    all the best breeders are strongly opposed to this practice, except
    sometimes amongst closely allied sub-breeds. And when a cross has been
    made, the closest selection is far more indispensable even than in
    ordinary cases. If selection consisted merely in separating some very
    distinct variety, and breeding from it, the principle would be so
    obvious as hardly to be worth notice; but its importance consists in
    the great effect produced by the accumulation in one direction, during
    successive generations, of differences absolutely inappreciable by an
    uneducated eye—differences which I for one have vainly attempted to
    appreciate. Not one man in a thousand has accuracy of eye and judgment
    sufficient to become an eminent breeder. If gifted with these
    qualities, and he studies his subject for years, and devotes his
    lifetime to it with indomitable perseverance, he will succeed, and may
    make great improvements; if he wants any of these qualities, he will
    assuredly fail. Few would readily believe in the natural capacity and
    years of practice requisite to become even a skilful pigeon-fancier.

    The same principles are followed by horticulturists; but the variations
    are here often more abrupt. No one supposes that our choicest
    productions have been produced by a single variation from the
    aboriginal stock. We have proofs that this is not so in some cases, in
    which exact records have been kept; thus, to give a very trifling
    instance, the steadily-increasing size of the common gooseberry may be
    quoted. We see an astonishing improvement in many florists’ flowers,
    when the flowers of the present day are compared with drawings made
    only twenty or thirty years ago. When a race of plants is once pretty
    well established, the seed-raisers do not pick out the best plants, but
    merely go over their seed-beds, and pull up the “rogues,” as they call
    the plants that deviate from the proper standard. With animals this
    kind of selection is, in fact, also followed; for hardly any one is so
    careless as to allow his worst animals to breed.

    In regard to plants, there is another means of observing the
    accumulated effects of selection—namely, by comparing the diversity of
    flowers in the different varieties of the same species in the
    flower-garden; the diversity of leaves, pods, or tubers, or whatever
    part is valued, in the kitchen-garden, in comparison with the flowers
    of the same varieties; and the diversity of fruit of the same species
    in the orchard, in comparison with the leaves and flowers of the same
    set of varieties. See how different the leaves of the cabbage are, and
    how extremely alike the flowers; how unlike the flowers of the
    heartsease are, and how alike the leaves; how much the fruit of the
    different kinds of gooseberries differ in size, colour, shape, and
    hairiness, and yet the flowers present very slight differences. It is
    not that the varieties which differ largely in some one point do not
    differ at all in other points; this is hardly ever, perhaps never, the
    case. The laws of correlation of growth, the importance of which should
    never be overlooked, will ensure some differences; but, as a general
    rule, I cannot doubt that the continued selection of slight variations,
    either in the leaves, the flowers, or the fruit, will produce races
    differing from each other chiefly in these characters.

    It may be objected that the principle of selection has been reduced to
    methodical practice for scarcely more than three-quarters of a century;
    it has certainly been more attended to of late years, and many
    treatises have been published on the subject; and the result, I may
    add, has been, in a corresponding degree, rapid and important. But it
    is very far from true that the principle is a modern discovery. I could
    give several references to the full acknowledgment of the importance of
    the principle in works of high antiquity. In rude and
    barbarous periods of English history choice animals were often
    imported, and laws were passed to prevent their exportation: the
    destruction of horses under a certain size was ordered, and this may be
    compared to the “roguing” of plants by nurserymen. The principle of
    selection I find distinctly given in an ancient Chinese encyclopædia.
    Explicit rules are laid down by some of the Roman classical writers.
    From passages in Genesis, it is clear that the colour of domestic
    animals was at that early period attended to. Savages now sometimes
    cross their dogs with wild canine animals, to improve the breed, and
    they formerly did so, as is attested by passages in Pliny. The savages
    in South Africa match their draught cattle by colour, as do some of the
    Esquimaux their teams of dogs. Livingstone shows how much good domestic
    breeds are valued by the negroes of the interior of Africa who have not
    associated with Europeans. Some of these facts do not show actual
    selection, but they show that the breeding of domestic animals was
    carefully attended to in ancient times, and is now attended to by the
    lowest savages. It would, indeed, have been a strange fact, had
    attention not been paid to breeding, for the inheritance of good and
    bad qualities is so obvious.

    At the present time, eminent breeders try by methodical selection, with
    a distinct object in view, to make a new strain or sub-breed, superior
    to anything existing in the country. But, for our purpose, a kind of
    Selection, which may be called Unconscious, and which results from
    every one trying to possess and breed from the best individual animals,
    is more important. Thus, a man who intends keeping pointers naturally
    tries to get as good dogs as he can, and afterwards breeds from his own
    best dogs, but he has no wish or expectation of permanently altering
    the breed. Nevertheless I cannot
    doubt that this process, continued during centuries, would improve and
    modify any breed, in the same way as Bakewell, Collins, etc., by this
    very same process, only carried on more methodically, did greatly
    modify, even during their own lifetimes, the forms and qualities of
    their cattle. Slow and insensible changes of this kind could never be
    recognised unless actual measurements or careful drawings of the breeds
    in question had been made long ago, which might serve for comparison.
    In some cases, however, unchanged or but little changed individuals of
    the same breed may be found in less civilised districts, where the
    breed has been less improved. There is reason to believe that King
    Charles’s spaniel has been unconsciously modified to a large extent
    since the time of that monarch. Some highly competent authorities are
    convinced that the setter is directly derived from the spaniel, and has
    probably been slowly altered from it. It is known that the English
    pointer has been greatly changed within the last century, and in this
    case the change has, it is believed, been chiefly effected by crosses
    with the fox-hound; but what concerns us is, that the change has been
    effected unconsciously and gradually, and yet so effectually, that,
    though the old Spanish pointer certainly came from Spain, Mr. Borrow
    has not seen, as I am informed by him, any native dog in Spain like our
    pointer.

    By a similar process of selection, and by careful training, the whole
    body of English racehorses have come to surpass in fleetness and size
    the parent Arab stock, so that the latter, by the regulations for the
    Goodwood Races, are favoured in the weights they carry. Lord Spencer
    and others have shown how the cattle of England have increased in
    weight and in early maturity, compared with the stock formerly kept in
    this country. By comparing the accounts given in old pigeon treatises
    of carriers
    and tumblers with these breeds as now existing in Britain, India, and
    Persia, we can, I think, clearly trace the stages through which they
    have insensibly passed, and come to differ so greatly from the
    rock-pigeon.

    Youatt gives an excellent illustration of the effects of a course of
    selection, which may be considered as unconsciously followed, in so far
    that the breeders could never have expected or even have wished to have
    produced the result which ensued—namely, the production of two distinct
    strains. The two flocks of Leicester sheep kept by Mr. Buckley and Mr.
    Burgess, as Mr. Youatt remarks, “have been purely bred from the
    original stock of Mr. Bakewell for upwards of fifty years. There is not
    a suspicion existing in the mind of any one at all acquainted with the
    subject that the owner of either of them has deviated in any one
    instance from the pure blood of Mr. Bakewell’s flock, and ye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heep possessed by these two gentlemen is so
    great that they have the appearance of being quite different
    varieties.”

    If there exist savages so barbarous as never to think of the inherited
    character of the offspring of their domestic animals, yet any one
    animal particularly useful to them, for any special purpose, would be
    carefully preserved during famines and other accidents, to which
    savages are so liable, and such choice animals would thus generally
    leave more offspring than the inferior ones; so that in this case there
    would be a kind of unconscious selection going on. We see the value set
    on animals even by the barbarians of Tierra del Fuego, by their killing
    and devouring their old women, in times of dearth, as of less value
    than their dogs.

    In plants the same gradual process of improvement, through the
    occasional preservation of the best individuals, whether or not
    sufficiently distinct to be ranked
    at their first appearance as distinct varieties, and whether or not two
    or more species or races have become blended together by crossing, may
    plainly be recognised in the increased size and beauty which we now see
    in the varieties of the heartsease, rose, pelargonium, dahlia, and
    other plants, when compared with the older varieties or with their
    parent-stocks. No one would ever expect to get a first-rate heartsease
    or dahlia from the seed of a wild plant. No one would expect to raise a
    first-rate melting pear from the seed of a wild pear, though he might
    succeed from a poor seedling growing wild, if it had come from a
    garden-stock. The pear, though cultivated in classical times, appears,
    from Pliny’s description, to have been a fruit of very inferior
    quality. I have seen great surprise expressed in horticultural works at
    the wonderful skill of gardeners, in having produced such splendid
    results from such poor materials; but the art, I cannot doubt, has been
    simple, and, as far as the final result is concerned, has been followed
    almost unconsciously. It has consisted in always cultivating the best
    known variety, sowing its seeds, and, when a slightly better variety
    has chanced to appear, selecting it, and so onwards. But the gardeners
    of the classical period, who cultivated the best pear they could
    procure, never thought what splendid fruit we should eat; though we owe
    our excellent fruit, in some small degree, to their having naturally
    chosen and preserved the best varieties they could anywhere find.

    A large amount of change in our cultivated plants, thus slowly and
    unconsciously accumulated, explains, as I believe, the well-known fact,
    that in a vast number of cases we cannot recognise, and therefore do
    not know, the wild parent-stocks of the plants which have been longest
    cultivated in our flower and kitchen gardens. If it has taken centuries
    or thousands of years to improve
    or modify most of our plants up to their present standard of usefulness
    to man, we can understand how it is that neither Australia, the Cape of
    Good Hope, nor any other region inhabited by quite uncivilised man, has
    afforded us a single plant worth culture. It is not that these
    countries, so rich in species, do not by a strange chance possess the
    aboriginal stocks of any useful plants, but that the native plants have
    not been improved by continued selection up to a standard of perfection
    comparable with that given to the plants in countries anciently
    civilised.

    In regard to the domestic animals kept by uncivilised man, it should
    not be overlooked that they almost always have to struggle for their
    own food, at least during certain seasons. And in two countries very
    differently circumstanced, individuals of the same species, having
    slightly different constitutions or structure, would often succeed
    better in the one country than in the other, and thus by a process of
    “natural selection,” as will hereafter be more fully explained, two
    sub-breeds might be formed. This, perhaps, partly explains what has
    been remarked by some authors, namely, that the varieties kept by
    savages have more of the character of species than the varieties kept
    in civilised countries.

    On the view here given of the all-important part which selection by man
    has played, it becomes at once obvious, how it is that our domestic
    races show adaptation in their structure or in their habits to man’s
    wants or fancies. We can, I think, further understand the frequently
    abnormal character of our domestic races, and likewise their
    differences being so great in external characters and relatively so
    slight in internal parts or organs. Man can hardly select, or only with
    much difficulty, any deviation of structure excepting such as is
    externally visible; and indeed he rarely cares for what is internal. He
    can never act by selection, excepting on variations
    which are first given to him in some slight degree by nature. No man
    would ever try to make a fantail, till he saw a pigeon with a tail
    developed in some slight degree in an unusual manner, or a pouter till
    he saw a pigeon with a crop of somewhat unusual size; and the more
    abnormal or unusual any character was when it first appeared, the more
    likely it would be to catch his attention. But to use such an
    expression as trying to make a fantail, is, I have no doubt, in most
    cases, utterly incorrect. The man who first selected a pigeon with a
    slightly larger tail, never dreamed what the descendants of that pigeon
    would become through long-continued, partly unconscious and partly
    methodical selection. Perhaps the parent bird of all fantails had only
    fourteen tail-feathers somewhat expanded, like the present Java
    fantail, or like individuals of other and distinct breeds, in which as
    many as seventeen tail-feathers have been counted. Perhaps the first
    pouter-pigeon did not inflate its crop much more than the turbit now
    does the upper part of its oesophagus,—a habit which is disregarded by
    all fanciers, as it is not one of the points of the breed.

    Nor let it be thought that some great deviation of structure would be
    necessary to catch the fancier’s eye: he perceives extremely small
    differences, and it is in human nature to value any novelty, however
    slight, in one’s own possession. Nor must the value which would
    formerly be set on any slight differences in the individuals of the
    same species, be judged of by the value which would now be set on them,
    after several breeds have once fairly been established. Many slight
    differences might, and indeed do now, arise amongst pigeons, which are
    rejected as faults or deviations from the standard of perfection of
    each breed. The common goose has not given rise to any marked
    varieties; hence the Thoulouse and the common breed, which differ only
    in colour, that
    most fleeting of characters, have lately been exhibited as distinct at
    our poultry-shows.

    I think these views further explain what has sometimes been
    noticed—namely that we know nothing about the origin or history of any
    of our domestic breeds. But, in fact, a breed, like a dialect of a
    language, can hardly be said to have had a definite origin. A man
    preserves and breeds from an individual with some slight deviation of
    structure, or takes more care than usual in matching his best animals
    and thus improves them, and the improved individuals slowly spread in
    the immediate neighbourhood. But as yet they will hardly have a
    distinct name, and from being only slightly valued, their history will
    be disregarded. When further improved by the same slow and gradual
    process, they will spread more widely, and will get recognised as
    something distinct and valuable, and will then probably first receive a
    provincial name. In semi-civilised countries, with little free
    communication, the spreading and knowledge of any new sub-breed will be
    a slow process. As soon as the points of value of the new sub-breed are
    once fully acknowledged, the principle, as I have called it, of
    unconscious selection will always tend,—perhaps more at one period than
    at another, as the breed rises or falls in fashion,—perhaps more in one
    district than in another, according to the state of civilisation of the
    inhabitants—slowly to add to the characteristic features of the breed,
    whatever they may be. But the chance will be infinitely small of any
    record having been preserved of such slow, varying, and insensible
    changes.

    I must now say a few words on the circumstances, favourable, or the
    reverse, to man’s power of selection. A high degree of variability is
    obviously favourable, as freely giving the materials for selection to
    work on; not that mere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re not amply
    sufficient, with extreme care, to allow of the accumulation of a large
    amount of modification in almost any desired direction. But as
    variations manifestly useful or pleasing to man appear only
    occasionally, the chance of their appearance will be much increased by
    a large number of individuals being kept; and hence this comes to be of
    the highest importance to success. On this principle Marshall has
    remarked, with respect to the sheep of parts of Yorkshire, that “as
    they generally belong to poor people, and are mostly in small lots,
    they never can be improved.” On the other hand, nurserymen, from
    raising large stocks of the same plants, are generally far more
    successful than amateurs in getting new and valuable varieties. The
    keeping of a large number of individuals of a species in any country
    requires that the species should be placed under favourable conditions
    of life, so as to breed freely in that country. When the individuals of
    any species are scanty, all the individuals, whatever their quality may
    be, will generally be allowed to breed, and this will effectually
    prevent selection. But probably the most important point of all, is,
    that the animal or plant should be so highly useful to man, or so much
    valued by him, that the closest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even the
    slightest deviation in the qualities or structure of each individual.
    Unless such attention be paid nothing can be effected. I have seen it
    gravely remarked, that it was most fortunate that the strawberry began
    to vary just when gardeners began to attend closely to this plant. No
    doubt the strawberry had always varied since it was cultivated, but the
    slight varieties had been neglected. As soon, however, as gardeners
    picked out individual plants with slightly larger, earlier, or better
    fruit, and raised seedlings from them, and again picked out the best
    seedlings and bred from them, then, there appeared (aided by some
    crossing with distinct species) those many admirable varieties of the
    strawberry which have been raised during the last thirty or forty
    years.

    In the case of animals with separate sexes, facility in preventing
    crosses is an important element of success in the formation of new
    races,—at least, in a country which is already stocked with other
    races. In this respect enclosure of the land plays a part. Wandering
    savages or the inhabitants of open plains rarely possess more than one
    breed of the same species. Pigeons can be mated for life, and this is a
    great convenience to the fancier, for thus many races may be kept true,
    though mingled in the same aviary; and this circumstance must have
    largely favoured the improvement and formation of new breeds. Pigeons,
    I may add, can be propagated in great numbers and at a very quick rate,
    and inferior birds may be freely rejected, as when killed they serve
    for food. On the other hand, cats, from their nocturnal rambling
    habits, cannot be matched, and, although so much valued by women and
    children, we hardly ever see a distinct breed kept up; such breeds as
    we do sometimes see are almost always imported from some other country,
    often from islands. Although I do not doubt that some domestic animals
    vary less than others, yet the rarity or absence of distinct breeds of
    the cat, the donkey, peacock, goose, etc., may be attributed in main
    part to selection not having been brought into play: in cats, from the
    difficulty in pairing them; in donkeys, from only a few being kept by
    poor people, and little attention paid to their breeding; in peacocks,
    from not being very easily reared and a large stock not kept; in geese,
    from being valuable only for two purposes, food and feathers, and more
    especially from no pleasure having been felt in the display of distinct
    breeds.

    To sum up on the origin of our Domestic Races of animals and plants. I
    believe that the conditions of life, from their action on the
    reproductive system, are so far of the highest importance as causing
    variability. I do not believe that variability is an inherent and
    necessary contingency, under all circumstances, with all organic
    beings, as some authors have thought. The effects of variability are
    modified by various degrees of inheritance and of reversion.
    Variability is governed by many unknown laws, more especially by that
    of correlation of growth. Something may be attributed to the direct
    action of the conditions of life. Something must be attributed to use
    and disuse. The final result is thus rendered infinitely complex. In
    some cases, I do not doubt that the intercrossing of species,
    aboriginally distinct,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origin of
    our domestic productions. When in any country several domestic breeds
    have once been established, their occasional intercrossing, with the
    aid of selection, has, no doubt, largely aided in the formation of new
    sub-breeds; but the importance of the crossing of varieties has, I
    believe, been greatly exaggerated, both in regard to animals and to
    those plants which are propagated by seed. In plants which are
    temporarily propagated by cuttings, buds, etc., the importance of the
    crossing both of distinct species and of varieties is immense; for the
    cultivator here quite disregards the extreme variability both of
    hybrids and mongrels, and the frequent sterility of hybrids; but the
    cases of plants not propagated by seed are of little importance to us,
    for their endurance is only temporary. Over all these causes of Change
    I am convinced that the accumulative action of Selection, whether
    applied methodically and more quickly, or unconsciously and more
    slowly, but more efficiently, is by far the predominant Power.

    CHAPTER II.
    VARIATION UNDER NATURE.

    Variability. Individual differences. Doubtful species. Wide ranging,
    much diffused, and common species vary most. Species of the larger
    genera in any country vary more than the species of the smaller genera.
    Many of the species of the larger genera resemble varieties in being
    very closely, but unequally, related to each other, and in having
    restricted ranges.

    Before applying the principles arrived at in the last chapter to
    organic beings in a state of nature, we must briefly discuss whether
    these latter are subject to any variation. To treat this subject at all
    properly, a long catalogue of dry facts should be given; but these I
    shall reserve for my future work. Nor shall I here discuss the various
    definitions which have been given of the term species. No one
    definition has as yet satisfied all naturalists; yet every naturalist
    knows vaguely what he means when he speaks of a species. Generally the
    term includes the unknown element of a distinct act of creation. The
    term “variety” is almost equally difficult to define; but here
    community of descent is almost universally implied, though it can
    rarely be proved. We have also what are called monstrosities; but they
    graduate into varieties. By a monstrosity I presume is meant some
    considerable deviation of structure in one part, either injurious to or
    not useful to the species, and not generally propagated. Some authors
    use the term “variation” in a technical sense, as implying a
    modification directly due to the physical conditions of life; and
    “variations” in this sense are supposed not to be inherited: but who
    can say that the dwarfed condition of shells in the brackish waters of
    the Baltic, or dwarfed plants on Alpine summits, or the thicker fur of
    an animal from far northwards, would not in some cases be inherited for
    at least some few generations? and in this case I presume that the form
    would be called a variety.

    Again, we have many slight differences which may be calle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such as are known frequently to appear in the offspring
    from the same parents, or which may be presumed to have thus arisen,
    from being frequently observed in the individuals of the same species
    inhabiting the same confined locality. No one supposes that all the
    individuals of the same species are cast in the very same mould. These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re highly important for us, as they afford
    materials for natural selection to accumulate, in the same manner as
    man can accumulate in any given direction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his
    domesticated productions. These individual differences generally affect
    what naturalists consider unimportant parts; but I could show by a long
    catalogue of facts, that parts which must be called important, whether
    viewed under a physiological or classificatory point of view, sometimes
    vary in the individuals of the same species. I am convinced that the
    most experienced naturalist would be surprised at the number of the
    cases of variability, even in important parts of structure, which he
    could collect on good authority, as I have collected, during a course
    of years. It should be remembered that systematists are far from
    pleased at finding variability in important characters, and that there
    are not many men who will laboriously examine internal and important
    organs, and compare them in many specimens of the same species. I
    should never have expected that the branching of the main nerves close
    to the great central ganglion of an insect would have been variable in
    the same species; I should have expected that changes of this nature
    could have been effected only by slow degrees: yet quite recently Mr.
    Lubbock has shown a degree of variability in these main nerves in
    Coccus, which may almost be compared to the irregular branching of the
    stem of a tree. This philosophical naturalist, I may add, has also
    quite recently shown that the muscles in the larvæ of certain insects
    are very far from uniform. Authors sometimes argue in a circle when
    they state that important organs never vary; for these same authors
    practically rank that character as important (as some few naturalists
    have honestly confessed) which does not vary; and, under this point of
    view, no instance of an important part varying will ever be found: but
    under any other point of view many instances assuredly can be given.

    There is one point connected with individual differences, which seems
    to me extremely perplexing: I refer to those genera which have
    sometimes been called “protean” or “polymorphic,” in which the species
    present an inordinate amount of variation; and hardly two naturalists
    can agree which forms to rank as species and which as varieties. We may
    instance Rubus, Rosa, and Hieracium amongst plants, several genera of
    insects, and several genera of Brachiopod shells. In most polymorphic
    genera some of the species have fixed and definite characters. Genera
    which are polymorphic in one country seem to be, with some few
    exceptions, polymorphic in other countries, and likewise, judging from
    Brachiopod shells, at former periods of time. These facts seem to be
    very perplexing, for they seem to show that this kind of variability is
    independent of the conditions of life. I am inclined to suspect that we
    see in these polymorphic genera variations in points of structure which
    are of no service or disservice to the species, and which consequently
    have not been seized on and rendered definite by natural selection, as
    hereafter will be explained.

    Those forms which possess in some considerable degree the character of
    species, but which are so closely similar to some other forms, or are
    so closely linked to them by intermediate gradations, that naturalists
    do not like to rank them as distinct species, are in several respects
    the most important for us. We have every reason to believe that many of
    these doubtful and closely-allied forms have permanently retained their
    characters in their own country for a long time; for as long, as far as
    we know, as have good and true species. Practically, when a naturalist
    can unite two forms together by others having intermediate characters,
    he treats the one as a variety of the other, ranking the most common,
    but sometimes the one first described, as the species, and the other as
    the variety. But cases of great difficulty, which I will not here
    enumerate, sometimes occur in deciding whether or not to rank one form
    as a variety of another, even when they are closely connected by
    intermediate links; nor will the commonly-assumed hybrid nature of the
    intermediate links always remove the difficulty. In very many cases,
    however, one form is ranked as a variety of another, not because the
    intermediate links have actually been found, but because analogy leads
    the observer to suppose either that they do now somewhere exist, or may
    formerly have existed; and here a wide door for the entry of doubt and
    conjecture is opened.

    Hence, in determining whether a form should be ranked as a species or a
    variety, the opinion of naturalists having sound judgment and wide
    experience seems the only guide to follow. We must, however, in many
    cases, decide by a majority of naturalists, for few well-marked and
    well-known varieties can be named which have not been ranked as species
    by at least some competent judges.

    That varieties of this doubtful nature are far from uncommon cannot be
    disputed. Compare the several floras of Great Britain, of France or of
    the United States, drawn up by different botanists, and see what a
    surprising number of forms have been ranked by one botanist as good
    species, and by another as mere varieties. Mr. H. C. Watson, to whom I
    lie under deep obligation for assistance of all kinds, has marked for
    me 182 British plants, which are generally considered as varieties, but
    which have all been ranked by botanists as species; and in making this
    list he has omitted many trifling varieties, but which nevertheless
    have been ranked by some botanists as species, and he has entirely
    omitted several highly polymorphic genera. Under genera, including the
    most polymorphic forms, Mr. Babington gives 251 species, whereas Mr.
    Bentham gives only 112,—a difference of 139 doubtful forms! Amongst
    animals which unite for each birth, and which are highly locomotive,
    doubtful forms, ranked by one zoologist as a species and by another as
    a variety, can rarely be found within the same country, but are common
    in separated areas. How many of those birds and insects in North
    America and Europe, which differ very slightly from each other, have
    been ranked by one eminent naturalist as undoubted species, and by
    another as varieties, or, as they are often called, as geographical
    races! Many years ago, when comparing, and seeing others compare, the
    birds from the separate islands of the Galapagos Archipelago, both one
    with another, and with those from the American mainland, I was much
    struck how entirely vague and arbitrary i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species and varieties. On the islets of the little Madeira group there
    are many insects which are characterized as varieties in Mr.
    Wollaston’s admirable work, but which it cannot
    be doubted would be ranked as distinct species by many entomologists.
    Even Ireland has a few animals, now generally regarded as varieties,
    but which have been ranked as species by some zoologists. Several most
    experienced ornithologists consider our British red grouse as only a
    strongly-marked race of a Norwegian species, whereas the greater number
    rank it as an undoubted species peculiar to Great Britain. A wide
    distance between the homes of two doubtful forms leads many naturalists
    to rank both as distinct species; but what distance, it has been well
    asked, will suffice? if that between America and Europe is ample, will
    that between the Continent and the Azores, or Madeira, or the Canaries,
    or Ireland, be sufficient? It must be admitted that many forms,
    considered by highly-competent judges as varieties, have so perfectly
    the character of species that they are ranked by other highly-competent
    judges as good and true species. But to discuss whether they are
    rightly called species or varieties, before any definition of these
    terms has been generally accepted, is vainly to beat the air.

    Many of the cases of strongly-marked varieties or doubtful species well
    deserve consideration; for several interesting lines of argument, from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analogical variation, hybridism, etc., have
    been brought to bear on the attempt to determine their rank. I will
    here give only a single instance,—the well-known one of the primrose
    and cowslip, or Primula veris and elatior. These plants differ
    considerably in appearance; they have a different flavour and emit a
    different odour; they flower at slightly different periods; they grow
    in somewhat different stations; they ascend mountains to different
    heights; they have different geographical ranges; and lastly, according
    to very numerous experiments made during several years by
    that most careful observer Gärtner, they can be crossed only with much
    difficulty. We could hardly wish for better evidence of the two forms
    being specifically distinct. On the other hand, they are united by many
    intermediate links, and it is very doubtful whether these links are
    hybrids; and there is, as it seems to me, an overwhelming amount of
    experimental evidence, showing that they descend from common parents,
    and consequently must be ranked as varieties.

    Close investigation, in most cases, will bring naturalists to an
    agreement how to rank doubtful forms. Yet it must be confessed, that it
    is in the best-known countries that we find the greatest number of
    forms of doubtful value. I have been struck with the fact, that if any
    animal or plant in a state of nature be highly useful to man, or from
    any cause closely attract his attention, varieties of it will almost
    universally be found recorded. These varieties, moreover, will be often
    ranked by some authors as species. Look at the common oak, how closely
    it has been studied; yet a German author makes more than a dozen
    species out of forms, which are very generally considered as varieties;
    and in this country the highest botanical authorities and practical men
    can be quoted to show that the sessile and pedunculated oaks are either
    good and distinct species or mere varieties.

    When a young naturalist commences the study of a group of organisms
    quite unknown to him, he is at first much perplexed to determine what
    differences to consider as specific, and what as varieties; for he
    knows nothing of the amount and kind of variation to which the group is
    subject; and this shows, at least, how very generally there is some
    variation. But if he confine his attention to one class within one
    country, he will soon make up his mind how to rank most of the doubtful
    forms. His
    general tendency will be to make many species, for he will become
    impressed, just like the pigeon or poultry-fancier before alluded to,
    with the amount of difference in the forms which he is continually
    studying; and he has little general knowledge of analogical variation
    in other groups and in other countries, by which to correct his first
    impressions. As he extends the range of his observations, he will meet
    with more cases of difficulty; for he will encounter a greater number
    of closely-allied forms. But if his observations be widely extended, he
    will in the end generally be enabled to make up his own mind which to
    call varieties and which species; but he will succeed in this at the
    expense of admitting much variation,—and the truth of this admission
    will often be disputed by other naturalists. When, moreover, he comes
    to study allied forms brought from countries not now continuous, in
    which case he can hardly hope to find the intermediate links between
    his doubtful forms, he will have to trust almost entirely to analogy,
    and his difficulties will rise to a climax.

    Certainly no clear line of demarcation has as yet been drawn between
    species and sub-species—that is, the forms which in the opinion of some
    naturalists come very near to, but do not quite arrive at the rank of
    species; or, again, between sub-species and well-marked varieties, or
    between lesser varieties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These differences
    blend into each other in an insensible series; and a series impresses
    the mind with the idea of an actual passage.

    Hence I look at individual differences, though of small interest to the
    systematist, as of high importance for us, as being the first step
    towards such slight varieties as are barely thought worth recording in
    works on natural history. And I look at varieties which are in any
    degree more distinct and permanent, as steps leading to more
    strongly marked and more permanent varieties; and at these latter, as
    leading to sub-species, and to species. The passage from one stage of
    difference to another and higher stage may be, in some cases, due
    merely to the long-continued action of different physical conditions in
    two different regions; but I have not much faith in this view; and I
    attribute the passage of a variety, from a state in which it differs
    very slightly from its parent to one in which it differs more, to the
    action of natural selection in accumulating (as will hereafter be more
    fully explained) differences of structure in certain definite
    directions. Hence I believe a well-marked variety may be justly called
    an incipient species; but whether this belief be justifiable must be
    judged of by the general weight of the several facts and views given
    throughout this work.

    It need not be supposed that all varieties or incipient species
    necessarily attain the rank of species. They may whilst in this
    incipient state become extinct, or they may endure as varieties for
    very long periods, as has been shown to be the case by Mr. Wollaston
    with the varieties of certain fossil land-shells in Madeira. If a
    variety were to flourish so as to exceed in numbers the parent species,
    it would then rank as the species, and the species as the variety; or
    it might come to supplant and exterminate the parent species; or both
    might co-exist, and both rank as independent species. But we shall
    hereafter have to return to this subject.

    From these remarks it will be seen that I look at the term species, as
    one arbitrarily given for the sake of convenience to a set of
    individuals closely resembling each other, and that it does not
    essentially differ from the term variety, which is given to less
    distinct and more fluctuating forms. The term variety, again, in
    comparison with mere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s also applied
    arbitrarily, and for mere convenience sake.

    Guided by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I thought that some interesting
    results might be obtained in regard to the nature and relations of the
    species which vary most, by tabulating all the varieties in several
    well-worked floras. At first this seemed a simple task; but Mr. H. C.
    Watson, to whom I am much indebted for valuable advice and assistance
    on this subject, soon convinced me that there were many difficulties,
    as did subsequently Dr. Hooker, even in stronger terms. I shall reserve
    for my future work the discussion of these difficulties, and the tables
    themselves of the proportional numbers of the varying species. Dr.
    Hooker permits me to add, that after having carefully read my
    manuscript, and examined the tables, he thinks that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are fairly well established. The whole subject, however,
    treated as it necessarily here is with much brevity, is rather
    perplexing, and allusions cannot be avoided to the “struggle for
    existence,” “divergence of character,” and other questions, hereafter
    to be discussed.

    Alph. De Candolle and others have shown that plants which have very
    wide ranges generally present varieties; and this might have been
    expected, as they become exposed to diverse physical conditions, and as
    they come into competition (which, as we shall hereafter see, is a far
    more important circumstance) with different sets of organic beings. But
    my tables further show that, in any limited country, the species which
    are most common, that is abound most in individuals, and the species
    which are most widely diffused within their own country (and this is a
    different consideration from wide range, and to a certain extent from
    commonness), often give rise to varieties sufficiently well-marked to
    have been recorded in botanical works. Hence it is the most
    flourishing, or, as they may be called, the dominant species,—those
    which range widely over the world, are the most diffused in their own
    country, and are the most numerous in individuals,—which oftenest
    produce well-marked varieties, or, as I consider them, incipient
    species. And this, perhaps, might have been anticipated; for, as
    varieties, in order to become in any degree permanent, necessarily have
    to struggle with the other inhabitants of the country, the species
    which are already dominant will be the most likely to yield offspring
    which, though in some slight degree modified, will still inherit those
    advantages that enabled their parents to become dominant over their
    compatriots.

    If the plants inhabiting a country and described in any Flora be
    divided into two equal masses, all those in the larger genera being
    placed on one side, and all those in the smaller genera on the other
    side, a somewhat larger number of the very common and much diffused or
    dominant species will be found on the side of the larger genera. This,
    again, might have been anticipated; for the mere fact of many species
    of the same genus inhabiting any country, shows that there is something
    in the organic or inorganic conditions of that country favourable to
    the genus; and, consequently, we might have expected to have found in
    the larger genera, or those including many species, a large
    proportional number of dominant species. But so many causes tend to
    obscure this result, that I am surprised that my tables show even a
    small majority on the side of the larger genera. I will here allude to
    only two causes of obscurity. Fresh-water and salt-loving plants have
    generally very wide ranges and are much diffused, but this seems to be
    connected with the nature of the stations inhabited by them, and has
    little or no relation to the size of the genera to which the species
    belong. Again, plants low in the scale of organisation are
    generally much more widely diffused than plants higher in the scale;
    and here again there is no close relation to the size of the genera.
    The cause of lowly-organised plants ranging widely will be discussed in
    our chapter on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From looking at species as only strongly-marked and well-defined
    varieties, I was led to anticipate that the species of the larger
    genera in each country would oftener present varieties, than the
    species of the smaller genera; for wherever many closely related
    species (i.e. species of the same genus) have been formed, many
    varieties or incipient species ought, as a general rule, to be now
    forming. Where many large trees grow, we expect to find saplings. Where
    many species of a genus have been formed through variation,
    circumstances have been favourable for variation; and hence we might
    expect that the circumstances would generally be still favourable to
    variation. On the other hand, if we look at each species as a special
    act of creation, there is no apparent reason why more varieties should
    occur in a group having many species, than in one having few.

    To test the truth of this anticipation I have arranged the plants of
    twelve countries, and the coleopterous insects of two districts, into
    two nearly equal masses, the species of the larger genera on one side,
    and those of the smaller genera on the other side, and it has
    invariably proved to be the case that a larger proportion of the
    species on the side of the larger genera present varieties, than on the
    side of the smaller genera. Moreover, the species of the large genera
    which present any varieties, invariably present a larger average number
    of varieties than do the species of the small genera. Both these
    results follow when another division is made, and when all the smallest
    genera, with from only one to four species, are absolutely excluded
    from the tables. These
    facts are of plain signification on the view that species are only
    strongly marked and permanent varieties; for wherever many species of
    the same genus have been formed, or where, if we may use the
    expression, the manufactory of species has been active, we ought
    generally to find the manufactory still in action, more especially as
    we have every reason to believe the process of manufacturing new
    species to be a slow one. And this certainly is the case, if varieties
    be looked at as incipient species; for my tables clearly show as a
    general rule that, wherever many species of a genus have been formed,
    the species of that genus present a number of varieties, that is of
    incipient species, beyond the average. It is not that all large genera
    are now varying much, and are thus increasing in the number of their
    species, or that no small genera are now varying and increasing; for if
    this had been so, it would have been fatal to my theory; inasmuch as
    geology plainly tells us that small genera have in the lapse of time
    often increased greatly in size; and that large genera have often come
    to their maxima, declined, and disappeared. All that we want to show
    is, that where many species of a genus have been formed, on an average
    many are still forming; and this holds good.

    There are other relations between the species of large genera and their
    recorded varieties which deserve notice. We have seen that there is no
    infallible criterion by which to distinguish species and well-marked
    varieties; and in those cases in which intermediate links have not been
    found between doubtful forms, naturalists are compelled to come to a
    determination by the amount of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judging by
    analogy whether or not the amount suffices to raise one or both to the
    rank of species. Hence the amount of difference is one very important
    criterion in settling whether two forms should
    be ranked as species or varieties. Now Fries has remarked in regard to
    plants, and Westwood in regard to insects, that in large genera the
    amount of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pecies is often exceedingly small. I
    have endeavoured to test this numerically by averages, and, as far as
    my imperfect results go, they always confirm the view. I have also
    consulted some sagacious and most experienced observers, and, after
    deliberation, they concur in this view. In this respect, therefore, the
    species of the larger genera resemble varieties, more than do the
    species of the smaller genera. Or the case may be put in another way,
    and it may be said, that in the larger genera, in which a number of
    varieties or incipient species greater than the average are now
    manufacturing, many of the species already manufactured still to a
    certain extent resemble varieties, for they differ from each other by a
    less than usual amount of difference.

    Moreover, the species of the large genera are related to each other, in
    the same manner as the varieties of any one species are related to each
    other. No naturalist pretends that all the species of a genus are
    equally distinct from each other; they may generally be divided into
    sub-genera, or sections, or lesser groups. As Fries has well remarked,
    little groups of species are generally clustered like satellites around
    certain other species. And what are varieties but groups of forms,
    unequally related to each other, and clustered round certain forms—that
    is, round their parent-species? Undoubtedly there is one most important
    point of difference between varieties and species; namely, that the
    amount of difference between varieties, when compared with each other
    or with their parent-species, is much less than that between the
    species of the same genus. But when we come to discuss the principle,
    as I call it, of Divergence of Character,
    we shall see how this may be explained, and how the lesser differences
    between varieties will tend to increase into the greater differences
    between species.

    There is one other point which seems to me worth notice. Varieties
    generally have much restricted ranges: this statement is indeed
    scarcely more than a truism, for if a variety were found to have a
    wider range than that of its supposed parent-species, their
    denominations ought to be reversed. But there is also reason to
    believe, that those species which are very closely allied to other
    species, and in so far resemble varieties, often have much restricted
    ranges. For instance, Mr. H. C. Watson has marked for me in the
    well-sifted London Catalogue of plants (4th edition) 63 plants which
    are therein ranked as species, but which he considers as so closely
    allied to other species as to be of doubtful value: these 63 reputed
    species range on an average over 6.9 of the provinces into which Mr.
    Watson has divided Great Britain. Now, in this same catalogue, 53
    acknowledged varieties are recorded, and these range over 7.7
    provinces; whereas, the species to which these varieties belong range
    over 14.3 provinces. So that the acknowledged varieties have very
    nearly the same restricted average range, as have those very closely
    allied forms, marked for me by Mr. Watson as doubtful species, but
    which are almost universally ranked by British botanists as good and
    true species.

    Finally, then, varieties have the same general characters as species,
    for they cannot be distinguished from species,—except, firstly, by the
    discovery of intermediate linking forms, and the occurrence of such
    links cannot affect the actual characters of the forms which they
    connect; and except, secondly, by a certain amount of
    difference, for two forms, if differing very little, are generally
    ranked as varieties, notwithstanding that intermediate linking forms
    have not been discovered; but the amount of difference considered
    necessary to give to two forms the rank of species is quite indefinite.
    In genera having more than the average number of species in any
    country, the species of these genera have more than the average number
    of varieties. In large genera the species are apt to be closely, but
    unequally, allied together, forming little clusters round certain
    species. Species very closely allied to other species apparently have
    restricted ranges. In all these several respects the species of large
    genera present a strong analogy with varieties. And we can clearly
    understand these analogies, if species have once existed as varieties,
    and have thus originated: whereas, these analogies are utterly
    inexplicable if each species has been independently created.

    We have, also, seen that it is the most flourishing and dominant
    species of the larger genera which on an average vary most; and
    varieties, as we shall hereafter see, tend to become converted into new
    and distinct species. The larger genera thus tend to become larger; and
    throughout nature the forms of life which are now dominant tend to
    become still more dominant by leaving many modified and dominant
    descendants. But by steps hereafter to be explained, the larger genera
    also tend to break up into smaller genera. And thus, the forms of life
    throughout the universe become divided into groups subordinate to
    groups.

    CHAPTER III.
    STRUGGLE FOR EXISTENCE.

    Bears on natural selection. The term used in a wide sense. Geometrical
    powers of increase. Rapid increase of naturalised animals and plants.
    Nature of the checks to increase. Competition universal. Effects of
    climate. Protection from the number of individuals. Complex relations
    of all animals and plants throughout nature. Struggle for life most
    severe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varieties of the same species; often
    severe between species of the same genus. The relation of organism to
    organism the most important of all relations.

    Before entering on the subject of this chapter, I must make a few
    preliminary remarks, to show how the struggle for existence bears on
    Natural Selection. It has been seen in the last chapter that amongst
    organic beings in a state of nature there is some individual
    variability; indeed I am not aware that this has ever been disputed. It
    is immaterial for us whether a multitude of doubtful forms be called
    species or sub-species or varieties; what rank, for instance, the two
    or three hundred doubtful forms of British plants are entitled to hold,
    if the existence of any well-marked varieties be admitted. But the mere
    existence of individual variability and of some few well-marked
    varieties, though necessary a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work, helps us
    but little in understanding how species arise in nature. How have all
    those exquisite adaptations of one part of the organisation to another
    part, and to the conditions of life, and of one distinct organic being
    to another being, been perfected? We see these beautiful co-adaptations
    most plainly in the woodpecker and missletoe; and only a little less
    plainly in the humblest parasite which clings
    to the hairs of a quadruped or feathers of a bird; in the structure of
    the beetle which dives through the water; in the plumed seed which is
    wafted by the gentlest breeze; in short, we see beautiful adaptations
    everywhere and in every part of the organic world.

    Again, it may be asked, how is it that varieties, which I have called
    incipient species, become ultimately converted into good and distinct
    species, which in most cases obviously differ from each other far more
    than do the varieties of the same species? How do those groups of
    species, which constitute what are called distinct genera, and which
    differ from each other more than do the species of the same genus,
    arise? All these results, as we shall more fully see in the next
    chapter, follow inevitably from the struggle for life. Owing to this
    struggle for life, any variation, however slight and from whatever
    cause proceeding, if it be in any degree profitable to an individual of
    any species, in its infinitely complex relations to other organic
    beings and to external nature, will tend to the preservation of that
    individual, and will generally be inherited by its offspring. The
    offspring, also, will thus have a better chance of surviving, for, of
    the many individuals of any species which are periodically born, but a
    small number can survive. I have called this principle, by which each
    slight variation, if useful, is preserved, by the term of Natural
    Selection, in order to mark its relation to man’s power of selection.
    We have seen that man by selection can certainly produce great results,
    and can adapt organic beings to his own uses, through the accumulation
    of slight but useful variations, given to him by the hand of Nature.
    But Natural Selection, as we shall hereafter see, is a power
    incessantly ready for action, and is as immeasurably superior to man’s
    feeble efforts, as the works of Nature are to those of Art.

    We will now discuss in a little more detail the struggle for existence.
    In my future work this subject shall be treated, as it well deserves,
    at much greater length. The elder De Candolle and Lyell have largely
    and philosophically shown that all organic beings are exposed to severe
    competition. In regard to plants, no one has treated this subject with
    more spirit and ability than W. Herbert, Dean of Manchester, evidently
    the result of his great horticultural knowledge. Nothing is easier than
    to admit in words the truth of the universal struggle for life, or more
    difficult—at least I have found it so—than constantly to bear this
    conclusion in mind. Yet unless it be thoroughly engrained in the mind,
    I am convinced that the whole economy of nature, with every fact on
    distribution, rarity, abundance, extinction, and variation, will be
    dimly seen or quite misunderstood. We behold the face of nature bright
    with gladness, we often see superabundance of food; we do not see, or
    we forget, that the birds which are idly singing round us mostly live
    on insects or seeds, and are thus constantly destroying life; or we
    forget how largely these songsters, or their eggs, or their nestlings,
    are destroyed by birds and beasts of prey; we do not always bear in
    mind, that though food may be now superabundant, it is not so at all
    seasons of each recurring year.

    I should premise that I use the term Struggle for Existence in a large
    and metaphorical sense, including dependence of one being on another,
    and including (which is more important) not only the life of the
    individual, but success in leaving progeny. Two canine animals in a
    time of dearth, may be truly said to struggle with each other which
    shall get food and live. But a plant on the edge of a desert is said to
    struggle for life against the drought, though more properly it should
    be said to be dependent on the moisture. A
    plant which annually produces a thousand seeds, of which on an average
    only one comes to maturity, may be more truly said to struggle with the
    plants of the same and other kinds which already clothe the ground. The
    missletoe is dependent on the apple and a few other trees, but can only
    in a far-fetched sense be said to struggle with these trees, for if too
    many of these parasites grow on the same tree, it will languish and
    die. But several seedling missletoes, growing close together on the
    same branch, may more truly be said to struggle with each other. As the
    missletoe is disseminated by birds, its existence depends on birds; and
    it may metaphorically be said to struggle with other fruit-bearing
    plants, in order to tempt birds to devour and thus disseminate its
    seeds rather than those of other plants. In these several senses, which
    pass into each other, I use for convenience sake the general term of
    struggle for existence.

    A struggle for existence inevitably follows from the high rate at which
    all organic beings tend to increase. Every being, which during its
    natural lifetime produces several eggs or seeds, must suffer
    destruction during some period of its life, and during some season or
    occasional year, otherwise, on the principle of geometrical increase,
    its numbers would quickly become so inordinately great that no country
    could support the product. Hence, as more individuals are produced than
    can possibly survive, there must in every case be a struggle for
    existence, either one individual with another of the same species, or
    with the individuals of distinct species, or with the physical
    conditions of life. It is the doctrine of Malthus applied with manifold
    force to the whole animal and vegetable kingdoms; for in this case
    there can be no artificial increase of food, and no prudential
    restraint from marriage. Although some species may be
    now increasing, more or less rapidly, in numbers, all cannot do so, for
    the world would not hold them.

    There is no exception to the rule that every organic being naturally
    increases at so high a rate, that if not destroyed, the earth would
    soon be covered by the progeny of a single pair. Even slow-breeding man
    has doubled in twenty-five years, and at this rate, in a few thousand
    years, there would literally not be standing room for his progeny.
    Linnæus has calculated that if an annual plant produced only two
    seeds—and there is no plant so unproductive as this—and their seedlings
    next year produced two, and so on, then in twenty years there would be
    a million plants. The elephant is reckoned to be the slowest breeder of
    all known animals, and I have taken some pains to estimate its probable
    minimum rate of natural increase: it will be under the mark to assume
    that it breeds when thirty years old, and goes on breeding till ninety
    years old, bringing forth three pair of young in this interval; if this
    be so, at the end of the fifth century there would be alive fifteen
    million elephants, descended from the first pair.

    But we have better evidence on this subject than mere theoretical
    calculations, namely, the numerous recorded cases of the astonishingly
    rapid increase of various animals in a state of nature, when
    circumstances have been favourable to them during two or three
    following seasons. Still more striking is the evidence from our
    domestic animals of many kinds which have run wild in several parts of
    the world: if the statements of the rate of increase of slow-breeding
    cattle and horses in South America, and latterly in Australia, had not
    been well authenticated, they would have been quite incredible. So it
    is with plants: cases could be given of introduced plants which have
    become common throughout whole islands in a period of less than ten
    years. Several
    of the plants now most numerous over the wide plains of La Plata,
    clothing square leagues of surface almost to the exclusion of all other
    plants, have been introduced from Europe; and there are plants which
    now range in India, as I hear from Dr. Falconer, from Cape Comorin to
    the Himalaya, which have been imported from America since its
    discovery. In such cases, and endless instances could be given, no one
    supposes that the fertility of these animals or plants has been
    suddenly and temporarily increased in any sensible degree. The obvious
    explanation is that the conditions of life have been very favourable,
    and that there has consequently been less destruction of the old and
    young, and that nearly all the young have been enabled to breed. In
    such cases the geometrical ratio of increase, the result of which never
    fails to be surprising, simply explains the extraordinarily rapid
    increase and wide diffusion of naturalised productions in their new
    homes.

    In a state of nature almost every plant produces seed, and amongst
    animals there are very few which do not annually pair. Hence we may
    confidently assert, that all plants and animals are tending to increase
    at a geometrical ratio, that all would most rapidly stock every station
    in which they could any how exist, and that the geometrical tendency to
    increase must be checked by destruction at some period of life. Our
    familiarity with the larger domestic animals tends, I think, to mislead
    us: we see no great destruction falling on them, and we forget that
    thousands are annually slaughtered for food, and that in a state of
    nature an equal number would have somehow to be disposed of.

    The only difference between organisms which annually produce eggs or
    seeds by the thousand, and those which produce extremely few, is, that
    the slow-breeders would require a few more years to people, under
    favourable
    conditions, a whole district, let it be ever so large. The condor lays
    a couple of eggs and the ostrich a score, and yet in the same country
    the condor may be the more numerous of the two: the Fulmar petrel lays
    but one egg, yet it is believed to be the most numerous bird in the
    world. One fly deposits hundreds of eggs, and another, like the
    hippobosca, a single one; but this difference does not determine how
    many individuals of the two species can be supported in a district. A
    large number of eggs is of some importance to those species, which
    depend on a rapidly fluctuating amount of food, for it allows them
    rapidly to increase in number. But the real importance of a large
    number of eggs or seeds is to make up for much destruction at some
    period of life; and this period in the great majority of cases is an
    early one. If an animal can in any way protect its own eggs or young, a
    small number may be produced, and yet the average stock be fully kept
    up; but if many eggs or young are destroyed, many must be produced, or
    the species will become extinct. It would suffice to keep up the full
    number of a tree, which lived on an average for a thousand years, if a
    single seed were produced once in a thousand years, supposing that this
    seed were never destroyed, and could be ensured to germinate in a
    fitting place. So that in all cases, the average number of any animal
    or plant depends only indirectly on the number of its eggs or seeds.

    In looking at Nature, it is most necessary to keep the foregoing
    considerations always in mind—never to forget that every single organic
    being around us may be said to be striving to the utmost to increase in
    numbers; that each lives by a struggle at some period of its life; that
    heavy destruction inevitably falls either on the young or old, during
    each generation or at recurrent intervals. Lighten any check, mitigate
    the
    destruction ever so little, and the number of the species will almost
    instantaneously increase to any amount. The face of Nature may be
    compared to a yielding surface, with ten thousand sharp wedges packed
    close together and driven inwards by incessant blows, sometimes one
    wedge being struck, and then another with greater force.

    What checks the natural tendency of each species to increase in number
    is most obscure. Look at the most vigorous species; by as much as it
    swarms in numbers, by so much will its tendency to increase be still
    further increased. We know not exactly what the checks are in even one
    single instance. Nor will this surprise any one who reflects how
    ignorant we are on this head, even in regard to mankind, so
    incomparably better known than any other animal. This subject has been
    ably treated by several authors, and I shall, in my future work,
    discuss some of the checks at considerable length, more especially in
    regard to the feral animals of South America. Here I will make only a
    few remarks, just to recall to the reader’s mind some of the chief
    points. Eggs or very young animals seem generally to suffer most, but
    this is not invariably the case. With plants there is a vast
    destruction of seeds, but, from some observations which I have made, I
    believe that it is the seedlings which suffer most from germinating in
    ground already thickly stocked with other plants. Seedlings, also, are
    destroyed in vast numbers by various enemies; for instance, on a piece
    of ground three feet long and two wide, dug and cleared, and where
    there could be no choking from other plants, I marked all the seedlings
    of our native weeds as they came up, and out of the 357 no less than
    295 were destroyed, chiefly by slugs and insects. If turf which has
    long been mown, and the case would be the same with turf closely
    browsed by quadrupeds, be let to grow,
    the more vigorous plants gradually kill the less vigorous, though fully
    grown, plants: thus out of twenty species growing on a little plot of
    turf (three feet by four) nine species perished from the other species
    being allowed to grow up freely.

    The amount of food for each species of course gives the extreme limit
    to which each can increase; but very frequently it is not the obtaining
    food, but the serving as prey to other animals, which determines the
    average numbers of a species. Thus, there seems to be little doubt that
    the stock of partridges, grouse, and hares on any large estate depends
    chiefly on the destruction of vermin. If not one head of game were shot
    during the next twenty years in England, and, at the same time, if no
    vermin were destroyed, there would, in all probability, be less game
    than at present, although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game animals are now
    annually killed. On the other hand, in some cases, as with the elephant
    and rhinoceros, none are destroyed by beasts of prey: even the tiger in
    India most rarely dares to attack a young elephant protected by its
    dam.

    Climate plays an important part in determining the average numbers of a
    species, and periodical seasons of extreme cold or drought, I believe
    to be the most effective of all checks. I estimated that the winter of
    1854-55 destroyed four-fifths of the birds in my own grounds; and this
    is a tremendous destruction, when we remember that ten per cent. is an
    extraordinarily severe mortality from epidemics with man. The action of
    climate seems at first sight to be quite independent of the struggle
    for existence; but in so far as climate chiefly acts in reducing food,
    it brings on the most severe struggle between the individuals, whether
    of the same or of distinct species, which subsist on the same kind of
    food. Even when climate, for instance extreme
    cold, acts directly, it will be the least vigorous, or those which have
    got least food through the advancing winter, which will suffer most.
    When we travel from south to north, or from a damp region to a dry, we
    invariably see some species gradually getting rarer and rarer, and
    finally disappearing; and the change of climate being conspicuous, we
    are tempted to attribute the whole effect to its direct action. But
    this is a very false view: we forget that each species, even where it
    most abounds, is constantly suffering enormous destruction at some
    period of its life, from enemies or from competitors for the same place
    and food; and if these enemies or competitors be in the least degree
    favoured by any slight change of climate, they will increase in
    numbers, and, as each area is already fully stocked with inhabitants,
    the other species will decrease. When we travel southward and see a
    species decreasing in numbers, we may feel sure that the cause lies
    quite as much in other species being favoured, as in this one being
    hurt. So it is when we travel northward, but in a somewhat lesser
    degree, for the number of species of all kinds, and therefore of
    competitors, decreases northwards; hence in going northward, or in
    ascending a mountain, we far oftener meet with stunted forms, due to
    the directly injurious action of climate, than we do in proceeding
    southwards or in descending a mountain. When we reach the Arctic
    regions, or snow-capped summits, or absolute deserts, the struggle for
    life is almost exclusively with the elements.

    That climate acts in main part indirectly by favouring other species,
    we may clearly see in the prodigious number of plants in our gardens
    which can perfectly well endure our climate, but which never become
    naturalised, for they cannot compete with our native plants, nor resist
    destruction by our native animals.

    When a species, owing to highly favourable circumstances, increases
    inordinately in numbers in a small tract, epidemics—at least, this
    seems generally to occur with our game animals—often ensue: and here we
    have a limiting check independent of the struggle for life. But even
    some of these so-called epidemics appear to be due to parasitic worms,
    which have from some cause, possibly in part through facility of
    diffusion amongst the crowded animals, been disproportionably favoured:
    and here comes in a sort of struggle between the parasite and its prey.

    On the other hand, in many cases, a large stock of individuals of the
    same species, relatively to the numbers of its enemies, is absolutely
    necessary for its preservation. Thus we can easily raise plenty of corn
    and rape-seed, etc., in our fields, because the seeds are in great
    excess compared with the number of birds which feed on them; nor can
    the birds, though having a superabundance of food at this one season,
    increase in number proportionally to the supply of seed, as their
    numbers are checked during winter: but any one who has tried, knows how
    troublesome it is to get seed from a few wheat or other such plants in
    a garden; I have in this case lost every single seed. This view of the
    necessity of a large stock of the same species for its preservation,
    explains, I believe, some singular facts in nature, such as that of
    very rare plants being sometimes extremely abundant in the few spots
    where they do occur; and that of some social plants being social, that
    is, abounding in individuals, even on the extreme confines of their
    range. For in such cases, we may believe, that a plant could exist only
    where the conditions of its life were so favourable that many could
    exist together, and thus save each other from utter destruction. I
    should add that the good effects of frequent intercrossing, and the ill
    effects
    of close interbreeding, probably come into play in some of these cases;
    but on this intricate subject I will not here enlarge.

    Many cases are on record showing how complex and unexpected are the
    checks and relations between organic beings, which have to struggle
    together in the same country. I will give only a single instance,
    which, though a simple one, has interested me. In Staffordshire, on the
    estate of a relation where I had ample means of investigation, there
    was a large and extremely barren heath, which had never been touched by
    the hand of man; but several hundred acres of exactly the same nature
    had been enclosed twenty-five years previously and planted with Scotch
    fir. The change in the native vegetation of the planted part of the
    heath was most remarkable, more than is generally seen in passing from
    one quite different soil to another: not only the proportional numbers
    of the heath-plants were wholly changed, but twelve species of plants
    (not counting grasses and carices) flourished in the plantations, which
    could not be found on the heath. The effect on the insects must have
    been still greater, for six insectivorous birds were very common in the
    plantations, which were not to be seen on the heath; and the heath was
    frequented by two or three distinct insectivorous birds. Here we see
    how potent has been the effect of the introduction of a single tree,
    nothing whatever else having been done, with the exception that the
    land had been enclosed, so that cattle could not enter. But how
    important an element enclosure is, I plainly saw near Farnham, in
    Surrey. Here there are extensive heaths, with a few clumps of old
    Scotch firs on the distant hill-tops: within the last ten years large
    spaces have been enclosed, and self-sown firs are now springing up in
    multitudes, so close together that all cannot live.
    When I ascertained that these young trees had not been sown or planted,
    I was so much surprised at their numbers that I went to several points
    of view, whence I could examine hundreds of acres of the unenclosed
    heath, and literally I could not see a single Scotch fir, except the
    old planted clumps. But on looking closely between the stems of the
    heath, I found a multitude of seedlings and little trees, which had
    been perpetually browsed down by the cattle. In one square yard, at a
    point some hundred yards distant from one of the old clumps, I counted
    thirty-two little trees; and one of them, judging from the rings of
    growth, had during twenty-six years tried to raise its head above the
    stems of the heath, and had failed. No wonder that, as soon as the land
    was enclosed, it became thickly clothed with vigorously growing young
    firs. Yet the heath was so extremely barren and so extensive that no
    one would ever have imagined that cattle would have so closely and
    effectually searched it for food.

    Here we see that cattle absolutely determine the existence of the
    Scotch fir; but in several parts of the world insects determine the
    existence of cattle. Perhaps Paraguay offers the most curious instance
    of this; for here neither cattle nor horses nor dogs have ever run
    wild, though they swarm southward and northward in a feral state; and
    Azara and Rengger have shown that this is caused by the greater number
    in Paraguay of a certain fly, which lays its eggs in the navels of
    these animals when first born. The increase of these flies, numerous as
    they are, must be habitually checked by some means, probably by birds.
    Hence, if certain insectivorous birds (whose numbers are probably
    regulated by hawks or beasts of prey) were to increase in Paraguay, the
    flies would decrease—then cattle and horses would become feral, and
    this would certainly greatly alter (as
    indeed I have observed in parts of South America) the vegetation: this
    again would largely affect the insects; and this, as we just have seen
    in Staffordshire, the insectivorous birds, and so onwards in
    ever-increasing circles of complexity. We began this series by
    insectivorous birds, and we have ended with them. Not that in nature
    the relations can ever be as simple as this. Battle within battle must
    ever be recurring with varying success; and yet in the long-run the
    forces are so nicely balanced, that the face of nature remains uniform
    for long periods of time, though assuredly the merest trifle would
    often give the victory to one organic being over another. Nevertheless
    so profound is our ignorance, and so high our presumption, that we
    marvel when we hear of the extinction of an organic being; and as we do
    not see the cause, we invoke cataclysms to desolate the world, or
    invent laws on the duration of the forms of life!

    I am tempted to give one more instance showing how plants and animals,
    most remote in the scale of nature, are bound together by a web of
    complex relations. I shall hereafter have occasion to show that the
    exotic Lobelia fulgens, in this part of England, is never visited by
    insects, and consequently, from its peculiar structure, never can set a
    seed. Many of our orchidaceous plants absolutely require the visits of
    moths to remove their pollen-masses and thus to fertilise them. I have,
    also, reason to believe that humble-bees are indispensable to the
    fertilisation of the heartsease (Viola tricolor), for other bees do not
    visit this flower. From experiments which I have tried, I have found
    that the visits of bees, if not indispensable, are at least highly
    beneficial to the fertilisation of our clovers; but humble-bees alone
    visit the common red clover (Trifolium pratense), as other bees cannot
    reach the nectar. Hence I have very little doubt, that if the whole
    genus of humble-bees became
    extinct or very rare in England, the heartsease and red clover would
    become very rare, or wholly disappear. The number of humble-bees in any
    district depends in a great degree on the number of field-mice, which
    destroy their combs and nests; and Mr. H. Newman, who has long attended
    to the habits of humble-bees, believes that “more than two thirds of
    them are thus destroyed all over England.” Now the number of mice is
    largely dependent, as every one knows, on the number of cats; and Mr.
    Newman says, “Near villages and small towns I have found the nests of
    humble-bees more numerous than elsewhere, which I attribute to the
    number of cats that destroy the mice.” Hence it is quite credible that
    the presence of a feline animal in large numbers in a district might
    determine, through the intervention first of mice and then of bees, the
    frequency of certain flowers in that district!

    In the case of every species, many different checks, acting at
    different periods of life, and during different seasons or years,
    probably come into play; some one check or some few being generally the
    most potent, but all concurring in determining the average number or
    even the existence of the species. In some cases it can be shown that
    widely-different checks act on the same species in different districts.
    When we look at the plants and bushes clothing an entangled bank, we
    are tempted to attribute their proportional numbers and kinds to what
    we call chance. But how false a view is this! Every one has heard that
    when an American forest is cut down, a very different vegetation
    springs up; but it has been observed that the trees now growing on the
    ancient Indian mounds, in the Southern United States, display the same
    beautiful diversity and proportion of kinds as in the surrounding
    virgin forests. What a struggle between the several kinds of trees
    must here have gone on during long centuries, each annually scattering
    its seeds by the thousand; what war between insect and insect—between
    insects, snails, and other animals with birds and beasts of prey—all
    striving to increase, and all feeding on each other or on the trees or
    their seeds and seedlings, or on the other plants which first clothed
    the ground and thus checked the growth of the trees! Throw up a handful
    of feathers, and all must fall to the ground according to definite
    laws; but how simple is this problem compared to the action and
    reaction of the innumerable plants and animals which have determined,
    in the course of centuries, the proportional numbers and kinds of trees
    now growing on the old Indian ruins!

    The dependency of one organic being on another, as of a parasite on its
    prey, lies generally between beings remote in the scale of nature. This
    is often the case with those which may strictly be said to struggle
    with each other for existence, as in the case of locusts and
    grass-feeding quadrupeds. But the struggle almost invariably will be
    most severe between the individuals of the same species, for they
    frequent the same districts, require the same food, and are exposed to
    the same dangers. In the case of varieties of the same species, the
    struggle will generally be almost equally severe, and we sometimes see
    the contest soon decided: for instance, if several varieties of wheat
    be sown together, and the mixed seed be resown, some of the varieties
    which best suit the soil or climate, or are naturally the most fertile,
    will beat the others and so yield more seed, and will consequently in a
    few years quite supplant the other varieties. To keep up a mixed stock
    of even such extremely close varieties as the variously coloured
    sweet-peas, they must be each year harvested separately, and the seed
    then mixed in due proportion,
    otherwise the weaker kinds will steadily decrease in numbers and
    disappear. So again with the varieties of sheep: it has been asserted
    that certain mountain-varieties will starve out other
    mountain-varieties, so that they cannot be kept together. The same
    result has followed from keeping together different varieties of the
    medicinal leech. It may even be doubted whether the varieties of any
    one of our domestic plants or animals have so exactly the same
    strength, habits, and constitution, that the original proportions of a
    mixed stock could be kept up for half a dozen generations, if they were
    allowed to struggle together, like beings in a state of nature, and if
    the seed or young were not annually sorted.

    As species of the same genus have usually, though by no means
    invariably, some similarity in habits and constitution, and always in
    structure, the struggle will generally be more severe between species
    of the same genus, when they come into competition with each other,
    than between species of distinct genera. We see this in the recent
    extension over part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one species of swallow
    having caused the decrease of another species. The recent increase of
    the missel-thrush in parts of Scotland has caused the decrease of the
    song-thrush. How frequently we hear of one species of rat taking the
    place of another species under the most different climates! In Russia
    the small Asiatic cockroach has everywhere driven before it its great
    congener. One species of charlock will supplant another, and so in
    other cases. We can dimly see why the competition should be most severe
    between allied forms, which fill nearly the same place in the economy
    of nature; but probably in no one case could we precisely say why one
    species has been victorious over another in the great battle of life.

    A corollary of the highest importance may be deduced from the foregoing
    remarks, namely, that the structure of every organic being is related,
    in the most essential yet often hidden manner, to that of all other
    organic beings, with which it comes into competition for food or
    residence, or from which it has to escape, or on which it preys. This
    is obvious in the structure of the teeth and talons of the tiger; and
    in that of the legs and claws of the parasite which clings to the hair
    on the tiger’s body. But in the beautifully plumed seed of the
    dandelion, and in the flattened and fringed legs of the water-beetle,
    the relation seems at first confined to the elements of air and water.
    Yet the advantage of plumed seeds no doubt stands in the closest
    relation to the land being already thickly clothed by other plants; so
    that the seeds may be widely distributed and fall on unoccupied ground.
    In the water-beetle, the structure of its legs, so well adapted for
    diving, allows it to compete with other aquatic insects, to hunt for
    its own prey, and to escape serving as prey to other animals.

    The store of nutriment laid up within the seeds of many plants seems at
    first sight to have no sort of relation to other plants. But from the
    strong growth of young plants produced from such seeds (as peas and
    beans), when sown in the midst of long grass, I suspect that the chief
    use of the nutriment in the seed is to favour the growth of the young
    seedling, whilst struggling with other plants growing vigorously all
    around.

    Look at a plant in the midst of its range, why does it not double or
    quadruple its numbers? We know that it can perfectly well withstand a
    little more heat or cold, dampness or dryness, for elsewhere it ranges
    into slightly hotter or colder, damper or drier districts. In this case
    we can clearly see that if we wished in imagination to give the plant
    the power of increasing in number, we should have to give it some
    advantage over its competitors, or over the animals which preyed on it.
    On the confines of its geographical range, a change of constitution
    with respect to climate would clearly be an advantage to our plant; but
    we have reason to believe that only a few plants or animals range so
    far, that they are destroyed by the rigour of the climate alone. Not
    until we reach the extreme confines of life, in the arctic regions or
    on the borders of an utter desert, will competition cease. The land may
    be extremely cold or dry, yet there will be competition between some
    few species, or between the individuals of the same species, for the
    warmest or dampest spots.

    Hence, also, we can see that when a plant or animal is placed in a new
    country amongst new competitors, though the climate may be exactly the
    same as in its former home, yet the conditions of its life will
    generally be changed in an essential manner. If we wished to increase
    its average numbers in its new home, we should have to modify it in a
    different way to what we should have done in its native country; for we
    should have to give it some advantage over a different set of
    competitors or enemies.

    It is good thus to try in our imagination to give any form some
    advantage over another. Probably in no single instance should we know
    what to do, so as to succeed. It will convince us of our ignorance on
    the mutual relations of all organic beings; a conviction as necessary,
    as it seems to be difficult to acquire. All that we can do, is to keep
    steadily in mind that each organic being is striving to increase at a
    geometrical
    ratio; that each at some period of its life, during some season of the
    year, during each generation or at intervals, has to struggle for life,
    and to suffer great destruction. When we reflect on this struggle, we
    may console ourselves with the full belief, that the war of nature is
    not incessant, that no fear is felt, that death is generally prompt,
    and that the vigorous, the healthy, and the happy survive and multiply.

    CHAPTER IV.
    NATURAL SELECTION.

    Natural Selection: its power compared with man’s selection, its power
    on characters of trifling importance, its power at all ages and on both
    sexes. Sexual Selection. On the generality of intercrosses between
    individuals of the same species. Circumstances favourable and
    unfavourable to Natural Selection, namely, intercrossing, isolation,
    number of individuals. Slow action. Extinction caused by Natural
    Selection. Divergence of Character, related to the diversity of
    inhabitants of any small area, and to naturalisation. Action of Natural
    Selection, through Divergence of Character and Extinction, on the
    descendants from a common parent. Explains the Grouping of all organic
    beings.

    How will the struggle for existence, discussed too briefly in the last
    chapter, act in regard to variation? Can the principle of selection,
    which we have seen is so potent in the hands of man, apply in nature? I
    think we shall see that it can act most effectually. Let it be borne in
    mind in what an endless number of strange peculiarities our domestic
    productions, and, in a lesser degree, those under nature, vary; and how
    strong the hereditary tendency is. Under domestication, it may be truly
    said that the whole organisation becomes in some degree plastic. Let it
    be borne in mind how infinitely complex and close-fitting are the
    mutual relations of all organic beings to each other and to their
    physical conditions of life. Can it, then, be thought improbable,
    seeing that variations useful to man have undoubtedly occurred, that
    other variations useful in some way to each being in the great and
    complex battle of life, should sometimes occur in the course of
    thousands of generations? If such do occur, can we doubt (remembering
    that many more individuals are born than can possibly survive) that
    individuals having any advantage, however slight, over others, would
    have the best chance of surviving and of procreating their kind? On the
    other hand, we may feel sure that any variation in the least degree
    injurious would be rigidly destroyed. This preservation of favourable
    variations and the rejection of injurious variations, I call Natural
    Selection. Variations neither useful nor injurious would not be
    affected by natural selection, and would be left a fluctuating element,
    as perhaps we see in the species called polymorphic.

    We shall best understand the probable course of natural selection by
    taking the case of a country undergoing some physical change, for
    instance, of climate. The proportional numbers of its inhabitants would
    almost immediately undergo a change, and some species might become
    extinct. We may conclude, from what we have seen of the intimate and
    complex manner in which the inhabitants of each country are bound
    together, that any change in the numerical proportions of some of the
    inhabitants, independently of the change of climate itself, would most
    seriously affect many of the others. If the country were open on its
    borders, new forms would certainly immigrate, and this also would
    seriously disturb the relations of some of the former inhabitants. Let
    it be remembered how powerful the influence of a single introduced tree
    or mammal has been shown to be. But in the case of an island, or of a
    country partly surrounded by barriers, into which new and better
    adapted forms could not freely enter, we should then have places in the
    economy of nature which would assuredly be better filled up, if some of
    the original inhabitants were in some manner modified; for, had the
    area been open to immigration, these same
    places would have been seized on by intruders. In such case, every
    slight modification, which in the course of ages chanced to arise, and
    which in any way favoured the individuals of any of the species, by
    better adapting them to their altered conditions, would tend to be
    preserved; and natural selection would thus have free scope for the
    work of improvement.

    We have reason to believe, as stated in the first chapter, that a
    change in the conditions of life, by specially acting on the
    reproductive system, causes or increases variability; and in the
    foregoing case the conditions of life are supposed to have undergone a
    change, and this would manifestly be favourable to natural selection,
    by giving a better chance of profitable variations occurring; and
    unless profitable variations do occur, natural selection can do
    nothing. Not that, as I believe, any extreme amount of variability is
    necessary; as man can certainly produce great results by adding up in
    any given direction mere individual differences, so could Nature, but
    far more easily, from having incomparably longer time at her disposal.
    Nor do I believe that any great physical change, as of climate, or any
    unusual degree of isolation to check immigration, is actually necessary
    to produce new and unoccupied places for natural selection to fill up
    by modifying and improving some of the varying inhabitants. For as all
    the inhabitants of each country are struggling together with nicely
    balanced forces, extremely slight modifications in the structure or
    habits of one inhabitant would often give it an advantage over others;
    and still further modifications of the same kind would often still
    further increase the advantage. No country can be named in which all
    the native inhabitants are now so perfectly adapted to each other and
    to the physical conditions under which they live, that none of
    them could anyhow be improved; for in all countries, the natives have
    been so far conquered by naturalised productions, that they have
    allowed foreigners to take firm possession of the land. And as
    foreigners have thus everywhere beaten some of the natives, we may
    safely conclude that the natives might have been modified with
    advantage, so as to have better resisted such intruders.

    As man can produce and certainly has produced a great result by his
    methodical and unconscious means of selection, what may not nature
    effect? Man can act only on external and visible characters: nature
    cares nothing for appearances, except in so far as they may be useful
    to any being. She can act on every internal organ, on every shade of
    constitutional difference, on the whole machinery of life. Man selects
    only for his own good; Nature only for that of the being which she
    tends. Every selected character is fully exercised by her; and the
    being is placed under well-suited conditions of life. Man keeps the
    natives of many climates in the same country; he seldom exercises each
    selected character in some peculiar and fitting manner; he feeds a long
    and a short beaked pigeon on the same food; he does not exercise a
    long-backed or long-legged quadruped in any peculiar manner; he exposes
    sheep with long and short wool to the same climate. He does not allow
    the most vigorous males to struggle for the females. He does not
    rigidly destroy all inferior animals, but protects during each varying
    season, as far as lies in his power, all his productions. He often
    begins his selection by some half-monstrous form; or at least by some
    modification prominent enough to catch his eye, or to be plainly useful
    to him. Under nature, the slightest difference of structure or
    constitution may well turn the nicely-balanced scale in the
    struggle for life, and so be preserved. How fleeting are the wishes and
    efforts of man! how short his time! and consequently how poor will his
    products be, compared with those accumulated by nature during whole
    geological periods. Can we wonder, then, that nature’s productions
    should be far “truer” in character than man’s productions; that they
    should be infinitely better adapted to the most complex conditions of
    life, and should plainly bear the stamp of far higher workmanship?

    It may be said that natural selection is daily and hourly scrutinising,
    throughout the world, every variation, even the slightest; rejecting
    that which is bad, preserving and adding up all that is good; silently
    and insensibly working, whenever and wherever opportunity offers, at
    the improvement of each organic being in relation to its organic and
    inorganic conditions of life. We see nothing of these slow changes in
    progress, until the hand of time has marked the long lapse of ages, and
    then so imperfect is our view into long past geological ages, that we
    only see that the forms of life are now different from what they
    formerly were.

    Although natural selection can act only through and for the good of
    each being, yet characters and structures, which we are apt to consider
    as of very trifling importance, may thus be acted on. When we see
    leaf-eating insects green, and bark-feeders mottled-grey; the alpine
    ptarmigan white in winter, the red-grouse the colour of heather, and
    the black-grouse that of peaty earth, we must believe that these tints
    are of service to these birds and insects in preserving them from
    danger. Grouse, if not destroyed at some period of their lives, would
    increase in countless numbers; they are known to suffer largely from
    birds of prey; and hawks are guided by eyesight to their prey,—so much
    so, that on
    parts of the Continent persons are warned not to keep white pigeons, as
    being the most liable to destruction. Hence I can see no reason to
    doubt that natural selection might be most effective in giving the
    proper colour to each kind of grouse, and in keeping that colour, when
    once acquired, true and constant. Nor ought we to think that the
    occasional destruction of an animal of any particular colour would
    produce little effect: we should remember how essential it is in a
    flock of white sheep to destroy every lamb with the faintest trace of
    black. In plants the down on the fruit and the colour of the flesh are
    considered by botanists as characters of the most trifling importance:
    yet we hear from an excellent horticulturist, Downing, that in the
    United States smooth-skinned fruits suffer far more from a beetle, a
    curculio, than those with down; that purple plums suffer far more from
    a certain disease than yellow plums; whereas another disease attacks
    yellow-fleshed peaches far more than those with other coloured flesh.
    If, with all the aids of art, these slight differences make a great
    difference in cultivating the several varieties, assuredly, in a state
    of nature, where the trees would have to struggle with other trees and
    with a host of enemies, such differences would effectually settle which
    variety, whether a smooth or downy, a yellow or purple fleshed fruit,
    should succeed.

    In looking at many small points of difference between species, which,
    as far as our ignorance permits us to judge, seem to be quite
    unimportant, we must not forget that climate, food, etc., probably
    produce some slight and direct effect. It is, however, far more
    necessary to bear in mind that there are many unknown laws of
    correlation of growth, which, when one part of the organisation is
    modified through variation, and the modifications are accumulated by
    natural selection for
    the good of the being, will cause other modifications, often of the
    most unexpected nature.

    As we see that those variations which under domestication appear at any
    particular period of life, tend to reappear in the offspring at the
    same period;—for instance, in the seeds of the many varieties of our
    culinary and agricultural plants; in the caterpillar and cocoon stages
    of the varieties of the silkworm; in the eggs of poultry, and in the
    colour of the down of their chickens; in the horns of our sheep and
    cattle when nearly adult;—so in a state of nature, natural selection
    will be enabled to act on and modify organic beings at any age, by the
    accumulation of profitable variations at that age, and by their
    inheritance at a corresponding age. If it profit a plant to have its
    seeds more and more widely disseminated by the wind, I can see no
    greater difficulty in this being effected through natural selection,
    than in the cotton-planter increasing and improving by selection the
    down in the pods on his cotton-trees. Natural selection may modify and
    adapt the larva of an insect to a score of contingencies, wholly
    different from those which concern the mature insect. These
    modifications will no doubt affect, through the laws of correlation,
    the structure of the adult; and probably in the case of those insects
    which live only for a few hours, and which never feed, a large part of
    their structure is merely the correlated result of successive changes
    in the structure of their larvæ. So, conversely, modifications in the
    adult will probably often affect the structure of the larva; but in all
    cases natural selection will ensure that modifications consequent on
    other modifications at a different period of life, shall not be in the
    least degree injurious: for if they became so, they would cause the
    extinction of the species.

    Natural selection will modify the structure of the
    young in relation to the parent, and of the parent in relation to the
    young. In social animals it will adapt the structure of each individual
    for the benefit of the community; if each in consequence profits by the
    selected change. What natural selection cannot do, is to modify the
    structure of one species, without giving it any advantage, for the good
    of another species; and though statements to this effect may be found
    in works of natural history, I cannot find one case which will bear
    investigation. A structure used only once in an animal’s whole life, if
    of high importance to it, might be modified to any extent by natural
    selection; for instance, the great jaws possessed by certain insects,
    and used exclusively for opening the cocoon—or the hard tip to the beak
    of nestling birds, used for breaking the egg. It has been asserted,
    that of the best short-beaked tumbler-pigeons more perish in the egg
    than are able to get out of it; so that fanciers assist in the act of
    hatching. Now, if nature had to make the beak of a full-grown pigeon
    very short for the bird’s own advantage, the process of modification
    would be very slow, and there would be simultaneously the most rigorous
    selection of the young birds within the egg, which had the most
    powerful and hardest beaks, for all with weak beaks would inevitably
    perish: or, more delicate and more easily broken shells might be
    selected, the thickness of the shell being known to vary like every
    other structure.

    Sexual Selection.—Inasmuch as peculiarities often appear under
    domestication in one sex and become hereditarily attached to that sex,
    the same fact probably occurs under nature, and if so, natural
    selection will be able to modify one sex in its functional relations to
    the other sex, or in relation to wholly different habits of life in the
    two sexes, as is sometimes the case
    with insects. And this leads me to say a few words on what I call
    Sexual Selection. This depends, not on a struggle for existence, but on
    a struggle between the males for possession of the females; the result
    is not death to the unsuccessful competitor, but few or no offspring.
    Sexual selection is, therefore, less rigorous than natural selection.
    Generally, the most vigorous males, those which are best fitted for
    their places in nature, will leave most progeny. But in many cases,
    victory will depend not on general vigour, but on having special
    weapons, confined to the male sex. A hornless stag or spurless cock
    would have a poor chance of leaving offspring. Sexual selection by
    always allowing the victor to breed might surely give indomitable
    courage, length to the spur, and strength to the wing to strike in the
    spurred leg, as well as the brutal cock-fighter, who knows well that he
    can improve his breed by careful selection of the best cocks. How low
    in the scale of nature this law of battle descends, I know not; male
    alligators have been described as fighting, bellowing, and whirling
    round, like Indians in a war-dance, for the possession of the females;
    male salmons have been seen fighting all day long; male stag-beetles
    often bear wounds from the huge mandibles of other males. The war is,
    perhaps, severest between the males of polygamous animals, and these
    seem oftenest provided with special weapons. The males of carnivorous
    animals are already well armed; though to them and to others, special
    means of defence may be given through means of sexual selection, as the
    mane to the lion, the shoulder-pad to the boar, and the hooked jaw to
    the male salmon; for the shield may be as important for victory, as the
    sword or spear.

    Amongst birds, the contest is often of a more peaceful character. All
    those who have attended to the subject,
    believe that there is the severest rivalry between the males of many
    species to attract by singing the females. The rock-thrush of Guiana,
    birds of Paradise, and some others, congregate; and successive males
    display their gorgeous plumage and perform strange antics before the
    females, which standing by as spectators, at last choose the most
    attractive partner. Those who have closely attended to birds in
    confinement well know that they often take individual preferences and
    dislikes: thus Sir R. Heron has described how one pied peacock was
    eminently attractive to all his hen birds. It may appear childish to
    attribute any effect to such apparently weak means: I cannot here enter
    on the details necessary to support this view; but if man can in a
    short time give elegant carriage and beauty to his bantams, according
    to his standard of beauty, I can see no good reason to doubt that
    female birds, by selecting, during thousands of generations, the most
    melodious or beautiful males, according to their standard of beauty,
    might produce a marked effect. I strongly suspect that some well-known
    laws with respect to the plumage of male and female birds, in
    comparison with the plumage of the young, can be explained on the view
    of plumage having been chiefly modified by sexual selection, acting
    when the birds have come to the breeding age or during the breeding
    season; the modifications thus produced being inherited at
    corresponding ages or seasons, either by the males alone, or by the
    males and females; but I have not space here to enter on this subject.

    Thus it is, as I believe, that when the males and females of any animal
    have the same general habits of life, but differ in structure, colour,
    or ornament, such differences have been mainly caused by sexual
    selection; that is, individual males have had, in successive
    generations, some slight advantage over other
    males, in their weapons, means of defence, or charms; and have
    transmitted these advantages to their male offspring. Yet, I would not
    wish to attribute all such sexual differences to this agency: for we
    see peculiarities arising and becoming attached to the male sex in our
    domestic animals (as the wattle in male carriers, horn-like
    protuberances in the cocks of certain fowls, etc.), which we cannot
    believe to be either useful to the males in battle, or attractive to
    the females. We see analogous cases under nature, for instance, the
    tuft of hair on the breast of the turkey-cock, which can hardly be
    either useful or ornamental to this bird;—indeed, had the tuft appeared
    under domestication, it would have been called a monstrosity.

    Illustrations of the action of Natural Selection.—In order to make it
    clear how, as I believe, natural selection acts, I must beg permission
    to give one or two imaginary illustrations. Let us take the case of a
    wolf, which preys on various animals, securing some by craft, some by
    strength, and some by fleetness; and let us suppose that the fleetest
    prey, a deer for instance, had from any change in the country increased
    in numbers, or that other prey had decreased in numbers, during that
    season of the year when the wolf is hardest pressed for food. I can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see no reason to doubt that the swiftest and
    slimmest wolves would have the best chance of surviving, and so be
    preserved or selected,—provided always that they retained strength to
    master their prey at this or at some other period of the year, when
    they might be compelled to prey on other animals. I can see no more
    reason to doubt this, than that man can improve the fleetness of his
    greyhounds by careful and methodical selection, or by that unconscious
    selection which results from each man trying
    to keep the best dogs without any thought of modifying the breed.

    Even without any change in the proportional numbers of the animals on
    which our wolf preyed, a cub might be born with an innate tendency to
    pursue certain kinds of prey. Nor can this be thought very improbable;
    for we often observe great differences in the natural tendencies of our
    domestic animals; one cat, for instance, taking to catch rats, another
    mice; one cat, according to Mr. St. John, bringing home winged game,
    another hares or rabbits, and another hunting on marshy ground and
    almost nightly catching woodcocks or snipes. The tendency to catch rats
    rather than mice is known to be inherited. Now, if any slight innate
    change of habit or of structure benefited an individual wolf, it would
    have the best chance of surviving and of leaving offspring. Some of its
    young would probably inherit the same habits or structure, and by the
    repetition of this process, a new variety might be formed which would
    either supplant or coexist with the parent-form of wolf. Or, again, the
    wolves inhabiting a mountainous district, and those frequenting the
    lowlands, would naturally be forced to hunt different prey; and from
    the continued preservation of the individuals best fitted for the two
    sites, two varieties might slowly be formed. These varieties would
    cross and blend where they met; but to this subject of intercrossing we
    shall soon have to return. I may add, that, according to Mr. Pierce,
    there are two varieties of the wolf inhabiting the Catskill Mountains
    in the United States, one with a light greyhound-like form, which
    pursues deer, and the other more bulky, with shorter legs, which more
    frequently attacks the shepherd’s flocks.

    Let us now take a more complex case. Certain plants excrete a sweet
    juice, apparently for the sake of eliminating something injurious from
    their sap: this is
    effected by glands at the base of the stipules in some Leguminosæ, and
    at the back of the leaf of the common laurel. This juice, though small
    in quantity, is greedily sought by insects. Let us now suppose a little
    sweet juice or nectar to be excreted by the inner bases of the petals
    of a flower. In this case insects in seeking the nectar would get
    dusted with pollen, and would certainly often transport the pollen from
    one flower to the stigma of another flower. The flowers of two distinct
    individuals of the same species would thus get crossed; and the act of
    crossing, we have good reason to believe (as will hereafter be more
    fully alluded to), would produce very vigorous seedlings, which
    consequently would have the best chance of flourishing and surviving.
    Some of these seedlings would probably inherit the nectar-excreting
    power. Those individual flowers which had the largest glands or
    nectaries, and which excreted most nectar, would be oftenest visited by
    insects, and would be oftenest crossed; and so in the long-run would
    gain the upper hand. Those flowers, also, which had their stamens and
    pistils placed, in relation to the size and habits of the particular
    insects which visited them, so as to favour in any degree the
    transportal of their pollen from flower to flower, would likewise be
    favoured or selected. We might have taken the case of insects visiting
    flowers for the sake of collecting pollen instead of nectar; and as
    pollen is formed for the sole object of fertilisation, its destruction
    appears a simple loss to the plant; yet if a little pollen were
    carried, at first occasionally and then habitually, by the
    pollen-devouring insects from flower to flower, and a cross thus
    effected, although nine-tenths of the pollen were destroyed, it might
    still be a great gain to the plant; and those individuals which
    produced more and more pollen, and had larger and larger anthers, would
    be selected.

    When our plant, by this process of the continued preservation or
    natural selection of more and more attractive flowers, had been
    rendered highly attractive to insects, they would, unintentionally on
    their part, regularly carry pollen from flower to flower; and that they
    can most effectually do this, I could easily show by many striking
    instances. I will give only one—not as a very striking case, but as
    likewise illustrating one step in the separation of the sexes of
    plants, presently to be alluded to. Some holly-trees bear only male
    flowers, which have four stamens producing rather a small quantity of
    pollen, and a rudimentary pistil; other holly-trees bear only female
    flowers; these have a full-sized pistil, and four stamens with
    shrivelled anthers, in which not a grain of pollen can be detected.
    Having found a female tree exactly sixty yards from a male tree, I put
    the stigmas of twenty flowers, taken from different branches, under the
    microscope, and on all, without exception, there were pollen-grains,
    and on some a profusion of pollen. As the wind had set for several days
    from the female to the male tree, the pollen could not thus have been
    carried. The weather had been cold and boisterous, and therefore not
    favourable to bees, nevertheless every female flower which I examined
    had been effectually fertilised by the bees, accidentally dusted with
    pollen, having flown from tree to tree in search of nectar. But to
    return to our imaginary case: as soon as the plant had been rendered so
    highly attractive to insects that pollen was regularly carried from
    flower to flower, another process might commence. No naturalist doubts
    the advantage of what has been called the “physiological division of
    labour;” hence we may believe that it would be advantageous to a plant
    to produce stamens alone in one flower or on one whole plant, and
    pistils alone in
    another flower or on another plant. In plants under culture and placed
    under new conditions of life, sometimes the male organs and sometimes
    the female organs become more or less impotent; now if we suppose this
    to occur in ever so slight a degree under nature, then as pollen is
    already carried regularly from flower to flower, and as a more complete
    separation of the sexes of our plant would be advantageous on the
    principle of the division of labour, individuals with this tendency
    more and more increased, would be continually favoured or selected,
    until at last a complete separation of the sexes would be effected.

    Let us now turn to the nectar-feeding insects in our imaginary case: we
    may suppose the plant of which we have been slowly increasing the
    nectar by continued selection, to be a common plant; and that certain
    insects depended in main part on its nectar for food. I could give many
    facts, showing how anxious bees are to save time; for instance, their
    habit of cutting holes and sucking the nectar at the bases of certain
    flowers, which they can, with a very little more trouble, enter by the
    mouth. Bearing such facts in mind, I can see no reason to doubt that an
    accidental deviation in the size and form of the body, or in the
    curvature and length of the proboscis, etc., far too slight to be
    appreciated by us, might profit a bee or other insect, so that an
    individual so characterised would be able to obtain its food more
    quickly, and so have a better chance of living and leaving descendants.
    Its descendants would probably inherit a tendency to a similar slight
    deviation of structure. The tubes of the corollas of the common red and
    incarnate clovers (Trifolium pratense and incarnatum) do not on a hasty
    glance appear to differ in length; yet the hive-bee can easily suck the
    nectar out of the incarnate clover, but not out of the common red
    clover, which is visited by humble-bees alone; so that whole fields of
    the red clover offer in vain an abundant supply of precious nectar to
    the hive-bee. Thus it might be a great advantage to the hive-bee to
    have a slightly longer or differently constructed proboscis. On the
    other hand, I have found by experiment that the fertility of clover
    greatly depends on bees visiting and moving parts of the corolla, so as
    to push the pollen on to the stigmatic surface. Hence, again, if
    humble-bees were to become rare in any country, it might be a great
    advantage to the red clover to have a shorter or more deeply divided
    tube to its corolla, so that the hive-bee could visit its flowers. Thus
    I can understand how a flower and a bee might slowly become, either
    simultaneously or one after the other, modified and adapted in the most
    perfect manner to each other, by the continued preservation of
    individuals presenting mutual and slightly favourable deviations of
    structure.

    I am well aware that this doctrine of natural selection, exemplified in
    the above imaginary instances, is open to the same objections which
    were at first urged against Sir Charles Lyell’s noble views on “the
    modern changes of the earth, as illustrative of geology;” but we now
    very seldom hear the action, for instance, of the coast-waves, called a
    trifling and insignificant cause, when applied to the excavation of
    gigantic valleys or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longest lines of inland
    cliffs. Natural selection can act only by the preservation and
    accumulation of infinitesimally small inherited modifications, each
    profitable to the preserved being; and as modern geology has almost
    banished such views as the excavation of a great valley by a single
    diluvial wave, so will natural selection, if it be a true principle,
    banish the belief of the continued creation of new organic
    beings, or of any great and sudden modification in their structure.

    On the Intercrossing of Individuals.—I must here introduce a short
    digression. In the case of animals and plants with separated sexes, it
    is of course obvious that two individuals must always unite for each
    birth; but in the case of hermaphrodites this is far from obvious.
    Nevertheless I am strongly inclined to believe that with all
    hermaphrodites two individuals, either occasionally or habitually,
    concur for the reproduction of their kind. This view, I may add, was
    first suggested by Andrew Knight. We shall presently see its
    importance; but I must here treat the subject with extreme brevity,
    though I have the materials prepared for an ample discussion. All
    vertebrate animals, all insects, and some other large groups of
    animals, pair for each birth. Modern research has much diminished the
    number of supposed hermaphrodites, and of real hermaphrodites a large
    number pair; that is, two individuals regularly unite for reproduction,
    which is all that concerns us. But still there are many hermaphrodite
    animals which certainly do not habitually pair, and a vast majority of
    plants are hermaphrodites. What reason, it may be asked, is there for
    supposing in these cases that two individuals ever concur in
    reproduction? As it is impossible here to enter on details, I must
    trust to some general considerations alone.

    In the first place, I have collected so large a body of facts, showing,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lmost universal belief of breeders, that with
    animals and plants a cross between different varieties, or between
    individuals of the same variety but of another strain, gives vigour and
    fertility to the offspring;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at close
    interbreeding diminishes vigour and fertility; that
    these facts alone incline me to believe that it is a general law of
    nature (utterly ignorant though we be of the meaning of the law) that
    no organic being self-fertilises itself for an eternity of generations;
    but that a cross with another individual is occasionally—perhaps at
    very long intervals—indispensable.

    On the belief that this is a law of nature, we can, I think, understand
    several large classes of facts, such as the following, which on any
    other view are inexplicable. Every hybridizer knows how unfavourable
    exposure to wet is to the fertilisation of a flower, yet what a
    multitude of flowers have their anthers and stigmas fully exposed to
    the weather! but if an occasional cross be indispensable, the fullest
    freedom for the entrance of pollen from another individual will explain
    this state of exposure, more especially as the plant’s own anthers and
    pistil generally stand so close together that self-fertilisation seems
    almost inevitable. Many flowers, on the other hand, have their organs
    of fructification closely enclosed, as in the great papilionaceous or
    pea-family; but in several, perhaps in all, such flowers, there is a
    very curious adaptation between the structure of the flower and the
    manner in which bees suck the nectar; for, in doing this, they either
    push the flower’s own pollen on the stigma, or bring pollen from
    another flower. So necessary are the visits of bees to papilionaceous
    flowers, that I have found, by experiments published elsewhere, that
    their fertility is greatly diminished if these visits be prevented.
    Now, it is scarcely possible that bees should fly from flower to
    flower, and not carry pollen from one to the other, to the great good,
    as I believe, of the plant. Bees will act like a camel-hair pencil, and
    it is quite sufficient just to touch the anthers of one flower and then
    the stigma of another with the same brush to ensure fertilisation; but
    it must not be
    supposed that bees would thus produce a multitude of hybrids between
    distinct species; for if you bring on the same brush a plant’s own
    pollen and pollen from another species, the former will have such a
    prepotent effect, that it will invariably and completely destroy, as
    has been shown by Gärtner, any influence from the foreign pollen.

    When the stamens of a flower suddenly spring towards the pistil, or
    slowly move one after the other towards it, the contrivance seems
    adapted solely to ensure self-fertilisation; and no doubt it is useful
    for this end: but, the agency of insects is often required to cause the
    stamens to spring forward, as Kölreuter has shown to be the case with
    the barberry; and curiously in this very genus, which seems to have a
    special contrivance for self-fertilisation, it is well known that if
    very closely-allied forms or varieties are planted near each other, it
    is hardly possible to raise pure seedlings, so largely do they
    naturally cross. In many other cases, far from there being any aids for
    self-fertilisation, there are special contrivances, as I could show
    from the writings of C. C. Sprengel and from my own observations, which
    effectually prevent the stigma receiving pollen from its own flower:
    for instance, in Lobelia fulgens, there is a really beautiful and
    elaborate contrivance by which every one of the infinitely numerous
    pollen-granules are swept out of the conjoined anthers of each flower,
    before the stigma of that individual flower is ready to receive them;
    and as this flower is never visited, at least in my garden, by insects,
    it never sets a seed, though by placing pollen from one flower on the
    stigma of another, I raised plenty of seedlings; and whilst another
    species of Lobelia growing close by, which is visited by bees, seeds
    freely. In very many other cases, though there be no special mechanical
    contrivance to prevent the stigma of a flower receiving its own pollen,
    yet, as
    C. C. Sprengel has shown, and as I can confirm, either the anthers
    burst before the stigma is ready for fertilisation, or the stigma is
    ready before the pollen of that flower is ready, so that these plants
    have in fact separated sexes, and must habitually be crossed. How
    strange are these facts! How strange that the pollen and stigmatic
    surface of the same flower, though placed so close together, as if for
    the very purpose of self-fertilisation, should in so many cases be
    mutually useless to each other! How simply are these facts explained on
    the view of an occasional cross with a distinct individual being
    advantageous or indispensable!

    If several varieties of the cabbage, radish, onion, and of some other
    plants, be allowed to seed near each other, a large majority, as I have
    found, of the seedlings thus raised will turn out mongrels: for
    instance, I raised 233 seedling cabbages from some plants of different
    varieties growing near each other, and of these only 78 were true to
    their kind, and some even of these were not perfectly true. Yet the
    pistil of each cabbage-flower is surrounded not only by its own six
    stamens, but by those of the many other flowers on the same plant. How,
    then, comes it that such a vast number of the seedlings are
    mongrelized? I suspect that it must arise from the pollen of a distinct
    variety having a prepotent effect over a flower’s own pollen; and
    that this is part of the general law of good being derived from the
    intercrossing of distinct individuals of the same species. When
    distinct species are crossed the case is directly the reverse, for a
    plant’s own pollen is always prepotent over foreign pollen; but to this
    subject we shall return in a future chapter.

    In the case of a gigantic tree covered with innumerable flowers, it may
    be objected that pollen could seldom be carried from tree to tree, and
    at most only from flower
    to flower on the same tree, and that flowers on the same tree can be
    considered as distinct individuals only in a limited sense. I believe
    this objection to be valid, but that nature has largely provided
    against it by giving to trees a strong tendency to bear flowers with
    separated sexes. When the sexes are separated, although the male and
    female flowers may be produced on the same tree, we can see that pollen
    must be regularly carried from flower to flower; and this will give a
    better chance of pollen being occasionally carried from tree to tree.
    That trees belonging to all Orders have their sexes more often
    separated than other plants, I find to be the case in this country; and
    at my request Dr. Hooker tabulated the trees of New Zealand, and Dr.
    Asa Gray those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esult was as I
    anticipated. On the other hand, Dr. Hooker has recently informed me
    that he finds that the rule does not hold in Australia; and I have made
    these few remarks on the sexes of trees simply to call attention to the
    subject.

    Turning for a very brief space to animals: on the land there are some
    hermaphrodites, as land-mollusca and earth-worms; but these all pair.
    As yet I have not found a single case of a terrestrial animal which
    fertilises itself. We can understand this remarkable fact, which offers
    so strong a contrast with terrestrial plants, on the view of an
    occasional cross being indispensable, by considering the medium in
    which terrestrial animals live, and the nature of the fertilising
    element; for we know of no means, analogous to the action of insects
    and of the wind in the case of plants, by which an occasional cross
    could be effected with terrestrial animals without the concurrence of
    two individuals. Of aquatic animals, there are many self-fertilising
    hermaphrodites; but here currents in the water offer an obvious means
    for an occasional cross. And, as in the case of flowers, I have as yet
    failed, after consultation with one of the highest authorities, namely,
    Professor Huxley, to discover a single case of an hermaphrodite animal
    with the organs of reproduction so perfectly enclosed within the body,
    that access from without and the occasional influence of a distinct
    individual can be shown to be physically impossible. Cirripedes long
    appeared to me to present a case of very great difficulty under this
    point of view; but I have been enabled, by a fortunate chance,
    elsewhere to prove that two individuals, though both are
    self-fertilising hermaphrodites, do sometimes cross.

    It must have struck most naturalists as a strange anomaly that, in the
    case of both animals and plants, species of the same family and even of
    the same genus, though agreeing closely with each other in almost their
    whole organisation, yet are not rarely, some of them hermaphrodites,
    and some of them unisexual. But if, in fact, all hermaphrodites do
    occasionally intercross with other individual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hermaphrodites and unisexual species, as far as function is concerned,
    becomes very small.

    From these several considerations and from the many special facts which
    I have collected, but which I am not here able to give, I am strongly
    inclined to suspect that, both in the vegetable and animal kingdoms, an
    occasional intercross with a distinct individual is a law of nature. I
    am well aware that there are, on this view, many cases of difficulty,
    some of which I am trying to investigate. Finally then, we may conclude
    that in many organic beings, a cross between two individuals is an
    obvious necessity for each birth; in many others it occurs perhaps only
    at long intervals; but in none, as I suspect, can self-fertilisation go
    on for perpetuity.

    Circumstances favourable to Natural Selection.—This
    is an extremely intricate subject. A large amount of inheritable and
    diversified variability is favourable, but I believe mere individual
    differences suffice for the work. A large number of individuals, by
    giving a better chance for the appearance within any given period of
    profitable variations, will compensate for a lesser amount of
    variability in each individual, and is, I believe, an extremely
    important element of success. Though nature grants vast periods of time
    for the work of natural selection, she does not grant an indefinite
    period; for as all organic beings are striving, it may be said, to
    seize on each place in the economy of nature, if any one species does
    not become modified and improved in a corresponding degree with its
    competitors, it will soon be exterminated.

    In man’s methodical selection, a breeder selects for some definite
    object, and free intercrossing will wholly stop his work. But when many
    men, without intending to alter the breed, have a nearly common
    standard of perfection, and all try to get and breed from the best
    animals, much improvement and modification surely but slowly follow
    from this unconscious process of selection, notwithstanding a large
    amount of crossing with inferior animals. Thus it will be in nature;
    for within a confined area, with some place in its polity not so
    perfectly occupied as might be, natural selection will always tend to
    preserve all the individuals varying in the right direction, though in
    different degrees, so as better to fill up the unoccupied place. But if
    the area be large, its several districts will almost certainly present
    different conditions of life; and then if natural selection be
    modifying and improving a species in the several districts, there will
    be intercrossing with the other individuals of the same species on the
    confines of each. And in this case the effects of intercrossing can
    hardly be counterbalanced
    by natural selection always tending to modify all the individuals in
    each district in exactly the same manner to the conditions of each; for
    in a continuous area, the conditions will generally graduate away
    insensibly from one district to another. The intercrossing will most
    affect those animals which unite for each birth, which wander much, and
    which do not breed at a very quick rate. Hence in animals of this
    nature, for instance in birds, varieties will generally be confined to
    separated countries; and this I believe to be the case. In
    hermaphrodite organisms which cross only occasionally, and likewise in
    animals which unite for each birth, but which wander little and which
    can increase at a very rapid rate, a new and improved variety might be
    quickly formed on any one spot, and might there maintain itself in a
    body, so that whatever intercrossing took place would be chiefly
    between the individuals of the same new variety. A local variety when
    once thus formed might subsequently slowly spread to other districts.
    On the above principle, nurserymen always prefer getting seed from a
    large body of plants of the same variety, as the chance of
    intercrossing with other varieties is thus lessened.

    Even in the case of slow-breeding animals, which unite for each birth,
    we must not overrate the effects of intercrosses in retarding natural
    selection; for I can bring a considerable catalogue of facts, showing
    that within the same area, varieties of the same animal can long remain
    distinct, from haunting different stations, from breeding at slightly
    different seasons, or from varieties of the same kind preferring to
    pair together.

    Intercrossing plays a very important part in nature in keeping the
    individuals of the same species, or of the same variety, true and
    uniform in character. It will obviously thus act far more efficiently
    with those animals
    which unite for each birth; but I have already attempted to show that
    we have reason to believe that occasional intercrosses take place with
    all animals and with all plants. Even if these take place only at long
    intervals, I am convinced that the young thus produced will gain so
    much in vigour and fertility over the offspring from long-continued
    self-fertilisation, that they will have a better chance of surviving
    and propagating their kind; and thus, in the long run, the influence of
    intercrosses, even at rare intervals, will be great. If there exist
    organic beings which never intercross, uniformity of character can be
    retained amongst them, as long as their conditions of life remain the
    same, only through the principle of inheritance, and through natural
    selection destroying any which depart from the proper type; but if
    their conditions of life change and they undergo modification,
    uniformity of character can be given to their modified offspring,
    solely by natural selection preserving the same favourable variations.

    Isolation, also, is an important element in the process of natural
    selection. In a confined or isolated area, if not very large, the
    organic and inorganic conditions of life will generally be in a great
    degree uniform; so that natural selection will tend to modify all the
    individuals of a varying species throughout the area in the same manner
    in relation to the same conditions. Intercrosses, also, with the
    individuals of the same species, which otherwise would have inhabited
    the surrounding and differently circumstanced districts, will be
    prevented. But isolation probably acts more efficiently in checking the
    immigration of better adapted organisms, after any physical change,
    such as of climate or elevation of the land, etc.; and thus new places
    in the natural economy of the country are left open for the old
    inhabitants to struggle for, and become adapted to, through
    modifications
    in their structure and constitution. Lastly, isolation, by checking
    immigration and consequently competition, will give time for any new
    variety to be slowly improved; and this may sometimes be of importance
    in the production of new species. If, however, an isolated area be very
    small, either from being surrounded by barriers, or from having very
    peculiar physical conditions, the total number of the individuals
    supported on it will necessarily be very small; and fewness of
    individuals will greatly retard the production of new species through
    natural selection, by decreasing the chance of the appearance of
    favourable variations.

    If we turn to nature to test the truth of these remarks, and look at
    any small isolated area, such as an oceanic island, although the total
    number of the species inhabiting it, will be found to be small, as we
    shall see in our chapter on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yet of these
    species a very large proportion are endemic,—that is, have been
    produced there, and nowhere else. Hence an oceanic island at first
    sight seems to have been highly favourable for the production of new
    species. But we may thus greatly deceive ourselves, for to ascertain
    whether a small isolated area, or a large open area like a continent,
    has been most favourable for the production of new organic forms, we
    ought to make the comparison within equal times; and this we are
    incapable of doing.

    Although I do not doubt that isolation is of considerable importance in
    the production of new species, on the whole I am inclined to believe
    that largeness of area is of more importance, more especially in the
    production of species, which will prove capable of enduring for a long
    period, and of spreading widely. Throughout a great and open area, not
    only will there be a better chance of favourable variations arising
    from the large number of individuals of the same species
    there supported, but the conditions of life are infinitely complex from
    the large number of already existing species; and if some of these many
    species become modified and improved, others will have to be improved
    in a corresponding degree or they will be exterminated. Each new form,
    also, as soon as it has been much improved, will be able to spread over
    the open and continuous area, and will thus come into competition with
    many others. Hence more new places will be formed, and the competition
    to fill them will be more severe, on a large than on a small and
    isolated area. Moreover, great areas, though now continuous, owing to
    oscillations of level, will often have recently existed in a broken
    condition, so that the good effects of isolation will generally, to a
    certain extent, have concurred. Finally, I conclude that, although
    small isolated areas probably have been in some respects highly
    favourable for the production of new species, yet that the course of
    modification will generally have been more rapid on large areas; and
    what is more important, that the new forms produced on large areas,
    which already have been victorious over many competitors, will be those
    that will spread most widely, will give rise to most new varieties and
    species, and will thus play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changing history
    of the organic world.

    We can, perhaps, on these views, understand some facts which will be
    again alluded to in our chapter on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for
    instance, that the productions of the smaller continent of Australia
    have formerly yielded, and apparently are now yielding, before those of
    the larger Europæo-Asiatic area. Thus, also, it is that continental
    productions have everywhere become so largely naturalised on islands.
    On a small island, the race for life will have been less severe, and
    there will have been less modification and less extermination.
    Hence, perhaps, it comes that the flora of Madeira, according to Oswald
    Heer, resembles the extinct tertiary flora of Europe. All fresh-water
    basins, taken together, make a small area compared with that of the sea
    or of the land; and, consequently,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fresh-water
    productions will have been less severe than elsewhere; new forms will
    have been more slowly formed, and old forms more slowly exterminated.
    And it is in fresh water that we find seven genera of Ganoid fishes,
    remnants of a once preponderant order: and in fresh water we find some
    of the most anomalous forms now known in the world, as the
    Ornithorhynchus and Lepidosiren, which, like fossils, connect to a
    certain extent orders now widely separated in the natural scale. These
    anomalous forms may almost be called living fossils; they have endured
    to the present day, from having inhabited a confined area, and from
    having thus been exposed to less severe competition.

    To sum up the circumstances favourable and unfavourable to natural
    selection, as far as the extreme intricacy of the subject permits. I
    conclude, looking to the future, that for terrestrial productions a
    large continental area, which will probably undergo many oscillations
    of level, and which consequently will exist for long periods in a
    broken condition, will be the most favourable for the production of
    many new forms of life, likely to endure long and to spread widely. For
    the area will first have existed as a continent, and the inhabitants,
    at this period numerous in individuals and kinds, will have been
    subjected to very severe competition. When converted by subsidence into
    large separate islands, there will still exist many individuals of the
    same species on each island: intercrossing on the confines of the range
    of each species will thus be checked: after physical changes of any
    kind, immigration will be prevented,
    so that new places in the polity of each island will have to be filled
    up by modifications of the old inhabitants; and time will be allowed
    for the varieties in each to become well modified and perfected. When,
    by renewed elevation, the islands shall be re-converted into a
    continental area, there will again be severe competition: the most
    favoured or improved varieties will be enabled to spread: there will be
    much extinction of the less improved forms, and the relative
    proportional numbers of the various inhabitants of the renewed
    continent will again be changed; and again there will be a fair field
    for natural selection to improve still further the inhabitants, and
    thus produce new species.

    That natural selection will always act with extreme slowness, I fully
    admit. Its action depends on there being places in the polity of
    nature, which can be better occupied by some of the inhabitants of the
    country undergoing modification of some kind. The existence of such
    places will often depend on physical changes, which are generally very
    slow, and on the immigration of better adapted forms having been
    checked. But the action of natural selection will probably still
    oftener depend on some of the inhabitants becoming slowly modified; the
    mutual relations of many of the other inhabitants being thus disturbed.
    Nothing can be effected, unless favourable variations occur, and
    variation itself is apparently always a very slow process. The process
    will often be greatly retarded by free intercrossing. Many will exclaim
    that these several causes are amply sufficient wholly to stop the
    action of natural selection. I do not believe so. On the other hand, I
    do believe that natural selection will always act very slowly, often
    only at long intervals of time, and generally on only a very few of the
    inhabitants of the same region at the same time. I further believe,
    that this very slow, intermittent
    action of natural selection accords perfectly well with what geology
    tells us of the rate and manner at which the inhabitants of this world
    have changed.

    Slow though the process of selection may be, if feeble man can do much
    by his powers of artificial selection, I can see no limit to the amount
    of change, to the beauty and infinite complexity of the coadaptations
    between all organic beings, one with another and with their physical
    conditions of life, which may be effected in the long course of time by
    nature’s power of selection.

    Extinction.—This subject will be more fully discussed in our chapter
    on Geology; but it must be here alluded to from being intimately
    connected with natural selection. Natural selection acts solely through
    the preservation of variations in some way advantageous, which
    consequently endure. But as from the high geometrical powers of
    increase of all organic beings, each area is already fully stocked with
    inhabitants, it follows that as each selected and favoured form
    increases in number, so will the less favoured forms decrease and
    become rare. Rarity, as geology tells us, is the precursor to
    extinction. We can, also, see that any form represented by few
    individuals will, during fluctuations in the seasons or in the number
    of its enemies, run a good chance of utter extinction. But we may go
    further than this; for as new forms are continually and slowly being
    produced, unless we believe that the number of specific forms goes on
    perpetually and almost indefinitely increasing, numbers inevitably must
    become extinct. That the number of specific forms has not indefinitely
    increased, geology shows us plainly; and indeed we can see reason why
    they should not have thus increased, for the number of places in the
    polity of nature is not indefinitely great,—not that we
    have any means of knowing that any one region has as yet got its
    maximum of species. Probably no region is as yet fully stocked, for at
    the Cape of Good Hope, where more species of plants are crowded
    together than in any other quarter of the world, some foreign plants
    have become naturalised, without causing, as far as we know, the
    extinction of any natives.

    Furthermore, the species which are most numerous in individuals will
    have the best chance of producing within any given period favourable
    variations. We have evidence of this, in the facts given in the second
    chapter, showing that it is the common species which afford the
    greatest number of recorded varieties, or incipient species. Hence,
    rare species will be less quickly modified or improved within any given
    period, and they will consequently be beaten in the race for life by
    the modified descendants of the commoner species.

    From these several considerations I think it inevitably follows, that
    as new species in the course of time are formed through natural
    selection, others will become rarer and rarer, and finally extinct. The
    forms which stand in closest competition with those undergoing
    modification and improvement, will naturally suffer most. And we have
    seen in the chapter on the Struggle for Existence that it is the most
    closely-allied forms,—varieties of the same species, and species of the
    same genus or of related genera,—which, from having nearly the same
    structure, constitution, and habits, generally come into the severest
    competition with each other. Consequently, each new variety or species,
    during the progress of its formation, will generally press hardest on
    its nearest kindred, and tend to exterminate them. We see the same
    process of extermination amongst our domesticated productions, through
    the selection of improved forms by man. Many curious
    instances could be given showing how quickly new breeds of cattle,
    sheep, and other animals, and varieties of flowers, take the place of
    older and inferior kinds. In Yorkshire, it is historically known that
    the ancient black cattle were displaced by the long-horns, and that
    these “were swept away by the short-horns” (I quote the words of an
    agricultural writer) “as if by some murderous pestilence.”

    Divergence of Character.—The principle, which I have designated by
    this term, is of high importance on my theory, and explains, as I
    believe, several important facts. In the first place, varieties, even
    strongly-marked ones, though having somewhat of the character of
    species—as is shown by the hopeless doubts in many cases how to rank
    them—yet certainly differ from each other far less than do good and
    distinct species. Nevertheless, according to my view, varieties are
    species in the process of formation, or are, as I have called them,
    incipient species. How, then, does the lesser difference between
    varieties become augmented into the greater difference between species?
    That this does habitually happen, we must infer from most of the
    innumerable species throughout nature presenting well-marked
    differences; whereas varieties, the supposed prototypes and parents of
    future well-marked species, present slight and ill-defined differences.
    Mere chance, as we may call it, might cause one variety to differ in
    some character from its parents, and the offspring of this variety
    again to differ from its parent in the very same character and in a
    greater degree; but this alone would never account for so habitual and
    large an amount of difference as that between varieties of the same
    species and species of the same genus.

    As has always been my practice, let us seek light on
    this head from our domestic productions. We shall here find something
    analogous. A fancier is struck by a pigeon having a slightly shorter
    beak; another fancier is struck by a pigeon having a rather longer
    beak; and on the acknowledged principle that “fanciers do not and will
    not admire a medium standard, but like extremes,” they both go on (as
    has actually occurred with tumbler-pigeons) choosing and breeding from
    birds with longer and longer beaks, or with shorter and shorter beaks.
    Again, we may suppose that at an early period one man preferred swifter
    horses; another stronger and more bulky horses. The early differences
    would be very slight; in the course of time, from the continued
    selection of swifter horses by some breeders, and of stronger ones by
    others, the differences would become greater, and would be noted as
    forming two sub-breeds; finally, after the lapse of centuries, the
    sub-breeds would become converted into two well-established and
    distinct breeds. As the differences slowly become greater, the inferior
    animals with intermediate characters, being neither very swift nor very
    strong, will have been neglected, and will have tended to disappear.
    Here, then, we see in man’s productions the action of what may be
    called the principle of divergence, causing differences, at first
    barely appreciable, steadily to increase, and the breeds to diverge in
    character both from each other and from their common parent.

    But how, it may be asked, can any analogous principle apply in nature?
    I believe it can and does apply most efficiently, from the simple
    circumstance that the more diversified the descendants from any one
    species become in structure, constitution, and habits, by so much will
    they be better enabled to seize on many and widely diversified places
    in the polity of nature, and so be enabled to increase in numbers.

    We can clearly see this in the case of animals with simple habits. Take
    the case of a carnivorous quadruped, of which the number that can be
    supported in any country has long ago arrived at its full average. If
    its natural powers of increase be allowed to act, it can succeed in
    increasing (the country not undergoing any change in its conditions)
    only by its varying descendants seizing on places at present occupied
    by other animals: some of them, for instance, being enabled to feed on
    new kinds of prey, either dead or alive; some inhabiting new stations,
    climbing trees, frequenting water, and some perhaps becoming less
    carnivorous. The more diversified in habits and structure the
    descendants of our carnivorous animal became, the more places they
    would be enabled to occupy. What applies to one animal will apply
    throughout all time to all animals—that is, if they vary—for otherwise
    natural selection can do nothing. So it will be with plants. It has
    been experimentally proved, that if a plot of ground be sown with one
    species of grass, and a similar plot be sown with several distinct
    genera of grasses, a greater number of plants and a greater weight of
    dry herbage can thus be raised. The same has been found to hold good
    when first one variety and then several mixed varieties of wheat have
    been sown on equal spaces of ground. Hence, if any one species of grass
    were to go on varying, and those varieties were continually selected
    which differed from each other in at all the same manner as distinct
    species and genera of grasses differ from each other, a greater number
    of individual plants of this species of grass, including its modified
    descendants, would succeed in living on the same piece of ground. And
    we well know that each species and each variety of grass is annually
    sowing almost countless seeds; and thus, as it may be said, is striving
    its utmost to increase its numbers. Consequently,
    I cannot doubt that in the course of many thousands of generations, the
    most distinct varieties of any one species of grass would always have
    the best chance of succeeding and of increasing in numbers, and thus of
    supplanting the less distinct varieties; and varieties, when rendered
    very distinct from each other, take the rank of species.

    The truth of the principle, that the greatest amount of life can be
    supported by great diversification of structure, is seen under many
    natural circumstances. In an extremely small area, especially if freely
    open to immigration, and where the contest between individual and
    individual must be severe, we always find great diversity in its
    inhabitants. For instance, I found that a piece of turf, three feet by
    four in size, which had been exposed for many years to exactly the same
    conditions, supported twenty species of plants, and these belonged to
    eighteen genera and to eight orders, which shows how much these plants
    differed from each other. So it is with the plants and insects on small
    and uniform islets; and so in small ponds of fresh water. Farmers find
    that they can raise most food by a rotation of plants belonging to the
    most different orders: nature follows what may be called a simultaneous
    rotation. Most of the animals and plants which live close round any
    small piece of ground, could live on it (supposing it not to be in any
    way peculiar in its nature), and may be said to be striving to the
    utmost to live there; but, it is seen, that where they come into the
    closest competition with each other, the advantages of diversification
    of structure, with the accompanying differences of habit and
    constitution, determine that the inhabitants, which thus jostle each
    other most closely, shall, as a general rule, belong to what we call
    different genera and orders.

    The same principle is seen in the naturalisation of
    plants through man’s agency in foreign lands. It might have been
    expected that the plants which have succeeded in becoming naturalised
    in any land would generally have been closely allied to the indigenes;
    for these are commonly looked at as specially created and adapted for
    their own country. It might, also, perhaps have been expected that
    naturalised plants would have belonged to a few groups more especially
    adapted to certain stations in their new homes. But the case is very
    different; and Alph. De Candolle has well remarked in his great and
    admirable work, that floras gain by naturalisation, proportionally with
    the number of the native genera and species, far more in new genera
    than in new species. To give a single instance: in the last edition of
    Dr. Asa Gray’s ‘Manual of the Flora of the Northern United States,’ 260
    naturalised plants are enumerated, and these belong to 162 genera. We
    thus see that these naturalised plants are of a highly diversified
    nature. They differ, moreover, to a large extent from the indigenes,
    for out of the 162 genera, no less than 100 genera are not there
    indigenous, and thus a large proportional addition is made to the
    genera of these States.

    By considering the nature of the plants or animals which have struggled
    successfully with the indigenes of any country, and have there become
    naturalised, we can gain some crude idea in what manner some of the
    natives would have had to be modified, in order to have gained an
    advantage over the other natives; and we may, I think, at least safely
    infer that diversification of structure, amounting to new generic
    differences, would have been profitable to them.

    The advantage of diversification in the inhabitants of the same region
    is, in fact, the same as that of the physiological division of labour
    in the organs of the same individual body—a subject so well elucidated
    by
    Milne Edwards. No physiologist doubts that a stomach by being adapted
    to digest vegetable matter alone, or flesh alone, draws most nutriment
    from these substances. So in the general economy of any land, the more
    widely and perfectly the animals and plants are diversified for
    different habits of life, so will a greater number of individuals be
    capable of there supporting themselves. A set of animals, with their
    organisation but little diversified, could hardly compete with a set
    more perfectly diversified in structure. It may be doubted, for
    instance, whether the Australian marsupials, which are divided into
    groups differing but little from each other, and feebly representing,
    as Mr. Waterhouse and others have remarked, our carnivorous, ruminant,
    and rodent mammals, could successfully compete with these
    well-pronounced orders. In the Australian mammals, we see the process
    of diversification in an early and incomplete stage of development.
    After the foregoing discussion, which ought to have been much
    amplified, we may, I think, assume that the modified descendants of any
    one species will succeed by so much the better as they become more
    diversified in structure, and are thus enabled to encroach on places
    occupied by other beings. Now let us see how this principle of great
    benefit being derived from divergence of character, combined with the
    principles of natural selection and of extinction, will tend to act.

    The accompanying diagram will aid us in understanding this rather
    perplexing subject. Let A to L represent the species of a genus large
    in its own country; these species are supposed to resemble each other
    in unequal degrees, as is so generally the case in nature, and as is
    represented in the diagram by the letters standing at unequal
    distances. I have said a large genus, because we have seen in the
    second chapter,
    that on an average more of the species of large genera vary than of
    small genera; and the varying species of the large genera present a
    greater number of varieties. We have, also, seen that the species,
    which are the commonest and the most widely-diffused, vary more than
    rare species with restricted ranges. Let (A) be a common,
    widely-diffused, and varying species, belonging to a genus large in its
    own country. The little fan of diverging dotted lines of unequal
    lengths proceeding from (A), may represent its varying offspring. The
    variations are supposed to be extremely slight, but of the most
    diversified nature; they are not supposed all to appear simultaneously,
    but often after long intervals of time; nor are they all supposed to
    endure for equal periods. Only those variations which are in some way
    profitable will be preserved or naturally selected. And here the
    importance of the principle of benefit being derived from divergence of
    character comes in; for this will generally lead to the most different
    or divergent variations (represented by the outer dotted lines) being
    preserved and accumulated by natural selection. When a dotted line
    reaches one of the horizontal lines, and is there marked by a small
    numbered letter, a sufficient amount of variation is supposed to have
    been accumulated to have formed a fairly well-marked variety, such as
    would be thought worthy of record in a systematic work.

    The intervals between the horizontal lines in the diagram, may
    represent each a thousand generations; but it would have been better if
    each had represented ten thousand generations. After a thousand
    generations, species (A) is supposed to have produced two fairly
    well-marked varieties, namely _a_1 and _m_1. These two varieties will
    generally continue to be exposed to the same conditions which made
    their parents variable,
    and the tendency to variability is in itself hereditary, consequently
    they will tend to vary, and generally to vary in nearly the same manner
    as their parents varied. Moreover, these two varieties, being only
    slightly modified forms, will tend to inherit those advantages which
    made their common parent (A) more numerous than most of the other
    inhabitants of the same country; they will likewise partake of those
    more general advantages which made the genus to which the
    parent-species belonged, a large genus in its own country. And these
    circumstances we know to be favourable to the production of new
    varieties.

    If, then, these two varieties be variable, the most divergent of their
    variations will generally be preserved during the next thousand
    generations. And after this interval, variety _a_1 is supposed in the
    diagram to have produced variety _a_2, which will, owing to the
    principle of divergence, differ more from (A) than did variety _a_1.
    Variety _m_1 is supposed to have produced two varieties, namely _m_2
    and _s_2, differing from each other, and more considerably from their
    common parent (A). We may continue the process by similar steps for any
    length of time; some of the varieties, after each thousand generations,
    producing only a single variety, but in a more and more modified
    condition, some producing two or three varieties, and some failing to
    produce any. Thus the varieties or modified descendants, proceeding
    from the common parent (A), will generally go on increasing in number
    and diverging in character. In the diagram the process is represented
    up to the ten-thousandth generation, and under a condensed and
    simplified form up to the fourteen-thousandth generation.

    But I must here remark that I do not suppose that the process ever goes
    on so regularly as is represented in the diagram, though in itself made
    somewhat irregular.
    I am far from thinking that the most divergent varieties will
    invariably prevail and multiply: a medium form may often long endure,
    and may or may not produce more than one modified descendant; for
    natural selection will always act according to the nature of the places
    which are either unoccupied or not perfectly occupied by other beings;
    and this will depend on infinitely complex relations. But as a general
    rule, the more diversified in structure the descendants from any one
    species can be rendered, the more places they will be enabled to seize
    on, and the more their modified progeny will be increased. In our
    diagram the line of succession is broken at regular intervals by small
    numbered letters marking the successive forms which have become
    sufficiently distinct to be recorded as varieties. But these breaks are
    imaginary, and might have been inserted anywhere, after intervals long
    enough to have allowed the accumulation of a considerable amount of
    divergent variation.

    As all the modified descendants from a common and widely-diffused
    species, belonging to a large genus, will tend to partake of the same
    advantages which made their parent successful in life, they will
    generally go on multiplying in number as well as diverging in
    character: this is represented in the diagram by the several divergent
    branches proceeding from (A). The modified offspring from the later and
    more highly improved branches in the lines of descent, will, it is
    probable, often take the place of, and so destroy, the earlier and less
    improved branches: this is represented in the diagram by some of the
    lower branches not reaching to the upper horizontal lines. In some
    cases I do not doubt that the process of modification will be confined
    to a single line of descent, and the number of the descendants will not
    be increased; although the amount
    of divergent modification may have been increased in the successive
    generations. This case would be represented in the diagram, if all the
    lines proceeding from (A) were removed, excepting that from _a_1 to
    _a_10. In the same way, for instance, the English race-horse and
    English pointer have apparently both gone on slowly diverging in
    character from their original stocks, without either having given off
    any fresh branches or races.

    After ten thousand generations, species (A) is supposed to have
    produced three forms, _a_10, _f_10, and _m_10, which, from having
    diverged in character during the successive generations, will have come
    to differ largely, but perhaps unequally, from each other and from
    their common parent. If we suppose the amount of change between each
    horizontal line in our diagram to be excessively small, these three
    forms may still be only well-marked varieties; or they may have arrived
    at the doubtful category of sub-species; but we have only to suppose
    the steps in the process of modification to be more numerous or greater
    in amount, to convert these three forms into well-defined species: thus
    the diagram illustrates the steps by which the small differences
    distinguishing varieties are increased into the larger differences
    distinguishing species. By continuing the same process for a greater
    number of generations (as shown in the diagram in a condensed and
    simplified manner), we get eight species, marked by the letters between
    _a_14 and _m_14, all descended from (A). Thus, as I believe, species
    are multiplied and genera are formed.

    In a large genus it is probable that more than one species would vary.
    In the diagram I have assumed that a second species (I) has produced,
    by analogous steps, after ten thousand generations, either two
    well-marked varieties (_w_10 and _z_10) or two species, according to
    the amount of change supposed to be represented between
    the horizontal lines. After fourteen thousand generations, six new
    species, marked by the letters _n_14 to _z_14, are supposed to have
    been produced. In each genus, the species, which are already extremely
    different in character, will generally tend to produce the greatest
    number of modified descendants; for these will have the best chance of
    filling new and widely different places in the polity of nature: hence
    in the diagram I have chosen the extreme species (A), and the nearly
    extreme species (I), as those which have largely varied, and have given
    rise to new varieties and species. The other nine species (marked by
    capital letters) of our original genus, may for a long period continue
    transmitting unaltered descendants; and this is shown in the diagram by
    the dotted lines not prolonged far upwards from want of space.

    But during the process of modification, represented in the diagram,
    another of our principles, namely that of extinction, will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part. As in each fully stocked country natural selection
    necessarily acts by the selected form having some advantage in the
    struggle for life over other forms, there will be a constant tendency
    in the improved descendants of any one species to supplant and
    exterminate in each stage of descent their predecessors and their
    original parent. For it should be remembered that the competition will
    generally be most severe between those forms which are most nearly
    related to each other in habits, constitution, and structure. Hence all
    the intermediate forms between the earlier and later states, that is
    between the less and more improved state of a species, as well as the
    original parent-species itself, will generally tend to become extinct.
    So it probably will be with many whole collateral lines of descent,
    which will be conquered by later and improved lines of descent. If,
    however, the
    modified offspring of a species get into some distinct country, or
    become quickly adapted to some quite new station, in which child and
    parent do not come into competition, both may continue to exist.

    If then our diagram be assumed to represent a considerable amount of
    modification, species (A) and all the earlier varieties will have
    become extinct, having been replaced by eight new species (_a_14 to
    _m_14); and (I) will have been replaced by six (_n_14 to _z_14) new
    species.

    But we may go further than this. The original species of our genus were
    supposed to resemble each other in unequal degrees, as is so generally
    the case in nature; species (A) being more nearly related to B, C, and
    D, than to the other species; and species (I) more to G, H, K, L, than
    to the others. These two species (A) and (I), were also supposed to be
    very common and widely diffused species, so that they must originally
    have had some advantage over most of the other species of the genus.
    Their modified descendants, fourteen in number at the
    fourteen-thousandth generation, will probably have inherited some of
    the same advantages: they have also been modified and improved in a
    diversified manner at each stage of descent, so as to have become
    adapted to many related places in the natural economy of their country.
    It seems, therefore, to me extremely probable that they will have taken
    the places of, and thus exterminated, not only their parents (A) and
    (I), but likewise some of the original species which were most nearly
    related to their parents. Hence very few of the original species will
    have transmitted offspring to the fourteen-thousandth generation. We
    may suppose that only one (F), of the two species which were least
    closely related to the other nine original species, has transmitted
    descendants to this late stage of descent.

    The new species in our diagram descended from the original eleven
    species, will now be fifteen in number. Owing to the divergent tendency
    of natural selection, the extreme amount of difference in character
    between species _a_14 and _z_14 will be much greater than that between
    the most different of the original eleven species. The new species,
    moreover, will be allied to each other in a widely different manner. Of
    the eight descendants from (A) the three marked _a_14, _q_14, _p_14,
    will be nearly related from having recently branched off from _a_10;
    _b_14 and _f_14, from having diverged at an earlier period from a5,
    will be in some degree distinct from the three first-named species; and
    lastly, _0_14, _e_4, and _m_14, will be nearly related one to the
    other, but from having diverged at the first commencement of the
    process of modification, will be widely different from the other five
    species, and may constitute a sub-genus or even a distinct genus.

    The six descendants from (I) will form two sub-genera or even genera.
    But as the original species (I) differed largely from (A), standing
    nearly at the extreme points of the original genus, the six descendants
    from (I) will, owing to inheritance, differ considerably from the eight
    descendants from (A); the two groups, moreover, are supposed to have
    gone on diverging in different directions. The intermediate species,
    also (and this is a very important consideration), which connected the
    original species (A) and (I), have all become, excepting (F), extinct,
    and have left no descendants. Hence the six new species descended from
    (I), and the eight descended from (A), will have to be ranked as very
    distinct genera, or even as distinct sub-families.

    Thus it is, as I believe, that two or more genera are produced by
    descent, with modification, from two or more species of the same genus.
    And the two or more
    parent-species are supposed to have descended from some one species of
    an earlier genus. In our diagram, this is indicated by the broken
    lines, beneath the capital letters, converging in sub-branches
    downwards towards a single point; this point representing a single
    species, the supposed single parent of our several new sub-genera and
    genera.

    It is worth while to reflect for a moment on the character of the new
    species F14, which is supposed not to have diverged much in character,
    but to have retained the form of (F), either unaltered or altered only
    in a slight degree. In this case, its affinities to the other fourteen
    new species will be of a curious and circuitous nature. Having
    descended from a form which stood between the two parent-species (A)
    and (I), now supposed to be extinct and unknown, it will be in some
    degree intermediate in character between the two groups descended from
    these species. But as these two groups have gone on diverging in
    character from the type of their parents, the new species (F14) will
    not be directly intermediate between them, but rather between types of
    the two groups; and every naturalist will be able to bring some such
    case before his mind.

    In the diagram, each horizontal line has hitherto been supposed to
    represent a thousand generations, but each may represent a million or
    hundred million generations, and likewise a section of the successive
    strata of the earth’s crust including extinct remains. We shall, when
    we come to our chapter on Geology, have to refer again to this subject,
    and I think we shall then see that the diagram throws light on the
    affinities of extinct beings, which, though generally belonging to the
    same orders, or families, or genera, with those now living, yet are
    often, in some degree, intermediate in character between existing
    groups; and we can understand this fact, for
    the extinct species lived at very ancient epochs when the branching
    lines of descent had diverged less.

    I see no reason to limit the process of modification, as now explained,
    to the formation of genera alone. If, in our diagram, we suppose the
    amount of change represented by each successive group of diverging
    dotted lines to be very great, the forms marked _a_14 to _p_14, those
    marked _b_14 and _f_14, and those marked _o_14 to _m_14, will form
    three very distinct genera. We shall also have two very distinct genera
    descended from (I) and as these latter two genera, both from continued
    divergence of character and from inheritance from a different parent,
    will differ widely from the three genera descended from (A), the two
    little groups of genera will form two distinct families, or even
    orders, according to the amount of divergent modification supposed to
    be represented in the diagram. And the two new families, or orders,
    will have descended from two species of the original genus; and these
    two species are supposed to have descended from one species of a still
    more ancient and unknown genus.

    We have seen that in each country it is the species of the larger
    genera which oftenest present varieties or incipient species. This,
    indeed, might have been expected; for as natural selection acts through
    one form having some advantage over other forms in the struggle for
    existence, it will chiefly act on those which already have some
    advantage; and the largeness of any group shows that its species have
    inherited from a common ancestor some advantage in common. Hence, the
    struggle for the production of new and modified descendants, will
    mainly lie between the larger groups, which are all trying to increase
    in number. One large group will slowly conquer another large group,
    reduce its numbers, and thus lessen its chance of further variation and
    improvement. Within the same large
    group, the later and more highly perfected sub-groups, from branching
    out and seizing on many new places in the polity of Nature, will
    constantly tend to supplant and destroy the earlier and less improved
    sub-groups. Small and broken groups and sub-groups will finally tend to
    disappear. Looking to the future, we can predict that the groups of
    organic beings which are now large and triumphant, and which are least
    broken up, that is, which as yet have suffered least extinction, will
    for a long period continue to increase. But which groups will
    ultimately prevail, no man can predict; for we well know that many
    groups, formerly most extensively developed, have now become extinct.
    Looking still more remotely to the future, we may predict that, owing
    to the continued and steady increase of the larger groups, a multitude
    of smaller groups will become utterly extinct, and leave no modified
    descendants; and consequently that of the species living at any one
    period, extremely few will transmit descendants to a remote futurity. I
    shall have to return to this subject in the chapter on Classification,
    but I may add that on this view of extremely few of the more ancient
    species having transmitted descendants, and on the view of all the
    descendants of the same species making a class, we can understand how
    it is that there exist but very few classes in each main division of
    the animal and vegetable kingdoms. Although extremely few of the most
    ancient species may now have living and modified descendants, yet at
    the most remote geological period, the earth may have been as well
    peopled with many species of many genera, families, orders, and
    classes, as at the present day.

    Summary of the Chapter.—If during the long course of ages and under
    varying conditions of life, organic beings
    vary at all in the several parts of their organisation, and I think
    this cannot be disputed; if there be, owing to the high geometrical
    powers of increase of each species, at some age, season, or year, a
    severe struggle for life, and this certainly cannot be disputed; then,
    considering the infinite complexity of the relations of all organic
    beings to each other and to their conditions of existence, causing an
    infinite diversity in structure, constitution, and habits, to be
    advantageous to them, I think it would be a most extraordinary fact if
    no variation ever had occurred useful to each being’s own welfare, in
    the same way as so many variations have occurred useful to man. But if
    variations useful to any organic being do occur, assuredly individuals
    thus characterised will have the best chance of being preserved in the
    struggle for life; and from the strong principle of inheritance they
    will tend to produce offspring similarly characterised. This principle
    of preservation, I have called, for the sake of brevity, Natural
    Selection. Natural selection, on the principle of qualities being
    inherited at corresponding ages, can modify the egg, seed, or young, as
    easily as the adult. Amongst many animals, sexual selection will give
    its aid to ordinary selection, by assuring to the most vigorous and
    best adapted males the greatest number of offspring. Sexual selection
    will also give characters useful to the males alone, in their struggles
    with other males.

    Whether natural selection has really thus acted in nature, in modifying
    and adapting the various forms of life to their several conditions and
    stations, must be judged of by the general tenour and balance of
    evidence given in the following chapters. But we already see how it
    entails extinction; and how largely extinction has acted in the world’s
    history, geology plainly declares. Natural selection, also, leads to
    divergence of
    character; for more living beings can be supported on the same area the
    more they diverge in structure, habits, and constitution, of which we
    see proof by looking at the inhabitants of any small spot or at
    naturalised productions. Therefore during the modification of the
    descendants of any one species, and during the incessant struggle of
    all species to increase in numbers, the more diversified these
    descendants become, the better will be their chance of succeeding in
    the battle of life. Thus the small differences distinguishing varieties
    of the same species, will steadily tend to increase till they come to
    equal the greater differences between species of the same genus, or
    even of distinct genera.

    We have seen that it is the common, the widely-diffused, and
    widely-ranging species, belonging to the larger genera, which vary
    most; and these will tend to transmit to their modified offspring that
    superiority which now makes them dominant in their own countries.
    Natural selection, as has just been remarked, leads to divergence of
    character and to much extinction of the less improved and intermediate
    forms of life. On these principles, I believe, the nature of the
    affinities of all organic beings may be explained. It is a truly
    wonderful fact—the wonder of which we are apt to overlook from
    familiarity—that all animals and all plants throughout all time and
    space should be related to each other in group subordinate to group, in
    the manner which we everywhere behold—namely, varieties of the same
    species most closely related together, species of the same genus less
    closely and unequally related together, forming sections and
    sub-genera, species of distinct genera much less closely related, and
    genera related in different degrees, forming sub-families, families,
    orders, sub-classes, and classes. The several subordinate groups in any
    class cannot be
    ranked in a single file, but seem rather to be clustered round points,
    and these round other points, and so on in almost endless cycles. On
    the view that each species has been independently created, I can see no
    explanation of this great fact in the classification of all organic
    beings; but, to the best of my judgment, it is explained through
    inheritance and the complex action of natural selection, entailing
    extinction and divergence of character, as we have seen illustrated in
    the diagram.

    The affinities of all the beings of the same class have sometimes been
    represented by a great tree. I believe this simile largely speaks the
    truth. The green and budding twigs may represent existing species; and
    those produced during each former year may represent the long
    succession of extinct species. At each period of growth all the growing
    twigs have tried to branch out on all sides, and to overtop and kill
    the surrounding twigs and branches, in the same manner as species and
    groups of species have tried to overmaster other species in the great
    battle for life. The limbs divided into great branches, and these into
    lesser and lesser branches, were themselves once, when the tree was
    small, budding twigs; and this connexion of the former and present buds
    by ramifying branches may well represent the classification of all
    extinct and living species in groups subordinate to groups. Of the many
    twigs which flourished when the tree was a mere bush, only two or
    three, now grown into great branches, yet survive and bear all the
    other branches; so with the species which lived during long-past
    geological periods, very few now have living and modified descendants.
    From the first growth of the tree, many a limb and branch has decayed
    and dropped off; and these lost branches of various sizes may represent
    those whole orders, families, and genera which have now no living
    representatives, and
    which are known to us only from having been found in a fossil state. As
    we here and there see a thin straggling branch springing from a fork
    low down in a tree, and which by some chance has been favoured and is
    still alive on its summit, so we occasionally see an animal like the
    Ornithorhynchus or Lepidosiren, which in some small degree connects by
    its affinities two large branches of life, and which has apparently
    been saved from fatal competition by having inhabited a protected
    station. As buds give rise by growth to fresh buds, and these, if
    vigorous, branch out and overtop on all sides many a feebler branch, so
    by generation I believe it has been with the great Tree of Life, which
    fills with its dead and broken branches the crust of the earth, and
    covers the surface with its ever branching and beautiful ramifications.

    CHAPTER V.
    LAWS OF VARIATION.

    Effects of external conditions. Use and disuse, combined with natural
    selection; organs of flight and of vision. Acclimatisation. Correlation
    of growth. Compensation and economy of growth. False correlations.
    Multiple, rudimentary, and lowly organised structures variable. Parts
    developed in an unusual manner are highly variable: specific characters
    more variable than generic: secondary sexual characters variable.
    Species of the same genus vary in an analogous manner. Reversions to
    long lost characters. Summary.

    I have hitherto sometimes spoken as if the variations—so common and
    multiform in organic beings under domestication, and in a lesser degree
    in those in a state of nature—had been due to chance. This, of course,
    is a wholly incorrect expression, but it serves to acknowledge plainly
    our ignorance of the cause of each particular variation. Some authors
    believe it to be as much the function of the reproductive system to
    produce individual differences, or very slight deviations of structure,
    as to make the child like its parents. But the much greater
    variability, as well as the greater frequency of monstrosities, under
    domestication or cultivation, than under nature, leads me to believe
    that deviations of structure are in some way due to the nature of the
    conditions of life, to which the parents and their more remote
    ancestors have been exposed during several generations. I have remarked
    in the first chapter—but a long catalogue of facts which cannot be here
    given would be necessary to show the truth of the remark—that the
    reproductive system is eminently susceptible to changes in the
    conditions of life; and to
    this system being functionally disturbed in the parents, I chiefly
    attribute the varying or plastic condition of the offspring. The male
    and female sexual elements seem to be affected before that union takes
    place which is to form a new being. In the case of “sporting” plants,
    the bud, which in its earliest condition does not apparently differ
    essentially from an ovule, is alone affected. But why, because the
    reproductive system is disturbed, this or that part should vary more or
    less, we are profoundly ignorant. Nevertheless, we can here and there
    dimly catch a faint ray of light, and we may feel sure that there must
    be some cause for each deviation of structure, however slight.

    How much direct effect difference of climate, food, etc., produces on
    any being is extremely doubtful. My impression is, that the effect is
    extremely small in the case of animals, but perhaps rather more in that
    of plants. We may, at least, safely conclude that such influences
    cannot have produced the many striking and complex co-adaptations of
    structure between one organic being and another, which we see
    everywhere throughout nature. Some little influence may be attributed
    to climate, food, etc.: thus, E. Forbes speaks confidently that shells
    at their southern limit, and when living in shallow water, are more
    brightly coloured than those of the same species further north or from
    greater depths. Gould believes that birds of the same species are more
    brightly coloured under a clear atmosphere, than when living on islands
    or near the coast. So with insects, Wollaston is convinced that
    residence near the sea affects their colours. Moquin-Tandon gives a
    list of plants which when growing near the sea-shore have their leaves
    in some degree fleshy, though not elsewhere fleshy. Several other such
    cases could be given.

    The fact of varieties of one species, when they range
    into the zone of habitation of other species, often acquiring in a very
    slight degree some of the characters of such species, accords with our
    view that species of all kinds are only well-marked and permanent
    varieties. Thus the species of shells which are confined to tropical
    and shallow seas are generally brighter-coloured than those confined to
    cold and deeper seas. The birds which are confined to continents are,
    according to Mr. Gould, brighter-coloured than those of islands. The
    insect-species confined to sea-coasts, as every collector knows, are
    often brassy or lurid. Plants which live exclusively on the sea-side
    are very apt to have fleshy leaves. He who believes in the creation of
    each species, will have to say that this shell, for instance, was
    created with bright colours for a warm sea; but that this other shell
    became bright-coloured by variation when it ranged into warmer or
    shallower waters.

    When a variation is of the slightest use to a being, we cannot tell how
    much of it to attribute to the accumulative action of natural
    selection, and how much to the conditions of life. Thus, it is well
    known to furriers that animals of the same species have thicker and
    better fur the more severe the climate is under which they have lived;
    but who can tell how much of this difference may be due to the
    warmest-clad individuals having been favoured and preserved during many
    generations, and how much to the direct action of the severe climate?
    for it would appear that climate has some direct action on the hair of
    our domestic quadrupeds.

    Instances could be given of the same variety being produced under
    conditions of life as different as can well be conceived; and, on the
    other hand, of different varieties being produced from the same species
    under the same conditions. Such facts show how indirectly into the zone
    of habitation of other species, often acquiring in a very slight degree
    some of the characters of such species, accords with our view that
    species of all kinds are only well-marked and permanent varieties. Thus
    the species of shells which are confined to tropical and shallow seas
    are generally brighter-coloured than those confined to cold and deeper
    seas. The birds which are confined to continents are, according to Mr.
    Gould, brighter-coloured than those of islands. The insect-species
    confined to sea-coasts, as every collector knows, are often brassy or
    lurid. Plants which live exclusively on the sea-side are very apt to
    have fleshy leaves. He who believes in the creation of each species,
    will have to say that this shell, for instance, was created with bright
    colours for a warm sea; but that this other shell became
    bright-coloured by variation when it ranged into warmer or shallower
    waters.
    the conditions of life must act. Again, innumerable instances are known
    to every naturalist of species keeping true, or not varying at all,
    although living under the most opposite climates. Such considerations
    as these incline me to lay very little weight on the direct action of
    the conditions of life. Indirectly, as already remarked, they seem to
    play an important part in affecting the reproductive system, and in
    thus inducing variability; and natural selection will then accumulate
    all profitable variations, however slight, until they become plainly
    developed and appreciable by us.

    Effects of Use and Disuse.—From the facts alluded to in the first
    chapter, I think there can be little doubt that use in our domestic
    animals strengthens and enlarges certain parts, and disuse diminishes
    them; and that such modifications are inherited. Under free nature, we
    can have no standard of comparison, by which to judge of the effects of
    long-continued use or disuse, for we know not the parent-forms; but
    many animals have structures which can be explained by the effects of
    disuse. As Professor Owen has remarked, there is no greater anomaly in
    nature than a bird that cannot fly; yet there are several in this
    state. The logger-headed duck of South America can only flap along the
    surface of the water, and has its wings in nearly the same condition as
    the domestic Aylesbury duck. As the larger ground-feeding birds seldom
    take flight except to escape danger, I believe that the nearly wingless
    condition of several birds, which now inhabit or have lately inhabited
    several oceanic islands, tenanted by no beast of prey, has been caused
    by disuse. The ostrich indeed inhabits continents and is exposed to
    danger from which it cannot escape by flight, but by kicking it can
    defend itself from enemies, as well as any of the smaller
    quadrupeds. We may imagine that the early progenitor of the ostrich had
    habits like those of a bustard, and that as natural selection increased
    in successive generations the size and weight of its body, its legs
    were used more, and its wings less, until they became incapable of
    flight.

    Kirby has remarked (and I have observed the same fact) that the
    anterior tarsi, or feet, of many male dung-feeding beetles are very
    often broken off; he examined seventeen specimens in his own
    collection, and not one had even a relic left. In the Onites apelles
    the tarsi are so habitually lost, that the insect has been described as
    not having them. In some other genera they are present, but in a
    rudimentary condition. In the Ateuchus or sacred beetle of the
    Egyptians, they are totally deficient. There is not sufficient evidence
    to induce us to believe that mutilations are ever inherited; and I
    should prefer explaining the entire absence of the anterior tarsi in
    Ateuchus, and their rudimentary condition in some other genera, by the
    long-continued effects of disuse in their progenitors; for as the tarsi
    are almost always lost in many dung-feeding beetles, they must be lost
    early in life, and therefore cannot be much used by these insects.

    In some cases we might easily put down to disuse modifications of
    structure which are wholly, or mainly, due to natural selection. Mr.
    Wollaston has discovered the remarkable fact that 200 beetles, out of
    the 550 species inhabiting Madeira, are so far deficient in wings that
    they cannot fly; and that of the twenty-nine endemic genera, no less
    than twenty-three genera have all their species in this condition!
    Several facts, namely, that beetles in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are very
    frequently blown to sea and perish; that the beetles in Madeira, as
    observed by Mr. Wollaston, lie much concealed,
    until the wind lulls and the sun shines; that the proportion of
    wingless beetles is larger on the exposed Dezertas than in Madeira
    itself; and especially the extraordinary fact, so strongly insisted on
    by Mr. Wollaston, of the almost entire absence of certain large groups
    of beetles, elsewhere excessively numerous, and which groups have
    habits of life almost necessitating frequent flight;—these several
    considerations have made me believe that the wingless condition of so
    many Madeira beetles is mainly due to the action of natural selection,
    but combined probably with disuse. For during thousands of successive
    generations each individual beetle which flew least, either from its
    wings having been ever so little less perfectly developed or from
    indolent habit, will have had the best chance of surviving from not
    being blown out to sea;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ose beetles which
    most readily took to flight will oftenest have been blown to sea and
    thus have been destroyed.

    The insects in Madeira which are not ground-feeders, and which, as the
    flower-feeding coleoptera and lepidoptera, must habitually use their
    wings to gain their subsistence, have, as Mr. Wollaston suspects, their
    wings not at all reduced, but even enlarged. This is quite compatible
    with the action of natural selection. For when a new insect first
    arrived on the island, the tendency of natural selection to enlarge or
    to reduce the wings, would depend on whether a greater number of
    individuals were saved by successfully battling with the winds, or by
    giving up the attempt and rarely or never flying. As with mariners
    shipwrecked near a coast, it would have been better for the good
    swimmers if they had been able to swim still further, whereas it would
    have been better for the bad swimmers if they had not been able to swim
    at all and had stuck to the wreck.

    The eyes of moles and of some burrowing rodents are rudimentary in
    size, and in some cases are quite covered up by skin and fur. This
    state of the eyes is probably due to gradual reduction from disuse, but
    aided perhaps by natural selection. In South America, a burrowing
    rodent, the tuco-tuco, or Ctenomys, is even more subterranean in its
    habits than the mole; and I was assured by a Spaniard, who had often
    caught them, that they were frequently blind; one which I kept alive
    was certainly in this condition, the cause, as appeared on dissection,
    having been inflammation of the nictitating membrane. As frequent
    inflammation of the eyes must be injurious to any animal, and as eyes
    are certainly not indispensable to animals with subterranean habits, a
    reduction in their size with the adhesion of the eyelids and growth of
    fur over them, might in such case be an advantage; and if so, natural
    selection would constantly aid the effects of disuse.

    It is well known that several animals, belonging to the most different
    classes, which inhabit the caves of Styria and of Kentucky, are blind.
    In some of the crabs the foot-stalk for the eye remains, though the eye
    is gone; the stand for the telescope is there, though the telescope
    with its glasses has been lost. As it is difficult to imagine that
    eyes, though useless, could be in any way injurious to animals living
    in darkness, I attribute their loss wholly to disuse. In one of the
    blind animals, namely, the cave-rat, the eyes are of immense size; and
    Professor Silliman thought that it regained, after living some days in
    the light, some slight power of vision. In the same manner as in
    Madeira the wings of some of the insects have been enlarged, and the
    wings of others have been reduced by natural selection aided by use and
    disuse, so in the case of the cave-rat natural selection seems to have
    struggled with the loss of light and
    to have increased the size of the eyes; whereas with all the other
    inhabitants of the caves, disuse by itself seems to have done its work.

    It is difficult to imagine conditions of life more similar than deep
    limestone caverns under a nearly similar climate; so that on the common
    view of the blind animals having been separately created for the
    American and European caverns, close similarity in their organisation
    and affinities might have been expected; but, as Schiödte and others
    have remarked, this is not the case, and the cave-insects of the two
    continents are not more closely allied than might have been anticipated
    from the general resemblance of the other inhabitants of North America
    and Europe. On my view we must suppose that American animals, having
    ordinary powers of vision, slowly migrated by successive generations
    from the outer world into the deeper and deeper recesses of the
    Kentucky caves, as did European animals into the caves of Europe. We
    have some evidence of this gradation of habit; for, as Schiödte
    remarks, “animals not far remote from ordinary forms, prepare the
    transition from light to darkness. Next follow those that are
    constructed for twilight; and, last of all, those destined for total
    darkness.” By the time that an animal had reached, after numberless
    generations, the deepest recesses, disuse will on this view have more
    or less perfectly obliterated its eyes, and natural selection will
    often have effected other changes, such as an increase in the length of
    the antennæ or palpi, as a compensation for blindness. Notwithstanding
    such modifications, we might expect still to see in the cave-animals of
    America, affinities to the other inhabitants of that continent, and in
    those of Europe, to the inhabitants of the European continent. And this
    is the case with some of the American cave-animals, as I hear from
    Professor Dana; and some of the European cave-insects are very closely
    allied to those of the surrounding country. It would be most difficult
    to give any rational explanation of the affinities of the blind
    cave-animals to the other inhabitants of the two continents on the
    ordinary view of their independent creation. That several of the
    inhabitants of the caves of the Old and New Worlds should be closely
    related, we might expect from the well-known relationship of most of
    their other productions. Far from feeling any surprise that some of the
    cave-animals should be very anomalous, as Agassiz has remarked in
    regard to the blind fish, the Amblyopsis, and as is the case with the
    blind Proteus with reference to the reptiles of Europe, I am only
    surprised that more wrecks of ancient life have not been preserved,
    owing to the less severe competition to which the inhabitants of these
    dark abodes will probably have been exposed.

    Acclimatisation.—Habit is hereditary with plants, as in the period of
    flowering, in the amount of rain requisite for seeds to germinate, in
    the time of sleep, etc., and this leads me to say a few words on
    acclimatisation. As it is extremely common for species of the same
    genus to inhabit very hot and very cold countries, and as I believe
    that all the species of the same genus have descended from a single
    parent, if this view be correct, acclimatisation must be readily
    effected during long-continued descent. It is notorious that each
    species is adapted to the climate of its own home: species from an
    arctic or even from a temperate region cannot endure a tropical
    climate, or conversely. So again, many succulent plants cannot endure a
    damp climate. But the degree of adaptation of species to the climates
    under which they live is often overrated.
    We may infer this from our frequent inability to predict whether or not
    an imported plant will endure our climate, and from the number of
    plants and animals brought from warmer countries which here enjoy good
    health. We have reason to believe that species in a state of nature are
    limited in their ranges by the competition of other organic beings
    quite as much as, or more than, by adaptation to particular climates.
    But whether or not the adaptation be generally very close, we have
    evidence, in the case of some few plants, of their becoming, to a
    certain extent, naturally habituated to different temperatures, or
    becoming acclimatised: thus the pines and rhododendrons, raised from
    seed collected by Dr. Hooker from trees growing at different heights on
    the Himalaya, were found in this country to possess different
    constitutional powers of resisting cold. Mr. Thwaites informs me that
    he has observed similar facts in Ceylon, and analogous observations
    have been made by Mr. H. C. Watson on European species of plants
    brought from the Azores to England. In regard to animals, several
    authentic cases could be given of species within historical times
    having largely extended their range from warmer to cooler latitudes,
    and conversely; but we do not positively know that these animals were
    strictly adapted to their native climate, but in all ordinary cases we
    assume such to be the case; nor do we know that they have subsequently
    become acclimatised to their new homes.

    As I believe that our domestic animals were originally chosen by
    uncivilised man because they were useful and bred readily under
    confinement, and not because they were subsequently found capable of
    far-extended transportation, I think the common and extraordinary
    capacity in our domestic animals of not only withstanding the most
    different climates but of being perfectly
    fertile (a far severer test) under them, may be used as an argument
    that a large proportion of other animals, now in a state of nature,
    could easily be brought to bear widely different climates. We must not,
    however, push the foregoing argument too far, on account of the
    probable origin of some of our domestic animals from several wild
    stocks: the blood, for instance, of a tropical and arctic wolf or wild
    dog may perhaps be mingled in our domestic breeds. The rat and mouse
    cannot be considered as domestic animals, but they have been
    transported by man to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and now have a far wider
    range than any other rodent, living free under the cold climate of
    Faroe in the north and of the Falklands in the south, and on many
    islands in the torrid zones. Hence I am inclined to look at adaptation
    to any special climate as a quality readily grafted on an innate wide
    flexibility of constitution, which is common to most animals. On this
    view, the capacity of enduring the most different climates by man
    himself and by his domestic animals, and such facts as that former
    species of the elephant and rhinoceros were capable of enduring a
    glacial climate, whereas the living species are now all tropical or
    sub-tropical in their habits, ought not to be looked at as anomalies,
    but merely as examples of a very common flexibility of constitution,
    brought, under peculiar circumstances, into play.

    How much of the acclimatisation of species to any peculiar climate is
    due to mere habit, and how much to the natural selection of varieties
    having different innate constitutions, and how much to both means
    combined, is a very obscure question. That habit or custom has some
    influence I must believe, both from analogy, and from the incessant
    advice given in agricultural works, even in the ancient Encyclopædias
    of China, to be very cautious
    in transposing animals from one district to another; for it is not
    likely that man should have succeeded in selecting so many breeds and
    sub-breeds with constitutions specially fitted for their own districts:
    the result must, I think, be due to habit. On the other hand, I can see
    no reason to doubt that natural selection will continually tend to
    preserve those individuals which are born with constitutions best
    adapted to their native countries. In treatises on many kinds of
    cultivated plants, certain varieties are said to withstand certain
    climates better than others: this is very strikingly shown in works on
    fruit trees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which certain varieties
    are habitually recommended for the northern, and others for the
    southern States; and as most of these varieties are of recent origin,
    they cannot owe their constitutional differences to habit. The case of
    the Jerusalem artichoke, which is never propagated by seed, and of
    which consequently new varieties have not been produced, has even been
    advanced—for it is now as tender as ever it was—as proving that
    acclimatisation cannot be effected! The case, also, of the kidney-bean
    has been often cited for a similar purpose, and with much greater
    weight; but until some one will sow, during a score of generations, his
    kidney-beans so early that a very large proportion are destroyed by
    frost, and then collect seed from the few survivors, with care to
    prevent accidental crosses, and then again get seed from these
    seedlings, with the same precautions, the experiment cannot be said to
    have been even tried. Nor let it be supposed that no differences in the
    constitution of seedling kidney-beans ever appear, for an account has
    been published how much more hardy some seedlings appeared to be than
    others.

    On the whole, I think we may conclude that habit,
    use, and disuse, have, in some cases, played a considerable part in the
    modific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and of the structure of various
    organs; but that the effects of use and disuse have often been largely
    combined with, and sometimes overmastered by, the natural selection of
    innate differences.

    Correlation of Growth.—I mean by this expression that the whole
    organisation is so tied together during its growth and development,
    that when slight variations in any one part occur, and are accumulated
    through natural selection, other parts become modified. This is a very
    important subject, most imperfectly understood. The most obvious case
    is, that modifications accumulated solely for the good of the young or
    larva, will, it may safely be concluded, affect the structure of the
    adult; in the same manner as any malconformation affecting the early
    embryo, seriously affects the whole organisation of the adult. The
    several parts of the body which are homologous, and which, at an early
    embryonic period, are alike, seem liable to vary in an allied manner:
    we see this in the right and left sides of the body varying in the same
    manner; in the front and hind legs, and even in the jaws and limbs,
    varying together, for the lower jaw is believed to be homologous with
    the limbs. These tendencies, I do not doubt, may be mastered more or
    less completely by natural selection: thus a family of stags once
    existed with an antler only on one side; and if this had been of any
    great use to the breed it might probably have been rendered permanent
    by natural selection.

    Homologous parts, as has been remarked by some authors, tend to cohere;
    this is often seen in monstrous plants; and nothing is more common than
    the union of homologous parts in normal structures, as the union of
    the petals of the corolla into a tube. Hard parts seem to affect the
    form of adjoining soft parts; it is believed by some authors that the
    diversity in the shape of the pelvis in birds causes the remarkable
    diversity in the shape of their kidneys. Others believe that the shape
    of the pelvis in the human mother influences by pressure the shape of
    the head of the child. In snakes, according to Schlegel, the shape of
    the body and the manner of swallowing determine the position of several
    of the most important viscera.

    The nature of the bond of correlation is very frequently quite obscure.
    M. Is. Geoffroy St. Hilaire has forcibly remarked, that certain
    malconformations very frequently, and that others rarely coexist,
    without our being able to assign any reason. What can be more singular
    than the relation between blue eyes and deafness in cats, and the
    tortoise-shell colour with the female sex; the feathered feet and skin
    between the outer toes in pigeons, and the presence of more or less
    down on the young birds when first hatched, with the future colour of
    their plumage; or, again,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hair and teeth in
    the naked Turkish dog, though here probably homology comes into play?
    With respect to this latter case of correlation, I think it can hardly
    be accidental, that if we pick out the two orders of mammalia which are
    most abnormal in their dermal coverings, viz. Cetacea (whales) and
    Edentata (armadilloes, scaly ant-eaters, etc.), that these are likewise
    the most abnormal in their teeth.

    I know of no case better adapted to show the importance of the laws of
    correlation in modifying important structures, independently of utility
    and, therefore, of natural selection, than that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outer and inner flowers in some Compositous and
    Umbelliferous plants. Every one knows the
    difference in the ray and central florets of, for instance, the daisy,
    and this difference is often accompanied with the abortion of parts of
    the flower. But, in some Compositous plants, the seeds also differ in
    shape and sculpture; and even the ovary itself, with its accessory
    parts, differs, as has been described by Cassini. These differences
    have been attributed by some authors to pressure, and the shape of the
    seeds in the ray-florets in some Compositæ countenances this idea; but,
    in the case of the corolla of the Umbelliferæ, it is by no means, as
    Dr. Hooker informs me, in species with the densest heads that the inner
    and outer flowers most frequently differ. It might have been thought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ay-petals by drawing nourishment from
    certain other parts of the flower had caused their abortion; but in
    some Compositæ there is a difference in the seeds of the outer and
    inner florets without any difference in the corolla. Possibly, these
    several differences may be connected with some difference in the flow
    of nutriment towards the central and external flowers: we know, at
    least, that in irregular flowers, those nearest to the axis are
    oftenest subject to peloria, and become regular. I may add, as an
    instance of this, and of a striking case of correlation, that I have
    recently observed in some garden pelargoniums, that the central flower
    of the truss often loses the patches of darker colour in the two upper
    petals; and that when this occurs, the adherent nectary is quite
    aborted; when the colour is absent from only one of the two upper
    petals, the nectary is only much shortened.

    With respect to the difference in the corolla of the central and
    exterior flowers of a head or umbel, I do not feel at all sure that C.
    C. Sprengel’s idea that the ray-florets serve to attract insects, whose
    agency is highly advantageous in the fertilisation of plants of
    these two orders, is so far-fetched, as it may at first appear: and if
    it be advantageous, natural selection may have come into play. But in
    regard to the differences both in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structure
    of the seeds, which are not always correlated with any differences in
    the flowers, it seems impossible that they can be in any way
    advantageous to the plant: yet in the Umbelliferæ these differences are
    of such apparent importance—the seeds being in some cases, according to
    Tausch, orthospermous in the exterior flowers and coelospermous in the
    central flowers,—that the elder De Candolle founded his main divisions
    of the order on analogous differences. Hence we see that modifications
    of structure, viewed by systematists as of high value, may be wholly
    due to unknown laws of correlated growth, and without being, as far as
    we can see, of the slightest service to the species.

    We may often falsely attribute to correlation of growth, structures
    which are common to whole groups of species, and which in truth are
    simply due to inheritance; for an ancient progenitor may have acquired
    through natural selection some one modification in structure, and,
    after thousands of generations, some other and independent
    modification; and these two modifications, having been transmitted to a
    whole group of descendants with diverse habits, would naturally be
    thought to be correlated in some necessary manner. So, again, I do not
    doubt that some apparent correlations, occurring throughout whole
    orders, are entirely due to the manner alone in which natural selection
    can act. For instance, Alph. De Candolle has remarked that winged seeds
    are never found in fruits which do not open: I should explain the rule
    by the fact that seeds could not gradually become winged through
    natural selection, except in fruits which opened; so that the
    individual plants producing
    seeds which were a little better fitted to be wafted further, might get
    an advantage over those producing seed less fitted for dispersal; and
    this process could not possibly go on in fruit which did not open.

    The elder Geoffroy and Goethe propounded, at about the same period,
    their law of compensation or balancement of growth; or, as Goethe
    expressed it, “in order to spend on one side, nature is forced to
    economise on the other side.” I think this holds true to a certain
    extent with our domestic productions: if nourishment flows to one part
    or organ in excess, it rarely flows, at least in excess, to another
    part; thus it is difficult to get a cow to give much milk and to fatten
    readily. The same varieties of the cabbage do not yield abundant and
    nutritious foliage and a copious supply of oil-bearing seeds. When the
    seeds in our fruits become atrophied, the fruit itself gains largely in
    size and quality. In our poultry, a large tuft of feathers on the head
    is generally accompanied by a diminished comb, and a large beard by
    diminished wattles. With species in a state of nature it can hardly be
    maintained that the law is of universal application; but many good
    observers, more especially botanists, believe in its truth. I will not,
    however, here give any instances, for I see hardly any way of
    distinguishing between the effects, on the one hand, of a part being
    largely developed through natural selection and another and adjoining
    part being reduced by this same process or by disuse,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e actual withdrawal of nutriment from one part owing to the
    excess of growth in another and adjoining part.

    I suspect, also, that some of the cases of compensation which have been
    advanced, and likewise some other facts, may be merged under a more
    general principle, namely, that natural selection is continually trying
    to economise in every part of the organisation. If under
    changed conditions of life a structure before useful becomes less
    useful, any diminution, however slight, in its development, will be
    seized on by natural selection, for it will profit the individual not
    to have its nutriment wasted in building up an useless structure. I can
    thus only understand a fact with which I was much struck when examining
    cirripedes, and of which many other instances could be given: namely,
    that when a cirripede is parasitic within another and is thus
    protected, it loses more or less completely its own shell or carapace.
    This is the case with the male Ibla, and in a truly extraordinary
    manner with the Proteolepas: for the carapace in all other cirripedes
    consists of the three highly-important anterior segments of the head
    enormously developed, and furnished with great nerves and muscles; but
    in the parasitic and protected Proteolepas, the whole anterior part of
    the head is reduced to the merest rudiment attached to the bases of the
    prehensile antennæ. Now the saving of a large and complex structure,
    when rendered superfluous by the parasitic habits of the Proteolepas,
    though effected by slow steps, would be a decided advantage to each
    successive individual of the species; for in the struggle for life to
    which every animal is exposed, each individual Proteolepas would have a
    better chance of supporting itself, by less nutriment being wasted in
    developing a structure now become useless.

    Thus, as I believe, natural selection will always succeed in the long
    run in reducing and saving every part of the organisation, as soon as
    it is rendered superfluous, without by any means causing some other
    part to be largely developed in a corresponding degree. And,
    conversely, that natural selection may perfectly well succeed in
    largely developing any organ, without requiring as a necessary
    compensation the reduction of some adjoining part.

    It seems to be a rule, as remarked by Is. Geoffroy St. Hilaire, both in
    varieties and in species, that when any part or organ is repeated many
    times in the structure of the same individual (as the vertebræ in
    snakes, and the stamens in polyandrous flowers) the number is variable;
    whereas the number of the same part or organ, when it occurs in lesser
    numbers, is constant. The same author and some botanists have further
    remarked that multiple parts are also very liable to variation in
    structure. Inasmuch as this “vegetative repetition,” to use Professor
    Owen’s expression, seems to be a sign of low organisation; the
    foregoing remark seems connected with the very general opinion of
    naturalists, that beings low in the scale of nature are more variable
    than those which are higher. I presume that lowness in this case means
    that the several parts of the organisation have been but little
    specialised for particular functions; and as long as the same part has
    to perform diversified work, we can perhaps see why it should remain
    variable, that is, why natural selection should have preserved or
    rejected each little deviation of form less carefully than when the
    part has to serve for one special purpose alone. In the same way that a
    knife which has to cut all sorts of things may be of almost any shape;
    whilst a tool for some particular object had better be of some
    particular shape. Natural selection, it should never be forgotten, can
    act on each part of each being, solely through and for its advantage.

    Rudimentary parts, it has been stated by some authors, and I believe
    with truth, are apt to be highly variable. We shall have to recur to
    the general subject of rudimentary and aborted organs; and I will here
    only add that their variability seems to be owing to their uselessness,
    and therefore to natural selection having no power to check deviations
    in their structure. Thus
    rudimentary parts are left to the free play of the various laws of
    growth, to the effects of long-continued disuse, and to the tendency to
    reversion.

    A part developed in any species in an extraordinary degree or manner, in comparison with the same part in allied species, tends to be highly variable.—Several years ago I was much struck with a remark, nearly to
    the above effect, published by Mr. Waterhouse. I infer also from an
    observation made by Professor Owen, with respect to the length of the
    arms of the ourang-outang, that he has come to a nearly similar
    conclusion. It is hopeless to attempt to convince any one of the truth
    of this proposition without giving the long array of facts which I have
    collected, and which cannot possibly be here introduced. I can only
    state my conviction that it is a rule of high generality. I am aware of
    several causes of error, but I hope that I have made due allowance for
    them. It should be understood that the rule by no means applies to any
    part, however unusually developed, unless it be unusually developed in
    comparison with the same part in closely allied species. Thus, the
    bat’s wing is a most abnormal structure in the class mammalia; but the
    rule would not here apply, because there is a whole group of bats
    having wings; it would apply only if some one species of bat had its
    wings developed in some remarkable manner in comparison with the other
    species of the same genus. The rule applies very strongly in the case
    of secondary sexual characters, when displayed in any unusual manner.
    The term, secondary sexual characters, used by Hunter, applies to
    characters which are attached to one sex, but are not directly
    connected with the act of reproduction. The rule applies to males and
    females; but as females more rarely offer remarkable secondary sexual
    characters, it applies
    more rarely to them. The rule being so plainly applicable in the case
    of secondary sexual characters, may be due to the great variability of
    these characters, whether or not displayed in any unusual manner—of
    which fact I think there can be little doubt. But that our rule is not
    confined to secondary sexual characters is clearly shown in the case of
    hermaphrodite cirripedes; and I may here add, that I particularly
    attended to Mr. Waterhouse’s remark, whilst investigating this Order,
    and I am fully convinced that the rule almost invariably holds good
    with cirripedes. I shall, in my future work, give a list of the more
    remarkable cases; I will here only briefly give one, as it illustrates
    the rule in its largest application. The opercular valves of sessile
    cirripedes (rock barnacles) are, in every sense of the word, very
    important structures, and they differ extremely little even in
    different genera; but in the several species of one genus, Pyrgoma,
    these valves present a marvellous amount of diversification: the
    homologous valves in the different species being sometimes wholly
    unlike in shape; and the amount of variation in the individuals of
    several of the species is so great, that it is no exaggeration to state
    that the varieties differ more from each other in the characters of
    these important valves than do other species of distinct genera.

    As birds within the same country vary in a remarkably small degree, I
    have particularly attended to them, and the rule seems to me certainly
    to hold good in this class. I cannot make out that it applies to
    plants, and this would seriously have shaken my belief in its truth,
    had not the great variability in plants made it particularly difficult
    to compare their relative degrees of variability.

    When we see any part or organ developed in a remarkable degree or
    manner in any species, the fair
    presumption is that it is of high importance to that species;
    nevertheless the part in this case is eminently liable to variation.
    Why should this be so? On the view that each species has been
    independently created, with all its parts as we now see them, I can see
    no explanation. But on the view that groups of species have descended
    from other species, and have been modified through natural selection, I
    think we can obtain some light. In our domestic animals, if any part,
    or the whole animal, be neglected and no selection be applied, that
    part (for instance, the comb in the Dorking fowl) or the whole breed
    will cease to have a nearly uniform character. The breed will then be
    said to have degenerated. In rudimentary organs, and in those which
    have been but little specialised for any particular purpose, and
    perhaps in polymorphic groups, we see a nearly parallel natural case;
    for in such cases natural selection either has not or cannot come into
    full play, and thus the organisation is left in a fluctuating
    condition. But what here more especially concerns us is, that in our
    domestic animals those points, which at the present time are undergoing
    rapid change by continued selection, are also eminently liable to
    variation. Look at the breeds of the pigeon; see what a prodigious
    amount of difference there is in the beak of the different tumblers, in
    the beak and wattle of the different carriers, in the carriage and tail
    of our fantails, etc., these being the points now mainly attended to by
    English fanciers. Even in the sub-breeds, as in the short-faced
    tumbler, it is notoriously difficult to breed them nearly to
    perfection, and frequently individuals are born which depart widely
    from the standard. There may be truly said to be a constant struggle
    going on between, on the one hand, the tendency to reversion to a less
    modified state, as well as an innate tendency to further
    variability of all kinds,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e power of steady
    selection to keep the breed true. In the long run selection gains the
    day, and we do not expect to fail so far as to breed a bird as coarse
    as a common tumbler from a good short-faced strain. But as long as
    selection is rapidly going on, there may always be expected to be much
    variability in the structure undergoing modification. It further
    deserves notice that these variable characters, produced by man’s
    selection, sometimes become attached, from causes quite unknown to us,
    more to one sex than to the other, generally to the male sex, as with
    the wattle of carriers and the enlarged crop of pouters.

    Now let us turn to nature. When a part has been developed in an
    extraordinary manner in any one species, compared with the other
    species of the same genus, we may conclude that this part has undergone
    an extraordinary amount of modification, since the period when the
    species branched off from the common progenitor of the genus. This
    period will seldom be remote in any extreme degree, as species very
    rarely endure for more than one geological period. An extraordinary
    amount of modification implies an unusually large and long-continued
    amount of variability, which has continually been accumulated by
    natural selection for the benefit of the species. But as the
    variability of the extraordinarily-developed part or organ has been so
    great and long-continued within a period not excessively remote, we
    might, as a general rule, expect still to find more variability in such
    parts than in other parts of the organisation, which have remained for
    a much longer period nearly constant. And this, I am convinced, is the
    case. That the struggle between natural selection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tendency to reversion and variability on the other hand, will in
    the
    course of time cease; and that the most abnormally developed organs may
    be made constant, I can see no reason to doubt. Hence when an organ,
    however abnormal it may be, has been transmitted in approximately the
    same condition to many modified descendants, as in the case of the wing
    of the bat, it must have existed, according to my theory, for an
    immense period in nearly the same state; and thus it comes to be no
    more variable than any other structure. It is only in those cases in
    which the modification has been comparatively recent and
    extraordinarily great that we ought to find the generative variability, as it may be called, still present in a high degree. For
    in this case the variability will seldom as yet have been fixed by the
    continued selection of the individuals varying in the required manner
    and degree, and by the continued rejection of those tending to revert
    to a former and less modified condition.

    The principle included in these remarks may be extended. It is
    notorious that specific characters are more variable than generic. To
    explain by a simple example what is meant. If some species in a large
    genus of plants had blue flowers and some had red, the colour would be
    only a specific character, and no one would be surprised at one of the
    blue species varying into red, or conversely; but if all the species
    had blue flowers, the colour would become a generic character, and its
    variation would be a more unusual circumstance. I have chosen this
    example because an explanation is not in this case applicable, which
    most naturalists would advance, namely, that specific characters are
    more variable than generic, because they are taken from parts of less
    physiological importance than those commonly used for classing genera.
    I believe this explanation is partly, yet only indirectly, true; I
    shall, however, have to return
    to this subject in our chapter on Classification. It would be almost
    superfluous to adduce evidence in support of the above statement, that
    specific characters are more variable than generic; but I have
    repeatedly noticed in works on natural history, that when an author has
    remarked with surprise that some important organ or part, which is
    generally very constant throughout large groups of species, has
    differed considerably in closely-allied species, that it has, also,
    been variable in the individuals of some of the species. And this
    fact shows that a character, which is generally of generic value, when
    it sinks in value and becomes only of specific value, often becomes
    variable, though its physiological importance may remain the same.
    Something of the same kind applies to monstrosities: at least Is.
    Geoffroy St. Hilaire seems to entertain no doubt, that the more an
    organ normally differs in the different species of the same group, the
    more subject it is to individual anomalies.

    On the ordinary view of each species having been independently created,
    why should that part of the structure, which differs from the same part
    in other independently-created species of the same genus, be more
    variable than those parts which are closely alike in the several
    species? I do not see that any explanation can be given. But on the
    view of species being only strongly marked and fixed varieties, we
    might surely expect to find them still often continuing to vary in
    those parts of their structure which have varied within a moderately
    recent period, and which have thus come to differ. Or to state the case
    in another manner:—the points in which all the species of a genus
    resemble each other, and in which they differ from the species of some
    other genus, are called generic characters; and these characters in
    common I attribute to inheritance from a common
    progenitor, for it can rarely have happened that natural selection will
    have modified several species, fitted to more or less widely-different
    habits, in exactly the same manner: and as these so-called generic
    characters have been inherited from a remote period, since that period
    when the species first branched off from their common progenitor, and
    subsequently have not varied or come to differ in any degree, or only
    in a slight degree, it is not probable that they should vary at the
    present day. On the other hand, the points in which species differ from
    other species of the same genus, are called specific characters; and as
    these specific characters have varied and come to differ within the
    period of the branching off of the species from a common progenitor, it
    is probable that they should still often be in some degree variable,—at
    least more variable than those parts of the organisation which have for
    a very long period remained constant.

    In connexion with the present subject, I will make only two other
    remarks. I think it will be admitted, without my entering on details,
    that secondary sexual characters are very variable; I think it also
    will be admitted that species of the same group differ from each other
    more widely in their secondary sexual characters, than in other parts
    of their organisation; compare, for instance, the amount of difference
    between the males of gallinaceous birds, in which secondary sexual
    characters are strongly displayed, with the amount of difference
    between their females; and the truth of this proposition will be
    granted. The cause of the original variability of secondary sexual
    characters is not manifest; but we can see why these characters should
    not have been rendered as constant and uniform as other parts of the
    organisation; for secondary sexual characters have been accumulated by
    sexual selection, which
    is less rigid in its action than ordinary selection, as it does not
    entail death, but only gives fewer offspring to the less favoured
    males. Whatever the cause may be of the variability of secondary sexual
    characters, as they are highly variable, sexual selection will have had
    a wide scope for action, and may thus readily have succeeded in giving
    to the species of the same group a greater amount of difference in
    their sexual characters, than in other parts of their structure.

    It is a remarkable fact, that the secondary sexu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sexes of the same species are generally displayed in the very
    same parts of the organisation in which the different species of the
    same genus differ from each other. Of this fact I will give in
    illustration two instances, the first which happen to stand on my list;
    and as the differences in these cases are of a very unusual nature, the
    relation can hardly be accidental. The same number of joints in the
    tarsi is a character generally common to very large groups of beetles,
    but in the Engidæ, as Westwood has remarked, the number varies greatly;
    and the number likewise differs in the two sexes of the same species:
    again in fossorial hymenoptera, the manner of neuration of the wings is
    a character of the highest importance, because common to large groups;
    but in certain genera the neuration differs in the different species,
    and likewise in the two sexes of the same species. This relation has a
    clear meaning on my view of the subject: I look at all the species of
    the same genus as having as certainly descended from the same
    progenitor, as have the two sexes of any one of the species.
    Consequently, whatever part of the structure of the common progenitor,
    or of its early descendants, became variable; variations of this part
    would it is highly probable, be taken advantage of by natural and
    sexual selection, in
    order to fit the several species to their several places in the economy
    of nature, and likewise to fit the two sexes of the same species to
    each other, or to fit the males and females to different habits of
    life, or the males to struggle with other males for the possession of
    the females.

    Finally, then, I conclude that the greater variability of specific
    characters, or those which distinguish species from species, than of
    generic characters, or those which the species possess in common;—that
    the frequent extreme variability of any part which is developed in a
    species in an extraordinary manner in comparison with the same part in
    its congeners; and the not great degree of variability in a part,
    however extraordinarily it may be developed, if it be common to a whole
    group of species;—that the great variability of secondary sexual
    characters, and the great amount of difference in these same characters
    between closely allied species;—that secondary sexual and ordinary
    specific differences are generally displayed in the same parts of the
    organisation,—are all principles closely connected together. All being
    mainly due to the species of the same group having descended from a
    common progenitor, from whom they have inherited much in common,—to
    parts which have recently and largely varied being more likely still to
    go on varying than parts which have long been inherited and have not
    varied,—to natural selection having more or less completely, according
    to the lapse of time, overmastered the tendency to reversion and to
    further variability,—to sexual selection being less rigid than ordinary
    selection,—and to variations in the same parts having been accumulated
    by natural and sexual selection, and thus adapted for secondary sexual,
    and for ordinary specific purposes.

    Distinct species present analogous variations; and a variety of one species often assumes some of the characters of an allied species, or reverts to some of the characters of an early progenitor.—These
    propositions will be most readily understood by looking to our domestic
    races. The most distinct breeds of pigeons, in countries most widely
    apart, present sub-varieties with reversed feathers on the head and
    feathers on the feet,—characters not possessed by the aboriginal
    rock-pigeon; these then are analogous variations in two or more
    distinct races. The frequent presence of fourteen or even sixteen
    tail-feathers in the pouter, may be considered as a variation
    representing the normal structure of another race, the fantail. I
    presume that no one will doubt that all such analogous variations are
    due to the several races of the pigeon having inherited from a common
    parent the same constitution and tendency to variation, when acted on
    by similar unknown influences. In the vegetable kingdom we have a case
    of analogous variation, in the enlarged stems, or roots as commonly
    called, of the Swedish turnip and Ruta baga, plants which several
    botanists rank as varieties produced by cultivation from a common
    parent: if this be not so, the case will then be one of analogous
    variation in two so-called distinct species; and to these a third may
    be added, namely, the common turnip. According to the ordinary view of
    each species having been independently created, we should have to
    attribute this similarity in the enlarged stems of these three plants,
    not to the vera causa of community of descent, and a consequent
    tendency to vary in a like manner, but to three separate yet closely
    related acts of creation.

    With pigeons, however, we have another case, namely, the occasional
    appearance in all the breeds, of slaty-blue birds with two black bars
    on the wings, a white
    rump, a bar at the end of the tail, with the outer feathers externally
    edged near their bases with white. As all these marks are
    characteristic of the parent rock-pigeon, I presume that no one will
    doubt that this is a case of reversion, and not of a new yet analogous
    variation appearing in the several breeds. We may I think confidently
    come to this conclusion, because, as we have seen, these coloured marks
    are eminently liable to appear in the crossed offspring of two distinct
    and differently coloured breeds; and in this case there is nothing in
    the external conditions of life to cause the reappearance of the
    slaty-blue, with the several marks, beyond the influence of the mere
    act of crossing on the laws of inheritance.

    No doubt it is a very surprising fact that characters should reappear
    after having been lost for many, perhaps for hundreds of generations.
    But when a breed has been crossed only once by some other breed, the
    offspring occasionally show a tendency to revert in character to the
    foreign breed for many generations—some say, for a dozen or even a
    score of generations. After twelve generations, the proportion of
    blood, to use a common expression, of any one ancestor, is only 1 in
    2048; and yet, as we see,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a tendency to
    reversion is retained by this very small proportion of foreign blood.
    In a breed which has not been crossed, but in which both parents have
    lost some character which their progenitor possessed, the tendency,
    whether strong or weak, to reproduce the lost character might be, as
    was formerly remarked, for all that we can see to the contrary,
    transmitted for almost any number of generations. When a character
    which has been lost in a breed, reappears after a great number of
    generations, the most probable hypothesis is, not that the offspring
    suddenly takes after an ancestor some hundred generations
    distant, but that in each successive generation there has been a
    tendency to reproduce the character in question, which at last, under
    unknown favourable conditions, gains an ascendancy. For instance, it is
    probable that in each generation of the barb-pigeon, which produces
    most rarely a blue and black-barred bird, there has been a tendency in
    each generation in the plumage to assume this colour. This view is
    hypothetical, but could be supported by some facts; and I can see no
    more abstract improbability in a tendency to produce any character
    being inherited for an endless number of generations, than in quite
    useless or rudimentary organs being, as we all know them to be, thus
    inherited. Indeed, we may sometimes observe a mere tendency to produce
    a rudiment inherited: for instance, in the common snapdragon
    (Antirrhinum) a rudiment of a fifth stamen so often appears, that this
    plant must have an inherited tendency to produce it.

    As all the species of the same genus are supposed, on my theory, to
    have descended from a common parent, it might be expected that they
    would occasionally vary in an analogous manner; so that a variety of
    one species would resemble in some of its characters another species;
    this other species being on my view only a well-marked and permanent
    variety. But characters thus gained would probably be of an unimportant
    nature, for the presence of all important characters will be governed
    by natural selec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iverse habits of the
    species, and will not be left to the mutual action of the conditions of
    life and of a similar inherited constitution. It might further be
    expected that the species of the same genus would occasionally exhibit
    reversions to lost ancestral characters. As, however, we never know the
    exact character of the common ancestor of a group, we could not
    distinguish these two
    cases: if, for instance, we did not know that the rock-pigeon was not
    feather-footed or turn-crowned, we could not have told, whether these
    characters in our domestic breeds were reversions or only analogous
    variations; but we might have inferred that the blueness was a case of
    reversion, from the number of the markings, which are correlated with
    the blue tint, and which it does not appear probable would all appear
    together from simple variation. More especially we might have inferred
    this, from the blue colour and marks so often appearing when distinct
    breeds of diverse colours are crossed. Hence, though under nature it
    must generally be left doubtful, what cases are reversions to an
    anciently existing character, and what are new but analogous
    variations, yet we ought, on my theory, sometimes to find the varying
    offspring of a species assuming characters (either from reversion or
    from analogous variation) which already occur in some other members of
    the same group. And this undoubtedly is the case in nature.

    A considerable part of the difficulty in recognising a variable species
    in our systematic works, is due to its varieties mocking, as it were,
    some of the other species of the same genus. A considerable catalogue,
    also, could be given of forms intermediate between two other forms,
    which themselves must be doubtfully ranked as either varieties or
    species; and this shows, unless all these forms be considered as
    independently created species, that the one in varying has assumed some
    of the characters of the other, so as to produce the intermediate form.
    But the best evidence is afforded by parts or organs of an important
    and uniform nature occasionally varying so as to acquire, in some
    degree, the character of the same part or organ in an allied species. I
    have collected a long list of such cases; but
    here, as before, I lie under a great disadvantage in not being able to
    give them. I can only repeat that such cases certainly do occur, and
    seem to me very remarkable.

    I will, however, give one curious and complex case, not indeed as
    affecting any important character, but from occurring in several
    species of the same genus, partly under domestication and partly under
    nature. It is a case apparently of reversion. The ass not rarely has
    very distinct transverse bars on its legs, like those on the legs of a
    zebra: it has been asserted that these are plainest in the foal, and
    from inquiries which I have made, I believe this to be true. It has
    also been asserted that the stripe on each shoulder is sometimes
    double. The shoulder stripe is certainly very variable in length and
    outline. A white ass, but not an albino, has been described without
    either spinal or shoulder-stripe; and these stripes are sometimes very
    obscure, or actually quite lost, in dark-coloured asses. The koulan of
    Pallas is said to have been seen with a double shoulder-stripe. The
    hemionus has no shoulder-stripe; but traces of it, as stated by Mr.
    Blyth and others, occasionally appear: and I have been informed by
    Colonel Poole that the foals of this species are generally striped on
    the legs, and faintly on the shoulder. The quagga, though so plainly
    barred like a zebra over the body, is without bars on the legs; but Dr.
    Gray has figured one specimen with very distinct zebra-like bars on the
    hocks.

    With respect to the horse, I have collected cases in England of the
    spinal stripe in horses of the most distinct breeds, and of all
    colours; transverse bars on the legs are not rare in duns, mouse-duns,
    and in one instance in a chestnut: a faint shoulder-stripe may
    sometimes be seen in duns, and I have seen a trace in a
    bay horse. My son made a careful examination and sketch for me of a dun
    Belgian cart-horse with a double stripe on each shoulder and with
    leg-stripes; and a man, whom I can implicitly trust, has examined for
    me a small dun Welch pony with three short parallel stripes on each
    shoulder.

    In the north-west part of India the Kattywar breed of horses is so
    generally striped, that, as I hear from Colonel Poole, who examined the
    breed for the Indian Government, a horse without stripes is not
    considered as purely-bred. The spine is always striped; the legs are
    generally barred; and the shoulder-stripe, which is sometimes double
    and sometimes treble, is common; the side of the face, moreover, is
    sometimes striped. The stripes are plainest in the foal; and sometimes
    quite disappear in old horses. Colonel Poole has seen both gray and bay
    Kattywar horses striped when first foaled. I have, also, reason to
    suspect, from information given me by Mr. W. W. Edwards, that with the
    English race-horse the spinal stripe is much commoner in the foal than
    in the full-grown animal. Without here entering on further details, I
    may state that I have collected cases of leg and shoulder stripes in
    horses of very different breeds, in various countries from Britain to
    Eastern China; and from Norway in the north to the Malay Archipelago in
    the south. In all parts of the world these stripes occur far oftenest
    in duns and mouse-duns; by the term dun a large range of colour is
    included, from one between brown and black to a close approach to
    cream-colour.

    I am aware that Colonel Hamilton Smith, who has written on this
    subject, believes that the several breeds of the horse have descended
    from several aboriginal species—one of which, the dun, was striped; and
    that the above-described appearances are all due to ancient
    crosses with the dun stock. But I am not at all satisfied with this
    theory, and should be loth to apply it to breeds so distinct as the
    heavy Belgian cart-horse, Welch ponies, cobs, the lanky Kattywar race,
    etc., inhabiting the most distant parts of the world.

    Now let us turn to the effects of crossing the several species of the
    horse-genus. Rollin asserts, that the common mule from the ass and
    horse is particularly apt to have bars on its legs. I once saw a mule
    with its legs so much striped that any one at first would have thought
    that it must have been the product of a zebra; and Mr. W. C. Martin, in
    his excellent treatise on the horse, has given a figure of a similar
    mule. In four coloured drawings, which I have seen, of hybrids between
    the ass and zebra, the legs were much more plainly barred than the rest
    of the body; and in one of them there was a double shoulder-stripe. In
    Lord Moreton’s famous hybrid from a chestnut mare and male quagga, the
    hybrid, and even the pure offspring subsequently produced from the mare
    by a black Arabian sire, were much more plainly barred across the legs
    than is even the pure quagga. Lastly, and this is another most
    remarkable case, a hybrid has been figured by Dr. Gray (and he informs
    me that he knows of a second case) from the ass and the hemionus; and
    this hybrid, though the ass seldom has stripes on its legs and the
    hemionus has none and has not even a shoulder-stripe, nevertheless had
    all four legs barred, and had three short shoulder-stripes, like those
    on the dun Welch pony, and even had some zebra-like stripes on the
    sides of its face. With respect to this last fact, I was so convinced
    that not even a stripe of colour appears from what would commonly be
    called an accident, that I was led solely from the occurrence of the
    face-stripes on this hybrid from the ass and hemionus,
    to ask Colonel Poole whether such face-stripes ever occur in the
    eminently striped Kattywar breed of horses, and was, as we have seen,
    answered in the affirmative.

    What now are we to say to these several facts? We see several very
    distinct species of the horse-genus becoming, by simple variation,
    striped on the legs like a zebra, or striped on the shoulders like an
    ass. In the horse we see this tendency strong whenever a dun tint
    appears—a tint which approaches to that of the general colouring of the
    other species of the genus. The appearance of the stripes is not
    accompanied by any change of form or by any other new character. We see
    this tendency to become striped most strongly displayed in hybrids from
    between several of the most distinct species. Now observe the case of
    the several breeds of pigeons: they are descended from a pigeon
    (including two or three sub-species or geographical races) of a bluish
    colour, with certain bars and other marks; and when any breed assumes
    by simple variation a bluish tint, these bars and other marks
    invariably reappear; but without any other change of form or character.
    When the oldest and truest breeds of various colours are crossed, we
    see a strong tendency for the blue tint and bars and marks to reappear
    in the mongrels. I have stated that the most probable hypothesis to
    account for the reappearance of very ancient characters, is—that there
    is a tendency in the young of each successive generation to produce
    the long-lost character, and that this tendency, from unknown causes,
    sometimes prevails. And we have just seen that in several species of
    the horse-genus the stripes are either plainer or appear more commonly
    in the young than in the old. Call the breeds of pigeons, some of which
    have bred true for centuries, species; and how exactly parallel is the
    case with that of the species of the horse-genus!
    For myself, I venture confidently to look back thousands on thousands
    of generations, and I see an animal striped like a zebra, but perhaps
    otherwise very differently constructed, the common parent of our
    domestic horse, whether or not it be descended from one or more wild
    stocks, of the ass, the hemionus, quagga, and zebra.

    He who believes that each equine species was independently created,
    will, I presume, assert that each species has been created with a
    tendency to vary, both under nature and under domestication, in this
    particular manner, so as often to become striped like other species of
    the genus; and that each has been created with a strong tendency, when
    crossed with species inhabiting distant quarters of the world, to
    produce hybrids resembling in their stripes, not their own parents, but
    other species of the genus. To admit this view is, as it seems to me,
    to reject a real for an unreal, or at least for an unknown, cause. It
    makes the works of God a mere mockery and deception; I would almost as
    soon believe with the old and ignorant cosmogonists, that fossil shells
    had never lived, but had been created in stone so as to mock the shells
    now living on the sea-shore.

    Summary.—Our ignorance of the laws of variation is profound. Not in
    one case out of a hundred can we pretend to assign any reason why this
    or that part differs, more or less, from the same part in the parents.
    But whenever we have the means of instituting a comparison, the same
    laws appear to have acted in producing the lesser differences between
    varieties of the same species, and the greater differences between
    species of the same genus. The external conditions of life, as climate
    and food, etc., seem to have induced some slight modifications. Habit
    in producing constitutional differences,
    and use in strengthening, and disuse in weakening and diminishing
    organs, seem to have been more potent in their effects. Homologous
    parts tend to vary in the same way, and homologous parts tend to
    cohere. Modifications in hard parts and in external parts sometimes
    affect softer and internal parts. When one part is largely developed,
    perhaps it tends to draw nourishment from the adjoining parts; and
    every part of the structure which can be saved without detriment to the
    individual, will be saved. Changes of structure at an early age will
    generally affect parts subsequently developed; and there are very many
    other correlations of growth, the nature of which we are utterly unable
    to understand. Multiple parts are variable in number and in structure,
    perhaps arising from such parts not having been closely specialised to
    any particular function, so that their modifications have not been
    closely checked by natural selection. It is probably from this same
    cause that organic beings low in the scale of nature are more variable
    than those which have their whole organisation more specialised, and
    are higher in the scale. Rudimentary organs, from being useless, will
    be disregarded by natural selection, and hence probably are variable.
    Specific characters—that is, the characters which have come to differ
    since the several species of the same genus branched off from a common
    parent—are more variable than generic characters, or those which have
    long been inherited, and have not differed within this same period. In
    these remarks we have referred to special parts or organs being still
    variable, because they have recently varied and thus come to differ;
    but we have also seen in the second Chapter that the same principle
    applies to the whole individual; for in a district where many species
    of any genus are found—that is, where there has been much former
    vari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or where the manufactory of new specific
    forms has been actively at work—there, on an average, we now find most
    varieties or incipient species. Secondary sexual characters are highly
    variable, and such characters differ much in the species of the same
    group. Variability in the same parts of the organisation has generally
    been taken advantage of in giving secondary sexual differences to the
    sexes of the same species, and specific differences to the several
    species of the same genus. Any part or organ developed to an
    extraordinary size or in an extraordinary manner, in comparison with
    the same part or organ in the allied species, must have gone through an
    extraordinary amount of modification since the genus arose; and thus we
    can understand why it should often still be variable in a much higher
    degree than other parts; for variation is a long-continued and slow
    process, and natural selection will in such cases not as yet have had
    time to overcome the tendency to further variability and to reversion
    to a less modified state. But when a species with any
    extraordinarily-developed organ has become the parent of many modified
    descendants—which on my view must be a very slow process, requiring a
    long lapse of time—in this case, natural selection may readily have
    succeeded in giving a fixed character to the organ, in however
    extraordinary a manner it may be developed. Species inheriting nearly
    the same constitution from a common parent and exposed to similar
    influences will naturally tend to present analogous variations, and
    these same species may occasionally revert to some of the characters of
    their ancient progenitors. Although new and important modifications may
    not arise from reversion and analogous variation, such modifications
    will add to the beautiful and harmonious diversity of nature.

    Whatever the cause may be of each slight difference in the offspring
    from their parents—and a cause for each must exist—it is the steady
    accumulation, through natural selection, of such differences, when
    beneficial to the individual, that gives rise to all the more important
    modifications of structure, by which the innumerable beings on the face
    of this earth are enabled to struggle with each other, and the best
    adapted to survive.

    CHAPTER VI.
    DIFFICULTIES ON THEORY.

    Difficulties on the theory of descent with modification. Transitions.
    Absence or rarity of transitional varieties. Transitions in habits of
    life. Diversified habits in the same species. Species with habits
    widely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their allies. Organs of extreme
    perfection. Means of transition. Cases of difficulty. Natura non facit
    saltum. Organs of small importance. Organs not in all cases absolutely
    perfect. The law of Unity of Type and of the Conditions of Existence
    embraced by the theory of Natural Selection.

    Long before having arrived at this part of my work, a crowd of
    difficulties will have occurred to the reader. Some of them are so
    grave that to this day I can never reflect on them without being
    staggered; but, to the best of my judgment, the greater number are only
    apparent, and those that are real are not, I think, fatal to my theory.

    These difficulties and objections may be classed under the following
    heads:—

    Firstly, why, if species have descended from other species by
    insensibly fine gradations, do we not everywhere see innumerable
    transitional forms? Why is not all nature in confusion instead of the
    species being, as we see them, well defined?

    Secondly, is it possible that an animal having, for instance, the
    structure and habits of a bat, could have been formed by the
    modification of some animal with wholly different habits? Can we
    believe that natural selection could produce, on the one hand, organs
    of trifling importance, such as the tail of a giraffe, which serves as
    a fly-flapper, and, on the other hand, organs of
    such wonderful structure, as the eye, of which we hardly as yet fully
    understand the inimitable perfection?

    Thirdly, can instincts be acquired and modified through natural
    selection? What shall we say to so marvellous an instinct as that which
    leads the bee to make cells, which have practically anticipated the
    discoveries of profound mathematicians?

    Fourthly, how can we account for species, when crossed, being sterile
    and producing sterile offspring, whereas, when varieties are crossed,
    their fertility is unimpaired?

    The two first heads shall be here discussed—Instinct and Hybridism in
    separate chapters.

    On the absence or rarity of transitional varieties.—As natural
    selection acts solely by the preservation of profitable modifications,
    each new form will tend in a fully-stocked country to take the place
    of, and finally to exterminate, its own less improved parent or other
    less-favoured forms with which it comes into competition. Thus
    extinction and natural selection will, as we have seen, go hand in
    hand. Hence, if we look at each species as descended from some other
    unknown form, both the parent and all the transitional varieties will
    generally have been exterminated by the very process of formation and
    perfection of the new form.

    But, as by this theory innumerable transitional forms must have
    existed, why do we not find them embedded in countless numbers in the
    crust of the earth? It will be much more convenient to discuss this
    question in the chapter on the Imperfection of the geological record;
    and I will here only state that I believe the answer mainly lies in the
    record being incomparably less perfect than is generally supposed; the
    imperfection of the record being chiefly due to organic beings not
    inhabiting
    profound depths of the sea, and to their remains being embedded and
    preserved to a future age only in masses of sediment sufficiently thick
    and extensive to withstand an enormous amount of future degradation;
    and such fossiliferous masses can be accumulated only where much
    sediment is deposited on the shallow bed of the sea, whilst it slowly
    subsides. These contingencies will concur only rarely, and after
    enormously long intervals. Whilst the bed of the sea is stationary or
    is rising, or when very little sediment is being deposited, there will
    be blanks in our geological history. The crust of the earth is a vast
    museum; but the natural collections have been made only at intervals of
    time immensely remote.

    But it may be urged that when several closely-allied species inhabit
    the same territory we surely ought to find at the present time many
    transitional forms. Let us take a simple case: in travelling from north
    to south over a continent, we generally meet at successive intervals
    with closely allied or representative species, evidently filling nearly
    the same place in the natural economy of the land. These representative
    species often meet and interlock; and as the one becomes rarer and
    rarer, the other becomes more and more frequent, till the one replaces
    the other. But if we compare these species where they intermingle, they
    are generally as absolutely distinct from each other in every detail of
    structure as are specimens taken from the metropolis inhabited by each.
    By my theory these allied species have descended from a common parent;
    and during the process of modification, each has become adapted to the
    conditions of life of its own region, and has supplanted and
    exterminated its original parent and all the transitional varieties
    between its past and present states. Hence we ought not to expect at
    the
    present time to meet with numerous transitional varieties in each
    region, though they must have existed there, and may be embedded there
    in a fossil condition. But in the intermediate region, having
    intermediate conditions of life, why do we not now find closely-linking
    intermediate varieties? This difficulty for a long time quite
    confounded me. But I think it can be in large part explained.

    In the first place we should be extremely cautious in inferring,
    because an area is now continuous, that it has been continuous during a
    long period. Geology would lead us to believe that almost every
    continent has been broken up into islands even during the later
    tertiary periods; and in such islands distinct species might have been
    separately formed without the possibility of intermediate varieties
    existing in the intermediate zones. By changes in the form of the land
    and of climate, marine areas now continuous must often have existed
    within recent times in a far less continuous and uniform condition than
    at present. But I will pass over this way of escaping from the
    difficulty; for I believe that many perfectly defined species have been
    formed on strictly continuous areas; though I do not doubt that the
    formerly broken condition of areas now continuous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formation of new species, more especially with
    freely-crossing and wandering animals.

    In looking at species as they are now distributed over a wide area, we
    generally find them tolerably numerous over a large territory, then
    becoming somewhat abruptly rarer and rarer on the confines, and finally
    disappearing. Hence the neutral territory between two representative
    species is generally narrow in comparison with the territory proper to
    each. We see the same fact in ascending mountains, and sometimes
    it is quite remarkable how abruptly, as Alph. De Candolle has observed,
    a common alpine species disappears. The same fact has been noticed by
    Forbes in sounding the depths of the sea with the dredge. To those who
    look at climate and the physical conditions of life as the
    all-important elements of distribution, these facts ought to cause
    surprise, as climate and height or depth graduate away insensibly. But
    when we bear in mind that almost every species, even in its metropolis,
    would increase immensely in numbers, were it not for other competing
    species; that nearly all either prey on or serve as prey for others; in
    short, that each organic being is either directly or indirectly related
    in the most important manner to other organic beings, we must see that
    the range of the inhabitants of any country by no means exclusively
    depends on insensibly changing physical conditions, but in large part
    on the presence of other species, on which it depends, or by which it
    is destroyed, or with which it comes into competition; and as these
    species are already defined objects (however they may have become so),
    not blending one into another by insensible gradations, the range of
    any one species, depending as it does on the range of others, will tend
    to be sharply defined. Moreover, each species on the confines of its
    range, where it exists in lessened numbers, will, during fluctuations
    in the number of its enemies or of its prey, or in the seasons, be
    extremely liable to utter extermination; and thus its geographical
    range will come to be still more sharply defined.

    If I am right in believing that allied or representative species, when
    inhabiting a continuous area, are generally so distributed that each
    has a wide range, with a comparatively narrow neutral territory between
    them, in which they become rather suddenly rarer and rarer; then, as
    varieties do not essentially differ from species,
    the same rule will probably apply to both; and if we in imagination
    adapt a varying species to a very large area, we shall have to adapt
    two varieties to two large areas, and a third variety to a narrow
    intermediate zone. The intermediate variety, consequently, will exist
    in lesser numbers from inhabiting a narrow and lesser area; and
    practically, as far as I can make out, this rule holds good with
    varieties in a state of nature. I have met with striking instances of
    the rule in the case of varieties intermediate between well-marked
    varieties in the genus Balanus. And it would appear from information
    given me by Mr. Watson, Dr. Asa Gray, and Mr. Wollaston, that generally
    when varieties intermediate between two other forms occur, they are
    much rarer numerically than the forms which they connect. Now, if we
    may trust these facts and inferences, and therefore conclude that
    varieties linking two other varieties together have generally existed
    in lesser numbers than the forms which they connect, then, I think, we
    can understand why intermediate varieties should not endure for very
    long periods;—why as a general rule they should be exterminated and
    disappear, sooner than the forms which they originally linked together.

    For any form existing in lesser numbers would, as already remarked, run
    a greater chance of being exterminated than one existing in large
    numbers; and in this particular case the intermediate form would be
    eminently liable to the inroads of closely allied forms existing on
    both sides of it. But a far more important consideration, as I believe,
    is that, during the process of further modification, by which two
    varieties are supposed on my theory to be converted and perfected into
    two distinct species, the two which exist in larger numbers from
    inhabiting larger areas, will have a great advantage over the
    intermediate variety, which exists
    in smaller numbers in a narrow and intermediate zone. For forms
    existing in larger numbers will always have a better chance, within any
    given period, of presenting further favourable variations for natural
    selection to seize on, than will the rarer forms which exist in lesser
    numbers. Hence, the more common forms, in the race for life, will tend
    to beat and supplant the less common forms, for these will be more
    slowly modified and improved. It is the same principle which, as I
    believe, accounts for the common species in each country, as shown in
    the second chapter, presenting on an average a greater number of
    well-marked varieties than do the rarer species. I may illustrate what
    I mean by supposing three varieties of sheep to be kept, one adapted to
    an extensive mountainous region; a second to a comparatively narrow,
    hilly tract; and a third to wide plains at the base; and that the
    inhabitants are all trying with equal steadiness and skill to improve
    their stocks by selection; the chances in this case will be strongly in
    favour of the great holders on the mountains or on the plains improving
    their breeds more quickly than the small holders on the intermediate
    narrow, hilly tract; and consequently the improved mountain or plain
    breed will soon take the place of the less improved hill breed; and
    thus the two breeds, which originally existed in greater numbers, will
    come into close contact with each other, without the interposition of
    the supplanted, intermediate hill-variety.

    To sum up, I believe that species come to be tolerably well-defined
    objects, and do not at any one period present an inextricable chaos of
    varying and intermediate links: firstly, because new varieties are very
    slowly formed, for variation is a very slow process, and natural
    selection can do nothing until favourable variations chance to occur,
    and until a place in the natural polity
    of the country can be better filled by some modification of some one or
    more of its inhabitants. And such new places will depend on slow
    changes of climate, or on the occasional immigration of new
    inhabitants, and, probably, in a still more important degree, on some
    of the old inhabitants becoming slowly modified, with the new forms
    thus produced and the old ones acting and reacting on each other. So
    that, in any one region and at any one time, we ought only to see a few
    species presenting slight modifications of structure in some degree
    permanent; and this assuredly we do see.

    Secondly, areas now continuous must often have existed within the
    recent period in isolated portions, in which many forms, more
    especially amongst the classes which unite for each birth and wander
    much, may have separately been rendered sufficiently distinct to rank
    as representative species. In this case, intermediate varieties between
    the several representative species and their common parent, must
    formerly have existed in each broken portion of the land, but these
    links will have been supplanted and exterminated during the process of
    natural selection, so that they will no longer exist in a living state.

    Thirdly, when two or more varieties have been formed in different
    portions of a strictly continuous area, intermediate varieties will, it
    is probable, at first have been formed in the intermediate zones, but
    they will generally have had a short duration. For these intermediate
    varieties will, from reasons already assigned (namely from what we know
    of the actual distribution of closely allied or representative species,
    and likewise of acknowledged varieties), exist in the intermediate
    zones in lesser numbers than the varieties which they tend to connect.
    From this cause alone the intermediate
    varieties will be liable to accidental extermination; and during the
    process of further modification through natural selection, they will
    almost certainly be beaten and supplanted by the forms which they
    connect; for these from existing in greater numbers will, in the
    aggregate, present more variation, and thus be further improved through
    natural selection and gain further advantages.

    Lastly, looking not to any one time, but to all time, if my theory be
    true, numberless intermediate varieties, linking most closely all the
    species of the same group together, must assuredly have existed; but
    the very process of natural selection constantly tends, as has been so
    often remarked, to exterminate the parent forms and the intermediate
    links. Consequently evidence of their former existence could be found
    only amongst fossil remains, which are preserved, as we shall in a
    future chapter attempt to show, in an extremely imperfect and
    intermittent record.

    On the origin and transitions of organic beings with peculiar habits and structure.—It has been asked by the opponents of such views as I
    hold, how, for instance, a land carnivorous animal could have been
    converted into one with aquatic habits; for how could the animal in its
    transitional state have subsisted? It would be easy to show that within
    the same group carnivorous animals exist having every intermediate
    grade between truly aquatic and strictly terrestrial habits; and as
    each exists by a struggle for life, it is clear that each is well
    adapted in its habits to its place in nature. Look at the Mustela vison
    of North America, which has webbed feet and which resembles an otter in
    its fur, short legs, and form of tail; during summer this animal dives
    for and preys on fish, but during the long winter
    it leaves the frozen waters, and preys like other polecats on mice and
    land animals. If a different case had been taken, and it had been asked
    how an insectivorous quadruped could possibly have been converted into
    a flying bat, the question would have been far more difficult, and I
    could have given no answer. Yet I think such difficulties have very
    little weight.

    Here, as on other occasions, I lie under a heavy disadvantage, for out
    of the many striking cases which I have collected, I can give only one
    or two instances of transitional habits and structures in closely
    allied species of the same genus; and of diversified habits, either
    constant or occasional, in the same species. And it seems to me that
    nothing less than a long list of such cases is sufficient to lessen the
    difficulty in any particular case like that of the bat.

    Look at the family of squirrels; here we have the finest gradation from
    animals with their tails only slightly flattened, and from others, as
    Sir J. Richardson has remarked, with the posterior part of their bodies
    rather wide and with the skin on their flanks rather full, to the
    so-called flying squirrels; and flying squirrels have their limbs and
    even the base of the tail united by a broad expanse of skin, which
    serves as a parachute and allows them to glide through the air to an
    astonishing distance from tree to tree. We cannot doubt that each
    structure is of use to each kind of squirrel in its own country, by
    enabling it to escape birds or beasts of prey, or to collect food more
    quickly, or, as there is reason to believe, by lessening the danger
    from occasional falls. But it does not follow from this fact that the
    structure of each squirrel is the best that it is possible to conceive
    under all natural conditions. Let the climate and vegetation change,
    let other competing rodents or new beasts of prey immigrate, or old
    ones
    become modified, and all analogy would lead us to believe that some at
    least of the squirrels would decrease in numbers or become
    exterminated, unless they also became modified and improved in
    structure in a corresponding manner. Therefore, I can see no
    difficulty, more especially under changing conditions of life, in the
    continued preservation of individuals with fuller and fuller
    flank-membranes, each modification being useful, each being propagated,
    until by the accumulated effects of this process of natural selection,
    a perfect so-called flying squirrel was produced.

    Now look at the Galeopithecus or flying lemur, which formerly was
    falsely ranked amongst bats. It has an extremely wide flank-membrane,
    stretching from the corners of the jaw to the tail, and including the
    limbs and the elongated fingers: the flank membrane is, also, furnished
    with an extensor muscle. Although no graduated links of structure,
    fitted for gliding through the air, now connect the Galeopithecus with
    the other Lemuridæ, yet I can see no difficulty in supposing that such
    links formerly existed, and that each had been formed by the same steps
    as in the case of the less perfectly gliding squirrels; and that each
    grade of structure had been useful to its possessor. Nor can I see any
    insuperable difficulty in further believing it possible that the
    membrane-connected fingers and fore-arm of the Galeopithecus might be
    greatly lengthened by natural selection; and this, as far as the organs
    of flight are concerned, would convert it into a bat. In bats which
    have the wing-membrane extended from the top of the shoulder to the
    tail, including the hind-legs, we perhaps see traces of an apparatus
    originally constructed for gliding through the air rather than for
    flight.

    If about a dozen genera of birds had become extinct or were unknown,
    who would have ventured to have
    surmised that birds might have existed which used their wings solely as
    flappers, like the logger-headed duck (Micropterus of Eyton); as fins
    in the water and front legs on the land, like the penguin; as sails,
    like the ostrich; and functionally for no purpose, like the Apteryx.
    Yet the structure of each of these birds is good for it,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life to which it is exposed, for each has to live by a
    struggle; but it is not necessarily the best possible under all
    possible conditions. It must not be inferred from these remarks that
    any of the grades of wing-structure here alluded to, which perhaps may
    all have resulted from disuse, indicate the natural steps by which
    birds have acquired their perfect power of flight; but they serve, at
    least, to show what diversified means of transition are possible.

    Seeing that a few members of such water-breathing classes as the
    Crustacea and Mollusca are adapted to live on the land, and seeing that
    we have flying birds and mammals, flying insects of the most
    diversified types, and formerly had flying reptiles, it is conceivable
    that flying-fish, which now glide far through the air, slightly rising
    and turning by the aid of their fluttering fins, might have been
    modified into perfectly winged animals. If this had been effected, who
    would have ever imagined that in an early transitional state they had
    been inhabitants of the open ocean, and had used their incipient organs
    of flight exclusively, as far as we know, to escape being devoured by
    other fish?

    When we see any structure highly perfected for any particular habit, as
    the wings of a bird for flight, we should bear in mind that animals
    displaying early transitional grades of the structure will seldom
    continue to exist to the present day, for they will have been
    supplanted by the very process of perfection through natural selection.
    Furthermore, we may conclude that transitional
    grades between structures fitted for very different habits of life will
    rarely have been developed at an early period in great numbers and
    under many subordinate forms. Thus, to return to our imaginary
    illustration of the flying-fish, it does not seem probable that fishes
    capable of true flight would have been developed under many subordinate
    forms, for taking prey of many kinds in many ways, on the land and in
    the water, until their organs of flight had come to a high stage of
    perfection, so as to have given them a decided advantage over other
    animals in the battle for life. Hence the chance of discovering species
    with transitional grades of structure in a fossil condition will always
    be less, from their having existed in lesser numbers, than in the case
    of species with fully developed structures.

    I will now give two or three instances of diversified and of changed
    habits in the individuals of the same species. When either case occurs,
    it would be easy for natural selection to fit the animal, by some
    modification of its structure, for its changed habits, or exclusively
    for one of its several different habits. But it is difficult to tell,
    and immaterial for us, whether habits generally change first and
    structure afterwards; or whether slight modifications of structure lead
    to changed habits; both probably often change almost simultaneously. Of
    cases of changed habits it will suffice merely to allude to that of the
    many British insects which now feed on exotic plants, or exclusively on
    artificial substances. Of diversified habits innumerable instances
    could be given: I have often watched a tyrant flycatcher (Saurophagus
    sulphuratus) in South America, hovering over one spot and then
    proceeding to another, like a kestrel, and at other times standing
    stationary on the margin of water, and then dashing like a kingfisher
    at a fish. In our own country the larger titmouse (Parus major) may be
    seen climbing branches, almost like a creeper; it often, like a shrike,
    kills small birds by blows on the head; and I have many times seen and
    heard it hammering the seeds of the yew on a branch, and thus breaking
    them like a nuthatch. In North America the black bear was seen by
    Hearne swimming for hours with widely open mouth, thus catching, like a
    whale, insects in the water. Even in so extreme a case as this, if the
    supply of insects were constant, and if better adapted competitors did
    not already exist in the country, I can see no difficulty in a race of
    bears being rendered, by natural selection, more and more aquatic in
    their structure and habits, with larger and larger mouths, till a
    creature was produced as monstrous as a whale.

    As we sometimes see individuals of a species following habits widely
    different from those both of their own species and of the other species
    of the same genus, we might expect, on my theory, that such individuals
    would occasionally have given rise to new species, having anomalous
    habits, and with their structure either slightly or considerably
    modified from that of their proper type. And such instances do occur in
    nature. Can a more striking instance of adaptation be given than that
    of a woodpecker for climbing trees and for seizing insects in the
    chinks of the bark? Yet in North America there are woodpeckers which
    feed largely on fruit, and others with elongated wings which chase
    insects on the wing; and on the plains of La Plata, where not a tree
    grows, there is a woodpecker, which in every essential part of its
    organisation, even in its colouring, in the harsh tone of its voice,
    and undulatory flight, told me plainly of its close blood-relationship
    to our common species; yet it is a woodpecker which never climbs a
    tree!

    Petrels are the most aërial and oceanic of birds, yet in the quiet
    Sounds of Tierra del Fuego, the Puffinuria
    berardi, in its general habits, in its astonishing power of diving, its
    manner of swimming, and of flying when unwillingly it takes flight,
    would be mistaken by any one for an auk or grebe; nevertheless, it is
    essentially a petrel, but with many parts of its organisation
    profoundly modified. On the other hand, the acutest observer by
    examining the dead body of the water-ouzel would never have suspected
    its sub-aquatic habits; yet this anomalous member of the strictly
    terrestrial thrush family wholly subsists by diving,—grasping the
    stones with its feet and using its wings under water.

    He who believes that each being has been created as we now see it, must
    occasionally have felt surprise when he has met with an animal having
    habits and structure not at all in agreement. What can be plainer than
    that the webbed feet of ducks and geese are formed for swimming? yet
    there are upland geese with webbed feet which rarely or never go near
    the water; and no one except Audubon has seen the frigate-bird, which
    has all its four toes webbed, alight on the surface of the sea. On the
    other hand, grebes and coots are eminently aquatic, although their toes
    are only bordered by membrane. What seems plainer than that the long
    toes of grallatores are formed for walking over swamps and floating
    plants, yet the water-hen is nearly as aquatic as the coot; and the
    landrail nearly as terrestrial as the quail or partridge. In such
    cases, and many others could be given, habits have changed without a
    corresponding change of structure. The webbed feet of the upland goose
    may be said to have become rudimentary in function, though not in
    structure. In the frigate-bird, the deeply-scooped membrane between the
    toes shows that structure has begun to change.

    He who believes in separate and innumerable acts of creation will say,
    that in these cases it has pleased the
    Creator to cause a being of one type to take the place of one of
    another type; but this seems to me only restating the fact in dignified
    language. He who believes in the struggle for existence and in the
    principle of natural selection, will acknowledge that every organic
    being is constantly endeavouring to increase in numbers; and that if
    any one being vary ever so little, either in habits or structure, and
    thus gain an advantage over some other inhabitant of the country, it
    will seize on the place of that inhabitant, however different it may be
    from its own place. Hence it will cause him no surprise that there
    should be geese and frigate-birds with webbed feet, either living on
    the dry land or most rarely alighting on the water; that there should
    be long-toed corncrakes living in meadows instead of in swamps; that
    there should be woodpeckers where not a tree grows; that there should
    be diving thrushes, and petrels with the habits of auks.

    Organs of extreme perfection and complication.—To suppose that the
    eye, with all its inimitable contrivances for adjusting the focus to
    different distances, for admitting different amounts of light, and for
    the correction of spherical and chromatic aberration, could have been
    formed by natural selection, seems, I freely confess, absurd in the
    highest possible degree. Yet reason tells me, that if numerous
    gradations from a perfect and complex eye to one very imperfect and
    simple, each grade being useful to its possessor, can be shown to
    exist; if further, the eye does vary ever so slightly, and the
    variations be inherited, which is certainly the case; and if any
    variation or modification in the organ be ever useful to an animal
    under changing conditions of life, then the difficulty of believing
    that a perfect and complex eye could be formed by natural
    selection, though insuperable by our imagination, can hardly be
    considered real. How a nerve comes to be sensitive to light, hardly
    concerns us more than how life itself first originated; but I may
    remark that several facts make me suspect that any sensitive nerve may
    be rendered sensitive to light, and likewise to those coarser
    vibrations of the air which produce sound.

    In looking for the gradations by which an organ in any species has been
    perfected, we ought to look exclusively to its lineal ancestors; but
    this is scarcely ever possible, and we are forced in each case to look
    to species of the same group, that is to the collateral descendants
    from the same original parent-form, in order to see what gradations are
    possible, and for the chance of some gradations having been transmitted
    from the earlier stages of descent, in an unaltered or little altered
    condition. Amongst existing Vertebrata, we find but a small amount of
    gradation in the structure of the eye, and from fossil species we can
    learn nothing on this head. In this great class we should probably have
    to descend far beneath the lowest known fossiliferous stratum to
    discover the earlier stages, by which the eye has been perfected.

    In the Articulata we can commence a series with an optic nerve merely
    coated with pigment, and without any other mechanism; and from this low
    stage, numerous gradations of structure, branching off in two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lines, can be shown to exist, until we reach a
    moderately high stage of perfection. In certain crustaceans, for
    instance, there is a double cornea, the inner one divided into facets,
    within each of which there is a lens-shaped swelling. In other
    crustaceans the transparent cones which are coated by pigment, and
    which properly act only by excluding lateral pencils of light, are
    convex at their upper ends
    and must act by convergence; and at their lower ends there seems to be
    an imperfect vitreous substance. With these facts, here far too briefly
    and imperfectly given, which show that there is much graduated
    diversity in the eyes of living crustaceans, and bearing in mind how
    small the number of living animals is in proportion to those which have
    become extinct, I can see no very great difficulty (not more than in
    the case of many other structures) in believing that natural selection
    has converted the simple apparatus of an optic nerve merely coated with
    pigment and invested by transparent membrane, into an optical
    instrument as perfect as is possessed by any member of the great
    Articulate class.

    He who will go thus far, if he find on finishing this treatise that
    large bodies of facts, otherwise inexplicable, can be explained by the
    theory of descent, ought not to hesitate to go further, and to admit
    that a structure even as perfect as the eye of an eagle might be formed
    by natural selection, although in this case he does not know any of the
    transitional grades. His reason ought to conquer his imagination;
    though I have felt the difficulty far too keenly to be surprised at any
    degree of hesitation in extending the principle of natural selection to
    such startling lengths.

    It is scarcely possible to avoid comparing the eye to a telescope. We
    know that this instrument has been perfected by the long-continued
    efforts of the highest human intellects; and we naturally infer that
    the eye has been formed by a somewhat analogous process. But may not
    this inference be presumptuous? Have we any right to assume that the
    Creator works by intellectual powers like those of man? If we must
    compare the eye to an optical instrument, we ought in imagination to
    take a thick layer of transparent tissue, with a nerve sensitive to
    light beneath, and then suppose every
    part of this layer to be continually changing slowly in density, so as
    to separate into layers of different densities and thicknesses, placed
    at different distances from each other, and with the surfaces of each
    layer slowly changing in form. Further we must suppose that there is a
    power always intently watching each slight accidental alteration in the
    transparent layers; and carefully selecting each alteration which,
    under varied circumstances, may in any way, or in any degree, tend to
    produce a distincter image. We must suppose each new state of the
    instrument to be multiplied by the million; and each to be preserved
    till a better be produced, and then the old ones to be destroyed. In
    living bodies, variation will cause the slight alterations, generation
    will multiply them almost infinitely, and natural selection will pick
    out with unerring skill each improvement. Let this process go on for
    millions on millions of years; and during each year on millions of
    individuals of many kinds; and may we not believe that a living optical
    instrument might thus be formed as superior to one of glass, as the
    works of the Creator are to those of man?

    If it could be demonstrated that any complex organ existed, which could
    not possibly have been formed by numerous, successive, slight
    modifications, my theory would absolutely break down. But I can find
    out no such case. No doubt many organs exist of which we do not know
    the transitional grades, more especially if we look to much-isolated
    species, round which, according to my theory, there has been much
    extinction. Or again, if we look to an organ common to all the members
    of a large class, for in this latter case the organ must have been
    first formed at an extremely remote period, since which all the many
    members of the class have been developed; and in order to discover the
    early transitional grades through which the organ has
    passed, we should have to look to very ancient ancestral forms, long
    since become extinct.

    We should be extremely cautious in concluding that an organ could not
    have been formed by transitional gradations of some kind. Numerous
    cases could be given amongst the lower animals of the same organ
    performing at the same time wholly distinct functions; thus the
    alimentary canal respires, digests, and excretes in the larva of the
    dragon-fly and in the fish Cobites. In the Hydra, the animal may be
    turned inside out, and the exterior surface will then digest and the
    stomach respire. In such cases natural selection might easily
    specialise, if any advantage were thus gained, a part or organ, which
    had performed two functions, for one function alone, and thus wholly
    change its nature by insensible steps. Two distinct organs sometimes
    perform simultaneously the same function in the same individual; to
    give one instance, there are fish with gills or branchiæ that breathe
    the air dissolved in the water, at the same time that they breathe free
    air in their swimbladders, this latter organ having a ductus
    pneumaticus for its supply, and being divided by highly vascular
    partitions. In these cases, one of the two organs might with ease be
    modified and perfected so as to perform all the work by itself, being
    aided during the process of modification by the other organ; and then
    this other organ might be modified for some other and quite distinct
    purpose, or be quite obliterated.

    The illustration of the swimbladder in fishes is a good one, because it
    shows us clearly the highly important fact that an organ originally
    constructed for one purpose, namely flotation, may be converted into
    one for a wholly different purpose, namely respiration. The swimbladder
    has, also, been worked in as an accessory to the auditory organs of
    certain fish, or, for I do not know which
    view is now generally held, a part of the auditory apparatus has been
    worked in as a complement to the swimbladder. All physiologists admit
    that the swimbladder is homologous, or “ideally similar,” in position
    and structure with the lungs of the higher vertebrate animals: hence
    there seems to me to be no great difficulty in believing that natural
    selection has actually converted a swimbladder into a lung, or organ
    used exclusively for respiration.

    I can, indeed, hardly doubt that all vertebrate animals having true
    lungs have descended by ordinary generation from an ancient prototype,
    of which we know nothing, furnished with a floating apparatus or
    swimbladder. We can thus, as I infer from Professor Owen’s interesting
    description of these parts, understand the strange fact that every
    particle of food and drink which we swallow has to pass over the
    orifice of the trachea, with some risk of falling into the lungs,
    notwithstanding the beautiful contrivance by which the glottis is
    closed. In the higher Vertebrata the branchiæ have wholly
    disappeared—the slits on the sides of the neck and the loop-like course
    of the arteries still marking in the embryo their former position. But
    it is conceivable that the now utterly lost branchiæ might have been
    gradually worked in by natural selection for some quite distinct
    purpose: in the same manner as, on the view entertained by some
    naturalists that the branchiæ and dorsal scales of Annelids are
    homologous with the wings and wing-covers of insects, it is probable
    that organs which at a very ancient period served for respiration have
    been actually converted into organs of flight.

    In considering transitions of organs, it is so important to bear in
    mind the probability of conversion from one function to another, that I
    will give one more instance. Pedunculated cirripedes have two minute
    folds of skin,
    called by me the ovigerous frena, which serve, through the means of a
    sticky secretion, to retain the eggs until they are hatched within the
    sack. These cirripedes have no branchiæ, the whole surface of the body
    and sack, including the small frena, serving for respiration. The
    Balanidæ or sessile cirripedes, on the other hand, have no ovigerous
    frena, the eggs lying loose at the bottom of the sack, in the
    well-enclosed shell; but they have large folded branchiæ. Now I think
    no one will dispute that the ovigerous frena in the one family are
    strictly homologous with the branchiæ of the other family; indeed, they
    graduate into each other. Therefore I do not doubt that little folds of
    skin, which originally served as ovigerous frena, but which, likewise,
    very slightly aided the act of respiration, have been gradually
    converted by natural selection into branchiæ, simply through an
    increase in their size and the obliteration of their adhesive glands.
    If all pedunculated cirripedes had become extinct, and they have
    already suffered far more extinction than have sessile cirripedes, who
    would ever have imagined that the branchiæ in this latter family had
    originally existed as organs for preventing the ova from being washed
    out of the sack?

    Although we must be extremely cautious in concluding that any organ
    could not possibly have been produced by successive transitional
    gradations, yet, undoubtedly, grave cases of difficulty occur, some of
    which will be discussed in my future work.

    One of the gravest is that of neuter insects, which are often very
    differently constructed from either the males or fertile females; but
    this case will be treated of in the next chapter. The electric organs
    of fishes offer another case of special difficulty; it is impossible to
    conceive by what steps these wondrous organs have been produced; but,
    as Owen and others have remarked,
    their intimate structure closely resembles that of common muscle; and
    as it has lately been shown that Rays have an organ closely analogous
    to the electric apparatus, and yet do not, as Matteuchi asserts,
    discharge any electricity, we must own that we are far too ignorant to
    argue that no transition of any kind is possible.

    The electric organs offer another and even more serious difficulty; for
    they occur in only about a dozen fishes, of which several are widely
    remote in their affinities. Generally when the same organ appears in
    several members of the same class, especially if in members having very
    different habits of life, we may attribute its presence to inheritance
    from a common ancestor; and its absence in some of the members to its
    loss through disuse or natural selection. But if the electric organs
    had been inherited from one ancient progenitor thus provided, we might
    have expected that all electric fishes would have been specially
    related to each other. Nor does geology at all lead to the belief that
    formerly most fishes had electric organs, which most of their modified
    descendants have lost. The presence of luminous organs in a few
    insects, belonging to different families and orders, offers a parallel
    case of difficulty. Other cases could be given; for instance in plants,
    the very curious contrivance of a mass of pollen-grains, borne on a
    foot-stalk with a sticky gland at the end, is the same in Orchis and
    Asclepias,—genera almost as remote as possible amongst flowering
    plants. In all these cases of two very distinct species furnished with
    apparently the same anomalous organ, it should be observed that,
    although the general appearance and function of the organ may be the
    same, yet some fundamental difference can generally be detected. I am
    inclined to believe that in nearly the same way as two men have
    sometimes independently hit on
    the very same invention, so natural selection, working for the good of
    each being and taking advantage of analogous variations, has sometimes
    modified in very nearly the same manner two parts in two organic
    beings, which owe but little of their structure in common to
    inheritance from the same ancestor.

    Although in many cases it is most difficult to conjecture by what
    transitions an organ could have arrived at its present state; yet,
    considering that the proportion of living and known forms to the
    extinct and unknown is very small, I have been astonished how rarely an
    organ can be named, towards which no transitional grade is known to
    lead. The truth of this remark is indeed shown by that old canon in
    natural history of “Natura non facit saltum.” We meet with this
    admission in the writings of almost every experienced naturalist; or,
    as Milne Edwards has well expressed it, nature is prodigal in variety,
    but niggard in innovation. Why, on the theory of Creation, should this
    be so? Why should all the parts and organs of many independent beings,
    each supposed to have been separately created for its proper place in
    nature, be so invariably linked together by graduated steps? Why should
    not Nature have taken a leap from structure to structure? On the theory
    of natural selection, we can clearly understand why she should not; for
    natural selection can act only by taking advantage of slight successive
    variations; she can never take a leap, but must advance by the shortest
    and slowest steps.

    Organs of little apparent importance.—As natural selection acts by
    life and death,—by the preservation of individuals with any favourable
    variation, and by the destruction of those with any unfavourable
    deviation of structure,—I have sometimes felt much difficulty in
    understanding the origin of simple parts, of which the importance does
    not seem sufficient to cause the preservation of successively varying
    individuals. I have sometimes felt as much difficulty, though of a very
    different kind, on this head, as in the case of an organ as perfect and
    complex as the eye.

    In the first place, we are much too ignorant in regard to the whole
    economy of any one organic being, to say what slight modifications
    would be of importance or not. In a former chapter I have given
    instances of most trifling characters, such as the down on fruit and
    the colour of the flesh, which, from determining the attacks of insects
    or from being correlated with constitutional differences, might
    assuredly be acted on by natural selection. The tail of the giraffe
    looks like an artificially constructed fly-flapper; and it seems at
    first incredible that this could have been adapted for its present
    purpose by successive slight modifications, each better and better, for
    so trifling an object as driving away flies; yet we should pause before
    being too positive even in this case, for we know that the distribution
    and existence of cattle and other animals in South America absolutely
    depends on their power of resisting the attacks of insects: so that
    individuals which could by any means defend themselves from these small
    enemies, would be able to range into new pastures and thus gain a great
    advantage. It is not that the larger quadrupeds are actually destroyed
    (except in some rare cases) by the flies, but they are incessantly
    harassed and their strength reduced, so that they are more subject to
    disease, or not so well enabled in a coming dearth to search for food,
    or to escape from beasts of prey.

    Organs now of trifling importance have probably in some cases been of
    high importance to an early progenitor, and, after having been slowly
    perfected at a
    former period, have been transmitted in nearly the same state, although
    now become of very slight use; and any actually injurious deviations in
    their structure will always have been checked by natural selection.
    Seeing how important an organ of locomotion the tail is in most aquatic
    animals, its general presence and use for many purposes in so many land
    animals, which in their lungs or modified swim-bladders betray their
    aquatic origin, may perhaps be thus accounted for. A well-developed
    tail having been formed in an aquatic animal, it might subsequently
    come to be worked in for all sorts of purposes, as a fly-flapper, an
    organ of prehension, or as an aid in turning, as with the dog, though
    the aid must be slight, for the hare, with hardly any tail, can double
    quickly enough.

    In the second place, we may sometimes attribute importance to
    characters which are really of very little importance, and which have
    originated from quite secondary causes, independently of natural
    selection. We should remember that climate, food, etc., probably have
    some little direct influence on the organisation; that characters
    reappear from the law of reversion; that correlation of growth will
    have had a most important influence in modifying various structures;
    and finally, that sexual selection will often have largely modified the
    external characters of animals having a will, to give one male an
    advantage in fighting with another or in charming the females. Moreover
    when a modification of structure has primarily arisen from the above or
    other unknown causes, it may at first have been of no advantage to the
    species, but may subsequently have been taken advantage of by the
    descendants of the species under new conditions of life and with newly
    acquired habits.

    To give a few instances to illustrate these latter
    remarks. If green woodpeckers alone had existed, and we did not know
    that there were many black and pied kinds, I dare say that we should
    have thought that the green colour was a beautiful adaptation to hide
    this tree-frequenting bird from its enemies; and consequently that it
    was a character of importance and might have been acquired through
    natural selection; as it is, I have no doubt that the colour is due to
    some quite distinct cause, probably to sexual selection. A trailing
    bamboo in the Malay Archipelago climbs the loftiest trees by the aid of
    exquisitely constructed hooks clustered around the ends of the
    branches, and this contrivance, no doubt, is of the highest service to
    the plant; but as we see nearly similar hooks on many trees which are
    not climbers, the hooks on the bamboo may have arisen from unknown laws
    of growth, and have been subsequently taken advantage of by the plant
    undergoing further modification and becoming a climber. The naked skin
    on the head of a vulture is generally looked at as a direct adaptation
    for wallowing in putridity; and so it may be, or it may possibly be due
    to the direct action of putrid matter; but we should be very cautious
    in drawing any such inference, when we see that the skin on the head of
    the clean-feeding male turkey is likewise naked. The sutures in the
    skulls of young mammals have been advanced as a beautiful adaptation
    for aiding parturition, and no doubt they facilitate, or may be
    indispensable for this act; but as sutures occur in the skulls of young
    birds and reptiles, which have only to escape from a broken egg, we may
    infer that this structure has arisen from the laws of growth, and has
    been taken advantage of in the parturition of the higher animals.

    We are profoundly ignorant of the causes producing slight and
    unimportant variations; and we are immediately
    made conscious of this by reflecting on the differences in the breeds
    of our domesticated animals in different countries,—more especially in
    the less civilized countries where there has been but little artificial
    selection. Careful observers are convinced that a damp climate affects
    the growth of the hair, and that with the hair the horns are
    correlated. Mountain breeds always differ from lowland breeds; and a
    mountainous country would probably affect the hind limbs from
    exercising them more, and possibly even the form of the pelvis; and
    then by the law of homologous variation, the front limbs and even the
    head would probably be affected. The shape, also, of the pelvis might
    affect by pressure the shape of the head of the young in the womb. The
    laborious breathing necessary in high regions would, we have some
    reason to believe, increase the size of the chest; and again
    correlation would come into play. Animals kept by savage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often have to struggle for their own subsistence, and would
    be exposed to a certain extent to natural selection, and individuals
    with slightly different constitutions would succeed best under
    different climates; and there is reason to believe that constitution
    and colour are correlated. A good observer, also, states that in cattle
    susceptibility to the attacks of flies is correlated with colour, as is
    the liability to be poisoned by certain plants; so that colour would be
    thus subjected to the action of natural selection. But we are far too
    ignorant to speculate on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the several known
    and unknown laws of variation; and I have here alluded to them only to
    show that, if we are unable to account for the characteristic
    differences of our domestic breeds, which nevertheless we generally
    admit to have arisen through ordinary generation, we ought not to lay
    too much stress on our
    ignorance of the precise cause of the slight analogous differences
    between species. I might have adduced for this same purpos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races of man, which are so strongly marked; I
    may add that some little light can apparently be thrown on the origin
    of these differences, chiefly through sexual selection of a particular
    kind, but without here entering on copious details my reasoning would
    appear frivolous.

    The foregoing remarks lead me to say a few words on the protest lately
    made by some naturalists, against the utilitarian doctrine that every
    detail of structure has been produced for the good of its possessor.
    They believe that very many structures have been created for beauty in
    the eyes of man, or for mere variety. This doctrine, if true, would be
    absolutely fatal to my theory. Yet I fully admit that many structures
    are of no direct use to their possessors. Physical conditions probably
    have had some little effect on structure, quite independently of any
    good thus gained. Correlation of growth has no doubt played a most
    important part, and a useful modification of one part will often have
    entailed on other parts diversified changes of no direct use. So again
    characters which formerly were useful, or which formerly had arisen
    from correlation of growth, or from other unknown cause, may reappear
    from the law of reversion, though now of no direct use. The effects of
    sexual selection, when displayed in beauty to charm the females, can be
    called useful only in rather a forced sense. But by far the most
    important consideration is that the chief part of the organisation of
    every being is simply due to inheritance; and consequently, though each
    being assuredly is well fitted for its place in nature, many structures
    now have no direct relation to the habits of life of each species.
    Thus, we can hardly believe that the webbed feet of the upland
    goose or of the frigate-bird are of special use to these birds; we
    cannot believe that the same bones in the arm of the monkey, in the
    fore leg of the horse, in the wing of the bat, and in the flipper of
    the seal, are of special use to these animals. We may safely attribute
    these structures to inheritance. But to the progenitor of the upland
    goose and of the frigate-bird, webbed feet no doubt were as useful as
    they now are to the most aquatic of existing birds. So we may believe
    that the progenitor of the seal had not a flipper, but a foot with five
    toes fitted for walking or grasping; and we may further venture to
    believe that the several bones in the limbs of the monkey, horse, and
    bat, which have been inherited from a common progenitor, were formerly
    of more special use to that progenitor, or its progenitors, than they
    now are to these animals having such widely diversified habits.
    Therefore we may infer that these several bones might have been
    acquired through natural selection, subjected formerly, as now, to the
    several laws of inheritance, reversion, correlation of growth, etc.
    Hence every detail of structure in every living creature (making some
    little allowance for the direct action of physical conditions) may be
    viewed, either as having been of special use to some ancestral form, or
    as being now of special use to the descendants of this form—either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hrough the complex laws of growth.

    Natural selection cannot possibly produce any modification in any one
    species exclusively for the good of another species; though throughout
    nature one species incessantly takes advantage of, and profits by, the
    structure of another. But natural selection can and does often produce
    structures for the direct injury of other species, as we see in the
    fang of the adder, and in the ovipositor of the ichneumon, by which its
    eggs are deposited
    in the living bodies of other insects. If it could be proved that any
    part of the structure of any one species had been formed for the
    exclusive good of another species, it would annihilate my theory, for
    such could not have been produced through natural selection. Although
    many statements may be found in works on natural history to this
    effect, I cannot find even one which seems to me of any weight. It is
    admitted that the rattlesnake has a poison-fang for its own defence and
    for the destruction of its prey; but some authors suppose that at the
    same time this snake is furnished with a rattle for its own injury,
    namely, to warn its prey to escape. I would almost as soon believe that
    the cat curls the end of its tail when preparing to spring, in order to
    warn the doomed mouse. But I have not space here to enter on this and
    other such cases.

    Natural selection will never produce in a being anything injurious to
    itself, for natural selection acts solely by and for the good of each.
    No organ will be formed, as Paley has remarked, for the purpose of
    causing pain or for doing an injury to its possessor. If a fair balance
    be struck between the good and evil caused by each part, each will be
    found on the whole advantageous. After the lapse of time, under
    changing conditions of life, if any part comes to be injurious, it will
    be modified; or if it be not so, the being will become extinct, as
    myriads have become extinct.

    Natural selection tends only to make each organic being as perfect as,
    or slightly more perfect than, the other inhabitants of the same
    country with which it has to struggle for existence. And we see that
    this is the degree of perfection attained under nature. The endemic
    productions of New Zealand, for instance, are perfect one compared with
    another; but they are now rapidly yielding before the advancing legions
    of plants
    and animals introduced from Europe. Natural selection will not produce
    absolute perfection, nor do we always meet, as far as we can judge,
    with this high standard under nature. The correction for the aberration
    of light is said, on high authority, not to be perfect even in that
    most perfect organ, the eye. If our reason leads us to admire with
    enthusiasm a multitude of inimitable contrivances in nature, this same
    reason tells us, though we may easily err on both sides, that some
    other contrivances are less perfect. Can we consider the sting of the
    wasp or of the bee as perfect, which, when used against many attacking
    animals, cannot be withdrawn, owing to the backward serratures, and so
    inevitably causes the death of the insect by tearing out its viscera?

    If we look at the sting of the bee, as having originally existed in a
    remote progenitor as a boring and serrated instrument, like that in so
    many members of the same great order, and which has been modified but
    not perfected for its present purpose, with the poison originally
    adapted to cause galls subsequently intensified, we can perhaps
    understand how it is that the use of the sting should so often cause
    the insect’s own death: for if on the whole the power of stinging be
    useful to the community, it will fulfil all the requirements of natural
    selection, though it may cause the death of some few members. If we
    admire the truly wonderful power of scent by which the males of many
    insects find their females, can we admire the production for this
    single purpose of thousands of drones, which are utterly useless to the
    community for any other end, and which are ultimately slaughtered by
    their industrious and sterile sisters? It may be difficult, but we
    ought to admire the savage instinctive hatred of the queen-bee, which
    urges her instantly to destroy the
    young queens her daughters as soon as born, or to perish herself in the
    combat; for undoubtedly this is for the good of the community; and
    maternal love or maternal hatred, though the latter fortunately is most
    rare, is all the same to the inexorable principle of natural selection.
    If we admire the several ingenious contrivances, by which the flowers
    of the orchis and of many other plants are fertilised through insect
    agency, can we consider as equally perfect the elaboration by our
    fir-trees of dense clouds of pollen, in order that a few granules may
    be wafted by a chance breeze on to the ovules?

    Summary of Chapter.—We have in this chapter discussed some of the
    difficulties and objections which may be urged against my theory. Many
    of them are very grave; but I think that in the discussion light has
    been thrown on several facts, which on the theory of independent acts
    of creation are utterly obscure. We have seen that species at any one
    period are not indefinitely variable, and are not linked together by a
    multitude of intermediate gradations, partly because the process of
    natural selection will always be very slow, and will act, at any one
    time, only on a very few forms; and partly because the very process of
    natural selection almost implies the continual supplanting and
    extinction of preceding and intermediate gradations. Closely allied
    species, now living on a continuous area, must often have been formed
    when the area was not continuous, and when the conditions of life did
    not insensibly graduate away from one part to another. When two
    varieties are formed in two districts of a continuous area, an
    intermediate variety will often be formed, fitted for an intermediate
    zone; but from reasons assigned, the intermediate variety will usually
    exist in lesser numbers than
    the two forms which it connects; consequently the two latter, during
    the course of further modification, from existing in greater numbers,
    will have a great advantage over the less numerous intermediate
    variety, and will thus generally succeed in supplanting and
    exterminating it.

    We have seen in this chapter how cautious we should be in concluding
    that the most different habits of life could not graduate into each
    other; that a bat, for instance, could not have been formed by natural
    selection from an animal which at first could only glide through the
    air.

    We have seen that a species may under new conditions of life change its
    habits, or have diversified habits, with some habits very unlike those
    of its nearest congeners. Hence we can understand, bearing in mind that
    each organic being is trying to live wherever it can live, how it has
    arisen that there are upland geese with webbed feet, ground
    woodpeckers, diving thrushes, and petrels with the habits of auks.

    Although the belief that an organ so perfect as the eye could have been
    formed by natural selection, is more than enough to stagger any one;
    yet in the case of any organ, if we know of a long series of gradations
    in complexity, each good for its possessor, then, under changing
    conditions of life, there is no logical impossibility in the
    acquirement of any conceivable degree of perfection through natural
    selection. In the cases in which we know of no intermediate or
    transitional states, we should be very cautious in concluding that none
    could have existed, for the homologies of many organs and their
    intermediate states show that wonderful metamorphoses in function are
    at least possible. For instance, a swim-bladder has apparently been
    converted into an air-breathing lung. The same organ having performed
    simultaneously very different functions, and then having been
    specialised for one function; and two very distinct organs having
    performed at the same time the same function, the one having been
    perfected whilst aided by the other, must often have largely
    facilitated transitions.

    We are far too ignorant, in almost every case, to be enabled to assert
    that any part or organ is so unimportant for the welfare of a species,
    that modifications in its structure could not have been slowly
    accumulated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But we may confidently
    believe that many modifications, wholly due to the laws of growth, and
    at first in no way advantageous to a species, have been subsequently
    taken advantage of by the still further modified descendants of this
    species. We may, also, believe that a part formerly of high importance
    has often been retained (as the tail of an aquatic animal by its
    terrestrial descendants), though it has become of such small importance
    that it could not, in its present state, have been acquired by natural
    selection,—a power which acts solely by the preservation of profitable
    variations in the struggle for life.

    Natural selection will produce nothing in one species for the exclusive
    good or injury of another; though it may well produce parts, organs,
    and excretions highly useful or even indispensable, or highly injurious
    to another species, but in all cases at the same time useful to the
    owner. Natural selection in each well-stocked country, must act chiefly
    through the competition of the inhabitants one with another, and
    consequently will produce perfection, or strength in the battle for
    life, only according to the standard of that country. Hence the
    inhabitants of one country, generally the smaller one, will often
    yield, as we see they do yield, to the inhabitants of another and
    generally larger country. For in
    the larger country there will have existed more individuals, and more
    diversified forms, and the competition will have been severer, and thus
    the standard of perfection will have been rendered higher. Natural
    selection will not necessarily produce absolute perfection; nor, as far
    as we can judge by our limited faculties, can absolute perfection be
    everywhere found.

    On the theory of natural selection we can clearly understand the full
    meaning of that old canon in natural history, “Natura non facit
    saltum.” This canon, if we look only to the present inhabitants of the
    world, is not strictly correct, but if we include all those of past
    times, it must by my theory be strictly true.

    It is generally acknowledged that all organic beings have been formed
    on two great laws—Unity of Type, and the Conditions of Existence. By
    unity of type is meant that fundamental agreement in structure, which
    we see in organic beings of the same class, and which is quite
    independent of their habits of life. On my theory, unity of type is
    explained by unity of descent. The expression of conditions of
    existence, so often insisted on by the illustrious Cuvier, is fully
    embraced by the principle of natural selection. For natural selection
    acts by either now adapting the varying parts of each being to its
    organic and inorganic conditions of life; or by having adapted them
    during long-past periods of time: the adaptations being aided in some
    cases by use and disuse, being slightly affected by the direct action
    of the external conditions of life, and being in all cases subjected to
    the several laws of growth. Hence, in fact, the law of the Conditions
    of Existence is the higher law; as it includes, through the inheritance
    of former adaptations, that of Unity of Type.

    CHAPTER VII.
    INSTINCT.

    Instincts comparable with habits, but different in their origin.
    Instincts graduated. Aphides and ants. Instincts variable. Domestic
    instincts, their origin. Natural instincts of the cuckoo, ostrich, and
    parasitic bees. Slave-making ants. Hive-bee, its cell-making instinct.
    Difficulties on the theory of the Natural Selection of instincts.
    Neuter or sterile insects. Summary.

    The subject of instinct might have been worked into the previous
    chapters; but I have thought that it would be more convenient to treat
    the subject separately, especially as so wonderful an instinct as that
    of the hive-bee making its cells will probably have occurred to many
    readers, as a difficulty sufficient to overthrow my whole theory. I
    must premise, that I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the origin of the primary
    mental powers, any more than I have with that of life itself. We are
    concerned only with the diversities of instinct and of the other mental
    qualities of animals within the same class.

    I will not attempt any definition of instinct. It would be easy to show
    that several distinct mental actions are commonly embraced by this
    term; but every one understands what is meant, when it is said that
    instinct impels the cuckoo to migrate and to lay her eggs in other
    birds’ nests. An action, which we ourselves should require experience
    to enable us to perform, when performed by an animal, more especially
    by a very young one, without any experience, and when performed by many
    individuals in the same way, without their knowing for what purpose it
    is performed, is usually said to be instinctive.
    But I could show that none of these characters of instinct are
    universal. A little dose, as Pierre Huber expresses it, of judgment or
    reason, often comes into play, even in animals very low in the scale of
    nature.

    Frederick Cuvier and several of the older metaphysicians have compared
    instinct with habit. This comparison gives, I think, a remarkably
    accurate notion of the frame of mind under which an instinctive action
    is performed, but not of its origin. How unconsciously many habitual
    actions are performed, indeed not rarely in direct opposition to our
    conscious will! yet they may be modified by the will or reason. Habits
    easily become associated with other habits, and with certain periods of
    time and states of the body. When once acquired, they often remain
    constant throughout life. Several other points of resemblance between
    instincts and habits could be pointed out. As in repeating a well-known
    song, so in instincts, one action follows another by a sort of rhythm;
    if a person be interrupted in a song, or in repeating anything by rote,
    he is generally forced to go back to recover the habitual train of
    thought: so P. Huber found it was with a caterpillar, which makes a
    very complicated hammock; for if he took a caterpillar which had
    completed its hammock up to, say, the sixth stage of construction, and
    put it into a hammock completed up only to the third stage, the
    caterpillar simply re-performed the fourth, fifth, and sixth stages of
    construction. If, however, a caterpillar were taken out of a hammock
    made up, for instance, to the third stage, and were put into one
    finished up to the sixth stage, so that much of its work was already
    done for it, far from feeling the benefit of this, it was much
    embarrassed, and, in order to complete its hammock, seemed forced to
    start from the third stage, where it had left off, and thus tried to
    complete the already finished work.

    If we suppose any habitual action to become inherited—and I think it
    can be shown that this does sometimes happen—then the resemblance
    between what originally was a habit and an instinct becomes so close as
    not to be distinguished. If Mozart, instead of playing the pianoforte
    at three years old with wonderfully little practice, had played a tune
    with no practice at all, he might truly be said to have done so
    instinctively. But it would be the most serious error to suppose that
    the greater number of instincts have been acquired by habit in one
    generation, and then transmitted by inheritance to succeeding
    generations. It can be clearly shown that the most wonderful instincts
    with which we are acquainted, namely, those of the hive-bee and of many
    ants, could not possibly have been thus acquired.

    It will be universally admitted that instincts are as important as
    corporeal structure for the welfare of each species, under its present
    conditions of life. Under changed conditions of life, it is at least
    possible that slight modifications of instinct might be profitable to a
    species; and if it can be shown that instincts do vary ever so little,
    then I can see no difficulty in natural selection preserving and
    continually accumulating variations of instinct to any extent that may
    be profitable. It is thus, as I believe, that all the most complex and
    wonderful instincts have originated. As modifications of corporeal
    structure arise from, and are increased by, use or habit, and are
    diminished or lost by disuse, so I do not doubt it has been with
    instincts. But I believe that the effects of habit are of quite
    subordinate importance to the effects of the natural selection of what
    may be called accidental variations of instincts;—that is of variations
    produced by the same unknown causes which produce slight deviations of
    bodily structure.

    No complex instinct can possibly be produced through
    natural selection, except by the slow and gradual accumulation of
    numerous, slight, yet profitable, variations. Hence, as in the case of
    corporeal structures, we ought to find in nature, not the actual
    transitional gradations by which each complex instinct has been
    acquired—for these could be found only in the lineal ancestors of each
    species—but we ought to find in the collateral lines of descent some
    evidence of such gradations; or we ought at least to be able to show
    that gradations of some kind are possible; and this we certainly can
    do. I have been surprised to find, making allowance for the instincts
    of animals having been but little observed except i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and for no instinct being known amongst extinct species, how
    very generally gradations, leading to the most complex instincts, can
    be discovered. The canon of “Natura non facit saltum” applies with
    almost equal force to instincts as to bodily organs. Changes of
    instinct may sometimes be facilitated by the same species having
    different instincts at different periods of life, or at different
    seasons of the year, or when placed under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etc.; in which case either one or the other instinct might be preserved
    by natural selection. And such instances of diversity of instinct in
    the same species can be shown to occur in nature.

    Again as in the case of corporeal structure, and conformably with my
    theory, the instinct of each species is good for itself, but has never,
    as far as we can judge, been produced for the exclusive good of others.
    One of the strongest instances of an animal apparently performing an
    action for the sole good of another, with which I am acquainted, is
    that of aphides voluntarily yielding their sweet excretion to ants:
    that they do so voluntarily, the following facts show. I removed all
    the ants from a group of about a dozen aphides on a dock-plant,
    and prevented their attendance during several hours. After this
    interval, I felt sure that the aphides would want to excrete. I watched
    them for some time through a lens, but not one excreted; I then tickled
    and stroked them with a hair in the same manner, as well as I could, as
    the ants do with their antennæ; but not one excreted. Afterwards I
    allowed an ant to visit them, and it immediately seemed, by its eager
    way of running about, to be well aware what a rich flock it had
    discovered; it then began to play with its antennæ on the abdomen first
    of one aphis and then of another; and each aphis, as soon as it felt
    the antennæ, immediately lifted up its abdomen and excreted a limpid
    drop of sweet juice, which was eagerly devoured by the ant. Even the
    quite young aphides behaved in this manner, showing that the action was
    instinctive, and not the result of experience. But as the excretion is
    extremely viscid, it is probably a convenience to the aphides to have
    it removed; and therefore probably the aphides do not instinctively
    excrete for the sole good of the ants. Although I do not believe that
    any animal in the world performs an action for the exclusive good of
    another of a distinct species, yet each species tries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instincts of others, as each takes advantage of the weaker
    bodily structure of others. So again, in some few cases, certain
    instincts cannot be considered as absolutely perfect; but as details on
    this and other such points are not indispensable, they may be here
    passed over.

    As some degree of variation in instincts under a state of nature, and
    the inheritance of such variations, are indispensable for the action of
    natural selection, as many instances as possible ought to have been
    here given; but want of space prevents me. I can only assert, that
    instincts certainly do vary—for instance,
    the migratory instinct, both in extent and direction, and in its total
    loss. So it is with the nests of birds, which vary partly in dependence
    on the situations chosen, and on the nature and temperature of the
    country inhabited, but often from causes wholly unknown to us: Audubon
    has given several remarkable cases of differences in nests of the same
    species in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United States. Fear of any
    particular enemy is certainly an instinctive quality, as may be seen in
    nestling birds, though it is strengthened by experience, and by the
    sight of fear of the same enemy in other animals. But fear of man is
    slowly acquired, as I have elsewhere shown, by various animals
    inhabiting desert islands; and we may see an instance of this, even in
    England, in the greater wildness of all our large birds than of our
    small birds; for the large birds have been most persecuted by man. We
    may safely attribute the greater wildness of our large birds to this
    cause; for in uninhabited islands large birds are not more fearful than
    small; and the magpie, so wary in England, is tame in Norway, as is the
    hooded crow in Egypt.

    That the general disposition of individuals of the same species, born
    in a state of nature, is extremely diversified, can be shown by a
    multitude of facts. Several cases also, could be given, of occasional
    and strange habits in certain species, which might, if advantageous to
    the species, give rise, through natural selection, to quite new
    instincts. But I am well aware that these general statements, without
    facts given in detail, can produce but a feeble effect on the reader’s
    mind. I can only repeat my assurance, that I do not speak without good
    evidence.

    The possibility, or even probability, of inherited variations of
    instinct in a state of nature will be strengthened by briefly
    considering a few cases under
    domestication. We shall thus also be enabled to see the respective
    parts which habit and the selection of so-called accidental variations
    have played in modifying the mental qualities of our domestic animals.
    A number of curious and authentic instances could be given of the
    inheritance of all shades of disposition and tastes, and likewise of
    the oddest tricks, associated with certain frames of mind or periods of
    time. But let us look to the familiar case of the several breeds of
    dogs: it cannot be doubted that young pointers (I have myself seen a
    striking instance) will sometimes point and even back other dogs the
    very first time that they are taken out; retrieving is certainly in
    some degree inherited by retrievers; and a tendency to run round,
    instead of at, a flock of sheep, by shepherd-dogs. I cannot see that
    these actions, performed without experience by the young, and in nearly
    the same manner by each individual, performed with eager delight by
    each breed, and without the end being known,—for the young pointer can
    no more know that he points to aid his master, than the white butterfly
    knows why she lays her eggs on the leaf of the cabbage,—I cannot see
    that these actions differ essentially from true instincts. If we were
    to see one kind of wolf, when young and without any training, as soon
    as it scented its prey, stand motionless like a statue, and then slowly
    crawl forward with a peculiar gait; and another kind of wolf rushing
    round, instead of at, a herd of deer, and driving them to a distant
    point, we should assuredly call these actions instinctive. Domestic
    instincts, as they may be called, are certainly far less fixed or
    invariable than natural instincts; but they have been acted on by far
    less rigorous selection, and have been transmitted for an incomparably
    shorter period, under less fixed conditions of life.

    How strongly these domestic instincts, habits, and dispositions
    are inherited, and how curiously they become mingled, is well shown
    when different breeds of dogs are crossed. Thus it is known that a
    cross with a bull-dog has affected for many generations the courage and
    obstinacy of greyhounds; and a cross with a greyhound has given to a
    whole family of shepherd-dogs a tendency to hunt hares. These domestic
    instincts, when thus tested by crossing, resemble natural instincts,
    which in a like manner become curiously blended together, and for a
    long period exhibit traces of the instincts of either parent: for
    example, Le Roy describes a dog, whose great-grandfather was a wolf,
    and this dog showed a trace of its wild parentage only in one way, by
    not coming in a straight line to his master when called.

    Domestic instincts are sometimes spoken of as actions which have become
    inherited solely from long-continued and compulsory habit, but this, I
    think, is not true. No one would ever have thought of teaching, or
    probably could have taught, the tumbler-pigeon to tumble,—an action
    which, as I have witnessed, is performed by young birds, that have
    never seen a pigeon tumble. We may believe that some one pigeon showed
    a slight tendency to this strange habit, and that the long-continued
    selection of the best individuals in successive generations made
    tumblers what they now are; and near Glasgow there are house-tumblers,
    as I hear from Mr. Brent, which cannot fly eighteen inches high without
    going head over heels. It may be doubted whether any one would have
    thought of training a dog to point, had not some one dog naturally
    shown a tendency in this line; and this is known occasionally to
    happen, as I once saw in a pure terrier. When the first tendency was
    once displayed, methodical selection and the inherited effects of
    compulsory training in each successive generation would soon complete
    the work; and unconscious
    selection is still at work, as each man tries to procure, without
    intending to improve the breed, dogs which will stand and hunt best. On
    the other hand, habit alone in some cases has sufficed; no animal is
    more difficult to tame than the young of the wild rabbit; scarcely any
    animal is tamer than the young of the tame rabbit; but I do not suppose
    that domestic rabbits have ever been selected for tameness; and I
    presume that we must attribute the whole of the inherited change from
    extreme wildness to extreme tameness, simply to habit and
    long-continued close confinement.

    Natural instincts are lost under domestication: a remarkable instance
    of this is seen in those breeds of fowls which very rarely or never
    become “broody,” that is, never wish to sit on their eggs. Familiarity
    alone prevents our seeing how universally and largely the minds of our
    domestic animals have been modified by domestication. It is scarcely
    possible to doubt that the love of man has become instinctive in the
    dog. All wolves, foxes, jackals, and species of the cat genus, when
    kept tame, are most eager to attack poultry, sheep, and pigs; and this
    tendency has been found incurable in dogs which have been brought home
    as puppies from countries, such as Tierra del Fuego and Australia,
    where the savages do not keep these domestic animals. How rarely, on
    the other hand, do our civilised dogs, even when quite young, require
    to be taught not to attack poultry, sheep, and pigs! No doubt they
    occasionally do make an attack, and are then beaten; and if not cured,
    they are destroyed; so that habit, with some degree of selection, has
    probably concurred in civilising by inheritance our dogs. On the other
    hand, young chickens have lost, wholly by habit, that fear of the dog
    and cat which no doubt was originally instinctive in them, in the same
    way as it is so plainly instinctive in
    young pheasants, though reared under a hen. It is not that chickens
    have lost all fear, but fear only of dogs and cats, for if the hen
    gives the danger-chuckle, they will run (more especially young turkeys)
    from under her, and conceal themselves in the surrounding grass or
    thickets; and this is evidently done for the instinctive purpose of
    allowing, as we see in wild ground-birds, their mother to fly away. But
    this instinct retained by our chickens has become useless under
    domestication, for the mother-hen has almost lost by disuse the power
    of flight.

    Hence, we may conclude, that domestic instincts have been acquired and
    natural instincts have been lost partly by habit, and partly by man
    selecting and accumulating during successive generations, peculiar
    mental habits and actions, which at first appeared from what we must in
    our ignorance call an accident. In some cases compulsory habit alone
    has sufficed to produce such inherited mental changes; in other cases
    compulsory habit has done nothing, and all has been the result of
    selection, pursued both methodically and unconsciously; but in most
    cases, probably, habit and selection have acted together.

    We shall, perhaps, best understand how instincts in a state of nature
    have become modified by selection, by considering a few cases. I will
    select only three, out of the several which I shall have to discuss in
    my future work,—namely, the instinct which leads the cuckoo to lay her
    eggs in other birds’ nests; the slave-making instinct of certain ants;
    and the comb-making power of the hive-bee: these two latter instincts
    have generally, and most justly, been ranked by naturalists as the most
    wonderful of all known instincts.

    It is now commonly admitted that the more immediate and final cause of
    the cuckoo’s instinct is, that
    she lays her eggs, not daily, but at intervals of two or three days; so
    that, if she were to make her own nest and sit on her own eggs, those
    first laid would have to be left for some time unincubated, or there
    would be eggs and young birds of different ages in the same nest. If
    this were the case, the process of laying and hatching might be
    inconveniently long, more especially as she has to migrate at a very
    early period; and the first hatched young would probably have to be fed
    by the male alone. But the American cuckoo is in this predicament; for
    she makes her own nest and has eggs and young successively hatched, all
    at the same time. It has been asserted that the American cuckoo
    occasionally lays her eggs in other birds’ nests; but I hear on the
    high authority of Dr. Brewer, that this is a mistake. Nevertheless, I
    could give several instances of various birds which have been known
    occasionally to lay their eggs in other birds’ nests. Now let us
    suppose that the ancient progenitor of our European cuckoo had the
    habits of the American cuckoo; but that occasionally she laid an egg in
    another bird’s nest. If the old bird profited by this occasional habit,
    or if the young were made more vigorous by advantage having been taken
    of the mistaken maternal instinct of another bird, than by their own
    mother’s care, encumbered as she can hardly fail to be by having eggs
    and young of different ages at the same time; then the old birds or the
    fostered young would gain an advantage. And analogy would lead me to
    believe, that the young thus reared would be apt to follow by
    inheritance the occasional and aberrant habit of their mother, and in
    their turn would be apt to lay their eggs in other birds’ nests, and
    thus be successful in rearing their young. By a continued process of
    this nature, I believe that the strange instinct of our cuckoo could
    be, and has been,
    generated. I may add that, according to Dr. Gray and to some other
    observers, the European cuckoo has not utterly lost all maternal love
    and care for her own offspring.

    The occasional habit of birds laying their eggs in other birds’ nests,
    either of the same or of a distinct species, is not very uncommon with
    the Gallinaceæ; and this perhaps explains the origin of a singular
    instinct in the allied group of ostriches. For several hen ostriches,
    at least in the case of the American species, unite and lay first a few
    eggs in one nest and then in another; and these are hatched by the
    males. This instinct may probably be accounted for by the fact of the
    hens laying a large number of eggs; but, as in the case of the cuckoo,
    at intervals of two or three days. This instinct, however, of the
    American ostrich has not as yet been perfected; for a surprising number
    of eggs lie strewed over the plains, so that in one day’s hunting I
    picked up no less than twenty lost and wasted eggs.

    Many bees are parasitic, and always lay their eggs in the nests of bees
    of other kinds. This case is more remarkable than that of the cuckoo;
    for these bees have not only their instincts but their structure
    modifi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parasitic habits; for they do not
    possess the pollen-collecting apparatus which would be necessary if
    they had to store food for their own young. Some species, likewise, of
    Sphegidæ (wasp-like insects) are parasitic on other species; and M.
    Fabre has lately shown good reason for believing that although the
    Tachytes nigra generally makes its own burrow and stores it with
    paralysed prey for its own larvæ to feed on, yet that when this insect
    finds a burrow already made and stored by another sphex, it takes
    advantage of the prize, and becomes for the occasion parasitic. In this
    case, as with the supposed case of the cuckoo, I can
    see no difficulty in natural selection making an occasional habit
    permanent, if of advantage to the species, and if the insect whose nest
    and stored food are thus feloniously appropriated, be not thus
    exterminated.

    Slave-making instinct.—This remarkable instinct was first discovered
    in the Formica (Polyerges) rufescens by Pierre Huber, a better observer
    even than his celebrated father. This ant is absolutely dependent on
    its slaves; without their aid, the species would certainly become
    extinct in a single year. The males and fertile females do no work. The
    workers or sterile females, though most energetic and courageous in
    capturing slaves, do no other work. They are incapable of making their
    own nests, or of feeding their own larvæ. When the old nest is found
    inconvenient, and they have to migrate, it is the slaves which
    determine the migration, and actually carry their masters in their
    jaws. So utterly helpless are the masters, that when Huber shut up
    thirty of them without a slave, but with plenty of the food which they
    like best, and with their larvæ and pupæ to stimulate them to work,
    they did nothing; they could not even feed themselves, and many
    perished of hunger. Huber then introduced a single slave (F. fusca),
    and she instantly set to work, fed and saved the survivors; made some
    cells and tended the larvæ, and put all to rights. What can be more
    extraordinary than these well-ascertained facts? If we had not known of
    any other slave-making ant, it would have been hopeless to have
    speculated how so wonderful an instinct could have been perfected.

    Formica sanguinea was likewise first discovered by P. Huber to be a
    slave-making ant. This species is found in the southern parts of
    England, and its habits have been attended to by Mr. F. Smith, of the
    British
    Museum, to whom I am much indebted for information on this and other
    subjects. Although fully trusting to the statements of Huber and Mr.
    Smith, I tried to approach the subject in a sceptical frame of mind, as
    any one may well be excused for doubting the truth of so extraordinary
    and odious an instinct as that of making slaves. Hence I will give the
    observations which I have myself made, in some little detail. I opened
    fourteen nests of F. sanguinea, and found a few slaves in all. Males
    and fertile females of the slave-species are found only in their own
    proper communities, and have never been observed in the nests of F.
    sanguinea. The slaves are black and not above half the size of their
    red masters, so that the contrast in their appearance is very great.
    When the nest is slightly disturbed, the slaves occasionally come out,
    and like their masters are much agitated and defend the nest: when the
    nest is much disturbed and the larvæ and pupæ are exposed, the slaves
    work energetically with their masters in carrying them away to a place
    of safety. Hence, it is clear, that the slaves feel quite at home.
    During the months of June and July, on three successive years, I have
    watched for many hours several nests in Surrey and Sussex, and never
    saw a slave either leave or enter a nest. As, during these months, the
    slaves are very few in number, I thought that they might behave
    differently when more numerous; but Mr. Smith informs me that he has
    watched the nests at various hours during May, June and August, both in
    Surrey and Hampshire, and has never seen the slaves, though present in
    large numbers in August, either leave or enter the nest. Hence he
    considers them as strictly household slaves. The masters, on the other
    hand, may be constantly seen bringing in materials for the nest, and
    food of all kinds. During the present year, however, in the month
    of July, I came across a community with an unusually large stock of
    slaves, and I observed a few slaves mingled with their masters leaving
    the nest, and marching along the same road to a tall Scotch-fir-tree,
    twenty-five yards distant, which they ascended together, probably in
    search of aphides or cocci. According to Huber, who had ample
    opportunities for observation, in Switzerland the slaves habitually
    work with their masters in making the nest, and they alone open and
    close the doors in the morning and evening; and, as Huber expressly
    states, their principal office is to search for aphides. This
    difference in the usual habits of the masters and slaves in the two
    countries, probably depends merely on the slaves being captured in
    greater numbers in Switzerland than in England.

    One day I fortunately chanced to witness a migration from one nest to
    another, and it was a most interesting spectacle to behold the masters
    carefully carrying, as Huber has described, their slaves in their jaws.
    Another day my attention was struck by about a score of the
    slave-makers haunting the same spot, and evidently not in search of
    food; they approached and were vigorously repulsed by an independent
    community of the slave species (F. fusca); sometimes as many as three
    of these ants clinging to the legs of the slave-making F. sanguinea.
    The latter ruthlessly killed their small opponents, and carried their
    dead bodies as food to their nest, twenty-nine yards distant; but they
    were prevented from getting any pupæ to rear as slaves. I then dug up a
    small parcel of the pupæ of F. fusca from another nest, and put them
    down on a bare spot near the place of combat; they were eagerly seized,
    and carried off by the tyrants, who perhaps fancied that, after all,
    they had been victorious in their late combat.

    At the same time I laid on the same place a small parcel of the pupæ of
    another species, F. flava, with a few of these little yellow ants still
    clinging to the fragments of the nest. This species is sometimes,
    though rarely, made into slaves, as has been described by Mr. Smith.
    Although so small a species, it is very courageous, and I have seen it
    ferociously attack other ants. In one instance I found to my surprise
    an independent community of F. flava under a stone beneath a nest of
    the slave-making F. sanguinea; and when I had accidentally disturbed
    both nests, the little ants attacked their big neighbours with
    surprising courage. Now I was curious to ascertain whether F. sanguinea
    could distinguish the pupæ of F. fusca, which they habitually make into
    slaves, from those of the little and furious F. flava, which they
    rarely capture, and it was evident that they did at once distinguish
    them: for we have seen that they eagerly and instantly seized the pupæ
    of F. fusca, whereas they were much terrified when they came across the
    pupæ, or even the earth from the nest of F. flava, and quickly ran
    away; but in about a quarter of an hour, shortly after all the little
    yellow ants had crawled away, they took heart and carried off the pupæ.

    One evening I visited another community of F. sanguinea, and found a
    number of these ants entering their nest, carrying the dead bodies of
    F. fusca (showing that it was not a migration) and numerous pupæ. I
    traced the returning file burthened with booty, for about forty yards,
    to a very thick clump of heath, whence I saw the last individual of F.
    sanguinea emerge, carrying a pupa; but I was not able to find the
    desolated nest in the thick heath. The nest, however, must have been
    close at hand, for two or three individuals of F. fusca were rushing
    about in the greatest agitation, and one was
    perched motionless with its own pupa in its mouth on the top of a spray
    of heath over its ravaged home.

    Such are the facts, though they did not need confirmation by me, in
    regard to the wonderful instinct of making slaves. Let it be observed
    what a contrast the instinctive habits of F. sanguinea present with
    those of the F. rufescens. The latter does not build its own nest, does
    not determine its own migrations, does not collect food for itself or
    its young, and cannot even feed itself: it is absolutely dependent on
    its numerous slaves. Formica sanguinea, on the other hand, possesses
    much fewer slaves, and in the early part of the summer extremely few.
    The masters determine when and where a new nest shall be formed, and
    when they migrate, the masters carry the slaves. Both in Switzerland
    and England the slaves seem to have the exclusive care of the larvæ,
    and the masters alone go on slave-making expeditions. In Switzerland
    the slaves and masters work together, making and bringing materials for
    the nest: both, but chiefly the slaves, tend, and milk as it may be
    called, their aphides; and thus both collect food for the community. In
    England the masters alone usually leave the nest to collect building
    materials and food for themselves, their slaves and larvæ. So that the
    masters in this country receive much less service from their slaves
    than they do in Switzerland.

    By what steps the instinct of F. sanguinea originated I will not
    pretend to conjecture. But as ants, which are not slave-makers, will,
    as I have seen, carry off pupæ of other species, if scattered near
    their nests, it is possible that pupæ originally stored as food might
    become developed; and the ants thus unintentionally reared would then
    follow their proper instincts, and do what work they could. If their
    presence proved useful to the species which had seized them—if it were
    more advantageous
    to this species to capture workers than to procreate them—the habit of
    collecting pupæ originally for food might by natural selection be
    strengthened and rendered permanent for the very different purpose of
    raising slaves. When the instinct was once acquired, if carried out to
    a much less extent even than in our British F. sanguinea, which, as we
    have seen, is less aided by its slaves than the same species in
    Switzerland, I can see no difficulty in natural selection increasing
    and modifying the instinct—always supposing each modification to be of
    use to the species—until an ant was formed as abjectly dependent on its
    slaves as is the Formica rufescens.

    Cell-making instinct of the Hive-Bee.—I will not here enter on minute
    details on this subject, but will merely give an outline of the
    conclusions at which I have arrived. He must be a dull man who can
    examine the exquisite structure of a comb, so beautifully adapted to
    its end, without enthusiastic admiration. We hear from mathematicians
    that bees have practically solved a recondite problem, and have made
    their cells of the proper shape to hold the greatest possible amount of
    honey, with the least possible consumption of precious wax in their
    construction. It has been remarked that a skilful workman, with fitting
    tools and measures, would find it very difficult to make cells of wax
    of the true form, though this is perfectly effected by a crowd of bees
    working in a dark hive. Grant whatever instincts you please, and it
    seems at first quite inconceivable how they can make all the necessary
    angles and planes, or even perceive when they are correctly made. But
    the difficulty is not nearly so great as it at first appears: all this
    beautiful work can be shown, I think, to follow from a few very simple
    instincts.

    I was led to investigate this subject by Mr. Waterhouse, who has shown
    that the form of the cell stands in close relation to the presence of
    adjoining cells; and the following view may, perhaps, be considered
    only as a modification of his theory. Let us look to the great
    principle of gradation, and see whether Nature does not reveal to us
    her method of work. At one end of a short series we have humble-bees,
    which use their old cocoons to hold honey, sometimes adding to them
    short tubes of wax, and likewise making separate and very irregular
    rounded cells of wax. At the other end of the series we have the cells
    of the hive-bee, placed in a double layer: each cell, as is well known,
    is an hexagonal prism, with the basal edges of its six sides bevelled
    so as to join on to a pyramid, formed of three rhombs. These rhombs
    have certain angles, and the three which form the pyramidal base of a
    single cell on one side of the comb, enter into the composition of the
    bases of three adjoining cells on the opposite side. In the series
    between the extreme perfection of the cells of the hive-bee and the
    simplicity of those of the humble-bee, we have the cells of the Mexican
    Melipona domestica, carefully described and figured by Pierre Huber.
    The Melipona itself is intermediate in structure between the hive and
    humble bee, but more nearly related to the latter: it forms a nearly
    regular waxen comb of cylindrical cells, in which the young are
    hatched, and, in addition, some large cells of wax for holding honey.
    These latter cells are nearly spherical and of nearly equal sizes, and
    are aggregated into an irregular mass. But the important point to
    notice, is that these cells are always made at that degree of nearness
    to each other, that they would have intersected or broken into each
    other, if the spheres had been completed; but this is never permitted,
    the bees building perfectly flat walls of wax between the spheres
    which thus tend to intersect. Hence each cell consists of an outer
    spherical portion and of two, three, or more perfectly flat surfaces,
    according as the cell adjoins two, three or more other cells. When one
    cell comes into contact with three other cells, which, from the spheres
    being nearly of the same size, is very frequently and necessarily the
    case, the three flat surfaces are united into a pyramid; and this
    pyramid, as Huber has remarked, is manifestly a gross imitation of the
    three-sided pyramidal basis of the cell of the hive-bee. As in the
    cells of the hive-bee, so here, the three plane surfaces in any one
    cell necessarily enter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ree adjoining cells.
    It is obvious that the Melipona saves wax by this manner of building;
    for the flat walls between the adjoining cells are not double, but are
    of the same thickness as the outer spherical portions, and yet each
    flat portion forms a part of two cells.

    Reflecting on this case, it occurred to me that if the Melipona had
    made its spheres at some given distance from each other, and had made
    them of equal sizes and had arranged them symmetrically in a double
    layer, the resulting structure would probably have been as perfect as
    the comb of the hive-bee. Accordingly I wrote to Professor Miller, of
    Cambridge, and this geometer has kindly read over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drawn up from his information, and tells me that it is
    strictly correct:—

    If a number of equal spheres be described with their centres placed in
    two parallel layers; with the centre of each sphere at the distance of
    radius x the square root of 2 or radius x 1.41421 (or at some lesser
    distance), from the centres of the six surrounding spheres in the same
    layer; and at the same distance from the centres of the adjoining
    spheres in the other and parallel layer; then, if planes of
    intersection between the several spheres in
    both layers be formed, there will result a double layer of hexagonal
    prisms united together by pyramidal bases formed of three rhombs; and
    the rhombs and the sides of the hexagonal prisms will have every angle
    identically the same with the best measurements which have been made of
    the cells of the hive-bee.

    Hence we may safely conclude that if we could slightly modify the
    instincts already possessed by the Melipona, and in themselves not very
    wonderful, this bee would make a structure as wonderfully perfect as
    that of the hive-bee. We must suppose the Melipona to make her cells
    truly spherical, and of equal sizes; and this would not be very
    surprising, seeing that she already does so to a certain extent, and
    seeing what perfectly cylindrical burrows in wood many insects can
    make, apparently by turning round on a fixed point. We must suppose the
    Melipona to arrange her cells in level layers, as she already does her
    cylindrical cells; and we must further suppose, and this is the
    greatest difficulty, that she can somehow judge accurately at what
    distance to stand from her fellow-labourers when several are making
    their spheres; but she is already so far enabled to judge of distance,
    that she always describes her spheres so as to intersect largely; and
    then she unites the points of intersection by perfectly flat surfaces.
    We have further to suppose, but this is no difficulty, that after
    hexagonal prisms have been formed by the intersection of adjoining
    spheres in the same layer, she can prolong the hexagon to any length
    requisite to hold the stock of honey; in the same way as the rude
    humble-bee adds cylinders of wax to the circular mouths of her old
    cocoons. By such modifications of instincts in themselves not very
    wonderful,—hardly more wonderful than those which guide a bird to make
    its nest,—I believe that the hive-bee
    has acquired, through natural selection, her inimitable architectural
    powers.

    But this theory can be tested by experiment. Following the example of
    Mr. Tegetmeier, I separated two combs, and put between them a long,
    thick, square strip of wax: the bees instantly began to excavate minute
    circular pits in it; and as they deepened these little pits, they made
    them wider and wider until they were converted into shallow basins,
    appearing to the eye perfectly true or parts of a sphere, and of about
    the diameter of a cell. It was most interesting to me to observe that
    wherever several bees had begun to excavate these basins near together,
    they had begun their work at such a distance from each other, that by
    the time the basins had acquired the above stated width (i.e. about
    the width of an ordinary cell), and were in depth about one sixth of
    the diameter of the sphere of which they formed a part, the rims of the
    basins intersected or broke into each other. As soon as this occurred,
    the bees ceased to excavate, and began to build up flat walls of wax on
    the lines of intersection between the basins, so that each hexagonal
    prism was built upon the festooned edge of a smooth basin, instead of
    on the straight edges of a three-sided pyramid as in the case of
    ordinary cells.

    I then put into the hive, instead of a thick, square piece of wax, a
    thin and narrow, knife-edged ridge, coloured with vermilion. The bees
    instantly began on both sides to excavate little basins near to each
    other, in the same way as before; but the ridge of wax was so thin,
    that the bottoms of the basins, if they had been excavated to the same
    depth as in the former experiment, would have broken into each other
    from the opposite sides. The bees, however, did not suffer this to
    happen, and they stopped their excavations in due
    time; so that the basins, as soon as they had been a little deepened,
    came to have flat bottoms; and these flat bottoms, formed by thin
    little plates of the vermilion wax having been left ungnawed, were
    situated, as far as the eye could judge, exactly along the planes of
    imaginary intersection between the basins on the opposite sides of the
    ridge of wax. In parts, only little bits, in other parts, large
    portions of a rhombic plate had been left between the opposed basins,
    but the work, from the unnatural state of things, had not been neatly
    performed. The bees must have worked at very nearly the same rate on
    the opposite sides of the ridge of vermilion wax, as they circularly
    gnawed away and deepened the basins on both sides, in order to have
    succeeded in thus leaving flat plates between the basins, by stopping
    work along the intermediate planes or planes of intersection.

    Considering how flexible thin wax is, I do not see that there is any
    difficulty in the bees, whilst at work on the two sides of a strip of
    wax, perceiving when they have gnawed the wax away to the proper
    thinness, and then stopping their work. In ordinary combs it has
    appeared to me that the bees do not always succeed in working at
    exactly the same rate from the opposite sides; for I have noticed
    half-completed rhombs at the base of a just-commenced cell, which were
    slightly concave on one side, where I suppose that the bees had
    excavated too quickly, and convex on the opposed side, where the bees
    had worked less quickly. In one well-marked instance, I put the comb
    back into the hive, and allowed the bees to go on working for a short
    time, and again examined the cell, and I found that the rhombic plate
    had been completed, and had become perfectly flat: it was absolutely
    impossible, from the extreme thinness of the little rhombic plate, that
    they could have effected
    this by gnawing away the convex side; and I suspect that the bees in
    such cases stand in the opposed cells and push and bend the ductile and
    warm wax (which as I have tried is easily done) into its proper
    intermediate plane, and thus flatten it.

    From the experiment of the ridge of vermilion wax, we can clearly see
    that if the bees were to build for themselves a thin wall of wax, they
    could make their cells of the proper shape, by standing at the proper
    distance from each other, by excavating at the same rate, and by
    endeavouring to make equal spherical hollows, but never allowing the
    spheres to break into each other. Now bees, as may be clearly seen by
    examining the edge of a growing comb, do make a rough, circumferential
    wall or rim all round the comb; and they gnaw into this from the
    opposite sides, always working circularly as they deepen each cell.
    They do not make the whole three-sided pyramidal base of any one cell
    at the same time, but only the one rhombic plate which stands on the
    extreme growing margin, or the two plates, as the case may be; and they
    never complete the upper edges of the rhombic plates, until the
    hexagonal walls are commenced. Some of these statements differ from
    those made by the justly celebrated elder Huber, but I am convinced of
    their accuracy; and if I had space, I could show that they are
    conformable with my theory.

    Huber’s statement that the very first cell is excavated out of a little
    parallel-sided wall of wax, is not, as far as I have seen, strictly
    correct; the first commencement having always been a little hood of
    wax; but I will not here enter on these details. We see how important a
    part excavation play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ells; but it would be
    a great error to suppose that the bees cannot build up a rough wall of
    wax in the proper
    position—that is, along the plane of intersection between two adjoining
    spheres. I have several specimens showing clearly that they can do
    this. Even in the rude circumferential rim or wall of wax round a
    growing comb, flexures may sometimes be observed, corresponding in
    position to the planes of the rhombic basal plates of future cells. But
    the rough wall of wax has in every case to be finished off, by being
    largely gnawed away on both sides. The manner in which the bees build
    is curious; they always make the first rough wall from ten to twenty
    times thicker than the excessively thin finished wall of the cell,
    which will ultimately be left. We shall understand how they work, by
    supposing masons first to pile up a broad ridge of cement, and then to
    begin cutting it away equally on both sides near the ground, till a
    smooth, very thin wall is left in the middle; the masons always piling
    up the cut-away cement, and adding fresh cement, on the summit of the
    ridge. We shall thus have a thin wall steadily growing upward; but
    always crowned by a gigantic coping. From all the cells, both those
    just commenced and those completed, being thus crowned by a strong
    coping of wax, the bees can cluster and crawl over the comb without
    injuring the delicate hexagonal walls, which are only about one
    four-hundredth of an inch in thickness; the plates of the pyramidal
    basis being about twice as thick. By this singular manner of building,
    strength is continually given to the comb, with the utmost ultimate
    economy of wax.

    It seems at first to add to the difficulty of understanding how the
    cells are made, that a multitude of bees all work together; one bee
    after working a short time at one cell going to another, so that, as
    Huber has stated, a score of individuals work even at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first cell. I was able practically to show this fact, by
    covering the edges of the hexagonal walls
    of a single cell, or the extreme margin of the circumferential rim of a
    growing comb, with an extremely thin layer of melted vermilion wax; and
    I invariably found that the colour was most delicately diffused by the
    bees—as delicately as a painter could have done with his brush—by atoms
    of the coloured wax having been taken from the spot on which it had
    been placed, and worked into the growing edges of the cells all round.
    The work of construction seems to be a sort of balance struck between
    many bees, all instinctively standing at the same relative distance
    from each other, all trying to sweep equal spheres, and then building
    up, or leaving ungnawed, the planes of intersection between these
    spheres. It was really curious to note in cases of difficulty, as when
    two pieces of comb met at an angle, how often the bees would entirely
    pull down and rebuild in different ways the same cell, sometimes
    recurring to a shape which they had at first rejected.

    When bees have a place on which they can stand in their proper
    positions for working,—for instance, on a slip of wood, placed directly
    under the middle of a comb growing downwards so that the comb has to be
    built over one face of the slip—in this case the bees can lay the
    foundations of one wall of a new hexagon, in its strictly proper place,
    projecting beyond the other completed cells. It suffices that the bees
    should be enabled to stand at their proper relative distances from each
    other and from the walls of the last completed cells, and then, by
    striking imaginary spheres, they can build up a wall intermediate
    between two adjoining spheres; but, as far as I have seen, they never
    gnaw away and finish off the angles of a cell till a large part both of
    that cell and of the adjoining cells has been built. This capacity in
    bees of laying down under certain circumstances a rough wall in its
    proper place between two just-commenced
    cells, is important, as it bears on a fact, which seems at first quite
    subversive of the foregoing theory; namely, that the cells on the
    extreme margin of wasp-combs are sometimes strictly hexagonal; but I
    have not space here to enter on this subject. Nor does there seem to me
    any great difficulty in a single insect (as in the case of a
    queen-wasp) making hexagonal cells, if she work alternately on the
    inside and outside of two or three cells commenced at the same time,
    always standing at the proper relative distance from the parts of the
    cells just begun, sweeping spheres or cylinders, and building up
    intermediate planes. It is even conceivable that an insect might, by
    fixing on a point at which to commence a cell, and then moving outside,
    first to one point, and then to five other points, at the proper
    relative distances from the central point and from each other, strike
    the planes of intersection, and so make an isolated hexagon: but I am
    not aware that any such case has been observed; nor would any good be
    derived from a single hexagon being built, as in its construction more
    materials would be required than for a cylinder.

    As natural selection acts only by the accumulation of slight
    modifications of structure or instinct, each profitable to the
    individual under its conditions of life, it may reasonably be asked,
    how a long and graduated succession of modified architectural
    instincts, all tending towards the present perfect plan of
    construction, could have profited the progenitors of the hive-bee? I
    think the answer is not difficult: it is known that bees are often hard
    pressed to get sufficient nectar; and I am informed by Mr. Tegetmeier
    that it has been experimentally found that no less than from twelve to
    fifteen pounds of dry sugar are consumed by a hive of bees for the
    secretion of each pound of wax; so that a prodigious quantity of fluid
    nectar must be collected and consumed by the bees in a hive for
    the secretion of the wax necessary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ir combs.
    Moreover, many bees have to remain idle for many days during the
    process of secretion. A large store of honey is indispensable to
    support a large stock of bees during the winter; and the security of
    the hive is known mainly to depend on a large number of bees being
    supported. Hence the saving of wax by largely saving honey must be a
    most important element of success in any family of bees. Of course the
    success of any species of bee may be dependent on the number of its
    parasites or other enemies, or on quite distinct causes, and so be
    altogether independent of the quantity of honey which the bees could
    collect. But let us suppose that this latter circumstance determined,
    as it probably often does determine, the numbers of a humble-bee which
    could exist in a country; and let us further suppose that the community
    lived throughout the winter, and consequently required a store of
    honey: there can in this case be no doubt that it would be an advantage
    to our humble-bee, if a slight modification of her instinct led her to
    make her waxen cells near together, so as to intersect a little; for a
    wall in common even to two adjoining cells, would save some little wax.
    Hence it would continually be more and more advantageous to our
    humble-bee, if she were to make her cells more and more regular, nearer
    together, and aggregated into a mass, like the cells of the Melipona;
    for in this case a large part of the bounding surface of each cell
    would serve to bound other cells, and much wax would be saved. Again,
    from the same cause, it would be advantageous to the Melipona, if she
    were to make her cells closer together, and more regular in every way
    than at present; for then, as we have seen, the spherical surfaces
    would wholly disappear, and would all be replaced by plane surfaces;
    and the Melipona
    would make a comb as perfect as that of the hive-bee. Beyond this stage
    of perfection in architecture, natural selection could not lead; for
    the comb of the hive-bee, as far as we can see, is absolutely perfect
    in economising wax.

    Thus, as I believe, the most wonderful of all known instincts, that of
    the hive-bee, can be explained by natural selection having taken
    advantage of numerous, successive, slight modifications of simpler
    instincts; natural selection having by slow degrees, more and more
    perfectly, led the bees to sweep equal spheres at a given distance from
    each other in a double layer, and to build up and excavate the wax
    along the planes of intersection. The bees, of course, no more knowing
    that they swept their spheres at one particular distance from each
    other, than they know what are the several angles of the hexagonal
    prisms and of the basal rhombic plates. The motive power of the process
    of natural selection having been economy of wax; that individual swarm
    which wasted least honey in the secretion of wax, having succeeded
    best, and having transmitted by inheritance its newly acquired
    economical instinct to new swarms, which in their turn will have had
    the best chance of succeeding in the struggle for existence.

    No doubt many instincts of very difficult explanation could be opposed
    to the theory of natural selection,—cases, in which we cannot see how
    an instinct could possibly have originated; cases, in which no
    intermediate gradations are known to exist; cases of instinct of
    apparently such trifling importance, that they could hardly have been
    acted on by natural selection; cases of instincts almost identically
    the same in animals so remote in the scale of nature, that we cannot
    account
    for their similarity by inheritance from a common parent, and must
    therefore believe that they have been acquired by independent acts of
    natural selection. I will not here enter on these several cases, but
    will confine myself to one special difficulty, which at first appeared
    to me insuperable, and actually fatal to my whole theory. I allude to
    the neuters or sterile females in insect-communities: for these neuters
    often differ widely in instinct and in structure from both the males
    and fertile females, and yet, from being sterile, they cannot propagate
    their kind.

    The subject well deserves to be discussed at great length, but I will
    here take only a single case, that of working or sterile ants. How the
    workers have been rendered sterile is a difficulty; but not much
    greater than that of any other striking modification of structure; for
    it can be shown that some insects and other articulate animals in a
    state of nature occasionally become sterile; and if such insects had
    been social, and it had been profitable to the community that a number
    should have been annually born capable of work, but incapable of
    procreation, I can see no very great difficulty in this being effected
    by natural selection. But I must pass over this preliminary difficulty.
    The great difficulty lies in the working ants differing widely from
    both the males and the fertile females in structure, as in the shape of
    the thorax and in being destitute of wings and sometimes of eyes, and
    in instinct. As far as instinct alone is concerned, the prodigious
    difference in this respect between the workers and the perfect females,
    would have been far better exemplified by the hive-bee. If a working
    ant or other neuter insect had been an animal in the ordinary state, I
    should have unhesitatingly assumed that all its characters had been
    slowly acquired through natural selection; namely, by an individual
    having been born with some slight profitable modification of structure,
    this being inherited by its offspring, which again varied and were
    again selected, and so onwards. But with the working ant we have an
    insect differing greatly from its parents, yet absolutely sterile; so
    that it could never have transmitted successively acquired
    modifications of structure or instinct to its progeny. It may well be
    asked how is it possible to reconcile this case with the theory of
    natural selection?

    First, let it be remembered that we have innumerable instances, both in
    our domestic productions and in those in a state of nature, of all
    sorts of differences of structure which have become correlated to
    certain ages, and to either sex. We have differences correlated not
    only to one sex, but to that short period alone when the reproductive
    system is active, as in the nuptial plumage of many birds, and in the
    hooked jaws of the male salmon. We have even slight differences in the
    horns of different breeds of cattle in relation to an artificially
    imperfect state of the male sex; for oxen of certain breeds have longer
    horns than in other breeds, in comparison with the horns of the bulls
    or cows of these same breeds. Hence I can see no real difficulty in any
    character having become correlated with the sterile condition of
    certain members of insect-communities: the difficulty lies in
    understanding how such correlated modifications of structure could have
    been slowly accumulated by natural selection.

    This difficulty, though appearing insuperable, is lessened, or, as I
    believe, disappears, when it is remembered that selection may be
    applied to the family, as well as to the individual, and may thus gain
    the desired end. Thus, a well-flavoured vegetable is cooked, and the
    individual is destroyed; but the horticulturist sows seeds of the same
    stock, and confidently expects to
    get nearly the same variety; breeders of cattle wish the flesh and fat
    to be well marbled together; the animal has been slaughtered, but the
    breeder goes with confidence to the same family. I have such faith in
    the powers of selection, that I do not doubt that a breed of cattle,
    always yielding oxen with extraordinarily long horns, could be slowly
    formed by carefully watching which individual bulls and cows, when
    matched, produced oxen with the longest horns; and yet no one ox could
    ever have propagated its kind. Thus I believe it has been with social
    insects: a slight modification of structure, or instinct, correlated
    with the sterile condition of certain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has
    been advantageous to the community: consequently the fertile males and
    females of the same community flourished, and transmitted to their
    fertile offspring a tendency to produce sterile members having the same
    modification. And I believe that this process has been repeated, until
    that prodigious amount of difference between the fertile and sterile
    females of the same species has been produced, which we see in many
    social insects.

    But we have not as yet touched on the climax of the difficulty; namely,
    the fact that the neuters of several ants differ, not only from the
    fertile females and males, but from each other, sometimes to an almost
    incredible degree, and are thus divided into two or even three castes.
    The castes, moreover, do not generally graduate into each other, but
    are perfectly well defined; being as distinct from each other, as are
    any two species of the same genus, or rather as any two genera of the
    same family. Thus in Eciton, there are working and soldier neuters,
    with jaws and instincts extraordinarily different: in Cryptocerus, the
    workers of one caste alone carry a wonderful sort of shield on their
    heads, the use of which is quite unknown: in the Mexican Myrmecocystus,
    the workers of one caste never leave the nest; they are fed by the
    workers of another caste, and they have an enormously developed abdomen
    which secretes a sort of honey, supplying the place of that excreted by
    the aphides, or the domestic cattle as they may be called, which our
    European ants guard or imprison.

    It will indeed be thought that I have an overweening confidence in the
    principle of natural selection, when I do not admit that such wonderful
    and well-established facts at once annihilate my theory. In the simpler
    case of neuter insects all of one caste or of the same kind, which have
    been rendered by natural selection, as I believe to be quite possible,
    different from the fertile males and females,—in this case, we may
    safely conclude from the analogy of ordinary variations, that each
    successive, slight, profitable modification did not probably at first
    appear in all the individual neuters in the same nest, but in a few
    alone; and that by the long-continued selection of the fertile parents
    which produced most neuters with the profitable modification, all the
    neuters ultimately came to have the desired character. On this view we
    ought occasionally to find neuter-insects of the same species, in the
    same nest, presenting gradations of structure; and this we do find,
    even often, considering how few neuter-insects out of Europe have been
    carefully examined. Mr. F. Smith has shown how surprisingly the neuters
    of several British ants differ from each other in size and sometimes in
    colour; and that the extreme forms can sometimes be perfectly linked
    together by individuals taken out of the same nest: I have myself
    compared perfect gradations of this kind. It often happens that the
    larger or the smaller sized workers are the most numerous; or that both
    large and small are numerous, with those of an intermediate size scanty
    in numbers. Formica flava has larger and
    smaller workers, with some of intermediate size; and, in this species,
    as Mr. F. Smith has observed, the larger workers have simple eyes
    (ocelli), which though small can be plainly distinguished, whereas the
    smaller workers have their ocelli rudimentary. Having carefully
    dissected several specimens of these workers, I can affirm that the
    eyes are far more rudimentary in the smaller workers than can be
    accounted for merely by their proportionally lesser size; and I fully
    believe, though I dare not assert so positively, that the workers of
    intermediate size have their ocelli in an exactly intermediate
    condition. So that we here have two bodies of sterile workers in the
    same nest, differing not only in size, but in their organs of vision,
    yet connected by some few members in an intermediate condition. I may
    digress by adding, that if the smaller workers had been the most useful
    to the community, and those males and females had been continually
    selected, which produced more and more of the smaller workers, until
    all the workers had come to be in this condition; we should then have
    had a species of ant with neuters very nearly in the same condition
    with those of Myrmica. For the workers of Myrmica have not even
    rudiments of ocelli, though the male and female ants of this genus have
    well-developed ocelli.

    I may give one other case: so confidently did I expect to find
    gradations in important points of structure between the different
    castes of neuters in the same species, that I gladly availed myself of
    Mr. F. Smith’s offer of numerous specimens from the same nest of the
    driver ant (Anomma) of West Africa. The reader will perhaps best
    appreciate the amount of difference in these workers, by my giving not
    the actual measurements, but a strictly accurate illustration: the
    difference was the same as if we were to see a set of workmen building
    a house of whom many were five feet four inches high, and many sixteen
    feet high; but we must suppose that the larger workmen had heads four
    instead of three times as big as those of the smaller men, and jaws
    nearly five times as big. The jaws, moreover, of the working ants of
    the several sizes differed wonderfully in shape, and in the form and
    number of the teeth. But the important fact for us is, that though the
    workers can be grouped into castes of different sizes, yet they
    graduate insensibly into each other, as does the widely-different
    structure of their jaws. I speak confidently on this latter point, as
    Mr. Lubbock made drawings for me with the camera lucida of the jaws
    which I had dissected from the workers of the several sizes.

    With these facts before me, I believe that natural selection, by acting
    on the fertile parents, could form a species which should regularly
    produce neuters, either all of large size with one form of jaw, or all
    of small size with jaws having a widely different structure; or lastly,
    and this is our climax of difficulty, one set of workers of one size
    and structure, and simultaneously another set of workers of a different
    size and structure;—a graduated series having been first formed, as in
    the case of the driver ant, and then the extreme forms, from being the
    most useful to the community, having been produced in greater and
    greater numbers through the natural selection of the parents which
    generated them; until none with an intermediate structure were
    produced.

    Thus, as I believe, the wonderful fact of two distinctly defined castes
    of sterile workers existing in the same nest, both widely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and from their parents, has originated. We can see how
    useful their production may have been to a social community of insects,
    on the same principle that the division of
    labour is useful to civilised man. As ants work by inherited instincts
    and by inherited tools or weapons, and not by acquired knowledge and
    manufactured instruments, a perfect division of labour could be
    effected with them only by the workers being sterile; for had they been
    fertile, they would have intercrossed, and their instincts and
    structure would have become blended. And nature has, as I believe,
    effected this admirable division of labour in the communities of ants,
    by the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But I am bound to confess, that,
    with all my faith in this principle, I should never have anticipated
    that natural selection could have been efficient in so high a degree,
    had not the case of these neuter insects convinced me of the fact. I
    have, therefore, discussed this case, at some little but wholly
    insufficient length, in order to show the power of natural selection,
    and likewise because this is by far the most serious special
    difficulty, which my theory has encountered. The case, also, is very
    interesting, as it proves that with animals, as with plants, any amount
    of modification in structure can be effected by the accumulation of
    numerous, slight, and as we must call them accidental, variations,
    which are in any manner profitable, without exercise or habit having
    come into play. For no amount of exercise, or habit, or volition, in
    the utterly sterile members of a community could possibly have affected
    the structure or instincts of the fertile members, which alone leave
    descendants. I am surprised that no one has advanced this demonstrative
    case of neuter insects, against the well-known doctrine of Lamarck.

    Summary.—I have endeavoured briefly in this chapter to show that the
    mental qualities of our domestic animals vary, and that the variations
    are inherited. Still more briefly I have attempted to show that
    instincts
    vary slightly in a state of nature. No one will dispute that instincts
    are of the highest importance to each animal. Therefore I can see no
    difficulty, under changing conditions of life, in natural selection
    accumulating slight modifications of instinct to any extent, in any
    useful direction. In some cases habit or use and disuse have probably
    come into play. I do not pretend that the facts given in this chapter
    strengthen in any great degree my theory; but none of the cases of
    difficulty, to the best of my judgment, annihilate it. On the other
    hand, the fact that instincts are not always absolutely perfect and are
    liable to mistakes;—that no instinct has been produced for the
    exclusive good of other animals, but that each animal takes advantage
    of the instincts of others;—that the canon in natural history, of
    “natura non facit saltum” is applicable to instincts as well as to
    corporeal structure, and is plainly explicable on the foregoing views,
    but is otherwise inexplicable,—all tend to corroborate the theory of
    natural selection.

    This theory is, also, strengthened by some few other facts in regard to
    instincts; as by that common case of closely allied, but certainly
    distinct, species, when inhabiting distant parts of the world and
    living under considerably different conditions of life, yet often
    retaining nearly the same instincts. For instance, we can understand on
    the principle of inheritance, how it is that the thrush of South
    America lines its nest with mud, in the same peculiar manner as does
    our British thrush: how it is that the male wrens (Troglodytes) of
    North America, build “cock-nests,” to roost in, like the males of our
    distinct Kitty-wrens,—a habit wholly unlike that of any other known
    bird. Finally, it may not be a logical deduction, but to my imagination
    it is far more satisfactory to look at such instincts as the young
    cuckoo ejecting its foster-brothers,—ants making slaves,—the larvæ of
    ichneumonidæ feeding within the live bodies of caterpillars,—not as
    specially endowed or created instincts, but as small consequences of
    one general law, leading to the advancement of all organic beings,
    namely, multiply, vary, let the strongest live and the weakest die.

    CHAPTER VIII.
    HYBRIDISM.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sterility of first crosses and of hybrids.
    Sterility various in degree, not universal, affected by close
    interbreeding, removed by domestication. Laws governing the sterility
    of hybrids. Sterility not a special endowment, but incidental on other
    differences. Causes of the sterility of first crosses and of hybrids.
    Parallelism between the effects of changed conditions of life and
    crossing. Fertility of varieties when crossed and of their mongrel
    offspring not universal. Hybrids and mongrels compared independently of
    their fertility. Summary.

    The view generally entertained by naturalists is that species, when
    intercrossed, have been specially endowed with the quality of
    sterility, in order to prevent the confusion of all organic forms. This
    view certainly seems at first probable, for species within the same
    country could hardly have kept distinct had they been capable of
    crossing freely. The importance of the fact that hybrids are very
    generally sterile, has, I think, been much underrated by some late
    writers. On the theory of natural selection the case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inasmuch as the sterility of hybrids could not possibly be
    of any advantage to them, and therefore could not have been acquired by
    the continued preservation of successive profitable degrees of
    sterility. I hope, however, to be able to show that sterility is not a
    specially acquired or endowed quality, but is incidental on other
    acquired differences.

    In treating this subject, two classes of facts, to a large extent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have generally been confounded together;
    namely, the sterility of two
    species when first crossed, and the sterility of the hybrids produced
    from them.

    Pure species have of course their organs of reproduction in a perfect
    condition, yet when intercrossed they produce either few or no
    offspring. Hybrids, on the other hand, have their reproductive organs
    functionally impotent, as may be clearly seen in the state of the male
    element in both plants and animals; though the organs themselves are
    perfect in structure, as far as the microscope reveals. In the first
    case the two sexual elements which go to form the embryo are perfect;
    in the second case they are either not at all developed, or are
    imperfectly developed. This distinction is important, when the cause of
    the sterility, which is common to the two cases, has to be considered.
    The distinction has probably been slurred over, owing to the sterility
    in both cases being looked on as a special endowment, beyond the
    province of our reasoning powers.

    The fertility of varieties, that is of the forms known or believed to
    have descended from common parents, when intercrossed, and likewise the
    fertility of their mongrel offspring, is, on my theory, of equal
    importance with the sterility of species; for it seems to make a broad
    and clear distinction between varieties and species.

    First, for the sterility of species when crossed and of their hybrid
    offspring. It is impossible to study the several memoirs and works of
    those two conscientious and admirable observers, Kölreuter and Gärtner,
    who almost devoted their lives to this subject, without being deeply
    impressed with the high generality of some degree of sterility.
    Kölreuter makes the rule universal; but then he cuts the knot, for in
    ten cases in which he found two forms, considered by most authors as
    distinct species, quite fertile together, he
    unhesitatingly ranks them as varieties. Gärtner, also, makes the rule
    equally universal; and he disputes the entire fertility of Kölreuter’s
    ten cases. But in these and in many other cases, Gärtner is obliged
    carefully to count the seeds, in order to show that there is any degree
    of sterility. He always compares the maximum number of seeds produced
    by two species when crossed and by their hybrid offspring, with the
    average number produced by both pure parent-species in a state of
    nature. But a serious cause of error seems to me to be here introduced:
    a plant to be hybridised must be castrated, and, what is often more
    important, must be secluded in order to prevent pollen being brought to
    it by insects from other plants. Nearly all the plants experimentised
    on by Gärtner were potted, and apparently were kept in a chamber in his
    house. That these processes are often injurious to the fertility of a
    plant cannot be doubted; for Gärtner gives in his table about a score
    of cases of plants which he castrated, and artificially fertilised with
    their own pollen, and (excluding all cases such as the Leguminosæ, in
    which there is an acknowledged difficulty in the manipulation) half of
    these twenty plants had their fertility in some degree impaired.
    Moreover, as Gärtner during several years repeatedly crossed the
    primrose and cowslip, which we have such good reason to believe to be
    varieties, and only once or twice succeeded in getting fertile seed; as
    he found the common red and blue pimpernels (Anagallis arvensis and
    coerulea), which the best botanists rank as varieties, absolutely
    sterile together; and as he came to the same conclusion in several
    other analogous cases; it seems to me that we may well be permitted to
    doubt whether many other species are really so sterile, when
    intercrossed, as Gärtner believes.

    It is certain, on the one hand, that the sterility of various species
    when crossed is so different in degree and graduates away so
    insensibly,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at the fertility of pure species
    is so easily affected by various circumstances, that for all practical
    purposes it is most difficult to say where perfect fertility ends and
    sterility begins. I think no better evidence of this can be required
    than that the two most experienced observers who have ever lived,
    namely, Kölreuter and Gärtner, should have arrived at diametrically
    opposite conclusions in regard to the very same species. It is also
    most instructive to compare—but I have not space here to enter on
    details—the evidence advanced by our best botanists on the question
    whether certain doubtful forms should be ranked as species or
    varieties, with the evidence from fertility adduced by different
    hybridisers, or by the same author, from experiments made during
    different years. It can thus be shown that neither sterility nor
    fertility affords any clear distinction between species and varieties;
    but that the evidence from this source graduates away, and is doubtful
    in the same degree as is the evidence derived from other constitutional
    and structural differences.

    In regard to the sterility of hybrids in successive generations; though
    Gärtner was enabled to rear some hybrids, carefully guarding them from
    a cross with either pure parent, for six or seven, and in one case for
    ten generations, yet he asserts positively that their fertility never
    increased, but generally greatly decreased. I do not doubt that this is
    usually the case, and that the fertility often suddenly decreases in
    the first few generations. Nevertheless I believe that in all these
    experiments the fertility has been diminished by an independent cause,
    namely, from close interbreeding. I have collected so large a body of
    facts, showing
    that close interbreeding lessens fertility,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at an occasional cross with a distinct individual or variety
    increases fertility, that I cannot doubt the correctness of this almost
    universal belief amongst breeders. Hybrids are seldom raised by
    experimentalists in great numbers; and as the parent-species, or other
    allied hybrids, generally grow in the same garden, the visits of
    insects must be carefully prevented during the flowering season: hence
    hybrids will generally be fertilised during each generation by their
    own individual pollen; and I am convinced that this would be injurious
    to their fertility, already lessened by their hybrid origin. I am
    strengthened in this conviction by a remarkable statement repeatedly
    made by Gärtner, namely, that if even the less fertile hybrids be
    artificially fertilised with hybrid pollen of the same kind, their
    fertility, notwithstanding the frequent ill effects of manipulation,
    sometimes decidedly increases, and goes on increasing. Now, in
    artificial fertilisation pollen is as often taken by chance (as I know
    from my own experience) from the anthers of another flower, as from the
    anthers of the flower itself which is to be fertilised; so that a cross
    between two flowers, though probably on the same plant, would be thus
    effected. Moreover, whenever complicated experiments are in progress,
    so careful an observer as Gärtner would have castrated his hybrids, and
    this would have insured in each generation a cross with the pollen from
    a distinct flower, either from the same plant or from another plant of
    the same hybrid nature. And thus, the strange fact of the increase of
    fertility in the successive generations of artificially fertilised
    hybrids may, I believe, be accounted for by close interbreeding having
    been avoided.

    Now let us turn to the results arrived at by the third most experienced
    hybridiser, namely, the Honourable and
    Reverend W. Herbert. He is as emphatic in his conclusion that some
    hybrids are perfectly fertile—as fertile as the pure parent-species—as
    are Kölreuter and Gärtner that some degree of sterility between
    distinct species is a universal law of nature. He experimentised on
    some of the very same species as did Gärtner. The difference in their
    results may, I think, be in part accounted for by Herbert’s great
    horticultural skill, and by his having hothouses at his command. Of his
    many important statements I will here give only a single one as an
    example, namely, that “every ovule in a pod of Crinum capense
    fertilised by C. revolutum produced a plant, which (he says) I never
    saw to occur in a case of its natural fecundation.” So that we here
    have perfect, or even more than commonly perfect, fertility in a first
    cross between two distinct species.

    This case of the Crinum leads me to refer to a most singular fact,
    namely, that there are individual plants, as with certain species of
    Lobelia, and with all the species of the genus Hippeastrum, which can
    be far more easily fertilised by the pollen of another and distinct
    species, than by their own pollen. For these plants have been found to
    yield seed to the pollen of a distinct species, though quite sterile
    with their own pollen, notwithstanding that their own pollen was found
    to be perfectly good, for it fertilised distinct species. So that
    certain individual plants and all the individuals of certain species
    can actually be hybridised much more readily than they can be
    self-fertilised! For instance, a bulb of Hippeastrum aulicum produced
    four flowers; three were fertilised by Herbert with their own pollen,
    and the fourth was subsequently fertilised by the pollen of a compound
    hybrid descended from three other and distinct species: the result was
    that “the ovaries of the three first flowers soon ceased to grow, and
    after a
    few days perished entirely, whereas the pod impregnated by the pollen
    of the hybrid made vigorous growth and rapid progress to maturity, and
    bore good seed, which vegetated freely.” In a letter to me, in 1839,
    Mr. Herbert told me that he had then tried the experiment during five
    years, and he continued to try it during several subsequent years, and
    always with the same result. This result has, also, been confirmed by
    other observers in the case of Hippeastrum with its sub-genera, and in
    the case of some other genera, as Lobelia, Passiflora and Verbascum.
    Although the plants in these experiments appeared perfectly healthy,
    and although both the ovules and pollen of the same flower were
    perfectly good with respect to other species, yet as they were
    functionally imperfect in their mutual self-action, we must infer that
    the plants were in an unnatural state. Nevertheless these facts show on
    what slight and mysterious causes the lesser or greater fertility of
    species when crossed, in comparison with the same species when
    self-fertilised, sometimes depends.

    The practical experiments of horticulturists, though not made with
    scientific precision, deserve some notice. It is notorious in how
    complicated a manner the species of Pelargonium, Fuchsia, Calceolaria,
    Petunia, Rhododendron, etc., have been crossed, yet many of these
    hybrids seed freely. For instance, Herbert asserts that a hybrid from
    Calceolaria integrifolia and plantaginea, species most widely
    dissimilar in general habit, “reproduced itself as perfectly as if it
    had been a natural species from the mountains of Chile.” I have taken
    some pains to ascertain the degree of fertility of some of the complex
    crosses of Rhododendrons, and I am assured that many of them are
    perfectly fertile. Mr. C. Noble, for instance, informs me that he
    raises stocks for grafting from a hybrid
    between Rhododendron Ponticum and Catawbiense, and that this hybrid
    “seeds as freely as it is possible to imagine.” Had hybrids, when
    fairly treated, gone on decreasing in fertility in each successive
    generation, as Gärtner believes to be the case, the fact would have
    been notorious to nurserymen. Horticulturists raise large beds of the
    same hybrids, and such alone are fairly treated, for by insect agency
    the several individuals of the same hybrid variety are allowed to
    freely cross with each other, and the injurious influence of close
    interbreeding is thus prevented. Any one may readily convince himself
    of the efficiency of insect-agency by examining the flowers of the more
    sterile kinds of hybrid rhododendrons, which produce no pollen, for he
    will find on their stigmas plenty of pollen brought from other flowers.

    In regard to animals, much fewer experiments have been carefully tried
    than with plants. If our systematic arrangements can be trusted, that
    is if the genera of animals are as distinct from each other, as are the
    genera of plants, then we may infer that animals more widely separated
    in the scale of nature can be more easily crossed than in the case of
    plants; but the hybrids themselves are, I think, more sterile. I doubt
    whether any case of a perfectly fertile hybrid animal can be considered
    as thoroughly well authenticated. It should, however, be borne in mind
    that, owing to few animals breeding freely under confinement, few
    experiments have been fairly tried: for instance, the canary-bird has
    been crossed with nine other finches, but as not one of these nine
    species breeds freely in confinement, we have no right to expect that
    the first crosses between them and the canary, or that their hybrids,
    should be perfectly fertile. Again, with respect to the fertility in
    successive generations of the more fertile
    hybrid animals, I hardly know of an instance in which two families of
    the same hybrid have been raised at the same time from different
    parents, so as to avoid the ill effects of close interbreeding. On the
    contrary, brothers and sisters have usually been crossed in each
    successive generation, in opposition to the constantly repeated
    admonition of every breeder. And in this case, it is not at all
    surprising that the inherent sterility in the hybrids should have gone
    on increasing. If we were to act thus, and pair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the case of any pure animal, which from any cause had the least
    tendency to sterility, the breed would assuredly be lost in a very few
    generations.

    Although I do not know of any thoroughly well-authenticated cases of
    perfectly fertile hybrid animals, I have some reason to believe that
    the hybrids from Cervulus vaginalis and Reevesii, and from Phasianus
    colchicus with P. torquatus and with P. versicolor are perfectly
    fertile. The hybrids from the common and Chinese geese (A. cygnoides),
    species which are so different that they are generally ranked in
    distinct genera, have often bred in this country with either pure
    parent, and in one single instance they have bred inter se. This was
    effected by Mr. Eyton, who raised two hybrids from the same parents but
    from different hatches; and from these two birds he raised no less than
    eight hybrids (grandchildren of the pure geese) from one nest. In
    India, however, these cross-bred geese must be far more fertile; for I
    am assured by two eminently capable judges, namely Mr. Blyth and Capt.
    Hutton, that whole flocks of these crossed geese are kept in various
    parts of the country; and as they are kept for profit, where neither
    pure parent-species exists, they must certainly be highly fertile.

    A doctrine which originated with Pallas, has been
    largely accepted by modern naturalists; namely, that most of our
    domestic animals have descended from two or more aboriginal species,
    since commingled by intercrossing. On this view, the aboriginal species
    must either at first have produced quite fertile hybrids, or the
    hybrids must have become in subsequent generations quite fertile under
    domestication. This latter alternative seems to me the most probable,
    and I am inclined to believe in its truth, although it rests on no
    direct evidence. I believe, for instance, that our dogs have descended
    from several wild stocks; yet, with perhaps the exception of certain
    indigenous domestic dogs of South America, all are quite fertile
    together; and analogy makes me greatly doubt, whether the several
    aboriginal species would at first have freely bred together and have
    produced quite fertile hybrids. So again there is reason to believe
    that our European and the humped Indian cattle are quite fertile
    together; but from facts communicated to me by Mr. Blyth, I think they
    must be considered as distinct species. On this view of the origin of
    many of our domestic animals, we must either give up the belief of the
    almost universal sterility of distinct species of animals when crossed;
    or we must look at sterility, not as an indelible characteristic, but
    as one capable of being removed by domestication.

    Finally, looking to all the ascertained facts on the intercrossing of
    plants and animals, it may be concluded that some degree of sterility,
    both in first crosses and in hybrids,is an extremely general result;
    but that it cannot, under our present state of knowledge, be considered
    as absolutely universal.

    Laws governing the Sterility of first Crosses and of Hybrids.—We will
    now consider a little more in detail the
    circumstances and rules governing the sterility of first crosses and of
    hybrids. Our chief object will be to see whether or not the rules
    indicate that species have specially been endowed with this quality, in
    order to prevent their crossing and blending together in utter
    confusion. The following rules and conclusions are chiefly drawn up
    from Gärtner’s admirable work on the hybridisation of plants. I have
    taken much pains to ascertain how far the rules apply to animals, and
    considering how scanty our knowledge is in regard to hybrid animals, I
    have been surprised to find how generally the same rules apply to both
    kingdoms.

    It has been already remarked, that the degree of fertility, both of
    first crosses and of hybrids, graduates from zero to perfect fertility.
    It is surprising in how many curious ways this gradation can be shown
    to exist; but only the barest outline of the facts can here be given.
    When pollen from a plant of one family is placed on the stigma of a
    plant of a distinct family, it exerts no more influence than so much
    inorganic dust. From this absolute zero of fertility, the pollen of
    different species of the same genus applied to the stigma of some one
    species, yields a perfect gradation in the number of seeds produced, up
    to nearly complete or even quite complete fertility; and, as we have
    seen, in certain abnormal cases, even to an excess of fertility, beyond
    that which the plant’s own pollen will produce. So in hybrids
    themselves, there are some which never have produced, and probably
    never would produce, even with the pollen of either pure parent, a
    single fertile seed: but in some of these cases a first trace of
    fertility may be detected, by the pollen of one of the pure
    parent-species causing the flower of the hybrid to wither earlier than
    it otherwise would have done; and the early withering of the flower is
    well known to be a sign
    of incipient fertilisation. From this extreme degree of sterility we
    have self-fertilised hybrids producing a greater and greater number of
    seeds up to perfect fertility.

    Hybrids from two species which are very difficult to cross, and which
    rarely produce any offspring, are generally very sterile; but the
    parallelism between the difficulty of making a first cross, and the
    sterility of the hybrids thus produced—two classes of facts which are
    generally confounded together—is by no means strict. There are many
    cases, in which two pure species can be united with unusual facility,
    and produce numerous hybrid-offspring, yet these hybrids are remarkably
    sterile.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are species which can be crossed very
    rarely, or with extreme difficulty, but the hybrids, when at last
    produced, are very fertile. Even within the limits of the same genus,
    for instance in Dianthus, these two opposite cases occur.

    The fertility, both of first crosses and of hybrids, is more easily
    affected by unfavourable conditions, than is the fertility of pure
    species. But the degree of fertility is likewise innately variable; for
    it is not always the same when the same two species are crossed under
    the same circumstances, but depends in part upo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individuals which happen to have been chosen for the experiment. So
    it is with hybrids, for their degree of fertility is often found to
    differ greatly in the several individuals raised from seed out of the
    same capsule and exposed to exactly the same conditions.

    By the term systematic affinity is meant, the resemblance between
    species in structure and in constitution, more especially in the
    structure of parts which are of high physiological importance and which
    differ little in the allied species. Now the fertility of first crosses
    between species, and of the hybrids produced from them, is largely
    governed by their systematic affinity. This is clearly shown by hybrids
    never having been raised between species ranked by systematists in
    distinct families; and on the other hand, by very closely allied
    species generally uniting with facility. But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systematic affinity and the facility of crossing is by no means strict.
    A multitude of cases could be given of very closely allied species
    which will not unite, or only with extreme difficulty; and on the other
    hand of very distinct species which unite with the utmost facility. In
    the same family there may be a genus, as Dianthus, in which very many
    species can most readily be crossed; and another genus, as Silene, in
    which the most persevering efforts have failed to produce between
    extremely close species a single hybrid. Even within the limits of the
    same genus, we meet with this same difference; for instance, the many
    species of Nicotiana have been more largely crossed than the species of
    almost any other genus; but Gärtner found that N. acuminata, which is
    not a particularly distinct species, obstinately failed to fertilise,
    or to be fertilised by, no less than eight other species of Nicotiana.
    Very many analogous facts could be given.

    No one has been able to point out what kind, or what amount, of
    difference in any recognisable character is sufficient to prevent two
    species crossing. It can be shown that plants most widely different in
    habit and general appearance, and having strongly marked differences in
    every part of the flower, even in the pollen, in the fruit, and in the
    cotyledons, can be crossed. Annual and perennial plants, deciduous and
    evergreen trees, plants inhabiting different stations and fitted for
    extremely different climates, can often be crossed with ease.

    By a reciprocal cross between two species, I mean the case, for
    instance, of a stallion-horse being first crossed with a female-ass,
    and then a male-ass with a mare: these two species may then be said to
    have been reciprocally crossed. There is often the widest possible
    difference in the facility of making reciprocal crosses. Such cases are
    highly important, for they prove that the capacity in any two species
    to cross is often completely independent of their systematic affinity,
    or of any recognisable difference in their whole organisa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se cases clearly show that the capacity for crossing is
    connected with constitutional differences imperceptible by us, and
    confined to the reproductive system. This difference in the result of
    reciprocal crosses between the same two species was long ago observed
    by Kölreuter. To give an instance: Mirabilis jalappa can easily be
    fertilised by the pollen of M. longiflora, and the hybrids thus
    produced are sufficiently fertile; but Kölreuter tried more than two
    hundred times, during eight following years, to fertilise reciprocally
    M. longiflora with the pollen of M. jalappa, and utterly failed.
    Several other equally striking cases could be given. Thuret has
    observed the same fact with certain sea-weeds or Fuci. Gärtner,
    moreover, found that this difference of facility in making reciprocal
    crosses is extremely common in a lesser degree. He has observed it even
    between forms so closely related (as Matthiola annua and glabra) that
    many botanists rank them only as varieties. It is also a remarkable
    fact, that hybrids raised from reciprocal crosses, though of course
    compounded of the very same two species, the one species having first
    been used as the father and then as the mother, generally differ in
    fertility in a small, and occasionally in a high degree.

    Several other singular rules could be given from
    Gärtner: for instance, some species have a remarkable power of crossing
    with other species; other species of the same genus have a remarkable
    power of impressing their likeness on their hybrid offspring; but these
    two powers do not at all necessarily go together. There are certain
    hybrids which instead of having, as is usual, an intermediate character
    between their two parents, always closely resemble one of them; and
    such hybrids, though externally so like one of their pure
    parent-species, are with rare exceptions extremely sterile. So again
    amongst hybrids which are usually intermediate in structure between
    their parents, exceptional and abnormal individuals sometimes are born,
    which closely resemble one of their pure parents; and these hybrids are
    almost always utterly sterile, even when the other hybrids raised from
    seed from the same capsule have a considerable degree of fertility.
    These facts show how completely fertility in the hybrid is independent
    of its external resemblance to either pure parent.

    Considering the several rules now given, which govern the fertility of
    first crosses and of hybrids, we see that when forms, which must be
    considered as good and distinct species, are united, their fertility
    graduates from zero to perfect fertility, or even to fertility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in excess. That their fertility, besides being
    eminently susceptible to favourable and unfavourable conditions, is
    innately variable. That it is by no means always the same in degree in
    the first cross and in the hybrids produced from this cross. That the
    fertility of hybrids is not related to the degree in which they
    resemble in external appearance either parent. And lastly, that the
    facility of making a first cross between any two species is not always
    governed by their systematic affinity or
    degree of resemblance to each other. This latter statement is clearly
    proved by reciprocal crosses between the same two species, for
    according as the one species or the other is used as the father or the
    mother, there is generally some difference, and occasionally the widest
    possible difference, in the facility of effecting an union. The
    hybrids, moreover, produced from reciprocal crosses often differ in
    fertility.

    Now do these complex and singular rules indicate that species have been
    endowed with sterility simply to prevent their becoming confounded in
    nature? I think not. For why should the sterility be so extremely
    different in degree, when various species are crossed, all of which we
    must suppose it would be equally important to keep from blending
    together? Why should the degree of sterility be innately variable in
    the individuals of the same species? Why should some species cross with
    facility, and yet produce very sterile hybrids; and other species cross
    with extreme difficulty, and yet produce fairly fertile hybrids? Why
    should there often be so great a difference in the result of a
    reciprocal cross between the same two species? Why, it may even be
    asked, has the production of hybrids been permitted? to grant to
    species the special power of producing hybrids, and then to stop their
    further propagation by different degrees of sterility, not strictly
    related to the facility of the first union between their parents, seems
    to be a strange arrangement.

    The foregoing rules and facts, on the other hand, appear to me clearly
    to indicate that the sterility both of first crosses and of hybrids is
    simply incidental or dependent on unknown differences, chiefly in the
    reproductive systems, of the species which are crossed. The differences
    being of so peculiar and limited a nature,
    that, in reciprocal crosses between two species the male sexual element
    of the one will often freely act on the female sexual element of the
    other, but not in a reversed direction. It will be advisable to explain
    a little more fully by an example what I mean by sterility being
    incidental on other differences, and not a specially endowed quality.
    As the capacity of one plant to be grafted or budded on another is so
    entirely unimportant for its welfare in a state of nature, I presume
    that no one will suppose that this capacity is a specially endowed
    quality, but will admit that it is incidental on differences in the
    laws of growth of the two plants. We can sometimes see the reason why
    one tree will not take on another, from differences in their rate of
    growth, in the hardness of their wood, in the period of the flow or
    nature of their sap, etc.; but in a multitude of cases we can assign no
    reason whatever. Great diversity in the size of two plants, one being
    woody and the other herbaceous, one being evergreen and the other
    deciduous, and adaptation to widely different climates, does not always
    prevent the two grafting together. As in hybridisation, so with
    grafting, the capacity is limited by systematic affinity, for no one
    has been able to graft trees together belonging to quite distinct
    families; and, on the other hand, closely allied species, and varieties
    of the same species, can usually, but not invariably, be grafted with
    ease. But this capacity, as in hybridisation, is by no means absolutely
    governed by systematic affinity. Although many distinct genera within
    the same family have been grafted together, in other cases species of
    the same genus will not take on each other. The pear can be grafted far
    more readily on the quince, which is ranked as a distinct genus, than
    on the apple, which is a member of the same genus. Even different
    varieties of the pear take
    with different degrees of facility on the quince; so do different
    varieties of the apricot and peach on certain varieties of the plum.

    As Gärtner found that there was sometimes an innate difference in
    different individuals of the same two species in crossing; so Sagaret
    believes this to be the case with different individuals of the same two
    species in being grafted together. As in reciprocal crosses, the
    facility of effecting an union is often very far from equal, so it
    sometimes is in grafting; the common gooseberry, for instance, cannot
    be grafted on the currant, whereas the currant will take, though with
    difficulty, on the gooseberry.

    We have seen that the sterility of hybrids, which have their
    reproductive organs in an imperfect condition, is a very different case
    from the difficulty of uniting two pure species, which have their
    reproductive organs perfect; yet these two distinct cases run to a
    certain extent parallel. Something analogous occurs in grafting; for
    Thouin found that three species of Robinia, which seeded freely on
    their own roots, and which could be grafted with no great difficulty on
    another species, when thus grafted were rendered barren. On the other
    hand, certain species of Sorbus, when grafted on other species, yielded
    twice as much fruit as when on their own roots. We are reminded by this
    latter fact of the extraordinary case of Hippeastrum, Lobelia, etc.,
    which seeded much more freely when fertilised with the pollen of
    distinct species, than when self-fertilised with their own pollen.

    We thus see, that although there is a clear and fundament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mere adhesion of grafted stocks, and the union of the male
    and female elements in the act of reproduction, yet that there is a
    rude degree of parallelism in the results of grafting and
    of crossing distinct species. And as we must look at the curious and
    complex laws governing the facility with which trees can be grafted on
    each other as incidental on unknown differences in their vegetative
    systems, so I believe that the still more complex laws governing the
    facility of first crosses, are incidental on unknown differences,
    chiefly in their reproductive systems. These differences, in both
    cases, follow to a certain extent, as might have been expected,
    systematic affinity, by which every kind of resemblance and
    dissimilarity between organic beings is attempted to be expressed. The
    facts by no means seem to me to indicate that the greater or lesser
    difficulty of either grafting or crossing together various species has
    been a special endowment; although in the case of crossing, the
    difficulty is as important for the endurance and stability of specific
    forms, as in the case of grafting it is unimportant for their welfare.

    Causes of the Sterility of first Crosses and of Hybrids.—We may now
    look a little closer at the probable causes of the sterility of first
    crosses and of hybrids. These two cases are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for, as just remarked, in the union of two pure species the male and
    female sexual elements are perfect, whereas in hybrids they are
    imperfect. Even in first crosses, the greater or lesser difficulty in
    effecting a union apparently depends on several distinct causes. There
    must sometimes be a physical impossibility in the male element reaching
    the ovule, as would be the case with a plant having a pistil too long
    for the pollen-tubes to reach the ovarium. It has also been observed
    that when pollen of one species is placed on the stigma of a distantly
    allied species, though the pollen-tubes protrude, they do not penetrate
    the stigmatic surface. Again, the
    male element may reach the female element, but be incapable of causing
    an embryo to be developed, as seems to have been the case with some of
    Thuret’s experiments on Fuci. No explanation can be given of these
    facts, any more than why certain trees cannot be grafted on others.
    Lastly, an embryo may be developed, and then perish at an early period.
    This latter alternative has not been sufficiently attended to; but I
    believe, from observations communicated to me by Mr. Hewitt, who has
    had great experience in hybridising gallinaceous birds, that the early
    death of the embryo is a very frequent cause of sterility in first
    crosses. I was at first very unwilling to believe in this view; as
    hybrids, when once born, are generally healthy and long-lived, as we
    see in the case of the common mule. Hybrids, however, are differently
    circumstanced before and after birth: when born and living in a country
    where their two parents can live, they are generally placed under
    suitable conditions of life. But a hybrid partakes of only half of the
    nature and constitution of its mother, and therefore before birth, as
    long as it is nourished within its mother’s womb or within the egg or
    seed produced by the mother, it may be exposed to conditions in some
    degree unsuitable, and consequently be liable to perish at an early
    period; more especially as all very young beings seem eminently
    sensitive to injurious or unnatural conditions of life.

    In regard to the sterility of hybrids, in which the sexual elements are
    imperfectly developed, the case is very different. I have more than
    once alluded to a large body of facts, which I have collected, showing
    that when animals and plants are removed from their natural conditions,
    they are extremely liable to have their reproductive systems seriously
    affected. This, in fact, is
    the great bar to the domestication of animals. Between the sterility
    thus superinduced and that of hybrids, there are many points of
    similarity. In both cases the sterility is independent of general
    health, and is often accompanied by excess of size or great luxuriance.
    In both cases, the sterility occurs in various degrees; in both, the
    male element is the most liable to be affected; but sometimes the
    female more than the male. In both, the tendency goes to a certain
    extent with systematic affinity, for whole groups of animals and plants
    are rendered impotent by the same unnatural conditions; and whole
    groups of species tend to produce sterile hybrids. On the other hand,
    one species in a group will sometimes resist great changes of
    conditions with unimpaired fertility; and certain species in a group
    will produce unusually fertile hybrids. No one can tell, till he tries,
    whether any particular animal will breed under confinement or any plant
    seed freely under culture; nor can he tell, till he tries, whether any
    two species of a genus will produce more or less sterile hybrids.
    Lastly, when organic beings are placed during several generations under
    conditions not natural to them, they are extremely liable to vary,
    which is due, as I believe, to their reproductive systems having been
    specially affected, though in a lesser degree than when sterility
    ensues. So it is with hybrids, for hybrids in successive generations
    are eminently liable to vary, as every experimentalist has observed.

    Thus we see that when organic beings are placed under new and unnatural
    conditions, and when hybrids are produced by the unnatural crossing of
    two species, the reproductive system, independently of the general
    state of health, is affected by sterility in a very similar manner. In
    the one case, the conditions of life have been disturbed, though often
    in so slight a degree as to
    be inappreciable by us; in the other case, or that of hybrids, the
    external conditions have remained the same, but the organisation has
    been disturbed by two different structures and constitutions having
    been blended into one. For it is scarcely possible that two
    organisations should be compounded into one, without some disturbance
    occurring in the development, or periodical action, or mutual relation
    of the different parts and organs one to another, or to the conditions
    of life. When hybrids are able to breed inter se, they transmit to
    their offspring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the same compounded
    organisation, and hence we need not be surprised that their sterility,
    though in some degree variable, rarely diminishes.

    It must, however, be confessed that we cannot understand, excepting on
    vague hypotheses, several facts with respect to the sterility of
    hybrids; for instance, the unequal fertility of hybrids produced from
    reciprocal crosses; or the increased sterility in those hybrids which
    occasionally and exceptionally resemble closely either pure parent. Nor
    do I pretend that the foregoing remarks go to the root of the matter:
    no explanation is offered why an organism, when placed under unnatural
    conditions, is rendered sterile. All that I have attempted to show, is
    that in two cases, in some respects allied, sterility is the common
    result,—in the one case from the conditions of life having been
    disturbed, in the other case from the organisation having been
    disturbed by two organisations having been compounded into one.

    It may seem fanciful, but I suspect that a similar parallelism extends
    to an allied yet very different class of facts. It is an old and almost
    universal belief, founded, I think, on a considerable body of evidence,
    that slight changes in the conditions of life are beneficial to all
    living things. We see this acted on by
    farmers and gardeners in their frequent exchanges of seed, tubers,
    etc., from one soil or climate to another, and back again. During the
    convalescence of animals, we plainly see that great benefit is derived
    from almost any change in the habits of life. Again, both with plants
    and animals, there is abundant evidence, that a cross between very
    distinct individuals of the same species, that is between members of
    different strains or sub-breeds, gives vigour and fertility to the
    offspring. I believe, indeed, from the facts alluded to in our fourth
    chapter, that a certain amount of crossing is indispensable even with
    hermaphrodites; and that close interbreeding continued during several
    generations between the nearest relations, especially if these be kept
    under the same conditions of life, always induces weakness and
    sterility in the progeny.

    Hence it seems that, on the one hand, slight changes in the conditions
    of life benefit all organic beings,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at slight
    crosses, that is crosses between the males and females of the same
    species which have varied and become slightly different, give vigour
    and fertility to the offspring. But we have seen that greater changes,
    or changes of a particular nature, often render organic beings in some
    degree sterile; and that greater crosses, that is crosses between males
    and females which have become widely or specifically different, produce
    hybrids which are generally sterile in some degree. I cannot persuade
    myself that this parallelism is an accident or an illusion. Both series
    of facts seem to be connected together by some common but unknown bond,
    which is essentially related to the principle of life.

    Fertility of Varieties when crossed, and of their Mongrel offspring.—It may be urged, as a most forcible argument,
    that there must be some essential distinction between species and
    varieties, and that there must be some error in all the foregoing
    remarks, inasmuch as varieties, however much they may differ from each
    other in external appearance, cross with perfect facility, and yield
    perfectly fertile offspring. I fully admit that this is almost
    invariably the case. But if we look to varieties produced under nature,
    we are immediately involved in hopeless difficulties; for if two
    hitherto reputed varieties be found in any degree sterile together,
    they are at once ranked by most naturalists as species. For instance,
    the blue and red pimpernel, the primrose and cowslip, which are
    considered by many of our best botanists as varieties, are said by
    Gärtner not to be quite fertile when crossed, and he consequently ranks
    them as undoubted species. If we thus argue in a circle, the fertility
    of all varieties produced under nature will assuredly have to be
    granted.

    If we turn to varieties, produced, or supposed to have been produced,
    under domestication, we are still involved in doubt. For when it is
    stated, for instance, that the German Spitz dog unites more easily than
    other dogs with foxes, or that certain South American indigenous
    domestic dogs do not readily cross with European dogs, the explanation
    which will occur to everyone, and probably the true one, is that these
    dogs have descended from several aboriginally distinct species.
    Nevertheless the perfect fertility of so many domestic varieties,
    differing widely from each other in appearance, for instance of the
    pigeon or of the cabbage, is a remarkable fact; more especially when we
    reflect how many species there are, which, though resembling each other
    most closely, are utterly sterile when intercrossed. Several
    considerations, however, render the fertility of domestic varieties
    less remarkable than
    at first appears. It can, in the first place, be clearly shown that
    mere external dissimilarity between two species does not determine
    their greater or lesser degree of sterility when crossed; and we may
    apply the same rule to domestic varieties. In the second place, some
    eminent naturalists believe that a long course of domestication tends
    to eliminate sterility in the successive generations of hybrids, which
    were at first only slightly sterile; and if this be so, we surely ought
    not to expect to find sterility both appearing and disappearing under
    nearly the same conditions of life. Lastly, and this seems to me by far
    the most important consideration, new races of animals and plants are
    produced under domestication by man’s methodical and unconscious power
    of selection, for his own use and pleasure: he neither wishes to
    select, nor could select, slight differences in the reproductive
    system, or other constitutional differences correlated with the
    reproductive system. He supplies his several varieties with the same
    food; treats them in nearly the same manner, and does not wish to alter
    their general habits of life. Nature acts uniformly and slowly during
    vast periods of time on the whole organisation, in any way which may be
    for each creature’s own good; and thus she may, either directly, or
    more probably indirectly, through correlation, modify the reproductive
    system in the several descendants from any one species. Seeing this
    difference in the process of selection, as carried on by man and
    nature, we need not be surprised at some difference in the result.

    I have as yet spoken as if the varieties of the same species were
    invariably fertile when intercrossed. But it seems to me impossible to
    resist the evidence of the existence of a certain amount of sterility
    in the few following cases, which I will briefly abstract. The evidence
    is at least as good as that from which we believe
    in the sterility of a multitude of species. The evidence is, also,
    derived from hostile witnesses, who in all other cases consider
    fertility and sterility as safe criterions of specific distinction.
    Gärtner kept during several years a dwarf kind of maize with yellow
    seeds, and a tall variety with red seeds, growing near each other in
    his garden; and although these plants have separated sexes, they never
    naturally crossed. He then fertilised thirteen flowers of the one with
    the pollen of the other; but only a single head produced any seed, and
    this one head produced only five grains. Manipulation in this case
    could not have been injurious, as the plants have separated sexes. No
    one, I believe, has suspected that these varieties of maize are
    distinct species; and it is important to notice that the hybrid plants
    thus raised were themselves perfectly fertile; so that even Gärtner
    did not venture to consider the two varieties as specifically distinct.

    Girou de Buzareingues crossed three varieties of gourd, which like the
    maize has separated sexes, and he asserts that their mutual
    fertilisation is by so much the less easy as their differences are
    greater. How far these experiments may be trusted, I know not; but the
    forms experimentised on, are ranked by Sagaret, who mainly founds his
    classification by the test of infertility, as varieties.

    The following case is far more remarkable, and seems at first quite
    incredible; but it is the result of an astonishing number of
    experiments made during many years on nine species of Verbascum, by so
    good an observer and so hostile a witness, as Gärtner: namely, that
    yellow and white varieties of the same species of Verbascum when
    intercrossed produce less seed, than do either coloured varieties when
    fertilised with pollen from their own coloured flowers. Moreover, he
    asserts that when
    yellow and white varieties of one species are crossed with yellow and
    white varieties of a distinct species, more seed is produced by the
    crosses between the same coloured flowers, than between those which are
    differently coloured. Yet these varieties of Verbascum present no other
    difference besides the mere colour of the flower; and one variety can
    sometimes be raised from the seed of the other.

    From observations which I have made on certain varieties of hollyhock,
    I am inclined to suspect that they present analogous facts.

    Kölreuter, whose accuracy has been confirmed by every subsequent
    observer, has proved the remarkable fact, that one variety of the
    common tobacco is more fertile, when crossed with a widely distinct
    species, than are the other varieties. He experimentised on five forms,
    which are commonly reputed to be varieties, and which he tested by the
    severest trial, namely, by reciprocal crosses, and he found their
    mongrel offspring perfectly fertile. But one of these five varieties,
    when used either as father or mother, and crossed with the Nicotiana
    glutinosa, always yielded hybrids not so sterile as those which were
    produced from the four other varieties when crossed with N. glutinosa.
    Hence the reproductive system of this one variety must have been in
    some manner and in some degree modified.

    From these facts; from the great difficulty of ascertaining the
    infertility of varieties in a state of nature, for a supposed variety
    if infertile in any degree would generally be ranked as species; from
    man selecting only external characters in the production of the most
    distinct domestic varieties, and from not wishing or being able to
    produce recondite and funct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reproductive
    system; from these several considerations and facts, I do not think
    that the very general
    fertility of varieties can be proved to be of universal occurrence, or
    to form a fundamental distinction between varieties and species. The
    general fertility of varieties does not seem to me sufficient to
    overthrow the view which I have taken with respect to the very general,
    but not invariable, sterility of first crosses and of hybrids, namely,
    that it is not a special endowment, but is incidental on slowly
    acquired modifications, more especially in the reproductive systems of
    the forms which are crossed.

    Hybrids and Mongrels compared, independently of their fertility.—Independently of the question of fertility, the offspring
    of species when crossed and of varieties when crossed may be compared
    in several other respects. Gärtner, whose strong wish was to draw a
    marked line of distinction between species and varieties, could find
    very few and, as it seems to me, quite unimport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o-called hybrid offspring of species, and the so-called mongrel
    offspring of varieties.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ey agree most closely
    in very many important respects.

    I shall here discuss this subject with extreme brevity. The most
    important distinction is, that in the first generation mongrels are
    more variable than hybrids; but Gärtner admits that hybrids from
    species which have long been cultivated are often variable in the first
    generation; and I have myself seen striking instances of this fact.
    Gärtner further admits that hybrids between very closely allied species
    are more variable than those from very distinct species; and this shows
    that the difference in the degree of variability graduates away. When
    mongrels and the more fertile hybrids are propagated for several
    generations an extreme amount of variability in their offspring is
    notorious;
    but some few cases both of hybrids and mongrels long retaining
    uniformity of character could be given. The variability, however, in
    the successive generations of mongrels is, perhaps, greater than in
    hybrids.

    This greater variability of mongrels than of hybrids does not seem to
    me at all surprising. For the parents of mongrels are varieties, and
    mostly domestic varieties (very few experiments having been tried on
    natural varieties), and this implies in most cases that there has been
    recent variability; and therefore we might expect that such variability
    would often continue and be super-added to that arising from the mere
    act of crossing. The slight degree of variability in hybrids from the
    first cross or in the first generation, in contrast with their extreme
    variability in the succeeding generations, is a curious fact and
    deserves attention. For it bears on and corroborates the view which I
    have taken on the cause of ordinary variability; namely, that it is due
    to the reproductive system being eminently sensitive to any change in
    the conditions of life, being thus often rendered either impotent or at
    least incapable of its proper function of producing offspring identical
    with the parent-form. Now hybrids in the first generation are descended
    from species (excluding those long cultivated) which have not had their
    reproductive systems in any way affected, and they are not variable;
    but hybrids themselves have their reproductive systems seriously
    affected, and their descendants are highly variable.

    But to return to our comparison of mongrels and hybrids: Gärtner states
    that mongrels are more liable than hybrids to revert to either
    parent-form; but this, if it be true, is certainly only a difference in
    degree. Gärtner further insists that when any two species, although
    most closely allied to each other, are
    crossed with a third species, the hybrids are widely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whereas if two very distinct varieties of one species are
    crossed with another species, the hybrids do not differ much. But this
    conclusion, as far as I can make out, is founded on a single
    experiment; and seems directly opposed to the results of several
    experiments made by Kölreuter.

    These alone are the unimportant differences, which Gärtner is able to
    point out, between hybrid and mongrel plants. On the other hand, the
    resemblance in mongrels and in hybrids to their respective parents,
    more especially in hybrids produced from nearly related species,
    follows according to Gärtner the same laws. When two species are
    crossed, one has sometimes a prepotent power of impressing its likeness
    on the hybrid; and so I believe it to be with varieties of plants. With
    animals one variety certainly often has this prepotent power over
    another variety. Hybrid plants produced from a reciprocal cross,
    generally resemble each other closely; and so it is with mongrels from
    a reciprocal cross. Both hybrids and mongrels can be reduced to either
    pure parent-form, by repeated crosses in successive generations with
    either parent.

    These several remarks are apparently applicable to animals; but the
    subject is here excessively complicated, partly owing to the existence
    of secondary sexual characters; but more especially owing to prepotency
    in transmitting likeness running more strongly in one sex than in the
    other, both when one species is crossed with another, and when one
    variety is crossed with another variety. For instance, I think those
    authors are right, who maintain that the ass has a prepotent power over
    the horse, so that both the mule and the hinny more resemble the ass
    than the horse; but that the prepotency runs more strongly in the
    male-ass than in
    the female, so that the mule, which is the offspring of the male-ass
    and mare, is more like an ass, than is the hinny, which is the
    offspring of the female-ass and stallion.

    Much stress has been laid by some authors on the supposed fact, that
    mongrel animals alone are born closely like one of their parents; but
    it can be shown that this does sometimes occur with hybrids; yet I
    grant much less frequently with hybrids than with mongrels. Looking to
    the cases which I have collected of cross-bred animals closely
    resembling one parent, the resemblances seem chiefly confined to
    characters almost monstrous in their nature, and which have suddenly
    appeared—such as albinism, melanism, deficiency of tail or horns, or
    additional fingers and toes; and do not relate to characters which have
    been slowly acquired by selection. Consequently, sudden reversions to
    the perfect character of either parent would be more likely to occur
    with mongrels, which are descended from varieties often suddenly
    produced and semi-monstrous in character, than with hybrids, which are
    descended from species slowly and naturally produced. On the whole I
    entirely agree with Dr. Prosper Lucas, who, after arranging an enormous
    body of facts with respect to animals, come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laws of resemblance of the child to its parents are the same,
    whether the two parents differ much or little from each other, namely
    in the union of individuals of the same variety, or of different
    varieties, or of distinct species.

    Laying aside the question of fertility and sterility, in all other
    respects there seems to be a general and close similarity in the
    offspring of crossed species, and of crossed varieties. If we look at
    species as having been specially created, and at varieties as having
    been produced by secondary laws, this similarity would be an
    astonishing fact. But it harmonises perfectly with the view that there
    is no essential distinction between species and varieties.

    Summary of Chapter.—First crosses between forms sufficiently distinct
    to be ranked as species, and their hybrids, are very generally, but not
    universally, sterile. The sterility is of all degrees, and is often so
    slight that the two most careful experimentalists who have ever lived,
    have come to diametrically opposite conclusions in ranking forms by
    this test. The sterility is innately variable in individuals of the
    same species, and is eminently susceptible of favourable and
    unfavourable conditions. The degree of sterility does not strictly
    follow systematic affinity, but is governed by several curious and
    complex laws. It is generally different, and sometimes widely
    different, in reciprocal crosses between the same two species. It is
    not always equal in degree in a first cross and in the hybrid produced
    from this cross.

    In the same manner as in grafting trees, the capacity of one species or
    variety to take on another, is incidental on generally unknown
    differences in their vegetative systems, so in crossing, the greater or
    less facility of one species to unite with another, is incidental on
    unknown differences in their reproductive systems. There is no more
    reason to think that species have been specially endowed with various
    degrees of sterility to prevent them crossing and blending in nature,
    than to think that trees have been specially endowed with various and
    somewhat analogous degrees of difficulty in being grafted together in
    order to prevent them becoming inarched in our forests.

    The sterility of first crosses between pure species, which have their
    reproductive systems perfect, seems
    to depend on several circumstances; in some cases largely on the early
    death of the embryo. The sterility of hybrids, which have their
    reproductive systems imperfect, and which have had this system and
    their whole organisation disturbed by being compounded of two distinct
    species, seems closely allied to that sterility which so frequently
    affects pure species, when their natural conditions of life have been
    disturbed. This view is supported by a parallelism of another
    kind;—namely, that the crossing of forms only slightly different is
    favourable to the vigour and fertility of their offspring; and that
    slight changes in the conditions of life are apparently favourable to
    the vigour and fertility of all organic beings.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the degree of difficulty in uniting two species, and the degree of
    sterility of their hybrid-offspring should generally correspond, though
    due to distinct causes; for both depend on the amount of difference of
    some kind between the species which are crossed. Nor is it surprising
    that the facility of effecting a first cross, the fertility of the
    hybrids produced, and the capacity of being grafted together—though
    this latter capacity evidently depends on widely different
    circumstances—should all run, to a certain extent, parallel with the
    systematic affinity of the forms which are subjected to experiment; for
    systematic affinity attempts to express all kinds of resemblance
    between all species.

    First crosses between forms known to be varieties, or sufficiently
    alike to be considered as varieties, and their mongrel offspring, are
    very generally, but not quite universally, fertile. Nor is this nearly
    general and perfect fertility surprising, when we remember how liable
    we are to argue in a circle with respect to varieties in a state of
    nature; and when we remember that the greater number of varieties have
    been produced under domestication
    by the selection of mere external differences, and not of differences
    in the reproductive system. In all other respects, excluding fertility,
    there is a close general resemblance between hybrids and mongrels.
    Finally, then, the facts briefly given in this chapter do not seem to
    me opposed to, but even rather to support the view, that there is no
    fundamental distinction between species and varieties.

    CHAPTER IX.
    ON THE IMPERFECTION OF THE GEOLOGICAL RECORD.

    On the absence of intermediate varieties at the present day. On the
    nature of extinct intermediate varieties; on their number. On the vast
    lapse of time, as inferred from the rate of deposition and of
    denudation. On the poorness of our palæontological collections. On the
    intermittence of geological formations. On the absence of intermediate
    varieties in any one formation. On the sudden appearance of groups of
    species. On their sudden appearance in the lowest known fossiliferous
    strata.

    In the sixth chapter I enumerated the chief objections which might be
    justly urged against the views maintained in this volume. Most of them
    have now been discussed. One, namely the distinctness of specific
    forms, and their not being blended together by innumerable transitional
    links, is a very obvious difficulty. I assigned reasons why such links
    do not commonly occur at the present day,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apparently most favourable for their presence, namely on an extensive
    and continuous area with graduated physical conditions. I endeavoured
    to show, that the life of each species depends in a more important
    manner on the presence of other already defined organic forms, than on
    climate; and, therefore, that the really governing conditions of life
    do not graduate away quite insensibly like heat or moisture. I
    endeavoured, also, to show that intermediate varieties, from existing
    in lesser numbers than the forms which they connect, will generally be
    beaten out and exterminated during the course of further modification
    and improvement. The main cause, however, of innumerable intermediate
    links not now occurring everywhere throughout nature depends
    on the very process of natural selection, through which new varieties
    continually take the places of and exterminate their parent-forms. But
    just in proportion as this process of extermination has acted on an
    enormous scale, so must the number of intermediate varieties, which
    have formerly existed on the earth, be truly enormous. Why then is not
    every geological formation and every stratum full of such intermediate
    links? Geology assuredly does not reveal any such finely graduated
    organic chain; and this, perhaps, is the most obvious and gravest
    objection which can be urged against my theory. The explanation lies,
    as I believe, in the extreme imperfection of the geological record.

    In the first place it should always be borne in mind what sort of
    intermediate forms must, on my theory, have formerly existed. I have
    found it difficult, when looking at any two species, to avoid picturing
    to myself, forms directly intermediate between them. But this is a
    wholly false view; we should always look for forms intermediate between
    each species and a common but unknown progenitor; and the progenitor
    will generally have differed in some respects from all its modified
    descendants. To give a simple illustration: the fantail and pouter
    pigeons have both descended from the rock-pigeon; if we possessed all
    the intermediate varieties which have ever existed, we should have an
    extremely close series between both and the rock-pigeon; but we should
    have no varieties directly intermediate between the fantail and pouter;
    none, for instance, combining a tail somewhat expanded with a crop
    somewhat enlarged, the characteristic features of these two breeds.
    These two breeds, moreover, have become so much modified, that if we
    had no historical or indirect evidence regarding their origin, it would
    not have been possible to have
    determined from a mere comparison of their structure with that of the
    rock-pigeon, whether they had descended from this species or from some
    other allied species, such as C. oenas.

    So with natural species, if we look to forms very distinct, for
    instance to the horse and tapir, we have no reason to suppose that
    links ever existed directly intermediate between them, but between each
    and an unknown common parent. The common parent will have had in its
    whole organisation much general resemblance to the tapir and to the
    horse; but in some points of structure may have differed considerably
    from both, even perhaps more than they differ from each other. Hence in
    all such cases, we should be unable to recognise the parent-form of any
    two or more species, even if we closely compared the structure of the
    parent with that of its modified descendants, unless at the same time
    we had a nearly perfect chain of the intermediate links.

    It is just possible by my theory, that one of two living forms might
    have descended from the other; for instance, a horse from a tapir; and
    in this case direct intermediate links will have existed between
    them. But such a case would imply that one form had remained for a very
    long period unaltered, whilst its descendants had undergone a vast
    amount of change; and the principle of competition between organism and
    organism, between child and parent, will render this a very rare event;
    for in all cases the new and improved forms of life will tend to
    supplant the old and unimproved forms.

    By the theory of natural selection all living species have been
    connected with the parent-species of each genus, by differences not
    greater than we see between the varieties of the same species at the
    present
    day; and these parent-species, now generally extinct, have in their
    turn been similarly connected with more ancient species; and so on
    backwards, always converging to the common ancestor of each great
    class. So that the number of intermediate and transitional links,
    between all living and extinct species, must have been inconceivably
    great. But assuredly, if this theory be true, such have lived upon this
    earth.

    On the lapse of Time.—Independently of our not finding fossil remains
    of such infinitely numerous connecting links, it may be objected, that
    time will not have sufficed for so great an amount of organic change,
    all changes having been effected very slowly through natural selection.
    It is hardly possible for me even to recall to the reader, who may not
    be a practical geologist, the facts leading the mind feebly to
    comprehend the lapse of time. He who can read Sir Charles Lyell’s grand
    work on the Principles of Geology, which the future historian will
    recognise as having produced a revolution in natural science, yet does
    not admit how incomprehensibly vast have been the past periods of time,
    may at once close this volume. Not that it suffices to study the
    Principles of Geology, or to read special treatises by different
    observers on separate formations, and to mark how each author attempts
    to give an inadequate idea of the duration of each formation or even
    each stratum. A man must for years examine for himself great piles of
    superimposed strata, and watch the sea at work grinding down old rocks
    and making fresh sediment, before he can hope to comprehend anything of
    the lapse of time, the monuments of which we see around us.

    It is good to wander along lines of sea-coast, when formed of
    moderately hard rocks, and mark the
    process of degradation. The tides in most cases reach the cliffs only
    for a short time twice a day, and the waves eat into them only when
    they are charged with sand or pebbles; for there is reason to believe
    that pure water can effect little or nothing in wearing away rock. At
    last the base of the cliff is undermined, huge fragments fall down, and
    these remaining fixed, have to be worn away, atom by atom, until
    reduced in size they can be rolled about by the waves, and then are
    more quickly ground into pebbles, sand, or mud. But how often do we see
    along the bases of retreating cliffs rounded boulders, all thickly
    clothed by marine productions, showing how little they are abraded and
    how seldom they are rolled about! Moreover, if we follow for a few
    miles any line of rocky cliff, which is undergoing degradation, we find
    that it is only here and there, along a short length or round a
    promontory, that the cliffs are at the present time suffering. The
    appearance of the surface and the vegetation show that elsewhere years
    have elapsed since the waters washed their base.

    He who most closely studies the action of the sea on our shores, will,
    I believe, be most deeply impressed with the slowness with which rocky
    coasts are worn away. The observations on this head by Hugh Miller, and
    by that excellent observer Mr. Smith of Jordan Hill, are most
    impressive. With the mind thus impressed, let any one examine beds of
    conglomerate many thousand feet in thickness, which, though probably
    formed at a quicker rate than many other deposits, yet, from being
    formed of worn and rounded pebbles, each of which bears the stamp of
    time, are good to show how slowly the mass has been accumulated. Let
    him remember Lyell’s profound remark, that the thickness and extent of
    sedimentary formations
    are the result and measure of the degradation which the earth’s crust
    has elsewhere suffered. And what an amount of degradation is implied by
    the sedimentary deposits of many countries! Professor Ramsay has given
    me the maximum thickness, in most cases from actual measurement, in a
    few cases from estimate, of each formation in different parts of Great
    Britain; and this is the result:—

                                                      Feet
 Palæozoic strata (not including igneous beds)...57,154. Secondary
 strata................................13,190. Tertiary
 strata..................................2,240.

    —making altogether 72,584 feet; that is, very nearly thirteen and
    three-quarters British miles. Some of these formations, which are
    represented in England by thin beds, are thousands of feet in thickness
    on the Continent. Moreover, between each successive formation, we have,
    in the opinion of most geologists, enormously long blank periods. So
    that the lofty pile of sedimentary rocks in Britain, gives but an
    inadequate idea of the time which has elapsed during their
    accumulation; yet what time this must have consumed! Good observers
    have estimated that sediment is deposited by the great Mississippi
    river at the rate of only 600 feet in a hundred thousand years. This
    estimate may be quite erroneous; yet, considering over what wide spaces
    very fine sediment is transported by the currents of the sea, the
    process of accumulation in any one area must be extremely slow.

    But the amount of denudation which the strata have in many places
    suffered, independently of the rate of accumulation of the degraded
    matter, probably offers the best evidence of the lapse of time. I
    remember having been much struck with the evidence of denudation, when
    viewing volcanic islands, which have been
    worn by the waves and pared all round into perpendicular cliffs of one
    or two thousand feet in height; for the gentle slope of the
    lava-streams, due to their formerly liquid state, showed at a glance
    how far the hard, rocky beds had once extended into the open ocean. The
    same story is still more plainly told by faults,—those great cracks
    along which the strata have been upheaved on one side, or thrown down
    on the other, to the height or depth of thousands of feet; for since
    the crust cracked, the surface of the land has been so completely
    planed down by the action of the sea, that no trace of these vast
    dislocations is externally visible.

    The Craven fault, for instance, extends for upwards of 30 miles, and
    along this line the vertical displacement of the strata has varied from
    600 to 3000 feet. Professor Ramsay has published an account of a
    downthrow in Anglesea of 2300 feet; and he informs me that he fully
    believes there is one in Merionethshire of 12,000 feet; yet in these
    cases there is nothing on the surface to show such prodigious
    movements; the pile of rocks on the one or other side having been
    smoothly swept away.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se facts impresses my mind
    almost in the same manner as does the vain endeavour to grapple with
    the idea of eternity.

    I am tempted to give one other case, the well-known one of the
    denudation of the Weald. Though it must be admitted that the denudation
    of the Weald has been a mere trifle, in comparison with that which has
    removed masses of our palæozoic strata, in parts ten thousand feet in
    thickness, as shown in Professor Ramsay’s masterly memoir on this
    subject. Yet it is an admirable lesson to stand on the North Downs and
    to look at the distant South Downs; for, remembering that at no great
    distance to the west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escarpments meet and
    close, one can safely picture to
    oneself the great dome of rocks which must have covered up the Weald
    within so limited a period as since the latter part of the Chalk
    formation. The distance from the northern to the southern Downs is
    about 22 miles, and the thickness of the several formations is on an
    average about 1100 feet, as I am informed by Professor Ramsay. But if,
    as some geologists suppose, a range of older rocks underlies the Weald,
    on the flanks of which the overlying sedimentary deposits might have
    accumulated in thinner masses than elsewhere, the above estimate would
    be erroneous; but this source of doubt probably would not greatly
    affect the estimate as applied to the western extremity of the
    district. If, then, we knew the rate at which the sea commonly wears
    away a line of cliff of any given height, we could measure the time
    requisite to have denuded the Weald. This, of course, cannot be done;
    but we may, in order to form some crude notion on the subject, assume
    that the sea would eat into cliffs 500 feet in height at the rate of
    one inch in a century. This will at first appear much too small an
    allowance; but it is the same as if we were to assume a cliff one yard
    in height to be eaten back along a whole line of coast at the rate of
    one yard in nearly every twenty-two years. I doubt whether any rock,
    even as soft as chalk, would yield at this rate excepting on the most
    exposed coasts; though no doubt the degradation of a lofty cliff would
    be more rapid from the breakage of the fallen fragments. On the other
    hand, I do not believe that any line of coast, ten or twenty miles in
    length, ever suffers degradation at the same time along its whole
    indented length; and we must remember that almost all strata contain
    harder layers or nodules, which from long resisting attrition form a
    breakwater at the base. Hence, under ordinary circumstances, I conclude
    that for a cliff 500 feet in height, a denudation
    of one inch per century for the whole length would be an ample
    allowance. At this rate, on the above data, the denudation of the Weald
    must have required 306,662,400 years; or say three hundred million
    years.

    The action of fresh water on the gently inclined Wealden district, when
    upraised, could hardly have been great, but it would somewhat reduce
    the above estimate. On the other hand, during oscillations of level,
    which we know this area has undergone, the surface may have existed for
    millions of years as land, and thus have escaped the action of the sea:
    when deeply submerged for perhaps equally long periods, it would,
    likewise, have escaped the action of the coast-waves. So that in all
    probability a far longer period than 300 million years has elapsed
    since the latter part of the Secondary period.

    I have made these few remarks because it is highly important for us to
    gain some notion, however imperfect, of the lapse of years. During each
    of these years, over the whole world, the land and the water has been
    peopled by hosts of living forms. What an infinite number of
    generations, which the mind cannot grasp, must have succeeded each
    other in the long roll of years! Now turn to our richest geological
    museums, and what a paltry display we behold!

    On the poorness of our Palæontological collections.—That our
    palæontological collections are very imperfect, is admitted by every
    one. The remark of that admirable palæontologist, the late Edward
    Forbes, should not be forgotten, namely, that numbers of our fossil
    species are known and named from single and often broken specimens, or
    from a few specimens collected on some one spot. Only a small portion
    of the surface of the earth has been geologically explored, and no part
    with
    sufficient care, as the important discoveries made every year in Europe
    prove. No organism wholly soft can be preserved. Shells and bones will
    decay and disappear when left on the bottom of the sea, where sediment
    is not accumulating. I believe we are continually taking a most
    erroneous view, when we tacitly admit to ourselves that sediment is
    being deposited over nearly the whole bed of the sea, at a rate
    sufficiently quick to embed and preserve fossil remains. Throughout an
    enormously large proportion of the ocean, the bright blue tint of the
    water bespeaks its purity. The many cases on record of a formation
    conformably covered, after an enormous interval of time, by another and
    later formation, without the underlying bed having suffered in the
    interval any wear and tear, seem explicable only on the view of the
    bottom of the sea not rarely lying for ages in an unaltered condition.
    The remains which do become embedded, if in sand or gravel, will when
    the beds are upraised generally be dissolved by the percolation of
    rain-water. I suspect that but few of the very many animals which live
    on the beach between high and low watermark are preserved. For
    instance, the several species of the Chthamalinæ (a sub-family of
    sessile cirripedes) coat the rocks all over the world in infinite
    numbers: they are all strictly littoral, with the exception of a single
    Mediterranean species, which inhabits deep water and has been found
    fossil in Sicily, whereas not one other species has hitherto been found
    in any tertiary formation: yet it is now known that the genus
    Chthamalus existed during the chalk period. The molluscan genus Chiton
    offers a partially analogous case.

    With respect to the terrestrial productions which lived during the
    Secondary and Palæozoic periods, it is superfluous to state that our
    evidence from fossil
    remains is fragmentary in an extreme degree. For instance, not a land
    shell is known belonging to either of these vast periods, with one
    exception discovered by Sir C. Lyell in the carboniferous strata of
    North America. In regard to mammiferous remains, a single glance at the
    historical table published in the Supplement to Lyell’s Manual, will
    bring home the truth, how accidental and rare is their preservation,
    far better than pages of detail. Nor is their rarity surprising, when
    we remember how large a proportion of the bones of tertiary mammals
    have been discovered either in caves or in lacustrine deposits; and
    that not a cave or true lacustrine bed is known belonging to the age of
    our secondary or palæozoic formations.

    But the imperfection in the geological record mainly results from
    another and more important cause than any of the foregoing; namely,
    from the several formations being separated from each other by wide
    intervals of time. When we see the formations tabulated in written
    works, or when we follow them in nature, it is difficult to avoid
    believing that they are closely consecutive. But we know, for instance,
    from Sir R. Murchison’s great work on Russia, what wide gaps there are
    in that country between the superimposed formations; so it is in North
    America, and in many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The most skilful
    geologist, if his attention had been exclusively confined to these
    large territories, would never have suspected that during the periods
    which were blank and barren in his own country, great piles of
    sediment, charged with new and peculiar forms of life, had elsewhere
    been accumulated. And if in each separate territory, hardly any idea
    can be formed of the length of time which has elapsed between the
    consecutive formations, we may infer that this could nowhere be
    ascertained. The frequent
    and great changes in the mineralogical composition of consecutive
    formations, generally implying great changes in the geography of the
    surrounding lands, whence the sediment has been derived, accords with
    the belief of vast intervals of time having elapsed between each
    formation.

    But we can, I think, see why the geological formations of each region
    are almost invariably intermittent; that is, have not followed each
    other in close sequence. Scarcely any fact struck me more when
    examining many hundred miles of the South American coasts, which have
    been upraised several hundred feet within the recent period, than the
    absence of any recent deposits sufficiently extensive to last for even
    a short geological period. Along the whole west coast, which is
    inhabited by a peculiar marine fauna, tertiary beds are so scantily
    developed, that no record of several successive and peculiar marine
    faunas will probably be preserved to a distant age. A little reflection
    will explain why along the rising coast of the western side of South
    America, no extensive formations with recent or tertiary remains can
    anywhere be found, though the supply of sediment must for ages have
    been great, from the enormous degradation of the coast-rocks and from
    muddy streams entering the sea. The explanation, no doubt, is, that the
    littoral and sub-littoral deposits are continually worn away, as soon
    as they are brought up by the slow and gradual rising of the land
    within the grinding action of the coast-waves.

    We may, I think, safely conclude that sediment must be accumulated in
    extremely thick, solid, or extensive masses, in order to withstand the
    incessant action of the waves, when first upraised and during
    subsequent oscillations of level. Such thick and extensive
    accumulations of sediment may be formed in two ways; either,
    in profound depths of the sea, in which case, judging from the
    researches of E. Forbes, we may conclude that the bottom will be
    inhabited by extremely few animals, and the mass when upraised will
    give a most imperfect record of the forms of life which then existed;
    or, sediment may be accumulated to any thickness and extent over a
    shallow bottom, if it continue slowly to subside. In this latter case,
    as long as the rate of subsidence and supply of sediment nearly balance
    each other, the sea will remain shallow and favourable for life, and
    thus a fossiliferous formation thick enough, when upraised, to resist
    any amount of degradation, may be formed.

    I am convinced that all our ancient formations, which are rich in
    fossils, have thus been formed during subsidence. Since publishing my
    views on this subject in 1845, I have watched the progress of Geology,
    and have been surprised to note how author after author, in treating of
    this or that great formation, has co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it was
    accumulated during subsidence. I may add, that the only ancient
    tertiary formation on the west coast of South America, which has been
    bulky enough to resist such degradation as it has as yet suffered, but
    which will hardly last to a distant geological age, was certainly
    deposited during a downward oscillation of level, and thus gained
    considerable thickness.

    All geological facts tell us plainly that each area has undergone
    numerous slow oscillations of level, and apparently these oscillations
    have affected wide spaces. Consequently formations rich in fossils and
    sufficiently thick and extensive to resist subsequent degradation, may
    have been formed over wide spaces during periods of subsidence, but
    only where the supply of sediment was sufficient to keep the sea
    shallow and to embed and
    preserve the remains before they had time to decay. On the other hand,
    as long as the bed of the sea remained stationary, thick deposits
    could not have been accumulated in the shallow parts, which are the
    most favourable to life. Still less could this have happened during the
    alternate periods of elevation; or, to speak more accurately, the beds
    which were then accumulated will have been destroyed by being upraised
    and brought within the limits of the coast-action.

    Thus the geological record will almost necessarily be rendered
    intermittent. I feel much confidence in the truth of these views, for
    they are in strict accordance with the general principles inculcated by
    Sir C. Lyell; and E. Forbes independently arrived at a similar
    conclusion.

    One remark is here worth a passing notice. During periods of elevation
    the area of the land and of the adjoining shoal parts of the sea will
    be increased, and new stations will often be formed;—all circumstances
    most favourable, as previously explained, for the formation of new
    varieties and species; but during such periods there will generally be
    a blank in the geological record. On the other hand, during subsidence,
    the inhabited area and number of inhabitants will decrease (excepting
    the productions on the shores of a continent when first broken up into
    an archipelago), and consequently during subsidence, though there will
    be much extinction, fewer new varieties or species will be formed; and
    it is during these very periods of subsidence, that our great deposits
    rich in fossils have been accumulated. Nature may almost be said to
    have guarded against the frequent discovery of her transitional or
    linking forms.

    From the foregoing considerations it cannot be doubted that the
    geological record, viewed as a whole, is extremely imperfect; but if we
    confine our attention to any one formation, it becomes more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why we do not therein find closely graduated varieties between the
    allied species which lived at its commencement and at its close. Some
    cases are on record of the same species presenting distinct varieties
    in the upper and lower parts of the same formation, but, as they are
    rare, they may be here passed over. Although each formation has
    indisputably required a vast number of years for its deposition, I can
    see several reasons why each should not include a graduated series of
    links between the species which then lived; but I can by no means
    pretend to assign due proportional weight to the following
    considerations.

    Although each formation may mark a very long lapse of years, each
    perhaps is short compared with the period requisite to change one
    species into another. I am aware that two palæontologists, whose
    opinions are worthy of much deference, namely Bronn and Woodward, have
    concluded that the average duration of each formation is twice or
    thrice as long as the average duration of specific forms. But
    insuperable difficulties, as it seems to me, prevent us coming to any
    just conclusion on this head. When we see a species first appearing in
    the middle of any formation, it would be rash in the extreme to infer
    that it had not elsewhere previously existed. So again when we find a
    species disappearing before the uppermost layers have been deposited,
    it would be equally rash to suppose that it then became wholly extinct.
    We forget how small the area of Europe is compared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nor have the several stages of the same formation throughout
    Europe been correlated with perfect accuracy.

    With marine animals of all kinds, we may safely infer a large amount of
    migration during climatal and other changes; and when we see a species
    first appearing in any formation, the probability is that it
    only then first immigrated into that area. It is well known, for
    instance, that several species appeared somewhat earlier in the
    palæozoic beds of North America than in those of Europe; time having
    apparently been required for their migration from the American to the
    European seas. In examining the latest deposits of various quarters of
    the world, it has everywhere been noted, that some few still existing
    species are common in the deposit, but have become extinct in the
    immediately surrounding sea; or, conversely, that some are now abundant
    in the neighbouring sea, but are rare or absent in this particular
    deposit. It is an excellent lesson to reflect on the ascertained amount
    of migration of the inhabitants of Europe during the Glacial period,
    which forms only a part of one whole geological period; and likewise to
    reflect on the great changes of level, on the inordinately great change
    of climate, on the prodigious lapse of time, all included within this
    same glacial period. Yet it may be doubted whether in any quarter of
    the world, sedimentary deposits, including fossil remains, have gone
    on accumulating within the same area during the whole of this period.
    It is not, for instance, probable that sediment was deposited during
    the whole of the glacial period near the mouth of the Mississippi,
    within that limit of depth at which marine animals can flourish; for we
    know what vast geographical changes occurred in other parts of America
    during this space of time. When such beds as were deposited in shallow
    water near the mouth of the Mississippi during some part of the glacial
    period shall have been upraised, organic remains will probably first
    appear and disappear at different levels, owing to the migration of
    species and to geographical changes. And in the distant future, a
    geologist examining these beds, might be tempted to conclude that the
    average duration of life
    of the embedded fossils had been less than that of the glacial period,
    instead of having been really far greater, that is extending from
    before the glacial epoch to the present day.

    In order to get a perfect gradation between two forms in the upper and
    lower parts of the same formation, the deposit must have gone on
    accumulating for a very long period, in order to have given sufficient
    time for the slow process of variation; hence the deposit will
    generally have to be a very thick one; and the species undergoing
    modification will have had to live on the same area throughout this
    whole time. But we have seen that a thick fossiliferous formation can
    only be accumulated during a period of subsidence; and to keep the
    depth approximately the same, which is necessary in order to enable the
    same species to live on the same space, the supply of sediment must
    nearly have counterbalanced the amount of subsidence. But this same
    movement of subsidence will often tend to sink the area whence the
    sediment is derived, and thus diminish the supply whilst the downward
    movement continues. In fact, this nearly exact balancing between the
    supply of sediment and the amount of subsidence is probably a rare
    contingency; for it has been observed by more than one palæontologist,
    that very thick deposits are usually barren of organic remains, except
    near their upper or lower limits.

    It would seem that each separate formation, like the whole pile of
    formations in any country, has generally been intermittent in its
    accumulation. When we see, as is so often the case, a formation
    composed of beds of different mineralogical composition, we may
    reasonably suspect that the process of deposition has been much
    interrupted, as a change in the currents of the sea and a supply of
    sediment of a different nature will
    generally have been due to geographical changes requiring much time.
    Nor will the closest inspection of a formation give any idea of the
    time which its deposition has consumed. Many instances could be given
    of beds only a few feet in thickness, representing formations,
    elsewhere thousands of feet in thickness, and which must have required
    an enormous period for their accumulation; yet no one ignorant of this
    fact would have suspected the vast lapse of time represented by the
    thinner formation. Many cases could be given of the lower beds of a
    formation having been upraised, denuded, submerged, and then re-covered
    by the upper beds of the same formation,—facts, showing what wide, yet
    easily overlooked, intervals have occurred in its accumulation. In
    other cases we have the plainest evidence in great fossilised trees,
    still standing upright as they grew, of many long intervals of time and
    changes of level during the process of deposition, which would never
    even have been suspected, had not the trees chanced to have been
    preserved: thus, Messrs. Lyell and Dawson found carboniferous beds 1400
    feet thick in Nova Scotia, with ancient root-bearing strata, one above
    the other, at no less than sixty-eight different levels. Hence, when
    the same species occur at the bottom, middle, and top of a formation,
    the probability is that they have not lived on the same spot during the
    whole period of deposition, but have disappeared and reappeared,
    perhaps many times, during the same geological period. So that if such
    species were to undergo a considerable amount of modification during
    any one geological period, a section would not probably include all the
    fine intermediate gradations which must on my theory have existed
    between them, but abrupt, though perhaps very slight, changes of form.

    It is all-important to remember that naturalists have
    no golden rule by which to distinguish species and varieties; they
    grant some little variability to each species, but when they meet with
    a somewhat greater amount of difference between any two forms, they
    rank both as species, unless they are enabled to connect them together
    by close intermediate gradations. And this from the reasons just
    assigned we can seldom hope to effect in any one geological section.
    Supposing B and C to be two species, and a third, A, to be found in an
    underlying bed; even if A were strictly intermediate between B and C,
    it would simply be ranked as a third and distinct species, unless at
    the same time it could be most closely connected with either one or
    both forms by intermediate varieties. Nor should it be forgotten, as
    before explained, that A might be the actual progenitor of B and C, and
    yet might not at all necessarily be strictly intermediate between them
    in all points of structure. So that we might obtain the parent-species
    and its several modified descendants from the lower and upper beds of a
    formation, and unless we obtained numerous transitional gradations, we
    should not recognise their relationship, and should consequently be
    compelled to rank them all as distinct species.

    It is notorious on what excessively slight differences many
    palæontologists have founded their species; and they do this the more
    readily if the specimens come from different sub-stages of the same
    formation. Some experienced conchologists are now sinking many of the
    very fine species of D’Orbigny and others into the rank of varieties;
    and on this view we do find the kind of evidence of change which on my
    theory we ought to find. Moreover, if we look to rather wider
    intervals, namely, to distinct but consecutive stages of the same great
    formation, we find that the embedded fossils, though almost universally
    ranked as specifically different,
    yet are far more closely allied to each other than are the species
    found in more widely separated formations; but to this subject I shall
    have to return in the following chapter.

    One other consideration is worth notice: with animals and plants that
    can propagate rapidly and are not highly locomotive, there is reason to
    suspect, as we have formerly seen, that their varieties are generally
    at first local; and that such local varieties do not spread widely and
    supplant their parent-forms until they have been modified and perfected
    in some considerable degree. According to this view, the chance of
    discovering in a formation in any one country all the early stages of
    transition between any two forms, is small, for the successive changes
    are supposed to have been local or confined to some one spot. Most
    marine animals have a wide range; and we have seen that with plants it
    is those which have the widest range, that oftenest present varieties;
    so that with shells and other marine animals, it is probably those
    which have had the widest range, far exceeding the limits of the known
    geological formations of Europe, which have oftenest given rise, first
    to local varieties and ultimately to new species; and this again would
    greatly lessen the chance of our being able to trace the stages of
    transition in any one geological formation.

    It should not be forgotten, that at the present day, with perfect
    specimens for examination, two forms can seldom be connected by
    intermediate varieties and thus proved to be the same species, until
    many specimens have been collected from many places; and in the case of
    fossil species this could rarely be effected by palæontologists. We
    shall, perhaps, best perceive the improbability of our being enabled to
    connect species by numerous, fine, intermediate, fossil links, by
    asking
    ourselves whether, for instance, geologists at some future period will
    be able to prove, that our different breeds of cattle, sheep, horses,
    and dogs have descended from a single stock or from several aboriginal
    stocks; or, again, whether certain sea-shells inhabiting the shores of
    North America, which are ranked by some conchologists as distinct
    species from their European representatives, and by other conchologists
    as only varieties, are really varieties or are, as it is called,
    specifically distinct. This could be effected only by the future
    geologist discovering in a fossil state numerous intermediate
    gradations; and such success seems to me improbable in the highest
    degree.

    Geological research, though it has added numerous species to existing
    and extinct genera, and has made the intervals between some few groups
    less wide than they otherwise would have been, yet has done scarcely
    anything in breaking dow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species, by
    connecting them together by numerous, fine, intermediate varieties; and
    this not having been effected, is probably the gravest and most obvious
    of all the many objections which may be urged against my views. Hence
    it will be worth while to sum up the foregoing remarks, under an
    imaginary illustration. The Malay Archipelago is of about the size of
    Europe from the North Cape to the Mediterranean, and from Britain to
    Russia; and therefore equals all the geological formations which have
    been examined with any accuracy, excepting thos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 fully agree with Mr. Godwin-Austen, that the present
    condition of the Malay Archipelago, with its numerous large islands
    separated by wide and shallow seas, probably represents the former
    state of Europe, when most of our formations were accumulating. The
    Malay Archipelago is one of the richest regions of the
    whole world in organic beings; yet if all the species were to be
    collected which have ever lived there, how imperfectly would they
    represent the natural history of the world!

    But we have every reason to believe that the terrestrial productions of
    the archipelago would be preserved in an excessively imperfect manner
    in the formations which we suppose to be there accumulating. I suspect
    that not many of the strictly littoral animals, or of those which lived
    on naked submarine rocks, would be embedded; and those embedded in
    gravel or sand, would not endure to a distant epoch. Wherever sediment
    did not accumulate on the bed of the sea, or where it did not
    accumulate at a sufficient rate to protect organic bodies from decay,
    no remains could be preserved.

    In our archipelago, I believe that fossiliferous formations could be
    formed of sufficient thickness to last to an age, as distant in
    futurity as the secondary formations lie in the past, only during
    periods of subsidence. These periods of subsidence would be separated
    from each other by enormous intervals, during which the area would be
    either stationary or rising; whilst rising, each fossiliferous
    formation would be destroyed, almost as soon as accumulated, by the
    incessant coast-action, as we now see on the shores of South America.
    During the periods of subsidence there would probably be much
    extinction of life; during the periods of elevation, there would be
    much variation, but the geological record would then be least perfect.

    It may be doubted whether the duration of any one great period of
    subsidence over the whole or part of the archipelago, together with a
    contemporaneous accumulation of sediment, would exceed the average
    duration of the same specific forms; and these contingencies are
    indispensable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all the transitional gradations
    between any two or more species. If such gradations were not fully
    preserved, transitional varieties would merely appear as so many
    distinct species. It is, also, probable that each great period of
    subsidence would be interrupted by oscillations of level, and that
    slight climatal changes would intervene during such lengthy periods;
    and in these cases the inhabitants of the archipelago would have to
    migrate, and no closely consecutive record of their modifications could
    be preserved in any one formation.

    Very many of the marine inhabitants of the archipelago now range
    thousands of miles beyond its confines; and analogy leads me to believe
    that it would be chiefly these far-ranging species which would oftenest
    produce new varieties; and the varieties would at first generally be
    local or confined to one place, but if possessed of any decided
    advantage, or when further modified and improved, they would slowly
    spread and supplant their parent-forms. When such varieties returned to
    their ancient homes, as they would differ from their former state, in a
    nearly uniform, though perhaps extremely slight degree, they would,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s followed by many palæontologists, be ranked
    as new and distinct species.

    If then, there be some degree of truth in these remarks, we have no
    right to expect to find in our geological formations, an infinite
    number of those fine transitional forms, which on my theory assuredly
    have connected all the past and present species of the same group into
    one long and branching chain of life. We ought only to look for a few
    links, some more closely, some more distantly related to each other;
    and these links, let them be ever so close, if found in different
    stages of the same formation, would, by most palæontologists,
    be ranked as distinct species. But I do not pretend that I should ever
    have suspected how poor a record of the mutations of life, the best
    preserved geological section presented, had not the difficulty of our
    not discovering innumerable transitional links between the species
    which appeared at the commencement and close of each formation, pressed
    so hardly on my theory.

    On the sudden appearance of whole groups of Allied Species.—The
    abrupt manner in which whole groups of species suddenly appear in
    certain formations, has been urged by several palæontologists, for
    instance, by Agassiz, Pictet, and by none more forcibly than by
    Professor Sedgwick, as a fatal objection to the belief in the
    transmutation of species. If numerous species, belonging to the same
    genera or families, have really started into life all at once, the fact
    would be fatal to the theory of descent with slow modification through
    natural selec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 group of forms, all of
    which have descended from some one progenitor, must have been an
    extremely slow process; and the progenitors must have lived long ages
    before their modified descendants. But we continually over-rate the
    perfection of the geological record, and falsely infer, because certain
    genera or families have not been found beneath a certain stage, that
    they did not exist before that stage. We continually forget how large
    the world is, compared with the area over which our geological
    formations have been carefully examined; we forget that groups of
    species may elsewhere have long existed and have slowly multiplied
    before they invaded the ancient archipelagoes of Europe and of the
    United States. We do not make due allowance for the enormous intervals
    of time, which have
    probably elapsed between our consecutive formations,—longer perhaps in
    some cases than the time required for the accumulation of each
    formation. These intervals will have given time for the multiplication
    of species from some one or some few parent-forms; and in the
    succeeding formation such species will appear as if suddenly created.

    I may here recall a remark formerly made, namely that it might require
    a long succession of ages to adapt an organism to some new and peculiar
    line of life, for instance to fly through the air; but that when this
    had been effected, and a few species had thus acquired a great
    advantage over other organisms, a comparatively short time would be
    necessary to produce many divergent forms, which would be able to
    spread rapidly and widely throughout the world.

    I will now give a few examples to illustrate these remarks; and to show
    how liable we are to error in supposing that whole groups of species
    have suddenly been produced. I may recall the well-known fact that in
    geological treatises, published not many years ago, the great class of
    mammals was always spoken of as having abruptly come in at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tertiary series. And now one of the richest known
    accumulations of fossil mammals belongs to the middle of the secondary
    series; and one true mammal has been discovered in the new red
    sandstone at nearly the commencement of this great series. Cuvier used
    to urge that no monkey occurred in any tertiary stratum; but now
    extinct species have been discovered in India, South America, and in
    Europe even as far back as the eocene stage. The most striking case,
    however, is that of the Whale family; as these animals have huge bones,
    are marine, and range over the world, the fact of not a single bone of
    a whale having been discovered in
    any secondary formation, seemed fully to justify the belief that this
    great and distinct order had been suddenly produced in the interval
    between the latest secondary and earliest tertiary formation. But now
    we may read in the Supplement to Lyell’s ‘Manual,’ published in 1858,
    clear evidence of the existence of whales in the upper greensand, some
    time before the close of the secondary period.

    I may give another instance, which from having passed under my own eyes
    has much struck me. In a memoir on Fossil Sessile Cirripedes, I have
    stated that, from the number of existing and extinct tertiary species;
    from the extraordinary abundance of the individuals of many species all
    over the world, from the Arctic regions to the equator, inhabiting
    various zones of depths from the upper tidal limits to 50 fathoms; from
    the perfect manner in which specimens are preserved in the oldest
    tertiary beds; from the ease with which even a fragment of a valve can
    be recognised; from all these circumstances, I inferred that had
    sessile cirripedes existed during the secondary periods, they would
    certainly have been preserved and discovered; and as not one species
    had been discovered in beds of this age, I concluded that this great
    group had been suddenly developed at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tertiary
    series. This was a sore trouble to me, adding as I thought one more
    instance of the abrupt appearance of a great group of species. But my
    work had hardly been published, when a skilful palæontologist, M.
    Bosquet, sent me a drawing of a perfect specimen of an unmistakeable
    sessile cirripede, which he had himself extracted from the chalk of
    Belgium. And, as if to make the case as striking as possible, this
    sessile cirripede was a Chthamalus, a very common, large, and
    ubiquitous genus, of which not one specimen has as yet been found even
    in any tertiary
    stratum. Hence we now positively know that sessile cirripedes existed
    during the secondary period; and these cirripedes might have been the
    progenitors of our many tertiary and existing species.

    The case most frequently insisted on by palæontologists of the
    apparently sudden appearance of a whole group of species, is that of
    the teleostean fishes, low down in the Chalk period. This group
    includes the large majority of existing species. Lately, Professor
    Pictet has carried their existence one sub-stage further back; and some
    palæontologists believe that certain much older fishes, of which the
    affinities are as yet imperfectly known, are really teleostean.
    Assuming, however, that the whole of them did appear, as Agassiz
    believes, at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chalk formation, the fact would
    certainly be highly remarkable; but I cannot see that it would be an
    insuperable difficulty on my theory, unless it could likewise be shown
    that the species of this group appeared suddenly and simultaneously
    throughout the world at this same period. It is almost superfluous to
    remark that hardly any fossil-fish are known from south of the equator;
    and by running through Pictet’s Palæontology it will be seen that very
    few species are known from several formations in Europe. Some few
    families of fish now have a confined range; the teleostean fish might
    formerly have had a similarly confined range, and after having been
    largely developed in some one sea, might have spread widely. Nor have
    we any right to suppose that the seas of the world have always been so
    freely open from south to north as they are at present. Even at this
    day, if the Malay Archipelago were converted into land, the tropical
    parts of the Indian Ocean would form a large and perfectly enclosed
    basin, in which any great group of marine animals might be multiplied;
    and
    here they would remain confined, until some of the species became
    adapted to a cooler climate, and were enabled to double the southern
    capes of Africa or Australia, and thus reach other and distant seas.

    From these and similar considerations, but chiefly from our ignorance
    of the geology of other countries beyond the confines of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from the revolution in our palæontological ideas on
    many points, which the discoveries of even the last dozen years have
    effected, it seems to me to be about as rash in us to dogmatize on the
    succession of organic beings throughout the world, as it would be for a
    naturalist to land for five minutes on some one barren point in
    Australia, and then to discuss the number and range of its productions.

    On the sudden appearance of groups of Allied Species in the lowest known fossiliferous strata.—There is another and allied difficulty,
    which is much graver. I allude to the manner in which numbers of
    species of the same group, suddenly appear in the lowest known
    fossiliferous rocks. Most of the arguments which have convinced me that
    all the existing species of the same group have descended from one
    progenitor, apply with nearly equal force to the earliest known
    species. For instance, I cannot doubt that all the Silurian trilobites
    have descended from some one crustacean, which must have lived long
    before the Silurian age, and which probably differed greatly from any
    known animal. Some of the most ancient Silurian animals, as the
    Nautilus, Lingula, etc., do not differ much from living species; and it
    cannot on my theory be supposed, that these old species were the
    progenitors of all the species of the orders to which they belong, for
    they do not present characters in any degree intermediate between them.
    If, moreover, they had been the progenitors of these orders, they would
    almost certainly have been long ago supplanted and exterminated by
    their numerous and improved descendants.

    Consequently, if my theory be true, it is indisputable that before the
    lowest Silurian stratum was deposited, long periods elapsed, as long
    as, or probably far longer than, the whole interval from the Silurian
    age to the present day; and that during these vast, yet quite unknown,
    periods of time, the world swarmed with living creatures.

    To the question why we do not find records of these vast primordial
    periods, I can give no satisfactory answer. Several of the most eminent
    geologists, with Sir R. Murchison at their head, are convinced that we
    see in the organic remains of the lowest Silurian stratum the dawn of
    life on this planet. Other highly competent judges, as Lyell and the
    late E. Forbes, dispute this conclusion. We should not forget that only
    a small portion of the world is known with accuracy. M. Barrande has
    lately added another and lower stage to the Silurian system, abounding
    with new and peculiar species. Traces of life have been detected in the
    Longmynd beds beneath Barrande’s so-called primordial zone. The
    presence of phosphatic nodules and bituminous matter in some of the
    lowest azoic rocks, probably indicates the former existence of life at
    these periods. But the difficulty of understanding the absence of vast
    piles of fossiliferous strata, which on my theory no doubt were
    somewhere accumulated before the Silurian epoch, is very great. If
    these most ancient beds had been wholly worn away by denudation, or
    obliterated by metamorphic action, we ought to find only small remnants
    of the formations next succeeding them in age, and these ought to be
    very generally in
    a metamorphosed condition. But the descriptions which we now possess of
    the Silurian deposits over immense territories in Russia and in North
    America, do not support the view, that the older a formation is, the
    more it has suffered the extremity of denudation and metamorphism.

    The case at present must remain inexplicable; and may be truly urged as
    a valid argument against the views here entertained. To show that it
    may hereafter receive some explanation, I will give the following
    hypothesis. From the nature of the organic remains, which do not appear
    to have inhabited profound depths, in the several formations of Europe
    and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from the amount of sediment, miles in
    thickness, of which the formations are composed, we may infer that from
    first to last large islands or tracts of land, whence the sediment was
    derived, occurred in the neighbourhood of the existing continents of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But we do not know what was the state of
    things in the intervals between the successive formations; whether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se intervals existed as dry
    land, or as a submarine surface near land, on which sediment was not
    deposited, or again as the bed of an open and unfathomable sea.

    Looking to the existing oceans, which are thrice as extensive as the
    land, we see them studded with many islands; but not one oceanic island
    is as yet known to afford even a remnant of any palæozoic or secondary
    formation. Hence we may perhaps infer, that during the palæozoic and
    secondary periods, neither continents nor continental islands existed
    where our oceans now extend; for had they existed there, palæozoic and
    secondary formations would in all probability have been accumulated
    from sediment derived from their wear and
    tear; and would have been at least partially upheaved by the
    oscillations of level, which we may fairly conclude must have
    intervened during these enormously long periods. If then we may infer
    anything from these facts, we may infer that where our oceans now
    extend, oceans have extended from the remotest period of which we have
    any record;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at where continents now exist,
    large tracts of land have existed, subjected no doubt to great
    oscillations of level, since the earliest silurian period. The coloured
    map appended to my volume on Coral Reefs, led me to conclude that the
    great oceans are still mainly areas of subsidence, the great
    archipelagoes still areas of oscillations of level, and the continents
    areas of elevation. But have we any right to assume that things have
    thus remained from eternity? Our continents seem to have been formed by
    a preponderance, during many oscillations of level, of the force of
    elevation; but may not the areas of preponderant movement have changed
    in the lapse of ages? At a period immeasurably antecedent to the
    silurian epoch, continents may have existed where oceans are now spread
    out; and clear and open oceans may have existed where our continents
    now stand. Nor should we be justified in assuming that if, for
    instance, the bed of the Pacific Ocean were now converted into a
    continent, we should there find formations older than the silurian
    strata, supposing such to have been formerly deposited; for it might
    well happen that strata which had subsided some miles nearer to the
    centre of the earth, and which had been pressed on by an enormous
    weight of superincumbent water, might have undergone far more
    metamorphic action than strata which have always remained nearer to the
    surface. The immense areas in some parts of the world, for instance in
    South America, of bare metamorphic rocks, which
    must have been heated under great pressure, have always seemed to me to
    require some special explanation; and we may perhaps believe that we
    see in these large areas, the many formations long anterior to the
    silurian epoch in a completely metamorphosed condition.

    The several difficulties here discussed, namely our not finding in the
    successive formations infinitely numerous transitional links between
    the many species which now exist or have existed; the sudden manner in
    which whole groups of species appear in our European formations; the
    almost entire absence, as at present known, of fossiliferous formations
    beneath the Silurian strata, are all undoubtedly of the gravest nature.
    We see this in the plainest manner by the fact that all the most
    eminent palæontologists, namely Cuvier, Owen, Agassiz, Barrande,
    Falconer, E. Forbes, etc., and all our greatest geologists, as Lyell,
    Murchison, Sedgwick, etc., have unanimously, often vehemently,
    maintained the immutability of species. But I have reason to believe
    that one great authority, Sir Charles Lyell, from further reflexion
    entertains grave doubts on this subject. I feel how rash it is to
    differ from these great authorities, to whom, with others, we owe all
    our knowledge. Those who think the natural geological record in any
    degree perfect, and who do not attach much weight to the facts and
    arguments of other kinds given in this volume, will undoubtedly at once
    reject my theory. For my part, following out Lyell’s metaphor, I look
    at the natural geological record, as a history of the world imperfectly
    kept, and written in a changing dialect; of this history we possess the
    last volume alone, relating only to two or three countries. Of this
    volume, only here and there a short chapter has
    been preserved; and of each page, only here and there a few lines. Each
    word of the slowly-changing language, in which the history is supposed
    to be written, being more or less different in the interrupted
    succession of chapters, may represent the apparently abruptly changed
    forms of life, entombed in our consecutive, but widely separated
    formations. On this view, the difficulties above discussed are greatly
    diminished, or even disappear.

    CHAPTER X.
    ON THE GEOLOGICAL SUCCESSION OF ORGANIC BEINGS.

    On the slow and successive appearance of new species. On their
    different rates of change. Species once lost do not reappear. Groups of
    species follow the same general rules in their appearance and
    disappearance as do single species. On Extinction. On simultaneous
    changes in the forms of life throughout the world. On the affinities of
    extinct species to each other and to living species. On the state of
    development of ancient forms. On the succession of the same types
    within the same areas. Summary of preceding and present chapters.

    Let us now see whether the several facts and rules relating to the
    geological succession of organic beings, better accord with the common
    view of the immutability of species, or with that of their slow and
    gradual modification, through descent and natural selection.

    New species have appeared very slowly, one after another, both on the
    land and in the waters. Lyell has shown that it is hardly possible to
    resist the evidence on this head in the case of the several tertiary
    stages; and every year tends to fill up the blanks between them, and to
    make the percentage system of lost and new forms more gradual. In some
    of the most recent beds, though undoubtedly of high antiquity if
    measured by years, only one or two species are lost forms, and only one
    or two are new forms, having here appeared for the first time, either
    locally, or, as far as we know, on the face of the earth. If we may
    trust the observations of Philippi in Sicily, the successive changes in
    the marine inhabitants of that island have been many and most gradual.
    The secondary formations are more broken; but, as Bronn has remarked,
    neither the appearance
    nor disappearance of their many now extinct species has been
    simultaneous in each separate formation.

    Species of different genera and classes have not changed at the same
    rate, or in the same degree. In the oldest tertiary beds a few living
    shells may still be found in the midst of a multitude of extinct forms.
    Falconer has given a striking instance of a similar fact, in an
    existing crocodile associated with many strange and lost mammals and
    reptiles in the sub-Himalayan deposits. The Silurian Lingula differs
    but little from the living species of this genus; whereas most of the
    other Silurian Molluscs and all the Crustaceans have changed greatly.
    The productions of the land seem to change at a quicker rate than those
    of the sea, of which a striking instance has lately been observed in
    Switzerland. There is some reason to believe that organisms, considered
    high in the scale of nature, change more quickly than those that are
    low: though there are exceptions to this rule. The amount of organic
    change, as Pictet has remarked, does not strictly correspond with the
    succession of our geological formations; so that between each two
    consecutive formations, the forms of life have seldom changed in
    exactly the same degree. Yet if we compare any but the most closely
    related formations, all the species will be found to have undergone
    some change. When a species has once disappeared from the face of the
    earth, we have reason to believe that the same identical form never
    reappears. The strongest apparent exception to this latter rule, is
    that of the so-called “colonies” of M. Barrande, which intrude for a
    period in the midst of an older formation, and then allow the
    pre-existing fauna to reappear; but Lyell’s explanation, namely, that
    it is a case of temporary migration from a distinct geographical
    province, seems to me satisfactory.

    These several facts accord well with my theory. I believe in no fixed
    law of development, causing all the inhabitants of a country to change
    abruptly, or simultaneously, or to an equal degree. The process of
    modification must be extremely slow. The variability of each species is
    quite independent of that of all others. Whether such variability be
    taken advantage of by natural selection, and whether the variations be
    accumulated to a greater or lesser amount, thus causing a greater or
    lesser amount of modification in the varying species, depends on many
    complex contingencies,—on the variability being of a beneficial nature,
    on the power of intercrossing, on the rate of breeding, on the slowly
    changing physical conditions of the country, and more especially on the
    nature of the other inhabitants with which the varying species comes
    into competition. Hence it is by no means surprising that one species
    should retain the same identical form much longer than others; or, if
    changing, that it should change less. We see the same fact in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for instance, in the land-shells and
    coleopterous insects of Madeira having come to differ considerably from
    their nearest allies on the continent of Europe, whereas the marine
    shells and birds have remained unaltered. We can perhaps understand the
    apparently quicker rate of change in terrestrial and in more highly
    organised productions compared with marine and lower productions, by
    the more complex relations of the higher beings to their organic and
    inorganic conditions of life, as explained in a former chapter. When
    many of the inhabitants of a country have become modified and improved,
    we can understand, on the principle of competition, and on that of the
    many all-important relations of organism to organism, that any form
    which does not become in some degree modified and improved,
    will be liable to be exterminated. Hence we can see why all the species
    in the same region do at last, if we look to wide enough intervals of
    time, become modified; for those which do not change will become
    extinct.

    In members of the same class the average amount of change, during long
    and equal periods of time, may, perhaps, be nearly the same; but as the
    accumulation of long-enduring fossiliferous formations depends on great
    masses of sediment having been deposited on areas whilst subsiding, our
    formations have been almost necessarily accumulated at wide and
    irregularly intermittent intervals; consequently the amount of organic
    change exhibited by the fossils embedded in consecutive formations is
    not equal. Each formation, on this view, does not mark a new and
    complete act of creation, but only an occasional scene, taken almost at
    hazard, in a slowly changing drama.

    We can clearly understand why a species when once lost should never
    reappear, even if the very same conditions of life, organic and
    inorganic, should recur. For though the offspring of one species might
    be adapted (and no doubt this has occurred in innumerable instances) to
    fill the exact place of another species in the economy of nature, and
    thus supplant it; yet the two forms—the old and the new—would not be
    identically the same; for both would almost certainly inherit different
    characters from their distinct progenitors. For instance, it is just
    possible, if our fantail-pigeons were all destroyed, that fanciers, by
    striving during long ages for the same object, might make a new breed
    hardly distinguishable from our present fantail; but if the parent
    rock-pigeon were also destroyed, and in nature we have every reason to
    believe that the parent-form will generally be supplanted and
    exterminated by its improved offspring, it is quite incredible that a
    fantail, identical with the existing breed, could be raised from any
    other species of pigeon, or even from the other well-established races
    of the domestic pigeon, for the newly-formed fantail would be almost
    sure to inherit from its new progenitor some slight characteristic
    differences.

    Groups of species, that is, genera and families, follow the same
    general rules in their appearance and disappearance as do single
    species, changing more or less quickly, and in a greater or lesser
    degree. A group does not reappear after it has once disappeared; or its
    existence, as long as it lasts, is continuous. I am aware that there
    are some apparent exceptions to this rule, but the exceptions are
    surprisingly few, so few, that E. Forbes, Pictet, and Woodward (though
    all strongly opposed to such views as I maintain) admit its truth; and
    the rule strictly accords with my theory. For as all the species of the
    same group have descended from some one species, it is clear that as
    long as any species of the group have appeared in the long succession
    of ages, so long must its members have continuously existed, in order
    to have generated either new and modified or the same old and
    unmodified forms. Species of the genus Lingula, for instance, must have
    continuously existed by an unbroken succession of generations, from the
    lowest Silurian stratum to the present day.

    We have seen in the last chapter that the species of a group sometimes
    falsely appear to have come in abruptly; and I have attempted to give
    an explanation of this fact, which if true would have been fatal to my
    views. But such cases are certainly exceptional; the general rule being
    a gradual increase in number, till the group reaches its maximum, and
    then, sooner or later, it gradually decreases. If the
    number of the species of a genus, or the number of the genera of a
    family, be represented by a vertical line of varying thickness,
    crossing the successive geological formations in which the species are
    found, the line will sometimes falsely appear to begin at its lower
    end, not in a sharp point, but abruptly; it then gradually thickens
    upwards, sometimes keeping for a space of equal thickness, and
    ultimately thins out in the upper beds, marking the decrease and final
    extinction of the species. This gradual increase in number of the
    species of a group is strictly conformable with my theory; as the
    species of the same genus, and the genera of the same family, can
    increase only slowly and progressively; for the process of modification
    and the production of a number of allied forms must be slow and
    gradual,—one species giving rise first to two or three varieties, these
    being slowly converted into species, which in their turn produce by
    equally slow steps other species, and so on, like the branching of a
    great tree from a single stem, till the group becomes large.

    On Extinction.—We have as yet spoken only incidentally of the
    disappearance of species and of groups of species. On the theory of
    natural selection the extinction of old forms and the production of new
    and improved forms are intimately connected together. The old notion of
    all the inhabitants of the earth having been swept away at successive
    periods by catastrophes, is very generally given up, even by those
    geologists, as Elie de Beaumont, Murchison, Barrande, etc., whose
    general views would naturally lead them to this conclusion. On the
    contrary, we have every reason to believe, from the study of the
    tertiary formations, that species and groups of species gradually
    disappear, one after another, first from one spot, then from another,
    and
    finally from the world. Both single species and whole groups of species
    last for very unequal periods; some groups, as we have seen, having
    endured from the earliest known dawn of life to the present day; some
    having disappeared before the close of the palæozoic period. No fixed
    law seems to determine the length of time during which any single
    species or any single genus endures. There is reason to believe that
    the complete extinction of the species of a group is generally a slower
    process than their production: if the appearance and disappearance of a
    group of species be represented, as before, by a vertical line of
    varying thickness, the line is found to taper more gradually at its
    upper end, which marks the progress of extermination, than at its lower
    end, which marks the first appearance and increase in numbers of the
    species. In some cases, however, the extermination of whole groups of
    beings, as of ammonites towards the close of the secondary period, has
    been wonderfully sudden.

    The whole subject of the extinction of species has been involved in the
    most gratuitous mystery. Some authors have even supposed that as the
    individual has a definite length of life, so have species a definite
    duration. No one I think can have marvelled more at the extinction of
    species, than I have done. When I found in La Plata the tooth of a
    horse embedded with the remains of Mastodon, Megatherium, Toxodon, and
    other extinct monsters, which all co-existed with still living shells
    at a very late geological period, I was filled with astonishment; for
    seeing that the horse, since its introduction by the Spaniards into
    South America, has run wild over the whole country and has increased in
    numbers at an unparalleled rate, I asked myself what could so recently
    have exterminated the former horse under conditions of life apparently
    so favourable. But
    how utterly groundless was my astonishment! Professor Owen soon
    perceived that the tooth, though so like that of the existing horse,
    belonged to an extinct species. Had this horse been still living, but
    in some degree rare, no naturalist would have felt the least surprise
    at its rarity; for rarity is the attribute of a vast number of species
    of all classes, in all countries. If we ask ourselves why this or that
    species is rare, we answer that something is unfavourable in its
    conditions of life; but what that something is, we can hardly ever
    tell. On the supposition of the fossil horse still existing as a rare
    species, we might have felt certain from the analogy of all other
    mammals, even of the slow-breeding elephant, and from the history of
    the naturalisation of the domestic horse in South America, that under
    more favourable conditions it would in a very few years have stocked
    the whole continent. But we could not have told what the unfavourable
    conditions were which checked its increase, whether some one or several
    contingencies, and at what period of the horse’s life, and in what
    degree, they severally acted. If the conditions had gone on, however
    slowly, becoming less and less favourable, we assuredly should not have
    perceived the fact, yet the fossil horse would certainly have become
    rarer and rarer, and finally extinct;—its place being seized on by some
    more successful competitor.

    It is most difficult always to remember that the increase of every
    living being is constantly being checked by unperceived injurious
    agencies; and that these same unperceived agencies are amply sufficient
    to cause rarity, and finally extinction. We see in many cases in the
    more recent tertiary formations, that rarity precedes extinction; and
    we know that this has been the progress of events with those animals
    which have
    been exterminated, either locally or wholly, through man’s agency. I
    may repeat what I published in 1845, namely, that to admit that species
    generally become rare before they become extinct—to feel no surprise at
    the rarity of a species, and yet to marvel greatly when it ceases to
    exist, is much the same as to admit that sickness in the individual is
    the forerunner of death—to feel no surprise at sickness, but when the
    sick man dies, to wonder and to suspect that he died by some unknown
    deed of violence.

    The theory of natural selection is grounded on the belief that each new
    variety, and ultimately each new species, is produced and maintained by
    having some advantage over those with which it comes into competition;
    and the consequent extinction of less-favoured forms almost inevitably
    follows. It is the same with our domestic productions: when a new and
    slightly improved variety has been raised, it at first supplants the
    less improved varieties in the same neighbourhood; when much improved
    it is transported far and near, like our short-horn cattle, and takes
    the place of other breeds in other countries. Thus the appearance of
    new forms and the disappearance of old forms, both natural and
    artificial, are bound together. In certain flourishing groups, the
    number of new specific forms which have been produced within a given
    time is probably greater than that of the old forms which have been
    exterminated; but we know that the number of species has not gone on
    indefinitely increasing, at least during the later geological periods,
    so that looking to later times we may believe that the production of
    new forms has caused the extinction of about the same number of old
    forms.

    The competition will generally be most severe, as formerly explained
    and illustrated by examples, between the forms which are most like each
    other in all respects.
    Hence the improved and modified descendants of a species will generally
    cause the extermination of the parent-species; and if many new forms
    have been developed from any one species, the nearest allies of that
    species, i.e. the species of the same genus, will be the most liable
    to extermination. Thus, as I believe, a number of new species descended
    from one species, that is a new genus, comes to supplant an old genus,
    belonging to the same family. But it must often have happened that a
    new species belonging to some one group will have seized on the place
    occupied by a species belonging to a distinct group, and thus caused
    its extermination; and if many allied forms be developed from the
    successful intruder, many will have to yield their places; and it will
    generally be allied forms, which will suffer from some inherited
    inferiority in common. But whether it be species belonging to the same
    or to a distinct class, which yield their places to other species which
    have been modified and improved, a few of the sufferers may often long
    be preserved, from being fitted to some peculiar line of life, or from
    inhabiting some distant and isolated station, where they have escaped
    severe competition. For instance, a single species of Trigonia, a great
    genus of shells in the secondary formations, survives in the Australian
    seas; and a few members of the great and almost extinct group of Ganoid
    fishes still inhabit our fresh waters. Therefore the utter extinction
    of a group is generally, as we have seen, a slower process than its
    production.

    With respect to the apparently sudden extermination of whole families
    or orders, as of Trilobites at the close of the palæozoic period and of
    Ammonites at the close of the secondary period, we must remember what
    has been already said on the probable wide intervals of time
    between our consecutive formations; and in these intervals there may
    have been much slow extermination. Moreover, when by sudden immigration
    or by unusually rapid development, many species of a new group have
    taken possession of a new area, they will have exterminated in a
    correspondingly rapid manner many of the old inhabitants; and the forms
    which thus yield their places will commonly be allied, for they will
    partake of some inferiority in common.

    Thus, as it seems to me, the manner in which single species and whole
    groups of species become extinct, accords well with the theory of
    natural selection. We need not marvel at extinction; if we must marvel,
    let it be at our presumption in imagining for a moment that we
    understand the many complex contingencies, on which the existence of
    each species depends. If we forget for an instant, that each species
    tends to increase inordinately, and that some check is always in
    action, yet seldom perceived by us, the whole economy of nature will be
    utterly obscured. Whenever we can precisely say why this species is
    more abundant in individuals than that; why this species and not
    another can be naturalised in a given country; then, and not till then,
    we may justly feel surprise why we cannot account for the extinction of
    this particular species or group of species.

    On the Forms of Life changing almost simultaneously throughout the World.—Scarcely any palæontological discovery is more striking than
    the fact, that the forms of life change almost simultaneously
    throughout the world. Thus our European Chalk formation can be
    recognised in many distant parts of the world, under the most different
    climates, where not a fragment of the mineral chalk itself can be
    found; namely, in North
    America, in equatorial South America, in Tierra del Fuego, at the Cape
    of Good Hope, and in the peninsula of India. For at these distant
    points, the organic remains in certain beds present an unmistakeable
    degree of resemblance to those of the Chalk. It is not that the same
    species are met with; for in some cases not one species is identically
    the same, but they belong to the same families, genera, and sections of
    genera, and sometimes are similarly characterised in such trifling
    points as mere superficial sculpture. Moreover other forms, which are
    not found in the Chalk of Europe, but which occur in the formations
    either above or below, are similarly absent at these distant points of
    the world. In the several successive palæozoic formations of Russia,
    Wester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a similar parallelism in the forms of
    life has been observed by several authors: so it is, according to
    Lyell, with the several European and North American tertiary deposits.
    Even if the few fossil species which are common to the Old and New
    Worlds be kept wholly out of view, the general parallelism in the
    successive forms of life, in the stages of the widely separated
    palæozoic and tertiary periods, would still be manifest, and the
    several formations could be easily correlated.

    These observations, however, relate to the marine inhabitants of
    distant parts of the world: we have not sufficient data to judge
    whether the productions of the land and of fresh water change at
    distant points in the same parallel manner. We may doubt whether they
    have thus changed: if the Megatherium, Mylodon, Macrauchenia, and
    Toxodon had been brought to Europe from La Plata, without any
    information in regard to their geological position, no one would have
    suspected that they had coexisted with still living sea-shells; but as
    these anomalous monsters coexisted with the Mastodon
    and Horse, it might at least have been inferred that they had lived
    during one of the latter tertiary stages.

    When the marine forms of life are spoken of as having changed
    simultaneously throughout the world, it must not be supposed that this
    expression relates to the same thousandth or hundred-thousandth year,
    or even that it has a very strict geological sense; for if all the
    marine animals which live at the present day in Europe, and all those
    that lived in Europe during the pleistocene period (an enormously
    remote period as measured by years, including the whole glacial epoch),
    were to be compared with those now living in South America or in
    Australia, the most skilful naturalist would hardly be able to say
    whether the existing or the pleistocene inhabitants of Europe resembled
    most closely those of the southern hemisphere. So, again, several
    highly competent observers believe that the existing produc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are more closely related to those which lived in Europe
    during certain later tertiary stages, than to those which now live
    here; and if this be so, it is evident that fossiliferous beds
    deposited at the present day on the shores of North America would
    hereafter be liable to be classed with somewhat older European beds.
    Nevertheless, looking to a remotely future epoch, there can, I think,
    be little doubt that all the more modern marine formations, namely,
    the upper pliocene, the pleistocene and strictly modern beds, of
    Europe, North and South America, and Australia, from containing fossil
    remains in some degree allied, and from not including those forms which
    are only found in the older underlying deposits, would be correctly
    ranked as simultaneous in a geological sense.

    The fact of the forms of life changing simultaneously, in the above
    large sense, at distant parts of the world, has greatly struck those
    admirable observers, MM.
    de Verneuil and d’Archiac. After referring to the parallelism of the
    palæozoic forms of life in various parts of Europe, they add, “If
    struck by this strange sequence, we turn our attention to North
    America, and there discover a series of analogous phenomena, it will
    appear certain that all these modifications of species, their
    extinction,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new ones, cannot be owing to mere
    changes in marine currents or other causes more or less local and
    temporary, but depend on general laws which govern the whole animal
    kingdom.” M. Barrande has made forcible remarks to precisely the same
    effect. It is, indeed, quite futile to look to changes of currents,
    climate, or other physical conditions, as the cause of these great
    mutations in the forms of life throughout the world, under the most
    different climates. We must, as Barrande has remarked, look to some
    special law. We shall see this more clearly when we treat of the
    present distribution of organic beings, and find how slight is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physical conditions of various countries, and the
    nature of their inhabitants.

    This great fact of the parallel succession of the forms of life
    throughout the world, is explicable on the theory of natural selection.
    New species are formed by new varieties arising, which have some
    advantage over older forms; and those forms, which are already
    dominant, or have some advantage over the other forms in their own
    country, would naturally oftenest give rise to new varieties or
    incipient species; for these latter must be victorious in a still
    higher degree in order to be preserved and to survive. We have distinct
    evidence on this head, in the plants which are dominant, that is, which
    are commonest in their own homes, and are most widely diffused, having
    produced the greatest number of new varieties. It is also natural that
    the dominant,
    varying, and far-spreading species, which already have invaded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territories of other species, should be those which
    would have the best chance of spreading still further, and of giving
    rise in new countries to new varieties and species. The process of
    diffusion may often be very slow, being dependent on climatal and
    geographical changes, or on strange accidents, but in the long run the
    dominant forms will generally succeed in spreading. The diffusion
    would, it is probable, be slower with the terrestrial inhabitants of
    distinct continents than with the marine inhabitants of the continuous
    sea. We might therefore expect to find, as we apparently do find, a
    less strict degree of parallel succession in the productions of the
    land than of the sea.

    Dominant species spreading from any region might encounter still more
    dominant species, and then their triumphant course, or even their
    existence, would cease. We know not at all precisely what are all the
    conditions most favourable for the multiplication of new and dominant
    species; but we can, I think, clearly see that a number of individuals,
    from giving a better chance of the appearance of favourable variations,
    and that severe competition with many already existing forms, would be
    highly favourable, as would be the power of spreading into new
    territories. A certain amount of isolation, recurring at long intervals
    of time, would probably be also favourable, as before explained. One
    quarter of the world may have been most favourable for the production
    of new and dominant species on the land, and another for those in the
    waters of the sea. If two great regions had been for a long period
    favourably circumstanced in an equal degree, whenever their inhabitants
    met, the battle would be prolonged and severe; and some from one
    birthplace and some from the other might be victorious. But in the
    course of time, the
    forms dominant in the highest degree, wherever produced, would tend
    everywhere to prevail. As they prevailed, they would cause the
    extinction of other and inferior forms; and as these inferior forms
    would be allied in groups by inheritance, whole groups would tend
    slowly to disappear; though here and there a single member might long
    be enabled to survive.

    Thus, as it seems to me, the parallel, and, taken in a large sense,
    simultaneous, succession of the same forms of life throughout the
    world, accords well with the principle of new species having been
    formed by dominant species spreading widely and varying; the new
    species thus produced being themselves dominant owing to inheritance,
    and to having already had some advantage over their parents or over
    other species; these again spreading, varying, and producing new
    species. The forms which are beaten and which yield their places to the
    new and victorious forms, will generally be allied in groups, from
    inheriting some inferiority in common; and therefore as new and
    improved groups spread throughout the world, old groups will disappear
    from the world; and the succession of forms in both ways will
    everywhere tend to correspond.

    There is one other remark connected with this subject worth making. I
    have given my reasons for believing that all our greater fossiliferous
    formations were deposited during periods of subsidence; and that blank
    intervals of vast duration occurred during the periods when the bed of
    the sea was either stationary or rising, and likewise when sediment was
    not thrown down quickly enough to embed and preserve organic remains.
    During these long and blank intervals I suppose that the inhabitants of
    each region underwent a considerable amount of modification and
    extinction, and that there was much migration from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As we have reason to believe that large areas
    are affected by the same movement, it is probable that strictly
    contemporaneous formations have often been accumulated over very wide
    spaces in the same quarter of the world; but we are far from having any
    right to conclude that this has invariably been the case, and that
    large areas have invariably been affected by the same movements. When
    two formations have been deposited in two regions during nearly, but
    not exactly the same period, we should find in both, from the causes
    explained in the foregoing paragraphs, the same general succession in
    the forms of life; but the species would not exactly correspond; for
    there will have been a little more time in the one region than in the
    other for modification, extinction, and immigration.

    I suspect that cases of this nature have occurred in Europe. Mr.
    Prestwich, in his admirable Memoirs on the eocene deposits of England
    and France, is able to draw a close general parallelism between the
    successive stages in the two countries; but when he compares certain
    stages in England with those in France, although he finds in both a
    curious accordance in the numbers of the species belonging to the same
    genera, yet the species themselves differ in a manner very difficult to
    account for, considering the proximity of the two areas,—unless,
    indeed, it be assumed that an isthmus separated two seas inhabited by
    distinct, but contemporaneous, faunas. Lyell has made similar
    observations on some of the later tertiary formations. Barrande, also,
    shows that there is a striking general parallelism in the successive
    Silurian deposits of Bohemia and Scandinavia; nevertheless he finds a
    surprising amount of difference in the species. If the several
    formations in these regions have not been deposited during the same
    exact
    periods,—a formation in one region often corresponding with a blank
    interval in the other,—and if in both regions the species have gone on
    slowly changing during the accumulation of the several formations and
    during the long intervals of time between them; in this case, the
    several formations in the two regions could be arranged in the same
    order, in accordance with the general succession of the form of life,
    and the order would falsely appear to be strictly parallel;
    nevertheless the species would not all be the same in the apparently
    corresponding stages in the two regions.

    On the Affinities of extinct Species to each other, and to living forms.—Let us now look to the mutual affinities of extinct and living
    species. They all fall into one grand natural system; and this fact is
    at once explained on the principle of descent. The more ancient any
    form is, the more, as a general rule, it differs from living forms.
    But, as Buckland long ago remarked, all fossils can be classed either
    in still existing groups, or between them. That the extinct forms of
    life help to fill up the wide intervals between existing genera,
    families, and orders, cannot be disputed. For if we confine our
    attention either to the living or to the extinct alone, the series is
    far less perfect than if we combine both into one general system. With
    respect to the Vertebrata, whole pages could be filled with striking
    illustrations from our great palæontologist, Owen, showing how extinct
    animals fall in between existing groups. Cuvier ranked the Ruminants
    and Pachyderms, as the two most distinct orders of mammals; but Owen
    has discovered so many fossil links, that he has had to alter the whole
    classification of these two orders; and has placed certain pachyderms
    in the same sub-order with ruminants: for example, he dissolves by fine
    gradations the apparently
    wid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ig and the camel. In regard to the
    Invertebrata, Barrande, and a higher authority could not be named,
    asserts that he is every day taught that palæozoic animals, though
    belonging to the same orders, families, or genera with those living at
    the present day, were not at this early epoch limited in such distinct
    groups as they now are.

    Some writers have objected to any extinct species or group of species
    being considered as intermediate between living species or groups. If
    by this term it is meant that an extinct form is directly intermediate
    in all its characters between two living forms, the objection is
    probably valid. But I apprehend that in a perfectly natural
    classification many fossil species would have to stand between living
    species, and some extinct genera between living genera, even between
    genera belonging to distinct families. The most common case, especially
    with respect to very distinct groups, such as fish and reptiles, seems
    to be, that supposing them to be distinguished at the present day from
    each other by a dozen characters, the ancient members of the same two
    groups would be distinguished by a somewhat lesser number of
    characters, so that the two groups, though formerly quite distinct, at
    that period made some small approach to each other.

    It is a common belief that the more ancient a form is, by so much the
    more it tends to connect by some of its characters groups now widely
    separated from each other. This remark no doubt must be restricted to
    those groups which have undergone much change in the course of
    geological ages; and it would be difficult to prove the truth of the
    proposition, for every now and then even a living animal, as the
    Lepidosiren, is discovered having affinities directed towards very
    distinct groups. Yet if we compare the older Reptiles and
    Batrachians, the older Fish, the older Cephalopods, and the eocene
    Mammals, with the more recent members of the same classes, we must
    admit that there is some truth in the remark.

    Let us see how far these several facts and inferences accord with the
    theory of descent with modification. As the subject is somewhat
    complex, I must request the reader to turn to the diagram in the fourth
    chapter. We may suppose that the numbered letters represent genera, and
    the dotted lines diverging from them the species in each genus. The
    diagram is much too simple, too few genera and too few species being
    given, but this is unimportant for us. The horizontal lines may
    represent successive geological formations, and all the forms beneath
    the uppermost line may be considered as extinct. The three existing
    genera, _a_14, _q_14, _p_14, will form a small family; _b_14 and _f_14
    a closely allied family or sub-family; and _o_14, _e_14, _m_14, a third
    family. These three families, together with the many extinct genera on
    the several lines of descent diverging from the parent-form A, will
    form an order; for all will have inherited something in common from
    their ancient and common progenitor. On the principle of the continued
    tendency to divergence of character, which was formerly illustrated by
    this diagram, the more recent any form is, the more it will generally
    differ from its ancient progenitor. Hence we can understand the rule
    that the most ancient fossils differ most from existing forms. We must
    not, however, assume that divergence of character is a necessary
    contingency; it depends solely on the descendants from a species being
    thus enabled to seize on many and different places in the economy of
    nature. Therefore it is quite possible, as we have seen in the case of
    some Silurian forms, that a species might go on being slightly
    modified in relation to its slightly altered conditions of life, and
    yet retain throughout a vast period the same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This is represented in the diagram by the letter F14.

    All the many forms, extinct and recent, descended from A, make, as
    before remarked, one order; and this order, from the continued effects
    of extinction and divergence of character, has become divided into
    several sub-families and families, some of which are supposed to have
    perished at different periods, and some to have endured to the present
    day.

    By looking at the diagram we can see that if many of the extinct forms,
    supposed to be embedded in the successive formations, were discovered
    at several points low down in the series, the three existing families
    on the uppermost line would be rendered less distinct from each other.
    If, for instance, the genera _a_1, _a_5, _a_10, _f_8, _m_3, _m_6, _m_9
    were disinterred, these three families would be so closely linked
    together that they probably would have to be united into one great
    family, in nearly the same manner as has occurred with ruminants and
    pachyderms. Yet he who objected to call the extinct genera, which thus
    linked the living genera of three families together, intermediate in
    character, would be justified, as they are intermediate, not directly,
    but only by a long and circuitous course through many widely different
    forms. If many extinct forms were to be discovered above one of the
    middle horizontal lines or geological formations—for instance, above
    Number VI.—but none from beneath this line, then only the two families
    on the left hand (namely, _a_14, etc., and _b_14, etc.) would have to
    be united into one family; and the two other families (namely, _a_14 to
    _f_14 now including five genera, and _o_14 to _m_14) would yet remain
    distinct. These two families, however, would be less distinct from each
    other than they were before the
    discovery of the fossils. If, for instance, we suppose the existing
    genera of the two families to differ from each other by a dozen
    characters, in this case the genera, at the early period marked VI.,
    would differ by a lesser number of characters; for at this early stage
    of descent they have not diverged in character from the common
    progenitor of the order, nearly so much as they subsequently diverged.
    Thus it comes that ancient and extinct genera are often in some slight
    degree intermediate in character between their modified descendants, or
    between their collateral relations.

    In nature the case will be far more complicated than is represented in
    the diagram; for the groups will have been more numerous, they will
    have endured for extremely unequal lengths of time, and will have been
    modified in various degrees. As we possess only the last volume of the
    geological record, and that in a very broken condition, we have no
    right to expect, except in very rare cases, to fill up wide intervals
    in the natural system, and thus unite distinct families or orders. All
    that we have a right to expect, is that those groups, which have within
    known geological periods undergone much modification, should in the
    older formations make some slight approach to each other; so that the
    older members should differ less from each other in some of their
    characters than do the existing members of the same groups; and this by
    the concurrent evidence of our best palæontologists seems frequently to
    be the case.

    Thus, on the theory of descent with modification, the main facts with
    respect to the mutual affinities of the extinct forms of life to each
    other and to living forms, seem to me explained in a satisfactory
    manner. And they are wholly inexplicable on any other view.

    On this same theory, it is evident that the fauna of any great period
    in the earth’s history will be intermediate
    in general character between that which preceded and that which
    succeeded it. Thus, the species which lived at the sixth great stage of
    descent in the diagram are the modified offspring of those which lived
    at the fifth stage, and are the parents of those which became still
    more modified at the seventh stage; hence they could hardly fail to be
    nearly intermediate in character between the forms of life above and
    below. We must, however, allow for the entire extinction of some
    preceding forms, and for the coming in of quite new forms by
    immigration, and for a large amount of modification, during the long
    and blank intervals between the successive formations. Subject to these
    allowances, the fauna of each geological period undoubtedly is
    intermediate in character, between the preceding and succeeding faunas.
    I need give only one instance, namely, the manner in which the fossils
    of the Devonian system, when this system was first discovered, were at
    once recognised by palæontologists as intermediate in character between
    those of the overlying carboniferous, and underlying Silurian system.
    But each fauna is not necessarily exactly intermediate, as unequal
    intervals of time have elapsed between consecutive formations.

    It is no real objection to the truth of the statement, that the fauna
    of each period as a whole is nearly intermediate in character between
    the preceding and succeeding faunas, that certain genera offer
    exceptions to the rule. For instance, mastodons and elephants, when
    arranged by Dr. Falconer in two series, first according to their mutual
    affinities and then according to their periods of existence, do not
    accord in arrangement. The species extreme in character are not the
    oldest, or the most recent; nor are those which are intermediate in
    character, intermediate in age. But
    supposing for an instant, in this and other such cases, that the record
    of the first appearance and disappearance of the species was perfect,
    we have no reason to believe that forms successively produced
    necessarily endure for corresponding lengths of time: a very ancient
    form might occasionally last much longer than a form elsewhere
    subsequently produced, especially in the case of terrestrial
    productions inhabiting separated districts. To compare small things
    with great: if the principal living and extinct races of the domestic
    pigeon were arranged as well as they could be in serial affinity, this
    arrangement would not closely accord with the order in time of their
    production, and still less with the order of their disappearance; for
    the parent rock-pigeon now lives; and many varieties between the
    rock-pigeon and the carrier have become extinct; and carriers which are
    extreme in the important character of length of beak originated earlier
    than short-beaked tumblers, which are at the opposite end of the series
    in this same respect.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statement, that the organic remains from an
    intermediate formation are in some degree intermediate in character, is
    the fact, insisted on by all palæontologists, that fossils from two
    consecutive formations are far more closely related to each other, than
    are the fossils from two remote formations. Pictet gives as a
    well-known instance, the general resemblance of the organic remains
    from the several stages of the chalk formation, though the species are
    distinct in each stage. This fact alone, from its generality, seems to
    have shaken Professor Pictet in his firm belief in the immutability of
    species. He who is acquaint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of existing species
    over the globe, will not attempt to account for the close resemblance
    of the distinct species in closely consecutive
    formations, by the physical conditions of the ancient areas having
    remained nearly the same. Let it be remembered that the forms of life,
    at least those inhabiting the sea, have changed almost simultaneously
    throughout the world, and therefore under the most different climates
    and conditions. Consider the prodigious vicissitudes of climate during
    the pleistocene period, which includes the whole glacial period, and
    note how little the specific forms of the inhabitants of the sea have
    been affected.

    On the theory of descent, the full meaning of the fact of fossil
    remains from closely consecutive formations, though ranked as distinct
    species, being closely related, is obvious. As the accumulation of each
    formation has often been interrupted, and as long blank intervals have
    intervened between successive formations, we ought not to expect to
    find, as I attempted to show in the last chapter, in any one or two
    formations all the intermediate varieties between the species which
    appeared at the commencement and close of these periods; but we ought
    to find after intervals, very long as measured by years, but only
    moderately long as measured geologically, closely allied forms, or, as
    they have been called by some authors, representative species; and
    these we assuredly do find. We find, in short, such evidence of the
    slow and scarcely sensible mutation of specific forms, as we have a
    just right to expect to find.

    On the state of Development of Ancient Forms.—There has been much
    discussion whether recent forms are more highly developed than ancient.
    I will not here enter on this subject, for naturalists have not as yet
    defined to each other’s satisfaction what is meant by high and low
    forms. But in one particular sense the
    more recent forms must, on my theory, be higher than the more ancient;
    for each new species is formed by having had some advantage in the
    struggle for life over other and preceding forms. If under a nearly
    similar climate, the eocene inhabitants of one quarter of the world
    were put into competition with the existing inhabitants of the same or
    some other quarter, the eocene fauna or flora would certainly be beaten
    and exterminated; as would a secondary fauna by an eocene, and a
    palæozoic fauna by a secondary fauna. I do not doubt that this process
    of improvement has affected in a marked and sensible manner the
    organisation of the more recent and victorious forms of life, in
    comparison with the ancient and beaten forms; but I can see no way of
    testing this sort of progress. Crustaceans, for instance, not the
    highest in their own class, may have beaten the highest molluscs. From
    the extraordinary manner in which European productions have recently
    spread over New Zealand, and have seized on places which must have been
    previously occupied, we may believe, if all the animals and plants of
    Great Britain were set free in New Zealand, that in the course of time
    a multitude of British forms would become thoroughly naturalized there,
    and would exterminate many of the natives. On the other hand, from what
    we see now occurring in New Zealand, and from hardly a single
    inhabitant of the southern hemisphere having become wild in any part of
    Europe, we may doubt, if all the productions of New Zealand were set
    free in Great Britain, whether any considerable number would be enabled
    to seize on places now occupied by our native plants and animals. Under
    this point of view, the productions of Great Britain may be said to be
    higher than those of New Zealand. Yet the most skilful naturalist from
    an examination of the species
    of the two countries could not have foreseen this result.

    Agassiz insists that ancient animals resemble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embryos of recent animals of the same classes; or that the geological
    succession of extinct forms is in some degree parallel to the
    embryological development of recent forms. I must follow Pictet and
    Huxley in thinking that the truth of this doctrine is very far from
    proved. Yet I fully expect to see it hereafter confirmed, at least in
    regard to subordinate groups, which have branched off from each other
    within comparatively recent times. For this doctrine of Agassiz accords
    well with the theory of natural selection. In a future chapter I shall
    attempt to show that the adult differs from its embryo, owing to
    variations supervening at a not early age, and being inherited at a
    corresponding age. This process, whilst it leaves the embryo almost
    unaltered, continually adds, in the course of successive generations,
    more and more difference to the adult.

    Thus the embryo comes to be left as a sort of picture, preserved by
    nature, of the ancient and less modified condition of each animal. This
    view may be true, and yet it may never be capable of full proof.
    Seeing, for instance, that the oldest known mammals, reptiles, and fish
    strictly belong to their own proper classes, though some of these old
    forms are in a slight degree less distinct from each other than are the
    typical members of the same groups at the present day, it would be vain
    to look for animals having the common embryological character of the
    Vertebrata, until beds far beneath the lowest Silurian strata are
    discovered—a discovery of which the chance is very small.

    On the Succession of the same Types within the same areas, during the later tertiary periods.—Mr. Clift many years ago
    showed that the fossil mammals from the Australian caves were closely
    allied to the living marsupials of that continent. In South America, a
    similar relationship is manifest, even to an uneducated eye, in the
    gigantic pieces of armour like those of the armadillo, found in several
    parts of La Plata; and Professor Owen has shown in the most striking
    manner that most of the fossil mammals, buried there in such numbers,
    are related to South American types. This relationship is even more
    clearly seen in the wonderful collection of fossil bones made by MM.
    Lund and Clausen in the caves of Brazil. I was so much impressed with
    these facts that I strongly insisted, in 1839 and 1845, on this “law of
    the succession of types,”—on “this wonderful relationship in the same
    continent between the dead and the living.” Professor Owen has
    subsequently extended the same generalisation to the mammals of the Old
    World. We see the same law in this author’s restorations of the extinct
    and gigantic birds of New Zealand. We see it also in the birds of the
    caves of Brazil. Mr. Woodward has shown that the same law holds good
    with sea-shells, but from the wide distribution of most genera of
    molluscs, it is not well displayed by them. Other cases could be added,
    as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extinct and living land-shells of Madeira;
    and between the extinct and living brackish-water shells of the
    Aralo-Caspian Sea.

    Now what does this remarkable law of the succession of the same types
    within the same areas mean? He would be a bold man, who after comparing
    the present climate of Australia and of parts of South America under
    the same latitude, would attempt to account, on the one hand, by
    dissimilar physical conditions for the dissimilarity of the inhabitants
    of these two continents,
    and, on the other hand, by similarity of conditions, for the uniformity
    of the same types in each during the later tertiary periods. Nor can it
    be pretended that it is an immutable law that marsupials should have
    been chiefly or solely produced in Australia; or that Edentata and
    other American types should have been solely produced in South America.
    For we know that Europe in ancient times was peopled by numerous
    marsupials; and I have shown in the publications above alluded to, that
    in America the law of distribution of terrestrial mammals was formerly
    different from what it now is. North America formerly partook strongly
    of the present character of the southern half of the continent; and the
    southern half was formerly more closely allied, than it is at present,
    to the northern half. In a similar manner we know from Falconer and
    Cautley’s discoveries, that northern India was formerly more closely
    related in its mammals to Africa than it is at the present time.
    Analogous facts could be given in relation to the distribution of
    marine animals.

    On the theory of descent with modification, the great law of the long
    enduring, but not immutable, succession of the same types within the
    same areas, is at once explained; for the inhabitants of each quarter
    of the world will obviously tend to leave in that quarter, during the
    next succeeding period of time, closely allied though in some degree
    modified descendants. If the inhabitants of one continent formerly
    differed greatly from those of another continent, so will their
    modified descendants still differ in nearly the same manner and degree.
    But after very long intervals of time and after great geographical
    changes, permitting much inter-migration, the feebler will yield to the
    more dominant forms, and there will be nothing immutable in the laws of
    past and present distribution.

    It may be asked in ridicule, whether I suppose that the megatherium and
    other allied huge monsters have left behind them in South America the
    sloth, armadillo, and anteater, as their degenerate descendants. This
    cannot for an instant be admitted. These huge animals have become
    wholly extinct, and have left no progeny. But in the caves of Brazil,
    there are many extinct species which are closely allied in size and in
    other characters to the species still living in South America; and some
    of these fossils may be the actual progenitors of living species. It
    must not be forgotten that, on my theory, all the species of the same
    genus have descended from some one species; so that if six genera, each
    having eight species, be found in one geological formation, and in the
    next succeeding formation there be six other allied or representative
    genera with the same number of species, then we may conclude that only
    one species of each of the six older genera has left modified
    descendants, constituting the six new genera. The other seven species
    of the old genera have all died out and have left no progeny. Or, which
    would probably be a far commoner case, two or three species of two or
    three alone of the six older genera will have been the parents of the
    six new genera; the other old species and the other whole genera having
    become utterly extinct. In failing orders, with the genera and species
    decreasing in numbers, as apparently is the case of the Edentata of
    South America, still fewer genera and species will have left modified
    blood-descendants.

    Summary of the preceding and present Chapters.—I have attempted to
    show that the geological record is extremely imperfect; that only a
    small portion of the globe has been geologically explored with care;
    that only
    certain classes of organic beings have been largely preserved in a
    fossil state; that the number both of specimens and of species,
    preserved in our museums, is absolutely as nothing compared with the
    incalculable number of generations which must have passed away even
    during a single formation; that, owing to subsidence being necessary
    for the accumulation of fossiliferous deposits thick enough to resist
    future degradation, enormous intervals of time have elapsed between the
    successive formations; that there has probably been more extinction
    during the periods of subsidence, and more variation during the periods
    of elevation, and during the latter the record will have been least
    perfectly kept; that each single formation has not been continuously
    deposited; that the duration of each formation is, perhaps, short
    compared with the average duration of specific forms; that migration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first appearance of new forms in
    any one area and formation; that widely ranging species are those which
    have varied most, and have oftenest given rise to new species; and that
    varieties have at first often been local. All these causes taken
    conjointly, must have tended to make the geological record extremely
    imperfect, and will to a large extent explain why we do not find
    interminable varieties, connecting together all the extinct and
    existing forms of life by the finest graduated steps.

    He who rejects these views on the nature of the geological record, will
    rightly reject my whole theory. For he may ask in vain where are the
    numberless transitional links which must formerly have connected the
    closely allied or representative species, found in the several stages
    of the same great formation. He may disbelieve in the enormous
    intervals of time which have elapsed between our consecutive
    formations; he
    may overlook how important a part migration must have played, when the
    formations of any one great region alone, as that of Europe, are
    considered; he may urge the apparent, but often falsely apparent,
    sudden coming in of whole groups of species. He may ask where are the
    remains of those infinitely numerous organisms which must have existed
    long before the first bed of the Silurian system was deposited: I can
    answer this latter question only hypothetically, by saying that as far
    as we can see, where our oceans now extend they have for an enormous
    period extended, and where our oscillating continents now stand they
    have stood ever since the Silurian epoch; but that long before that
    period, the world may have presented a wholly different aspect; and
    that the older continents, formed of formations older than any known to
    us, may now all be in a metamorphosed condition, or may lie buried
    under the ocean.

    Passing from these difficulties, all the other great leading facts in
    palæontology seem to me simply to follow on the theory of descent with
    modification through natural selection. We can thus understand how it
    is that new species come in slowly and successively; how species of
    different classes do not necessarily change together, or at the same
    rate, or in the same degree; yet in the long run that all undergo
    modification to some extent. The extinction of old forms is the almost
    inevitable consequence of the production of new forms. We can
    understand why when a species has once disappeared it never reappears.
    Groups of species increase in numbers slowly, and endure for unequal
    periods of time; for the process of modification is necessarily slow,
    and depends on many complex contingencies. The dominant species of the
    larger dominant groups tend to leave many modified
    descendants, and thus new sub-groups and groups are formed. As these
    are formed, the species of the less vigorous groups, from their
    inferiority inherited from a common progenitor, tend to become extinct
    together, and to leave no modified offspring on the face of the earth.
    But the utter extinction of a whole group of species may often be a
    very slow process, from the survival of a few descendants, lingering in
    protected and isolated situations. When a group has once wholly
    disappeared, it does not reappear; for the link of generation has been
    broken.

    We can understand how the spreading of the dominant forms of life,
    which are those that oftenest vary, will in the long run tend to people
    the world with allied, but modified, descendants; and these will
    generally succeed in taking the places of those groups of species which
    are their inferiors in the struggle for existence. Hence, after long
    intervals of time, the productions of the world will appear to have
    changed simultaneously.

    We can understand how it is that all the forms of life, ancient and
    recent, make together one grand system; for all are connected by
    generation. We can understand, from the continued tendency to
    divergence of character, why the more ancient a form is, the more it
    generally differs from those now living. Why ancient and extinct forms
    often tend to fill up gaps between existing forms, sometimes blending
    two groups previously classed as distinct into one; but more commonly
    only bringing them a little closer together. The more ancient a form
    is, the more often, apparently, it displays characters in some degree
    intermediate between groups now distinct; for the more ancient a form
    is, the more nearly it will be related to, and consequently resemble,
    the common progenitor of groups, since become
    widely divergent. Extinct forms are seldom directly intermediate
    between existing forms; but are intermediate only by a long and
    circuitous course through many extinct and very different forms. We can
    clearly see why the organic remains of closely consecutive formations
    are more closely allied to each other, than are those of remote
    formations; for the forms are more closely linked together by
    generation: we can clearly see why the remains of an intermediate
    formation are intermediate in character.

    The inhabitants of each successive period in the world’s history have
    beaten their predecessors in the race for life, and are, in so far,
    higher in the scale of nature; and this may account for that vague yet
    ill-defined sentiment, felt by many palæontologists, that organisation
    on the whole has progressed. If it should hereafter be proved that
    ancient animals resemble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embryos of more recent
    animals of the same class, the fact will be intelligible. The
    succession of the same types of structure within the same areas during
    the later geological periods ceases to be mysterious, and is simply
    explained by inheritance.

    If then the geological record be as imperfect as I believe it to be,
    and it may at least be asserted that the record cannot be proved to be
    much more perfect, the main objections to the theory of natural
    selection are greatly diminished or disappear. On the other hand, all
    the chief laws of palæontology plainly proclaim, as it seems to me,
    that species have been produced by ordinary generation: old forms
    having been supplanted by new and improved forms of life, produced by
    the laws of variation still acting round us, and preserved by Natural
    Selection.

    CHAPTER XI.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Present distribution cannot be accounted for by differences in physical
    conditions. Importance of barriers. Affinity of the productions of the
    same continent. Centres of creation. Means of dispersal, by changes of
    climate and of the level of the land, and by occasional means.
    Dispersal during the Glacial period co-extensive with the world.

    In considering the distribution of organic beings over the face of the
    globe, the first great fact which strikes us is, that neither the
    similarity nor the dissimilarity of the inhabitants of various regions
    can be accounted for by their climatal and other physical conditions.
    Of late, almost every author who has studied the subject has come to
    this conclusion. The case of America alone would almost suffice to
    prove its truth: for if we exclude the northern parts where the
    circumpolar land is almost continuous, all authors agree that one of
    the most fundamental divisions in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is that
    between the New and Old Worlds; yet if we travel over the vast American
    continent, from the central parts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its extreme
    southern point, we meet with the most diversified conditions; the most
    humid districts, arid deserts, lofty mountains, grassy plains, forests,
    marshes, lakes, and great rivers, under almost every temperature. There
    is hardly a climate or condition in the Old World which cannot be
    paralleled in the New—at least as closely as the same species generally
    require; for it is a most rare case to find a group of organisms
    confined to any small spot, having conditions peculiar in only a slight
    degree; for instance, small areas in the Old World could be pointed out
    hotter than any in the New World, yet these are not inhabited by a
    peculiar fauna or flora. Notwithstanding this parallelism in the
    conditions of the Old and New Worlds, how widely different are their
    living productions!

    In the southern hemisphere, if we compare large tracts of land in
    Australia, South Africa, and western South America, between latitudes
    25° and 35°, we shall find parts extremely similar in all their
    conditions, yet it would not be possible to point out three faunas and
    floras more utterly dissimilar. Or again we may compare the productions
    of South America south of lat. 35° with those north of 25°, which
    consequently inhabit a considerably different climate, and they will be
    found incomparably more closely related to each other, than they are to
    the productions of Australia or Africa under nearly the same climate.
    Analogous facts could be given with respect to the inhabitants of the
    sea.

    A second great fact which strikes us in our general review is, that
    barriers of any kind, or obstacles to free migration, are related in a
    close and important manner to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productions
    of various regions. We see this in the great difference of nearly all
    the terrestrial productions of the New and Old Worlds, excepting in the
    northern parts, where the land almost joins, and where, under a
    slightly different climate, there might have been free migration for
    the northern temperate forms, as there now is for the strictly arctic
    productions. We see the same fact in the grea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inhabitants of Australia, Africa, and South America under the same
    latitude: for these countries are almost as much isolated from each
    other as is possible. On each continent, also, we see the same fact;
    for on the opposite sides of
    lofty and continuous mountain-ranges, and of great deserts, and
    sometimes even of large rivers, we find different productions; though
    as mountain chains, deserts, etc., are not as impassable, or likely to
    have endured so long as the oceans separating continents, the
    differences are very inferior in degree to those characteristic of
    distinct continents.

    Turning to the sea, we find the same law. No two marine faunas are more
    distinct, with hardly a fish, shell, or crab in common, than those of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shores of South and Central America; yet these
    great faunas are separated only by the narrow, but impassable, isthmus
    of Panama. Westward of the shores of America, a wide space of open
    ocean extends, with not an island as a halting-place for emigrants;
    here we have a barrier of another kind, and as soon as this is passed
    we meet in the eastern islands of the Pacific, with another and totally
    distinct fauna. So that here three marine faunas range far northward
    and southward, in parallel lines not far from each other, under
    corresponding climates; but from being separated from each other by
    impassable barriers, either of land or open sea, they are wholly
    distinct. On the other hand, proceeding still further westward from the
    eastern islands of the tropical parts of the Pacific, we encounter no
    impassable barriers, and we have innumerable islands as halting-places,
    until after travelling over a hemisphere we come to the shores of
    Africa; and over this vast space we meet with no well-defined and
    distinct marine faunas. Although hardly one shell, crab or fish is
    common to the above-named three approximate faunas of Eastern and
    Western America and the eastern Pacific islands, yet many fish range
    from the Pacific into the Indian Ocean, and many shells are common to
    the eastern islands of the Pacific
    and the eastern shores of Africa, on almost exactly opposite meridians
    of longitude.

    A third great fact, partly included in the foregoing statements, is the
    affinity of the productions of the same continent or sea, though the
    species themselves are distinct at different points and stations. It is
    a law of the widest generality, and every continent offers innumerable
    instances. Nevertheless the naturalist in travelling, for instance,
    from north to south never fails to be struck by the manner in which
    successive groups of beings, specifically distinct, yet clearly
    related, replace each other. He hears from closely allied, yet distinct
    kinds of birds, notes nearly similar, and sees their nests similarly
    constructed, but not quite alike, with eggs coloured in nearly the same
    manner. The plains near the Straits of Magellan are inhabited by one
    species of Rhea (American ostrich), and northward the plains of La
    Plata by another species of the same genus; and not by a true ostrich
    or emeu, like those found in Africa and Australia under the same
    latitude. On these same plains of La Plata, we see the agouti and
    bizcacha, animals having nearly the same habits as our hares and
    rabbits and belonging to the same order of Rodents, but they plainly
    display an American type of structure. We ascend the lofty peaks of the
    Cordillera and we find an alpine species of bizcacha; we look to the
    waters, and we do not find the beaver or musk-rat, but the coypu and
    capybara, rodents of the American type. Innumerable other instances
    could be given. If we look to the islands off the American shore,
    however much they may differ in geological structure, the inhabitants,
    though they may be all peculiar species, are essentially American. We
    may look back to past ages, as shown in the last chapter, and we find
    American types then prevalent on
    the American continent and in the American seas. We see in these facts
    some deep organic bond, prevailing throughout space and time, over the
    same areas of land and water, and independent of their physical
    conditions. The naturalist must feel little curiosity, who is not led
    to inquire what this bond is.

    This bond, on my theory, is simply inheritance, that cause which alone,
    as far as we positively know, produces organisms quite like, or, as we
    see in the case of varieties nearly like each other. The dissimilarity
    of the inhabitants of different regions may be attributed to
    modification through natural selection, and in a quite subordinate
    degree to the direct influence of different physical conditions. The
    degree of dissimilarity will depend on the migration of the more
    dominant forms of life from one region into another having been
    effected with more or less ease, at periods more or less remote;—on the
    nature and number of the former immigrants;—and on their action and
    reaction, in their mutual struggles for life;—the relation of organism
    to organism being, as I have already often remarked, the most important
    of all relations. Thus the high importance of barriers comes into play
    by checking migration; as does time for the slow process of
    modification through natural selection. Widely-ranging species,
    abounding in individuals, which have already triumphed over many
    competitors in their own widely-extended homes will have the best
    chance of seizing on new places, when they spread into new countries.
    In their new homes they will be exposed to new conditions, and will
    frequently undergo further modification and improvement; and thus they
    will become still further victorious, and will produce groups of
    modified descendants. On this principle of inheritance with
    modification, we can understand how it is that sections of genera,
    whole genera,
    and even families are confined to the same areas, as is so commonly and
    notoriously the case.

    I believe, as was remarked in the last chapter, in no law of necessary
    development. As the variability of each species is an independent
    property, and will be taken advantage of by natural selection, only so
    far as it profits the individual in its complex struggle for life, so
    the degree of modification in different species will be no uniform
    quantity. If, for instance, a number of species, which stand in direct
    competition with each other, migrate in a body into a new and
    afterwards isolated country, they will be little liable to
    modification; for neither migration nor isolation in themselves can do
    anything. These principles come into play only by bringing organisms
    into new relations with each other, and in a lesser degree with the
    surrounding physical conditions. As we have seen in the last chapter
    that some forms have retained nearly the same character from an
    enormously remote geological period, so certain species have migrated
    over vast spaces, and have not become greatly modified.

    On these views, it is obvious, that the several species of the same
    genus, though inhabiting the most distant quarters of the world, must
    originally have proceeded from the same source, as they have descended
    from the same progenitor. In the case of those species, which have
    undergone during whole geological periods but little modification,
    there is not much difficulty in believing that they may have migrated
    from the same region; for during the vast geographical and climatal
    changes which will have supervened since ancient times, almost any
    amount of migration is possible. But in many other cases, in which we
    have reason to believe that the species of a genus have been produced
    within comparatively recent times, there is great difficulty on this
    head. It
    is also obvious that the individuals of the same species, though now
    inhabiting distant and isolated regions, must have proceeded from one
    spot, where their parents were first produced: for, as explained in the
    last chapter, it is incredible that individuals identically the same
    should ever have been produced through natural selection from parents
    specifically distinct.

    We are thus brought to the question which has been largely discussed by
    naturalists, namely, whether species have been created at one or more
    points of the earth’s surface. Undoubtedly there are very many cases of
    extreme difficulty, in understanding how the same species could
    possibly have migrated from some one point to the several distant and
    isolated points, where now found. Nevertheless the simplicity of the
    view that each species was first produced within a single region
    captivates the mind. He who rejects it, rejects the vera causa of
    ordinary generation with subsequent migration, and calls in the agency
    of a miracle. It is universally admitted, that in most cases the area
    inhabited by a species is continuous; and when a plant or animal
    inhabits two points so distant from each other, or with an interval of
    such a nature, that the space could not be easily passed over by
    migration, the fact is given as something remarkable and exceptional.
    The capacity of migrating across the sea is more distinctly limited in
    terrestrial mammals, than perhaps in any other organic beings; and,
    accordingly, we find no inexplicable cases of the same mammal
    inhabiting distant points of the world. No geologist will feel any
    difficulty in such cases as Great Britain having been formerly united
    to Europe, and consequently possessing the same quadrupeds. But if the
    same species can be produced at two separate points, why do we not find
    a single mammal common to Europe and Australia or South America? The
    conditions of life are
    nearly the same, so that a multitude of European animals and plants
    have become naturalised in America and Australia; and some of the
    aboriginal plants are identically the same at these distant points of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hemispheres? The answer, as I believe, is,
    that mammals have not been able to migrate, whereas some plants, from
    their varied means of dispersal, have migrated across the vast and
    broken interspace. The great and striking influence which barriers of
    every kind have had on distribution, is intelligible only on the view
    that the great majority of species have been produced on one side
    alone, and have not been able to migrate to the other side. Some few
    families, many sub-families, very many genera, and a still greater
    number of sections of genera are confined to a single region; and it
    has been observed by several naturalists, that the most natural genera,
    or those genera in which the species are most closely related to each
    other, are generally local, or confined to one area. What a strange
    anomaly it would be, if, when coming one step lower in the series, to
    the individuals of the same species, a directly opposite rule
    prevailed; and species were not local, but had been produced in two or
    more distinct areas!

    Hence it seems to me, as it has to many other naturalists, that the
    view of each species having been produced in one area alone, and having
    subsequently migrated from that area as far as its powers of migration
    and subsistence under past and present conditions permitted, is the
    most probable. Undoubtedly many cases occur, in which we cannot explain
    how the same species could have passed from one point to the other. But
    the geographical and climatal changes, which have certainly occurred
    within recent geological times, must have interrupted or rendered
    discontinuous the formerly continuous range of many species. So that we
    are reduced to consider whether the exceptions to
    continuity of range are so numerous and of so grave a nature, that we
    ought to give up the belief, rendered probable by general
    considerations, that each species has been produced within one area,
    and has migrated thence as far as it could. It would be hopelessly
    tedious to discuss all the exceptional cases of the same species, now
    living at distant and separated points; nor do I for a moment pretend
    that any explanation could be offered of many such cases. But after
    some preliminary remarks, I will discuss a few of the most striking
    classes of facts; namely, the existence of the same species on the
    summits of distant mountain-ranges, and at distant points in the arctic
    and antarctic regions; and secondly (in the following chapter), the
    wide distribution of freshwater productions; and thirdly, the
    occurrence of the same terrestrial species on islands and on the
    mainland, though separated by hundreds of miles of open sea. If the
    existence of the same species at distant and isolated points of the
    earth’s surface, can in many instances be explained on the view of each
    species having migrated from a single birthplace; then, considering our
    ignorance with respect to former climatal and geographical changes and
    various occasional means of transport, the belief that this has been
    the universal law, seems to me incomparably the safest.

    In discussing this subject, we shall be enabled at the same time to
    consider a point equally important for us, namely, whether the several
    distinct species of a genus, which on my theory have all descended from
    a common progenitor, can have migrated (undergoing modification during
    some part of their migration) from the area inhabited by their
    progenitor. If it can be shown to be almost invariably the case, that a
    region, of which most of its inhabitant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or
    belong to the same genera with the species of a second region,
    has probably received at some former period immigrants from this other
    region, my theory will be strengthened; for we can clearly understand,
    on the principle of modification, why the inhabitants of a region
    should be related to those of another region, whence it has been
    stocked. A volcanic island, for instance, upheaved and formed at the
    distance of a few hundreds of miles from a continent, would probably
    receive from it in the course of time a few colonists, and their
    descendants, though modified, would still be plainly related by
    inheritance to the inhabitants of the continent. Cases of this nature
    are common, and are, as we shall hereafter more fully see, inexplicable
    on the theory of independent creation. This view of the relation of
    species in one region to those in another, does not differ much (by
    substituting the word variety for species) from that lately advanced in
    an ingenious paper by Mr. Wallace, in which he concludes, that “every
    species has come into existence coincident both in space and time with
    a pre-existing closely allied species.” And I now know from
    correspondence, that this coincidence he attributes to generation with
    modification.

    The previous remarks on “single and multiple centres of creation” do
    not directly bear on another allied question,—namely whether all the
    individuals of the same species have descended from
    a single pair, or single hermaphrodite, or whether, as some authors
    suppose, from many individuals simultaneously created. With those
    organic beings which never intercross (if such exist), the species, on
    my theory, must have descended from a succession of improved varieties,
    which will never have blended with other individuals or varieties, but
    will have supplanted each other; so that, at each successive stage of
    modification and improvement, all the individuals of each variety will
    have descended from a single parent. But in the majority of cases,
    namely, with all organisms which habitually unite for each birth, or
    which often intercross, I believe that during the slow process of
    modification the individuals of the species will have been kept nearly
    uniform by intercrossing; so that many individuals will have gone on
    simultaneously changing, and the whole amount of modification will not
    have been due, at each stage, to descent from a single parent. To
    illustrate what I mean: our English racehorses differ slightly from the
    horses of every other breed; but they do not owe their difference and
    superiority to descent from any single pair, but to continued care in
    selecting and training many individuals during many generations.

    Before discussing the three classes of facts, which I have selected as
    presenting the greatest amount of difficulty on the theory of “single
    centres of creation,” I must say a few words on the means of dispersal.

    Means of Dispersal.—Sir C. Lyell and other authors have ably treated
    this subject. I can give here only the briefest abstract of the more
    important facts. Change of climate must have had a powerful influence
    on migration: a region when its climate was different may have been a
    high road for migration, but now be impassable; I shall, however,
    presently have to discuss this branch of the subject in some detail.
    Changes of level in the land must also have been highly influential: a
    narrow isthmus now separates two marine faunas; submerge it, or let it
    formerly have been submerged, and the two faunas will now blend or may
    formerly have blended: where the sea now extends, land may at a former
    period have connected islands or possibly even continents together, and
    thus have allowed terrestrial productions to pass from one to the
    other.
    No geologist will dispute that great mutations of level have occurred
    within the period of existing organisms. Edward Forbes insisted that
    all the islands in the Atlantic must recently have been connected with
    Europe or Africa, and Europe likewise with America. Other authors have
    thus hypothetically bridged over every ocean, and have united almost
    every island to some mainland. If indeed the arguments used by Forbes
    are to be trusted, it must be admitted that scarcely a single island
    exists which has not recently been united to some continent. This view
    cuts the Gordian knot of the dispersal of the same species to the most
    distant points, and removes many a difficulty: but to the best of my
    judgment we are not authorized in admitting such enormous geographical
    changes within the period of existing species. It seems to me that we
    have abundant evidence of great oscillations of level in our
    continents; but not of such vast changes in their position and
    extension, as to have united them within the recent period to each
    other and to the several intervening oceanic islands. I freely admit
    the former existence of many islands, now buried beneath the sea, which
    may have served as halting places for plants and for many animals
    during their migration. In the coral-producing oceans such sunken
    islands are now marked, as I believe, by rings of coral or atolls
    standing over them. Whenever it is fully admitted, as I believe it will
    some day be, that each species has proceeded from a single birthplace,
    and when in the course of time we know something definite about the
    means of distribution, we shall be enabled to speculate with security
    on the former extension of the land. But I do not believe that it will
    ever be proved that within the recent period continents which are now
    quite separate, have been continuously, or almost continuously, united
    with each other, and with the many existing oceanic islands. Several
    facts in distribution,—such as the great difference in the marine
    faunas on the opposite sides of almost every continent,—the close
    relation of the tertiary inhabitants of several lands and even seas to
    their present inhabitants,—a certain degree of relation (as we shall
    hereafter see) between the distribution of mammals and the depth of the
    sea,—these and other such facts seem to me opposed to the admission of
    such prodigious geographical revolutions within the recent period, as
    are necessitated on the view advanced by Forbes and admitted by his
    many followers. The nature and relative proportions of the inhabitants
    of oceanic islands likewise seem to me opposed to the belief of their
    former continuity with continents. Nor does their almost universally
    volcanic composition favour the admission that they are the wrecks of
    sunken continents;—if they had originally existed as mountain-ranges on
    the land, some at least of the islands would have been formed, like
    other mountain-summits, of granite, metamorphic schists, old
    fossiliferous or other such rocks, instead of consisting of mere piles
    of volcanic matter.

    I must now say a few words on what are called accidental means, but
    which more properly might be called occasional means of distribution. I
    shall here confine myself to plants. In botanical works, this or that
    plant is stated to be ill adapted for wide dissemination; but for
    transport across the sea, the greater or less facilities may be said to
    be almost wholly unknown. Until I tried, with Mr. Berkeley’s aid, a few
    experiments, it was not even known how far seeds could resist the
    injurious action of sea-water. To my surprise I found that out of 87
    kinds, 64 germinated after an immersion of 28 days, and a few survived
    an immersion of 137 days.
    For convenience sake I chiefly tried small seeds, without the capsule
    or fruit; and as all of these sank in a few days, they could not be
    floated across wide spaces of the sea, whether or not they were injured
    by the salt-water. Afterwards I tried some larger fruits, capsules,
    etc., and some of these floated for a long time. It is well known what
    a difference there is in the buoyancy of green and seasoned timber; and
    it occurred to me that floods might wash down plants or branches, and
    that these might be dried on the banks, and then by a fresh rise in the
    stream be washed into the sea. Hence I was led to dry stems and
    branches of 94 plants with ripe fruit, and to place them on sea water.
    The majority sank quickly, but some which whilst green floated for a
    very short time, when dried floated much longer; for instance, ripe
    hazel-nuts sank immediately, but when dried, they floated for 90 days
    and afterwards when planted they germinated; an asparagus plant with
    ripe berries floated for 23 days, when dried it floated for 85 days,
    and the seeds afterwards germinated: the ripe seeds of Helosciadium
    sank in two days, when dried they floated for above 90 days, and
    afterwards germinated. Altogether out of the 94 dried plants, 18
    floated for above 28 days, and some of the 18 floated for a very much
    longer period. So that as 64/87 seeds germinated after an immersion of
    28 days; and as 18/94 plants with ripe fruit (but not all the same
    species as in the foregoing experiment) floated, after being dried, for
    above 28 days, as far as we may infer anything from these scanty facts,
    we may conclude that the seeds of 14/100 plants of any country might be
    floated by sea-currents during 28 days, and would retain their power of
    germination. In Johnston’s Physical Atlas, the average rate of the
    several Atlantic currents is 33 miles per diem (some currents running
    at the rate of 60 miles
    per diem); on this average, the seeds of 14/100 plants belonging to one
    country might be floated across 924 miles of sea to another country;
    and when stranded, if blown to a favourable spot by an inland gale,
    they would germinate.

    Subsequently to my experiments, M. Martens tried similar ones, but in a
    much better manner, for he placed the seeds in a box in the actual sea,
    so that they were alternately wet and exposed to the air like really
    floating plants. He tried 98 seeds, mostly different from mine; but he
    chose many large fruits and likewise seeds from plants which live near
    the sea; and this would have favoured the average length of their
    flotation and of their resistance to the injurious action of the
    salt-water. On the other hand he did not previously dry the plants or
    branches with the fruit; and this, as we have seen, would have caused
    some of them to have floated much longer. The result was that 18/98 of
    his seeds floated for 42 days, and were then capable of germination.
    But I do not doubt that plants exposed to the waves would float for a
    less time than those protected from violent movement as in our
    experiments. Therefore it would perhaps be safer to assume that the
    seeds of about 10/100 plants of a flora, after having been dried, could
    be floated across a space of sea 900 miles in width, and would then
    germinate. The fact of the larger fruits often floating longer than the
    small, is interesting; as plants with large seeds or fruit could hardly
    be transported by any other means; and Alph. de Candolle has shown that
    such plants generally have restricted ranges.

    But seeds may be occasionally transported in another manner. Drift
    timber is thrown up on most islands, even on those in the midst of the
    widest oceans; and the natives of the coral-islands in the Pacific,
    procure
    stones for their tools, solely from the roots of drifted trees, these
    stones being a valuable royal tax. I find on examination, that when
    irregularly shaped stones are embedded in the roots of trees, small
    parcels of earth are very frequently enclosed in their interstices and
    behind them,—so perfectly that not a particle could be washed away in
    the longest transport: out of one small portion of earth thus
    completely enclosed by wood in an oak about 50 years old, three
    dicotyledonous plants germinated: I am certain of the accuracy of this
    observation. Again, I can show that the carcasses of birds, when
    floating on the sea, sometimes escape being immediately devoured; and
    seeds of many kinds in the crops of floating birds long retain their
    vitality: peas and vetches, for instance, are killed by even a few
    days’ immersion in sea-water; but some taken out of the crop of a
    pigeon, which had floated on artificial salt-water for 30 days, to my
    surprise nearly all germinated.

    Living birds can hardly fail to be highly effective agents in the
    transportation of seeds. I could give many facts showing how frequently
    birds of many kinds are blown by gales to vast distances across the
    ocean. We may I think safely assume that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their
    rate of flight would often be 35 miles an hour; and some authors have
    given a far higher estimate. I have never seen an instance of
    nutritious seeds passing through the intestines of a bird; but hard
    seeds of fruit will pass uninjured through even the digestive organs of
    a turkey. In the course of two months, I picked up in my garden 12
    kinds of seeds, out of the excrement of small birds, and these seemed
    perfect, and some of them, which I tried, germinated. But the following
    fact is more important: the crops of birds do not secrete gastric
    juice, and do not in the
    least injure, as I know by trial, the germination of seeds; now after a
    bird has found and devoured a large supply of food, it is positively
    asserted that all the grains do not pass into the gizzard for 12 or
    even 18 hours. A bird in this interval might easily be blown to the
    distance of 500 miles, and hawks are known to look out for tired birds,
    and the contents of their torn crops might thus readily get scattered.
    Mr. Brent informs me that a friend of his had to give up flying
    carrier-pigeons from France to England, as the hawks on the English
    coast destroyed so many on their arrival. Some hawks and owls bolt
    their prey whole, and after an interval of from twelve to twenty hours,
    disgorge pellets, which, as I know from experiments made in the
    Zoological Gardens, include seeds capable of germination. Some seeds of
    the oat, wheat, millet, canary, hemp, clover, and beet germinated after
    having been from twelve to twenty-one hours in the stomachs of
    different birds of prey; and two seeds of beet grew after having been
    thus retained for two days and fourteen hours. Freshwater fish, I find,
    eat seeds of many land and water plants: fish are frequently devoured
    by birds, and thus the seeds might be transported from place to place.
    I forced many kinds of seeds into the stomachs of dead fish, and then
    gave their bodies to fishing-eagles, storks, and pelicans; these birds
    after an interval of many hours, either rejected the seeds in pellets
    or passed them in their excrement; and several of these seeds retained
    their power of germination. Certain seeds, however, were always killed
    by this process.

    Although the beaks and feet of birds are generally quite clean, I can
    show that earth sometimes adheres to them: in one instance I removed
    twenty-two grains of dry argillaceous earth from one foot of a
    partridge, and in this earth there was a pebble quite as large as
    the seed of a vetch. Thus seeds might occasionally be transported to
    great distances; for many facts could be given showing that soil almost
    everywhere is charged with seeds. Reflect for a moment on the millions
    of quails which annually cross the Mediterranean; and can we doubt that
    the earth adhering to their feet would sometimes include a few minute
    seeds? But I shall presently have to recur to this subject.

    As icebergs are known to be sometimes loaded with earth and stones, and
    have even carried brushwood, bones, and the nest of a land-bird, I can
    hardly doubt that they must occasionally have transported seeds from
    one part to another of the arctic and antarctic regions, as suggested
    by Lyell; and during the Glacial period from one part of the now
    temperate regions to another. In the Azores, from the large number of
    the species of plants common to Europe, in comparison with the plants
    of other oceanic islands nearer to the mainland, and (as remarked by
    Mr. H. C. Watson) from the somewhat northern character of the flora in
    comparison with the latitude, I suspected that these islands had been
    partly stocked by ice-borne seeds, during the Glacial epoch. At my
    request Sir C. Lyell wrote to M. Hartung to inquire whether he had
    observed erratic boulders on these islands, and he answered that he had
    found large fragments of granite and other rocks, which do not occur in
    the archipelago. Hence we may safely infer that icebergs formerly
    landed their rocky burthens on the shores of these mid-ocean islands,
    and it is at least possible that they may have brought thither the
    seeds of northern plants.

    Considering that the several above means of transport, and that several
    other means, which without doubt remain to be discovered, have been in
    action year after year, for centuries and tens of thousands of
    years, it would I think be a marvellous fact if many plants had not
    thus become widely transported. These means of transport are sometimes
    called accidental, but this is not strictly correct: the currents of
    the sea are not accidental, nor is the direction of prevalent gales of
    wind. It should be observed that scarcely any means of transport would
    carry seeds for very great distances; for seeds do not retain their
    vitality when exposed for a great length of time to the action of
    seawater; nor could they be long carried in the crops or intestines of
    birds. These means, however, would suffice for occasional transport
    across tracts of sea some hundred miles in breadth, or from island to
    island, or from a continent to a neighbouring island, but not from one
    distant continent to another. The floras of distant continents would
    not by such means become mingled in any great degree; but would remain
    as distinct as we now see them to be. The currents, from their course,
    would never bring seeds from North America to Britain, though they
    might and do bring seeds from the West Indies to our western shores,
    where, if not killed by so long an immersion in salt-water, they could
    not endure our climate. Almost every year, one or two land-birds are
    blown across the whole Atlantic Ocean, from North America to the
    western shores of Ireland and England; but seeds could be transported
    by these wanderers only by one means, namely, in dirt sticking to their
    feet, which is in itself a rare accident. Even in this case, how small
    would the chance be of a seed falling on favourable soil, and coming to
    maturity! But it would be a great error to argue that because a
    well-stocked island, like Great Britain, has not, as far as is known
    (and it would be very difficult to prove this), received within the
    last few centuries, through occasional means
    of transport, immigrants from Europe or any other continent, that a
    poorly-stocked island, though standing more remote from the mainland,
    would not receive colonists by similar means. I do not doubt that out
    of twenty seeds or animals transported to an island, even if far less
    well-stocked than Britain, scarcely more than one would be so well
    fitted to its new home, as to become naturalised. But this, as it seems
    to me, is no valid argument against what would be effected by
    occasional means of transport, during the long lapse of geological
    time, whilst an island was being upheaved and formed, and before it had
    become fully stocked with inhabitants. On almost bare land, with few or
    no destructive insects or birds living there, nearly every seed, which
    chanced to arrive, would be sure to germinate and survive.

    Dispersal during the Glacial period.—The identity of many plants and
    animals, on mountain-summits, separated from each other by hundreds of
    miles of lowlands, where the Alpine species could not possibly exist,
    is one of the most striking cases known of the same species living at
    distant points, without the apparent possibility of their having
    migrated from one to the other. It is indeed a remarkable fact to see
    so many of the same plants living on the snowy regions of the Alps or
    Pyrenees, and in the extreme northern parts of Europe; but it is far
    more remarkable, that the plants on the White Mountains,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re all the same with those of Labrador, and nearly
    all the same, as we hear from Asa Gray, with those on the loftiest
    mountains of Europe. Even as long ago as 1747, such facts led Gmelin to
    conclude that the same species must have been independently created at
    several distinct points; and we might have remained
    in this same belief, had not Agassiz and others called vivid attention
    to the Glacial period, which, as we shall immediately see, affords a
    simple explanation of these facts. We have evidence of almost every
    conceivable kind, organic and inorganic, that within a very recent
    geological period, central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suffered under an
    Arctic climate. The ruins of a house burnt by fire do not tell their
    tale more plainly, than do the mountains of Scotland and Wales, with
    their scored flanks, polished surfaces, and perched boulders, of the
    icy streams with which their valleys were lately filled. So greatly has
    the climate of Europe changed, that in Northern Italy, gigantic
    moraines, left by old glaciers, are now clothed by the vine and maize.
    Throughout a large part of the United States, erratic boulders, and
    rocks scored by drifted icebergs and coast-ice, plainly reveal a former
    cold period.

    The former influence of the glacial climate on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inhabitants of Europe, as explained with remarkable clearness by Edward
    Forbes, is substantially as follows. But we shall follow the changes
    more readily, by supposing a new glacial period to come slowly on, and
    then pass away, as formerly occurred. As the cold came on, and as each
    more southern zone became fitted for arctic beings and ill-fitted for
    their former more temperate inhabitants, the latter would be supplanted
    and arctic productions would take their places. The inhabitants of the
    more temperate regions would at the same time travel southward, unless
    they were stopped by barriers, in which case they would perish. The
    mountains would become covered with snow and ice, and their former
    Alpine inhabitants would descend to the plains. By the time that the
    cold had reached its maximum, we should have a uniform arctic fauna and
    flora, covering the central parts of Europe, as far
    south as the Alps and Pyrenees, and even stretching into Spain. The now
    temperate reg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likewise be covered by
    arctic plants and animals, and these would be nearly the same with
    those of Europe; for the present circumpolar inhabitants, which we
    suppose to have everywhere travelled southward, are remarkably uniform
    round the world. We may suppose that the Glacial period came on a
    little earlier or later in North America than in Europe, so will the
    southern migration there have been a little earlier or later; but this
    will make no difference in the final result.

    As the warmth returned, the arctic forms would retreat northward,
    closely followed up in their retreat by the productions of the more
    temperate regions. And as the snow melted from the bases of the
    mountains, the arctic forms would seize on the cleared and thawed
    ground, always ascending higher and higher, as the warmth increased,
    whilst their brethren were pursuing their northern journey. Hence, when
    the warmth had fully returned, the same arctic species, which had
    lately lived in a body together on the lowlands of the Old and New
    Worlds, would be left isolated on distant mountain-summits (having been
    exterminated on all lesser heights) and in the arctic regions of both
    hemispheres.

    Thus we can understand the identity of many plants at points so
    immensely remote as on the mountain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of
    Europe. We can thus also understand the fact that the Alpine plants of
    each mountain-range are more especially related to the arctic forms
    living due north or nearly due north of them: for the migration as the
    cold came on, and the re-migration on the returning warmth, will
    generally have been due south and north. The Alpine plants, for
    example, of Scotland, as remarked by Mr. H. C. Watson,
    and those of the Pyrenees, as remarked by Ramond, are more especially
    allied to the plants of northern Scandinavia; those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Labrador; those of the mountains of Siberia to the arctic
    regions of that country. These views, grounded as they are on the
    perfectly well-ascertained occurrence of a former Glacial period, seem
    to me to explain in so satisfactory a manner the present distribution
    of the Alpine and Arctic productions of Europe and America, that when
    in other regions we find the same species on distant mountain-summits,
    we may almost conclude without other evidence, that a colder climate
    permitted their former migration across the low intervening tracts,
    since become too warm for their existence.

    If the climate, since the Glacial period, has ever been in any degree
    warmer than at present (as some geologists in the United States believe
    to have been the case, chiefly from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fossil
    Gnathodon), then the arctic and temperate productions will at a very
    late period have marched a little further north, and subsequently have
    retreated to their present homes; but I have met with no satisfactory
    evidence with respect to this intercalated slightly warmer period,
    since the Glacial period.

    The arctic forms, during their long southern migration and re-migration
    northward, will have been exposed to nearly the same climate, and, as
    is especially to be noticed, they will have kept in a body together;
    consequently their mutual relations will not have been much disturbed,
    a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s inculcated in this volume, they
    will not have been liable to much modification. But with our Alpine
    productions, left isolated from the moment of the returning warmth,
    first at the bases and ultimately on the summits of the mountains, the
    case will have been somewhat different;
    for it is not likely that all the same arctic species will have been
    left on mountain ranges distant from each other, and have survived
    there ever since; they will, also, in all probability have become
    mingled with ancient Alpine species, which must have existed on the
    mountains before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Glacial epoch, and which
    during its coldest period will have been temporarily driven down to the
    plains; they will, also, have been exposed to somewhat different
    climatal influences. Their mutual relations will thus have been in some
    degree disturbed; consequently they will have been liable to
    modification; and this we find has been the case; for if we compare the
    present Alpine plants and animals of the several great European
    mountain-ranges, though very many of the species are identically the
    same, some present varieties, some are ranked as doubtful forms, and
    some few are distinct yet closely allied or representative species.

    In illustrating what, as I believe, actually took place during the
    Glacial period, I assumed that at its commencement the arctic
    productions were as uniform round the polar regions as they are at the
    present day. But the foregoing remarks on distribution apply not only
    to strictly arctic forms, but also to many sub-arctic and to some few
    northern temperate forms, for some of these are the same on the lower
    mountains and on the plains of North America and Europe; and it may be
    reasonably asked how I account for the necessary degree of uniformity
    of the sub-arctic and northern temperate forms round the world, at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Glacial period. At the present day, the sub-arctic
    and northern temperate productions of the Old and New Worlds are
    separated from each other by the Atlantic Ocean and by the extreme
    northern part of the Pacific. During the Glacial period, when the
    inhabitants
    of the Old and New Worlds lived further southwards than at present,
    they must have been still more completely separated by wider spaces of
    ocean. I believe the above difficulty may be surmounted by looking to
    still earlier changes of climate of an opposite nature. We have good
    reason to believe that during the newer Pliocene period, before the
    Glacial epoch, and whilst the majority of the inhabitants of the world
    were specifically the same as now, the climate was warmer than at the
    present day. Hence we may suppose that the organisms now living under
    the climate of latitude 60°, during the Pliocene period lived further
    north under the Polar Circle, in latitude 66°-67°; and that the
    strictly arctic productions then lived on the broken land still nearer
    to the pole. Now if we look at a globe, we shall see that under the
    Polar Circle there is almost continuous land from western Europe,
    through Siberia, to eastern America. And to this continuity of the
    circumpolar land, and to the consequent freedom for intermigration
    under a more favourable climate, I attribute the necessary amount of
    uniformity in the sub-arctic and northern temperate productions of the
    Old and New Worlds, at a period anterior to the Glacial epoch.

    Believing, from reasons before alluded to, that our continents have
    long remained in nearly the same relative position, though subjected to
    large, but partial oscillations of level, I am strongly inclined to
    extend the above view, and to infer that during some earlier and still
    warmer period, such as the older Pliocene period, a large number of the
    same plants and animals inhabited the almost continuous circumpolar
    land; and that these plants and animals, both in the Old and New
    Worlds, began slowly to migrate southwards as the climate became less
    warm, long before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Glacial period. We now see, as I believe, their descendants,
    mostly in a modified condition, in the central parts of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On this view we can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with
    very little identity, between the productions of North America and
    Europe,—a relationship which is most remarkable, considering the
    distance of the two areas, and their separation by the Atlantic Ocean.
    We can further understand the singular fact remarked on by several
    observers, that the productions of Europe and America during the later
    tertiary stages were more closely related to each other than they are
    at the present time; for during these warmer periods the northern parts
    of the Old and New Worlds will have been almost continuously united by
    land, serving as a bridge, since rendered impassable by cold, for the
    inter-migration of their inhabitants.

    During the slowly decreasing warmth of the Pliocene period, as soon as
    the species in common, which inhabited the New and Old Worlds, migrated
    south of the Polar Circle, they must have been completely cut off from
    each other. This separation, as far as the more temperate productions
    are concerned, took place long ages ago. And as the plants and animals
    migrated southward, they will have become mingled in the one great
    region with the native American productions, and have had to compete
    with them; and in the other great region, with those of the Old World.
    Consequently we have here everything favourable for much
    modification,—for far more modification than with the Alpine
    productions, left isolated, within a much more recent period, on the
    several mountain-ranges and on the arctic lands of the two Worlds.
    Hence it has come, that when we compare the now living productions of
    the temperate regions of the New and Old Worlds, we find very few
    identical
    species (though Asa Gray has lately shown that more plants are
    identical than was formerly supposed), but we find in every great class
    many forms, which some naturalists rank as geographical races, and
    others as distinct species; and a host of closely allied or
    representative forms which are ranked by all naturalists as
    specifically distinct.

    As on the land, so in the waters of the sea, a slow southern migration
    of a marine fauna, which during the Pliocene or even a somewhat earlier
    period, was nearly uniform along the continuous shores of the Polar
    Circle, will account, on the theory of modification, for many closely
    allied forms now living in areas completely sundered. Thus, I think, we
    can understand the presence of many existing and tertiary
    representative forms o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shores of temperate
    North America; and the still more striking case of many closely allied
    crustaceans (as described in Dana’s admirable work), of some fish and
    other marine animals, in the Mediterranean and in the seas of
    Japan,—areas now separated by a continent and by nearly a hemisphere of
    equatorial ocean.

    These cases of relationship, without identity, of the inhabitants of
    seas now disjoined, and likewise of the past and present inhabitants of
    the temperate lands of North America and Europe, are inexplicable on
    the theory of creation. We cannot say that they have been created
    alike, in correspondence with the nearly similar physical conditions of
    the areas; for if we compare, for instance, certain parts of South
    America with the southern continents of the Old World, we see countries
    closely corresponding in all their physical conditions, but with their
    inhabitants utterly dissimilar.

    But we must return to our more immediate subject, the Glacial period. I
    am convinced that Forbes’s view
    may be largely extended. In Europe we have the plainest evidence of the
    cold period, from the western shores of Britain to the Oural range, and
    southward to the Pyrenees. We may infer, from the frozen mammals and
    nature of the mountain vegetation, that Siberia was similarly affected.
    Along the Himalaya, at points 900 miles apart, glaciers have left the
    marks of their former low descent; and in Sikkim, Dr. Hooker saw maize
    growing on gigantic ancient moraines. South of the equator, we have
    some direct evidence of former glacial action in New Zealand; and the
    same plants, found on widely separated mountains in this island, tell
    the same story. If one account which has been published can be trusted,
    we have direct evidence of glacial action in the south-eastern corner
    of Australia.

    Looking to America; in the northern half, ice-borne fragments of rock
    have been observed on the eastern side as far south as lat. 36°-37°,
    and on the shores of the Pacific, where the climate is now so
    different, as far south as lat. 46 deg; erratic boulders have, also,
    been noticed on the Rocky Mountains. In the Cordillera of Equatorial
    South America, glaciers once extended far below their present level. In
    central Chile I was astonished at the structure of a vast mound of
    detritus, about 800 feet in height, crossing a valley of the Andes; and
    this I now feel convinced was a gigantic moraine, left far below any
    existing glacier. Further south on both sides of the continent, from
    lat. 41° to the southernmost extremity, we have the clearest evidence
    of former glacial action, in huge boulders transported far from their
    parent source.

    We do not know that the Glacial epoch was strictly simultaneous at
    these several far distant points on opposite sides of the world. But we
    have good evidence in almost every case, that the epoch was included
    within
    the latest geological period. We have, also, excellent evidence, that
    it endured for an enormous time, as measured by years, at each point.
    The cold may have come on, or have ceased, earlier at one point of the
    globe than at another, but seeing that it endured for long at each, and
    that it was contemporaneous in a geological sense, it seems to me
    probable that it was, during a part at least of the period, actually
    simultaneous throughout the world. Without some distinct evidence to
    the contrary, we may at least admit as probable that the glacial action
    was simultaneous o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sides of North America, in
    the Cordillera under the equator and under the warmer temperate zones,
    and on both sides of the southern extremity of the continent. If this
    be admitted, it is difficult to avoid believing that the temperature of
    the whole world was at this period simultaneously cooler. But it would
    suffice for my purpose, if the temperature was at the same time lower
    along certain broad belts of longitude.

    On this view of the whole world, or at least of broad longitudinal
    belts, having been simultaneously colder from pole to pole, much light
    can be thrown on the present distribution of identical and allied
    species. In America, Dr. Hooker has shown that between forty and fifty
    of the flowering plants of Tierra del Fuego, forming no inconsiderable
    part of its scanty flora, are common to Europe, enormously remote as
    these two points are; and there are many closely allied species. On the
    lofty mountains of equatorial America a host of peculiar species
    belonging to European genera occur. On the highest mountains of Brazil,
    some few European genera were found by Gardner, which do not exist in
    the wide intervening hot countries. So on the Silla of Caraccas the
    illustrious Humboldt long ago found species belonging
    to genera characteristic of the Cordillera. On the mountains of
    Abyssinia, several European forms and some few representatives of the
    peculiar flora of the Cape of Good Hope occur. At the Cape of Good Hope
    a very few European species, believed not to have been introduced by
    man, and on the mountains, some few representative European forms are
    found, which have not been discovered in the intertropical parts of
    Africa. On the Himalaya, and on the isolated mountain-ranges of the
    peninsula of India, on the heights of Ceylon, and on the volcanic cones
    of Java, many plants occur, either identically the same or representing
    each other, and at the same time representing plants of Europe, not
    found in the intervening hot lowlands. A list of the genera collected
    on the loftier peaks of Java raises a picture of a collection made on a
    hill in Europe! Still more striking is the fact that southern
    Australian forms are clearly represented by plants growing on the
    summits of the mountains of Borneo. Some of these Australian forms, as
    I hear from Dr. Hooker, extend along the heights of the peninsula of
    Malacca, and are thinly scattered, on the one hand over India and on
    the other as far north as Japan.

    On the southern mountains of Australia, Dr. F. Müller has discovered
    several European species; other species, not introduced by man, occur
    on the lowlands; and a long list can be given, as I am informed by Dr.
    Hooker, of European genera, found in Australia, but not in the
    intermediate torrid regions. In the admirable ‘Introduction to the
    Flora of New Zealand,’ by Dr. Hooker, analogous and striking facts are
    given in regard to the plants of that large island. Hence we see that
    throughout the world, the plants growing on the more lofty mountains,
    and on the temperate lowlands of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hemispheres,
    are sometimes
    identically the same; but they are much oftener specifically distinct,
    though related to each other in a most remarkable manner.

    This brief abstract applies to plants alone: some strictly analogous
    facts could be given on the distribution of terrestrial animals. In
    marine productions, similar cases occur; as an example, I may quote a
    remark by the highest authority, Professor Dana, that “it is certainly
    a wonderful fact that New Zealand should have a closer resemblance in
    its crustacea to Great Britain, its antipode, than to any other part of
    the world.” Sir J. Richardson, also, speaks of the reappearance on the
    shores of New Zealand, Tasmania, etc., of northern forms of fish. Dr.
    Hooker informs me that twenty-five species of Algæ are common to New
    Zealand and to Europe, but have not been found in the intermediate
    tropical seas.

    It should be observed that the northern species and forms found in the
    southern parts of the southern hemisphere, and on the mountain-ranges
    of the intertropical regions, are not arctic, but belong to the
    northern temperate zones. As Mr. H. C. Watson has recently remarked,
    “In receding from polar towards equatorial latitudes, the Alpine or
    mountain floras really become less and less arctic.” Many of the forms
    living on the mountains of the warmer regions of the earth and in the
    southern hemisphere are of doubtful value, being ranked by some
    naturalists as specifically distinct, by others as varieties; but some
    are certainly identical, and many, though closely related to northern
    forms, must be ranked as distinct species.

    Now let us see what light can be thrown on the foregoing facts, on the
    belief, supported as it is by a large body of geological evidence, that
    the whole world, or a large part of it, was during the Glacial period
    simultaneously much
    colder than at present. The Glacial period, as measured by years, must
    have been very long; and when we remember over what vast spaces some
    naturalised plants and animals have spread within a few centuries, this
    period will have been ample for any amount of migration. As the cold
    came slowly on, all the tropical plants and other productions will have
    retreated from both sides towards the equator, followed in the rear by
    the temperate productions, and these by the arctic; but with the latter
    we are not now concerned. The tropical plants probably suffered much
    extinction; how much no one can say; perhaps formerly the tropics
    supported as many species as we see at the present day crowded together
    at the Cape of Good Hope, and in parts of temperate Australia. As we
    know that many tropical plants and animals can withstand a considerable
    amount of cold, many might have escaped extermination during a moderate
    fall of temperature, more especially by escaping into the warmest
    spots. But the great fact to bear in mind is, that all tropical
    productions will have suffered to a certain extent. On the other hand,
    the temperate productions, after migrating nearer to the equator,
    though they will have been placed under somewhat new conditions, will
    have suffered less. And it is certain that many temperate plants, if
    protected from the inroads of competitors, can withstand a much warmer
    climate than their own. Hence, it seems to me possible, bearing in mind
    that the tropical productions were in a suffering state and could not
    have presented a firm front against intruders, that a certain number of
    the more vigorous and dominant temperate forms might have penetrated
    the native ranks and have reached or even crossed the equator. The
    invasion would, of course, have been greatly favoured by high land, and
    perhaps
    by a dry climate; for Dr. Falconer informs me that it is the damp with
    the heat of the tropics which is so destructive to perennial plants
    from a temperate climate. On the other hand, the most humid and hottest
    districts will have afforded an asylum to the tropical natives. The
    mountain-ranges north-west of the Himalaya, and the long line of the
    Cordillera, seem to have afforded two great lines of invasion: and it
    is a striking fact, lately communicated to me by Dr. Hooker, that all
    the flowering plants, about forty-six in number, common to Tierra del
    Fuego and to Europe still exist in North America, which must have lain
    on the line of march. But I do not doubt that some temperate
    productions entered and crossed even the lowlands of the tropics at
    the period when the cold was most intense,—when arctic forms had
    migrated some twenty-five degrees of latitude from their native country
    and covered the land at the foot of the Pyrenees. At this period of
    extreme cold, I believe that the climate under the equator at the level
    of the sea was about the same with that now felt there at the height of
    six or seven thousand feet. During this the coldest period, I suppose
    that large spaces of the tropical lowlands were clothed with a mingled
    tropical and temperate vegetation, like that now growing with strange
    luxuriance at the base of the Himalaya, as graphically described by
    Hooker.

    Thus, as I believe,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plants, a few terrestrial
    animals, and some marine productions, migrated during the Glacial
    period from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temperate zones into the
    intertropical regions, and some even crossed the equator. As the warmth
    returned, these temperate forms would naturally ascend the higher
    mountains, being exterminated on the lowlands; those which had not
    reached the equator, would re-migrate northward or southward towards
    their former
    homes; but the forms, chiefly northern, which had crossed the equator,
    would travel still further from their homes into the more temperate
    latitudes of the opposite hemisphere. Although we have reason to
    believe from geological evidence that the whole body of arctic shells
    underwent scarcely any modification during their long southern
    migration and re-migration northward, the case may have been wholly
    different with those intruding forms which settled themselves on the
    intertropical mountains, and in the southern hemisphere. These being
    surrounded by strangers will have had to compete with many new forms of
    life; and it is probable that selected modifications in their
    structure, habits, and constitutions will have profited them. Thus many
    of these wanderers, though still plainly related by inheritance to
    their brethren of the northern or southern hemispheres, now exist in
    their new homes as well-marked varieties or as distinct species.

    It is a remarkable fact, strongly insisted on by Hooker in regard to
    America, and by Alph. de Candolle in regard to Australia, that many
    more identical plants and allied forms have apparently migrated from
    the north to the south, than in a reversed direction. We see, however,
    a few southern vegetable forms on the mountains of Borneo and
    Abyssinia. I suspect that this preponderant migration from north to
    south is due to the greater extent of land in the north, and to the
    northern forms having existed in their own homes in greater numbers,
    and having consequently been advanced through natural selection and
    competition to a higher stage of perfection or dominating power, than
    the southern forms. And thus, when they became commingled during the
    Glacial period, the northern forms were enabled to beat the less
    powerful southern forms. Just in the same manner as we see at the
    present day,
    that very many European productions cover the ground in La Plata, and
    in a lesser degree in Australia, and have to a certain extent beaten
    the natives; whereas extremely few southern forms have become
    naturalised in any part of Europe, though hides, wool, and other
    objects likely to carry seeds have been largely imported into Europe
    during the last two or three centuries from La Plata, and during the
    last thirty or forty years from Australia. Something of the same kind
    must have occurred on the intertropical mountains: no doubt before the
    Glacial period they were stocked with endemic Alpine forms; but these
    have almost everywhere largely yielded to the more dominant forms,
    generated in the larger areas and more efficient workshops of the
    north. In many islands the native productions are nearly equalled or
    even outnumbered by the naturalised; and if the natives have not been
    actually exterminated, their numbers have been greatly reduced, and
    this is the first stage towards extinction. A mountain is an island on
    the land; and the intertropical mountains before the Glacial period
    must have been completely isolated; and I believe that the productions
    of these islands on the land yielded to those produced within the
    larger areas of the north, just in the same way as the productions of
    real islands have everywhere lately yielded to continental forms,
    naturalised by man’s agency.

    I am far from supposing that all difficulties are removed on the view
    here given in regard to the range and affinities of the allied species
    which live in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temperate zones and on the
    mountains of the intertropical regions. Very many difficulties remain
    to be solved. I do not pretend to indicate the exact lines and means of
    migration, or the reason why certain species and not others have
    migrated;
    why certain species have been modified and have given rise to new
    groups of forms, and others have remained unaltered. We cannot hope to
    explain such facts, until we can say why one species and not another
    becomes naturalised by man’s agency in a foreign land; why one ranges
    twice or thrice as far, and is twice or thrice as common, as another
    species within their own homes.

    I have said that many difficulties remain to be solved: some of the
    most remarkable are stated with admirable clearness by Dr. Hooker in
    his botanical works on the antarctic regions. These cannot be here
    discussed. I will only say that as far as regards the occurrence of
    identical species at points so enormously remote as Kerguelen Land, New
    Zealand, and Fuegia, I believe that towards the close of the Glacial
    period, icebergs, as suggested by Lyell, have been largely concerned in
    their dispersal. But the existence of several quite distinct species,
    belonging to genera exclusively confined to the south, at these and
    other distant points of the southern hemisphere, is, on my theory of
    descent with modification, a far more remarkable case of difficulty.
    For some of these species are so distinct, that we cannot suppose that
    there has been time since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Glacial period for
    their migration, and for their subsequent modification to the necessary
    degree. The facts seem to me to indicate that peculiar and very
    distinct species have migrated in radiating lines from some common
    centre; and I am inclined to look in the southern, as in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to a former and warmer period, before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Glacial period, when the antarctic lands, now covered with ice,
    supported a highly peculiar and isolated flora. I suspect that before
    this flora was exterminated by the Glacial epoch, a few forms were
    widely dispersed to various points of the southern hemisphere by
    occasional means of transport, and by the aid, as halting-places, of
    existing and now sunken islands, and perhaps at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Glacial period, by icebergs. By these means, as I believe, the southern
    shores of America, Australia, New Zealand have become slightly tinted
    by the same peculiar forms of vegetable life.

    Sir C. Lyell in a striking passage has speculated, in language almost
    identical with mine, on the effects of great alternations of climate on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I believe that the world has recently felt
    one of his great cycles of change; and that on this view, combined with
    modification through natural selection, a multitude of facts in the
    present distribution both of the same and of allied forms of life can
    be explained. The living waters may be said to have flowed during one
    short period from the north and from the south, and to have crossed at
    the equator; but to have flowed with greater force from the north so as
    to have freely inundated the south. As the tide leaves its drift in
    horizontal lines, though rising higher on the shores where the tide
    rises highest, so have the living waters left their living drift on our
    mountain-summits, in a line gently rising from the arctic lowlands to a
    great height under the equator. The various beings thus left stranded
    may be compared with savage races of man, driven up and surviving in
    the mountain-fastnesses of almost every land, which serve as a record,
    full of interest to us, of the former inhabitants of the surrounding
    lowlands.

    CHAPTER XII.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continued.

    Distribution of fresh-water productions. On the inhabitants of oceanic
    islands. Absence of Batrachians and of terrestrial Mammals. On the
    relation of the inhabitants of islands to those of the nearest
    mainland. On colonisation from the nearest source with subsequent
    modification. Summary of the last and present chapters.

    As lakes and river-systems are separated from each other by barriers of
    land, it might have been thought that fresh-water productions would not
    have ranged widely within the same country, and as the sea is
    apparently a still more impassable barrier, that they never would have
    extended to distant countries. But the case is exactly the reverse. Not
    only have many fresh-water species, belonging to quite different
    classes, an enormous range, but allied species prevail in a remarkable
    manner throughout the world. I well remember, when first collecting in
    the fresh waters of Brazil, feeling much surprise at the similarity of
    the fresh-water insects, shells, etc., and at the dissimilarity of the
    surrounding terrestrial beings, compared with those of Britain.

    But this power in fresh-water productions of ranging widely, though so
    unexpected, can, I think, in most cases be explained by their having
    become fitted, in a manner highly useful to them, for short and
    frequent migrations from pond to pond, or from stream to stream; and
    liability to wide dispersal would follow from this capacity as an
    almost necessary consequence. We can here consider only a few cases. In
    regard to
    fish, I believe that the same species never occur in the fresh waters
    of distant continents. But on the same continent the species often
    range widely and almost capriciously; for two river-systems will have
    some fish in common and some different. A few facts seem to favour the
    possibility of their occasional transport by accidental means; like
    that of the live fish not rarely dropped by whirlwinds in India, and
    the vitality of their ova when removed from the water. But I am
    inclined to attribute the dispersal of fresh-water fish mainly to
    slight changes within the recent period in the level of the land,
    having caused rivers to flow into each other. Instances, also, could be
    given of this having occurred during floods, without any change of
    level. We have evidence in the loess of the Rhine of considerable
    changes of level in the land within a very recent geological period,
    and when the surface was peopled by existing land and fresh-water
    shells. The wide difference of the fish on opposite sides of continuous
    mountain-ranges, which from an early period must have parted
    river-systems and completely prevented their inosculation, seems to
    lead to this same conclusion. With respect to allied fresh-water fish
    occurring at very distant points of the world, no doubt there are many
    cases which cannot at present be explained: but some fresh-water fish
    belong to very ancient forms, and in such cases there will have been
    ample time for great geographical changes, and consequently time and
    means for much migration. In the second place, salt-water fish can with
    care be slowly accustomed to live in fresh water; and, according to
    Valenciennes, there is hardly a single group of fishes confined
    exclusively to fresh water, so that we may imagine that a marine member
    of a fresh-water group might travel far along the shores of the sea,
    and subsequently
    become modified and adapted to the fresh waters of a distant land.

    Some species of fresh-water shells have a very wide range, and allied
    species, which, on my theory, are descended from a common parent and
    must have proceeded from a single source, prevail throughout the world.
    Their distribution at first perplexed me much, as their ova are not
    likely to be transported by birds, and they are immediately killed by
    sea water, as are the adults. I could not even understand how some
    naturalised species have rapidly spread throughout the same country.
    But two facts, which I have observed—and no doubt many others remain to
    be observed—throw some light on this subject. When a duck suddenly
    emerges from a pond covered with duck-weed, I have twice seen these
    little plants adhering to its back; and it has happened to me, in
    removing a little duck-weed from one aquarium to another, that I have
    quite unintentionally stocked the one with fresh-water shells from the
    other. But another agency is perhaps more effectual: I suspended a
    duck’s feet, which might represent those of a bird sleeping in a
    natural pond, in an aquarium, where many ova of fresh-water shells were
    hatching; and I found that numbers of the extremely minute and just
    hatched shells crawled on the feet, and clung to them so firmly that
    when taken out of the water they could not be jarred off, though at a
    somewhat more advanced age they would voluntarily drop off. These just
    hatched molluscs, though aquatic in their nature, survived on the
    duck’s feet, in damp air, from twelve to twenty hours; and in this
    length of time a duck or heron might fly at least six or seven hundred
    miles, and would be sure to alight on a pool or rivulet, if blown
    across sea to an oceanic island or to any other distant point. Sir
    Charles Lyell also
    informs me that a Dyticus has been caught with an Ancylus (a
    fresh-water shell like a limpet) firmly adhering to it; and a
    water-beetle of the same family, a Colymbetes, once flew on board the
    ‘Beagle,’ when forty-five miles distant from the nearest land: how much
    farther it might have flown with a favouring gale no one can tell.

    With respect to plants, it has long been known what enormous ranges
    many fresh-water and even marsh-species have, both over continents and
    to the most remote oceanic islands. This is strikingly shown, as
    remarked by Alph. de Candolle, in large groups of terrestrial plants,
    which have only a very few aquatic members; for these latter seem
    immediately to acquire, as if in consequence, a very wide range. I
    think favourable means of dispersal explain this fact. I have before
    mentioned that earth occasionally, though rarely, adheres in some
    quantity to the feet and beaks of birds. Wading birds, which frequent
    the muddy edges of ponds, if suddenly flushed, would be the most likely
    to have muddy feet. Birds of this order I can show are the greatest
    wanderers, and are occasionally found on the most remote and barren
    islands in the open ocean; they would not be likely to alight on the
    surface of the sea, so that the dirt would not be washed off their
    feet; when making land, they would be sure to fly to their natural
    fresh-water haunts. I do not believe that botanists are aware how
    charged the mud of ponds is with seeds: I have tried several little
    experiments, but will here give only the most striking case: I took in
    February three table-spoonfuls of mud from three different points,
    beneath water, on the edge of a little pond; this mud when dry weighed
    only 6 3/4 ounces; I kept it covered up in my study for six months,
    pulling up and counting each plant as it grew; the plants were
    of many kinds, and were altogether 537 in number; and yet the viscid
    mud was all contained in a breakfast cup! Considering these facts, I
    think it would be an inexplicable circumstance if water-birds did not
    transport the seeds of fresh-water plants to vast distances, and if
    consequently the range of these plants was not very great. The same
    agency may have come into play with the eggs of some of the smaller
    fresh-water animals.

    Other and unknown agencies probably have also played a part. I have
    stated that fresh-water fish eat some kinds of seeds, though they
    reject many other kinds after having swallowed them; even small fish
    swallow seeds of moderate size, as of the yellow water-lily and
    Potamogeton. Herons and other birds, century after century, have gone
    on daily devouring fish; they then take flight and go to other waters,
    or are blown across the sea; and we have seen that seeds retain their
    power of germination, when rejected in pellets or in excrement, many
    hours afterwards. When I saw the great size of the seeds of that fine
    water-lily, the Nelumbium, and remembered Alph. de Candolle’s remarks
    on this plant, I thought that its distribution must remain quite
    inexplicable; but Audubon states that he found the seeds of the great
    southern water-lily (probably, according to Dr. Hooker, the Nelumbium
    luteum) in a heron’s stomach; although I do not know the fact, yet
    analogy makes me believe that a heron flying to another pond and
    getting a hearty meal of fish, would probably reject from its stomach a
    pellet containing the seeds of the Nelumbium undigested; or the seeds
    might be dropped by the bird whilst feeding its young, in the same way
    as fish are known sometimes to be dropped.

    In considering these several means of distribution,
    it should be remembered that when a pond or stream is first formed, for
    instance, on a rising islet, it will be unoccupied; and a single seed
    or egg will have a good chance of succeeding. Although there will
    always be a struggle for life between the individuals of the species,
    however few, already occupying any pond, yet as the number of kinds is
    small, compared with those on the land, the competition will probably
    be less severe between aquatic than between terrestrial species;
    consequently an intruder from the waters of a foreign country, would
    have a better chance of seizing on a place, than in the case of
    terrestrial colonists. We should, also, remember that some, perhaps
    many, fresh-water productions are low in the scale of nature, and that
    we have reason to believe that such low beings change or become
    modified less quickly than the high; and this will give longer time
    than the average for the migration of the same aquatic species. We
    should not forget the probability of many species having formerly
    ranged as continuously as fresh-water productions ever can range, over
    immense areas, and having subsequently become extinct in intermediate
    regions. But the wide distribution of fresh-water plants and of the
    lower animals, whether retaining the same identical form or in some
    degree modified, I believe mainly depends on the wide dispersal of
    their seeds and eggs by animals, more especially by fresh-water birds,
    which have large powers of flight, and naturally travel from one to
    another and often distant piece of water. Nature, like a careful
    gardener, thus takes her seeds from a bed of a particular nature, and
    drops them in another equally well fitted for them.

    On the Inhabitants of Oceanic Islands.—We now come to the last of the
    three classes of facts, which I
    have selected as presenting the greatest amount of difficulty, on the
    view that all the individuals both of the same and of allied species
    have descended from a single parent; and therefore have all proceeded
    from a common birthplace, notwithstanding that in the course of time
    they have come to inhabit distant points of the globe. I have already
    stated that I cannot honestly admit Forbes’s view on continental
    extensions, which, if legitimately followed out, would lead to the
    belief that within the recent period all existing islands have been
    nearly or quite joined to some continent. This view would remove many
    difficulties, but it would not, I think, explain all the facts in
    regard to insular productions. In the following remarks I shall not
    confine myself to the mere question of dispersal; but shall consider
    some other facts, which bear on the truth of the two theories of
    independent creation and of descent with modification.

    The species of all kinds which inhabit oceanic islands are few in
    number compared with those on equal continental areas: Alph. de
    Candolle admits this for plants, and Wollaston for insects. If we look
    to the large size and varied stations of New Zealand, extending over
    780 miles of latitude, and compare its flowering plants, only 750 in
    number, with those on an equal area at the Cape of Good Hope or in
    Australia, we must, I think, admit that something quite independently
    of any difference in physical conditions has caused so great a
    difference in number. Even the uniform county of Cambridge has 847
    plants, and the little island of Anglesea 764, but a few ferns and a
    few introduced plants are included in these numbers, and the comparison
    in some other respects is not quite fair. We have evidence that the
    barren island of Ascension aboriginally possessed under half-a-dozen
    flowering
    plants; yet many have become naturalised on it, as they have on New
    Zealand and on every other oceanic island which can be named. In St.
    Helena there is reason to believe that the naturalised plants and
    animals have nearly or quite exterminated many native productions. He
    who admits the doctrine of the creation of each separate species, will
    have to admit, that a sufficient number of the best adapted plants and
    animals have not been created on oceanic islands; for man has
    unintentionally stocked them from various sources far more fully and
    perfectly than has nature.

    Although in oceanic islands the number of kinds of inhabitants is
    scanty, the proportion of endemic species (i.e. those found nowhere
    else in the world) is often extremely large. If we compare, for
    instance, the number of the endemic land-shells in Madeira, or of the
    endemic birds in the Galapagos Archipelago, with the number found on
    any continent, and then compare the area of the islands with that of
    the continent, we shall see that this is true. This fact might have
    been expected on my theory, for, as already explained, species
    occasionally arriving after long intervals in a new and isolated
    district, and having to compete with new associates, will be eminently
    liable to modification, and will often produce groups of modified
    descendants. But it by no means follows, that, because in an island
    nearly all the species of one class are peculiar, those of another
    class, or of another section of the same class, are peculiar; and this
    difference seems to depend on the species which do not become modified
    having immigrated with facility and in a body, so that their mutual
    relations have not been much disturbed. Thus in the Galapagos Islands
    nearly every land-bird, but only two out of the eleven marine birds,
    are peculiar; and it is obvious that
    marine birds could arrive at these islands more easily than land-birds.
    Bermuda, on the other hand, which lies at about the same distance from
    North America as the Galapagos Islands do from South America, and which
    has a very peculiar soil, does not possess one endemic land bird; and
    we know from Mr. J. M. Jones’s admirable account of Bermuda, that very
    many North American birds, during their great annual migrations, visit
    either periodically or occasionally this island. Madeira does not
    possess one peculiar bird, and many European and African birds are
    almost every year blown there, as I am informed by Mr. E. V. Harcourt.
    So that these two islands of Bermuda and Madeira have been stocked by
    birds, which for long ages have struggled together in their former
    homes, and have become mutually adapted to each other; and when settled
    in their new homes, each kind will have been kept by the others to
    their proper places and habits, and will consequently have been little
    liable to modification. Madeira, again, is inhabited by a wonderful
    number of peculiar land-shells, whereas not one species of sea-shell is
    confined to its shores: now, though we do not know how seashells are
    dispersed, yet we can see that their eggs or larvæ, perhaps attached to
    seaweed or floating timber, or to the feet of wading-birds, might be
    transported far more easily than land-shells, across three or four
    hundred miles of open sea. The different orders of insects in Madeira
    apparently present analogous facts.

    Oceanic islands are sometimes deficient in certain classes, and their
    places are apparently occupied by the other inhabitants; in the
    Galapagos Islands reptiles, and in New Zealand gigantic wingless birds,
    take the place of mammals. In the plants of the Galapagos Islands, Dr.
    Hooker has shown that the proportional numbers of the different orders
    are very different from
    what they are elsewhere. Such cases are generally accounted for by the
    physical conditions of the islands; but this explanation seems to me
    not a little doubtful. Facility of immigration, I believe, has been at
    least as important as the nature of the conditions.

    Many remarkable little facts could be given with respect to the
    inhabitants of remote islands. For instance, in certain islands not
    tenanted by mammals, some of the endemic plants have beautifully hooked
    seeds; yet few relations are more striking than the adaptation of
    hooked seeds for transportal by the wool and fur of quadrupeds. This
    case presents no difficulty on my view, for a hooked seed might be
    transported to an island by some other means; and the plant then
    becoming slightly modified, but still retaining its hooked seeds, would
    form an endemic species, having as useless an appendage as any
    rudimentary organ,—for instance, as the shrivelled wings under the
    soldered elytra of many insular beetles. Again, islands often possess
    trees or bushes belonging to orders which elsewhere include only
    herbaceous species; now trees, as Alph. de Candolle has shown,
    generally have, whatever the cause may be, confined ranges. Hence trees
    would be little likely to reach distant oceanic islands; and an
    herbaceous plant, though it would have no chance of successfully
    competing in stature with a fully developed tree, when established on
    an island and having to compete with herbaceous plants alone, might
    readily gain an advantage by growing taller and taller and overtopping
    the other plants. If so, natural selection would often tend to add to
    the stature of herbaceous plants when growing on an island, to whatever
    order they belonged, and thus convert them first into bushes and
    ultimately into trees.

    With respect to the absence of whole orders on
    oceanic islands, Bory St. Vincent long ago remarked that Batrachians
    (frogs, toads, newts) have never been found on any of the many islands
    with which the great oceans are studded. I have taken pains to verify
    this assertion, and I have found it strictly true. I have, however,
    been assured that a frog exists on the mountains of the great island of
    New Zealand; but I suspect that this exception (if the information be
    correct) may be explained through glacial agency. This general absence
    of frogs, toads, and newts on so many oceanic islands cannot be
    accounted for by their physical conditions; indeed it seems that
    islands are peculiarly well fitted for these animals; for frogs have
    been introduced into Madeira, the Azores, and Mauritius, and have
    multiplied so as to become a nuisance. But as these animals and their
    spawn are known to be immediately killed by sea-water, on my view we
    can see that there would be great difficulty in their transportal
    across the sea, and therefore why they do not exist on any oceanic
    island. But why, on the theory of creation, they should not have been
    created there, it would be very difficult to explain.

    Mammals offer another and similar case. I have carefully searched the
    oldest voyages, but have not finished my search; as yet I have not
    found a single instance, free from doubt, of a terrestrial mammal
    (excluding domesticated animals kept by the natives) inhabiting an
    island situated above 300 miles from a continent or great continental
    island; and many islands situated at a much less distance are equally
    barren. The Falkland Islands, which are inhabited by a wolf-like fox,
    come nearest to an exception; but this group cannot be considered as
    oceanic, as it lies on a bank connected with the mainland; moreover,
    icebergs formerly brought boulders to its western shores, and they may
    have formerly transported foxes, as so frequently now happens in the
    arctic regions. Yet it cannot be said that small islands will not
    support small mammals, for they occur in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on
    very small islands, if close to a continent; and hardly an island can
    be named on which our smaller quadrupeds have not become naturalised
    and greatly multiplied. It cannot be said, on the ordinary view of
    creation, that there has not been time for the creation of mammals;
    many volcanic islands are sufficiently ancient, as shown by the
    stupendous degradation which they have suffered and by their tertiary
    strata: there has also been time for the production of endemic species
    belonging to other classes; and on continents it is thought that
    mammals appear and disappear at a quicker rate than other and lower
    animals. Though terrestrial mammals do not occur on oceanic islands,
    ærial mammals do occur on almost every island. New Zealand possesses
    two bats found nowhere else in the world: Norfolk Island, the Viti
    Archipelago, the Bonin Islands, the Caroline and Marianne
    Archipelagoes, and Mauritius, all possess their peculiar bats. Why, it
    may be asked, has the supposed creative force produced bats and no
    other mammals on remote islands? On my view this question can easily be
    answered; for no terrestrial mammal can be transported across a wide
    space of sea, but bats can fly across. Bats have been seen wandering by
    day far over the Atlantic Ocean; and two North American species either
    regularly or occasionally visit Bermuda, at the distance of 600 miles
    from the mainland. I hear from Mr. Tomes, who has specially studied
    this family, that many of the same species have enormous ranges, and
    are found on continents and on far distant islands. Hence we have only
    to suppose that such wandering species have been modified
    through natural selection in their new homes in relation to their new
    position, and we can understand the presence of endemic bats on
    islands, with the absence of all terrestrial mammals.

    Besides the absence of terrestrial mammals in relation to the
    remoteness of islands from continents, there is also a relation, to a
    certain extent independent of distance, between the depth of the sea
    separating an island from the neighbouring mainland, and the presence
    in both of the same mammiferous species or of allied species in a more
    or less modified condition. Mr. Windsor Earl has made some striking
    observations on this head in regard to the great Malay Archipelago,
    which is traversed near Celebes by a space of deep ocean; and this
    space separates two widely distinct mammalian faunas. On either side
    the islands are situated on moderately deep submarine banks, and they
    are inhabited by closely allied or identical quadrupeds. No doubt some
    few anomalies occur in this great archipelago, and there is much
    difficulty in forming a judgment in some cases owing to the probable
    naturalisation of certain mammals through man’s agency; but we shall
    soon have much light thrown on the natural history of this archipelago
    by the admirable zeal and researches of Mr. Wallace. I have not as yet
    had time to follow up this subject in all other quarters of the world;
    but as far as I have gone, the relation generally holds good. We see
    Britain separated by a shallow channel from Europe, and the mammals are
    the same on both sides; we meet with analogous facts on many islands
    separated by similar channels from Australia. The West Indian Islands
    stand on a deeply submerged bank, nearly 1000 fathoms in depth, and
    here we find American forms, but the species and even the genera are
    distinct. As the amount of modification in all cases depends to
    a certain degree on the lapse of time, and as during changes of level
    it is obvious that islands separated by shallow channels are more
    likely to have been continuously united within a recent period to the
    mainland than islands separated by deeper channels, we can understand
    the frequent relation between the depth of the sea and the degree of
    affinity of the mammalian inhabitants of islands with those of a
    neighbouring continent,—an inexplicable relation on the view of
    independent acts of creation.

    All the foregoing remarks on the inhabitants of oceanic
    islands,—namely, the scarcity of kinds—the richness in endemic forms in
    particular classes or sections of classes,—the absence of whole groups,
    as of batrachians, and of terrestrial mammals notwithstanding the
    presence of ærial bats,—the singular proportions of certain orders of
    plants,—herbaceous forms having been developed into trees, etc.,—seem
    to me to accord better with the view of occasional means of transport
    having been largely efficient in the long course of time, than with the
    view of all our oceanic islands having been formerly connected by
    continuous land with the nearest continent; for on this latter view the
    migration would probably have been more complete; and if modification
    be admitted, all the forms of life would have been more equally
    modifi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aramount importance of the relation
    of organism to organism.

    I do not deny that there are many and grave difficulties in
    understanding how several of the inhabitants of the more remote
    islands, whether still retaining the same specific form or modified
    since their arrival, could have reached their present homes. But the
    probability of many islands having existed as halting-places, of which
    not a wreck now remains, must not be overlooked.
    I will here give a single instance of one of the cases of difficulty.
    Almost all oceanic islands, even the most isolated and smallest, are
    inhabited by land-shells, generally by endemic species, but sometimes
    by species found elsewhere. Dr. Aug. A. Gould has given several
    interesting cases in regard to the land-shells of the islands of the
    Pacific. Now it is notorious that land-shells are very easily killed by
    salt; their eggs, at least such as I have tried, sink in sea-water and
    are killed by it. Yet there must be, on my view, some unknown, but
    highly efficient means for their transportal. Would the just-hatched
    young occasionally crawl on and adhere to the feet of birds roosting on
    the ground, and thus get transported? It occurred to me that
    land-shells, when hybernating and having a membranous diaphragm over
    the mouth of the shell, might be floated in chinks of drifted timber
    across moderately wide arms of the sea. And I found that several
    species did in this state withstand uninjured an immersion in sea-water
    during seven days: one of these shells was the Helix pomatia, and after
    it had again hybernated I put it in sea-water for twenty days, and it
    perfectly recovered. As this species has a thick calcareous operculum,
    I removed it, and when it had formed a new membranous one, I immersed
    it for fourteen days in sea-water, and it recovered and crawled away:
    but more experiments are wanted on this head.

    The most striking and important fact for us in regard to the
    inhabitants of islands, is their affinity to those of the nearest
    mainland, without being actually the same species. Numerous instances
    could be given of this fact. I will give only one, that of the
    Galapagos Archipelago, situated under the equator, between 500 and 600
    miles from the shores of South America. Here
    almost every product of the land and water bears the unmistakeable
    stamp of the American continent. There are twenty-six land birds, and
    twenty-five of these are ranked by Mr. Gould as distinct species,
    supposed to have been created here; yet the close affinity of most of
    these birds to American species in every character, in their habits,
    gestures, and tones of voice, was manifest. So it is with the other
    animals, and with nearly all the plants, as shown by Dr. Hooker in his
    admirable memoir on the Flora of this archipelago. The naturalist,
    looking at the inhabitants of these volcanic islands in the Pacific,
    distant several hundred miles from the continent, yet feels that he is
    standing on American land. Why should this be so? why should the
    species which are supposed to have been created in the Galapagos
    Archipelago, and nowhere else, bear so plain a stamp of affinity to
    those created in America? There is nothing in the conditions of life,
    in the geological nature of the islands, in their height or climate, or
    in the proportions in which the several classes are associated
    together, which resembles closely the conditions of the South American
    coast: in fact there is a considerable dissimilarity in all these
    respects.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is a considerable degree of
    resemblance in the volcanic nature of the soil, in climate, height, and
    size of the islands, between the Galapagos and Cape de Verde
    Archipelagos: but what an entire and absolute difference in their
    inhabitants! The inhabitants of the Cape de Verde Islands are related
    to those of Africa, like those of the Galapagos to America. I believe
    this grand fact can receive no sort of explanation on the ordinary view
    of independent creation; whereas on the view here maintained, it is
    obvious that the Galapagos Islands would be likely to receive
    colonists, whether by occasional means of transport or
    by formerly continuous land, from America; and the Cape de Verde
    Islands from Africa; and that such colonists would be liable to
    modification;—the principle of inheritance still betraying their
    original birthplace.

    Many analogous facts could be given: indeed it is an almost universal
    rule that the endemic productions of islands are related to those of
    the nearest continent, or of other near islands. The exceptions are
    few, and most of them can be explained. Thus the plants of Kerguelen
    Land, though standing nearer to Africa than to America, are related,
    and that very closely, as we know from Dr. Hooker’s account, to those
    of America: but on the view that this island has been mainly stocked by
    seeds brought with earth and stones on icebergs, drifted by the
    prevailing currents, this anomaly disappears. New Zealand in its
    endemic plants is much more closely related to Australia, the nearest
    mainland, than to any other region: and this is what might have been
    expected; but it is also plainly related to South America, which,
    although the next nearest continent, is so enormously remote, that the
    fact becomes an anomaly. But this difficulty almost disappears on the
    view that both New Zealand, South America, and other southern lands
    were long ago partially stocked from a nearly intermediate though
    distant point, namely from the antarctic islands, when they were
    clothed with vegetation, before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Glacial period.
    The affinity, which, though feeble, I am assured by Dr. Hooker is real,
    between the flora of the south-western corner of Australia and of the
    Cape of Good Hope, is a far more remarkable case, and is at present
    inexplicable: but this affinity is confined to the plants, and will, I
    do not doubt, be some day explained.

    The law which causes the inhabitants of an archipelago,
    though specifically distinct, to be closely allied to those of the
    nearest continent, we sometimes see displayed on a small scale, yet in
    a most interesting manner, within the limits of the same archipelago.
    Thus the several islands of the Galapagos Archipelago are tenanted, as
    I have elsewhere shown, in a quite marvellous manner, by very closely
    related species; so that the inhabitants of each separate island,
    though mostly distinct, are related in an incomparably closer degree to
    each other than to the inhabitants of any other part of the world. And
    this is just what might have been expected on my view, for the islands
    are situated so near each other that they would almost certainly
    receive immigrants from the same original source, or from each other.
    But this dissimilarity between the endemic inhabitants of the islands
    may be used as an argument against my views; for it may be asked, how
    has it happened in the several islands situated within sight of each
    other, having the same geological nature, the same height, climate,
    etc., that many of the immigrants should have been differently
    modified, though only in a small degree. This long appeared to me a
    great difficulty: but it arises in chief part from the deeply-seated
    error of considering the physical conditions of a country as the most
    important for its inhabitants; whereas it cannot, I think, be disputed
    that the nature of the other inhabitants, with which each has to
    compete, is at least as important, and generally a far more important
    element of success. Now if we look to those inhabitants of the
    Galapagos Archipelago which are found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laying on one side for the moment the endemic species, which cannot be
    here fairly included, as we are considering how they have come to be
    modified since their arrival), we find a considerable amount
    of difference in the several islands. This difference might indeed have
    been expected on the view of the islands having been stocked by
    occasional means of transport—a seed, for instance, of one plant having
    been brought to one island, and that of another plant to another
    island. Hence when in former times an immigrant settled on any one or
    more of the islands, or when it subsequently spread from one island to
    another, it would undoubtedly be exposed to different conditions of
    life in the different islands, for it would have to compete with
    different sets of organisms: a plant, for instance, would find the
    best-fitted ground more perfectly occupied by distinct plants in one
    island than in another, and it would be exposed to the attacks of
    somewhat different enemies. If then it varied, natural selection would
    probably favour different varieties in the different islands. Some
    species, however, might spread and yet retain the same character
    throughout the group, just as we see on continents some species
    spreading widely and remaining the same.

    The really surprising fact in this case of the Galapagos Archipelago,
    and in a lesser degree in some analogous instances, is that the new
    species formed in the separate islands have not quickly spread to the
    other islands. But the islands, though in sight of each other, are
    separated by deep arms of the sea, in most cases wider than the British
    Channel, and there is no reason to suppose that they have at any former
    period been continuously united. The currents of the sea are rapid and
    sweep across the archipelago, and gales of wind are extraordinarily
    rare; so that the islands are far more effectually separated from each
    other than they appear to be on a map. Nevertheless a good many
    species, both those found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and those
    confined to the archipelago, are common to
    the several islands, and we may infer from certain facts that these
    have probably spread from some one island to the others. But we often
    take, I think, an erroneous view of the probability of closely allied
    species invading each other’s territory, when put into free
    intercommunication. Undoubtedly if one species has any advantage
    whatever over another, it will in a very brief time wholly or in part
    supplant it; but if both are equally well fitted for their own places
    in nature, both probably will hold their own places and keep separate
    for almost any length of time. Being familiar with the fact that many
    species, naturalised through man’s agency, have spread with astonishing
    rapidity over new countries, we are apt to infer that most species
    would thus spread; but we should remember that the forms which become
    naturalised in new countries are not generally closely allied to the
    aboriginal inhabitants, but are very distinct species, belonging in a
    large proportion of cases, as shown by Alph. de Candolle, to distinct
    genera. In the Galapagos Archipelago, many even of the birds, though so
    well adapted for flying from island to island, are distinct on each;
    thus there are three closely-allied species of mocking-thrush, each
    confined to its own island. Now let us suppose the mocking-thrush of
    Chatham Island to be blown to Charles Island, which has its own
    mocking-thrush: why should it succeed in establishing itself there? We
    may safely infer that Charles Island is well stocked with its own
    species, for annually more eggs are laid there than can possibly be
    reared; and we may infer that the mocking-thrush peculiar to Charles
    Island is at least as well fitted for its home as is the species
    peculiar to Chatham Island. Sir C. Lyell and Mr. Wollaston have
    communicated to me a remarkable fact bearing on this subject; namely,
    that Madeira and the adjoining islet of
    Porto Santo possess many distinct but representative land-shells, some
    of which live in crevices of stone; and although large quantities of
    stone are annually transported from Porto Santo to Madeira, yet this
    latter island has not become colonised by the Porto Santo species:
    nevertheless both islands have been colonised by some European
    land-shells, which no doubt had some advantage over the indigenous
    species. From these considerations I think we need not greatly marvel
    at the endemic and representative species, which inhabit the several
    islands of the Galapagos Archipelago, not having universally spread
    from island to island. In many other instances, as in the several
    districts of the same continent, pre-occupation has probably played an
    important part in checking the commingling of species under the same
    conditions of life. Thus, the south-east and south-west corners of
    Australia have nearly the same physical conditions, and are united by
    continuous land, yet they are inhabited by a vast number of distinct
    mammals, birds, and plants.

    The principle which determines the general character of the fauna and
    flora of oceanic islands, namely, that the inhabitants, when not
    identically the same, yet are plainly related to the inhabitants of
    that region whence colonists could most readily have been derived,—the
    colonists having been subsequently modified and better fitted to their
    new homes,—is of the widest application throughout nature. We see this
    on every mountain, in every lake and marsh. For Alpine species,
    excepting in so far as the same forms, chiefly of plants, have spread
    widely throughout the world during the recent Glacial epoch, are
    related to those of the surrounding lowlands;—thus we have in South
    America, Alpine humming-birds, Alpine rodents, Alpine plants, etc., all
    of strictly American forms, and it is obvious
    that a mountain, as it became slowly upheaved, would naturally be
    colonised from the surrounding lowlands. So it is with the inhabitants
    of lakes and marshes, excepting in so far as great facility of
    transport has given the same general forms to the whole world. We see
    this same principle in the blind animals inhabiting the caves of
    America and of Europe. Other analogous facts could be given. And it
    will, I believe, be universally found to be true, that wherever in two
    regions, let them be ever so distant, many closely allied or
    representative species occur, there will likewise be found some
    identical species, showing, in accordance with the foregoing view, that
    at some former period there has been intercommunication or migration
    between the two regions. And wherever many closely-allied species
    occur, there will be found many forms which some naturalists rank as
    distinct species, and some as varieties; these doubtful forms showing
    us the steps in the process of modification.

    This relation between the power and extent of migration of a species,
    either at the present time or at some former period under different
    physical conditions, and the existence at remote points of the world of
    other species allied to it, is shown in another and more general way.
    Mr. Gould remarked to me long ago, that in those genera of birds which
    range over the world, many of the species have very wide ranges. I can
    hardly doubt that this rule is generally true, though it would be
    difficult to prove it. Amongst mammals, we see it strikingly displayed
    in Bats, and in a lesser degree in the Felidæ and Canidæ. We see it, if
    we compare the distribution of butterflies and beetles. So it is with
    most fresh-water productions, in which so many genera range over the
    world, and many individual species have enormous ranges. It is not
    meant that in world-ranging
    genera all the species have a wide range, or even that they have on an
    average a wide range; but only that some of the species range very
    widely; for the facility with which widely-ranging species vary and
    give rise to new forms will largely determine their average range. For
    instance, two varieties of the same species inhabit America and Europe,
    and the species thus has an immense range; but, if the variation had
    been a little greater, the two varieties would have been ranked as
    distinct species, and the common range would have been greatly reduced.
    Still less is it meant, that a species which apparently has the
    capacity of crossing barriers and ranging widely, as in the case of
    certain powerfully-winged birds, will necessarily range widely; for we
    should never forget that to range widely implies not only the power of
    crossing barriers, but the more important power of being victorious in
    distant lands in the struggle for life with foreign associates. But on
    the view of all the species of a genus having descended from a single
    parent, though now distributed to the most remote points of the world,
    we ought to find, and I believe as a general rule we do find, that some
    at least of the species range very widely; for it is necessary that the
    unmodified parent should range widely, undergoing modification during
    its diffusion, and should place itself under diverse conditions
    favourable for the conversion of its offspring, firstly into new
    varieties and ultimately into new species.

    In considering the wide distribution of certain genera, we should bear
    in mind that some are extremely ancient, and must have branched off
    from a common parent at a remote epoch; so that in such cases there
    will have been ample time for great climatal and geographical changes
    and for accidents of transport; and consequently for the migration of
    some of the species into all
    quarters of the world, where they may have become slightly modified in
    relation to their new conditions. There is, also, some reason to
    believe from geological evidence that organisms low in the scale within
    each great class, generally change at a slower rate than the higher
    forms; and consequently the lower forms will have had a better chance
    of ranging widely and of still retaining the same specific character.
    This fact, together with the seeds and eggs of many low forms being
    very minute and better fitted for distant transportation, probably
    accounts for a law which has long been observed, and which has lately
    been admirably discussed by Alph. de Candolle in regard to plants,
    namely, that the lower any group of organisms is, the more widely it is
    apt to range.

    The relations just discussed,—namely, low and slowly-changing organisms
    ranging more widely than the high,—some of the species of
    widely-ranging genera themselves ranging widely,—such facts, as alpine,
    lacustrine, and marsh productions being related (with the exceptions
    before specified) to those on the surrounding low lands and dry lands,
    though these stations are so different—the very close relation of the
    distinct species which inhabit the islets of the same archipelago,—and
    especially the striking relation of the inhabitants of each whole
    archipelago or island to those of the nearest mainland,—are, I think,
    utterly inexplicable on the ordinary view of the independent creation
    of each species, but are explicable on the view of colonisation from
    the nearest and readiest source, together with the subsequent
    modification and better adaptation of the colonists to their new homes.

    Summary of last and present Chapters.—In these chapters I have
    endeavoured to show, that if we make due allowance for our ignorance of
    the full effects of all
    the changes of climate and of the level of the land, which have
    certainly occurred within the recent period, and of other similar
    changes which may have occurred within the same period; if we remember
    how profoundly ignorant we are with respect to the many and curious
    means of occasional transport,—a subject which has hardly ever been
    properly experimentised on; if we bear in mind how often a species may
    have ranged continuously over a wide area, and then have become extinct
    in the intermediate tracts, I think the difficulties in believing that
    all the individuals of the same species, wherever located, have
    descended from the same parents, are not insuperable. And we are led to
    this conclusion, which has been arrived at by many naturalists under
    the designation of single centres of creation, by some general
    considerations, more especially from the importance of barriers and
    from the analogical distribution of sub-genera, genera, and families.

    With respect to the distinct species of the same genus, which on my
    theory must have spread from one parent-source; if we make the same
    allowances as before for our ignorance, and remember that some forms of
    life change most slowly, enormous periods of time being thus granted
    for their migration, I do not think that the difficulties are
    insuperable; though they often are in this case, and in that of the
    individuals of the same species, extremely grave.

    As exemplifying the effects of climatal changes on distribution, I have
    attempted to show how important has been the influence of the modern
    Glacial period, which I am fully convinced simultaneously affected the
    whole world, or at least great meridional belts. As showing how
    diversified are the means of occasional transport, I have discussed at
    some little length the means of dispersal of fresh-water productions.

    If the difficulties be not insuperable in admitting that in the long
    course of time the individuals of the same species, and likewise of
    allied species, have proceeded from some one source; then I think all
    the grand leading facts of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are explicable on
    the theory of migration (generally of the more dominant forms of life),
    together with subsequent modification and the multiplication of new
    forms. We can thus understand the high importance of barriers, whether
    of land or water, which separate our several zoological and botanical
    provinces. We can thus understand the localisation of sub-genera,
    genera, and families; and how it is that under different latitudes, for
    instance in South America, the inhabitants of the plains and mountains,
    of the forests, marshes, and deserts, are in so mysterious a manner
    linked together by affinity, and are likewise linked to the extinct
    beings which formerly inhabited the same continent. Bearing in mind
    that the mutual relations of organism to organism are of the highest
    importance, we can see why two areas having nearly the same physical
    conditions should often be inhabited by very different forms of life;
    for according to the length of time which has elapsed since new
    inhabitants entered one region; according to the nature of the
    communication which allowed certain forms and not others to enter,
    either in greater or lesser numbers; according or not, as those which
    entered happened to come in more or less direct competition with each
    other and with the aborigines; and according as the immigrants were
    capable of varying more or less rapidly, there would ensue in different
    regions, independently of their physical conditions, infinitely
    diversified conditions of life,—there would be an almost endless amount
    of organic action and reaction,—and we should find, as we do find, some
    groups of beings greatly, and some only slightly modified,—some
    developed
    in great force, some existing in scanty numbers—in the different great
    geographical provinces of the world.

    On these same principles, we can understand, as I have endeavoured to
    show, why oceanic islands should have few inhabitants, but of these a
    great number should be endemic or peculiar; and why, in relation to the
    means of migration, one group of beings, even within the same class,
    should have all its species endemic, and another group should have all
    its species common to other quarters of the world. We can see why whole
    groups of organisms, as batrachians and terrestrial mammals, should be
    absent from oceanic islands, whilst the most isolated islands possess
    their own peculiar species of ærial mammals or bats. We can see why
    there should be some relation between the presence of mammals, in a
    more or less modified condition, and the depth of the sea between an
    island and the mainland. We can clearly see why all the inhabitants of
    an archipelago, though specifically distinct on the several islets,
    should be closely related to each other, and likewise be related, but
    less closely, to those of the nearest continent or other source whence
    immigrants were probably derived. We can see why in two areas, however
    distant from each other, there should be a correlation, in the presence
    of identical species, of varieties, of doubtful species, and of
    distinct but representative species.

    As the late Edward Forbes often insisted, there is a striking
    parallelism in the laws of life throughout time and space: the laws
    governing the succession of forms in past times being nearly the same
    with those governing at the present time the differences in different
    areas. We see this in many facts. The endurance of each species and
    group of species is continuous in time; for the exceptions to the rule
    are so few, that they may
    fairly be attributed to our not having as yet discovered in an
    intermediate deposit the forms which are therein absent, but which
    occur above and below: so in space, it certainly is the general rule
    that the area inhabited by a single species, or by a group of species,
    is continuous; and the exceptions, which are not rare, may, as I have
    attempted to show, be accounted for by migration at some former period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or by occasional means of transport, and by
    the species having become extinct in the intermediate tracts. Both in
    time and space, species and groups of species have their points of
    maximum development. Groups of species, belonging either to a certain
    period of time, or to a certain area, are often characterised by
    trifling characters in common, as of sculpture or colour. In looking to
    the long succession of ages, as in now looking to distant provinces
    throughout the world, we find that some organisms differ little, whilst
    others belonging to a different class, or to a different order, or even
    only to a different family of the same order, differ greatly. In both
    time and space the lower members of each class generally change less
    than the higher; but there are in both cases marked exceptions to the
    rule. On my theory these several relations throughout time and space
    are intelligible; for whether we look to the forms of life which have
    changed during successive ages within the same quarter of the world, or
    to those which have changed after having migrated into distant
    quarters, in both cases the forms within each class have been connected
    by the same bond of ordinary generation; and the more nearly any two
    forms are related in blood, the nearer they will generally stand to
    each other in time and space; in both cases the laws of variation have
    been the same, and modifications have been accumulated by the same
    power of natural selection.

    CHAPTER XIII.
    MUTUAL AFFINITIES OF ORGANIC BEINGS: MORPHOLOGY: EMBRYOLOGY:
    RUDIMENTARY ORGANS.

    CLASSIFICATION, groups subordinate to groups. Natural system. Rules and
    difficulties in classification, explained on the theory of descent with
    modification. Classification of varieties. Descent always used in
    classification. Analogical or adaptive characters. Affinities, general,
    complex and radiating. Extinction separates and defines groups.
    MORPHOLOGY, between members of the same class, between parts of the
    same individual. EMBRYOLOGY, laws of, explained by variations not
    supervening at an early age, and being inherited at a corresponding
    age. RUDIMENTARY ORGANS; their origin explained. Summary.

    From the first dawn of life, all organic beings are found to resemble
    each other in descending degrees, so that they can be classed in groups
    under groups. This classification is evidently not arbitrary like the
    grouping of the stars in constellations. The existence of groups would
    have been of simple signification, if one group had been exclusively
    fitted to inhabit the land, and another the water; one to feed on
    flesh, another on vegetable matter, and so on; but the case is widely
    different in nature; for it is notorious how commonly members of even
    the same subgroup have different habits. In our second and fourth
    chapters, on Variation and on Natural Selection, I have attempted to
    show that it is the widely ranging, the much diffused and common, that
    is the dominant species belonging to the larger genera, which vary
    most. The varieties, or incipient species, thus produced ultimately
    become converted, as I believe, into new and distinct species; and
    these, on the principle of inheritance, tend to produce other new and
    dominant
    species. Consequently the groups which are now large, and which
    generally include many dominant species, tend to go on increasing
    indefinitely in size. I further attempted to show that from the varying
    descendants of each species trying to occupy as many and as different
    places as possible in the economy of nature, there is a constant
    tendency in their characters to diverge. This conclusion was supported
    by looking at the great diversity of the forms of life which, in any
    small area, come into the closest competition, and by looking to
    certain facts in naturalisation.

    I attempted also to show that there is a constant tendency in the forms
    which are increasing in number and diverging in character, to supplant
    and exterminate the less divergent, the less improved, and preceding
    forms. I request the reader to turn to the diagram illustrating the
    action, as formerly explained, of these several principles; and he will
    see that the inevitable result is that the modified descendants
    proceeding from one progenitor become broken up into groups subordinate
    to groups. In the diagram each letter on the uppermost line may
    represent a genus including several species; and all the genera on this
    line form together one class, for all have descended from one ancient
    but unseen parent, and, consequently, have inherited something in
    common. But the three genera on the left hand have, on this same
    principle, much in common, and form a sub-family, distinct from that
    including the next two genera on the right hand, which diverged from a
    common parent at the fifth stage of descent. These five genera have
    also much, though less, in common; and they form a family distinct from
    that including the three genera still further to the right hand, which
    diverged at a still earlier period. And all these genera, descended
    from (A), form an order distinct from the
    genera descended from (I). So that we here have many species descended
    from a single progenitor grouped into genera; and the genera are
    included in, or subordinate to, sub-families, families, and orders, all
    united into one class. Thus, the grand fact in natural history of the
    subordination of group under group, which, from its familiarity, does
    not always sufficiently strike us, is in my judgment fully explained.

    Naturalists try to arrange the species, genera, and families in each
    class, on what is called the Natural System. But what is meant by this
    system? Some authors look at it merely as a scheme for arranging
    together those living objects which are most alike, and for separating
    those which are most unlike; or as an artificial means for enunciating,
    as briefly as possible, general propositions,—that is, by one sentence
    to give the characters common, for instance, to all mammals, by another
    those common to all carnivora, by another those common to the
    dog-genus, and then by adding a single sentence, a full description is
    given of each kind of dog. The ingenuity and utility of this system are
    indisputable. But many naturalists think that something more is meant
    by the Natural System; they believe that it reveals the plan of the
    Creator; but unless it be specified whether order in time or space, or
    what else is meant by the plan of the Creator, it seems to me that
    nothing is thus added to our knowledge. Such expressions as that famous
    one of Linnæus, and which we often meet with in a more or less
    concealed form, that the characters do not make the genus, but that the
    genus gives the characters, seem to imply that something more is
    included in our classification, than mere resemblance. I believe that
    something more is included; and that propinquity of descent,—the only
    known cause of the similarity of organic beings,—is the bond, hidden as
    it is by various degrees of modification,
    which is partially revealed to us by our classifications.

    Let us now consider the rules followed in classification, and the
    difficulties which are encountered on the view that classification
    either gives some unknown plan of creation, or is simply a scheme for
    enunciating general propositions and of placing together the forms most
    like each other. It might have been thought (and was in ancient times
    thought) that those parts of the structure which determined the habits
    of life, and the general place of each being in the economy of nature,
    would be of very high importance in classification. Nothing can be more
    false. No one regards the external similarity of a mouse to a shrew, of
    a dugong to a whale, of a whale to a fish, as of any importance. These
    resemblances, though so intimately connected with the whole life of the
    being, are ranked as merely “adaptive or analogical characters;” but to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se resemblances we shall have to recur. It may
    even be given as a general rule, that the less any part of the
    organisation is concerned with special habits, the more important it
    becomes for classification. As an instance: Owen, in speaking of the
    dugong, says, “The generative organs being those which are most
    remotely related to the habits and food of an animal, I have always
    regarded as affording very clear indications of its true affinities. We
    are least likely in the modifications of these organs to mistake a
    merely adaptive for an essential character.” So with plants, how
    remarkable it is that the organs of vegetation, on which their whole
    life depends, are of little signification, excepting in the first main
    divisions; whereas the organs of reproduction, with their product the
    seed, are of paramount importance!

    We must not, therefore, in classifying, trust to resemblances in parts
    of the organisation, however important
    they may be for the welfare of the being in relation to the outer
    world. Perhaps from this cause it has partly arisen, that almost all
    naturalists lay the greatest stress on resemblances in organs of high
    vital or physiological importance. No doubt this view of the
    classificatory importance of organs which are important is generally,
    but by no means always, true. But their importance for classification,
    I believe, depends on their greater constancy throughout large groups
    of species; and this constancy depends on such organs having generally
    been subjected to less change in the adaptation of the species to their
    conditions of life. That the mere physiological importance of an organ
    does not determine its classificatory value, is almost shown by the one
    fact, that in allied groups, in which the same organ, as we have every
    reason to suppose, has nearly the same physiological value, its
    classificatory value is widely different. No naturalist can have worked
    at any group without being struck with this fact; and it has been most
    fully acknowledged in the writings of almost every author. It will
    suffice to quote the highest authority, Robert Brown, who in speaking
    of certain organs in the Proteaceæ, says their generic importance,
    “like that of all their parts, not only in this but, as I apprehend, in
    every natural family, is very unequal, and in some cases seems to be
    entirely lost.” Again in another work he says, the genera of the
    Connaraceæ “differ in having one or more ovaria, in the existence or
    absence of albumen, in the imbricate or valvular æstivation. Any one of
    these characters singly is frequently of more than generic importance,
    though here even when all taken together they appear insufficient to
    separate Cnestis from Connarus.” To give an example amongst insects, in
    one great division of the Hymenoptera, the antennæ, as Westwood has
    remarked, are most constant in structure;
    in another division they differ much, and the differences are of quite
    subordinate value in classification; yet no one probably will say that
    the antennæ in these two divisions of the same order are of unequal
    physiological importance. Any number of instances could be given of the
    varying importance for classification of the same important organ
    within the same group of beings.

    Again, no one will say that rudimentary or atrophied organs are of high
    physiological or vital importance; yet, undoubtedly, organs in this
    condition are often of high value in classification. No one will
    dispute that the rudimentary teeth in the upper jaws of young
    ruminants, and certain rudimentary bones of the leg, are highly
    serviceable in exhibiting the close affinity between Ruminants and
    Pachyderms. Robert Brown has strongly insisted on the fact that the
    rudimentary florets are of the highest importance in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Grasses.

    Numerous instances could be given of characters derived from parts
    which must be considered of very trifling physiological importance, but
    which are universally admitted as highly serviceable in the definition
    of whole groups. For instance, whether or not there is an open passage
    from the nostrils to the mouth, the only character, according to Owen,
    which absolutely distinguishes fishes and reptiles—the inflection of
    the angle of the jaws in Marsupials—the manner in which the wings of
    insects are folded—mere colour in certain Algæ—mere pubescence on parts
    of the flower in grasses—the nature of the dermal covering, as hair or
    feathers, in the Vertebrata. If the Ornithorhynchus had been covered
    with feathers instead of hair, this external and trifling character
    would, I think, have been considered by naturalists as important an aid
    in determining the degree of affinity of this strange creature to
    birds and reptiles, as an approach in structure in any one internal and
    important organ.

    The importance, for classification, of trifling characters, mainly
    depends on their being correlated with several other characters of more
    or less importance. The value indeed of an aggregate of characters is
    very evident in natural history. Hence, as has often been remarked, a
    species may depart from its allies in several characters, both of high
    physiological importance and of almost universal prevalence, and yet
    leave us in no doubt where it should be ranked. Hence, also, it has
    been found, that a classification founded on any single character,
    however important that may be, has always failed; for no part of the
    organisation is universally constant. The importance of an aggregate of
    characters, even when none are important, alone explains, I think, that
    saying of Linnæus, that the characters do not give the genus, but the
    genus gives the characters; for this saying seems founded on an
    appreciation of many trifling points of resemblance, too slight to be
    defined. Certain plants, belonging to the Malpighiaceæ, bear perfect
    and degraded flowers; in the latter, as A. de Jussieu has remarked,
    “the greater number of the characters proper to the species, to the
    genus, to the family, to the class, disappear, and thus laugh at our
    classification.” But when Aspicarpa produced in France, during several
    years, only degraded flowers, departing so wonderfully in a number of
    the most important points of structure from the proper type of the
    order, yet M. Richard sagaciously saw, as Jussieu observes, that this
    genus should still be retained amongst the Malpighiaceæ. This case
    seems to me well to illustrate the spirit with which our
    classifications are sometimes necessarily founded.

    Practically when naturalists are at work, they do
    not trouble themselves about the physiological value of the characters
    which they use in defining a group, or in allocating any particular
    species. If they find a character nearly uniform, and common to a great
    number of forms, and not common to others, they use it as one of high
    value; if common to some lesser number, they use it as of subordinate
    value. This principle has been broadly confessed by some naturalists to
    be the true one; and by none more clearly than by that excellent
    botanist, Aug. St. Hilaire. If certain characters are always found
    correlated with others, though no apparent bond of connexion can be
    discovered between them, especial value is set on them. As in most
    groups of animals, important organs, such as those for propelling the
    blood, or for ærating it, or those for propagating the race, are found
    nearly uniform, they are considered as highly serviceable in
    classification; but in some groups of animals all these, the most
    important vital organs, are found to offer characters of quite
    subordinate value.

    We can see why characters derived from the embryo should be of equal
    importance with those derived from the adult, for our classifications
    of course include all ages of each species. But it is by no means
    obvious, on the ordinary view, why the structure of the embryo should
    be more important for this purpose than that of the adult, which alone
    plays its full part in the economy of nature. Yet it has been strongly
    urged by those great naturalists, Milne Edwards and Agassiz, that
    embryonic characters are the most important of any in the
    classification of animals; and this doctrine has very generally been
    admitted as true. The same fact holds good with flowering plants, of
    which the two main divisions have been founded on characters derived
    from the embryo,—on the number and position of the embryonic
    leaves or cotyledons, and on the mode of development of the plumule and
    radicle. In our discussion on embryology, we shall see why such
    characters are so valuable, on the view of classification tacitly
    including the idea of descent.

    Our classifications are often plainly influenced by chains of
    affinities. Nothing can be easier than to define a number of characters
    common to all birds; but in the case of crustaceans, such definition
    has hitherto been found impossible. There are crustaceans at the
    opposite ends of the series, which have hardly a character in common;
    yet the species at both ends, from being plainly allied to others, and
    these to others, and so onwards, can be recognised as unequivocally
    belonging to this, and to no other class of the Articulata.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has often been used, though perhaps not quite
    logically, in classification, more especially in very large groups of
    closely allied forms. Temminck insists on the utility or even necessity
    of this practice in certain groups of birds; and it has been followed
    by several entomologists and botanists.

    Finally, with respect to the comparative value of the various groups of
    species, such as orders, sub-orders, families, sub-families, and
    genera, they seem to be, at least at present, almost arbitrary. Several
    of the best botanists, such as Mr. Bentham and others, have strongly
    insisted on their arbitrary value. Instances could be given amongst
    plants and insects, of a group of forms, first ranked by practised
    naturalists as only a genus, and then raised to the rank of a
    sub-family or family; and this has been done, not because further
    research has detected important structural differences, at first
    overlooked, but because numerous allied species, with slightly
    different grades of difference, have been subsequently discovered.

    All the foregoing rules and aids and difficulties in classification are
    explained, if I do not greatly deceive myself, on the view that the
    natural system is founded on descent with modification; that the
    characters which naturalists consider as showing true affinity between
    any two or more species, are those which have been inherited from a
    common parent, and, in so far, all true classification is genealogical;
    that community of descent is the hidden bond which naturalists have
    been unconsciously seeking, and not some unknown plan of creation, or
    the enunciation of general propositions, and the mere putting together
    and separating objects more or less alike.

    But I must explain my meaning more fully. I believe that the
    arrangement of the groups within each class, in due subordination and
    relation to the other groups, must be strictly genealogical in order to
    be natural; but that the amount of difference in the several branches
    or groups, though allied in the same degree in blood to their common
    progenitor, may differ greatly, being due to the different degrees of
    modification which they have undergone; and this is expressed by the
    forms being ranked under different genera, families, sections, or
    orders. The reader will best understand what is meant, if he will take
    the trouble of referring to the diagram in the fourth chapter. We will
    suppose the letters A to L to represent allied genera, which lived
    during the Silurian epoch, and these have descended from a species
    which existed at an unknown anterior period. Species of three of these
    genera (A, F, and I) have transmitted modified descendants to the
    present day, represented by the fifteen genera (a_14 to _z_14) on the uppermost horizontal line. Now all these modified descendants from a single species, are represented as related in blood or descent to the same degree; they may metaphorically be called cousins to the same millionth degree; yet they differ widely and in different degrees from each other. The forms descended from A, now broken up into two or three families, constitute a distinct order from those descended from I, also broken up into two families. Nor can the existing species, descended from A, be ranked in the same genus with the parent A; or those from I, with the parent I. But the existing genus F14 may be supposed to have been but slightly modified; and it will then rank with the parent-genus F; just as some few still living organic beings belong to Silurian genera. So that the amount or value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organic beings all related to each other in the same degree in blood, has come to be widely different. Nevertheless their genealogical _arrangement
    remains strictly true, not only at the present time, but at each
    successive period of descent. All the modified descendants from A will
    have inherited something in common from their common parent, as will
    all the descendants from I; so will it be with each subordinate branch
    of descendants, at each successive period. If, however, we choose to
    suppose that any of the descendants of A or of I have been so much
    modified as to have more or less completely lost traces of their
    parentage, in this case, their places in a natural classification will
    have been more or less completely lost,—as sometimes seems to have
    occurred with existing organisms. All the descendants of the genus F,
    along its whole line of descent, are supposed to have been but little
    modified, and they yet form a single genus. But this genus, though much
    isolated, will still occupy its proper intermediate position; for F
    originally was intermediate in character between A and I, and the
    several genera descended from these two genera will
    have inherited to a certain extent their characters. This natural
    arrangement is shown, as far as is possible on paper, in the diagram,
    but in much too simple a manner. If a branching diagram had not been
    used, and only the names of the groups had been written in a linear
    series, it would have been still less possible to have given a natural
    arrangement; and it is notoriously not possible to represent in a
    series, on a flat surface, the affinities which we discover in nature
    amongst the beings of the same group. Thus, on the view which I hold,
    the natural system is genealogical in its arrangement, like a pedigree;
    but the degrees of modification which the different groups have
    undergone, have to be expressed by ranking them under different
    so-called genera, sub-families, families, sections, orders, and
    classes.

    It may be worth while to illustrate this view of classification, by
    taking the case of languages. If we possessed a perfect pedigree of
    mankind, a genealogical arrangement of the races of man would afford
    the best classification of the various languages now spoken throughout
    the world; and if all extinct languages, and all intermediate and
    slowly changing dialects, had to be included, such an arrangement
    would, I think, be the only possible one. Yet it might be that some
    very ancient language had altered little, and had given rise to few new
    languages, whilst others (owing to the spreading and subsequent
    isolation and states of civilisation of the several races, descended
    from a common race) had altered much, and had given rise to many new
    languages and dialects. The various degrees of difference in the
    languages from the same stock, would have to be expressed by groups
    subordinate to groups; but the proper or even only possible arrangement
    would still be genealogical; and this would be strictly natural, as
    it would connect together all languages, extinct and modern, by the
    closest affinities, and would give the filiation and origin of each
    tongue.

    In confirmation of this view, let us glance at the classification of
    varieties, which are believed or known to have descended from one
    species. These are grouped under species, with sub-varieties under
    varieties; and with our domestic productions, several other grades of
    difference are requisite, as we have seen with pigeons. The origin of
    the existence of groups subordinate to groups, is the same with
    varieties as with species, namely, closeness of descent with various
    degrees of modification. Nearly the same rules are followed in
    classifying varieties, as with species. Authors have insisted on the
    necessity of classing varieties on a natural instead of an artificial
    system; we are cautioned, for instance, not to class two varieties of
    the pine-apple together, merely because their fruit, though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happens to be nearly identical; no one puts the swedish
    and common turnips together, though the esculent and thickened stems
    are so similar. Whatever part is found to be most constant, is used in
    classing varieties: thus the great agriculturist Marshall says the
    horns are very useful for this purpose with cattle, because they are
    less variable than the shape or colour of the body, etc.; whereas with
    sheep the horns are much less serviceable, because less constant. In
    classing varieties, I apprehend if we had a real pedigree, a
    genealogical classification would be universally preferred; and it has
    been attempted by some authors. For we might feel sure, whether there
    had been more or less modification, the principle of inheritance would
    keep the forms together which were allied in the greatest number of
    points. In tumbler pigeons, though some sub-varieties differ from the
    others
    in the important character of having a longer beak, yet all are kept
    together from having the common habit of tumbling; but the short-faced
    breed has nearly or quite lost this habit; nevertheless, without any
    reasoning or thinking on the subject, these tumblers are kept in the
    same group, because allied in blood and alike in some other respects.
    If it could be proved that the Hottentot had descended from the Negro,
    I think he would be classed under the Negro group, however much he
    might differ in colour and other important characters from negroes.

    With species in a state of nature, every naturalist has in fact brought
    descent into his classification; for he includes in his lowest grade,
    or that of a species, the two sexes; and how enormously these sometimes
    differ in the most important characters, is known to every naturalist:
    scarcely a single fact can be predicated in common of the males and
    hermaphrodites of certain cirripedes, when adult, and yet no one dreams
    of separating them. The naturalist includes as one species the several
    larval stages of the same individual, however much they may differ from
    each other and from the adult; as he likewise includes the so-called
    alternate generations of Steenstrup, which can only in a technical
    sense be considered as the same individual. He includes monsters; he
    includes varieties, not solely because they closely resemble the
    parent-form, but because they are descended from it. He who believes
    that the cowslip is descended from the primrose, or conversely, ranks
    them together as a single species, and gives a single definition. As
    soon as three Orchidean forms (Monochanthus, Myanthus, and Catasetum),
    which had previously been ranked as three distinct genera, were known
    to be sometimes produced on the same spike, they were immediately
    included as a single species.
    But it may be asked, what ought we to do, if it could be proved that
    one species of kangaroo had been produced, by a long course of
    modification, from a bear? Ought we to rank this one species with
    bears, and what should we do with the other species? The supposition is
    of course preposterous; and I might answer by the argumentum ad hominem, and ask what should be done if a perfect kangaroo were seen
    to come out of the womb of a bear? According to all analogy, it would
    be ranked with bears; but then assuredly all the other species of the
    kangaroo family would have to be classed under the bear genus. The
    whole case is preposterous; for where there has been close descent in
    common, there will certainly be close resemblance or affinity.

    As descent has universally been used in classing together the
    individuals of the same species, though the males and females and larvæ
    are sometimes extremely different; and as it has been used in classing
    varieties which have undergone a certain, and sometimes a considerable
    amount of modification, may not this same element of descent have been
    unconsciously used in grouping species under genera, and genera under
    higher groups, though in these cases the modification has been greater
    in degree, and has taken a longer time to complete? I believe it has
    thus been unconsciously used; and only thus can I understand the
    several rules and guides which have been followed by our best
    systematists. We have no written pedigrees; we have to make out
    community of descent by resemblances of any kind. Therefore we choose
    those characters which, as far as we can judge, are the least likely to
    have been modified in relation to the conditions of life to which each
    species has been recently exposed. Rudimentary structures on this view
    are as good as, or even sometimes better than, other parts of the
    organisation. We
    care not how trifling a character may be—let it be the mere inflection
    of the angle of the jaw, the manner in which an insect’s wing is
    folded, whether the skin be covered by hair or feathers—if it prevail
    throughout many and different species, especially those having very
    different habits of life, it assumes high value; for we can account for
    its presence in so many forms with such different habits, only by its
    inheritance from a common parent. We may err in this respect in regard
    to single points of structure, but when several characters, let them be
    ever so trifling, occur together throughout a large group of beings
    having different habits, we may feel almost sure, on the theory of
    descent, that these characters have been inherited from a common
    ancestor. And we know that such correlated or aggregated characters
    have especial value in classification.

    We can understand why a species or a group of species may depart, in
    several of its most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from its allies, and yet
    be safely classed with them. This may be safely done, and is often
    done, as long as a sufficient number of characters, let them be ever so
    unimportant, betrays the hidden bond of community of descent. Let two
    forms have not a single character in common, yet if these extreme forms
    are connected together by a chain of intermediate groups, we may at
    once infer their community of descent, and we put them all into the
    same class. As we find organs of high physiological importance—those
    which serve to preserve life under the most diverse conditions of
    existence—are generally the most constant, we attach especial value to
    them; but if these same organs, in another group or section of a group,
    are found to differ much, we at once value them less in our
    classification. We shall hereafter, I think, clearly see why
    embryological characters are of such high classificatory importanc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may sometimes be brought usefully into play
    in classing large and widely-distributed genera, because all the
    species of the same genus, inhabiting any distinct and isolated region,
    have in all probability descended from the same parents.

    We can understand, on these views, the very important distinction
    between real affinities and analogical or adaptive resemblances.
    Lamarck first called attention to this distinction, and he has been
    ably followed by Macleay and others. The resemblance, in the shape of
    the body and in the fin-like anterior limbs, between the dugong, which
    is a pachydermatous animal, and the whale, and between both these
    mammals and fishes, is analogical. Amongst insects there are
    innumerable instances: thus Linnæus, misled by external appearances,
    actually classed an homopterous insect as a moth. We see something of
    the same kind even in our domestic varieties, as in the thickened stems
    of the common and swedish turnip. The resemblance of the greyhound and
    racehorse is hardly more fanciful than the analogies which have been
    drawn by some authors between very distinct animals. On my view of
    characters being of real importance for classification, only in so far
    as they reveal descent, we can clearly understand why analogical or
    adaptive character, although of the utmost importance to the welfare of
    the being, are almost valueless to the systematist. For animals,
    belonging to two most distinct lines of descent, may readily become
    adapted to similar conditions, and thus assume a close external
    resemblance; but such resemblances will not reveal—will rather tend to
    conceal their blood-relationship to their proper lines of descent. We
    can also understand the apparent paradox, that the very same characters
    are analogical when one class or order is compared with another, but
    give true affinities when the members of
    the same class or order are compared one with another: thus the shape
    of the body and fin-like limbs are only analogical when whales are
    compared with fishes, being adaptations in both classes for swimming
    through the water; but the shape of the body and fin-like limbs serve
    as characters exhibiting true affinity between the several members of
    the whale family; for these cetaceans agree in so many characters,
    great and small, that we cannot doubt that they have inherited their
    general shape of body and structure of limbs from a common ancestor. So
    it is with fishes.

    As members of distinct classes have often been adapted by successive
    slight modifications to live under nearly similar circumstances,—to
    inhabit for instance the three elements of land, air, and water,—we can
    perhaps understand how it is that a numerical parallelism has sometimes
    been observed between the sub-groups in distinct classes. A naturalist,
    struck by a parallelism of this nature in any one class, by arbitrarily
    raising or sinking the value of the groups in other classes (and all
    our experience shows that this valuation has hitherto been arbitrary),
    could easily extend the parallelism over a wide range; and thus the
    septenary, quinary, quaternary, and ternary classifications have
    probably arisen.

    As the modified descendants of dominant species, belonging to the
    larger genera, tend to inherit the advantages, which made the groups to
    which they belong large and their parents dominant, they are almost
    sure to spread widely, and to seize on more and more places in the
    economy of nature. The larger and more dominant groups thus tend to go
    on increasing in size; and they consequently supplant many smaller and
    feebler groups. Thus we can account for the fact that all organisms,
    recent and extinct, are included under a few great
    orders, under still fewer classes, and all in one great natural system.
    As showing how few the higher groups are in number, and how widely
    spread they are throughout the world, the fact is striking, that the
    discovery of Australia has not added a single insect belonging to a new
    order; and that in the vegetable kingdom, as I learn from Dr. Hooker,
    it has added only two or three orders of small size.

    In the chapter on geological succession I attempted to show, on the
    principle of each group having generally diverged much in character
    during the long-continued process of modification, how it is that the
    more ancient forms of life often present characters in some slight
    degree intermediate between existing groups. A few old and intermediate
    parent-forms having occasionally transmitted to the present day
    descendants but little modified, will give to us our so-called osculant
    or aberrant groups. The more aberrant any form is, the greater must be
    the number of connecting forms which on my theory have been
    exterminated and utterly lost. And we have some evidence of aberrant
    forms having suffered severely from extinction, for they are generally
    represented by extremely few species; and such species as do occur are
    generally very distinct from each other, which again implies
    extinction. The genera Ornithorhynchus and Lepidosiren, for example,
    would not have been less aberrant had each been represented by a dozen
    species instead of by a single one; but such richness in species, as I
    find after some investigation, does not commonly fall to the lot of
    aberrant genera. We can, I think, account for this fact only by looking
    at aberrant forms as failing groups conquered by more successful
    competitors, with a few members preserved by some unusual coincidence
    of favourable circumstances.

    Mr. Waterhouse has remarked that, when a member
    belonging to one group of animals exhibits an affinity to a quite
    distinct group, this affinity in most cases is general and not special:
    thus, according to Mr. Waterhouse, of all Rodents, the bizcacha is most
    nearly related to Marsupials; but in the points in which it approaches
    this order, its relations are general, and not to any one marsupial
    species more than to another. As the points of affinity of the bizcacha
    to Marsupials are believed to be real and not merely adaptive, they are
    due on my theory to inheritance in common. Therefore we must suppose
    either that all Rodents, including the bizcacha, branched off from some
    very ancient Marsupial, which will have had a character in some degree
    intermediate with respect to all existing Marsupials; or that both
    Rodents and Marsupials branched off from a common progenitor, and that
    both groups have since undergone much modification in divergent
    directions. On either view we may suppose that the bizcacha has
    retained, by inheritance, more of the character of its ancient
    progenitor than have other Rodents; and therefore it will not be
    specially related to any one existing Marsupial, but indirectly to all
    or nearly all Marsupials, from having partially retained the character
    of their common progenitor, or of an early member of the group. On the
    other hand, of all Marsupials, as Mr. Waterhouse has remarked, the
    phascolomys resembles most nearly, not any one species, but the general
    order of Rodents. In this case, however, it may be strongly suspected
    that the resemblance is only analogical, owing to the phascolomys
    having become adapted to habits like those of a Rodent. The elder De
    Candolle has made nearly similar observations on the general nature of
    the affinities of distinct orders of plants.

    On the principle of the multiplication and gradual divergence in
    character of the species descended from
    a common parent, together with their retention by inheritance of some
    characters in common, we can understand the excessively complex and
    radiating affinities by which all the members of the same family or
    higher group are connected together. For the common parent of a whole
    family of species, now broken up by extinction into distinct groups and
    sub-groups, will have transmitted some of its characters, modified in
    various ways and degrees, to all; and the several species will
    consequently be related to each other by circuitous lines of affinity
    of various lengths (as may be seen in the diagram so often referred
    to), mounting up through many predecessors. As it is difficult to show
    the blood-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umerous kindred of any ancient and
    noble family, even by the aid of a genealogical tree, and almost
    impossible to do this without this aid, we can understand the
    extraordinary difficulty which naturalists have experienced in
    describing, without the aid of a diagram, the various affinities which
    they perceive between the many living and extinct members of the same
    great natural class.

    Extinction, as we have seen in the fourth chapter,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part in defining and widening the intervals between the
    several groups in each class. We may thus account even for the
    distinctness of whole classes from each other—for instance, of birds
    from all other vertebrate animals—by the belief that many ancient forms
    of life have been utterly lost, through which the early progenitors of
    birds were formerly connected with the early progenitors of the other
    vertebrate classes. There has been less entire extinction of the forms
    of life which once connected fishes with batrachians. There has been
    still less in some other classes, as in that of the Crustacea, for here
    the most wonderfully diverse forms are still tied
    together by a long, but broken, chain of affinities. Extinction has
    only separated groups: it has by no means made them; for if every form
    which has ever lived on this earth were suddenly to reappear, though it
    would be quite impossible to give definitions by which each group could
    be distinguished from other groups, as all would blend together by
    steps as fine as those between the finest existing varieties,
    nevertheless a natural classification, or at least a natural
    arrangement, would be possible. We shall see this by turning to the
    diagram: the letters, A to L, may represent eleven Silurian genera,
    some of which have produced large groups of modified descendants. Every
    intermediate link between these eleven genera and their primordial
    parent, and every intermediate link in each branch and sub-branch of
    their descendants, may be supposed to be still alive; and the links to
    be as fine as those between the finest varieties. In this case it would
    be quite impossible to give any definition by which the several members
    of the several groups could be distinguished from their more immediate
    parents; or these parents from their ancient and unknown progenitor.
    Yet the natural arrangement in the diagram would still hold good; and,
    on the principle of inheritance, all the forms descended from A, or
    from I, would have something in common. In a tree we can specify this
    or that branch, though at the actual fork the two unite and blend
    together. We could not, as I have said, define the several groups; but
    we could pick out types, or forms, representing most of the characters
    of each group, whether large or small, and thus give a general idea of
    the value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This is what we should be
    driven to, if we were ever to succeed in collecting all the forms in
    any class which have lived throughout all time and space. We shall
    certainly never succeed in making
    so perfect a collection: nevertheless, in certain classes, we are
    tending in this direction; and Milne Edwards has lately insisted, in an
    able paper, on the high importance of looking to types, whether or not
    we can separate and define the groups to which such types belong.

    Finally, we have seen that natural selection, which results from the
    struggle for existence, and which almost inevitably induces extinction
    and divergence of character in the many descendants from one dominant
    parent-species, explains that great and universal feature in the
    affinities of all organic beings, namely, their subordination in group
    under group. We use the element of descent in classing the individuals
    of both sexes and of all ages, although having few characters in
    common, under one species; we use descent in classing acknowledged
    varieties, however different they may be from their parent; and I
    believe this element of descent is the hidden bond of connexion which
    naturalists have sought under the term of the Natural System. On this
    idea of the natural system being, in so far as it has been perfected,
    genealogical in its arrangement, with the grades of difference between
    the descendants from a common parent, expressed by the terms genera,
    families, orders, etc., we can understand the rules which we are
    compelled to follow in our classification. We can understand why we
    value certain resemblances far more than others; why we are permitted
    to use rudimentary and useless organs, or others of trifling
    physiological importance; why, in comparing one group with a distinct
    group, we summarily reject analogical or adaptive characters, and yet
    use these same characters within the limits of the same group. We can
    clearly see how it is that all living and extinct forms can be grouped
    together in one great system; and how the several members of each class
    are connected together by the most complex and radiating
    lines of affinities. We shall never, probably, disentangle the
    inextricable web of affinities between the members of any one class;
    but when we have a distinct object in view, and do not look to some
    unknown plan of creation, we may hope to make sure but slow progress.

    Morphology.—We have seen that the members of the same class,
    independently of their habits of life, resemble each other in the
    general plan of their organisation. This resemblance is often expressed
    by the term “unity of type;” or by saying that the several parts and
    organs in the different species of the class are homologous. The whole
    subject is included under the general name of Morphology. This is the
    most interesting department of natural history, and may be said to be
    its very soul. What can be more curious than that the hand of a man,
    formed for grasping, that of a mole for digging, the leg of the horse,
    the paddle of the porpoise, and the wing of the bat, should all be
    constructed on the same pattern, and should include the same bones, in
    the same relative positions? Geoffroy St. Hilaire has insisted strongly
    on the high importance of relative connexion in homologous organs: the
    parts may change to almost any extent in form and size, and yet they
    always remain connected together in the same order. We never find, for
    instance, the bones of the arm and forearm, or of the thigh and leg,
    transposed. Hence the same names can be given to the homologous bones
    in widely different animals. We see the same great law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ouths of insects: what can be more different than
    the immensely long spiral proboscis of a sphinx-moth, the curious
    folded one of a bee or bug, and the great jaws of a beetle?—yet all
    these organs, serving for such different
    purposes, are formed by infinitely numerous modifications of an upper
    lip, mandibles, and two pairs of maxillæ. Analogous laws gover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ouths and limbs of crustaceans. So it is with the
    flowers of plants.

    Nothing can be more hopeless than to attempt to explain this similarity
    of pattern in members of the same class, by utility or by the doctrine
    of final causes. The hopelessness of the attempt has been expressly
    admitted by Owen in his most interesting work on the ‘Nature of Limbs.’
    On the ordinary view of the independent creation of each being, we can
    only say that so it is;—that it has so pleased the Creator to construct
    each animal and plant.

    The explanation is manifest on the theory of the natural selection of
    successive slight modifications,—each modification being profitable in
    some way to the modified form, but often affecting by correlation of
    growth other parts of the organisation. In changes of this nature,
    there will be little or no tendency to modify the original pattern, or
    to transpose parts. The bones of a limb might be shortened and widened
    to any extent, and become gradually enveloped in thick membrane, so as
    to serve as a fin; or a webbed foot might have all its bones, or
    certain bones, lengthened to any extent, and the membrane connecting
    them increased to any extent, so as to serve as a wing: yet in all this
    great amount of modification there will be no tendency to alter the
    framework of bones or the relative connexion of the several parts. If
    we suppose that the ancient progenitor, the archetype as it may be
    called, of all mammals, had its limbs constructed on the existing
    general pattern, for whatever purpose they served, we can at once
    perceive the plain signification of the homologous construction of the
    limbs throughout the whole class. So with the mouths of insects, we
    have only to
    suppose that their common progenitor had an upper lip, mandibles, and
    two pair of maxillæ, these parts being perhaps very simple in form; and
    then natural selection will account for the infinite diversity in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the mouths of insects. Nevertheless, it is
    conceivable that the general pattern of an organ might become so much
    obscured as to be finally lost, by the atrophy and ultimately by the
    complete abortion of certain parts, by the soldering together of other
    parts, and by the doubling or multiplication of others,—variations
    which we know to be within the limits of possibility. In the paddles of
    the extinct gigantic sea-lizards, and in the mouths of certain
    suctorial crustaceans, the general pattern seems to have been thus to a
    certain extent obscured.

    There is another and equally curious branch of the present subject;
    namely, the comparison not of the same part in different members of a
    class, but of the different parts or organs in the same individual.
    Most physiologists believe that the bones of the skull are homologous
    with—that is correspond in number and in relative connexion with—the
    elemental parts of a certain number of vertebræ. The anterior and
    posterior limbs in each member of the vertebrate and articulate classes
    are plainly homologous. We see the same law in comparing the
    wonderfully complex jaws and legs in crustaceans. It is familiar to
    almost every one, that in a flower the relative position of the sepals,
    petals, stamens, and pistils, as well as their intimate structure, are
    intelligible on the view that they consist of metamorphosed leaves,
    arranged in a spire. In monstrous plants, we often get direct evidence
    of the possibility of one organ being transformed into another; and we
    can actually see in embryonic crustaceans and in many other animals,
    and in flowers, that organs, which when mature
    become extremely different, are at an early stage of growth exactly
    alike.

    How inexplicable are these facts on the ordinary view of creation! Why
    should the brain be enclosed in a box composed of such numerous and
    such extraordinarily shaped pieces of bone? As Owen has remarked, the
    benefit derived from the yielding of the separate pieces in the act of
    parturition of mammals, will by no means explain the same construction
    in the skulls of birds. Why should similar bones have been created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wing and leg of a bat, used as they are for such
    totally different purposes? Why should one crustacean, which has an
    extremely complex mouth formed of many parts, consequently always have
    fewer legs; or conversely, those with many legs have simpler mouths?
    Why should the sepals, petals, stamens, and pistils in any individual
    flower, though fitted for such widely different purposes, be all
    constructed on the same pattern?

    On the theory of natural selection, we can satisfactorily answer these
    questions. In the vertebrata, we see a series of internal vertebræ
    bearing certain processes and appendages; in the articulata, we see the
    body divided into a series of segments, bearing external appendages;
    and in flowering plants, we see a series of successive spiral whorls of
    leaves. An indefinite repetition of the same part or organ is the
    common characteristic (as Owen has observed) of all low or
    little-modified forms; therefore we may readily believe that the
    unknown progenitor of the vertebrata possessed many vertebræ; the
    unknown progenitor of the articulata, many segments; and the unknown
    progenitor of flowering plants, many spiral whorls of leaves. We have
    formerly seen that parts many times repeated are eminently liable to
    vary in number and structure; consequently it is quite probable that
    natural selection, during a long-continued course of modification,
    should have seized on a certain number of the primordially similar
    elements, many times repeated, and have adapted them to the most
    diverse purposes. And as the whole amount of modification will have
    been effected by slight successive steps, we need not wonder at
    discovering in such parts or organs, a certain degree of fundamental
    resemblance, retained by the strong principle of inheritance.

    In the great class of molluscs, though we can homologise the parts of
    one species with those of another and distinct species, we can indicate
    but few serial homologies; that is, we are seldom enabled to say that
    one part or organ is homologous with another in the same individual.
    And we can understand this fact; for in molluscs, even in the lowest
    members of the class, we do not find nearly so much indefinite
    repetition of any one part, as we find in the other great classes of
    the animal and vegetable kingdoms.

    Naturalists frequently speak of the skull as formed of metamorphosed
    vertebræ: the jaws of crabs as metamorphosed legs; the stamens and
    pistils of flowers as metamorphosed leaves; but it would in these cases
    probably be more correct, as Professor Huxley has remarked, to speak of
    both skull and vertebræ, both jaws and legs, etc.,—as having been
    metamorphosed, not one from the other, but from some common element.
    Naturalists, however, use such language only in a metaphorical sense:
    they are far from meaning that during a long course of descent,
    primordial organs of any kind—vertebræ in the one case and legs in the
    other—have actually been modified into skulls or jaws. Yet so strong is
    the appearance of a modification of this nature having occurred, that
    naturalists can hardly avoid employing language having this plain
    signification. On my view
    these terms may be used literally; and the wonderful fact of the jaws,
    for instance, of a crab retaining numerous characters, which they would
    probably have retained through inheritance, if they had really been
    metamorphosed during a long course of descent from true legs, or from
    some simple appendage, is explained.

    Embryology.—It has already been casually remarked that certain organs
    in the individual, which when mature become widely different and serve
    for different purposes, are in the embryo exactly alike. The embryos,
    also, of distinct animals within the same class are often strikingly
    similar: a better proof of this cannot be given, than a circumstance
    mentioned by Agassiz, namely, that having forgotten to ticket the
    embryo of some vertebrate animal, he cannot now tell whether it be that
    of a mammal, bird, or reptile. The vermiform larvæ of moths, flies,
    beetles, etc., resemble each other much more closely than do the mature
    insects; but in the case of larvæ, the embryos are active, and have
    been adapted for special lines of life. A trace of the law of embryonic
    resemblance, sometimes lasts till a rather late age: thus birds of the
    same genus, and of closely allied genera, often resemble each other in
    their first and second plumage; as we see in the spotted feathers in
    the thrush group. In the cat tribe, most of the species are striped or
    spotted in lines; and stripes can be plainly distinguished in the whelp
    of the lion. We occasionally though rarely see something of this kind
    in plants: thus the embryonic leaves of the ulex or furze, and the
    first leaves of the phyllodineous acaceas, are pinnate or divided like
    the ordinary leaves of the leguminosæ.

    The points of structure, in which the embryos of widely different
    animals of the same class resemble each other, often have no direct
    relation to their conditions
    of existence. We cannot, for instance, suppose that in the embryos of
    the vertebrata the peculiar loop-like course of the arteries near the
    branchial slits are related to similar conditions,—in the young mammal
    which is nourished in the womb of its mother, in the egg of the bird
    which is hatched in a nest, and in the spawn of a frog under water. We
    have no more reason to believe in such a relation, than we have to
    believe that the same bones in the hand of a man, wing of a bat, and
    fin of a porpoise, are related to similar conditions of life. No one
    will suppose that the stripes on the whelp of a lion, or the spots on
    the young blackbird, are of any use to these animals, or are related to
    the conditions to which they are exposed.

    The case, however, is different when an animal during any part of its
    embryonic career is active, and has to provide for itself. The period
    of activity may come on earlier or later in life; but whenever it comes
    on, the adaptation of the larva to its conditions of life is just as
    perfect and as beautiful as in the adult animal. From such special
    adaptations, the similarity of the larvæ or active embryos of allied
    animals is sometimes much obscured; and cases could be given of the
    larvæ of two species, or of two groups of species, differing quite as
    much, or even more, from each other than do their adult parents. In
    most cases, however, the larvæ, though active, still obey more or less
    closely the law of common embryonic resemblance. Cirripedes afford a
    good instance of this: even the illustrious Cuvier did not perceive
    that a barnacle was, as it certainly is, a crustacean; but a glance at
    the larva shows this to be the case in an unmistakeable manner. So
    again the two main divisions of cirripedes, the pedunculated and
    sessile, which differ widely in external appearance, have larvæ in all
    their several stages barely distinguishable.

    The embryo in the course of development generally rises in
    organisation: I use this expression, though I am aware that it is
    hardly possible to define clearly what is meant by the organisation
    being higher or lower. But no one probably will dispute that the
    butterfly is higher than the caterpillar. In some cases, however, the
    mature animal is generally considered as lower in the scale than the
    larva, as with certain parasitic crustaceans. To refer once again to
    cirripedes: the larvæ in the first stage have three pairs of legs, a
    very simple single eye, and a probosciformed mouth, with which they
    feed largely, for they increase much in size. In the second stage,
    answering to the chrysalis stage of butterflies, they have six pairs of
    beautifully constructed natatory legs, a pair of magnificent compound
    eyes, and extremely complex antennæ; but they have a closed and
    imperfect mouth, and cannot feed: their function at this stage is, to
    search by their well-developed organs of sense, and to reach by their
    active powers of swimming, a proper place on which to become attached
    and to undergo their final metamorphosis. When this is completed they
    are fixed for life: their legs are now converted into prehensile
    organs; they again obtain a well-constructed mouth; but they have no
    antennæ, and their two eyes are now reconverted into a minute, single,
    and very simple eye-spot. In this last and complete state, cirripedes
    may be considered as either more highly or more lowly organised than
    they were in the larval condition. But in some genera the larvæ become
    developed either into hermaphrodites having the ordinary structure, or
    into what I have called complemental males: and in the latter, the
    development has assuredly been retrograde; for the male is a mere sack,
    which lives for a short time, and is destitute of mouth, stomach, or
    other organ of importance, excepting for reproduction.

    We are so much accustomed to see differences in structure between the
    embryo and the adult, and likewise a close similarity in the embryos of
    widely different animals within the same class, that we might be led to
    look at these facts as necessarily contingent in some manner on growth.
    But there is no obvious reason why, for instance, the wing of a bat, or
    the fin of a porpoise, should not have been sketched out with all the
    parts in proper proportion, as soon as any structure became visible in
    the embryo. And in some whole groups of animals and in certain members
    of other groups, the embryo does not at any period differ widely from
    the adult: thus Owen has remarked in regard to cuttle-fish, “there is
    no metamorphosis; the cephalopodic character is manifested long before
    the parts of the embryo are completed;” and again in spiders, “there is
    nothing worthy to be called a metamorphosis.” The larvæ of insects,
    whether adapted to the most diverse and active habits, or quite
    inactive, being fed by their parents or placed in the midst of proper
    nutriment, yet nearly all pass through a similar worm-like stage of
    development; but in some few cases, as in that of Aphis, if we look to
    the admirable drawings by Professor Huxle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insect, we see no trace of the vermiform stage.

    How, then, can we explain these several facts in embryology,—namely the
    very general, but not universal difference in structure between the
    embryo and the adult;—of parts in the same individual embryo, which
    ultimately become very unlike and serve for diverse purposes, being at
    this early period of growth alike;—of embryos of different species
    within the same class, generally, but not universally, resembling each
    other;—of the structure of the embryo not being closely related to its
    conditions of existence, except when the
    embryo becomes at any period of life active and has to provide for
    itself;—of the embryo apparently having sometimes a higher organisation
    than the mature animal, into which it is developed. I believe that all
    these facts can be explained, as follows, on the view of descent with
    modification.

    It is commonly assumed, perhaps from monstrosities often affecting the
    embryo at a very early period, that slight variations necessarily
    appear at an equally early period. But we have little evidence on this
    head—indeed the evidence rather points the other way; for it is
    notorious that breeders of cattle, horses, and various fancy animals,
    cannot positively tell, until some time after the animal has been born,
    what its merits or form will ultimately turn out. We see this plainly
    in our own children; we cannot always tell whether the child will be
    tall or short, or what its precise features will be. The question is
    not, at what period of life any variation has been caused, but at what
    period it is fully displayed. The cause may have acted, and I believe
    generally has acted, even before the embryo is formed; and the
    variation may be due to the male and female sexual elements having been
    affected by the conditions to which either parent, or their ancestors,
    have been exposed. Nevertheless an effect thus caused at a very early
    period, even before the formation of the embryo, may appear late in
    life; as when an hereditary disease, which appears in old age alone,
    has been communicated to the offspring from the reproductive element of
    one parent. Or again, as when the horns of cross-bred cattle have been
    affected by the shape of the horns of either parent. For the welfare of
    a very young animal, as long as it remains in its mother’s womb, or in
    the egg, or as long as it is nourished and protected by its parent, it
    must be quite unimportant whether most of its characters are fully
    acquired a little earlier or later in life. It would not signify, for
    instance, to a bird which obtained its food best by having a long beak,
    whether or not it assumed a beak of this particular length, as long as
    it was fed by its parents. Hence, I conclude, that it is quite
    possible, that each of the many successive modifications, by which each
    species has acquired its present structure, may have supervened at a
    not very early period of life; and some direct evidence from our
    domestic animals supports this view. But in other cases it is quite
    possible that each successive modification, or most of them, may have
    appeared at an extremely early period.

    I have stated in the first chapter, that there is some evidence to
    render it probable, that at whatever age any variation first appears in
    the parent, it tends to reappear at a corresponding age in the
    offspring. Certain variations can only appear at corresponding ages,
    for instance, peculiarities in the caterpillar, cocoon, or imago states
    of the silk-moth; or, again, in the horns of almost full-grown cattle.
    But further than this, variations which, for all that we can see, might
    have appeared earlier or later in life, tend to appear at a
    corresponding age in the offspring and parent. I am far from meaning
    that this is invariably the case; and I could give a good many cases of
    variations (taking the word in the largest sense) which have supervened
    at an earlier age in the child than in the parent.

    These two principles, if their truth be admitted, will, I believe,
    explain all the above specified leading facts in embryology. But first
    let us look at a few analogous cases in domestic varieties. Some
    authors who have written on Dogs, maintain that the greyhound and
    bulldog, though appearing so different, are really varieties most
    closely allied, and have probably descended from
    the same wild stock; hence I was curious to see how far their puppies
    differed from each other: I was told by breeders that they differed
    just as much as their parents, and this, judging by the eye, seemed
    almost to be the case; but on actually measuring the old dogs and their
    six-days old puppies, I found that the puppies had not nearly acquired
    their full amount of proportional difference. So, again, I was told
    that the foals of cart and race-horses differed as much as the
    full-grown animals; and this surprised me greatly, as I think it
    probable tha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se two breeds has been wholly
    caused by selection under domestication; but having had careful
    measurements made of the dam and of a three-days old colt of a race and
    heavy cart-horse, I find that the colts have by no means acquired their
    full amount of proportional difference.

    As the evidence appears to me conclusive, that the several domestic
    breeds of Pigeon have descended from one wild species, I compared young
    pigeons of various breeds, within twelve hours after being hatched; I
    carefully measured the proportions (but will not here give details) of
    the beak, width of mouth, length of nostril and of eyelid, size of feet
    and length of leg, in the wild stock, in pouters, fantails, runts,
    barbs, dragons, carriers, and tumblers. Now some of these birds, when
    mature, differ so extraordinarily in length and form of beak, that they
    would, I cannot doubt, be ranked in distinct genera, had they been
    natural productions. But when the nestling birds of these several
    breeds were placed in a row, though most of them could be distinguished
    from each other, yet their proport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above
    specified several points were incomparably less than in the full-grown
    birds. Some characteristic points of difference—for instance, that of
    the width of mouth—could hardly be detected in the young.
    But there was one remarkable exception to this rule, for the young of
    the short-faced tumbler differed from the young of the wild rock-pigeon
    and of the other breeds, in all its proportions, almost exactly as much
    as in the adult state.

    The two principles above given seem to me to explain these facts in
    regard to the later embryonic stages of our domestic varieties.
    Fanciers select their horses, dogs, and pigeons, for breeding, when
    they are nearly grown up: they are indifferent whether the desired
    qualities and structures have been acquired earlier or later in life,
    if the full-grown animal possesses them. And the cases just given, more
    especially that of pigeons, seem to show that the characteristic
    differences which give value to each breed, and which have been
    accumulated by man’s selection, have not generally first appeared at an
    early period of life, and have been inherited by the offspring at a
    corresponding not early period. But the case of the short-faced
    tumbler, which when twelve hours old had acquired its proper
    proportions, proves that this is not the universal rule; for here the
    characteristic differences must either have appeared at an earlier
    period than usual, or, if not so, the differences must have been
    inherited, not at the corresponding, but at an earlier age.

    Now let us apply these facts and the above two principles—which latter,
    though not proved true, can be shown to be in some degree probable—to
    species in a state of nature. Let us take a genus of birds, descended
    on my theory from some one parent-species, and of which the several new
    species have become modified through natural selec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diverse habits. Then, from the many slight successive steps
    of variation having supervened at a rather late age, and having been
    inherited at a corresponding
    age, the young of the new species of our supposed genus will manifestly
    tend to resemble each other much more closely than do the adults, just
    as we have seen in the case of pigeons. We may extend this view to
    whole families or even classes. The fore-limbs, for instance, which
    served as legs in the parent-species, may become, by a long course of
    modification, adapted in one descendant to act as hands, in another as
    paddles, in another as wings; and on the above two principles—namely of
    each successive modification supervening at a rather late age, and
    being inherited at a corresponding late age—the fore-limbs in the
    embryos of the several descendants of the parent-species will still
    resemble each other closely, for they will not have been modified. But
    in each individual new species, the embryonic fore-limbs will differ
    greatly from the fore-limbs in the mature animal; the limbs in the
    latter having undergone much modification at a rather late period of
    life, and having thus been converted into hands, or paddles, or wings.
    Whatever influence long-continued exercise or use on the one hand, and
    disuse on the other, may have in modifying an organ, such influence
    will mainly affect the mature animal, which has come to its full powers
    of activity and has to gain its own living; and the effects thus
    produced will be inherited at a corresponding mature age. Whereas the
    young will remain unmodified, or be modified in a lesser degree, by the
    effects of use and disuse.

    In certain cases the successive steps of variation might supervene,
    from causes of which we are wholly ignorant, at a very early period of
    life, or each step might be inherited at an earlier period than that at
    which it first appeared. In either case (as with the short-faced
    tumbler) the young or embryo would closely
    resemble the mature parent-form. We have seen that this is the rule of
    development in certain whole groups of animals, as with cuttle-fish and
    spiders, and with a few members of the great class of insects, as with
    Aphis. With respect to the final cause of the young in these cases not
    undergoing any metamorphosis, or closely resembling their parents from
    their earliest age, we can see that this would result from the two
    following contingencies; firstly, from the young, during a course of
    modification carried on for many generations, having to provide for
    their own wants at a very early stage of development, and secondly,
    from their following exactly the same habits of life with their
    parents; for in this case, it would be indispensable for the existence
    of the species, that the child should be modified at a very early age
    in the same manner with its paren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similar
    habits. Some further explanation, however, of the embryo not undergoing
    any metamorphosis is perhaps requisite. If, on the other hand, it
    profited the young to follow habits of life in any degree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their parent, and consequently to be constructed in a
    slightly different manner, then, on the principle of inheritance at
    corresponding ages, the active young or larvæ might easily be rendered
    by natural selection different to any conceivable extent from their
    parents. Such differences might, also, become correlated with
    successive stages of development; so that the larvæ, in the first
    stage, might differ greatly from the larvæ in the second stage, as we
    have seen to be the case with cirripedes. The adult might become fitted
    for sites or habits, in which organs of locomotion or of the senses,
    etc., would be useless; and in this case the final metamorphosis would
    be said to be retrograde.

    As all the organic beings, extinct and recent, which
    have ever lived on this earth have to be classed together, and as all
    have been connected by the finest gradations, the best, or indeed, if
    our collections were nearly perfect, the only possible arrangement,
    would be genealogical. Descent being on my view the hidden bond of
    connexion which naturalists have been seeking under the term of the
    natural system. On this view we can understand how it is that, in the
    eyes of most naturalists, the structure of the embryo is even more
    important for classification than that of the adult. For the embryo is
    the animal in its less modified state; and in so far it reveals the
    structure of its progenitor. In two groups of animal, however much they
    may at present differ from each other in structure and habits, if they
    pass through the same or similar embryonic stages, we may feel assured
    that they have both descended from the same or nearly similar parents,
    and are therefore in that degree closely related. Thus, community in
    embryonic structure reveals community of descent. It will reveal this
    community of descent, however much the structure of the adult may have
    been modified and obscured; we have seen, for instance, that cirripedes
    can at once be recognised by their larvæ as belonging to the great
    class of crustaceans. As the embryonic state of each species and group
    of species partially shows us the structure of their less modified
    ancient progenitors, we can clearly see why ancient and extinct forms
    of life should resemble the embryos of their descendants,—our existing
    species. Agassiz believes this to be a law of nature; but I am bound to
    confess that I only hope to see the law hereafter proved true. It can
    be proved true in those cases alone in which the ancient state, now
    supposed to be represented in many embryos, has not been obliterated,
    either by the successive variations in a long course of modification
    having supervened
    at a very early age, or by the variations having been inherited at an
    earlier period than that at which they first appeared. It should also
    be borne in mind, that the supposed law of resemblance of ancient forms
    of life to the embryonic stages of recent forms, may be true, but yet,
    owing to the geological record not extending far enough back in time,
    may remain for a long period, or for ever, incapable of demonstration.

    Thus, as it seems to me, the leading facts in embryology, which are
    second in importance to none in natural history, are explained on the
    principle of slight modifications not appearing, in the many
    descendants from some one ancient progenitor, at a very early period in
    the life of each, though perhaps caused at the earliest, and being
    inherited at a corresponding not early period. Embryology rises greatly
    in interest, when we thus look at the embryo as a picture, more or less
    obscured, of the common parent-form of each great class of animals.

    Rudimentary, atrophied, or aborted organs.—Organs or parts in this
    strange condition, bearing the stamp of inutility, are extremely common
    throughout nature. For instance, rudimentary mammæ are very general in
    the males of mammals: I presume that the “bastard-wing” in birds may be
    safely considered as a digit in a rudimentary state: in very many
    snakes one lobe of the lungs is rudimentary; in other snakes there are
    rudiments of the pelvis and hind limbs. Some of the cases of
    rudimentary organs are extremely curious; for instance, the presence of
    teeth in foetal whales, which when grown up have not a tooth in their
    heads; and the presence of teeth, which never cut through the gums, in
    the upper jaws of our unborn calves. It has even been stated on good
    authority that rudiments of teeth can be detected
    in the beaks of certain embryonic birds. Nothing can be plainer than
    that wings are formed for flight, yet in how many insects do we see
    wings so reduced in size as to be utterly incapable of flight, and not
    rarely lying under wing-cases, firmly soldered together!

    The meaning of rudimentary organs is often quite unmistakeable: for
    instance there are beetles of the same genus (and even of the same
    species) resembling each other most closely in all respects, one of
    which will have full-sized wings, and another mere rudiments of
    membrane; and here it is impossible to doubt, that the rudiments
    represent wings. Rudimentary organs sometimes retain their
    potentiality, and are merely not developed: this seems to be the case
    with the mammæ of male mammals, for many instances are on record of
    these organs having become well developed in full-grown males, and
    having secreted milk. So again there are normally four developed and
    two rudimentary teats in the udders of the genus Bos, but in our
    domestic cows the two sometimes become developed and give milk. In
    individual plants of the same species the petals sometimes occur as
    mere rudiments, and sometimes in a well-developed state. In plants with
    separated sexes, the male flowers often have a rudiment of a pistil;
    and Kölreuter found that by crossing such male plants with an
    hermaphrodite species, the rudiment of the pistil in the hybrid
    offspring was much increased in size; and this shows that the rudiment
    and the perfect pistil are essentially alike in nature.

    An organ serving for two purposes, may become rudimentary or utterly
    aborted for one, even the more important purpose; and remain perfectly
    efficient for the other. Thus in plants, the office of the pistil is to
    allow the pollen-tubes to reach the ovules protected in the ovarium at
    its base. The pistil consists of a stigma
    supported on the style; but in some Compositæ, the male florets, which
    of course cannot be fecundated, have a pistil, which is in a
    rudimentary state, for it is not crowned with a stigma; but the style
    remains well developed, and is clothed with hairs as in other
    compositæ, for the purpose of brushing the pollen out of the
    surrounding anthers. Again, an organ may become rudimentary for its
    proper purpose, and be used for a distinct object: in certain fish the
    swim-bladder seems to be rudimentary for its proper function of giving
    buoyancy, but has become converted into a nascent breathing organ or
    lung. Other similar instances could be given.

    Rudimentary organs in the individuals of the same species are very
    liable to vary in degree of development and in other respects.
    Moreover, in closely allied species, the degree to which the same organ
    has been rendered rudimentary occasionally differs much. This latter
    fact is well exemplified in the state of the wings of the female moths
    in certain groups. Rudimentary organs may be utterly aborted; and this
    implies, that we find in an animal or plant no trace of an organ, which
    analogy would lead us to expect to find, and which is occasionally
    found in monstrous individuals of the species. Thus in the snapdragon
    (antirrhinum) we generally do not find a rudiment of a fifth stamen;
    but this may sometimes be seen. In tracing the homologies of the same
    part in different members of a class, nothing is more common, or more
    necessary, than the use and discovery of rudiments. This is well shown
    in the drawings given by Owen of the bones of the leg of the horse, ox,
    and rhinoceros.

    It is an important fact that rudimentary organs, such as teeth in the
    upper jaws of whales and ruminants, can often be detected in the
    embryo, but afterwards wholly disappear. It is also, I believe, a
    universal
    rule, that a rudimentary part or organ is of greater size relatively to
    the adjoining parts in the embryo, than in the adult; so that the organ
    at this early age is less rudimentary, or even cannot be said to be in
    any degree rudimentary. Hence, also, a rudimentary organ in the adult,
    is often said to have retained its embryonic condition.

    I have now given the leading facts with respect to rudimentary organs.
    In reflecting on them, every one must be struck with astonishment: for
    the same reasoning power which tells us plainly that most parts and
    organs are exquisitely adapted for certain purposes, tells us with
    equal plainness that these rudimentary or atrophied organs, are
    imperfect and useless. In works on natural history rudimentary organs
    are generally said to have been created “for the sake of symmetry,” or
    in order “to complete the scheme of nature;” but this seems to me no
    explanation, merely a restatement of the fact. Would it be thought
    sufficient to say that because planets revolve in elliptic courses
    round the sun, satellites follow the same course round the planets, for
    the sake of symmetry, and to complete the scheme of nature? An eminent
    physiologist accounts for the presence of rudimentary organs, by
    supposing that they serve to excrete matter in excess, or injurious to
    the system; but can we suppose that the minute papilla, which often
    represents the pistil in male flowers, and which is formed merely of
    cellular tissue, can thus act? Can we suppose that the formation of
    rudimentary teeth which are subsequently absorbed, can be of any
    service to the rapidly growing embryonic calf by the excretion of
    precious phosphate of lime? When a man’s fingers have been amputated,
    imperfect nails sometimes appear on the stumps: I could as soon believe
    that these vestiges of nails have appeared, not from unknown laws
    of growth, but in order to excrete horny matter, as that the
    rudimentary nails on the fin of the manatee were formed for this
    purpose.

    On my view of descent with modification, the origin of rudimentary
    organs is simple. We have plenty of cases of rudimentary organs in our
    domestic productions,—as the stump of a tail in tailless breeds,—the
    vestige of an ear in earless breeds,—the reappearance of minute
    dangling horns in hornless breeds of cattle, more especially, according
    to Youatt, in young animals,—and the state of the whole flower in the
    cauliflower. We often see rudiments of various parts in monsters. But I
    doubt whether any of these cases throw light on the origin of
    rudimentary organs in a state of nature, further than by showing that
    rudiments can be produced; for I doubt whether species under nature
    ever undergo abrupt changes. I believe that disuse has been the main
    agency; that it has led in successive generations to the gradual
    reduction of various organs, until they have become rudimentary,—as in
    the case of the eyes of animals inhabiting dark caverns, and of the
    wings of birds inhabiting oceanic islands, which have seldom been
    forced to take flight, and have ultimately lost the power of flying.
    Again, an organ useful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might become injurious
    under others, as with the wings of beetles living on small and exposed
    islands; and in this case natural selection would continue slowly to
    reduce the organ, until it was rendered harmless and rudimentary.

    Any change in function, which can be effected by insensibly small
    steps, is within the power of natural selection; so that an organ
    rendered, during changed habits of life, useless or injurious for one
    purpose, might easily be modified and used for another purpose. Or an
    organ might be retained for one alone of its
    former functions. An organ, when rendered useless, may well be
    variable, for its variations cannot be checked by natural selection. At
    whatever period of life disuse or selection reduces an organ, and this
    will generally be when the being has come to maturity and to its full
    powers of action, the principle of inheritance at corresponding ages
    will reproduce the organ in its reduced state at the same age, and
    consequently will seldom affect or reduce it in the embryo. Thus we can
    understand the greater relative size of rudimentary organs in the
    embryo, and their lesser relative size in the adult. But if each step
    of the process of reduction were to be inherited, not at the
    corresponding age, but at an extremely early period of life (as we have
    good reason to believe to be possible) the rudimentary part would tend
    to be wholly lost, and we should have a case of complete abortion. The
    principle, also, of economy, explained in a former chapter, by which
    the materials forming any part or structure, if not useful to the
    possessor, will be saved as far as is possible, will probably often
    come into play; and this will tend to cause the entire obliteration of
    a rudimentary organ.

    As the presence of rudimentary organs is thus due to the tendency in
    every part of the organisation, which has long existed, to be
    inherited—we can understand, on the genealogical view of
    classification, how it is that systematists have found rudimentary
    parts as useful as, or even sometimes more useful than, parts of high
    physiological importance. Rudimentary organs may be compared with the
    letters in a word, still retained in the spelling, but become useless
    in the pronunciation, but which serve as a clue in seeking for its
    derivation. On the view of descent with modification, we may conclude
    that the existence of organs in a rudimentary, imperfect, and useless
    condition, or quite aborted, far
    from presenting a strange difficulty, as they assuredly do on the
    ordinary doctrine of creation, might even have been anticipated, and
    can be accounted for by the laws of inheritance.

    Summary.—In this chapter I have attempted to show, that the
    subordination of group to group in all organisms throughout all time;
    that the nature of the relationship, by which all living and extinct
    beings are united by complex, radiating, and circuitous lines of
    affinities into one grand system; the rules followed and the
    difficulties encountered by naturalists in their classifications; the
    value set upon characters, if constant and prevalent, whether of high
    vital importance, or of the most trifling importance, or, as in
    rudimentary organs, of no importance; the wide opposition in value
    between analogical or adaptive characters, and characters of true
    affinity; and other such rules;—all naturally follow on the view of the
    common parentage of those forms which are considered by naturalists as
    allied, together with their modification through natural selection,
    with its contingencies of extinction and divergence of character. In
    considering this view of classification, it should be borne in mind
    that the element of descent has been universally used in ranking
    together the sexes, ages, and acknowledged varieties of the same
    species, however different they may be in structure. If we extend the
    use of this element of descent,—the only certainly known cause of
    similarity in organic beings,—we shall understand what is meant by the
    natural system: it is genealogical in its attempted arrangement, with
    the grades of acquired difference marked by the terms varieties,
    species, genera, families, orders, and classes.

    On this same view of descent with modification, all the great facts in
    Morphology become intelligible,—whether
    we look to the same pattern displayed in the homologous organs, to
    whatever purpose applied, of the different species of a class; or to
    the homologous parts constructed on the same pattern in each individual
    animal and plant.

    On the principle of successive slight variations, not necessarily or
    generally supervening at a very early period of life, and being
    inherited at a corresponding period, we can understand the great
    leading facts in Embryology; namely, the resemblance in an individual
    embryo of the homologous parts, which when matured will become widely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in structure and function; and the
    resemblance in different species of a class of the homologous parts or
    organs, though fitted in the adult members for purposes as different as
    possible. Larvæ are active embryos, which have become specially
    modified in relation to their habits of life, through the principle of
    modifications being inherited at corresponding ages. On this same
    principle—and bearing in mind, that when organs are reduced in size,
    either from disuse or selection, it will generally be at that period of
    life when the being has to provide for its own wants, and bearing in
    mind how strong is the principle of inheritance—the occurrence of
    rudimentary organs and their final abortion, present to us no
    inexplicable difficulties; on the contrary, their presence might have
    been even anticipated. The importance of embryological characters and
    of rudimentary organs in classification is intelligible, on the view
    that an arrangement is only so far natural as it is genealogical.

    Finally, the several classes of facts which have been considered in
    this chapter, seem to me to proclaim so plainly, that the innumerable
    species, genera, and families of organic beings, with which this world
    is
    peopled, have all descended, each within its own class or group, from
    common parents, and have all been modified in the course of descent,
    that I should without hesitation adopt this view, even if it were
    unsupported by other facts or arguments.

    CHAPTER XIV.
    RECAPITULATION AND CONCLUSION.

    Recapitulation of the difficulties on the theory of Natural Selection.
    Recapitulation of the general and special circumstances in its favour.
    Causes of the general belief in the immutability of species. How far
    the theory of natural selection may be extended. Effects of its
    adoption on the study of Natural history. Concluding remarks.

    As this whole volume is one long argument, it may be convenient to the
    reader to have the leading facts and inferences briefly recapitulated.

    That many and grave objections may be advanced against the theory of
    descent with modification through natural selection, I do not deny. I
    have endeavoured to give to them their full force. Nothing at first can
    appear more difficult to believe than that the more complex organs and
    instincts should have been perfected, not by means superior to, though
    analogous with, human reason, but by the accumulation of innumerable
    slight variations, each good for the individual possessor.
    Nevertheless, this difficulty, though appearing to our imagination
    insuperably great, cannot be considered real if we admit the following
    propositions, namely,—that gradations in the perfection of any organ or
    instinct, which we may consider, either do now exist or could have
    existed, each good of its kind,—that all organs and instincts are, in
    ever so slight a degree, variable,—and, lastly, that there is a
    struggle for existence leading to the preservation of each profitable
    deviation of structure or instinct. The truth of these propositions
    cannot, I think, be disputed.

    It is, no doubt, extremely difficult even to conjecture by what
    gradations many structures have been perfected, more especially amongst
    broken and failing groups of organic beings; but we see so many strange
    gradations in nature, as is proclaimed by the canon, “Natura non facit
    saltum,” that we ought to be extremely cautious in saying that any
    organ or instinct, or any whole being, could not have arrived at its
    present state by many graduated steps. There are, it must be admitted,
    cases of special difficulty on the theory of natural selection; and one
    of the most curious of these is the existence of two or three defined
    castes of workers or sterile females in the same community of ants; but
    I have attempted to show how this difficulty can be mastered.

    With respect to the almost universal sterility of species when first
    crossed, which forms so remarkable a contrast with the almost universal
    fertility of varieties when crossed, I must refer the reader to the
    recapitulation of the facts given at the end of the eighth chapter,
    which seem to me conclusively to show that this sterility is no more a
    special endowment than is the incapacity of two trees to be grafted
    together, but that it is incidental on constitut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reproductive systems of the intercrossed species. We see the truth
    of this conclusion in the vast difference in the result, when the same
    two species are crossed reciprocally; that is, when one species is
    first used as the father and then as the mother.

    The fertility of varieties when intercrossed and of their mongrel
    offspring cannot be considered as universal; nor is their very general
    fertility surprising when we remember that it is not likely that either
    their constitutions or their reproductive systems should have been
    profoundly modified. Moreover, most of the
    varieties which have been experimentised on have been produced under
    domestication; and as domestication apparently tends to eliminate
    sterility, we ought not to expect it also to produce sterility.

    The sterility of hybrids is a very different case from that of first
    crosses, for their reproductive organs are more or less functionally
    impotent; whereas in first crosses the organs on both sides are in a
    perfect condition. As we continually see that organisms of all kinds
    are rendered in some degree sterile from their constitutions having
    been disturbed by slightly different and new conditions of life, we
    need not feel surprise at hybrids being in some degree sterile, for
    their constitutions can hardly fail to have been disturbed from being
    compounded of two distinct organisations. This parallelism is supported
    by another parallel, but directly opposite, class of facts; namely,
    that the vigour and fertility of all organic beings are increased by
    slight changes in their conditions of life, and that the offspring of
    slightly modified forms or varieties acquire from being crossed
    increased vigour and fertility. So that, on the one hand, considerable
    changes in the conditions of life and crosses between greatly modified
    forms, lessen fertility; and on the other hand, lesser changes in the
    conditions of life and crosses between less modified forms, increase
    fertility.

    Turning to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the difficulties encountered on
    the theory of descent with modification are grave enough. All the
    individuals of the same species, and all the species of the same genus,
    or even higher group, must have descended from common parents; and
    therefore, in however distant and isolated parts of the world they are
    now found, they must in the course of successive generations have
    passed from some one part to the others. We are often wholly unable
    even to conjecture how this could have been effected. Yet, as we have
    reason to believe that some species have retained the same specific
    form for very long periods, enormously long as measured by years, too
    much stress ought not to be laid on the occasional wide diffusion of
    the same species; for during very long periods of time there will
    always be a good chance for wide migration by many means. A broken or
    interrupted range may often be accounted for by the extinction of the
    species in the intermediate regions. It cannot be denied that we are as
    yet very ignorant of the full extent of the various climatal and
    geographical changes which have affected the earth during modern
    periods; and such changes will obviously have greatly facilitated
    migration. As an example, I have attempted to show how potent has been
    the influence of the Glacial period on the distribution both of the
    same and of representative species throughout the world. We are as yet
    profoundly ignorant of the many occasional means of transport. With
    respect to distinct species of the same genus inhabiting very distant
    and isolated regions, as the process of modification has necessarily
    been slow, all the means of migration will have been possible during a
    very long period; and consequently the difficulty of the wide diffusion
    of species of the same genus is in some degree lessened.

    As on the theory of natural selection an interminable number of
    intermediate forms must have existed, linking together all the species
    in each group by gradations as fine as our present varieties, it may be
    asked, Why do we not see these linking forms all around us? Why are not
    all organic beings blended together in an inextricable chaos? With
    respect to existing forms, we should remember that we have no right to
    expect (excepting in rare cases) to discover directly connecting
    links between them, but only between each and some extinct and
    supplanted form. Even on a wide area, which has during a long period
    remained continuous, and of which the climate and other conditions of
    life change insensibly in going from a district occupied by one species
    into another district occupied by a closely allied species, we have no
    just right to expect often to find intermediate varieties in the
    intermediate zone. For we have reason to believe that only a few
    species are undergoing change at any one period; and all changes are
    slowly effected. I have also shown that the intermediate varieties
    which will at first probably exist in the intermediate zones, will be
    liable to be supplanted by the allied forms on either hand; and the
    latter, from existing in greater numbers, will generally be modified
    and improved at a quicker rate than the intermediate varieties, which
    exist in lesser numbers; so that the intermediate varieties will, in
    the long run, be supplanted and exterminated.

    On this doctrine of the extermination of an infinitude of connecting
    links, between the living and extinct inhabitants of the world, and at
    each successive period between the extinct and still older species, why
    is not every geological formation charged with such links? Why does not
    every collection of fossil remains afford plain evidence of the
    gradation and mutation of the forms of life? We meet with no such
    evidence, and this is the most obvious and forcible of the many
    objections which may be urged against my theory. Why, again, do whole
    groups of allied species appear, though certainly they often falsely
    appear, to have come in suddenly on the several geological stages? Why
    do we not find great piles of strata beneath the Silurian system,
    stored with the remains of the progenitors of the Silurian groups of
    fossils? For certainly on my theory such
    strata must somewhere have been deposited at these ancient and utterly
    unknown epochs in the world’s history.

    I can answer these questions and grave objections only on the
    supposition that the geological record is far more imperfect than most
    geologists believe. It cannot be objected that there has not been time
    sufficient for any amount of organic change; for the lapse of time has
    been so great as to be utterly inappreciable by the human intellect.
    The number of specimens in all our museums is absolutely as nothing
    compared with the countless generations of countless species which
    certainly have existed. We should not be able to recognise a species as
    the parent of any one or more species if we were to examine them ever
    so closely, unless we likewise possessed many of the intermediate links
    between their past or parent and present states; and these many links
    we could hardly ever expect to discover, owing to the imperfection of
    the geological record. Numerous existing doubtful forms could be named
    which are probably varieties; but who will pretend that in future ages
    so many fossil links will be discovered, that naturalists will be able
    to decide, on the common view, whether or not these doubtful forms are
    varieties? As long as most of the links between any two species are
    unknown, if any one link or intermediate variety be discovered, it will
    simply be classed as another and distinct species. Only a small portion
    of the world has been geologically explored. Only organic beings of
    certain classes can be preserved in a fossil condition, at least in any
    great number. Widely ranging species vary most, and varieties are often
    at first local,—both causes rendering the discovery of intermediate
    links less likely. Local varieties will not spread into other and
    distant regions until they are considerably modified and improved;
    and when they do spread, if discovered in a geological formation, they
    will appear as if suddenly created there, and will be simply classed as
    new species. Most formations have been intermittent in their
    accumulation; and their duration, I am inclined to believe, has been
    shorter than the average duration of specific forms. Successive
    formations are separated from each other by enormous blank intervals of
    time; for fossiliferous formations, thick enough to resist future
    degradation, can be accumulated only where much sediment is deposited
    on the subsiding bed of the sea. During the alternate periods of
    elevation and of stationary level the record will be blank. During
    these latter periods there will probably be more variability in the
    forms of life; during periods of subsidence, more extinction.

    With respect to the absence of fossiliferous formations beneath the
    lowest Silurian strata, I can only recur to the hypothesis given in the
    ninth chapter. That the geological record is imperfect all will admit;
    but that it is imperfect to the degree which I require, few will be
    inclined to admit. If we look to long enough intervals of time, geology
    plainly declares that all species have changed; and they have changed
    in the manner which my theory requires, for they have changed slowly
    and in a graduated manner. We clearly see this in the fossil remains
    from consecutive formations invariably being much more closely related
    to each other, than are the fossils from formations distant from each
    other in time.

    Such is the sum of the several chief objections and difficulties which
    may justly be urged against my theory; and I have now briefly
    recapitulated the answers and explanations which can be given to them.
    I have felt these difficulties far too heavily during many years to
    doubt their weight. But it deserves especial notice that the more
    important objections relate to questions on which we are confessedly
    ignorant; nor do we know how ignorant we are. We do not know all the
    possible transitional gradations between the simplest and the most
    perfect organs; it cannot be pretended that we know all the varied
    means of Distribution during the long lapse of years, or that we know
    how imperfect the Geological Record is. Grave as these several
    difficulties are, in my judgment they do not overthrow the theory of
    descent with modification.

    Now let us turn to the other side of the argument. Under domestication
    we see much variability. This seems to be mainly due to the
    reproductive system being eminently susceptible to changes in the
    conditions of life; so that this system, when not rendered impotent,
    fails to reproduce offspring exactly like the parent-form. Variability
    is governed by many complex laws,—by correlation of growth, by use and
    disuse, and by the direct action of the physical conditions of life.
    There is much difficulty in ascertaining how much modification our
    domestic productions have undergone; but we may safely infer that the
    amount has been large, and that modifications can be inherited for long
    periods. As long as the conditions of life remain the same, we have
    reason to believe that a modification, which has already been inherited
    for many generations, may continue to be inherited for an almost
    infinite number of generations. On the other hand we have evidence that
    variability, when it has once come into play, does not wholly cease;
    for new varieties are still occasionally produced by our most anciently
    domesticated productions.

    Man does not actually produce variability; he only
    unintentionally exposes organic beings to new conditions of life, and
    then nature acts on the organisation, and causes variability. But man
    can and does select the variations given to him by nature, and thus
    accumulate them in any desired manner. He thus adapts animals and
    plants for his own benefit or pleasure. He may do this methodically, or
    he may do it unconsciously by preserving the individuals most useful to
    him at the time, without any thought of altering the breed. It is
    certain that he can largely influence the character of a breed by
    selecting, in each successive generation, individual differences so
    slight as to be quite inappreciable by an uneducated eye. This process
    of selection has been the great agency in the production of the most
    distinct and useful domestic breeds. That many of the breeds produced
    by man have to a large extent the character of natural species, is
    shown by the inextricable doubts whether very many of them are
    varieties or aboriginal species.

    There is no obvious reason why the principles which have acted so
    efficiently under domestication should not have acted under nature. In
    the preservation of favoured individuals and races, during the
    constantly-recurrent Struggle for Existence, we see the most powerful
    and ever-acting means of selection. The struggle for existence
    inevitably follows from the high geometrical ratio of increase which is
    common to all organic beings. This high rate of increase is proved by
    calculation, by the effects of a succession of peculiar seasons, and by
    the results of naturalisation, as explained in the third chapter. More
    individuals are born than can possibly survive. A grain in the balance
    will determine which individual shall live and which shall die,—which
    variety or species shall increase in number, and which shall decrease,
    or finally become extinct. As the individuals
    of the same species come in all respects into the closest competition
    with each other, the struggle will generally be most severe between
    them; it will be almost equally severe between the varieties of the
    same species, and next in severity between the species of the same
    genus. But the struggle will often be very severe between beings most
    remote in the scale of nature. The slightest advantage in one being, at
    any age or during any season, over those with which it comes into
    competition, or better adaptation in however slight a degree to the
    surrounding physical conditions, will turn the balance.

    With animals having separated sexes there will in most cases be a
    struggle between the males for possession of the females. The most
    vigorous individuals, or those which have most successfully struggled
    with their conditions of life, will generally leave most progeny. But
    success will often depend on having special weapons or means of
    defence, or on the charms of the males; and the slightest advantage
    will lead to victory.

    As geology plainly proclaims that each land has undergone great
    physical changes, we might have expected that organic beings would have
    varied under nature, in the same way as they generally have varied
    under the changed conditions of domestication. And if there be any
    variability under nature, it would be an unaccountable fact if natural
    selection had not come into play. It has often been asserted, but the
    assertion is quite incapable of proof, that the amount of variation
    under nature is a strictly limited quantity. Man, though acting on
    external characters alone and often capriciously, can produce within a
    short period a great result by adding up mere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his domestic productions; and every one admits that there are at least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species under nature. But, besides such
    differences, all naturalists
    have admitted the existence of varieties, which they think sufficiently
    distinct to be worthy of record in systematic works. No one can draw
    any clear distinction between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nd slight
    varieties; or between more plainly marked varieties and sub-species,
    and species. Let it be observed how naturalists differ in the rank
    which they assign to the many representative forms i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If then we have under nature variability and a powerful agent always
    ready to act and select, why should we doubt that variations in any way
    useful to beings, under their excessively complex relations of life,
    would be preserved, accumulated, and inherited? Why, if man can by
    patience select variations most useful to himself, should nature fail
    in selecting variations useful, under changing conditions of life, to
    her living products? What limit can be put to this power, acting during
    long ages and rigidly scrutinising the whole constitution, structure,
    and habits of each creature,—favouring the good and rejecting the bad?
    I can see no limit to this power, in slowly and beautifully adapting
    each form to the most complex relations of life. The theory of natural
    selection, even if we looked no further than this, seems to me to be in
    itself probable. I have already recapitulated, as fairly as I could,
    the opposed difficulties and objections: now let us turn to the special
    facts and arguments in favour of the theory.

    On the view that species are only strongly marked and permanent
    varieties, and that each species first existed as a variety, we can see
    why it is that no line of demarcation can be drawn between species,
    commonly supposed to have been produced by special acts of creation,
    and varieties which are acknowledged to have been produced by secondary
    laws. On this same view we can understand how it is that in each region
    where many species of a genus have been produced, and where they now
    flourish, these same species should present many varieties; for where
    the manufactory of species has been active, we might expect, as a
    general rule, to find it still in action; and this is the case if
    varieties be incipient species. Moreover, the species of the larger
    genera, which afford the greater number of varieties or incipient
    species, retain to a certain degree the character of varieties; for
    they differ from each other by a less amount of difference than do the
    species of smaller genera. The closely allied species also of the
    larger genera apparently have restricted ranges, and they are clustered
    in little groups round other species—in which respects they resemble
    varieties. These are strange relations on the view of each species
    having been independently created, but are intelligible if all species
    first existed as varieties.

    As each species tends by its geometrical ratio of reproduction to
    increase inordinately in number; and as the modified descendants of
    each species will be enabled to increase by so much the more as they
    become more diversified in habits and structure, so as to be enabled to
    seize on many and widely different places in the economy of nature,
    there will be a constant tendency in natural selection to preserve the
    most divergent offspring of any one species. Hence during a
    long-continued course of modification, the slight differences,
    characteristic of varieties of the same species, tend to be augmented
    into the greater differences characteristic of species of the same
    genus. New and improved varieties will inevitably supplant and
    exterminate the older, less improved and intermediate varieties; and
    thus species are rendered to a large extent defined and distinct
    objects. Dominant species belonging to the larger groups tend to give
    birth to new and dominant
    forms; so that each large group tends to become still larger, and at
    the same time more divergent in character. But as all groups cannot
    thus succeed in increasing in size, for the world would not hold them,
    the more dominant groups beat the less dominant. This tendency in the
    large groups to go on increasing in size and diverging in character,
    together with the almost inevitable contingency of much extinction,
    explains the arrangement of all the forms of life, in groups
    subordinate to groups, all within a few great classes, which we now see
    everywhere around us, and which has prevailed throughout all time. This
    grand fact of the grouping of all organic beings seems to me utterly
    inexplicable on the theory of creation.

    As natural selection acts solely by accumulating slight, successive,
    favourable variations, it can produce no great or sudden modification;
    it can act only by very short and slow steps. Hence the canon of
    “Natura non facit saltum,” which every fresh addition to our knowledge
    tends to make more strictly correct, is on this theory simply
    intelligible. We can plainly see why nature is prodigal in variety,
    though niggard in innovation. But why this should be a law of nature if
    each species has been independently created, no man can explain.

    Many other facts are, as it seems to me, explicable on this theory. How
    strange it is that a bird, under the form of woodpecker, should have
    been created to prey on insects on the ground; that upland geese, which
    never or rarely swim, should have been created with webbed feet; that a
    thrush should have been created to dive and feed on sub-aquatic
    insects; and that a petrel should have been created with habits and
    structure fitting it for the life of an auk or grebe! and so on in
    endless other cases. But on the view of each
    species constantly trying to increase in number, with natural selection
    always ready to adapt the slowly varying descendants of each to any
    unoccupied or ill-occupied place in nature, these facts cease to be
    strange, or perhaps might even have been anticipated.

    As natural selection acts by competition, it adapts the inhabitants of
    each country only in relation to the degree of perfection of their
    associates; so that we need feel no surprise at the inhabitants of any
    one country, although on the ordinary view supposed to have been
    specially created and adapted for that country, being beaten and
    supplanted by the naturalised productions from another land. Nor ought
    we to marvel if all the contrivances in nature be not, as far as we can
    judge, absolutely perfect; and if some of them be abhorrent to our
    ideas of fitness. We need not marvel at the sting of the bee causing
    the bee’s own death; at drones being produced in such vast numbers for
    one single act, and being then slaughtered by their sterile sisters; at
    the astonishing waste of pollen by our fir-trees; at the instinctive
    hatred of the queen bee for her own fertile daughters; at ichneumonidæ
    feeding within the live bodies of caterpillars; and at other such
    cases. The wonder indeed is, on the theory of natural selection, that
    more cases of the want of absolute perfection have not been observed.

    The complex and little known laws governing variation are the same, as
    far as we can see, with the laws which have governed the production of
    so-called specific forms. In both cases physical conditions seem to
    have produced but little direct effect; yet when varieties enter any
    zone, they occasionally assume some of the characters of the species
    proper to that zone. In both varieties and species, use and disuse seem
    to have produced some effect; for it is difficult to resist this
    conclusion
    when we look, for instance, at the logger-headed duck, which has wings
    incapable of flight, in nearly the same condition as in the domestic
    duck; or when we look at the burrowing tucutucu, which is occasionally
    blind, and then at certain moles, which are habitually blind and have
    their eyes covered with skin; or when we look at the blind animals
    inhabiting the dark caves of America and Europe. In both varieties and
    species correlation of growth seems to have played a most important
    part, so that when one part has been modified other parts are
    necessarily modified. In both varieties and species reversions to
    long-lost characters occur. How inexplicable on the theory of creation
    is the occasional appearance of stripes on the shoulder and legs of the
    several species of the horse-genus and in their hybrids! How simply is
    this fact explained if we believe that these species have descended
    from a striped progenitor, in the same manner as the several domestic
    breeds of pigeon have descended from the blue and barred rock-pigeon!

    On the ordinary view of each species having been independently created,
    why should the specific characters, or those by which the species of
    the same genus differ from each other, be more variable than the
    generic characters in which they all agree? Why, for instance, should
    the colour of a flower be more likely to vary in any one species of a
    genus, if the other species, supposed to have been created
    independently, have differently coloured flowers, than if all the
    species of the genus have the same coloured flowers? If species are
    only well-marked varieties, of which the characters have become in a
    high degree permanent, we can understand this fact; for they have
    already varied since they branched off from a common progenitor in
    certain characters, by which they have come to be specifically distinct
    from each other;
    and therefore these same characters would be more likely still to be
    variable than the generic characters which have been inherited without
    change for an enormous period. It is inexplicable on the theory of
    creation why a part developed in a very unusual manner in any one
    species of a genus, and therefore, as we may naturally infer, of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species, should be eminently liable to variation;
    but, on my view, this part has undergone, since the several species
    branched off from a common progenitor, an unusual amount of variability
    and modification, and therefore we might expect this part generally to
    be still variable. But a part may be developed in the most unusual
    manner, like the wing of a bat, and yet not be more variable than any
    other structure, if the part be common to many subordinate forms, that
    is, if it has been inherited for a very long period; for in this case
    it will have been rendered constant by long-continued natural
    selection.

    Glancing at instincts, marvellous as some are, they offer no greater
    difficulty than does corporeal structure on the theory of the natural
    selection of successive, slight, but profitable modifications. We can
    thus understand why nature moves by graduated steps in endowing
    different animals of the same class with their several instincts. I
    have attempted to show how much light the principle of gradation throws
    on the admirable architectural powers of the hive-bee. Habit no doubt
    sometimes comes into play in modifying instincts; but it certainly is
    not indispensable, as we see, in the case of neuter insects, which
    leave no progeny to inherit the effects of long-continued habit. On the
    view of all the species of the same genus having descended from a
    common parent, and having inherited much in common, we can understand
    how it is that allied species, when placed under considerably different
    conditions of life,
    yet should follow nearly the same instincts; why the thrush of South
    America, for instance, lines her nest with mud like our British
    species. On the view of instincts having been slowly acquired through
    natural selection we need not marvel at some instincts being apparently
    not perfect and liable to mistakes, and at many instincts causing other
    animals to suffer.

    If species be only well-marked and permanent varieties, we can at once
    see why their crossed offspring should follow the same complex laws in
    their degrees and kinds of resemblance to their parents,—in being
    absorbed into each other by successive crosses, and in other such
    points,—as do the crossed offspring of acknowledged varieties. On the
    other hand, these would be strange facts if species have been
    independently created, and varieties have been produced by secondary
    laws.

    If we admit that the geological record is imperfect in an extreme
    degree, then such facts as the record gives, support the theory of
    descent with modification. New species have come on the stage slowly
    and at successive intervals; and the amount of change, after equal
    intervals of time, is widely different in different groups. The
    extinction of species and of whole groups of species, which has played
    so conspicuous a part in the history of the organic world, almost
    inevitably follows on the principle of natural selection; for old forms
    will be supplanted by new and improved forms. Neither single species
    nor groups of species reappear when the chain of ordinary generation
    has once been broken. The gradual diffusion of dominant forms, with the
    slow modification of their descendants, causes the forms of life, after
    long intervals of time, to appear as if they had changed simultaneously
    throughout the world. The fact of the fossil remains of each formation
    being in some degree intermediate in character between the
    fossils in the formations above and below, is simply explained by their
    intermediate position in the chain of descent. The grand fact that all
    extinct organic beings belong to the same system with recent beings,
    falling either into the same or into intermediate groups, follows from
    the living and the extinct being the offspring of common parents. As
    the groups which have descended from an ancient progenitor have
    generally diverged in character, the progenitor with its early
    descendants will often be intermediate in character in comparison with
    its later descendants; and thus we can see why the more ancient a
    fossil is, the oftener it stands in some degree intermediate between
    existing and allied groups. Recent forms are generally looked at as
    being, in some vague sense, higher than ancient and extinct forms; and
    they are in so far higher as the later and more improved forms have
    conquered the older and less improved organic beings in the struggle
    for life. Lastly, the law of the long endurance of allied forms on the
    same continent,—of marsupials in Australia, of edentata in America, and
    other such cases,—is intelligible, for within a confined country, the
    recent and the extinct will naturally be allied by descent.

    Looking to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if we admit that there has been
    during the long course of ages much migration from one part of the
    world to another, owing to former climatal and geographical changes and
    to the many occasional and unknown means of dispersal, then we can
    understand, on the theory of descent with modification, most of the
    great leading facts in Distribution. We can see why there should be so
    striking a parallelism in the distribution of organic beings throughout
    space, and in their geological succession throughout time; for in both
    cases the beings have been connected by the bond of ordinary
    generation, and the means of
    modification have been the same. We see the full meaning of the
    wonderful fact, which must have struck every traveller, namely, that on
    the same continent, under the most diverse conditions, under heat and
    cold, on mountain and lowland, on deserts and marshes, most of the
    inhabitants within each great class are plainly related; for they will
    generally be descendants of the same progenitors and early colonists.
    On this same principle of former migration, combined in most cases with
    modification, we can understand, by the aid of the Glacial period, the
    identity of some few plants, and the close alliance of many others, on
    the most distant mountains, under the most different climates; and
    likewise the close alliance of some of the inhabitants of the sea in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temperate zones, though separated by the
    whole intertropical ocean. Although two areas may present the same
    physical conditions of life, we need feel no surprise at their
    inhabitants being widely different, if they have been for a long period
    completely separated from each other; for as the relation of organism
    to organism is the most important of all relations, and as the two
    areas will have received colonists from some third source or from each
    other, at various periods and in different proportions, the course of
    modification in the two areas will inevitably be different.

    On this view of migration, with subsequent modification, we can see why
    oceanic islands should be inhabited by few species, but of these, that
    many should be peculiar. We can clearly see why those animals which
    cannot cross wide spaces of ocean, as frogs and terrestrial mammals,
    should not inhabit oceanic islands; and why, on the other hand, new and
    peculiar species of bats, which can traverse the ocean, should so often
    be found on islands far distant from any continent. Such facts
    as the presence of peculiar species of bats, and the absence of all
    other mammals, on oceanic islands, are utterly inexplicable on the
    theory of independent acts of creation.

    The existence of closely allied or representative species in any two
    areas, implies, on the theory of descent with modification, that the
    same parents formerly inhabited both areas; and we almost invariably
    find that wherever many closely allied species inhabit two areas, some
    identical species common to both still exist. Wherever many closely
    allied yet distinct species occur, many doubtful forms and varieties of
    the same species likewise occur. It is a rule of high generality that
    the inhabitants of each area are related to the inhabitants of the
    nearest source whence immigrants might have been derived. We see this
    in nearly all the plants and animals of the Galapagos archipelago, of
    Juan Fernandez, and of the other American islands being related in the
    most striking manner to the plants and animals of the neighbouring
    American mainland; and those of the Cape de Verde archipelago and other
    African islands to the African mainland. It must be admitted that these
    facts receive no explanation on the theory of creation.

    The fact, as we have seen, that all past and present organic beings
    constitute one grand natural system, with group subordinate to group,
    and with extinct groups often falling in between recent groups, is
    intelligible on the theory of natural selection with its contingencies
    of extinction and divergence of character. On these same principles we
    see how it is, that the mutual affinities of the species and genera
    within each class are so complex and circuitous. We see why certain
    characters are far more serviceable than others for classification;—why
    adaptive characters, though of paramount importance to the being, are
    of hardly any
    importance in classification; why characters derived from rudimentary
    parts, though of no service to the being, are often of high
    classificatory value; and why embryological characters are the most
    valuable of all. The real affinities of all organic beings are due to
    inheritance or community of descent. The natural system is a
    genealogical arrangement, in which we have to discover the lines of
    descent by the most permanent characters, however slight their vital
    importance may be.

    The framework of bones being the same in the hand of a man, wing of a
    bat, fin of the porpoise, and leg of the horse,—the same number of
    vertebræ forming the neck of the giraffe and of the elephant,—and
    innumerable other such facts, at once explain themselves on the theory
    of descent with slow and slight successive modifications. The
    similarity of pattern in the wing and leg of a bat, though used for
    such different purpose,—in the jaws and legs of a crab,—in the petals,
    stamens, and pistils of a flower, is likewise intelligible on the view
    of the gradual modification of parts or organs, which were alike in the
    early progenitor of each class. On the principle of successive
    variations not always supervening at an early age, and being inherited
    at a corresponding not early period of life, we can clearly see why the
    embryos of mammals, birds, reptiles, and fishes should be so closely
    alike, and should be so unlike the adult forms. We may cease marvelling
    at the embryo of an air-breathing mammal or bird having branchial slits
    and arteries running in loops, like those in a fish which has to
    breathe the air dissolved in water, by the aid of well-developed
    branchiæ.

    Disuse, aided sometimes by natural selection, will often tend to reduce
    an organ, when it has become useless by changed habits or under changed
    conditions
    of life; and we can clearly understand on this view the meaning of
    rudimentary organs. But disuse and selection will generally act on each
    creature, when it has come to maturity and has to play its full part in
    the struggle for existence, and will thus have little power of acting
    on an organ during early life; hence the organ will not be much reduced
    or rendered rudimentary at this early age. The calf, for instance, has
    inherited teeth, which never cut through the gums of the upper jaw,
    from an early progenitor having well-developed teeth; and we may
    believe, that the teeth in the mature animal were reduced, during
    successive generations, by disuse or by the tongue and palate having
    been fitted by natural selection to browse without their aid; whereas
    in the calf, the teeth have been left untouched by selection or disuse,
    and on the principle of inheritance at corresponding ages have been
    inherited from a remote period to the present day. On the view of each
    organic being and each separate organ having been specially created,
    how utterly inexplicable it is that parts, like the teeth in the
    embryonic calf or like the shrivelled wings under the soldered
    wing-covers of some beetles, should thus so frequently bear the plain
    stamp of inutility! Nature may be said to have taken pains to reveal,
    by rudimentary organs and by homologous structures, her scheme of
    modification, which it seems that we wilfully will not understand.

    I have now recapitulated the chief facts and considerations which have
    thoroughly convinced me that species have changed, and are still slowly
    changing by the preservation and accumulation of successive slight
    favourable variations. Why, it may be asked, have all the most eminent
    living naturalists and geologists rejected this view of the mutability
    of species? It cannot be
    asserted that organic beings in a state of nature are subject to no
    variation; it cannot be proved that the amount of variation in the
    course of long ages is a limited quantity; no clear distinction has
    been, or can be, drawn between species and well-marked varieties. It
    cannot be maintained that species when intercrossed are invariably
    sterile, and varieties invariably fertile; or that sterility is a
    special endowment and sign of creation. The belief that species were
    immutable productions was almost unavoidable as long as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was thought to be of short duration; and now that we have
    acquired some idea of the lapse of time, we are too apt to assume,
    without proof, that the geological record is so perfect that it would
    have afforded us plain evidence of the mutation of species, if they had
    undergone mutation.

    But the chief cause of our natural unwillingness to admit that one
    species has given birth to other and distinct species, is that we are
    always slow in admitting any great change of which we do not see the
    intermediate steps. The difficulty is the same as that felt by so many
    geologists, when Lyell first insisted that long lines of inland cliffs
    had been formed, and great valleys excavated, by the slow action of the
    coast-waves. The mind cannot possibly grasp the full meaning of the
    term of a hundred million years; it cannot add up and perceive the full
    effects of many slight variations, accumulated during an almost
    infinite number of generations.

    Although I am fully convinced of the truth of the views given in this
    volume under the form of an abstract, I by no means expect to convince
    experienced naturalists whose minds are stocked with a multitude of
    facts all viewed, during a long course of years, from a point of view
    directly opposite to mine. It is so easy
    to hide our ignorance under such expressions as the “plan of creation,”
    “unity of design,” etc., and to think that we give an explanation when
    we only restate a fact. Any one whose disposition leads him to attach
    more weight to unexplained difficulties than to the explanation of a
    certain number of facts will certainly reject my theory. A few
    naturalists, endowed with much flexibility of mind, and who have
    already begun to doubt on the immutability of species, may be
    influenced by this volume; but I look with confidence to the future, to
    young and rising naturalists, who will be able to view both sides of
    the question with impartiality. Whoever is led to believe that species
    are mutable will do good service by conscientiously expressing his
    conviction; for only thus can the load of prejudice by which this
    subject is overwhelmed be removed.

    Several eminent naturalists have of late published their belief that a
    multitude of reputed species in each genus are not real species; but
    that other species are real, that is, have been independently created.
    This seems to me a strange conclusion to arrive at. They admit that a
    multitude of forms, which till lately they themselves thought were
    special creations, and which are still thus looked at by the majority
    of naturalists, and which consequently have every external
    characteristic feature of true species,—they admit that these have been
    produced by variation, but they refuse to extend the same view to other
    and very slightly different forms. Nevertheless they do not pretend
    that they can define, or even conjecture, which are the created forms
    of life, and which are those produced by secondary laws. They admit
    variation as a vera causa in one case, they arbitrarily reject it in
    another, without assigning any distinction in the two cases. The day
    will come when this will be given as a curious illustration of
    the blindness of preconceived opinion. These authors seem no more
    startled at a miraculous act of creation than at an ordinary birth. But
    do they really believe that at innumerable periods in the earth’s
    history certain elemental atoms have been commanded suddenly to flash
    into living tissues? Do they believe that at each supposed act of
    creation one individual or many were produced? Were all the infinitely
    numerous kinds of animals and plants created as eggs or seed, or as
    full grown? and in the case of mammals, were they created bearing the
    false marks of nourishment from the mother’s womb? Although naturalists
    very properly demand a full explanation of every difficulty from those
    who believe in the mutability of species, on their own side they ignore
    the whole subject of the first appearance of species in what they
    consider reverent silence.

    It may be asked how far I extend the doctrine of the modification of
    species. The question is difficult to answer, because the more distinct
    the forms are which we may consider, by so much the arguments fall away
    in force. But some arguments of the greatest weight extend very far.
    All the members of whole classes can be connected together by chains of
    affinities, and all can be classified on the same principle, in groups
    subordinate to groups. Fossil remains sometimes tend to fill up very
    wide intervals between existing orders. Organs in a rudimentary
    condition plainly show that an early progenitor had the organ in a
    fully developed state; and this in some instances necessarily implies
    an enormous amount of modification in the descendants. Throughout whole
    classes various structures are formed on the same pattern, and at an
    embryonic age the species closely resemble each other. Therefore I
    cannot doubt that the theory of descent with modification
    embraces all the members of the same class. I believe that animals have
    descended from at most only four or five progenitors, and plants from
    an equal or lesser number.

    Analogy would lead me one step further, namely, to the belief that all
    animals and plants have descended from some one prototype. But analogy
    may be a deceitful guide. Nevertheless all living things have much in
    common, in their chemical composition, their germinal vesicles, their
    cellular structure, and their laws of growth and reproduction. We see
    this even in so trifling a circumstance as that the same poison often
    similarly affects plants and animals; or that the poison secreted by
    the gall-fly produces monstrous growths on the wild rose or oak-tree.
    Therefore I should infer from analogy that probably all the organic
    beings which have ever lived on this earth have descended from some one
    primordial form, into which life was first breathed.

    When the views entertained in this volume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or
    when analogous views are generally admitted, we can dimly foresee that
    there will be a considerable revolution in natural history.
    Systematists will be able to pursue their labours as at present; but
    they will not be incessantly haunted by the shadowy doubt whether this
    or that form be in essence a species. This I feel sure, and I speak
    after experience, will be no slight relief. The endless disputes
    whether or not some fifty species of British brambles are true species
    will cease. Systematists will have only to decide (not that this will
    be easy) whether any form be sufficiently constant and distinct from
    other forms, to be capable of definition; and if definable, whether the
    differences be sufficiently important to deserve a specific name. This
    latter point will become a far more essential consideration
    than it is at present; for differences, however slight, between any two
    forms, if not blended by intermediate gradations, are looked at by most
    naturalists as sufficient to raise both forms to the rank of species.
    Hereafter we shall be compelled to acknowledge that the only
    distinction between species and well-marked varieties is, that the
    latter are known, or believed, to be connected at the present day by
    intermediate gradations, whereas species were formerly thus connected.
    Hence, without quite rejecting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present
    existence of intermediate gradations between any two forms, we shall be
    led to weigh more carefully and to value higher the actual amount of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It is quite possible that forms now generally
    acknowledged to be merely varieties may hereafter be thought worthy of
    specific names, as with the primrose and cowslip; and in this case
    scientific and common language will come into accordance. In short, we
    shall have to treat species in the same manner as those naturalists
    treat genera, who admit that genera are merely artificial combinations
    made for convenience. This may not be a cheering prospect; but we shall
    at least be freed from the vain search for the undiscovered and
    undiscoverable essence of the term species.

    The other and more general departments of natural history will rise
    greatly in interest. The terms used by naturalists of affinity,
    relationship, community of type, paternity, morphology, adaptive
    characters, rudimentary and aborted organs, etc., will cease to be
    metaphorical, and will have a plain signification. When we no longer
    look at an organic being as a savage looks at a ship, as at something
    wholly beyond his comprehension; when we regard every production of
    nature as one which has had a history; when we contemplate every
    complex structure
    and instinct as the summing up of many contrivances, each useful to the
    possessor, nearly in the same way as when we look at any great
    mechanical invention as the summing up of the labour, the experience,
    the reason, and even the blunders of numerous workmen; when we thus
    view each organic being, how far more interesting, I speak from
    experience, will the study of natural history become!

    A grand and almost untrodden field of inquiry will be opened, on the
    causes and laws of variation, on correlation of growth, on the effects
    of use and disuse, on the direct action of external conditions, and so
    forth. The study of domestic productions will rise immensely in value.
    A new variety raised by man will be a far more important and
    interesting subject for study than one more species added to the
    infinitude of already recorded species. Our classifications will come
    to be, as far as they can be so made, genealogies; and will then truly
    give what may be called the plan of creation. The rules for classifying
    will no doubt become simpler when we have a definite object in view. We
    possess no pedigrees or armorial bearings; and we have to discover and
    trace the many diverging lines of descent in our natural genealogies,
    by characters of any kind which have long been inherited. Rudimentary
    organs will speak infallibly with respect to the nature of long-lost
    structures. Species and groups of species, which are called aberrant,
    and which may fancifully be called living fossils, will aid us in
    forming a picture of the ancient forms of life. Embryology will reveal
    to us the structure, in some degree obscured, of the prototypes of each
    great class.

    When we can feel assured that all the individuals of the same species,
    and all the closely allied species of most genera, have within a not
    very remote period descended
    from one parent, and have migrated from some one birthplace; and when
    we better know the many means of migration, then, by the light which
    geology now throws, and will continue to throw, on former changes of
    climate and of the level of the land, we shall surely be enabled to
    trace in an admirable manner the former migrations of the inhabitants
    of the whole world. Even at present, by comparing the differences of
    the inhabitants of the sea on the opposite sides of a continent, and
    the nature of the various inhabitants of that continent in relation to
    their apparent means of immigration, some light can be thrown on
    ancient geography.

    The noble science of Geology loses glory from the extreme imperfection
    of the record. The crust of the earth with its embedded remains must
    not be looked at as a well-filled museum, but as a poor collection made
    at hazard and at rare intervals. The accumulation of each great
    fossiliferous formation will be recognised as having depended on an
    unusual concurrence of circumstances, and the blank intervals between
    the successive stages as having been of vast duration. But we shall be
    able to gauge with some security the duration of these intervals by a
    comparison of the preceding and succeeding organic forms. We must be
    cautious in attempting to correlate as strictly contemporaneous two
    formations, which include few identical species, by the general
    succession of their forms of life. As species are produced and
    exterminated by slowly acting and still existing causes, and not by
    miraculous acts of creation and by catastrophes; and as the most
    important of all causes of organic change is one which is almost
    independent of altered and perhaps suddenly altered physical
    conditions, namely, the mutual relation of organism to organism,—the
    improvement of one being entailing the improvement or the extermination
    of
    others; it follows, that the amount of organic change in the fossils of
    consecutive formations probably serves as a fair measure of the lapse
    of actual time. A number of species, however, keeping in a body might
    remain for a long period unchanged, whilst within this same period,
    several of these species, by migrating into new countries and coming
    into competition with foreign associates, might become modified; so
    that we must not overrate the accuracy of organic change as a measure
    of time. During early periods of the earth’s history, when the forms of
    life were probably fewer and simpler, the rate of change was probably
    slower; and at the first dawn of life, when very few forms of the
    simplest structure existed, the rate of change may have been slow in an
    extreme degree. The whole history of the world, as at present known,
    although of a length quite incomprehensible by us, will hereafter be
    recognised as a mere fragment of time, compared with the ages which
    have elapsed since the first creature, the progenitor of innumerable
    extinct and living descendants, was created.

    In the distant future I see open fields for far more important
    researches. Psychology will be based on a new foundation, that of the
    necessary acquirement of each mental power and capacity by gradation.
    Light will be thrown on the origin of man and his history.

    Authors of the highest eminence seem to be fully satisfied with the
    view that each species has been independently created. To my mind it
    accords better with what we know of the laws impressed on matter by the
    Creator, that the production and extinction of the past and present
    inhabitants of the world should have been due to secondary causes, like
    those determining the birth and death of the individual. When I view
    all beings not as special creations, but as the lineal descendants of
    some few beings which lived long before the
    first bed of the Silurian system was deposited, they seem to me to
    become ennobled. Judging from the past, we may safely infer that not
    one living species will transmit its unaltered likeness to a distant
    futurity. And of the species now living very few will transmit progeny
    of any kind to a far distant futurity; for the manner in which all
    organic beings are grouped, shows that the greater number of species of
    each genus, and all the species of many genera, have left no
    descendants, but have become utterly extinct. We can so far take a
    prophetic glance into futurity as to foretel that it will be the common
    and widely-spread species, belonging to the larger and dominant groups,
    which will ultimately prevail and procreate new and dominant species.
    As all the living forms of life are the lineal descendants of those
    which lived long before the Silurian epoch, we may feel certain that
    the ordinary succession by generation has never once been broken, and
    that no cataclysm has desolated the whole world. Hence we may look with
    some confidence to a secure future of equally inappreciable length. And
    as natural selection works solely by and for the good of each being,
    all corporeal and mental endowments will tend to progress towards
    perfection.

    It is interesting to contemplate an entangled bank, clothed with many
    plants of many kinds, with birds singing on the bushes, with various
    insects flitting about, and with worms crawling through the damp earth,
    and to reflect that these elaborately constructed forms, so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and dependent on each other in so complex a manner,
    have all been produced by laws acting around us. These laws, taken in
    the largest sense, being Growth with Reproduction; Inheritance which is
    almost implied by reproduction; Variability from the indirect and
    direct action of the external conditions
    of life, and from use and disuse; a Ratio of Increase so high as to
    lead to a Struggle for Life, and as a consequence to Natural Selection,
    entailing Divergence of Character and the Extinction of less-improved
    forms. Thus, from the war of nature, from famine and death, the most
    exalted object which we are capable of conceiving, namely, the
    production of the higher animals, directly follows. There is grandeur
    in this view of life, with its several powers, having been originally
    breathed into a few forms or into one; and that, whilst this planet has
    gone cycling on according to the fixed law of gravity, from so simple a
    beginning endless forms most beautiful and most wonderful have been,
    and are being, evolved.

  • 美国最高法院拟废除堕胎权的判决书

    2022年5月2日，网络披露一份长达98页的判决稿，曝光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拟推翻罗伊诉韦德案的判决。2022年6月24日，美国最高法院今天裁定，取消宪法规定的堕胎权，推翻1973年“罗伊诉韦德案”的裁决（此案裁决使堕胎在美国合法化），并将堕胎的合法性问题留给了各州应对。以下为流出稿译文。

    第一版草案

    通知：在《美国法院报告》首印版公开出版之前，本意见会进行正式修订。如有任何印刷或其他形式上的错误，请读者联系美国最高法院裁决报告人（华盛顿特区20543），以便在出版付印之前进行更正。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No. 19-1392
    托马斯 E. 多布斯，密西西比州卫生部官员诉美国杰克逊妇女健康组织案
    向美国第五巡回上诉法院发出的调卷令 2022年2月__日

    阿利托大法官发表法院意见

    在美国，堕胎一直是一个深刻的道德问题，美国人民之间一直就此持有截然对立的观点。一些人坚持认为生命始于受孕，堕胎就是杀死一个无辜的生命；另一些人则同样坚定地认为，任何对堕胎的管控都侵犯了女性控制自己身体的权利，并且阻碍女性完全实现平等。还有一些人则认为，应当在特定情况下允许堕胎，但是特定情况的范围一直存在争议。
    在宪法通过后的185年内，每个州都可以根据其公民的意见处理堕胎问题。1973年，本院对罗伊诉韦德案（Roe v. Wade, 410 U.S. 113.）做出裁决。尽管宪法没有提到堕胎权，但本院认为宪法赋予公民的广泛权利中包含这一权利。1973年判决中确实没有声称美国法律或普通法曾经承认过所谓的“堕胎权”，并且其意见陈述了从认为堕胎与宪法无关（例如古代的堕胎问题），到认为完全不应当否定堕胎权（例如在普通法中堕胎可能从来都不构成犯罪）等各种观点。在罗列了大量与宪法无关的其他信息后，这份判决像立法机关制定法规一样以一连串规则作结。
    根据罗伊案的方案，孕期以三个月为单位分成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规定，最关键的界限大约划定在第六个月的末尾，即认为胎儿具有在子宫外生存的“体外存活能力（viability）”。尽管本院承认国家有保护“潜在生命”的合法利益，但也认为这种利益不能证成对具备体外生存能力前（pre-viability）堕胎的限制。本院并没有解释这种界限划定方式的依据，甚至堕胎的支持者们也很难为罗伊案的论证辩护。一位知名宪法学者写道，如果他是“立法者”，他“会投票支持类似此前本院判决的法规”，但他对罗伊案的评价却令人难忘并且十分残酷：罗伊案根本“不符合宪法”，并且“几乎不觉得合宪是一种义务”。
    罗伊案时，美国有30个州仍然禁止在怀孕的任何阶段堕胎。在该裁决之前几年里，约有三分之一的州已经放宽了堕胎法律，但罗伊案以十分突然的方式结束了这一政治进程。该案给整个国家强加了严厉的约束，推翻了每个州的堕胎法。正如拜伦·怀特（Byron White）法官的反对意见中所说，这一裁决代表了“司法权力的粗放行使（exercise of raw judicial power）”（410 U. S., at 222），它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争论，这场争论困扰了我们的政治文化半个世纪之久。
    最终，在宾夕法尼亚州东南部计划生育协会诉凯西案（505 U. S. 833 (1992)）中，法院重新审视了罗伊案，九位法官分成了三派。两位大法官表示不希望以任何方式改变罗伊案判决。其他四位大法官希望完全推翻该判决。而剩下三位共同签署了多数意见，大法官则采纳了第三种立场。他们并不赞同罗伊案的推理，甚至暗示其中一位或多位裁判法官可能对宪法是否保护堕胎权持 “保留意见”。但意见书的结论遵守了遵循先例原则，这一原则要求在大多数情况下遵循先前的决定，也即凯西案要遵循罗伊案的“核心主张”——尚未具备“体外生存能力（viability）”的胎儿不受宪法保护——即使这一观点是错误的。意见书称，如果不这样做，就会破坏对本院先例和法治的尊重。
    矛盾的是，凯西案的判决否定了很多东西。它全盘推翻了几个重要的堕胎判决，也部分推翻了罗伊案本身。凯西案放弃了罗伊案的三期分界法，代之以一条来源不明的新规则，据此各州不得通过任何对女性堕胎权造成“不当负担”。凯西案判决并未就什么是“适当的”和“不适当的”负担提供明确的指导。但是签署了多数意见的三位大法官“要求这一全国性争论的双方结束他们的全国性分歧”，将这一判决视为堕胎权宪法权利属性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
    随后几年的情况越来越清楚地表明，凯西案并没有实现它的目标。美国人民仍然十分关注堕胎问题，而且分歧极大，各州的立法机构也采取了相应的行动。一些州最近立法允许在怀孕的各个阶段堕胎，限制很少。另一些州则严格限制堕胎，即使胎儿还远不具备体外生存能力（viability）。而在本案中，有26个州明确要求本院推翻罗伊案和凯西案，允许各州自行管理或禁止胎儿具备体外生存能力前的堕胎行为。
    现在在我们面前的是这样一部州法律。密西西比州要求我们判决一条禁止在怀孕15周后堕胎的法律合宪，而依照现行观点，15周的胎儿再过几周才能具备体外生存能力。密西西比州的主要论点是，我们应该重新考虑并推翻罗伊案和凯西案，重新允许每个州按照其公民的意愿来管理堕胎问题。被告和副检察长则要求本院维持罗伊案和凯西案，认为依照先例，密西西比州的主张不能成立。被告和副检察长还辩称，如果允许密西西比州禁止在怀孕15周后堕胎，“与完全推翻凯西案和罗伊案没有区别。”（被告意见摘要43）。他们认为“不存在折衷的办法”，我们只能维持或推翻罗伊案和凯西案。Id., at 50.
    我们认为，罗伊案和凯西案必须被推翻。宪法没有提到堕胎权，并且任何宪法条款都无法解释出对这一权利的保护，包括罗伊和凯西的辩护人所依据的条款——第十四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该条款可以保护宪法中没有提到的一些权利，但任何能够依此条款得到保护的权利必须“厚植于这个国家的历史和传统之中”，并且“隐含在井然有序的自由这一概念中”。华盛顿诉格鲁兹堡案（Washington v. Glucksberg，521 U. S. 702, 721（1997））（省略内部引号）。
    堕胎权并不属于上述范畴。20世纪后半叶以前，美国法律中从未规定过堕胎权。事实上，第十四条修正案通过时，美国四分之三的州规定在怀孕的任何阶段堕胎都是犯罪。堕胎权也与本院认为的其他属于第十四修正案保护范围的“自由”存在重大差别。罗伊案的辩护人主张堕胎权与先例中所承认的亲密性关系、避孕和婚姻等权利具有同样特性，但堕胎权与这些权利的本质不同，因为正如罗伊案和凯西案所承认，堕胎权否定了先前判决认定的“胎儿生命”和本案中要处理的密西西比州法律所描述的“未出生的人类”。
    凯西案中多数意见所坚持的遵循先例原则并不能消除对罗伊案滥用司法权力的质疑。罗伊案从一开始就异乎寻常地错误。它的推理十分薄弱，并且其判决产生了破坏性的后果。罗伊案和凯西案不仅未能给堕胎问题提供全国性的解决方案，反而激化了讨论，加深了分歧。
    现在是时候听从宪法，并将堕胎问题交还给人民选出的代表了。“允许还是限制堕胎，应该像我们民主制度中最重要的问题一样来解决：由公民们相互说服，然后投票做出决定”。凯西案（Casey, 505 U. S., at 979）（斯卡利亚大法官对判决结果部分持协同意见部分持反对意见）。这就是宪法和法治的要求。

    I

    本案的争议法律，密西西比州《妊娠年龄法》，参见Miss. Code Ann. §41-41-191，的一个核心条款是：“除紧急医疗情况或严重的胎儿畸形情况外，如果胎儿超过15周，任何人不得故意或明知实施或诱使他人堕胎。”§4(b).
    为了支持这项法案，密西西比州立法机构做出了一系列事实认定。它首先指出，在颁布该法时，除美国外只有六个国家 “允许在妊娠20周后按需进行非治疗性或自愿选择堕胎”。§2(a)。该州立法机关还指出，在第五或第六周时，“胎儿的心脏开始跳动”；第八周时，“胎儿开始可以在子宫内活动”；第九周时，“胎儿已具备所有基本的生理功能。”第十周时，“重要器官开始运作”，“头发、手指甲和脚趾甲开始形成”；第十一周时，“胎儿的横膈膜开始发育”，“可以在子宫内自由活动”；十二周时，“胎儿”已经“在所有相关方面具备了人的形态”。§2(b)(i)（引自冈萨雷斯诉卡哈尔案（Cf. Gonzales v. Carharl，550 U. S. 124, 160 (2007)）。该州立法机构又指出，大多数第15周后的堕胎都采用了宫颈扩张钳刮术（dilation and extraction)，使用手术器械粉碎和撕裂未出生的胎儿，”最终得出结论，“非治疗性或自愿选择堕胎的行为是一种野蛮的做法，既危害产妇，也侮辱医疗行业”。§2(b)(ii)。
    被告是一家堕胎诊所杰克逊妇女健康组织和它的一名医生。在《妊娠年龄法》颁布当天，被告在联邦地区法院起诉密西西比州的多名官员，声称该法违反了最高法院关于宪法规定堕胎权的先例。地区法院做出了有利于被告的简易判决（summary judgement），并永久禁止执行该法案，理由是“体外生存能力标明了国家存在保护胎儿的宪法利益的最早开始点，此时立法机关禁止非治疗性堕胎具有正当性”，而发育到15周的胎儿尚未达到具备“体外生存能力”。349 F. Supp. 3d 536, 539-540(SD Miss 2019) （内部引号和引文省略）。第五巡回上诉法院维持原判。（945 F. 3d 265 (CA5 2019)）。
    本院批准了调卷令以解决“是否所有禁止具备体外生存能力前的自愿堕胎行为都是违宪的”这一问题。Pet. Foe Cert. At i. 对《密西西比州妊娠年龄法》的主要辩护在于，罗伊案和凯西案是错误的，“本法案是合宪的，因为它满足了合理基础审查” （被告意见摘要49）。被告辩称，允许密西西比州禁止具备体外生存能力前的堕胎“将与完全推翻罗伊案和凯西案没有区别。”（被告意见摘要43）。被告主张“不存在折衷的方法”：我们必须维持或推翻罗伊案和凯西案。Id., at 50。

    II

    我们首先考虑一个关键问题，即正确理解宪法是否赋予公民获得堕胎的权利。凯西案的控制性意见跳过了这一问题，仅基于先例遵循原则维持了罗伊案的“核心观点”。但是正如我们将要解释的那样，正确适用遵循先例原则要求对罗伊案所依据的理由的强度做出评估。见下文。
    因此，我们转向凯西案中过半数法官没有考虑的一个问题，并将分三步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将解释第十四修正案中的“自由”条款是否保护某项特定权利的判定标准。其次，我们将检验本案议争的权利是否植根于我们国家的历史和传统，以及它是否属于我们所描述的“井然有序的自由”的必要组成部分。最后，我们将考虑获得堕胎的权利是否得到其他先例的支持。

    A

    1

    宪法分析必须从“文本的语言”开始，吉本斯诉奥格登案（Gibbons v. Ogden, 9 Wheat. I, 186-189 (1824)），文本可以为我们探求宪法含义提供一个“确定的标准”。宪法没有明确提到公民有堕胎的权利，因此，那些声称宪法保护这种权利的人必须证明宪法的文本中隐含了这样的意思。
    然而，罗伊案对待宪法文本的态度异常不严谨。该案认为，宪法中没有提到的堕胎权，属于宪法中同样没有提到的隐私权的一部分。参见410 U. S., at 152-153. 罗伊案注意到，该隐私权至少来源于宪法第一、第四、第五、第九和第十四修正案等五个条款。Id., at 152.
    法院的讨论包含了至少三种组合这些条款来保护堕胎权的方法。一种可能性是认为该权利“建立……在第九修正案对人民权利的保留中”。Id., at 153. 另一种可能性是这项权利植根于第一、第四或第五修正案，或这些条款的某种组合中，并且和许多其他权利法案一样，已“纳入”第十四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Due Process Clause）。Ibid; 参见麦克唐纳诉芝加哥案（McDonald v. Chicago, 561 U.S. 742, 763-766 (2010)）（相对多数意见）（讨论并入）。第三种方式是认为第一、第四和第五修正案没有发挥任何作用，该权利只是受第十四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保护的“自由”的一个组成部分。罗伊案（410 U.S., at 153）。罗伊案表达了这样一种“感觉”，即第十四修正案是起作用的条款，但它传递的信息似乎是，堕胎权可以在宪法的某个地方找到，而明确其准确的位置并不重要。凯西法院没有为这种模糊不清的分析辩护，而是将其判决完全建立在这样一种理论之上：堕胎权是受第十四修正案所保护的“自由”的一部分。
    我们将在下文深入讨论这一理论。但在此之前，我们先简要介绍一下一些被告的法庭之友现已提出的另一项宪法条款，认为其可以提供堕胎权的另一个潜在根据：第四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Equal Protection Clause）。参见美国作为法庭之友意见摘要24；亦参见平等保护宪法学者作为法庭之友的的意见摘要。这一理论宣称，国家对堕胎的规定不是基于性别分类的，因此不受适用于该分类的“严格审查标准(heightened scrutiny)”的约束。无论是罗伊案还是凯西案都认为这一理论不适合援引，并且该理论已被我们的先例完全排除。对只有一种性别才能接受的医疗程序的监管不会引发更严格的宪法审查，除非该法规“仅仅是一个借口，旨在对一种性别或另一种性别的成员进行令人反感的歧视”。参见吉道蒂格诉艾洛案（Geduldig v. Aillo, 417 U. S. 484, 496 n. 20(1974)）。此外，正如法院所言，“防止堕胎的目标”并不构成“对妇女的令人反感的歧视性敌意”，参见布雷诉亚历山大女子健康诊所案（Bray v. Alexandria Women’s Health Clinic, 506 U. S. 263, 273-274 (1993)(省略内部引用))。因此，管制或禁止堕胎的法律不受严格审查标准的约束。相反，它们受到与其他健康和安全措施相同的审查标准的约束。
    有了这一新理论，我们转向凯西案的大胆主张，即堕胎权是受第十四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the Due Process Clause）保护的“自由”的一个方面（505 U. S., at 846）；被告意见摘要17；美国法庭之友摘要21-22。

    2

    这一论点所依据的基本理论——即第十四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为“自由”提供了实体性以及程序性保护——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争议。但我们决议认为，正当程序条款保护两类实体权利。
    第一类包括前八条修正案所保障的权利。这些修正案最初只适用于联邦政府，见巴伦诉巴尔的摩市长案（Barron ex rel. Tiernan v. Mayor of Baltimore, 7 Pet. 243, 247-251 (1833)）（马歇尔大法官意见），但本法院认为，第十四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包含”了这些权利的绝大部分，从而使它们同样适用于各州，见麦克唐纳案（McDonald, 561 U. S., at 763- 767 & nn. 12-13）。第二类——即此处讨论的——包括了一系列宪法中没有提到的基本权利。
    在决定一项权利是否属于这两类中的任何一类时，法院长期以来一直在调查该权利是否“深深扎根于[我们的]历史和传统”，以及其是否对我们国家的“井然有序的自由的体系(scheme of ordered liberty)”至关重要，见蒂姆斯诉印第安纳州案（Timbs v. Indiana, 586 U.S. (2019) (slip op., at 3) (省略内部引号))；麦克唐纳案（McDonald, 561 U. S., at 764）；格鲁克伯格案（Glucksberg, 521 U. S. , at 721 (1997)）。并且在进行这一调查时，我们对有争议的权利的历史做出了仔细的分析。
    金斯伯格大法官在蒂姆斯诉印第安纳州案（Timbs v. Indiana, Id）中为法院提供的判决意见就是一个新近的例子。其结论为，第八修正案对过度罚款的保护是“我们井然有序的自由的体系之基础”，并且“深深扎根于这个国家的历史和传统”，568 U.S., at__（slip op., at 7）（引文省略），她的意见将这项权利追溯到《大宪章》（Magna Carta）、《布莱克斯通释义》和第十四修正案批准时生效的37部州宪法中的35部。Id., at__(slip op., at 3-7).
    法院在麦克唐纳案中也进行了类似的审查。该案认为，第十四修正案保护了持有并携带武器的权利。多数意见考查了第二修正案的起源，国会关于通过第十四修正案的讨论，该修正案批准时有效的州宪法（37个州中至少有22个州保护持有并携带武器的权利）。561 U. S., at 767-777。然后，该意见才总结道：“第十四修正案的制定者和批准者将持有并携带武器的权利视为我们井然有序的自由的体系所必需的基本权利之一。”561 U. S., at 778; 也参见id., at 822-850 (托马斯大法官部分对推理部分同意，对判决持协同意见)（调查历史并根据第十四修正案的特权或豁免条款得出同样的结果）。
    蒂姆斯案（Timbs）和麦克唐纳案（McDonald）涉及了第十四修正案是否保护权利法案中明确规定的权利的问题，并且，如果一项宪法中没有提到的推定权利不需要类似的历史支持，那将是不妥的。因此，在判决正当程序条款没有授予协助自杀的权利的格鲁克伯格案中，法院调查了700多年的“英美普通法传统”，521 U. S., at 710，并明确提出，一项基本权利必须“客观地、深刻地扎根于这个国家的历史和传统中”，id., at 720-721。
    当我们被要求承认正当程序条款保护的“自由”的新组成部分时，这种性质的历史调查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自由”这一术语本身并没有提供什么指导。“自由”是一个宽泛的术语。正如林肯曾说：“我们都宣扬自由；但是在使用相同的词汇时，我们不一定都有相同的意味。”正如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在一篇著名的文章中所言，“思想史家”已经记载了200多种这一术语的不同使用含义。
    在解释第十四修正案提到的“自由”的含义时，我们必须防止人类的自然倾向，即把该修正案保护的内容同我们自己对美国人应享有的自由的热切观念相混淆。这就是为什么法院长期以来一直“不情愿”承认宪法中没有提到的权利。柯林斯诉哈克高地案（Collins v. Harker Heights, 503 U. S. 115, 125(1992)）。“实质性正当程序原则有时对本法院来说是一个危险的领域”，参见摩尔诉东克利夫兰案（Moore v. East Cleveland, 431 U. S. 494, 503 (1977) ）(相对多数意见)，并且它有时会导致法院侵犯宪法赋予公民的选举众议员的权利，见密歇根州大学董事诉尤因案（Regents of Univ. of Mich. v. Ewing, 474 U.S. 214, 225-226 (1985)）。正如法院在格鲁克斯伯格案中提醒的那样，“我们必须……在被要求于这个领域开辟新天地时保持最大的谨慎，以免正当程序条款保护的自由被巧妙转化为本法院成员的政策偏好。”521 U.S., at 720（省略内部引用）。
    有时，当法院无视“尊重历史教训”所施加的“适当限制”时，摩尔案（Moore, 431 U.S., at 503)），它就会陷入无约束的司法政策制定中，就像洛克纳诉纽约州案（Lochner v. New York, 198 U. S. 45, 25 (1905)）中呈现的不可信判决的特点。法院决不能被这种无原则的做法所迷惑。相反，在历史和传统的指导下，我们必须询问第十四修正案中“自由”一词的含义。当我们在本案中进行这一审查时，明确的答案是，第十四修正案不保护堕胎的权利。

    B

    1

    直到20世纪后半叶，美国法律中还没有支持堕胎的宪法权利，完全没有任何一个州的宪法条款承认这种权利。直到罗伊案宣判的前几年，也仍没有一个联邦或州法院承认这样的权利。我们所知的学术论文中也没有。并且，虽然法学评论文章在主张新权利时从不缄默，我们注意到的最早主张堕胎宪法权利的文章也仅仅在罗伊案之前几年才发表。
    不仅在罗伊案发生前不久，这种宪法权利都还未得到支持，并且长期以来堕胎在各州都是一种犯罪。在普通法中，至少在怀孕的某些阶段堕胎是一种犯罪行为，在怀孕的所有阶段堕胎都是不合法的行为，并可能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美国法律一直遵循着这些普通法，直到19世纪的一批法定限制扩大了堕胎的刑事责任。到第十四修正案通过时，四分之三的州已将在任何怀孕阶段的堕胎都定为犯罪，其余州也很快跟进。
    罗伊案要么忽略了这段历史，要么错误地陈述了这段历史，而凯西案拒绝重新考虑罗伊案的错误历史分析。因此澄清此历史事实是重要的。

    2

    i

    我们从普通法开始，根据普通法，至少在“首次胎动(quickening)”——胎儿在子宫内第一次被感觉到的运动，通常发生在怀孕的第16至18周之间——之后的堕胎就是犯罪。
    “知名的普通法权威（布莱克斯通、科克、黑尔等）”，卡勒诉堪萨斯案（Kahler v. Kansas, 589 U. S. __,__(2020） (slip op., at 7)，全都将首次胎动后的堕胎视为犯罪。布莱克顿（Henry de Bracton）在其13世纪的论文中解释道，如果一个人“攻击一位孕妇，或者给她下毒药，从而导致流产，如果胎儿已经成形并有生命力，尤其是胎儿有了生命力，他就犯了杀人罪”。H. Bracton, De Legibus et Consuetudinibus Angliae 279 (T. Twiss ed. 1879); 也见1 Fletach. 20, reprinted in 53 Sel den Soc’y 60-61 (H.G.Richardson & G.O Sayles eds. 1953) (13th century treatise))。
    爱德华·科克爵士在17世纪的论文中同样指出，如果“孩子活着出生”，堕胎就是“谋杀”；如果“孩子死在她的身体里”，就是“恶性犯罪（misprision）”。Institutes of the Laws of England 50-51(1644)。（“恶性犯罪”指“重罪程度下的一些令人发指的罪行”。Id., at 139. ）马修·黑尔爵士的两篇论文同样将对死于子宫中的胎动儿童的堕胎描述为“重大犯罪”或“恶性犯罪”。参见M. Hale, Pleas of the Crown:Or, A Me thodical Summary of the Principal Matters Relating to that Subject 53 (1673)(P. R. Glazebrook, ed. 1973); 1 M.Hale, History of Pleas of the Crown 433 (1736) (Hale)。此外，在与我国宪法通过时间相近的时候，布莱克斯通写道，堕“已胎动”的孩子“根据古代法律是杀人或过失杀人”（引自布莱克顿），并且至少是“极其可憎的不法行为”（引自科克），1 Blackstone, 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129- *130 (7th ed. 1775) (布莱克斯通)。
    可追溯到13世纪的英国案例证实了这些论文中堕胎是一种犯罪的说法。典型见J. Dellapenna, Dispelling the Myths of Abortion History 126 & n. 16,134-142, 188-194 & nn.84-86 (2005) (Dellapenna); J. Keown, Abortion, Doctors, and the Law 3- 12 (1988) (Keown)。例如，在1732年，埃利诺·比尔（Eleanor Beare）被宣判犯有“摧毁另一个女人子宫内的胎儿”和“因此导致她流产”的罪行。由于此罪和另一个“轻罪”，比尔被判颈手枷刑与三年监禁。
    尽管胎动前堕胎本身不被视为谋杀，但这并不意味着堕胎在普通法中是被允许的——更不意味着堕胎是一项合法权利。华盛顿诉格鲁兹堡案（Cf.  Washington v. Glucksberg, 521 U.S. 702, 713 (1997)）（取消“普通法的严厉制裁并不代表对自杀的接受”）。恰恰相反，在上述1732年的案件中，法官在谈到对堕胎的指控（没有提到胎动）时说，他“从未遇到过如此野蛮和反常的案件”。类似地，1602年的一份起诉书没有区分胎动前和胎动后堕胎，将堕胎描述为“有害的”和“有损我们女王安宁、王权和尊严的”。Ke­own 7 (discussing R. v. Webb, Calendar of Assize Records, Surrey Indictments 512 (1980))。
    普通法甚至不赦免胎动前堕胎，这一点可以被所谓的原重罪谋杀规则所证实。黑尔（Hale）和布莱克斯通（Blackstone）解释了胎动前堕胎如何上升到谋杀的程度。黑尔（Hale）写道，如果一名执业医师给一名“怀着孩子”的妇女服用“药剂”使其流产，而该妇女死亡，这就是“谋杀”，因为“药剂是非法给予的，目的是毁掉她腹中的孩子”。1 Hale 429-430（emphasis added）。正如布莱克斯通（ Blackstone）所解释的，要成为“谋杀”，杀人必须带有“事先恶意，无论是明示的还是暗示的”。4 Blackstone 198, 199。在堕胎者的案件中，布莱克斯通（ Blackstone）写道，“法律将暗示[恶意]”，其原因与一个意图杀死一个人的人意外杀死了另一个人时，法律会暗示恶意的原因相同：
    “如果一个人向A开枪，没有打中他，但却打死了B，这就是谋杀；因为法律把之前的犯罪意图从一个人身上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同样的情况是，如果一个人为A准备了毒药；而B——犯人对他没有主观恶意——服用了毒药，并杀死了他；这同样是谋杀。同样，如果一个人给一名怀有孩子的妇女服用药物让其流产，而药物的作用如此猛烈以至于杀死了该妇女，那么下药的人也是谋杀。”4 Blackstone 200（emphasis added）
    值得注意的是，与黑尔（Hale）一样，布莱克斯通（Blackstone）并未说明这一原重罪谋杀规则要求女性“怀有已胎动的孩子”，而仅仅是“怀有孩子”。同上。它揭示了在该案中，黑尔和布莱克斯通对待堕胎者的方式不同于其他内科或外科医生。其他内科医生或外科医生“无意对患者造成任何身体伤害”而导致患者死亡。Hale 429；参见 4 Blackstone 197。这些其他医生即使“没有执照”，也不会“犯谋杀或过失杀人罪”。Hale 429。但是，一个进行堕胎手术的执业医师就是犯罪，因为他的目的是“非法的”。
    总而言之，尽管普通法当局对在怀孕的不同阶段实施堕胎的惩罚力度有所不同，但没有一个当局赞同这种做法。此外，我们不知道有任何普通法案例或权威，而且双方也没有指出任何案例或权威，暗示在怀孕的任何阶段都有获得堕胎的积极权利。

    ii

    在这个国家，历史记录也是类似的。“最重要的早期美国版布莱克斯通释义”，哥伦比亚特区诉海勒案（District of Columbia v. Heller, 554 U.S. 570, 594 (2008)），报告了布莱克斯通的声明，即堕已胎动的孩子至少是“令人发指的轻罪”，1 St. George Tucker, Blackstone’s Commentaries 129-130 (1803) (Tucker’s Blackstone)，而该版本还包括布莱克斯通对原重罪谋杀规则的讨论，4 Tucker’s Blackstone 200-201。18世纪在殖民地印刷的治安官手册典型地维持了普通法关于堕胎的规则，一些手册重复了黑尔和布莱克斯通的声明，即如果妇女死亡，任何开出“非法摧毁孩子”的药物的人都将犯有谋杀罪。见 e.g., J. Parker, Conductor Generalis: Or the Office, Duty and Authority of Justices of the Peace 220 (1788); 2 R. Burn, Justice of the Peace, and Parish Officer 221-222 (7th ed.1762)（English manual stating the same）。
    早期殖民地时期的少数案例证实了堕胎是一种犯罪。典型见Dellapenna 215-228 (collecting cases)。例如，1652年在马里兰州，一份起诉书指控一名男子“残忍地试图毁掉或谋杀被他受精而在子宫中的孩子”。私人诉米切尔案(Proprietary v. Mitchell, 10 Md. Archives 183 (W. H. Browne, ed., 1891))。而到了19世纪，法院经常解释说普通法规定堕胎已胎动的孩子为犯罪。例如，参见史密斯诉加法尔案（Smith v. Gaffard, 31 Ala. 45, 51 (1857)）；史密斯诉州政府案（Smith v. State, 33 Me. 48, 55 (1851)）；州政府诉库珀案（State v. Cooper, N. J. L. 52, 52-55 (1849)）；美利坚合众国诉帕克案（Commonwealth v. Parker, 50 Mass. 263, 264-268 (1845)）。

    iii

    区分胎动前和胎动后堕胎的最初理由并不完全清楚，但有些人将这一规则归结为难以证明胎动前的胎儿是活着的。在当时，没有科学的方法来检测怀孕的早期阶段，因此，正如1872年一个法院所指出的，“在胎动期之前，没有任何生命存在的证据；无论对胎儿存在什么看法，法律都将这一妊娠期固定为孩子被赋予生命的时间”，因为“胎儿的运动是生命的第一个明确标志和明确定义的证据”。埃文斯诉美利坚合众国（Evans v. People, 49 N. Y. 86, 90 (1872)）（emphasis added)；州政府诉库珀（State v. Cooper, 22 N. J. L: 52, 56 (1849)）（“从法律的角度来看，生命始于胎动的那一刻，即胚胎第一次给予生命的物理证明的时刻，不管它是什么时候接受的。”(emphasis added)。
    副检察长对胎动规则的理由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即在胎动之前，普通法并不认为胎儿“具有‘单独和独立的存在’”。美国作为法庭之友的简报26（引自美利坚合众国诉帕克案（Commonwealth v. Parker, 50 Mass. 263, 266 (1848))。但是，副检察长提出这一主张所依据的案例也表明，刑法的胎动规则与其他法律领域对出生前期生命的处理不一致。他指出，“在许多方面，就公民权利而言，腹中的胎儿被认为是一个人”。帕克案（Parker, 50 Mass., at 266)）（引自1 Blackstone 129）；又见埃文斯诉美利坚合众国案（Evans v. People, 49 N. Y. 86, 89 (1872)）；米尔斯诉美利坚合众国案（Mills v. Commonwealth, 13 Pa. 631, 633 (1850)）；莫罗诉斯科特案（Morrow v. Scott, 7 Ga. 535, 537 (1849)）；哈尔诉汉考克案（Hall v. Hancock, 32 Mass. 255, 258 (1834)）；特鲁松诉伍德福德案（Thellusson v. Woodford, 31 Eng. Rep. 117, 163 (1789)）。
    无论如何，胎动规则的最初依据对于当前的目的来说已经无关紧要，因为这一规则在19世纪就被抛弃了。在这一时期，论文作者和评论家批评胎动的区别“既不符合医学经验的结果，也不符合普通法的原则”。1 F. Wharton, The Criminal Law of the United States，§1220, at 606 (4th rev. ed.1857)；另见 J. B. Beck, Studies in Medicine and Medical Jurisprudence 26-28 (2nd ed. 1835)（将胎动的区别描述“荒谬的”和“有害的”）。1803年，英国议会规定在怀孕的所有阶段堕胎都属于犯罪，并授权实施严厉的惩罚。见 Lord Ellenborough’s Act, 43 Geo. 3 c. 58    。一位学者认为，议会的决定“可能部分归因于医学家的担忧，即胎儿的生命在怀孕的所有阶段都应受到法律的保护”。Keown 22。
    在19世纪的这个国家，绝大多数州都颁布了法规，将怀孕各阶段的堕胎定为犯罪。见附录A（按时间顺序列出各州的法定条款）。到1868年，当第十四修正案得到批准时，四分之三的州，即37个州中的28个，已经颁布了法规，规定堕胎为犯罪，即使是在胎动前进行。见附录A。在尚未将所有阶段的堕胎定为犯罪的9个州中，除1个州外，其余在1910年前也都这样规定了。Id.
    后来成为了最后13个州的领土也有类似的趋势：在1850年（夏威夷王国）和1919年（新墨西哥州）之间，所有的领土都将怀孕的各个阶段的堕胎定为犯罪。见附录B；又见凯西案（Casey, 505 U. S., at 952)，(伦奎斯特大法官的反对意见)；Dellapenna 317-319。到20世纪50年代末，根据罗伊案法院自己的统计，除4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外，其他所有州的法规都禁止堕胎，“无论何时何地进行，除非是为了挽救或保护母亲的生命”。410 U. S., at 139.
    这种压倒性的共识一直持续到罗伊案裁决的那一天。当时，根据罗伊案法院自己的统计，绝大多数州——30个州——仍然禁止所有阶段的堕胎，除非是为了挽救母亲的生命。见罗伊案（Roe, 410 U.S., at 118 & n. 2)）(被列举出来的州）。尽管罗伊案在大约“三分之一的州”发现了“自由化的趋势”，但这些州仍然将一些堕胎定为犯罪，并对其进行比罗伊案所允许的更为严格的监管。见罗伊案（Roe, 410 U. S., at 140 & n.37; Tribe 2.） 简而言之，“法院在罗伊案中的意见本身就令人信服地驳斥了堕胎自由深深扎根于我们人民的历史或传统中的说法”。索恩伯格案(Thornburgh, 476 U. S., at 793) （怀特大法官的反对意见）。

    iv

    必然的结论是，堕胎权并没有深深扎根于国家的历史和传统。相反，从普通法的最早时期到1973年，禁止堕胎的传统从未中断过，违者将受到刑事处罚。法院在罗伊案中对堕胎的说法与格鲁兹堡（Glucksberg）对协助性自杀的说法完全相同：“自布莱克顿（Bracton）以来，人们对[堕胎]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但我们的法律一直谴责并继续禁止[这种做法]。”。Glucksberg, 521 U. S., at 719.

    3

    被告和他们的律师对这一历史证据没有具有说服力的回答。
    被告和副检察长都没有对以下事实提出异议：即到1868年，绝大多数州都将怀孕各阶段的堕胎定为犯罪。参见原告意见摘要12-13；又见美国历史协会和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作为法庭之友的意见摘要27-28 & nn. 14-15（承认37个州中有26个州禁止在胎动前堕胎）；口头辩论Tr. 74-75（被告的律师也承认了这一点）。相反，被告不得不争辩说，“一些州在罗伊案裁决时或第十四修正案通过时禁止堕胎并不重要”。被告方摘要21。但这一论点与我们在确定宪法中没有提到的而被宣称的权利是否受第十四修正案保护的标准背道而驰。
    被告和他们的律师不仅无法证明在第十四修正案通过时已经确立了堕胎的宪法权利，而且他们也没有发现任何证据支持早在20世纪后半叶就存在堕胎权——没有州宪法规定、没有法规、没有司法裁决、没有学术论文。最早提请我们注意的资料来源是一些地区法院和州法院在罗伊案之前不久作出的裁决，以及同一时期的少量法律评论文章。
    一些被告的律师收集了历史论据，但这些论据非常薄弱。副检察长重复了罗伊案的主张，即“堕胎是否曾被牢固地确立为普通法上的犯罪是值得怀疑的，即使是在摧毁胎动前胎儿方面”。美国作为法庭之友的简报26（引用Roe, 410 U.S., at 136）。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伟大的普通法权威，如布莱克顿（Bracton）、柯克（Coke）、黑尔（Hale）和布莱克斯通（Blackston）都写道，胎动后堕胎是一种犯罪，而且是一种严重的犯罪。此外，黑尔和布莱克斯通（以及他们之后的许多其他权威人士）声称，即使是胎动前的堕胎也是“非法的”，因此，如果妇女因堕胎而死亡，堕胎者就犯有谋杀罪。
    罗伊案没有遵循这些权威，而是主要依赖于一位支持堕胎的倡导者的两篇文章，他声称科克（Coke）因为强烈的反堕胎观点而故意误述了普通法。这些文章已被证明是不可信的，而且人们发现，即使是简-罗伊的法律团队成员也没有将其视为严肃的学术研究。一份内部备忘录将这位作者的工作描述为打着“公正的学术幌子，同时推进适当的意识形态目标”。继续依赖这种学术研究是不靠谱的。
    副检察长接着提出，历史支持堕胎权，因为普通法没有将胎动前的堕胎定为犯罪，这意味着“在建国之初及此后的几十年里，妇女通常可以终止妊娠，至少在其早期阶段”。Id., at 26-27；又见被告意见摘要21。但是，对胎动前堕胎的坚持并不普遍，参见米尔斯案（Mills, 13 Pa., at 633）；州政府政府诉斯莱格尔案（State v. Slagle, 83 N. C. 630, 632 (N. C. 1880)），而且，无论如何，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许多州没有将胎动前堕胎定为犯罪的事实并不意味着任何人认为各州没有这样做的权力。随着世纪的推移，立法机关开始行使这种权力，据我们所知，没有人认为他们制定的法律侵犯了一项基本权利。这并不奇怪，因为普通法当局曾多次谴责堕胎，并将其描述为一种“非法的”行为，而不考虑它是发生在胎动前还是胎动后。See supra, at__.
    被告依据的另一份法庭之友的意见陈述（参见被告意见摘要21）试图反驳第十四修正案通过时生效的州刑事法规的重要性，暗示这些法规的颁布是出于不正当的原因。这种说法几乎完全基于一位著名支持者的陈述。根据这种说法，这些法规的重要动机是担心天主教移民生的孩子比新教徒更多，（合法）堕胎的可行性会导致新教白人女性“逃避她们的生育职责”，参见美国历史协会和美国历史学家作为法庭之友的意见摘要20。
    诉诸这一论点，证明了罗伊案和凯西案所承认的权利缺乏任何真正的历史支持。本院长期以来一直反对基于所谓立法动机的论点。参见，例如，伊利市诉帕普案（City of Erie v. Pap’s A.M., 529 U. S. 277, 292 (2000)）(相对多数意见)；特纳广播系统公司诉联邦通信委员会案（Turner Broadcasting System, Inc. v. F.C.C., 512 U. S. 622, 652 (1994)）；美利坚合众国诉奥布莱恩案（United States v. O’Brien, 391 U. S. 367, 383 (1968)）；亚利桑那诉加利福尼亚案（Arizona v. California, 283 U.S. 423, 455 (1931)）(collecting cases)。最高法院已经认识到，对立法动机的调查“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参见奥布莱恩案(391 U. S. 367, 383)。即使关于立法动机的争论得到了投票支持一项法律的立法者的明示支持，我们也不愿意将这些动机归于整个立法机构。“促使一名立法者就一项法规发表演讲的因素，未必是促使其他数十名立法者颁布该法规的因素”。Ibid.
    在这里，关于立法动机的争论甚至不是基于立法者的陈述，而是基于19世纪新堕胎法的少数支持者的陈述，将这些动机归咎于所有投票促成这些法律通过的立法者，这是相当武断的。回顾第十四修正案通过之时，超过四分之三的州通过了将堕胎（通常在怀孕的所有阶段）定为犯罪的法规，从20世纪初到罗伊案判决之日，每个州都有了这样的法律。那么我们是否应该认为，数百名立法者的投票是出于对天主教徒和妇女的敌意？
    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这些法律的通过仅仅是出于一种真诚信念的驱动，即认为堕胎是在杀害人类。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许多司法判决都表明了这一点。参见，例如，纳什诉梅耶案（Nash v. Meyer, 54 Idaho 283, 301 (1934))；州政府诉奥普斯普伦德案（State v. Aupsplund, 86 Ore. 121, 131-132 (1917)）；特伦特诉州政府案（Trent v. State, 15 Ala. App. 485, 488 (1916)）；州政府诉米勒案（State v. Miller, 90 Kan. 230, 233 (1913)）；州政府诉蒂皮案（State v. Tippie, 89 Ohio St. 35, 39-40 (1913))；州政府诉格迪克案（State v. Gedicke, 43 N. J. L. 86, 90 (N. J. Sup. Ct. 1881)）；多尔蒂诉美利坚合众国案（Dougherty v. People, 1 Colo. 514, 522-523 (1873)）；州政府诉摩尔案（State v. Moore, 25 Iowa 128, 131- 132 (1868)）；史密斯诉州政府案（Smith v. State, 33 Me. 48, 57 (1851)）；另参见孟菲斯生殖健康中心案（Memphis Center for Reproductive Health, 14 F.4th, at 446 & n. 11）(塔帕尔法官对判决结果部分持协同意见部分持反对意见）(引用案例)。
    有人可能不同意这种信念（而且我们的决定并不是基于这样的观点，即一个州何时应该将产前生命视为拥有权利或者法律认可的利益），但即使是罗伊案和凯西案也没有质疑反对堕胎者的善念。参见，例如，凯西案（Casey, 505 U. S., at 850）（“有良知的男人和女人可以不同意……即使是在怀孕的最初阶段终止妊娠也具有深刻的道德和精神涵义。”）而且这些州法律的重要性并不因法庭之友对立法动机的推测而遭到减损。

    C

    1

    罗伊案和凯西案的支持者并没有严肃强调堕胎权本身深深根植于历史和传统之中，而是主张堕胎权是更为广泛的固有权利所内在蕴含的一部分。罗伊案将这种权利称为隐私权，410 U. S., at 154，凯西案将其描述为做出“亲密的和私人的选择”的自由，这是“个人尊严和自主权的核心”，505 U.S., at 851。凯西案解释说：“自由的核心是一种权利，人可以自己去定义，关于存在、关于意义、关乎宇宙、关于人类生命的奇迹的概念。”Id., at 851.
    法院并没有声称这种宽泛的权利是绝对的，并且这样的主张也不可信。虽然每个个体都可以自由地思考和表达他们所期望的关于“存在”、“意义”、“宇宙”和“人类生命的奇迹”的想法，但他们并不总是可以自由地按照这些想法行事。允许按照这些信念行事可能符合对“自由”的诸多理解之一，但肯定不是“井然有序的自由”。
    井然有序的自由为绝对的自由作出限制，并划清相冲突的利益之间的界限。罗伊案和凯西案都在想要堕胎的女性的利益和所谓“可能的生命”的利益之间作出特定权衡，参见罗伊案（Roe, 410 U. S., at 150）；凯西案（Casey, 505 U. S., at 852）。但是，各州的人民对这些利益可能有着不同的评估。在一些州，选民可能认为堕胎权甚至应该比罗伊案和凯西案所认可的权利更为广泛。其他州的选民可能希望实施严格的限制，因为他们相信堕胎会毁掉一个“未出生的人”，见柯德安小姐案（Miss. Code Ann. §41-41-191(4)(b)）。我们国家对井然有序的自由的历史性理解并没有阻碍人民选出的代表来决定堕胎应该如何被限制。
    获取堕胎的权利也没有可靠的先例基础。凯西案所依赖的案件涉及这样一些权利：与不同种族的人结婚的权利，参见拉文诉弗吉尼亚州案（Loving v. Virginia, 388 U. S. 1 (1967)）；在狱中结婚的权利，参见特纳诉萨夫利案（Turner v.Safley, 482 U. S. 78 (1987)）；取得避孕药的权利，参见格里斯沃尔德诉康涅狄格案（Griswold v. Connecticut, 381 U. S. 479 (1965)）, 艾森施塔特诉贝尔德案（Eisenstadt v. Baird, 405 U. S. 438 (1972)）, 凯里诉国际人口服务案（Carey v. Population Services International, 431 U. S. 678 (1977)）；与亲属同住的权利，参见摩尔诉东克利夫兰案（Moore v. East Cleveland, 431 U. S. 494 (1977)）；决定子女教育的权利, 参见皮尔斯诉姐妹会案（Pierce v. Society of Sisters, 268 U. S. 510 (1925)）, 梅耶诉内布拉斯加州案（Meyer v. Nebraska, 262 U. S. 390 (1923)）；未经同意不得要求绝育的权利，参见斯金纳诉俄克拉荷马州威廉姆森案（Skinner v. Oklahoma ex rel. Williamson, 316 U. S. 535 (1942)）；以及在某些情况下不接受非自愿手术、强制用药或其他实质上类似的程序的权利，参见温斯顿诉李案（Winston v. Lee, 470 U. S. 753 (1985)）, 华盛顿诉哈珀案（Washington v. Harper, 494 U. S. 210 (1990)）, 罗钦诉加利福尼亚州案（Rochin v. California, 342 U. S. 165 (1952)）。被告和副检察长也依赖于凯西案之后的判决，如劳伦斯诉德克萨斯案（Lawrence v. Texas, 539 U. S. 558 (2003)）（进行私人的、双方同意的性行为的权利），以及奥伯格费尔诉霍奇斯案（Obergefell v. Hodges, 576 U. S. 644 (2015) （与同性结婚的权利）。参见被告意见摘要18；美国法庭之友意见摘要23-24。
    事实证明，已经有了太多这样的尝试，通过呼吁更广泛的自主权并定义一个人“存在的概念”来正当化堕胎权。凯西案（Casey, 505 U. S., at 851)）。这些具有高度普遍性的依据可以允许非法使用药物、卖淫等类似的基本权利。参见临终同情机构诉华盛顿州案（Compassion in Dying v. Washington, 85 F. 3d 1440, 1444 (CA9 1996) ）(奥斯坎兰大法官对拒绝再审持反对意见)。没有任何一项这种权利声称自己深植于历史和传统之中。Id., at 1440, 1445.
    使得堕胎权与罗伊案和凯西案所依据的案例中承认的权利显著区别开来的，是这两个案件的判决都承认的东西：堕胎摧毁的是判决中所谓的“可能的生命”，以及本案所涉法律所认为的“未出生的人”的生命。参见罗伊案（Roe, 410 U. S., at 159) （堕胎是“本质上不同的”)；凯西案（Casey, 505 U. S., at 852）（堕胎是“一种独特的行为”）。罗伊案和凯西案引用的其他判决都没有涉及堕胎带来的重要道德问题。因此，这些判决是不合适的。它们无法支持堕胎权，同样地，我们关于宪法没有赋予堕胎权的结论也并未以任何方式削弱这些判决。

    2

    在对堕胎权和其他权利进行这种关键区分时，凯西案声称（我们接受这一说法只是为了辩论）“国家在通过第十四修正案时的具体做法”并不“标志着第十四修正案所保护的实质性自由领域的外部限制”，对此我们没有必要提出异议505 U.S., at 848。堕胎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几个世纪以来，立法者一直在解决这个问题，并且它提出的基本道德问题是永恒的。
    罗伊案和凯西案的辩护者并没有声称任何新的科学知识都需要对潜在的道德问题给出不同的答案，但他们确实主张，社会的变革要求将堕胎确认为一种宪法性权利。他们认为，如果没有堕胎，人们就不能自由地选择自己想要进入的关系类型，女性也将无法在职场和其他方面与男性竞争。
    认为应该限制堕胎的美国人在媒体上反驳有关现代发展的说法。他们注意到，对于未婚女性怀孕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联邦和州法律禁止基于怀孕的歧视，怀孕和分娩的假期现在在许多情况下得到了法律的保障，与怀孕有关的医疗费用由保险或政府援助支付；各州越来越多地采用“安全港”法案，一般允许妇女匿名抛弃婴儿；如今，将自己的新生儿送人收养的妇女不必担心孩子找不到合适的收养家庭。他们还声称，许多人现在对胎儿的生命有了新的认识，并且当想要孩子的准父母观看超声波图时，他们通常不会怀疑自己看到的不是他们的女儿或儿子。
    双方都提出了重要的政策观点，但罗伊案和凯西案的拥护者必须证明，法院有这样的权威来衡量这些观点并决定堕胎在各州如何被限制。这些拥护者们无法证明，因此我们把权衡这些观点的权力交还给人民和他们选举出的代表。

    III

    接下来我们考虑遵循先例原则的学说是否继续接受罗伊案和凯西案。遵循先例原则在我们的判例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们已经解释过它服务于许多有价值的目的。它保护那些依靠过往判决而采取行动的人的利益。参见凯西案（Casey, 505 U. S., at 856）（相对多数意见）；也可以参见佩恩诉田纳西州案（Payne v. Tennessee, 501 U. S. 808, 828 (1991)）。它“减少了挑战既定先例的动机，节省了当事人和法院无休止重复诉讼的费用”。参见金布尔诉漫威娱乐案（Kimble v. Marvel Entertainment, LLC, 576 U. S. 446, 455 (2015)）。它要求以类似的方式裁决类似的案件，从而促进“公平的”决策，参见佩恩诉田纳西州案（Payne v. Tennessee, 501 U. S. 808, 827 (1991)）。它“有助于司法程序实际的和可感知到的完整性”，同上。它抑制了司法傲慢，并提醒我们尊重过去那些努力解决重要问题之人的判断。“先例是积累和传承过往历代知识的方式，是一种既定智慧的结晶，比在任何一位或一群法官中所能找到的智慧都要丰富。”（N. Gorsuch, A Republic If You Can Keep It 217 (2019)）。
    然而，我们早就认识到，先例“并非不可抗拒的命令”，参见皮尔逊诉卡拉汉案（Pearson v. Callahan, 555 U.S. 223, 233 (2009) ）(省略内部引号和引文)，并且“当我们解释宪法时，它处于其最薄弱的状态”，参见阿戈斯蒂尼诉费尔顿案（Agostini v. Felton, 521 U.S. 203, 235 (1997)）。有人认为，有时一个问题“被解决比被正确地解决”更重要，参见金布尔案（Kimble, 576 U. S., at 455）(emphasis added)(引自伯内特诉科罗纳多石油天然气公司案Burnet v. Coronado Oil & Gas Co., 285 U.S. 393, 406 (1932)）(布兰代斯法官的反对意见）。但是，当谈到对宪法——“我们自由的伟大宪章”，它的意思是“经久不衰”，参见马丁诉亨特案（Martin v. Hunter’s Lessee, 1 Wheat. 304, 326 (1816) (斯特瑞大法官的意见）——的解释时，我们高度重视“正确解决”问题。此外，当我们的一项宪法决定误入歧途时，除非我们纠正自己的错误，否则这个国家通常会被错误的决定所困扰。错误的宪法决定可以通过修改宪法来解决，但是众所周知，我们的宪法很难修改。参见美国宪法第五条（U. S. Const., art. V）；金布尔案（Kimble, 576 U. S., at 456)。因此，在适当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愿意重新考虑并在必要时推翻宪法判决。
    一些我们最重要的宪法判决已经推翻了以前的先例。我们在这里提出三个：在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中，法院驳回了允许各州维持种族隔离学校和其他设施的“隔离但平等”原则(347 U. S. 483, 488 (1954))。这样，法院就推翻了普莱西诉弗格森案（Plessy v. Ferguson, 163 U. S. 537 (1896))中臭名昭著的判决，以及其他六个适用“隔离但平等”原则的最高法院判例，参见布朗案（Brown, 347 U. S.,at 491）。
    在西海岸酒店公司诉帕里什案（West Coast Hotel Co. v. Parrish, 300 U. S. 379 (1937)）中，法院驳回了阿德金斯诉哥伦比亚特区儿童医院案（Adkins v. Children’s Hospital of D. C., 261U. S. 525 (1923)），该案认为给妇女设定最低工资的法律违反了第五修正案正当程序条款所保护的“自由”，同上，第545页。西海岸酒店公司诉帕里什案标志着一系列重要先例的消亡，这些先例保护个人自由权利不受州和联邦关于健康和福利立法的影响，参见洛克纳诉纽约州案（Lochner v. New York, 198 U.S. 45 (1905)）(认为设定最长工作时间的法律无效)；科佩奇诉堪萨斯案（Coppage v. Kansas, 236 U.S. 1 (1915)）（认为禁止雇员加入工会的禁止性合同法律无效)；杰·伯恩斯烘焙公司诉布莱恩案（Jay Burns Baking Co. v. Bryan, 264 U.S. 504 (1924)）(认为固定面包重量的法律无效)。
    最后，在西弗吉尼法院亚州教育委员会诉巴尼特案（West Virginia Bd. of Ed. v. Barnette, 319 U. S. 624 (1943) ）中，法院推翻了距今仅三年的米纳斯维尔学区诉戈比提斯（Minersville School Dist. v. Gobitis, 310 U. S. 586 (1940)）一案，并认为公立学校的学生不能在违反其真诚信仰的情况下，被强迫向国旗致敬。巴内特案（Barnette）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在这段时间里，除了法院承认其先前裁决有严重错误之外，客观事实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在其他很多情况下，本院也推翻过重要的宪法判决。（我们在下面的脚注中列出了一部分清单）。如果没有这些判决，我们所熟知的美国宪法将变得难以辨认，美国将会变成一个截然不同的国家。
    本院法官从未认为宪法判决是不能被推翻的，但是推翻先例的确是一件严肃的事情。我们必须慎重行事。我们的案例试图提供一个框架来明确何时应推翻先例，并确定做出此类决定时应该考虑的因素。 雅努斯诉州政府案（Janus v. State）, 美国州县和市政工人案（County, and Municipal Employees, 585 U. S. __, __ (2018) (slip op., at 34-55)）；拉莫斯诉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案（Romas v. Louisiana, 590 U. S. __ (2020)）(卡瓦诺部分的协同意见) (slip op., at 7-9)。
    在本案中，五个重要因素强烈支持推翻罗伊案和凯西案的判决：判决本身（nature）的错误；判决书论证的质量；判决所确立的不当负担原则的“可操作性（workability）”；判决对法律其他领域带来的破坏性影响；确切的信赖（reliance）的缺失。

    A

    法院判决本身有误。对宪法的任何错误解释都需要引起重视，但是有些错误的危害比其他错误更严重。
    普莱西诉弗格森案（Plessy v. Ferguson, supra）中臭名昭著的判决就是如此，它有违我们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承诺。Id., at 562（哈兰大法官的反对意见）。它自判决当日就是“极其错误的”，参见拉莫斯案（Ramos, supra）（卡瓦诺大法官部分持协同意见） (slip op., at 7)， 就像副检察长在口头辩论环节同意的那样，这个判决本就该尽早被推翻。参见口头辩论 Tr. 92:20-93:17。
    罗伊案同样是极其错误的，而且具有严重的破坏性。如前文所述，该案的宪法分析远远超出了对其模糊指出的各种宪法规定的任何合理解释的范围。
    罗伊案自宣判之日起就和宪法相冲突，而凯西案延续了这种错误。这些错误并不涉及一些对美国人民来说无关紧要的艰深法律；相反，法院仅仅运用了“原始的司法权力”, Roe, 410 U.S., at 222（怀特大法官的反对意见），却篡夺了宪法明确赋予其人民的权力，用以处理一个在道德和社会层面都具有深刻影响的问题。凯西案自称呼吁这场全国性争议的双方共同解决争论，但这样做的同时，凯西案又必须宣布一个赢家。而失败的一方——那些为胎儿权益争取更多国家保护的人——再也无法说服他们选出的代表采取和他们的观点相一致的政策。法院对大量反对罗伊案的美国民众关闭了民主进程的通道，从而绕过了民主程序。“这本来就是美国国内一点就燃的政治议题，罗伊案更是火上浇油；不仅如此，它的影响力甚至还波及到本院法官的选择上。”凯西案（Casey, 505 U.S., at 995-996）（斯卡利亚大法官对判决推理部分持协同意见部分持反对意见）。总的来说，罗伊案和凯西案犯的是一类无法被接受的错误。
    正如本院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西海岸宾馆诉帕里什案（West Coast Hotel）所呈现的那样，法院此前就已经推翻过不恰当地剥夺人民权利、阻断民主进程的判决。就如怀特大法官 (Justice White)随后指出的那样：“法院的决定，如果是根据宪法的原则或价值作出的，却又无法在其文本中明确找到，那它就是篡夺了人民的主权。因为这些决定代表了人民从未做出过的选择，而且他们不能通过相关的法律方式予以否认。因此，对那些经反思被发现是错误的宪法判决，法院应当保留纠正错误的权力，使其正当的处理者重建威信，这是至关重要的。”

    B

    法院论证的质量。在先例中，前案的说理质量是影响我们是否重新考虑其判决的重要因素。参见雅努斯诉美国州、县和市政工人案（Janus v. State, Country, and Municipal Employees, 585 U.S., at__（slip op., at 38)；拉莫斯案（Ramos 590 U. S. __ (2020) (卡瓦诺大法官的协同意见) (slip op., at 7-8)等。在这份意见的第二部分，我们解释了为什么罗伊案的判决是错误的，但它已经不仅仅是错误的。它的基础摇摇欲坠。
    罗伊案认为，宪法含蓄地授予人们堕胎的权利，但它未能将其建立在文本、历史或先例的基础上。它依赖一套错误的历史叙述；它对与宪法无关的事项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且预先依赖于它；它无视了其参考的先例与法院本身处理的问题之间存在的根本性差别；它杜撰了一套精巧的规则，给怀孕的三个阶段设置不同的限制，却不说如何从宪法中、从堕胎法的历史里、从先例中、甚至从任何其他能够引用的出处中把这套规则提炼出来。它最核心的规则（即国家不能在“体外存活”之前保障胎儿的生命）从未被任何一方提出，也从未得到合理的解释。罗伊案的论证很快就受到了严厉的学术批评，即使在支持妇女堕胎自由的群体中也是如此。
    凯西案的相对多数意见，在维持罗伊案观点的同时，敏锐地回避了原案绝大部分说理。它修改了堕胎权的文本依据，悄悄地舍弃了罗伊案错误的历史叙述，并且也不再使用孕期“三阶段法”。但是，它用一个专断的“不当负担”的说法取而代之，并且依赖于遵循先例原则的一个罕见模式。而正如下文所述，法院此前从未如此使用过这种模式，此后也再未使用过。

    1

    i

    罗伊案的说理弱点是众所周知的。在没有任何宪法文本、历史或先例的基础上，它给整个国家强加了一套详细的规则，这套规则很像是人们期望在法规或条例中找到的那些。参见罗伊案（Roe, 410 U.S., at163-164）。法院将孕期分为三个阶段，并且在每个阶段适用不同的规定。在第一阶段，法院宣布“堕胎的决定及其生效必须由孕妇的主治医师来进行医学判断”。Id., at 164. 在此阶段之后，国家以妇女健康为主导来规制堕胎的活动。相应地，国家可以“按照与产妇健康合理相关的方式规范堕胎程序”。Ibid. 最后，“在体外存活阶段之后”，1973年法院一致认为这是第三个阶段的开始，国家更加重视“潜在的生命”，因此国家可以“在适当的医疗条件下规范甚至禁止堕胎，除非是在必要的情况下、根据合理的医疗判断、并且是为了产妇的健康甚至生命着想才可进行堕胎”。Ibid.
    这一精心设计的方案完全是法院自己的创想。双方均不主张三阶段的孕期划分，也没有任何一方或者任何一位法庭之友认为“体外存活能力”应当构成一个标准，堕胎权的范围和国家监管权力应该相应地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参见上诉人意见摘要70-18；被上诉人意见摘要70-18; 也见 C. Forsythe, Abuse of Discretion: The Inside Story of Roe v. Wade 127, 141 (2012)。

    ii

    这一方案不仅做了类似立法机构的工作，而且法院几乎没有试图解释如何从宪法判决通常所依据的任何来源推导出这些规则。我们已经讨论过罗伊案对于宪法文本的说理内容，而这个案例的意见并不能体现出有任何历史的、先例的、或者其他来源支持了这种划分方案。
    罗伊案的特点是它对历史的详尽调研，但其中大部分讨论是无关紧要的，而法院完全没有解释为什么要把这些内容囊括进来。例如，法院用了很多段落来介绍一些广泛接受杀婴行为的古代文明的观点和实践，参见罗伊案（Roe, 410 U.S., at130-132）(讨论古希腊和罗马的实践)。而对于最重要的历史事实——当第十四修正案通过时，各州如何监管堕胎——法院却几乎只字未提。它承认“在十九世纪中后期”各州收紧了堕胎法，id., at 139，同时却隐隐暗示实施这些法律不是为了保障婴儿的生命，而是为了促进“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关注”，即“非法性行为”。id., at 148.
    令人吃惊的是，罗伊案的判决甚至没有意识到1868年生效的州法律的压倒性共识，它关于普通法所说的一切都完全错误。仅仅根据一位堕胎倡议者所撰写的两篇完全不可信的文章，法院就错误地认为——与布拉克顿（Bracton）、科克（Coke）、黑尔（Hale）、布莱克斯通（Blackstone）和其他许多权威相反——普通法从未真正把在胎儿出现胎动后的堕胎行为视为犯罪。参见id., at 136（“如今看来，即使是对于一个已经出现胎动的胎儿来说，堕胎是否真的曾被确立为犯罪，也是值得怀疑的。”）。看起来，这个错误理解在法院的思考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为这份意见曾将“普通法的宽松性”作为形成其判决的四个决定性因素之一。Id., at 165.
    在考察了历史之后，法院大量着墨于那些本该由立法委员会来完成的事实调查。其中包括了一份长篇报告，涵盖了“美国医学协会的立场”和“美国公共卫生协会的立场”，以及美国律师协会众议院在1972年2月对拟议的堕胎立法进行的投票过程。Id., at 141, 143, 145. 报告还提到了英国在1939年作出的一份司法判决，以及其在1967年新颁布的堕胎法案。Id., at 137-138. 法院并没有任何解释，说明这些资料为什么能够揭示美国宪法的含义，而且任何一份资料都没有采取过甚至倡导过类似于罗伊案强加给全国的这样一种设计方案。
    最后，在这一切之后，法院求助于先例。通过广泛引用案例，法院为宪法的“个人隐私权”找到了支持，id., at 152, 但是它混淆了这个术语相当不同的两个含义：保护信息不被披露的权利与不受政府干预的情况下作出并实施重要个人决定的权利。参见惠伦诉罗伊案（Whalen v. Roe, 429 U.S. 589, 599-600 (1977)）。只有涉及该术语第二种含义的案件才有可能与堕胎问题相关，其中部分案件涉及的是自我决策，显然与本案风马牛不相及。见皮尔斯诉姐妹会案（Pierce v. Society of Sisters, 268 U. S. 510 (1925)）（送小孩上宗教学校的权利）；迈耶诉内布拉斯加案（Meyer v. Nebraska, 262 U.S. 390 (1937)）（让孩子接受德语教学的权利）。
    剩下的是少数与婚姻有关的案件，劳福诉弗吉尼亚案（Louving v. Virginia, 388 U.S. 1 (1967)）（和不同种族的人结婚的权利），或者生育权，斯金纳诉俄克拉何马威廉姆森案（Skinner v. Oklahoma, 316 U.S. 535 (1942)）（不被绝育的权利）；格里斯沃尔德诉康涅狄格案（Griswold v. Connecticut, 381 U. S. 479 (1965) （已婚人士获得避孕用品的权利））；艾森斯塔特诉贝尔德案（Eisenstadt v. Baird, 405 U. S. 438 (1972)）（同上，针对未婚人士）。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判决明确涉及到堕胎的独特之处：它对于罗伊案所谓的“潜在的生命”的影响。
    当法院总结它强加给整个国家的方案的基础之时，它声称这些规定与以下内容“一致”：（1）“相关利益各自的权重”，（2）“医药和法律历史里的教训和例子”，（3）“普通法的宽松性”以及（4）“当今深刻问题的要求”。Id., at 165. 撇开第二和第三个因素不谈，这些因素是法院基于对历史的粗略统计而形成的；剩下的恰好是立法机构在划定适应竞争利益的界限时所需要考虑的那类因素。罗伊案所产生的方案看起来像是在立法，并且法院还提供了一种立法机关可能会被期待提供的论证。

    iii

    罗伊案没能为其划界标准提供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例如，为什么国家无权出于保护妇女健康的目的来规制第一阶段的堕胎行为？法院仅有的解释是，该阶段妇女堕胎的死亡率低于生育的死亡率。罗伊案（Roe, 410 U.S., AT 163）。但是法院并没有说明，为什么死亡率是国家应当考虑的唯一正当因素。有许多健康和安全法规都旨在避免除死亡以外的不良健康后果。而且法院也没有解释为什么这个案件背离了法院在“涉及医疗和科学不确定性的领域”要服从立法机关的一般原则。马歇尔诉美利坚合众国案（Marshall v. United States, 414 U. S. 417, 427 (1974)）。
    一个甚至更加明显的不足是，罗伊案未能判断在体外存活前堕胎和体外存活后堕胎的关键区别。法院所有的解释说明如下：
    关于国家对潜在生命的重要而合法的利益关切，“有说服力的”论点是胎儿的体外存活能力。这是因为在那个阶段，胎儿理应拥有在子宫外存活的能力。罗伊案（Roe, 410 U.S., at 163）。
    正如劳伦斯·却伯教授 (Laurence Tribe) 所言，“很显然，这误解了‘三段论定义’”。 Tribe 4 (引自Ely 924)。“体外存活”的定义是胎儿在子宫外能够生存下来，但是，为什么这是决定国家利益起主导作用的时间点呢？如果如同罗伊案所言，保护胎儿生命的国家利益是在“体外存活后”，410 U.S., at 163, 那为什么这一利益不是“在体外存活前同样重要”呢？ 韦伯斯特诉生殖健康服务中心（Cf. Webster v. Reproductive Health Servs., 492 U.S. 490, 519 (1989)）(相对多数意见) (引用索恩伯格诉美国妇产科医师学会（Thornburgh v. American College of Obstetricians and Gynecologists, 476 U.S. 747, 795 (1986)）(怀特大法官的反对意见) 。罗伊案对此并没有提及，也没有明显的解释。
    这种武断的划分在试图为堕胎辩护的哲学家和伦理学家中间没有得到太多支持。一些人反对这个观点，认为在胎儿满足了“人”所必要的特点之前是无权获得法律保护的。“人”所不可或缺的特性包括意识、自我认知、逻辑能力，或者它们的组合。从这个逻辑上讲，即使是已经出生的个人，包括低龄儿童或者罹患某种生长发育或医学疾病的儿童，是否能被当作“人”来保护，都是一个问题。但即使人们接受成为“人”需要满足一种或多种条件，我们也很难得出结论认为“体外存活”可以标志着“人”的出现。
    在诸多争议中，最为明显的问题是，胎儿的体外生存能力高度依赖于那些与胎儿的特征无关的因素。其中之一便是在某一特定时间点上新生儿的护理状况。由于新设备的发展和医疗实践的进步，胎儿具有体外生存能力的时间点在数年来不断变化。在19世纪，一个胎儿可能要到受孕后的第32周或第33周甚至更晚才具有生存能力。当罗伊案判决生效时，这个时间点被提前到大约第28周。参见罗伊案（Roe, 410 U.S., at 160）。现在，被告将这个时间点提前到第23周或第24周。被告人意见书第8页。那么，按照罗伊案的逻辑，联邦法院如今声称其在保护26周的胎儿方面有令人信服的利益，但在1973年，联邦却在保护同等胎龄的胎儿上没有该利益。这怎么可能呢？
    胎儿的体外生存能力同样依赖于“现有医疗设备的质量”，科劳蒂诉富兰克林案（Colautti v. Franklin, 439 U.S. 379, 396(1979)）。因此，如果一位母亲诞下婴儿的城市里有着提供先进的医疗护理的医院，一个24周大的早产儿也有可能存活；但如果这位母亲处于距离这样的医院十分遥远的地方，这个早产儿便可能无法存活。一个腹中胎儿所有的宪法地位竟然因孕妇所处的地理位置而不同，这样的法律依据何在？如果说体外生存能力应当划定一个具有普遍道德意义的界限，那么，一个出生在美国大城市而存活的胎儿是否可以享有一个出生在贫穷国家偏远地区的相同胎儿所没有的道德特权地位？
    除此之外，正如法庭所解释的那样，体外生存能力并非是一个可靠且快捷的方案，科劳蒂案（Colautti, 439 U.S., 396）。一个要确定特定胎儿在子宫外生存概率的医生必须考虑到“大量的条件”，包括“胎龄”、“胎儿体重”、母亲的“总体健康与营养水平”、“现存的医疗设备”在内的诸多因素。Id., at 395-396. 因此，医生去评估胎儿的生存可能性是非常困难的。Id., at 396. 即使每个胎儿的生存可能性都被准确无疑的确定下来，将这种确立在生存可能性之上的标准作为“体外生存标准”便又是另外一码事了。胎儿的生存概率是10％？25％？50％？法庭能够做出这样的判决吗？法庭能够据此确立一个标准而适用于所有类似的案件中吗？还是说，这些棘手的问题应当被留给面对这个具体临床病例的全部具体情况的医生个人来裁断？Id., at 388.
    凯西案声称的罗伊案所确立的核心判决规则——体外生存能力是没有道理的，并且其他国家一致避开了这个标准。而我们的法院却动用原始的立法权力，将其作为一种宪法事实，强行实行了统一的体外生存能力规则，这一规则使得美国较之大多数西方民主国家享有更少的堕胎管制自由。

    iv

    总而言之，罗伊案的判决理由是极其不可靠的，包括那些在政策事实上支持这一判决的学者都十分严厉地批评它。约翰·哈特·伊利（John Hart Ely）的名言宣称“罗伊案不是宪法性法律，而且几乎没有尝试成为宪法性法律的义务感”Ely 947。肯尼迪政府的副检察长阿奇博尔德·科克斯（Archibald Cox）评论道，“罗伊案读着像是一条医院规章”，“无法说服历史学家、非法律人士或者律师……它是宪法的一部分”。Archibald Cox, The role of the Supreme Court in American Government 113-114（1976）。劳伦斯·特赖布(Laurence Tribe)写道，如果有必要通过将妇女妊娠期用某个标准划分成数段来清楚地界定政府的权力，“利益平衡”也并不能为这个标准提供任何实际理由。Tribe 5. 马克·图施耐特教授（Mark Tushnet）称罗伊案的司法规定是完全不合理的。M. Tushnet，Red, White, and Blue: A Critical Analysis of Constitutional Law 54(1988). 也见P. Bobbitt, Constitutional Fate 157(1982); A, Amer, Foreword: The Document and the Doctrine, 114 Harv. L. Rev. 26, 110(2000)。
    尽管罗伊案具有缺陷，但是其影响力在随后的几年内稳固增长——法院驳回了一系列要求：要求中期流产必须在医院中进行，亚克朗市诉亚克朗生殖健康中心公司案（Akron v. Akron Center for Reproductive Health, Inc., 462 U. S. 416, 433-439(1983)）；未成年人需要征得父母的同意，计划生育公司诉丹福思案（Planned Parenthood of Central Mo. v. Danforth, 428 U. S. 416, 433-439(1983)）；女性必须在被告知手术风险的情况下书面同意，亚克朗市案（Akron, 462 U. S., at 442-445）；女性必须在堕胎前等待24个小时，id., at 339-451。医生能够以一种独特方式确认体外生存可能，科劳蒂案（Colautti, 439 U. S 309-397）；在胎儿不能体外生存的阶段，医生必须以最能保护胎儿的科学技术来进行手术，同上，at 397-401；胎儿必须被以人道和卫生的方式对待，亚克朗市案（Akron, 462 U. S. , at 451-452）。
    怀特大法官（Justice White）抱怨道，联邦法院无限制地将自身超宪法的价值强加于人。索恩伯格案（Thornburgh, 467 U.S., at 794）（怀特大法官的反对意见）。并且，在计划生育诉凯西案（Planned Parenthood v. Casey, at 505 U. S., at 844）（相对多数意见）之后的十年里，美国法庭之友曾五次要求最高法院推翻罗伊案，并要求最高法院再次推翻凯西案本身。

    2

    近二十年后，当凯西案重新审视罗伊案时，罗伊案的推理几乎没有得到捍卫或者保留，最高法院放弃了对隐私权的依赖，而是将堕胎权完全基于第十四条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Due Process Clause），法院没有维持罗伊案判决对于堕胎历史的错误描述，事实上，大多数大法官并未提起过堕胎权的历史。至于先例，最高法院基本上依赖于罗伊案判决所引用的同一组案件。因此，关于宪法判决的标准依据——文本、先例与历史——凯西案没有试图支持罗伊案的推理。
    最高法院也没有做出真正的努力来弥补罗伊案件判决中最大的弱点之一——备受批评的体外生存能力。最高法院称它保留罗伊案的核心原则，即出于保护胎儿生命的目的，只能在胎儿达到体外存活标准之前堕胎，但是它没有为体外存活能力原则的确立提供理由。相反，它只是改变了罗伊案的措辞，称体外生存能力意味着“出于合理和公平的考虑，相比于妇女的权利，能够独立存活的胎儿生命现在更是国家保护的对象”的时间点。但是为什么“合理和公平的考虑”要求以体外生存能力为界限，法院没有做出解释。并且，撰写多数意见的法官显然没有说他们同意现行规则，相反，他们坦率地承认“我们中的一些人可能在维持罗伊案上持有保留意见”。
    这个多数意见批评且拒绝了罗伊案的三阶段规定（trimeter scheme），同上，第872页，并且用一个新的“不当负担”标准替换了它，但是这个标准是模糊不清的，正如我们所解释的，它充满了模棱两可的歧义并且难以应用。
    简而言之，凯西案既没有维持也没有否定罗伊案的重要分析，未能纠正罗伊案推理中的明显缺陷，它支持所谓的罗伊案中的核心观点，与此同时却表明大多数法官可能并不同意它是正确的，除了罗伊案的先例之外没有为堕胎权提供新的支持。并且，凯西案强加了一个新的、有问题的标准，在宪法文本、先例与历史中都没有坚实的基础。
    正如下面所讨论的，凯西案还利用了一种新的遵循先例原则，参见Part Ⅲ-E, infta。这种新的原则并没有解释罗伊案判决的严重错误，还对一种几乎没有任何先前判例法基础的无形信赖给予了很高的权重。遵循先例原则并不要求维持这样一个判决。

    C

    可操作性（Workability）。我们讨论一个判决先例是否要被推翻的另外一个因素，是它所施加的规则是否可操作——也就是说，它是否可以以可预测和一致的方式被人们理解且使用。蒙特霍诉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案（Montejo v. Louisiana 556 U.S. 778, 792(2009)); 帕特森诉麦克莱恩信用社（Patterson v. McLean Credit Union, 491 U.S. 164, 173(1989)）; 海湾蒸汽航空公司诉马亚卡马斯公司（Gulfsteam Aerospace Corp. v. Mayacamas Corp., 485 U. S. 271, 283 – 284(1988))。凯西案的不当负担的标准在可操作性中表现不佳。

    1

    问题源于这个“不当负担”的概念，正如斯卡利亚大法官（Scalia）在凯西案中所指出的那样，确定一项负担是“适当的”还是“不当的”是没有内在标准的，505 U.S., at 992（斯卡利亚大法官的反对意见）；也见六月医疗服务有限公司案（June Medical Services, LLC, 591 U. S., at__）（戈萨奇大法官的反对意见）（(slip op., at17）（“一种负担是否被认为是不恰当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官考虑了哪些因素。”）（省略内部引号和修改)。凯西案通过列举三条附属规则，试图为“不当负担”赋予明确的意义，但规则本身就是问题。第一条规则是：如果某一项法律规定的目的是为了限制在胎儿达到“体外生存标准”之前对妇女的流产设置实质性障碍，那么该规定无效。505 U.S., 878 (emphasis added)；也见Id., at 877。但是某一相关规则是否有实质性的障碍，往往会引发辩论，在于“实质性”相关联的意义上，实质性指的是“大量的、客观的数量、或者大小”。Random House Weberter’s Unabridged Dictionary 1897(2d ed. 2001)。不当负担显然是实质性的，但是非不当的负担却不是，在这两者之间，有着广阔的地带。
    这种模棱两可是一个问题，第二条规则则用于所有阶段，这造成了更大的混乱。它指出，在“确保妇女的选择知情权”的措施，只要是没有带来不当负担便是合宪的。凯西案（Casey, 505 U. S., at 878）。在同样能规范未达“体外生存标准”的时间段这一方面而言，这条规则与第一条规则重叠，却提供了一个不同的标准。该规则强加了一个无形的障碍却没有任何实质性效用。适用前体外存活标准而进行流产的时候，这样的规定是否因为不造成实质性障碍而符合宪法规定？或者它是否会因为有不适当的负担而违反宪法？这一规定所造成的负担固然为不足道，但是否符合比例原则？凯西案没有说，这种含糊不清会导致今后的混乱。类似案件参见六月医疗公司案（June Medical, 591 U.S., at____（slip op., at1-2）, with id., at__）（罗伯茨大法官的协同意见）（slip op., at 5-6）。
    第三条规则的应用将变得更加复杂，根据该规定，“不得规定不必要的对寻求堕胎的妇女造成权利负担的卫生管理规范”。505 U. S., at 878（emphasis added）。这个规范至少包含了三条模糊不清的术语。包括我们已经讨论过的两个问题——不当负担和实质性障碍——尽管他们是不一致的。而且它还增加了第三个含糊的术语——不必要的卫生管理规范。术语“必要的”有一系列含义——从“本质的”到仅仅是“有用的”。参见Black’s Law Dictionary 928 (5th ed. 1979）;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877 (1975）。凯西案没有解决这个术语在这条法律中的意义。
    除了这些问题，还有一个问题适用于这三条规则——他们都呼吁法院审查法律对于妇女的影响，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一项法规可能对不同的妇女产生非常不同的影响，包括她们的居住地、经济资源、家庭状况、工作和个人义务、关于胎儿发育和堕胎的知识、心理和情感的倾向和状况、以及他们想要堕胎的愿望的坚定性。为了确定一项规定是否对女性造成实质性障碍，法院需要知道它应该考虑哪一类女性，以及在这一类女性中有多少人必须认定某个障碍是“实质性”的。
    凯西案对这些问题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它指出，如果一个规定在“大部分与它相关的案例”中施加了实质性障碍，那么它就是违宪的，505 U.S., at 895，但显然，在“大”部分与非大部分之间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法院所说的与某项规定“相关”的案件指的是什么也并不清楚。这些含糊不清造成了混乱和分歧。类似案件见全国妇女健康中心诉赫勒斯泰特案（Whole Woman Healh v. Hellerstedt, 579U.S. 582,___(2016)(slip op., at 39)）, with id., at___（阿利托大法官的反对意见）（slip op., 24-25 & n.11）。

    2

    运用凯西案的新标准的困难就出现在这个案件中。多数意见认为，宾夕法尼亚州的24小时堕胎冷静期要求以及知情且同意的条款并没有造成“不当负担”，Casey, 550 U.S., at 881-888（相对多数意见），但是史蒂文斯大法官应用同样的标准得出了相反的结果。Id., at 20-922（史蒂文斯大法官对判决推理部分持协同意见部分持反对意见）。这并不是一个好的征兆，当时的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恰当地指出，“不当负担标准不如三阶段标准更加可行”。Id., at 964-966（伦奎斯特大法官的反对意见）。
    不当负担标准的模糊性也在后来的案件中造成了分歧。在全国妇女健康中心诉赫勒斯泰特案（Whole women health v. Hellerstedt）中，法庭采用了成本收益的解释路径，并指出“在凯西案中确立的规则……要求法院考虑一项法律给堕胎施加的负担以及它带来的收益”。579 U.S.___,____（2016）（slip on., at 19-20）（emphasis added）。但是五年后，大多数大法官拒绝了这一解释，参见六月医疗组织案（June medical , 591 U.S.___(2020)）。四位法官维持了妇女健康组织关于“权衡”一项法律的“收益”与“它给堕胎施加的负担”的解释。Id., at___(布雷耶大法官意见)(slip op., at )(内部引用省略)。但是投出了关键性一票的首席大法官认为“在类似的堕胎权案件中权衡利弊是法院的工作”。Id., at___(罗伯茨大法官的协同意见)(slip op.,at 6)。四名持反对意见的法官拒绝了多数意见对凯西案的解释，参见id., at___(阿利托大法官的反对意见，加入了托马斯大法官的相关意见，戈萨奇大法官和卡瓦诺大法官也加入）(slip on ., at 15-18)；(卡瓦诺大法官的反对意见)(slip op.,at 1-2)(“五个最高法院法官拒绝了全国妇女健康中心案中所确立的成本收益标准”)。
    本院运用凯西案的经验证实了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的先见之明，即不当负担标准“不可能长久”。凯西案（Casey, 505 U.S. at 965）（伦奎斯特大法官部分持反对意见)。

    3

    上诉法院的经验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证明凯西案在可允许的限制与违宪的限制“之间的界限”是“不可能被明确划分的”。雅努斯案（Janus, 585 U.S., at___(slip op., at 38)）。
    凯西案已经导致了一连串的循环矛盾。最近，上诉法院对妇女健康组织的平衡测试是否正确说明了不当负担产生了分歧。他们在父母通知规则方面存在分歧。他们在禁止宫颈扩张钳刮术（dilation and extraction)方面存在分歧。他们在到达诊所所需时间的增加何时构成不当负担方面存在分歧。他们在州政府是否可以因胎儿的种族、性别或残疾而对堕胎进行监管方面存在分歧。
    上诉法院在应用大比例相关案例测试时遇到了特别的困难。他们在得出不可预测的结果的同时，也批判了这种权利转让的情况，并坦率地概述了凯西案中的许多其他问题。凯西的“不当负担”标准已被证明并不可行。
    凯西案的“不当负担”标准被证明是“不可操作的”。“不知道从哪里来的”，505 U.S., at 965(伦奎斯特大法官部分的反对意见）。他指出，法官们被分配一项难处理的且不适当的任务“似乎只是为了使‘试一试’诉讼永久化”。莱纳特诉费里斯协会案（Lehnert v. Ferris Facully Assn., 500 U.S. 507, 551(1991)）（斯卡利亚大法官对判决结果部分持协同意见部分持反对意见）。如果继续坚持这一标准，将会破坏而不是促进“法律原则的公平性、可预测性和可持续发展性”。佩恩案（Payne, 501 U.S., at 827）。

    D

    对其他法律领域的影响。罗伊案和凯西案扭曲了许多重要但并不相关的法律理论，并且这种影响为推翻那些判决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撑。参见拉莫斯案（Ramos, 590 U.S., at _)(卡瓦诺大法官的协同意见)(slip op., at 8)；雅努斯案（Janus, 585 U.S., at_）(slip op., at 34)。
    最高法院的法官们一再感慨：“在任何涉及国家堕胎监管的案件中，如果法院有理由适用法律规则或理论，那么任何法律规则或理论都不会被法院拒绝适用。”索恩伯勒案（Thornburgh, 476 U.S.）（奥康纳法官的反对意见）；麦德森诉妇女健康中心案（Madsen v.Women’s Health Center, 512 U.S.753,785(1994)）（斯卡利亚法官的协同意见）；全美妇女健康组织诉黑勒施泰特案（Whole Woman’s Health, 579 U.S.，at_）（托马斯法官的反对意见）；(slip op., at 4-24, 37-43)；琼医疗服务中心诉罗素案（June Medical，591 U.S., at_）（戈萨奇法官的反对意见）(slip op., at 1-15)。
    最高法院的堕胎案件削弱了面对合宪性异议的严格标准。受理案件的法官们忽视了最高法院第三方立场原则（third-party standing doctrine）。他们抛弃了标准的既判力原则（res judicata principles）。他们无视了关于违宪条款的可分割性的一般规则，以及应尽可能避免得出违宪结论去解读法律的原则。并且，他们在事实上扭曲了第一修正案的原则。
    当维护一项理论创新要求法院对长期存在的基础规则设计例外时，这种理论“已经不能适应要使法律‘具有原则性和可理解性’的发展了，而这种发展正是遵循先例原则的意旨所要确保的。”琼医疗服务中心诉罗素案（June Medical，591 U.S., at_-_（托马斯法官的反对意见）(slip op., at 19)（引用瓦斯克斯诉希勒里案（Vasquez v. Hillery，474 U.S. 254, 265(1986)）。

    E

    确切的信赖利益。我们最后考虑的是，推翻罗伊案和凯西案是否会颠覆实质性信赖利益。参见拉莫斯案(Ramos, 590 U.S. ,at__(卡瓦诺法官的协同意见)(slip op.at 15))中，以及第585卷杰纳斯案（Janus, 585 U.S. , at__(slip op., at 34-35)）。

    1

    传统的信赖利益是在“十分精确的预先规划最为必要时”产生的。凯西案（Casey, 505 U.S., at 856）（相对多数意见）；也见佩恩案（Payne, 501 U.S., at 828）。凯西案的多数意见承认这些传统信赖利益并没有受到影响，因为堕胎行为一般是“非计划性活动”，并且“生育计划几乎可以使人立即考虑到国家突然恢复禁止堕胎的权力”。505 U.S., at 856. 基于这些原因，我们同意凯西案的相对多数意见，即这里不存在传统且确切的信赖利益。

    2

    由于无法找到传统意义上的信赖，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在凯西案中呈现一种更无形的信赖形式。它写道：“人们基于对在避孕失败的情况下可以进行堕胎的信赖而结成亲密关系，并做出决定了他们对自身的看法和他们的社会地位的选择”。并且提到“对自己生育的控制提升了妇女平等地参与国家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能力”。Ibid. 但本法院没有能力评估“关于国民心理的一般性断言”。Id., at957（伦奎斯特法官部分持协同意见部分持反对意见）。因此，凯西案中信赖的概念在我们的判例中几乎没有得到支持，相反，我们的判例强调非常确切的信赖利益，如那些从“涉及财产和合同权利的案件”中发展而来的信赖利益。佩恩案（Payne, 501 U.S., at 829）。
    当一种确切的信赖利益被主张时，法院有权对主张进行评估，但评估凯西案中相对多数意见认可的那种新的无形信赖形式是另一回事。这种形式的信赖取决于一个经验问题，这是任何人——尤其是法院——难以评估的问题，即堕胎权对社会，尤其是对妇女生活的影响。类似可见原告意见摘要34-36；作为法庭之友的妇女学者和专业人士等的意见摘要13-20及29-41，被告意见摘要36-41；全国妇女法律中心等作为法庭之友的意见摘要15-32。争辩双方还对胎儿的地位提出了相互对立的论点，法院既没有权威也没有专业知识去解决这些争议，并且凯西案中的相对多数意见对胎儿和母亲相对重要性的猜测与权衡代表了对“原教旨宪法主张（original constitutional proposition)”的背离，即“法院不能以其社会和经济信仰取代立法机构的判断”。弗格森诉施鲁帕案（Ferguson v. Shrupa, 372 U.S. 726, 729-739 (1963)）。
    我们判决将堕胎问题归还给那些立法机构，并允许对堕胎问题持不同立场的妇女通过影响公众舆论、游说立法者、投票和竞选公职去影响立法程序。妇女并非没有选举权或政治权利。值得注意的是，登记投票和投票的女性比例一直高于登记投票和投票的男性比例。在上次2020年11月的选举中，占密西西比州人口51.5%的女性在投票选民中占55.5%。

    3

    由于罗伊案和凯西案案件本身无法展现出确切的信赖，副检察长认为推翻这些判决将“威胁到法院判决用正当程序条款保护其他权利的先例”。美国作为法庭之友的摘要意见26（引用了奥贝格费尔诉霍奇思案（Obergefell v. Hodges, 576 U.S. 644(2015)）；劳伦斯诉得克萨斯州案（Lawrence v. Texas, 539 U.S. 558(2003)）；斯沃尔德诉康涅狄格州案（Griswold v. Connnecticut, 381 U.S.479(1965)）。这是不正确的，原因我们已经讨论过了，就连凯西案中的相对多数意见也承认，“堕胎是一项特殊的行为”，因为它结束了“生命或潜在的生命”。也参见罗伊案( Roe, 410 U.S., at 159）（堕胎“本质上不同于婚姻的亲密关系”、“婚姻”或“生育”）。为了确保我们的判决不被误解或曲解，我们在此强调，我们的判决仅涉及宪法规定的堕胎权利，而不是其他的权利。本草案中的任何意见都没有对那些不关涉堕胎的判例产生质疑。

    IV

    在证明了传统的遵循先例原则不支持维持罗伊案和凯西案后，我们必须强调在凯西案的相对多数意见中占据突出地位的最后一个论点。
    该论点多以不同的术语进行表述，但是简单地说，本质上陈述如下。如果美国人民失去了对最高法院的尊重，作为一个根据原则而不是“社会和政治压力”来裁决重要案件的机构，他们对法治的信念就会动摇。凯西案（Casey, 505 U.S., at 865)。特别危险的是，当法院否决一个有争议的“分水岭”判决时，公众会认为这一判决是基于无原则的理由作出的，例如罗伊案。Id. At 866-867. 推翻罗伊案的判决将被视为“在炮火下”做出的，是“屈服于政治压力”，id., at 867, 因此，若想保持公众对法院权威的认可，对罗伊案件判决的保留是至关重要的。参见id., at 869.
    这一分析的出发点是正确的，但最终还是偏离了轨道。凯西案的相对多数意见无疑是正确的，因为让公众认识到法院的裁判是基于原则的十分重要，并且我们发表的判决应当仔细地向公众展示，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如何基于对法律的正确理解之上，从而尽一切努力实现这一目标。但是我们不能超越宪法所规定的权力范围，也不能让我们的决议受到任何外在因素的影响，例如关注公众对我们工作的反应。德克萨斯州诉约翰逊案（Cf.Texas v. Johnson, 491 U.S.397(1989)）；布朗诉美国教育委员会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347 U.S. 483(1954)。无论是当我们最初决定一个宪法问题的时候，还是当我们考虑是否推翻先前的决议的时候，都是如此。正如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所解释的，“司法部门的合法性不是来源于对公众舆论的追随，而是来源于根据其最佳角度来判断政府各部门的立法是否符合宪法。遵循先例原则的学说是这一职责的附属物，它不应比基本的司法任务更受制于反复无常的公众舆论”。凯西案（Casey, 505 U.S., at 963）（伦奎斯特大法官）。在提出其他建议时，凯西案的相对多数意见超越了法院在我们宪法体系中的作用。
    凯西案的相对多数意见“呼吁这场全国性争论中的对立双方结束他们的全国性分歧”，并要求官方通过宣布此事了结，强制推动宪法上的堕胎权问题的永久解决。Id., at 867. 这个前所未有的要求超出了宪法赋予我们的权力。正如汉密尔顿那句著名的话所说，宪法“既没有赋予司法机关力量，也没有赋予司法机关意志”。The Federalist No. 78, p. 523（J . Cooke ed. 1961）. 我们唯一的权力是判断法律的含义以及它应该如何适用于案件。Ibid. 法院无权裁决一个错误的先例在传统的遵循先例原则下得到永久的审查豁免。本法庭的先例服从遵循先例的一般原则，在这种原则下，遵守先例是一种规范，但并不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命令。否则的话，像普莱西案和洛克纳案等错误的判决将依然是法律。这并不是遵循先例原则运行的方式。
    凯西案的相对多数意见也误判了本法院影响力的实际范围。罗伊案没有成功地结束在堕胎问题上的分歧。相反，罗伊案“激化”了在过去半个世纪里一直存在严重分歧的全国性问题。参见凯西案（Casey, 505 U.S., at 995）（斯卡利亚大法官的反对意见）；又参见 R.B.Ginsburg, Speaking in a Judicial Voice, 67 N.Y.U. L. Rev. 1185. 1208(1992)）（罗伊案的判决可能已经“中止了政治进程”，“延长了分歧”，“推迟了问题的稳定解决”）。并且，在过去的30年间，凯西案也产生了同样的影响。
    这两项决定都没有结束关于获得宪法上的堕胎权问题的争论。事实上，在该案中，有26个州明确要求我们推翻罗伊案和凯西案，并提出要将堕胎问题的决定权交还给人民和他们选出的代表。显然，本法院无法结束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这并不令人感到惊讶。因为本法院不能仅仅通过决定一个解决方案并告诉人们继续前行，就永久解决一个激烈的全国性争议问题。罗伊案中怀特法官的反对观点中表明，无论最高法院对公众态度有什么影响，都必须是源于我们的观点，而不是试图行使“原始的司法权”。罗伊案（Roe, 410 U.S., at 222）（怀特大法官的反对意见）。
    我们不会假装知道我们的政治体系或社会将如何回应今天推翻罗伊案和凯西案的判决，即使我们能预见将会发生什么，我们也没有权力让这些知识影响我们的决议。我们能做的只有我们的本职工作，即解释法律，适用长期以来遵循先例的原则，并据此作出相应的裁决。 
    因此，我们认为，宪法并没有赋予堕胎的权利，罗伊案和凯西案的判决必须被推翻，而且规范堕胎的权力必须归还给民众和他们选出的代表。

    V

    我们现在必须决定，如果各州的堕胎法规受到合宪性异议，将以何种标准为依据，以及我们面前的法律是否符合适当的标准。

    A

    按照先例，合理性审查是这类挑战的适当标准，正如我们已经解释过的，堕胎不是一项基本的宪法权利，因为这种权利在宪法文本或我国历史上都没有相应的依据。See supra, at__-__.
    国家可以出于合法理由对堕胎进行管制，当这种监管受到宪法的挑战时，法院不能“以其社会和经济信念代替立法机构的判决”。弗格森案（Ferguson, 372 U.S. at 729-739）; 也可参见丹德里奇诉威廉斯案（Dandridge v. Williams, 397 U.S. 471, 484-486(1970)）; 美利坚合众国诉卡罗琳食品公司案（United States v. Carolene Products Co., 304 U.S. 144, 152(1938)）。即使关涉在重大社会意义和道德实质问题上有争议的法律时，立法机关的判决的尊重也应适用。例如，阿拉巴马州大学董事会诉加勒特案(Board of Trustees of Univ. of Ala. v. Garrett, 531 U.S. 356, 365-368(2001))（“对残疾人的治疗”）；格鲁克斯伯格案（Glucksberg, 521 U.S. at 728）（“协助自杀”）；圣安东尼奥独立学区诉罗德里格斯案（San Antonio Independent School Dist. v. Rodriguez, 411 U.S. 1, 32-35, 55(1973)）（“公共教育的财政支持”）。
    像其他卫生和福利方面的法律一样，监管堕胎的法律有权获得“强有力的有效性推定”，海勒案（Heller, 509U.S., at 319）。如果有一个合理的基础，立法机关本可以认为它将服务于合法的国家利益，那么它就必须得到支持。Id., at 320；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诉比奇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案（FCC v. Beach Communications, Inc., 508 U.S. 307, 313(1993)；新奥尔良案（New Orleans, 427 U.S., at 303）；威廉姆森公司诉奥克拉李氏光学公司案（Williamson v. Lee Optical of Okla., Inc., 348 U.S. 483, 491(1995))。这些正当利益包括：尊重和保护各个发展阶段的胎儿，冈萨雷斯案（Gonzales, 550 U.S., at 157-158）；保护产妇健康和安全；消除特别可怕或野蛮的医疗程序；维护医疗职业的职业操守；减轻胎儿疼痛；以及防止基于种族、性别或残疾的歧视。参见同上，at 156-157；参见罗伊案（Roe, 410 U.S., at 150）；格鲁克斯伯格案（cf. Gluksberg, 521 U.S., at 728-731）（确认相似的利益）。

    B

    这些正当利益证明了密西西比州《胎龄法案》的合理性。除非“医疗突发事件或胎儿严重畸形”，否则无论出现何种情形，“如果未出生胎儿的胎龄被确定大于15周”，该法案都禁止堕胎。Miss, Code Ann. § 41-41-191(4)(b)。密西西比州立法机关的调查结果叙述了“人类产前发育”的阶段，并主张该州在“保护未出生婴儿的生命”方面的利益。Id. §2(b)(i)(2)。立法机关还发现，15周后的堕胎通常会采取扩张和排空两种方式，因此，立法机关认为“出于非治疗性或选择性原因使用这种方法是野蛮的，对孕妇而言是危险的，对医疗行业而言是侮辱性的。”Id. §2(b)(i)(8)；也可参见冈萨雷斯案（Gonzales, 550 U.S., at 135-143）（描述了此种程序）。这些合法利益为《胎龄法案》提供了合理性依据，因此，被告的合宪性异议必然面临失败的结局。

    VI

    我们从开始的地方结束这个判决。堕胎关涉一个深刻的道德问题。宪法并没有禁止各州公民监管或禁止堕胎。罗伊案和凯西案僭越了这一权力。我们现在推翻那些判决，把权力交还给民众和他们选出的代表。
    推翻第五巡回上诉法院的判决，案件发回重审，以进行进一步符合本意见的诉讼程序。

    翻译组：
    何　琪  中国人民大学 
    王励恒  河南师范大学
    罗颖琦  北京大学
    李梅萍  西安交通大学
    阙灵昀  复旦大学
    刘书阳  黑龙江大学
    徐小芳  湖南师范大学
    校对组：
    苏汉廷  中国政法大学
    彭　悦  中国海洋大学
    田燕菲  西北政法大学
    赵铭杨  中国政法大学
    李小兰  湖南工商大学
    肖子良  甘肃政法大学
    多晓奇  香港中文大学
    统稿组：
    罗颖琦  北京大学
    李梅萍  西安交通大学
    阙灵昀  复旦大学
    王耿琳  上海大学
    翻译为判决书前67页的正文内容，第68—98页的附录内容暂未译出。脚注略。

  • 官员特别语录

    林毅夫：中国经济将持续高速增长

    全国政协常委林毅夫
    2005年指出，中国经济能保持30年7-10%的高速增长，经济总量赶上美国。
    2013年指出，中国经济能保持8%高速增长20年。
    2015年表示，5年后中国可以成为高收入国家。
    2017年指出，到203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2020年指出，最晚不过2025年，中国可以成为高收入国家。
    2021年表示，如果ASML如果不把光刻机卖给中国，大概三年后中国将自行开发出来。

    2024.9.23 黄如一：没滥杀无辜

    四川省甘孜州新龙县县委常委、副县长（原四川省农村能源发展中心副主任，挂职干部）黄如一称：“我们的纪律就是杀日本人”“没滥杀无辜啊，杀的小日本子”“杀个小孩儿多大事儿？本子的美爹，每天杀几百把。”

    2024.6.2 徐辉：乌克兰人民到底在为什么而战

    2024年6月2日，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现场，国防大学国际防务学院院长徐辉少将接受媒体问询涉俄乌问题时表示，奉劝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要考虑乌克兰人民生命的价值，到底在为什么而战？
    “美国总统拜登说过一句话，让我感到很恐怖。他说他会支持乌克兰，战斗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如果战斗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乌克兰人民在为什么而战呢？你人都没有了。他不是战斗到最后一个美国人，来支持乌克兰。他是给乌克兰卖弹药，支持乌克兰打仗，打到哪怕（只剩）最后一个人都要继续卖弹药。”
    拜登说所的原文是，As long as there is a single Ukrainian fighting against Russian aggression, the United States will fully support it.

    2024年5月26日 窦平：茅台喝死人后，需要对茅台做毒性分析吗

    2024年5月7日，全椒县富信石油助剂有限公司原料仓库发生火灾，造成甘油、糖蜜和危化品粗甲醇等混合物经地表径流进入附近的沟渠和管网。全椒县通过筑坝截污抽排等措施，将部分外泄污染物集中收集存放处理。5月11日，全椒县发生约50毫米降雨，致使尚未清理的残留在沟渠和管网中的污水经花园水库进入襄河。5月22日，全椒县以保障城镇居民生产生活用水和沿滁河地区农业用水为由，安排驷马山管理处从长江提水，并将襄河口闸开闸放水，致使滁河部分河段水体浑浊、黑臭、溶解氧下降、鱼虾大量死亡。
    当被问及被污染段河水水质时，滁州市全椒县生态环境分局局长窦平认为确实没做毒性分析，他打了一个比方：
    喝茅台也能喝死人。喝死人以后，需要对茅台做毒性分析吗？我认为没有必要。

    2024年5月 许善达：月薪4000就能养五口之家

    在一次访谈中，原国税总局副局长许善达认为：只要一个家庭有一个人稳定就业，工商业就业，这个家庭就消除贫困了。城镇以上的，打工的，或者做生意的，不管你是开大公司还是做小买卖，反正是工业、商业，你要就业了，他的收入已经消除了贫困。因为他们有一个统计数字啊，就是一个农民工的工资是4000多块钱一个月，如果他要能稳定就业，一年就是5万块，家庭人口平均是五个人，那一个人就1万块，1万块就消除了贫困。一个省委书记曾经讲过这个话，他说我当省委书记的时候，我最关注的就是有没有那些农民的家庭里头连一个工商就业都没有的，我认为这些家庭是最困难的。

    2023.12.24 杨永春：那我就不跟你唠了

    水暖工苏为龙经政府劝说接手黑龙江省安达市安达镇一个搬迁安置的老旧小区的物业管理。2006年开始，老苏应政府要求在六七年的时间，先后投入了1100多万，对小区实施改造。这些钱有贷来的，也有借来的。政府答应，从施工的那一年开始付款，但至今都没有给。老苏也变成“老赖”，并被行政拘留15天。
    2023年5月，老苏将安达镇政府诉至法院，法院判决镇政府支付老苏工程款685万元及十多年的利息。老苏说，这笔利息大约有520多万元。判决后，镇政府既不上诉也不还款。老苏找到主管此事的安达市副市长杨永春协调，对方听老苏说还要利息，当即不乐意，称“那我就不跟你唠了。”
    老苏说：“你听我说杨市长，法院咋判我就咋要。”
    副市长说：“那你要去吧，依法要去吧，你不是法院判了吗？你要要的话，你要去呗。”

    2023.12 郑秉文：老百姓可以借钱生孩子

    面对教育、养老、医疗、生育和托育等多方面的压力，部分青年人在生育意愿不如从前。对于这一现象，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在公开演讲中提出建议，当面临养娃难题时，可以寻求亲朋好友的帮助和支持，缓解自己的困境。

    2023.12 胡锡进：此前语丝

    要求公务员进行财产公示，不仅侵犯了公务员的个人隐私权，还可能加剧社会矛盾，影响官员的工作效率和政府形象、公信力。
    所有公职人员，特别是干部官员的家人，都须低调做人，在外发生争执补课摆谱撒泼，更不可胡乱显示“实力”，否则一定会搞出一地鸡毛，付出代价。

    2023.12.7-8 姚余栋：防止被孙子惦记

    在2023.12.7-8的“2023全球财富管理论坛”上，央行前金融研究所所长姚余栋表示：中国居民应该开设个人养老金账户，把资产交由国家规范管理，这样既能防止子女啃老，又可以防止被孙子惦记。

    2023.10.10 周斌：胆敢再拍，让你躺着出龙华

    10月10日上午10点时许，广东今日关注频道记者在深圳龙华街道采访电动自行车加装雨棚容易伤人的新闻内容时，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重点区域整治办公室主任名周斌带数名保安抢走摄像机并阻拦拍摄，称：“胆敢再拍，让你躺着出龙华！”“”

    2023.9 毛杰：小小校领导还治不住你

    一次公开活动上，河南省教育厅厅长毛杰针对某些学校校长对“双节”假期长达八天的不理解，准备缩短假期组织学生上课，要求所有高中开启教室摄像头，以检查是否有学校在利用假期进行补课，说：“小小校领导还治不住你？全河南省的学生统统放八天假！”

    2023.9.9 郭燕红：不得随意扩大医疗反腐范围

    在南京举办的“中国医院院长论坛”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医疗应急司司长郭燕红以“把稳政策基调，推进医药腐败集中整治”为主题进行了讲话。讲话提到，反腐要“集中突破，纠建并举”，要与医药界辛勤付出无私奉献的绝大多数分开，不得与医务人员正常收入所得相混淆，不得随意打击医务人员参加正规学术会议的积极性，不得随意夸大集中整治工作范围。

    2023.6.15 付凌晖：一周工作一小时属于就业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称：目前来看，青年人当中失业的总共600多万。……按照国际劳工组织的标准，就业人口是指在调查参考期内，通常为一周，为了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而工作一小时及以上和因休假、临时停工等暂时离岗的人，这些人都属于就业。

    2023.1.17 宜川检察院称：不要再说怜悯弱者

    陕西宜川检察院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不要再说怜悯什么弱者了，在这世界里，弱者就是要被强者践踏的。你，要么被践踏，要么变强大。”

    2022.11.26 北京昌平某居委会工作人员：他的软肋是儿子

    一段标注拍摄信息为“2022年11月20日18时拍摄于北京市昌平区天通苑南街道第二居委会内”的视频显示，屋里两男两女在交流，桌子上的宣传册印有“昌平区志愿服务站”、“天通苑”等字样。视频中，光头男子疑似诉苦后，有人提议，“哪天找个黑地儿，拘他3天！”身穿米黄色卫衣的女子笑着说：“咱俩的想法一致了。就得把他关几天……就是影响你儿子，要不要你儿子的未来了?他的软肋其实是他儿子。”之后的交谈中，另一男子说道：“扣帽子！咱们把这扣帽子往寻衅滋事上靠。”光头男子表示，“看看哪个帽子扣他合适。”

    2022（？）.11.28 赵蕾：交警同志要发挥主动性

    时任防城港市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一级调研员赵蕾带队在交警支队进行调研说：“交警同志们，现在是发挥你们主动性的时候了，为了市财政收入，我们需要大家努力完成预期目标。”

    2022.11.6 社区党书记动情讲述：缺席女儿成人礼

    11月5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郑州市被点名批评。6日的郑州一场疫情防控发布会上，郑州市中原区桐柏路街道平安街社区党总支书记刘红英近于哽咽的动情讲述：“前几天是我女儿18岁生日，然而我却缺席了她这重要的仪式。”

    2022.10.17 社区主任：有把你弄到方仓去的能力

    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八家户街道河滩北路西社区马主任在居民微信群里：所以，今天话说尽，谁如果再在群里发一些不良信息，负能量，别怪我不客气，撕下脸皮。至少我有把你弄到方仓去的能力，只一条，扰乱社会治安则可，你那些关系，后门皆不可用，因为我不认识他们，他们也不认识我，我的升迁与提拔，只有我们街道说了算，好自为之
    切记切记

    2021年12月26日，王丽：有一百种方法去刑事他儿子

    网传录音显示，山东省平度市云山镇党委书记王丽在化解信访过程中称“除了进京上访还有什么？举全平度市之力，我们无论是从武力物力人力财力精力都耗得起他”，“他们家可还有两个小孙子，肚子里还有一个”，“我豁上了，我有一百种方法去刑事他儿子，我不过是现在还不愿去用那些方法”。录音内容后被官方通告确认为真实。

    2017.1.8 周伟明：你说法治我都觉得有些好笑

    时任资溪县法制办主任的周伟明在一次访谈中，当记者提及法制教育问题时，周回答：“你跟我谈法制我觉得搞笑，我听县长的。”

    2015.10.10 闫芳：“他打你，你为什么要还手？”

    2014年10月，北京一所职业高中发生一起与校园霸凌案件，学生刘振智在自卫过程中杀死了两名霸凌者。2015年庭审过程中，检察官闫芳问：“刘振智，你被围殴的时候，为什么要反抗？”刘：“实在忍不住了！”闫：“怎么忍不住了？”刘：“太疼了！”

    2014年11月，安徽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某女科长：你就是看门狗

    安徽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的女科长开着车回家，到自己小区的时候要从后门逆行进去，看门的是60多岁的赵姓保安，保安按规则未让其进入。女科长脱口而出“你做回好人不行吗？做坏人是要下地狱的。”“你就是看门狗。”赵听到此话后倒地不起，后抢救无效身亡。

    2014年7月7日，袁军：咱先沟通沟通？

    该年河南漯河高级中学74人获10分的国家二级运动员高考体育加分，人数众多引发公众质疑。央视记者就此采访河南省体育局宣传处处长袁军，当问到“国家二级运动员资格审查具体由谁来做？”该处长犹豫了一会说：“能不能你问之前咱先沟通沟通？”

    2014年4月30日，任长春：国家规定是个狗屁
    时任山西省古交市汽车客运管理办公室主任的任长春（正科级）在全体干部职工大会上说：国家规定是个狗屁，你们把我这个话记着。如果哪个人再给我说什么发不了工资，迟早给我滚得远远的。我知道法律是干啥的，我就不讲法，你们把我这个话记住。

    2014年1月6日，罗颂：威胁我就是威胁党
    2014年1月6日，四川省达州市达川区罐子乡党委书记罗颂在接待群众来访时称“威胁我就是威胁党”。2014年1月7日晚，达川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不当言论属实，罗颂已被相关部门停职，接受调查”。

    2013年9月29日，黄维：十年后获诺奖是常态
    中科院院士、时任南京工业大学校长黄维在迎接该校6900名本科新生的开学典礼上说，“十年之后的中国，像诺贝尔奖这样的国际性重要指标，在中国大地出现应该将会成为常态，而不是个案。在文学奖之后，自然科学和生命科学方面的奖项将陆续被中国人斩获，没有任何悬念……”

    2013年7月25日，姚世斌：我是处级领导
    原信阳市体育局党组成员、纪检组长姚世斌在交警对其进行酒精检测时高喊，“我是处级领导，谁敢查我的车？谁敢查我？我是处级领导！”

    2013年3月29日，邓连军：红色的水不等于不达标的水
    河北沧县小朱庄村一村民从自备井里抽出铁红色地下水，附近一家养殖场的近700只鸡饮用这样的水后集体死亡。村民连400米深的井水也不敢喝，因为也是粉红色的，做饭只能用纯净水。该村方圆5公里内只有一家建新化工厂，生产染料中间体。时任河北沧县环保局局长的邓接受采访时解释：“咱放上一把红小豆，那里面也可能出色，对吧，咱煮出来的饭也可能是红色的，不等于不达标”。邓后被免职。

    2013年3月20日，岑永新：我们绝对是文明执法
    广东佛山一辆货车被治理超载执法车拦停，司机遭执法人员殴打。时任广东佛山治超执法队队长的岑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我们绝对是文明执法，否认打人。后车载监控视频曝光，证实司机被两辆执法车上陆续下来的7名身着制服的工作人员殴打，3名执法人员受处理。

    2011年8月，陈桂光：局长很不值钱是不是

    时任福建省长乐市环保局局长的陈桂光在接受女记者电话采访时突然发飙，“一打都打局长，局长很不值钱是不是，你随便的群众就打我电话？”

    2011年8月9日，李让恒：一万块不算大事
    湖南省教育厅新闻中心主任李让恒日在接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频道潇湘之声记者采访，谈及湖南中医药大学要求收取捐资费之后才会给专升本的学生注册学籍时，说“1万块钱，不算大事”。

    2011年7月，柳长青：我就是王法
    新邵县政法委副书记柳长青，“打什么110，我是市政府的，我就是王法！我就是天理！打什么都没用，今天先打死两个再说！”

    2011年7月24日，王勇平：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
    该日晚间，即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发生26个小时后，铁道部召开事故首次新闻发布会，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通报了事故情况后，记者提问说在“铁道部停止救援后，在吊车时发现一个活着的小生命（小伊伊）”时，王勇平回答：“这只能说是生命的奇迹”。关于“埋车头是掩盖证据”，王勇平回答：“关于掩埋，后来他们（接机的同志）做这样的解释。因为当时在现场抢险的情况，环境非常复杂，下面是一个泥潭，施展开来很不方便，所以把那个车头埋在下面盖上土，主要是便于抢险。目前他的解释理由是这样，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

    2011年5月18日，钟显聪：戴避孕套不算强奸
    2011年5月17日贵州省毕节市阿市乡中学开展法制宣传活动，活动结束后相关人员应邀到该乡政府食堂就餐，期间校领导安排女教师周某向领导敬酒。当日14时40分许，周搭乘国土资源管理所所长王忠贵的车到乡国土所办公室，后被王强暴。隔日周某向阿市乡派出所报警，警方工作人员劝其私了。派出所教导员钟显聪向采访记者解释“该案暴力特征不明显”“戴避孕套不算强奸”。

    2011年2月10日，郭东波：臭不要脸的
    吉林省辽源市环保局2010年目标责任制奖，局长与职工相差三倍，有人认为不公平，向纪检部门反映，结果惹怒了该局局长郭东波。2011年春节后的一次全局大会上，郭发表的讲话称：“啥叫公平？××不给你都公平了。啥也不发都公平了。你说又可气又可笑。那能一样吗？那不一样！那领导都得骑马坐轿。所以我们的同志眼睛红心眼黑，端起碗吃肉放下筷骂娘，你什么东西，臭不要脸的！”2016年08月23日中国经济网报导，辽源市商务局局长、党委书记郭东波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

    2010年12日下午5时40分，江西省宜黄县政府官员“慧昌”：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
    2010年，江西抚州市宜黄县发生“9·10”强拆自焚事件，最终以县委书记邱建国、县长苏建国双双被免职暂时告一段落，此后舆论一直认为这种处理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而某账号以“慧昌”为网名（多家媒体认定为宜黄县政府官员）在博客发布了唯一一篇博文《透视江西宜黄强拆自焚事件》，认为：“搞城市建设需要进行大量的拆迁，如果迁就被拆迁户的利益诉求，大幅度提高拆迁补偿标准，政府肯定吃不消”，“地方政府为实施地方发展战略，强拆更在所难免，或者说不得已为之，否则，一切发展免谈”。这名官员旗帜鲜明地提出，没有强拆就没有中国的城市化，没有城市化就没有“崭新的中国”，“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

    2010年11月2日，江西万载县委书记：我们不拆迁，你们知识分子吃啥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嵘在其微博中说：“昨晚深夜赶到万载县，今天给七百多人讲课，号召大家不要去拆老百姓房子。刚才吃饭，县委书记言称，为了发展，就得拆。我怒言，现代社会就是以保障个人基本权利为基础，你们这些人最要做的就是确保个人权利。他说，如果没有我们这些县委书记这样干，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吃什么。我一怒推椅而起，离席而去。他认为，我这样的讲座对县里太有负面影响了。他说，你这样一讲，下面的干部就不会去执行县委的决定了。他感到后悔(请我来)。我告诉他，我只讲我自己想说的话。”

    2010年初，王银峰：跟政府作对就是恶

    王（时任重庆江津区区委书记）以“影响政府办公楼的风水”为由，要求当地一个楼盘“水映康城”项目停建，称“你知道重庆为什么打击黑恶势力不？你知道什么叫恶不？跟政府作对就是恶。”

    2009年12月16日，新乡市政府网站市长信箱：凡事都有第一次
    河南省新乡市市民投诉该市中源水务服务的霸王条款。对此，新乡市政府网站的市长信箱回复：“你好，来信收到，凡事都有第一次，多谢你的批评。”

    2009年11月18日，青岛市胶州环保局刘姓主任：全部按法不如没法
    胶州市两户人家闹矛盾，原因是有一家在家里生产鞋，噪音和气味影响到邻居了。记者采访到了现场，确实有噪音和气味。邻居上报胶州市环保局，来了几次以后就没有下文了。记者现场拨通了环保局的电话，一位刘姓主任接了电话，面对记者的提问，他说：“全部按法不如没法！”他告诉记者已经责令那家停产了，记者说可是他们还在生产啊。主任的回答是:那就让他们生产吧！记者说:你这样说合适吗？主任回答:合适！愿意上报就上报吧！

    2009年11月17日，东乡县环保局 工作人员：在大草原上拉了一堆屎不算污染
    江西东乡某地居民一直饱受一电源科技有限公司造成的污染之苦，对此，东乡县环保局 一工作人员表示：污染应该不大，“会有一点”，但食品吃了也不会死人，在大草原上拉了一堆屎，有点臭，算不算污染？

    2009年11月06日，丁明真：我的位子很稳
    副科级干部日照市东港区卫生局党组书记、局长丁明真女士在处理一桩退休事务时对涉事人员说”你不是很厉害吗，都去法院了，人家不是给你解决了吗”当事人说：”是你们逼得，你们不给解决，我只好诉诸法律了。”丁说：”放屁，我们没有逼你，是你自己去的，简直是胡说？！”当事人：”你怎么骂人啊！”丁说：”你就是放屁，对待坏人没必要客气！”当事人说：”你这么骂人，你能做好你的局长位置吗？”丁说：”我的位子很稳，不用你操心！”

    2009年11月5日，史国忠：要跳楼就去五楼
    河北省承德市牛圈子沟镇下二道河子村村民王秀珍，来到镇政府要求解决拆迁补偿问题。该镇党委书记史国忠让王秀珍说“别找我，反映也没用”。王秀珍大哭道：“史书记，您别走，您这儿都不管了，我去找谁，要我去跳楼啊！”史国忠说：“这我还管不了，一楼二楼别去啊，要去就去(跳)五楼。”说完离开。

    2009年11月4日，谭新生：我没有受贿动机
    该日，重庆市一中院开庭审理潼南县委原常委、常务副县长谭新生涉嫌受贿一案。庭审中，潭承认收受“礼金”“奖金”的事实，但他辩称：“我没有受贿动机，所履行的是正常职务行为，是为了发展，体现了发展才是硬道理。”

    2009年11月初，王冠旗：你是不是党员?
    郑州一报社记者在报道1200万元的养犬管理费去向时，采访了郑州财政局预算外资金管理局城建处处长王冠旗。王冠旗质问：“你是不是党员？如果你要采访这笔费用的开支，就必须获得我们局党委和新闻发言人的批准！办公室让你直接采访我是违反规定的！”让人疑惑的是，难道养犬办的信息只向党员公开吗?

    2009年10月27日，广州，新光快速路有限公司梁姓部门经理：我拉屎要不要告诉你啊
    “我拉屎要不要告诉你啊，臭不臭也要告诉你啊？”，这是在广州市黄埔大道交通整治工作会上，对报社记者“是否该提前公布道路临时封闭措施”问题的回答。

    2009年10月12日，周继红：你是哪个单位的
    第十一届全运会赛前，网上贴出一则关于跳水比赛的金牌预测，结果全部应验。在比赛尚未结束之际，又爆出“跳水金牌全部内定”的传闻，将事件推向风口浪尖。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面对媒体质疑，游泳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国家跳水队领队周继红反问记者:“你是哪个单位的?”

    2009年10月6日，陈伟：我们是有身份的人
    该日上午11点30分，莫高窟藏经洞，一位女性伸手触摸一千年前的西夏壁画时，被讲解员制止。该女士愤怒离去，即刻带领两名男士回来，辱骂并殴打了讲解员。保安人员将该名女士带到办公室内询问情况时，该女士丈夫说：“你们不要浪费警力，这里不就是一个景点吗？不就是一个小服务员吗？我们是有身份的人，几分钟的一个小事，你们不要把事情搞大了。”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十二师党委决定，免去陈伟农十二师221团党委常委、副团长的职务；农十二师221团党委决定，免去于富琴221团医院党支部书记的职务。

    2009年9月17日，南阳市有关部门领导：毬信息公开
    当日《河南商报》报道：2008年12月30日河南南阳居民王清依据信息公开条例，向南阳市的181个部门，提交了包括公开“公款吃喝、公车消费、公款出国”等在内的7项政府信息公开书面申请，7个月后才拿到最后一个回复，但所有回复都无实质内容。据称，王清被有关部门接待的领导回复：毬信息公开。

    2009年9月8日，上海闵行区交通执法人员：关你什么事
    该日，上海市民张晖在去往公司开会的路上遇到一位声称胃疼的陌生男子，“一开始他说，师傅带我一段吧，然后我说我是私家车，不带人的。我这样跟他说，然后他接下来说我肚子不舒服，胃有点疼，他说就在前面一点点，然后还说我给你钱，然后我跟他说，我说那我只能带你一点，不要你钱。”张回忆，将这位男子带到目的地的时候，“我在主驾驶位置上，然后在这个时候我的车门被打开了，我整个人被拽出来了，然后再下来就是被卡住脖子，反扭住双手。”张以为自己遇上了劫匪。张后被闵行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工作人员讯问其为什么要让不认识的人坐车，张说出于同情才让他上车，交通执法部门工作人员反问：他胃疼关你什么事？定性张为“非法营运”。后各方舆论认为该案属“钓鱼执法”。

    2009年8月，湖北应城市“市长信箱”：没时间跟你闲扯
    湖北应城市网民“寒笑”向“市长信箱”反映市内有段人行道的环境污染问题，得到应城市创建办回复：我办没时间跟你闲扯，你有意见到创建办来面淡。“寒笑”表示，不知道自己该去创建办“面淡”还是“扯淡”。

    2009年8月11日，宁波市鄞州区区长：已阅
    宁波网友“天生我才2”8月5日下午1点21分向鄞州区区长信箱反映问题:“邱隘居民一直以来都存在出行难问题。规划上说兴宁东路近期要延伸下来跟邱隘的盛莫路连接起来，不知道具体什么时候实行?希望政府能尽快解决我们出行难的问题!谢谢。”
    几日后在信件下方显示“受理状态”为“处理完毕”，“办理意见”一栏为空，而在“办理结果”一栏中，除了注明“承办反馈”为“已阅”，再无内容。反馈时间显示为“11日上午8点18分”。

    2009年8月4日，赵仕永：温和腐败
    语出该日的《检查日报》。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原县委书记、文山州民政局原局长，被称为“全国最贪县委书记”、“报销王”，曾自称是“温和腐败的县委书记”的赵仕永说：“我收了人家的钱，是在为麻栗坡做好事中收的，这是正常的。别人都这样，我为什么不这样呢!”“那些不给钱就不办事的人是‘暴力腐败’；像我这样，在为人办好事的情况下收点钱，是温和的，所以我说自己是一个温和腐败的县委书记。”

    2009年07月，苏志中：中央台的记者管的也太多了
    因未能阻止亲属向上级反映当地煤矿私挖滥采的问题，陕西榆林横山县两位老师被强令停课。在接受采访时，县委书记苏志中说：“你们中央台的记者管的也太多了吧？你问的事我一概不知道。所以，你要我给你说情况，我一概不知道怎么给你说情况嘛。”

    2009年6月17日，逯军：是在替谁说话
    郑州市一块经济适用房用地被开发商建起连体别墅和楼中楼，时任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的逯军质问记者“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逯军因此被免职9个月，后官复原职。

    2009年6月，田玉斌：习惯性这么做的
    2009年6月12日，湖北襄樊枣阳市某小区业主杨燕林因拍录枣阳法院执法，被该院以“非法用摄像机录制法院的执行活动，干扰法院执行公务”为由拘留；另有四人同时被拘，理由则是“妨碍法院执行公务”。事后，枣阳市人民法院院长田玉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虽然没规定说拍摄执法可以拘留，但“法院是习惯性这么做的”。田进一步解释，“执法现场是法庭的一种延续，因为强制执行现场在形式上是暴力的，这些影像资料被暴露出来后，不利于维护执法机关的形象。所以从保密的要求讲，我们要求录像必须经得我们的同意。”

    2009年6月，济南市天桥区文化局郝姓局长：我就叫它关闭
    济南某小学领导为了能让自己学校排练的节目在国庆60周年庆典上露脸，放假之前，校领导集体在位于天桥区某酒店宴请主管文化教育的各级官员。参加酒宴的有天桥区主管文化和教育的两位局长严某和郝某。校领导还带有两位年轻女教师苏云（化名）和艾娟（化名）作陪。期间，郝某对苏老师进行了骚扰，被苏打了一个嘴巴，后郝被110带走调查。此后，开学前夕，该女教师被停职，理由是脾气暴躁，没有资格为人师表，不适合教育工作。有记者为此前去采访郝局长，该局长认为：“新华网不就是文化单位嘛，我是管文化的，你敢叫我在新华网上曝光，我就叫它关闭。”

     2009年3月23日，孙东东：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
    当日出版的《中国新闻周刊》刊载对国家卫生部专家委员、北京大学司法鉴定室主任孙东东的采访：“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100%，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偏执型精神障碍属于需要强制的一类。因为他扰乱社会秩序……”“你们可以去调查那些很偏执地上访的人。他反映的问题实际上都解决了，甚至根本就没有问题。但是他就没完没了地闹，你怎么和他解释都不成。”

    2009年3月，政协委员：为什么不先公开老百姓的财产

    该年两会期间，一位副省级官员身份全国政协委员在回答记者关于官员财产公示的问题时，反问“为什么老百姓不公布财产？”引起一波全国网民公开财产高潮。

    2009年3月上旬，王爱民：赔了算我们的

    河北省廊坊市市长王爱民发布招商口号:“房地产是好的投资项目，房地产商来我市投资，赚了算他的，赔了算我们的。”王还透露，如果这两年房地产没有起来，廊坊市会以再批地的形式来补偿房地产商。

    2009年2月18日，曾其毅：看病不难不贵

    政协委员、广州市卫生局副局长曾其毅说，在中国，专家门诊的诊金是7元，但是国外要请一个医生看病，诊金是300元。“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贵呢？因为我们不像国外那样有共助互济体系。”曾其毅说，国外看病是个人、国家和雇主各出一部分，中国是全部由病人自己出，所以觉得看病贵。“所谓看病难看病贵，我走遍全世界，看病最不难是中国，看病最不贵是中国。”“喝一次茶要多少钱？大家对生命、医疗技术不够尊重，所以就觉得看病贵，修一个人一百多觉得贵，“修”一个机器、换一个汽车零部件要几千块却没人觉得贵，这是价值观不对。

    2009年1月，天津市政管理局规费处刘姓副处长：这个事不好说太细

    2009年1月1日起全国统一取消公路养路费等6种收费，但天津小车车主发现，他们每月仍须交纳55元的有关费用。面对记者的镜头，刘说：“这个事我不好再说太细”。

    2008年，新泰县政务网总结信访工作：三批

    该网刊出一篇官方文章，总结处置信访人员，“公安机关依法打击一批，精神司法鉴定治疗一批，集中办班培训管教一批”。

    2008年12月20日，王显亮：还弄得和真的一样

    该日下午，在党校研究生班咸阳考区的考试中，陕西乾县科技局局长王显亮对监考人员：“这是啥考试，还弄得和真的一样，我掏钱买文凭，你有啥资格管我？”

    2008年10月29日，林嘉祥：屁民

    时任广东深圳海事局党组书记、副局长的林嘉祥涉嫌猥亵11岁女童。女孩父母找其讲理时，林说：“我就是干了，怎么样？要多少钱你们开个价吧。我给钱嘛”、“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北京交通部派下来的，级别和你们市长一样高，和市委书记是山东老乡。我卡了小孩的脖子又怎么样，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呀！敢跟我斗，看我怎么收拾你们”。后林被免去党内外职务。

    2008年7月22日，芦涛：我代表国家罗汉

    因工程纠纷，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人民法院职工芦涛在上班期间和一名包工头跑到工地上，对一位男子实施殴打，导致该男子受伤住院。当日在公安机关介入处理后，其与同伙纠集一伙社会青年，乘着八辆的士车来现场意欲再次行凶被公安人员阻止。芦涛打人时说：“我是法院的，我代表国家罗汉[流氓]，花100万弄死你这个农民！”

    2008年1月30日，绥德县委宣传部徐部长：以前没有网络的时候多好

    《南方人物周刊》报道，陕西省绥德职业中学校长高勇找县长签字要国家助学金，每月150元助学金可以让学生们能买一件过冬的衣服，因“妨碍”县长办公而被拘。对被拘事件，绥德县委宣传部徐部长接受采访时说，这本来是件小事，只是一些误会而已，没想到在网上会引起那么大的争议，“网上一些人是在胡说八道”、“以前没有网络的时候多好啊，想让他们怎么说就怎么说”。“以前不来报导我们绥德的大好形势，现在一出这事你们就过来，这不是给我们的工作添乱吗？”

    2006.3.6 王旭明：选择教育资源好比逛市场买东西

    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根据两会期间代表们反映的“上学贵”的问题回复说：“人们对学费问题应当转变观念。在计划经济时代，孩子从小学上到大学花的钱很少，因为国家都给包了，但是在市场经济时代，形势已经发生变化。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已经成了家庭的一种消费，既然是消费，就要根据自己的经济、智力实力来选择。北大、清华这些优质教育资源是有限的，自然比较贵，不是所有人都消费得起的。就好比逛市场买东西，如果有钱，可以去买1万元一套的衣服；如果没钱，就只能去小店，买100元一套的衣服穿。现在很多人不考虑自己实力如何，都想让孩子往好学校里挤，这是非理性的，也是形成‘上学贵’观念重要来由之一。”

    2004.7.15 赵白鸽：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没有强迫性

    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赵白鸽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不是强迫性的，人们是在自愿的基础上实施计划生育的。

    1998年（约），杜保乾：县委就是县委书记

    河南省封丘县原县委书记杜保乾在全县三级干部大会上说：“你们要与县委保持一致。县委是什么？县委就是县委书记！”

  • 华语诗中的身份写作

    古典时代，诗是进入某些社会阶层的通行证，也是个人身份的自我展示。现代社会仍有少数传统时代的影子留存。

    现代华语作品

    现代诗的写作几乎没有门槛，因而身份与作品往往融为了一体，倒也映衬了这句话——“没有艺术，只有艺术家”。

    浅浅体

    郎朗

    眼睛喊
    妹妹在我床上拉屎呢
    等我们跑去
    郎朗已经镇定自若地
    手捏一块屎
    从床上下来了
    那样子像一个归来的王

    我的娘

    中午下班回家
    阿姨说你娃厉害的很
    我问咋了
    她说：上午带他们出去玩
    一个将尿
    尿到人家办公室门口
    我喊了声“我的娘嗯”
    另一个见状
    也跟着把尿尿到办公室门口
    一边尿还一边说：
    你的两个娘都尿了

    贾浅浅，1979年生，贾平凹（中国作家协会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之女,现为西北大学（据称其曾以250分的高考成绩入读西北大学，五年后本科毕业，进入陕西师范大学获硕士学位，2018年起在西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文学院副教授，鲁迅文学院32届高研班学员，陕西省青年文学协会副主席。2018年初，出版个人自选诗集《第一百个夜晚》；2020年3月，出版诗歌集《椰子里的内陆湖》。

    贾平凹：她的诗句令人惊讶，自愧不如；西川：感觉她有20只手，读她感觉你在和这个世界发生关系，对当代诗有开拓性；张清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有的人可能写了一辈子也未曾像她这样天然靠近诗歌本身；欧阳江河：贾浅浅既是贾平凹女儿，又是文学老师，……与众不同，家学底子；荣光启（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在当代女诗人中，这样的比较偏口语的这种风格当中，她是比较优秀的。就她的诗歌而言，她应该是比普通的中国作协会员，应该是要高一些的；彭敏（中国作家协会《诗刊》杂志社编辑部副主任）：对贾浅浅的批判和羞辱，……真真切切地诓骗了大众，污名化了正常水平的诗人；杜阳林（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个“天然”的诗人，必定是不受拘束……贾浅浅是一个“心中藏有一匹野马”的女诗人；陈晓辉（西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贾浅浅可能就属于“生而知之者”，注定是“天成的”诗人；韩鲁华（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文学院前副院长，贾平凹曾任院长）：浅浅是个好娃，我认为她在诗歌写作上是有才华和灵性的；马知遥（天津大学教授）：其实谁没写出几首烂诗呢；赵丽华：她是诗是不错的。“大众实际上不懂诗歌，虽然他可能从两三岁就开始背唐诗宋词，但实际上他真的不懂诗歌是咋回事”，“几乎99%大众的诗歌审美跟西方的诗歌差不多能差100年，即便专业的诗人跟西方的诗歌也得差50年这么大的一个差距”。

    老教授体

    动态清零就是好

    新冠病毒太猖狂
    杀死人类千千万
    西方政府不负责
    群体免疫不抵抗
    躺平病毒更猖狂
    中国政府最英明
    打击病毒不留情
    动态清零就是好
    打得病毒无处逃
    切断毒源保生命
    不误生产经济稳
    神州大地好繁荣
    中国百姓最幸运
    宜将剩勇追穷寇
    早日驱瘟享安宁
    朋友们
    请你们忍一忍
    封城虽有不方便
    挽救了无数老年人
    你们也有父母
    好好想想，将心比心
    老人是国家的宝贵财富
    老人的命也是命
    抛弃了老年人
    你们活着还有什么劲

    2022（壬寅）年初夏 写于清华园五味书屋

    迷人的清华园（节选）

    偌大的三教到六教
    偌大的图书馆
    自习的学生
    将它们挤得满满当当
    宽敞的学术报告厅
    听讲者 座无虚席
    有时甚至 人海人山
    下午四点半
    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
    莘莘学子奔跑在操场上

    蒋隆国，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英语专家、翻译家、诗人和教育家、励志演说家和社会公益活动家，现任《中国爱情诗刊》总顾问。出版有《蒋隆国诗歌》（中国文联出版社）。

    饺子体

    饺子歌

    小引：
    一轮明月照校园，
    两个学生在正前。
    与我相距十米远，
    高声大嗓把话谈。

    听到这里我心中大喜。
    同学啊同学，
    你的道理朴而实，
    逻辑严且密，
    你是寒冬的阳光，
    你是沙漠中的泉水，
    你将来一定能发明
    一种美丽的语言，
    就像天使的双翅。
    我记得四十年前从唐墓中
    出土了两个饺子。
    两千年前张仲景为治冻疮
    发明了“娇耳”。
    我老家将饺子称为“箍扎”。
    箍起来的是桶啊，
    扎起来的是口袋啊，
    这两个字这样写值得怀疑。
    我问了很多有学问的人，
    他们知道饺子的别名“扁食”“角儿”，
    谁也说不清“箍扎”命名的道理。
    哎，箍扎啊箍扎，
    箍起来，扎起来。
    箍起橡木桶，
    扎起面口袋。
    茶壶煮饺子，
    很难倒出来。
    饺子啊饺子，
    世界上最古老的美食。

    尾声：
    从南来了一群鹅，
    扑通扑通下了河。
    请君为我侧耳听，
    千秋万代饺子歌。

    莫言：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以上节选的是其2019年发表在《北京文学》上的一首长诗的据称“写的较好”的部分，全诗500行字数7917，该诗获第五届中国长诗奖。

    平安体

    平安经[节选]

    初生平安
    满月平安
    百天平安
    1岁平安
    2岁平安
    3岁平安……

    贺电，曾任吉林省公安厅党委副书记、常务副厅长，二级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以上作品为其诗集《平安经》部分。

    熊艾春怒砸电脑

    耒阳赞
    耒水源于地球心脏，阳光来自宇宙东方。
    竹海无风绿浪翻腾，奇境多姿多彩多样。
    玉帝命名第一福地，紫霞弃家占居中央。
    八纵南北数跨东西，乐游此地喜气洋洋。
    耒阳人民要弘扬正能量。

    2015年7月1日，时任湖南省耒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的熊艾春，用了“耒阳小竹子”的网名在本地“耒阳社区网站”上发表了三首诗歌，诗的题目分别是《国际保健消费指南赞》、《耒阳赞》、《耒阳赞四》。
    《国际保健消费指南赞》：国际消费有指南，明明白白一小刊。保健消费很分明，我写诗文把它赞。所有技师服务好，所有顾客心里欢。今日高兴洗脚后，明日健步去爬山。
    这三首诗在网上一经发表，获得众多差评。
    7月3日上午，熊艾春怒气冲冲地带着几个人来到“耒阳社区网站”办公室（或这位文联主席或网络知识极其贫乏、缺乏信息化社会常识，认为差评是网站所为），大声斥责工作人员，并要求该网站的负责人在5分钟内出现，否则他将砸电脑，5分钟过去了，熊艾春说到做到，将网站工作人员使用的一台电脑砸毁。工作人员与之理论，熊艾春说，“是我砸的电脑，怎么样！我可以给你留个字条！” 随后，他让工作人员拿来纸笔，写下了“熊艾春恕（怒）灿（砸）社区电脑”9个字，并注明名字和日期。
    熊写纸条时，问网站的工作人员，“砸电脑的砸字怎么写？”最终，在文联主席写的这张纸条上，9个字写错了2个字，“怒”写成“恕”、“砸”字也写错了，后又用笔划掉重新书写。

    老干部体

    岭南歌（节选）

    国民党共产党，开天辟地。
    讲习所黄埔军，众志成城。
    陈独秀孙逸仙，国共合作。
    蒋中正毛泽东，兄弟并肩。
    ……

    “老干体”，“表面上格律是对的，实际上不是律诗”的顺口溜。
    柳忠秧（1969-2017），曾任湖北省文联文学艺术院副院长、广东省文化学会副会长等职。
    2014年5月作家方方评论：“听同事说，我省一诗人在鲁迅文学奖由省作协向中国作协参评推荐时，以全票通过。此人诗写得差，推荐前就到处活动。作协方面态度明朗，但他却把所有评委搞定。评委多是高校教授，重人情而轻文学。我相信此人现正在北京评委中四处活动。我们拭目以待。”

    新闻体

    写邓稼先

    炎黄子孙奔八亿，不蒸馒头争口气。罗布泊中放炮仗，要陪美苏玩博戏。

    作者周啸天，1948年生于四川省渠县。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  ，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得主。“新闻体” 代表性诗人。

    羊羔体

    徐帆

    徐帆的漂亮是纯女人的漂亮
    我一直想见她，至今未了心愿
    其实小时候我和她住得特近
    一墙之隔
    她家住在西商跑马场那边，我家
    住在西商跑马场这边
    后来她红了，夫唱妇随
    拍了很多叫好又叫座的片子
    我喜欢她演的【青衣】
    剧中的她迷上了戏，剧外的我迷上戏里的筱燕秋
    听她用棉花糖的声音一遍遍喊面瓜
    就想，男人有时是可以被女人塑造的
    最近，去看【唐山大地震】
    朋友揉着红桃般的眼睛问：你哭了吗
    我说：不想哭。就是两只眼睛不守纪律
    情感还没酝酿
    它就潸然泪下
    搞得我两手无措，捂都捂不住
    指缝里尽是河流

    朋友开导：你可以去找徐帆，让她替你擦泪
    我说：你贫吧，她可是大明星
    朋友说：明星怎么了
    明星更该知道中国那句名言——解铃还须系铃人
    我觉得有理，真去找徐帆
    徐帆拎一条花手帕站在那里，眼光直直的
    我迎过去，近了
    她忽然像电影上那么一跪，跪的惊心动魄
    毫无准备的我，心兀地睁开两只眼睛
    泪像找到了河床，无所顾忌地淌
    又是棉花糖的声音
    自己的眼睛，自己的泪
    省着点
    你已经遇到一个情感丰富的社会
    需要泪水打点的事挺多，别透支
    要学会细水长流
    说完就转身，我在自己的胳臂上一拧。好疼
    这才知道：梦，有时和真的一样

    车延高，党校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博士。曾任武汉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中国作家协会会员（2007年），湖北作家协会会员，兼任武汉市杂文协会主任。2009年4月荣获2008年度“中国十佳诗人”称号。2010年10月，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

    做鬼幸福体

    江城子 · 废墟下的自述
    　　一位废墟中的地震遇难者，冥冥之中感知了地震之后地面上发生的一切，遂发出如是感慨——

    　　天灾难避死何诉，主席唤，总理呼，党疼国爱，声声入废墟。十三亿人共一哭，纵做鬼，也幸福。
    　　银鹰战车救雏犊，左军叔，右警姑，民族大爱，亲历死也足。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

    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6月6日，山东《齐鲁晚报》A26版“青未了”副刊发表作者名为王兆山（山东作协副主席）的“词二首”，以上为其中之一。
    附：同期还有“秋雨含泪”体诞生。余秋雨2008年6月5日在其博客发表的博文《含泪劝告请愿灾民》，含泪劝告要求惩处豆腐渣校舍责任人的请愿灾民，说他们在地震中死亡的孩子全都成了菩萨，已经安宁，不要因为请愿而横生枝节，以免被利用来进行反动宣传。

    梨花体

    一个人来到田纳西

    毫无疑问
    我做的馅饼
    是全天下
    最好吃的

    赵丽华，国家一级作家，曾担任第二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评委、《诗选刊》编辑部主任。

    郭沫若

    我向你高呼万岁——为斯大林寿辰所作

    斯大林大元帅，你是全人类的解放者，
    今天是你的七十寿辰，我向你高呼万岁！

    一个人要活到七十岁，甚至一百岁，
    本来并不算得上是什么稀罕的事。
    一个人假使无益于人而且有害，
    那就让他活到十七岁也未免太多。
    但你，全人类的解放者，
    你的生命是全世界劳动人民的生命，全人类的生命。
    你的七十岁已经救活了不知道好几万的人民！
    你的七十岁已经是地质学上的年龄了，
    已经是天文学上的年龄了，
    你是以宇宙的生命为秋，
    你是以宇宙的生命为春。

    而且空间不能限制你的伟大，
    而且时间不能限制你的长寿，
    你已经活了七千亿万恒河沙数地质年，
    你还要活下七千亿万恒河沙数天文年，
    你是无穷尽，你永远无穷尽！

    稀奇的是你已经死了多少次了！
    劳动人民的敌人，
    帝国主义者，战争贩子，大资本家，大地主，
    一切剥削人的吸血者和他们的爪牙，
    都诅咒你死，愿望你死，并欣幸你死，
    你确确实实是死过多少次了！
    但你依然活着，而且还要永远活着！
    旧时代的救世主耶稣，死了一次，据说是复活了一次；
    新时代的解放者，你，
    死了多少次，也复活了多少次。
    耶稣的死是真的，复活是假的；
    而你的死是假的，复活却永远是真的。

    我曾经看见过你，你伟大的解放者，
    那是一九四五年的六月三十日，
    在你的领导之下把纳粹德国消灭了，
    拯救了全世界的劳动人民，
    恰好迎接了苏联科学院的二百二十周年纪念，
    那天晚上你在克里姆林宫
    欢迎全苏联的学术界的权威，
    战斗英雄，劳动英雄，和全世界的进步学者，
    你从七点钟入席一直陪到十二点过，
    你和全堂的人同欢共乐足足五个小时，
    那是多么惊人的健康和毅力啊！

    我曾经看见过你，你伟大的解放者，
    那是一九四五年的八月二十日，
    苏联的人民既消灭了西方的纳粹德国，
    又击溃了东方的皇道日本，
    集合着十六个共和国的光荣的兄弟，
    在红场上进行着体育节的胜利大检阅。
    那是光辉灿烂的欢乐的一天，
    你在万雷鸣动的欢呼声中
    出现在伟大列宁的墓上，
    从上午十一时站立到下午四时，
    你和全场的人同欢共乐更足足站了五个小时，
    那是多么惊人的健康和毅力啊！

    我曾经看见过你，你伟大的解放者，
    那是今年一九四九年的五月一日，
    莫斯科举行劳动节的庆祝，
    在红场上有二百万人的大游行。
    我们从捷克的首都布拉克，
    参加了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的归途躬逢其盛，
    时间虽然相隔了四年，
    而日子，依然是那么光辉灿烂的欢乐的日子，
    你又在万雷鸣动的欢呼声中
    站立在伟大列宁的墓上，
    从上午十时站立到下午三时，
    你和全场的人同欢共乐也足足站了五个小时。
    那是多么惊人的健康和毅力啊！

    时间尽管流淌，物质尽管流淌，
    你的健康和毅力是不变，是永远不变！
    你和辨证唯物主义一样永远不变，
    你和历史唯物主义一样永远不变，
    你和人类实力走向共产主义一样永远不变！
    不，这样的称颂或许有背与辨证逻辑吧
    你应该也是在变的，
    但是全人类解放者，
    你是愈变愈坚强，愈变愈健康，愈变愈不朽了！

    不朽的马克思和你同在，
    你和马克思一样永远不朽了！
    不朽的恩格斯和你同在，
    你和恩格斯一样永远不朽了！
    不朽的列宁和你同在，
    你和列宁一样永远不朽了！
    原子弹的威力在你面前只是儿戏，
    细菌战的威胁在你面前只是梦呓，
    你的光热将使南北两冰洋化为暖流，
    你的润泽将使撒哈拉沙漠化为沃土，
    你的智慧将使江河改流，山岳奔走，
    大地永远年青，人类永远如兄如弟！

    斯大林元帅，你全人类的解放者，
    今天是你的七十寿辰，我向你高呼万岁！

    ——1949.12.21

    文言作品

    张宗昌

    仿大风歌

    大炮开兮轰他娘，威加海内兮回家乡。数英雄兮张宗昌，安得巨鲸兮吞扶桑。

    大明湖

    大明湖，明湖大。大明湖里有荷花。荷花上面有蛤蟆。一戳一蹦达。

    张宗昌（1881–1932），字效坤，奉系军阀头目之一，长期盘踞山东 。幼时曾接受短暂的私塾教育。人称他为“三不知”将军，即“兵不知有多少，钱不知有多少，姨太太不知有多少”。此外还有绰号：“狗肉将军”、“混世魔王”、“长腿将军”、“五毒大将军”、“张三多”等。1930年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出版的《山东歌谣》中记载有各地骂张宗昌的民歌，如聊城冠县的：“也有葱，也有蒜，锅里煮的张督办；也有葱，也有姜，锅里煮的张宗昌，张宗昌，先吃肉，后喝汤。”曾出版《效坤诗钞》。

    清·张英

    观家书一封只缘墙事聊有所寄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清代康熙年间，张英的老家人与邻居吴家在宅基的问题上发生了争执，因两家宅地都是祖上基业，时间又久远，对于宅界谁也不肯相让。双方将官司打到县衙，又因双方都是官位显赫、名门望族，县官也不敢轻易了断。于是张家人千里传书到京城求救。张英收书后批诗一首。张家人因此退让了三尺，吴家见状也让出了三尺，形成“六尺巷”。
    六尺巷，位于安徽省桐城市的西南，全长100米、宽2米，建    成于清朝康熙年间，巷道两端立石牌坊，牌坊上刻着“礼让”二字。

    清·洪秀全

    述志诗

    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眼通西北江山外，声振东南日月边。
    展爪似嫌云路小，腾身何怕汉程偏。风雷鼓舞三千浪，易象飞龙定在天。

    永嘉诗丐

    绝命诗

    身世浑如水上鸥，又携竹杖过南州。饭囊傍晚盛残月，歌板临风唱晓秋。
    两脚踢翻尘世界，一肩挑尽古今愁。而今不食嗟来食，黄犬何须吠不休。

    清嘉庆年间（1796-1820），一流浪诗人长期在直隶省顺天府（北京）通州活动，某年秋天冻死后，官方在其身上发现此《绝命诗》，其自称家乡在江南永嘉。有考证认为他是乾隆年间的凤台县人马体孝。

    义和团民

    无题

    重入沧南境，纷纷未见经。骨中寻故友，灰里认居停。 
    城欲成沧海，天教陨婺星。可怜松化石，竟作砺刀硼。

    收于龙顾山人《庚子诗鉴》卷1诗注中。

    1368年·元顺帝

    诸色珍宝修成的我那宝贵宏伟的大都城哟，
    惬意消夏而居的我那上都开平库儿都城哟，
    古时诸圣的夏营地我那上都的失喇塔喇哟，
    在那万物枯黄的戊申年，我误失了大国哟！

    九色珍宝装修成的我那宏伟的大都哟，
    可执缚九十九匹白马的我那上都开平哟，
    广受众惠的我那政教二道的福乐哟，
    称为天下之主我那可惜的美名哟，
    起早登高举目远望，烟霞缭绕，
    前后眺望观赏，景色悦目，
    不分冬夏，居住无忧快活，
    是我自在薛禅皇帝建立的宝城大都！

    先祖享乐的我那宽广宏伟的大都哟，
    有缘相聚的我那众王侯、宰相和属民万众哟，
    不听亦剌忽丞相明谏之言，是我的遗恨，
    听信反叛而去的朱哥官人（朱元璋），是我的昏昧！
    误杀具足智慧的脱脱太师，
    逐回大德上师，是我的罪过。

    可惜我万众之主的皇帝的名声！
    可惜我那尽情享受的快乐！
    具有神力的薛禅皇帝多方营建的，
    福禄汇集的我那大都城哟！
    被汉人朱哥官人收占去了！
    恶名落到我妥欢帖睦尔身上了！

    原文为蒙古文

    隋·王薄

    无向辽东浪死歌

    长白山前知世郎，纯着红罗绵背裆。
    长槊侵天半，轮刀耀日光。 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
    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 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

    唐·神秀

    无相偈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

    710年（唐中宗景龙四年）·卜天寿

    无题

     写书今日了，先生莫咸池（嫌迟），明朝是贾（假）日，早放学生归。 

    西州高昌县宁昌乡库风里义学子卜天寿十二岁

  • 临泉照影：异木棉和一首歌

    “有时候对于一树花的思念，就好像对于一个人的思念。见过了它们之后，就会想着下一次什么时候能够再见，再一次见到它们的时候，就会回忆起第一次见到它们时的情景”。

    到了啊！羊城微凉的，短暂、舒适，异常珍贵的秋天。

    道旁开始不时地出现那一树树的粉色的云，纯净的空气中疏花密影缓缓流动，如时光不觉间一寸寸的幻为不可追的昨天。

    这美丽异木棉的花期也来了。

    没有亲见过披覆繁花的异木棉的人，很难想象它的美。被称为美人树的“她”，明艳却孤傲，遗世独立。与高大俊朗，花型硕大的木棉迥异。

    南方的秋是她的季节，如能偶遇一颗较为高大繁茂的异木棉花树，便能立刻明白什么叫做惊艳。花开之时，树上几乎没有树叶，只是满树缀着深粉或浅粉的花朵，半个手掌大小的花儿，薄薄的花瓣，如波而微卷的边缘，花心为黄或白色，还带着些许斑纹。舒展而出尘，娇嫩而明艳，美的无可名状。在蓝天的映衬下，周围的一切都变得梦幻般，甚至不真实起来。待一树繁花肆意盛放，如锦绣铺陈，即便是没有多少闲情的人们也会为之震撼。

    但她是不易亲近的，尖锐而高挑的身姿，让人不可摧折，只能仰望。爱花之人大都只能如我一般在树旁赞叹、徘徊，留连、求索。

    忽然想起少年时曾听过一首歌Wind flowers（风之花）：

    Wind flowers 风之花

    My father told me not to go near them 父亲告诉我不要接近它们

    He fear them always, 他害怕它们

    as they carried him away…它们带他走了，

    I couldn’t wait to touch them我急切地要抚摸它们

    To smell them I held them closely 闻着它们、靠近它们

    Now, I cannot break away如今我已无法离开

    Their sweet bouquet disappears 它们的芳香消失了

    Like the vapor in the desert 如在沙漠中蒸发的水气

    Take a warning, son孩子，听听劝告吧

    Their beauty captures every young dreamer 它们的美丽捕获了每一个年轻的梦想者

    Who lingers near them 他们徘徊在它的身旁

    Ancient windflowers, I love you我爱你，古老的风之花

    少年时，喜欢这歌声里的叹息，和那背后悲伤的神话。年少的我不认为世间真的有风之花，只觉得这曲调有异域的神秘，还有宿命的味道，并不为“真”。即便自己彼时也曾拥有一些似是而非的感情，但其实是不懂得何以让人不能自拔的。风之花，正如面前的异木棉，世间的一切遇见方知其存在，即便是那些难以获得、不可停留的情感。

    羊城半年为夏，常常潮湿闷热，冬天也总有一小段寒冷难熬的日子。好在植物种类繁多且四季葱茏，各种花儿依时令次第开放，冬季的洋紫荆、春天的黄花风铃、夏天的凤凰木火焰木，各擅其美，提示着季候的变换。然后就等来了一年最美的秋季，和异木棉。

    美丽异木棉，无花之时沉默、遗世，花开之际，极尽繁华，但仍那么孤傲。如我之所爱，总是有着狂狷之内核。我也总会记得，在某一年，秋的阳光下，花儿初开，那不知归期的白衣少年和这绚烂的永恒的等待。

  • 居住与地产

    党国英：人类的住房梦是拥有独栋住宅

    　　人类倾向于居住什么样的房屋?《美国梦魇》作者奥图尔的分析认为，是独栋住宅。他所引用迈尔斯和吉尔林的“1999年全国住房建筑商协会的住宅增长调查”的数据揭示，83%的调查对象偏好郊区独立式独户住宅。另在1998年佛蒙特州选民对外迁的态度调查中发现，74%的调查对象偏好边远地区大地块上的住宅。在1995年美国人生活在新城市主义中的研究中，73%的被调查者偏爱大宅地的郊区开发区。这当然与交通条件改善有关。

    　　“美国梦”是有独栋房屋

    　　拥有一所独栋房屋有显著的社会意义。独栋房屋对于保护隐私，教育儿童，消除紧张感，增进邻里友情，都有明显的积极作用，被环境心理学所证实。

    　　认为人们倾向于居住在集合住宅里，是一个谎言。但这个谎言被重复多了，竟然成了现实。人们被灌输这样一个理念：低密度住宅会增加人们出行的交通成本，带来生活不便、空气污染等一系列烦恼。但是，华盛顿大学的一份研究发现，高密度住宅并没有解决人们担心的问题。西雅图是美国集合住宅比重较大的城市，而研究发现，这个地区85%的居民主要在平均距离超过离家最近的超市两倍的杂货店中购物，引起更高的消费成本，以及更为拥堵的交通。经济学者科尔曼· 伍德伯里的研究证明，多户集合住宅流行与交通发达是弱相关，也不是人们的品味追求。人们之所以选择集合住宅小区实际上是住房价格提升造成的，而价格提升与分区规划制度有关，并非人们更乐意居住在高密度住宅社区。

    　　拥有一所独栋房屋，是典型的“美国梦”。历史学者威廉·沃利评论说，“从16世纪开始直到19世纪后很长一段时间，土地所有权的诱惑就像磁铁一样，成为吸引英国和欧洲移民最重要的东西”，“在19世纪最后的30多年中，这种渴望转变为拥有城镇的宅地。”这不只是中产阶级与上流社会的愿望，同样也是底层普通百姓的愿望。玛格丽特·嘉布在2005年出版的关于芝加哥的《美国梦之城》;以及关于其他城市的类似著作都已经证明，对独户住宅的渴望的真正来源是工人阶级移民，而不只是上流社会。

    　　美国人独栋房屋梦碎

    　　尽管研究发现人类倾向于在独栋房屋居住，但现实情况与心理期待反差甚大。集合住宅大量出现在经济不发达国家。有的极端落后国家的百姓大量居于没有基本水电路气设施的贫民窟中。经济发达国家人口密度总体比较高，但其国民大部分居住在独栋或联排房屋中。这是一种国家对土地利用干预较少的情形下长期自然演化的结果。但是，发达国家这种情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逐渐发生了变化，集合住宅的比例有所提高。

    　　美国人的住房梦从19世纪末期开始，逐渐走向破灭。在1890至1930年之间出现了多项意义深远的重大变革，它们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住房在中产和工人阶级家庭扮演的角色。这些变革包括信用的扩张;新兴的交通技术，如有轨电车和汽车;新兴的工业技术，如流水生产线;一个新兴的住房建筑商阶层，他们将地块划分和住房建设合二为一;以及使用保护性协议和分区规划以保护住房的价值——往往是保护中产阶级街区免遭工人阶级的入侵。

    　　建筑师、规划师、环保主义者与一部分土地规划官员联合起来推动美国梦成为“美国梦魇”。他们一直都在对郊区独栋住宅建设进行妖魔化，向人类的基本住房观念发起挑战。这种挑战眼见得取得了一定“胜利”。如今，第三世界的先进国家的住宅建设基本上以集合住宅为主，例如中国城市的集合住宅占总住房单元的比重估计在90%以上。就连美国这样的国家，也不易抵御反人性的住宅建设规划推动者势力，在一部分州和城市建造了大量集合住宅。

    　　中国人热衷独栋房屋

    　　中国人同样更热衷独栋房屋。这个判断不应受到怀疑。对于同一地域同样使用面积的住房，在建筑安装成本相近的情况下，独栋房屋的售价远超单元楼房，就可以看出人们对独栋房屋的偏好。这方面的需求没有国情差异，只有价格才能影响人们的购买行为，而价格与土地制度之间有密切关系。

    　　中国的国土资源不妨碍中国人拥有独栋房屋。这里可以匡算一笔大帐。按地理学调查资料，我国至少有50亿亩土地适合人类居住。为了更好地建立现代农业基础，降低农业成本，假设建立30亿亩的农业保护区(包含其中的河流道路占地)，区内的非农建设用地只能逐步减少，不能增加。剩余土地中去掉河流道路占地最多2亿亩，还有18亿亩土地(120万平方公里)可做城市建设可选用地，城市人口密度取每平方公里4000人标准，城市远景人口取11亿，实际城市建设用地需要27.5万平方公里(4.125亿亩)。在18亿亩的地域里，即使按照美国的城市人口标准，也不可能全部被“城市”占用。政府可以用税收杠杆及建筑标准等参数，将建设占地控制在4.125亿亩左右。要明白，这18亿亩是一个可选择的范围，即使政府不做控制性的分区规划，也不会全部被城市占用。假设在中国建设3000座城市，可以保证农业现代化的需要，也可以保证全国城市居民有多半居住在独栋房屋里，开发强度不过是23%!这种情形可以保证绝大部分城市周边有足够的森林及都市农业用地，每一个城市都会是花园城市。

    　　上面的分析表明，中国人对高品质居住的需求以及土地资源对这种需求的满足能力，都是客观事实。

    黄奇帆：关于建立房地产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的若干思考

    本文为2017年5月26日，黄奇帆（时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在复旦大学的演讲。

    中国的房地产，和世界一样，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说它是支柱，不管一个城市在高速发展阶段，还是成熟老化阶段，房地产每年产生的GDP至少占这个城市的5.3%，所以它当然是支柱产业。

    同时，房地产业涉及到几十个工业产品、工业材料的关联，房地产兴旺与否跟一个很长的产业链联系在一起，是一个龙头产业。

    我们对房地产的重视，是因为它是支柱产业、龙头产业，更因为它是民生产业， 老百姓衣食住行，跟房地产息息相关，中产阶层很重要的财产特征跟房产联系在一起，所以它又是财富的象征。

    房地产因为与庞大的资本和金融相伴，兴衰往往会带来金融资产的膨胀或者坏账，所以从防风险的角度，各国政府都很重视房地产的稳定，因为很多世界级的经济危机总是和房地产泡沫崩盘联系在一起。

    那么当下的中国房地产，用习总书记去年经济工作会的一段指示、评论，作为我下面讲的内容的主导面是很重要的。

    习总书记指出，中国经济存在着结构性失衡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产业结构上供需失衡；实体经济和金融业失衡；房地产和实体经济之间存在严重的失衡。

    我今天就是要论证和阐述一下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的问题。我自己感觉，这种失衡表现在10个方面。

    失衡之一：土地供应

    房地产业当然需要大量的土地做基础，在国内经济中，目前对房地产的土地供应有失衡之处。

    宏观上看，国内每年都要供应城市开发用地，要把农业用地、耕地转化为城市建设用地。几十年来，大体上平均每年要用800万亩耕地征地动迁，转化为国有建设用地。

    每年800万亩，每10年就是8000万亩，加上地方政府或者地方上的各种企业，总会有一些计划外的征地，这样的话，国家一年800万亩，下边有个百分之十几多征的地，实际上，每十年国家要用掉1亿亩耕地。

    我们改革开放30多年，国家的耕地少了3亿多亩，1980年的时候，国家的耕地是23亿亩，到了去年，是20亿亩左右，再过30年就不可避免地要降到18亿亩以下了。

    我们国家有个判断，无论如何，十三四亿人口，吃饭问题至少需要18亿亩耕地。

    一亩地满打满算产1000斤粮食，每年1万亿斤粮就需要10亿亩解决吃饭问题，五六亿亩种蔬菜水果，但是我们还需要饲料，我们吃的肉类，人均一年要吃40公斤左右，13亿人，就是5000万吨，按照1：4算饲料，就是几亿吨，这几亿吨需要五六亿亩地，所以中国的地是不够的，每年都要进口饲料或者粮食。

    总之，18亿亩耕地红线要守住，这是中国的客观需要和国家安全所在。

    现在的土地供应，已经不是过去30年每年800万亩了， 2015年供应了770万亩，2016年供应了700万亩，今年，还没到年底，实际供应还不知道，但是计划是供应600万亩。

    土地供应的总量在减少，城市里的用地会紧张一点，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这600万亩土地，分成四个方面的用途。

    这个地说起来是城市建设用地，但是农村也同样有建设性用地的需求，比如农村修一个水库，搞农村基础设施，或者城市和城市之间修1000公里高速铁路，途中经过农村的地变成建设性用地。

    这样的话，600万亩土地，会有35%左右实际上是用在农村里的建设用地。真正到了城市里面，剩下2/3，600万亩里还有400万亩。

    这400万亩又一分为三：有50%几，用于城市里的基础设施比如城市的道路、绿化、市政建设；

    第二块是工业，在国家改革开放最初的二三十年，大家都高度重视第二产业，招商引资没有本钱，就用土地做本钱，工业用地便宜。

    如果来了一个搞100亿产值的老板，可能不是供应1平方公里，而是2平方公里都给他了，供地比较慷慨，投入产出率低，不那么集约、节约。

    过去几十年形成的，城市土地中工业用地占比差不多30%。现在我们每年增加的，比如今年的600万亩土地，大体上会有多少给了工业呢？22%左右。

    剩下来住宅可以拿多少？10%。就是说总分母600万亩中，10%给了房地产。

    这个比例是不平衡的，老百姓的住房用地，一般占这个城市所有土地的25%，我们呢，只占10%，这就显得少了。

    好不容易有了这点地，可以作为城市居住用地使用拍卖，那么是不是大城市人多就应该多供应点？人少的就应该少供应一点呢？

    政府做事呢，会有点，不叫长官意志，而是想调控。城市太大了，我有意控制你几个点，土地不能再增加了，人也不能再增加了；反过来，中小城市，200万-300万人口级的城市，他们想发展，比较容易得到上级部门支持，指标拿到的时候，假如说平均一刀切，结果大城市人口集中多，流入多，结果土地拿的少。

    每个城市的10%里面，可能越大的城市眼下每年新增的供地，住宅用地反而更少一点，反倒是中等城市、小城市会更多一点。

    供不应求，土地越拍越贵。

    这是我要讲的供地失衡的问题，很多失衡的状况，一旦了解了底细，就会发现逻辑上是想得通的，我们在经济调控中，应该有更务实更合理的调控方式。

    失衡之二：土地价格

    这十年，一线城市的房价几乎涨了10倍以上，有时候大家会说这是通货膨胀现象，十多年前，中国GDP 10多万亿的时候，贷款余额也就是10多万亿，现在是150多万亿，货币增加了十几倍，房价有的地方也涨了8倍、10倍、12倍。

    到底是货币涨，房价涨，还是土地涨，房价涨呢？

    我个人认为，一切物价上涨都是通货膨胀现象，这么笼统的一个经济规律是没错的，但是为什么货币通货膨胀了三倍，有的东西涨了，有的东西掉价呢？说明还是跟具体的供求有关，如果真的是一个供过于求的东西，货币哪怕泛滥，这东西价格跌掉一半也是有可能。

    房地产之所以涨价，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和地价有关。

    地价涨了，房价跟着涨，房子本身是会贬值的，每年折旧，用个几十年可能就会拆掉，但是在城市里，土地每年都会升值，最后这个房子哪怕拆掉了还会值几百万甚至上千万，是因为这块土地升值了，我们土地升值有点畸形，长得特别高。

    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当然是我们土地买卖的方式，我们从香港学来的土地拍卖制度，应该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期，我当时在浦东新区，我们一起到香港学习土地拍卖制度，几个月学了回来，中国第一轮的土地批租拍卖是从上海上开始的，我对这件事，应该说了解得特别清晰。

    总的来说，拍卖有它的好处，在政府主导的机制里，拍卖是阳光的市场机制，能够避免腐败和灰色交易。如果是协议出让，居间交易中搞不清的事，不知道会害了多少干部。

    拍卖制是好的，但是拍卖制的规则是价高者得，很多家来叫这块地，就可能几十轮甚至上百轮地叫价，越拍越高，拍卖的上限怎么封顶缺少一个有效的制度安排，光靠行政手段，比如拍到3000万一亩的时候，拍上去的不算，到此封顶，这又有点和规则不合。

    这是第一点原因，拍卖制本身会推高地价。

    第二个原因是土地本身就供不应求，假如说我们供应城市的土地，平均在供地量的20%，情况就会比较平衡，现在供应的只有10%，少了一点，而且是不均衡的，对一线城市供应不足，越供应不足，拍卖地价越高，最后倒过来，地价越来越高，房价越来越高。

    这是第二个问题，供不应求短缺，总的供应上短缺，有缺口产生的问题。

    第三个原因是，城市发展并不是每年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都在城市边缘地带征收农民的地，新增土地扩张来发展，新增土地扩张是跟国家要的指标。

    每一个城市的市长，另外有个手，它在干的一个活呢，是不要指标了，把这个城市几十年上百年留下来的棚户区、贫民窟、破房子拆掉，叫旧城改造。旧城改造不要指标，本来就是城市建设用地。

    拆迁会有什么情况呢？如果这个地区的房价大体是7000元一平方米，你来拆1000户，每户有个100平方米，这10万平方米怎么补偿？大体上按照这个地区的均价来补偿，这是拆迁的基本逻辑。

    所以拆迁10万平方米的土地，地价7000元/平方米，造出来的房子一定到一万五六，拆迁会带来巨大的土地成本。

    过了一年两年，这块地旁边的地要拆迁，拆迁的成本就不是六七千，而是一万五、两万，这很正常，以这个地价成本拆出来的房子，造出来的就会卖三万四万。

    这个意义上，城市的土地如果都是靠拆迁而来，造新房子滚动开发，房价容易高。

    所以我们现在的城市，在拍卖机制下，在一个总体上新供的土地短缺的情况下，老城改造，拆迁循环，这三个机制叠加在一起，就会导致房价往上升。

    一定要说这里面哪个人负责，这里面是一种机制，几乎所有人都在埋怨，开发商埋怨土地价高，老百姓埋怨房价高，官员埋怨投资环境破坏了，所有人都不满意，似乎无法改变它。

    失衡之三：房地产占用的社会资源

    每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太大，消耗的金融资源比重太大，房地产在财政税收的比重中太大，这是三个失衡。

    从投资来说，一般经济学、城市学有个基本的经验，一个城市的固定资产投资中，房地产投资每年不要超过25%，这个话呢，10年前我在重庆管这个事情定了这个原则后就在说，我看到网上有一个专家说，黄奇帆这个人有时候会拿出一些很武断的结论，使用效果不错，但是到底是什么地方来的理论？就定了很武断的结论。

    我当时看到，想了想，我似乎因为不是教授，不会整天写报告，为什么这么做那么做。实际上有个理论，很简单，就是六分之一的理论。

    一个人正常的家庭，如果是租房子，最好月收入的1/6以内付房租，如果你用了1/3的钱在付房租，你的生活会很困难，比例失调了，如果你不是租房住，而是买房住，用你一生的工作正常收入，三十六七年的六分之一，六七年的家庭收入买套房，这个1/6是这么来的。

    一个城市的GDP如果有1000亿，这个城市搞房地产投资，最好在GDP的1/6以内，就是150亿。

    意思就是，GDP不能都用来投资造房，否则就像一个家庭无法正常持续健康地生活一样的道理。

    一个正常的城市，每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不要超过GDP总量的60%，否则就不可持续。

    我们现在国家32个中心城市和直辖市，有5个城市，已经连续多年，房地产投资每年占整个GDP的60%以上，然后有16个城市比例偏高，当然也有少数五六个城市在10%几，这些城市发育不足。

    房子卖得多，基础设施没有跟进，工商产业没有跟进，空城鬼城便会出现，各种情况都有。

    这是第三个失衡，固定资产投资绑架经济发展成为增长的撒手锏。

    失衡之四：绑架金融

    2016年，中国100多万亿的贷款，有百分之二十七八，是房地产相关的，开发贷加按揭贷，也就是说，房地产用了全部金融资金量的百分之二十七八。

    大家知道房地产在国民经济中产生的GDP是7%，绑架的资金量是百分之二十七八，去年，工农中建交等主要银行，新增贷款的百分之七八十是房地产，全国而言，到去年年底，全国新增贷款量的46%是房地产。

    从这个角度讲，房地产绑架了太多的金融资源，也可以说，脱实就虚，这么多金融资源没有进入实体经济，都在房地产。

    失衡之五：税收

    这些年，中央加地方的财政收入，房地产差不多占了35%，听起来还好，但是因为中央没有房地产的收入，房地产收入属地化，所以这一块房地产的收入、土地出让金、预算外资金有3.7万亿。

    在地方的税里面，有40%是房地产关联的税收。我们整个国家的税收是17万亿，地方税总的10万亿，有4万亿与房地产关联，再加上土地出让金，预算外资金，叠加起来，将近8万亿。

    讲这段话的意思是，整个地方的收入是多少呢？一共是13万亿、14万亿，里面有接近8万亿，是和房地产有关的，如果地方政府离了房地产，是会断粮的，所以这也是太依赖房地产。

    失衡之六：销售租赁比例

    在美国和欧洲，所有的商业性房屋，50%左右销售，50%租赁。租赁有两类，一类是房产商自己开发的房产租赁，第二类是小业主老百姓有很多套房，自己住一套，其他的租赁，这就形成了50%的租赁市场。

    新加坡接近80%都是公租房。有点像改革开放前，我们都住在政府集体企业的公房中，产权归公家，分配的房子归你租用，不是你的产权，也不能买卖。

    这十年开发的房屋，每年十几亿平方米，作为租用的，不到10%，90%以上的商品房都是买卖，这个市场是畸形的。

    租赁市场有4个不足：第一，租赁者是弱势群体，没有谈判的能力，租房的人和企业，可以随心所欲地调租金；

    第二，随意把房子收走；

    第三，各种重要的公权部门，没把租赁房屋的住户当做同等公民待遇，租了房子的上不了这个学区的学校，必须买房，医疗也是这样，医保的服务都和产权房有关，入户也是，买房满几年可以入户，租房就不行。

    老百姓有了这个心态之后，会觉得我现在租房子是没办法，只要有一天，稍微有条件就买产权房，总之把租赁当成短暂的没办法的办法。

    失衡之七：房价收入比

    六七年家庭收入买套房是个合理的年限，我们现在实际情况，均价对均价，一线城市一般都在40年左右。

    纽约、伦敦市中心的房子也不便宜，但是按伦敦房子的均价，家庭户均收入10年以内也可以买到房。

    总得来说，我们高得离谱。

    一般的二线城市，在20多年，当然也有边缘一些的地方，五六年。

    失衡之八：房地产内部结构

    一二线城市土地供不应求，房产开发量供不应求，这些地方只够卖三四个月，而且是在限卖限购的情况下，不需要去库存。有些地方是三年四年都卖不掉。

    这是一种失衡，资源错配。

    供不应求的地方应该多供一些土地多造点房子，供过于求的地方应该不再批土地给它。

    这就要把错配的资源调配回来。

    具体而言，房地产开发是个供给端的概念，不是等到市场需求端来调控，一定是在供给端，政府和企业可以有明确的信息，进行调整的。

    比如，一个城市人均住宅是多少，大账上说40平方米，如果只有100万人，这个城市造4000万平方米就够了，过去几十年，留了2000万平方米，结果每年又去开发1000万平方米，五年一过，有个七八千万平方米，人均住宅面积就变成70平，80平，肯定过剩。

    所以这是可以预测的，应该有规划数的，上下波动个10%、15%，不得了，不能由着开发商想盖多少盖多少，政府短期效应，这会儿开发的多，GDP投资拉动的多，短期效应，然后拍拍屁股走了，这个地方容易烂尾，后面的人收拾烂尾。

    一个地方应该建多少写字楼？各个地方都在盖写字楼，作为城市中央商务区造的写字楼，为全社会的贸易公司服务的，一般中等城市以下，每两万元GDP一平方米，如果你的城市有1000亿的GDP，说穿了，500万平方米的写字楼到极限了，多造一定是过剩的。

    如果是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呢，资源利用率高，其实GDP，4万元左右一个平方，上海一年有25000亿的GDP，第三方造的为所有人用的写字楼，6000万平方米足矣。

    上海商业零售额在1万亿左右，这1万亿盖多少商场、零售商店呢？大账上说，2万元一平方米，1万亿造5000万平方米；上海还有一种方法，一个人2平方米，上海现在2400万人，打造5000万平方米，这种算法内在都有规则。

    如果你一平方米的商业零售只有1万元，这一平方米的房子的价格在大城市里倒要几万元，赔死了。

    有些城市，开发商一进来，搞一个五十万方的大卖场，不是一个老板搞的，这个老板搞两个，那个老板搞两个，政府有兴致批，都是空城鬼城的代表，好大喜功的代表。

    这些都是要吸取教训的。

    失衡之九：市场秩序

    比如原来规划用途是写字楼的去造住宅，原来是工业后来做商业，随便转化用途，随意变换容积率，可能政府知道了，罚款一下。

    各种乱象很多。房产销售时，商铺的面积切碎了卖，卖不掉了，售后返租，实际上是高息揽储，最后坏账，变成社会不稳定的源头。

    房产商在融资的时候，高利贷，职工系统乱集资，社会上骗老百姓乱集资，都是房产商在开发中的乱象。

    还有一种，批了土地后，两年必须启动开发，三五年完成，太多的房产商囤积了地十年没有开发，这十年来，房价涨了10倍，什么活也不干，利润增加10倍。

    政府土地储备很少，开发商土地多多，囤地，囤房，卖不掉的房，切碎了卖，售后返租，当股票一样的当成标准化的再卖。

    这些都是要加强管理。

    失衡之十：调控方向

    失衡是政府本身在管理房地产时，经济下行希望刺激房地产，往东调，房地产泡沫来了以后，希望压住它，稳住它，不让它乱涨价，往西调。

    现在房地产调控是有这种不东不西的状态。

    再有呢，采取的办法行政性的居多，短期的措施缺少理性的长周期措施，缺少法律性措施，缺少经济逻辑、经济杠杆措施。

    比较多的是需求侧的调调控控，紧紧松松，在供给上进行有效的结构性调控比较少。

    这就是我们在调控方面的缺陷，也是习总书记批评的，这种政府长周期的法制性的问题。

    以上十项，是房地产失衡的具体表现，这种失衡会带来三个后果：

    实体经济脱实就虚，土地成本高，房价高，对搞实体经济的投资肯定是不划算的。

    实体经济看到搞房地产那么轻松，卖套房比它好几年赚的都多，有点钱就不再往实体投，都投到房地产。

    实体经济的职工，也因为房地产价格过高，招来的人才买不起房，没地方住。

    从长周期来说，房地产是必须要有的，但是高房价造成的后果，对实体经济的伤害是不言而喻的。

    怎么样建立长效机制？围绕总书记说的，要从土地、金融、财税、投资、法制五个方面采取长效的机制，形成制度化的安排，系统地做好房地产的调控。

    总书记的要求非常深刻，我要说的就是学习总书记关于房地产调控的五个方面要求的一些思考。

    长效机制之一：土地

    我觉得对土地的调控需要那么四个五个刚性的措施。

    一个城市土地供应总量，按一人100平方米，100万人就供100平方公里，一千万人就供1000平方公里。

    爬行钉住，后发制人。

    什么意思？你这个城市有本事，把这个人口搞到500万，那我以前只给了你350万平方米，现在每年补你几十万平方米。

    不能根据长官意志，计划未来有500万人，现在才两百万，就要500平方公里土地，结果我在10年里，真的给你300平方公里土地，你300万人没来，只来了100万人，甚至原来的200万人还走了，这个土地的错配，谁负责。

    土地要爬行钉住，而不是说要你去臆想调控，长官意志，违反经济规律。

    就按这个逻辑，不复杂，如果上海到了2500万人，一定要2500平方公里，不是没有地啊，上海有6000多平方公里，还有很多农业，农业在上海只占1%的GDP，农民人口也只有三四十万，在这个意义上，一定维持农业也是要做城市绿色农业，示范农业。由此而言，如果这个城市本身的土地不足了，不到人均100平方米了，就应该补上去。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不是拿到指标，三四百个城市大家平分，而是看谁人口多。

    人口怎么多起来呢？有句话叫产业跟着规划功能走，人口跟着产业走，二产、三产发达了，人口就多，土地跟着人口和产业走。

    当你把前面的几个环节做成了，我爬行钉住就行了。最笨的办法也是最有效的办法。

    长效机制之二：法律

    用法律，或者非常刚性的约束。

    人均100平方米干嘛的？绝对不是100平方米都去搞住宅。作为城市来说，100平方大体上55平方米城市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包括学校医院，城市绿地；工业20平方米。

    如果一个城市有1000平方公里，就有200平方公里搞工业，1平方公里可以搞100亿，那200平方公里，那就是2万亿啊，很大的工业体量。

    像金桥，90年代浦东开发的时候，规划了10平方公里，我们当时就定下来每平方公里至少100亿，到了2000年，朱晓明是金桥开发区老总，他说，金桥已经有1500亿。10平方公里里面，7平方公里的工业园区，每平方公里干了200亿。

    我讲这段话意思是，工业就是要约束性强一点，要把过去太慷慨的工业用地再高压紧逼下把土地置换一些出来，或者在产业结构、工业结构里做一些调控，把低利用率的换成高利用率的，使工业更加节约。

    剩下的25平方米，就是土地批租，商品房的开发，20平方米给居民开发，5平方米给商业。

    如果1000万人的城市，可以搞一个50平方公里的商业区，大家知道曼哈顿的商业区多繁华，只用了10平方公里。

    原来上海的南京路，多繁华的商业，整个土地的建筑面积几平方公里，非常节约。

    地价方面呢，总的供应量起到了保障作用之后，拍卖土地的时候也要有限价措施，大体上讲，楼面地价不要超过当期房价的1/3。

    如果周围房价是1万，这会儿动迁产生的土地拍卖，拍到3300，就应该适可而止，不能说我征地花到6000，我就要拍到6000。

    限价不是长官随意的限制，其实政府不在土地上去推高地价，地价跟着房价慢慢走。

    如果你是旧城改造拆下来的，成本的确很高，不能由着这个成本，由着拍卖覆盖成本不亏本这样的小心眼，应该把政府给你的城乡结合部的，供应比较充分的土地资源，那个地方可能会得到的土地出让金，补充平衡市中心旧城改造的土地出让金。

    这么平衡之后，看起来你可能吃了点小亏，但是城市投资环境好了，工商经济发展了，实体经济和房地产不失衡了，你是可持续发展，税收、金融、投资都跟实体经济更多地连在一起，城市会更好地发展。

    金融方面的措施要坚决守住底线，任何开发商买土地的钱，必须自有资金，上世纪90年代我在浦东开发的时候，就是这个约定。

    这里面有个原理，开发商对房地产的总投资理论上1：3，自己的资本金是1的话，社会的融资可以是3，就是总资产的25%是资本金。对工业企业，我们是1：2，1/3的资本金。

    房地产商呢，融通量大一点，1：3，也就是25%的资本金，当然是拿来买地了，地如果是你自己买的，可以抵押了融资，拿到钱造房子，封顶的时候，可以预售，老百姓已经把预售定金或者按揭贷款的资金转过来，最终是土地的自有资金加房屋开发的融资资金开发贷，再加预售过程中老百姓的按揭贷。

    现在全国房地产商的融通量是多少呢？1：9，我这么说可能还是保守的，有的开发商可能1：50。

    你听他有几千亿的资产，债务95%，万一有坏账，银行倒霉。

    买地皮的时候，来个三七开，如果这块地皮是10个亿，他自己拿3个亿，借了7个亿，拿到地了去银行抵押，抵押至少六七个亿，造房子，卖楼花，把预售的钱拿到了。

    这个地是10亿买来的，三年后，地价涨到20亿，真的要开发的时候，20亿作为抵押物，可以拿到15亿的钱，整个开发流程中的融资，到了1：9，这就是房产绑架金融的情况。

    地王不断出现，是房产商跟金融系统的关系，谁融资能力强谁就拿到地王，融资再多也不担心，地价一炒高，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地王现象不仅是土地短缺，拍卖机制的问题，还和融资的无限透支，缺乏隔离墙有关。

    为什么那么多资金都往房地产里面走，如果有一个防火墙，一切买地的钱通通不能借债，只要做到这一条，M2跟你有什么关系？进不来的嘛。

    我在重庆，一直是管住融资的，但有时也会露项。

    来个房产商，买了15个亿的一块地，把房子造起来又花了15个亿，30个亿全是借来的，而且借的高利贷利息是17%，五年时间，30亿债务变成60多亿，房子造好实际上也只能卖个四十亿，五十亿，当然破产了。

    一查账，是三个很有名的工业企业，看着房地产热，工厂还可以，搞汽车的，跟信托公司去借钱，这个事情一协调，我说三令五申不许借钱买地，借了高利贷还来买地，这是个教训。国土局说这三个公司老板都是有名的工商联副主席，去信托借钱都是用工业企业的产权抵押的，所以就疏漏了，没查。我说一切房产商批租土地，别的不用查，就查资金血统，只要是借来的，通通不允许进入。这样一来，地王会消失大半。

    第二个是房产商在开发过程中，如果一个房产商，有几十个上百个金融单位的账户，总的债务，高利息的占了全部融资的50%以上，对不起了，资金账户是危机状态，这种房产商，对它的运营，都要当心。

    第三要管住老百姓买房的融资，首套房是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首付，第二套房百分之五十六十的首付，第三套房，通通全首付，只要全首付了，不管他买三套五套，不用担心他会带来金融危机，危机是他自己家里的事情。

    这条要坚决做到，但是在中国做到比较难，美国做得比较到位，美国不是所有的商业银行都可以搞按揭贷款，美国的按揭贷款，就在5个金融机构，对50个州全部覆盖，这样的话，老百姓的按揭一目了然。

    我们银行对老百姓的按揭贷款造假账非常粗放，老百姓在其他国家是交税单，根据这个来测算能付多少按揭，我们叫单位开收入证明，一个私人老板，现在就帮员工开五万块一个月的收入证明，有啥关系？甚至银行自己有萝卜章给客户开收入证明。

    长效机制之三：税收

    税制从来都是重要的调控手段。

    第一条，高端有遏制，中端有鼓励，终端有保障。

    比如，你如果想买一个5000万元的高端别墅，交易契税，可能要交5%，普通住宅交1%，保障房0.2%，还可以抵扣，这样的话，就叫差别化税率。

    别墅买了以后，两年或者五年就要炒掉，我就把交易税从5%，递增到8%，香港就这么干的，不断在印花税上递增，加到没人敢炒。

    中端有鼓励，老百姓买的是自己住，总的有各种抵扣，我甚至认为，住房首套房，按揭贷款的钱，可以抵扣个人所得税，我相信中国政府搞税制改革，分类税改成综合税的时候，是可以按揭贷款抵扣所得税的。

    全世界都是这么抵扣的，美国个人所得税，账面上39%，实际上25%，就这么抵扣掉了。

    低端的有保障，不仅不收税，政府出钱帮你解决住房问题。

    这是三端调控的体系。

    第二个是要把物业税、房产税或者以后总体上叫房地产税搞上去。

    什么叫房地产税？一是对这个社会存在的各种存量、增量都要收税，不是说只收增量，试点的时候可以；

    二是如果物业价值上升了，根据升值的额度来收税；

    三是越高档的房子持有的成本越高；

    四是低端、中端和合理的住房需求，房地产税里是有许多可以抵扣的，最后这个社会百分之七八十的老百姓，尽管房地产税是普遍实施的，但是最后的结果是压力不大，一定是对高端的炒房持有者会有巨大的压力；

    五是大家会说，房地产税收了，土地出让金是不是就不收了？你不能前道到，后道也收。国外土地是私有的，没有土地出让金，国内土地是国有的，有出让金是合理的，并不是有房地产税就要否掉土地出让金。

    出让之后，是不是70年以后再要第二次出让呢？有房地产税覆盖，淡入淡出，就不用补交土地出让金了，这也是一种逻辑上的必然。

    房地产税有什么好处呢？第一让税制健全，中国普遍是间接税，缺少直接税，房地产税是一种持有环节的直接税，在美国欧洲，直接税占总税收的40%，中国连10% 都没有，这是税法体系、国际惯例的一个方向性实践。

    第二，房地产税对炒房是有一定的遏制作用的。说房地产税对炒房没作用，要么是弱智，要么是闭着眼睛说瞎话。

    第三，有了房地产税以后，持有环节成本提高，对资源优化配置、对租赁市场的形成有好处。

    第四，对社会在房屋领域的意识形态有意义，所以2009年、2010年在财政部领取了这项任务，在重庆做了试点。

    税收方面还有一个事，三中全会提出，农村的集体土地和城市的国有土地，如果在一个地方拍卖，现在的办法是非要把农村土地征用，然后一起拍，征地的时候，一般地价比较低，这样就减少了农民的利益。

    三中全会提出，同地同权同价，要把这件事落实到位，税收要跟进。因为地价，拍卖的时候很可能卖出500万元一亩，明明是农田，怎么会变500万一亩，因为地价并不是征地成本决定的，它和基础设施相关，有地铁当然高，基础设施配套好地价会高，这些土地的地价高，是社会资源的投入。国有土地拍来的高价，当然去盖这些公共资源，集体土地拍了高价，全部归集体家庭所有，这个不公平。

    所以在美国、台湾、马尼拉有个税收，不管哪一类土地，成本算掉以后，增值部分，增值50%，收40%的税，增值100%,收50%的税，增值200%以上收60%的税。

    这个增值税现在还没有出台。

    没出台呢，真要把现在的土地同股同权同地价去拍，拍出来之后农民就拿钱吗？也不一定。

    这块地正好在金融区边上，拍了个500万一亩，那个农民同样的地，在学校旁边，拍下来就是造学校，50万一亩，这个农民不就吃亏了吗？

    这个意义上讲，拍的低的，土地增值税交的很少，拍的高的，土地增值税交得高，也是一种平衡。

    长效机制之四：租赁市场

    习总书记在2014年城市工作会议上讲过，每个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总有20%人买不起房子，政府要造公租房配置给他们。

    如果一个社会有1000万人，200万人租了公租房。另外有200万人住了房产商造的住宅持有出租的房子，商业性的租赁房，还有10%的人住了小业主出租的房子，如果我们能有50%的租赁市场，那住房系统就比较平衡了。

    公租房，这几年政府都造了一批，我觉得政府的公租房有五个要点：

    一是，大体上不能造太多，一个城市覆盖20%的人口，如果100万人的城市，公租房的投放对象是农民工、学生和城市的住房困难户。我们以前帮困呢，总是看人家的家庭收入两千块三千块，其实只要看人均住房面积，三口之家，十年来人均住房在30平方米以下，他也许年收入有10万元，也许小孩在美国读书，或者老人生病，住房困难户造不了假，收入困难户很容易造假。学生不会造假，农民工造不了假。这个不要靠收入证明，现在的收入证明搞不清。

    第二，要三配套，房子造好了，公共设施学校医院的配套，公共基础设施的配套，户籍管理的派出所、居委会的配套。

    第三，管理上，公租房是国家的，不能有二房东赚外快。

    第四，不能造成贫民窟，应该和商品房集聚区行成1/4，3/4的比例，地区的公共设施配套是给所有人的。

    第五，租金应该是商品房租金的百分之五十到六十，符合低收入公租房对象家庭收入六分之一的房租。

    实际上，公租房，60%的左右的贷款，收到的租金利息足够平衡贷款利息，五年以后，老百姓可以把房子买过去，共有产权房。

    共有产权房可以按市场价卖，卖的时候，政府回购。美国、新加坡都是这样。

    我和美国的住房保障局局长交流过，他们的保障房造出来以后，老百姓想要退出去，只能退给政府，由他们再出给新时期的保障对象，这件事应该持之以恒，以民为本地去做。

    房地产商不是不愿意持有，而是融资结构害了整个中国的房产商，永远做不了持有房子的出租者。他一比九的融资结构，逼得他房子一造好，就急吼吼地要回笼资金。

    李嘉诚不是这种状况，他在浦东拿的地，1993年拿的地，1997、1998年造好，出租，协议都是10年期，到了2008年、2009年的时候，全部回收，重新装修，2009年、2010年开始变成销售，房价从一万多变成10万，这就是发了横财了。

    中国租赁这么少，跟房产的租赁结构有关，政府要让开发商进入1：3的融资结构，到了持有环节，能够出租的，必须60%的资本金，40%的贷款，这样的话，收来的租金一定能够平衡40%的贷款的本息还款计划。

    政府对这种，三年五年十年租赁的房产公司，有一套鼓励政策，包括租房的公积金，应该尽可能地提供给房客，公积金拿来付房租，房租抵扣个人所得税，拿出房子出租的也应该有鼓励。

    对租房者，要从法律上保护产权房的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地位。

    长效机制之五：地票

    最后一点我特别要说的是，整个房地产的调控还有一个措施就是地票。

    地票是在讲什么呢？

    我就说中国土地制度有两件事。

    一件事，我们这么多人，耕地总的不充分。要做两件事，第一是集约节约使用土地指标，不要造成每10年少1亿亩的需求，应该每10年，少5000万亩，4000万亩。

    还有20年就用到18亿亩土地红线了，如果这2亿亩，可以变成40年，50年用到，这样可以把时间拉长，可持续发展势头更猛。

    最重要的是工业用地要节约，同时农村的建筑性用地要集约节约，商品房的住房用地不能太苛刻，要多给。

    第二个要讲个更深入的问题，一百年、两百年，城市化大规模推进过程中出现的现象，城市化进程没有减少耕地，耕地有所增加，人在在农村居住的时候比较分散，人均建筑用地，要用到250平方米到300平方米，城市比较节约和集约，人均是100平方米，所以当1亿人进城，真要在城市中生活，城里边肯定要给他1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那么农村里面可以退出2.5万平方公里土地，但是中国的农民呢，两头占，所以我们才会出现10年少1亿亩，30年少3亿亩，否则的话，应该是大体平衡，平衡还有余。

    要化解这件事，我自己认为有三个原理。

    第一，宪法上规定的三个底线，农村的土地是集体的，你不能把它变成私人的，农村的土地变化中间要保护农民的利益，农村的土地有用途管制，搞农业的搞农业，搞建设的搞建设，这三个是游戏规则，不能改变。

    第二，耕地的转换，要使得农村退出来的地，大于进城的地，这是世界城市化运动中的一个现象，我们没有这个现象，要把它体现出来。

    第三，你不能光说城乡结合部的那点郊区进行这样的转换，要让1000公里外的农村，分享城市增值的级差地租。

    按照这三个原理，我们想了一个地票的招，就是要把农民进城以后的宅基地，或者集体组织废弃的乡镇企业的土地，废弃的小学土地，废弃的粮站的公共用地，复垦为耕地。

    农民进了城了，房子空在那里，租不出去，卖也卖不了几万块钱，把农房农地复垦为耕地。

    这件事有四个环节：一是复垦；二是有关部门验收；三是给你一个地票可以到交易所交易，房产商要买城乡结合部的土地，需要指标，就来买这个指标；四是城郊结合部的土地就去掉了。

    这个过程中就可以看到，农民进城了，农村闲置的宅基地建设用地变成耕地了，城郊结合部增的耕地，小于农村复垦的耕地，最后增减挂钩，全社会的耕地总量增加。

    这样的一个工作可以产生几个好处：

    一是耕地保护。

    现在出现了先征后补，我们现在每年征600万亩耕地，国家也要求各地想办法去造600万亩耕地出来，你征了600万亩，要造600万亩，大家都同意，等到我把地征了以后，五年十年，是不是能造出耕地出来，不知道，或者造出来一半，没完成。

    另外，几千年农耕文化早就把可以造农田的地用了，所谓的造耕地，是把山坡上，一个25度、30度的地造成梯田，破坏生态嘛，把树林子地造成种菜的地，或者把弯弯的河道拉直，弯弯就变成良田，破坏生态，没办法的办法，大家都装糊涂了。

    所以地票制是把农村缺少充分的耕地复垦的后备资源的这件事给解决了，我不复垦生态里的野地，复垦的是废弃了的宅基地，公建用地，这就是一种集约节约。

    腾出来的地票指标，让房产商造房子去了，这不是平衡了吗？这是一个好处。

    第二个好处是反哺农村。

    房产商买地，一亩花个几百万块，花几十万块来买这个指标，这个钱给了农民，可以反哺农村，这个反哺不是反哺5公里、10公里外的近郊，100公里，1000公里也可以的。

    黑龙江的农田产生的地票，上海如果几十万一亩买过来，上海征上海郊区的地，这个钱就到黑龙江去了，地票几千公里就可以辐射了。它的虚拟性，票据性，使它有辐射性。

    第三是增加农民有收入。

    我们这些年，一共卖了20多万亩地票，每亩地票十多万元，差不多四五百亿，农民拿到了，农民拿了这个钱，在农村造房子，进城都可以。

    第四，农民进城，有了公租房，这笔钱可以改善城市的生活。

    地票这种制度，对城乡之间的土地交易是有帮助的，但是我认为，这都是以城补农，对农村的好处，最最重要的是在城市化过程中，对平抑城市中土地不足造成房价畸高的这种根源，起到遏制作用，能帮助大城市增加土地的有效供给。

    重庆在过去这些年，每年从国家这儿拿来的土地指标，20万亩，也的确50%几，城市、基础设施用掉了，工业上用掉20%几，商业去掉5%，也只有10%了，我们这10%通通给了中小城市，万州、涪陵等，他们实力比较弱，开发过程中拿国家的指标，国家的指标不花钱。

    主城重庆这个大城市，800万、1000万人口的，每年2万多亩的房地产开发地皮周转指标都没有用国家指标，基本上每年2万亩的地票就在主城，主城的房产商，在主城动迁一概用地票，地票不受国家约束。

    这样的话，土地供应量实际上增加了一倍，就比较宽松了。

    这就是我要讲的，总的来说，分两个部分，10大失衡和5个方面的制度安排，如果通过制度的安排，按照中央的要求，不仅是行政化的安排，不仅是供给侧改革基本面的安排，比如中国最终应该有房地产税法，应该有住房法，老百姓租赁房的法律，其实我刚刚说的所有的事情，都应该在这三个法律的框架下。

  • 教育思考

    姚洋：中考分流过早，建议十年义务教育

    建议推行十年制义务教育

    第一财经：您一直以来都非常关注义务教育改革的话题，此前曾提出把义务教育年限提高到12年，在15年的时间内普及高中教育，最近您又进一步提出实行十年制义务教育。是什么原因让您改变看法？这种做法可以解决现实中的什么问题？

    姚洋：最近社会上关于内卷的讨论非常多，中央也出台了高规格的“双减”政策，对课外补习、择校都作出了一些规定，但政策体系现在还不完整，对高中这一非义务教育阶段的规定尚不明确。

    我国中小学教育的主要问题是学生无谓的学习太多了，这就是内卷。没有几个人愿意内卷，但每个人又被迫内卷。因为资源有限，升学不能光看自己的努力，还要看别人的努力，每个家长都被迫把自己的孩子放到“跑步机”上越跑越快。

    大量没有意义的刷题浪费了孩子太多的时间，扼杀了孩子的创造力，这种教育制度不利于建立创新型社会。

    对于科学创造来说，智商是基本的，努力也很重要，但死记硬背的教育进一步扼杀了孩子的创造力，导致一些智商较高而情商不高的孩子在这个过程中被打击，难以发挥出他的潜力。

    教育把一些本来有过人才能的孩子培养成了碌碌无为的普通人，这是当前必须要反思的问题。培养创新型的人才首要的是把学生从这些无用的内卷中拯救出来，给孩子、家长减负。但仅靠打击课外班是没有办法实现减负的，课外补习很快会化整为零，转入地下。

    减负的关键是要对教育制度进行系统改革，推行十年制义务教育，初中高中合并为一贯制中学，并严格规定不能择校，而且不能再有超级中学。

    择校在美国的实验也是失败的，在中国这种考试社会中更是“毒瘤”，超级中学是一种很坏的制度，它们通过“掐尖”将好学生都“掐”走，追求超高的升学率，也让那些没有进入超级中学的孩子觉得自己是二流的，影响了他们学习的动力。

    第一财经：您认为推行十年制义务教育能够解决当前的教育内卷吗？

    姚洋：是的。走出内卷必须从教育制度改革上入手，普及高中是必须的，如果我国的财力做不到12年，那么可以考虑缩减为十年制义务教育，一旦推行十年制义务教育，家长想“卷”也“卷”不成了。

    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十年义务教育可以这样安排：小学五年，实行中学一贯制，初中和高中合并成五年，上初中随机分配学校，从根本上杜绝择校。这样，学生分布也较为均匀，好学生可以带动后进生。孩子上小学之前可以加一个学前班，这样七岁开始读小学，十七岁中学毕业，上大学没有问题。对于绝大多数高校来说，十年义务教育的知识储备足够了。一些顶尖的高校如果对学生有额外的要求，可以增加一年预科。不上大学的孩子可以上中级专科学校，两到三年时间，然后就业。这样就可以从制度上彻底解决中学、小学和幼儿园的内卷。

    不宜过早分流学生

    第一财经：近来有关部门提出要坚持高中阶段的教育“职普比”大体相当，认为这一举措可为给社会提供必要劳动力，使得经济能够保持合理的增长趋势。家长对此的理解是，通过中考分流之后，将有一半的孩子上不了普通高中，反而进一步加深了教育的焦虑和内卷，您认为中考分流是否能够达到政策设计的初衷？

    姚洋：过早地对孩子进行分流，将他们按照学习成绩分为三六九等是错误的。应该承认每个十四五岁的孩子都有自我发展的希望，不要通过分流打击他们，而是要给他们希望，让所有的孩子读完普通高中，到时他们的心智也较为成熟，再选择走职业技术路线还是大学路线。

    未来我国产业升级都需要开数控机床，工厂要求有技术学院的大专文凭，初中毕业之后就进入职业教育，学生的知识储备是不足的，达不到高级蓝领的要求。

    第一财经：德国学生在小学阶段就要决定做技术工人还是考大学。相比而言，为什么您认为我国学生在初中毕业后向职业高中分流还是过早？

    姚洋：首先德国的制度本身也受到了其国内的很多批评，更重要的是我们职业教育的水平和德国相差非常大，也学不了德国。德国技校的教育是非常好的，技校的学生每周五天的时间，有三天是在普高上的，只有两天在工厂上，这样下来，普通高中的知识也学到了，而且还实实在在地学到了技术。

    我国的情况是技校教育水平比较低，农村地区百分之六七十的技校学不到真技术，技校所教的知识和工厂需要的技能严重脱节。在德国，技术工人和大学生之间的通道是打通的，做了工人之后还可以去上技术大学，德国高中毕业生考上大学的比例还不如中国，只有约40%的学生升入大学，但到了30多岁，则有百分之六七十的人接受了高等教育。然而，在我国这条通道是关闭的，绝大部分人当了工人之后就一辈子都是工人了。

    在德国做一个普通工人没关系，过几年就可以上技术大学，就转变为有社会地位和可观薪酬的高级蓝领。我们学到了德国的分流，但没有学到德国制度的后一半。现在学生被分流后做蓝领是没有升迁通道的，这对于初中阶段学习成绩不太好的孩子，特别是农民家庭的孩子来说是一种不公平的制度安排。

    我一直呼吁工人也要有职级，应该向工人开放适合他们的技术大学，比如像过去那种半日制半脱产大学，给他们再次接受教育的机会。

    第一财经：您如何看待近来一些三本院校向职业教育学院的转型尝试？我国该如何改变学历教育与职业教育错位的这种困境？

    姚洋：方向是对的，关键是怎么去做。我去德国看过，德国的技术大学一定要一到两个大公司合作，大公司与这些大学有紧密的合作，不仅提供资金支持，公司的很多实验室也设在大学里。

    技术大学属于工科教育，办技术大学比办普通大学的成本高多了。办技术大学必须有设备，需要大量资金的支持，三本学校没有这个条件。这些院校向技术大学转型时必须有与大企业联合办学的思路，改变职业教育与企业需求脱节的状态。

    缓解焦虑关键在教育体制改革

    第一财经：中央近日出台的“双减”文件提出，有效缓解家长焦虑情绪，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规范课外补习是缓解家长焦虑的一剂良方吗？

    姚洋：教育焦虑是当前社会非常普遍的情况，不仅大城市的家长焦虑，边远地区刚脱贫的贫困户也焦虑，由于本地的公立中学升学率不理想，有脱贫户拼尽了全力把孩子送到学费昂贵的私立高中去读书。现在全社会都非常重视教育，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教育焦虑的问题，这么下去甚至会将刚脱贫的家庭再一次拉入贫困。

    我们的教育改革不能再只抓皮毛，只是采取一些治标不治本的政策，而是要从制度上来解决问题。如果教育制度中的一些根本性改革没有推进，而只是严查辅导班，那么家长就会选择化整为零、请私教，推高“一对一”价格，一些家庭愿意付这个成本而且能够付得起，但经济差一点的家庭就负担不起了。

    从国际上来看，韩国、日本等都曾经禁止过辅导班，效果并不好，最后也只能又放开了。最终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并不是政府的约束，而是这些地区的大学成了普及教育，孩子们都可以上大学之后，去上补习班的孩子自然就少了，只有那些想上最好大学的孩子才上补习班，补习班的规模也就大幅缩减了。

    减负要让孩子发挥天性，让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特长和专长。如果大学普及了，百分之六七十的孩子能上大学，高考就可以改革，一般学校不只看高考分数，特长生也可以被找出来，有天赋的孩子可以冒出来，这对于我国建立创新型社会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财经：一直以来您都非常关注我国的教育均衡问题，尤其是农村教育的发展状况，您认为，提高农村的教育水平，当前需要做哪些工作？

    姚洋：农村教育首要面临的是农村地区教师资源不足的问题，应激励更多的免费师范生到农村去，并增加财政投入来提高农村地区教师的待遇。

    现在师范生是免学费的，但学费本来就很低，对于学生没有太大的激励，下一步应该提高待遇，对学生的奖学金高一点，减轻家庭的负担，这些学生毕业后如果到农村工作，除了正常的工资之外，国家还能额外给一部分工资，让学生安心在农村地区工作三五年，缓解农村师资缺乏的现状。

    现在教育制度中还有很多对农村孩子不友好的政策，比较典型的是高考中的英语考试，加重了城乡之间教育的不公平。

    现在高等教育收费，越好的大学收费越低，清华北大每年只有5000元的学费，而三本大学收费高达好几万元，大部分去上这些学校的是农村的孩子。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英语成绩不高，导致他们在与城里的孩子竞争中处于劣势，难以考入学费低廉的一二本大学，让本来经济条件不太好农村家庭承受了高昂的学费。因此，取消高考英语考试，将英语成绩作为参考分数，在促进城乡教育均衡上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

    高考语文是否有必要考作文

    现代社会以海德格尔的一句“一切实践传统都已经瓦解完了”为嚆矢。滥觞于家庭与社会传统的期望正失去它们的借鉴意义。但面对看似无垠的未来天空，我想循卡尔维诺“树上的男爵”的生活好过过早地振翮。
    我们怀揣热忱的灵魂天然被赋予对超越性的追求，不屑于古旧坐标的约束，钟情于在别处的芬芳。但当这种期望流于对过去观念不假思索的批判，乃至走向虚无与达达主义时，便值得警惕了。与秩序的落差、错位向来不能为越矩的行为张本。而纵然我们已有翔实的蓝图，仍不能自持已在浪潮之巅立下了自己的沉锚。
    “我的生活故事始终内嵌在那些我由之获得自身身份共同体的故事之中。”麦金太尔之言可谓切中了肯綮。人的社会性是不可祓除的，而我们欲上青云也无时无刻不在因风借力。社会与家庭暂且被我们把握为一个薄脊的符号客体，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尚缺乏体验与阅历去支撑自己的认知。而这种偏见的傲慢更远在知性的傲慢之上。
    在孜孜矻矻以求生活意义的道路上，对自己的期望本就是在与家庭与社会对接中塑型的动态过程。而我们的底料便是对不同生活方式、不同角色的觉感与体认。生活在树上的柯希莫为强盗送书，兴修水利，又维系自己的爱情。他的生活观念是厚实的，也是实践的。倘若我们在对过往借韦伯之言“祓魅”后，又对不断膨胀的自我进行“赋魅”，那么在丢失外界预期的同时，未尝也不是丢了自我。
    毫无疑问，从家庭与社会角度一觇的自我有偏狭过时的成分。但我们所应摒弃的不是对此的批判，而是其批判的廉价，其对批判投诚中的反智倾向。在尼采的观念中，如果在成为狮子与孩子之前，略去了像骆驼一样背负前人遗产的过程，那其“永远重复”洵不能成立。何况当矿工诗人陈年喜顺从编辑的意愿，选择写迎合读者的都市小说，将他十六年的地底生涯降格为桥段素材时，我们没资格斥之以媚俗。
    蓝图上的落差终归只是理念上的区分，在实践场域的分野也未必明晰。譬如当我们追寻心之所向时，在途中涉足权力的玉墀，这究竟是伴随着期望的泯灭还是期望的达成？在我们塑造生活的同时，生活也在浇铸我们。既不可否认原生的家庭性与社会性，又承认自己的图景有轻狂的失真，不妨让体验走在言语之前。用不被禁锢的头脑去体味切斯瓦夫·米沃什的大海与风帆，并效维特根斯坦之言，对无法言说之事保持沉默。
    用在树上的生活方式体现个体的超越性，保持婞直却又不拘泥于所谓“遗世独立”的单向度形象。这便是卡尔维诺为我们提供的理想期望范式。生活在树上——始终热爱大地——升上天空。

    嚆矢（hāo shǐ）：响箭。因发射时声先于箭而到，故常用以比喻事物的开端。
    滥觞（làn shāng）：滥觞原指江河发源之处水极浅小，仅能浮起酒杯，后比喻事物的起源和发端。
    振翮（zhèn hé）：常用来形容人志向远大、努力奋发向上或经济正高速发展、在腾飞等。翮指鸟的翅膀。
    肯綮（kěn qìng）：典出《庄子·内篇·养生主》“肯，著骨肉。綮，犹结处也。” 后遂以“肯綮”指筋骨结合的地方，比喻要害或关键之处。
    孜孜矻矻（kū）：勤勉不懈的样子，出自唐·韩愈《争臣论》。
    玉墀（chí）：指宫殿前的石阶，亦借指朝廷，出自汉武帝《落叶哀蝉曲》。
    婞（xìng）直：指倔强；刚直。

        以上题为《生活在树上》的一名浙江高考考生创作的作文，于2020年7月7日完成。该作文获2020年高考作文满分。

        从本质上看，这无非是一篇由西方人文术语凑成的杂烩，除了应对考试，几乎没有任何精神上的价值。

        从历时千年的科举考试来看，那些立足宏泛之论的应试文章从来没有产生过有意义的精神创造，所以当下高考作文不宜以议论文作一般学业能力的考察方式，高考作文应以应用文考察为主，以免陷入新的西式八股文之窠臼。

    为什么要写课程论文

    很多高校师生都觉得现在国内大学文科课程有个很大问题，就是滋味无可名状的课程论文。从大学高年级开始到研究生阶段，别的考核方式都消失了，基本上就是课程论文作为期末分数的主要依据，有的课程可能还会有期中小论文。

    表面上看，这种做法是在向国外大学接轨，算是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也是鼓励学生自由独立的思考和写作。

    但是，比如美国大学生一学期修几门课，我们大学生一学期修几门课？国外英文系研究生一学期修2-3门课，写2-3篇像样的课程论文已经很吃力的作业量。但我们学生多的一周四十个课时，必修课选修课都要交论文。

    最后的结果是——每篇论文都是鬼打墙糊弄出来，或者以一种具有欺骗性的方式糊弄出来，甚至学生以为学术生产就是如此。

    从老师的方面看，需要一个好的过程管理（从选题到一稿二稿三稿），或者用研究综述来代替。

    从学生方面来看，其他格式要规范。

    可以参照以下格式规范。

    一、题目

    论文第一步就是选题。所谓的论文选题就是要确定自己整篇论文的研究方向，论文的选题需要结合课本中已经学过的内容，而论文是为了发现一个问题，并分析解决一个问题的，故大家在论文选题时可以用已经学过的某个理论来解决生活、工作和学习中遇到的一个问题。

    所谓的论文命题就是在选题之后如何来为自己的论文起一个名字。故论文的题目应该能够反映自己所要解决的问题，而对于自己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不同层次的分析，所以论文标题可以用“浅谈…”、“浅析…”、“探析…”、“关于…的探析或探究或研究”、“试论…”、“试谈…”和“…的难点和对策”等词语组成。

    题目应能概括整个论文最重要的内容，言简意赅，引人注目，一般不宜超过20个字。二号黑体加粗、居中，论文副标题小二号字，紧挨正标题下居中，文字前加破折号。

    二、姓名

    填写姓名、专业、学号等内容时用三号楷体，分行写。

    三、摘要

    摘要主要是大致的告诉读者在论文中你将解决什么问题，有什么结论。说明本论文的目的、研究方法、成果和结论。尽可能保留原论文的基本信息，突出论文的创造性成果和新见解。摘要100-300字左右即可。

    “摘要：”黑体四号，后面内容采用宋体小四号。

    四、关键词

    关键词是能反映论文主旨最关键的词，也是为了让他人搜索到你文章的词，故关键词要是和论文有关且大家在搜索时最常使用的词语，一般3-4个。

    “关键词：”四号黑体，内容为小四号黑体。

    五、正文

    是论文的主体，包括论据和论证，通过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阐明问题的来龙去脉并表达出自己的观点。正文文字应另起页，每段首起空两个格，一般用小四号宋体，每段首起空两个格，1.25倍行距。

    正文文中标题

    一级标题：标题序号为“一、”， 四号黑体文字，独占行，末尾不加标点符号。

    二级标题：标题序号为“（一）”与正文字号相同，独占行，末尾不加标点符号。

    三级标题：标题序号为“ 1. ”与正文字号、字体相同。

    四级标题：标题序号为“（1）”与正文字号、字体相同。

    五级标题：标题序号为“①”与正文字号、字体相同。

    正文就是开始展开对于你的选题的研究，在正文中首先要说明的是你的研究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要研究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等，并对相关的概念进行界定。

    正文的第二部分开始对第一部分中提出的问题进行分析。

    正文的第三部分就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具体的解决过程。

    论文结论要求明确、精炼、完整，阐明自己的创造性成果或新见解，对正文各种观点进行综合评价，提出自己的看法，指出问题及发展方向。与正文字号、字体相同。

    最后，再写一个小的段落对于存在的问题，以及问题的解决对策进行总结和拓展即可。

    六、图、表、注释和参考文献

    图表或数据必须注明来源和出处。

    注释一般按论文中所引用的顺序列在本页下方或论文正文之后参考文献之前。“注释：”4号黑体，内容为5号宋体。

    参考文献是要阐述清楚你在写论文的过程中看了那些论文，那些书，那些网站等，并用国家统一的规定的标准把你在写论文中看的一切东西表述出来。

    参考文献要放在正文后，可另起一页。“参考文献：”4号黑体，内容为5号宋体。

    参考文献类型:专著[M]，会议论文集[C]，报纸文章[N]，期刊文章[J]，学位论文[D]，报告[R]，标准[S]，专利[P]，论文集中的析出文献[A];

    电子文献类型:数据库[DB]，计算机[CP]，电子公告[EB]

    电子文献的载体类型:互联网[OL]，光盘[CD]，磁带[MT]，磁盘[DK]

    格式范例

    1.专著、论文集、报告

    [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可选).

    例如:[1]刘国钧,陈绍业.图书馆目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15-18.

    2.期刊文章

    [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J].刊名,年,卷(期):起止页码.

    例如:[1]何龄修.读南明史[J].中国史研究,1998,(3):167-173.

    [2]OU J P,SOONG T T,et al.Recent advance in research on applications of passive energy dissipation systems[J].Earthquack Eng,1997,38(3):358-361.

    3.论文集中的析出文献

    [序号]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A].原文献主要责任者(可选)原文献题名[C].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

    例如:[7]钟文发.非线性规划在可燃毒物配置中的应用[A].赵炜.运筹学的理论与应用–中国运筹学会第五届大会论文集[C].西安: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6:468.

    4.学位论文

    [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D].出版地:出版单位,出版年:起止页码(可选).

    例如:[4]赵天书.诺西肽分阶段补料分批发酵过程优化研究[D].沈阳:东北大学,2013.

    5.报纸文章

    [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N].报纸名,出版日期(版次).

    例如:[8]谢希德.创造学习的新思路[N].人民日报,1998-12-25(10)

    8、附录
    包括放在正文内过份冗长的公式推导，以备他人阅读方便所需的辅助性数学工具、重复性数据图表、论文使用的符号意义、单位缩写、程序全文及有关说明等。“附录：”4号黑体，内容为5号宋体。

    文件名
    可按 “学号 xxxx级 姓名 论文题目” 顺序写。
    当然，你还要知道本学科基本的数据库叫什么名字，比如“知网”，以免犯和某些知名演员同样错。

  • 文化符号的失落

    从轻功到特异功能、从武术到传统医学、从成功学到国学、从天才少年江湖异人、从心灵鸡汤到道德至上、从审丑到抄袭……华语文化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沉渣不断泛起，浮夸的、反智的、压迫的……或多或少有意无意的带着欺骗的成分，收割着一代又一代韭菜的智商税——激情之后的反讽。当然，现代文明必然如此，包容与自由之下，精神与思想的产品必将接受竞争与时间的淘洗，而每个参与者也将接受最后的审判。

    给北大中文系博导张颐武改作文

    贾平凹和贾浅浅

    2016年4月14日下午，贾平凹长篇小说《极花》新书发布会在京召开，和《北青报》有过一段对话。部分内容如下：

    北青报：那么在社会问题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作家写现实和媒体做报道的关系是什么？
    贾平凹：80年代文学的兴盛，在我看来，并不是因为文学的力量，当时的社会闭塞，是新闻元素在其中发力，大众从文学作品中获得离奇的故事。但是今天媒体发展，任何角落发生的故事都可以快读告诉大家。对于作家来说是一种挑战，现实中的故事永远比虚构的丰富。但文学不是新闻作品，文学的功能不只是把离奇的故事讲给大家，而是要写更深层的社会危机。我希望写最偏远的农村实际情况，中国社会的危机，这些人的精神状态里最隐秘的东西。
    北青报：但您把城市化进程中农村男性娶不到媳妇的事，安放在一个妇女被拐卖的事情中，您是否认为太男性视角了？
    贾平凹：字面上是女性唠唠叨叨说自己的经历，但作家是男性，也有男性的视角。之所以说要深入生活中去，是有道理的。如果不走近人贩子，你肯定是愤怒的，恨不得把人贩子和买这个女人的人千刀万剐。但是为什么从被拐卖的胡蝶眼中观察这群生活在最底层的乡村的人，他们生活的困难，村里没有女人的情况是我们没法了解的。

    北青报：遭遇被拐卖，还要怪女性太善良？
    贾平凹：我是说，要有防范能力，不为了金钱相信别人，就可能不会有这样的遭遇。这个人贩子，黑亮这个人物，从法律角度是不对的，但是如果他不买媳妇，就永远没有媳妇，如果这个村子永远不买媳妇，这个村子就消亡了。
    北青报：您的意思是，为了村庄不消亡，买卖是可以被接受的？
    贾平凹：法律和人情常常是相悖的。而小说中往往要写的是感情的东西。没有买卖自然就没有伤害。但为什么打击拐卖几十年，还是不能杜绝？这只是表面危机，社会深层的危机是社会结构、社会分配发生变化，产生了很多城市和农村的不协调，导致了各种的情况。这些危机，作家可以思考，但是如果想解决单靠作家是没有用的。（文字记录者：《北青报》记者张知依）

    2022年初，如贾所言，社会深层的一面被掀开了，江苏徐州丰县被链条锁住的8孩母亲，让普通民众感受到自我——离谷爱凌太远，离八孩妈太近！

    读错字的大学校长们

    2005年，清华大学前校长顾秉林教授向来访的宋楚瑜赠送了一幅小篆书法。内容是一首诗：寸寸河山寸寸金，（亻瓜）瓠离分裂力谁任？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顾校长为显示自己的热情，开口为宋楚瑜读这首诗，在读到“ 瓠”（hu）字上，尴尬地停顿下来了，经旁人提醒方才磕巴过关。

    2005年7月12日，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纪宝成在欢迎郁慕明的致辞中，用了“七月流火”，让不少旁观者心凉如水。 2006年，连战大陆行，在厦门大学题下了：“泱泱大学止至善，巍巍黉宫立东南”。厦大校长朱崇实教授在现场把“黉（音：hóng）宫”念成了“皇宫”，场下一片赞叹之声。

    2018年“五四”青年节那天，北大校长林建华在纪念建校120周年的讲话中频频读错字，把“鸿鹄”（hóng hú）念成“hóng hào”，把“乳臭未干”的臭（xiù）读成了“chòu”，把“谆谆教诲”的谆（zhūn）读成了“dūn”。

    汉字繁难，偶尔读错亦无伤大雅。但大众习惯于把大学校长尤其是名校校长视为重要的文化符号，因而舆论哗然，这其实是对大学校长身份的错误建构。

    树立新一代“样板”：余秋雨

    1991年7月，余秋雨辞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的职务从西北高原开始，考察中国文化的重要遗址。5年前他风光地成为全国最年轻的高校校长，在仕途一片光明的时候，生活却在谷底挣扎——住在上海龙华一个简陋的两居室，一下雨家里就漏雨。有因亦有果。

    1992年，他考察归来写成的几篇散文登在《收获》杂志上，后来想结集成书，却几乎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拒稿理由是“散文不是这么写的”。 有出版社想将其做成旅游景点卖的小册子，余秋雨非常生气，拒绝了。直到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编辑“慧眼识珠”，把它做成精装本，还在上海最大的新华书店举办新书首发式，才有了后来的《文化苦旅》。

    市场反应非常热烈，首印1万册在3个月内售完。余光中说：“中国散文，在朱自清和钱钟书之后，出了余秋雨。”很快，这书成了中小学阅读推荐书目，不少篇目还选入语文教材，一代又一代学生变成了稳定的购买群体。 《文化苦旅》最畅销的时候，图书零售商都得搭配着买进其他书，才能抢到《文化苦旅》的配额。当时上海文化圈流行一个段子，说上海有一次“扫黄打非”行动中，警方从失足妇女的手袋里搜出来三样东西：口红、避孕套和《文化苦旅》。

    或许正是如此，随之而来的批评者顺势将他的散文喻为“文化口红”。

    1999年前后，余秋雨开始积极拥抱了各类媒体，参加凤凰卫视牵头的千禧之旅；每天写一篇专栏；担任《秋雨时分》主持人；青歌赛评委，文化学者的知名度进一步扩大了。

    就在千禧之旅结束没多久，余杰（北大中文系学生）发表了一篇《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的文章，称余秋雨参加过“写作组”是“文革余孽”“文化流氓”——余秋雨迟迟不愿回应此事。

    有人开始调查他在特殊年代做了什么，有人起底他跟两任妻子的私生活……一次他和妻子马兰上街买菜，经过报摊的时候，马兰拽着他赶紧往前走。 他觉得不对劲，在报亭扫了一眼，看到无数惊悚的标题：

    《余秋雨是文化杀手》
    《艺术的敌人余秋雨》
    《余秋雨为什么不忏悔》
    《剥余秋雨的皮》
    …… 

    上海《咬文嚼字》的一位编辑金文明找出他书里一百多处文史差错，余秋雨认为自己没错，只是双方理解不同罢了，再次引发舆论声讨。但即便如此，他依然不允许编辑改他的稿子，敢改一个字就换出版社。而在《文化苦旅》的编辑眼里，曾经的余秋雨不是这样的：“那个时候我给他改稿子，有错就改，跟他说什么都肯的。”

    2008年灾难不幸降临汶川大地。余秋雨在其2008年6月5日发表的博客文章《含泪劝告请愿灾民》中含泪劝告要求惩处豆腐渣校舍责任人的请愿灾民，说他们在地震中死亡的孩子全都成了菩萨，已经安宁，不要因为请愿而横生枝节。“秋雨含泪”一词遂成经典。

    余秋雨也奠定了中国文化网红的样板。

    他的专业领域是戏剧，而为公众所熟知的是文化散文，并因泛文化的内容被人贴上“大师”的称号。

    他每一次都聪明地站在时代传媒的风口——图书、电视、音频，因为一两部著作快速声名鹊起，然后：出镜、赚钱、签售、演讲……

    在他之后，一代代网红踏着他的足迹，开启新的征程……

    当一个人不恰当的坐在“文化学者”的王座上，渐渐成熟的曾经的拥趸或许还有些对既往情感上的留念，而真正有决定意义的态度或许只在于新一代人的隔膜。

    精神安慰剂：于丹

    2006年8月，于丹到《百家讲坛》试录了一期《论语》，迅速红遍大江南北。

    她熟练地引用各种典籍和名言警句，从儒释道佛到尼采雪莱泰戈尔，出口成章，句句经典。

    “《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

    同年，《于丹<论语>心得》的签售会中关村图书大厦举办，排队的人从5楼顶层一直排到了1楼外的大街上，当天签售超过1万册，首印60万册，刷新了出版社和北京所有书店的记录。据说《于丹<论语>心得》的利润，是中华书局自建国以来挣的所有钱的总和。

    然而到了《于丹<庄子>心得》签售的时候，风向开始发生了变化。十几个穿着白衫的男子，衣服上印着“孔子很着急，庄子很生气”冲进会场，振臂高喊：“捍卫国学！于丹认错！百家争鸣！”在场外，清华、北大、中山大学等高校的学子组成“十博士”团，发文《我们为何要不遗余力地将反对于丹之流进行到底》，要求于丹从《百家讲坛》下课，向全国电视观众道歉。还联合起来写了一本《解“毒”于丹》，指出于丹讲述《论语》《庄子》当中的诸多硬伤，还有她对经典的严重误读。

    有学者统计过，《论语》全书与“快乐的生活”有关的篇章，只占《论语》的十分之一左右，于丹全面放大了这一部分。而且，就在于丹所讲的这1/10里，也有很多的曲解之处。

    如：子贡问政，问孔子如何治理国家。

    孔子的回答是三点：足食、足兵、民信。

    孔子补充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对于“民无信不立”，于丹的解释是：最可怕的是国民对这个国家失去信仰以后的崩溃和涣散。事实上，“民信”不是指“百姓的信仰”，而是“国家取信于民”，主体是“国家”，不是“百姓”。“民无信不立”的含义是：如果老百姓对统治者不信任，那么国家就不能存在了（中华书局版《论语》释义）。取信于民是治国理政的基础之一，而信仰显然是更高的要求。

    类似的“曲解”和误读，被十博士和其他专业学者挑出来几十上百处。

    2012年11月17日晚，北大昆曲专场，受主办方邀请的于丹刚刚登台就遭到起哄，她说了一句“我代表所有观众感谢老艺术家们……”，就被在场观众高声呛到：“不用你代表”“下去吧”“快滚，你根本没资格跟台上的先生们站在一起”。于丹只好尴尬地走向后台，临走还不忘加上“很于丹”的一句：“一切尽在不言中。”

    于丹作为一个文化网红的坠落，在于其精神内核从一开始就出了问题。

    很多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于丹解读《论语》的弊病，如北大的钱理群就曾尖锐地批评：于丹所说“我们之所以不快乐，就是因为‘我们的眼睛，看外界太多，看心灵太少’，她告诫人们：‘幸福只是一种感觉，与贫富无关，同内心相连。’于丹教人们面对生活中的不如意，一要‘学会克制’，‘该放下时且放下’；二是切记不可抱怨，‘其实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反躬自省’，‘不要苛责外在世界，而要苛责内心。’一切烦恼都可以自动地在内心化解，化解不了的也要尽力克制”，于丹的《〈论语〉心得》看似不涉政治，恰恰是遮蔽了孔子作为“激进的社会批评家”的这一面，“忽略儒家思想的批评性传统”。这恰如鲁迅说的——无不平、无不满、无抱怨、无反抗的四无“太平”世界。面对社会矛盾，一味地诱惑老百姓“逃避社会，退回内心”，倡导人们安于现状、支持现状。表面上看，于丹似乎把《论语》“去政治化”了，但她的演讲恰恰在最深的层次上，是为政治服务的。

    钱理群认为，于丹是在公开“叫卖精神安慰剂”。

    当你“服用”太久，发现屁用没有的时候，你自然会对“卖药”之人心生厌恶——这是于丹“失灵”的真正原因。

    没有独立精神内核的文化网红要想成为经典确实有难度。

    与一切和解：陈果

    作为复旦大学思修课的老师，陈果早年的课堂视频、语录被学生上传到网上，后来就开始走红网络。陈果也凭着哲学博士的身份，被捧成了“哲学女神”。

    她的书在单一网店单本评价人数接近40万，全国销量超过百万册。

    读完了陈果老师的大作，有人摘录“金句”如下：

    无知源于知识的匮乏，即弱于“智”。
    爱像一束光，照亮一切阴霾。
    我们大可以活成我们自己，活得更本色一点、更真实一些，反正还是会有人喜欢你、有人不喜欢你。但至少你会更喜欢你自己。这才像“自爱”，不是吗？
    真正的正能量是什么呢？那就是你活成了一个光源，你把自己活成了一束光。
    你不需要刻意跟别人说什么，当你活成一束光的时候，他要是接近你，就是接近光。
    学会与黑暗和解，当你与黑暗和解的时候，黑暗已经不那么黑了。
    爱情是无用的，道德是无用的，友情是无用的！因为这些无法带来面包。

     

    她的“幸福哲学课”有着海量次的播放，据说是于丹望尘莫及的。陈果连于丹式“引经据典”都免了，鸡汤直接端上来。

    趁着名气暴涨，陈果开起了抖音卖起书来。

    在陈果眼里，什么是成功？

    如果我们看看当前社会大众趋之若鹜的种种风尚：人们一掷千金、购买昂贵的健身卡来强健自己的体质，参加五花八门的舞蹈课、瑜伽班来塑造自己的形体，用护肤品、去美容院来保养自己的面容，报名各种各样的情商课、国学班来提升自己的气质、培养自己的仪表风度，就足以见得大家其实在不知不觉中，已然发自内心将“修身养性”作为了一种值得追求的“成功”。

    在陈果眼里，什么是“成熟的幸福”？
    成熟的开心，接近于“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从容淡定。
    对于成熟者，有糖吃挺开心，吃不到糖也不难过；赢了人家挺开心，输了也不难过；美味佳肴不拒绝，粗茶淡饭不计较；得意之时不显摆，失意之时不抱怨。
    就像一位禅师所说：“幸福不在于得到多少，而在于计较多少，计较得越少越幸福。”
    最高的成功，莫过于内心的幸福。
    当世界不值得尊敬的时候，至少我们还可以尊敬自己。

    到此，不禁让人要发问：那些占据着舆论的中心，做出煞有介事却漏洞百出的判断，“倒卖观念的二道贩子”（哈耶克语）的文化网红们，到底在说些什么，权力？资本？还是不再需要知识、不再需要思考、不再需要真相而只需要甜蜜蜜的梦境的那些人？

    抄袭有理：郭敬明……

    2006年5月，北京市高院终审判决认定，郭敬明的小说《梦里花落知多少》剽窃作家庄羽作品《圈里圈外》，郭敬明和春风文艺出版社共同赔偿庄羽经济损失20万元，追赔精神损害抚慰金1万元，停止销售《梦里花落知多少》、公开道歉等，限期15日执行。

    2020年12月31日凌晨，郭敬明在微博发文正式向庄羽道歉，表示后悔在法院判决后不肯承认错误。

    当然，同日中午，于正在其个人微博上发布文章，向琼瑶道歉。

    当然，对于郭敬明还有其他作者，众多与其他作者的作品的暧昧“剪不断理还乱”。

    如：《幻城》v.s.《圣传》,《梦里花落知多少》v.s.《圈里圈外》,《夏至未至》v.s.《NANA》,《悲伤逆流成河》v.s.《年华是无效信》;

    《梦里花落知多少》更是与已去世多少年的三毛的名作同名。

    郭敬明是幸运的，也不够幸运，因为道德之下有法律；在命运轨道上相向而行的韩寒是幸运的，也不够幸运，因为被人提着耳朵要“假以时日成为当今的鲁迅”。

    一切皆基因：吴军

    2012年3月2号，佳能在上海举行春季发布会，发布了一款全新的单反相机——佳能5D Mark III。能长时间拍摄高清视频的5D Mark III，让原来500万一套的专业摄录系统，降低到5万块钱以下就能置办齐全。

    这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知识付费。

    其中，吴军是一个代表性的人物。

    很多人说知识付费是“收智商税”：

    一方面很多音频课，听了都跟没听差不多；

    二是音频更完了，作者摘点内容拿去出书，又能挣一波钱。

    吴军的课就是这样，但他的课里还藏着一些“别的东西”。

    在他把课印成的新书《见识》和《态度》里，多处透露着“个人命运决定论”的思想，跟他的“公司基因决定论”一脉相承。

    比如开篇题目就是：“命”和“运”决定人的一生。

    “人最后的前途是由什么决定的？实际上某种程度上是命中注定。”

    他告诉大家：

    找聪明女生的好处有很多，从优生学上考虑，母亲的智力水平对孩子的智力影响比父亲更大。如果大家希望孩子比较聪明，最好找个聪明的女生。

    在中国，北大和清华的地位在接下来的50年都很难撼动。

    无论是个人，还是公司、大学，“基因”早就把一切都安排好了。

    而让他给你些职场建议，说的都是些正确的废话。

    他还告诉大家，要提高自己的修养：

    今天的人并不用太担心物质的匮乏，如果我们能够在每天出门时想到“责任”“荣誉”“从容”“优雅”“镇定”这10个字，就能过得比18世纪的贵族更好。

    知识是买来的还是学来的，这个问题的答案不言而喻；但知识的证明是可以买的来，正因为如此，有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就曾说过“我的成功可以复制”，或许他当年买学历时的价格策略是最成功。

    可以复制的成功与可以复印的学历：唐骏

    2010年7月1日晚上8时20分，方舟子一连在自家的微博上发出21条记录，把矛头指向“打工皇帝”唐骏。

    在这一系列微博中，方舟子针对唐骏在《我的成功可以复制》一书中透露的其个人学位、求学及工作经历，提出了多个质疑，并出示了部分查证证据，提出“唐骏的‘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是假的，是不是也要大家跟着复制如何造假？”

    方舟子接着怀疑唐骏所读的美国西太平洋大学“是一家著名的卖文凭的野鸡大学，此校在夏威夷注册，没有得到美国认证机构的认证”。

    此后，这所被称为“野鸡大学”的美国高校，被翻出了一大批博士毕业生名单，国内多家国企、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赫然在列。

    精英与大多数无用的人：吴晓波

    财经作家、媒体人吴晓波在接受一档访谈节目时称：“我是个挺精英主义者的。我认为这个世界不需要那么多人去同时思考那么多问题”“我只服务于少数的几十万人就够了。”

  • 科研不端记录

    2023.5.29 陈大伟论文被撤稿

    《肿瘤的基因治疗》（cancer gene therapy）发布撤稿说明称，因论文图片中一把可疑的带有划痕的钢尺图像，该期刊3年前发表的1篇论文中的研究数据遭到质疑。这把钢尺还先后出现在另外3篇不同署名作者、不同期刊的论文中。该论文题目：《环状rna (circrna) circ_001504通过吸附microrna-149来增加nucb2 从而促进肾细胞癌的发展》（circ_001504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renal cell carcinoma by sponging microrna-149 to increase nucb2），2020年10月27日在线发表，通讯作者吉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放射医学系辐射防护学教研室教授、中华预防医学会放射卫生专业委员会第五届常务委员、吉林省核学会理事长陈大伟。
    另一篇被撤回的论文通讯作者是兰州大学第一医院肿瘤外科主任医师、教授关泉林，论文标题是《circ_002117结合microrna-370，促进内质网应激诱导的胃癌细胞凋亡》（circ_002117 binds to microrna-370 and promotes endoplasmic reticulum stress-induced apoptosis in gastric cancer），于2020年9月25日在线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国际癌细胞》（cancer cell international）上，于2022年12月13日被撤回。
    第3篇被撤回论文通讯作者青岛大学附属医院泌尿外科病区副主任、副教授、副主任医师杨学成，论文标题是《间充质干细胞来源的外泌体 microrna-139-5p 通过靶向 prc1 抑制膀胱癌的肿瘤发生》（mesenchymal stem cells-derived exosomal microrna-139-5p restrains tumorigenesis in bladder cancer by targeting prc1），于2020年10月29日在线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致癌基因》（oncogen）上，于2023年5月30日被撤回。
    说明提及但尚未撤回的论文署名通讯作者是“兰州大学第一医院普外科”、“兰州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周文策，现任兰州大学第二医院（第二临床医学院）副书记、院长，兼任中华医学会消化内镜学分会大数据协作组委员、《中华消化内镜杂志》、《world journal of gastrointestinal endoscopy》、《癌症杂志》、《肿瘤防治研究杂志》、《临床肝胆病杂志》、《肝胆胰外科杂志》等期刊编委或审稿人，论文的标题是《m2巨噬细胞来源的细胞外囊泡分泌的mir-365通过btg2/fak/akt轴促进胰腺导管腺癌进展》（mir-365 secreted from m2 macrophage-derived extracellular vesicles promotes pancreatic ductal adenocarcinoma progression through the btg2/fak/akt axis），于2021年4月3日在线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与分子医学杂志》（journal of cellular and molecular medicine）上。

    2023年5月16日　曹婷、李丽红论文被撤回

    2019年3月，Medical Science Monitor(IF:3.386/4区)期刊上在线发表的题为“Caffeine Treatment Promotes Differentiation and Maturation of Hypoxic Oligodendrocytes via Counterbalancing Adenosine 1 Adenosine Receptor-Induced Calcium Overload”（咖啡因通过平衡腺苷1 -腺苷受体诱导的钙超载促进缺氧少突胶质细胞的分化和成熟）的论文因研究可信度和原创性欠缺被撤回，第一作者联合陆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新桥医院）Ting Cao（音译　曹婷）、通讯作者陆军军医大学Hongli Li（音译　李红丽）。

    2023年5月10日　范存义、吴氢凯论文被撤回

    《干细胞研究与治疗》（Stem Cell Research & Therapy） 发布撤稿说明，“主编们已经撤回了这篇论文……作者表示，论文的图4f和6g确实包含错误，且论文中的蛋白质印迹图不是以其原始状态呈现的。他们提供了原始数据来解决这些问题；然而，这些新数据更加不一致，且包含高度相似的图像。因此，主编们对这篇文章的数据和结论不再有信心。”该论文于2018年12月13日在线发表，论文标题是《长非编码RNA HIF1A-AS2通过miR-665/IL6轴经PI3K/Akt信号通路促进脂肪源干细胞成骨分化》（Long non-coding RNA HIF1A-AS2 facilitates adipose-derived stem cells (ASCs) osteogenic differentiation through miR-665/IL6 axis via PI3K/Akt signaling pathway），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六人民医院副院长范存义、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吴氢凯共同作为通讯作者。

    2022.12.16 苏州大学撤销邵某历史学博士学位

    邵宝，2014年6月获苏州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中国近现代史专业），苏州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撤销邵历史学博士学位，注销其博士学位证书（证书编号：1028522014000016）。邵论文涉嫌抄袭酒井順一郎著作，该论文以《大江歌罢掉头东–清末留日学生留学实态研究》为名2021年5月由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2022.11.29 Ruyao Gong论文被撤稿

     2022 年发表在期刊《Advances in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上的题为《Monitoring of Sports Health Indicators Based on Wearable Nanobiosensors》的论文被发现用字母T代替误差棒等系列错误被撤稿。论文的第一作者为临沂大学运动健康学院的Ruyao Gong。
    该期刊出版商 Hindawi是全球知名开放获取期刊出版商之一，旗下期刊接受率很高且审稿和出版很快。2022.9.28，Hindawi 宣布将对对旗下 16 家期刊的共计 511 篇文章予以撤稿，其中中国学者占多数。
    2016 年，Hindawi 旗下期刊 《The Scientific World Journal》 一口气撤稿了 5 篇来自特刊的文章。不同寻常的是，这期特刊的客座编辑 Xavier Delorme 向期刊反映，自己的身份被他人盗用。此外，来自来剑桥大学研究人员 Nick Wise曾对Hindawi旗下的期刊Wireless Communications and Mobile Computing 进行了调查，发现这本期刊的发文量从每年约 200 篇暴涨至2022 年的 2429 篇论文，并且这些增量主要来自于特刊征稿。

    《经济学》（季刊）编辑部202年4月18日在官网发布《不端行为的处理决定》

    认定厦门大学法学院2019级博士生杨彦龙2022年2月20日所投论文《跨国技术授权、出口贸易策略选择与社会福利效果》在理论模型、论文结构、模型主要结论等多个方面，明显剽窃蔡明芳和杨雅博2016年发表在台湾某刊物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期刊编委会对其处理包括：10年内禁止其在《经济学》（季刊）投稿；处理决定其刊主页https://ceq.ccer.pku.edu.cn展示至少2年（自2022年4月起）。

    科技部通报部分教育、医疗机构医学科研诚信案件调查处理结果（2022年3月17日）

    　　一、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于凯江为通讯作者、黄巍为第一作者的论文“Long non-coding RNA PVT1 promote LPS-induced septic acute kidneyinjury by regulating TNFαand JNK/NF-κB pathways in HK-2 cells”。经调查，该论文存在篡改数据、不当署名等行为。对黄巍作出如下处理：科研诚信诫勉谈话，取消申报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项目、奖励资格5年，取消晋升职务职称资格3年；对于凯江作出如下处理：科研诚信诫勉谈话，取消申报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项目、评奖资格3年，取消学术学位研究生招生资格3年。　　（通报链接：https://www.hrbmu.edu.cn/kyc/info/1026/1252.htm）
    　　二、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刘万鹏为通讯作者、金承俊为第一作者的论文“Silencing circular RNA circZNF609 restrains growth, migration and invasion by up-regulating microRNA-186-5p in prostate cancer”。经调查，该论文存在代写代投、买卖论文的行为。对金承俊作出如下处理：科研诚信诫勉谈话，取消申报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项目、奖励资格3年，取消晋升研究生导师资格3年，取消晋升职务职称资格2年；对刘万鹏作出如下处理：科研诚信诫勉谈话，取消申报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项目、奖励资格5年，取消晋升研究生导师资格4年，取消晋升职务职称资格3年。　　（通报链接：https://www.hrbmu.edu.cn/kyc/info/1026/1253.htm）
    　　三、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张瑶为通讯作者、姚远为第一作者的论文“Knockdown of long noncoding RNA Malat1 aggravates hypoxia-induced cardiomyocyte injury targeting miR-217”。经调查，该论文存在不当署名的行为。对姚远作出如下处理：科研诚信诫勉谈话，取消申报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项目、奖励资格5年，取消晋升职务职称资格3年，延期博士毕业2年；对张瑶作出如下处理：科研诚信诫勉谈话，取消申报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项目、评奖资格3年，取消学术学位研究生招生资格3年。　　（通报链接：https://www.hrbmu.edu.cn/kyc/info/1026/1254.htm）
    　　四、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曹杨为通讯作者、吴滨奇为第一作者的论文“Suppression of adriamycin resistance in osteosarcoma by blocking Wnt/β-catenin signal pathway”。经调查，该论文存在代写代投、买卖论文的行为。对吴滨奇作出如下处理：科研诚信诫勉谈话，取消申报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项目、奖励资格5年，取消晋升研究生导师资格4年，取消晋升职务职称资格3年；对曹杨作出如下处理：科研诚信诫勉谈话，取消申报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项目、奖励资格3年，取消学术学位研究生招生资格3年。　　（通报链接：https://www.hrbmu.edu.cn/kyc/info/1026/1255.htm）

    　　五、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刘倩为通讯作者、王菲为第一作者的论文“Effects of miR-214 on cervical cancer cell proliferation, apoptosis and invasion via modulating PI3K/Akt/mTOR signal pathway”。经调查，该论文存在篡改数据的行为。对王菲作出如下处理：科研诚信诫勉谈话，取消申报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项目、奖励资格5年，取消晋升研究生导师资格4年，取消晋升职务职称资格3年；对刘倩作出如下处理：科研诚信诫勉谈话，取消申报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项目、评奖资格3年，取消学术学位研究生招生资格3年。　　（通报链接：https://www.hrbmu.edu.cn/kyc/info/1026/1256.htm）
    　　六、山东大学第二医院徐晖为通讯作者、李跃为第一作者的论文“Long noncoding RNA LINP1 promoted proliferation and invasion of ovarian cancer via inhibiting KLF6”。经调查，该论文存在买卖论文、不当署名的行为。徐晖对论文撰写、投稿和发表过程不知情；对李跃作出如下处理：党内严重警告，降低岗位等级，由医师十一级岗将至医师十二级岗，取消晋升专业技术职务资格3年，取消申报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项目资格5年。　　（通报链接：http://www.ac.sdu.edu.cn/info/1073/1262.htm）

    　　七、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张志勉为通讯作者、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徐晓萌（山东大学在职申请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田力为并列第一作者的论文“Triptolide inhibits angiogenesis in micro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sthrough regulation of miR-92a”。经调查，该论文存在伪造、篡改研究数据、图表及不当署名的行为。对徐晓萌作出如下处理：取消博士学位申请资格，3年内不接受其学位申请，取消科研项目、科研奖励、科技成果、科技人才计划等申报资格5年，取消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5年，取消已获得的学会、协会等学术工作机构的委员或成员资格，暂缓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1年；对张志勉作出如下处理：暂停研究生招生资格1年；对田力作出如下处理：科研诚信诫勉谈话，一定范围内通报批评。　　（通报链接：http://www.ac.sdu.edu.cn/info/1073/1262.htm）

    　　八、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孔菲为第一作者、附属第一医院金娟为通讯作者的论文“Long noncoding RNA RMRP upregulation aggravates myocardial ischemiareperfusion injury by sponging miR206 to target ATG3 expression”。经调查，该论文存在图片造假、不当署名的行为。对孔菲作出如下处理：科研诚信诫勉谈话，取消申报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项目、奖励资格3年，取消研究生导师招生资格1年，取消晋升职务职称资格2年；对金娟作出如下处理：科研诚信诫勉谈话，取消申报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项目、评奖资格3年，取消研究生导师招生资格1年。　　（通报链接：http://kjc.hljucm.net/info/1094/1243.htm）

    　　九、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吕宝军为通讯作者、卜巨源和吕维泽为共同第一作者的论文“Long non-coding RNA LINC00978 promotes cell proliferation and tumorigenesis via regulating microRNA-497/NTRK3 axis in gastric cancer”。经调查，该论文存在代写、伪造研究数据、违反科研伦理、一稿多投行为。对吕宝军作出如下处理：取消晋升职务职称、申报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项目、考核评优等资格5年，不予聘任教师职务，终身不得申请认定研究生导师资格，降低岗位等级一级；对卜巨源（与另外1篇论文合并处理）作出如下处理：撤销急诊科副主任职务，取消晋升职务职称、申报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项目、考核评优等资格7年，终身不得申请认定研究生导师资格，不予聘任教师职务，留党察看2年，降低岗位等级两级；对吕维泽作出如下处理：取消晋升职务职称、申报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项目、考核评优等资格5年，终身不得申请认定研究生导师资格，不予聘任教师职务，降低岗位等级一级。　　（通报链接：http://xuefeng.sysu.edu.cn/gzdt/1398704.htm）

    　　十、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林志东为通讯作者、朱耿隆为第一作者的论文“Kaempferol inhibits proliferation, migration, and invasion of liver cancer HepG2 cells by down-regulation of microRNA-21”。经调查，该论文存在代写、伪造研究数据行为。对林志东作出如下处理：取消晋升职务职称、申报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项目、考核评优等资格5年，终身不得申请认定研究生导师资格，不予聘任教师职务，留党察看1年，降低岗位等级一级；对朱耿隆作出如下处理：取消研究生导师任职资格，不予聘任教师职务，取消晋升职务职称、申报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项目、考核评优等资格7年，撤销副主任医师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留党察看1年，降低岗位等级一级。（通报链接：http://xuefeng.sysu.edu.cn/gzdt/1398704.htm）

    　　十一、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杨中萌为通讯作者兼第一作者的论文“Down-regulation of microRNA-23b aggravates LPS-induced inflammatory injury in chondrogenic ATDC5 cells by targeting PDCD4”。经调查，该论文存在代写、伪造研究数据行为。对杨中萌作出如下处理：取消晋升职务职称、申报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项目、考核评优等资格5年，终身不得申请认定研究生导师资格，不予聘任教师职务，降低岗位等级一级。　　（通报链接：http://xuefeng.sysu.edu.cn/gzdt/1398704.htm）

    　　十二、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黄江龙、金亦为共同通讯作者、梁彩倩和符永玫为共同第一作者的论文“The effect of miR-224 down-regulation on SW80 cell proliferation and apoptosis and weakening of ADM drug resistance”。经调查，该论文存在代写、伪造实验数据行为。对黄江龙作出如下处理：取消研究生导师任职资格，不予聘任教师职务，取消晋升职务职称、申报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项目、考核评优等资格10年，留党察看2年，降低岗位等级两级；对金亦作出如下处理：取消研究生导师任职资格，不予聘任教师职务，取消晋升职务职称、申报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项目、考核评优等资格7年，撤销主任医师专业技术任职资格，降低岗位等级一级；对梁彩倩作出如下处理：取消晋升职务职称、申报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项目、考核评优等资格5年，终身不得申请认定研究生导师资格，不予聘任教师职务，降低岗位等级一级；对符永玫作出如下处理：取消晋升职务职称、申报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项目、考核评优等资格5年，终身不得申请认定研究生导师资格，不予聘任教师职务，降低岗位等级一级。　　（通报链接：http://xuefeng.sysu.edu.cn/gzdt/1398704.htm）

    　　十三、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司徒杰为通讯作者、李名钊为第一作者的论文“SOCS3 overexpression enhances ADM resistance in bladder cancer T24 cells”。经调查，该论文存在代写、伪造研究数据、虚假标注基金行为。对司徒杰作出如下处理：取消研究生导师任职资格，不予聘任教师职务，取消晋升职务职称、申报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项目、考核评优等资格7年，撤销主任医师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留党察看1年，降低岗位等级一级；对李名钊作出如下处理：取消晋升职务职称、申报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项目、考核评优等资格7年，撤销主治医师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终身不得申请认定研究生导师资格，不予聘任教师职务。　　（通报链接：http://xuefeng.sysu.edu.cn/gzdt/1398704.htm）

    　　十四、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王行环为通讯作者、陈乐仲为第一作者的论文“MiR-203 over-expression promotes prostate cancer cell apoptosis and reduces ADM resistance”。经调查，该论文存在买卖论文、不当署名的行为。王行环对论文投稿、撰写等不知情；对陈乐仲作出如下处理：科研诚信诫勉谈话，暂停国家财政资助科研项目申请资格2年，撤销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　　（通报链接：http://xkjspt.znhospital.cn/tzgg/8840.jhtml）

    　　十五、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杨菁为通讯作者、杨晓红为第一作者的论文“Involvement ofNORAD/miR-608/STAT3 axis in carcinostasis effects of physcion 8-O-β-GlucopyRanoside on ovarian cancer cells”。经调查，该论文存在买卖论文、不当署名的行为。对杨菁作出如下处理：科研诚信诫勉谈话，不得将此论文用于职称职务晋升、获得学位、项目申报、人才计划、论文奖励、奖金、报销以及其他通过此论文获取利益行为，减招研究生1年；对杨晓红作出如下处理：科研诚信诫勉谈话，撤销临床医学博士学位。　　（通报链接：http://www.rmhospital.com/a_overview/08_3_05.html）

    　　十六、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宋启斌为通讯作者、周金为第一作者的论文“MicroRNA-641 inhibits lung cancer cells proliferation, metastasis but promotes apoptosis in cells by targeting PDCD4”。经调查，该论文存在篡改图片、不当署名的行为。对周金作出如下处理：科研诚信诫勉谈话，不得将此论文用于获得学位、职称职务晋升、项目申报、人才计划、论文奖励、奖金、报销以及其他通过此论文获取其他利益行为，取消承担财政资金支持的科技项目资格3年；对宋启斌作出如下处理：科研诚信诫勉谈话，不得将此论文用于获得学位、职称职务晋升、项目申报、人才计划、论文奖励、奖金、报销以及其他通过此论文获取其他利益行为，减招研究生1年，停止申报各级科技奖励1年。

    　　（通报链接：http://www.rmhospital.com/a_overview/08_3_05.html）

    　　十七、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于莉莉为通讯作者、韩凝为第一作者的论文“circSMAD2 governs migration and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by inhibiting micro RNA‐9”。经调查，该论文存在买卖论文数据的行为。对韩凝（与另外1篇论文合并处理）、于莉莉（与另外1篇论文合并处理）作出如下处理：通报批评，取消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申报资格6年，取消各类评奖评优资格2年，取消职务、职称晋升有效申报资格1次，扣发岗位津贴24个月，禁止参加研究生招生资格审查2年。对其他作者范李（与另外2篇论文合并处理）作出如下处理：通报批评，取消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申报资格6年，取消各类评奖评优资格2年，取消职务、职称晋升有效申报资格1次，扣发岗位津贴24个月，禁止参加研究生招生资格审查2年，撤销博士学位。

    　　（通报链接：http://jluxfjs.jlu.edu.cn/content.jsp?urltype=news.NewsContentUrl&wbtreeid=1021&wbnewsid=1441）

    　　十八、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孙大军、尹德馨为通讯作者，吉林大学第二医院李亚萍为第一作者的论文“Ras–ERK1/2 signaling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uveal melanoma by downregulating H3K14ac”。经调查，该论文存在编造研究过程的行为。对孙大军（与另外4篇论文合并处理）作出如下处理：通报批评，取消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申报资格8年，取消2年内各类评奖评优资格，取消职务、职称晋升申报资格1次，扣发岗位津贴24个月，禁止参加研究生招生资格审查2年。对尹德馨（与另外6篇论文合并处理）作出如下处理：通报批评，终身取消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申报资格，取消各类评奖评优资格2年，取消职务、职称晋升申报资格1次，扣发岗位津贴24个月，禁止参加研究生招生资格审查3年，撤销副主任医师、副教授职务。对李亚萍（与另外3篇论文合并处理）作出如下处理：通报批评，取消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申报资格8年，取消各类评奖评优资格2年，取消职务、职称晋升有效申报资格1次，扣发岗位津贴24个月，禁止参加研究生招生资格审查2年。

    　　（通报链接：http://jluxfjs.jlu.edu.cn/content.jsp?urltype=news.NewsContentUrl&wbtreeid=1021&wbnewsid=1441）

    　　十九、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魏鑫为通讯作者、范李为第一作者的论文“Carcinogenic role of K-Ras-ERK1/2 signaling in bladder cancer via inhibition of H1.2 phosphorylation at T146”。经调查，该论文存在买卖论文数据的行为。对范李（与另外2篇文章合并处理）作出如下处理：通报批评，取消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申报资格6年，取消各类评奖评优资格2年，取消职务、职称晋升有效申报资格1次，扣发岗位津贴24个月，禁止参加研究生招生资格审查2年，撤销博士学位；对魏鑫（与另外2篇论文合并处理）作出如下处理：通报批评，取消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申报资格5年，取消各类评奖评优资格2年，取消职务、职称晋升有效申报资格1次，扣发岗位津贴12个月，禁止参加研究生招生资格审查1年。

    　　（通报链接：http://jluxfjs.jlu.edu.cn/content.jsp?urltype=news.NewsContentUrl&wbtreeid=1021&wbnewsid=1441）

    　　二十、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刘乃杰为通讯作者、梁华新为第一作者的论文“Neferine inhibits proliferation, migration and invasion of U251 glioma cells by down-regulation of miR-10b”。经调查，该论文存在买卖论文数据的行为。对梁华新、刘乃杰作出如下处理：通报批评，取消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申报资格5年，取消各类评奖评优资格2年，取消职务、职称晋升有效申报资格1次，扣发岗位津贴12个月，禁止参加研究生招生资格审查1年，撤销梁华新副主任医师职务，撤销刘乃杰副主任医师、副教授职务。

    　　（通报链接：http://jluxfjs.jlu.edu.cn/content.jsp?urltype=news.NewsContentUrl&wbtreeid=1021&wbnewsid=1453）

    　　二十一、吉林大学第二医院韩宁、孙唯轩为共同通讯作者、李亚萍为第一作者的论文“KRas-ERK signalling promotes the onset and maintenance of uveal melanoma through regulating JMJD6-mediated H2A.X phosphorylation at tyrosine 39”。经调查，该论文存在篡改数据、代投的行为。对李亚萍（与另外3篇论文合并处理）作出如下处理：通报批评，取消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申报资格8年，取消各类评奖评优资格2年，取消职务、职称晋升有效申报资格1次，扣发岗位津贴24个月，禁止参加研究生招生资格审查2年；对韩宁作出如下处理：通报批评，取消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申报资格5年，取消各类评奖评优资格2年，取消职务、职称晋升有效申报资格1次，扣发岗位津贴12个月，禁止参加研究生招生资格审查1年；对孙唯轩（与另外3篇论文合并处理）作出如下处理：作为在籍研究生，给予留校察看处分。　　（通报链接：http://jluxfjs.jlu.edu.cn/content.jsp?urltype=news.NewsContentUrl&wbtreeid=1021&wbnewsid=1453）

    　　二十二、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于莉莉为通讯作者、韩凝为第一作者的论文“The inhibitory function of icariin in cell model of benign prostatic hyperplasia by upregulation of miR-7”。经调查，该论文存在买卖论文数据的行为。对韩凝（与另外1篇论文合并处理）、于莉莉（与另外1篇论文合并处理）作出如下处理：通报批评，取消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申报资格6年，取消各类评奖评优资格2年，取消职务、职称晋升有效申报资格1次，扣发岗位津贴24个月，禁止参加研究生招生资格审查2年。对其他作者魏鑫（与另外2篇论文合并处理）作出如下处理：通报批评，取消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申报资格5年，取消各类评奖评优资格2年，取消职务、职称晋升有效申报资格1次，扣发岗位津贴12个月，禁止参加研究生招生资格审查1年。　　（通报链接：http://jluxfjs.jlu.edu.cn/content.jsp?urltype=news.NewsContentUrl&wbtreeid=1021&wbnewsid=1453）

    　　二十三、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王杨为通讯作者、孔大亮为第一作者发表论文“Knockdown of lncRNA HULC inhibits proliferation, migration, invasion and promotes apoptosis by sponging miR-122 in osteosarcoma”。经调查，该论文存在买卖论文数据的行为。对王杨（与另外11篇论文合并处理）作出如下处理：通报批评，终身取消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申报资格，取消各类评奖评优资格2年，取消职务、职称晋升有效申报资格1次，扣发岗位津贴24个月，终身禁止参加研究生招生资格审查；对孔大亮（与另外4篇论文合并处理）作出如下处理：通报批评，取消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申报资格6年，取消各类评奖评优资格2年，取消职务、职称晋升有效申报资格1次，扣发岗位津贴24个月，禁止参加研究生招生资格审查2年，撤销副主任医师、副教授职务。　　（通报链接：http://jluxfjs.jlu.edu.cn/content.jsp?urltype=news.NewsContentUrl&wbtreeid=1021&wbnewsid=1453）

    　　二十四、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尹德馨、孙唯轩为通讯作者，吉林大学第二医院李亚萍为第一作者的论文“Ras-PI3K-AKT signaling promotes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uveal melanoma by downregulating H3K56ac expression”。经调查，该论文存在编造研究过程的行为。对李亚萍（与另外3篇论文合并处理）作出如下处理：通报批评，取消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申报资格8年，取消各类评奖评优资格2年，取消职务、职称晋升有效申报资格1次，扣发岗位津贴24个月，禁止参加研究生招生资格审查2年；对尹德馨（与另外6篇论文合并处理）作出如下处理：通报批评，终身取消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申报资格，取消各类评奖评优资格2年，取消职务、职称晋升有效申报资格1次，扣发岗位津贴24个月，禁止参加研究生招生资格审查3年，撤销副主任医师、副教授职务；对孙唯轩（与另外3篇论文合并处理）作出如下处理：作为在籍研究生，给予留校察看处分。　　（通报链接：http://jluxfjs.jlu.edu.cn/content.jsp?urltype=news.NewsContentUrl&wbtreeid=1021&wbnewsid=1453）

    　　二十五、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范李为通讯作者、姜福全为第一作者的论文“IncRNA PEG10 promotes cell survival,invasion and migration by sponging miR-134 in human bladder cancer”。经调查，该论文存在买卖论文数据的行为。对姜福全作出如下处理：通报批评，取消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申报资格5年，取消各类评奖评优资格2年，取消职务、职称晋升有效申报资格1次，扣发岗位津贴12个月，禁止参加研究生招生资格审查1年，撤销副主任医师职务，已启动相关程序，撤销其博士学位；对范李（与另外2篇论文合并处理）作出如下处理：通报批评，取消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申报资格6年，取消各类评奖评优资格2年，取消职务、职称晋升有效申报资格1次，扣发岗位津贴24个月，禁止参加研究生招生资格审查2年，撤销博士学位。　　（通报链接：http://jluxfjs.jlu.edu.cn/content.jsp?urltype=news.NewsContentUrl&wbtreeid=1021&wbnewsid=1453）

    　　二十六、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宋彬为通讯作者、张闻宇为第一作者的论文“Propofol inhibits proliferation, migration and invasion of gastric cancer cells by up-regulating microRNA-195”。经调查，该论文存在买卖论文数据的行为。对张闻宇（与另外1篇论文合并处理）作出如下处理：通报批评，取消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申报资格6年，取消各类评奖评优资格2年，取消职务、职称晋升有效申报资格1次，扣发岗位津贴24个月，禁止参加研究生招生资格审查2年，撤销副主任医师职务；对宋彬作出如下处理：通报批评，取消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申报资格5年，取消各类评奖评优资格2年，取消职务、职称晋升有效申报资格1次，扣发岗位津贴12个月，禁止参加研究生招生资格审查1年，撤销副主任医师职务；对其他作者王杨（与另外11篇论文合并处理）作出如下处理：通报批评，终身取消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申报资格，取消各类评奖评优资格2年，取消职务、职称晋升有效申报资格1次，扣发岗位津贴24个月，终身禁止参加研究生招生资格审查。　　（通报链接：http://jluxfjs.jlu.edu.cn/content.jsp?urltype=news.NewsContentUrl&wbtreeid=1021&wbnewsid=1453）

    　　二十七、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王文军为通讯作者、刘美含为第一作者的论文“Salidroside protects ATDC5 cells against lipopolysaccharide-induced injury through up-regulation of microRNA-145 in osteoarthritis”。经调查，该论文存在买卖论文数据的行为。对刘美含（与另外5篇论文合并处理）作出如下处理：通报批评，取消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申报资格7年，取消各类评奖评优资格2年，取消职务、职称晋升有效申报资格1次，扣发岗位津贴24个月，禁止参加研究生招生资格审查2年，撤销副主任医师职务；对王文军（与另外3篇论文合并处理）作出如下处理：通报批评，取消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申报资格8年，取消各类评奖评优资格2年，取消职务、职称晋升有效申报资格1次，扣发岗位津贴24个月，禁止参加研究生招生资格审查2年；对其他作者张静哲（与另外5篇论文合并处理）作出如下处理：通报批评，取消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申报资格6年，取消各类评奖评优资格2年，取消职务、职称晋升有效申报资格1次，扣发岗位津贴24个月，禁止参加研究生招生资格审查2年。　　（通报链接：http://jluxfjs.jlu.edu.cn/content.jsp?urltype=news.NewsContentUrl&wbtreeid=1021&wbnewsid=1453）

    　　二十八、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张翘为通讯作者、应洪亮为第一作者的论文“Long non-coding RNA activated by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 beta alleviates lipopolysaccharide-induced inflammatory injury via regulating microRNA-223 in ATDC5 cells”。经调查，该论文存在编造研究过程，伪造研究数据、图表行为的行为。对应洪亮（与另外2篇论文合并处理）作出如下处理：通报批评，取消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申报资格7年，取消各类评奖评优资格2年，取消职务、职称晋升有效申报资格1次，扣发岗位津贴24个月，禁止参加研究生招生资格审查2年；对张翘（与另外2篇论文合并处理）作出如下处理：通报批评，取消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申报资格7年，取消各类评奖评优资格2年，取消职务、职称晋升有效申报资格1次，扣发岗位津贴24个月，禁止参加研究生招生资格审查2年；对其他作者王永琨(与其他5篇论文合并处理)作出如下处理：通报批评，取消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申报资格7年，取消各类评奖评优资格2年，取消职务、职称晋升有效申报资格1次，扣发岗位津贴24个月，禁止参加研究生招生资格审查2年。

    　　（通报链接：http://jluxfjs.jlu.edu.cn/content.jsp?urltype=news.NewsContentUrl&wbtreeid=1021&wbnewsid=1453）

    　　二十九、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王永琨为通讯作者、姜睿为第一作者的论文“Kaempferol protects chondrogenic ATDC5 cells against inflammatory injury triggered by lipopolysaccharide through down-regulating miR-146a”。经调查，该论文存在编造研究过程，伪造研究数据、图表的行为。对姜睿（与另外4篇论文合并处理）作出如下处理：通报批评，取消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申报资格9年，取消各类评奖评优资格2年，取消职务、职称晋升有效申报资格1次，扣发岗位津贴24个月，禁止参加研究生招生资格审查3年，撤销副主任医师职务；对王永琨（与另外5篇论文合并处理）作出如下处理：通报批评，取消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申报资格7年，取消各类评奖评优资格2年，取消职务、职称晋升有效申报资格1次，扣发岗位津贴24个月，禁止参加研究生招生资格审查2年。

    　　（通报链接：http://jluxfjs.jlu.edu.cn/content.jsp?urltype=news.NewsContentUrl&wbtreeid=1021&wbnewsid=1453）

    　　三十、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于涛为通讯作者、赵长福为第一作者的论文“Knockdown of microRNA-203 alleviates LPS-induced injury by targeting MCL-1 in C28/I2 chondrocytes”。经调查，该论文存在买卖论文数据的行为。对赵长福（与另外1篇论文合并处理）、于涛（与另外1篇论文合并处理）作出如下处理：通报批评，取消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申报资格5年，取消各类评奖评优资格2年，取消职务、职称晋升有效申报资格1次，扣发岗位津贴12个月，禁止参加研究生招生资格审查1年，撤销主任医师职务。

    　　（通报链接：http://jluxfjs.jlu.edu.cn/content.jsp?urltype=news.NewsContentUrl&wbtreeid=1021&wbnewsid=1453）

    　　三十一、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胡俊喜为通讯作者、王小敏为第一作者的论文“Silence of lncRNA ANRIL represses cell growth and promotes apoptosis in retinoblastoma cells through regulating miR-99a and cMyc”。经调查，该论文存在代写、伪造通讯作者邮箱的行为。胡俊喜对论文投稿、撰写等不知情；对王小敏作出如下处理：科研诚信诫勉谈话,取消评先评优资格2年，取消专业技术职务晋升资格2年，取消申请或申报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科技奖励、科技人才称号资格2年。

    　　（通报链接：https://www.xxmu.edu.cn/kjc/info/1016/2427.htm）

    　　三十二、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梁秋冬为通讯作者、吴大鹏为第一作者的论文“MiR-1246 Promotes LPS-Induced Inflammatory Injury in Chondrogenic Cells ATDC5 by Targeting HNF4γ”。经调查，该论文存在伪造通讯作者邮箱、篡改数据和图片的行为。梁秋冬对论文投稿、撰写等不知情；对吴大鹏作出如下处理：科研诚信诫勉谈话，取消评先评优资格2年，取消专业技术职务晋升资格2年，取消申请或申报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科技奖励、科技人才称号资格2年。

    　　（通报链接：https://www.xxmu.edu.cn/kjc/info/1016/2427.htm）

    　　三十三、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赵斌为通讯作者、贾金领为第一作者的论文“MiR-125b Inhibits LPS-Induced Inflammatory Injury via Targeting MIP-1α in Chondrogenic Cell ATDC5”。经调查，该论文存在伪造通讯作者邮箱、篡改数据和图片的行为。赵斌对论文投稿、撰写等不知情；对贾金领作出如下处理：科研诚信诫勉谈话，取消评先评优资格2年，取消专业技术职务晋升资格2年，取消申请或申报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科技奖励、科技人才称号资格2年。

    　　（通报链接：https://www.xxmu.edu.cn/kjc/info/1016/2427.htm）

    　　三十四、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王宁为通讯作者和第一作者的论文“Euxanthone suppresses tumor growth and metastasis in colorectal cancer via targeting CIP2A/PP2A pathway”。经调查，该论文存在篡改数据和图片的行为。对王宁作出如下处理：科研诚信诫勉谈话，取消评先评优资格2年，取消专业技术职务晋升资格2年，取消申请或申报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科技奖励、科技人才称号资格2年。

    　　（通报链接：https://www.xxmu.edu.cn/kjc/info/1016/2427.htm）

    　　三十五、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赵国安为通讯作者、新乡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杨秀丽为第一作者的论文“Physcion 8-O-β-glucopyranoside alleviates oxidized low-density lipoprotein-induced human umbilical vein endothelial cells injury by inducing autophagy via AMPK/SIRT1 signaling”。经调查，该论文存在伪造通讯作者邮箱、篡改数据和图片的行为。赵国安对论文投稿、撰写等不知情；对杨秀丽作出如下处理：科研诚信诫勉谈话，取消评先评优资格2年，取消专业技术职务晋升资格2年，取消申请或申报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科技奖励、科技人才称号资格2年。

    　　（通报链接：https://www.xxmu.edu.cn/kjc/info/1016/2427.htm）

    　　三十六、河南大学淮河医院李诗杰为通讯作者，郭俊强、杨志家为第一作者的论文“LncRNA SNHG16 functions as an oncogene by sponging miR-200a-3p in pancreatic cancer”。经调查，该论文存在买卖论文、不当署名的行为。对郭俊强（与另外1篇论文合并处理）作出如下处理：科研诚信诫勉谈话，推迟职称晋升资格2年，取消承担财政资金支持项目资格，申请或申报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科技奖励、科技人才称号资格，评优评先资格，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5年；李诗杰、杨志家对论文投稿、撰写等不知情，对李诗杰、杨志家作出如下处理：科研诚信诫勉谈话，取消评优评先资格1年。

    　　（通报网址：https://kyc.henu.edu.cn/info/1289/11812.htm）

    　　三十七、河南大学淮河医院郭俊强为通讯作者兼第一作者的论文“PHD2 acts as an oncogene through activation of Ras/Raf/MEK/ERK and JAK1/STAT3 pathways in huma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cells”。经调查，该论文存在买卖论文行为。对郭俊强（与另外1篇论文合并处理）作出如下处理：科研诚信诫勉谈话，推迟职称晋升资格2年，取消承担财政资金支持项目资格，申请或申报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科技奖励、科技人才称号资格，评优评先资格，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5年。

    　　（通报网址：https://kyc.henu.edu.cn/info/1289/11812.htm）

    　　三十八、河南大学淮河医院刘辉为通讯作者兼第一作者、常俊锴为并列第一作者的论文“Inhibition of miR-221 influences bladder cancer cell proliferation and apoptosis”。经调查，该论文存在买卖论文、不当署名的行为。对刘辉作出如下处理：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降低岗位聘任等级（由副主任医师降聘为主治医师）2年，推迟职称晋升资格2年，取消承担财政资金支持项目资格，申请或申报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科技奖励、科技人才称号资格，评优评先资格，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3年。常俊锴对论文投稿、撰写等不知情，对常俊锴作出如下处理：科研诚信诫勉谈话，取消评优评先资格1年。

    　　（通报网址：https://kyc.henu.edu.cn/info/1289/11812.htm）

    　　三十九、河南大学基础医学院丁勇为通讯作者、河南大学淮河医院马骥为第一作者的论文“Geniposide suppresses growth, migration and invasion of MKN45 cells by down-regulation of lncRNA HULC”。经调查，该论文存在买卖论文的行为。对马骥作出如下处理：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降低岗位聘任等级（由主治医师降聘为住院医师）2年，推迟职称晋升资格2年，取消承担财政资金支持项目资格，申请或申报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科技奖励、科技人才称号资格，评优评先资格，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3年；对丁勇作出如下处理：科研诚信诫勉谈话，取消评优评先资格、职称晋升资格1年。

    　　（通报网址：https://kyc.henu.edu.cn/info/1289/11812.htm）

    　　四十、河南大学淮河医院徐海霞、马传根为通讯作者，杨晴、张挚为第一作者的论文“Lidocaine alleviates cytotoxicity-resistance in lung cancer A549/DDP cell via down-regulation of miR-21”。经调查，该论文存在买卖论文、不当署名的行为。对杨晴作出如下处理：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降低一级岗位聘任（由副主任医师降聘为主治医师）2年，推迟职称晋升资格2年，取消承担财政资金支持项目资格，申请或申报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科技奖励、科技人才称号资格，评优评先资格，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3年。徐海霞、马传根和张挚对论文投稿、撰写等不知情，对徐海霞、马传根、张挚作出如下处理：科研诚信诫勉谈话，取消评优评先资格1年。

    　　（通报网址：https://kyc.henu.edu.cn/info/1289/11812.htm）

    　　四十一、河南大学淮河医院李爱香为通讯作者、于沙双为第一作者的论文“Propofol exerts neuroprotective functions by down-regulating microRNA-19a in glutamic acid-induced PC12 cells”。经调查，该论文存在买卖论文、不当署名的行为。对于沙双作出如下处理：科研诚信诫勉谈话，推迟职称晋升资格1年，取消承担财政资金支持项目资格，申请或申报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科技奖励、科技人才称号资格，评优评先资格，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3年。李爱香对论文投稿、撰写等不知情，对李爱香作出如下处理：科研诚信诫勉谈话，取消评优评先资格1年。

    　　（通报网址：https://kyc.henu.edu.cn/info/1289/11812.htm）

    　　四十二、河南大学淮河医院张晓红为第一作者兼通讯作者，肖灿为并列第一作者的论文“Ganoderic Acid A Protects Rat H9c2 Cardiomyocytes from Hypoxia-Induced Injury via Up-Regulating miR-182-5p”。经调查，该论文存在买卖论文、不当署名的行为。对张晓红作出如下处理：科研诚信诫勉谈话，推迟职称晋升资格2年，取消承担财政资金支持项目资格，申请或申报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科技奖励、科技人才称号资格，评优评先资格，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3年。肖灿对论文投稿、撰写等不知情，对肖灿作出如下处理：科研诚信诫勉谈话，取消评优评先资格1年。

    　　（通报网址：https://kyc.henu.edu.cn/info/1289/11812.htm）

    　　四十三、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法宪恩为通讯作者、王喜明为第一作者的论文“MicroRNA-145 Aggravates Hypoxia-Induced Injury by Targeting Rac1 in H9c2 Cells”。经调查，该论文存在代写代投、不当署名的行为。对王喜明作出如下处理：科研诚信诫勉谈话，纳入科研失信行为记录库，推迟晋升3年，取消申请科技计划项目、评优评先资格5年，撤销其依托论文获取的博士学位、副主任医师职称、科研奖励、科研项目；对法宪恩作出如下处理：暂停研究生导师招生资格1年，取消申请科技计划项目1年。

    　　（通报网址：http://www.zzusah.com/2021/xuefengzhuanlan_0929/4276.html）

    　　四十四、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王建平为通讯作者、崔明为第一作者的论文“Effects of microRNA-21 targetingPITX2 on proliferation and apoptosis of pituitary tumor cells”。经调查，该论文存在不当署名的行为。对崔明作出如下处理：科研诚信诫勉谈话，纳入科研失信行为记录库，取消评优评先资格3年，取消申请或申报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科技奖励、科技人才称号资格3年，取消专业技术职务晋升资格3年，取消参与硕士研究生导师的评选资格3年；对王建平作出如下处理：科研诚信诫勉谈话，取消评优评先资格3年，暂停招收研究生3年。

    　　（通报网址：http://www.ztzy.com/NewsDetail-10569.html）

    　　四十五、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邢钰为通讯作者和第一作者的论文“Gastrodin protects rat cardiomyocytes H9c2 from hypoxia-induced injury by up-regulation of microRNA-21”。经调查，该论文存在伪造图片、不当署名的行为。对邢钰作出如下处理：科研诚信诫勉谈话，纳入科研失信行为记录库,取消评优评先资格5年，取消其副主任医师职称，推迟晋升职称3年，取消申报财政资金支持的各级科技计划（项目）、科技奖励、科技人才等资格5年，撤销获批的省级项目。

    　　（通报网址：http://www.zdyfy.com/newsss/vmsgisapi.dll/onemsg?msgid=2110041531056387700）

    　　四十六、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韩新巍为通讯作者、袁慧锋为第一作者的论文“MiR-29b aggravates lipopolysaccharide-induced endothelial cells inflammatory damage by regulation of NF-kappa B and JNK signaling pathways”。经调查，该论文存在买卖数据、不当署名的行为。对袁慧锋作出如下处理：科研诚信诫勉谈话，纳入科研失信行为记录库, 取消评优评先资格5年，推迟晋升职称3年，取消申报财政资金支持的各级科技计划（项目）、科技奖励、科技人才等资格5年；对韩新巍作出如下处理：取消评优评先资格1年，取消申报财政资金支持的各级科技计划（项目）、科技奖励、科技人才等资格1年，取消研究生招生资格1年。

    　　（通报网址：http://www.zdyfy.com/newsss/vmsgisapi.dll/onemsg?msgid=2110041531576382946）

    　　四十七、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王家祥为通讯作者、苗超峰为第一作者的论文“LncRNA DIGIT Accelerates Tube Formation of 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s by Sponging miR-134”。经调查，该论文存在伪造论文、不当署名的行为。对苗超峰作出如下处理：科研诚信诫勉谈话，纳入科研失信行为记录库，取消评优评先资格5年，撤销其副主任医师职称，推迟晋升职称3年，取消申报财政资金支持的各级科技计划（项目）、科技奖励、科技人才等资格5年，撤销博士学位；对王家祥作出如下处理：取消评优评先资格1年，取消申报财政资金支持的各级科技计划（项目）、科技奖励、科技人才等资格1年，取消研究生招生资格1年。

    　　（通报网址：http://www.zdyfy.com/newsss/vmsgisapi.dll/onemsg?msgid=2110041535086387349）

    　　四十八、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韩新巍为通讯作者、马骥为第一作者的论文“MicroRNA-29a inhibits proliferation and motility of schwannoma cells by targeting CDK6”。经调查，该论文存在买卖数据、不当署名的行为。对马骥作出如下处理：科研诚信诫勉谈话，纳入科研失信行为记录库，取消评优评先资格5年，推迟晋升职称3年，取消申报财政资金支持的各级科技计划（项目）、科技奖励、科技人才等资格5年；对韩新巍作出如下处理：取消评优评先资格1年，取消申报财政资金支持的各级科技计划（项目）、科技奖励、科技人才等资格1年，取消研究生招生资格1年。

    　　（通报网址：http://www.zdyfy.com/newsss/vmsgisapi.dll/onemsg?msgid=2110041536286381244）

    　　四十九、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李峰为通讯作者和第一作者、皮国富为并列通讯作者的论文“LncRNA GAS5 Overexpression Reverses LPS-Induced Inflammatory Injury and Apoptosis Through Up-Regulating KLF2 Expression in ATDC5 Chondrocytes”。经调查，该论文存在伪造论文、不当署名的行为。对李峰作出如下处理：科研诚信诫勉谈话，纳入科研失信行为记录库，取消评优评先资格5年，推迟晋升职称3年，取消申报财政资金支持的各级科技计划（项目）、科技奖励、科技人才等资格5年，取消研究生招生资格5年；对皮国富作出如下处理：取消评优评先资格1年，取消申报财政资金支持的各级科技计划（项目）、科技奖励、科技人才等资格1年，取消研究生招生资格1年，撤销获批的省级项目。

    　　（通报网址：http://www.zdyfy.com/newsss/vmsgisapi.dll/onemsg?msgid=2110041537416384257）

    　　五十、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曹祥明为通讯作者、许锋为第一作者的论文“Sinomenine inhibits proliferation, migration, invasion and promotes apoptosis of prostate cancer cells by regulation of miR-23a”。经调查，该论文存在买卖数据、不当署名的行为。对许锋作出如下处理：科研诚信诫勉谈话，纳入科研失信行为记录库，取消评优评先资格5年，推迟晋升职称3年，取消申报财政资金支持的各级科技计划（项目）、科技奖励、科技人才等资格5年，取消研究生招生资格5年；对曹祥明作出如下处理：科研诚信诫勉谈话，纳入科研失信行为记录库，取消评优评先资格5年，推迟晋升职称3年，取消申报财政资金支持的各级科技计划（项目）、科技奖励、科技人才等资格5年。

    　　（通报网址：http://www.zdyfy.com/newsss/vmsgisapi.dll/onemsg?msgid=2110041541426382996）

    　　五十一、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王文战为通讯作者、赵文博为第一作者的论文“Arbutin attenuates hydrogen peroxide-induced oxidative injury through regulation of microRNA-29a in retinal ganglion cells”。经调查，该论文存在买卖数据、不当署名的行为。对赵文博作出如下处理：科研诚信诫勉谈话，纳入科研失信行为记录库，取消评优评先资格5年，推迟晋升职称3年，取消申报财政资金支持的各级科技计划（项目）、科技奖励、科技人才等资格5年；对王文战作出如下处理：取消评优评先资格1年，取消申报财政资金支持的各级科技计划（项目）、科技奖励、科技人才等资格1年，取消研究生招生资格1年。

    　　（通报网址：http://www.zdyfy.com/newsss/vmsgisapi.dll/onemsg?msgid=2110041542446381741）

    　　五十二、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王贵宪为通讯作者、孙献涛为第一作者的论文“Long noncoding RNA SNHG15 enhances the development of colorectal carcinoma via functioning as a ceRNA through miR-141/SIRT1/Wnt/beta-catenin axis”。经调查，该论文存在买卖数据、不当署名的行为。对孙献涛作出如下处理：科研诚信诫勉谈话，纳入科研失信行为记录库，取消评优评先资格3年，推迟晋升职称2年，取消申报财政资金支持的各级科技计划（项目）、科技奖励、科技人才等资格3年；对王贵宪作出如下处理：取消评优评先资格1年，取消申报财政资金支持的各级科技计划（项目）、科技奖励、科技人才等资格1年，取消研究生招生资格1年。

    　　（通报网址：http://www.zdyfy.com/newsss/vmsgisapi.dll/onemsg?msgid=2110041548286383524）

    　　五十三、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樊青霞为通讯作者、王晓娟和李惠翔为并列第一作者的论文“MicroRNA-182 suppresses clear cell renal cell carcinoma migration and invasion by targeting IGF1R”。经调查，该论文存在伪造论文、不当署名的行为。对王晓娟作出如下处理：科研诚信诫勉谈话，纳入科研失信行为记录库,取消评优评先资格5年，撤销其副主任医师职称，推迟晋升职称3年，取消申报财政资金支持的各级科技计划（项目）、科技奖励、科技人才等资格5年，取消研究生招生资格5年，撤销博士学位；对樊青霞和李惠翔作出如下处理：樊青霞和李惠翔目前均已退休，且不再招生，对其进行批评教育，不再追究其他责任。

    　　（通报网址：http://www.zdyfy.com/newsss/vmsgisapi.dll/onemsg?msgid=2110041550336385453）

    　　五十四、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谷元廷为通讯作者、吕鹏威为第一作者的论文“Belinostat suppresses cell proliferation by inactivating Wnt/beta-catenin pathway and promotes apoptosis through regulating PKC pathway in breast cancer”和“Long Noncoding RNA CAMTA1 Promotes Proliferation and Mobility of the Human Breast Cancer Cell Line MDA-MB-231 via Targeting miR-20b”。经调查，该2篇论文均存在伪造论文、不当署名的行为。对吕鹏威作出如下处理：科研诚信诫勉谈话，纳入科研失信行为记录库，取消评优评先资格5年，取消其副主任医师职称，推迟晋升职称5年，取消申报财政资金支持的各级科技计划（项目）、科技奖励、科技人才等资格5年；对谷元廷作出如下处理：取消评优评先资格3年，取消申报财政资金支持的各级科技计划（项目）、科技奖励、科技人才等资格3年，取消研究生招生资格3年。

    　　（通报网址：http://www.zdyfy.com/newsss/vmsgisapi.dll/onemsg?msgid=2110041551496387748）

    科技部通报部分教育、医疗机构医学科研诚信案件调查处理结果（2022年1月25日）

    一、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刘华为通讯作者、黄德瑜为第一作者的论文“Knockdown long non-coding RNA ANRIL inhibits proliferation, migration and invasion of HepG2 cells by down-regulation of miR-191”。经调查，该论文存在造假行为。对刘华、黄德瑜作出如下处理：记过处分1年，取消申请或申报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科技奖励、科技人才称号资格5年，取消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5年，记入科研诚信失信档案，给予科研诚信诫勉谈话，取消参加本年度评先评优，年度考核不得确定为合格及以上等次。

    二、青岛大学附属医院毛拥军为通讯作者、王少军为第一作者的论文“Syndecan-1 suppresses cell growth and migration via blocking JAK1/STAT3 and Ras/Raf/MEK/ERK pathways in human colorectal carcinoma cells”。经调查，该论文存在造假、不当署名的行为。毛拥军对论文被署名情况不知情。对王少军作出如下处理：记过处分1年，取消申请或申报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科技奖励、科技人才称号资格5年，取消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5年，记入科研诚信失信档案，给予科研诚信诫勉谈话，取消参加本年度评先评优，年度考核不得确定为合格及以上等次。

    三、青岛大学附属医院王士雷为通讯作者、杜青为第一作者的论文“Propofol inhibits proliferation, migration, and invasion but promotes apoptosis by regulation of Sox4 in endometrial cancer cells”。经调查，该论文存在造假行为。对杜青（与另外1篇论文合并处理）、王士雷（与另外1篇论文合并处理）作出如下处理：记过处分1年，取消申请或申报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科技奖励、科技人才称号资格6年，取消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6年，记入科研诚信失信档案，给予科研诚信诫勉谈话，取消参加本年度评先评优，年度考核不得确定为合格及以上等次。

    四、青岛大学附属青岛市市立医院姜相君为通讯作者、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刘培为第一作者的论文“Knockdown of long non-coding RNA ANRIL inhibits tumorigenesis in human gastric cancer cells via microRNA-99a-mediated down-regulation of BMI1”。经调查，该论文存在造假行为。对刘培作出如下处理：记过处分1年，取消申请或申报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科技奖励、科技人才称号资格5年，取消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5年，记入科研诚信失信档案，给予科研诚信诫勉谈话，取消参加本年度评先评优，年度考核不得确定为合格及以上等次；对姜相君作出如下处理：警告处分6个月，取消申请科研项目、学术奖励、荣誉称号等资格1年，年度考核不得确定为优秀档次。

    五、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刘元伟为通讯作者、孙相红为第一作者的论文“MicroRNA-146-5p promotes proliferation, migration and invasion in lung cancer cells by targeting claudin-12”。经调查，该论文存在造假、不当署名行为。对刘元伟、孙相红作出如下处理：记过处分1年，取消申请或申报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科技奖励、科技人才称号资格5年，取消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5年，记入科研诚信失信档案，给予科研诚信诫勉谈话，取消参加本年度评先评优，年度考核不得确定为合格及以上等次。

    六、青岛大学附属医院高玉芳为通讯作者、赵京明为第一作者的论文“Long non-coding RNA PICART1 suppresses proliferation and promotes apoptosis in lung cancer cells by inhibiting JAK2/STAT3 signaling”。经调查，该论文存在造假、不当署名行为。高玉芳对论文被署名情况不知情。对赵京明作出如下处理：记过处分1年，取消申请或申报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科技奖励、科技人才称号资格5年，取消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5年，记入科研诚信失信档案，给予科研诚信诫勉谈话，取消参加本年度评先评优，年度考核不得确定为合格及以上等次。

    七、青岛大学附属医院鞠辉为通讯作者和第一作者的论文“Effects of miR-223 on colorectal cancer cell proliferation and apoptosis through regulating FoxO3a/BIM”。经调查，该论文存在造假行为。对鞠辉作出如下处理：记过处分1年，取消申请或申报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科技奖励、科技人才称号资格5年，取消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5年，记入科研诚信失信档案，给予科研诚信诫勉谈话，取消参加本年度评先评优，年度考核不得确定为合格及以上等次。

    八、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刘洪玲为通讯作者、王路平为第一作者的论文“Soyasapogenol B exhibits anti-growth and anti-metastatic activities in clear cell renal cell carcinoma”。经调查，该论文存在造假行为。对刘洪玲作出如下处理：记过处分1年，取消申请或申报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科技奖励、科技人才称号资格5年，取消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5年，记入科研诚信失信档案，给予科研诚信诫勉谈话，取消参加本年度评先评优，年度考核不得确定为合格及以上等次；对王路平（与另外1篇论文合并处理）作出如下处理：记过处分1年，取消申请或申报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科技奖励、科技人才称号资格6年，取消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6年，记入科研诚信失信档案，给予科研诚信诫勉谈话，取消参加本年度评先评优，年度考核不得确定为合格及以上等次。

    九、青岛大学药学院高慧为通讯作者、韩梅为第一作者的论文“Hispidulin induces ER stress-mediated apoptosis in huma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cells in vitro and in vivo by activating AMPK signaling pathway”，经调查，该论文存在数据造假、不当署名行为；高慧为通讯作者、韩梅为第一作者的论文“Hispidulin inhibits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growth and metastasis through AMPK and ERK signaling mediated activation of PPARγ”，经调查，该论文存在不当署名行为。对高慧（与另外4篇论文合并处理）作出如下处理：记过处分1年，取消申请或申报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科技奖励、科技人才称号资格9年，取消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9年，记入科研诚信失信档案，取消参加本年度评先评优，年度考核不得确定为合格及以上等次；对韩梅作出如下处理：警告处分6个月，取消申请科研项目、学术奖励、荣誉称号等资格1年，年度考核不得确定为优秀档次。

    十、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孙向红为通讯作者、朱莉为第一作者的论文“Autophagy is a pro-survival mechanism in ovarian cancer against the apoptotic effects of euxanthone”。经调查，该论文存在造假行为。对孙向红、朱莉作出如下处理：记过处分1年，取消申请或申报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科技奖励、科技人才称号资格5年，取消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5年，记入科研诚信失信档案，给予科研诚信诫勉谈话，取消参加本年度评先评优，年度考核不得确定为合格及以上等次。

    十一、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张辉为通讯作者、王路平为第一作者的论文“Endoplasmic reticulum stress triggered by Soyasapogenol B promotes apoptosis and autophagy in colorectal cancer”。经调查，该论文存在造假行为。对张辉作出如下处理：记过处分1年，取消申请或申报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科技奖励、科技人才称号资格5年，取消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5年，记入科研诚信失信档案，给予科研诚信诫勉谈话，取消年度评先评优，年度考核不得确定为合格及以上等次；对王路平（与另外1篇论文合并处理）作出如下处理：记过处分1年，取消申请或申报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科技奖励、科技人才称号资格6年，取消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6年，记入科研诚信失信档案，给予科研诚信诫勉谈话，取消参加本年度评先评优，年度考核不得确定为合格及以上等次。

    十二、青岛大学药学院孙勇为通讯作者、青岛大学附属心血管医院李盛楠为第一作者的论文“Cytoprotective effects of euxanthone against ox-LDL-induced endothelial cell injury is mediated via Nrf2”。经调查，该论文存在造假、不当署名行为。孙勇对论文被署名情况不知情。对李盛楠作出如下处理：记过处分1年，取消申请或申报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科技奖励、科技人才称号资格5年，取消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5年，记入科研诚信失信档案，给予科研诚信诫勉谈话，取消参加本年度评先评优，年度考核不得确定为合格及以上等次。

    十三、青岛大学附属医院王志为通讯作者、张宏为第一作者的论文“Icariin induces apoptosis in acute promyelocytic leukemia by targeting PIM1”。经调查，该论文存在造假、不当署名行为。对王志、张宏作出如下处理：记过处分1年，取消申请或申报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科技奖励、科技人才称号资格5年，取消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5年，记入科研诚信失信档案，给予科研诚信诫勉谈话，取消参加本年度评先评优，年度考核不得确定为合格及以上等次。

    十四、青岛大学附属医院韩志武为通讯作者、王美芝为第一作者的论文“MiR-137 suppresses tumor growth and metastasis in clear cell renal cell carcinoma”。经调查，该论文存在造假、不当署名行为。对韩志武（与另外2篇论文合并处理）作出如下处理：记过处分1年，取消申请或申报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科技奖励、科技人才称号资格7年，取消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7年，记入科研诚信失信档案，给予科研诚信诫勉谈话，取消参加本年度评先评优，年度考核不得确定为合格及以上等次；对王美芝作出如下处理：记过处分1年，取消申请或申报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科技奖励、科技人才称号资格5年，取消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5年，记入科研诚信失信档案，给予科研诚信诫勉谈话，取消参加本年度评先评优，年度考核不得确定为合格及以上等次。

    十五、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吕静为通讯作者、赵金霞为第一作者的论文“Identification of profilin 1 as the primary target for the anti-cancer activities of Furowanin A in colorectal cancer”。经调查，该论文存在造假、不当署名行为。对吕静、赵金霞作出如下处理：记过处分1年，取消申请或申报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科技奖励、科技人才称号资格5年，取消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5年，记入科研诚信失信档案，给予科研诚信诫勉谈话，取消参加本年度评先评优，年度考核不得确定为合格及以上等次。

    十六、青岛大学药学院高慧为通讯作者、生命科学学院李子超为第一作者的论文“Endoplasmic reticulum stress triggers Xanthoangelol-induced protective autophagy via activation of JNK/c-Jun Axis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linical cancer research”。经调查，该论文存在数据造假行为。对高慧（与另外4篇论文合并处理）作出如下处理：记过处分1年，取消申请或申报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科技奖励、科技人才称号资格9年，取消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9年，记入科研诚信失信档案，取消参加本年度评先评优，年度考核不得确定为合格及以上等次；对李子超作出如下处理：警告处分6个月，取消申请科研项目、学术奖励、荣誉称号等资格1年，年度考核不得确定为优秀档次。

    十七、青岛大学附属医院韩志武为通讯作者、药学院高慧为第一作者的论文“PTTG promotes invasion in human breast cancer cell line by upregulating EMMPRIN via FAK/Akt/mTOR signaling”。经调查，该论文存在造假行为。对韩志武（与另外2篇论文合并处理）作出如下处理：记过处分1年，取消申请或申报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科技奖励、科技人才称号资格7年，取消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7年，记入科研诚信失信档案，给予科研诚信诫勉谈话，取消参加本年度评先评优，年度考核不得确定为合格及以上等次；对高慧（与另外4篇论文合并处理）作出如下处理：记过处分1年，取消申请或申报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科技奖励、科技人才称号资格9年，取消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9年，记入科研诚信失信档案，取消参加本年度评先评优，年度考核不得确定为合格及以上等次。

    十八、青岛大学药学院高慧为通讯作者、基础医学院韩彦弢为第一作者的论文“Alpinumisoflavone induces apoptosis in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by modulating miR-370/PIM1 signaling”，经调查，该论文存在图表重复使用行为；韩彦弢为通讯作者、高慧为第一作者的论文“Hispidulin suppresses tumor growth and metastasis in renal cell carcinoma by modulating ceramide-sphingosine 1-phosphate rheostat”，经调查，该论文存在不当署名、数据重复使用行为。韩彦弢对论文被署名情况不知情。对高慧（与另外4篇论文合并处理）作出如下处理：记过处分1年，取消申请或申报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科技奖励、科技人才称号资格9年，取消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9年，记入科研诚信失信档案，取消参加本年度评先评优，年度考核不得确定为合格及以上等次。

    十九、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游捷为通讯作者、王婷婷为第一作者的论文“Alpinumisoflavone suppresses tumour growth and metastasis of clear-cell renal cell carcinoma”。经调查，该论文存在图片重复问题。论文发表后王婷婷就图片问题向杂志编辑部申请勘误，编辑部于2019年2月正式刊出勘误。王婷婷对论文的形成及发表负主要责任（该生已于2020年4月结业后离校）；对游捷作出如下处理：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退回相关奖励。

    二十、长治医学院贾书花为通讯作者、田云为第一作者的论文“Knockdown of long noncoding RNA DLX6-AS1 inhibits cell proliferation and invasion of cervical cancer cells by downregulating FUS”。经调查，该论文存在第三方代写、伪造数据、抄袭行为。对贾书花作出如下处理：科研诚信诫勉谈话，取消其申报财政资金支持项目资格5年，取消其参加科研奖励、科技人才推荐评选、评优评奖、职称晋升等资格1年；对田云作出如下处理：行政警告处分，撤销副教授资格，取消其申报财政资金支持项目资格5年，取消其参加科研奖励、科技人才推荐评选、评优评奖、职称晋升等资格1年。

    二十一、长治医学院附属和平医院秦江波为通讯作者和第一作者的论文“Circular RNA hsa_circ_0000285 acts as an oncogene in laryngocarcinoma by inducingWnt/β-catenin signaling pathway”。经调查，该论文存在伪造数据、编造成果行为。对秦江波作出如下处理：责令撤稿，给予行政警告处分，取消其承担财政资金支持项目资格5年，取消其参加科研奖励、科技人才推荐评选、评优评奖、职称晋升等资格1年。

    二十二、延安大学附属医院王明全为通讯作者、延安大学医学院王爱红为第一作者的论文“Long noncoding RNALUCAT1 promotes cervical cancer cell proliferation and invasionby upregulating MTA1”。经调查，该论文存在买卖论文、不当署名行为。对王明全作出如下处理：取消晋升职称资格5年，取消招收研究生资格3年，取消申报财政资金支持项目资格5年，取消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资格5年，取消申请科技奖励（成果、荣誉）、科技人才称号资格5年，专业技术岗位等级由四级降为七级，取消评优评先资格2年；对王爱红作出如下处理：取消晋升职称资格5年，取消招收研究生资格3年，取消申报财政资金支持项目资格5年，取消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资格5年，取消申请科技奖励（成果、荣誉）、科技人才称号资格5年，专业技术岗位等级由五级降为七级，免去其检验系主任职务，取消评优评先资格2年；对其他作者赵菊梅作出如下处理：科研诚信诫勉谈话，取消专业技术岗位等级晋升资格1年，取消申报财政资金支持项目资格1年，取消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资格1年，取消申请科技奖励（成果、荣誉）、科技人才称号资格1年。

    二十三、延安大学咸阳医院于建平为通讯作者、陕西省核工业二一五医院汪建军为第一作者的论文“miR-181a down-regulates MAP2K1 to enhance adriamycin sensitivity in leukemia HL-60 cells”。经调查，该论文存在代写代投的学术不端行为。陕西省核工业二一五医院对汪建军作出如下处理：诫勉谈话，取消承担财政资金支持项目申报资格5年，取消各级各类评优资格3年，取消职称、职务晋升资格3年，退回相关奖励金额。延安大学咸阳医院对于建平作出如下处理：诫勉谈话，取消承担财政资金支持项目申报资格5年，取消各级各类评优资格3年，取消职称、职务晋升资格3年。

    二十四、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南京市中医院）葛海波为通讯作者和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Long noncoding RNA ZFAS1 acts as an oncogene by targeting miR-193a-3p in human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European review for medical and pharmacological sciences”。经调查，该论文存在买卖论文、纂改数据、不当署名、不当标注行为。对葛海波作出如下处理：撤回论文，撤销博士学位，取消申报科技计划项目资格5年，给予警告处分和党内批评教育。

    二十五、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郝敏为通讯作者、滕鹏为第一作者的论文“microRNA383 suppresses the PI3K-AKT-MTOR signaling pathway to inhibit developmentof cervical cancer via down-regulating PARP2”。经调查，该论文系滕鹏购买论文、代投论文，未经郝敏同意将其列为通讯作者并伪造通讯作者邮箱。对滕鹏作出如下处理：撤销博士学位；对郝敏作出如下处理：暂停招收研究生2年。

    二十六、山西医科大学影像学院王峻为通讯作者、山西省人民医院（山西医科大学在职博士研究生）王建明为第一作者的论文“Circular RNA circ_0067934 functions as an oncogene in breast cancer by targeting Mcl-1”。经调查，该论文系王建明委托第三方机构代写、代投，王建明未经王峻同意将其列为通讯作者。对王建明作出如下处理：记过处分，其他处理由其人事所在单位进行；对王峻作出如下处理：暂停招收研究生2年。

    二十七、哈尔滨医科大学肿瘤医院赵红丽为第一作者、杨茂鹏为通讯作者的论文“Long noncoding RNA MIAT promotes the growth and metastasis of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by upregulating TDP43”。经调查，该论文存在代写、代投、不当署名行为。对赵红丽作出如下处理：责令撤稿，科研诚信诫勉谈话，取消其申报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项目、奖励资格5年，取消晋升研究生导师资格4年，取消其晋升职务职称资格3年；对杨茂鹏作出如下处理：科研诚信诫勉谈话，撤销该论文的科研奖励，并收回全部奖金，取消其申报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项目、奖励资格3年，取消学术学位研究生招生资格3年，限期1年内对课题组其他成员的研究进行自查，避免同类事情发生。

    二十八、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尤琪作为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的论文“Long non-coding RNA DLX6-AS1 acts as an oncogene by targeting miR-613 in ovarian cancer”。经调查，该论文存在买卖论文、不当标注行为。对尤琪作出如下处理：责令撤稿，科研诚信诫勉谈话，撤销该论文的科研奖励，并收回全部奖金，取消其申报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项目、奖励资格5年，取消学术学位研究生招生资格3年，取消其晋升职务职称资格3年，限期1年内对课题组其他成员的研究进行自查，避免同类事情发生。

    二十九、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孟琰为第一作者、毕良佳为通讯作者的论文“Circular RNA hsa_circ_0011946 promotes cell growth,migration,and invasion of or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by upregulating PCNA”。经调查，该论文存在买卖论文、代写、不当署名行为。对孟琰作出如下处理：责令撤稿，科研诚信诫勉谈话，取消其申报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项目、奖励资格5年，取消晋升研究生导师资格4年，取消其晋升职务职称资格3年；对毕良佳作出如下处理：科研诚信诫勉谈话，取消其申报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项目、奖励资格3年，取消学术学位研究生招生资格3年，限期1年内对课题组其他成员的研究进行自查，避免同类事情发生。

    三十、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钟振滨为第一作者、葛晓峰为通讯作者的论文“Knockdown of long noncoding RNA DLX6-AS1 inhibits migration and invasion of thyroid cancer cells by upregulating UPF1”。经调查，该论文存在代写、代投、不当署名行为。对钟振滨作出如下处理：责令撤稿，科研诚信诫勉谈话，取消其申报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项目、奖励资格5年，取消晋升研究生导师资格4年，取消其晋升职务职称资格3年；对葛晓峰作出如下处理：科研诚信诫勉谈话，取消其申报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项目、奖励资格3年，取消学术学位研究生招生资格3年，限期1年内对课题组其他成员的研究进行自查，避免同类事情发生。

    三十一、上海市肺科医院（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2015级临床博士研究生）陈斌为第一作者、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凌春华通讯作者的论文“Long noncoding RNA AK027294 acts as an oncogene in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by up-regulating STAT3”。经调查，该论文存在买卖论文行为。对陈斌作出如下处理：撤销博士学位；对凌春华作出如下处理：诫勉谈话，停招各类研究生1年，停止申请科研项目、科技奖励、科技人才称号和专业技术职务晋升等资格2年。

    三十二、泰兴市人民医院（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2017级临床博士研究生）严斌为第一作者、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徐耀增为通讯作者的论文“Macrophage-derived exosomes mediate osteosarcoma cell behavior by activating AKT signaling”。经调查，该论文存在买卖论文行为。对严斌作出如下处理：终止其学习资格；对徐耀增作出如下处理：批评教育，停招临床型博士研究生1年，停止申请科研项目、科技奖励和科技人才称号等资格1年。

    三十三、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冯峰为通讯作者和第一作者的论文“Long noncoding RNA SNHG16 contribut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bladder cancer via regulating miR-98/STAT3/Wnt/β-catenin pathway axis”。经调查，该论文存在篡改数据、不当署名行为。对冯峰作出如下处理：科研诚信诫勉谈话，取消参加当年度评先评优资格，年度考核不得确定为优秀等次，取消申请或申报科技计划项目资格5年，取消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5年。

    三十四、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王姝丽为第一作者、李冠贞为通讯作者的论文“LncRNA XIST inhibits ovarian cancer cell growth and metastasis via regulating miR-150-5p/PDCD4 signaling pathway”。经调查，该论文存在篡改数据行为。对李冠贞作出如下处理：科研诚信诫勉谈话，取消参加当年度评先评优资格，年度考核不得确定为优秀等次，取消申请或申报科技计划项目资格3年，取消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3年；对王姝丽作出如下处理：科研诚信诫勉谈话，取消参加当年度评先评优资格，年度考核不得确定为优秀等次，取消申请或申报科技计划项目资格3年，取消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3年。

    三十五、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郭莹为第一作者、赵健为通讯作者的论文“MicroRNA-30bResibufogenin suppresses tumor growth and Warburg effect through regulating miR-143-3p/HK2 axis in breast cancer”。经调查，该论文存在篡改数据、代写、代投行为。对赵健作出如下处理：科研诚信诫勉谈话；对郭莹作出如下处理：科研诚信诫勉谈话，取消参加当年度评先评优资格，年度考核不得确定为优秀等次，取消申请或申报科技计划项目资格3年，取消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3年。

    三十六、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周辉为第一作者、王公明为通讯作者的论文“Euxanthone Ameliorates Sevoflurane-Induced Neurotoxicity in Neonatal Mice”。经调查，该论文存在篡改数据行为。对王公明作出如下处理：科研诚信诫勉谈话，取消参加当年度评先评优资格，年度考核不得确定为优秀等次，取消申请或申报科技计划项目资格5年，取消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5年；对周辉作出如下处理：科研诚信诫勉谈话，取消参加当年度评先评优资格，年度考核不得确定为优秀等次，取消申请或申报科技计划项目资格5年，取消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5年。

    三十七、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王强为第一作者、张洁为通讯作者的论文“Physcion 8-O-β-glucopyranoside Induces Apoptosis, Suppresses Invasion and Inhibits Epithelial to Mesenchymal Transition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epG2 Cells”。经调查，该论文存在篡改数据行为。对张洁作出如下处理：科研诚信诫勉谈话，取消参加当年度评先评优资格，年度考核不得确定为优秀等次，取消申请或申报科技计划项目资格5年，取消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5年，撤销利用本篇文章的获利，撤销副高级职称资格；对王强作作出如下处理：科研诚信诫勉谈话，取消参加当年度评先评优资格，年度考核不得确定为优秀等次，取消申请或申报科技计划项目资格5年，取消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5年，撤销利用本篇文章的获利，追回所得奖金，撤销主任医师资格，撤回山东省名老中医人才项目评审材料，暂停研究生导师招生资格1年。

    三十八、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陈霞为第一作者、李福霞为通讯作者的论文“Physcion 8-O-β-glucopyranoside Suppresses the Metastasis of Breast Cancer in Vitro and in Vivo by Modulating DNMT1”。经调查，该论文存在篡改数据、不当署名行为。对李福霞作出如下处理：科研诚信诫勉谈话，取消参加当年度评先评优资格，年度考核不得确定为优秀等次，取消申请或申报科技计划项目资格5年，取消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5年；对陈霞作出如下处理：科研诚信诫勉谈话，取消参加当年度评先评优资格，年度考核不得确定为优秀等次，取消申请或申报科技计划项目资格5年，取消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5年，撤销利用本篇文章的获利，追回所得奖金，撤销副主任护师资格。

    三十九、长江大学魏华为通讯作者和第一作者的论文“miR-101 affects proliferation and apoptosis of cervical cancer cells by inhibition of JAK2”。经调查，存在篡改数据、图表行为。对魏华作出如下处理：取消该论文在学校的成果等级认定资格，该论文不得用于报奖、年终考核、聘期考核、职称评审等，取消科研项目申请资格3年。

    四十、济南市第八人民医院（原莱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医院）刘静为通讯作者、山东省耳鼻喉医院（山东省立医院西院）王刚为第一作者的论文“Neferine hinders choriocarcinoma cell proliferation, migration and invasion through repression of long noncoding RNA-CHRF”。经调查，该论文存在买卖论文的学术不端行为。山东省耳鼻喉医院对王刚作出如下处理：诫勉谈话，取消职称、职务晋升资格3年，取消评先树优资格5年，取消申报科研项目、科研奖励、科技成果、科技人才计划等资格5年；济南市第八人民医院对刘静作出如下处理：撤稿，诫勉谈话，撤销医院内立项项目，取消职称、职务晋升资格5年，取消评先树优资格5年，取消申报科研项目、科研奖励、科技成果、科技人才计划等资格5年；对其他作者王萍、闫小军作出如下处理：诫勉谈话，撤销医院内立项项目，取消评先树优资格3年，取消申报科研项目、科研奖励、科技成果、科技人才计划等资格3年。

    四十一、国药东风总医院熊敏为通讯作者、王林为第一作者的论文“miR-155 Affects Osteosarcoma MG-63 Cell Autophagy Induced by Adriamycin Through Regulating PTEN-PI3K/AKT/mTOR Signaling Pathway”。经调查，该论文存在购买实验数据、代写代投等学术不端行为。对王林作出如下处理：撤稿，退回已发放论文奖励，取消各级各类科研项目、人才项目、科技奖励等申报资格5年，取消评优评先资格5年，取消职称申报资格5年，撤销利用该论文结题的科研项目，扣除季度绩效；对熊敏作出如下处理：诫勉谈话，暂停评优评先资格1年，取消各级各类科研项目、人才项目、科技奖励等申报资格1年；对其他作者唐冰、韩珩、毛丹、陈洁、曾云作出如下处理：诫勉谈话，取消各级各类科研项目、人才项目、科技奖励等申报资格1年。

    四十二、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冯野为通讯作者，尹德馨、李叶舟为第一作者的论文“Pro-Angiogenic Role of LncRNA HULC in Micro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s via Sequestrating miR-124”。经调查，该论文存在买卖论文数据的行为。对尹德馨（与另外6篇论文合并处理）作出如下处理：终身取消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申报资格，取消各类评奖评优资格2年，取消职务、职称晋升有效申报资格1次，扣发岗位津贴24个月，禁止参加研究生招生资格审查3年，撤销副主任医师、副教授职务；对李叶舟（与另外1篇论文合并处理）作出如下处理：取消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申报资格6年，取消各类评奖评优资格2年，取消职务、职称晋升有效申报资格1次，扣发岗位津贴24个月，禁止参加研究生招生资格审查2年，作为在籍研究生，给予留校察看处分；对冯野（与另外1篇论文合并处理）作出如下处理：取消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申报资格6年，取消各类评奖评优资格2年，取消职务、职称晋升有效申报资格1次，扣发岗位津贴24个月，禁止参加研究生招生资格审查2年。

    四十三、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王杨为通讯作者和第一作者的论文“LncRNA GAS5 Represses Osteosarcoma Cells Growth and Metastasis via Sponging MiR-203a”。经调查，该论文存在买卖论文数据的行为。对王杨（与另外11篇论文合并处理）作出如下处理：终身取消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申报资格，取消各类评奖评优资格2年，取消职务、职称晋升有效申报资格1次，扣发岗位津贴24个月，终身禁止参加研究生招生资格审查；对其他作者孔大亮（与另外4篇论文合并处理）作出如下处理：取消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申报资格6年，取消各类评奖评优资格2年，取消职务、职称晋升有效申报资格1次，扣发岗位津贴24个月，禁止参加研究生招生资格审查2年，撤销副主任医师、副教授职务。

    四十四、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孙大军为通讯作者，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尹德馨、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付常庚为第一作者的论文“Silence of lncRNA UCA1 Represses the Growth and Tube Formation of Human Micro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s Through miR-195”。经调查，该论文存在买卖论文数据的行为。对尹德馨（与另外6篇论文合并处理）作出如下处理：终身取消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申报资格，取消各类评奖评优资格2年，取消职务、职称晋升有效申报资格1次，扣发岗位津贴24个月，禁止参加研究生招生资格审查3年，撤销副主任医师、副教授职务；对孙大军（与另外3篇论文合并处理）作出如下处理：取消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申报资格6年，取消各类评奖评优资格2年，取消职务、职称晋升有效申报资格1次，扣发岗位津贴24个月，禁止参加研究生招生资格审查2年；对付常庚（与另外2篇论文合并处理）作出如下处理：作为在籍研究生，给予留校察看处分。

    四十五、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李东原为通讯作者、许东辉为第一作者的论文“Ligustrazine Inhibits Growth, Migration and Invasion of Medulloblastoma Daoy Cells by Up-Regulation of miR-211”。经调查，该论文存在买卖论文数据的行为。对许东辉（与另外1篇论文合并处理）作出如下处理：取消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申报资格6年，取消各类评奖评优资格2年，取消职务、职称晋升有效申报资格1次，扣发岗位津贴24个月，禁止参加研究生招生资格审查2年；对李东原（与另外1篇论文合并处理）作出如下处理：取消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申报资格5年，取消各类评奖评优资格2年，取消职务、职称晋升有效申报资格1次，扣发岗位津贴12个月，禁止参加研究生招生资格审查1年，撤销主任医师职务；对其他作者池国男（与另外2篇论文合并处理）作出如下处理：取消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申报资格5年，取消各类评奖评优资格2年，取消职务、职称晋升有效申报资格1次，扣发岗位津贴12个月，禁止参加研究生招生资格审查1年。

    四十六、长沙爱尔眼科医院林丁为通讯作者，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黄雪桃、河南大学淮河医院王斌为第一作者的论文“Total glucosides of paeony suppresses experimental autoimmune uveitis in association with inhibition of Th1 and Th2 cell function in mice”。经调查，该论文存在代写代投、抄袭、编造研究过程、违反科技伦理规范、违反署名规范的行为。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对黄雪桃作出如下处理: 诫勉谈话，取消评优评先资格3年，推迟晋升职称3年，取消申报财政资金支持的各级科技计划项目、科技奖励、科技人才称号等资格5年，撤销获批的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和医院共建项目；河南大学淮河医院对王斌作出如下处理:取消评优评先资格3年，推迟晋升职称1年，取消申报财政资金支持的各级科技计划项目、科技奖励、科技人才称号等资格3年，限制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3年；长沙爱尔眼科医院对林丁作出如下处理:诫勉谈话，取消申请或申报科技计划项目、科技奖励等资格1年。

    2021 科技部通报10份医疗机构医学科研诚信案件调查处理结果

    一、湖北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学院教师李浩为通讯作者、郑春艳为第一作者的论文“Inhibition of miR-23a-3p promotes osteoblast prolifer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经调查，该论文由第三方机构代写。对李浩、郑春艳作出如下处理：通报批评；取消涉事论文的科研成果认定；取消职称申报资格3年；取消科技计划项目申报资格和立项资格5年；暂停李浩研究生招生资格。（通报链接：https://fgc.hbtcm.edu.cn/info/1025/1375.htm）

    二、北华大学附属医院崔晓亮为第一作者的论文“Circular RNA circ_0067934 functions as an oncogene in glioma by targeting CSF1”。经调查，该论文存在篡改数据和图表、不当署名等问题。对崔晓亮作出如下处理：责成尽快撤稿，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通报批评，行政记过处分，取消职称职级评审资格和评优评先、荣誉称号等资格3年，取消申请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教学研究项目和科技、教学奖励资格5年。（通报链接：https://www.bhdxfsyy.com/news/article/id/676）

    三、佳木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口腔医学院）李晓光和刘继光为通讯作者、孔宇为第一作者的论文“LncRNA LUCAT1 promotes growth, migration, and invasion of or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by upregulating PCNA”。经调查，该论文由孔宇购买，李晓光、刘继光及其他作者对论文发表不知情。对孔宇作出如下处理：撤销主任医师专业技术职务，取消申报各级各类科研项目资格5年，暂停硕士研究生招生资格1年，全校通报批评并追回由该论文获得的校内科研奖励奖金。对李晓光、刘继光全校通报批评和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通报链接：https://kqyxy.jmsu.edu.cn/info/1025/1958.htm）

    四、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龚辉为通讯作者、潘力健为第一作者的论文“MiR-24 alleviates cardiomyocyte apoptosis after myocardial infarction via targeting BIM”。经调查，该论文由第三方机构代写，当事人不能提供完整的原始数据。对龚辉、潘力健作出如下处理：责成立即撤稿；院内通报批评，暂缓晋升高一级技术职务资格2年；禁止承担或参与财政性资金支持的科学技术活动5年；收回相关科研奖励；涉事论文不能作为科研成果列在作者个人简历和各种申报材料中。（通报链接：http://yxky.fudan.edu.cn/45/99/c6382a411033/page.htm）

    五、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张倜为通讯作者、潘小平为第一作者的两篇论文“Physcion Synergistically Enhances the Cytotoxicity of Sorafenib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nat Rec (Hoboken)”“Protective Autophagy Induced by Physcion Suppresses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Cell Metastasis by Inactivating the JAK2/STAT3 Axis”。经调查，该两篇论文为潘小平向第三方机构购买造假实验数据，张倜对数据把关不严。对潘小平作出处理如下：责成主动撤稿；取消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资格，永久取消再次报考天津医科大学在职研究生资格。对张倜作出处理如下：责成主动撤稿；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通报批评；暂停招收研究生1年；撤销此篇文章所获得的所有科技奖励。（通报链接：http://www.tjmuch.com/system/2021/09/24/030008687.shtml；http://www.tjmuch.com/system/2021/09/24/030008687.shtml）

    六、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王平为通讯作者、林萍萍为第一作者的论文“The Targeted Regulation of Gli1 by miR-361 to Inhibit Epithelia-Mesenchymal Transition and Invasion of Esophageal Carcinoma Cells”。经调查，该论文为林萍萍委托第三方机构代写代投，王平不知情。对林萍萍作出处理如下：责成主动撤稿；取消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资格，永久取消再次报考天津医科大学在职研究生资格。对王平作出处理如下：责成主动撤稿；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通报批评；撤销此篇文章所获得的所有科技奖励。（通报链接：http://www.tjmuch.com/system/2021/09/24/030008687.shtml）

    七、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张斌为通讯作者、张永辉为第一作者的论文“Downregulation of microRNA-1469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Breast Cancer via Targeting HOXA1 and Activating PTEN/PI3K/AKT and Wnt/β-catenin Pathways”。经调查，该论文为张永辉向第三方机构购买造假实验数据，张斌不知情。对张永辉作出处理如下：取消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资格，永久取消再次报考天津医科大学在职研究生资格。对张斌作出处理如下：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通报批评；撤销此篇文章所获得的所有科技奖励；暂停招收研究生1年。（通报链接：http://www.tjmuch.com/system/2021/09/24/030008687.shtml）

    八、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康春阳为通讯作者、高键为第一作者的论文“Ginkgolides B alleviates hypoxia-induced PC-12 cell injury by up-regulation of PLK1”。经调查，该论文存在购买论文数据的行为。对康春阳作出如下处理：通报批评，取消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申报资格5年，取消各类评奖评优资格2年，取消职务、职称晋升有效申报资格1次，扣发岗位津贴12个月，禁止参加研究生招生资格审查1年。对高键作出如下处理：通报批评，取消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申报资格5年，取消各类评奖评优资格2年，取消职务、职称晋升有效申报资格1次，扣发岗位津贴12个月，禁止参加研究生招生资格审查1年。（通报链接：http://jluxfjs.jlu.edu.cn/content.jsp?urltype=news.NewsContentUrl&wbtreeid=1021&wbnewsid=1453）

    九、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张汉阳为通讯作者、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王杨为第一作者的论文“Tanshinone IIA exerts beneficial effects on fracture healing in vitro and in vivo”和“Kaempferol promotes proliferation, migr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of MC3T3-E1 cells via up-regulation of microRNA-101”。经调查，两篇论文均存在篡改数据、代投、购买实验数据的行为。对张汉阳（与另外1篇论文合并处理）作出如下处理：通报批评，取消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申报资格7年，取消各类评奖评优资格2年，取消职务、职称晋升有效申报资格1次，扣发岗位津贴24个月，禁止参加研究生招生资格审查2年。对王杨（与另外8篇论文合并处理）作出如下处理：通报批评，终身取消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申报资格，取消各类评奖评优资格2年，取消职务、职称晋升有效申报资格1次，扣发岗位津贴24个月，终身禁止参加研究生招生资格审查。（通报链接：http://jluxfjs.jlu.edu.cn/content.jsp?urltype=news.NewsContentUrl&wbtreeid=1021&wbnewsid=1453）

    十、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程远为通讯作者、谢源为第一作者的论文“Long noncoding RNA CASC15 is upregulated in glioma and facilitates cell proliferation and metastasis via targeting miR-130b-3p”。经调查，该论文由谢源通过第三方机构代写、代投并违规署名，程远不知情。对谢源作出取消申报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资格5年等处理。对程远进行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通报链接：https://www.sahcqmu.com/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57&id=6862）

    此外，在这份处理结果中，部分论文存在第三方机构代写代投、购买实验数据等行为。

    国家卫健委2021年12月29日公布35起医学科研诚信案件调查处理结果

    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何平为通讯作者、宋辉为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Long non-coding RNA XIST functions as an oncogene in human colorectal cancer by targeting miR-132-3p”，经查，系第一作者委托他人代投稿、通讯作者未对实验数据进行审查、核实、监管，其他作者均未审查、核实实验数据。对相关责任人作出处理如下：取消第一作者申报各类课题资格5年，停止职称晋升资格1年，扣发半年奖金，追回论文版面费。取消通讯作者申报各类课题资格1年，停止职称晋升资格1年，扣发三个月奖金。其他作者进行科研诚信诫勉谈话。全部作者通报批评。（通报链接：https://anzhen.org/News/Articles?id=4948&isPreview=true&articleMappingId=&code=3386c135b0ddccc7）

    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陈晨为通讯作者，郭丽媛、秦昌富为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LncRNA AB073614 promotes the proliferation and inhibits apoptosis of cervical cancer cells by repressing RBM5”，经查，系第一作者委托他人进行数据处理和论文代写代投。对相关责任人员作出处理如下：给予郭丽媛、秦昌富通报批评，科研诚信诫勉谈话，取消2年各级评优资格，停止职称晋升资格1次，扣发当年科研绩效；停止郭丽媛申报各类课题资格3年，停止秦昌富申报各类课题资格5年；给予陈晨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通报批评。（通报链接：https://bjcyh.com.cn/News/Articles?id=54266&isPreview=true&articleMappingId=18489&code=e31765f5781b51c4）

    三、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骆宝建、刘志东为通讯作者，史剑权、王冰为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Circular RNA_LARP4 inhibits the progression of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by regulating the expression of SMAD7”，经查，系存在篡改数据的学术不端行为。对相关责任人员作出处理：
    1.对通讯作者骆宝建：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通报批评；取消2020年度各级评优资格、扣发2个月绩效奖金、停止2020年职称晋升资格1次；取消各类科研项目、科技奖励申报资格等5年。
    2.对通讯作者刘志东：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通报批评；取消2020年度各级评优资格、扣发3个月绩效奖金、停止2020年职称晋升资格1次；取消各类科研项目、科技奖励申报资格等2年。
    3.对第一作者史剑权：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通报批评；取消2020年度各级评优资格、扣发2个月绩效奖金、停止2020年职称晋升资格1次；取消各类科研项目、科技奖励申报资格等2年。
    4.对第一作者王冰：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通报批评；取消2020年度奖学金和评优资格；取消各类科研项目、科技奖励申报资格等2年，退回论文版面费。
    5.对参与作者曹小庆、贾长伶：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通报批评；扣发1个月绩效奖金。
    6.对参与作者程序、王宇轩、文韬：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通报批评；取消2020年度评优资格。（通报链接：https://www.bjxkyy.cn/Html/News/Articles/4327.html）

    四、复旦大学附属浦东医院郭水根为通讯作者、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王静为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LncRNA DGCR5 promotes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progression via sponging miR-218-5p”，经查，系存在对实验标本来源造假、编造研究过程的学术不端行为。
    1.复旦大学附属浦东医院对相关责任人员作出处理如下：撤稿；取消郭水根医疗组长职务，行政警告；通报批评；取消郭水根当年院内聘任副高职称；暂停郭水根和第三作者徐春燕申报财政资助科研项目资格5年；作者及其所在科室、科主任当年不推荐参加业务相关集体、先进个人的评审。
    2.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对第一作者王静作出处理如下：撤稿；收回版面费和科研奖励，并加扣已获得科研奖励的20%；通报批评；暂缓晋升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1年。
    3.上海市浦东新区宣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对第二作者舒慧珍作出处理如下：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通报批评；暂停申报财政资助科研项目资格5年。（通报链接：https://www.shpdh.org/pdhospital_website/HTML/DefaultSite/PDH_KYJX_KXYJ_KXDT/2021-12-22/Detail_4778.htm）

    五、山东省威海市中心医院丛秋梅为通讯作者、韩晓婷为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Circular RNA circ-ABCB10 promotes the proliferation and invasion of thyroid cancer by targeting KLF6”,经查，系存在买卖、代写论文的学术不端行为。对相关责任人员作出处理如下：
    1.对通讯作者丛秋梅：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通报批评；专业技术岗位聘用等级降低一级；5年内取消专业技术职务晋升资格；5年内取消申请财政资助科研项目的资格；5年内取消申请或申报科技计划项目（专项、资金）、科技奖励、科技人才资格；5年内取消医院学术委员会或质量管理委员会委员资格；5年内取消推荐各种评审专家的资格；5年内取消申报研究生导师资格；5年内取消院内评优评先的资格。
    2.对第一作者韩晓婷：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通报批评；专业技术岗位聘用等级降低一级处理；5年内取消专业技术职务晋升资格；5年内取消申请财政资助科研项目的资格；5年内取消申请或申报科技计划项目（专项、资金）、科技奖励、科技人才资格；5年内取消医院学术委员会或质量管理委员会委员资格；5年内取消推荐各种评审专家的资格；5年内取消申报研究生导师资格；5年内取消院内评优评先的资格。
    3.对第二作者姜军强：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通报批评；3年内取消申请或申报科技计划项目（专项、资金）、科技奖励、科技人才资格；3年内取消各种团体委员或成员资格；3年内取消院内评优评先的资格。
    4.对第三作者李明哲：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通报批评；3年内取消申请或申报科技计划项目（专项、资金）、科技奖励、科技人才资格；3年内取消各种团体委员或成员资格；3年内取消院内评优评先的资格。（通报链接：http://www.whszxyy.com.cn/contents/19/24354.html）

    六、山东省威海市立医院张世红为通讯作者、李云为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Long non-coding RNA DSCAM-AS1 indicates a poor prognosis and modulates cell proliferation,migration and invasion in ovarian cancer via upregulating SOX4”,经查，系存在编造研究过程、代写代投的学术不端行为。对相关责任人作出处理如下：
    1.对通讯作者张世红：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通报批评;退回论文版面费及论文相关的实验试剂费,取消“科研启动经费”专户并收回剩余经费使用；取消威海市第三批医疗卫生“首席专家”拟任资格；专业技术岗位降级聘用处理，即专业技术职务三级降至专业技术职务四级，限制5年内不得申报或申请财政资金支持的各类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
    2.对第一作者李云：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通报批评;取消当年的评先评优资格；退回论文奖励；专业技术职务八级降至专业技术职务九级，5年内不得参与专业技术职务晋升；限制5年内不得申报或申请财政资金支持的各类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终止并收回山东省医药卫生科技发展计划项目《长链非编码RNA DSCAM-AS1通过上调SOX4分子而调控卵巢癌进展的机制研究》的医院配套经费。
    3.对参与作者郝晶、姜雅萌、刘艳：通报批评。（通报链接：http://www.shiliyiyuan.cn/news/show-6016.html）

    七、山东省临沂市肿瘤医院薛杰为第一作者、王清华为通讯作者发表的论文“Long non-coding RNA TTN-AS1 promotes breast cancer cell migration and invasion via sponging miR-140-5p”，经查，系存在编造研究过程，伪造、篡改研究数据、图表的学术不端行为。对相关责任人员作出处理如下：
    1.对第一作者薛杰：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通报批评；取消参加2020年度评先树优，年度考核不得确定为优秀等次；取消5年内科研项目、科研奖励、科技成果、科技人才计划等申报资格；取消5年内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暂停研究生导师申请资格5年；撤稿；扣罚绩效工资5000元。
    2.对通讯作者王清华：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通报批评；取消参加2020年度评先树优，年度考核不得确定为优秀等次；取消5年内科研项目、科研奖励、科技成果、科技人才计划等申报资格；取消5年内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暂停研究生导师申请资格5年；撤稿；扣罚绩效工资5000元。
    3.对其他作者张之霞、李晓娜、任庆芳：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通报批评；取消参加2020年度评先树优，年度考核不得确定为优秀等次。（通报链接：http://www.lyzlyy.net/news/522.html）

    八、山东省临沂市肿瘤医院孙伟为第一作者、胡梦瑶为通讯作者发表的论文“Long Non-Coding RNA OR3A4 Facilitates Cell Proliferation and Migration in Colorectal Cancer via Regulation of Wnt-/β-Catenin Signaling Pathway”，经查，系存在编造研究过程，伪造、篡改研究数据、图表的学术不端行为。对相关责任人员作出处理如下：

    1.对第一作者孙伟：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通报批评；取消参加2020年度评先树优，年度考核不得确定为优秀等次；取消5年内科研项目、科研奖励、科技成果、科技人才计划等申报资格；取消5年内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暂停研究生导师申请资格5年；撤稿；扣罚绩效工资5000元。

    2.对通讯作者胡梦瑶：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通报批评；取消参加2020年度评先树优，年度考核不得确定为优秀等次；取消5年内科研项目、科研奖励、科技成果、科技人才计划等申报资格；取消5年内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暂停研究生导师申请资格5年；撤稿；扣罚绩效工资5000元。

    3.对其他作者陈国荣、王健、于祥英、郝学凤：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通报批评；诫勉谈话；取消参加2020年度评先树优，年度考核不得确定为优秀等次。

    （通报链接：http://www.lyzlyy.net/news/522.html）

    九、山东省邹城市人民医院徐伟为通讯作者、翟星全为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Long Noncoding RNA ATB Promotes Proliferation,Migration,and Invasion in Bladder Cancer by Suppressing MicroRNA-126”，经查，系存在第三方代写的学术不端行为。对相关责任人员作出处理如下：

    1.对通讯作者徐伟：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通报批评；不得参与本年度评先树优，年度考核不得确定为优秀等次；党内警告；行政诫勉6个月；缓晋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1年；取消1年内科研项目，奖励、成果、人才计划等申报资格，取消1年作为提名和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

    2.对第一作者翟星全：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通报批评；不得参与本年度评先树优，年度考核不得确定为优秀等次；党内警告处分；缓晋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1年；取消1年内科研项目，奖励、成果、人才计划等申报资格；取消1年作为提名和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

    （通报链接：https://www.sdzcrmyy.cn/index.php?c=show&id=785）

    十、山东省济宁市妇女儿童医院戈旺为通讯作者，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刘秀霞、赵培凤为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Knockdown of circular RNA circZNF652 remits LPS‐induced inflammatory damage by regulating miR‐181a”，经查，系存在篡改实验数据、编造研究过程的学术不端行为。
    1.济宁市妇女儿童医院对通讯作者戈旺作出处理如下：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通报批评；党内警告；延缓职称晋升2年；取消5年内承担财政资金支持项目资格。
    2.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对相关责任人作出处理如下：（1）对第一作者刘秀霞（与另外3篇论文合并处理）：取消8年内科研项目、科研奖励、科技成果、科技人才计划等申报资格；取消8年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取消已获得的学会、协会等学术工作机构的委员或成员资格；追回作者个人所得的论文科研奖励和荣誉称号；撤销已取得的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缓晋5年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行政警告，免除副护士长职务。（2）对共同第一作者赵培凤：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通报批评。（通报链接：https://www.jnsfybjy.com/portal.php/article/article_research/aid/893/category/kygl.html）

    十一、山东省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于秀莲为通讯作者，吕莉娜、张晶为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Arbutin protects HK-2 cells against high glucose-induced apoptosis and autophagy by up-regulating microRNA-27a”，经查，系存在篡改数据、编造研究过程的学术不端行为。

    1.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对相关责任人作出处理如下：

    （1）对通讯作者于秀莲（与另外1篇论文合并处理）：取消6年内科研项目、科研奖励、科技成果、科技人才计划等申报资格，取消6年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取消已获得的学会、协会等学术工作机构的委员或成员资格，缓晋2年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撤稿，行政警告。

    （2）对第一作者吕莉娜（与另外1篇论文合并处理）：取消6年内科研项目、科研奖励、科技成果、科技人才计划等申报资格；取消6年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取消已获得的学会、协会等学术工作机构的委员或成员资格；缓晋2年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终止财政资助的相关科研项目，按原渠道退回已拨付的结余经费；行政警告。

    （3）对并列第一作者张晶：取消5年内科研项目、科研奖励、科技成果、科技人才计划等申报资格，取消5年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取消已获得的学会、协会等学术工作机构的委员或成员资格，缓聘1年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行政警告。

    （4）对参与作者李霞（与另外1篇论文合并处理）：取消5年内科研项目、科研奖励、科技成果、科技人才计划等申报资格，取消5年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取消已获得的学会、协会等学术工作机构的委员或成员资格，缓晋1年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党内警告。

    （6）对参与作者李丹丹（与另外1篇论文合并处理）：取消5年内科研项目、科研奖励、科技成果、科技人才计划等申报资格，取消5年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取消已获得的学会、协会等学术工作机构的委员或成员资格，缓聘1年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行政警告。

    2.嘉祥县中医院对参与作者田丰群作出处理如下：科研诚信告诫，通报批评。

    （通报链接：https://www.jnrmyy.com/keyan/kxyj/gonggao/2021/1229/6607.html）

    十二、山东省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任琦为通讯作者，临沂市中心医院于海亮、陈彬为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Baicalin relieves hypoxia-aroused H9c2 cell apoptosis by activating Nrf2/HO-1-mediated HIF1α/BNIP3 pathway”，经查，系存在篡改数据的学术不端行为。

    1.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对通讯作者任琦（与另外2篇论文合并处理）作出处理如下：取消6年内科研项目、科研奖励、科技成果、科技人才计划等申报资格，取消6年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取消已获得的学会、协会等学术工作机构的委员或成员资格，追回作者个人所得的论文科研奖励和荣誉称号，撤销已取得的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缓晋3年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撤稿，党内警告。
    2.临沂市中心医院对相关责任人作出处理如下：
    （1）对第一作者于海亮：取消5年内科研项目、科研奖励、科技成果、科技人才计划等申报资格；取消5年内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暂停研究生导师申请资格5年；撤稿；罚款5000元；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通报批评；取消参加2020年度评优树先，年度考核不得确定为优秀等次。
    （2）对并列第一作者陈彬：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通报批评。（通报链接：https://www.jnrmyy.com/keyan/kxyj/gonggao/2021/1229/6607.html）

    十三、山东省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郭洪波为通讯作者、天津市泰达医院姜良真为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Baicalein inhibits proliferation and migration of bladder cancer cell line T24 by down-regulation of microRNA-106”，经查，系存在篡改数据、编造研究过程、不当署名的学术不端行为。

    1.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对通讯作者郭洪波作出处理如下：取消5年内科研项目、科研奖励、科技成果、科技人才计划等申报资格，取消5年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取消已获得的学会、协会等学术工作机构的委员或成员资格，追回作者个人所得的论文科研奖励和荣誉称号，缓晋1年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撤稿，行政警告。
    2.天津市泰达医院对第一作者姜良真作出处理如下：取消申报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科技奖励、科技人才称号等资格5年，缓聘副主任医师专业技术职务3年，取消本年度评优资格，扣发本年度年终奖励绩效，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通报批评。（通报链接：https://www.jnrmyy.com/keyan/kxyj/gonggao/2021/1229/6607.html）

    十四、山东省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武平平为通讯作者、庄申法为第一作者，青岛市第三人民医院刘风仙为并列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Upregulation of long noncoding RNA TUG1 contribut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laryngocarcinoma by targeting miR‐145‐5p/ROCK1 axis”，经查，系存在篡改数据、编造研究过程的学术不端行为。

    1.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对相关责任人作出处理如下：

    （1）对通讯作者武平平：取消5年内科研项目、科研奖励、科技成果、科技人才计划等申报资格，取消5年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取消已获得的学会、协会等学术工作机构的委员或成员资格，缓聘1年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撤稿，行政警告。

    （2）对第一作者庄申法：取消5年内科研项目、科研奖励、科技成果、科技人才计划等申报资格，取消5年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取消已获得的学会、协会等学术工作机构的委员或成员资格，缓聘1年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党内警告。

    2.青岛市第三人民医院对并列第一作者刘风仙作出处理如下：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通报批评，暂停目前在研科研项目和科研活动，撤销论文获得的科研奖励，取消5年内申请或申报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科技奖励、科技人才称号和专业技术职务晋升等资格，取消学会、协会、研究会等学术团体以及学术、学位委员会等学术工作机构的委员或成员资格，取消5年内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

    （通报链接：https://www.jnrmyy.com/keyan/kxyj/gonggao/2021/1229/6607.html）

    十五、山东省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冯中涛为通讯作者、济宁市传染病医院周慧玲为第一作者、济宁市精神病防治医院周英凡为并列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Long noncoding RNA ZFAS1 promotes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proliferation by epigenetically repressing miR-193a-3p”，经查，系存在编造研究过程的学术不端行为。
    1.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对通讯作者冯中涛作出处理如下：取消5年内科研项目、科研奖励、科技成果、科技人才计划等申报资格，取消5年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取消已获得的学会、协会等学术工作机构的委员或成员资格，撤稿，党内警告。2.济宁传染病医院对相关责任人作出处理如下：取消第一作者周慧玲2020年度副高级职称的推荐资格。3.济宁市精神病防治医院对并列第一作者周英凡通报批评。（通报链接：https://www.jnrmyy.com/keyan/kxyj/gonggao/2021/1229/6607.html）

    十六、山东省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宋丽娟为通讯作者，尤文君为第一作者、王琨为并列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Baicalin prevents tumor necrosis factor‐α−induced apoptosis and dysfunction of pancreaticβ‐cell line Min6 via upregulation of miR‐205”，经查，系存在篡改数据、编造研究过程的学术不端行为。

    1.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对相关责任人作出处理如下：

    （1）对通讯作者宋丽娟：取消5年内科研项目、科研奖励、科技成果、科技人才计划等申报资格，取消5年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取消已获得的学会、协会等学术工作机构的委员或成员资格，缓晋1年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撤稿，党内警告。

    （2）对第一作者尤文君（与另外1篇论文合并处理）：取消6年内科研项目、科研奖励、科技成果、科技人才计划等申报资格，取消6年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取消已获得的学会、协会等学术工作机构的委员或成员资格，追回作者个人所得的论文科研奖励和荣誉称号，撤销已取得的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缓晋3年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党内警告。

    （3）对并列第一作者王琨：取消5年内科研项目、科研奖励、科技成果、科技人才计划等申报资格，取消5年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取消已获得的学会、协会等学术工作机构的委员或成员资格，缓晋1年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行政警告。

    2.佳木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对参与作者遇常红诫勉谈话。

    （通报链接：https://www.jnrmyy.com/keyan/kxyj/gonggao/2021/1229/6607.html）

    十七、山东省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李文为第一作者、宋大庆为通讯作者，任城区人民医院杜红梅为并列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Euxanthone Represses the Proliferation,Migration,and Invasion of Glioblastoma Cells by modulating STAT3/SHP-1 signalling”，经查，系存在代写代投、伪造通讯作者邮箱的学术不端行为，部分作者不知情。

    1.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对相关责任人作出处理如下：

    （1）对第一作者李文（与另外1篇论文合并处理）：取消6年内科研项目、科研奖励、科技成果、科技人才计划等申报资格，取消6年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取消已获得的学会、协会等学术工作机构的委员或成员资格，追回作者个人所得的论文科研奖励和荣誉称号，撤销已取得的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缓晋3年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撤稿，行政警告。

    （2）对参与作者周贯男：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院内通报批评。

    2.任城区人民医院对并列第一作者杜红梅作出处理如下：通报批评，取消参加2021年度评先树优资格，年度考核不得确定为优秀等次；取消2021年度晋升高一级职称资格。

    （通报链接：https://www.jnrmyy.com/keyan/kxyj/gonggao/2021/1229/6607.html）

    十八、山东省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马文艳为通讯作者、临沂市中心医院高光磊为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Sinomenine restrains breast cancer cells proliferation,migration and invasion via modulation of miR-29/PDCD-4 axis”，经查，系存在篡改数据、编造研究过程的学术不端行为。

    1.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对通讯作者马文艳作出处理如下：取消5年内科研项目、科研奖励、科技成果、科技人才计划等申报资格，取消5年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取消已获得的学会、协会等学术工作机构的委员或成员资格，缓聘1年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撤稿，行政警告。

    2.临沂市中心医院对第一作者高光磊作出处理如下：取消5年内科研项目、科研奖励、科技成果、科技人才计划等申报资格；取消5年内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暂停研究生导师申请资格5年；撤稿；罚款5000元；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通报批评；取消参加2020年度评优树先，年度考核不得确定为优秀等次。

    （通报链接：https://www.jnrmyy.com/keyan/kxyj/gonggao/2021/1229/6607.html）

    十九、山东省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秦委委为通讯作者、王旭为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Quercetin inhibits human micro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s viability,migration and tube-formation in vitro through restraining microRNA-216a”，经查，系存在篡改数据、编造研究过程、不当署名的学术不端行为。

    1.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对相关责任人作出处理如下：

    （1）对通讯作者秦委委（与另外1篇论文合并处理）：取消6年内科研项目、科研奖励、科技成果、科技人才计划等申报资格，取消6年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取消已获得的学会、协会等学术工作机构的委员或成员资格，追回作者个人所得的论文科研奖励和荣誉称号，缓聘2年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撤稿，行政警告。

    （2）对第一作者王旭（与另外1篇论文合并处理）：取消6年内科研项目、科研奖励、科技成果、科技人才计划等申报资格，取消6年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取消已获得的学会、协会等学术工作机构的委员或成员资格，缓聘2年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党内警告。

    （3）对参与作者许飞（与另外1篇论文合并处理）：取消5年内科研项目、科研奖励、科技成果、科技人才计划等申报资格，取消5年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取消已获得的学会、协会等学术工作机构的委员或成员资格，缓聘1年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党内警告。

    2.金乡县人民医院对参与作者薛霞批评教育。

    （通报链接：https://www.jnrmyy.com/keyan/kxyj/gonggao/2021/1229/6607.html）

    二十、山东省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刘秀霞为通讯作者、青岛市海慈医疗集团臧琳琳为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Emodin relieved lipopolysaccharide‐evoked inflammatory damage in WI‐38 cells by up‐regulating taurine up‐regulated gene 1”，经查，系存在篡改数据、编造研究过程、代写代投的学术不端行为。

    1.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对通讯作者刘秀霞（与另外3篇论文合并处理）作出处理如下：取消8年内科研项目、科研奖励、科技成果、科技人才计划等申报资格，取消8年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取消已获得的学会、协会等学术工作机构的委员或成员资格，追回作者个人所得的论文科研奖励和荣誉称号，撤销已获得的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缓晋5年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撤稿，行政警告，免除副护士长职务。

    2.青岛市海慈医疗集团对第一作者臧琳琳作出处理如下：科研诚信诚勉谈话，通报批评，撤稿，5年内取消申请或申报科技计划项目、科技奖励、科技人才称号资格，5年内取消专业技术职务晋升资格。

    3.滨州市人民医院对相关责任人作出处理如下：

    （1）对参与作者宋永清：取消1年内申请和申报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科技奖励、科技人才称号、专业技术职务晋升以及学术工作机构的委员或成员等资格，取消1年内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通报批评。

    （2）对参与作者于锋英：取消1年内申请和申报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科技奖励、科技人才称号、专业技术职务晋升以及学术工作机构的委员或成员等资格，取消1年内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缓聘副主任药师1年，通报批评。

    （通报链接：https://www.jnrmyy.com/keyan/kxyj/gonggao/2021/1229/6607.html）

    二十一、山东省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王慧为通讯作者，牛通、靳留忠为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Lycium Barbarum Polysaccharides Alleviates Oxidative Damage Induced by H2O2 Through Down-Regulating MicroRNA-194 in PC-12 and SH-SY5Y Cells”，经查，系存在篡改数据、编造研究过程的学术不端行为。对相关责任人作出处理如下：

    1.对通讯作者王慧：取消5年内科研项目、科研奖励、科技成果、科技人才计划等申报资格，取消5年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取消已获得的学会、协会等学术工作机构的委员或成员资格，缓晋1年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撤稿，行政警告。

    2.对第一作者牛通：取消5年内科研项目、科研奖励、科技成果、科技人才计划等申报资格，取消5年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取消已获得的学会、协会等学术工作机构的委员或成员资格，追回作者个人所得的论文科研奖励和荣誉称号，缓晋1年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党内警告。

    3.对并列第一作者靳留忠、参与作者宫存杞：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通报批评。

    （通报链接：https://www.jnrmyy.com/keyan/kxyj/gonggao/2021/1229/6607.html）

    二十二、山东省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刘昆为通讯作者、李霞为第一作者，重庆市第九人民医院马爱景为并列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Geniposide alleviates lipopolysaccharide-caused apoptosis of murine kidney podocytes by activating Ras/Raf/MEK/ERK-mediated cell autophagy”，经查，系存在篡改数据、编造研究过程的学术不端行为。

    1.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对相关责任人作出处理如下：

    （1）对通讯作者刘昆：取消5年内科研项目、科研奖励、科技成果、科技人才计划等申报资格，取消5年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取消已获得的学会、协会等学术工作机构的委员或成员资格，缓晋1年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撤稿，行政警告。

    （2）对第一作者李霞：取消5年内科研项目、科研奖励、科技成果、科技人才计划等申报资格，取消5年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取消已获得的学会、协会等学术工作机构的委员或成员资格，缓晋1年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党内警告。

    2.重庆市第九人民医院对并列第一作者马爱景作出处理如下：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通报批评。

    （通报链接：https://www.jnrmyy.com/keyan/kxyj/gonggao/2021/1229/6607.html）

    二十三、山东省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赵强为通讯作者、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李笑颜为第一作者、文登市骨科医院于满秋为并列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LncRNA PMS2L2 protects ATDC5 chondrocytes against lipopolysaccharide-induced inflammatory injury by sponging miR-203”，经查，系存在篡改数据、编造研究过程的学术不端行为。

    1.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对相关责任人作出处理如下：

    （1）对通讯作者赵强：取消5年内科研项目、科研奖励、科技成果、科技人才计划等申报资格，取消5年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取消已获得的学会、协会等学术工作机构的委员或成员资格，缓晋1年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撤稿，行政警告。

    （2）对参与作者孙泰涛（与另外1篇论文合并处理）：取消6年内科研项目、科研奖励、科技成果、科技人才计划等申报资格，取消6年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取消已获得的学会、协会等学术工作机构的委员或成员资格，撤销已取得的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缓晋3年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撤稿，党内警告。

    （3）对参与作者赵亮：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通报批评。

    2.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对相关责任人作出处理如下：

    （1）对第一作者李笑颜：取消5年申报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科技奖励、科技人才称号等资格，取消5年研究生导师申报与聘任资格，取消3年职称晋升资格，通报批评。

    （2）对参与作者陈磊、王海滨：通报批评。

    3.文登市骨科医院对并列第一作者于满秋通报批评。

    （通报链接：https://www.jnrmyy.com/keyan/kxyj/gonggao/2021/1229/6607.html）

    二十四、山东省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孙泰涛为通讯作者、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李笑颜为第一作者、文登市骨科医院于满秋为并列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LINC00305 represses miR-124 expression to trigger inflammatory insults in the presence of lipopolysaccharide”，经查，系存在篡改数据、编造研究过程的学术不端行为。

    1.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对相关责任人作出处理如下：

    （1）对通讯作者孙泰涛（与另外1篇论文合并处理）：取消6年内科研项目、科研奖励、科技成果、科技人才计划等申报资格，取消6年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取消已获得的学会、协会等学术工作机构的委员或成员资格，撤销已取得的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缓晋3年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撤稿，党内警告。

    （2）对参与作者赵强（与另外1篇论文合并处理）：取消5年内科研项目、科研奖励、科技成果、科技人才计划等申报资格，取消5年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取消已获得的学会、协会等学术工作机构的委员或成员资格，缓晋1年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撤稿，行政警告。

    （3）对参与作者周贯男：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通报批评。

    2.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对相关责任人作出处理如下：

    （1）对第一作者李笑颜：取消5年申报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科技奖励、科技人才称号等资格，取消5年研究生导师申报与聘任资格，取消3年职称晋升资格，通报批评。

    （2）对参与作者韩亮、陈磊、张大学：通报批评。

    2.文登市骨科医院对并列第一作者于满秋通报批评。

    （通报链接：https://www.jnrmyy.com/keyan/kxyj/gonggao/2021/1229/6607.html）

    二十五、山东省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魏玉镇为通讯作者，桑奔为、孙建景为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Ras-AKT signaling represses the phosphorylation of histone H1.5 at threonine 10 via GSK3 to promote the progression of glioma”，经查，系存在篡改数据、编造研究过程的学术不端行为。

    1.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对相关责任人作出处理如下：

    （1）对通讯作者魏玉镇（与另外1篇论文合并处理）：取消6年内科研项目、科研奖励、科技成果、科技人才计划等申报资格，取消6年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取消已获得的学会、协会等学术工作机构的委员或成员资格，缓晋2年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撤稿，党内警告。

    （2）对第一作者桑奔：取消5年内科研项目、科研奖励、科技成果、科技人才计划等申报资格，取消5年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取消已获得的学会、协会等学术工作机构的委员或成员资格，缓聘1年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撤稿，党内警告。

    （3）对并列第一作者孙建景：取消5年内科研项目、科研奖励、科技成果、科技人才计划等申报资格，取消5年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取消已获得的学会、协会等学术工作机构的委员或成员资格，追回作者个人所得的论文科研奖励和荣誉称号，缓晋1年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撤稿，党内警告。
    （4）对参与作者徐震：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通报批评。
    2.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对参与作者杨东旭通报批评。（通报链接：https://www.jnrmyy.com/keyan/kxyj/gonggao/2021/1229/6607.html）

    二十六、山东省聊城市人民医院胡殿峰为通讯作者、许崇福为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Long noncoding RNA LINC00052 suppressed the proliferation,migration and invasion of glioma cells by upregulating KLF6”，经查，系存在买卖论文的学术不端行为。对相关责任人作出处理如下：
    1.对通讯作者胡殿峰：3年内取消申报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科技奖励、科技人才称号资格，3年内取消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记入科研诚信信用信息系统，科研诚信诫勉谈话，撤稿，通报批评，取消副主任医师聘任资格降聘为主治医师。
    2.对第一作者许崇福：5年内取消申报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科技奖励、科技人才称号资格，5年内取消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记入科研诚信信用信息系统，科研诚信诫勉谈话，取消3年职称晋升资格。
    3.对第二作者刘鹏：1年内取消申报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科技奖励、科技人才称号资格，1年内取消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记入科研诚信信用信息系统，科研诚信诫勉谈话，取消副主任医师聘任资格降聘为主治医师。
    4.对第三作者谭洁：1年内取消申报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科技奖励、科技人才称号资格，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通报链接：http://www.lchospital.cn/keyan/dongtai/2021-12-28/7647b.html）

    二十七、山东省聊城市人民医院赵军为通讯作者，郑芳霞、汪秀芹为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Long noncoding RNA HOXA-AS2 promotes cell migration and invasion via upregulating IGF-2 in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as an oncogene”，经查，系存在买卖论文的学术不端行为。对相关责任人作出处理如下：

    1.对通讯作者赵军：3年内取消申报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科技奖励、科技人才称号资格，3年内取消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记入科研诚信信用信息系统，撤稿，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通报批评。

    2.对第一作者郑芳霞：5年内取消申报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科技奖励、科技人才称号资格，5年内取消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记入科研诚信信用信息系统，科研诚信诫勉谈话，取消3年职称晋升资格。

    3.对并列第一作者汪秀芹：科研诚信诫勉谈话，取消主任医师聘任资格降聘为副主任医师。

    4.对第二作者郑卫霞：科研诚信诫勉谈话，取消副主任护师聘任资格降聘为主管护师。

    （通报链接：http://www.lchospital.cn/keyan/dongtai/2021-12-28/7647b.html）

    二十八、山东省聊城市传染病医院王广征为通讯作者、崔凯为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MiR-483 suppresses cell proliferation and promotes cell apoptosis by targeting SOX3 in breast cancer”，经查，系存在买卖论文的学术不端行为。对相关责任人员作出处理如下：

    1.对通讯作者王广征：暂停5年内申报各级科研项目及科研奖励资格，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通报批评，取消1年作为提名或推荐人晋升高级职称资格。

    2.对第一作者崔凯：取消科技计划项目申报资格5年，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通报批评，取消1年作为提名或推荐人晋升高级职称资格。

    （通报链接：http://www.lcszlyy.cn/kyjx/kycg/1907.html）

    二十九、山东省菏泽市单县中心医院刘克分为通讯作者、高玉芹为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Long non-coding RNA DANCR upregulates IGF2 expression and promotes ovarian cancer progression”，经查，系存在买卖论文、代写代投的学术不端行为。对相关责任人作出处理如下：

    1.对通讯作者刘克分：撤稿，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通报批评，5年内不准申报相关科研项目及参与科技奖励，取消5年内评奖评先资格。

    2.对第一作者高玉芹：撤稿，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通报批评，3年内不予聘任现专业技术职务，5年内不准申报相关科研项目及参与科技奖励，取消5年内评奖评先资格。

    （通报链接：http://sxzxyy.com.cn/news/view?id=1040）

    三十、山东省菏泽市单县中心医院刘岩峰为通讯作者、青岛市城阳区人民医院王德坤为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Circular RNA circ-SMAD7 is downregulated in colorectal cancer and suppresses tumor metastasis by regulating epithelial mesenchymal transition”，经查，系存在买卖论文、代写代投的学术不端行为。

    1.单县中心医院对通讯作者刘岩峰作出处理如下：撤稿，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通报批评，5年内不准申报相关科研项目及参与科技奖励，取消5年内评奖评先资格。

    2.青岛市城阳区人民医院对第一作者王德坤、第二作者种瑞峰、第三作者宋保连作出处理如下：科研诚信诫勉谈话，撤稿，5年内不准申报相关科研项目及参与科技奖励，通报批评。

    （通报链接：http://sxzxyy.com.cn/news/view?id=1040）

    三十一、湖北省公安县人民医院刘波为通讯作者、张亚娜为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Long non-coding RNA CASC15promotespr-oliferation and induces apoptosis of cervicalcancer cells through targe-ting miR-101-3p”，经查，系存在买卖论文的学术不端行为，对相关责任人员作出处理如下：

    1.对第一作者张亚娜：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通报批评，3年内不得职称晋升，取消3年承担财政资金支持项目资格及取消作为财政资金支持的所有科技活动，5年内不得从事科研工作，行政警告。

    2.对通讯作者刘波：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通报批评，3年内不得职称晋升，取消3年承担财政资金支持项目资格及取消作为财政资金支持的所有科技活动，5年内不得从事科研工作，行政警告。

    （通报链接：http://www.gaxrmyy.com/page318.html）

    三十二、湖北省孝感市中心医院刘涛为第一兼通讯作者发表论文“Long noncoding RNA NEAT1 fuctions as an oncogene in human laryngocarcinoma by targeting miR-29a-3p”，经查，系存在伪造或虚构数据、事实的行为和与论文实际贡献不符的署名的学术不端行为。对相关责任人作出处理如下：

    1、对第一兼通讯作者刘涛：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通报批评，暂停5年申报财政资助科研项目。

    2、对其他作者王玮、徐义策、李泽文、周洁：科研诚信诫勉谈话，暂停1年申报财政资助科研项目。

    （通报链接：http://www.xgjk.com/hxzx/1368091.jhtml）

    三十三、陕西省榆林市第二医院许平为通讯作者、宝鸡市中心医院朱勇为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Long noncoding RNA TTN–AS1 promotes the proliferation and migration of prostate cancer by inhibiting miR-1271 level”，经查，系存在代写、代投的学术不端行为。

    1.榆林市第二医院医院对通讯作者许平作出处理如下：科研诚信诫勉谈话，警告；通报批评；延缓晋升职称5年；取消本人5年评先评优资格；5年内不得申请科技奖励（成果、荣誉），科研资金；5年内不得评选科技人才称号；撤稿。

    2.宝鸡市中心医院对第一作者朱勇作出处理如下：科研诚信诫勉谈话，警告，通报批评，延迟晋升职称5年，取消申报各级各类科技项目资格5年。

    （通报链接：http://www.ylsdeyy.com/InfoDetail.aspx?mid=C6BF2212-16B0-4028-BD72-4D18FAC90AF6&id=B85CF192-D544-4839-B425-4D65EC92C123）

    三十四、陕西省人民医院曹伟为通讯作者、王永恒为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Knockdown of long noncoding RNA SNHG7 inhibits the proliferation and promotes apoptosis of thyroid cancer cells by downregulating BDNF”，经查，系第一作者代投代写，其他作者不知情不当署名。对相关责任人员作出处理如下：

    1.对第一作者王永恒：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通报批评；行政警告；取消各级各类科研项目申报资格5年；取消当年职称晋升资格并延迟5年职称晋升申报；取消评优评先、科技奖申报资格5年；撤销论文奖励，退回奖金和版面费。

    2.对通讯作者曹伟：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通报批评，行政警告，推迟职称晋升资格1年，取消各级各类科研项目申报资格1年，取消评优评先资格1年，取消科技奖申请资格1年。

    3.对其他作者霍斌亮、李程、马刚：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通报批评，推迟职称晋升资格1年，取消各级各类科研项目申报资格1年，取消评优评先资格1年，取消科技奖申请资格1年。

    （通报链接：http://www.spph-sx.com/info/1083/34163.htm）

    三十五、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人民医院麻醉科医生伍剑平为通讯作者,上海市浦东新区公利医院、山东大学在职博士生高新跃为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miR-195 inhibits esophageal cancer cell proliferation and promotes apoptosis by downregulating YAP1”，经查，系存在买卖、代写论文、论文发表署名不规范的学术不端行为。

    1.深圳市龙华区人民医院对通讯作者伍剑平作出处理如下：进行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通报批评；3年内不得申报各级科研项目和奖励；取消在医院当前副主任医师职称竞聘资格；暂停财政资助科研项目和科研活动。

    2.上海市浦东新区公利医院、山东大学对第一作者高新跃作出处理如下：警告，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通报批评，暂停2年内国家、市、区、院等各级项目的申报资格，取消博士学位申请资格。（通报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wgM0OKgS8BqdAmi7XzIz4Q）

    国家卫健委科技教育司2021年12月2日公布38起医学科研诚信案件调查处理结果

    一、江苏省徐州市中心医院拾锦为通讯作者，张晓君为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Therole of has-circ-0000285 in metastasis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经查，系存在伪造研究数据、代投、不当署名的学术不端行为。对相关责任人作出处理如下：

    1.对通讯作者拾锦：通报批评，取消申报各级各类科技计划项目资格5年，取消评优评先资格5年，延迟3年晋升职称和聘任。

    2.对第一作者张晓君：通报批评，取消研究生导师资格，取消申报各级各类科技计划项目资格5年，取消评优评先资格5年，延迟3年晋升职称和聘任。

    3.对第二作者曹刚：通报批评，取消申报各级各类科技计划项目资格5年，取消评优评先资格5年，延迟3年晋升职称和聘任。

    （通报链接：http://www.xzch.cn/html/2021/2021112911399.shtml）

    二、江苏省苏州市第九人民医院吴晓英为通讯作者、陆晓春为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LncRNALINP1 Promotes Proliferation and Inhibits Apoptosis of Gastric Cancer Cells byRepressing RBM5”，经查，系参与作者周海云联系第三方机构代写代发的学术不端行为。对相关责任人作出处理如下：

    1.对通讯作者吴晓英、第一作者陆晓春：通报批评，追回报销的版面费和奖励并处罚金，取消3年内晋升职称、竞聘资格，取消5年内申报科技项目、科技奖励、评优评先、科技人才等资格。

    2.对参与作者（并作为第三方联系的中间人）周海云：党内警告，降级（专技岗位由十级降聘至十一级），通报批评，调至基层医疗单位服务六个月，取消5年内晋升职称、竞聘、申报科技项目、科技奖励、科技人才称号和评优评先资格。

    （通报链接：https://www.szsdjrmyy.com/d40/c453/20210712/i2120.phtml）

    三、江苏省苏州市第九人民医院鲁杰为通讯作者、左常阳为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CircularRNA circ-SMAD7 promoted glioma cell proliferation and metastasis byupregulating PCNA”，经查，系中间人田志刚联系第三方机构代写代发的学术不端行为。对相关责任人作出处理如下：

    1.对通讯作者鲁杰、第一作者左常阳：通报批评，追回报销的版面费和科技奖励并处罚金，取消3年内晋升职称、竞聘资格，取消5年内申报科技项目、科技奖励、科技人才称号和评优评先等资格。

    2.对第三方中间联系人田志刚：党内警告，通报批评，降级(专技岗位由七级降聘至八级)，调离苏州市第九人民医院，取消5年内晋升职称、申报科技项目、科技奖励、科技人才称号和评优评先等资格。

    （通报链接：https://www.szsdjrmyy.com/d40/c786/20210612/i2039.phtml）

    四、江苏省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惠小波为通讯作者、王彦平为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MiR-532-5pacts as a tumor suppressor and inhibits glioma cell proliferation by targetingCSF1”,经查，系惠小波伪造数据、王彦平不当署名。对相关责任人员作出处理如下:

    1.对通讯作者惠小波：警告，取消申报科技计划项目、奖励资格5年，追回论文版面费及奖励。

    2.对第一作者王彦平：科研诚信诫勉谈话，取消申报科技计划项目、奖励资格5年。

    （通报链接：https://www.hasyy.cn/content/contentDetail?contentId=10625&menuId=32）

    五、江苏省江阴市人民医院姜彬为通信作者、涟水县人民医院董建胜为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LncRNASNHG7 promotes the proliferation andinhibits apoptosis of renal cell cancercells by downregulating CDKN1A”，经查，系存在代写的学术不端行为。

    1.江阴市人民医院对姜彬作出处理如下：行政警告，通报批评、科研诚信诫勉谈话，将违规失信行为列入科研诚信档案；取消5年内晋升职称资格、申报科技项目、科技奖励和科技人才称号等资格；罚款2000元。

    2.涟水县人民医院对董建胜作出如下处理：通报批评、科研诚信诫勉谈话，将违规失信行为列入科研诚信档案；取消5年内申请或申报各级各类科技计划项目、各类人才称号等资格；罚款2000元。

    （通报链接：http://www.jyrmyy.com/default.php?mod=article&do=detail&tid=19224）

    六、山东省青岛市中心医院鞠芳为通讯作者，临沂市人民医院韩红星为共同通讯作者，青岛市海慈医疗集团刘永吉为第一作者、石岭为共同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Activationof PPARγmediatesicaritin-induced cell cycle arrest and apoptosis in glioblastoma multiforme”，经查，系存在篡改实验数据的学术不端行为。

    1.青岛市中心医院对通讯作者鞠芳作出处理如下：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通报批评，追回文章奖励并撤稿，撤销其正高级职称聘任资格，取消其5年内申报科研项目、科技奖励、科技人才称号和职称晋升资格。

    2.临沂市人民医院对共同通讯作者韩红星作出处理如下：罚款5000元；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通报批评；取消2020年度评先树优，年度考核不得确定为优秀等次；撤稿；撤销副高职称聘任资格；取消5年内申报科研项目、科技奖励、科技人才称号；取消5年内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被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暂停研究生导师申请资格5年。

    3.青岛市海慈医疗集团对相关责任人作出处理如下：

    （1）对第一作者刘永吉：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通报批评，追回文章奖励并要求撤稿，取消其5年内申报科研项目、科技奖励、科技人才称号和职称晋升资格。

    （2）对共同第一作者石岭：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通报批评，撤稿，取消5年内申报科研项目、科技奖励、科技人才称号和职称晋升资格，撤销获得的副主任医师资格。

    （3）对第三作者刘媛、第四作者李鹏、第五作者姜国萍、第八作者姜传武: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通报批评，1年内取消申请或申报科技计划项目、科技奖励、科技人才称号资格，1年内取消专业技术职务晋升资格。

    （4）对第六作者高晓宁、第七作者张永彬: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通报批评；1年内取消申请或申报科技计划项目、科技奖励、科技人才称号资格；1年内取消专业技术职务晋升资格；解除专业技术职务十级的聘任，改聘为专业技术职务十一级。

    （通报链接：https://www.qdzxyy.com/newsdetail.aspx?id=2890&typeid=98）

    七、山东省安丘市人民医院梁俊君为通讯作者、辛海滨为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Knockdownof lncRNA‐UCA1inhibits cell viability and migration of human glioma cells by miR‐193a‐mediateddownregulation of CDK6”，经查，系存在论文造假的学术不端行为。对相关责任人员作出处理如下：

    1.对通讯作者梁俊君：通报批评，取消晋升职务职称、申报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项目资格5年。

    2.对第一作者辛海滨：通报批评，取消晋升职务职称、申报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项目资格5年，收回医院奖励的版面补助费。

    3.对其他作者刘妮娜：通报批评，取消晋升职务职称、申报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项目资格3年。

    4.对其他作者徐晓胜、张进武、李玉、马永超、李国强：通报批评，取消晋升职务职称、申报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项目资格1年。

    （通报链接：http://www.aqsrmyy.com/html/2021/yuanjixinwen_1124/2869.html）

    八、山东省安丘市人民医院辛海滨为通讯作者、梁俊君为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Knockdownlong non-coding RNA PEG10 inhibits proliferation,migration and invasion ofglioma cell line U251 by regulating miR-506”，经查，系存在论文造假的学术不端行为。对相关责任人员作出处理如下：

    1.对通讯作者辛海滨：通报批评，取消晋升职务职称、申报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项目资格5年。

    2.对第一作者梁俊君：通报批评，取消晋升职务职称、申报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项目资格5年，收回医院奖励的版面补助费。

    3.对其他作者刘妮娜：通报批评，取消晋升职务职称、申报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项目资格3年。

    （通报链接：http://www.aqsrmyy.com/html/2021/yuanjixinwen_1124/2870.html）

    九、山东省潍坊市人民医院李桂芳为通讯作者、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杨艳为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Icariininhibits proliferation,migration,and invasion of medulloblastoma DAOY cellsby regulation of SPARC”，经查，系存在代写、代投的学术不端行为。

    1.潍坊市人民医院对通讯作者李桂芳作出处理如下：撤稿，5年内不得申请或申报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科技奖励、科技人才称号，5年内取消申报专业技术职务晋升聘任资格，诚信诫勉谈话，通报批评，收回因涉事论文取得的奖金奖励，取消2020年度申报各类评优评先资格。

    2.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对第一作者杨艳作出处理如下：取消科研项目、科研奖励、科技成果、科技人才计划等申报资格5年，取消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5年，取消已获得的学会、协会等学术工作机构的委员或成员资格，缓晋1年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党内警告。

    （通报链接：https://www.wfph.cn/news/954.html）

    十、山东省潍坊市人民医院张传光为通讯作者、张敬为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Silenceof long non-coding RNA UCA1 inhibits hemangioma cells growth,migration andinvasion by up-regulation of miR-200c”，经查，系存在购买论文、不当署名、代投论文的学术不端行为。对相关责任人作出处理如下：

    1.对通讯作者张传光：撤稿，2年内不得申请或申报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科技奖励、科技人才称号，2年内取消申报专业技术职务晋升聘任资格，诚信诫勉谈话，通报批评，收回因涉事论文取得的奖金奖励，取消2020年度申报各类评优评先资格。

    2.对第一作者张敬：5年内不得申请或申报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科技奖励、科技人才称号，5年内取消申报专业技术职务晋升聘任资格，诚信诫勉谈话，通报批评，收回因涉事论文取得的奖金奖励，取消2020年度申报各类评优评先资格。

    （通报链接：https://www.wfph.cn/news/954.html）

    十一、山东省潍坊市人民医院张军富为通讯作者，烟台毓璜顶医院刘淑君第一作者、闫桂刚为并列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Knockdownof Long Noncoding RNA(lncRNA)Metastasis-Associated Lung AdenocarcinomaTranscript 1(MALAT1)Inhibits Proliferation,Migration,and Invasion andPromotes Apoptosis by Targeting miR-124 in Retinoblastoma”，经查，系存在购买部分实验数据、不当署名、代投论文的学术不端行为。

    1.潍坊市人民医院对通讯作者张军富作出处理如下：撤稿，2年内不得申请或申报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科技奖励、科技人才称号，2年内取消申报专业技术职务晋升聘任资格，诚信诫勉谈话，通报批评，收回因涉事论文取得的奖金奖励，取消2020年度申报各类评优评先资格。

    2.烟台毓璜顶医院对相关责任人作出处理如下：

    （1）对第一作者刘淑君：科研诚信诫勉谈话，撤稿，记入科研诚信档案，取消申报科技计划项目、奖励资格5年，取消职称晋升资格2年。

    （2）对并列第一作者闫桂刚：科研诚信诫勉谈话，记入科研诚信档案，取消申报科技计划项目、奖励资格1年，取消职称晋升资格1年。

    （3）对其他作者于莲芝：科研诚信诫勉谈话，撤稿，记入科研诚信档案，取消申报科技计划项目、奖励资格1年。

    （通报链接：https://www.wfph.cn/news/954.html）

    十二、山东省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李金良为通讯作者、齐玉玺为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Triptolideinhibits the growth and migration of colon carcinoma cells by down-regulationof miR-191”，经查，系存在篡改数据、编造研究过程的学术不端行为。对相关责任人作出处理如下：

    1.对通讯作者李金良（与另外1篇论文合并处理）：取消6年内科研项目、科研奖励、科技成果、科技人才计划等申报资格，取消6年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取消其已获得的学会、协会等学术工作机构的委员或成员资格，缓晋2年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撤稿，行政警告。

    2.对第一作者齐玉玺（与另外2篇论文合并处理）：取消6年内科研项目、科研奖励、科技成果、科技人才计划等申报资格，取消6年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缓晋3年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取消其已获得的学会、协会等学术工作机构的委员或成员资格，行政警告。

    （通报链接：https://www.jnrmyy.com/keyan/kxyj/gonggao/2021/1130/6504.html）

    十三、山东省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张心茹为通讯作者，丁秋丽为第一作者，李晓艳、孙永存为并列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SchizandrinA inhibits proliferation,migration and invasion of thyroid cancer cell lineTPC-1 by down regulation of microRNA-429”，经查，系存在篡改数据、编造研究过程的学术不端行为。对相关责任人作出处理如下：

    1.对通讯作者张心茹：取消5年内科研项目、科研奖励、科技成果、科技人才计划等申报资格，取消5年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取消其已获得的学会、协会等学术工作机构的委员或成员资格，缓聘1年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撤稿，行政警告。

    2.对第一作者丁秋丽：取消5年内科研项目、科研奖励、科技成果、科技人才计划等申报资格，取消5年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取消其已获得的学会、协会等学术工作机构的委员或成员资格，缓晋1年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行政警告。

    3.对并列第一作者李晓艳、孙永存：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通报批评。

    （通报链接：https://www.jnrmyy.com/keyan/kxyj/gonggao/2021/1130/6504.html）

    十四、山东省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闵得金为通讯作者、张洋为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Ailanthoneup-regulates miR-449a to restrain acute myeloid leukemia cells growth,migration and invasion”，经查，系通讯作者存在篡改数据、不当署名的学术不端行为，其他作者不知情。对通讯作者闵得金作出处理如下：取消5年内科研项目、科研奖励、科技成果、科技人才计划等申报资格，取消5年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取消其已获得的学会、协会等学术工作机构的委员或成员资格，缓聘1年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撤稿，行政警告。

    （通报链接：https://www.jnrmyy.com/keyan/kxyj/gonggao/2021/1130/6504.html）

    十五、山东省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邵小梅为通讯作者、郭宗兵为第一作者、周艳梅为并列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Dendrobiumcandidum extract inhibits proliferation and induces apoptosis of liver cancercells by inactivating Wnt/β-cateninsignaling pathway”，经查，系存在篡改数据、编造研究过程的学术不端行为。对相关责任人作出处理如下：

    1.对通讯作者邵小梅：取消5年内科研项目、科研奖励、科技成果、科技人才计划等申报资格，取消5年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取消其已获得的学会、协会等学术工作机构的委员或成员资格，缓聘1年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撤稿，党内警告。

    2.对第一作者郭宗兵（与另外1篇论文合并处理）：取消6年内科研项目、科研奖励、科技成果、科技人才计划等申报资格，取消6年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取消其已获得的学会、协会等学术工作机构的委员或成员资格，追回作者个人所得的论文科研奖励和荣誉称号，撤销已取得的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缓晋3年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行政警告。

    3.对并列第一作者周艳梅、参与作者杨际平：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通报批评。

    （通报链接：https://www.jnrmyy.com/keyan/kxyj/gonggao/2021/1130/6504.html）

    十六、山东省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闫西鹏为通讯作者，赵颖颖为第一作者，刘传谦、张雪婷为并列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Angelicapolysaccharide alleviates TNF‐α‐inducedMIN6 cell damage a through the up‐regulation microRNA‐143”，经查，系存在篡改数据、编造研究过程的学术不端行为。对相关责任人作出处理如下：

    1.对通讯作者闫西鹏：取消5年内科研项目、科研奖励、科技成果、科技人才计划等申报资格，取消5年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取消其已获得的学会、协会等学术工作机构的委员或成员资格，缓聘1年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撤稿，党内警告。

    2.对第一作者赵颖颖：取消5年内科研项目、科研奖励、科技成果、科技人才计划等申报资格，取消5年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取消其已获得的学会、协会等学术工作机构的委员或成员资格，缓晋1年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行政警告。

    3.对并列第一作者刘传谦、张雪婷：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通报批评。

    （通报链接：https://www.jnrmyy.com/keyan/kxyj/gonggao/2021/1130/6504.html）

    十七、山东省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张晓芬为通讯作者、王艳华为第一作者、李波为并列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Scutellariabarbata D.Don(SBD)protects oxygen glucose deprivation/reperfusion-inducedinjuries of PC12 cells by up-regulating Nrf2”，经查，系存在篡改数据、编造研究过程的学术不端行为。对相关责任人作出处理如下：

    1.对通讯作者张晓芬（与另外1篇论文合并处理）：取消6年内科研项目、科研奖励、科技成果、科技人才计划等申报资格，取消6年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取消其已获得的学会、协会等学术工作机构的委员或成员资格，缓晋1年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撤稿，党内警告。

    2.对第一作者王艳华：取消5年内科研项目、科研奖励、科技成果、科技人才计划等申报资格，取消5年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取消其已获得的学会、协会等学术工作机构的委员或成员资格，撤销已取得的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缓晋1年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党内警告。

    3.并列第一作者李波：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通报批评。

    （通报链接：https://www.jnrmyy.com/keyan/kxyj/gonggao/2021/1130/6504.html）

    十八、山东省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任春凤为通讯作者、梁志远为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Emodinattenuates apoptosis and inflammation induced by LPS through up-regulatinglncRNA TUG1 in murine chondrogenic ATDC5 cells”，经查，系存在篡改数据的学术不端行为。对相关责任人作出处理如下：

    1.对通讯作者任春凤（与另外1篇论文合并处理）：取消6年内科研项目、科研奖励、科技成果、科技人才计划等申报资格，取消6年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取消其已获得的学会、协会等学术工作机构的委员或成员资格，追回作者个人所得的论文科研奖励和荣誉称号，缓晋2年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撤稿，行政警告。

    2.对第一作者梁志远（与另外2篇论文合并处理）：取消6年内科研项目、科研奖励、科技成果、科技人才计划等申报资格，取消6年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取消其已获得的学会、协会等学术工作机构的委员或成员资格，追回作者个人所得的论文科研奖励和荣誉称号，撤销已取得的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缓晋4年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行政警告。

    （通报链接：https://www.jnrmyy.com/keyan/kxyj/gonggao/2021/1130/6504.html）

    十九、山东省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王静为通讯作者、孔东方为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SchizandrinA enhances chemosensitivity of colon carcinoma cells to 5-fluorouracil throughup-regulation of miR-195”，经查，系存在篡改数据、编造研究过程、不当署名的学术不端行为。对相关责任人作出处理如下：

    1.对通讯作者王静（与另外2篇论文合并处理）：取消6年内科研项目、科研奖励、科技成果、科技人才计划等申报资格，取消6年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取消其已获得的学会、协会等学术工作机构的委员或成员资格，追回作者个人所得的论文科研奖励和荣誉称号，撤销已取得的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缓晋4年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撤稿，行政警告。

    2.对第一作者孔东方（与另外1篇论文合并处理）：取消6年内科研项目、科研奖励、科技成果、科技人才计划等申报资格，取消6年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取消其已获得的学会、协会等学术工作机构的委员或成员资格，追回作者个人所得的论文科研奖励和荣誉称号，缓晋2年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行政警告。

    （通报链接：https://www.jnrmyy.com/keyan/kxyj/gonggao/2021/1130/6504.html）

    二十、山东省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马辉为通讯作者、刘斌为第一作者、曹伟为并列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Knockdownof lncRNA LSINCT5 suppresses growth and metastasis of human glioma cells viaup-regulating miR-451”，经查，系存在篡改数据、编造研究过程的学术不端行为。对相关责任人作出处理如下：

    1.对通讯作者马辉（与另外2篇论文合并处理）：取消6年内科研项目、科研奖励、科技成果、科技人才计划等申报资格，取消6年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取消其已获得的学会、协会等学术工作机构的委员或成员资格，撤销已取得的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缓晋4年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撤稿，行政警告。

    2.对第一作者刘斌（与另外1篇论文合并处理）：取消6年内科研项目、科研奖励、科技成果、科技人才计划等申报资格，取消6年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取消其已获得的学会、协会等学术工作机构的委员或成员资格，撤销已取得的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缓晋3年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行政警告。

    3.对并列第一作者曹伟：取消5年内科研项目、科研奖励、科技成果、科技人才计划等申报资格，取消5年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取消其已获得的学会、协会等学术工作机构的委员或成员资格，撤销利用论文获取的相关学术奖励及荣誉称号，缓聘1年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党内警告。

    （通报链接：https://www.jnrmyy.com/keyan/kxyj/gonggao/2021/1130/6504.html）

    二十一、山东省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姜涛为通讯作者、谢朋木为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TRAF4promotes endometrial cancer cell growth and migration by activation ofPI3K/AKT/Oct4 signaling”，经查，系存在篡改数据、编造研究过程、不当署名的学术不端行为。对相关责任人作出处理如下：

    1.对通讯作者姜涛：取消5年内科研项目、科研奖励、科技成果、科技人才计划等申报资格，取消5年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取消其已获得的学会、协会等学术工作机构的委员或成员资格，缓晋1年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撤稿，行政警告。

    2.对第一作者谢朋木（与另外1篇论文合并处理）：取消6年内科研项目、科研奖励、科技成果、科技人才计划等申报资格，取消6年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取消其已获得的学会、协会等学术工作机构的委员或成员资格，缓晋2年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追回科研项目立项配套经费，行政警告。

    （通报链接：https://www.jnrmyy.com/keyan/kxyj/gonggao/2021/1130/6504.html）

    二十二、山东省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赵兵为通讯作者、郑则宝为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Astragaluspolysaccharide protects hypoxia-induced injury by up-regulation of miR-138 inrat neural stem cells”，经查，系存在篡改数据的学术不端行为。对相关责任人作出处理如下：

    1.对通讯作者赵兵（与另外1篇论文合并处理）：取消6年内科研项目、科研奖励、科技成果、科技人才计划等申报资格，取消6年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取消其已获得的学会、协会等学术工作机构的委员或成员资格，追回个人所得的论文科研奖励和荣誉称号，撤销已取得的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追回科研项目立项匹配经费，缓晋3年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撤稿，行政警告。

    2.对第一作者郑则宝（与另外2篇论文合并处理）：取消6年内科研项目、科研奖励、科技成果、科技人才计划等申报资格，取消6年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取消其已获得的学会、协会等学术工作机构的委员或成员资格，追回作者个人所得的论文科研奖励和荣誉称号，撤销已取得的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缓晋4年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行政警告。

    （通报链接：https://www.jnrmyy.com/keyan/kxyj/gonggao/2021/1130/6504.html）

    二十三、山东省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张存雪为通讯作者、孟洁为第一作者、陈艳为并列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Protectiveimpacts of long noncoding RNA taurine‐upregulated 1 against lipopolysaccharide‐evokedinjury in MRC‐5 cellsthrough inhibition of microRNA‐127”，经查，系存在篡改数据的学术不端行为。对相关责任人作出处理如下：

    1.对通讯作者张存雪：取消5年内科研项目、科研奖励、科技成果、科技人才计划等申报资格，取消5年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取消其已获得的学会、协会等学术工作机构的委员或成员资格，撤销已取得的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缓晋2年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撤稿，党内警告。

    2.对第一作者孟洁（与另外2篇论文合并处理）：取消7年内科研项目、科研奖励、科技成果、科技人才计划等申报资格，取消7年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取消其已获得的学会、协会等学术工作机构的委员或成员资格，缓晋3年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行政警告，免除副护士长职务。

    3.对并列第一作者陈艳：取消5年内科研项目、科研奖励、科技成果、科技人才计划等申报资格，取消5年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取消其已获得的学会、协会等学术工作机构的委员或成员资格，追回作者个人所得的论文科研奖励和荣誉称号，撤销已取得的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缓晋2年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行政警告。

    （通报链接：https://www.jnrmyy.com/keyan/kxyj/gonggao/2021/1130/6504.html）

    二十四、山东省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张丽娟为通讯作者、张海防为第一作者、李惠为并列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Longnon-coding RNA TUG1 inhibits apoptosis and inflammatory response in LPS-treatedH9c2 cells by down-regulation of miR-29b”，经查，系存在篡改数据、编造研究过程、不当署名的学术不端行为。对相关责任人作出处理如下：

    1.对通讯作者张丽娟（与另外1篇论文合并处理）：取消6年内科研项目、科研奖励、科技成果、科技人才计划等申报资格，取消6年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取消其已获得的学会、协会等学术工作机构的委员或成员资格，缓晋2年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责撤稿，行政警告。

    2.对第一作者张海防（与另外1篇论文合并处理）：取消6年内科研项目、科研奖励、科技成果、科技人才计划等申报资格，取消6年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取消其已获得的学会、协会等学术工作机构的委员或成员资格，追回作者个人所得的论文科研奖励和荣誉称号，撤销已取得的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缓晋3年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党内警告。

    3.对并列第一作者李惠、参与作者郭恩玉：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通报批评。

    （通报链接：https://www.jnrmyy.com/keyan/kxyj/gonggao/2021/1130/6504.html）

    二十五、山东省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张雪华为通讯作者、丛珊为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NotoginsenosideR1 up-regulates microRNA-132 to protect human lung fibroblast MRC-5 cells fromlipopolysaccharide-caused injury”，经查，系存在篡改数据、不当署名的学术不端行为。对相关责任人作出处理如下：

    1.对通讯作者张雪华：取消5年内科研项目、科研奖励、科技成果、科技人才计划等申报资格，取消5年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取消其已获得的学会、协会等学术工作机构的委员或成员资格，缓晋1年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撤稿，行政警告。

    2.对第一作者丛珊：取消5年内科研项目、科研奖励、科技成果、科技人才计划等申报资格，取消5年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取消其已获得的学会、协会等学术工作机构的委员或成员资格，撤销已取得的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缓晋2年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行政警告。

    （通报链接：https://www.jnrmyy.com/keyan/kxyj/gonggao/2021/1130/6504.html）

    二十六、山东省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张再伟为通讯作者、邢冰为第一作者、李巧菊为并列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miR-140-5paggravates hypoxia-induced cell injury via regulating MLK3 in H9c2 cells”，经查，系存在篡改数据、编造研究过程的学术不端行为。对相关责任人作出处理如下：

    1.对通讯作者张再伟（与另外2篇论文合并处理）：取消6年内科研项目、科研奖励、科技成果、科技人才计划等申报资格，取消6年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暂停其研究生招生资格5年，追回作者个人所得的论文科研奖励和荣誉称号，取消其已获得的学会、协会等学术工作机构的委员或成员资格，缓聘3年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撤稿，党内警告。

    2.对第一作者邢冰（与另外1篇论文合并处理）：取消6年内科研项目、科研奖励、科技成果、科技人才计划等申报资格，取消6年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取消其已获得的学会、协会等学术工作机构的委员或成员资格，撤销已取得的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缓晋3年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行政警告。

    3.对并列第一作者李巧菊（与另外1篇论文合并处理）：取消6年内科研项目、科研奖励、科技成果、科技人才计划等申报资格，取消6年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取消其已获得的学会、协会等学术工作机构的委员或成员资格，缓晋2年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党内警告。

    4.对参与作者李虎、陈莎莎、崔志远、马杰：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通报批评。

    （通报链接：https://www.jnrmyy.com/keyan/kxyj/gonggao/2021/1130/6504.html）

    二十七、山东省千佛山医院密夫丽为第一作者，临沂市人民医院张传祝为通讯作者发表论文“MagnesiumProtects Mouse Hippocampal HT22 Cells Against Hypoxia-Induced Injury byUpregulation of miR-221”，经查，系存在论文买卖的学术不端行为。

    1.山东省千佛山医院对密夫丽作出处理如下：通报批评，取消5年内申报科技计划（专项、基金）项目的资格，内镜诊疗科2020年综合目标一等奖考评一票否决。

    2.临沂市人民医院对相关责任人作出处理如下：

    （1）对通讯作者张传祝：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通报批评，取消参加2020年度评先树优，年度考核不得确定为优秀等次，取消5年内科研项目、科研奖励、科技成果、科技人才计划等申报资格，取消5年内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暂停研究生导师申请资格5年，撤稿，扣罚绩效工资5000元。

    （2）对其他作者刘付玉：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通报批评，取消1年内科研项目、科研奖励、科技成果、科技人才计划等申报资格，取消1年内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暂停研究生导师申请资格1年。

    （通报链接：http://www.ly120.cn/prt/main/scddetl.lay?preview=editor&infoid=2607）

    二十八、山东省临沂市中心医院郭淑霞为第一作者、庄炎为通讯作者发表论文“Quercetinalleviates lipopolysaccharide‐induced inflammatory responses by up‐regulationmiR‐124 inhuman renal tubular epithelial cell line HK-2”，经查，系存在买卖行为的学术不端行为。对相关责任人员作出处理如下：

    1.对第一作者郭淑霞：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通报批评，取消参加2020年度评先树优，年度考核不得确定为优秀等次;取消5年内科研项目、科研奖励、科技成果、科技人才计划等申报资格，取消5年内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暂停研究生导师申请资格5年，撤稿，扣罚绩效工资5000元。

    2.对通讯作者庄炎：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通报批评，取消参加2020年度评先树优，年度考核不得确定为优秀等次，取消1年内科研项目、科研奖励、科技成果、科技人才计划等申报资格，取消1年内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暂停研究生导师申请资格1年，撤稿。

    3.对其他作者孙娟娟：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通报批评。

    （通报链接：https://www.lyszxyy.com.cn/News/Articles?id=879&isPreview=true&articleMappingId=&code=4ab6510f37b7955d）

    二十九、山东省临沂市中心医院李曼为第一作者、于风华为通讯作者发表论文“GinsenosideRh2 inhibits proliferation but promotes apoptosis and autophagy bydown-regulating microRNA-638 in human retinoblastoma cells”，经查，系存在买卖的学术不端行为。对相关责任人员作出处理如下：

    1.对第一作者李曼：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通报批评，取消参加2020年度评先树优，年度考核不得确定为优秀等次，取消5年内科研项目、科研奖励、科技成果、科技人才计划等申报资格，取消5年内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暂停研究生导师申请资格5年，撤稿，扣罚绩效工资5000元。

    2.对通讯作者于风华：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通报批评，取消参加2020年度评先树优，年度考核不得确定为优秀等次，取消2年内科研项目、科研奖励、科技成果、科技人才计划等申报资格，取消2年内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暂停研究生导师申请资格2年，撤稿。

    3.对其他作者张笃贞、程金涛、梁佳美：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通报批评。

    （通报链接：https://www.lyszxyy.com.cn/News/Articles?id=879&isPreview=true&articleMappingId=&code=4ab6510f37b7955d）

    三十、山东省临沂市中心医院葛荣丽为第一及通讯作者发表的论文“Anti-antioxidantlipacts of circZNF609 silence in HaCaT cell through regulating miR-145”，经查该论文存在买卖的学术不端行为。对相关责任人员作出处理如下：

    1.对第一及通讯作者葛荣丽：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通报批评，取消参加2020年度评先树优，年度考核不得确定为优秀等次，取消5年内科研项目、科研奖励、科技成果、科技人才计划等申报资格，取消5年内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暂停研究生导师申请资格5年，撤稿，扣罚绩效工资5000元。

    2.对其他作者高光磊：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通报批评。

    （通报链接：https://www.lyszxyy.com.cn/News/Articles?id=879&isPreview=true&articleMappingId=&code=4ab6510f37b7955d）

    三十一、山东省临沂市肿瘤医院李为路作为第一作者，杨富存作为通讯作者发表的论文“TargetedRegulation of miR-26a on PTEN to Affect Proliferation and Apoptosis of ProstateCancer Cells”，经查，该论文存在编造研究过程，伪造、篡改研究数据、图表、结论、检测报告的学术不端行为。对相关责任人员作出处理如下：

    1.对第一作者李为路：科研诚信诫勉谈话，责成其写出书面检查，通报批评，取消参加2020年度评先树优，年度考核不得确定为优秀等次，取消5年内科研项目、科研奖励、科技成果、科技人才计划等申报资格，取消5年内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暂停研究生导师申请资格5年，撤销利用科研失信行为获得的奖励，撤稿，扣罚绩效工资5000元。

    2.对通讯作者杨富存：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通报批评，取消其参加2020年度评先树优，年度考核不得确定为优秀等次，取消5年内科研项目、科研奖励、科技成果、科技人才计划等申报资格，取消5年内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暂停研究生导师申请资格5年，撤销其利用科研失信行为获得的副高职称，撤稿，扣罚绩效工资5000元。

    （通报链接：http://www.lyzlyy.net/news/523.html）

    三十二、山东省菏泽市立医院相龙占为通讯作者、王奇为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Baicalinaugments the differentiation of osteblasts via enthancement of microRNA-217”，经查，系存在代写代投的学术不端行为。

    1.菏泽市立医院对相关责任人作出如下处理：

    （1）对通讯作者相龙占：撤稿，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通报批评，停止财政资助科研项目和科研活动3年。

    （2）对第一作者王奇：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通报批评，停止财政资助科研项目和科研活动5年。

    （3）对其他作者史东雷：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通报批评，停止财政资助科研项目和科研活动1年。

    2.菏泽市传染病医院对其他作者耿媛媛作出处理如下：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通报批评，1年内取消申请或申报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科技奖励、科技人才称号和推迟1年专业技术职务晋升等资格。

    3.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对其他作者黄其杉作出处理如下：批评教育，科研诚信诫勉谈话。

    （通报链接：http://www.hz120.cn/html/kjk/5352.html）

    三十三、山东省菏泽市立医院赵爱英为通讯作者，黄艳秋为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Baicalinrelives inflammation stimulated by lipoplysaccharide Via upregulating TUG1 inlive cells”，经查，系存在代写代投的学术不端行为。对相关责任人作出处理如下：

    1.对通讯作者赵爱英：撤稿，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通报批评，停止财政资助科研项目和科研活动3年。

    2.对第一作者黄艳秋：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通报批评，停止财政资助科研项目和科研活动5年，3年内取消专业技术职务竞聘资格。

    3.对其他作者孙孟炎、杨雪芳、马爱玉、马玉洁：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通报批评，停止财政资助科研项目和科研活动1年。

    （通报链接：http://www.hz120.cn/html/kjk/5352.html）

    三十四、山东省菏泽市立医院陈宜恒为第一及通讯作者发表的论文“Alkanninprotects human renal proximal tubular epithelial cells from LPS-inducedinflflammatory injury by regulation of microRNA-210”，经查，系存在代写代投的学术不端行为。对相关责任人作出如下处理：

    1.对通讯及一作者陈宜恒：撤稿，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通报批评，停止财政资助科研项目和科研活动5年。

    2.对其他作者李红梅：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通报批评，停止财政资助科研项目和科研活动1年。

    （通报链接：http://www.hz120.cn/html/kjk/5352.html）

    三十五、山东省菏泽市立医院刘传安为通讯作者、青岛大学附属医院李学森为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miR-342-5pinhibits expression of Bmp7 to regulate proliferation,difffferentiation andmigration of osteoblasts”，经查，系存在代写的学术不端行为。

    1.菏泽市立医院对相关责任人作出处理如下：

    （1）对通讯作者刘传安：撤稿，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通报批评，停止财政资助科研项目和科研活动3年，3年内取消专业技术职务竞聘资格。

    （2）对其他作者李康、于桂生：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通报批评，停止财政资助科研项目和科研活动3年。

    （3）对其他作者于川东（与另外1篇合并处理）：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通报批评，停止财政资助科研项目和科研活动5年。

    2.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对第一作者李学森作出处理如下：记过，取消5年内申请或申报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科技奖励、科技人才称号资格，取消5年内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记入科研诚信失信档案，科研诚信诫勉谈话，取消参加本年度评先评优，年度考核不得确定为合格及以上等次。

    （通报链接：http://www.hz120.cn/html/kjk/5352.html）

    三十六、山东省菏泽市立医院刘翠玲为通讯作者，菏泽医学专科学校宋艳苹为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Emodinprotects against lipopolysaccharide-induced inflammatory injury in HaCaT cellsthrough upregulation of miR-21”，经查，系存在代写代投的学术不端行为。

    1.菏泽市立医院对相关责任人作出处理如下：

    （1）对通讯作者刘翠玲：撤稿，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通报批评，停止财政资助科研项目和科研活动5年，3年内取消专业技术职务竞聘资格。

    （2）对其他作者崔雪玲、赵瑞兰：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通报批评，停止财政资助科研项目和科研活动3年。

    （3）对其他作者胡兰英：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通报批评，停止财政资助科研项目和科研活动3年，3年内取消专业技术职务竞聘资格。

    2.菏泽医学专科学校对第一作者宋艳苹、其他作者李颜君作出处理如下：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通报批评，2年内取消申请或申报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科技奖励、科技人才称号和专业技术职务晋升等资格，2年内取消作为题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

    （通报链接：http://www.hz120.cn/html/kjk/5352.html）

    三十七、山东省菏泽市立医院王海超为通讯作者，袁海锋为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Sinomenineexerts antitumour effect in gastric cancer cells via enhancement of miR‐204expression”，经查，系存在代写代投的学术不端行为。

    1.菏泽市立医院对相关责任人作出处理如下：

    （1）对通讯作者王海超：撤稿，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通报批评，停止财政资助科研项目和科研活动3年。

    （2）对第一作者袁海锋（与另外1篇合并处理）：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通报批评，停止财政资助科研项目和科研活动6年。

    （3）对其他作者李福丽、李巍：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通报批评，停止财政资助科研项目和科研活动1年。

    2.菏泽医学专科学校对其他作者张菁华作出处理如下：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通报批评，2年内取消申请或申报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科技奖励、科技人才称号和专业技术职务晋升等资格，2年内取消作为题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

    （通报链接：http://www.hz120.cn/html/kjk/5352.html）

    三十八、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第一人民医院刘成倍为通讯作者、钱冲为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LncRNAPROX1-AS1 promotes proliferation,invasion,and migration in prostate cancervia targeting miR-647”，经查，系存在编造部分研究过程、数据、图表的学术不端行为。对相关责任人员作出处理如下：

    1.对第一作者钱冲：研诚信诫勉谈话，通报批评；撤销论文奖励并收回奖金；撤销广西第三批医学高层次人才培养计划培养推荐人选；5年内取消财政资金支持项目及与学术相关项目的申报资格；5年内取消研究生招生资格及评审专家、学会委员、科技人才的推荐；2年内取消所有荣誉资格的推荐；暂不聘任主任医师；撤稿。

    2.对通讯作者刘成倍：研诚信诫勉谈话，通报批评；撤稿。

    （通报链接：https://www.ylsdyrmyy.cn/web/news/view.aspx?id=3477）

    国家卫健委科技教育司2021年10月15日公布16起医学科研诚信案件调查处理结果

    01.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心医院徐艳华为通讯作者，周秋媛为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MiR-221 affects proliferation and apoptosis of gastric cancer cells through targeting SOCS3”经查，该论文第一作者周秋媛存在买卖数据、编造研究过程的学术不端行为，通讯作者徐艳华存在不正当署名的学术不端行为。对相关责任人作出如下处理：

    1.对第一作者周秋媛：科研诚信诫勉谈话；在医院周会上通报批评；五年内不得晋职晋升，退出恩施州中心医院青年人才成长工程，退回此文章所得医院奖励；撤稿；取消本年度评先表模资格。

    2.对通讯作者徐艳华：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通报批评，一年内不得晋职晋升，取消本年度评先表模资格。

    02.山东省临沂市中心医院侯仕振为第一作者、程子明为通讯作者发表论文“Ailanthone exerts an antitumor function on thedevelopment of human lung cancer by upregulating microRNA‐195”，经查，系存在论文买卖的学术不端行为，且投稿前未按规范程序获得所有作者知情通知。对相关责任人员作出如下处理：

    1.对第一作者侯仕振：科研诚信诫勉谈话，责成其写出书面检查；全院通报批评；取消其参加2020年度评先树优，年度考核不得确定为优秀等次；取消其6年内科研项目、科研奖励、科技成果、科技人才计划等申报资格；取消其6年内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暂停其研究生导师申请资格6年；要求其30天内联系杂志社撤稿；罚款5000元。

    2.对通讯作者程子明：科研诚信诫勉谈话，责成其写出书面检查；全院通报批评；取消其参加2020年度评先树优，年度考核不得确定为优秀等次；取消其1年内科研项目、科研奖励、科技成果、科技人才计划等申报资格；取消其1年内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暂停其研究生导师申请资格1年；要求其30天内联系杂志社撤稿。

    3.对其他作者王文玲、王向东、武玉兵：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院内通报批评。

    03.山东省临沂市中心医院贾淑玉为第一作者、张飞为通讯作者发表论文“MicroRNA-210 protects against periodontitis through targeting HIF-3αand inhibiting p38MAPK/NF-κB pathway”，经查，系存在论文买卖的学术不端行为，且投稿前未按规范程序获得所有作者知情通知。对相关责任人员作出如下处理：

    1.对第一作者贾淑玉：科研诚信诫勉谈话，责成其写出书面检查；全院通报批评；取消其参加2020年度评先树优，年度考核不得确定为优秀等次；取消其5年内科研项目、科研奖励、科技成果、科技人才计划等申报资格；取消其5年内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暂停其研究生导师申请资格5年；要求其30天内联系杂志社撤稿；罚款5000元。

    2.对通讯作者张飞：科研诚信诫勉谈话，责成其写出书面检查；全院通报批评；取消其参加2020年度评先树优，年度考核不得确定为优秀等次；取消其1年内科研项目、科研奖励、科技成果、科技人才计划等申报资格；取消其1年内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暂停其研究生导师申请资格1年；要求其30天内联系杂志社撤稿。

    3.对其他作者杨西美、杨西荣：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院内通报批评。

    04.山东省临沂市中心医院戚德峰为第一作者、于风华为通讯作者发表论文“Knockdown of lncRNA-H19 inhibits cell viability,migration and invasion T while promotes apoptosis via microRNA-143/RUNX2 axis in retinoblastoma”，经查，系存在论文买卖的学术不端行为，且投稿前未按规范程序获得所有作者知情通知。对相关责任人员作出如下处理：

    1.对第一作者戚德峰：科研诚信诫勉谈话，责成其写出书面检查；全院通报批评；取消其参加2020年度评先树优，年度考核不得确定为优秀等次；取消其5年内科研项目、科研奖励、科技成果、科技人才计划等申报资格；取消其5年内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暂停其研究生导师申请资格5年；撤销其利用科研失信行为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资格；要求其30天内联系杂志社撤稿；罚款5000元。

    2.对通讯作者于风华：科研诚信诫勉谈话，责成其写出书面检查；全院通报批评；取消其参加2020年度评先树优，年度考核不得确定为优秀等次。取消其2年内科研项目、科研奖励、科技成果、科技人才计划等申报资格；取消其2年内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暂停其研究生导师申请资格2年；要求其30天内联系杂志社撤稿。

    3.其他作者王明明：为青岛市城阳区人民医院职工，青岛市城阳区人民医院给予王明明：科研诚信诫勉谈话，取消2020年度评先树优资格。

    05.山东省临沂市中心医院第一作者徐建、赵志娟为通讯作者发表论文“Ras-ERK1/2signaling participates in the progression of gastric cancer through repressing Aurora-B-mediated H1.4 phoshorylation at Ser27”，经查，系存在论文买卖的学术不端行为，且投稿前未按规范程序获得所有作者知情通知。对相关责任人员作出如下处理：

    1.对第一作者徐建：科研诚信诫勉谈话，责成其写出书面检查；全院通报批评；取消其参加2020年度评先树优，年度考核不得确定为优秀等次；取消其5年内科研项目、科研奖励、科技成果、科技人才计划等申报资格；取消其5年内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暂停其研究生导师申请资格5年；要求其30天内联系杂志社撤稿；罚款5000元。

    2.对通讯作者赵志娟：科研诚信诫勉谈话，责成其写出书面检查；全院通报批评；取消其参加2020年度评先树优，年度考核不得确定为优秀等次；取消其1年内科研项目、科研奖励、科技成果、科技人才计划等申报资格；取消其1年内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暂停其研究生导师申请资格1年；要求其30天内联系杂志社撤稿。

    3.对其他作者田峰、陈兴田、刘兆霞、武传霞：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院内通报批评。

    06.山东省青岛市第六人民医院孙树伦为通讯作者，于雪、王玉为并列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Geniposide plays anti-tumor effects by down-regulation of microRNA-224 in HepG2 and Huh7 cell lines”，经查，系存在论文代写代投的学术不端行为。青岛市第六人民医院对通讯作者孙树伦、第一作者于雪及并列第一作者王玉作出如下处理：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通报批评，取消五年内申请或申报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科技奖励、科技人才称号和专业技术职务晋升等资格，取消学会、协会、研究会等学术团体以及学术、学位委员会等学术工作机构的委员或成员资格，取消五年内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撤稿。

    07.山东省青岛市海慈医疗集团曲曼青为通讯作者、张喜军为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Angelica polysaccharide alleviates oxidative response damage in HaCaT cells through up-regulation of miR-126”，经查，系存在篡改数据、编造研究过程、不当署名的学术不端行为。对相关责任人员作出如下处理：

    1.对第一作者张喜军、通讯作者曲曼青：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院内公开通报批评，立即联系杂志社撤稿涉事论文，取消五年申请或申报科技计划项目、科技奖励、科技人才称号资格，取消五年专业技术职务晋升资格。

    2.对第二作者薛红、第三作者周萍、第四作者刘丽、第五作者于晶、第六作者代朋飞：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院内公开通报批评，取消一年申请或申报科技计划项目、科技奖励、科技人才称号资格，取消一年专业技术职务晋升资格。

    08.山东省青岛市海慈医疗集团王海静为通讯作者、邹珺为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Euxanthone Inhibits Glycolysis and Triggers Mitochondria-Mediated Apoptosis by Targeting Hexokinase 2 in Epithelial Ovarian Cancer”，经查，系存在篡改数据、编造研究过程、不当署名的学术不端行为。对相关责任人员作出如下处理：
    1.对第一作者邹珺：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院内公开通报批评，立即联系杂志社撤稿涉事论文，收回科研奖励，取消五年申请或申报科技计划项目、科技奖励、科技人才称号资格，取消五年专业技术职务晋升资格，取消由此获得的副高级职称。
    2.对通讯作者王海静：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院内公开通报批评，立即联系杂志社撤稿涉事论文，取消五年申请或申报科技计划项目、科技奖励、科技人才称号资格，取消五年专业技术职务晋升资格。
    3.对第二作者王亚梅、第五作者郑文建、第六作者高茜：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院内公开通报批评，取消一年申请或申报科技计划项目、科技奖励、科技人才称号资格，取消一年专业技术职务晋升资格。
    4.对第三作者刘明娣：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院内公开通报批评，取消一年申请或申报科技计划项目、科技奖励、科技人才称号资格，取消一年专业技术职务晋升资格，取消中级职称。

    09.山东省青岛市中心医院黎英豪为通讯作者，杨孝良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Baicalein restrains proliferation,migration,and invasion of human malignant melanoma cells by down-regulating colon cancer associated transcript-1”，经查，系存在篡改实验数据的学术不端行为。对相关责任人作出如下处理：
    1.对通讯作者黎英豪：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院内公开通报批评，追回文章奖励并要求其主动向杂志社撤回文章，取消其五年申报科研项目、科技奖励、科技人才称号和职称晋升资格。
    2.对第一作者杨孝良：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院内公开通报批评，取消其五年申报科研项目、科技奖励、科技人才称号和职称晋升资格。
    3.对第二作者姜津杰、第三作者张春艳：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院内公开通报批评，取消其二年申报科研项目、科技奖励、科技人才称号和职称晋升资格。

    10.河南省人民医院杨志刚为通讯作者、李晓亮为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Silence of MEG3 intensifies lipopolysaccharide-stimulated damage of human lung cells through modulating miR-4262”，经查，系存在第三方机构提供实验图片和实验数据（买卖数据）的学术不端行为。对相关责任人作出如下处理：
    1.对第一作者李晓亮：科研诚信诫勉谈话，全院公开通报批评，取消评优评先资格5年，取消申报研究生导师资格或暂停招收研究生5年，取消申请或申报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科技奖励、科技人才称号和专业技术职务晋升等资格5年，撤稿。
    2.对通讯作者杨志刚：科研诚信诫勉谈话，取消当年评优评先资格。

    11.河南省人民医院崔淑娴为通讯作者、李玲为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Baicalin relieves TNF-alpha-evoked injury in human aortic endothelial cells by up-regulation of miR-145”，经查，系存在第三方机构提供实验图片和实验数据（买卖数据）并代为投稿的学术不端行为。对相关责任人作出如下处理：
    1.对第一作者李玲：科研诚信诫勉谈话，全院公开通报批评，取消评优评先资格5年，取消申报研究生导师资格或暂停招收研究生5年，取消申请或申报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科技奖励、科技人才称号和专业技术职务晋升等资格5年，撤稿。
    2.对通讯作者崔淑娴：科研诚信诫勉谈话，取消当年评优评先资格。
    3.对其他相关作者刘敏、赫连曼、王珊珊：科研诚信诫勉谈话。

    12.江苏省南京医科大学在职专业学位研究生沈飞为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Amentoflavone Promotes Apoptosis in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by Modulating Cancerous Inhibitor of PP2A”，经查，系存在伪造及篡改数据、未经通讯作者及其他作者同意署其名、委托第三方代投论文的学术不端行为。
    1.南京医科大学对相关责任人员作出处理，撤销沈飞博士学位，暂停第一附属医院通讯作者陈亦江研究生招生资格3年。
    2.第一作者工作单位江阴市人民医院给予沈飞行政警告处分，全院通报批评，5年内取消申请或申报各类科技计划项目、人才称号资格，取消专业技术职务晋升5年。

    13.江苏省江阴市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逸夫医院在职博士研究生方铭为第一作者，发表于THE ANATOMICAL RECORD杂志的论文“Alpinumisoflavone Inhibits Tumor Growth and Metastasis in Papillary Thyroid Cancer via Upregulating miR‐141‐3p”，经查，系由第一作者方铭私自投稿，存在伪造邮箱、不当署名等学术不端行为。
    江阴市人民医院及南京医科大学及对相关责任人作出如下处理：撤销第一作者方铭博士学位，取消其申报各级科技计划项目、专业技术职称晋升等资格8年（涉及其他学术不端行为，合并处罚）；暂停导师刘煜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招收资格3年。

    14.江苏省无锡市妇幼保健院原检验科许飞为通讯作者、无锡市中医医院丁忠阳为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Physcion 8-O-β-glucopyranoside prevents hypoxia-induced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in colorectal cancer HCT116 cells by modulating EMMPRIN”，经查，系存在委托第三方代写、代投的学术不端行为。许飞于2017年因其他经济案件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无锡市妇幼保健院于2018年将其开除处分。无锡市中医医院对丁忠阳做出如下处理：科研诫勉谈话，追回发放的科研奖励，取消各级各类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各类人才称号和专业技术职务晋升等资格5年。

    15.南通市中医院喻海忠作为通讯作者、南通市肿瘤医院肖春红为共同通讯作者，南通市中医院曹红艳为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miR-129 reduces CDDP resistance in gastric cancer cells by inhibiting MAPK3”，经查，肖春红作为共同通讯作者，存在违规使用了基金号“No.MS12017017-4”、篡改数据的学术不端行为。
    1.南通市肿瘤医院对通讯作者肖春红作出如下处理：暂停申报财政资助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项目等资格8年，追回相关论文奖励，通报批评。
    2.南通市中医院对相关责任人作出如下处理：
    （1）对通讯作者喻海忠：通报批评，撤稿，取消申报财政资助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项目等资格8年（牵涉其他论文造假，合并处罚），追回论文一次性奖金，整改和加强学术团队管理、取消学术委员会委员资格。
    （2）对第一作者曹红艳：通报批评，撤稿，追回论文一次性奖金，科研诚信诫勉谈话，整改和加强学术团队管理、取消学术委员会委员资格。

    16.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崔玉尚为通讯作者、徐晓辉为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MicroRNA-1246 inhibits cell invasion and epithelial mesenchymal transition process by targeting CXCR4 in lung cancer cells”，经查，系存在论文图片造假的学术不端行为。对相关责任人员作出如下处理：
    1、对通讯作者崔玉尚：取消申报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项目资格5年，取消晋升职务职称资格3年，记入科研诚信信用信息系统，科研诚信诫勉谈话的处罚。
    2、对第一作者徐晓辉：取消申报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项目资格5年，取消晋升职务职称资格3年，记入科研诚信信用信息系统，警告的处罚。

    国家卫健曝光10起医学论文问题

    2021年8月19日，国家卫健委官网公布了部分机构医学科研诚信案件调查处理结果，对论文数据及图片拼凑、篡改，第三方代写代投代发，购买实验数据，买卖论文等医疗机构人员的造假、失信行为予以严惩。

    案件一：河北省邢台市人民医院王晓贞为通讯作者，谢瑾为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MiR-221 inhibits prolife ration of pancreatic cancer cells via down regulation of SOS3》”，经查，该项目没有完成实验，论文数据及图片存在拼凑、篡改等造假情况。
    对此，邢台市人民医院对相关责任人员做出如下处理：1、对所有当事人进行科研诚信诫勉谈话和批评教育，对所有当事人进行一定范围内通报批评；2、对该论文已报销版面费、已获得的SCI论文奖励全数收回；3、对已取得的2019年河北省医学科技进步奖进行撤销；4、暂停第一作者科研项目申报、立项、评奖、职称晋升等活动五年，取消第一作者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5、暂停通讯作者和课题组其他作者科研项目申报、立项、评奖，职称晋升等活动一年。

    案件二：吉林省吉林市中心医院刘播为通讯作者发表的论文“AstragalosideI Vprotects ATDC5 cells from lipopolysaccharide-caused damage through regulating miR-203/MyD88”，经查，该论文系刘播通过他人委托第三方中介机构代写代投，且投稿前未告知其他作者，涉及不当署名，属论文造假、科研失信行为。
    对此，吉林市中心医院给予刘播以下处分：取消四年内晋升职务职称，申报财政资金支持项目，在研项目通过验收后申报省、市科技进步奖资格。

    案件三：黑龙江省大庆市人民医院宋述清为通讯作者、宿鹏飞为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Regulation of mTOR by miR-107 to facilitategliomacellapoptosis and toenhancecisplatinsensitivity”，经查，系由第一作者宿鹏飞委托徐月月由中介代写代发。
    对此，大庆市人民医院认定宿鹏飞负主要责任，徐月月负次要责任，宋述清负一般责任。对相关责任人作出如下处理意见：
    1、给予宿鹏飞：科研诚信诫勉谈话；五年内取消申请或申报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科技奖励、科技人才称号等资格；五年内取消作为提名或推荐人，被提名或推荐人，评审专家等资格；要求撤稿。2、给予徐月月：科研诚信诫勉谈话；五年内取消申请或申报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科技奖励、科技人才称号等资格；终止所有在研的科研项目。3、给予宋述清科研诚信诫勉谈话。

    案件四：黑龙江省医院崔荣为通讯作者、张姝为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Thetargetregulation of MiR-26a on PTEN-PI3K/AKT signaling path way in myocardialfibrosis after myocardialinfarction”，经查，系由崔荣、张姝出经费，请他人代写论文，存在学术不端行为。
    对此，黑龙江省医院对相关责任人员作出如下处理：
    1、对崔荣给予以下处分：撤销其应用该篇论文获得的主任医师职称,报请职称审批管理部门予以撤销；收回应用该篇论文获得的奖金；取消五年以内承担财政资金支持项目资格；进行科研诚信诚勉谈话；根据《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的暂行规定》第二十条之规定，给予警告处分。2、对张姝给予以下处分:取消2020年申报副主任医师职称资格；收回应用该篇论文获得的奖金；取消五年以内承担财政资金支持项目资格；进行科研诚信诚勉谈话；根据《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的暂行规定》第二十条之规定，给予警告处分。

    案件五：江苏省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孙晋亮作为第一作者及通讯作者，发表于European Journal Of Medical Research杂志的论文“Protective functions of myricetinin LPS-induced cardiomyocytesH9c2 cells injury by regulation of MALAT1”，经查，系第三方代写代投，属于严重学术不端行为。
    对此，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给予孙晋亮以下处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撤回发表的上述论文；取消申报各级各类科研项目及科技成果资格五年；停发奖励性绩效工资十二个月；取消一次高级聘任资格。

    案件六：安徽省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原职工杜方超作为第一作者署名发表的论文“Expression of miR-141 and YAP1 ingastriccarcinoma and modulation of cancer cell prolife ration and apoptosis”，经查，系存在购买实验数据、由他人代写代发科研论文的学术不端行为。
    经协调，由杜方超现工作单位对杜方超作出如下处理：取消杜方超晋升职务职称、申报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项目等资格五年，同时记入科研诚信信息系统，并给予行政降级处理（从主治医师降为医师）。

    案件七：河南省周口市中心医院柳玉霞作为通讯作者/第一作者、河南大学淮河医院张艳为第二作者发表的论文“Lyciumbarbarumpolysaccharidesalleviatehydrogenperoxide-induced injury by up-regulation of miR-4295 in humantrabecularmesh work cells”，中文题目《枸杞多糖通过上调miR-4295减轻过氧化对人小梁细胞的损伤》，经查，系代写论文，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以下处理：1、对通讯作者/第一作者柳玉霞：立即进行诚信诫勉谈话；予以全院通报批评；要求该篇论文撤稿、取消一切与该论文相关的所得利益和荣誉；五年内不得申报科技计划、科技奖励、科技人才称号。2、对第二作者张艳：通报至所在单位；要求所在单位立即进行诚信诫勉谈话。

    案件八：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人民医院陆文忠为通讯作者、韦西江为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MiR-20 aregulatesfibroblast-like synoviocy tepro life ration and apoptosis in rheumatoid arthritis”，系第一作者韦西江单独联系第三方中介机构购买，存在买卖论文等学术不端行为，负主要责任。
    对此，百色市人民医院对相关责任人员做出如下处理：1、对第一作者韦西江：责令其撤销该论文；责令其退回已领取的论文奖励；取消2017年、2018年医德医风考评加分；责令其做出详细书面说明及检讨；建议撤销其2018年所获得的副高级专业技术资格；五年内不得申报各级科研项目、科研经费、奖励、荣誉、职务职称等。2、对陆文忠（通讯作者）、李新武（第二作者）、陆吉利（第三作者）、梁俊卿（第五作者）：取消2017年、2018年医德医风考评加分；给予警告及科研诚信诫勉谈话，并按不当署名处理，一年内不得申报各级科研项目、科研经费、奖励、荣誉、职务职称等。3、对韦尚兵（第六作者）：给予警告及科研诚信诫勉谈话，并按不当署名处理，一年内不得申报各级科研项目、科研经费、奖励、荣誉、职务职称等。

    案件九：重庆大学附属三峡医院代宏为通讯作者及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MiR-17 Regulates Prostate Cancer Cell Proliferation and Apoptosis Through Inhibiting JAK-STAT3 Signaling”，经查，系代宏医生全权委托代写代投。
    对此，重庆大学附属三峡医院对相关责任人员作出以下处理：1、给予代宏：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院内公开通报批评并记过处分；取消其医技6级岗位职称降至原7级岗；取消五年内承担财政资金支持项目资格；30天内退回医院奖励论文奖金；30天内自主联系杂志社撤稿涉事论文；30天内退回万州区卫生系统科研论文二等奖荣誉及奖金。2、给予王春梅、余志海、何东林、余昆、刘银、王胜6名参与作者：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院内公开通报批评。

    案件十：陕西省第四人民医院张梅为通讯作者、延安市人民医院刘勇为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miR-132 Regulates Adriamyc in Resistance in Colorectal Cancer Cells Through Targeting Extracellular Signal-Regulated Kinase1”经查，系由第三方代写代投论文。陕西省第四人民医院对相关责任人张梅作出如下处理：进行科研诚信诫勉谈话；院内警告处分，全院通报批评；取消六年以内晋升职称资格及申报各项科研项目资格；撤销论文所获奖项，追回奖金；责令撤稿。
    对此，延安市人民医院对相关责任人刘勇作出如下处理：进行科研诚信诫勉谈话；书面检查，全院通报批评；撤销所获奖项；取消六年内申报国家、省市各类项目，奖励申报，晋升职称资格。

    2021年6月4日-6月9日Journal of Cellular Physiology ，Journal of Cellular Biochemistry及Bioscience Reports 撤回中国学者72篇文章

    2021年初报导《The Plant Cell》共撤回9篇文章，中国学者参与的有4篇

    ①香港中文大学姜里文团队的“Arabidopsis ENDOMEMBRANE PROTEIN 12 contributes to the endoplasmic reticulum stress response by regulating K/HDEL receptor trafficking”，属于学术不端；
    ②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张立新团队发表的题为“LPA2 is required for efficient assembly of photosystem II in Arabidopsis thaliana”，属于学术不端；
    ③国立台湾大学Ching-Wei Chen等人发表的题为“The Arabidopsis malectin-like leucine-rich repeat receptor-like kinase IOS1 associates with the pattern recognition receptors FLS2 and EFR and is critical for priming of pattern-triggered immunity”，属于学术不端；
    ④中国农业大学傅缨团队的“Arabidopsis AUGMIN subunit8 is a microtubule plus-end binding protein that promotes microtubule reorientation in hypocotyls”文章被撤回，主要原因是一些使用的材料被污染，不属于学术不端。

    2021年3月8日《自然》杂志撤回其2018年3月28日发表的一篇有关马约拉纳零能模体系中量子电导的实验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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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通讯作者为Delft技术大学 Leo Kouwenhoven 教授，论文第一作者为清华大学物理系张浩教授。被撤稿论文是张浩在Delft技术大学Kouwenhoven教授组做博士后时所完成的工作。被撤稿文章的作者称，原始数据的分析在科学上不够严格（“insufficient scientific rigour”）。

    2020年底 European Review for Medical and Pharmacological Sciences 在其 24 卷批量撤稿 199 篇中国学者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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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来自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的论文发表后被撤稿，未有撤稿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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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发现手稿有误的自行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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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发现实验设计存在缺陷撤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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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对论文的错误不予回应而导致的撤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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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最多的撤稿理由是作者对论文的错误不予回应。

    2020年8月5日 European Review for Medical and Pharmacological Sciences 撤回中国学者26篇文章

    论文集中于非编码RNA领域，撤稿主要原因是批量类似的研究，涉嫌学术不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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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8月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ncology（《国际肿瘤学杂志》，IF 3.899 Q2）撤回论文HNF1A-AS1 promotes growth and metastasis of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by sponging miR-214 to upregulate the expression of SOX-4
    论文作者为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Guannan Wang （音译 王冠楠，第一作者）, Wugan Zhao（音译 赵武干），Xianzheng Gao（音译 高贤政） , Dandan Zhang（音译 张丹丹） , Ye Li （音译 李烨）, Yanping Zhang（音译 张艳萍）和Wencai Li（音译 李文才，通讯作者）
    这项研究得到了河南省教委重点科研项目（17A310035）的资助

    2017年8月3日《自然·生物技术》（Nature Biotechnology）撤回河北科技大学韩春雨副教授团队一篇论文
    韩春雨团队论文标题是“DNA-guided genome editing using the Natronobacterium gregoryiArgonaute”（《使用格氏嗜盐碱杆菌的Argonaute蛋白实现DNA引导的基因编辑》），2016年5月2日发表于《自然·生物技术》。Argonaute是一种蛋白质，简称为NgAgo，Ng是格氏嗜盐碱杆菌英文名的缩写。该篇论文结论是，用NgAgo可以实现以DNA为先导的基因编辑。

    2017年4月20日施普林格出版集团撤销旗下期刊《肿瘤生物学（Tumor Biology）》的107篇中国相关论文
    107篇论文中，有2篇论文系《肿瘤生物学》重复发表；1篇系《肿瘤生物学》期刊自身错误撤稿，作者没有过错；101篇存在提供虚假同行评议专家或虚假同行评议意见的问题，其中95篇由第三方机构提供虚假同行评议专家或虚假同行评议意见，6篇由作者自行提供虚假同行评议专家或虚假同行评议意见。这101篇论文中，有12篇系向第三方机构购买；其余的89篇由作者完成，经学术评议认定，其中的9篇存在内容造假，其他80篇系作者完成、内容未造假。107篇论文共涉及作者521人，其中11人无过错，486人不同程度存在过错（这486人中，102人为主要责任人，70人为次要责任人，314人没有参与造假），其他尚待查实的24人将按程序先纳入科研诚信“观察名单”。

    Clarivate Analytics期刊评审专家团队评估决定：Tumor Biology由于不再满足Web of Science期刊收录标准，自2017年7月起不再被Web of Science数据库旗下的SCI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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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2.6，《科学》称郑树森被一杂志终身禁止在该刊发表论文
    Dalmeet Singh Chawla在《Science》上发文“Study retraction reignites concern over China’s possible use of prisoner organs”称：浙江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树森院士2016年10月在《国际肝脏》（Liver International）杂志网络版发表的关于肝脏移植的研究论文，不能提供563个肝脏的合法来源证明，因此被撤稿，并被《国际肝脏》杂志编辑部终身禁止在该杂志发表论文。
    澳大利亚悉尼Macquarie大学的临床伦理学家Wendy Rogers及同事2017.1.30撰写了一封致《国际肝脏》编辑部的信，呼吁在“缺乏可信的器官来源证据”的情况下撤回该论文。该论文分析了2010年4月至2014年10月（2015年1月中国政府明确禁止使用死刑犯的器官进行移植，并建立志愿者捐赠系统）浙江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进行的563例肝脏移植的情况。

    2013 陈宙峰指称杨俊抄袭

    2013年3月4日，饶毅在发给《中国科学报》的一封邮件中称：“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陈宙峰有个有趣的发现。”
    陈宙峰在2013年2月26日收到一封匿名邮件，发件人称陈宙峰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被一个叫杨俊的人“偷”了。杨时任新乡医学院药学院院长，将《自然》杂志上的一篇文章“PS”上自己的名字后（P成第一作者，通讯地址广东邦民制药厂有限公司），附在其简历中。
    除上述2007年的A文外，陈发现杨以第一作者身份于同年发表在《神经科学研究》(Neuroscience Research)期刊上的另一篇文章曾因涉嫌造假而被该刊公开撤稿。该文题目是“Periaqueductal gray knockdown of V2, not V1a and V1b receptor influences nociception in the rat”(简称“B文”)。文章刊登在2007年《神经科学研究》第57册第104-111页；撤销公告刊登在2009年10月第65册第二期第214页。撤稿原因是：“已发现本文含有对小干扰RNAs序列的不正确描述，相关实验不可能被重复，上述实验不可能得出本文给出的序列描述。本文严重地侵犯了科学出版系统，科学界对此持强烈批评态度。”Science Direct检索B文原在的页面已经被打上鲜红的“RETRACTED”(撤销)标记。然而，在长沙市技术升级公共服务平台上杨俊的简历中，B文却在列。这份简历也列举了发表在2010年的一篇论文，还有杨俊于2010年获得的奖项。在《神经科学研究》杂志所公布的通讯作者地址中，杨俊的通信地址之一便是A文中的“广东邦民制药厂有限公司”。而另一通信地址则是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菲尔丁大街，作者中还有该省圣-吕克学校的一位学生志愿者。
    陈宙峰还发现杨俊发表的一些文章还存在“自我抄袭”的现象。“他很有可能同时炮制出两篇内容相似的文章，然后投往不同的刊物。”对杨所发表的文章进行分析后发现，确实存在结果雷同、内容相仿、数据接近的现象。仅以以下三组文章为例：2013年1月份杨在《神经肽》在线上的文章“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oxytocin and pain modulation in headache patients”与其2012年9月发表在《多肽》在线上的文章“Effect of intranasal arginine vasopressin on human headache”均属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对杨俊现在所在单位河南新乡医学院抗神经病重点实验室和科技创新团队的资助项目。其中，前者的研究对象为“催生素和疼痛机制对头疼患者的相互作用”，后者研究对象为“鼻内精氨酸加压素对人类头痛的影响”。“尽管是两个不同的实验，所用的实验数据有很多相似之处，文章的很多语句都完全一样。”。2006年1月杨发表在《神经科学研究》上的文章“Through central arginine vasopressin, not oxytocin and endogenous opiate peptides, glutamate sodium induces hypothalamic paraventricular nucleus enhancing acupuncture analgesia in the rat”(以下简称“C1文”)与其同年2月发表在《脑科学通报》上的文章“Only arginine vasopressin, not oxytocin and endogenous opiate peptides, in hypothalamic paraventricular nucleus play a role in acupuncture analgesia in the rat”(以下简称“C2文”)进行对比发现，文章内容非常相似。主要内容均为“通过精氨酸加压素，而非催产素和内源性阿片肽，可以调节大鼠丘脑核团镇痛感”。再对其2006年1月发表在《脑科学》上的文章“Through the central V2, not V1 receptors influencing the endogenous opiate peptide system, arginine vasopressin, not oxytocin in the hypothalamic paraventricular nucleus involves in the antinociception in the rat”(以下简称“D1文”)与其发表在《调节肽》2006年12月的文章“Through V2, not V1 receptor relating to endogenous opiate peptides, arginine vasopressin in periaqueductal gray regulates antinociception in the rat”(以下简称“D2文”)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两稿内容均为“让精氨酸加压素在大鼠脑中起镇痛作用的是V2，而不是与内源性阿片肽有关联的V1受体”。此外，通过把近年来杨俊在英文刊物上所发表文章和他本人在早期第二军医大读研究生阶段所发表的中文文章进行对比，还发现，杨英文中的很多研究内容如C1、C2、D1、D2中关于精氨酸、镇痛等内容与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研究存在相似关系。“从科学角度看，这些文章毫无新意，都像是重复发表十几甚至二十年前的知识。”
    此事后续结果未公开。

    2012年6月1日《免疫学期刊》发表声明，撤销了中国研究人员的两篇学术论文

    期刊并未说明具体的撤销原因。这两篇论文均发表于2005年，通讯作者为安徽医科大学、武汉大学教授谭锦泉和第四军医大学教授金伯泉。
    《癌基因》一篇以谭锦泉为通讯作者的论文也于2011年被撤销；
    此外，谭锦泉和他人为共同通讯作者的三篇论文也于2011年或2010年被撤销，分别是：
    《癌基因》论文2011年被撤销，通讯作者为谭锦泉和金由辛
    《美国移植期刊》论文2011年被撤销，通讯作者为谭锦泉和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龚非力
    《PLoS病原学》论文2010年被撤销，通讯作者为谭锦泉和武汉大学基础医学院何玉玲

  • 学术异闻集萃

    2023.10 白澄宇与田诗文：基金经理颜值和收益率负相关

    论文题为《What Beauty Brings？Managers’ Attractiveness and Fund Performance》，作者白澄宇（Chengyu Bai）与田诗文（Shiwen Tian），论文显示初稿时间为今年2023月11日，而发表出来的版本成稿日期为9月10日，英文版论文见于SSRN（社会科学研究网）。

    2022.12.5 翟翌：不打疫苗，不上调养老金

    2021.9 王存同：阴茎长度与智商负相关

    2020.7 史英英等：用先人后己思想帮助学习重积分

    2021年9月28日，广西南宁隆生达发电力科技有限公司突破能量守恒定律

    广西一企业研发不需原料的发电技术：称完全突破了能量守恒定律

    机翻降重掩饰抄袭？SCI期刊上的“奇言怪语”

    tortured phrases：自动文本生成器一直被用于「科研文献写作」，那些毫无意义的论文很容易被人和机器检测到。但今天的 AI 技术已经能够生成更加「以假乱真」的文本，与人类写作的文本无法区分。一般来说，「tortured phrases」可能是自动翻译或试图掩饰文章内容抄袭的结果。

    2021年 7 月，法国图卢兹大学学者 Guillaume Cabanac 和他的同事在 arXiv 平台上传论文，介绍了关于该现象的一些调查结论。

    论文链接：https://arxiv.org/pdf/2107.0675

    通过对30个计算机短语的非学术同义词进行搜索后，他们发现有860多篇文章存在这样的问题，其中有500多篇文章来自英文期刊《微处理器和微系统》。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这些论文如此反常的背后，大部分都可能存在学术不端。对此，杂志的出版商爱思唯尔列出了在该期刊发表的400多篇可疑论文，并表示要对这些文章逐一进行“重新独立评估”。国内媒体也进行了跟踪报道，认为其中问题论文“大部分来自于中国”。

    2021.6 燕山大学教授李子丰推翻爱因斯坦相对论

    2021年6月，李子丰的研究项目名称为 “坚持唯物主义时空质能观 发展牛顿物理学”，该项目的自然科学奖推荐号为120-233，推荐单位为河北省教育厅。该项目宣称已推翻误导物理学界和人类认识世界基本方法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为科学的健康发展扫清了一个巨大障碍。

    2021.04《写真地理》：意念可促使熟蛋返生孵雏鸡

    作者为郑州春霖职业培训学校校长。据公开报道信息显示，该作者还有物体穿瓶越壁、熟绿豆返生发芽等相关著作。

    论文截图

    2018.11 马维先：卡廷大屠杀是纳粹德国嫁祸于苏联的伪造事件

    翟振武的人口理论：

        翟振武，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
        翟振武在2014年3月的《人口研究》上发表论文解释了为什么不能全面放开二胎：生了1个孩子的15-49岁妇女有1.52亿，60%-70%有生二孩意愿，全面放开二胎的话，将累计多出生9700万人，每年出生人口峰值将达到4995万，生育率将达到4.5。
        从实践看，2014年1月17日开始各省陆续实行单独二孩政策，截至9月30日，全国只批准单独二孩申请70多万例，并且申请人数在逐月递减。补偿性出生在1－4年内以4:3:2:1的比例释放，那么每年多生54万、40.5万、27.0万、13.5万人，合计只会多生135万人，远低于翟振武课题组所预测的1000万。
        2014年11月，翟振武在《国家行政学院学报》发文改口称全面二孩每年会出生3100-3850万。
    2014年12月，翟振武在《北京日报》发文改称全面二孩后新生儿峰值不会超过2100万。
    实践情况是，根据2018年1月18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7年我国新生儿1723万，比2016年减少了63万。

    杜钢建：英语起源于湖南省英县

    杜钢建，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副主任、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浙江工商大学“西湖学者”、汕头大学法学院院长、湖南大学法学院院长；十六大报告的起草人之一、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直接参与设计者。

    2020.5 刘国敬、刘雅文 信仰战胜疫情

    张成岗 等：通过靶向肠道菌群调控提高廉政文化效率

    张成岗：军事医学科学院研究员

    2018.11 李建标 等：面像与银行绩效

    2018年11月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和厦门大学管理学学院联合主办“第二届神经会计学与神经管理学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作者系南开大学商学院教授李建标等。

    2018.10 陈天嘉：《中国传统文化对蟋蟀身体与战斗力关系的认识》

    该文2018.10发表在《自然辩证法通讯》上。

    2017年及以前，胡鞍钢系列国情研究报告证明中国超越美国

    清华教授胡鞍钢通过一系列国情研究报告证明：“中国现今的六大实力发展，已进入全面赶超、主体超越美国时期——其中前三大实力早已超越美国。具体表现为：中国在经济实力（2013年）、科技实力（2015年）、综合国力（2012年）上已经完成对美国的超越。到2016年，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分别相当于美国的1.15倍、1.31倍和1.36倍，居世界第一。”

    2017.11 王军 等：给母亲扎针，就能给孩子治病

    该文2017.11 发表在《中国针灸》上。

    2017.6.16 董云帆 等：中医诊治理论诊断航空发动机故障

    该文见于2017年6月16日重庆第26届测试与故障诊断技术研讨会“会议资料”。

    2016.1 张如柏 佛教起源于中国

    2016.1 钱明：马云的骨髓里有王阳明的DNA

      该结论出自浙江社科院教授钱明的论文《梦中的‘王马’——对古今‘奇人’的对话与互证》（“对”字前疑似少了一个“一”字），论文刊登于2016年第1期的《贵州大学学报》。
    这是一篇近九千字的文章，作者在“梦中”对明代的王阳明和当代的马云进行了一番比较，然后认为：“在我们的‘梦’中，公元1529年1月9日凌晨，王阳明病逝于江西大余青龙镇赤江村章江上的一条船上，与485年后的2014年9月19日北京时间凌晨，马云创办的‘阿里巴巴’在美国纳斯达克股票市场上市，这看似两件完全不搭界的事，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解读，却有其内在关联性。”这个“内在关联性”是什么呢？就是：“在马云的骨髓里有王阳明的DNA, 马云的成功, 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王阳明基因转换和重组的结果”，“互联网电商‘随时随地’的特性与王阳明所认同的‘随处体认’的宗旨可相互联通”。

    2013.10 徐中民：导师的崇高感与师娘的优美感

    2013 周海兵：《西游记》中的中国古代微积分思想

    周海兵.从《西游记》看中国古代微积分思想[J].高等函授学报(自然科学版),2013,26(02):66-68.

    2007.5　武汉大学召开卡扎菲思想研讨会

    2005年　超弦理论和基因组学用于中医阴阳理论新论

    2003.06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洁尔阴洗液预防非典

    1995.3.14 陈章良：从恐龙蛋中提取DNA片段

    项目主要参与人有陈章良和古生物学家张昀。陈章良为《恐龙遗传物质(DNA)研究》项目负责人（专项基金项目，北京大学为依托单位），陈章良发表了相关文章并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克隆到恐龙基因。张昀1998年在《自然》和《科学》杂志上发表了相关文章，且《自然》的文章插图被当成重大发现而被选作封面。1996年，美国华盛顿大学任教的饶毅在《中国科学报》发表文章称：帕伯的研究结论是：在温带地区（如埃及），DNA保留以几千年为限，在寒冷地区，DNA保存期以十万年为限。超过这些期限的DNA，一般被降解的不再能被检测到了。
    斯万特·帕伯（Svante Pääbo)因相关研究获2022年诺贝尔。

    “外气”：抑制肿瘤细胞、水稻育种等

    《气功外气的抗肿瘤作用及增强免疫功能机理的实验研究(一)——气功外气对体内抗肿瘤转移的作用》（《自然杂志》1989年第3期）

    《气功外气的抗肿瘤作用及增强免疫功能机理的实验研究(二)——气功外气促诱生抗癌淋巴因子的作用》（《自然杂志》1989年第4期）

    《气功外气排胆结石B超动态的初步观察》（《气功杂志》1990年第2期）

    《水稻人体外气育种技术研究》（《中国人体科学》1997年第4期）

    《气功“外气”作用下癌细胞（BEL—7402,SPC—A1）ATP含量的变化》（《中国人体科学》1999年第2期）

    《气功外气对化学振荡的影响及“空间累积效应”的实验研究》（《中国人体科学》1993年第3期）

    《气功修炼与人类基因表达》（《中国人体科学》2000年第2期）：作者提出“分子气功学”的概念，并认定“外气改变生物分子构象”已经是一个被证实了的“事实”。

    论文多发表于《中国人体科学》《自然杂志》等刊物，以及各类中医药学术期刊（如《上海中医药》杂志），其研究结论可以总结为一句话：特异功能与气功能做到任何事情，上至灭掉太空里的卫星，中至灭掉大兴安岭火灾，下至灭掉体内的肿瘤细胞。

    本文作者：曹雪涛

    在论文《水稻人体外气育种技术研究》中，作者认为，“外气”不但能作用于人体，同样也能作用在植物身上，向水稻发送“外气”，搞“外气育种”，可以使水稻“产生遗传变异，获得新的生命体”，“具有快速、简易经济、高效的特点，是育种学领域的新创举”。

    1980-90年代，特异功能：找矿、对敌国进行政治暗杀等

    《特异功能在军事上应用》（《国防》1988年第7期）宣称，特异功能是重要的国防力量，至少有三大用处：（1）“利用’千里眼’搜集情报”。（2）“利用思维传感进行通信”。（3）“利用意念制动从事暗杀和破坏活动”。

    《“魂”与人体特异功能关系初探》（《成都中医学院学报》1989年第3期）

    《意识、物质、量子力学与人体特异功能》（《医学物理》1989年第4期）

    《用微观实验手段研究人体特异功能使物体穿过器壁的现象》（《原子能科学技术》1990年第1期））

    《略谈“特异功能找矿”》（《地质科技情报》1991年第2期）

    《从人体感官的同一性和进化观点看“非眼视觉”的现象》（《中国人体科学》1993年第4期）

    《从人体感官的同一性和进化观点看“非眼视觉”的现象》（1993）从“耳朵认字”入手，得出“研究结论”认为人类在孩童阶段存在着“非眼视觉”，且这种“非眼视觉”有着超人的透视、感知功能。

    《特异功能对微生物细胞发育的影响》（《牡丹江医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

    论文《“魂”与人体特异功能关系初探》的研究结论是，“魂”是真实存在的，就在人的眼睛里，“魂”可以通过眼睛对外发射能量。

    《略谈“特异功能找矿”》一文的作者之一孙舸，自认具有“脑中成像”的特异功能，可用于矿藏勘探，于1988年被中国地质矿产部免试特招进入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质矿产系，后就职于中国地质大学人体科学研究所(北京)，从事“用特异功能找矿”（诗人海子迷恋气功也与之有关）。论文声称，他们通过“20多次实验”，已经证实“特异功能找矿”可行，且具有速度快、省人力物力的优点，且预言道：“在传统的地质工作中配合’特异功能找矿’ , 必将使地质工作出现一个新局面。”

    严新：气功功法中国首批获国家体育总局批准注册

    严新与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等机构合作，进行气功在物理、化学中应用的研究。1987年8月，清华大学将与严新作实验的6篇论文提交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钱学森（1986年气功研究学会成立，任名誉理事长）在《稿件审查意见书》上写道：“此稿内容为世界首创，确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人体可以不接触物质而影响物质，改变其分子结构。立即发表，及时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的成就！”

  • 张维迎：关于“语言腐败”

    语言腐败的危害

    腐败一词，是当今中国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百度搜索，有关腐败的新闻就有近百万条。腐败的种类五花八门，政治腐败、官员腐败、公司腐败、司法腐败、学术腐败、教育腐败，甚至足球腐败……举不胜举。但有一类更为普遍、其危害性也更为严重的腐败，却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这就是语言腐败。

    所谓语言腐败，是指人们出于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目的，随意改变词汇的含义，甚至赋予它们与原来的意思完全不同的含义，忽悠民众，操纵人心。语言腐败的典型形式是冠恶行以美名，或冠善行以恶名。轰轰烈烈的重庆“打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黑社会”本来指的是有组织的犯罪活动，无论任何社会，打击此类犯罪活动都是正当的，很少人会反对。但我们现在知道，在重庆的所谓“打黑”运动中，“黑社会”可以扣在任何当权者不喜欢的人和企业头上，所以“打黑”变成了“黑打”，变成了侵犯人权和私有财产的政治行为。

    事实上，极左的东西之所以能流行，有市场，有人追随，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中一些人士善于语言腐败。在这方面，“四人帮”可以说达到登峰造极。他们把摧残人性、毁灭文化的行动，说成是“文化大革命”；把政敌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整人说成是“整风”；把不经正当法律程序就剥夺人的自由的监禁称为“劳动教养”；把任何反对他们的人说成是“反革命分子”；把1976年清明节悼念周恩来、发泄对他们不满的民主运动说成是“反革命暴乱”；把含冤而死的人，说成是“自绝于人民”；把闭关锁国说成是“独立自主”，把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文化说成是“崇洋媚外”；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在“四人帮”的词典里，所谓“国家利益”，实际上指的是他们自己的私利；所谓“爱国主义”，指的是对他们小团体的愚忠；所谓“人民”，指的是追随他们的一小族人；所谓“反动势力”，指的是任何对他们不满的人。正因为他们善于语言腐败，他们的倒行逆施才能持续十年之久，而他们的政治语言仍然在影响我们的生活，以致在他们垮台30多年后，他们的阴魂还可以在“唱红打黑”的旗号下复活。

    语言腐败这个词并非我的杜撰，它最初是在英国作家乔治·奥维尔于1946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来的，现在已成为政治哲学理论中的经典术语。语言腐败的现象自古有之，但应该说，只是在20世纪之后，特别是希特勒和斯大林之后，才变成社会公害。奥维尔本人的作品《一九八四》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经典的例子：专门制造假新闻的部门被冠名为“真理部”；监督、逮捕和迫害异己人士的秘密警察被冠名为“友爱部”；发动战争的部门被冠名为“和平部”……真理就是谬误；和平就是战争；无知就是力量。这当然是小说里的事情，但与现实相距也并不远。北朝鲜的国名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前东德的国名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领导的执政党叫“民族民主党”，突尼斯前总统本·阿里的执政党叫“宪政民主联盟”。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语言腐败在当今中国已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任何一个心智健全的人，只要闭上眼睛想一下，就可以想到许多例子。诸如真理、事实、谣言、道德、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宪法、选举、国家利益、爱国主义、改革、宏观调控、现代企业制度、董事会……这些词汇在一定程度都被腐败了，甚至腐败这个词本身也已经腐败了。当某个官员说他是人民的“公仆”时，他实际上可能是说，权力在他手里，你得听他的。以“改革”为例，它的本意是废除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市场经济的措施，改革意味着政府要放松对经济的控制，给百姓更多的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由。但最近几年，一些政府部门却把加强政府对经济的控制、限制商业自由的反改革政策称为“改革”，甚至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措施”。宏观调整本来指的是总量上的放松或抽紧，而我们现在所谓的“宏观调控”经常指的是对经济活动的微观干预，包括准入限制和价格管制。国有控股公司宣称已经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而事实上他们的董事会连选择副总经理的权利都没有，何谈现代企业制度？

    语言腐败有什么严重后果？至少有三个：

    首先，语言腐败严重破坏了语言的交流功能，导致人类智力的退化。人类创造语言，是为了交流，人类的所有进步都建立在语言的这一功能上。为了交流，语言词汇必须有普遍认可的特定含义，语言腐败意味着同一词汇在不同人的心目中有不同的含义，语言变成了文字游戏，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得困难。

    语言腐败使得我们越来越缺乏理性和逻辑思考能力，我们的大脑在萎缩，我们的文章越来越变成口号的堆砌，我们越来越习惯于以权压人或简单顺从，而不是以理服人和平等讨论。比如同一个文件中，以X为主导，以Y为主体，以Z为基础，但谁也说不清楚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我们的文章越来越长，但包含的信息量越来越少。一个工作报告动辄一两万字，还要有人再写出数十万的辅导材料，仍然让人不知所云。这是人类智力和物质资源的双重浪费。全国有数十万高智商的人全职做文字游戏，还有数百万人兼职做文字游戏，生产出不计其数的文字垃圾，不仅污染了人类的心灵，也浪费了宝贵的物质资源，污染了我们的生活环境。

    第二，语言腐败导致道德堕落。人类道德的底线是诚实，语言腐败本质上是不诚实。就人类本性而言，说假话比干坏事在道德上更具挑战性。法院判决书经常有“罪犯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这样的话，说明即使一个人敢于做坏事，我们还相信他在事实面前不敢说假话。西方法庭上证人出庭作证，如果对方律师能证明证人是经常说谎的人，他的证词就不会被采纳。以此标准，我们的社会很难找到合格的证人。

    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思想家托马斯·潘恩(ThomasPaine)在《理性时代》一书中讲道：

    “为了人类的幸福，一个人在思想上必须对自己保持忠诚，所谓不忠诚不在于相信或不相信，而在于口称相信自己实在不相信的东西。”

    “思想上的谎言在社会里所产生的道德上的损害，是无法计算的，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当一个人已经腐化而侮辱了他的思想的纯洁，从而宣扬他自己所不相信的东西，他已经准备犯其他任何的罪行。他做宣教师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并且为了获得做这个职业的资格起见，他必须从撒大谎开始。试问我们能否设想还有什么事情比这一个对于道德的破坏更大呢？”

    一句话，要让一个说假话脸不红的人干坏事时反倒脸红，实在是太难了，即使不是不可能的。由此来看，我们的官员腐败如此严重，我们的假冒伪劣产品如此之多，我们的社会道德如此堕落，就一点也不奇怪了。成天假话连篇的官员，在接受贿赂和以权谋私方面是不可能有道德约束的。现在的腐败官员被抓起来后，可能会感到后悔，感到运气不好，但在法庭上你很少看到他们有羞耻感。当某些政府官员中语言和行为双重腐败泛滥时，生产假冒伪劣的商人也会很难觉得自己做了亏心事。要让在谎言中接受教育和生活的人有社会公德，实在是难上加难。

    潜规则已成为当今社会腐败的重要形式，官员干任何事都得拿回扣已是公开的秘密。而潜规则在我们社会之所以如此盛行，一个重要原因是语言腐败。语言腐败使明规则形同废纸。

    第三，语言腐败导致社会走向的高度不确定和不可预测性。语言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传递社会运行状态的信号，在语言严重腐败的情况下，信号就会严重失真，结果是，当一个社会事实上危机四伏的时候，我们还以为天下太平，对大难临头茫然不知，任何突发事件都可能导致整个体制的突然坍塌。20多年前苏联体制的解体和最近发生的中东巨变，就是非常典型的事例。

    中国未来的改革和发展，以及社会稳定，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语言腐败问题。两千多年前孔子讲：“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反语言腐败就是要正名，恢复语言词汇本来的含义。比如既然称为“人民代表”，应该真正由人民选举产生，选举必须公开透明，必须是竞争性的，必须真正反映选民的意志，而不是被有关部门操纵。如果确实做不到这一点，就应该使用新的词汇，如用“政府官员席位”、“名人席位”、“社团席位”等等取代“人民代表”。

    纵观历史，横看中外，语言腐败的程度与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有密切关系。我相信，如果我们能真正执行宪法第三十五条，实行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至少可以消除50%的语言腐败，而这50%是危害最大的，剩下的50%就其危害性而言无足轻重。如果我们能消除这50%的危害最大的语言腐败，就有希望消除80%的官员腐败，我们的政府就会廉洁起来，我们的道德风尚就可以大大改善。

    语言腐败导致道德堕落

    “改革”这词本身已经腐败了

    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大量词汇，基本上都腐败了。甚至我们经常说的“改革”，这词本身已经腐败了。因为我们看到有一些政府部门，它讲的是改革，实际上做的事是反改革

    腐败这个词我们都已经非常熟悉，但我们更经常谈的是官员腐败、政治腐败。我认为有一类腐败，它可能比其他的腐败更普遍、更严重。这就是我说的语言腐败。语言腐败是什么含义？简单说就是人们出于政治的或者意识形态的目的，形成一些语言词汇，附加一些不同的含义，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含义，然后就可以忽悠听众，达到某一种目的。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好比我们现在知道的“打黑”。黑是什么意思？黑的一般定义就是有组织的犯罪，那么打黑当然我们都会拥护，没人说反对打黑。但是，语言腐败就意味着拿这个词过来之后，赋予了它完全不一样的含义。最后我们发现打黑就可能变成一个消灭异己的力量，自己不喜欢的人，就可以打击他。

    语言腐败不是个新现象，从古到今就有。看我们历史上讲的话，看过去的儒家，其实儒家这个概念在传统社会有一定的腐败性。腐败在哪？就是在儒家的概念里塞进了好多法家的东西，王道里塞进去好多霸道。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就是在汉朝的时候，汉宣帝刘询，他是比较残忍的一个皇帝。他儿子看不惯，给他建议说，陛下持刑太深，应该用儒生，也就是用儒家的稍微比较人性化的一些手段。汉宣帝怎么回答的？汉宣帝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就是说我们汉家统治天下，实际上我们用的是霸王道杂之，什么有用就用什么，很实用主义。

    当然，语言腐败在过去我觉得可能没有这么严重。到了20世纪之后，变得严重起来了，为什么？20世纪世界上出现了最为集权的一些国家。这些最为集权的国家，它怎么去运行？它就必须借助于语言腐败的手段。好比希特勒，我们知道希特勒的纳粹，纳粹的意思是什么？叫国家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在人们心目中是一个很好的词，希特勒也借过来，变成一个国家社会主义。但我们都知道希特勒真正干的是什么。另一个我们知道，在苏联，在斯大林的这种集权体制下，语言腐败也是非常严重。

    语言腐败这个词不是我提出来的，是1946年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提出来的。他写过一本非常有名的书，这本书就叫《1984》。在这本书里有好多语言腐败的经典例子。好比说这个社会政府专门负责造假新闻，这个部门叫什么部？叫真理部。专门负责秘密警察，负责逮捕人，迫害异己人士的部门叫什么？叫友爱部。专门负责发动战争的部门叫什么？叫和平部。所以你看它的这个词和它实际干的事完全不一样。

    这个现象在现实当中也很多。原来的东德，它也是一个专制国家，它叫什么？它叫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去年刚刚下台的突尼斯总统阿里，它的执政党叫什么？叫做宪政民主党；埃及穆巴拉克的党叫什么？民族民主党。所以我们就看到，它这个国名和它的实际是完全相反的。而且我们发现很有意思，世界上普遍存在一种专制型的组织，它们特喜欢用民主这样一个名字。

    对我们中国来讲，我就觉得语言腐败可以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大量词汇，基本上都腐败了。甚至我们经常说的“改革”，这词本身已经腐败了。因为我们看到有一些政府部门，它讲的是改革，实际上做的事是反改革。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为什么会发生语言腐败

    语言腐败的本质是说，它要捍卫那些本质上没法捍卫的东西，或者它要假装做那些它本身并不想做的事。语言腐败的典型形式就是冠善名以恶行，名字很好听，但是做的东西完全不一样

    为什么会发生语言腐败？语言腐败的本质是说，它要捍卫那些本质上没法捍卫的东西，或者它要假装做那些它本身并不想做的事。这意味着使用语言腐败的这些人和普通大众之间有一种冲突。每一种语言其实都包含着价值判断和道德含义。久而久之在历史当中形成的语言，在人们当中就有一个特定含义。如果你要做另外的事，与人们对是非的判断、价值的判断相反的话，那你没有办法直接去号召人做。所以你一定要借助人们已经形成的这样一些善的语言，来表达你想做的可能是恶的东西。

    语言腐败的典型形式就是冠善名以恶行，名字很好听，但是做的东西完全不一样。好比我刚才讲的民主，人类的这种共同价值，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去否定它，那怎么办？我们就要不断地修改含义。我们知道在文革期间，或者还在更早之前有这种情况。谈民主，那么有人就会说，有资产阶级民主，有无产阶级民主。首先就把民主的含义改掉。什么叫无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民主就是对人民民主，对敌人专政，它不专政你，你就是人民。人民和敌人的含义也就完全改变了。

    再举一例，好比说革命。因为在我们长期的闹革命过程当中，革命就是褒义词，革命就是好的。所以我们看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甚至在之前，出现这样的情况：凡是我们不喜欢的东西，人和行为，我们都说它反革命，其实意思可能完全相反。我们说革命的含义是推翻一个旧的政权，改朝换代，这就是革命。本来他的行为是革命，但是在我们这变成了反革命，就是因为革命这个词它已经有了特定的含义。那怎么办？就只好去修改它的本质内容。

    还有就是说，我们人类判断好多事物，我们没有办法直接亲身经历这些事物。那我们靠什么？靠语言传递。比如我们今天看新闻看报纸，在美国发生什么、欧洲发生什么。我们完全是靠语言给我们传递这种信息。我们很难看到真正的事情是什么。这时候也就给语言腐败提供了一个可能性。语言传递的东西你接受了，但是你看不到真实的现象，所以你就可能相信这些事，所以这种语言腐败就可能了。这个从学术来讲类似于信息不对称，就是他主张的这方知道的事情，我们一般人不知道，不知道之后呢，他就容易来忽悠我们。

    语言腐败为什么会发生？我再强调一下，就是语言里面都包含着价值判断，包含着道德判断。没有人敢公开地对这些善的好的行为进行直接地抵制，他就变相地用语言腐败来抵制它。

    语言腐败使语言失去交流功能

    语言腐败会导致人们的逻辑思维能力，或者理性思考问题的能力大大地退化。在讨论好多问题上，我们经常用口号代替论证，代替分析

    语言腐败有什么后果？这是我最关心的问题。有些语言腐败可能后果并不那么严重。但是我要讲，特别是在社会政治方面的语言腐败，它的后果会非常的严重。总的来讲，语言腐败大体有三个严重的后果。

    第一个后果就是它使得语言失去了交流的功能。人类为什么需要语言，是要交流，所以我们编了一些词汇。这是马，那是牛，这是羊，那是狗，我们每指一件东西它都有特定含义。当我说我买了两只羊，你就知道我干了什么事。但是语言腐败之后，它就使得语言的这种交流的功能大大地丧失。

    现在你看文件越来越厚，但里面包含的信息量越来越少。我们经常在我们开某一次会以后，出个什么文件，然后又组织好多人去辅导。按理说一般有文字阅读能力的人，有知识的人都应该能看明白，但事实上我们没有办法看明白，就因为这文件里包含着好多的词汇，它与它本身的含义是不一样的。

    与此相关，语言腐败会导致人们的逻辑思维能力，或者理性思考问题的能力大大地退化。在讨论好多问题上，我们经常用口号代替论证，代替分析。我们现在的这些文件，甚至号称学术性的东西，就是因为语言腐败之后，语言的这种交流功能丧失了，然后使得大家就去喊口号，不进行逻辑论证。

    长此以往下去会怎样？会对这个国家这个社会的科学发展带来伤害，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当我们没有理性，没有逻辑分析能力的时候，科学是没有办法进步的，但在这样一种语言腐败严重的情况下，这种能力就慢慢丧失了。

    语言腐败导致道德堕落

    语言腐败可能是最大的道德堕落。当一个人可以任意说谎时，你不可能再使他在做其他坏事的时候还有什么大的心理障碍。这在我们国家已经太普遍，不光政府官员，几乎每一个人，包括学术界

    第二个方面我觉得可能更为严重，就是语言腐败导致道德堕落。道德是什么？道德其实是一种人的行为规范。道德的底线是什么？诚实，就是我们说真话，这是一个基本的道德要求。语言腐败是什么？语言腐败就是不诚实，实际上就是说假话。

    当人们养成说假话的习惯之后，人们的道德底线其实就没有了。为什么这么讲？这可能有一些心理学的原因，我本人没有能力完全回答这个问题。但我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说人们说假话时，他受到的心理挑战，可能比人们干坏事时还要大。为什么这么讲？我们看到法庭上说某某犯罪，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那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人敢干坏事，但是他居然不敢不承认他干了坏事，就是说我们仍然会相信他说的是真的。

    在西方法律有这样一个规则，一个证人出庭作证，他可能指控了嫌疑犯什么事，如果对方的律师能够证明这个证人是经常说谎的，他的证词就没有用了。如果我们国家要按这个标准的话，我们找不出几个证人来，几乎每一个证人你都可以证明他过去说过谎。

    说谎，或者说语言腐败，它解除了人的道德约束。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思想家托马斯-潘恩有这样一段话，他说为了人类的幸福，一个人在思想上必须对自己保持忠诚。所谓不忠诚不在于相信还是不相信，而在于口称相信自己实际上并不相信的东西。他说思想上的谎言在社会里所产生的道德伤害是无法计算的。当一个人已经腐化到侮辱他思想的纯净，从而宣传他自己根本不相信的东西的时候，他已经做好了干任何坏事的准备。

    所以说语言腐败可能是最大的道德堕落。当一个人可以任意说谎时，你不可能再使他在做其他坏事的时候还有什么大的心理障碍。这在我们国家已经太普遍，不光政府官员，几乎每一个人，包括学术界。

    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好多学生要出国申请留学，就请老师给写推荐信。本来推荐信应该只有这个老师对这个学生比较了解，而且他要说的是真话，这个学生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但我们看我们中国的推荐信，不认识的人只要找一个关系，说谁谁谁的孩子，要出国你给写一个推荐信，那好多老师就给他写了。我们没有觉得这是一个道德问题。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道德问题，就是说我们经常在撒谎。当老师经常这样做的时候，那我们有什么资格教育我们的学生要诚实守信？而且当这样的一个学生找过这样的老师，他知道老师帮他说了一大堆跟实际不符的好话的时候，他内心是不是对老师有真正的尊重？我想是没有的，在表面上可能是非常感谢，但在内心他并没有尊重。

    比如大家认识的某一个人现在变成一个贪污犯，被抓起来了，好多人对他是同情的。在他原来这些朋友里他没有觉得有什么丢人的，他只是觉得他运气不太好。大家都觉得他怎么这么倒霉，被抓起来了，没有任何道德的谴责。还有普通老百姓，像几个月前的小悦悦事件，在广州发生的，那么多人路过之后熟视无睹，为什么？大家都冷漠了。这个社会由语言腐败导致的一系列的道德堕落非常得严重。

    中国要真正解决道德堕落问题，反语言腐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大家基本上不说假话的时候，我们才真正有了一个道德的底线，然后我们才可能完成我们其他方面的社会治理。

    我们中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潜规则特别盛行。为什么潜规则盛行？当你语言腐败严重的时候，所有明的规则大家都知道那已经是废纸，只是说给人听的。我们实际的行为一定是按照潜规则来做。纸上说的东西，我们知道它不代表真实要做的东西，反过来，真实想做的东西，我们并不在纸上说。这就形成了潜规则大量的盛行。潜规则本身也可以说是社会道德堕落的一个重要方面。

    语言腐败使体制高度不可测

    语言腐败使得社会当中存在的问题矛盾，我们平时是熟视无睹的。这些问题一旦暴露之后，我们已经来不及收拾它了。本来矛盾重重了，我们还觉得莺歌燕舞

    第三个语言腐败的严重后果是什么？就是它使这个体制变得高度的不可预测。为什么？语言本身有一个信号的功能，你这人病了，那就表明你身体里面紊乱了，出问题了，那我们就去治它。但是如果病这个词本身被腐败以后，我们身体病了，你并不认为自己身体有毛病。语言腐败就类似我们一个人的神经系统已经不能敏感地反映出他实际存在的问题。好比说你有病了，头也不发烧，哪儿都看不出来，就是类似一种亚健康的状态。在这个情况下，可能这人突然之间他就死了。因为他原来有病我们并不知道。

    制度也是这样，语言腐败使得社会当中存在的问题矛盾，我们平时是熟视无睹的。这些问题一旦暴露之后，我们已经来不及收拾它了。本来矛盾重重了，我们还觉得莺歌燕舞。

    这有好多的例子。你看突尼斯，它就是一个小商贩的一个事件，导致了整个政权的垮台。再往前，像20年前，苏东发生的事情，齐奥塞斯库从大家喊他万岁到喊打倒他，就是几秒钟的时间。所以这个体制的不可预测性，我觉得是非常危险的。如果它不可预测，任何事情，任何一个小的事件都可能导致整个体制的坍塌、崩溃。

    我想我们必须认识到，语言腐败的三个后果，对中国未来是非常重要的。但语言腐败有没有一点积极的作用？在一种特定的情况下，人们为了往前走，有时候也得用一点语言腐败。

    举一个例子，我们在80年代的时候，我们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就是知识分子，工人阶级就是工人阶级，但我们为什么要这么讲呢？因为在经过十年文革之后，人们脑子里就是，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政府想了好多办法要改善知识分子的待遇，要对知识分子进行公平的对待。阻力很大，怎么办？我们就修改定义，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既然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就不是臭老九了，就变成领导阶级了，因为我们国家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就是说语言腐败也有一定的作用。

    但是长期来讲，任何语言腐败，导致的其实都是负面的后果，越到最后我们越没有办法自圆其说。

    消灭一半语言腐败可消除80%官员腐败

    如果我们能够消灭掉一半的语言腐败，这一半可能是最重要的一部分语言腐败，那我们讲的官员腐败，我估计80%都可以消除

    语言腐败不能完全消灭，全世界都有语言腐败，我要强调一下美国。像美国政府在去年它要多发票子的时候，它不会说多发票子，它叫什么？量化宽松政策。这就是语言腐败。量化宽松政策其实就是印票子。

    最后，我特别想讲的就是，我们怎么更正这个语言腐败？孔子早就讲了，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我们能不能解决语言腐败问题，其实涉及到我们能不能真正走一条对中华民族有利的正确的道路。怎么解决问题？解决语言腐败可能需要有一个思想市场。在这个前提下，好多语言腐败其实就可以得到纠正。

    如果我们能够消灭掉一半的语言腐败，这一半可能是最重要的一部分语言腐败，那我们讲的官员腐败，我估计80%都可以消除。然后我们道德的建设就会逐步跟上来。当我们发现我们都是真诚的，当我们的官员不胡言乱语的时候，那我相信，我们的企业界，他的行为都会有一些改变。

  • 汉字的发展是一个不断逻辑化的过程

    词与短语是现代华语发展的必然路径，但汉字仍然有着重要的位置。

    汉字的源头目前尚不清楚。当然，在古典主义的话语中，这项功劳归为了一位无法稽考的圣明——仓颉。不过，从逻辑上看，汉字的成熟显然与神职阶层更为相关，那是在商朝——中国一个极度重视鬼神的时代。无论如何，汉字的发明是一件伟大而重要的事情，文学式的描述是：在仓颉创造出汉字之际，上天撒下粟，夜晚有鬼为之哭泣——这意味着文字的发明使得人类整体可能拥有了超越自然束缚的力量。可见仓颉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如果他真的存在的话，他一定在这种文字的发展过程中做了些什么，如改革结绳记事、整理零散的符号等形成较规则成熟而丰富的体系，使其成为更好的传载工具，把那些原来只为上苍所眷顾的少数人所掌控的信息，交给了更多人，而使得那些居于大众之上的精灵为之伤心。

    上苍总是把创造的天赋交给少数人，文明的先祖们留下了众多充满艺术味道的图形，他们在追求些什么呢，崇拜、信仰？期望永恒或只是传递信息？难以稽考，但其中一部分成为了文字，用于记录我们的声音和思考。

    由声音到符号、由具体的形象到抽象的符号，文字在这些混杂中发展起来的。人类的交流也是如此，由声音发展到符号，直到这个世界挤满了符号、图像和音频、视频……，其中文字的步伐还是坚定有力的。不同的文字向前缓慢的发展着，有的走的很快很远，有些却步伐平缓，比如汉字就是在象形的基础上逐步加入不同的指事和音符。因此，行走在东方土地上的文字仍携带有一些远古的密码，这让它显得和诸多表亲不太一样。比如汉字“日”，稍加变形，就可以看到天上伟大的太阳；稍加延伸，就能体会到“木”并而立成“林”的意象。

    汉字总体稳定的延续了几千年，这是人类文明中的稀罕事。文化发展，其文字形体的统一和简化是必要的，比如距今两千多年前，秦始皇就曾成功的作此努力（汉字的母体其实是统一的）。在现代简化汉字之前，较为标准的字型“繁体字”也有着千余年的历史。

    汉字经历多次形体变化直至“繁体字”成为第一个标准正字体系之后，囿于传播技术的限制，加之后人随意的创造，汉字总量发展到约有十余万之余，源芜流杂，而实际有效的“高频字”并不多（3000左右）。其中一个典型例子是，中国唯一的一个女性皇帝武则天据说就改变了17个字（或19个字）的写法，但都没有被后来人接受，现在唯一能见到的是她自己创造的“瞾”字，然而这个字并没有多大意义。

    人类每前进一步，总少不了带上人性的笨拙。汉字的发展也是这样，毫无意义的繁复和随心所欲的简略、过度的创造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其一是笔画繁琐，如“鬱（郁）、龜（龟）、纔（才）、體（体）、籲（吁）、亂（乱）、竈（灶）”等。其二是一字多形、一字多音、一字多义等问题。其三是部分汉字构造的随意性。关于汉字的构字逻辑较有代表性的说法是许慎在其《说文解字》中提出的“象形、指事、形声、会意、转注、假借”等造字用字的“六书”说，但显然这一学说只是对既往的简单归纳。而比较合理的汉字的建构逻辑应是：象形、抽象（纯粹的单体表意符合）、合意（通过指事、会意、通假等形成的合体表意符号）、合音（音和意或形的混合体）这四大类。上述问题均增添了学习者的烦恼。

    由此，文字的简化与逻辑化是必要的。古英文和现代英文就有较大的差别，即便是通行度极高的现代英文也还有简化和逻辑化的必要。现代汉字所经历的最大一次变革就是“简体字”，但从各种争议来看，这次简化无疑有些匆忙。华语需要更能普遍接受的文字基础，这一文字基础需既能保持很好的辨识度与审美，又能提升学习效率和使用方便，其中逻辑化是潮流的力量所在。

    从路径上来看，以现行简体字为主体，恢复部分繁体字，统一某些字形，加上适度的创造，简体字是可以成熟的，成为未来的标准字体。

    很多汉字的简化是比较成功的，且这些简化字已长期存在和应用于汉字体系中。那些意义越抽象、使用频率越高、参与构字越多的字，越适宜用合适的简体，如：“电、马、鱼、系、几、只、龙（龍）、鸟、应、书、画、华（華）、宁（寜）、关（關）、刘（劉）、厉（厲）、异（異）、汉（漢）、于（於）、爱〔愛，上下四体过于繁复〕、麦〔麥〕、报〔報〕、冈（岡）、后（後）、专（專）、体（體）、卫（衛）、边〔邊〕、灭（滅）、据（據）、惧（懼）、楼（樓）”之类。这些简化的来由或激活一些古异字，如“云、从、众、礼、无、尘”；或只保留原字的特征部份，如“声、习、县、医、务、广、条、余、凿、复、准、制、松、亲”等；或行书草书的楷化，如门（門）、农（農）、为（爲、為）；或音旁替代，如极（極）、歷（历）、毕（畢）、态（態）；或归并一些用法，如气（炁）；即便是新创也是可以接受的，如帘（簾，1949年之后唯一新造字）。

    简化的结果单纯从技术上来看，据分析，化方案中2236个简体字平均10.3画，相应的2259（2261）个繁体字平均15.6（16）画，平均每个字减少5.3（5.7）画。简化还合理的消灭了部分异体字，如里（裏，裡），这也是一大进步。当然，简化可能会带来一字多义问题，在合理的范围内还是可以接受的，如：松（松樹，鬆散）、向（方向，嚮前、朱（朱红，硃砂）、党（党姓，政黨）、彩（彩色，綵丝）、才（才能，刚纔）、回（回首，迴旋）、伙（伙食，團夥）。

    但现行的简化方案并不完全合理，问题大约出在两个方面：一是过度简化，为了简化而简化；二是忽视了汉字的构字逻辑化。

    从前面的数据分析看，一个字的书写如果能简化5笔以上，是有较好价值的。低于此数的简化效果则需要具体辨析了，如：堕〔墮〕、趙〔赵〕、帥〔帅〕、師〔师〕、禍〔祸〕、烟〔煙〕、來〔来〕、東〔东〕、見〔见〕、貝〔贝〕、頁〔页〕、減（减）、涼（凉）、時（时） 國（国）、筆〔笔〕、長（长）、揀（拣）、風（风）、敵（敌）、冲（衝，沖）等，则属过度简化，意义不大。作为表形文字，过度简化还会降低形体上的区分度。也有少数低频字的简化灭失了其自身携带的文化信息，也不是很适合的，如聖（圣）。

    简化方案在推动汉字构造的逻辑化上做的还不够，如：郁〔鬱〕、坝〔壩〕、处〔処、處〕、灿〔燦〕、价〔價〕、坝〔壩〕、扰〔擾〕、板（闆，简化意义不大）等，找不到可信服的简化或创造缘由。可见，纯粹的“述而不作”也未必好。具体来说，存在以下问题。

    其一破坏了象形，比如：車（车）。象形是汉字最为基础的逻辑，如日、月等。保存基本的象形风格仍很重要，这是对文化的一种尊重。

    其二是对某些偏旁和写法的不必要简化或变化，如“金”“言”等；还有“衣”字旁变形也没有多大意义；而“月”已失“骨”意，肮〔骯〕就不易理解了。

    其三是存在以同一符号取代过多不同偏旁而降低了字理。如“×”代替的有：赵（趙）、风（風）、冈（岡）。其中“又”部替代了太多不同的字形，如鸡（雞）、汉（漢）、欢（歡）、仅（僅）、权（權）、凤（鳳）、邓（鄧）、戏（戲）、树（樹）、对（對）、轰（轟）、難（难）、聖（圣）等等。“又”部替代“漢”当是较合理的，因为这是一个高频字；轰（轟）这种简化也是可以接受的。

    其四是有些同构造的字未简化一致，这使得常用字被简化，割裂了其与低频字原本间的联系，增加了低频字的学习难度。如：

    袁：園〔园〕、遠〔远〕、溒（似可与“沅”合并）、辕，猿，媴，榬，褤，鎱、薳

    般：盘（盤）、磐、槃、鞶

    还（還）、环（環）、寰、鬟、嬛、缳、圜、澴

    扑（撲）、仆（僕）、朴（樸）、璞、蹼、噗、濮、

    燈〔灯〕、鄧〔邓〕

    仅（僅）、谨、 瑾

    牺（犧）、曦

    蜡（蠟）、猎（獵）、鬣

    歼（殲）、纤（纖）、谶

    伤（傷）、殇（殤）、觞（觴）、阳〔陽〕、

    梦（夢）、懵、甍

    声（聲）、馨、磬、罄

    跃〔躍〕（音形替代，yuè可统一为yào）、耀、曜、燿、矅

    彻（徹，该简化导致音变，意义不大）、澈、撤

    如果承认“猫（貓）”、“豬（猪）”等偏旁合成四足兽类简化的合理性，则必须将“豸”旁的其他字：豹、貀，豿，豾，貁，貒，貐，貑，貘，貔，貕，貖，貘，貔，貕，貖，貋，貍，貙，貗，貏等一并简化；以及：豗、豚、豜、豙、豛、豝、豘、豠、 豟、 豞、豢、豦、豣、豥、豤、豪、豨、豩、豧、豫、豮  豭、豱、豳、豲、豰、豵  豴、豶、豷；象是独体字则可除外。

    此外还有：礙〔碍〕，襖〔袄〕、標〔标〕、補〔补〕、層〔层〕、償〔偿〕、導〔导〕、敵〔敌〕、澱〔淀〕等等。

    其五是多字合一导致字义增加。这其中有些是成功的，如：并、並、併，厄、戹、阨，范（姓）、範，复、復、複、複，館、舘，尽、盡、儘，历、歷、曆，余（我）、餘，丑（子丑）、醜，丰、豐，岳、嶽，家、傢（具），朴、樸，仆（扑倒）、僕（人），术（苍术）、術，体（音同笨）、體，涂、塗，于（相关的“吁”部分用意以“嘘”代替较好）、於，刮、颳（风），漓、灕（江），帘、簾，等；有些却并不理想。如：

    采，採，寀，埰，棌：“摘取”的意义写作採；“卿大夫受封土地”之意作“寀”“ 埰”：寀地，寀邑；棌：栎树（柞树），棌椽。

    抄，钞，杪：“掠夺”，“抄写”之意用抄；“末尾”、“最后 ”之意用钞（杪），读miǎo，例词：教行于钞。

    冲，衝：古代是两个字:空虚、谦虚、年幼之意用冲（沖）。例词 ：大盈若冲；谦冲节俭；方年冲貌……交通要道、冲击、向着、 对着之意用衝。例词：天下之衝；衝撞；首衝南方，要衝，衝水 ，衝動，衝撃。

    仇、讎：地名、姓氏用仇；仇恨、仇敵可用讎，報讎，讎人。

    斗，鬥（鬦，鬭）：古代盛酒器、容量單位、星宿名用斗，例字 ：北斗星、車載斗量、烟斗、斗膽、漏斗；争斗、战斗用鬥：鬥 牛士、鬥智鬥勇。

    干，乾，幹，榦：“天干地支”用干；“冒犯”“干预”用干 ， 例词 ：干戈；“干湿”用乾 例词：乾杯、乾旱，乾净，乾燥； “树干”用榦 例词：樹榦 、骨榦、榦流；“才干”用幹 例词： 才幹、幹活、幹練、幹部、骨幹。

    谷，穀：“山谷”用谷， 姓氏用谷；“粮食”、“俸禄”用穀， 穀子，稻穀。

    志、誌：“志氣”之意時用志；“雜誌”、“墓誌”等用誌。

    凭、憑（凴）：“靠着”义项时用 凭，其余义项用憑 。例字： 怒发冲冠，凭栏处； 凭借用憑，例字：憑据，憑証，文憑。

    升、昇、陞：“容量名”用升；“太阳升起”用昇、升；“升官 、提拔升迁”在唐以前用昇、升，唐以后用陞。

    系、係、繫：“世系”、“系统”的意义一般写作系，农业農業 系統，歴史系；在“关联”、“连结”的意义上，一般写作係、 繫，如：維係，聨係等，係、繫可以通用；但作“提”讲，如把 水从井中“繫”上来，作栓、绑讲的，如繫馬，作拘禁讲，繫獄 ，则不能通用，只能用繫；“係”在书面用语中作“是”讲，如 鲁迅係浙江人、確係實情，也不可与繫通用。

    游、遊：凡有关水中的活动，一般只能用游；而有关陆地上活动 的，游、逰可以通用。游览、旅游则应用遊。

    郁、鬱：郁，有文采的样子，云、汽浓盛的样子，濃郁；鬱，树木丛生、茂盛 /忧愁，愁闷，鬱鬱葱葱；作人名時，如李郁周， 用郁而不用鬱；作姓氏时只用郁。

    札、劄：札，书信、书写的小木片；劄，奏札、宋朝中央机构发 布指令的文书。

    制、製：制：制作、制造；禁止、遏制；规定 、制定；规章、 制度；帝王命令；规模；製：制作、制造；裁制衣服；写作。

    鍾、鐘：鍾：酒器；量器；积聚；鍾情；鐘：鐘錶；一种乐器， 鐘磬，通鍾。注意人名中的用法：鍾繇、鍾子期、錢鍾書、張鍾 麟。

    后、後：皇后、博士后用“后”；后来、以后用後。

    发（發、髮）：發展、發生；頭髮。

    跡、蹟：异体字，杂志中統一用“跡”。

    里、裏、裡：邻里、公里、里程、国外人名地名译音中用“里” ；“裏”和“裡”是异体字，杂志中统一用“裏”。

    咸、鹹：作“全”、“都”讲时用咸，如少长咸集、咸受其益； 年号（咸亨、咸丰）、地名（咸宁）中用咸；作姓氏用咸；表示 咸淡用鹹，鹹菜。

    欲、慾：表示“想要”、“希望”、“需要”、“将要”之意时 用欲，如：暢所欲言、從心所欲，膽欲大而心欲细，摇摇欲墜、 山雨欲来风满樓；表示“欲望”则用慾，如食慾、性慾、占有慾 、求知慾。

    溪、谿：为异体字，可互用。

    表、錶:外表，表现，表演；手錶。

    胡、鬍:胡閙,胡亂；鬍鬚。

    須、鬚：必須、鬍鬚。

    姜、薑:姜子牙[注:姓氏]; 生薑。

    借、藉:借錢； 藉口,藉題發揮。

    克、剋:千克，克勤克儉；攻剋,剋期。

    困、睏:困苦,圍困；睏倦,睏覺。

    蔑、衊:蔑視；污衊。

    千、韆:一千,千秋基业;鞦韆[注:簡體:秋千]。秋、鞦:秋季;鞦韆。

    咸、鹹:老少咸宜；鹹菜。

    御、禦:御（指皇帝）驾親征；抵禦。

    云、雲:子曰詩云；雲彩,雲南省。

    芸:芸香，芸芸众生。

    致、緻：致敬,致力；細緻。

    筑、築:筑[注:古代樂器];建築，築巢。

    准、準:准許，准将，准此；準則,瞄準,标準。

    辟、闢：复辟；開闢,精闢。

    别、彆:告別,別人,差別；彆扭。

    卜、蔔:占卜,前程未卜；蘿蔔。

    种、種:种[注:姓]；物種起源,種田。

    虫、虺、蟲: 昆蟲,毛蟲；長虫[注: “虺”的本字,毒蛇]。

    谷、穀：山谷,進退維谷;五穀雜糧,稻穀。

    划、劃:划船,划得来；刻劃。

    几、幾:茶几,幾乎,幾個。

    据、據:拮据;占據,據點,慿據。

    卷、捲:讀書破萬卷,試卷；風捲殘雲,捲起千堆雪。

    了、瞭:了卻,受不了；瞭解、一目瞭然、不甚瞭瞭；瞭望。

    累、纍：連累；勞累；纍贅,罪行纍纍,纍计。

    曲、麯：彎曲,戲曲；麯酒，大麯。

    舍、捨:宿舍; 捨棄,施捨。

    台、臺、檯、颱: 1.天台[注:山名又地名]；2.第一人称代词，星 宿名。三台、兄台、台甫兄台、台鑒；3.亭臺樓閣，舞臺； 4.寫 字檯；5.颱風。

    夫、伕：丈夫、姐夫、夫人；旧指用为夫役的专字，车伕、火伕 、挑伕。

    苔、薹：苔藓、青苔；蒜薹、抽薹。

    吁、籲:長吁短歎；呼籲，籲請。

    佣、傭:佣金;雇傭,傭人。

    折、摺:折本,折斷;奏摺 ,摺叠,曲摺。

    征、徵：征，出征、远征、征伐、征税；徵，追究、证明、应验 、迹象预兆，徵聘、徵税、徵求、徵询、 象徵、特徵，無徵不信。

    症、癥:症候，癥[注:腹中結塊之病]結。

    匯、彙:匯合，匯款；彙聚，詞彙，彙報。

    蘇、甦:姓氏，蘇，江蘇，蘇维埃；甦醒。

    壇、罎：天壇，花壇，設壇,論壇,體壇；罎罎罐罐,罎子。

    團、糰:團結，團體，師團，團員，團長；湯糰，飯糰。

    髒、臟:肮髒；內臟,五臟六腑。

    隻、衹：隻言片語，一隻；衹不過，衹有。

    其六是表音上的混乱。即便是作为表音文字的英语，音与形相异也是一件让人痛苦的事情。而汉语的发展已由单字表达而走向词语为核心，因此通过复杂的多音字来实现字义区分的功能变得意义不大了，反而增加了学习和使用的障碍。

    汉字的主体是合音，就是构字中有一部分是用于表音，而某些简化不慎使其失去了这一功能。如：際（际）、價（价）、標（标）、僅（仅）、歡（欢）、隊（队）、屬（属）、燭（烛）、敵（敌）。

    同音字合并造成字义混乱。

    如：

    发：发现、头发，原本为發現、頭髮

    面：面部、面粉，原本为面部、麵粉

    板：木板、老板，原本为木板、老闆

    鬥、斗

    干：乾、乾、榦、幹

    简化后表音错误

    如：鄰（邻lín）的应向令（lìng）转移，賓（宾）向兵（bīng）转移，寺向時（shí）转移更为合理。

    毫无道理地将汉字进行切割，音形皆损

    如：掛（挂）、蠍（蝎）、槨（椁）

    此外还有些零碎的问题：如“腺”系日文中创造出来的汉字，日语中“泉”的发音为“xian”，取“人身体上的泉水”之意，而“泉”在汉语表音上则有较大差异。

    简化带来了效率的整体提升，而解决其间的逻辑问题是汉字学习效率提升的关键。目前仍有待解决的问题很多：一字多音应逐步减少，如卜[bǔ] [bo] [pu]就可以向扑（pū）转移。尽管过程中会带来某些内容上的损失，如万（萬），除作复姓“万俟”（mo qi） 写作万，其它一律写作萬，这一姓之单音则无多少存在价值；的、地、得音同的（de）时，在区分意义表达上没有多少价值，应向“的”统一；翘舌音应向平舌音统一，而前后鼻音也应该统一为开口音更合适，等等。沿着熟悉的道路进行创造是比较好的做法，如长（cháng）与長（zhǎng）就是一个很好易于接受的区分；沈（瀋）与沉（古体为沈）之区分。汉语普通话所使用的单音约1200个，而理论数是3000个，可用数2500个，远多于英语的400个，完全具备读音变革的基础。

    据说仓颉是观察“星相转移、龟背纹理（刻文）、鸟兽之迹、山川形貌和手掌指纹”而创造了汉字。而面对未来，或是更为复杂的图形才能表达人类的意识，表情包是否算是对人类表情更好的表述？由于技术的发展，符号交流的障碍越来越小。于是简单的符号到复杂的符号、再到复杂的图形或许将成为传递信息的重要手段。

    具形文字应该仍有其未来的生命力。笔画类似于字母，构成的汉字却始终有表意和意象的功能。这既有好处，也有不足，不足之处在于字意容易变得含糊，但也因此具有更好的开源性，更容易构词，形成新的表达和概念，这种开放性使得所需要的新字的数量大为减少。字母文字最初即使得声音与意识的世界和机器算法的世界有了衔接的口径，而具形文字则隐含着一个未来的通道。

    总之，语言和文字的命运根本上还是掌握未来的人的手中，包容与改进是合适的，而非硬性的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