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deepoo

本文为2022年初作者录制的“未来起点收入”的专题视频讲座的文字记录稿。

当今世界的一个全局性、时代性的问题，就是严重的贫富分化。央行货币政策扩张，科技快速进步，所有这些所带来的巨量的增量财富，主要为富人和精英所获得，而它的冲击和代价，则由中产和底层人民所承担。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新时代的中国有必要，也有能力探索出一条切中时代脉搏，而又适合本国国情的共同富裕之路。美欧有那么一部分左翼学者和政治家，他们提出了全民基本收入（UBI）的思想，也就是说给他们本国的所有老百姓发钱，而且他们进行了不同规模的、不同方式的试验。在我们看来，他们这种理念值得借鉴，但是他们的做法有待改进。考虑到当前世界政治经济的格局中的竞争态势，并且结合我们中国自身的具体国情和传统，我和我的几位同事、几位朋友一块提出来“未来起点收入”这样一种构想，也就是说全民基本收入UBI的中国版和改进版，以作为中国在新时代推进共同富裕的备选路径之一。

一、中国的国情特点

首先我们要说说中国当前的国情特点，以及由此而决定的“未来起点收入”的初步方案的主要内容。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的中国国情，在我们看来最重要的有以下几点：

首先，从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之后开始，三十年来我们所依靠的外循环为主的发展模式，已经不可持续了。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制造国、最大的出口国、最大的贸易顺差国、最大的外汇储备国。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有明显优势，工业产能全球最大，而且有所过剩。美、欧、日近十亿人的消费对中国制造业的带动固然是功不可没，但是时至今日，无论是从相对体量来看，还是从世界政治环境来看，这种为西方的中产阶级而生产的发展模式已经不可持续，必须转向以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发展模式。

其次，少子老龄化趋势加速，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之间存在结构性的错配。（配图）因为年龄原因而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以低端劳动力为主，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则以大学毕业生为主。但是我们的产业结构的升级爬坡，存在一定的滞后。那么这种滞后跟劳动力供给结构的快速变形形成了严重的不匹配，导致了工厂招工难，而大学生就业难这样一种双重困境。

第三方面，政府、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配比例有待改善。在中国中央政府的债务占GDP的比例位居全球主要经济体最低的之一。（配图）中国民众所获得的福利开支，政府的财政开支中，给民众的福利开支占比远远低于其他的工业国家。中产阶级规模固然是全球最大，但是占总人口的比例仍然偏低。中国整体的储蓄率偏高，但是劳动者所得占据整体GDP的比例偏低，而且贫富分化和地区失衡都比较严重，本土消费市场规模仍在扩张，但是增速在持续下滑，高端商品的本土消费市场规模不足以支持我们本国的科技创新产业，同美国为首的西方体系的竞争。

第四方面，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带来的变迁，正在对中下层年轻人的生计和前景带来巨大的冲击，加剧原本已经严重的贫富分化和阶层固化的问题。中国是最积极地拥抱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的国家之一，但是经济的全面数字化和智能化，也意味着资本和精英相对于普通民众，普通劳动力的谈判地位进一步上升，从而导致大学生工资曲线和人均GDP曲线的背离，越来越大比例的人口将发现，自己在智能机器面前，在人工智能面前，将毫无竞争力。越来越多劳动者，他的知识积累和工作技能，将在人到中年的时候，因为技术进步而价值归零。

二、未来起点收入方案的要点

基于以上的国情特点，我们提出的“未来起点收入”方案，主要包含以下五个要点：

首先是由中央政府的社保部门，给拥有中国国籍的孩子和年轻人发钱，从新生儿开始一直发到35岁；第二，是对于18到35岁的有劳动能力，但是还在能力提升阶段的年轻人，根据中国整体的就业、通胀和国际收支形势，而动态调整所发放的资金额；第三，35岁以上的成年人一生中应该获得一次教育或者技能培训的资助，从而能够应对技术进步带来的中年危机；第四，由中央政府用数字货币发钱，以提升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监管成本，为国家治理赋能；第五，资金来源主要以中央政府扩大人民币计价的国债为主，增税仅仅是辅助手段，而不是主要手段。

我们认为，以“未来起点收入”为核心的共同富裕制度，可以给每个中国公民一生有三次相对平等地站到新的起跑线上的机会。首先，给年轻人发钱，就是给普通和底层家庭的年轻人一个相对公平地参与社会竞争的参赛资格。其次，给成年人一次再教育和再培训的资助，就是让人在技术变迁和社会变迁所带来的冲击之下，有一次重启人生咸鱼翻身的机会。最后，而给幼儿和青少年发钱，就是给中下层人民一个结婚并且生育下一代，从而将自己的基因遗传下去的机会。这一方案可以为每一个中国公民的人生提供三次起点公平的机会，分别是孩子的成长、青年的谋生和中年职业转型。

未来到底能发多少钱？这个问题我们有三个版本，第一种版本是最保守的；第二种版本是居中的；第三种版本是最激进的。到底是保守还是激进，主要取决于我们从什么逻辑来确认这个资金规模。第一种最保守的逻辑，是看在不改变目前的通胀水平的前提下，我们可以给老百姓发多少钱。以2021年为例，我们贸易盈余大约有3万亿人民币左右，如果我们把这3万亿人民币全部用来给符合政策的年轻人发钱，那么国际收支改变，但是通胀没有变化。第一种最保守方案的做法，是从2025年起给最年轻的六亿人发放每人每月400多元的起点收入，此后的十年里稳步上涨，到2035年起稳定在每月1000元左右，这样的金额可以让我们每年出现贸易逆差1000亿美元左右，目前的外汇储备足够支持三十年。之后，就可以进一步扩大人民币的输出了。这样的方案不带来任何通胀，而是通过把顺差变为逆差，逐步花掉外汇储备，让别国承担本来他们应该承担的通胀。

换言之，起点收入赋予中国公民的购买力，对应着中国本身的过剩的生产能力和服务，也就是不会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熟悉我的观众朋友，大家可能以前看过我的有一期节目，我一个人分饰两角，演了一个对话剧，讲的是东海龙王的故事，东海国国民他们非常喜欢收集龙王的贝壳，所以他们把每年生产的一部分商品扔到东海里边去祭祀龙王，然后在海边捡贝壳回来，储存这个贝壳，然后还觉得自己挣到了钱。感兴趣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期节目。我讲的这个道理就是中国人是不是有必要把我们的一部分的血汗，一部分的资源，一部分的环境成本，换成别人可以无穷印刷的纸片的问题。假如我们不要这贝壳了，我们不要美元了，我们不囤积额外的美元了，把现在的贸易顺差让它归零的话，我们算下来第一种保守方案它并不会影响我们的通胀。

第二种居中的方案，就是中国作为一个低福利的工业国，福利水平仍然很低，但是已经成长为全球制造业大国，那么国民的福利理应跟我们的制造业能力相适应。假设到2035年，中国社会的福利支出水平占GDP的比例匀速上涨到目前OECD国家的整体水平，也就是它的GDP的20%是用来给老百姓发福利的。

社会福利支出占GDP比例持续上升，向OECD国家的水平靠拢，它的增量部分用于发放给年轻人和孩子的未来起点收入的话，那么我们算下来大概是从2025年开始是几百块钱一个人一个月，然后匀速的上涨到2035年，到2035年之后就稳定。到2035大概有多少呢？大概是7200块钱，那这个数字就比较可观了。在这儿我想说一下这里边的一个道理，就是关于一个国家它是不是应该压低本国民众的福利来换取出口。国家其实就是放大的家庭，我自己的岳父的案例，他是一个中学老师，夫妻俩其实都是吃财政饭的人，事业单位的人。他们非常辛苦，养了三个孩子。这三个孩子都挺优秀，但是他们的成长过程，我岳父管钱，他管钱的基本原则就是特别的抠门，特别的节省。但是其实作为双职工，他们的收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比大多数的农村家庭要好很多了。那么他三个孩子从小整天吃南瓜糊糊，每顿吃南瓜糊糊，实在受不了了，改善一下，那就是馒头配白菜。三个孩子身高因此而成长得都偏矮。道理很简单，因为你在他长身体的阶段，你没有给予足够的营养。我的岳父岳母这一辈子下来，他们有没有因为勤俭节约而富足呢？实际情况是他攒钱的速度根本比不上这个世界上的主要央行印钱的速度。为什么呢？比如说在80年代，攒下了1000块钱的话，那你到现在这1000块钱连本带息无非就是两三千，可是当年一整年的积蓄，你牺牲了孩子的营养所换来的1000块钱，到了今天你这两三千块钱无非就是请客一顿饭的事。所以其实是非常不划算的，他把钱存银行的利息远远低于印钞票的速度。我只好恭喜他，我说您压低了家庭的福利，牺牲了孩子的身高，给人民银行做出了额外的贡献。

同样的逻辑，咱们国家攒钱换到的也不过是美国、欧洲的兑付承诺而已，也就是美国央行、欧洲央行所印的纸片，或者说美国政府、欧洲主权政府所发行的主权国债，而且其中的购买力还在不断缩水。这个思维水平岂不是跟我的岳父一个档次吗？好在2013年以来，我们的外汇储备不再增长，我们开始强调绿水青山，开始强调全面脱贫，这方向和思路就对了。但是以我的标准来看，恐怕力度还要更强一些，胆子还要更大一些，步子还要更快一些，配套措施还要系统一些，落实过程还要扎实一些。

再说第三种方案，就是更加激进的方案。更加激进的方案，不是从贸易盈余的角度，也不是从福利支出的角度，而是从国家债务率的角度，这就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拓展货币史的知识。以前我们把债务看作问题，但假如你把债务看作一种好事的话——请注意，一定是用本币计价的中央政府发行的债务才是好事，这个前提非常明确非常重要，用本币计价的国债它其实不是一种恶，而是一种善，这一点下边我会专门讲。假如你改变了对待债务的基本态度和看法，认识到它的本质特征，那么假设我们2035年中国一般的政府债务率由目前的66.33%（IMF的统计口径），匀速上涨到发达国家整体水平的122%，新增部分里边的大头投资大量的新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补贴科技研发等等，因此我们把增量债务部分只有30%用于发放未来起点收入。假如我们中国公共部门的债务率在2025年达到71.39%，也就是中央政府加地方政府债务，2025达到71.39%，2035达到122%，这意味着我们在2025年的时候可以给全国的6亿年轻人发放每个月300多块钱，然后匀速上涨到2035年涨到每个月9200多块钱，这个力度就非常强了。

三、未来起点收入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

下边我再来说说“未来起点收入”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本人的理论体系，我自己起了个名叫“民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未来起点收入”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是由我本人所提出的民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它的基本理念跟咱们今天所说的“未来起点收入”相关内容包括以下几点：

首先，民本主义认为，财富的来源不是物而是人。这个所谓的“人”，包括人的劳动、创造和消费等各种行为。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劳动价值论，否定了自由主义经济学对物和贵金属的痴迷，这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它仍然受限于第一次工业革命，英国工业革命，欧洲工业革命的早期经验，从而形成了苏联计划经济体系的基因性缺陷。那么借助两个世纪以来，全球产业发展和市场发育的后见之明，当代中国的学者和知识分子完全应该可以把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进行中国化、时代化的改造，必须认识到财富的源头不能仅限于人的一般性劳动或者基础性劳动，而应该是包含了人的创造，人对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以及消费的整个经济活动全过程。新一轮科技革命导致基础性劳动的功能越来越被复杂技术所替代，人的重要性越来越体现为创新和消费之中。

第二点，民本主义关注大众和精英之间的辩证关系。江山代有才人出。基因遗传的“均值回归”规律，决定了精英产生于大众，精英又离不开大众。所谓精英相对大众固然有巨大的价值和优势，人跟人的天赋和努力差别的确非常巨大。那些高智商的、努力的、自律的、自我驱动的、有创造天赋的精英，他们所创造的财富远大于人数成百上千倍但平庸、保守、懒惰的群氓。在市场竞争的规则下，一个精英一天挣的钱可能就等于普通人一年挣的钱。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从代际遗传的长周期角度看，精英的孩子大概率不再像父辈那么优秀，这就是“均值回归”的规律。你的孩子的身高、智商、运动天赋大概率是向整个族群的平均值回归的，这就是天道的作用。再优秀的人，在生育下一代的时候，会被老天爷收取一个不菲的“遗传税”。比如我经常喜欢说的一个段子，姚明跟叶丽的女儿很可能既不如姚明高，也不如叶丽高；而潘长江的孩子很可能比他们夫妻俩都高。古人说“君子之泽，三世而衰，五世而斩”，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下一代最优秀的精英来自被上一代精英踩在脚下的那些普通家庭，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普通人的人口基数足够巨大。

第三个方面，民本主义主张竞争和优胜劣汰带来的持续改进和先进性，所以我们倡导机会平等，从而促进和保持竞争。极左翼的思想偏好结果平等，而极右翼的思想容忍甚至纵容严重的不平等。在民本主义看来，前者缺乏智慧，后者缺乏良心。冷战时期苏联模式导致干好干坏一个样，追求结果平等，打压了竞争。这个方面我们中国人是吃过亏的，因为我们前30年认真学习苏联模式，对其中“干好干坏一个样”的问题有痛切的体会。而美国模式，尤其是美国共和党的保守主义理念，纵容严重的不平等，严重的贫富分化和教育、医疗、法律资源的按财富分配，剥夺了大多数家庭的下一代参与竞争的资格。所以竞争其实也很不充分。举个例子，比如说美国的前总统小布什，这个人的人品不错，但是他真的是智商不高，他的智商测试只有90多，也就是白人的平均水平都不到，但是他就能上名校，他就能做总统。他能上名校、做总统主要原因不是他为人好，而是他家庭的财富和政治资源和人脉资源。所以中国要想在同美国的科技竞争中胜出，并且不断地取得优势，就必须要想办法把我们的每一代年轻人中间，那些近似随机地散布在各个阶层的各方面的天才给挖掘出来，并让他们得到发挥天赋创造奇迹的必要的机会。因此，能够为年轻人提供平等竞争机会的那些社会，比那些不平等或者追求结果平等的社会更有竞争力。我们相信，给优秀的年轻人以出路，给占人口多数的穷人以活路，先富起来的人才有后路，而中华民族才能走上坚实的复兴之路，未来起点收入是不左不右的中间道路。（中国道路其实是对苏联道路和美国道路的融合与超越。新时代是对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两个三十年的融合和超越，他们都符合“正题-反题-合题”的这样一个辩证发展逻辑。）

第四，民本主义将政府和国债视为“善”而不是“恶，”，认为有效而繁荣的市场离不开政府和债务的扩张。自由主义的传统认为政府是一种“必要的恶”，是一个负面的东西，也认为国家债务杠杆率的升高意味着宏观经济风险。但是通过实证的全球数据的检验，我们发现对于它本国的国民的生存和发展质量而言，世界各国的政府是一种“善”的因素，而不是一种“恶”的因素。政治发展的现代性意味着更大的政府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一个有效的市场本身就是政府为它的国民提供的一种公共产品。自由主义学者把国家和市场对立起来，认为国家扩展了，市场就会萎缩；市场扩展了，国家必须退缩。这样一种国进民退、民进国退的两分逻辑是错误的。而国家债务在金本位或者金银复本位时代，也就是在1971年之前的世界中，只要债务增加，无论谁的债务，无论是私人债务还是国家债务，债务增加就意味着宏观风险和利息负担。但是在1971年以来的信用货币时代，本币计价的国债本质上是一种变换了形式的税，也有学者把它称之为“国家的股权”，而不是债权。无论是利率还是还款期限都没有了硬约束。更加重要的是，大国发行的国债，它就是全球的货币基础，如果大国的国债不扩张或者扩张速度不够快，那么技术进步带来的产出增加，最后只能导致通缩而不是繁荣。（请联想当下的中国经济。）

最后，民本主义把可贸易品视为财富，而把不可贸易品的存在定义为财富在特定领域、特定区域内部的再分配过程。举个例子来讲，你去看任何一个地方要想过得好，一定是当地有那么一个买卖或者几个买卖，让他们能够从别的地方挣来钱；当地有一批人因为这个买卖而挣钱，挣了钱之后，他们吃饭理发都会付得起高价，哪怕是给他们搓个澡，所有当地的那些不可贸易的那种服务，其实都是这个社区内部的其他人，分享他们从外边挣来的钱。

但问题是由于技术进步，大量原本不可贸易的商品和服务，现在变得越来越可贸易了。这就导致财富的生产和分配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失衡。因此，要想维持原有的社会团结、社会均衡，必须用其它的新的再分配手段来弥补这样一个社会变迁、技术变迁所带来的失衡。

四、“未来起点收入”的政策功能和实践价值

“未来起点收入”的实施，既有利于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又有利于政治稳定和国家统一，还有利于加速中国回归世界舞台的中央。

4.1，未来起点收入的政策功能：经济

从经济角度来看，“未来起点收入”的制度创设，大大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

首先，相比西方的医疗、教育、住房、养老等等领域的传统福利支出，我们为受益者保留了个人和家庭支配资金的选择权，发给你这笔钱，究竟你是想买药看病，还是想改善住房，究竟在哪个医院看病，在哪里住，在哪里学，你有比较大的自主选择空间，从而保留并且完善了市场竞争机制和优胜劣汰的空间。

其次，这种再分配过程简单而且比较少腐败，潜在的跑冒滴漏发生的地方无非就是身份和年龄造假，但是通过数字货币转账和支付路径，加上消费大数据与身份信息系统的匹配和自动识别，要找到那些弄虚作假的基层干部，其实成本是非常低的。

第三，未来起点收入制度，将大大提升中国政府的经济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因为它提供了宏观经济政策的新手段，能精准地把购买力输送到政策链条的末端，它还提升国民统计信息的精确度，有利于精准施策。

第四，由于给孩子和年轻人发钱，因而能鼓励国民的生育，延缓中国社会现在愈益严重的少子老龄化趋势，从而有利于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从经济指标上看，这个政策将推迟中国经济的零利率、负利率的出现，也能够为国内总需求的扩张提供新的动力。

第五，它还将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因为它不仅会加速人民币数字货币的普及，而且还会扩大本币计价的国债池子。现在全球政府的外汇储备和养老金都需要足够广度和足够深度的金融市场一个资产池子，尤其是优质的资产池。但问题是，欧洲国债市场是分割的，德国国债、法国国债、意大利国债、西班牙国债相互之间是分割开的。日本国债是负利率，欧洲也有很多负利率债券。所以以前大家寻找优质的无风险的足够大足够深的资产池的时候，主流基本上就是买美国国债。最近几年，人民币定价的中国国债，正在成为全球储蓄者的一个新的选择。世界各国的政府，世界各地的王公贵族都可以把一部分的储蓄分流到人民币计价的中国国债里边，而不需要担心美国找个理由把他们的资产、存款全部冻结掉。到2035年左右，我有个大胆猜想，如果中国能顺利实施未来起点收入，那么人民币国债有可能比欧洲国债更吃香，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挑战欧元的地位也是完全可能的。

第六，它有利于创新发展和高质量发展。因为从供给侧角度来看，它将年轻人中的那部分天才从谋生的压力中解放出来，让他们得以从事更有价值的学习和创造性工作。有了未来起点收入，炎黄子孙就很难再被各路资本所剥削，年轻人不会再为了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而不得不去做那些伤害自己健康、人格和前途的所谓工作了。工资上涨就会迫使资本方不得不去运用更多的高技术设备来替代人力，类似于中世纪末期欧洲劳动力减少所驱动的技术进步，它就是这样一个正循环。

从需求侧来看，科技产品的迭代演进依靠的是富裕的中产阶级的消费需求所提供的驱动力。以前，全球科技创新依靠的需求来自于美、欧、日的十亿人，尤其是这十亿人中间一半的那个五亿中产阶级的购买力。所以中国的创新科技产品的生存发展非常困难，它除了依赖西方的此前积累的一些核心技术、关键技术之外，还需要依赖美、欧、日的那五亿中产阶级的消费。有效需求是怎么来的呢？有效需求是人的欲望加上人的购买力，两者结合在一起才能构成有效需求。当今世界包括中国在内，需求难以扩张的矛盾，就在于年轻人有欲望，但是没有钱；而中老年人有储蓄，但是欲望在萎缩。当今世界的总需求扩张的瓶颈就在于，中心国家可以无穷地创造货币，创造国家信用，创造购买力。但他们的人在变老，而且他们的政府不想带咱们玩了。而外围的发展中国家、南方国家他们人口很年轻，但他们很穷，没有足够的购买力。为什么他们穷？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讲，他们无法创造被生产方，也就是被东亚国家愿意接受的那种信用货币，通俗地讲，就是他们印的钱咱不认。中国发放未来起点收入之后，将有六亿充满欲望的年轻人获得稳定的现金流，他们将为中国本国的高价的高科技产品创造出巨大的消费市场，从而有利于自主创新的发展和高质量发展。

第七，未来起点收入的实施，由于资金是中央掏的，对全国各地的年轻人一视同仁，所以有利于减缓内陆地区地方政府和基层政府的财政困境。中西部人口大省的消费市场将获得大幅增长，带动本地的投资和税收的增长。

4.2，未来起点收入的政策功能：政治与国际关系

刚才讲的我们都是从经济角度来看问题，我们再从政治和国际关系角度来看问题。从政治和国际关系角度来看，未来起点收入制度的创设也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首先它将有力地改变中国社会的财富分配结构，把原本的金字塔型的社会，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边转变成一个橄榄型社会，就是顶端小底下少，中间肚子大的那么一个橄榄型社会。它可以加大社会的纵向流动性，扩大中产阶级规模，缓解已露苗头的民粹浪潮，有利于中国社会的长期稳定和党的长期执政。

其次，它能普遍地提升中国人的道德水平，降低整体的治理成本。古人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未来起点收入普及之后，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局面，它出现的时间将会大大提前。我记得2001年我第一次出国是到法国的Sciences Po巴黎高政做交换博士生。那个夏天我印象最深刻的不是他们的历史建筑或者其它的设施环境，而是他们的每个厕所里边，无论是在办公楼里还是宿舍楼里边，每个厕所里居然都有大卷的免费的卫生纸，根本不担心有人来偷。所以我就充分地体会到那句话，仓廪实而知荣辱，衣食足而知礼节。我相信随着未来起点收入的普遍发放，中国的年轻人有了基本体面生活之后，整个中国，中华民族的整体道德水平将会有大幅的上升。

第三，有利于保持社会团结和阶层之间的妥协。中央提出共同富裕的概念之后，许多富人就很焦虑，因为他们担心会出现了削峰填谷、劫富济贫式的存量博弈，以至于多个部门都站出来，反复地澄清和安抚，说共同富裕不会搞平均主义，我们不会搞劫富济贫。未来起点收入用本币计价的增量国债来做大蛋糕，各阶层年轻人获得更多的支付能力和成长机会，而富人则能获得更大的本土市场来做大他们的买卖。共同富裕的游戏就从大家所担心的那种存量博弈变成了增量博弈，从而赢得各个阶层的支持和国内的团结。

第四，有利于减缓乃至逆转区域和城乡之间的不平等恶化趋势，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民族共同体的政治向心力。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就是强者愈强，弱者恒弱，全世界来看无不如此。人跟人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竞争，都是这种马太效应。未来起点收入给中西部和北方的年轻人一笔钱，虽然不宽裕，但是能够相当稳定地支持他们的成长，或者说，其实是给他们一种投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对冲市场竞争所带来的区域失衡作用。

第五，它可以有力地提升中国人民，包括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人华侨，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有利于推进祖国的统一事业；也有利于吸引海外优秀华人的回流。当别人再质问你：你爱国，这个国家爱你吗？你可以非常自豪地回答说：这个国家真的爱我，这个国家真的有恩于我，这个国家真的培养了我。

第六，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代化和中国化，并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也可以把它视为在开放市场经济条件下，审慎地实践“共产”和“大同”的一种初步探索。其实到目前为止，中国过去70年的发展道路的各种元素，从土改到改革开放，再到自主创新等等等等，它都可以从苏联、美国、日本、新加坡等等原先领先于我的这些国家和地区找到各种启发。那么“未来起点收入”将是我们真正原创的领先于全球的制度进步，具有重大的世界政治意义。

最后，“未来起点收入”的实施，有利于中国在同西方的合作和斗争中取得优势。它会有力地解决国内消费市场增长趋于停滞的问题。到2035年左右使中国国内消费市场规模，等于乃至于超过美、日、欧三家之和，带来强大的国际谈判地位。其实我们回顾人类进入工业化之后的两百年历史，非常明确的一个规律就是在和平条件下，市场即权力。谁的市场更大，谁掌握更大的消费市场，谁就拥有权力。未来起点收入将会大大改变中国同世界市场的关系。中国向世界市场输出的要素，原本我们输出的是通缩，因为每年我们有巨大的贸易顺差。以后我们将转变为输出通胀，通过采购发展中国家的商品和服务，中国将为广大穷国创造更多就业，让大家意识到谁跟着中国走，谁就能发财。未来起点收入也可以减少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迫使美国人更多地自食其力。

五、对质疑的回应

那么以上我们讲的都是“未来起点收入”它的功能、它的好处，但是也有很多朋友提出了非常多的质疑、担心，他们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你要给年轻人发免费的午餐，难道就没有代价吗？难道就没有后果吗？下边我们重点以较大的篇幅来分别回应一下这些质疑。

所有的政策都有代价和风险，“未来起点收入”也不例外，关键在于我们权衡它的得失利弊。下边我们将以较大的篇幅重点展开对代价和风险讨论，并且对各路担忧和质疑提供初步的一种回应。

第一种最常见的担心，是说你大面积地借债和给年轻人发钱，是不是会带来更高的通胀？大面积借债和发钱是否带来通胀，取决于这一经济体整体的生产供给能力。我们把一个经济体的生产供给分成两个部门，一个是低生产效率部门，一个是高生产效率部门。古典的理论认为，货币政策宽松对生产并没有显著影响，所以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主要体现为价格上涨，也就是通胀。但事实上货币政策宽松对生产有影响，而且各个行业影响不一。低效率部门在面临货币宽松的时候，它的供给能力较弱，它是有供给瓶颈的，不能在低利率环境下迅速扩大供给。宽松的货币政策很容易体现为产品的价格上涨。高生产率的部门，最典型的就是高科技部门、工业化部门，在面临货币宽松的时候，只要有人愿意掏钱订购，它的供给扩张能力很强，分分钟就可以扩产，在低利率环境下迅速扩大供给。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会体现为价格的上涨，当供给增加较快的时候，宽松货币政策刺激供给，有可能体现为产品价格的下降，也就是说宽松的货币政策和部分行业的通缩共存。

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各个不同的经济体为什么反应不一样？主要就是因为不同国家不同经济体里边，它的低效率部门和高生产效率部门的比例是不一样的。当一个国家一个经济体里边制造业，尤其是中高端制造业的占比较高的时候，那么宽松的货币政策，虽然在低效率部门仍然表现为通胀，（你比如说你印的钞票多了，我相信理发的价格肯定会涨，因为理发师的能力，他无法因为你利率的下降，货币供给的增加，而大幅提升他的效率），但是在高生产效率部门，比如说生产手机的、生产电脑的、生产服装的，这些部门你一旦货币宽松了，或者给老百姓发钱了，这些部门的扩产是非常容易的。所以这个角度也就可以帮助大家理解，为什么日本、欧洲、美国这些经济体大规模的印钱，但是它们仍然面临通缩。当然美国，由于特殊情况，在去年通胀起来了。（2023年注：即便新冠疫情期间美国联邦政府给老百姓发了那么多现金，美国的通胀也只不过冲到年化10%的水平，而到了2023年夏季，已经掉到3%的正常水平了）。但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你比如在津巴布韦、委内瑞拉、阿根廷这些经济体，你只要敢稍微印点钞票，哪怕印得不是特别多，它那个通胀立刻形成一个爆发的完全失控。原因就在于它的经济体的结构是不一样的。

中国怎么样？中国刚才我们讲过了，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全球最大的出口国。所以我们根本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中国制造业工业部类广，而且我们经济体里边有较高比例的高生产效率部门，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而不用担心带来较为显著的通胀压力。

在少子老龄化的工业社会，由于生的孩子越来越少，年轻人的新增需求越来越萎缩，而科技进步带来的产能扩张其实是无穷的，因为你可以不断地用新的自动化的机器，甚至用机器人、人工智能，来接替那些退休的老职工，所以通胀难以维持高位。十几年来，美、日、欧的量化宽松实践已经向我们说明了这一点。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制造国，而且少子老龄化最严重，所以需求增量和供给潜能之间整体上不会存在持续的大缺口，而且刚才我们讲到了，2021年中国的贸易顺差3万亿人民币，如果让这个顺差归零，也就是说把本来运到海外交给美国人，交给欧洲人，交给东南亚人去消费的那些产品和服务，在结构略作调整之后，留下来给本国的年轻人用，那么，中国国内通胀率几乎不会受到实质性影响，只不过是把贸易顺差归零而已。换言之，我们不再把自己的劳动和资源换美元国债了，让美国和世界承担他们本应该承担的较高的通胀率，而留下这些东西来让我们自己多生一点孩子，让我们国内少一点留守儿童，少一点失学儿童。如果考虑到由此带来的本土需求扩张，考虑到用工成本上涨，可以刺激本土的设备投资和技术进步，以及考虑到合意的适度通胀（也就是每年你应该通胀2%到3%，这才是健康的经济体）；再考虑到人民币国际化之后，通胀压力很大部分可以对外转移，就可以去考虑实施较为激进的那些方案了。

第二种质疑。第二种质疑是说你给年轻人发钱，会不会导致年轻人变懒呢？不愿意工作呢？全民普惠的福利方案难免会换取国人关于过去“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的这样一些不良记忆和担忧。但是“未来起点收入”它不是“大锅饭”，因为它不给中老年人发，所以人生的结局仍然主要取决于个体的努力。它也不会导致大规模的懒惰和怠工，因为它不同于失业补贴，失业补贴意味着有工作，你就不能领钱，有些生活要求比较低的人，因此就愿意赖在家里不工作。但是未来起点收入仅跟你的年龄有关，而跟你是否有工作无关，也就是说你的工作会带来增量收入，那就形成了正向激励。世界各地关于全民基本收入它已经有各种实验了，这些实验，这些量化统计研究发现，基本收入的发放并不会降低工作意愿，甚至在某些领域提升人们去做更有挑战性的那些工作的意愿。更何况未来起点收入它意味着你到中老年之后，你要靠年轻时候积累的能力和储蓄来生活，而不工作就不会有储蓄，不工作也不会提升你的能力。

所以未来起点收入可以庇护中国年轻人不被资本剥削，因为他们不必再为了三餐而从事低价值或者有害身心健康的劳动，但是它的金额肯定不会很高，不足以让这些年轻人富足地享受生活；更重要的是，35岁之后你就没这个东西了，这意味着他必须在35岁之前为后半辈子的财务状况打好基础。事实上，未来起点收入发放将导致年轻人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什么道理呢？因为在原本残酷的金字塔型社会财富分配结构里边，只有来自塔尖和塔上部的10%、20%的家庭，他们的孩子才有资格接受好的教育，才有资格参与中高端的岗位的竞争。而未来起点收入发放之后，80%以上的家庭的孩子都有资格参与中高端的竞争，这个社会纵向流动性大大增强。也就是说谁都不能躺平，而且谁也不能光靠着父辈的支持，你就可以继续高居在社会的顶端。

这里我们还需要转变一种观念，就是对“玩”的态度。未来起点收入发放之后，会有一批孩子，他会先玩，这是人性。注意了，玩也是有巨大价值的。你只要能玩出名堂来，无论是玩篮球还是玩乒乓球，无论是玩游戏还是玩别的什么滑板，只要你玩得好，你也可以挣钱。我觉得我们中国人也需要树立一个新观念，就是玩的本身也是有价值的。我们这个时代技术进步非常快，真正财富分配得合理的话，其实你本来只需要家里边一部分人工作，其他人就应该享受生活，而且更重要的是，你玩出了花样，玩出了名堂，本身就是在创造财富，创造了新的消费增长点。就是前面我说的，消费它本身的价值也是非常巨大的。

第三种质疑是给所有的孩子和年轻人发钱，中央政府的财政负担是不是太重了？债务积累太多，宏观经济风险是不是太大了？首先，年轻人边际消费倾向高，给他们发放的起点收入将很大比例地转化为消费支出和市场繁荣，进而带动财政收入的增长。那么这种财政收支的螺旋镖（飞去来器）效应就是，你把钱发出去给年轻人了，比如说每增加1万亿支出，这1万亿带动的消费和新增的投资，因为市场繁荣了，做生意的人就会增加投资，那么你各级政府收到的税就会增加，所以这种扔出去1万亿，可能回来个5000亿，所以你的债务实际的增量只有5000亿，那么它导致财政赤字的积累并不快。只给年轻人发钱，使未来起点收入相比于西方他们所设想的全民基本收入构想，或者现行的西方的福利体系在财政上为什么更加可持续？原因就在这儿。

其次，中国中央政府的债务率非常低，即便把地方政府和融资平台的负债全部都加上，也明显的低于其它工业化国家，还有极大的增长空间。根据IMF的数据，2020年中国的政府的总债务，包括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债务占GDP比例是66%，如果我们再把各种隐形债务，比如说名义上不是政府的，但是由政府设立的融资平台的国有企业的负债我们全部给它算进去，当然这是尽可能宽口径了，那也是80%不到。它跟工业化经济体平均水平123%左右的中央政府的债务率还有很大的差距。跟美国的134%，意大利的142%，日本的254%等债务率较高的工业化经济体，那差距更为显著。中国公共债务尚有很大的扩张空间。

更加重要的是，认为国债多了会导致宏观风险，这种观念是完全错的，这种观念最大的错误是他们的大脑还停留在1971年之前的金本位时代。只要了解了世界货币演进史，只要了解了今天我们这个货币体系的基本运行逻辑，就不会说出这样的傻话来。

我们的量化研究发现，国债风险的高低，不在于债务率的高低或者上升速度的快慢，而在于债务定价货币的发行权到底在谁手里。那么这一点连“去杠杆”理论的最著名的旗手瑞·达里欧，他也不得不在书里边承认这一点。实际上他原本不知道这一点，是经过了类似于我这样的这批朋友，我们一直在反驳这类观点，他听到之后他觉得有道理。所以他在书里边进行了一定的修改。但是无论他怎么修改，他无法改变整个他自身的理论的底层逻辑的错误（用杠杆率解释一切，把现象当原因）。1971年美元和黄金脱钩以来，国际货币体系进入无硬锚的信用货币时代，主要发达国家央行资产负债表持续扩张，我计算过1971年到现在50多年，央行资产负债表它的扩张速度复利，利滚利是每年扩张9%左右，但它的债务偿付能力却并没有受到质疑，因为它们是以本国的货币来融资的，只需要发行更多的本国货币来偿债即可。甚至可以在通胀比较低的时候，把基准利率降为负数，因而并不存在违约风险。债务扩张，主权债务扩张到底有没有上限？只要是用本币计价，只要本币不跟贵金属或者不跟实物挂钩，那么理论上你的国债是没有上限的。而且债务根本就不是问题。国债就是钱，国债就是货币，假如这个世界上只有中国一个国家，只有咱们14亿人，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政府不增加国债，14亿人整体上就根本无法挣到更多钱。他们的技术进步只能带来通缩，他们生产得越努力通缩就越厉害，萧条就越严重。这一点，我知道超出了绝大部分听众、普通人对货币的想象。要想大家理解这个问题，因为时间关系、主题关系我在这儿不多展开，在网上的不少视频中间，我曾经讲过”翟币“的这样一个概念，大家感兴趣就可以去了解一下。

第四种质疑是说人工，中国的人工可能因为你发放未来起点收入而变得更贵。人工变得更贵了，那么就会影响我们发展制造业，不利于我们的就业。这儿我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我们发展经济、发展制造业的目的是让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人是目的，产业是手段，你不能把本末给倒置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目前已经出现了大学生就业难和低端制造业招工难的结构性错配，要解决这种错配需要的不是为保留低端产业而压低本国年轻人的福利和发展空间，而是要创造出更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端制造业。这就需要从美、日、欧等等经济体手中去争夺这些高端制造业的就业岗位。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会倒逼科技的应用，这是欧洲工业化历史所揭示的核心机理，这也意味着体力劳动的工资上涨，将迫使企业投入更多的研发和设备采购，从而为中国的大学毕业生创造更多写字楼里的那些研发、设计、营销、融资等领域的工作岗位。当然了，在中国年轻人获得起点收入的庇护之后，一部分无法支付较高收入水平，而又无法用机器设备、人工智能来代替人力劳动的那些出口行业，将会加速从中国本土消失。它们会顺着东亚生产网络的地理扩张而转移到周边小国，尤其是RCEP的一些成员国，但是这种转移会给周边小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机会，提升它们的国际收入，增加它们对中高端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比如说它们就想要买手机，这种情况下，由于是我们在买它的商品，我们是它最大的贸易伙伴，更加重要的是，我们是它最大的市场，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提出要求，你想用从我们这边挣来钱去买手机吗？那你不能歧视华为手机。在东亚经济进一步整合的背景之下，这种就业置换可以增加中国高端制造业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有助于为中国的年轻人创造写字楼里的工作。

第五种质疑是，国债和央行资产负债表扩张会带来美国那样的资产价格上涨，你印钞票多了嘛，股价、房价就涨，最终是不是导致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呢？与之类似的质疑是，你们反复提倡的扩大国债、人民币要国际化、给老百姓要发钱，岂不是在重走美国道路吗？那我们的回应是，美国的道路是有问题的，中国要吸取它的教训，但我们说美国道路有问题，美国体制有问题，并不是说凡是美国干的事情，我们都必须反其道而行之。美国能战胜欧洲和苏联，能在犯了这么多的错误，存在这么多的先天缺陷的前提之下，仍能够维持今天的国际地位，维持全球顶级的人均收入水平，说明美国一定是做对了某些重要事情的。对于它做得高明的事情，我们要认真地研究，虚心地学习。比如说用长期的双赤字政策支持货币国际化，大家以前对双赤字有各种批判，这种批判它的口径，它的说法来自于哪里？恰恰就是来自于美国的共和党的原教旨主义者。这种批判其实错的。对于它所做错的那些事情，我们要坚决摒弃，比如说信奉自由主义而纵容贫富分化。

中国道路和美国道路的关键区别，不在于市场和计划元素的多寡，而在于“权为谁所用，利为谁所谋”。美国扩张央行资产负债表，印了钞票给本国老百姓发的钱，其实是很少的比例，主要还是用来购买金融市场上的股权和企业债等高风险资产，拯救那些破产的华尔街金融机构。换言之，他们向全世界的储蓄者征收了铸币税，大头不是补贴给老百姓，而是补贴给了本国的大资本集团，补贴给了富人，补贴给了精英。而中国的未来起点收入则是把国债所筹资金补贴给各个阶层的年轻人，而不是用来拉抬资产价格。所以关键不在于说你印不印钞票，而在印了钞票你给谁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再配合以遗产税、移民税，也就是移民脱籍税，因为我们刚才讲过了，给年轻人发了钱之后，富人也是能获益的，但他们获益之后我们一定要收遗产税，收移民脱籍税，配合这些税收措施，中国的贫富分化指标将会进入一个缓慢而长周期的下降通道。

第六种质疑是你只给年轻人发钱，不给中老年人发钱，是不是难以获得中老年人的支持呢？而且对他们似乎也不公平。自古以来，人类社会中的绝大部分权力其实掌握在中老年的，尤其是男性手中，社会内部的对资源的分配和规则的制定，主要由这个群体所掌握。所以我们认为给中老年发钱是对权力的奉承和对资历的奖赏。而给年轻人发钱，则是一个民族对自身未来的投资。我本身也是中年男性，我呼吁中国的中老年男性一定要有这样一种责任意识，要把责任放在权利之前。在同一个族群中，年轻人是中老年人生命的延续，是他奋斗的价值寄托之所在。在信奉那些个体价值本位的欧美文化中间，这也许真的是一个值得争吵的大问题。但是在高储蓄率的、信奉集体价值本位的东亚社会，这个问题在我看来就不是一个问题。

除了以上质疑还有一些其它的担心，比如说年轻人有了起点收入之后，脏活累活就没人干了，水管工工资和蔬菜价格将会因此而大涨，因为蔬菜它其实是需要大量劳动力的。偷渡和难民因此而大幅增加。某些人意识到靠多生孩子就能生活得不错，某些低端人口可能反而生一大堆孩子，降低全民族的人口质量。富人利用中国年轻人的消费能力，从中国赚到更多钱，然后移民或者转移资产，以躲避高税率等等。这些担心都是有一定道理，但是完全有足够多的配套政策以控制它的负面代价。比如说除了给孩子和年轻人发钱之外，也给中国最年长的那1%的人口，也就是1300多万最年长的那些人也象征性发点养老钱。这个自动可以算出来，全国的人口数据实名数据库建立之后，用数字货币基础来建立之后，你完全可以计算，谁是最年长的1%的人，在爱幼的同时也适度的尊老，从而符合中国的传统价值观。未来起点收入的金额先少后多，在5到10年内逐步上升到目标水平，从而允许供给侧的产能有时间稳步的扩张，避免短期内对物价形成脉冲冲击；强化对富人的遗产、赠与和移民脱籍税征收；每一对夫妇的子女中可以享受的未来起点收入的人数不能超过三人，超过部分由你父母额外交税来补足；加强工业、农业、服务业生产的智能化、无人化，减少对外部廉价劳动力需求，等等，我们有足够多的举措来应对这些潜在的、负面的代价。

六：结语

新思路和新制度的出现，必然冲击原有的利益格局和人们的思维惯性。要理解和接受我们这套新主张，除了要求大家要有开放的头脑去思考，还需要我们反思并且更新，我们原本大家一贯所接受的对一系列社会科学基本理论问题的认知，包括：什么是债务，什么是货币，什么是通胀，什么是顺差，什么是科技进步，什么是社会有效需求，什么是机会平等，什么是价值本位，等等这些概念，它牵扯到政治、经济、金融、历史等等多个学科。

其实归根结底，我希望大家能够意识到，中国人不是生来就要被拴在机器边或者餐桌边去拧螺丝或者擦桌子的。作为智商最高的人类大的族群，我们其实更适合承担写字楼里边的研发、设计、营销工作。作为最和平、最世俗的民族，我们其实更适合游走于世界各国各民族之间，弥合各种宗教、各种族群之间的分歧，撮合各种交易。今天中国大多数孩子不得不做的脏活累活，可以交给机器人去做，交给还没有脱离绝对贫困的那些穷国的孩子去做，从而也带动他们的发展改善。

2013年以前的现实，其实是一种较低层次的均衡状态，也就是我们用高房价和低福利政策，迫使几乎每一个中国老百姓努力打工养家糊口，牺牲本国的环境和工人血汗换取别人印的纸片，还自以为有了这层利益关系，中国和世界霸主，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就有了压舱石，就能够长期稳定。这种背景之下，由于本国的低福利、低收入，本国最有创造力的一部分精英在持续地移民到发达国家为别人效力。因为只有在那里，他们才能获得跟他们的能力和潜力相匹配的高工资、高福利；只有在那里才能从事创造性的工作的环境。因为这是由你跟世界的分工所决定的。

而我所构思和描述的，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均衡，是给本国的年轻人赋能，让他们使劲地消费，让他们成长，创造出全球最大的市场，用他们的需求拉动本国的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并让其中最优秀、最有潜力的年轻人得以自由成长。与其让美国、欧洲、日本替我们和全世界印钞票，不如我们来替全世界提供信用货币和高科技产品。由于中国拥有强大的政府和全球最大规模的最优质的人口；由于中国拥有70年的资本和技术积累；由于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是给全体中国人民实现共同富裕，是让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而且应该实现，从低层次的均衡向高层次均衡的跃迁。

在新时代，我们要想推进共同富裕，要想促进“以人民为中心”的高质量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要想做大本土市场规模，以实现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要想缓解新生儿数量急速下降的趋势；要想推进创新、协调、开放、共享等等新发展理念的落实；要想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之下，改善外部发展环境和提升我们国际斗争能力，要想确保社会和政治长期稳定，……要想实现上述所有这些目标，就必须要认真对地出真招、出实招、出硬招。我们认为，国内许多问题的共同核心症结就在于分配和再分配体系没有与时俱进，而实现“未来起点收入”就是解决上述难题的一个重要抓手。如一纲举而众目张，明月升而百川映。看似简单的方案背后，其实凝结着对苏共道路、美国道路和欧洲道路的哲理批判和借鉴，扎根于前沿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基础。未来，经过学界和政策界同行们互相的砥砺和改进，我们相信，它最终能为丰富和完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重大理论和制度创新做出一定贡献。

本文来源：《中国新闻周刊》2012年1月9日。

这是一门新的生意，不要技术，不需厂房，打的是庙宇的主意，靠他人的虔诚和信仰攫取暴利。

承包寺庙，已成为一些旅游景区真实的现象。出资人与寺庙管理者——政府职能部门或村委会——签订合同后，前者拥有规定期限内的寺庙管理经营权，向后者交纳一定的承包费用，再通过香火等收入赚取利润。

这项“生意”的利润如此巨大，以至于一些人以和尚、尼姑或道人之名，签招聘合同，每月领工资，上班“礼”佛，下班还俗，收入堪比白领。

寺庙被承包，宗教场所变身经营场所，不仅是由于社会转型时期，“经济利益至上”的观念已侵入了正常的宗教生活，更是由于对寺庙的多头管理、政出多门，以及各级利益方均想通过“宗教搭台”让“经济唱戏”，最终使得信众的“信仰”迷失在商业的“承包”之中。

很难想象，一座建于AAA级旅游景区的寺庙，一年的承包费竟高达720万。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寺中那些为游客解签占卜的出家人几乎全是“冒牌货”。

广西游客欧朋知道真相后，颇为吃惊，尽管他与寺中“大师”曾“短兵相接”，甚至被“大师”强迫捐出23400元的功德钱，但他还是不敢相信，佛门内还会有假和尚。

像欧朋一样，那些怀揣虔诚的游客跨入这些寺院的门槛的瞬间，就成为待宰的羔羊，少则数百，多则几万。在“大师”语言暴力的恐吓之下，佛门威严的气场和心诚则灵的心理暗示自然战胜理性，而那源源不断的功德钱最终落入了承包者的口袋。

寺庙承包大约起于1990年代中后期，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处于风景名胜区内的寺院便成了“香饽饽”，私人向寺庙主管部门交纳一定费用后，采取入股或承包的方式经营寺庙，再请来僧侣，通过功德钱和香火钱赚取利益。然而，这一国家明令禁止的行为，在利益驱动之下不断发展壮大，承包费用逐年攀高，经营者开始聘用社会闲杂人员通过欺骗和讹诈的方式盈利。

欧朋去的昆明岩泉寺便是其中之一。

刷卡烧高香

2011年10月12日，到昆明出差的欧朋带着妻子和两位亲友报了去石林的一日游的旅游团，每人160元。大约上午11点左右，在逛了几个购物点后，欧朋们被拉到了昆明市宜良县岩泉寺，这里距昆明市区60公里，是去石林的必经之地。

岩泉寺位于宜良县县城，倚靠伏狮山，因岩中涌泉而得名，始建于明朝景泰年间，期间多次被毁，数次修复扩建，特别是文革中损毁殆尽。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重建，1995年12月，宜良县政府批准其为宗教活动场所并对外开放;1999年，昆明世博会和云南省旅游局将其定为旅游定点接待单位。2008年12月，岩泉寺晋升为AAA级景区。

导游告诉欧朋，岩泉寺求签颇为灵验，当年名妓陈圆圆在此求签，大师言其必皈依佛门，最终一语成谶，故此地也有“滇南第一签”之誉，游客到此都会求签请大师释疑。

下车之后，导游换成了岩泉寺的工作人员，并给每个人一个胸贴——免门票和用餐的标识。欧朋跟着导游进了寺庙，在“滇南第一签”牌匾下，每位游客跪着在签桶里抽了一根竹签。与其他地方不同，这里的签只有编号。欧朋的噩梦便由此开始。

2011年10月28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随团体验了整个过程。记者抽到了14签，在一旁登记后，工作人员给了一张写有14号字样的纸条。随后，导游带着本团游客来到不远处的风水转运堂，也就是解签房。每位游客将纸条和10元解签费交予工作人员后，会得到一张与签号对应的解签单。但这项工作进行得极不严谨，记者的签转眼间就由14号变成了40号。

手拿解签单的游客在签房外排除等候，“大师”一对一解签答疑。记者看到，在签房正中，有一尊菩萨像，一位身披袈裟的长者正襟危坐，八位身着居士服的“大师”在签房四周落座，每位“大师”身旁一个方桌，地上摆着数柱一人多高的香。

“大师”看完解签单后说，记者阴阳五行不调，身后有家灾和风水灾，而这是一个转运签，若把握不好后果不堪设想。随后，他指着碗口粗，一米多长的香说，烧此香便可转危为安，600元一支，并要求记者把名字留下以便其在大雄宝殿诵经百天。记者说没有这么多现金。“大师”沉吟片刻，低声问道：“带信用卡了吗?”

记者说没带卡，“大师”便推荐另一款200元的香，记者说，也没有现金。这惹恼了“大师”，他突然瞪着眼，指着菩萨像大叫：“你烧不烧?在菩萨面前说假话，你给我出去。”

可欧朋却没有这么幸运。“大师”警告他，要烧10800元的香，否则家里有人性命难保。“他说了很多难听的话，我有点受不了了，本来就是求平安的，谁愿意在佛门听到这些啊。”欧朋还告诉“大师”，这些功德钱就算是给刚大学毕业的儿子求个吉利。

未曾想到，刚刷完卡，身披袈裟的长者就走了过来，为其摸顶，要其再为儿子烧12600元的香，否则儿子将有灭顶之灾。这时，他突然发现，妻子和亲友都不见了。“他们应该是故意把我们分开的。”欧朋事后回忆。

欧朋说，卡里已所剩无几，但长者似乎像变了个人，厉色道：“我说你有，你就必须有，否则我一挥手，你这辈子就算完了。”欧朋又求助导游，导游却说这种事只能和“大师”商量。欧朋最终还是交出了手里的卡。

欧朋说，这是他这辈子办得最窝囊的一件事，“他们就是利用我保平安的心理，在那种氛围下，他们突然强硬，我就害怕了。跟黑社会一样，完全是敲诈。”

醒悟后的欧朋打通了昆明市旅游局的投诉电话，最终在昆明市旅行社协会一日游分社的协调下，拿回了这笔冤枉钱。

天价承包费

岩泉寺是石林九乡一日游旅行团的必游景点。停车场里常常停着几十部旅游大巴，寺庙内也是人山人海，一位工作人员说，旅游季节一天的客流量保持在三四千人左右，均来自旅行团。

事实上，这座寺庙在游客中的知名度远胜于当地人，昆明人并不熟悉它。没有游客也就没有岩泉寺的今天。

1993年，宜良县政府将岩泉寺划归到寺庙所在的蓬莱乡金星办事处(后改为匡远街道办事处金星村委会)。该办事处通过募捐、集资、贷款等办法，共筹集资金1200万元，历时7年，将岩泉寺建成占地200亩，拥有十多座殿宇以及配套休闲娱乐设施的综合性宗教旅游寺院。从2000年至2003年，金星街道办事处先后投入600万对旅游设施进行改扩建。

2001年7月，该寺院管委会邀请昆明南方国际旅行社商议并签署了以寺庙景观为主开拓旅游业务的相关协议，当年接待游客即达20万人次，收入突破200万元，加上县内住宿、餐饮、购物等，旅游销售总收入超过500万元。2002年，寺院又开设“农家乐”，形成新的旅游卖点。

这便是岩泉寺商业化的开端。

据《2004-2005云南宗教情势报告》(以下简称《情势报告》)：自1993年以来，岩泉寺已远非一所传统意义上的宗教寺院。该寺已成为以商业经营为目的、政教未分的综合性地方文化产业实体，其世俗化、商业化已是不争的事实。

岩泉寺并未停止商业化的脚步。一位知情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04年，金星街道办事处以每年220多万元的价格承包给某私人老板，直到2009年。

一位曾承包附近寺庙的老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一炷香最高只卖130元，普通香从10元到60元不等。除了香火与功德钱外，寺庙还卖些玉器等工艺品，收入的30%返给旅行社。与岩泉寺相同，这位老板从四川峨眉山一带请来了几位假大师，为游客解签。每位大师有10%的提成，一个月有几千元的收入。

这位老板承认，寺庙的收入“全靠这些‘大师’忽悠”。但他解释说，这些“大师”很讲“职业道德”，从不夸大其词，说些令人反感的话。

随着云南旅游业的发展，旅游人数剧增。2009年，昆明市全年旅游总收入226.34亿元，旅游总人数3115万，岩泉寺的承包费也随之水涨船高，上述知情人士说，交给金星村委会的承包费已涨到近每年400万。

一位业内权威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10年7月底，一名做运输生意的湖南老板以每年720万的价格成为岩泉寺新的承包者。一场近乎疯狂的游戏开始在这座寺院上演。

疯狂的生意

上述知情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新老板入驻之后仍沿用原有盈利模式，招来近十几名“大师”，成为其“掘金“的主力。这些“大师”多已有结婚生子，并在昆明购置房产，开着价值十几万元的轿车。“跟他们喝过几次酒，也没有忌口。”该知情人透露，这些“大师”已是业内的老江湖，心理素质好，能说会道。他们很会看人，通过衣着、气质、谈吐即可判别是否是其目标，若是有钱人，“大师”会多花些心思，如果碰到学生模样的便说一句“你与佛无缘”了事。“大师”没有底薪，全部依靠8%的业务提成。

一位旅行社的带团人领教了“大师”们的厉害。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大师”在解签之后就会要求游客烧三支“龙香”，每支600元，游客若不愿，就会遭遇恶语。这位带团人甚至见到过，游客说没有钱，“大师”直接拉开游客的包。

除此之外，游客身上的胸贴也有玄机。如果游客有消费，“大师”就会将消费金额连同胸贴上的团号写在一张纸条上，交给身旁的工作人员，后者再将纸条丢进一根与一楼财务室相通的PVC管中。每个团离开时，带团人就可以到财务室领取现金提成了。

事实上，自2010年8月起，省市旅游部门每周都会接到关于岩泉寺的投诉电话。于是，从2010年10月起，昆明市旅行社协会要求各旅行社取消岩泉寺景区，以此敦促岩泉寺停业整顿。今年5月，岩泉寺重新开业。承包者重新调整了利益分配，旅行社的提成从30%提到50%，如此高的回报下，岩泉寺再次红火起来。

“大师”们也在“与时俱进”。上述带团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套钱的招数从最早的信物、点灯、赐福、刻碑发展到如今的银行卡“保值”。“‘大师’拿着游客的银行卡念经，还在卡面指指点点，以此保佑卡里的钱只进不出，并让游客选择保佑的时间期限，期限越长，费用越高。”其实，这些在常人看来低劣的骗人手法放在特定的氛围之中却能起到奇效。

一位昆明市旅行社协会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岩泉寺重新开业之后，投诉电话几乎是一天一个。每遇投诉，旅游部门都会要求岩泉寺给游客退钱，一位业内人士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经他手退给游客的钱已至少有十几万元。

对于承包者而言，承包寺庙仅是一场生意，只是这种近乎疯狂的方式披上了宗教的外衣。疯狂的背后是各方对利益的追逐。

模式之困

岩泉寺成为旅游热点景区并非一日之功。据媒体报道， 在2000年金星村村改之前，景区已投入500多万元，由于管理不善，欠了200多万的债。当时村委会向县信用联社贷款200万元，村干部抵押房产才凑够了改扩建的资金。当年竣工后就接待游客10万多人，实现经济收入460万元。到2008年，金星村委会累计向岩泉寺投资已超过3000万。

毕竟仅靠村委会经营，景区无法做大做强。从2001年起，金星村委会与旅游公司签订协议，委托对方经营，也就是承包。起初，这种模式成了村经济的台柱子，据公开资料显示，截至2008年2月，金星村的岩泉寺和自来水厂两家集体企业，每年可为村里带来超过500万元的纯利润。

随之而来的就是村民的高福利。村中学校免除了学生的学杂费，还提供免费的早餐，免费发校服;每年向60岁以上的老人共发放生活补助费70多万元;每位村民逢年过节均有过节费;春耕、秋收家家都有生产补助。所有村民都尝到了寺庙承包的甜头。

然而，巨大的经济利益带来的并不一定是良好的社会效益。

对于湖南老板以720万元获得了岩泉寺的承包权一事，金星村村委会党支部书记袁福武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并未否认。袁福武坦言，因承包者交不起原定费用，后减免到三四百万。“我们明令禁止他搞烧高香、抽签等违法行为。合同有说明，如果投诉太多，我们还要惩罚他，甚至终止合同。”袁福武对于现在承包商只追求经济利益，不顾及其庙宇保护的做法颇有微辞。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承包者的做法影响了岩泉寺的形象，合同马上也将到期，是否续约已在考虑之中。

事实上，这个曾经的赚钱机器如今已然成为麻烦制造者。省市县三级旅游部门对此也颇为头疼。2011年10月1日，为迎接全国文明城市检查，专门要求其停业整顿15天，但仅仅十天后，他便悄然迎客。

寺庙承包：多头管理监管难

寺庙承包已是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

事实上，对于这一问题，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早在1994年10月19日就发布《关于制止乱建佛道教寺观的通知》，明确规定，僧道人员不得为乱建的寺观工程进行募捐、化缘活动;不得为其开光、剪彩;不得以任何方式搞“股份制”“中外合资”“租赁承包”寺观等。

早在2000年，浙江省乐清市石帆镇岩宕村五名村干部，就曾因将寺庙承包给私人分别受到撤职与警告处分。

长期关注寺庙承包的云南社科院研究员肖耀辉认为，寺庙承包反映出在当今社会转型时期，正常的宗教生活已世俗化、功利化，在信教群众中产生负面、消极的影响，同时也违反了中国的宗教政策和有关法律法规。

管寺庙的，不是宗教部门

事实上，在中国大多数旅游风景区中，名刹古寺的管理机构并不是宗教部门，而是旅游局，宗教部门只能对庙宇内的宗教活动进行名义上的监管。

云南省宗教事务局副局长马开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由于历史原因，不少寺庙的归属较为复杂，分属于园林、文管、旅游等多个部门管理，有的甚至形成三四个单位共管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景区寺庙与游客发生矛盾，就很难区分执法主体。

以昆明岩泉寺为例，它既归宗教局管，又在旅游部门的管辖之内，但主权归金星村委会所有。在实际执法中，两个政府职能部门在界定上又存在困难。

宜良县民族宗教局副局长马兴元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宗教部门只能负责检查寺庙是否违反了宗教政策，岩泉寺中仅有一名55岁的和尚是登记注册的合法僧人，其他都是承包者聘请的，“我们权力有限，只负责管理登记注册的宗教教职人员。”

但在云南省旅游局执法总队总队长杨澄看来，因景区寺庙涉及到宗教部门，一旦宗教教职人员有违规行为，旅游部门也没有办法。然而，游客的投诉电话大都打到旅游局，后者只能再去协调其他部门共同解决纠纷。杨澄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就云南省景区而言，针对岩泉寺的投诉比较严重，特别是烧高香和解签等方面的高收费。

事实上，在2009年6月，国家旅游局联合五部委就公布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全国宗教旅游场所燃香活动的意见》，明令禁止宗教旅游场所强拉或诱导游客花高价烧高香;2010年3月，国家旅游局、国家工商总局等六部门又联合召开电视电话会议，要求以宗教活动场所为主要游览内容的旅游景区，加强燃香活动专项治理和联合检查，严厉打击强拉游客烧香许愿、骗取钱财等行为。

但在杨澄看来，旅游部门监管权力也很有限，必须多部门联动，即便如此，也有许多整改的景点死灰复燃，“这涉及当地政府利益问题也考验政府的决心”。

昆明市旅游局监察支队支队长付一民曾与宗教局领导找到岩泉寺的主管单位金星村委会。虽然对方态度鲜明的支持整改，但因涉及村中百姓的切身利益，规范整治遭遇到各种困难。2011年10月，宜良县民族宗教局专门到岩泉寺开整改座谈会，要求那位承包岩泉寺的湖南老板到宗教局说明情况，“直到现在他都没有来。”马兴元说。

门票收入的分配

政出多门的另一个原因是门票收入的分配。每个部门都想从寺庙管理中分得一杯羹，因此往往互不让步。

在云南省宗教事务局副局长马开能看来，寺院应该是交由宗教界管理，但园林和旅游部门又代政府收取门票，而目前的境遇是，云南的各个旅游局、园林局都有自己直属的寺庙，而作为寺庙管理部门的宗教局却没有。不过，他也承认，近些年旅游部门将部分收益交给宗教界，管理上的一些矛盾开始缓解。

在肖耀辉看来，近年来旅游活动带动门票价格上涨，影响信教群众烧香拜佛，而宗教界人士与寺庙管理部门在功德收入、宗教法事活动收入和其他宗教事务管理上也出现分歧，使寺庙承包问题日益严重。

马开能一直反对“宗教搭台，经济唱戏”的做法。他说，宗教部门原来并不承认那些有明显旅游性质的寺院，也不予登记。但是，这些宗教场所虽不被宗教界承认，香火却越来越旺，反而使宗教部门很尴尬。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违法成本过低，对于寺庙承包者而言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宜良县旅游和文化广播电视体育局局长张绍云说，曾对村委会和承包方提出很多要求，但违规行为仍屡禁不止，按规定只能罚几千元，多次警告和督促，对方均置若罔闻。

云南省社科院在早在2005年便出版了《2004-2005云南宗教情势报告》，其中提到：当前宗教活动和宗教场所的世俗化、商业化趋向来势较为凶猛，给人们的价值取向乃至宗教信仰和宗教事业造成明显的危害。这份报告建议，虽然政府或相关部门插手制止并无充分的政策依据，但至少可以进行很多方面的监督或干预，比如物价部门可以干预烧香的售价;税务部门可以令其照章纳税;与旅游部门合作经营，需要工商行政部门批准;经济收支是否透明公正，审计部门可以进行必要的审计监督，等等。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所研究员叶涛认为，在当今社会转型期的大背景下，寻求文物保护、宗教仪式与旅游活动有机整合的现代管理模式，是摆在泰山以及其他类似景点管理部门面前的棘手课题，要做好这个课题，必须由政府领导部门牵头，文物、宗教、旅游管理部门以及学术研究机构共同协作，在进行深入的调研、广泛吸取国内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力争摸索出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管理模式。

马开能则说，他并不是完全否认承包模式，寺庙需要走社会化道路。“景区的寺院容易生存，但对于大多寺庙而言连养活自己都很困难。这就需要依靠社会力量，但究竟这条路怎么走，还要尝试着摸索。”马开能说。

何处安顿信仰？

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蒋孝严曾批评大陆景点观光费用非常高，他举了一个例子：所有寺庙都收费，而台湾没有一个寺庙要收费。对此，普陀山管委会副主任周开龙回应说，普陀山并没有收40元的门票，自80年代对外开放后，每个寺院只收5元香花券，用于寺院本身的修缮。

但是，这个解释恐怕难以令人信服。宗教与所有其他社会组织不同，他们无一例外都希望争取更多信徒，佛教同样希望广结善缘，普度众生。所以，自古以来，寺院的兴建和修缮，从来不靠收取门票，而靠善男信女的自愿捐助，而且想来不缺这类捐助。以普陀山的盛誉，如果需要修缮，那根本不愁资金。所以，普陀山各个寺院收5元香花券，虽然相对于那些动辄收取几十元门票的寺院，要大方得多，但依然令人不解。

不过，如果，看看谁在替普陀山解释门票之事，大约就可以明白，普陀山为什么要收取门票。普陀山拥有大批高僧大德，但出门解释的缺是普陀山管委会副主任，根据官方网站，这位副主任的工作则是“协助书记、主任负责旅游产业规划、旅游行业管理、旅游营销、节庆活动、文化等工作”。从该管员会官方网站相关报道可以看出，普陀山这个佛教圣地，在政府眼里就是一个可以带来巨大产业价值的旅游资源，而收取门票，恐怕就是实现这一产业价值的手段之一。

被商业化、被产业化，是几乎所有名山大川、名人故居、宗教寺庙堂观的命运。九十年代以来，地方政府官员围绕着经济增长率展开了激烈的政绩竞争，而发展旅游业被认为是实现经济增长的捷径。地方政府纷纷发掘和经营本地的文化资源，几乎所有的文保建筑、宗教场所、名人故居，在政府眼里，都变成了可用以发展旅游业的经济性资源。

举例来说，同为佛教寺庙的少林寺，其运营架构似乎与普陀山类似。少林寺所在地政府就围绕着少林寺，划出了一个覆盖面相当广泛的“嵩山少林景区”，少林寺也被纳入到景区管委会的管理之下。这个景区与少林寺，这个景区的政府及地方政府与少林寺院方之间，形成了外人看不懂的关系。政府与寺院、佛事与商业之间的关系，显得错综复杂。少林寺在与政府的政治关系之外，又平添了一层经济关系。这种关系的总体结果是推动少林寺商业化，坊间甚至曾有过少林寺将要上市的传说。

也正是基于纯粹的经济目的，地方政府对于修缮、重建寺庙、故居，有极高热情。比如，媒体曾报道，今年10月22日，是理学大师朱熹诞辰880周年纪念日。这引得两省四地———福建的尤溪县、建阳市和武夷山市，以及江西婺源市，争相以“朱熹故里”为名，倾注地区和省域之力，汇聚总量超过40亿元的资本项目，准备大兴土木，以作圣人“寿礼”。

然而，这绝非圣贤之幸，因为，在所有这些项目中，孔、朱这样的圣贤，或者西门庆这样的流氓，都被当成地方政府追求经济增长绩效的手段。这些带着文化面目的建设项目，都是所谓的“文化搭台、旅游唱戏”，或“招商引资唱戏”。圣贤不过是为政府旅游产业搭了一个台子而已，主角却根本不是圣贤。

同样，在政府的产业化经营规划中，寺庙、堂观、包括名山大川本身，都不是主角。主角是金钱。也正是基于地方政府这样的产业化安排，中国几乎没有不收取门票的景点。政府的产业化策略让所有的景点，不论是自然的还是人文的，都丧失了公共性，都变成了封建化的领地，国民普遍的观赏权被无情地剥夺。而地方政府在收钱的时候，一点也不难为情，因为，它像一个投资者那样思考问题：既然我投资了这么多钱，我当然就得收回投资，并且赚取一定利润，否则，我岂不是做了赔本买卖?

当然，在政府产业化战略的挤压下，各种文化遗产、自然遗产变质、败坏了。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寺庙之类的宗教场所，变成了商业化场所。这对宗教、文化的侵蚀，是隐蔽但也是深刻的。当这类宗教、文化场所被划入景区管理委员会，两者之间就建立了一种经济上的控制与被控制关系。而逐渐地，这类场所的性质似乎也会发生某种看不见的变化。

那么，蒋孝严的批评能否引来地方政府的良性反应?看起来比较难。至少普通山管委会并没有取消5元香花券的打算。只要官员的政绩考核指标体系不作根本调整，则那些为文化、自然遗产投资了一大笔钱、指望这些遗产带来GDP和财政收入的地方政府，就不可能放弃圈地收取门票的计划。近两年来，各级政府又都在强调扩大内需，则可以预料，收取门票的文化和自然遗产只会更多，而不可能减少。

本文来源：《阎明复回忆录》。

我与父亲同关在一座监狱中，虽近在咫尺，但犹如远隔千山万水。他老人家临终前，我们都不能见上一面。父亲死后，“四人帮”不准通知家属，不准家属最后见遗体，不准保留骨灰……

母亲不但遭受迫害，还深深地思念着父亲和我，心力交瘁，得了不治之症，受尽了病痛的折磨……每当听到亲人讲到这些，我的心就像被刺着了一样痛，尤其是，听他们讲到，我被关进监狱后，妈妈总是关切地问我的下落：“那明复呢？”即使在重病中，她还不住地念叨说：“我还是最想小复啊！”临终时，妈妈还不无绝望地说：“我想小复啊！”每当想到这些，我都会悲愤欲绝、不能自已……

其实，我被关进秦城监狱以后，对家里和亲人们发生的事一无所知。出狱后，在与家人的交流中，渐渐地都了解了……我把这些痛苦的往事，以“家破人亡”为题记录了下来，其中有些事情在前文中已经述说过了，然而，为了使我们不要忘记那段历史，我还是以“附件”的形式，将这篇用血和泪写就的文章，一字不落地附在文后。

家破人亡

十年浩劫，给我们家带来极大的灾难，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父亲、母亲、二哥相继离开人世，幸免于死的兄弟姐妹和他们的亲人，也受到难以倾诉的创伤。

1967年11月7日，年愈古稀的父亲无辜被捕，在秦城监狱受尽折磨，于1968年5月22日含冤去世。

1967年11月17日，我无辜被捕入狱，在秦城监狱度过漫长的七年半暗无天日的独牢生涯，于1975年4月3日获释。

1967年12月，在解放军总后勤学院工作的大哥阎大新（原名阎明新）被隔离审查，罪名是：他是我父亲派遣到根据地的“战略性特务”。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大哥十五岁奔赴延安参加革命，随后被派往太行山根据地的部队，同敌人浴血奋战。

日本投降后，又随部队转战东北，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调到总后勤学院工作。这样一位早年投笔从戎，身经百战的战士，竟被诬陷为“战略性特务”，岂不太荒唐了吗？大哥不仅被隔离审查，还因他参加的“群众组织”反对邱会作的反党行径而被押送荒芜的贺兰山劳动改造。直至林彪事件后，邱会作本人成为阶下囚，总后受迫害的干部大批返回北京后，大哥的“特嫌”帽子仍未明确摘掉。

在育英学校任教的大嫂舒堤也被造反派强行下放到香山“开采煤矿”，香山自古以来以其秀丽的风景而著称于世，从来没有矿业。而愚昧无知的造反派硬说有山就有脉，有脉就有矿，把大批教师赶到香山，把康熙皇帝给六世班禅修建的行宫变成营房，在香山下乱施开采，破坏了香山的风景和水系，造成香山泉水断流，至今未能恢复，只好用自来水冒充泉水，以欺世人。

我的二哥阎明智十四岁去延安参加革命，在陕北公学学俄文，日本投降后，被派到东北曾任张学思秘书，后调到哈尔滨外国语学校任教，为培养未来的俄文翻译做出很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调到外交部工作，是外交部的高级翻译、外交官和翻译处处长。“文革”中，外交部造反派也对阎明智进行了隔离审查，后来将他与外交部干部一起下放到湖南“五七干校”参加劳动，1975年4月在长沙悲惨逝世。

早年就赴延安革命的二姐被下放到句容县江苏省直属机关“五七干校”下田插秧、上山采茶，患重病后，造反派仍然抓住二姐1960年至1967年为爸爸还清公家八千元钱款的问题，多次批斗 。二姐夫也多次受到冲击，头戴高帽游街批斗。

我妻子吴克良50年代中毕业于北大西语系，调到中联部工作，1967年12月受到我的牵连，在部里被隔离审查达八个月之久。

年迈善良的母亲，带着我十岁的女儿阎兰，孤苦伶仃，在凄风苦雨中等待无辜的亲人们的归来，独自一人坚强地经受着造反派一次又一次的抄家、盘问和批斗。

1967年11月我被捕入狱后，造反派接二连三地到我母亲家里进行搜查，找我的所谓隐藏的并转移的“电台”（其实只是一台普通的收音机），我母亲对他们讲：“明复怎么能有电台呢？若有电台，那不是特务了吗？”但他们还是无休止地凶狠狠地盘问老人，他们说老人家死顽固，拒不交代。煽动母亲所在的南礼士路国务院宿舍不明真相的群众，开斗争会批斗我母亲，并威胁说，不交代，就枪毙你……我母亲大义凛然地说：“我丈夫阎宝航是老共产党员，我儿子阎明复也是共产党员，我也是共产党员，我们一家子都是共产党员，你们要枪毙我，就朝我开枪吧！”她指着自己的胸口高喊。我母亲后来对姐姐阎明光说，我这么一横，这群人也就无话可说了。从此，母亲被开除了党籍，撤销了国务院宿舍居委会主任职务。

当时，我母亲不仅承受着父亲和我被捕入狱，大哥、二哥被隔离审查的巨大精神压力和痛苦，而在生活上也毫无着落，因父亲被捕，政协冻结了父亲的全部工资，也不给她发生活费，生活非常困难。

“文革”开始后，我们就搬到魏家胡同住了，我被捕后，中办又强迫我爱人迁出魏家胡同，我爱人带着女儿在造反派的监视下，将行李、家具及东西又搬到我妈妈家，与我妈妈一起生活。当她被隔离审查时，这个家就剩下奶奶和阎兰祖孙两人相依为命。

当时阎兰在南礼士路附近一所小学上学，由于不明真相的老师和学生，认为阎兰的爷爷和爸爸都是反革命，被捕了，所以就对她十分歧视，经常欺负她。奶奶宿舍一楼住一位老干部，也受到迫害，家中只有他的老母亲，带一个天生罗圈腿的孙女，在学校也受歧视，不愿去上学，这样阎兰就和她在一起，早上对奶奶说是去上学，其实是和这个女孩在一起复习功课、玩耍。

大嫂在香山劳动，通过吴克良每个月给妈妈二十元钱。因为她也时刻被监视，不敢来妈妈家，就先与吴克良约好在西单某地见面，把钱交给克良，再通过阎兰将钱转交给我妈妈。

对吴克良的审查是从1967年12月持续到1968年七八月份。这期间，因查不出什么问题，只好不了了之，也就被允许回母亲家，同婆婆和女儿一起生活。这时，应该说是“文革”中妈妈生活最为愉快的时间，因为她能够与孙女、儿媳在一起啦……这时，吴克良也想尽办法来改善老人生活，从机关食堂打些肉菜带回给妈妈和孩子吃，自己只买一些便宜的蔬菜吃。在家时，吴克良还带阎兰学唱样板戏，什么《红灯记》、《沙家浜》，还在客厅里挂起毛主席像、唱语录歌，尽量使妈妈暂时减轻对亲人的怀念，缓解了些精神上的压力。

大约1968年三四月份，有天早晨妈妈刷牙，突然吐口血，妈妈对克良讲，刚才我吐口血，不知怎么回事，克良马上到洗脸间将血收集起来，看痰中有血，就陪妈妈到北大医院去检查，可是因为妈妈是反革命家属，不给查不给治，说了很多好话，才算给做了检查，发现左肺叶上有片黑影，说是肺炎，当时在门诊给打了一针青霉素，并给带回来几针，在街道医务室注射的。过了几天，病情未见发展，妈妈也就放心了。

1968年五六月间，吴克良所在单位在黑龙江肇源县濒临嫩江的肇源国营农场办“五七干校”。吴克良接到通知，要下放到“五七干校”，肇源地区冬季很寒冷，一般气温都在零下三四十度，到肇源“干校”的人都做了御寒准备，将军大衣里面加上羊皮。克良没有军大衣，就找了一件厚呢子大衣，准备改成皮大衣，妈妈就从箱子里找出一件她年轻时穿的兰花面的小羊羔皮衣，将羊羔皮拆下，交给克良，她就拿到西单一家缝纫店去改制，将羊羔皮夹在大衣里面。

在她去商场购买些零用东西、衣物时，身上带的钱包被偷了，取衣服钱、去干校的路费通通被偷走了，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非常着急上火……回到家，将此事告之妈妈，妈妈将自己多年积累的二百元交给克良，让她去取衣服和购买其他必需物品。

吴克良于1968年6月，同中联部的干部一同踏上开往东北去的火车，前往肇源“五七干校”。1969年1号战备令下来后又随“五七干校”由黑龙江肇源迁往河南沈丘县。克良临去黑龙江时一再劝告妈妈到上海去，投靠明光三姐，也好有人照顾，但妈妈坚决不离开，说爸爸和明复就要回来了，我一定要等他们。克良无奈，只好把妈妈的衣物整理好，装在两个箱子里，一再劝老人家去上海，克良将她和我多年的积蓄二百元存折，交给了妈妈，作为妈妈以后的生活费用。

吴克良走前，根据中联部的安排，将阎兰送到中联部，部里将所有下放“五七干校”的干部子女集中在西院小南楼，由他们军管会的干部，还有两名女同志照顾孩子们学习、生活。这时阎兰已转到羊房店小学，直到1969年1号战备令下来，中联部“五七干校”从黑龙江肇源搬转到河南之前，阎兰一直在中联部生活，在中联部“五七干校”全体乘火车去河南路经北京时，就将留在北京的子女们一起带到河南。在临走前，阎兰专门到奶奶那里看望奶奶，还给奶奶买了一盒烟、点心、水果，与奶奶告别，没想到这竟是她与奶奶生前的最后一次见面。从此，她就与妈妈在河南农村“五七干校”生活五年多。

阎兰与她妈妈到河南后，我母亲只是一个人住在家里。大嫂在香山挖煤，只能是星期六晚上回来，星期天抽点儿时间来家里看看她。另外我老姑，因为她在北京铁道部医院工作，有时间也来看她。这时政协的造反派又连续来抄家，将家中的家具、沙发等东西能拿的都抄走了。造反派不讲理，见东西就拿，最后剩下一个吃饭的桌子也要搬走，妈妈不让搬，说得给我留个吃饭的地方呀，这样，才算剩下个吃饭用的八仙桌子还有几把破凳子，一张睡觉的床，真是一贫如洗。

后来，造反派又看中了我妈妈住的房子。大哥的女儿阎培莉陪奶奶去西单看房子，当他们找到房子时，一个小破院落里，进屋要上几道台阶，进屋一看，屋子很小，阴暗潮湿，窗子在墙的上半部，进屋开不了窗子，要登上凳子去开，这样的房子怎么住呢，妈妈坚决不去，也不搬。造反派没办法。可是妈妈说，爸爸还是要回来的，他回来怎么住？于是就硬顶着不搬。

在1968年六七月份，大嫂来看妈妈，妈妈说，她在吃饭时吐了一口血，大嫂听了很是着急，就到街道医院门诊看病，医生说没法确诊，可能比肺炎要严重，请去大医院确诊。大嫂就陪妈妈到复兴医院检查，确诊为肺癌！大嫂见到诊断十分悲痛，真是哭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一个接着一个的灾难像雪崩似的落在妈妈的头上。大嫂当即写信给上海的明光三姐，告诉她妈妈患肺癌的消息。

三姐在郊区劳动，收到信后立刻给大嫂打电话，可是只知道大嫂在香山挖煤，既没有地址，更没有电话号码，偌大一香山，到哪里去找呢！大嫂事后说，明光真有办法，查遍了北京各区电话局的问询处，竟然找到香山小煤窑唯一的一个电话（就是放在煤窑厨房的电话）。

当时已是深更半夜，一片漆黑，连路灯都没有，厨房的师傅跌跌撞撞地从山下连摸带爬地到班禅行宫，找到大嫂，说上海有紧急电话找你。大嫂同他一起走下山，接到电话，才知道是明光打来的，明光焦急地询问了妈妈的病情，叫大嫂尽快把妈妈的病历寄去。大嫂回忆说，下山的时候同厨房的师傅一起走，总算有个同伴。而打完电话回班禅行宫的路上，伸手不见五指，山风吹着树叶，哗哗作响，时不时传来野狗的哀鸣，令人胆战心惊。大嫂说时过几十年，当夜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三姐收到妈妈的病历后，找到上海最好的医生开了处方。治肺癌的中草药，剂量很大，当然也很贵。当时三姐和姐夫的工资都已冻结，三姐只好向朋友、同事们借钱，真是患难见真情，三姐的朋友、同事都伸出了援助之手。一大包、一大包的中草药，从上海寄到北京，带给妈妈生命的希望，也传递着明光姐对妈妈的一片儿女真情。据大嫂回忆，明光姐寄来的药包如此之大，以至到邮局去取药包的刘阿姨都搬不动，有一次还累得吐了起来。取回家，也没有这样大的药锅，只好把煮饭用的大铝锅刷干净后煎药。妈妈的病情暂时得到缓解。

妈妈的身体略见好转，对爸爸的思念使她不安心。她想到父亲被带走时只穿了一件皮大衣，没有更换的内衣。于是同老姑一起带着装有衬衣衬裤的提包，走遍了公安部、市公安局，卫戍区接待站，都未能获得父亲的音信。

十年浩劫，成千上万的无辜干部和群众被逮捕、关押、逐放。多少年是生死未卜、杳无音信。他们的家人，无时无刻不惦念自己的亲人，日夜盼望能够获得只言片语的消息……

在那个人妖颠倒的岁月里，社会上沉渣泛起，形形色色的骗子应运而生。他们利用人们的善良、无奈、轻信、渴望和无知，吹嘘自己有“特殊的关系”，能够进入关押“犯人”的看守所、监狱、劳改营打探在押“犯人”的情况，等等。

大家都为得不到半点儿父亲的消息而着急，老姑家有个邻居介绍，她认识一个女人很有办法，在这方面有熟人，可以送些东西给爸爸。听到这个消息，母亲和老姑两位老人喜出望外，这样，就将这个女人请到家，给她做好吃的，然后托她给父亲带这带那。东西拿走后，就如石沉大海。过段时间她又来了，说得花言巧语，两位老人都信以为真，盼望着能将换洗的衣服带给父亲，那个女人还说：“父亲很快就要释放了”。明光三姐的儿子黄安民当时陪着姥姥过“五一”、“七一”，听那个女人说后，也写信给上海说姥爷就要回来了。就这样，大半年时间里她来过多次，拿走衣物多件和七八百元钱。当时母亲急于打听亲人的下落，毫不吝惜，借钱也要托人打听到亲人的消息。钱都是从亲戚朋友那里借的，很不容易。

大家慢慢地觉得这件事有些蹊跷。大哥儿子阎小新（即阎培刚），还有三姐儿子黄安民，他们当时都穿军装，是没有军衔的黄军装。有一次，在家遇到这个女人又来啦，他俩就说：“我们是卫戍区的，你要老老实实地讲清楚，我们要同你一起去看阎宝航，你到底在哪个监狱里看到他了？”在他们这样的追问下，她终于承认自己是个骗子，是利用妈妈急切找到亲人的心情欺骗了两位善良的老人。后来，安民和培刚让她立下了字据，限期将骗走的钱和东西送回来，这个骗子从此再没来过，当然被骗走的东西和钱也杳无音信了。这件事充分地说明老人家当时的困难处境吧！

1969年夏天，三姐又请假来京看妈妈。三姐经济上很困难，每次都是从上海先到南京，当时，二姐也在南京郊区“五七干校”劳动，她们事先约好，二姐走出“干校”，在一个山坡上等待三姐来，见面时偷偷地拿些钱，三姐再用钱买车票来京看妈妈。

三姐来前，曾找到陈同生的夫人张逸城（陈同生做过上海市统战部部长，“文革”初期就被迫害逝世），她与著名肿瘤专家吴恒兴教授很熟，吴教授是毛里求斯华侨，放弃在英国的安逸生活回归祖国。陈同生于1935年至1937年间曾被国民党逮捕过，后经组织营救出狱。因身体不好，周总理安排他在我们当时南京的家里养病治疗，他对我们家很有感情。三姐明光来京前，找张逸城同志，跟她说了母亲的病情和家中的处境，她就给吴教授写了信，让三姐到京后带着信去找吴教授。

当时吴教授在协和医院工作，也受到“文革”冲击，工作受到影响，没办法，只好小声地对三姐说：“请把你妈送来吧，我给她看看，到我的办公室来。”一起去的还有二嫂流莎。

当时妈妈病得已走不了路了，没办法，三姐和大嫂两人双手交叉，让妈妈坐在她们的胳膊上抬到楼下，然后找车拉到协和医院。

吴教授的办公室很小，没有助手，但他很热情，知道家中的处境，再加陈同生夫人的介绍，亲自将妈妈放到一个小车上推到放射科，因无助手给照相，在三姐和大嫂的帮助下照相、拍片，确诊为肺癌。吴教授还亲自带妈妈去做了放疗。吴教授是从海外回来的，海外亲人给他寄来的食品、饼干、巧克力等，也送给妈妈吃，让妈妈补补身体。吴教授在我家如此困境下，对妈妈治疗，而且是顶着巨大的压力精心治疗，我们是不能忘记的。“文革”后期，我被释放后，明光也从上海赶来，我们一起去吴教授家看望他，表示感谢！

吴克良离京去黑龙江肇源“五七干校”前，帮妈妈将仅存的一些有用的东西收拾好装了两个箱子，并劝妈妈去上海投奔明光那里，因在京无人照顾她的生活。妈妈说我去上海你三姐那儿，你爸爸回来怎么办？我不能去。妈妈说，“不能让爸爸回来第一眼看不到我”。其实，爸爸和我在监狱的情况妈妈是一无所知，她这么说就是抱着一种思念和期盼。后来，明光姐来北京曾经去政协打听爸爸的情况，他们都说不知道。实际这时爸爸已经去世了，他们非但不说、不告诉，还声嘶力竭地要她与爸爸划清界限。向他们提出妈妈生病，看病治病需要钱，他们根本不予理睬。当时（约于1968年6月），二嫂流莎曾请求唐闻生利用为周总理作翻译的机会打听爸爸阎宝老的下落，总理沉默不语，康生也在场。二嫂把实情告诉了妈妈，她坚决拒绝相信，而且放弃了与明智一家下放的要求，等待爸爸的归来。

这里还要说一说在我家工作的保姆刘阿姨。

保姆刘阿姨“文革”前就在我家工作，家是在顺义县一个农村里，人还可以，大家对她的工作还比较满意。“文革”中不允许雇保姆了，便让她回老家了。后来克良、阎兰都到干校去了，家中实在无人照顾妈妈，就又将她请回来，应该说是她一直陪妈妈度过了这一年多漫长、困难日子，我们是应该感激她的。但是，这个时期因家中没有别人，妈妈有病行动困难，刘阿姨就将家中的东西能拿的往外拿，有的东西就变卖成钱了。当然了，这些事情是说不清楚的。那个时期大嫂给妈妈的钱，明光每月寄来的生活费，二姐寄的钱，都交给刘阿姨去买东西，她仅仅买点儿简单、便宜的食品、蔬菜给妈妈吃。

通过这件事也说明了，这个时期妈妈是在何等恶劣的环境中苦熬的，感情上思念亲人，身体上受病痛折磨，家里又无人照顾，精神特别痛苦，再加上后来又摔了一跤，送到附近小医院检查，诊断是大腿骨折，只给简单地治疗一下……现在，根据大嫂的回忆、分析，可能不是骨折，而是肺癌骨转移！

妈妈的痛苦程度可想而知。明光姐从上海赶到北京的家里时，怎么敲都没人来开门，她就喊：“妈妈！我是明光啊！我从上海来，我来看你来啦！”敲了很长时间仍无人答话……好半天后，等刘阿姨回来才开门进屋。

一进屋，明光姐就见到妈妈骨瘦如柴，非常凄凉，心里异常难过……妈妈睡在一个很脏的床垫上，床垫都湿透了，因为妈妈已大小便失禁，没人照看她，可见妈妈那些日子是多么痛苦啊！后来明光就给她收拾，换洗，并昼夜给她揉腿、揉膝盖，又送到吴教授那里看病治疗。吴教授看到妈妈如此境况，骨瘦如柴，同时腿又摔坏了，非常生气，就说：“你们是怎么照看老人的？怎能让她这样受折磨呢？”明光是有苦难言，现在是家破人亡，家中哪儿有亲人来照顾老人哪！

当时，在北京的小弟佳林正在国际关系学院上学。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因“保党委”，曾被造反派押着和院领导一起被批斗，后被分配到边远的贫困县劳动锻炼、工作，长达九年多，直到1978年父亲平反后，才回到北京。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明光决定接妈妈去上海，同妈妈商量说，你在这里没人照顾你，刘阿姨又是这样对待你，大嫂也顾不上，虽有佳林弟在，他能时不时地来看你，能给你帮助，他也不可能总在你身边伺候吧！你跟我去上海，我们路过南京时，还可以去看看二姐嘛！妈妈很想二姐，她也知道家中的欠债，包括欠公家的账，二姐帮助还了不少，这几年生活上接济妈妈，出了不少力，但更重要的是她非常想二姐，终于同意去上海了。

在这个时期，由于大嫂多次到政协反映，说婆婆病重，爸爸停发工资，家中无钱生活和给婆婆治病，要求政协能帮助解决困难，后来，政协就批给了二百元的医疗生活补助费，他们就用这二百元钱买了去上海的软卧车票，是个包厢。

在临走前两天，妈妈又发起烧了，她又不想走了，流莎（二哥阎明智的夫人）也赶来为妈妈送行，她认为妈妈发烧不宜走，可是车票已经买了！不去，车票怎么办？这个时候怎能不走呢？大家商量决定还是走！

走的那天早晨起来，三姐给妈妈洗了头。后来三姐又觉得很后悔！认为那天不应该给妈洗头，因为出门洗头不吉利！这样几个人连抬带搬地将妈妈扶到楼下，准备上车时，看到刚刚还是晴空万里的天空，突然间一片乌云翻滚着盖了过来，竟下起了瓢泼大雨。当时大嫂认为走不成了，雨下得这么大，怎么走！这时佳林弟也在，借的车到了，外边的雨也停了，大家心情很高兴，就将妈妈扶上车前往北京站。事后大家回忆起来，感到这雨下的是冲妈妈来的，是为妈妈送行。

到北京站，还发生件小插曲。软席卧车的列车员看到老太太病重，不愿让上车，明光理直气壮，说她，你有什么权力不让上车，有病就不能坐车？因为有病才要去上海治疗，明光讲得声音很大，并说：“唉，张大夫怎么还没来呀！”当时正好有肿瘤医院张大夫在，他就答应，我来了！张大夫很同情妈妈，妈妈在医院看病时，张大夫就说老人家去上海时，我去车站送行。列车员见到有大夫、护士送，也不知道老太太是什么身份，也就让上车了。

列车开往上海，快到南京时，妈妈让明光扶她坐起来，垫起个枕头，还让明光给她梳梳头发，靠近车窗坐着，向窗外望着想念已久的二姐高玲（原名阎明英）来看她。二姐也非常想来看妈妈。因为决定妈妈来上海后，三姐就打电话通知了二姐，妈妈乘坐哪趟火车，何时抵达南京车站，让二姐来车站见妈妈。可是二姐的孩子玲玲和她原来的丈夫知道后，把二姐关在屋里，坚决不让二姐去车站看姥姥，二姐痛哭失声……可见那时“阶级斗争”环境下人们的思想状态。二姐没来，可妈妈还很冷静，妈妈说：“你二姐高玲，还是党员，她在开会，是不能来看我的。”但从表情上看，妈妈是很伤心的。

妈妈到上海后就住在三姐家里。这时明光已从乡下回来了，三姐夫也从关押处被释放出来回到了家，后来还被开除党籍。家中孩子们安林、小七他们都对姥姥不错，孩子们都在姥姥身边，热情地关怀、照顾姥姥。明光则到处找医生给妈妈治病，安林还请她的同学、某医院的护士长每天来家给打针。安林同学见到她姥姥病成这个样子，就对安林讲：看到老人病成这个样子，我很痛心！妈妈的手背、脚背上的血管都瘪啦，针扎不进去，打点滴很困难了。

这时，三姐又把在鞍山农村的大姐明诗请来了。当时大姐正在农村接受劳动改造，她的处境很困难，“文革”中被定为鞍山市最大的特务分子，在市内批来斗去，打得死去活来，后来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大姐接到三姐的信，就从农村赶到上海来，最后又由她陪伴着妈妈，每天给妈梳头、洗脸、擦身……妈妈周身疼痛，她就给妈妈按摩，送妈妈去医院。

因为是反革命的家属，医院不肯收。后来还是三姐找北京协和医院吴恒兴教授帮忙，吴教授给写了信，才住进了上海长宁区中心医院，并给了间病房。当时上海天气很热，他们就在病床下放些冰块降温，这样，就由大姐、三姐和孩子们在医院里陪伴妈妈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几个月时光。

妈妈是1971年7月12日去世的。

妈妈病危时给二哥明智去信，二哥赶到上海时妈妈已去世。

妈妈在医院病重时，还有两次突然醒来，说玉衡和小复回来了，快去买肉给他们包饺子吃！这样，讲了两次。她在去上海的火车上跟三姐讲，你知道我最想谁？三姐说最想谁？她说：“我还是最想小复啊！”三姐开玩笑说：“你光想小复，那就不想我啦？”妈妈拍拍她的额头笑着说：“你‘大背头’！唉！我能不想你吗！”

在妈妈临终的前两天，她跟大姐、三姐讲：“我快不行了，还是给总理写封信吧！我将不久于人世，但我还是相信玉衡、明复他们没有问题。你们给我治病欠了那么多债，我想请周总理关心关心，安排我的后事。”这样，大姐根据妈妈的意见，提笔起草一封给周总理的信，信的大意是：总理，我是高素，我始终相信玉衡和明复是无辜的。我因患重病不久人世，来上海后，抢救费用甚巨，小女明光的爱人被关押，工资冻结，无力支付。请总理看在我和玉衡在重庆变卖衣物接济党内同志和抗日乡亲的面上，把我的医药借款费及后事解决了。信写好后，7月12日中午妈妈就去世了。妈妈临终时的一句话：我想小复啊！

据明光几次回忆，在住院过程中，妈妈从不埋怨什么，忍着病痛。她临终前交代我们，要跟共产党走。但是她还说：“共产党啊什么都好，就是整人，这不好！”这是位老共产党员的心里话，说明当时强调阶级斗争太过分，一切搞极左，伤害大批党内外人士。

妈妈于1971年7月12日与世长辞后，大姐、三姐根据妈妈生前的嘱托，将写给周总理的信寄给大嫂，请她送到总理办公室交给周总理。

当时大嫂还在香山挖煤，她接信后很为难，她想我怎能进中南海见到周总理呢？于是她就来到中南海西门，门口有警卫，在门前走来走去，也无法投信，也不能把信交给警卫……后来就到西四邮局，买了个信封，将妈妈写给总理的信装在里面，信封上写：“国务院周总理办公室同志，请务必将信送给周总理”，贴上四分邮票，在西四邮局寄出了。她可能想，西四邮局离中南海较近，寄给总理的信可能早点儿收到。

信寄出后，她就又回到香山劳动，没过多久，政协机关派人来找她，叫她来政协一趟。这次她来到政协发现接待她的人与从前态度不同了，他们说：“首长有指示，高素同志不容易，把孩子带大，带入革命，她是有贡献的。她的治疗费和安葬费给予报销。”大嫂听后很受感动，就打电话给三姐来京办理此事。三姐将妈妈治病期间的各种票据、收据带来，政协根据总理指示给予报销了，其余用以支付清了各种花销、火化费及欠债。周总理当时处于“文革”的惊涛骇浪之中，忍辱负重，自己也身患重病，还关心着我们一家，我们把总理的恩情一直铭刻在心。

当时，在上海给妈妈开了个追悼会，追悼会由二哥明智念悼词，二哥刚讲两句就泣不成声了。妈妈火化后，骨灰存放在殡仪馆里。三姐非常悲痛，当妈妈咽气时，她抱着妈妈，感到妈妈身体是温暖的，医院将尸体运到殡仪馆去，三姐不干，抱住妈妈尸体痛哭，后来就昏倒在地了，一连好多天沉浸在悲痛之中，没法活下去了！后来又同二哥走访几家医院，想了解对妈妈的治疗是否有误，大姐说即使证明治疗有误，还能怎样呢？还有什么办法好采取呢？但是，三姐陷于思念妈妈的悲痛中长达一年多。

丧事办完后，三姐一连做了两次梦，梦见妈妈对她说，在她旁边有个人总是欺负她，于是，三姐和姐夫就到殡仪馆将妈妈的骨灰盒带回家了。直到爸爸平反后，1978年举行骨灰安放仪式时，因爸爸没有骨灰，爸爸去世时是按江青的批示，反革命罪犯67100号（父亲在监狱的代号）不准保留骨灰，这样就将妈妈的骨灰放在爸爸的骨灰盒里，一起安葬。妈妈去世时，我的女儿阎兰随克良在河南沈丘“五七干校”，她接到上海的来信，克良还在劳动没回来，她拆开来信，竟是她曾相依为命的奶奶的噩耗，小小年纪的她难以接受，放声痛哭。至今多少年过去，阎兰提起旧时记忆，仍然潸然泪下。

“文革”开始后，外交部有人丧心病狂地整二哥和他的爱人流莎，写检查被贴大字报。二哥到长沙“五七干校”后，她一个人非常艰难地在北京带着三个孩子，把他们拉扯着长大成才。她知道明智孝顺妈妈，在北京时，就定期让小儿子嘎嘣豆（小名）晚上背个小书包，装上吃的和钱偷偷给奶奶送去。1975年4月一个晚上，流莎正在等待接她到办公室翻译西贡解放的政府声明的车，接到电话得知二哥的死讯（4月18日）。她带着三个孩子半夜赶到火车站，一直等到第二天去长沙的火车，次日才准许她看到二哥尸骨，心里非常难过。她回忆说，二哥是在一天晚上的单位批评会上心口痛，回到宿舍后倒下的。“文革”让二哥一家流离失所，骨肉分离，而我则是在出狱后得知失去了二哥这个家里最有出息的亲人。

这里再补充件事，明光第一次来京到政协去打听爸爸的情况，要求给妈妈开生活费，他们拿出一个扣发工资单，她拿工资单回来跟妈妈讲，爸爸还活着哪，你看还有工资单嘛。妈妈就问：“那明复呢？”三姐和大嫂曾到丰盛胡同找中办组织部打听我的下落……他们说这里没有阎明复这个人。回来后，就骗妈妈说明复在农场劳动呢！以此来安慰她，但妈妈并不相信。据佳林弟回忆，他是第一个听说父亲去世的。1969年，国际关系学院革委会在批判原院长于苇同志时，发现我父亲曾营救过抗战期间西安抗日救亡分会的几个被捕同志，其中就有于苇。“国关院专案组”怀疑于苇有变节行为，开始寻找父亲想当面查问。公安部专案组告之：阎宝航已去世了。“国关院专案组”有个姓谢的同学悄悄告诉了佳林弟，佳林告知明光和大嫂，明光震惊但不信。

这样一位善良而又慈祥的老人就这样与世长辞了。

这样，我们这个在抗战时期，在坚持地下斗争中，帮助过多少陷于困境的共产党员、民主人士、东北难民，而被亲切地称为“阎家大院”的温暖的革命家庭就瓦解了。

从入关到乾隆初年，准噶尔汗国一直是大清王朝最大的威胁。

准噶尔蒙古长期以来生活在现在的新疆、青海一带，是一支古老的蒙古族部落。历代以来，对他们有诸如“厄鲁特”“卫拉特”“瓦剌”等称呼。

顺治年间，准噶尔蒙古人在天山南北建立了强大的准噶尔汗国，首领叫噶尔丹，他通过十多年的征战，统一了西蒙古四部，即和硕特(游牧于今新疆乌鲁木齐地区)、准噶尔(游牧于今伊犁河流域)、土尔扈特(游牧于今新疆塔城地区)、杜尔伯特(游牧于今额尔齐斯河流域)四部。然后，雄心勃勃的的噶尔丹想要恢复元朝当年的疆域，和中国的满清统治者较量一番。康熙时，清政府加强了对喀尔喀蒙古部的笼络和控制，接着康熙又两次亲征，在乌兰布通和昭莫多大败噶尔丹，噶尔丹于康熙三十六年郁郁而终。

噶尔丹死后，策妄阿拉布坦便成为准噶尔部的统治者。雍正五年(1727年)冬，策妄阿拉布坦死，其子噶尔丹策零继位后，在沙俄支持下，继续进行叛乱活动。雍正九年(1731年)五至六月，清朝出兵平定噶尔丹策零叛军，噶尔丹策零派出士卒向清军诡称，准噶尔有一支孤军在察罕哈达，引诱清军离开科布多大本营，深入到瀚海之中。靖边大将军傅尔丹中计，挑选精兵万人，沿科布多河西进，在博克托岭、和通泊等处中伏，损失惨重。雍正十年（1732年），准噶尔再度内侵，但被喀尔喀蒙古和清军所败。雍正十二年（1734年），噶尔丹策零向清廷请和罢兵，乾隆初年议和告成。

乾隆十年(1745年)噶尔丹策零死后，他的三个儿子争位，导致汗国分裂，实力大衰。策妄阿拉布坦谋臣大策凌敦多布之孙达瓦齐在辉特部台吉，策妄阿拉布坦外孙阿睦尔撒纳的帮助下夺得汗位。得到汗位后达瓦齐和阿睦尔撒纳不和，互相攻伐，阿睦尔撒纳战败，帅残兵两万人降清。乾隆十八年（1745年）达瓦齐讨伐不听指挥的杜尔伯特部，杜尔伯特部的三车凌不得不投靠清政府，这使得乾隆知道了准噶尔汗国的虚实，他发现，现在的准噶尔处于最虚弱的时期，于是决定趁机出兵彻底平定准噶尔汗国。

乾隆二十年(1755年)二月，清朝发兵五万，兵分两路，以准噶尔叛将阿睦尔撒纳为前锋，直捣伊犁。当地连年内战，人心思安，清军一到，纷纷归降。史料记载：“大者数千户，小者数百户，携酮酪，献羊马，络绎道左，行数千里，无一人抗颜者”。达瓦齐没有料到清军会来，加上部下的不战而降，阵脚大乱，于是不战而逃，清军穷追不舍，将其擒获，押送京师。战争取得了初步胜利。

因粮草不继，清朝大军只能迅速撤离，留下阿睦尔撒纳和清朝将军共同管理准部。清政府封赏阿睦尔撒纳为双亲王，食双俸，并封他为辉特汗。但阿睦尔撒纳并不满足，他觊觎整个准噶尔的汗位。他当初归附清朝也不过是为了利用清朝铲除对手达瓦齐。此刻虽然权势倍增，但他依然在乾隆二十年（1755年）杀死清军将领，起兵叛乱。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二月，清朝再次出兵，去捉拿阿睦尔撒纳。但事发仓促，清军没有粮草，只能采取“因粮于敌”的策略，一路抢掠粮食牲畜，甚至连友军喀尔喀蒙古部也没有放过。准部本已陷入饥荒，清军一番劫掠，粮食更加不足，大批民众饿死，剩下的纷纷起来反抗清军。就连一直支持平准的喀尔喀蒙古部也起兵反叛。乾隆好不容易才平定了喀尔喀人青兖杂卜的起义，安抚住了喀尔喀蒙古。他改变了作战方式，调集大批军粮，运到前线，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三月，第三次进兵，终于取得了胜利。阿睦尔撒纳逃入俄罗斯境内，病死异国。连续困扰清朝统治者许多年的准噶尔问题终于彻底解决，乾隆皇帝可以松一口气了。

但是，乾隆却高兴不起来，本来计划中只需要几个月的战争，持续了三年，中间还插入了喀尔喀蒙古叛乱这个插曲，一次战争变成了三次（在乾隆自诩的十全武功中，平准算作两次），军费最终高达数千万两白银，而且损兵折将。准噶尔蒙古人在战争中表现出来的强悍顽强让他既恨又怕。除了杜尔伯特部，其他三部总是屡次投降屡次反叛，更令他非常恼火。他担心总有一天，准噶尔蒙古人又会成为大清的敌人。

深思熟虑之后，乾隆皇帝做了一个让我们现代人目瞪口呆的决定：种族灭绝。他下令：对准噶尔蒙古人，除杜尔伯特部外，“总以严行剿杀为要”。

在前两次平准战争中，清军一直是“因粮于敌”，这本就是一种屠杀。清军所过之处，靠抢劫作为补充军粮的手段，那些被抢走粮食牲畜的蒙古人大多死于饥饿。由于遭到反抗，第二次平准，清兵开始大肆屠杀平民。他们和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一样，宁可错杀，绝不放过，凡遇到可疑的蒙古人，一律杀掉。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清军参赞大臣哈达哈上奏：在济尔玛台，一位蒙古部落首领敦多克带领几名亲信前来投降，清军认为他们形迹可疑，也许是诈降，便“俱行诛戮”，随后又领兵来到敦多克部落的牧地，把一千七百多户牧民“悉行剿灭”。乾隆皇帝收到这个奏报，认为哈达哈“奋勇可嘉”，授予领侍卫内大臣。

阿睦尔撒纳反叛后，清廷任命巴雅尔为辉特部汗王，沙克都尔曼吉为和硕特部汗王。当得知巴雅尔追随阿睦尔撒纳之后，乾隆除了命令剿灭辉特部之外，对沙克都尔曼吉，密令清军“倘稍有可疑，亦当乘其不备，先行剿灭”。清朝将军雅尔哈善见到皇帝的密令，尽管知道沙克都尔曼吉并无叛意，仍然设计剿灭其部。雅尔哈善挑选五百精兵，假装路过和硕特部的宿地，要求借宿。沙克都尔曼吉见是天朝大军，非常欢迎，腾出最好的帐篷给清兵住。虽然部落缺乏食物，还是“屠羊以待”，同时拿出所存美酒，盛情招待。等到半夜，清兵“以笳为令，袭其卧庐”，对醉酒熟睡的蒙古人展开屠杀，杀光了七百座蒙古包中的蒙古人，“尽歼全部四千余人”，汗王沙克都尔曼吉也被杀。事后，乾隆夸奖雅尔哈善“办理甚属奋往”，第二年雅尔哈善被授为参赞大臣，擢兵部尚书，后又被封为一等伯爵。

第三次出兵，乾隆下诏：“厄鲁特人等反复无常，实为覆载所不容”，“此等贼人断不宜稍示姑息，惟老幼羸弱之人或可酌量存留，另筹安插。”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九月，成兖扎布在奏报中说：“在图尔根河，剿杀一百余人，收其妻子器械”，“剿杀塔里雅图河口贼百余人，察可玛河口贼四十余人”，“搜取绰和尔所种地亩，剿杀玛哈沁三百余人”。可以看出，清军杀戮的都是散居河边的农牧民，并不是叛乱部队。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在伊犁附近的赛里木湖畔，兆惠亲自指挥清兵对准噶尔部平民展开了屠杀，他们冲入一条条山谷，找到蒙古包，就闯进去砍死所有人。一支小部落的一千多人被赶到湖边，男人被挑出来，每十个为一队，挨个儿砍头，鲜血流进湖里，湖水都被染红了。另一边，清军从队伍中挑选年轻漂亮的妇女和一些小孩，准备运回内地作奴隶，这些人后来大多死在了路上。剩下的老丑病残妇女还有一些儿童，被清兵当成了练兵的靶桩。

厄鲁特部剩下的人大都逃入了山谷丛林中，乾隆命令搜捕，务要斩尽杀绝。《啸亭杂录》记载：清军左右包抄，向伊犁地区合围，只要是有人住的地方，“悉搜剔无遗”，“呼其壮丁出，以次斩戮，寂无一声，骈首就死，妇孺悉驱入内地赏军，多死于途，于是厄鲁特之种类尽矣”。

对于投降的部落，乾隆是这样指示的：“大兵此次进剿，厄鲁特蒙古人必然会大批投诚。如有到巴里坤投降者，可以把他们的头目先行送到京师，其他部众，可向内地迁移，等过了巴里坤之后，对那些男人，都尽行剿戮。所余的妻子，酌量分别赏给官兵为奴，不得稍存姑息。”（《清高宗实录》二十二年二月）攻克伊犁后，再次下旨：“现在，两路大军接纳的投降蒙古人甚多。他们外表归顺，内心未可全信。可将他们先迁至巴里坤，然后再迁到肃州，然后进行诛戮。”几万投降的蒙古人就这样被驱赶到内地，在一些不知名的山谷里被杀掉。

战争过后，除杜尔伯特部，以及早降的达瓦齐妻子的一个小部落被迁到别的地方没有灭绝之外，准噶尔蒙古人几乎全部消失了。清军将领明瑞奏称，从巴尔呼特岭，直到纳林郭勒、乌兰乌苏这些地方，已经“不见一人”。准部死于战乱和屠杀中的的确切人数，历史上已经没有确切记载。

为了填补空白，清政府从各地迁来了包括吉尔吉斯人、哈萨克人、蒙古部的喀尔喀人、穆斯林东干人等大量人口。

不可否认，清军平定准噶尔贵族分裂叛乱战争的胜利，不仅维护、巩固了西北边陲，而且也打击了沙皇俄国侵略中国准噶尔的野心，对于以后捍卫西北边疆的斗争，产生了良好影响。直到乾隆平定准噶尔把这块土地命名为“新疆”后，中央政府才在这里建立了彻底、有力的统治。乾隆皇帝对祖国版图的奠定，边疆的巩固，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这并不能抹去大屠杀的血腥和残酷。虽然战争中死人是难免的，准噶尔蒙古部的灭绝也有其他的原因，但是乾隆皇帝和清军对那些手无寸铁的农牧民以及已经投降的部落所犯的罪行是不可饶恕的，也是我们不能忘记的！

无论是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是谁，无论出于什么理由，残忍和暴虐，都要被永远唾弃！

本文原载于《南方周末》。

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中国都进行了正确的“站队”，成为战胜国之一，这是民国外交的巨大成功，对“中国站起来”具有重大意义。对此，我们不能不给予公正的评价。

关于民族、民生、民权的“三阶段”说

民国历史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进步，还是在民族独立方面。曾经有人在谈到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时说：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在中国意味着三个阶段：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实现了民族主义；改革时代中国人民富起来了，实现了民生主义；今后的任务，就是要进一步解决民权主义的问题了。

这个说法的确有见地。尽管民族自立、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在中国的具体实现（含将来可能的实现）时间，有不同的说法，但实现的先后顺序，大概就是那么回事。只是要补充两点：

一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并非只有“民族”的含义，“民权”的含义恐怕更重要，如果民权主义不能实现，最多只能说“中国站起来了”，那和“人民站起来了”还是大有区别的。而“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仅从简单的语义上讲，也应该是两者的共同实现。

如果只讲“中国站起来了”，那么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一直就站得很好，现代民族解放的目标如果只是回到那种状态，还叫什么“新中国”？何况仅从领土上讲，今天的中国比鸦片战争前的清帝国不也还差得远吗（仅从外蒙和外兴安岭两个方向就不言而喻）？因此我们应该明白，现代民族主义的本质本来就是“国民主义（nationalism），而不是“国家主义”（statism）。

二是，即便仅就“中国站起来了”而言，它“实现的顺序”与“争取的顺序”也有所不同，争取民族、民生、民权的斗争，应该说是同时开展的。中国人争取民权的历史，却并不比为民族、民生的斗争晚——如果不是更早的话。

辛亥革命的直接目的，就是推倒皇权，争取“民权”，实现民主共和。虽然这一革命的“民族”色彩也很突出——有些人认为更加突出，但那主要是“驱逐鞑虏”、“排满兴汉”的民族性，与后来“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不是一回事。而且辛亥时期，无论革命派、立宪派乃至清廷新政派，都对庚子时的“反动排外”记忆犹新，十分反感，因此这时的斗争，各方都对列强示好，不能争取到列强支持，也是希望他们中立，至少并没有摆出对抗姿态。

民国时期的外患主要来自日、俄

但民国建立后，中国与列强的国家利益矛盾就凸显出来。尤其是日本与俄国这两个近邻，给中国带来的“外患”，是晚清以来前所未有的。可以说，民国时期的中国，对于其他列强，只有把清末丧失的权益收回多少的问题，没有进一步丧失的问题。而日俄两强的胃口，却比清末时更大，民国政府对日俄的抗争，是极为艰苦的。

而且，这时日俄两强的侵华，与晚清西方列强的侵华，性质上也有所不同。后者主要是谋取“在华利益”，尽管很多确实是不正义的强权利益，但是他们并不想灭亡中国，把中国变成他们统治的殖民地；他们与中国的战争是局部性的，中国战败后丧失给他们的主要是藩属和边疆，除了香港和各地租界这类据点，没有涉及汉族居民为主的大片土地。

日本就不同了，不仅清末就通过甲午战争割去了台湾（以汉族居民为主的一个省），进入民国后，胃口更加膨胀，先是提出“二十一条”，然后出兵侵占东三省，最后更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其自以为得手时，竟公然叫嚣不以民国政府“为谈判对手”，摆出一副吞并中国的架势。“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诚非虚语！

俄国方面，虽然在民国时期经历了由沙俄到苏俄的变化，但其对华野心完全是一脉相承。

晚清时，俄国就是列强中侵占中国领土最多的一个，而且也是首先对大片汉族居住区——东北——下手的，日本人可以说是其学生。日本侵略东北的两大先遣力量“满铁”和“关东军”，就是沿袭俄国东清（中东）路和远东军的先例。如果不是在日俄战争中失败，东北就是俄国人的了。

进入民国后，日俄两国在东北也是且斗且和，但都以中国为牺牲。苏军1929年借中东路事件大举入侵东北、攻陷海拉尔等地、重创东北军的“成功”，不仅为两年后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奠定了信心，而且连事变的借口都为日本人所复制：两年前，苏联人出兵，借口是中国侵犯了他们的铁路权益；两年后，日本人制造“柳条湖事件”，也说中国破坏了他们的铁路。

更有甚者，苏俄在武力挫败中国收回中东路权益的企图，严厉报复了中国之后，却把中东路全部卖给了日本，后来更成为轴心国以外承认日本人制造的“满洲国”的惟一重要国家。

更严重的是，俄国虽然在入侵东北上输给了日本，但在中国北方和西北却取得了更大的成功。清末民初沙俄策动蒙古“自治”，民初北京政府出兵重新控制蒙古、恢复主权后，苏俄又挥军入蒙，击败中国军队，使蒙古“独立”，并从此驻重兵于蒙古，直到苏联解体，使蒙古成为苏联的卫星国，并附带吞并了悬隔于蒙古以北的大片中国领土唐努乌梁海。

此后，苏俄先与日本交互承认满、蒙“独立”，实际上是联手瓜分中国领土，后借日本濒败之际，参加对日“最后一战”，不仅把日本败后中国收回的东北权益又切去了一块（中东路、旅顺大连等），完全恢复了沙俄在东北的昔日“光荣”，还借中国内战之机，先后要挟双方承认蒙古独立，从而成为列强中惟一成功地把侵华成果永久化的国家。

盛世才投靠苏俄

而更少被今人提到、但绝非不重要的是：苏俄在西北也曾取得了不亚于在蒙古的进展。

1930年代，苏俄出兵干预新疆内战，扶植盛世才成为“新疆王”。盛世才治下的新疆，虽未宣布“独立”，但完全脱离民国中央政府的控制。苏联不但给盛世才大量军援，还派出苏军精锐机械化部队，常驻新疆——不是驻在国境附近，而是驻在新疆面对内地的门户哈密一带，明摆着就是防范内地中国军队入疆。

那时的新疆，拒挂中华民国国旗，而挂盛氏政权的“六星旗”，新疆不理会中央政府，完全自行其是地发展“苏新关系”、签订各种投靠条约。盛世才本人还秘密加入苏共，持有1859118号党证，并立下效忠誓词。新疆境内的五个苏联领事馆和大量苏联顾问，成为盛氏的“太上皇”，而苏联中亚也公然设立了五个不属于中国外交部的新疆“领事馆”。

盛氏新疆不仅体制高度“苏化”，甚至还按苏联的步调，在新疆内部搞“肃反”、“镇压托派”之类的政治清洗。现在人们都知道盛氏“背叛革命”后杀害了毛泽民、陈潭秋等中共烈士，却很少提到他“革命”时就按共产国际旨意，大搞“红色恐怖”，自行杀害、捕送苏联杀害和配合中国的“斯大林派”，杀害了为数更多的“托派”，包括俞秀松、李特、黄超等著名中国共产党人和杜重远等左派人士。

所以毫不奇怪，当时民国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曾有名言：“人常云，不到西北，不知中国之大；可再加一句，不到西北，亦不知中国之危。”蒋介石则将新疆与东北、外蒙一样视为外国占领区：“新疆已成为东北，当忍之。”（转引自王建朗：《试论抗战后期的新疆内向：基于〈蒋介石日记〉的再探讨》，《晋阳学刊》2011年第1期）

当时人们心目中，新疆与外蒙一样都是苏联控制区，则不言而喻。虽然没有公开宣布“独立”，但事实上盛世才确曾建议新疆独立后加盟苏联，只是苏联认为时机未到，没有同意而已。可以说，那时盛世才依附于苏俄的程度，比伪满依附于日本、外蒙依附于苏联的程度，或许稍逊一点，但是比据称是“日本走狗”的张作霖、段祺瑞，则高出不知几个数量级，南京民国政府受英美影响的程度与之相比，简直不值一提了。

从国家主权的角度讲，新疆、蒙古与东北，当时无疑都是最能体现中国“到了最危险时候”的典型地区。

因此，整个民国时期“中国站起来了”的斗争，对象主要就是日俄两强，向西方列强“收回权益”，只是次要的问题。这是认识民国时期中国所处国际环境的一个基本点。

国内斗争、列强争夺与国权维护

而当时中国国内所处的乱世，对于外争国权而言，也有两方面的影响：

一方面，中国的“内乱”自然影响对外御侮的能力。中国参与逐鹿的各派政治势力，都不同程度地借助外援，而所有的外援无论打着什么旗号，也都不是“无私”的，都有“藉仗义之美名，阴以渔猎其资产”（谭嗣同语）的动机，也都借参与中国内争来扩大自己的势力。

但另一方面，逐鹿的各方为争取政治合法性，又都不同程度地把反对“帝国主义”（主要是国内对手所依附的列强）作为“政治正确”，并抨击对手的对外依附。在没有真正的多党宪政的情况下，这种互相抨击也形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多元制约，从而确实也对各方扩大对外依附的可能性构成抑阻，不像大一统时代那样，无所顾忌的皇帝可以忽而向所有列强“同时宣战”，忽而又“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同时，各方列强的在华角逐，对他们各自的企图也是一个多元制约因素。尤其是，为了支持他们各自扶植的力量，常常会“归还”一些已攫取的权益，以增加这些力量在国内斗争中的政治合法性。

抗战时期，日本与英法等西方国家都竞相放弃租界、治外法权等在华权益，苏联在1949年与新中国的谈判中承诺减少其在东北的权益，都是这方面的例子。当然，日本人把权益“归还”给自己的“儿皇帝”，只是作秀而已，但西方列强与苏联的上述行动，显然是有利于中国的。

那时，日、俄两强在中国扩张势力，都打着帮助中国对抗“西方帝国主义”的旗号。当然，他们彼此也支持自己在中国的依附者对抗对方的扩张。而当时的欧美列强，英美法在华基本上没有大的矛盾，德国本是野心勃勃的后起列强，从巨野教案、攻占青岛、挂帅八国联军、渗入胶济沿线，19-20世纪之交其在华扩张势头之猛，堪比日俄。但是德国在“一战”中战败，终止了这一势头。

此后，德国虽在欧洲重新崛起，并与英法对立，在中国则由于利益不多，与处于利益守势状态的英法也没什么冲突，因此除了在二战中因同盟关系挺日反英法外，在民国的大部分时期，德国也属于在华“西方”阵营，甚至在早期中日冲突中，从参与李顿调查团到不满南京大屠杀，德国的态度也与英美相仿。

所以，那时列强在中国，主要就是日、俄、“西方”（以英美为主）三方角逐。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对抗日、俄侵略扩张的斗争，容易得到西方的同情。这种同情，虽然也并非“无私”，而且由于美国的孤立主义和英法的守势，在除抗战时期以外的多数时段，都显得软弱无力（用当时批评者的话讲，就是有“绥靖”倾向）。

但另一方面，同样正因为美国的孤立倾向和英法的守势倾向，英美法借帮助中国抵抗日、俄为名，扩大自身对华侵略的危险，可以说很小，而在关键时刻（如华盛顿会议和抗战时期），他们一旦放弃孤立和守势，对中国的助力确实很大。

相反地，在中国向西方列强收回权益的正义斗争中，日、俄不仅不帮忙，反而构成更大的阻碍，而日、俄打着帮助中国反抗“西方”的旗号扩张自己势力的险恶企图，则很容易鱼目混珠，国人如果把握不住底线，就会构成致命大害。

苏俄支持孙中山、盛世才时都打着“反帝”旗号，自不待言，日本人也擅长玩这一手，它发动侵华战争的理由，居然是要从“白人帝国主义”的控制下，“解放黄种人”，团结“大东亚”各国，来摆脱“西方殖民主义”的压迫。日军在攻占西方租界时，曾强迫白人拉黄包车，让中国人坐着招摇过市，接受欢呼鼓噪，以煽起“大东亚”的“反帝”情绪。

伪满、汪伪也都以“反帝”（英美俄）作为投靠日本人的借口，就像盛世才以“反帝”（英美日）作为投靠苏联的借口一样。

评价民国时期外交的标准

平心而论，当时中国国内真正“自力更生”、除思想影响外没有受到外部实力支援的政治力量，大概只有“第三方”，即知识分子为主的中间派，其成员在思想史上可能颇有影响，在当时的政局中却不成气候。

而成了气候的力量，第一都有武力，第二都要借助外援。所以简单地贴“爱国”“卖国”的标签，恐怕是不管用的。从有利于“中国站起来了”的角度讲，评价它们的标准应该有这么几个：

第一，对外依附的程度，是像伪满、汪伪那样完全是“儿皇帝”，像1942年前的盛世才那样基本是外国代理人，还是像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那样基本上独立自主，只是在“弱国无外交”的情况下，才有对外妥协之举？

第二，对外依附的代价，尤其是在一些明显有损于中国、却有利于自己党派利益与个人利益的问题上，持何种态度？外援并非“无私”，通常都是有“代价”的，而且这个代价不只是“口惠”，必须是“实至”，能够做到这一点，必须有相当权力。所以历史上的专制者都是“爱国”的——“国”几乎就是他家的私产，他岂能不爱？但同时也只有他们最能“卖国”——老百姓想卖也卖不了呀。孙中山在密谋革命争取外援时，曾对日本有很糟糕的许诺，但是当时的孙中山是在野力量，没有什么权力，日、俄在华攫取的权益并非是他奉送的，如果他当政后真的这样做，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而宁可自己失败，也拒绝出卖国家权益的正面典型，则是盛世才在新疆的前任金树仁。在新疆出现反金政变时，苏联曾表示愿意出兵为他平定事态，条件当然是金必须像后来的盛世才那样，听命于苏，金的部属多希望他接受，但金宁愿失败下野，也拒绝引狼入室，并毅然向部属发出通电：“我不能图一时之快，遗万世之讥。诸君应以地方为重，勿以我为念。”

金氏历史上有功过是非，但此举确实难能可贵。

民国时期其他的一些势力，就不能像金树仁那样决断，为取得外援，他们愿意付“代价”，但也还是有底线。例如，张作霖就是有限地依附日本，但不愿越过底线，最后遭遇皇姑屯之祸。孙中山当年为争取苏联援助，也付出了代价，但他的底线更是明确，从今天披露的档案看，他与苏联的矛盾其实很大，如果他晚去世几年，他的“联俄”能否联得下去确实是个问题，这不仅仅是谁“背叛”与否的问题。君不见就连陈独秀，这个中国共产党的创党总书记，最后都被苏联“逼反”了吗？

第三，对外依附的选择。从理想角度讲，不靠外援或只接受“纯洁”的外援而振兴国家，当然具有道德美感，但其实很难做到。然而即使接受了不“纯洁”的外援，并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处于依附状态，选择仍然是重要的。

民国时期的一些汉奸，以“曲线救国”来为自己卖身投靠的恶行辩护，当然令人不齿，不过我们也确实看到，中外历史上的确有很多通过忍辱生存，终于实现国家东山再起的案例，有的是对敌忍辱以求最终灭敌——典型的就是我国古代越王勾践的故事，有的则是通过依附于某个列强，“以夷制夷”战胜敌人，甚至还有依附外力先击败自己的同胞，然后自己强大起来再把当初的“主子”干掉的。

当年莫斯科大公投靠蒙古金帐汗，靠蒙古人撑腰，狐假虎威地统一了罗斯诸国——包括击败了不肯屈服于蒙古人的罗斯同胞诺夫哥罗德，最终壮大到把金帐汗国也打败了，莫斯科公国就是靠这种不光彩的办法，成功“崛起”，变成了沙俄帝国。

其实莫斯科大公当初投靠蒙古人，攻打不屈的罗斯同胞，确实很像是“汉奸”行为，但是这当然不能给我国的那些汉奸提供解脱理由。

关键就在于，这种“对外依附的选择”，又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从功利角度，在国际政治环境中选择最有利于自己国家权益发展的依附对象。

莫斯科大公投靠的蒙古汗曾经强大了很长时间，长到足以让莫斯科在其卵翼下坐大，但后来蒙古人又“适时”地衰落了，坐大后的莫斯科得以反客为主。否则，蒙古汗要是像汪伪投靠的日本那样很快就垮了，莫斯科就可能成为殉葬品；而如果蒙古汗一直强大，莫斯科就只好一直做儿皇帝了。

二是从价值角度，选择最有利于本国社会进步的依附对象。

莫斯科的故事发生在野蛮的中世纪，那时它所处的交往环境中，并没有什么更先进的文明（蒙古人在宋朝看来是落后的游牧民，但与当时诺曼海盗遗风之下的罗斯诸国相比，并不落后，后来罗斯的赋税制度就是跟蒙古人学的）。

如果换到近代，假如某国依附于纳粹德国而壮大，而且为虎作伥击败了民主国家，即便它像当年的莫斯科那样成功，这种成功难道不可怕吗？当年汪伪投靠的日本法西斯，正是这样的邪恶势力。像南京大屠杀这样凶残的大规模暴行，英美法是干不出来的。

被侵略、被殖民，当然是坏事，但正如反对专制并不排除对不同的皇帝有不同评价一样，当年日本侵占英治下的香港，香港人民并没有认为只是换了个“主子”，而是支持港英抵抗的。香港同胞对港英时代的感受，当然不同于韩国人或我国东北人民对日治时代的感受。不要说这是因为英国人的“奴化教育”比日本人成功，中国人其实最清楚两者的区别。

当年，中共在上海等地的地下活动，几乎都是在英法租界（美国在华基本没有租界）进行，一旦被英法租界巡捕抓住，首要的营救措施就是尽一切可能防止被引渡给中国政府。因为落在“英法帝国主义”手里，还能生存，而一旦落到“中国主权”之下，必死无疑。

但是，落到日本人手里的共产党人就从来没有防止引渡之说，也没有哪个共产党人认为被日本人抓住，会比被国民党抓住强。毫无疑问，日本法西斯远比英法野蛮、残暴，这不是泛言反殖民所能遮蔽，更不是什么“黄种反对白种”、“东亚反对西方”的日式“反帝”诡词所能颠倒的。

两次正确“站队”的重大意义

从以上三个方面看，民国时期代表中国主权的中央政府，包括1927年以前的北京政府和以后的南京政府，其外交和国际政治行为是相当成功的。尤其是与既颟顸自大一味虚荣，又愚昧怯懦卑躬屈膝，不懂外交也不谙世情的清朝相比，这个时期中国的外交进步非常明显。

我们只要看一个基本事实：1840年以来的清朝，和平、统一的时段比民国长，1840年时清帝国与列强的实力差距，也不比民初大，但是清朝外交，基本上就是一连串的丧权辱国。而基本处于“乱世”之中、国力相对更为孱弱的民国，在向西方列强“收回权益”和抵抗日、俄新的侵略这两个方面，反而都成就卓著，对此不能不给予公正的评价。

北京政府与南京政府，当然都有一定程度的对外依附，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与中国其他政治势力之间，也为此互相抨击。但平心而论，这两个政府尤其是南京政府，在依附程度上与国内其他政治势力相比，还是最小的。

这或许不是因为他们更加“爱国”，而是因为他们的谈判地位更为有利，但无论如何，他们都不是“儿皇帝”，也都没有公然宣布自己是外国势力的附庸。他们的领导人也希望获得“友邦”的支持——包括支持自己打内战和镇压国内反对派，但毕竟这些领导人不需要“国际”的批准与“远方”的任命。

由于实力不强，他们在盟国中也受过气，但就说蒋介石在史迪威事件中的所为吧，他在抗战最危急的关头，对几乎是惟一救星的美国人，也还是敢于顶撞的（顶撞的对不对是另一回事），而不会百依百顺，更不至于为消除“为首者”的怀疑，就主动迎合，投其所好，去火中取栗。

民国外交的成功，首先表现在那个时代国际政治的两次大变局，即两次世界大战中，中国都进行了正确的“站队”。

应当说，这并不容易，因为珍珠港事件前，美国长期实行孤立主义，并没有刻意“拉拢”中国，而英法那时被视为衰落中的列强，对急于“崛起”的中国来讲，其榜样的魅力，远不如后来居上、成功“赶超”的新兴强国德、日——当时世界上一些急于翻身的老大帝国，如奥斯曼土耳其和西班牙，都是比较亲德的。而日本对北京政府、德国对南京政府的影响，也曾经非常大。

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在关键的变局中何以能选择与英美法而不是与德日结盟（一战中日本虽属协约国一方，但中国参战是支持英法，与日本无关）？

主要的原因，当然是日本欺人太甚，德国又是日本的盟国；而列强之中，美国在近代欺负中国最少，并且在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中国收回利权运动和抗战等主要关键问题上，都同情和支持中国。

但应当说，辛亥后孙中山以下许多国民党要人的英美背景，英美（尤其是美国自容闳留美运动和庚款办学以来）对中国教育的影响，以及早自晚清徐继畬、郭嵩焘以来“反法之儒”对民主共和的好印象，也起了作用。

中国人搞民主共和，尽管“尚未成功”，中国人也并非不知民主国家对外也会自私，但对民主共和的向往，还是明显影响了中国人在国际政治中的倾向性，甚至激进的中国人对苏联的好感，在相当程度上也与此有关（当时很多人都把苏联的制度想象为一种最激进的民主）。这些潜在的因素也不容忽视。

两次“站队”，对中国国家权益的增进是非常显著的。众所周知，二战时的“站队”，使中国成了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当时俗称“五强”），这是多少比中国发达的国家几十年梦寐以求而至今不可得的，也是迄今体现“中国站起来”的最大标志性事件。

而一战时“站队”的收获，今人很少谈到。

当时中国只是派出了华工，付出远小于二战，收获也无法与二战相比，但也很重要：中国借宣战之机，一举废除了对德奥两国的所有旧条约，不仅终止了德国在华扩张的势头，也开启了此后废约外交的先河。

尽管巴黎和会不尊重中国的战胜国权益，引起了国人的公愤，但正是这公愤，使与民权相关的民族主义（即不同于古代“精忠报国”“夷夏大防”观念的近代民族主义）在中国出现了第一次高潮。而随着巴黎和会上被忽视的中国权益在华盛顿会议上得到重视，中国不仅确实收回了德国遗下的侵华权益，并且顺势开启了持续的普遍“废约”“改约”谈判，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同时，中国虽然拒签和约，但仍以战胜国身份，以参加“一战”和巴黎和会为契机，开始介入国际事务，参与多边政治游戏，并在国际联盟中积极活动，与清末中国的国际孤立（庚子时甚至是国际厌弃）状态形成了鲜明对比。

两次大战间，虽然中国因为实力太弱，仍然被（主要是日俄）欺负，但国际上普遍同情中国。日、俄对满、蒙的侵占，长期不被国际社会承认，这在当时崇尚实力政治、习惯接受既成事实的国际上，是很罕见的。

尽管在二战前，这种同情显得软弱，但日本为此退出国联，苏俄对国联也素有恶评（我们以前也跟着骂国联，现在看来是不对的），反过来恰恰证明了，这种同情并非可有可无。经过国人在抗战中的壮烈表现，战前国联的同情，演进为战后“联合国家”的尊敬，这是中国成为“五强”的基础。

民国时期中国军队对外国侵略的抵抗，可歌可泣，非常惨烈，但由于国力与体制的问题，战果常难如人意。于是，正确的“站队”，就显得尤其重要，用前述三个标准来讲，就是在尽可能地保持独立自主的情况下，付出最少的国家权益损失代价，选择站在功利上最可能的赢家、价值上最文明进步的阵营一边，使阵营的胜利成为中国的胜利。正是这样的选择，使中国在民国时期两次成为战胜国之一，这对“中国站起来”具有重大意义。

反法西斯性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参加的一方，既是胜利者，也是正义者，自不待言，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正义性虽不及二战，但从国际政治的功利而言，中国如果选择不参战或参加另一方，结果都会非常糟糕：如果不参战，就不可能借机对德奥废约，也很难启动由此发端的普遍改约。而如果参加另一方，只要想想同为“老大帝国”的奥斯曼土耳其由于在这次大战中“站错了队”落得什么下场，就很清楚了。显然，后来的事实证明中国的选择是正确的。

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如果被汪精卫等亲日派引入歧途，不要说当什么“儿皇帝”，即便是作为自主的盟国，与德意日法西斯搞到一起，那后果也不堪设想：如果日本获胜，那么中国也不过与日治下的韩国相当，战败了，中国的下场会比奥斯曼帝国还惨！至于什么联合国“五强”之一，那就更是想都别想了。

当然，由于实力弱，中国作为战胜国的权益，无论是在一战后的凡尔赛体系，还是在二战后的雅尔塔体系中，都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尤其是建立凡尔赛体系的巴黎和会，被中国人视为国耻，还引发了“五四”抗议；但是也应该看到，凡尔赛体系对中国的不公，后来在华盛顿会议时得到了相当的弥补，正如雅尔塔体系的不公，在斯大林死后也得到了相当的弥补一样。

总的来讲，中国在这两次（尤其是后一次）正确“站队”中的获益，对“中国站起来了”是非常关键的。当今国际上经济比中国更发达的德国与日本、人口比苏、美众多而发展也很迅速的印度、同样从老大帝国的衰落中通过变革脱胎换骨重新崛起的土耳其，都与联合国“五强”无缘，而中国早在1945年就有了这样的地位，这两次正确选择无疑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