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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deepoo

  • 威廉·伯恩斯坦《群体的疯狂》8-15

    8 天启之牛

    时代论如何兴起

    你要对以色列人说，让他们给你牵来一只没有残疾、未曾负轭的红色母牛。 ——《民数记》19:2

    20世纪，一个曾经不为人所知的新教神学分支，突然出现在美国宗教和政治舞台上，发展了一场不仅在美国而且在全球都有影响力的社会运动。毫不夸张地说，这一神学可被称为宗教性群体疯狂——它已经引发了几起小悲剧，并种下了哈米吉多顿的种子。以色列畜牧业中的一个小事件揭示出了它的末日影响力。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色列北部耶斯列山谷的奶牛场主朱比·吉拉德从瑞士进口了一些公牛精液，从而让他的一头荷斯坦母牛怀孕。1996年8月，这头黑白相间的母牛产下了一只纯红色的小母牛梅洛迪。对世界上的少数犹太人和基督教徒来说，小牛的颜色只意味着一件事：末日即将来临。简言之，梅洛迪就是天启之牛。[1]

    与牛有关的灾难就像一条深红色的羊毛线，蜿蜒穿过人类将近3000年的历史。古以色列人认为，凡与死尸接触过的人或是与死尸在同一屋檐下的人，都是不洁净的，因此不能进入耶路撒冷的圣殿。在那个年代，这意味着除了非常小的孩子，几乎所有人都是不洁净的。这种不洁只有通过一种仪式才能消除，正如上文《民数记》中所提到的那样，要通过一个宗教仪式；祭司们祭献一只纯红色皮毛的母牛（一只从未生育过、从未劳作过、没有瑕疵的小母牛），把它与红毛线、香柏木和牛膝草一起烧在火堆上，在能够俯瞰圣殿的橄榄山上举行仪式。在那里，他们把小母牛的骨灰和从西罗亚池中汲取的泉水混合在一起。只有在人死后的第三天和第七天，把灰水洒在不洁的信徒身上，不洁才得以消除。[2]

    但70年，罗马人摧毁了耶路撒冷第二圣殿，使这一复杂的洁净过程不再可行。1000年后，中世纪伟大的犹太智者迈蒙尼德试图理解这一现在看起来毫无意义的净化仪式。

    迈蒙尼德于1135年左右出生于伊斯兰教占主导的西班牙，他在学业上表现出色，从事医师工作，后来在十字军入侵的动荡时期成为埃及开罗犹太社区的首席拉比。他影响最久远的成就是《律法再述》，一部关于道德和犹太律法的汇编作品。但是，这位伟大学者也对净化仪式的逻辑依据感到困惑，他将其归类为一个谜，“不是由一个人的理解所能决定的事情”[3]。但他愿意提供这一仪式的发展历史：

    第一只（神圣的红母牛）是我们的老师摩西带来的，第二只是以斯拉带来的，第二圣殿被毁之前，还出现了另外的（第三至九只）。第十只将会由君王弥赛亚带来；愿他早日出现。阿门，这是神的旨意。[4]

    对某些犹太人和基督徒来说，梅洛迪的意义如此清晰：她是第十只红色小母牛，预示着弥赛亚的到来。有一小部分人相信，一只完美的红色小母牛的诞生，预示着下列事件将依次发生：信徒们即将“被提”至天堂极乐之处；一场可怕的大灾难，包括与反基督者之间的巨大战争、全球混乱和地狱之火；耶稣复临和他千年的统治；上帝的最后审判；世界末日。

    小红牛梅洛迪的故事之所以引起共鸣，是因为它触及了最著名、最危险的群体幻想的核心——末日叙事，这种叙事像一条红线一样贯穿人类历史。进入现代时期，类似这样的末日叙事已经产生了大量悲剧，从灾难性的再洗礼派的疯狂，到更多相对小范围内的悲剧，例如太阳圣殿教的悲剧。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一种新的、极具特色的末日叙事出现，现在已经被大多数福音派新教徒信奉，即“时代论”。它产生了一种遍布美国的信仰体系，并把美国社会分成世界观截然不同的两个阵营。最令人恐慌的是，在某个将来，一个类似于梅洛迪的故事将成为一个灾难性的自我实现的预言，只不过和犹太人、基督徒以及穆斯林想象的方式不同。

    在梅洛迪出生后不久，一位名叫伊斯拉尔·阿里尔的原教旨主义拉比发现了它。在他宣布小母牛符合要求后，它的故事进入主流媒体的视线；然后随着美国和欧洲主要电视网络的播放，这个有趣的故事传遍全球。

    以色列人不高兴：当地一位记者将梅洛迪称为“四足炸弹……其会让整个地区陷入灾难，威力可与伊朗阿亚图拉手中的非常规性武器相比”[5]。幸运的是，梅洛迪的饲养员在它出生后不久就发现它的乳房上有白毛；在它1岁的时候，尾巴上出现了更多白毛，因此拉比们宣布它不符合要求。（它原本应该长到3岁，成为一只成熟小母牛后才有资格参加献祭仪式。）

    梅洛迪的犹太故事背景，与闵采尔起义、疯狂的再洗礼者、第五君主国派以及米勒主义等基督教末日神学之间有非常明显的相似性。从神学角度，这四个基督教插曲中有三个是“前千禧年主义”——耶稣的回归发生在千禧年之前，而千禧年还没有发生。（第四、第五君主国派既有前千禧年信徒，也有后千禧年信徒。）耶稣复临触发了千禧年，这必然是一个戏剧性的、通常是暴力性的事件。

    相反，现代天主教和大多数主流新教教派则主要继承了早期、更传统的圣奥古斯丁的末日神学，淡化了千禧年的概念：耶稣不会戏剧化地复临并统治千年。因此，这种更传统的“非千禧年主义”是一个更为平静的过程，而且“坏消息比好消息强大”这一心理学准则，让这一过程不那么引人注目。

    19世纪后半叶，末日叙事演变为一个更加充满戏剧性、暴力、扣人心弦的版本。这一信条越来越影响普通美国人的生活：世界腐败不堪，仅靠人类自身的努力无法拯救或改进；只有依靠上帝，以极乐、苦难、决战和最终审判的方式进行干预才足够。

    这种末日序列不符合公认的天主教或传统的新教教义。一个多世纪前，大西洋两岸的大部分主流基督教派都抛弃了《圣经》字面真理的概念，它们逐渐离间了相当一部分信徒；但即使在今天，根据美国两大著名调查机构盖洛普和皮尤的民意调查，约25%的美国人仍然相信圣经是上帝的真言。同样有约25%的人相信耶稣会在他们的有生之年回到地球，61%的美国人认为撒旦存在。这些比例在20世纪早期更高。[6]这些美国信徒不愿意放弃《圣经》字面真理的舒适感，不愿意接受现代科学知识，不愿意接受主流教会在是否承认犹太教、天主教或无神派正统性方面的含糊态度。

    其结果就是时代论的出现，它恢复了《圣经》字面真理的舒适感，同时也恢复了大量的老式摩尼教式思想，将世界在善与恶之间进行了明确的黑白分离，信徒们被安稳地放置在原来的阵营中。[7]

    时代论信仰体系已经深植于美国的政治体系之中。至少有一位美国总统，即罗纳德·里根赞同这一体系，像迈克·彭斯、迪克·阿梅、米歇尔·巴赫曼和迈克·哈克比等政治家也赞同这一体系。事实上，它的信条几乎渗透到国家话语的每一个方面，特别是一些社会争议问题，如堕胎和同性恋权利问题，以及外交政策问题，尤其是与充满冲突的中东有关的问题。

    19世纪中期，大概是威廉·米勒的末日论在美国盛行的时期；在英国，一位名叫约翰·纳尔逊·达比的爱尔兰圣公会教徒点燃了一条神学导火索，其经过缓慢燃烧，最终爆发于一个世纪之后。

    与谦逊而不起眼的米勒不同，达比在才智和社交上都很有天赋。1800年，达比出生在一个富商家庭，他的叔叔因在尼罗河河口海战中跟随英国海军少将霍雷肖·纳尔逊而被封为爵士，他也由此获得了纳尔逊这个中间名。他在都柏林圣三一大学获得文学、拉丁语和希腊语的金奖章，并加入了爱尔兰律师公会。1826年，他发现法律不能令他满意，便加入英国国教爱尔兰圣公会。父亲对于他放弃律师职业非常失望，因此剥夺了他的继承权。

    头脑活跃的达比很快就对僵化和等级森严的英国圣公会不再抱有幻想；受命仅仅一年后，他参加了一个关于《圣经》预言的会议，并得出一个像马丁·路德那样的结论：真正的教派可以是任何一组真正相信基督的人组成的，他们是上帝任命的，将人类从耶稣受难带到耶稣的第二次降临。

    在达比的信仰体系中，关键内容是一系列的五个“时代”或者说历史时期，因此神学家给这一体系起了一个正式的名字：时代论前千禧年主义。在这些时期里，上帝考验人类；但达比的上帝显然是按照一条非常严格的曲线[8]来评分的，因此，人类在通往现代的前四个时代中都不及格。和《启示录》的作者一样，达比很聪明，他的著述甚多但晦涩难懂，留待他人去澄清他的每个时代的确切性质。达比后来的追随者将时代数量扩大到今天所使用的7个：[9]

    1.无罪时代，从亚当和夏娃被创造到被逐出伊甸园。

    2.良知时代，从伊甸园到被驱逐到挪亚方舟。

    3.人治时代，从挪亚方舟到亚伯拉罕。

    4.应许时代，从亚伯拉罕到摩西。

    5.律法时代，从摩西到耶稣。

    6.恩典时代，达比真教会的当前时期，从耶稣受难到耶稣第二次降临。

    7.千禧年时代，最后的耶稣统治时代。

    《圣经》里有很多充满矛盾的章节，而达比的时代体系的绝妙之处就在于，它通过将《圣经》内容分成各个独立的时代，消除了许多混乱，从而减少了章节之间的内部冲突。从解经的晦涩和内部章节矛盾的方面来看，许多神学家认为，达比的这种重新排列把《圣经》组织成一个更加连贯的整体，创造了一个绝妙之作。

    所有有组织的教派，除了其神学或信仰体系之外，还有一个“教会学”，即组织结构。达比的教会学被称为福音集会，即一位有魅力的领袖人物组织的小团体，这位领袖主宰着团体的福音真理。达比有意不给聚会命名，但人们非正式地称之为“上帝的教会”，或者更简单的“兄弟会”，其中最著名的是普利茅斯兄弟会。

    与现代美国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热烈的教堂仪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兄弟会的集会主要专注于一些知识性活动，其方法论与米勒的方法论相似。米勒的方法论会在《圣经》中追踪某个单词，例如“创造”。由于《圣经》中蕴含强大的智慧，但在表述上有大量的含糊其词，因此这场运动很快就变得非常激烈。但是，所有兄弟会成员都同意该运动的基本宗旨，即把世界分为犹太人、基督徒和其他所有人（异教徒）。他们进一步同意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人的第一封信[10]的中心地位。这封书信中有两段关键经文：

    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

    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11]

    对那些接受《圣经》字面真理的人来说，这两段经文的意思很清楚。最后，耶稣半途降下，让所有真基督徒聚集到云中；去往天堂的半途，首先是复活的死者，然后是活人：这就是“被提”。

    达比的普利茅斯兄弟会随后跳转到《启示录》的幻象叙事，大致的顺序：7年不可言喻的恐怖大灾难；耶稣战胜撒旦和他的军队；1000年的和平以及与撒旦的另一场短暂战斗；生者和死者的最终审判。那些在大灾难期间留在地上的人，凭借他们在混乱中的悔改，也有资格获得救赎。（这种叙事被一个多世纪之后的很多原教旨主义小说利用，例如蒂姆·莱希和杰里·詹金斯的《末世迷踪》系列。）[12]

    在就读圣三一大学期间，达比受到皇家神学教授理查德·格雷夫斯的影响。格雷夫斯当时广受欢迎，他讲授的经典著作和神学启发了一代又一代的学生。根据格雷夫斯的说法，犹太人将回到圣地并接受耶稣，然后带着刚刚皈依的热情，引导其他人找到救世主。犹太人的返乡和皈依会加速末日的到来，所以真正的基督徒有责任帮助犹太人返回圣地。和过去以及之后的千禧年派一样，格雷夫斯寻找能够证实圣经预言的当前事件，而土耳其对巴勒斯坦统治的削弱和英国海军力量的崛起就证实了《圣经》预言。[13]格雷夫斯的这种犹太人和基督徒的“联盟”被称为“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并将与“犹太复国主义”配合，在接下来的一个半世纪里获得越来越强大的力量。

    与疯狂的再洗礼派以及第五君主国派起事一样，到了20世纪末，千禧年派成为一个潜在毁灭性的自我实现的预言，原因有二：第一，与格雷夫斯、达比和兄弟会一样，千禧年派的叙事以圣地为中心，而这一地区是现代世界的火药桶；第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时代论者开始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并控制了军事武器，这些武器可以一举焚毁大部分人类，根本不需要《但以理书》和《启示录》里“猛兽”的帮助。

    时代论在美国获得了最热烈的追随和拥护；但它在发源地——不列颠群岛，或者说所有其他发达国家的影响力要小得多。

    19世纪早期至中期，是西方科学发展的重大转折时期。查尔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在1859年出版；科学家们逐渐意识到，地球的年龄比《圣经》中所述的6000年要多得多。1779年，法国科学家布丰用加热的球体模拟了地球的冷却过程，估计地球的年龄为75000年；1862年，物理学家威廉·汤姆森——受勋后的名字为开尔文男爵——认为地球的年龄是2000万到4亿年。随着实验室技术的不断进步，估计值不断增加，到20世纪中期，对地球年龄的共识为46亿年；而对宇宙年龄的估计值是过去的3倍。这些事实使许多基督教徒感到不安，例如，兄弟会拒绝接受达尔文的观点，并努力将地质时间概念融入对《创世记》的解释中。[14]

    在这些科学发现之前，著名政治家和科学家经常涉足末日论。最值得注意的是，艾萨克·牛顿刊登了一整套研究成果，在他死后，其被整理成一套文集，以阐述《但以理书》和《启示录》的意义。[15]

    约瑟夫·普里斯特利在18世纪中期所接受的教育，和那时几乎所有的高等教育一样，是神学的；他以牧师的身份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但很快就对自然科学产生了兴趣。在自然科学中，他在电、气体的性质等方面进行了早期的开创性工作，尤其著名的是他发现了氧气。与牛顿一样，普里斯特利也广泛参与了《圣经》预言，其中包括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的猜测：

    犹太人目前的分散状态是从摩西开始的一系列预言的主题，如果像预言那样，这个杰出的民族能够重回自己的地区并建造一个繁荣的国家，那么，我想，就很少有人会怀疑预言之灵的真实性。[16]

    普里斯特利于1804年去世，是最后一位将预言与科学相结合的备受关注的自然哲学家；在达尔文进化论和地质学繁荣之后，任何一位把《圣经》作为他们对物理或生物科学信仰的基础的主流科学家都将招致同行的嘲笑。同样，这些新的科学知识还摧毁了许多基督教信徒和神职人员对《圣经》字面真理的信念。

    首先在《圣经》真理无误方面改变立场的是德国神学家，他们把《圣经》的叙事看作寓言而不是事实。这一思想流派被称为“高等批判主义”。19世纪，这一运动蔓延到英格兰，逐渐被等级森严、受过高等教育的圣公会神职人员接受；到19世纪末，字面解经的兄弟会发现自己在本国被边缘化了。此外，像达比这样的时代论智者们，当他们投身于模棱两可的《圣经》文本时，会产生一种固有的离心力，这种离心力使英格兰兄弟会分裂成几十个没有影响力的教派，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教派成为人们嘲笑的对象。[17]

    在美国基督教的神学自由中，时代论找到了更肥沃的土壤。美国不仅缺乏英国式的等级制国家教会，而且美国人的性格也截然不同。19世纪，是真正的英国人的世纪，是一个极度乐观的时期，在这一时期，英国人对技术进步有几近绝对的信心，他们能够主导全球趋势。这种心态与时代论对人性的灰暗评价不同。尽管美国最初也认为自己是新耶路撒冷，是全人类的灯塔，但内战粉碎了这一信念，这个伤痕累累的国家更容易接受悲观主义的达比和兄弟会。战后，达比和兄弟会在美国巡演了15年。达比本人每次都要花上几个月的时间访问美国主要城市，并在那里和他的同事们传播时代论信条。

    时代论在美国招募的最重要的新成员是德怀特·穆迪、司可福、加尔布莱恩。其中，穆迪是一位狂热的福音派传教士，他在英国旅游时与兄弟会接触过，后来在美国与达比相遇。起初，出身卑微的穆迪和贵族知识分子达比相处得并不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穆迪的坚毅赢得了达比的赞赏。[18]此外，穆迪还有达比所缺乏的优势：他在大西洋两岸的教堂、体育场和公园聚集了成千上万的信徒。达比死后4年，也就是1886年，穆迪创立了芝加哥福音社（在他死后更名为穆迪圣经学院）。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其培养了几十名美国著名的时代论者。

    之后，超过50所福音社在美国建立，其主要目标是推动基于《圣经》字面真理的预言，并打击主流新教教派中以科学为中心的“高等批判主义”。1924年，一位名叫刘易斯·斯佩里·蔡弗的奥伯林毕业生，创办了著名的福音神学院。12年后，他将学院更名为达拉斯神学院。[19][20]达拉斯神学院是大多数无宗教信仰的美国人未曾听说过但最重要的教育机构。它培养了许多时代论运动的最高领导人，其在福音圈被称为“达拉斯人”，对其他的时代论者影响很大。

    第二个早期美国时代论的关键人物是司可福。他是美国内战时期南方军队的一名退伍军人，在内战结束后从事法律工作，曾担任过堪萨斯州的立法委员和律师。1879年，受到一位名叫詹姆斯·布鲁克斯的时代论领袖的影响，司可福突然皈依了福音教。詹姆斯·布鲁克斯是尼亚加拉圣经会议的组织者，1876—1897年，尼亚加拉圣经会议每年在安大略省的尼亚加拉湖滨小镇举行。司可福还接触了穆迪和早期美国第三位重要的时代论者加尔布莱恩。

    尼亚加拉圣经会议强调了时代论在美国比英国更为盛行的另一个原因，即美国宪法对宗教的不干涉态度鼓励了各色新教教派的发展。布鲁克斯欢迎他们所有人到尼亚加拉湖滨小镇。这避免了英国运动那样的激烈内讧。至今，合一运动精神广泛存在于美国教会中，他们愿意接纳时代论的末日叙事。

    加尔布莱恩比达比更加具有非凡的才智，1879年，18岁的他从德国移民到美国，之后学习了拉丁语、希腊语，尤其是意第绪语[21]，试图改变纽约犹太人的信仰，甚至创办了一家意第绪语报社。他还创办了一家英语报社，其报纸提供给包括蔡弗和司可福在内的美国原教旨主义者阅读。加尔布莱恩的才华打动了蔡弗和司可福，司可福开始编写钦定版《圣经》的注释版本，于1909年首次出版了《司可福串注圣经》，这本书又进一步鼓舞了蔡弗创建后来的达拉斯神学院。

    《司可福串注圣经》非常重要。宗教史学家认为它是最有影响力的、独一无二的时代论出版物，至今仍对现代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存在影响。1909年版本的销量为300万册，而1967年版本的销量超过1000万册；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这两个版本指导了大批美国人了解时代论体系。[22]

    加尔布莱恩、司可福和穆迪，这三个人与布鲁克斯的尼亚加拉圣经会议之间的联系，标志着时代论学说开始与地缘政治纠缠。1878年，布鲁克斯创立了“十四点信条”，其在1890年尼亚加拉圣经会议上被正式采纳。十四点中的最后一点：

    我们相信，在当前的宽免下，世界不会皈依，但将很快成熟并等待审判，同时基督教内部会有可怕的变节；因此，主耶稣将亲自主持千禧年时代，届时以色列人将重新回到自己的土地……主耶稣和千禧年前的降临，是福音中摆在我们面前的蒙福，我们要不断寻祈。[23]

    至此，达比及其追随者对犹太人的重返一直保持严格的不干涉立场。基督教徒认为，他们应该最多是对“被提”和“千禧年”进程感兴趣的观察员，但在“被提”和“千禧年”这两个时代之间的“大灾难”时代，他们应该将行为限制在拯救灵魂上。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不会试图通过鼓励或帮助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来触发这一进程。但是，这一被动的做法随着罗伯特·安德森、威廉·布莱克斯通、亚瑟·贝尔福、奥德·温盖特等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出现而改变了。为了使犹太人重返圣地，他们使用了强大的修辞和政治力量，尤其是温盖特，他以英国军官的身份使用武力，以最暴力的方式违反了达比的不干涉政策。

    和达比一样，安德森出身于爱尔兰贵族阶层，曾在都柏林圣三一大学学习法律，在英国内政部拥有卓越的职业生涯。他后来去往苏格兰场[24]，指导“开膛手杰克”案件[25]的调查。在那个时代，他能够置身于两个完全不同的群体（一个是时代论阵营，一个是统治贵族阶层），这是非比寻常的。因此，在当时以及后来土耳其统治巴勒斯坦时期，他在英国对巴勒斯坦的外交政策方面有一定的影响。尽管在英国，兄弟会已经是社会和神学上的弃儿，但安德森还是非常钦佩达比，他还认识司可福和穆迪。此外，他在任职于英国内政部的几十年里，还经常与各届首相接触，其中包括格莱斯顿、阿斯奎斯、索尔兹伯里，以及宿命般的贝尔福。[26]

    安德森被普利茅斯兄弟会一位名叫本杰明·威尔斯·牛顿的人写的书迷住了。这本书名为《十大王国的前景》，出版于1863年，并不出名。书中，牛顿把关注点集中在《但以理书》中的10个脚趾上：当时的基督徒将泥足解释为罗马帝国，牛顿进一步认为泥足的10个脚趾代表了罗马帝国的10个民族或王国。牛顿设想，除了犹太人重返巴勒斯坦的古老预言以外，末日的第二个迹象，就是这10个古老的王国重新组成一个新的罗马帝国：

    最后划分为10个王国，用10个脚趾表示，这是末日之前的事件，并且可能与以色列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国家同时发生。[27]

    牛顿认为，拿破仑战争和1815年维也纳会议之后，欧洲各地建立的各个现代民族国家，构成了这个新罗马帝国。这些事件无疑预示着末日即将来临，因为：

    英国、比利时、法国、阿尔及利亚、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奥地利和希腊建立的政府，事实上或实际上是民主君主制的政府。君士坦丁堡[28]、埃及和突尼斯的人们对西欧国家的支持表明了这一时期的到来，即泥与铁的混合将恰如其分地代表整个罗马帝国的政府权力特征。[29]

    由反基督者领导的十国组成了复兴的罗马帝国。这一概念是一个极好的确认偏见的例子。这一预言在时代论者中越来越流行，以至于几乎所有包含数字10的《圣经》经文都被视为古罗马重新组合的预言。例如，达比也对《启示录》中的十角兽[30]印象深刻：

    路易·拿破仑是不是反基督者，这个问题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奋，所以我补充一下。我毫不怀疑目前他是拉丁人[31]或十角兽的伟大代理人，他的行动清楚地标志着最后一幕的临近。上帝保佑！[32]

    1881年，安德森在牛顿的启发下出版了《将临的君王》，它是一部大胆而富有挑衅性的预言著作，流传至今（所有时期的时代论者都是激进的；在这一点上，牛顿是一个独立的浸信会教徒，他强烈批评时代论）[33]。安德森的社会地位，使他能够自主地发展一个预言体系，并且这一体系成为20世纪晚期杰瑞·法威尔和哈尔·林赛的可怕预言的基础，而同样以此预言体系为基础的蒂姆·莱希和杰里·詹金斯的小说则更为惊悚，且销量惊人。

    19世纪晚期，安德森对时代论的解释，直接源于《但以理书》9:24-27，对于理解今天美国新教原教旨主义的根源至关重要。《但以理书》中的这四节，描述了犹太人从巴比伦流亡归来到弥赛亚降临这两个事件之间的“七十周”（或译作“七十个七”）。令人困惑的是，书中将这段时间细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7周、62周和最后一周，最后一周又细分为两个半周。（安德森的书名参考的是《但以理书》9:26中的“将要来的君王”，他是领导10国的反基督者。）

    这让人想起千禧年主义对《但以理书》前一章，也就是第八章的关注。第八章提到了圣经中的2300天，也就是从犹太人自巴比伦的归来到末日之间的时间跨度为2300年，因此可以推算出末日时间是1843年或1844年。[34]与此不同，安德森却把注意力集中在70个“周”，也就是以《但以理书》第九章中的490天或年，作为从巴比伦返回到复临之间的时间跨度。从巴比伦结束对犹太人的囚禁到耶稣复临，安德森和千禧年主义对这一时间跨度的估计相差了1810年，这体现出《圣经》预言所固有的棘手性，具体到这里，就是解经者应该如何处理这将近2000年的认知失调。

    处理安德森估计的1810年的缺失需要一个巨大的谎言——把时间暂停。安德森，在耶稣受难的第六十九周按下了末日进程的时间暂停键，此时弥赛亚被“切断”，当反基督者出现时，弥赛亚重新开始。第七十周末日的重新开始时间：

    将会以另一位君主（反基督者）的到来作为预示，他将与犹太人签订7年契约（或条约）；在周中（也就是3年半之后），他将违反条约并打压对方的圣殿朝拜和宗教教义。这一切都是那么简单明了，任何聪明的子民都能理解。（原文在括号里。）[35]

    安德森毫不怀疑，目前已经处于这个序列的早期阶段，这一阶段将涉及：

    未来某些欧洲大危机的后果，就是国家联盟得到发展，因此为可怕存在（指末日）的出现预备好了舞台，人类的伟大领袖即将结束外邦人至上的多事之秋时代。[36]

    时代论者已经确定，有两个事件将标志着时间中断的结束（即时间的重启），以及上帝对犹太人的重新关注，并因此带来末日。这两个事件就是犹太人返回圣地、罗马帝国重新组合成反基督者领导的欧洲十国联盟。虽然达比留下了几十卷书，但由于他的散文晦涩难懂，因此读者群体限制在一小部分有文化且信仰坚定的核心真信徒中。而安德森的散文虽然不像红葡萄酒一样流传下来，但是他在《将临的君王》中准确预言了犹太人将返回巴勒斯坦[37]，这令此后20世纪的读者们兴奋不已。

    1881年，《将临的君王》出版，这增强了其预言的真诚性。其出版时间比西奥多·赫茨尔出版《犹太国》进而推动第一届世界犹太复国主义大会召开并开创现代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早了10多年；比埃德蒙·艾伦比将军从奥斯曼土耳其人手中夺取耶路撒冷早了1/3个世纪。而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前，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新的犹太国家这一前景看上去很渺茫，甚至安德森写道：

    在许多人看来，以色列复国的预言就像一个世纪前我们的祖先对现在的电力和蒸汽的胜利所做的预言一样令人难以置信。[38]

    即使到今天，安德森关于在巴勒斯坦地区恢复犹太国家这一预言的实现仍然令人震惊。但是，他的新罗马帝国的预言就没有实现，这使得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预言从此陷入困境。例如，理查德·格雷夫斯将1815年后兴起的欧洲君主立宪制国家认定为新罗马帝国；之后的一个半世纪之后，时代论者同样认定欧盟是那个新罗马帝国，但欧盟至今没有产生那个反基督领导者，也没有和以色列结成战略联盟，更不用说入侵以色列了。[39]

    米勒末日预言的失败使人们“大失望”，原教旨主义基督徒吸取其教训，不再进行预言的日期设定。从达比开始，时代论者就被吸引，试图从时事中进行预言，特别是他们把国家集团列为新罗马，把个人列为反基督者。尽管在当时看来，圣经和时事之间的相似性似乎是合理和令人震惊的，但几十年后就能显示出预言家的预言是愚蠢的。

    似乎是觉得这一切还不够复杂。达比具有丰富的时代论想象力，在返回圣地的犹太民族和新罗马帝国之间的最后一场战斗中，他又增添了一个主要角色：北方之王。《但以理书》中反复提到，北方之王是以色列的侵略者。达比认为北方之王是当时的俄国。（达比的计划还包括身份不明的“东方之王”和“南方之王”，后者很可能是埃及。）[40]

    对像达比这样有才智的人来说，找到支持俄国入侵圣地的《圣经》文本很简单。《创世记》10:2中列出了雅弗六个儿子中的两个，也就是米设（Moscow）和土巴（Tobol’sk）；在达比狂热的想象中，他们分别代表莫斯科和托博尔斯克，后者位于乌拉尔山脉以东。[41]

    19世纪中后期，强大的沙皇俄国对衰落的奥斯曼土耳其产生威胁，达比断言俄国将从土耳其窃取歌革的土地，然后入侵重建的犹太地区。在20世纪中后期，达比的追随者们继续渲染这个预言：犹太人会与反基督者领导的新罗马帝国结盟，以应对俄国的威胁，反基督者将在三年半后背叛犹太人，结束这个联盟。[42]

    无论这个19世纪的神学推测在今天看来多么复杂、怪异和荒谬，它在近两个世纪中的演变对于理解美国最近的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至关重要。从达比、安德森、穆迪、司可福和加尔布莱恩到梅洛迪那只奶牛，再到最近美国时代论信仰的猛增，这条道路漫长而曲折。而接下来会出现一位关键人物，即一位名叫威廉·布莱克斯通的美国商人。

    布莱克斯通可以被看作美国的罗伯特·安德森，他有很广的人脉，是一个热衷于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地区的时代论者。尽管布莱克斯通出身卑微，但他从岳父那里继承了一大笔遗产，并通过保险业务、节俭、明智的投资以及图书销售，变得更加富有。[43]和安德森一样，他与政府最高层有联系。

    1841年，布莱克斯通出生于纽约州北部，11岁时皈依宗教，后来成为穆迪的亲密伙伴。1886年，他出版了《耶稣来了》，宣扬的核心内容是犹太人回归巴勒斯坦并皈依基督教；这本书最终卖出了100多万册，并被翻译成43种语言。[44]他非常相信时代论者的末日叙事，以至于在1888年左右的某个时候，他把几千本自己的书连同其他希伯来语、意第绪语和亚拉姆语的预言作品，藏在了今天约旦南部佩特拉的周围，这样，“总有一天，在反基督大屠杀中受到惊吓的幸存者们会乐于接受机会，阅读这些上帝的作品”[45]。[46]

    布莱克斯通致力于数秘主义和历史事件的结合，例如，7年乘以一年360天等于2520天，这个数字与巴比伦占领的时间即公元前606年相加，得出耶稣复临的时间是1914年；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是从1914年开始的。但是，正如他在佩特拉周围藏书所表明的那样，他并不反对亲自推动末日时代的到来。

    《耶稣来了》出版若干年后，西奥多·赫茨尔在瑞士巴塞尔组织了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随后的几十年中，布莱克斯通通过他的芝加哥希伯来人使团谨慎地与犹太复国主义者合作，甚至在他写完《埋葬在约旦》一书后，召集了一次基督教前千禧年主义者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联合会议。在犹太教和基督教所达成的会议协定的基础上，他起草了一封写给美国总统本杰明·哈里森的信，这封信被历史称为《布莱克斯通请愿书》（以下简称《请愿书》）。信中，他简略提及了以西结和以赛亚，然后重点讲述了大屠杀下俄国犹太人的苦难。解决犹太人的苦难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办法：“为什么不把巴勒斯坦还给他们？”

    带着天真的乐观，《请愿书》建议奥斯曼人自愿放弃那块有价值的土地，条件是西方国家对他们的债务支持。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请愿书》的413名签名者，其中包括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众议院议长、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众多其他国会议员、著名神学家、记者和行业领袖（如约翰·洛克菲勒、约翰·摩根）。

    哈里森总统向布莱克斯通承诺，他将调查此事，并将信转给国务卿詹姆斯·布莱恩，后者向美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馆进行了问询。正如美国外交官们在那个时代惯常做的那样，他们忽略了犹太人的问题，《请愿书》随后从公众视野中消失；1903年，布莱克斯通把它重新提交给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之后，它再次消失。

    1916年，路易斯·布兰代斯被伍德罗·威尔逊任命，成为美国最高法院的第一位犹太人大法官。被任命后不久，布兰代斯偶然发现了这封信。但那时，已经很少有人知道这封信，以至于当布兰代斯在国务院问询时，其官员否认对此有任何了解。用历史学家保罗·查尔斯·默克利的话说：

    （国务院的官员们声称对《请愿书》一无所知）似乎极不应该。很可能，他们只是不愿意让美国总统甚至美国国会花时间来处理“末日论”者提交的小册子。[47]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美国国务院提供了大量的证据，证明在大屠杀之前和期间，根深蒂固的反犹太主义阻碍了犹太难民从德国及其占领的欧洲地区逃离，并夺走了无数的生命。但上面的引文指出了美国国务院故意驳回由该国精英们签署的《请愿书》的另一个原因：

    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指决策者）对神学单纯的人（指原教旨主义者）的蔑视。决策者们都是在圣公会、公理会、一位论派，偶尔还有长老会等这些圈子里长大的，在他们眼里，没有什么比末日论者的小册子更令人鄙视的了。只要“犹太命运”的唯一坚定拥护者是原教旨主义者，就没有必要在犹太复国主义上浪费时间。与简单、传统的乡村俱乐部式的反犹太主义者相比，受过良好教育的新教徒更加恐惧和厌恶原教旨主义者。[48]

    美国国务院对《请愿书》的忽视令布兰代斯很震惊，他与布莱克斯通建立起友好的联系。1917年，两人重新向一位虔诚的新教教徒威尔逊总统提交了修改过的《请愿书》。但这时，中东的军事和外交形势已经超出了他们的掌控能力。

    布莱克斯通在临死前已经是一个富翁，他送给布兰代斯（他也很富裕）一大笔钱，其中大部分是石油商米尔顿·斯图尔特捐赠、用以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工作的。1935年，94岁的布莱克斯通去世。去世前，他告诉布兰代斯，他把钱藏了起来，就像他在佩特拉藏的书一样，这样在他死后“如果被提真的来了，而你不在其中”，那么这些钱将用来支持未被提的犹太人，随后他们会皈依基督，并改变其他异教徒的信仰。（他还进一步劝告美国最伟大的法学家之一布兰代斯，“显然人类法律并没有为这些事件做准备”。）[49]

    比布兰代斯的犹太复国主义和布莱克斯通的基督教时代论复国主义更令人关注的事件发生在亚瑟·贝尔福身上。从小，贝尔福就继承了父母的虔诚，并痴迷于《旧约》。幸亏如此，否则，他将只是一个典型的慵懒、超然的英国贵族，正如他的传记作者所言，他属于“一种容易辨认的类型，英国和法国的一些政治家将他们的名声归功于他们的才智所创造的印象，而不是任何具体的表现”[50]。

    贝尔福的父亲是国会议员，父母都是福音派新教教徒，尤其是母亲。贝尔福也受到了一位兄弟会成员的强烈影响，这位成员名叫威廉·凯利，和达比一样，凯利也毕业于圣三一大学，更重要的是，他编辑了全套的《达比文集》，并且像安德森一样，在保守党圈子里人脉很广。

    贝尔福的舅舅索尔兹伯里勋爵曾三次担任英国首相，几乎是理所当然的，贝尔福在1902年接任了舅舅的职务。通常情况下，在英国，卓越的才智和机敏的辩论技巧有助于升职，却并不意味着拥有从政能力。贝尔福3年后辞职，主要原因是贸易问题。[51]

    在他辞职的同时，他遇到了赫茨尔的一位助手，即年轻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查姆·魏兹曼，一位刚刚移居英国的化学教授。魏兹曼后来成为以色列第一任总统。据报道，这位年轻的化学家对犹太家园的憧憬让虔诚的贝尔福“感动到落泪”[52]。

    在随后的10年里，贝尔福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关系不断加深，1917年11月2日，时任外交大臣的他给英国犹太社区最重要的人物罗斯柴尔德勋爵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在一周后公开发布：

    英王陛下的政府赞成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一个民族之家，并会尽力促成此目标的实现，但要清楚明白的是，不得有任何可能会伤害已经存在于巴勒斯坦地区的非犹太社群的宗教权利以及犹太人在其他国家享有的各项权利和政治地位的行为。[53]

    《贝尔福宣言》使全世界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兴奋不已，并为30年后以色列国的诞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尽管贝尔福的宗教信仰明显推动了《贝尔福宣言》和随后的英国外交政策，但他与凯利等时代论者的接触是否直接影响了他对巴勒斯坦地区的政策，这一点是值得怀疑的。从那时开始，圣地的命运将不再由满足于站在一旁观察历史的神学家驱动，而将由那些希望自己塑造历史的人驱动。

    9 圣殿山的争夺

    末日叙事如何影响犹太人建国

    犹太人确实回到了圣地，首先是19世纪末的缓慢迁移，然后在东欧大屠杀[1]后随着犹太复国主义影响力的增强而快速迁移，最后是在纳粹大屠杀之后，汹涌回归。

    1948年，以色列建国。其后的几十年里，只有一小部分以色列公民赞同犹太版的末日叙事。犹太版与时代论版本一样，也是以犹太人回归和重建圣殿为特征。由于圣殿山异常的地区敏感性，这一小部分人不断制造内乱，其随时有可能引发地区冲突，甚至全球冲突。

    充满时代论热情的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在20世纪后半叶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他们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无论是在圣地还是在其他地方，冲突危险都同样存在。

    约翰·纳尔逊·达比和他当时的追随者，满足于从旁观者的角度观察事态发展。但20世纪30年代，在一位杰出的英国军官奥德·温盖特身上，时代论理论和现实政治发生了冲突。英国著名的军事历史学家巴兹尔·利德尔·哈特把温盖特描述为“犹太人的劳伦斯[2]”[3]。

    1920年，国际联盟授予英国对圣地的“委任统治权”。[4]1936—1939年，温盖特在英属巴勒斯坦托管地任职。在那里，他的时代论信仰与他的军事技能以及英国资源相结合，推动了千禧年时代的进程；但是他这样做，严重违反了授权中所规定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平等待遇问题。

    温盖特的外祖父曾经是一名苏格兰上尉，辞去英国军队的职务后，在当地建立了兄弟会分会。温盖特的父母也是兄弟会成员。温盖特从小听着父亲的时代论教会布道而长大，而母亲则更加教条主义。1921年，温盖特参军，1936年，他被宿命般地任命到巴勒斯坦，《旧约》是他的战地指南。著名以色列将军摩西·达扬描述了他们的第一次会面：

    温盖特身材瘦长，中等个子，有一张坚毅而苍白的脸。他带着一把重型左轮手枪走进来，手里拿着一本小小的《圣经》。他的态度真诚而又令人舒适，目光犀利而又热烈。他说话时会直视你的眼睛，像是要把他的信仰和力量灌输给你。我记得，他是在日落前到达的，渐暗的光线给他的到来增添了一种神秘和激动人心的气氛。[5]

    温盖特抵达巴勒斯坦的时候，正值阿拉伯人对犹太人定居点和英国授权部队发动了一系列暴力袭击。其中英国授权部队的主要任务是阻止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相互残杀，但温盖特对犹太人的绝对偏袒很快就扰乱了这项任务所需要的本就脆弱的外交。这激怒了他的指挥官们，他们在感情上更倾向于阿拉伯人。

    温盖特认为犹太定居点在防御阿拉伯人的袭击中过于被动，并力劝犹太人开始进攻。他一生都喜欢在敌后进行突击队式的袭击；尽管最初被指派为情报官员，但他很快组建了夜间特种行动队，队伍大约有200人，其中3/4是犹太人，由英国军官指挥；队伍的任务是保护具有战略意义的从伊拉克通往地中海的石油管道。1938年夏，行动队对阿拉伯军队发动了一系列袭击，大部分都是成功的。

    正如摩西·达扬所暗示的，把温盖特称为怪人未免太轻描淡写了。他习惯于赤身裸体或只戴着浴帽向他的部队讲话，讲话时还偶尔擦洗自己。他还生吃大量洋葱，并反复让自己和部队食用受污染的食物和水，因为他相信这会增强抗病能力。

    温盖特家族的时代论神学推动了他在巴勒斯坦的行动。他曾经告诉他的岳母：“犹太人应该在巴勒斯坦有自己的家园，这样，《圣经》预言就会实现。”[6]温盖特也不反对将他的圣经愿望与世俗愿望结合在一起，他认为军事上强大的犹太民族将成为大英帝国的堡垒。

    他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偏袒很快就招致阿拉伯人对他的报复和他的上级的不满。军队上级认为他的“打完就跑”策略以及“把犹太人打扮成英国士兵”是不道德的。最后，军方将他限制在耶路撒冷从事办公室工作，然后在1939年5月将他重新分配到英国的防空部队任职。[7]他在英国待了一小段时间，随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被派往苏丹，然后是埃塞俄比亚，领导“基甸军”游击队袭击当地的意大利占领者。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被调往缅甸（日占区），在那里他组建了最著名的敌后作战部队——“钦迪特”部队（也称为“温盖特的突袭队”），这支英国军队（由英国空军提供补给）不断突袭日军，以保护次大陆[8]免遭入侵。1944年3月24日，他在印度的一次飞机失事中丧生。[9]

    温盖特不仅扰乱了英国在巴勒斯坦托管地的中立性，而且他通过建立夜间特种行动队，积极主动地推动末日的到来，这严重违反了时代论禁令。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战术才华令他的犹太下属们敬畏。他指导过即将到来的1948年独立战争[10]和1967年六日战争中的几乎所有的以色列高级指挥官，包括摩西·达扬、伊加尔·阿隆、伊盖尔·亚丁和伊扎克·拉宾。他还创造了今天中东政治中的“既成事实”——占领土地并建立定居点。[11]用摩西·达扬的话说：“温盖特是我伟大的老师。他教的知识成为我的一部分，并已融入我的血液。”[12]在以色列，到处都是以温盖特名字命名的街道和公共场所，包括国家运动队的训练中心。

    温盖特曾计划在战争结束时辞去英国陆军委员会的职务并回巴勒斯坦；以色列创始人之一、首任总理戴维·本-古里安认为他是指挥以色列军队的“自然选择”。[13]“如果他还活着”无疑是中东历史上最伟大的假设之一：如果温盖特还活着，那么他领导的以色列军队会在1948年独立战争中坚守耶路撒冷旧城吗？他的领袖魅力是否会让军队在那场战争中取得更彻底的胜利并占领约旦河西岸？还是他臭名昭著又反复无常的个人行为会导致新生犹太国家的失败？

    温盖特的影响一直萦绕中东。2000年9月，在近千名武装防暴警察的保护下，在野党利库德集团[14]领导人阿里尔·沙龙坚持访问耶路撒冷圣殿山，由此破坏了《奥斯陆协议》[15]，并引发了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沙龙在青少年时代便视温盖特为英雄；此外，温盖特曾经训练并指导过的一名年轻士兵阿夫拉哈姆·约菲，后来成为沙龙的导师。

    沙龙的这次重要访问，突出了圣殿山作为世界上最具争议地区的地位。圣殿山是耶路撒冷错综复杂的220英亩旧城区中一块35英亩的土地，它本身就与末日叙事紧密相连，因此也与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宗教狂热紧密相连。圣殿山可以说是第三次世界大战最有可能爆发的地方，基督教、犹太教和穆斯林的千禧年主义，正是末日剧中的主角。

    耶路撒冷旧城可以粗略地看作一个正方形，圣殿山在正方形的东南角（见图9-1）。从圣殿山顺时针方向沿着旧城周边绕行，你会依次经过犹太区、亚美尼亚区、基督徒区和穆斯林区，最后回到圣殿山。圣殿山是基督教和犹太教的极端分子都想建造第三圣殿的地方，他们有各自的末日版本。

    图9-1 今天的圣殿山

    第一圣殿由所罗门建造并被巴比伦人摧毁，没有人知道它的确切位置。但最常提到的地点是圣殿山上的岩石圆顶清真寺（甚至在犹太人占领迦南之前，岩石圆顶清真寺很可能已经是耶布斯人的礼拜场所，所罗门的父亲大卫曾征服过耶布斯人）。第二圣殿是在公元前6世纪末犹太人从巴比伦流亡归来后，在马加比家族的领导下重建并扩建的，大希律王将其大规模扩建到现在的圣殿山上。70年，第二圣殿被罗马人摧毁。

    阿拉伯人在637年占领了耶路撒冷，并在692年建成了岩石圆顶清真寺。圣殿山的第二大建筑是阿克萨清真寺，其最初只是一个简陋的棚屋，在地震后重建了几次，直到1035年左右才最终定型。这座山对穆斯林的神圣性源自621年先知穆罕默德的一个梦，在梦中，他在一个夜晚骑着他的长翼坐骑布拉克到访了这座山，并登上了云霄。（第二天，穆罕默德“返回”麦加后，向将信将疑的居民讲述了他这段所谓的旅程。）

    根据对当前圣殿山所持的不同观点，犹太教的学者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最大的群体，他们认为犹太人可以访问圣殿山，但不能在那里祈祷。第二类的人数少一些，他们认为应该禁止参观，由于献祭的红母牛还没有找到，约柜（至圣所）的确切位置也不确定，因此访问者是不纯洁的，可能会意外地污染这块方舟，无论它实际位于山内的什么地方。第三类是极右翼的一小部分人，他们想立即建造第三圣殿。[16][17]

    抛开神学因素不谈，绝大多数犹太人不想重建圣殿，原因很实际：这将需要拆除岩石圆顶清真寺，可能还需要拆除阿克萨清真寺，犹太人对这些建筑的蓄意破坏将引发灾难性的地区冲突，甚至可能是全球冲突。理解这一点并不需要多么伟大的地缘政治智慧。

    在这个容易引起争议的话题上，兄弟会和早期的时代论者几乎没有发表什么言论，他们有很好的理由：《圣经》各章节之间经常互相矛盾，《旧约》和《新约》对未来的圣殿，更准确地说，对在圣殿进行祭祀的必要性，有一些相互矛盾的建议。一方面，《以西结书》第40~48章描述了未来的圣殿，以及将在其中进行的祭祀；另一方面，《希伯来书》10:1-18认为弥赛亚的祭品已经足够，动物祭品是没有必要的，因此重建圣殿也是没有必要的。[18]

    漫长而纠缠的历史，使现代耶路撒冷这座城市具有爆炸性的地位。70年，罗马人摧毁圣殿并驱逐了大部分桀骜不驯的犹太人，而其余大部分犹太人在135年西蒙·巴尔·科赫巴领导的第二次起义失败后也被驱逐。随后，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萨珊王朝、穆斯林倭马亚王朝、阿拔斯王朝、法蒂玛王朝相继占领这座城市。1099年，十字军驱逐了法蒂玛人，屠杀了该城的犹太人和穆斯林居民；1187年，十字军向萨拉丁投降。随后的几十年里，基督教和穆斯林交替控制这座城市。13世纪后半叶，穆斯林马穆鲁克为争夺城市的控制权而和蒙古帝国开战，大约1300年后，马穆鲁克获胜，耶路撒冷迎来了长达6个多世纪的穆斯林统治。[19]1516年，奥斯曼帝国从马穆鲁克王朝手中接管耶路撒冷，并一直保持控制权，直到1917年12月，埃德蒙·艾伦比将军率领的英国军队进入圣地（见图9-2）。

    图9-2 今天的耶路撒冷旧城

    1929年左右，即国际联盟授予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权”生效6年后，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开始互相残杀，包括对个人的袭击、大规模暴动和恐怖行动。整个20世纪30年代，从德国纳粹屠杀和迫害中逃离的大批犹太新移民受到阿拉伯人的强烈抵制，因此互相残杀不断。1947年，联合国提出巴勒斯坦地区的分治决议（见图9-3），但当犹太人在1948年5月14日午夜宣布建立以色列国时，周围的阿拉伯邻国与这个新国家之间爆发了全面战争。

    图9-3 1947年联合国提出的巴勒斯坦分治决议

    分治决议不仅将巴勒斯坦地区大致一分为二，还设置了一个“独立主体”——耶路撒冷市，其由联合国管理，约占100平方千米，包括旧城、更现代化的西部商业区以及其他周边地区。

    巴勒斯坦人和邻近的阿拉伯国家拒绝分治，他们想彻底摧毁这个新生的犹太国家。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宣布独立的那一天，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分别从多个方向对耶路撒冷发动了袭击。

    在旧城南部入口锡安门的一场关键战役中，22岁的军官大卫·埃拉扎尔[20]指挥犹太部队深入耶路撒冷犹太区，将犹太平民和受伤的军人救出。但这次行动也耗尽了埃拉扎尔的精锐部队，剩余部队被迫放弃并离开这个祖辈已经连续生活了大约3000年的地方，旧城被约旦人占领。[21]即使在穆斯林的统治下，犹太人也可以进入圣殿山，而西墙（哭墙）更是犹太教最神圣的地方。约旦军队开始夷平犹太区。尽管失去了旧城，但这个新生国家幸存了下来，这令国际社会和许多犹太人深感意外。

    美国基督教徒对以色列建国最初的反应充其量是温和的。例如，美国天主教徒追随梵蒂冈[22]的态度，拒绝犹太人对圣地提出的任何要求。1943年，梵蒂冈国务卿宣布不承认《贝尔福宣言》；而在1948年以色列宣布独立的同一天，梵蒂冈报纸《罗马观察报》声称：“现代以色列不是圣经中以色列的继承者。圣地和那些神圣的地点只属于基督教：真正的以色列。”[23]

    主流新教徒的反应也不热情；他们大致同意梵蒂冈的观点，即代表新以色列的是基督教徒，而不是犹太人。此外，圣公会和长老会教徒支持阿拉伯人而不是犹太人，他们有一些其他理由，他们担心美国对新犹太国家的支持会妨碍他们在阿拉伯世界的传教活动以及教育机构的发展，特别是贝鲁特美国大学和开罗美国大学，那时，这些大学已经成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温床。[24]最后一点也同样重要，圣公会和长老会教徒已经进入阿拉伯石油公司的管理层，这些石油业务越来越有利可图，对他们来说，具有重要的战略潜力。[25]

    20世纪初，美国新教刊物《基督教世纪》不断发表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社论意见。例如，1929年，它质疑：

    犹太人在很多地区都受到尊崇，因为在那些地区的工业、商业、政治、艺术和文学等领域，犹太人都展现出他们的能力。他们真的想移民到巴勒斯坦这样一个资源贫乏的地方吗？[26]

    最令人震惊的是，希特勒在1933年掌权时，大多数主流新教徒都无视事实。当彻底的种族灭绝代替纳粹种族立法时，《基督教世纪》一再建议不要急于做出判决；编辑们认为需要更多的数据。10年后，该出版物认为，犹太人不信仰耶稣已经有2000多年了，犹太人必须将耶稣带回他们的犹太教堂，从而表明他们对美国的忠诚，“一个简单的举动就是自愿庆祝耶诞节[27]”[28]。

    1942年，关于放逐、集中营和大规模屠杀的一系列故事首次出现在美国报纸上。当美国犹太复国主义拉比斯蒂芬·怀斯开始全面宣传这些故事时，《基督教世纪》质疑他的指控是否有“任何好的目的”。该出版物尤其对怀斯的“犹太人的尸体偶尔被加工成肥皂”[29]这一断言感到愤怒，但是很悲惨的是这一断言后来被证明是真实的。

    并不是所有主流新教徒都如此无视事实。其中最著名的是伟大的美国神学家雷茵霍尔德·尼布尔，和他的许多政治分析一样，他对犹太国家的早期评论经得住考验，对当前的中东局势很有意义。作为一名自由派新教徒，尼布尔拒绝接受《圣经》字面上的真理，并对犹太复国主义问题持有一种更加明智和务实的态度。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他就撰文指出，犹太人应该建国，不是为了实现千禧年，而是为了更现实的原因。首先，“每一个民族都有权最终拥有一个家园，这个民族在这个家园里不是‘有差异’的。在家园里，这个民族既不需要受到所谓善良人的庇护，也不会受到坏人的诽谤”。其次，很明显，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吸纳纳粹压迫下的所有难民，巴勒斯坦应该对这些溢出的难民进行必要的疏导。[30]

    关键在于，与温盖特以及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不同，尼布尔认识到忽视阿拉伯人民是愚蠢的：

    （美国和英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终胜利者，它们）能够确保将巴勒斯坦地区留给犹太人，确保取消目前对移民的限制，并确保对阿拉伯人另有补偿。但犹太复国主义的领导者坚持认为犹太移民给巴勒斯坦带来了新的力量，而不会给阿拉伯人民带来“不公正”，这种想法是不切实际的。期望任何人将对其传统财产的主权限制视为“公正”都是荒谬的，不管这种限制会给他们带来多少好处。[31]

    像大多数时代论者一样，说意第绪语的阿尔诺·盖布兰才华横溢。他将犹太人分为两类，他所崇敬的正统犹太人和他对之持有怀疑态度的更世俗的犹太人[32]。作为一名坚定的反纳粹分子，他深入研究反犹太主义欺诈中最臭名昭著的《锡安长老会纪要》。该书传播了很多犹太人控制全球经济、接管国家政府和杀害基督徒的巨大阴谋（最近，阴谋论在当前全球范围内的极右民族主义者中又卷土重来）[33]。

    与此同时，在大多数主流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都避犹不及的时候，盖布兰做出了一些关于大屠杀的评论，其具有很强的预见性。早在1932年，他就谴责希特勒反犹太主义的疯狂，并预言“显然他将走向末日，与《以斯帖记》中的哈曼命运相同”[34]。到1942年，他是最早传达欧洲纳粹大屠杀和希特勒灭绝犹太人新闻的人之一；到了第二年，他正确地估计出，那时德国人已经杀死了200万人。[35]

    1948年以色列建国时，哈里·杜鲁门和他的国务卿乔治·马歇尔之间体现出非常明显的宗教界限。前者是浸信会原教旨主义者，后者是主流新教徒。杜鲁门在12岁时已经读了两遍《圣经》，而马歇尔则是一个圣公会教徒。[36]在英国对巴勒斯坦的托管权结束的前两天，杜鲁门会见了马歇尔，以及副国务卿罗伯特·洛维特和年轻的白宫法律顾问克拉克·克利福德。

    那时，杜鲁门已经向时任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主席——魏兹曼做出了美国承认以色列的承诺，他让克利福德将他这样做的理由陈述给马歇尔和洛维特。但杜鲁门还没开始，马歇尔就打断了总统的话：“我甚至不知道克利福德为什么会在这里。他是国内顾问，而（我们讨论的）这是一项政策问题。”杜鲁门回应道：“将军，他在这里，是因为我邀请他来。”洛维特是耶鲁大学骷髅会[37]的成员，他的父亲是美国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主席，他补充说，承认以色列“显然是为了赢得犹太人的选票”。杜鲁门和马歇尔互相攻击了一会儿后，马歇尔最后宣布：“如果你听从克利福德的建议，那么我会在选举中投你反对票。”[38]

    最终，马歇尔让步了，并承诺对自己的反对承认以色列的立场保密。杜鲁门的父母都是虔诚的浸信会教徒，杜鲁门小时候经常上主日学校，成年后进行了再浸礼；无论他在哪里，他总会参加周日礼拜。在他的个人文章中，他记录道：“我是一名浸信会教徒，我认为这个教派给了普通人最近、最直接的接近上帝的途径。”[39]

    离开白宫后不久，杜鲁门参观了美国犹太神学院，在那里，一位朋友将他介绍为“帮助建立以色列国家的人”。作为回应，杜鲁门提到了从巴比伦囚禁中将犹太人释放的波斯国王：“你说的‘帮助建立’是什么意思？我是居鲁士，我是居鲁士。”[40]

    1949年的停战协定将旧城和约旦河西岸交给了约旦人；在以色列国土最窄的“腰部”地区，约旦军与海相隔的距离仅为9英里。耶路撒冷较新的西部地区仍在以色列的控制之下，但约旦人控制着拉特伦，其距离新城和以色列其他地区的关键连接处的主要道路仅一箭之遥。独立战争期间，以色列人曾在拉特伦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战斗，但以失败告终。随后以色列人在南部几英里处修建了一条新公路，使得连接处的脆弱性略有降低。

    美国的时代论者与主流基督教徒算是表亲，但与后者不同，他们对于以色列的建立欣喜若狂。其中最典型的是司可福，他曾就读于菲利普斯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会说希伯来语和亚拉姆语，任费城圣经大学校长，后来花了10多年时间编写1967年版的《司可福串注圣经》。1949年，他宣称“弥赛亚时代即将开始”。此外，他认为以色列和英国之间的“迫在眉睫的联盟”，可以看作犹太人和复兴的罗马帝国之间的时代论契约的开始。司可福似乎忘了，此前犹太人一直在攻击英国士兵，英国人可能并不想与犹太复国主义者结盟。还有其他一些时代论者更进一步，他们认为，上帝有意缩短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寿命（他与阿拉伯人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这样可以使亲以色列的哈里·杜鲁门成为总统。[41]

    虽然以色列的建国确实触动了学究型时代论者的灵魂，但在他们的核心圈子（司可福就是这个核心圈子里的典型代表）之外，引起的共鸣并不多。此外，尽管以色列的建国使犹太人回到了圣地，但犹太人并没有控制圣殿山，事实上，他们甚至都无法进入圣殿山，这是数千年来没有发生过的。因此，他们没有实现时代论的基本要求：在重建的第三圣殿中恢复礼拜和祭祀。

    19年后，这种情况将会改变。1967年5月，阿拉伯暴徒涌上街头，要求摧毁以色列，埃及总统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封锁了以色列进入红海的通道，并将联合国维和部队赶出西奈半岛。（1956年，通过与法国和英国的短期军事同盟，以色列占领了西奈半岛。根据随后达成的协议，西奈半岛又归入了埃及。并且根据该协议，纳赛尔的两次行动均构成战争行为。）关键是，纳赛尔还向拉特伦派遣了两个突击营，直接针对以色列的西耶路撒冷；5月底，他公开宣称要摧毁这个犹太国家。

    纳赛尔估计，这一挑衅将引发以色列的进攻，最终导致这个小国被更强大的阿拉伯军队清洗。但他只估计对了一半。6月5—10日的六天里，以色列武装部队将尚未起飞的埃及空军摧毁在地面上，并占领了西奈半岛、西岸、戈兰高地以及旧城和圣殿山。

    起初，以色列人并不打算攻占旧城。他们认为自己的国家处于毁灭的边缘，埃及对他们的生存威胁已经牵涉他们所有的精力和资源。因此，以色列国家领导人绝不想让约旦人加入战争，因为约旦人可能会在以色列脆弱的“腰部”将以色列一分为二。以色列在耶路撒冷地区的战略利益，主要集中于斯科普斯山飞地[42]内，该地区有一些小型驻军以及废弃的大学和医院，完全被约旦的领土包围。

    以色列向约旦国王侯赛因传话：如果约旦不采取敌对行动，以色列就不会攻击约旦河两岸的军队。侯赛因却说他的答案将通过“空降”到达，很快，约旦通过战斗机和炮弹袭击了以色列。虽然侯赛因的空袭基本无效，但当约旦人炮击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郊外的国家国际机场时，以色列人别无选择，只能做出回应。即使在那时，国防部长摩西·达扬为应对危机而刚刚上任三周，依然希望谨慎行事；但内阁鹰派，特别是梅纳赫姆·贝京[43]，要求军队占领耶路撒冷；在战争的前两天，达扬的克制政策占据了上风。[44]

    能比摩西·达扬更好地应对旧城不断变化的动态的人几乎没有。这位独眼国防部长在一个农场长大，每天都与阿拉伯人打交道，会说阿拉伯语，与阿拉伯的童年伙伴们建立了友谊，并钦佩于伙伴们的父母安静的性格。独立战争期间，年轻的达扬曾作为一名中校，指挥耶路撒冷地区的犹太军队。在那场最终结束1948年冲突的微妙而漫长的停战谈判中，他与约旦谈判方阿卜杜拉·塔勒进行了广泛而越来越热情的接触。达扬非常信任他，在塔勒的陪同下，达扬穿着阿拉伯服装前往安曼[45]，并与侯赛因的父亲阿卜杜拉国王进行了谈判；几年后，当塔勒要求以色列的《巴勒斯坦邮报》（《耶路撒冷邮报》的前身）严厉地批评他，从而提高他在安曼的信誉时，达扬回报了他。[46]

    随着埃及和约旦的外部威胁消除，战争即将停火，以色列内阁最终授权占领耶路撒冷旧城；当地的指挥官乌兹·纳尔基斯曾在1948年的旧城战役中失败，他命令伞兵军官莫迪凯·古尔执行最后一次袭击。

    古尔的预备役部队，最初是计划部署到西奈半岛的，但随后其与约旦军队展开了一系列的血腥战斗，从而确保了旧城北部和东部郊区的安全。这些战争的另一个好处，是建立了一条通往斯科普斯山的通道。旧城的约旦驻军紧急请求了支援，但以色列的飞机驱散了这支西行救援纵队，这使古尔的伞兵在6月7日相对容易地由通道进入了耶路撒冷。达扬铭记世界人民的信仰，没有授权对旧城的空中袭击，炮兵部队从圣殿山绕行，并仅向阿克萨宣礼塔内的狙击手进行零散的小型武器袭击。[47]这是幸运的，因为约旦人在圣殿山附近储存了大量弹药，近距离战斗很可能会点燃这些弹药，带来灾难性的地缘政治后果。[48]

    古尔占领了世界上最神圣的地方，用无线电向纳尔基斯发出：“圣殿山在我们手中！”这也许是现代希伯来语中最著名的一句话。纳尔基斯和什洛莫·戈伦跟着古尔登上了山，其中戈伦是独立之后的以色列的军队首席拉比，他欣喜若狂地登上山顶，高呼《圣经》经文，反复吹响他的羊号角（即朔法尔[49]）。

    戈伦是想要重建第三圣殿的少数犹太人之一。他把纳尔基斯拉到一边商量。几十年后，就在戈伦去世之前，纳尔基斯向《国土报》提供了这次谈话内容：

    戈伦：纳尔基斯，现在是向岩石圆顶清真寺投放100公斤炸药的时候了，就这样吧。

    纳尔基斯：拉比，住手。

    戈伦：纳尔基斯，这样做将翻开新的历史篇章。你没有领会这样做的重要意义。现在正是机会。明天，可能就什么都做不了了。

    纳尔基斯：拉比，如果你不停下，我就立刻把你送去监狱。[50]

    戈伦默默地离开了。达扬一听说占领旧城的消息，就立即前往耶路撒冷处理圣殿山事务。当时的圣殿山和现在一样，是中东政治炸弹的导火线。

    正如达扬在他的回忆录中所描述的：

    多年来，阿拉伯人一直禁止犹太人进入他们最神圣的场所，包括耶路撒冷清真寺院内的西墙和希伯伦的列祖之墓[51]。现在我们掌握了控制权，我们应该理解其他那些和曾经的我们一样有相同需求的人，允许各种信仰的人在圣地自由参观和朝拜。[52]

    达扬到达圣殿山后，立即命令将岩石圆顶清真寺上的以色列国旗移走。第二天，他咨询了一位希伯来大学的伊斯兰历史学教授，探讨如何更好地接触管理此地的神职官员，也就是瓦克夫[53]。此后不久，他和工作人员登上圣殿山，前往阿克萨清真寺，进行了一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会面：

    当我们继续登上圣殿山到达清真寺大院时，我们似乎……进入一处阴沉的寂静之地。清真寺外接待我们的阿拉伯官员庄严地向我们致意，他们的表情反映出对战败感到悲伤，并恐惧于我可能会做的事情。[54]

    达扬命令士兵们把鞋子和武器放在门口。经过瓦克夫的初步介绍后，达扬让官员们谈论未来，但他们沉默了。于是达扬和随从们盘腿坐在地板上，以阿拉伯的风俗和他们聊天。最终，官员们敞开了心扉：他们最关心的是战争期间的水电中断。达扬承诺将在48小时内恢复水电。

    这时，达扬将他来这里的原因告诉了瓦克夫：他要让他的士兵离开圣殿山，圣殿山还将留在瓦克夫的手中。达扬要求他们恢复相关服务，并告诉他们，以色列人不会像约旦人那样审查传统的星期五礼拜；以色列的部队将从外部保卫这座山，但推土机已经将西墙附近的阿拉伯住宅清除；犹太教最神圣的地方——西墙，将继续掌握在以色列人手中。

    达扬后来记录道：“瓦克夫和官员们并不喜欢我说的最后一句话，但他们知道无法改变我的决定。”[55]达扬是一个惊人的好色之徒和考古窃贼，他不是天使。记者格肖姆·戈伦伯格观察到，“如果上帝真的干预了人类历史，那么他在选择圣徒时很有幽默感”[56]。达扬自己做出了这一安排，几乎没有采纳内阁的建议；因为即使是谨慎和持久的妥协，也通常无法达到各方都满意。

    但这种匆忙的安排依然产生了一系列问题，每个问题都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几乎从一开始，拉比戈伦就很能制造麻烦。他首先带领一小群追随者到圣殿山祈祷。起初，瓦克夫并没有反对，但在埃波月[57]九日（这一天是犹太人纪念第一和第二圣殿被摧毁的日子），他做出了超越限度的行为。那天是1967年8月15日，这位惹事的拉比带着50个人和一个便携式方舟来到圣殿山，吹响了他的羊号角并祈祷。

    城内的穆斯林开始焦躁愤怒，瓦克夫封锁了圣殿山的主要入口，并开始向犹太人收取进山费用；而戈伦的回应则是宣布下一个安息日会带来1000名追随者。至此，以色列内阁已经厌烦了戈伦的这些危险行为，并做出决定：犹太人可以参观圣殿山，但不能在山上祈祷。而几乎同时，以色列最高宗教委员会的首席拉比直接禁止了犹太人参观圣殿山。虽然并非所有犹太人都承认拉比的权威，但大部分正统犹太人都承认，而且由于他们往往在意识形态上最为极端，因此这项禁令至少在一段时间内遏制了与圣殿山有关的紧张局势。[58]

    少数犹太人想把穆斯林从圣殿山上赶出去，炸毁岩石圆顶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重建第三圣殿。他们感到愤怒，并将达扬称为叛徒（甚至还有更恶劣的称谓）。尽管历史证明达扬是正确的，但重建圣殿的狂热者或瓦克夫都不这样认为。

    几乎从一开始，达扬的妥协就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古尔那个著名的感叹句[59]；圣殿山事实上在穆斯林社区手中，这种控制正是在自1967年战争以来的半个世纪里才得以巩固的，围绕上帝那一小块35英亩土地的政治动荡也随之加剧。

    下一个圣殿山上的重大事件，由一名精神分裂的澳大利亚基督徒丹尼斯·迈克尔·罗恩引发。他充满了由精神病引发的宗教热情，于1967年8月21日进入阿克萨清真寺，将煤油倒在讲坛的楼梯上，并投掷了火柴。大火烧毁了清真寺的大部分室内装饰，还削弱了柱子的支撑力。

    罗恩是赫伯特·阿姆斯特朗的信徒。阿姆斯特朗是美国原教旨主义上帝广播教会的创始人，也是20世纪30年代初最早利用广播新媒介的传教士之一。阿姆斯特朗并不是时代论者，但他相信英国人和美国人是“10个消失的犹太部落”的后裔。尽管如此，时代论的普通信仰，即只有在重建的圣殿中恢复朝拜和祭祀才能使耶稣复临，激发了具有活跃错觉的罗恩，他采取了合乎逻辑的下一步：阿克萨清真寺是第一圣殿的所在地，它必须被摧毁，以便为新圣殿的重建让路（尽管大多数权威人士认为第一圣殿的遗址在岩石圆顶清真寺，而不是附近的阿克萨清真寺）。

    两天后，当以色列警察终于在东耶路撒冷的小旅馆抓住罗恩时，他高兴地承认：既然上帝想让他建造这座圣殿，他就必须先摧毁阿克萨清真寺。最后，罗恩被审判、定罪，并被关押在精神病院，于1974年被驱逐回澳大利亚，一直在医院里住了20年才去世。

    尽管罗恩和犹太人没有什么关系，但阿拉伯世界还是爆发了；纳赛尔和沙特国王费萨尔都向以色列宣布圣战。在这一特殊情况下，以色列人是幸运的，因为纳赛尔和费萨尔都锁定了最有可能接受号召的激进伊斯兰主义者。[60]

    阿克萨清真寺的大火表明，圣殿山政治有最具爆炸性的两大特点。首先，它无处不在，总是充满偏执；尽管罗恩很明显只是个精神病人，并与犹太复国主义无关，但阿拉伯世界的许多人仍然指责犹太人纵火，并认为事实是以色列的消防队员向其泼汽油。而与此相反，以色列内阁部长则指责穆斯林为了挑衅而放火。其次，如果圣殿山的火药桶会点燃世界，那么它很可能伴随着宗教幻想的火焰，这种幻想可能来自犹太复国主义极端分子、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者、时代论基督徒或者普通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将这一原则应用于世界上所有的伟大信仰，并不算过分笼统。主流的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落入受骗的真信徒或明显的精神错乱者手中之前，都是和平的宗教。关于精神错乱者，他们的主要症状是幻听，常常听到来自上帝的声音。[61]

    并不是只有基督教徒才有末日错觉。犹太人在这方面领先了500年。伊斯兰教几乎是从穆罕默德本人开始，就有自己的末日错觉版本，这一版本最近在书店和战场上迅速发展。

    绝望是末日叙事生长的沃土。公元前6世纪，被流放到幼发拉底河沿岸为奴后，古犹太人正需要休整。《以西结书》和《但以理书》记载了压迫犹太人的人被毁灭，但神学家们通常认为首次明确提到犹太弥赛亚的是《以赛亚书》。与《但以理书》相似，《以赛亚书》的写作时间是以赛亚生活的公元前8世纪之后的几个世纪，它可能是由一系列作家在巴比伦流亡期间以及回到犹大之后创作的。书中预言了一位救世主的出现，他将结束世界，在耶路撒冷建立一个上帝的普世王国。

    弥赛亚主义是犹太历史上一个持续的主题，它有时像一条细红丝带，有时则像一块展开的能够蒙蔽理性的深红色布。它可能会带来一场全国性的运动，例如罗马时期，70年，奋锐党[62]策划的起义。起义中分裂出西卡里党，其暗杀了拒绝反叛的犹太人；其中一些西卡里人后来在死海之上的梅察达集体自杀。它还可能是某些虽有才能但被骗、偶尔有精神病的个人的作品，比如沙巴蒂·萨维，一位患有躁狂抑郁双相型障碍的塞法迪[63]拉比，他在1648年的狂躁间歇宣称自己是弥赛亚，并成为小亚细亚士麦那地区大型犹太社区的宗教领袖，然后在东地中海四处穿梭，聚集皈依者和会众。17世纪中期的大屠杀使欧洲大陆的犹太人口大量减少，沙巴蒂·萨维的弥赛亚救世承诺吸引了大批追随者，但当他被奥斯曼帝国监禁而面临死亡威胁时，他选择了皈依伊斯兰教，这一承诺也宣告结束。[64]

    大屠杀后，难以控制的以色列独立运动中再次上演了奋锐党和西卡里党之间的戏剧版本。在独立前的冲突中，两个恐怖组织“伊尔贡”和“莱希”（前者一般不会谋杀犹太人同胞，但后者会），都参与了对阿拉伯人和英国官员的暗杀性袭击，最著名的是1944年在开罗暗杀英国副国务大臣莫恩勋爵，以及1946年炸毁耶路撒冷的大卫王酒店，造成91人死亡。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伊尔贡要求暂时停止对英国人的袭击，这激怒了更激进的成员，他们在亚伯拉罕·斯特恩的领导下联合成立了莱希（就是在英语世界中更为人所知的“斯特恩帮”）。像伊尔贡一样，莱希的目标也是阿拉伯人和英国公民，它们不仅对莫恩遇刺事件负责，而且对1948年的联合国代表福克·伯纳多特伯爵遇刺事件负责，因为当时它们担心伯纳多特会与阿拉伯人达成对它们不利的停战协议。（战争期间，伯纳多特曾帮助数万人从德国集中营获释，其中约有1600名犹太人。）

    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与英国的临时停火争议之外，还有两个方面的争论使伊尔贡和莱希分裂。与奋锐党和它的分支西卡里党的区别一样，伊尔贡人一般不会杀害他们的犹太人同胞，而莱希人则会这样做。过去的西卡里人和后来的莱希人都谋杀过犹太人的通敌者，偶尔还谋杀与他们仅仅有意识形态分歧的人。更重要的是，和西卡里人一样，莱希人也是热情的弥赛亚主义者，而伊尔贡人则更世俗化。

    莱希的宣言，即《民族复兴原则》，列出了18条，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向犹太人承诺《出埃及记》中的土地“从埃及河到大幼发拉底河”，以及第三圣殿的重建。[65]在被纳入以色列武装部队和情报机构之前，伊尔贡和莱希的最后领导人分别是梅纳赫姆·贝京和伊扎克·沙米尔。两人后来都成为以色列总理。

    以色列人对弥赛亚主义团体的支持相对较少。那里的民众消息灵通，他们认为在晚间新闻时间给别人打电话是一件非常粗鲁的事情；他们同样非常清楚，重建圣殿类似于一种自杀行为。尽管这个国家仍然是恐怖袭击的目标，最近尤其是伊朗部队打击的目标，但弥赛亚主义的原推动力——一种与巴比伦人、塞琉西王朝、罗马人、国社党或纳赛尔统治下的埃及人等规模相当的威胁——已不复存在；毕竟，以色列已经与埃及和约旦签署了和平协议，而剩下的威胁来源国叙利亚则陷入内乱。

    即便如此，1967年对旧城的占领确实激励了以色列千禧年主义者中的一小部分人，特别是信仰者同盟（即坚信派），他们将《出埃及记》中的最大领土视为信仰：上帝将加沙、西岸、戈兰高地，甚至荒芜的西奈半岛永远留给了犹太人。1967年独立战争刚刚结束，坚信派就开始在约旦河西岸修建定居点，1974年，他们与新总理伊扎克·拉宾因为那里的修建工程发生了冲突；最终，坚信派通过拉宾的对手、建立定居点的支持者——国防部长西蒙·佩雷斯，迂回挫败了拉宾。3年后，梅纳赫姆·贝京成为以色列的领导人，他打开了西岸扩张的闸门。（1978年的《戴维营协议》[66]规定，将西奈半岛归还埃及。坚信派没能阻止该协议的实施。）

    其他的犹太弥赛亚主义者则专注于圣殿的重建。伊斯拉尔·阿里尔就是这样一位圣殿狂热者，他是一位关注梅洛迪小母牛的拉比。1967年，年轻的阿里尔曾在攻占西墙的伞兵旅服役。对他和一小群极端正统的犹太人来说，弥赛亚（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还没有到临过的）在圣殿建成并使用之前是不可能出现的。1988年，阿里尔协助建立了“圣殿研究所”，该研究所不仅致力于重建第三圣殿，而且致力于完成圣殿最精致的细节，包括亚麻长袍、乐器、古犹太教朝拜所用的仪式。

    完成这些细节只不过是时间、技能和金钱问题，阿里尔和他的同事们根本不缺。更难的是要找到祭司主持弥赛亚回归所需的祭祀仪式，而这代表了神学上的一个两难问题，因为祭祀通常只能由用红色小母牛的骨灰洁净后的祭司主持，这本身就需要屠宰这种稀有的牛。

    约瑟夫·埃尔博伊姆是另一个弥赛亚团体“重建圣殿运动”的拉比，他试图通过创造“从未与死尸在同一屋檐下”的洁净祭司，来克服无法找到合格红色小母牛的困难。他从古代祭司种姓科哈尼姆的后裔中挑选出自愿的孕妇，她们将在一个特殊的院子里分娩，那里高于地面，以避免另一个祭司的禁忌，即“不能错误地踩在一块没有标记的坟墓上”。该项目允许家长探访，但男孩们永远不能走出大院；他们可以在一个升高的庭院玩耍。男孩们将接受包括祭祀技术在内的祭司培训，在成年礼后的某一天，他们将成为转基因红母牛的屠宰者。[67]

    1975年，像8年前戈伦和他的追随者做的那样，一小群犹太弥赛亚主义者进入圣殿山，在一扇禁止他们进入的大门内祈祷。[68]阿以联合警察部队将正在祈祷的这群民族主义者赶走，但以色列法庭做出了有利于这群人的裁决。这引发了骚乱，数名阿拉伯人死亡，几十人受伤。阿拉伯国家在联合国发出了抗议，瓦克夫规定，包括西墙在内的整座圣殿山都属于清真寺。以色列高等法院最终废除了允许犹太人在圣殿山祈祷的决定，但随后利库德集团的3位总理梅纳赫姆·贝京、阿里尔·沙龙和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发誓要改变这一裁定。但最终没有人兑现这一煽动性的承诺。

    1982年，两个犹太极端主义团体分别试图在圣殿山放置炸药；第一个是由拉比梅厄·卡赫纳领导的反阿拉伯种族主义团体，叫作“卡赫运动”，其试图在岩石圆顶清真寺的墙壁附近引爆炸弹。第二个是名为“利夫塔帮”的神秘团体，其试图炸毁岩石圆顶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69]为此，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进行了一次地缘政治模拟，并得出“如果岩石圆顶清真寺真的被摧毁，那么这将触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结论。

    更危险的是另一个团体“犹太地下组织”。到20世纪80年代初，其成员已经杀害了希伯伦的5名阿拉伯学生，并企图暗杀约旦河西岸的市长们，炸毁清真寺和阿拉伯公交车。这些行为非常危险。1984年，他们对岩石圆顶清真寺进行了广泛的侦察，并获得了先进的炸药，但后来计划取消。正如后来的一个极端组织的成员所说，30个成员的行动，可以被称为一个地下组织的行动；300个成员的行动，就是一场运动；3000个成员的行动，那就是一场革命。[70]第二年，一家以色列法院判处了27名地下组织成员监禁，监禁时间从几年至终身不等，罪名是对圣殿山有企图并进行了其他恐怖袭击。然而，到1990年，在以色列右翼团体的压力下，他们全部获释。[71]

    直到1994年去世之前，拉比戈伦一直在制造麻烦。从第一次造访圣殿山，他就开始勘测。在他去世前几年，他公布了那些测量数据，并发表了一篇圣经评论，宣称山的南部有一大块土地不受圣殿的洁净限制，因此其适合修建犹太教堂。该评论文章忽略了一个事实，即该地目前被阿克萨清真寺占据。

    与地上的祈祷一样，在圣殿山土层下进行的考古活动也会激起阿拉伯人的愤怒。尽管当时有大量的历史和考古学证据，但穆斯林通常否认第一和第二圣殿曾经存在过，并将任何挖掘圣殿山土层的行为视为犹太人试图为建立第三圣殿找证据。

    几个世纪以来，人类的居住地积累了连续的沉积层，因此考古学家挖掘得越深，能够追溯到的时间就越早。罗马和耶路撒冷等具有悠久历史的古城中，偶尔会有这方面的生动体现。在这些现代城市的街道下方，12~24英尺的地方发现了可追溯到基督时代的挖掘物。

    这意味着，耶路撒冷的考古学家们在挖掘时首先会遇到奥斯曼帝国时期的文物，然后是更早的穆斯林王国的文物，然后是罗马、希腊、犹太人的文物，如果幸运的话，就还有迦南统治者的文物。1967年以色列占领耶路撒冷后，希伯来大学的考古学家本杰明·马扎尔领导的犹太研究人员首次进入了圣殿山周围的地区。

    马扎尔最重要的发现是希律王第二圣殿晚期的一个大型公共区域，那里有大量的房屋、宽阔的街道和毗邻圣殿山的复杂水利系统，以及通往圣殿山的巨大台阶。这可能是考古学家们发现的证明第二圣殿存在过的决定性证据。

    瓦克夫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投诉，认为挖掘破坏了圣殿山的稳定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命了一系列独立调查人员，但没有发现山结构被破坏的证据，还赞扬了考古结果。只有其中一位与会者批评了挖掘工作没有得到阿拉伯土地所有者的许可。[72]

    更严重的问题来自西墙隧道。以色列从1969年开始，沿着圣殿山的西面从地下挖掘，这毁坏了马穆鲁克时期的多个建筑，令瓦克夫很心烦；联合国大会对挖掘进行了谴责，随后对以色列进行了制裁。但美国及其盟国为了抗议联合国的制裁，不再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缴纳会费，这差点儿使该组织破产。

    19世纪，英国考古学家查尔斯·沃伦在圣殿山地上和土层下进行了大量挖掘，众多发现之一是西墙地下的一扇古老大门，它通往地下的隧道，然后是一段台阶，其通往岩石圆顶清真寺附近的地面。后来，沃伦写了一本小册子《应许之地》，建议成立一个“类似于过去东印度公司”的欧洲财团，它可以和犹太人一起殖民巴勒斯坦地区。[73]

    1981年，在拉比耶胡达·盖茨的指导下，西墙隧道的工人再次遇到了“沃伦之门”，并发现了其外的东行隧道，盖茨认为这条隧道将通向至圣所，甚至可能通向丢失的约柜。他的团队开始向东、圣殿山下岩石圆顶清真寺的方向挖掘，这显然是在以色列宗教事务部的合作下进行的。盖茨发现东行隧道几个星期后，瓦克夫的卫兵听到地下挖掘传来的声音，便下到蓄水池查看，他们在那里与犹太人发生了冲突。[74]

    果不其然，戈伦宣称，新隧道比西墙还要神圣。而另一方面，阿拉伯人看到了犹太人想要控制圣殿山的赤裸裸的企图。面对阿拉伯人的强烈敌意，以色列人用一堵厚厚的混凝土墙封锁了隧道，永久性地阻止了进一步的调查。

    20世纪80年代中期，西墙隧道完工后不久，以色列人就将其向游客开放。通道很狭窄，游客们必须从靠近哭墙的南部入口进入，参观完后从同一门口走出，这种往返造成的拥挤严重影响了游客的参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以色列人在隧道北部终点修建了一个出口，这再次激怒了阿拉伯民众，他们认为新出口企图破坏和摧毁圣殿山；愤怒的人群聚集，工程被迫暂停。

    1996年9月23日午夜，以色列人打通了隧道北部的出口，使隧道与地上街道相通，并迅速在那里安置了一扇铁门。两天后，整个巴勒斯坦地区爆发了骚乱，以色列军队和根据《奥斯陆协议》新组建的巴勒斯坦国家安全部队之间爆发了激烈冲突；双方都有几十人丧生，数百人受伤。[75]局势十分紧张。克林顿总统不得不召开了一次国际首脑会议，但会议没有最终结果。随后，骚乱平息，出口仍然敞开；今天，游客走出隧道出口后会惊奇地发现，以色列警卫在那里迎接他们，并将他们护送回哭墙。

    1967年以色列对旧城和约旦河西岸的占领，不仅改变了中东和阿以关系的政治局面，而且给美国和以色列的政治、宗教和文化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冲击。其影响力是当年事件中的直接参与者无法预测到的。最令人震惊的是，美国的时代论主角将被一个如此幻想的、脱离现实世界事实的信仰体系驱使，让约翰·纳尔逊·达比都自愧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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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深入了解美国当前的文化两极分化，我们可以观看一部美国B级电影《末世迷踪》，尼古拉斯·凯奇在里面饰演航空公司飞行员雷福德·斯蒂尔。在从纽约飞往伦敦的途中，斯蒂尔飞机上的数十名乘客莫名其妙地失踪，且飞机与一架显然无人驾驶的客机相撞，随后在斯蒂尔女儿的引导下，不可思议地在一段废弃公路上紧急迫降。

    影片在飞机上和地面上的混乱场面之间不断转换镜头，观众们可以分成两组：那些认为情节离奇并后悔观看的人，以及那些认为影片讲述了一个有趣的故事的人，其中的故事就像《十一罗汉》或《卡萨布兰卡》中的故事一样。

    没有什么比时代论更明显地分裂了美国的文化：对其中一方来说，它提供了一种能够从末日苦难和永恒诅咒中被拯救的可能性；而对另一方来说，这似乎只是一个信仰体系，就他们所理解的程度而言，就像《末世迷踪》那样杂乱无章。

    2001年10月7日，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向全国发表讲话，宣布在阿富汗采取军事行动。这次讲话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文化分歧。在世俗人看来，这次讲话的风格宽容而温和，几乎不包含任何宗教内容，只是在美国真诚认可并给予其近20亿教徒美好祝愿的时候提到了伊斯兰教。

    而另一方面，福音派听众却从一些话语中听出了相当不同的信息，如“孤独之路”（出自《以赛亚书》）、“杀害无辜者”（出自《马太福音》）和“没有和平”（出自《耶利米书》《以西结书》《历代志》《以赛亚书》），它们暗示了犹太-基督教上帝的愤怒。宗教学者布鲁斯·林肯观察到，“留意到这些话语的人很清楚地听到了，但是缺乏《圣经》知识的人可能听不到”[1]。布什的讲话像是一声响亮刺耳的狗哨；正如布鲁斯·林肯发表那些言论之后《今日基督教》所评论的：“可悲的是，我们再也不能在布什讲话时，偷偷地相互点头和眨眼了。”[2][3]（布什本人显然对他的时代论信仰保持沉默；官方显示他是卫理公会教徒，大多数观察家将他归类为主流新教徒。）[4]

    时代论幻想的盛行，是美国与其他发达国家的一个很大不同，并埋下了潜在的不幸。

    以色列只有一小部分人是犹太弥赛亚主义者，其他绝大多数人害怕重建第三圣殿，因为他们非常清楚，重建圣殿必须首先摧毁穆斯林的清真寺，而这么做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但是，对美国福音派教徒来说，情况并非如此。由于达比和他的继承者的影响，美国怀有弥赛亚式梦想的基督教徒比犹太人还多，他们希望在重建的圣殿里恢复祭祀。

    这样做的神学理由并不充分。不知道什么原因，时代论者通常会引用繁杂冗余和模棱两可的《帖撒罗尼迦后书》2:4的内容：

    他抵挡神，抬举自己，高过一切被称为神和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中，自称为神。

    《穆迪月刊》是穆迪圣经学院的内刊，1967年六日战争后，该刊物的大部分文章都与占领旧城以及重新获取圣殿山的预言意义有关。在确认偏见的一个典型例子中，该刊物上发表了一篇圆桌式文章，其中一位作者将冲突的意义总结如下：

    《圣经》几乎是中东各种事件的百科全书，现在的中东无疑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对我来说，这些事件证实了《旧约》和《新约》预言的字面解释。[5]

    在同一篇文章中，达拉斯神学院院长约翰·瓦沃德讨论了恢复圣殿的动物祭祀问题，指出“许多人由此预测胜利的以色列国家将尽早恢复圣殿活动”，并且“这肯定是神力所致，表明时代的终结”[6]。

    瓦沃德并不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与安德森、司可福和盖布兰一样，尽管他的作品非常有名，但他过着简朴、平静的生活。宿命般地，瓦沃德文章的下一页是哈尔·林赛的文章。林赛是一位更不为人所知的达拉斯神学院的毕业生，1958—1962年曾是瓦沃德的门生。[7]

    短短几个段落的引言之后，林赛开始罗列当时的各种“灾难”：越南战争、美国国内种族暴动、第一次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失败的核悲剧、共产主义中国的崛起、全球人口过多导致的数十亿人挨饿。

    根据林赛的说法，自由新教对《圣经》字面真理的否定和对上帝已死的传播，同样是灾难性的。在他狂热的想象中，地缘政治中的明星国家与《但以理书》和《启示录》完美契合：复兴的罗马帝国/欧盟，“北方之王”苏联，“南方之王”埃及，最后是“东方之王”中国。根据林赛的说法以及《启示录》9:13-21的预言，一个庞大的东方部落（用林赛粗野的措辞，就是“黄祸”[8]）将出现：“最近在红色中国境内拍摄的一部电视纪录片说，目前有2亿中国人处于战备状态。这是一个有趣的巧合吗？”[9]

    实际上，《启示录》的章节并没有提到“东方之王”；它的9:16提到了20万来源不明的骑士，而不是2亿。20世纪70年代，处于鼎盛时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大约拥有400万士兵。尽管这些与事实不符的点不断出现，但对林赛而言一切都很清晰，据他所说，那个时代一连串无法抗拒的全球恐怖事件：

    是由一块块巨大的拼图碎片组成的，经过许多模糊之后，拼图终于拼好了。我们正生活在一个神圣拼图中的碎片突然回到它们所属位置的时代。当然，最重要的发展是，在经历了近2000年的全球离散之后，以色列在原来的土地上重建了国家，以及自此之后中东发生的事件。[10]

    林赛的这篇文章，暗示了时代论者从被动观察到积极参与末日序列的过程，这一过程是由大规模虚构的、荒谬的地缘政治主张所推动的。林赛提到了一位“以色列历史学家”，当这位历史学家被问及“如果圣殿重建，那么岩石圆顶清真寺怎么办”时，他含糊其词地回答：“谁知道？也许会发生地震。”[11]听到这句话的以色列人可能会大笑：这位被提问的“以色列历史学家”就是伊斯雷尔·埃勒达德，一位莱希党右翼理论家，他起草了该组织的《民族复兴原则》，该原则宣称犹太人有权拥有尼罗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所有土地，并主张立即修建第三圣殿。

    《穆迪月刊》在时代论圈子里很有名，但在美国公众中没有多少读者。尽管如此，但林赛对末日审判情景引人入胜的断奏方式展示出他的散文天赋，他将在未来半个世纪里向数千万美国人传递时代论信息。在此过程中，他将获得财富和世界知名度，并改变美国的宗教格局。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独特的地缘政治幻想会影响到美国的政治团体。

    林赛于1929年出生在休斯敦，从小接受传统的南方原教旨主义教育，但他似乎并不怎么投入；受洗3次之后，他发现宗教无关紧要并令人失望，“所以我就离开了”[12]。他稀里糊涂地完成了得克萨斯大学的商科学习，然后被安排到海岸警卫队做了一段时间的密西西比河拖船船长，还结束了一段失败的婚姻；这些经历让他对世界感到悲观。当他几乎处于自杀边缘的时候，他读了一本基甸版《圣经》，并受到启发：如果他接受了上帝的真理，他就将获得精神上的重生。

    他被吸引了，但仍不确信，于是他自学了希腊语，并沉浸在《圣经》中，而他曾经以为《圣经》充满了历史错误。不久，他遇到了一位名叫杰克·布莱克韦尔的年轻传教士。这位年轻传教士向他介绍了《圣经》预言：“我心中点燃了一团火，从未熄灭。”[13]

    他的新信仰引领他进入了达拉斯神学院，在那里，他获得了神学硕士学位，并再婚。一毕业，这对新婚夫妇就开始了校园传教士的工作，在动荡的20世纪60年代，他们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旧金山分校等学校传播时代论叙事。向持怀疑态度的左翼校园听众布道的经历，将他的修辞技巧磨砺得像一把神学手术刀；一位观察家记录了他让观众席上挤满符合征兵年龄的年轻人的方法：对这群年轻人来说，哈米吉多顿末日并不是一个抽象概念，英俊、有魅力、表达清晰的林赛用黑板上的绘制的地图快速地呈现时事，这让他们非常着迷。[14]

    后来，他和妻子厌倦了大学城的喧嚣，选择在洛杉矶定居，集中精力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工作。受《穆迪月刊》成功的鼓励，他决定写一本书。在著名宗教作家卡罗尔·卡尔森（与比利·葛培理共事过）的指导下，他开始了这项工作：

    写书的时候，我会想象自己坐在一个年轻人（一个愤世嫉俗、不信教的人）的对面——我会试图说服他《圣经》预言是真的。如果你能让一个年轻人理解，那么其他人也会理解。年轻人会为了某件事情毫不犹豫地给你打电话，这会迫使你与那些不属于宗教“俱乐部”的人打交道。[15]

    结果，他的《消失的伟大地球》与任何福音派文学作品都不一样：它延续了1967年《穆迪月刊》中的那篇文章的风格，轻松融合了当前的地缘政治学、令人惊叹的未来主义技术和当前的流行文化，并巧妙地覆盖于时代论框架之上。书店没有把它放在发霉的宗教书的架子上，而是把它放在畅销的新纪元板块的架子上，它与《易经》《超觉冥想》《反射疗法》等作品相邻。

    林赛和卡尔森掌握了文学传播的艺术，他们的作品吸引了读者。不到一年，这本书就卖出了1000万册，到现在至少已经卖出了3500万册。罗纳德·里根总统和他的几位内阁秘书手中都有这本书。随后他们又出版了类似的书，销量也达到了数百万。

    这本书的影响力非常大。美国最受尊敬的神学观察家之一，已故的保罗·博耶说：

    我认为，哈尔·林赛实现了一种突破，他使对《圣经》预言感兴趣的人群超出了真信徒的范围，使《圣经》预言成为一种更广泛的文化现象。而那些从来没有关注过预言的人也听说了这本书，于是他们拿起了平装本。当他们看到林赛将时事编织在一起，而《圣经》文本似乎预示着这些事件时，他们说：“哇，这太神奇了。这里面一定有什么道理。”……（林赛）似乎不仅对公众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对政府的一些最高级别官员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16]

    该书于1970年首次出版。在这本书中，林赛将达比、安德森、司可福和加尔布莱恩的作品综合成了轻松、流畅的叙事阐述，而且他更擅长推销《圣经》的无误性。他一次又一次地讲述那些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后以不可思议的准确性实现了的耶稣和先知的预言。

    确认偏见不仅包括积极寻找有利的证据（无论这些证据多么模糊），而且包括故意对相悖的数据（存在大量没有实现的《圣经》预言）视而不见。仅举几个例子：《圣经》预言埃及将成为永久的荒地、尼罗河将蒸发（《以西结书》29:8-15和30:12）；埃及人将使用迦南语（《以赛亚书》19:18）；最著名的是，一个犹太王国将出现，从尼罗河向东延伸几百英里到幼发拉底河（《出埃及记》23:25-31）。

    林赛的影响力，从最谦卑的信徒延伸到美国政治的制高点。罗纳德·里根从小就从虔诚的母亲内莉那里传承了虔诚的宗教信仰；虽然大多数美国人都知道里根毕业于尤里卡学院，但很少有人知道他与基督徒教会的关联，那是里根家族的教会。虽然基督徒教会是一个主流新教教派，但该教会深受社会和经济保守主义的影响。

    到成年时，里根已经成为一名福音派新教教徒。在政治生涯的早期，他热情地宣布自己对基督的忠诚；在担任加利福尼亚州长期间，他成为《消失的伟大地球》的书迷。[17]他还定期会见当时最著名的时代论者和福音派人士，包括杰瑞·法威尔、金·贝克、帕特·罗伯逊和比利·葛培理。这些人都记得曾与这位崭露头角的政治家在末日论方面进行过热烈的讨论。在葛培理和里根之间的末日论对话中，一位目击者对这位州长如何“坚持自己的观点”感到惊讶。[18]

    里根不只和福音传道者探讨末日论。1971年，他对加利福尼亚州参议院民主党临时主席詹姆斯·米尔斯说：“有史以来第一次，哈米吉多顿末日之战和基督复临的一切条件都已经准备就绪。”他提高音调，继续说道：
    很快了。以西结说，上帝子民的敌人将遭受烈火和硫黄。那一定是指他们将被核武器摧毁。以前没有核武器，现在有了。[19]
    里根甚至强行和犹太人讨论这个问题。1981年，这位新当选总统与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托马斯·戴恩探讨了末日论：“我看了你们《旧约》中的古老预言[20]，以及预言世界末日的迹象，我想知道，我们这一代人是不是将要看到末日到来的那一代人。”此后不久，他向亚拉巴马州参议员豪厄尔·赫福林重申了这一想法，并补充道：“苏联将卷入其中。”[21]

    里根尤其被林赛的时代论叙事中的苏联角色吸引；并非巧合的是，在1983年他向全国福音派协会发表的著名演讲中，他称苏联为“邪恶的帝国”，“圣经和主耶稣要求我们抵制这种邪恶”，使这些邪恶之物不再挡道，他接着说：

    苏联庞大而空前的军事建设将会被施行核武器冻结。然而，让我们祈祷救赎那些生活在极权主义黑暗中的人，祷告他们能发现认识上帝的欢愉。但是，在他们这样做之前，我们要意识到，尽管他们宣扬国家至高无上，宣扬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并做出最终将统治地球上的所有民族的预测，但他们是现代世界邪恶的焦点。[22]

    人们不禁要问，对于里根这样一个沉迷于“千禧年”时代辉煌、接待厅里谈论的都是核灾难的人，苏联领导人会有何感想。情报报告也会让苏联领导人知道，里根的任职多年的国防部长兼搭档卡斯帕·温伯格也是虔诚的末日信仰者，是哈尔·林赛的狂热支持者，是一名虔诚的圣公会教徒。温伯格对《圣经》的最后一本书印象深刻：“我读过《启示录》，是的，我相信世界将结束——这是上帝之力，我期待，而且每一天我都觉得时间到了。”[23]（除了里根和温伯格，当时的内政部长詹姆斯·瓦特和司法部长埃德温·米斯也是林赛的粉丝。）[24]

    里根的时代论影响是双向的。福音派领袖支持里根的末日信仰，里根也反过来为他的福音派盟友提供信息。1983年，他让国家安全委员会为法威尔准备了一份核武器简报，而法威尔则将这些信息进一步简化到道德多数派[25]赞助的报纸广告中：“我们不能在国防上排名第二！但遗憾的是，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位置，而且这一排名还有继续下降的趋势！”[26][27]

    1983年之后，里根的末日论和鹰派思想都消失了，这对地球来说是一件幸事。总的来说，这位前总统并不是消息灵通的人；他的传记作者之一卢·坎农说：

    1982年初，比尔·克拉克成为里根的第二任国家安全顾问，他发现总统对世界许多角落发生的事情几乎一无所知。他知道总统会对视觉辅助的展示方式做出反应，并推断最容易让总统接受的形式是电影。于是他带里根去看电影。[28]

    美国广播公司制作了一部电视电影[29]《浩劫后》，电影讲述了堪萨斯州劳伦斯市在一次核战争中汽化，这尤其触动了里根。之后他在日记里写道：

    电影效果很好，让我非常失落。到目前为止，该剧还没有做任何广告，我知道这是为什么。我本人的感触是，我们必须尽己所能去阻止，确保永远不会发生核战争。[30]

    里根没有在日记中提及该电影未做广告的原因：杰瑞·法威尔认为该电影是反核活动家的宣传行为，展开了一种抵制核武器潜在赞助商的威胁活动。里根随后在日记里详细记录了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小约翰·威廉·维西上将的谈话，维西将核战争规划称为“一次最节制的经历”。[31]

    很明显，里根看的电影和军事简报都低估了热核战争[32]的后果。那时，武器专家们已经知道，热核爆炸所产生的火风暴将比最初的冲击波和随后的放射性沉降物产生更大的杀伤力；《浩劫后》播出几个月内，《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章，文章指出，火风暴产生的平流层烟尘将持续数年，并导致全球气温急剧下降，这可能导致更多的人死亡，甚至比最初爆炸产生的冲击波、火风暴和放射性沉降物造成的死亡人数还要多。[33]

    1984年，在里根的总统连任竞选中，面对对手沃尔特·蒙代尔，里根的末日信仰成为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10月21日，在总统辩论中，记者乔吉·安妮·盖耶和马文·卡尔布就这一问题向他施压，里根的回复是建议“一些神学家”信仰世界末日，但他不认为任何国家都能够在核战争中获胜，以此低调处理了自己的末日信仰问题。（据说南希·里根[34]听到卡尔布的问题时咕哝了一声“哦，不”。）[35]

    到了第二任期，里根非常惧怕核战争的后果。他的苏联事务顾问、外交官小杰克·马特洛克怀疑里根是否会对核袭击进行报复：“我认为，在他内心深处，即使美国遭到核袭击，他也不会（用核武器）进行报复。他从没有这样暗示过，但我似乎感觉到了。”[36]里根的摩尼教式反苏立场已经消退，甚至在1986年雷克雅未克峰会上，他向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提议全面禁止核武器。尽管两位领导人未能实现这一突破，但美苏紧张局势有所缓和，并且一年后他们签署了影响深远的《中导条约》[37]。

    神学家们和出版行业都惊叹于林赛的巨大成功，但对林赛书中不断出现的事实性错误并不关注。[38]在某处显眼的段落中，林赛描述了1942年一支庞大的日本侵略军开足马力向西穿越印度洋、向北非挺进，“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们”。但幸运的是，山本五十六大将在最后一刻决定改变舰队的方向，转而入侵美国西海岸。美国海军在珊瑚海拦截了这支特遣舰队，并在那里打败了日本人，从根本上扭转了战争局势。[39]

    在真实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人没有试图入侵北非，甚至没有入侵美国西海岸的计划。珊瑚海之战是一场规模相对较小也没有决定性的海军行动，如果按细节评估，那么日本应该是战胜方，更何况从印度洋开往美国西海岸的日本联合舰队根本不会到达该片水域。在另一段落中，林赛描述了希特勒在一场“政变”中夺取政权。他将“政变”这个单词大写，其指的是1923年希特勒在奥佩拉·布菲啤酒馆里那场失败的暴动；事实上，在接下来的近10年时间里，希特勒的民族社会主义者[40]并没能通过合法的议会选举而获得权力。这本书还预测，地热资源将给以色列带来巨大的财富，这进一步说明了林赛经常幻想式地理解日常事件：

    我正在和一位著名的洛杉矶工程师谈话……我们讨论了对廉价能源的需求……他确信，在以色列周围的土地上，有足够多的蒸汽被困在众多的断层之下，可以为运行涡轮机提供动力，从而更经济地发电。他将这一新工艺称为地热能。在不久的将来，以色列将发明一种生产廉价能源的方法，以充分利用这座丰富的金矿。[41]

    “一位著名的洛杉矶工程师”这种模糊的引用，是林赛许多断言的典型来源。（他还常爱引用：“一部电视纪录片”、“科学家告诉我们”、“新闻类杂志上的图表”、“一家大型电视台”，或者，只是简单地说，“它告诉我”。）地热发电已经不是一项新技术；几个世纪以来，人类一直在用地面蒸汽为房屋和建筑物供暖，1904年左右出现了地热发电。另外，以色列并没有多少地热喷口，它的财富的真正来源是它的智力资本，而不是林赛反复错误引用的自然资源。以色列奥玛特科技公司确实是世界上最大的地热设备生产商之一，但该国没有足够的地热潜力来支持该公司的任何工厂。[42]

    更为严重的是，从解读《圣经》的角度，林赛反复提到了《但以理书》中公元前550年左右所谓的成功的预言，即该书正确预言了4个世纪之后马卡比人成功地反抗了塞琉西帝国。然而，如本书第一章所述，圣经学者认为，《但以理书》的成书时间比书中所说的要晚，也就是说，成书时间是在马卡比人成功反抗塞琉西帝国之后，而书中虚构说成书时间是流亡初期，是为了增强其预言的真实性。[43]正如达比所做的那样，林赛将《圣经》中米设的位置确定为莫斯科，但现代历史学家认为莫斯科建立于1174年，比《圣经》编写的时间要晚得多。[44]

    林赛在事实依据和分析方法上缺乏严谨性，因此他的预言经不住考验，这并不令人惊讶。在书的一开始，他就强调，由1948年以色列建国所引发的末日迫在眉睫。他引用了耶稣在《马太福音》24:34中的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45]都要成就。”他尽可能地按字面意思解释这段经文：

    哪个世代？显然，根据《圣经》，这个世代将有预兆——最主要的预兆就是以色列的重生。《圣经》中的一代的时间大约是40年。如果这一推论正确，那么在1948年往后的40年左右，所有这些事情都可能发生。许多一生都在研究《圣经》预言的学者相信事实就是这样。[46]

    达比和他的追随者们对米勒的“大失望”记忆犹新，因此他们永远不会做出时间如此精确的预测。一个多世纪后，随着米勒那场混乱远离时代论者的意识，林赛又将时事和《圣经》解读结合起来，预言末日将不晚于1988年到来。

    在这本书中，林赛还预言了一种世界范围内单一宗教的崛起，这种宗教合成了主流新教和天主教的普世主义以及新纪元运动的“占星术、唯灵论甚至还有毒品”。[47]在地球的第七十个“周”（在时代论日历中是七年）开始时，以色列与具有无上权力的欧洲联盟的强大独裁者（反基督者）结盟，并且犹太人在重建的第三圣殿里恢复了祭祀。由于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以色列成为地球上最强大、最繁荣的国家之一，但三年半之后，这位欧洲独裁者/反基督者背叛了以色列人，开始屠杀基督教徒。这时，苏联人与因圣殿山被亵渎而愤怒的阿拉伯联盟一起，分两路入侵以色列，一路穿越伊斯坦布尔海峡和地中海进行攻击，另一路穿越高加索地区和土耳其进行陆路远征攻击。林赛用详细的入侵路线图对叙述进行了有益的修饰。

    然后苏联人背叛了他们的阿拉伯盟友，入侵埃及。欧洲独裁者/反基督者对事件的这一转变感到震惊，呼吁“红色中国人”提供帮助，中国人带领上文中提到的2亿人的强大部落行军穿过亚洲，袭击以色列。（林赛通过一份“印度报告”预言了这次袭击，该报告讲述了1.2万名中国军人修建了一条穿越西藏和巴基斯坦的道路，以便于军队的大规模调动。）苏联军队在入侵埃及的战争中分散了精力，于是返回以色列，但在那里被摧毁（不清楚是被上帝还是被欧洲人）。随后，欧洲人和中国人在美吉多（《圣经》中的哈米吉多顿，位于今天的以色列）展开了最后的激战。世界各地的战争回应了这场激战，地球处于毁灭性的大灾难之中；然后耶稣回归，结束世界。这场大屠杀有一个令人兴奋的亮点，即1/3的犹太人皈依了基督教，因此拯救了自我。唉，剩下的2/3被烧死。[48]

    林赛引人入胜的散文风格以及20世纪60年代末时世界末日般的社会和地缘政治氛围，打开了致富的文学之窗。《消失的伟大地球》如此畅销，以至于纽约的互助保险公司开始售卖某类保单，该保单可以让“被提”者的受益人得到补偿。[49]

    很快，其他人也开始争相参与大灾难这一主题。其中一位是林赛曾经的老师、达拉斯神学院院长约翰·瓦沃德。到林赛的书出版时，他已经担任院长近20年，但在大众市场领域的著作相对较少。受林赛的启发，瓦沃德出版了大量畅销书，其中最著名的是《哈米吉多顿、石油和中东危机》。该书于1980年首次出版，在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后进行了必要的修改，最终售出200多万册，目前仍在印刷中。[50]

    这本书追溯了与《消失的伟大地球》同样的现代时代论叙事：犹太人重返以色列，反基督者领导的新罗马帝国崛起，苏联人和中国人的接连入侵，随后是被提、大灾难、耶稣复临和最终审判。和林赛一样，瓦沃德热情地将一条时事的粗红线编织进他的叙事。在林赛和瓦沃德这两本书出版间隔的4年间，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51]引发了阿拉伯国家的石油禁运，进而使世界财富和权力向欧佩克卡特尔组织，特别是阿拉伯国家和伊朗大规模转移。正如时代论作家们惯常做的那样，瓦沃德抓住了“石油禁运”这一引人注目的时事，以作为即将到来的末日故事的导火索。

    透过时代论的有色眼镜，瓦沃德清楚地看到，由于全球经济实力的转变，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不可挽回地下降，取而代之的是拥有至高权力的穆斯林联盟，该联盟由逊尼派沙特阿拉伯和什叶派伊朗联合领导，尽管这两个教派在过去14个世纪里一直互相残杀。反基督者将领导欧洲，而欧洲将受到比美国更大的石油禁运威胁，然后穆斯林和欧洲联盟将促成一项包容各方的中东和平计划，该计划也会得到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这两个变得和谐的群体的热烈拥护。

    三年半之后，反基督者见利忘义地废除该计划，并引发了完整的时代论场景：苏联人和2亿“红色中国人”入侵、大灾难、耶稣复临和最终末日。和林赛一样，瓦沃德预言了“世界教会”的崛起，这将是撒旦的工具，是一个更荒谬的泛基督教徒、占星家、其他新纪元运动者甚至穆斯林的融合。

    凭借学术研究方向，瓦沃德比林赛更能把握历史事实。例如，他清楚地认识到，哈米吉多顿的小山谷容纳不了2亿中国战士，因此他将战场扩大了数百英里，这是林赛没有做到的。[52]然而，他对历史和地理的更好的理解并没有提高他的预测准确性，也没有限制他的幻想。

    正如多萝西·马丁和她的飞碟一样，当林赛和瓦沃德的预言与未来不符时，他们加倍努力，修改了自己的叙事。林赛利用《消失的伟大地球》的巨大成功，又出版了几本类似的书。[53]他的《20世纪80年代：世界末日倒计时》首次出版于1980年，包含了世界末日级灾难的常见元素：大范围的革命、战争和饥荒。在林赛夸大其词的某个典型例子中，“以色列最杰出、最具侵略性的将军之一”告诉他，赎罪日战争中最可怕的时刻之一，是摩西·达扬向果尔达·梅厄总理建议：“第三圣殿正在倒塌。请准备发射世界末日武器。”[54]以色列人在1967年和1973年的战争中确实考虑过使用核武器，而达扬可能说出了上文中的第一句话，但没有证据证明他还说出了B级电影般的第二句话，尤其是他的回忆录中没有记载。

    《20世纪80年代：世界末日倒计时》的类似的错误出现的频率甚至比《消失的伟大地球》还要多。林赛告诉读者：“自1950年以来，每10年发生的地震数量比上个10年大约翻一番。”[55]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到现在地震发生的频率将是1950年的约100倍。毫无意外，权威的全球地震频率研究显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地震频率没有增加。[56]

    正如那句众所周知的谚语：就算一只表停了，它一天都能准确表示两次时间。林赛偶尔也能打中靶心，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世界末日倒计时》中，他正确预言了埃及领导人安瓦尔·萨达特被暗杀的风险。[57]（实际上，中东国家的领导人一直处于高风险的位置。）而接下来几年的事件则全部否定了林赛耸人听闻的预言；虽然全球性灾难事件越来越多，这一基本旋律没有变化，但歌词需要修改。1991年苏联解体，意味着苏联东欧社会主义体系消失，这迫使林赛寻找新的妖怪。《地球——公元2000》适时确认了新的世界末日威胁：上文所提到的什叶派和逊尼派的泛伊斯兰联盟，以及可怕的自然灾难，尤其是艾滋病的蔓延。（其中一章的副标题是《没有人能够安全》。）就连电视节目《星际迷航》也成为林赛的操练对象，他猛烈抨击了“进取号”船长詹姆斯·柯克对世俗哲学概念和诸如“轮回”等东方宗教信仰的喜爱。[58]

    如今，建立泛穆斯林联盟似乎像猫王复出一样不可能实现；自“9·11”事件以来，右翼恐怖分子杀害的美国人的数量是伊斯兰恐怖分子杀害数量的两倍，比雷击和窒息致死的数量少了一个数量级。[59]预防和治疗措施的进步基本可以预防和控制艾滋病。（数据统计显示，艾滋病的死亡率和感染率在1996年该书出版时达到顶峰，此后一直在缓慢下降。）[60]到我写这本书时，90多岁的林赛依旧在互联网视频和几乎无人知晓的有线电视频道上宣扬末日论和时代论。[61]

    林赛支持哪个政治阵营，这很少有争议，但他通常避免直接支持；也许他选择了更多地关注未来世界，而不是当下这个世界。不管原因是什么，将时代论信仰注入日常政治的责任落到了其他人身上。其中，最成功的是时代论传教士杰瑞·法威尔。

    法威尔的家族起源于1669年的弗吉尼亚州。他的父亲是一位成功的、不信教的商人，经营着许多家企业，其中一家是公共汽车公司，汽车上非常有特色地安装着电池动力的电影放映机。不过，他的父亲在55岁时因酗酒而死。法威尔追随着他虔诚的母亲，母亲每个周日一大早就开始播放查尔斯·富勒的《昔日广播》节目，声音响彻全屋。

    法威尔在父母身上看到了善恶之争的缩影，在20岁出头的时候，被任命为牧师。他从富勒的广播剧本中借鉴了一页，创作了自己的《昔日福音》电视节目。该节目于1956年首次亮相后，吸引了大量的追随者。尽管他个人反对民权立法，但他坚守那个时代的福音派信条——拯救灵魂，但远离政治。[62]

    1973年1月22日，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宣布罗诉韦德案[63]的判决后，他改变了：

    我永远不会忘记1973年1月23日的早晨……我不敢相信，法庭上的7位法官竟然对人类生命的尊严如此冷漠。他们得到了错误的信息吗？他们被误导了吗？难道他们把这个国家带入了一个黑暗和羞耻的时代，却连自己在做什么都不知道吗？我知道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越来越相信我必须成为做这件事的人之一。[64]

    几年后，法威尔的政治盟友之一保罗·韦里奇对他说：“法威尔，在美国，道德上的大多数人在这些基本问题上的意见是一致的，但他们没有被组织起来。”于是法威尔和韦里奇建立了“道德多数派”，其以反对堕胎和同性恋权利的姿态出现在全美舞台上，他们决心“整肃”电视和电影市场，并热情支持以色列。

    在1980年的选举中，道德多数派为罗纳德·里根和几十位共和党国会候选人的顺利当选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1984年共和党大会上，法威尔本人做了开篇祝祷，他称赞里根是“自林肯以来最伟大的总统”。[65]

    不到10年，运动失败，“道德多数派”解散。首先，里根总统在任期内似乎没有改善国家的道德问题，相反，电影和电视节目的内容越来越淫秽，而福音布道者吉米·斯瓦加特和金·贝克则以他们肮脏的性丑闻和财务丑闻羞辱了福音派。该运动失败几年后，参议院对比尔·克林顿的无罪判决促使韦里奇写信给他的支持者：也许根本没有“道德上的大多数人”。[66]

    法威尔和他的时代论同僚们带来的这场政治运动，其最持久、最具危险性的影响，可能就是美国对以色列空前狂热的支持。其中，以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为代表的强大的亲以色列团体的游说发挥了很大作用，但基督教福音派对美国中东政策的影响很容易超越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正如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家史蒂文·施皮格尔在2002年《国会季刊》中简洁指出的那样：“在美国对以色列政策的力量方面，如果你只关注（国会的）犹太成员和犹太团体，你就错了。”[67]

    《国会季刊》的这篇文章还引用了美国众议院原教旨主义基督教成员的话。印第安纳州新当选的代表迈克·彭斯说：

    我对以色列的支持很大程度上源于我个人的信仰。在《圣经》中，上帝向亚伯拉罕承诺：“我会祝福那些祝福你的人，我会诅咒那些诅咒你的人。”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并不完全理解（美国的政策）。我相信，我们自己的安全，与我们愿意和以色列人民站在一起的意愿息息相关。[68]

    代表詹姆斯·英霍夫的话则更简洁。当被问及以色列为什么有权占领加沙和约旦河西岸时，他回答：“上帝是这么说的。”[69]文章最后以法威尔的话结束：

    美国大约有200000名福音派牧师，我们通过电子邮件、传真、信件、电话，要求他们走进讲坛，利用他们的影响力支持以色列和它的总理。[70]

    然而，没有人能像帕特·罗伯逊那样成为典型，他将原教旨主义带入具有潜在灾难性的地缘政治舞台。他被外交官兼记者迈克尔·林德称为“美国政治史上最重要的阴谋论传播者”[71]。

    罗伯逊出生于一个保守的南方特权家庭，他的父亲是阿布萨隆·威利斯·罗伯逊。为了推动1965年《民权法案》的顺利通过，伯德夫人到弗吉尼亚州访问，但老罗伯逊冷落了她，这惹怒了总统林登·约翰逊，老罗伯逊20年的参议院职业生涯也宣告结束。他又重新参与1966年的参议院初选，并成功击败了对手。[72]

    从耶鲁法学院毕业后，年轻的罗伯逊未能通过纽约律师资格考试，于是进入商业领域。对曼哈顿灯红酒绿的生活大失所望之后，他回到弗吉尼亚州，借了37000美元，并于1960年创办了后来的基督教广播网。这家媒体公司的成功出乎他的意料，在鼎盛时期，是美国的第三大有线电视集团。[73]

    罗伯逊从事各种职业，从滑稽的信仰治疗表演，到控制年收入1.5亿美元的全球媒体和商业帝国，后者使他拥有数亿美元的净资产。[74]他坚持时代论的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基本叙事，但其中重要的两点除外：他不相信被提；他实行“蒙受神恩的福音传道”（这是一种花哨的说法，表示他拥有治愈疾病的能力，能说外语[75]，能与上帝交谈，或者至少能听到上帝的声音）。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决定寻求1988年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最初，共和党的当权派视他为边缘候选人并将他排除在外，但很快就发现他的电视传教可以产生数千名“帕特兄弟”的志愿者，并能聚集20个州的领薪职员。1987年，当他控制了当年的密歇根州共和党大会、击败了两位领先者——副总统乔治·布什和魅力四射的自由论者、足球明星杰克·坎普时，他令政治观察家们感到震惊。那年晚些时候，他在艾奥瓦州、南卡罗来纳州和佛罗里达州的党团会议和代表会议上表现出色，并将继续赢得夏威夷州、阿拉斯加州、华盛顿州和内华达州的初选。

    然而，最终，罗伯逊的竞选由于三个政治暗礁而搁浅。作为一个不完全赞同时代论时间表的魅力派，他未能统一原教旨主义右翼。尽管他确实获得了法威尔和吉米·斯瓦加特的支持，但金·贝克对他的支持并不热烈，而另一位坚定的时代论作家蒂姆·莱希则坚决抵制他，而支持杰克·坎普。[76]

    他的福音派同僚们没有做到真正团结，而且世俗政治团体的反应也正在减弱。克里斯托弗·希钦斯在1986年罗伯逊的群众集会上报道说：

    愚蠢有点儿可怕；尤其是有组织的群体愚蠢。把罗伯逊介绍给人群的人是哈拉尔德·布里德森。布里德森将自己定义为“福音派-蒙受神恩的基督徒”，具有五旬节派[77]的能力，能说外语。[78]

    此外，他确实从斯瓦加特和金·贝克那里获得了部分福音派的支持，但后来，当这两个人各自的性丑闻和财务丑闻曝光时，他们的支持反而适得其反。斯瓦加特的丑闻的曝光时间非常糟糕，正好在1988年“超级星期二”初选[79]前夕。（两年前，斯瓦加特曝光了一位牧师同事通奸，这正给他自己惹祸上身，这位牧师同事随后就报复性地用长焦镜头监视了斯瓦加特最喜欢的巴吞鲁日市某旅馆。）

    罗伯逊在“超级星期二”两个月后正式暂停竞选活动。但他的总统竞选至少在短期内增强了他在州和地方层面的影响力。他帮助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赢得了1990年的连任竞选。在1993年的阿肯色州副州长选举中，他帮助福音派迈克·哈克比开创了政治事业；这对罗伯逊来说是一次特别甜蜜的胜利，因为他鄙视比尔·克林顿，而比尔·克林顿支持哈克比的对手纳特·库尔特。[80]

    在罗伯逊长寿的一生中，最突出的方面就是他在中东政治中的影响力。20世纪60年代，当他的电视网，特别是广受欢迎的《700俱乐部》新闻节目走进美国人的客厅时，福音派已经对中东事务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1977年，以色列议会选举梅纳赫姆·贝京为总理，受此鼓舞的福音派于1980年成立了耶路撒冷国际基督教徒大使馆，历届利库德集团政府都迎合该大使馆。例如，1982年，勤勉的圣经学者贝京接受了美国达拉斯福音教堂的邀请，打算在这个亲以色列集会上发言，但由于妻子去世，集会在最后一刻取消。

    耶路撒冷国际基督教徒大使馆甚至批评1978年《埃及-以色列和平条约》将西奈半岛归还埃及，认为这违反了《圣经》的承诺：根据《圣经》，迦南的所有土地都属于犹太人；耶路撒冷国际基督教徒大使馆还大力支持1982年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的入侵。[81][82]

    每年从圣诞节到新年，罗伯逊都会沉浸在《圣经》中学习，并祈祷：

    在这期间，我恳求主将任何关于下一年的洞察和趋势赐予我。有时，他对我说的话非常准确，随后将令人惊讶地全部实现。另一些时候，要么是我的灵性感知缺失，要么是其他人随后的祈祷或行动，导致了与我预期不同的结果产生。[83]

    如果中东发生了一场灾难性的战争，很可能就是上帝想把不同的事情告诉不同的人。从这一角度看，罗伯逊一直是十分危险的，因为他经常听错上帝的话。例如，上帝告诉他，世界将在1982年结束，海啸将在2006年袭击太平洋西北部，2007年将发生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恐怖主义屠杀，米特·罗姆尼将赢得2012年总统选举。[84]（他也从除上帝以外的其他地方听到一些奇怪的信息：1984年，在《700俱乐部》节目上，他提到了一些神秘的消息来源，说美国军队刚刚入侵了黎巴嫩。当主流消息来源反驳他这一说法时，罗伯逊险恶地回应说，显然国务院或中央情报局在隐瞒这件事情；1988年，在他的幻想中，苏联在古巴部署了SS-5和SS-24导弹中队。）[85]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罗伯逊影响力最大的时候。那时他在以色列的影响力与在美国的影响力相当；他还与以色列圣殿活跃分子保持密切联系，特别是“圣殿山忠诚者”组织的领导人格申·萨洛蒙，这一组织主张驱逐穆斯林、拆毁清真寺，并在圣殿山重建第三圣殿。罗伯逊会见过八位以色列前总理中的六位，他与强硬派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的关系尤其密切。[86]

    罗伯逊的由神学驱动的外交政策产生了地缘政治危险，其影响远远超出了中东地区。例如，当一位极具魅力的基督教徒何塞·埃弗拉因·里奥斯·蒙特通过军事政变成为危地马拉总统时，罗伯逊欣喜若狂。即使在里奥斯·蒙特很明显地开始了一场针对该国原住民的血腥种族清洗运动、杀死了几千人并使数十万人流离失所之后，罗伯逊还是视若无睹：“我了解里奥斯·蒙特，他不会允许他的军队官兵杀害、强奸和折磨4000多名男子、妇女和儿童……有些人希望看到（蒙特）被共产党人取代。但我更偏向基督教徒。”[87]

    时代论在美国具有独特而广泛的影响，一个传统的解释是，美国的宗教性比其他国家更强。2012年，当全国民意研究中心调查世界各地公民的宗教信仰时，81%的美国人完全同意“我现在相信上帝，我永远相信上帝”这一强烈而明确的陈述，而英国人的这一比例只有37%，日本人只有25%，法国人只有29%。[88]

    过去几十年里，即使在美国，宗教信仰也在减少，虽然其不如世界其他地方那么明显；例如，1967年，对于盖洛普调查中的“你相信上帝吗？”这一更简单、稍欠明确性的问题，98%的美国人的答案为“是”；到2017年，这一数字已降至87%。[89]

    新教福音派的热情也是如此；2004—2018年，皮尤调查显示，自我认同的福音派教徒（其中大多数是时代论者）的人口比重从23%下降到15%（见图10-1）。但是，尽管他们的人数有所减少，但他们的选举人数比重已从23%增加到26%，实际上影响力更大了。一个必然的结论是，在人数减少和选举参与率增加的情况下，福音派教徒已经不仅仅是维持政治权力这么简单了。

    图10-1 美国的福音派人口

    尽管发达国家的宗教信仰和参与度有所减少，但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并非如此。社会学家早就知道，随着社会更加富裕以及人们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人们的宗教信仰也会减少，这就是所谓的世俗化假说。由于较贫穷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出生率高于富裕的发达国家，因此世界上有强烈宗教信仰的人口的比例正在增加，而不是减少。[90]

    宗教信仰随着社会的富有而减少，其原因有很多，包括生存安全的提升，以及国家对社会福利职能的承担（以前是由宗教组织承担的），但就美国而言，发达国家日益世俗化的最重要的驱动力是科学知识的扩展，这取代了对自然现象进行宗教解释的需求。[91]

    人类对自然界有着永不满足的好奇心，特别是对自然界中最可怕的现象，如暴风骤雨、洪水、干旱、瘟疫和地震，对自然界中最神秘的现象，以及对地球生命的起源。今天，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几乎不再需要神学来解释这些问题。当然，我们对物质世界的认识还存在不足，而且很可能永远存在不足，但是，随着科学不断缩小认知差距，在解释自然世界方面，宗教越来越落后于科学。

    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宗教信仰较少。乍一看这种影响并没有那么大：根据皮尤论坛2014年的另一项调查，66%的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美国人绝对相信上帝；在大学毕业生中，这一比例仅略降至55%。[92]

    然而，在顶层人才中，科学教育的影响要大得多，他们对上帝的信仰已经萎缩到少得可怜的程度。1914—1916年，心理学家詹姆斯·路巴调查了500名美国科学家；他的研究结果提供了一个缩影，展示了当普通民众对上帝的信仰近乎普遍时，美国领先的生物学家、化学家和物理学家的宗教信仰会如何。

    路巴根据科学家们的地位和成就，将他们分为“较低”和“较高”两个级别，并分别研究了物理学家和生物科家（见表10-1）。

    表10-1 1914—1916年美国科学家对上帝的信仰

    数据结果令人印象深刻：最有成就的科学家对上帝的信仰最低，特别是精英生物学家，他们对生命起源和生物多样性的宗教解释需求，可能比化学家和物理学家要少。在任何情况下，所有科学家对上帝的平均信仰肯定远远低于同时代的普通人群。

    1998年，两位美国历史学家在著名的国家科学院的员工中重复了这项研究。这些员工相当于路巴实验中的“较高”科学家。在路巴的研究过去了80年之后，此时生物学家中信仰上帝的仅占5.5%，物理学家中占7.5%，最有趣的是，数学家中占14.3%，可能是因为他们对进化和分子生物学的掌握不如生物学家。[93]2013年，一项针对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的研究的结果几乎与此相同，也出现了生物学家和物理学家之间的这种区别：76%的生物学家强烈认为上帝不存在，只有3%的人强烈认为上帝存在；而物理学家的这一比例分别为51%和7%。[94]

    因此，许多美国人能够包容像林赛和罗伯逊这样的人以及时代论的一般信条，是不是因为比起其他发达国家的公民，他们对事实了解得更少？

    美国人对时代论叙事的敏感性，以及与其他发达国家的人相比的高度宗教性，有其复杂的原因。显然，除了缺乏事实性知识之外，其他因素也推动了他们的虔诚，其中最主要的是他们的社会和家庭环境；社会学家早就注意到，信仰体系尤其可以通过与其他信徒之间紧密的社会关系得到很好的传播。[95]但当考虑到社会因素时，一个人储备的一般性知识越多，这个人越不可能接受充斥着林赛或罗伯逊般赤裸裸事实错误的时代论叙事。

    在经合组织的国际教育评估中，美国的排名一直处于发达国家的末尾；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公民相比，美国人对自己国家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了解少得可怜。2015年完成的最新国际教育评估显示，美国学生排名第40位，远远落后于斯洛文尼亚、波兰、越南、俄罗斯、葡萄牙和意大利等国家，更落后于新加坡、中国香港、日本和韩国这些排名靠前的国家或地区。[96]

    一项开始于1994年的研究有助于解释这个问题：对于5个有代表性的世界基本事实，37%的美国人错误地理解了所有5个问题，而德国人的这一比重只有3%。（在西班牙人中，32%的人5个问题都错了；墨西哥人，28%；加拿大人，27%；法国人，23%；英国人，22%；意大利人，18%。）没有上过大学的意大利人和德国人的分数超过了上过大学的美国人。[97][98]

    受访人的分数与接触电视新闻的多少呈负相关。正如这项研究的作者所说：“美国电视因其跳动剪辑、广告和断奏风格而导致显著的认知繁忙[99]，而认知繁忙使一些人更难吸收信息。”作者指出，美国研究人员“通常不愿意问太多的事实性问题，因为害怕让受访者尴尬，进而导致他们终止采访或由于过于慌乱而无法回答其他问题”。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德国人的表现如此出色：比起其他6个被研究国，德国人更常阅读报纸。[100]

    2009年，另一项研究广泛调查了美国人、英国人、丹麦人和芬兰人。调查显示，美国人对国内和国际时事，甚至国际流行文化知之甚少。最明显的例子是，只有37%的美国人知道《京都议定书》与气候变化有关，相比之下，英国人、丹麦人和芬兰人的这一比重分别是60%、81%和84%。只有在国内流行文化这一领域，美国人的得分与英国人、丹麦人和芬兰人几乎持平，略低于平均水平。[101]

    这项研究的作者还将这种差异归因于媒体结构的国际差异：在美国，媒体的使命更多地集中于娱乐而不是教育，而斯堪的纳维亚[102]政府则大力支持高质量的新闻和信息节目。英国拥有一个享有盛誉并资源渠道充足的公共新闻机构，即英国广播公司，还拥有繁荣的私人媒体部门，其排名处于美国之前，仅次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

    这项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发现，是受教育程度高和受教育程度低的美国人之间的知识差距远远大于其他三个受调查国家：受教育程度低的英国人、丹麦人和芬兰人，比受教育程度低的美国人更了解他们周围的世界（见图10-2）。[103]得出的结论：与其他国家相比，那些受教育程度低的美国人，特别容易受到时代论叙事的影响，而在其他发达国家中，即使是受教育程度最低的人也会抵制这种叙事，因为他们对于日常客观事实有更好的理解。

    图10-2 硬新闻知识了解程度和受教育程度

    记者格肖姆·戈伦伯格提出了一个与此相关的观点。20世纪90年代末，时代论者越来越痴迷于电脑的“千年虫”问题（Y2K）；许多人认为，当日历指到2000年时，可能会触发世界末日；与往常一样，哈尔·林赛出版了一本如何在2000年末日时生存的书，书名为《面对千禧年子夜》。[104]戈伦伯格评论道：

    我猜想，未来的历史学家将研究那令人讨厌的一天（2000年1月1日）、电脑没有崩溃时的高潮，那是美国文化史而不是技术史的一部分。问题不在于这一小故障，而在于，与西方其他宗教信仰较少的国家相比，在这个充斥着千禧年信仰的国家里，其言论是多么刺耳。[105]

    具有深刻说教性的时代论末日叙事强加了社会成本。自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106]出版《美国政治中的偏执风格》（The Paranoid Style of American Politics）一书以来，人们就广泛地意识到，美国明显地倾向于阴谋论。两位政治学家J.埃里克·奥利弗和托马斯·伍德最近的研究表明，两个互为相关的因素最能有效地说明美国对阴谋论的敏感性。第一个是末日叙事信仰。第二个是将人类存在视为一种摩尼教式的善恶斗争的倾向，这是福音派，尤其是时代论者典型的神学特征：他们相信，自己和认同自己的人是善良与光明的典范，而那些不认同自己的人则与魔鬼结盟。奥利弗和伍德指出，右翼倾向于支持关于撒旦和上帝的时代论叙事，但是，左翼则更支持关于看不见的世俗力量的叙事，如“9·11”阴谋论。[107]

    人类不仅是一种盲目模仿、偏爱故事而不是事实和数据的猿类。而且，最黑暗的是，人类还是一种会在道德上谴责他人的猿类。有时人类就像一种摩尼教怪兽，构建一种荒唐的复杂神学，以奉承自己、妖魔化他人。这种摩尼教式思想渗透至极右翼和极左翼的政治派系中，并且一端的真信徒会转向另一端，这并不为奇——“串联真信仰”。阿道夫·希特勒指出，尽管他永远无法将工会会员或社会民主党转变为国社党，但他总是可以将一名德国共产党员转变为国社党员：“我已经……下达命令，要求德国共产党员立即加入国社党。”[108]最近，许多著名的新保守主义者，如欧文·克里斯托尔、内森·格雷泽、阿尔伯特·沃尔斯泰特和西德尼·胡克开始信奉马克思主义。

    进化心理学家认为，摩尼教式的思维方式很可能是从早期狩猎社会对部落凝聚力的需求演变而来的。如果部落成员之间彼此无私，与此同时，却以残忍的方式杀害其他部落的成员，那么本部落就会受益。心理学家将这种群体内/群体外的二分法称为“结群性”，它是由这样一种观念促成的，即自己所在的部落体现了各种美德并受到神灵的青睐，而其他部落则体现了邪恶并与邪恶势力（或在一神教社会中是魔鬼）结盟。[109]

    有一个经典的心理学实验，根据高中生的衬衫或头发颜色将他们分为地位高和地位低两组；很快前者就会对后者进行贬损。[110]1954年，社会学家穆扎弗·谢里夫和他的同事以一种更优雅的方式展示了这一现象：著名的（至少在社会学家中是如此）“罗伯斯山洞”实验。

    这个复杂实验的地点设在俄克拉何马州偏远、树木繁茂的罗伯斯山洞州立公园的一个野外训练营地，集聚了22个11岁左右的男孩。谢里夫已经筛除有心理问题的候选人，而且所有被选中的都来自双亲白人新教家庭。这些精选的男孩的平均智商远高于人类平均水平（112）；关键是，在他们聚集在公园营地之前，彼此都不相识。

    实验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谢里夫将22人配对，使他们在运动、烹饪和音乐等各个领域的技能能够旗鼓相当。为了使每组都能平等地掌握全套技能，他将每对男孩分开，将其随机分到两组中，每组11人。

    在为期一周的时间里，每组分别参加了夏令营活动——游泳、徒步和其他体育活动，也参加了需要广泛讨论、制定战略并合作的问题解决练习，如烹饪，搭建帐篷和绳桥。每一组都不知道另一组的存在，在这一阶段结束时，这两组人分别为自己的队选择了名字：响尾蛇队和老鹰队。谢里夫随后制作了带有这些图案的衬衫和旗帜。

    在第二阶段，响尾蛇队和老鹰队一起参加了为期几天的多项目比赛（就是许多夏令营老兵所熟悉的“色彩争战”）。与普通色彩争战不同的是，实验中获胜的队伍获得了奖牌、奖杯和精美的小刀，所有这些奖励都将在用餐时间展示在非常突出的位置。败队则一无所获。

    几乎立刻，两队人开始互相嘲弄；最早，老鹰队烧毁了响尾蛇队的队旗，又撕碎了其换上的新队旗，接着是响尾蛇队晚上的报复性暴力袭击。当响尾蛇队威胁要用石头攻击对方时，实验人员进行了干预。这两支队伍都用“禁止进入”的标识牌对自己的领地进行了标注，而且几乎每天晚上都会互相偷袭。

    两支队伍几乎立即形成了典型的“外群体歧视”，将对方称为“臭虫”“吹牛者”“娘娘腔”，并反对在同一个食堂用餐。[111]老鹰队在比赛中获胜后，这两个群体仍互不往来，并明确避免混合。当两队人一起吃饭时，老鹰队通常会让位给响尾蛇队，说“女士优先”。谢里夫广泛地调查了男孩们对彼此的看法，毫不奇怪地发现，他们对队内同伴的评价远远高于队外人员。

    第二阶段的比赛结束后，马上进入第三阶段，谢里夫探索了如何减少第二阶段产生的群内/群外行为。虽然两队人聚在一起吃饭，或参加看电影等被动性娱乐活动，但敌对情绪依然存在。然后，他让两支队伍一起完成关键任务，比如恢复营地的供水。营地的供水被故意切断，营员们口渴时发现食堂没有水。完成一系列这样的任务之后，结群性显著减弱，尽管并没有完全消失。例如，在第二阶段结束时，响尾蛇队的朋友选择中只有6%是鹰队成员；到第三阶段结束时，这一比例上升到36%。[112]

    按照衬衫颜色分组以及罗伯斯山洞实验中的这种分组，都是一种随机和无意义的区分，但它们展现出戏剧性的“外群体歧视”。而时代论神学与其他主流宗教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摩尼教式思维渗透到时代论者的意识中也就不足为奇了。

    虽然最初几代的时代论者有意回避参与政治，但到《贝尔福宣言》时，这一约束已经基本消失。到了20世纪70年代，林赛、法威尔和许多时代论作家将那些左倾的偏离他们的人都视为邪恶，在某些情况下视为反基督；他们进一步把耶稣转变成一个摩尼教式、具有鹰派右翼政治思维以及社会保守主义的完美典范。

    1991年苏联解体后不久，林赛猜出俄罗斯和德国已经签订了一项秘密协议，分割了位于两国之间的欧洲土地。林赛一直在寻找撒旦文化的象征，在他的《地球——公元2000》一书中，他将此认定为海底探险家雅克·库斯托，他认为库斯托温暖而舒心的海洋环境保护主义的背后是“世界一体的社会主义”的中坚核心。（时代论的这种散布恐惧的做法并不新鲜；早在20世纪初，原教旨主义基督徒就将世界语[113]视为撒旦全球主义的工具。）[114]

    《地球——公元2000》甚至还猛烈抨击美国社会安全网和环境保护中最无争议的方面。林赛显然没有意识到信鸽、渡渡鸟和世界鱼类种群的命运，他断言：“私人手中的资源总是可以受到最好的保护。”他将地球臭氧层变薄列为预示末日的众多灾难之一。虽然他承认人造氟氯化碳导致了臭氧层的消耗，但他认为限制全球氟氯化碳生产的《蒙特利尔议定书》是政府对个人自由的一种不必要的侵犯。此外，罪魁祸首是火山活动，而不是氟氯化碳，“可怕的是，我们无法采取任何措施修复受损的臭氧层”[115]。

    火山爆发确实会减少臭氧层，但只是暂时的。它们已喷发了数亿年，却没有永久性地使臭氧层变薄。臭氧层变薄是一种更现代的现象；最近的数据表明，《蒙特利尔议定书》确实在缓慢地修复臭氧损害。[116]

    多年来，林赛越来越多地鼓吹自己的影响。在他于1980年写的《20世纪80年代：世界末日倒计时》一书中，他未经证实地宣称，自己曾被一名以色列飞行员邀请到美国空战学院讲授预言，并在那里受到了“热情的欢迎”。一年后，他被邀请回国演讲，他继续写道：“我惊讶地发现房间里竟挤满数百人，外面的人也试图挤进来。所有人都想听听先知们关于人类的命运说了些什么。我讲完后，反响非常热烈。”[117]之后，他又为“一个肩负着可怕责任的精英团体”做了一次演讲，但他无权透露那些成员的身份。再一次，这些高层听众明显地被他的预言“感动了”。“在我们见面的前几天，他们用电脑预测出的事件和结果竟然与《但以理书》相同。不用说，他们对此非常惊讶，但我对此并不惊讶。”[118]

    言归正传，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福音派越来越多地渗透到美国各级军队中。虽然军队中自称是福音派或五旬节派的总体比例似乎与普通民众中的比例大致相同——约为22%，但其实际影响力远大于该数字所显示的，尤其是在军队牧师和空军高级指挥部里的影响。[119]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福音派的反共言论得到军方高层的青睐。20世纪六七十年代，福音派对越南战争的支持与主流新教教会的反对形成鲜明对比，军队-福音的契合进一步加强。正如历史学家安妮·洛夫兰所说：“军队曾经对福音派持怀疑态度，但后来，福音派因支持兵役、战争和参战的人而在军队中赢得了尊重和影响力。”[120]

    军队牧师本来应该满足遭遇恐怖战争的青年男女的精神需求，但福音派更多地将其视为帮助他们找到耶稣的人。《美国福音派联盟》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指出，一半的应征士兵没有明显的宗教背景，其余的大部分是主流新教徒、天主教徒或犹太人：“军队牧师工作的地方，是收获的禾场。”[121]

    为了避免出现美国宪法所禁止的国教，军方依靠“支持代理”从宗教派别中选取牧师候选人。1987年以前，军队按教派分配牧师；如果5%的应征者是圣公会教徒，那么5%的牧师也是。1987年，调整后的规则不仅将所有新教徒归为一个类别，还允许福音派和五旬节派的支持代理指定牧师。到2009年，大约80%的现役牧师是福音派或五旬节派教徒。[122]

    另外，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美国军方文化的核心一直位于梅森-迪克逊线[123]以下。由于南方白人军官和应征士兵强调的种族优越性越来越不被接受，福音派取代了肤色，成为一种主张优越性的方式。[124]美国所有4个武装部队分支都经历过传教丑闻。首先发生在空军学院，位于政治和宗教保守的科罗拉多州的斯普林斯市。早在21世纪初，该学院就已经爆出过性侵犯丑闻；几年后，福音派教官对于公开的反犹太主义视而不见，并告诫学员们自己是为“耶稣队”效力，并公开授权观看梅尔·吉布森的煽动性电影《耶稣受难记》。它是一部暴力、道德说教式电影，因暗含反犹太主义而受到福音派基督徒的盛赞和世俗观众的批评。[125][126]

    令人欣慰的是，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总统放弃了世界末日的信仰体系，但危险仍然存在于其他领导人中；若某位美国、苏联、以色列或巴基斯坦高级军官像圣殿山纵火犯丹尼斯·迈克尔·罗恩那样精神错乱，挥舞的不是煤油而是核武器，那该怎么办？

    11 时代论的灾难

    大卫教派的悲剧

    1964年，核战争策划者丹尼尔·埃尔斯伯格（不久后，他将因未经授权就发布五角大楼文件而出名）与他的兰德智库老板哈里·罗恩“出于职业原因”，一起观看了电影《奇爱博士》。这部电影是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的代表作，讲述了苏联的“末日机器”（装在掩埋的“钴钍G”容器中的几枚热核炸弹，将在遭遇敌方第一枚原子弹攻击时自动引爆）；以及一位疯狂的美国空军基地指挥官杰克·里珀，他向苏联启动了战略轰炸机。所有启动的轰炸机都被成功召回，除了其中的一架；电影的结尾是，那架轰炸机的飞行员（由斯利姆·皮肯斯扮演）骑着一枚氢弹，像骑着一匹野马一样，从轰炸机的弹舱里飞下。[1]

    与此同时，彼得·塞勒斯饰演的奇爱博士向美国总统和苏联大使解释了他的后末日时代深矿井生存计划。伴随着核爆炸蘑菇云的腾起，“我们会再见面的”的声音响起。埃尔斯伯格写道：“看完电影后，我们走出放映室，站在下午的阳光下，被光线和电影弄得头晕目眩，我们都认为刚才看到的基本上是一部纪录片。”这部电影真实地描绘出了美国当时的绝密核指挥程序，埃尔斯伯格和罗恩对此印象特别深刻；事实上，这部电影是根据一部小说《红色警戒》改编的，该小说由皇家空军军官彼得·乔治撰写，他后来担任了这部电影的编剧之一。

    那时，埃尔斯伯格早已清楚美国核权力分散的危险性；因为早在几年前，他就参观了美国的军事基地。他清楚地知道，核战争可能意味着人类灭绝，然而他很羞愧地发现，一名上将，甚至在有些情况下只要一名少校，就足以自行发动核袭击。[2]

    埃尔斯伯格和罗恩并不是第一批对《奇爱博士》和《红色警戒》印象深刻的核策划者；在这部电影制作的5年前，他们的同事约翰·鲁贝尔向五角大楼远程导弹科学咨询委员会的每一位成员都发送了一份这部小说的副本。

    即使没有这种宗教狂热式的、精神错乱的指挥官，世界上的核武器指挥系统也极不稳定，容易发生事故。几乎从最初的核时代开始，世界上的核武器，也就是现实世界中的“末日机器”，几次将世界带到玉石俱焚的边缘。艾里克·施洛瑟的名著《指挥与控制》，记录了数十起恐怖的核事故，从携带热核武器的飞机和导弹的丢失，到大规模敌方攻击的错误警报。

    1961年，一架载有两枚400万吨级热核炸弹的B-52轰炸机由于机翼油箱漏油而失去平衡，飞机无法控制地剧烈旋转。飞行员扔掉了两个他以为没有安装炸弹的武器；其中一枚氢弹上的降落伞未能打开，坠入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法罗附近的潮湿地面下70英尺深。引爆装置和“初级”钚核心被回收，但“次级”铀——核威力的来源——从未找到。另一枚氢弹上的降落伞的确打开了，但当撞击到地面时，氢弹机头传感器发送了一个引爆信号，爆炸前需要通过的几个安全装置中，除了其中一个，其他均已打开。

    如果第二枚氢弹被引爆，那么这将形成“触地爆炸”，产生的放射性沉降物将远远超过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的“空中爆炸”，后者的威力不到B-52所携带氢弹的1%。如果爆炸时正在刮南风，那么致命的沉降物将覆盖东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并使北卡罗来纳州大部分地区不再适合居住。[3]

    更令人震惊的是，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一名过于心急的美国驱逐舰船长向苏联潜艇B-59投下了深水训练炸弹[4]，但他不知道这艘潜艇上装备了核鱼雷。作为反击，苏联潜艇的艇长和政委都想向驱逐舰发射一枚核鱼雷，幸运的是，苏联舰队总指挥官瓦西里·阿尔希波夫也在船上，不同意发射。几十年后，当这段插曲公之于众时，阿尔希波夫被大家称为“拯救世界的人”。[5]总体来说，苏联领导层将其核权力链控制得比美国要短得多。普林斯顿大学的布鲁斯·布莱尔是当今核控制领域的权威，“俄罗斯的核控制和安保体系结构比美国的更令人赞赏”[6]。

    好消息是，1981年罗纳德·里根就任美国总统后，他的国家安全机构充斥着防守鹰派，他们有意识地、热情地用几乎连续不断的挑衅来扰乱苏联。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每周会派出轰炸机飞越北极，或者派出短程轰炸机威胁华约[7]领空或苏联的亚洲边境。当时负责军事援助的副国务卿小威廉·施耐德回忆道：“苏联人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一个美国空军中队直飞苏联领空，苏联的雷达被点亮，部队进入警戒状态。但是最后一分钟，中队撤离并返回美国。”[8]

    在有些情况下，雷达系统会错误地发出大规模导弹袭击的警报。1980年6月3日凌晨2点30分，正值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的紧张冷战局势，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被他的军事助手比尔·奥多姆叫醒，奥多姆向他报告说有220枚导弹来袭。布热津斯基让奥多姆去确认，战略空军司令部警戒小组是否正在冲向他们的B-52并启动引擎，然后给他回电话；他决定不叫醒他的妻子，这样她将会在睡梦中毫无意识地被核武器汽化。几分钟后，奥多姆打电话给布热津斯基，说现在有2200枚导弹来袭。只剩下几分钟的时间激活国家核武器库，布热津斯基当时正要给卡特总统打电话，奥多姆第三次打电话，报告说其他系统未能确认攻击。事实证明，只差一分钟世界就会被焚毁，因为有人错误地将一盒训练磁带插入了计算机指挥系统。[9]

    随着国家核武器规模的扩大，意外事故风险也在增加。政界领导人面临着与军事指挥官之间的艰苦斗争，因为后者更关心的是确保核武器能够发射，而不是防止意外发射；而确保核武器能够发射，会更有可能导致意外发射。例如，许可操作链接（PAL）的引入，使用8位代码和有限进入功能，从理论上防止了未经授权的核武器启动。然而，为了避免错误代码阻碍核武器发射，战略空军司令部的高级指挥部将所有代码都设置为易于记忆的8位数“00000000”，这就消除了这种保护。[10][11]

    与汽车防抱死制动器一样，系统中引入的安全功能通常会增加用户信心，却降低了系统安全性。正如研究复杂系统中“正常事故”的著名理论家查尔斯·佩罗所指出的那样，这些看似有益的变化“往往只会让操控者更快地启动系统，或者在恶劣天气下启动系统，或者以更大的威力启动系统”[12]。

    任何指挥官或领导人都会面临一种情况，即那些最重要的决定都必须在几分钟内根据不完整的数据做出。幸运的是，他们不会因为相信自己的选民会在核爆炸前“被提”而使自己的决定受到影响。《奇爱博士》中的精神病将军里珀，出于对氟化供水的担忧，启动了轰炸机袭击苏联，并发表了电影界最著名的独白之一：“我不能再坐视共产主义的渗透、共产主义的灌输、共产主义的颠覆，以及国际共产主义的阴谋逐渐侵蚀和玷污我们珍贵的体液。”如今，氟化水仍然是时代论右翼的一个禁忌，尤其是金·贝克，他的网站重复了一个可笑的说法：“美国人死于氟化水的数量超过了整个国家的军事死亡人数。”[13]

    除了这种由精神错乱的或宗教狂热式的军事指挥官所带来的非常明显的危险之外，时代论叙事也带来一种更微妙、也许更严重的末日危险。林赛和法威尔等时代论者强烈反对任何军备控制，他们支持膨胀的核武器库，这些武器库的增长纯粹是数量扩张，会增加意外毁灭的可能性。

    这非常强烈地体现在林赛的《20世纪80年代：世界末日倒计时》一书中。在林赛看来，《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并没有降低核灾难的风险；相反，它摧毁了美国的军事优势，将美国置于致命危险之中，并将允许苏联“横扫欧洲”。美国政府只不过是阴谋论者大恶魔——三边委员会[14]（一个高调的非政府组织，以洛克菲勒家族和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为主角）的傀儡。更糟糕的是，美国愚蠢地抛弃了它忠实的盟友，如蒋委员长、伊朗末代国王巴列维和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政府。[15]林赛想象出以下场景：

    苏联总理可能很快就会给美国总统打电话。总理会说：“我们可以摧毁你们的导弹发射井，我们可以用激光束拦截和摧毁所有来袭的潜射弹道导弹，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米格-25战斗机和SS-5地空导弹摧毁你们那些过时的轰炸机。所以，总统先生，你会投降吗？还是让我们摧毁你的国家？你有20秒的时间做出决定。”[16]

    林赛在《地球——公元2000》一书中也敲响了主战之鼓，他将已被遗忘很久、位于旧金山普雷西迪奥[17]的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看作撒旦世界新秩序摧毁美国影响力的证据。不明飞行物不是外星飞船，而是撒旦的恶魔。[18]

    此外，“常态化”的末日风险可能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正如末日神学权威观察家保罗·博耶所说：

    我个人的感觉是，如果平民的预言信仰与核武器政策之间有联系的话，那么这也是隐蔽的和间接的联系。1945年后的预言信徒们，很少有意识地主动推动世界末日。相反，他们相信《圣经》已经预言了末日，并确信信徒们将幸免于难，因此倾向于消极地接受核军备竞赛和冷战对抗。[19]

    20世纪80年代初，小说家格雷丝·穆杰塔巴伊前往得克萨斯州的阿马里洛镇，调查这座宗教信仰浓厚的小镇与附近的潘特克斯核武器工厂之间的关系。潘特克斯工厂负责装配和维护美国所有的核武器。最终，穆杰塔巴伊将她的杂志文章改编为一本书《有福的确据》。她是犹太人，最后定居在了阿马里洛镇。

    她发现，时代论信仰如此彻底地渗透到了这座城镇，即使是镇上报纸的出版商，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自由民主党人，也认同其信条。20世纪80年代，该工厂的任务广为人知，阿马里洛人立即明白，整个地区已经成为核攻击的主要目标，将在核战争的最初便从地球上消失。该镇的最大教派第一浸信会，本身并不认同时代论；然而其成员都平静地接受了这种风险，甚至感到有些安慰，因为他们认为被瞬间汽化比其他更痛苦的死亡方式更可取。

    该镇较小的教派禧年礼拜堂的领导者罗伊斯·埃尔姆斯牧师的观点则不同。根据穆杰塔巴伊的记录，埃尔姆斯告诉他的教区居民根本不需要害怕核战争，因为教区居民会在其他人被上帝烧死之前“被提”：

    你们知道，他们在太空计划上花了一大笔钱。一大笔钱！看吧，我的朋友们，他们还不如把这个计划全部关闭，然后等待号角之声，那么他们将进入另一个太空计划中！我甚至从来没有想过让我的名字出现在他们正在做的这个小计划的宇航员名单里。但是我的名字，在上帝的恩典和帮助下，已经出现在另一个宇航员计划中……当火箭起飞时……我们将留下一道圣灵之火的痕迹！

    “再见！再见！”这位牧师向即将被氢弹汽化的阿马里洛、休斯敦、达拉斯和洛杉矶喊道。埃尔姆斯所在教区的一位居民相信自己会乘坐同一艘火箭逃离核末日，她为此而感到欣慰，但也为可能会抛下自己的孩子和孙子而感到痛苦。[20]（穆杰塔巴伊所著书的书名《有福的确据》指的是信众们将免于面对恐怖的核灾难。）

    和博耶一样，穆杰塔巴伊只是简单地想到了具有宗教狂热的潘特克斯工人可能会通过获得核武器来推动千禧年进程。而且，和博耶一样，她也担心普通居民会和她已经非常了解的阿马里洛人一样，已经接受了摩尼教式的时代论世界观，并且在核战争的风险中麻痹自己。

    如果世界可以区分绝对的善与恶，可以区分上帝的追随者与撒旦的追随者，那么与敌人之间的妥协或谈判就不可能存在。在一个绝对两极分化的世界里，人类和平是无法实现的，战争不可避免。[21]

    在1982年美国宗教学会上，神学家戈登·考夫曼在主席演讲中进一步指出了时代论对人类的威胁。他指出，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拥有灭绝整个物种的能力，因此时代论的末日世界观“最终逃避了我们作为人类的责任，恶魔般地援引神的意志作为逃避的理由”。考夫曼进一步将“被提”描述为“切断人类责任的神经”[22]。也就是说，拯救自己免于被灭绝的能力掌握在上帝手中（即使在很小的程度上），这种信仰削弱了我们阻止它的意愿，从而增加了它发生的风险。

    幸运的是，核武器和时代论的交集所固有的危险，迄今为止仍然停留在推想阶段。但是，有一位具有米勒精神的继承人，他的末日信仰将推动他和大量无辜追随者走向悲惨的结局。自有记载的历史出现以来，弗洛伊德的“微小差异的自恋”已经产生了源源不断的宗教变异[23]，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也会在新教繁茂之树上产生一株有毒的分枝。

    20世纪20年代，一个名叫维克多·豪迪夫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教徒开始宣扬他对《圣经》的独特解读。他是一个学历只有三年级的推销员，被《启示录》耸人听闻的叙事吸引，特别是，他和之前的许多人一样，关注《启示录》中第七章的144000名信徒，12个各有12000名信徒的希伯来部落，“在我们上帝的仆人们额上盖上了印”。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教徒认为自己就是那144000名信徒；豪迪夫认为，随着该教派的人数远远超过了这个数字，它已经失去了热情和献身精神，这就是问题所在。作为时代论者的典型，他抨击沉迷于“海滩派对和电影放映”等现代罪恶文化活动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兄弟们。[24]正如异端人士惯常做的那样，他编撰了一份教会“可憎之事”清单；在他看来，自己的使命是将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信徒减少至144000名，使之达到必要的纯度。

    豪迪夫并不是要建立自己的教派，而是要改革原来的教会。但随着极具魅力的他开始吸引追随者，他那些过去的“兄弟们”感到惊恐，并在1934年将他逐出了教会（就像1845年罗汉普顿的浸信会将米勒逐出教会那样）。

    最初，他的教派被称为“牧羊人之杖”（豪迪夫宣言的题目），或者简称为“杖”。为了表明对古代圣地大卫王国中心地位的信仰，教派更名为大卫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简称大卫教）。1935年，随着成员人数的增加，大卫教徒在美国得克萨斯州韦科的迦密山中心建立了总部。尽管该中心只有37名追随者，但豪迪夫预计，世界末日将在一年内到来，届时他将带领144000名追随者前往巴勒斯坦。

    由于他追求虔诚而纯粹的复临主义，因此他和继任者们的传教活动只针对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信徒，而不包括那些无法救赎的普通民众。[25]1955年，豪迪夫去世，此时他已经吸引了数千名信徒，但大卫教并没有前往巴勒斯坦（那时该地区已经在以色列的统治之下）。此时，大卫教已经壮大，它向东迁移了9英里到达得克萨斯州的埃尔克，即“新”迦密山。

    《圣经》是历史上被分析和讨论最多的书，数百年来共有几十亿读者。根据概率论，其中一定有几百万读者具有极高的智商，也一定有几十万读者接受过《圣经》解读方面的学术培训。豪迪夫的学历只有三年级，但是，他认为自己发现了一个以前所有读者都没有发现的《圣经》意思，并将自己选为“东方升起的天使”，以在末日带领144000名信徒前往圣地。从豪迪夫开始，大卫教产生了类似的一系列极端自我主义的领袖，他们将在美国联邦执法机构的推动下，带领该教派走向灾难。

    1955年11月5日，豪迪夫死后不久，他的遗孀弗洛伦丝宣布，她进一步解码了《启示录》的末日时间序列：1260天之后，也就是1959年4月22日，耶稣就要来了。[26]她的预言吸引了900名追随者来到迦密山迎接末日，在那里，怀着期待的信徒们再次上演了米勒“大失望”的小规模版本。和1844年的“大失望”一样，该教派随后分裂为各个相互竞争的团体，其中最大的团体由豪迪夫的助手、一位名叫本·罗登的人领导，他接管了迦密山。[27]

    罗登继承了豪迪夫的自我中心主义，并宣称，按照上帝给他的启示，他就是“分支”（《撒迦利亚书》和《约翰福音》用“分支”这个词来描述上帝的仆人），他将带领这个团体迎接耶稣复临，因此这个团体的新名字就是大卫支教。他规劝真信徒们“离开那根枯树枝，到活分支上来”[28]。

    1978年罗登去世后，他的妻子洛伊丝（根据上帝的透露，她就是圣灵）和他们精神反复无常的儿子乔治之间发生了一场权力斗争。最终，洛伊丝在一个名叫弗农·豪厄尔的年轻人的帮助下获胜。在此之前，豪厄尔一直过着混乱的生活；他的妈妈14岁时便未婚生下了他，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曾转换于不同的家庭，饱受阅读障碍[29]和孤独之苦，最后在读九年级时辍学。

    豪厄尔笨拙但英俊，他只对三件事物有兴趣：他的吉他、他的《圣经》和性。1981年，他让一位15岁的女孩怀孕了，但是他向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兄弟们宣布，上帝打算让他娶另一位年轻女子，她是一位牧师的女儿。他总是有“见证”的癖好，有一次打断了一场仪式，登上讲坛布道，这些活动很快将他驱逐。他曾在迦密山做过木工活儿，1983年，他在那里定居。[30]

    在那里，豪厄尔被洛伊丝·罗登的领导职位和半神地位吸引，他找到了自己的家。他是在基督复临安息日会长大的，被迫阅读《圣经》；而洛伊丝被豪厄尔对《圣经》的敏锐理解和外貌吸引。很快，豪厄尔就和这位当时已经67岁的寡妇共享了大卫支教的领导权，以及她的床。

    在大卫支教内，号称拥有神权的女性不会像主流新教教派中的女性那样引起人们的注意；但豪厄尔崇拜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创始人之一艾伦·怀特，后者被认为是一位女先知。《圣经》几乎指导了豪厄尔生活的方方面面；他说，他与洛伊丝结合，希望实现《以赛亚书》8:3中的预言，即他去见女先知，然后女先知怀孕了，并生了一个儿子。后来他半开玩笑地说，如果他“让一个70岁的女人怀孕了，那么他一定是上帝”[31]。

    如前文所述，历史学家查尔斯将《启示录》描述为“整套《圣经》中最难读的一卷”，并警告说“不仅略读，即使认真研读，读者也依然会觉得困惑”[32]。直到1983年左右，豪厄尔可能也同意这一评估。1983年，这位高中就辍学的24岁的年轻人认为，他和豪迪夫一样，不同于大众识字时代以来几个世纪里的几十亿《圣经》读者，他能够解开7个封印，从而揭开《启示录》的真正含义。豪厄尔认为，《启示录》是掌控《圣经》其余部分的关键。

    1984年1月，豪厄尔与一个大卫支教成员的14岁女儿结婚，也因此与洛伊丝决裂；那年晚些时候，乔治·罗登已经与母亲和好，用枪口指着豪厄尔和他的支持者们，并将他们赶出了大院，将教名改为罗登维尔。豪厄尔和几名追随者在东边100英里处的得克萨斯州帕勒斯坦市的一个条件恶劣的小屋里定居下来。出于空闲和对更好环境的渴望，他去了以色列。

    在以色列期间，他似乎得了“耶路撒冷综合征”。这是一种在以色列游客中很常见的精神错乱，由于终于能够直接接触到一生都在读和听的圣地和圣殿，因此他们过度兴奋，充满宗教热情，常常把自己想象成《圣经》中的人物。[33]其中一个“耶路撒冷综合征”患者是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健身游客，他相信西墙位于错误的位置，并试图移动其中一块巨石，这是“参孙综合征[34]”。阿克萨清真寺的纵火犯丹尼斯·迈克尔·罗恩可能当时也处于类似的状态。

    离圣殿山只有几英里的卡法尔·沙乌勒精神病医院，专门研究这种精神错乱。1980—1993年，那里的精神病医生治疗了470名患者，其中的绝大多数患者之前就存在精神机能障碍，例如那个“参孙综合征”患者和罗恩，但另外42名患者（约占研究样本的9%）没有精神病史。有精神病史的人（占91%）广泛分布于犹太人和主流基督教派中，但42名没有精神病史的人中有多达40名是福音派新教徒。不超过10年，悲剧将展现在韦科镇。[35]

    从以色列回来后，弗农·豪厄尔有了明显的变化。在以色列，上帝已经告诉他，他是上帝的仆人；随后，他的布道变得有活力，他开始更善于将《圣经》的各段落联系并融合在一起。如今，每当他阅读《圣经》经文时，立刻会有上帝的声音告诉他这些经文的真正含义。去以色列之前，他曾告诉别人，他希望能尽快收到上帝的“完整信息”，但这一愿望没有实现。从以色列回来后，很可能是受到耶路撒冷综合征的影响，他终于从上帝那里收到了信息。[36]

    从19世纪40年代末的诞生开始，预言便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固有的一部分。在豪迪夫和罗登领导下的大卫教，以及在豪厄尔领导下的大卫教，也是这样。大卫教的人努力使本教派或多或少地持续“处于信息中”——接收来自全能者的一连串预言。他们认为，现代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已经放弃了预言，因此已经成为叛徒。

    《启示录》14:6-9中描述了3位预言天使，这尤其吸引了豪厄尔的注意，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总之豪厄尔认为实际上有7个预言。前两个是威廉·米勒关于末日和巴比伦已经沦陷的开创性信息。第三个是艾伦·怀特关于以星期六为安息日的信息；第四个是维克多·豪迪夫的预言；第五个是本·罗登的；第六个是洛伊丝·罗登的。上帝告诉豪厄尔，他现在是第七个预言的传递者，是即将到来的末日之前的最后一位天使。

    1987年豪厄尔从以色列返回后，发生了古怪的一幕。当时仍控制着迦密山的乔治·罗登挖了一名追随者的坟墓，这名追随者叫安娜·休斯，25年前被埋葬，享年85岁。乔治向豪厄尔发起挑战，要求他参加让休斯复活的比赛；而豪厄尔和7名追随者则突袭了迦密山大院并给休斯的尸体拍了照，想以此指控乔治虐待尸体。双方发生了45分钟的枪战，但没有造成死亡或重伤。1988年，豪厄尔和他的7名同伙因谋杀未遂而受审，陪审团宣布7名共犯无罪，对豪厄尔的控诉也因证据不足而流审。

    这一判决结果使乔治的精神开始错乱，法庭档案中记录了他对豪厄尔发出的各种怪诞的诅咒和威胁，他因犯藐视法庭罪而入狱。乔治被监禁后，豪厄尔支付了大卫教总部的房产欠税并搬回总部。乔治在1989年获释后又用斧头谋杀了室友，因为他怀疑室友是豪厄尔派来杀他的；他被关进精神病院，并多次逃离；1995年再次逃离后不久便死于医院，死因是心脏病发作。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豪厄尔根据《以西结书》《但以理书》《马太福音》《启示录》提炼出他的末日路线图。随着世界末日（他尚未确定日期）的临近，他将带领追随者们前往以色列，在那里，他的大卫教徒将使犹太人皈依基督教，从而引发一支从北方而来的美国领导的联合国部队，大卫教徒将支持现在已经皈依的以色列人并与之共战共亡。虽然没有记录表明豪厄尔读过哈尔·林赛的书，但考虑到这一时期林赛的书的普遍性，因此这些牵强的叙事可能并不是豪厄尔自己从《圣经》中提取出来的。后来，豪厄尔将末日大灾难的地点从以色列转移到美国迦密山。

    豪厄尔的“耶路撒冷综合征”所激发的《圣经》光辉让听众深受震撼。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传教之旅中，他让大约100名信徒加入了迦密山。尽管收获了来自澳大利亚和英国的皈依者，但以色列人对此更持怀疑态度，并对《圣经》感到厌倦，因此他没能让以色列人皈依。

    这是一个兼收并蓄的多种族团体，其中包括24名英格兰皈依者。1990年，豪厄尔在加利福尼亚州提交了法庭文件，合法地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大卫·考雷什。其中“大卫”源自他想象的由自己领导的圣经王国，而“考雷什”是“居鲁士”的希伯来语，像500年前的扬·博克尔松那样，他通过让其他男性成员单身、自己享受一夫多妻制，来满足自己日益增长的性欲。他另外“娶”了5位年龄从12岁到20岁不等的女性，为了避免被起诉重婚，他的男性追随者们在名义上娶了这些女性。他在澳大利亚旅行期间，一对夫妇如此敬仰他的神性，在双方都愿意的情况下，妻子和19岁的女儿都与他发生了性关系，这样她们就可以“为上帝生孩子”[37]。

    为了迎接末日，他要求大院的已婚成员通过性节制来实现净化，并“取消”新迦密山上所有夫妻的婚姻关系，其中可能包括他的5位侧妻和她们的“丈夫们”。另一方面，与考雷什发生性关系成为一项神圣的仪式，在“前夫们”完全同意的情况下，他和许多“前妻们”发生了关系。

    他预言他所生的孩子（至少有12个）将在耶路撒冷的新王国享有优待地位，这使这些追随者很高兴。其中一位“前夫”解释道：“你根本不明白。作为大卫支教的人，我们对性不感兴趣。性如此具有攻击性，如此具有侵略性。考雷什为我们消除了这一负担。”就考雷什而言，他认为，与追随者们生育是他的一项严肃而神圣的责任。不过有时，他的确向他的性伴侣们坦白了自己的性欲，并羞怯地说是上帝使他这样的。

    他解释说，这种恰当的肉体安排源自《启示录》4:4中的一项特别命令，该节描述了24位戴着金王冠的长老，他们向上帝高呼，“让我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让我们在地上执掌王权”（5:10）。考雷什在《圣经》解读方面取得了革命性进展：他认为，“让我们成为国民”这几个字意味着《启示录》预言他要成为24位长老的父亲，这24位长老将在千禧年时代统治世界。因此，被选中怀上这24个孩子的妇女是神圣的容器，这就要求考雷什控制她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她们的饮食。不用说，从来没有哪位著名的圣经学者能够以如此“宜人而时尚的方式”解释《启示录》的第4章。[38]

    考雷什的魅力在于他的“圣经教学”可以持续几个小时，他能准确地回忆和清晰地解释《圣经》。尽管他九年级就辍学了，但他对《圣经》的精彩解释甚至能够吸引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包括一位哈佛法学院的毕业生和其他几位硕士期间接受过神学培训的人。

    考雷什认为，《启示录》5:1中所提到的7个封印掌握着末日事件和大卫支教通往救赎之路的钥匙：“我看见坐宝座的人的右手中有书卷，其里外都有字，用7个印封严了。”

    考雷什将这本“书”命名为“上帝之意”，它是上帝迄今为止委托给“羔羊”人类的秘密计划。考雷什此时已经将自己认定为“羔羊”，并根据其他《新约》和《旧约》推断出了打开7个印的线索，因此具有向其追随者们揭示“上帝之意”的独特能力。[39]（大卫教认为“基督”是上帝在某项任务中指派的，其有多种动态表现形式：有时是耶稣；有时是羔羊；而根据考雷什的说法，有时是他自己。）[40]

    早在1987年，大卫教就引起了瑞克·罗斯的注意。罗斯是一位高调而又备受争议的“邪教破坏者”，几十年来帮助数百人摆脱了邪教的侵害，并在多个关于邪教的案件中出庭作证。在相关亲属的要求下，罗斯在纽约帮助两名考雷什信徒消除了所受的毒化思想，随后他又接到了其他家庭的求助电话。罗斯列举了“危险性邪教”的6个认定标准：绝对而又不负责任的权威人物、对领导人意愿的满足、对外部信息的过滤、“我们反对他们”的心态、对组织之外的人的诋毁，以及以《圣经》或哲学借口为领导人的财富和性贪婪做辩护。[41]虽然考雷什没有过滤外部信息，但他确实符合其他5个标准。

    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考雷什和几位追随者囤积了大量武器，并在一些不需要背景审查的枪支展上交易武器，由此筹集资金。到1991年，一位名叫马克·布劳尔特的澳大利亚追随者，其对考雷什囤积武器、浮夸的神学和对年轻女孩的性剥削的不满，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首先是澳大利亚的媒体，然后是在一个监护权程序中，一名儿童被从迦密山带走引起了美国媒体的关注。布劳尔特和罗斯都向BATF（美国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转达了他们的担忧，BATF计划于1993年2月底对该大院进行一次突袭。到那时，BATF至少已获得300件武器，包括60支M16、60支AK-47和30支AR-15突击步枪。[42]

    酷爱枪支的考雷什在这次突袭前曾说过：“如果有人来我家，在我的孩子们面前挥舞枪支，那么他一定会被打爆头。”得克萨斯州的法律允许公民向使用“不正当武力”的警官开枪。[43]

    罗斯还联系了《韦科论坛先驱报》，该报于1993年2月27日发表了《罪恶的弥赛亚》系列的第一篇文章，引发了轰动效应，全国媒体很快对此进行了报道。这些文章控诉考雷什虐待儿童、与未成年女孩发生性关系、对其他男人的妻子拥有神授的权利——他至少有十几个这样的侧妻。[44]

    事实上，得克萨斯州的儿童福利机构在上一年已经调查过该大院，发现孩子们都很快乐，且他们得到了很好的照顾，几乎没有受虐迹象，除了偶尔被用勺子打打屁股，而这在得克萨斯州是可以接受的。但《韦科论坛先驱报》对考雷什性行为的指控基本属实。[45]

    第二天，即2月28日上午9点45分，BATF执行了搜查令，其依据不是《罪恶的弥赛亚》中耸人听闻的指控，而是非法持有枪支。当时，在得克萨斯州拥有和使用自动武器是合法的，但这些武器需要在联邦当局进行合法登记；而考雷什没有登记。[46]

    这时，BATF的无能就体现出来了。它将搜查计划透露给了电视记者，电视记者随后向一名邮递员问路，而这名邮递员正是考雷什的姐夫。BATF通过大院内的一名线人知道，计划已经暴露，因此武装冲突不可避免。但BATF仍决定继续突袭。事先得到风声的考雷什首先下令举行祈祷仪式，然后在各个入口处部署了武装人员。后来，不知道是谁先开的枪，但考雷什在前往其中一个入口时曾经告诉追随者，他要出去和特工谈谈。根据随后的财政部调查，考雷什打开门，问特工们“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回答：“别动！”考雷什砰的一声关上了门，子弹穿透门和窗户从里面射出。另一名从大院外观察的特工报告说，他看到考雷什开了两次枪，这意味着考雷什一定打开了门，但他可能并不是第一个开枪的人，也不是BATF后来声称的对他们进行伏击的人。[47]

    持续的枪战席卷了整个大院，4名特工和6名大卫教徒被杀，其中两名分别是考雷什16个月大的孩子以及另一名教徒的婴孩；几十人受伤。BATF的特工们没有为突袭做充分的准备，以至于大卫教徒的火力和武器补给都超过了他们；弹药不足时，他们便撤退了。[48]

    大多数记录者都认为，如果大卫教徒愿意，那么他们可以杀死更多的BATF特工。后来的政府调查特别指出，大卫教对袭击的反应是一种典型的“防御性暴力”，其特征符合“希望从主流文化中退出的群体”[49]。事实上，那天最引人注目的交流是韦恩·马丁——那位毕业于哈佛法学院的教徒给韦科警局办公室打的一个慌乱的电话。他说：“告诉他们，这里有妇女和儿童，让他们停下来！”——这不像是有人执意于末日暴力。[50]更令人痛心的是，BATF在此之前就经常因一些小型武器违规而进行挑衅性的破门袭击，其知道考雷什经常在附近独自慢跑，想趁这个时候发出逮捕令，以轻易地逮捕他。[51]

    惨败之后，FBI（联邦调查局）解除了BATF的职务。在接下来的51天里，FBI与手腕中弹的考雷什进行了谈判。从一开始，FBI就将围攻原因描述为解救人质，但在BATF突袭后不久，20名儿童在几名成年人的陪同下离开了大院，随后有大量证据表明，剩余的大卫教徒都不想要或不需要联邦政府的解救，而联邦政府则以经典的时代论方式，将这里称为“巴比伦”。

    全国都在关注这次行动；遭到BATF袭击后，考雷什立即通过当地广播电台和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与公众直接沟通，沟通中他引用了英王钦定版《圣经》中的长篇大论。虽然他的追随者和基督教神学家对这本《圣经》很熟悉，但对世俗观众来说，他仿佛在讲斯瓦希里语[52]。有一次，他对一位深感困惑的电台采访者说：“我们现在在第五个封印中。”

    神学家詹姆斯·泰伯也听到了这次采访，他在1993年之前并不知道考雷什。2月28日晚，他与几百万美国人一起收听CNN，当时CNN中断了常规广播，报道BATF袭击后的情况。这位年轻的大卫教领袖喋喋不休，泰伯的注意力突然被他提到的7个封印吸引。泰伯不仅知道这是《启示录》里的重要内容，而且还知道“考雷什”是希伯来语中“居鲁士”的意思；泰伯快速地查阅了《以赛亚书》第45章，发现居鲁士已经被上帝认定为弥赛亚，弥赛亚的希伯来语“Mashiach”翻译成希腊语就是“Christos”，也就是“基督”。考雷什称自己为“羔羊”，是基督复临主义的表现——泰伯更加确定，考雷什的信仰基础正是《启示录》。

    随着对峙事态的发展，泰伯很清楚地意识到，FBI对考雷什的末日叙事一无所知。泰伯打电话给另一位神学家菲利普·阿诺德，后者联系了FBI特工，特工们承认，他们已经被考雷什的《圣经》独白弄糊涂了。

    一些特工甚至开始阅读他们酒店房间里的基甸版《圣经》中的末日启示类内容，这是一项甚至让专业神学家都无法承受的任务。正如泰伯所说，特工们疯狂翻阅《圣经》的景象“几乎滑稽可笑，但同时也令人恐惧”。泰伯和阿诺德立即意识到，大卫教徒们认为自己在有7个封印的世界中航行；他们还意识到，第5个封印，即考雷什认为大卫教目前居住其中的封印，是7个封印中最暴力、最危险的一个。

    泰伯和阿诺德认为，要想和平解决对峙事件，就必须在考雷什的信仰基础《启示录》上与他交手。政府允许泰伯和阿诺德接触了一位被监禁的大卫教徒，他叫利文斯通·费根，是考雷什派往迦密山代表其公众形象的。费根证实了泰伯和阿诺德的分析：大卫教徒生活在混乱的第5个封印中，但上帝让他们等待。在4月1日的一个电台脱口秀节目中，这两位神学家出现了，他们详细讨论了《启示录》的末日论，并暗示了和平的结局。他们知道考雷什经常收听这个节目，为了确保考雷什能听到，他们还让考雷什的律师发给考雷什一份录音带。

    4月14日，不管是否由于受到电台节目的影响，上帝终于再次向大卫·考雷什发出了指示，考雷什现在明白了一切。那天，他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律师们，宣布他正在写一封宗教长信，要向全世界通报“7个封印的解码信息”。写完后，他将公布一份副本。“我会出来，然后轮到你们处置这只野兽。”阿诺德和泰伯很高兴；也许终究可以避免这场即将发生的灾难。然而，这将是全世界从考雷什那里听到的最后一次交流。[53]

    不是只有泰伯和阿诺德理解考雷什的虔诚并希望能够和平解决对峙事件；更多的福音派人士也是如此。在围攻初期，美国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和浸信会联合委员会的要员们给克林顿总统写了一封信，他们在信的开头衷心地恳求：“请让得克萨斯州韦科的冲突非军事化。”这封信指出“复仇的威胁以及军队和坦克的集结，只会向这群‘忠实的信徒’证明世界的力量都在与他们作对”，并有先见之明地指出“如果政府在这场失败的局面中投入了如此多的资金和信誉，却没能彻底铲除犯罪教派，那就更是一场悲剧”[54]。

    然而，在7周多的对峙之后，在司法部长珍妮特·雷诺的支持下，FBI中的强硬派获胜。雷诺批准直接出击。

    虽然泰伯和阿诺德能否让考雷什走上正途还未确定，但是FBI内的强硬派认定考雷什是一个骗子，以“对《圣经》的胡扯”作为拖延战术；对没有经过神学训练、已经听考雷什讲了几个小时的《圣经》的特工们来说，似乎情况确实如此。[55]FBI的人嘲笑考雷什4月14日的那封信，尤其嘲笑这名九年级辍学者要写一封“宗教长信”的狂妄，认为这又是一种拖延战术。考雷什的律师们说他们正在拟一项投降协议，但是FBI的人根本不理睬。[56]FBI没有针对“预言”问题与考雷什沟通——这对考雷什来说很重要——而是直接切断了大院的电源，摧毁了信徒们停放的汽车，还开始放震耳的音乐，用强光探照灯照射院子。

    4月19日，FBI结束对峙，开始行动。从那天早上6点左右开始，特工们用装甲车反复撞击大楼，并使用CS催泪瓦斯（一种类似于麦加大清真寺的围攻者们使用的化学武器）。中午过后不久，大院起火了；大火迅速蔓延，吞没了大院，烧塌了屋顶。76名大卫教徒，其中包括两名孕妇，在大火中丧生，只有9人逃脱。大多数人从大火中逃到地下室，被发现时已经被烧死。至少有20名成员死于枪杀，其中包括考雷什，显然是为了避免被直接烧死。

    尽管随后的多项政府调查都得出结论，认定大卫教徒在FBI突袭之前就纵火企图自杀，但幸存的大卫教徒坚决否认任何自杀的说法，因为他们认为自杀是一种罪行。他们还说，当FBI切断电源时，他们使用油灯照明，但装甲车将油灯撞倒。此外，4月19日，风速高达每小时30英里，大风很快就通过打开的窗户和被FBI车辆撞出的洞，使火势从一个房间蔓延到另一个房间。火灾发生后两周，FBI将现场夷为平地，但这也没能提高FBI的可信度。[57]

    其中一名幸存者随身携带了一张数据盘，上面有考雷什4月14日的信中所提到的未完成的手稿，而FBI曾经认为所谓的手稿只是一个拖延时间的诡计。打印出来的信一共包括13页纸，其中包括对第一个封印的介绍和讨论；这封长信可能还需要几个星期才能写完。[58]

    用詹姆斯·泰伯的话说：

    考雷什是一个具有个人色彩的《圣经》解经大师。从大卫支教的神学角度来理解，他的信息具备系统性、一致性和内在的逻辑性。然而，对一个不了解《圣经》预言细节的人来说，他的信息以一种典型的、没有停顿的方式传递，并引用了钦定版《圣经》的长篇大论，似乎毫无意义。[59]

    我们永远无法知道，考雷什是否会如4月14日信中所承诺的那样和平投降，但很明显，FBI从未试图认真处理他所关心的神学问题。灾难发生后6个月，司法部成员向副司法部长提交了一份长篇报告，该报告的修订版长达489页。其对神学知识缺乏关注在目录中就能体现出来。目录中列出了宗教学者们的咨询内容，仅有4页，除了学者们的身份介绍之外，几乎没有传达任何有用的信息。这4页之后是心理咨询师的分析内容（共28页），几乎所有的咨询师都认为考雷什是个骗子。其中一位是FBI国家学院的行为学专家兼讲师皮特·斯梅里克，他甚至反对神学家参与这次事件。[60]

    随着对峙事件的推进，大部分公众与FBI一样，认为大卫·考雷什是一个自私自利的骗子。然而，真相可能更加微妙。与乔治·哈德森、塞缪尔·英萨尔、威廉·米勒以及几乎所有群体错觉的传播者一样，考雷什真诚地相信自己的叙事，这种自欺欺人使他对追随者进行灾难性误导的能力更加强大。

    在过去500年中，人类的模仿倾向和寻找引人入胜故事的倾向都落脚在末日错觉上——这是所有叙事中最让人着迷的一种。由此产生的神学叙事通常将其信徒限定在和平、繁荣的社区中，但这种叙事也会时不时跳出正常行为的护栏，由此产生诸如闵采尔领导的农民战争、博克尔松的疯狂的再洗礼派的暴动、文纳的第五君主国派的暴动和考雷什的大卫支教引发的大屠杀等灾难性后果。

    与一个半世纪前的威廉·米勒及其追随者一样，考雷什怪诞的神学、强烈的性欲和与未成年人发生的性关系，使他被媒体和公众妖魔化——这一妖魔化反过来导致了过度执法的悲剧。如果BATF最初的反应能够更加灵活，如果FBI能更加熟悉末日叙事的细微差别，那么韦科对峙事件可能不会以悲剧告终。

    正如结局所体现的，相当一部分公众都将责任归咎于联邦政府，大卫支教的悲剧并没有就此结束。电视直播了这场大屠杀，但大火最重要的目击者——一位名叫蒂莫西·麦克维的年轻退伍军人——近距离目睹了这场大屠杀。麦克维早已经愤怒于上一年的政府围困鲁比山事件。与韦科围攻事件类似，鲁比山事件起源于美国特种部队老兵、福音派教徒兰迪·韦弗受到的武器指控；这场对峙导致韦弗的儿子萨米和持有强烈末日信仰的妻子维姬的死亡。韦科对峙期间，麦克维正在那里分发枪支权利小册子。当韦科的火焰升起时，他发誓要为无辜死亡的男人、女人以及孩子们报仇。在韦科袭击两周年之际，他和同伙特里·尼科尔斯使用卡车炸弹对俄克拉何马市的联邦大楼进行了袭击，这导致168名无辜者丧生。麦克维之所以选择这个目标，是因为大楼里既有FBI办公室，也有BATF办公室，此外，还有大量其他部门的联邦雇员。[61]

    12 “被提”类小说

    末日文学为何畅销

    到了新千年初，大卫支教的灾难和林赛不靠谱的预言再次让人们意识到，过于精确的预言和日期设定是有风险的，时代论者也越来越倾向于一种不受质疑的类型：末日类小说。

    早在20世纪初，基督教作家就开始创作正义者“被提”、反基督者崛起、大灾难、世界末日和最终审判等主题的小说。1905年，俄亥俄州一位名叫约瑟夫·伯勒斯的医生出版了已知最早的被提类小说《泰坦，土星之子》。书名中的泰坦是一个现在大家很熟悉的反基督者的人物形象，“一个年轻的希腊人，他将联合激进的社会党人，在世界范围内致力于摧毁基督教会”。伯勒斯在序言中说，这部小说不仅仅是他想象力的产物，而且打开了“一盏探照灯，照耀出教会未来即将发生的一连串事件”[1]。

    尽管被提之景象和泰坦/反基督者崛起的故事吸引了读者，但整本书的各个章节都在讲述令人腻烦的《圣经》解读。其销量还不错，一共印刷了10次，10年内的销量超过1万本——也很体面，但不能算是一本畅销书。[2]

    但是，这本书展现出了被提类小说和美国福音主义的一般性特征：仇外心理、仇视伊斯兰教以及意识形态和道德上的恐慌。伯勒斯小说中的民族英雄名叫英格兰，孤身一人对抗由反基督者领导的十国联盟。可悲的是，美国因为“2500万在欧洲出生的美国公民”而无法援助母国。美国的“萨克森人”急于帮助英格兰，但被黑暗联盟的势力压倒，现在又被穆斯林“安拉！安拉！安拉！”的高呼声援助。欧洲的穆斯林势力入侵美国，将“萨克森人”文化溶解于外来的社会主义中。[3]

    随后的几十年里，被提类小说家们从时事中提炼出引人注目的叙事，并将其加入小说中，以此改进他们的作品。[4]到20世纪80年代，最重要的时代论小说家是弗兰克·佩雷蒂，他是一位文学巧匠，最有名的著作《当前的黑暗》销量超过200万册。

    这本书首次出版时，正值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时代论者需要找一个新的敌人。他们被迫选定了另一个末日祸根：新纪元运动，尤其是那些散发出一丝撒旦主义气息的运动。

    故事发生在和平美丽的虚构大学城阿什顿，其中出现了两位英雄，虔诚的牧师汉克·布舍和老练的新闻记者马歇尔·霍根，他们与一位极其富有的城市骗子亚历山大·卡瑟夫对抗，后者出于莫名的原因想要控制这座小城镇。

    卡瑟夫的盟友包括一群红眼睛的、鳞片皮肤的长着翅膀并呼吸硫黄的恶魔，他们吸食普通人的意志，但幸运的是，他们特别容易受到虔诚信徒的攻击，尤其是布舍。但这些生物与当地大学的女权主义教授朱琳·兰斯特拉特的撒旦潜力相比，根本不值一提。兰斯特拉特试图通过“神和女神意识入门”等课程破坏霍根女儿的宗教信仰。卡瑟夫密谋陷害布舍和霍根，把他们关进同一间牢房里，但他们联手打败了卡瑟夫及其下属，不管是人类的还是非人类的。[5]

    佩雷蒂所体现的道德恐慌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例如，林赛把达尔文、康德、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著作看作毁灭现代社会的“思想炸弹”，并引导了一场文化圣战。在撰写《消失的伟大地球》的前一年，他出版了《撒旦好端端地活在地球上》一书，其中有对洛杉矶一位“警察指挥官”的采访，这位指挥官描述了在圣莫尼卡海滩上的一次“接吻行动”，让林赛想起了“非洲野蛮人的宗教仪式”：

    大约有400人紧紧地挤在一起，像一团人，随着鼓声和诡异的音乐晃动……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脱衣服。有些人开始沉浸在公开的性行为中，对周围的人视而不见。我们注意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的脖子上戴着饰物。他们信仰精神世界，会欣然承认魔鬼对他们来说是真实存在的。[6]

    历史上，越是在最糟糕的时期，末日运动就越蓬勃发展：巴比伦流亡时期犹太人的被奴役和流亡；两次犹太人反抗罗马的大屠杀和大规模实体破坏；中世纪欧洲宗教战争和俄国大屠杀的恐怖。生活在繁荣、安全、和平的现代国家中的末日信徒，不得不将他们的义愤发泄在不太明显的社会祸患上：占星术、对进化论和地质科学的认知失调、普世主义、性、毒品、摇滚乐和永远存在的撒旦。

    这种末日恐惧的散播远非无害。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时代论者对新纪元的唯灵论和占星术的厌恶，演变成了经典的“道德恐慌”——这是一种群体错觉——对本不存在的撒旦式儿童性侵和大规模谋杀的群体错觉。大量自称撒旦教专家的人，包括重要的执法官员，在全国出名，他们谈到有数万名儿童成为宗教仪式的受害者。据说，撒旦教徒绑架年轻女性，强迫她们成为“生育者”，以此供应婴儿祭品；新生儿在填写出生证明之前就被从医院抱走，这样“他们就不会被怀念”[7]。

    泰德·冈德森就是这样一位“专家”，他曾是FBI的官员，参与玛丽莲·梦露自杀案和约翰·肯尼迪总统暗杀案，并领导FBI的洛杉矶、孟菲斯和达拉斯办事处。冈德森认为，美国每年有4000名儿童死于宗教仪式：

    有人告诉我，这些团体从医院、孤儿院、购物中心和远离街道的地方绑架受害者（通常是婴幼儿），这是很常见的事。据我所知，撒旦主义者已经成功地影响了夏令营的孩子们，近年来，他们通过渗透教练团队以及在美国各地建立幼儿园，集中精力招募少年棒球联盟队员……一位博伊西[8]的警察认为，每年有五六万的美国人失踪，他们成为撒旦团体的人类祭品。大多数受害者被焚烧，因此尸体和证据都没有。我知道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有一家神秘用品店，其出售便携式火葬设备。我已经向FBI、美国司法部和国会议员报告了这些事实，并建议联邦政府对此进行调查，但我的要求没有得到回应。[9]

    1988年，在全国多家电视台播出的《杰拉尔多·瑞弗拉秀》的节目，推出了一个名为《恶魔崇拜：曝光撒旦的地下活动》的纪录片，其讲述了所谓的大规模谋杀；对这一现象的“调查”甚至出现在主流媒体节目中，如《20/20》和美国国家公共电台的《早间节目》。[10]

    1985年的麦克马丁审判案，是现代社会中最臭名昭著的事件。当时，一位年轻的、患有精神病的母亲（这让人联想到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丹尼斯·迈克尔·罗恩）向警方报告，她刚学会走路的孩子在幼儿园被鸡奸。她的故事听上去不像真的：孩子们被引诱到飞机上和隧道里，在那里，马被屠杀，教师装扮成女巫在空中飞行；孩子们在仪式中受到性虐待，其被录制成儿童色情作品。

    幼儿园的经营者是一位很不幸运的女士，名叫佩姬·麦克马丁·巴克利。所谓的撒旦虐待“专家”和社会工作者们聚集到学校，他们很快从孩子们那里提取了关于虐待的描述，但这些孩子年龄太小，根本不能准确表述所发生的事情。这场对巴克利和其他6名幼儿园工作人员的审判耗时7年，耗资1500万美元，并毁掉了被告们的生活：在等待审判的过程中，巴克利在监狱里待了两年，她的儿子待了五年。最终，调查人员没有发现任何隧道或儿童色情制品，孩子们的父母也没有看到过所谓的死马，成为证据的一件黑色长袍最后被证明是巴克利女士的毕业礼服。[11]

    这起审判只是20世纪80年代席卷全美的十几起大规模撒旦主义/托儿道德恐慌事件中的一起，最后判定被告无罪。还有许多其他案例，被告被判重刑，但随后的上诉和调查审判表明了这些控诉的虚假性，也突出了道德恐慌的错觉特征。此后福音派偏执狂又转向了其他领域，各种起诉便消失了。《纽约时报》记者玛格丽特·塔尔博特警告说，“犹豫是一种很难维持的心理状态；人们总是急于用更摩尼教式的愿景取代它”，尤其是当反基督者和末日隐约出现时。[12]

    《当前的黑暗》和佩雷蒂的一系列后续书籍只是一个开始，更大的出版业奇迹还在后面，也就是前文提到的蒂姆·莱希和杰里·詹金斯的《末世迷踪》系列。莱希出生于1926年，就读于南卡罗来纳州格林维尔市的鲍勃·琼斯大学，那里的氛围与他的宗教信仰相符。该校的建校与原教旨主义者强烈反对主流新教教会接受现代科学特别是进化论有很大的关联。在1924年的一次圣经会议上，威廉·詹宁斯·布赖恩俯首向福音传道者鲍勃·琼斯说：“如果学校不停止讲授进化论，那么我们的国家将成为无神论者的国家。”[13]布赖恩非常关注世俗邪恶对美国高等教育机构的影响，而琼斯清晰地听出了布赖恩的担忧，并于1927年创立这所大学。而这一年的布赖恩，作为前国务卿、两届总统候选人、著名演讲家，则继续在臭名昭著的“猿猴诉讼案”[14]中起诉斯科普斯。

    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拿到鲍勃·琼斯大学毕业证的莱希，在全国各地奔波，为各种教堂会众服务，最后在加利福尼亚定居。在加利福尼亚，他为耶稣和养家而奋斗，这种热情可能与他9岁时失去父亲有关。他和妻子一起，参加了电视节目《莱希的家庭生活》，他抨击同性恋、世俗主义和女权主义，成为一名老练的文化战士。多年来，他出版了一系列小说和非虚构类书籍，书中明确警告国家妇女组织、联合国和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危险性。[15]

    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飞往某个预言研讨会的航班上，莱希注意到航班机长正在和空姐调情。机长戴着结婚戒指，而空姐没有。莱希自言自语道：“如果‘被提’发生了，航班上的上百人就会突然消失；这时飞行员意识到，当他回到家时，他的基督教妻子和儿子也会失踪。那不是很有趣吗？”[16]

    事实上，在莱希的作品之前，已经至少有两个被提类叙事中出现过失踪的乘客和机组人员：塞勒姆·柯班的小说《666》和威廉·詹姆斯的文章《当数百万人消失时》。[17]撇开独创性不谈，历史上最成功的宗教性多类媒体尝试——末世迷踪现象已经诞生。

    莱希最初设想了一部“被提三部曲”，但他知道自己缺乏必要的小说叙事技巧，因此文学经纪人为他联系了一位经验丰富的作家、代笔人——时代论者杰里·詹金斯。后者在其漫长的职业生涯中写了190本书。风度翩翩的莱希在年龄上与詹金斯的母亲相仿，两人立即建立了联系。莱希提供该系列的神学框架，詹金斯撰写书的文本。[18]1995年，两人出版了他们的第一本书，名为《末世迷踪》。

    詹金斯以前的作品，从儿童小说到体育新闻报道，无所不包，他对营利性文学艺术的精通体现于该系列作品的每一页，例如书的开头：

    雷福德·斯蒂尔的心里一直想着那个他从未碰过的女人。当满载747名乘客的飞机在大西洋上空自动驾驶，按照预定路线将于第二天早上6点在伦敦希思罗国际机场降落时，斯蒂尔已经从脑海里抹去了自己还有家庭的事实。春假期间，他将会和妻子以及12岁的儿子在一起，他们的女儿也会从大学回来。但现在，他的副机长正在昏昏欲睡。他正想象着哈蒂·德拉姆的微笑，并期待着快点儿见到她。德拉姆是斯蒂尔航班上的资深空姐。他已经一个多小时没见到她了。[19]

    迄今为止，斯蒂尔一直忠实于他的妻子艾琳。艾琳是一名狂热的宗教信徒，她随时都期待着被提。但现在的斯蒂尔已经鼓起了勇气，将飞行控制装置留给昏昏欲睡的副机长，然后漫步走到飞机上的厨房里与德拉姆幽会。令他失望的是，他发现她正在抽泣且情绪异常激动，她告诉他，数十名乘客失踪，他们的座位空着，只留下了衣服。一个接一个地，醒来的乘客尖叫着，因为他们注意到了消失的同伴和仅剩的衣服。德拉姆请求斯蒂尔做出解释，斯蒂尔假装不知道，但“可怕的是他知道一切。艾琳是对的。他和大多数乘客都在末日前被留在了地球上”[20]。

    全世界陷入了混乱，无人驾驶的飞机像被击中的野鸡一样垂直落下，无人驾驶的车辆冲出公路路肩；几百万人失踪，更多的人死亡。虔诚的地铁司机突然失踪，造成了撞车事故。纽约市作为世界无信仰者的中心陷入交通瘫痪。欧洲关闭了空中交通，因此斯蒂尔将他的飞机开回美国芝加哥的一个运转正常的机场（不同于电影版中不太真实的高速公路着陆）。

    电视新闻镜头捕捉到了被提的怪异景象。例如，一位临产妇女的肚子突然瘪了，婴儿直接升入天堂，与此同时，护士的衣服掉到了地板上，护士也与婴儿一起升入了天堂。回到家后，斯蒂尔发现他的妻子和年幼的儿子都离开了，而他的持有不可知论的大学生女儿克洛伊被留下了。当然，艾琳所在教堂的所有会众也都离开了；牧师意味深长地为剩下的人留下了一张“我告诉过你”的DVD，DVD制作得非常用心，它影响了雷福德·斯蒂尔，使他立即皈依并获得重生。

    巧合的是，斯蒂尔航班上的一位乘客名叫巴克·威廉姆斯，是一位著名记者，正在调查被提事件。大约一年前，他去以色列采访了一位生物学家，这位生物学家不仅发现了一种能将沙地变成肥沃农田的化学肥料，还掌握着另一个神秘而极具价值的科学秘密，正是这个秘密使以色列成为地球上最富有的地区。威廉姆斯在以色列期间，俄罗斯人试图对该国进行大规模核袭击，但他们所有的导弹和轰炸机都奇迹般地在半空中爆炸。

    小说中的第三位主角是反基督者，即一位名叫尼古拉·卡帕西亚的罗马尼亚人，他精通九种语言，外表英俊，能力出众，极富魅力。在他还是一名政界新星时，威廉姆斯采访过他。他迅速升迁，很快成为联合国首脑，并将联合国安理会改组为时代论者所熟悉的十国联盟。卡帕西亚现在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人，他建立了全球货币体系和经济联盟，实现了核军备的全球性裁减，与以色列签订了七年和平协议，并将现在拥有至高权力的联合国迁移到了古巴比伦所在地区。通常情况下决策缓慢的世界组织，却在几个小时内同意了卡帕西亚提出的所有要求。卡帕西亚随后宣布成立一个统一的世界性宗教。

    威廉姆斯发现了卡帕西亚的真实身份，并开始与克洛伊联手。克洛伊母亲所在教堂的会众几乎都被提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克洛伊所有斯坦福大学的左翼朋友们都被留下承受灾难；克洛伊和威廉姆斯重获新生后结婚，并与她的父亲联合组建了“灾难之光”，该力量利用技术魔力与卡帕西亚作战。[21]

    书中到处都是国际主义者的阴谋。几十年前，一位全能型生物技术金融家乔纳森·斯托纳加尔对卡帕西亚的母亲人工授精，于是能够迷惑人类的卡帕西亚诞生，斯托纳加尔的邪恶野心得到推进。军方故意无视专业飞行员的不明飞行物报告。斯托纳加尔重新安排了世界的领导者，几乎每天都制造高层“自杀”事件，但他自己最后也为卡帕西亚所杀。卡帕西亚洗脑了所有目击者，使他们相信斯托纳加尔是自杀的，除了受到上帝保护的威廉姆斯。

    这本书充斥着莱希的摩尼教式文化战士风格：那些反对堕胎并投票支持共和党的人会被提，而仅仅过着舒适生活或阅读新纪元书籍的人将被烧死。

    威廉姆斯引人入胜的探索过程，将原本难以理解的时代主义末日论分成了容易理解的小部分。这本书保持了一种高度传神的叙述流，通过交替的段落既描述了威廉姆斯对卡帕西亚真实身份的不懈追查，又阐述了如今重获新生的斯蒂尔对时代论末日计划的探索。

    1995年版的《末世迷踪》出版后，在接下来的12年里，莱希和詹金斯又写了15部续集和前传，它们共同涵盖了整个时代论序列，从邪恶的卡帕西亚在基因工程中出生，到（最终的）王国降临。

    前几部书的每一部都售出了几十万册，到了第四部，由于口口相传，该系列已经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上名列前茅。[22]到了第八部，首印总量已经达到250万册。2001年“9·11”事件之后，第十部销量飙升，取代约翰·格里森姆的《油漆的房子》成为全年最畅销小说，这是格里森姆自1995年以来首次失去此殊荣。更值得注意的是，畅销书排行榜一般都不会将宗教性书店的销量计算在内，而这本书在宗教性书店的销量占总销量的1/3。大约1/10的美国人读过该系列的书，1/4的美国人知道这些书。[23]

    《末世迷踪》系列的总销量超过6500万册。2002年，莱希和詹金斯登上了《时代》杂志（以及2004年《新闻周刊》）的封面；随后，两位作者分别推出了各自的系列，莱希也从宗教导向的廷代尔出版社转到主流的兰登书屋，后者支付了4500万美元向他预约了另一个系列的书。[24]

    如此巨大的成功引起了时代论者对它的批判性审查。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在《纽约时报》中写道：

    美国最畅销的小说系列《末世迷踪》，热情地描绘了耶稣复临并杀死所有非基督徒的情景。世界上的印度教徒、穆斯林、犹太人和不可知论者，以及许多天主教徒和一神论者，都被扔进了永恒的火焰中……天哪，多么令人振奋的一幕啊！

    克里斯托夫随后将注意力转移到林赛的各种有缺陷的预言上，并得出结论，“明明是错的，却罕见性地获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25]。另一位世俗评论家则轻蔑地认为詹金斯融合了“杰瑞·法威尔和汤姆·克兰西[26]”的风格。[27]其他一些评论家认为，被提类小说普遍缺乏同情心，它们以极大的快乐描述被烧死的数亿人。

    杰里·詹金斯展现出一个随和、不带意识形态的平民作家形象。在接受《新闻周刊》采访时，他提道：

    平庸的文字，单薄的人物形象——我接受批评。我就是给平庸的人写的。我也是一个平庸的人。我尽己所能写作。我知道我永远不会被尊为经典作家。我不会自称C.S.刘易斯[28]。对于那些文学类型的作家，我很佩服他们。你们知道吗？我也希望自己能足够聪明，能写出一本难读懂的书。[29]

    詹金斯对C.S.刘易斯的提及并不是随意的；根据神学家马克·沃德的说法，“基督教出版细则要求，每一本基督教书中至少有其中一章的开头要引述C.S.刘易斯的话”。詹金斯也没有吹嘘他的读者群，他提到，有一次他在沃尔玛山姆会员店遇到一位购物者，她买了一本他写的书还有一瓶威士忌，詹金斯得出结论：不管以哪种方式，那天晚上她一定睡得很好。[30]

    相比之下，在《新闻周刊》的同一篇文章中，莱希则表达了强硬的神学确定性和对国家文化精英们和宗教精英们的强烈不满：“我试图接触的数百万人都从字面上理解《圣经》。但神学家们把我们的想法搞得一团糟，他们认为我们必须找到背后的神学原因。知识分子瞧不起我们这些普通人，这让我很烦。”[31]

    莱希所说的“普通人”主要居住在美国南部和中西部，占《末世迷踪》系列读者的71%，而在东北部的占比仅为6%。[32]莱希的核心读者区域正是反堕胎、反同性恋的社会保守主义大本营，这些保守主义为美国时代论者和福音派人士注入了能量。杰瑞·法威尔和帕特·罗伯逊都来自弗吉尼亚州，哈尔·林赛来自得克萨斯州，吉米·斯瓦加特来自路易斯安那州，金·贝克来自密苏里州。

    越来越多的时代论教区居民，其中有很多是林赛、莱希和詹金斯的书迷，涌向以色列，特别是耶路撒冷，沉湎于他们的千年信仰；2017年，以色列的360万游客中，大概有1/8是福音派教徒。许多以宗教为导向的旅行者预订了时代论旅行路线，其中最精彩的是参观耶路撒冷圣殿研究院的游客中心，那里展示了为重建圣殿而建造的器皿和工具。用学者约西·梅克尔伯格的话说，大多数游客“完全无视故事中的巴勒斯坦一方。这可是涉及宗教的；有友如此，何需敌人？[33]”[34]

    重建第三圣殿的核心环节是出现一只没有杂色、没有瑕疵且没有负轭的红色小母牛。乳房部位长出的白毛，使梅洛迪小牛失去了作为天启之牛的资格，但它的出生启发了一位更认真的时代论者来到以色列。他名叫克莱德·洛特，是美国密西西比州的一名牧场主，1989年，他读到了《民数记》19章中的相关段落，并思考如何才能繁殖出这样一只完全合格的动物祭品。他认为，这并不难，尽管这种小母牛在欧洲和亚洲很少见，但美国的红色的安格斯牛几乎接近这一要求。

    第二年，他访问了密西西比州农业和商业国际贸易办公室，该办公室向一位国务院贸易专员发送了以下备忘录：

    克莱德·洛特打算提供一种红色的安格斯牛作为《圣经·旧约》中的祭品，它不会有任何瑕疵或浅色毛发，遗传性红色使其有红色的眼睛，黑色的鼻子，一只一岁的小母牛的体重约为700磅。这些牛将很快适应中东气候，而且牛肉质量也很好。[35]

    最终，这份备忘录传到了圣殿研究院的拉比们那里，该研究院院长哈伊姆·里奇曼高兴地注意到，有着《圣经》中著名地点——索多玛[36]之称的地方也饲养了牛。[37]在随后的几年里，洛特和里奇曼在以色列互访。1996年，梅洛迪的出生引起了轰动，这鼓励他们制订一项重大计划：他们要在1997年12月，将500只怀孕的母牛运往危险一触即发的约旦河西岸。该计划可能产生一整群真正的天启之牛，但由于陷入繁文缛节和财政困难而未能启动。洛特哀叹道：

    我内心深处认为，上帝希望我成为以色列的福音，但这很复杂。我们只是还没准备好把红母牛送到那里。如果有一位至高无上的神亲自掌管人类事务，那么这将会发生，而且这将是一个关键性的事件。[38]

    在时代论的计划中，一条细细的红线将“关键性事件”和“灾难性事件”分开。梅洛迪、索多玛和里奇曼，这些关键词概括了一种奇怪的神学戏剧，不同的参与者在同一舞台上表演，并阅读几乎完全相同的剧本。在结束之前，参与者们愉快地支持着彼此的演出，但到结束时，他们的命运完全不同。在犹太教的剧本中，弥赛亚第一次出现，并在耶路撒冷建立了永恒的犹太国家和圣殿；而基督教的剧本中增加了几个场景，上帝再临复仇，使1/3的犹太人放弃旧信仰而改信新信仰，并烧死了另外2/3的犹太人。

    不用说，这出戏涉及大量见利忘义的互相利用。以色列极端分子想获取犹大人和撒马利亚人[39]的《圣经》权利并重建圣殿，但无法获得多数选民对他们的支持，于是他们很乐于接受福音派基督教徒在财政和政治上的帮助，而这些基督教徒则相信，这出戏结束时，一定可以通过犹太人的转皈依或被焚烧而实现对他们的新犹太盟友的清洗。用记者格肖姆·戈伦伯格的话说：

    也许这本无所谓，但有些善意的人认为犹太人重建圣殿将导致世界杀戮，他们有时会插手这些极端分子的事务，因为这些极端分子的行动不是出现在神话领域，而是出现在一个真实的国家，真实的冲突是会夺走真实生命的。[40]

    13 资本主义的慈善家

    从环球电讯、安然公司到互联网泡沫

    在克莱德·洛特和哈伊姆·里奇曼沉溺于各自的基督教和犹太教末日幻想时，美国的投资者们在一场金融投机狂欢中丧失了集体智慧。

    2000年初的一个晚上，在曼哈顿市中心的《财富》杂志办公室工作了一天之后，记者杰森·茨威格乘出租车回家。当出租车驶入车流时，被四位身穿昂贵西装的年轻人拦住，其中一人砰砰地敲着司机的车窗，要求搭车前往只有几个街区远的目的地。当出租车司机告知他已经有乘客时，这位年轻人把一张100美元的钞票扔到司机的脸上，说：“把他赶出去，我们给你100美元。”

    出租车司机关上车窗，正如茨威格先生记录的那样：“我们两个像少女逃离匈人阿提拉[1]的帐篷一样快速逃离了现场。”令茨威格这位老纽约人目瞪口呆的不是那些年轻人用100美元撵他下车，而是他们步行完全可以更快地到达目的地。[2]

    像布朗特、哈德森和英萨尔一样，这些盛气凌人的年轻人也沉醉在暴富所带来的狂妄中，或许也有更世俗的心境。他们很富有，根据物质社会的逻辑，他们聪明而且重要，尽管他们的财富很可能来自狗屎运或者欺诈伎俩，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这场让这四位年轻人如此陶醉的金融狂热，大致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持续到2005年，然后在随后的两年半时间里缓慢崩溃，所带来的通货紧缩的时间长度基本上与1929年黑色星期四之后的通货紧缩相同。它带来了广泛的破坏力：总计1亿投资者共损失了5万亿美元（约占股市财富的1/3）。其中最激进的股民是数百万美国人，他们被蒙蔽，认为自己在互联网股票和共同基金中找到了年轻人的财富源泉，就像1929年的埃德加·布朗一样，他们在风暴中失去了大部分积蓄。[3]

    与之前的狂热一样，泡沫的病理生理学基础是海曼·明斯基提出的4个因素——技术替代、信贷宽松、对上一次泡沫的健忘以及放弃旧的估值方法，也适用于本次狂热。

    泡沫的原因是互联网。作为那个时代巨大的技术替代，互联网真的改变了一切。[4]1969年，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把加州大学的洛杉矶分校和圣巴巴拉分校，以及犹他大学和斯坦福研究院的4个“节点”联系起来，互联网诞生。这种新的“信息高速公路”刺激了投资者。但由于它不仅速度缓慢而且操作困难，再加上第一代个人电脑的昂贵和笨重，因此在最开始的20年中，互联网对日常生活几乎没有什么影响。最初的常用网络，如美国在线和美联网，一开始甚至没有连接到更广域的互联网，即使后来连接上了，它们的功能也只是像围墙内的花园，不允许直接导航到域外网页。

    这种情况在1990年得以改变。当时，位于瑞士和法国边界、研究高能粒子的欧洲核子研究组织[5]的计算机科学家蒂姆·伯纳斯·李，发明了第一款原始浏览器，他预知性地称之为万维网。那时，他只是试图将该设施中无数台不同的计算机连接起来；但是偶然地，他连接了世界。这轰动了金融市场，也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6]

    伯纳斯·李的第一款浏览器在满足普通用途时仍需要很多专业技术，但这个问题很快就被其他程序员改善。1993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NCSA（国家超级计算应用中心）发布了马赛克浏览器，它是一种基于微软操作系统的、相对容易安装和使用的浏览器。马克·安德森领导了NCSA团队，他当时还只是伊利诺伊大学的学生；毕业后，他搬到了加利福尼亚州，并在那里与持有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的吉姆·克拉克一起合作。

    那时的克拉克已经于10年前创立了视算公司，其主要制造高性能计算机。在技术术语上，这种设备是一种“计算机工作站”，是为特定任务设计的一种设备，通常需要运行专有的操作系统和软件。20世纪80年代，工作站制造商赚了几十亿美元。但对大多数公司来说，这种盈利能力只是一个黄金陷阱，因为它们的产品很快就会被功能更强大的个人电脑取代。克拉克预见到了这种结果，但他无法说服公司管理层相信这一点，于是他沮丧地离开了视算公司，因为他不仅对自己一手创建的公司偏离方向而感到愤怒，而且不满于自己的股份仅值2000万美元，用他自己的话说：“在一个创造了巨大个人财富的行业里工作了十几年，相对于付出的创造力、领导力和辛勤工作，以及承担的风险，这一股值较少。”[7]他发誓，下次一定要有更多的控制权，得到更好的回报。

    1994年，克拉克和安德森成立了马赛克通信公司。伊利诺伊大学不满于他们使用马赛克这个名字，要求他们换个新的公司名称；于是他们改名为网景通信公司。和马赛克通信公司一样，网景通信公司的浏览器也是免费提供的，并很快传播开来。到1995年中，数以百万计的用户为电脑屏幕右上角带有字母N的地球图标而兴奋不已，这意味着他们在线且可以从全球任何地方访问网页。

    明斯基的第二个病理生理学因素——信贷宽松，为泡沫提供了原始燃料。在现代社会的部分准备金体系中，一国的中央银行——就美国而言是美联储——扮演着货币供应的看门狗角色。美联储的任务是提供充足的货币供应，进而保持经济繁荣，但美联储还有一个任务，用前任主席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那句著名的话说，就是要“在聚会开始时把大酒杯拿走[8]”[9]。

    大多数情况下，美联储委员会关心两个问题：以GDP增长和失业率衡量的整体经济状况，以及控制通货膨胀。股票价格不太受到关注，而且经常成为前两个问题的“无辜旁观者”。

    到了20世纪中期，美联储的主要工具是联邦基金利率，即成员银行之间的隔夜拆借利率，这一利率事实上成为政府证券的短期利率。当作为安全性证券的政府证券的利率比较高时，这会吸引投资者买入，进而导致资金从股票等风险资产中转移出来，并使股票的价格降低；相反，当美联储降低利率时，寻求更高回报的投资者会购买股票，从而提高股票价格。[10]

    20世纪90年代初，一场相对严重的经济衰退导致了两个事件。首先，它使乔治·布什没能连任；正如胜利者比尔·克林顿的竞选口号所言：“笨蛋，关键是经济！”其次，经济衰退引发了美联储大幅放松信贷，这助长了股市泡沫。

    在艾伦·格林斯潘担任主席期间，美联储通过买进美国国债来应对20世纪9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这使联邦基金利率从1990年1月的8.3%降至1992年底的3%左右，并持续了整整两年。降低的利率助长了初始阶段的股市繁荣，投资者们开始谈论“格林斯潘看跌期权”，即美联储主席积极维持一种高股价状态。[11]

    按理说，美联储应该在1997年左右“把大酒杯拿走”，那时经济运转顺利，通货膨胀率下降到3%左右。似乎格林斯潘正打算这么做，但被一系列事件打断。随后发生的事情与20世纪20年代本杰明·斯特朗通过降低利率来保护英镑、不经意间引发了美国股市狂热非常相似。

    1997年和1998年，一系列全球性事件使美国的大酒杯保持满溢。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席卷了全球金融市场，从泰国货币——泰铢的崩溃开始，像多米诺骨牌一样蔓延到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中国香港。最初，不断演变的传染并没有引起格林斯潘的警戒，因为这些亚洲经济体的规模相对较小。但到1997年底，韩国，一个驻有数万美国军队的富裕国家，也陷入金融危机，格林斯潘被迫做出反应。美联储和财政部强有力地支持美国银行以尽可能低的利率保持向韩国贷款，而且不仅对韩国，对其他亚洲国家也是如此。国外较低的利率降低了这些外币的汇率，使美元升值。早在1997年初的经济繁荣时期，美联储已经开始提高利率，但为了防止美元升值，还是维持了相对稳定的低利率；与20世纪20年代一样，持续相对较低的利率助长了当时本已存在的股市狂热。

    国际金融的多米诺骨牌继续倒下；1998年底，俄罗斯经济状况恶化，导致债务违约和卢布贬值。这直接影响到了美国，因为有一家大型知名美国对冲基金公司——长期资本管理公司[12]在俄罗斯国债上下了很大的赌注。该基金公司持有的大量债券价值蒸发，这威胁到了美国金融体系的其他部分，并重创了世界各地的股价（见图13-1）。

    图13-1 1997—2000年的联邦基金利率

    那时，格林斯潘已经获得近乎神话般的“大师”地位，市场把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繁荣归功于他，正如鲍勃·伍德沃德后来将他的畅销书以这位主席的名字命名一样。格林斯潘认为，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倒闭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威胁他的良好声誉。他组织私人银行对该公司进行救助，还通过大幅降低联邦基金利率放松信贷，并将其维持在低水平整整一年。这又把股票价格推到了最高点。[13]

    到20世纪末，泡沫的第三个病理生理学因素——金融健忘症——已经发展了几十年。1929—1932年的熊市如此猛烈地侵蚀了家庭和机构的财富、灼伤了国民的心理，以至于在此后的几十年里，股票都被看作不稳健的投资；比如，直到1945年，根据可靠的统计数据，个人投资在股票上的平均金额（主要统计富人的储蓄）仅在30美分左右，而且持有大量股票的主要是少数几家企业养老基金。

    1929—1932年股票熊市发生时，虽然只有约10%的美国人持有股票，但是随后的大萧条影响了所有人。[14]几乎所有特定年龄的美国人身上都有大萧条时期留下的阴影（就本文作者而言，即使他母亲在餐馆里用餐后剩下一点儿芦笋，也要仔细包装并拿回家）。对几百万美国人来说，1929—1932年的残酷记忆仍然历历在目，这在一代人的时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削弱了股票的吸引力。

    不过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确实发生了一场类似的股票泡沫。围绕几十年前物理学家威廉·肖克利领导的贝尔实验室团队发明的半导体晶体管，越来越微型化、功能越来越强大的电子设备开始爆炸式发展。到1959年，在公司名字后加上“tronics”（英文单词“电子”的后七个字母）有助于激发公众的兴趣，并使股价上涨，就像几十年后在公司名字后加上“.com”的做法一样。美国音乐协会是一家专注于留声机和黑胶唱片的制造商，它只需将名字改为“Space-Tone”，就以7倍的价格上市了。还有一些类似的公司名称，包括“Astron”“Vulcatron”，还有几个以“sonics”结尾的名称，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Powertron Ultrasonics”。[15]投资银行大量配股给内部人士，同时限制广大公众可购买的数量，这更激发了公众的热情。1962年，像所有以前的泡沫那样，狂热的买主都已耗尽，公众热情崩溃。[16]

    电子狂热只涉及股票市场的一小部分，而且由于那个时代持有股票的美国人相对较少，因此它在公众记忆中几乎没有留下什么持久的印象。[17]到20世纪90年代，对普通美国人来说，1929—1932年的全社会股票泡沫已经过去了两代人的时间。当泡沫再一次来临时，只有三类小群体有能力识别：拥有完整记忆的90多岁的老年投资者；经济史学家；那些阅读了《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吸取并保留了前三章教训的人。

    20世纪90年代，泡沫的第四个病理生理学因素，是放弃传统的股票估值标准。20世纪20年代末，不仅最优秀的股票产生了稳定的利润流，而且除了少数几家“高科技”公司（最著名的是美国无线电公司和雷明顿兰德公司）外，其他所有公司都提供了健康的股息。[18]相反，到20世纪90年代，只有少数几家新技术公司的收入足以承担其人员和设备的巨额支出。至于股息，科技类股票投资者认为，那是遥远的马鞭和马车时代的遗留物。微软于1986年首次向公众发行股票，但直到2003年才宣布派息；截至本书撰写之时，互联网的两大赢家亚马逊和谷歌从来没有派过息。20世纪90年代，不知何故，投资者们认为，收益和股息根本不重要；他们认为，公司股票的真正价值在于一种更模糊的衡量标准，即能否博得数百万眼球的关注，或是否有数十亿次点击量。

    正如20世纪那位伟大的投资者约翰·邓普顿所说：“英语中最昂贵的一句话是‘这次不一样’。”20世纪90年代，新兴的数字世界看起来确实不一样，许多曾经听起来最疯狂的承诺都在那时兑现了：几乎覆盖全球的宽带，无处不在、几乎免费的语音和视频电话，以及吞噬了许多传统实体店的高效的在线购物环境。

    遗憾的是，这些技术的普通投资者却并未获利。在20世纪90年代末上市的数百家公司中，只有少数幸存下来。幸存下来的，只有亚马逊一家成为主导性经济力量，但即使是亚马逊，也尚未显示出投资者对其零售业主导地位所期望的收益。[19]

    和英国铁路泡沫以及20世纪20年代的泡沫一样，20世纪90年代的科技繁荣尽管打击了金融投资者，但也给社会留下了宝贵的基础设施。如上文所述，我们根据盈利能力和社会效益构建了一个三级金字塔式结构，以理解这些泡沫公司（见图13-2）。

    图13-2 不同等级的泡沫公司

    金字塔最顶端的公司不仅造福于社会，也让投资者们更富裕了，比如东印度公司或英格兰银行，到目前为止，还有亚马逊和谷歌。金字塔第二层，或许是最重要的一层，是那些让社会受益却让投资者赔钱的公司，比如乔治·哈德森的铁路帝国和塞缪尔·英萨尔的公用事业投资公司。

    美国环球电讯公司是科技泡沫时代的这种公司的典型代表。当今全球50万英里的海底光缆，大部分铺设于1998—2002年的互联网投资热潮时期，其中的近1/3是由加里·温尼克贡献的。

    温尼克曾是一名债券销售员，是“垃圾债券之王”、被判重罪的迈克尔·米尔肯的门徒。他与商业祖先布朗特、哈德森和英萨尔有着同样的天赋：能通过股票和债券从轻信的投资者那里筹集几十亿美元。

    不幸的是，他没有哈德森和英萨尔那样的商业头脑；在1997年成立环球电讯公司之前，正如一位记者所说，他掌握的电信知识并不比“打推销电话的能力”多很多，此外他也从未经营过大型企业。[20]环球电讯公司的失败是由于他的无能和渎职，还是由于运气不好，这仍然没有定论。虽然温尼克倾向于不参与公司的日常事务，但他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确实在公司倒闭前有意识地抛售了数亿美元的股票。民事诉讼和监管行动剥夺了他的大部分非法所得，但最终检察官并没有起诉他。

    温尼克的罪责并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尽管环球电讯公司严重冲击了投资者的财富，但它为当今互联世界的形成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在围绕环球电讯和其他互联网股票的市场狂热达到顶峰时，环球电讯公司的市值超过400亿美元，其中温尼克拥有60亿美元。（1999年的《福布斯》封面大肆宣扬他的“光速致富”。）[21]

    他的项目既没有欺诈也不缺乏远见，因为他对全球网络带宽重要性的评估是正确的。但是，和商业史上许多有远见的人一样，他低估了两个会导致利润降低的问题，而这两个问题会时刻存在。首先，利润会带来竞争，使供应增加，进而压低价格和随后的利润，这和死亡以及税收一样，是必然存在的。例如，温尼克在1997年完成了两条大容量、跨大西洋的光缆的铺设，但随后6年内又出现了10条竞争性电缆。其次，技术进步也增加了商品的供应，进一步压低了价格。就海底电缆而言，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干设备”（即电缆两端的光发射机和光接收机）的改进使原来铺设的电缆的承载能力增加了7~10倍。尽管2003—2014年没有铺设新的跨大西洋电缆，但现在的全球数据流量大约比2002年大1000倍；平均而言，目前世界海底电缆容量的利用率只有不到1/4。[22]

    像泡沫时期总是会发生的那样，投资热情导致环球电讯公司的投资者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2002年1月28日，该公司申请破产，随后两家亚洲公司用2.5亿美元收购了温尼克公司的控股权，这个价格相当于1便士兑1美元。虽然重组后的该公司最终仍然运营着互联网主干网的一大部分，但最初的股东们只获得了法律和解中的一些碎屑，其他什么也没有得到。

    这场巨大损失的波及范围很广：除了个人投资者，养老金和共同基金池损失了几十亿美元。小学教师琳达·洛奇在股票交易中损失了12万美元，在评论温尼克先生适时卖掉他自己的股票时，她说：“我不知道这家公司的管理层为什么能做得这么好，而小股东们却做得这么差。”[23]环球电讯公司的许多员工在他们的401（k）计划[24]中持有本公司的股票，他们比洛奇更悲惨，不仅失去了储蓄，还失去了工作。[25]

    除了环球电讯公司的高管，还有一些人通过适时出售股票而获利。1999年3月，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向该公司高管发表了演讲；代替8万美元的演讲费，他持有了该公司的股票，并于几个月后以大约450万美元的价格出售了这些股票，据《华尔街日报》推测，这些股票可能用于支付他在肯纳邦克波特镇[26]上公寓的维护费用。[27]

    虽然环球电讯公司严重损害了像洛奇和公司普通员工这类人的金融利益，但它通过提供超量带宽使世界受益。金字塔的最底层就不是这样了，几百家互联网公司消失得无影无踪，不仅践踏了投资者，也没有留下任何社会价值或经济价值。在这些公司徒劳地追求关注度的过程中，可能最精彩的故事就是韦伯万事件了，它是一种1995年之前所无法想象到的大惨败。

    路易斯·博德斯是一个有着古怪想法的20多岁的技术人员。他先是创立了一家同名连锁书店。1997年，从书店领域退出5年后，他成立了一家投资公司。当时，他从网上订购的稀有香料邮包到达他的家门口（当时网购还是很新奇的事物），他脑中闪过一个想法：能不能说服美国人通过这样的方式购买食品？

    博德斯的理想很大。为了向几百万消费者提供生鲜商品，他需要建立一个新颖而庞大的物流系统。他在奥克兰建立了第一个配送设施，其面积是一个标准超市的20倍，铺设了4.5英里长的传送带，可以运送各种各样的生鲜食品，包括700多种肉类和鱼类。[28]然后他聘请了全国最大的建筑公司柏克德工程，以超过10亿美元的总成本，计划打造一个由26个类似建筑群组成的全国性网络，这对一家在上一年还不存在的公司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博德斯曾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数学，他预计，每个配送设施每天能完成825份订单，每年收入将达到10亿美元的1/3；人工“挑拣者”们将被策略性地安置在一组装有食品的旋转传送带中间，他们将把顾客购买的东西放在一起，然后通过几英里长的传送带将食品送到空转的冷藏卡车上，这些食品可以在订购后一小时内送到家。由于规模大，预计韦伯万公司只需要将收入的不到1%用于实体仓库，而即将过时的传统超市的这一比例则为6%。博德斯计划在征服零售食品行业之后，转向视频、消费电子产品和干洗行业。[29]

    韦伯万公司吸引了高盛、甲骨文、惠普、奈特·里德等一系列公司的金融支持，同时也引发了一场公众投资狂热。为了继续煽动这场狂热，其在首次股票发行时，只出售了公司的一小部分股票；如果出售的是全部股票的话，那么总市场估值将达到84亿美元，是西夫韦[30]公司的一半，这对最终建成时将以26个超大型超市为中心的运营来说并不差。[31]

    两个问题注定了这是一次冒险。第一，韦伯万并不是第一个互联网食品销售商；它有几个竞争对手，其中包括规模更大、更成熟的家用杂货公司HOMG，HOMG背后的支持者包括亚马逊的杰夫·贝佐斯。第二，系统不好用；这项未经测试的技术被证明不听使唤，而且即使系统运行顺利，消费者也不相信该公司能为他们挑拣出易腐产品并做到按时交付。韦伯万和HOMG都公布了多月的亏损。[32]

    HOMG管理得更好，但韦伯万激发了更多的热情，因此也吸引了更多的资金，这意味着HOMG首先出现资金枯竭。实力较差但资金较多的韦伯万并购了HOMG，但这更加速了新合并的公司的现金消耗；2001年7月，该公司宣布破产，几十亿财富蒸发，3500名员工失业。[33]

    20世纪90年代的三级泡沫金字塔，坐落在渎职和欺诈的泥潭中，就像安然公司那样。作为美国历史上欺诈金额最大的企业之一，安然导致的投资者损失高达700多亿美元。这一事件充分体现出那个时代一夜暴富的氛围。与讨人喜欢、乐善好施又有远见的温尼克不同，安然的管理层有意识地实施了大量制造金融泡沫的犯罪行为，其主角们扮演了典型的恶棍角色，如道貌岸然、有社会野心的肯尼斯·莱，运动机能亢奋的杰弗里·斯基林，还有阴暗、犯盗窃罪的安德鲁·法斯托。

    与环球电讯和互联网公司不同，安然最初从事的是经济中最不起眼的商品之一——天然气的经营[34]。20世纪中期之前，天然气经常被当作废物烧掉。相比之下，该公司的负责人则很耀眼，用记者彼得·埃尔金德和贝萨尼·麦克莱恩精辟而又令人难忘的话来说，他们是“房间里最聪明的人”[35]。

    1942年，肯尼斯·莱出生于阿肯色州极度贫困的农村地区，他在11岁之前都没有住过有卫生间的房子。然而，从11岁起，他的好运来了，他跟随父亲搬到密苏里州哥伦比亚市，在那里，家里的3个孩子都以很低的学费进入公立密苏里大学。莱在那里遇到了经济学家平克尼·沃克，后者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好运。

    毕业后，莱开始在埃克森公司的前身——亨伯尔石油公司工作，并通过在夜校学习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接着，他加入海军服兵役，服兵役期间的1969年，沃克帮他在五角大楼获得了一份武器采购工作。此后不久，尼克松总统任命沃克为联邦能源委员会成员，莱作为沃克的助手一同前往。这位年轻的助手给尼克松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尼克松任命他担任内政部主管能源事务的副秘书长。

    公用事业贯穿公共通行权。自19世纪末其诞生以来，各州和联邦政府就对该领域进行严格监管。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管制开始放松了。依靠在华盛顿的人脉，莱在得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的能源公司找到了自己的定位，最终，1984年，作为休斯敦天然气公司的CEO，他策划了与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的著名管道公司北方内陆公司的合并。莱聘请的咨询公司给合并后的公司命名为恩朗（Enteron）；令人尴尬的是，《华尔街日报》指出，这个新名字是“胃肠道”的同义词。于是这个名字被缩短为安然（Enron）。[36]

    莱从管制放松中看到了巨大的利润。可悲的是，他身上的某些特征将会使“安然”这个名字变成公司渎职行为的同义词：他热爱奢华和威望，这一弱点使他无法控制他雇用的那些才华横溢而又傲慢自大的年轻人；他具有一种道德上的盲目性，将自己的私利等同于公司和整个社会的利益。由于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与华盛顿特区和曼哈顿的高层们交往，他在公司总部休斯敦的时间越来越少，于是他逐渐退出了公司的日常运营。尽管莱获得了丰厚的薪酬（2001年超过1亿美元，包括股票期权和“贷款”），但他的社会和物质野心推动他陷入债务深渊，到安然破产时他的债务超过1亿美元。[37]

    我们从安然公司的喷气式飞机上可以窥见公司的行为。购买公务机本身并不意味着公司管理不善，更不意味着渎职或过度使用。[38]但安然公司中有六辆车被莱的妻子和孩子视为他们的私有财产，即“家庭出租车”，这支车队在公司内部广为人知。在超级富豪中，飞机的大小、航程和速度代表着飞机所有者的权势等级；在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私人航空领域的典范是配有三个引擎的猎鹰900。安然公司有两架猎鹰900，莱的家庭优先使用。例如，1999年的某一次，莱的女儿罗宾打算从法国返回时，公司派了一架猎鹰900专门过去接她。2001年，公司即将崩溃，莱热情地拉住即将成为CEO的杰弗里·斯基林，询问他对另一架新订购飞机的内饰的意见。[39]

    莱的家庭车队影响了其他高管的消费行为。高管中的许多人拥有豪华车队、多套豪华度假住宅和位于曼哈顿的公寓。公司也有一个过度消费文化的例外：冷静而能干的高管理查德·金德，其地位仅次于公司CEO。但莱迫使他以个人原因为由辞职。随着1996年金德离开安然，阻止公司崩溃的最后一道防线也随之而去。（金德随后帮助成立了另一家能源公司金德-摩根。该公司没有私人飞机，当金德需要私人飞机时，作为一个亿万富翁，他就自己掏钱租一架。）[40]

    莱的公司愿景远远超出了国内的管道领域；他希望通过雄心勃勃的海外基础设施项目和进军诱人的能源期货交易新领域，扩大公司的业务空间和范围，一旦成功，他就要从头开始创建一个互联网带宽的期货市场。一旦公司征服了这些行业，他就将继续进军钢铁和造纸等大规模工业，以及货物运输等服务业领域。[41]为了实现这一愿景，公司需要借入大量资金，而这又需要证明其早期盈利的能力；由于公司的新项目实际上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因此只要制造表面上的利润就足够了。

    接下来杰弗里·斯基林出场了。他在新泽西州和芝加哥郊区长大，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读于南卫理公会大学，学习电气工程。他很快发现，金钱能使他感到兴奋，而电路却不能。在某节课上，他偶然发现了一篇博士学位论文，该论文描述了如何将期货合约“证券化”并使其成为可以销售的金融产品，这种方式类似于后来的次贷危机中抵押贷款被打包出售给轻信的投资者。斯基林发现了一种从数学抽象中赚钱的方法，而他非常擅长数学抽象。此后不久，他进入哈佛商学院，并于1979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作为哈佛商学院的顶尖毕业生，斯基林顺利进入了麦肯锡公司。在最近的丑闻之前，麦肯锡公司是全球最负盛名的咨询公司，在那里，冷静的抽象推理比其他所有技能都更受重视。不到10年的时间，斯基林就升职为休斯敦办事处的负责人，经常为安然公司提供咨询服务。1990年，安然公司将他从麦肯锡挖了过来。

    和其他大多数公司一样，安然在天然气销售收入入账时才将其计入财务报表。对斯基林这样的高级咨询行业从业者来说，这种似乎过时的、仅仅从销售一种商品中获利的观念是有问题的。例如，他设想，管道公司与其客户之间的长期合同，可以像其他证券一样在金融市场上买卖。更为关键的是，在收入入账时才计入财务报表，这不符合斯基林的智慧。如果客户签订了未来十年购买天然气的合同，他就认为可以将收入提前计入。

    这种被称为“按市值计价”的会计技术，正处于合法性的边缘，因此在使用之前，他请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许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1992年，委员会竟然给出了许可。斯基林获得了一种最接近印钞许可证的东西：签署长期合同，一次登记所有收入，从而立即报告可观的收入，根据这些虚假的收入，再去借入资金建设天然气输气管道，凭此管道，就可以签订更多的合同，然后立即计入更多的未来收益，并为进一步扩张借入更多的资金。[42]这就好比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计划在未来10年内以超过1万亿美元的价格向美国武装部队出售2500架F-35战斗机，签署协议后立即登记收入，根据这些预计收入借入资金生产汽车，然后登记汽车未来销售的预计收入，再建立一个全国范围内的连锁医院。

    安然公司已经借入了大量资金拓展公司业务，其经营范围远远超出了普通的天然气输送。在接下来的10年中，其投资项目还包括：在孟买南部的达博尔建造了一座大型燃气发电厂；成立了阿祖里克斯，即一家遍布全球的水务公司，远至罗马尼亚、秘鲁和摩洛哥；建立了天然气交易平台和电力交易平台，其中最诱人的，是为科技投资者建立互联网容量交易平台（最后一个平台意味着，其与温尼克的环球电讯公司有业务联系）。

    和温尼克一样，安然的员工擅长会计骗术，迷惑了那些粗心的股票分析师和小投资者。也和温尼克一样，安然的员工中很少有人懂得如何经营实体企业。安然的每一个项目几乎都损失了大量资金，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达博尔发电厂，其发电成本如此之高，以至于当地供电局拒绝使用，随后该发电厂被搁置了5年。安然水务公司的国际业务拓展，由一位名叫丽贝卡·马克的极具魅力的高管负责，但她对于水务事业几乎没有任何经验，该公司最终以更快的速度走向崩溃。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安然公司签订了向全世界2.8万个地点供应电力的合同，这被休斯敦总部的理智者嘲笑为“见鬼的业务”，由于其在电力方面缺乏经验，因此必须雇用技术和管理专家来完成这项工作。尽管斯基林设想了一个高科技的全球宽带交易平台，但据说他对此一窍不通，甚至必须依赖于秘书为他打印电子邮件并为他打开电脑终端。[43]

    斯基林没有向股东坦白公司的损失和债务负担，而是命令28岁的新员工安德鲁·法斯托隐瞒这些损失和债务。为了借入资金，公司不仅需要证明有能力盈利，还需要证明没有背负已经存在的债务。斯基林此前已经通过“按市值计价”的会计技术“解决”了盈利问题；法斯托将通过隐藏公司的大量已存在债务来解决借款难题。

    法斯托的前雇主是大陆银行，他在那里学到了贷款证券化方面的专业知识。证券化涉及贷款和其他债务的组合，这些组合可以出售给买家和交易员。这些高度复杂和模糊的安排，即所谓的SPE（特殊目的实体[44]），承担了安然迅速增加的债务，因此这些债务在理论上已经从安然的账目中消失了；分析师、机构投资者、小投资者，甚至安然自己的董事会，在公司资产负债表上已经看不到债务，这一骗局让人觉得该公司似乎没有负债累累。

    法斯托建立了3500多个这样的SPE公司，名字诸如马林、皮鞭、勇敢的心、猛禽、绝地武士、楚巴卡（以星球大战中长着毛发的角色楚巴卡命名）以及LJM1、LJM2和LJM3（LJM分别是法斯托的妻子以及两个孩子名字的首字母）。还有许多SPE公司专门将资金从股东、贷款人，甚至公司内的较低级别员工那里，转移到法斯托和其他高管的个人账户。[45]

    斯基林和法斯托的会计骗局，将安然的债务垃圾一脚踢开。这些垃圾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垃圾堆，最终无法再隐藏。值得注意的是，为什么股东和分析师花了这么长时间才意识到这件本来应该很快就显现的事情？

    最终第一个意识到并采取措施的人是詹姆斯·查诺斯，他运营着一个对冲基金，专门从事所谓的“卖空”交易。在正常情况下，股票购买者希望他们可以低价买入，然后高价卖出，从而获利。与直觉相反，“卖空”交易者可以做相反的事情：先以高价卖出，然后以较低的价格回购股票以获利。为了做到这一点，其必须首先向其他人借股票；股票出借者收取一定的费用，而借入者独自享有卖空操作的回报以及风险。[46]

    查诺斯并不是第一个意识到安然财务报告有问题的分析师；但他的优势在于更好地处理了社会公认的安然叙事与相反的财务数据之间的认知失调，并采取了行动，即做空安然的股票。[47]安然所取得的贷款取决于其信用评级，这又取决于法斯托能否利用各个SPE公司隐藏安然的债务。这些贷款还取决于安然的股票价值，因为股票是贷款的抵押品；当欺诈的消息最终传出时，公司股价下跌，银行收回贷款，纸牌屋倒塌。2001年10月16日，安然终于坦白了自己的损失；而在6周后公司宣布破产之前，肯尼斯·莱一直对公司的前景保持乐观。当他和助手们根据《美国破产法》第十一章的规定，前往纽约提交申请破产保护的文件时，他们乘坐公司的喷气式飞机飞过去，并入住了奢华的四季酒店。[48]

    和查理·米切尔的纽约城市银行的倒闭一样，安然的倒闭打击了内部普通员工，这些员工被鼓励用401（k）计划账户里的资金购买公司的股票；例如，2005年，2万名前安然员工获得了8500万美元的集体诉讼赔偿金，这相当于1美元的实际损失只能收回几分钱。（这笔钱是保险公司和银行出的，而不是从倒闭的安然公司那里收回的。）[49]

    雪上加霜的是，在股价跌幅最大时，员工们在一个月内都无法出售用退休账户购买的股票，名义上是因为账户在不断发生变化。但另一边，安然的高层在股价崩溃前集体抛售了股票，例如，斯基林卖出了高达7100万美元的安然股票。当另一家公用事业公司德能提出并购安然时，安然的高管们要求它承担总额超过1亿美元的奖金和支出，其中大部分是要支付给莱的，于是德能拒绝了并购。[50]

    与布朗特、哈德森和米切尔不同，这一次，正义得到了伸张：包括斯基林和法斯托在内的多名高管都被判入狱（他俩的刑期分别为11年和6年），而莱在宣判前死于心脏病发作。

    安然事件和那个时代的其他类似丑闻，如丹尼斯·科兹洛夫斯基的泰科国际公司和伯纳德·埃伯斯的世界通信公司的丑闻事件，都处于会计操纵监管调整的转折时期。

    1993年，为了控制过高的高管薪酬，美国国税局将CEO薪酬的公司税扣减额限制在100万美元[51]；这推动了CEO的报酬形式转向股票期权，随着股价的上涨，股票期权将更有价值。这项政策的出发点是好的，从理论上讲，期权支付使CEO和股东的利益一致；但这是“意外后果定律”[52]的一个经典案例，期权支付也让CEO为使公司显示出持续而可靠的收益增长而伪造季度收益数字。

    在其他情况相同并给定平均收益水平的条件下，将两个季度的收益进行微小调整，就会使股票更有价值。由于现实中的公司收益波动很大，这种对收益报告进行的别有用心的“管理”，对很多CEO来说太有吸引力了。

    这种做法合法但不正派。通用电气就是一个典型，作为一个正常运营而又经营广泛的企业帝国，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损失，通过将损失从一个季度重新安排到另一个季度，就可以产生平稳、可靠的收益增长流。[53]这种伎俩的发明者是杰克·韦尔奇，他没有做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更不用说欺诈了；相反，金融界和大众媒体都赞颂他，认为他是第二个托马斯·爱迪生。

    尽管如此，但有一点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即19世纪的铁路、20世纪初的无线电和汽车等革命技术所产生的股票泡沫，为推动经济发展和提高社会福祉提供了自由流动的资本。

    20世纪90年代的互联网泡沫也是如此。尽管金字塔底部留下的是没什么价值的公司，如韦伯万，以及欺诈性公司，如安然，但将这些都考虑进去，当今不可估量的在线知识、娱乐、购物和网银交易，依然受益于这场泡沫中对技术进行的投资——其中大部分来自遭受损失的投资者。因此，泡沫投资者为了更大的公共利益而无意识地、悲惨地牺牲了自己的财富，把他们称为资本主义不知情的慈善家，这也不算太牵强。

    到了20世纪末，大型投资银行——为新公司和已存在的公司制造股票和债券的机构——已经成为泡沫的主要发起者。早在美国内战期间，金融家杰伊·古尔德就通过出售政府债券为联邦军队融资，成为行业的开创者。1929年大崩盘后，佩科拉委员会揭发了查理·米切尔的纽约城市银行肮脏的投资银行业务，并制定了1933年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禁止商业银行发行股票和债券，禁止投资银行从事普通公民的存贷款业务，由此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业务分离。

    随后的几十年里，投资银行的游说逐渐削弱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执行力。在菲尔·格拉姆（自由市场空想家）等共和党议员的推动下，在实行“三角策略”[54]的民主党总统比尔·克林顿的默许下，该法案最终在1999年泡沫最严重时被废除。

    在这场科技泡沫中，投资银行加快了对新公司股票发行的速度；而通过网景浏览器，公众第一次欣喜若狂地连接到互联网（虽然比今天的宽带连接速度慢一万倍），不需要被劝说就会主动购买这些股票。当网景创始人马克·安德森和吉姆·克拉克意识到巨人微软也在开发浏览器时，他们迅速采取行动，通过IPO融资。

    20世纪20年代，摩根公司一直没有涉事其中，之后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迫使摩根公司将其投资部门剥离出来，使其成为一家投资银行，即摩根士丹利。到20世纪90年代，摩根士丹利成为美国最大的新股发行商，它发行了网络泡沫中最引人注目的网景的IPO。

    到这时，摩根士丹利已经发生了变化；该公司的一位高管弗兰克·夸特罗内，来自意大利移民家庭，说话仍然带有浓重的口音，在此之前已经为互联网核心硬件的主要生产商思科公司进行了公开募股。随着网景公司在1995年8月9日首次募股，夸特罗内也使自己成为阳光查理（与查理·米切尔一样，夸特罗内在一系列审判中险些入狱，其中有一次因妨碍司法和阻拦证人被定罪，但在后来的上诉中，罪名被推翻）。

    困扰着夸特罗内、克拉克、安德森和刚刚被聘为网景公司CEO的吉姆·巴克斯代尔的一个主要问题：投资者应该为公司的股票支付多少？合理定价IPO是一门艺术。在理想情况下，为了保持热情，一只股票在交易首日应该经历发行价格的大幅“弹”起；如果发行价格过高，股价可能就会在首个交易日下跌，从而打击散户投资者的信心；如果发行价格设置得太低，公司及其创始人就会受损。最后他们4个人决定，每股为28美元（在此价格上，公司估值将约为10亿美元）。当天早上市场开盘时，他们都屏住了呼吸。

    对该股票的需求如此之大，导致当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午9:30的开盘钟声响起后，摩根士丹利的交易员无法得出合理的价格；某家经纪公司很快增加了一个新的电话提示音：“如果您的电话内容是关于网景公司的，那么请按1。”太平洋时间上午9点（按东部时间的话，证券交易此时已经开始两个半小时），不知所措的克拉克没有意识到这种疯狂，他看了看他的显示器，发现股价持平在28美元。他打电话给摩根士丹利的一位经纪人，经纪人告诉他存在“交易失衡”。克拉克不能完全理解这意味着什么，他想知道IPO是否失败了。

    “交易失衡”根本无法描述出摩根士丹利的纽约IPO服务桌上震耳欲聋的情景。其中心大约有200个工作站，每个工作站上都有一个交易员，每个交易员都拼命地努力接起几个同时响着的分机，而每个分机的通话内容都是关于如何购买网景股票。

    克拉克打电话后不久，经纪人回电告知他，该股票开盘价为71美元，这意味着他的净资产猛然突破了5亿美元，而公司筹集到的资金则更多，正如《克拉克回忆录》中某一章的标题——《10亿美元是最好的报复》。[55]

    “感恩而死”乐队的杰里·加西亚在当天晚些时候死于严重的心脏病发作。他的最后一句话据说是，“网景是什么时候开盘的？”[56]

    14 数字时代暴富梦的推手

    投资分析师、大众、媒体与政治家

    不是每天早上起床时，我们都认为生意不好。 ——罗杰·艾尔斯[1]

    许多人忽略了泡沫的明显迹象，特别是忽略了安然的财务垃圾堆，主要是因为受到“投资银行家”的影响。过去几十年里，这一职位已成为“赚了一大笔钱的人”的代名词。投资银行发行IPO时，它的佣金是进款的5%~7%。网景IPO的佣金是1.3亿美元，韦伯万IPO的佣金是3.75亿美元；之后其他公司的IPO又为投资银行赚了几十亿美元。投资银行的雇员从这块馅饼上分了一大部分。1998年，弗兰克·夸特罗内从摩根士丹利转到瑞士信贷银行，第二年，他分到的个人份额上涨至约1亿美元。[2]

    20世纪90年代之前，股票分析师在投资公司内部属于默默无闻、辛苦劳作的人，所获报酬一般。而互联网时代的一个很奇怪的特征是，曾经地位低下的股票分析师上升为名流阶层，互联网泡沫将其中一些人推向了超级明星运动员和电影演员那样的知名度，因为，热切的公众关注着他们关于这个或那个网络公司前景的每一个公告。其中最著名的两位，是摩根士丹利的玛丽·米克尔和美林证券公司的亨利·布罗吉特。问题在于，这些“分析”股票和债券的家伙，是由发行股票和债券的公司雇用的。

    金融业是美国经济中的一股强大的力量，占全国GDP和股票市值的近1/5。由于投资银行的业务是这一比重的最大来源，因此，正如美林证券公司的安然股票分析师约翰·奥尔森理解的那样，那些没有给出一系列“买入”建议的分析师，可能会承受压力。

    安然的高管们紧盯着公司股价，尤其是法斯托本人，因为他的项目依赖于公司股价。安然的主要投资银行的兴趣则在于债券发行，而债券发行又推动了安然疯狂的全球扩张。这些发行为投资银行带来了巨额收入，安然不断用此事实提醒其投资银行。一位分析师说，该公司曾向他表示：“我们每年的投资银行业务超过1亿美元。如果你（推荐客户）买了很多，那么你也会得到一些收入。”[3]

    但奥尔森没有遵循那个剧本。与詹姆斯·查诺斯不同（查诺斯在卖空安然股票的事件中被怀疑有欺诈行为），奥尔森并没有过分否定安然，他只是报告说，自己不了解安然的会计核算，并在一次媒体采访中指出：“他们对于如何赚钱不太坦率……我没听说过有哪位称职的分析师能认真分析一下安然。”[4]安然的董事长莱鄙视奥尔森，并给奥尔森的上级唐纳德·桑德斯写了一张便条：“唐，约翰·奥尔森对安然的看法10年来一直是错误的，现在仍然是错误的，但他始终坚持己见。”（桑德斯向奥尔森出示这张便条时，奥尔森注意到，莱可能已经老了，不中用了，但他至少知道如何拼写“坚持己见”这个单词。）[5]最终，两位美林的投资银行家向公司总裁赫伯特·艾利森抱怨，后者向莱道歉。美林开除了奥尔森，并继续跟随安然赚大钱。[6]

    20世纪90年代，几千名演员在几百个舞台上上演了不同版本的美林/安然/奥尔森大戏，尽管每个剧本都不一样，但情节始终如一，股票分析师放弃了自己的职责，成为投行同僚的啦啦队长。1997年，一位研究人员仅用一年时间就汇编了15000多份股票报告；只有不足0.5%的报告建议卖出股票。[7]

    除了发起者，投资大众处于金融狂热的第二个解剖学位置。在互联网泡沫爆发前的几年里，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成为自己的投资经理，一方面，收入和财富的增加推动了这一现象，但另一方面，他们不得不这样做。

    1929年金融危机后的几十年里，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中最主要的是预期寿命逐渐延长，随之而来的是退休时期的延长。1889年，当奥托·冯·俾斯麦在德国建立养老金制度时，欧洲成年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只有45岁，比70岁的合格年龄少几十年，而且那时，家庭成员通常都会照顾他们的年老成员。到20世纪末，美国人的预计退休时期已经长达30多年，而且随着日益增加的人员地域流动，家庭护理往往很难实现。这些因素都增加了个人为其日益昂贵的退休时期准备资金的压力。

    有一些最幸运的美国人，他们工作的大公司里提供“养老金固定收益计划”，该计划向雇员提供养老金，直到雇员或他们的配偶去世（假设公司没有在他们有资格领取养老金之前解雇他们，这种做法非常普遍）。汽车制造商斯蒂庞克公司就是这么仁慈的雇主，但1963年，当它关闭了在美国的最后一家工厂时，这引发了国会的一系列调查，最终促使1974年的《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案》产生，该法案至今仍在管理养老金的运营。该法案中有一个较为晦涩的部分，其提出建立个人退休账户，这是第一次允许雇员可以以不缴纳所得税的方式积累储蓄，直至退休时取出；1981年，政府放宽了对个人退休账户使用的最初限制，使其对雇主更具吸引力，并可适应于更多的雇员。

    大约在同一时间，一位名叫特德·本纳的养老金福利顾问，对自己的工作越来越不满意，因为他的雇主总会让他回答以下问题：“我怎样才能在法律上获得最大的税收减免？怎样才能给我的员工最少的工资？”[8]这让虔诚而慷慨的本纳很苦恼，他想寻求一种方法，让公司对员工更加慷慨。

    本纳注意到，1978年的《国内税收法》新增了一条模糊的分项——401（k）条款，允许雇主将工人的工资直接递延到退休储蓄中。本纳认为，如果雇主能够提供与工人贡献相匹配的缴费，那么这可以促使更多的工人建立401（k）个人账户。本纳在国税局有关系，国税局批准了这项计划。401（k）个人账户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如今，401（k）资产已有数万亿美元，与个人退休账户资产大致相当。[9]

    这些个人账户允许公司放弃传统的固定收益计划[10]；随着地域流动增加所带来的代际联系的减少，工人和小商人突然成为自己的养老金经理。但这项工作需要一定的数字量化技巧、历史常识和情绪自律，连金融专业人士都很少能具备，更不用说普通人了。

    很显然，普通投资者无法胜任这项投资工作，这一点可以从共同基金的经营数据上看出。目前最常见的退休账户投资工具是共同基金，其基本上是固定缴款计划［如公司401（k）计划］中唯一可用的选择。如果投资者能胜任，那么他们在这些投资工具上的“内部收益率”（IRR，即所有基金份额的买卖）应该与基金自身的回报率完全相等。但是，研究人员发现，平均而言，员工购买和销售基金的时间安排非常糟糕，以至于他们的内部收益率几乎总是低于基金自身的回报率。[11]换句话说，小投资者往往高买低卖，没能获得某只基金的全部利润。

    互联网泡沫的第三大解剖学视角——媒体，其典型是CNBC（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CNBC在电视商业和投资信息领域的前身是FNN（财经新闻网）。FNN从1981年开始运营，当时正值漫长而残酷的熊市尾声，是一个错误的时间，是公众投资兴趣的低谷；10年后，FNN破产。1989年，急于提高萎靡收视率的NBC（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感受到公众对投资的新兴趣，成立了财经频道。

    这一时机再好不过了，因为市场开始转好，数千万人开始关注股市，既是出于需要，也是出于兴趣。最初，该频道的节目令人昏昏欲睡：主播们在牌桌后面对着摄像机，播放一些如何准备晚餐和如何处理孩子们发脾气的节目。[12]1991年，NBC接管了破产的FNN及其大部分人才，命运略有改善，并将频道名称用首字母缩写表示为CNBC。

    1993年，罗杰·艾尔斯接管了CNBC，媒体之神更加眷顾新生的CNBC，而艾尔斯对电视原生情感力量的传奇掌握和利用也达到了顶峰。艾尔斯出生时患有血友病，还有一个喜欢体罚他的父亲——这是一个特别不幸的组合——频繁受伤使他不得不长时间地被监禁在家，他真正的教室是20世纪50年代的电视机，他花了很多时间分析电视节目。不出所料，他在大学里主修媒体研究，毕业后在当地东海岸电视台从事制作工作。[13]随后，他在《迈克·道格拉斯秀》这一在全国播出的节目里担任道具助理；不到3年，他就成为制作人。晋升后不久，1968年，他在节目演播室里遇到了正值第二次总统竞选的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表达了对“一个人必须使用噱头（比如电视）才能当选”的反感，艾尔斯回应说，“电视不是噱头”。那次会面后不久，尼克松的助手伦纳德·加门特雇用了艾尔斯。[14]由此，艾尔斯开启了他20多年的共和党总统媒体顾问生涯。他使1968的尼克松更受欢迎，并在1988年帮助乔治·布什击败了迈克尔·杜卡基斯。

    成为CNBC的总裁后，艾尔斯保留了原FNN的节目格式做法，特别是屏幕底部实时滚动的股票行情信息，这将成为金融泡沫肥皂剧的隐喻背景。除此之外，他从各个方面彻底改造了CNBC的外观和体验感，后来又将同样的技术应用到为国家政客和商业巨头提供的新服务上。他不再简单地用主题音乐宣告新的节目片段，而是通过增加带有主持人小头像的话外音。关于食谱和孩子们发脾气的节目都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杰拉尔多·瑞弗拉[15]和迷人的政治评论员玛丽·马塔林。艾尔斯亲自指导摄像师恰当地塑造企业高管的形象，并让其看起来更具活力，敦促编剧们想出更吸引观众的“不切换频道”模式，并派主持人在证券交易大厅快速报道价格走势。演播室的嘉宾越美艳越好。正如《纽约客》的约翰·卡西迪所说：

    他们理想的演播室嘉宾曾是一位选美比赛冠军，她报道科技股，用简短的陈述句讲述，并与唐纳德·特朗普约会。由于能找到的这种女性的数量不多，制片人通常只能安排那些尊敬艾伦·格林斯潘并尽力说英语的秃顶中年男性。[16]

    艾尔斯教导他的主播和制作人员：要将金融视为一项群众爱看的体育运动。在股票市场经历了一周的异常残酷之后，他用一段广告剪辑将CNBC与竞争对手相比较：“道琼斯指数在大量交易中暴跌。但请先看今天的天气。CNN告诉你，你的衬衫是否会被淋湿；CNBC告诉你，你是否还能买到一件衬衫。”他还将从CNN挖过来的玛丽亚·巴蒂罗姆提升为主播，她同时满足了他对性和金融的需求；凭借酷似索菲亚·罗兰的长相、浓重的布鲁克林口音和露骨的性感，她很快成为大家熟知的“金钱宝贝”。[17]

    1996年，由于艾尔斯对其他员工的欺凌行为，CNBC迫使他离开，这一事件也将困扰他后来的职业生涯。但那时他对CNBC的改造已经证明是有利可图的。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CNBC已经在欧洲和亚洲开设了电视网，世界资本市场中真实或虚构的大戏从未落幕。

    艾尔斯凭直觉认为，他的观众更喜欢像棉花糖一样的娱乐性新闻，而不是像菠菜一样的信息和分析性新闻；而最棒的是味道像糖果又能带来无限财富的新闻。在艾尔斯的领导下，CNBC掌握了这种体裁，将乏味的主流金融世界转变为极其成功的娱乐世界，掌握了现代文化炼金术的技艺。互联网成为新的聚集场所，利用互联网，小投资者可以通过电子交易和达泰科等在线经纪公司，根据刚刚在CNBC看到的内容，即时买进或卖出。这种方式受到短线投机者的青睐。

    调查性报道被抛弃；它不仅会耗费大量资金，还会得罪极其重要的投资银行，而投资银行是广告份额的最大购买者。最好是在电视节目时段插入那些热情谈论自己公司的企业高管，以及那些谈论股票走向的权威性“市场策略分析师”的采访。最重要的是，这些高管和分析师都是免费出场的，他们乘坐租用的汽车，穿过哈得孙河，到达新泽西州利堡镇的CNBC工作室。

    在节目中，这些公司高管和大多数分析师的谈论内容都体现出一致的乐观，因此，CNBC的节目缺乏批判性审查。2000年和2001年，CNBC主持人马克·海恩斯分别采访了肯尼斯·莱和杰弗里·斯基林。海恩斯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院，自称是一个敏锐的审问者，但面对历史上最严重的安然欺诈案的肇事者，他只问了一大堆与赞扬和吹嘘有关的问题。[18]

    当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Sears（西尔斯）和AT&T（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等大公司解雇数万名员工时，CNBC为这些公司上浮的利润欢呼，而忽略了大规模解雇的人力成本。当公司犯下明显重罪时，只要由此产生的丑闻没有出现在报纸头版，CNBC就装作没看见。例如，2012年5月，CNBC对摩根大通向股东隐瞒20亿美元交易损失的报道视而不见。[19]

    CNBC对观众的利益也没产生多大好处。两项代表性学术研究密切关注了按照节目嘉宾名单和推荐目录买入股票的结果；它们的结论并不令人鼓舞。第一项研究是关于股票价格对公司CEO出现在CNBC节目上的反应，第二项研究是关于CNBC目前最受欢迎的节目之一《我为钱狂》的选股表现，其节目主持人是狂热而有活力的詹姆斯·克拉默。如图14-1所示，两项研究的结果几乎相同：相对于整个股票市场，被推荐的股票在节目当天或次日的价格上涨达到峰值，然后下跌。尽管之后的价格下跌令人担忧，但之前的上涨意味着，事先知道节目日程安排的参与者与CNBC的观众就像在玩跷跷板。克拉默虽然外表滑稽，但他并不傻，他很了解这种动态。至少有一次，他卖掉了一家在《巴蒂罗姆秀》中被大肆吹捧的公司的股票，几天后又在价格回落时买回。[20]

    图14-1 CNBC与股票价格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那些选择不来凑热闹的CEO。杰夫·贝佐斯是这一时期最成功的IPO公司亚马逊的董事长兼创始人，他喜欢与见多识广的记者们往来，甚至经常接受小型出版物的采访。不过，他认为在CNBC上露面没什么意义，因为他知道CNBC只关注短期的公司股价，他觉得这毫无价值。他认为，只要能照顾好消费者，无论股价如何波动，公司从长远来看都会兴旺繁荣。[21]

    互联网泡沫的第四大解剖学视角，是政治领导人。在密西西比公司、南海公司和英国铁路泡沫事件期间，包括法国和英国君主在内的最高级别领导人都置身其中。从19世纪末开始，由于公众监督和反腐败立法的增加，很少有政客成为杰出的投机者：20世纪20年代，他们对泡沫传播的直接政治参与程度不超过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约翰·J.拉斯科布[22]。

    20世纪90年代，数以千万计的401（k）计划和个人退休账户的参与者，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小资本家，这一前景吸引了保守派[23]；受安·兰德、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理论的影响，保守派在新的“所有权社会”中大放异彩。这场科技泡沫没有产生任何重大的政治性法案——一种彻底的贪污和腐败——政治不作为占据了中心舞台，20世纪30年代佩科拉审判之后的各项监管保障措施，没能很好地得到落实；到20世纪80年代，《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业务严格分开的做法，也基本处于失效状态，到1999年，该法案被最终废除。

    CNBC从内容和基调上大肆赞美牛市的意识形态基础。主播劳伦斯·库德洛在《库德洛报道》栏目的开场白中说道：“记住，伙计们，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是通往繁荣的最佳道路！”[24]保守派记者詹姆斯·格拉斯曼或许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坚信科技泡沫与自由市场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作为一个著有很多投资类书籍的著名作者，他一直都偏爱保守主义阵营，尤其是《华尔街日报》。20世纪90年代，他热情地提到，市场的迅速崛起仅仅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丰饶的序幕。因此，当2000年4月股市开始崩盘时，他指责美国政府扼杀了市场。针对一项支持政府对微软提起反垄断诉讼的裁决，他评论道：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一只股票会在某一天下跌，但我对纳斯达克指数暴跌的解释是，投资者们被关于微软的裁决激怒，他们意识到了政府干预的威胁。如果政府没有干预，他们就会更好。（副总统兼总统候选人）艾伯特·戈尔也是如此。克林顿政府喜欢把过去10年里股市翻了两番归功于自己，但其对纳斯达克指数的崩溃也负有责任。[25]

    乔治·吉尔德曾是理查德·尼克松和纳尔逊·洛克菲勒的演讲稿撰写人，他坚定地相信，20世纪90年代大牛市和自由市场优越性之间的关联，是20世纪90年代持有科技热情的最极端例子。2000年1月1日，他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著名社论，认为互联网不仅改变了一切，而且改变了“全球经济的时空网格”。他运用夸张的比喻，提及了原子内部的广袤空间，“对物质内部结构的操纵”，甚至还在杂志编辑们面前悄悄使用了量子力学和“离心力”的内容。他得出结论：只有广泛运用信念、爱和宗教信仰，人类才能在崭新的新数字时代取得胜利。[26]《铁路时报》的编辑们一定会在天堂为他鼓掌。

    吉尔德、库德洛和格拉斯曼，他们都拥有强大的智力，又有常春藤盟校[27]的教育经历，为什么他们却在20世纪90年代末大错特错？从20世纪起，心理学家开始意识到，人们利用分析能力不是为了分析，而是为了合理化——使观察到的事实符合他们先入为主的偏见。（经济学家早就注意到，“如果你折磨数据足够长的时间，那么它们最终会招供”[28]。）人类的这一倾向有两个主要原因，这两个原因正是理解个人和群体幻想的核心。

    我们所有人——不管是聪明的人、愚笨的人还是普通人——都有这种非理性倾向，原因之一是，真正的理性是很难做到的，很少有人能做到。另外，理性能力和IQ（智商）之间没有什么关联。21世纪初，在相对较新的决策科学领域获得博士学位的谢恩·弗雷德里克，提出了一种著名的范式，证明了绝对的严密分析是多么困难。

    获得博士学位后不久，弗雷德里克写了一篇经典论文，描述了一份简单的问卷调查，心理学家称之为“认知反应测试”，它测量的是理性能力的商，即RQ，而不是IQ。问卷调查只有3个问题，其中最著名的（至少在经济学界）是，假设一个棒球和一根球棒的价格加起来是1.1美元，而球棒的价格比棒球贵1美元，那么这个棒球多少钱？大多数人，即使是非常聪明的人，也会很快回答0.1美元。但这不可能，因为这意味着球棒的价格为1.1美元，因此总价格为1.2美元。正确答案是，棒球的价格必须为0.05美元，球棒的价格为1.05美元，两者的总成本为1.1美元。[29]

    如果你认为棒球/球棒问题以及脚注中的另外两个问题很简单，那么你可以试一下另一个更具挑战性的问题，它已经存在了半个世纪，即沃森的四卡片问题测试。测试中有四张一面是字母、另一面是数字的卡片。第一条规则：“如果卡片的字母面是一个元音，那么它的数字面是一个偶数。”四张卡片现在显示：K、A、8和5。你会翻开哪两张卡片来证明或反驳这条规则？

    绝大多数受试者会凭直觉选择A和8，但正确答案是A和5。沃森是“确认偏见”概念的先驱，他用典型的学术性语言低调地陈述道：“这项任务被证明是非常困难的。”要想得出正确答案，首先必须认识到，这一规则并不排斥偶数卡片的另一面可以有元音或辅音，所以，把8这张卡片翻过来是没有用的。要驳斥这条规则，我们必须翻开5这张卡片，如果它的背面是一个元音，我们就能推断出这个规则是错误的；同样地，很简单，翻开A并找到一个奇数，这也将证明原规则是错误的。[30]

    人们需要付出相当多的努力才能拥有理性思维。几乎所有人都是精神上的懒惰者或“认知吝啬鬼”，用心理学语言来说，即他们凭直觉寻找分析捷径，例如使用卡尼曼和特沃斯基所描述的启发式方法。要做到彻底理性，需要强烈的认知努力，这一点儿都不令人愉快，因此大多数人都不这样做。正如一位学者所说，我们“只有在其他一切方法都失败的时候才开动大脑——甚至通常那时都没有开动”[31]。

    因此，IQ和RQ分别测量不同的方面。IQ衡量处理抽象语言和定量技术的能力，特别是算法，而RQ则集中在应用这些算法之前的一些问题：在分析事实之前，有没有仔细列出问题的逻辑，并考虑到了其他的替代性分析方法？在得出答案之后，是否考虑到了该答案可能是错误的，并估计出错误的概率，进而预测出这个错误将会导致的后果？事实证明，高智商并不能防止人们掉入这些陷阱。基思·斯坦诺维奇是RQ测试扩展问卷——CART（理性思维综合评估）的提出者，在他的评估中，“理性和智力经常分离”[32]。

    我们倾向于非理性行为的第二个主要原因是，我们常常将智力用于合理化，而不是合理性。一般来说，我们合理化的是我们的道德和情感框架，我们的认知过程包括一个快速移动的系统1——位于大脑深处的边缘系统，即我们的“爬虫脑”，以及一个缓慢的系统2——这一系统主宰着CRT（认知反应测试）和CART所需要的理性分析。

    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两个大脑系统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服务。用心理学家罗伯特·查容克的话来说：“一位明智的设计师为我们的每一个过程分别提供一个系统，而不是为我们提供一个多用途系统，就像既能烤肉又能烤面包的机器一样，最后任何一项功能都执行不好。”[33]

    在后工业世界，尤其是在规划周期延伸到未来几十年的金融事务中，我们所面临的选择和我们的祖先在非洲大草原上所面临的生存性问题（需要使用系统1来解决）越来越不同，反而CRT和CART的扭曲思维问题（需要使用系统2来解决）越来越相同。这个问题由于以下事实而更加复杂：我们经常利用系统2对系统1已经得出的情绪化的结论进行合理化。换句话说，或者用丹尼尔·卡尼曼的话来说，被大肆吹嘘的系统2的主要功能是作为系统1的“新闻秘书”。[34]

    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付出更多的认知努力。但即使是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也无法胜任我们所面临的预测性和决策性社会任务。20世纪70年代，卡尼曼、特沃斯基和其他人已经意识到人类在预测方面做得很差，但直到最近，研究人员才开始衡量我们做得到底有多差。

    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心理学家菲利普·泰洛克考察了284名专家（来自政治、经济、国内策略研究等领域）所做的2.8万个预测，并对这些所谓“专家”的预测能力进行量化。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他发现专家们的预测能力非常差——竟然落后于“基准概率”这一简单的统计规则。所谓基准概率就是事件过去的发生频率。

    例如，当投资“专家”被问及来年市场崩溃的可能性（比如将崩溃定义为价格下跌超过20%）时，他可能会讲述美联储政策、工业产出、债务水平等如何影响这种崩溃的可能性。泰洛克认为，最好忽略他的这种叙事性推理，只是简单地查找市场崩溃的历史频率。例如，自1926年以来，每年发生股市月平均价格下跌超过20%的概率是3%，这个简单的方法在预测崩溃概率方面比基于叙事的“专家”分析更准确。

    泰洛克还发现，某些专家的表现尤其糟糕。根据社会和政治理论家以赛亚·伯林在著名论文《刺猬与狐狸》中所描述的内容，[35]泰洛克也将专家大致分为刺猬型和狐狸型两类，刺猬型专家是思想家，他们根据统一的世界理论来解释所看到的一切，而狐狸型专家则会有许多相互冲突的解释。狐狸型专家比刺猬型专家更能容忍模棱两可的情况，也较少被迫得出确定的结论。刺猬型专家对自己的预测更有信心，并且会做出更极端的预测；关键是，当面对相悖的数据时，他们改变观点的频率要比狐狸型专家低，这种低频率会腐蚀预测的准确性。

    刺猬型专家的分析也同样适应于政治右翼和左翼：例如，时至今日，激进的环保主义者依然支持保罗·埃利希在20世纪70年代关于迫在眉睫的全球饥饿和自然资源短缺的著名预测，自由主义者也依然支持著名经济学家马丁·费尔德斯坦对比尔·克林顿的预算和社会政策将破坏经济的高调警告。

    自远古祖先开始信仰萨满以来，人们就试图通过咨询专家，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求确定性。泰洛克测试了三类群体的预测能力：大学本科生、预测领域的权威人士，以及在某一领域很有见解但在该领域之外进行预测的“业余爱好者”。毫不奇怪，本科生表现最差。更值得注意的是，专家的表现并不比业余爱好者好；此外，当泰洛克把专家分为狐狸型和刺猬型时，发现拥有某领域的专业知识似乎更有利于狐狸型专家的预测，但使刺猬型专家的预测结果更差。

    也就是说，狐狸型的环境科学专家也许能比刺猬型的军事专家更好地预测军事结果，反之亦然。这个结果的原因似乎是，虽然专家和业余爱好者都倾向于高估极端结果的概率，但专家这样做的次数更多，并使他们的总体预测准确率降低。业余爱好者看起来更像狐狸，至少在他们的专业领域之外。因此，用泰洛克的话来说，知识的最佳点似乎位于“《经济学人》《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等高质量新闻出版物的读者附近，因为很多业余爱好者都报告说，这些出版物是他们获取专业以外话题有用信息的来源”[36]。

    泰洛克有一个惊人的发现，即专家们一般会利用自己的知识来合理化数据，使之符合他们先前持有的世界观。刺猬型专家更严格地坚持他们先前的观点，因此他们更坚决地为自己的错误辩护。例如，泰洛克发现“话唠”，即列举大量支持性论据的能力，是预测不佳的标志。泰洛克提出了一个识别专家类型的简单经验法则：刺猬型专家使用“此外”一词多于“然而”一词，而狐狸型专家则相反。[37]

    大多数人都持有强烈的自我肯定倾向，渴望对自我的赞赏，因此会错误地认为自己的预测比实际更准确；相反，我们错误地认为对手的预测不太准确。不过，刺猬型专家有一种特别明显的倾向，泰洛克列举了一些他们所用的最著名的借口：“一个突如其来的晴天霹雳破坏了我的预测”，“我几乎是对的”，“我没有错，我只是太早了”，最后，当其他一切都失败时，“我的正确性还没有被证明”。泰洛克简明扼要地总结了这一倾向：“当他们认为自己对的时候，我们很难问，他们为什么做错了。”[38]

    最后，泰洛克发现了特别有效的预测死亡之吻：媒体名气。就媒体而言，其寻找的是“繁荣派和末日派”；也就是其喜欢极端预测的刺猬型专家，这类专家比模棱两可的狐狸型专家更能吸引观众。进一步地，媒体的关注会使他们过度自信，而过度自信本身会腐蚀预测的准确性。其结果是出现一个媒体-预测的死亡螺旋，即媒体寻找极端的、糟糕的预测者，媒体曝光又会使该预测者的预测更加不准确。泰洛克说道：“三大主角——听上去像权威的专家、关注收视率的媒体和专注的公众——可能因此被锁定在一个共生的三角关系中。”[39]回顾过去，科技泡沫的意识形态啦啦队员库德洛、吉尔德和格拉斯曼，已经击打出泰洛克的三重奏：喜欢极端预测的媒体的宠儿刺猬型专家。

    互联网时代展现出金融泡沫的所有经典迹象和症状：股票投资话题在日常对话中占据主导地位，放弃有保障的工作转而全职从事投机性工作，真信徒对怀疑论者的蔑视和嘲笑，以及极端预测的盛行。

    在电视屏幕以及越来越多的网站上，人们如此密切地观察并实时记录极端的市场繁荣及随后的灾难。市场繁荣感染了高科技产业的神经中枢——硅谷、华尔街，以及位于利堡镇的CNBC工作室，但日常闲聊中感受到的市场热情在主街、社交聚会和投资俱乐部中最为强烈。

    在马萨诸塞州科德角的丹尼斯镇，有一家理发店是男性工人阶层聚集的堡垒。那里上演了一段由狂热所引发的底层故事，令人心酸。在正常情况下，理发店的聊天内容主要涉及体育和政治，如果店里有电视机，电视就一定会转到播放棒球、足球或篮球比赛的频道。但20世纪末并非正常时期，比尔·弗林拥有的这家理发店——弗林理发店，也并不是一家普通的理发店。

    到2000年，弗林已经当了30多年的理发师，对股票市场并不陌生。他的曾祖父也是一名理发师，给了他极好的建议：把收入的10%存起来，然后投资于股票。事实证明，弗林这方面的智慧运用得并不好，因为他和很多人一样，偏爱彩票式的结果。20世纪80年代中期，椰菜娃娃风靡一时，大量儿童和成人“投资”了它们，不顾及它们可以被随意制造的事实。在狂热的顶峰时期，弗林以保证金形式购买股票，也就是说，用借来的钱购买了制造椰菜娃娃的科尔克公司的股票。

    1988年，科尔克公司破产，弗林的积蓄大大减少，但他继续将剩余收入投入股票市场。10年里，他猛砸了10万美元，将其投资于他认为最具魅力的高科技公司：美国在线、雅虎、亚马逊等。到2000年，他的积蓄已增至60万美元。弗林告诉自己，当投资组合达到百万时，他将退休；考虑到自己做得很好，他认为这个目标很快就会实现。[40]

    如果说狂热是一种流行病，那么“互联网改变了一切，它将使我们所有人变得富有”这句话就是病毒，比尔·弗林是科德角的零号病人。到2000年，理发椅上讨论的话题已经从红袜队、凯尔特人队和爱国者队转向了弗林最喜欢的两只股票——EMC（易安信）和安根尼克斯。电视转到了CNBC频道。

    24小时不间断的金融娱乐和即时在线交易，正是弗林理发店上演的毒性组合。弗林编造了引人入胜的故事，并诱导顾客们购买他推荐的公司的股票。[41]2000年冬天，《华尔街日报》记者苏珊·普利亚姆第一次来到这家理发店，当时正值市场触顶之际，大家谈论的话题一直都围绕科技股。弗林向一位顾客推荐了生物技术公司安根尼克斯的股票，店里其他人则主动说起自己购买了Coyote科技公司的股票和NTAP（企业级网络存储解决方案提供商）的股票，或者更低风险的话，杰纳斯资本集团提供的共同基金也可选择。杰纳斯是一家专注于科技投资组合的投资公司。

    弗林最喜欢的是数据存储公司EMC的股票：“我想我已经介绍了100个客户购买EMC。”弗林并没有通过严格的证券分析，而只是通过另一位理发师的推荐，决定购买这家公司的股票，但顾客们似乎都不在乎。到2000年中，股票遭遇了几次严重下跌，但弗林和他的顾客们仍充满信心。正如一位画家/壁纸设计师所说：“即使股票真的下跌30%，也会马上恢复。”弱者受到嘲笑。弗林指着停车场的一个顾客说：“看到那个家伙了吗？他两年前留了5000美元，我让他买EMC。如果他听了，那些股票现在就值18000美元了。”[42]

    3个月后，当普利亚姆女士再次来到理发店时，科技股刚刚从严重下跌中恢复，但仍比峰值低40%左右。弗林说：“我不是只买生物技术或高科技类股票。”但他仍然坚持他的候补选项EMC。他还购买了更多的安根尼克斯，其股价已经强劲反弹，他的投资组合价值也达到了新高。[43]

    2001年2月，他所钟爱的、以保证金购买的EMC股票，跌到了经纪人不得不给他平仓的地步。该只股票在普利亚姆女士第一次来访后不久达到了145美元的峰值，最终在2002年底跌至4美元以下。弗林的理发店曾经是镇上的社交中心，现在一片寂静，空无一人。一个顾客说：“每个人都知道弗林损失了很多钱。他不想谈论太多。”[44]

    并不是所有顾客都被剪羊毛；例如，有一个顾客用卖掉EMC股票所得的现金购买了一套新房子。但总体而言，损失已经造成；2000—2002年的熊市让弗林意志消沉，直到2007年，在一位股票经纪人的建议下，他才开始再次购买股票，当时他购买了伊士曼柯达公司的股票。5年后，伊士曼柯达公司破产了；2013年，73岁的弗林仍在给别人理发。即使在股票崩盘后，EMC的高管们也会在暑假期间顺便来理发。他们越来越喜欢弗林先生了。[45]

    在大多数情况下，弗林和他的顾客们交易的都是单个公司的股票，这是一种历史悠久的做法，经常采用保证金的形式。但20世纪90年代，越来越多的美国人通过另一种途径持有股票，即共同基金。共同基金是20世纪20年代信托投资基金的直系后裔，不仅可以通过拥有大量不同公司的股票轻松实现风险分散，而且还提供了所谓的资深经理人选择股票的机会。1990—2000年，美国的股票共同基金资产增加了近20倍，从2000亿美元左右增加到3.5万亿美元，也就是说，股票共同基金占股票总市值的比重从7%左右增加到23%左右。[46]

    和弗林理发店的常客们一样，共同基金的投资者也越来越倾向于那些排名靠前的基金。雅各布互联网基金是最受欢迎的基金之一，在1998年暴涨了196%。范·瓦格纳新兴增长基金在1999年暴涨了291%。杰纳斯资本集团运营着一系列以科技股为主的国内和国际基金，其中许多基金在那一年也实现了三位数的回报。

    这些基金的强劲表现吸引了更多的资产，特别是迅速增长的401（k）账户中的资产，其发起人意味深长地向参与者提供了基金业绩统计数据，以便后者能从近期回报率最高的基金中做出选择。

    几股交织的逻辑共同推动了人们对科技类基金的狂热。最明显的逻辑是，表现最好的基金吸引了最大的资产流，这进一步推高了股票的价格，也进而提高了基金的表现。这些共同基金公司对其管理的资产按比例支付报酬，并大量发行新的科技基金。最后，投资者的投资期限越来越短，这推动了基金经理们更加狂热地进行交易。1997年，美国公共电视网著名的《前线》节目拍摄了范·瓦格纳新兴增长基金的经理——加勒特·范·瓦格纳向手机发送的近乎连续的交易流。[47]该节目正好说明了媒体是如何附和的，其中包括著名金融记者约瑟夫·诺切拉对范·瓦格纳的热情洋溢的描述：

    竞争非常激烈，顶级共同基金经理就像现代炼金术士，创造了神奇的市场收益。现在，没有人比这个人——加勒特·范·瓦格纳——更能点石成金了，他在旧金山单独运营着一只基金。[48]

    如果你在1997年1月1日买入了10000美元的范·瓦格纳新兴增长基金，那么到2000年3月，该基金将增长到45000美元（回报率为350%），然后，将在2002年9月跌至接近市场底部的3300美元，即从10000美元下降了67%，从45000美元下降了93%（可参考同时期纳斯达克综合指数的表现，见图14-2）。这些令人沮丧的数字也依然低估了损失。尽管属于“前线”类，但1997年时，该基金刚刚起步，了解该基金的投资者相对较少。仅在1999年，基金规模就从1.89亿美元增至15亿美元。因此，更多的投资者承受了93%的损失，而不是令人兴奋的350%的上涨。最后，诺切拉是对的：范·瓦格纳确实是一位炼金术士，但他是将黄金转化为铅的术士；2008年，他最终辞去了以他名字命名的投资组合的经理职务。在所有积极管理的共同基金中，该投资组合的10年业绩表现是最差的，价值损失了66%，而整个股市的收益率为72%。[49]

    图14-2 1995—2003年纳斯达克综合指数的表现

    英国铁路泡沫、20世纪20年代的泡沫以及之后的互联网泡沫中，有一条引人注目的主线：它们背后的核心技术发挥了作用。依赖于新铺设的铁路，哈德森能够迅捷地从办公室、建筑工地、股东大会到达议会；在20世纪20年代的泡沫期间，即使是远洋班轮上的投机者，也可以通过阅读由无线电信号提供的股票价格收报机及外部信号在船上交易台进行交易。互联网聊天室和在线交易扩大了对互联网公司股票的狂热，这些互联网公司的股票就是通过互联网交易的。

    第二个标志性的泡沫症状——放弃舒适体面的职业转而全职从事投机——也在互联网泡沫期间显现出来。20世纪90年代的交易大部分是日内交易，因此，数以百万计的人（绝大多数是男性）请假，甚至完全辞职，坐在电脑显示器前，每天进行数十次甚至数百次的交易。

    日内交易涉及股票的一连串买卖，目的是获取大量微利。在理想的日内交易中，典型的例子是，以的价格购买1000股股票，并在当天（有时在几分钟内）以的价格卖出，由此产生的毛利润为125美元。事实上，大多数日内交易者的平均回报率接近于零，每笔交易都会被扣佣金，在成百上千笔交易中，即使是稳健成功或幸运的参与者，也会被佣金毁掉。

    在上瘾方面，没有什么能与在线交易相媲美。参与者一直盯着自己的终端。正如一位观察家所说：

    我不知道你们中是否有很多人在拉斯维加斯（或任何其他地方）玩过视频扑克。我玩儿过，这让人上瘾。尽管你输了，例如，在一段合理的时间内（玩儿上一个或两个小时，十次中有九次你都输了），但它仍然让你上瘾。现在，想象一场对你有利的视频扑克。也就是说，所有的小铃铛、按钮和蜂鸣器仍然在那里提供即时反馈和乐趣，但你不会赔钱，而是变得更富有。如果拉斯维加斯是这样的话，你就得用救生钳才能把人们从座位上撬下来。人们会随身携带便盆，这样就不用离开座位了。在这种视频扑克面前，强效可卡因都要让位。在我看来，这正是在线交易的现状。[50]

    1997年以前，只有大型机构从事这种日内快速交易，因为小投资者无法从证券交易所获得必要和准确的定价；1997年出现了“二级报价”，电脑屏幕上可以显示限价挂单[51]，以供散户投资者参与和使用。

    与弗林理发店的顾客不同，大多数日内交易者都精通技术，有数字天赋，受过高等教育。问题是，当有人购买股票时，意味着有其他人卖出，反之亦然。换言之，证券交易类似于与隐形伙伴打网球；大多数日内交易者没有意识到的是，网络另一端的几乎都是投资界的威廉姆斯姐妹[52]，即精明的机构参与者，对他们来说，公司不仅仅是一个可以压倒人类交易者的符号或计算机算法。

    到20世纪90年代末，大约有100个公司开设了“培训项目”。花几千美元，“受训者”就可以参加三天的入职培训和“新兵训练”，然后是一周的“模拟交易”。“培训师”很乐观：只要遵守这些规则，任何人都可以成功。正如一位培训师所言：“这就像打高尔夫一样。如果你对如何放置双脚、如何举起球杆以及如何持球都很小心，那么你将有更好的机会打直线球而不是曲线球。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日内交易。”[53]

    到20世纪90年代末，大约有500万美国人在网上交易，尽管全职交易的人数估计要少得多。[54]只要市场行情上涨，日内交易者就有一半的机会，但就像20世纪20年代和铁路泡沫期间的暴跌一样，当海浪汹涌时，大多数人的财富都会被卷走。

    与弗林理发店的顾客或办公桌上痴狂的日内交易者相比，比尔兹敦镇“女士投资俱乐部”的女士们没有很大的不同，但她们的发展轨迹更为壮观，代表一种典型的淘金热氛围，这种氛围让那些缺乏金融专业知识的人相信，她们在这一领域有着光明的前景。

    在任何其他时代，都不会有人注意到这个传统的投资俱乐部。它由伊利诺伊州比尔兹敦镇的中老年家庭主妇组成，遵循相对保守的传统，已经保持了几十年：聚在一起吃饼干、喝咖啡，研究已存在的、收益可靠的公司，并长期持有这些公司的股票。

    她们甚至并不接受重金：会员首先支付100美元，之后每月支付25美元。当她们开始向全国性组织——全国投资者协会——报告回报率时，问题来了。该协会连续6年向她们颁发了“全明星投资俱乐部”奖。1984—1993年的10年间，她们报告了惊人的23.4%的年化回报率，其比股市的年化回报率还高出4%。

    她们击败华尔街的故事，与20世纪90年代那种随意投资便过上舒适生活的故事不谋而合。该俱乐部的成员摆脱了小镇家庭主妇的身份，成为全职金融大师。她们乘坐喷气式飞机环游世界，经常向比她们家乡人数（5766）还多的观众发表演讲，这些观众有时在雨中等票，而她们可以从投资公司赚取丰厚的顾问费，还卖出了80万册《比尔兹敦镇女士投资俱乐部常识性投资指南》，这是一本她们的“秘诀”概要。其中一个成员感慨道：“我在休斯敦下了飞机，豪华轿车司机向我道歉，因为他必须使用一辆特大型轿车。以前，当豪华轿车经过我身边时，我会说‘我想知道里面坐了谁’。好吧，现在是我坐在里面了。”[55]

    她们突然成了名人。但是有一个问题：23.4%的回报率，已经将她们每月的会费计算在内了。如果一个人一开始只有100美元，那么一分钱也赚不到，但半路上又增加了25美元，这时不能说她获得了25%的回报。大约1998年，也就是该书出版两年多后，出版商注意到了这一错误，然后插入了一条免责声明，即“该回报率可能与共同基金或银行计算的回报率有所不同”。

    在牛市期间，新闻从业技巧退化；直到该书的1998年版上架，《芝加哥》杂志的记者沙恩·特里奇注意到并报道了出版商的免责声明。但该杂志并不是投资类报道的前沿阵地。女士们起初很愤怒，她们的出版商亥伯龙公司的一位高管称特里奇先生是“恶意的”，一心想抹黑“人们遇到的最诚实的群体”[56]。

    不管是不是无心之过，在这10年里，这些女士的年化回报率并没有达到23.4%，9%更接近事实。最终，亥伯龙公司召回了这本书，并同意用出版社的任何一本书换回它，从而解决了一场官司，而这些女士则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

    尽管存在以上问题，但实际上这些女士的表现并不算糟糕：审计人员经过正确计算后发现，1983—1997年的整整15年间，她们的账户每年有15.3%的收益，仅比指数基金的收益低2%；她们已经很值得尊敬了，当然也比弗林理发店的人和日内交易者做得好。尽管如此，也只有20世纪90年代才会发生类似的事情，即一个数学错误把一群赚取平庸股市回报的普通女性变成文化偶像。

    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和比尔兹敦镇的女士们、日内交易者以及弗林理发店的顾客一样，数百万美国人认为自己是股市天才。摩根士丹利有学问又有见解的巴顿·比格斯最能捕捉到这种情绪：

    社会迹象非常糟糕。每个人的儿子都想为摩根士丹利工作。没用的姐夫们打算创立对冲基金。我认识一个50岁的人，他什么都没做过。他打算创立对冲基金。他正在向人们散发宣传册。我在某处找到了一个。[57]

    泡沫的第三个症状，是对怀疑者持有激烈的愤怒情绪，这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变得明显。在罗杰·艾尔斯将CNBC打造成媒体巨头的几十年前，多达3000万观众会在每周五晚上观看《与鲁凯瑟讨论华尔街的一周》，这是美国公共电视网在全国播出的一个小组秀节目，主持人是路易斯·鲁凯瑟，他温文尔雅、机智幽默，是一位受人尊敬的金融记者的儿子。

    鲁凯瑟严格编排节目。节目中最令人向往的角色，是由股票经纪人、分析师和时事通信作者轮换组成的小组成员，他们在节目开始时与鲁凯瑟逗乐，然后询问本周的特邀嘉宾是谁。逊色一点儿的角色是荧幕外的“精灵”小组成员，他们声称可以预测未来的市场方向。鲁凯瑟清楚两点：首先，行情看涨不仅让他的品牌受益，其中包括两个时事通信和路易斯·鲁凯瑟海上巡游投资，而且对他的节目有益；其次，对经纪人和分析师来说，有幸获得一个小组中的固定席位，便是一个无价广告。因此，他严格限制专家组成员，特别是在科技泡沫时期。

    20世纪90年代末，瑞银华宝的投资分析师、鲁凯瑟两个节目小组的常客吉尔·杜达克开始觉得不安。她读过查尔斯·金德尔伯格的书，并意识到他的泡沫标准，特别是“技术替代”和信贷宽松，正符合当前的市场情况。她警告她的客户，但其中一人指责她不爱国，就像她的公司创始人保罗·沃伯格在70年前被诽谤那样。因此，她知道了泡沫期间怀疑者是如何被对待的：“你会被鄙视，被恐吓，当泡沫开始破裂时，公众会非常愤怒。这需要一个替罪羊。”1999年11月，即泡沫破裂前5个月，鲁凯瑟以最具敌意的方式解雇了她——在一个她不再出现的节目的夜晚，她的照片上多了一顶高纸帽。鲁凯瑟用一位迷人的达特茅斯前篮球运动员艾伦·邦德代替了她。4年后，邦德因偷窃养老金而被判入狱12年。[58]

    互联网泡沫对“价值型投资者[59]”的打击最严重，他们购买成熟实体公司和制造业工厂的股票，这些股票定价合理，在股票狂热时期落后于大盘。著名的价值导向型对冲基金经理朱利安·罗伯逊被迫关闭了他的老虎基金，该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创造了令人羡慕的业绩。罗伯逊先生说：“这种方法行不通，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已经67岁了，谁还需要这个公司？”罗伯逊先生宣布公司将于2000年3月30日关闭；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在3周前达到了5060点的峰值，但当时罗伯逊并不知道，这是未来15年内都不会达到的水平。[60]

    最后一个泡沫的识别性特征，是一些极端性预测的产生。正常情况下，专家预测的某一年的市场涨跌幅度很少超过20%。超过这个幅度的预测可能会使预测者被认为是疯子，而且大多数预测都是以个位数的幅度上下波动。但泡沫期间并非如此。1999年，詹姆斯·格拉斯曼和凯文·哈塞特合著了一本书，预测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几年内将上涨超过2倍，从目前的约11000点上涨到36000点。其他人也不甘示弱，将估计数值提高到100000点。[61]

    格拉斯曼和哈塞特得出的这个上涨超过2倍的预测，说明将泡沫时期的高价进行合理化的努力已经做了很久。他们通过操纵股票和债券所使用的投资折现率来实现这一点。不严格地说，折现率是投资者在承担持有证券的风险之前所要求的回报率；证券的风险越高，购买证券所要求的回报率（折现率）就越高。例如，2019年中，非常安全的长期国债收益率为2.5%，而持有更高风险的股票所需的回报率约是其3倍，而1990年前约为10%。

    长期资产（如30年期国债或股票）的价格与折现率近似成反比：将折现率减半（例如从6%减至3%），价格就会翻番。（因为股票没有到期日，至少在理论上，它甚至比30年期的国债更“长期”。）相反，当经济或全球地缘政治地位恶化时，投资者要求更高的回报率，即持有股票的折现率，因此其价格暴跌。

    格拉斯曼和哈塞特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36000点的预测表明，投资者已经演变成一种新型的理性经济人，他们认为股票从长期来看风险不大，因为其总会从价格下跌中恢复过来。因此，这种新型的理性经济人决定对股票采用类似国债的3%的折现率，而不是历史上大约10%的折现率；这在理论上使股票的价格上升了2倍多（10%/3%）。[62]

    格拉斯曼和哈塞特已经忘记了邓普顿所警告的“这次不一样”这句话的高昂代价。几乎在他们的书出版的同时，2000年，互联网泡沫在突然回归的风险中破灭，标志着有史以来最大的金融狂热结束。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美国股市市值损失了6万亿美元，就好像整个国家7个月的经济产出都消失了一样。1929年，只有10%的家庭持有股票，但到2000年，个人经纪业务和共同基金账户、个人退休账户和基于雇佣关系的401（k）计划的扩张，使持有股票的家庭的比例上升到60%。数千万人原本认为自己在经济上很宽裕，但他们现在发现情况并非如此；另有数百万人认为自己的储蓄足以退休，但他们现在被迫延迟退休。

    一个从金融市场诞生之日起便存在的故事重现，2000—2002年，投资者们再次意识到，自己已经陷入遭受突然经济损失时的难以形容的痛苦之中。用幽默作家弗雷德·施韦德的话说：

    有些事情是无法用文字或图片向没有经历过的人充分解释的。我在这里所能提供的任何描述，都无法接近那种失去曾经拥有的一大笔钱的感觉。[63]

    15 伊斯兰国的兴衰

    马赫迪与哈里发

    互联网泡沫拉开了20世纪流行性狂热剧的舞台帷幕。随着21世纪的到来，世界上最年轻的亚伯拉罕宗教，用现已被熟知的末日叙事，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信徒，其能力和暴力程度震惊了世界。

    2014年11月16日，伊斯兰国组织斩首了一个名叫彼得·卡西格的美国人以及18名叙利亚俘虏。卡西格是美国陆军前突击队员，一直从事人道主义工作。肇事者公布的录像中，没有显示卡西格被杀的过程；更确切地说，卡西格的断头就放在“圣战者约翰”的脚下。“圣战者约翰”是一个名叫穆罕默德·埃姆瓦兹的英国公民，他带着英国口音缓慢而庄重地说：“我们正在达比克埋葬第一支美国十字军，并焦急地等待其他部队的来临。”[1]

    在过去的一年里，伊斯兰国用巧妙而有效的社交媒体活动，吸引了数千名战士和其他志愿者，很多人甚至是从繁荣和平的西方来到了世界上最糟糕的地方之一。“圣战者约翰”提到的城市达比克，以及同名的伊斯兰国宣传杂志《达比克》，对理解其招募新兵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有很大帮助。[2]

    达比克是叙利亚西北部的一座城镇。1516年，奥斯曼土耳其人在那里打败了埃及马穆鲁克人，进而控制了黎凡特。对现代圣战者来说，这标志着哈里发政权的重生——一个由穆罕默德的继任者领导的国家，统治所有的穆斯林，这将持续4个世纪。尽管该镇看上去并不引人注目，战略地位也不重要，但是，与奥斯曼哈里发帝国之间的联系，使该镇处于伊斯兰教末日叙事的前沿和中心。

    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末日叙事彼此相似。鉴于它们的起源相同，这并不奇怪。中世纪早期，拜占庭人和穆斯林都根据《但以理书》的同一节内容，预测到了对方的作战计划。[3]达比克由于其军事历史，成为伊斯兰教的末日发生地点，在那里，反基督力量（在伊斯兰教中经常被称为“达加尔”）将与代表正义的军队作战。

    这些末日叙事也是有区别的。基督教的末日叙事主要来源于几个很容易界定的《圣经》文本，特别是《以西结书》《但以理书》《启示录》中的文本，而伊斯兰教的末日叙事却来源于更为分散的、不容易界定的圣训，即先知穆罕默德的言行录（对应阿拉伯语中的“传述”或“报道”）。与基督教末日论不同，穆斯林的根本经典——《古兰经》几乎没有什么预言，并且和圣奥古斯丁以及后来的天主教神学传统一样，特别警告不要计算末日时间。

    但是，和基督教徒一样，穆斯林不可抗拒地被末日时间诱惑，他们的末日叙事就像沙漠野花一样从圣训中蹦出来。[4]由于数量众多，伊斯兰教的末日论甚至比基督教的末日论更混乱。例如，逊尼派的传统与大约1万条圣训有关，而不同的观察家对每一条圣训的报道方式往往不同。仅某位中世纪学者，就列出了3万多条圣训。先知[5]于632年去世，之后的几个世纪里，学者们根据真实性对其言论进行了分级和分类，从“真实的圣训”一直到“捏造的圣训”。

    先知没有留下遗嘱，这使事情复杂化了。他的前四位继任者，也就是哈里发——阿布·巴克尔、奥马尔、奥斯曼和阿里，见证了穆斯林的领土迅速扩张，其远远超出了阿拉伯的西部边界，进入拜占庭和波斯。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阿拉伯帝国与这两个相邻的异教大国之间展开了战斗。此外，第四任哈里发阿里（先知的堂弟，也是女婿）遇刺，随后阿里的小儿子侯赛因及其追随者在现代伊拉克的卡尔巴拉被杀，从而引发了一场血腥的宗派分裂，一直持续到现在。这场伟大的伊斯兰教冲突，一方是侯赛因的追随者——什叶派，他们将先知的继承权限制在血统上；另一方是卡尔巴拉之战的胜利者，他们演变成逊尼派，不承认领导权的血统限制。

    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在其极具争议的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将伊斯兰国家之间大量的武装冲突以及它们与邻国非伊斯兰之间的冲突列成表格，并得出结论：“伊斯兰的边界是血腥的，其内部也是如此。”[6]批评者指责他“东方主义”[7]，并指出伊斯兰世界的现代战争源于西方的统治。虽然西方殖民主义在现代中东问题上确实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亨廷顿这句骇人听闻的名言同样适用于中世纪的伊斯兰世界。中世纪时，伊斯兰是世界上最有智力、最富裕、最强大的文明之一的拥有者，那时的西方依然落后无能，基本不会给它造成什么困扰。

    下面开始讨论伊斯兰教末日论的魅力。美国和欧洲的基督教徒生活在相对繁荣、安全和地缘政治稳定的社会中；此外，他们的宗教在文化上占主导地位。因此，西方基督教末日论者只能被迫在一团乱的道德恐慌中挑选其中一些作为危情时刻（末日）的迹象：普遍的性行为、社会主义，以及撒旦主义（或者至少是占星术）。

    相比之下，自1497年瓦斯科·达伽马首次绕过好望角、击败穆斯林主导的极度繁荣的印度洋贸易，之后的伊斯兰在政治和经济上一直相对衰落。因此，对虔诚的穆斯林来说，末日迹象非常明显并令人痛苦，漫长的屈辱和失败需要末日时刻的正义，仅在20世纪的屈辱就包括：1916年，法国和英国之间的《赛克斯-皮科协定》秘密瓜分了穆斯林核心地带；1948年，以色列成立；1967年，以色列占领约旦河西岸和耶路撒冷旧城及其神圣的圣殿山；1979年，以色列和埃及之间达成了和平协议；1990年，第一次海湾战争尴尬地暴露出西方军队在中东地区的存在，尤其是在沙特阿拉伯（该宗教最神圣的圣地守护者）。与基督教徒和犹太人相比，穆斯林更加渴望一场能够颠覆现有世界秩序的末日大灾难。我们不能忽略穆斯林的末日论者及其追随者所感受到的痛苦和愤怒。其中一人写道：

    因此，犹太人在基督教徒脸上的掌掴仍在继续，但后者显然享受并允许这种羞辱。西方国家的十字军继续像一个被施虐的妓女，直到被殴打和羞辱，尤其是被她的皮条客——基督教欧洲的犹太人——殴打和羞辱，她才能从中获得快乐。他们很快就会因为犹太阴谋而被埋在砖瓦之下。[8]

    和所有的末日追寻者一样，穆斯林的末日论者渴望回到赫西俄德的“黄金种族”时代，也就是他们的萨拉菲时代，即穆斯林的前三代，包括先知的伙伴及其后代，他们是伊斯兰教的开国元勋。因此，今天的穆斯林末日论学者和领导人钻研圣训，想从中寻找灵感，使伊斯兰教恢复作为世界主流神学的合理地位，这就不足为奇了。大量的圣训提到了与拜占庭人之间的战争，特别是其中的君士坦丁堡战争，这些战争发生在先知死后的几个世纪，当时他的言行录被首次记录。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伊斯兰国对叙利亚北部尘土飞扬的达比克小镇如此痴迷，因为最著名、最受尊敬的末日圣训中提到了达比克：“在拜占庭人袭击阿马克或达比克之前，最后的末日不会到来。”[9]

    圣训学者的主要任务是确定传述的出处，使真实的圣训可以追溯到先知时期。这是一个依靠世代口传的游戏。两位波斯学者，艾布·侯赛因·穆斯林和伊斯玛仪·布哈里，在先知死后200年，出版了最受人尊敬的汇编。据报道，布哈里梦见自己拍打先知周围成群的苍蝇，醒来后决定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对不真实圣训的驱逐。在他严格的筛选标准下，只有1%的传述被认为是真实的圣训。[10]穆斯林和布哈里的圣训集录是公认最权威的，任何伊斯兰教神职人员、政治领袖、军事领袖或评论员的权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对圣训的掌握，特别是这两位学者编写的圣训。

    不用说，即使是最真实的圣训也要经过几代人的口头传播，用阿拉伯学者威廉·麦坎茨的话说：

    末日预言对杜撰者来说，是一个特别诱人的目标。早期，在那些分裂穆斯林团体并自相残杀的战争中，双方都试图通过预言自己的必然胜利和对方的注定失败，来为自己的政治辩护。借先知的嘴把预言说出来，这是最好的办法……几个世纪以来，新政治将赋予剩余部分新的含义，这一现象是基督教《启示录》的读者所熟悉的。[11]

    伊斯兰教的许多末日叙事，都是由那些对卡尔巴拉之战的胜利者——倭马亚族感到不满的人发展的。倭马亚族建立了第一个强盛的穆斯林王朝，并定都大马士革。因此，能将虔诚的教徒从大马士革日益腐败和专制的统治者手中解救出来的核心人物，就是穆斯林的弥赛亚，在阿拉伯语中就是“马赫迪”，其意思是“正确引导的人”。

    反对倭马亚王朝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散布预言：从呼罗珊（大致位于现代的伊朗东部和阿富汗所在地区）升起黑旗的士兵，将从那个方向横扫过来，打败倭马亚人，“如果你看到呼罗珊地区升起了黑色旗帜，那么即使需要爬过冰面，你也要立即前往，因为其中有哈里发马赫迪”[12]。750年，悬挂黑旗的叛军推翻了倭马亚王朝。叛军领袖是先知的叔父阿拔斯的后裔，他建立了以巴格达为首都的帝国——阿拔斯王朝，其统治将持续500年。

    每一则圣训都和上述胜利的阿拔斯叛军所引用的那一句类似，往往残缺而简短，通常是一句话或一段话的长度，很少出现一两页。正如美国最著名的穆斯林末日文学学者戴维·库克所说：

    由于穆斯林的传统没有明显的文本依据，只有后人提供的冗长背景（基本上由学者们将材料按照可利用的时间顺序排列），因此，末日出现之前的各个事件的发生顺序存在相当大的分歧，这并不奇怪。[13]

    换言之，数量众多且内容简短的圣训，使无限多的末日叙事成为可能；将一天的头条新闻倒入面糊中，并添加大量的确认偏见，聪明的伊斯兰学者比他的基督教时代论表亲更容易写出理想的世界末日叙事。

    然而，源自圣训的穆斯林的末日论，确实与基督教的末日论有共同特征：世界将在某个时刻终结。耶稣是一位先知，而不是上帝之子，他返回地球，通常手扶两位白人天使的肩膀，降落于大马士革倭马亚清真寺的东尖塔。他与达加尔作战。达加尔一般都是犹太人，而且常常是犹太人的弥赛亚。与基督教末日论中迷人的反基督者不同，达加尔具有令人厌恶的个性，长相丑陋，有一个巨大的钩状鼻子，一只畸形、鼓起的眼睛和大小不一的双手——这是解剖学上证明对称美感的最好机会。[14]

    反犹太主义是穆斯林末日论的既定组成部分，它甚至包括最具欺骗性的种族主义谣言。已故沙特国王费萨尔经常向外国政要大谈共产主义-犹太世界的阴谋，会面结束时，他总会问礼宾官：“他们拿到书了吗？”他指的是《锡安长老会纪要》。有一次，美国大使向他指出，假定犹太人密谋统治世界的《锡安长老会纪要》这本书，是沙皇的秘密警察伪造的。费萨尔回答：“胡说。”沙特王国用多种语言印刷了这本书，并扩大其发行量。从过去到现在，费萨尔一直不是唯一的反犹太主义者；事实上，对所有的穆斯林末日论者来说，《锡安长老会纪要》就是犹太人背信弃义的头号展品。[15]

    穆斯林的末日论者也和基督教的时代论者一样，从当前事件中寻找预示末日时刻的迹象。这些迹象主要有两种类型。第一种被称为“较小的迹象”，如性开放等，这正符合林赛和莱希的观点。甚至连歌舞、钱财和男性的丝绸服装也被看作一种末日迹象，汽车也是，因为女性可以驾驶。其他较小的迹象包括地震、洪水、干旱和财务不当行为，特别是收取利息和女性雇用男性（最后一个迹象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年轻时候的先知正是被寡居女商人赫蒂彻雇用的，后来赫蒂彻成为先知的妻子和首位追随者）。

    一则特别著名的圣训说，“最后时刻”将会出现“两个人物打起来”，尽管这两个人物宣讲的是同一件事；当30个假弥赛亚出现时；当所有的宗教知识消失时；当杀戮变得频繁时；当每个人都很富有、没有人会接受施舍时；当坟墓如此壮丽，以至于活着的人都希望自己在里面时。

    穆斯林的末日论者也在寻找“更大的迹象”，即更具体的预言事件。在穆斯林早期阶段，位居榜首的预言是穆斯林征服了信奉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堡（但尚未实现）。历任穆斯林统治者利用圣训为屡次的攻城失败做辩护；1453年，奥斯曼帝国最终取得了胜利，但末日并未随之来临，神学家们于是将预言中的末日之战的地点转移到其他地方，最近的预言是在达比克。

    与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一样，另一个“更大的迹象”是犹太人重返圣地。从犹太人的角度，基督教版本已经令人不快——要么皈依和改变信仰，要么被摧毁。而穆斯林版本则更残酷：安拉将把犹太人送回巴勒斯坦。用一位穆斯林末日论者的话来说，“通过把他们聚集（到巴勒斯坦），来宣布将临上帝的复仇”：这是穆斯林末日版本的最终审判。[16]

    其他“更大的迹象”包括达加尔的出现和太阳从西方升起。圣训中也出现了歌革和玛各，还有一个被称为苏菲亚尼的伊斯兰教特有的人物（在叙利亚横冲直撞的强大的逊尼派暴君）。作为逊尼派，他受到什叶派穆斯林的斥责；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斥责逊尼派，例如，在巴格达阿拔斯王朝（倭马亚王朝的对手）的哈里发辖地，他受到崇拜。[17]

    苏菲亚尼的最终目标是杀死世界末日的主角马赫迪，但通常他很快就会被地球吞噬。在大多数圣训下，直到耶稣处理了达加尔，马赫迪才带领伊斯兰军队取得胜利，并建立对世界的正义统治。什叶派相信，10世纪时失踪或“隐藏”的第十二任伊玛目[18]穆罕默德·马赫迪，将如他的名字所示，在世界末日时再次出现。[19]

    1978年，安瓦尔·萨达特和梅纳赫姆·贝京签署了《戴维营协议》，这直接导致了1979年的《埃及-以色列和平条约》的签订。伊斯兰教徒憎恶《埃及-以色列和平条约》，尤其是1987年，一位不出名的埃及记者赛义德·阿尤布写了一本书，名为《反基督者》[20]，书中传达了一个简单的信息：犹太人背信弃义，毒害了整个人类历史，他们将在一场末日之战中被伊斯兰教势力击败。

    20世纪80年代之前，穆斯林的末日文学是一种沉睡的文学体裁，侧重写马赫迪和千禧年，较少写歌革和玛各，也较少写耶稣与达加尔之间的战争。《反基督者》在伊斯兰世界的影响与哈尔·林赛的书在基督教世界的影响相同。类似于《消失的伟大地球》带来的基督教末日类文学的转变，阿尤布的书强调恐怖、血腥及最终战胜犹太人，并淡化随后的善良和光明，这种做法为该类型的文学体裁注入了活力。[21]

    根据阿尤布的说法，达加尔在地球上的犹太代理人首先是门徒保罗，其次是君士坦丁一世[22]，然后是共济会成员、在美国的犹太人阿塔图尔克[23]，再次是美国、北约，最后是以色列。阿尤布写道：“地震、火山爆发和干旱将先于反基督者出现，（而且）气温将明显升高。”接下来是一场最后的大战，其中的幻觉性细节让《启示录》和林赛都甘拜下风。末日时刻，以色列被摧毁，占世界主导地位的伊斯兰教将首都从大马士革迁往耶路撒冷。书中，阿尤布还谴责罗马教皇访问犹太教堂，并否认纳粹大屠杀。

    与基督教时代论小说一样，圣殿山在该书中占据主导地位。根据从丹尼斯·迈克尔·罗恩和拉比戈伦那里得到的提示，阿尤布写道：“达加尔的住所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由于这个原因，他们有时试图焚烧阿克萨清真寺，试图进行考古发掘，甚至试图通过美国共济会购买土地。”[24]三大亚伯拉罕宗教的末日叙事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正如以色列记者格肖姆·戈伦伯格所写：

    末日剧场涉及三方，在所有三方的末日论信徒眼中，一场伟大的戏剧已经上演。声音系统是希望和恐惧；每次其中一个演员讲话，都会引起强烈反响。正在上演的有三个剧本。在基督教剧本中，犹太弥赛亚扮演主角；在穆斯林剧本中，犹太人和基督教徒也有自己的角色。一方认为的繁荣修辞可能正是对另一方的战争提示。[25]

    和林赛的书一样，《反基督者》在阿拉伯世界非常畅销，之后阿尤布又写了一系列类似的书，这催生了一大批模仿者。其中的一些书，把几乎每个人（包括马丁·路德）都看作犹太人；模仿者之一法赫德·萨利姆在书中慷慨地承认萨达姆·侯赛因[26]不是犹太人，但侯赛因的一位亲密伙伴的父亲是犹太人，因此他的政权被玷污了。最著名的模仿者是另一位埃及记者穆罕默德·伊萨·达乌德，他为沙特媒体撰稿。

    达乌德显然认为阿尤布的书对犹太人过于冷静和宽容，1991年，他出版了《当心：反基督者从百慕大三角入侵世界》，其中百慕大三角既是达加尔旅居北美的一个中间地点，也是复仇的伊斯兰空军的飞碟基地。[27]

    流行的末日类文学书籍遍布开罗、利雅得、贝鲁特、巴格达[28]和东耶路撒冷的阿拉伯露天市场，摆满了从摩洛哥到印度尼西亚的书店书架。更重要的是，随着社交媒体的出现，这些书籍更加容易获得，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为21世纪的圣战主义提供了有效的背景音乐。[29]伊斯兰教学者让-皮埃尔·菲利于描述了该体裁日益反犹和反西方的基调：

    这种愈演愈烈的谵妄并不是无害的，因为它充满了深深的怨恨和报复……第三个千年的救世主们提炼出了具有末日信仰的人的仇恨胆汁。美国对伊斯兰教持有一成不变的敌意以及马基雅维利主义[30]，因此注定要惨死；伊斯兰教是真理、不可抗拒的力量和永恒的胜利。[31]

    几个世纪以来，穆斯林将摆脱羞辱和压迫的希望寄托在救世主马赫迪身上。这种叙事和基督教千禧年主义者一样，都关注整数日期。马赫迪主义总会在穆斯林的新世纪之初爆发。

    穆斯林历法始于先知从麦加迁移到麦地那的622年，即“希吉来”元年，而希吉来历的14世纪始于1882年11月12日。[32]希吉来历13世纪末，相当于公历19世纪70年代末，一位名叫穆罕默德·艾哈迈德的苏丹苏非派[33]神职人员被埃及统治者的宗教异端激怒。这些宗教异端虽然向奥斯曼土耳其上交象征性贡金，但事实上更受惠于英国人。艾哈迈德认为，1882年11月12日是末日的预兆，为了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在喀土穆[34]建立统治，迎接新世纪的到来，他在1881年宣布自己为马赫迪。[35]

    艾哈迈德的起义最初成功了，如果不是后来英国的查尔斯上将——“中国的戈登”[36]——在艾哈迈德围困喀土穆的时候被杀，那么艾哈迈德的政权可能会幸存下来。戈登在英国国内已经是受欢迎的英雄，他试图保卫整个喀土穆城市，这超越了他帮助埃及军队和政府撤离的这一职权，从而惹恼了英国王室和最高指挥部。

    1898年，民众对戈登之死的愤怒，迫使英国不计成本地派遣了一支由霍雷肖·赫伯特·基奇纳领导的远征队，以收复喀土穆。与此同时，艾哈迈德死于斑疹伤寒；基奇纳在恩图曼战役中击败了艾哈迈德的继任者阿卜杜拉·塔希。在恩图曼战役中，英军动用先进武器，屠杀了1.2万名穆斯林士兵，而自己仅有轻微损失。[37]（温斯顿·丘吉尔也参加了这场战斗，当时他还只是一名年轻中尉；这场战争以及19世纪晚期的其他殖民地战争的压倒性胜利，激发了诗人希拉尔·贝洛克的创作灵感：“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有马克沁机枪，而他们还没有。”）[38]

    喀土穆是伊斯兰教历14世纪之初的起义地点，在穆斯林地理上是一个边缘地带。伊斯兰教历15世纪初的骚乱事件则发生在伊斯兰的震中——麦加大清真寺。这座清真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610年伊斯兰教诞生之前，据说，大天使加布里埃尔在其家乡麦加城外的希拉山上，向先知口述了第一段《古兰经》经文，当时这位激动到颤抖的先知还只是一位成功的商人。

    麦加的财富来源于“克尔白”。后者是一座花岗岩建筑，据说是亚伯拉罕建造的，其中嵌的黑石可能是陨石。早在穆罕默德之前，朝圣者就开始朝觐并绕行克尔白和黑石，此地很可能是伊斯兰教创立之前、阿拉伯人的多神信仰中的主要神——安拉的神殿。[39]

    当时，穆罕默德作为一个出身卑微的小商人，是在未来妻子赫蒂彻的护助下才获得成功的。但实际上，他的血统也来自麦加的统治部落古莱西，只不过他出身于该部落的一个小分支而已。他的宗教热情，特别是他致力于清除克尔白360个异教神灵的偶像崇拜图腾，威胁到了麦加的朝圣交易，因此激怒了古莱西的精英们，他们迫使他于622年逃到了耶斯里卜（就是后来的麦地那），这一年就是伊斯兰教历元年，众所周知的“迁移”。630年，当他最终作为胜利的伊斯兰教势力之首返回麦加后，拒绝非信徒进入这两座城市这一禁令一直持续到今天。[40]

    从那时起，阿拉伯半岛就受到富裕和奢侈的商人精英与虔诚和禁欲的信徒之间紧张关系的间歇搅动。18世纪初，一位名叫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勒·瓦哈比的法学家开始宣扬一种激进的伊斯兰教，其核心围绕着两条原则：回归先知的原始教义，坚决反对巴格达、大马士革、伊斯坦布尔和开罗的贵族们享受奢侈和财富。舞蹈、珠宝甚至烟草都是“哈拉目”（伊斯兰教禁止的）；什叶派也是“哈拉目”，什叶派信徒必须在皈依和死亡之间做出选择。

    伊本·阿卜杜勒·瓦哈比与一位可怕的勇士穆罕默德·本·沙特结盟后，法学家的神学才能和勇士的军事力量实现协同增强，他们将“瓦哈比思想”从其诞生地——地处内陆沙漠深处、受太阳炙烤的阿拉伯空旷地带——向外传播，直到几乎控制整个阿拉伯半岛甚至更远的地区。

    随着奥斯曼帝国在19世纪的衰落，穆罕默德·本·沙特的后裔阿卜杜勒·阿齐兹（在西方被称为伊本·沙特）于1902年占领了位于利雅得的奥斯曼要塞，并建立了至今仍存在的沙特王朝。新政权的突击部队，是极端虔诚的“伊赫万”，其字面意思是“兄弟”，由历经几百年沙漠劫掠和战争流血的贝都因人组成。1924年，围攻麦加的伊赫万军队屠杀了邻近城镇塔伊夫的400名居民，包括孕妇，吓得麦加人不战而降（见图15-1）。

    图15-1 伊赫万和麦加起义

    对伊赫万人来说，很不幸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中东政治格局。英国是一战的胜利者，现在英国基督徒隐隐出现在阿齐兹的北部边境，阿齐兹需要安抚他们。此外，要想成为伊斯兰圣地的合法守护者，他需要得到更广泛的伊斯兰世界的认可，不仅包括叛乱的什叶派，还包括苏非派和不太拥护他的逊尼派。因此，阿齐兹开始远离具有“瓦哈比思想”的伊赫万盟友。

    国王阿卜杜勒·阿齐兹热情地接受现代社会产品，特别是汽车和电话，这伤害了他与瓦哈比信徒之间的关系。瓦哈比信徒打算清除东部的什叶派，结果却被阿齐兹镇压。由于被阿齐兹的异端行为激怒，瓦哈比信徒中最保守的伊赫万人叛变；1927年，他们对科威特发动了一次袭击，却被另一个现代社会产品——英国军用飞机——羞辱。两年后，当时已经受够了伊赫万人的阿齐兹，开着装有机枪的汽车，从利雅得出发，向北驶向内陆绿洲斯巴拉。在那里，他要求伊赫万人投降，但骑着马和骆驼的伊赫万人拒绝投降，招致了阿齐兹的屠杀。[41]

    伊赫万叛乱的火焰被抑制，但并未完全熄灭。穆罕默德·本·赛义夫·乌特比是一位在斯巴拉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伊赫万人；屠杀发生多年之后，1936年，他有了一个儿子，这个婴儿长着一张似乎总在愤怒的脸。沙特人喜欢粗俗易懂的名字，于是乌特比给他的儿子起名为朱海曼，其意思是“愤怒的脸”，后来的朱海曼也没有辜负这个名字。[42]

    朱海曼出生两年后，美国石油工人就在宰赫兰地区钻出了第一口喷油井，还参观了这个当时贫穷而虔诚的国家。这是一次伟大的自然经济实验，为阿卜杜勒·阿齐兹的后嗣和追随者带来了难以想象的财富。阿卜杜勒·阿齐兹有6个儿子，他们由其不同的妻子所生，自阿卜杜勒·阿齐兹1953年去世后，这些同父异母的兄弟一个接一个地统治着这个王国。

    这些儿子中第二个担任国王的是费萨尔。1962年，他废除奴隶制；1963年，他允许女孩接受教育；1965年，他将电视引入王国。这些都进一步激怒了瓦哈比信徒。10年后，费萨尔被一名王室成员暗杀，暗杀者的理由是他的亲属在引入电视所带来的暴乱中丧生。

    在沙特王国，精英们的儿子都可以加入陆军和空军，但是，更虔诚的伊赫万人被调往声望较低的国民警卫队。朱海曼成年后，在警卫队服了18年兵役，直到1973年才作为下士被调离。虽然平庸的国民警卫队的服役经历并没有提升他的社会或物质地位，但强烈的宗教倾向驱使他研究更卓越的事物，特别是伊斯兰教的末日论。

    从警卫队退役后，他在麦地那定居，并加入了一个瓦哈比组织：“指挥正确、禁止错误”的萨拉菲组织。该组织尤其受到阿卜杜勒阿齐兹·本·巴兹的影响。本·巴兹是一位才华横溢、魅力四射、有野心的伊斯兰教学者，自8岁起就双目失明，他反对沙特王国一头扎进现代社会。

    当时，王室尤其喜爱法国和西班牙的地中海式奢侈生活，这激怒了本·巴兹；本·巴兹还猛烈地抨击烟草、理发店和公共活动中的鼓掌行为。[43]在本·巴兹和其他伊斯兰教徒的精神指引下，萨拉菲组织直接在弗洛伊德的“微小差异的自恋”中建立了一套神学：信徒们开斋[44]不是因为日落，而是因为所有光明的消失。（不过，其允许通过拉上房间窗帘来加快开斋时间。）其祈祷时可以穿凉鞋，这一差别让其他穆斯林感到恼火。另外，他们的清真寺朝向麦加方向的墙上也未设有传统“圣龛”（即阿拉伯语中的“米哈拉布”）[45]。萨拉菲组织在沙特阿拉伯的大部分主要城市建立了分会，在许多地方有自己的专用建筑，并迅速建立了国际声誉，吸引了来自伊斯兰世界，特别是来自埃及和巴基斯坦的信徒。令萨拉菲组织懊恼的是，沙特君主制逐渐选择了本·巴兹，而本·巴兹不断演变的现实主义政治在他和伊赫万之间制造了一个楔子；尽管失明的本·巴兹严厉批评王室的现代化和自由放荡倾向，但他并没有质疑该政权的合法性。最终，政府任命本·巴兹担任著名而又有影响力的机构“高级学者委员会”的主席，其职责是每周都以该委员会主席的身份与国王一起出现在电视上（尽管电视曾使国王同父异母的兄弟遇刺）。从1993年起，本·巴兹还担任沙特大穆夫提[46]，直到1999年去世。

    本·巴兹已经去过沙特君主国的首都利雅得，而此时萨拉菲组织的神学怪癖，尤其是它对王室的敌意，使它与本·巴兹曾经友好的关系恶化。1977年夏天，本·巴兹的副手在麦地那某个屋顶上召集萨拉菲组织开会，要求其放弃异端学说。萨拉菲的大多数成员都是20多岁的人，他们拒绝了这个要求，并在年长一点儿而又有魅力的朱海曼的领导下进行重组，他们以瓦哈比祖先的名字命名，成立了伊赫万组织。[47]

    1977年12月，也许是屋顶会议几个月后，政府逮捕了朱海曼的24名追随者；他们逃跑后，向本·巴兹求助。这位盲人教士接见了他们，并要求政府释放他们。[48]

    朱海曼则选择继续逃亡。几千年来，他的祖先一直靠进入沙漠来躲避拜占庭、奥斯曼、波斯和阿比西尼亚[49]的君主，他们依靠的是一种驯养的动物——骆驼，这种动物能够在险恶、几乎无水的环境中生存。自1977年逃脱后的两年里，朱海曼依靠贝都因人的遗传技能，成功地避免了在空旷的半岛内陆被抓。在这一过程中，他成为一个传奇人物，通常与3~5名追随者一起旅行，并安排与其他人的秘密会议；更多的时候，他只是从精神上参加这些秘密会议。有一次，他要去看望妈妈，最后一刻他收到警示，被告知警察正在监视他的家；另一次，他牙痛了很久，最后才找到一位不会向当局泄密的牙医。[50]

    朱海曼对本·巴兹的妥协很不满，并断绝了与他的联系。游历期间，朱海曼将自己沉浸在圣训中，特别是那些涉及马赫迪和末日的圣训。他从先知最著名的末日类圣训中获得灵感：

    末日不会到来，直到拜占庭人攻击阿马克或达比克。一支由地球上最优秀的人组成的穆斯林军队，将从麦地那前来阻止他们……然后战斗就会开始。1/3的（穆斯林）军队将认输；安拉之神永远不会原谅他们。1/3会战死；在安拉眼中，他们将是优秀的殉道者。还有1/3将战胜：他们将永远不会受到考验，他们将（继续）战胜君士坦丁堡。[51]

    达比克是叙利亚的一个城镇，阿马克是土耳其的一个山谷；伊斯兰国组织以前者命名其杂志，以后者命名其通讯社。在朱海曼的末日论中，麦加和麦地那取代了达比克和阿马克。

    为了触发末日，朱海曼需要一个马赫迪。令他高兴的是，他的沙特追随者之一被证明是马赫迪，这位追随者是一位浅肤色的超凡脱俗的诗人，有一双浅棕色的眼睛，名叫穆罕默德·阿卜杜拉·卡赫塔尼。诗人与朱海曼联手后，诗人的妹妹梦见自己的哥哥在大清真寺的院子里通过克尔白接受了拜伊尔（baya，即效忠的誓言）。在标准的伊斯兰教末日叙事中，这个梦是有意义的：和先知一样，卡赫塔尼是浅肤色的古莱西人，这是成为马赫迪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卡赫塔尼的左脸颊上也有一个胎记，这是一个意外收获，因为根据一条广为引用的圣训，马赫迪也有。这群人中的其他人，包括朱海曼本人，很快就做了同样的梦。

    梦在伊斯兰教中有特殊的意义，尤其是当集体经历时，因为安拉通过梦向先知传达了他的许多启示。（正如朱海曼的一位追随者所说：“我们做梦，证明我们更虔诚。”[52]）卡赫塔尼与朱海曼越来越亲近，朱海曼甚至与自己的妻子离婚，然后娶了卡赫塔尼那位做梦的妹妹。[53]

    正如哈尔·林赛后来所说，这个巨大的拼图终于拼好了。现在，朱海曼不仅拥有了他的马赫迪，而且他对圣训的解读也确认了马赫迪接受拜伊尔（效忠）的精确地点，即在夏甲和以实玛利（分别是亚伯拉罕的妻子和儿子）的坟墓旁，在大清真寺院内的克尔白外面，这正是卡赫塔尼的妹妹所梦到的那样。朱海曼还揭示了接受拜伊尔的日期：根据逊尼派的传统，他预测，一位被称为“世纪更新者”的学者将出现在每个希吉来世纪的第一天：希吉来历1400年开始于1979年11月20日。因此，朱海曼及其追随者必须占领大清真寺，以便马赫迪在确定的日子、在上述克尔白旁边的地点接受拜伊尔。

    在沙漠流亡期间，朱海曼录制了录音带，并创作了《朱海曼的信》。在这些信中，他阐述了自己的神学思想和末日论。（他只接受过四年级教育；虽然不是文盲，但写作能力很差，因此“信”很可能是口述的。[54]）沙特没有出版商会碰这些信，但最终一家科威特左翼出版社印制了两本单独的简编，分别是《七封信》和《四封信》，它们在半岛上广为流传。

    本·巴兹建议释放朱海曼的同伙，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希吉来历1400年的第一天，朱海曼和大约300名追随者在大清真寺壮观地重新出现在公众视线中。[55]在过去的几天里，他们已经用由裹尸布（用来承载对死者最后祝福的一种传统）覆盖的担架私运了武器和供给。占领行动几乎没有带来流血事件，只在最初有两名没有武器的警察和一名助理伊玛目被杀。当朱海曼的手下鸣枪庆祝时，朱海曼从伊玛目手中抓起麦克风并大声喊道：“看，马赫迪！看，是正确的引导者！”[56]

    随后，朱海曼在楼上和宣礼塔上部署了狙击手，并让卡赫塔尼的哥哥赛义德出场。赛义德会说流利的古典阿拉伯语，他向人群宣布了马赫迪的存在。赛义德的演技令人印象深刻，特别是他向卡赫塔尼献上了拜伊尔，使一些战俘也加入他的行列，并使至少一名清真寺保安指挥官相信，那位面色苍白的年轻诗人确实是马赫迪。

    朱海曼释放了许多外国人，特别是那些不会说阿拉伯语的人。但是，由于叛军禁止数万名沙特及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朝圣者人质离开大清真寺，并指示他们拿起武器协助攻击，因此致命的混乱发生了。政府军和警察接近清真寺时，在距离不到半公里的地方，遭到火力攻击。

    叛军占领初期，有两个原因造成了政府的反应迟钝：首先，尽管全副武装的叛军向所有身穿制服的人开枪，但军队不愿还击，因为先知禁止携带武器进入麦加。其次，大量人质和政府军本身也担心卡赫塔尼可能真的是马赫迪。

    只有一个管理机构能够解决这一僵局，即由本·巴兹领导的乌莱玛（意思是宗教学者）或高级学者委员会。由于对王室的不虔诚、道德败坏和挥霍行为感到愤怒，这一威严的机构故意讨价还价：直到叛军占领的第五天，它才宣布卡赫塔尼为骗子，并为反击战祈福。作为交换，沙特国王哈立德同意重塑社会风气，尤其是禁止酒精和女性出现在电视上，这也是朱海曼呼吁的核心内容。

    在获得神学许可后，可怕的攻击开始了。政府军很快用反坦克导弹击退了尖塔狙击手，但主楼的叛军火力依然在，步兵无法进入清真寺。受伊赫万影响的国民警卫队，拒绝向自己的部落和神学兄弟开火，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向对方提供武器，这使情况更糟。

    正规军取代了国民警卫队，但其在城市游击战方面的训练很少。直到军队将轰鸣的装甲运兵车开进清真寺，事情才有了进展。除了双方的损失之外，数百名甚至数千名朝圣者人质在交火中丧生。由于多次被告知是马赫迪，卡赫塔尼认为自己是无坚不摧的，不知怎的竟然真的在暴露的炮火中幸存了下来；他由此更加确定自己是永生的，开始向军队回掷手榴弹，直到运气最终耗尽——对方的一枚手榴弹几乎把他炸成碎片。叛军慢慢撤退到清真寺地下室，装甲车也进入了地下室，但在狭窄的通道里动弹不得。

    围攻陷入僵局。虽然确切数字从未公布，但袭击发生一周后，政府伤亡人数占全国三万军队和两万国民警卫队人员的很大一部分。哈立德国王需要寻求外国援助。约旦是唯一一个既与沙特关系友好又拥有可靠突击部队的阿拉伯国家，它主动提出援助。

    从沙特的角度看，其不能接受约旦的援助。在1924—1925年的战役中，包括1924年对塔伊夫城的残忍袭击，当时仍与哈立德的父亲阿卜杜勒·阿齐兹结盟的伊赫万军队，将现任约旦君主侯赛因的曾祖父哈希姆驱逐出了汉志王国，该王国包含麦加和麦地那；接受他们曾经鄙视的哈希姆人的援助意味着丢脸，因此他们无法接受。[57]

    因此，沙特王国被迫接受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援助：在伊斯兰最神圣的地方，接受了来自基督教势力的援助。这将是圣训中提到的异教徒“北方军队”；它最终来了，但只是以微小而短暂的形式出现。德黑兰大使馆人质事件[58]发生后，哈立德认为美国卡特总统和中央情报局无能，因此决定向法国情报局寻求帮助。允许非信徒（更不用说基督教军队）进入麦加，这是极其敏感的，因此法国只派出了3名精英特工，他们携带大量的先进武器，其中包括数百磅先进的麻醉气体。

    20世纪60年代，大清真寺进行了大规模翻修和扩建，其建筑平面图在这次袭击计划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该平面图由负责这一庞大工程的建筑大亨穆罕默德·本·拉登绘制。1967年他去世后，他的儿子塞勒姆接管了公司。塞勒姆带着平面图赶往清真寺，和员工一起在清真寺地板上钻了几个洞，通过这些洞把法国毒气罐扔到了叛军所在的地下室里。但这一战术只是暂时有效，因此沙特人最终被迫对叛军所在的地下室发动了一场由法国人设计并协同的直接进攻，其残忍程度难以想象。[59]

    14天后，也就是12月4日，围攻结束。几千名参战人员和人质死亡。至少有100名军人被俘，包括垂头丧气的朱海曼。医生们检查了这些囚犯；如果肩部疼痛或有瘀伤，这就表明其曾经主动开枪。医生们通过这种方式找出了69名囚犯，他们被公开斩首，名列榜首的是朱海曼。其他一部分人被沙特秘密处决，剩余的被判长期监禁。官方公布的叛军、军队和人质的死亡人数是270，但没人相信这一数字。[60]

    朱海曼的行为，主要是由他的末日幻想驱动的。但是，随后对幸存追随者的采访清楚地表明，许多人并不相信他的末日神学，而只是出于对他的尊重、在口头上表示相信；还有一部分人是因为参加该行动可以推动他们的政治目标。无论如何，在围攻的第三天，当他们认为的无坚不摧的卡赫塔尼被手榴弹炸死时，即使是那些相信朱海曼的末日预言的人也丧失了信心。[61]事实仍然是，如果末日信念不存在，大清真寺围攻事件就不会发生。

    和1927—1930年的伊赫万叛乱被镇压一样，沙特人成功镇压了1979年的这场伊赫万叛乱。但事情并没有结束。在未来几十年中，全球冲突之风将把大清真寺围攻事件的余烬带到王国边界之外。这一次，新技术将使朱海曼的继承人有能力将火焰扇得比1979年更强烈、更明亮。甚至在清除清真寺的血迹和碎片之前，这些余烬就开始燃烧得更亮。在沙特军队处理了朱海曼的最后一批叛军3周后，苏联军队入侵了阿富汗。这不是巧合；从美国对1979年德黑兰大使馆人质事件的反应，以及沙特大清真寺围攻事件和半岛东部的一场什叶派叛乱中，苏联人感觉到了美国和沙特君主国的衰落。

    苏联入侵阿富汗被证明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阿富汗成为吸引新一代圣战者的磁石。其中许多人是朱海曼的支持者和拥护者，朱海曼在阿富汗圣战者营地中具有传奇性地位。美国放弃了对中东的不干预政策，积极支持伊斯兰世界的武装分子涌入阿富汗。其中一名战士是翻修和扩建大清真寺的建筑大亨的儿子，他就是年轻的奥萨马·本·拉登。他的哥哥提供的建筑图，在夺回大清真寺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大清真寺围攻事件后，一名居住在科威特的巴勒斯坦人伊萨姆·巴卡维（后来改名为穆罕默德·迈格迪西）发现了朱海曼的信，并找到了该国的萨拉菲组织分支，该分支为该教派的逃犯提供了避难所。随后，迈格迪西去麦地那进行宗教研究，并在随后的几年里周游了沙特阿拉伯和约旦，然后抵达了巴基斯坦的白沙瓦——这里是进入阿富汗（当时已被苏联占领）的主要门户。在每一站，他都寻找朱海曼的追随者。迈格迪西对朱海曼的传说如此着迷，他模仿朱海曼的外貌，留起了长发和乱胡子，并宣称与这位伊赫万英雄没有血缘关系。[62]

    最终，迈格迪西在约旦定居，并在1995—2014年频繁进出监狱。他为今天的圣战奠定了思想基础。在这方面，任何其他的穆斯林思想家都比不上他。圣战学者们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穆斯林末日文学中引用最多的激进伊斯兰主义者就是迈格迪西，他自成年后就将自己沉浸在《古兰经》和圣训中。[63]

    在1995—1999年第一次进入约旦监狱服刑期间，迈格迪西指导了一个名叫阿布·穆萨布·扎卡维的约旦小罪犯。两人都在1999年被释放，之后在空间和神学上都分开了。迈格迪西留在了约旦，虽然他有时批评极端的同伴，但他确信一件事：虔诚的穆斯林有义务前往叙利亚参加即将来临的与达加尔之间的末日之战，如果不去叙利亚，就去也门。他的学生扎卡维则逃往了阿富汗，并发展出一种偏执而凶残的思想意识，尽管后来扎卡维死了，但这种意识形态一直持续到今天。

    扎卡维有一种诡异的本领，他总是能在美国的军事行动发生之前到达该地区，首先是阿富汗，在他从阿富汗逃出后又是伊拉克。在伊拉克，他几乎独自写下了暴力圣战剧本，包括自杀式袭击、绑架和斩首西方人，他还擅长通过网络招募新兵。

    2004年，扎卡维参加了位于法鲁贾[64]的两次战役，并宣布效忠于奥萨马·本·拉登。到此时，迈格迪西已经拒绝了朱海曼的末日论，但扎卡维没有，而且随着萨达姆·侯赛因军队的迅速战败，扎卡维的宣传越来越采用末日论的基调。在早些时候，他已经认识到末日式的宣传能够吸引新兵。这一经验后来被伊斯兰国采用，从而引发了一个恶性循环：战场形势越糟糕，基调就越末日式，就会吸引更多的新兵，从而产生更多的战场伤亡。

    扎卡维从未忘记他的首要目标，即推翻约旦君主国。约旦君主国于1994年与以色列签订了和平条约。扎卡维将约旦人描述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奴隶”，经常用预言性术语“腐败的统治者”来形容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扎卡维还鄙视什叶派及其伊朗[65]权力中心，他经常引用一些诋毁什叶派的古老预言，特别是与636年阿拉伯军队在卡迪西亚击败波斯萨珊帝国有关的预言，以及将后来的波斯伊斯兰[66]与可恨的蒙古人联系在一起的预言。很明显，扎卡维并没有把犹太人看作达加尔，对他来说，什叶派是达加尔，美国侵略者也是达加尔；谋杀什叶派和美国侵略者，不仅在神学上是必要的，而且还有额外的收获，即可以引发一场教派战争，加速末日的到来。

    末日类文学中有很多关于早期穆斯林与拜占庭人斗争的内容，扎卡维充分利用了这些文学。扎卡维提到美国军队时，使用了古代表示拜占庭人和西罗马人的一个缩写：rum。（相比之下，基地组织对以美国为首的部队使用了同样指责性的标签：“十字军”。）只要有可能，扎卡维就会把先知的战斗比作自己的战斗。他特别喜欢著名的《苏瓦班圣训》，在这部圣训中，先知告诉他的追随者，“各国将从各个方向蜂拥而至，就像饥饿的人们涌向水壶一样”。他认为伊拉克2005年的民主宪法是一场灾难，为了安慰自己，他引用了布哈里圣训，即使正义被击败，“通过这种方式，信使们也受到了考验，然后他们最终会胜利”[67]。

    扎卡维的自杀式爆炸、斩首和对无辜生命的漠视，最终甚至使他的组织成员也疏远了他。组织成员可能泄露了扎卡维的“精神导师”谢赫·阿卜杜勒-拉赫曼的所在地，这使满载炸弹的美国F-16战机在2006年6月7日找到了扎卡维。[68]

    扎卡维还谈到了重建哈里发政权的问题。最后一个哈里发政权已经在1924年被土耳其废除。但扎卡维最终放弃了重建哈里发政权这一目标，因为一个合法的哈里发政权需要领土，以及人民的支持。重建哈里发必须要等待；因此扎卡维和奥萨马分别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宣布了一个地位稍逊的实体——“酋长国”。

    酋长国和哈里发之间有很重要的差异；酋长国统治有限的领土，而哈里发不仅统治所有穆斯林，还意味着末日的来临。扎卡维认为世界末日即将到来，但他认为世界末日还没有到来。尽管如此，末日的确切日期和哈里发问题，还是使奥萨马在阿富汗的“基地组织中心”的行动与扎卡维在伊拉克的行动分道扬镳。2006年，扎卡维在空袭中丧生之前，命令追随者宣布成立伊拉克伊斯兰国。他的组织在4个月后的2006年10月15日这样做了，这令基地组织目瞪口呆，基地组织认为没有控制领土而宣布成立一个新国家是愚蠢的。

    基地组织和伊拉克伊斯兰国之间的分裂，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主流基督教徒和福音派新教徒之间的分裂。高雅而受过良好教育的圣公会教徒和长老会教徒，看不起他们的同宗——时代论教徒，他们认为时代论的末日猜测是未经洗礼的人的胡言乱语；同样，享有特权的奥萨马也蔑视扎卡维愚昧的末日论，认为他是一个几乎不识字的小流氓。尽管奥萨马是个恐怖分子，但他是个贵族。他的父亲穆罕默德·本·拉登是那个地区特有的族长，来自也门，成年后最初在麦加的港口城市吉达做搬运工，最终成为沙特王室的建筑总承揽商；今天，沙特本拉登集团是世界上最大的建筑承包公司之一。老拉登娶了不少于22个女人，有54个孩子，其中第17个是奥萨马，奥萨马的母亲15岁时生下了他。

    奥萨马出生后不久，他的父母就离婚了。老拉登让奥萨马的母亲嫁给了一位公司高管，这位高管成为奥萨马的继父。尽管奥萨马已不在父亲的屋檐下，但他和父亲保持着松散的联系；更重要的是，这个年轻人享受着父亲的庇护，包括在多个私立机构接受精英式教育，最重要的是吉达著名的塔格学校，该学校当时是阿拉伯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教意识形态的温床，其中的伊斯兰教意识形态正是年轻的奥萨马所接受的。1967年，奥萨马10岁时，他的父亲死于飞机失事；1979年，他从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大学毕业，之后开始参与家族的建筑生意。同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去阿富汗从事人道主义工作或与圣战者一起作战，成为沙特年轻人中的一种时尚。最初，奥萨马是被公司派往那里的，后来，他把事业从建筑转到圣战。[69]

    对出身高贵、有工程头脑的奥萨马·本·拉登来说，圣战是一件有条不紊、需要冷静头脑的事情，而不是一件救世主式的事情。仅举一个例子，他后来向持有末日思想的索马里青年党发出警告：气候变化对伊斯兰教干旱家园的威胁不亚于外国军队，并建议他们种植耐热树。阿拉伯学者威廉·麦坎茨说：“如果你不知道他管理着世界上最臭名昭著的恐怖组织，那么你会认为他是美国国际开发署的一名官员。”[70]

    奥萨马还有另一个不相信扎卡维的末日论的理由。1979年他毕业那年，他哥哥塞勒姆凭借大清真寺修缮平面图，参与了夺回大清真寺的行动。[71]奥萨马一家目睹了当考虑不周的末日计划与现实世界的地缘政治力量相碰撞时会发生什么，尤其是当末日计划者对地域既没有政治控制也没有军事控制时。

    基地组织的首要任务是打击“远敌”美国，并将其军队赶出沙特阿拉伯和中东。“9·11”袭击导致了恰恰相反的结果。奥萨马·本·拉登对中东“近敌”的战略是推翻其腐朽的领导，这需要一种“心灵与智慧”的方法，需要避免自杀式炸弹袭击、斩首，以及避免对什叶派的大规模屠杀。而他的更狂热的伊拉克追随者们正在犯这些错误。

    近敌和远敌的概念是由埃及伊斯兰教徒穆罕默德·阿卜杜勒·萨拉姆·法拉杰创造的，他认为“近敌”是埃及政府，“远敌”是以色列。埃及外科医生艾曼·扎瓦希里又引用了这两个术语，他后来成为本·拉登的副手。1982年，法拉杰因参与暗杀萨达特被埃及人处决，而2011年奥萨马·本·拉登被杀后，脾气暴躁、缺乏激情的扎瓦希里继承了基地组织的领导权，并和奥萨马·本·拉登一样，蔑视世界末日论。

    伊拉克伊斯兰国没有建立哈里发政权，但在2006年，其名义上的执政机构“圣战者协商委员会”任命了一位没有名气的人担任“忠诚信徒的指挥官”，他就是阿布·奥马尔·巴格达迪。巴格达迪自称是先知的后裔，因此在技术上有资格成为哈里发，但他所谓的先知血统很可能是假的。他的真名是哈米德·扎维，曾是一名警察、电子修理工，是一个没有什么学识或声望的伊玛目。事实上，扎卡维的埃及弟子阿布·阿尤布·马斯里负责运营伊拉克伊斯兰国的机构。

    同年早些时候，伊拉克伊斯兰国选择了黑色旗帜作为其象征，上面有先知的印章和“除了造物主之外，世上没有别的神灵，穆罕默德是造物主的使者”的铭文。由于末日圣训预言中提到了“来自呼罗珊的黑色旗帜”，伊拉克伊斯兰国旗帜的末日征兆再清楚不过了。[72]

    在因冲突和贫困而四分五裂的伊斯兰世界，伊拉克伊斯兰国出现了一条丰富的矿脉。调查数据显示，世界上期望末日来临的穆斯林甚至比基督教徒还要多。皮尤中心的一项研究发现，51%的中东穆斯林相信马赫迪即将回归，这一比例在被入侵后的伊拉克可能更大。[73]（与其他宗教信仰的社会学数据一样，国家越贫困，信仰越强烈；南亚穆斯林的这一比例为60%，而巴尔干穆斯林的这一比例仅为18%。）[74]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伊拉克伊斯兰国采用的末日叙事远比奥萨马·本·拉登陈旧的萨拉菲神学以及奥萨马·本·拉登的继承人、缺乏激情的扎瓦希里的神学更有说服力。

    如果还有人相信马赫迪即将到来，这个人就是伊拉克伊斯兰国的实际领导人马斯里。为了加快马赫迪到来的进程，他让部队修建讲坛，供马赫迪在麦地那、耶路撒冷和大马士革的3座著名清真寺之间穿梭。马斯里还需要征服并控制领土，以加速马赫迪的到来。对于怀疑者，他给出了这样一个简单的回答：“马赫迪随时都会来。”[75]

    马斯里用热情和坚定的宗教信仰，为一系列比扎卡维犯下的暴行更严重的暴行辩解。伊拉克伊斯兰国不仅屠杀什叶派教徒，还屠杀任何拒绝效忠的逊尼派教徒；用妇女和儿童做人盾；炸毁房屋和医院。它广泛实行“哈杜德”[76]：用石头砸死通奸者，给偷窃者截肢，对饮酒者施行鞭刑。有一次，伊拉克伊斯兰国斩首了一名8岁的女孩。

    随着伊拉克伊斯兰国杀戮升级的报道传到阿富汗的基地组织，奥萨马·本·拉登和扎瓦希里试图收回他们在伊拉克的控制权，但对方一直拖延。[77]美国官员惊奇地发现了马斯里严重的战略战术错误，并将取他性命的奖金从500万美元降至10万美元；一些分析人士猜测，他只是一名戏剧演员。或许，他的妻子对丈夫的固执、笨拙的暴行所做出的描述最为简洁：“你说的伊拉克伊斯兰国在哪里？我们生活在沙漠中！”2010年4月18日，伊拉克和美国联军在提克里特（萨达姆·侯赛因的家乡）附近联合袭击了马斯里和巴格达迪，将他们逼到了绝境，最后他们引爆了自己。[78]

    尽管失败了很多次，伊拉克伊斯兰国还是再次发现了一个林赛、莱希和詹金斯所熟知的真理：末日叙事很叫座，而且越血腥越好。到了21世纪，通过网站和社交媒体，伊拉克伊斯兰国可以向全世界宣传世界末日。其中最常见的宣传品是简单的新闻稿：

    一个勇敢无畏的兄弟，伊拉克伊斯兰国的英雄之一，殉难者旅的成员……在迪亚拉省马弗里克区的耶路撒冷十字路口，驾驶一辆装满炸药的汽车冲进了美国十字军的指挥场所。我们这个英勇的兄弟高呼“最伟大的真主”并引爆了汽车……杀死11名士兵，摧毁两辆布拉德利装甲战车。[79]

    互联网不仅可以广泛传播文字材料，还可以传播更引人注目的视频。“十字军”部队遭受袭击的视频片段，在中东和西方的伊拉克伊斯兰国的支持者中受到欢迎，这些视频通常从多个角度拍摄；其中的一段美国卡车被简易爆炸装置炸毁的视频，其标题是“他们的最后时刻”。网上还有一些较长的视频，包括“精选”的袭击汇编、殉道者传略、计划-执行纪录片和充满煽动性的剪辑组合。美国和伊拉克军队也不是唯一的对象，事实表明，以处决什叶派囚犯为主题的视频尤其受到欢迎。[80]

    早在2008年，经奥萨马·本·拉登授权的基地组织也门分支——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就已经通过两个杂志《战争的回声》和《激励》推进伊斯兰教的末日宣传。其中《激励》是一本英语杂志，其经营者是萨米尔·汗，是一个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长大的巴基斯坦人，他擅长使用一些吸引人的文章标题，如《在你妈妈的厨房里制作炸弹》；2010年左右，他开始为《激励》写一些末日类的文章。

    汗是一位伊玛目的门徒。这位伊玛目极具魅力和影响力，是一位在美国长大的也门裔美国公民，名叫安瓦尔·奥拉基，他在一篇文章中庄重地写道：

    穆贾姆·卡比尔和其他人从伊本·阿拔斯[81]的传述中得知先知的话：“一支12000人的军队将从亚丁-阿比杨（也门）出现。他们将给安拉和他的使者带来胜利。他们是我们中最好的！”

    关于上面那条圣训，可敬的谢赫·苏莱曼·伊本·纳西尔·乌尔万——愿安拉保佑他早日被释放——说，圣训传述链条很好，传述者是可以被认同的。[82]

    奥拉基没有对上述第一段话进行分析，而是在第二段中引用了一位更权威的学者的观点。他是一位享有盛名的、被监禁的沙特伊斯兰神学家，名叫苏莱曼·伊本·纳西尔·乌尔万，他为圣训传述链条的可信度提供了担保。[83]

    奥拉基充满启示性的末日文章、讲座和视频激励了一系列恐怖袭击。其中一些袭击是由与他有过私人接触的门徒，甚至可能是他亲自指导的门徒发动的，比如“内裤炸弹手”奥马尔·法鲁克·阿卜杜勒穆塔拉布。而其他袭击则是远方的人受到他的鼓舞，比如胡德堡枪击案的罪犯纳达尔·马利克·哈桑，哈桑曾是一位与他发过电子邮件的美国陆军精神科医生；还有时代广场的炸弹手费萨尔·沙赫扎德，其自称只是奥拉基的“粉丝和追随者”[84]。

    最终，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走上了一条与伊拉克伊斯兰国相同的、毫无意义的暴力之路；这是阿富汗上级基地组织所反对的。此时奥萨马·本·拉登已经被杀，基地组织的指挥权已经移交给扎瓦希里。最终，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未能保护好辖域内的人民。2011年9月30日，美国在也门发动了一次引发争议的无人机袭击，杀害了萨米尔·汗和奥拉基——两个都是美国公民。可悲的是，另一次无人机袭击造成了奥拉基16岁的儿子阿卜杜拉赫曼的死亡，这可能是个意外；2017年1月29日，一次灾难性的海豹突击队袭击又导致一名突击队员和奥拉基8岁的女儿死亡。[85]

    到2010年，伊拉克伊斯兰国似乎已经岌岌可危。但是，当奥巴马政府初期美国从伊拉克撤军、只留下了小部分骨干训练师和顾问时，情况又有所改变。美国支持的伊拉克总理努里·马利基，是一位高度党派化的什叶派政治家，其镇压性策略甚至将温和的逊尼派也推向了伊拉克伊斯兰国的阵营。

    2010年5月，即马斯里和阿布·奥马尔·巴格达迪死后一个月，一位名叫阿布·巴克尔·巴格达迪的机会主义者和伊斯兰学者，担任了伊拉克伊斯兰国的领导人。[86]关于他，几乎没有什么确切的信息，据说他的直系亲属是先知的后裔，但都已经失踪。他似乎是一个富有书卷气的年轻人，由于视力差而无法加入萨达姆的军队，很早就有“信徒”的绰号。他全身心投入《古兰经》和圣训中，目前尚不确定他有没有在巴格达获得萨达姆大学伊斯兰研究专业的博士学位。该大学由独裁者建立，用于拉拢宗教权势。

    除了伊斯兰教经文，“新巴格达迪”还有另外两个爱好：他擅长的足球和公共道德准则的执行。据说他脾气暴躁，可能是因为射门失败或看到不同信仰的夫妻在婚礼上跳舞。

    2003年美国入侵后不久，巴格达迪由于组织了一个不知名的抵抗性组织，于2004年2月在费卢杰被捕，被关进“布卡营”监狱。那里关押着2.4万名囚犯，被一位观察者称为“事实上的恐怖分子大学”，巴格达迪在狱友中很受欢迎。圣战分子们在布卡营交换思想，建立关系，并在拳击短裤的松紧带上写下彼此的联系方式。被释放后，他们会立即脱掉衣服，从短裤上剪下关键信息，并用其来重整和建立组织。

    巴格达迪迷惑了美国人，使自己提前获释，之后他几乎立即与扎卡维的部队取得了联系。作为一名宗教学者，他对伊拉克伊斯兰国来说很有价值。对于伊拉克伊斯兰国的石头砸死通奸者，窃贼截肢，屠杀什叶派和其他叛徒等残暴运动，他可以为其提供神学掩护。2007年，他不再做这些，前往巴格达参加博士论文答辩。

    2010年4月马斯里和阿布·奥马尔·巴格达迪的死亡，为布卡营的校友们空出了领导人的位置，而阿布·巴克尔·巴格达迪凭借其个人魅力、学术声誉、在布卡营的人脉以及所谓的古莱西血统位居榜首。[87]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美国在伊拉克的影响力不断减弱，巴格达迪得以在全国扩大影响力，其影响力甚至进入了叙利亚。2013年4月，他宣称拥有基地组织在叙利亚的统治权，这让此时由扎瓦希里控制的基地组织中心大吃一惊，扎瓦希里将伊拉克伊斯兰国踢出了组织。在叙利亚内战如火如荼之际，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实际上站在伊拉克伊斯兰国一边，有选择地轰炸其对手，让伊拉克伊斯兰国几乎不受影响。

    到6月中旬，伊拉克伊斯兰国已经占领了伊拉克第三大城市摩苏尔。巴格达迪发现，自己现在掌控了一个辖域，这一辖域覆盖了叙利亚和伊拉克之间的边界，这一边界是由臭名昭著的1916年《赛克斯-皮科协定》划分的。[88]伊拉克伊斯兰国命运的转变震惊了西方联盟；就在6个月前，奥巴马总统告诉记者戴维·雷姆尼克，“如果业余队的队员穿上湖人队的队服，那么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是科比·布莱恩特”。尽管奥巴马特别提到了基地组织袭击美国领土的能力，但他的时机再糟糕不过了。[89]

    正如哈尔·林赛和朱海曼一样，对伊拉克伊斯兰国来说，“大拼图”几乎已经就位：世界处于道德和政治混乱之中，一个由先知后裔统治的无国界王国——哈里发政权，无疑就在眼前。唯一需要的是哈里发的神学基础。

    一位名叫图尔基·比纳利的圣战学者完成了这项任务。这位来自巴林的神学家如此令人敬畏，足以被看作迈格迪西的继承人。和他的老师一样，他频繁进出监狱。2014年初，当伊拉克伊斯兰国在叙利亚集结力量时，他到达叙利亚，见证了哈里发政权的诞生：“已经到达了一个有着史诗般战役和战争的地点——叙利亚，难道我们还会回去吗？……这里是伊斯兰，这里就是我的家；这里是我的住所，我属于这里。”[90]

    但他的导师迈格迪西肯定不相信哈里发政权即将到来。令迈格迪西懊恼的是，比纳利很快就写了一篇题为《伸出你的手，把拜伊尔交给巴格达迪》的文章。[91]

    2014年6月29日，斋月的第一天，巴格达迪宣布重建哈里发政权，他本人就是哈里发易卜拉欣。5天后，这位从未在公众集会上出现过的哈里发，登上了新占领的摩苏尔努里大清真寺的讲坛，戴黑色头巾，身穿黑色长袍，谦卑地接受了领导权，然后要求全世界穆斯林服从他的领导。除了经典的神职装束外，他还戴着一块高级圣战分子钟爱的、显眼而昂贵的手表，该手表除其他功能外，还每天5次提醒祈祷。[92]

    此后，伊拉克伊斯兰国领导层决定将组织简称为伊斯兰国。几周后，伊斯兰国宣传人员出版了第一期《达比克》，文章标题为《哈里发制度的回归》：哈里发重生。《达比克》最初只在暗网[93]上发布，2014—2016年，一共发布了15期，这些内容现在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获得。[94]

    到2015年底，约有3万名来自至少86个国家的外国战士前往伊拉克，加入了伊斯兰国，其中约1/6来自西方国家。[95]与奥萨马·本·拉登冗长、晦涩难懂的阿拉伯语公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达比克》初期的英语、法语和德语版本（目标为潜在的西方新兵，特别是那些对伊斯兰教末日论缺乏深刻理解的新兵）。

    其中充满了与西方之间的即将来临的末日大决战预言性典故，从最著名的末日圣训开始（见图15-2）。其中提到，“直到罗马人在阿马克或达比克登陆，末日才会确定”，并且耶稣将回归，在他面前，敌人“会像盐一样在水中融化”。对于那些仍然不理解预言含义的人，杂志提供了一个缩略版本：

    图15-2 伊斯兰末日地标

    根据圣训，在征服君士坦丁堡和罗马之前的战斗中，达比克及其周围地区会扮演重要角色。目前，达比克由十字军支持的萨赫瓦（逊尼派傀儡）控制，靠近其与哈里发之间的战争前线。[96]

    很快，伊斯兰国将通过占领象征性意义重大、战略上次要的达比克城来实现这一预言。按照伊斯兰国的说法，由来自全球各地的战士组成的伊斯兰国军队将重建哈里发政权，并恢复伊斯兰教在世界上的正确地位：“很快，在真主的允许下，穆斯林将以主人的身份自由行走，享有荣誉，受到尊敬，昂首挺胸，保有尊严。”[97]

    虽然英雄和反派的身份不同，但该杂志的摩尼教式世界观与林赛和莱希几乎相同：

    事实上，今天的世界被分为两大阵营和两条战壕：伊斯兰和信仰者的阵营，库夫尔（不信仰者）和伪善者的阵营。目前没有第三阵营。或者说，穆斯林和圣战者的阵营，犹太人、十字军及其盟友，以及库夫尔的其他国家和宗教阵营。其中第二个阵营由美国和俄罗斯领导，并被犹太人鼓动。[98]

    这个预言之后是逊尼派遭受到暴行和处决什叶派肇事者的残忍画面，前一种画面是为了引起支持者的同情，后一种画面是为了在反对者中制造恐惧。随后是人们对哈里发易卜拉欣的热情洋溢的描述。奇怪的是，杂志中还出现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相貌出众的官员道格拉斯·奥利万特的照片，照片中他站在卡托研究所[99]的讲台后面，旁边还有他对伊斯兰国可怕能力的描述性文字。[100]该杂志随后列出了伊斯兰国通往胜利的五步路线图，从“迁移”（即移民到伊斯兰国领土）到“哈里发政权”。

    奇怪的是，马赫迪在大清真寺围攻事件中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现在却基本上不被提及。原因并不确定；也许马赫迪的出现需要一个日期，因此很容易让人失望；也许他在1979年围攻中的灾难性结局使他贬值了。因此，伊斯兰国叙事更多地聚焦于先知耶稣[101]战胜达加尔。[102]

    “迁移”到伊斯兰国领土的西方人，通常不会说阿拉伯语，也没有受过军事训练，因此几乎没有什么用处。但有一种例外：那些有媒体经验的人。伊斯兰国制作的一段13分钟的视频中，有多名来自欧洲和澳大利亚的圣战分子赞美哈里发的辖地：“我们没有边界，我们参加了在叙利亚的战争，一段时间后我们将前往伊拉克，在那里战斗，然后回来。我们甚至将前往约旦和黎巴嫩，这都没问题。”另一段视频显示了一名伊斯兰国战士吹嘘攻击以色列，痛惜“我们在费卢杰的姐妹们”所生的畸形婴儿。还有一段视频则传达了一句妙语——放弃你在西方的“肥差事”，“问问自己，是什么阻止了你？是什么让你落后？是你的财富”[103]。

    圣战主义媒体专家巧妙地使用了通往大脑边缘系统的捷径——音乐，就像莱尼·里芬斯塔尔的《意志的胜利》或者美国总统竞选广告中那样。由于虔诚的穆斯林回避乐器，因此伊斯兰曲调以催眠般的无伴奏合唱歌曲《纳希德》，来赞颂即将到来的哈里发政权，并规劝信徒殉道。

    《纳希德》在多起伊斯兰恐怖袭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2013年，察尔纳耶夫兄弟制造了致命的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后，由于他们的苹果手机无法连接所劫持车辆的立体音箱，无法收听激进纳希德的声音，于是他们冒着风险开车返回丢弃的汽车里，取回他们的CD。安瓦尔·奥拉基对于圣战音乐的魅力印象特别深刻：“一个好的纳希德可以传播得如此之广，可以吸引那些你无法通过演讲或书籍接触到的听众。”[104]

    许多年轻人在西方过着与周围格格不入的、没有目标、似乎毫无意义的生活，他们被这场建立在有着1400年历史的末日叙事基础上的大冒险吸引。最近的圣战新兵中有高比例的欧洲新皈依者，这就是明证。[105]正如一名叙利亚逊尼派叛军对路透社记者所说的那样，“如果你认为所有这些圣战者都是从世界各地来攻打阿萨德的，那你就错了。他们都是按照先知的承诺来到这里的。这是先知承诺的战争，一场伟大的战争[106]”[107]。

    正如心理学家蒂莫西·布罗克和梅拉妮·格林指出的那样，叙事越有力，就越能腐蚀人类的批判性思维。对已经厌倦了西方主导的世界、与西方生活格格不入的新兵来说，伊斯兰国的叙事足够强大，足以在种族大屠杀、强奸和奴役等方面为他们提供神学掩护。

    2014年8月，伊斯兰国占领伊拉克北部后，辛贾尔省的很多伊斯兰教雅兹迪派成员发现自己处于伊斯兰国的统治之下。2014年10月11日出版的第四期《达比克》不仅使迫害该教派合理化，还将此迫害美化为鼓励信徒参与种族驱动的大规模奴役、强奸和谋杀的手段。

    雅兹迪人相信安拉把世界托付给了7位天使，其中最重要的是他们特别尊敬的孔雀王。《达比克》中提到，这样的异端邪说使雅兹迪人成为多神教徒或异教徒：“他们的信条如此离经叛道，连基督教徒都认为他们是魔鬼的崇拜者和撒旦教徒。”《达比克》中提到，关于多神论者，《古兰经》中讲得很清楚：

    那么当禁月过去，无论你们在哪里发现多神教徒，都要杀掉他们，俘获他们，包围他们并在各处埋伏等待着他们。但是如果他们悔悟并立行礼拜和完纳天课（穆斯林缴纳的税款），你们就任他们自由。的确，安拉是宽恕的、仁慈的。

    与基督教徒和犹太人不同，伊斯兰教义认为“有经者”[108]可以通过上缴“人头税”（非穆斯林缴纳的税款）而受到保护。伊斯兰国将雅兹迪人视为异教徒。但伊斯兰国的神学家们争论雅兹迪人究竟一直是异教徒，还是最初是穆斯林，后来成为叛徒。这一区别至关重要，因为叛教的妇女必须得到与叛教男子相同的选择——皈依或死亡，而一直是异教徒的妇女可以被奴役。

    《达比克》中提到，伊斯兰国认定雅兹迪人一直是异教徒，因此他们的妇女应该做奴隶。但安拉是仁慈的，不允许他们的性奴与其孩子分离。更妙的是，根据一条圣训，当“奴隶女孩生下她的主人”，这就是末日的标志。对这句话的解释模棱两可，也许是指主人的孩子成了主人，或者奴隶数量的增加本身就是末日的标志，或者是指末日时男人会放弃婚姻、与妾相处。但无论如何，根据《达比克》的说法，带走非信徒的女性“是由伊斯兰教法所确立的，如果有人拒绝或嘲笑，那么他就相当于否认或嘲笑《古兰经》的经文和先知的叙述，背离伊斯兰教”[109]。

    因此，伊斯兰国让雅兹迪人皈依；伊斯兰国的士兵经常在拒绝皈依者的家人面前割断他们的喉咙或砍掉他们的头。4/5的妇女和儿童被分配给伊斯兰国的士兵，其余1/5被送到基地，被关押的妇女经常遭受轮奸。许多雅兹迪人设法逃走了，但结果是被饿死。截至2017年，根据联合国估计，伊斯兰国组织已经杀害了3000名雅兹迪人，劫持了7000人。[110]

    从2014年中开始，伊斯兰国在全世界范围内直接或煽动制造了多场袭击。最引人注目的是，2015年11月13日，巴黎巴塔克兰音乐厅和其他地点的屠杀造成130人死亡，530人受伤；2016年7月14日，法国尼斯地区的国庆日卡车袭击事件造成84人死亡，458人受伤。据估计，截至2019年8月，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外直接或煽动制造的袭击夺走了3800多人的生命。[111]

    2014年中，巴格达迪升级为哈里发易卜拉欣时，基本是伊斯兰国的巅峰时刻。当时的伊斯兰国有约800万人口、大量武器储备以及油田和炼油厂的收入。之后，它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胜利以及在世界范围内开展恐怖活动的能力，引起了西方的军事反应，再加上伊斯兰国的极端残暴以及伊拉克总理马利基被更具调和倾向的海德尔·阿巴迪[112]取代，伊斯兰国对逊尼派的影响有所减弱。从2016年10月起，越来越强大的伊拉克政府军队，在美国领导的空袭和库尔德武装的协助下，逐渐收复了摩苏尔地区，并在2017年1月下旬以灾难性的方式夺回了摩苏尔城市东段。可能有超过10000名平民和大约1000名联军部队成员在袭击中丧生；仅这一次行动中就有多达16000名伊斯兰国战士被杀，至此，伊斯兰国已经大不如从前了；2019年10月26日，美国特种部队在叙利亚西北部突袭，巴格达迪被逼入绝境，他引爆了一件爆炸背心，将自己和他的两个孩子炸死。[113]

    在与伊拉克伊斯兰国/伊斯兰国的整场冲突中，伊拉克政府军和以美国为首的外国军队可能杀害了多达6万名伊斯兰国战士。伊斯兰国在战场上的形势逆转，削弱了它在欧美地区策划和煽动恐怖袭击的能力，尽管它仍然能够在中东和亚洲地区发起一些骇人行动。《达比克》于2016年停止出版，到2018年初，它的宣传流量已经下降了约2/3。

    正如许多伊斯兰末日论的观察家预测的那样，早在2014年中，伊斯兰国就停止了继续扩张；它已经控制了伊拉克和叙利亚的逊尼派腹地，基本不打算进一步征服土耳其、库尔德人控制的领土以及什叶派地区。由于没有任何持续的征服，哈里发政权失去了正统性和征兵能力。[114]

    此外，伊斯兰国最初的胜利引起了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的强烈抵制，特别是伊玛目穆克塔达·萨德尔领导的部队。2014年底，通常支持和平的伊拉克什叶派最高神职人员大阿亚图拉·阿里·西斯塔尼呼吁战斗人员“保卫国家和人民，保卫公民荣誉和圣地”，这引发了热情的新兵征募潮。这些什叶派民兵组织得到了由传奇指挥官卡西姆·索莱马尼领导的伊朗精英“圣城部队”的资金、人员和物资的大力支持（索莱马尼于2020年死于美国的无人机袭击）。在残酷的后续报复行动中，数千名无辜的逊尼派教徒被杀害。[115]

    由于不再获取更多的领土以及军事形势的迅速逆转，伊斯兰国的末日叙事前景及物质回报和异教徒性奴都在减少；到2016年中，那些没有被炸成废墟的训练营因缺少新兵而关闭。2017年10月17日，伊斯兰国设在叙利亚拉卡市的“首都”，落入由美国特种部队支持的叙利亚反政府军手中。2019年3月下旬，联军占领了最后一块被伊斯兰国占领的土地。[116]

    目前，伊斯兰国在中东地区仍然是一个重要角色，它在欧美地区的追随者仍然能够发动“孤狼袭击”[117]，但那个曾经引导了胜利的、不断扩大的哈里发政权的末日叙事已经消失，伊斯兰国也不像以前那样能够吸引来自发达国家的数万名天真的年轻追随者。

    但是，只要整个社会中存在屈辱和失望，启示性末日论就能也必然将蓬勃发展。今天的伊斯兰世界就是这样，尤其是在它从西方那里收到了真实或想象中的失败的情况下。

    此外，基督教末日论在20世纪末的兴起表明，即使在成功、繁荣的社会中，末日类叙事也可以蓬勃发展，而所有三种亚伯拉罕信仰都可以为末日叙事提供肥沃的土壤。人类对引人入胜的故事的渴望（其中末日类故事最具诱惑力）加剧了另一种不幸的倾向，即我们的“群体内/群体外行为”倾向。相当一部分人总会持有一种极具诱惑性的观点，认为自己是被选中的少数人中的一员，将参与建立一个良性新秩序，而这一新秩序要求焚烧非信徒。这种幻想已经驱动了几个世纪的宗教性群体狂热，从明斯特的扬·博克尔松和他的追随者，到美国的威廉·米勒和杰瑞·法威尔，再到被吸引至伊斯兰国地狱的数万人。

    后记

    我们都是生存机器——作为运载工具的机器人，其程序是盲目编制的，为的是永久保存所谓基因这种禀性自私的分子。 ——理查德·道金斯[1]

    如果查尔斯·麦基能够穿越时空来到今天，那么1844年的大失望、20世纪2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的股市泡沫，以及最近兴起的三种亚伯拉罕宗教的末日幻想都丝毫不会让他惊讶。同时，他会被达尔文关于人类进化的论述吸引（这一论述描述了1841年出版《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之后的一代人），并思考如何将进化论用于所写的情节。同样，他也会被20世纪的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研究吸引。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麦基会知道我们石器时代的祖先受本能的驱使，依靠相互合作、交流以及最重要的模仿，在缺乏食物，面对各种有毒浆果、毒蛇以及跑得更快、牙齿更大的食肉动物的环境中生存。

    从石器时代末期到现在，我们只是大概第300代人，仍然被这些古老的生存本能驱使。这300代人不仅没有足够长的时间进化出更多的分析性认知，而且在相对更人性化的工业或后工业世界中，这种心智能力的提高会给人类带来生存性优势是值得怀疑的。换句话说，人类可能注定要带着石器时代的思维，在太空时代的星球上蹒跚而行。

    事实上，我们的许多行为都有更古老的根源。我们的许多和蚯蚓相同的基因已经存在了数亿年之久，例如调节食欲的基因。[2]我们对富含能量的甜食和高脂肪食物的偏好可能起源于我们的脊椎动物祖先，这远在人类物种进化之前。但在一个充斥着廉价糖和脂类的现代世界，这一基因已经变得极度不适应。

    从《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角度看，模仿可能是我们最重要的进化特征。除了我们先进的认知和语言能力外，模仿制造新工具的能力——北极的皮艇、北美大平原上猎杀野牛的工具和亚马孙盆地的喷枪——让我们能够在地球上的大多数地方生存。但可悲的是，我们也将模仿倾向运用于一些适应性不良、有时令人憎恶的行为。

    证明适应性不良现象的最著名的实验，可能是斯坦利·米尔格拉姆的“服从”实验和菲利普·津巴多的“斯坦福监狱”实验。在米尔格拉姆的实验中，“实验者”经常说服受试者（“教师”）对回答错误的“学生”进行“致命”电击。[3]同样，斯坦福监狱实验将受试者分为“囚犯”和“看守”。几天之内，两组人都模仿并内化了自己的角色，以至于两组人之间爆发了暴力冲突。[4]

    这两项实验都受到了严肃的批评，但道德和知识腐败的传染性问题基本上不是一个理论或实验问题，因为现实世界中的很多更好的例子能够说明异常性行为如何在显然正常、适应良好的人中传播。[5]例如，20世纪90年代的安然丑闻就表明了非理性和道德腐败的传染性。主人公肯尼斯·莱、杰弗里·斯基林和安德鲁·法斯托都不认为自己不道德；毕竟，周围的每个人都认为他们是很好的、非常聪明的人，且他们正给美国经济带来革命性的变化。此外，与心理学家所罗门·阿希的线条长度实验中实验对象受到同桌的误导一样，安然员工接受了周围同事和记者们几乎一致的意见，但这些意见是不正确的。

    也许最极端的道德失范传染的例子表现在强权社会中，比如波尔布特统治下的红色高棉，“文革”时期的中国，当然还有纳粹时期的德国。历史学家劳伦斯·里斯采访了那些在纳粹集中营里担任过警卫和管理人员的人，他发现，当他们的寿命已经所剩无几的时候，他们已经不像几十年前那样对自己曾经的工作闭口不言。里斯惊讶地发现，这些德国人的男女比例大概是1:1，并不是盲目服从命令的邪恶机器，而是外表正常、聪明的个体，他们都认为自己参与了一项有价值而又合乎道德的事业，即消灭世界上的犹太害虫。就像一家精英公司的初级管理人员一样，他们通过竞争和创新，以最高的效率完成可怕的任务。[6]

    即便如此，这些德国人的这种同行驱动的不人道行为还是有局限性的，尤其在机枪一次性射杀数千名犹太人时，即使在强硬的党卫军中，这种行为也会带来心理困扰。因此，索比堡、贝乌热茨、特雷布林卡和比克瑙（奥斯维辛集中营）等最“高效”的纳粹集中营，都依靠非德国俘虏来完成最肮脏的工作，且只需要相对较少的德国人员，例如，贝乌热茨集中营大约只有20个德国人员，却屠杀了60万人。[7]

    由此得出这样一个黑暗结论：如果我们的同行中有足够多的人认为种族灭绝是可取的，那么我们中的许多人（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如果你仍然认为德国例外主义是大屠杀的主要因素，那么你应该考虑英国官员在德占海峡群岛泽西岛和根西岛[8]上的行为，他们愿意配合德国人，将犹太人居民送到纳粹营地。用一位前纳粹官员的话说：“当今世界的问题是，从未受过考验的人总是对受过考验的人做出评价。”[9]或者，更简洁地说，我们永远不要低估人类模仿的倾向，尤其是平常那些有益的、帮助经济和整个社会顺利运转的群体幻想，可能会迅速变异为欺诈性或种族灭绝性的群体幻想。

    麦基也同意这样的观点，即人类是会讲故事的猿猴——麦基本人就是个叙事能手。当我们的远古祖先需要彼此交流才能生存时，他们并没有使用三段论、数字数据或数学公式来交流。他们交流的主要方式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叙述：“你从右边，我从左边，我们从两边刺杀这头乳齿象。”人类是叙事性动物，无论叙事多么具有误导性，如果它足够令人信服，那么至少在这些事实造成巨大痛苦或伤害之前，它几乎总是会战胜事实。就像中东的伊斯兰国军队和明斯特的再洗礼派一样，这些事实会毁灭信徒们自己。

    此外，我们听故事不仅因为我们喜欢故事本身，而且因为我们想知道故事的结局；任何故事都不如关于世界最终命运的故事更吸引我们，并让我们身临其境。越能让人们感到身临其境的叙事，越能腐蚀人们的分析能力；一个设计巧妙的末日叙事，可以说服男人们放弃所有的世俗财产，或者愉快地把他们的妻子和女儿都送到故事讲述者的床上。

    我们将塑造事实，使之符合我们先前存在的观点，而不是让后者符合前者；对于这一点，麦基是认同的。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会成为确认偏见的牺牲品，坚持那些与我们的信仰最一致的事实，故意忽略那些与我们的信仰不一致的事实。

    从技术角度讲，如果我们真的理性，就应该按照“贝叶斯推理”这种分析方法来阐述我们对世界的看法。“贝叶斯推理”是由18世纪的英国哲学家托马斯·贝叶斯发明的，是一种面对新数据时会改变预测的数学规则。如果一个人不喜欢某个政客，他认为该政客有50%的概率发生犯罪行为，那么根据贝叶斯推理，当一个新的、强有力的开脱罪责的证据出现时，他应该把对该政客犯罪概率的估计下调到50%以下。

    但人们并不是这样做的；当我们对某个话题持有强烈观点时，我们会有意避开与观点相悖的数据；当这些数据和信息不能再被忽略时，这会引发幻想性信仰的改变，就像多萝西·马丁的飞碟教派那样。人类远非理性的“贝叶斯人”，实际上常常是“反贝叶斯人”，这一事实推动了幻想性信仰的传播。

    毫无疑问，麦基知道，一个引人入胜的叙事可以像传染性病原体那样，在一个特定的群体内以指数级增长的方式迅速传播，其速度和一个新冠肺炎病毒超级传播者传染大批接触者的速度一样。此外，正如阿希博士的实验所表明的那样，如果一个错误的信念足够普遍，它就会获得一个临界质量[10]。

    当我们周围越来越多的人持有相同的幻想时，我们就更有可能相信这个幻想，所以我们周围的人也更有可能相信它，这是一个缺乏刹车系统的恶性循环。在存在幻想传染、又没有有效防御措施的情况下，失控的狂热越来越有动力，直到最终撞上现实的砖墙。

    最后，麦基一次又一次地描述了人类倾向于以摩尼教式思想看待生活——一场善与恶之间的赤裸裸的泾渭分明之战。如果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早一代出版的话，麦基就会理解，这是人类石器时代进化的又一个包袱。麦基会进一步意识到，人类近乎普遍的过度自信倾向既有利于我们的生存，也会让我们认为自己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这本书和麦基的书都会被宗教群体排斥，因为他们认为那些不认同他们世界观的人来自地狱（在极端的情况下，应该死）。

    伊斯兰国只是这场摩尼教式幻想展览会上的一辆最新花车；在一段时间里，伊斯兰国掌握着一种叙事，这种叙事使那些遭受贫困、战争和压迫的人信服和满足：受苦难者作为正义之士参与了这场正义和邪恶之战，安拉迟早会让他们战胜邪恶的压迫者，从而获得最终和永久的胜利。因此，这种21世纪伊斯兰教末日叙事与16世纪扬·博克尔松的叙事或20世纪哈尔·林赛的叙事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尽管林赛的后期对手——社会主义者、撒旦主义者和占星家，与哈布斯堡帝国或以色列和西方军队的实力相比确实是弱者。）

    这本书和麦基的书对幻想性金融狂热的描述，与末日描述只是在类别上不同而已。两种叙事都非常令人愉快：当选者都将免去生命的苦难，在末日描述中，是通过神奇的精神手段，而在金融描述中，是通过神奇的经济手段。在这两种情况下，确认偏见和人类模仿都扮演主角。

    金融幻想和宗教幻想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在很大程度上缺乏摩尼教式元素，而后者的前沿和中心就是摩尼教式思想。此外还有其他区别。回想一下，泡沫的诊断性特征之一是对怀疑论者的强烈反应。在我写这段话的时候，围绕着加密货币（比特币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的兴奋，似乎展现出了早期金融狂热的所有迹象和症状。也许最著名的比特币代言人是“杀毒软件之父”约翰·麦卡菲，他认为比特币的价格在3年内能达到50万美元，任何怀疑比特币价值的人，如果不是恶魔，那么至少是个白痴。[11]（比特币在2017年底达到20000美元的价格后，到2020年中，其交易价格为11800美元。）

    麦基除了会被现代心理学和进化论关于群体幻想行为的见解吸引之外，也会从海曼·明斯基和查尔斯·金德尔伯格等经济学家针对金融狂热的最新研究中学到很多东西。这些研究清楚地表明，金融狂热事件总是与激动人心的新技术、放松的信贷、健忘症和放弃久经考验的金融分析方法等有关。同样，比特币等加密货币也很有启发性；虽然似乎很少有人通过直接投资这些工具而致富，但它们背后的所谓区块链技术很可能通过彻底改革银行业和政府金融而使整个社会受益。

    麦基是一个完美的故事讲述者，但由于他的时代缺乏关于人类行为、遗传学和自然选择学说的科学知识，他受到一定的阻碍。他对集体幻想的精彩描述虽然极具启发性，但也仅限于此。尽管麦基不知道这些科学知识（现在我们知道了），但他一定想过，人类注定要反复经历金融和宗教领域的这种摧残。

  • 威廉·伯恩斯坦《群体的疯狂》1-7

    前言
    1 末日论的起源 约阿希姆的子民们
    2 滥用末日叙事的悲剧 信徒与无赖
    3 短暂的致富 密西西比泡沫与南海泡沫
    4 资本主义的英雄 英国铁路泡沫
    5 米勒运动的“大失望” 数秘主义与确认偏见
    6 弹性货币政策的灾难 泡沫与崩溃的四个前提
    7 致富空想的破灭 1929年大萧条
    8 天启之牛 时代论如何兴起
    9 圣殿山的争夺 末日叙事如何影响犹太人建国
    10 《启示录》的开创者 畅销书与美国核武政策
    11 时代论的灾难 大卫教派的悲剧
    12 “被提”类小说 末日文学为何畅销
    13 资本主义的慈善家 从环球电讯、安然公司到互联网泡沫
    14 数字时代暴富梦的推手 投资分析师、大众、媒体与政治家
    15 伊斯兰国的兴衰 马赫迪与哈里发
    后记

    前言

    近两个世纪之前，一位年轻的名叫查尔斯·麦基的苏格兰人，以令人难忘的方式同时攻击上帝和玛门[1]。他出生于1814年，是一名颇受欢迎的诗人、民谣作家，还担任过美国内战记者和英国报纸的编辑，在文学生涯中享有杰出的声誉。但后人对他最深刻的印象，是他在1841年撰写了《异常流行幻象与群众疯狂》（Memoirs of Extraordinary Popular Delusions）一书，当时他才27岁。该书讲述了多个历史性群体狂热事件，其中一些与宗教和货币有关。[2]从那以后，这本书为读者不断加印。

    麦基记录了公元1000年前笼罩在欧洲的末日幻想，以及十字军东征时期惊人的宗教疯狂。不过，这本书最著名的内容是17世纪30年代荷兰郁金香投机，以及1719—1720年巴黎和伦敦双股市泡沫中的群体性金融狂热。这些情节使这本书一直享有盛誉[3]。在它出版之后，接连发生的金融狂热的频繁性、规律性及其造成的全球性影响，使得即使在写成近两个世纪之后，这本书依然是金融专业人士的必读经典。[4]

    麦基并不是第一个认识到人类的非理性具有传染性的人。例如，希罗多德写过这样一段话：
    （大流士）担任波斯国王的时候，他召见了统治下的一些希腊人，问付给他们多少钱他们才愿意吃掉自己父亲的遗体。他们回答说，无论给多少钱都不可能做这种事情。然后，当着希腊人的面，大流士又把印度卡拉提亚人（他们愿意吃掉自己双亲的遗体）召来，借助翻译问，付给他们多少钱他们才愿意焚烧自己父母的遗体。这些印度人惊恐地大叫起来，不允许大流士提这么可怕的事情。这个故事显示出习俗的意义。在我看来，诗人品达说得对：习俗乃是“万事之主”。[5]

    希腊人毕竟是古代的智者，大流士一定忍不住想要教育他们。他想传递给希腊人未言明的信息：你们也许是人类中最博学的人，但你们和我们一样具有非理性；你们只是更善于进行合理化解释而已，善于解释尽管有各种反面证据，但你们依然是对的。

    虽然古人和麦基非常熟悉人类的非理性和流行性狂热，但无法得知其中精确的生物学、进化论和社会心理原因。例如，麦基一定问过自己，为什么一群人会时不时地去追逐某种价格高得离谱的投资？

    今天，我们对此有了更好的理解。首先，金融经济学家发现，人类会本能地追求回报非常高但是发生概率非常小的结果。比如彩票，平均来说是赔钱的，但用巨额财富幻觉吸引了买家。此外，在过去几十年里，神经系统科学家已经揭示了贪婪和恐惧背后基本的解剖学和心理学机制——“大脑边缘系统”，其位于大脑左右半球中间的垂直面附近，具有对称分布的结构，包括一对伏隔核（大约位于每只眼睛的后面）和一对杏仁核（位于太阳穴下方）。

    研究人员使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后发现，伏隔核不仅会因奖励而被激发，而且会因为对奖励的预期而被激发得更加强烈，无论这种预期是关于烹饪、性、社交还是金融；相反，杏仁核会因厌恶、恐惧和退缩而被激发。例如，如果你喜欢芙洛阿姨的烤宽面条，那么在你去往她家的路上，你的一对伏隔核及两核之间的连接会更快地被激发，并且很可能在你闻到菜肴香味时达到激发率的顶峰。但是，一旦你品尝到第一口，伏隔核的激发率就会下降，如果芙洛阿姨在你到达时告诉你她刚刚烤煳了这道菜，你的伏隔核就不再被激发。[6]

    这种活跃的预期传导有很明显的好处：大自然偏爱那些怀有预期并为之努力奋斗的人，而预期一旦被满足，就几乎没什么进化优势了。周围的人毫不费力地变得富有，这会大大刺激我们的伏隔核，正如经济历史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观察到的那样，“没有什么比看到朋友发财更干扰一个人的幸福感和判断力的了”[7]。

    几个世纪以来，小说家和历史学家都知道，人类并没有运用强大的智力冷静分析世界，而是对事实进行合理化，使其符合情感上的预期。记者戴维·哈伯斯塔姆的权威著作《出类拔萃之辈》[8]，使用反讽方式说明了美国“最杰出”的决策者如何在军事介入越南事件中自欺欺人，对事实进行合理化的倾向明显；而我们最近在国外的军事行动也表明我们还没有吸取教训。[9]

    在过去几十年里，心理学家积累了很多实验数据，分析人类对“合理化”胜于“合理性”的偏好。当面对的事实和数据与我们根深蒂固的信仰相矛盾的时候，我们通常不会重新考虑并适当改变这些信仰，而往往会回避这些事实和数据。而当无法回避时，我们有时会更加强硬地继续进行错误评估。令人惊讶的是，我们甚至可能会教化、改变、使其归附或说服对方。简言之，人类的“理性”构成了一个脆弱的盖子，在麦基所说明的自欺欺人的沸腾的大锅上危险地保持平衡。

    麦基本人的行为表明，即使是最理性、信息最灵通的人也容易受到金融狂热的影响。1841年，他出版《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一书后不久，英国经历了一场金融狂热，其围绕当时伟大的高科技产业——铁路，甚至比1719—1720年席卷巴黎和伦敦的双股市泡沫还要严重。投资者们贪婪地购买铁路股票，为英格兰的铁路里程从1843年的2000英里[10]增加到1848年的5000英里提供了资金支持；股市最终崩盘时，还有数千英里的铁路已在计划中但从未建成。如果说应该有人预见到这次崩盘，这个人就是麦基。

    但狂热事件发生时，麦基正担任《格拉斯哥的阿格斯》报纸的编辑，他报道了正在进行的铁路建设，却明显缺乏怀疑态度。1852年，他出版了《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第二版，对此只做了一个简短的脚注。

    金融狂热可以被看作一场像《哈姆雷特》或《麦克白》一样的悲剧，有着界定清晰的人物、熟悉的叙事和精心排练的台词。四个戏剧人物控制了故事的叙述：有才华但不择手段的项目发起人，轻信并购买股票的公众，大肆渲染的媒体，以及把手伸进钱柜并无视腐败之火的政客。

    发起人走上了一条经典的莎士比亚悲剧式道路，成为最引人入胜的演员。他们大多数一开始都是才华横溢、努力工作而又有远见卓识的人，凭直觉比别人更早地知道某项新技术将给社会带来财富。在实现愿景的过程中，他们变得富有和强大，在一个以财富判断人的资本社会中，他们成为国家的雄狮。当投机活动走到尽头、泡沫破裂时，他们最终落得不光彩和破产的下场，但通常（并不总是）能够侥幸逃脱牢狱之灾。

    事实证明，公众很容易被那些英雄般的、魅力四射的发起人用花言巧语说服。要想胜任投资工作，必须具备一系列能力，包括数学能力、技术专长以及最关键的经济历史类应用知识。唉，比起数据和事实，人们更喜欢故事；当面对复杂的投资任务时，人类默认进入叙事模式，也许最令人愉快的就是那些通过购买新技术不费吹灰之力获得财富的故事。

    媒体和公众一样成为发起人的受害人。写杰出商人的改革性经营事迹，能非常轻易地损害新闻界的名誉。这些发起人以惊人的频率出现在各大杂志封面上，先是被称作英雄，后来又成为被控重罪者。

    最后，金融狂热席卷了相关政客，他们的声誉和人气曾经因过度投机带来的经济短暂繁荣而得到提升，但最后经常因为把手伸进钱柜而被抓。

    各种金融狂热故事的情节变化不大。大多数投机性事件包含两个因素：预示共同富裕的激动人心的新技术，以及宽松的信贷。在今天的美国，只有大约10%的货币供应由实际流通的纸币和硬币组成；其余部分以信贷形式存在。银行系统可以在一定程度内随意创造信贷，信贷的规模取决于银行、抵押贷款公司和其他贷款人对得到偿还的乐观程度。这个过程是如此违反常理和令人震惊，因此值得我们重复这个概念：银行印钞。事实上，银行与其所服务的公众一样容易狂躁或抑郁，当沉浸在泡沫里极度兴奋时，它们放纵的“赚钱”行为通常更能煽动起投机之火，这在2007—2009年金融危机爆发前最为显著。

    泡沫伴随着四个特征。首先，最重要的是，金融投机开始主导除了最普通的社会互动之外的一切；无论何时何地，人们见面时谈论的不是天气、家庭或运动，而是股票或房地产。其次，原本在其他领域很理智的专业人士，却放弃了可靠、高薪的工作，去参与上述资产的投机。再次，对投机持怀疑态度的人往往会遭到激烈的反对；虽然总有一些年纪够大、记忆够长、以前看过这出戏的人知道它的结局，但他们的警告遭到了鄙视和嘲笑，并在过去几十年里通常被冠以五个字：“你就是不懂”。最后，平时稳重的观察家们也开始做出荒诞的金融预测，他们预计资产价格一年内的上涨幅度，不仅仅是10%、20%或30%，而是一倍、两倍或末尾增加一个零。

    除了关于金融狂热的前三章之外，《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还包含三章篇幅较长的关于宗教狂热的内容：分别讲述《圣经》预言、十字军东征和猎杀女巫。虽然宗教狂热和金融狂热看上去没有什么共同点，但它们发生的潜在力量是相同的：希望改善自己今生或来世的福祉。而放大金融和宗教群体幻想传染性的因素也很相似：人类固有的模仿、编造和接受引人入胜的叙事以及追求地位的倾向。

    宗教狂热似乎是人类历史不变的特征，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太阳圣殿悲剧。1994年10月4日晚，瑞士切伊里村的居民被镇上一座农舍冒出的火焰吓了一跳，消防队员在那里看到了一幅奇异、可怕的景象：22具尸体，其多数身穿红色、黑色或白色斗篷，还有几个妇女穿着金色斗篷。除了其中3名受害者以外，其他人都是被枪杀的。此外，还有10名受害者头上蒙着塑料袋。被发现时，大多数人躺成一个圈，头朝外；弹壳和空香槟酒瓶散落在地板上。

    这仅仅是开始；接下来的两年半时间里，瑞士和加拿大又发现了74名被谋杀或自杀的受害者，其全部为教派成员或者他们的孩子；所有的死亡事件都发生在春分或秋分、夏至或冬至的前后几天内。

    该教派由两个男子领导：一个叫吕克·茹雷，他是神秘、英俊、有吸引力的46岁比利时医生，1993年受到共谋和武器指控，但从加拿大逃脱；还有一个叫约瑟夫·迪·马布罗，是70岁的法裔加拿大人。最终的受害者里包括法国滑雪名将让·维亚尔内的妻子和儿子。维亚尔内是1960年奥运会滑雪金牌获得者，后来他将自己的名字授权给一家国际太阳镜制造商，此后他的名字成为一个著名的商标。在维亚尔内去世之前，小维亚尔内曾经告诉记者：“从生到死这段路程的主题一次又一次地被提到。茹雷解释说没什么可怕的——但恰恰相反，我开始觉得自己快要殉道了。”[11]

    1997年3月24日，最后一批圣殿教受害者被发现；两天后，在美国圣迭戈附近的兰乔圣菲小镇，警察发现了另一个末日组织——天堂之门的39名成员的尸体，他们也死在那个春分前后。他们相信自己死后将被隐藏在海尔-波普彗星尾部的宇宙飞船里运出地球。[12]

    太阳圣殿和天堂之门只是一系列著名末日组织中的两个例子：1978年，吉姆·琼斯领导的人民圣殿教在圭亚那的集体自杀及谋杀事件夺走了918条人命；1993年，大卫支教在得克萨斯州韦科镇与愚蠢的联邦当局对峙，导致86名教徒被杀；残忍的日本奥姆真理教制造了1995年东京地铁神经麻痹毒气袭击。令人震惊的是，这些组织中的许多成员，如茹雷和维亚尔内，都是受过高等教育、有一定成就的人。

    末日论的群体幻想不是现代世界特有的；中世纪的欧洲就有大量精彩故事——如果我们对它们印象不深刻的话，就可以称之为插曲。现代神经心理学研究揭示了为什么一群神志正常、聪明、能很好适应社会的人，会自欺欺人地认为世界将以一种特定的方式终结，而且往往在某个特定的日期终结。人类是通过叙事来理解世界的：无论我们如何吹捧自己的个人理性，一个好的故事，即使分析起来很有欠缺，也会萦绕在我们的脑海中，使我们在情感上产生共鸣，并且比最具决定权的事实或数据更有说服力。

    最近，心理学家开始意识到，这些引人入胜的叙事是多么有效地腐蚀了我们的分析能力。也许所有故事中最引人入胜的就是末日论的叙事；如果认识到自己存在于叙事中，那么我们都想知道叙事的结局。末日论故事深嵌于世界上的许多宗教中，尤其是亚伯拉罕诸教[13]，它如此普遍以至于几乎不被看见，但它潜伏在每天的头条新闻和推特背后，它如此古老以至于至少可以追溯到人类文明的起源。

    想要了解“故事的剩余部分”的渴望深深地侵蚀着我们的意识。此外，末日论故事还有另一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它承诺将使人类摆脱一个被托马斯·霍布斯称为“孤独、贫穷、肮脏、野蛮、短见”，充斥着以牺牲正义为代价而偏袒富人和权贵的腐败的人类存在。很少有故事能像承诺救世主的回归那样让人感到欣慰。救世主会扭转局面，拨乱反正。这种对人类新开端的渴望深深地内嵌在《圣经》中，尤其是《以西结书》、《但以理书》和《启示录》。这些书为几次血腥的末日运动提供了蓝图。

    演化心理学的新兴领域为解释群体狂热的传播提供了令人信服的机制。冰河时期末期，第一批部落从西伯利亚进入北美，之后的大约一万年时间里，人类的足迹从亚北极地区到北美大平原，再到热带亚马孙河流域。人类在如此多变的环境中需要掌握生存所需的各项专门技能，生物本来不可能进化得这么快：比如，要进化出一种会在亚北极海岸制造皮艇的基因天赋，还要进化出在北美大平原上猎杀水牛的天赋，然后是进化出在亚马孙地区制造毒气喷枪的天赋，这些进化需要很长时间。（据估计，北欧成年人的乳糖耐受性和吐蕃人的高海拔耐受性的进化用了3000~10000年，这是已知人类适应性进化最快的时间。）[14]

    但人类做到了。在进化过程中，人类并没有将制造皮艇、猎杀水牛或制造毒气喷枪的独特能力硬连接到基因中，而是编码了一项通用技能——模仿能力。例如，当有足够多的人和足够多的试错时，最终会有人想出如何建造一艘可使用的皮艇，而其他人可以准确地模仿这一过程。[15]

    人类比其他物种更喜欢模仿；一旦有人有所创新，其他人很快就会采纳。然而，我们的模仿倾向也增强了适应不良性行为，其中最主要是幻想性信仰。诚然，在现代后工业社会中，模仿能力确实促进了经济发展，但它对人类生存的促进作用远不及前现代时期在亚北极、大平原或亚马孙流域所起的作用。因此，在现代世界，适应性行为和适应不良性行为之间的权衡使得模仿能力对于人类已不如过去那么有利，我们现在陷入晚更新世时期的模仿倾向中，这一倾向在现代时期的成本越来越高，其中最昂贵和最危险的代价就是对世界末日即将到来这一信仰的传播。

    人类不仅对叙事的反应比对事实和数据的反应更加强烈，而且初步研究表明，越引人入胜的故事越能侵蚀人们的批判性思维能力。[16]此外，研究还表明，叙事的提供者和消费者之间是存在内在利益冲突的：前者希望使消费者信服，并设计出最引人入胜的叙事，而后者如果是理性的，就应有意避开这些叙事，并仅仅依赖数据、事实以及分析的方法。

    人类偏好于引人入胜的叙事，与之密切相关的是，人类还具有自欺欺人的倾向。人类本来很善于发现他人撒谎的真相，但是人类用欺骗自己的能力消除了这些真相，这使人类成为更好的骗子。[17]纵观历史，在各种宗教性群体幻想的主角中，作为局外人的骗子相对较少，更多的是一些被自己的幻想欺骗的受害者。

    大约从150年前开始，基督教新教发展出一种信仰，其专业名称为“时代论前千禧年论”（简称“时代论”），其现代倡导者将其打磨成世界上最引人入胜的末日叙事。尽管其确切的内容因不同的神学风格而异，但基本叙事都是预测犹太人将返回以色列、重建耶路撒冷圣殿，并在那里恢复祭祀。然后，罗马帝国以十国联盟的形式重新组合起来，由一个有魅力、才华横溢、英俊潇洒的人领导，这个人是反基督者，是魔鬼在人间的化身，他与犹太人结成了一个七年联盟，但三年半后，这个反基督者背叛了犹太人，从而促成了外国军人对以色列的入侵。入侵者不仅包括俄国人，还包括穿越喜马拉雅山到达那里的2亿中国人。

    一场灾难性的核战争接踵而至：大决战和其他恐怖事件，统称为大灾难。七年大灾难的最后，耶稣复临，击败反基督者，建立千禧年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数十亿人死亡。信仰耶稣的基督教徒被顺利地从大决战和大灾难中提到天堂——这就是“被提”。犹太人的结局差一些：1/3的犹太人改信了基督教，并规劝其他人也改信，从而在大灾难中幸存下来。另外2/3的犹太人就倒霉了。

    不了解上述时代论叙事，就无法充分理解当前美国社会的两极分化现状。大多数受过良好教育、非宗教取向的公民都认为这是极其怪诞的，但是，对相当一部分美国人来说，这一系列的预言事件就像《罗密欧与朱丽叶》或《教父》一样耳熟能详，像杰瑞·法威尔、金·贝克和吉米·斯瓦加特这样的电视福音布道者，他们对公众的吸引力也完全依赖于他们的时代论资质。

    几个原因决定了对时代论叙事的普遍关注。以色列，尤其是重建圣殿在这一信仰体系中的中心地位，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的中东政策。美国对以色列扩大在约旦河西岸定居点的不加批判的支持和对巴以“两国方案”的明显放弃[18]，可以直接追溯到福音派，也就是所谓的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鼓吹，他们现在的影响力远远超过犹太复国主义[19]者。事实上，2018年5月美国驻耶路撒冷新大使馆落成典礼的开幕式和闭幕式是由两位时代论牧师主持的。其中一位是罗伯特·杰夫里斯，曾经声称希特勒帮助过犹太人返回以色列；另一位是约翰·哈吉，他认为卡特里娜飓风是上帝对新奥尔良罪恶[20]的惩罚。[21]

    在核时代，即使是轻微的“世界末日不可避免”的宿命论也是危险的。2010年美国皮尤基金会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超过1/3的美国人相信耶稣会在他们的有生之年回来，而且大多数人相信“被提”。[22]其中一个有此信仰的美国人就是罗纳德·里根[23]。他可以和杰瑞·法威尔这样的人畅所欲言地谈论时代论神学。福音派占据美国军队的近1/4，其中大部分是时代论者；他们的影响在空军学院尤为突出，所服务的部门控制了美国的大部分核武器。[24]1964年，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和他的兰德公司老板审查完美国的核指挥系统后，放映了电影《奇爱博士》，并评论说这部电影很可能成为一部纪实节目。影片中，一位患精神病的美国空军基地指挥官奇爱博士关注于饮用水的氟化[25]——即使到今天仍然有部分时代论者被饮用水氟化问题困扰——影片中这位指挥官触发了第三次世界大战。[26]

    历史上，基督教徒一直给犹太人贴上反基督的标签，这一概念本身就容易引起暴动。即使在今天，对一些极端福音派教徒来说，把这个标签贴在某人或任何团体身上，都可以为他们的谋杀辩护。

    最后，单是时代论这一信仰就能够而且确实已经引发大规模死亡。1993年，在得克萨斯州的韦科镇，痴迷于《启示录》的大卫·考雷什[27]领导的大卫支教与不理解其信仰体系的联邦官员发生了冲突。

    启示性末日论的起源在《新约》和《旧约》中都有，并且可能更早地起源于肥沃新月地带的多神教，因此，以色列犹太人中的极端主义者和伊斯兰教国家的末日剧本，都与基督教时代论者的末日剧本有很多的相似之处，这不足为奇。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谁扮演英雄，谁扮演反派人物。今天的穆斯林末日论者几乎一致认为犹太人是反基督者，而“伊斯兰国”之所以能够从世界各地招募新兵到叙利亚和伊拉克这片杀戮之地，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从圣训中直接引用的末日论叙事。

    要想理解金融泡沫和暴力性的末日疯狂等社会潮流是如何产生和传播的，可以先理解它们在什么情况下不会发生，这同样具有指导意义。我们对群体决策智慧的现代理解开始于1906年秋天，当时的先驱博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他是查尔斯·达尔文的表弟）参加了在普利茅斯举行的一年一度的英格兰西部肥畜和家禽展览。在那里，他进行了一次群体理性实验。大约800名参赛者以每个人6便士[28]的价格购买一张“公牛体重竞猜”的票，对公牛净重（即屠宰后去掉头和内脏）猜得最准的人将获得奖品。令人惊讶的是，所有猜测值的中位数为1207磅[29]，与实际体重1198磅相差不到1%。所有猜测值的平均数为1197磅，几乎准确，尽管高尔顿在他发表在《自然》（Nature）上的第一篇文章中没有提到平均值这个数字，因为他认为中位数，也就是（按顺序排列后）所有数据中居于中间位置的数，在理论上比平均数更具有吸引力。[30]

    高尔顿关于集体决策准确性的结论已经被反复证实。[31]最近，《纽约客》专栏作家詹姆斯·索罗维基在他的畅销书《群体的智慧》中总结了这一概念，他在书中提出，有效的群体智慧有三个要求：个体分析的独立性，个体经验和技能的多样性，以及收集个体意见的有效方式。[32]

    那么，就我们的目的而言，什么才是“群体”——是弗朗西斯·高尔顿和詹姆斯·索罗维基提到的那些理性的人，还是吕克·茹雷、约瑟夫·迪·马布罗和大卫·考雷什这些不理性的人？

    妄想性群体与智者群体之间的区别在于其成员之间的互动程度。高尔顿的约800名参赛者中的所有人，甚至大部分人，是否真的聚集成一个集体，这是值得怀疑的。他的实验有一个关键的、通常被忽略的细节，那就是它涉及牛的净重。在牛被屠宰前，没有人知道结果，参赛者必须在参赛卡上填写自己的地址，这样获胜者才能接到通知，且参赛者为了让自己的预测结果不对外泄露，在填写卡片之前并没有聚集在一起。

    几年前，金融专家乔尔·格林布拉特对高尔顿实验进行了巧妙的改变，他向哈勒姆地区的一个小学生班级展示了一个装有1776颗果冻糖豆的罐子。和之前的实验一样，学生们独立提交的索引卡上所显示的平均估计值非常准确：1771颗果冻糖豆。然后格林布拉特让每个学生当众说出他们的估计值[33]，这破坏了他们总体判断的准确性——新的“开放式”估计结果平均只有850颗果冻糖豆。[34]

    因此，一组人的互动越多，其行为就越像一个真正的群体的行为，评估结果就越不准确。有时候，群体互动变得如此紧密、频繁，就产生了疯狂。用弗里德里希·尼采最简洁的话说，“在个体中，疯狂是罕见的；但在群体、政党、民族以及时代中，疯狂是司空见惯的”[35]。麦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也许他的《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中最有名的那一句话就是，“据说，人以群体为单位思考；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成群结队地发疯，但非常缓慢地逐个恢复意识”[36]。

    因此，实现一组人整体判断的准确性，要求参与者不能像群体那样行动。此外，正如索罗维基所指出的，这还要求这组人中个体的多样性：一组人对于某项估计的观点越多，该估计就越准确。

    观点的多样性也有利于个体；正如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所言：“检验一流智力的标准，就是在头脑中同时存在两种相反的想法但仍保持行动能力。”[37]在过去30年中，心理学家菲利普·泰洛克检验了数百位著名专家预测的准确性；他发现，那些综合考虑各种往往相互矛盾的观点的人比那些从单一理论视角看待世界的人表现得更好。[38]简单一句话：无论是在政治、宗教还是金融领域，都要提防空想家和真信徒。

    索罗维基的书描述了群体决策是如何成功的，而我的书将描述群体决策是如何失败的，以及群体决策失败时会发生什么。在最极端的情况下，不仅群体会疯狂，而且正如20世纪发生的几次事件那样，整个国家都会疯狂。

    麦基做得并不完美，他的很多编写内容甚至都不是原创的；他可能从当时四年前出版的一本理查德·达文波特的书《了解假冒、欺骗和轻信》（Sketches of Imposture,Deception,and Credulity）中获得了灵感甚至摘录了部分内容。达文波特的书涵盖了许多相同领域的内容，但没有那么多细节。[39]另外，麦基对郁金香事件进行了耸人听闻的描述，并将“郁金香狂热”这个术语引入现代词典，也为现代评论家们所不屑，他们认为麦基描述的并不是一个全社会范围的现象。[40]

    此外，麦基的章节、主题和时间顺序是混乱的；关于群体行为的章节（如金融泡沫、十字军东征）中穿插着关于时尚（头发长度、胡须和决斗）、健康和科学困境（磁化、炼金术）的章节。[41]

    也就是说，麦基意识到了，我们的社会特性会如此频繁地干扰我们的理性。在这一事实面前，麦基（以及那个时代的任何其他观察者）的错误、混乱和可能缺乏独创性的问题，都可以忽略。

    我第一次阅读《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是在25年前，尽管前三章所描述的金融狂热吸引了我，但我当时认为这种狂热与20世纪90年代初期表现相对良好的资本市场是没有关联的。我错了。让我惊讶的是，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随着互联网泡沫的发展，麦基描述的金融狂热景象在现实生活中出现。

    20年后，伊斯兰国及其前身格外擅长向世界各地的信徒传教，其吸引了数千人从安全、繁荣的西方国家到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杀戮战场。在很大程度上，其这样做相当于兜售了一种末日叙事，这种叙事与大量基督教徒所信仰的末日叙事非常相似。麦基对这一主题也进行了一些详细的论述。

    对深受《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这本书影响的人来说，伊斯兰国的崛起敲响了响亮而清晰的警钟。如果说宗教狂热的现代表现是存在的，那么这就是随着神经科学最近取得的快速发展，审视从中世纪至今的群体幻想的时机已经成熟。

    在本书中，我忽略了几个麦基详细阐述的事件，例如时尚和健康狂热；而且，我并不直接报道政治事件。可能一些读者有疑问，在当今紧张的、两极分化的政治氛围中，我为什么选择这么做。我将这本书局限在金融和宗教群体狂热这两个领域，是为了使本书的主要内容保持在可控篇幅之内，也是因为我个人对金融和宗教群体狂热的共鸣。但是，读者会发现，这本书接下来所描述的事件及其心理学基础，可以与所有种类的狂热相联系，尤其是与20世纪的极权主义和21世纪的病毒阴谋论相联系，这不会有太大困难。

    很显然，21世纪最重要的地缘政治事件是2001年9月11日世贸双子塔和五角大楼的遇袭，这场灾难增强了一种已经确立的现代伊斯兰教末日主义，后者被西方政治和文化的主导地位以及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重新唤醒。可以说，20世纪美国文化和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转变是基督新教福音主义的兴起，这给美国的中东政策以及战略武器的指挥和控制带来了巨大的风险。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基督新教福音主义的兴起，都可以很容易地通过以往的宗教狂热来理解。

    更笼统地说，本书将提供一个心理学框架，用来解释为什么人类有时候会出现各种类型的群体性疯狂。显然，人类是一种会模仿、会讲故事、会寻求地位、会道德性谴责他人、会怀念过去美好时光的猿类，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人类的未来必将充满宗教和金融群体狂热。

    任何一个写群体幻想的作者都很快会遇到一个非常不方便的社会学事实。就像大流士故事中的希腊人和印度卡拉提亚人一样，我们每个人都是社会规范的产物，有时，一个社会的圣礼是另一个社会的亵渎。例如，世界上有许多神学（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倾向于将他人的信仰体系视为异端，这甚至会发生在密切相关的教派中，也就是弗洛伊德著名的“微小差异的自恋”[42]。正如那个古老的笑话，几百人共有的幻想被称为“邪教”，而数百万人共有的幻想被称为“宗教”。

    相当一部分美国人相信《启示录》的字面真理：世界将很快遭受一场末日大灾难。非原教旨主义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可能会认为，末日叙事只是一种幻想，这种群体性幻想对信徒或世界上的其他人极少产生强烈危害。但是事实恰恰相反，所有成功的群体都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共有的幻想。无论美国社会存在什么缺陷，我们最大的力量在于我们信仰法治和法律面前的平等；同样，我们的经济运行良好，是因为几乎所有人都相信，纸币和更为缥缈的电子交易货币代表着真实的资产和债务。但归根结底，这些有益的共同信仰只不过是全社会的骗局：只有在大多数人都相信的情况下，它们才是正确的——这就是所谓的“仙子效应”[43]。因此，我选择将注意力集中在那些变坏的群体幻想上，如果你愿意的话，那么也可以将其理解为“极其有害的大众幻想和群体疯狂”。

    本书的讲述基本按照年代顺序，从麦基没有提到过的中世纪末日狂热事件开始，到近期末日狂热最壮观的例子——中东伊斯兰国的崛起。在这两者之间，我按照发生顺序向读者介绍过去这段时间里所发生的各种金融和宗教狂热事件，以及相关的神经科学发展历程。

    我们首先从人类群体幻想的黑暗中心——中世纪的欧洲开始。在那里，一位名不见经传的西多会[44]修道士受《圣经》启示类书卷的启发，发展了一种神学，引发了一系列可怕的新教末日叛乱。

    1 末日论的起源

    约阿希姆的子民们

    老虎去打猎了，
    鸟儿开始飞翔；
    男人坐下来想，“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老虎睡着了，
    鸟儿降落了；
    男人不得不告诉自己他明白。
    ——库尔特·冯内古特[1]

    12世纪末，欧洲的国王和王后们踏上了艰苦的旅程，来到遥远的卡拉布里亚山上的一座修道院，沐浴在一位几乎被遗忘的西多会修道院院长——菲奥雷的约阿希姆[2]的传奇智慧中。在1190—1191年第三次十字军东征途中，狮心王理查[3]也经过这里，寻找自己的未来景象。[4]

    这位沉默寡言而又有智慧的修道院院长喜欢数字和历史类比，他将人类历史分为三个时代，并预言一个即将到来的黄金时代。这正是欧洲统治者被吸引到修道院的原因。不幸的是，约阿希姆无意中点燃了预言的导火索。他的未来景象对饱受蹂躏的穷人来说是一种雄辩的诉说，在他们心中激起了革命。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他最初的和平模式演变成一种血腥的末日神学，席卷欧洲大片土地。

    要想理解这是如何发生的，需要援引《圣经》的三大末日叙事：《旧约》中的《以西结书》和《但以理书》，以及《新约》的最后一本书《启示录》。虽然这三本书对现代非宗教读者来说可能显得晦涩难懂，但它们有助于解释基督教福音派教徒与其他美国人之间的文化分化，这种分化在过去几个选举周期中变得非常明显。基督教福音派教徒对这三本书的内容像对美国独立战争故事和内战故事一样熟悉，但其他美国人并不太了解这些书。此外，即使是福音派教徒也常常不知道这三本书中故事背后的古代近东[5]历史，特别是埃及人、非利士人、亚述人、巴比伦人、波斯人，以及以色列王国和犹大王国这两个犹太王国之间的复杂关系。

    《以西结书》、《但以理书》和《启示录》为一系列宗教群体的末日幻想提供了背景，这些幻想在许多方面与瑞士切伊里村的悲剧相似。幻想是亚伯拉罕宗教[6]自诞生以来一直具有的特征，最突出的体现包括16世纪的德国明斯特镇，19世纪中期的美国米勒运动，以及随着现代以色列国家的建立、对即将到来的末日进行的各种反复和广泛的预测。

    宗教狂热往往发生在最糟糕的年代。在这样的年代，人类希望摆脱困境，回到美好的旧时代，回到一个神话般和平、和谐和繁荣的时代。现存最早的希腊诗歌之一，约公元前700年赫西俄德[7]的《工作与时日》很好地表达了这一点。当时的希腊极度贫困，作者在雅典西北部维奥蒂亚的一个农场艰难度日，他把这个农场描述为“冬天不好，夏天闷热，任何时候都不好”[8]。赫西俄德想象着，这些事情在过去的年代里肯定会好一些。在他所讲述的神话中，首先出现的是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他们创造了一个“人类的黄金种族”，这个种族：

    像诸神一样生活，没有内心的悲痛，没有劳累和忧愁。他们不会悲惨地衰老，四肢永远有力；除了远离所有的不幸，他们还享受筵宴的快乐。他们的死亡就像熟睡一样安详，他们拥有一切美好的东西。肥沃的土地自动慷慨地产出丰盛又足量的果实。他们和平轻松地生活在富有的土地上，羊群随处可见，诸神眷爱着他们。[9]

    然后是第二代种族，“用白银打造的，到目前为止还不那么高贵”。他们仍然受到祝福，但他们犯了罪而且没有向神献祭。随后是第三代种族，他们的盔甲、房屋和工具都是由青铜打造的。出于某种原因，诸神给了第四代种族比第三代种族更好的平局：一半死于战斗，另一半以半神的身份生活。赫西俄德的第五代种族是“一个铁族，人们白天不停地感到劳累和悲伤，夜晚接二连三地死去，诸神给他们设置了很多麻烦”。赫西俄德预言，他们的孩子会更差——唯利是图，口出恶言，最糟糕的是，他们不愿意赡养年迈的父母。[10]生活确实是孤独、贫穷、肮脏、野蛮和短暂的——赫西俄德的描述比托马斯·霍布斯在《利维坦》中的描述早了2000多年。

    赫西俄德时代的苦难生活尽管凄凉，但至少是当地土地和文化的固有特征——土地的贫瘠、人的贪婪和邻近城邦的侵略。但毕竟，敌对邻邦的人和他们有着相同的宗教和文化，尽管战胜方经常奴役战败的邻居，但在伯罗奔尼撒战争[11]之前，通常不会取战败方的性命。

    犹太人是怎样来到圣地定居的，这仍然是一个谜，因为历史学家质疑摩西和《出埃及记》的真实性。毋庸置疑的是，后来以色列人征服了迦南人，比征服随后凶猛的“海上民族”更容易。迦南人是巴勒斯坦地区文化上更先进但侵略性更弱的原住民，而“海上民族”是一个神秘的种族，不仅侵犯了埃及，可能还消灭了包括迈锡尼在内的几个地中海西岸文明。在所谓的“犹太人逃离埃及”后不久，当地的“海上民族”——非利士人在现代加沙地带和特拉维夫之间建立了一个滩头阵地，并开始向内陆推进。

    非利士人的威胁促进了以色列各个部落的联合。扫罗最终被选为以色列的领袖，并开启了希伯来人联盟的时期。扫罗曾经是非利士人的雇佣兵，他击败了以前的雇主。公元前1000年之后，扫罗的副官大卫在扫罗死后接替了他的职位。大卫也曾是非利士人的雇佣兵，是一位更具军事天赋和魅力的领袖，在他的领导下，他们不仅占领了北部的以色列地区和南部的犹大地区，还占领了一座由迦南人控制的、设有重防的城镇耶路撒冷，其作为大卫的私人领地。

    大卫领导下的犹太人地理版图达到最大，向北延伸到大马士革。但我们今天所说的“大卫王国”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是由三个独立的部分组成的：犹大王国、以色列王国和耶路撒冷。其中犹大王国和以色列王国具有独立的王权（见图1-1），由大卫分别占有，而耶路撒冷是大卫的私人财产。

    图1-1 大卫王国的犹大王国和以色列王国

    注：书中地图系原文插附地图。

    他的儿子所罗门统一了这个联盟。所罗门像一名雄心勃勃的建筑师，他修建了一系列宫殿、堡垒和朝圣场所，其中最著名的是耶路撒冷第一圣殿。他还积极开展婚姻外交：娶了一位法老的女儿为妻，根据《列王纪上》[12]，他至少拥有700个妻子和300个妃嫔。他在美吉多[13]建立的一个堡垒后来因其希腊名称而更为人所知：哈米吉多顿[14]。

    所罗门的建筑计划不仅耗费巨资，而且需要众多的劳役，使民生怨愤。公元前931年，所罗门去世，他的儿子罗波安拒绝北上到以色列首都示剑城参加加冕典礼，至此以色列王国退出联邦[15]。[16]

    当亚述人成为强大的“军事机器”时，南北分裂对犹太人的独立是致命的。公元前9世纪，北方的以色列王国开始向亚述人进贡。公元前745年，提格拉·帕拉萨三世夺取了亚述王位，他挥师西进开始分割以色列王国。公元前721年，他的继任者撒缦以色五世和萨尔贡二世（又译撒珥根二世）征服了以色列王国，萨尔贡二世的史册记录：“我带走了住在这里的27290人，并挑选了50辆战车给我的皇家军队……我修复了那座城市，使它比以前更加伟大；把被我手征服的土地上的人，迁到这里住。”[17]

    萨尔贡将以色列王国中的精英们（包括贵族、富豪、能工巧匠等）驱逐到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沿岸；他们逐渐消失在历史的迷雾中，很可能是同化融合到当地的美索不达米亚人中了，从而出现了10个“消失的部落”。亚述人随后将目光转向了南部的犹大王国，并在公元前701年发动了一次进攻，但失败了。此后一个世纪，不知何故，亚述人没有再进犯犹大国，也许是想把该地区作为他们和埃及人之间的缓冲区。这拯救了犹大国和犹太人民，使他们免遭北部以色列王国那样湮灭消失的厄运。

    公元前605年左右，亚述被巴比伦人攻陷，犹太人面临着一股更可怕的征服力量。公元前597年，尼布甲尼撒二世带领巴比伦人攻占了耶路撒冷。据《列王纪下》记载：

    ……犹大王约雅斤和他母亲、臣仆、首领、太监一同出城，投降巴比伦王，巴比伦王便拿住他。那时，是巴比伦王第八年。

    巴比伦王将耶和华殿和王宫里的宝物都拿去了，将以色列王所罗门所造耶和华殿里的金器都毁坏了，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又将耶路撒冷的众民和众首领，并所有大能的勇士共一万人，连一切木匠、铁匠都掳了去。除了国中极贫穷的人以外，没有剩下的。[18]

    更可怕的事情还在后面。大约公元前587年，巴比伦人在犹大国扶持的傀儡西底家反叛，作为回应，巴比伦人攻破耶路撒冷的城墙，蜂拥而入。国王逃跑，但在杰里科附近被捉，巴比伦人“在西底家眼前杀了他的众子，然后剜了他的眼睛，用铜镣铐把他绑起来，将他掳到巴比伦去”[19]。

    鉴于北方邻国“消失”的经历，犹地亚人[20]非常清楚，尼布甲尼撒二世正以灭绝的方式威胁着他们的文化甚至是生存，因此他们寻找一种极端的解决方式：一场奇迹般的大灾难，将他们从即将被湮灭中解救出来。——这是同时期的希腊诗人赫西俄德所不需要的，因为他的文化并没有受到这种被灭亡的威胁。

    公元前597年，与约雅斤一起被虏到幼发拉底河沿岸的流亡者中，有一位受过圣殿教育的祭司，名叫以西结。《以西结书》是他本人或他人以他的名义写的，书中记录的内容开始于五年后，也就是公元前592年。随着天堂的幻象向他打开，一辆载着上帝的战车出现了，这辆战车有四个幻影般的有翅膀的活物，每个活物都有四张脸：人脸、狮脸、牛脸和鹰脸。

    《以西结书》是《圣经》中第一本重要的末日启示类书籍，不管它的作者是谁[21]，写作时间一定是在圣地环境恶化的那几十年里。正如《列王纪下》中所描述的，巴比伦人放逐了犹大王国的王室成员、祭司和富人，留下了大量的下层阶级。起初，被虏往巴比伦的这些贵族乐观地认为他们很快就会回到耶路撒冷，但公元前587年，耶路撒冷和第一圣殿被摧毁，这使他们的叙事文学朝着启示末日的方向演变。

    《以西结书》的作者讲述的故事从被征服的原因（即犹大的不敬），转向上帝的回归和犹太国家的重建。他转向了一个在接下来的几千年中越来越引起共鸣的叙事：人类的堕落，上帝的愤怒，他的回归，以及后来他儿子重建王国，并将不虔诚的人罚入地狱。

    《以西结书》依次包括三个部分：第一，以西结被任命为先知（传达上帝讯息的人）；第二，重建大卫王国，并摧毁现实中的敌人，以及摧毁神话中的敌人——可怕的玛各和统治者歌革；第三，新圣殿的辉煌，以及一个复兴并扩大的犹太国家的辉煌。（《圣经》后来的书卷混淆了歌革和玛各，因为两者都可以解释为人或地区。）

    以西结还描述了大卫王国重建之后，以色列人将如何遭受这个神话中的掠夺者的入侵，然后击败他。这是《圣经》中首次实际性地提到歌革这个人物，他最终将演变成《新约》中的反基督者，是现代新教徒启示性末日预言中的主要人物之一。[22]以上三个部分的预言应验过程中包括许多奇妙而可怕的幻象，战胜邪恶力量，以及新世界的荣耀，这些成为随后许多末日叙事的基础。

    《圣经》中的第二本重要的末日启示类书籍是《但以理书》，据说写作时代与《以西结书》相同。它的开篇是征服耶路撒冷，流放巴比伦，以及尼布甲尼撒二世提挈四个聪明的希伯来人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和但以理，“国王向他们咨询所有智慧和领悟方面的问题，发现他们比王国里所有术士和占卜师好10倍”[23]。

    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个几乎记不清楚的梦。他只知道这是一个重大预兆，但不知道其他方面的细节。当宫廷占卜师说他们没有能力把梦的细节和梦的讲解告诉他时，尼布甲尼撒下令，不仅要杀死这些占卜师，还要杀死王国里的所有智者，包括四个希伯来人。

    幸运的是，上帝向但以理展示了国王梦的内容：一个可怕的幽灵，有着金色的头、银色的胸膛和手臂、青铜的腰腹和臀股、铁的腿，以及半铁半泥的脚（因此出现了现代短语“泥足”）。一块石头打碎这个野兽的脚；然后石头变得越来越大，先是变成一座山，然后充满整个天下。[24]

    但以理所描述的野兽的金、银、铜、铁恰好与赫西俄德所讲述的时代相匹配；这可能不是巧合，因为同一时期的波斯文本中也描述过根据这四种金属命名的四个历史时代。[25]

    上帝给但以理讲解了这个梦，但以理将解梦转述给尼布甲尼撒二世：野兽的头是尼布甲尼撒本人，银和铜部分代表未来较小的王国，铁和泥足是一个伟大的联合帝国，但由于铁和泥两种元素不相合，联合帝国很容易破裂。最后，上帝接管了统治权：“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26]

    很多学者根据书中的内容推测，《但以理书》的写作时间并不是巴比伦流亡时期，而是在公元前2世纪。如果这个推测正确的话，那么从尼布甲尼撒二世到这本书的实际写作之间的3个多世纪里，发生了很多事情：居鲁士国王征服了巴比伦人，允许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地区并建造第二圣殿；但是，公元前332年，巴勒斯坦又被亚历山大占领。在被希腊统治期间，任何一个有文化的犹地亚人[27]都知道叙事中的预言是什么：尼布甲尼撒二世梦中野兽的半铁半泥脚代表了希腊托勒密帝国和塞琉西帝国[28]——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地区的继承国——的衰弱及其最终的毁灭。《但以理书》的作者很可能想让书看起来比实际写得早3个世纪，以增强其预言的可信度。

    希腊人给犹太人带来了另一个生存威胁。公元前167年，位于黎凡特地区的希腊塞琉西帝国统治者安条克四世任命墨涅拉俄斯为犹太大祭司。后者主张对宗教习俗进行彻底改革，其计划包括废除祭祀和摩西律法等。安条克四世还将第二圣殿改造成世俗空间，并用宙斯雕像[29]亵渎它。

    改革派祭司、传统犹太人和安条克之间的冲突逐渐失控；公元前167—前164年，安条克的军队抢劫了圣殿，摧毁了神圣的卷轴，并将任何遵守安息日、割礼和献祭仪式的人处以死刑。他还洗劫了耶路撒冷；杀害、奴役和驱逐成千上万的居民；拆毁了耶路撒冷城墙；在城里驻扎希腊军队。

    这还不是全部：犹太人被要求在圣殿敬拜宙斯雕像，并献祭猪。最终在公元前164年，传统主义者马卡比兄弟领导的起义爆发，他们首先消除了这些可憎的行为，之后建立了一个独立的犹太国家，该国家一直持续到公元前63年被罗马征服。

    《但以理书》的上半部分结束时，男主角（指但以理）被送到狮穴敬拜上帝，并在上帝的保护下奇迹般地幸存下来。在书的后半部分，但以理本人梦见了异象，他自称不理解这些异象，但实际上这些异象只是尼布甲尼撒的梦的一个变体。四头幻影般的野兽依次从海里出来，每一头都比上一头更令人敬畏：一头被拔出翅膀的狮子；一头牙齿间咬着肋骨的熊；一头有四头和四翅的豹子；最后一头挑战动物学分类，“可怕又狰狞”，有着铁牙和铁角，在但以理的注视下，铁牙和铁角的数量不断增加，其中一个角长着眼睛和嘴巴，能说“夸大的话”[30]。上帝出现了，宝座上发出火焰，他征服了第四只野兽。就像尼布甲尼撒的梦一样，这只野兽代表塞琉西帝国。在接下来的居鲁士及其接替者大流士和伯沙撒统治期间[31]，但以理又看到了异象，异象以寓言的形式讲述了波斯帝国被亚历山大征服以及波斯帝国的最终解体。这本书的最后一章描述了一个神圣的审判，在这个审判中，死者被复活，一些人享受“永生”，而另一些人在上帝的永久统治下被判“耻辱和永远的蔑视”。[32]

    《圣经》中的第三本末日启示类书籍是《启示录》，95年左右由书中被称为“约翰”的人写作，他是上帝讯息的一个谦卑的接收者。作者很有可能不是当时大约90岁的使徒约翰，而是生活在小亚细亚的帕特莫斯岛上的一名囚犯，是一位更为平庸的先知。这部作品最终被大多数基督教教派编纂成《圣经》的最后一本书。

    大多数现代读者，即使有深厚的宗教背景，也会发现《启示录》是一卷难以理解的、晦涩难懂的书。历史学家R.H.查尔斯说：

    从最早的教会时代开始，人们就普遍承认《启示录》是整套《圣经》中最难读的一卷。不仅略读，即使认真研读，读者也依然会觉得困惑。这从《启示录》的解读史中也可以体现出来。[33]

    《启示录》读起来像是一堆杂乱无章的图像，甚至比《但以理书》中的异象更梦幻。它与《但以理书》的异象有很多相似之处，这可能并非巧合。

    因此，对这本书的解读，需要具备东罗马帝国以及马卡比时期的专业历史知识。查尔斯对这本书进行了细致的文学分析，他认为帕特莫斯岛上的约翰很可能在完成这本书之前就去世了，后人对他未完成的原稿进行了不适当的编辑，造成了这本书的难懂。学识渊博的学者们几乎完全缺乏对该书叙事结构的共识。在过去几个世纪，这种解读困难造成了无穷无尽的伤害和混乱。[34]

    《启示录》由22章组成；前三章是约翰写给罗马帝国东部七教堂的信。接下来两章描述了主的宝座，被24位长老和4只可敬的野兽围绕着；出现了用7个封印封严的书卷，只有犹太大卫国王的后裔才能打开；一只被杀过的七角七眼的羔羊（圣经学者认为羔羊代表耶稣）正符合要求，这只羔羊一个接一个地揭开了封印。

    第六章到第八章描述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前四印打开后出现了四匹颜色分别为白色、红色、黑色和灰色的马，分别象征着战争、国际冲突、饥荒和瘟疫。第五印打开后出现了祭坛下的殉道者，象征着迫害；第六印是地震。接下来是一段插曲，144000名犹太人被“封印”（额上有上帝的印记；12个部落各12000人）。第七印，也是最后一个封印，是由8位天使带来的；前面7位吹号，第8位摧毁世界。

    接下来的三章出现了同样令人困惑的画面：天使们吹响了七个号角，带来类似于七印那样的灾难。中间有个插曲，约翰被一位天使命令吃一本小书，然后天使指示他设计新的耶路撒冷和圣殿。

    书的后半部分描述了一条巨大的红龙，有7个头、7顶王冠和10个角。这条龙被认定为撒旦，他试图吞食一个新生儿，但没有成功。那个新生儿是上帝的儿子，因为寓言中的玛丽即将生下他。[35]

    接着是更多的幻象：第二只7头、10角、戴着10顶王冠的野兽，制造出寻常的混乱；第三只有两个角的复合兽，也在制造混乱；“羔羊”（耶稣）归来，指挥144000名原住犹太人；7个碗（或小瓶，取决于解释版本）倾倒在地上，带来类似于封印和号角的灾难；最后，一个可怕的女性形象，巴比伦的大淫妇出现了，被学者解释为罗马帝国或是耶路撒冷的背叛者。

    在第十九章和第二十章中，一位天使将龙/撒旦抛入火湖1000年，殉道者复活。1000年后，撒旦归来，征募了一支庞大的军队，“人数之多犹如大海之沙”，包括来自玛各的歌革，进行最后的战斗，最后撒旦被永远地扔回火湖。最后的审判将正义者与邪恶者分开，后者将和撒旦一起被封进火湖，连同“死亡与地狱”。最后两章描述了规模宏大的新耶路撒冷城的荣耀，“……12000弗隆[36]。长度、宽度和高度都相等”，并且基督应许说他很快就会回来。[37]

    《启示录》的基本叙事是耶稣回到地球与邪恶做斗争，并最终将邪恶抛入火热的永恒，将正义之人提入天堂，宣判其他人，并毁灭世界。至于确切的细节如何，就只是一个解释方面的问题了。此外，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它与《旧约》的末日叙事有着共同的起源，特别是与它非常相似的《但以理书》。事实上，《但以理书》和《启示录》的结构和内容并非基督教和犹太教所独有；哲学家、神学历史学家米尔恰·伊利亚德的研究显示，世界各地、不同时期的宗教有许多共同的主题；其中最持久的主题是赦免正义的世界末日之火，他推测这起源于波斯教/琐罗亚斯德教[38]。[39]

    《启示录》中那些极端的模棱两可的内容，可以有无限的解释。最突出的是，如果人类历史上存在千禧年，那么应该如何理解“1000年”，以及为什么末日发生的时间如此精确。在神学术语中，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被称为“末日论”：末日时代人类的最终结局。

    模棱两可和难解性更扩大了《启示录》的影响力，因为这为世界何时结束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解释性寓言开辟了道路。用宗教历史学家罗伯特·赖特的话说：

    模棱两可、选择性保留和误导性的释义结合在一起，使信徒可以对宗教教义产生重大影响。因为他们只需要巧妙地运用隐喻和寓言，便可抹去文本的字面意思，并用完全不同的东西取代它。而如果原始文本的语义非常清晰，那么无论用什么工具都无法达到这种效果。[40]

    根据2010年的一项国际调查，有35%的现代美国人相信《圣经》代表了上帝的字面意思，同样有35%的人认为耶稣会在他们的有生之年回到地球。[41]我们似乎有理由认为，信仰的回溯时间越久，这种信仰就越普遍。

    从基督教早期开始，神学家们就假定了耶稣回归的三种不同的年表。第一种是教会已经建立了千禧年，耶稣将在千禧年结束时回归。这种时间序列在神学术语上被称为“后千禧年主义”，包括现在或未来的1000年时期，然后是最后审判和耶稣回归。第二种是前千禧年主义，意思是耶稣在千禧年之前回来，然后是最后的审判；换句话说，耶稣回归、最后的审判，以及千禧年本身都在未来。最后一种是所谓的“非千禧年主义”，即千禧年只是一个寓言性的概念，在现实中并不存在。[42]在这三种解释中，前千禧年主义的叙事最引人注目。几乎从《启示录》写完那一刻开始，书中模棱两可的语言以及人类对故事结局的渴望就催生了各种源源不断的前千禧年主义末日故事。

    罗马帝国晚期最著名的基督教神学家，希波的奥古斯丁，抵制住了这种诱惑，发誓不去尝试计算末日时间，“真理之口告诉我们，这件事不是我们应该知道的，因此，我们试图预计并设定这个世界的剩余时间是徒劳的”，更通俗地说，“放松你的手指，让它们休息一下”。[43]之后一段时间里，在教会的末日论立场中，奥古斯丁的这种不干预态度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直到约阿希姆的神学继承人登上历史舞台。他们迫不及待地期望末日时代的到来。

    人类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叙事来理解世界的，虽然末日预言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引人注目的，但它的预测屡屡失败。预测研究表明，人类在预测未来方面的能力很差。实际上，只要观察历史上预测事件的正确概率，就会比基于叙事的推理更好地预测未来，而显然，到目前为止，对末日时间预测正确的概率一直是零。

    既然末日预测的准确性为零，为什么我们会被这些叙事影响？更一般地说，为什么基于叙事的推理如此站不住脚？心理学家已经证明，人们是“认知吝啬鬼”[44]，他们不愿意进行严格的分析，而是倾向于启发法——一种简单的心理捷径。而一个令人信服的叙事就是最有力的启发法。[45]

    20世纪，神经科学家发现人类有两种不同类型的认知过程：第一种是快速的情绪反应，位于我们大脑深处进化古老的边缘系统，即所谓的“爬虫脑”，第二种是一种缓慢得多的有意识推理，产生于进化上比较新的大脑皮质，位于大脑边缘系统的上方。2000年，心理学家基思·斯坦诺维奇和理查德·韦斯特将这两种大脑系统分别标注为系统1和系统2，自此我们就一直沿用这种最普通的分类方法。[46]

    从进化的角度来看，系统1比系统2更占支配地位是有道理的；数亿年来，早在人类进化出系统2之前，快速反应的系统1就驱动着动物们对危险信号做出行为反应，例如蛇的嘶嘶声或捕食性动物的脚步声。而反应速度较慢的系统2，可能进化时间还不到十万年，因此只能在更古老的系统1的束缚下运作。更简单地说，我们更快的情感机器引领着我们，而我们较慢的“理性”跟随着我们。在自然界中，系统1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它使我们甚至能够在危险的感官信息进入意识之前就做出反应；但在一个相对安全、危险持续时间更长的后工业世界，系统1的优势往往会带来巨大的成本。

    因此，我们越多地依赖叙事，越少地依赖硬数据，就越远离现实世界。你是否曾在一本小说中深深迷失自己，以至于忘记了周围的世界？你有没有听过一个令人着迷的电台广播，以至于你停在车道上10分钟，这样就不会错过结尾？在心理学界，这被称为“运送”。心理学家理查德·格里格将叙事定义为一种装置，其可以暂时在精神上将听众或读者从他们周围的环境中“运送”出去；当“运送”结束时，他们会回到原来的环境中，但此时环境在“运送时有所改变”。[47]

    换句话说，一部小说或非小说、电影、舞台表演或绘画作品能够暂时将读者、观众或听众从现实世界中“运送”出去，当他们回来时，现实世界已经有了一点儿改变。正如艾米莉·狄金森[48]所说：

    没有一艘战舰能像一本书一样，

    带着我们在天地之外翱翔，

    也没有任何一匹骏马能像一页诗篇欢腾奔跳。

    最贫穷的人也能从这里通过，

    没有强迫缴费，

    这是多么廉价的马车，

    它承载着人类的全部灵魂。[49]

    在过去几十年里，研究人员已经证明，人们所掌握的事实很容易受到虚构数据的侵蚀，即使这些数据被清楚地标记为虚构。保罗·罗津和他的同事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进行了一项经典实验，他们向受试者展示了两个新买的、相同的玻璃瓶，里面装有蔗糖，并且告诉受试者，这两个瓶子都是首次使用；然后向受试者展示了这两个瓶子上贴的新标签，一个写着“蔗糖”，另一个写着“氰化物”；他们坚定地告诉受试者：“记住，两个瓶子里装的都是糖。”

    然后，他们将两个瓶子里的糖分别搅拌到一些盛水的杯子里；要求受试者说出想从每种杯子中喝多少水，然后受试者从两种杯子里分别喝一小口水。最终50名受试者中的41人选择的是那些蔗糖来自标有“蔗糖”的玻璃瓶的杯子。即使让受试者自己贴上标签，实验效果仍然存在。[50]

    这项研究以及其他类似的研究表明，人类无法将虚构世界和真实世界分开，换句话说，他们无法在文学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进行清晰的“切换”。1975年，电影《大白鲨》上映。《时代》杂志报道了那个夏天：

    从前那些勇敢的游泳者，现在只敢挤在离岸几码[51]处游泳，被太阳几乎晒晕的他们紧张地踌躇在水边，出现一点点背鳍靠近海滩的迹象就会让他们很紧张。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莫尼卡市的冲浪场上，一个孩子对另一个孩子喊道：“你想被吃掉吗？”即使是一条卑微的被称为“海洋猎犬”的狗鲨，由于它是鲨鱼，也被怀疑有杀人意图。“杀了它，杀了它，”一位纽约长岛垂钓者对他的同伴说，“在它长大杀死我们所有人之前，”而他同伴的钓竿上挂着一条仅仅两英尺[52]长、几乎没有牙齿的鱼。[53]

    这种效果是故意的：电影制片人故意将影片上映时间推迟到夏季。正如其中一个制片人所说：“一个游泳者，如果他看过或听说过这部电影，那么当他把脚趾伸进海里时，一定会联想到一条大白鲨。”[54]

    20世纪70年代，心理学家克莱顿·刘易斯和约翰·安德森研究了可识别的错误描述对核对确凿事实的影响。在一个简单的例子中，受试者被告知了一些历史上关于乔治·华盛顿的真实描述，他是美国第一任总统，他横渡了特拉华河，他戴着假发。再把一些虚假描述提供给受试者，诸如华盛顿是《汤姆·索亚历险记》的作者，他至今仍活着，等等。这时，受试者核对真实描述所需要的时间更长，而且每增加一个虚假描述，受试者核对时所犯的错误就越多。[55]

    格里格也进行了一些细致而又专业的实验，他的实验表明，小说内容越遵循历史事实，读者接下来就越难将虚构叙事和真实事件区分开。他举的其中一个例子是《夏洛克·福尔摩斯之谜》，这本书中的历史和地理背景通常是真实的。虽然作者阿瑟·柯南·道尔的读者一开始能清晰区分虚构的19世纪伦敦与真实历史上的伦敦，但格里格发现，道尔对19世纪伦敦的描绘是如此逼真，以至于其虚构部分也侵入读者对于这个现实城市的心理图像中。[56]

    换句话说，文学作品、电影和艺术可以使人们难以区分事实和虚构。正如格里格所说：“沉浸在叙事文学中，会导致与事实和现实世界的隔离。”[57]

    其他研究人员进一步发现，引人入胜的虚构叙事能够侵蚀人类的分析过程。俄亥俄州立大学的两位心理学家，梅拉妮·格林和蒂莫西·布罗克，扩展了格里格的研究。他们通过观察首次发现，叙事很明显比辞藻华丽的争辩更能引起公众关注：

    小说、电影、肥皂剧、音乐歌词，以及报纸、杂志、电视和广播中的故事远比广告、布道、社论、广告牌等更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叙事改变信仰的力量从来没有被怀疑过，也一直令人恐惧。[58]

    格林和布罗克根据以下几个指标对“运送”进行了量化：读者构思叙事场景并将自身置于其中的能力、心理和情感的参与程度、对相关叙事的感知、想要知道结局的渴望，以及“叙事中的事件改变了我的生活”的感觉，这些能提高“运送分数”。反之，意识到正在发生的事情，注意力的分散，以及叙事随后被遗忘的容易程度，将降低“运送分数”。

    他们让受试者阅读了一个令人伤心的真实故事，故事里一个名叫凯蒂的小女孩被精神病患者刺死。他们将这个“商场刺杀案”故事以两种形式分别呈现给受试者。第一种是两栏的“非虚构”版本，小字体，看起来像报纸上的报道；第二种是类似于文学杂志的“虚构”版本，以粗体警示文字为标题，“商场刺杀事件是一个短篇故事，发表在1993年12月俄亥俄州小说杂志《阿克伦最佳小说》的专题上，其中与真实人物和地点的相似性当然只是巧合。”

    然后，根据上面讨论的“运送分数”，格林和布罗克将受试者分成两组，低分组和高分组，并询问他们对故事的看法。实验结果是，高分组受试者比低分组受试者更有可能同情故事中的小女孩凯蒂，并认为世界是不公正的，那种商场袭击是常见的，以及精神病患者的自由应该受到限制。值得注意的是，明确地将这个故事标记为虚构并没有减少故事对受试者态度的影响：对于非虚构和虚构两种形式，“运送”影响是相同的。

    接下来，他们要求受试者对一些文本内容进行初步分析，例如，识别有关“匹诺曹”以及有关“四年级练习题”的文本。在测试中，他们要求受试者圈出那些不符合“匹诺曹”内容的文本，或圈出那些四年级学生不理解的单词和短语。结果同样引人注目：两种情况下，高分组识别的内容比低分组的一半还要少。这些实验结果与假设一致，用作者的话来说，“被‘运送’的个体更少地倾向于怀疑、质疑或不信任。‘运送’使人更加倾向于将信息识别为真实。”[59]换句话说，高度的叙事性运送损害了一个人的关键能力。

    格林和布罗克注意到，将叙事明确标注为真实或虚构，对它们“运送”读者的程度没有影响，他们评论道：

    一旦读者开始阅读一篇引人入胜的叙事，那么叙事来源（真实或者虚构）的影响力就会减弱。这样一来，不管故事是不是真实的，读者都可能会采纳故事所体现的信仰。因此，当信息的来源可信度较低或者演讲者缺乏有力论据的时候，叙事的这种优势都可以被利用。[60]

    因此，读者或听众越深入了解一个故事，他们就越会停止怀疑，也就越不关注故事的真实性或虚构性。虽然反向因果关系可能是分析能力较低的人更容易被“运送”，但“运送”会减弱分析能力这个逻辑更有意义，而且叙事越有说服力，其读者就越忘乎所以。

    换句话说，一个好故事通常能胜过最铁的事实。2015年9月16日的共和党初选辩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被问及疫苗的安全性时，参选者之一、著名神经外科医生本·卡森简要总结了大量存在的数据，证明疫苗接种与孤独症之间缺乏相关性。而唐纳德·特朗普却回应说“孤独症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病”，然后讲述了一个被他称为“漂亮的孩子”的雇员接种疫苗后患上孤独症的故事。大多数旁听者在这次辩论中支持特朗普；一位记者写道：“特朗普知道他在做什么，因为他讲的故事比仅仅陈述事实更具感染力和说服力。”[61]如果你想说服某人，就用叙事的方式以其大脑系统1为攻击目标，而不是用事实和数据以大脑系统2为攻击目标。

    音乐比叙事更能刺激系统1。听觉信息通过内耳的毛细胞传递到听神经，然后从下脑干传递到上脑干，再从上脑干传递到丘脑，丘脑将有关声音的信息发送给系统1和系统2（见图1-2）。

    图1-2 听觉信息至系统1和系统2的传递示意图

    一对丘脑位于脑干顶部；它们被认为是大脑接收来自下面的感官信息的主要中继站。丘脑直接与系统1相连，特别是伏隔核和杏仁核，它们分别介导愉悦和厌恶。[62]丘脑还向系统2的听觉部分发送声音信息，这些听觉部分包括一部分被称为赫氏回（也称颞横回）的大脑颞叶，及其以外的大脑皮质联合区，它们负责解释声音并使我们有意识地感受到声音。关键在于，听觉与系统2的连接更为间接，因此与系统1相比连接更慢。

    从丘脑到系统1的传导更直接，这意味着，一首令人兴奋的曲调通过系统2到达我们的意识之前，它可以先通过激活伏隔核使我们产生快感；相反，当我们听到电影中的反派或英雄即将到来的厄运所伴随的黑暗小调时，我们的杏仁核几乎立刻燃烧起来。

    因此，音乐可以看作通往人类情绪的一条进化久远的高速公路。由于音乐可以如此有效地绕过我们的系统2而直接作用于系统1，它的说服力自古以来就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旋律很可能在句法上早于复杂的人类语言，母亲们会自发地为婴儿唱歌，世界各地几乎所有的宗教仪式和爱国事件都涉及音乐。

    乔治·奥威尔描述了当猪少校用一首《英格兰牲畜之歌》劝诫其追随者反抗农场主琼斯时，音乐对动物农场中的非理性动物的吸引力：

    唱这首歌使动物们激动不已。少校还没唱完，它们就开始自己唱了。即使是最愚笨的动物也已经学会了曲调和一些单词，至于聪明的动物，比如猪和狗，它们在几分钟内就把整首歌记下来了。几次试唱之后，整个农场惊人地爆发出《英格兰牲畜之歌》。牛哞哞地唱，狗哀叫着唱，羊咩咩地唱，马呜呜地唱，鸭子嘎嘎地唱。它们非常喜欢这首歌，连续唱了5遍，如果没有被打断，那么它们可能整晚都在唱。[63][64]

    现实世界中，也许最著名的具有音乐说服力的例子就是莱尼·里芬斯塔尔执导的纪录片《意志的胜利》，影片记录了1934年的纽伦堡国社党代表大会。这部电影巧妙地将理查德·瓦格纳和纳粹作曲家赫伯特·温特的音乐编排到电影中，除了希特勒和其他纳粹领导人的演讲片段外，没有任何其他口头叙述。《意志的胜利》给好莱坞电影制作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当美国加入二战时，弗兰克·卡普拉在拍摄《我们为何而战》系列电影时进行了模仿。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音乐开始成为一种政治工具。当时美国的政治竞选广告中开始频繁采用旋律：广告中出现候选人时就在主调上采用欢快振奋的曲调，而出现竞争对手时就采用不祥的黑暗小调（或偶尔采用马戏团小丑即兴表演所用的小调）。

    这类题材的经典之作是2004年乔治·W.布什命名为《狼》的总统竞选广告，伴随着黑暗和沉思的音乐，视频中一群狼蜷缩在草地上，一段旁白开始指责国会民主党人在一个危险的世界里反恐行动不力。音乐学家和传播学学者保罗·克里斯蒂安森评论道：

    虽然图像和旁白增添了广告意义，但它们只是音乐的侍女，音乐传达了大部分情感。这不是普通的音乐，是一种人们在恐怖电影里可以找到的音乐：低沉的嗡嗡声、原始鼓声、刺耳的不和谐和弦声、奇怪的音色，以及别的。[65]

    末日叙事引人入胜的另一个原因是，人类热衷于悲剧。路肩上多辆救护车聚集在一辆被撞得变形的汽车周围，这会引起围观并影响交通；而同样位置上一辆完好的废弃汽车则不会。“数十名矿工在爆炸中丧生”这样的标题会使报纸畅销，而“情况逐渐好转”这样的标题则不会。正如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的开头所说，“所有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而每个不幸的家庭则各有各的不幸”[66]，很少有小说是通过描写幸福的婚姻和和睦的兄弟姐妹而成功的。

    人类更多地关注坏消息，而不是好消息。这似乎是人性的一个明显特征，因此心理学家们进行了很多实验，以验证我们对悲剧和厄运的关注。在一项研究中，受试者对一场足球比赛下注，一周后返回，结清赌注并与研究人员一起回顾比赛。那些输了赌注的人比赢了赌注的人讨论比赛时所花费的时间要长得多。[67]人类对坏消息的关注如此普遍，以至于“坏消息比好消息强大”已成为实验心理学的基本准则之一；从进化的角度，关注负面结果会使人类更加关注环境风险，从而带来遗传优势。[68]

    和许多生物进化所驱动的心理现象一样，坏消息更加受到关注，这证明了数字时代的功能失调。例如，一项研究发现，那些恐怖、耸人听闻的假新闻报道被转发的可能性比真实新闻高70%。研究人员指出，Bots（自动运行木马病毒）并没有加速虚假新闻的传播，而操作键盘和手机的人类却做到了。YouTube（视频共享网站）上的“三度亚历克斯·琼斯”现象已经成为媒体学者们之间的一个冷笑话：只需点击三下，就可以将一个更换割草机火花塞的视频，切换成琼斯先生愤怒地诉说桑迪·胡克学校大屠杀是一场“恶作剧”的视频。[69]

    鉴于负面新闻对人类的吸引力，《启示录》能够具有持久的影响力也就不足为奇了。

    菲奥雷的约阿希姆是最早构建末日之路的基督教神学家之一。他于1135年出生在意大利的脚趾地区卡拉布里亚[70]，和他的父亲一样，接受过教育并担任公证人。之后，他在快30岁的时候去圣地朝圣，在那里经历了神灵启示。从圣地回到西西里岛后，他作为隐士在埃特纳火山上生活了一阵子，然后重新穿越墨西拿海峡，在卡拉布里亚地区做了一名漫游布道士。有段时间，他静下心来研究《圣经》，并在科拉佐的一所本笃会[71]修道院担任职位。他一定是个政治老手，因为他得到了教皇路爵三世[72]的鼓励和支持，成为修道院的院长，并成功地将修道院转为西多会。[73]随后，他与另外两位教皇进行了商谈，并获得了他们在思想体系上的认可。

    他被数字迷住了，尤其是7和12：圣奥古斯丁的七国时期，创世的7天，以及《启示录》里的7个封印和7个碗；以色列的十二使徒和十二部落。更妙的是，12可以分为7和5，代表小亚细亚的7个教会和5种感官。他认为，如此强大的数字命理学无疑可以应用于《圣经》解读，不仅可以用来揭示历史或伦理，还可以用来预测未来。

    他也喜欢数字3。他认为，圣三位一体[74]是关键：它将历史分为三个时代：圣父时代，从亚伯拉罕到基督诞生；圣子时代，从基督诞生到约阿希姆时代；最后一个是包括了现在和未来的圣灵时代，这个时代将由一位手持宝剑的天使引领。

    偏好数学的约阿希姆还将经文组织成几何图式，他在图式中将历史排列成各种形状，其中包括与历史“侧枝”相连的圆圈和树木。他在《图像书》（Book of Figures）中对此进行了描述。[75]

    现代读者可能会嘲笑这种不科学的数字命理——也就是数学家埃里克·坦普尔·贝尔所称的“数秘主义”——但中世纪的神学家有一个借口：希腊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就是从纯数学中推导出自然界的规律的，其卓越成就在几千年的历史中熠熠生辉，他应该说过“万物皆数字”这样一句话。在弗朗西斯·培根提出以观察为基础的科学方法之前，数字在自然哲学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不仅在科学中是这样，在神学中也是。[76]

    用心理学术语来说，我们都是寻求“模式”的灵长类动物。这并不是一个新概念：1620年左右，培根观察到人类“具有自己的本性，倾向于假设世界上存在更多的秩序和规律”[77]。也就是说，我们天生就想寻找各种往往不存在的关联。这种倾向被科学作家迈克尔·舍默称为“模式化”。约阿希姆富有幻想的数字图式就符合人类的这一倾向。[78]

    人类为什么倾向于幻觉模式呢？进化论中的物竞天择提供了现成的解释。在遥远的人类历史中，如果人类错过了危险来临的线索，例如模糊的嘶嘶声或周边视线中黄黑色相间的条纹动物，付出的代价就会非常高昂，而如果出现幻觉，到处都听到蛇或看到老虎，那么人类也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但这种代价与被蛇咬死或被老虎吃掉的代价相比并不高。因此，不仅在人类身上，而且在任何具有正常神经系统的生物体上，进化论都支持过度解释数据。[79]

    《圣经》的内容很多，大概有783000个单词，标准印刷版有2000多页，描述了无数的参与者及其活动事件，为那些寻求模式和关联的人提供了一个宝库，特别是偏爱数学的约阿希姆，他的历史图式结束在欢乐、自由和丰富的第三时代（即圣灵时代），在这个时代，所有信徒都可以直接获得上帝的真理，而不需要以教会为媒介，这种幸福状态将一直持续到最后的审判。[80]

    约阿希姆不会用上帝的信息煽动群众，因此他并不是一个革命性的或号召性的先知，而是一个令人困惑的圣经解释者。他认为第三时代（圣灵时代）中具有完善的人性和原始共产主义，能够战胜人类的一切恶习，特别是拥有物质财富的欲望，但他不愿意提供有关第三时代的细节信息。他的预言显得有些笼统：“每个人都将以这样一种方式被给予：别人所得会比自己所得更令他高兴；比起自己所拥有的，他更在意自己能够给予别人什么”[81]。约阿希姆描述的景象会在地球上逐渐显现，中间不需要插入《启示录》中可怕的异象，因此三任教皇都支持他。约阿希姆认为未来的第三时代最终将修正当前第二时代的缺陷，但是，受第二时代封建社会压迫的群众没有约阿希姆那样的耐心。他们想要采取更积极主动的方式推动第三时代的早日到来。

    约阿希姆的数学既具有公众吸引力，又能够运用于各种圣经派别和数秘主义，因此能够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一直持续到今天。例如，在他的继承者中，新近崛起了一个方济各会的属灵派，其被日益成功的教会物质主义排斥。对他们来说，数学很简单：《马太福音》1:17[82]清楚地指出，亚伯拉罕和大卫之间隔了14代人，大卫和巴比伦囚禁之间隔了14代人，巴比伦囚禁与基督诞生之间隔了14代人。因此，第一时代持续了42代，每代持续30年，总共1260年。当前的第二时代同样持续1260年，因此将在公元1260年结束，那时将开始出现持续1000多年的第三时代。

    随着中世纪的发展，衰落的封建主义、逐渐兴起的贸易和货币经济带来了经济的增长，但经济增长又导致了极端的收入不平等。这时产生了大量恶毒的反犹主义末日叙事，其中一个就是与马丁·路德[83]的宗教异端几乎同时出现的德语版本《百章全书》（The Book of a Hundred Chapters）。

    这本书的开始是天使长米迦勒向匿名作者转达来自上帝的讯息：人类激怒了全能者[84]，他即将带来可怕的毁灭，但他决定暂缓；上帝希望作者聚集信徒，等待“黑森林皇帝”的到来；“黑森林皇帝”将带来血腥的启示录式的末日时代，以及丰富的食物和酒。信徒大部分来自受苦受难的穷人，他们参与了一系列广泛的谋杀，尤其对贵族和神职人员。这本书的弥赛亚并没有容忍，而是规定在4年半的时间里每天要谋杀2300名神职人员。[85]

    教会的腐败早就引起了人们的厌恶：早在马丁·路德和约阿希姆之前，神职人员，尤其是教皇的肆意挥霍和肉欲之罪早已震惊了基督教世界。路德只是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成了正确的人。谷登堡大约在70年前发明的印刷机，将复印小册子或书籍的成本降低至原来的约1/30，而维滕贝格[86]的印刷机处于新技术的前沿，不仅可以打印拉丁字母，还可以打印希腊和希伯来字母。

    路德需要贵族支持他的宗教改革，因此他将宗教分歧严格限制在神学上而避开政治。这位伟大的改革者从《罗马书》和《彼得前书》中得到忠告，恺撒的法律仍然必须遵守：“看在主的分儿上，你们要服从人类的每一条法律。”[87]

    虽然路德反对那些寻求社会改革的人，但那些人确实运用了路德的方法。路德不仅摧毁了教会对《圣经》解释权的强大垄断，而且还向所有人展示了印刷机的强大力量。当被质疑布道很少的时候，他回答：“我们用我们的（印刷）书来做（布道）。”[88]

    16世纪初，歉收的庄稼、贪婪的贵族和狂热的路德教徒共同点燃了血腥的民众起义。据说，1523年6月23日，在路德将他的《九十五条论纲》钉在维滕贝格城堡教堂的门上6年后，在德国施瓦本地区，位于现代瑞士中部的北方，女伯爵卢芬斯特林根命令1200名农民为她收集蜗牛壳，她可能有大量的线需要蜗牛壳做线轴。而这时农民正忙于农收，女伯爵为了蜗牛壳而进行的逼迫激怒了他们，引发了一场席卷欧洲大部分德语区、持续两年的农民起义。[89]

    1524—1525年，农民军队与当地贵族的雇佣兵展开了一系列战争，其统称为德意志农民战争（俗称蜗牛战争），这些缺乏训练和武器的农民叛军遭到大规模屠杀，最终大约有10万农民被杀戮。

    在整个起义过程中，德意志农民叛军主要关注的是社会问题而非宗教问题，而这场起义的血腥结局却与宗教有关，主要发起者是一位名叫托马斯·闵采尔的千禧年传教士以及被他迷惑的疯狂的追随者。

    1525年3月，叛军在施瓦本的梅明根镇上集会，提出了12条要求，也就是《十二条款》，并印刷了至少2.5万份副本。只有第一条要求是明显关于神学的：每个城市都可以选出自己的传教士，他们将“简单地宣讲福音”，这大概是为了排除拉丁天主教的弥撒仪式。接下来的十条要求更是关于经济而非宗教的：包括如何支付传教士的报酬，废除农奴制，降低地租，狩猎和捕鱼的权利，以及归还最近私有化的公共土地等。最后一条要求谦恭地指出，如果上述十一条要求中的任何一条后来被证明与圣经背道而驰，那么它们都是无效的。[90]

    但是，起义后期，闵采尔成了农民军领导人。闵采尔至少阅读并解释过约阿希姆的一篇著作，但人们对他的出身知之甚少。最可接受的猜测是，他生于德意志亚琛城外的施托尔贝格镇，其位于现代比利时、德国和荷兰的交会地带；他是工匠家庭出身，教育背景也很模糊，几乎没有留下学业记录，有人说他父亲就死在一个腐败贵族的绞刑架上，因此他具有反独裁的末日倾向。唯一可以确认的信息是他大约于1514年被任命为农民军领导人，虽然这种任命不需要大学教育背景，但他的文笔表明他接受过先进的学业教育。

    三年后，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在维滕贝格爆发，闵采尔前往那里，在革命的激情中畅饮。他可能见过路德，甚至在他的讲坛上讲过道；他当然遇到过路德的杰出同事菲利普·梅兰希顿。起初，闵采尔与路德派并肩作战，对抗教皇的支持者；1520年，路德推荐他接替约翰内斯·西尔维于斯·伊格拉努斯做茨维考的传教士。当时伊格拉努斯要去进修，和鹿特丹的伊拉斯谟等人文主义学者一起学习。

    在茨维考，闵采尔充分表现出他在神学上偏执的冲动和对建立“千年王国”的狂热。和路德一样，他将天主教神父和修道士称为“庞大的怪物”和“撕裂肉体的女妖”，并开始鼓吹，通过与上帝直接沟通也可以实现救赎，而与圣经无关。[91]这种说法对路德和伊格拉努斯来说都太过分了。伊格拉努斯当时已返回茨维考，并将闵采尔降职到该镇一个较小的教堂。在那里，闵采尔可能受到了茨维考“先知”的影响，这些先知分享给他一些神秘的信仰，包括理想的重要性，以及救赎与圣经的无关性。

    闵采尔进行了煽动性的布道并分发小册子，这导致他被驱逐，先是从茨维考被驱逐，然后是从布拉格和其他多个城市；最后，他落脚在萨克森人居住的阿尔施泰特镇上。在被驱逐的路上，他发展了自己的天启末日主题。1524年，他对萨克森州的约翰公爵进行了一次著名的布道，其主要围绕《但以理书》中的尼布甲尼撒之梦；公爵不可能不理解这个典故，但是他回应说，罗马教堂和那些支持它的贵族已经取代了但以理的希腊塞琉西帝国；闵采尔更加清楚地向公爵指出，有理想的先知们，通常是那些没有受过正规宗教教育的平教徒[92]，但是他们在解释《圣经》方面起到了主要作用，他们现在都生活在末日前最后的日子中。最令人震惊的是，闵采尔宣称自己是新的但以理，他的追随者是“被选者”，他们理解末日的紧迫性，他们的出现不仅是为了观察，而且是为了积极实现它。

    闵采尔布道后，公爵愤而不发地离去。闵采尔继续出版了更多的反教权主义小册子，这进一步恶化了他和公爵之间脆弱的关系。最终，公爵受够了，他强制关闭了闵采尔的印刷机，并将闵采尔传唤到他在魏玛的城堡里，使其接受审讯。由于担心自己会被杀，闵采尔离开了阿尔施泰特镇，又在几个动荡的地方逗留后，他成为农民战争的高潮——弗兰肯豪森战役——的叛军领导人之一。

    至此，闵采尔已经说服了自己以及许多追随者，他们相信上帝让闵采尔开启末日。他不仅用自己的“千年王国”理想来说服民众，还引用了多段圣经经文来支持自己。他似乎对《马太福音》第24章印象深刻，这一章讲述了耶稣预言圣殿将被摧毁，随后发生饥荒、瘟疫、战争、地震等全球性灾难。上帝还用基甸之剑武装闵采尔，让他和他的军队战胜处于优势地位的贵族军队，据一位观察者说，他“用他的外套袖子抓住了敌人的所有子弹”[93]。

    受此鼓励，1525年5月14日，农民叛军冲向贵族雇佣军（见图1-3）。但雇佣军仅以6人的伤亡为代价，屠杀了90%的叛军部队，约6000人被杀。[94]闵采尔仓皇逃离战场，但很快被抓获并被带到贵族面前，经过长时间的审讯后，他被斩首。[95]

    图1-3 1525年农民战争的地标

    闵采尔及其追随者的悲惨死亡，只是拉开了这场血腥的世界末日论的序幕而已。在繁荣的波罗的海海上贸易航线上，末日论将在接下来的10年里席卷欧洲西北部。

    2 滥用末日叙事的悲剧

    信徒与无赖

    1534年2月，威斯特法伦州的明斯特城的气氛狂热，居民们报告说，看见天空中出现了三个太阳，这在那个时代很容易被认为与尤利乌斯·恺撒死后出现的预兆相同，预示着将出现像屋大维、马克·安东尼和雷必达那样的后三头同盟[1]。

    这一愿景尤其激励了一个被称为再洗礼派的新教教派，该教派反对天主教传统的婴儿洗礼做法，而是对新皈依者施行成年再洗礼。有一位名叫赫尔曼·冯·克森布罗克的天主教徒，他小时候目睹了1534年事件，后来他记录到：“天空似乎张开了嘴，出现长长的裂缝，可怕的火焰从裂缝中闪烁……（农民们）看到这座城市似乎着火了，但当他们赶来调查时，发现火焰不仅没有伤害城市，而且完全消失了。”[2]

    年轻的冯·克森布罗克对街头的疯狂事件感到惊讶，并将再洗礼派描述为：

    ……如此错乱，如此失常，如此被疯狂驱使，他们超越了诗歌中描述的愤怒。他们没廉耻地在市场上跑来跑去，有的头发蓬乱，有的衣服松散，有的头巾在风中飞舞。有些人跳起疯狂的舞蹈，仿佛要在狂躁中飞翔。有些人脸朝下趴在地上，伸出手臂，身体摆成十字架的形状……有些人躺在松软的泥浆里，一遍又一遍地翻滚。有些人跪下来大声喊叫。有些人睁着闪光的眼睛号叫。有些人口吐白沫。有些人摇头咬牙地做出威胁的表情，有些人捶胸顿足、招摇过市。有人哭，有人笑。从另一个角度看，与其说我们嘲笑他们的疯狂，不如说是为他们而悲伤。[3]

    托马斯·闵采尔短暂、血腥、笨拙的起义后不到10年，约阿希姆的另一批能力更强的子民在明斯特城企图实现他们狂热的末日愿景，这被称为再洗礼派的疯狂。1533—1535年，他们一度控制了市政当局，后来又在后者的最后攻击下失败。

    德意志农民战争惨败之后，群体疯狂的中心逐渐向北移动，到了今天的德国西部和荷兰所在地（见图2-1）。几十年来，这个地区在汉萨同盟[4]的推动下出现日益繁荣的局面。汉萨同盟是一个松散的贸易联盟，沿波罗的海和北海延伸，大致从今天的爱沙尼亚共和国到比利时的佛兰德。上一章所提到的德意志农民战争主要源于对社会的不满，但这一场德国和荷兰的民间叛乱是由一种新的宗教教义——再洗礼主义——所驱动的。

    图2-1 再洗礼派疯狂事件的地标

    8世纪末，查理曼[5]已经占领了明斯特城，该地区位于今荷兰东部、德国埃姆登城南部。他派了一位名叫卢德格尔的传教士去改变该地区的宗教信仰，并强迫当地居民皈依基督教。卢德格尔在当地某处河岸上建造了一座修道院，该城由此得名[6]。随着明斯特在汉萨同盟经济中日益繁荣，该地区富丽堂皇的主教堂和众多的礼拜教堂使城市景象更加繁荣。

    明斯特城基督教会的繁荣是有代价的：用于支持教会的沉重的什一税落在教徒身上，而神职人员却不需要纳税；修道士们耕种土地，修女们在织布机上工作，他们与当地农民和布料生产商产生了竞争。如此贪婪的教会并不是明斯特城所独有的：在整个欧洲，教会行为点燃了宗教冲突和公众愤怒的火焰。[7]

    再洗礼派本身起源于10年前在瑞士苏黎世开展的一系列晦涩难懂的神学讨论。1519年，一位名叫乌尔里希·茨温利[8]的天主教牧师建立了一座改革宗教堂。茨温利参加了一系列由市议会发起的正式教义辩论，被宣布为获胜者。他们在市议会面前辩论的议题之一就是洗礼时间。从逻辑上讲，只有成年人才能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行事，才能有意义地服从于基督，《新约》中的福音书也是这样描述的。但是，婴儿洗礼是从3世纪就已经确立了的，到马丁·路德和茨温利时期，几乎已经是一种普遍的、毫无疑问的教会做法。

    茨温利在这次辩论中的反对者之一，一位名叫康拉德·格列伯的商人，反对婴儿洗礼——“洗孩子”，因为这些神学后裔长大后可能会轻视它。辩论之后，格列伯为他的一个朋友乔治·布劳罗克施行了再洗礼，然后他们两人开始为其他成年人施行再洗礼。

    当时，这并没有引起什么。茨温利本人也评论说，他和格列伯之间只有很少的神学时间，只讨论了一些“不重要的周围事件，比如应该对婴儿还是成人进行洗礼，基督徒是否可以担任地方法官”[9]。

    但再洗礼派的导火索已经点燃，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两条导火索：一条穿过波罗的海和低地国家（今荷兰、比利时，以及莱茵河、埃姆斯河、斯海尔德河和默兹河的河口），另一条穿过明斯特。这两条导火索分别燃烧，直到1534年，在明斯特合并，点燃了历史上最混乱的群体幻想之一。

    梅尔基奥·霍夫曼是一位德国毛皮贸易商，经常来往于汉萨同盟的城市间（可以带来丰厚利润），他点燃了波罗的海和低地国家的导火索。他比路德小10岁，在1523年左右获得维滕贝格大学的教授职称，并在来往行程中传播主张改革的异端教义。几年后，他对《启示录》念念不忘，开始背离路德的教义，宣扬一场即将来临的末日式善恶大战。

    和之前以及之后的启示性末日论者一样，他热衷于应用自造的末日数学。霍夫曼计算出，基督死于33年，使徒时期[10]持续了100年，直到133年。他认为，由于犹太人的罪行，人类受到了三年半的惩罚；由于巴比伦时期的邪恶，惩罚时间增加了20倍；由于教会对耶稣的疏离堕落，惩罚时间又增加了20倍，总共增加了1400年。因此，世界末日将发生在1533年，这一预言在波罗的海的多个贸易城市引发了暴动和混乱，包括吕贝克、斯德哥尔摩和一些丹麦港口。由于制造了这一系列混乱，霍夫曼被逐出这些城市。[11]

    就其性质而言，再洗礼主义是一种有吸引力但组织分散的神学，其信徒仅仅因为相信成人洗礼而被统一。最终，再洗礼派在整个西欧，尤其是汉萨同盟贸易路线上蓬勃兴起。霍夫曼的启示性再洗礼在低地国家取得了最大的成功，尤其是在东弗里西亚最大的城市埃姆登，其位于德国沿海地区，今荷兰边境以东。

    15世纪末，哈布斯堡人接替勃艮第人开始统治低地国家。此时，这些城市已成为欧洲大陆最繁荣的城市。在路德摧毁教会对《圣经》解释的垄断权以及谷登堡发明的印刷机的支持下，当地居民在一种被称为“秘密集会”的小型非官方组织下聚集。这种“秘密集会”是各种宗教派别的温床。

    1530年左右，霍夫曼经过当时宗教改革活动的密集之地——斯特拉斯堡，这座城市是再洗礼派中比较温和的瑞士版本的发源地，他将其嫁接到他的末日信条中。1531年，与《启示录》相呼应，他将斯特拉斯堡定为《启示录》提到的144000名神圣信使聚集的地方，并将在该城战胜邪恶势力的大规模围困。他向斯特拉斯堡市议会请愿建立自己的教堂，但这再一次导致他被驱逐，于是他回到了低地国家，对大量成年人进行再洗礼，仅在埃姆登主教堂的一次就有300人。[12]

    1531年12月，神圣罗马帝国当局——低地国家实际上的统治者，抓获了扬·沃克茨，他是霍夫曼的一个门徒，曾在阿姆斯特丹对50名皈依者施行了再洗礼。他们邀请他逃跑，但他选择了殉道，并与9名追随者一起被斩首。为了保护教徒，霍夫曼把宗派的教义改为禁止成人洗礼。[13]1533年，霍夫曼返回斯特拉斯堡，这很不明智。在那里，教会判定他犯有异端罪，罪行相对次要，并将他囚禁在一些条件恶劣的牢房中。他平静地接受了阴冷的新环境，因为他认为世界末日即将来临，自己不会在那里待太久。但是，这个很乐观的推测被证明是错误的。他在狱中度过了10年，其间，下面街道的市民偶尔会听到他轻轻地吟唱圣歌，并不断重复：“你们斯特拉斯堡的不敬上帝的经书家们有祸了！”[14]

    霍夫曼入狱后，他的追随者，一位名叫扬·马提斯的面包师来到阿姆斯特丹，宣称自己是先知以诺。令信徒们高兴的是，他又开始了成人洗礼。以诺是《旧约》中在生前就被上帝带到天堂的仅有的两个人物之一，另一个是以利亚，而霍夫曼在此之前已经盗用了以利亚的身份。此外，一些再洗礼派成员以《启示录》11:3~11:12的内容作为证据，证明以诺和以利亚是两个未言明的“被提”见证人。随着时间从1533年进入1534年，世界末日并没有到来，低地国家的信徒被迫将末日时间推迟到1535年，并将地点从斯特拉斯堡北移到宗教上更具宽容性的明斯特。

    1534年3月，至少3000名阿姆斯特丹的再洗礼派教徒试图穿越须得海[15]去往明斯特。哈布斯堡军队阻止了他们，并处决了大约100名异教徒，其余的被当作无辜受骗者放走。在那个时代，哈布斯堡军队的这种做法被认为是温和的。第二天，几个“使徒”激动地挥舞着刀，在阿姆斯特丹的街道上游行，警告说最后的审判将会在复活节前到来；他们被抓住并被杀死。那一年，（荷兰）海牙的哈布斯堡当局已经部署了“飞行纵队”，围捕这些低地国家的再洗礼者，对抓捕到的信徒施行酷刑，让他们在认罪和被处决之间做出选择。[16]

    1535年2月的一个寒冷夜晚，一群再洗礼者赤身裸体地跑过阿姆斯特丹高呼：“对神不敬者有祸了！”公开裸体象征着在上帝面前忠贞不渝，在明斯特也很常见。最后，拒绝穿衣服的男人被处死，拒绝穿衣服的女人被淹死。（刀和裸行者在荷兰语中留下了两个新词：zwaardlopers和naaklopers。）

    荷兰的许多其他城市也出现了再洗礼派暴动，这导致了更多的处决。到1535年中，多达20%的阿姆斯特丹人可能经历过成人洗礼，许多受洗礼者（如果不是大部分）都是无辜的局外人，他们是不断升级的镇压和抵抗（包括几场大规模的激战）下的难民。5月11日，携带武器的再洗礼者占据了该市的一个主要集市，在失败被捕之前，他们大声喊道：“爱上帝的人，加入我们吧！”3天后，当局挖掉了11名头目的心脏。当年夏天，当局割断了一位再洗礼派领袖的舌头，因为他用舌头来布道；然后，当局砍掉了他的右手，因为他用右手洗礼；最后，当局砍了他的头。[17]

    即使对于那个时代，这场对再洗礼者的镇压也显得很残酷，肯定比路德和茨温利的追随者遭受的镇压要残酷。路德和茨温利废除了教会对《圣经》解释权的垄断，这已经够糟糕的了，但至少他们尊重私有财产，尊重世俗化的政府权威。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再洗礼派却主张没收集中的财富，特别是集中在教会手中的财富，并否认现有政府的合法性。再洗礼者还在煽动性的言论中掺入了即将来临的末日这种信念；很多时候，行动会加速灭亡。

    尽管荷兰的再洗礼者众多，但由于哈布斯堡家族对荷兰控制得过于严格，他们无法成功；他们需要更温和的政治土壤，这意味着，一个事实上不受哈布斯堡家族控制的城市。他们发现了明斯特，并在那里点燃了再洗礼派疯狂的第二条导火索。

    许多汉萨同盟的城镇，如但泽和吕贝克，都是所谓的“自由城市”，基本上独立于遥远而日益衰落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只在名义上效忠。这些几乎独立的城镇大多由当地贵族统治，例如明斯特由一位“亲王主教”统治。被选为“亲王主教”的代价通常非常昂贵，其需要由当地大教堂挑选并必须经过教皇确认，他们更多的是以封建主的身份进行统治，而不是政教合一的身份。

    1525年，明斯特的亲王主教弗雷德里克·冯·维德由于害怕农民战争，将权力下放给一个由24名成员组成的委员会，其中包括两名共同市长。与低地国家政府不同，该委员会基本不受哈布斯堡的影响。近10年后，该委员会将成为再洗礼派实施疯狂暴力破坏的楔子。[18]

    再洗礼派将滩头阵地定在明斯特，大多数历史学家将这归因于贝尔纳德·罗特曼。他于1495年左右出生在一个铁匠家里，与他的祖先一起被指控犯有巫术罪。小罗特曼被描述为具有“变化无常的、小丑的气质”。由于太穷，他没有上学。他叔叔在明斯特圣莫里斯教堂担任教区牧师，在叔叔的指导下，他成为唱诗班男童，后来以唱歌谋生。到青春期结束声乐生涯时，他已经赚得了在美因茨市学习所需要的钱，并在那里获得了硕士学位。1529年，他回到了圣莫里斯教堂。[19]

    1530年左右，罗特曼已经成为一名有说服力的传教士，得到了富有布商贝尔纳德·克尼佩尔多林的资助。克尼佩尔多林还担任协会会长、市议会议员，首先皈依了路德教，后来在罗特曼的影响下成为一名秘密的再洗礼派教徒。克尼佩尔多林印刷了罗特曼的小册子。不仅在明斯特，而且在低地国家，这些作品都点燃了再洗礼的火焰。

    现代社会对疯狂的再洗礼派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两位观察者，一位是前面提到的赫尔曼·冯·克森布罗克，另一位是海因里希·格雷斯贝克。后者是一位皈依再洗礼派的木匠，参与了整个过程，并在最后扮演了一个小而关键的角色。冯·克森布罗克和格雷斯贝克都留下了详细的书面记录，他们在记录中所体现出的个人偏见表明，这些记录看上去是可信的。[20]

    根据冯·克森布罗克的描述，最初罗特曼忠实地传授天主教教义，但后来：

    渐渐地，他开始将那些看上去与天主教教条背道而驰的教义融入他的布道中。他开始煽动平民对神职人员的愤怒，这吸引了一些渴望新奇事物的市民。[21]

    他在圣莫里斯教堂的上级决定保护他们的信众不受日益激进的观点的影响，因此借给他20个金弗罗林[22]供他去科隆深造学习。他既没有去也没偿还借款；相反，他直接前往了维滕贝格。路德和梅兰希顿的家就在那里。

    1531年，这位年轻的牧师回到了圣莫里斯教堂。他作为一位坚定的路德宗教徒，陶醉于作为煽动者的快乐之中，非常善于吸引人群到城墙外的小教堂里。根据冯·克森布罗克的记录：

    许多人，特别是那些被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人，像尊敬上帝一样尊敬他，听信他说的每一句话，并深信他的行为都是奉上帝之灵。即使官方明令禁止，他们还是成群结队地从城里跟着他，因为他们渴望听到他讲话，他们的渴望如此强烈，以至于他们认为除了他之外没有其他传教士了，他们蔑视、谴责和诅咒其他人以及所有的神职人员。[23]

    作为一名忠诚的天主教徒，冯·克森布罗克对罗特曼的布道不屑一顾，“与其说是有确凿的论据，不如说是拙劣的诽谤”。然而，无知的平民们无法区分什么是雄辩，什么是夸夸其谈，他们认为他说得很好。[24]

    此时，罗特曼已被圣莫里斯教堂免去牧师职务，他带领一伙暴徒来到教堂，砸碎了神像，推倒了祭坛，砸碎了一个银杯，焚烧了圣母玛利亚的画像。当局再次驱逐了他，他又一次到了维滕贝格，在那里，他给路德和梅兰希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说他们俩很有先见之明地评论道：“罗特曼要么非常好，要么非常坏。”[25]

    1532年，罗特曼再次回到明斯特，他开始公开支持再洗礼派的观点。这是一把双刃剑。成人洗礼不仅获得了听众的认可，也得到了教会的许可。到那时，对于曾经把再洗礼者绑在木桩上焚烧，以及曾经将石头绑在再洗礼者的脖子上并将他们抛入水中，教会已经表现出一丝内疚。用再洗礼主义学者克里斯托弗·麦基的话说，“有点儿像一个神学笑话”[26]。

    此时，亲王主教冯·维德仍然控制着这座城市，并强迫罗特曼停止亵渎神明的行为。罗特曼遵从了几个星期，但随后又不顾一切地给冯·维德写信说：“我问心无愧，因此我毫不怀疑我可以依靠上帝的怜悯。他会保护我，把我从危险中解救出来。”[27]

    1532年2月，罗特曼在该市的一个主要教堂——圣兰伯特教堂的院子里布道，公众被他动摇了，自发地选择以他作为自己的牧师。更重要的是，他在市议会中赢得了足够的支持，他不会再被驱逐。明斯特的宗教热情不仅限于再洗礼；全城的教堂中都有激进的路德派传教士，除罗特曼以外，他们都来自其他城市。

    在使城市皈依方面，罗特曼的成功与低地国家的霍夫曼和马提斯不相上下。罗特曼在圣兰伯特教堂的布道结束后不久，冯·维德在失意中辞职，他的继任者在被祝圣[28]之前就去世了；6月，没有多少基督教会背景的一位伯爵的儿子，弗朗西斯·冯·瓦尔德克，升任亲王主教。下半年，他封锁了这座城市，而作为回应，再洗礼派成功地突袭了城墙外冯·瓦尔德克的总部，这样明斯特就完全处于叛逆的再洗礼者的控制之下了。1533年2月，他们达成了一项妥协：教区教堂可以实行路德教，而大教堂将保持天主教。[29]

    尽管达成了妥协，但明斯特的天主教徒和路德教徒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罗特曼的小册子，由富有的布商克尼佩尔多林承销，已经渗透到了低地国家。这些小册子将私有财产列为邪恶的根源：“上帝所造的万物都是共有的，就像今天仍然可以共同享受空气、火、雨和太阳一样，任何东西都不能让某些偷窃者抓在他们自己手里。”罗特曼将明斯特描绘成一座富足的城市，它张开双臂欢迎信徒，数百名来自低地国家的可怜人南行至明斯特——再洗礼者口中所谓的新耶路撒冷城——去朝圣。

    1533年初，天主教徒、传统的路德派教徒和再洗礼派教徒不稳定地混杂在这座城市，其中的再洗礼派不想遵守与亲王主教之间的协议。与此同时，从低地国家涌入很多再洗礼者，引发了3月份的特别委员会选举，选举结果是激进的路德派占多数，相当多的再洗礼者占少数，没有天主教徒。[30]市议会对那些在基督大教堂给婴儿洗礼的家庭处以罚款，标志着新的统治开始。

    与此同时，在低地国家，扬·马提斯为一个来自莱顿市的名叫扬·博克尔松[31]的人施行再洗礼。和霍夫曼一样，马提斯是一个冲动、暴躁的传教士，而扬·博克尔松则利用自己的戏剧表演技巧和精于算计的能力塑造出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

    作为一名镇长和一名农奴妇女的私生子，博克尔松一出生就面临着痛苦和失望，父母安排他接受了初级教育，并让他在裁缝店做学徒，但他并不擅长于此。他的一些其他天赋，很快就在明斯特显现出来：金发碧眼的英俊外表，优雅、狡黠、富有演讲造诣和表演天赋。用千禧年学者诺曼·科恩的话说，他利用这些天赋“将现实生活塑造成一部戏剧，以自己为主角，以整个欧洲为观众”[32]。

    1533年末，马提斯派了几名使者前往明斯特，他们于次年1月抵达。其中包括博克尔松，他在前一年夏天来过这座城市。一到那里，他们就发现罗特曼及其追随者已经为城里的大概1/5的成年人施行了再洗礼，该城有多达1/3的人相信世界末日即将来临。马提斯本人于1534年2月9日来到这里。[33]马提斯和博克尔松的到来标志着两位再洗礼者融合在一起：罗特曼具有说服力的土生土长的明斯特再洗礼主义，以及梅尔基奥·霍夫曼从低地地区衍生的催眠般的末日幻觉。对双方来说，他们抵达明斯特的意义非常明确。用学者拉尔夫·克勒策尔的话说：

    先知派遣使者施洗被解读为上帝正在准备世界末日。在此背景下，战争、瘟疫和通货膨胀，以及帝国的改革，突然成为末日的预兆。[34]

    事情从这里开始发展迅速。再洗礼派让使者到邻近的城市传达信息：到1534年复活节，上帝会回来惩罚恶人，很少有人能活下来；只有在新耶路撒冷城明斯特才能获得平安和救赎。世界末日即将来临。

    1534年2月6日，罗特曼为河对岸女修道院的修女们表演了一场滑稽戏剧：

    他发表了一场赞美婚姻的布道，并用他演讲中神奇的击槌声打开了修女们童贞的营房。他似乎在敦促修女们去繁殖人类，而修女们对此并不十分反感。接下来，为了让修女们进一步从愚蠢过渡到彻底疯狂，他告诉她们修道院的塔楼及房屋结构将在第二天午夜倒塌，连同所有住在里面的人。他的神谕带给修女们的与其说是痛苦，不如说是欢乐，因为她们的灵魂充满了欲望，憎恨修女的生活。[35]

    这些年轻的修女无处可去，她们认为罗特曼是上帝派来的人，于是带着自己的财产跑去了他的家。整个城市的市民都无眠，迎接末日的到来。

    但是末日没有到来，为了挽回面子，罗特曼利用了一个正符合时机的圣经例子——约拿的故事，约拿错误地预言了亚述首都尼尼微的沦陷，全能者出于怜悯而没有责罚他。两个早晨后，再洗礼派的其他成员担心罗特曼的预测能力会使教派受损，于是滑稽地冲过街道，用“可怕的喊叫和疯狂的怒吼”大声宣讲，让不信教的人忏悔，试图以此来维护他们的信誉。那天下午，扬·博克尔松和克尼佩尔多林也加入了进来，一次又一次地大喊：“忏悔！忏悔！忏悔！”他们的疯狂感染了其他人，所有人一起以各种各样的姿态跳上跳下，摇着头，还有的扑通一声倒在泥里。一位再洗礼者骑马疾驰而过，宣布结束，并告诉所有人，他看见了成千上万的天使，所有人都将听到天使们的声音。[36]

    这种疯狂激励了再洗礼者，当天晚些时候，500名再洗礼教徒占领了城市市场，后来被主流路德派教徒阻止。但路德教的阻止是短暂的；在2月23日的选举中，再洗礼派最终完全控制了市议会。2月底，武装的再洗礼派向非教徒发出最后通牒：选择接受再洗礼或被驱逐，“从这里滚开，你们这些不虔诚的人！上帝会惩罚你们！”[37]

    再洗礼派摧毁了教堂的祭坛，并花费数天时间掠夺教堂里的金银，还焚烧雕像。他们还收取刻有“DWWF”的铜币，以允许行人通过戒备森严的城门。到了月底，亲王主教的军队开始围攻明斯特城，博克尔松告诉信徒，圣经要求，当末日来临时，上帝准许基督徒不再容忍，并准许他们全副武装去防御。

    第一批被驱逐的天主教徒被允许带走他们的财产，但短缺的食物除外；最后一批离开的人只能带衣服，但衣服上的纽扣和金钩都被没收了。[38]再洗礼派教徒对政变中路德教对他们的反击记忆犹新，他们把愤怒集中在男人身上。而路德教徒和天主教男子预测亲王主教能够夺回这座城市，因此留下他们的女人来守卫他们的房屋和财产。这造成城墙内女人数量过多，很快将产生可怕的后果。[39]

    1月，再洗礼者自愿捐出所有的物质财产——因为世界将会在复活节终结，但是到了3月，市议会开始禁止私人持有财产；罗特曼和博克尔松要求所有的金银和纸币都要上交到市政厅。为了鼓励捐赠，博克尔松宣扬，信徒有三种分类：完全放弃自我的好基督徒；保留部分财产的人，他们需要向上帝祈祷，但是上帝会心存报复；只为了方便而受洗的人，他们什么也指望不上，在末日将会被烧死。

    马提斯和博克尔松把镇上所有人都聚集在大教堂广场上，向他们大声喊道，仁慈之门已经关上，上帝很生气。那些已经受洗的人被聚拢在一边，剩余的人，总共大约300人，被解除武器，被迫俯伏在地，祈求怜悯一个小时，这期间随时都可能被杀死。然后，他们被带进大教堂，被迫跪祈上帝3个多小时。最后，教堂门外的博克尔松戏剧性地打开门宣布：“亲爱的兄弟们，看在上帝的分儿上，我要告诉你们，你们得到了上帝的怜悯，你们将与我们同在，成为圣人。”第二天，他对镇上2000名未受洗礼的妇女重复了这个过程。[40]

    到3月底，这座城市已经经历完一次宗教清洗；大约有2000名天主教徒和未受洗礼的路德教徒被驱逐，人数与从荷兰和东弗里西亚迁移来的再洗礼者人数大致相等，因此人口基本保持不变，约为9000。但是，该镇的宗教结构以及心理结构已经发生变化。不易受到他人影响的天主教徒被更易受到影响的再洗礼者取代，这加剧了已经变得明显的群体幻想行为。此外，对不敬虔者的驱逐和信徒的迁移只会加强“新先知”罗特曼、马提斯和博克尔松所说的“大灾难”的确定性，即末日真的要来了。

    再洗礼者不仅要拥抱未来，还要毁灭过去，因此他们下令销毁所有市政记录，特别是债务分类账簿。狂热者们焚烧路德和阿奎那[41]的书籍；一些家庭和教堂里只剩下《圣经》。最终，博克尔松还对城市的门和街道进行一般性重命名，例如，圣路德门被简称为南门，他还按照字母顺序指派姓名给新生儿。[42]

    这些“新先知”开始残酷地惩罚持不同政见者。一位名叫胡贝特·吕舍的铁匠，在2月份的选举中失去了议会席位，还对市政记录被毁感到不满。于是他被带到博克尔松面前，先是戏剧性地被赦免，然后戏剧性地被释放，他哭着求饶，但是被一把戟刺中背部。这位身体强壮、肌肉结实的铁匠还没有死，于是博克尔松朝他的背部开了一枪；吕舍被痛苦折磨了8天才死去。[43]

    复活节前不久，马提斯参加了一些朋友的婚礼；他预言了自己的死亡，格雷斯贝克对此做了记录：

    他在那里坐了一个小时，拍打着双手，上下点着头，沉重地叹着气，就好像快要死了。最后，他又醒了过来，叹了口气说：“哦，亲爱的父亲，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他站起来，把一只手伸向每一个人，并亲吻他们的嘴唇。他说：“上帝的平安与你们同在。”然后他和妻子一起走了。（那时，再洗礼者还没有很多妻子。）[44]

    1534年，复活节在4月5日到来，但耶稣没有出现，世界也没有结束。那天，马提斯和十几名追随者离开城门，骑着马走向亲王主教的雇佣兵，后者开始屠杀他们。格雷斯贝克记录说，围城者将马提斯的尸体切成100块，玩耍似的用血淋淋的碎片相互撞击，并用一根长矛挑着他的头，然后向城内喊话：居民们应该找回他们的市长。[45]马提斯可能是想吸引耶稣回来，或者，为了完成《启示录》11章中的一段话，即以诺（他自己）和以利亚（霍夫曼，仍被扔在斯特拉斯堡监狱中）的死亡将标志着耶稣的回归。

    博克尔松在乡村传教多年，还在上一年夏天到过明斯特，传教经历磨炼了他戏剧般的间谍技巧。在附近的舍平根镇，据说他通过洗礼治愈了一个生病的女孩，到1534年初他再回到明斯特时，已经很有名气了。他很可能一直在为这一时刻做准备。在此之前，他在明斯特一直保持着相对低调的姿态，马提斯去世后，他站在教堂的上层窗户处俯瞰人群，身穿白色长袍，沐浴在烛光中，右边是克尼佩尔多林，左边是迪沃——马提斯美丽而神秘的妻子，历史只记载了她的教名。

    博克尔松告诉群众，马提斯应该被处死，因为他虚荣并贪婪，这让群众大为震惊。博克尔松指了指克尼佩尔多林，并告诉人们，当他住在克尼佩尔多林家时，看到了马提斯血淋淋地剖开了一名雇佣兵的肠子。这名雇佣兵告诉博克尔松不要害怕：马提斯将受到上帝的审判，而他，博克尔松，必须迎娶他的遗孀迪沃。之后，博克尔松再次指向克尼佩尔多林，让他证明雇佣兵说这话的时候他也在场。人群对这一神圣景象感到兴奋，不少人脱下衣服跳舞，所有人都知道了，博克尔松继承了马提斯的职位。[46]

    马提斯和罗特曼还遗留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耶稣又一次没有出现，博克尔松必须向信徒解释这个问题。他预言，耶稣现在不会回来，直到新耶路撒冷城清除所有不洁的元素。

    博克尔松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煽动家，而且还是一位有能力的军事指挥官。他加强了该市本就很强大的防御警戒线，包括双墙、护城河和石制圆形大门。9000名公民面对的是数量大致相等的雇佣兵，因此不允许有累赘：妇女不仅在火药厂协助男子，而且还将亚麻花环浸入沸腾的沥青和生石灰锅中，从城墙上扔到突袭的雇佣兵身上。晚上，博克尔松的人溜进雇佣兵帐篷，割断他们的喉咙，并给幸存者留下纸条，鼓励他们皈依再洗礼派。

    5月25日，博克尔松的部队轻松击退了亲王主教军队的进攻，其中许多人投奔进城（尽管其中6人不久就因酗酒闹事而被处死）。[47]这场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再洗礼者；当然，上帝是站在他们这一边的，亲王主教军队的失败巩固了再洗礼者对城市的控制。

    7月，博克尔松宣布所有以前的婚姻无效，并命令所有成年人再婚。此时，路德教和天主教留下的女性加剧了男女比例失调，女性的数量几乎是男性的三倍。因此再洗礼派鼓励一夫多妻制。起初，再洗礼派中那些富有攻击性的男性疯狂地在城市里四处寻找年轻女性和童女，他们基于一个理论，用格雷斯贝克的话说，“拥有的妻子越多，这样的基督徒就越好。”很快，领导层意识到，由此产生的自由放任的雄性激素已经破坏了城市的稳定。为了遏制这些疯狂男性的行为，他们规定，新娶必须经过主妻的同意，并允许各方当事人都可以提出离婚。但即便如此，第一任妻子也对他们新扩大的家庭感到不满，这是可以理解的，她们经常虐待这些新添的妻子。为了鼓励人们遵守一夫多妻制，领导层将最顽固的妻子监禁起来，并斩首了不少人。[48]

    婚姻法引发了一场暴动。大约120名男人抓获了博克尔松和克尼佩尔多林，并指认他们为刽子手，但是一场反击战将这二人又营救了出来。大多数叛乱者都祈求到了宽恕，但博克尔松枪杀、斩首了47名叛乱者，还有少数叛乱者被砍死。除此之外，博克尔松还处决了更多抵制一夫多妻婚姻的妇女。

    8月，亲王主教又进行了一次袭击，他们几乎冲破了内墙，但最终被击退。袭击者遭受了可怕的损失，因为当他们爬向城墙抬起头的时候，发现迎接他们的死亡形式是煮沸的大锅、木柱和树木，一旦木桩和树木掉落，会立即将他们其中的几个人从爬梯上带下。他们中的幸运儿从破裂的外墙逃了回来。之后，亲王主教的军队几乎解散。[49]

    这场胜利鼓舞了博克尔松的精神和气势；他认为自己是大卫王转世，也是这个星球唯一合法的统治者。他还英明地推断，这样一个惊人的说法最好是出自他人之口。那年夏初，一位名叫扬·杜森舒尔的跛行金匠从附近一个小镇来到明斯特，他自称拥有预言能力。果然不出所料，在亲王主教第二次袭击失败后，他宣布上帝已为博克尔松施了涂油礼，任命他为国王。[50]

    作为君主，博克尔松宣布明斯特的旧宪法不适合新的神圣秩序，废除了市议会和两个市长职位，并以皇家法庭取而代之。“新耶路撒冷”被重新命名为“上帝的子民”。

    在击退亲王主教的第二次进攻后，邻近的亲王加强了封锁，并任命了一名新指挥官。因此，食物和供应品很难偷运到市里；这位新国王的臣民们衣衫褴褛，慢慢被饿死。博克尔松却一点儿也不担心，他对戏剧和戏服的热情开始高涨。格雷斯贝克这样描述博克尔松：

    他为自己做了一件天鹅绒外套，用华丽的丝织布制作成华丽的紧身裤和紧身短上衣，还有华丽的金帽子、一顶带天鹅绒细绳的皇冠、一把配有金鞘的刀、一把配有金鞘的匕首、戴在脖子上的许多金项链……他把世界挂在链子上，就像在他的盾形纹章上挂着的那个金色圆球一样。这像他的盾形纹章一样闪烁着蓝色斑点。[51]

    博克尔松的奢华感还延伸到为他的骑兵装备华丽的衣服，用华丽的丝绸，“制作成半身服装，一只手臂没有袖子，胸部镂空，因此他们在马背上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并为他的家仆穿上红色外套，配上灰色或金色戒指，以戒指大小显示仆人等级。[52]

    10月，杜森舒尔将预言中博克尔松的统治权扩展到整个地球，并宣布上帝将吹响三次号角，这标志着该城通往上帝应许之地的旅程开始。1534年10月31日日出前，瘸腿金匠杜森舒尔爬上圣兰伯特教堂的塔楼，吹响了牛角。然后他下楼，继续在街上吹喇叭，其他人则吹奏其他乐器。成千上万的居民费力地走向大教堂广场，男人们扛着武器，女人们抱着小孩和她们最珍贵的财产。更多的号角吹响了，博克尔松骑着一匹白色的种马，全身行头，在20个护卫的簇拥下来到这里；后面跟着的是坐在马车里的迪沃王后，她由仆人侍奉着，还有他的另外15位妻子。

    此时，博克尔松已经把没有到来的末日提升到了高级剧场。他命令一位受尊敬的贵族，格拉赫·冯·武伦，带领自杀式冲锋队冲向围攻部队。然后，这位国王让冯·武伦宣布，这只是一次旨在测试他们意志的演练，他很高兴地通知他们，他们已经通过了。博克尔松脱下他的猩红色长袍，摘下王冠，放下君主权杖，和他的“长老们”一起为饥饿的群众提供了一场盛宴。除了给他们供应食物，博克尔松和长老们还与男人们开了一个轻松的玩笑——谈论他们妻子的数量。格雷斯贝克写道：

    只有一位妻子的市民羞愧地坐着。这样的人还不算信徒，不算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们坐着吃喝，兴高采烈。在大教堂广场上，这些人看上去并不像马上要死的人，每个兄弟都坐在妻子们旁边，到晚上可以选一位他渴求的人和他一起上床睡觉。[53]

    市民们饱足后，博克尔松站起身来，声泪俱下地宣称，他辜负了人民的期望，将退位。博克尔松刚说完，杜森舒尔就转达了上帝那里传来的消息：上帝命令他和其他26个人一起前往附近的4个城镇传播消息，以加速末日的到来。

    此外，杜森舒尔透露，博克尔松应该恢复其国王的职责，其中最主要的职责就是惩罚明斯特城中的不虔诚行为。然后，这位金匠把王冠重新戴在国王的头上，并把他的猩红色长袍和君主权杖还给了他。

    这戏剧性的一幕也许就是博克尔松本人的杰作；他在27名信使及其134位妻子面前，一举提升了自己的权威，摆脱了潜在的竞争对手。然后，国王和他的妻子以及宫廷人员，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每上一道菜前，他的仆人都会大吹大擂。晚餐结束时，博克尔松沉默地坐了一会儿，然后告诉在场的人，他从上帝那里得到了启示，上帝命令他把刀和一个被俘的雇佣兵带来。他命令俘虏坐下，被拒绝后，他威胁俘虏说要把其腰斩，而不仅仅是斩首，俘虏未反抗。完成了上帝的旨意后，博克尔松结束了这顿饭。[54]

    27名信使离开了；然后26名信使被抓获并被雇佣兵处决了，除了一个名叫海因里希·格拉斯的人，他因会说拉丁语而没有被杀。这也引起了亲王主教的注意，使格拉斯有机会叛变。[55]

    格拉斯回到明斯特，讲述了他戏剧性地从亵渎上帝的人手中逃脱的故事，然后离开了这座城市，将无价的情报送给了亲王主教：食物和武器已经短缺，这座城市已经分裂，一边是曾经忠诚但现在饥肠辘辘、士气低落的民众，另一边是再洗礼派的精英们，他们的特权使他们能够保持精气和幻想。

    格拉斯离开这座城市之前给镇上的人留下一封谴责信：“现在明斯特正在进行的行为都是一场骗局，因此，我谦卑地祈祷你们最终睁开眼睛——是时候了！注意你们的行为，你们显然违背了上帝和他神圣的话语。”[56]尽管信使们已经被杀，但博克尔松安慰信徒们，信使死亡是上帝的意愿，他派遣了更多的信使到更远的低地国家去招募新的再洗礼者来守卫城镇。为了迎接增援部队的到来，他下令制造装甲车，以穿越封锁线回到城镇。

    但增援没有到来，第二批信使也杳无音信。这些持续出现的不幸事件，再加上邻近亲王向亲王主教支援了更多的雇佣兵，使他们没有机会再取得军事胜利。罗特曼告诉市民，虽然他们不能依靠外部世界，但上帝会拯救他们。随着食物和资源的日益匮乏，博克尔松削减了军队，转而专注于神学研究。

    1535年1月1日，博克尔松发表了一份宣言，其中规定，“只有那些以上帝的话语为导向的政府才能得到保护”，“做出法律决定是国王、他的摄政者以及法官的特权”，“一个不受非基督胁迫的政府不应该受到干涉，即使它还没有接受信徒的洗礼”[57]。

    一群年仅10岁的儿童因偷窃食物或涉嫌叛国而被处决。一位名叫图尔班·比尔的丹麦贵族离城后不久被发现是间谍，三个知情妇女在大教堂广场被斩首。其中一个是克尼佩尔多林的情妇，她没有被纳为妻子，因为她是妓女。被带到断头台上时，她公然谴责克尼佩尔多林的背叛行为；愤怒的克尼佩尔多林抓起一把刀砍了她的头。[58]

    到了复活节，低地国家的救援部队还没有出现，博克尔松宣称，他一直以来都是从精神意义而不是军事意义上定义“胜利”的。当镇上的流浪猫狗都已经被吃掉的时候，饥饿的市民们才被允许离城。

    博克尔松给予民众三四天的离城期限。离城民众的衣服被交换为破布；那些在期限之外离开明斯特的人被抓获并被处以绞刑。还有少数按照期限离城的民众被城外的雇佣兵屠杀，他们的头被挂在木桩上。格雷斯贝克将此解释为“霍布森选择”[59]：“他们仍然选择从城市叛逃，因为他们在城市里遭受了如此巨大的饥饿。他们宁愿被杀，也不愿在巨大的饥饿中受苦。”[60]

    几周后，为了节省食物，博克尔松允许男人与他们的某些次要妻子以及孩子断绝关系，这样他们就可以离开；博克尔松也和他的妻子以及孩子断绝了关系。格雷斯贝克观察到，“如果有人出一块面包，那么肯定有一些再洗礼者愿意用一位妻子换回一块面包。当没有面包的时候，法庭就没什么存在意义”[61]。

    这时，雇佣军每天都要将50名男性逃犯斩首，让逃犯中的妇女和儿童挤在围墙外的一块几百码宽、周长4英里的地狱般的土地上，其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都没有食物和住所。后来雇佣军允许其中的外国妇女和儿童回家，明斯特当地人被拘留，一直到城市沦陷。[62]

    大约5月23日，格雷斯贝克和其他几个人也逃离了这座城市。和以前大多数逃离者一样，他们被抓获了，但幸运的是没有被杀；就格雷斯贝克而言，由于他年轻、个性讨人喜欢以及抓获他的雇佣兵心地善良，他只是被判入狱。[63]他的成功逃离鼓励了数百人逃离明斯特，但最后几乎所有人都被杀了。

    格雷斯贝克在牢房的泥土地上为雇佣兵画了一张地图，勾画出军队应该如何进入城市。6月22日晚，一位名叫“朗斯特里特的小汉斯”的人（曾是围攻者，后来叛变到明斯特，然后又和格雷斯贝克一起逃离明斯特）和格雷斯贝克通过一个小型浮动桥游到一个能够穿过护城河的地方，35名雇佣兵从那里迅速穿过护城河，杀死了熟睡的哨兵，用小汉斯的钥匙打开了大门。在防御者最终关闭城门之前，至少还有300多名雇佣兵沿着又短又细的堤道进入（比起格雷斯贝克，围攻者们更信任小汉斯，也许是因为小汉斯最初是他们中的一员，所以小汉斯带领他们进攻，格雷斯贝克则留在桥上）。重新关闭城门后，困在城墙内的入侵者本来几乎就要被博克尔松的部队消灭了，但他们狡猾的指挥官威廉·施特丁用假谈判拖延了一段时间，直到后来亲王主教的主力兵团涌入该城，并在残酷的肉搏战中扫荡剩余的再洗礼者。[64]

    雇佣兵屠杀了600名居民，当他们发现每个人分到的战利品份额为50荷兰盾（相当于今天的1600美元）时，可能存在的任何罪恶感都消失了。再洗礼派护城河首领克里斯蒂安·克尔克林克很快被处决，一起被处决的可能还有迪沃王后。但博克尔松、克尼佩尔多林和另一名副手布伦德·克雷切丁克因各种神学犯罪、盗窃和谋杀的罪名而被慢慢审讯。博克尔松被捕几天后，亲王主教悲伤地问道：“你是国王吗？”博克尔松傲慢地回答：“你是主教吗？”[65]上层领导中可能只有罗特曼逃脱了，而且人们再也没有听说过他的消息。

    1536年1月22日是对博克尔松行刑的日子。按照帝国新刑法规定的程序，两名刽子手用一根木桩附着一个铁圈，圈住博克尔松的脖子使他不能动弹，并用灼热的钳子把他的肉撕下来。根据冯·克森布罗克的记录，“当被灼热的钳子触碰时，肌肉会发出明显的火焰，并因此散发出强烈的恶臭，使旁边的人感到恶心”[66]。

    看到这一幕，克尼佩尔多林试图用脖子上的项圈让自己窒息，但刽子手们用绳子把他张大的嘴牢牢地固定住，并把他捆在木桩上，然后又回到博克尔松身边继续钳肉，博克尔松默默地经受着这种折磨。之后克尼佩尔多林和布伦德·克雷切丁克也经历了这种折磨。然后刽子手用刀划开三个人的喉咙，最后刺中心脏。刽子手把他们直立的尸体塞进铁笼里，然后把铁笼挂在圣兰伯特教堂的塔楼上，让所有人都能看到。[67]他们的骨头在那里保存了50年，街上仍然有这三个笼子[68]。

    明斯特再洗礼派的继承者从他们的经历中吸取了教训；今天，成人洗礼的教义主要存在于阿米什和门诺派中，它们既安静又和平。

    第三个大规模的中世纪末日事件发生在17世纪中期的英格兰，当时整个英格兰都处于混乱之中。17世纪早期，议会与斯图亚特国王之间存在冲突，后者继续宣称国王的神圣权利；而议会不满于查理一世对安立甘宗[69]的支持，其更亲近天主教。

    不过，他们的冲突主要围绕财政问题。查理一世由于无法筹集到必要的资金支持他的军事行动，试图用一些非法手段结束议会的财政权力，尤其是筹集“船款”的权利。这是一项古老的皇家税，只在战时适用，而且只适用于沿海城镇。查理一世在和平时期收取议会外税收，并将其推广到内陆社区，引发了三场独立的冲突，其统称为英国内战，最终国王于1649年被斩首。奥利弗·克伦威尔建立了短暂的联邦和保护国制。克伦威尔的统治，以及他能力较弱、参与政治较少的儿子理查德的继任，被证明是灾难性的，使查理二世的君主制统治又在1660年得以恢复。

    动荡催生了两大派别：一个是平等派，主张法治、民主改革和宗教宽容；另一个是第五君主国派，是一个千禧年主义团体，其末日论支持“圣徒”统治，自认为是正义的骨干，但是和明斯特的再洗礼派一样，一点儿也不民主、不宽容甚至不谦逊。第五君主国派统治英国后，正义者将无法得到休息，因为它颁布了一项神圣法令，授权随后征服欧洲大陆。尽管这两个派别都没有完整地幸存下来，但第五君主国派在1653年短暂存在的“贝尔朋议会”（以一名成员的名字命名）中几乎掌握了政府大权。“贝尔朋议会”是克伦威尔令人眼花缭乱的一系列议会之一。[70]

    自约阿希姆以来，困难时期就会产生大量的数秘主义和末日论算术。英国外交官约翰·佩尔在1655年写道：

    有些人认为，395年是异教终结的时代，因为当时罗马帝国中不存在任何一座异教徒圣殿。在此年上加上著名的数字1260，也就是1655年，是末日的新纪元。另一些人则认为是1656年，因为他们将《创世记》第五章中先辈们的生活时间进行加总，发现从创世到洪水一共经历了1656年，并由此推断，耶稣一定和挪亚一样，在第二年到来。还有一些人认为应该再等三四年，认为1260这个数字必须从狄奥多西死后、他的儿子们分裂罗马帝国时开始算起。甚至还有一些人认为需要再等11年，我们不必惊讶，这是由数字666推算出来的。（也就是说，末日时间将在1666年。）[71]

    第五君主国派中一个叫阿里塞·埃文斯的人轻易地做出了最愚蠢的估计。《但以理书》中的“小号角”在书中代表希腊塞琉西帝国统治者安条克四世，那么它在当前时期又代表了谁，这是第五君主国派末日论中的关键要素之一。大多数信徒认为当前的小号角是国王查理一世，这让埃文斯很生气，因为他是已故国王及其大主教威廉·劳德的坚定支持者。对埃文斯来说，大主教的名字正标注着世界末日的时间：VVILLIaM LaVD中的罗马数字加起来是1667年[72]。

    在另一领域，物理学家艾萨克·牛顿写了大量文章解释《启示录》经文（在他死后，其结集成一本《对但以理预言和圣约翰启示录的考察》），但是他很明智，并没有预测耶稣复临的日期。[73]

    也许最有影响力的末日推算，当属一位名叫亨利·阿彻的传教士了。他在1642年出版了《基督亲临统治全地》，一部仅58页的著作，将但以理梦中被石头打碎的野兽重新解释为四个君主国：亚述/巴比伦、地中海/波斯、希腊和罗马。他认为即将到来的第五个君主国将由耶稣亲临统治，第五君主国派的名称由此而来。阿彻的计算表明，耶稣将会在1666年或1700年复临。这种模式完全属于新教神学范畴。路德认为第四君主国和野兽都是教皇制的隐喻。[74]

    许多第五君主国派成员都是英国内战以及克伦威尔议会和护国政体的主要参与者，他们认为自己是即将到来的基督复临和最后审判事件的被动观察者。在英国内战期间，该派别中最杰出的人物是托马斯·哈里森，他官至少将，表现出极大的勇气和极强的能力。他还担任议会议员，主张进行改革。

    大多数第五君主国教徒都主张通过法律手段寻求变革，例如哈里森。但是也有少数人并不认同，特别是一位名叫克里斯托弗·费克的煽动性传教士，他敦促公众进行一场暴力革命，去迎接一个由“圣徒”——也就是他们这些虔诚的精英——组成的千禧年神权政体。[75]

    第五君主国教徒一开始很顺利，他们（包括哈里森）都参加了战争并在新模范军中担任高级职位，也是1648年克伦威尔清除“长期议会”事件的参与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克伦威尔要么不愿意，要么无法接受第五君主国教徒的政治和神学要求，他们之间的联盟开始破裂。1653年，第五君主国派在贝尔朋议会中达到了权力的顶峰，但维持时间不长，随着议会的解散和随后独裁护国政体的建立，克伦威尔和第五君主国派之间的关系恶化。克伦威尔断断续续地拘留了包括哈里森在内的许多第五君主国派成员，但他通常会谨慎对待这些老盟友，没有因为他们的千禧年信仰而处决他们。例如，1654年，那时的哈里森可能已被多达8个不同选区选中进入新议会，他提交了一份请愿书，敦促恢复“一个完全自由的国家”。克伦威尔发表了反对意见，拘留了哈里森，然后“温和”警告了他；几天后，又释放了他。[76]

    用历史学家罗杰斯的话说，克伦威尔对待第五君主国派成员“就像对待自己顽皮的、被误导的孩子一样，虽然他们违背了他的意愿，但他不希望他们被监禁的天数太多，哪怕多一天也不行”。[77]

    随着1660年4月查理二世复辟，第五君主国派的幸运终于耗尽。新国王对这群人怀有偏见和仇视。哈里森不仅曾经是查理一世被监禁时的看守，而且在判处查理一世死刑的司法程序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他尤其受到查理二世的仇视。6个月后，国王审判哈里森和他的同僚们（弑君者），其中有一些是第五君主国派的成员。大多数人都被判有罪，而哈里森发现自己是第一个被判有罪的人，并被告知：

    在囚车上被拖到行刑地点；在那里，你将被吊起来，活人剖腹，你的内脏将在活着的你面前燃烧，然后你的头将被砍掉，身体将被肢解为4块，由国王陛下随意处置。[78]

    曾经目睹过查理一世被斩首的日记作者塞缪尔·佩皮斯，记载了10月13日对哈里森的行刑：

    我到查令十字街，去看哈里森少将被拖行、绞死并被肢解为4块；就在那里，观看的人都很高兴。他很快就被砍成块，头和心被展示给人群，这时人群发出巨大的欢呼声。[79]

    在这次事件中，哈里森的头和4块身体在城里被四处展示，这令国王很高兴。两天后，佩皮斯又目睹了另一位著名的第五君主国派弑君者约翰·卡鲁的死刑执行仪式，他“在查令十字街被绞死并被肢解为4块，但是，幸运的是，他的身体各块没有被吊起来展示”[80]。[81]

    第五君主国派中的一个小派系，其领导者是一位名叫托马斯·文纳的制桶工匠。他们一直幻想自己的民众支持率很高，足以通过武装暴动实现耶稣复临。尽管第五君主国派的其他一些更清醒的成员，如哈里森等人认为他们是鲁莽的，但文纳还是在1657年4月策划了一场暴动，不过暴动还没开始，就被揭发了，这证明他确实鲁莽。

    奥利弗·克伦威尔对文纳及其同伙非常宽容，只是将他们囚禁在伦敦塔；克伦威尔死后，他的儿子理查德释放了这些无能的策划者，他们只被监禁了不到两年。随着查理二世的复辟以及哈里森和其他参与弑君的第五君主国派成员的死亡，刚刚获释的文纳团队感到绝望，决定采取行动。1660年12月，文纳的一个喝醉的同伙向一个名叫霍尔的人吹嘘他即将参加一个“光荣的事业”。霍尔问是什么，他回答：“我们会把查理从王位上拉下来。因为国家应该由圣徒来统治。”霍尔迅速向当局报告了谈话内容，然后被带到国王面前，国王下令逮捕第五君主国派中的其他不满者。

    文纳和他的大约50个同伙没有被逮捕，因此他们继续执行他们的计划。1661年1月6日晚上（选择这个日期是因为他们认为第十二夜狂欢结束时城市的看守人都会喝醉），他们闯入圣保罗大教堂，并在教堂外面派了一个守卫，结果这个卫兵很快开枪打死了一位路人，因为当被问及忠于谁的时候，这位路人宣称自己忠于国王。密谋就这样暴露了，文纳那支可怜的小部队在伦敦的街道上被不断壮大的“火车队”追赶，这些“火车队”由城市民兵构成，后来国王的军队也来增援。在接下来的三天里，文纳的士兵从人数上远逊于对方，他们进行了一系列越来越绝望的殊死反抗。

    塞缪尔·佩皮斯在1月10日的日记中，简洁地描述了这群人：

    这些狂热分子击溃了他们遇到的所有火车队，把国王的近卫兵赶跑，杀死了大约20人，两次闯入城门；而这一切发生在白天，当全城武装起来的时候，他们总共不超过31人。然而我们却认为他们至少有500人（因为他们几乎在全城的每个地方都出现过，而且他们在海格特地区还待了两三天，还在其他几个地方待过）。闻所未闻，如此少的人竟敢做如此多的坏事。他们的口号是“耶稣国王和城门上的头颅”。最终，他们中很少有人会被分尸，因为他们在暴力中很难活下来：期待耶稣降临这里，并在此刻统治世界吧。[82]

    最后，文纳的追随者中大约有一半死在追杀中，其余大部分后来被绞死，但国王对文纳和他的副手执行了全套的半活剖腹刑，就像对之前的哈里森和卡鲁那样。[83]

    16世纪和17世纪，北欧人通过引人入胜的末日叙事，寻求逃离这个世界的苦难，去往一个美好的舒适世界。在施瓦本农民战争中，托马斯·闵采尔只是把末日神学附加在世俗平民起义的基础上，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而在疯狂的再洗礼派和第五君主国派的暴动中，从一开始到悲惨结束，都是一场末日事件。

    从18世纪开始，随着一系列金融群体幻觉席卷欧洲，整个国家不再寻求上帝的援助，而是开始寻求玛门的援助。从表面上看，宗教和金融事件似乎属于不同现象，但它们是由相同的社会和心理机制驱动的：叙事的诱人力量；人类倾向于幻想本不存在的“模式”；领袖和追随者的过于自负和过度自信；而且最重要的是，人类有一种压倒性的倾向，即模仿周围人的行为，尽管这种行为毫无根据或是一种自我毁灭。

    3 短暂的致富

    密西西比泡沫与南海泡沫

    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人们的思想都集中于同一个主题。这一主题吞并了政党政治：辉格党和托利党停止了争吵，雅各布斯派也停止了阴谋。在全国各地的每一家旅店、每一条道路上，谈论的内容都是一样的。在阿伯里斯特维斯，在特威德河畔贝里克，在布里斯托尔和圣戴维斯，在哈里奇和朴次茅斯，在切斯特和约克，在埃克塞特和特鲁罗，几乎在陆地的尽头，人们谈论的只是南海公司的股票——只谈论南海公司的股票！

    ——威廉·哈里森·安斯沃思，1868[1]

    18世纪初，聪明的苏格兰金融家约翰·劳留下了一条可怕的金融混乱足迹，这对20世纪90年代那些在互联网泡沫破裂中幸存的人来说非常熟悉。互联网股票只会伤害数百万投资者；但劳损害了整个法国对银行业的信心，这是更严重的打击。

    劳是苏格兰人，出生于一个有着数百年历史的著名的爱丁堡金匠世家，他的父亲、叔叔和三个兄弟都是金匠。到他1671年出生时，古老的“金匠”职业已经演变并伪装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东西：银行业。

    劳的直系祖先生活在苏格兰岛，但当时的苏格兰与未来那个雄伟、贸易自由的不列颠岛完全不同（当时，苏格兰仍然独立于英格兰）。17世纪初，英国人口仅为法国的1/3，比1348—1349年黑死病暴发前的人口还要少。劳时代的英格兰弱小、不发达，当时还卷入了一场弑君性国内战争。当时英格兰在公海上的业务不仅涉及商业，还涉及海盗和走私。随着1600年左右大型贸易组织的建立，大规模国际贸易开始缓慢出现，其中最著名的是东印度公司的贸易。

    当东印度公司的船只拉着从新兴香料贸易中赚得的金银驶入伦敦时，商人们遇到了一个后勤问题：英国没有银行系统，因此没有可靠的地方存放财富。金匠们的职业就是对客户的贵重物品进行安全储存，他们提供了最合理的替代物，即证书。商人们将贵重物品交给金匠后，会收到金匠的证书。关键是这张纸质证书可以用来交换商品和服务，换句话说，它起着货币的作用。此外，金匠们意识到，他们可以创造出超过他们所持有金银（铸币）数量的纸币。

    也就是说，金匠可以印钞。

    只有最虚伪、目光最短浅的金匠才会只制作和颁发证书给储户；大部分金匠都制作纸质证书并以高利率借出。即使是借给信用最好的人，借款年利率也常常会超过10%（尤其当英国处于战争状态时），在那10年里，借出证书比发放证书给储户更赚钱，而且只要金匠仍有偿付能力，这种情况就会一直存在。

    只有在证书持有者没有一次性全部赎回的情况下，这条菊花链才能正常运转。假设金匠的保险箱里有10000英镑的金币，他发行了价值30000英镑的证书，1/3的证书颁发给金币的主人，2/3的证书颁发给借款人。如果持有证书的人要求取出价值10001英镑的黄金或白银，那么不管他们是借款人还是最初的储户，金匠都可能被毁掉。更糟糕的是，如果证书持有者怀疑会发生这种情况，那么金匠办公室不断壮大的队伍将足以引发挤兑，从而推翻整个纸牌屋。在本例中，证书与铸币的比率为3:1；该比率越高，运行崩溃的可能性就越大。即使是最谨慎的金匠/银行家也可能陷入崩溃；1674—1688年，发生了四次有记录的“金匠挤兑”；1677—1694年英格兰银行成立期间，伦敦金匠/银行家的数量从44人下降到12人左右。

    实践当中，金匠/银行家们发现2:1的比率——每接收1英镑存款，向借款人发放1英镑贷款——是相当安全的。这一体系的重要性不容低估，因为它预示着弹性货币供应的诞生，而弹性货币供应量可以根据借款人对贷款的渴望和债权人的放贷意愿进行调整。当借贷双方情绪高涨时，货币供应量就会扩大；当他们感到恐惧时，货币供应量就会收缩。这种纸币数量扩张的现代金融术语是“杠杆”，即纸质资产总额与硬资产的比率。[2]

    银行的杠杆推动了现代金融狂热。在欧洲，它产生于17世纪，导致各种过山车般的泡沫和泡沫的破灭。在接下来的4个世纪里，金融创新产生了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投资工具，每一种都只是在稍微不同的伪装下进行杠杆操作，并成为接连出现的各种过度投机的导火线。

    作为英国金匠的继承者，约翰·劳从小生活在一种英国式的银行体系中，纸张可以像稀有铸币一样发挥货币的作用。但即使在今天，许多人仍然抵制纸币的概念；在17世纪之交，纸币让很多普通人觉得可笑。

    到了1694年，年轻的劳厌倦了肮脏、贫穷、处于中世纪晚期的爱丁堡，来到伦敦。他改名为博·劳，在城市里尤其是经常在赌桌上游荡。他与一位名叫博·威尔逊的人为了一个他们都感兴趣的年轻女人而展开决斗，最终他杀死了博·威尔逊。经过审判，劳被判绞刑，然后获得缓刑，然后再次被判绞刑后，逃跑了。1695年初的《伦敦公报》写道：

    约翰·劳上尉，苏格兰人，王座法庭囚犯，最近犯有谋杀罪，26岁，瘦高个，皮肤黝黑，身材匀称，身高6英尺以上，脸上长着麻子，大鼻子，声若洪钟，从上述监狱逃跑。无论是谁能够控制并将他送回上述监狱，都将立即获得由王座法庭支付的50英镑。[3]

    17世纪末，囚犯们比今天更容易“逃跑”，而劳的朋友，可能是得到了国王威廉三世的默许，安排了他的逃跑。[4]上述身体特征描述属于故意误导，因为劳的鼻子并不大，肤色白皙。

    最初，他去了法国，在那里，他的数学能力震惊了周围的人，在赌桌上受到欢迎。但是，把劳称为赌徒，对他的能力来说并不公正。即使在今天，定量能力和专注能力在二十一点的牌桌上也很有用。300年前的赌场的效率较低，冷静计算的回报更为丰厚。这吸引了一些欧洲最聪明的数学家参加这种机会主义游戏，其中最著名的是亚伯拉罕·棣莫弗，他的机会学说构成了现代统计学的重要基础。[5]一位熟悉劳的人写道：

    如果你问我劳的消息，那么我只能说他从早到晚只和玩纸牌的人在一起。他赌博时总是很开心，每天都会提议不同的游戏。他向所有能连续投6个6的人出价10000块亮片，但如果他们投不到，那么他们每次都要给他一块亮片。[6]

    由于连续投6个6的概率是1/46656（1/66），劳的出价一定会获胜（在第10000轮6次投球之前，他输球或付款的概率为19%）。此外，只要有机会，劳都会充当纸牌的“银行家”，他可以扮演赌场而不是客户的角色，无论什么样的特定游戏规则，他都能利用一点儿统计方面的优势。[7]

    据经济历史学家安托因·墨菲估计，当劳离开法国时，他从赌场赢来的钱总计几十万英镑，这在当时是一笔巨大的财富。[8]然后他去往荷兰，在那里，他研究了阿姆斯特丹银行和该城市新证券交易所的尖端业务。他还访问了热那亚和威尼斯，熟悉了那里具有数百年历史的银行体系。

    那个时代的法国人不信任国家管理机构，因此法国几乎不存在银行体系。攒下来的里弗尔（法国古代货币）放在床垫下或袜子里，而不是放在银行里，经济急缺资金。[9]劳赞叹于意大利和荷兰的先进金融体系，并努力使之为法国带来好处；在大约10年的欧洲大陆游历中，劳将自己从职业赌徒转变为经济学家。尽管当时经济学家这一术语还没有出现。

    劳直观地认识到以稀缺金银为基础的货币供应不足是如何扼杀欧洲经济的，而充足的货币供应又是如何刺激欧洲经济的。他早已熟悉私人发行纸币的概念，但以他在荷兰银行业的经验，他认为由中央国家银行发行纸币才能解决货币基础不足的问题。

    劳的这种充足的纸币供应能够刺激经济的直觉，可以通过3个世纪后华盛顿特区出现的婴儿合作社的著名故事（至少在经济学家中非常著名）来理解。这种合作社涉及婴儿保育服务的交易。最流行的方案之一是使用“代金券”：一种票证，每张代表半小时的婴儿照顾时间；因此，一对想要看三个小时电影的夫妇需要使用六张票证。

    此类代金券/票证方案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流通中票证的精确数量。20世纪70年代早期，华盛顿特区有一家这样的合作社，由于它印制的票证数量不多，因此家长们就把它们收藏起来。许多人愿意照看孩子以赚取票证，但愿意花票证请人照顾自己孩子的人很少，因此每个人晚上出去的时间都比自己原本想要的少。

    在华盛顿特区，许多父母都是律师，正如律师们惯常做的那样，为了解决问题，他们通过立法强制要求个人花这些票证。但在经济领域，通过立法解决问题往往会失败，本案也是这样。于是一对经济学家夫妇说服合作社印刷并分发更多的票证。家长们有了充足的票证，所以晚上会出去玩儿更长时间。[10]

    同样，劳的金匠/银行业背景和经验告诉他，欧洲经济停滞的原因是铸币短缺，除了其他措施，印刷纸币可以弥补铸币的短缺。劳并不是第一个意识到这一点的人；几乎从17世纪初金匠/银行家发明弹性信贷开始，他们中的一些人就认识到，扩张纸币可以刺激经济。1650年，也就是在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将以黄金为基础的货币体系称为“野蛮遗迹”的3个世纪之前，王室官员威廉·波特就指出，流通中有限的铸币数量意味着：

    尽管世界上的仓库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装满商品，但是你将会看到，由于支付能力不足，商人们进货的速度慢于他们为商品找到销路的速度，而接下来，如果人们由于极度贫困而无法从商人手中买走商品，那么贸易的大门将会关上，其结果就是财富的大门会关上……反之，如果所有人手中的货币（或者类似货币的东西）增加，那么（商人们就不需要囤积货币，只要一有货币，他们就会买进商品，并将其摆在货架上），随着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人们手中的钱越多，商品贸易就越多；而这种贸易的增加将增加财富……因此，财富的关键在于增加货币，或者类似货币的东西，而不是囤积货币。[11]

    法国以及劳的祖国苏格兰的银行体系远比荷兰和意大利更为原始，因此，法国和苏格兰的经济运行不佳。罗讷河谷纺织业的恶劣状况给劳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他制订了一项通过发行纸币为工厂、托儿所、面包房和作坊融资的计划。1703年底，他认识的一位法国驻都灵大使，将他的建议转述给法国财政大臣沙米亚尔侯爵，但后者婉拒了他。

    新年前后的某个时间，劳回到了苏格兰，那里的情况更加变化无常。早些时候，在1695年，苏格兰议会将该国的远洋贸易垄断权授予苏格兰非洲和东西印度群岛贸易公司（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达里恩公司”）。公司计划在巴拿马地峡的达里恩建立一个贸易前哨站，以缩短从欧洲到亚洲的贸易路线。该公司向达里恩派出了两支探险队，第一支探险队由于计划和供应不善而遭遇失败，而第二支探险队的成员则被西班牙人屠杀。

    1699年，该哨站落入西班牙人手中，苏格兰银行不得不暂停营业。银行的经营困难使劳感到悲痛，他进一步完善了他的经济思想，写成了两本作品：《土地银行》和《论货币和贸易》。前者提出发行以土地为担保的纸币；后者是一本详细而精辟的书，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一书中的许多概念埋下了70年的伏笔。

    劳开始以一种非常现代的方式深入思考货币的本质。他认为，真正的货币应该有7个基本特征：价值的稳定性、同质性（也就是说，它可以以固定单位交易）、易于运输性、各地统一性、易储存而不损失价值性、可分割成更小或组合成更大的货币量，以及拥有一个关于其价值的印章或标识。[12]

    劳认为土地正符合这些标准，与土地挂钩的纸币将优于锚定白银的传统货币。在今天看来，这种以土地为单位的货币概念似乎很奇怪，但在18世纪早期，它是有道理的。大约从1550年开始，白银从秘鲁和墨西哥的巨大矿场涌入欧洲，这导致其价值贬值。相反，表示一块土地的证书可以根据其未来粮食、水果或动物产量的总和进行估价。此外，白银只有少数几个限定用途：货币、珠宝和器皿或工业用途。相比之下，土地在支持纸币的同时，还有各种广泛的农业用途。[13]正如劳所写，“土地产生了一切，但白银只是产品。土地的数量不会增加或减少，白银或其他任何产品的数量可以增加或减少。因此，土地的价值比白银或其他任何产品更为确定”[14]。

    劳逐渐将他的货币概念扩展到了土地之外，包括了那个时代最伟大公司的股票，特别是英国和荷兰东印度公司以及英格兰银行，他认为，这些公司的利润应该比白银更稳定。这是一个合理的假设；但劳没有预见到的是，他的体系本身会给那些价格带来致命的不稳定性。

    作为卡尔·马克思的先驱，劳提出了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货币是不存在的，易货是交换的主要形式，这时，大规模的生产制造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那需要前期大量的货币开支。用劳的话说，“这种易货状态下几乎没有贸易，也很少有手工生产者”。［劳的“贸易”一词具有现代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意义：指消费的商品和服务总量。我们现在认为，劳认为货币时代之前是易货阶段，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在原始社会，交换是通过互相赠送和积攒记号来完成的，这些做法的经济效率比易货更低。］[15]

    在第二个阶段，经济在金属货币的基础上运行，但金属货币太少。虽然从理论上讲，如果货币短缺，人们就可以在较低的工资下工作，但这会妨碍制造业发展：

    人们会问，如果各国的管理良好，那么为什么它们不自己加工羊毛和其他原材料？是因为在货币短缺的地方，工人的工资很低吗？答案是，没有货币就没有人愿意工作；而且，在货币很少的地方，其几乎不能满足国家的其他需要，因为人们不能同时在不同的地方使用同一枚铸币。[16]

    在第三个阶段，当货币和信贷充裕时，国家繁荣。英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在10年前刚刚成立了英格兰银行，以发行钞票。[17]银行周期性地增加和减少钞票供应；劳观察到，“随着英国货币的增加，（国民收入的）年均值也增加了；随着货币的减少，年均值也随之减少”[18]。

    劳首次描述了一个被称为“循环流动”模型的经济概念（他的理论核心），这在他的《论货币和贸易》中有数页解释。该模型可以想象为两个同心圆，货币从一个所有者向另一个所有者以顺时针方向流动，而商品和服务则逆时针流动。

    劳设想了一个孤岛，它由一位领主拥有，该领主将自己的土地出租给1000名农民，这些农民种植农作物并饲养动物，其产出占岛上产出的100%。但制成品不能在当地生产，而是通过出口多余的谷物以换取制造品进口。

    此外，岛上还有300名没有工作的贫民，他们靠上帝和农民的施舍生存。为解决这种悲哀状况，劳让领主印刷足够多的货币，用于建立工厂并雇用300名贫民，工人的工资将用于购买农民的粮食。这将增加农民交给领主的租金，领主可以继续用租金支付工人工资。

    正如现代任何一个凯恩斯主义者都会做的那样，劳将他的例子做了概括：

    贸易（也就是现代术语中的GDP）和货币相互依赖：当贸易衰退时，货币减少；而当货币减少时，贸易就会衰退。权力和财富依赖于人的数量以及国内外商品的储存数量；而这些又依赖于贸易，贸易又依赖于货币。因此，贸易和货币两者之间会产生直接和必然的影响；损害其中任何一方都将损害双方，权力和财富都将是不稳定的。[19]

    劳提出一个由苏格兰银行发行纸币的方案，但这个方案被苏格兰议会于1705年投票否决了。两年后，苏格兰通过了《联合法案》，根据该法案，苏格兰与英格兰合并，这样劳在苏格兰就面临着生命危险，因为他本应在伦敦被监禁和处决。劳请求安妮女王的赦免，但被拒绝，于是他逃回了欧洲大陆，在荷兰、意大利和法国之间辗转10年，然后于1715年在巴黎定居。[20]

    那时，他又一次被法国财政大臣沙米亚尔拒绝，他的另一个在都灵开设银行的计划也被萨伏依公爵否决。接下来，他大胆地寻求路易十四的支持。到1715年夏天，路易十四已经统治法国72年，这是欧洲君主至今的最高纪录（伊丽莎白女王必须活到98岁，也就是2024年，才能超过路易十四的在位时间）。路易十四正打算批准劳的建议时却患上了坏疽，他明确地告诉摄政王奥尔良公爵：“我的侄子，我让你成为王国的摄政王。你将目睹一个国王在坟墓里，而另一个在摇篮中；你要永远记住前者的记忆和后者的利益。”[21]英俊、迷人和富有的劳获得了摄政王的支持，并最终说服摄政王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金融尝试。

    1715年9月路易十四去世时，法国已经因参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而濒临破产。劳曾试图组建一家大型国有银行，但受到摄政王的限制。1716年，他成立了“私人通用银行”，正如其名所示，这是一家私人企业，总部设在劳的家里，劳成为一位新加入的法国公民。

    当时，只有5个国家——瑞典、热那亚、威尼斯、荷兰和英格兰——发行了纸币，但其不能用于日常小规模交易，因此法国人对私人通用银行的纸币持怀疑态度。[22]新银行成立之初，劳就立即规定，新纸币可以与流通中的黄金和/或白银一对一兑换。由于当时的法国长期资不抵债，经常发行不足值的金属铸币，因此新纸币的价值比当时流通中的金属铸币要高。为了吸引富有的客户并增强信心，他将存款准备金率保持在较低水平，并开展了一些“亏损业务”，包括免费兑换外币和按银行纸币面值兑换铸币业务，而不是按低得多的（高折扣的）普通的政府纸币价格进行兑换。[23]

    由于票面价值得到了保证，劳的银行纸币和服务所具有的优势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正如劳预测的那样，纸币供应的增加提振了王国经济。

    劳的下一个目标是密西西比公司。该公司最初于1684年获得特许经营权，后来通过与其他公司合并而获得法属美洲的贸易垄断权，但由于未能成功利用这些垄断权，其经营者安托万·克罗扎于1717年将特许经营权交还给了国王。现在，由于私人通用银行的成功，劳声名鹊起，他承诺通过让密西西比公司买断王室的巨额债务来拯救国家财政。在这个过程中，劳通过投机买卖公司股票，本已惊人的赌博财富更是成倍增加。

    为了使密西西比公司承担起王室的债务，他让王室扩大他的垄断权，垄断与中国、东印度群岛和“南海”（赤道以南的所有海域）的贸易。但几乎所有的相关贸易路线都已在英国、西班牙、葡萄牙的控制之下。[24]因此，密西西比公司对于这些新大陆贸易的“垄断”毫无价值。但是，这一点儿也没有减少劳的新金融体系的魅力。

    密西西比公司承担了王室的巨额债务，主要是以公民国库券的形式，国库券当时的利率为4%。由于王国的财政状况很脆弱，国库券的交易价格大大低于其面值；劳承诺，他的计划将使国库券的交易价格达到面值，这对王室来说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诱惑。1718年12月，劳成功地使他的私人通用银行升级为国家银行，即“皇家银行”，该银行完成了货币流转链条：新银行将发行纸币，以支付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纸币将用于购买国库券，从而减轻国王的战争债务。难以理解的是，国库券也可以直接用于购买公司股票；由于国库券是债务，公民用国库券购买股票意味着国库券的消失，这进一步改善了王室的财政状况。[25]

    劳的权力使他沉溺于与银币的斗争，他将银币视为国家的经济锁链。硬币被抛弃，纸币被引进。早在私人通用银行存续期内，政府就已经允许公众用私人银行发行的纸币支付税款。1719年初，皇家银行在法国各大城市设立分行，在这些城市，高于600里弗尔的白银交易必须用银行纸币或黄金进行；禁止使用银币支付。到1719年底，皇家银行已经买进了大部分的国库券，国家债务的消失进一步鼓舞了这个国家的动物精神。

    随着密西西比公司股价的上涨，银行印制了更多的纸币以满足对股票的需求，这进一步推高了股票价格，从而导致更多的纸币发行。很快，第一个记载翔实的全国性股市泡沫正在形成。冒失的货币扩张并不完全是劳一个人的作品，也受到了摄政王的影响。劳理解螺旋型通货膨胀的特点，但摄政王并不理解这一风险，他只是被该计划的成功鼓舞。

    以所谓的“永久资本”运营的现代公司，这只是一种花哨的说法，实际上就是，如果某个项目需要10亿美元，那么将通过销售股票来筹集大部分资金；如果费用预测准确，那么该项目将随后完成。

    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并非如此。该公司的股票不需要以全价直接购买，而是以认购的方式，以现金支付10%的股价。也就是说，为了获得股份，购买者只需支付10%的股价和20个月的分期付款（或“催缴股款”，每笔5%）中的第一笔，即只需要支付股价的15%。催缴机制是金融杠杆的一种早期形式，如果价格上涨15%，投资者的首期付款价值就翻了一番，它会放大收益和损失；如果价格下跌15%，那么投资者将被清出市场。因此，催缴机制可以被认为是保证金债务的祖先，而保证金债务是随后出现许多金融崩溃的原因，最明显的一次是在1929年。[26]

    为了满足对公司股票的需求，劳的银行发行了更多的股票；查尔斯·麦基描述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至少有30万人申购这5万份新股，劳在坎康普瓦大街的住宅从早到晚都挤满了热切的申购者。由于不可能满足所有的申请人，新股东名单只能在几周后才公布，在此期间，公众的焦急情绪达到了疯狂的程度。公爵、侯爵、伯爵以及他们的夫人每天都要在劳家门前的街道上等待数小时，以了解结果。最后，成千上万的人挤满了整条大街。为了避免平民人群的推挤，贵族们在邻近的房子里租了公寓，这样他们就可以一直住在这位新财神爷散播财富的神庙附近（见图3-1）。[27]

    图3-1 约翰·劳的巴黎

    人们很少谈论其他事情，几乎所有有幸拥有股票的贵族都忙于买卖股票。坎康普瓦大街的租金上涨了15倍。

    劳对拥挤的人群感到厌倦，于是逃到他在旺多姆更宽敞的住所，但那里也很快挤满了人。这引起了议长的愤怒，因为议长的法庭就在旺多姆广场上。最后，劳搬到了苏瓦松酒店，那里有一个足够大的花园，花园可以容纳几百个帐篷；拥有该房产的幸运贵族以每月500里弗尔的价格出租每一个帐篷。

    麦基回忆说：“如果在某次会面中，摄政王让贵族们等了半个小时，那么他们会被激怒，但他们愿意等6个小时得到一次与劳见面的机会。”[28]一位女士巧妙地利用了劳对女士的殷勤，她故意让马车在劳面前翻车，劳不出所料地过来救助：她很快就承认了这是她的小伎俩，劳被她逗笑，于是给她签发了股票。拘谨的麦基提到了另外一个会让读者“微笑或脸红”的情节，但没有描述它，只是害羞地提到了一封奥尔良公爵夫人写的信：

    劳太忙了，日夜不得休息。一位公爵夫人在众人面前吻了他的手；如果公爵夫人吻了他的手，那么其他女士会如何？[29]

    其他观察者也证实了麦基的描述。1719年9月，英国大使馆的一名办事员向伦敦报告说：

    坎康普瓦大街是他们的交易场所，从清晨到深夜，这里挤满了亲王和王妃，公爵、贵族和他们的夫人等，总之，这里在法国非常有名。他们出售房地产、典当珠宝，以购买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

    一周后，这名办事员又写道：“这个镇上的所有新闻都是关于股票买卖的。目前，法国人的脑子不会转向任何其他事情。”[30]巴黎成为一个繁荣的城市。泡沫期间，人口膨胀，城市不可避免地受到食品、服务和房地产价格飙升的负面影响。这种气氛高涨的环境下产生了“百万富翁”一词，其被普遍用来形容幸运的股东。[31]另一份大使馆报告写道：“昨天有人告诉我，一家商店在不到3周的时间里出售了80万里弗尔的蕾丝和亚麻布，主要是卖给一些以前从未穿过蕾丝的人；诸如此类的报道每天都如此令人意想不到，其他国家的人根本就难以相信。”[32]

    泡沫通常结束于看似很小的扰动，然后迅速崩塌。震动发生在1720年初，当时孔蒂亲王因没有买到足够多的公司股票而被激怒，为此，他派出了三辆马车，去皇家银行（卖出纸币）换取铸币，这些铸币本应是银行发行新纸币的基础。劳当时担任法国财政部长，不能在公众面前拒绝这一糟糕的请求，因此他做了次好选择：他向摄政王抱怨，摄政王强迫孔蒂撤销这一要求。敏锐的投资者意识到亲王所提要求和摄政王默许拒绝背后的含义：银行发行的纸币数量大大超过了其黄金和白银储备。随后发生了对该银行的全面挤兑。

    劳现在面临着一个危急的选择。他可以通过减少印刷纸币来保护货币币值，但这将损害股价；或者他可以通过印制更多的纸币来保护股价，而这将加剧本已猖獗的通胀。前一种做法将保护法国；后一种做法将保护贵族投资者。

    起初，劳选择保护货币，从而保护国家，或者他认为是这样。1720年2月底，陷入绝望的劳和摄政王开始禁止使用铸币进行交易，并将私人拥有的铸币限制在500里弗尔以内；此外，还禁止囤积银制器皿和珠宝，并招募告密者和经纪人来强制执行这些可恶的新规定。随着仆人背叛主人，父亲背叛儿子，国家的社会关系网开始瓦解。

    由于社会如此混乱，两周后，劳转而保护股价，从而保护富人，他提出每股出价9000里弗尔，这意味着需要印刷更多的银行纸币。到那时，里弗尔贬值带来的通货膨胀已经非常明显，到5月份，他通过两个步骤让里弗尔贬值了50%。1720年后期，为了控制通货膨胀，他宣布大面额纸币价值为零，抹去了国家的大部分财富；经济历史学家安托因·墨菲估计，包括密西西比公司股票和纸币在内的整个系统经通胀调整后的价值下降了约87%。对纸币和密西西比公司股票的最后一击是在那年秋天，瘟疫肆虐马赛，并威胁到巴黎，这进一步动摇了金融信心（见图3-2）。[33]

    图3-2 1719—1720年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价格

    至此，劳不仅耗尽了银行资本，也耗尽了他的政治资本。为了避免进一步的尴尬，摄政王允许他体面地离开巴黎，即先去巴黎郊区，然后出国。此时，他谋杀博·威尔逊的罪名已经获得王室的赦免。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劳在英格兰和欧洲大陆四处奔波，逃避债权人，其中最著名的债权人是伦敦德里勋爵。1719年9月，劳与伦敦德里勋爵下注，他认为密西西比公司将损害英格兰东印度公司股票的价值，因此承诺未来将向伦敦德里交付大量EIC（东印度公司）股票，这有效地“做空”了EIC的股票（“做空”就是押注股价下跌）。但是，南海泡沫（密西西比泡沫的伦敦孪生兄弟）期间，EIC的股价飙升，同时劳的体系又使法国货币相对于英国货币大幅贬值，这个赌注对劳来说成为一个灾难性的赌注。[34]

    尽管劳已经成为奥尔良公爵的政治负担，但这位摄政王仍然珍视他的才华，如果摄政王没有在1723年去世的话，那么可能会将劳重新召回巴黎。最终，劳于1729年在他深爱的威尼斯病逝，遗留下的主要财产是大量艺术收藏品，几乎没有其他东西。但总的来说，他是幸运的；而未来的泡沫主角往往会有更悲惨的结局。[35]

    密西西比公司确实拥有过一片美洲土地，就是后来的路易斯安那州。但在18世纪早期，该地区人口不足，而且流行疟疾病。为了给这片领土招募定居者，为公司的新大陆经营做准备，劳制作了欺骗性的小册子，将该地区描述为人间天堂。广告宣传失败后，劳又开始征募数千名男女白人囚犯以及非洲奴隶。

    违反纪律的士兵、名门中的害群之马、乞丐、妓女以及任何毫无戒心误入巴黎的农民都被强行运到了墨西哥湾沿岸。那些自愿去的人可以得到免费的土地、饮食和前往新领土的免费交通。[36]

    路易斯安那州所谓的“首府”，在现代的比洛克西和莫比尔[37]之间交替，不过是一处仅有几百名定居者的恶臭营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1721年公司倒闭后逃往新首府新奥尔良。[38]

    两个世纪以来，劳一直被描绘成一个无赖。最典型的是丹尼尔·笛福[39]（以“迷雾先生”的笔名写作）写给那些希望获得巨大财富的人的建议：

    迷雾先生说，如果你已经下定决心了，除了这样做，没有什么别的办法，那么你必须做什么？很简单，你必须佩剑，杀一两个花花公子，被关进纽盖特监狱，被判绞刑，然后越狱，假如你能做到的话，记住，顺便去一个陌生的国家，转做股票经纪人，发行一支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搅动一个国家的泡沫，那么你可能很快就会成为一个伟人；如果你有好运气，那么根据一句古老的英国格言——一旦你敢做一个记录在案的流氓，你可能很快就有希望成为一个贵族。[40]

    经济史学家们对他更为宽容。在劳的时代，经济运行中的货币不以黄金和白银为基础，这种想法在当时似乎是革命性的，甚至是可笑的。但今天的绝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将货币供应量建立在矿山或珠宝盒中的金属量的基础上更加愚蠢。例如，金本位制的权威经济历史学家巴里·埃森格林发现，各国从大萧条中复苏的顺序与它们放弃硬通货（指金属硬币）的顺序恰好一致。[41]从本质上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叮当仙子[42]的经济中，因为每个人都相信纸币幻觉，所以它运转良好。就像穿越海格力斯之柱[43]航行、死于地中海之外的远古水手一样，劳的体系——一种群体幻想——由于缺乏经验而走向了失败，但也照亮了未来的路。

    密西西比泡沫传染了整个欧洲大陆。狂热时期，顽固的威尼斯人不再反对合股公司[44]；有一些合股公司开始热情地发行股票，但后来随着巴黎灾难的消息南下而消失。荷兰也不愿落后于法国，紧随其后，进行了44次股票发行，其中有30次的价格几乎立即翻了一番。在稍欠发达的欧洲地区，贸易公司像野花一样遍地开花，然后迅速消失；18世纪欧洲股票发行中有整整40%的比重发行于1720年。[45]

    法国泡沫在伦敦最响亮的共鸣来自约翰·布朗特爵士，他出生在正确的时代。1689年，他25岁，英国在这一年继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确立了君主立宪制。这一年，荷兰政权持有者威廉三世应英格兰新教势力的邀请进入英格兰，并以国王的身份登上王位，结束了英格兰斯图亚特君主制时代。

    在此之前，英格兰没有“国家债务”，只有国王及其家人的私人债务。1685年查理二世去世时，他和他的兄弟以及侄子欠了伦敦银行家约100万英镑，没有偿还一分钱的利息或本金。[46]由于王室不偿还贷款的风险一直存在，银行家们就理所当然地收取高利率，这压制了英国经济的发展。光荣革命之后，君主立宪制建立，国王放弃了原有的神圣权利，权利不受限制的问题得以解决，这立即使政府债务对银行家来说更具有吸引力。这反过来又更普遍地降低了利率；由于相对安全的债券不能获得高回报，投资者寻找风险更大的投资机会。这引发了未来10年合股公司的繁荣。

    布朗特是一位浸信会鞋匠的儿子，曾当过撰稿人（也就是从事法律和金融文件的写作，是一个传授房地产和金融活动内幕知识的职业）。借着这个职业，他进入一家小型商业企业集团，该集团包括一家亚麻布企业和一家伦敦供水公司。随后，他又受雇于一家最具野心的新合股公司——剑锋公司。

    起初，该公司生产先进的法式剑杆，但很快就将业务扩展到土地投机和政府债务交易。（商业模式的彻底改变，是与泡沫有关的金融诈骗的一个特征；近3个世纪后，安然公司也从一家枯燥沉闷的管道公司和发电厂蜕变为一家期货交易巨头，直至风险暴露。）

    1710年，布朗特的商业头脑引起了英国财政部长罗伯特·哈雷的注意，他请布朗特帮助解决国家巨额债务问题。与法国一样，英国的巨额债务也是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遗留下来的。布朗特确实有那么一两个办法。他对债务的解决方案就是利用人们的投机心理，这也将成为他的招牌方法：政府将发行利率为6%的传统债券，债券中含有彩票，奖金从20英镑到高达12000英镑不等。债券的发行非常成功，这推动了一项更具吸引力的计划——“200万人的冒险”：一种复杂的分层彩票，起价100英镑，连续五次抽奖，最高奖金不断增加，分别为1000英镑、3000英镑、4000英镑、5000英镑，最后是20000英镑；每次抽奖，都有可能实现更大的回报，以此让输家留在游戏中。

    这些投机项目的成功使哈雷更加大胆，他于1711年成立了南海公司，目的是接管英格兰的所有巨额债务，他本人担任董事，董事会中有很多剑锋公司的人，包括布朗特。[47]作为承担政府债务的交换条件，南海公司与密西西比公司一样，获得了南美洲贸易的垄断权，但事实上当时西班牙和葡萄牙已经控制了南美洲，而且该公司董事会中没有一个人有与西属美洲贸易的经验。作为获得这项“垄断”权的部分交换条件，该公司承担了1000万英镑的政府债务。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英国南海泡沫正是在对法国体系的恐惧和嫉妒中产生的，它与巴黎泡沫几乎同时发生。但1717年密西西比公司承担法国国债，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学习了此前南海公司对英国国债的承担。自1711年南海公司获得经营权的8年里，用承担政府债务换取新大陆贸易的“垄断”权，这种交换规模一直很小；但到了1720年，飞速发展的法国密西西比公司以及数千人涌入的坎康普瓦大街，让英国人羡慕不已。当年法国泡沫吹得最大时，丹尼尔·笛福在巴黎街头写道：

    你们，英格兰的迷雾先生们，在伦敦的你们是一群迟钝、冷漠的家伙；而在巴黎的我们喝着勃艮第酒和冒泡的香槟。你们连巴黎人民的一半聪明都没有。我们这里有清新的空气与柔和的火焰。100可以积累到2000，现在的股息为40%。[48]

    由于担心英格兰会被法国波旁家族所设计的金融永动机压倒，南海公司和议会设计了一个类似的体系，由南海公司承担更多的国家债务（约3100万英镑），这些债务的主要形式是年金。有人提议，这些债务的持有人，即年金受益人，应该自愿将这些政府债券转换为公司股票。

    当然，年金主要持有人是英国公民，他们从中获得收入。年金持有人必须得到一个有吸引力的报价才肯卖出，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刺激他们的大脑边缘系统，让他们相信公司的股票价格会上涨。

    南海公司出售了各种形式的股票。最典型的一种，是卖出一份票面价值（签发时的价格）为100英镑的股票，从年金持有者那里换取100英镑的年金。股票价格越高，公司越受益，因为这使公司能够为自己保留更多的股票。例如，如果股票价格上涨至200英镑，公司就只需卖出比100英镑价格时少一半的股票，并保留剩余的一半股票；如果价格上涨到1000英镑，公司就将保留90%的股票。随着股价的上涨，股票更受欢迎，这是一个正反馈循环，是所有泡沫的核心特征。

    现在，差不多3个世纪后，布朗特和哈雷对心理学的掌控的本质变得更加清晰。他们偶然发现了一种强大的方法，利用了非常古老的人类现象：人类偏好于“正偏态结果”——概率很低但是回报丰厚，即使所有回报的均值为负。例如，任何一个理性的人都不会买一张价值2美元的彩票，这张彩票的结果是50%的概率获得3美元，50%的概率什么都得不到，即它会产生1.5美元（0美元和3美元的平均数）的回报，平均损失率为25%。然而，许多人会买另一张价值2美元的彩票，它有1/2000000的机会获得3000000美元，这意味着平均赔付额也是1.5美元（3000000/2000000），平均损失率也是25%。[49]

    换句话说，哈雷和布朗特找到了一条通往人类贪婪之地的道路：大脑边缘系统强大的奖励预期电路。这是一种本能，这种本能曾经让远古狩猎者获利，但在金融领域是有害的。

    正如我们所知，在南海的垄断权几乎没有价值，但这并不妨碍该公司散布最捕风捉影的谣言。麦基写道：

    他们提到了英国和西班牙之间的条约，根据这些条约，所有西属殖民地可以自由贸易；从波托西-拉巴斯[50]矿中开采的丰富的白银将被运到英国，英国的白银将几乎与铁一样充足……与南海进行贸易的商业公司将成为有史以来最富有的公司，每投资100英镑，将为股东带来每年数百英镑的收入。[51]

    为了确保议会同意该计划，南海公司向议员们贿赂股票，该计划通过后，这些股票大幅升值。1720年4月14日，首次允许以现金形式出售股票；两周后，首次允许公众用年金换取股票；此时股价已从年初的120英镑上涨至约300英镑；到了6月，达到1000英镑以上的峰值。布朗特设计了极其复杂的细节，将这场200万人参加的冒险活动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公司部署了不同级别的股票连续认购，旨在吸引公众的注意力。最后，如前所述，股价越高，公司买进政府债务时向持有人提供的股票数量就越少，从而更多股票掌握在布朗特及其同僚们手中。[52]

    与法国泡沫相比，英国泡沫有四个特征。首先，法国泡沫几乎完全围绕一家公司的股票，但英国泡沫中，受当时普遍的乐观情绪所鼓励，还存在很多其他企业的上市股票。麦基列出了不少于86家被称为“泡沫公司”的英国企业，而随后的历史学家们确定的数量更是翻了一番。虽然大多数企业筹资都是为了实体经济，例如修建公路、房屋以及建立进口商品贸易，但也有很多计划是不切实际的：“头发贸易”、“永远转动的车轮”、“热风烘干麦芽”以及“将水银转化为可锻性精炼金属”。当代现存的一些资料列出了各种各样的筹资项目，其中有许多可能是虚构的，比如一个“大脑的空气泵”，或者“抽干红海的水，找到犹太人离开后遗弃在埃及的宝藏”，或者，最著名的是“为了一项大有裨益的事业；但没人知道这项事业是什么”。[53]

    南海泡沫的第二个显著特征是英国泡沫公司的杠杆程度极高。与密西西比公司股票需要15%的首付类似，南海公司股票的首期付款仅为10%~20%，其余部分将在后续催缴中缴纳。而泡沫公司的杠杆率则高于南海公司，也就是说，它们的初始认购价格较低；有时，一先令[54]可以认购一股价值1000英镑的股票（占规定购买价格的0.005%）。因此，泡沫公司的资金非常匮乏，经常会快速破产。但是，仍有少数公司资本充足，管理良好，得以生存，其中包括两家保险公司：伦敦保险公司和皇家交易所。

    股东们的财富疯狂增加，对公众产生了诱惑。麦基写道：“公众的思想处于一种不健康的发酵状态。人们不再满足于谨慎而具有可靠利润的行业，因为这些行业赚钱缓慢。明天将拥有无限财富的希望，使人们今天的行为无所顾忌，挥霍无度。”[55]

    18世纪早期的伦敦可以看作两个独立的部分：西面是威斯敏斯特区，是政府所在地，有议会大厦、圣詹姆斯宫和为白金汉公爵新建的白金汉宫；东部是商业中心，即“伦敦金融城”，其就是皇家交易所，首都的商业精英们也在这里从事各种形式的国内外商业活动：交易羊毛、木材、谷物和无数其他商品（见图3-3）。

    图3-3 南海泡沫时期的伦敦地标

    股票经纪人受到商业人士的鄙视，在皇家交易所大厅里不受欢迎，被赶到一条聚集了很多咖啡馆的狭窄小巷，这条小巷夹在伦巴第街和康希尔街形成的锐角中，被称为“交易巷”。

    通常情况下，“金融家”们在咖啡馆兜售股票，投机者在那里排队。股票的认购价格通常非常低，然后，买到股票的投机者匆忙来到附近的“交易巷”，通过股票经纪人的斡旋，他们把股票卖给更大的傻瓜。1720年春夏之交，这里的景象和巴黎坎康普瓦大街一样疯狂：哈克尼出租车供不应求，人们即使打到了车，也可能被堵在狭窄的街道上。卖咖啡的商人挤在像乔纳森、加洛韦和山姆这样的咖啡馆，小偷们也很猖獗；在巷子里比在王宫里更容易找到国王和他的宫廷人员。一位律师将此过程描述为“更像是所有疯子同时从疯人院逃了出来”[56]。

    和巴黎一样，投机助长了普遍的价格膨胀。乔治一世国王举办了全国有史以来最奢华的生日聚会，公司的董事们拆除了豪宅以建造更大的豪宅。在现代金融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房地产价格都是年租金的5~20倍；而1720年，伦敦房地产的出售价格是年租金的45倍，这一比例和21世纪初的房地产泡沫期间的比例接近。[57]南海的热情也见证了泡沫的另一个特征的诞生：证券投机成为一种时尚。在投机活动达到高潮时，伦敦的社交场合从圣詹姆斯宫和威斯敏斯特宫（即议会大厦）向东转移到伦敦金融城；在那里，一群贵族女士在“交易巷”附近租了一家商店，“闲暇时间里，当经纪人外出时，她们追捧中国瓷器”[58]。这种兴奋也不仅仅限于贵族：
    还有德鲁里巷的年轻妓女，
    她们通过在豪华马车里的交易，
    通过放荡，
    骗走他们赚得的金子。[59]

    这种氛围不利于理性决策。投机在贵族中最为热烈；6月，接近顶峰时，忧心忡忡的财政大臣约翰·艾斯拉比建议乔治国王将价值8.8万英镑的公司股票兑现为现金，这位粗鲁的国王将艾斯拉比称为懦夫，但艾斯拉比坚持己见，最终国王将其持有的约40%的股票转换为安全资产。[60]

    南海泡沫的第三个显著特征是肇事者越来越狂妄；密西西比事件中的肇事者约翰·劳一直保持了他与生俱来的礼节，但他的英国同行不是这样。虽然我们可以将布朗特或艾斯拉比形容为轻信的或虚伪的人，但这只是一个起点。从一开始，商业社会便将财富等同于智慧和正直；拥有财富的人喜欢听到别人说他们具有卓越的智力和道德品质。伴随着在金融领域内的成功，他们获得的财富和奉承不可避免地让他们产生一种侵蚀自我意识的自负。更糟糕的是，巨额财富往往更多地来源于欺诈，而不是智慧和实体经济。在这种情况下，奉承会腐蚀灵魂，正如布朗特身上所发生的那样，他这时已经演变为现代狂妄自大CEO（首席执行官）的原型。有一本作者不详的小册子，可能是作者在布朗特倒台后不久写的，描述了南海公司崩溃前不久，布朗特去往时尚度假胜地坦布里奇韦尔斯：布朗特去往坦布里奇韦尔斯的装备多么华丽，那里对他有多么尊重，他在那里表现得有多么傲慢，他和他的家人在谈到这个项目时怎样称之为“我们的项目”[61]。小册子的作者描绘了一幅经典画面：

    （布朗特）在他任期的前几个月里，除了他自己，从未允许任何人就（公司交易）做出提议；法庭记录中也没有任何与此有关的会议记录，而只有他口述的内容。他明显地塑造了一个先知的形象，用一种强调和异常激烈的语气说话；他习惯于摆出威严的姿态，斥责那些对他所说的任何话有一点点反对的人，并竭力教导人们。他所说的好像都是出于心血来潮，说的话类似于：“先生们，不要惊慌，你们必须坚定、果断、勇敢地行动。我告诉你们，在你们面前的不是一件普通的事情。世界上最伟大的事情和你们有关。欧洲所有的钱都将集中在你们这里。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要向你们缴纳贡金。”[62]

    正如历史学家爱德华·钱塞勒所指出的，从南海泡沫到互联网泡沫，都常常会唤醒其主要人物的狂妄自大：

    伟大金融家所做的计划可能会成为投机狂热的催化剂，金融家自己也会受到影响。其野心变得无限大。一方面，其获得大众面前的成功和普遍的奉承；另一方面，私人事务管理越来越混乱甚至出现欺诈；这两者之间出现鸿沟。[63]

    布朗特策划了对南海公司股票的操纵，包括从认购金中借出部分资金以购买股票。他不仅通过在价格上涨到接近最高值时卖出股票而获利，而且还秘密地向自己、朋友和许多议员增发股票，其中一些是欺诈性的。

    正如通常发生的那样，一个意想不到的事件引发了结局。1720年6月，密西西比公司股价暴跌，布朗特害怕英国其他泡沫公司会抢占南海公司的资金，于是在南海股价达到峰值时推动议会通过了《泡沫法案》。该法案要求新企业必须经过议会批准才能成立，并将新企业的股东数量限制为5名；布朗特还让法院起诉了3家现存的泡沫公司，因为它们违反了公司章程。

    就像在巴黎一样，布朗特的狂妄也蔓延至其他人。如麦基所写的，一位导演，“十分骄傲的无知富人，曾说过要用金子喂他的马”[64]。普通民众也是这样：“通过成功的赌博而暴富的无知的人，他们傲慢专横，让真正有教养和思想的人尴尬，黄金竟然有能力在社会中提拔不值得被提拔的人。”[65]布朗特对其他竞争性泡沫公司采取的行动，使自己反受其害，不仅刺破了泡沫公司，还刺破了南海公司；截至10月底，其股价已从峰值1000英镑跌至210英镑，到1721年底，跌至150英镑以下（见图3-4）。[66]

    图3-4 1719—1721年南海公司股票价格

    第四个特征，也是最后一个特征，就是南海和密西西比泡沫的区别在于它们的格局和范围。约翰·劳不是禁欲主义者，但他并没有只关注自己的私利；他真正希望通过革命性的信贷扩张刺激和推动法国经济的发展。但是，布朗特的计划很狭隘，他想通过南海公司把信贷塞进自己的口袋；当信贷扩张从南海公司扩展到其他企业时，他开始努力限制信贷，目标达到了，但这不仅摧毁了其他企业，也摧毁了南海。但从国家的角度看，布朗特计划的狭隘性使金融部门受到的损害相对短暂，这也成为南海泡沫仅有的优势，区别于法国那样灾难性的银行业崩溃、全国性的通货膨胀以及随后长期持续的对银行的恐惧。[67]

    此外，与密西西比公司不同，南海公司并没有给出一个完全空洞的承诺。即使在18世纪早期，其内在价值也可以做出合理估计。首先，它持有年金受益人（现在是公司股东）提供给它的年金，这些资产的价值大约为每股100英镑，也大约是泡沫破裂后的结算值。

    南海公司的另一个特点是，它继承了1707年西班牙授予安妮女王的西属殖民地（《阿西恩托[68]条约》）奴隶贸易垄断权，这在其假定的业务量中占据了最大份额，而根据与西班牙的条约，授权仅限于一艘装有500吨货物的“年度船舶”，这实际上排除了新大陆产品贸易。然而，新大陆产品贸易几乎对南海公司没有意义，因为公司专门从事于金融，而不是国际商业；可恶的是，其中一名董事为了自己的利益，私自使用公司500吨年限额中的60吨，被当场抓获。到了1714年，也就是泡沫破灭的6年前，由于实际贸易业务没有利润，因此公司退出贸易业务；40年后，该公司以仅仅100000英镑的价格出售了其《阿西恩托条约》的权利。[69]最后，公司的新大陆投资价值已经无关紧要，因为投机者关心的不是奴隶贸易或糖贸易中的利润，而是那些股票买卖的利润，这些股票的价格似乎涨到了天价。

    一位名叫阿奇博尔德·哈奇森的律师兼议员进行了当时最复杂的股价计算，他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该公司股票的报告。幸运的是，其中一个报告写于1720年6月，正好在繁荣达到顶峰之前；报告建议，股票市值应该是该公司年金资产价值的两倍，也就是200英镑。而当时，股价已经是740英镑；他预言“现在就应该停止当前的这种疯狂”。结果，疯狂又持续了几个月；7月，股价已经达到每股1000英镑，哈奇森以这个价格估算出该公司的总价值几乎已经是英格兰所有土地价值的两倍。[70]（20世纪80年代的东京房地产泡沫也是如此，当时东京皇宫的泡沫价格能买下整个美国加州的土地。）[71]

    第二年，在受害选民以及被骗议员的推动下，议会开始调查股价崩溃以及布朗特、他的同僚和政府内部人员积累的巨额财富。财政大臣艾斯拉比成为替罪羊，他被迫辞职，被关进伦敦塔，还有另外6名议员被驱逐。南海公司一直运作到1853年，不是作为贸易公司，只是作为政府债务的持有人。国王成为人们嘲笑的对象，但是没有被制裁。[72]

    一些人提出要监禁甚至绞死南海公司的董事，但董事们在被短暂监禁后勉强避免了这种命运。议会没收了他们的财产，用以补偿项目受害者；布朗特保留了他18.7万英镑资产中的5000英镑，悄悄地退休并到了巴斯[73]，在那里建立起一个杰出的后代宗系，其产生了包括主教和维多利亚女王的牧师在内的很多虔诚的后裔。[74]

    《泡沫法案》是在狂热达到顶峰时通过的，该法案不仅阻止了其他公司的进一步投机，而且也无意中导致了南海公司的沉没。该法案存在了一个多世纪。但未来，对狂热及其崩溃的记忆将不可避免地逐渐消失，在激动人心的新技术和宽松信贷的鼓舞下，在发起人、公众、媒体和政客的推动下，市场的动物精神将再次崛起，从而再次产生一波狂热，使这场18世纪初的狂热也相形见绌。

    4 资本主义的英雄

    英国铁路泡沫

    20世纪50年代初，斯沃斯莫尔学院的一位社会心理学家所罗门·阿希进行了一系列开创性的实验，对中世纪群体末日幻想和18世纪金融狂热的传染性进行了研究。

    阿希让大约6个男性参与者围坐在一张长方形的桌子旁，他们正在接受视觉感知测试。他给所有人看了一张卡片，上面有一条固定长度的直线，比如说英寸[1]。然后他给他们看了第二张卡片，上面有三条线，其中一条线的长度也是英寸，另外两条线的长度稍有不同，比如3英寸和英寸（见图4-1）。参与者被要求在第二张卡片上选出与第一张卡片上长度相同的线条。这项任务需要一定的专注力，但也很容易，正常情况下受试者选错的概率是1%，连续参加12组配对实验全部正确的概率是95%。

    图4-1 阿希实验中所用的卡片

    许多（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心理学实验都需要对受试者撒个小谎。这项测试根本不是关于视觉感知的，每组只包含一个真实的受试者。其他参与者实际上是阿希博士的助手；真正的受试者坐在桌子中间附近，这样尽量缩短他与陪试者们的平均距离。

    测试中这个真正的受试者要么最后一个回答，要么倒数第二个回答，因此在回答问题之前，他已经听到来自陪试者们的多个答案。当陪试者们答案正确时，受试者的表现与单独参加测试时相似，所有12组卡片的正确率为95%。但是，当陪试者们故意回答错误时，受试者的表现结果会急剧变差。他们中只有25%的人在12组配对中选择正确，令人难以置信的是，5%的人在12组卡片配对中全部错误。[2]此外，受试者在各组实验中表现一致：如果一个受试者在前6组实验中深受陪试者错误的影响，那么他在后6组实验中也将受到类似的影响。也就是说，其中一些受试者确实比其他人更容易受到影响。

    实验结束后，阿希博士采访了这些受试者，他们的回答发人深省。容易被影响的人担心他们的视力或心理处理能力正在衰退；其中一个受试者说：“我知道这群人不会错。”[3]即使是那些不易被影响的人也对自己与大多数人的分歧感到不安，并感觉到可能别人是对的，其中很少有人能对自己的答案完全确定。

    引人瞩目的社会科学实验往往会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阿希博士的例子就是如此。在他的实验之后的几十年里，其结论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大众媒体、教科书甚至学术文献中，这也恰恰表明了大多数人的随波逐流。[4]

    实际上，这些数据也呈现出一些细微差别。在存在误导性陪试者的情况下，超过一半的受试者的答案是正确的，即非一致性。此外，即使只存在一个答案正确的陪试者，也能显著降低受试者的错误率。对阿希实验的更精准的总结是，一些人比其他人更容易被影响，但25%的受试者没有受到任何影响。那么，很容易想到的是，阿希已经找出了那些最容易受到金融泡沫或世界末日信条影响的人。

    阿希博士的结果尤其显著，因为估计线长这种实验几乎不会受到情感因素的影响。打哈欠也是这样，人们对这种话题往往没有什么情感驱动的想法。当然，正如我们大多数人知道的，并且已经被实验证明，打哈欠是有传染性的。在正常、完全清醒的受试者中，传染性打哈欠不仅可以通过其他人的哈欠诱发，还可以通过打哈欠的视频诱发，即使打哈欠的人的嘴巴已经被遮住。奇怪的是，只显示嘴巴的视频并不能引起打哈欠。[5]

    在情绪饱满的时候，人们的从众性会提高。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发出了一个警告，即目睹别人的变富会产生有害影响，这一警告也适用于阿希博士的实验：在实验室里成功地抵抗了社会压力的人，在现实中却可能无法抵抗充满情绪的群体幻想。

    模仿不仅仅是一种最真诚的恭维，它对我们的生存也至关重要。在人类进化过程中，我们的物种必须要适应各种各样的环境。这种适应有两种形式。第一种是身体上的，一个明显的例子是非洲人的皮肤比北欧人更黑，因为深色皮肤可以保护底层组织免受热带阳光的伤害；相反，浅色皮肤可以在阳光较少的北纬度地区更有效地生成维生素D。

    第二种适应是文化和心理上的，正如进化心理学的先驱罗伯特·博伊德和彼得·理查森指出的那样，在亚马孙河雨林生存所需的技能与在北极生活的人所需的技能大不相同，他们：

    必须知道如何制作几十种基本的工具——皮艇、保暖衣、倒钩鱼叉、油灯、用皮毛和雪搭建的住所、防止雪盲症的护目镜、狗拉雪橇以及制作这些工具的工具……虽然我们是相当聪明的动物，但我们做不到这一点，因为我们还不够聪明。皮艇是一种由各种不同部分组成的高度复杂的物体，设计一艘好的皮艇，意味着需要找到一种极为罕见的各部分组合。[6]

    换句话说，如果你以前从未见过北极人用当地存在的原材料制作皮艇，那么你几乎不可能会制作皮艇。亚马孙本地人所需要的各种其他技能也都是如此。人类从白令海峡迁移到亚马孙河只用了不到1万年的时间，这意味着我们在此之前一定进化出了准确模仿的能力。用博伊德和理查森的话说，能够在如此不同的环境中生存，意味着人类不得不：

    进化（文化上）对当地环境的适应能力——北极的皮艇和亚马孙河流域的喷枪——这是一种适应更新世时期的混乱、快速变化世界的高超能力。然而，创造这种好处的心理机制必然伴随着内在成本。为了获得社会学习的好处，人类必须是轻信的……我们以低廉的价格获得了橡皮艇和喷枪这样奇妙的改编作品。问题在于，对这种容易适应的传统的贪婪，很容易导致不适应的情况以某种方式出现。[7]

    在过去的大概5万年里，人类物种已经从非洲诞生地传播到地球的几乎每一个角落，从北极海岸到热带，再到广阔太平洋中的各个孤岛。晚更新世时期，人类物种从北极之地向麦哲伦海峡迁徙，在这期间能够适应如此多样的环境，这依赖于人类精确模仿的能力。但是，人类在石器时代的许多适应性已经不适合于现代世界，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富含能量的脂肪和糖对我们的吸引力，在我们的进化史上，脂肪和糖曾经是稀缺的，可以帮我们维持生命，但现在作为廉价垃圾食品存在，并威胁人类健康。同样地，我们某些古老的模仿倾向也常常不适合于现代，用麦基的名言来说，会给现代社会带来“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群众性癫狂”。

    群体幻想的传播还助长了另一种古老的心理冲动，即人类具有压制与日常信仰相矛盾的事实和数据的倾向。1946年，心理学家弗里茨·海德提出了所谓的“平衡状态”范式，以解释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处理大量复杂且往往相互矛盾的数据。想象一下，你认识一个叫鲍勃的人，你和他都对某种能带来一定情感分量的物品有自己的看法，比如说安卓手机与苹果手机相比，哪一款更加高级。

    如果你很欣赏鲍勃，并且你俩都认为苹果手机更好，那么你就会感到很舒服；你现在就处于海德所说的“平衡状态”。类似地，如果你认为苹果手机更好，但是鲍勃喜欢他的安卓手机，并且你认为鲍勃是个无知的浑蛋，那么你也处于“平衡状态”，因为你对鲍勃的负面评价能够使你驳斥他的相反观点。[8]但是，如果你欣赏鲍勃但在手机问题上不同意他的观点，那么你就处于一种让自己不舒服的“不平衡状态”。

    如果你对鲍勃的欣赏只有一点点，或者如果你对手机不太在乎，那么你可以忽略自己的不适。但如果鲍勃是你最亲密的朋友，而你在一些更具情感分量的事情上（比如特朗普的总统任期问题）与他存在强烈分歧，那么你就必须采取行动解决欣赏鲍勃和政治分歧之间的不平衡。神经科学家最近发现，这种不平衡状态会增加背内侧前额叶的活跃性。背内侧前额叶是位于额头中部上方两个脑半球的大脑区域。此外，这种活跃性预示着人们对鲍勃或唐纳德·特朗普的看法将发生变化。换句话说，如果你想让你的背内侧前额叶停止烦扰你，你就必须改变对其中一个人的看法。[9]与此相反，当受试者得知专家同意他的观点，即达到平衡状态时，大脑的另一个部分，腹侧纹状体，位于两个脑半球深处的成对结构，就会被激活。[10]这一区域能接收多巴胺神经元的密集性输入，而多巴胺是一种让我们感到快乐的神经递质。

    在《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1841年的初始版本中，麦基写到了南海泡沫：

    企业，像伊卡洛斯一样，飞得太高，融化了翅膀上的蜡；和伊卡洛斯一样，她也掉进了海里，当她在海浪中挣扎时，她认识到她最适合的地方是坚实的地面。从那以后，她没再尝试过这么高的飞行。[11]

    但写下这些话后的几年内，金融市场证明麦基是错的，因为投机的伊卡洛斯将再次飙升，这一次将围绕第一条蒸汽铁路的兴奋和混乱，相应的金融狂热将使1719—1720年的南海泡沫也相形见绌。很少有作家能比历史学家斯蒂芬·安布罗斯更好地描述蒸汽机爆发前的人类状况：

    1801年，一个关键事实是，世界上没有什么能比马的速度更快。没有任何人、制造品、蒲式耳小麦、大块牛肉，信件、信息，以及任何形式的想法、订单或指示能够移动得更快。没有什么能够比马更快了，就杰斐逊[12]的同时代人所知，没有什么将会比马更快。[13]

    1851年，英国历史学家约翰·弗朗西斯的经典记录见证了英国的铁路网建设。他将近代交通状况描述如下：

    用来运送农产品的机器，结构粗陋，既沉重又笨拙。即使道路状况还可以，移动（这些机器）也很困难。如果道路状况不好，那么它们要么被沼泽吞没，要么掉进堤坝中：有时，它们陷入泥泞的道路中太深了，根本无法逃脱，必须要等到温暖的天气和炙热的太阳到来才可以。几个月以来，产品都无法进入市场，水果在产地腐烂，而在几英里之外的市场上却远远供不应求……人们发现，出口到国外要比把农产品从英格兰北部运到南部的成本更低。将商品从伦敦运送到葡萄牙比从诺里奇[14]运送到伦敦更容易。[15]

    用蒸汽动力代替人力、牲畜和水车的想法，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的托勒密希腊人，据说他们用蒸汽动力来打开和关闭一座亚历山大神庙的门。1712年左右，英国发明家托马斯·纽科门制造了第一台蒸汽机，该机体积庞大，效率低下，只能用于煤矿的排水，因为煤矿的燃料非常丰富。因此，詹姆斯·瓦特并没有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在1776年发明蒸汽机，而是完成了一件更巧妙、更有效的事情：通过在纽科门的设计中增加一个外部冷凝器，制造出一种燃料效率高的装置，其可以在远离煤矿的地方使用。这一创新让瓦特的合伙人马修·博尔顿说出了那句名言：“先生，我这里卖的是全世界都渴望拥有的——动力。”[16]

    在接下来的25年里，瓦特首先使用笨重的发动机驱动船桨，然后不断缩小发动机体积，到1801年，发动机已经缩小到足以让理查德·特雷维西克将之安装到陆地马车上；到1808年，他已经在伦敦尤斯顿广场附近提供了价格为5先令的乘车服务。早期的装置由软铁制成，非常脆弱，那时一位技师的妻子不仅必须在凌晨4点醒来给发动机加燃料，还必须用她强壮的肩膀使发动机运转。[17]

    18世纪之交，乔治·斯蒂芬森，诺森伯兰（位于英格兰北部）一个不识字的蒸汽机看管人的儿子，继承了父亲的职业，但与父亲不同，他在夜校学会了阅读、写作和数学技能，而且将自己的天赋用于逐渐提高早期蒸汽装置的效率。拿破仑战争让英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干草价格的高昂暂时推动了蒸汽动力对马力拉动矿车的代替，但直到1818年，斯蒂芬森才说服纽卡斯尔地区附近达灵顿的矿主，修建了一条通往25英里外的蒂斯河畔斯托克顿的蒸汽轨道线，于1825年9月开始使用。尽管轨道线非常短，但是后来在经济上非常成功。[18]

    新铁路技术震惊了世界：1825—1845年，英格兰经历了至少三次铁路泡沫。第一次泡沫紧随斯托克顿—达灵顿铁路线的建成。斯蒂芬森早期的发动机并不可靠，运营的最初几年，煤炭车和客车经常需要马来牵引。但随着发动机的改进，多达59条铁路线列入修建计划。[19]

    第一批项目在议会中遭到了不小的反对，因为《泡沫法案》（南海事件的遗留法案，此时已经有百年历史）规定，所有的公司组建都必须由议会批准。最积极的反对者是运河和收费公路的经营者，他们认识到铁路运输会对自身利润造成损害。他们及其爪牙告诉公众，发动机的烟雾会杀死鸟类；发动机的重量会使其无法移动；发动机的火花会把货物烧成灰烬；老人们会被碾死；受惊的马会伤害骑马的人；马会灭绝，燕麦和干草种植户将会破产；狐狸会消失；而且，被噪声干扰的奶牛将停止产奶。[20]

    1825年，议会废除了《泡沫法案》，但普遍存在的金融恐慌以及落后的发动机技术，阻碍了更多项目的开展，经过1825—1826年的一番议会波折，斯蒂芬森的利物浦—曼彻斯特铁路花了4年时间才建成，于1830年9月15日正式通车。它长35英里，是当时的工程奇迹，需要建造64座桥梁并挖掘300万立方码[21]的土壤。

    这项非凡的新技术有望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这激起了那些想要先下手为强的人的贪婪。这种刺激在1836—1837年达到顶峰。一位记者写道：“我们的语言开始受到（铁路）影响。人们用‘加蒸汽’表示‘打起精神’，用‘铁路速度’表示‘很快的速度’，并以小时和分钟估计距离。”[22]新闻报道提到，一位商人在早晨坐上从曼彻斯特到利物浦的火车，当天就能运回150吨棉花，并以巨大的利润出售，然后重复这种做法。“不是支持者，而是铁路的反对者被认为是疯子。如果这是一种狂热，那么这种狂热就像我们呼吸的空气一样。”[23]约翰·弗朗西斯写道：“1836—1837年的这几个月将长久地被商业人士铭记。数千人关注并将资本投入计划中的公司。”[24]

    和其他泡沫事件一样，利率下降进一步增强了新技术的吸引力，因为利率下降能使投资资本更加充裕。25年前，拿破仑战争引起的借贷需求提高了利率；1815年利率达到顶峰时，一个富有的英国人通过购买政府债券使其索维林金币[25]的收益率接近6%。在接下来的30年里，利率下降到3.25%。[26]当投资者不满于安全资产的超低利率时，他们就会抬高那些潜在收益更高的风险资产的价格。著名记者（也是《经济学人》的编辑）沃尔特·白芝浩在描绘英国铁路泡沫破裂后的一代人时写道：“约翰·布尔可以忍受很多事情，但他忍受不了2%的利率。”[27]换句话说，低利率是泡沫萌芽的沃土。

    低利率，加上这一时期斯蒂芬森的利物浦—曼彻斯特铁路的成功，重新点燃了铁路投机：“媒体支持这种狂热，政府也做出了许可，而人民为此付出了代价。铁路立刻成为一种时尚和狂热。英格兰规划了各条铁路。”[28]

    每一种泡沫里都有自我毁灭的种子。就这个事件而言，廉价资本催生的重复铁路线过度竞争就是种子。利物浦和曼彻斯特的股东们吃到了牛排，而那些跟随频繁的人则比不频繁的人吃到了更多酸臭的食物。1836年的《爱丁堡评论》指出：“事实上，两个比较大的地方之间（无论距离多么遥远），几乎都会有一条被某个公司占据的可行性铁轨线，通常会同时启动两条、三条或四条竞争性路线。”约翰·弗朗西斯写道：“一个大都会区的某个教区，有16项铁路计划，计划拆除的房屋超过1200栋。”[29]

    这些只是最可信的计划。在达勒姆，某位企业家同时工作于三条平行的铁路线上。第一条是成功的，另外两条，很自然地，失败了。而其他发起人的设想包括：由帆或火箭驱动的火车头，能以每小时数百英里的速度运行；高架木轨线；另外一个，根据弗朗西斯的记录，广告说法是“把残疾人抬到床上去”。[30]

    无论何时何地，免费获得的信贷和轻信的投资者都是无赖发起人的垫脚石。当时一位评论家指出，通常：

    一个穷困潦倒的冒险家突然想到，从A镇到B镇的一条铁路线是一项巨大的公共事业，他从中可以获取巨大的利益。因此，他购买了一份军用地图，布鲁克县的或者是哪个地方的地名词典，以及一份名录。首先，他在两个城镇之间画了一条线，在阴暗的山丘之间的这里或那里画了一些漂亮的曲线，目的是使它有一种真实的感觉，他称此为调查报告，尽管他和他的人根本没有去过这个地方。地名词典、名录以及支付给一个无赖或马车夫的一罐啤酒，构成了他收入来源的所有原材料。幸运的是，年收入从未低于15%、20%或30%。收入经常如此之多，他都不好意思去欺骗更多的人了。[31]

    据说埃德蒙·德·罗斯柴尔德说过，“有三种赔钱的主要方式：葡萄酒、女人和发动机。前两种更令人愉悦，而第三种迄今为止（在赔钱问题上）更为确定。”[32]随着越来越多的铁路轨道进入施工阶段，可聘用的合格工程师和劳动力数量不足，导致工期延误、成本大量超支、无法解决发动机难题等，这最终导致不可避免的破产潮。

    和南海泡沫期间的状况一样，英国的合股公司最初只筹集到所需资本的一小部分。投资者最初只需要支付股票面值的一小部分，对接下来铁路建设所需要筹集的资本承担分期缴纳的义务——这是一种干柴式“杠杆”结构，不可避免地会遇到烈火。

    回应马上就来了。钱变得稀缺；人们已经看清楚了这些人的愚蠢；各种类型的股票都下跌了。然后是可怕的不安，毁灭降临到社区，悲伤使家庭不再温暖。那些曾经因为假想的财富而趾高气扬的男人为他们的鲁莽而悲伤，而女人们则因为无法阻止而哭泣。[33]

    至19世纪30年代的泡沫破灭时，议会已经批准了2285英里的铁路修建计划，但是截至1838年，实际动工还不足1/4。其余的里程通常是不盈利的，还需要几年时间才能完成；正在进行中的则需要投资者追缴大量资金。1836—1837年暴跌之后，股票价格确实又有所回升，因此那些坚持持有股票的人也没有很差；在此之前一直稳定的股票价格，在1836年上涨了约80%，然后又迅速回落到实际上略高于泡沫前的水平。[34]到1841年，从伦敦到纽卡斯尔近300英里的旅程在17个小时内就可以实现：“一个理性的人，还能要求什么呢？”《铁路时报》为此报道。[35]

    事实上，截至1844年，普通股东对前10年的投资回报非常满意。这推动了19世纪40年代后期更大的泡沫，相关代表人物是乔治·哈德森。哈德森出生于1800年，是约克郡一个小农场主的儿子，由于被假定为会继续耕种土地，因此接受了很少的正规教育。在他9岁时，父亲去世，他被送到约克的一家亚麻布店当学徒，他也由此因祸得福。哈德森的精力、魅力和才智很快在布店里显现出来，而这些是在耕犁中无法体现的。他最终通过婚姻关系加入雇主家庭，并接管了布店。1827年，好运继续光顾这个年轻的店主，他从一个叔父那里继承了30000英镑的遗产，叔父临终时，他正好在现场（叔父遗嘱的受益人可能在最后一刻被更改为他）。[36]

    新获得的财富使他得以进入政治和银行业，1833年，他被任命为约克铁路委员会的司库，负责一条通过发行股票筹集建设资金的地方性铁路。哈德森聘请约翰·雷尼爵士勘测路线，但这位著名工程师建议采用马拉系统，这令委员会很失望。幸运的是，在某次参观叔父留给他的不动产时，哈德森遇到了乔治·斯蒂芬森，后者当时已经是一位非常著名的工程师。哈德森充分展示了自己的魅力和远见，斯蒂芬森同意建造约克—北米德兰铁路。该铁路由一家合股公司出资，第一段仅14.5英里长，于1839年开通。

    在接下来的10年里，哈德森成为公众所熟知的“铁路之王”，创建了一个由十几家铁路公司组成的帝国，其中四家是全国最大的铁路公司。他领导几家公司的董事会，经常一会儿出现在这里勘测一条新路线，一会儿又出现在那里指责一家失败公司的股东大会，并四处筹集新资本。他的生活围绕着两个权力中心展开：一个是约克，他在那里担任过几届市长，慷慨而又受人爱戴；另一个是威斯敏斯特，国家的政治中心。

    哈德森能把沙子卖给贝都因人[37]。即使是最坚定的对手，他也能扭转局面。他的标志性胜利是说服了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格莱斯顿也许是19世纪最令人敬畏的政治家，他在1832年22岁时进入议会，在1843年成为贸易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是议会的铁路立法部门。他先后担任了四届英国财政大臣，又于1868—1894年四次出任英国首相。

    这两个人简直有天壤之别：哈德森充满活力而未受教育，是约克郡农民的儿子，而格莱斯顿毕业于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是奴隶主的儿子。两人在当时最关键的问题上存在分歧；哈德森是正统的保守党，是一个反对废除《谷物法》的贸易保护主义者；格莱斯顿虽然名义上是保守党，但实际上是一位热诚的自由贸易者。

    不过，假如在今天，哈德森将被称为自由主义者，因为他反对政府干预商业，尤其是他所珍爱的铁路，而格莱斯顿很早就认为技术日益发达的经济领域需要政府监管。比约翰·洛克菲勒降低油价还要早几十年，格莱斯顿就预见到，实力最强的铁路公司可以通过大幅减价将竞争对手赶出市场，垄断市场后，公众将越来越受其摆布——格莱斯顿认为，哈德森的某个公司就是这样。

    1844年3月，哈德森在贸易委员会作证时，老练地强调了他与格莱斯顿的一致意见：为了公众的利益，应该限制对竞争性路线的许可（但没有提到自己的公司）。委员会推迟了这个话题，追问哈德森是如何确定票价的。委员会想知道，议会定期调整票价有什么错？哈德森一如既往地做好了充分准备，他回答说，他不反对由政府规定票价，但要求议会限制竞争性路线的许可证发放。

    委员会对哈德森的回答感到些许宽慰，提出了相对比较温和的铁路立法，规定“议会级”票价为每英里1便士。[38]但该法案使议会能够修改铁路公司的票价，这些铁路公司曾经利润如此丰厚，可以发放超过10%的股息分红；该法案通过后，对于任何已经获得许可并运营超过20年的铁路公司，政府都将有权购买。

    这令哈德森很焦虑，他给格莱斯顿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用最悦耳、最恭维的语气对该法案中降低票价以及政府的购买选择权表示反对。他组织了一个由铁路公司所有权人组成的代表团，他们一起前往唐宁街10号的首相官邸。首相罗伯特·皮尔对此印象深刻，于是在下议院发表了一些对铁路公司有利的意见。

    格莱斯顿接受了公开信的暗示，私下会见了哈德森，会面中，哈德森把坦白直率的魅力发挥到了极致，把这位委员会主席感动了。格莱斯顿评论道：“将哈德森看作一个投机者是一个巨大的误会，他是一个非常有辨别力的人，拥有很大的勇气和很强的进取心——一个非常大胆但非常明智的设计师。”格莱斯顿基本废除了法案：只在法案中保留了低级三等车票的票价限制。[39]

    哈德森意识到，他差点儿忽略了议会的潜在监督职能，他需要更积极地参与政治。假如在今天，强大的实业家可能会为自己雇用一大群说客；但19世纪的英国具有更宽松的道德环境，有一个更直接的办法：哈德森只需要给自己买一个下议院的席位。1845年中，机会出现了。在冷清的沿海小镇森德兰，他接管了当地一条失败的铁路以及码头，作为交换条件，那里的官员们提名他为保守党的席位候选人。他于8月14日正式当选，比较类似于现代社会中同时在美国参议院任职的高盛公司董事长。

    那天晚上，一辆专列将他当选的消息从森德兰送到伦敦，第二天，另一辆专列将伦敦《晨报》对这一事件的报道带回森德兰。在胜利庆典的狂欢中，哈德森将报纸扔进人群，欢呼道：“看，看智慧的进军！”[40]两个月后，在森德兰的一次宴会上，他鼓吹自己码头公司的股票，再次激发了当地人的热情：“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们不能让圣彼得斯堡的棉花、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产品运到森德兰港，只要你们提供设施……让我们想象一下，我们将成为世界的利物浦和曼彻斯特。”[41]

    他似乎很少睡觉；例如，1846年5月2日至3日的晚上，他在下议院工作到凌晨2:30，打了个盹儿，然后坐上开往德比（英格兰中部城市）的早班火车，其大约在伦敦、约克以及他的其中一个公司——米德兰铁路公司总部三者中间的位置（见图4-2、图4-3）。在那里，他向股东们解释他的26项提案的精髓，这些提案通过修建一些新的、扩展一些已经存在的铁路和运河，将铁路和运河系统相融合。该计划需要300万英镑的投资资本；他向心存疑惑的人坦率地承认，的确许多新线路将失败，但总的来说，它们将打造一个坚不可摧的地区铁路系统。他已经拥有大量支持者，很轻易地排除掉了那些分散的持反对意见的股东，然后通过了所有26项公司提案。[42]一位当时的评论家写道：

    资料来源：The Railway King,by Richard S.Lambert,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 Ltd,©1964,p.57.Copyright ©1934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All rights reserved.

    图4-2 1840年的英国铁路系统（粗体部分是哈德森公司建的铁路）

    资料来源：The Railway King,by Richard S.Lambert,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 Ltd,©1964,p.238.Copyright ©1934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All rights reserved.

    图4-3 1849年的英国铁路系统（粗体部分是哈德森公司建的铁路）

    似乎从来没有什么事情能让他烦乱，也没有什么事情会让他疲劳。他在议会委员会中斗争，一天又一天；他以一种认真的态度争辩和恳求，从目的上看几乎没有失败过。他今天在镇上哄骗一个委员会，明天说服一位大主教；早上，在一个不起眼的办公室里说服一些持对立主张的人，下午，以某种大胆的突袭政策震惊了证券交易所。[43]

    他的专注力和计算能力令人敬佩。人们经常看到他把头往后一仰，遮住眼睛，然后准确地预测出尚未建成的铁路线的红利，他还能同时参与两场激烈的对话。商业伙伴们发现，如果他们的分析没有抓住要点，马上就会被他打断，但很容易又会被他原谅，他对员工和陌生人非常宽宏大量。但是，他处理数字和疯狂交易的能力也伴随着一个缺点：他过分依赖口头指令，没有保存交易的账簿或记录，只是简单地认为他的愿望会实现。[44]

    1843年的英格兰铁路线还不到2000英里，但是到1848年底已经超过5000英里；哈德森控制了其中大约1450英里的路线，并对英格兰东北部拥有实际的垄断权。[45]更多的铁路线正在计划中：议会在1844年批准了800英里，在1845年批准了2700英里，在1846年批准了4500英里。以少量首期付款认购股票，然后在很久之后完成全部购买，是哈德森和大多数其他发起人的经营手段。在工程尚未开工、连运营和收入都没有的时候，新股通常就会公布每年接近10%的股息；大多数投资者被高收益吸引，却没有注意到收入的缺失意味着最初投资者的股息必须来自新投资者的资本，这在现在被称为“庞氏骗局”。在庞氏骗局下，后来股东的股息是无法获得支付的。哈德森故意泄露他的铁路项目即将被议会批准的消息，以此推动这种狂热。就像蛋糕上的糖霜，直到泡沫的最后阶段，哈德森稠密的东北部铁路网还在阻碍竞争性路线的股票发行。

    19世纪40年代，除了布朗特和哈德森这样的发起者、公众和政客外，泡沫剧场的第四个主角——媒体出现了。概括来说，那个时代有两类媒体：以《泰晤士报》为代表的“旧媒体”和以《铁路时报》为代表的铁路专报“新媒体”；前者坚持高度正统的怀疑主义，而后者则煽动投机的火焰。在泡沫最严重的时候，市面上至少有20种铁路出版物，铁路公司每周都要慷慨地花费1.2万~1.4万英镑发布广告，这些资金成为媒体的主要收入来源，而这些钱本可以更明智地用于建设。关于新提案的吹嘘文章比比皆是。一位评论家讽刺道：“委员会为绅士和男爵们高兴，下议院通过新提案的前景是肯定的。它的工程师是斯蒂芬森（此时已经是乔治的儿子罗伯特·斯蒂芬森）；它的当权者是哈德森；它的银行家是格林。广告还谦虚地补充说，利润不会超过15%。”[46]一篇文章夸张地说，铁路是环绕全球的新世界奇迹：

    不满足于让利物浦成为他们的铁路中心……他们的目标是全球。遥远的印度跨越河海对铁路表示期盼，中国正在倾听这神奇的声音。古希腊被毁坏的山丘和破碎的祭坛将很快与火车头的汽笛声相呼应，或者被转变为商业圣地。通过这些宏伟的工程，河流得以跨越，领土得以穿越，商业得以特许，联邦得以巩固；通过它们，金刚石可以被分割，人类在时间和空间上拥有主宰权。[47]

    直到1843年，英国经济依旧在消化1836—1837年的泡沫，但在1844年秋天，银行的贷款利率已经降为2.5%；更为不祥的是，银行普遍认为铁路证券“像房子一样安全”，并乐于将其作为抵押品。股票认购名单会让21世纪初房地产泡沫中的美国抵押贷款经纪人都脸红：一个年收入54英镑的半薪军官在多个名单上的总收入为41500英镑；两个住在阁楼里的清洁工的儿子，其中一个认购了12500英镑的股票，另一个25000英镑，所包含的追缴金是他们无法承担的；更多的追缴金来自虚构联系方式的股东。[48]

    一位不知姓名的观察者这样描述，英国公众：

    看到整个世界都在为铁路疯狂。铁路在公众集会上受到赞扬；它是公众崇拜的对象；人们在交易所里谈论它；在参议院为它立法；在舞台上暗喻它。它渗透到每一个阶层；渗透到每一个家庭；所有人都被它诱惑。那些说话与契约一样可靠的人，现在也加入追逐铁路的行列，被旋涡带走了。[49]

    商人兼议员詹姆斯·莫里森观察到：

    不易觉察的贪婪之毒在每个阶层蔓延，不仅影响了高贵的大殿主人，也影响了简陋农舍里的合居者。公爵夫人们甚至会在众人面前用凭证弄脏手指，老女仆们会发抖地急切询问股票的价格。年轻的女士们抛弃了婚礼清单而专注于股票行情表，询问她们的爱人有关牛市、熊市操作的问题，这吓到了她们的爱人。时尚人士频繁地出现在经纪人那里，而不是出现在俱乐部。商人不再关注生意而去打理他的股票，但最终，他的股票和生意都将离开他。[50]

    按照贸易委员会的规定，每年11月30日是提交新路线计划的截止日期。1845年11月30日傍晚，当800个铁路计划发起人聚集在白厅（指英国政府）办公室时，一股狂潮席卷了首都：铁路公司允许通过的快递列车以每小时80英里的速度驶向伦敦，但那些运载竞争性路线计划书的列车被铁路公司阻止通过；一位设计师将路线计划书装进一个装饰齐全的灵柩内，然后将其运到列车上，才绕过了铁路公司的障碍。[51]

    如约翰·弗朗西斯所写的，就像南海泡沫期间一样，交易巷里挤满了人，交通堵塞，“几乎无法通行”，周围的街区“像集市一样”。他继续写道：

    谨慎的商人和敏锐的制造商都没有抵制住投机的诱惑。它像麻风病一样在他们中间传播。它不仅毁灭了无辜者，也毁灭了有罪者。它不仅毁坏了很多简陋的农舍，也扰乱了许多亲王的住所。人们急于致富，却被毁灭。他们大量购买；他们踊跃认购；他们抛弃了自己公司的存账室；如果成功了，他们就会继续买入；如果失败了，那么他们往往会自毁，使本已凄凉的家园更加悲惨。[52]

    斯蒂芬森在威斯敏斯特乔治大街的办公室比首相在唐宁街的办公室更受欢迎；铁的价格翻了一番；勘测员的工资很高，特别是那些在军械局工作的人，经常未经许可非法进入私人土地。一份议会报告表明，157名议员的股票认购额超过2000英镑；到1845年夏天，“全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对所有生意的忽视；几个月里，柜台上找不到卖货的商人，办公室里也找不到批发商，全国各地都是这样。如果你去拜访商家，那么你肯定会得到‘去城里了’这样的答复”。就连勃朗特[53]一家也参与了：艾米莉和安妮拥有约克和北米德兰的股票，而更脚踏实地的夏洛蒂则持怀疑态度。[54]

    虽然哈德森的许多商业行为，特别是他对公司治理的保密和高压手段，放在今天可能会让他坐牢，但在那时还不是非法的。再过80年，查尔斯·庞兹[55]在初始资本支付股息的操作中不会使用自己的名字；在19世纪40年代早期，这些做法不会引起法律审查（但这种情况很快就会改变）。哈德森的终结不是来自欺诈或欺骗，而只是来自过度建设和监管改革。

    与18世纪的双泡沫不同，这次事件中铁路公司的倒闭过程比较缓慢。到19世纪40年代末，哈德森的铁路网（大致从伦敦延伸到爱丁堡）越来越被东西部的竞争性路线包围。为了进一步延长铁路线来突破包围圈，他冒险性地从个人投资者那里筹集了大量资金；但与此同时，议会于1847年建立了新的监管制度，在此制度下，用新收购的资本支付旧股东的股息，这种类似庞氏骗局的做法被认定为非法。[56]

    1847年初，英格兰银行将贴现率从3.5%提高到5%，这阻碍了股票认购之后所需追缴金的资本流动。1846年的马铃薯歉收和1848年欧洲大陆的革命动乱加剧了英国的经济困境，迫使哈德森和其他铁路经营者降低股息：惊慌失措的投资者开始抛售股票，到1848年10月，股票价格从1845年的峰值下跌了60%（见图4-4）。[57]

    图4-4 英格兰铁路公司的股票价格（1830—1850年）

    虽然股价下跌的绝对数小于南海泡沫时期，甚至小于20世纪的大熊市时期，但认购机制固有的极端杠杆带来了大面积的破坏：

    很多家庭完全被毁。一个不太起眼的英格兰镇上，发生了一些悲惨的自杀事件。原本被精心培育的女儿们现在需要出去寻找面包，儿子们被迫停止学业，很多家庭被分离：房子被法院强制执行。每一个社会纽带都被破坏。那些以前过着舒适独立生活的人突然发现自己欠了大量无力支付的钱。有的放弃了一切，重新开始；有的离开英国去往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蔑视并逃避债权人的追赶。一位绅士收到了400张法院令状。还有一位贵族承受了15000英镑的债务压力，于是他坐上游艇去往美丽的地中海，在那里，他忘却了与自己有关的所有难题。[58]

    此时，即使是哈德森所犯的小过失也会引致仔细审查，而这样的小过失在过去是很容易被原谅的。证券交易所的两个对手仔细检查了买卖记录，发现哈德森的某家公司以高于市场的价格购买了另一家公司的股票，而这另一家公司恰好也归哈德森个人所有；也就是说，他诈骗股东的行为被发现了。很快，他更严重的违规行为也被发现，尽管还没有上升到需要承担刑事责任的高度，但也让他面临严重的民事判决。

    哈德森还有最后一张王牌：森德兰地区的选民依然非常感激他，这使他在议会又待了10年，只要下议院还在开会，他就不会因债务问题而被捕。随后他会以一种滑稽歌剧式的状态往返于英国和欧洲大陆之间：议会开会时，他可以安全地待在英国，并拼命挽回他的财产；休会后，他逃往巴黎。1859年，他在选举中落败，游戏结束了；朋友们离他而去，只有债权人关注他，他剩下的大量财产被没收。最后，他靠仰慕者给他购买的年金维生。[59]

    1863年的一天，查尔斯·狄更斯[60]即将乘坐“福克斯通”号船返回英格兰，遇到了他的朋友查尔斯·曼比。狄更斯写道：

    曼比向一位衣衫褴褛的人告别，我对这个人有印象，但想不起来他是谁。当我们驶离港口时，那人正站在码头边上，凄凉地挥舞着他的帽子。我对曼比说：“我肯定认识那个人。”“我想你认识，”他说，“哈德森！”哈德森住在巴黎，是曼比带过去的。临别时哈德森对曼比说：“在你回来之前，我再也吃不到一顿丰盛的晚餐了。”[61]

    后两轮铁路泡沫毁掉了英国投资者，但为英国提供了必要的基础设施。1838—1848年，铁路里程增加了10倍，直到今天，英国的铁路地图还和1848年非常相似。1848年之后的将近一个世纪里，这个数字才又翻了一番。

    事实上，不幸的铁路投资者们为英格兰提供了宝贵的公共物品——首个高容量、高速度的运输网络。19世纪初之前的英格兰，人均GDP几乎没有增长；而在此之后，它以每年约2%的速度增长——每一代人大约能翻一番，不仅在英格兰，在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也是如此。这一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蒸汽驱动的陆海运输效率带来的。[62]这种损害了技术投资者但为国家经济增长提供了必要基础设施的例子，还将继续出现。

    1841年，查尔斯·麦基出版了《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第一版，正是在铁路狂热达到高潮之前，因此麦基应该会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清楚地意识到这种狂热。作为一名记者和受欢迎的作家，他完全应该对此提出警告。

    但是他没有，在1852年出版的该书第二版中，他只在一个两句话的脚注中提到了这一事件。[63]19世纪30年代，青年时期的麦基曾为两份伦敦报纸《太阳报》和《晨报》撰稿并编辑；1844年，就在铁路泡沫破裂之前，他开始担任《格拉斯哥的阿格斯》报纸的编辑，并在这个职位上干了3年，这3年正是铁路从繁荣走向萧条的3年。该报纸，特别是“头条”专栏，经常转载其他报纸的文章。这些文章表明，麦基对铁路发展的总体态度是适度热情，这很可能只是对当时经济基调的一种反应。自由放任是当时的经济基调，其核心是废除《谷物法》，因为《谷物法》使地主、贵族受益，导致粮食价格过高，城市贫民挨饿。而铁路只是麦基及其圈子的次要关注点。[64]

    在麦基担任编辑期间，该报的头条确实转载了《泰晤士报》关于泡沫的可怕警告，但该报也转载了其他报纸中对铁路公司有利的文章。尽管在今天，麦基的名字几乎是“狂热”的同义词，但在当时，他似乎完全错过了他正在经历的那场浩劫。在1845年10月的一篇头条文章中，他直言不讳地说，铁路股的热情与南海泡沫没有什么共同点，南海泡沫“没有什么坚实的基础，完全是虚构的”，而铁路热情的基础：

    宽阔而安全。铁路是这个时代的必需品。其本身就是一种不动产和有形资产……沉默的哲学家和活跃的商界人士都能看出，没有什么能比英国资本用于这些项目更高尚、更有利的了。[65]

    虽然没有什么证据表明麦基也在铁路狂热中赔过钱，但作为那个时代最敏锐的观察者，他没有看到人类的金融非理性，这更证明了金融泡沫的诱惑力。到了19世纪，有这样一条旧新闻：一个世纪前，艾萨克·牛顿的例子说明，即使是具有非凡知识和智慧的人，也无法免受投资泡沫的影响。牛顿不是金融新手，南海泡沫时期，他已经担任英国皇家造币厂厂长20多年了。他在1712年购买的南海股票获得了丰厚的回报，1720年初，他以可观的利润卖出了这些股票，但那年晚些时候，他失去了理智，以更高的价格回购了这些股票。他损失了大约20000英镑，并认识到：“我能计算天体的运动，但不能计算人类的疯狂。”[66]

    英国铁路泡沫可以看作一场许诺改变人们日常生活的技术动乱。几乎与此同时，远离欧洲大陆的美国，产生了一种与之截然不同的极端末日狂热。

    5 米勒运动的“大失望”

    数秘主义与确认偏见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一位名叫利昂·费斯汀格的心理学家走运了。

    费斯汀格的父亲是一位政治激进的无神论者，也是自苏联移民至美国的刺绣师。在长期杰出的学术生涯中，费斯汀格将自己的才智运用到社会心理学的新兴领域。他幸运地潜伏到美国中西部的一场飞碟狂热事件中，其正好属于他的研究领域。他的研究对象，即“情感”群体，由一位名叫多萝西·马丁的女性领导，她声称已经向人类传达了神灵们有关大地震和洪水的警报：神灵们告诉她，这两个大灾难将于1954年12月21日吞噬北美。[1]

    社会心理学家们都理解所罗门·阿希的线条长度实验，他们早就知道，社会压力通常会磨灭个体之间的观点差异，因此各个小群体和整个社会都会演化出各自的文化、道德和宗教价值观。此外，他们还知道，这些价值观的转变往往是爆炸性的，其快速扩散类似于传染病。

    20世纪20年代以来，流行病学家对疾病传播进行了数学建模，认为疾病传播主要取决于两个关键参数：病原体的传播率或传染性，以及治愈率或死亡率。社会学家发现，他们可以用同样的方法理解思想和信仰的传播。费斯汀格意识到，马丁及其信徒为他提供了一个实验室，让他能够实时观察这一传播过程。更重要的是，马丁团队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让他可以观察到末日预言不可避免地失败之后会发生什么。

    假如在今天，任何一个机构审查委员会都不会批准费斯汀格的这项研究。在研究中，他的助手“在没有经过马丁团队知情或同意的情况下”潜伏进了马丁的圈子。[2]费斯汀格的项目也违反了实验和伦理规定，即现场研究人员不应干预受试者的决策。当不知情的马丁及其追随者要求费斯汀格的潜伏者们就意见和建议畅所欲言时，他们被迫屡次违反了这项不干预的规定。

    作为早期的山达基[3]信徒，马丁对于“来世”并不陌生，她经历了该组织对她的“审计”过程，能够回忆起自己的受孕、出生和之前的各次转世。她的主要合作者查尔斯·劳赫德博士，则是一位更传统的末日信仰者。他是密歇根州立大学学生健康服务处的一名医生，为一个主流新教团体做国外医药的宣传工作；后来他的妻子患上失能性的神经症，他开始努力为她求医，无意中遇到了一些飞碟狂热者，他们把他介绍给了马丁女士。

    在预言大灾难的大约前一年，马丁成为一名女先知。她醒来时感到右臂一阵刺痛：“我感觉有人在试图引起我的注意。”[4]她拿起一支铅笔，很快发现自己的手非常陌生，不由自主地写字。与《圣经》中的先知们不同，她最初传达的并不是来自上帝的信息，而是来自更亲近的人的信息：当她向肢体的指挥者询问时，对方透露说自己是她去世的父亲。

    她的通灵技巧很快得到了提高；她疼痛的右臂和铅笔开始传递来自地位更高者的信息：一个叫“兄长”的人，向她提供了一些关于她死去父亲的精神需求方面的建议；其次是来自“塞勒斯”号行星和“号角”号行星的生物，其中最重要的是萨南达，他说自己是耶稣本时代的肉体化身。

    萨南达是一位完全现代化的弥赛亚，当时正在美国境内进行高级侦察，并已与马丁女士以及其他人取得了联系。萨南达及其被称为“卫士”的同伴被这个国家的某些东西（后来被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称为军事-工业综合体）激怒；作为报复，他们将把陆地撕成碎片，并在年底前用一场大洪水淹没它。1954年8月1日晚上，卫士们指示马丁及其11名追随者（其中没有费斯汀格的潜伏者）去见他们的飞碟，但马丁一行人什么也没看到，只看到一个相貌平平的男人。马丁给了那个男人果汁和三明治，但他礼貌地拒绝了，然后走开了。

    飞碟没有出现，这给马丁的团队带来了第一次动摇，有7名成员立即离开了她。马丁和其余4名坚持信仰的人没有等很久：两天后，萨南达就通知马丁，那天是他拒绝了茶点，并表示对她和其他同伴的道德品质感到满意；还告诉她，大灾难发生之前，飞碟将拯救少数人，而他们是部分被选中的人。[5]

    像几乎所有的千禧年主义者和启示性末日论者一样，马丁是一个真诚的傻瓜，而不是一个无赖。她将自己的时间和财富奉献给了她的追随者，为信仰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当芝加哥郊区橡树公园的孩子们从父母那里听到即将到来的大灾难后开始做噩梦时，警方指控她“煽动暴乱”，并对她进行精神治疗，随后她逃离了芝加哥的家。劳赫德也因为与这一事件有关而失业。[6]

    1954年底，当救命飞碟和随后的大灾难几乎确定不会出现时，信徒们的信仰体系被证明与事实不一致，即所谓的信仰“失验”，这是费斯汀格研究的主要目标：他想精准地确定，当事实和数据与根深蒂固的观点不一致时人们会如何行动。其研究成果《当预言失败时》成为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公认的经典之作。[7]费斯汀格后来创造了现在人们很熟悉的术语“认知失调”，用来描述信仰和事实之间，或者更微妙地说，叙事和数据之间的情感冲突。当令人信服的叙事和客观事实发生冲突时，叙事往往会幸存下来，这种结果自远古以来就存在于人类社会。

    多萝西·马丁后来的行为体现出很多人处理认知失调的方式。她并没有根据那些与自己信仰不一致的证据修改自己的信仰体系，她和她的团队在此之前对自己的信仰相对保密，但后来他们反而加倍努力，开始就飞碟的到来进行传教。离开芝加哥地区后，她的余生一直从事于通灵研究，先是在南美、北加利福尼亚，最后在亚利桑那州的塞多纳。在1954年的信仰失验事件过去将近半个世纪后，她以德拉修女的化名在塞多纳去世。[8]

    虽然我们很容易将多萝西·马丁的预言讽刺为一种21世纪的胡编乱造，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是费斯汀格所说的恶魔的奴隶。马丁及其追随者们所表现出的“加倍努力”似乎是人类行为的一个近乎恒定的现象。当明斯特的再洗礼主义者反复看到博克尔松的末日预言被事实推翻时，他们的信仰，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变得更加坚定，他们也加倍努力改变周围城镇居民的信仰。同样的情况也将发生在19世纪中期众多福音派新教徒的末日预言事件中。

    这种反常行为具有某种执拗的意义。信仰失验会带来严重的精神痛苦，而缓解这种痛苦的最好方式，就是和新赢得的信徒在一起。正如费斯汀格所说：“如果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信仰体系是正确的，那么显然，它终究是正确的。”[9]

    从1620年开始，与第五君主国派关系密切的英国清教徒将第一批殖民者送往北美马萨诸塞州。10年后，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的新领导人约翰·温斯罗普向他的追随者们宣扬，他们即将看到“一个山巅之城”，该城的成功和上帝的宠爱将受到全世界的热切关注。[10]从马萨诸塞殖民地演变而来的美国，没有国教，宗教和意识形态的自由程度前所未有，这为神启性运动的扩散和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18世纪初和19世纪初，分别出现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大觉醒”，即席卷美国和英国的宗教复兴；两者都催生了各种各样的非正统神学，就像之前的宗教改革一样，重视个人神灵主义，贬低有组织的宗教等级制度。

    美联储所发行的20美元纸币上那个轮廓分明、眼神锐利的面孔，总统安德鲁·杰克逊，直接促成了第二次大觉醒，这不失为一种历史讽刺。杰克逊反对建立中央银行，并于1837年美国第二合众国银行许可证到期时拒绝了它的延期申请。他这样做的时机非常糟糕：几乎同时，美国经历了一场壮观的泡沫，泡沫事件非常复杂，其特点是大量政府土地被出售、房地产投机以及棉花价格从繁荣到萧条。后来，泡沫破裂，由于没有一家中央银行能够充当救市的最后贷款人，由此造成的货币短缺使美国陷入持续近10年的萧条，并带来约25%的失业率。那个时代并没有留下什么详细的经济数据，但杰克逊的鲁莽行为给美国造成的损失可能与一个世纪后的大萧条一样严重。英国小说家弗雷德里克·马里亚特在1837年恐慌之后访问了纽约，他写道：

    猜疑、恐惧和不幸弥漫了这座城市。如果我不知道原因的话，我就会以为瘟疫正在肆虐。但笛福已经告诉我原因了。来往的人群中，人们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匆忙的脚步，疲惫的脸庞，快速打招呼，或者匆忙地交流着在太阳落山之前会发生的预期损失……被解雇的机械师们像饥饿的狼群一样踱来踱去。这种剧烈的震荡像电一样传播开来，传播到数百英里以外的地方。运河、铁路和所有公共工程都已中断，一位爱尔兰移民靠着他的棚屋，手里拿着闲置的铁锹，饥饿着，他想念他的绿宝石岛[11]。[12]

    第二次大觉醒运动当时已经开始，于1837年恐慌之后加速进行。觉醒运动中的“助产师”们产生了宗教分裂，例如摩门教和各种公然的欺骗性通灵运动。所谓福克斯姐妹与死者沟通的欺骗性，不亚于伟大作家和政治家霍勒斯·格里利[13]的欺骗性。[14]

    最为壮观的是，多达10万的美国人开始相信世界将在1844年10月22日结束，这个集体幻想起源于威廉·米勒，他是一个谦逊、不爱出风头、深思熟虑的人，本来最不可能成为米勒派领导人。

    米勒出生于1782年，是父母的16个孩子中的长子。他们家位于纽约州最东北部的罗汉普顿镇（见图5-1），是一个虔诚的浸信会农业家庭，家中极度贫困，子女几乎无法接受正规教育。像那个时代的许多农家子弟一样，从9岁到14岁，他只在除了收获期和种植期之外的其他3个月里上学。在家里，这个热爱书籍的男孩只能阅读他父亲的《圣经》、《赞美诗》和《诗篇》；慷慨的邻居借给他《鲁滨孙漂流记》等通俗作品的复印本。他的文学兴趣惹恼了父亲，因为父亲注意到，这些兴趣分散了他的注意力，使他无法做农活，所以小米勒会在深夜偷偷溜到壁炉旁，在燃烧着的松树结的昏暗光线下看书。[15]

    图5-1 美国东北部的米勒主义地标

    21岁时，他结婚了，向东进入佛蒙特州几英里，搬到妻子位于波尔特尼附近的家中耕种。波尔特尼镇正是自然神论的温床。自然神论假定一个超然的至高无上的存在，即一个“神圣的钟表匠”只在远处观察他的创造物，自然神论将《圣经》视为一本纯粹的书，而不是神灵的启示——最多只不过是一本关于古代历史的有用手册。

    镇上的大量图书馆藏书反映出这种自由：伏尔泰的，休谟的，潘恩的，以及其他许多人的书，米勒津津有味地读着，并逐渐成为一名自然神论者。在波尔特尼，米勒还受到最著名的市民马修·里昂的影响。马修·里昂是国会议员、美国独立战争的退伍军人、伊桑·艾伦[16]的煽动性伙伴，还是一个臭名昭著的不可知论者。[17]

    米勒读的启蒙哲学的书越多，就越反感《圣经》：为什么上帝创造了一本完全不可理解的书，然后让那些无法正确解读这本书的不幸灵魂遭受死亡、折磨、流放和饥饿？在米勒看来，人类也有错：

    我读得越多，就越发现人类性格中的严重缺陷。我找不到人类过去历史上有什么亮点，那些世界征服者和历史英雄显然都只是人类形态的恶魔。世界上所有的悲伤、痛楚和苦难，似乎都随着他们对同伴的控制权的增强而增加。我开始对所有人都感到不信任。[18]

    波尔特尼镇上打破旧俗的氛围非常适合这位年轻的农民；他终于从家里的令人窒息的宗教氛围中解脱了，他反叛了，当着大家的面，毫不留情地模仿他祖父的华丽布道，滑稽地模仿他们的假虔诚。[19]

    米勒也确实找到了他的家庭值得称赞的地方：他的父亲曾参加过独立战争，因此作为儿子，他在爱国主义和兵役方面得到了庇护。1810年，当与英国之间的战争临近时，佛蒙特州的民兵组织授予他中尉职位；1812年美国对英宣战后，民兵组织将他提升为上尉，第二年他又调任美国正规军中尉。虽然军衔更低了，但这次调任被视为升职。不管怎样，到1814年初，他已经重新获得了上尉军衔。夏末，他来到尚普兰湖畔的普拉茨堡，在那里，人数和武器装备都处于劣势的美国军队，在一场海陆一体战中决定性地击败了英国侵略者。

    这场战争令米勒感到震惊又害怕，9月11日，他写信告诉妻子，一艘美国船只上的300名士兵和水手中，只有25人幸存。“船上的一些官员说，血是及膝深的。”第二天，他再次写信给妻子：

    天哪！到处都是屠杀。我无法向你描述这种普遍的兴奋……日落时分，在一首扬基小调[20]中，我们军营鸣放了礼炮。在一两英里范围内，1.5万~2万人同时参与海陆交战，这超过了以前我见过的任何一场战争。多么宏伟，多么高尚，但又多么可怕！[21]

    这场战争不仅摧毁了英国入侵部队，还摧毁了米勒的自然神论：一支在拿破仑战争中身经百战的15000人的精锐英军，却被一支合并了1500人的正规军和4000人的志愿军的杂乱无章的美军打败，除非有一个主动支持美国的上帝，否则还有什么能够解释美军胜利的原因？“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出现如此令人惊讶的结果，在我看来确实像是一个比人类更强大的力量所做的事情。”[22]

    战争结束后不久，他回到了罗汉普顿的农场。在那里，作为一名受人尊敬的退伍军人和小镇官员，他即将在家族的浸信会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战时的经历和回到童年时保守的宗教环境引发了他的信仰冲突，也就是他先前对上帝的不信仰和战争中看到的超自然之力之间的冲突。基于对阅读的热爱，他使用经文来分析解决这种冲突。大约在1816年的某个时候，他开始对《圣经》进行艰难的逐字逐句分析。例如，如果他遇到“野兽”这个词，且这个词在《但以理书》或《启示录》中象征着异教徒帝国，他就会强迫性地在《圣经》的其余书卷中寻找其他的“野兽”。

    经过几年的努力，通过查阅《圣经》，他找到了之前的不信仰和战争经历之间矛盾的解决办法。在《但以理书》中的四个王国中，只有以天主教会为代表的罗马仍然存在。他被《但以理书》8:14打动：“他对我说，到二千三百日，圣所就必洁净。”

    对米勒来说，一切都很清晰了：《以斯拉记》第7章中，波斯皇帝阿尔塔薛西斯在其当政的第七年发布了返回犹大并建造礼拜场所的命令，当时的历史学家估计这一年是公元前457年。根据米勒的末日论，末日时钟从这一年开始倒计时。鉴于圣经学者所假定的圣经日和时间年的等价性，世界将在2300年后，也就是1843年结束。

    米勒继承了悠久的“数字神秘主义”传统。数秘主义曾经为约阿希姆所迷恋，直至今天人们对它的迷恋还有增无减。最引人注目的现代例子是约翰·泰勒和查尔斯·皮亚齐·史密斯在19世纪末的研究成果。他们注意到金字塔结构中的一些数学巧合，例如，金字塔底部周长的两倍与高度之比接近π值，底部周长与框架石长度之比是365，以及从地球到太阳的距离几乎正好是金字塔高度的10亿倍。接着，史密斯写了一本畅销书《伟大金字塔的遗产》（Our Inheritance in the Great Pyramid），详细描述了这些惊人的发现。[23]

    一个世纪后，一位名叫埃里希·冯·丹尼肯的瑞士人在另一本畅销书《众神的战车》中，利用类似的观察结果证明，外星人曾来过地球。[24]近千年来，神学怪人利用类似的数学巧合和圣经年表来预测世界末日。就在2011年，一位名叫哈罗德·坎普的基督教广播名人，预测世界将在10月21日结束。2012年，他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谦卑地接受了《马太福音》24:36的告诫：“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25]

    杰出的数学作家、趣味数学之王、社交网站策划人马丁·加德纳这样评价史密斯的《伟大金字塔的遗产》：“这一类的经典作品就是我们的遗产。很少有一本书，能如此优美地展现出一个对某种理论深信不疑的聪明人（指作者）轻而易举地掌控着整本书的主题，使其精确地契合他的观点。”[26]（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加德纳正是在米勒神学的直系后裔——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中长大的。）[27]已故“文学坏小子”克里斯托弗·希钦斯针对那些幻想的圣经日期设定，创造了一个更一针见血的术语：“白痴的里程表”[28]。

    圣经的数秘主义源于“模式”现象。《圣经》是一部包含大量数字、叙事和各种往往阐述不清的历法的汇编，勤奋的千禧年主义者几乎可以将未来的任何一个日期视为世界末日。米勒并不是第一个运用圣经数秘主义将1843年定为世界末日的人；1946年，一位名叫勒罗伊·埃德温·弗鲁姆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牧师出版了《我们祖先的预言信仰》（The Prophetic Faith of our Fathers），它是一本关于末日计算的历史书，包括四卷。其中记录的几十种末日计算时间集中在1843年。但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像威廉·米勒那样使数秘主义发挥出如此毁灭性的影响。[29]

    数秘主义的影响不可避免地被另一个著名心理现象“确认偏见”放大。在“确认偏见”现象中，人类一旦确定了一个假说或信仰体系，就会只关注支持其信仰的数据，而避免使用与之相悖的数据。

    “确认偏见”这个词与心理学家彼得·沃森有关。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一个经典实验中，他向受试者展示了一个由三个数字组成的序列，如2-4-6，并要求他们推导出产生该序列的规则，然后让他们用另一个序列对该规则进行测试。[30]

    受试者根据上述序列推出的最明显的规则是“连续偶数”，因此他们最有可能再提出诸如8-10-12这样的序列进行测试，然后他们被告知这一序列与答案规则一致。然后，受试者可能会提出24-26-28这样的序列，然后也被告知这一序列符合规则。

    在多次连续“确认”他们的“连续偶数”规则后，受试者可能会合理地得出结论，认为这就是正确的规则。

    问题是，这三个序列还符合其他多种规则，例如“数字不断增加”或“只有正增长的数字序列”。换句话说，受试者只是试图确认自己的假设，而事实上更有效的策略是测试一些推翻假设的三数字序列，例如5-7-9，如果考官回答说这个序列也符合规则，那么他们就会知道“连续偶数”规则是不正确的，但“数字不断增加”或“每次增加二的数字序列”规则可能仍然成立。

    大多数受试者通常只测试符合其假设规则的三数字，而不是不符合其规则的三数字。这种只寻找支持假设的证据的做法，使得很少人能够推导出正确的规则。

    作为一名科学家，沃森知道，科学方法的核心是试图推翻假设，但作为一名心理学家，他怀疑人类的自然倾向是要确认这些假设。[31]心理学家很快拓展了沃森的研究，并进行了大量的实验，证明人类物种更倾向于寻找和接受确认的证据，而忽视相反的证据。正如那句老话：“一个违背自己意愿被‘说服’的人还会持有不变的看法。”[32][33]

    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一项经典研究中，斯坦福大学的一组研究人员调查了151名大学生对死刑等争议话题的看法，并从中选出48人，其中24人强烈赞成死刑，24人强烈反对死刑（分别被称为支持者/反对者）。然后，他们向两组人展示了两组不同的研究成果，他们说这些研究成果是真实的，但实际上是虚构的。其中一组“研究”表明，死刑州的谋杀率较低，而另一组“研究”则表明，死刑州的谋杀率较高（赞成威慑/反对威慑）。

    支持者们认为，赞成威慑的研究在方法论上比反对威慑的研究更可靠，他们更加相信赞成威慑的研究；而反对者们则认为反对威慑的研究更为合理和令人信服。最具启发性的是，在实验的最后，在参与者阅读并评估了两组相互矛盾的研究结果后，每组都强化了其原来的支持及反对观点。[34]

    威廉·米勒，以及他后来的追随者们，正患上了长期的“确认偏见”病症。计算出1843年这个时间后，米勒专注于寻找确认性的证据，因此他能够说服自己，认为自己的预测是准确的。米勒得出了1843年世界末日的惊人结论：基督将出现在云端，火焰将吞噬大地。正义之人——那些信仰上帝的人——将会被提升天并获得永生，而邪恶之人不仅会被上帝毁灭，而且他们的灵魂将永远被上帝囚禁。[35]

    在近10年的时间里，米勒没有公开这个令人不安的预言，只和周围认识的人讨论。[36]但他的羞怯和内向更加提高了可信度，特别是在卫理公会、浸信会和长老会神职人员中，他们对米勒的这种同时具有学术性和非教派歧视性的方法印象深刻：任何新教派别的成员都有资格获得救赎。米勒的朋友们被他的末日论征服，但不理解他为什么不愿意布道。这其实是因为米勒害怕成为笑柄，这种恐惧可能源于他的社交拘谨和卑微的教育经历。[37]

    1831年夏，他的浸信会妹妹和妹夫邀请他从罗汉普顿去往佛蒙特州的德累斯顿演讲，那里离尚普兰湖只有16英里。虽然他以前读过传教士写的布道，但他从未发表过自己的布道。此时，他已经快50岁了，身体不好。就在普拉茨堡战争之前，他差点儿死于斑点热，此后，他经常受到各种皮肤感染的折磨。

    历史上并没有他那次演讲内容的记录，但他说的话可能与后来的书面布道没有什么太大不同：基督将出现在天空并复活死去的圣徒，正义之人将“在空中遇见主，在那里他们将把自己完全地交给主”。然后基督会把注意力转向有罪之人：

    看哪，天空布满了乌云，太阳蒙上了面纱；月亮苍白而被遗弃，挂在半空中；冰雹降下，七个号角高声吹响；闪电将硫黄火焰的鲜活光芒洒向远方；这个国家的伟大城市将永远不再崛起。[38]

    他的表现让德累斯顿的浸信会教徒们如此着迷，他们一直留他到星期日。在接下来的8年里，他应邀在新英格兰、纽约和加拿大的农村地区演讲。当无法满足远方教徒的演讲邀请时，他给他们提供了书面传单，后来产生了一系列小册子和书籍，而这又引发了更多的演讲邀请。

    有一位目击者似乎对“确认偏见”有直观理解，他对米勒既钦佩又怀疑，他描述了讲坛上的米勒：

    他本人高大魁梧，宽大的脑袋，高高的额头，一双温柔而富有表现力的眼睛，他声音里所有的抑扬顿挫都表明了他最真诚的敬拜。他的想象力相当丰富，从一个有缺陷的前提中得出的结论对他来说就是一个真正的事实。在这种精神状态下，他开始讲课，用大图表说明但以理和约翰的异象。无数的人前来听他演讲，许多心胸开阔的牧师和非宗教人士也乐于接受他的观点，全国东北部的所有地区都弥漫着极大的兴奋。[39]

    米勒所用的圣经数秘主义早已经有数百年历史，同样，他充满活力的布道风格也缺乏独创性。从约1825年开始，一位长老会牧师、第二次大觉醒的主角查尔斯·格兰迪森·芬尼在听众的参与下完善了后来大家都熟悉的“地狱之火和硫黄”的福音讲演。他的布道带来了大量皈依；一位观察家指出，芬尼经过一座城镇后，“宗教情感深深地渗透其中，人们再也无法组织舞会，而马戏团也无利可图”[40]。米勒本人并不赞成这种新的复兴主义布道方式，但是，毫无疑问他已经掌握了芬尼的技巧，而且邀请米勒演讲的许多人都认为他是芬尼技巧的有效实践者。[41]

    和许多早期福音派教徒一样，芬尼是一位坚定的废奴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早期，米勒也有这些信念：罗汉普顿是“地下铁路”运动[42]的一个停靠站，米勒至少庇护过一名奴隶。但1840年，当他参加完一个废奴协会会议时，他确信腐败在人类社会中如此普遍，必须寻求神灵的干预来解决许多弊病，特别是奴隶制：“如果人类是罪魁祸首的话，那么可怜的奴隶的大赦之年还很遥远。但是上帝能够并将释放被俘之人。我们必须也只能向上帝寻求帮助。”[43]

    米勒华丽的演讲风格让普通听众着迷，而且，他对其他新教派别的宽容和对《圣经》文本的熟悉，也让教会的圣职人员着迷。一位持怀疑态度的教会长老想让他难堪：

    我在他房间里见到了他，提出了一大堆为难他的反对意见。令我惊讶的是，他对这些问题几乎都不陌生，而且他回答这些问题的速度和我提出问题的速度一样快。然后他提出了他的异议和问题，这难倒了我，并推翻了我所依赖的那些解释。我回家时已经筋疲力尽，感觉自己有罪，感到卑微，并下定决心要回答这些问题。[44]

    米勒的受欢迎源于他振奋人心的布道，但这是有代价的：让教徒们所感动的远不是米勒的复临主义神学，而是他演讲内容中的地狱之火和硫黄。米勒是为了从地狱之火中救赎灵魂，而邀请他演讲的人则是为了让教堂的长椅上坐满人。当然，到19世纪30年代末，他已经吸引了一大批传播他信息的支持者。例如，1838年，波士顿《每日时报》的编辑发表了一系列米勒的布道；几乎同一时间，一位名叫约西亚·利奇的牧师写了一本名为《午夜呼声！》（The Midnight Cry!）的支持米勒的小册子，其在新英格兰广泛传播；一位名叫查尔斯·菲奇的波士顿牧师，是废奴主义者威廉·劳埃德·加里森的助手之一，连续几次重读了利奇的作品。利奇、菲奇和其他几位米勒的助手将在未来几年内支持米勒运动，并最终鼓励他做出那个最失败的世界末日预测。[45]

    起初，这些支持并没有使米勒受到鼓舞；到1839年，由于年龄增长和健康状况不佳，他已经步履蹒跚；没有几个人相信4年之后的末日，他因此而沮丧并认为自己是个失败者。他不断收到演讲邀请，但他知道，分散在农村的布道只能拯救少数灵魂免遭即将到来的末日大灾难。[46]

    虽然追随者们认为他是先知，但从技术上说，他不是，因为他坚决否认与全能者（上帝）有任何交流。他只是声称自己有能力从《圣经》中领悟未来。不管他如何看待自己，他显然低估了自己富有说服力的安息日神学对美国东北部神职人员的影响力。例如，1838年，他拒绝了波士顿牧师约书亚·海姆斯和加里森的助手菲奇的演讲邀请。

    与米勒的谦虚和不谙世故不同，海姆斯儒雅而圆滑，在波士顿的改革派圈子里人脉很广。第一基督教会对他来说过于保守，因此他建立了自己的教会，并很自然地命名为第二基督教会。在海姆斯的领导下，第二基督教会发展迅速，不得不在波士顿沙登大街另建了一个有500个座位的小教堂。坚强、外向、有号召力的海姆斯丝毫没有因为米勒的羞怯而退缩。1839年秋天的某个时候，他说服米勒向会众布道，而米勒的表现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他将自己相当多的精力、组织能力和当时他所掌握的印刷媒介都投入米勒运动中，并有效地接管了这一事业。

    海姆斯不仅将米勒送往冷清的乡村教堂，还送往拥挤的纽约市和奥尔巴尼市大教堂。他重新出版了米勒的小册子和书籍，创办了一份非常成功的报纸《时兆》，它最初是双周报，很快就成了周报。海姆斯还与其他受米勒末日论影响的人建立了广泛的联系，那些人也出版了他们自己的米勒系报纸。其中最著名的是纳撒尼尔·索瑟德，他后来编辑了最著名的复临主义出版物《午夜呼声！》（容易混淆的是，它与利奇的小册子同名）。

    从各种最小的集会到最大的讲座，海姆斯凭直觉领悟到出版物和布道之间的协同增效作用。以引人入胜的复临主义末日叙事为特色的小册子、报纸和书籍引发了对布道的需求，而布道又引发了更多的出版物销量。信徒们到处传播米勒的话语，他们在港口付款，将一捆捆的小册子留在远洋海船和运河驳船上，或者在火车车厢里悬挂海报。[47]

    从1840年开始，海姆斯组织了几次全体大会，汇集并协调米勒的复临运动，不仅包括传统的教堂集会，还涉及大规模的“野营集会”。

    野营集会并不是海姆斯发明的；第一批野营集会在美国建国后不久就产生了，到1840年，已成为一个组织。其成员一部分是奋兴派[48]教徒，一部分是社交俱乐部成员，他们吸引了很多南卡罗来纳州、田纳西州和肯塔基州边境地区原本孤立的农民。这些农民迫切需要社交活动。通常，他们的浸信会和卫理公会组织者会清理出一片森林土地，将砍伐的树木做成粗糙的长凳和小讲坛，作为流动教堂。（另一方面，圣公会教徒和公理会教徒对野营集会及其传教活动嗤之以鼻。[49]）

    米勒的追随者于1842年6月下旬举行了前两次野营集会：一次在新罕布什尔州的东金斯顿，另一次在魁北克的哈特利。新罕布什尔州的集会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多达1万名浸信会教徒和卫理公会教徒前来参加，还有少量自然神论者和不信仰耶稣的“异教徒”，其大概是被无宗教派别歧视的伙伴关系吸引而来的。这次集会证明，海姆斯是一位后勤高手：这些聚会地点都很容易通过铁路到达，根据一位历史学家的说法，还有“大量纯净的凉水，高大的铁杉树和凉爽的树荫，以及僻静的小树林来做祈祷和敬拜”[50]。大、中型城市赞助了帐篷用来住宿，铁路建立了临时车站，为信徒们降低了票价，并让传教士免费乘车。最后，每个帐篷的“主人”都提供了一张记录表，记录着从永恒之火中救赎的灵魂。

    新罕布什尔州的集会非常成功，因此海姆斯和他的同事决定购买一个“大帐篷”，它高55英尺，直径为120英尺，可容纳4000人，过道中还可容纳数千人。在天气恶劣时，它可以在室内提供服务，并可以配备炉灶，以便在寒冷天气举行集会；这个帐篷吸引了纽约州罗切斯特市以及西至俄亥俄州的数千人。在随后的两年中，海姆斯和他的同事组织了125次野营集会，约50万人参加。[51]

    每次野营集会结束时，牧师们都会安排一场祈祷或一首告别的歌曲，其中最受欢迎的是歌曲《永不分离》。

    我们正穿过以马内利[52]的地盘，

    我们很快就将听到号角声，

    很快我们将与耶稣一起统治，

    永不，永不分离。

    什么？永不分离？

    是的，永不分离。

    因为我们很快就会和耶稣一起统治，

    永不，永不分离。[53]

    牧师随后带领会众排成一队走出帐篷，队伍螺旋排列，每个人都能与其他人握手。由于世界末日即将来临，信徒们期待着他们在“天堂野营”的下一次会面。[54]

    米勒为自己的成功付出了高昂的个人代价。起初他的身体就不太好，据他估计仅在1841年就做了627次90分钟的激情演讲。[55]在这期间，由于米勒的皮肤疾病和劳累状况，不止一次，健康问题迫使他早早回到罗汉普顿。他的助手们非常热情地接替了他，因此他对运动的影响力有所减弱。[56]

    若得不到精心管理，情绪满满的群众事件很可能会失控，后来的野营集会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由于海姆斯忙于传播米勒的信息，他让副手查尔斯·斯塔克韦瑟负责管理沙登大街小教堂，但事实证明，斯塔克韦瑟特别善于煽动会众进入疯狂状态。由于害怕他的这种影响，海姆斯最终解雇了斯塔克韦瑟，但无法阻止他参加野营集会。在野营集会上，斯塔克韦瑟的布道使信徒相信他是圣灵的宿主，并拥有“天赋”，包括能够停止蒸汽机或在水上行走。此外，在另一次集会上，一位与会者声称读懂了一位信徒的性格和内心，然后号召追随者们联合起来反对他的怀疑者，以消除永恒诅咒的痛苦。当怀疑者们反抗时，他讲着不为人知的语言并连续击打他们，周围的人试图干预，但也被他谴责下地狱。[57]

    更重要的是，米勒和海姆斯开始失去对日益强大的复临主义传播媒介的控制。信徒们开始出版自己的报纸，名称诸如《真理之声》《将临王国的喜讯》《降临纪事》《帐篷通信》《朱比利号角》《西部午夜呼声》等。其中最后一份报纸是由卫理公会牧师乔治·斯托尔斯创办的，他曾经因为废奴活动而被关押在新罕布什尔州，又以同样的热情追求复临事业，最终落得惨痛的结局。

    1842年12月31日，新年前夕，全国各地的复临主义者聚集在沙登大街迎接1843年的到来，这将是世界的最后一年。海姆斯和斯塔克韦瑟（后者那时还没有被解雇）在拥挤的小教堂里布道。日渐虚弱的米勒向信徒们发出了一封信：

    根据我们的信仰，今年是撒旦统治我们地球的最后一年。耶稣基督会来，并打破他的头……地球上的王国将被粉碎。那有权做王的，必夺取国，得为业，直到永远。[58]

    到了2月，米勒已经从疾病中恢复到可以前往费城，在那里，巨大的中国式博物馆大厅被租来进行他的布道。兴奋之情是如此明显，等待在外面的人群也是如此不守规矩，以至于市政府因为担心市民混乱而取消了2月9日的第一次布道。第二天，米勒的布道效果很好，意外事件也没有发生。随后不久，应市长的邀请，他在特伦顿市进行了布道。在回家的路上，米勒生病了，直到那年秋天一直留在罗汉普顿。海姆斯和几位同僚将国家划分为几个区域，并在各地的教堂布道，租用大厅，还将宣传资料分发，西至威斯康星州和密苏里州，南至北卡罗来纳州和南卡罗来纳州。

    这场运动的中心在波士顿的沙登大街，想听海姆斯布道的人的数量大大超过了教堂的座位数，因此他们计划在霍华德街修建一个更大的、能容纳3000人的场地。根据城市法令的要求，这样规模的建筑需要用砖把四面都围起来，而世界末日已近，因此霍华德街地段非常理想——已经有三面墙，只需要在第四面修建一堵12英尺高的墙。

    这场运动早已引起广大公众的怀疑和奚落，此时，收到了公开的敌意。报纸上充满了警告和蔑视，认为这个信仰体系不仅危险而且极度鲁莽：如果世界末日即将来临，那么不仅在波士顿，而且在辛辛那提和克利夫兰建造会堂都毫无用处。尽管公众的反对声越来越大，但信徒们还是在1843年5月4日为霍华德街的会堂举行了落成仪式。

    正如大多数闭关自守的信仰体系那样，米勒利用确认偏见来支持他们的神学；与往常一样，《圣经》再次成为支持性数据的来源宝库：

    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彼得后书》，第3章，第3—4节）

    为了鼓舞因日益受到公众蔑视而灰心丧气的队伍，《午夜呼声！》开设“骗徒”和“嘲笑者角落”两个固定专栏。[59]

    米勒一直没有指明末日的确切日期。他将《但以理书》8:14中的2300年加在了波斯皇帝阿尔塔薛西斯允许犹太人返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的那一年（公元前457年）上，这个简单的算术确定了耶稣复临的时间是1843年。随着这一年平淡无奇地过去，米勒开始敷衍：由于《圣经》中的事件是按照犹太拉比的历法计算的，3月或4月才是一年的开始，根据这一计算调整，犹太人的“1843年”直到1844年3月21日才结束，因此时间仍然充足。[60]

    1844年初，米勒重返战场，在波士顿和纽约市向广大听众布道。随着那个重大日期的临近，他与约西亚·利奇和海姆斯一起，在华盛顿特区举行了一次压轴布道。但是，被米勒称为“恺撒之家”的首都似乎更关注当年的总统选举，而不是即将到来的天启末日，这让他烦恼不已：

    我们的统治者和政治家还没有准备好放弃他们的权力，他们正在为下一任总统而进行政治斗争，就好像他们小小的“短暂权力”将永存一样。但是在上帝的话语、圣灵和历史的帮助下，我将向他们展示，一场重要的革命即将发生，这将取代选择总统的必要性。[61]

    到了3月3日，米勒已经在首都发表了19次布道，然后在返回罗汉普顿的路上又发表了几次。回到罗汉普顿的他精疲力竭，等待3月21日的末日。

    这一天，又平安无事地过去。米勒通过私人邮件写给海姆斯一些充满希望的话语，又通过复临主义的报纸将一些信息发给信徒们：他的计算从来都不精确，所以如果计算偏离了一周或一个月或两个月会怎么样？上帝仍会降临。至于海姆斯，他警告读者：“因此，我们只在心中把事件推迟一个小时是不安全的，应该要生活在不断的期待中，随时准备与我们的大法官（指耶稣）见面。有了这样的想法，我们无法为未来做出确定的安排。”[62]

    实际上还有很多回旋余地。例如，海姆斯旗下的一份报纸《时兆》在上一年发表过一篇未署名的文章，其指出了米勒的计算错误：因为基督教历法中没有0年，所以公元前457年和1843年之间仅相隔2999年，而不是3000年。因此，末日应该发生在“犹太年”的1844年，而不是1843年。

    这篇文章进一步对米勒使用的犹太教历法提出了异议。罗马人将犹太人驱逐到各地后，犹太的大麦收割（赎罪节的日期以大麦收割为基础）再也无法观测到，因此几乎所有犹太人都采用了拉比历法，这是一种精确的数学测年系统，以19年为一个周期。然而，这种较新的历法直到4世纪才开始使用。这篇文章的作者认为，更好的做法是观察圣经时代所使用的“卡拉”历法体系，该历法以最接近犹太大麦收割时间的新月出现时间为一年的开始。通过这种方法计算，天启末日将发生在1844年4月29日。[63]

    但是，那一天也安然无恙地过去了。公众的嘲笑声越来越大，米勒很容易从他的邻居那里听到一些类似的话：“什么？！还没升天？我们以为你已经升天了！不是被你妻子丢下等待被烧吧？”[64]

    《圣经》再次被挖掘出来，以解释为什么末日没有到来。《旧约》中最晦涩难懂的《哈巴谷书》2:3中有这样一段话：“因为这默示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圣经》其他地方也出现过“迟延”一词，最重要的是《马太福音》25章中的一个寓言，10个童女等待“新郎”，新郎代表耶稣。第5节和第6节解释说，“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儿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利奇的小册子和最著名的复临报纸《午夜呼声！》即由此得名）。这种解释使失望的信徒安心了：耶稣的工作基本上完成了，他只是在迟延。

    米勒派遵循了多萝西·马丁的追随者在飞碟首次未能出现时的剧本。一些追随者离开了，但那些留下来的人则加倍努力向周围的人传教。野营集会仍在继续，春季失望之后所产生的不信任，在降低信徒人数的同时，也为更热情的信徒带来了机会。狂热的斯塔克韦瑟被逐出沙登大街后，带走了许多追随者。另一个狂热分子卡尔文·弗伦奇宣称，信徒们不仅可以避免地狱之火，还可以实现“圆满”（一种他们所做的任何事情都可以被宽恕和被祝福的状态），包括可以在婚姻界限之外拥有很多“精神妻子”，这是所有时代的末日论领导人经常享有的特权。斯塔克韦瑟也热情地宣扬这一点。

    1844年8月，在新罕布什尔州埃克塞特市举行的野营集会上，失望与狂热交织。在一次枯燥无味的演讲中，演讲者约瑟夫·贝茨中途被米勒的一位助手打断，助手说一位以前不知名的人物塞缪尔·斯诺有紧急消息。

    斯诺告诉人们，他对《旧约》和《新约》进行了详尽的调查，并取得惊人的发现：4个犹太教圣日和4个基督教圣日之间有一对一的一致性。那一年已经庆祝了3个基督教圣日，而第4个对应着犹太赎罪日的基督教圣日还没有庆祝。赎罪日是犹太教中最神圣的节日，发生在犹太历法的第7个月（提市黎月）的第10天。

    对于1844年的赎罪日在9月23日，斯诺不同意这个日期，他觉得使用古代的卡拉历法更准确，这种历法比犹太教历法晚一个月；因此，末日时间将在10月22日。（即使如此“精确”也有一些不确定性。因为在那个时代，耶路撒冷的新月出现在数千英里之外，新大陆无法观测到，有一些信徒认为实际日期可能会延长至10月24日。）[65]

    斯诺的消息震惊了整个营地，甚至连被打断演讲的贝茨也吓了一跳，贝茨写道：

    这个消息开始发酵，传遍了整个营地。集会结束时，新罕布什尔州的花岗岩山上回响着呼喊声：“看，新郎来了，你们出去迎接他。”当满载的马车、舞台和火车驶过新英格兰地区的各个州、城市和村庄时，呼喊声仍然响亮，“看，新郎来了！”基督，我们可称颂的主，将在第7个月的第10天降临！准备好！准备好！[66]

    引用的“新郎”一词再次指向《马太福音》25章。模仿海姆斯的做法，斯诺创办了名为《真正的午夜呼声》的新报纸。斯诺的计算并不是原创：早些时候，米勒本人曾有过“第7个月的第10天”的提法。1844年夏天，饱受批评的米勒派因认知失调和确认偏见而变得狂热，正好可以利用斯诺的构想。充满激情的乔治·斯托尔斯也支持这一构想。

    斯诺和斯托尔斯都是适应能力强的人：斯诺一开始自称为“异教徒”，为一家公开的无神论报纸《波士顿调查》撰稿；和那个时期的许多非信徒一样，他在阅读了米勒的著作后皈依了基督复临主义。而斯托尔斯一开始是卫理公会教徒，有一次他应邀在教堂进行废奴主义的布道；为了阻止他，逮捕他的人将他从教堂拖了出来。

    复临主义的高层们，就像所罗门·阿希的线条测试实验中更易受别人影响的受试者一样，一个接一个地，接受了“第7个月的第10天”，也就是当时日历的10月22日这个末日日期。9月下旬，该运动的旗舰报纸《午夜呼声！》的编辑内森·索瑟德在该报上刊登并支持10月22日这个末日日期。海姆斯一直是一个讲究实效的组织者，他察觉到队伍里的日期改变并提醒米勒，因为米勒以前也提过第10天/第7个月的说法；于是两人都于10月6日确认末日日期是10月22日。现在离末日大概只有两周了。[67]

    米勒在《午夜呼声！》中写道：

    我在第7个月看到了我从未见过的荣耀。虽然主在一年半前向我展示了第7个月的特殊担当，但我没有意识到这类担当的力量（《新约》和《旧约》在圣日问题上的一致性）。现在，称颂主的名字，我在《圣经》中看到了美丽、和谐和一致，我一直在为此祈祷，但直到今天才看到。——我的灵魂啊，感谢主。斯诺兄弟、斯托尔斯兄弟和其他人打开了我的眼睛，他们应该受到祝福。我快回家了。荣耀！荣耀！！荣耀！！！[68]

    信徒们大致接受了斯诺的计算；10月12日，守旧者中最持怀疑态度的约西亚·利奇也开始与末日步调一致：

    我的困难全都消失了，我现在在《旧约》中上帝话语所闪耀的光芒里感到愉悦……我感到自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现在我抬起头，满怀喜悦地期待10天内见到万王之王。[69]

    霍华德街的会堂里挤满了人，《午夜呼声！》和《复临通报》最先进的蒸汽印刷机24小时不停地疯狂运转，试图在耶稣关上救赎之窗前从地狱之火中拯救出尽可能多的灵魂。

    这时，信徒们已经强烈地意识到，世界上的其他人都认为他们疯了，因此他们面临着一个可怕的选择：要么继续他们的日常活动和生意，被贴上伪君子的标签；要么停止所有这些活动，被指责为狂热分子。领导层一直注意运动的公众形象，建议采取前一种做法：信徒们要过正常的生活，直到末日。

    《午夜呼声！》的最后一期报纸，在预期末日之前的10月19日出版。这期报纸包含了很多由衷的信念表达。也许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威廉·尼古拉斯，他刚刚拜访了他的复临派邻居巴克斯特夫人：

    这是她能够吃点儿东西的第29天。但显然她身体很好，看起来很健康，邻居们说她的体力最近有所增强。她说她没有生病，身体很好。昨天和今天早上，她都出了趟门。[70]

    米勒非常谦虚，他估计有5万人相信耶稣将会在1844年复临，而其他人则认为这个数字是美国总人口2000万中的100万；受人尊敬的美国古文物学会将这场运动的信徒人数定为15万~20万。[71]10月22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沉着自信地迎接末日，与家人在家中或教堂静静地聚集，并告别那些他们认为无法避免地狱之火的人。海姆斯从波士顿前往罗汉普顿，与米勒一起迎接救世主。

    米勒和海姆斯劝诫他们的追随者，要按照圣经的指令“你们去做生意，直等我回来”（《路加福音》19:13）进行日常活动。尽管有这样的建议，但1844年春天，许多人并没有播种庄稼，或者有的播种了但没去收割，以此表达他们的信仰。有些人结束了自己的生意，敲响了公共警报，并不再让孩子们去学校。有些人更进一步，把自己商店和面包店的东西都送给了别人。还有一些人把自己的大部分钱和世俗财产都送给了别人。[72]复临主义的报纸报道说，有几十个人在野营集会上供认了自己的罪行；当信徒们试图把钱送人时却没有成功，钞票散落在讲坛上。信徒们放弃了自己数千美元的债权；纽约立法机构宽恕了一名议员，以便他能为世界末日做准备；在罗切斯特，一名妇女供认了几年前在英国犯下的谋杀罪，并要求被送回那里受审。[73]根据一部19世纪的费城综合历史：

    米勒教堂位于伍德和卡洛希尔之间的朱利安娜街上，在那里，米勒的追随者们日夜相聚，望着星星和太阳，祈祷并警告执迷不悟者“审判日就在眼前”。他们中的许多人开始以很低的价格出售土地和房屋。其他人则捐出个人物品，结束生意或腾空房屋。在第五街的一家商店里，栗子树的上方有一块标语牌，上面写着：“这家商店为了致敬王中之王而关闭，他将在10月20日左右出现。准备好，朋友们，给他加冕万王之王！”[74]

    主流米勒派非常平静地等待10月22日的到来，他们对末日神学所产生的狂热感到忧虑：

    随着日期的临近，受骗的人们放弃了所有事情，只给自己安排各种集会，在附近的私人住宅里日日夜夜地集会。他们几乎完全忽略了自己的世俗事务，有些人甚至让幼儿自己照顾自己，或者由那些不那么痴迷于集会的人来照顾。[75]

    预期的复临日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大大超过了对信徒的影响，因为每一个坚定的米勒派肯定会面对几个不信仰的人，随着10月22日的临近，每当起风或天色变暗时，这些不信仰者就会想，他们是不是不应该下这个赌注。在纽约的伊萨卡，一名男子被“着火”的喊声惊醒，他经过调查发现，起火的源头是一个基督复临派的会议厅，他对于“米勒派圣殿着火了，而不是全世界着火了”表示宽慰。[76]

    这次事件之后，20世纪20年代初，一位名叫克拉拉·恩迪科特·西尔斯的接受私人家庭教育的美国北方贵族，对米勒运动感兴趣，并通过在报纸上发布广告来征求这一事件的第一手资料。她收集了大约160个故事，将其编入一本名为《幻想的日子》（Days of Delusion）的书中，这本书极大地加深了现代人对米勒运动的疯狂的印象，尽管历史学家已经得出结论，其中的许多故事（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通过父母、祖父母、阿姨和叔叔80年的滤化，可能已经被渲染，或者显然是不真实的。

    尽管如此，西尔斯收集的故事中仍有几个主题始终如一：许多米勒信徒在山顶上等待，还有少数信徒在墓地等待。许多故事也确实像是真实的：西尔斯的一位上了年纪的联系人，在1844年时还是一个小女孩，她记得曾向一位邻居女孩求助，这位女孩的父母都是米勒信徒，她想请这位女孩帮忙做饭。这位女孩的父母告诉她，女孩正在为被提做准备，她问：“若这没有发生，她能在一周后过来吗？”她后来回忆说：“尽管我很小，但我永远不会忘记她脸上的恐惧表情，以及她那双蓝色大眼睛里充满的泪水。”

    西尔斯的另一个故事来自一个热心的米勒信徒，他讲述了唯一神教派的牧师西奥多·帕克和诗人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的对话。爱默生说：“世界末日不会影响我；没有它，我可以继续生活。”帕克回应说：“这与我无关，因为我住在波士顿。”[77]

    西尔斯的书中最令人难忘的一个故事，描述了米勒信徒们穿着白色“升天长袍”等待升天的情景，以及他们从树上跳起后掉下来摔断脖子和四肢，有时还使用了自制翅膀的情景。这些情节虽然看似可信，但很可能是复临派反对者宣传的结果。

    批评家们还指责米勒主义导致精神病院住满了精神病患者，但这也可能是虚构的：宗教思想经常会带一点儿精神分裂症特征，它是一种常见的紊乱症，但新英格兰地区的精神病院记录本上，只在少数情况下提到了米勒主义。[78]此外，一位米勒信徒将自己所有的世俗财产都送给了别人，他的亲人很合理地试图把他关起来。1843年，一个叫普尔的信徒，为了支付从波士顿到西部说服别人皈依和传播圣经的旅费而花掉了自己的财产，他的一个兄弟把他骗到家中并试图将他送进精神病院，但他被他的复临派旅伴救了出来。[79]

    10月22日是个硬目标，10月的失望比春天的失望更强烈地打击了信仰者。他们的集体绝望压倒了一切。据米勒所说：“似乎所有的恶魔都从无底深渊中释放在我们身上。”[80]据该运动的一位长老路易斯·鲍特尔观察：

    10月22日过去了，那些忠实和渴望的信徒感到难以言表的悲伤；那些不信仰的人和恶人却在欢喜。一切都依旧。复临前兆没有了；以前的集会没有了。每个人都感到孤独，几乎不想和任何人说话。大家像是在寒冷的世界里！上帝不会来的！任何语言都无法表达出一个真正的复临派信徒的失望之情。只有那些经历过的人才能加入这个话题。这是一件丢脸的事，我们都有同感。除了询问“我们在哪里”和“下一步怎么办”以外，大家都在沉默。[81]

    救赎失败受到了广泛的鄙视。许多复临派教徒都是废奴主义者威廉·劳埃德·加里森的追随者，而加里森却说他们患有“一种可悲的大脑幻想，现在已经清楚地证明是这样的”，这格外令人感到刺痛。（加里森另有企图，他认为米勒运动抢走了废奴运动的人员和资源。）[82]

    信徒们受到了大大小小的侮辱，从小男孩们嘲讽“你还没有上升吗？”到对海姆斯的严重欺诈指控（波士顿的一家报纸建议他避免在街上露面）。

    在这些指控中，海姆斯是无辜的。他主动提出，如果有人有任何关于他欺诈的证据，那么他将提供4倍的还款（但没有找到任何证据）；他找到了一些证人，这些人撤回了之前对他渎职的错误陈述；他还让银行证明他的私人财产很少。[83]随后，海姆斯积极组织对那些在复临中疏忽个人和经济事务的人进行经济救济。“大失望”[84]的直接后果是，暴徒洗劫并烧毁了会堂，闯入集会并挥舞枪支挑衅。1845年1月29日，米勒被罗汉普顿浸信会逐出了教会，这对米勒本人是一种极大的侮辱。

    与多萝西·马丁的追随者一样，复临派教徒对这种强烈的认知失调做出了各种各样的反应。斯诺与马丁女士以及她最忠实的追随者们一样，加倍努力，坚持认为末日即将到来。斯诺的顾问乔治·斯托尔斯则恰恰相反，他否认了自己之前的信仰。

    其他人有两种应对方式。第一种，最终成为最重要的一种，是“灵化”论，由来自纽约州北部的一位名叫海勒姆·埃德森的米勒派人士提出。埃德森声称基督在10月22日采取了行动，不过是以簿记模式，而不是以末日模式。他没有回到地球，而是进入了“至圣所”，正辛苦地将人类分为粗俗和善良两类。最终，他将完成名单设定，然后才回到地球做最后的判决。

    10月22日“大失望”的第二种应对认知失调的方式是“闭门”论。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耶稣还没有复临，但已经在10月22日那天，对那些没有看到光明的人关闭了极乐城之门，耶稣只会拯救选民，也就是他们。而且，作为选民，他们的“圆满”赋予他们各种性特权，从“淫乱的洗脚礼”到“圣洁的亲吻”，再到精神婚姻的最终肉体回报。[85]

    米勒，就像他经常做的那样，采取了一种微妙的、界限不清的方式，躲躲闪闪、支支吾吾，最后将责任归咎于现有历史数据不精确；末日肯定会到来，但由于计算的不精确性，它可能发生在长达数年之后。

    此时，他已经精疲力竭、病入膏肓。他徘徊了5年后最终死去。精力充沛、精明强干的约书亚·海姆斯试图将这场运动凝聚起来。10月22日的承诺对他来说只是一个务实事件，而不是神学信仰，因此他很快就改变了立场。他拒绝进一步做任何日期设定，并试图压制他所鄙视的“灵化”论和“闭门”论。这激怒了诸如斯诺那样的“闭门”人，斯诺谴责米勒和海姆斯将会因叛教而下地狱。[86]

    海姆斯不可避免地失败了；米勒派会众萎缩，报纸订阅量急剧下降，运动分裂得无法修复。斯诺的正统派很快就消失了；以海姆斯和米勒为代表的主流群体承认了他们的预测错误，但仍然相信即将发生的耶稣复临。海姆斯本人逐渐远离了这场运动，最终回归到童年时代的信仰——主教制度主义。

    和16世纪的再洗礼派一样，一小部分的“灵化”者幸存下来，并发展出一个和平的现代教派——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今天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是一个温和的现代主流团体，交际保守，鼓励素食主义，遵守严格的安息日禁令。该教派依然宣扬耶稣复临，但并不确定复临日期，这是可以理解的。[87]

    但幻想的复临派末日论余烬从未熄灭。“大失望”一个半世纪后，一个脱离复临安息日会的小教派，大卫·考雷什的大卫支教，引发了美国宗教史上最悲惨的事件。

    正如心理学家利昂·费斯汀格描述的那样，日期设定会产生一种内在的不稳定动态。预言越精确，就越有说服力；前几次的预言没有实现，由此产生的认知失调鼓励信徒们以更大的活力和精准度宣讲自己的信仰，从而吸引了更多的信徒；最后，一个大胆而精确的预言出现了，这个预言肯定会失败，然后动摇大多数追随者，只留下一小部分顽固的信徒。费斯汀格的研究解释了米勒事件，但他的描述不仅适用于宗教信仰，还适用于政治和文化信仰：

    尽管有一个限度，超过这个限度，信仰的失验将很难被承受，但很明显，引入相反的证据有助于增加信仰者的信念和热情。[88]

    主流基督教派再也不会犯错去进行日期设定了。正如宗教历史学家欧内斯特·桑登所说：

    米勒事件几乎摧毁了整整一代的美国前千禧年主义者……但把注意力集中于1843年时，米勒也引入了一个可能会摧毁这场运动的因素……米勒在1844年之前越成功，就意味着1844年之后的千禧年主义者传道越困难。美国人花了很长时间才忘记威廉·米勒。[89]

    但是，仍有一些人无法抗拒将《圣经》的模糊语言转化为精确预言的冲动。20世纪，米勒的神学继承人学会了对末日发生日期含糊其词，但事实证明他们依然过分地热衷于末日的发生；正如米勒及其追随者忍不住要从《圣经》中推出一个确定日期一样，他的现代追随者们总是尝试做一件事，即将当天的报纸头条事件外推到看似合理的末日叙事中，但不可避免地都失败了。正如多萝西·马丁的飞碟一样，每一次的认知失验都会产生更多的信仰归附和更离奇的叙事。

    令人担忧的是，这些叙事将对那些控制世界末日机器的人[90]产生巨大的影响。

    6 弹性货币政策的灾难

    泡沫与崩溃的四个前提

    人们在最快乐的时候，都是最轻信的；当人们刚刚赚了很多钱，当一些人真的在赚钱，当大多数人认为他们在赚钱，此时就是人们最快乐的时候，也是捏造谎言的最巧妙时机。人们在这样一小段时间里几乎会相信任何事情。 ——沃尔特·白芝浩[1]

    1929年初秋，温斯顿·丘吉尔在加拿大进行了一次悠闲的私人火车旅行。10月24日，黑色星期四，他抵达纽约，正值那个秋天第一次股市大暴跌，他在那里看到，“就在我房间的窗户下，一位绅士从15层纵身跳下，摔得粉身碎骨，引起一场严重混乱，消防队也赶来了”。第二天，丘吉尔被邀请进入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访客大厅，他在那里注意到：

    我以为我会看到混乱；但眼前的平静和有序出人意料。（证券经纪人）被最严格的规则约束，不能奔跑或提高说话的音量。于是，他们就在那里，来回走动，就像一段被扰乱的蚂蚁群的慢镜头影像一样，以旧价格的1/3和现值的1/2互相提供大量的证券。凑在一起较长时间后，他们发现没有人能买得起他们被迫卖出的股票。[2]

    此后不久，他乘船回家，没有意识到4年前他在财政上的一窍不通[3]与眼前发生的重大事件之间的联系。不过，这次股票崩盘事件确实影响了丘吉尔，摧毁了他的投机性投资组合，使他负债累累。他个人的不幸却给后世带来了一线希望：为了偿还债主，他开始依赖自己最可靠的饭票——他的笔。在接下来的10年里，他创作了一些优秀的书籍、许多文章，甚至还有一部剧本。

    将丘吉尔1929年之前的政治生涯形容为“起起落落”未免有些轻描淡写。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海军大臣，他曾大力支持加利波利之战，之后的惨败导致数千人死亡，他也被降级。10年后，首相斯坦利·鲍德温没有意识到丘吉尔对财政一窍不通，任命他为财政大臣（相当于英国的财政部长）。（丘吉尔是这样描述他与财政部专家的互动的：“如果他们是士兵或将军，我就会理解他们在说什么了。但好像他们说的都是波斯语。”）[4]

    经济学家在讨论金融泡沫时，最常提到的名字是海曼·明斯基。20世纪50—80年代，明斯基在经济学界扮演了一个奇怪的角色——一个长头发的反传统主义者，他认为资本主义从根本上是不稳定的，他是一个现代的、更理智的卡尔·马克思。他比任何一个20世纪的观察家都更好地理解和描述了泡沫及其破灭的病理生理学，认为泡沫及其破灭需要具备两个必要条件：利率下降带来的信贷宽松，以及激动人心的新技术的出现。

    首先是利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镑纸币可以以每盎司4.86美元的价格自由兑换成黄金主权硬币，纸币持有人相信有足够数量的黄金满足任何需求。由于英镑似乎坚挺，因此将英镑兑换为黄金的人相对较少；毕竟，持有一大块黄色金属有什么用呢？但是，当英国开动印刷机、用印钞的方式来支付战争费用时，不断增加的纸币数量侵蚀了人们对纸币的信心，持有者越来越希望将纸币兑换成黄金。

    战争结束后，由于英国的黄金数量几乎不足以支付纸币，英国不得不暂停兑换，以免贬值纸币的持有者耗尽国家的黄金储备。但是，1925年，丘吉尔按照旧价格恢复金本位制，这一举措是灾难性的。被高估的英镑使英国国内商品更加昂贵，从而减少了出口；此外，人为的高汇率也使外国商品更便宜，从而鼓励了进口；到1926年，英国的黄金储备下降了惊人的8000万英镑（占其总量的10%）。[5]

    自美国诞生以来，美国和英国的政府官员就建立了密切的私人友谊，而在这个关头，这种关系——世界上两位最重要的央行行长美联储主席本杰明·斯特朗和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塔古·诺曼之间的友谊，却被证明是特别不幸的。

    提高英镑价值和阻止黄金外流的最可靠方法是降低美国利率，这可以使以英镑计价的资产相对更具吸引力。1927年，斯特朗这样做了，从而帮助诺曼摆脱了困境，但这只是暂时的。当时的美国已经处于经济繁荣时期，在丘吉尔即将结束其北美之行、到达纽约之际，低利率引发了一股投机热。

    到了1929年，发达国家已经习惯了周期性的金融动荡。漫不经心的观察家和历史学家经常将这些繁荣和萧条称为疾病，而医学模式确实有助于了解该类事件中的患者和疾病，不管是个人事件还是社会事件。

    医生从三个基本视角来理解疾病：病理生理学视角，即疾病过程的生物化学和生理学基础；解剖学视角，即受影响的身体部位；症状和体征视角，即病人的感觉和医生看到的情况。

    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式理解泡沫和崩溃。例如，它们的病理生理学，涉及人类心理的反复无常和现代银行系统信贷供应的不稳定性。它们的解剖结构由“4P”组成，即发起人（promoters）、公众（public）、政客（politicians）和媒体（press）。最后，它们的症状和体征包括对几乎不劳而获的财富的迷恋——一种具有社会传染性的迷恋，发起人的傲慢，以及公众对他们的崇拜。[6]

    根据海曼·明斯基的理论，泡沫膨胀不仅需要1927年本杰明·斯特朗降低利率所产生的那种信贷宽松，还需要激动人心的新技术的出现。这样的技术进步出现在科学或工程领域，比如19世纪的铁路；或者出现在金融领域，比如17世纪和18世纪的合股公司。[7]新技术或金融产品可以是股票、房地产或者其他工具，投资者为它们的出现而激动，开始向它们投入资金。由于这些资产也可以成为贷款的抵押品，因此资产价格的上涨意味着投机者可以以资产作为抵押品，借更多的钱继续购买这些资产，这进一步抬高了价格，然后他们又能够借更多的钱——这是一个自我强化的“良性循环”，但只限于上升时期。因此，狂热、恐慌和崩溃从1600年左右开始成为西方生活中长期反复出现的一部分，这绝非偶然，因为那个时候首次出现“技术替代”和弹性纸币信贷。

    今天，技术替代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令人目眩的科技进步速度似乎是现代生活的一个永恒特征：仅仅在20年前，如果人们被告知世界范围内的个人视频通信将无处不在且几乎免费，那么人们会难以置信。就在20世纪40年代，即使是年富力强的人也经常受到霍乱、伤寒、细菌性肺炎和脑膜炎等常见细菌性疾病肆无忌惮的折磨，这与他们财富的多少和社会阶层的高低无关。但在发达国家，在青霉素等抗生素出现后，这些灾难极其罕见。

    相比之下，在1600年之前，缺乏技术是一个被接受的事实。在印刷机出现之前，许多技术进步都轻易地丢失了，因为手工抄写文档如此费力和昂贵，没有足够的副本流传下来。此外，低识字率意味着工匠们往往无法记录他们的技术，这些技术也随着工匠的消失而消失。例如，罗马人发明了混凝土，但混凝土的使用实际上随着帝国的灭亡而消失；直到1756年，约翰·斯梅顿才重新揭示了波特兰水泥的秘密。

    1450年左右，谷登堡发明了批量生产的可移动式印刷机，消除了技术进步的这一特殊障碍，但其他障碍仍然存在；1600年以前，西方的人均GDP几乎没有增长，东方也是直到很久之后才有增长。

    1620年，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出版了他的《新工具》[8]一书。在培根之前，科学家被称为“自然哲学家”，他们通过亚里士多德的“演绎”法，从公理出发发展自己的模型，所有进一步的推理是以不可置疑的公理为基础的。在这一体系中，可观察到的事实几乎是事后补充上的。

    《新工具》本身就是一种技术替代，它有双重作用。首先，它认识到旧的亚里士多德式的演绎推理体系压制了人类进步；其次，它提出一个可行的替代方案——一个“归纳”过程，即仔细收集经验性数据，然后将数据与理论相匹配——这才是现代科学方法的本质。接下来几代人的时间里，培根那些有才智的继承者，如胡克、博伊尔和牛顿（仅举几个例子）成立了伦敦皇家自然知识促进学会（现在简称为英国皇家学会）。这催生了整个欧洲的类似群体，科学发现开始惊人地加速。[9]

    17世纪不仅诞生了科学方法，还有第二次社会革命，即弹性货币的出现。大多数美国人误解了一个概念，以为货币就是由政府颁发的绿色纸张，一种“可以支付所有债务，包括公共债务和私人债务的法定货币”，或者，在过去是一种印有字样的金银小圆片。但是，在古代，几乎任何东西都可以是货币：一定标准的小麦、油，或者随着时间的推移，白银出现。一直到公元前7世纪中期，小亚细亚的吕底亚人才铸成第一枚琥珀金币，那是一种金银的混合币。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美国，只有1/10的货币是流通纸币和硬币；政府和银行计算机的按键输入创造了其余部分的货币。例如，银行发放抵押贷款时，不会采用运动包里装满印有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本杰明·富兰克林和各种已故总统照片的绿色亚麻布[10]的形式；相反，它会向贷款公司发送一个电子包。这些支票或电子包肯定没有相应数量的纸币和硬币作为支持，更不用说金、银或牛作为支持了。

    这种信用体系在今天被称为“部分准备金银行体系”，由17世纪的金匠们创立，在之后的几个世纪里变得越来越有弹性。早期银行如果发行远高于2:1的存款准备金率的凭证，就有可能遭到储户挤兑，被要求归还资金。随着银行联盟和政府运营的中央银行的发展，商业银行的这一比率增长到约10:1，投资银行的这一比率可能会更高。存款准备金率上升的幅度取决于消费者和投资者想借多少钱，银行愿意贷多少钱，以及越来越多地取决于政府监管机构允许多少杠杆。[11]扩大准备金率的一个恰当的比喻就是橡皮筋：1913年美国国会立法规定，建立联邦储备银行就是要完成“提供弹性货币”的任务。[12]

    21世纪初的房地产市场是一个完美的海曼·明斯基范式案例。2000年之前，房地产市场相当平静、稳定和沉闷，银行只向最安全的借款人提供抵押贷款，即那些信用记录良好、收入稳定、几乎没有其他债务、所需贷款额远低于房屋市值的借款人。因此，这样的借款人几乎总是能按时还清抵押贷款，违约率很低，银行也获得了适中的利润。

    然而，银行经理们开始注意到，一些竞争性银行机构的贷款要求比较宽松，其可以为更多的借款人提供服务，从而赚更多的钱；最终，几乎所有银行都效仿了这一做法。大约在同一时间，另一种现象开始流行：银行向华尔街公司出售抵押物，这些公司将抵押物打造成越来越冒险的组合，如债务抵押债券。这就是所谓的贷款证券化，它将房主抵押贷款违约的风险从最初比较了解初始借款人情况的银行，转移到容易上当受骗的机构和世界各国政府，而这些机构和政府并不了解最初的借款人情况。

    贷款标准的降低蔓延到整个银行系统，违约率开始上升。起初，抵押品标的房屋的价值上升，银行和抵押贷款证券的持有人基本没有遭受过损失，因为他们可以将违约人的抵押物没收并转售获利。但从约2007年开始，不断增加的被迫出售的房源压低了房价，银行和证券持有人开始亏损；最终，有的破产，有的得到了联邦政府救助。最后，所有银行都收紧了贷款标准。银行贷款的收缩进一步降低了房价，迫使房主抵押贷款违约。

    这一过程不仅发生在美国，而且发生在全球。在房地产泡沫的前五年，大约在2002—2007年，似乎一个人只要活着，就有资格抵押贷款；而泡沫破灭后，银行恨不得数一下贷款申请人有几颗金牙，以确定贷款资格。类似地，消费者、投资者和潜在房主对偿还债务的兴趣比对获得贷款的兴趣大得多，因此信贷供应和货币供应量都下降了。

    明斯基于1996年去世。他告诉我们，上述周期是弹性货币体系的必然结果。在弹性货币体系中，不管是政府的中央银行（例如美联储）还是私人银行，都可以扩张和收缩货币供应。此外，他认为，这种货币扩张和收缩几乎发生在市场经济的所有领域，不仅发生在住房领域，也发生在企业管理以及股票和债券市场。

    明斯基著名的“金融不稳定假说”指出，当金融环境比较安全稳定时，资金必然将逐渐从安全的借款人处转移到风险越来越高的借款人处。最终事情将失去控制，导致上述那样的风险爆发，这使得放款人和投资者更加谨慎，循环重新开始，这一过程大概每十年发生一次。简言之，稳定带来不稳定，不稳定带来稳定，放款人的周期性恐惧和贪婪循环着经济系统。[13]当然，这还要有间歇性贪婪的借款人，否则贪婪的放款人将缺乏客户。

    虽然明斯基没有明确指出，但他的直觉告诉他，除了“技术替代”和信贷宽松之外，另外两个因素也必须满足：对以往繁荣和萧条的遗忘，以及对传统和审慎的投资方法的放弃。

    记忆缺失是金融不稳定假说的隐性因素。金融危机过后，损失惨痛的记忆依然历历在目，银行家和投资者都回避风险；前者只提供最安全的贷款，而后者不愿购买股票。随着市场慢慢复苏，不愉快的记忆逐渐消失，参与者又愿意面对风险，不稳定周期重新开始。

    引发金融狂热的最后一个因素，是放弃头脑冷静的金融计算，转而采用引人入胜的叙事。当人类面临困难或不可能完成的分析任务时——比如评估一家从未产生过利润更不用说股息的公司——他们默认回到更简单的分析方法，也就是心理学家用“启发式”一词所表示的心理捷径。

    当人类面对具有挑战性的或不可能解决的难题时，就会采取“启发式”方法。过去几十年中，心理学家把对这种方法的理解扩展到金融领域，尤其是金融狂热。20世纪40年代，密歇根大学的匈牙利心理学家乔治·卡托纳开始研究经济学和人类心理的交叉领域，开创了与经济（行为）相关的心理学测度。他不仅创立了现在正广泛使用的消费者情绪指数，还取得很多其他方面的成就，密歇根大学也成为心理学研究的温床。

    密歇根大学的另一个开拓性研究领域是决策理论。这引起了以色列研究员阿莫斯·特沃斯基的注意[14]，特沃斯基特别聪明，认识他的人喜欢拿他的智力开玩笑：“你越快地意识到特沃斯基比你聪明，你就越聪明。”[15]密歇根大学的研究人员认为，人类是熟练的直觉统计专家——直至今天也有很多经济学家这样认为；就像我们毫不费力就可以掌握语法和句法规则一样，人类也很好地掌握了统计和概率。

    起初，特沃斯基也认为上述说法是合理的，但当他与来自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院士丹尼尔·卡尼曼辩论时，他被对方说服。1970年前后，两人进行了一系列著名的实验，彻底改变了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看待决策的方式。他们证明，不仅普通人具有糟糕的统计直觉，甚至心理学家也是这样。[16]在一项经典研究中，他们这样介绍了他们的目标主体：

    史蒂夫非常害羞和内向，乐于助人，但对人或现实世界不感兴趣。他有一个温顺整洁的灵魂，要求秩序和结构，对细节感兴趣。

    然后，卡尼曼和特沃斯基询问受试者，史蒂夫最有可能是农民、推销员、飞行员、图书管理员还是医生？大多数人选择图书管理员，因为上面的描述最符合人们对图书管理员的刻板印象。然而，现实中农民的人数比图书管理员多20倍，而且有很多害羞的农民，因此史蒂夫更可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而不是图书管理员。[17]

    他们还发现，人类存在广泛的系统性分析错误，有些甚至是由最聪明的人犯的，仅举几个例子：无视基础频率（例如，没有意识到农民比图书管理员多得多）；没有意识到大样本比小样本更可靠；对人类从随机数据中感知不存在模式的倾向估计不足；没有理解在连续多次尝试时、任务结果通常都会趋向于一般水平。[18]实验结束时，他们对人类可悲的理性状态深感失望：

    也许令人惊讶的是，人们未能从一生的经验中推断出基本的统计规则，如趋向平均值的回归，或样本大小对抽样变异性的影响。尽管在普通生活里，每个人都会接触到许多可以归纳出这些规则的例子，但很少有人能自己发现抽样和回归的原理。[19]

    他们的实验揭示出人类天生的认知懒惰性。与其停下来严格分析史蒂夫最有可能从事五种职业中的哪一种，不如回到以下捷径：史蒂夫符合图书管理员的刻板形象——这就是故事的结尾。[20]

    很显然，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发现与金融泡沫相关。1720年的南海公司、1928年的美国无线电公司、1999年的Pets.com[21]或今天的特斯拉，这些公司的投资者没有尝试对高预期未来收益的股票价值进行估计，因为这几乎无法估计，而是默认回到了简单的启发式方法：“南海/美国无线电/Pets.com/特斯拉是一家伟大的公司，它将改变世界，因此人们几乎值得为此支付任何价格。”

    卡尼曼、特沃斯基和其他研究人员还发现，最有力的启发法之一是人类对显著性事件的敏感性，即过分强调引人注目的事件。“9·11”袭击是一个极端例子，它是过去半个世纪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美国事件，造成近3000人死亡。“9·11”后，即使是只导致一人死亡的恐怖袭击也会成为头条新闻，但媒体基本上没有注意到普通枪支暴力、类鸦片或车祸导致的个人死亡事件，尽管在美国，这三类事件每年都导致3万多人丧生。[22]美国人死于恐怖袭击的概率远远小于死于雷击的概率，然而，美国在反恐问题上投入的资源远远多于防止因枪支、车祸和毒品造成的十几万人的死亡而投入的资源。（类似地，任何打算去以色列旅游的游客都可能会被朋友或家人问到是否担心恐怖主义，尽管自2005年以来，以色列人死于交通事故的平均概率是死于恐怖袭击的20倍。）[23]

    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将上述的显著性谬误称为“可用性启发式”；人们更有可能在地震或洪水发生后立即购买保险。很自然地，他们将之称为“近因启发式”。

    简言之，人类是显著性事件的俘虏，这以各种不同的形式适用于金融狂热。一项新技术能给人们带来激动人心的新鲜感，比如能够以每小时数百英里的速度环绕地球飞行，或者能够瞬间将娱乐活动或时事带入家庭，这种新鲜感非常显著——直到这种新鲜感消失。

    近因启发式扭曲了投资者对长期事实的看法：如果股票价格在过去几年一直上涨，他们就会认为它会永远上涨；随着股价攀升，股票变得更具吸引力，从而推动股价进一步上涨。这将成为一个自我持续的“良性循环”，可以将股价推向高位。当然，在长期熊市期间，情况正好相反。

    和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样，明斯基对心理学不太感兴趣，但他清楚地认识到人类对叙事的偏好超过对定量推理的偏好。人们都喜欢好故事；当被泡沫控制时，当面临不愉快或难解的计算时，一个引人入胜的叙事可以轻松地绕过严格缜密的分析。把这些叙事看作导致泡沫疾病扩散至整个社会的病原体，并不算过度简单化。

    我们只需要稍微扩展一下上文中弹性货币的比喻，便很容易理解泡沫是如何破灭的。想象一根直径一英寸、长几百英尺的橡皮筋。橡皮筋周围聚集着数百名观察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是在闲逛。不过，他们中有几十人正在努力把橡皮筋拽长。继续想象，橡皮筋长度的不断增加给拽动的人带来了财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吸引了更多闲散的人群。他们中更天真的成员相信橡皮筋可以一直被拽长；但很多人知道它迟早会剧烈收缩，计划在第一次出现收缩迹象时就放手，并相信自己知道什么时候该放手；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准备好松开它。

    最终，一些人松手了，这增加了剩下的人的压力。然后，那些准备好放手的人也匆忙放手，很快，橡皮筋不仅恢复到它的自然长度，而且卷曲成一个紧密的线圈。最后，一些聪明的观察家发现，皱巴巴的线圈很容易被再次拉长，于是循环又开始了。

    到20世纪20年代，海曼·明斯基的4个条件都已经确立。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五项技术进步震撼了人类生活。19世纪末的内燃机是其中第一项发明，并促进了另外两项发明：莱特兄弟发明的飞机和汽车的普及。汽车的普及使人们可以随意长途旅行，到1925年，超过1/3的美国家庭拥有汽车。[24]

    第四项发明是无线电。1895年，古列尔莫·马可尼在意大利农村地区成功将莫尔斯电码字母“s”传输至几公里外。随后20年里，这项昂贵的新技术被私人保留，用于传输私人敏感信息和有价值的信息；在美国，无线电甚至主要用于一个领域——海上通信，因为事实证明，海上通信比在陆地上以及通过海底电缆在大陆之间通信更可靠、更便宜。

    1915年，马可尼电报公司的一名雇员戴维·萨诺夫写了著名的《广播音乐盒备忘录》，建议公司向公众开放广播媒介，“通过无线方式将音乐带入家庭”。萨诺夫做了一些努力才让马可尼将他颇有利润的私人媒介向公众开放。1919年，马可尼电报公司和通用电气公司合并成立美国无线电公司，到1920年，匹兹堡的KDKA和底特律的WWJ这两个最早的无线电台开始运营。音乐会、体育赛事和突发新闻有史以来第一次实现现场直播；毫无疑问，在改变日常生活方式上，无线电所起到的作用与电报和互联网的发明和传播并驾齐驱。

    将乔治·伯恩斯和格雷西·艾伦[25]的表演，或1921年杰克·邓普西和乔治·卡彭蒂耶之间的重量级拳王争霸赛的消息带进美国各个家庭的客厅，这比20世纪90年代初互联网的出现更让人震惊。美国无线电公司开始成为投资者的宠儿，到20世纪20年代末，当有人提到“无线电”这个词时，它最可能指的是股票的昵称，而不是媒介或硬件。

    第五项技术进步涉及电力公司的快速扩张，这些公司越来越多地为美国家庭提供照明，为工厂提供动力。尽管约翰·摩根和他的同事们在一代人之前就已经合并了通用电气公司[26]，但通用及其竞争对手们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才使国家完全通电。

    所有这五项“技术替代”——内燃机、飞机、汽车、无线电和广泛可用的电力——刺激了20世纪20年代经济的蓬勃发展。此外，亨利·福特的批量生产技术和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的影响也是如此。泰勒是一位机械工程师，从19世纪末开始，领导了“效率运动”，将秒表转变为工人生产力和企业收益的驱动力[27]。1922—1927年，美国的工人产出以每年3.5%的速度增长，公司股东很高兴；但公司员工的反应不那么热情。[28]由于泰勒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泰勒主义”进入了英语词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得到了列宁和斯大林的支持，但在美国并不总是得到称赞，特别是在迅速发展的工会运动中。

    20世纪20年代，美国出现了第二个明斯基因素——信贷宽松。明斯基知道，技术替代不仅可以是技术方面的，也可以是金融方面的。20世纪20年代产生了大量金融杠杆方面的“进步”，如经纪人贷款、投资信托和控股公司，它们都提供了新的、强大的资金来源。这些资金可以被借入，然后被配置到股市。在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看来，这些资金更像是能喷出财富的源泉。正如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所说：“金融界一遍又一遍地欢呼这一类似于车轮发明的伟大创新，但其版本往往不太经受得起考验。”[29]

    20世纪以前，股票市场杠杆的主要形式是以较少的初始认购金购买股票，之后以追缴金的方式完成剩余资金额的追加。贪婪的投机者认为，他们可以通过出售这些部分持有、正在升值的股票去支付之后的追缴金；少数幸运者做到了，但大多数没有做到，而且许多人破产了。

    相比之下，20世纪20年代的投机者则是全款购买股票，不过是用借入资金购买的，有时借入资金高达股票价值的90%。举个例子，投资于价值为1000美元的股票，需要用100美元的自有资金和900美元的“经纪人贷款”支付。如果这些股票的价值增加10%，现在值1100美元，那么偿还贷款后留给投机者的是200美元，从而使他原来的100美元投资翻了一番。但是，如果股票的价值下降10%至900美元，债权人就会向借款人发出“追加保证金通知”，要求借款人提交更多的资金来保护其900美元的贷款。如果资金不到位，那么贷款合同允许债权人出售头寸，以保护其900美元的贷款。经纪人贷款并不便宜；随着股票价格的上涨，对贷款的需求也随之增加，到1929年，贷款年利率已提高到15%，从而逐渐增加了股票购买者的负担。

    除了最乐观的投机者，其他人都至少隐约意识到了股票投机的风险。但对银行来说，经纪人贷款本身似乎是100%安全的，银行以5%的利率从美联储获得资金，并以该利率的两倍或三倍向投机者发放贷款，这是一种简单且利润丰厚的操作。金融资本的主要功能是将资金有效地从资金过剩的人手中转移到需要资金的人手中，泡沫会扭曲这种流动，从而腐蚀一个国家的经济；20世纪20年代，不少大公司将维持和发展业务所需的资金转移到保证金贷款市场，这正是一种扭曲。[30]

    我们从经纪人贷款的高利率，可以清楚地看出美联储要安全刺破已形成的泡沫有多难。即使在今天也很难。1929年，在理论上，美联储是可以阻止经纪人贷款流动的，只要把再贷款利率提高就可以；但由于银行和企业的贷款利率已经达到两位数，如果美联储将再贷款利率提高到几乎和贷款利率一样高，那么这在经济上将会是灾难性的。即使政府要求经纪人贷款提高利率，这也不会对热情的投机者产生太大影响，因为他们的净资产（至少在账面上）正在以更高的速度增长，在一个自我维持的循环里，昨天的价格上涨推动了明天继续上涨。美联储发现，自己就像从山上飞驰而下无法自控的滑板手，只有两种选择：故意撞到树上，或者继续深蹲向前，然后以更高的速度撞树。美联储选择了后者。（1929年10月的最初崩盘确实抑制了对经纪人贷款的需求，使经纪人贷款利率降至7%。）

    20世纪20年代，金融狂热也感染了当时已经稳定运行的投资信托机构。18世纪末，荷兰商人亚伯拉罕·范·凯特维奇创建了大概是世界上的首个共同基金——“团结创造力量”[31]，它是一个可对公众发行的投资集合，汇集了欧洲各地和新大陆种植园的企业股份。[32]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投资信托的概念传遍了整个欧洲，特别是苏格兰。到了1893年，随着波士顿个人财产信托的成立，投资信托的概念又传到了美国。这些保守运作的基金通常可以像股票那样交易，按需买进和卖出。在20世纪20年代创立的信托投资公司中，有几个至今仍存在：美国通用投资公司、三角洲公司、亚当斯快递公司和中央证券公司。

    另一个信托公司——高盛交易公司却没能幸存。高盛公司是直到泡沫后期才涉足投资信托业务的，1928年12月，它出资成立了高盛交易公司。最初，交易公司比较谨慎；它直接持有所有的股票和债券，也就是说，没有杠杆；此外，母公司高盛保留了该交易公司90%的股票所有权，只向公众出售了其中的10%。用今天的术语来说，高盛交易公司可以被认为是由先锋或富达[33]建立并持有几乎所有股票的简单的共同基金。

    高盛交易公司很快就不再保守。几个月后，它与高盛旗下的另一个公司——金融实业公司合并。市场如此泡沫化，1929年2月，就在合并后几天，新组建的高盛交易公司的价值就达到其持有证券价值的两倍；相当于将一美元的钞票以两美元的价格向公众出售。

    大多数公司都会对这样的结果感到高兴，但高盛公司还不满足，随后它回购了自己的股票，这进一步提升了其股票价值。此时，高盛公司开始以极度膨胀的价格向公众出售其持有的交易公司股票。接着，交易公司迅速投资成立了一个新的信托公司——谢南多厄公司；而谢南多厄公司在荒谬层上又堆起了一层荒谬，它发起成立了第三级信托公司——蓝山公司。正如加尔布雷思所说：

    该信托公司的优点在于，它使公司发行在外的证券数量与现有公司资产数量几乎完全分离。前者可以是后者的两倍、三倍或任意倍数。[34]

    在著名的高盛大厦内，谢南多厄和蓝山各自发行了普通股和“可转换优先股”，后者本质上与债券相同，每年需要向其持有者支付6%的利息。这两个信托公司事实上利用其可转换优先股为自己提供经纪人贷款，根据加尔布雷思的描述，这种“乘数”放大了普通股的价格波动。

    按照普通标准，杠杆作用并没有那么大：谢南多厄的股票中只有约1/3是债券式可转换优先股，这一比重在蓝山的股票中不到1/2。但这两个公司杠杆的乘数，以及高盛交易公司处于上层所有权结构的乘数，破坏了局势的稳定。谢南多厄控股蓝山，但只有在蓝山的可转换优先股持有人获得6%的利息支付后，谢南多厄才获得支付；同样，交易公司控股谢南多厄，但只有在谢南多厄的可转换优先股持有人获得利息支付后，交易公司才能获得支付。因此，当沿着金字塔向上方的交易公司移动时，价格波动幅度成倍增加。而同时，交易公司也承担着自己的股息债务。例如，谢南多厄只向其普通股股东支付了一小笔股息，到1929年12月便永久停止了支付。

    高盛公司的信托船队是为风平浪静的海洋设计的，只要价格上涨，航行就会顺利。但几乎就在这三个信托公司成立后不久，天就变了，这些公司按照与创建相反的顺序陆续倒闭：首先是蓝山，然后是谢南多厄，最后是交易公司。

    杠杆结构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1929年底，道琼斯工业指数已经从10月的崩盘中有所回升，比9月的峰值“仅”下跌了35%。但相比之下，这三个信托公司的股票下跌了75%左右。到1932年中期的市场低点，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了89%，信托指数下跌了99%，仅在高盛的这三个信托公司中，公众承担的总损失就约为3亿美元。就在1929年8月和9月，美国各大公司发行了价值超过10亿美元的类似的投资信托基金，这在那个时代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其中大部分基金到1932年已经蒸发。[35]此时大萧条已经开始，并将持续，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一个巨大的公共工程项目，推动了经济活力的恢复。[36]

    到1929年，第三个因素——对上一次泡沫的健忘——也已牢固确立。上一代人确实经历了两次市场下跌。第一次是1907年的恐慌，是一次相当奇怪的事件。它的触发事件其实是一次失败的股票投机，但其规模非常小。两兄弟、铜矿巨头奥托·海因策和奥古斯塔斯·海因策，试图操作一桩复杂的计谋，即尝试对他们的联合铜业公司的股票进行轧空操作，但彻底失败了。[37]

    奥古斯塔斯·海因策还拥有蒙大拿州的一家小银行——比尤特储蓄银行，该银行也随着失败的轧空操作而破产。1837年，安德鲁·杰克逊总统对第二合众国银行实施了“安乐死”[38]，使得美国在私人贷款枯竭时没有“最后贷款人”来提供急需的资本。由于各大银行之间相互借贷，其中一个银行的失败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蔓延；如果没有央行出面救助，那么温和的衰退可能会演变成全面的恐慌和萧条。19世纪30年代末就发生了这样的金融危机，那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之一。

    1907年，海因策的银行的倒闭拖垮了规模更大的银行，并最终将股价压低了约40%，直到约翰·摩根“画出一条线”——在这条线之上的银行是他认为有偿付能力的银行，因此值得支持，在这条线之下的是允许倒闭的银行，此时，恐慌才停止。出于历史巧合，摩根生于1837年，也就是美国最后一个中央银行关闭的那一年；1913年，随着重建中央银行的《联邦储备法》通过，摩根去世。在世76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扮演了美国央行行长的角色。1893年经济萧条耗尽美国财政部黄金储备时，正是他策划挽救了美国的金本位制。

    1929年之前的第二次市场衰退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这场战争提振了美国股市，但随着农产品价格的下跌，股市投机很快被绝望替代：1919年夏天，股票市场达到顶峰，之后的一年里，股票价格逐渐下降了约1/3，当然这一时期产生的丰厚股息可以抵销一部分的价格下跌损失。[39]因此市场的下跌相对温和。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美国，只有富人才拥有股票，因此1907年恐慌和1919年股价下跌都没有给公众留下太多持久的印象。到1929年，新的投资者被内燃机、飞机、汽车、无线电和电力带来的奇迹吸引，忘记了之前的泡沫。

    产生泡沫的第四个因素是对保守的传统股票估值方法的放弃。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需要的资金，部分来源于数十亿美元的自由债券发行，收益率为3.5%~4.5%。在这一过程中，普通的美国人被引入证券市场。自由债券充当了公众投资的“训练轮”，并提供了安全而适度的回报率。

    政府债券可以被视为安全资产的基准，或者说，政府债券的收益率是金融经济学家所谓的“无风险利率”。几个世纪以来，投资者购买股票完全是为了股息，而由于股票有风险，为了吸引买家，股息收益率必须高于相对安全的政府证券的收益率。例如，乔治·哈德森必须向其铁路股票的买家承诺，股息收益率远远高于英国政府债券3%~4%的收益率。与英国同行一样，理性的美国投资者不要求也不期望从股价上涨中获益，但他们希望获得比安全的政府债券更高的平淡但稳定的股息流；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的平均股票收益率在5%左右。[40]到了20世纪20年代，人们普遍认为，股票应该以年收益的10倍左右卖出，以便轻松地收回成本。

    今天，不管是不是明智的投资者，都认为公司利润和股价的长期上涨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可以容忍低得多的股息支付。但在20世纪之前，很少有持续的股价上涨，除非是最成功的公司。即使在最顺利的情况下，股价涨幅也很小。例如，英格兰银行和东印度公司是英国早期最成功的两家合股公司，即使是这两家精心挑选的公司，1709—1823年，其股价平均每年也仅上涨0.7%和0.6%。[41]

    那么，那些最有成就的投资者是如何评价美国无线电公司的？到1929年金融危机时，美国无线电公司还没有产生任何股息，而且，它在1937年之前都没有产生股息。[42]到20世纪20年代末，投资者显然认为该公司前景光明，但他们没有工具为它估计一个合适的价格，以支付该公司未来的预期利润。再过10年，欧文·费雪、约翰·伯尔·威廉姆斯和本杰明·格雷厄姆等金融经济学家就会推导出计算股票或债券内在价值的复杂数学方法，特别是那些具有高度投机前景的股票或债券的内在价值的计算方法。这种估计未来所有股息价值并将其“贴现”到即期的技术，就是所谓的“股利贴现模型”。这种模型即使到今天也很难被普通投资者理解，此外，其准确性也非常有限，甚至连专业人士也经常抵制它。[43]

    20世纪20年代，随着无线电、汽车和飞机的发展，技术环境的不断完善，公众很容易相信旧的证券评估规则不再适用。正如20世纪伟大的投资者约翰·邓普顿所说：“英语中最昂贵的一句话是‘这次不一样’。”[44]

    本杰明·格雷厄姆在记述那段时间时说：
    按照股市繁荣前的标准，股票的销售价格是其平均年收益的10倍；而现在，如果公用事业公司的一只股票的销售价格达到其最高年纪录收益的35倍，那么大家不会认为该价格太高，而会认为仅仅是估值标准提高了……因此，所有的价格上限都消失了，股票的价格不是取决于它能够卖出的价格，而是取决于它值得卖出的价格……这个原则将得出一个诱人的推论：在股票市场中赚钱是现在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45]

    到了1929年，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各种启发式，特别是那个时代新技术的显著性、证券价格的飙升以及信贷的宽松，已经压倒了对证券价格的理性分析。

    经济学家马克斯·温克勒说得最简单。股市崩盘后，在提到最新的股利贴现模型时，他敏锐地观察到，20世纪20年代的股市不仅贴现了远期，也贴现了未来。[46]

    7 致富空想的破灭

    1929年大萧条

    和密西西比公司、南海公司和英国铁路泡沫等事件一样，对1929年美国股票崩盘事件的剖析也涉及“4P”：发起人、公众、政客和媒体。

    20世纪早期，塞缪尔·英萨尔继承了约翰·劳和乔治·哈德森的衣钵，创建了一个工业巨人企业，为美国的大型工厂提供动力，为数百万家庭提供照明。

    他出生于1859年的伦敦，父亲是一名中产阶级平教徒传教士和禁酒旅馆店主。英萨尔十几岁时主要忙于文员和速记员的工作，和那个时代许多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一样，他崇拜托马斯·爱迪生。在失去一家伦敦拍卖行的工作后，他看到爱迪生旗下的一家英国电话公司的招聘广告，非常高兴，并成功地应聘到那里。

    他的上司很快就发现，英萨尔的办公技能远远超过了速记和簿记。几年后，公司选中英萨尔去美国总部工作，他回应说：“如果能成为爱迪生本人的秘书，我就去。”为了看起来比实际的21岁成熟，他开始留鬓角。1881年初，他横渡大西洋到了爱迪生身边，在那里工作了11年，并在公司的各个职位上一路晋升。

    越来越多地，英萨尔的命运不仅与爱迪生捆绑，还与支持爱迪生的约翰·摩根捆绑。那时，正值摩根在社会影响力和对技术的敏锐性方面达到了个人顶峰，作为一名早期电力爱好者，他在麦迪逊大道219号的家里安装了爱迪生的第一个白炽灯泡。在当时没有电网的情况下，这是一项不小的成就。后来摩根资助建设了曼哈顿第一座大型发电厂和输电线路，弥补了没有电网这一缺陷。

    对爱迪生来说很不幸的是，由于低压直流系统不适合长途传输，爱迪生通用电气公司的市场份额逐渐被汤姆森-休斯敦电气公司占据（其建造了交流高压电网）。汤姆森-休斯敦电气公司由电气工程师伊莱休·汤姆森和埃德温·休斯敦于1882年创建，是爱迪生通用电气公司的竞争对手。从1883年开始，爱迪生通用电气公司逐渐走向终结，因为当时英国发布了一项变压器专利，该变压器能够“降低”住宅用长距离交流输电线路中的高压电流。美国西屋电气公司很快采用了这项专利，并在公司里部署了汤姆森-休斯敦公司的交流电系统。

    1892年，在摩根投资公司的推动下，爱迪生通用电气公司与汤姆森-休斯敦电气公司合并，这巧妙地避免了爱迪生的公司的倒闭。但爱迪生本人从未承认过交流电的优越性；他一气之下卖掉了他在通用电气的股票，后来，当有人提醒他这些股票会值很多钱时，他说：“好吧，都卖没了，但我们花钱时很开心。”[1]

    英萨尔是经营电力设施的天才。在公司被合并前的10年里，他逐渐帮助爱迪生吞并了竞争对手，并取得芝加哥地区的垄断地位。[2]但1892年公司合并之后，他不再经营芝加哥公司，也开始无所事事。第二年，他自己接管了爱迪生在芝加哥孤立的各项业务，在那里，他熟练地收购、管理小型公用事业公司，并将其合并为大型公司。到了1905年，他将业务扩展到芝加哥以外的中西部地区；他游刃有余地经营自己的公司，而且那时是为了公众的利益。不断扩大的规模经济使他能够逐步降低行业价格，并引入非高峰低定价策略。由于电力服务对社会日益重要，他支持政府的法定监管，甚至有一次他还建议，如果他的公司无法为客户提供适当的服务，那么这个工作应该由政府来做。[3]

    如果他将自己的目标仅专注于为工业和城市照明提供电力，那么他仍将被人们铭记。遗憾的是，他对用电客户审慎而正直的关心并没有延伸到公司股东身上。英萨尔早期金融阴谋的典型例子是1912年中西部公用事业公司的上市，其主要目的不是发电，而是为其他业务筹集资金。英萨尔复杂金融阴谋的核心是他以个人身份以360万美元的价格购买了中西部公用事业公司所有的优先股和普通股，然后，转身以360万美元的价格向公众出售了所有优先股和1/6的普通股，这样实际上他自己免费获得了公司5/6的普通股。

    和哈德森一样，英萨尔也热心于公益，工作起来像特洛伊人。也和哈德森一样，他慷慨地资助市政项目和艺术项目，包括芝加哥的市民歌剧院，其被当地人称为“英萨尔的王座”。他在芝加哥北部的利伯蒂维尔建造了一个占地4445英亩[4]的庄园，居民们“在英萨尔的庄园里建房子，将出生在英萨尔医院的孩子们送到英萨尔学校上学，使用英萨尔灯，用英萨尔煤气烹饪，在英萨尔公路上行驶，在英萨尔银行存钱，在英萨尔高尔夫球场上打高尔夫”[5]。该镇代表了他庞大帝国的缩影。在鼎盛时期，该帝国由很多公司组成，这些公司的发电厂雇用了72000名工人，为1000万个客户服务。他是65家公司的董事会主席或成员，并担任11家公司的董事长。[6]

    早在1898年，英萨尔就凭直觉认为，在公用事业领域，国家机构的监管比城市运营的竞争更为可取。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公用事业公司完全在政府监管之下，主要归功于英萨尔本人对该行业的引领。[7]政府监管限制了公司的利润，但就像之前的哈德森一样，英萨尔明白，最大的财富不在于提供商品和服务，而在于为商品和服务提供资金。

    英萨尔控股公司的复杂性超出了大多数观察者的理解能力，甚至可能超过了英萨尔本人的理解能力。他将数百家公司层层叠加，底层公司有时又部分地控股顶层公司。历史学家兼记者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的一小段描述可以展现英萨尔的鲁布·戈德堡机械[8]般的复杂结构：

    缅因州的小安德罗斯科金电力公司由安德罗斯科金公司控制；而安德罗斯科金公司由缅因州中部电力公司控制；缅因州中部电力公司由新英格兰公共服务公司控制；新英格兰公共服务公司又由国家电力公司控制，国家电力公司又由中西部公用事业公司控制。[9]

    当时，代表公司所有权和控制权的中西部公用事业公司普通股，由英萨尔的私人公司公用事业投资公司持有，因此共7个层级的公司。于是，杠杆作用呈多倍增加，不仅仅是撇奶油[10]，用艾伦的话来说，还有来自多个组织层级的“超级富豪奶油”和“超超级富豪奶油”。[11]到1928年，英萨尔的这种拜占庭式的公司结构几乎已经不是个例，而是规则。当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573家公司中，92家为纯控股公司，395家为控股和经营性公司，只有86家为纯经营性公司。[12]

    为了以虚高的价格向公众出售公司股票，必须创造盈利的幻觉。英萨尔有一套与布朗特和哈德森相当的金融骗术，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让他的公司以不断上涨的价格相互购买资产，然后将每笔购买业务的利润都入账。就好像丈夫以1500美元的价格将之前1000美元入手的雪佛兰汽车卖给妻子，而妻子则以同样的方式将她的福特汽车卖给丈夫，这样每人都获得了500美元的收益。

    与之前的布朗特和哈德森，以及之后的互联网巨头一样，英萨尔受到公众和媒体的崇拜。20世纪20年代，他威严的照片两次登上《时代》杂志封面；与他在大陆银行前见一面据说价值100万美元。[13]英萨尔的销售员们推动了这场杠杆式闹剧最后一幕的出现。1929年初，经过专门训练的销售队伍开始首次向公众出售其顶层公司英萨尔的公用事业投资公司的股票，最初的售价是英萨尔为其资产支付的价格的10倍，后来随着人们对该公司的热情高涨，其售价超过了30倍。英萨尔的公司结构就像高盛信托一样，是为繁荣时期设计的。任何经济波动都会削弱电力公司支付债券利息和优先股（对公司收入享有优先权）分红的能力，而这又将严重影响其普通股的股息和价格。普通股股东通常以保证金形式认购股票，他们的净资产也将受到影响。这一过程随着英萨尔控股公司的金字塔结构逐层加速。

    这正是1929年以后发生在英萨尔和他的60万股东中的大部分人身上的故事。与哈德森一样，英萨尔始终对自己的计划坚信不疑，公司股价在漫长而艰难的1929—1932年熊市中缓慢跌落直至崩溃。他借了数百万美元，试图用他的多层公司结构来抬高公司股价，但徒劳无功。1932年4月，就在股市最终触底前的3个月，他的银行家们把他召集到纽约的一家办事处并告诉他，他们将不再支持他。“这意味着公司要进入破产管理吗？”他问道。“是的，英萨尔先生，恐怕是这样。”[14]这对投资大众产生了巨大的损害；一份会计报告估计，到1946年，一场围绕中西部证券公司破产的持久法律争论终于结束时，公众损失数额会达到6.38亿美元。[15]而到那一年，股票市场已基本恢复；因此1932年股市崩盘时，在接近市场最低点的时候，公众遭受的损失肯定达到了数十亿美元。

    英萨尔最后的经历和他的控股公司一样错综复杂，与哈德森的垮台过程遥相呼应。在破产数月后，他因与出售公用事业公司股票有关的邮件欺诈而被起诉，逃往法国，当政府试图将他带回受审时，他又逃往希腊，因为希腊与美国的引渡条约已经商定但尚未签字生效。但雅典当局忽略了这一瑕疵，无论如何还是把他经由土耳其送回了美国。[16]回到美国，他再次出现在《时代》杂志封面上，这一次帽子遮住了他的脸。他被剥夺了大部分财富，但仍然可以组织起强有力的法律辩护团队，对他的多项指控最终被击败了。回到法国时，已是78岁高龄的他痛苦而虚弱，瘦得不成样子。1938年7月16日，在巴黎的一个地铁站，当他把手伸向售票员时，突然心脏病发作而死去，口袋里只有几个法郎。由于他心脏不好，他的妻子曾一再警告他不要乘坐地铁。[17]

    在巨大的债务规模中，英萨尔的控股公司的债务只占相对较小的一块。正如密西西比、南海和铁路事件那样，20世纪20年代末的美国股票狂热以一种极端的乐观情绪感染了民众和商界，导致其过度借贷。[18]1922—1929年，美国的全国总债务增长了68%，但全国总资产仅增长20%，收入仅增长29%。[19]在崩盘之前，债务的增长速度可能一直快于经济的其他方面。私人债务增长尤其迅速；与政府不同的是，个人和公司不能通过征税或印钞来消除债务，而且由于个人和公司是20世纪20年代债务的主要引擎，因此，当事件爆发时，其债务承担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尤其大。

    20世纪20年代泡沫事件的另一个主要发起人是股票池，它通常是一个由经纪人和金融家组成的特设小组，他们按照精心设计的顺序相互买卖股票，操纵特定公司的股价，旨在引起小投资者的注意。他们聚集在券商大厅的股票报价器和黑板前，得出某只股票已“被控制”的结论，也跟随买入，进一步推高价格。

    股票池的关键人物是股票交易所的场内“专家”：他是在交易所场内为公众买卖股票的经纪人，保存着一本珍贵的客户买卖“订单簿”，这能够预测未来的股票走向。当订单簿上的公开购买订单列表足够庞大时，股票池的参与者就会将自己的股票出售给那些由股价暴涨引来的投资者，并获得数百万美元的利润。

    最臭名昭著的股票池集中在无线电领域，例如众所周知的美国无线电公司，其参与者似乎是美国政界和商界的名人：杜邦和通用汽车公司的财务主管约翰·J.拉斯科布，美国钢铁公司的最高领导者查尔斯·施瓦布，沃尔特·克莱斯勒，佩尔西梅·洛克菲勒，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前助手约瑟夫·塔马尔蒂。内线交易在20世纪20年代并不违法。对现代读者来说，另一个名字很突出：戴维·萨诺夫夫人，美国无线电公司总裁的妻子。

    然而，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股票池经理应该是约瑟夫·P.肯尼迪[20]。经常有一些传说，将肯尼迪家族的财富与私酒交易联系在一起。不过，没有可靠证据支持这一点，而且无论如何，非法制造烈酒对一个哈佛经济学毕业生来说并不是一个理性的职业选择。他的血统更适合华尔街。在那里，他通过传奇般的股票池操作积累了一笔财富，后来又将这笔财富扩展到好莱坞和房地产等领域。

    正如19世纪40年代乔治·哈德森在铁路领域的庞氏骗局式融资——用新股东的资本支付旧股东的股息——在那时是可以接受的，也是合法的，20世纪20年代的股票池行为也是如此，在1933年和1934年的相关证券法[21]通过之前，这种公然操纵股价的行为没有被禁止。

    金融狂热的第三个和第四个解剖位置是政客和媒体，这两个部分巧妙地集中在约翰·J.拉斯科布身上。拉斯科布的父亲是一个雪茄制造商（经营规模中等），于1898年去世。之后的拉斯科布与英萨尔一样好运，成为工业巨头皮埃尔·S.杜邦的私人秘书，并最终成为这家大型化工公司的财务主管。1920年，杜邦拯救陷入困境的通用汽车，拉斯科布接管了通用汽车的财务。20世纪20年代后期，拉斯科布成为股票爱好者，参与了一些最成功的股票池。[22]1928年，民主党任命他为全国委员会主席。

    然而，拉斯科布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一次臭名昭著的采访，采访文章名为《人人都应该富有》，并发表在《女性家庭杂志》1929年8月刊，当时该杂志的订户已超过200万。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一段话正解释了文章标题的主旨：

    假设一个男人23岁结婚，并开始每月定期储蓄15美元——几乎任何一个有工作的人都可以做到，只要他足够努力。如果他投资于优质普通股，并将股息和股权进行再投资，那么20年后他将至少有8万美元，以及每月约400美元的投资收入，这样他会很富有。任何人都能做到这一点，所以我坚信任何人不仅可以富有，而且应该富有。[23]

    拉斯科布的这段话，是泡沫时代媒体对不费吹灰之力的财富的经典赞歌，巧妙地说明了即使是两大著名公司的首席财务官也会采取启发式捷径。如今，我们只要借助资产负债表或财务计算器，并且具备一定的能力就能计算出，20年里将每月15美元的储蓄转化为8万美元需要25%的年平均回报率；但1929年，这一计算更加困难。虽然拉斯科布可能拿出了他的铅笔、纸和复利表，但事实上他没有提到25%这一隐含的长期投资回报率（这一数字即使在1929年也高得离谱），很可能他只是凭空说出了这些数字。

    像拉斯科布这样的政客，在泡沫及其破灭中扮演着双重角色。首先，和其他人一样，他们也陶醉于追求不费吹灰之力的财富，就像1719—1720年的乔治一世国王和奥尔良公爵以及铁路泡沫时期的大部分议会成员一样。之后的几十年，现代政治廉洁和立法遏制了这种腐败，至少在发达的西方国家是如此，这让政治领导人有了更为神圣的责任，即要保证经济基本健康发展：在经济扩张时期，没有过度投机，而在经济收缩时期，国家领导人能够平稳地避免任何担忧或恐慌。

    20世纪20年代时也是如此。在1928年共和党大会上，赫伯特·胡佛在提名演讲中庄严地吟诵道：“今天，我们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最终战胜贫困。贫困家庭正在从我们中间消失。”[24]经济崩溃后，胡佛和他的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一再向公众保证经济“基本上是健康的”。胡佛还开创了一种在面临经济危机时的反应，其将成为现代世界各国领导人的标准反应，被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称为“无事由会议”：在这种会议上，国家的政治、金融、经济领袖都被召入白宫，“不是因为有事要做，而是因为有必要给人留下正在做事的印象”[25]。

    有可能实时发现泡沫吗？

    现代金融的伟大进步之一，是芝加哥大学的尤金·法玛提出的有效市场假说。20世纪60年代，尤金·法玛认识到，金融市场能够快速将新信息——市场变故——转化为价格。但市场变故是无法被预测到的，因为我们也不可能预测到未来的价格方向。

    而且，有效市场假说认为，当前市场价格能够准确反映现有信息，因此狂热不应该出现。正如法玛尖锐地指出：“坦率地说，‘泡沫’这个词让我发疯。”[26]

    有效市场假说的支持者对泡沫的厌恶是可以理解的；现代金融学的核心是构建和测试市场行为模型。艾萨克·牛顿所谓的“我能计算天体的运动，但不能计算人类的疯狂”很容易被理解，但它揭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事实：牛顿是有史以来世界上最伟大的数学建模者之一，如果连他都不能用数学术语来描述泡沫，那么也许没有人能做到。

    耶鲁大学的罗伯特·席勒与法玛共同获得了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席勒认为，当上涨的价格能够实现自我维持时，泡沫就会出现，用他的话说就是，“当价格也被狂热传染的时候”[27]。尽管所有泡沫都是如此，但仅凭这一现象无法识别泡沫，因为投资者一直在到处追逐当前高回报的资产。然而，像1719—1720年、19世纪40年代和20世纪20年代那样的大规模泡沫是罕见的，因此仅仅靠每天自我维持的价格上涨这一判断标准，会产生很高的误报率。

    最高法院大法官波特·斯图尔特在审理雅各贝利斯诉俄亥俄州案[28]时遇到了同样的难题。虽然它所涉及的领域不是金融业，但他的方法提供了考虑泡沫的另外一种方式：

    根据宪法第一和第十四修正案，这一领域的刑法犯罪仅限于“硬核色情物品”。今天，我将不再试图用寥寥几笔就对我所理解的这类物品做进一步的界定，也许我永远无法成功地做到这一点。但是，当我看到它的时候，我就知道是它。[29]

    正如牛顿无法模拟人类的疯狂一样，也如法玛教授讨厌“泡沫”这个词一样，斯图尔特大法官这段著名的话表明，尽管他无法从语言学角度描述什么是硬核色情物品，但他知道它是什么样子的。这同样适用于金融业：即使我们不能对泡沫进行建模，但现在我们肯定已经知道它们是什么样子了。

    到目前为止，密西西比公司、南海公司、英国铁路和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股票市场都呈现出4个极具特色的特征。第一个特征是，金融投机成为日常对话和社会互动的主要话题，从坎康普瓦大街和交易巷的人群，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券商大厅的人群。据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回忆，在20世纪20年代：

    一夜之间发财的故事挂在每个人嘴边。一位金融评论员报告说，他的医生发现病人在谈论股票市场时不关心其他任何事情，他的理发师不止一次地用热毛巾打断客户对蒙哥马利·沃德股票前景的描述。妻子们问她们的丈夫为什么这么慢，为什么他们不参与这一切，结果她们的丈夫在当天早上已经买了100股美国亚麻籽公司的股票。[30]

    泡沫的第二个特征是，相当一部分通常情况下能力强、头脑清醒的人，现在却放弃了安全、高薪的职业，全职从事金融投机。例如，如果没有当时的金融刺激，那么布朗特和哈德森都会继续成为相对成功的亚麻布经销商。艾伦描述过一位女演员，她把自己在公园大道的住所装修成一家小型经纪公司，“周围摆满了表格、图表和财务报告，越来越多地通过电话进行市场操作，而且越来越沉迷于此”，而另一位艺术家“曾经口若悬河地说，只有高更[31]才会一边画画，一边宣扬国家贝拉斯·赫斯（一家现已不复存在的邮购商行）的股票价值”[32]。

    泡沫的第三个也是最持久的特征是，信徒对怀疑论者的猛烈抨击。20世纪20年代末，如果说有人能够以血统和历史感来表达怀疑并警告公众的话，这个人就是保罗·莫里茨·沃伯格。沃伯格于1868年出生于一个德国犹太家庭，其家族具有中世纪威尼斯的银行背景。在1911年入籍美国之前，他在欧洲金融机构中迅速崛起；1914年，他作为创始成员宣誓就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

    沃伯格在移民之前曾经见过类似的欧洲泡沫，他知道泡沫的结局。1929年3月，在担任国际承兑银行行长期间，他注意到，股票价格已经完全脱离了合理范围内的估值，并惊恐地指出，贷款数量的激增已经导致“无限制的投机狂欢”，这最终不仅会损害投机者，而且“还会导致整个国家的经济萧条”。[33]

    这一惊人准确的预测却遭到了公众的强烈谴责。最温和的方式是批评他“过时”；还有愤怒的观察家指责他“粗暴抨击美国的繁荣”，这些语句几乎与两代人之后抨击互联网泡沫怀疑论者的语句一模一样。[34]

    著名投资顾问罗杰·巴布森也有同样的遭遇。他在10年前创办了巴布森学院，1929年9月5日，在该学院举办的一次人数众多的商业会议上，他发表演讲：“迟早会有一场崩盘，而且它可能会很可怕。”与沃伯格一样，他预测会有一场严重的萧条。正是在那天，市场急剧下跌，即所谓的“巴布森崩盘”。沃伯格很容易受到本土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攻击，而巴布森则更容易成为被攻击的目标，因为他之前已经证明了自己是个怪人：他的作品中有一份名为《重力——我们的头号敌人》的宣言，他还成立了重力研究所，其主要目的是发明一种保护盾来抵御重力的致命力量。

    如果是在正常时期，那么巴布森的预言顶多会受到温和的质疑。但当时并不是正常时期。报纸讽刺地称他为“韦尔斯利[35]的圣人”，并指出他先前预言的不准确之处。一家投资公司警告其客户，“我们不能因为某位著名统计学家对市场的不利预测而仓促抛售股票”[36]。

    明斯基的健忘症因素通常揭示了泡沫时期的代沟现象；只有年龄足以回忆起上一次繁荣和萧条的参与者才可能持怀疑态度。而他们更年轻、更热情的伙伴会嘲笑他们是守旧派，与经济和金融市场的新现实脱节。简言之，泡沫主要集中在记忆短暂的年轻人领域。

    无论是由于何种机制，这些激烈反应都可以理解为弗里茨·海德理论中的平衡和不平衡状态。正如末日信徒的期望那样，没有什么信仰能比不劳而获和无限财富的承诺更令人愉快，信徒也不会轻易放弃这样一个令人安慰的概念。对忠实的信徒来说，阻力最小的方法就是给怀疑论者贴上“不理解”的标签，从而达到平衡状态。

    泡沫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特征是极端预测内容的出现，比如南海事件中预测西班牙奇迹般地将其新大陆贸易的垄断权转让给英国、投资100英镑可以获得数百英镑的年度分红，英国铁路事件中预测即将“主宰时空”，美国股票泡沫中拉斯科布隐含预测的25%的市场年回报率。

    1929年，耶鲁大学的欧文·费雪做出了结束所有预言的预言。也许费雪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金融经济学家，他发展了许多现代数理金融学的理论基础，至今仍受到尊敬。但是，人们更记得他于1929年10月15日在曼哈顿采购代理协会说的话，那是在黑色星期四的9天前：“股票价格已经达到了一个看似永久的高峰状态。”[37][38]

    没有“阳光查理”米切尔的故事，1929年的崩盘历史就不完整。英萨尔和哈德森至少为子孙后代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设施，这些遗产减轻了他们的罪恶。但是，查理·米切尔，这个时代的伟大的金融发起人——和掠夺者——无法得到任何救赎。

    和英萨尔一样，米切尔出身卑微。1907年，他成为总部位于纽约的美国信托公司的总裁奥克利·索恩的助手。米切尔就职时正赶上当年的大恐慌，美国信托公司正处于这场风暴的中心，索恩领导这家公司化解了银行挤兑危机。30岁的米切尔作为助手，在整个危机期间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经常晚上不回家，睡在老板办公室的地板上。1911—1916年，他开始经营自己的证券经纪公司，随后被纽约城市银行（花旗银行的前身）聘请，为其管理小型股票和债券销售部门——纽约城市公司。

    商业银行家履行3项近乎神圣的职能，其对任何资本主义社会都至关重要：保护他人的货币；向企业提供营运资本，否则经济将无法运转；创造货币。相比之下，投资银行家却向公众出售股票和债券，这是一种风险更大、在道德层面更模棱两可的行为。

    银行监管机构早就明白它们之间的区别。事实上，监管机构禁止商业银行拥有投资银行。但不能拥有也并不意味着无法控制。通过控制的方式，米切尔和他的银行的律师们设法构建了与纽约城市公司的关系。[39]简言之，查理·米切尔是一名伪装成女王的军官的海盗，在纽约城市银行旗下航行。纽约城市公司收取了大量费用，成为一家投资银行，其主要职能是向公众出售新发行的股票和债券，进而为公司创造资本。不幸的是，该公司出售的许多股票和债券都是不可靠的，这些证券出售给了那些毫无戒心的纽约城市银行的客户，这加剧了银行的渎职行为。之后，纽约城市公司和银行承销了外国政府发行的更加不可靠的债券。

    米切尔在1916年接管纽约城市公司时，该公司在银行总部只占用了一间办公室，只有4名员工。发起人不仅需要公众和客户，还需要媒体。繁荣时期的媒体能带来一大群轻信的新兵。20世纪20年代，杂志专栏作家布鲁斯·巴顿是典型的媒体骗子，他的父亲是一位传教士，曾将耶稣描述为“A-1推销员”。1923年，他写了一篇关于米切尔的吹捧文章，题为《这里有什么其他人做不到的吗？》。在一次采访中，米切尔向巴顿讲述，当他的年轻推销员遇到萧条期时，他会带推销员到银行家俱乐部的顶层去看看下面的人群。“下面有600万人，他们的收入有成千上万美元。他们正在等待有人告诉他们如何使用自己的储蓄。你应该好好看看，吃一顿丰盛的午餐，然后去那里告诉他们。”[40]

    米切尔的魅力和干劲、媒体的热情以及20世纪20年代股市的狂热，这些因素都推动了纽约城市公司不断扩大其经营规模；到1929年，该公司雇用了1400名销售和支持人员，他们分散在58个分支机构中，所有这些人员都通过11000英里的私人电话线与纽约总部相连（因此现代社会将提供全方位服务的证券经纪公司蔑称为“电线屋”）。面对指责，米切尔发出了几乎不间断的规劝：“我们希望能够完全做到，除了童工之外，我们所有的销售人员都是正式员工。”该公司实现了这一抱负，并且实现了更多目标，在20世纪20年代每年承销了超过15亿美元的股票和债券，比任何其他投资银行都多。[41]

    该银行向轻信的客户大力推销纽约城市公司的投资银行“专长”。这些客户得到的建议是，购买具有诱人优惠券的债券，以及价格不断上涨的更诱人的股票，以取代传统的低收益但安全的储蓄。

    米切尔可能不是证券经纪行业销售大赛的最早发起人，但他将此细化为一门艺术，向获胜的“员工”提供高达25000美元的奖金（“员工”这个术语并不讨人喜欢，但仍然很自然地用在金融业中）。米切尔的公司非常成功，其卖光了所有的债券。通常情况下，公司和外国政府会争取由投资银行发行其债券，但纽约城市公司通过主动鼓励公司发行更多债券，扭转了这种局面。更为离奇的是，米切尔将销售人员分散到不稳定的巴尔干和南美洲国家，为那些贫困的政府提供廉价资本。

    尽管销售人员汇报了秘鲁和巴西的米纳斯吉拉斯州等外国政府的无能和数据造假，而且其几乎肯定会违约，但米切尔和纽约城市公司仍继续向银行的轻信客户出售这些外国债券。

    1921年，他从纽约城市公司总裁升任银行总裁，这为他的销售大业扫清了最后一道障碍。文学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最好地捕捉到了米切尔的精神，他描述了米切尔派出的推销员，他们“敲开农村各户房屋的门，像那些推销吸尘器或刷子的人一样”；20世纪20年代早期和中期，纽约城市公司主要销售债券；慢慢地，随着市场牛市势头增强，该公司将销售重点从债券转向股票，不仅销售负债的亚纳康达铜业等公司的高风险股票，甚至销售银行自己发行的股票，而如果没有该公司与银行合法分离的遮羞布，那么这样的股票本来就是非法的。[42]

    1958年，威尔逊描述了米切尔：

    在10年的时间里，他向美国公众出售了价值超过150亿美元的证券。他向公众出售汽车公司的股票，这些股票现在打了水漂；他向公众出售濒临破产的南美洲共和国的债券；他向公众出售自己银行的股票。1929年10月后，这些股票的价格在3周内从572美元下跌到220美元，最近它们只值20美元。[43]

    在这次股票崩盘事件中，米切尔让他的客户财富归零。公众对这一事件的印象集中在10月戏剧性的“黑色日子”上。24日，黑色星期四，摩根大通领导的财团上演了戏剧性的救援，到这天中午，恐慌基本消除。但到了黑色星期一和黑色星期二，即28日和29日，曾在24日拯救了股市的财阀们——米切尔、摩根大通的托马斯·拉蒙特和大通国民银行的阿尔伯特·威金——已经耗尽了勇气和资金。连续两天，股市分别下跌13.5%和11.7%。[44]

    到10月29日收盘时，股票价格已从9月的峰值下跌了39.6%：可以肯定的是，价格下跌幅度比1973—1974年、2000—2002年和2007—2009年的价格下跌幅度还要大。此外，到1930年4月中旬，股票市场又挽回了2/5以上的损失。[45]

    在1907年的金融危机期间，只有少数美国人拥有股票，即使到了1929年，也只有10%的美国人拥有股票，因此，1929年的最初下跌对普通民众的直接经济影响相对较小。[46]但在接下来的几年中，腐败蔓延到了商业活动的心脏——银行系统，经济陷入混乱。到1932年中，股票价格从1929年的峰值水平暴跌了近90%。1931年12月11日，距离1932年中最终触底还有6个月（见图7-1）。一位小投资者本杰明·罗思在日记中写到了投资者的贫困：

    图7-1 1925—1935年的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价格指数

    一位非常保守的年轻已婚男子告诉我，在过去的10年里，他成功偿还了房子的抵押贷款。几周前，他又将房子进行了抵押，获得的5000美元贷款用于投资优质股票，且他打算长期投资。我认为两三年后，他将获得可观的利润。人们普遍认为，现在可以以非常有吸引力的价格购买优质股票和债券。困难在于人们手头没有资金。[47]

    没有资金的公众是愤怒的公众，就像在1720年和1848年那样，公众想要证明自己的成功。金融幽默作家弗雷德·施韦德用最简洁的语言描述：“赔光钱的客户当然更愿意相信自己是被抢了，而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在傻瓜的建议下做了傻瓜。”[48]截至1929年，银行拥有23万名客户；目前尚不清楚具体有多少客户开立了纽约城市公司的证券经纪账户，但估计至少有数万人，而且可能会更多。[49]与其他证券经纪人的客户（自愿走进门购买证券）不同，米切尔的客户原本打算找一家安全的商业银行存钱，结果却像是跌跌撞撞地走进了一家妓院。

    一个最不可能的人物命中注定地成为查理·米切尔的复仇天使：一位直言不讳的意大利裔美国律师，名叫费迪南·佩科拉，他的父亲是一名制鞋厂工人，因工伤致残，他的受教育时间也因此被缩短。19世纪90年代末，十几岁的佩科拉从大学辍学，以供养父母和兄弟姐妹，但他设法攻读了法律学位。随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担任纽约市的地方检察官助理，并成功起诉了许多起金融案件。

    崩盘和随后的熊市促使美国参议院的银行货币委员会展开了对证券业的调查。委员会从1932年开始举行听证会，审问了米切尔和其他许多人。前两名律师的审问毫无效果，于是委员会解雇了他们。

    佩科拉在审问工作中的出色表现引起了班布里奇·科尔比的注意。班布里奇·科尔比是一位杰出的律师，曾在伍德罗·威尔逊时期担任国务卿，他向即将离任的共和党委员会主席彼得·诺贝克推荐了年轻的佩科拉。那时，诺贝克正在拼命寻找人来替代他之前解雇的律师。[50]

    佩科拉从1933年1月24日开始担任首席律师；他必须全力以赴，因为一开始就远远落后于形势。就在他被聘用3周后，他第一次与英萨尔信托公司的人打交道，没占到优势。因此，1933年2月21日，当身材高大、颇有气场、皮肤黝黑、极度自信的米切尔大步走进委员会会议室时，这位新任首席律师看上去不可能是他的对手。

    但佩科拉很快就找到了自信，主导了听证会并彻底摧毁了起诉目标，历史上将这场诉讼称为“佩科拉听证会”。正如我们见过的，巨额财富的拥有者将受到极大的奉承，这反过来腐蚀了他们的自我意识，当涉及犯罪行为时，这是一个致命缺陷。此外，犯罪企业通常会给其员工洗脑，使员工们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正常的，甚至是值得赞扬的。

    同样的事情也经常发生在金融公司的欺诈行为上。在这些公司里，员工们学着用“符合客户最佳利益”这一借口来合理化自己的行为。有魅力和成功的企业领导者尤其会这样培训员工；正如老话所说，鱼从头开始向下腐烂。打击犯罪的行家佩科拉很快就认识到，米切尔正是这种典型的企业精英，纽约城市公司的作案手法在法律上或道德上没有任何问题，因此，起诉他的最有效方法，是让他解释他是如何领导他的销售人员的。在8天的证词中，佩科拉以礼貌、低调的方式，有条不紊地引导着傲慢的米切尔穿过了纽约城市公司销售机构的道德沼泽，并彻底摧毁了米切尔。

    米切尔需要支付多少钱才能说服他的销售人员将股票和债券出售给客户？米切尔回答说，不多，每年只有大约25000美元——此时一个美国工人的年均收入只有800美元。纽约城市公司如何支付其高管薪酬？根据出售证券的利润，而不是根据这些证券给客户带来的收益。这一体系支付给米切尔多少钱？每年超过100万美元——即使是对于那个时代的最高级的管理者，这也是一个闻所未闻的工资水平。

    更糟糕的是，1929年，米切尔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将纽约城市公司的股票卖给了自己的妻子，然后立即又从她那里买回，没有缴纳个人所得税；他还对纽约城市银行的股票进行了典型的股票池操纵；向高级管理人员发放奢侈的可免除“贷款”，但粗暴地对待普通员工，强制性地要求普通员工购买银行的股票，以远高于市场的价格抵销员工的未来工资。当他的普通员工最终付清高价购买的股票时，他便解雇了他们。[51]

    当骇人听闻的工资和贷款、逃税把戏和员工受虐充斥着头条新闻时，最初自信的米切尔慢慢意识到自己已经陷入很大的麻烦中。然而，佩科拉的目标更高：他想揭露鼓动客户用借来的钱购买大量风险证券的销售人员（不仅仅是纽约城市公司的销售人员）扭曲的动机，这是让成千上万辛勤工作的美国人破产的原因。他在听证会的第4天开始做这项任务，并展示了该公司如何在有充分的机会接触普通银行存款人名单的情况下，按照销售指导书的措辞，“无情地”向公众出售股票和债券。[52]

    听证会的第六天，即2月28日，佩科拉再次转换关注点，关注对个人投资者造成的损害。在听证会之前，委员会已经收到数百封纽约城市公司的破产客户的来信。他们的共同点是谨慎和节俭，购买了政府债券，生活终于可以较为舒适，然后被纽约城市公司的销售人员说服，反复购买高风险股票和债券，最后陷入贫困。

    佩科拉挑选了其中最让人同情的一位，即来自宾夕法尼亚州波茨维尔的埃德加·布朗。布朗最近卖掉了一家连锁剧院，出于健康原因想搬到加利福尼亚州，他想寻找一家全国性的金融机构，以获得财务和后勤方面的建议和支持。在一家全国性的杂志上，他看到了这则广告：

    您在考虑一次长途旅行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我们将支付您与我们机构联系的费用，因为您将不再需要当地银行家的建议，而是将与我们密切联系，我们将指导您的投资。[53]

    关键是，该广告是由纽约城市银行发布的，但是纽约城市公司的弗雷德·拉梅尔联系了布朗，要帮助他投资10万美元。布朗积蓄中的大部分是卖剧院所得，其中的1/4已经购买了债券，主要是美国政府债券。布朗对拉梅尔只提出了一个要求：避开股票。

    在布朗的准许下，拉梅尔为他购买了各种国内外债券，远远超过了布朗10万美元的储蓄，因此布朗又从包括纽约城市银行在内的多家银行贷款，总计18万美元。当他的债券投资组合甚至在市场崩盘之前就暴跌了的时候，布朗抱怨道：

    布朗：然后（拉梅尔）说“好吧，那是你坚持只买债券的错。你为什么不让我卖给你一些股票？”。嗯，股票市场一直在上涨。于是我完全相信了，说“好，那买股票”。

    佩科拉：你告诉他买什么股票了吗？

    布朗：从来没有。

    佩科拉：那他为你买股票了吗？

    布朗：我可以开玩笑地回答一下吗——他买股票了吗？

    听证会的书记员尽职地记录了一句话：“长时间的大笑”。[54]

    布朗随后向听证会出示了一份大量购入股票的记录，佩科拉为了减轻书记员的负担，并没有让其记录。布朗讲述了他如何前往纽约城市公司总部，抱怨拉梅尔的账户交易过于激进，以至于尽管股市不断上涨，但他的投资组合的价值一直在下降。他被告知，公司将调查此事，他将得到答复。

    布朗确实收到了拉梅尔的回信，但他建议布朗购买更多的股票，包括纽约城市银行的股票；到1929年10月4日，他的投资组合的价值进一步下降。布朗前往纽约城市公司的洛杉矶办事处，要求出售自己的所有仓位[55]，但接下来，“他们好似把我看作一个想把自己的母亲赶出家门的人，我立刻被那里所有的销售员包围，他们让我知道出售仓位是非常非常愚蠢的”。

    该公司终于在10月29日黑色星期二卖出了布朗的股票，当时布朗的保证金已经用完，他一无所有。此外，该公司以最虚假的方式——远低于市场的价格购买了布朗的证券。

    布朗，两年前的身价为10万美元（约可折合为今天的150万美元），现在成了贫民。令人惊讶的是，布朗此时想再贷款25000美元以进一步投机亚纳康达铜业公司的股票，而银行拒绝了，理由是布朗失业又破产。[56]

    1929年以前，那些成功的商界人士几乎具有被膜拜的地位，成为国家利益的最终仲裁者；但1933年后的一段时间里，佩科拉听证会将华尔街列为头号公敌，还将“银匪”[57]一词引入了美语词汇中。这个词在两代人之后的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又死灰复燃。

    听证会于3月2日结束，也就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就职典礼的前两天。现代经济史学家认为罗斯福的竞选口号是银行大规模倒闭的重要原因，特别是他威胁要让美元相对黄金贬值的言论，而他最终也实施了这一政策。[58]公众渴望报复，听证会后的两个月内，米切尔因涉嫌欺诈而受审。与布朗特和哈德森一样，米切尔可能没有做任何违犯证券法的事情，那时的法律比较宽松，因此所有的指控都不成立，他被无罪释放。当然他必须与政府解决补税问题。在接下来的20年里，他甚至重新获得了一些财富以及体面的社会地位；他最后的住所在第五大道，现已成为法国领事馆。

    正如两个世纪前南海股票崩溃后发生的那样，相关法律的修改姗姗来迟。在听证会之后的15个月内，罗斯福签署了一整套受佩科拉委员会启发的证券立法的文件，包括严格区分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1933年和1934年的相关证券法，分别规范证券的发行和交易；1940年的《投资公司法》，主要监管金融顾问和投资信托（当今共同基金的前身）。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是根据1934年的《证券交易法》设立其规定的机构。金融界最大的讽刺之一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第一任专员正是曾经股票池的完美操纵者约瑟夫·P.肯尼迪。当有人向罗斯福指出肯尼迪不适合担任此职位时，罗斯福调侃道：“只有小偷才能抓住小偷。”[59]

    弗雷德·施韦德以其特有的幽默，从当代视角对此次崩盘事件进行了解释：

    1929年，有一列火车的奢华车厢，每周早上都会到达宾夕法尼亚车站。当火车停下来时，一直在打桥牌、读报纸、攀比财富的百万富翁们从车厢前端走了出来。靠近车厢门的地方放着一个银碗，里面有很多硬币。那些需要5美分换乘市区地铁的人会拿走一枚。他们不需要用任何东西来交换硬币；这根本不算钱，就像羽毛牙签一样免费提供。只是5美分而已。

    1929年10月的突然崩盘有很多解释。我更喜欢的解释是耶和华之眼，愤怒的上帝正好在10月碰到了那个碗，在可以理解的突然恼怒中，耶和华踢翻了美国的金融结构，结果就是碗里的硬币永远消失了。[60]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有一句名言，复利是宇宙中最强大的力量（实际上这句话并不是爱因斯坦说的）。事实并非如此。健忘才是宇宙中最强大的力量。佩科拉听证会后短短两年，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就预见性地观察到了这一点：

    圣乔治攻击巨龙，受到热烈的赞扬[61]；但总有一天，圣乔治死了，观众散去，圣乔治的继任者发现龙是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家伙，开始怀疑为什么会有屠龙这样的事情发生，时代是否改变了，以及是否有必要让龙受到最温和的约束。[62]

    随着佩科拉委员会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圣乔治不仅失去了警惕，还躺在路边流血不止，无法保护一群几乎忘记了拉斯科布、英萨尔和米切尔的公众，新的发起者又将诞生。

  • 斯蒂芬·平克《人性中的善良天使》8-10

    第8章 心魔

    但是人哪，骄傲的人，
    掌握到暂时的小小权力，
    立刻忘记了自己玻璃般易碎的本来面目，
    像一只盛怒中的猴子，
    在天神前扮出种种丑恶的怪相，
    让天使为之哭泣。
    ——威廉·莎士比亚，《一报还一报》

    暴力减少中有两个方面对我们理解人性有决定性的意义：（1）暴力；（2）减少。前6章告诉我们，人类历史就是一连串的血腥事件。我们见到部落民在抢劫和寻仇中几乎杀光对方的男性，见到对新生儿的处置中杀死大量女婴，还见到人们为了复仇和娱乐实施酷刑，而杀戮的受害者多到可以分门别类、合辙押韵地填满整整一页字典：凶杀（homicide）、政府屠杀（democide）、种族灭绝（genocide）、种族文化灭绝（ethnocide）、政治屠杀（politicide）、弑君（regicide）、杀婴（infanticide）、杀害新生儿（neonaticide）、弑子女（filicide）、手足相残（sibli-cide）、性别灭绝（gynecide）、杀妻（uxoricide）、杀夫（mariticide）和自杀性恐怖主义（terrorism by suicide）。暴力遍及我们这个物种的历史和史前史的各个角落，绝非源自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的特别产出。

    同时，这几章给出了几十张图表，描绘了人类历史上的暴力走向，展示出这根线条从左上角蜿蜒走向右下角。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种暴力的趋势能够保证水平不变。不论引发暴力的原因是什么，它反正不是饥饿、性欲或者瞌睡之类的生理欲求。

    因此，暴力的减少使得我们可以放弃二分法，它阻碍了我们理解几千年来暴力的根源。在二分法中，人类或者是天性良善或者是天性邪恶，或者是猩猩或者是天使，或者是鹰或者是鸽子，或者是霍布斯式的残忍暴虐，或者是卢梭式的高尚。如果任其自由发展，人类不会走向和平协作，但也不会变成嗜血动物，非要定期杀个你死我活。关于人类思维有多重功能已经形成很多概念，例如官能心理学理论（faculty psychology）、多重智能理论（multiple intelligences）、心智器官（mental organs）、心理模块说（modularity）、心理领域特殊性（domain-specificity）以及将大脑比作多功能瑞士军刀的思维暗喻。这么多的概念中总该有几颗真理的种子。人性中的某些成分，例如捕食、支配和复仇，都是制造暴力的动机；但是在另一些情况下，则有另外一些成分，例如慈悲、公平、自制和理性，推动我们趋向和平。本章和下一章将探究这些动机和产生这些动机的条件。

    黑暗面

    在研究我们的心魔之前，我必须先要证明它们存在，因为在现代知识分子中，人性驱使我们倾向暴力的观点极其不得人心。[1]虽然关于我们是从嬉皮士猩猩（倭黑猩猩）演化而来，以及原始人对暴力毫无概念的说法，早已经遭到人类学事实的否定，我们还是会读到一些文章说，暴力都是少数坏分子的所作所为，绝大多数人都是忠诚的和平战士。

    可以肯定，在大多数社会中，大多数人的生命都不是以暴力结束。前面各章图表中竖轴上的数字显示，每年每10万人中只有几个、几十个，最多几百个人死于非命。只有在很少数情况下，比如部落战争或者发生种族灭绝的时候，死亡率达到每10万人中有几千人死亡。即使在敌意最深的对抗中，不论是人类还是动物，对峙双方通常也会退后一步。甚至在战争中，很多战士都不曾扣动过扳机，那些打死过敌人的战士往往还会患上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有些作家断言，绝大多数人类天生厌恶暴力，暴力造成大量死亡只不过说明少数疯狂的暴徒可以造成何等破坏。

    所以，我要让你相信，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包括你自己，亲爱的读者，本质上都是趋向暴力的，尽管我们很可能永远也没有机会使用暴力。让我们从我们年轻的时候开始。心理学家理查德·特伦布莱（Richard Tremblay）衡量了一个人生命进程各个阶段的暴力水平。他证明，最暴力的阶段不是青少年，甚至不是青年，而是两岁，所谓“可怕的两岁”（terrible twos）的确所言不虚。[2]一个刚刚学步的典型幼儿至少会踢踢打打，张嘴咬人，寻衅打架，身体攻击的频率随着年龄增长稳定地下降。特伦布莱说：“幼儿不会相互杀害，那是因为我们没有让他们拿到刀枪。我们过去30年一直想回答的问题是，孩子是怎样学习攻击的。但这是一个错误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他们是怎样学习不去攻击的。”[3]

    现在，让我们看看我们的内心。你是否曾经想过杀掉一个你不喜欢的人？在几项独立的研究中，心理学家道格拉斯·肯里克（Douglas Kenrick）和戴维·巴斯向大学生提出这一问题。按一般的认知，他们应该是人口统计学中暴力水平最低的部分，但得到的结果却令人震惊。[4]70%~90%的男生和50%~80%的女生承认，在过去的一年，他们至少曾经有过一次要杀死一个人的幻想。当我在一次讲座上描述这项研究时，一位学生大声喊道：“是的，剩下的那些人都在撒谎！”至少，他们会对大律师克拉伦斯·达罗（Clarence Darrow）的名言产生共鸣：“我从来没有杀过人，但是我读过的讣告有不少确实让我满心欢喜。”

    让人们幻想凶杀的动机和警察局犯罪档案中记录的动机大致吻合，主要是情人吵架、受到威胁、对羞辱或背叛的报复、家庭纠纷——与养父母的纠纷多过与生父母的纠纷。这些可怕的遐想在人们的脑海里展开，就像雷克斯·哈里森出演的充满嫉妒和复仇的影片，有交响乐团演奏的《红杏出墙》做背景音乐。在巴斯的调查中，有个男生估算自己在杀死一个前友人的路上已经走了80%。这个前友人向该男生的未婚妻造谣，说男生不忠实于她，然后自己取而代之：

    首先，我要敲断他全身的每一根骨头，从手指头和脚趾开始，慢慢地从小骨头到大骨头。然后，我要戳开他的肺，可能还有其他脏器。总之，要在杀死他之前让他尽可能地尝尝痛苦。[5]

    一名女子说，她在杀死前男朋友的路上走了有60%。她的前男友想恢复关系，威胁说要将以前两人做爱的视频发送给她的新男友和其他同学。她说：

    我真的这样做了。我请他来吃晚饭。他在厨房的时候，傻傻地削着胡萝卜皮，准备做沙拉。我笑着走向他，很温柔，他没有任何疑心。我想着快快地抓起一把刀，在他胸口捅上几下，直到他断气。我真的干了第一件事（抓起了一把刀）。他看出了我的意图，跑掉了。

    现实中的许多凶杀在发生前都被这般反复推敲过。真正实施了的谋杀数量之少，仿佛是压抑的海洋里漂浮着一座渴望凶杀的巨大冰山，水面上仅仅浮出了一个尖角而已。法医心理学家罗伯特·西蒙（Robert Simon）将这个意思作为他著作的书名（算是对弗洛伊德解释柏拉图的再解释）:“好人所思，坏人所为”（Bad men do what good men dream）。

    甚至那些不曾想象过杀人的人，也会从杀人或者观望杀人的替代性经验中得到极大的快感。人们为了品味各种血腥的虚拟现实，毫不吝啬时间和金钱：《圣经》故事、《荷马史诗》、英烈传、地狱图景、英雄神话、《吉尔伽美什史诗》、希腊悲剧、《贝奥武夫》、贝叶挂毯、莎翁戏剧、格林童话、《潘趣和朱迪》、歌剧、侦探系列、廉价惊险小说、流行小说、纸皮小说、恐怖剧、谋杀歌谣、黑色悲剧影片、西部大片、恐怖漫画、超人漫画、《活宝三人组》、《猫和老鼠》、动画片《奔跑者》、电子游戏，还有前加州州长主演的各部影片。在《野蛮的消遣：暴力娱乐文化史》（Savage Pastime: A Cultural History of Violent Entertainment）一书中，研究文学的专家哈罗德·谢克特说，与以往的娱乐相比，今天的暴力影片可谓温良恭让。在过去多少个世纪中，人们一直以模拟酷刑和肢解来赢得观众的喝彩。早在电脑制作图像之前，剧院经理绞尽脑汁，制作出各种可怕的特殊效果，比如“假人头，可以从人体模型上被斩下，再扎到长矛上；假人皮，可以从演员的身体上扒下来；盛满动物鲜血的囊袋，可以制造被刺穿后鲜血飞溅的效果”。[6]

    人们头脑里会闪过很多暴力想象。与之相比，真正实施的暴力行动只是很小一部分，现实和想象的巨大差距给我们指出了人类思维设计中的某些特征。暴力统计往往低估了暴力在人类生存中的重要性。人类的大脑里不断回荡着拉丁谚语：“如果你希望和平，那就准备好战争。”即使在和平社会，人们也总是对虚张声势和威胁策略，对结盟和背叛心理，对人类身体的脆弱以及如何利用和遮盖其脆弱性充满好奇。人们对暴力娱乐表现出的普世快感，一直是作品审查和道德谴责的目标，这恰恰说明人类内心对有关暴力行为的信息充满渴望。[7]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在人类的进化历史中，暴力不容忽视，是否理解暴力的运作关系到人是否能够生存。[8]

    人类学家唐纳德·西蒙斯注意到，性也是奇思异想和娱乐的一大内容，其想象和现实之间也存在巨大的差距。[9]人们对性的遐想，将不正当的性行为变为各种艺术，所做的努力远远超过他们对性事本身的投入。和通奸一样，暴力也许不常见，但一旦发生，其潜在的后果难以估量，绝对会证明达尔文的适者生存原则。西蒙斯认为，高级意识本身就是专为频率低但影响大的事件设计的。我们对每天必需的动作，例如伸手抓住一个物件，例如走路和说话，早已司空见惯、熟视无睹，更不要说花钱去看这些动作的表演。能够吸引我们注意力的是不正当的性关系，是暴力死亡和《梦里天和地》中沃尔特·米蒂式的飞跃。

    说到大脑，人类的大脑就是其他哺乳动物大脑的肿胀版和皱褶版。所有的主要部件都可以在我们毛茸茸的表亲那里找到，它们的功能也是一样的，比如处理来自感官的信息，控制肌肉和腺体，储存和提取记忆。在这些部件中，有一个区域网络，取名愤怒回路（rage circuit）。神经科学家贾克·潘克赛普（Jaak Panksepp）描述了向一只猫的愤怒回路部位发送电流时所见到的景象：

    对大脑进行电刺激几秒钟之内，这只温和的动物彻底变了情绪。它张牙舞爪，粗暴地扑向我，嘶嘶尖叫，流着口水。它似乎准备四面出击，但它正好对着我脑袋所在的方向。万幸，有树脂玻璃墙挡在我和这只愤怒的野兽之间。但在终止电刺激之后不到1分钟，这只猫就放松下来，恢复了平静，又可以让人毫无顾忌地抚摸了。[10]

    人脑中也有和猫脑中愤怒回路相当的组成，同样可以被电流刺激——当然，不是在实验室，而是在神经外科手术中。外科医生做过如下描述：

    最有意义（和最戏剧性的）的刺激效应是它引发一系列攻击性反应。相应地，这些反应包括从恰当的语言反应（向医生说“我觉得我要起来咬你”）到失控的诅咒和身体攻击性破坏行为……我有过一次，在电刺激终止30秒钟后，问病人是否感到愤怒。他说他曾经感到愤怒，但已经不再愤怒，听起来他对此变化感到非常惊讶。[11]

    猫会嘶嘶尖叫，人会恶语诅咒。愤怒回路可以激起语言反应的事实说明，它不是惰性器官，与大脑的其他部分有积极的联系。[12]非人类哺乳动物的进攻性受大脑中几个回路的控制，愤怒回路是其中之一。我们将会看到，这些回路对理解人类的进攻性行为会很有帮助。

    * * *

    如果暴力印刻在我们的童年、我们的幻想世界、我们的艺术和我们的大脑里，为什么士兵在战场上开枪杀人时还会犹豫呢？难道他们不就是去干这个的吗？一项著名的“二战”老兵研究称，战斗中有能力使用武器开火的士兵不足15%~25%；另外有研究说，绝大部分子弹都没有击中目标。[13]现在，我们知道，得出第一个结论的研究非常可疑；得出第二个结论的研究有混淆事实之嫌——战斗中所发射的大部分枪弹都不是针对单兵，而是要阻止敌军的进犯。[14]士兵在战场上未能击中目标，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瞄准中靶本来并非易事。但是，我们仍然得承认，战场上弥漫着对瞄准杀人的焦虑，很多士兵在扣动扳机的瞬间手指都会发僵。

    在街头打斗和酒吧争吵中也可以看到因使用致命武力造成的紧张感。莽汉之间的大多数冲突，与好莱坞西部片中令人眼花缭乱的场景毫不相干，绝不是纳博科夫笔下（《洛丽塔》）亨伯特眼中的“一拳击中面颊，一脚踢中腹部，再从空中悬索飞下”。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严格地检视了真实斗殴事件的图片、录像和目击者报告。他发现，大部分斗殴不像《咆哮山谷》中设计紧凑的动作场面，而更像是一场无聊曲棍球比赛上仅有的两分钟争吵。[15]两个男人怒目相视，互喷脏话，挥拳，没有击中，再挥拳，然后就倒在地上。偶尔，纠缠的双方中一人略具优势，连续击中几拳。但更经常的情况是，两人被拉开，嘴里继续喊叫着愤怒的诅咒和挽救面子的大话，离去时，自尊心上的伤痕远远多过皮肉上的瘀青。

    情况真是如此。在面对面的冲突中，男人通常会保持克制。但是，这种谨慎不是说明人类的温柔和善良。相反，这恰恰说明了霍布斯和达尔文对暴力的分析。我们在本书第2章已经看到，任何暴力倾向性的演化，都是在每个个体都具有同样倾向性的世界里完成的。（如理查德·道金斯所说，一个活着的生命不同于岩石和河流，因为他会做出反击。）也就是说，人一旦采取伤害另一个人的举动，立刻会引发两件事情：

    1.增加受袭者进行攻击的可能性。

    2.受袭者将确立在你进攻之前就对你采取行动的策略目标。

    即使你能在攻击中一举将对方击毙，你也会成为对方亲族的复仇目标。这就是为什么达尔文的进化生物对在势均力敌的对抗中挑起争端特别深思熟虑——谨慎到表现出焦虑和瘫痪。谨慎周全是真正的大勇，与慈悲毫不相关。

    一旦有可能消灭敌人，又没有遭受报复的危险，达尔文的进化生物就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在大猩猩的劫掠行动中，我们已经见过此类案例。当一队雄性大猩猩巡视领地时，遇到来自其他群体的单只雄性大猩猩，大猩猩会利用数量优势，将落单的大猩猩撕成碎片。在出现国家社会之前，人通常也是在偷袭中而不是高调的战场上消灭敌人。人类的大部分暴力都是胆小鬼式的：打冷拳、欺负弱小、先发制人、凌晨偷袭、黑手党暗杀和打了就跑的驾车枪击。

    柯林斯还记录了一种反复出现的综合征，他称之为“前行性恐慌”（forward panic），虽然更常用的字眼儿应该是“暴怒”（rampage）。当一个进攻性联盟受到阻击，并陷入对手可能长期抵抗的忧患和恐惧时，它会接着又乘虚而入压倒对手，此时恐惧转化为愤怒，人们将会野性大发作。这种似乎无法克制的暴怒驱使人们殴打敌人，直到敌人不省人事，对男子实施酷刑和肢解、强奸妇女、破坏敌人的财产。“前行性恐慌”是最丑恶的暴力。正是这种心态导致种族灭绝、大屠杀、惨烈的种族骚乱和战争中的格杀勿论，不留俘虏。警察滥用暴力也大多出于此种心态，比如1991年罗德尼·金（Rodney King）在警车高速追逐和暴力拒捕之后，受到警察的野蛮殴打。随着屠杀的进行，愤怒会让位于狂喜，狂躁的屠夫在血腥的暴行中欣喜若狂。[16]

    没有人被训练成暴躁的怒汉，每当军队和警察中爆发类似的暴行，总是让上级感到意外，上级也只能采取行动平息暴行，因为滥杀和残忍完全不符合军队和警察队伍的宗旨。暴怒也许是人类为了捕捉稍纵即逝的机会，将敌人在重组和反击报复之前彻底消灭掉而产生的原始适应性。这与大猩猩之间的杀戮相似程度之高，令人毛骨悚然。这种相似性还包括一个共同的触发机制：三四个同伙，面对一个孤立的敌方成员。[17]暴怒背后的直觉显示，暴力如同人类行为剧本中的一句台词，静静地等候在那里，等待出场的时机。饥渴则与其不同，饥渴感是随着时间逐渐培养起来的直觉。

    道德标尺的偏差和关于纯粹邪恶的神话

    在《白板》一书中，我提出，当代人否认人性的黑暗面，例如“高贵的野蛮人”说，是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度甚嚣尘上的浪漫军国主义、攻击释压说和斗争神圣化的反动。对当代人否认人性黑暗面的理论提出质疑的科学家和学者，均被指责是为暴力辩护，并成为诽谤、血诬和人身伤害的对象。[18]“高贵的野蛮人”神话显然已经成为一个样板，昭示了反暴力运动在社会礼仪和禁忌方面留下的文化遗产。

    不过，我现在相信，否认人类作恶的能力有着更深刻的原因，也许这种否认本身就是人性的一个特点。这要归功于社会心理学家罗伊·鲍迈斯特（Roy Baumeister）在著作《邪恶》（Evil）一书中所做的精彩分析。[19]鲍迈斯特注意到，那些从事破坏性活动的人，从小偷小摸的惯犯到系列杀人犯再到大屠杀的参与者，从来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他对这一现象感到困惑：难道世界上如此之多的恶行，竟然都不是恶人所为？

    每当心理学家遇到一个难解之谜，他们就会动手进行实验。虽然鲍迈斯特与他的合作者阿琳·史迪威（Arlene Stillwell）和萨拉·沃特曼（Sara Wotman）不能在实验室里让人们犯下暴行，但是他们认为，日常生活中有很多小伤害，足以供他们进行细微的观察。[20]史迪威和沃特曼让实验者描述一件使他们感到愤怒的事件，再描述一件他们让别人感到愤怒的事件。研究人员随机地在实验者之间不断调换这两个话题的顺序，在两个话题之间还塞上其他一些琐碎的问题，因此实验者不会连续回答与这两个话题有关的问题。大多数人每星期至少会感到一次愤怒，几乎所有人每个月至少会感到一次愤怒，研究人员绝不缺少研究的题材。[21]作恶者和受害者两个角色历数了各种原因，包括撒谎、失信、违约、犯规、泄密、不公和财务纠纷。

    但是，这是作恶方和受害方都唯一同意的事情。心理学家仔细研究了实验对象的叙述和编码特征，例如事件的时间长度、双方的过失、作恶者的动机和造成伤害的后果。如果我们将他们的叙述排列起来，结果如下：

    作恶者的叙述：故事开始于伤害行为。当时我有我的道理。我也许是回应对方的挑衅，或者我的反应是一个正常人都会有的反应。我完全有权利这样做，为此指责我是很不公平的。伤害并不严重，很容易修复，我也道歉了。现在，应该让这件事情过去了。忘掉算了。过去的就是过去了。

    受害者的叙述：故事开始的时间远早于伤害行为发生的时间，伤害行为不过是漫长错误历史中最后的事件。作恶者的行为无理、无情、难以理解。作恶者很可能就是一个施虐狂，唯一的动机就是想看到我痛苦，虽然我是完全无辜的。他造成的伤害是可怕的、难以修补的，而且是永久性的。双方都不应该忘却。

    两个描述不可能都是对的——或者应该说，既然实验参加者既讲述了作为受害者的故事，也讲述了作为作恶者的故事，两个描述不可能都完全正确。人类心理中存在某种东西，它扭曲了我们对伤害性事件的解读和记忆。这就提出了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为了解脱自己，我们内心的作恶者是不是在掩饰我们的罪过？或者，为了获得世人的同情，我们内心的受害者是否在培育冤屈？因为这几位心理学家无法翻越时间的高墙，回到事件发生的旧时光，所以完全无法确定谁的描述是真实可信的。

    史迪威和鲍迈斯特设计了一个极具独创性的后续方案。他们使用控制事件进行实验，做法是创作了一个情节暧昧的故事：一名大学生提出要帮助一个同学做作业，但出于多种原因，提出帮助的一方违约了，导致本应受助的同学该门功课成绩不好，被迫改换专业，最后转到另一所大学。[22]参加实验的人（都是学生）只需要阅读整篇故事，然后一半学生从作恶者的角度，另一半学生从受害者的角度，以第一人称尽可能准确地复述故事。还有第三个实验组，这个组的人被要求以第三者的角度复述故事，他们提到的和忽略的细节，作为人类记忆的基准，属于不受私利影响的正常扭曲。作恶者和受害者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体面，丢失或粉饰了某些细节。心理学家对他们的叙述进行了分析。

    结果，“我们应该相信”的答案是：谁也不能信。与故事本身的基准，也就是第三者的复述相比，受害者和作恶者故事扭曲的程度是一样的，只是方向相反；每一次忽略和修饰，都是为了让自己扮演的角色显得更有道理，让对方显得更无理。最有意思的是，参加实验的人在实验中没有任何个人利益。不仅实验者和实验中的角色无关，而且也没有人要求他们同情自己复述的角色，或者为自己复述的角色辩护，对他们的要求仅仅是从第一人称的角度阅读故事，然后加以复述而已。但就是这一点要求，居然让实验参与者调动起认知过程，并做出自利的陈述。

    伤害性事件在进攻者、受害者和中立方眼中出现发散型描述，就是图2-1暴力三角中出现的心理叠加。我们姑且称之为“道德标尺的偏差”（Moralization Gap）。

    “道德标尺的偏差”属于自利偏差（self-serving biases）这种大现象中的一种。人们总是想看起来是个好人。“好”可以是高效率、有力量、受人喜爱和能干，也可以是善良、诚实、慷慨和无私。人具有展示自我积极面的动力，这是20世纪社会心理学的重大发现之一。最早提到这一现象的著作是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最近的相关文章有卡罗尔·塔夫里斯（Carol Tavris）和艾略特·阿伦森（Elliot Aronson）的《错不在我》[ Mistakes Were Made（but Not by Me）]，罗伯特·特里弗斯的《欺骗和自我欺骗》（Deceit and Self-Deception），罗伯特·库尔茨班（Robert Kurzban）的《人人都是伪君子》[Why Everyone（Else）Is a Hypo-crite]。[23]认识失调或认知失谐（cognitive dissonance）是一种很典型的现象，指人们突然改变了原来的自我评价，人本来为了保持这个自我评价下的形象，一直控制着自己行为。“乌比冈湖效应”（Lake Wobegon Effect）一词来自加里森·凯勒（Garrison Keillor）的小说。在小说中的乌比冈小镇上，所有孩子都比一般孩子更优秀，镇上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在才华和性格上高于平均水平。[24]

    自利偏差是我们在进化中作为社会动物而付出的一种代价。人们结成群体，不是因为他们像机器人一样彼此之间有磁力互相吸引，而是因为他们有社会感和道德感。他们能感受温暖和同情、感激和信任、孤独和负疚、嫉妒和愤怒。感情是内在的调节器，保障人们在社交生活——互利的交换和合作性行为——中获益，而不必付出某些代价，例如避免骗子和社会寄生虫的剥削。[25]我们对那些愿意与我们合作的人怀有同情、信任和感激，以自己的合作作为回报。而对那些欺骗我们的人，我们感到气愤和排斥，退出合作，或者予以惩罚。一个人的善行水平，是在做一个具有良好信誉的合作者和做一个骗取不义之财的坏蛋之间权衡的结果。一个社会组织就是一个市场，充满各色合作者，在慷慨和信任上水平不一；人们总是能够把自己说得比实际上更慷慨一点，更值得信任一些，一般也不会出太大的差错。

    “道德标尺的偏差”包含受害人和作恶者之间协商补偿时的互补性谈判战术。就像侵权诉讼案中双方的律师，起诉人强调被告行为的蓄意性，至少是无情与冷漠，以及原告为之承受的痛苦和损失。被告方的律师则强调被告行为的合理性和不可避免性，并极力缩小原告方的痛苦和损失。原告和被告双方之间的较量不仅最后形成补偿方案，也展示了双方围绕是否值得同情和是否勇于承担责任等声誉的竞争。[26]

    特里弗斯最早提出道德感是为了适应合作，他还观察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扭曲状态。夸张地表现善意和技能所造成的问题是，其他人能够发展出一套看穿这些夸张的能力，就像在撒谎者和测谎仪之间发动一场心理学军备竞赛。谎言特有的自相矛盾让人能够识破它——意第绪谚语说“撒谎的人要有好记性”，或者人说话时的犹疑、抽搐、脸红和出汗也会暴露撒谎。特里弗斯猜测，自然选择可能偏向某种程度的自欺，从源头上抑制说真话。我们欺骗自己，于是我们欺骗别人的时候听起来就会更加可信。[27]同时，我们头脑中的无意识思维维持着真相，告诉我们不能过分违背事实。特里弗斯表示，乔治·奥威尔最早提出这一构想：“统治的秘密就是将相信自己一贯正确和从过去的错误中学习的能力结合起来。”[28]

    自欺是一种奇特的理论，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矛盾，一种叫作“自我”的东西，同时是欺骗者和被欺骗者。我们很容易就可以证明人们很容易陷入自利偏差，比如肉铺的秤，总是有误差，而且总是对肉铺有利。但是，要证明人们的自欺倾向并非易事。在心理学上，这相当于作弊的企业做两本账，一本公开的账簿为了应付检查，一本私密的账簿记载准确信息，供公司管理之用。[29]

    两位社会心理学家——皮尔卡洛·瓦德索洛（Piercarlo Valdesolo）和大卫·德斯迪诺（David DeSteno）发明的实验极有创意，能够在真正的两本账骗局中抓到现行犯。[30]他们向实验参加者表示，需要他们合作，共同计划和评估一个研究项目：一半参与者将得到轻松愉快的工作，即看10分钟照片；另外一半人则要从事冗长而艰巨的工作，即解答45分钟的数学题。研究者告诉实验参与者，他们要两人一组地进行工作，但是研究人员还没有找到决定两人中谁承担何种工作的最佳方式。因此，他们让每一个实验参与者从两种方式中选择一种，来决定谁应该得到轻松的工作，谁应该得到困难的工作。参与者可以简单地为自己挑选轻松的工作，或者用一个随机数字发生器决定谁得到什么工作。人类的自私在这里得到充分表现，几乎每一个人都为自己选择了轻松的工作。稍后，研究人员给实验参与者一份评估此次实验的匿名问卷，问卷中有一道突兀的问题，问参与者是否认为他们的决定是公平的。在这里，人类的虚伪又得到充分地表现，大部分参与者认为他们的决定是公平的。接着，研究人员向另外一组实验参与者描述了这些人的选择，然后问这种自私的行为有多少公平可言。当然，另一组实验参与者认为这些自私的选择毫无公平可言。在人们评判他人行为和评判自己行为的标准之间，存在一个差距，这就是典型的自利性偏差。

    现在，我们要回答一个关键的问题。自利者真的真心实意地认为他们的行为是公平的吗？或者，只是他们大脑中的一个有意识的“政治公关”告诉他们要这样说，还有一个下意识的“自我”明白什么才是真实的？为了找到答案，心理学家设计抑制有意识思维，他们要求一组实验参与者在评估实验，包括裁决他们（或其他人）的行为是否公平的同时，牢记一个七位数的数字。在有意识思维被分神的情况下，可怕的实情显露了出来：参与者对自己的评判与对他人的一样严厉。这印证了特里弗斯的理论：在人们的头脑里，真相是一直存在的。

    我很高兴发现这个结果，不仅是因为自欺理论如此精妙，为此它应该成立，而且因为它给人性保留了一丝希望之光。虽然认识人类自身不完美的真相属于我们最痛苦的经验——弗洛伊德有一整套防卫机制来推迟这可怕的时刻，这些手段包括否认、压抑、揣测和反向形成——但是，至少在原则上，认识我们自身的真相还是有可能的。它也许需要嘲讽，需要争论，需要时间，需要被分神，但是，人有能力认识到自己不是永远正确的。说到底，我们还是不能在自欺这个问题上自我欺骗。如果没有对自欺的认识，人类的总体倾向是错误判断伤害性行为，无论是作为作恶者还是作为受害人。

    * * *

    一旦人认识到我们心理上这种宿命的怪癖，我们的社会生活，以及我们的历史和现实看起来都变了个样子。不仅是每一个争端都有来自两个方面不同的故事，而且双方都坚信自己的版本，也就是说，双方都坚信自己是无辜的、长期受到侵犯的受害者，而另一方是邪恶和危险的虐待狂。各方都有自己对事实的历史描述和数据，并对之坚信不疑。[31]比如：

    .十字军是宗教理想主义的浪潮，虽然有一些过分行为，但它给世界留下了文化交流的硕果。十字军是一系列针对犹太社区的暴行，是欧洲漫长反犹历史的组成部分。十字军是对穆斯林家园的野蛮入侵，是基督教侮辱穆斯林的漫长历史的发端。

    .美国内战是废除邪恶奴隶制的必经之路，它保护了一个以自由和平等立国的国家。美国内战是中央集权的权力争夺战，目的是要摧毁南方的传统生活方式。

    .华沙集团是一个防御性联盟，是苏联为了保护自己和盟国避免再次遭受战乱。历史上它曾经两次遭受德国的入侵，损失惨重。

    .“六日战争”（第三次中东战争）是一个民族争取生存的斗争。它开始于埃及驱逐联合国维和人员和封锁蒂朗海峡，埃及计划的第一步是将犹太人赶进大海，战争结束于以色列统一耶路撒冷旧城，并确立了边境防线。“六日战争”是一场侵略和征服行动。它开始于以色列入侵其邻国，结束于以色列占领邻国的领土，并建立了一个种族隔离的政权。

    敌对双方的分歧不仅在于他们各自相互竞争的说辞，还在于他们量度历史的历法，以及在他们的记忆中事件重要性的顺序。冲突的受害者是一丝不苟的历史学家和记忆的耕耘人，而施暴者则是实用主义者，坚定地立足于当下。本来，我们一贯认为历史的记忆是好事情，但是每到历史事件被牢记为一块无法愈合的伤口而呼唤平反的时候，它很可能就是在召唤暴力。“牢记阿拉莫！”“牢记 ‘缅因号 ’!”“牢记 ‘卢西塔尼亚号 ’!”“牢记珍珠港！”以及“牢记 ‘9·11’恐怖袭击事件！”这些口号不是在建议人们重温历史，而是战斗的号角，带领美国人介入战争。俗语说，巴尔干地区受到的诅咒是让每平方英里的土地上堆积了太多的历史陈迹。塞尔维亚人在20世纪90年代对克罗地亚人、波斯尼亚人和科索沃人进行了残暴的种族清洗，但他们自己也属于世界上冤屈最深重的人民。[32]在他们的记忆中，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傀儡国家克罗地亚，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奥匈帝国，一直追溯到1389年奥斯曼土耳其人的科索沃战役，都让塞尔维亚人饱受欺凌。在科索沃战役600周年纪念日时，总统米洛舍维奇发表了一篇气势汹汹的演讲，预示了20世纪90年代的巴尔干战事。

    20世纪70年代末，魁北克新当选的分离主义政府重新发现了19世纪的民族主义。在魁北克爱国主义的各种表现中，有一种是将车牌上的格言“La belle province”（法语“美丽的魁省”）改为“Je me souviens”（法语“我牢记”）。从来没有人明确说过要牢记什么，但大部人认为这是新法兰西的思乡曲，而新法兰西早在1763年的“七年战争”中就被英国人消灭了。这种牢固的记忆让说英语的魁北克人感到有些紧张，我这一代人中很多人因此移民多伦多。万幸，20世纪末的欧洲和平主义战胜了19世纪的高卢民族主义，魁北克现在是世界上最和平也最国际化的地区。

    与受害者过多的记忆相反，施暴者的记忆往往太少。我在1992年访问日本的时候，买了一本旅游手册，里面有一份日本历史纪年表。时间线上标注出1912—1926年的大正民主，接着就是1970年的大阪世界博览会。我猜想，在这两个年代之间，日本就没有发生过什么有意思的事情了。

    一次冲突事件，无论是室友为学年论文吵架，还是国家发动世界大战，事件的各方都相信自己是正义的一方，并且还有历史记录支持自己的观点。但是，这些历史记录中的一些内容很可能是一些弥天大谎，也很可能只是由于偏见省略了一些我们认为有意义的事实，同时神化了另一些陈年旧账。现实令人不安，因为我们认识到，就分歧而言，对方很可能是对的。我们很可能过于自以为是，将会彼此攻击对方坚信不疑的立场，没有人会尊重对方，因为每个人都能看得见对方自欺欺人的弱点。

    比如，今天几乎没有美国人会非议“最伟大的一代”参加正义之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但是，当重读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富兰克林·罗斯福发表的历史性演讲，我们仍然会感到某种不安。这篇演讲是受害者控诉的典范。演讲中可以找到全部鲍迈斯特实验的元素对记忆的痴迷（“它将永远成为国耻日”），受害者的无辜（“美国与那个国家一向和平相处”），入侵行动的疯狂和残暴（“这种卑鄙和怯懦的进攻”），伤亡的惨重程度（“昨天对夏威夷岛的进攻给美国海陆军部队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很多美国人失去了生命”）和报复的正当性（“美国人民一定要以自己的正义力量赢得……”）。对今天的历史学家来说，这些响亮的言辞，从最好的角度看，也是似真非真。美国已经对日本实行严厉的石油和机械禁运，并预计到日本可能发动袭击，保证了尽量小的军队伤亡，最后则是因为在珍珠港丧失的2500人而牺牲了10万美国人的生命，将无辜的日裔美国人关进集中营，最后的胜利还是通过燃烧弹和原子弹才取得的。扔在日本平民头上的原子弹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战争罪行。[33]

    在没有合适的第三方出面质疑孰是孰非的那些问题上，我们必须做好准备，戴上心理学家的眼镜，看看恶魔是如何觉得自己是有德之士的。不过，戴上这副眼镜，让人感到非常不舒服。[34]当你看到“试试从希特勒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时，千万留心你的血压——此外也可以从本·拉登的角度。然而，即使是希特勒，也像所有有感知的生命一样，有自己的观点。历史学家告诉我们，他的观点甚至可以说是道德高尚的。他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未曾料想的突然战败，并得出结论：战败原因是内部敌人的背叛。他对战后协约国谋杀式的食品封锁和报复性的战争赔款义愤填膺，他还见识过20世纪20年代的经济混乱和街头暴乱。而且希特勒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有自己的道德观，相信英雄式的献身能够带来千年盛世。[35]

    世界大战之外，在小规模的人际暴力上，大部分系列杀人狂也极力弱化自己的罪恶，甚至为自己的罪恶辩护。如果他们的行为不是如此恐怖，他们的这番努力简直可以说是喜剧性的。1994年，警方引述一个杀人狂的话说：“除了两个人是我们杀死的，另有两个被我们打伤了，还用枪柄打伤了一个妇女，我们就是把电灯泡塞进人的嘴里，此外我们可真没有伤害过任何人。”[36]社会学家黛安娜·斯库利（Diana Scully）采访过的一个系列强奸杀人狂称，对用枪劫持来的妇女，他一向“温柔和蔼”，这些妇女很享受被强奸的体验。为了证明自己的和善，这位杀人狂特别提到，当他用刀扎死受害人的时候，行凶“总是突然的，她们不会知道自己要死了”。[37]约翰·韦恩·加西绑架、鸡奸并杀害了33名男孩，他说：“我看我自己更多还是个受害者，而不是施暴者。”毫无嘲讽的意思，还接着说：“我的童年是被骗走的。”他从童年受到的所谓迫害一直延续到成年，媒体莫名其妙地非要将他塑造为“一个混蛋和一个替罪羊”。[38]

    小偷小摸一类的轻罪更是容易被合理化。所有在监狱和犯人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今天的监狱关的都是无辜的受害者——不仅有因警察草率制造的冤案，还有自助正义型的暴力案。本书第3章中提到了唐纳德·布莱克有关“社会控制”制造犯罪的理论。这个理论试图解释为什么在大部分暴力犯罪中，施暴者并没有实际获益。[39]罪犯的确受到挑衅或背叛，然后进行了我们所认为的过度的反击——在争吵中殴打了伶牙俐齿的老婆，在抢夺停车位时捅死了一个陌生人。在布莱克眼中，这些都是对挑衅的自然反应，也是寻求某种正义。

    * * *

    看到这些将犯罪理性化的分析，我们感到很不舒服。这恰恰说明了用心理学分析的必要性。鲍迈斯特注意到，为了理解伤害行为，科学家或学者的观点总是和施暴者的观点相重合。[40]他们都采取离间的、无关道德的立场看待伤害行为。他们也都将犯罪情景化，总是留意事件的复杂性，以及这些复杂性与伤害行为的因果关系。而且，他们都相信伤害行为是可以解释的。相反，道德家采纳受害者的观点，认为伤害必须被认真对待。暴行造成的忧伤和愤怒将持续很久。凡人之所以要对暴行进行胡乱推理，虽然仍然是宇宙奥秘，但恰好说明世界上存在着无法被消灭和不可解释的邪恶。许多集中营的记录者甚至认为，试图解释集中营的成因本身就是不道德的。[41]

    鲍迈斯特仍然以心理学的角度，将这种迷思叫作“纯粹邪恶”。当我们从道德的角度思考，我们的思维方式就是受害者的思维方式。作恶是蓄意伤害，而且不需要理由，作恶的目的就是邪恶本身。作恶的恶棍恶毒透骨，一心要给无辜和善良的受害人制造痛苦。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之所以称其为迷思，是因为事实上作恶者大多都是普通人，他们在特定的情况下做出了他们认为合理和正义的反应，其中包括受害人的挑衅。

    纯粹邪恶提出一个在宗教、恐怖影片、儿童故事、民族主义神话和动情的电视新闻报道中十分常见的原型。在许多宗教中，邪恶被人格化为恶魔——冥王哈迪斯、撒旦、魔王别西卜、金星路西法、魔鬼梅菲斯托费勒斯，或者摩尼教式的黑暗与光明之争中仁慈上帝的对手。在流行小说中，邪恶的相貌属于狂砍滥杀的凶手，属于系列杀人犯，属于妖魔，属于奇丑无比的怪物，属于《蝙蝠侠》里的小丑，属于《007》里的杀手；或者根据电影的年代，也可能属于纳粹军官、苏联间谍、意大利黑手党、阿拉伯恐怖分子、都市强盗、墨西哥毒枭、银河系皇帝或者公司高管。作恶者也许拥有大量的钱财和权力，但是作恶的目的总是模糊和变态的；恶魔真正想做的只是制造混乱和让无辜的受害者受难。作恶者是敌人，是善之天敌，所以作恶者通常是外国人。好莱坞的恶棍，尽管都是些无国籍人士，口音却是一模一样的外国腔。

    纯粹邪恶妨碍我们理解真正的邪恶。科学家的立场是施暴者的立场，而道德家的立场是受害者的立场，科学家被认为是“为作恶寻找借口”或“诿过受害人”，或者是在追求“理解一切、原谅一切”的道德虚无说。（前面提到过刘易斯·理查森的回答：谴责越多，理解越少。）确实，研究人员有时将作恶者的动机归咎为一些小过失，例如嫉妒，或者当时具体的情形，或者复仇，而不是更大的罪过，例如制造无穷尽的苦难，或永远维持种族、阶级和性别压迫；研究人员有时还认为这些作恶的动机是每一个普通人都可能有的，而不是少数心理变态者特有，甚或是一个邪恶政治制度的产物（因此，“高贵野蛮人说”才会如此流行）。但每到这些时候，这些研究分析就会被指责为将邪恶相对化。学者汉娜·阿伦特有专文论述阿道夫·艾希曼在组织集中营屠杀中所承担的角色问题，她杜撰了新的表述方式“平庸的恶”来阐释她在此人身上看到的平庸和此人作恶动机的平庸。[42]已经有历史学家证明，艾希曼是一个意识形态化的反犹分子，比阿伦特的描述走得更远，但不论她对艾希曼的解读是否正确，她都算得上是解构纯粹邪恶的先驱。[43]我们将会看到，近40年来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其中有些确实是受到阿伦特的启发，特别强调大部分伤害动机的平庸性。[44]

    在本章接下来的部分，我要描述让我们趋向暴力的大脑系统和动机，同时寻找激励或抑制暴力的信息，并据此来解释暴力减少的历史趋势。大张旗鼓地采取作恶者的观点肯定不利于我要做的工作，而假定我们的大脑天然地具备道德力量，比如有些大脑指向恶，另外一些指向善，也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将会看到，在本章所谈论的心魔和下一章将谈论的天使之间有一些明确的分界线。它们不仅取决于神经生物学的现实，同时也取决于我们如何论说，因为我们的某些脑神经系统既能引起最善良的人类行为，也能导致最邪恶的行为。

    暴力的器官

    纯粹邪恶的症状之一是将暴力视为一种兽性的冲动，比如以下词语所示“野兽般的”、“畜生一样的”、“禽兽不如”、“非人性的”和“野性的”，而描写魔鬼的时候总让它们带着犄角和尾巴。但是，虽然在动物王国，暴力是家常便饭，但只有从受害者的视角看世界，才能将兽性看作暴力的唯一原因。想想我们人类对蚂蚁所做的种种毁灭性破坏：我们吃它们，毒死它们，不小心地踩死它们，蓄意地捏死它们。每一种杀蚁的行为动机截然不同，但如果你是蚂蚁，你不会关心这些微妙的差别。我们是人类，所以我们倾向于认为人类对同类的恶行完全是出于单一的、兽性的动机。但是，生物学家早已注意到，哺乳动物的大脑里有不同的回路来处理各种不同的攻击行为。

    在动物王国，最常见的攻击性行为是捕食。捕食者，例如鹰、隼、狼、狮、虎和熊的图案，装饰着运动员和军人的外套；许多作家，例如威廉·詹姆斯，都谴责人类暴力来自“食肉动物的本性”。但从生物学角度看，捕猎食物与对抗对手、抵御威胁的攻击性行为完全不同。养猫的人都知道这种区别。当猫咪在地板上看见一只甲壳虫时，它安静地蹲着，全神贯注。但是当一只流浪猫遭遇另一只流浪猫时，它会挺起身子，毛发竖立，发出低吼和尖叫。我们已经见过神经科学家可以将电极植入猫脑中的愤怒回路，通上电流，即可触发猫的攻击模式。而将电极植入不同的回路，研究人员可以触发捕猎模式，观察一只猫无声无息地袭击幻想中的老鼠。[45]

    像大脑中的许多系统一样，控制攻击行为的回路也有不同层级。控制肌肉基本行动的子程式位于后脑，正靠在脊椎的顶部。但是触发其工作的情绪，例如愤怒回路，则分布在较上位的中脑和前脑。拿猫来说，刺激后脑能够激活神经科学家所说的假怒。猫开始尖叫，毛发竖立，露出尖齿，但是人还可以放心地抚摸它。但是，如果刺激大脑较高部位的愤怒回路，猫所产生的情绪不再有任何虚假，它会愤怒地扑到实验者的脸上。[46]进化正好利用了大脑的这种模块组合。不同的哺乳动物利用身体的不同部位作为进犯武器，可以是嘴、獠牙、角；灵长类动物则是手。控制末梢神经的后脑回路在新谱系的演化中可以重组或者被置换，但控制情绪的中央程序却相当顽固。[47]神经科学家在人的大脑中也找到了愤怒回路，这说明人类的大脑有类似的构造。

    图8-1是电脑制作的老鼠的大脑模型，老鼠面向左。老鼠是一种依赖灵敏的嗅觉生存的小型哺乳动物，因此有非常发达的嗅球（olfactory bulbs）；为了显示大脑的其他部位，图中嗅球左侧的大部分被切掉了。和所有四足动物一样，老鼠是水平造物，所以我们所说的神经系统的“高位”和“低位”就是指前和后；在老鼠的脑部，高级思考位于脑模型的前端（左），身体控制位于模型的后端（右），与脊柱直接相连，如果要画出这一部分，它会从图右边溢出来。

    图8-1 老鼠的大脑，与攻击行为有关的主要脑组织解构

    资料来源：《阿兰鼠脑全图》（Allen Mouse Brain Atlas）,http://mouse.brain-map.org。

    愤怒回路是联结三个大脑低位器官主要部位的通道。[48]在中脑，有一个半环状的组织，称为“中脑导水管周围灰质”——“灰质”，即它由灰色物质组成 [一群神经元，而没有保护输出纤维的白质髓鞘（white sheaths）]；所谓“中脑导水管周围”是指它包围着一个导水管，一个充满液体的沟渠，从脊髓到大脑的脑腔，整个穿过中枢神经。中脑导水管周围灰质中具有这些回路是控制愤怒的感觉运动组件。大脑记录疼痛、平衡、饥饿、血压、心跳、体温和听到的声音（特别是另一只老鼠同伴的尖叫）的部位发出的信号，信号进入回路，让动物感到紧张不安、沮丧或者愤怒。回路输出的信号进入运动程序后，老鼠就开始跳、踢和咬。[49]有关暴力的生物特性最早的一项发现是疼痛或沮丧与攻击之间的联系。当动物受到电击或者取得食物的通道被截断，它会攻击最靠近它的同伙；如果周围没有活着的攻击对象，它会开始咬一个玩具或者其他类似的替代品。[50]

    中脑导水管周围灰质部分受下视丘（hypothalamus）控制。下视丘是一簇神经核，约束动物的感情、动机和心理，包括饥渴和情欲。下视丘也监控体温、血压、血液中的化学成分，它位于脑下垂体的正上方，脑下垂体向血液中泵入激素，其功能之一是调节肾上腺分泌的肾上腺素和生殖腺分泌的睾丸素或雌性激素。这类神经核中的两种——内侧核和腹外侧核，正是愤怒回路的组成部分。“腹”（ventral）是指动物的腹部，相对于“背”（dorsal）或者背部。这些人类大脑的术语沿用已久，因为在传统上将大脑看作垂直地位于一个直立的躯干之上，所以，人类大脑的“腹”朝向我们脚面，而“背”则是我们的脑顶壳。

    下视丘受控于杏仁核。“Amygdala”在拉丁文中就是“杏仁”，用来形容人脑的形状。杏仁核是小型、复合器官，连接着大脑的记忆和动机系统。它给我们的思想和记忆涂上情绪的色彩，最擅长的就是恐怖色彩。如果训练一只动物预期在听到某种声音后将受到一下电击，杏仁核就会指挥建立记忆，将这种声音与焦虑和恐惧联系在一起。杏仁核还会在出现危险的捕食者或者发现同类威胁时发出警告。比如，人类的杏仁核对愤怒的表情会做出反应。

    愤怒回路的上方就是大脑皮层，这是在两个大脑半球外部的一层薄薄的灰色物质，承担着对感觉、思考、计划和决策的各种计算。每一个大脑半球分成各种叶，一个在脑前部，称为额叶，计算与行为有关的决策。最主要的一片额叶正位于头骨眼眶的上方，称为眼窝前额皮质；因为在眼眶上，因此也叫作“眶额前脑皮层”（orbitofrontal cortex），简称“眶额皮层”。[51]眶额皮层与杏仁核和其他感情回路紧密地连在一起，它的作用是将情感和记忆整合，做出下一步如何行动的决策。当动物因应某种情势，包括它的情绪和经验教训，准备开始进攻的时候，就是眼眶后面大脑的这个部位负责指挥。虽然我已经说过，对愤怒的控制是自上而下的指挥系统，从眶额皮层到杏仁核，到下视丘，再到中脑导水管周围灰质，到运动程序——但是，全部的联系均为双向：这些器官之间以及与大脑的其他部分之间进行着大量的反馈和相互应答。

    我已经提到过，捕食和愤怒在食肉哺乳动物的行为列表节目上属于完全不同的曲目，触发这两种行为需要电击不同的大脑部位。捕食涉及的回路是潘克赛普所说的“寻求系统”（seeking system）。[52]寻求系统的主干通过大脑中部的一束纤维——内侧前脑纤维束（medial forebrain bundle）穿过整个中脑（图8-1中未做显示）直达外侧下丘脑，再从那里向上到达腹侧纹状体（ventral striatum），所谓爬虫类脑（reptilian brain）的主体部分。纹状体的构成是许多平行的神经束，这让它看起来有很多条纹。纹状体深藏在大脑半球的内部，与额叶紧密相连。

    心理学家詹姆斯·奥尔兹（James Olds）和彼得·米尔纳（Peter Milner）将电极植入老鼠大脑的中部，连接上斯金纳箱上的控制杆后，他们发现老鼠会不停地按动控制杆刺激自己的大脑，直到筋疲力尽地倒在地上。由此，他们发现了寻求系统。[53]最初，他们认为他们找到了大脑的愉悦中心，但今天的神经科学家相信，此系统发出的是欲求或渴望，而不是愉悦本身。（成年人要面对的一大现实是，你要小心自己的愿望，因为所求若非所欲，一旦到手，你很可能并不会真正享受它，而这一现象自有脑解剖学的生理依据。）连接寻求系统的不仅是一套连线，而且还有化学物质。系统内神经信号通过一种叫作多巴胺的神经传递介质进行传递。能够制造多巴胺的药物很多，例如可卡因和安非他命，都能让动物活跃起来，而减少药量，就像施用了抗精神病药物，让动物表现出消极冷漠。（腹侧纹状体中还有另外一组传输介质——内啡肽和体内内生性鸦片发生反应的回路。这些回路更接近对到手奖励的享受，而不是在期盼中渴望。）

    寻求系统确立动物追求的目标，例如接近取得食物的控制杆。在比较自然的环境中，寻求系统会调动食肉动物开始捕猎。我们可以想象，动物开始追踪猎物的状态，是一种愉快的预期。一旦成功，它安安静静地撕咬猎物，完全没有了攻击时愤怒的号叫。

    动物的攻击既可以是进犯，也可以是防守。[54]进犯性攻击最简单的触发器是突然的疼痛或者从寻求系统发出的挫败信号。从人类的某些原始反应中能看到这样的本能反射。幼儿在愤怒时双臂突然紧贴在身体两侧，成年人在榔头敲到自己手指时，或者突然发觉自己的要求得不到满足时，会脱口诅咒或砸碎东西 [在计算机维修中，有一种技术叫作“撞击维护”（percussive maintenance）]。老鼠进行防守型攻击时是扑向对手的头部，而不是在对手的身侧又踢又咬。防守型攻击由另一套大脑系统控制，此系统关乎恐惧。“恐惧系统”就像“愤怒系统”，是由中脑导水管周围灰质经过下视丘到达杏仁核的一个回路。恐惧回路（fear circuit）和愤怒回路是两个不同的回路，连接着这几个器官上不同的神经核，但是两者相近的位置，反映出它们之间频繁的互动。[55]轻度恐惧可以触发惊呆或者逃跑，但是极度恐惧加上其他的刺激，可以触发愤怒的防御性攻击。人类的“前行性恐慌”或暴怒可能就是从恐惧系统向愤怒系统发生的类似切换。

    潘克赛普确定了哺乳动物大脑中的第四个动机系统。这个系统可以触发暴力，他称其为“雄性间攻击系统”（intermale aggression system）或“统治系统”（dominance system）。[56]和恐惧回路与愤怒回路一样，统治系统也是从中脑导水管周围灰质起，穿过下视丘到达杏仁核，一路上将与三束神经核联系在一起。每一束神经核都有受体接受睾丸素。潘克赛普注意到，“所有的哺乳动物几乎完全一样，雄性的性欲要求某种自我肯定，因此，雄性的性欲总是和侵犯联系在一起。的确，这些倾向相互交织在整个脑脊髓中。就我们有限的知识来看，与侵犯有关的系统位于靠近愤怒回路和寻求回路（seeking circuit）的地方，而且很可能和上述两种回路有密切互动”。[57]如果对这一解剖做心理分析的话，可以这样说，寻求系统引导雄性自愿地甚至是渴望地寻找进犯其他雄性的机会，但是一旦开始战斗，两位雄性之一面临失败甚至死亡的危险，对打斗的关注会让位于盲目的愤怒。潘克赛普注意到在神经生物学上有两类侵犯行为，虽然两类行为存在互动。当内侧下视丘和脑纹状体的特定部位受损，动物就会向猎物或者实验者发起进攻，而不是向另外一位雄性同伴进攻。我们会看到，向动物（或者男人）提供睾丸素，并不会让他寻衅滋事。相反，他会感觉自己很伟大，信心满满地面对其他雄性的挑战。[58]

    * * *

    只要看一眼人类的大脑，你就知道这是一种特殊的哺乳动物。在图8-2中，皮层部分完全透明，让我们清楚地看到，老鼠大脑的几个部分被全部带进人脑，包括愤怒、恐惧和统治回路的处所：杏仁核、下视丘、中脑导水管周围灰质（在中脑的内部，脑脊髓沟从中穿过）。以多巴胺为能量的纹状体，其腹侧部位的作用是为整个大脑确立寻求的目标，在人脑中也是特别突出。

    这些组织构成鼠脑的绝大部分，但在人脑中，这些组织被封在厚厚的大脑中间。如图8-3所示，肥大的大脑皮层为了塞进头骨，被团成一团揉皱的报纸。大脑的主要部分是额叶，从这个角度向后看，额叶占据了大脑的3/4。神经解剖表明，对人类而言，愤怒、恐惧和欲求的原始冲动与受大脑约束的审慎、道德和自制力相对抗——尽管这一切都在力图驯化野性，但人们还是不能肯定谁会占上风。

    在额叶内部，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眶额皮层”之名的来历：这是一个肥大的圆凹，正好覆盖在眼眶的骨架上。1848年，一位名叫菲尼亚斯·盖奇（Phineas Gage）的铁路工地工头在向岩石里充填炸药时，炸药意外爆炸，将一枚钢钎插入盖奇的颧骨，再从头盖骨穿出。自那时起，科学家就知道眶额皮层的活动与情绪控制有关。[59]根据盖奇的头骨，20世纪的计算机复制了他受到的损伤，显示钢钎穿过左眶额皮层，连同端脑（cerebrum）内壁的腹内侧前额叶皮层（ventromedial cortex）。（请见图8-4的内侧视图）眶额皮层和腹内侧前额叶皮层紧紧连在一起，包裹着额叶的底部，神经科学家通常使用两个词中的一个词合指两者。

    图8-2 人脑，与攻击行为有关的主要皮层下结构

    资料来源：埃克斯（AXS）生物医学动画工作室为多兰（Dolan）DNA学习中心制作的三维图像。

    图8-3 人脑，约束侵犯行为的主要大脑皮层区

    资料来源：埃克斯生物医学动画工作室为多兰DNA学习中心制作的三维图像。

    图8-4 人脑，内视图

    资料来源：埃克斯生物医学动画工作室为多兰DNA学习中心制作的三维图像。

    虽然盖奇的感觉、记忆和行动都没有受到影响，但不久人们就认识到，他的大脑受到的损伤有着严重的后果。以下是他的医生对变化的描述：

    可以说，他的智能和动物性之间的平衡或均衡，似乎被完全摧毁了。他冲动无礼，不时污言秽语（他本来没有这样的恶习），完全不理会同伴的感受，对与他的本意不一致的约束和建议极不耐烦，有时固执己见，有时又犹豫不决和摇摆不定，不断制订未来的计划，但未经执行就改变主意，不论是否可行。他的智能和行为像一个孩子，但却有着强壮男人的野性。尽管他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但在受伤之前，他的思维稳健，认识他的人都尊重他的精明强干，认为他在工作上既有热情又有恒心。从这一点看，他的头脑发生了巨变，他的朋友和熟人都说他“不再是盖奇了”。[60]

    虽然盖奇最后逐渐恢复了大部分均衡，但他的故事已经被扭曲，而且作为心理学教学的导言，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篡改。不过，当年医生的描述，与我们今天对眶额皮层功能的理解大致相符。

    眶额皮层与杏仁核、下丘脑以及与情绪有关的其他部位有密切的联系。[61]眶额皮层的主要成分是神经元，多巴胺是其神经传递介质；眶额皮层与纹状体内的寻求系统连接在一起。与它相连的还有一个叫作“脑岛”的皮层小岛。在图8-3中，脑岛的前端刚好从大脑外侧裂（sylvian fissure）下方露出一点儿头，其他部分完全埋在裂沟后面，被上方的额叶和颞叶覆盖着。脑岛记录我们的身体直觉，包括胃胀的感觉和其他感觉，例如恶心、温暖、膀胱憋尿、心跳加速。有些隐喻，例如“这事让我热血沸腾”和“他的行为让我呕吐”，对大脑来说，每个字都是实情。认知神经学家乔纳森·科恩（Jonathan Cohen）和他领导的研究小组发现，当一个人发觉同伙分赃不均的时候，脑岛就会活跃起来。但如果知道不公平的分配结果是计算机随机产生的，没有人可抱怨，那么脑岛部位就呈暗色。[62]

    位于眼球上方的眶额皮层（图8-3）和面向内部的腹内侧前额叶皮层（图8-4）紧靠在一起，区分它们的功能并非易事，这也是为什么神经科学家经常将它们算作一个组织。眶额皮层似乎更多地参与决定一种经验是否愉快（恰好它紧挨着脑岛，脑岛接受来自脏器的信号），而腹内侧前额叶皮层更多地参与决定你是否得到想要得到的，避免得到不想得到的（腹内侧前额叶皮层位于脑中线两侧，正好是寻求回路展开的位置所在）。[63]眶额皮层做出的是对伤害的情绪化反应，腹内侧前额叶皮层实现的则是对上述反应的判断和反思，也许正是这两者之间的区别造成了道德范畴上的差距。但是，分界线非常模糊，我继续使用“眶额”来称呼这两个脑组织。

    眶额皮层根据接受的输入信号——直觉、欲望的目标、情绪冲动，同时还有来自大脑皮层其他部位的感觉和记忆，输出制约情绪的信号。它将人的愤怒、温暖、恐惧和厌恶等生理感觉与人的目标结合在一起，计算各种信号，再将调制信号送回最初产生情绪感觉的器官。输出的信号也被向上送往大脑皮层中进行冷静审议和执行控制的部位。

    这个流程图说明，神经解剖结果与心理学家在诊所和实验室里的观察基本一致。19世纪医疗报告中的华丽辞藻和21世纪的临床术语当然有所不同，但是只消略加调整，今天对眶额皮层受损病人的描述，完全可以用于菲尼亚斯·盖奇：“脱抑制性，行为举止不当，易曲解他人的情感，冲动，不考虑行动的后果，对生活不负责任，对自己病情的严重性缺乏认识，主动性弱。”[64]

    心理学家安杰拉·斯卡尔帕（Angela Scarpa）和阿德里安·雷恩（Adrian Raine）给出了一个类似的目录，但包括了更多的症状。最后一个症状正是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喜欢争论，不关心行为的后果，无视社交礼节，冲动，注意力不集中，浅薄，情绪多变，暴力。”[65]“暴力”，雷恩医生在自己的研究中观察到这个症状，他不是先挑选有眶额皮层脑损伤的病人，再观察他们的性格，而是选择有暴力倾向的人，再观察他们的大脑。他的研究重点是有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人。美国神经病学会对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定义是：这种心理状态完全“无视他人的权利，并对之进行侵犯”，包括犯法、欺骗、攻击、粗野和不知悔恨。暴力罪犯中的极大一部分都有反社会型人格障碍，而在这些人中，有一部分人还有夸夸其谈、自恋、自大和外表迷人的特征，这伙人被称为精神变态狂（有时也称为反社会变态狂）。雷恩对有暴力倾向并有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人进行了脑扫描，他发现，这些人的眶额皮层区域萎缩，代谢活动迟缓，其他与情绪有关联的大脑部位，包括杏仁核也有同样的症状。[66]在一次实验中，雷恩对比了冲动杀人犯和预谋杀人犯的大脑。在两者中，只有冲动杀人犯有眶额皮层功能障碍，这说明这部分大脑主控的自制力承担着抑制暴力的主要功能。

    此外，眶额皮层还有另外一个功能。眶额皮层发生病变的猴子，很难在等级序列中找到自己的地位，经常卷入打斗。[67]无独有偶，眶额皮层受损伤的人对社交失礼很不敏感。当他们听到一位妇女漫不经心地贬损朋友送给她的礼物，或者不小心泄露这位朋友被排挤在聚会名单之外时，病人意识不到这位妇女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也想不到这位朋友很可能受到伤害。[68]雷恩还发现，当要求有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人就自己的错误写一篇文字并进行演讲的时候，他们的神经系统几乎没有反应，而对于正常人，这会是一桩充满羞耻和悔恨的重负。[69]

    * * *

    我们可以说，眶额皮层（以及紧邻它的腹内侧前额叶皮层）参与了人脑几项安定机能的工作，包括自制，对他人的同情，对规则和约定的敏感。即使如此，眶额皮层在端脑中还属于相当原始的部分。我们甚至在老鼠的脑子里也能看到它，它接收的信息，无论如何解释——文学的还是科学的，都是来自脏器的直感。大脑中还有其他装置，对暴力行为进行更精细和智能的调节。

    在决定是否要对制造伤害的人进行惩罚这个思考程序中，我们的正义感告诉我们，施暴者的罪过不仅在于其造成的伤害，而且在于他或她的精神状态——是不是故意（mens rea）犯罪，绝大部分司法系统都认为这是犯罪行为的一个要件。假定一名妇女在茶水中下鼠药毒死了她的丈夫。我们在决定是否将她送上电椅时，关键要看她舀出那一勺粉末的小罐子上没有贴错“多米诺砂糖”的标签，而确实是“多康杀鼠灵”——也就是说，她清楚地知道她在下毒，她是刻意要取他的性命，否则，这可能只是一场不幸的意外事故。面对犯罪行为，人们会产生粗暴的情绪反应，如此丑恶的行径（“她杀死了她的丈夫！真可耻！”）可能触发报复的动机，而完全不考虑她的主观意图。我们如何处罚犯罪，必须考虑罪犯的精神状态，这也就有可能产生“道德标尺的偏差”。受害者坚持认为罪犯是有意地要伤害受害者，而施暴者坚持说原本无意制造伤害。

    心理学家利亚纳·扬（Liane Young）和丽贝卡·萨克斯（Rebecca Saxe）将实验者放在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仪器下，让他们阅读涉及有意伤害和意外伤害的故事。[70]她们发现，根据施害者的精神状态判断其是否无罪的能力，与颞叶和顶叶之间的大脑部位有关，请见图8-3（尽管事实上，右半脑中与其对应的这一部位才是本书的着眼点）。

    颞顶交界区（temporoparietal junction）处于多种信息通道的交接口上，包括对自己身体位置的感受，以及对其他人的身体位置和动作的感受。萨克斯已经在前面证明，这个区域是心智机能的关键部位，这种机能被称为心智化（mentalizing）、直觉心理能力和心智论。顾名思义，就是理解其他人信念和愿望的能力。[71]

    此外还有一种超越直觉的道德考量：衡量不同行为过程的后果。让我们来看一个与道德哲学有关的老故事：为了逃避纳粹躲在地窖里的一家人，他们是否应该闷死婴儿，以免婴儿啼哭，暴露他们的藏身处？一旦暴露，全家人包括婴儿都难逃一死。是否应该将一个胖子扔到脱轨车厢的轨道上，胖子的体积足以挡住车厢，拯救在轨道上工作的五名工人？功利主义者会认为，这两例杀人都是被允许的，因为这是牺牲一人，挽救五条生命。但是，很多人在闷死婴儿和抛出胖子的时候畏缩了，因为他们有一种直觉，无法亲手伤害无辜的人。还有一个类似的逻辑悖论，一个站在轨道边上的旁观者有机会挽救五个工人，他可以扳开道岔，将脱轨的车厢转到支线上，只有一个人会在支线上被撞死。对这个版本，几乎每个人都同意扳开道岔，牺牲一个人挽救五条性命，一般认为这是因为人们没有意识到这样做是在杀死一个人，只是没有阻止脱轨的列车，是脱轨的列车杀死了这个人。[72]

    哲学家乔舒亚·格林（Joshua Greene）与科恩和其他人一起证明过，反对闷死婴儿和抛出胖子的直觉反应来自杏仁核和眶额皮层，而期望尽可能多地拯救生命的功利想法来自前额叶中的背外侧前额叶皮层（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亦见图8-3。[73]背外侧前额叶皮层在大脑中主要处理智力和抽象问题，比如，当人们进行智力测试的时候，这个部位就特别活跃。[74]在人们考虑地窖里啼哭的婴儿时，他们的眶额皮层（这个部位对闷死婴儿的恐惧发生反应）和背外侧前额叶皮层（这个部位在计算生命的得与失）都开始活跃起来，同时活跃的还有第三个大脑部位——大脑内侧壁处的前扣带皮层（见图8-4），它的功能是处理相互冲突的冲动。那些认为可以为救全家而闷死婴儿的人的背外侧前额叶皮层特别活跃。

    颞顶交界区和背外侧前额叶皮层在人类进化过程中迅猛生长，给了我们进行冷静思考的必要手段，而正是这种思考让某些暴力有了存在的理由。我们在思考后做决定时感到矛盾——闷死婴儿是否应该被视为暴力行动，或者应该被视为防范暴力的行动，这说明端脑上这部分最典型的大脑既不是内心的魔鬼，也不是善良的天使。它们只是认知的工具，既可以孕育暴力也可以约束暴力，这两种功能对人类的暴力活动都极具影响。

    * * *

    我对暴力神经生物学所做的概述，完全不足以充分展示我们对暴力的科学理解，而我们对暴力现象的科学理解也还非常不充分。但是，我希望，这次回顾能够让读者相信，暴力的根源不是单一的，它不仅有多重的心理根源，而且受不同的原则支配。为了理解暴力现象，我们不仅需要了解大脑的硬件，还要了解它的软件，即人们从事暴力的理由。这些理由就像大脑组织微电路板上错综复杂的纹路，我们无法直接从神经元身上读到这些理由，就像我们将DVD光盘放在显微镜下，无论怎样观察，也不可能理解光盘中储存的电影。所以，本章接下来的部分将变换角度，我要对心理学做一次综述，将心理学现象与神经解剖学联系在一起。

    对暴力有多种分类方法，但区分大致类似。我在此引用鲍迈斯特的四类分法，但将其中一类一分为二。[75]

    第一类暴力可以称为实用性、工具性、利用性暴力，或者就称为捕食。这是最简单的暴力形式：使用武力达到目的。暴力被用来追求某种目标，例如贪婪、肉欲或野心，大脑内的寻求系统决定人追求的目标，而暴力行动受人的全副智力的引导，智力的最佳象征就是背外侧前额叶皮层。

    暴力的第二个根源是支配——追求对对手的绝对控制权，亦称追求优势（鲍迈斯特称之为“自我中心”）。这种动力可能与受睾丸素驱动的统治系统或雄性间攻击系统有关联，虽然这绝不仅限于男性，甚至也不仅限于个人。我们将会看见，群体也争夺支配权。

    暴力的第三个根源是复仇——追求以同样的方式回击伤害。其直接的动力是愤怒系统，但寻求系统也有可能是此类暴力的成因。

    暴力的第四个根源是施虐，即享受伤害他人。这一动机不仅令人困惑，也让人感到恐怖，它可能是我们的心理怪癖——主要是寻求系统某些怪癖的副产品。

    第五个，也是后果最严重的暴力根源是意识形态。在这种暴力中，虔诚的信徒将一组动机编织成信条，召唤其他人一起奉行，以达到毁灭性的目标。一种意识形态无法归结于大脑的任何部位，甚至也不能用整个大脑来解释，因为它不是具体某个人的问题，而是分布在许多人的大脑中。

    捕食

    第一类暴力不是一个真正的暴力分类，因为施暴者完全没有仇恨和愤怒这类破坏性的动机。他们不过是为了需要而走了捷径，而恰好一个有生命的物体挡在了路上。它充其量是一个被排除在外的范畴：此类施暴者缺乏类似同情心或道德关怀这样的抑制因子。伊曼努尔·康德的绝对命令的第二个公式这样表述——行为是否道德，在于这项行为是否将人看作人本身，而不是一种手段。康德对道德的定义，实际上就是要阻止此类暴力。

    捕食也被叫作实用性、工具性或者利用性暴力。[76]它与霍布斯的争斗根源论不谋而合：为得利而攻击。它也符合达尔文的生存机器说，一个生存机器将其他生存机器视为环境的一部分，和一块岩石、一条河流或一口食物没有两样。它同样是克劳塞维茨战争名言的人际翻版：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它也是威利·萨顿（Willie Sutton）对为何要抢劫银行的回答：“因为钱在那里。”农民会告诉你，用两块砖头阉割马，可以大大提高马的工作效率，这一建议背后的原因也是捕食暴力。如果你问：“这样不痛吗？”农民会告诉你：“如果你不夹住自己的手指头，就不会痛的。”[77]

    因为捕食暴力只是为了实现目标的手段，因此人类有多少种目标，就会有多少种暴力的形式。其最典型的形式恰如其名：捕食，为获得食物捕杀或狩猎，它对受害者不带有任何敌意。不仅对猎物没有任何仇恨，从旧石器时代的洞穴岩画和绅士俱乐部壁炉上的奖杯，我们可以看到猎人将他们的猎物英雄化和图腾化。猎人甚至对猎物有同情心——这也证明仅有同情心不足以制止暴力。生态学家路易斯·里本伯格（Louis Liebenberg）研究过非洲南部布须曼人惊人的捕猎技能，他们横穿卡拉哈里大沙漠追逐猎物，只消一点点踪迹，就能推断出猎物所在和其身体状况。[78]他们以共情的方式追逐猎物——他们让自己踏进动物蹄爪，想象它们的感觉，计算它们会到哪里藏身，其中甚至会有爱的成分。一天夜晚，看完第九局棒球赛转播之后，我已经昏昏欲睡，懒得离开沙发，也不想再改换电视频道，只是麻木地看着有线体育台播放的画面。这是一个关于垂钓的节目，整部片子就是在一片水面上，一个中年男子坐在铝制轻艇上，一条接一条地钓着鲈鱼。每次起钩，他都将鲈鱼捧在眼前，抚摸着，嘴里发出亲嘴的声音，然后赞美说：“呜哇，你是个美人儿！你可真是太漂亮了！是的，绝对的！”

    捕食施暴者的处境纯粹是非道德化的、实用的，甚至是轻飘飘的，它与捕食受害者的处境天悬地隔。完全可以说，即便鲈鱼有机会，也决不会报答温情脉脉的垂钓男子，而大部分人也不想知道肉鸡和活生生的龙虾如何看待我们在食用它们时获得的快感。这些快感就是我们不是用一盘茄子饱腹，而是要让鸡和龙虾做出牺牲的原因。同样的无动于衷能够让冷酷的捕食暴力转向人类自己。

    下面是几个人类捕食暴力的例子：古罗马人镇压行省的起义；蒙古人毁灭抵抗征服的城市；毫无约束的散兵游勇打劫和强奸；殖民定居者驱赶和屠杀原住民；黑帮殴打一个对手、一个奸细或者不合作的警察；统治者刺杀政敌，或者相反；政府监禁或处决异见人士；交战国轰炸敌方的城市；流氓在抢劫或劫车过程中伤害不服从的受害者；罪犯杀害目击他犯罪的证人；母亲闷死她们觉得不能养大的新生儿。防御性和先发制人型暴力——在敌人动手之前先向敌人动手——也是一种工具性暴力。

    正是因为捕食暴力如此平凡又简单，在人类的道德画面中，它又是最不寻常、最难解读的现象。我们读到的一则暴行报道中说，乌干达的叛军士兵驻扎在屋顶上，以劫持妇女为消遣。他们将抢来的妇女捆绑在一起，强奸后扔下屋顶摔死。我们会摇头，然后问：“人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79]我们拒绝接受最显而易见的答案，比如因为无聊、肉欲，或者就是一场体育运动；因为受害人所遭受的苦难远远超过了施暴者的收益，令人完全无法接受。我们站在受害者的立场，提出纯粹邪恶的概念。但是为了理解这些暴行，我们最好不是追问为什么会发生这些暴行，而要问为什么这样的暴行并不常见。

    可能除了耆那教的牧师之外，我们所有人都犯有捕食暴力，至少犯有捕食昆虫的暴力。在大多数情况下，针对人类的捕食暴力受到情感和认知制约的抑制。精神变态狂占男性人口的1%~3%，高低之差取决于是采用宽泛的反社会型人格障碍定义，将很多种冷酷的坏蛋都囊括其中；还是采用比较狭义的定义，只涉及最狡诈的操纵者。[80]精神变态狂从儿时就撒谎成性，惯于欺压他人，没有同情心，也不懂得悔恨。20%~30%的暴力罪犯是精神变态者，一半以上的重罪出自这些人之手。[81]他们同时还从事非暴力的犯罪活动，例如诈骗老人的退休储蓄，或者以完全无视员工或利益相关人福祉的方式经营企业。我们前面已经看到，精神变态狂大脑中处理社会情感的区域，特别是杏仁核和眶额皮层出现萎缩或者不活跃，即使这些部位没有其他病变迹象。[82]有些人在这些部位发生病变或遭受外伤后出现精神变态现象，但精神变态的条件也具有可遗传性。精神变态可以演变为一种利用大众信任合作而谋利的少数派博弈战略。[83]虽然没有一个社会会让自己的民兵和军队全部由精神变态者组成，但军事组织中精神变态者总是不合比例的多。这些人出于对劫掠和强奸的向往，特别受军事冒险的吸引。我们在第6章中说过，大屠杀和内战中总是出现一种分工现象，意识形态狂或军阀策划和发布屠杀命令，有不少精神变态狂参加的突击队则兴高采烈地将屠杀计划付诸实施。[84]

    * * *

    捕食暴力的心理表现在人类对手段-目的进行推理的能力上，也表现在当我们面对其他生命，道德制约不会自动启动这个事实上。但在捕食暴力发生的过程中，会有两种心理变化。虽然捕食暴力纯粹是实用性的，但人类的头脑不会长久地盯在抽象推理上。它很快就会回到进化中形成的、充满情绪冲动的暴力类别。[85]一旦捕食的对象做出防护性回应，捕猎者的情绪就开始激动。被捕食的人可能隐藏自己，也可能重新集结，还可能反击，甚至威胁到捕食者的生存。他们也有自己的工具性暴力，因而产生了安全困境或霍布斯陷阱。在这些情况下，捕食者的心理状态可能从冷静的目的分析转变为厌恶、仇恨和愤怒。[86]我们已经说过，施暴者通常将自己的受害者看作害虫，对他们怀有道德厌恶。或者，他们认为这些受害者是现实的威胁，对他们充满刻骨仇恨，这种情绪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包含了一种不是要处罚敌人，而是要彻底铲除敌人的愿望。当无法彻底消灭敌人时，施暴者不得不直接或者通过第三方继续面对受害者，这时他们就开始感到愤怒。一旦猎物做出防守性报复行动，捕猎者的反应是自己受到了攻击，于是顿时有了合情合理的愤慨，也有了复仇的动机。这又把我们带回到“道德标尺的偏差”，他们尽力弱化自己率先攻击他人的严重性，将其作为必要的措施，同时极力指责对方的报复行动无理且蛮横。双方对错误的认知完全不一样——捕食者记住了发生在双号日的袭击，而受害者记住的是单号日的打击，两者认知上的差距足以触发螺旋上升的复仇行动。我们将在后面探究这个动态过程。

    还有第二种情况，自利偏差能够将捕食暴力的小火苗煽动成熊熊烈焰。人们不仅夸大自己的道德操守，还夸大自己的实力和前途，这种自利偏差的子类，被称为“积极幻觉”。[87]数百项相关研究已经证明，人们总是过高地评价自己的健康状况、领导能力、智商、专业能力、体能和管理技巧。同时，人们对自己的好运气自信到荒唐的程度。大部分人都认为，他们一出校门就能找到最好的工作，能生出天资过人的孩子，能够长命百岁；在这些方面，他们有高于常人的机会。而大部分人也认为，他们不会成为人为事故、犯罪、疾病、抑郁、意外受孕或者地震的受害者；在这些方面，他们遭遇厄运的机会低于平均水平。

    人们为什么这么容易蒙骗自己？“积极幻觉”让人们更幸福、更自信，精神更健康，但这不能解释为什么会存在这种幻觉，因为我们只能问“为什么”我们的大脑被设计成这个样子，只有虚幻的评价才能让我们幸福和自信，而不是按照真实情况来校准我们的满足感。对此最好的解释是，积极幻觉是一种讨价还价的战术，一种有根据的虚张声势。为了招徕尽可能多的同盟军加入冒险，为了拿下最好的价格，或者为了吓退敌人，合理地夸大自己的力量，肯定会对自己有所助益。而相信自己的夸张好过不知羞耻地撒谎，因为在撒谎和测谎之间存在竞赛，大多数观众有足够的知识辨识赤裸裸的谎言。[88]只要你的夸张不过分到成为笑料，你的观众就不能无视你的自我评估，因为说到底，你是最了解自己情况的人，你有内在的动机不去过分扭曲自我评价，否则你将不断地遭遇挫折。对一个物种而言，如果大家都不夸张，结果当然是最好的，但我们的大脑不是根据物种的利益筛选出来的。在一个人人自夸的团体内，没有任何个体能够作为唯一诚实的人生存下来。[89]

    过度自信会给捕食行动带来更可怕的悲剧。如果人完全理性，他们只会在对胜利有把握，而且是战利品将超过战争消耗时才发动捕食攻击。出于同样的理性，弱势方在预见到败局时，应该立刻认输。在一个完全由理性人组成的世界上，会存在大量的剥夺，但不会有太多的打斗和战争，只有在双方势均力敌时才会发生暴力，因为在这种情形下，只有暴力才能区别谁更强势一些。

    但是，在一个充满积极幻觉的世界上，进攻者可能会鼓足勇气发起进攻，而防守者可能会咬紧牙关进行防守，谁都不知道自己胜算几何。温斯顿·丘吉尔说过：“无论你多么肯定你能轻易获胜，永远记着，如果另外一方不认为他也有获胜的机会，那就不会有战争了。”[90]结果将是（博弈论的和军事意义上的）消耗战，正如我们在第5章谈到的情况。这些消耗战是人类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事件，在致命冲突的幂律分布中，它以大规模而拔得头筹。

    军事历史学家早就注意到，领袖们做出的战争决定不计后果到了妄想的程度。[91]拿破仑入侵俄国，一个多世纪后，希特勒再次步其后尘。在过去5个世纪中，发动战争的国家中有1/4到一半最后输掉了战争，而当它们获得胜利的时候，也都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得不偿失。[92]巴巴拉·塔奇曼的著作《愚政进行曲：从特洛伊到越南战争》（The March of Folly: From Troy to Vietnam）和罗伯特·特里弗斯关于自欺的理论，给了理查德·兰厄姆某种启发。他提出，造成军事失利的问题通常不是情报不足或者战略错误，而是过分自信。[93]领袖高估了他们取胜的前景。他们的狂妄也许能够鼓舞士气，恐吓软弱的对手，但是这也让他们在战场上和对手迎头相撞，因为敌人也许并不是他们认为的那样软弱，或者敌人也有狂妄的过度自信。

    和兰厄姆等人一起从事研究工作的政治学家多米尼克·约翰逊（Dominic Johnson）做过一项实验，验证双方的过度自信是否会导致战争。[94]他们设计了一个不算太复杂的战争游戏。在游戏中，一对参加者分别充当两个国家的领袖，争夺两国边境有争议地带的钻石资源。他们有几种机会，比如进行协商、相互威胁或者发动代价高昂的攻击。几个回合下来，如果还有哪个国家幸存的话，胜者只能是财源雄厚的一方。两个游戏玩家通过电脑互动，彼此见不到对方，所以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对手是男性还是女性。在游戏开始之前，研究人员要实验参加者预测一下自己的游戏水平。研究人员得到了极具“乌比冈湖效应”的结果：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的水平高于平均水平。在乌比冈湖效应中，很可能人们确实没有自欺。假定70%的人说他们自己高于平均水平，而事实上总是会有一半的人高于平均水平，所以，只有20%的人高估了自己。但战争游戏不是简单的乌比冈。在这里，玩家（不分男女）越自信，结果越糟糕。玩家越自信，发动无端攻击的次数就越多，尤其是当两个都自信满满的玩家交手时，就会不断触发毁灭性打击。女性不会感到奇怪，这些过度自信、相互毁灭的对手，都是男性。在现实世界中评估过度自信理论，仅仅事后证明某些军事领袖决策错误是不够的。它必须能够证明，领袖根据特定的信息做出致命的战争决策，而没有利害关系的人根据同样的信息，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认为冒险很可能失败。

    在《过度自信与战争：积极幻觉的浩劫与光荣》（Overconfidence and War: The Havoc and Glory of Positive Illusions）一书中，约翰逊证明了兰厄姆的假说。他梳理了战争前夕领袖做出的战争预测，这些预测显示这些领袖均表现出不切实际的乐观，完全不顾他们当时得到的情报。比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几个星期内，英国、法国和俄国为一方，德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为另一方，双方都预期战争将一举歼灭敌人，在圣诞节前就可以胜利班师。各国都有成群的年轻人狂热地冲出家门，应征入伍，不是因为他们无私地渴望为国献身，而是他们从来没有想过他们会死。不可能双方都是对的，而事实上，他们双方都错了。在越南战争中，三届美国政府不断将战争升级，尽管有大量情报告诉他们，在能够承受的代价下，胜利的希望非常渺茫。

    约翰逊指出，毁灭性的消耗战不需要双方都确信或有信心取得胜利。它所需要的只是对手的主观概率总和大于1。他注意到，在现代冲突中，战争的迷雾格外浓重，领袖远离战争的现场。与当初演化形成人类“积极幻觉”的小型战争相比，现在的过度自信可以维持更长时间。另外一个当今世界特有的危险是，国家领袖大多是一些格外自信的人，这些人一般都受到重视，很容易变得过度自信。

    约翰逊曾经期望，在民主国家，过度自信煽动的战争会少一些，因为信息的自由流动很可能将领袖的幻觉暴露在冰冷的现实之下。但是，他发现，真正发挥作用的不是民主制度，而是信息流本身。约翰逊的书在2004年出版，封面图案极为贴切：2003年小布什总统的著名照片。小布什总统身着飞行服，站在航空母舰的甲板上，身后的横幅上写着“任务达成”（Mission Accomplished）。说过度自信，并不是要指责伊拉克战争本身的表现（当然，就不用提萨达姆·侯赛因了），而是说它对战后重建民主伊拉克造成的严重影响；布什政府完全没有做好规划，其后果是灾难性的。政治学家凯伦·奥尔特（Karen Alter）在战争爆发前所做的分析显示，布什政府的决策过程表现出不寻常的封闭。[95]他对团体迷思现象做了教科书式的经典描述：战前政策小组坚信自己一贯正确和完美，排斥任何不同意见，强行达成共识，对个人的怀疑进行自我审查。[96]

    就在伊拉克战争开战前夕，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注意到：

    有些已知的事情已经知道了，有些事情我们明白自己知道。我们也知道有些未知是我们知道的；也就是说，我们明白有些事情我们并不知道。但是，还有一些我们不曾知道的未知——我们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还不知道。

    在哲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i.ek）的评语之后，约翰逊又提出，拉姆斯菲尔德忽略了最关键的第四个类别，不知道的已知——那些已经知道，或者至少能够知道，但是却被忽视和压制了的信息。正是这些不被意识的已知，让某种有限的工具暴力（寥寥数星期的“震慑行动”）演变成一场各种暴力无休无止的混战。

    支配

    “拍胸脯”——说大话，“肩膀上沾着木屑”——惹是生非，“沙上画线”——表明立场，“扔下手套”——发出挑战，还有“撒尿竞赛”——毫无意义的竞赛，这些五花八门的谚语说的都是同一件事情，就是向居于强势地位者发起毫无意义的挑战。这个暴力类别与捕食性、实用性和工具性的暴力有显著的区别。尽管在有些争夺支配权的竞赛中，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战利品，但它却是人类历史上造成死亡人数最多的暴力形式。我们已经看到，在暴力死亡的最高数量级上，封建王朝时代、“主权国家时代”和“民族主义时代”的很多伤亡惨重的战争，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都是为了争夺说不清道不明的国家和民族的优势。而在另外一端，大量凶杀案的唯一动机是“摆平一些鸡零狗碎的小冲突，例如辱骂、诅咒和碰撞”。

    马丁·戴利和马戈·威尔逊在他们关于凶杀的书中提出忠告：“从参与这些 ‘琐碎争执 ’的闹事者的行为看，争执之重要似乎远不止是几分钱的找头，或者谁先占到台球桌，他们真正介意的那些东西值得我们认真思考。”[97]支配权竞争绝非表面上看起来那样可笑。在任何无政府世界，一个能动实体为了保护自己，必须建立起有意愿并且有能力对抗进犯者的声誉。虽然可以在进犯发生后的回击中展现勇气，但最好还是在造成损失之前就主动出击。为了证明自己含蓄的威胁不是空话，可能需要一个能够展示决心和报复能力的舞台——一个明确表示“别惹我！”的渠道。出于私利，每个人都想了解人群中其他人的战斗能力，因为当预知双方都将付出惨重代价时，各方都会期望先发制人。[98]当一个社区的成员中比较英勇的人群相对稳定并为人所熟知时，我们称其为支配等级差序（dominance hierarchy）。支配等级的基础是蛮横的实力。而即使最凶狠的灵长类动物也无法在一对三的打斗中获胜，统治有赖于结成同盟的能力——同盟者也不是随便选择队友，而是要选择比较强壮精明的同伴。[99]

    在支配权竞争中，最重要的商品是信息，这也是统治之争在几个方面不同于捕食暴力的原因。当支配权竞争升级到生死冲突，特别是当参赛者实力相当，同时都充满积极幻觉的时候，在大多数情况下（无论人类还是类人的动物），他们会以表演结束竞赛。对抗的双方展示实力，挥舞武器，玩弄边缘政策的把戏；当一方终于退后一步时，竞赛也就结束了。[100]而在捕食行动中，只有抓住猎物才是终点。

    支配权竞争中信息具有关键作用的另一重含义是，暴力和情报交换相互交织在一起。声誉是一种社会建构，它的基础是逻辑学所说的公共知识。为避免恶斗，交战的双方不仅要明白谁更强大，还必须知道对方也明白这一点，并且肯定对方也知道自己有同样的认识，如此等等。[101]公共知识也会受到不同意见的挑战，所以支配权竞争的赛场就是公共信息的角斗场。一次羞辱就可能点燃支配权竞争的导火索，在荣誉文化和崇尚决斗传统的社会尤其如此。羞辱被认为是和武力伤害或偷窃同等的冒犯，会立即引来暴力复仇（在此，支配心理和下一节将讨论的复仇心理混合在一起了）。对美国街头暴力的研究发现，认同荣誉守则的年轻人最有可能在次年卷入严重暴力事件。[102]研究还发现，在有旁观者的时候，两个男子的争吵升级为暴力的机会要高出一倍。[103]

    在一个封闭的团体内决定支配权，是一场零和博弈：如果某人的地位上升，就有一个人的地位下降。在很多小团体内，例如帮会和孤立的工作单位，支配权竞争往往演变成暴力，因为在这些地方，一个人在小圈子里的地位决定了他的全部社会价值。如果人们属于多个不同的团体，可以在其中切换角色，很可能在某个团体中得到承认，因此羞辱和轻蔑的后果就没有那么严重。[104]既然支配权竞争较量的仅仅是信息，那么，一旦双方知道了谁是老大，暴力即告终结，不会有后续的连环仇杀。灵长类动物学家弗朗斯·德瓦尔发现，在大部分灵长类动物中，在较量结束后，两只动物会修好。[105]它们可能会摸手、接吻、拥抱，倭黑猩猩还会进行性交。人们不禁会问，既然它们打算修好，为什么开始要费神对抗呢？如果它们有理由进行对抗，为什么事后又要修好呢？答案是，这样的修好只存在于长远利益一致并相关的灵长类动物中。将它们联结在一起的也许是遗传相关性，共同抵御其他捕食者，结伙对抗第三者，或者，正如在一项实验中显示的，只有合作才能得到食物。[106]它们各自的利益并不完全重合，因此仍然有理由在团体内争抢支配地位或者进行报复，但是，双方并非毫无共同利益，他们犯不上彼此纠缠不休，更不要说互相杀害了。在某些灵长类群体内，彼此没有这些共同利益时，对手之间的较量是无情的，暴力很可能会升级。比如，一个群体内的黑猩猩会在打斗后修好，但是它们永远不会与其他群体的黑猩猩在交战或袭击后修复关系。[107]在下一章中，我们会看到，人类之间的修好同样是受共同利益认知的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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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谁尿得更远”这个隐喻说明，性别是一个决定性因素，有条件进行此种竞赛的性别也是最有可能参加支配权竞争的性别。虽然在包括人类在内的许多灵长类动物中，雌雄两性都会谋求支配，通常是在同性之间竞争，但支配权竞争——将莫名其妙的地位作为值得牺牲一切的无价之宝，则更多是男性头脑中的问题。对男女分组所做的个人价值调查显示，男性认为职业地位远比生活中的其他快乐更重要。[108]他们为之甘冒更大的风险，更有自信，也更加容易过度自信。[109]大多数劳动经济学家认为，男女在个人价值评价上的差异部分地解释了收入和职位上的性别差距。[110]

    当然，到目前为止，男性也是更暴力的性别。虽然每个社会的暴力水平有所不同，但在任何地方，男性都比女性更喜欢武力游戏，欺负人，实施暴力，携带武器，享受暴力娱乐，幻想杀戮，进行杀戮，强奸，发动战争和参加战斗。[111]不仅这种性别差距的指向放之四海而皆准，而且肯定有其生物学起源。在其他灵长类动物进入童年之后就可以看到这一差别，甚至在（因生殖器异常而）被秘密地当作女孩子养大的男孩子中，也可以观察到这样的差异。[112]

    我们已经知道性别差异演化的原因：哺乳动物中的雄性比雌性更快地完成再生产，所以他们要竞争交配的机会，而雌性总是要特别考虑自己和子女的生存。因为失父幼子的生存机会大于失母幼子，因此男性在暴力竞争中可以得到更大的收益。这不是说雌性完全不参与暴力——查克·贝里（Chuck Berry）曾经猜测说，米洛岛的维纳斯是为了争抢一名棕色眼睛的英俊男子，在搏斗中失去了双臂，只是女性觉得暴力不是那么有意思。妇女之间的竞争战术较少涉及危险的武力进攻，大多是流言蜚语和排挤。[113]

    在理论上，为交配进行的暴力竞争和为支配进行的暴力竞争不一定是一回事。一个人无须引入支配概念就能解释为什么成吉思汗让如此多的妇女受孕，以至于今天在中亚随处都能找到他的Y染色体，只要看看他杀死了多少父亲和丈夫就够了。但是，社会性灵长类动物通过对统治者的服从来制约暴力，在人类的大部分历史上，支配权和交配权在实践中合二为一了。在前国家社会中，居于优势地位的男子拥有更多的妻子和女友，还可以与其他男子的妻子发生关系。[114]在人类历史上最早的6个王国中，地位和交配机会之间的相关性可以通过数据准确地表现出来。劳拉·贝齐格发现，皇帝通常有几千个妻妾，皇子有几百个，贵族有几十个，上流社会的男子有十几个，中等人家的男子一般有三四个。[115]（与数学推论相符，下层社会的男性很多没有妻子，因此，他们有强烈的动机脱离自己的阶级。）最近，随着可靠的避孕手段的出现和人口再生产模式的转变，这一相关性已经被弱化了。但财产、权力和成功仍然是让一个男人更有吸引力的因素，而最表象化的身体优势——身高——仍然可以提升男人在经济、政治和浪漫情爱上的竞争力。[116]

    与工具性暴力调动大脑中进行寻求和思考的部位不同，支配权竞争调动的是潘克赛普所说的“雄性间攻击”。这真的应该被称作“性内竞争”（intrasexual competition），因为女性也参与这种竞争。人类的“雄性亲职资本”，意味着女性和男性一样，具有竞争交配的进化冲动。不过，在人脑中，至少有一个回路，男性下丘脑视前区的一个神经核要比女性的大一倍。[117]整个系统布满接收睾丸素的受体，男性血液中的睾丸素含量是女性的5~10倍。下丘脑控制的脑下垂体可以分泌一种激素，它告诉睾丸或肾上腺分泌更多睾丸素。

    虽然在大家的印象中，通常认为睾丸素是男性好斗的原因——记者纳塔莉·安吉耶（Natalie Angier）这样说：这是“那种让男人的行为举止像个真正的汉子的物质，让他们摆谱、推撞、叫喊、咒骂、挥动拳头、扭出弹吉他的姿势”。但是，生物学家不敢将男性的侵犯性完全归咎于睾丸素。[118]提高睾丸素，显然能够让大多数鸟类和哺乳动物更喧闹，而降低睾丸素则让它们减少喧闹，做过绝育手术的猫狗的主人都见过同样的效果。但是，睾丸素在人类身上的效果没有这样容易判定，其生物学原因说起来很无聊，而且睾丸素的水平与攻击性没有直接的关系，这其中的心理学道理却非常有意思。

    根据科学家的最佳猜测，睾丸素不会让所有的雄性都变得更具侵犯性，但是会让他们为应对支配权竞争做好准备。[119]在大猩猩身上，当有雌性大猩猩在场的时候，睾丸素水平上升，上升的水平与雄性的支配地位相关，因而与它的侵犯性相关。在男人身上，当有迷人的女性在场时，以及在与其他男性进行（例如体育运动）竞赛的时候，睾丸素水平也会上升。一旦竞赛开始，睾丸素水平还会进一步提高，而决出胜负之后，得胜方的睾丸素继续升高，失利一方则不会。睾丸素水平比较高的男子在运动中更具进攻性，在竞赛中表情更严厉，更少露出笑容，握手的时候更用力。实验显示，这些男子更愿意盯住其他人愤怒的表情，也更倾向于将面无表情的脸视为愤怒。并不是只有好玩和游戏能够提高激素的水平，前面讲过的理查德·尼斯比特就荣誉心理所做的实验，来自美国南方的男子被骚扰后，睾丸素上升，他们的表情更愤怒，握手更用力，离开实验室的时候格外昂首阔步。更极端的例子还有，监狱犯人中睾丸素较高者中暴力罪犯的比例也较高。

    青少年和年轻人的睾丸素水平不断上升，中年之后开始下降。男人婚后、有子女后以及与子女相处一些时间后，睾丸素也会下降。所以说，这种激素是平衡养育行为和交配行为之间取舍的内在调节器；交配行为包括讨好异性和驱赶同性中的对手。[120]睾丸素可能是将男人变成爸爸或者变成无赖的旋钮。

    男人一生睾丸素的上升和下降，或多或少与雄性的好斗性相关。顺便说一句，暴力第一定律——“这是年轻人的把戏”，容易观察但不容易解释。虽然人们知道为什么在进化中男人变得比女人更暴力，但却不知道为什么年轻的男性比年长的男性更加暴力。说到底，年轻人还能活很多年，所以当他们迎接暴力挑战时，是用自己未来的寿命做赌注。在数学意义上，一个人也许会得出相反的结论。就是说，当一个人的日子所剩无几，他可以变得越来越冒失，一个垂暮老者正好应该最后出击一次，大肆强奸和谋杀，直到特警小分队将他制服。[121]这样的情况没有发生的原因之一是，人们很有可能在子女、孙子女、外甥（女）和侄子（女）身上投资。所以说，老人的体力弱了，但在社会关系和精神上却更强大了，相比继续繁衍更多的后代来说，他们能通过供养和保护家庭得到更大的收益。[122]另外一个原因是，人类的支配地位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声望，需要长期积累，并能够自我维持。每个人都喜欢胜者，没有什么能够比成功更成功。所以，在竞争的最初几个回合，声望的成本收益率最高。

    睾丸素让男人（在较小程度上也让女人）为支配权竞争做好准备。它不会直接导致暴力，因为很多种暴力都与支配权无关，而且许多支配权竞争都未经暴力，而是通过表演和边缘政策决定了胜负。但是，当未婚和无法无天的年轻人竞争支配权时，无论他们是直接竞逐支配权还是以其他领袖的名义竞逐支配权，暴力的确会成为严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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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配权的社会构造性有助于解释哪类人会冒险保卫支配权地位。也许，过去25年来，最蛊惑人的一个说法就是说暴力的原因是自卑。很多一流专家都支持这个理论，根据这个理论，有些学校甚至引进一些项目，培养孩子们良好的自我感觉；20世纪80年代末期，加利福尼亚州议会设立了“促进自尊工作小组”。但是，鲍迈斯特已经证明，这个理论实在是不能更荒唐、更错误了。暴力的问题在于太多的自尊，而不是太少的自尊，尤其是当这些自尊不是当事人的努力所得。[123]自尊是可以被量度的。研究表明，精神变态者、街头混混、恶霸、打老婆的丈夫、系列强奸犯和仇恨罪的罪犯都是自我感觉出奇良好的人。黛安娜·斯库利在监狱的牢房里对很多强奸犯进行过访谈，这些人都向她吹嘘说自己是“多才多艺的超级成功者”。[124]心理变态者和暴力分子都特别自恋：他们自我感觉良好，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成就，而是出于一种天生的权力意识。但是，不可避免地，现实满足不了他们的理想，他们将所有的不如意都看作对个人的挑衅，而传递坏消息的人威胁到了他们脆弱的名誉，被他们视为十恶不赦的诽谤者。

    当统治者具有暴力倾向时，后果更加严重。他们的病态会影响成千上万人的命运，而不仅仅是几个生活在一起或者不幸偶遇的人跟着倒霉。那些对自己水深火热中的人民实行冷酷统治的暴君和那些发动毁灭性征服战争的狂人给世界带来了无法想象的痛苦。在第5章和第6章中，我们已经看到，20世纪伤亡惨重的战争和大规模屠杀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归咎为仅仅三个男人的个性。平庸的暴君，例如萨达姆·侯赛因、蒙博托·塞塞·塞科、穆阿迈尔·卡扎菲、罗伯特·穆加贝、伊迪·阿明、让-贝德尔·博卡萨，给自己人民带来的灾难虽然规模有限，但仍然极具悲剧性。

    对政治领袖心理所做的研究，一向为人诟病。研究者不可能对调查对象进行直接测试，人们也很难克制自己不将这些道德败坏之辈病态化。在什么让希特勒成为希特勒的问题上，心理史学以进行各种别出心裁的精神分析而著称：他有一个犹太人的祖父，他只有一个睾丸，他是一个受压抑的同性恋者，他没有生殖能力，他是性欲倒错的恋物癖。在《解释希特勒》（Explaning Hitler）一书中，记者罗恩·罗森鲍姆（Ron Rosenbaum）写道：“寻找希特勒的工作得到的不是一个清晰的、大家都认识的希特勒的形象，而是很多个不同的希特勒，他们之间相互竞争，且相互冲突。如果这些希特勒在地狱里碰面，彼此大概都认不得对方，也不会敬礼高呼‘Heil’。”[125]

    出于上述种种原因，比较平淡的研究领域，比如对个性分类的研究——将人分类放进鸽子笼，而不是试图解释他们，反而更有助于我们了解当代暴君的心理。美国精神病学会出版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将自恋型人格障碍定义为“自以为是、寻求仰慕和缺乏共情能力的持续心理状态”。[126]与所有精神病诊断一样，自恋是一个模糊的分类，与精神变态（无视，并且会冒犯他人权利的持续心理状态）和边缘型人格障碍（情绪不稳定；非黑即白的思维；人际关系、自我形象、身份、行为混乱且不稳定）均有重合的部分。但是，自恋人格的三大核心症状——自以为是、寻求仰慕和缺乏共情能力，确实是对暴君最合适的诊断。[127]狂妄自大的纪念碑、颂歌式的宣传画和万众欢呼的大型集会，典型地反映出他们的病态。当自恋的统治者手中掌握着军队和警察，他们给世界留下的瘢痕就不仅仅是雕像了，因为他们可以下令发动大规模的暴力活动。与普通的流氓和恶霸一样，暴君毫无根据的自尊非常脆弱，很容易被戳破，所以在他们眼中，反对他们的统治绝对不是批评，而是令人发指的罪行。同时，缺乏共情能力让他们对对手的惩罚毫无节制可言，无论是真实的对手还是他们想象的对手。他们精神障碍的另外一个症状，即他们对“无限的成功、权力、光辉、美或者理想的爱情”的幻想，让他们完全不考虑追逐幻想的人命代价。他们要在贪得无厌的征服中，在雄伟的建筑项目上，或在乌托邦式的宏大计划里实现他们的幻想。我们已经知道过度自信可以导致战争。

    当然，所有能成为领袖的人身上都有足够的自信。在盛行心理分析的年代，评论家经常给他们不喜欢的领导人下诊断，说他们患有自恋型人格障碍。但是，千万不要混淆自信的政治家和那些把自己的国家和大半个世界一起带向毁灭的精神变态狂人。多党制的和平特性之一就是遴选领导人的程序会使完全缺乏共情的人处于劣势，制衡机制可以制约一个狂妄的领袖可能制造的损害。即使在一党制内，领导人的个性，比如斯大林和与他相反的戈尔巴乔夫，也能够对暴力水平产生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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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配欲所带来的灾难可能用第二种方式成倍地放大。决定程度大小的因素是社会心理。对此我要告诉大家一桩很可爱的逸事。每年的12月，我都会被本地的一个传统感动：加拿大新斯科舍省要向波士顿赠送一棵高大的云杉，作为城市的圣诞树。1917年，哈利法克斯港发生了可怕的军火船爆炸事故，当时波士顿市民为哈利法克斯提供了大量的人道援助。圣诞树就是新斯科舍向波士顿表达感激之礼。作为新英格兰的加拿大流放者，我可以感到双份的温暖：一份是对我的加拿大同胞得到慷慨援助的感激，另一份是对波士顿弟兄得到的美好回馈的赞赏。而你要是仔细想一想，整个仪式其实相当古怪。我和这一慷慨事件的任何一方都没有关系，既没有丝毫贡献，也无须表达谢意。今天无论是选树、伐树和送树的人，还是收树和装点树的人，都从来没有见过当年的受害人和救援者。就我所知，与当年那场悲剧有关的人都已经过世了。但是，我们还是感到在两个人之间互换同情和感激是件美事。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新斯科舍”，一个“波士顿”。对他们来说，这两个名字充满了道德情感，代表一整套价值观，而他们每个人的社会行为都受到这一道德和价值系统的约束。

    个体的个人定位中有一部分是与他（或她）所从属的团体的身份交融在一起的。[128]在人们心目中，一个团体就像一个个体一样，具有自己的信仰和愿望，以及值得称赞的或者应被谴责的品质。这种社会认同表明人们接受了这样的事实：团体有助于个人的福祉。我们的适应性不仅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境遇，还取决于我们所在的团体、村庄和部落的境遇。这种团体归属，可以是来自真实的或者传说的血缘，也可以是互利的关系网，或者对某些公共品——共同防御的承诺。在团体内部，有些人通过惩罚不做任何贡献的寄生虫，来帮助监管公共品的供给，这些人因此得到团体的尊重。在心理上，对群体福利的贡献，只有通过削弱群己之间的边界才能实现。以我们团体的名义，我们感受到对其他某个团体的同情、感激、愤怒、负疚、信任或者不信任。我们将这些情感连接到那个团体的成员，无论那些成员作为个人具体干过些什么。

    在竞争中对团体的忠诚，比如对一支球队或一个政党的忠诚，激励我们竭尽全力争取胜利。杰瑞·塞恩菲尔德（Jerry Seinfeld）曾经说过，今天的运动员在各个运动队的花名册上高速周转，球迷不再能够拥戴一伙运动员。球迷能盯住的只有球队的徽章和球衣：“你站在那里，为了你的球衣打败了来自另一个城市的球衣而欢呼和呐喊。”但是，我们还是要站起来欢呼：球迷的心情随着他的球队的命运而涨落。[129]群己边界的消失的确可以在生化实验室里得到验证。男人在心爱的球队打败对手的时候，睾丸素上升，如同他们自己在摔跤对抗或网球单人赛上战胜了对手。[130]当他们支持的政治家在选举中获胜或失利，他们的睾丸素也随之上升或下降。[131]

    我们的公共情感有它的阴暗面，我们都期望自己的团体压倒其他团体，完全无视对方团体成员的具体感觉。在一组很著名的实验中，心理学家亨利·泰弗尔（Henri Tajfel）告诉参与实验者，他们分属于按照两个不同意见划分的团队，比如，一个团队更喜欢保罗·克利的画，另一个团队更喜欢瓦西里·康定斯基。[132]接着，他让他们在分别属于不同团队的两个人之间分钱；两个人的身份都只有数字标识，而分配者的选择不会给自己带来任何收益或损失。结果是，不仅分钱的人给自己的临时队友多分钱，他们甚至宁愿放弃让实验室破费，而两队队员都能得到更多钱的机会（比如给自己的队友克利团队的粉丝19美分，让康定斯基团队的粉丝得到25美分），也要惩罚另一个团队的队员，不能让他得到比自己队友更多的钱（比如，队友克利团队的粉丝得到7美分，康定斯基团队的粉丝得到1美分）。人在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对自己团体的偏爱，这似乎不是一种习得的品性，而是需要人们校正的特性。研究发展心理学的学者已经发现，学龄前儿童能够做出非常种族主义的举动，让自由主义的父母感到震惊。甚至婴儿也更愿意与本种族的和说话口音相同的人交流。[133]

    心理学家吉姆·斯达纽斯（Jim Sidanius）和费利西娅·普拉图（Felicia Pratto）提出，尽管程度不同，但是人们都有一种被他们称为“社会支配”（social dominance）的动机。不过，更直白的术语表述应该是“部落主义”，即人们认为社会群体具有等级结构，自己所在的群体高于其他群体。[134]他们认为，社会支配取向决定了人们的一系列思想意识和价值，包括爱国主义、种族主义、命运、宿命、种姓、国运、军国主义、严厉打击犯罪，以及为社会权力结构和不平等的现状辩护。逆向的社会支配则将人们导向人道主义、社群主义、女性主义、普世权利、进步主义和基督教《圣经》中的平等与和平。

    社会支配理论意味着，尽管种族已经成为讨论偏见的主要着眼点，但它在人的心理上其实并不重要。泰弗尔的实验显示，人们能够根据任何一种相似性，甚至仅仅是根据对两位表现主义画家的不同品位，将世界分成内群体和外群体。心理学家罗伯特·库尔茨班、约翰·图比（John Tooby）、勒达·考斯米德斯（Leda Cosmides）指出，在人类的进化历史上，不同种族的人被海洋、沙漠和崇山峻岭隔离，几乎没有机会进行面对面的接触，这也是种族特征得以演化的原因。人们的对手主要是同种族的村庄、家族和部落。人们心目中最紧要的问题不是种族，而是“盟友”，只不过今天的许多盟友碰巧与种族相吻合。[135]心理学家G.理查德·塔克（G. Richard Tucker）和华莱士·兰伯特（Wallace Lambert），以及后来的凯瑟琳·金茨勒（Katherine Kinzler）都证明过，对人类偏见最生动的刻画是说话：人们对讲话口音不熟悉的人总是怀有戒心。[136]古老的《圣经·士师记》中对示播列（shibboleth）一词的来源做了生动的记载：

    基列人把守约旦河的渡口，不容以法莲人过去。以法莲逃走的人若说：“容我过去。”基列人就问他说：“你是以法莲人不是？”他若说：“不是。”就对他说：“你说示播列。”以法莲人因为咬不真字音，便说西播列。基列人就将他拿住，杀在约旦河的渡口。那时以法莲人被杀的，有四万二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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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主义现象可以说是人类心理和历史的一种互动，它整合了三种东西：部落主义的感情冲动，同文同域同祖“群体”的认知概念，政府的政治结构。爱因斯坦说过，民族主义是“人类的麻疹”。这话不总是对的，有些时候，它只是一次伤风感冒。但是有些外强中干的小集团充满自负，这种集团的自恋癖和民族主义合并发作的时候，民族主义可能是灾难性的。前面讲过，一旦自恋狂感觉受到现实的怠慢，他会暴怒，自恋癖因此可能触发暴力。自恋癖和民族主义的结合，会产生政治学家所说的“怨恨”：坚信自己的民族或文明天生拥有历史给予它的辉煌地位，尽管它目前处境卑微，它的衰败完全是因为内部和外部敌人的阴险破坏。[137]

    怨恨激起挫败感，也就是自恋狂常常会感受到的屈辱、嫉妒和愤怒。有些历史学家，例如里亚·格林菲尔德（Liah Greenfield）和丹尼尔·希罗（Daniel Chirot）认为20世纪初的大战和大屠杀起因都是德国和俄国的怨恨。两个国家都认为它们只是在争取它们应有的支配，但是敌人背信弃义，拒绝了它们的权利。[138]人们注意到，在当今世界上，俄罗斯和伊斯兰国家都对自己未能得到相称的地位感到怨怼，他们的情绪不容忽视。[139]

    回望某些欧洲国家，例如荷兰、瑞典、丹麦，它们在18世纪就不再参与竞争支配权的把戏，转而将自己的自尊放在不那么激动人心但是更实惠的目标上，例如发家致富，让自己的公民享有愉快的生活。[140]还有一些国家从来就不曾在意过是否有显赫的形象，例如加拿大、新加坡和新西兰。它们的民族自豪感尽管也不小，但与其成就相称，在国际关系方面，它们从来没有找过麻烦。

    集团的野心关系其他相邻民族的命运。民族事务专家不接受“历史宿怨让相邻民族征战不休”的传统观点。[141]说到底，这个地球上有6000种语言，其中至少600种有相当数量的人在使用。[142]与可能发生的冲突相比，真正爆发的民族冲突的数量只是一个很小的零头。1996年，詹姆斯·费伦和戴维·莱廷对两个多民族混居的地区进行了研究：一个是20世纪90年代初解体的苏联45个前加盟共和国；另一个是在1960—1979年完成去殖民化的非洲，至少有160个民族。费伦和莱廷统计了这两个地区爆发的内战和社区间冲突（包括严重骚乱）占相邻民族数量的比重。他们发现，在苏联地区，爆发战乱的概率是约4.4%，而在非洲，这个数字不到1%。发达国家也有民族混居的情况，比如新西兰、马来西亚、加拿大、比利时以及美国，它们有更好的民族非暴力记录。[143]不同民族集团之间存在矛盾，但它们不一定非要相互仇杀。民族集团也和个人一样，难免争强好胜，但大多数时间里，人们并不需要大打出手。

    有几个因素决定了不同民族是否能够和平共处。费伦和莱廷认为，重要因素之一是，一旦有人对其他集团成员发动袭击，这个集团如何处理挑事者。[144]如果犯事者受到自己社区的惩罚，受害的集团就会将事件视为一件孤立的犯罪行为，而不是集团间开战的信号。（我们在前面说过，国际维和部队的作用之一，就是他们可以惩罚挑事的一方，安抚另一方。）政治学家斯蒂芬·范埃弗拉（Stephen van Evera）认为，意识形态是更大的影响因素。有几种情况会让局势变得极为严峻：当混居的民族期望建立自己的国家，或者与分布在其他国家的同族人合并的时候；当人们对自己人的暴行无动于衷而牢牢记着邻国的祖先造成的伤害的时候；以及当被下流政府统治，一方面神话自己族群的光荣历史，另一方面将其他族群排挤在社会合约之外的时候。

    许多和平的国家都在经历消除部落主义心理、重新定义民族国家的过程。政府不再将自己看作特定民族的灵魂领袖，而是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各个族群和人民共同结成的契约实体。政府机器通常就像鲁布戈德堡的机械装置——有着繁杂迂回的机构，各种特殊身份、权力分享和平权机制，这个构架复杂精巧的装置由几个类似橄榄球球队这样的民族象征组合在一起。[145]人们的根扎在球衣上，而不再是在鲜血和土地上。这种看起来乱糟糟的局面恰如人们乱糟糟的自我分群，个人可以有多重认同，并同时作为不同集团的成员。[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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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支配是男人的事情——不用大惊小怪，男性是痴迷支配权的性别，男人比女人有更强烈的部落情怀，包括种族主义、军国主义，以及对不平等泰然处之的能力。[147]但是，男人也更容易发觉自己是被歧视的对象。人们通常认为，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是白人大男子制度下一对孪生的偏见，美国非裔女性受到双重的压迫，但斯达纽斯和普拉图的发现与此设想相反。事实是，与少数族裔的男性相比，女性较少成为种族主义歧视的对象。男性对女性的态度可以是家长式的或者剥夺式的，但不是同性间常见的对抗式。斯达纽斯和普拉图从歧视的演化过程解释了这种差异现象。性别歧视主要源于男性要控制女性行为，特别是性行为的遗传激励。部落主义的起因是一个团体的男子和其他团体男性竞争资源和配偶。

    鉴于男女两性在过度自信、个人暴力和集团敌视上的水平差异，人们不由得经常要问：女性主导的世界是否会更加和平？如果我们改换一下时态和语调，问题可能更有意思。世界变得和平了，是不是因为很多女性承担起责任？如果有更多的女性承担更大的责任，世界是否会变得更加和平？

    我认为，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都是非常肯定的。之所以非常肯定，是因为性别和暴力之间的联系相当复杂，绝不是简单的“男人来自火星（战神之星）”。政治学家乔舒亚·戈尔茨坦在《战争与性别》（War and Gender）一书中回顾了战争与性别之间的交集，他发现，贯穿人类历史和遍布人类社会，男子都是军队的主体和主宰。[148][之所以有亚马孙人和其他女武士的形象，多半也是因为男人喜欢看看身着军装的健壮女子罢了，比如劳拉·克劳馥（Lara Croft）和西娜（Xena），而不是因为历史确有其实。]即使在女权至上的21世纪，世界军人的97%，世界作战士兵的99.9%，都是男性。（以色列以男女平等征兵著称，但女战士主要在诊所和办公室工作。）男人大可吹嘘，历史上最著名的战争狂人、嗜血暴君和杀人不眨眼的屠夫均为男性。

    但是，面对这些血腥的暴力，妇女也不是良知反战者。在许多时候，她们也曾亲率大军，也曾在战地服务。当然，在更多的时候，她们鼓动自己的男人上战场或者提供后勤支援——在古代，她们自带营帐追随大军；在今天，她们是军工厂的主力。还有很多女王和女皇，包括西班牙的伊莎贝拉、英格兰的玛丽和伊丽莎白一世、俄国的叶卡捷琳娜大帝，在对内镇压和对外征服上都毫不手软。20世纪的一些国家领导人，例如玛格丽特·撒切尔、果尔达·梅厄、英迪拉·甘地和钱德里卡·库马拉通加，都曾在战时领导自己的国家。[149]

    在妇女有能力从事战争和她们一贯的作为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在传统社会，妇女不得不为自己和子女的安全考虑，所以，毫不奇怪，她们希望她们的男人打赢战争。因为两性差异（包括上肢的力量、掠夺和杀戮的意愿、怀孕和养育子女的能力），加上军队中男女混合产生的麻烦（比如两性浪漫引发同性间竞争），有常备军的社会一直按照性别进行分工，参战送死是男人的专责。不论在任何时代，握有权力的女性都能尽忠职守，包括发动战争。一位身处王朝或帝国征战时代的女王，即使她本人爱好和平，也很难在保住自己的权力和性命的同时成为列国中唯一的和平主义者。尽管两性之间有些特性在平均水平上有巨大的差别，但这些特性仍然是两性所共有的，所以，在军事领导和战斗技能方面，许多女性甚至比大多数男性更有能力。

    但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妇女一直是也仍将是和平的力量。传统战争是男人的游戏：部落的妇女从来不曾结伙袭击邻里，抢劫新郎。[150]古希腊剧作家阿里斯托芬的《利西翠妲》（Lysistrata）在舞台上展示这种性别差异，剧中的古希腊妇女举行性罢工，要求男人结束伯罗奔尼撒战争。19世纪的女权运动经常与和平主义运动和其他反暴力运动，例如废奴和动物权利运动联手。[151]在20世纪的反核、反越战、反对阿根廷暴力冲突、反对北爱尔兰暴力中，以及在苏联和前南斯拉夫，妇女组织都是最积极、最有效的力量。对美国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的近300个民意调查的回顾显示，在87%的问题上，男人倾向支持“更暴力和强制性的手段”，而在另外13%的问题上，男女倾向持平。[152]比如，男性倾向在1939年支持以武力与德国对抗，在1940年支持与日本对抗，在1960年支持与苏联对抗，在1968年支持与越南对抗。在美国1980年以来的历届总统选举中，支持民主党候选人的妇女选票都多于男子的选票；在2000年和2004年，与大多数男性选民相反，大多数女性选民反对小布什当选。[153]

    虽然女性比男性更热爱和平，但在一个社会中，男女的意见之间存在相关性。[154]1961年，一项美国民调询问国家是否应该“不惜打一场全面核战争也决不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生存”。87%的男子的回答是肯定的，但“仅仅”有75%的女性持相同立场。这证明，在同一个社会的同一个时间，妇女相比男子只是更和平一些。当国家在某个问题上（比如越战）产生分裂的时候，性别鸿沟会拉大，而在整个国家的意见比较一致的时候（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性别差距会缩小，而在某些让整个社会都感到感情纠结的问题上（比如向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询问阿以冲突的解决途径），则完全不存在性别差异。

    但是，妇女的社会地位会影响到社会对战争的态度，即使妇女本身不反对战争。承认妇女的权利和反对战争总是正相关的。在中东国家，民意调查显示，赞成男女平等的人，也倾向赞成以非暴力方式解决阿以冲突。[155]对传统文化社会所做的几次民族志调查发现，一个社会越是善待妇女，就越少卷入战争。[156]现代国家也有同样的情况，从西欧到美国自由派的蓝色州，再到美国保守的红色州，最后是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等伊斯兰国家，和平和妇女的地位高度相关。[157]我们将在第10章中看到，在妇女得到充分赋权的社会，很少出现无所寄托的年轻男子拉帮结伙、无事生非的现象。[158]当然，长期和平时代和新和平时代，也正是女权革命时代。我们不知道何为因果，但是生物学和历史告诉我们，当其他条件已定，妇女拥有更大影响力的世界将是一个更和平的世界。

    * * *

    在经历过文明进程的社会或者在受协约和规则约束的国际关系中，无政府状态下历练的支配毫无用途。社会支配感的淡薄可以减少个人之间的暴力和群体之间的战争。这当然不是说支配感背后的情感会彻底消失，这些情感已经是我们身体的组成部分，对某个性别尤其如此，但是，我们可以将这种情感边缘化。在20世纪中后期，支配概念和与之相关的美德，例如男子气概、荣誉、名望和光荣开始被解构，解构的过程一部分是非正式的调侃，比如马克斯兄弟在滑稽剧《鸭羹》中嘲弄沙文主义。一部分是因为妇女逐渐进入专业领域。女性对竞争支配权始终保持某种心理距离，认为它不过是男孩子的吵闹，随着妇女影响力的上升，支配权竞争失去了它的魅力。（任何在男女同工环境中工作的人都知道，妇女将男性同事的装腔作势视为“典型的大男子主义”。）还有部分原因是世界主义，我们看到了其他国家的荣誉文化可以何等夸张，因此也不由得检点一下自己。新近流行的源于西班牙语的“男子汉”（macho）一词，非但没有夸耀男性英雄气概的意思，反而带着几分蔑视，被用来奚落男人的狂妄自大。“村里人”乐队（Village People）搔首弄姿的歌曲《铁血男子汉》（Macho Man）和其他同性恋造型中的男子形象也让更多的人对阳刚男性减少了兴趣。

    我认为，生物科学的进步和它在文字文化上的影响也是一种制约支配权竞争的力量。人们越来越明白，追求支配是人类进化进程中的残余。支配权竞争背后有一连串生物学术语，谷歌图书项目对这些术语的流行程度进行了数量分析：20世纪40年代开始出现“睾丸素”, 60年代开始流行“啄序”（pecking order）和“支配等级”, 90年代则是“阿尔法雄性”（alpha male）。[159]中间在80年代还出现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伪医学术语“睾丸素中毒”（testosterone poisoning）。每一个术语的流行都将支配权竞争的地位贬黜一级。它们都暗含着一种意思：男子追求荣耀，无非是他们原始想象力的一点儿残迹——他们血液中一点儿化学物质产生的症状，其表现为动物的本能。我们在公鸡和狒狒身上看到这些化学物质工作时，是忍不住要发笑的。与历史久远的老概念，诸如“光荣”和“荣耀”相比，生物学术语具有离间效果，而光荣和荣耀作为支配权竞争的战利品，预设了哪些算得上是男子的成就，能够带来光荣和荣耀。150年来，英语书籍中这两个词语的使用频率一直在稳步下降。[160]不是不假思索地接受本能对意识的既有影响，而是有能力对本能进行审视，这是我们在本能带来破坏时克制本能的第一步。

    复仇

    人类在无数典籍中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他们要对一个伤害过自己的人报以伤害的坚定决心。希伯来《圣经》对复仇喋喋不休，给我们留下了数种精练的表述，例如“血债血偿”、“以眼还眼”、“伸冤在我”。荷马的阿喀琉斯描绘说，男人的胸膛里涌动着火气，复仇比流淌的蜜糖更甜美。而在夏洛克看来，复仇是人类共性的最高点。当问到他要那一磅人肉能干什么的时候，他回答说：“拿来钓鱼也是好的呀！即使他的肉不中吃，也至少可以出出我这口恶气。”

    其他文化中的人也同样诗意地讴歌报仇雪恨。米洛万·吉拉斯（Milovan Djilas）出生在黑山一个世仇不断的家族，后来曾任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副总统，他称复仇是“我们眼睛里的光，面颊上的火焰，太阳穴处血脉的跳动；我们过去流淌过多少鲜血，听到这个字眼，我们的嗓子就开始发紧”。[161]一个新几内亚男子的叔叔受箭伤致瘫，他听说放箭射伤叔叔的人被杀死的消息后说：“我觉得我仿佛生出了翅膀，我觉得我就要飞上天空，我非常幸福。”[162]阿帕切（Apache）首领杰罗尼莫（Geronimo），在细细地品味了对墨西哥四支连队的大屠杀后写道：

    身上还沾着敌人的鲜血，手里还握着武器，心里还洋溢着战斗、胜利和复仇的欢乐，我身边围绕着阿帕切勇士，我被授命为所有阿帕切部落的战争首领。接着，我下令剥下被杀敌人的头皮。

    我不能让我所爱的人死而复生，我不能让死去的阿帕切人重返人间，但是我可以欢庆胜利的复仇。

    达利和威尔逊评论说：“欢庆？杰罗尼莫在牢房里写下这些话时，他的阿帕切民族已经支离破碎，几近灭亡。对复仇的渴望似乎如此徒劳无益：一切都晚了，再哭也于事无补。”[163]

    尽管完全徒劳无益，但对复仇的渴望却是人类暴力的一个主要原因。血债血偿几乎是世界上95%的文化都明确赞许的准则，而不论何处，引发部落战争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复仇。[164]在世界范围内，10%~20%凶杀案的动机是复仇，绝大部分校园枪杀案和个人爆炸案的动机也是复仇。[165]复仇行动有时指向一个集团而不是个人，城市暴乱、恐怖袭击、反恐怖袭击和战争的主要动机也是复仇。[166]历史学家研究过为了报复一次袭击而导致战争的案例，这些决定通常都是被愤怒冲昏头脑的产物。[167]比如，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人民的反应是，“仿佛遭到当头一棒，掺杂着震惊、恐惧、困惑、悲伤、羞辱，当然最最重要的是极端的愤怒”。[168]除了战争，不可能考虑其他任何选择（例如遏制和骚扰），即使动一下这种念头都意味着叛国。对“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反应也是如此，美国在袭击发生一个月之后入侵阿富汗，其动机既是长期战略决策，认为入侵是有效的反恐措施；也是一种情绪，认为一定要干点儿什么以示报复。[169]9月11日3000人被屠杀的恐怖袭击本身也是受复仇驱动，拉登在他的《告美国人民书》（Letter to America）中解释说：

    安拉，万能的真主，准予并选择了复仇。因此，如果我们受到攻击，我们就有权回击。谁摧毁我们的村庄和城镇，我们就有权摧毁他们的村庄和城镇；谁偷盗了我们的财富，我们就有权摧毁他们的经济；谁杀死了我们的平民，我们就有权杀死他们的人。[170]

    复仇的念头不局限于政客和部落首领发热的头脑。在每个人的大脑里，复仇都是一个容易触发的键钮。大部分大学生忏悔的凶杀幻想几乎全都是复仇幻想。[171]在实验研究中，实验人员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学生带入要对羞辱进行报复的状态。研究人员要求学生写一篇作文，然后给他们看一篇其他同学对其作文所做的侮辱性评价（这个“同学”或者是匿名的实验者，或者完全是虚构）。每到这种时候，安拉就开始微笑了：在实验中写作文的学生刚好有机会处罚作文的批评家，处罚手段有电击，对着耳朵吹喇叭，或者（经人类实验反暴力委员会审查通过，在最新的实验中）强迫批评者喝下一个正在接受假想味道实验的辣椒调料。结果屡试不爽。[172]

    人类对复仇的需求确实是如饥似渴。在这些实验中，就在参加实验者要实施报复性电击的那一瞬间，仪器突然失灵了（当然是研究人员做了些手脚），所以他或者她不能如愿进行电击复仇。接着，所有参加实验者被带去进行另一项品尝葡萄酒的实验。那些未能对羞辱他们的人进行报复的学生，总是要喝下更多的葡萄酒样品，仿佛要用酒来淹没他们的懊恼。[173]复仇的神经生物机理开始于中脑—下丘脑—杏仁核联结的愤怒回路，一只被刺痛或受到挫折的动物总是更倾向攻击离它最近的动物。[174]人类的愤怒回路接收来自大脑各个部位的信息，包括颞顶交界区，它区分伤害是有意还是无意的。接着，愤怒回路激活产生痛感、厌恶感和愤怒感的脑岛。（前面提到过，当人们感到自己被其他人欺骗了的时候，脑岛部位开始发亮。）[175]这些感觉的滋味都令人不快，我们已经知道，动物会努力关闭对愤怒回路的电刺激开关。

    但是，大脑接下来可以进入完全不同的信息处理模式。谚语如“复仇如蜜”,“与其生气，不如讨还欠账”,“复仇是一道凉菜——越冷酷越好”，都是情感神经科学的研究假设。它们给出了大脑活动的模型，从憎恶的愤怒转向冷静甚至寻求愉快的方式，很像是引导人搜索美味的食物。事实证明，很多民间神经科学的说法都很有道理。多米尼克·德·奎尔万（Dominique de Quervain）和他的合作者进行了一项实验，他们给一组男子一次机会，将一笔钱交给另一个参加实验者操作，投资盈利，然后，或者将股份全部交给投资者，或者全部留给操作者自己。[176][这种情况也称“信任博弈”（trust game）。]接下来，投资款被骗的实验参加者得到机会向无良信托代理处以惩罚性罚款，有时，他们需要花钱购买进行处罚的特权。在告知实验参加者有机会进行惩罚时，研究人员对他们的大脑进行扫描；他们发现，纹状体的一部分（寻求系统的核心部分）开始发亮——当一个人渴望尼古丁、可卡因和巧克力的时候，大脑的同一部位也开始发亮。复仇真的是甜蜜的。一个人纹状体的亮度越高，他愿意为得到处罚权付出的金额越大，这显示纹状体的活跃程度反映了人的真实愿望，一种他愿意付钱实现的愿望。在实验参加者选择付钱得到处罚权之后，他的眶额皮层和腹内侧前额叶皮层开始发亮——这些脑部位权衡不同行动的过程带来了愉悦和痛苦。在这个案例中，可以说是付出了复仇的代价和开销后的满足。

    复仇需要丧失共情，我们可以观察到大脑的这个活动过程。塔尼亚·辛格（Tania Singer）和她的合作者做过一个类似的实验，实验参加者的诚实得到同伴的回报，或者遭到背弃。[177]接着，他们自己在手指上接受一下轻微的电击，然后看着诚实的伙伴接受电击，或者看着背信弃义的伙伴接受电击。当诚实的伙伴遭到电击的时候，参加实验者对伙伴的痛苦感同身受：自己被电击时感觉痛苦的脑岛部位发亮；在看到诚实的同伴受电击时，同一部位也会发亮。当骗子受电击的时候，女性无法阻断她们的共情，脑岛部位因同情而发亮；但是男人硬得起心肠：他们的脑岛保持黑暗，纹状体和眶额皮层却开始发光，显示达到了目标的满足。这些回路的亮度与男性实验者陈述的复仇愿望的强烈程度相符。卡罗尔·吉利根（Carol Gilligan）等女权活动家认为男性更倾向报复性正义，而女性则宽宏慈悲，此实验结果与他们的观点一致。[178]塔尼亚·辛格非常谨慎地表示，女性也许是对处罚造成的肉体伤害感到畏惧；如果处罚的方式是罚款、批评甚至排挤，女性也许和男性一样富于报复心。[179]

    复仇带来的冷酷而甜蜜的快感是无可否认的。恶棍得到应有的报应，是人们编写故事时不断重现的主题；当暴力的处罚终于落到一个坏蛋头上的时候，感到开心的绝不只是警官“肮脏的哈里·卡拉汉”。作为电影院的常客，彼得·威尔（Peter Weir）的获奖影片《证人》（Witness）属于我最享受的片子。哈里森·福特扮演一名便衣警官，与宾州乡下的一户阿米什家庭住在一起。一天，他全身阿米什打扮，陪着这家人坐着马车进城。在路上，他们遭到一帮乡下流氓的拦截和骚扰。这家阿米什人真诚地信奉和平主义，即使一个流氓开始戏弄和欺辱他们举止庄重的父亲，他们也不做任何反抗。头戴草帽的福特渐渐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出手反击，他一拳将那个小流氓打倒在地。这一手让那伙流氓大吃一惊，也让电影院里的观众欢欣不已。

    * * *

    这种叫作复仇的疯狂到底是什么？在我们的文化中，心理治疗将复仇视为一种疾患，宽恕则是良药，但复仇冲动有一个完全可以理解的功能：威慑。[180]达利和威尔逊解释说：“有效的威慑是要让敌人明白，任何伤害我方的谋利企图都将受到严厉的惩罚；损人利己的策略最终是得不偿失，不如不做。”[181]复仇性惩罚作为一种威慑的必要性，不仅是人们传诵的故事，而且在合作进化的数学模型和计算机模型中一再得到证明。[182]

    有些合作形式解释起来很容易：两个人有亲属关系，或者夫妻关系，或者是队友，或者是有共同利益的知己；因此，对一个人有利的，即对另外一个人亦有利。这种共生合作是天然形成的。当人们的利益开始有一部分不一致，一方有可能利用对方的合作意愿为自己谋利的时候，他们之间的合作就不太容易解释了。正和博弈的囚徒困境是描述此类难题最简单的模型。想象《法律与秩序》连续剧中的一个场景，两个犯罪同伙（“左撇子”和“布鲁特斯”）分别被关在两个牢房内，指控他们有罪的证据不够充分，于是区助理检察官分别向两个人提出谈判条件。如果两人中的左撇子做证指控同伙布鲁特斯（“背叛”），而布鲁特斯仍忠实于左撇子（即继续与同伴保持“合作”），左撇子将获释，而布鲁特斯将被监禁10年；反之亦然。而如果两人互相背叛，做证指认对方犯罪，两人都将进监狱，但两人的刑期将被减到6年。如果两人都保持忠诚，检察官只能指控他们较轻的罪名，两人至多在牢狱里蹲上6个月。图8-5是这一困境的偿付矩阵，黑色字是第一个囚犯左撇子的选择和回报，灰色字是左撇子的同伙布鲁特斯的选择和回报。

    图8-5 囚徒困境

    他们的悲剧是，两人本应合作，代价是仅仅6个月的刑期，博弈得到最大正数解，但两人都会选择背叛，因为他们都想到对自己最有利的两个结果：如果同伴忠诚，自己能获得自由；如果同伴背叛，自己也只是得到6年刑期，而选择忠诚自己却有可能得到10年刑期。所以，他选择背叛。而他的同伙出于同样推理，也选择背叛。如果他们都能依据利他原则做选择，本来可以只坐6个月的牢，但两人的自私自利让他们最后各得6年刑期。

    囚徒困境被人们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之一，它将社会生活的悲剧提炼成一个极为简洁的公式。[183]当同伙忠诚于合作，当事人却背叛同伙时能得到最大收益；当同伙背叛，当事人仍忠诚于合作时会得到最严厉的惩罚；两个人都坚持合作，总收益最大；两人都背叛对方，总收益最小——每当面对这些选择，人类立刻就会陷入困境。生活中的许多困境都有同样的结构，其中最典型的是捕食暴力。在捕食暴力中，与和平爱好者对抗的好战者能够稳赚，但是与其他好战者对抗的好战者，则很可能两败俱伤，所以最好两个人都是和平爱好者；但当你觉得自己是和平爱好者的时候，你就开始害怕对方可能是一个好战者。这样的悲剧在我们的生活中到处可见，诸如消耗战、公共品博弈和信任博弈等都是如此，个体的自私自利充满了诱惑，但共同的自私自利则是毁灭性的。

    一次性的囚徒困境结果当然很悲惨，但生活中更常见的是重复囚徒困境，参与者连续互动，经过数轮博弈得到最后结果。如果假定重复囚徒博弈的收益不是监狱和钞票，而是后裔的数量，或许可以更好地说明合作的演化。重复囚徒困境中虚拟生物之间就互助机会或者不愿意帮助其他人——例如相互梳理毛发，进行博弈，收益是身体的健康，成本是花费的时间，长期而言都可以转化为后代的数量。重复博弈就像自然选择下的生物代际演化，我们可以观察哪些竞争策略在数代人之后逐渐成为大多数人的选择。各种组合可能性的数量很大，很难进行数学证明，但是这些策略可以编程，一个简单的计算机应用程序即可让各种组合进行循环竞赛。这些原本仅仅是理论家的假设，有了计算机之后，他们可以清楚地观察各方和各种策略在虚拟进化中的斗争过程。

    第一轮竞争由政治学家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主持，获胜的策略是简单的“针锋相对”或“一报还一报”（Tit for Tat）：第一步是合作，接着，如果同伴也合作，就继续合作；但如果同伴背叛，就开始背叛。[184]因为合作得到奖赏，背叛受到惩罚，因此背叛者会改换行为，转为合作，长此以往，每个人都是赢家。这个思路和罗伯特·特里弗斯的互惠利他主义的进化理论相一致，特里弗斯早几年在没有使用数学工具的情况下提出了这一理论。[185]正和奖励来自互换收益（每一方都能在自己付出很小代价的条件下为对方带来很大收益），诱惑则是完全利用对方，不付代价而得到收益。特里弗斯的理论认为，道德情感是对合作的适应，这一理论可以直接翻译成“一报还一报”的算法。同情是合作的第一步，感激是对合作者的合作，愤怒是对背叛者的背叛——或者说，是报复性的惩罚。惩罚可以是拒绝提供帮助，也可以是制造伤害。复仇不是坏事：它防止坏人利用好人，是合作的必要条件。

    至今人们已经研究过几百种重复囚徒困境竞赛，并得出几项新的教训。[186]一是“一报还一报”策略尽管极其简单，但其成功仍可被分解成不同的特点，并与其他策略相结合。这些特性被按照人类的个性命名，标签的意义远不止方便记忆；合作的动态过程也许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会在进化中形成了这些个性。“一报还一报”成功背后的第一个特性是友善：第一步一定是合作，尽力抓住共同获益的合作机会，决不在对方背叛之前出卖对方。第二个特性是清晰，如果战略中交往规则非常复杂，让其他参与方不能确定其行动的后果，他们的行动实际上就会成为为所欲为，而一旦出现为所欲为，最佳回应就是“永远背叛”策略。其他策略很容易与“一报还一报”策略结合，根据可能的选择进行调整。“一报还一报”的第三个特性是报复：对于背叛必以背叛回报，这是最简单的复仇形式。第四个特性是宽恕：它为悔改敞开大门，如果对手在玩弄背叛之后又转回合作，根据“一报还一报”策略就应该立即报之以合作。[187]

    最后一个特性——宽恕，实际上远比人们最初设想的更加重要。“一报还一报”策略的弱点是它很容易犯错误和出现误解。假定一个参与者本意是合作，但因为行动中出错变成了背叛，或者假定将其他参与者的合作意图误判为背叛，因此施以报复性背叛。于是对手也施以报复性背叛，接着就是新一轮的报复，冤冤相报，将参与者带进无休止的背叛循环——整个程序等同于一场世仇大战。我们身处一个充满噪声的世界，难免会发生误解和错误，所以具有更大宽恕度的“慷慨版一报还一报”（Generous Tit for Tat）的策略，比一般的“一报还一报”有更大的胜算。“慷慨版一报还一报”每隔一段时间会随机地宽恕叛徒，重启合作机制。无条件的宽恕行动可以将一对陷于相互背叛不能自拔的仇人拉回合作之路。

    过度宽恕的战略也有自己的问题，如果在人群中有几个精神变态狂玩弄“永远背叛”，还有几个憨头只会“永远合作”，这个战略就无法被执行下去。精神变态狂通过掠夺憨头自肥，最后壮大到足以剥夺所有人。在这样的世界上，更有竞争力的策略是“悔改版一报还一报”（Contrite Tit for Tat），这个版本在宽恕上要更挑剔一些。它会记住自己的行为，如果一轮背叛的起因是自己的一个随机错误或误解，它会允许对手背叛一次而不予追究，然后转回合作轨道。但是，如果背叛是对手发动的，它绝不心慈手软，坚决施以报复。如果对手也奉行“悔改版一报还一报”，那么它也会原谅有理由的报复，双方仍会重返合作。所以说，不仅是复仇，还有宽恕和悔过，都是社会动物获取合作收益的必要条件。

    合作的进化能否实现首先取决于重复交锋的可能性。一次性囚徒困境无法完成演化，即使是在重复囚徒博弈中，如果参与者知道博弈交手的回合有限，也难以形成合作，因为在博弈接近结束的时候，各方都因不再惧怕报复而接受背叛的诱惑。出于同样的道理，在不同分组之间，一组参与者是不能迁移的邻里，成员彼此被捆绑在一起，除了相互博弈，别无选择。与成员能够搬迁和自己选择伙伴的小组相比，不能迁移的参与者之间有更强的宽恕意愿，因为相互背叛的结局是共同毁灭。

    人类的合作还有另外一个变数。我们有语言，因此不需要与他人直接交往就可以知道他们是合作者还是背叛者。我们可以四处打探询问，了解人们以往的行为记录。博弈论专家将此称为“间接互惠”，它让名誉和闲言碎语有了现实的价值。[188]

    潜在的合作者必须不仅能够在两人博弈中，而且还能够在团体的合作行动中平衡自私和互利。博弈论专家也探讨过多人参与的囚徒困境，称为“公共品博弈”。[189]每个参与者向公库交纳一笔钱，这笔钱后来增长了一倍，在每个成员之间平均分配。（你可以想象，一群渔民共同筹款改造港口设施，例如灯塔；或者同一街区的商家合资聘用保安。）对团体来说，最好是每个人尽力出资，越多越好。但对个人来说，最好是省下自己这一份，成为搭便车者，占其他出资人的便宜。悲剧的结果是，每个人都不肯出资，公款为零，每个人的境遇都会变得更糟糕。[生物学家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提出过一个相同的现象——“公地悲剧”。每个农民都毫无节制地在村镇的公地上放牧，直到草场枯竭，公地成为无人能用的废地。污染、过度捕捞和碳排放都是真实的“公地悲剧”案例。][190]但是，如果博弈的参与者有机会惩罚搭便车者，对他们在团体中剥夺其他成员的行为进行报复，让参与者有做出贡献的动力，其结果就是人人获益。

    我们可以模拟的世界花样如此之多，对合作进化的建模已经变得极为复杂。但在所有复杂模型中，我们都能看见利用、复仇、宽恕、悔改、名誉、闲言碎语、小集团和睦邻友好这些人类特有行为的演化。

    * * *

    在真实世界中，复仇真的管用吗？有些人具有利用他人的潜能，切实可信的惩罚威胁真的能在这些人心里造成恐惧和威慑，让他们停止剥夺他人吗？来自实验室的回答是肯定的。[191]人们在实验囚徒困境博弈时的行为显示，他们倾向于“一报还一报”式的战略，结果总是能收获合作的果实。他们在进行“信任博弈”时（另外一种“囚徒困境”，也就是前面谈过的，在测试复仇时使用神经成像技术的实验），投资者有能力处罚不守信的信托托管人，这足以使托管人心生恐惧，退还投资人应得的收益。在公共品博弈中，如果人们有机会惩罚搭便车的人，搭便车的人就会消失。还记得那些研究吗？在研究中，参与者的论文被痛批，而他们有机会用电击来报复批评者，但如果知道批评者也有机会以电击进行回击的话，他们就会减弱电击的强度。[192]

    只有在复仇者具有喜欢复仇的声望并有不惜成本实施复仇的意愿时，复仇才有威慑的作用。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对复仇的渴望可以如此强烈，以至于有时成为自我伤害（比如寻求自助正义的人杀死不忠的配偶或者挑衅的陌生人）。[193]此外，最有效的威慑是惩罚的目标知道谁是复仇者，所以可以修正自己对复仇者的行为。[194]这一现象解释了为什么复仇者只有在对方知道自己被惩罚时才感到复仇的满足。[195]司法理论上的特别威慑正是基于这些冲动：惩罚罪犯的目的是防止罪犯再次犯罪。

    司法理论中的一般威慑也是基于复仇心理：明文公示的处罚就是要第三者心生畏惧，克制犯罪的诱惑。有些人为自己树立不容欺侮的强悍声望，其心理相当于一般威慑。（俗话说：“不要在太岁头上动土”、“不要从老虎嘴里拔牙”、“不要用鸡蛋碰石头”。）实验已经显示，当有观众在场时，人们施加的惩罚会更加严厉，严厉的程度甚至会超过他们所遭受的损失。[196]正如在有旁观者的时候，男人争吵升级的概率会增加一倍。[197]

    有些复仇行为只能用追求威慑效果来解释。在经济学和政治学中非常流行的理性人理论，早就在“最后通牒博弈”中被人类自己的行为证明是不成立的。[198]在博弈中，一方为提案人，手持一笔资源在他和另一位参与者之间进行分配；另一方作为响应人，可以选择接受或拒绝提议人的分配方案。如果响应方拒绝提议，双方什么都得不到。一个理性的提案人会为自己留下尽量大的份额，而一个理性的响应人会立即接受提案人留给他的那一份，无论份额多么微小，因为有一点儿小碎渣也强过什么都没有。但实验中的提案人几乎总是愿意分给对方一半的资源，而响应者对少于一半的分配方案都不愿意接受，即使拒绝较小的份额实际上对双方都是惩罚。为什么这一实验中的人行为如此缺乏理性？因为理性人假设忽视了人类的复仇心理。当提议的分配方案过于吝啬，响应人会感到愤怒——确实，我前面提到的大脑神经成像研究所观察的正是“最后通牒博弈”中人脑的反应，脑岛部分因愤怒而发亮。[199]愤怒驱使响应者对提案人进行报复性惩罚。绝大部分提案人预见到对方的愤怒，所以他们会提议一个比较大方的分配方案，慷慨到足以让对方能够接受。一旦因为博弈的规则发生变化，响应人不得不接受任一分配方案，而提案人又不需要担忧报复的时候（即所谓的“独裁博弈”），提案人的分配方案就会变得更加吝啬。

    * * *

    我们还有一个未解之谜。如果复仇的目的是威慑，那么为什么在现实世界中它如此常见？为什么复仇没有像冷战中的核武器，建立恐怖均衡，让每个人都不敢越雷池一步？为什么会有冤冤相报、没完没了的复仇？

    主要原因是“道德标尺的偏差”。人们总是认为他们自己造成的伤害都是事出有因、可以被原谅的，而他们遭受的伤害都是蛮横无理、刻骨铭心的。双方在计算打击的先后次数和造成的伤害程度上差距越拉越大。[200]心理学家丹尼尔·吉尔伯特（Daniel Gilbert）这样形容，在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交战双方很像坐在汽车后座上向父母告状的兄弟俩：“他先打了我！”“他出手比我重！”[201]

    在苏克维恩德·谢吉尔（Sukhwinder Shergill）、保罗·贝斯（Paul Bays）、克里斯·弗里思（Chris Frith）和丹尼尔·沃尔珀特（Daniel Wolpert）所做的实验中，我们可以看到错觉导致升级的类似案例。他们的实验是让参加者将手指放在一根棍子下，然后加力下压，棍子下压的力度可以被精确量度。[202]实验的指示是，实验人甲向实验人乙的手指加力3秒钟，力度以他刚刚从研究人员那里感觉到的强度为准。然后，乙得到同样的指示。甲和乙轮换角色，每个人都向对方施加刚刚感受过的压力。8个回合之后，乙向甲施压的力度是第一轮的18倍。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螺旋上升，因为与他们所感受的压力相比，人们总是低估他们所施加的压力；每一个回合，他们的用力大约增加40%。在现实世界的纠纷中，错觉不是来自触感的误差，而是来自道德感的幻觉，只是两种错误都是螺旋形攀升的。

    在本书的许多章节中，我都提到要感谢利维坦——垄断了合法使用暴力的政府是促成暴力减少的主要原因。仇杀和无政府是孪生兄弟。我们现在知道了利维坦有效性背后的心理学。法律也许是个混账东西，但却是个不偏不倚的混账，它可以超越施暴者或受害者的本位偏差，中立地衡量伤害。虽然肯定有一方对任何裁决都不会满意，但是政府对暴力的垄断一方面制止失败者再做抗争；另一方面，失败者也缺少与中立方进行抗争的意愿，因为他并不是在向对手认输，所以也就没有那么大的热情要重振自己的声望。古罗马正义女神朱斯提提亚（Justitia）有一套自己的行头，它简明扼要地表达了正义背后的逻辑：（1）天平；（2）蒙眼布；（3）剑。

    利维坦使用剑锋实现正义，说到底依靠的还是暴力。我们已经看到，政府的复仇本身可以走多远，比如人道主义革命之前的残酷刑罚和滥用死刑，还有像美国今天的过度监禁。刑事惩罚经常出现不必要的严厉，完全失去了作为一种讲求精确的措施，力求社会伤害总量最小化的目的。问题一部分出在制度设计上。刑事惩罚的基本原理不仅仅是个别威慑、一般威慑和隔离，它也意味着罪有应得，即公民复仇的愿望。[203]即使我们可以肯定一件残暴罪案的作案人永远不会再次犯案，案件也不会成为其他人的榜样，大部分人仍然会觉得“正义必须得到伸张”，此人必须为他造成的痛苦付出代价，也尝尝痛苦的滋味。罪有应得背后的心理动机完全可以一目了然，正如达利和威尔逊观察到的：

    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看，这种几乎是神秘和不可简化的道德律令，是一个具有自适应功能的心理机制的运作结果：通过计算罪与罚确保违规者不能从罪行中获利来实现正义和惩罚。与赎罪、忏悔、神圣正义等有关的宗教秘咒数不胜数，无非都是要将一个俗世的、现实的问题交给高高在上的超然权威：请求上天将恶行的收益降为零，以此阻止自私自利的竞争行为。[204]

    但是，既然这是一条不可简约的律令，我们身在其中挣扎，看不到它的演化机理，人们在生活中量度的正义，很有可能只是大致符合此律令的激励原则。

    心理学家凯文·卡尔史密斯（Kevin Carlsmith）、约翰·达利、保罗·罗宾逊（Paul Robinson）设计了一些假想案例，尝试将威慑从“罪有应得”中区分出来。[205]“罪有应得”必须考虑伤害动机的道德价值。比如同是诈骗所得，一个诈骗犯将所得转化为公司在穷国受剥削的低薪工人，另一个将所得用在自己的奢侈开销上，后者将会得到更严厉的惩罚。相比之下，威慑主要考虑的是惩罚制度的激励结构。假定罪犯预计的犯罪的代价是被抓住的可能性乘以抓住后受到的处罚，那么，越难被发现的犯罪受到的处罚应该越重。出于类似的道理，得到公众关注的罪行，与没有得到关注的罪行相比，受到的处罚也应该越重，因为对公众关注罪行的惩罚具有更高的威慑价值。但让人们置于这些情景，对虚构的犯人量刑时，他们的决定却只考虑“罪有应得”，完全不考虑威慑。邪恶的动机总是得到更严厉的惩罚，而罪行是否难以发现，或者是否受到公众的高度关注，却没有在量刑时产生加重惩罚的效果。

    人道主义革命开始了废除残酷惩罚的过程，当时的功利主义经济学家切萨雷·贝卡里亚提倡司法改革。在他的新制度设计中，刑事司法从让坏人受罪的原始冲动转向更实用的威慑目的。但是卡尔史密斯的实验说明，直到今天，人们仍然没有从完全功利的意义来理解司法制度。不过，我在《白板》一书中说过，即使今天司法实践的动力还是“罪有应得”，但它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威慑的作用，因为如果一个制度过于功利化，犯罪分子就会学习与之博弈。“罪有应得”消除了这种可能性。[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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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精密的司法制度也不可能对公民进行全天候、全方位的监控，能够依赖的只有他们内心的公正和对复仇心的克制。在本书的第3章，我们谈到过加州沙查县的牧场主和农场主如何不惊动警方自己解决纠纷，在这中间，互惠、公议（闲言碎语）、偶发的破坏行动和对微小损失的“忍气吞声”等各项原则都有自己的作用。[207]为什么在有些社会，人们能够不做计较，而在另一些社会，人们却会眼中冒火，脸上发烧，太阳穴上青筋乱跳？诺贝特·埃利亚斯有关文明进程的理论认为，政府司法在引导公民内化自制，约束报复冲动上具有撞击效应。在第2章和第3章中，我们看到政府的平靖措施在减少暴力方面产生巨大效果的很多实例；在下一章中，我们会看到一些实验，说明在一种条件下产生的自制，如何在其他环境中扩展开来。

    第3章还介绍过有一项研究发现，政府的简单存在本身只能将暴力水平从每年十万分之几百的凶杀率降低到十万分之几十。暴力水平进一步降低有赖于其他一些不易辨识的因素，比如人民对政府的合法性和社会契约的认可程度。最新的一项实验也许在实验室捕捉到了这个现象。经济学家贝内迪克特·赫尔曼（Benedikt Herrmann）、克里斯蒂安·尚尼（Christian Th.ni）和西蒙·盖西特（Simon G.chter）让分处在16个国家的大学生参加公共品博弈（参加者向公库交纳一笔资本，资本翻番后再在参与者中分配），一种情况是相互间可以处罚，另一种是相互间不能处罚。[208]研究人员惊恐地发现，在有些国家，很多参加博弈的人惩罚那些慷慨贡献公共品的人，而不惩罚那些小气鬼。这样的行为当然会对团体利益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因为它只能鼓励每个参加者都成为搭便车的人，对公共品的贡献很快枯竭，每个人都是输家。这些参加者之所以做出反社会的惩罚，原因似乎都是过度报复。当一些人因贡献过低而受到惩罚后，他们不是纠正过错，在下一轮博弈时增加贡献（这是这项实验开始在欧美进行时出现的结果），而是惩罚那些在上一轮惩罚他们的人，而这些人多半是利他主义者。

    在一些国家，例如美国、澳大利亚、中国和西欧诸国，受罚的对象能够悔改，而在另一些国家，例如俄国、乌克兰、希腊、沙特阿拉伯和阿曼，受罚的人愤然报复，两类国家之间的区别何在？研究人员就各国的特点进行了一系列多元回归分析，这些特点取自经济统计和国际调研。预测过度报复的主要指标是社会规范：该国人民在多大程度上认为逃避所得税、骗取政府福利、在公交车上逃票不是问题。（社会科学家相信，社会规范是为一个国家带来繁荣的社会资本的主要构成，其重要性超过物质资源。）社会规范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世界银行给每个国家一个法治（Rule of Law）分数，它能反映法庭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保障私人之间的合约，司法系统是否公正，黑市和有组织犯罪的地位，警察的素质，以及发生犯罪和暴力的可能性。在公共品博弈实验中，一个国家的法治基本上预示了该国公民选择反社会复仇的程度：在法治不昌的国家，国民特别容易陷入毁灭性复仇。因为多重变量纠缠在一起，不可能确定哪一个变量是原因，但是结果总是显示，一个体面的利维坦所主持的不偏不倚的司法制度能够促使国民克制冲动，避免卷入共同毁灭的复仇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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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满升级冲动的复仇一定会有一个克制开关。如果没有这样的开关，道德标尺的偏差会让每一个冲突都变成不断升级的血仇，就像我们在手指压力实验中看到的，每个人都在新一轮行动中向对方施加更大的压力。但是，不仅复仇并不是一定要升级，尤其是在法治的文明社会，我们也不应该期望它会升级。合作进化的模型显示，最成功的博弈者在一报还一报的游戏中主动退让，特别是在与其他博弈者同舟共济的时候，他们愿意选择悔改和宽容。

    《超越复仇：宽容本能的演化》（Beyond Revenge: The Evolution of the Forgiveness Instinct）一书的作者，心理学家迈克尔·麦卡洛（Michael McCullough）认为，我们的确有克制复仇的开关。[209]我们见到过，几种灵长类动物可以在打斗后亲吻和修好，至少在有血缘关系、有共同利益或者有共同敌人的群体中会有这样的行为。[210]麦卡洛的研究显示，人类也具有在同样条件下启动宽恕的本能。

    当侵犯者与我们共属一个天然共情圈时，复仇的欲望最容易被调整。我们会原谅亲人和朋友所犯的错误，但其他人犯下同样的错误，我们会认为是不可饶恕的。我们的共情圈可以扩展（这将是下一章的内容），我们的宽恕圈也跟着扩展。

    压制复仇的第二种情况是我们与侵犯者的关系有特殊价值。我们也许不喜欢他们，但是我们已经和他们捆绑在一起，只能设法学会和他们相处。在总统初选阶段，为了赢得党内提名，对手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互相攻击，甚至互相污蔑；他们在电视辩论上的身体语言，毫不掩饰地告诉大家他们彼此憎恶。但是，一旦决出胜负，他们立刻咬住嘴唇，咽下自己的骄傲，团结一致对抗党外的对手。在很多情况下，胜利者会邀请失败者做自己的竞选搭档或者阁员。共同的目标有力量让宿敌和解，20世纪50年代一个著名的实验以极为戏剧性的方式证实了这种力量。在一个名为“罗伯茨山洞”的夏令营，男孩子被分成几个小组，自己发动战争，交战历时数周，包括进攻和反击，使用的武器有一定的危险性，例如装在袜子里的石头。[211]接着，心理学家安排了一些“意外”，迫使男孩子放弃争斗，共同工作，例如修复营地的供水管道和将校车拖出烂泥坑。男孩子达成停火，克制了敌意，有些男孩子甚至和敌对阵营的人成了朋友。

    第三种让我们克制复仇心的情况是原来的侵犯者不再构成威胁。无论你的宽容心多么强烈或者有几多温情，在一个曾经伤害过你的人还能继续制造伤害的时候，没有人能够放下武器。如果伤人者想消除你的愤怒，再次赢得你的善意，他必须向你证明他不再有伤害你的念头了。他也许开始会说，原来的伤害是特定环境中的不幸产物，现在那种环境已然不复存在。也就是说，当时的行动不是有意的，或者是无法避免的，或者伤害是意料之外的。决非偶然，这些借口恰恰是对别人造成伤害的人真正相信的，此乃道德标尺的偏差的一端。如果这个借口说服力不够，他会接受你的解释，即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对你的痛苦表示同情，赔偿所造成的损失，发誓赌咒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研究证明，这些战术确实可以平息受害人的怒气。

    道歉的问题在于它可以是一文不值的假话。一个虚情假意的道歉，目的只是想避免报复，反而可能勾起受害人的怒火，不如什么都不说。受害的一方需要窥测施害一方的灵魂，看看是否还有任何再次施害的企图。真正能让人重新做人的是羞耻、愧疚和尴尬这些自我意识情感。[212]施害者的问题是如何表达这些情感。所有信号系统都要面对这样的问题，让一个信号可信的方式是让它具有相当的成本。当一个处于从属地位的灵长类动物要安抚一个首领的时候，它会让自己缩头缩脑，避免和首领对视，并且暴露出身体的脆弱部位。对人类而言，与之相当的姿态是奉承、卑躬屈膝、点头哈腰。我们的自主神经系统作为一个下意识的回路，控制着我们的血流、肌张力和腺体的活动，因此它也控制着我们身体上最易被观察的部分。带着脸红、结巴和眼泪的道歉总是比平淡、冷静和有节制的道歉显得更真诚。道歉时的痛哭流涕和涨红的脸特别有感染力，它让人觉得悔过不仅是一种表达，而且是发自内心的表达，这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情感表达人知道旁观者了解他的情感状态，旁观者也知道情感表达人对其情感状态有所了解，以此类推。共同认知消除了自我欺骗：有罪的一方不再否认令人不快的事实。[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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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卡洛认为，我们克制复仇的因子可以补充司法制度的不足，成为减少社会冲突的一条路径；因为法院系统不仅开支巨大，效率低下，不能满足受害人的需要，而且其本身就是暴力的工具，所以克制复仇具有巨大的潜在收益。许多社区都开始实施修复性正义（restorative justice）项目，有时作为对司法的补充，有时甚至完全替代司法。通常的做法是，施害者和受害人在各自的朋友或家人的陪同下，与辅导顾问一起座谈，辅导让受害者有机会陈述他们的痛苦和愤怒，也让施害者有机会真诚忏悔，并提出对受害者的补偿。听起来这好像是针对家庭主妇的日间电视节目，但它至少让一部分心生悔悟的施害者走上正途，同时还补偿了受害者，并且避免了将案件卷进庞大迟缓的司法机器。

    在国际舞台上，过去二十多年来，我们不断见到有政治家为本国政府的罪行公开道歉。政治学家格雷厄姆·多兹（Graham Dodds）整理了囊括数百年的“一个相当全面的重要政治道歉编年目录”。他的目录开始于1077年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向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就政教纠纷道歉，皇帝本人赤脚在雪地里站立三天”。[214]此后，历史等待了六百多年才见到另一次政治道歉。1711年，马萨诸塞向萨勒姆驱巫审判的受害者家庭道歉。20世纪的第一个道歉来自德国，德国在1919年的《凡尔赛合约》中承认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只是这个道歉也许不能作为鼓吹道歉的合适案例。但最近20年的一连串道歉的确标志着各国自我展示的新时代。有史以来，各国领导人第一次将历史事实与国际和解置于国家一贯正确的面子之上。1984年，日本裕仁天皇对到访的韩国总统说：“本世纪有过一个不幸的时期，实在令人遗憾。”这算是日本对侵略韩国所做的道歉。此后其他日本领导人不断做出更加坦白的道歉。在这一时期，德国为纳粹集中营道歉，美国为拘押美国日裔道歉，苏联为“二战”期间杀害波兰俘虏道歉，英国向爱尔兰人、印度人和毛利人道歉，以及梵蒂冈为它在宗教战争、迫害犹太人、奴隶贸易和压迫妇女方面扮演的不光彩角色道歉。图8-6显示政治道歉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标志。

    人类社交节目单上的道歉和其他和解姿态真的能够打破复仇的循环吗？政治学家威廉·朗（William Long）和彼得·布莱克在他们2003年的著作《战争与和解：冲突解决的理性和情感》（War and Reconciliation: Reason and Emotion in Conflict Resolution）中回答了这个问题。布莱克就是主持整理《冲突目录》的学者，本书第5章的内容大量仰赖这部目录提供的资料。他和朗这次也是用数字回答问题。他们研究了114对在1888—1991年有过国家间战争的国家，外加430场内战。然后，他们研究了和解活动——将交战双方领导人带到一起的庆典或仪式，再比较和解活动前后几十年中军事争议（包括武力威胁和战斗）的数量，观察庆典和仪式是否产生任何影响。他们提出假说，同时使用理性人理论和进化心理学解释他们的发现。

    图8-6 1900—2004年政治家和宗教领袖的道歉

    资料来源：多兹，2003年b，以及多兹，2005年。

    对国际纠纷而言，情感姿态没有任何作用。朗和布莱克找出21个国际和解活动，比较了那些明显让敌对双方冷静下来的案例和那些敌对双方一如既往继续对抗的案例。显然，成功不取决于象征性的姿态，而是取决于发出代价更高昂的信号。一方或者双方的国家领导人做出出人意料的、自愿的、冒险的、易受攻击的且不可撤销的和平举动，向对方明确表示他不准备继续对抗。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1977年在以色列议会发表的演讲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他的姿态让人们震惊，毫无疑问，其代价极其高昂，萨达特为此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但是，他的演讲促使了一项和平条约的签署，该条约至今仍然有效。当时几乎没有什么亲热的仪式，现在两国关系并不好，但是它们保持了和平。朗和布莱克说，有些时候，那些厮杀了几个世纪的宿敌可以成为好朋友——英国和法国，英国和美国，德国和波兰，德国和法国——但是，这样的和好是几十年和平共存的结果，而不是某个和解姿态的直接产物。

    前面说过，宽恕心理在施害者和受害人有亲缘关系、朋友关系、同盟关系或者相互依赖的时候最能发挥作用。所以，不必奇怪，在国际冲突中没有意义的和解姿态，在结束内战方面却有自己的作用。毕竟，内战的双方同处一道国境之内，国旗和足球队给了他们某种想象上的联盟。事实上，两者之间的联结可能还要深厚。他们很可能有共同的语言或者宗教信仰，是同事，甚至是姻亲。在很多叛乱和军阀混战中，挑战者实际上就是子侄和邻里的孩子；有些社区如果还想继续存在，就不得不欢迎那些对自己犯过暴行的人回头。将人们联结在一起的各种关系网可以为道歉或和解姿态铺平道路。与促使两国之间和平的机制，例如代价高昂的善意信号相比，这些和解姿态之所以更有效，是因为内战中的双方是无法彻底切割的实体，他们之间没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权威声音，不可能在不惊动他人的情况下单纯地交换信息，而一方在提案被拒绝后也很难若无其事地坚持己见。

    朗和布莱克研究了自1957年以来发生的11个象征结束内战的和解活动，其中有7个（64%）没有再次出现暴力。下面的数字给人的印象更加深刻：在没有经历任何和解活动的冲突事件中，只有9%达到了暴力的终结。他们发现，成功的共同条件既不是完美的公正，也不是完全没有公正，而是在一套和解仪式之下实现象征性的和不完全的公正。就像一个大嗓门附近有一个麦克风，它能放大自己的输出，制造刺耳的号叫，报复性的正义将人们带回施害者制造的新创伤，这很可能激起双方螺旋上升的复仇欲望。相反，就像控制增益可以消除麦克风本身产生的反馈一样，如果控制报复性正义的严厉程度，就可以打破派系暴力的循环。在发生内战冲突之后，抑制寻求正义的渴望是关键所在，不仅警察和监狱系统这样的司法机构本身非常脆弱，而且它们本身也是施害者的主要组成部分。

    南非的和解过程是内部冲突和解的典范。援用科萨人的兄弟（ubuntu）概念，尼尔森·曼德拉和德斯蒙德·图图（Desmond Tutu）确立了修复性司法，而不是报复性司法，用以愈合种族隔离统治下数十年的暴力压迫和反抗给南非造成的创伤。正如权利革命的各种策略，曼德拉和图图的修复性正义既得自非暴力解决冲突的思想库，又是对此思想库的新贡献。朗和布莱克发现，莫桑比克、阿根廷、智利、乌拉圭和萨尔瓦多的国内和平都得益于类似的项目。他们认为，这剂验方有四种主要成分。

    第一，开始是一轮彻底的揭露和承认伤害的事实。这也许是以组织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形式，施害者公开坦白他们的罪行；也可以是组织全国真相调查委员会，公开发布官方的正式报告。这些机制的作用直接针对人们产生道德标尺的偏差的自利心理。虽然揭露真相不会流血，但它要求忏悔方做出痛苦的感情牺牲，他们要感到羞耻和愧疚的煎熬，无条件地放弃他们的道德武器——自认清白。有些犯罪虽然大家心里知道，但是很少有人公开谈论；有些犯罪却是“众所周知”的话题，两者在人们心理上有着巨大的差距。如同脸红和眼泪让道歉容易被接受一样，公开认错可以改变对立团体之间的关系。

    成功和解的第二个内容是重新明确人们的社会身份。人们根据认同重新定义社会集团。社会中曾长期受到欺辱的人也许成为领导者。叛军成为政客、官僚或者生意人。军人向国家交出权力，并成为国家的守护者。

    第三个内容最为重要：不彻底的正义。一个社会必须在清算过去的违规时给出界限，在起诉凶残的首犯和某些卑鄙的打手的同时实行大规模的特赦。即使是对这些首犯和打手，惩罚也是采取针对其名誉和特权的形式，而不是血债血偿。至于可能的赔偿，则以精神安慰为主，经济意义为辅。朗和布莱克对此评论说：

    除了莫桑比克之外，在每一个成功的和解中，正义必得伸张，但从来都不是完全彻底的伸张。这一事实也许是悲哀的，从某种法律或道德的角度看，它甚至是悲剧性的，但是，它符合重建社会秩序的要求，因为新的社会秩序以宽恕为前提。在所有成功的和解案例中，修复性正义都不可能回避，但又不可能充分实现……无论这种情况多么令人不满，人们还是能够接受以社会和平为名实行的大赦，尽管大赦可能保护了相当程度的非正义。[215]

    换句话说，我们要撕掉“如果你想要和平，请追求正义”的车贴，换上乔舒亚·戈尔茨坦的名言：“如果你想要和平，请追求和平。”[216]

    最后，敌对双方必须通过言辞的和非言辞的表达，表示自己对新关系的承诺。朗和布莱克观察到，“立法机构郑重通过决议，交战双方的首脑签署合约并互相拥抱，人们矗立起与悲剧有关的雕像和纪念碑，重写教科书，诸如此类大大小小的各种举动，都是要强调一个观念，就是过去已经过去，未来充满希望”。[217]

    在很多人看来，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冲突是最可怕的冤冤相报。即使最最天真乐观的人也不敢说知道如何解决巴以问题。但是，以色列小说家阿摩司·奥兹（Amos Oz）对解决纷争的想象得到了“和解应用心理学”的支持：

    悲剧只有两种终结方式：一是莎士比亚式，一是契诃夫式。莎士比亚式的悲剧结束时，尽管天空上也许盘旋着某种正义，舞台上却已经横七竖八地躺满了尸体。与之相反的是契诃夫式的悲剧，结尾时每一个人都感到幻灭、苦涩、心碎、失望、精疲力竭，但是都还活着。对于巴以悲剧，我想要一个契诃夫式的结局，而不是莎士比亚式的。[218]

    施虐狂

    很难说人类的暴行中哪一种是最残暴的——可以选择的种类实在太多了，但是，如果说种族大屠杀是以数量取胜，施虐狂可能就是“质量”取胜。毫无缘由地蓄意制造痛苦，目的只是享受他人遭受苦难，这不仅在道德上是荒谬的，而且是理智难以理解的，因为从受害人的痛楚中，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种群的繁衍，施虐者得不到任何好处。与很多其他罪孽不同，人们喜欢幻想某些有罪的愉悦，但纯粹的施虐却不是大多数人能够享受的东西——很少有人会想去观赏一只猫被活活烧死。但是，无论在人类过去的历史上还是当今世界里，施虐的恶行屡见不鲜，至少在下面五种情况中，我们能够看见它们的记录。

    工具暴力能转变为虐待。酷刑可以威胁政敌，但为了威胁的有效性，至少偶尔要真正施用一番。酷刑还可以用来从嫌疑犯或政敌嘴里获取情报。许多警察和国家安全机构都使用某种程度的酷刑，它们被委婉地称为“第三级待遇”、“中度肉体压力”和“强化审讯”，这些手段有时确有收效。[219]自边沁以来的道德哲学家已经表示，在理论上，酷刑甚至是符合正义的，比如定时炸弹即将在一个未知的地点爆炸，导致众多无辜百姓死伤，刑讯可以迫使罪犯供出炸弹的放置地点。[220]

    但是，反对酷刑的观点很多，其中之一是它不会仅仅满足作为一件工具。实施酷刑的人很快就会忘乎所以。他们在受害人身上施加的酷刑之惨重，受害人或者为了让他们停止行刑，说出任何他们想要听的话；或者被折磨得失去知觉，不能做任何回应。[221]受刑人经常死亡，让获取口供的意图化为泡影。而美军士兵在阿布格莱布（Abu Ghraib）监狱虐待伊拉克战俘之类的案例，完全没有任何实际目的；对容许发生这种事件的国家来说，这是战略性的灾难；它制造敌人，疏远朋友。

    施虐的第二种常见的情况是刑事和宗教惩罚。这里又要提到酷刑的工具性动机，即以刑罚的痛苦抵消罪犯的犯罪所得，以此阻止新的犯罪。贝卡里亚和其他启蒙时代的司法改革家已经指出，处罚不一定严厉，而应该可靠，可靠的处罚一样具有威慑的效果。死刑足以惩罚死罪，但是在过去，处死罪犯之前还有漫长的酷刑折磨。事实上，极刑和执行极刑的手段已经变成为了残忍而残忍。

    自娱也可能成为施虐的动机，比如古罗马的斗兽场，还有斗熊和烧猫比赛。塔奇曼提到过，中世纪的法国城镇有时候会向其他城镇购买被判刑的犯人，然后在自己的城镇里公开行刑，以此娱乐本地居民。[222]

    士兵、暴乱分子、民兵，尤其是那些刚刚经历过恐惧和恶战的军人的烧杀劫掠，一般都伴随有残暴的施虐和肢体残害，兰德尔·柯林斯称之为“前行性恐慌”。此类暴行见于大屠杀、种族清洗、警察暴力和战争中溃败的士兵，包括部族战争中溃散的战士。

    最后是系列杀人犯，这些人为了性满足而跟踪、绑架、虐待、肢解和杀死受害人的变态狂。像泰德·邦迪（Ted Bundy）、约翰·韦恩·盖西（John Wayne Gacy）和杰弗里·达默（Jeffrey Dahmer）这样的系列杀人犯与一般的大屠杀凶手不同。[223]杀人狂中有一些是滥杀，比如愤怒的邮局职员为了报复羞辱和证明自己的能力，在自杀之前尽可能多地杀人。杀人狂中还有一种是连环杀人，比如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狙击杀手约翰·穆罕默德，他的复仇活动长达数周。但是，系列杀人犯的动机是施虐，让他们兴奋的是受害人感受痛苦和慢慢死亡的画面，他们要亲手折磨、肢解受害人的身体，还要分尸，挖出脏器。看到哈罗德·谢克特的权威资料《系列杀人犯档案》（The Serial Killers Files）中的一些描述，那些最熟知人类暴行的人也不免要心惊肉跳。

    摇滚歌曲、电视剧和好莱坞大片都不乏臭名昭著的系列杀人犯故事，但是，真实的系列杀人犯是很罕见的。犯罪学家詹姆斯·艾伦·福克斯和杰克·莱文（Jack Levin）说过：“研究系列杀人犯的学者人数很可能多于系列杀人犯。”[224]同我们在本书中研究的所有其他暴力种类一样，这样很小数量的犯罪也在减少。20世纪80年代，系列杀人犯成为公众瞩目的话题，总共有大约200名已知的系列杀人魔头，每年受害人约为70名。而到90年代，系列杀人犯有141人，进入21世纪后的10年内，只有61人。[225]这些数字很可能不是全部（因为很多系列杀人犯谋杀离家出走的孩子、妓女、流浪汉和其他失踪后无人报告的人），但是无论以何种方式统计，美国至多有二三十名系列杀人犯同时在活动。在美国每年1.7万起凶杀案中，能够算在他们头上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226]

    系列杀人犯不是什么新事物。大多数人认为系列杀人犯是我们病态社会的产物，但谢克特证明，与这一观点相反，系列杀人狂散布在数千年人类历史的各个时期。卡利古拉、尼禄、蓝胡子（其原型应该是15世纪的骑士吉尔斯·德·莱斯）、穿刺王伏勒德、开膛手杰克是其中最著名的典型。有学者认为，传说中的狼人、强盗新郎和魔鬼理发师背后也许都有一个系列杀人犯的真实故事。在虐待杀戮中唯一新颖的是对这一行为动机的命名“施虐狂”（Sadism），它正是来自有史以来最臭名昭著的系列虐待狂萨德侯爵（Marquis de Sade）。几个世纪之前，系列杀人狂被叫作“杀人恶魔”“嗜血魔头”“人型妖怪”或者“道德败坏的疯子”。

    虽然历史上手段花哨的系列杀人狂数量有限，但是宗教审判中的裁判官、战争中烧杀劫掠的军人、公开行刑和血腥竞赛的围观者，还有古罗马斗兽场内的观众，他们展现的虐待狂热却绝非罕见。我们看不到任何证据证明系列杀人狂的这种嗜好是因为某种遗传基因、脑瘤压迫或者童年性侵和虐待。[227]（其中相当一部分虐待狂确实是儿童性骚扰和暴力虐待的受害者，但这样的受害者有成百上千万，他们都没有成为系列杀人犯。）所以，完全可以说，理解了导致系列杀人狂的原因，也就能理解导致普通人产生虐待快感的原因。但是，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这种最难以理解的暴力形式呢？

    * * *

    虐待狂的发展需要两个前提：一是享受其他人痛苦的愿望，二是无视一切原本限制人们施虐的制约。

    虽然承认这一点很痛苦，但是人性中至少具备四种动机，让人从他人的痛苦中得到满足。一是对生命脆弱性的病态好奇，说明这个现象的最好词语应该是“死亡”（macabre）。男孩子就是怀着这样的心理揪下蚂蚱的大腿，用放大镜烧死蚂蚁。成年人也是怀着这样的心理伸长脖子张望车祸现场——这个毛病可以制造数英里长的交通阻塞，以及不惜花费有限的收入，付费阅读和观看残忍的娱乐书籍与节目。最终的动机可能是获得一种对生命世界，包括对我们自己的安全有所把握的感觉。窥视死亡隐含的教训是“那个方向盘和那个没有上锁的前门！这种事情完全可能发生在我自己身上”。[228]

    希望看到他人痛苦的另一个原因是优势感。看见有权势的人垮台可以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尤其是这些人曾经是给你制造痛苦的人。而当人们向下鄙视他人，而不是向上仰望的时候，知道自己具有统治他人的力量总是令人感到宽慰。对他人具有统治力的终极形式就是能够随意令他们感到痛苦。[229]

    今天，神经科学家会把人放在核磁波下观察人类的各种体验。据我所知，至今还没有人用核磁扫描研究过虐待狂。最近的一项研究涉及施虐的淡化版——幸灾乐祸。[230]实验对象是核磁共振成像仪下的日本男生。研究人员告诉这些男生想象自己是这样一个人：他期望得到一份跨国信息技术公司的工作，但学习成绩一般，工作面试一塌糊涂，在网球俱乐部当替补队员坐冷板凳，最后只能在零售店找一份低薪工作，住在一个狭窄的出租公寓里，连个女朋友也找不到。在校友重聚时，他遇到了一个过去的同学。这个同学在跨国公司里工作，拥有自己的豪华公寓，还有一辆拉风的时髦跑车，上法国餐馆用餐，收藏名表，周末乘飞机度假，“下班后有大把的机会找女孩子”。研究人员还要求参加实验的学生想象见到另外两个同学，一个是成功人士，另外一个不算成功——和日本研究人员设想的一样，这两个同学没有引起男生的任何嫉妒心，因为这两人是女生。参加实验的男生仍然想象自己是个失败者，接着，他读了一连串他所嫉妒的成功男同学的倒霉事：这个同学被诬陷考试作弊，成为被恶意造谣的对象，他的女朋友另有所爱，他的公司陷入财务危机，他的奖金数额很小，他的车出了故障，他的名表被偷，他的公寓大楼被人涂鸦，他在法国餐馆食物中毒，他的度假计划因台风被取消。研究人员可以清清楚楚地读出男生脑子里涌动的欢喜。当男生（虽然没有威胁性的女生不在此列）读到虚构的幸运儿遭遇不幸事件时，他们的纹状体——决定需求和偏好的寻求回路的构成部分开始发亮，亮得就像夜晚东京的繁华大道。而女生在看到一位令人嫉恨的女性对手倒霉的时候，大脑也出现同样的状况。

    施虐的第三个动机是复仇，或者是复仇的第三方无害版，即所谓的公道。道德性惩罚的全部要点在于要让罪犯为所犯之罪受苦，我们也知道复仇的滋味甘甜如蜜。报复可以实实在在地关闭大脑（至少是男性大脑）的共情功能，而只有当复仇者知道被报复的人明白自己所遭受到痛苦是作恶的报应时，复仇才是最完美的。[231]对复仇者来说，还有什么比亲手施虐更能让对方知道是何人在报仇呢？

    最后一种施虐的情况是性虐狂。施虐行为本身不是常规的性虐待，在沉溺于S&M（施虐-受虐）的人当中，倾向受虐的人数远远多于施虐的人数；但是，在色情活动中经常能见到一定程度的男性的性支配和下流因素，原因也许是因为男性的欲火通常是盲目燃烧，而女性在性事上则比较挑剔。[232]大脑中控制性行为和侵犯行为的回路在大脑的边缘系统（limbic system）内交织在一起，并且都对睾丸素产生反应。[233]

    男子的侵略性中包含着性因素。在对士兵所做的访谈中，很多人都使用典型的色情字眼描述战事。一位越战的老兵说：“对有些人来说，握着一杆枪就像是永久的勃起。每一次扣动扳机，都是完成一次性活动。”[234]另一位老兵对此表示同意，说：“这就是……一种能够夺走5条生命的不可思议的力量感……我想到能用来形容它的词就是射精。你得到一种不可思议的解脱感，你知道，就是 ‘我干成了这件事’。”[235]有组织的酷刑经常同样有发泄性欲的成分。记载中的很多基督教女烈士被割掉性器官，而在中世纪的基督教王国内，酷刑的刑具总是指向女性身体的性敏感部位。[236]正如早先的殉教史，后来的恐怖娱乐，例如在巴黎大木偶剧场里的通俗剧场景里，或者刊载“真实犯罪”的小报上，经常描写女主人公被性虐和肢解的情节。[237]而在警察国家，政府执行的酷刑经常是满足施刑人性欲的工具。劳埃德·德莫斯记录过一个纳粹集中营幸存者的证言：

    在实施鞭刑时，集中营党卫军军官就站在鞭刑架旁边……他的脸因淫荡的兴奋而涨得通红。他的双手深深地插进裤兜内，很显然，他一直在进行手淫……曾经有过三十多次类似的场景，我亲眼见证了集中营党卫军军官在实施鞭刑的时候手淫。[238]

    系列杀人狂有男有女，如果系列杀人狂代表了一种对粗暴性行为的极端偏好，其中的性别差异应该能够给我们某些启发。谢克特对那些自封的“罪犯性格分析师”和“心灵猎手”深怀戒心，例如《沉默的羔羊》中的人物杰克·克劳福德，但是谢克特承认，从系列杀人狂的作案方式可以推出一个特点：“当警察发现一具尸体，喉咙被割断，胸腔被打开，内脏被掏出，生殖器被切除，他们立刻会判断说：罪犯是男性。”[239]不是说女孩子不会成为系列杀手，谢克特的记录中就有几例黑寡妇和死亡天使的故事，但是女性杀手的游戏方式非常不同。谢克特的解释是：

    在男性系列杀人狂的暴力行为——阴茎式的进犯性、插入性、贪婪性和（通常都是在陌生人身体上得到满足的）无歧视性，与男性的典型性行为之间，存在着不容忽视的相似之处。为此，不妨将施虐狂式的残害—谋杀看作男性正常性行为的古怪变体……

    女性精神变态在邪恶上与男同胞相比毫不逊色。但是，粗暴的插入不会让她们感到激动。她们的兴奋点不在用阴茎状物体侵入陌生人的身体，而是来自对亲昵和温情的变态模仿和残忍扭曲。比如，向信任她的病人或者向睡眠中的孩子嘴里喂毒药。简而言之，让她们兴奋的是温柔地将朋友、家人和依赖她们的人变成尸体——以养育的手法将他们送向死亡。[240]

    * * *

    可供施虐的资源如此之多，为什么施虐狂又是如此之少呢？显然，人类的头脑里有一些安全栓防止伤害他人，只有在这些安全栓失灵的时候，施虐狂才会冒出头来。

    第一道安全栓是共情。如果人们能够感觉他人的痛苦，伤害他人的感觉就会像是伤害自己。发生施虐的时候，往往也是受害者被妖魔化或非人化——被排斥在共情圈之外的时候。但是，正如我在前面提到过（而且我将在下一章继续展开），要共情成为克制侵犯的离合器，仅仅养成站在他人立场思考的习惯是不够的。比如，在如何更好地折磨受害人方面，施虐狂经常有着独创性的变态直觉。共情反应必须意味着将自己的幸福与他人的幸福看齐，而这种能力更多的是“同情”或“悲悯”。鲍迈斯特指出，还有一种情感能够触动同情达到自制，那就是“负疚”。他说，负疚的对象不一定是既成事实。我们的很多愧疚是一种期待性的情感——我们约束自己不去从事某些在将来会感到难过的行动。[241]

    下一道防范施虐的安全栓是文化禁忌：不论一个人是否能够因同情而克制自己的行为，在当今世界，人们都相信故意伤害他人不是一个选择。《世界人权公约》和1949年的《日内瓦公约》都明确禁止使用酷刑。[242]与将酷刑视作大众娱乐的古代、中世纪和近代社会不同，今天的政府只能偷偷摸摸地使用酷刑，毫无例外，这说明此禁忌已经被广泛接受——尽管和其他各种禁忌一样，有些时候它只是一块虚伪的遮羞布。针对禁忌的伪善问题，法学家艾伦·德肖维茨（Alan Dershowitz）在2001年提出了一套旨在消除民主国家暗地里使用酷刑的法律制度设计。[243]他建议，当出现定时炸弹的时候，警方要想撬开嫌疑犯的嘴巴，获取拯救民众生命的宝贵信息，必须先从一位公正的法官手里拿到许可；除此之外，严禁一切刑讯逼供。但是，德肖维茨的设计却激起公众愤怒的抗议。对禁忌进行审查本身就是违反了禁忌，德肖维茨被人误解为是在提倡酷刑，而不是在试图限制它。[244]有些批评认为，禁忌自有其功能。他们说，如果遇到定时炸弹，最好的权宜之计是秘密刑讯逼供，无论如何不应将酷刑作为一种常规选项，因为它很可能被滥用到其他场合，不仅会被用来对付现实的威胁，甚至会被用来对付想象中的威胁。[245]

    反对酷刑的最强有力的原因可能还是我们对伤害他人的生理反感。大多数灵长类动物都对同伴痛苦的尖叫感到痛苦。将猴子放在不断听见同伴遭受电击发出尖叫声的环境中，它们会停止进食。[246]紧张和压抑所说明的不是猴子有多高的道德标准，而是说明它对同伴的处境感到恐惧。（这可能也是对同伙发出的外部威胁警告的一种反应。）[247]在著名的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实验中，参加者遵照指示，对行骗的同伴进行电击。他们在听到电击引起的叫喊声时，都显出不安的表情。[248]甚至在回答道德哲学的经典假说“失控车厢选择”时，当人们想到要将一个胖子扔下铁轨挡住滑轨的车厢，便纷纷退缩了，尽管他们知道这样做会挽救5条人命。[249]

    现实中亲手实施暴行的人的证言与实验研究的结果相一致。我们已经知道，人类不是生来就乐于享受对他人肉体的攻击。战场上的士兵很可能手指发僵，不敢扣动扳机。[250]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布朗宁（Christopher Browning）对纳粹预备役军人做过访谈，这些军人都曾经接受命令近距离射杀犹太人。访谈显示，这些军人对自己的暴行的最初反应都是生理上的反感。[251]与我们的想象不同，这些人对他们第一次杀人的记忆没有多少道德色彩——既没有对自己的行为感到负疚，也没有寻找理由减轻自己的罪责。相反，他们却都记得受害人的尖叫、飞溅的血肉和近距离射杀的心理直感如何让他们翻肠倒胃。鲍迈斯特对这些证言的总结是：“发生大规模谋杀的第一天，刽子手不会想到反省自己的良知，他们所想的就是呕吐。”[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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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性对施虐狂有所防范，但也一定有所疏漏，否则就不会有施虐狂存在了。我们见到的最残忍的疏漏发生在人暴怒的时候，击溃敌人的宝贵机会转瞬即逝，必须毫不犹豫地抓住它，这时对亲手制造伤害的任何反感都不存在了。而最复杂的疏漏则发生在我们的意念世界，人们会暂时悬置任何疑惑，让自己沉浸在施虐的想象中。我们大脑的一部分让我们放松自己，进入虚拟的施虐情节，而另一部分提醒我们，这些都是假想的，因此我们的克制不会毁了我们的快感。[253]

    精神变态者的问题是他们终生关闭了对施虐心态的克制。他们大脑中杏仁核和眶额皮层对压抑的信号反应迟钝，此外，他们对他人的利益完全没有同情心。[254]所有的系列杀人狂都是精神变态。经历过政府残酷刑讯和惩罚的幸存者经常回忆说，看守中有些人格外残忍，可以肯定这些人是精神变态者。[255]但是，大多数精神变态者不是系列杀人狂，甚至也不是施虐狂，而在某些环境中，比如中世纪的欧洲，公众观赏残忍的酷刑，几乎每个人都热衷于变态的施虐。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找出导致人们以制造他人的痛苦为快乐的路径，而且有些人比另外一些人更容易走上这条邪路。

    施虐变态是一种后天获得性的品质。[256]政府雇用的施刑者，例如警察审讯员和监狱守卫的职业轨迹与人们的直觉完全相反。人们一般认为，新手为了得到更多口供而过度用刑，老手则因手法娴熟无须制造太多的痛苦。但事实却是老手会毫无必要地折磨犯人。他们知道怎么从中获得享受。其他类型的施虐狂也是后天培育而成的。大部分性虐狂在最初使用鞭子和锁链的时候，是为了满足数量更多的受虐狂，只是逐渐地，他们自己开始从中得到施虐的享受。系列杀人狂在第一次杀人的时候，也是充满惊恐、厌恶和失望；他们会发现，整个体验并没有带来想象中的兴奋感。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胃口越来越大；他们发现下一次杀人总是更轻松、更愉快，于是不断加大残忍的程度来满足自己，直到成瘾。不难想象，像中世纪欧洲那样公开和经常的酷刑与死刑处决，培养了整个社会对施虐的承受力。

    经常能听到一种说法，人们对暴力会变得越来越麻木，但是当人们获得虐待快感的时候，却没有变得更麻木。久居鲍肆之人，最后确实会变得不闻其臭，但对别人的痛苦，他们却不会因为见得多而变得没有感受。施虐狂从他人的痛苦中获得快感，杀人对系列杀人狂来说绝对是一种嗜好。[257]

    鲍迈斯特对施虐变态的获得性做过解释，他使用了心理学家理查德·所罗门（Richard Solomon）基于色觉比喻的动机理论。[258]所罗门认为，情感是成对发生的，正如颜色是成对的互补色。戴上玫瑰色的眼镜看世界，玫瑰的色彩会渐渐消失，世界从粉红色回到中性，但当摘掉眼镜之后，在短时间内，世界看起来是绿绿的。这是因为当时我们的色觉系统内红色（或者准确地说较长光波）和绿色（中光波）之间处于相互较量的状态，我们对中性的白色和灰色的视觉受到这种较量的影响。如果感应红色的神经细胞长时间过于活跃，它们逐渐习惯并开始放松，视觉中的玫瑰色就会慢慢褪去。如果我们这时摘掉色镜，感应红色和感应绿色的神经细胞同时受到刺激，但感应红色的神经细胞已经麻木了，而感应绿色的神经细胞工作正常。所以，绿色在较量中获胜，我们看到的整个世界都是绿莹莹的。

    所罗门认为，就像我们对色彩的感受，两个对抗的感觉之间的平衡保证了我们情感状态的稳定。恐惧与安慰，愉悦与压抑，饥饿与餍足都是相互平衡的感觉。相反的两种情感和互补的两个颜色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们如何随着体验而变化。就对抗的情感而言，一个人最初的反应随着时间而弱化，平衡冲动的能力越来越强。随着体验的不断重复，对情绪反弹的感受比对情绪本身的感受更敏感。蹦极的第一跳总令人感到恐惧，猛然减速又令人激动不已，接着是一个短暂的间歇，让人感到宁静的愉悦。但随着不断重复的碰跳，对结果的确信感越来越强烈，恐惧的时间越来越短，快乐到来的时间越来越早。如果说，快感的高峰是在从恐慌突然转换到宽慰的那一刻，那么，逐渐减弱的恐慌感也减弱了因解脱恐慌而产生的快乐感。要想得到同样的快感，蹦极者只能不断增加危险程度。很多第一次积极体验都有类似作用—反作用的动态过程。第一次使用海洛因让人感到愉快，而戒断反应不会很强烈。但对已经是瘾君子的人来说，愉快的程度越来越低，戒断反应不仅来得快，而且也更难受，直到避免戒断反应的愿望压倒追求愉快的冲动。

    鲍迈斯特认为，施虐狂具有同样的发展过程。[259]侵犯者对自己制造的痛苦先是感到厌恶，但这种不适应为时不久，一种逐渐明确的、越来越强有力的反向情感将他带回淡然处之的状态。随着残暴行为不断重复，再来一次的动机越来越强，最后彻底消除了早先的厌恶感。逐渐地，整个施虐的过程从头到尾都充满了享受和愉快，最后成为迫不及待的渴望。按照鲍迈斯特的说法，快感还在后面。

    情绪相对过程理论（opponent-process theory）本身非常粗糙。比如，据此理论，人们会敲打自己的脑壳，因为一旦住手会得到一种快感。显然，不是所有的体验都受作用和反作用之间张力的支配，也不是所有的体验都具有先逐渐弱化再逐渐强化的过程。一定存在某种厌恶性体验，让人们特别愿意享受克服它的快感。心理学家保罗·罗金定义了一种获得性品位综合征，被称为“良性自虐”（benign masochism）。[260]这些自相矛盾的快感包括人们喜爱食用辣椒、重味刺鼻的干酪、干葡萄酒，以及从事一些极端形式的体验，例如桑拿、跳伞、赛车和攀岩。所有这些都是成年人的品位，新手必须先克服最初的痛苦、厌恶或者恐惧，最后成为鉴赏家。而培养这些品位都需要将自己刻意暴露在剂量不断增加的刺激源下。它们之间的共同点是附带有潜在高风险（中毒、暴露和事故）的潜在高收益（营养、医疗、速度、对新环境的认识）。获得这些品位的快感就是公开挑战极限的快感：一步一步地试探一个人到底能在避免发生灾难的同时达到什么样的高度，承受什么样的温度、强度和速度。个人体验的空间受到内在恐惧和谨慎的限制，而良性自虐的最大成就是拓展了这个空间。良性自虐往往会超出它最初的征服动机。所罗门和鲍迈斯特指出，克服反感的过程可能反应过度，其结果是产生欲求和上瘾。就施虐而言，潜在的收益是控制、复仇和满足性欲，潜在的危险是受到受害人或受害人盟友的报复。施虐狂确实能成为鉴赏家——中世纪欧洲的刑具，警察局的审讯中心，还有系列杀人犯的巢穴都具备某种残忍的精致。在有些情况下，他们也都对施虐成瘾。

    施虐变态是后天获得性品格这一事实，既让人恐惧，也给人希望。作为大脑中动机系统铺垫的一条通道，在某些个人、保安和某些特殊人群中，施虐是永久的危险，这些人有能力主动出击，而且可以秘密行事。但是，因为它只能是获得性的，如果这条通道上的头几步被阻断，通道的其余部分被暴露在阳光下，通向施虐狂的道路也就被关闭了。

    意识形态

    人类中的个体从来不缺少动用暴力的自私动机。但是，历史上那些尸横遍野杀人如麻的暴力记录都发生在这样一种情形下——大量的人追捧一种意识形态。像捕食或工具暴力一样，意识形态暴力也是达致目标的手段。但是，意识形态的终极目标是理想化的，即实现更大的善。[261]

    但是，在所有的理想主义名义之下，正是意识形态驱使人们实施了最无情的相互残杀。比如十字军东征、欧洲的宗教战争、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俄国内战、越战、纳粹集中营以及斯大林、波尔布特的大屠杀。意识形态之所以危险，出于以下几个原因：它所许诺的终极完美不允许真正的信仰者接受任何折中；为了实现最后的乌托邦不惜任何代价；敌方的意识形态是彻底的邪恶，因此必须被彻底摧毁。

    我们已经见到过凶残的意识形态所具备的心理特质。人类认识的前提是我们有能力进行长链条的手段—目的推理，我们因此能够为了达到预期目的而选择不愉快的手段。在某些领域，目的确实证明了手段的合理，比如良药苦口和痛苦的外科手术。当为了实现宏大的目标而不惜使用伤害人类自身的手段时，目的论就变得危险了。因为我们的支配欲和复仇欲，我们本质化其他团体，特别是将他人妖魔化和害虫化的习性，我们因势而变的同情心，以及我们夸大自己的智慧和美德的自利偏向，都会鼓励手段—目的论沿着危险的思路展开。对于乱世和集体悲剧，一种意识形态总是可以找到自圆其说的解释；一面吹捧意识形态信奉者的德行和能力，一面以含糊其词或狡辩回击其他人的质疑。[262]所有这些材料，如果再加上缺乏共情能力，同时还渴望他人的仰慕，幻想无限的成功、权力、辉煌和美德，一起在一个自恋者的脑子里发酵，结果很可能是产生一种让千百万人送命的信仰。

    但是，理解意识形态暴力的困惑不在于心理学，而在于流行病学：一种毒化的意识形态是如何从少数自恋狂人扩散到整个大众，让一个国家的人民心甘情愿地执行他们的设计。许多意识形态信仰不仅邪恶，而且荒唐，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会容忍自己有这样的念头。举例说，烧死女巫，因为她们做妖法沉没船只，将男人变成猫；彻底清洗欧洲的犹太人，因为他们玷污了雅利安人的血统；处决所有戴眼镜的高棉人，因为眼镜代表他们是知识分子，所以是阶级敌人。我们应该怎样解释这些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和群众性癫狂呢？

    群体能够让思想发生各种病态的变化。其中之一是分化。将一群意见基本一致的人放在一起，让他们的讨论形成结论；一段时间之后，他们的意见会变得相互更接近，也更极端。[263]自由派变得更自由，保守派变得更保守。迟钝是另外一种群体病态，心理学家欧文·贾尼斯（Irving Janis）将这种动态过程叫作“团体迷思”。[264]群体倾向于说些领袖喜欢听的话，压制异议，审查个人的独立见解，过滤那些与群体中正在形成的、与共识相冲突的事实。第三种病态是群体之间的敌意。[265]想象一下，你和一个持不同观点的人被关在一起几个小时——假定你是自由派，对方是保守派，或者你同情以色列，对方同情巴勒斯坦，或者假定相反。你们两人之间的对话很有可能是文明礼貌的，甚至是热情友好的。但是想象一下如果这个房间里双方各有6个人。情况很可能是双方争吵得口沫横飞、面红耳赤，甚至大打出手。根本问题是，人们习惯以团体立场作为自己的立场，而个人在团体内被接受的渴望，以及在竞争中扩张本群体的渴望，往往会压倒他们的良知和理智。

    甚至当人们不曾加入组织严密的团体，他们同样受到周围同伴的影响。斯坦利·米尔格拉姆就服从权威所做的实验受到很多心理学家的赞赏，该实验最大的成果之一是向我们展示了人们的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身处的社会环境。[266]在实验开始之前，米尔格拉姆对自己的同事、学生和一些精神病学家进行了调查，他在问卷中提问，当实验者指示各位对参加实验的同伴进行电击的时候，他们认为实验参加者会如何选择。所有的回答都说只会有很少的人使用超过150伏的电压（在这个水平上，受电击人会要求终止电击），大约会有4%的人使用300伏电压（在这一档上有标签注明“危险：强电击”），只有极个别的精神变态者会使用仪器允许的最高电压（标签注明“450伏-XXX”）。事实上，65%的实验参加者使用了最高电压的电击，这远远超过被电击人能够承受的水平。他们任凭受害者发出的痛苦抗议变成可怕的寂静。而如果研究人员不终止实验的话，他们还会对已经不省人事的对象（或者是尸体）继续施加电击。实验参加者的年龄、性别或职业对行为几乎没有任何影响，个性的影响也非常有限。真正产生区别的是是否有其他人在场，以及这些人的行为方式。当实验组织者不在现场，通过电话或者录音机传达操作规则的时候，施加电击的人减少；当受害人与实验参加者同处一室，两人之间没有隔板的时候，施加电击的人减少；而当实验参加者必须与另外一个“同伴”（未暴露身份的实验研究人员）协同工作的时候，那么，如果“同伴”拒绝执行电击，实验参加者也会拒绝。但是如果这位“同伴”同意执行电击，实验参加者在超过90%的情况下也会同意执行电击。

    人们从其他人那里寻找应该如何行动的信号。这是社会心理学黄金时代的重要结论。当时，心理实验如街头戏剧，目的是要提高人们对盲目从众的危险的认识。1964年的一条新闻报道说，在十几名纽约人无动于衷的旁观下，一位名叫姬蒂·吉诺维斯的女子在公寓小区的空地上被强奸和捅死——事实上，这个报道几乎完全是虚构的。随后，心理学家约翰·达利和比布·拉塔内（Bibb Latané）以“旁观者冷漠”为题进行了一系列具有独创性的研究。[267]心理学家开始怀疑，单个人会对紧急情况做出即时反应，但一群人却可能不做任何反应，原因是在群体中，每个人都假定如果其他人什么都不做，说明情况还不是太糟糕。在一次实验中，当参加实验者填写问卷的时候，他或者她突然听到挡板后面传来一声巨响，然后是一个声音说：“哎哟……我的脚……我动不了了……嗷，我的脚脖子哎……这是什么，怎么搬不动啊？”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如果实验参加人旁边坐着同伴，而同伴继续填写问卷，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那么在80%的情况下，实验参加者也不会采取任何行动。而当实验参加者单独一人听到求助信号时，不做回应的情况只有30%。

    人们甚至不需要目睹其他人的冷漠，也能够做出同样冷漠的行为。将人们放置在一个虚构的团体内，假定这个团体是另外一个团体的统治者，就足以激起人们的冷漠无情。在另一次经典的“心理实验道德剧”中（实验在1971年进行，当时还没有道德委员会限制用人进行实验），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在斯坦福大学心理系的地下室设置了一个假监狱，他将参加实验者随机分成“犯人”和“看守”两组，他甚至请来帕洛阿尔托市（Palo Alto）的警察“逮捕”这些“犯人”，将他们扭送进他在大学校园开办的牢房。[268]津巴多亲自扮作典狱长，他告诉他的看守，可以在犯人面前耀武扬威，让犯人感到惧怕；为了制造权威感，他给看守配备了制服、警棍和反光墨镜，而让犯人穿上羞辱性的衣帽。两天之内，有些看守已经深深地进入角色，开始欺压犯人，强迫犯人脱光衣服，用手擦洗马桶，甚至强制犯人做俯卧撑，而看守就站在犯人背上，甚至做出鸡奸的姿态。6天之后，津巴多为了“犯人”的安全，不得不叫停实验。几十年后，津巴多在他的新著中将他的“校园监狱”内出人意料的虐待和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的情况进行了类别分析。他说，当一群人得到对另一群人的统治权，很可能让优势群体中的个体做出野蛮行径，而这些人在其他情况下可能永远也不会做出这样的行为。

    很多研究大屠杀的历史学家，例如克里斯托弗·布朗宁和本杰明·瓦伦蒂诺都引用过米尔格拉姆、达利、津巴多和其他社会心理学家的实验，以此解释普通人为何会参与，或者至少默认那些极端残暴的恶行。旁观者经常被周围的疯狂吸引，成为抢劫、轮奸和大屠杀的参与者。在纳粹集中营，士兵和警察驱赶手无寸铁的平民，强迫他们在土坑前排列成行，然后开枪扫射。他们这样做不是出于对受害者的敌意，也不是出于对纳粹意识形态的信仰，而是他们认为这是他们的工作，他们不能让并肩作战的兄弟失望。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不会因不服从而受到处罚。（我个人违背良知坚持执行电击老鼠的经历告诉我，这个令人不安的判断绝对可信。）历史学家几乎没有发现任何关于德国警察、士兵或守卫因拒绝执行纳粹命令而遭受惩罚的案例。[269]在下一章中，我们会看到，人们甚至将从众和服从作为美德。许多文化特别从道德意识方面强调集体整合和服从，将其作为大肆宣扬的美德。

    米尔格拉姆是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进行他的心理实验的，我们应该已经看到，自那时以来，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很自然地，我们会问，今天的西方人是不是还会服从权威人物发出的迫害他人的指示。33年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过于怪诞，今天已经很难复制同样的实验，但是社会心理学家杰瑞·伯格（Jerry Burger）找到了新的方法就人类的服从心理进行实验，实验设计通过2008年道德委员会的审查。[270]伯格注意到在米尔格拉姆的研究中，150伏电压是被电击人第一次叫喊出声提出抗议的水平，但在原来的实验设计中，在这个电压水平上只能进不能退。如果实验参加者不拒绝执行研究人员的指示，80%的时候他们继续实验，就意味着要使用更高的电压，直到能够承受的最高电压。所以，伯格重复米尔格拉姆的实验时，他在150伏电压中止实验，立即向实验参加者进行解释，防止出现太多毫不犹豫地折磨陌生人的情况。问题是，经过40年的叛逆，各种车贴都在号召质疑权威，人们应该具有越来越强烈的历史意识，知道“仅仅是执行命令”这样的借口是多么可笑，那么，人们还会执行来自权威的命令去伤害一个陌生人吗？答案是：他们还是会的。70%的实验参加者对受害人进行电击，一直加压到150伏；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研究人员允许使用更高的电压，他们真的会一直用到最高一档。光明的一面是，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所做的实验中，不执行电击指示的人比20世纪60年代增加了近1倍（30%比17.5%）；新实验的参加者有更多元的种族和文化背景，如果仍然限于原来实验所使用的同质的美国白人中产阶级，这个数字也许还能够更高一些。[271]但是，绝大部分人仍然会不顾自己的判断，执行他们认为被社会认可的伤害性命令。

    * * *

    人们为什么以羊自喻？我不是说合群从众本质上是非理性的。[272]人多力量大，相信自己千百万同胞来之不易的共同智慧，比认为一个人是天才，可以一切从零开始要聪明得多。而且，合群从众在博弈论的“协调博弈”中可以是一项优点；在协调博弈中，如果其他人没有选择某个选项，一个个体就没有合乎理性的理由特别选择这个选项。靠左行车还是靠右行车是一个典型的案例：没有人愿意在此逆流而动。纸币、互联网协议和我们的语言也是典型案例。

    但是，有些时候，个人合群从众的优点却可以将整个群体引向病态。一个典型的案例是一项新技术标准在一定量的大群用户中确立立足点的途径，一般用户选用这一标准，大多是因为还有许多人也使用它，因而将其他优秀的竞争者排除在外。根据某些理论，这些“网络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ies）解释了英文拼写、标准键盘、家用录像系统的磁带制式、微软的软件为何能够成功（虽然每个例子都会有人提出质疑）。另外一个例子是畅销书、时装、流行歌曲和好莱坞票房大片等无法预测的命运。数学家邓肯·沃茨（Duncan Watts）为一个网站设置了A和B两个不同版本，网站向用户提供下载各种车库乐队制作的摇滚乐。[273]在A版网站上，用户看不到一首歌已经被下载过的次数；歌曲的流行程度大致接近，每一次测试中它们被下载的次数相差不远；但在B版网站上，用户能够看见一首歌曲被下载的次数；他们倾向于下载已经流行的歌曲，从而让流行的歌曲更加流行，形成加速的正反馈环路。放大歌曲下载之间最初的小差异，可以造成截然不同的两种命运，少数歌曲成为大家追捧的热曲，其余大量歌曲则湮没无闻。但在每一次测试中，热曲和冷板凳经常交换位置。

    无论你是叫它“羊群行为”“文化回音室”“富者恒富”，还是“马太效应”，我们的从众倾向确实能导致集体性不良后果。但是，文化现象中的一些案例——漏洞百出的软件、平庸的小说、20世纪70年代的时装其实都不会给我们造成什么伤害。通过社会网络宣传集体整合是否会引导大众支持他们并不认同的意识形态，并参与他们明知完全错误的行动呢？自从有了希特勒的崛起，在这一问题上一直有两种观点针锋相对，但它们似乎都令人难以接受：一个观点是希特勒单枪匹马蒙蔽了一个天真无邪的国家；另一个观点是即使没有希特勒，德国人同样会制造集中营。社会动力学分析显示，两种观点都不完全对，但一种狂热的意识形态总是比常识更容易抓住大众。

    这是社会动力学中一种让人发狂的现象，可以叫作“人众无知”（pluralistic ignorance）、“沉默的螺旋”（spiral of silence），或者叫作“阿比林悖论”（Abilene paradox）——此名词出自一个得克萨斯的逸闻，一家人在一个酷热的下午全家出动前往阿比林市，仅仅是因为家里每个人都认为其他人想去阿比林。[274]人们很可能误认为其他人赞成某种做法或者某种意见，所以他们也表示支持，尽管他们的内心很反感这种做法或意见。典型的事例是大学生中狂欢式饮酒的风气。许多调查显示，每一个学生在私下都认为狂饮到呕吐是很愚蠢的，但是每个人又都相信其他同学认为这种活动很酷。有调查证实，年轻帮派成员袭击同性恋，美国南方的种族隔离，伊斯兰世界对不遵闺训的女性实行荣誉谋杀，以及法国和西班牙的巴斯克人对恐怖组织“埃塔”（ETA）的容忍，其背后都有沉默的螺旋作祟。[275]所有这些团体暴力的支持者原本都不认为暴力是可取的，但是却都认为其他人认可暴力。

    极端意识形态为什么可以占领那些本应有更好判断力的人的头脑？“人众无知”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吗？社会心理学家很早就知道，事实已经证明这是很可能发生的情况。在另外一个被载入史册的实验中，所罗门·阿施（Solomon Asch）让他的实验参加者经历了一场如电影《煤气灯下》（Gaslight）一般的迷惑。[276]这些人与另外7名实验者（按照惯例，伪装的研究人员）围桌而坐，向他们展示一张画有一条线的卡片，接着是一张有三条线的卡片，然后要求他们指出后一张卡片上的三条线中哪一条和第一张卡片上的线一样长。问题很简单！6名伪装的实验者先回答问题，给出的答案都是明显错误的。当轮到真正的实验参加者回答问题的时候，3/4的实验对象都不顾自己眼睛看到的事实，选择跟随大多数人的答案。

    但是，一个人的谎言得到公众的认可还不足以煽动大众的疯狂。“人众无知”很容易被戳穿。童话《皇帝的新衣》讲得很清楚，只要有一个小男孩打破“沉默的螺旋”，虚假的共识立刻崩坍。一旦皇帝裸体成为公众的共识，人众无知就不复存在了。社会学家迈克尔·梅西（Mi-chael Macy）认为，人众无知会顽强地抵制小男孩和其他说真话的人，这其中还有另外一种力量：强制他人。[277]人们不仅公开效忠一种他们认为其他人也同样效忠的荒谬信仰，还要惩罚那些拒绝效忠的人，主要也是出于相信——当然也是违背真实的——其他所有人都希望进行强制惩罚。梅西和他的同事推测，对谎言的从众和对谎言的强制推行彼此互相强化，形成恶性循环，最后将大众带进他们作为个人无法接受的荒谬的意识形态。

    为什么有些人要惩罚拒绝效忠一种信仰的异端，尤其是惩罚者本人也未必接受这个信仰？梅西和他的同事认为，这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诚意——向其他强制执法者证明，他们拥护这一信仰不是权宜之计，而是赤胆忠心地相信这一信仰。这样做可以保护自己不受同伴的惩罚，而他们的同伴则怀有同样的念头，惩罚异端是出于恐惧，他们担心如果不这样做，自己会受到其他同伴的惩罚。

    惩罚拒绝伤害他人的人，这样的恶性循环可以将一个令人厌恶的意识形态煽惑得如日中天，这在历史上确有先例。在驱巫和大清洗中，人们都曾经被卷入抢先谴责他人的恶性循环。每个人都力图在自己被其他人揭发之前揭发某人。发自内心的虔诚成为人人竞逐的品质。索尔仁尼琴回忆了莫斯科的一次党内会议，在会议结束时，与会者向斯大林致敬。每一个人都站起身，疯狂地鼓掌，3分钟，4分钟，5分钟……没有一个人敢率先停下来。11分钟之后，大家的手掌已经刺痛，主席台上的一位工厂经理终于坐了下来，其他与会者接着也满怀感激地跟着坐了下来。这位工厂经理当晚被逮捕并被押送至古拉格，他在那里待了10年。[278]生活在极权国家的人不得不养成掩饰自己的能力，避免让内心的真实思想背叛自己。

    为了证明违心强制他人的螺旋可以支撑不受欢迎的信仰，梅西与同事达蒙·森托拉（Damon Centola）和罗布·韦勒（Robb Willer）不仅要证明这个理论合乎逻辑，而且具有数学根据。证明人众无知很简单，人众无知一旦形成，它就是一个稳定平衡，因为没有人愿意成为强权社会唯一的离经叛道者。难题是证明一个社会是怎样从这个点走到那个点的。安徒生让他的读者搁置疑惑，描绘了一个异想天开的场景、一个皇帝可以被糊弄到赤身裸体上街巡游；阿施雇用了研究助手替他撒谎。但是在真实世界，谎言是怎样运作并成为人们的共识的呢？

    这三位社会学家用计算机设计了一个只有两类人（agents）的小社会。[279]一种是真正的信徒，这些人总是循规蹈矩，如果不守规矩的邻居数量增加太多，他们就会出面予以谴责。另一种人在私下里对规则满心疑惑，但又没有勇气公开表达，他们在只有少数邻居强制执行规则时才会遵守规则，而当多数邻居开始强制执行规则时，他们自己也出面强制他人执行规则。如果怀疑派没有被吓破胆，成为从众的一部分，他们也可以走向另外的方向，在从众的邻居中强制推行怀疑主义。梅西等人发现，令人反感的规则可以在某些社会关系网内扎下根，但不是所有的社会关系网都能被突破。如果真正的信徒均匀地散布在整个人口中，每个人都和其他人有互动，令人厌恶的信仰就无法占领大众。但是，如果信徒在一个社区聚集成群，他们在自己的社区内压制那些持怀疑态度的邻居，而这些怀疑派邻居高估了周围的服从程度，因恐惧被惩罚，自己开始渴望表达忠诚，于是也出头向其他人，包括自己的邻居强制执行规则。由此产生虚假服从和虚假强制的雪崩效应，最后让令人厌恶的规则充斥整个社会。

    这个模拟社会距离现实世界并不遥远。詹姆斯·佩恩记录了20世纪法西斯主义占领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共同步骤。在每种情况下，都是一小撮信仰“幼稚和激烈的意识形态”的狂热分子，他们为了信仰“可以使用任何极端手段，包括暴力”。他们收编愿意从事暴力的地痞流氓，不断恐吓其他人，最终迫使大众保持沉默。[280]

    梅西和同事就米尔格拉姆最先发现的一个现象进行了分析：大众中的每一个成员都通过熟人彼此有关系，即文化基因弥姆理论中的六度分隔（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281]他们在虚拟社会中设置了几段随机的远程链接，通过这些远程链接，成员可以与其他低度分隔链上的成员进行联系。成员之间因此可以探测其他社区成员的服从程度，消除虚假的共识，并拒绝屈服于顺服和强制的压力。远程链接打开了社区之间的通道，分散了狂热分子强制执法的力量，阻止他们吓倒太多合群从众者，避免狂热形成潮流，吞没整个社会。人们一般相信，言论自由、迁移自由、信息渠道通畅的开放社会不可能被疯狂的意识形态控制。

    梅西、韦勒和桑原（Ko Kuwabara）接着想在人群中实证虚假共识效应，即看一看人们是否会因受到恐吓，从而担心表达自己的真实见解会被人看不起，去抨击那些他们内心认同的人。[282]这三位社会学家非常调皮地挑选了两个领域进行实验——品酒和学术奖。他们认为在这些领域，人们的意见形成主要取决于对自己可能显得不够档次的恐惧，而不是取决于客观标准。

    在品酒实验中，梅西等人先是让实验参加者产生一种自我意识；他们告诉参加者，之所以挑选他们进行实验，是因为他们鉴赏艺术品的品位高雅。然后，这组人开始了“有几百年传统”（实际上是研究人员自己炮制）的名为“荷兰圆环”的品酒活动。这一群葡萄酒爱好者先是评比一套红酒，然后再互相评比彼此评酒的水平。每个参加实验的人先拿到三杯葡萄酒，然后要求他们就香气、味道、回味、口感和总体品质进行评级。事实上，三杯酒来自同一名瓶子，其中一杯掺了少许果醋。同阿施的实验一样，在向实验参加者询问意见之前，先让他们看着四位伪装的实验参加者做评价，这四人对掺了醋的葡萄酒的评价都高于一杯没有调兑过的葡萄酒，然后给最后一杯最高的评价。不出意料，大约半数的实验参加者不顾自己味蕾的感受，做出了从众的评判。

    接着，第6个实验参加者，也是一个伪装的研究人员，对酒做了准确的评价。最后，到了评酒员互相评比的时候了，有些人进行匿名评比，有些人进行公开评比。匿名评比的人都对第6个伪装的研究人员的准确评价表示了敬意，给了他最高分，尽管他们自己被吓得追随了大多数人的意见。但那些被要求公开进行评价的人，则坚持自己的虚伪，给了这位诚实的评酒员低分。

    有关学术文章的实验过程与此类似，但是在结尾增加了一个实验内容。参加实验的人都是大学本科生，他们被告知当选一个学者精英小组，参加极受尊重、历史悠久的“布鲁姆斯伯里文学圆桌会议”；会议的目的是由读者公开评价一段文字，然后再互相评价彼此的文字评价能力。他们拿到一段来自罗伯特·尼尔森（Robert Nelson）博士的文章的一个段落，据说尼尔森是麦克阿瑟“天才奖金”得主和哈佛大学哲学系艾伯特·W.纽科姆讲座教授。（当然，哈佛没有这样的教授和教授职位。）这段被命名为“微分拓扑和透射”的文字实际上是摘自艾伦·索卡尔（Alan Sokal）的论文《超越边界：对量子引力的变革性诠释》（Trans-gressing the Boundaries: Towards a Transformative Hermeneutics of Quantum Gravity）。这篇论文实际上是“索卡尔恶作剧”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位物理学家在文章中堆砌了大量深奥难懂的字眼。为了证明他对后现代人文科学所谓学术标准的深刻怀疑，他将这篇文字发表在著名的《社会文本》杂志（Social Text）上。[283]

    参加实验的人表现相当不俗，在私下评级的时候，都没有被这段文字打动。但在公开评级时，当他们看到4名伪装的实验参加者给了这段文字极高的评价之后，他们也给出了好评。接着，第6个伪装的实验参加者给论文做出了极低的评级。当他们开始互相评价的时候，他们私下里给第6个最诚实的评价者好评，但在公开评价时却给了他差评。社会学实验再次证明，对于一个自己并不同意但是却误以为其他每个人都赞同的意见，人们不仅会表示赞同，而且会虚伪地惩罚那些不愿意表示赞同的人。这项实验的附加内容是，梅西等人另外又找来一组实验参加者，让他们评价第一组实验参加者是否真诚地相信那篇胡言乱语的论文是优秀成果。新来的实验参加者认为，与那些没有惩罚诚实评价者的人相比，选择惩罚诚实评价者的人，更真诚地相信他们自己的错误评价。这个结果证实了梅西的猜测，强制他人遵守规则或信仰被看作真诚的表现。也就是说，人们为了证明自己的真诚，会去强制推行一种他们自己并不真心相信的信念。这也证明了梅西的人众无知模型，即一个社会可以被一种大多数人作为个体都不认同的信仰系统占领。

    * * *

    说一种兑了醋的葡萄酒芬芳醇香，或者说一篇学术垃圾逻辑严谨，后果可能无关紧要，但如果是从饥饿的乌克兰农民家里没收走最后一袋面粉，或者是向排在土坑前的犹太人开枪扫射，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普通的正常人即使会对一种他们以为是公认的意识形态保持缄默，又是怎样克服自己的良知，犯下如此残忍的暴行呢？

    答案还要回到“道德标尺的偏差”。作恶者总是有一套自我开脱的说辞，他们惯于将自己的恶行解释为受到挑衅，有理由非自愿或者未产生严重后果。我在介绍“道德标尺的偏差”这个概念时提到了一些案例，作恶者会为自己出于自利动机犯下的恶行（背信弃义、抢劫和强奸）寻找理由。但是，人们也会为他们在压力下，为了其他人的目的犯下的恶行进行辩解。他们可以自欺欺人，先是加工自己的信仰，让自己相信自己的行为是正当的，然后理直气壮地告诉别人自己的行为是正当的。这个过程被称为“认知失谐消减”（cognitive dissonance reduction），它是自欺的主要战术。[284]社会心理学家，例如米尔格拉姆、津巴多、鲍迈斯特、利昂·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艾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和赫伯特·克尔曼（Herbert Kelman）的研究说明，人们有很多方式消减认知失谐，尤其是消减那些在他们犯下的错误和他们自许的道德形象之间的失谐。[285]

    消减方法之一是“委婉陈辞”——用辞藻重新描述伤害，让人们觉得伤害行为没有那么邪恶。乔治·奥威尔在他的散文《政治学与英语语言》中，以他特有的犀利方式，揭露了政府怎样用官样文章掩盖暴行：

    在我们这个时代，政治讲话和文章都是在为不可饶恕的错误进行辩护。诸如英国延续对印度的统治，俄国人的大清洗和流放，美国向日本投掷原子弹，你确实可以为它们辩护，但你能使用的论据不仅过于残忍，大多数人都无法接受，而且也不符合政治团体自己的宗旨。所以，政治语言只得大量使用委婉语、乞词和含混暧昧的字眼。毫不设防的村庄受到空袭，居民被驱赶到野外，牛羊遭到机枪扫射，棚屋被燃烧弹击中后成为灰烬：这叫“绥靖”。上百万农民的土地房屋被没收，屋主被赶出家园，只能拿走能够随身携带的财物：这叫“人口转移”或者“边疆整改”。人们未经审判即被经年累月地关在监狱中，被行刑队处决，或者被送往北极的伐木场，在那里死于坏血病：这叫“消灭不可靠分子”。之所以需要这样措辞，是因为人们既要陈述事实，又不希望唤起这些事实在人们头脑中的景象。[286]

    奥威尔说，政治委婉语是他那个时代的现象。这句话是不对的。早于奥威尔150年，埃德蒙·伯克就抱怨过来自法国大革命的各种委婉语：

    这套措辞的全部意图就是为屠杀和谋杀找到几个同义词和遁词。这些事情从来不能被叫作它们本来的名字。屠杀有时被叫作“骚动”，有时被叫作“沸腾”，有时是“放纵”，有时则是“革命权力使用过头”。[287]

    再举几个近几十年的例子。20世纪70年代开始使用“附带伤害”, 90年代开始了“种族清洗”, 21世纪开始有“非正常引渡”。

    委婉语能够有效是出于几个原因。相同含义的词很可能具有相反的情感色彩，例如“纤细”和“皮包骨头”,“肥胖”和“鲁本斯式的丰满”，或者一个猥亵的字眼和它的文雅的同义词。我在《思想本质》一书中力图证明，绝大部分委婉语都具有欺骗性：不是这些词语本身的问题，而是这些词语对世界的概念化解释是不同的。[288]比如，一个委婉语可以对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装糊涂，进行合理推诿。当对历史事实不熟悉的人第一次听到“人口转移”时，他想到的是搬家的车辆和火车票。对词语的不同选择包含不同的动机，因此代表了不同的价值取向。附带伤害，意思是指伤害是无意的副产品，不是主观意愿的产物，两者之间的道德差距有天壤之别。一个人几乎可以无动于衷地使用“附带伤害”来描述在辅道上工作的倒霉工人，他是为了挽救另外5个人被从主道上转过来的失控车厢撞死的。所有这些因素——情感联系、合理推诿、动机论都可以用来扭曲对行为的解释。

    道德脱离的第二个机制是渐变主义。人们不是一下子就成为残暴的恶魔，但是会每次一小步地逐渐泯灭人性，因为他们不会感觉到他们做了与现有规则不相符的事情。[289]历史上一个臭名昭著的实例是纳粹对有残疾和智障的人实行安乐死，剥夺犹太人的公民权，羞辱他们，将他们关进贫民窟，最后驱逐他们。不断升级的事件有一个极为委婉的名字——“最终解决方案”。另外一个案例是战争的阶段性决定。对盟友的物资支援可以升级为提供军事顾问，然后是不断增加的士兵数量，在消耗战中尤其如此。对工厂的轰炸逐渐变为对居民区附近的工厂的轰炸，再逐渐变为对居民区的轰炸。在米尔格拉姆的实验中，人们不是第一轮就对实验伙伴进行450伏的电击，参加试验者都是从弱电击开始，逐渐升级到450伏。米尔格拉姆的实验在博弈论中叫作升级博弈（escalation game），它和消耗战类似。[290]如果参加实验者因为电击太强而退出实验，他会丧失完成任务和推进科学研究而带来的满足感，而他已经为此付出的焦虑和他给实验伙伴制造的痛苦也就白白地浪费了。每次增加电压，仿佛总是在做最后一次测试，他巴望着实验员立刻宣布研究圆满结束。

    第三个道德脱离机制是推卸或扩散责任。在米尔格拉姆的实验中，伪装的实验参加者总是先向真正的实验参加者表示，无论发生什么，他对一切负有全责。当情况发生变化，真正的实验参加者被告知他们要承担责任的时候，顺应的愿望立刻开始下降。我们已经看到，第二个志愿实验参加者比第一个更大胆；班杜拉的实验显示扩散责任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291]在米尔格拉姆式的实验中，当实验参加者认为他们选择的电压相当于其他两个参加者使用的平均水平时，他们选择的电压通常更强。历史事实展示了同样的现象。“服从命令”已经是战争罪犯为自己辩护的陈词滥调。那些残暴的领袖有意识地以特殊的方式组织军队、行刑队和官僚机构，让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个人的行动不会亦不足以完成任何杀戮。[292]

    第四个关闭常人道德判断功能的途径是疏离。我们提到过，除非人们被暴乱裹挟，或者已经陷入施虐变态不能自拔，否则不会愿意亲手伤害无辜者。[293]在米尔格拉姆的研究中，将受害者带进实验参加者的房间，会让参加者将对受害人的最强电击强度减弱1/3。当要求参加者亲手将受害者的手按在电极板上时，他们会将电击强度减弱超过1/2。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广岛投下原子弹的“埃诺拉·盖号”（Enola Gay）轰炸机的飞行员不会同意用火焰喷射器在瞬间烧死几十万人。我们在第5章中看到，保罗·斯洛维奇证实了一种现象，即“一个人的死亡是个悲剧，但百万人的死亡只是一个统计数字”。[294]人们的头脑对数量巨大的人（有时甚至对为数不多的人）陷入困境总是反应迟钝，但可以随时调动起来挽救一个知道姓名和面孔的人的性命。

    抑制道德意识的第五个手段是贬低受害者。我们都见过从妖魔化和非人化一个团体走向伤害该团体成员的事实。班杜拉的实验证明了这一点。他特意让一些实验参加者认为还有一组其他族裔的人参加实验，然后让他们“无意中听到”主持实验的研究人员对这一组人的蔑视和诋毁。[295]听到过这些谩骂的人对这一组人进行电击的时候，他们会提高所使用的电压。一旦人们受到操纵，开始伤害某些人，他们会相应地降低对这些人的评价。班杜拉发现，一半以上的实验参加者会赤裸裸地为自己电击他人进行辩护。很多人为自己开脱的理由是归罪受害者（米尔格拉姆也观察到同样的现象），例如“表现不佳说明懒惰和成心冒犯上级”。

    社会心理学家还总结过其他各种屏蔽道德的手段，班杜拉的实验参加者只不过是重新发现了它们，其中包括尽量低估造成的伤害（“他们不会感到太痛的”），将伤害相对化（“每个人都会遇到些倒霉事”），推诿责任，说自己不过是为了完成工作（“如果说为了服从领导，我只得做个狗崽子，那也只好如此了”）。他们唯一漏掉的免除道德约束的策略是“有利对比”（advantageous comparison）:“其他人干了更可怕的事情”。[296]

    * * *

    意识形态是不治之症，因为它源于多种让我们变得聪明伶俐的认知能力。我们能够展望复杂抽象的因果关联。我们从其他人那里获取知识。我们为配合其他人而调整自己的行为，有些时候，这就是要求我们循规蹈矩。我们在团队中工作，实现那些单个人无法实现的丰功伟业。我们把玩抽象，不需要仔细考量每一个具体的事实。我们可以用几种不同的方式诠释某个行为，使用的方法和得到的结果，以及追求的目的与其衍生品各不相同。

    这些认知能力可以形成非常有害的混合体，这就是危险的意识形态。有些人提出理论说，清除一个邪恶的或者无人性的集团就能够实现至善。一小撮臭味相投的信徒以惩罚非信徒的方式推行这一理论。社会中一些群体被影响，或在恐吓下表示支持这一理论。持怀疑立场的人被迫保持沉默或者被孤立。自利的理性让人们不顾自己的理智而追随甚至制造骗局。

    虽然不能确保一个国家永远不受有害意识形态的感染，但开放社会算是一种防疫针。在开放社会中，人民和思想自由流动，没有人会因转播不同的观点而受到惩罚，即使这些观点是异端，不符合大多数人的共识。现代的普世民主社会对种族灭绝和意识形态化的内战相对具有免疫力。相反，那些实行顽固的信息审查和对外封闭的政权往往陷入大规模的暴力。

    纯粹邪恶、心魔和暴力的下降

    在本章开始，我介绍了鲍迈斯特关于纯粹邪恶的理论。当人们采取受害者的立场看待暴行时，很容易道德化地假定所有的施暴者都是施虐狂和精神变态。而在道德家眼中，暴力的历史性减少是正义战胜邪恶的成果。“最伟大的一代人”打败了法西斯，民权运动打败了种族主义，罗纳德·里根20世纪80年代的军备竞赛引发了东欧剧变。在当今世界，当然也有恶魔——施虐成性的精神变态狂和自恋的暴君肯定属于恶魔之列，因此，世界上肯定也有英雄。但是，暴力的减少似乎主要来自时间的变化。老的暴君死去，没有新的暴君继位；专制政权垮台，没有人愿意为之殊死顽抗。

    与纯粹邪恶不同的观点是，人们相互伤害的主要动机是每一个普通人都有可能具有的。因此可以推论，暴力的减少主要是因为人们受此类动机驱使的情况越来越少，越来越轻，越来越有控制。征服了这些魔鬼的天使是下一章的主题。完成对我们内心魔鬼的辨认是控制它们的第一步。

    20世纪下半叶是“心理学时代”。学术研究成果日益成为大众智慧的一部分，包括支配等级、米尔格拉姆和阿施的实验，以及认知失谐理论。但不仅仅是心理学科学知识渗透进公众意识，人们也已经非常习惯于使用心理学分析人类的行为和问题。这半个世纪中，由于识字率的提高、人口流动性的增加和科技的发展，全人类的自我意识空前增强——摄像头无时无刻不跟踪着我们，将我们的动作放慢分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在观测自己。我们越来越多地从两个制高点观察我们自己：一个是在我们脑颅的内部，观察我们有何种体验；另一个是从科学家的视角，观察我们的体验在大脑进化中的活动规律，包括所有幻象和错觉。

    无论是理论心理学还是公众的智慧，至今都还远远不能让我们完全理解自己。但是，一点点心理学也可以起很大的作用。在我看来，我们认知上的和情感上的几个小缺陷曾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而这些灾难本来是能够避免的。[297]我还认为，对这些缺陷的共同警惕，已经有效地控制了暴力伤亡，而人类在此还有很大的潜力。我们的五个心魔中的每一种都具有一种结构特性，我们已经开始注意到它，而且最好对它有进一步的认识。

    人们，尤其是男人，对成功的前景过度自信；当他们相互对抗时，结果总是比他们最初所想的更加血腥。人们，尤其是男人，特别在意自己及所属团体的支配权；当他们加入支配权竞争时，他们几乎不可能让支配者取胜，而结果很可能是人人都是输家。人们追求复仇，而论及冤仇的方式总是夸大自己的无辜和对方的残忍；当双方寻求完全正义的时候，他们把自己和后代带入无休止的冲突。人们不仅能够压制自己对亲手施害的厌恶，甚至会养成嗜好；如果他们私下里或者与同伴合谋沉湎于此，他们可能成为施虐狂。人们能够效忠一种他们自己并不相信的信仰，仅仅因为他们认为其他人都效忠这个信仰；这样的信仰可以席卷一个封闭的社会，并将整个社会带进一种集体错觉。

    第9章 善良天使

    这应该是无可争辩的，即有某种仁爱，无论它多么微小，已经注入我们的胸腔；某种人类友情的火花；还有一点点鸽子的气质，与狼和蛇的元素一起已经糅进我们的骨架。让我们假定这些慷慨的情操从来就是如此淡薄，假定它们如此微小，甚至无法移动我们身体上的一只手或者一根手指头；但它们仍然决定了我们的意志，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它们让我们在有益于人类和危害人类之间冷静地选择前者。 ——大卫·休谟，《道德原理研究》

    每一个时代，人们养育孩子的方式都是观察他们人性观的窗口。如果父母相信人之初性本恶，那么孩子一打喷嚏，父母就揍孩子一顿；如果父母相信人天性纯真，他们则要禁止孩子玩闪避球游戏。有一天，我在路上骑车，看到路边有一位母亲带着两个学龄前的孩子散步，那幅景象向我展示了对人性的最时髦的解释。两个孩子中的一个又哭又闹，另一个则正在接受妈妈的劝诫。我看着他们的三重奏，听到妈妈用坚定的声音说出一个词：共情！

    我们生活在一个共情的时代。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结束的时候，谈论人类共情能力的书籍不胜枚举，其中之一是知名灵长类动物学家弗朗斯·德瓦尔宣言式的大作。[1]仅在过去两年，就有冠以下列书名或副标题的书籍出版：《共情时代》（The Age of Empathy）、《共情的不可或缺》（Why Empathy Matters）、《共情的社会神经科学》（The Social Neuroscience of Empathy）、《共情学》（The Science of Empathy）、《共情落差》（The Empathy Gap）、《共情为何重要（以及为何濒临灭绝）》 [Why Empathy Is Essential（and Endangered）]、《全球化中的共情》（Empathy in the Global World）、《谁说商业直觉是天生的》（How Companies Prosper When They Create Widespread Empathy）。在另一本书《共情的文明》（The Empathic Civilization）中，社会活动家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这样解释了他的见解：

    生物学和认知神经科学都发现了镜像神经元（mirror-neurons）——所谓的共情神经元，它让人类和其他一些物种能够设身处地地感觉和体验他人的境遇。我们人类似乎是最具社会性的动物，不断在同胞中寻求亲密参与和伙伴关系。

    社会科学家因此开始通过共情的视角重新审视人类的历史，并在这一过程中发现了以往忽略了的关键线索。这些线索告诉我们，衡量人类进化的不仅是人类征服自然的力量，还有人类跨越时间和空间的边界，对其他人共情的强度和广度。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表明，我们本质上是一种共情的物种；共情能力对人类社会有着深刻和深远的影响，而且很有可能决定了我们这个物种的命运。

    如果我们想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振兴全球经济，并让我们的生物圈恢复生机，那么今天迫切需要的就是全球性共情意识。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历史上让共情感受力（empathic sensitivity）生长成熟和让共情意识扩展的机制是什么？[2]

    也许，全球性共情意识正在扩展之中，远不止于让一个小调皮停止欺负自己的妹妹——我在路上看见的妈妈就是使用共情概念来教训自己的小男孩。也许，这位妈妈是受到诸如《共情教育》（Teaching Empathy）、《教育孩子共情》（Teaching Children Empathy）和《共情之根：改变孩子改变世界》（The Roots of Empathy: Changing the World Child by Child）之类书籍的影响。儿科医生T.贝里·布雷泽尔顿（T.Berry Brazelton）在评价这些书籍时说，作者“努力展开的是关乎世界和平和保护我们星球未来的大问题，他的起点是从所有的学校和教室开始，每一次教育一名学生、一个家长、一位老师”。[3]

    我绝不反对共情。相反，我认为——一般而言，虽然不是永远如此——共情是个好东西，我在本书中不止一次地提倡过共情。更大范围的共情可以解释今天人们为什么摈弃残酷处罚并更多地思考战争的人命代价。但是，今天的共情就像是20世纪60年代的爱情——成为一种感性的理想，被人们冠以各种警句和口号（告诉人们它就是世界存在的动力，是世界最基本的需要，是人类所需要的一切），它还被鼓吹为降低暴力的因子。对于美苏停止军备竞赛和代理人战争，我不认为这和爱情有多大关系，同样，它也谈不上有多少共情。虽然我会认为，我和身边的其他人有同样的共情能力，但我不认为，是因为有了共情，所以我没有反击批评我的人，没有为了抢车位大打出手，没有在妻子指责我愚蠢时抱以老拳，没有为了防止中国在经济实力上超过美国而游说发动战争。我从不先让自己停止思考，再换位到暴力受害者的立场，感受他们的痛苦，然后缩回我打算行使暴力的手。我的头脑里从未有过要暴力待人的可怕念头。这些念头实在荒唐、可笑、不可思议。当然，对上一代人来说，这些暴力选项显然有一定道理。暴力的减少也许确实与共情有关，但在更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其他更坚实的力量，例如谨慎、理性、公平、自制、规范和禁忌以及人权理念。

    本章的主题是“善良天使”：那些让我们放弃暴力的心理感官功能，而我们可以将暴力的减少归功于这些感官功能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作用。共情是这些感官功能之一，但绝不是唯一一个。正如休谟所说，这些感官功能的存在已是毋庸置疑。虽然人们还会不时看到有人说，在自然选择理论中，仁慈的演化仍然是一个谜。实际上，这个谜早在几十年前就被破解了。尽管人们对细节还有很多争议，但是，今天已经没有任何生物学家还会怀疑，进化的动力，例如互助共生、亲缘以及其他形式的互惠，可以选择心理感官功能，而在外界条件具备时，这些感官功能促使人们和平共处。[4]休谟在1751年所写下的这段话，时至今日仍然是正确的：

    而那些真诚地坚持人类绝对自私论的人，在听到还有一些微弱的德行已经成为人类天性的一部分时，也不会有任何惊讶。相反，我们会看到，他们就像支持另一种信条一样支持这个观点；他们身上的这种（看起来的）讽刺性（而不是腐败性）自然而然地让上述两种见解都得到强化；而且，这两种见解确实是紧密地、几乎牢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5]

    如果我在这种讽刺精神的引导下坚持说共情被过度炒作了，这并不是说我否认这一美德，也不是说我否认这一美德是人性中牢不可分的一部分。

    在阅读了整整8章可怕的人类恶行和促发这些恶行的人性阴暗面之后，读者有权利期待在讲述天使的章节中看到一些光明向上的东西。但是，我不会用“太”幸福的结局来取悦大众，我拒绝这一诱惑。我们大脑中约束阴暗冲动的器官，在我们那些蓄奴、烧巫、暴打儿童的祖先身上也都是标准部件，显然，它们并一定让人们成为好人。如果我说人性中有些坏因子让我们干坏事，有些好因子让我们干好事，以此来解释暴力的减少，这恐怕不是一个能够令人满意的解释。（战争，我赢；和平，你输——反正我是赢定了！）对人性中的善良天使的探究必须不仅说明它们是怎样引导我们远离暴力，还要能够说明为什么它们屡屡遭遇失败；不仅要说明它们近来不断增强的效力，还要能够解释为什么历史等待了如此之久才让天使有了今天的力量。

    共情

    “共情”（empathy）一词只有一个世纪的历史。人们通常认为是美国心理学家爱德华·铁钦纳（Edward Titchener）在1909年的教学中最先使用了此词，尽管《牛津英语大词典》说英国作家弗农·李（Vernon Lee）在1904年就用过此词。[6]两个人都是引自德文“Einfühlung”（带着感情），并用这个词来表明一种审美体验：“用心灵的肌肉来感觉或行为”，就像我们看见一座摩天大楼后想象我们自己挺起腰板站得笔直。到20世纪40年代，这个词在英文书籍中的流行程度迅速上升，很快它就取代了维多利亚时代代表美德的用语，例如“意志”（1961年）和“自制”（20世纪80年代中期）。[7]

    “共情”一词在迅速流行的同时开始具有了新的含义，一种很接近于“同情”（sympathy）或“悲悯”（compassion）的意思。各种含义的混合很符合民间的心理学说：对他人的仁慈在于能够为他人设身处地，感其所感；穿上他人的鞋子，站在他人的立场上，用他人的眼睛看世界。[8]这个理论不是不证自明的理论。威廉·詹姆斯在他的论文《论人类的特定盲点》（On a Certain Blindness in Human Beings）中讲到人和人类最好的朋友之间的联系：

    就说狗和我们的关系吧。我们被世界上最亲密的纽带联结在一起；我们双方都是另一方生命意义之所在，但是，在这友好的喜爱之外，我们对对方毫无感受——就像我们无法体会树丛下的撒欢，或者何以贪恋树根和电灯柱子的味道，而它们也不能享受文学和艺术。当你坐在那里阅读最感人的浪漫小说，你的狐梗犬能怎样判定你的行为？尽管它对你满心忠诚，但你的行为的性质却绝对不是它能理解的。它坐在那里，像个没有生命的雕像，而你本来可以带它出去遛弯，扔根棍子让它狂奔着去叼住！你染上的该是多么古怪的疾病，手里拿着这些东西，每天要一动不动地盯上几个小时，完全没有生命的意识？[9]

    所以说，今天的“共情”被赋予某种忘我的含义——一种对他人的无私关怀，共情不完全等同于想人之所想和感人之所感的能力。让我们来区分一下这个字眼被用来描述各种不同心态时的不同含义。[10]

    最本源和最机械的共情感是投射（projection）——一种能够将自己置身于其他人、动物或事物的位置，想象身处其中的感觉。摩天大楼的例子说明，一个人共情的对象甚至不一定具有情感，更不要说会介意共情者感受的到底是些什么。

    与投射相接近的技能是换位（perspective-taking），顾名思义，就是从另外一个人的视角来观察世界。让·皮亚杰最著名的观察是，在桌子上放上三座玩具山，6岁以下的孩子没有能力从坐在桌子对面的人的角度设想这三座山是如何摆置的，皮亚杰称这种不成熟性为“自我中心主义”（egocentrism）。公平说，不仅是孩子如此，这种换位能力对成年人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查看地图搞明白“你在这里”的方位指示，以及在想象中扭转一个三维物体，对我们来说都是很大的考验，但这不等于说应该对我们的悲悯心产生怀疑。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说，换位意味着揣摩他人的所见、所思和所感，这也就让共情有了另一重含义。

    读心（mind-reading）、心智理论（theory of mind）、心智化（mental-izing）或者共情精度（empathic accuracy）都是指从某人的表情、行为和处境推断他的想法和感情的能力。比如，这种能力让我们猜想，一个刚刚误了火车的人可能非常沮丧，正在思考如何才能准时赶到他的目的地。[11]读心不要求我们自己体验共情对象的经历，甚至不一定要我们关切他们的境遇，只是要求我们能够推断他们的感受。读心也许包含了两种能力，一是读懂思想（这是自闭症病人不具备的），另一种是读懂感情（这是精神变态者所缺失的）。[12]有些很聪明的精神变态狂尽管无法理解人类情感的真正本质，但为了能够更好地操纵他人，他们也学习读懂他人的情感。举例说，一个强奸犯这样谈论他的受害人：“她们吓坏了，是不是？但是，你看，我真的不能理解她们怕什么。我自己也害怕过，害怕确实令人很不愉快。”[13]不管他们是否真正能够理解他人的情感，对于他人的情感本身，他们完全不在乎。施虐、幸灾乐祸和对动物的痛苦无动于衷说明一个人即使能够对其他生命的感觉有所认知，但仍然可以不产生任何同情心。

    人们在目睹其他人遭受痛苦的时候经常会感觉到紧张不安。[14]正是这种反应让人们克制自己在争斗中伤害他人，也是这种反应让米尔格拉姆实验的参加者在动手实施电击时感到焦虑，让纳粹预备役军人在第一次近距离射杀犹太人时感到恶心。这些事例清楚地说明，对他人的痛苦感到紧张不安与同情的关切不同。相反，人们可能因厌恶这种紧张不安而压制带来不安的受害者，或者因不快而逃避这些受害者。我们中的很多人都曾经在机舱里遇到尖叫不止的孩子，当被吵得头昏脑涨坐立不安的时候，如果说还有同情，我们对父母或许还有一些，但对孩子则没有多少了，而我们最强烈的愿望就是能够换一个远些的座位。名为“拯救儿童”的慈善组织连续多年在杂志上刊登广告，一张赤贫儿童的照片，配上文字说明“每天只要拿出5分钱，你就可以拯救胡安·拉莫斯。或者，你可以翻过此页”。大部分人都选择赶快翻过这一页。

    情感具有感染力。当你欢笑的时候，全世界都和你一起欢笑；这就是为什么喜剧中要加上笑声的录音，也是为什么拙劣的喜剧演员总是在关键台词后面加上一连串叽叽嘎嘎的模拟笑声。[15]其他有关情感传染的实例是婚礼或葬礼上的眼泪，在热闹的晚会上想要跳舞的冲动，人们在炸弹案中的恐慌，还有颠簸的轮船上总是有越来越多的乘客出现呕吐。情感传染还有一种不太强烈的形式，它包括各种替代性反应，比如我们看到运动员受伤的时候会皱起眉头，看到007系列影片中詹姆斯·邦德被捆在椅子上遭暴打的时候会闭上眼睛。另一种传染是运动神经模仿，比如我们给婴儿喂苹果泥的时候，自己也会张开嘴巴。

    许多人认为共情是人类福祉至关重要的情感能力，而在这些共情倡导者的文章中，情感传染似乎是“共情”感的基础。虽然，“共情”感中我们评价最高的心理反应叫作同情反应，或者简称同情。同情包括在认知他人的快乐和痛苦的前提下，将他人的利益视为自己的利益。人们很容易将同情等同于情感传染，但也很容易看出两者的不同。[16]如果一个孩子被乱叫的狗吓坏了，开始号啕大哭，我对她的同情不应该是和她一起恐惧地号啕大哭，而是安慰她和保护她。相反，我能够对其他人所经历的而我不可能体验的痛苦怀有深刻的同情，比如妇女生产时的痛苦，妇女被强奸的痛苦，或者癌症病人的疼痛。我们的情感反应不是自动复制他人的情感，而是取决于我们判断他们是盟友还是竞争者，然后做出可能截然相反的情感选择。当球迷观看主场比赛时，观众高兴他也高兴，观众沮丧他也沮丧，但他观看客场比赛时，观众高兴他就沮丧，而观众沮丧则轮到他得意。最常见的情况是，同情决定了情感传染，而不是相反。

    人们为共情一词的各种不同含义争执不休，让共情成为今天的热议话题。用镜像神经元作为悲悯意义上同情的同义词，让对共情理解的混乱固化进入我们的文化基因。里夫金这样写道：“所谓的共情神经元，让人类和其他一些物种能够设身处地地感觉和体验其他实体的境遇。”他得出结论说：“我们从根本上是共情的物种，寻求与我们同胞的亲密参与和伙伴关系。”镜像神经元理论假定，同情（这里的“同情”和“传染”模糊难分）是我们大脑里天生的情感，是我们灵长类动物的传承，我们只需要运用它，或者说，至少不要压抑它，就能为世界迎来一个新时代。里夫金承诺“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普及全球共情意识”。很不幸，他的承诺所依据的却是他对神经科学非常有问题的诠释。

    1992年，神经科学家贾科莫·里佐拉蒂（Giacomo Rizzolatti）和他的同事在猴子的大脑里发现了某些神经元；猴子捡到葡萄干或者猴子看见人捡到葡萄干的时候，这些神经元都会变得活跃。[17]其他神经元对其他类型的行为有同样的反应，包括自己做出的和看见的行为，比如触摸和流泪。虽然神经科学家不能在人脑里插进几根电极棒，但我们可以相信，人类的大脑有一样的神经元：脑神经成像实验已经在顶叶和内额叶找到几个这样的区域，在人们自己做出某些特定动作，或看见其他人做同样动作的时候就会发亮。[18]镜像神经元的发现虽然并非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但是仍然意义重大：如果我们的大脑不能对同样的动作做同样的理解，不论这个动作是谁做出的，我们都不会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时使用同样的动词。但是，这个发现立刻被炒作成一个巨大的泡沫。[19]一位神经学家声称，镜像神经元之于神经科学意义之重大就像DNA之于生物学的意义。[20]加上报道科研新闻的记者推波助澜，有科学家将镜像神经元吹成是语言、模仿、文化学习、潮流和时尚、球迷、代祷，当然还有共情的生物基础。

    镜像神经元理论有一个小问题，在恒河猴（rhesus macaques）身上也发现了镜像神经元，但这是一种非常暴躁的小生物，从它们身上，你找不到一丝一毫的共情（或者模仿，更不要说语言了）。[21]另一个我们将要进行探究的问题，即镜像神经元主要集中在大脑的特定部位，而根据神经成像研究，这些部位与同情关怀意义上的共情没有多大联系。[22]许多认知神经科学家猜测，镜像神经元具有让人对某种行为概念进行想象的功能；当然，这一说法也存在争议。绝大多数神经科学家都不接受对镜像神经元的夸张，例如认为它能独到地解释人类的能力；而到今天，已经没有人会将镜像神经元的活动等同于同情心了。[23]

    当我们体验到痛苦以及对他人的痛苦经历产生反应的时候，我们大脑中的某些部位，特别是脑岛会特别活跃。[24]但是，这种对自身痛苦的感受和对他人痛苦感受的重合反应，是我们同情他人境遇的结果，而不是原因。还记得我们在前面一章说过的一项实验，实验参加者受到电击后，脑岛部位发亮；当这些实验参加者看见其他清白无辜的人受到电击时，脑岛的同一部位也会发亮。但是同一实验还显示，如果看到诈骗自己钱财的人受到电击，男性实验参加者的脑岛没有任何反应，他们的纹状体和眶额皮层还会因为甜蜜的复仇而发亮。[25]

    共情，作为道德意义上的同情心，不是我们大脑中镜像神经元的机械动作。共情像装有开关一样，可以被开启，也可以被关闭，甚至可以转变成反向共情，即看到某人受难而感到高兴，或看到某人高兴而感到难过。复仇是开启反向共情的键钮，球迷时而狂喜时而沮丧的反应告诉我们，竞争可以触发反向共情。心理学家约翰·兰泽塔（John Lanzetta）和巴兹尔·英格里斯（Basil Englis）将电极棒粘在实验参加者的脸上和手指上，然后让他们和另外一个（伪装的）实验参加者玩投资游戏。[26]参加者被告知，他们或者两人一组进行投资，或者两人互相竞争（但每人的收益与对方的行为没有关系）。投资获益时，在计分簿上打个钩，而赔钱的时候，就给一下轻微的电击。当参加者认为两人是合作关系的时候，每当同伴有收益时，电极棒探测到的是内心的平静和微笑，而同伴受到电击的时候，电极棒探测到冒出的汗水和皱眉头。而当参加者认为和同伴是竞争关系时，电极棒探测到的情况完全相反：同伴遭受电击的时候，他们放松并且微笑，而当同伴有成就的时候则感到紧张并皱起眉头。

    通过共情——在感染、模仿、感情换位或者镜像神经元意义上的共情——建设美好世界的问题是，它触发的共情未必是我们想要的共情。也就是说，它所开启的不一定是对他人同情关切的情感。同情是内生的，是人们如何相处，即人际关系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关系主体如何认识这种关系，决定了他对他人的痛苦是共情，还是无动于衷，或者是反向共情。

    * * *

    在前一章，我们讲到大脑中与暴力倾向有关的回路；现在让我们来看看那些与天使有关的部位。在人类的大脑中搜索共情的结果证实，替代感是弱化还是强化取决于共情者的其他信念。克劳斯·拉姆（Claus Lamm）、丹尼尔·巴特森（Daniel Batson）和让·德赛特（Jean Decety）让实验参加者观看一位（乔装的）耳鸣病人接受新式治疗，治疗方式是从耳机里播放噪声，这位“病人”听到噪声后身体做出了畏缩的动作。[27]当实验参加者对病人产生共情的时候，大脑里的活动模式与他们自己听到噪声时是一样的。这些活跃的大脑部位包括脑岛的一部分——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无论是从字面本义还是从喻义上说，这部分大脑皮层处理的是人体脏器的感觉（见图8-3）。另外一个是大脑中的杏仁核，这个杏仁状的器官负责对恐惧和紧张做出反应（见图8-2）。第三个部位是前扣带皮层（见图8-4），这是一条在大脑半球内壁上的皮层，参与疼痛感引发的情绪动机——不是引发刺痛感本身，而是产生要消除痛感的强烈愿望。（在对换位性痛苦进行实验时，通常都看不到对身体真实痛感做反应的大脑部位有任何活动；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痛感，那更可能是幻觉，而不是共情。）研究人员没有给实验参加者任何可以激起反向共情的示意，例如竞争或者复仇，但是他们的共情反应仍然随着他们对情况的判断发生变化而变化。一旦他们得知这个治疗方法很有效，因此“病人”吃点儿苦头也是值得的，他们大脑中的换位性紧张反应就开始减弱。

    在对充满悲悯心的大脑所做的研究中，我们完全看不到共情神经元组成的共情中心，看到的是各种激活共情和调节共情的复杂模式。决定这些模式的是认知者如何诠释他人的困境，以及如何看待两人之间的关系。共情的路径大致如下：[28]大脑上颞叶的颞顶交界区和附近的回间沟（沟槽）对他人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做出评估。背外侧前额叶皮层和附近的额极（frontal pole），即大脑额叶的前端点评估情况的特殊性和本人的整体目标。眶额皮层和腹内侧额叶皮层整合这些评估的结果，并与大脑中更古老和更情绪化的部位产生的反应进行协调。杏仁核加上附近额极传递过来的信息，对恐惧和紧张性刺激做出反应。脑岛则记录了厌恶、愤怒和替代性疼痛。扣带皮层协助控制对紧急信号做出反应的大脑神经系统，比如某些回路发出召唤不相容反应（incompatible responses）的信号，有些则发出感受到肉体痛苦和精神痛苦的信号。对镜像神经元理论来说，最不幸的是，大脑中镜像神经元最丰富的区域，比如指示运动神经运作的大脑额叶的某些部分（位于大脑外侧裂的最后方）和记录身体感受的大脑顶叶的某些部分，却大多不介入这些活动，唯一的例外是只有跟踪身体各个部位所处位置的顶叶部分参加了共情活动。

    事实上，大脑组织中最接近悲悯性共情的既不是皮层质也不是皮层下器官，而是传输激素的系统。催产素是下丘脑制造的一种小分子物质，它对大脑的情感系统，包括杏仁核和纹状体发生影响，它由脑下垂体释放后进入血液，进而影响全身。[29]催产素原初的进化功能在于启动母性，包括生育、哺育和关照幼子。但因为这种激素能够减少与其他生物亲密接触的恐惧，因此它在进化过程中还具有支持母子之外其他亲和形式的作用，包括性高潮、异性一夫一妻制中的依恋、婚姻和伴侣之爱，以及非亲缘之间的同情和信任。为此，催产素也被称为“拥抱激素”。催产素在多种人际亲昵关系中的作用证实了巴特森的一个观点。他认为，母性关怀是其他各种人类同情形式的进化先驱。[30]

    在行为经济学领域，人们做了些颇为稀奇古怪的实验，其中之一是厄恩斯特·费尔（Ernst Fehr）和合作者进行的信任博弈实验；在实验中，他们要求参加者将资金交给一位委托人进行投资，本金可能会翻几番，但委托人只需要按照自己的心愿向出资人返还资金。[31]实验参加人接受鼻腔喷雾剂，一半人吸入含有催产素的喷雾，催产素可以通过鼻腔进入大脑；另一半人则吸入空白的对照剂。那些吸入催产素的实验对象明显愿意将更多的钱交给陌生的委托人。媒体还曾经大肆报道说，某车行通过通风系统在展车厅释放含有催产素的雾剂，迷惑不明就里的消费者。（迄今为止，还没有人提议用飞机喷撒催产素的方式加速提高全球性共情意识。）另外有实验显示，吸入催产素让“最后通牒博弈”中掌握资源的提议方更加慷慨（在这种博弈中，接受方有否决权，提议方根据对接受方反应的预期分配资源），但催产素对“独裁者博弈”没有影响（在独裁者博弈中，接受方要么接受要么放弃，提议方无须考虑接受方的反应）。催产素似乎很可能是对他人的信念和愿望产生同情反应的关键触发器。

    * * *

    在第4章中，我曾提及彼得·辛格有关扩大共情圈（其实是同情圈的）假说。共情圈最内层的核心是我们对儿女的养育，而触发这种温柔情感的最可靠装置是幼儿脸蛋的几何形状——我们称这种感觉为“招人怜爱”（cuteness）。1950年，动物行为学家康拉德·洛伦茨（Konrad Lorenz）注意到，具有典型的未成熟动物体量的物体，让拿着它们的人产生温柔的情感。这些轮廓特征包括大脑袋、大脑勺、大额头和大眼睛，还有小鼻子、小下巴，以及细小的躯干和四肢。[32]“招人怜爱”最初是形容母亲关爱自己子女的映射，但是触发反射的特征在子女自己身上被大大地夸张了（以至于这些特征被当作子女健康的标识），以此诱发母亲的关爱反应，阻止杀婴倾向。[33]那些幸运地拥有幼崽脸型和体型的动物总能使抱着它们的人做出温情的反应，它们也因人类的同情心而得到更多的关照。我们觉得小白鼠和兔子要比老鼠和负鼠可爱，鸽子比牛更容易获得同情，海豹幼崽比貂或其他狡诈的毛皮动物更值得人类的保护。漫画家、泰迪熊和动漫动物的设计师都是利用这种映射让他们创作的形象更讨人喜爱。在一篇著名的有关米老鼠创作历史的文章中，斯蒂芬·杰伊·古尔德历数了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这只老鼠的眼睛和脑门如何被不断地加大，终于从一个招人讨厌的小顽皮成为一名清纯可爱的公司代言人。[34]古尔德没能活到2009年，否则他会看到迪士尼公司对米老鼠的新装扮。考虑到今天的孩子对“前卫”和“冒险”个性的追求，在新发行的电子游戏中，迪士尼让米老鼠退化了，新的米老鼠在解剖学上无疑具备了更多的老鼠特征。[35]

    我们在第8章中已经看到，“招人怜爱”对保育生物学家来说不是什么好事情，因为它将大量资源引向少数几个有迷人魅力的哺乳动物。甚至有组织认为，他们可以积极地利用这种反应，于是将有着两只楚楚动人的大眼圈的熊猫作为该组织的徽章。人道救援组织使用同样的手法宣传自己，他们常常用孩子的照片做自己的招贴。心理学家莱斯利·泽布罗维茨（Leslie Zebrowitz）已经证明，陪审团对长着孩子脸的被告怀有更多的同情，而这种对正义的嘲弄只能归功于我们克制不住的同情心。[36]美貌同样会因同情引致不公。容貌不佳的孩子常常受到父母和老师更严厉的处罚，也更经常成为儿童虐待的受害者。[37]容貌不佳的成年人则在诚实、善良、可信、敏感甚至智力方面被低估。[38]

    当然，我们对我们的成人亲友也怀有同情心，包括那些容貌丑陋的亲友。但是，即使在边界确定的圈子内，我们尊奉同一套道德感，但却不是毫无差别地释放同情心。在同情之外，一定还有其他与之相呼应的情感，我们的社交生活不可能是彻头彻尾、一成不变的温暖和柔情。社交生活中少不了摩擦和碰撞：谁踩了谁的脚指头，谁扫了谁的面子，谁又得罪了谁。如果心怀同情，我们或者感到负疚，或者愿意原谅，只是这些情感大多被局限在同一个小圈子内：我们同情的人，是那些被我们伤害后让我们感到愧疚，而伤害了我们后却容易得到我们宽恕的人。[39]罗伊·鲍迈斯特、阿琳·史迪威和托德·希瑟尔顿（Todd Heatherton）研究了关于负疚感的社会心理学文献，他们发现，负疚和共情密不可分。共情感强烈的人也具有较强的负疚感（女性的这两种情感都更丰富），而得到同情的人往往是那些让我们感到愧疚的人。这个效果非常明显，当要求人们回忆让他们感到愧疚的事件时，93%的事件与家人、朋友和情人有关，只有7%涉及一般的熟人和陌生人。

    当回忆让别人感到负疚的事件时，我们得到了相同的比例：我们主要是让我们的亲友感到负疚，而不是让一般的熟人和陌生人感到负疚。我们将在有关道德的章节再来看鲍迈斯特等人对这一现象的解释。他们注意到，同情和负疚只发生在“共生关系”的圈子内。[40]在“交换关系”或“公平对等关系”中，即在我们与熟人、邻居、同事、合伙人、客户和商家的关系中，人们很少产生同情和负疚感。交换关系遵循公平原则，伴随的情感与其说是发自内心的同情，不如说是诚恳。如果我们伤害这些人，他们会回报以伤害，我们可以精准地协议罚金、退款和其他形式的赔偿来弥补此类伤害。如果这些赔偿行不通，为了减少自己的痛苦，我们可以疏远他们或者损害他们。我们会看到，交易式的议价赔偿能够修复交换性关系，但在共生关系d中则成为人们的避讳，修复共生关系的代价要大得多。[41]它要求更复杂也更长效的情感黏合剂，例如同情、愧疚和宽恕。

    * * *

    那么，我们将同情心从婴儿、毛茸茸的小动物以及与我们有共生关系的人群向外扩张，将更多陌生人拉进同情圈会如何呢？互惠利他主义提供了一套预期，它采取“一报还一报”等在技术意义上“友善”的策略，即首先付出合作的善意，在对方没有背叛之前决不背叛对方。如果人们具有这样的善意，他们应该也具有给予陌生人同情的意愿，其最终的（即在进化中形成的）目标是试探结成互利关系的可能性。[42]尤其是当我们遇到一位急需帮助的人，自己只要付出小小的代价，就能够让他人摆脱极大的困境，我们的同情心通常会油然而生。此外，在有共同利益作为润滑剂的互利关系中，即在具有同样价值取向和属于同一个阵营的人之间，同情心也很容易被调动起来。

    像“招人怜爱”一样，“需要”是同情最常见的诱因。甚至几岁的孩子也会出手帮助遇到困难的人，或者安慰一个伤心的人。[43]巴特森在研究共情的时候发现，当学生面对一个需要帮助的人时，比如一个刚刚做过腿部手术的病人，即使病人不属于他们通常的社交圈，甚至不论病人是同学，还是陌生的老人或孩子，甚至是只小狗，他们都会产生同情的反应。[44]有一天，我看见一只马蹄蟹（鲎）仰天躺在沙滩上，十几只小腿无可奈何地在空中蹬扯着。于是我把它翻转过来，看着它溜回大海，心里竟然涌起一丝幸福感。

    当某人需要的帮助不能轻易被满足的时候，相同的价值观和其他共性开始发挥决定性的作用。[45]在一个颇具创意的实验中，心理学家丹尼斯·克雷布斯（Dennis Krebs）让参加实验的学生观看（研究人员假扮的）实验者玩一种特殊的轮盘赌，规则是当球落在双数栏，他赢钱；球落单数栏，他得到一下电击。[46]赌者或者被介绍为这些学生同系的同学，并具有相同的个性；或者是一个既非学生又个性不同的陌生人。当参加实验的学生认为赌者是和自己相似的人时，他们看到他被电击，就会手心出汗，心跳加速。他们说，等待他被电击时的感觉最为难过，他们甚至愿意替他接受电击，或者付钱免除他的痛苦。

    克雷布斯提出一种“共情-利他假说”来解释参加试验的学生愿意为同伴做出的牺牲：共情带动利他。[47]我们已经看到，“共情”一词含义模糊，所以此处我们看到的是两个假说。第一个是基于“同情”感的共情，在人的情感状态中，包括对他人境遇的关切——为他人幸福而感到欢乐，为他人悲哀而伤感——这种心态促使我们毫不利己地帮助他人。我们将这个假说称为“同情-利他假说”。如果这个假说成立，它将推翻心理享乐主义和心理利己主义这两个老学说。心理享乐主义指人们只会做给自己带来快乐的事情，而心理利己主义则是指人们只会做给自己带来好处的事情。当然，有人会提出循环论证说，帮助他人可以满足利他情感的需要，这恰好证明了人的行为必定是为了自己的快乐或者对自己有益。但是，要证明这些玩世不恭的理论，必须指出帮助他人还有某种“独立的”利己动机，比如缓解自己的痛苦，避免遭到谴责或者得到公众的赞许。

    “利他”一词的含义非常模糊。“共情-利他假说”中的“利他”是指一种特定的动机意识，它以为其他人谋利为目的本身，而不是有其他目的的一种手段。[48]进化生物学所说的利他与此不同，它从行为而不是动机来界定“利他”：生物利他性包括以牺牲自己的利益为代价谋求他人利益的行为。[49]（生物学家需要识别两种一个生物有益于另一个生物的利他方式。另外一种利他方式称为“互助主义”，指一个生物在自己得益的同时亦有益于另一个生物，比如昆虫采食植物的花粉，鸟类捕捉哺乳动物身上的跳蚤，还有趣味相投的同屋互相分享音乐。）

    在实践中，生物学上的利他和心理学上的利他经常相重合，原因是如果我们有动机做某件事情，我们通常也准备为此付出代价。尽管有误解，对生物学利他主义的进化解释（比如说，生物帮助自己的亲属或与亲属相互帮助，长远看都有益于基因遗传）与利他心理毫不矛盾。如果自然选择因长期收益而倾向以巨大代价帮助亲人或有潜在互惠可能的伙伴，那么自然选择会赋予人脑向这些人提供帮助的直接动机，没有必要再拐弯抹角地思考自己有何利益。事实上，利他者的基因可能获得长期收益，这一点既不说明利他者的虚伪，也不否认其利他的动机，因为基因的遗传收益在利他者的大脑中从来都不是一个明确的目标。[50]

    因此，“共情-利他假说”的第一个版本是，利他心理是存在的，动机是同情心。第二个版本的“共情-利他假说”的基础是“投射”和“换位”共情。[51]根据这个假说，不论是想象自己遇到同样的境况，还是干脆将自己想象成他人，只要为他人设身处地，即可产生对他人的同情——如果“同情-利他假说”成立的话，这种同情会促成对共情对象的利他性行为。人们也可以称此为“换位-同情假说”（perspective-sympathy hypothesis）。这个假说关系到我在本书第4章和第5章提出的问题，即媒体报道、回忆录、小说、历史书籍和其他各种替代性体验的手段扩大了我们的集体同情意识，推动了人道主义革命、长期和平、新和平和权利革命。

    虽然巴特森本人并没有严格将共情利他假说分为两个版本，但他历时二十多年的研究给两种版本都提供了支持。[52]

    让我们从“同情-利他假说”开始。有人坚持认为帮助他人无非是为了让自己感觉好一点儿，让我们拿这种玩世不恭的观点和“同情-利他假说”做个比较。在一项研究中，实验参加者眼睁睁地看着由研究人员假扮的另一名实验参加者伊莱恩在学习实验中反复遭受电击。[53]（实验分男女进行，男性看到的是一名叫作查理的男子。）随着实验的进行，伊莱恩表现出明显沮丧的情绪，这时，参加实验的人被告知有机会替代伊莱恩继续实验；同时被告知，除伊莱恩之外，其他人都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实验任务，可以选择立刻离开。所以，在这个时候接替伊莱恩的工作，将是一个纯粹的利他行为。在另外一组实验中，参加实验的人还要继续观看伊莱恩遭受另外8次电击。巴特森的理由是，如果人们仅仅是为了避免自己的痛苦，不想再看见伊莱恩受罪，才自愿替代伊莱恩进行实验，那么，如果他们有机会离开，可以不再看到伊莱恩接受电击，他们就没有必要出手替换伊莱恩。只有在他们不得不继续目击伊莱恩的痛苦，继续听到她的呻吟的时候，他们才会愿意付出自己遭受电击的代价。与克雷布斯的实验一样，实验参加者的同情心受到测试，她们被告知伊莱恩具有与她们相同或者相反的价值取向和兴趣（比如，如果实验对象喜欢读《新闻周刊》，那么伊莱恩被说成是喜欢读《时尚》或者《十七岁》）。无疑，当实验参加人感到自己和伊莱恩相像的时候，不论她们是否还要继续观看她被电击，她们都愿意替换她，让她不再遭受痛苦。如果她们觉得与伊莱恩是不同的人，那么只有在还要继续观看她受苦的情况下，她们才会愿意替代伊莱恩接受电击。此项实验和其他的研究共同证明，人们自私自利地帮助他人，帮助他人的目的是解除自己看到他人受罪而感到的痛苦。但是，当他们同情一个受害者的时候，他们的动机可以转变为单纯为了解救受害人，无论这样做是否能够减轻自己的痛苦。

    另外还有一组实验测试助人的第二种隐蔽动机，即以前所说的渴望自己的行为得到社会的赞许。[54]在这个实验中，巴特森等人没有再操纵情感，但是，即使人们对同一事件都抱有同情感，每个人同情感的程度也有所不同。巴特森这次利用了人们同情感的差距。他们让实验参加者听到伊莱恩焦虑地大声抱怨即将到来的电击，然后要求他们指出他们所感受的同情、感动、怜悯、柔情、温情和心软的程度。有些人在所有这些形容词后面都给了高分，另一些人则都给了低分。

    实验正式开始后，伊莱恩已经精疲力竭，失误越来越多，明显地感到沮丧。这时候，研究人员用一种很隐秘的方式来评估实验参加者是否出于纯属善意的意愿帮助伊莱恩摆脱困境，或者只是为了想要表现自己的善意。研究人员通过问卷来评估实验对象的情绪之后，或者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能够圆满完成自己的任务，就有机会让伊莱恩解脱；或者告诉他们，他们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就可以让伊莱恩结束实验，只是这样也就没有任何功劳可以夸耀。对同情伊莱恩的人来说，这两种情况让他们得到同样的解脱感；而对伊莱恩没有同情感的人来说，只有靠他们自己的努力让伊莱恩解脱时，他们才感到满足。另外还有一组实验，实验参加者必须在猜字游戏中得到高分才有资格替换伊莱恩，他们或者被告知游戏很容易（因此绝对没有机会造假得低分而逃避），或者被告知游戏很难（因而有机会名正言顺地逃避牺牲）。对伊莱恩没有同情心的人借机逃避，在所谓的难题面前束手无策；而对伊莱恩怀有同情心的人在解“难题”上的得分甚至更优异，因为他们知道必须付出加倍的努力才有机会替代伊莱恩受苦。所以说，同情感可以产生真正的康德意义上的道德感，即视人为目的，而不是达到目的的工具——在这个实验中，甚至不是为了实现自己享受助人为乐的快感这种高尚目的的工具。

    在这些实验中，人们从其他人——实验人制造的痛苦中解救受害者。那么，同情触发的利他行为能否抑制自己利用他人，或者抑制自己报复他人挑衅的欲望呢？答案是肯定的。在另外的实验中，巴特森让妇女进行一次性囚徒博弈，她们和一位研究人员假扮的匿名对手斗牌，斗牌的结果是以交易形式产生一些抽奖券号码。[55]在大部分情况下，她们采取了博弈论专家所说的最优策略，即背叛对方。她们根据保护自己不受欺骗并能够借机利用对方的原则选择出牌，与根据合作原则出牌相比，这样出牌会让双方都失去更多机会。不过，当实验参加者读过她那位匿名伙伴的一个私人便条之后，激起了对伙伴的同情心，她以合作原则出牌的比率从20%跳升到70%。在后面的实验中，另一组妇女进行“重复囚徒博弈”，这让博弈者有机会以自己的背叛来惩罚背叛的伙伴。对先行背叛的伙伴仍然报之以合作的次数只有5%。但是，如果预先让实验参加者对伙伴抱有同情心，她们就会更愿意宽恕，以德报怨的次数上升到45%。[56]所以说，同情可以减少自相残杀式的对抗和得不偿失的报复。

    在这些实验中，在一种情况下，同情是一个间接变量，由参加人与给定对象（比如伊莱恩）之间价值取向的相似性所决定；在另一种情况下，同情完全是内生的：研究人员在现场观察到实验参与者的共情反应有差异，有些人多一些，有些人少一些，无论原因何在。而理解暴力下降过程的关键是，同情是否可以由外生因素来左右。

    前面说过，同情以及相伴随的负疚和宽恕主要发生在共生关系圈子中。因此，任何能够产生共生关系的东西，也应该能够产生同情。建立共生性的主要手段是引导人们合作实现一个共同的目标。（罗伯茨岩洞营交战的男孩子，最后协作将校车拉出泥潭。）很多解决冲突训练班也是遵循这一原则：先是将冲突各方带进一种友善的氛围中，让他们有机会进行个人交流，然后交给他们一项共同任务，协商如何能够解决冲突。这些做法都能够激发相互同情，训练班通常要求学员进行变换视角为对方着想的训练。[57]不过，在所有这些案例中，合作被强加在参与者身上，显然我们不可能让数十亿人加入有人指导的化解冲突训练班。

    最有力量的同情外生触发器，所费有限且俯拾皆是，它就是人们在阅读小说、回忆录、自传和报告文学时产生的角色换位。那么，接下来的共情学问题是，读者对媒介的消费产生了换位思考，但是它是否真的带来了对作家、评论家和他们所描绘的群体的同情呢？巴特森的研究团队对此进行了实验，研究人员让实验参加者相信他们正在为大学广播站做市场调研。[58]他们要对一个叫作“个人视角新闻报道”的新节目进行评估。这个新节目的宗旨是“超越当地新闻事件本身，报道事件对个人生活所产生的影响”。实验要求一组参加者“专注于广播的技术层面”,“客观地看待节目所讲述的事实”，不要被受访对象的感情影响；要求另一组参加者“想象受访人对事件的感受和事件对他们的生活产生的影响”——人为地操纵换位思考以制造某种同情感。必须承认，这样的操纵很不高明：因为人们在读书和看新闻时，不需要别人告诉他们应该如何思考如何感受。但是作家都知道，如果能够引诱观众进入故事主人公的立场，他们就会满怀同情地追随他进入故事情节。所以，对想要成功的剧作家的最好劝告就是“整出个英雄，再给他找些麻烦”。应该说，真正的作品不需要向观众下指令，所谓感人的主角，就是说他能抓住观众的同情心。

    第一组实验显示，换位思考产生的同情和伊莱恩实验中发现的同情一样真诚。[59]实验参加者先是观看了对凯蒂的采访，凯蒂的父母在一起车祸中双双丧生，她只好承担起抚养年幼弟妹的责任。接着，实验参加者被告知，他们有机会做些小事情帮助凯蒂，比如照顾孩子，或者开车送她去一些地方。研究人员在志愿计划表上做了些手脚，或者让名单看起来已经有很多学生签名准备帮助凯蒂，以此制造同伴压力；或者让名单上只有两个名字，让实验参加者可以毫不羞愧地忽视凯蒂的困难。那些专注于报道技术层面的人只在有很多同学报名帮助凯蒂的时候才志愿提供帮助，而那些仔细听过凯蒂采访的人，不论是否有其他同学报名，都在志愿者名单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对一个处于困境的人抱有同情是一回事，对一个人所代表的群体产生同情则是另一回事。读者是仅仅对汤姆大叔抱有同情，还是对所有的美国黑人奴隶都抱有同情？是仅仅同情奥利弗·特威斯特（Oliver Twist），还是同情所有的孤儿？是仅仅同情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还是同情所有的集中营受害者？在一项有关同情泛化的实验中，学生听到一位年轻女子朱丽讲述她车祸后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遭遇（在进行此项实验的时候，人们还没有找到艾滋病的有效治疗方法）。

    是啊，你们可以想象，这真是挺可怕的。我是说，我每次咳嗽或者感到虚弱时，都会想，是不是到时候了？你知道，就是生命是不是开始衰竭了。有时候我感觉挺好的，但在我脑子的深处，有种恐惧一直在那里。任何一天都可能是走向死亡的（停顿）转折点。我知道——至少是现在——我没有生路。我知道他们在寻找治疗办法——我也知道，人都是要死的。但是这一切真是太不公平了，太恐惧了，像一场噩梦。（停顿）我的意思是，我本来觉得自己刚刚才开始生活，突然，我马上就要死了。（停顿）这真叫人受不了。[60]

    稍后，当学生在问卷上填写对艾滋病人的态度时，换位思考的学生比仅做技术评估的学生有更强烈的同情心，这说明对一个人的同情确实可以扩展到对这个人所代表的群体的同情。但是，此处很容易产生一种误解。换位思考所产生的同情效果受道德教化的规范，我们从实际生活中可以认识到，同情感不是天然的生理反射。朱丽承认，她因为整整一个夏天没有防护的滥交，才感染上了艾滋病。尽管那些换位思考者仍然对艾滋病患者这个群体怀有更大的同情心，但是对感染艾滋病的年轻妇女这个群体却没有太多同情了。以流浪汉为对象的实验也得出类似的结果，实验参加者有男生也有女生，他们的同情心对因疾病而陷于窘困的流浪者和因厌倦工作而流浪的人是不同的。

    接着，心理学家研究团队继续拓展他们的实验，这次他们要看看人们对被定罪的谋杀犯能有多少同情心。[61]没有人一定想要人们对杀人犯抱有温情，但是，对不值得同情的人怀有某种程度的同情，也许是反对残忍处罚和滥用死刑所需要的。我们可以想象，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点儿同情心，才产生了人道主义革命时期的刑罚改革。巴特森并没有到拿精神变态杀人狂来博取同情的地步，他很巧妙地编造了一个典型的常见凶杀案，杀人犯受到同样不讨人喜欢的受害人的挑衅。下面是“詹姆斯杀死邻居的故事”：

    没过多长时间，情况就变得越来越糟糕。他把垃圾倒在我家后院的篱笆旁边。我在他家房子的侧墙上喷上了红漆。然后，他在我的车库放火，我的车还停在车库里呢。他知道那辆车是我的骄傲和欢乐。那真是我的宝贝，我把它收拾得好好的。我睡醒的时候，他们已经把火扑灭了，可我的车毁了——彻底毁了！而他还在笑！我被气昏了——我没有喊叫；我一声都没有吭，但我浑身哆嗦，站都站不稳了。我当时就下了决心，他死定了。那天晚上，他回到家的时候，我拿着猎枪，在他家的前廊上等着他。他又笑了起来，说我是个懦夫，说我没有胆子做任何事。但是，我做了。我向他开了4枪。他当时就在门廊上咽了气。警察来的时候，我还拿着枪站在那里。

    （审讯员：你对做过的事情后悔吗？）

    现在？当然了。我知道杀人不对，没有人——包括他在内，应该这样被杀死。但是当时我全部的想法就是不能饶了他——他必受报应，我不想再看见他。（停顿）我向他开抢的时候，心里感到很痛快、很轻松。我觉得自己自由了。不再愤怒，不再害怕，也不再仇恨，但是这种感觉也就有一两分钟吧。他才是得到自由的人，而我要在监狱度过余生了。（停顿）看看我现在的样子。

    对杀人犯詹姆斯本人，采取换位思考的学生比做技术评估的学生还是要多一点点同情，但对杀人犯这个群体，无论是换位思考还是技术观察，两组学生的态度几乎没有发生变化。

    但是，意料之中还有意外。一两周后，参加实验的学生突然接到一个有关监狱改造的民调电话。（打电话的人是乔装改扮的巴特森实验研究人员，不过没有学生想到这一点。）民调中有一个问题涉及对谋杀犯的态度，它与学生实验问卷上的问题极为相似。研究人员希望在这个时间间隔上，显出换位思考的效果。那些在一两周之前尝试站在詹姆斯的角度看问题的学生对谋杀犯明显抱有更大的同情。研究人员称所追踪的这种延迟影响为“睡眠者效应”。当人们突然接触到原来不为他们所接受但却能够改变他们态度的信息时，比如本案中对杀人犯怀有某种温情，他们意识到这种令人不快的影响，因此有意识地加以排斥。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心理防线松懈了，内心的变化开始浮现。此项研究的要点在于，听到一个陌生人的故事，设身处地地进入他的角色，即使这个人属于被人们极端厌恶的群体，人们还是会真诚地对他和他所属的群体抱有更多同情——即使不能在听到他的故事后立刻就能做到这一点。

    在一个人际交往密切的世界上，人们有很多渠道接触陌生人的故事，包括面对面的交流、媒体的采访，还有各种回忆录和自传。那么，虚构世界的那部分信息流——让观众心甘情愿遭受折磨的小说、电影和电视剧的影响又如何呢？听故事的愉悦来自听者进入角色，然后对比各种不同角色的立场，比如故事中其他人物的立场、讲故事的人的立场和读者自己的立场。小说是不是一条扩张共情的隐秘途径？乔治·艾略特在1856年的散文中为这一心理假说进行过辩护：

    只有已经具备同情心和道德情操的人才能感悟理论和数字的感召力，但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所展现的人类生活画面，可以让最平凡和最自私的人心动，让他们关切他们身外的世界，这或许可以叫作道德情操的原料。当司各特将我们带入走运佬马克雷白克特的小村舍，或者给我们讲述《两只鸽子》的故事；当华兹华斯向我们吟诵《苏珊的幻想》；当金斯利向我们展示奥尔顿·洛克如何可怜巴巴地凝望着大门，门外的大路通向他平生第一次见到的树林；当霍农描画出一群清扫烟囱的人，就沟通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打破粗暴的排他性而言；他们的作品，超过了成百上千次布道和成百上千篇哲学论文。艺术最贴近生活，它让我们得以超越自身的局限，不断丰富我们人生的体验，不断扩展我们与同胞的交往。[62]

    当代历史学家林恩·亨特、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心理学家雷蒙德·马尔（Raymond Mar）和基思·奥特利（Keith Oatley）等人强烈主张阅读小说是共情扩展的主要途径，也是推动人道主义进步的力量。[63]人们也许会认为，文学理论家会加入他们的阵营，全力证明文学理论研究的对象是推动时代进步的力量；而在这个时代，学生和资金居然纷纷弃文学而去。但是，许多文学理论家，比如《共情与小说》（Empathy and the Novel）的作者苏珊·基恩，对于阅读小说能够提升道德的建议甚至感到恼怒。在他们眼中，这种观点太庸俗、太功利、太低级趣味、太煽情、太奥普拉——太哗众取宠了！他们指出，阅读小说，迫不及待地看着书中反面人物倒霉遭殃，同样可以培养幸灾乐祸的情感。它可以强化对“另外那些人”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它甚至可能分流对现实中活生生的人的关注，将同情转向不存在的虚构受害者。他们还表示，我们完全没有必要闹出一大堆实验室数据来显示杜撰的作品可以共情。马尔、奥特利和他们的合作者都证明阅读小说的人在共情和社交机敏度测试中得分较高，但是这种相关性不能说明到底是阅读小说让他们更富有同情心，还是共情能力强的人更喜欢阅读小说。[64]

    如果虚构的体验不能产生真实体验一样的效果，那倒是让人觉得奇怪了，因为人们经常在自己的记忆中混淆两者。[65]有几项实验说明小说确实可以扩展同情。巴特森所做的一项广播节目实验中有一个对瘾君子的采访，参加实验的学生分为两组，一组被告知这位瘾君子真有其人，另一组被告知是演员在表演。[66]凡是被要求换位思考的听众都对瘾君子抱有更大的同情，不论他是真人现身还是演员表演（虽然在被告知是真实人物时，同情增多了些）。而在一个绘声绘色的说书人手中，虚构的人物甚至能够比真人有更强烈的感染力。文学理论家杰梅扬·哈克穆尔德（Jèmeljan Hakemulder）在他的著作《道德实验室》（The Moral Laboratory）一书中说，在实验中，实验参加者阅读了事实相同但题材不同的作品。作品都是关于阿尔及利亚妇女的悲惨处境，他们或者是通过马里克·默克戴姆（Malike Mokkeddem）的小说《流离失所》（The Displaced）的主人公的眼睛接触事实，或者是通过冉·古德温（Jan Goodwin）的纪实报告《荣誉的代价》（Price of Honor）来了解情况。[67]阅读小说的人比阅读纪实报告的人变得更加同情阿尔及利亚的妇女，因为他们更少将妇女的困境归咎于文化和宗教传统。这些实验让我们有理由相信，人道主义革命的编年表恰好排在通俗小说流行之后，不完全是一种巧合：换位思考确实有助于扩展同情圈。

    * * *

    共情研究已经证明，同情可以推动真正的利他主义，对个体的遭遇换位思考所产生的同情可以扩展至个体所在的群体，这个个体甚至可以只是小说中的虚构人物。人们一直在揣测，是对人类苦难的感受，以及减轻其苦难的真挚愿望推动了人道主义改革，实验研究证明了这一猜测。正因为如此，对历史上多种暴力下降的解释必须考虑到换位思考的认知过程和同情感所发挥的作用。我们这里所谈的暴力涉及有组织的暴力，例如残酷刑罚、奴隶制、滥用死刑；涉及日常弱势群体，例如妇女、儿童、同性恋、少数族裔和动物的虐待；还涉及杀人如麻的战争、征服和种族清洗。

    同时，研究还提醒我们，为什么我们不能拿“共情时代”或者“共情文明”作为解决我们问题的手段。共情也有它的阴暗面。[68]

    首先，当共情与社会的基本原则——公平相抵触的时候，它会危害人类的福祉。巴特森发现，当人们对身患重症的10岁小姑娘谢里产生共情后，他们选择让谢里跳过其他排队等候的孩子先得到治疗，尽管其他孩子的病情更重，已经等候了更长时间。共情在这里等于将其他孩子交给死亡和痛苦，仅仅因为共情者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和故事。那些知道谢里的遭遇但没有对她产生共情的人，做出的决定反而更公正。[69]其他实验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巴特森还发现，在公共品博弈中（成员向公库上交资源，公库获利后向成员进行再分配），博弈者可能对其他成员产生共情，比如读到报道说这位女子刚刚和男友分手了，于是将本应交给公库的资源转给这位女子；对公库贡献的减少，损害了所有成员的利益。[70]

    共情和公平之间的冲突不仅仅是实验室的兴趣所在，在真实世界，它可能产生沉重的后果。如果一个社会的领导人和政府雇员对自己的亲族和密友产生共情，关切地向他们发放特殊津贴，而不是铁面无私地分配给陌生人，社会将因此陷于灾难。裙带关系不仅侵蚀警察、政府和企业的生命力，而且在家族和种族之间开启对生活必需品的零和竞争，这样的竞争必定走向暴力。现代组织的核心是承担抽象的委托义务，而这些义务超越所有的共情关系。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作为谋求普世人类福祉的力量，共情过于狭隘。虽然有镜像神经元，但共情不是生理的自然反射，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泛起同情心。共情像开关一样，可以打开，也可以关上，甚至走向反面，它取决于人们如何解释他们之间的关系。可怜可爱、容貌俊秀、亲族、朋友、相似的人或者具有共同利益的群体都可以激发共情。虽然共情可以通过换位思考向小圈子外扩展，但巴特森警告过，其扩展的余地非常有限，而且为时可能非常短暂。[71]期望人类的共情梯度可以平展扩张、无限伸延，人们待所有的陌生人都如同家人和友人，这曾是20世纪的乌托邦梦想，它实际上要求对人性进行不切实际的压制，而压制的结果还未必如愿。[72]

    压制人性也是完全没必要的。扩展共情圈不等于说我们必须对地球上每一个人的痛苦都感同身受。没有任何人有这样多的时间和精力，即使我们的共情可以勉强铺张开来，伸展向更远的人群，但这样肯定会导致情感不堪重负，怜悯心产生疲劳。[73]《旧约》指示我们要爱我们的邻居，《新约》教导我们要爱我们的敌人。但道德理性似乎应该是：爱你的邻居和敌人，因此不要去杀害他们。坦率地说，我不爱我的邻居，更不要说敌人了。所以，更准确的表述应该是：不要杀害你的邻居和敌人，即使你完全不爱他们。

    真正得到扩展的与其说是共情圈，不如说是权利圈——对其他生命做出承诺，不论这些生命与我们多么不同、多么疏远，都应该免于被伤害和被剥夺。在激发人们的良知，关切受歧视集团方面，共情发挥了历史性的重要作用。但光有这些良知的感悟是不够的。共情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在于它推动改变了决定社会如何对待这些团体成员的政策和规则。在历史上有些关键时刻，对生命价值的新感受很可能扭转精英的决策和大众的传统观点。但是，我们将在本书讨论理性的部分看到，要克服共情固有的狭隘性，非常需要抽象的道德讨论。我们的最终目标应该是让政策和规则成为我们的第二天性，共情则成为非必需品。事实上，共情就像爱，并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

    自制

    自从亚当和夏娃偷吃了禁果，奥德修斯将自己捆缚在桅杆上，蚂蚁储存食物时蚱蜢尽展歌喉，圣奥古斯丁祈祷“求主让我贞洁——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以来，人类就一直在为自制而挣扎。在当今世界，自制成为越来越紧要的美德，因为我们已经驯服了自然的灾难，我们的痛苦绝大部分都是我们自作自受的结果。我们暴饮暴食、抽烟、聚赌、透支信用卡、轻薄滥情，沉溺于海洛因、可卡因和电子邮件不能自拔。

    暴力也是一个自制力的问题。研究人员罗列了长长的暴力风险因素，包括自私、羞辱、嫉妒、部落偏见、挫折感、拥挤、热天气以及雄性。当然，世界上大致有一半的生命是雄性，我们都被羞辱过，都有嫉妒心，都遭遇过挫折，或者都在还没出拳时就已经被吓出一身冷汗。无处不在的凶杀幻想也说明，我们不能消灭暴力的诱惑，只不过是学会了抵制这种诱惑而已。

    现代欧洲的凶杀率下降到中世纪欧洲的1/30，自制力被认为是导致这一历史性趋势的最主要因素。我们讲到过诺贝特·埃利亚斯有关文明进程的理论，国家权力的巩固和商业的发展不仅扭转了激励机制，让人们放弃了强盗生意；它也向人们不断地灌输自制伦理，终于让克制和得体成为人们的第二天性。人们控制住自己不再在衣橱里小便，不再在公共场合性交，不再在餐桌旁放屁，不再抱着骨头大啃，啃到一半又把骨头放回到菜盘子里的同时，也控制住自己不再在餐桌上互相动刀子和互相割掉鼻子。在荣誉文化中，受到羞辱立刻施以报复的人受到尊敬，而在尊严文化中，能够克制自己的冲动的人才值得尊重。在20世纪60年代发达国家和去殖民化后的发展中国家出现暴力增加的同时，人们也不再珍视自制力，长者不再遵纪守法，年轻人更可以肆意妄为。

    缺乏自制也会带来大规模的暴力冲突。很多愚蠢的战争和动乱的起因都是领袖或社群对某人某事大肆鞭挞，其实第二天早上，他们就已经对自己的出言不逊而感到后悔。这里列举两个典型的实例：1968年，马丁·路德·金遇刺后，美国非裔在自己的社区放火抢劫；2006年，真主党发动一次袭击之后，以色列彻底摧毁了黎巴嫩的基础设施。[74]

    在本节中，我将以在前一节探究共情是否支持扩展同情圈的方式，从科学的角度探讨自制力，论证它是否支持“文明进程论”。文明进程论，就像弗洛伊德的本我和自我理论，对人类的神经系统做出了若干非常明确的说明，我们将逐一进行检视。大脑里是否确实存在一个冲动和自制的竞争系统？对于人类的种种恶习，从暴饮暴食到滥交再到拖延症，从小偷小摸到严重侵犯，自制力是不是驯服它们的唯一力量？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个人是否有办法增强自己的自制力？自制力的调整是否能够遍布全社会，从而改造社会的特性，形成新的自我约束？

    * * *

    让我们先来理解自制力这个概念，以及它在什么情况下是理性的，在什么情况下是非理性的。[75]首先，让我们撇开纯粹的自私自利，即损人利己，我们要观察的是自我放纵，即为了自己眼前的愉快而给自己带来长期的伤害。事例不胜枚举。今天的美食，明天的脂肪；今天的尼古丁，明天的癌症；今天歌舞狂欢，明天要付乐师的账单；今天性交，明天怀孕、得性病或者嫉妒；今天大打出手，明天就生活在瓦砾之中。

    及时行乐并不一定是非理性。说到底，星期二的你和星期三的你相比，不会因为在星期二吃了一块巧克力就缺点儿什么。相反，星期二的你可能因此更有价值。如果那块巧克力足够大，帮你填饱肚子，星期二吃了它让你不再饥肠辘辘，而把它留到星期三，则意味着你星期二可能要挨饿。再说，你克制自己在星期二享用这块巧克力的欲望，但你可能当晚长眠不醒，无论是星期二的你，还是星期三的你，都永远没有机会享用这块巧克力了。最后，你将巧克力藏起来，它还有可能变质，也可能失窃，反正让现在的你和将来的你都尝不到一点儿甜头。

    所有的东西都有自己的价值，及时行乐也是有代价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借出钱，一定要收取利息。明天的1美元比今天的1美元价值要低（即使我们假定没有通货膨胀），利息就是我们给两者之差决定的价格。人们按照单位时间内固定利率计算利息，也就是说，它是利上加利，或者叫作呈指数增加。利息补偿了人们在收回本金之前，随着时间的流逝本金所失去的价值，这种贬值也呈指数形态。为什么会呈指数变化呢？每过去一天，你都有可能死亡，借款人也可能逃匿或者破产，你可能再也见不到自己的这笔钱财了。而每过去一天，发生这些不幸事件的概率就增加一点儿，你要求的补偿也因此相应地翻番。至于享乐，对理性人来说，如果必须在纵情今朝还是快乐明天之间做决定，那么，只有在明天的快乐呈指数放大的情况下才会选择快乐明天。换句话说，是理性人，就应该对未来打折扣，以放弃某些第二天打了折扣的快乐为代价，享受一下今天的快乐。为了能够在90岁的生日晚会上挥霍一把，而让一个人节衣缩食一辈子，这可太没有意思了！

    只有在我们过分忽视未来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将未来的自己过分贬值，以至于在未来的自己还可能活着享受储蓄的时候，已经将储蓄挥霍一空时，这时的自我放纵才成为一种非理性。在数学意义上，有一个最佳未来折现率，亦即最佳利率——它计算了人的预期寿命，保有储蓄的可能性，你的资源最多能够维持多少时间，以及在生命的不同阶段（比如年富力强的时候和年老体衰的时候），你能享用的资源。“吃喝玩乐吧，反正我们明天都是要死的”这个观点是完全合理的，如果我们真的能够肯定我们明天就会死掉。但是，如果我们还有明天，而我们却像没有明天一样暴饮暴食，那就是非理性的。过度的自我放纵，缺乏自制，是让我们自己的未来过度贬值，等于是为我们放弃的某些快乐索取过高的利息。没有任何合理的利息率，能够让我们20岁时抽烟的快乐与50岁时癌症的痛苦等价。

    当今社会人类缺乏自制力的行为，大多来自折现未来的意识，而这个意识很可能是在史前时代就已经被植入了我们的神经系统；当时我们祖先面对的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人们的寿命很短，也没有多少储备手段能够应付数年之后的需要。[76]经济学家已经注意到，当人们只能听天由命的情况下，他们为退休所存的积蓄非常之少，仿佛总是觉得自己活不了几年了。[77]行为经济学家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和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等人提出了“自由意志家长制”（libertarian paternalism）理论，其依据正在于此。他们提出政府应该——在人民的同意之下——在人民的现在和人民的未来之间实行倾斜性政策。[78]实例之一是将加入退休金计划作为工资单上的一项自动预置，让人们选择退出计划，而不是让人们选择加入计划。另外一个实例就是将销售税转嫁到最不健康的食品上。

    但是，意志软弱的表现还不仅是过分地无视未来。如果我们只是将未来的自己过度贬值，我们也许是做了不利的选择，但是这些选择不会随时间的推移和其他可能性的流逝而变化。如果我们内心有一个声音不断地大声喊叫说“立刻上甜品”，这个声音完全淹没了小声嘟囔的“脂肪脂肪”，那么，不论是在5分钟内拿到甜品，还是在5个小时内拿到甜品，结果都是一样的。但在现实中，人们的偏好可以随着对象是否立等可取而变换，这种现象也称为“近视贴现”（myopic discounting）。[79]我们在酒店的房间里填写次日早餐的订单，可以毫不犹豫地选择无脂酸奶加水果，但如果是站在自助早餐的食台前，我们却会挑选煎五花咸肉和牛角酥。许多实验显示，很多生物都有同样的倾向，即在两个遥远的收益之间进行选择的时候，宁愿选择较大的收益，即使要等待更长的时间。比如，如果你有两个选择，第一个是在一个7天内得到10美元，第二个是在8天内得到11美元，你会选择第二个。但是，如果两个选择近在眼前，人们就会失去自制力，偏好发生变化，我们会选择立刻到手的好处，哪怕分量小一些，而放弃还要等待更长时间的那个好处，哪怕它的数量会大一些：就是今天，10美元！宁愿今天立刻到手10美元，也不想等到明天拿11美元。对单纯的贴现未来而言，只要贴现率合理，选择贴现就是合理的，但近视贴现与此不同，近视带来的偏好逆转，绝对没有理性可言。而所有的生物都是近视的。

    喜欢数学思维的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用数学解释近视偏好反转，他们认为，生物进行的是“双曲线贴现”（hyperbolic discounting），而不是更理性的指数贴现。[80]当我们为自己的未来计算折旧的时候，并不是在必须等待的每个单位时间内，将回报的主观价值重复乘上一个固定的折旧率，即第一步是为折扣原值的一半，然后折旧1/4、1/8、1/16等等，而是用递减折旧率计算每个时间单位的主观原值，即表现为首先是原值折扣一半，然后是1/3、1/4、1/5，以此类推。在定量表述之外，我们还可以更直观和定性地表述这个观点。双曲线是一条有一个突凸的曲线，如同一条陡直下降的曲线和另一条几乎平缓的曲线焊接在一起。而指数曲线则像是一条斜率不变的平滑下降的滑雪道。这一数学解释和心理学对近视贴现的解释相一致，有心理学理论认为近视贴现来自大脑的两个系统，一个系统处理当下的享受，另一个处理遥远的或者完全假想的享受。[81]托马斯·谢林这样说：“有些时候，人们的行为仿佛他们有两个自我；一个自我想要一个干净的肺，长命百岁，另一个自我则酷爱烟草；或者一个自我想要身材苗条，另一个则喜爱甜食；或者一个自我想要阅读亚当·斯密来提高自己……另一个只想看个电视上的老电影。”[82]弗洛伊德关于本我和自我的理论，以及俗话说的人类的过失是身体内有小魔鬼在捣乱的结果（“我真是中了邪了”），都是对自制力如同脑子里有小人在打架一样的直觉描述。心理学家沃尔特·米歇尔（Walter Mischel）和珍妮特·梅特卡夫（Janet Metcalfe）以孩子为对象进行了近视贴现的实验研究，他让孩子们在立刻得到一颗棉花糖和15分钟后得到两颗棉花糖之间做出痛苦的选择；他们认为，即刻享用的渴望来自大脑的“热系统”，而等待的耐心来自“冷系统”。[83]

    在本书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大脑的冷热两个系统的轮廓：大脑的边缘系统（图8-2显示了这一系统的主要部分）和脑额叶部分（见图8-3）。边缘系统包括愤怒回路、恐惧回路和优势回路，它们从中脑穿过下丘脑直到杏仁核；属于边缘系统的还有受多巴胺驱动的寻求回路，它从中脑穿过下丘脑到达大脑纹状体。两条路径均与眶额皮层和脑额叶有双向的联系，而眶额皮层和脑额叶调控着这些情感回路的活动，从而控制人们的行为。我们能否说，自制是大脑的边缘系统和脑额叶之间的一场拔河赛？

    2004年，经济学家戴维·莱布森（David Laibson）和乔治·罗文斯坦（George Loewenstein）、心理学家萨缪尔·麦克卢尔（Samuel Mc-Clure）和神经成像专家乔纳森·科恩组成的课题小组试图通过两个大脑系统之间的较量解释近视贴现之谜。他们将两个系统命名为“边缘蚱蜢”（limbic grasshoper）和“脑额叶蚂蚁”（frontal lobeant）。[84]参加实验的人躺在扫描仪下对两笔奖赏进行选择，比如说，或者很快可以得到5美元，或者等几个星期得到40美元。研究人员想知道，大脑对于“在立刻拿到5美元2两周后拿到40美元之间选择”与“2周内拿到5美元和6周内拿到40美元之间选择”的处理是否不同。答案是，确实不同。在唾手可得的满足感面前，立刻满足的可能性让实验对象的大脑纹状体和内侧眶额皮层部分闪闪发亮。而两种选择都会让背外侧前额叶皮层发亮，脑额叶的这个部分负担较冷静的更有意识的信息。更妙的是，神经成像专家可以清晰地读出实验对象的想法。当他们的侧前额叶皮层比边缘系统更活跃的时候，他们抗住诱惑，选择延迟但更大的收获；当边缘体和侧前额叶同样活跃甚至更活跃的时候，他们屈服于眼前的诱惑，选择尽管数量较小却可以最快到手的收获。

    如图8-3中前部发达的大脑显示，前额叶包括许多部件，构造复杂，它们涉及多重自制功能。[85]前额叶的最后端，即连接顶叶的部位，就是所谓的运动神经，它控制全身的肌肉。紧挨在运动神经前面的是运动前区，承担组织运动指令，形成更复杂的运动形式；人们最早就是在这个区域发现了镜像神经元。在这个区域之前的部位被称为“前额叶皮层”，它包括我们已经反复提及的背外侧、眶额/腹内侧皮层区域，以及左右两个大脑顶端的额极。额极有时候也被称为“前额叶之前额叶”，当人们选择放弃即刻但较小的收获，追求延迟但更大的收获时，额极连同背外侧皮层特别活跃。[86]

    与那些把自己的学生塞进扫描仪的科学家相比，对前额叶与自制力之间关系的新发现，丝毫没有让传统的神经病学，即那些治疗脑伤的神经科医生感到惊讶。很多脑外伤病人的病因都是过度折扣了自己的未来，开车不系安全带，或者骑摩托车不戴头盔。为了早一秒钟上路，或者为了风撩头皮的快感，他们放弃了未来的更大收益——免于事故，保住自己的前额叶完整无损。这笔交易实在太不划算了。据说，前额叶受伤的病人都变得刺激驱动。他们看见梳子，会立刻拿起来梳理自己的头发；只要眼前有食物，就忍不住要向嘴里送；让他们冲澡，不去叫他们出来，他们就会一直站在淋浴喷头下面。完好的前额叶是人们摆脱刺激性控制的前提，它负担着让人们的行动服务于自己的目的和计划的功能。

    当头部受到硬物撞击，前额叶与颅骨发生冲击后会受到严重损伤。在美国铁路工头菲尼亚斯·盖奇遭受的意外中，一根钢钎扎穿了他的眶额皮层和腹内侧皮层，但没有伤及外侧和最前端的部位。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前额叶的不同部位涉及不同的自制力。盖奇的记录显示，他丧失了“智能和动物本能之间”的平衡。今天的神经学家也认为，眶额皮层负担着协调情感和行为的主要功能。眶额皮层受损的病人变得冲动，不负责任，不能集中注意力，社交失态，有时候甚至变得暴力。神经科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认为，这种病状的症结是病人对情感信号缺乏敏感。他证明，这些病人在牌桌上出牌的时候，无论输赢概率，他们都不会冒冷汗，而正常人在输钱风险特大的时候，都会有紧张冒汗的体验。[87]这种情感驱动的自制——我们将之称为忧患（apprehension）——有着古老的进化历史，哺乳动物如老鼠都有非常发达的眶额皮层（见图8-1）。

    但是，还存在着更冷静的、规则驱动的自制力，前额叶的外层和最前端部位承担这类自制力的调控，这部分大脑主要是在人类进化过程中才出现的。[88]我们已经看到，当涉及在两个延后的享受之间进行选择时，以及是在扳动脱轨车厢的行车道岔撞死1名工人，或者任车厢留在原轨道上撞死5名工人之间进行选择时，背外侧额叶皮层负责对成本收益进行理性计算。[89]额极在指令链上居于更高的地位，人类的生活充满各种欲求之间的竞争，神经科学家认为额极让这些竞争顺利地展开。[90]每当我们同时面临多重任务，探索新的问题，恢复中断的话题，或者每当我们在梦想和专注现实世界之间进行切换的时候，额极开始活跃介入。额极让我们能够分神关注一个杂念，然后又跳回原来正在进行的工作，就像我们有时候因为缺少一味原料中断烹饪，跑到商店买回作料后再接着烹炸煎炒。神经科学家艾蒂安·克什兰（Etienne Koechlin）对前额叶的功能做了这样的总结：它最后端的部位负责对刺激做出反应；侧额叶负责处理故事的背景环境，额极则专注于故事的主要情节本身。具体说，当电话铃声响起，我们拿起电话，这是我们对刺激做出反应。如果我们是在朋友家中做客，我们会任凭电话铃声一直响下去，直到主人自己拿起电话，这是我们对场景进行回应。如果我们的朋友正在洗澡，告诉我们替他接一下电话，这是我们对具体的情节做出反应。

    这几个层次的自制力发生故障时，就会导致冲动型暴力。拿对儿童进行粗暴体罚来说，反对暴力已经是现代西方的父母固有的准则，他们对打孩子这样的想法几乎会产生生理反感，这可以说是眶额皮层做出的反应。其他时代和其他文化下的父母（比如那些会对孩子说“等你爸爸回家再说”的母亲）也许会根据孩子捣蛋的程度来调整自己对打孩子的态度，比如孩子是在家中闯祸还是在外面闯祸；如果是在家里调皮，当时家中是否有客人在场。自制力比较弱的父母，或者认为孩子的行为让他们无法容忍的父母，有可能大发雷霆，就是说他们大脑内的愤怒回路挣脱了前额叶的控制，将孩子痛揍一顿，下手之重，这些父母自己事后也会后悔莫及。

    艾德里安·雷尼以前曾经发现，精神变态者和冲动型杀人犯或者眶额皮层部位很小，或者反应迟钝。他最近又进行了一项神经成像实验。实验证明，来自边缘系统的冲动和来自前额叶的自制力出现失衡会导致暴力。[91]他对一群殴打妻子的丈夫进行了脑扫描，让他们看一些带有负面情感色彩的单词印刷图片，例如愤怒、仇恨、恐怖和惧怕等，告诉他们尽量忽略单词的含义，只要指出单词的印刷颜色 [此类测试注意力的方式被称为“叫色测试”（Stroop task）]。家暴男子在指出颜色的时候反应迟缓，心理学家认为这是因为他们内心充满激愤，对负面情感词汇超级敏感。正常人可以毫不延迟地指出印刷字体的颜色，完全不受词汇含义的影响；与这些正常人的大脑相比，家暴男子的边缘系统（包括脑岛和纹状体）更加活跃，而背外侧额叶皮层则比较迟钝。我们可以猜测在冲动型攻击者的大脑中，来自边缘系统的进攻性冲动较强烈，前额叶操控的自制力却较弱。

    * * *

    当然，大多数人都不是极端缺乏自制力，所以大多数人都不曾卷入暴力行为。但即使在非暴力的大多数人中，也有些人的自制力强过另外一些人。除了智商之外，没有其他特质比自制力更能预示一个人的健康和成功了。[92]沃尔特·米歇尔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对推迟享受进行了实验。在实验中，他给孩子们两个选择：立刻得到一颗棉花糖，或者等一会儿得到两颗棉花糖。他一直追踪着这些参加实验的孩子，直到他们长大成人。[93]10年之后，对这些长大了的孩子再次进行实验的结果证明，在棉花糖实验中显示出较强意志力的孩子，青春期调整顺利，SAT（学业能力倾向测验）分数更高，在校就读的时间更长。十几二十年后，这些孩子已经进入成年，那些有耐心的孩子，成年后很少服用可卡因，有更强的自尊心，人际关系更好，懂得如何应对压力，很少有边缘型人格障碍问题，有更高的学位，挣钱也更多。

    其他对样本更大的青少年和成年人的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成年人都能做到为两颗棉花糖多忍耐一会儿，但是我们也看到，面对“是今天拿到5美元还是等两周之后拿40美元”时，他们同样遇到了挑战。莱布森、克里斯托弗·查布里斯（Christopher Chabris）、克里斯·柯比（Kris Kirby）、安杰拉·达克沃思（Angela Duckworth）、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和其他人进行的研究也发现，那些选择延后但是更大回报的人，也是学习成绩更好、体重更轻、抽烟少、锻炼多、每个月都付清信用卡账单的人。[94]

    鲍迈斯特和他的合作者用另外一种方式测度自制力。[95]他们让大学生对下述这些句子进行评级来暴露自己的自制力：

    我有抵御诱惑的能力。

    我心里想什么都忍不住要说出来。

    我从来不会失去自制。

    我总是随心所欲。

    我太容易发脾气。

    我守不住秘密。

    如果我行动前能停下来想一想就好了。

    我太贪玩了，经常因此不能完成工作。

    我总是很准时。

    研究人员对评级中迎合社会偏好的倾向进行校正，将各种反应综合为一个测度习惯性自制力的单一指标。他们发现，得分高的学生往往学习成绩好，很少有饮食失调问题，较少饮酒，较少有身心病痛，很少精神紧张、抑郁、恐惧和偏执，有较强的自尊和良知，与家人保持良好的关系，有稳定的朋友，较少发生事后后悔的性关系，不太能够想象自己婚姻出轨欺骗配偶，较少有“发泄”或者“出气”的需要，更多感到愧疚，但很少感到羞耻。[96]有自制力的人更能够替他人着想，虽然他们具有同样的同情心，但他们对他人困境的反应不会太紧张。通常认为，那些自制力太强的人紧张、压抑、神经质、不善交往，强迫症人格，性心理停留在性心理发育阶段。但事实与此相反，研究人员发现，人们的自制力越强，他们生活得越好。自制力评级最高的人心理也最健康。

    自制力弱的人是否容易行使暴力？至少有间接的证据显示答案是肯定的。第3章中我们谈过的迈克尔·戈特弗里德森（Michael Gottfredson）、特拉维斯·赫希（Travis Hirschi）、詹姆斯·Q.威尔逊和理查德·赫恩斯坦（Richard Herrnstein）所推崇的犯罪理论，即犯罪的人也是自制力最弱的人。[97]他们总是经受不住眼前来路不正的小诱惑，不肯等待需要长期诚实耕耘的果实，比如远离监狱。暴力型的青少年和年轻人往往有违反校规的历史，他们很容易卷入证明他们缺乏自制力的各种麻烦，比如酒驾、吸毒酗酒、事故、考试不及格、滥交、失业，以及一些非暴力的犯罪，比如盗窃、破坏他人财产和偷车。许多暴力犯罪都属于典型的冲动型。一个人本来只是要到店里买包香烟，结果却头脑发热掏出枪抢劫了收银机，或者受到某人的谩骂或侮辱，拔出刀捅死了挑衅者。

    为了说明这一理论的普遍意义，我们必须能够表示心理学上的自制力与犯罪学上的自制力两个概念相符合；前一个概念以选择即时的小报偿或选择未来的大报偿来衡量，或者以自我冲动评级来衡量，而后一个概念以实际发生的暴力为量度。米歇尔检测了城市初中里的孩子，他发现那些能够为得到更多巧克力糖豆而等候更长时间的孩子，更少卷入打架或与同伴发生冲突。[98]很多对老师给学生评语所做的研究证实，在老师眼中，冲动的孩子往往具有较强的进攻性。[99]心理学家阿夫沙洛姆·卡斯皮（Avshalom Caspi）和泰里·莫菲特（Terri Moffitt）做过一项特别富有信息量的研究，他们对新西兰但尼丁市1972年和1973年出生的全部儿童进行追踪。[100]在3岁时被鉴定为“低度控制”（undercontrolled），即冲动、焦躁、抗拒性、不能集中注意力和情绪波动的儿童进入21岁后成为罪犯的可能性要高很多。（这项研究没有区分犯罪是不是暴力犯罪，但对同一样本进行的后续研究显示，暴力犯罪与非暴力犯罪高度相关。）[101]导致这些人高犯罪倾向的原因之一很可能在于他们对行为后果的预期非常不同。根据他们对问卷的回答，控制力低的人倾向于认为自己连续犯罪后被抓获的可能性不大，他们还认为违法行为被发现后失去亲友尊重的可能性也很小。

    青少年时期是自制力不断增长的时期，他们选择放弃眼前的小甜头，得到未来更大报偿的意愿越来越强烈，这种变化影响到青少年的犯罪轨迹。产生这一变化的部分原因是大脑的发育成熟。20岁之前，前额叶皮层的各种连接尚未完成，外侧和额极区是大脑中最后发育成熟的部位。[102]但是自制力不是故事的全部。如果自制力是导致行为不端的唯一原因，随着年龄的增长，青少年的麻烦应该越来越少，而事实并非如此。暴力不仅和自制力有关，而且和行使自制力的欲望有关。[103]青春期也是被称为“寻求刺激”（sensation-seeking）冲动发生涨落的年纪，这一冲动的动力来自大脑中寻求回路的活动。其活跃程度在18岁时达到峰值。[104]受睾丸素支配的雄性间竞争在青春期也处于上升状态。[105]虽然20岁左右的年轻人的大脑前额叶开始成熟，但对感官刺激和竞争的追求很可能压倒自制力的增长，让年轻人表现得更加暴力。长期而言，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年轻人终于明白追求刺激和竞争要付出代价，而自制则带来收获，此时自制力才会占上风。青少年犯罪的弧线是这几种动能合力的结果。[106]

    所以，自制力从幼年起就是表现人和人之间差异的一种稳定的特质。至今还没有人对双胞胎和领养儿童进行过自制力行为研究，例如孩子面对棉花糖的诱惑以及其他对成人的类似标准实验，而探讨自制力的遗传性非常需要有这样的研究。不过，我们基本上可以肯定地说，自制力和遗传有关，因为差不多每一种心理特质都具有部分遗传性。[107]自制和智力具有某种相关性（在-1和1的区间内，相关系数为0.23左右），两个特质都依赖于大脑的同一部位，虽然依赖的方式不完全相同。[108]智力本身与犯罪高度相关——比较迟钝的人既更多地行使暴力，也更多地成为暴力的受害者，虽然我们无法证明高自制力到底是高智力的结果，还是高智力的原因，这两个特质对非暴力各有其作用。[109]说明自制力具有遗传性的另一个线索是，以缺乏自制、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此病症也与违法乱纪和犯罪有关联）为代表的症候属于遗传性非常强的人格特质。[110]

    就我们目前所知，缺乏自制力走向暴力的证据所证明的是相关性。因为人们发现，有些人比另外一些人缺少自制力，而这些人也更容易行为不端、发怒和犯罪。但是，相关性不能证明因果。自制力弱的人更倾向犯罪也许是因为他们智力不高，或者是因为他们生长的环境太糟糕，或许他们还有其他一些宏观上的缺陷。更重要的是，某一个因人而异的特质无法解释我们试图回答的问题：为什么历史上暴力水平发生了变化。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需要证明个人放松自制会产生什么样的暴力结果。我们还必须能够证明，人民和社会能够不断地培养自制力，以此制约暴力。下面，让我们看看我们是否能够找到这些此前没有留意到的关系。

    * * *

    一个人和一种欲望做斗争，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许多有关自制的成语和词语都表现出自制是一种力量，比如意志力、毅力、意志坚强和自我抵制。语言学家勒·塔尔梅（Len Talmy）已经说过，有关自制的词语均来自与力量有关的语言，仿佛自制力是我们脑子里的一个小人，正在与顽强的对手进行肉搏。[111]我们在语言中使用同样的句型说萨莉强行推开了门和萨莉强迫自己继续工作，比菲控制住自己的狗和比菲控制住自己没有发脾气。还有很多概念隐喻，比如“自制就是力量”。人们发现这一隐喻实际上有着神经生物学的真实依据。

    鲍迈斯特和他的合作者在一系列出色的实验中证明，自制就像是人体的肌肉，会变得疲劳。让我引用他们的一篇论文中方法论部分的片段，这些文字翔实地说明了他们的实验过程：

    实验参加者报名参加一项有关味觉的实验。研究人员为每一名参加者安排一次个人测试时间，要求参加者在测试之前少吃一顿饭，保证三个小时之内不能吃任何东西。

    研究人员在实验参加者到达之前精心布置了实验场地。一个小烤箱里烘烤着巧克力饼干。整个房间弥漫着新烘焙糕点的诱人香味。实验参加者落座的桌子上摆着另外两种食物，一盘是巧克力饼干配着巧克力糖，还有一碗红白小萝卜。[112]

    主题故事是，这是关于感觉记忆的实验，参加者对两种截然不同的味道中的一种进行体验，一小段时间后，回忆味道的品质。研究人员告诉一半的实验参加者吃两三块饼干，告诉另一半实验参加者吃两三颗小萝卜。做完说明后，她离开房间，从单向视窗后观察实验对象，确认他们没有违规。论文中有如下记载：“他们中有些人明确地表现出对巧克力的兴趣，不过只是眼馋地看着盘子中的巧克力，有几位甚至拿起巧克力饼干闻了闻。”然后研究人员告诉他们，为了测试味觉记忆，他们要坐在那里等候15分钟。在这段时间，他们做用铅笔描画几何图形的解谜游戏，游戏要求是描线不得重复，铅笔不能离开纸面。为了增加心理压力，研究人员给实验对象的都是些无解的游戏题，旨在测试他们在放弃之前能够坚持多长时间。品尝饼干的人在游戏上投入18.9分钟，进行了34.3次尝试，而吃小萝卜的人在游戏上花了8.4分钟，进行了19.4次尝试。可以说，吃小萝卜的人在抗拒饼干诱惑上消耗了太多精力，以至于没有更多的耐心尝试解谜了。鲍迈斯特将这一现象称为自我消耗（ego depletion），这里的自我是弗洛伊德意义上的自我，即控制激情的自我意识。

    这项研究受到很多争议：也许吃萝卜的人只是感到沮丧，或者气愤，或者情绪不佳，或者就是饿了。但是鲍迈斯特的研究团队逐一回应了这些批评，随后10年不断积累的大量实验证明，从事任何需要一定毅力的工作，都会妨碍同时完成另外一项也需要毅力的工作。下面是几项消耗自我的工作：

    .说出一个颜色词的印刷颜色（比如蓝色印刷的“红”字），不要受颜色词本身的影响（即“叫色测试”）。

    .两个相邻的屏幕，一个上面播放一出喜剧录像，实验参加者被要求不要注意喜剧，集中注意力跟踪另一个屏幕上移动的方格，就像玩猜豆子游戏。

    .就“为什么应该涨学费”写一篇具有说服力的演讲稿。

    .写一篇散文，描述一个胖子生命中普通的一天，但要不落俗套。

    .看电影《母女情深》（Terms of Endearment）中德博拉·温格在死前和孩子道别的场景，但不能表现出任何感情。

    .让一个有种族偏见的人长时间地与一位美国非裔谈话。

    .写下脑子里所有的念头，同时不能想起北极熊。[113]

    下面是人们丧失意志力的结果：

    .在用手挤压一杆把柄的同时做拼字游戏，或者看着一部绝对无聊的电影——片子的全部内容就是桌子上放着一只盒子，人们会在较短时间里提出放弃。

    .在味觉实验中品尝了一勺冰激凌之后，违背自己的节食规则，吃了更多的冰激凌。

    .在品酒实验中多喝啤酒，尽管马上就要参加模拟驾驶考试。

    .在拼字游戏中无法克制性意识，比如将“NISEP”这5个字母拼成“penis”（阴茎），而不是“spine”（脊椎）。

    .无法在教别人打高尔夫球推杆入洞的同时和另外一个人谈话。

    .在看到让自己心动的手表、汽车和游艇的时候，出价超过原来的预算。

    .在参加有关口香糖、糖果、玉米薄脆片或者和纸牌游戏有关的研究中，每当有研究人员调皮地减价推销这些东西，实验参加者往往将刚刚挣到的小钱花个精光。

    通过设定不同的控制条件，心理学家可以排除其他可能性，比如疲劳、难度、情绪和缺乏自信。测度的唯一共性是需要多大的自制力。

    这项研究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自制力可以掩盖个体之间的差异。[114]所以，20世纪60年代的流行文化诋毁节制和自制力，同时抨击社会的一致性，大家推崇的口号是“做你自己的事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但是社会所坚持的只有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必须通过自制完成这件事情。如果自制让个性扁平化，我们也可以预测，一旦自我消耗殆尽，个性会反弹回来。而这正是鲍迈斯特的研究团队所发现的一个现象。在“品尝冰激凌实验”中，在事先没有提醒实验参加者注意克制自己的情况下，节食的人和饮食正常的人吃下相同分量的冰激凌。但在意志力被消耗的情况下，节食的人会吃下更多冰激凌。“自我消耗”凸显出的个体差异还包括偏见水平不同的人固守成见的程度不同，酒鬼和饮酒适度的人在实验中喝下的啤酒数量不同，以及羞涩的人和开朗的人持续聊天闲扯的时间长短不同。

    鲍迈斯特的小组还证实了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观点，人——特别是男人，在控制性欲方面需要调动意志力。[115]在一项研究中，心理学家评估了两个人在发生一夜情式的随意性交之前，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情感接近程度。不仅个体之间有差别，男女之间也有明显的差别，伍迪·艾伦影片中的一段对话可以作为对这一差别的写照：黛安娜·基顿说，“我相信，没有爱的性体验毫无意义”，伍迪·艾伦回答，“是的，但是没有意义的体验也是体验，而且是最好的体验之一”。在此项研究的实验参加者中，研究人员先让一半的人经受了自我消耗——根据不断变换的规则玩串字游戏，然后告诉所有人，让他们想象自己本来正与某人发展着浪漫关系，但是突然发现自己和另一位极具魅力的异性在酒店房间里相会。接着，研究人员询问他们是否想象自己屈服于性的诱惑。不论是否经受过自我消耗，凡是认为没有爱的性关系毫无意义的人（不分性别）都想象自己会抵制诱惑。但是，对那些接受一夜情式性关系的人来说，瞬间的意志软弱则带来非常不同的结果：如果他们刚刚经过自我消耗，他们中很多人会想象自己屈服于诱惑。

    两性之间在此问题上有巨大的差别。当人们意志力旺盛的时候，男女之间没有区别，两性都抗拒想象的不忠；当人们的意志力被消磨之后，女性仍然继续拒绝欺骗，而很多男子开始想象自己出轨。有些人认为自己意志力强，有些人则认为自己没有多少自制力——这里不考虑短暂的自我消耗，对这两类人进行的简单分析，也说明风流需要自制。在自制力强的人中，不论男女都不能想象自己欺骗伴侣，但在自制力弱的人当中，男性则想象自己会出轨。失去了自制力的羁绊，男子的行为更符合演化心理学对他们的估测。

    鲍迈斯特和盖略特（Gailliot）继续推进实验，目的是探究自制力对真实的——不是想象的——性行为有什么样的影响。他们邀请成双成对的伴侣进行实验，这些人或者是已经有相当长的性关系，或者是刚刚开始他们的性关系；研究人员将他们分开，然后分别进行自我消耗（要求他们在嘈杂的环境中集中注意力观看一部非常无聊的电影）；再让他们相聚，研究人员似乎有事要离开实验室几分钟，给伴侣一点儿能够互相亲昵的时间。出于礼貌，研究人员既没有对这些伴侣进行录像，也没有从单视镜背后进行观察，他们只是要求每个人自己在一个简短的报告里描述两人之间发生了什么。经验丰富的伴侣即使经历了自我消耗，仍然能够避免身体接触，仿佛性已经从激情变为家常便饭。但是自我消耗后的新情侣则克制不住进行身体亲热。根据他们写下的报告：“他们长时间地湿吻，互相抚摸（比如臀部和女性的胸部），甚至掀开衣服暴露自己。”

    * * *

    根据文明进程理论，在中世纪欧洲，自制匮乏之下是各种形式的放纵，包括邋遢、暴躁、放荡、粗鲁、无视未来，以及最糟糕的一项放纵——暴力。对自制力的研究证明，自制作为一种意志力可以克制大部分放纵行为，但我们还需要证明，暴力也是可以被克制的放纵。我们已经知道，自制力弱的人更经常卷入吵架斗殴和寻衅滋事。那么，我们是否能够在实验中通过操纵自制力释放出人性中的这头野兽呢？

    谁也不想把实验室闹得天翻地覆，于是鲍迈斯特想到了辣味调料。他征求饥肠辘辘的实验参加者进行品尝食品和书面表述之间关系的研究。[116]他们要指出他们最喜欢的味道和最不喜欢的味道，写一篇短文表达他们对堕胎的看法，评判一位伪装的实验参加者的短文，再评判一种食品的滋味，最后阅读一篇同伴对自己短文的反馈。在品尝测试中，一半人必须品尝甜面包圈的滋味、口感和香气，另一半人品尝小萝卜的滋味、口感和气味。就在实验参加者将食品塞进嘴里那一刻，研究人员喊叫起来：“等等！对不起，我可能搞错了。这可能不是你的样品，请不要再吃了。我要去问问下面应该怎么办。”说罢他离开房间，让实验对象一个人和面包圈、小萝卜一起待上5分钟。毫无疑问，这是一场关于自制力的有效实验，请看下面几段摘自书面报告的文字：

    实验参加者：40名本科生参加了此项研究。作为交换，他们得到了一定的学分。其中7个人的数据完全无效，不能做分析之用，原因是有4个人对同伴的反馈表示怀疑，另外有3个人则是因为不顾指示吃掉了整个面包圈。

    参加者接着读到实验同伴对自己短文的反馈，当然都是些尖酸刻薄的评论。同时他们也了解到评论者的味觉偏好，即是否喜欢辛辣食品。接下来，研究人员要求参加实验的学生为同伴准备一份点心，原料是一包薯条和一罐辣酱，辣酱瓶子上明显标注着“辣”。研究人员在学生离开之后，通过瓶子里剩余的辣酱来测量这位学生使用了多少辣酱。参加实验的学生同时被要求为自己的情绪，包括愤怒的程度评级。那些失去了就要到嘴的面包圈的学生，丧失了自制力，尽管还没有疯狂，但的确进行了反击。在为尖刻的实验同伴准备的薯条里，他们倒上的辣酱比一般人要多62%，他们实在是无法克制报复的冲动。如果你有机会折磨一个嘲笑过你的人，比如每当他在电脑游戏中出错，你可以按键让他听到一声高音喇叭的尖叫。实验的结果显示，意志力被损耗的人总是更乐意揿下按钮。

    还有一项测试人进攻性的实验，研究人员让实验参加者想象自己带着挚爱的女友站在酒吧里，一个情敌出现了，开始和女友调情，而且让她感到很开心。（如实验对象是女性，那就想象自己和男友在一起，情敌是另外一位女子。）想象自己开始和情敌发生顶撞，被情敌一把推到吧台上。而吧台上正有一个啤酒瓶子。实验参加者要回答的问题是：“你有多大的可能性会将啤酒瓶子砸到对手的脑袋上？请分级回答，评级从-100（完全不可能）到100（极为可能）。”对自制力薄弱的人，如果他们的自制力完全没有受到损耗，他们回答说“不会武力报复”；但是如果他们的意志力刚好被消磨了一番，他们的回答就变成“很可能会将酒瓶子敲到情敌的头上”。

    如果我们综合（1）鲍迈斯特的实验——实验室内消减自制力能够增加性冲动和暴力倾向，（2）个体中自制力薄弱和童年行为不端、成年放纵和犯罪之间的相关关系，（3）神经成像研究所证明的前额叶活动和自制力之间的相关关系，以及（4）神经成像研究显示的冲动型暴力和前额叶功能损伤之间的相关关系，我们所得到的实证图景完全支持埃利亚斯的猜想，即自制神经机制的软弱很可能导致暴力。

    * * *

    这个结论仍然不完整。个人身上的特质一般具有几十年的稳定性，但在几分钟之内就能被耗尽，因此无法用特质的存在来解释一个社会在几个世纪中的变迁。我们必须揭示无论一个人与生俱来的自制水平如何，他或她都能够提升自制力。自制力既有个体遗传的可能性，也有持续提升的可能性，这是不争的事实。它就像人们的身高：基因让我们中的有些人比其他人更高，但是在几个世纪中，人们的平均身高也在增长。[117]

    人们在思考自制的同时，也在思考增强自制力的方法。奥德修斯告诉船员将他捆缚在桅杆上之后，船员用蜡紧紧堵住自己的耳朵，只有奥德修斯一个人能够听见海妖曼妙的歌声，但又不会在诱惑下驾船撞向岩礁。这种为了自己的未来而约束现在的自己的行为被冠名为“奥德修斯模式”或“尤利西斯模式”。我们可以为此行为模式找到成百上千的实例。[118]我们尽量不在空腹的时候购物。我们在能够控制自己的时候尽力控制自己，在馋涎流淌之前扔掉巧克力松糕、香烟和酒精。我们将闹钟放到卧室里离床最远的地方，以免闹钟响后我们伸手就能关上闹铃再次入睡。我们授权雇主从每一张工资单上扣除一笔钱放进养老金账户。我们克制自己在完成手头的工作之前不去买让人分神的书刊杂志。我们把钱交给Stickk. com这样的公司，设置好程序，每一次我们达到一个目标，就能拿回一部分钱；如果我们到期达不到目标，这笔钱就会捐给我们最讨厌的政客。我们总是当众发誓洗心革面，如果食言就会名誉受损。

    如我们在第3章中所见，在近代欧洲初期，人们奉行奥德修斯式自制的实践之一就是不再在餐桌上使用锋利的刀子。出于同样的目的，美国西部开发时酒馆门口总有一个大家熟识的提示——“在门口交出枪支”。这和今天控制枪支的法律和裁军协议异曲同工。自制的另一种策略是远离麻烦，比如避免与仇人碰面。打架的人接受旁人劝架，也是一种自制战术，而且还有避免承认自己软弱和胆怯的好处。

    自制力还有各种心理战略。沃尔特·米歇尔告诉我们，如果把自己面前诱人的棉花糖遮盖起来，或者扭头不看它们，或者唱歌分散自己的注意力，或者在自己脑子里将棉花糖重构为一朵小小的白云，而不是好吃的糖果，甚至4岁的孩子也可以为了拿到双份的棉花糖而长时间等候。[119]暴力案中可以见到同样的情况，即重构对羞辱性行为的认知，对方的挑衅可以被看作对一个人荣誉的沉重打击，也可以是一个不妨忽略不计的摆谱，或者不过是肇事人的幼稚无知。人们时常提出忠告说“别介意，这不是针对你个人的”，或者劝你不要在意肇事者，说“他不过是吹牛皮”、“他还是个孩子”、“无聊人的无聊话，不值得理会”，还有谚语如“棍棒石头能断骨，言语随风不过心”，这些见识的背后都是人们的认知重构。

    马丁·戴利和马戈·威尔逊表示，根据经济学的“最优利率模式”和生物学的“最佳觅食模式”，还有操纵自制力的第三种方式。他们提出，生物具备一个内变量，就像浮动利率，其可调整的幅度受控于对未来的预期。[120]该变量的设定取决于社会环境是否稳定，以及人们的预期寿命。如果明天永远不会来临，就不会有人愿意为明天进行储蓄；如果人们身处乱世，也就没有信心能够收回自己的储蓄。达利和威尔逊对主要大城市中的不同居民区进行了量化比较研究，他们发现，预期寿命越短（只考虑暴力之外的影响因素），暴力水平越高。两者的相关关系支持下述假说：以年龄为常数，人们未来的生活岁月越短，暴力倾向越严重。因应环境的不确定性而对未来的折现率进行调整可能会产生恶性循环，因为一个人不计后果的鲁莽将影响所有其他人的折现率。马太效应，即所谓在一些社会中诸事正确，而在另一些社会中每一件事都是错误的，很可能是环境的不确定性和每个个体不顾未来的行为叠加影响的结果。

    在一个社会中，人们提升自制的第四个方式是改善人们的营养、健康和有节制地生活。大脑的前额叶是一大块代谢旺盛的组织，对葡萄糖和其他营养胃口极大。用身体的体力来比喻自制力不仅仅是一种语言形容。鲍迈斯特已经发现，当人们因为注意力高度集中或者从事需要意志力的工作而导致“自我消耗”时，血糖水平急剧下降。[121]这个时候，如果给人们喝一杯加糖（不能是代糖品）的柠檬水，补充身体内的葡萄糖，他们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就能够避免通常会出现的挫折。我们可以想象，在现实世界中，低血糖、酗酒、滥用毒品、寄生虫负载，以及维生素和微量矿物质缺乏造成前额叶损伤，确实会降低贫困人群的自控能力，让他们具有更强的冲动型暴力倾向。几项安慰剂对照研究均证明，向囚犯提供膳食补养品能够减少他们的冲动性暴力。[122]

    鲍迈斯特进一步证实了人们使用的隐喻词有着极为真实的基础。如果意志力就像肌肉，在使用中因消耗能量而疲劳，而一杯提神的甜品就能让人恢复精力，那么，锻炼是否也能够增强人的意志力呢？人们是否能够通过坚持展示自己的决心和毅力来提升意志力？我们还是不能完全按照字面的意思来理解隐喻词——前额叶毕竟不是二头肌，不可能因锻炼而鼓胀起来。但是，在使用中我们有可能强化大脑皮层和边缘系统之间的神经联络。同时，人们可以学习自制的策略，享受把握冲动的快感，尝试新掌握的行为自律的诀窍。鲍迈斯特和其他心理学家在实验中测试了锻炼对意志力的作用，他们要求参加者在自我消耗研究开始数周或数月之前开始执行自制锻炼计划。[123]这些锻炼计划包括要求参加实验的学生持续记录他们吞下的每一口食物；参加体育锻炼、财务管理或者学习技能之类的项目；用平时不习惯使用的手刷牙或控制鼠标；对学生真正构成自制力挑战的任务是：说话时不用脏字，使用完整的句子，不用“我”作为句子的开始。经过几个星期的交叉训练，学生在自我消耗实验中确实变得更有耐受力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也表现得更自律。他们抽烟少了，喝酒少了，吃的垃圾食品也少了，花钱少了，看电视的时间也少了，学习的时间多了，更经常地清洗脏碗脏盘子，而不是一直把它们留在厨房的水池里。实验再次证明了埃利亚斯的推测，即生活小节上的自制力可以成为人的第二本能，并可以影响到一个人的举止风度。

    在接受“尤利西斯式约束”、认知重构、内在浮动贴现率、改善营养和类似体能锻炼的机能训练这些调整之外，自制力还有可能是社会推崇的时尚。[124]在某些时代，自制力是一个体面人的优点：说明这个人成熟，有尊严，是位淑女或绅士，一位品行高雅的人。在另外一些时代，自制力成为嘲弄的对象，被指为拘谨、装正经、古板和道学。犯罪高发的20世纪60年代是距离我们最近的一个宣扬放松自制的时代：“为所欲为”“张扬自我”“感觉好，就去做”“让我们尽情狂放”。那10年的音乐会影片充分展示了自我放纵的主题，每一个摇滚歌星都试图表现得比其他人更狂躁，以至于他们的冲动看起来都经过周密的计划，费了很大的心血。

    * * *

    这6条通向自制的途径是否能够增进社会成员的自制，从而让自制成为一个社会的特征？这将是文明进程理论诠释链上的最后一张多米诺骨牌。第一张外生的骨牌是执法的变化和经济合作的机会，它们产生倾斜性回报，让延迟满足，特别是回避冲动型暴力从长期看有利可图。接下来的连锁反应是强化人们的自制机能，让人有能力克制自己的暴力冲动，不仅仅是担心被发现后的处罚。这个过程甚至可以是一个自我强化的积极反馈环，而且是工程和人本双重意义上的“积极”。在一个社会中，当大家都开始克制侵犯性行为，个人时刻准备回击侵犯的必要性也就下降了，因此每个人身上的压力都减轻了，形成积极的良性循环。

    心理学和历史学之间有一道鸿沟，跨越鸿沟的桥梁是寻找一个衡量自制力的社会性指标。我们已经看到，利率就是这样一个指标，它展示了人们对延迟消费所要求的补偿。当然，利率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通货膨胀、预期收入增长和投资失败的风险等客观因素。但是，它也反映了人们不愿意延迟满足的心理。一位经济学家这样说，一个6岁儿童情愿立刻吃下一颗棉花糖，而不愿意等几分钟拿到两颗棉花糖，其效果等于是要求每天3%的利率，即每个月的月息为150%。[125]

    格里高利·克拉克——我们在第4章中已经见过这位经济史教授，估算了英国人在1170—2000年以地租和房租形式索取的利率，这八百多年正是文明进程展开的时期。克拉克认为，1800年之前不存在通货膨胀的问题，收入水平没有变化，业主失去财产的风险低而且没有太大的变化。如果确实如此，实际利率所体现的就是人们对自己的当下和未来的偏好程度。

    图9-1显示，在英国凶杀率急剧减少的几百年间，实际利率也出现急剧下降，从超过10%降至2%以下。其他欧洲社会也呈现出同样的变迁趋势。相关不能说明因果，但是这种关系符合埃利亚斯的观点，在中世纪欧洲进入现代欧洲的过程中，暴力下降是自制和面向未来这一大趋势的组成部分。

    什么能够更直接地测度一个社会的综合自制力？年利率只是人们延迟消费的货币运作，从这里推向克制日常生活中的暴力冲动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虽然用个体的特质来代表一个社会的本质（比如说，“残暴的人民”）有很大的风险，但是，有些文化中的人确实在生活中表现出更强的自制，人们之所以有这样的印象也不是毫无道理可言。尼采将文化分为阿波罗式（Apollonian）和狄俄尼索斯式（Dionysian）两种，取名来自希腊的两个神祇：太阳神和酒神。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在她1934年出版的经典之作、民族志文集《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中使用了尼采的区分手法。阿波罗文化被认为是思考、自制、理性、逻辑和有秩序的，而狄俄尼索斯文化则是感性、激情、本能、非理性和混乱的。今天已经不会再有人类学家使用此种两分法的分析方式，不过，社会学家海尔特·霍夫斯泰德（Geert Hofstede）对世界上各种文化进行了量化分析，他通过对一百多个国家中产阶级市民对问卷的回答，重新发现了文化模式的差异。

    图9-1 1170—2000年英国的隐性利率

    资料来源：克拉克绘制，2007年a，第33页

    根据霍夫斯塔特的数据，不同的国家可以在6个维度上呈现差异。[126]差异之一，是追求长远收益还是追求短期利益：“长期收益导向的社会培育追求未来回报的美德，特别是储蓄、坚韧和应变能力；短期利益导向的社会则推崇与过去和当下相关的美德，例如民族骄傲，尊重传统，维持 ‘面子 ’，承担社会责任。”差异之二是追求“放纵”还是“克制”:“‘放纵 ’表示一个社会容许人们比较自由地追求人欲的满足，享受生活，寻找快乐；‘克制 ’代表着一个社会用严厉的社会规范压抑人欲。”当然，上述两个维度都与人的自制能力有关，而且两个维度存在相关性（110个国家数据的相关系数为0.45）。如果埃利亚斯知道有这样的数据，他会预测这些民族特质与该国的凶杀率相关。事实确实如此。长期利益导向的国家强调控制人欲，它们的国民确实在凶杀犯罪上有所节制。[127]

    所以说，像扩张共情圈理论一样，文明进程理论也从远离自身领域的地方得到了实验和数据支持。心理学、神经科学和经济学都已经确认了埃利亚斯的估测，即人具有克制暴力和非暴力性冲动的自制力。人在自己的一生中可以强化和扩大自制的能力，而在不同的社会和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的自制力有强弱之分。

    迄今为止，我还没有提到对自制能力长期增长的另一个解释：它是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进化过程。在转向我们的最后两位天使——道德和理性——之前，我需要就这个众说纷纭的问题花上几页篇幅。

    最新的生物进化？

    很多人在使用“进化”一词时相当随意，既用它代指文化变迁（即历史），也将它用作生物变化（即跨越数代生命的基因频率的转变）。文化和生物进化当然有互动关系。比如，当欧洲和非洲的部落人开始驯养奶畜时，他们也开始进化出让人在成年后仍能消化乳糖的基因。[128]但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过程，在理论上，我们总是可以通过实验区分两者。比如，一个社会从另一个社会领养的孩子，如果这两个社会已经分别出现适应不同文化的生物演化，那么，在平均水平上，领养的孩子与本地生养的孩子应该有所差别。

    人们经常就暴力下降提出一个问题，即它是否和人类最新的生物进化有关。在一个已经经历了“平靖进程”和“文明的进程”的社会中，人们的基因构成是否已经有了相应的改变，因而在推进历史进程的同时，让人类具有永久背离暴力的倾向？当然，这样的转变不会是文化潮流被吸收进入基因的拉马克式（Lamarckian）进化，而只能是适应生存并繁衍的达尔文式进化。那些恰好天生适合新文化的个人比其他人具有更强的生存和繁衍能力，因此让下一代人携带了更多适者基因，进而改变整个群体的基因组成。

    比如，不妨想象一下，在霍布斯的无政府社会，冲动性暴力具有自我保护的功能，但在经历了平靖进程或文明进程的社会中，动辄复仇的暴力不仅于事无补，而且伤害自身。利维坦势必极力剿杀精神变态狂和狂热分子，将他们送进地牢或送上绞刑架，让头脑冷静的人在安定的社会中生儿育女。有利于共情和自制的基因得以繁衍，而放任捕食暴力、争夺优势和复仇的基因则日渐衰落。

    即使一夫多妻向一夫一妻转变这样简单的文化变迁，在理论上也改变了人类的选择。根据拿破仑·沙尼翁对雅诺马马人的记录，杀过男人的男子，比没有杀过人的男子有更多妻子和子女；厄瓜多尔的黑瓦洛人（舒阿尔人）中也有同样的情况。[129]如果这个简单的数据模式持续数代人或数十代人，遗传倾向肯定是趋于选择具备杀戮的意愿和能力。相反，当一个社会转向一夫一妻制，杀戮不再带来繁衍后代的优势，为此行凶杀人的动力自然会减少。

    贯穿本书，我始终假设在认知和情感意义上，人性在过去的一万年间未曾发生改变，不同社会之间的行为差异都有其严格的环境诱因，而在这期间，暴力的减少有目共睹。这是一个标准的进化心理学假设，它所依据的事实是，就我们这个物种已经存在的漫长历史而言，人类社会发生分化和变迁的几百年甚至几千年都只算是短暂的一瞬。[130]因为大部分适应性进化是渐进的，而人类在几万年的生存历史中，绝大部分时间都以觅食为生，因此人类的生物演化主要是为了适应觅食生活方式。觅食社会之后的其他社会形态和社会的分化都属于很晚近的事件。这个假定得到人类心理同一性事实的支持——无论生活在哪种社会形态，人类都具有基本相同的能力，诸如语言、推理、心理直觉、性嫉妒、恐惧、愤怒、爱，还有厌恶；人类历史上最近发生的人口融合，没有显示任何与这些基本能力不同的内在差异。[131]

    但是，有关远古人类的生物适应性和心理同一性的假说仅仅是假说而已。生物演化的速度还取决于其他很多因素，包括选择压力的强度——当一个基因发生两种变异，两种变异载体的后代在生存数量上的平均差距、种群构成，实现变迁所需要的基因数量，以及基因之间互动的方式。[132]虽然由一套相互关联的基因构造而成的复杂器官可能经过亿万年的演化，但一个或者为数不多的一组独立变异的基因也可以实现一定量化的调整，只要调整对生存适应产生足够大的效果，在几个世代内就可以完成进化变迁的过程。[133]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排除人类在久已完成人种、族群和民族分化之后的最近几千年甚至几百年间，继续经历某种程度的生物进化的可能性。

    虽然人们有时表示，除非有人能够发明时间机器让我们回到从前，否则，有关自然选择的假说永远都是无法被证实的猜想。事实上，自然选择是一种特征鲜明的机械过程，它在生命机体的性状及其基因组合的形态上都留下了自己的制作痕迹。自2000年完成第一阶段“人类基因组计划”（Human Genome Project）以来，对自然选择的指纹图谱所做的研究一直是人类基因学研究中最激动人心的工作。[134]一种研究手法是，将人类的基因与其他物种的相应基因进行并列对照，对比两套基因内对机体性状没有影响的同义变异（silent changes）的数量，以及对机体性状产生影响的变异的数量。因为同义变异不改变生物机体，所以它只可能是由随机漂变（random drift）积累而成，而有影响的突变则可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另外一种研究技术是观察某个基因在不同个体之间的变异性。作为自然选择结果的某种人类基因，与人类作为整体和其他哺乳动物之间的差异相比，它在人类群体内的个体之间不应该有太大的变异。此外，在突变发生杂交或者经过性交配生成新的碎片之前，还有其他方法能够检测在人类共有的大条染色体中间是否藏有某个有用的基因。这种共有的染色体标志着最新发生的“选择性清除”（selective sweep）。人们至少已经有十几种技术方法研究基因变异，这些方法还在不断改进之中。它们不仅可以针对特定的基因，而且可以被应用于整个基因组研究，估测人类基因中哪些部分是最新的自然选择的目标。

    这些分析已经得出令人惊异的成果。基因学家乔舒亚·阿基（Joshua Akey）在对2009年的回顾中总结说：“可以被视为今天人类基因组中强选择事件的数量，比我们10年前所能想象的要多很多……（大约）8%的基因组受到正向选择的影响，还有更大部分的基因处于较温和的选择压力的影响之下。”[135]许多经过选择的基因都涉及人类神经系统的运作。在理论上，它们对人类的认知和情感产生影响。而选择的规律则因种群而异。

    有些记者还没有弄明白这些研究成果的含义就开始大唱赞歌，他们认为这些研究是对进化心理学的抨击；在他们眼中，说人性是对漫长的狩猎-采集生活方式的适应有非常危险的政治含义。事实上，如果新近发生的进化选择涉及与人类的认知和情感有关的基因，这些进化事实将支持一种更激进的进化心理学，即在远古形成的人性基础之上，人类心智的生物形态还受到新环境的塑造。据此可能推出非常煽动性的论点，比如说，与在有文字的国家社会生活了几千年的人种相比，某些原住民和新移民群体在生物形态上无法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一个在政治上令人不快的假说不一定就不成立，但它确实要求我们在做出这一假说成立的结论之前格外小心谨慎。我们是否真的有理由相信，某些特定社会中暴力的减少是因为其社会成员的基因发生了变异？

    * * *

    研究暴力的神经生物学是一个在研究自然选择方面研究对象丰富的领域。对小老鼠进行四至五代的选育，就可以培养出与现有老鼠相比暴力水平有明显差异的新世系。[136]当然，人类的暴力远比老鼠的暴力要复杂，但是，如果人类之间在暴力倾向性上的差异具有遗传性，变异是更加倾向暴力还是离弃暴力，选择的结果肯定有利于能够带来更多健康后代的变异，人群中煽动暴力或平靖暴力的基因浓度将因此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所以，不论攻击性是否可以遗传，我们首先要确定人群中个体之间攻击性的差异是由人们的基因差异造成的。

    至少有三种方式可以衡量基因的遗传性。[137]一是观察在出生后被分开养育的同卵双生子之间特质的相关程度；他们具有同样的基因，不同的家庭环境（在样本环境范围许可的范围之内）。二是与异卵双生子（他们有一半相同的基因和基本相同的家庭环境）相比，观察同卵双生（他们有共同的基因和基本相同的家庭环境）之间是否存在更高的特质相关性。三是观察亲生兄弟姐妹（他们有一半共同的基因和基本相同的家庭环境）之间是否比领养兄弟姐妹（他们之间没有共同基因，但有基本相同的家庭环境）有更强的特质相关性。比如，同卵双生很可能比异卵双生更易成为犯罪伙伴。每一种方法各有其优缺点。但三种方式的优劣各不相同，所以，如果这三种方法得出的结果趋同，我们就有足够的根据相信某些特质具有遗传性。

    这些观察已经证明，反社会人格和违法乱纪的秉性具有极强的遗传性，尽管其影响有时取决于环境因素。在1984年对丹麦领养儿童进行的一项大规模研究发现，在父母有犯罪记录的领养家庭中长大的青少年中，罪犯父母的亲生后代中约25%有犯罪行为，而无犯罪记录的父母的亲生后代中只有15%有犯罪行为。[138]但在这项研究中，只有在非暴力型犯罪，例如窃车犯罪中能明显看到血缘之间的相关效果。因此，20世纪80年代的许多教科书说，只有非暴力犯罪特质具有遗传性。这个结论过于草率。暴力犯罪的数量远比非暴力犯罪的数量少，因为暴力罪犯的样本非常少，因此显示遗传的可能性也就非常弱。另外，刑事司法系统本身的变化对定罪率产生的影响之巨大，完全盖过了犯案人的暴力倾向。

    我们今天使用更敏感的测度手法研究暴力，包括保密的自我报告，对侵犯行为和反社会行为进行分级，以及来自老师、朋友和父母的鉴定。比如，一个人可以被定级为“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伤害他人”或者“刻意恐吓和引起他人的不适”。所有这些测度都与一个人暴力犯罪的可能性相关，同时可以提供丰富的数据。[139]使用行为遗传学工具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所有三种方式都证实人的侵犯倾向具有明显的遗传性。[140]

    对在出生时即被分离养育的双生子进行分析是最不常用的行为遗传学研究手法，原因是今天很少能够找到这样的案例。但明尼苏达大学进行了一项大规模研究，对分开养育的同卵双生子的攻击性进行了观察。观察发现，遗传系数为0.38，也就是说，样本中攻击性差异的38%可以用基因差异进行解释。[141]比较常见的是对领养儿童的研究。据其中一项最出色的研究估测，样本中攻击性行为的遗传力高达0.70。[142]对比同卵双生子和异卵双生子的攻击性倾向，例如争吵、争斗、威胁、破坏以及违抗父母和老师，各个研究得出的遗传力在0.4 ~0.6，在儿童期和成人期特别明显。（在青春期，同伴之间的影响通常会盖过基因的作用。）[143]

    行为遗传学家李秀贤（Soo Hyun Rhee）和欧文·瓦尔德曼（Irwin Waldman）最近审查了攻击性遗传学的全部研究文献，其中包括一百多项对双生子和领养子女的研究。[144]他们按照严格的研究标准遴选了19个单项观察进攻性行为（例如打架、残害动物和欺负弱小）的案例。此外，他们还审查了所有已经发表的对被逮捕和被定罪的罪犯双生子与领养子女的研究。他们估测进攻性行为的遗传力约为0.44，犯罪性行为的遗传力约为0.75，其中0.33为加成性遗传力（additive heritability），即纯种繁育的方差，0.42为非加成性遗传力，即基因间互动产生的方差。虽然他们使用的犯罪行为的数据资料没有区分暴力和非暴力犯罪，但他们引用了丹麦双生子研究的结论，估算暴力犯罪的遗传力为0.50。[145]行为遗传学的大部分研究都显示，抚养家庭的环境影响力之小，完全可以忽略不计。而其他环境因素，例如邻里、亚文化或特殊的个人经历等肯定具有影响力的因素，却非我们所使用的研究手法能够轻易加以测度。对于这些遗传力的具体数字，我们没有必要过于认真，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些数字都远远大于0。行为遗传学证实攻击性行为具有遗传性，因而让自然选择有了改变一个群体的平均暴力倾向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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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传力是进化变异的必要条件，但它所度量的是各种影响因素的混合产出。一旦对这些因素条分缕析，我们就会发现若干自然选择扭转人类暴力倾向性的特定路径。以下是其中的几种：

    自我驯化和幼态化。理查德·兰厄姆指出，动物的驯化通常是要放缓它们身体某些部位的发育节奏，将幼兽的某些特征一直保持到成年，这个过程被称为幼态化或幼态持续。[146]经过驯化的品种或物种往往有更接近幼崽的头颅和脸型，性别差异较少，更喜欢玩耍，更少攻击性。在那些刻意驯化的家畜，例如马、牛、羊和狐狸身上，我们通常都能见到这些变化。数千年前，一些狼开始盘桓在人类营地周围搜寻吃剩的食物，这开启了狼向狗的自驯化过程。在本书第2章中，我提到过，当倭黑猩猩的觅食生态不再鼓励雄性的进攻性后，倭黑猩猩出现幼态化，脱离类似黑猩猩的祖先，逐渐演化为今日的样子。兰厄姆认为，根据旧石器时代人类化石显示的幼形变化，在过去3万年至5万年，人类也经历了幼态化过程，而这个过程至今也许仍在持续。

    大脑的结构。神经科学家保罗·汤普森（Paul Thompson）已经证明，大脑皮层包括背外侧额叶前区灰质的分布具有高度的遗传性：它在同卵双生子之间几乎完全一致，而在异卵双生子之间相似性要差很多。[147]连接额叶皮层和大脑其他部位脑白质的分布也具有高度遗传性。[148]所以，每个人进行自制的额叶回路很有可能先天不同，因此它很可能成为晚近自然选择的对象。

    催产素即所谓的激励同情和信任的拥抱激素，在大脑的数个部位承担受体的功能，这些受体的数量和分布对人类的行为有巨大的影响作用。抗利尿激素（vasopressin）是一种在雄性大脑中工作的类催产素激素，而草甸田鼠是一种缺少此种激素、具有攻击性并且性滥交的动物。在一项非常有名的实验中，生物学家将一个抗利尿激素的受体基因植入草甸田鼠。结果，这些接受了新基因的、原本“一夫多妻”的草甸田鼠成为恩爱的一夫一妻，变得就像它们在进化中携带此种受体的表亲草原田鼠。[149]实验说明，催产素—抗利尿激素系统中一个简单的基因变化，就能够在同情心、亲密感和由此而来的抑制攻击性上产生深刻的影响。

    睾丸素。一个人对优势挑战的反应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进入血液的睾丸素的数量，以及在人们的大脑中此种激素受体的分布情况。[150]个体的睾丸素受体基因因人而异，因此，一定浓度的睾丸素对某些人的大脑可以产生强烈的影响作用。男子所携带的编码基因中睾丸素受体越敏感，他在与吸引他的女子交谈时，睾丸素上振的幅度也就越大，这可能带来减少恐惧和鼓励冒险的效果。在一项以强奸犯和谋杀犯为对象的研究中，样本里相当多数量的人带有这样的基因。[151]决定睾丸素水平的遗传通道相当复杂，但自然选择正是通过筛选这些路径，改变了人们接受攻击性挑战的意愿。

    神经递质（Neurotransmitters）是神经元释放出的特殊分子，渗透穿过微小的突触间隙，与另外一个神经元表层上的受体锁定后改变这个神经元的活动，从而让神经的放电形态在大脑中得以扩散。儿茶酚胺（catecholamines）是最主要的一种神经递质，它包括多巴胺、血清素和去甲肾上腺素（或名降肾上腺素，它与触发“或战或退”反应的肾上腺素有关联）。大脑的几个动机系统和情感系统都有儿茶酚胺的活动，其浓度受降解和回收儿茶酚胺的蛋白质的调控。这些蛋白质之一是单胺氧化酶A，简称MAO-A，它具有分解神经递质的作用，防止递质在大脑中积聚。而一旦出现递质的积聚过多，人对威胁就会做出过度反应，也就更容易采取攻击行动。

    人们最早是从一个荷兰家庭的案例中发现了单胺氧化酶A对人类的暴力行为有影响。这个荷兰家庭发生了罕有的基因突变，一半以上的男性成员身上都没有有效的单胺氧化酶A基因。[152]（单胺氧化酶A是X染色体携带的基因，而男性只有一个X染色体，因此如果男子的单胺氧化酶A基因出现缺陷，没有备份作为弥补。）在这个家庭以往的至少5代人中，有基因缺陷的男子不断卷入暴力冲突。比如，一位男成员用刀子威胁自己的妹妹脱光衣服，另一位企图开车撞死自己的老板。

    还有一种更常见的变异刚好发生在决定单胺氧化酶A生成数量的基因身上。携带低活性型基因的人大脑中多巴胺、血清素和去甲肾上腺素的数量增加。很多出现此种基因变异的人有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症状，以及暴力行为和暴力犯罪的记录。在看到他人愤怒和恐惧的表情时，他们大脑中的杏仁核反应强烈，而眶额皮层反应则不太强烈；在心理实验中，他们一旦认为实验伙伴有欺诈行为，就会强迫这个伙伴喝下辣椒酱。[153]与其他影响人类行为的基因有所不同，低活性型单胺氧化酶A基因对人类的攻击性行为有特殊的作用，而和人类的其他人格特质则没有明显的相关性。[154]

    对那些在压力型生活环境中长大的人来说，例如受过父母的虐待或忽视，或者在学校成绩落后于人，低活性型单胺氧化酶A基因让他们更容易具有攻击性。[155]我们很难指明具体哪一种压力具有这样的效果，压力型的生活往往在各个方面都充满压力。事实上，调控因素中很可能包含虐待型父母与子女共有的某些其他基因，让父母和子女都具有攻击倾向，并引起周围人的反感。[156]不管调节因素是什么，它都不会彻底扭转低活性型单胺氧化酶A基因的作用。所有研究都表明，此种基因在人口中有集合效应或主效应，这就有可能让它成为自然选择的目标。莫菲特和卡斯皮首先发现了低活性型单胺氧化酶A基因的作用与压力型生活环境有关，但他们也表示，与其将此种低活性型基因视为引发暴力的因子，不如将高活性型基因视为抑制暴力的因子：它防止人们对生活压力进行过度反应。遗传学家已经发现了对人类单胺氧化酶A基因自然选择的统计证据，尽管他们还无法从中区分低活性型和高活性型变异的不同影响，也无法证明此种基因在进化中胜出是因为它的攻击效应。[157]

    其他影响多巴胺的基因也与犯罪行为有关联，其中包括一种影响多巴胺受体密度（DRD2）的基因类型和一种影响多巴胺转运蛋白（DAT1）的基因类型，多巴胺转运蛋白具有清除突触间隙内过量多巴胺的功能，并将多巴胺送回释放它的神经元。[158]这些基因都可以快速成为自然选择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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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审视过的人类历史变迁中，可能已经发生过对暴力或者非暴力遗传倾向的自然选择。问题是，选择的结果是什么？存在进化的通道并不等于证明进化确实经过了这些通道。进化不仅取决于遗传的素材，而且也取决于其他因素，诸如人口结构（同时包括人口的绝对数量和从其他族群吸纳移民的水平）、遗传和环境的随机造化，以及对文化环境的适应性调整所具有的弱化遗传效果的作用。

    我们要问，真的有证据证明历史上的平靖进程和文明进程确实让被平靖和被文明化的人在体质上不再对暴力感到激动了吗？一般的印象非常容易造成误导。历史上有很多案例显示，一个民族认为另外一个民族是“野蛮人”或者“食人生番”，但这种印象更多出于种族主义偏见以及在观察中使用了不同的社会标准，而不是对人性中先天和后天特质的认真分析。1788—1868年，16.8万名英国罪犯被流放到澳大利亚殖民地。有人会认为，今天的澳大利亚人很可能继承了其先人不安分的特质。但是，当今澳大利亚的凶杀率低于它原来的母国，事实上，它是世界上凶杀率最低的国家之一。1945年以前，德国人是地球上最好战的民族；今天，他们可能是最爱好和平的人民。

    进化基因组学（evolutionary genomics）的革命性进展是否为我们提供了确凿的证据？在他们的宣言《一万年的爆发：文明如何加速人类进化》（The 10000 Years Explosion: How Civilization Accelerated Human Evolu-tion）中，物理学家格雷戈里·柯克伦（Gregory Cochran）和人类学家亨利·哈本丁（Henry Harpending）审视了人类最新的进化选择的证据。他们推测，进化中包含了人类气质和行为的改变。但是，所有他们提到的进化所选择的基因都不涉及人类的行为，它们仅限于消化、抗病和皮肤色素。[159]

    就我所知，有两项声称暴力行为与人类进化有关的研究，找到了某些科学证据的支持。其中之一是对约1000年前定居新西兰的波利尼西亚人中的毛利人的研究。和其他很多半狩猎半种植型非国家社会一样，毛利人生活中战事频繁，他们曾经对附近查塔姆群岛上的莫里奥里人（Moriohi people）进行过灭绝性的大屠杀。他们今天的文化中仍然保存着许多往昔尚武的痕迹，比如新西兰英式橄榄球大赛前的毛利人哈卡战舞，能让国家队“全黑队”队员热血沸腾；此外，还有各式各样美丽的绿岩制武器。（我的办公室里有一把绿岩战斧，是我在奥克兰大学讲学时学校赠送的礼物。）1994年颇受好评的影片《战士奇兵》（Once Were Warriors）生动地展现了毛利人的犯罪和家庭暴力，新西兰的一些毛利人社区至今仍深受其害。

    2005年的一份研究报告说，有70%的毛利人携带低活性型单胺氧化酶A基因，高于欧洲裔新西兰人（只有40%的人携带此种基因）；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新西兰媒体立刻对此进行了报道。[160]领导此项研究的遗传学家罗德·利亚（Rod Lea）表示，这是毛利人基因自然选择的结果；迁徙新西兰的毛利人必须愿意接受风险极大的独木舟航海，而在定居后又必须能够在不断自相残杀的部落战争中生存下来。媒体将此基因贴上了“勇士基因”的标签，并推测说这种基因解释了当今新西兰毛利人遭遇的严重社会问题。

    不过，对勇士基因理论持怀疑态度的科学家大有人在。[161]问题之一是，基因瓶颈也有可能是造成基因选择特征的原因，一个族群只有为数有限的祖先，这寥寥几个人碰巧携带的随机分配的基因被他们枝繁叶茂的子孙成倍地放大了。问题之二是，低活性型单胺氧化酶A基因在中国男性身上更加普遍（77%的中国男子携带此种基因），但是中国人早已不是勇士的后代，在现代社会中也没有暴力的病态倾向。第三，也是关系最密切的问题是，在非欧洲人口之外，我们并没有确立此种基因和攻击性之间的关系。也许，其他人种演化出其他方式控制儿茶酚胺的分泌水平。[162]（基因不是孤立的，而是在与其他基因相互关联反馈的网络中运作。所以，在一个族群中，某个基因不活跃，可能会有其他基因特别活跃以对其进行补偿。）到目前为止，勇士基因理论受到不少严厉的指责，有些抨击可以说是致命性的。

    另一项提出人类新近进化影响到人类行为的研究涉及文明进程，反而与平靖进程没有太大关系。在《应该读点经济史：一部世界经济简史》（A Farewell to Alms: A Brief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World）一书中，作者克拉克试图对工业革命发生的时间表和地点做出解释。工业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物质财富增长的速度超过了人口的增长（本书第4章中图4-7即援引自这本书）。克拉克问，为什么是英国出现了逃离马尔萨斯陷阱的一次性跳跃？

    克拉克的回答是，英国人的天性发生了变化。自1250年左右开始，英国开始从骑士社会转向（被拿破仑嗤之以鼻的）“小店主国家”，大概是因为比较富裕的平民能够在年轻力壮时结婚，食物比较充足，生活环境比较卫生，他们比穷人生养了更多的孩子。克拉克将此称为“最富者生存”：富有的人越来越富有，而且拥有后代。英国中上层阶级的生育率也超过了贵族，当时的贵族正忙着在比武和私家战争中劈脑壳和大卸八块，参见第3章的图3-7，资料来源也是克拉克的数据。要到19世纪之后，英国的经济才出现了全面的发展，而在此之前，富裕商人家庭中生存下来的多余子女在社会上没有向上爬的经济机会，只能屈居底层。他们不断地取代比较贫困的贫民的位置，但同时保持了他们小资产阶级的节俭、勤劳、自制、珍惜未来和远离暴力的特质。英国人口的进化选择了中产阶级价值。当工业革命的技术创新带来各种机会时，中产阶级价值观让英国人处于最有利的位势，充分把握了这些机会。虽然克拉克为了将就政治正确，时不时要说明非暴力和自制也可以是父母传授给子女的文化习性，在为应该读点经济史一书所写的标题为“资本主义的基因？”的摘要中，他毫不含糊地阐释了他的论点：

    到19世纪，英国社会的性质已经完全资本主义化——个人主义盛行，时间偏好率低，延长工作时间，人力资本上升，所有这一切也许源于达尔文式优胜劣汰的规则，由人类社会从长期稳定的农业社会向工业革命变化中的生存压力所决定。当今世界上资本主义的胜利不仅取决于我们的意识形态和理性，也取决于我们的基因。[163]

    这本书对工业革命的历史沿革给出了翔实的统计资料和生动的文字阐述。但是，在各种增长经济学理论的生存竞争中，生物基因资本主义理论的竞争力至今未显优势。[164]问题之一是，直到最近，几乎在任何一个社会，富人的繁育数量都压倒了穷人，这不是工业革命后社会所独有的特性。问题之二是，虽然贵族和王室在合法婚生子嗣的数量上无法和资产阶级家庭抗衡，但在制造私生子方面却让其他人望尘莫及，因此在下一代基因库中，贵族和王家拥有的份额高于上一代的比例。问题之三是，当社会制度发生变化，一个民族可以在未经历中产阶级价值发展阶段的条件下进入高速经济增长，比如战后的日本和社会主义的中国。最重要的是，克拉克没有给出任何数据显示与未经历工业革命的国家相比，英国公民天生拥有更强的自制力和更低的暴力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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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最新的生物进化在理论上也许能够改变我们对暴力和非暴力的倾向性，但我们提不出任何过硬的证据证明实际发生了什么。相反，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已经发生的变化不可能是遗传进化的结果，虽然我们已经知道进化过程从未停止，但某些社会变化的时间之短暂，超出了自然选择能够解释的范围。人道主义革命时期废除了奴隶制和酷刑，权利革命时期针对少数族裔、妇女、儿童、同性恋以及动物的暴力减少，长期和平与新和平时期战争及种族灭绝的数量大幅下降，所有这些进步都发生在数十年甚至数年之间，有些甚至是发生在同一代人的身上。最戏剧性的变化是，美国的凶杀率在犯罪率大下降的20世纪90年代整整下降了一半。美国犯罪率下降的速率为每年约7%，在仅仅两代人之内，美国的凶杀率就下降到只有原来水平的1%，而这一期间人类的基因频率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无可争辩的是，文化和社会环境可以调整我们内心善良天使（例如自制和共情）的设置，从而控制我们的暴力倾向。因此，我们不需要基因变化的假说，也有办法解释暴力减少的全部原因。至少到现在为止，基因假说不是我们的必要条件。

    道德和禁忌

    世界上的道德规范实在是过多了。如果我们将在追求自助正义中发生的凶杀、宗教冲突和革命战争带来的死难、因无受害人犯罪和过失被处决的人，以及意识形态大屠杀的对象加总在一起，这个数字肯定要超过不道德的掠夺和征服造成的死亡。人类总是用道德感作为原谅自己残忍行为的借口，认为自己动机纯正，且暴力也不曾给自己带来任何实际利益。对异教徒和改宗的犹太人实施酷刑，对女巫处以火刑，监禁同性恋，将不遵闺训的姐妹和女儿处死——受道德驱使的人给世界带来了无数苦难。难怪人们会对喜剧演员乔治·卡林（George Carlin）的粗话抱有同情。他说：“我认为人们太看重动机了。你要是敢说哪些人懒惰，整天窝在家里看电视上的抢答竞赛和自撸，我就敢告诉你哪些人真是他妈的一点儿麻烦都没找过！”

    虽然人类的道德感对人类福祉的总贡献很可能是一个巨大的负数，但在某些关键时刻，如果运用得当，道德感也可以是推进人类进步的强大动力，比如启蒙运动中的人道主义改革和最近几十年发生的权利革命。对于毒化人们心灵的意识形态，道德既可以是疾病，也可以是解药。人们的禁忌心理和道德心态一样，都是双刃剑。它可以让不同的宗教见解或者性取向的偏差成为必须严厉惩处的罪恶，但同时它也能够抑制人们的某些危险的邪念，例如武力征服、使用化学武器和核武器、对其他族裔怀有歧视性偏见、强奸，以及杀死已经成形的胎儿。

    这部分天性似乎是我们身上最美好的资源，但在实践中，它却可以比我们心中最恶毒的魔鬼更残忍。我们怎样才能理解这个癫狂的天使呢？

    为了理解在暴力减少历史进程中道德感的作用，我们必须先解开几个心理学之谜。第一，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文化中，人们是怎样从各自的经验出发确立符合某些“道德”的追求，而以我们现在的道德准则，已经完全无法接受那些“道德”。第二，为什么一般来说道德感非但不能减少苦难，反而经常增加痛苦？第三，道德感何以如此割裂：一个正直的市民怎么会殴打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一个崇尚民主和自由的人怎么会蓄奴和进行殖民征伐，为什么德国纳粹对动物格外仁慈？第四，无论是好是坏，为什么道德感会进入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制造出禁忌悖论？而最大的迷惑当然是：是什么发生了变化？在历史进程中，人类的道德感得到多大程度的解放，最终驱动暴力水平不断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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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发点是区分本质上作为哲学议题的道德（尤其是“规范伦理学”），或是作为心理学议题的人类的道德感。除了持极端道德相对论立场的人，一般人们都相信，在某种意义上，人们的道德信念可以是错误的，即认为大屠杀、强奸、荣誉杀戮和残害异端具有合理性是错误的，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在感情上无法接受这些恶行。[165]一个人不论是道德现实主义者，相信道德真理是像数学公理一样的客观存在，还是仅仅简单地认为，如果道德陈述能够成立，也只是因为它与公共信念相一致，或者说，它是我们集体理性思考得出的最佳认识，他都能够看到道德问题和道德心理问题之间的区别。道德心理问题追问的是人们体验道德的心理过程，就像我们对其他认知能力和情感能力的研究一样，我们也可以通过实验室和田野调查研究道德心理。

    理解道德感的第二步是承认在人们思索自己的行动——不只是规避某种行动——时，道德感是一种独特的思考方式。人们会因为一种行为被指为不道德（“杀人是错误的”）而规避这种行为，也可能仅仅因为有不同品位（“我讨厌菜花”）、不时兴（“喇叭裤过时了”）或者不审慎（“不要抓破蚊子叮咬的包”）而规避这些行为，两者之间有着至关重要的心理差异。[166]差异之一是对不道德行为的反对是普世的或普遍化的。如果你觉得菜花的味道令人厌恶，其他人是否要吃菜花不是你应该顾虑的问题。但是，如果你认为谋杀、酷刑、强奸违反道德，你绝不可能仅仅是自己不去参与这些不道德的活动，而对其他人是否烧杀奸淫全然无动于衷。你必定反对任何人从事此类活动。

    其次，道德化的信念可以付诸行动。人们也许无法不懈地实践苏格拉底的格言“知善者行善”，但是他们对此却充满渴望。在人们眼中，德行本身就是具有实质价值的目标，不需要计较它们是否还有其他动机。如果人们相信谋杀是不道德的，无须收买，甚至无须赞美，他们就会约束自己的行为，不去谋杀他人。一旦人们触犯了某项道德戒律，他们会设法为自己的行为寻找理由，如果不是极力寻找相反的戒律和借口为自己辩护，就是承认自己的失败有个人性格缺陷的原因。除了那些魔鬼和小说里的恶棍，没有人会说：“我认为杀人是可怕的暴行，但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我随时可以杀人。”[167]

    最后，违背道德可以受到惩罚。如果一个人认为杀人是错误的，他不仅有权看到杀人凶手受到惩罚，还有义务实现惩罚。用我们的话说，就是不能让凶手逍遥法外。如果将“谋杀”换为“偶像崇拜”，或者“同性恋”“亵渎神明”“颠覆”“下流”“叛逆”，我们就能看到人类的道德感可能成为多么强大的邪恶力量。

    道德感还有一个特征，即很多道德信念成为社会的规范和禁忌，而不是信仰者能够进行表述和捍卫的原则。心理学家劳伦斯·科尔伯格（Lawrence Kohlberg）提出了著名的道德发展六阶段说。这六个阶段始于孩子规避惩罚，终于哲学家阐述普世原则，（而很多人从未能超越的）中间两个阶段，即制定“好男孩”“好女孩”的标准，以及维护社会稳定的惯例。科尔伯格提出了一个著名的道德悖论，这个悖论是说，海因茨为了挽救病危的妻子，闯入药店盗窃一种定价过高的药品。在对海因茨的道德困境进行推理的时候，处于这两个道德阶段的人能够做出的回答不外乎：其一，他不应该偷药，因为偷窃不好，而且触犯法律，但他不是罪犯；其二，他应该偷药，因为作为好丈夫，他只能如此。[168]很少有人能够对道德判断的原则进行阐述，比如说人的生命具有的基本价值高于任何社会规范、社会稳定或者遵纪守法。

    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特别强调了道德规范的难以言说性，他将这一现象称为道德失声（moral dumbfounding）。人们时常有一种瞬时直觉，感到一种行为是不道德的，但对其之所以不道德的理由却感到困惑和挣扎，而且往往给不出解答。[169]比如，海特询问他的病人的下列行为是否正当：兄妹之间发生有保护措施的性交；某人用美国国旗擦马桶；某家人吃掉他们被车撞死的狗；某个男子买了一只死鸡，然后对死鸡进行了性行为；某人违背对母亲临终时的誓言，没有去祭扫母亲的坟墓。回答是，上述每一项行为都不正当。但当被问及这些行为不正当的理由是什么时，他们惶惑起来，经过一番无效的努力，他们都表示：“我不知道，我无法解释，我就是知道这是错误的。”

    即使道德规范难以言说，有些时候它们仍然可以有效地制止暴力行为。在当代西方，人们不再对被遗弃的孩子实施安乐死，对羞辱进行报复，以及向另一个发达国家发动战争。规避这些暴力不是出于对道德问题的权衡，对他人的共情，或者对冲动的克制，而是出于在人们心中这些暴力已经完全不是现实的选择。这些暴行不是被深思熟虑后再被放弃的，而根本是不可思议，甚至非常可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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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定行为规范的文化差异，加上我们自己文化中的道德失声，会给人某种印象，似乎道德规范和禁忌完全是主观性的——也许在某个地方有某种文化，如果组成句子的字数是偶数，说话人就是不道德的，或者，如果否认海水是滚烫的也是不道德的。但是，人类学家理查德·施韦德（Richard Shweder）和他的学生以及合作者发现，全世界的各种道德规范均集中在为数寥寥的一小部分主题上。[170]人类的道德关注可能早已成为德化，即确立道德规范的认知和情感工具，而那些被现代西方人视为道德核心的直觉——公平、正义，保护个人的权利和预防伤害——仅是这几个关注领域中的一个而已。我们只需粗略地浏览一下古老的宗教，例如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印度教，就会知道它们就其他一系列关注点确立了道德规范，比如忠、敬、顺从、禁欲，以及对饮食、性事和经期等与生理机能有关的某些规定。

    施韦德将世界范围的道德关注划分为三类。[171]“自主”（autonomy），这是当代西方人承认的伦理，它假定社会由个体组成，道德的宗旨在于让个体进行选择并使自己不受伤害。与之相对比的是“社群”（community）伦理，它将社会视为由部落、家族、家庭、组织机构、行会和其他联合体的总集，道德就等于责任、尊敬、忠诚和相互依赖。“神性”（divinity）伦理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神性，而部分神性的实质寄居在人的身上，道德的宗旨是保护神圣的精神不受侵蚀和玷污。如果人的身体不过是承载灵魂的容器，其最终归属权在神，或者是神的一部分，那么人就没有权利随意处置自己的身体。他们有责任避免身体被不洁净的男女饮食和其他肉体快感玷污。神性伦理为厌恶感的道德化以及纯洁和禁欲的清规戒律提供了依据。

    海特接过了施韦德道德三分说，并将其中两个伦理再一分为二，形成他所谓的五项道德基准。[172]“社群”被切分为“内群体忠诚”（in-group loyalty）和“权威/尊敬”（authority respect）,“自主”则被分成“公平/互惠”（fairness/reciprocity）即支撑互惠利他主义的道德）和“伤害/关爱”（harm/care，培养人们的善良和爱心，约束残忍和攻击性）。海特为“神性伦理”贴上了更世俗化的标签——“贞洁/神圣”（purity/sanctity）。除了这些调整，为了强调道德五基准的普世性，海特特别说明，在世俗西方人的道德直觉中能够找到这五个领域的所有内容。他在论及发生道德失声的情况时认为，“贞洁/神圣”让信守此道德的人对乱伦、人兽交和吃家庭宠物产生厌恶感，“权威/尊敬”要求人们为母亲扫墓，“内群体忠诚”禁止人们侮辱美国国旗。

    我本人认为最有意义的是人类学家艾伦·菲斯克（Alan Fiske）发展的理论体系。在这个理论中，德化来自四个互动模型，每一个模型都反映了人们看待人际关系的一种独特视角。[173]他的理论试图解释在既定的社会中人们如何分配资源，在进化历史的哪个阶段产生了人们的道德执着，为什么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道德，以及人们是如何区隔化道德，并通过禁忌来保护道德的。下面的表格大致展示出菲斯克的四种互动模型与施韦德和海特的道德分类之间的关联。

    菲斯克的第一个模型，社群共享（简称“共享”），结合了“内群体忠诚”和“贞洁/神圣”。在人们进入“共享”心态的时候，他们在群体内无偿地分享资源，不介意谁付出多少，谁又得到多少。他们将群体视为血肉相连的“一体”，这个共同的实体必须被小心保护，不容任何玷污。人们用各种显示连接和亲和的仪式强化这种团体直觉，比如身体接触、聚餐、团体操练、同声唱诗或祈祷、分享情感、同样的身体修饰和纹彩，在哺育、性交和歃血盟誓类的鲜血仪式中交融体液；此外还有祖先的神话、家族传承、祖辈扎根的领土，或者共同的图腾。“共享”是从母性关怀、亲缘选择和互利主义演化而来，它至少有一部分已经通过催产素系统植入人类的大脑。

    菲斯克的第二个互动模型——“权威序列”（autherity ranking），是一个由权威、地位、年龄、性别、身材、体力、财产或优先权所定义的线性等级结构。“权威序列”让上级有权对下级予求予取，接受供奉，要求下级顺服和尽忠，同时也要求上级承担家长式、牧师式或贵族式保护下级的义务。这个模式可以说是从灵长类动物的等级差序进化而成，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通过睾丸素反应回路嵌入人类的大脑。

    “平等互惠”（equality matching）包含投桃报李式的互惠以及其他公平分配资源的模式，比如轮候、抽签、多予多取、等额分配、儿歌式的口头规则。虽然黑猩猩有非常粗糙的公平感，但动物一般都没有能力完成明确的互惠活动，在出现自己要吃亏的情况时尤为如此。“平等互惠”的神经基础是我们的大脑能够记载人们的意图、欺骗、冲突、变换观察角度和计算，它涉及的大脑部位有脑岛、眶额皮层、扣带皮层、背外侧前额叶皮层、顶叶皮层和颞顶交界区。“平等互惠”是人类公平意识和直观经济意识的基础，在知己和战友之外，它让人们以邻居、同事、熟人、贸易伙伴的形式联结在一起。很多部落都保留着交换毫无用途的礼品的仪式，比如我们在圣诞节都要尝一口甜腻的果仁糕，目的不过是为了巩固“平等互惠”的互动关系。[174]

    （读者对照三种分类后可能会问，为什么海特的“伤害/关爱”会和“公平”相接，并和菲斯克的“平等互惠”排列在一个对照组，难道它不是更应该接近更加感情化的关系，例如“社群”或者“神圣”。这样划分的理由在于，海特“伤害/关爱”的对象不是关怀的标准受益人——亲朋好友，而是泛指的“某个人”。人们对海特“关爱”问题的回答，与对他所提出的“公平”问题的回答完全吻合，这当然绝非偶然。[175]我们前面曾经提到，公平意识背后的互惠利他主义逻辑是率先给予合作，表示“善意”；在对方背叛之前决不背叛对方；当自己所费不高但能让他人受益匪浅——或云拔一毛能利天下时，一定出手帮助他人。一旦关爱和伤害伸延到亲友的小圈子之外，它们只能是公平逻辑的组成部分。）[176]

    菲斯克的最后一个互动模型是“市场定价”（market pricing）：货币体系、价格、租金、工薪、收益、利息、信用、其他衍生品都是推动现代经济的力量。“市场定价”依赖数字、数学公式、会计、电子数字传递和规范的合约语言。与其他三个模型不同，“市场定价”依赖文字、数字和其他新近发明的技术，因此它不具备普适性。人们也不是天然地就接受“市场定价”的逻辑。正如我们所知，直到当代，人类社会一直普遍抵制利息和利润。菲斯克表示，四个模型可以按照一定的顺序排列，排序的标准或多或少反映出它们在进化、儿童发育和历史进程中出现的时间：社群共享>权威序列>对等互惠>市场定价。

    在我看来，“市场定价”模型的特点既不在市场，也不在定价，它应该和其他正式社会组织的样板具有同样的性质。这些组织已然经历了几个世纪的磨砺，即使在今天技术高度发达的社会中，仍然是千百万人管理自己事务的有效方式，只不过未受调教的大脑很难自发地获得这些知识。[177]民主政治制度也是这些组织之一，所谓“民主”，意味着权力不在强人（“权威”）手里，而是在经过正式投票程序产生的代表的掌握之中。代表所拥有的特权受法律制度的制约。其他的组织形式有公司、大学或非营利组织。在这些组织工作的人既不能任意雇用自己的朋友和亲属（“共享资源”），也不应该私相授受（“对等互惠”），而必须恪守信托责任和规则。我对菲斯克理论的修订绝非无中生有。菲斯克说过，他的“市场定价”模型深受马克斯·韦伯“法理型社会”概念的启发；在韦伯的理论中，社会权力来源有三种模式：传统型、非凡人格型和法理型。其中，法理型权力的正当性来自一套合乎理性并严格按照规则实施的法律制度。[178]因此，我有时候会用更通用的术语“法理型”来称呼“市场定价”互动模式。

    施韦德、海特和菲斯克三人的理论有重合也有分歧，但他们在道德感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上的想法是一致的。没有任何社会是通过“黄金法则”或“绝对律令”来规范日常行为中的品德和是非。相反，道德与否就看是遵从还是违背了这些互动模型（或互动伦理、互动准则）：背叛、欺骗或者推翻一个联盟，玷污自己或者玷污自己的社区，蔑视或侮辱一个合法的权威，无故伤害他人，白占他人的便宜，贪污或滥用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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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分类的着眼点不是要将整个社会塞进笼子，而是为阐述社会规范提供一套语言法则。[179]这套语言法则应该能够揭示在文化差异和历史差异背后的共同规律（包括暴力的减少），应该能够预测人们对违反惯例的行为可能做出的反应，包括人在道德区隔化（moral compartmentalization）上表现出的天生的局限性。

    某些社会规范不过是协调博弈的手段，比如行车靠右、流通纸币和使用地方性语言，[180]但是大部分规范都具有道德含义。每一个道德化的规范都是一个被分隔的区间，其中含有一个互动模型，一个或几个社会角色（父母、子女、老师、学生、丈夫、妻子、上级、雇员、客户、邻居、陌生人），一个场景（家、街道、学校、工作场所）和一种资源（食物、金钱、土地、房屋、时间、建议、性、劳动力）。要适应某一种文化的社会成员，意味着严守一大套社会规范。

    以友谊为例。两个亲近的朋友之间的互动方式主要是“社群共享”。他们在饭局上随意地分享食物，互相帮助，用不着斤斤计较。但是在某些场合，他们必须遵守其他互动规范。如果他们共同从事一项工作，两人中的一人是专家，此人可向另一人发号施令（“权威序列”）；他们也可能各付某次旅行中一半的油钱（“对等互惠”）；或者一个人按照蓝皮书上的市价买下另一个人的旧车（“市场定价”）。

    违背互动规范绝对是不道德的。在规范友谊关系的“社群分享”模型中，一个人决不应该在分享时小气吝啬。就“对等互利”模型中油费分账的特例而言，拒不支付自己的一份是不道德的。但是在持续的互利关系中，“对等互利”允许放宽衡量的尺度，比如在美国加州沙查县，牧场主用大致对等的互惠补偿对方的损失，而对某些小损失则采取不予追究的态度。[181]“市场定价”和其他“法理型”模式则没有这样宽容。在昂贵的餐馆里用餐后不付饭钱的人，恐怕不能指望店主会让他赊账，甚至免单。店主很可能会立刻报警。

    当一个人违反了公认的互动规范，违规者会被视为害虫或者骗子，成为道德谴责的目标。但是，当一个人将一个互动模型的规范用于原本受另外一个互动模型制约的行为时，则会产生一种新的心理现象。这个人“不懂规矩”，所以他的犯规行为不算太严重。人们对“不懂规矩”的反应程度可以从困惑、受窘和难堪，一直到震惊、反感和愤怒。[182]比如说，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人用餐后心满意足地向餐馆的主人表示感激，然后提出在将来的某个时候请他到家里吃顿饭（在“市场定价”的场合使用“社群共享”规则）；反之，我们也可以想象，应邀在朋友家吃饭时（“社群共享”的时光），某人突然掏出钱包说要付给主人饭钱（“市场定价”），或者主人家要求正在电视机前放松自己的客人起来刷锅洗碗（“对等互惠”）。同样，还可以想象一位客人提出向主人兜售自己的旧车，然后狮子大开口，拼命提高价格；或者主人突然建议每对夫妻在回家之前玩半小时交换性伴侣的游戏。

    人们对规范错位的情绪反应取决于违规行为是意外还是有心为之，是哪一种规范发生错位，以及所涉及的资源的性质。心理学家菲利普·泰特罗克（Philip Tetlock）表示，当一种资源被人们视为神圣的时候，规范错位会引发禁忌心理——某些想法一旦被公之于众，即会引起人们愤怒的反应。[183]神圣的价值不是可以买卖的交易品。神圣的资源通常受“共享”和“权威”基础模型的规范。当有人将“对等互利”和“市场定价”这两种高级模型用于神圣资源的时候，就会触发禁忌反应。比如，有人向你提出要买你的孩子（突然将“社群共享”关系扔进“市场定价”模型），你不会问对方出价几何，而是会被他的提议本身激怒。如果有人出价要买你珍藏的私人纪念品或传家宝，或者出价要你出卖朋友、配偶或者国家，也会引起你同样的反应。泰特罗克发现，当要求学生就神圣资源开放市场问题，比如允许交易选票、兵役、陪审员义务、身体器官、供人领养的儿童分析利弊的时候，大多数学生不是就自己的反对立场提出强有力的论证（比如困境中的穷人将会出卖自己的器官），而是对问题本身表示愤慨。最经典的“论证”是：“这实在是太可耻、太不人道了，令人无法容忍！”“我们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啊？!”

    禁忌心理不是完全非理性的。[184]为了维系珍贵的人际关系，仅仅是说正确的话和做正确的事还不够。我们还必须展示我们心地纯正，不会为了好处就出卖信任我们的人。对于卑鄙的提议，只有愤然拒绝，否则就说明你不懂得父母、夫妻和公民的真正含义。而这种理解包含了赋予基础互动模型以神圣价值的文化规范。

    有个老笑话说，一个男人问一个女人为了100万美元是否愿意和他睡觉，她回答说她愿意考虑。接着他问，那么为了100美元，她是否愿意和他睡觉。她回答说：“你以为我是什么样的女人？”他回答说：“我们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现在只是在讨论价钱而已。”这个笑话告诉我们，大部分神圣价值事实上是伪神圣。如果对这些神圣价值的出卖是模糊不清的，被花言巧语掩饰的，或者可以重新包装的，人们完全可以在诱惑下做出妥协。[185]（这个笑话使用了标志性的数字“100万美元”，这将一个简单的金钱交易解释成改变生活的机会，具体说，就是成为一个百万富翁。）当最早出现人寿保险的时候，人们对给人的生命标价，并让妻子拿丈夫的死亡押注非常反感，而人们对人寿保险的认识在技术上是非常准确的。[186]人寿保险业发起大规模广告宣传，将寿险产品重新包装成有责任心的丈夫必须考虑的安排，寿险让他可以在自己万一不在世的时候继续承担关照家人的责任。

    泰特罗克区分了三种不同的交换。“常规”交换是在单一互动模型中权衡后做出的选择，比如与张三而不是李四做朋友，或者买这辆车而不是那一辆车。“禁忌”交换是以某个模型中的神圣价值对抗另外一个模型中的普通价值，比如为了金钱出卖朋友、爱人、器官或者自己的良知。“悲剧”交换则是两个神圣价值的交锋，比如决定两个急需器官移植的病人谁应该排在前面，或者最悲惨的终极选择，苏菲必须在自己的两个孩子之间选择孰生孰死。泰特罗克指出，政治的艺术主要就是将禁忌选择包装成悲剧的抉择（或者说，政治上的反对派则反其道而行之，将悲剧的选择说成是禁忌权衡）。想要改造社保体制的政治家必须躲开改革“失信于老年公民”的指责（这是其对手的诠释），强调改革是“减轻辛苦谋生的工薪阶层的重负”或者“停止侵蚀下一代的教育资源”。在阿富汗保留军队可以从“将我们战士的生命置于险境”转换成“确保我们国家对自由的承诺”或“最终赢得反恐战争”。我们将会看到，对神圣价值进行重新包装成一种维和心理的策略，没有得到人们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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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有关道德感的新理论帮助人们理解道德情感、道德区隔和道德禁忌。我们现在将用这些理论分析一下不同文化之间，特别是不同历史进程中的德化标准的差异。

    某些互动模型对社会角色的配置得到所有文化的认同，这样的模型很可能具有生物学的基础。比如，家庭成员之间的“共同分享”，家庭内部尊重长者的“权威序列”，以及根据“对等互利”交换商品和互相帮助。但是，有些模型对资源和社会角色的配置却因不同文化和不同时代而有巨大的差异。[187]

    比如在西方的传统婚姻中，丈夫可以对妻子摆出“权威”。这个模型在20世纪70年代基本被推翻，有些夫妇受到女权主义的影响，转向“对等互利”，两人严格平分家务和照顾孩子的工作，甚至到了要按小时计算的地步。“对等互利”产生的算计感与大多数夫妇追求的亲昵感不能兼容，所以现代婚姻的主流采取了“社群共享”模型——结果，很多妻子认为，夫妻双方对家庭的贡献账目不清，自己总是做得过多，而得不到应有的评价。夫妻关系偶尔也进入“法理型”互动，比如“婚前协议”，或者在遗嘱中分别规定以前的婚姻所生子女的继承权。

    互动模型与资源之间或者和社会角色之间的不同联系，说明了一种文化和另一种文化的差异。一个社会中的成员可以鬻田卖地，另一个社会允许买卖或交换新娘，双方都可能对对方的实践感到不可思议。在有些文化中，女性的性生活完全受家庭中男性权威的主宰，但在另一些文化中，妇女可以自由地以“社群共享”的方式结交情人，或者她们可以毫无羞耻地按照“对等互利”原则用性来交换其他资源。在有些社会，只有受害者的亲族可以为复仇进行杀戮（“对等互利”）；而在另一些社会，人命可以用金钱赔偿（“市场定价”）；或者，杀人必受国家机器（“权威序列”）的惩罚。

    承认某人属于不同的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能够缓解对其违反互动规范的愤怒。不同文化的人的犯规行为甚至可以成为幽默的原料，比如在早年的喜剧中，懵懂的移民和乡巴佬总是在买火车票时讨价还价，在公园的草坪上牧羊，或者提议让自己的女儿和债权人结婚来抵偿债务。在影片《波拉特》（Borat）中，这个公式倒转了过来，喜剧演员萨沙·拜伦·科恩尽情地调侃美国人如何为了刻意地容忍不同的文化，任凭一个拆烂污的移民在他们中间胡作非为。不过，一旦违规涉及神圣价值，比如西方国家中的移民要实行女性阴部割礼、荣誉谋杀、买卖儿童新娘，又比如西方人在小说和报刊漫画中描绘与讥讽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或者让小学生用先知的名字命名小熊玩具，容忍就达到了极限。

    互动模型中社会角色和资源的配置也可以说明一个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188]法西斯主义、封建主义、神权和其他原始性的意识形态的基础都是“社群共享”和“权威序列”互动模型。个人利益完全被淹没在社群中 [法西斯一词源于意大利文的“捆绑”（bundle）]，而社群受军队、贵族或神职集团的统治。共产主义主张的是资源的“社群共享”（“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生产工具的“公平互惠”和政治权力的“权威序列”[理论上是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是强人统治下的官员特权制（nomenklatura）]。民粹社会主义追求生活必需品，例如土地、医疗、教育和托儿等资源的“对等互利”。而相反的极端情况是，自由意志主义则允许人们在“市场定价”的原则下对几乎所有资源协商议价，包括人体器官、婴儿、医疗、性和教育。

    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是人们已经熟知的自由保守主义（liberalconservative）。海特进行的数次调查显示，自由主义者相信道德的意义在于防止伤害和保证公平（与施韦德的“自主”和菲斯克的“公平互惠”等价）。保守主义者则给予五种道德基础同样的权重，包括“内群体忠诚”（例如稳定、传统和爱国主义的价值观）,“贞洁/神圣”（例如礼貌、体面和宗教仪式），以及“权威/尊重”（例如尊重权威、顺从上帝、承认男女不同的社会角色、军人服从命令）。[189]美国文化战争的战场遍及税收、医保、福利、同性恋婚姻、堕胎、军队的规模、进化论课程、媒体上的污言秽语、政教分离各个领域。在很大程度上，争夺的目标是要决定什么是这个国家正当的道德观。海特说，两个极端的意识形态狂热分子都认为对方是不道德的，但事实上，尽管双方大脑中的道德回路都在熊熊燃烧，但点燃它们的道德概念却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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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论及道德心理和暴力之间的关系之前，让我用互动模型理论解决本书前面提出的一个心理困惑。许多带来观念变化的道德进步并不是让人们觉得某种行为罪过，而是感到这种行为荒唐可笑，比如决斗、斗牛和侵略战争。许多影响深远的社会批评家，例如斯威夫特、约翰逊、伏尔泰、马克·吐温、奥斯卡·王尔德、罗素、汤姆·莱勒、乔治·卡林，他们更像伶牙俐齿的喜剧演员，而不是满口箴言警句的先知。那么，我们心里有什么东西，让笑话比利剑更有力量？

    幽默利用不和谐让听众感到冲突，但转换参照系可以化解不和谐。在新的参照系中，调侃的对象可以失去原有的光环，变成微不足道或有损尊严的东西。[190]当伍迪·艾伦说“我很为我的金表感到自豪，这可是我爷爷咽气之前卖给我的”时，听众先是觉得惊讶，这样情深义重的传家宝的传承为何是买卖而不是赠予，再说卖者已经完全不能享受买卖的收益。接着，他们认识到伍迪·艾伦扮演的人物是家庭中不受待见的家伙，而这个家庭充满了钩心斗角和唯利是图。带来不和谐感的第一个参照系通常包含某种居主流地位的互动模型。要理解笑话的可笑之处，必须摆脱原有的互动模型，比如，将伍迪·艾伦的金表继承从“社群共享”切换到“市场定价”。

    拿政治议题或者道德议题开心的笑话，不动声色地向原已成为第二天性的互动模式发出挑战，迫使听众睁开眼睛，看着他们的世界观被彻底颠覆。当人们心目中的战争形象已从惊心动魄和光彩辉煌变成浪费生命并愚蠢时，人们就特别能欣赏喜剧经典《鸭羹》。鲁弗斯·T.法亚弗为了一个完全是假想的羞辱，可以斗志昂扬地发动战争，这让民族自豪和“权威序列”都成为十足的笑料。讽刺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加速器。20世纪60年代，种族主义者和大男子主义者被塑造成头脑迟钝的尼安德特人，越战鹰派被刻画成嗜血的心理变态狂。

    18世纪的作家玛丽·沃特利·蒙塔古（Mary Wortley Montagu）说：“讽刺，应如利刃般锋锐，轻触处刀入肌肤，似无痛楚，不见血痕。”不过，很少有讽刺能够磨砺到这般锋锐，刀过无痕，而被取笑的人也太明白其背后的颠覆力量。他们感到神圣的价值在遭受有意的羞辱，尊严被折辱，而且认识到，人们的笑声说明大家都知道他们受到了羞辱，为此他们很可能做出剧烈反应。2005年丹麦报纸《日德兰邮报》（Jyllands-Posten）刊登的漫画引发多起流血骚乱，证明当某些人的神圣互动模型受到刻意贬低的时候，幽默就不是好笑的事情了。（在《日德兰邮报》的一幅漫画上，一批人体炸弹袭击者刚刚抵达天堂，迎接他们的穆罕默德惊呼：“停一停吧！处女已经用完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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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成道德感的互动模型是怎样让人们感到暴力具有道德正当性的？社会有多大的自由度能够控制道德暴力，甚至能够实现道德反暴力？所有的互动模型都要求对违反规范的人进行道德惩罚，但每一种模型所允许的暴力各有其特性。[191]

    菲斯克说，人类之间的互动不是必须使用任何模型，他称不服从互动模型的状态为无效人际关系或反社会人际关系。不从属任何互动模型的人会被非人化：他们被视为缺乏人性的某些基本属性，被当作没有生命的物体，可以任意被忽视、被剥削或者被捕食。[192]因此，反社会关系可以为征服、强奸、刺杀、杀婴、战略轰炸、殖民掠夺和其他犯罪铺垫基础。

    将他人置于互动模型之中，至少表明承担顾及其利益的义务。“社群共享”本身包含着对内群体成员的同情和温情——当然，也仅仅是对自己的成员而言。菲斯克的合作者尼克·哈斯拉姆（Nick Haslam）表示过，“社群共享”可以产生第二种非人性化：不是机械地将反社会关系非人化，而是将对象兽性地非人化，拒绝承认社群之外的人同样具有人类的共同特质，例如理性、个性、自制、德行、文化。[193]对待团体之外的人，人们并非只是冷淡和麻木，而是厌弃和轻蔑。“社群共享”会鼓励这种非人化，因为受排挤的人被认为缺少本群体成员特有的纯洁性和神圣性，这些人的存在就是肮脏的污染源。所以，尽管“社群共享”四个字中的每个字都很美好，但部落屠杀、种族和民族灭绝、宗教清洗此类意识形态都可以在“社群共享”那里找到思想支持。

    “权威序列”同样也有两面性。家长式的权威有责任保护和支持自己的羽翼，这也许就是“平靖进程”中领主制止属下自相残杀的心理依据。奴隶主、殖民统治者和仁慈的独裁者因此找到了自己的道德合理性。但是“权威序列”也承认可以对不尊上、不顺从、违背命令、叛国、亵渎、异端、冒犯君主的人进行暴力惩罚。当“权威序列”和“社群共享”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它为一个集团针对另一个集团的暴力，包括帝国侵略和武力征服，以及对下层阶级、殖民地人民和奴隶的镇压提供了理由。

    双方交换互惠的义务让“对等互利”成为一种比较仁义的互动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各方都以对方的存在和福祉为自己的存在和福祉的前提。对等互利鼓励某种程度的换位思考，而换位思考能产生真正的同情。个人之间和国家之间的商贸具有平靖效应，其背后的思维是交易伙伴之间就算没有诚挚的爱，至少还懂得彼此珍惜。另一方面，对等互利符合“一报还一报”的复仇理念——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杀人抵命、血债血偿。我们在本书第8章看到，即使在现代社会，人们仍然倾向于认为刑事处罚是罪有应得，而不是普遍威慑或特殊威慑。[194]

    法理型理性是在文字和数字社会才出现的新型互动模型，它既非直觉亦非感情，本身对暴力既不鼓励也不抑制。如果不是人人都明确拥有选举权，并拥有对自己人身和财产的所有权作为前提，由于市场经济原则下无道德约束的利润追逐，人们就会发现自己陷入奴隶交易和人口走私，甚至以炮舰外交开辟新的外国市场。量化工具可以在高科技战争中用于产生最大化的杀伤力。当然，我们应该看到，法理型理性也可以服务于功利主义道德观，即衡量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精确测度警察和军队的最低需要量，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暴力的总量。[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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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道德心理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产生了人道主义革命、长期和平和权利革命，促成了暴力的全面减少？

    常规互动模型的变化方向相当清晰。菲斯克和泰特罗克观察到：“在世界范围内，最近3个世纪以来，社会制度在整体上沿着从 ‘社群共享 ’向 ‘权威序列 ’，再向 ‘对等互利 ’和 ‘市场定价 ’的方向加速移动。”[196]如果我们使用第7章提到的民调数据作为指标，社会自由主义引领风气变化之先河，社会保守主义最终追随其后。海特关于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道德关怀的数据也给出了同样的结论。我在前文提到过，在判断道德关怀的重要性时，社会自由主义者对“内群体忠诚”和“纯洁/神圣”（菲斯克将此涵盖在“社群共享”）以及“权威/尊敬”不屑一顾，而几乎将全部关注放在“伤害/关怀”和“公平/互利”上。社会保守主义者则对所有五类道德规范一视同仁。[197]社会自由主义导向的历史趋势，与社群和权威渐行渐远，其价值观越来越多地以平等、公正、自治和合法权利为基础。虽然自由派和保守派可能都不愿意承认正在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历史趋势，但今天，没有任何主流保守政治家还会像几十年前那样，打出传统、权威、凝聚力或者宗教的旗号，为种族隔离，妇女不能离家工作、指控同性恋为犯罪等行为进行辩护。[198]

    道德资源撤离社群、圣洁和权威何以具有反对暴力的效果？一个原因是集体性或公社性（communality）是部落制和沙文主义的道德核心，权威则给政府镇压的正当性提供了理由。然而，更主要的原因是，当道德被约束在一定的边界之内。这个范围越小，人们能够合法惩处的违规行为就越少。无论是传统还是现代，是自由主义还是保守主义，每个人都同意道德的基石之一是自主和公平。没有人反对政府行使暴力将刺客、强奸犯和谋杀犯关进监狱。但是，在这个共识之外，传统道德的卫道士希望再加上一个非暴力型犯罪名单，比如同性恋、放荡、亵渎、异端、淫秽和玷污圣符。为了让卫道士的道德谴责具有威力，必须由利维坦来惩处越轨行为。从法律条文中删除这些罪名，也就减少了权威挥舞棍棒、手铐、板子，以及实施监禁和处决的机会。

    社会规范向“市场定价”方向推移让很多人感到恐慌，但是它同时也表明这是一个走向非暴力的趋势。酷爱“市场定价”模型的激进自由意志主义者，甚至主张将卖淫、吸毒和赌博一概非罪化，清空当今世上关押了千百万人的监狱（老鸨和毒枭应该可以被送进对付流氓团伙的感化营）。越来越多的个人自由自然地提出一个问题，以社会认可的暴力对付很多人不认可的行为，例如亵渎神明、同性恋、吸毒、卖淫，是否符合我们的道德理想。但是，无论对错，问题的关键在于随着道德退出社区、权威、神明这些传统领域，暴力确实在减少。而道德退出也恰是古典自由主义追求的目标：个人摆脱部落和权威的束缚获得更大的自由，宽容个人选择，只要这些选择不伤害其他人的自主和福祉。

    现代社会中道德发展的历史方向不仅仅是离开集体和权威，而且是走向法理型组织，这本身也是趋向和平的发展。菲斯克说，以谋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目标的功利主义道德，可谓“市场定价”模型的典范。“市场定价”是法理型思维的一个特例。[199]功利主义大家切萨雷·贝卡里亚开创了刑法改革，将赤裸裸的复仇饥渴变为以威慑预防为目标的政策。边沁的功利推理指出了处罚同性恋和虐待动物的非理性，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据此提出了最早的女权议题。在20世纪90年代南非民族解放运动中，曼德拉、图图和其他和解派人士公开谴责复仇型正义，而主张实行揭露真相—大赦—适当惩罚元凶的配合政策，这也是通过达到功利的均衡以减少暴力的成功案例。国际社会对种族隔离的南非实行经济制裁而不是武力打击，同样符合这一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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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道德心理学最新理论的方向是正确的，那么，不管我们如何努力限制社群、权威、神圣和禁忌的影响，这些直觉都是且很可能永远是人性的组成部分。但我们没有必要为此惊慌。不同的互动模型可以相互结合，相互嵌入，追求暴力最小化的法理型思维模型可以约束其他思维模式的暴力性。[200]

    如果某个版本的“社群分享”对人的生命进行资源配置，社区的范围涵盖全人类，远非一个家庭、一个族群或者一个国家，这个模型完全可以成为抽象人权原则的情感依据。我们是一个人类大家庭，在这个家庭内，没有人能够剥夺其他人的生命和自由。在“权威序列”模型中，为了防止更大的暴力伤害，国家被赋予使用暴力的垄断权。国家对其公民的权威，以民主制衡的形式嵌入“权威序列”，比如总统可以否决国会通过的法案，同时国会可以弹劾和罢免总统。神圣的价值观和捍卫神圣价值的各种禁忌，也可以反映出我们认为必须珍视的价值和事物，比如已经成形的胎儿，国家的边界和禁止使用化学武器与核武器。

    斯科特·阿特兰与两位心理学家杰里米·金吉斯（Jeremy Ginges）和道格拉斯·梅丁（Douglas Medin），以及政治学家哈利勒·史卡基（Khalil Shikaki）合作，探讨了如何以和平为目的重造心理禁忌的问题。[201]在理论上，和平谈判应该遵守“市场定价”模型的规范。当敌对双方放下武器，自然产生一笔红利——所谓的“和平红利”，双方同意分享红利达成和平。为了得到一份和平红利，各方都必须放弃自己的最高要求，所得到的红利将大于他们拒绝谈判的收益，而继续交战还将付出更大的代价。

    不幸的是，神圣价值和禁忌心理会拒绝理性交易的最佳方案。如果对手中的一方固执于价值的神圣性，那么他所捍卫的是无价之宝，就像我们不会出卖自己的孩子，他也决不肯就自己的神圣价值进行交易。被民族主义和宗教狂热煽动起来的人总是认为自己所坚持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价值，比如对某片圣地的主权和对历史暴行的某种承认。即使是为了和平的目的妥协也是触犯禁忌，甚至动一动这样的念头都证明此人是叛徒、内奸、唯利是图的小人、荡妇。

    流行的心理学实验的方式，都是研究人员找几十名大学生，每人给一杯啤酒的钱，然后让他们回答问卷。但在一项非常大胆的实验中，研究人员找到了真正生活在以巴冲突地带的居民进行调查：西岸的600多名以色列定居者、500多名巴勒斯坦难民、700多名巴勒斯坦学生，其中半数承认追随哈马斯或“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研究人员在每一个小组中都能找到视自己的要求为神圣价值的狂热分子。几乎一半的以色列定居者表示，不论有多大的好处，犹太人民永远不能同意放弃任何以色列领土，包括（构成西岸的）朱迪亚和撒马利亚。在巴勒斯坦人中，超过半数的学生表示，不论有多大的好处，在耶路撒冷的主权问题上决不能有任何妥协。80%的难民认为，巴勒斯坦人返回以色列的权利不容让步。

    研究人员将以巴两族人各分三份，组成三组，再向每一组人出示一个要求各方就自己的神圣价值进行妥协的假想和平方案。其中一组得到“两国方案”，要求以色列从99%的西岸和加沙地带撤走，但不需要接纳巴勒斯坦难民。毫不奇怪，这一方案没有得到什么支持。双方的极端分子对方案本身表示愤慨和厌恶，并声称如果有必要，将以暴力抗拒这样的方案。

    第二组受访者拿到一个在两国方案之外，附加美国和欧盟在100年内每年补贴10亿美元，或确保人民生活和平繁荣的方案。面对这些甜头，非极端分子的反对立场有所软化，但因为方案带有明显的收买意味，极端分子变得更加狂躁和愤怒，也更加暴力。一旦涉及政治和宗教冲突，人类行为分析中的理性人假设实在没有太大的意义。

    这一切听起来非常令人沮丧，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根据泰特罗克的观察，很多表面上无比神圣的价值实际上都是伪神圣，如果能够对禁忌的权衡折中巧妙地重新包装，妥协的空间仍然存在。在假设和平方案的第三个版本中，两国解决方案之外被加上一个纯粹象征性的宣言，明示其敌人就某一神圣价值做出让步。展示给以色列定居者的方案说，巴勒斯坦人“将放弃任何返回以色列的要求，这本是他们的神圣权利”，或者“需要承认犹太人民对以色列土地的历史的和合法的权利”。而在交给巴勒斯坦人的方案中，以色列将“承认巴勒斯坦人对自己国家的历史的和合法的权利，并将为对巴勒斯坦人犯下的所有错误道歉”，或者将“放弃他们所坚信的、对西岸的神圣权利”，或者将“象征性地承认（巴勒斯坦人）返回以色列的历史正当性”（但并不真正给予这一权利）。这些辞藻真的产生了不同的结果。与公然地拿和平和金钱进行贿赂不同，敌人在神圣价值上的象征性让步，尤其是特别强调这是一方的神圣价值时，确实弱化了极端分子的怒火、厌恶和支持暴力的意愿。虽然这样的方案并没能将双方的极端分子减少到绝对少数，但是减少的数量足以改变各方新近举行的大选结果。

    这一操控人类道德心理的实验具有深远的含义。找到软化以巴双方狂热分子的对抗立场，其他各国也公认的唯一可行的解决方案几乎可看作人间奇迹。古板的外交家将争执双方视为理性人，强调和平方案的成本收益，这种标准做法将会招致反感。如果他们的和平方案有任何成功希望的话，他们必须将对抗双方视为道德人，认真操作方案的象征性框架。当人们放纵自己捍卫神圣和禁忌的心态时，道德感很可能成为和平的障碍。只有当此种心态愿意根据理性目标接受调整，才会产生真正符合道德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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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样的外生原因让道德直觉离开社群、权威和圣洁，而趋向公平、自治和理性？

    一个显而易见的外力是人口的迁徙和社会流动性。人们不再被局限在家庭、村庄和部落。在这样的小世界里，整合和团结是生活的基础，一个人被排斥和遭放逐意味着他的社会生命的死亡。现在，人们可以在其他地方寻找自己的机会；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接触到新的世界观，接受更普世的道德规范，即以个人权利为中心，而不是崇拜某个集团的强权。

    出于同样的原因，开放社会让人们尽显才华、雄心和运气，不受出生身份的制约。在人们眼中，“权威序列”不再被认为是不可逾越的自然法则，而更多地被视为历史文物，甚至是某种不公正的遗产。

    来自多元背景的人相聚在一起，互通商贸，按照职业或者社会偏好合作谋求共同的远大目标，他们头脑中原本圣洁的意识会逐渐褪色。我们在第7章中提到，当某人认识某位同性恋朋友的时候，他对同性恋的宽容程度会大大提高。海特认为，当人们近距离观察美国的大选版图时，从粗分的红州和蓝州，到细分的红县和蓝县，都显示支持自由派候选人的地区主要分布在沿海和主要水路沿岸。在喷气式飞机和州际高速公路出现之前，这些地区是人口和思想交流汇聚频率最高的地带。这些地区早年的优势，让它们成为交通、商业、传媒、研究和教育的集散中心，至今仍然是多元和自由派的大本营。虽然美国政治中的自由派和古典自由主义已经没有多少共同之处，但二者在道德领域的侧重点仍然一致。自由派的微观空间分布说明，背离社区、权威和圣洁的道德发展趋势的确是流动性和都市化的结果。[202]

    另一种颠覆社区、权威和圣洁观念的力量是对历史的客观研究。菲斯克说，社群思维将团体视为一种永恒的存在：一种不朽的本质将人们联结为集团，传统之悠久可以一直追溯到太初。[203]“权威序列”也天然具有永久的生命力。他们受命于天，遵从宇宙的规则而世代沿袭。这两个模型都在炫耀自己天生而永恒的高贵和圣洁。

    在这种为统治寻找合理性的罗网之下，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就像游园会上冒出来的一只臭鼬。唐纳德·布朗在开始人类共性的研究之前，曾经试图解释为什么印度的印度教几乎没有产生什么伟大的历史学家，而邻邦的中华文明却正好相反。[204]布朗推测，在等级森严的种姓社会中，声称自己是英雄和神祇的后裔的统治精英明白，让学者不断地在故纸堆中搜寻窥视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他们很可能会找到一些证据，戳穿权贵的谎言。布朗研究了亚洲和欧洲的25个文明的历史，他发现，等级化的社会青睐神话、传说和英雄故事，排斥历史、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传记、写实肖像和正规教育。19世纪和20世纪出现的民族主义运动索性招募写手，炮制自己国家永恒的、光彩夺目的历史。[205]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一些民主国家开始挖掘自己国家浅薄的根基和曾经犯下的卑鄙罪行，修正的新历史让很多人的心理受到重创。在新史学中，爱国主义、部落主义和对上层的盲从不再具有原来的地位。自由派和保守派在学生教科书和博物馆展品内容上的争执直到今天仍在继续。

    虽然，对于各种自私自利的传奇故事，历史事实是最好的解毒剂，而虚构的作品也一样能够转变读者和观众的道德意识。忠诚、服从、爱国主义、责任、法律或者习俗所规范的道德，与道德原则要求的行动之间发生冲突，让很多作品中的主人公面临艰难的抉择。在1967年出品的电影《铁窗喋血》（Cool Hand Luke）中，一名狱警在处罚保罗·纽曼扮演的角色卢克，将他关进闷罐监牢时解释说：“抱歉，卢克，我不过是行使职责。你要理解我。”卢克回答说：“甭来这一套——管这叫执行职责，不等于说这是对的，头儿。”

    偶尔，作者能够唤醒读者，让他们意识到良知本身是个靠不住的向导。哈克贝利·费恩带着黑奴杰姆逃往自由州，两人漂荡在密西西比河上。哈克突然对自己帮助杰姆感到莫名的愧疚，因为他突然想到，杰姆的主人是他合法的拥有者呀！

    在我自言自语的时候，杰姆不停地大声念叨着。他说，到了自由州，他要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拼命挣钱，一个子儿也不花，等到攒够数了，就把老婆赎出来。杰姆的妻子如今在一家农场为奴，就在华生小姐家的附近。然后他们两个人要拼命干活，好把两个孩子赎出来。要是孩子们的那个主人不肯卖孩子的话，他们就去找废奴活动家，把孩子们偷出来。

    听到他这样说，我几乎全身冰凉……我心想，这都是因为我没有转转脑子。在我面前的，就是这么一个黑鬼，我差不多一直是在帮着他逃跑，如今竟然这么大大咧咧地说什么要偷走他的孩子——这些孩子可是属于一个我不认识的人，而且此人从来也没有害过我啊……

    我的良知在心里煽起的火越烧越旺。到后来，我对我自己的良心说：“饶了我吧——还来得及呢，待会儿一看见灯光，我就划过去，上岸，告发他。”……我所有的烦恼也都烟消云散了。我继续张望着，看有没有灯光。这时我高兴得简直要在心里为自己唱上一曲哩。没有多久，出现了一处灯光……

    （他）跳将起来，弄好了小舟，把他的旧外套铺在船底板上，好让我坐在上面。他把桨递给了我。在我划桨的时候，他说：“麻（马）上，我就要欢呼啦。我要说，这一切，都亏了哈克。嗯呐，我（是）个自由人啦。嗯呐，可要是哈克，我哪里得自由呢。全亏哈克才成功的。杰姆一辈子也忘不下你，哈克。你是杰姆贼（最）好的盆（朋）友，嗯呐，你也是老杰姆现在唯一的盆友。”

    而我刚刚才把小船划开，急着想去告发他。他的这番话，让我像被掏空了一样瘪了下来。

    在这段让人心惊肉跳的心理发展中，原则、服从、互惠和对陌生人的同情指导着良知，把哈克拖向错误的方向。同时，对一位朋友的同情和直接牵挂将他拉向正确的方向（读者脑海里可能还会闪出人权观念）。这段文学叙事也许称得上是对人性的脆弱，对人们在道德和不被道德承认的信念之间困惑挣扎的绝妙刻画。

    理性

    眼下理性的日子很不好过。大众文化在“赛愚昧”的深渊中继续沉沦，美国的政治话语则已经陷入“逐底竞赛”。[206]我们生活在一个科学神创论、胡言乱语的新纪元运动、“9·11”恐怖袭击事件阴谋论、心灵热线和宗教极端主义复兴的年代。

    似乎四处弥漫的非理性还不够糟糕，很多评论家绞尽他们的推理脑汁，要说明理性的重要性被过分地高估了。在2001年乔治·W.布什总统就职典礼之后的媒体蜜月期间，编辑甚至放言说，一个伟大的总统不一定要很聪明。一个心地善良、具有坚实明确的道德观念的人赛过那些精于计算、花言巧语、受了过多教育的政客。他们表示，说到底，还不是哈佛训练出来的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把美国拖进了越战的泥淖。左翼的“批判思想家”和后现代主义者，在一个问题上与右翼的宗教卫道士意见一致，即两次世界大战和纳粹集中营是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科学和理性培育出的毒果。[207]

    甚至科学家也追随其后。许多心理学家说，人类受激情的引导，只有在事后为给自己的直觉寻找理由时才会调动那点儿可怜的理性能力。行为经济学家欣喜若狂地向世界展示，人类的行为如何远离理性人假设；报道行为经济学进展的记者，不放过任何抨击理性人理论的机会。这其中的含义是，既然非理性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干吗不接受它，享用它呢？

    在本章——本书结论部分之前的最后一章，我要试图说服你，无论是对世界理性现状的悲观评估，还是认为即使如此也不是什么坏事情的轻佻，都是错误的。尽管人们干了不少蠢事，但是当今社会还是变得越来越聪明了，假定其他条件不变，一个世界越聪明也就越少暴力。

    在展示证据之前，我要先扫清那些反对理性的偏见。现在，乔治·W.布什总统已经卸任，所谓“我们最好有个不太聪明的领袖”的理论只能让人脸红，而我们甚至可以量化害臊的理由。我们都知道，人们在衡量公共人物的心理特质方面没有什么良好的记录，但是，心理学家迪恩·西蒙顿（Dean Simonton）发展了几种（从心理计量学家的技术角度看）可靠和有效，而在政治上无党派立场的历史计量手法。[208]他分析了从华盛顿到小布什42位总统的数据资料。他发现，根据非党派历史学家的评估，对总统的绩效而言，天生的智力和对新思想、新价值的开放心态都有关键的作用。[209]虽然布什在智力上远远超过一般人的平均水平，但他在总统绩效排名上却是倒数第三。而在经验开放性这个项目上，他是倒数第一名，评分从最低0分到最高100分，他的得分是不折不扣的0分。西蒙顿在2006年发表了他的研究，当时布什仍在总统任上；自那时之后，又有三位历史学家进行了类似的研究，他们得出的结果很接近：布什在42位总统中排名为第37、第36和第39。[210]

    至于越南战争，认为只要肯尼迪和约翰逊的顾问没有那么聪明，美国就会避免卷入战争的观点，不符合历史的事实；在这些人退出舞台之后，战争在理查德·尼克松手里继续残酷地推进。而尼克松既算不上最优秀也算不上最精明。[211]总统的智力和战争之间的关系可以做量化处理。1946年（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数据库起始的年份）到2008年，总统的智商和其任期内美国卷入战争的战争死亡人数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45。[212]我们可以这样说，总统智商增加一个IQ点，战争死亡减少13440人。虽然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战后最聪明的三位总统——肯尼迪、卡特和克林顿，没有将国家带进毁灭性的战争。

    认为集中营是启蒙运动的产品的观点，如果不是下作，至少是荒唐。我们在本书第6章已经看到，20世纪真正发生改变的并不是大屠杀发生的次数，而是人们在观念上终于认为大屠杀是一种邪恶。在集中营毁灭的人类生命前面，它的技巧和组织形式是无足轻重的陪衬，而卢旺达发生种族灭绝手段极为原始，它也提醒我们，技术和组织并不是实施大屠杀的必要条件。纳粹的意识形态，就像同时代的民族主义、浪漫军国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一样，是19世纪反启蒙思潮的果实，绝非伊拉斯谟、培根、霍布斯、斯宾诺莎、洛克、休谟、康德、边沁、杰斐逊、麦迪逊、穆勒的传承。在真正的科学面前，纳粹主义自命的科学是非常滑稽的伪科学。哲学家亚基·曼申弗劳德（Yaki Menschenfreund）最近在他的一篇精彩文章中评价了认为启蒙运动的理性要为纳粹集中营负责的理论：

    纳粹意识形态不仅是非理性，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反理性的，不承认这一点就不可能理解其政策的破坏性。它美化多神的、基督教之前的日耳曼民族的历史，拥抱回归自然和“原生态”的浪漫情思，培育终结旧时代的天启式期待，幻想届时将彻底解决种族之间无休止的斗争……对理性主义及其有关理论的轻蔑，以及对启蒙运动的彻底排斥是纳粹思想的核心；纳粹运动的意识形态狂热分子一贯强调“weltan-schauung”（世界观）——对世界的自然和直接的体验，与“welt-an-denken”（对世界的思考）之间的冲突。在他们看来，对世界的思考，就是通过概念化、计算和理论化分解现实的“破坏性”智力活动。与“堕落的”自由主义布尔乔亚崇尚理性相对抗，纳粹宣扬的是一种生气勃勃的、自然的生活观，不受妥协或者困惑的阻碍和烦恼。[213]

    最后，我们来看看所谓理性无力对抗情感的意见——这完全是本末倒置。心理学家戴维·皮萨罗（David Pizarro）和保罗·布鲁姆（Paul Bloom）曾经表示，持此观点的人，是对实验室中的道德失声现象和其他道德困境引起的生理反应解读过度。[214]即使是直觉主导的决定，直觉本身已经是以往道德推理的产物。这个过程也许是个人的反思，也许是餐桌上的争论，也许是人们在争论中产生的规范被社会同化吸收。案例研究表明，在个人生活的一些关键时刻（比如一名妇女决定堕胎），或者在社会面临转折的历史关头（比如内战、女权、同性恋权利、宣布国家参战的重大问题），人们都会纠结于痛苦的思考和忧虑。我们已经知道很多历史性的道德转变，其发端都是一些经过人们艰苦思索的观点，这些观点在提出之初遭遇猛烈的抨击。当辩论平息的时候，胜方的主张已经自然而然地融入人们的情感。比如，如果你今天问人们为什么不烧死宗教异端，为什么不蓄奴，为什么不鞭笞儿童，或者为什么不对犯人处以轮刑，人们也许会“道德失声”，说不出什么像样的理由，但在几个世纪之前，这些问题都曾是人们争议的焦点。在乔舒亚·格林就失控车厢道德困境进行脑扫描研究时，我们甚至可以目睹人们的直觉和推理交互妥协的神经解剖学基础：每一种道德感都有其神经生物的基地。[215]

    * * *

    当休谟写下他的名言“理性是，并且也应该是情感的奴隶”的时候，他的本意并不是要人们鲁莽、纵情，或者即使遇人不淑，也任凭自己神魂颠倒。[216]他是在就自己的观点进行逻辑论证，说明理性本身仅仅是从一个真命题到达另一个真命题的工具，与这些命题的价值取向完全无关。然而，有很多理由决定了为什么理性，配合以“一点点鸽子的气质，揉进我们的骨架”，必然地“决定了我们的意志，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它们让我们在有益于人类和危害人类之间冷静地选择前者”。让我们来看看某些理性的运作为什么可以带来暴力水平的下降。

    科学革命和“理性时代”发生在人道主义革命之前的时间顺序告诉我们，理性抗拒暴力的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如伏尔泰所说的“荒谬导致暴行”。戳穿某些谎言，比如众神要求牺牲献祭，巫师咒语灵验，异教徒终将下地狱，犹太人在水井内投毒，动物没有感觉，孩子是父母的所属品，非洲人非常残忍，君权神授等等，即可以破除很多暴力的思想基础。

    运用理性的另一个和平效果是，理性是自制的伙伴。我提到过，在人身上有两种特质之间存在统计相关性，它们在大脑中的生理基底相互重合。[217]这就是理性——推演一种行为的长期后果，让人们认识到有必要自制。

    当然，自制还不止于避免做出损害自己未来利益的仓促决定，它也意味着为了我们所认为的正当动机而克制自己的某些本能。有些精心设计的实验技巧，比如测度人们用多长时间将类似“好”和“坏”这样的字与白人的面孔和黑人的面孔联系在一起，通过神经成像实验监测大脑中杏仁核的活动，可以辨识出很多白人对美国非裔有轻微的生理反感。[218]但是，第7章的图7-6、图7-7和图7-8显示，人们对非裔美国人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今天白人和黑人在一起共同工作和生活，彼此以礼相待的现实，证明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理性判断克服这些偏见。

    推理与道德观也可以相互作用。四种互动模型是人们道德冲动的源泉，每一个模型都具有自己特殊的推理模式；每一种推理模式各有其相应的计量尺度，并通过特有的认知方式展开推演。[219]“社群共享”模型的思维标准是“全或无”，或者说“非此即彼”（即所谓的“名目尺度”）：一个人或者属于神圣家族，或者不属于。与此相应的认知方式是生物学直觉思维，着眼于生物性的纯洁本质和潜在的污染源。“权威序列”使用顺序尺度：对统治与被统治阶层进行线性排序。它的认知手段是对空间、力和时间的物理学直觉：人的排序越高，他的形象就越大，力量越强，地位越高，越具有优先权。“对等互惠”采用等距尺度，两个量之间可以比较大小，但是不存在比例关系。具体的量度方法如排序、记数，或者以相同的单位进行比较。只有“市场定价”（以及“市场定价”所属的法理型思维）能够用“比例性”（proportionality）尺度进行量度和运算。法理性模型要求以非直觉性的符号数学做推理工具，比如分数、百分比、幂。我已经说过，法理型模型在人类历史上远非常见的道德规范，它要求人们具有高级的认知能力——熟练把握文字和数字的能力。

    “Proportionality”一词在数学意义上是“比例性”，在道德意义上是“均衡性”、“相称性”和“合理性”。它具有这样的含义不是偶然的。只有布道家和流行歌曲的歌手会宣称总有一天暴力要从地球上彻底消失。哪怕仅仅是作为一种防备，为了威慑捕食者和在威慑无效时解除侵犯者的武装，以警察和军队形式存在的暴力手段总是必要的。但是，以尽可能小的必要暴力制止更大的暴力，与人在头脑发昏时为寻求惩罚性正义制造的暴行之间有着天壤之别。一报还一报的粗糙复仇感，在处罚的程度上特别带有自利的偏向，因此产生了数量巨大的过度暴力，包括酷刑和非常处罚，殴打有过失的孩子，战争中毁灭性的报复行动，私人之间因小恩怨而伤人性命。但道德进步并不在于全面打击暴力，而是有理有度地对症下药。我们看到的例子有遵循贝卡里亚功利主义观的刑法制度改革，接受启蒙思想的父母有节制地惩罚孩子，拒绝暴力手段的公民不服从和消极抵抗，现代民主国家对挑衅的适度反应（军事演习、鸣枪示警、对军事设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精确打击），以及在冲突之后实行有限大赦与和解。这些弱化暴力的措施都要求对比例、均衡和相称有某种感觉，而这种思维习惯不是与生俱来的，需要理性的教养和培育。

    当理性将暴力本身抽象为一种心理范式，并将它构建为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不是一场需要取胜的竞赛时，理性就是在抗拒暴力。荷马时代的古希腊人将古希腊的毁灭性战争形容为天上变态傀儡一手操办的孽作。[220]我们完全可以说，这是抽象思维的杰作：他们超脱了那种将战争归咎于阴险宿敌的立场。当然，将战争归罪于天神不能给凡尘众生带来减少战争的机会。对战争的道德谴责也具有抗拒暴力的力量，不过它没有告诉人们，当强敌临门时应该做些什么。格劳秀斯、霍布斯、康德和其他当代思想家的著述展示了真正的道德进步：将战争作为博弈论的题目进行理智分析，而积极的制度安排可以成为解决问题的答案。几个世纪之后，这些制度安排，比如康德的民主—商贸—国际共同体的三位一体论，在长期和平与新和平时期发挥了它的作用。在古巴导弹危机中，肯尼迪和赫鲁晓夫有意识地将危机包装成对方为自己设下的陷阱，让两个人都能不失脸面地后撤一步。

    * * *

    所有这些为理性辩护的理由都没有提到休谟的观点：理性只是实现某种目的的手段，而目的取决于思考者的情感。如果思考者想要得到和平与和谐的话，理性可以勾画出通向和平与和谐的路线图。但是，如果思考者愿意看到战争和冲突，理性也可以产生走向战争和冲突的路线图。我们是否有理由期待理性让推理者期望更少的暴力呢？

    根据严密的逻辑，答案是“没有理由”。但是，略做加工，就可以将答案变为“有理由”。我们所需要的仅仅是两个前提条件。第一个条件，思考者关心自己的福祉：他们想活下去，而不是去死；他们想自己肢体健全，而不是残缺；他们想生活舒适，而不是生活在痛苦中。仅是逻辑本身不足以让人们拥有这些成见。但是，任何自然选择的结果——的确，任何有意识的主体，只要能在足够长的时间内承受住熵的摧残，都会产生这些愿望。

    第二个条件是，思考者是其他意识主体共同组成的社区中的一员，这些主体可以影响自己的福祉。他们之间可以交换意见，并且能够理解对方的理性。这一假设同样没有逻辑上的必然性。我们可以想象，鲁滨孙在孤独中思考，银河霸主的属下不能挑战他的权威。但是，自然选择至今还不曾制造出一个孤独的思考者，因为进化以生命群体为对象。说到人类，他不仅是理性的动物，而且是社会的动物，还是使用语言的动物。即使是银河霸主，王冠在头难安枕席，霸业至此，他还是要担心失去权力的可能性，不得不对付他昔日的属下。

    我们在第4章的结尾提到，如果人类的自利性和社会性假设结合以理性，就会推出以非暴力为目标的道德观。暴力是囚徒博弈，博弈双方以侵蚀对方获取私利，但是两个人在相互侵害中都会遍体鳞伤，且不说还可能丧命；如果双方都不去伤害对方的话，两人反而得到更大的收益。在博弈论对囚徒困境进行定义的时候，说明不允许双方交谈；而即使他们能够交谈，他们也没有互相信任的基础。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可以协商，并可以通过情感、社会和法律担保约束彼此的承诺。当一方试图说服另一方不要实施伤害时，他首先必须自己承诺不去伤害对方。一旦他提出“你伤害我是不对的”，也等于是说“我伤害你也是不对的”，因为在逻辑推理上，“你”和“我”是没有区别的两个实体。（说到底，这两个代词的意义随着对话的进行不断调换位置。）哲学家威廉·戈德温（William Godwin）这样说过：“代词 ‘我的 ’到底有一种怎样的神奇力量，它竟然能够让我们有理由推翻至公至正的真理？”[221]理性既不能区别张三和李四，或者王五和赵六，也不能区别任何个体的集合，因为就逻辑所关心的问题而言，他们不过是一些x和y而已。所以，你一开口试图劝说某人不要伤害你，提出各种他不应该伤害你的理由，就等于是接受了以避免伤害为最终目标的承诺。只要你还为自己高品质的理性感到自豪，愿意广泛地运用自己的理性，并以此劝服他人，你就会调动这一理性追求公众的利益，包括避免暴力。[222]

    当然，人类并非生来就具有理性。我们由猿演化而来，在小群体状态下生活了几十万年，认知过程的演化都是以狩猎、采集和社交为目的。仅仅是在文字、城市、远程交往和通信出现之后，我们的祖先才逐渐培养起理性判断的能力，并不断扩展理性施用的范围，这个进程还在继续发展之中。我们也许有理由期待，集体理性经过时间的砥砺，将一点一点地打磨掉我们身上导致暴力的短视和冲动；面对数量越来越多的理性主体，我们希望对方以何种方式对待我们，就必须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他们——己之所欲，亦施于人。

    我们的认知能力不是必然向这个方向演化。但是，一旦人们秉持一种开放的推理体系，即便这个体系是从平凡的琐事，比如从准备晚餐和保护盟友发端演化而来，你总是忍不住要用这个体系考虑一下那些作为其他命题结果的命题。当你用母语学会并理解了“这是那只杀死了老鼠的猫”这句话，你自然就能明白“这是那只吃了麦芽的老鼠”是什么意思；如果你能学会运算37+24，那么34+27之和对你也不会是太大的难题。研究认知的科学家将这一奇妙现象称为系统性（systematicity），并认为这一特性来自人类神经系统所具有的支撑语言和理性的组合能力。[223]如果一个物种的成员有彼此理性互动的能力，并有足够的机会运用这种能力，他们迟早会发现非暴力和其他互利安排所能带来的共同利益，并且将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发挥这种能力。

    这正是彼得·辛格最早提出的“扩大的圈子”理论。[224]我借用了他的修辞手法，用“扩大的圈子”来形容一种历史进程——人们有了更多换位思考的机会，因此对更多样的人群产生了同情心。不过，辛格本人极其理智，对这些情绪化的表达没有多少兴趣。他是哲学家的哲学家，他认为，经过漫长的演化，人确确实实已经有思考的能力，能够想明白他们应该尊重其他人的利益。而且，这种尊重不局限于我们社会小圈子里的亲友熟人。就像你不可能一边坚守做人的原则，一边干着损人利己的勾当，你也不可能去损害其他团体成员为自己的团体成员谋利。对辛格而言，人们的伦理圈子之所以在向外扩大，不是因为软心肠的共情，而完全是冷静思考的理性结果：

    开启理性思考，就像在黑暗中踏上上行的滚梯。一旦我们迈出了第一步，能够走多远已经不由我们的意愿所决定，我们也无法事先知道哪里是我们的终点……

    如果我们不知道滚梯是什么东西，那么我们登上滚梯后，打算跟着它移动几米，弄明白我们所处的位置，但是这个时候，已经很难避免一直前行，直到终点。同样，一旦开始理性思考，人们也无法知道它会在哪里停止。人们之所以会有为自己的行为进行客观公正的辩解的想法，是因为人的社会属性以及群体生活的需要，但是，一旦理性思考开始运作，它有自身的运行逻辑，不受社会集团边界的制约。[225]

    根据辛格引证的历史发展顺序，早期古希腊人的道德圈子限于城邦，如公元前5世纪的这篇原本无意搞笑但却颇为滑稽的墓志铭所展示的：

    这是在一位大好人尸身上建立的纪念碑。来自迈加拉的庇锡扬，杀死了7个人，在他们身体上折断了7把标枪的枪尖……这个男子，挽救了3个雅典兵团……从未让活在世上的任何人有过丝毫的悲伤，在众人景仰之下，他进入了冥界。[226]

    柏拉图将他的道德圈子外推了一点点。他认为，希腊人应该避免毁灭和奴役其他希腊人，被毁灭和受奴役的噩运只属于非希腊人。在近代，欧洲人对所有的欧洲人实行不得奴役的准则，但非洲人却是可以奴役的对象。当然，在今天，对所有人而言，奴隶制都是非法的。

    辛格的比喻只有一个问题，道德关怀的历史似乎不大像一部滚梯，而更像一个被卡在某层楼上的电梯，似乎永远也不打算再工作了，但突然间它又晃晃荡荡地上升一层，然后又滞留在那里不动了，接着再上升一层……辛格叙述的历史显示，在2500年间，人类的道德圈子只向外推延了4圈，每625年向外推出1圈。作为一部滚梯，这样的速度给人的感觉确实有些不牢靠。辛格承认道德进步是一个跌跌撞撞的过程，而原因是伟大的思想家太稀缺了：

    仅就一种质疑精神的出现时机和成功而言，历史只是记录了一连串意外事件而已。但是，如果理性思维能够在习惯道德的制约下茁壮发展，长期来看，进步就不是偶然的意外。不时会有杰出的思想家出现，他们被习俗施加在理性思考上的边界困扰，因为理性思考的性质不喜欢“小心禁区不得入内”的警示。理性思考是天生的扩张主义者，它追求普适性。除非它被对抗的力量粉碎，否则，理性思考的每一次应用，都是在为后人理性思考的新领域添加基石。[227]

    但是，世界历史舞台上卓越的思想家如此罕见，理性的扩展如此艰难，人们会问，为什么人类的理性要历时数千年才能得出奴隶制不太对头的结论？同样的问题还有殴打儿童、强奸妇女、灭绝原住民、监禁同性恋，或者为了抚慰国王受伤的虚荣心而发动战争，这些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错误吗？这不应该是非得有爱因斯坦的头脑才能想清楚的问题。也许，问题在于理性滚梯论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引导人性道德进步的力量在于心灵，而不在于头脑。也许，即使辛格是对的，或者至少有一部分是对的，但是，滚梯的移动不仅有赖于寥若晨星的大思想家，还有赖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思考水平的提升。

    * * *

    不论你们相信与否，人确实是越来越聪明了。20世纪80年代初，哲学家詹姆斯·弗林（James Flynn）注意到出售智商测试结果的公司定期调整试题时，他欣喜若狂，仿佛得到一个重大的发现。[228]人们设定100为智商的平均值，但是答对的问题所占的百分比却是一个取决于问题难度的任意值。考试公司必须用一个公式将正确答案所占的百分比转换为智商的IQ值。他们发现，这个公式总是出问题。几十年中，智商测试的平均分数越来越高，为了维持100的平均值，每过几年就要调整换算公式。也就是说，为了得到同样的IQ值，后来的测试者必须比以前的人答对更多问题。如果不做这样的调整，IQ就会出现膨胀。

    智商膨胀不是通货膨胀那种需要人们去抑制的问题。弗林认识到，它展示了某种有关人类智力的重大历史现象。新一代人在拿到和老一代人一样的试题时，能正确回答更多问题，得到更好的成绩。进入20世纪后，智力测验大行其道，遍及世界各地。在某些国家，每一个学龄儿童和应征的军人都要接受智力测试，数据的积累已经足以显示变化的趋势。弗林进行了两类比较，他一方面仔细收集同一套智力测试题的历年数据，另一方面又搜寻各种设法调试测试结果的标准。两类比较得出相同的结果： IQ值一直在提高。[229]1994年，理查德·赫恩斯坦和政治学家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将此现象命名为“弗林效应”。自此，弗林的名字就和智商上升联系在一起了。[230]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人们开始进行大规模智商测试以来，30个国家，其中包括发展中国家，都出现了稳定的“弗林效应”。[231]更早的英国数据显示，弗林效应甚至可以追溯到1877年出生的一群英国佬（尽管他们是成年后接受的智商测试）。[232]变化可真是不小：平均每10年提升3个IQ点（为标准偏差的1/5）。

    变化是惊人的。如果时间机器将今天十几岁的少年送回1950年，他们的平均IQ将是118；如果回到1910年，他们的平均IQ将是130，高于当时98%的人。不错，按照弗林效应的字面含义，今天的一个普通人，比1910年“太平盛世”里98%的人都更加聪明。更不客气地说，如果时间机器将1910年的一个普通人送到今天，他的平均智商将会是70，差不多是在智障的边缘。如果使用专门测试一般智力的“瑞文氏推理测试”, 1910年的普通人的智商放在今天只有50，已经完全属于智障的范围，在“中度”和“轻度”智障之间。[233]

    显然，我们不能这样简单地理解弗林效应。1910年时的世界并不是一个住满了傻瓜的世界。评论家一直在设法否认存在“弗林效应”，但是始终没有找到有力的论据。无论是主张平均主义的左翼作家，还是信奉自我实现的右翼作家，都不愿意接受“智商”这个概念和衡量智商的工具。但是研究人类个体差异的科学家却无一例外地认为，智商是可以被测度的，一个人的智商终其一生相当稳定，并且可以根据一个人的智商水平预测他的学术和专业成就。[234]你也许会认为，过去几十年来，学校已经变成考场，孩子也都成了某种考试专家。但是，正如弗林指出的，考试的变化很不均匀，时紧时松，而智商的增长则非常稳定。[235]那么，这是否和试题的内容有关系？比如“谁是《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作者”这样的问题已经成为常识，或者词汇部分的很多单词已经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或者学校早就教过这些算数。不过，智商测试分数增长最多的部分恰恰不是常识、词汇和数学。[236]智商测试分数增长最多的部分是与抽象推理有关的试题，比如“相似”（“一磅和一寸有什么共同点？”）、“类比”（“树和什么具有相当于鸟和蛋的关系？”）以及“直观推理”（给出一个由行和列组成的几何图形，要求测试者推出如何填补右下角的空缺：比如，每一行的从左到右，每个图案比前一个增加一个边框，减少一条竖线，一个空白点被填黑）。词汇和数学是智商测试分数变化最小的部分，其他类型的考试也显示了同样的结果，比如SAT在有些年份甚至出现某些年龄组平均考分下降的现象。[237]图9-2显示的是20世纪40年代以来美国智商测试和分项测试分数上升的情况。

    图9-2 弗林效应：1947—2002年智商测试分数不断上升

    资料来源：弗林，2007年，第8页

    弗林效应是一颗科学重磅炸弹，因为我们只需要看看“图形推理”和“相似”两类测试分数的提高，就会知道几十年来人们的“一般智力”得到了多大改善。人们认为，这几项智商测试试题所测的正是一般智力，它们的高低与测试者在总测试中其他部分的得分高度相关。我们将一般智力称为g（或G因素）, g的存在通常被认为是心理测试科学上最重大的发现。[238]如果你任意提出一项常规智力测验——数学、词汇、几何、逻辑、文本理解、事实知识，那些在某一项测试上得高分的人，一般在其他项目的测试上也有好成绩。人们原来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这并不是一个预料之中的结论。我们都听说，不善言辞的数学天才和滔滔不绝的诗人不会理财；人们会认为，一种类型的智力发达了，肯定在大脑中挤占了其他类型智力的资源，所以说，用于数学的脑细胞多了，用于语言的就会少一些。但事实并非如此。有些人的确比其他人更有数学才能，另一些人更有语言才华，但是就整体人口而言，在同一个人身上，总是同时具备这两种才能——以及其他所有与智力有关的才能。

    此外，一般智力具有极强的遗传性，几乎不受家庭环境的影响（虽然可能会受文化环境的影响）。[239]我们这样说的根据是，出生时就分开的同卵双胞胎在成人后，两人的一般智力因素高度相关，而在同一个家庭的领养同胞之间却没有任何的智力相关性。一般智力因素与某些神经结构和功能的指标存在相关性，这些指标包括处理信息的速度、大脑的容量、大脑皮层灰质的厚度，以及连接不同皮层区的白质的完整性。[240]最有可能的是，人的一般智力因素是很多基因影响累积的总和，每一种基因都对大脑的功能有微小的影响。

    弗林效应的震撼力在于，这一效应肯定与环境有关。自然选择的进化过程有自己的时速限制，它只能以代际来衡量，但是弗林效应却可以以数年甚至数十年为尺度来衡量的。弗林明确地排除了营养、整体健康水平、远系生育（与外地人结婚生育）对此效应的影响作用。[241]产生弗林效应的因素与人们的基因、饮食、疫苗或婚姻都没有关系，那么，我们只能在人们的认知环境中寻找它了。

    破解弗林效应之谜的关键是，人们认识到弗林效应所指的智商提高不是所谓的一般智力的提高。[242]如果是指一般智力，那么所有分项测试的分数都应该提高，包括词汇、数学和原始记忆力，提升的幅度应该相当于这些项目与一般智力因素的关联程度。但是，智商测试值的提高集中在“相似”和“图形推理”这样的项目上。不管这个神秘的环境因素是什么，它高度选择性地作用于某些智力构件——它选择的不是人脑先天的智力，而是把握抽象推理所需要的能力。

    对“弗林效应”最好的解释是，它有数种原因，每一种原因在不同的时期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力。高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和充满象征符号的环境，要求人们分析各种视觉图像，并赋予这些图形某种约定的规则，这当然推动了人们直观推理能力的提高。[243]但是，要理解智力提升和道德推理之间有何种关联，指望视觉能力显然是不行的。与所谓的“前科学思维”相比，弗林将新提高的能力定义为“后科学思维”。[244]如果一个智力测验的“相似性”部分有这样一道题：“狗和兔子有何共性？”对我们来说，答案显然是“它们都是哺乳动物”。但1900年的美国人很可能告诉你：“你用狗捕猎兔子。”弗林认为，区别在于我们今天很自然地使用科学范畴对世界进行分类，而在不久之前，这个“正确”的答案却过于深奥，而且与生活毫不相关。弗林想象说，1900年的智力测试者会问“‘谁会在意它们是否都是哺乳动物 ’”,“从他的观点看，没有比这更不重要的事情了。重要的是空间和时间的位置，是那些有用的东西，那些自己能够控制的事物”。[245]

    这几句话是弗林硬塞进前人的嘴巴里的，但是心理学家在对前现代社会进行研究时，对人们的推理方式做过一些记录，比如迈克尔·科尔（Michael Cole）和亚历山大·卢里亚（Alexander Luria）的研究。卢里亚向苏联偏远地区的农民提出了类似智力测验中“相似性”的问题，记录如下：

    问：一条鱼和一只乌鸦有什么共同的地方？

    答：一条鱼——鱼生活在水里，乌鸦会飞。如果鱼只会躺在水面上，乌鸦就会啄它。乌鸦能吃鱼，但鱼不能吃乌鸦。

    问：你能用一个词（比如“动物”）来指它们吗？

    答：如果你叫它们“动物”，那可不成。一条鱼不是一只动物，一只乌鸦也不是……一个人能吃鱼，但是不能吃乌鸦。

    卢里亚的受访者还拒绝接受完全假想型思维——在皮亚杰的认知阶段论中被称为“形式操作”（与之相对的是“具体操作”）。

    问：在终年冰雪的地方，所有的熊都是白色的。新地岛终年冰雪。那里的熊是什么颜色的？

    答：我只见过黑色的熊，我不谈论我没有见过的东西。

    问：那我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答：如果一个人没有去过那里，他不能只凭别人的话就说什么。如果一个60岁或者80岁的人见过白熊，告诉我白熊的事情，他应该是信得过的。[246]

    弗林评论说：“这些农民的回答是完全正确的。他们理解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之间的区别：纯逻辑不能告诉我们任何事实，只有经验才能告诉我们事实，但是这对他们的智力测验毫无帮助。”因为现行的智力测验专注于抽象、形式推理——这种能力能够让一个人跳出局限于周围事物的狭隘知识，探索纯粹假想世界的各种假说。

    弗林认为，产生弗林效应的原因是人们越来越多地戴上“科学眼镜”观察世界；如果他是对的，那么是什么样的外生原因让人们能够得到这样的“眼镜”呢？最明显的一个原因是学校教育。我们知道，学校教育引导青少年从皮亚杰的认知的具体运动阶段进入认知的形式运动阶段，不过，即便有学校，也不是每一个孩子都能完成这个转变。[247]贯穿整个20世纪，遍布世界各地，孩子在学校里度过的时间越来越长。1900年，美国成年人平均上学的时间为7年，其中有1/4的人上学时间不到4年。[248]直到30年代，高中才成为义务教育。

    在这个转变时期，学校教育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20世纪初期，阅读就是站着大声朗读书本。根据教育专家理查德·罗思坦（Richard Rothstein）的观察，“许多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新兵都不能通过书面智力测验，部分原因是，即使他们上过几年学，知道怎样朗读，但军队的测验是问他们如何理解和解释他们所读到的东西，而他们中间很多人从来没有学过这种技能”。[249]另一位研究人员杰里米·吉诺维斯（Jeremy Genovese）通过分析1902—1913年的高中入学考试的内容，并对比90年代高中同龄学生的能力测验，记录了20世纪教育目标的转变过程。[250]就事实性知识而言，今天的年轻人并没有比前人做得更好。比如，今天关键考试的地理部分居然要求学生在世界地图上指出美国！他们的曾祖父母却是要“给出从（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市出发旅行到墨西哥湾一路途经各州的名字，并给出这些州的首府的位置和名字”。但在另一方面，今天的考试通常会要求学生掌握比率、数量、多重选择和基本经济学知识：

    某社区所在地区饮用水稀缺。为了妥善管理水资源，下面哪些事情是该社区不应该做的？

    A.提高用水量。

    B.从另一个社区买水。

    C.各家安装节水装置。

    D.提高水费。

    任何理解供求规律的人都知道，D不是这道题的正确答案。但是，如果你的脑子里只有一个简单的画面——一池子水，一群喝水的人，那么，在收取多少水费和池水能维持多长时间之间，你很难立刻就能建立起联系。

    弗林认为，在整个20世纪，通过学校等机构，科学推理渗入人们的日常思维。越来越多的人在办公室工作，有自己的专业，他们每天都在和符号而不是庄稼、动物、机器打交道。人们也有了更多闲暇，可以用来阅读，玩组合游戏，更新知识，与时俱进。而且，弗林还认为，缩写抽象符号（shorthand abstractions）随处可见，这说明科学思维已经深入我们的日常用语。每一个缩写抽象概念都是一件经过磨炼的分析利器，人们一旦掌握它，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玩弄各种抽象的关系。任何一位有能力阅读本书的读者，即使没有受过科学或者哲学训练，也极有可能在平时的阅读、谈话和媒体报道中接触过成百上千个抽象概念，包括比例、百分数、相关、因果、控制组、安慰剂（空白对照组）、代表样本、假阳性、实证分析、事后分析、统计分析、中位数、可变性、循环论证、权衡取舍和成本收益分析。随着20世纪印刷业的兴盛，这些抽象概念一个接一个地从阳春白雪的学术界渗入大众，越来越普及，甚至像“百分比”概念一样渐渐成为人们的第二本能。[251]

    不只是惯于大发议论的有识之士掌握了专业性的抽象概念。布鲁斯·斯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的歌曲《河流》（The River）中有这样的歌词：“我本在庄斯顿公司干着建筑工/但近来经济不好活计越来越少。”语言学家杰弗里·农贝格（Geoffrey Nunberg）就此评论说，只是在最近40年来，普通人才开始像谈论天气一样谈论“经济”，仿佛经济也是一种具有因果关系的自然力量。[252]而在以前，他也许会说“因为世道艰难”。或者，他还会加上一句说，因为犹太人、黑鬼或者富农在捣乱。

    * * *

    现在，我们可以将本节提出的两个重要概念结合在一起：理性的和平效应和弗林效应。我们有几个理由认为强化的理性力量——尤其是搁置直接经验的能力，让人摆脱狭隘的个人观点，用抽象、通用的术语组织自己的思想，能够产生更高的道德承诺，包括避免暴力。而我们刚刚已经看到，贯穿整个20世纪，人们理性思考的能力——尤其是搁置直接经验，摆脱狭隘的个人观点，用抽象概念组织思想的能力——不断地得到强化。将这两个概念结合在一起，是否有助于我们解释20世纪下半叶记录所显示的暴力减少呢？这个下行趋势的时间跨度从长期和平到新和平再到权利革命。是否还存在一个道德方面的弗林效应，就是说，将我们带离暴力冲动的理性滚梯也出现了加速提升的现象？

    这个想法不是痴人说梦。弗林效应中增长最大的认知能力，是对直接经验的具象进行抽象的能力，这也正是共情换位和扩大道德关怀圈所需要的能力。弗林本人从与他父亲的对话中看到了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弗林的父亲是1884年出生的爱尔兰人，非常聪明，但没有受过多少学校教育。

    我父亲心中装满了对英国人的深仇大恨，以至于已经没有余力再去歧视其他集团。但是，他对黑人还留着几分种族偏见。我和弟弟一直想打消他的偏见。“如果哪天早上你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的皮肤变黑了，难道你就低人一等了？”他立刻反驳说：“这可是你们说过的最愚蠢的话了。有谁听说过人的皮肤一夜之间会变黑的？”[253]

    像俄国农民看待熊皮的颜色一样，弗林的父亲被局限在具象、前科学型的思维中。他拒绝进入假想的世界，拒绝探索各种推理的结果，而这却是人们反思自己的道德承诺，包括反思他们的部落主义和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途径之一。

    至于高中考试中某个特殊城市的用水量的问题，除了要求其他知识之外，还要求学生使用比例的概念。弗林注意到，有关比例的问题对很多青少年特别困难，而把握比例关系的能力也是弗林效应的组成部分。[254]在刑事处罚和军事行动中如何公正使用暴力的问题上，我们已经看到比例思维的关键作用。我们只需要在考试题中将“管理水资源”换成“管理犯罪率”，就可以看到智力的提高如何转换成更人性化的社会政策。在心理学家迈克尔·萨金特（Michael Sargent）最近做的一项研究中，即使在考虑到人们的年龄、性别、种族、受教育的程度，以及收入和政治倾向之后，数据仍然显示，人的“认知需求”即具有能够享受智力挑战的特质越高，对刑法惩罚性的要求就越低。[255]

    弗林效应是否让理性滚梯加速上升，让人们具有更宽广的道德关怀，更少的暴力？在我们进行检测之前，有必要对弗林效应本身是否成立做一次检查。今天的人真的比昨天的人更聪明吗？弗林自己在一篇早年发表的论文中忧心忡忡地说，在某些国家，按照过去的老标准，现在1/4的孩子都可以被认为是“天资聪颖”，真正可以称为“天才”的人的数量增长了6倍。“这个结果简直标志着一场文化复兴运动，如果它真的发生了，人们决不会看不到它。”[256]不过，近几十年来的确已经发生了一场知识复兴运动，也许不涉及文化，但肯定涉及科学和技术。宇宙学、粒子物理学、地质学、遗传学、分子生物学、进化生物学和神经科学让人们对世界的理解有了令人眩晕的飞跃，同时，技术进步又给我们带来了各种人间奇迹，比如：人体器官移植；常规性的基因组扫描；精彩纷呈的外行星和遥远星系的图像；一件小小的玩具就能够和几十亿人交谈，能够摄像，能够全球定位，能够存取巨大的音乐收藏，能够从无数的图书馆取书阅读，还能够进入美妙的互联网天地。这些奇迹接踵而至的速度之快，反而让我们对那些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思想感到麻木了。但是，以百年为尺度观察人类历史演变的历史学家对所发生的事实不可能熟视无睹。他们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脑力非凡活跃的时期。

    人们也很容易对道德进步感觉麻木，但从长远观点观察世界的历史学家们明确地表示对过去60年间的道德进步感到惊异。我们知道，军事历史学家对长期和平感到困惑不解。权利革命带给我们很多观念，今天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对这些观念已经习以为常，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但事实上，这些观念在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见的，比如人不分种族不分信仰都具有平等的权利，妇女不应受任何形式的压迫，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体罚儿童，学生应该受到保护，不受其他孩子的欺负，同性恋没有任何过错。我认为完全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新观念是理性得到广泛应用的成果。

    检测弗林效应是否成立的另一半工作是要问，我们的近代祖先是否可以被认为都是道德白痴。回答是“是的”。我做好了为此进行论辩的准备。虽然他们肯定都是一些脑筋灵活的体面人，但是，以当代人的道德标准来看，在他们所生活的文化中，集体道德的发育程度非常原始，就像用今天的医学标准看古人的泥浴疗法和草药一样。他们的很多信念不仅是荒谬的，而且完全可以说是愚蠢的。这些信念彼此之间互相冲突，经不起理性的检验，它们之所以顽固地存在，完全是因为那个时代的理性之光过于微弱，往往照不到它们的头上。

    你大可不必认为这个判断污辱了先人，想想在抽象理性开始生长并发挥影响之前，人们所追求的那些共同信念吧。在一个世纪之前，多少伟大的作家和艺术家在颂扬战争的壮美和高贵，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充满了向往。西奥多·罗斯福被认为是一位立场“激进”的总统。他说过，为了防止新大陆变成“留给肮脏野蛮人的狩猎场”，必须消灭美洲印第安人；他还说十之八九，“只有死了的印第安人才是好印第安人”。[257]另外一位“激进派”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是白人至上种族主义者。在担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期间，他坚决拒收黑人学生，夸赞三K党，清除联邦政府机构中的黑人雇员；而对于少数族裔移民，他是这样说的：“任何一个不纯正的美国人身上都挂着一把匕首，只要有机会，他就会向我们合众国的肌体上扎上一刀。”[258]第三位“激进”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把几十万美国公民关进集中营，仅仅是因为他们和日本敌军是同一个族裔。

    在大西洋的另一边，年轻的温斯顿·丘吉尔开始著书立说，他提到在大英帝国的疆土上参加了“很多次对付野蛮人的快乐的小型战争”。对这样快乐的小战争，他的描写是：“作为惩罚性行动，我们对村庄系统地逐一围剿，我们拆毁房屋，填埋水井，炸掉塔楼，砍倒大树，焚烧庄稼，破坏水库。”丘吉尔为这些暴行辩护的理由是“雅利安血统必胜”。他还说，他“强烈赞同对未开化的部落施用毒气”。对于英国人治理不善而产生的大饥荒，他归因于印度人民不断地“像兔子一样繁殖”，意犹不足，他还要加上一句：“我恨印度人。他们是些信蛮教的野人。”[259]

    对他们自己种族的人民而言，当时这几位领袖在很多方面都是非常开明和人道的。他们的道德观如此之割裂，或者说道德区隔之狭隘，让今天的人目瞪口呆。他们从来没有完成走向对各族人民一视同仁的思维飞跃。我还记得，20世纪60年代初，当姐姐和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妈妈对我们的教导。这几十年来，千百万孩子所接受的正是这样的教导：“有坏的黑人，有好的黑人，就像有坏的白人和好的白人。光是看人的肤色，你是没法看出他是好人还是坏人的。”“不错，这些人在我们看来是很可笑，但问题是，我们在他们看来也是很可笑的。”这些教导不是灌输，而是引导孩子进行思考，让他们推理，得出自己的结论。当然，100年前的大政治家的脑神经硬件已经具备这样的推理能力，区别在于，今天的孩子受到鼓励完成这个认知飞跃，继而，认知飞跃的结论成为他们的第二天性。缩写抽象符号，例如言论自由、宽容、人权、民权、民主、和平共处以及非暴力（它们的对立面，例如种族主义、大屠杀、极权主义和战争罪），起始于简练的政治语言，随着不断扩散，最终成为每个人大脑中的思维工具。我们完全可以将这种进步称为智力提升，因为它和智力测验中抽象推理题得分的增长没有太大的不同。

    道德愚昧不限于领袖制定的政策，它们还被写入法律。本书的很多读者都有这样的经历：国家强制实行种族隔离；妇女不能在强奸案审理中担任陪审员，因为证词会让她们受窘；同性恋是犯罪；男人可以强奸妻子，将妻子关在家中，甚至可以杀死通奸的妻子和她的情人。如果你觉得今天国会的议事过程充满蠢话，那你真该看看1876年旧金山市华人移民权听证会上一位律师的证词：

    至于（华人的）宗教，不是我们的宗教。完全可以说：如果我们的宗教正确，他们的必然错误。（提问：我们的宗教是指什么？）我们的宗教相信存在神圣旨意，它决定了国家的命运。上帝——神圣智慧已经说过，神划分了国家和世界，由5个大家族继承，他将非洲给予黑种人，欧洲给予白种人，美洲给予红种人，亚洲则给予黄种人。上帝不仅激励我们保护自己的遗产，还激励我们从红种人的手中偷取美洲；现在的情况是，撒克逊人，或者说来自欧洲家族的美国人，白种人，拥有欧洲和美洲的继承权，中国的黄种人应该留在全能上帝原来交给他们的土地上；既然他们不是上帝的选民，因此不能允许他们从我们手中偷取土地，那是我们从美洲野人手里抢夺来的东西。[260]

    不仅没有议员以道德理性对此提出挑战，我在第6章提到过，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很多大文豪（包括叶芝、萧伯纳、福楼拜、威尔斯、劳伦斯、沃尔夫、贝尔、艾略特）都对大众表示出极度的轻蔑，几乎走到灭绝其生命存在的地步。[261]还有很多知识分子成为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的支持者，也拥护斯大林主义。[262]约翰·凯里引用过艾略特散文中的一句话，诗人是在对大艺术家的精神优越感进行评价：“说来不免悖谬，但是，作恶也比无所作为要好：至少，它证明我们存在。”一个世纪之后，凯里评论这句话说：“我们发现，这句耸人听闻的名言忘记提到，恶行是有受害者的。”[263]

    * * *

    产生弗林效应的变迁因素同时也是扩展人们道德关怀的力量，这个观点即使通过检验证明成立，也并不意味着存在这样的事实。要证明更多的理性思考导致了暴力的减少，我们至少必须在这两者之间建立起直接联系：一般而言，其他各种因素不变，一个人的理性思考能力（以智商测试或其他测试为量度标准）越强，那么他的合作能力也越强，道德关怀的圈子越大，对暴力的同情越少。或者可以更简练地说，我们至少要证明，由理性思考能力强的个体组成的社会倾向采取有利于减少暴力的社会政策。如果人越聪明、社会越聪明，他们越排斥暴力，那么，智力的提高也许就可以解释暴力的减少。

    在我们检视此假说之前，我要先明确它不是什么。与道德进步相关的理性不是大脑天赋能力意义上的一般智力，而是后天培养的抽象推理能力，也正是弗林效应所说的被大大提升了的智力。道德进步和推理能力高度相关，因此，对智商的测度将可以显示抽象推理能力的水平，但只有抽象推理才是滚梯假说中的动力。出于同一原因，尽管一般智力具有极强的遗传性，人们在抽象推理能力上的差异却不是得自遗传；我的假设是，各个群体之间抽象推理能力的差距起因是环境的影响。

    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记住，滚梯假说谈论的是推理 [或合理性（rationality）]——是一个社会的抽象推理水平的影响作用，而不是知识分子的影响作用。用作家埃里克·霍弗（Eric Hoffer）的话说，知识分子“在常温下没有行动能力”。[264]他们总是被大胆的见解、花哨的理论、包罗万象的意识形态，以及在20世纪制造了无数麻烦的乌托邦思想激发。强化道德情感的那种理性不是来自宏大的知识“体系”，而是来自逻辑性、清晰性、客观性和比例性的运用。这些思维习性在任何时候都不是均匀分布在人口之中，但弗林效应显示水涨船高，所有的小艇都漂荡在更高的水位上，所以，我们期望看到在精英和大众之中各种微观的和宏观的启蒙浪潮。

    下面，我要给出理性思考能力与和平价值观的七种关联，至于它们之间关系的直接性，在程度上各有不同。

    智力和暴力犯罪。第一个关联最为直接：社会经济地位和其他变量为常数，人越聪明就越少犯罪，也越少成为暴力犯罪的受害者。[265]我们无法指出因果箭头的方向——我们不知道到底是聪明人认识到暴力是错误的或者是没有意义的，还是他们有更强的自制力，或者是他们躲开了产生暴力的环境。但是，假定所有这一切不变（比如，不考虑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犯罪率的起伏），人变得越来越聪明，暴力也就越来越少。

    智力和合作。与纯粹的抽象相比较，我们可以用一个最纯粹的模型——囚徒博弈，来想象一下抽象推理如何抵御暴力的诱惑。计算机科学家道格拉斯·霍夫斯塔特（Douglas Hofstadter）在《科学美国人》上有一个受人欢迎的专栏。有一次，他在专栏中提到他对一次性囚徒博弈的困惑，为什么看上去理性的选择却是错误的。[266]你不能相信另外一个玩家能够和你合作，因为他也没有任何根据可以信任你，而在他背叛的时候，你的合作只会给你带来最坏的结果。霍夫斯塔特之所以困惑，是因为他看到，如果双方能够走出各自狭隘的立场，站在奥林匹亚山尖上，从同一个视角向山下观望他们的困境，他们两人可以推断出同样的结论，最好的结果是双方合作。如果他们每个人都相信对方有此认识，而且对方也认识到他或她有此认识，以此类推，双方就应该合作并享受合作的收益。霍夫斯塔特设想了一种“超级理性”（superrationality）状态，在这个状态中，双方确信对方的理性，并确知对方也确信自己的理性，如此等，虽然他最后心有不甘地承认，很难知道怎样才能让人们进入超级理性状态。

    智力程度的提高是否至少能够将人们向超级理性状态的方向推进一把呢？是不是可以说，更理性的人，更愿意琢磨相互合作带来最大共同收益这个事实，也更愿意假定另外那个家伙转着同样的脑筋，因此也更有机会从同步发生的信任飞跃中获益？还没有人针对智力程度不同的人做过一次性囚徒博弈测试。不过，最近有一项研究使用了序贯（sequential）一次性囚徒博弈；在实验中，第二个玩家在看见第一个玩家做出动作之后才采取行动。经济学家斯蒂芬·伯克斯（Stephen Burks）和他的合作者一起对1000名实习卡车司机进行了推理智力测试和囚徒博弈实验。在博弈中，他们用钱作为奖励。[267]排除年龄、种族、性别、学校教育的长短和收入水平的影响，结果是越聪明的司机越可能在第一步就选择合作。研究人员还特别观察了第二个玩家对第一个玩家行动的反应。他们的反应与超级理性没有任何关系，但确实反映出一个人在看出对方合作的意图后有合作的意愿。如果这是重复性博弈，双方的合作就能够让他们从中获益。实验的结果显示，聪明的卡车司机更有可能对合作回报以合作，对背叛回报以背叛。

    经济学家加勒特·琼斯（Garrett Jones）以另外一种途径将智力和囚徒博弈联系在一起。他搜索了1959—2003年大专院校进行的所有重复性囚徒博弈实验的文献。[268]从涉及数千名参加者的36次实验中，他发现，一个学校的SAT的中值越高（这个指标与智商测试中值高度相关），这个学校的学生就有更强的合作意愿。两个完全不同的研究都显示，在合作收益可预见的情况下，智力可以强化合作行为。所以，一个社会变得越聪明，这个社会也就越具有合作性。

    智力和自由主义。现在我们来看看这样的说法，一个人越是聪明就越倾向自由主义。这句话事实上并不是像它听起来那么偏颇。这句陈述肯定会让保守派非常不满，不仅因为它污辱了他们的智商，而且他们完全有理由抱怨说，许多社会科学家（绝大部分是自由派或者是左派）利用他们的研究随意地攻击右派。在他们的研究中，保守主义仿佛成了一种智障。（泰特罗克和海特两人都提出要警惕这种学术政治化的倾向。）[269]所以，在寻找智力和自由主义的联系的证据之前，我先要解释一下这个联系。

    首先，既然说智力和社会阶级相关，那么，说智力与自由主义的相关性，如果没有统计学的意义，都可能是中产阶级上层的政治偏见。不过，重要的是，理性滚梯论中所指的智商仅仅与古典自由主义有关。相对于部落、权威、传统的种种限制，古典自由主义更珍重个人的自主和福祉。而古典自由主义本身就是理性换位思考的结果。某些意识形态与当今中间偏左的政治同盟，例如民粹主义、政治正确、身份政治和绿色运动纠缠在一起，智商并不必然和这些意识形态相关。在有些情况下，古典自由主义反而与自由意志主义和反政治正确派意气相投。不过，从总体来看，海特的调查发现，认为自己的政治立场是“自由派”的人，更倾向于将古典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公平和自主置于社会、权威和纯洁性之上。[270]我们在第7章已经看到，自认为是自由派的人，在个人自主方面引领着时代的潮流。自由派在几十年前作为开拓者所持的观点，已经越来越多地被今天的保守派接受。

    心理学家金泽哲（Satoshi Kanazawa）对两个大型美国数据库进行了分析。两组数据都显示，在年龄、性别、种族、教育、收入和宗教为不变量时，人的智力和其政治自由主义立场正相关。[271]在参加“全国青少年健康纵向研究”的2000多名年轻成年人中，平均智商从自认为是“非常保守派”的94.8，稳定地上升到自认为是“非常自由派”的106.4。“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显示了同样的相关性，同时还显示，智商与古典自由主义的关联比与左翼自由派的关联更为密切。在这项调查中，对于“政府有责任在贫富之间进行再分配”的问题（左派的立场，而不是古典自由主义的观点），越聪明的人，越倾向于表示不赞同；同时，对于“政府应该帮助美国黑人，以补偿他们在历史上遭受的歧视”（自由派的这一立场完全受其公平价值观的驱动），越聪明的人，越倾向于表示赞同。

    心理学家伊恩·迪瑞（Ian Deary）和他的同事对1970年某个星期内英国出生的所有儿童的数据进行了分析，他们的研究成果更好地展示了智力与古典自由主义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而不仅仅是相关关系。他们的论文题目说明了一切：“儿时聪颖，成人开明。”[272]他们所说的“开明”（enlightened），是指经过“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开启的思维。根据《简明牛津辞典》的定义，启蒙运动是“一种哲学，它强调理性和个人主义，而不是传统”。他们的研究发现，将教育、社会地位（阶级）、父母的社会地位设为不变量，孩子在10岁时的智商（包括抽象推理测试）可以预测他们30岁时的反种族主义、社会自由派和支持妇女工作权的立场。排除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加上测度智商和测度政治态度之间20年的时差，证据确凿地显示，因果箭头从智商指向古典自由主义。而他们进行的第二次分析发现，10岁时聪明的孩子长大后更愿意投票，而且倾向于投票给自由民主党（中间偏左派与自由意志主义者的同盟）或者绿党，而不太会投票给民族主义和反移民的政党。同样，数据分析再次显示，智力指向古典自由主义，而不是左翼自由主义：当将社会阶级地位设为不变量时，智商和绿党之间的相关性消失，但智商和自由民主党的相关性仍然存在。

    智力和经济知识。就像说智力与自由主义相关惹恼了右派一样，讨论智力和经济知识的关联，会惹恼左派。经济学家布莱恩·卡普兰（Bryan Caplan）也研究了“综合社会调查”的资料，他发现（甚至在将教育、收入、性别、政党和政治倾向都设为常量之后），人越聪明，越倾向于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问题。[273]他们更同情移民，赞同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更不赞同保护主义、就业政策和政府干预经济。当然，所有这些立场都与暴力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如果我们拉开距离，广角地观察这些立场下面的基础，我们有理由说，这个基础不仅与智力相关，历史证明，它也倾向于和平。所谓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就是接受源于古典自由主义的文明商业理论；它宣扬交换产生正和收益，而扩展合作关系可以带来多赢的连锁效益。[274]因此，它站在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的对立面；在持这些意识形态的人眼中，世界上的财富是零和博弈；一个集团得到了，只能是另一个集团失去了。在历史上，对经济学无知的结果就是民族暴力和阶级暴力，因为人们以为，穷者改变自己处境的唯一方式就是强制剥夺富者，并惩罚他们的贪婪。[275]我们在第7章中看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在西方国家，族群骚乱和大屠杀都在减少，人们的经济学常识的积累也许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近来经济不好，活计越来越少”）。在国际关系层面，过去50年来，贸易已经取代了以邻为壑的保护主义；贸易，加上民主和国际共同体，共同为世界带来了康德的民主和平时代。[276]

    教育、民智和民主。说到康德式和平，作为其三角支架中一支的民主，也因人们理性思考能力的提升而变得更坚实了。政治学的一大困惑是，为什么民主在有些国家生根开花，而在另外一些国家却没有。比如，为什么苏联卫星国和在欧洲部分的苏联加盟国完成了民主变迁，而在中亚部分的前加盟国却没有。强加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身上的民主制度，动荡不堪，让这些地方的老问题变得更加尖锐。

    理论上，人们一直猜测，能够阅读和具有一定知识的民众是民主得以运行的前提条件。从我现在坐着的地方向南走，就是波士顿公共图书馆，其门楣上刻着一行激情洋溢的大字：“麻省需要人民接受教育，唯此秩序与自由方有保障。”可以假定，刻字人所想的“教育”不是指有本事说出从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市到墨西哥湾一路上各州州府的名字，而是阅读和算术，是理解民主政府和公民社会赖以存在的原则，是评估领导人和他们的政策的能力，是对他人的存在和多元文化的自觉意识，是对这个共同体内受过教育的成员都具有如此共识的期盼。[277]这些能力只要求有限的抽象推理，并与弗林效应中提升的理性能力相重合。重合的原因很可能是弗林效应本身就是教育推动的结果。

    但是，直到最近，波士顿公共图书馆门楣上的民主—阅读论从未被检验过。人们早就知道，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的人民总是受过更好的教育，也更聪明；但是，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更丰富，我们无法说何为因何为果。也许，一个更民主的国家因为更富有，更有能力提供更多的学校和图书馆，因此让它们的人民受到更好的教育，变得更聪明，而不是相反。

    心理学家海纳·林德曼（Heiner Rindermann）试图用社会科学研究中被称为交叉-滞后相关分析的方法，解开纠结不清的相互关联（我们前面提到，此乃英国所做的“儿时聪颖，长大开明”研究所使用的方法）。[278]有些数据库对一些国家的民主和法治给出了量化的指标。不少国家都有儿童上学年数的统计。林德曼还取得了一些样本国家中通用的智商测验数据，再加上国际认可的学业测试的结果，他将两套数据结合，用来量度智力。林德曼测试了一个时期（1960—1972年）中一个国家的教育水平和智力水平，是否能够预测后面一个时期（1991—2003年）这个国家的繁荣、民主和法治的水平。如果波士顿公共图书馆的理论成立，在控制其他变量后，如前一时期的国民财富不变的情况下，这些因素之间应该存在强相关。最关键的是，其相关性应该要远比前一个时期的民主和法治，与后一个时期的教育和智力之间的相关性更高，因为过去影响现在，而非现在影响过去。

    让我们向波士顿公共图书馆的刻字人致敬。其他所有因素不变，过去的教育和智力确实能够预测日后的民主和法治（还有繁荣）。相反，过去的财富，不能预测今天的民主（虽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预测法治）。与学校教育的年数相比，智力水平是预测民主的更强有力的指标；林德曼证明，学校教育只有在和智力相关的时候，才对民主有作用力。现在，我们应该可以得出结论说，在教育辅助下不断提升的理性能力，通过推进民主，让一部分世界变得更安全了。民主本身的定义关系制约政府的暴力，我们还知道，统计证明民主抑制国家之间的战争、民族之间的流血冲突、大屠杀，并且减轻内战的残酷性。[279]

    教育和内战。虽然发展中国家智力测验的平均分数开始的时候比较低，但在有测试记录的国家中，例如肯尼亚和多米尼加，智力分数一直在迅速提升。[280]我们是否能够将一部分“新和平”的成就归功于这些国家理性水平的提高呢？虽然我们对此还找不到直接的证据，但是可以看到一些很有启示性的现象。在本书前面我们说过，新和平的部分动因是民主和开放经济。这两项，都是聪明人倾向支持的。我们可以这样推理，更多的教育产生更聪明的公民（当然是我们所说的“聪明”），以此为民主和开放社会铺垫道路，以此促进和平。

    很难对链条中的每一环进行证明，但新近发表的一篇论文证明了第一环和最后一环之间的相关性。论文的题目是“字母、数字和黄金法则：内战中教育的和平作用，1980—1999年”。[281]我们在本书第6章提及詹姆斯·费伦和戴维·莱廷对内战所做的分析，政治学家克莱顿·泰恩（Clayton Thyne）使用他们的数据分析了160个国家和49场内战。泰恩发现：一个国家度量教育水平的4个指标——国内生产总值中用于小学教育的投资所占的比重，适龄儿童中小学生所占的比重，青少年人口中中学生（特别是男生）的比重，（影响比较小）成人识字率。每一个指标都可以降低一个国家一年后卷入内战的可能性。这4个因素的影响力非常可观：将以往的战争史、人均收入、人口、山区、石油出口、民主与专制的水平、族群和宗教因素设为常数，与一个小学生入学率的标准偏差低于平均水平的国家相比，如果一个国家的小学生入学率的标准偏差高于平均水平，那么，这个国家在来年爆发内战的可能性下降73%。

    仅从这些相关性，我们不能得出结论说，学校教育让人们更聪明，他们因此更加厌恶内战。学校教育确实有其他的和平效应。它能提高人们对自己政府的信心，因为政府投资学校至少证明它们总算还能做件好事。它给了人们技能，因此人们可以寻找工作，而不是只能投靠军团或军阀。它也让年轻人离开街道，躲开民兵武装。但是，这些相关性如此诱人，泰恩忍不住争辩说，教育的和平效应至少有一部分是“给了人们和平解决争端的工具”。[282]

    政治话语的复杂程度。最后，我们来看看政治话语。大多数人都认为，政客们的语言非常愚蠢，而且越来越蠢。世界上没有一种东西叫作演讲智商，但是泰特罗克和其他政治心理学家分离出一种称为“综合复杂度”（integrative complexity）的变量，用它测度语言中的平衡感、微妙度和深度。[283]一段综合复杂度低的语言表述，平铺直叙一种意见，没完没了地重复说过的字眼，毫无转圜和深度。通过计算某些字眼，例如“绝对”“总是”“肯定”“决定性地”“完全地”“永远”“无可争议”“难以辩驳”“毫无疑问”和“不可置疑地”的使用次数，给出话语的最低复杂度。一段表述中如果使用了“通常”“几乎”“但是”“然而”和“也许”，让话语带有几分婉转，会提高综合复杂度。如果在表述中承认两种观点，复杂度更高；如果能够讨论关系、权衡取舍或者妥协，复杂度继续提高；最高的复杂度是引用原则和体系来解释各种关系。一段话语的综合复杂度和其作者的智力不完全是一回事，但是两者相关。根据西蒙顿的观点，尤其是对美国总统而言，两者高度相关。[284]

    话语的综合复杂度与暴力有关联。一般而言，一个人的语言综合复杂度越低，这个人以暴力解决问题的倾向越强，在战争游戏中越有可能进入战争。[285]泰特罗克和心理学家彼得·聚德费尔德（Peter Suedfeld）合作，对20世纪的几位国家领导人在数次政治危机中的讲话进行了复杂度分析。这几次危机有些最终以和平方式解决（比如1948年的柏林封锁和古巴导弹危机），有些则演变为战争（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分析发现，如果领导人演讲的语言复杂度下降，战争就会随后而至。[286]最特别的是，他们发现，在阿拉伯和以色列之间，在冷战时期的美国和苏联之间，领导人演讲中简单愚笨的修辞和军事冲突相关。[287]我们并不确切知道这种相关关系意味着什么：到底是蠢驴脑袋的双方实在想不出达成协议的途径，还是好战的双方简化了自己的修辞，以彰显自己不容讨价还价的谈判立场。在研究了实验室案例和现实案例之后，泰特劳罗表示，两种意图同时存在。[288]

    政治话语的综合复杂度是否出现了弗林效应式的提升了？政治学家詹姆斯·罗西瑙（James Rosenau）和迈克尔·法根（Michael Fagen）的研究结果显示，可能确有其事。[289]研究人员将前后两个时期（1916—1932年和1970—1993年）的美国国会证词和有关新闻报道的综合复杂度进行了编码。他们研究了这两个时期中围绕若干内容相近的争议所使用的修辞。比如，就压制自由贸易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Smoot-Hawley Act）和开放市场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以及就给予妇女投票权和后来的《平等权利修正案》进行对比。几乎在每一项对比中，与今天政治观察家的噩梦相反，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末，政治话语的复杂度提高了。唯一的例外是男性国会议员在女权问题上的陈述。下面是1917年支持妇女投票权的一段精彩发言：

    在伟大的孤星州，合众国最大之州，我有幸代表其中58县。在那里，每一个年满21岁者均可投票，除非你是犯人、疯子和妇女。在孤星州，妇女竟被置于囚犯和疯子的同类，此实非我之所愿。[290]

    这里还有1972年反对《平等权利修正案》的一段辩论，来自生于1896年的参议员山姆·欧文（Sam Ervin）：

    （《平等权利修正案》）说，男人和女人是一模一样、在法律上平等的人。这让人想起很多愚蠢的傻事。将一个母亲从孩子身边带走，她因此能够与敌人作战，把父亲留在家中照顾孩子，这绝对是荒谬的。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参议员也许认为这样做是明智的，但是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这是愚蠢的。[291]

    这位参议员关于女权的陈词滥调只是一个特例，另外28个比较案例告诉我们，20世纪的政治话语的复杂度是在上升的。顺便说一句，欧文并非冥顽不化之人，他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参议员，在他说了上述那番话不久，即被推举主持水门调查委员会，将理查德·尼克松赶下了总统宝座。人们对参议院演讲的要求一向不高，即使如此，他的话今天听起来也格外昏庸愚昧。这个事实提醒我们，对几十年前的政治话语大可不必抱有怀旧之情。

    不过，在一个特殊的竞技场上——美国的总统大选辩论，政客真的是在逆弗林效应的潮流而动。凡是关注2008年总统大选辩论的人都知道，5个字就可以说明问题：管道工老乔（Joe the Plumber）。心理学家威廉·戈顿（William Gorton）和珍妮·迪尔斯（Janie Diels）搜集了1960—2008年总统候选人的辩论，对语言的复杂度评分，量化了话语变化的趋势。[292]他们发现，1992—2008年，总的复杂度呈现下降趋势，而从1984年开始，与经济学有关的言论的质量就开始直线下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总统辩论话语复杂度的下降，很可能是政治策略复杂度上升的结果。在竞选最后几周内电视转播的总统辩论，针对的观众是一群特定的、尚未做出投票决定的选民，他们是选民中最不了解情况也最不关心选举的一群人。他们往往是根据他们听到的一句话、读到的一行字决定自己的选票投给哪位候选人，所以竞选专家总是劝告候选人将目标尽量放低一些，再放低一些。2000年和2004年的竞选语言复杂度落到最低点，布什的民主党对手用大白话对付布什的大白话。美国政治制度的这个弱点，也许能够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在一个连续和平的时代，美国会卷入两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 * *

    我将理性排在人类天性中四位善良天使的最后一位是有道理的。当一个社会达到一定的文明程度之后，理性是人类得以进一步抑制暴力的最大希望。从我们成为人的那一天起，其他三位天使就和我们形影相随，但是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她们既未能防止战争，也未能阻止奴隶制、专制、制度化的施虐和压迫妇女。共情、自制和道德感的重要性毋庸赘言，但是就推动近几十年和近几百年来的人类进步而言，她们自己也没有多大的自由度，行动的范围非常有限。

    共情的圈子可以扩大，但是其弹性受限于亲族、朋友、同类和讨人喜爱的特性。理性告诉我们，我们的道德关怀应该延及整个群体，但共情圈子的极限距离理性指出的边界还非常遥远。此外，共情很容易变成纯粹的情感。只有理性能够教会我们扩张共情的窍门，也只有理性能够告诉我们，如何以及何时我们可以将对可怜的陌生人的同情心转换为有行动意义的政策。

    自制是一块能够锻炼增强的肌肉，但是，它仅仅能够防范那些源于我们内心诱惑的伤害。而且，20世纪60年代的口号至少在一个问题上说对了：人在一生中总有一些时刻，应该摆脱束缚，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理性则告诉我们，不论这些时刻在哪里：当人们做自己事情的时候，不能侵犯其他人做自己事情的自由。

    道德感针对人的社会角色和社会资源提出三项伦理规范。但是道德感的运用却没有多少道德可言，它们大多是与部落、权威或清规戒律联系在一起的。只有理性能够告诉我们，在道德感的运用模式中有哪些应该被奉为规范。法理型思维，是真正可以为最大多数的人带来最大幸福的伦理规范，而它却与自发的道德感毫不相干。

    理性能够满足这些需要，因为它是一个开放性的组合系统，是一个能够产生无数新思想的引擎。它只需要以基本的自利原则和与他人沟通的能力进行编程，假以时日，其内在的逻辑就会要求它尊重他人的利益，而这个“他人”的数量可以是不断增长的。也只有理性可以认识以前推理过程中所犯的错误，对自己进行更新和改善。如果你发现我这里所做的论证有缺陷，是理性允许你指出疏漏所在，并给出你自己的论证。

    亚当·斯密是休谟的朋友，也是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大思想家；他在《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中第一次提出了这个观点，他在文中的生动举例，直至今天仍然让人感到震撼。他让我们想象一下，当读到为数众多的陌生人遭遇可怕的灾变，比如1亿中国人在地震中丧生的消息时，我们会有何反应。如果我们是诚实的，我们会承认，我们的反应或多或少会是下面这个样子。有一会儿，我们感到很难过，怜悯受难者，或者还会想到生命的脆弱性。也许，我们今天会开张支票或在某个网站点击一下捐款键，援助幸存者。接着，我们回到自己的工作，享用晚餐，上床睡觉，仿佛一切都不曾发生过。但是，如果我们自己遭遇意外，即使与千万人的性命相比微不足道，比如失去了小手指头，我们感到的痛苦却将如此巨大，无法忘怀。

    这一切听起来非常玩世不恭，但是斯密在这个基础上继续论证他的观点。想象另外一种场景。这一次，你可以进行选择：你可能失去你的小手指头，或者1亿人失去生命。你会为了保住自己的小手指头牺牲1亿人的性命吗？斯密预测，而我也同意，几乎没有人会做这样可怕的选择。但是，斯密问，既然我们对陌生人的同情远远不能和我们对自己私利的关切相比，为什么人们不做这样的选择呢？他通过比较我们的善良天使，回答了这个问题：

    这不是人性温柔的力量，不是上帝用来照亮人心的微弱的仁慈之光，它们仅仅能够抑制私欲最强烈的冲动。这是一种更强大的力量，一种更有力的动机；每当这样的时刻，它就会发挥作用。这是理性、道义、良心，是胸中的居士，那个内在的人，是审判我们行为的大法官兼仲裁者。每当我们的行为将要威胁到他人幸福时，是他向我们大声疾呼，他的声音足以震慑我们心中最剧烈的冲动：我们不过是无数生命中的一员，绝不高人一等；如果我们如此妄自尊大，必将受到人们的仇视、憎恨和诅咒。只有他才能让我们明白自己以及一己之私的微不足道，而且只有用不偏不倚的旁观者的标准才能纠正自私心理自然产生的偏差。是他向我们指出：慷慨是合宜的，违反正义则是丑恶的；为了更大的他人利益而放弃自己最大的利益是合宜的，为了自己得到最大的好处而使他人受到哪怕是最小的伤害，也是丑恶的。[293]

    第10章 在天使的翅膀上

    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小部落联合成大社群，只需要最简单的推理，每个人都能明白，应该让自己的社会性本能和同情心扩大，延及本民族的每一个成员，无论他个人是否认识他们。人一旦做到这一点，即阻止他将同情心延及人类之所有民族和所有种族的障碍，就只剩下最后一个了。 ——达尔文，《人类的由来》

    本书原本是想回答一个问题：“你现在有什么可以乐观的？”我希望，我所罗列的数字，能够让你摆脱一些悲哀黯淡的成见，对世界现状的评估分数有所提升。但是，尽管我记录到若干暴力减少的趋势、若干恶法的废止和若干种恶行被清除为零，我的心情与其说是乐观，不如说是感激。乐观需要些许傲慢，因为它毕竟是要从过去推演未知的将来。虽然我坚信，短期内我们不会再见到活人祭祀、奴隶制、轮刑折磨和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我也可以预期，目前的犯罪率、内战、恐怖主义虽然仍将存在，但将龟缩在某些最阴暗的角落里，世界上总会有些地方连天使也不敢涉足。可以确定无误的是，许多种类的暴力已经减少到目前的水平，我们可以尝试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减少。作为科学家，我必须对任何带着我们升华的神秘力量和红运天道保持怀疑。暴力减少是社会、文化和物质进步的成果。如果这些条件继续存在，暴力就将保持在一个低水平，甚至会继续减少；如果这些条件不存在了，那么暴力的水平则会上升。

    在本书的最后一章，我不打算做任何预言，也不准备向政客、警察局长或和谈代表提供建议；在我来说，这些都不是我的本职工作。我将尝试的是，辨认推动暴力减少的各种力量。我所使用的材料就是本书有关历史的章节（第2章至第7章）中反复出现的历史进展，以及在有关心理学的章节（第8章和第9章）探索的人类心智功能。所以，我要在平靖进程、文明进程、人道主义革命、长期和平、新和平和权利革命中寻找它们之间的共性。每一种共性指出一种途径，人们循此途径以自制、共情、道德和理性战胜了掠夺欲、支配欲、复仇欲、施虐欲或者意识形态的偏见。

    我们不应期望会发现一个有关这些力量的宏大理论。我们寻求解释的暴力减少跨越规模迥异的不同时期和各种灾难：驯服周期性的抢劫和争夺；克制个人之间的恶性暴力，例如割掉对手的鼻子；停止残酷的习俗，例如活人献祭、酷刑处决和鞭刑，废除奴隶制和债务监狱一类的社会体制；不再崇尚血腥的游戏和决斗，政治谋杀和专制独裁逐渐消失；以及最近战争、集体迫害、大屠杀与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及对同性恋的歧视都在减少，而对儿童和动物的保护则在增强。上述暴力活动只有一个共性，就是它们在肉体上伤害受害人，所以，只有站在一种泛受害人的立场，我们前面说过，这也正是道德主义者的立场——我们才会梦想找到一种终极的理论。从科学家的角度看，施害人的动机五花八门，对反抗这些动机的力量的阐述也只能是各色各异的。

    同时，所有这些发展都明确地指向同一个方向。在人类历史上，对一个潜在受害人来说，现在是赶上好时光了。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如果上述暴力活动有不同的发展趋势，历史叙事会是什么样的：比如，奴隶制被废除了，但是父母决定恢复痛打孩子的做法；或者，国家对自己的公民越来越人道，但国家之间却战事连绵。当然，事实是，绝大部分暴力活动都在向弱化的方向发展，步调之一致，很难说是巧合。

    当然，也有背道而驰的逆流：“二战”中欧洲战场上的毁灭性较量（其残酷性压倒了战争频率的下降，直到后来两个指标同时下行）；20世纪中叶屠杀自己人民的独裁者大行其道；60年代的高犯罪率；去殖民化后发展中国家的内战。但是，所有这些倒行逆施都已经被扭转。从目前来看，所有的暴力趋势都指向更和平的方向。我们不是在每个问题上都必然能找到一种理论，但是，当如此多的发展都指向同一个方向的时候，我们确实需要一种理论来解释它的原因。

    重要，但不能持续稳定地发挥作用

    让我先说明几种力量，它们在本书第2章至第7章所讨论的进程、和平和革命中似乎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事实上，就我的理解，它们并没有那么重要。不是说这些力量无足轻重，而是说，它们在抑制暴力上无法持续稳定地发挥作用。

    武器和裁军。专注于暴力的作家和抵制暴力的作家有一个共性，他们的双眼都紧盯着武器。军事史的作者和读者都是些汉子，满篇都是长弓、马镫、大炮和坦克。许多非暴力运动则是诋毁武器的运动，比如用“战争贩子”这个词对军火商的妖魔化，各种反核示威以及控制枪支的宣传。而热衷武器的一方虽然立场截然不同，但也只是专注于对战争武器的描述，并认为正是因为破坏性之大令人难以想象的武器（炸药、毒气、原子弹）的发明，让战争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了。

    显然，武器技术通过决定胜负、确立威慑和制造毁灭性的破坏，多次改变了历史的进程。比如，没有人会否认，在发展中国家限制使用自动武器会有利于和平。几千年间，武器，像其他技术一样，越来越精良，但是暴力的水平却不是一成不变地向上爬升，而是起伏地下滑，形成一条锯齿状的下行线。前国家时代的长矛和弓箭制造的伤亡率，一直是最高的历史纪录，以后的任何武器都未曾打破这个纪录（本书第2章）；“三十年战争”中的长枪手和骑兵手下的人命数量，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火和毒气（第5章）。虽然16世纪和17世纪出现了军事革命，但它主要是军队的竞赛，各国政府纷纷加强手中军队的规模和效率，武器竞赛反而是次要的。大屠杀的历史则显示，人们在杀人的时候，手持原始器械可以和手持工业化技术一样有效率（第5章和第6章）。

    在“长期和平”“新和平”“美国犯罪率大下降”这些时期中，暴力大幅度减少都不是以敌对双方化剑为犁为起点。历史的顺序往往与此相反，就像在冷战结束之后，裁减军备是和平红利的一部分。而在核武器和平问题上，我们已经看到，因为核武器的无用性，以及目前常规武器所具有的巨大的破坏力，核武器对世界事务已经没有什么影响力了（第5章）。有一种流行（并且荒唐）的观点认为，核大国为了证明自己研发核武器所付出的代价是正确的，因此不可避免地会使用核武器，这个说法至今被证明是错误的。

    看到技术决定论作为一种暴力历史理论的失败，我们应该不会感到惊讶。人类的行为是目标导向，而不是刺激驱动，与暴力相关的关键问题是，一个人是否真的想要另一个人死。反对枪械控制的一句老生常谈在字面上还真的没有错：枪不杀人，人才杀人（这句话既不支持禁枪主张，也不反对禁枪主张）。任何人，只要有工具能够打猎、收割庄稼、劈木柴，或者准备凉菜，就有办法制造严重的人身伤害。需求是发明之母，只要大敌当前，人们就将不断地更新技术以对抗来自敌人的压力。换句话说，在暴力呈减少趋势的历史进程中，武器在很大程度上是内生因素。当人们受到贪婪的驱使，或者处于恐惧时，他们就会为自己开发武器，而当头脑比较冷静的时候，又让那些武器躺在和平中锈蚀。

    资源和权力。20世纪70年代，当我还是个学生时，有一位教授，只要有学生愿意听，他就要传播一个有关越战的内幕：整个战争是为了钨。他发现，在南海有世界上最大的钨矿矿藏，钨这种金属是制造灯泡里的灯丝和冶炼合金钢的原料。所谓民族主义和牵制战略的说法全是烟幕，不过是为了掩盖超级大国为控制重大战略资源所进行的对抗。

    越战钨矿论是资源决定论的一个典型，它认为人类不可避免地要相互争夺有限的资源，例如土地、水、矿藏和战略地带。有一种见解认为，冲突的原因是资源分布不均；如果能够公平地分配资源，人类就能实现和平。另外一个听起来像是“现实主义”理论的说法是，争夺土地和资源的冲突是国际关系的永恒属性，和平是力量均衡的结果，即各方都感到对方的威慑，不敢涉足对方的势力范围。

    在历史上，对资源的争夺确实是一种强大的动力，但对资源的争夺却无法解释暴力的大趋势。在过去500年内，所有最具破坏力的冲突都不是资源驱动，而是意识形态驱动的，例如宗教、革命、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第5章）。虽然没有人能证明这些人类的灾难真的和钨或者其他什么资源没有关系，但是，所有要证明这些灾难起因于争夺资源的努力，都像是偏执的阴谋论。至于说力量均衡，苏联解体和德国统一，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没有让世界进入疯狂的混战。相反，它对发达国家之间的“长期和平”趋势毫无影响，还预示了发展中国家中“新和平”时期的到来。所有这些令人欣喜的发展都不是源于资源的发现和再分配。事实上，在发展中国家，资源常常变成诅咒，而不是祝福。拥有丰富石油和矿藏的国家，虽然理论上是有了更大的馅饼可以在自己的国民之间进行分配，但这些国家总是居于最暴力的国家之列（第6章）。

    看到资源控制未必涉及暴力，我们也不应该感到奇怪。进化心理学家们告诉我们，无论男人多么富有或多么贫穷，他们总是要争夺女人、地位和优势。经济学家告诉我们，创造财富的不是土里埋藏的东西，而是调动起来的人的聪明才智、干劲和合作，是人将土里的东西变成有用的果实。当人们进行分工和交换各自的收获的时候，财富就会增长，每个人都是赢家。也就是说，资源竞争并非必然，它是包括暴力在内的各种社会力量系统内生的现象。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区的人，因为不同的社会构造和思维方式，可以选择对最终产品进行交换的正和博弈，也可以选择争夺原材料的零和竞争，甚至是负和竞争，因为战争的代价会超过抢来的原料的价值。美国可以入侵加拿大，控制进入大湖区的航道，或者占领珍贵的镍矿，但是，既然美国人已经通过贸易享受到所有这些资源，有什么必要这样做呢？

    富裕。在过去1000年以来，世界越来越繁荣，暴力也越来越少。人类社会是不是越富有，也就越和平呢？也许，每天面对贫困的痛苦和挫折感让人们更加暴躁，也更有理由去打斗，而丰裕社会的享受则让人们觉得生命值得珍惜，继而也珍惜他人的性命。

    不过，很难在富裕和非暴力之间找到密切的相关性，有些相关性甚至是反向的。在前国家社会，经常是在水草丰美的温带定居的部落，比如在西北太平洋沿岸的美洲人，实行奴隶制、种姓制和武士文化；而物质贫瘠的非洲桑族人和马来半岛塞迈人的生活要和平得多，内部分配也公平得多（第2章）。正是在那些辉煌的古老帝国，我们看到了无数奴隶、十字架酷刑、角斗士、无情征服战争和活人献祭（第1章）。

    民主和人道主义革命背后的思想在18世纪蓬勃发展，但物质财富的大繁荣却是相当后期的事情（第4章）。西方的财富是19世纪工业革命之后才出现的，而直到19世纪末公共卫生革命，才开始改善人类的健康和延长人的寿命。较小尺度上的繁荣波动，似乎也与人权状况没有同步关系。虽然有人提出过，在美国南方，棉花价格下降的时候，鞭刑的数量上升，但历史的大趋势是，鞭刑在20世纪上半叶呈指数级减少，无论是经济繁荣的“咆哮的20年代”还是经济衰退的大萧条，都不曾让这种趋势出现任何偏离（第7章）。就我们所知，发祥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权利革命，既没有借过经济周期的东风，也没有受它的牵累。而且，权利革命也不是现代丰裕社会的自动产物，亚洲的一些富国，仍然相对容忍家庭暴力和体罚儿童（第7章）。

    暴力犯罪的水平亦与经济指标不相吻合。20世纪美国犯罪率的曲线与繁荣的曲线大多没有时间相关性：大萧条期间谋杀率大幅度下降，在经济繁荣的60年代直线上升，但到2007年开始的经济衰退期间，又跌至新低（第3章）。警察的案情记录早已指出两者之间的弱关联，警方记录的凶杀动机往往与社会道德有关，例如复仇和不忠，很少是为了金钱和食物等物质利益。

    在一种情况下，财富和暴力之间显示出强大的关联：在经济发展程度最低的国家中，可以看见这些差异（第6章）。人均GDP在1000美元的国家，爆发内战的可能性迅速上升。但是，很难说清楚这一关联背后的原因。钱确实能买到很多东西，但要说就是因为穷国买不起东西而要对暴力负责，却没有足够的证据。问题可能在于贫困对个人的影响，例如营养和医疗，也可能在于对国家的影响，例如学校、警察和政府能力的不足（第6章）。因为战争和发展势不两立，我们甚至无法知道在何种程度上是贫困带来了战争，还是战争造成了贫困。

    虽然赤贫与内战有关联，但与大屠杀没有关联。不要忘记，穷国总是有更多政治危机，政治危机可以导致大屠杀，但是一旦一个国家发生危机，贫困并不是产生大屠杀的原因（第6章）。在丰裕坐标的另一端，30年代末期的德国已经摆脱了经济萧条，成为发达的工业国家，但就是在这样的时刻，它开始酝酿成为大屠杀象征的暴行。

    财富和暴力之间纠结的关系提醒我们，人类的生活不仅仅是吃饱饭。我们相信，作为道德动物，我们中间的很多暴力来自破坏性的意识形态，而不是不够富裕。无论结果是更好还是更坏——通常是更坏，人们总是愿意为了所谓的精神纯洁、集体光荣或者绝对公正而放弃物质享受。

    宗教。说到意识形态，我们已经看到，古代的部落教条实在没有留下什么好东西。走遍全世界，各种对超自然力的信仰，赋予人们权力为了取悦嗜血的神灵牺牲活人的性命，杀害巫师，因为他们具有邪恶的力量（第4章）。经书中描述的那位神，对大屠杀、强奸、奴隶制和处决异教徒感到欢欣；一千多年以来，这些文字成为杀害共情别恋的妻子、占有妇女、殴打儿童、虐待动物、迫害异端和同性恋的依据（第1章、第4章和第7章）。人道主义革命，例如停止残酷刑罚、激发共情的小说的传播以及废奴，在当时都遭遇教会和卫道士们的激烈反对（第4章）。将狭隘的价值观拔高成为神圣信仰，目的无非是要给自己开一张践踏他人利益的许可证，并拒绝任何妥协的可能性（第9章）。欧洲的宗教战争，是近代西方历史上第二个最血腥的时期，参战者正是受到宗教的煽动，而在今天的中东和伊斯兰世界的某些地区，它仍在煽动狂热分子。宗教右派分子及其盟友通常会说宗教是主张和平的力量，只是这个理论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

    为宗教辩护的人认为，法西斯是无神论。但事实是，法西斯不是无神论（第4章）。在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克罗地亚，法西斯和天主教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虽然希特勒不需要基督教，他却不是一个无神论者，而且他始终认为他是在执行神意。[1]历史学家的记录证明，许多纳粹精英将纳粹主义和德国基督教拼凑为一种合成信仰，既取基督教千禧年之说，亦接续了其悠久的反犹历史。[2]大批教会神职人员和信众积极投向纳粹，他们对魏玛共和国时期宽容、世俗和世界主义文化的厌恶，终于在纳粹那里找到了共鸣。[3]

    但是，否定一种偏执狭隘的意识形态，并不意味着肯定其他的意识形态。同时，在特定的历史时刻，特定的宗教运动也曾经反抗暴力。在无政府时期，宗教组织有时发挥着文明力量的作用，因为宗教组织在社会上以道德准则自诩，它们也确实成为人们内省和善行的场所。贵格会信徒将启蒙运动反对奴隶制和反对战争的主张落实到自己的废奴与和平行动中；19世纪，其他自由主义的新教教派开始加入贵格派的努力（第4章）。新教教会在驯服野蛮的美国南方和西部新边疆上颇有贡献（第3章）。（虽然，马丁·路德·金拒绝了主流基督教教义，而接受了甘地、世俗西方哲学和反叛的人本主义神学家的启发。）美国非裔教会不仅为民权运动提供了组织基础，还提供了话语权。而在20世纪90年代，非裔教会与警方和社区组织合力，控制美国城市中非裔聚居的老城区的犯罪率（第3章）。在发展中国家，图图主教和其他教会领袖与政治家及非政府组织联手，在一些结束了种族隔离制度和内战的国家推动和解与重建（第8章）。

    所以说，克里斯托弗·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的无神论畅销书的副标题“宗教如何毒害一切”，是夸大其词。宗教在暴力的历史上扮演了不止一种角色，因为宗教在人类历史的方方面面都不是一种单一的力量。我们统称为“宗教”的，实际上是无数纷繁复杂的运动，彼此之间大相径庭；它们只有在一点上是共同的，即与古老的宗教组织相比，在人类活动的舞台上，非宗教的社会组织都算是新鲜事物。虽然宗教都自称源于神，但其信仰和实践都来自人类活动，反映了人类的智能和社会潮流。当潮流顺着启蒙主义的方向涌动，宗教也顺应大势，小心谨慎地避开《旧约》中最血腥的说教。当然，很多调整不是那么显而易见，但摩门教的某些变化却是赤裸裸的。1890年，摩门教的领袖自称从耶稣基督那里得到指示，教会将停止实行多妻制（当时，一夫多妻制成为犹他州加入美国联邦的障碍）；1978年，摩门教的领袖再次得到聆训，允许黑人担任圣职，而在此之前，黑人被认为身上刻有该隐的邪恶印记。教会的分裂派、改革运动、大公会议和其他自由派力量发动了更多更细致的变革，让宗教更顺应人本主义的浪潮。只有在宗教激进主义势力试图逆潮流而动，推行坚持部落和独裁的刻板戒条时，宗教才成为一种暴力力量。

    和平主义者困境

    让我放下这些并不坚定抵制暴力的因素，来看看那些坚定的抵抗者。我不打算给这些抵抗力量开列名单，只想找到一个分析框架，看看这些力量之间是否存在某些共性。我们想解答的是，为什么暴力如此具有诱惑力，为什么人们永远在渴望减少暴力，为什么暴力如此之顽固，如此之难以制服，为什么某些特定的变化最终让暴力减少了。要做到真正地解答我们的问题，这些导致暴力减少的变化必须是外生的：它们不应是我们试图解释的暴力减少本身的一部分，而是在暴力减少之前即存在并最终导致暴力减少的独立的历史进程。

    为了更好地理解暴力多变的动态过程，让我们回想一下合作（或者说是克制攻击性）收益的经典模型，即所谓“囚徒困境”（第8章）。我们可以给它换一个名字，姑且称它为“和平主义者困境”。一个人或者一个联盟受到在掠夺性攻击中取胜的诱惑（相当于背叛它的合作者），当然它同时也想避免受骗，避免被有同样贪念的敌人击败。但是如果双方都选择攻击，他们将陷入报复性战争（相互背叛），结果只能是双方付出比他们选择和平（相互合作）更大的代价。图10-1描述了和平主义者困境；胜负的数字是假定数据，但是它们反映了此困境的悲剧性构造。

    图10-1 和平主义者困境

    无论如何，和平主义者困境都不是一个数学模型；我不断强调这一点，只是想说明为什么我要用文字来解释说明其中的含义。模型中的数字反映了暴力的双重悲剧性。在这样的结果下，第一个悲剧是，做一个和平主义者是非理性的选择。如果你的对手是和平主义者，你会受到诱惑去利用他的这个弱点（如果你选择进攻获胜，你得到10分，高于选择和平能得到的5分）；而如果对手是一个侵略者，你选择战争，承受战争的惩罚（损失50分），也强过做一个马屁精，让对方利用你的软弱（损失惨重，-100分）。因此，无论如何，攻击都是理性的选择。

    第二个悲剧是受害者的代价（在此为-100分）与胜利者的收益（10分）极其不合比例。除非交战双方在对抗中互置对方于死地，在这个模型中，进攻不是零和博弈，而是负和博弈；对双方而言，尽管有胜利的奖赏，但是他们还是以共同选择不进攻对方更合算。征服者为了多抢到一小片土地，要以杀害整整一个家庭为代价；强奸者片刻的“驱力降低”体验，绝对无法与他给受害者造成的巨大伤害相比。熵定律的结果之一就是不对称性：宇宙中只有极微小的部分有可能处于有序状态，能够支持生命和幸福，所以，破坏和制造痛苦远比培育和创造幸福要容易。就是说，即使是以最精准的功利主义观念来看，由一位最公正的中立观察家来加总社会的总幸福和总不幸，他会得出结论说，暴力是不可取的，因为它给受害者制造的不幸大于给施害者带来的幸福，导致世界幸福总量的减少。

    但是，当我们从高高在上的、中立的、毫无倾向的观察家立场回到地面，站在博弈一方的角度进行观察，就能看到为什么暴力如此难以消除。任何让自己一方成为唯一选择和平的人，都是在发疯，因为对手会因此受到进攻的诱惑，和平者要付出可怕的代价。常言“那是对方的问题”，解释了为什么和平主义左脸挨打后送上右脸，“铸剑为犁”等其他高尚的道德情操不能始终如一地制约暴力：因为只有在对方也同时具有同样情感的时候，和平主义才有积极的结果。我还认为，这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暴力水平会发生出人意料的螺旋式上升，或者螺旋式下降。每一方都必须显示出足够强的攻击性，以免让对方以为自己是容易捕获的目标，通常的情况是以攻为守，而且有力的攻击就是最好的防卫。双方均怀有被对方攻击的恐惧，这也就是所谓的“霍布斯陷阱”，也称为“安全困境”，它会导致双方的暴力升级（第2章）。即使博弈是重复性的，而且报复的威胁（在理论上）对双方都有威慑力，对战略优势的过度自信和其他自利性偏差仍然会导致暴力循环。根据同样的逻辑，在人们意想不到的时候，如果一个善意的姿态偶然得到了善意的回报，也可能破解循环，让暴力螺旋式下降。

    要寻找促使暴力减少的历史性因素所具有的共性，着眼点就在于这些因素应该能够改变和平博弈的回报结构——调整棋盘上的数字，吸引双方进入左上角的格子——双赢的和平收益。

    根据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历史和心理学，我相信我们可以确认有五种发展，具有将世界推向和平方向的力量。尽管程度有所不同，但我们可以在各种历史事件、数据库和实验研究中看到这五种发展。每一种发展都以自己的方式改变了和平者博弈的回报结构，将人们带进珍贵的和平。让我们按照它们在本书中出现的顺序，对这五种发展做一番总结。

    利维坦

    国家，为了使自己的国民免受相互伤害而垄断了使用暴力的权力，是始终如一的暴力减速器。图2-1中的侵犯者-受害者-旁观者暴力三角，描绘了国家与暴力的简单逻辑，而用和平主义者困境的术语对这一逻辑的描述可以是：如果政府处罚侵犯者，让侵犯行为的成本大到足以抵消其收益，比如，罚金是侵犯获利的3倍。这将改变两种选择对潜在侵犯者的回报，让和平比战争更有吸引力（图10-2）。

    图10-2 利维坦如何解决和平主义者困境

    除了改变理性人的行为，一个利维坦——或者相当于利维坦的女性对等角色正义女神朱斯提提亚，就是公正的第三方。他的处罚不受参与者自利偏差的影响，他也不是某一方复仇行动所针对的目标。有裁判监督的博弈，博弈者进行先发制人型或自卫型攻击的动机会减弱，而一方软化进犯性立场的愿望，会让对手感到放松；良性的相互影响，最终让双方走出暴力的循环。谢天谢地，心理实验显示，人类的自制力具有泛化效果，克制进攻性可以成为一种习性；即使在利维坦眼光有限关照不到的时候，经过文明教化的各方仍将会继续约束自己的行为。

    本书第2章所述“平靖进程”和第3章所述“文明进程”背后的动因就是利维坦效应。当第一个国家出现，控制了史前人类的小团伙、部落、酋邦的时候，对劫掠和争斗的压制，让暴力死亡率下降至之前的1/5（第2章）。而当欧洲的采邑合并为王国和主权国家之后，执法力量的统一，最终将凶杀率又压低至之前的1/30（第3章）。在政府鞭长莫及的地带，比如欧洲的边远山区，美国南方和西部的新边疆都曾经长期处于无政府状态，这些地区保留了暴力的荣誉文化（第3章）。在社会经济层面上，也有一部分无政府的荒漠，例如得不到稳定的法律保护的下层人民，还有不敢暴露自己的走私和犯罪团伙，这些阶层同样也保留了暴力的荣誉文化（第3章）。而当政府执法发生倒退，比如速成的非殖民化时期、失败的国家、权贵倾轧的伪民主国家、警察罢工期间、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暴力可以疯狂地杀回头来（第3章和第6章）。我们发现，政府治理无能是导致内战的最危险因素之一。是否拥有这笔资产，也许是受暴力蹂躏的发展中国家和享有更多和平的发达国家之间真正的分野（第6章）。某些国家的国民法制意识淡薄，在实验室里，他们沉溺于毫无必要的恶意惩罚，让博弈中所有人的处境都变得更糟（第8章）。

    霍布斯笔下的利维坦和法院的象征雕塑朱斯提提亚，都武装着佩剑。但有些时候，他们只要有蒙眼布和天平也就足够了。人们像爱惜自己的身体和财产一样爱惜自己的名誉，所以，第三方的威信和软实力，或者丧失名誉和被社会排挤的压力，会和拥有暴力威胁手段的警察与军队一样有效力。在国际舞台上，软实力至关重要，因为世界政府至今还只是人们的幻想，但第三方仲裁，间或辅之以制裁或象征性武力威胁，仍然大有可为。在参加国际组织或允许国际维和部队工作的国家，内战的风险下降，这说明非武装的或者只有很少武装的第三方所具有的和平作用（第5章和第6章）。

    一旦利维坦挥舞利剑，其收益取决于它使用武力是否合乎法理，在属民的决策矩阵中是否仅仅惩处“侵犯”行为。如果利维坦不分青红皂白地对矩阵中所有四个单元施加惩罚，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迫害人民，那么，它能防止多少伤害，它也就能制造多少伤害（第2章和第4章）。民主优越于专制和伪民主之处在于一个政府能够对症下药，将适度的武力置于决策矩阵中的适当单元，将和平主义者的选择从一种难以维系的理想变成诱惑之大以至于无法拒绝的现实选项。

    文明商业

    启蒙运动的重要思想成果之一，就是交易可以将零和的战争博弈换作正和的互利博弈，而现代生物学对非亲缘之间合作演化的解释，为启蒙主义的利益交换说提供了新的依据。在和平主义者博弈中，它提高了共同选择和平、共享交换所得的收益水平（图10-3）。

    虽然文明商业不能消除一方在攻击中被击败的灾难，但它能够消除敌人发动进攻的动机（如果敌方能够从和平的交易中获益）。相互合作能够产生收益，这至少具有部分的外生性，因为它不完全取决于主体的交易意愿；它还取决于交易双方擅长提供对方需要的产品，并取决于交易得以顺利进行的基础设施，例如交通、金融、簿记、履约保证。一旦人们受到吸引，开始自愿交换，他们就会受到激励，互相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以求达成最合算的交易（比如“消费者永远是正确的”），继而，他们之间即使没有温情，也会对对方的利益抱有某种程度的尊重。

    图10-3 商业如何解决和平主义者困境

    在诺贝特·埃利亚斯的理论中，利维坦和文明商贸是欧洲文明进程的两大驱动力（第3章）。自中世纪开始，不断扩张的各个王国不仅严惩劫匪，国家化司法，而且发展商贸的基础设施，包括货币和强制执行合约。这些制度性基础设施，加上道路和钟表等的技术进步，以及人们在观念上消除了在利息、发明和竞争等方面的禁忌，让商贸更加有利可图。商人、工匠和官僚最终取代了勇武的骑士。历史数据支持埃利亚斯的理论，欧洲的商贸的确在中世纪晚期开始发展，而犯罪学数据表明，欧洲的暴力死亡率自那时起迅速下降（第9章和第3章）。

    随着远洋航船、新型金融机构的出现和重商主义政策的衰落，人类社会的大型实体之间，例如城市和国家之间的商贸日趋发达。这些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受益于18世纪一批好战的帝国，例如瑞典、丹麦、荷兰和西班牙，它们纷纷接受教化，变为商业国家（第5章）。在世界其他地方，国家荣耀至上的价值观也在发生改变，赚钱致富的念头压倒了收复失地之类的复仇心（第5章）。之所以发生这样的变化，是因为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丰厚赢利，给人们带来了巨大诱惑。

    上述所有叙述都有量化研究的支持。战后出现长期和平及新和平的年代，也正是国际贸易高速发展的时期，而事实证明，如果其他条件不变，有贸易关系的国家之间兵戎相见的机会大大减少（第5章）。读者应该记得，一个国家经济的开放程度越大，发生大屠杀和内战的可能性就越小（第6章）。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运作完全依赖开采自然资源，例如石油、铁矿和钻石，而不是依赖通过商业和贸易的附加价值，这个国家陷入内战的机会则会增加（第6章）。

    文明商业理论不仅有国际数据的验证，也符合人类学家早已知道的一个现象：许多文化都维持着成员之间相互交换的网络，因为他们知道，交换关系维护着他们之间的和平，即使很多时候彼此交换的都是些无用的礼品。[4]艾伦·菲斯克和他的同事正是从这些民族志记载的现象想到，处于平等交换或“市场定价”两种关系中的人，认为自己被相互承诺的义务联系在一起，所以当彼此关系冷漠或者某些人难以融入社会的时候，人们也很少将对方非人化（第9章）。

    文明商业背后的心态，与我在本章回顾的其他和平力量不同，并没有在心理实验中做过直接验证。我们确实知道，当人们（甚至猴子）进入正和博弈，需要合作实现一个共同受益的目标，人际间的紧张关系能够缓解（第8章）。我们还知道，在真实世界中，交换可以是有利可图的正和博弈。但是，我们还不知道，是不是交换本身减弱了交换双方之间敌对的紧张。就我所知，在有关共情、合作和攻击的海量文献中，还没有人测试过在有过互利交换往来的人之间，互相电击或者在对方的食物上倒满特辣级辣酱的行为是否会有所减少。我疑心，对做研究的学者来说，文明商业（也可称为温柔商业）还算不上是个性感刺激的概念。文化界和知识界的精英总觉得自己比做生意的人优越，在他们的大脑里，绝对想不到要将和平这样高贵的东西归功于锱铢必较的商人。[5]

    女性化

    山口勉之到底是世界上最走运的男人，还是世界上最不走运的男人，就看你怎么想了。山口在广岛遭遇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侥幸逃生，但是很不幸，他选择逃到长崎避难。不过，他同样侥幸逃生，又活了65年，直到2010年在93岁高龄时离世。一个男人，经历了历史上仅有的2次原子弹袭击并能够生还，这本身就值得我们敬重。而他在去世之前，给我们留下了一张核武器时代的和平处方：“唯一能被允许管理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的人，只能是母亲，而且是那些还在亲自给孩子哺乳的母亲。”[6]

    山口所说的，正是对暴力的经验性概括，即暴力的执行者主要都是男人。从孩童时期起，与女孩相比，男孩的游戏更加暴力，幻想也更加暴力，消费更多的暴力娱乐产品，是暴力罪犯的主力，更乐于惩罚和复仇，更愿意在攻击性行为中承担愚蠢的风险，更多地将选票投给好战的领袖和政策，并筹划和执行了几乎所有战争和大屠杀（第2、3章和第7、8章）。尽管有时做出同样选择的有男有女，男女平均水平的差距不大，但在选票接近的大选中，如此有限的差距也可以决定选举的结果，或者，在双方较量谁更加好勇斗狠的博弈中，这点儿差距也足以触发螺旋上升的暴力冲突。在历史上，妇女领导了和平主义和人道主义运动，尽管当时她们在其他政治机构中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最近几十年，妇女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都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影响，也正是在这几十年，发达国家之间的战争已经变得完全不可思议了（第5章和第7章）。詹姆斯·希恩认为，战后欧洲国家的使命发生了变化，其特点是，从军事力量转向对国民生老病死的全程关照。这几乎就是一幅传统性别分工的漫画。

    山口药方的细节当然是可以讨论的。乔治·舒尔茨回忆，1986年，他告诉玛格丽特·撒切尔，他本人目睹了罗纳德·里根向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建议两国禁止核武器，撒切尔听到后将手提包砸到了他的身上。[7]但是，山口可能会说，撒切尔的孩子已经长大了，她的世界观已经适应了一个男性治理的世界。既然近期我们不会看到单独由女性——更不要说单独由哺乳的母亲，来掌管所有的核武器国家，所以我们很难知道山口的药方是否灵验。但是，有一点他是对的，他预见到当世界变得更女性化的时候，会变得更加和平。

    人们之所以认为女性倾向的价值观可以压制暴力，原因是性别之间生物差异造成的心理遗产，即为了争夺得到女性的机会，男性有更强烈的竞争冲动，而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成为失去父母的孤儿，女性则有更强烈的躲避危险的动机。无论是部落里男性为争夺女性展开的竞争，还是骑士时代为荣誉、地位、统治优势展开的竞争，或者现代社会里为名望而展开的竞争，都是零和博弈，而且主要是男人的喜好。假定在和平主义者博弈中，战争胜利的收益与不战而败的成本之比，暂且为80%——相当于男性自我受伤后的瘀肿和青紫。假定现在做出选择决策的是女性，男性心理的影响还要相应下降（见图10-4；为了清晰起见，我删除了所有“对方的选择”）。这样一来，和平变得比战胜更有吸引力了，而战争的成本比不战而败还要高昂。和平主义者的选项表现出绝对优势。如果我们对战争选项下女性承受的战争成本再做调整，战争与和平之间的成本收益之比的变化将会更加戏剧性。

    图10-4 女性化如何解决和平主义者困境

    无疑，决策中从男性主导转向女性主导未见得是一个外生因素。在有些社会，贪婪的敌人随时都有可能大举进犯，必须具备最勇武的价值观念，否则就是自杀。一个女性化的价值体系是奢侈品，只有那些已经可以免于捕食者侵犯的社会才有资格享受。但是，向女性利益相对倾斜的决策，也可以来自与暴力无关的外生因素。在传统社会，生活安排就是一种这样的外生力量：如果妇女和娘家一起生活，得到父兄的保护，丈夫只是来访者，妇女的境遇要好过嫁到婆家，受丈夫和夫家男性的统治（第7章）。在现代社会，这些外生力量包括各种技术进步和经济进步，比如成品食物、家用电器、避孕、更长的寿命，还有信息经济时代的到来，都让妇女摆脱了长时间养育儿童的重负和各种家务。

    不论是在传统社会还是在现代社会，妇女的地位越高，社会中有组织的暴力也就越少（第8章）。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那些为了抢劫妇女，或者为了报复敌人抢劫自己的妇女而发动战争的部落和酋邦，例如雅诺马马人和荷马时代的古希腊人（第1章和第2章）。在现代社会，我们则可以比较某些欧洲国家和伊斯兰国家；在西欧的“过度女性化的民主国家”，政治暴力和司法暴力的水平已经非常低；而在亚非实行伊斯兰教法律的伊斯兰国家，还在对女性实施阴蒂切割，以石刑处死通奸的妇女，女性还必须套上蒙头盖脸的罩袍，那里的政治暴力和司法暴力的发生率就非常之高（第6章）。

    女性化不一定需要妇女拥有更大的战争决策权。它可以是一个社会逐渐放弃男性的荣誉文化，比如武力复仇，以体罚培养男孩子的男子气，宣扬军事胜利的光荣（第8章）。欧洲和发达民主国家以及美国自由派倾向的蓝色各州已经处于这一潮流之中（第3章和第7章）。一些保守派学者曾经伤感地向我表示，现代西方正在被削弱，因为它丧失了勇武和英雄的美德，变得越来越物质主义、轻佻、颓废和娇气。我的假设始终是，暴力除了在防止暴力加剧的时候，它都是一种恶；但是这些学者没有错，这是一种价值判断，选择和平还是选择荣誉和光荣，在逻辑上没有什么可讨论的余地。我只是觉得，这些男子气概的潜在受害者在这场讨论中应该有发言的权利；他们也许不会同意，要用他们的生命和身体来为荣耀男子气概的美德付出代价。

    还有另外一个理由说女性化是一种指向和平的发展。有利于女性的社会制度和性生活安排可以减少男性间竞争产生的暴力。婚姻就是此类制度安排之一，在婚姻中，男子承担向自己的子女投资的义务，放弃为争夺其他性交机会而与其他男子的竞争。结婚能够减少男性的睾丸素和降低犯罪的可能性，我们从统计数据中看到，在美国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当人们幸福地成家结婚时，凶杀率直线下降，而到60年代和70年代，结婚年龄后移，凶杀率上升，在结婚率特别低的美国非裔社区，凶杀率一直保持在相当高的水平（第3章）。

    另一个消除暴力沼泽的因素是男女数量的均衡。毫无约束的纯男性社会环境，例如美国边疆开发时代的牛仔和矿工营地，总是充满了暴力（第3章）。西部之所以野蛮，是因为年轻男子蜂拥而去的时候，女子留在了东部。

    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的选择性堕胎产业，让阿富汗、孟加拉、中国、巴基斯坦和印度的部分地区的人口性比例严重失调，男性比重畸高（第7章）。[8]如此多的剩余男性，预示着这些地区和平和民主的近景相当黯淡。而从较长的时间来看，性别比例将随着女权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发展恢复平衡；一方面停止杀害女婴，另一方面，政治领袖总要学会人口统计，鼓励人们养大自己的女儿。对女婴利益的保障可以说是社会暴力减少的保证。但是，在性比例实现均衡之前，这些社会恐怕还不得不忍受颠簸和动荡。

    一个社会尊重妇女的利益与暴力水平还有一重联系。暴力不仅是男性过多，而且是年轻男性过多的问题。至少有两个大型研究项目证明，年轻男性比重高的国家，卷入国家间战争和内战的可能性更高（第6章）。[9]人口金字塔中年轻人组成的基座过大是危险的，这不仅因为年轻人容易骚动，还因为他们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了他们谨慎的长辈。同时，这样的结构还说明这些年轻人在追寻地位和配偶上受到压制，缺少机会。这些发展中国家僵化的经济制度，无法灵活地吸纳数量巨大的年轻人，很多人失业或者就业不足。如果这些社会在某种程度上还实行合法的或事实上的多妻制，大量年轻女性被年长或富有的人占有，那么，过多的边缘化的年轻人，就意味着过多的边缘化的年轻男子。这些年轻男子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留恋，他们很可能在民兵、军阀和恐怖分子那里找到工作和生活的意义（第6章）。

    《性与战争》（Sex and War）有一个听起来极为吸引男性的书名，但这本新书事实上是一篇女性赋权的宣言。[10]繁殖生物学家马尔科姆·波茨（Malcolm Potts）、政治学家马莎·坎贝尔（Martha Campbell）和记者托马斯·海登（Thomas Hayden）合著此书，书中给出大量的证据，指出与妇女被当作生育机器的男性社会相比，当一个国家的妇女能够掌握避孕手段，并有自由按照自己的意愿婚嫁时，她们生育的数量减少。也就是说，这个国家的人口增长速度会放缓，其结构中年轻人组成的基座不至于过分庞大。（与人们以往的理解不同，一个国家不是在丰裕之后才能出现人口出生率的下降。）波茨和他的合作者们认为，让妇女掌握自己的生育能力（在生物战场上，这一直是两性争夺的领域），是当今世界那些最危险的地区减少暴力的不二法门。但是，这样的赋权必须克服强大的反对力量，传统男性总是想掌握对妇女生育权的控制，而宗教组织总是排斥避孕和堕胎。

    直接的政治赋权，男子气概的贬值，女性婚姻自主，女婴生存权，妇女对自己生育权的控制，这几类女性主义化的发展都是推动暴力减少的力量。在世界上，任何在这些方面发展滞后的地区，也是暴力减少滞后的地区。但是，世界范围内民调资料显示，即使在那些最顽固的国家，对妇女赋权的呼吁也在变强，许多国际组织承诺要努力加速这一进程（第6章和第7章）。如果短期内还很难看到世界上暴力的进一步减少，但就长期而言，这些都是充满希望的标志。

    扩大的圈子

    我最后要论及的两种和平力量改变了暴力的心理回报。第一种力量是同情圈的扩大。假定生活在都市化程度较高的社会，我们可以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他们代表了多样的群体，我们有机会接受他们的视角观察世界，从而改变了我们对其处境的情感反应。想象一下这个过程的逻辑结果：我们的福祉和他们的福祉密不可分，我们真的是可以爱上我们的敌人，感受到他们的痛苦。我们的潜在敌人所得到的回报，也会加总到我们自己的账单上（反之亦然），因此，和平主义将成为绝对有利的选择（图10-5）。

    图10-5 共情和理性怎样解决和平主义者困境

    当然，让所有活生生的人的利益完美地融合在一起，那是一个不可能达到的极乐世界。但是，在考量他人利益的时候，稍微地多为他人想想，比如，在想到他人被奴役、遭受酷刑或肢解时，会感到一种油然而生的愧疚之情——能够改变人们攻击他人的可能性。

    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因果链上两个环节的证据：带来更多换位思考的外生事件，以及换位思考变为同情心的心理反应过程（第4章和第9章）。从17世纪开始，出版业和运输业的技术进步创造了文字共和国和阅读革命，由此播下了人道主义革命的种子（第4章）。读书的人越来越多，读物中的小说让人们进入他人的生活和头脑，讽刺和笑话让人们开始怀疑自己习以为常的社会准则。对奴隶制、施虐式刑罚、战争、虐待儿童和虐待动物的生动描述，让读者感受到其他生命的苦难，为最终废除这些制度或减少这些实践创造了条件。虽然编年史不是因果证明，但是实验室研究证明，人们听到或者读到第一人称的故事，可以强化他们对诉说者的同情心，至少让他们感到故事更加可信（第9章）。

    识字率、城市化、流动性、大众传媒在19世纪和20世纪持续发展，而到20世纪下半叶开始出现地球村。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世界上还有很多和自己不一样的人（第5章和第7章）。也许，就像文字共和国和阅读革命点燃了18世纪的人道主义革命一样，地球村和电子革命促进了20世纪的长期和平、新和平和权利运动。尽管我们无法证明人们常说的大众媒体加速了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和共产主义的衰落，但是，对换位共情的研究证明了这种可能性，我们也看到在大都市人群多样性和人文价值认受性之间存在的数种统计关系（第7章和第9章）。[11]

    理性的滚梯

    扩大的圈子和理性的滚梯都是受同样的外生因素的推动，例如识字率、都市化和教育。[12]因为它们有同样的利益结构，所以两者的和平效应可以用同一个和平主义者博弈模型进行描述。但是在概念上，扩大的圈子和理性的滚梯是有区别的（第9章）。前一个要求我们换到他人的视角，设身处地，想象他人的情感。后一个要求我们上升到一定的高度，站在奥林匹亚的山顶，从超理性的角度，永恒的角度，没有立场不偏不倚的角度，在思考中将自己利益和他人的利益视为等价。

    理性滚梯还有一个外源的动力：现实性。现实的逻辑关系和经验事实独立于试图把握现实的思考者的心理变化。当人类磨砺他们的知识和理性体系，并从信仰系统中剔除迷信和矛盾，必定得出某些特定的结论，就像一个人擅长算数，他的运算必然会得出某个特定的和，或者某个特定的乘积（第4章和第9章）。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得出的结论都让人们越来越少地诉诸暴力。

    本书通篇所讲的都是将理性应用于人类事务所能得到的成果。在历史的不同时期，当越来越有知识的公众开始质疑迷信杀戮，比如活人献祭、驱巫、血祭诽谤、宗教审判所，以及让某个民族做替罪羊，迷信依据的事实性假设被戳穿后，杀戮也就逐渐停止了（第4章）。人们就反对奴隶制、专制、酷刑、宗教迫害、虐待动物、暴力对待儿童和妇女、轻率地发动战争、迫害同性恋进行了审慎的理性论证，这些论证绝不是夸夸其谈，而是通过参加辩论并推动改革的人和社会组织，进入决策过程（第4章和第7章）。

    当然，区分共情和理性并不容易，就像有时很难区分心和头脑。但是，共情能够达到的边界是有限的，它的亲和力止于与我们类似或者与我们接近的人，这说明共情只有插上理性的、普世化的翅膀，才能给全世界带来抑制暴力的政策和规范变化（第9章）。这些变化不仅包括立法禁止暴力行为，还包括设计降低暴力诱惑性的社会制度。这些制度设计包括民主政府、康德式的反战保障、发展中国家的和解运动、非暴力的抵抗运动、国际维和行动、90年代的预防犯罪改革和文明攻势，此外，还有牵制、制裁和谨慎接触等外交策略，给予一国领袖更多的选择，避免只能在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小鸡博弈”和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绥靖政策之间做选择（第3章和第8章）。

    尽管理性滚梯走走停停，经常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它却是一场影响深远的运动，它离弃道德体系里的部落主义、权威和纯洁，走向人道主义、古典自由主义、自主和人权（第9章）。将人类福祉奉为至善的人本主义价值体系是理性思考的产物，因为它的合理性是可以被证明的：任何思想者的群体，只要他们关心自己的价值，进行理性的对话，都会接受这个目标，而社群和权威价值体系则狭隘地局限于本部落或者本阶层（第4章和第9章）。

    证据显示，都市化的浪潮将形形色色的人卷入讨论，言论自由允许人们在讨论中畅所欲言，人们能够揭露和总结历史的教训，人本主义的价值体系正沿着自由人文主义的方向演化（第4章至第9章）。我们已经见到的证据之一是，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正在衰亡，连带它所煽动的大屠杀和战争也在销声匿迹，而权利革命的思想正在蔓延，已经不再有人能够为种族歧视进行辩护，反对种族压迫发展到反对一切对妇女、儿童、同性恋和动物的压迫（第7章）。我们还见到，这些变革逐渐地改变了保守分子的立场，尽管他们在最初总是抵制变革。例外则从反面提供了证据，在那些与世界隔离的社会中，人们无法获得外来的思想，政府和神权压制出版自由，正是这些社会顽固地抗拒人文主义，死抱着部落、权威和宗教的意识形态（第6章）。然而，随着电子文字共和国的兴起，即使是这些社会，恐怕也无法继续置身于浩浩荡荡的自由主义潮流之外。

    “滚梯”的比喻，暗示着随机游走的思想潮流相互叠加，产生的合力决定了运动的方向，这似乎很有些辉格派和现代主义的味道，外带些颇为天真的历史观。但是，这种辉格史观得到了事实的支持。我们看到，发源于西欧和美国沿海地带的自由主义变革，在一定的滞后之后，纷纷被世界上较保守的其他地区效仿（第4章和第6、7章）。我们还看到，在充分发展的理性能力以及对合作、民主、古典自由主义和非暴力的接受能力之间，不仅存在相关关系，甚至还存在某种因果关系（第9章）。

    反思

    在我们人类这个物种的历史上，暴力的减少也许算得上是最有意义但最不被赏识的发展状况了。暴力减少的含义触及我们信仰和价值的核心——随着历史的进程，人类的生存条件是越来越改善还是越来越恶化，或者没有任何变化？还有什么比理解这个问题更重要的呢？有些观念，比如失去纯真的堕落，宗教典籍和森严等级的道德权威，性本恶还是性本善，历史的推动力，以及对自然、社区、传统、情感、理性和科学的道德评价，都悬而未决。我一直在长篇累牍地试图记录和解释暴力的减少，这里我不想为探讨它们的含义再泼洒笔墨了。但是，在结束本书的时候，我要再对两个问题进行反思，因为它们也许会让暴力的下降趋势发生逆转。

    第一个反思关系我们如何看待现代性——科学、技术和理性让人类生活发生了变化，伴随着习俗、信仰、社区、传统权威、返璞归真的自然观的消亡。

    仇恨现代性是当代社会批判的永恒主题之一。不论人们怀旧的目标是小镇温情还是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是社群凝聚力还是家庭价值，是宗教信仰还是某种主义，或者是与自然韵律之和谐，每个人都巴望着倒转时光。他们说，除了异化、掠夺、社会病态、失去意义，以及为了豪宅、越野车和电视真人秀不惜毁灭地球的消费文化之外，技术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正如历史学家阿瑟·赫尔曼（Arthur Herman）的《西方历史中的衰落观》（The Idea of Decline in Western History）一书向我们所展示的，在人类思想史上，失落伊甸园是一曲悠久的哀歌。[13]但自20世纪70年代起，当浪漫乡愁成为大众的流行观念，统计学家和历史学家就一直想厘清事实，反驳人们的成见。他们著述的书名就足以说明问题：《好消息就是坏消息是错的》（The Good News Is the Bad News Is Wrong）、《越来越好》（It’ s Getting Better All the Time）、《过去的好时光——其实它们糟透了》（The Good Old Days — They Were Terrible!）、《为理性乐观主义辩护》（The Case for Rational Optimism）、《改善中的世界》（The Improving State of the World）、《美国人何以如此郁闷：进步的悖论》（The Progress Paradox），以及最近出版的马特·里德利（Matt Ridley）的《理性乐观派》（The Rational Optimist）和查尔斯·肯尼（Charles Kenny）的《渐入佳境》（Getting Better）。[14]

    这些为现代性辩护的作者，历数了人类进入丰裕和科技时代之前日常生活的细节。他们提醒我们，先人的身上长满了跳蚤和寄生虫，和自己的粪便一起蜗居在地洞中。食物不仅寡淡、单调，而且时有时无，没有保证。医疗要仰仗医生的锯子和牙医的钳子。不论男女，从日出一直劳作到日落，然后遁入黑暗。冬天意味着在大雪覆盖下的农舍里，忍受连续数月的饥饿、寂寞和孤独。

    还不止于此，我们的先辈们匮乏的不仅是世俗的物质享受，他们的生活中更缺少那些高级层面的精神享受，比如知识、美、人与人的交往。即使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大部分人的行走出入，也从来没有超出自己出生地方圆几公里的范围。所有人都不了解宇宙的广袤，不知道史前人类的历史、生命的基因谱系、遗传密码、微生物的世界，更不知道物质和生命的构成。音乐录音、随手可得的书籍、即时的世界新闻、艺术杰作的大量复制、影视戏剧，都是我们的先人想也想不到的，更不要说还有能够放进衬衣口袋的小小的电子工具。过去，当子女移民海外，他们的父母可能永远也见不到他们和自己的孙子孙女，永远也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了。这里还有现代性给生命本身的馈赠：延长了几十年的寿命，能够看见自己的新生儿的母亲；能够活过一岁生日的幼儿。每当我在新英格兰的老墓地徜徉，总是被大量的小墓地和哀伤的墓志铭感动：“埃尔维娜·玛利亚，死于1845年7月12日，年仅4岁零9个月。原谅我们的泪水，这是父母的悲泣。一朵凋零的小花在此长眠。”

    所有这些理由都说明，没有哪个浪漫分子真的愿意乘上时间机器回到过去，但是，怀旧分子总是要亮出他们的道德底牌：恐怖的现代暴力。他们说，至少我们的祖先不用担心抢劫、学校枪击、恐怖袭击、集中营、世界大战、杀戮场、凝固汽油弹、劳改营和核毁灭。当然，波音747飞机、抗生素、iPod（一种数字音乐播放器）都抵不上现代社会及其技术给人类带来的灾难。

    在这里，只有没有感情色彩的历史和统计知识能够改变我们对现代性的态度。它们显示，怀旧所追念的和平安定纯粹是一种幻觉。我们已经看到，尽管儿童读物对原住民的生活大肆浪漫化，但是他们的战争死亡率高过我们的世界大战。对中世纪欧洲风情的浪漫遐想，忽略了工艺精湛的酷刑刑具，看不见在那个时代遭到谋杀的风险是我们今天的30倍。在人们怀念的那些旧时光里，有外遇的妻子会被割掉鼻子，7岁的孩子会因偷了一件小衣服而被送上绞架，囚犯的家庭要付钱才能让犯人免戴镣铐，女巫会被锯成两半，水手会被鞭打成肉酱。我们今天的道德共识，比如奴隶制、战争和酷刑是错误的，在过去可以被当作矫揉造作，而我们的普世人权观念简直就是痴人说梦。过去的史书中找不到关于大屠杀和战争罪行的记录，仅仅是因为当时没有人认为这些零碎儿值得记录。20世纪上半叶的世界大战和种族灭绝几乎过去70年了，从今天的角度看，这些灾难既不是人类噩运的先兆，也不是世界常态的新标准，而是一个局部的暴力高点。自此，暴力趋势开始蹒跚下行。支撑世界大战和种族灭绝的意识形态，没有被纳入现代性思维，而是被倒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现代性的力量——理性、科学、人本主义、个人权利，当然不曾是一鼓作气地向着一个方向推进，而且它们永远也不可能带来乌托邦，或者终结人类之间的摩擦和作为人的痛苦。但是，在现代性给我们带来的各种收益——健康、体验和知识之上，我们还可以再加上一个收益：它具有减少暴力之效。

    * * *

    对那些已经注意到暴力减少的作家来说，暴力减少的规模之大，而且发生在几乎各种时间尺度和水平量级上，实在有些神秘的意味。詹姆斯·佩恩暗示，有“一种更高的力量在做功”，整个过程“几乎像着了魔法”。[15]罗伯特·赖特几乎屈从于这一诱惑，他怀疑零和竞争的减少是不是“神示证据”，是一种“天授神意”的标志，或者是一个“宇宙主宰者”的故事。[16]

    我可以毫不费力地抵制此类诱惑，但是我也同意，说明暴力逐渐减少的数据所具有的相重性（multiplicity）确实是一个值得推敲的谜。是什么让我们感到人类历史的进程有某种方向性？我们自然也有权问，指示方向的箭头在哪里，又是谁将这个箭头贴在那里的？如此之多的历史力量都整齐地指向一个有益人类的方向，如果这还不意味着是神的作品，那么，它是不是证明了某种道德实在论（moral realism）观念的真实性——存在一种道德真理，它等待着我们去发现，就像我们发现科学真理和数学真理一样？[17]

    我个人的观点是，“和平主义者困境”至少澄清了个中奥秘，并且证明，历史进程的非随机性方向源于某种人性的现实，而我们对道德和目的的认识也深受这些现实的影响。我们这个物种生来就是要面对困境，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最终利益都是不同的，因为我们脆弱的躯体让我们成为易于剥夺的对象，同时想成为剥夺者而不是被剥夺者的愿望，还会将所有人卷入惩罚性冲突。单边的和平主义是一种输家的策略，共同的和平则是可望而不可即。和平主义者困境回报的数学结构向我们展示了各种令人沮丧的可能性，在这种意义上，这些数字所反应的恰恰是人类世界现实的本质。毫不奇怪，古希腊人将战争归罪于众神的任性，希伯来人和基督徒则祈求他们神圣的道德主宰调整一下来世的回报，期望以此来改变人们感知的激励结构。

    演化生成的人性，天生无力应付和平主义者困境的挑战，不会选择进入矩阵左上角幸福的和平单元。贪婪、恐惧、优势和肉欲这些动机总是在吸引我们发起攻击。虽然存在一种应对措施——一报还一报的复仇威胁，有可能在重复性博弈中开启合作，但在实践中，自利的偏差总是让博弈者打错算盘，结果往往不是威慑产生稳定，而是无休止的循环冲突。

    但是，人性中也包含着进入和平单元的动机，比如同情心和自制。它还包括像语言这样的沟通渠道。人类还具有一个开放性的组合推理体系。当这个体系经过辩论的提炼，它的成果通过文字和其他文化记忆逐渐积累，它就会找到改变回报结构的途径，让和平选项越来越有吸引力。在这些途径中，相当重要的一条是超级理性诉求，它所要求的是对现实的另一重抽象：视角的可互换性，亦即承认我们个人狭隘视野的非特殊性。它将两个对手的回报混合在一起，由此破解了博弈的困境。

    只有当我们的自我意识膨胀，觉得人类自身之重要实乃宇宙之核心时，人类才会将逃出和平主义者困境的愿望变成一种天赋宏愿。但是，这个愿望确乎属于非物质世界中的偶然现象，所以它不同于其他能激起物质发明的愿望，比如对精制糖或者中央供暖的渴望。和平主义者困境中令人沮丧的回报结构，是对现实的一种抽象认识。而走出困境的最全面的解决方法——视角的可互换性，也是对现实的一种抽象认识，它是“黄金法则”背后的基本原则，很多传统道德都有类似的黄金法则。在人类的历史中，我们的认知过程就是与这些人性现实进行斗争的过程，就像我们的认知一直在与逻辑定律和几何定律进行斗争一样。

    虽然，人类摆脱毁灭性竞争算不上是一个天赋的宇宙目标，但它的确是一个人类的目标。宗教捍卫者很久以来一直声称，没有神的法令，道德就永远失去了外在的根据。人只会追求一己之私，尽管这种追求可以按照品味或时尚有所调整，并成为相对主义或虚无主义的信徒。我们现在可以来领会一下为什么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在人间找到一些让人类得以兴旺繁荣的途径，包括找到一些策略，帮助人类解脱天性中具有攻击冲动的悲剧，应该足以成为所有人的目标。这个目标，比加入天堂合唱团、融入宇宙精神或者转世为更高级的生命都要更高贵，因为这个目标是可以向任何一个进行思考的同胞证明，而不需要由强人、传统或武力任意灌输给某一部分人群。我们在本书中见到的数据显示，有了这样的目标，人类就会进步，尽管这一进步是步履蹒跚的、不完美的，但却是确凿无疑的。

    * * *

    最后一个反思。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采取了一种分析性的，有些时候是不敬的腔调，因为我相信，这个主题激发太多的虔诚，太少的理解。但是，在任何时候，我从来都不曾忘记数字背后的现实。回顾暴力的历史，就是一次又一次地被暴力的残忍和毁灭震撼。有时，则是被愤怒、厌恶和无限的悲哀淹没。我知道，在图表的背后，是一名年轻男子在忍受刀伤的剧痛，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生命渐渐消失，知道自己几十年的生命就这样被夺走了。这里还有一名酷刑的受害者，他的全部意识已经被难以承受的痛苦取代，只剩下唯一的愿望，那就是意识本身的终结。这里还有一名女子，她刚刚得知丈夫、父亲和兄弟们已经横尸壕坑，而她自己很快就要“落入野蛮粗暴的奸淫者之手”。[18]这样的惨剧落在一个人的身上、十个人的身上或者一百个人的身上，已经够可怕了。但是，这里的数字不是成百上千，也不是数以万计，甚至不是数以百万计，而是一百个百万——以亿为单位。这是一个让人精神崩溃的数字，这些不长毛的猿猴到底给自己的同类制造了多少苦难啊！一旦想到这一点，内心就充满无法言说的痛苦。[19]

    但是，当我们的行星按照引力的既定法则继续运行的时候，人类也在想方设法减少暴力的死伤数量，让越来越多的同胞能够在和平中生活，在和平中寿终。[20]面对我们生活中的无数忧患，面对这个世界上继续存在的重重灾难，暴力的减少是一个我们可以仔细品味的成就；它让我们更加珍惜文明和启蒙的力量，因为是它们，让暴力的减少成为可能。

  • 斯蒂芬·平克《人性中的善良天使》1-7

    目录
    上册
    序言
    第1章 陌生的国度
    第2章 平靖进程
    第3章 文明的进程
    第4章 人道主义革命
    第5章 长期和平
    第6章 新和平
    第7章 权利革命
    下册
    第8章 心魔
    第9章 善良天使
    第10章 在天使的翅膀上
    参考文献

    人是一种怎样的混合生物呀！他新奇、古怪、混乱，自相矛盾，不可思议！他裁断世上万物，他是微末的蚯蚓、真理的宝库，是充满谬误和不确定性的阴沟，宇宙的光荣和糟粕。 ——布莱兹·帕斯卡

    序言

    本书所谈论的可谓人类历史最重大之事。无论你是否相信（我知道大部分人不信），纵观历史长河，暴力呈现下降趋势；而今天，我们也许正处于人类有史以来最和平的时代。暴力减少的过程肯定不是一帆风顺的，暴力并未全然消失，这一趋势也不能确保会持续下去。但无论我们观察的是人类数千年的历史，还是短期事态，大至发动战争，小到体罚儿童，暴力下降的趋势有目共睹，无可置疑。

    暴力的退却对人类生活的影响无所不在。一个人如果时刻忧虑自己会被劫持、强暴或杀害，如果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设施可能在落成之际即被洗劫和焚毁，他就很难发展出复杂精致的艺术、学术和商业。

    暴力的历史轨迹不仅影响人们如何生活，也影响人们对生命本身的认识。人类久经厮杀，处境到底是改善了，还是恶化了？还有什么比解答这个问题更能让我们认识生命的意义和目的呢？家庭、部落、传统和宗教，饱受个人主义、世界主义、理性和科学等种种力量的侵蚀。对于这种现代性，我们又该做何理解？我们眼中的世界到底是一场充斥着犯罪、恐怖主义、屠杀和战争的噩梦，还是以历史的标准衡量，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和平共处时期，答案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历史的变迁。

    对暴力变化趋势是在上升还是下降的判断也离不开我们对人性的理解。虽然基于生物学的人性理论通常将暴力视为宿命，心智白板论认为暴力是后天生成的，但我的观点恰恰与此相反。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人类之初的自然状态和人类历史进程的开端？觉得暴力在增加的人认为，我们创造的世界已经毒化了人类自身，而且很可能已经无法逆转；而觉得暴力在减少的人认为，我们的起点确实很低，但文明将我们引向崇高，我们可以期望这一向上的进程将会持续下去。

    本书篇幅巨大，但我别无选择。首先，我必须要说服你，在人类历史上，暴力确实在减少。我知道，此论必定遭到质疑、责备，甚至激起愤怒。我们的认知将我们预设为相信自己生活在暴力时代，特别是在这个时代，有媒体推波助澜，其信条是“见血的消息上头版”。人类的大脑在估算事件概率时，总是避难就易地从回想案例和图像开始。与老人安然辞世的画面相比，残暴杀戮的场景更易令人产生身临其境般的感觉，让我们刻骨铭心。[1]不论暴力死亡的比例有多小，它的绝对数都足以填满媒体的晚间新闻，让人们对暴力的印象与其实际比例完全脱节。

    放大危险感也符合道德心理学。从来没有人会为了宣扬世界已经变得更美好而去招募志愿者，传播好消息的人总是被告诫闭上嘴巴，以免诱发人民的自满情绪。而知识界的大部分人都极不愿意承认，在文明、现代性和西方社会里还有些积极的东西。也许，正是某种最初推动暴力减少的力量，制造了暴力永存的幻象。在暴力行为减少的同时，容忍或美化暴力的态度也在减少，而且人们的态度通常起主导作用。按照人类历史上大规模暴行的标准，得克萨斯州的注射死刑，偶发的流氓挑衅少数族裔的种族仇恨罪，都只能算是些小打小闹。但是，站在当代的道德制高点上俯视，我们把它们看作我们的行为可以堕落到什么程度的标志，而不是我们的标准已经提高到什么程度的标志。

    面对这些先入为主的观念，我只能用数字来说服你们。我将从数据库中收集这些数字，并将其制成图表。我会解释数据的来源，并尽力说明数据是如何被采集的。我提出的问题是，如何理解在家庭、社区、部落和其他武装派别之间，以及在主要民族和国家之间，暴力在许多方面都在减少。如果每一个层面上暴力历史的轨迹各有其特质，那么它们就应该各有专著论述。但让我一再惊讶的是，回顾过去，世界上各个层面的暴力几乎呈现一致的下降趋势。这就有必要在一本书中结集文献，寻找这些发展在何时、如何且为何出现了这些共性。

    我希望能让读者相信，当很多不同形式的暴力都呈现下降的趋势，就很难说这是一种偶然，因此需要我们给出解释。暴力的历史可以很自然地演绎成一个道德的传奇——一场正义反抗邪恶的英勇奋战，但这不是我的出发点。我的方法是对历史的因缘进行广义的科学解释。我们可能会发现，道德领袖（主流道德的制定者和捍卫者）以及他们的活动对和平有着特殊的贡献。但我们也可能发现一些更直白的原因，比如技术、管理、商业或知识等方面的变化对和平的作用。暴力减少不能被看作一个不可阻挡的、能将人类带往完美和平这一最终目标的进步力量，它只是一组基于不同历史阶段、不同人类群体行为的统计趋势，因此需要从心理学和历史学的角度来解释：人类的大脑如何应对情势的变化。

    这本书的大部分篇幅是在探讨暴力和非暴力心理学。我大量援引的心智理论是对认知科学、情感和认知神经科学、社会和进化心理学，以及其他有关人性的科学研究的综合。在我的著作《心智探奇》（How the Mind Works）、《白板》（The Blank Slate）、《思想本质》（The Stuff of Thought）中，我探讨过这些理论。我从中认识到，心智是一个具有认知和情感功能的复杂系统，这些功能由大脑实现，而大脑的基本构造又源自进化过程。这些功能的某些部分让我们产生各种暴力倾向，而另一些功能，比如林肯所说的“人性中的善良天使”，则把我们引向合作与和平。解释暴力减少的方法是查明我们的文化和物质环境中有哪些变化让我们天性中爱好和平的动机占了上风。

    最后，我要证明，人类的历史已经融入人类的心理层面。人类的一切事务都彼此关联，暴力事件更是如此。跨越时间和空间来看，越和平的社会往往越富裕、健康，受教育程度和管理水平越高，对妇女的尊重程度越高，从事贸易的可能性也越大。在这些优良的特质中，哪些开启了良性循环，哪些只是伴生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人们很容易屈服于不能令人满意的循环论证，比如暴力减少是因为文化中的暴力因素减弱了。

    社会科学家将社会变量分为“内生”和“外生”两种，前者处于系统内部，可能受到它们所试图说明的现象的影响，而后者则受外力的驱动。外生力量可以来源于实践领域，例如技术、人口统计、商业和治理机制的变化，也可以来源于知识领域，因为新思想被构思和传播，并拥有自己的生命。对历史变迁最令人满意的解释是确定一个外生的触发力。在数据允许的限度内，我将试图找出在不同时间以不同方式曾经作用于我们心智的外生力量，而这些力量就是导致暴力减少的原因。

    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汇聚成此部长篇巨著——这本书分量太重，我不妨将主要结论做一个预告。《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是一个关于六大趋势、五个心魔、四位善良天使、五种历史力量的故事。

    六大趋势（第2章至第7章）。人类这个物种从暴力中后撤经历了种种发展。条分缕析，我将其归纳为六大趋势。

    第一个趋势是以千年为尺度的过程：我们这个物种的大部分进化史是在狩猎、采集和栽种社会（园艺社会）中完成的。大约5000年前，人类从这种无政府状态开始向第一个具有城市和政府的农耕文明过渡。伴随这一转变，人类在无政府自然状态下的常规劫掠和打杀减少了，暴力死亡率下降到原来的1/5左右。我将这个和平阶段称作“平靖进程”（pacification process）。

    第二个过渡期历时500多年，欧洲史对这一阶段有详尽的记载。从中世纪晚期到20世纪，欧洲国家的凶杀率下降了90%~98%。在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 1897—1990年）的经典著作《文明的进程》（The Civilizing Process）一书中，他将这一令人讶异的暴力减少归因于分散的封建领地整合为具有中央集权和商业基础设施的大王国。与埃利亚斯所见一致，我将这一趋势称为“文明的进程”（civilizing process）。

    第三个变迁跨越几个世纪，起始点大致是17和18世纪的“理性时代”和“欧洲启蒙运动”（尽管这一变迁是对古希腊文明和文艺复兴的传承，在世界其他地区也同时存在平行的古代文明）。在这一阶段，第一次出现了有组织的社会运动，推动废除那些已被社会接受的暴力形式，比如专制、奴隶制、决斗、严刑逼供、迷信杀戮、残酷处罚和虐待动物，系统地形成了和平主义的第一个高潮。历史学家有时称这种转变为“人道主义革命”（humanitarian revolution）。

    第四个重大变迁始于“二战”结束。战后的几十年间，人类见证了史无前例的发展：超级大国和发达国家停止了彼此之间的战争。历史学家将这一天赐佳景称为“长期和平”（long peace）。[2]

    第五个趋势也与武装冲突有关，但它变得越来越有节制。虽然从新闻报道中，人们还很难相信这一结论，但自1989年冷战结束，各种武力冲突——内战、种族清洗、专制政府的对内镇压，以及恐怖袭击，在世界范围内一直在减少。鉴于这一令人欢欣的发展并不稳定，我将之称为“新和平”（new peace）。

    最后，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标志着战后时代的到来，人们对较小规模的侵犯行为越来越反感，这些行为包括对少数族裔、妇女、儿童、同性恋的暴力侵犯和对动物的虐待。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今，随着接连不断的社会运动，由人权概念衍生的民权、女权、儿童权利、同性恋者权利和动物权利逐一登场，我将此阶段称为“权利革命”（rights revolu-tions）。

    五个心魔（第8章）。许多人坚信“暴力压力释放理论”：人类具有一种内在的侵犯性——死亡本能或嗜血的冲动，这种聚积在我们内心的压力必须阶段性地得到释放。这种理论完全背离现代科学对暴力心理的理解。侵犯性（aggression）不是单一的动机，更不是一种日渐迫切的冲动。它是几种不同心理系统的输出，它们的环境诱因、内在逻辑、神经生物基础以及社会分布各不相同。第8章对五种心理系统进行了阐释。“捕食或工具性暴力”（predatory or instrumental violence）仅仅是作为实现某种目的的实用手段。“支配欲”（dominance）则表现为对权威、声望、荣誉和权力的追求，它的表现形式可以是个人之间的叫阵，也可以是种族、民族、宗教或民族团体之间的权力之争。“复仇心”（revenge）激起了人类的道德冲动，施行报复、惩罚，伸张正义。“虐待狂”（sadism）以他人的痛苦为快乐。“意识形态”（ideology）则是一个共同的信仰体系，它通常具有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为了追求无限的善可以不择手段地使用暴力。

    四位善良天使（第9章）。人之初并非性本善，亦非性本恶，但是他们生来就具备某些动机，这引导他们远离暴力，趋向合作和利他。“共情”（empathy），特别是同情意义上的共情，让我们对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并对他人的利益产生认同。“自制”（self-control），让我们能够预测冲动行事的后果，并相应地抑制冲动。“道德感”（moral sense）将一套规则和戒律神圣化，用以约束和管治认同同一文化的群内相互关系。有些时候，这些规则和戒律使暴力减少，但部落的、威权的和道学的规则却经常会增加暴力。“理性”（reason）让我们得以超脱有限的视角，思索我们的生活方式，追寻改善的途径，并引导我们天性中的其他几种美德。在本书的一小节中，我将从生物学家的技术角度，探讨是否有可能从基因变化上看出最晚近的人类进化史也确实是趋向暴力减少的。不过，本书的着眼点是变迁的环境条件：不变的人性在不同历史环境变化中的不同表现。

    五种历史力量（第10章）。在最后一章中，我试图结合心理学和历史学，找出那些有利于人类的和平动机和驱使暴力大幅减少的外生力量。“利维坦”（leviathan），即国家和司法垄断了武力的使用，可以化解掠夺性的攻击，抑制复仇的冲动，避免各方自以为是的自利式偏见。“商业”（commerce）是一个各方都可以是赢家的正和博弈，因为技术进步使商品和思想可以跨越的距离越来越远，参与的人群越来越庞大，他人的生命也因此更有价值。他们也就更不会成为被妖魔化和非人化的目标。“女性化”（feminization）社会文化越来越尊重女性的利益和价值的过程。既然暴力主要是男性的消遣，提高妇女赋权的文化总是更少鼓吹暴力，也更不会在无所寄托的年轻男性中滋生危险的亚文化。“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的力量，例如识字率、流动性和大众媒体，都有助于人们从与自己不同的人的角度出发，扩大共情的范围，接纳他人。最后，知识和理性在处理人类事务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理性的滚梯”（escalator of reason）使得人们认识到暴力循环有害无益，克制将一己之私置于他人利益之上的特权，并且重新审视暴力，将其看作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不是一场争夺胜负的竞赛。

    一旦人们意识到暴力在减少，他们眼中的世界将与以前有所不同。往昔不再纯洁无瑕，今天亦未必礼崩乐坏。人们开始意识到，公园里嬉戏的异族通婚的家庭，拿元首当笑料尽情调侃的喜剧演员，还有那些在危机来临时悄悄地偃旗息鼓，而不是使战争升级的国家，我们身边这些习以为常的细节，对于我们的祖先而言都是无法实现的乌托邦。我们对此无须自鸣得意，今天我们得以享有和平，是因为过去几代人痛恨暴力的蹂躏，为减少暴力而付出了他们的努力，我们今天也应该为减少尚存的暴力而努力。确实，对暴力在减少这一事实的认识，最有效地证明了人类的努力是值得的。人性中的残暴，长久以来就是道德教化的对象。认识到某种力量能减弱人的残暴性，我们就能找出其中的因果关系。与其追问“为什么会有战争”，不如多问问“为什么会有和平”。我们不仅可以追究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也可以探讨我们做对了什么。因为有些事情我们确实做对了，那么最好能搞清楚这些做对的事情究竟是什么。

    * * *

    很多人问我是怎样开始进行暴力分析的。这不是一个难回答的问题：研究人性必然要关注暴力。我是从马丁·戴利和马戈·威尔逊有关进化心理学的经典之作《杀人》（Homicide）中第一次了解到暴力是在减少的。他们在这本书中调查了非国家形态社会中的高暴力死亡率，以及从中世纪至今凶杀案的减少。在以前的几部著作中，我均提到过这些暴力下行的趋势，结合西方历史上的废奴、结束专制、停止酷刑处罚等人道主义的发展，以此支持一个观点，即道德进步与人类心智的生物学解释和对人性中阴暗面的认知是一致的。[3]在回答网络论坛www. edge. org 2007年的年度问题“你对什么比较乐观”时，我重申了这些观点。我的这个观点引发了历史犯罪学和国际关系研究学者的大量来信。他们告诉我，暴力减少的历史证据要比我知道的更丰富。[4]他们的数据让我相信，这是一个被低估的、有待讲述的故事。

    所以，我首先要向这些学者致以最深切的感谢，他们是Azar Gat, Joshua Goldstein, Manuel Eisner, Andrew Mack, John Mueller和John Carter Wood。我在写作本书时，也受益于与Peter Brecke, Tara Cooper, Jack Levy,James Payne和Randolph Roth之间的通信。他们慷慨地与我分享他们的思想、文章和数据，亲切地指导我进行远非我专长的领域的研究。

    David Buss, Martin Daly, Rebecca Newberger Goldstein, David Haig,James Payne, Roslyn Pinker, Jennifer Sheehy-Skeffington和Polly Wiessner阅读了本书的初稿，并提出了极为有益的建议和批评。Peter Brecke, Daniel Chirot, Alan Fiske, Jonathan Gottschall, A. C. Grayling, Niall Ferguson, Graeme Garrard, Joshua Goldstein, Capt. Jack Hoban, Stephen Leblanc, Jack Levy, Andrew Mack, John Mueller, Charles Seife, Jim Sidanius, Michael Spa-gat, Richard Wrangham和John Carter Wood对部分章节所做的评论，让我获益匪浅。

    许多人及时地回复了我就本书提出的询问，甚至提出了建议，他们是John Archer, Scott Atran, Daniel Batson, Donald Brown, Lars-Erik Ceder-man, Christopher Chabris, Gregory Cochran, Leda Cosmides, Tove Dahl,Lloyd deMause, Jane Esberg, Alan Fiske, Dan Gardner, Pinchas Gold-schmidt, Cmdr. Keith Gordon, Reid Hastie, Brian Hayes, Judith Rich Harris,Harold Herzog, Fabio Idrobo, Tom Jones, Maria Konnikova, Robert Kurzban,Gary Lafree, Tom Lehrer, Michael Macy, Steven Malby, Megan Marshall, Mi-chael McCullough, Nathan Myhrvold, Mark Newman, Barbara Oakley, Robert Pinker, Susan Pinker, Ziad Obermeyer, David Pizarro, Tage Rai, David Ro-peik, Bruce Russett, Scott Sagan, Ned Sahin, Aubrey Sheiham, Francis X.Shen, Lt. Col. Joseph Shusko, Richard Shweder, Thomas Sowell, H.vardStrand, Ilavenil Subbiah, Rebecca Sutherland, Philip Tetlock, Andreas For.Tollefsen, James Tucker, Staffan Ulfstrand, Jeffrey Watumull, Robert Whiston, Matthew White, Maj. Michael Wiesenfeld和David Wolpe。

    哈佛大学的许多同事和学生慷慨地向我提供了他们的专业知识，他们是： Mahzarin Banaji, Robert Darnton, Alan Dershowitz, James Engell, Nan-cy Etcoff, Drew Faust, Benjamin Friedman, Daniel Gilbert, Edward Glaeser,Omar Sultan Haque, Marc Hauser, James Lee, Bay McCulloch, Richard McNally, Michael Mitzenmacher, Orlando Patterson, Leah Price, David Rand,Robert Sampson, Steve Shavell, Lawrence Summers, Kyle Thomas, Justin Vin-cent, Felix Warneken和Daniel Wegner。

    特别感谢那些和我一起为本书制作数据报告的研究者。Brian Atwood进行了无数精确的统计分析和数据库搜索工作，他的工作不仅完整，而且富有洞察力。William Kowalsky从民意调查领域发现了很多相关的研究成果。Jean-Baptiste Michel帮助开发了书虫项目、谷歌全球书籍词频统计器和谷歌书籍语料库，并构建了一个具有独创性的战争规模分布模型。Bennett Haselton所做的一项有关人对暴力历史的观感的研究信息十分丰富。Esther Snyder协助完成了绘图和文献搜索的工作。Ilavenil Subbiah为本书设计了精美的图表和地图，并多年来一直为我提供关于亚洲文化和历史的宝贵见解。

    我的文学代理人John Brockman提出的问题，促使我写作此书，他对初稿提出了很多有益的意见。Wendy Wolf是我在企鹅出版社的编辑，本书的定稿很大程度上是在她对初稿所做的详细分析基础上成型的。对于John和Wendy，还有企鹅出版社的Will Goodlad对本书写作的每一个阶段所给予的支持，我深怀感激。

    我由衷地感谢我的家人Harry, Roslyn, Susan, Martin, Robert和Kris给予我的爱和鼓励。我必须向Rebecca Newberger Goldstein表达我最深切的感激，她不仅丰富了本书的内容和风格，她对本书价值所抱有的信念也给了我极大的激励。在塑造我的世界观方面，她比谁做得都多。本书题献给我的外甥女、外甥和我的继女们：愿他们享有一个暴力不断减少的世界。

    [1] Slovic, 1987; Tversky & Kahneman, 1973.

    [2] Coined by Gaddis, 1986.

    [3] 我在以前出版的书中讨论过暴力下降的问题： Pinker, 1997, pp. 518-519; Pinker, 2002, pp. 166-169, 320, 330-336。

    [4] 其他讨论暴力下降的著作有：Elias, 1939/ 2000; Human Security Report Project, 2011; Keeley, 1996; Muchembled, 2009; Mueller, 1989; Nazaretyan, 2010; Payne, 2004; Singer, 1981/2011; Wright, 2000; Wood, 2004。

    第1章 陌生的国度

    往昔是一个陌生的国度：那里人们的行为与我们全然不同。 ——L. P.哈特利

    如果往昔是一个陌生的国度，那它就是一个极端残暴的国度。人是健忘的，常常不记得生活曾经何等危险，每时每刻、方方面面都表现出残忍的野蛮。文化记忆抚平了往日的块垒，原来的血腥已经褪色，留下的只有轻描淡写的纪念。佩戴十字架的妇女很少会想到这曾经是古代常用的刑具。一个人说到替罪羊时，也不会想到一种旧俗：为处罚王子的胡作非为，要鞭打一个无辜的孩子。我们周围到处都是祖先生活方式的丑恶印记，但我们几乎没有意识到它们。正如旅行可以开阔视野，对我们的文化遗产进行一次思想之旅，也许能够提醒我们，往昔的生活有多么不同。

    21世纪的开端以“9·11”恐怖袭击事件、伊拉克战争和达尔富尔危机为标志。如果有人说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同寻常的和平时期，你很可能认为此人不是梦呓就是别有用心。我从与人们的谈话和调查中得知，大部分人拒绝相信这一判断。[1]在这一章，我将用日期和数据来说明这个问题。但是，首先，为了软化你的立场，我想提醒你，大家熟知的历史里充满了罪恶的史实。我这样说，不是为了争论而争论。科学家经常要对他们的结论进行合理性检验，对真实世界做抽样，以确保他们的方法没有缺陷，不至于得出荒谬的结论。本章的各个小节就是对我后面使用的数据进行的合理性检验。

    下面，让我们走马观花，游历一个叫作“往昔”（公元前8000年至20世纪70年代）的陌生国度。我们不是要再次回望那些已经被赫然载入史册的战争和暴行，相反，我们要在那些貌似熟识的地标背后进行搜索，寻找那些被掩盖着的罪恶。当然，“往昔”不是一个单一的国家，它跨越了多种多样的文化和习俗。它们所具有的共性在于令人震惊：这个旧世界暴力横行，人们逆来顺受，甚至经常认可暴力；而且暴力的方式之残忍，足以震撼21世纪西方人敏感的心灵。

    史前人类

    1991年，两名徒步旅行者在蒂罗尔州阿尔卑斯山脉发现了一具从融化的冰川中探出的尸体。救援人员以为这是一起滑雪事故的遇难者，他们用风钻将尸体从冰川中挖掘出来，这损坏了尸体的大腿和背包。而当某位考古学家发现一把新石器时代的铜斧时，人们才意识到这具尸体已有5000年的历史了。[2]

    现在，这具尸体被称作“冰人奥茨”，成了家喻户晓的明星。他上过《时代周刊》的封面，成为多部著述、纪录片和文章的主题。自梅尔·布鲁克斯（Mel Brooks）的《两千岁老人》（“我有4.2万个儿孙，但没有一个来看望我”）以来，还没有哪一位千岁老者能告诉我们这么多过去的事情。奥茨生活在人类从狩猎-采集社会向农耕社会过渡的关键历史时期，那时，替代石器的金属工具刚刚出现。除了铜斧和背包，他还带着一筒羽箭、木柄匕首，还有一块裹着树皮的琥珀——一套精心制作的打火装置。他戴着有皮帽带的熊皮帽子、用兽皮缝制的绑腿，防水的雪鞋的材料是皮革和麻线，里面还衬着草。他患有关节炎的关节上有文身，这很可能是针灸留下的痕迹。他随身携带着有药用价值的蘑菇。

    在冰人被发现10年后，放射专家宣布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奥茨的肩膀上嵌着一个箭头。他并不是像原来科学家推测的那样，失足落崖后被冻死，而是被谋杀的。新石器犯罪现场调查组对奥茨进行了尸检，勾勒出当时的犯罪场景。奥茨的手上、头部和胸部都有尚未愈合的创伤。DNA（脱氧核糖核酸）分析在奥茨的羽箭头上发现了另外两人的血迹，从他的匕首上发现了第三个人的血迹，而在他的斗篷上还有第四个人的血迹。据场景复原，奥茨参与了一次抢劫，与比邻的部落发生了冲突。他用箭射杀一人，然后取回了箭，射杀了另外一人，再次取回了箭。他背着一个受伤的同伴，在受袭后进行抵抗，最后自己中箭倒地。

    到20世纪末，奥茨不再是唯一一个成为科学明星的千年老人。1996年，在华盛顿州的肯纳威克，一场水上飞机竞赛的观众注意到哥伦比亚河岸边有暴露的骨头。考古学家很快找到了一具生活在9400年前的男性骨架。[3]“肯纳威克人”很快成为法律和科学争议的目标，受到媒体的高度关注。几个美洲印第安人部落互相抢夺对这具骸骨的监护权，并力争要按照传统掩埋骸骨。但是，联邦法院驳回了他们的要求，指出没有一种人类文化能够连续存在9000年。当科学研究重新开始，人类学家对自己的新发现颇为激动——在人体解剖学上，肯纳威克人和今天的美洲原住民非常不同。一项报告称此人有欧洲人的特征，另一项报告称他和“阿伊努人”，即日本的原住民相吻合。两种可能性都意味着美洲曾经有几次独立的移民迁入，这与DNA证据相矛盾。DNA证据表明，美洲原住民是西伯利亚移民的后裔。

    肯纳威克人之所以成为一个令人着迷的科研对象，有多个原因。原因之一是，在肯纳威克人的骨盆上留有一枚石弹。尽管他的盆骨已经部分愈合，这表明他并非死于此伤，但法医证据明确无误地指出，肯纳威克人被击中过。

    我们只有两具史前人类的遗骨，而他们生命的结束方式，都是非常可怕的。大英博物馆的很多参观者都被“林多人”吸引了。那是一具保存完好、有2000年历史的古尸，于1984年在英国的泥炭沼泽地被发现。[4]我们不知道他有多少孩子来探望过他，但我们知道他是怎样死的。他的头盖骨被钝器击裂，他的脖子被扭断了，不仅如此，他的喉咙也被割了。林多人可能是一个德鲁伊教的人，被以三种方式牺牲，以献祭给三位神。北欧泥炭沼泽地保留下来的男女尸体都带有被勒死、被棍棒打死、被刀扎或者遭受酷刑的痕迹。

    在为此书做研究的一个月时间里，我检索到两个保存完好的人类尸体的新故事。一个是在英格兰北部的泥沼中挖出的一个2000年前的头骨。当考古学家清理头骨的时候，感觉到里面有东西在动，于是从底部的敞口处向里看，看到里面有一种黄色的东西，它竟然是被保存下来的大脑。和以往一样，尸身保留完好的程度并非值得我们关注的唯一要点。这具头骨是被故意从尸体上切割下来的，这告诉考古学家，这是一位活人献祭的受害者。[5]另一个故事是德国的一处有4600年历史的坟墓，里面埋葬着一位男子、一位女子和两个男孩的尸体。DNA分析显示，他们是一个核心家庭的成员，这应当是科学界已知的最古老的核心家庭。这四位死者是同时下葬的。考古学家认为，这表明他们是在一场袭击中被同时杀害的。[6]

    难道说，古人不进行谋杀，就不能给后人留下一具有趣的尸骨了吗？根据丧葬学理，有些案例可以有合理的解释，因为只有经过处理的尸体才能够长久地保存。也许，在人类的第一个千禧年开始的时候，只有那些作为献祭品牺牲者的尸体才会被扔进泥沼，因此得以为后代保存下来。但是，我们还是没有理由认为，古人保存这些人的尸体，只是因为他们是被谋杀的。下面，我们要从法医的鉴定结果来看看古代尸体的死亡原因，以及它是怎样落到我们的手里的。目前，史前的遗骨给我们留下的明确印象是，在“往昔”这个地方，人的身体极有可能受到伤害。

    荷马的希腊

    我们对史前人类暴力的理解主要依赖于偶然受到防腐处理或者石化而保留下来的尸体，所以它必定是很不完整的。但是，一旦文字开始传播，古人就给我们留下了他们如何处理日常事务的更完整的记录。

    《荷马史诗》被视为第一部西方文学名著，在许多文学阅读指南中占据首位。尽管荷马的故事以公元前1200年左右的特洛伊战争为背景，但他写作的时间要晚得多，应该是在公元前800至公元前650年。人们认为他的作品反映了那个时代东地中海的部落和酋邦内的生活现实。[7]

    今天，人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以整个社会为攻击目标，而不仅仅是限于攻击对方武装力量的全面战争，是现代的发明。人们一般将全面战争归咎于民族国家的出现、普救论的意识形态和远距离杀伤技术。但如果荷马的描述是准确的（它们与考古学、民族志和历史相吻合），那么古希腊的战争在全面性上绝不亚于现代战争。阿伽门农向国王墨涅拉俄斯解释他的作战计划时这样说：

    怎么，心软了，我的兄弟？为何如此关照我们的敌人？或许，你也曾得过特洛伊人的厚爱，在你的家里？不，不能让一个人躲过暴烈的死亡，逃出我们的手心——哪怕是娘胎里的胎儿，也绝不放过！让特洛伊人死个精光，无人哀悼，不留痕迹！[8]

    文艺理论家乔纳森·戈特沙尔（Jonathan Gottschall）在他的著作《强暴特洛伊》（The Rape of Troy）中讨论了古希腊战争的作战方式：

    士兵划着吃水浅的快船登岸，海边的居民未及抵抗就遭到扫荡。男人通常被杀死，牲畜和其他可携带的财物被劫掠一空，妇女被带走，成为胜利者的性奴或家奴。荷马时代的男子经常要面对突发的暴力死亡，女子则生活在持续的恐惧中，时刻为她们的男人和孩子的生命担忧。海面上的每一片帆影都可能预示着被强暴、被奴役的厄运。[9]

    我们还经常读到，20世纪的战争具有空前的破坏力，因为战争使用的武器是机关枪、大炮、轰炸机和其他远程武器，士兵无须进行面对面的肉搏，就可以毫无怜悯地杀死大量从未谋面的敌人。根据这一推理，手持武器远远没有现在高科技战争手段这样的杀伤力。但是，荷马生动地描绘了当时的战士可能造成的大规模破坏。戈特沙尔给出了形象的范例：

    冰冷的青铜轻而易举地刺入肉体，带着黏稠液体的血肉四处横飞：颤抖的矛尖上挂着一块人脑，年轻人绝望地用手捂住内脏，眼球被挑出眼眶，或从头骨上被割下来，在尘土中茫然地闪着微光。尖利的兵器在年轻的躯体上砍进杀出：在额头的正中，在太阳穴，在两眼之间，在脖颈处，从嘴巴或脸颊的一侧穿透到另一侧，刺穿肋骨、胯部、臀部、手、肚脐、后背、腹部、乳头、胸部、鼻子、耳朵和下巴……长矛、长枪、箭、剑、匕首和石块，贪婪地吞噬着肉体和鲜血。喷洒的鲜血，在空气中散成血雾。骨片横飞，骨髓从鲜红的创口涌出……

    激战之后，上千名阵亡者，加上伤者的残肢断臂血淌成溪，和土为泥，灌沃了平原上粗壮的野草。男人驾驭着沉重的战车和钉着马刺的战马，在泥泞中跋涉，士兵脚上的系带鞋裹满泥巴。盔甲和武器散落在四周。尸横遍野，慢慢在腐化、分解，成为野狗、蠕虫、苍蝇和鸟雀的盛宴。[10]

    在21世纪的战争中，当然还能见到强暴妇女，但长久以来，这一直被视为一种野蛮的战争罪行，大多数军队试图阻止这样的暴行，而其余军队则予以否认和隐瞒。但是，对《伊利亚特》的英雄们来说，女性的身体是正当的战利品：妇女是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享受、垄断和处置的。墨涅拉俄斯在妻子海伦被诱拐后，发动了特洛伊战争。阿伽门农拒绝将一名性奴交还给她的父亲，遂将希腊拖入灾难。他忽然心动，占有了一位本来属于阿喀琉斯的姑娘，后来他送给阿喀琉斯28个女子作为赔偿。而阿喀琉斯是这样描述自己的职业的：“我熬过了一个个不眠之夜，挨过了一天天喋血苦战，为了抢夺敌方壮勇们的妻女，而和他们拼死相争。”[11]奥德赛在离家20年后回到妻子身边，他杀死了那些追求妻子的男人，尽管人们都认为他已经战死；当他发现这些男人与家中的侍妾们通奸时，他下令儿子将她们一并处死。

    即便按照今天战争纪录片的标准，这些屠杀和强奸的故事也是令人震惊的。荷马和他笔下的人物肯定在哀叹战争的无益，但是他们认为这是命中注定，只能接受，就像天气，人人都在谈论，但无人能做任何改变。正如奥德赛所说：“我们人类，按着宙斯的意志，必要历经残酷的战争，从年轻直至死亡，谁也不能幸免。”人们在制造武器和运用战术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智慧，但说到战争的原因，他们立刻变得束手无策。人们不是将战争的苦难作为一个需要人类自己解决的问题，而是编造出暴躁的天神，将人类自己的悲剧归咎于神的嫉妒和愚蠢。

    希伯来《圣经》

    和荷马的作品一样，希伯来《圣经》讲述的场景约在公元前2世纪后期，但写作的时间是在500年后。[12]与荷马的作品不同的是，《圣经》在今天受到数十亿人的尊崇，被他们奉为道德价值的源泉。《圣经》是世界上最畅销的出版物，已被翻译成3000种语言，世界各地酒店的床头柜上都有它的身影。戴着祈祷头巾的正统犹太人亲吻《圣经》，美国法庭上的证人将手放在《圣经》上发誓，甚至总统在宣誓就职时也要手触《圣经》。尽管地位崇高，《圣经》却是一出漫长的暴力庆典。

    起初，神创造天地。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命的气息吹进他的鼻孔里，让他成了有灵魂的人亚当。耶和华从亚当的身上取下一根肋骨，造成一个女人。亚当叫自己的妻子夏娃，因为她是众生之母。亚当知道夏娃是自己的妻子，她怀孕，生了该隐。她再次怀孕，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该隐与他的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攻击他的兄弟亚伯，把他杀了。在一个人口为4人的世界上，这一行径造成25%的凶杀率，比当今西方国家的凶杀率高出大约1000倍。

    男人和女人一开始繁衍生息，上帝就认定他们有罪，而种族灭绝是人类应得的惩罚。（在比尔·考斯比的喜剧小品中，挪亚的一个邻居问他为何要建造方舟，挪亚回答说：“你能踩水多长时间？”）当洪水退去时，神给挪亚上了一堂道德课，即“仇杀律”:“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

    《圣经》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亚伯拉罕，他是犹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的精神祖先。亚伯拉罕有一个侄儿罗得，住在所多玛。因为那里的居民犯下了肛交和其他罪行，神要用神圣的凝固汽油弹毁灭那里的每一个男女和孩子。罗得的妻子犯下回头眺望焚城烈焰的罪行，因此被夺去性命。

    神为了考验亚伯拉罕的道德观，命令他将儿子以撒带到山顶，捆绑起来，再割断喉咙，作为给神的燔祭。以撒能够生还，是因为天使拉住了亚伯拉罕的手。1000多年来，读者始终在困惑，神为什么进行这样可怕的试探。一种解释是，神之所以阻止他，不是因为亚伯拉罕通过了考验，而是因为他没有通过。但这样的解释不符合当时的标准：服从神的权威，而不是敬畏人的生命，才是至高的美德。

    以撒的儿子雅各有个女儿叫底拿。底拿被绑架后受到奸污——这在当时显然是一种求爱的风俗，强奸者的家庭接着会向受害女子的父母出价买下她，为强奸者娶作妻子。底拿的兄弟们表示，一个重要的道德原则不允许他们做这样的交易——强奸者未行割礼。于是他们提出了一个条件：如果强奸者家乡的所有男子都割掉包皮，底拿就是他们的人了。当那里的男子挂着血淋淋的阴茎而行动不便的时候，底拿的兄弟们攻入城市，大肆掠夺和破坏，屠杀了男人，抢走了妇女和儿童。当雅各担心四邻的部落会进行报复性的袭击时，他的儿子们解释说，冒这个险是值得的：“他岂可待我们的妹妹如同妓女？”[13]此后不久，他们重申了他们对家庭价值的承诺，这一次是将弟弟约瑟卖为奴隶。

    雅各的后裔以色列人找到了去埃及的路。渐渐地，他们生养众多，这让法老心生不快，于是法老开始奴役他们，并下令杀死所有以色列人的新生男婴。摩西侥幸逃过了大规模的杀婴行为，长大成人后挑战法老，要求释放他的子民。无所不能的神本可以软化法老的心肠，但相反，神让法老变得更冷酷，这让神有理由用痛苦的疥疮和其他苦难折磨埃及人，接着又让他们的长子全部丧命。（“逾越节”这个词暗指神派来的行刑天使越过以色列人家的房门，屠杀埃及人的长子，饶过以色列人的孩子。）在这场屠杀之后，神又降下另一场屠杀，让追杀以色列人的埃及军队在跨越红海时全军淹没。

    以色列人会聚西奈山，聆听《十诫》。它是一种伟大的道德准则，禁止雕刻偶像和觊觎牲畜，但允许奴役、强奸、虐待、肢解和对邻近部落的种族灭绝。摩西从神那里带回了一套完整的法律，规定亵渎神明、同性恋、通奸、顶撞父母和在安息日工作都为死罪。以色列人在等待摩西返回的那一段时间里心烦意乱。为了打发时间，他们膜拜金牛雕像，而你可以猜想一下，为此他们应受什么惩罚——死亡。摩西和他的兄弟亚伦遵从神的旨意，杀死了3000名以色列同胞。

    在《利未记》中，神用7个章节指示以色列人如何源源不断地屠宰神要求的牲祭。亚伦和他的两个儿子为第一次献祭准备了神堂，但是两个儿子疏忽了，用错了香料。神便将他们烧死了。

    当以色列人往“应许之地”去的时候，他们遇到了米甸人。以色列人遵从神的命令，残杀男子，焚烧城市，劫掠牲畜，俘虏妇女和儿童。当他们返回向摩西报告时，摩西大怒，因为他们饶过了妇女的性命，而这些妇人中竟然有人引导以色列人敬拜敌人的神。于是，他向士兵下令，杀死所有人，只留下未婚的性奴作为对士兵的奖励，他们可以任意奸淫。“所以，你们要把一切的男孩和所有已嫁的女子都杀了。但女孩子中，凡没有出嫁的，你们都可以存留她们的活命。”[14]

    在《申命记》第20和21节，对于那些不肯臣服的城池，神授予以色列人一项笼而统之的政策：用利剑杀光所有的男子，掠尽牲畜、妇女和儿童。当然，面对一张新近到手的美丽面孔，男子可能会有些麻烦：因为这个男子刚刚残杀了她的父母兄弟，她也许没有心情谈情说爱。神预见到了这个小小的不便，并提出下述解决方法：俘获人应该剃光她的头发，削短她的指甲，将她囚禁在他的房间里一个月，任她哀哭，使她的眼泪流干。然后，他就可以进屋，强奸她。

    对于上了名单的其他敌人（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种族灭绝必须是彻底的：“其中凡有气息的，一个不可存留。只要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15]

    当约书亚入侵迦南并洗劫耶利哥城时，他将这一指示付诸行动。在城墙塌陷之后，他的兵士“将城中所有的，不拘男女老少、牛羊和驴，都用刀杀尽”。[16]更多的家园沦为焦土。约书亚“击杀全地的人，就是山地、南地、高原、山坡的人，以及那些地的诸王，没有留下一个。将凡有气息的尽行杀灭，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所吩咐的”。[17]

    接着，以色列人的历史进入士师或部落酋长时代。他们中间最有名的参孙，因在自己的婚宴上屠杀了30个男子而为世所熟知，杀人的原因只是他需要他们的衣裳偿还赌债。为报杀妻杀父之仇，他又杀死了1000名非利士人，并放火焚烧尸体。而在他挣脱束缚后，他又用驴腮骨击杀了1000人。当他最后被俘，双眼被灼伤时，神再次赋予他力量，进行了一次“9·11”恐怖袭击事件式的自杀式袭击——他推倒一座大型建筑，压死了3000名在里面做礼拜的男女。

    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扫罗建立了一个小王国，这让他有机会报仇雪恨。几个世纪前，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力人曾经骚扰过他们，神下令“消灭所有的亚玛力人”。所以，当士师撒母耳膏立扫罗为王时，他提醒扫罗谨记神谕：“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力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尽行杀死。”[18]扫罗执行了命令，但他饶恕了亚玛力王亚甲的性命。撒母耳得知后震怒，并“在吉甲耶和华面前将亚甲杀死”。

    扫罗最终被他的女婿大卫推翻，大卫吞并了南部的犹太部落，征服了耶路撒冷，立它为一个王国的首都。这个王国将持续4个世纪之久。后人用传说、诗歌和雕塑颂扬大卫。3000年来，他的六角星一直是他的人民的象征。基督徒也尊崇大卫为耶稣的先驱。

    但是，在希伯来《圣经》中，大卫并不仅仅是“以色列的美歌者”，一个弹奏竖琴吟诵《诗篇》的英俊挺拔的诗人。杀死歌利亚让他名声大振，随后他招募游击队，用刀剑顶着自己的同胞勒索钱财，并为非利士人充当雇佣兵作战。他的这些成就让扫罗心生嫉恨：在扫罗的宫殿内，女人们吟唱的是“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所以扫罗要设计刺杀大卫。[19]大卫在发动一场成功的政变前侥幸逃脱。

    大卫称王后，继续杀戮上万，保持着那个千辛万苦赢得的声誉。他的将军约押“毁坏亚扪人的地”，大卫“将城里的人拉出来，放在锯下，或铁耙下，或铁斧下”。[20]最后，大卫干了一件被神认为是不道德的事情，他下令进行一次人口统计调查。为了惩罚大卫的这一过错，神杀死了7万名以色列人。

    在王室内部，性和暴力是无法分开的。一天，大卫在王宫的屋顶上散步，偷窥到一名叫拔示巴的裸体女子。他为所见心感愉悦，于是将她的丈夫派往战场送死，将拔示巴充为后宫。后来，大卫的一个孩子强奸了自己的妹妹，又丧命于另外一个孩子的复仇之手。复仇者押沙龙召集军队，并与大卫的10个嫔妃通奸，企图篡夺大卫的王位。（按照惯例，我们不知道这些嫔妃对此有何感想。）押沙龙被大卫的士兵追赶时，树枝挂住了他的头发，大卫的将军将三柄长枪刺入他的心脏。家庭纷争并未到此结束。拔示巴玩弄手段，让大卫膏封他们的儿子所罗门为继承人。大卫的合法继承人、长子亚多尼雅刚提出抗议，所罗门就把他杀了。

    所罗门王的杀戮要少于他的前任们，让他名垂青史的是他在耶路撒冷建造的第一圣殿，以及他编写的《箴言书》、《传道书》和《雅歌》（他在后宫有700个王妃和300个嫔妃，显然他不可能将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写作上）。让他久负盛名的还是他最出色的品质——“所罗门的智慧”。两个住在一个房间里的妓女先后在几天内产子，其中一个婴儿夭折，两个母亲都声称那个活着的男孩儿是自己的。聪慧的所罗门王的判决是，抽出利剑，将孩子劈为两半，每个妇女各得一半血淋淋的尸体。一个女子立即撤回了自己的要求，而所罗门王就将男婴判给了她。“以色列众人听见王这样判断，就都敬畏他，因为见他心里有神的智慧，能以断案。”[21]

    美好传说的间离效果能让我们忘记故事发生的那个残酷的世界。不妨想象一下，在今天的法庭上，一位裁决母子归属案的法官拿出一把电锯，威胁说要在争执各方的眼皮底下将婴儿劈作两半。所罗门确信，那个更仁慈的妇人（尽管我们永远也不知道她是否真是生母）会自己站出来，而另外那个卑鄙的妇人会看着孩子在她面前被屠杀——他是对的！然而，他也必须准备万一他错了，他要么劈死孩子，要么失去信誉。对两个妇人来说，她们肯定是相信这位智慧之王有能力实施这一令人毛骨悚然的谋杀。

    在现代人眼中，《圣经》所描绘的世界，其野蛮程度令人惊心动魄。家庭直系亲属之间相互奴役、奸污和谋杀。军人毫无区别地屠杀平民，包括儿童。妇女被买卖，像性玩具一样被争来抢去。仅仅因为轻微的不服从，甚至不为任何原因，耶和华虐待和屠杀的人就有成千上万。这些暴行既不是孤立的个案，也不是鲜为人知的，所有那些在主日学校被孩子们用蜡笔涂色的、《旧约》中主要人物的故事里都能见到这些暴行。它们好像一条不断展开的情节线，绵延千年，从亚当、夏娃开始至挪亚，到三圣父（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到摩西、约书亚、士师们、扫罗、大卫、所罗门和后来的各位。据《圣经》学者雷蒙德·施瓦格尔（Raymund Schwager）说：“希伯来《圣经》中有600多个段落是专门谈论族群之间、国王之间或个人之间的攻击、毁灭和相互残杀的……除了约有1000个句子提到耶和华现身亲手执行暴力惩罚，有更多的经文描写耶和华将犯罪者送到行刑人的刀口下，还有100多处提到耶和华亲口下令杀人。”[22]马修·怀特（Matthew White），一位自封的暴力学家，建立了一个数据库，里面有人类历史上主要战争、屠杀和种族灭绝造成的估计死亡人数，他认为《圣经》中有特别记载的大规模杀戮约为120万人。（他排除了《历代志下》第13节中描述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之战的50万人的伤亡，因为他认为从历史上看，死亡人数是不可信的。）如果加上挪亚洪水的受害者，受害人数约为2000万人上下。[23]

    当然，令人欣慰的是，这些事件大部分是从未发生过的。不仅没有证据显示耶和华水漫大地、火焚城市，就连三圣父、出埃及记和征伐建立犹太王国，也几乎可以肯定都是虚构的。在埃及的文字记载里，历史学家找不到任何有关百万奴隶离去的只言片语（而这样的事件不可能逃过埃及人的眼睛）。在耶利哥城及其附近城市的废墟上，考古学家也没有发现任何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毁于战祸的痕迹。公元前1000年前后，如果真有一个从幼发拉底河延伸到红海的大卫王国，当时竟然完全没有人留意到它。[24]

    现代《圣经》学者已经确认，《圣经》就是一部维基百科。它融合了500多年间许多作者的著述，它们风格各异、方言混杂，同一人物有不同名字，对神的理解也各不相同。它的编辑过程很随意，留下了大量自相矛盾、重复和前后不一致的内容。

    希伯来《圣经》最古老的部分可能起源于公元前10世纪。它们涉及当地部落的神话和消亡，以及从邻近的近东其他文明中汲取的法律准则。对于迦南东南部山区处于铁器时代的游牧和农耕部族，这些经文很可能就是他们据以裁决边界纠纷的法典。这些部落开始蚕食山谷和城市，间或也会发生劫掠，甚至摧毁一两个城市。最终迦南人接受了他们的神话，他们拥有共同的家谱，光荣的历史，防止他们叛逃到外国的一系列禁忌，并有一位防范自相残杀的隐形执法者。经文的初稿完成于公元前7世纪晚期至公元前6世纪中叶，那时巴比伦人征服了犹大王国，原居民被迫流亡，经文对这一时期给出了连续的历史叙述。经文定稿完成于公元前5世纪，犹大国居民已经返回自己的家园。

    虽然《旧约》中的历史事件是虚构的（或者像莎士比亚的历史悲剧一样，经过巧妙的艺术加工），它仍然为我们观察公元前第一个1000年中期近东文明的生活和价值观提供了一扇窗户。不论以色列人是否卷入过种族清洗，他们显然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任何人都不曾想过，不被强暴，不被当作一件性具，可能是一位妇女的正当权益。在《圣经》作者的眼中，奴隶制，还有剜眼、石刑、分尸等酷刑都无可非议。与对习俗和权威不假思索的服从相比，人的生命毫无价值。

    如果你认为，我回顾希伯来《圣经》的文字内容，是试图非难今天的数十亿信众，那你根本就没有明白我在说什么。毋庸置疑，犹太教徒和基督徒中的绝大部分人都是绝对正派的人，他们不会赞成种族灭绝、强奸、奴隶制，以及用乱石砸死犯轻罪的人。他们纯粹是将《圣经》作为神迹而敬畏的。在过去的几千年间，《圣经》一直在不断地被修改，被寓言化，或被谨慎地忽略，暴力内容较少的经文（犹太教的《犹太法典》和基督徒的《新约》）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而这一点正是问题的关键。人们对暴力的感受已经发生了巨变，今天的信徒对《圣经》是有取舍的。他们只是口头上承认《圣经》是道德典范，而实际的道德观念却来自现代原则。

    古罗马帝国和早期基督徒

    基督徒淡化了《旧约》中愤怒的上帝，更多地尊奉一个新观念的神，即《新约》中上帝的儿子耶稣，一位“和平之君”。爱你的敌人，当人打你左脸时送上右脸，当然比剿杀一切生灵更具优势。可以肯定的是，为确保追随者的忠诚，耶稣也还是不能完全不使用暴力的意象。在《马太福音》第10章第34~37节，他说：

    你们不要想，我是来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是来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

    不清楚耶稣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也没有证据显示他为此惩处了什么人。

    当然，关于耶稣曾说过什么，做过什么，我们其实都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25]这些所谓耶稣的言辞，是在他死后几十年写的。基督教《圣经》和希伯来《圣经》一样，充满了自相矛盾、未经证实的史实和明显的虚构。但正如希伯来《圣经》让我们看到了公元前第一个1000年中期的社会价值，基督教《圣经》给我们讲述了公元1世纪、2世纪的社会状态。事实上，在那个时代，耶稣的故事绝非特例。很多异教神话都讲到神派来一位救世主，在冬至那天出生，母亲是处女，出生时有十二位相应十二星宫的门徒环绕身旁。救世主在春分日像替罪羊一样，陷身地狱，在欢乐中复活，象征性地被门徒分食，最终得到救赎和永生。[26]

    耶稣故事的背景是古罗马帝国，它刚刚成为犹太人的又一个征服者。尽管基督教的第一个世纪处于“古罗马和平”时期，但所谓的太平安宁只是一个相对的状态。当时正是古罗马帝国野蛮扩张的年代，包括征服不列颠，烧毁耶路撒冷的第二神殿，并将以色列人驱逐出犹太家园。

    这一时期古罗马帝国的杰出标志是斗兽场。今天，它吸引了上百万名游客，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有印着斗兽场图案的比萨饼包装盒。在这个运动场里，能够和美国“超级杯”规模相媲美的观众云集一堂，观赏血腥残忍的巨作。女子赤裸着被捆缚在柱子上，被强奸，或被野兽撕成碎片。成群的战俘模拟战争场面，相互残杀。奴隶被用来上演神话中肢解和处死的故事。例如，将扮演普罗米修斯的男奴用锁链拴在岩石上，由受过训练的鹰叼出他的肝脏；角斗士互搏直至死亡。我们今天拇指向上和拇指向下的手势，就来自当年的斗兽场，观众以此向取胜的角斗士发信号，告诉他是否应该给对手致命一击。为了给古罗马市民提供吃喝玩乐，大约50万人以这种极度残忍的方式丧命。在古罗马人的恢宏巨制面前，我们今天的暴力娱乐项目只能自惭形秽。[27]

    古罗马最著名的死刑方式当属钉十字架（crucifixion），这个词的词源是“极度的痛苦或折磨”（excruciating）。任何人，只要曾经抬头仰望教堂的前方，一定会在某一瞬间有过这样的念头，被钉在十字架上必定有无法形容的痛苦。那些神经强大的人可以通过阅读耶稣基督的尸检报告来丰富他们的想象。这份报告的依据是考古学和史学资料，文章发表在1986年的《美国医学会杂志》上。[28]

    古罗马人行刑以鞭笞赤身裸体的囚犯为开始。短鞭子用几股皮绳编结而成，鞭绳上系着尖利的石块，古罗马士兵用鞭子抽打囚犯的后背、臀部和双腿。据《美国医学会杂志》文章作者的描述，“创口一直撕裂到下层骨骼肌，皮肉被成条地拉出来，鲜血淋漓地颤动着”。囚犯的双臂被捆在一具100磅（约45公斤）重的十字架上，他必须将它扛到行刑地，然后矗立在地上。他那皮开肉绽的后背会被按在十字架上，他的手腕会被钉在木头上。（与大家熟悉的画面不同，手掌上的皮肉是经不住一个男子的体重的。）当囚犯被悬挂起来后，再将他的双脚钉住，脚下通常没有撑板。因为囚犯的体重完全悬在双臂上，胸腔受压，无法呼吸，他只得收紧双臂，或者双腿撑在被钉进脚背的钉子上。窒息和失血直至最后死亡，整个过程可能要三四个小时，也可能要三四天。行刑者可以将囚犯的身体撑在一个座板上，以此延长酷刑的时间，也可以用木棒打断囚犯的双腿，加速其死亡。

    虽然我总想说，没有哪一个人是我不能理解的，但我还是发现，我完全无法理解那些发明和滥施这些酷刑的古人。即使我抓到了希特勒，可以任意惩罚他，我也绝对不会想到对他施加这样的酷刑。我无法不因同情而退缩，不愿意成为那种能够享受残忍的人，我也看不出在没有相应收益的情况下，给这个苦难深重的世界再增加一点儿痛苦有什么意义。（即便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未来出现暴君，我还是认为，更有效的做法是最大化独裁者必受制裁的预期，而不是最大化处罚的残忍程度。）但是，在这个被我们称为“往昔”的异国他乡，钉十字架只是一种普通刑法。它是波斯人的发明，被亚历山大大帝带回欧洲，在地中海各国广为流行。耶稣被判犯有“轻微煽动蛊惑罪”，与两名普通的盗窃犯一起被执行十字架死刑。最令人悲愤的是，在当时，这个故事的煽情之处在于，当局竟然将耶稣与小毛贼同等对待。对于因一个如此轻微的过失，犯人就要遭受钉十字架的惩罚，人们反而习以为常。

    当然，耶稣上十字架，从来都被认为是大事件。十字架成为象征，引领了一场横扫古代世界的运动，基督教最终被古罗马帝国接受。2000年之后，十字架至今仍然是世界上最易被辨识的标志。在人们的脑海中留下印象如此深刻的可怕死亡，它必定成为一种极有力的模因（meme）。但是，让我们暂且退后一步，从我们所熟识的基督教之外，思索一下是什么样的心态，才会试图赋予“基督受难”以某种意义。一场伟大的道德运动选用的标志，其图像来源竟然是一件恐怖的酷刑兼死刑器具，以今天人们的情感来看，这实在令人不寒而栗。（请设想一下，集中营纪念馆用淋浴喷头做标志，或者卢旺达种族灭绝的幸存者围绕着一柄大砍刀的图形举行某种宗教仪式。）进一步说，第一代基督徒从基督上十字架受难中看到了什么教训？在今天，这种野蛮行为可能会激起民变，或者推翻暴政，或者要求不再对任何人使用此种酷刑。但显然，早期基督徒得到的教训并非如此。相反，耶稣受难是福音，是最美妙的历史插曲中最必要的一节。耶稣受难得以发生，是神给世人的绝大恩惠。神以无边的法力、怜悯和智慧，除了让一个无辜的男子（还是神的儿子）四肢被钉穿，在痛苦中慢慢窒息而死，神想不到还有其他的办法，能让人类从他们的罪与罚中得到解脱（尤其是人类的原罪之一：他们居然是那对冒犯天规的夫妇的后裔）。只要承认这一残忍的谋杀是神仁慈的礼物，人便能得到永生。而如果人们看不出其中的逻辑，他们的肉体将永堕炼狱。

    从这种思路来看，酷刑杀人并非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恐怖，它也有光明的一面。它是救赎之路，是神意的组成部分。和耶稣一样，早期基督教圣徒也是被花样翻新的酷刑折磨至死，并因此在上帝身边得到了自己的位置。1000多年间，基督教殉教史以低俗的笔调描述了这些刑讯折磨。[29]

    下面是几位众所周知的圣徒的名字，虽然人们对他们的死因所知甚少。圣彼得，耶稣的门徒之一，也是第一位教皇，他被倒钉在十字架上。圣安德烈，苏格兰的守护神，他在“X”形的十字架上结束生命，此即英国国旗上两根对角线的起源。圣劳伦斯被架在火上活生生地烧烤。大多数加拿大人都不了解这些酷刑的细节，尽管他们知道加拿大的一条大河、一片海湾，还有蒙特利尔市两条主要大道中的一条都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另一位为人所怀念的圣徒是圣凯瑟琳，她被施以轮刑。在轮刑中，行刑者将受害者捆缚在大车轮上，用大锤击打他或她的四肢，再将被砸烂但仍有生息的肢体编结在轮辐上，轮子被置于木桩的顶端，供鸦雀啄食；受害者迁延时日，最终因失血和休克而死亡。（圣凯瑟琳之轮，轮外沿嵌有尖刺，是牛津大学圣凯瑟琳学院校徽上的装饰。）圣巴巴拉（美丽的加州城市圣巴巴拉就是以她的名字命名的）被拴住脚踝倒挂起来，士兵用铁爪撕裂她的身体，割掉她的乳房，并用烧红的铁块烧灼她的伤口，再用带有尖刺的木棒击打她的头部。圣乔治是英格兰、巴勒斯坦、格鲁吉亚共和国、十字军和童子军的守护神，因为神一再使他复活，他得以数次死于酷刑。他被两腿分开放在尖利的刀刃上，双腿绑上重物，放在火上炙烤，刺穿双脚，被有刺的车轮碾压，将60枚钉子钉入他的头颅。蜡烛将他的后背烤到流出油脂，最后他被锯成两半。

    殉教史上窥阴癖式的描述不是为了唤起对酷刑的反抗，而是为了激发对英勇先烈们的崇敬。在耶稣的故事中，酷刑成了一件绝好的事情。圣徒们欣然接受自己遭受的折磨，因为此生受难将换得来世的祝福。基督教诗人普鲁登修斯（Prudentius）这样描写一位圣徒：“母亲就在现场，凝视着为她心爱的人的死所做的一切准备。她的眼中没有一丝悲伤，相反，每当橄榄木燃起的火上的铁锅吱吱作响，她的孩子被烤焦时，她都欣喜无比。”[30]圣劳伦斯应该被喜剧演员尊为保护神，他躺在烤架上对施刑者说：“这边已经熟了，转个身，来尝一口吧。”施刑者都是普通人，有点儿像是演员。他们被我们唾弃，仅仅是因为他们折磨了我们的英雄，而不是因为他们使用了酷刑。

    早期的基督徒颂扬酷刑，认为这是对罪孽的公正处罚。公元590年教皇格列高利一世（Pope Gregory I）颁行的“七宗罪”，大多数人都听说过。但几乎没有人知道，犯有这些罪的人在地狱要接受何种惩罚：
    骄傲：轮刑
    妒忌：浸冰水
    饕餮：强迫吞食老鼠、蛤蟆和蛇
    好色：在火和硫黄中焖熏
    愤怒：活体肢解
    贪婪：下油锅
    懒惰：扔进蛇坑[31]
    当然，这些判决都是无期徒刑。

    因其将残忍神圣化，早期基督教成为基督教欧洲1000多年制度化酷刑的始作俑者。“火刑柱、烧脚刑、轮刑、撕筋裂肌的绞床、被劈开卸作四块、被开膛破肚、被剥皮、被重物压死、拇指夹、铁环绞喉、文火慢烤、铁处女（一个空心的人行木雕，内部布满尖利的铁钉；后来，一个重金属摇滚乐队也取名 ‘铁处女 ’）”，如果你了解以上这些表述，也就知道中世纪和近代的异端分子所经受过的残酷迫害的一小部分。

    在西班牙宗教审判时期，教会官员得出结论，数千名前犹太教徒的皈依不真诚。为了迫使皈依者承认他们秘密叛教，裁判官将他们的双臂捆在背后，再将他们吊在手腕上，反复地猛烈提起再抛下，受刑人肌腱撕裂，双臂脱臼。[32]还有许多人被活活烧死。遭受这一刑罚的还有迈克尔·塞尔维特（Michael Servetus），因为他质疑三位一体；焦尔达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因为他相信地球围绕太阳旋转（以及其他异端）；威廉·廷代尔（William Tyndale），因为他将《圣经》译成英文。伽利略——可能是宗教审判最著名的受害者，他逃过了这一厄运。他只是被带到了刑具面前（具体说，就是绞床面前），然后赏给他一个忏悔的机会，要求他公开宣布放弃日心说，即否认“太阳是世界的中心，而且是不动的，地球不是中心，而且是移动的”。今天动漫中出现“绞床”一词时，意思是指训练四肢的弹性（“伸展运动”）或者一些双关语（“你想给我上发条——和我较劲吗？”“无痛苦——不付出，无收获”），但在当时，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与伽利略同时代的苏格兰旅行家和作家威廉·利思戈（William Lithgow）描述了宗教审判中使用绞床的情景：

    当摇杆向前扳动，我的双膝受到两块木板拉开的张力撕扯，大腿肌腱被抻断，膝盖骨破裂。我双眼惊恐地睁大，口吐白沫，上齿磕打下齿，急如鼓槌密击。双唇颤抖不已，喉咙发出呻吟，鲜血从两臂，从被撕裂的肌腱，从手掌和膝盖处喷流而出。惨痛的折磨刚刚停止，我被放到地上，旋即传来连声叫喊：“忏悔！忏悔吧！”[33]

    虽然很多新教徒都是这类酷刑的受害者，但是，一旦得势，他们也狂热地将酷刑加诸他人，甚至包括妇女；15世纪至18世纪，在驱巫的名义下，有10万多名妇女被施以火刑。[34]暴力历史上常见的一个现象是，几百年后，这些令人恐怖的事件都变成了令人轻松的谈资。在当下的流行文化中，女巫已不再是被刑讯折磨和极刑的受害者，而是动漫影视中的俏皮角色或冒失鬼，比如女巫希尔达、金缕梅、葛琳达、萨曼莎，还有《圣女魔咒》里的哈利维姐妹。

    在基督教国家，制度化的酷刑不只是一种盲目的习俗，还有其道德理性。如果你真的相信那些不认耶稣是救世主的人将落入炼狱，对不信基督的人施以酷刑，令其醒悟真理，岂不是对他最大的恩惠：几个时辰的痛苦总好过永世的折磨。在一个人教唆带坏他人之前令其沉默，或者杀鸡儆猴，正是一种尽责的公益举措。圣奥古斯丁用两个类比说明了这一点：慈父不会让其子捡拾毒蛇，园丁要剪除腐枝以保住树木。[35]耶稣自己也确认过对这种手段的选择：“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36]

    我要再次强调，我这里讨论的目的不是要指责基督徒赞成酷刑和迫害。今天，大部分虔诚的基督徒都是宽容和人道的。即使那些在电视转播布道坛上激情咆哮的人，也不会号召活烧异教徒或者吊死犹太人。那么，既然他们的信仰意味着实施酷刑是为了更崇高的目标，他们为什么不去这样做呢？答案是，在今天的西方社会，人们的宗教意识形态与他们的实际生活是脱离的。当他们在教堂持守信仰的时候，他们宣扬的是两千年来未曾改变的信念；但他们在实际行动中所遵从的则是非暴力和宽容这样的现代规范。对这种仁慈的言行不一，我们大家都应该心存感激。

    中世纪骑士

    如果“圣洁”（saintly）这个词值得人们多看一眼，那么“有骑士风度”（chivalrous）这个词也一样。亚瑟王时代骑士和贵妇的传说，是西方文学史上最浪漫的篇章。兰斯洛特和吉尼维尔是浪漫爱情的原型。加拉哈爵士是风流骑士的化身。卡米洛特（Camelot）是亚瑟王宫廷的所在地，这个地名曾被用作百老汇音乐剧的名字。肯尼迪总统遇刺后，人们得知他喜爱剧中的音乐，“卡米洛特”又成为对肯尼迪政府的带有怀念意味的代称。据说，肯尼迪最欣赏的歌词是“永勿忘却，那曾经的佳境，瞬间辉煌，光荣的卡米洛特”。

    事实上，骑士的生活方式早已被忘得精光，而这对保持某种幻象还真不是坏事。中世纪骑士传说的背景是6世纪，创作年代是11世纪到13世纪，其真实的生活绝不会是百老汇喜欢的题材。中世纪史学家理查德·卡尤珀（Richard Kaeuper）统计了这些浪漫小说中最著名的13世纪的《兰斯洛特》中极端暴力行为的数量，发现平均每4页就有一起。

    让我们仅仅观察可以被量化的部分，至少有8个人头被劈开（有的被劈到眼睛，有的被劈到牙齿，有的被劈到面颊）, 8个摔下战马的人被胜利者战马的铁蹄故意地践踏（让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在剧痛中昏死过去）, 5次斩首，2次整个肩膀被砍断，3次砍手，3次手臂被斩断，长度不一，一名骑士被扔进烈火，两名骑士被放到投石机上投出，当场死亡。一名妇女痛苦地被骑士用铁条禁锢住；另一名妇女受神惩罚，被经年累月地放在滚水缸里；还有一名妇女几乎被长矛刺中。妇女经常被劫持，我们就听说有40名妇女被奸污……

    除了这些容易列举的行为，还有3场私人战争（其中一次是100人死亡，另一次是500人中毒身亡）……在一场比武中，为了活跃气氛，兰斯洛特用长矛杀死了与他交手的第一个人，接着拔出剑，“左右挥舞，战马和骑士纷纷倒地，利剑划过脚、手、头、手臂、肩膀和大腿。他见到一个，砍倒一个，未曾绝命的伤者在他的身后苟延残喘，所经之地，血流成河”。[37]

    骑士是怎样得到翩翩绅士的美誉的？据《兰斯洛特》讲，“除非对方先动手，或者是无法避免的非常情况，兰斯洛特从来不会杀死任何求饶的骑士”。[38]

    再看看他们最自鸣得意的所谓骑士风度——对妇女彬彬有礼。一位骑士为了讨好某位公主，竟然发誓要以她的名义去强奸他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而他的竞争者则承诺，在比武大会上打败对手，取下头颅献给公主。骑士保护妇女，但仅限于防止她们被对手拐骗。在《兰斯洛特》中，“罗格雷斯王国的习俗是，如果一位贵妇或一位小姐独自出行，她不用担心任何人。但如果她由一位骑士陪伴出行，她则可能成为其他骑士的战利品。胜者可以随意带走妇女，绝不会感到愧疚，也不会受到谴责”。[39]这大概不是今天大部分人所说的骑士精神。

    早期现代欧洲

    在第3章中，我们将会看到，骑士型的军阀逐渐被中央集权的君主控制，中世纪的欧洲终于平静了一些。但是，国王和王后本身也并非高贵的典范。英联邦国家的学生用下面的记忆方法来学习英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之一：

    亨利八世，六任妻子，

    一死一活，两人离婚，两人砍头！

    1536年，亨利将他的妻子安妮·博林斩首，因为安妮所生的儿子未能存活，而亨利看上了她的一个宫女，便捏造了安妮·博林通奸和叛国的罪名。又有了两任妻子之后，亨利怀疑凯瑟琳·霍华德通奸，将她也送上了断头台。（今天的游客在伦敦塔还能看到斩首台。）亨利显然是那种爱吃醋的人，他将凯瑟琳的一个前男友开膛破肚，剁成几块。具体做法是：脖子套上绳索吊起，未等断气就放下来，开膛取出内脏，阉割，斩首，最后分尸四块。

    亨利的王位先后传给了儿子爱德华、女儿玛丽和另一个女儿伊丽莎白。“血腥玛丽”这个绰号，不是说玛丽曾将番茄汁混进伏特加，而是指她将300名宗教异端送上了火刑架。在如何解决家庭纠纷上，姐妹两人恪守祖先的传统：玛丽将伊丽莎白关进监狱，并在表妹简·格雷被处决时亲自监刑；伊丽莎白则处死了她们的另外一个表妹（苏格兰女王玛丽），将123名神父开膛碎尸，并让其他政敌受到断骨铐的折磨——这一刑具也是伦敦塔另一个吸引旅游者眼球的地方。今天的英国王室为了小到言行粗鄙大到婚外情等缺点备受指责，但他们既没有砍下任何一个亲戚的脑袋，也没有将任何一个敌人开膛剖腹，难道人民不应该为此夸赞他们几句吗？

    尽管伊丽莎白一世签署了所有这些酷刑，她仍是英国最受尊敬的君主之一。她统治的时期被称为黄金时代，文艺（特别是戏剧）得到蓬勃发展。莎士比亚的悲剧中充满了暴力，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虽说今天的观众已经对大众娱乐习以为常，但莎翁虚构世界里充斥的暴行之野蛮，还是让人感到震惊。亨利五世——莎翁笔下的英雄之一——在百年战争中，向法国的一个村庄发出最后通牒：

    只要一眨眼，

    那无法无天的士兵不管满手血污，

    不管耳边的一阵阵尖叫，一把拖住你女儿的秀发往外跑。

    你们的父亲多么可敬，

    却给一把揪住了银白的胡须

    ——高贵的额头，也得对准墙脚撞下去！

    你们那些赤裸裸的婴儿，

    在枪尖上吐着唾沫。[40]

    在《李尔王》中，康沃尔公爵挖出了格洛斯特伯爵的眼珠（他喊着：“出来，可恶的浆块儿！”）。公爵的妻子里甘下令把眼眶流淌着鲜血的伯爵赶走，她说：“把他推出去，让他一路摸索到多佛！”在《威尼斯商人》中，夏洛克获得了从贷款担保人胸口割下一磅肉的权利。在《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中，两名男子杀死一个人，强奸了他的新娘，割下女子的舌头，砍掉了她的双手。女孩子的父亲杀死了两个强奸犯，将他们做成烤馅饼，给他们的母亲吃，再将她杀死；最后，他又杀死自己的女儿，因为她曾经被人玷污。他自己又被别人杀死，而接着，杀他者又被杀死。

    给孩子创作的娱乐节目也一样可怕。雅各布·格林和威廉·格林兄弟1815年出版了一部民间故事大全，后来被改编为儿童读物。众所周知的《格林童话集》，和《圣经》、莎翁戏剧并列为畅销书，是西方经典中最受推崇的作品。虽然在删减过的迪士尼动画片中，暴力痕迹不再显著，格林童话本身却充满谋杀、杀婴、吃人、肢残和性虐待。拿三个和继母有关的故事来说吧：

    .在一个荒年，汉塞尔和格蕾特尔的父亲和继母将他们丢弃在森林里，任凭他们被饿死。孩子们见到一座由食物搭成的小屋，里面住着女巫。女巫囚禁了汉塞尔，准备把他养肥后吃掉。幸而格蕾特尔将女巫推进炽热的烤炉，于是“邪恶的女巫被恐怖的烈火烧死了”。[41]

    .按照母亲的指点，灰姑娘的两个同父异母的姐姐为了将脚塞进水晶鞋，不是削脚指头就是削脚后跟。鸽子留意到鲜血，在灰姑娘和王子结婚后，鸽子啄去两个姐姐的眼睛，“为了她们犯下的罪孽和恶行，惩罚她们终身失明”。

    .白雪公主激起继母——王后的嫉妒心，王后命令猎人将她带进森林杀死，并要猎人带回公主的肺和肝作为证据。当王后发现白雪公主还活着时，她三次设计要取公主的性命，两次下毒，一次让她窒息。王子救活公主后，王后又闯进他们的婚礼，但是“炭火上放着一双铁拖鞋……她只得穿上炽热的铁拖鞋，一直跳到倒地死去”。[42]

    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今天的儿童娱乐节目制作人对暴力越来越反感，甚至认为木偶剧《芝麻街》早年的情节也过于危险。说到木偶戏，《潘趣和朱迪》曾经是欧洲风行一时的儿童剧娱乐形式之一。进入20世纪后，英国海滨小镇里装饰得花花绿绿的戏台上，滑稽戏的保留节目还是这两个打斗玩偶。研究文学的学者哈罗德·谢克特（Harold Schechter）总结说，这出戏的典型场景是：

    开始总是潘趣要去摸摸邻居的狗，狗呢，总是一口咬住木偶那怪异的特大号鼻子。潘趣掰开狗嘴，叫来狗的主人斯凯拉莫休，一番稍嫌粗鲁的戏谑之后，开始猛敲他的脑袋，直到那家伙的脑袋脱离肩膀。然后，潘趣呼唤他的妻子朱迪，要求她给他一个亲吻。朱迪的反应是在他的脸上抽一巴掌。潘趣于是找到另一个方式释放他的热情，他要来自己的婴儿，放在怀里轻轻地摇晃。不巧，婴儿选择在这个时候又拉又尿。潘趣可真是个热爱家庭的男子汉啊，他将婴儿的头在舞台上一通乱砸，接着，把孩子的尸体扔给观众。朱迪再次出现在舞台上，她发现了刚刚发生的事情，当然，她非常生气。她从潘趣的手上抢走棍子，开始戳他。但潘趣夺回棍子，狠狠地揍朱迪，直到将她打死。接着，他开始哼一支胜利的小曲儿：

    请问谁人能像我，恶妻缠身，

    最终要想得自由，

    拿起绳子，拿起刀，

    或是拿起文明棍？[43]

    甚至主要创作于17世纪和18世纪的《鹅妈妈童谣》，按照今天的标准，也是少儿不宜。公鸡罗宾被残忍地杀害。单身母亲住在破房子里，有许多私生子，她虐待他们，鞭打他们，让他们挨饿。让两个无人看管的孩子执行一项危险的任务；杰克的头部受伤，这很可能导致大脑损伤，而吉尔的情况未明。一个流浪汉承认他把一个老人推下了楼梯。乔治·普尔基对未成年的女孩子进行性骚扰，使她们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症状。矮胖子汉普蒂·邓普蒂从墙上摔下来后，伤情危重，无法复原。一个粗心大意的母亲把婴儿独自留在树梢上，结果当然是场灾难。一只乌鸦冲下来袭击正在晾衣服的女仆，凶狠地啄伤她的鼻子。还有三个弱视的小老鼠被肢解。此外，不是蜡烛烧着了你的床，就是刽子手砍下了你的头！《童年疾病文档》（Archives of Diseases of Childhood）最近刊登了一篇文章，统计了不同类型的儿童娱乐节目中的暴力发生率。电视节目中每小时有4.8个暴力场面，而在童谣中，每小时有52.2个暴力场面。[44]

    欧洲和早期美国的荣誉观

    如果你手边有一张面值10美元的钞票，看看钞票上的人，想一想此人的生死经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是美国历史上最光彩照人的人物之一。作为《联邦党人文集》（Federalist Paper）的合著者，他协助阐明了民主的哲学基础。作为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部长，他设计了支撑现代市场经济的财政制度。在他的一生中，他曾率领三个营队在独立战争中作战，并参与发起制宪会议，担任国家军队的总司令，还创办了纽约银行，任纽约州议员，并创办了《纽约邮报》。[45]

    但是，在1804年，这位才华横溢的男子却干了一件在今天的人看来无以复加的蠢事。汉密尔顿和当时的副总统阿龙·伯尔长期不合，互有恶语。由于汉密尔顿拒绝否认他对伯尔的某项批评，伯尔提出决斗挑战。有太多的理由可以让汉密尔顿避免与死亡约会，常识只是其中之一。[46]决斗的风俗已经远去。在汉密尔顿居住的纽约州，决斗已属非法，汉密尔顿还有一个儿子死于决斗。在一封解释为何接受伯尔挑战的通信中，汉密尔顿列举了五项反对决斗的意见。但是，他还是同意参加决斗，因为“身为男人的荣誉”让他别无选择。就在写下此信的次日清晨，他划船渡过哈得孙河，在新泽西州帕里萨德与伯尔对决。伯尔不是最后一个朝人开枪的副总统，但与迪克·切尼相比，他的枪法更准，汉密尔顿在决斗的第二天离世。

    汉密尔顿不是唯一一位卷入决斗的美国政治家。亨利·克莱有过一次决斗，詹姆斯·门罗想过要在约翰·亚当斯担任美国总统期间向他提出决斗挑战。在美元上露脸的其他人也都不同凡响。20美元钞票上永垂不朽的安德鲁·杰克逊的身体里留有多次决斗的子弹，他自称走起路来身体“叮当作响，像是一个装铅弹的袋子”。甚至5美元钞票上的“伟大的解放者”林肯也接受了决斗的挑战，尽管他设定了条件以确保决斗无法执行。

    正式的决斗当然不是美国人的发明。它产生于文艺复兴时期，本来是一种对贵族及其眷戚内部暗杀、仇杀和街头斗殴的抑制手段。一旦某人感到他的荣誉受到非难，就可以向对手提出决斗挑战，这将暴力限制在单一死亡的范围内，而且失败方的家族或亲随不必感到难堪。但是，正如散文家阿瑟·克里斯托（Arthur Krystal）所说：“绅士……将荣誉看得如此之重，这使得任何冒犯都成为对名誉的挑战。两个英国人可以因为各自的狗咬架而决斗。两个意大利人翻脸，仅仅是为了争辩塔索和阿里奥斯托两位大诗人孰优一筹，直到其中一方在决斗中重伤，在奄奄一息之际才承认，他从未读过他拼死力推的诗人的作品。拜伦的伯祖父威廉——第五代拜伦男爵，为谁家地盘上有更多猎物这一问题争吵不休，最后在决斗中杀死了对手。”[47]

    尽管教会和许多国家的政府都宣布禁止决斗，但决斗在18世纪和19世纪一直存在。塞缪尔·约翰逊为这一习俗辩护说：“既然一个男人能够向侵入他的家园的男子开枪，他也应该能够向冒犯他名誉的男子开枪。”伏尔泰、拿破仑、威灵顿公爵、罗伯特·皮尔、托尔斯泰、普希金和数学家埃瓦里斯特·伽罗瓦，都曾为决斗增光添彩，最后两位甚至在决斗中送命。一场决斗的缘起、高潮和结局，是小说家追求的好题材，沃尔特·司各特、大仲马、莫泊桑、康拉德、托尔斯泰、普希金、契诃夫和托马斯·曼都重笔渲染过决斗的戏剧效果。

    决斗的盛衰展示了一种令人困惑但却常见的现象：一种暴力可以在一个文明中存在几个世纪，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当一位绅士同意决斗，他们不是为了争夺金钱、土地甚至妇女，而是为了荣誉。而荣誉这种古怪的商品之所以存在，完全是因为人们相信其他人都相信它存在。人性中的一些成分能够吹大荣誉的泡沫，比如追求名望和受制于成规旧俗；另外的一些成分则能扑灭这些泡沫，比如幽默感。[48]正式决斗的习俗于19世纪中叶在英语国家逐渐消失，并在随后的几十年内在欧洲其他国家消失。历史学家注意到，这一习俗被埋葬，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法律禁令和道德谴责，而是因为它成了人们的笑料。当“庄重的绅士赶赴荣誉的决斗场，却只能引起年青一代的讥笑时，不论它曾经是何等神圣的传统，没有任何一种习俗能经得住这样的考验”。[49]今天，如果有谁再说起“向前十步，转身，开火”，人们想起的是兔八哥和疯狂山姆，而不是“男人的荣誉”。

    20世纪

    “被忘却的暴力”之旅开始进入当代历史，四周的地标开始有些眼熟了。但是，即使是来自20世纪的文化记忆，其中许多文物藏品也仿佛来自遥远的异国他乡。

    比如，尚武文化的衰落。[50]在那些稍有历史的欧美城市，都点缀着一些炫耀武力的公共设施。行人可以看见各种雕塑——骑在马背上的指挥官、肌肉发达体形健美的裸体希腊武士、马拉战车为顶饰的凯旋门，还有长矛和剑形的铸铁栅栏。以大获全胜的战役命名的地铁站：巴黎有奥斯特利茨，伦敦有滑铁卢。在一个世纪以前拍摄的照片中，总有男子穿着花里胡哨的军礼服，不是在国家庆典上游行，就是在豪华晚宴上与贵族寒暄。美国那些历史悠久的州的州徽都是富有攻击性的图像，比如投射器、锋利的武器、鹰隼或者猛禽。就连以和平主义著称的马萨诸塞州也是如此，其州徽的上方是一节断臂挥舞着长剑，中间是一个美国原住民手持弓箭，下方是本州的座右铭：“我们用刀剑寻求和平，但和平只存于自由之下。”无独有偶，邻州新罕布什尔州装饰本州车牌的箴言是“不自由，毋宁死”。

    但西方现在已经不再用军事胜利来命名公共场所了。我们的战争纪念碑，不是彰显马背上骄傲的将领，而是哭泣的母亲、筋疲力尽的士兵或详尽的阵亡者名单。军人身着简单的军服，与民众相比没有什么特权，在公共生活中极为低调。在伦敦特拉法尔加广场上的巨狮和纳尔逊纪念柱的对面，新立的雕像与军功战绩毫不相干，基座上是一位赤裸身体的、怀有身孕的艺术家，而她生下来就没有双臂和双腿。比利时伊普尔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是诗歌《在佛兰德原野上》（In Flanders Fields）灵感的来源，也是英联邦国家在11月11日佩戴罂粟花的缘由；那里刚刚建起一座纪念碑，纪念在那次战争中因逃跑而被枪决的上千名士兵，这些士兵在当时被看作可鄙的怕死鬼。美国最新的两个州的座右铭分别是阿拉斯加的“北方通向未来”和夏威夷的“正义永存”。（虽然威斯康星州在为原来的昵称“美国的奶牛场”征集更新的时候，应征中有一条是“不吃奶酪，毋宁死”。）

    德国的和平主义尤其坚定和突出，这个民族曾经如此尚武，以至于条顿和普鲁士这两个词就是“铁血军国主义”的同义词。直到1964年，讽刺作家汤姆·莱勒（Tom Lehrer）还表露了他对联邦德国加入多边核联盟的恐惧。在一首讽刺摇篮曲中，歌手安慰孩子说：
    日耳曼曾经好战又野蛮，
    如今危险已去恐惧不再；
    1918年给他一个大教训，
    从此他一直都是好乖乖。

    1989年，柏林墙倒塌，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协商统一，对德国复仇主义的恐惧也再次苏醒，但德国今天的文化仍然是全心全意地反省它在“二战”中的角色，竭力反对任何有军力扩张之嫌的举动。即使在电子游戏中，暴力也成了禁忌。帕克兄弟公司曾试图在德国发行德语版的《大战役》（Risk）。在这个棋盘游戏中，玩家在地图上竞争占领世界。德国政府要求审查游戏的内容。（最后，游戏被改编为玩家竞争“解放”而不是征服对家的领土。）[51]德国的和平主义绝不仅仅是象征性的。2003年，50万名德国人参加了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游行。众所周知，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轻蔑地将德国称为“老欧洲”。鉴于欧洲大陆漫长的战争历史，除了曾有学生抱怨莎翁戏剧无非老生常谈，拉姆斯菲尔德的此番言论可以说是最典型的历史健忘症了。

    西方对武力象征的感觉也在发生变化，我们很多人都有切身经历。当终极武器新式核弹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露面的时候，虽然它让25万人命丧核弹的记忆犹新，上亿人的身家性命正受到威胁，但是人们并没有排斥它。人们不仅没有排斥它，甚至觉得它是迷人的！核试验熔化了密克罗尼西亚的环礁比基尼，而性感泳衣却以比基尼命名，因为设计者认为，比基尼泳衣与核爆炸一样具有震撼效果。居民后院的防空洞、学校里抱头藏到课桌下面的防空演习，以及各种可笑的“民防”设施，事实上都让人们觉得核袭击没有那么可怕。直到今天，在美国许多公寓和学校的地下室入口处，还能见到三个三角形组成的防空掩体标志。美国20世纪50年代的许多商标上都有蘑菇云的图形，包括“原子火团硬糖球”、“原子商场”（麻省理工学院附近的一家夫妻杂货店），还有“原子咖啡厅”。在核战的危险真正开始减弱的1982年，纪录片《原子咖啡厅》（The Atomic Café），就借用了这家咖啡馆的名字，片中记录了世界在20世纪60年代初对核武器令人费解的淡漠。

    我们的生活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那就是人们越来越不能容忍在日常生活中展示武力。几十年前，一个男人对挑衅者报以老拳是非常令人尊敬的事情；[52]在今天则成了鲁莽粗野，成了冲动控制障碍症的病状，成了去接受愤怒管理治疗的挂号证。

    1950年的一个事件可以说明这一变化。哈里·杜鲁门总统的女儿玛格丽特是位很有抱负的歌手，《华盛顿邮报》的一篇乐评不留情面地批评了玛格丽特的表演。总统看到后，用白宫的信笺给批评家写信说：“我希望有一天能与你见面。到那时，你将需要一个新鼻子，需要很多鲜牛排来盖住你的青眼圈，没准儿你还需要一根新拐杖。”虽然大家都对杜鲁门的冲动怀有同情，但在今天，如果一个当权的人公开威胁要用暴力伤害一位批评家，那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甚至是阴险的。但在当时，杜鲁门却因父亲般的骑士精神而广受赞赏。

    如果你知道什么是“97磅懦夫”和“沙迷眼窝囊废”，那你大概熟知“查尔斯·阿特拉斯健身计划”的标志性广告。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这个广告在杂志和漫画书中经常出现。广告中的故事情节是，在海滩上，一个瘦弱的男子当着女朋友的面受到欺辱。他躲回家中砸桌子，踢椅子，拿出10美分的邮票下赌注，收到了一份健身计划的说明书。最后他返回海滩，向欺负过他的人报仇雪恨，这赢得了年轻女子的笑脸（图1-1）。

    图1-1 20世纪40年代健身广告中常见的暴力

    当时，阿特拉斯健身计划这个产品是超越性的，因为健身运动到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真正风行。但说到他的市场营销，那还是旧时代的过气产物。今天的健身房和运动用品广告绝不会借用斗殴张扬男子气概，代言的形象一般是孤傲的，甚至还要带些同性恋的气质。在特写镜头下，坚实的胸肌和肌块累累的小腹，能让男女都心生羡慕。他们要展示的是美，而不是威力。

    相比对男性之间暴力的厌恶，人们更加蔑视男性针对女性的暴力。婴儿潮那一代人大多对20世纪50年代的代表作《蜜月期》（The Honeymooners）有种怀旧心理。在剧中，杰基·格黎森扮演一个粗壮的公交车司机拉尔夫，老是筹划着要发横财，而明智的妻子艾丽斯则对他百般嘲弄。一个不断抖出的搞笑场景是，拉尔夫愤怒地向妻子挥拳咆哮：“总有一天，艾丽斯，总有一天……你要尝尝我的老拳！”（有时候，他也说：“乓，瞄准，直接奔月！”）艾丽斯对此总是一笑置之，不是因为她蔑视家庭暴力，而是她知道，拉尔夫其实还不够男子汉，不会这样做。针对妇女的暴力在今天已变得非常敏感，主流电视台根本不可能播放《蜜月期》这样的喜剧节目。1952年《生活周刊》中的这则广告（图1-2），也是不可能出街的。

    图1-2 1952年一则咖啡广告中的家庭暴力

    这则广告以戏谑和挑逗的手法表现家庭暴力，在今天完全不能接受。但在当初，这样的手法并不鲜见。在20世纪50年代梵豪森牌衬衫的广告中，一个妻子被打了屁股。在1953年必能宝邮资机的广告中，一个怒气冲天的老板对着他固执的女秘书大喊大叫，其标题是：“杀死一个女人总是违法的吗？”[53]

    此外还有一出创下长期上演纪录的音乐剧《异想天开》（The Fanta-sticks），里面有一首吉尔伯特和沙利文式的小调“取决于你掏出多少钞票”[歌词来自1905年翻译的爱德蒙·罗斯坦德（Edmond Rostand）的话剧《罗马风格》（Les Romanesques）]。该剧说的是两个父亲密谋一次绑架，然后，一个父亲的儿子救出另一个父亲的女儿：
    你能看见公开的强暴，
    你能看见彬彬有礼的强暴，
    你能看见印第安人的强暴：
    那场面真是迷人。
    你还能看见马背上的强暴，
    他们都说这既新鲜又快乐。
    你能看见各种强暴，五花八门，
    一切取决于你掏出多少钞票。

    虽然这里的强暴（rape）实际上指的是劫持，而不是性侵犯，但从1960年该剧开播到2002年停播，人们对强暴的认知发生了变化。歌词作者汤姆·琼斯（与威尔士歌唱家没有亲属关系）向我解释说：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字眼儿让我越来越紧张。尽管过程很缓慢，但是渐渐地，对于报纸上的那些标题，对于凶残轮奸的描述，还有对于“约会强奸”的报道，我开始有了新的理解。我开始想：“这事儿一点儿也不可笑啊。”的确，我们不是在说“真正的强奸”，但是在那些笑声里，无疑包含了对我们喜剧化这个字眼儿所感到的震惊。

    20世纪70年代初，琼斯请求重新填词，制作人拒绝了他，但允许他在那首小曲前加引言，说明那个字眼儿的含义，同时允许他减少那个字眼儿的重复次数。2002年，这出喜剧结束演出。2006年该剧重新登台时，琼斯填写了全新的歌词，他还采取了法律行动，从确保在世界任何地方上演的《异想天开》都必须使用新版剧本。[54]

    直到最近，对儿童行使暴力都还是合乎情理的。父母不仅揍孩子，通常还会使用梳子、板子这样的武器，或者扒光衣服露出臀部，以提高痛感和羞耻感。整个20世纪50年代，儿童作品中总是可以看到母亲警告调皮的男孩子说：“等你老爸回家再说。”于是，家长中更强壮的那个会解开皮带，抡到孩子身上。其他常见的惩罚手段是不让孩子吃晚饭就去睡觉，还有用肥皂刷洗孩子的口腔。那些被交给没有血缘关系的成人照管的孩子处境更加糟糕。许多人还记得在学校受过的惩罚。按照今天的标准，那些处罚手法都属于“酷刑”，足以将老师送进监狱。[55]

    * * *

    今天的人们认为世界到处充满危险。只要看新闻，就无法不注意到那些越来越可怕的恐怖袭击、文明之间的冲突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效果。但是我们往往会忘记，几十年前的新闻中也充斥着危险。幸运的是，这些恐惧现在均已烟消云散。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会给出数据，说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是比我们生活的今天更为残忍和险恶的时代。为了保持本章文风的一致性，我继续用比较形象的方式陈述我的观点。

    我于1976年大学毕业，和大多数毕业生一样，已经完全不记得毕业典礼上那个将我送进成人世界的演讲了。这给了我一张许可证，让我可以再创造一个毕业演讲。请你想象一下，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一位世界形势分析专家会做出什么样的预言：

    校长先生、老师、父母、亲友、1976级的同学们：

    这是一个面临巨大挑战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各种机会的时代。今天，你们学业已成，整装待发。我谨呼唤你们，回馈社会，让未来更光明，让世界更美好。

    如此等等，无须赘言。下面，我想说几句更有趣的话。我想和你们分享我的预言，看看35年后你们重聚时，世界将是何种模样。彼时，斗转星移，时间已进入新千年，世界变化之剧烈，绝非你所能想象。我指的不是技术进步，尽管它的影响让你难以把握。我指的是和平和人类安全。你会发现，这一进步更是让人难以设想。

    诚然，2011年的世界仍将危机四伏。今后35年间，就像今天一样，会有战争；也像今天一样，会有种族灭绝，有些甚至会发生在人们完全无法预见的地方。核武器仍将是世界的威胁。某些地区的冲突仍会继续。但是，在这些常量之上会叠加一些高深莫测的变量。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自童年蜷缩在防空洞里起，你们的记忆中就刻上了对核武器和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恐惧。这个纠缠经年的噩梦，即将烟消云散。在10年之内，苏联将宣布与西方和平共处，冷战将不发一枪而偃旗息鼓。中国不再是一个军事威胁，它甚至将是我们主要的贸易伙伴。在今后35年内，无人使用核武器。事实上，大国之间不会发生任何战争。西欧将继续保持和平，而在5年之内，战祸连绵的东亚亦将进入和平。

    喜讯不止于此。民主德国将开放边境，欢乐的学生将把柏林墙砸成粉末。铁幕将消失，中欧和东欧诸国将摆脱苏联的控制。苏联不仅将放弃共产主义，甚至将自动解体。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将成为独立国家。而大部分国家的变革完全不需要流血。

    法西斯主义将在欧洲以至整个世界消失，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以及韩国和大部分中南美洲的国家将转向自由民主。元帅、上校、军政府、“香蕉共和国”和每年一度的军事政变，将在大部分发达国家的政治舞台上绝迹。

    中东也有令人诧异的发展。你们刚刚经历了25年以来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第五次战争。这些战争使5万人丧生，最近还威胁将超级大国卷入核冲突。但在3年之内，埃及总统将和以色列总理在以色列议会大厦拥抱，签署永久期限的和平条约。约旦也将和以色列维持长期和平。而叙利亚将不定期地和以色列进行和谈，两国不再交战。

    南非即将结束种族隔离政权，白人少数族裔将把权力交给黑人多数族裔。整个过程中不会发生内战，不会有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和针对前统治者的暴力行动。

    这些进展，大部分是人们长期卓绝奋斗的成果，但其中也有一些是突发事件，似乎从天而降。你们中间也许会有人去尝试解答这一切到底是怎样发生的。在此，我谨向你们已经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贺，并希望你们在未来的岁月里获得成功和满足。

    对这样一篇充满乐观主义的大话，听众会做何感想？与会者已经发出阵阵冷笑，暗自揣测演讲者是否去过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在那里灌下了太多的迷幻药。然而，这个乐天派的几乎每一个预言在事后都被证明是正确的。

    * * *

    没有哪个观光者会靠“某城一日游”就了解一个国家，我也不指望对几千年历史的一番走马观花，就能让你相信往昔的暴力甚于今天。现在，旅游归来，你仍然满心疑问：难道我们今天没有使用酷刑？难道20世纪不是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世纪？难道不是新的战争方式取代了旧的？我们不是正生活在“恐怖时代”吗？他们在1910年时不是也说过不会再有战争了吗？那些工厂式养殖场里不断被宰杀的鸡算是怎么回事？难道核恐怖分子不会在明天发动一场大战？

    这些都是很好的问题，我将在本书的其余部分，借助历史研究和量化数据来做出回答。但我希望，本章内容作为合理性检验，为我的工作打下了基础。它们提醒我们，尽管今天仍有各种危险，但昨天的危险更为严重。本书的读者（以及世界上其他大多数地区的人民）都不再需要担心被绑架卖为性奴；不再担心宗教性种族清洗、致命的角斗和比赛；不再需要担心会为了非主流的信仰而被钉十字架，受石刑、轮刑、炙刑或者吊颈；不再担心因未能生儿子而被斩首，因曾经与王室成员约会而被开膛破肚；不再需要担心要用手枪决斗来捍卫自己的荣誉，或在海滩上挥拳斗殴来博取女友的欢心；也不再需要为世界大战中核武器毁灭人类文明的前景而忧心忡忡。

    第2章 平靖进程

    看吧，生命实在是肮脏、野蛮且短促，但只有成为穴居人，你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纽约时报》漫画[1]

    托马斯·霍布斯和查尔斯·达尔文都是善良之人，但他们的名字却成了令人讨厌的形容词。无论是霍布斯式还是达尔文式（更不用提马尔萨斯式、马基雅维利式或奥威尔式）的世界，都是令人恐惧的地方。霍布斯和达尔文两人被载入词典，概因冠以两人之名的“主义”，各自成为对自然状态下生命的悲观概述，达尔文是“适者生存”（这个短语其实并非他的创造），霍布斯是“人的一生，孤独、贫困、肮脏、野蛮又短暂”。然而，两人给我们留下了他们对暴力的深刻见解，其洞见比与其同名的形容词更深刻、更精微，也绝对更人道。我们今天对人类暴力的任何理解都必须以他们的分析为起点。

    本章的主题是暴力在逻辑和时间意义上的起源。我们将依据达尔文和霍布斯的分析，探究暴力的自适应逻辑，并据此推演哪些暴力冲动已经在进化中成为人性的组成部分。我们将回到史前暴力，探究人类演化进程中暴力出现的时间，在有文字记载之前的1000年间暴力的常发程度，以及什么样的历史发展推动了第一次暴力减少。

    暴力的逻辑

    达尔文的理论告诉我们，生命为什么具有现在的特质——不仅是机体的特质，还有决定其行为的基本思维模式和动机。《物种起源》出版150年之后，自然选择论在实验室和野外得到大量证实，并被来自数学和科学新领域的思想充实，从而形成了对生命世界的一套系统的新理解。这些领域包括遗传学，它解释了使自然选择成为可能的复制因子；还包括博弈论，它勾画出在一个存在其他智能主体的世界里，各有追求的单个主体的命运。[2]

    为什么进化竟然允许一个生命寻求伤害其他生命？答案并非如“适者生存”所说的那样简单。《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的作者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显然认为，人们对司空见惯的生命世界往往缺乏反思，他力图通过结合了遗传学和博弈论的现代进化生物学，帮助他的读者增加对生命世界的理解。他要读者将动物想象成按照他们的基因设计的“生存机器”（基因是在演化进程中唯一不断地复制自己的主体），然后推想这些生存机器会如何演化。

    对于某个生存机器来说，另一个生存机器（不是前者的子女，也不是其他近亲）是它环境的一部分，就像一块岩石、一条河流或一块面包也属于它的环境一样。这个充当环境的生存机器可以制造麻烦，但也能够被加以利用。它同一块岩石或一条河流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它往往会还击。因为它也是机器，拥有寄托着其未来的不朽基因，而且为了保存这些基因，它也不惜赴汤蹈火。自然选择有利于那些能够控制其生存机器并充分利用环境的基因，包括充分利用相同和不同物种的其他生存机器。[3]

    任何人，只要见过鹰撕碎欧椋鸟，成群的蚊虫叮在一匹马身上，或者艾滋病毒渐渐地吞噬一个男子的性命，就会对生存机器冷酷地利用其他生存机器的方式有第一手的观察。在大部分生命世界里，暴力是默认选项，是某种不需要解释的存在。当受害者属于其他物种时，我们将进攻的一方称为捕食者或者寄生虫，但受害者也可以是同一物种。很多不同种类的动物都有杀婴、手足相残、同类相食、强奸、致命伤害这样的记录。[4]

    道金斯还措辞谨慎地解释了为什么自然界中不存在大规模的血腥杀戮。首先，动物不倾向于伤害自己的近亲，因为任何促使动物伤害亲族的基因，都极有可能伤害亲族体内所携带的自己的基因副本，所以自然选择过程淘汰了有自伤害倾向的基因。更重要的是，道金斯指出，与岩石和河流不同，生物倾向于反击。任何一个进化出暴力倾向的生物体，其所属物种中的其他成员也必然（在平均水平上）进化出同等的暴力能力。如果你攻击你的同类，你的对手可以和你一样强壮、一样好斗，而且装备同样的武器和防卫手段。攻击同类会伤及自身，是一种极有力的选择压力，它排斥了不加选择的进攻和消耗，也排除了暴力的“压力”释放说和大多数民间暴力理论，比如嗜血、死亡愿望、杀手本能，以及对毁灭的渴望、索求和冲动。进化中的暴力选择永远是策略性的。物竞天择的结果是，生物只有在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情况下才会动用暴力。智能物种特别具有辨识力，他们巨大的脑容量不仅让他们能够计算进化全过程的平均胜算，而且能够精确计算特定情况下的成本收益。

    当同一智能物种的成员间关系进入暴力逻辑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就是霍布斯的自然世界。《利维坦》中有一段名言，霍布斯用简短的篇幅分析了暴力的动机。他的分析至今无人能超越：

    因此，在人类的天性中，我们发现存在三个造成争吵的主要原因。第一是竞争，第二是猜疑，第三是荣誉。人们攻击他人的第一个原因是求利，第二个原因是求安全，第三个原因是求名誉。在第一种情形下，人们使用暴力奴役他人、他人的妻子儿女和牲畜。在第二种情形下，则是为了保护自己。在第三种情形下，则是由于一些琐事，比如一言一笑、一点意见上的分歧，以及任何轻视他们的迹象，无论是直接指向他们本人，或是针对他们的亲友、民族、职业或名字。[5]

    霍布斯认为，竞争是能动主体追求自身利益不可避免的结果。我们今天认为竞争是进化过程固有的组成。谁能够将竞争者逐离有限的资源，如食物、水和理想领地，谁就能够得到更大的机会繁衍，在数量上超过竞争者；谁能够适应这一竞争，谁就能够在这个世界生存。

    我们也知道，为什么“妻子”也是男人应该竞争的一种资源。在大多数动物中，雌性动物在后代身上的投资都大于雄性。对哺乳动物而言，这一点更加显著，母亲在体内孕育后代，并在孩子出生后照顾他们。一个雄性可以和数个雌性交配，以增加繁衍后代的数量——同时可能让其他雄性没有后代。而雌性即使和多个雄性交配，也无法增加生育的数量。因此，在许多物种中，包括人类，雌性的生育能力就是稀缺资源，成为雄性竞争的对象。[6]但所有这些并不等于说，人是由基因控制的机器，强奸和攻击在道德上是可以被原谅的，妇女只是被动的性感战利品，人都是试图尽可能多地生养孩子；也不等于说，人不受文化的制约。这些观点都是对性选择论的误解。[7]

    争斗的第二个原因是缺乏自信。在霍布斯的时代，缺乏自信意味着“恐惧”，而不是“羞怯”。第二个原因是前一个原因的结果：竞争产生恐惧。如果你有理由怀疑你的邻居，感觉他蓄意将你从竞争中铲除，就是说，要杀死你，那你自然会想到要先发制人，抢先干掉邻居，从而保护自己。即使你是一个连苍蝇都不愿意伤害的人，只要你不想放弃，不想被杀，你就会感到要去杀人的诱惑。悲剧在于，你的竞争者也完全可能因同样的计算而忧心如焚，尽管他也是一个连苍蝇都不愿意伤害的善良之辈。事实上，就算他知道你本来无意冒犯，他还是有正当的理由忧虑，他会认为你满心疑窦，担心他将要伤害你，因此准备消灭他；而你也有同样先下手为强的动机。以此类推，无限循环。政治学家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做过一个类比，持枪的屋主和持枪的窃贼，为避免自己被射杀，都有先开火的动机。这一悖论有时被称为“霍布斯陷阱”，在国际关系领域，则被称作“安全困境”。[8]

    智能主体怎样才能让自己摆脱霍布斯陷阱？最显而易见的方法就是威慑政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准备充分，挺住初次打击；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一项可靠的威慑政策会打消竞争对手出于谋利而进行侵犯的动机，因为回击产生的成本可以抵消进攻的全部预期收益。同样，因为你承诺不会率先动手，对手失去了出于恐惧而进行侵犯的动机。更重要的是，因为威慑消除了进行第一次打击的动机，也就减少了对先发制人的需要。威慑政策的关键在于威胁报复的可信度。如果你的对手认为第一次打击就足以消灭你，他当然没有理由担忧报复。如果对手认为，一旦发生攻击，你有可能理性地克制报复行动，那他就会利用你的理性攻击你且不受惩罚。你只有持守承诺，不暴露软肋，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而且锱铢必较，唯此威慑政策才会有效。因此，我们也就明白为什么些许小事——一个字眼儿、一声冷笑或任何一点点轻蔑的迹象，都能够引发争端。霍布斯称之为“光荣”，常用的说法是“荣誉”，而最准确的用词应该是“信誉”（credibility）。

    威慑政策也被称为“恐怖平衡”，在冷战时期，也叫作“相互确保毁灭”。威慑只能用暴力威胁来遏制暴力，因此这一政策能够确保的和平是非常脆弱的。各方必须对任何失敬的信号，哪怕是非暴力的轻蔑，做出宣示实力的暴力反应，因此，一种暴力行为可能导致另一种暴力行为，进入无休无止的复仇循环。我们将在第8章中看到，自利偏差是人性的一项主要特征，这一特征让各方相信自己的暴力是正当的报复行为，而对方的暴力是无端挑衅。

    霍布斯的分析适用于无政府状态的生活。他的著作的标题指出了摆脱困境的途径：利维坦，即君主制或者其他体现民意并垄断武力使用权的政府权威。利维坦通过处罚侵犯行为，抑制了侵犯的动力，从而化解了先发制人的焦虑，也打消了每个人为证明自己的决心而时刻准备出手的紧张感。因为利维坦是一个公正无私的第三方，它不受沙文主义的影响而产生偏见；沙文主义让各方都认为对手阴险恶毒，而自己则如冰雪般清澈纯洁。

    利维坦的逻辑，可以用下面这个三角形来概括（图2-1）。在每一个暴力行为中，都有三个利害关系人：侵犯者、受害者和旁观者。三方都有暴力动机：侵犯者要捕获受害者，受害者要进行报复，而旁观者要尽量减少另外两方争斗产生的连带伤害。两个参战者之间的暴力可以称为战争，旁观者压制参战者的暴力可以称为法律。简而言之，利维坦理论就是法律好过战争。我们可以检测一下根据霍布斯理论对暴力历史所做的预期。利维坦第一次出现是在人类盛会的尾声。考古学家告诉我们，人类一直生活在无政府状态，大约5000年前才开始进入文明。定居的农民第一次聚居为城和邦，建立了第一个政府。如果霍布斯的理论是正确的，那么，这一变迁应该带来第一次暴力减少。在文明出现之前，世界上没有“一种让所有人敬畏的共同权威”，人们的生活应该比文明之后更混乱、更残暴、更短命，直到某一天一个武装权威实现了和平，情况才开始改善。我将这个发展称为“平靖过程”。霍布斯坚信，美洲很多地方仍有未开化的人生活在无政府的暴力状态，但他没有说明他指的具体是哪些人。

    图2-1 暴力三角

    因为没有资料，人们可以随意揣测原始人的生活状态，当然很快也会有人提出相反的理论。霍布斯的对手是出生于瑞士的哲学家让-雅克·卢梭，他的观点是：“没有什么（人）能够比处于原始状态更温和……野蛮人的例子……似乎确证人类本来应永远停留在这一状态，以后的种种改进……都是指向物种的衰败。”[9]

    虽然霍布斯和卢梭的哲学远比“混乱残暴短命”对“高贵的野蛮人”这一简单概括更深奥精妙，但他们对自然状态下的生命抱有的成见引发了长久的争议，一直延续到今天。在《白板》一书中，我讨论了这个问题如何通过日积月累，成为人类情感、道德和政治的沉重包袱。20世纪下半叶，卢梭的浪漫理论成为政治正确的人性论，这既是对早期关于“原始”人类的种族主义学说的回应，也是出于一种信念，即相信卢梭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描述更加积极乐观。许多人类学家认为，如果霍布斯是正确的，那么战争不仅不可避免，甚至是必要的，因此，任何支持和平的人都必须坚持霍布斯是错误的。事实上，这批“和平派人类学家”在学术界相当富有进攻性，动物行为学家约翰·范·德尔·登嫩（Johan van der Dennen）将他们称为“和平与和谐黑手党”。他们一直坚称，人类和动物是绝对排斥同类相残的，战争是后天的产物。原住民在与欧洲殖民者遭遇之前，他们之间的打斗是仪式性的、无害的。[10]

    正如我在序言中所说，以生物理论解释暴力导致宿命论，而浪漫人性论则对人类充满乐观，这两种观点都是本末倒置。但这不是本章要论述的问题。论及史前人类的暴力，霍布斯和卢梭都是在说空话：他们对文明之前的人类生活一无所知。今天我们能够做得更好一些。本章回顾了人类最原初阶段的暴力行径。故事要从我们成为人类之前开始，通过观察我们那些灵长类近亲的攻击性，我们可以看到在进化谱系中，暴力是如何出现的。当说到我们人类自己的时候，首先，我将生活在无政府状态下的觅食族群和部落，与生活在有某种政府形式的定居者进行对比；其次，我们要了解觅食者的争斗和他们争斗的对象。需要回答的关键问题是：无政府部落之间的战争是否比生活在稳定国家的人的争斗更具破坏性？我们要求答案既有描述，又有数据，并尽可能地估算出在利维坦和在无政府两种状态下的人均暴力死亡率。最后，我们再来审视文明生活的优势和劣势。

    人类祖先的暴力

    我们对暴力史的追溯能走多远？人类进化谱系上的灵长类祖先早已绝迹，但它们至少给我们留下了一种证据，证明它们可能是什么样子，那就是它们的其他后代——黑猩猩。当然，我们人类不是从黑猩猩进化而来的。而且，黑猩猩是否保留了我们共同祖先的特质，或者早已是一个独特的黑猩猩偏支，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无论答案如何，与我们有共同特质的黑猩猩都是我们的教材，它展示了在灵长类身上暴力行为的演化过程。我们可以以此来测试一个演化预设，即暴力倾向不是水压释放式的，而是策略性的，只有在潜在收益高、风险低的情况下才会出现。[11]

    黑猩猩的群体一般最多为150只，有自己的领地。黑猩猩的食物包括水果和干果，这些果实不均匀地散布在森林之中。觅食时，黑猩猩时分时合结成小组，从单独1只到15只不等。如果在领地的边界地带，一个群体的黑猩猩遭遇来自另一个群体的黑猩猩，双方的互动永远是对抗性的。如果两个群体的黑猩猩势均力敌，这场边界纠纷将是一场喧嚣的噪音战，双方尖叫、低吼、摇动树枝、向对方扔东西，相互攻击约半小时左右，直到一方，通常是数量较少的一方逃遁。

    这种典型的炫耀实力的战斗，在动物中非常常见。人们一度认为这只是为了物种自身利益不流血而解决争端的仪式，现在人们对此的理解是，这是武力和决心的宣示。既然战斗的输赢结果显而易见，而战斗的过程会给双方都造成伤害，一番吵闹之后，弱势的一方就应该让步了。如果双方势均力敌，炫耀武力就有可能让冲突升级，引发恶斗，其中一方，甚至双方，都有可能受伤或丧命。[12]在黑猩猩群体之间的冲突不会升级为血腥恶斗，因此人类学家一度认为它们是本性和平的物种。

    珍·古道尔（Jane Goodall）是第一个在野外对黑猩猩从事长期观察的灵长类动物学家，她得出了一个惊人的发现。[13]当一群雄性黑猩猩遭遇只数很少的，或者单只的来自其他群体的黑猩猩时，它们既不发出叫声也不吹毛瞪眼，而是立即利用数量优势采取行动。如果这个陌生者是处于发情期的青春期雌性，它们可能会为她梳理毛发，并尝试与之交配。如果她带着自己的幼崽，它们就会攻击她，杀死并吃掉幼崽。而如果它们遭遇单只的雄性黑猩猩，或者能够从一小群中孤立出一只黑猩猩，它们会对其施以野性的残杀。进攻方的两只黑猩猩按住受害者，其他黑猩猩则开始打它，咬掉它的脚趾和生殖器，撕碎它的身体，扭断它的四肢，喝它的血，或者掐断它的气管。在一个群落里，黑猩猩一个接一个地杀害了邻近群落中所有的雄性黑猩猩。在人类看来，这样的行为就是种族灭绝。黑猩猩之间的这种攻击大多不是偶发的遭遇战，而是边界巡逻的结果。在巡逻中，一群的雄性黑猩猩会悄无声息地寻找并锁定单只雄性黑猩猩。社群内部也会发生残杀。一群雄性黑猩猩可能会杀死一个竞争对手，而一只强壮的雌性黑猩猩也会在一只雄性或一只雌性同伙的协助下，杀死另一只处于弱势的雌性黑猩猩的后代。

    当珍·古道尔第一次对这些杀戮做出描述时，其他科学家怀疑，这些被观察的黑猩猩是否受到了惊吓，或是患病，或者因为灵长类动物学家为了方便观察，给黑猩猩喂食了人类自己的加工食品。30年之后，已经没有人再怀疑，这些致命性侵犯属于黑猩猩的常规行为。灵长类动物学家已经观察到或推断出近50起社群之间的杀戮，还有至少25起社群内部的杀戮。这些报告涵盖至少9个社群，其中一个从未被人投食喂养过。在某些社群，超过1/3的雄性死于暴力。[14]

    达尔文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否适用于黑猩猩？灵长类动物学家，曾经是古道尔的学生的理查德·兰厄姆（Richard Wrangham），收集了有关黑猩猩的种群学和生态学的大量数据，对几种假说进行了测试。[15]他记录了一大一小两个达尔文自然选择优势。一旦黑猩猩消灭雄性对手及其后代，它们或者立即迁入对手的家园，扩张自己的领地，或者依仗自己越来越强的数量优势继续进攻，连战连胜。这样，它们为自己、自己的后代和与自己交配的雌性，垄断了领地内的食物资源，其结果就是雌性黑猩猩的生育率上升。强势社群有时也吸纳消亡社群的雌性黑猩猩，给雄性带来第二次繁殖优势。黑猩猩并不是直接为获取食物和雌性配偶而打斗。它们关心的仅仅是统治自己的领地和在对自身风险最小的前提下消灭对手。进化的收益是间接的，而且非常漫长。

    至于风险，黑猩猩降低风险的方法就是欺负弱小，它们只在数量占据优势时开战，通常至少要有3比1的优势。因为果树是散布在森林中的，黑猩猩的觅食方式经常将倒霉的猎物送到它们的手中。有些黑猩猩迫于饥饿，不得不成群结队或独自觅食，有时还会冒险到没有黑猩猩的地方寻找食物。

    这些和人类的暴力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它提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人类和黑猩猩的共同祖先可以追溯到约600万年前，从那时起，人类的祖先很可能进行过与今天黑猩猩同样的杀戮。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人类和黑猩猩的共同祖先还给世界留下了第三个物种——倭黑猩猩（又名矮黑猩猩或侏儒黑猩猩），它们在200万年前与表兄弟分手，演化为独立的物种。人类与倭黑猩猩和黑猩猩同属近亲，而倭黑猩猩从来不进行致命性攻击。倭黑猩猩和黑猩猩之间的这一差异确实是灵长类动物学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现象之一。倭黑猩猩以温顺、母权制、充满情欲和食草的“嬉皮猩猩”而闻名。它们成为纽约素菜馆的店名，给性学家苏西（Suzy）博士以哲学灵感——“倭黑猩猩之路：通过快乐获得和平”。而《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莫琳·多德（Maureen Dowd）干脆表示，它们是当今男人的楷模。[16]

    灵长类动物学家弗朗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表示，在理论上，人类、黑猩猩和倭黑猩猩的共同祖先很可能更接近倭黑猩猩，而不是黑猩猩。[17]据此，男性群体间的暴力在人类演化史上并非根深蒂固。黑猩猩和人类各自发展出致命的攻击行为，而人类的攻击性很可能是特定文化的历史产物，而不是物种演化的结果。那么，如果人类不是天性倾向群体暴力，也就不需要一个利维坦，或者任何其他组织机构来控制人类的暴力。

    这种认为人类是从爱好和平的、倭黑猩猩式的始祖演化而来的观点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人们很容易被“嬉皮猩猩”的故事冲昏头脑。倭黑猩猩是濒临灭绝的稀有物种，数量极少，而且生活在刚果危机四伏、孤立隔绝的原始森林中。我们对倭黑猩猩的大部分知识，都来自对一小群圈养的、食物充足的幼年或青年倭黑猩猩的观察。许多科学家怀疑，如果能够对更年长的、饥肠辘辘的、数量更多也更密集的、活动更自由的倭黑猩猩进行系统的研究，勾勒出的画面也许会相当阴暗。[18]事实证明，在野外的倭黑猩猩从事狩猎活动，彼此交战，甚至互相伤害，有时也可以是致命的。所以，尽管倭黑猩猩的攻击性不如黑猩猩——它们从不互相袭击，社群之间可以和平相处，但它们也不是绝对和平的。

    第二个，也是更重要的问题是，两种猩猩和人类的共同祖先事实上更接近黑猩猩，而不是倭黑猩猩。[19]倭黑猩猩是一种非常古怪的灵长类动物，它们不仅行为古怪，其解剖学特征也非常奇特。它们有小巧的、孩子般的头颅，体型轻巧，性别差异较小，这些都是幼态化特性。这让它们与黑猩猩和其他类人猿（大猩猩和猩猩），以及人类的始祖南方古猿的化石都非常不同。倭黑猩猩这种与众不同的解剖学特征，说明它们出现幼态持续，即动物调整其成长过程，将幼态保留在成熟体中（比如倭黑猩猩的头颅和大脑）。因此在类人猿家族的族谱上，倭黑猩猩越来越偏离猿猴的属性。幼态持续一般发生在被驯化的物种身上，比如狗是从狼分离而来的，它的筛选过程就是减少动物的攻击性。兰厄姆认为，倭黑猩猩的进化筛选降低了雄性的攻击性，这也许是因为倭黑猩猩成群觅食，不存在易受攻击的独行者，所以群体暴力没有获益的机会。也就是说，倭黑猩猩是猿猴家族的异类，而我们人类则是更接近黑猩猩的动物。

    即使黑猩猩和人类各自独立地发展出群体暴力习性，这种巧合本身也含有丰富的信息。这也许说明，致命攻击对智能物种而言是一种进化上的优势，这一物种会分裂成不同大小的群体，有亲缘关系的雄性会结成联盟，而且能够判断彼此的相对实力。本书后面的章节会谈及人类的暴力行为，我们会看到人类和黑猩猩这两条平行线，有时实在是过于接近。

    当然，我们希望能够发现化石，以填补共同祖先和现代人类之间的空白。但是，黑猩猩的祖先没有留下任何化石，原始人类的化石和手工艺品也十分罕见，不足以提供任何攻击性行为的直接证据，比如保留完好的武器或创伤。因为在侵犯性的物种身上发现了剑状的犬齿，一些古人类学家通过测量雄性化石的犬齿，以及雄性犬齿与雌性犬齿之间的差异（因为在实行一夫多妻制的物种中，雄性体型较大，与其他雄性的冲突也更频繁），以寻找其暴力倾向的迹象。[20]很不幸，与其他灵长类动物的口鼻不同，不论古人类是爱好和平还是富于侵犯性，他们的口腔太小，张合度不够，不允许大型犬齿发挥作用。除非一个物种留下大量完整的骸骨，否则很难可靠地确定它们的性别，也就无法比较雄性和雌性的体型。（出于这些原因，对于认为新近发现的拉密达猿人，这个440万年前的古老物种有可能是人类的始祖，许多人类学家是心存疑问的。拉密达猿人雌雄同体，而且是小犬齿，因此是一夫一妻制，且性情温和。）[21]最新发现的更丰富的人属（Homo）化石显示，至少从200万年前开始，雄性人属的体型就大于雌性，它们的性别差异程度至少和现代人是一样的。这印证了我们的猜测，即男子之间的暴力竞争在进化谱系上有着漫长的历史。[22]

    人类社会的种类

    我们所属的物种——晚期智人或“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据说已经有20万年的历史。但是，拥有艺术、仪式、服装和复杂的工具，并有能力在不同的自然生态环境中生活的“行为意义上的现代”人类，大约是7.5万年前在非洲开始出现，随后散布到世界其他地方。当这一物种出现的时候，他们是内部平等的小规模血缘群体，以游牧为生，辅以狩猎和采集，没有书写文字，也没有政府。今天绝大部分的人类生活在阶层化的、人口规模以百万计的社会中，食物来自耕作农业，并在国家统治之下。这一变迁大约开始于1万年前，我们有时称其为“新石器时代革命”。当时在新月沃地（即幼发拉底河流域）、中国、印度、西非、美索不达米亚和安第斯山脉开始出现农耕。[23]

    我确实想过，以1万年为界，将人类的生存史划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狩猎-采集时代”；在这个时代，我们完成了人类主要的生物演化。在现存的狩猎-采集群体中，我们仍然能找到这一进化的蛛丝马迹。另一个是后来的“文明时代”。这一分界线符合生态区位论，人类具有生物适应性，进化心理学家称之为“进化适应的环境”。但是，它和利维坦假说却不相吻合。

    首先，1万年的界限仅仅适用于第一个农耕社会。在世界其他地方，农业是从那些摇篮地区逐渐传播出来的。比如，近东的农耕浪潮一直到6000年前才波及爱尔兰。[24]直到几百年前，美洲、大洋洲、亚洲和非洲的许多地区还是狩猎-采集者的家园，当然，有少数地方至今仍然如此。

    而且，狩猎-采集群体和农业文明是两种格格不入的社会形态。[25]我们最熟知的非国家形态的狩猎-采集群体是喀拉哈里沙漠里的布须曼人（!Kung San），也称昆申人或桑人，以及北极圈内的因纽特人。但是，他们之所以能够以狩猎-采集的方式生存，完全是因为他们居住在没有其他人愿意涉足的地球极地地区。所以，他们不能代表我们的无政府主义的祖先。我们的先人很可能享受着更丰饶的环境。直到不久之前，还有一些觅食者徜徉在山谷中、河流畔，那里丰富的鱼类和禽兽，让他们能够维持富足和复杂的定居生活方式。西北太平洋沿岸的美洲印第安人就是一个常见的例子，他们的图腾柱和冬季赠礼节都非常出名。此外，还有一些人生活在亚马孙和新几内亚这些国家鞭长莫及的地带。他们是猎人兼栽种者，在狩猎和采集之外，他们刀耕火种，在森林中的小片空地上开辟菜园，种植香蕉或红薯。他们的生活虽然不像单纯的狩猎-采集者那样严峻艰苦，但也远远没有完全定居的农民那样舒适。

    农民一旦开始固定居所，种植谷物和豆类，饲养家畜，他们的数量就开始暴增。接着是开始分工，一部分人完全依靠其他人提供的食物为生。人们最初形成的不是国家和政府，而是靠亲缘和文化凝聚的部落，一些部落又联合为酋邦。酋长是大权在握的领袖，有固定的扈从。此外还有一些游牧部落，他们带着自己的牲畜四处游荡，向定居的农民出售畜禽产品。希伯来《圣经》中的以色列人，开始是游牧部落，在《圣经》中提到的士师时代，发展为酋邦。

    在农耕文明历时约5000年之后，才出现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26]开始是实力比较雄厚的酋长率领武装扈从，征服了其他酋邦和部落，进一步集中权力，并开始供养专业化的艺术家和士兵集团。新兴的国家开始修建堡垒、城市和其他防御设施。他们也开始发明书写文字，记录并明确规定属民上缴的税收和贡品，并编纂法典约束人民。有些国家垂涎邻邦的产业，被觊觎的国家不得不奋起自卫，结局往往是大国吞并小国。

    人类学家认为，这一时期的社会有许多亚态和过渡形态。他们还认为，不存在任何文化滚梯，能够保证社会由简单形态一直向上运行，发展成为复杂形态。部落和酋邦可以无限期地保留自己的制度，比如欧洲的门的内哥罗部落，它一直延续到20世纪。而当一个国家陷落时，接手占领它的也可以是部落。《荷马史诗》中的迈锡尼文明覆灭后，开始的是希腊黑暗时代，而随古罗马帝国衰亡而来的则是欧洲黑暗时代。即使到了今天，在许多国家，比如索马里、苏丹、阿富汗和刚果民主共和国，本质上仍然是酋长制。他们的酋长，就是我们所说的军阀。[27]

    我们可以在日历上绘制一条死亡数量时间线，但对于检测暴力的历史演变，这条线毫无意义。如果我们发现某个人群中的暴力开始减少，那是因为他们的社会组织形态发生了变化，而不是历史时钟的指针走到了某个钟点。如果这个变化要发生，它可能发生在不同的时间。我们也不应该期待暴力是沿着从简单的狩猎-采集游牧社会，到复杂的狩猎-采集定居社会，到农耕部落和酋长制，到小国家，再到大国家这样一条直线平稳地减少的。我们可以期待的主要变迁，是第一个带来内部暴力减少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出现，即中央集权的国家——利维坦。

    早期的国家并不都是（比如霍布斯理论总结的）公民的共同体，其所拥有的权力来自公民协议产生的社会契约。早期的国家更像是勒索保护费的黑帮组织，蛮横的头领从本地人手里收取钱物，然后保护他们免受外人的欺侮，同时防止他们彼此之间争斗。[28]首领和受他保护的人一样，受益于暴力的减少。就像一个农民要防止他饲养的动物彼此伤害一样，一个统治者也会尽力阻止他的属民卷入无休止的掠夺和对抗。对百姓来说，这些冲突不过是欠债还钱、报仇雪恨，但是对统治者而言，这是纯粹的净亏损。

    * * *

    关于非国家形态社会的暴力，这是一个早已高度政治化的话题。几百年间，人们普遍认为原住民是凶猛的野蛮人。比如，《独立宣言》控诉说，英王“竭力挑唆残酷无情的印第安蛮族来对付我们边疆的居民，而众所周知，印第安人作战的准则是不分男女老幼、是非曲直，格杀勿论”。

    在今天来看，这段话的措辞太落后，也太冒犯了。字典已经开始警告说，不应使用“蛮族”（savage，源于sylvan，意思是“森林中的”）来指代原住民。我们已经认识到欧洲殖民者对美洲原住民施行的种族灭绝，因此，《独立宣言》的签署者看起来就像一口黑锅，自己满身污渍，却偏偏要跳起来数落别人不干净。尊重他人的尊严和权利这种现代观念，让我们无法对史前人类的暴力程度进行坦率的讨论，此外，“和平派人类学家”还要为古人涂抹上一层卢梭主义彩妆。比如，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将新几内亚的坎布里人（Chambri of New Guinea）描绘成为一种逆性别文化，她只看到那里的男性涂脂抹粉，弄卷毛发，而完全无视这些男子是在杀死敌对部落的成员之后，才有资格给自己装扮上这些我们认为女性化的装饰。[29]那些不愿随波逐流的人类学家发现自己被同行排挤，被专业团体的宣言谴责，被以诽谤罪起诉，甚至被指控犯有种族灭绝罪。[30]

    确实，与现代战争相比，人们很容易产生部落战斗杀伤力有限的印象。一伙对邻村怀有怨愤的家伙，只能在遭遇仇家的那个特定时间和特定地点动手。而双方隔空叫阵，距离之远，使他们的“导弹”一般很难落到对方的阵地。双方恶语相向，诅咒，叫骂，侮辱，吹牛皮，外加张弓搭箭，或者投出几只梭镖，同时自己也不会忘记避闪对方发射过来的利器。每当有一两个武士负伤或是阵亡，就到了他们叫停的时候了。这种喧闹的场面，让观察者认为原始人的战争是一种仪式和象征，同后来场面宏大的战争屠杀完全不同。[31]历史学家威廉·埃克哈特（William Eckhardt）写过：“狩猎-采集群体通常25人到50人一伙，很难发动像样的战争。他们既缺乏战斗人员和像样的武器，也没有多少理由开战，更没有多余的钱支付战斗费用。”[32]他认为暴力在历史的进程中大大增加的观点，经常被人引用。

    仅在过去的15年，那些没有预设政治立场的学者，比如劳伦斯·基利（Lawrence Keeley）、史蒂文·勒布朗（Steven LeBlanc）、阿扎尔·加特（Azar Gat）和约翰·范·德尔·登嫩开始系统地整理有关非国家形态社会中大规模战斗的频率和规模的资料。[33]原始社会战争的实际死亡数字显示，那种看上去无害的某一场战斗是欺骗性的。首先，小冲突可能升级为尸横遍野的恶战。其次，几十人规模的帮伙之间经常发生摩擦，即使每一次只有一两个人丧命，日积月累的死亡率也会非常高。

    最主要的扭曲还是在于没有区别两种不同的暴力：战斗和偷袭。对黑猩猩的研究说明，这种区分是十分重要的。偷偷摸摸的袭击所造成的伤亡数量远远大于喧嚣的战斗。[34]一群人在凌晨潜入敌人的村庄，射杀第一个从茅屋中出来解手的男人，接着向冲出茅屋的其他村民放箭。他们可以用梭镖刺穿茅屋的草墙，也可以从门口或烟囱口向屋内放箭，并放火烧屋。在村民能够组织自卫之前，很多睡眼惺忪的人已经被撂倒，而偷袭者迅即溜回森林。

    某些时候，进犯者有足够的实力屠杀全村，或者杀死所有的男人，劫走妇女。另外一种卑鄙但有效的灭敌方式是伏击：袭击者可以预先埋伏在森林中的狩猎路线上，在敌人经过时发动突袭。还有一个战术是“背信弃义”：一方佯装要和敌人和解，请对方参加宴会，然后举暗号刺杀毫无防备的宾客。而发现任何一个孤身误入他们的领地的男子，人类的政策和黑猩猩毫无两样，那就是格杀勿论。

    在非国家形态社会中，男人（而且差不多总是男人）对于战争是非常非常严肃认真的，这不仅反映在他们的战术上，也反映在他们的装备上，包括化学武器、生物武器和其他杀伤性武器。[35]箭头上可能涂有从有毒动物身上提取的毒素，或者沾上腐烂物，以便造成伤口溃烂。箭头的设计可能是为了易于与箭杆脱离，因此让伤者很难拔出箭头。武士最喜欢的奖品是人头、整张的头皮和男性生殖器官。他们基本上不留战俘，只是偶尔带回几个活口，以便回村后施以酷刑虐杀。“五月花号”上的清教徒威廉·布莱福特对马萨诸塞州原住民的观察是：“他们并不满足于杀人取命，而是乐于用最血腥的方式折磨人。他们用贝壳剥活人的皮，切下四肢和关节，在炭火上烧煮，在活人眼前吞食从他们身上割下的肉片。”[36]

    虽然当我们读到欧洲殖民者称原住民为野蛮人时会感到如芒在背，深感这些殖民者的虚伪和种族主义，但我们也知道他们并没有编造原住民的暴行。许多目击者都讲述过部落战争的残忍。20世纪30年代，海伦娜·瓦莱罗（Helena Valero）在委内瑞拉热带雨林被雅诺马马人绑架。她讲述了他们的一次突袭行动：

    带着儿童的妇女从四面八方不断涌入，他们都是被喀拉维塔里人（Karawetari）抓来的……接着，男人开始屠杀孩子，小孩子或大孩子，他们杀死了很多。孩子想逃跑，但他们抓住孩子，摔在地上，用手里的弓扎穿孩子的身体，将他们钉在地上。他们提着幼儿的脚，将他们甩向树干和岩石……所有妇女都在哭泣。[37]

    19世纪初，一个名叫威廉·巴克利（Willian Buckley）的罪犯为了逃脱澳大利亚殖民当局的处罚，与瓦扫让（Wathaurung）原住民一起快活地生活了30年。他拥有第一手的资料，告诉了我们原住民的生活方式，包括战争的方式。

    为了进攻敌人的据点，他们先是埋伏在附近，等到周围一切悄无声息，大部分敌人进入熟睡，成群地躺在一起时，我方开始扑向敌人，当场杀死三人，打伤数人。敌人匆忙逃离，丢下的武器成为进攻者的战利品，丢下的伤员被用飞旋镖打死。最后胜利者长吼三声，结束战斗。他们以极其残忍的方式，用燧石、贝壳和战斧割下死者的四肢。

    妇女看见返回的男人时，开始高声号叫，并狂野地跳起舞蹈。他们用棍子抽打着扔在地上的死尸和肢体。看上去，所有人都兴奋得完全疯狂了。[38]

    不只是见过原住民的欧洲人描述过这样的场景，原住民自己也有记录。因纽特人罗伯特·纳斯卢克·克利夫兰（Robert Nasruk Cleveland）在1965年回忆道：

    第二天早上，入侵者攻进了营地，杀死了留在那里的所有妇女和儿童……他们向被杀死的妇女的阴道里塞上白鲑鱼，然后诺阿塔克人（Noatakers）就带着克提提伽娃和她的婴儿离开营地，撤回诺阿塔克河的上游……最后，在快要到家时，这些诺阿塔克人轮奸了克提提伽娃，留下她和她的婴儿，任凭他们在荒野等死。

    几个星期之后，返回家园的科伯克（Kobuk）猎鹿人见到的是他们的妻子和儿女腐烂的尸身。他们发誓复仇。一两年之后的一天，他们北上诺阿塔克河上游，很快发现了大队的努阿塔格米特人，于是悄悄地跟踪他们。一天早上，努阿塔格米特人发现了大群的驯鹿，营地里的男人出外追猎。男人一离开，科伯克人就进入营地杀死了所有的妇女。他们割下妇女的阴户，用绳子穿成一串，随即迅速撤回家乡。[39]

    人们一直认为吃人是原始野人习俗的精髓，但许多人类学家对有关人类相食的报道嗤之以鼻，认为那是部落间的血腥诽谤。但最新的法医考古发现显示，食人在史前人类中广泛存在。这些证据包括有人类牙印的人骨，还有像其他动物骨头一样被敲碎、烹煮后丢弃在厨房垃圾桶的人骨。[40]有些带有屠宰痕迹的骨骼可以追溯到80万年前，那时海德堡人——现代人和尼安德特人的共同祖先刚刚在进化舞台上现身。在烹调的器皿上和人的粪便里也发现了人血蛋白的痕迹。食人在史前也许是一个常态，因此它已经对人类的进化产生了影响：我们的染色体组中包含了某些抗朊病毒疾病的基因，而这些疾病恰恰是通过同类相食传播的。[41]这些发现与目击者的描述相符，比如，在一位传教士的手稿中，这样描述毛利武士对一具经防腐处理的敌方酋长首级的嘲弄：

    想逃跑，是不是？但是逃不出我的大棒。你被煮熟了，成了我口中的食。你的父亲呢？他也被烧熟了。你的兄弟呢？他被吃掉了。你的老婆？她就坐在这儿呢，她是我的老婆啦。你的孩子们呢？他们在那儿，扛粮食包呢，都成了我的奴隶啦。[42]

    许多学者都倾向于认为觅食族群没有侵犯性，因为他们无法想象什么样的手段和动机能够驱使原始人发动战争。比如，埃克哈特就曾断言狩猎-采集群体“没有多少理由开战”。但是，生物进化的自然选择决定它总是要去争夺点儿什么（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会一直处于争夺状态）。霍布斯注意到，人类的冲突有三个特别的理由：利益、安全和可靠的威慑。在非国家形态社会中的人，也一样为这三个理由彼此开战。[43]

    觅食的原始人可以通过入侵争夺地盘，比如狩猎场、水源、河口的两岸，以及珍贵的矿石资源，比如燧石、黑曜石、盐和赭石。他们也可能劫掠别人饲养的牲畜或储存的食物。而且，妇女经常是争夺的目标。男人袭击邻近的村庄，可以毫不掩饰自己劫持妇女的目的，他们先是轮奸，然后将其分配为妻。他们也有为其他目的洗劫邻村的时候，那么，妇女就是额外的奖赏。有时候，他们会说，某个女子已经许婚，但到了成亲的日子却没有被送过来，这也是劫掠的理由。青年男子会为了奖品、成绩和其他炫耀力量的彩头而争斗。在有些社会，这样的行动是成年的标志。

    非国家形态社会中的人也以安全为由进行侵略。他们的脑子中只有“安全悖论”或霍布斯陷阱。如果他们担心自己太弱小，就会和近邻联手，或者在敌人变得更强大之前抢先下手。一个亚马孙的雅诺马马人告诉人类学家：“我们对战争已经厌倦了，不想再杀人了，但是有些人实在太奸诈，不可信。”[44]

    在大部分调查中，最经常提到的战争动机是复仇，其本质是要增加敌人对进犯的预期成本，向潜在的对手显示凶狠的威慑力。在《伊利亚特》中，阿喀琉斯对人类这一心理特性进行了描述。世界上没有一种文化会对他的话感到陌生，他说，复仇“远比流淌的蜂蜜还要甜美，从男子的胸中奔涌而出”。觅食族群和部落民对盗窃、通奸、破坏、偷猎、抢劫妇女、背信弃义、疑似巫术以及以往的暴行等进行报复。一项跨文化的研究发现，95%的人类社会都接受一命偿一命的观念。[45]部落民不仅感到复仇在自己的胸中奔涌，而且知道复仇也奔涌在敌人的心中。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要一个不留地杀光所有的敌人，因为幸存者一定会为被杀的族人复仇。

    国家形态社会和非国家形态社会的暴力水平

    对非国家形态社会中暴力的描述，固然消除了认为觅食族群的人天生和平这样的成见，但我们仍不知道，与所谓的文明社会相比，他们的暴力水平是更高一些，还是更低一些。现代国家的史册上写满了血腥的屠杀和战争暴行，除了在各个大陆都有针对原住民的暴力，他们自己之间的战争死亡人数也已经以千万计。只有通过数字，我们才能了解文明是增加了暴力还是减少了暴力。

    当然，从绝对数上看，文明社会所造成的破坏力是无与伦比的。但我们是应该看绝对数还是看占人口比重的相对数呢？这个选择把我们带进了一个道德不可计量的困境，杀死100个人的50%和杀死10亿人的1%，到底哪个更糟糕。一种观点认为，一个被酷刑折磨或被杀死的人所承受的苦难程度，与有多少其他人遭受同样的命运无关，所以我们的同情和分析的重点应该放在这些苦难的总量上。但另一种观点认为，因为活着就意味着有夭折或惨死的可能性，可能死于暴力、意外或者疾病，所以，在给定的时间和地点，享有完整生命的人数，可以作为道德良好的量度；相反，暴力死亡的人数可以衡量道德如何败坏。这一观点也可以用一个问句来表述：“如果我是生活在某个特定时代的人，我成为暴力受害者的可能性有多大？”根据这种观点推论，无论是用暴力死亡在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还是计算个人的风险，结论都是，要比较横贯各个社会的暴力危害，应该关注暴力行为的发生率，而不是数量。

    那么，如果将国家的出现作为分界线，将狩猎-采集、狩猎-栽种以及其他部落民（不分时代）放在分界线的一边，国家形态社会中的定居民（同样不分年代）放在分界线的另一边，我们会看到什么？最近有几位学者从人类学和历史学文献中搜罗了他们能找到的每一份来自非国家形态社会的尸体统计资料，结果估摸出两个数字。一个数字得自对特定人群进行长期研究的民族志学者的人口统计数据，包括死亡统计。[46]另一个数字来自法医考古学家，他们用挖掘罪证的眼光对墓地和博物馆的藏品进行了检查。[47]

    我们有可能确定一个在几百年前甚至几千年前丧命的受害者的死亡原因吗？一些史前人类的遗骨上带着暴力伤害的铁证——骨头上嵌着石器时代的镖头或箭头，比如前面提到过的肯纳威克人和冰人奥茨。其他间接的证据也是确凿无疑的。今天的考古学家可以通过检查史前人类的骨骸，以确定他们曾经受到来自他人的武力损伤。伤痕可以包括受击破裂的头盖骨、石器在头骨和肢体骨骼上留下的切口，以及尺骨的招架骨折（当一个人面对攻击抬起手臂防卫时会遭受的骨折）。有几种方式可以从骨伤痕上鉴定是受害者活着的时候遭受的创伤，还是受害者遗骨暴露后所受的损伤。活人的骨骼受创破碎时像玻璃破碎，断茬锋利，而死人的骨头破碎时像粉笔，边缘呈平滑的直角。如果在一根骨头上，破碎面的风化模式与完好面不同，那就说明它可能是在周围的皮肉烂掉之后才破碎的。周围遗留物也可作为鉴定犯罪的证据，包括战壕、盾牌、攻击性武器（比如在捕猎中毫无用途的战斧），还有洞穴墙壁上描绘的人类战争的场景（有些洞穴画有超过6000年前的古老历史）。即使汇总所有这些证据，考古学的死亡统计仍然是低估数，因为有些死亡原因，比如毒箭、伤口腐烂、内脏和动脉破裂，在受害者的遗骨上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研究人员将暴力死亡的原始数据汇总之后，可以用两种方式计算死亡率。第一，计算所有暴力死亡的百分比。这一比率可以回答的问题是：“与寿终正寝相比，一个人有多大的机会死于另一个人之手？”图2-2中有三个非国家形态社会的统计数据，即来自史前考古遗址、狩猎-采集群体、狩猎-栽种和其他部落的遗骸，还有就是国家形态社会的统计数据。让我们看看这些数据。

    最上面的一组数字是在史前考古遗址内挖掘出的人类遗骸所显示的暴力死亡。[48]这些遗骸来自亚洲、非洲、欧洲和美洲的狩猎-采集和狩猎-栽种部落，年代从公元前14000年到公元1770年。这些个案或者发生在国家出现之前，或者发生在那些未与任何国家有过持续接触的非国家形态社会。这些遗址发现的暴力死亡率的范围是0~60%，平均暴力死亡率是15%。

    接下来的一组数据是8个当代或近代以原始方式生活的狩猎-采集群体的暴力死亡。[49]这些数据来自美洲、菲律宾和澳大利亚。这一样本组的平均战争死亡率与上面的样本组相差无几：14%，区间是4%~30%。

    图2-2 非国家形态社会和国家形态社会中战争死亡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史前考古遗址：鲍尔斯（Bowles）, 2009年；基利，1996年。狩猎-采集群体：鲍尔斯，2009年。狩猎-栽种和其他部落：加特，2006年；基利，1996年。古代墨西哥：基利，1996年。全世界20世纪的战争和大屠杀（包括人为因素导致的大饥荒）：怀特，2011年。欧洲1900—1960年：基利，1996年，来自怀特，1942年，1942/1964年，1942/1965年；见注释52。17世纪的欧洲：基利，1996年。20世纪的欧洲和美国：基利，1996年，以及哈里斯（Harris）, 1975年。20世纪全世界战争死亡：拉齐纳和格莱迪奇（Lacina & Gleditsch）, 2005年；萨基斯（Sarkees）, 2000年；见注释54。美国2005年战争死亡：见正文和注释57。全世界2005年战争死亡：见正文和注释58。

    在第三组数据中，我将前国家形态社会中的狩猎、采集和栽种的混合状态归总。这些数据主要来自新几内亚或者亚马孙热带雨林，平均暴力死亡率为24.5%，其中还有欧洲最后的一个部落民社会门的内哥罗人，它的暴力死亡率正好接近这一组的平均数。[50]

    最后一组是国家形态社会的暴力死亡数据。[51]最早的数据是哥伦布发现美洲前的墨西哥帝国和城市的暴力死亡率，5%的人被其他人杀死。那里无疑充满危险，但其暴力死亡也只是前国家形态社会的1/3至1/5。当进入现代国家形态社会，我们面对的是成百上千的政治单元、几千年的历史和许多亚种的暴力形式——战争、凶杀、屠杀等等，所以很难给出单一的“准确估算”。为了尽量公允地进行比较，我们可以选择那些最暴戾的国家和时代的数据，再加上对当今世界暴力情况的估算。我们在第5章中会看到，在过去500年欧洲史中，最暴力的时期莫过于17世纪，即血腥的“宗教战争”时期，以及进行了两次世界大战的20世纪。历史学家昆西·赖特（Quincy Wright）估计17世纪的战争死亡率是2%, 20世纪前50年的战争死亡率是3%。[52]如果将20世纪最后40年也计算在内，战争死亡率将会更低。有人估算，包括美国（其他）战争的死亡，整个20世纪的战争死亡率低于1%。[53]

    最近，通过发布两个定量数据集，战争研究变得更加精确，我将在第5章对此进行解释。这些研究有保留地给出了20世纪的战争死亡人数——约4000万。[54]如果考虑到20世纪有60亿的死亡总数，忽略某些人口统计上的细节，我们可以估算20世纪的战争死亡率约为世界总人口的0.7%。[55]即使我们将战争的间接死亡，比如战争导致的饥荒和疾病的死亡估算为直接死亡的3至4倍，也无法弥合国家形态社会和非国家形态社会在暴力死亡率上的差距。如果再加上种族灭绝、政治清洗和其他人为的灾难，结果会如何呢？我们在第1章中提到的暴力学家马修·怀特估计，所有可归咎于这些人为因素的死亡总数是1.8亿人左右，但这也仅仅将20世纪的暴力死亡提升了3%。[56]

    现在，让我们回到当今世界。根据最新的《美国统计摘要》（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2005年美国人口死亡数为2 448 017。2005年也是美国卷入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武装冲突后最糟心的一年，阵亡人数创下近10年新高。两场战争共造成945名美国人死亡，占当年美国总死亡人数的0.04%（万分之四）。[57]即使我们算上18 124个国内凶杀死亡，暴力死亡率也只有0.8%，也就是8‰。其他西方国家的暴力死亡率比美国更低。至于全世界的暴力死亡率，《人类安全报告》（Human Security Report Project）计算的数字是政治动荡（战争、恐怖袭击、种族灭绝，以及军阀和地方武装制造的杀戮）直接导致的暴力死亡为17 400例，死亡率为0.03%（万分之三）。[58]这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估计，仅仅计算了那些有直接证据的战争死亡，但如果我们从宽计算没有文献记录的战争死亡和饥荒疾病导致的间接死亡，将其按照有记录的战争死亡的20倍来计算，暴力死亡率还是低于1%。

    图2-2上最大的断裂，是无政府群体和部落与有政府的国家之间的差别。不过，我们比较的根据都是来自考古挖掘、民族志内的数字和当代的估算，有一些甚至就是废纸便笺上潦草的记录。是否有一种方法能够对狩猎-采集群体和定居文明社会的两组数据集进行并列比较，人民、年代和方法都更有可比性？经济学家理查德·斯特克尔（Richard Steckel）和约翰·瓦利斯（John Wallis）对900具美洲原住民遗骸的数据进行了研究，这些遗骸的来源地覆盖了从加拿大南方直到南美洲的广袤地区，死亡日期均在哥伦布抵达美洲大陆之前。[59]他们将遗骸按照狩猎-采集群体和城市居民两类分组，后者属于安第斯文明和中美洲文明，比如印加人、阿兹特克人和玛雅人。在狩猎-采集群体的遗骸中，带有暴力伤害印记的占13.4%，这个数字接近图2-2中的狩猎-采集群体。城市居民的遗骸上有同样印记的只有2.7%，这个数字接近图2-2中20世纪之前的国家形态社会。所以，假定其他因素不变，我们发现，生活在文明社会的人成为暴力受害者的可能性会下降至原来的1/5。

    现在再看看对暴力进行量化的第二种方式。在这种方式中，谋杀率是用活人的比例来计算，而不是用死人的比例来计算的。这一统计方式对于以坟场荒冢为依据的数据比较困难，但对于大部分其他数据来源却比较容易，因为它只需要知道死亡人数和人口规模，而不需要其他来源的死亡累计。每年每10万人中的凶杀数是一个衡量谋杀率的标准，本书将一直使用这一尺度来衡量暴力。要了解这些数字的意义，我们以人类历史上最安全的地方——刚刚进入21世纪的西欧为例。在那里，居民区每年的凶杀率是10万分之1。[60]即使在最温文尔雅的社会，偶尔也会有年轻人在酒吧斗殴中失去控制，也会有老太太在亲夫的茶水里搅上些砒霜，所以这个暴力死亡数字可以说是低得不能再低了。在现代西方社会，美国属于最危险的国家。在情况最糟糕的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美国的凶杀率是10万分之10。在暴力严重的城市，比如底特律，凶杀率高达10万分之45。[61]当一个社会的凶杀率高到这个水平时，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就会感觉到危险的存在，而当凶杀率达到10万分之100，个人生活都会受到这一危险环境的影响：假定你有100个亲戚、朋友和熟人，那么在10年的时间内，其中会有一人遇害。如果凶杀率飙升至10万分之1000，即1%，那么每年你都会失去一个认识的人，而你自己也随时有可能被谋杀。

    图2-3是27个非国家形态社会（包括狩猎-采集和狩猎-栽种）和9个国家形态社会的战争死亡率。非国家形态社会年均战争死亡率是10万分之524，大约0.5%。在国家形态社会中，墨西哥中部的阿兹特克帝国经常处于战争状态，战争死亡率大约是0.25%。[62]在阿兹特克帝国之下，是在不同世纪经历过严酷战争的国家。19世纪的法国经历了大革命、拿破仑战争和普法战争，平均每年的人员损失是10万分之70。20世纪的两场世界大战让无数生灵涂炭，德国、日本、俄国/苏联的军队遭到重创，此外还有各种内战和其他军事冲突。德国、日本、俄国/苏联的年均战争死亡率分别是10万分之144、10万分之27和10万分之135。[63]20世纪，美国成了臭名昭著的战争贩子，参加了两场世界大战，还有菲律宾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但美国每年为此丧失的生命甚至比20世纪的其他军事大国还要少，仅为约10万分之3.7。[64]即使我们算上20世纪世界其他各地所有的组织型暴力——战争、种族灭绝、大清洗和人为的饥荒，年均死亡率也只有10万分之60。[65]2005年，图表上代表美国和全世界的暴力死亡率的横线极短，短到完全看不见了。[66]

    图2-3 非国家形态社会和国家形态社会年均战争死亡率

    资料来源：非国家形态社会：新几内亚的黑瓦人和伊拉拉人，来自加特，2006年；其他来自基利，1996年。墨西哥中部、德国、俄国/苏联、法国和日本的数据来自基利，1996年；见注释62和注释63。20世纪的美国：利兰和奥博罗恰努（Leland & Oboroceanu），2010年；见注释64。20世纪的世界：《 2008年人类安全报告》（Human Security Report Project，2008）；见注释57和58。

    所以，根据这一计算方式，国家形态社会的暴力程度比传统的群体和部落形态的社会要低得多。即使在战祸最深重的年代，现代西方国家的死亡率也不到非国家形态社会平均死亡率的约1/4，而与最暴戾的非国家形态社会相比，不足其1/10。

    * * *

    虽然觅食族群之间常有战争，但这并不普遍。我们不能认为，如果人性中的暴戾倾向发生弱化，是对外部条件的战略性反应，而不是对人内在诉求的释放性反应。据两项民族志学的调查，65%~70%的狩猎-采集群体至少每两年会经历一场战争，一代人中至少经历过一次战争的达90%，而所有人都有对过去战争的文化记忆。[67]这说明，狩猎-采集群体经常发生冲突，但却能够长期避免战争。图2-3展示的两个部落——安达曼人和舍迈人均有很低的战争死亡率，但是这两个部落都有着饶有意味的故事。

    印度洋上的安达曼人年均暴力死亡率的记录是10万分之20，大大低于非国家形态社会的平均水平（10万分之500），但他们是世界上现存的最勇猛的狩猎-采集群体。2004年，印度洋发生大地震和海啸，人道救援团体的直升机飞过他们的岛屿时，遭遇雨点般的箭与镖的攻击。救援人员当即松了一口气，他们知道，这说明安达曼人没有被灭绝。两年后，两个印度渔民醉入酣梦，他们的渔船漂流到安达曼人的一个小岛岸边。两人当即被杀，直升机被派去打捞尸体，也遭遇了一阵箭雨。[68]

    当然，在狩猎-采集和狩猎-栽种群体中，也有像舍迈人那样从来没有卷入任何旷日持久的、集团性的、算得上战争的杀戮行为。“和平派人类学家”对他们进行了大量研究，认为他们可能是人类进化史上的常态，只有那些更晚近、更富有的栽种社会和游牧社会才会卷入有组织的暴力行动。这一假说与本章没有直接关系，本章的目的是要对那些生活在非国家形态社会的人民和生活在国家形态社会的人民进行比较，而不是对狩猎-采集者与其他人进行比较。但是，我还是有理由怀疑这种认为狩猎-采集群体纯洁无瑕的假设。图2-3显示，在这些社会中，战争死亡率虽然低于栽种社会和部落社会，但暴力水平基本上相差不大。如前所述，我们今天观察到的狩猎-采集群体，可能并没有历史代表性。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些群体，都散落在荒漠或冰原这些不毛之地。他们之所以生活在那里，也许正是因为他们能够保持低调，并在面临冲突时情愿用脚投票。正如范·德尔·登嫩的评论所说，“当代 ‘和平的 ’觅食者……是这样彻底解决问题，过上和平生活的，他们或者与世隔绝，断绝了和其他人的联络，或者四处逃匿，或者受到暴虐不得不臣服，在惨败中不得不接受驯化，被武力威胁不得不成为顺民”。[69]比如，生活在卡拉哈里沙漠里的布须曼人，在20世纪60年代被誉为狩猎-采集和谐社会的典范，而事实上，他们在20世纪初与欧洲殖民者、他们的邻居班图人开战，自己内部也彼此开战，包括几次倾巢出动的大屠杀。[70]

    对这几个小社会的低战争死亡率，人们很可能会产生误解。虽然这些人能够避免战争，但是还会有谋杀，他们的凶杀率和现代国家形态社会是可以一比高低的。在图2-4中，我以比图2-3大15倍的比例进行了绘制。左侧是一组非国家形态社会的数据，让我们先看最靠右的灰柱。舍迈人是从事狩猎和栽种的部落，有一本书是《舍迈人：马来亚的非暴力人民》（The Semail: A Norvident People of Malaya），据说他们会尽一切可能避免使用暴力。不过，舍迈人的凶杀案不算多，但舍迈人的人口也不多。人类学家布鲁斯·瑙佛特（Bruce Knauft）做过计算，他发现舍迈人的凶杀率是每年10万分之30，这与美国最臭名昭著的犯罪城市的凶杀率接近，而且是美国全国凶杀率（取最糟糕的那10年的平均数字）的3倍。[71]同样的长除法也摧毁了所谓布须曼人爱好和平的声誉，有一本关于布须曼人的书是《毫无恶意的人民》（The Harmless People），而北极圈中部的因纽特人则是另一本书《从不发怒》（Never in Anger）的灵感之源。[72]不仅这些毫无恶意的、非暴力的、不会发怒的人民互相谋杀，谋杀率甚至远远高于美国和欧洲国家，而且，当布须曼人被博茨瓦纳政府接管之后，他们的谋杀率下降到原来的1/3，这正好应验了利维坦理论的预言。[73]

    图2-4 最少暴力的非国家形态社会与国家形态社会的凶杀率比较

    资料来源：布须曼人和中北极圈因纽特人：加特，2006年；李（Lee），1982年。舍迈人：瑙佛特，1987年。美国十大城市：兹姆林（Zimring），2007年，第140页。美国：《联邦调查局统一犯罪报告》（FBI Uniform Crime Reports）；见注释73。西欧（估算）：世界卫生组织；见注释66，第3章，第701页。

    政府管制下凶杀减少的事实过于明确无误，以至于人类学家对此所做的记录很少辅以数据。史书中记载了各式各样的“和平时代”——“古罗马治下的和平”，还有“伊斯兰治下的和平”“西班牙治下的和平”“奥斯曼治下的和平”“中国治下的和平”“不列颠治下的和平”，新几内亚的“澳大利亚治下的和平”，太平洋西北部的“加拿大治下的和平”和南非的“比勒脱尼亚治下的和平”。它们都是指在一个有效政府的管制下，疆域内的抢劫、武斗和战争出现减少。[74]虽然帝国统治本身可以是非常残酷的，但确实在所征服的地盘上控制住了地方性的暴力。“平靖进程”是一个如此普遍、无所不在的现象，人类学家通常对它视而不见，将其当作方法论上的一个干扰噪音。毫无疑问，那些原住民受到政府管辖后，相互之间的争斗减少了，因此被排除在暴力研究之外。原住民自己也感受到了平靖的效果。生活在新几内亚的一个奥亚那人这样解释“澳大利亚治下的和平”:“政府来了以后，生活好过多了，因为一个人可以安心踏实地吃饭了，无须时刻警惕别人的袭击，早上可以放心地出门撒尿了，不用担心中箭丧命。”[75]

    人类学家卡伦·埃里克森（Karen Ericksen）和希瑟·霍顿（Heather Horton）对政府出现后流血复仇减少的情况进行了定量研究。在一项对192个传统研究所做的调查中，他们发现，在殖民者或国家政府管治之前的觅食族群中，经常发生一对一的复仇，而在部落社会，家族对家族流血仇杀也是常事，在那些强调男人荣誉的文化中尤为严重。[76]相反，在中央政府管治的社会或者因有其他传统资源而对社会稳定要求较高的社会中，人们经常接受法庭和法院的裁决。

    当发展中国家摆脱了欧洲人的殖民统治之后，随之而来的通常是战乱。而现代武器、有组织的军事力量和反抗部落长老追求自由的年青一代，给战乱火上浇油。[77]这是20世纪下半叶最有讽刺意味的悲剧现象之一。我们在下一章中会看到，这一发展是历史性暴力减少的一股逆流，但它表明利维坦在推进暴力减少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文明及其缺陷

    那么，霍布斯是正确的了？至少他有一部分是正确的。我们发现人性中有三种导致暴力的主要因素：收益——掠夺性攻击，安全——先发制人的攻击，荣誉——报复性攻击。数字证明，相对而言，“在没有一个共同敬畏的权威的时代，人们所处的状态就叫作战争”。而在这种状态下，人们生活在“对暴力死亡的持续恐惧和危险之中”。

    但霍布斯坐在17世纪英国的扶手椅里，不可避免地犯下了许多错误。生活在非国家形态社会的人，在家族和盟友之间有着广泛的合作关系，他们的生活远远不是“孤独的”，他们中间的纠纷和残暴仅仅是间歇性的。尽管他们过几年就要打杀一番，但是他们还是有很多时间觅食，宴饮，歌唱，讲故事，生儿育女，照顾病人，以及从事其他生活必需的工作，寻找生活的快乐。我在上一本书的初稿里，很随意地将雅诺马马人称为“凶悍的人”，影射的是人类学家拿破仑·沙尼翁（Napoleon Chagnon）名著的书名。一位研究人类学的同事在我的初稿边页上写道：“是幼儿凶悍、老妇凶悍，还是他们的吃相凶悍？”

    对于他们的生活是不是“贫穷的”，有不同的说法。但可以肯定，那些没有国家组织的社会没有宽敞的房屋，没有传送和运输重物的工具，没有对地球的地理知识，不知道计算时间，也没有系统的文字，如果邻村的武士时刻都有可能向你射来几支毒箭，抢走妇女并烧掉你的茅棚，你也就很难有机会去发展这些技术和知识。但是，对于第一批放弃狩猎和采集，开始从事定居农业的人，他们的选择绝非易事。终日在田野里耕耘，以含淀粉的谷物维生，与牲畜和成千上万的人拥挤地生活在一起，污秽遍地，疾病丛生。斯特克尔和他的同事对古人遗骸所做的研究表明，与狩猎-采集者相比，最初的城市居民患有贫血、炎症、龋齿，而且身高大约矮6~7厘米。[78]有些研究《圣经》的学者相信，被逐出伊甸园的故事就是从觅食社会向农业社会变迁的文化记忆：“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79]

    那么，为什么我们的祖先要离开伊甸园？对许多人来说，这从来就不是一个明确的抉择：他们加倍地繁殖，掉进了马尔萨斯陷阱，自然的野味无法支撑他们的索取，他们不得不种植食物。随后才出现了国家。生活在边界的觅食者，或者被吸入城市，或者坚守自己原有的生活方式。对那些能够进行选择的人，伊甸园的唯一问题就是太缺乏安全了。几颗蛀牙、两块脓疮、几英寸的身高，相对于得到5倍的安全保障来说，只是小小不然的代价。[80]

    对一种死亡的逃避，又带来另外一种死亡。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陀这样说：“原来我们受犯罪之苦，现在我们受法律之害。”在第1章我们谈到的《圣经》故事中，最初的国王用专制的意识形态和残酷的刑罚管制他们的臣民。只要设想一下，暴戾的国王监视着人民的一举一动，人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律条的规范，亵渎神明和不尊奉国教者要被乱石砸死，国王有权力将妇女征入后宫，或者把婴儿劈为两半，把小偷和迷信小集团的领袖送上十字架。在这些方面，《圣经》是精确写实的。研究国家起源的社会科学家早已注意到，最初的国家是等级森严的神权制，精英为保证自己的经济特权，实施严刑苛法，维持属民的服从。[81]

    有三位学者对大量的文化样本进行了分析，在早期国家形态社会的政治制度的复杂性与对绝对权威和残忍手段的依赖性之间找到了量化的相关关系。[82]考古学家基思·奥特拜因（Keith Otterbein）的研究显示，一个社会中央集权的程度越高，越倾向于在战斗中杀死妇女（而不是劫走妇女）、蓄奴和从事人口贩卖。社会学家史蒂文·施皮策（Steven Spit-zer）表示，结构复杂的社会更倾向于将不侵害他人的活动有罪化，比如渎圣、性错位、不忠和巫法，并对罪犯施以酷刑、肢解、奴役和死刑。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劳拉·贝齐格（Laura Betzig）证明，社会制度越复杂，社会越容易落入暴君的掌控。而所谓暴君，就是那些永远正确永远伟大、草菅人命而不受惩罚，并在后宫禁锢大量女子的领袖。她还发现，在巴比伦、以色列、古罗马、萨摩亚、斐济、缅甸、阿兹特克、印加、（密西西比下游的）那切兹、非洲的阿善堤和其他王国，都出现过这个意义上的专制政治。

    当涉及暴力时，这个世界上的第一个利维坦——国家，决了一个问题，但又制造了另一个问题。人民固然不再经常地死于凶杀和战争，但他们又被暴君、神职和贪官污吏攥在手心里。这让我们更加觉得“平靖”这个字眼儿带有太多的血腥气，它绝不仅仅带来了和平，而且带来了强权政府的绝对控制。要解决第二个问题，人类还要再等上几千年，而在世界的很多地方，这个问题至今也没有得到解决。

    第3章 文明的进程

    文明在多大程度上是通过排斥本能才得以确立的，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自从我开始用餐具吃饭，就一直为餐桌礼仪挣扎烦恼；礼仪规定，不能用餐刀将食物送到叉子上。当食物的体积足够大时，我把叉子插到食物下面，肯定能盛住一块什么，这点儿机灵劲儿我还是有的。但是我的小脑确实不够发达，对付不了那些精切细斩的小碎块，还有那些滚圆溜滑的小豆粒，它们总是在叉子的尖齿前躲闪翻滚。我只好在盘子里追逐它们，绝望地寻找一个小沟或者一个小坎，让我的叉子能够借上一点儿力，并祈望它们不要突然飞蹦起来，最后趴在桌布上大喘气。偶尔，我会趁用餐同伴不注意，在她看见我的鲁莽举动之前，赶紧用餐刀堵住这些小颗粒、小豆粒的逃路。餐刀是用来切割食物的，除此之外做任何用途都是没有教养，让人无法容忍，我必须竭尽全力，避免这种羞耻和失态。阿基米德宣称：“给我一个支点和一根足够长的杠杆，我就能撬动地球。”但是，如果他知道什么是进餐礼仪，他甚至不可以用餐刀将青豆推到叉子上！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曾追问过为什么会有这种毫无意义的禁忌。我问：“以一种有效而且完全卫生的方式使用刀子和叉子，有那么可怕吗？我又不是要用手指头抓土豆泥吃。”“我说不行，就是不行。”所有的孩子都会得到这样的答案，这就无法再争论下去了。对这些莫名其妙的礼仪规则，我暗自恼火了几十年。突然，就在我为此书进行课题研究的某一天，我豁然开朗，谜团解开了，从此不再为刀叉礼仪而纠结。我的顿悟受惠于一位你也许尚未听说过的大思想家诺贝特·埃利亚斯。

    埃利亚斯生于德国的布雷斯劳市（现在波兰的弗罗茨瓦夫市），从事社会学和科学史的研究。[1]1933年，因为是犹太人，他逃离了德国；1940年，因为是德国人，他被关进英国的一个集中营；他的父母均在纳粹集中营遇害。在这些灾难之上，纳粹还要在他的生命里留下一笔重彩，他的巨著《文明的进程》于1939年在德国出版。在当时的环境中，这简直是个天大的笑话。埃利亚斯从一所大学流浪到另一所大学，大多数时间是在夜校授课。为了谋生，他还取得了心理治疗师的资格。最后他终于在兰开斯特大学安顿下来，从事教学工作，直至1962年退休。1969年，《文明的进程》英文版出版。他不再默默无闻，但是要到他生命的最后10年，当人们终于恍悟到他书中的重大发现时，他的地位才得到真正的承认。他的发现不是关于餐桌礼仪背后的理性，而是关于凶杀的历史。

    1981年，政治学家泰德·罗伯特·格尔（Ted Robert Gurr）利用法庭和郡政府的记录，估算了英国历史上不同时代的凶杀率，得出30个估计数，与伦敦现在的记录一起，绘制成图表。[2]我在图3-1中复制了这组数据，计算死亡率的方法和第2章中所使用的方法一样，即每年每10万人中的凶杀数。我必须使用对数尺度，因为凶杀率的下降几乎是一条陡峭的直线。图表显示，从13世纪到20世纪，英国各地的凶杀率降至原来的1/10、1/50，在有些地区甚至是1%。比如，14世纪牛津的凶杀率是每年10万分之110，而20世纪中叶伦敦的凶杀率是每年不到10万分之1。

    几乎每一个见到此图的人都深感惊讶（包括我自己——我在序言中已经提到，这张图就是一粒种子，生根发芽，本书是它结出的果实）。这一发现颠覆了人们的一个成见，即过去的世界是一派田园牧歌，今天的世界则满目腐败堕落。当我通过网络问卷调查人们对暴力的看法时，人们猜测20世纪英国的暴力水平比14世纪英国的暴力水平高14%。而事实是，20世纪英国的暴力水平比14世纪英国的暴力水平低95%。[3]

    本章要讨论的是欧洲从中世纪到现在凶杀率的下降，以及它在其他时间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正例与反例。本章的题目借用了埃利亚斯的书名，因为他是唯一一位用理论解释这一现象的大思想家。

    图3-1 1200—2000年英国的凶杀率，格尔1981年估算

    资料来源：格尔的数据，1981年，第303～304页，第313页。

    欧洲凶杀率的下降

    凶杀率在下降——在我们对这一非凡的发展进行解释之前，首先要确保它是真实的。格尔的图表发表后，几位犯罪历史学家对凶杀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4]犯罪学家曼纽尔·艾斯纳（Manuel Eisner）对英国几个世纪以来的的凶杀案进行了更大规模的估计，他使用的材料包括尸检官的验尸报告、法庭案例和地方档案。[5]在图3-2中，每一个灰点是对某个城镇或管辖区的凶杀统计，同上，图表使用对数尺度。从19世纪起，英国政府就保有完整的年度凶杀案记录，它们在图中用灰线表示。另外一位历史学家J. S.科伯恩（J. S. Cockburn）整理了1560—1985年肯特郡的连续数据。艾斯纳将这些数据与他自己的数据重叠在一起，即图中的黑线。[6]

    图3-2 1200—2000年英国的凶杀率

    资料来源：艾斯纳绘图，2003年。

    我们再次清楚地看到凶杀率的下降，而且不是一星半点：凶杀率从中世纪的10万分之4~100，下降到20世纪50年代的10万分之0.8。从数据的时间上看，中世纪的高凶杀率不能归咎于1350年左右随黑死病而来的社会动荡，因为我们还有黑死病时期之前的大量数据。

    艾斯纳对数据的可信性进行了全盘考量。之所以使用凶杀这种选择性的犯罪来量度暴力，是因为不论文化差异多么大，不论人们如何定义犯罪，一具尸体都是无法被掩盖的罪行，而且总是能吊起人们探究根底的好奇心。与抢劫、强奸和攻击相比，凶杀案的记录是更可靠的暴力指标，虽然其他犯罪通常（虽非永远）与凶杀存在相关性。[7]

    我们当然想知道不同时代的人对这些杀戮有怎样的反应。他们是否和我们今天一样，对故意杀人和过失杀人区别裁断，他们是起诉还是听之任之？过去的凶杀率和强奸率、抢劫率和攻击率之间是什么关系？他们是否抢救暴力的受害者，以防止他们由受伤变为被杀？

    幸好，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讨论的。艾斯纳引用的研究表明，将几个世纪之前的凶杀案交给今天的人来判断是不是故意伤害，今天的结论通常和当时的结论一样。他的研究还显示，在大部分时期，凶杀率和其他暴力犯罪率相关。他指出，法医学或刑事司法体系的任何历史性进步都必然会低估凶杀案的减少，因为与几个世纪前相比，今天被抓获、起诉和定罪的杀人犯比例更高。在救生医疗方面，20世纪之前，江湖郎中治死的病人和救活的病人一样多；1300—1900年，医疗救生的成功率越来越高。[8]在任何情况下，如果社会科学研究的仅仅是1/4或者1/2的变化，而不是10倍和50倍的变化，采样噪音就会带来很大的干扰。

    英国人之间的凶杀逐渐减少，这在欧洲人中是否属于特立独行呢？艾斯纳研究了其他西欧国家的情况，犯罪学家为这些国家收集了杀人数据。图3-3显示，西欧各国的情况相当接近。虽然斯堪的纳维亚人拖延了几个世纪才想明白犯不上互相残杀，而意大利人直到19世纪还不曾认真地思考过这个问题，但到20世纪，所有西欧国家的凶杀率都降至每年10万分之1左右，各国相差无几。

    图3-3 1300—2000年西欧5个地区的凶杀率

    资料来源：艾斯纳的数据，2003年，图表1。

    为了更好地看清欧洲暴力的减少，我们来比较一下第2章中提到的非国家形态社会的凶杀率。在图3-4中，为了将非国家形态社会的数据纳入表格，我延长了纵轴线，将对数尺度上的量级增加到1000。与未被平靖的非国家形态社会和因纽特人相比，中世纪后期西欧的暴力要和缓得多，与定居的觅食部落，比如舍迈人和布须曼人在一个水平上。而从14世纪起，欧洲的凶杀率稳步下降，直到20世纪最后30年才出现了一个小反弹。

    虽然欧洲总体上凶杀数量越来越少，但某些凶杀模式一直维持不变。[9]约92%的非杀婴类凶杀案的凶手是男性，年龄集中在20多岁。直到20世纪60年代凶杀率有所回升之前，城市总体上比乡村更安全。凶杀的其他模式则发生了变化，以前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的凶杀率基本接近，但凶杀率开始下降后，上层社会凶杀数量的下降幅度要比下层社会大得多。我们后面再回头探究这个现象。[10]

    图3-4 1300—2000年西欧和非国家形态社会的凶杀率

    资料来源：非国家形态社会（不包括舍迈人、因纽特人和布须曼人的26个非国家形态社会几何平均数），见图2-3。欧洲：艾斯纳，2003年，图表1；5个地区的几何平均数，缺少数据的部分用内推值代入。

    另一个历史性的变化是，与杀害孩子、父母、配偶和手足的案件相比，无亲缘关系的男子之间的凶杀案减少了。这在凶杀统计学中是一个很常见的模式，有时也被称为“维寇法则”（Verkko..s Law）：与涉及女性和亲族的家庭暴力相比，男人之间的凶杀率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会有很大的波动。[11]马丁·戴利（Martin Daly）和马戈·威尔逊（Margo Wilson）的解释是，家庭成员之间的紧张和冲突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基本相同，因为这种根深蒂固的利益冲突源自亲缘成员之间基因重叠的模式——遗传的相似性。相反，非亲缘男性之间的暴力是获得性的，它受争夺支配权或优势的刺激，对当时当地的具体环境非常敏感。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一个男人需要多少暴力才能在等级排序中保持自己的地位，要看他如何评估其他人的暴力程度，这可能导致暴力急速螺旋上升的恶性循环，也可能导致暴力螺旋下降的良性循环。我将在第7章中讨论亲缘心理的细节，并在第8章中讨论支配权问题。

    对欧洲凶杀率下降的解释

    欧洲凶杀率连续几个世纪下降，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城市生活中来自五湖四海的居民素不相识，却要拥挤地生活在一起，文化背景和阶级背景各不相同，这难道不是暴力的温床吗？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带来哪些痛苦的社会变迁？你是否相信，以教堂、传统和对神的畏惧为中心的小城镇生活，是我们抵挡谋杀和混乱的最佳防卫手段。再好好想一想！随着欧洲进入城市化、商业化、工业化和世俗化，它变得越来越安全了。这就让我们回到了埃利亚斯的理论，它是唯一经得住验证的理论。

    在《文明的进程》一书中，埃利亚斯没有使用多少数据来支持他的理论，因为当时没有这样的数据，他的做法是检视中世纪欧洲人日常生活的内容。比如，他查看了15世纪德国《中世纪家庭画册》（The Medieval Housebook）中的插图，这些插图画的是一位骑士眼中的世情百态。[12]

    从图3-5中可以看到很多细节，农民正在给一匹马开膛破肚，而一头猪在农人身后嗅着他裸露出来的臀部。在附近的一个山洞里，一男一女坐在木枷上。再往上，一个男子被押向绞刑架，而绞架上已经悬挂着一具尸体。

    在绞刑架旁边，受轮刑的男子尸身残破，乌鸦正在啄食他。轮刑架和绞刑架都不是画面的焦点，而只是背景的组成部分，如同树木和磨坊。

    图3-5 《土星》细部，《中世纪家庭画册》，第1475～1480页

    资料来源：埃利亚斯复制，1939/2000年，附录2，见Graf zu Waldburg Wolfegg，1988年。

    图3-6是第二幅插图的细部，图中的骑士正在攻击一个村庄。在左下角，一个农夫被士兵刺伤，在他的上方，另一个农夫的衣角被士兵揪住，边上的一个哭号着的妇女双手伸向天空。在右下角的小教堂内，士兵正将匕首刺向一个农民，他的财物被洗劫一空。在教堂左侧，骑士铐住了一个农民。上方，几个骑兵放火点燃农舍，士兵一面赶走农人的牛羊牲畜，一面向农妇挥舞着大棒。

    图3-6 《火星》细部，《中世纪家庭画册》，第1475～1480页

    资料来源：埃利亚斯复制，1939/2000年，附录2，见Graf zu Waldburg Wolfegg，1988年。

    封建欧洲的骑士，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军阀。国家毫无行动的能力，国王只是贵族中最显赫的一个，没有常备军队，对国家几乎没有控制。所谓的治理，就是国王分封了男爵、骑士和其他贵族，由他们掌管大大小小的采邑，向领地内的农民征收粮食和徭役。骑士经常以征战、偷袭和复仇这些霍布斯式的暴力方式进犯其他骑士的领地。如《中世纪家庭画册》插图中所示，他们在进行杀戮时毫不手软。在《远方之镜：多灾多难的14世纪》（A Distant Mirror: The Calamitous 14th Century）一书中，历史学家巴巴拉·塔奇曼（Barbara Tuchman）这样形容他们的谋生之道：

    骑士兴致勃勃地参与这些私斗，攻敌的唯一战略就是在对方领地上杀戮和残害尽可能多的农民，毁坏尽可能多的庄稼、葡萄园、工具、仓库和其他财物，因为这样就能减少敌人的岁入。结果，双方交战的主要受害者是各自领地内的农民。[13]

    正如我们在第1章中所见，为了维护威慑的可信度，骑士举行血淋淋的竞赛和其他彰显男子气概的运动，并饰以荣誉、勇气、骑士精神、光荣和侠义之类的辞藻，以至于后人忘记了他们不过是些残暴的盗贼。

    在私斗和比武的背景之下，生活中还充满其他暴力。我们已经看到，宗教价值观已经和滴着鲜血的十字架、永生永世的炼狱、对圣徒受肢解酷刑的刺激性描述融为一体。工匠以独出心裁的创造力来制造各色虐待狂式的刑具。旅行成了玩命，匪徒劫持人质勒索赎金成了一门大买卖。埃利亚斯注意到：“小人物，比如制帽工、裁缝和牧人，也都动辄拔刀相向。”[14]甚至神职人员也不例外。历史学家巴巴拉·哈纳沃特（Barbara Hanawalt）引用14世纪英国的记载说：

    事件发生在耶佛陀夫特（Ylvertoft），国王爱德华在位第五年的圣马丁节前的那个星期六。耶佛陀夫特教区牧师——来自威灵顿的威廉派他的职员约翰去约翰·考布勒家买一支一便士的蜡烛。约翰要先拿到钱才肯交出蜡烛，这就惹恼了威廉。威廉猛然推门进屋，击打约翰的前额，令他脑浆飞溅，当即丧命。[15]

    人们的娱乐也沾满暴力的色彩。塔奇曼描述了当时两项流行的运动项目：“参赛者的双手被捆在身后，用他们的脑袋去撞击一只被钉在柱子上的猫，看谁能先杀死这只猫。参赛的风险是发狂的猫可能会撕破他们的面颊，抓出他们的眼珠……或者人们拿着大棒追打关在围栏中的猪，观众在笑声中看着这头猪尖叫着狂奔乱躲，直到在大棒下咽下最后一口气。”[16]

    我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里阅读了数千篇学术论文，内容从不规则动词的语法到多重宇宙物理学，其中最古怪的一篇莫过于《丢面子和要面子：中世纪后期城镇的鼻子和荣誉》。[17]在这篇论文中，史学家瓦伦丁·格勒布纳（Valentin Groebner）整理了几十宗中世纪欧洲砍掉别人鼻子的事件。有时，这是官方对异端、叛国、卖淫或鸡奸的惩罚，但更常见的还是私人之间的复仇行为。在1520年纽伦堡的一个案件中，汉斯·里格尔与汉斯·冯·艾布的妻子发生了关系。妒火中烧的冯·艾布割掉了无辜的里格尔妻子的鼻子。一位最高法官综合考量了案情，判处里格尔通奸罪成立，坐监四个星期，冯·艾布免于处罚。这种人身伤害经常发生，以至于格勒布纳这样写道：

    中世纪晚期的一位外科教科书的作者也特别关注鼻部损伤，讨论被割下来的鼻子是否能够再长回去。对于这个大家争论不休的问题，法国御医亨利·德·蒙德维尔在他的名著《整形外科》一书中给了一个结论性的回答：“不能。”15世纪的其他医学权威则要乐观得多，海因里希·冯·福尔思庞特1460年的《医药大典》夸下不少海口，其中之一就是一张专为失去鼻子的人“制作新鼻子”的处方。[18]

    “割掉你的鼻子，让你难堪”（to cut off your nose to spite your face）这样古怪的谚语其实都来源于生活。中世纪后期，割下某人的鼻子，是让某人丢脸的典型方式。

    和其他研究中世纪生活的学者一样，埃利亚斯对中世纪古人暴躁的脾气感到震惊。按照我们今天的眼光，那时候的人真是浮躁、粗野到了极点，而且极其幼稚：

    并不是说他们总是面露凶色、横眉怒目，时时刻刻挥刀弄剑……相反，他们本来是在乐呵呵地互相调侃，甩出一连串嘲弄的字眼儿，但就在笑语喧哗声中，他们可以突然拔刀相向，开始玩命地厮杀。我们看到的中世纪的人充满了矛盾：他们有虔诚的宗教信仰，对地狱怀有极度的恐惧，心怀沉重的罪恶感和忏悔，同时疯狂地追求狂欢和享乐。他们的性情暴躁易变，毫无克制地仇恨和好勇斗狠。所有这一切，都可以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而且阴晴不定、瞬息可变，这就是当时人们完全同构的情感生活。比起后来的人，中世纪的人更冲动，感情的表达更自由、更直接，也更开放。只是到了我们这里，一切才变得微妙、温和和精于算计。社会禁忌作为各式各样的自我克制，深深地渗透到追究功利的社会机体中，所以我们才会觉得不加隐藏的宗教虔诚、桀骜不驯的派头和凶残的行为是相互矛盾的。[19]

    塔奇曼也这样写道：“中世纪人的行为带有显而易见的幼稚，他们无法克制自己的任何冲动。”[20]多萝西·塞耶斯（Dorotry Sayers）翻译了《罗兰之歌》（The Song of Roland）。她在序言中提到，“在个人和民族的大灾大难临头时，轻轻地抿住嘴唇，静静地将烟头扔进壁炉，这种硬汉形象，是非常晚近的事情”。[21]

    虽然中世纪人的孩子气肯定有被夸大的成分，在不同的时代，人们表达情感的习俗确实有所不同。在《文明的进程》一书中，埃利亚斯用很大篇幅记录了一组不同寻常的数据资料——礼仪手册。今天，我们认为《艾米·范德比尔特家族礼仪》（Amy Vanderbilt..s Everyday Etiquette）和《曼纳斯小姐行为矫正指南》（Miss Manners.. Guide to Excruciatingly Cornect Behavior）这类书，只是提供了一些免于失态受窘的小常识。但它们曾一度是道德行为的严肃指南，由那个时代的思想大家撰写。1530年，人文运动的创始人之一、大学者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撰写了《论男孩的礼貌教育》（On Civility in Boys）这一行为手册，该书在欧洲畅销了整整200年。这些手册明确规定了哪些行为是不可接受的失礼，也让我们从中知道哪些是当时人必须遵守的规则。

    总而言之，中世纪的人是粗野的。礼仪手册中大量的劝诫是关于如何消除身体的异味：

    不要在楼梯、走廊、衣柜和墙帏上撒尿和涂抹其他污秽。/不要在女士面前，或者在宫廷的门口和窗户前大小便。/不要在椅子上前后滑动，做出要排出气体的样子。/不要用裸手在衣服下面触摸私处。/不要在别人大小便时打招呼。/不要在排出气体时发出噪声。/不要在其他人面前做大小便前解衣松带的准备，也不要在人前做大小便后系扣穿衣的动作。/当你在小旅馆里和别人同睡一张床的时候，不要紧挨着别人，不要把自己的腿放到别人的两腿中间。/如果你在床单上看见什么令人恶心的东西，不要告诉你的伙伴，不要指给他看，也不要举着发臭的东西让别人闻，然后说“我很想知道这东西到底有多臭”。

    针对擦鼻涕的规矩有：

    不要用桌布、手指头、袖子或者帽子擦鼻涕。/不要将自己用过的手绢拿给别人用。/不要将手绢叼在嘴里。/“在用手绢擦过鼻子后，千万不要打开手绢，向内张望，仿佛你头上有珍珠或宝石掉了进去。”[22]

    接着是对吐痰的详细规定：

    在盆里洗手的时候，不要向盆里吐痰。/吐痰的时候不要吐得太远，以至于你要伸长腿，才能踩到那团东西上去。/吐痰的时候，要侧过脸，不要让痰涎溅到别人身上。/“任何脓痰落在地上后，都应该踩上一脚，以免让人恶心。”[23]/如果在别人的衣服上看见痰和鼻涕，礼貌的做法是不动声色。

    还有关于餐桌礼仪的很多建议：

    不要第一个从大盘子中取食物。/不要像猪那样在饭桌上打瞌睡、打鼾和出声地舔嘴唇。/不要为了将大块肉靠近自己而转动大盘子。/“不要狼吞虎咽，仿佛你明天就要进监狱；也不要向嘴里塞太多食物，两颊鼓胀如风箱；更不要张嘴咀嚼，发出猪一样的响动。”/不要将手指头伸进大盘子去蘸汤汁。/不要将进过自己嘴巴的勺子伸进公盘取菜。/不要将自己啃过的骨头放回公盘。/不要用桌布擦抹刀叉餐具。/不要将嘴里的食物放回自己的盘子。/不要请别人吃自己已经咬过的食物。/不要用舌头舔油渍的手指头，不要在面包上和衣服上擦拭油渍的手指头。/不要将头低到汤碗上喝汤。/不要将骨头、菜渣子、蛋壳、果皮吐到手里，或者扔到地上。/吃饭时不要抠鼻子。/不要直接用汤盘喝汤，要用汤匙喝汤。/用汤匙喝汤时不要发出声音。/不要在饭桌上松裤腰带。/不要用手指头打扫脏盘子。/不要用手指头搅拌调味汁。/不要将肉食举到鼻子前闻味儿。/不要用托碟喝咖啡。

    看到这些戒律，当代读者的脑海里会产生一连串反应：那时候的人该是多么草率、鲁莽、野性和不成熟啊！这些不都是父母对三岁孩子的教导吗，怎么会是一个大哲学家向有文化的人发表的文字呢？但是，正如埃利亚斯所指出的，优雅的举止、自我克制和深思熟虑这些看似第二天性一样的品质，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习得性的，这也是为什么称其为“第二天性”。这些品质是随着欧洲的现代化而逐渐被人们接受的。

    五花八门的劝诫说的都是一个道理。几十个形形色色的规矩彼此相连，强调的就是那几个主题。并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逐项地接受训导，哪位粗心大意的母亲疏漏了一条半条，她已经成年的儿子也不见得就会揪着桌布擤鼻涕。这个单子上的规则，以及那些没有开列在这里的更多规则，可以浓缩为几条简单的原则：控制食欲，延迟享乐，顾及别人的情感，不要像农民那样粗俗，远离动物的本能。

    人们认为，对于违反这些规则的人的处罚是内在的羞耻感。埃利亚斯注意到，礼仪手册很少论及健康和卫生。今天，我们已经认识到，人的厌恶情绪早已演化为一种下意识的抵御生物污染的手段。[24]但在19世纪之前，人们对微生物和感染还毫无认识。礼仪书中唯一明确的原则是避免乡巴佬的举止、动物般的粗野和对他人的冒犯。

    在中世纪的欧洲，性行为也没有后来那样慎重。人们经常在公众场合赤身裸体，夫妇或情侣在保持交媾的私密性方面也是非常敷衍潦草的。妓女在光天化日之下拉客，英国的许多城镇中都有一个叫作“摸巷”的红灯区。男人堂而皇之地向孩子吹嘘自己的性史，他们的私生子和婚生子女混居在一起。在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过程中，这种赤裸裸的张扬渐渐地让人们感到困窘，被视为粗野，最后才是不可接受。

    语言中留下了这一变化的印记。“农民”（peasantry）一词的另一个意思是道德沦丧；“莽汉”（boor）的原意就是“农人”，在德语和荷兰语里也一样；“恶棍”（villain）源自法语的vilein，指农奴或村民；“土头土脑的”（churlish）词源是英文的churl，意思是平民；“下流”（vulgar），俗称底层人；“卑鄙微贱”（ignoble）一词，就是由“非—贵族”两个词组合而成的。许多描述这些令人难堪的行为和事务的字眼已经成为禁忌。英国人现在习惯于叫喊着神明发誓赌咒，比如“我的上帝啊！”“耶稣基督啊！”但在刚刚进入现代社会的时候，他们是叫喊着性行为和排泄物发誓的，即我们今天所说的“盎格鲁-撒克逊的四字经”，现在这些都不能再用于文明场合了。[25]历史学家杰弗里·休斯（Geoffrey Hughes）注意到：“将一朵蒲公英叫作pissabed（尿床），将苍鹭叫作shitecrow（大便-乌鸦），将红隼叫作windfucker（操风者）的时代，已经和用硕大的阳具为男子紧身兜裆袋做的广告一样，一去不复返了。”[26]私生子、淫妇、笨蛋和娼妇也从常用的俚语变为禁忌语。

    随着新礼仪的确立，军人的武器装饰，特别是刀剑，也发生了变化。在中世纪，大部人随身携带短刀。他们会在餐桌上用它对付整只烧烤的禽兽，先是切下一大块，用刀尖挑着，再送到嘴里。但是，在一个公共聚会上，每个人身前身后刀光闪闪、杀气腾腾，刀尖对着自己的面孔指来指去，这种恐怖景象越来越让人反感。埃利亚斯引述了一系列以如何使用刀具为中心的礼仪：

    不要用刀剔牙缝。/不要在吃饭时一直握着刀，只在需要切割食品的时候才拿起刀。/不要用刀尖挑起食物送入口中。/不要用刀切面包，要用手来掰面包。/如果你将刀给别人，要手握刀尖，将刀柄递给对方。/不要将刀柄紧攥在手心里，而是用手指拿着刀柄。/不要用刀尖对着别人指指点点。

    在这个过渡时期，叉子成为通用的餐具，人们不再需要用刀将食物送进嘴里。餐桌上出现了各种专用的餐刀，人们不再需要在进餐时动用自己的佩刀了，餐刀被设计成圆头，而不是尖头。有些食物是永远也不需要使用餐刀的，比如鱼类、球形的食物和面包——所以，“一起掰面包”的意思就是“共同进餐”。

    中世纪的一些刀具禁忌一直保留到今天。许多人不愿意将刀具作为送人的礼品，如果实在要送，一定要配上一枚硬币，收礼的人将硬币还回送礼者，表示这是一次买卖，而不是一次赠送。表面的理由是刀具有“切割友谊”的象征，但更有可能是避免将凶器送给朋友。还有一种迷信认为将刀递给他人会带来厄运，所以，应该是将刀放在桌子上，让对方自己来取。餐具中的餐刀是圆头，而且也不是非常锋利，能够切割食物即可，牛排餐刀仅在有硬肉食时才摆上桌，吃鱼则有专用的钝口餐刀。不是绝对需要使用餐刀时，就尽量不要动用它。用餐刀来吃糕点，用餐刀将食物送进嘴巴，用餐刀搅拌食物（俗话说“刀子搅拌，煽动捣乱”），以及用餐刀将食物放在叉子上——对，放在叉子上——都是粗野的行为。

    啊哈！

    * * *

    埃利亚斯的理论将欧洲暴力的减少归因于大众的心理变化。他的著作的副标题是“社会遗传学和心理遗传学的调查”。他认为，这个转变从11世纪或12世纪开始，到17世纪和18世纪完成。在这几个世纪的时间内，欧洲人越来越克制自己的冲动，关注自己行为的长期后果，顾及其他人的想法和感情。随时准备进行复仇的荣誉文化让位给时刻讲究自我克制的尊严文化。皇亲贵族在文化仲裁的压力下，严格遵守种种清规戒律，以此将他们自己与乡巴佬和庄稼汉拉开距离。接着，这些规诫被社会吸收，灌输给一代又一代的稚龄儿童，直到成为他们的第二天性。中产阶级总是迫不及待地效仿贵族，他们渐渐地接过这些贵族自律的标准；这些标准又从中产阶级向下层社会传递，最终成为整个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

    埃利亚斯发现了弗洛伊德的心理结构模型，即使年幼的孩子完全不能理解规则的意义，但他们自幼从父母那里接受了这些规则，随后内化为自己的意识（即超我）。某一天，孩子的自我开始能够践行这些规则，约束自己的生理冲动（即本我）。埃利亚斯没有涉足弗洛伊德那些更奇异的理论（比如“原始弑父”、“死亡本能”和“俄狄浦斯情结”），他的心理学是完全现代的。在第9章，我们会探究人的意志力，即心理学家所说的自制、延迟满足和较低的时间折现，俗语中则有所谓的“默数到十”（少安毋躁）、“勒住马缰”（三思而行）、“咬紧牙关”、“有备无患”和“枪打出头鸟”。[27]我们还要探究心理学家所说的共情能力、直觉心理学、换位思考、心智理论和俗称“钻进别人的脑子里”、“站在他人的角度看世界”、“穿上别人的鞋子走几里路”，以及对他人之痛“感同身受”。埃利亚斯预见到人们将对自制和共情这两种人性中的善良天使进行科学的研究和分析。

    埃利亚斯的批评者指出，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关于性和排泄的规范，这些规范可能是来自与洁净、厌恶和羞耻有关的内在情感。[28]我们将看到，各个社会将这些情感道德化的程度是衡量文化差异的重要尺度。虽然中世纪的欧洲并不缺少规范得体行为的标准，但是这些标准的水平都是非常低下的。

    值得称道的是，埃利亚斯没有陷入学术时髦的窠臼，称早期现代欧洲人“发明”或者“建构”了自制。他仅仅表示，他们增加了一些大脑认知的能力，这一能力是人生来俱有的，只是中世纪的人未能充分利用它而已。埃利亚斯一再明确表示，（人的认知能力）“没有零点”。[29]我们在第9章中将会看到，人们如何管理自己的自制力，是心理学中一个有趣的话题。第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自制力如同肌肉，如果你用餐桌礼仪这样约束训练自己，当别人侮辱你时，你会有更强和更有效的自制力，控制自己不去杀人。第二种可能的解释是，自制的特定设置是一种社会规范，比如你站在别人身边时应该保持多远的距离，或者在公共场所，身体的哪些部位应该被遮挡严实。第三种可能的解释是，自制可以根据一时一地的成本和收益进行相应的调整。毕竟，自制不是一种纯粹的美德。过多的自制会让侵犯者认为你已经失去报复的良机，因无法再采取行动，而对你进行攻击。但如果给他一个理由，让他相信你会不计后果地进行反击，他从一开始就会对你更加尊重。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就要根据所处的危险调整自制的水平。

    * * *

    到此为止，文明进程的理论仍是不完整的，因为它试图用现象内生的过程来解释现象本身。该理论指出，暴力行为的减少，与冲动、炫耀、放荡、野蛮和餐桌上粗俗举止的减少相吻合。这样的解释无疑将我们绕进一张心理过程的罗网。因为人们学会了克制自己的暴力冲动，所以人们的暴力行为减少了，这差不多等于什么也没有说。我们也无法肯定到底是人们的心理冲动变化在先，暴力的减少在后，还是相反。

    但是埃利亚斯确实提出，存在外源触发器，准确地说，是两个外源触发器激发了暴力减少的整个过程。第一个外源触发器是，欧洲在经历几个世纪的封建领主和采邑林立的无政府状态后，出现了真正的利维坦。中央集权的君主获得了强大的力量，把战乱不休的骑士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并将自己的触角伸延到王国的疆域之外。根据军事历史学家昆西·赖特的研究，在15世纪，欧洲有5000个独立的政治单元（主要是领主封地和公国），在17世纪早期“三十年战争”时期有500个政治单元，在19世纪初期的拿破仑时代有200个政治单元，而在1953年，欧洲只剩下不到30个独立的政治单元了。[30]

    政治单元的整合本来是相对强大的军阀吞并相邻军阀的自然聚合过程，但是军事进步加速了这一进程，这场史称“军事革命”的技术进步包括火药武器、常备军和其他只有大政府和大财政才能支撑的昂贵的战争工具。[31]一个在战马上一手扬鞭一手挥剑的汉子，带着一伙破衣烂衫的农民，在战场上肯定不是由国家在战场上部署的步兵和炮兵大部队的对手。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说：“国家制造了战争，战争又制造了国家。”[32]

    骑士之间争夺势力范围的战事，让日益强势的国王们感到不快，因为不论哪一方获胜，都有农民丧生，生产力被破坏。从国王的立场看，这都是在消耗自己的军力和财力。一旦他们进入和平——所谓的“国王的和平”，他们的利益动机会要求他们继续维持和平。一个骑士放下武器，将自己的安全交给国家。这是一个冒险的举动，因为他的敌人也许会视此为软弱的表现。所以国家必须信守承诺，不能让任何人怀疑其维持和平的能力，回到相互侵夺和仇杀的过去。[33]

    骑士之间和农民之间的争斗不仅令人讨厌，而且失去了机会。在诺曼统治时期的英国，一些天才认识到将司法系统国有化的益处和可能性。几个世纪以来，英国的法律制度一直将凶杀视为一种侵权行为。在英国的法制下，受害人的家人会要求凶手的家人支付血债，而不是复仇。英王亨利一世将凶杀案定义为“对国家”的犯罪，换句话说，是“对王权”的侵犯。一宗张三被李四谋杀的案子，不再是张三起诉李四，而是国王起诉李四，或者，比如在美国是人民起诉李四，或者密歇根州起诉李四。这一安排的精彩之处在于，赎金（通常是凶手的全部财产，加上来自凶手家庭的财产）是判给国王，而不是受害人的家庭。司法职责由巡回法庭承担，它们定期走访各地，听审累积的案件。为了保证所有凶杀案都能得到庭审，每一宗死亡案件都由一名王室代理人——“验尸官”进行调查。[34]

    一旦利维坦掌握权力，游戏的规则也就发生了变化。一个男人获得财富的途径不再是当一个地区最坏的骑士，而是去朝廷朝拜，讨国王和他的随从的欢心。法庭基本上是政府的官僚机器，莽汉和大炮筒子在这里是无法施展的，法庭需要的是有责任心的监管人。贵族不得不改变他们的自我兜售方式。他们只好陶冶自己的风度，以免冒犯国王的宠臣，还要学习换位思考，揣度国王和权臣的心意。所以，在宫廷（court），得体的举止被赞为“庄重有礼”（courtly）的，“礼貌”（courtesy）的词根也是“court”。各种“礼仪指南”最早就是要告诉贵族在宫廷如何举手投足，当然也包括怎么处置他们的鼻涕。埃利亚斯追踪了几个世纪的记录，勾画出礼貌从贵族模仿宫廷，逐渐到资产阶级精英模仿贵族，再到中产阶级模仿精英的演变。他用一句口号总结了自己的理论，即“从战士到朝臣”，将集权化的国家权力与民众心理变化联系了起来。

    * * *

    中世纪晚期的第二个外部变化是经济革命。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是土地和土地上劳作的农民。用地产经纪人的话来说，土地是一种无法被增加的东西。在以土地为基础的经济中，任何人想提高生活水平，或者在马尔萨斯人口扩张期维持生活水平，他的首选就是征服附近的土地。用博弈论的语言来说，对土地的竞争是零和博弈：一方的得，就是另一方的失。

    基督教的意识形态排斥一切商业活动和技术创新，堵塞了从现有自然资源之外增加财富的道路，进一步强化了中世纪经济零和博弈的性质。塔奇曼解释说：

    基督徒对商业的态度……是金钱就是罪恶。用圣奥古斯丁的话来说，“经营本身就是恶行”，在超出生存最低需要之外谋求盈利就叫作贪婪；用钱来生钱，放贷收息就是万恶的高利贷；批发商品，转手抬价零售，是不道德的，会受到教会法规的谴责。简而言之，正如圣哲罗姆的格言所说：“一个人，不可能既做商人，又取悦上帝。”[35]

    我的祖父会这样说：“非犹太人的想法！”犹太人从小就熟悉钱商和中间人业务，但也因此不时受到迫害和驱逐。当时的法律规定商品的价格只能固定在“公平价”上，即原材料的成本加上附加的劳动价值。塔奇曼解释说：“为了确保没有人能占他人的便宜，商业法禁止发明新的工具或技术，禁止固定价格之下的低价销售，禁止加班，禁止雇用额外的学徒、妻子和儿童，禁止对商品进行广告宣传或对其进行赞扬，以损害他人利益。”[36]这种零和博弈的规则，使得攫取成为增加财富的唯一手段。

    在正和博弈中，各方都有同时改善处境的选择。日常生活中最典型的正和博弈是交换互利，即各方均以较小的成本向对方提供较大的受益。比如，灵长类相互剔除背上的跳蚤，猎人彼此分享大型猎获，几家父母轮流看护孩子。我们在第8章会看到，进化心理学的一个关键见解是，人类的合作以及支持这种合作的社会情感，比如同情、信任、感恩、内疚和愤怒，之所以在演化中留存并胜出，是因为它们使人类能够在正和博弈中繁衍兴旺。[37]

    剩余互换是经济生活中典型的正和博弈。如果农民有多余的谷物，牧民有多余的牛奶，双方互换谷物和牛奶，各方都有进益，即所谓的“双赢”。当然，有分工，单个时点上的交换才有收益。两个农民用一桶麦子再换回一桶麦子，毫无交换的意义。现代经济学的一个基本观念是，分工是创造财富的关键，分工让生产专业化，生产者各有所长，精修研习，提高生产的成本效益；分工也让交换手段专业化。有效交换的基础之一是交通，通过交通，不同产地的生产者才能实现剩余交换。交换的另一个基础是货币、利息和中间商，有了这些手段，一个生产者才能与其他生产者随时交换多种剩余。

    正和博弈也改变了对暴力的激励。不论你是交换恩惠还是交换剩余，交换伙伴只有活着才对你更有价值。如果你能揣摩到别人的心愿和喜好，便能更好地提供服务和产品，从而更好地在交换中得到自己的所需。虽然很多知识精英都追随圣奥古斯丁和圣哲罗姆，轻蔑商人，认为他们自私且贪婪，但事实上，自由市场很重视共情。[38]一个好商人必须要满足客户，否则竞争者就会把他们挖走。客户越多，商人就会越富有，此即所谓“文明商业”（doux commerce）。经济学家萨缪尔·里卡德（Samuel Ricard）在1704年说：

    商业将人们通过互利联结起来……通过商业，人要学习深思熟虑，要学会诚实，要学习举止得体，还要学会在言谈和行动中谨慎和有所保留。一旦意识到精明和诚实是成功的必要条件，商人就会远离罪恶，或者，至少他要在言谈举止中表示庄重和严肃，以免在他所交往的和未来有可能交往的人中留下任何不良的印象。[39]

    这就引出了第二个外部变化。埃利亚斯注意到，在中世纪晚期，人们终于开始走出技术和经济发展长期停滞的泥淖。货币逐渐取代了实物交换，而较大规模国家的出现，保证了货币在国家疆域内得到承认。古罗马帝国之后就一直被忽视的公路工程又开始动工，以往限于沿海和水路的商品开始直达内地。马掌的使用，使马蹄不受硬路面的磨损，车轭使马能够加大拉车的负重，这极大地改善了马车运输的效率。轮车、指南针、钟表、轮纺车、踏板织机、风力磨坊和水力磨坊等技术在中世纪后期日臻完美。这些行业内出现的能工巧匠形成了整个手工匠阶层。分工越来越细，剩余越来越高，交换机制越来越顺畅。生活中正和博弈的机会越来越多，零和博弈的吸引力迅速下降。为了抓住机会，人们必须计划未来，控制冲动，换位思考，还要开发社交和认知的技巧，拓展人际网络。

    “文明的进程”的两个触发器——利维坦和文明商业是相互关联的。正和博弈的商业合作在利维坦监管下的骡马大市上最有前途。国家不仅适合提供公共品，比如货币和道路之类经济协作需要的基础设施，当买卖双方权衡是抢劫还是交易的时候，国家可以在天平上加上自己的砝码。假定一个骑士可以从邻居家抢劫10蒲式耳（约270千克）麦子，他也可以用同样的时间和精力，筹措钱款，从邻居手里购买5蒲式耳麦子。盗贼方案看起来很不错。但是，如果骑士知道国家会对抢劫判处6蒲式耳麦子的处罚，他有可能只剩下4蒲式耳麦子，那他还不如诚实地劳动。国家的存在让商业更有诱惑力，而商业的存在则让国家更容易管理和运作。如果没有购买谷物这个诚实的选择，国家就只能威胁要从骑士手中拿走10蒲式耳麦子，才能让骑士觉得抢劫无利可图；但处罚10蒲式耳和处罚5蒲式耳的执行难度大不一样。当然，在现实世界，国家的制裁手段更有可能是体罚的威胁，而不是罚款，但它们的原则是一样的：合法的选择越有吸引力，人们就越不愿意犯罪。

    这两种文明的力量互相强化，在埃利亚斯看来，它们就是同一个过程的一部分。国家控制的集中化和对暴力的垄断，工匠行会和官僚的成长，货币交易取代实物交换，技术的发展，贸易的繁荣，本来各不相关的个体日渐形成相互依赖的社会网络，所有这一切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在这个有机体中寻求生存和发展，人们培养共情和自制力，直到它们——用埃利亚斯的话说，成为人的第二天性。

    在这里使用“有机”一词并非妄言。生物学家约翰·梅纳德·史密斯（John Maynard Smith）和厄尔什·绍特马里（Eörs Szathmáry）曾经说过，生命史上进化变迁的动态过程与“文明的进程”相似。这几个大变迁就是基因、染色体、微生物、有核细胞、有机生物、有性生殖生物和动物各个群落的相继出现。[40]在每一次变迁中，具有自利和合作两种能力的个体，在它们能够生成一个更大单元的时候，都趋向合作。它们有分工，有利益互换，并发展出保护机制以防止某个成员剥夺其他成员而伤及整体。记者罗伯特·赖特（Robert Wright）在《非零》（Nonzero）一书中勾勒出了一条类似的弧线，即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一场正和博弈。[41]在本书的最后一章，我会详细地回顾与暴力减少有关的各种理论。

    * * *

    “文明的进程”理论作为一个科学假说经受住了最严格的检验：它给出的惊人预测被证实了。1939年，埃利亚斯没有任何凶杀统计数据，他从历史叙事和古老的礼仪手册中学习。格尔、艾斯纳、科伯恩及其他人用图表展示了凶杀率的下降，这让犯罪学家大吃一惊，而埃利亚斯是唯一一个用理论预测了这一趋势的人。那么，根据近几十年我们对暴力的了解，埃利亚斯的理论在多大程度上是成立的呢？

    埃利亚斯的祖国德国在“二战”中的非文明行径，使他本人备受困扰，他颇费周折地在自己的理论框架内解释“非文明进程”。[42]他讨论了德国历史上反复无常的统一和分裂，以及由此导致的对中央权威的合法性缺乏信任。根据他的记录，德国精英顽固地以军国主义文化为荣，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打破了国家对暴力机器的垄断，其结果是对外来群体特别是犹太人的同情心萎缩。如果说他的这些分析挽救了他的理论，实在有些勉强，他也许根本不应该做这些尝试。纳粹时期的恐怖不同于领主之间的烽火狼烟，更不同于市民在餐桌旁互捅几刀，其规模、性质和起因都完全不同。事实上，在纳粹时期，德国一对一的凶杀率一直在下降（见图3-19）[43]。在第8章，我们会看到，即使在文明社会，道德感的区隔化（或小团体化）、信仰和法制在人口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分布，也会将人们引向意识形态驱动的战争和种族灭绝。

    艾斯纳指出了“文明的进程”理论的另一个问题：暴力的减少和集权国家的兴起并不总是同步的。[44]比利时和荷兰是暴力减少的先锋，但是它们从来没有强有力的集权政府。而当瑞典开始进入暴力减少过程时，它的国家权力也没有强化的迹象。相反，意大利诸国一直在暴力减少进程中殿后，但它们却拥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警察力量。早期的现代君主实行严刑峻法，但在那些最无顾忌地实行酷刑的地区，暴力并没有减少。

    许多犯罪学家相信，国家安抚人心的力量不仅来自蛮横的强权，而且来自人民对它的信任。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在每一个酒吧、每一间农舍都安插暗探，监视违法行为，那些试图以恐惧为统治工具的是集权独裁，而不是人民以自制和共情共存的文明社会。一个利维坦只有在它的公民感到法律、执法和其他社会规则都具有正当性的时候，才是一个文明社会，公民才不会在国家权力看不见时，就放纵自己最坏的冲动。[45]这个观点并没有反驳埃利亚斯的理论，但它增加了一个转折。法治的确立结束了封建领主之间的血腥残杀，但要将暴力进一步减少到欧洲各国现有的水平，还需要一个更加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相当数量的人接受了加诸他们头上的法治。自由意志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对利维坦持怀疑态度的人认为，当社区自主其事的时候，他们通常能发展出一套合作规范，在没有法律、警察、法庭和其他政府冗员的情况下，自己非暴力地解决内部的争端。在《白鲸》一书中，伊什梅尔解释了美国捕鲸者在远离法治几千英里之外，是如何处理鲸鱼猎获纠纷的。一艘捕鲸船的人打伤或打死了一头鲸鱼，而另一艘捕鲸船的人却认为那是他们的猎获：

    因此，如果没有一些成文的或者不成文的、普遍的、没有争议的法律来处理所有这些案件，渔民之间经常发生最令人烦恼和最暴力的纠纷。

    ……虽然没有其他国家（荷兰除外）有过成文的捕鲸法，美国渔民在这件事情上成了自己的立法者和律师……它们也许被刻在具有安妮女王头像的硬币上，也许被刻在鱼叉的倒钩上，或者是在一条项链上，寥寥几字，言简意赅：

    1.系住之鲸归系者。

    2.未系之鲸，人皆可争之，先系者得。

    世界上许多地方的渔民、农民和牧民中都有这一类非正式的规则。[46]在《无须法律的秩序：邻人如何解决纠纷》（Order Without Law: How Neighbors Settle Disputes）一书中，法学家罗伯特·埃里克森（Robert Ellickson）研究了现代美国版本的古代牧民和农民之间的冲突（经常是暴力冲突）。在加利福尼亚州北部的沙斯塔县（Shasta County），传统的牧场主是牛仔，在开阔的草场上放养牛群，而现代牧场主则在有灌溉、有围栏的牧场中养牛。两种牧场主和种植干草、苜蓿和其他谷物的农场主共处。离群的牛会不时拱翻围栏，吃掉庄稼，弄脏溪流，在公路上游荡，被汽车撞倒。该县将牧场分为两类，一类是“开放牧场”。在开放牧场中，牛主人无须对这一类意外损害承担法律责任；另一类是“封闭牧场”。在封闭牧场中，牛的主人对牛造成的一切损失负有全责，无论他是疏忽大意还是有其他原因。埃里克森发现，财产受到牛只伤害的人都不愿意求助司法系统裁决损失和赔偿。事实上，大部分居民——牧场主、农场主、保险公司的调停人，甚至律师和法官，都坚信为此等纠纷动用法律是绝对错误的。居民通过寥寥数项隐性规范即可和睦相处。牛的主人对牛造成的损失始终负有全责，无论牧场是开放的还是封闭的，但是，如果损失微小，或者是偶发的，受损财产的主人应该“不予计较”。人们心里大致都有一本账，记着人欠我欠，而偿还往往不是货币形式的。（比如，一个牧场主的牛损坏了另一个牧场主的栅栏，他之后可以给后者免费看护走失了的牛。）对于赖账和违约的惩罚主要是闲言碎语，间或会有私下的威胁，或者轻微的破坏行动。我会在第9章分析这些规范背后的道德心理，它属于公平对等概念的范畴。[47]

    隐性规范非常重要，但它不能取代政府。沙斯塔县的牧场主不会因为牛撞倒了栅栏而求助政府，但他们知道，他们生活在公权的庇荫之下，一旦他们的非正式制裁失效，或者发生更严重的纠纷，比如打架、杀人或者争抢妇女，公权会立即介入。我们将会看到，他们目前能够如此和平共处本身，就是一个地方性“文明的进程”的传奇。19世纪50年代，加利福尼亚州北部牧场主的年均凶杀率是10万分之45，这相当于中世纪欧洲的水平。[48]

    我认为，“文明的进程”理论能够对当代暴力减少给出大部分解释，不仅仅是因为它预测了欧洲凶杀率的大幅度下降，也是因为它准确地预测了当代那些未能实现欧洲所享有的低凶杀率（年均10万分之1）的地区和时间。在这些例外中，有两个地带是文明的进程从未完全渗透的：社会经济规模较低的阶层以及地球上人迹罕至或不适宜居住的地区。其中两个地区的文明进程发生了逆转，即发展中国家和20世纪60年代。下面我们依次展开分析。

    暴力和阶级

    在凶杀数量减少之外，欧洲暴力减少还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凶杀案的社会经济特征发生了变化。几个世纪之前，富人至少是和穷人一样暴力的。[49]绅士随身佩剑，绝不会放过拔剑寻仇的机会。他们出门通常有仆从跟随，而仆从也是保镖，一点点冒犯，每一次对冒犯的回击，都有可能酿成贵族帮派之间的血腥斗殴（比如《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开场）。经济学家格里高利·克拉克（Gregory Clark）研究了从中世纪晚期到工业革命期间英国贵族的死亡记录。我在图3-7中使用了他的数据。数据显示，14世纪和15世纪，有惊人的26%的男性贵族死于暴力——在图2-2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也是未受过教育的部落的平均暴力死亡率。到了18世纪初，这一比率下降到了个位数，今天则基本上是零。

    图3-7 英国男性贵族死于暴力的百分比，1330—1829年

    资料来源：克拉克的数据，2007年a，122页；数字为每一年数据的中值。

    以百分比衡量的凶杀率还是相当高。进入18世纪和19世纪之后，暴力仍然是上流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比如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阿龙·伯尔。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在为自己辩护的时候一向不吝啬言辞，鲍斯威尔（Boswell）引用他的话说：“我曾经痛揍过很多家伙，不过其余的总算够聪明，闭住了他们的嘴巴。”[50]上流社会成员之间逐渐不再彼此动用武力，但即使有法律制约，他们还是保留了对属下行使武力的权力。早在1859年，英国《良好社会之习俗》（The Habits of a Good Society）一书的作者就劝导说：

    有些男人，只有体罚才能使其理性，这是我们在生活中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一位女士受到鲁莽粗汉或者不良马车夫的骚扰和胡搅蛮缠，一记狠狠的勾拳就能解决整个麻烦……因此，一个男子，不论他是否愿意成为一名绅士，都应该学习拳击……对此没有成文的法规，只有诉诸常识。该出手时就出手，出手要准要快；一只手保持防护姿势，另一只手向敌人出击。绅士之间不会互相攻击。拳击术应当用于惩罚地位比你低下，但比你更强壮和更莽撞的人。[51]

    精英阶层是欧洲暴力减少的急先锋。今天欧洲各国的统计数据都显示，绝大部分凶杀和其他暴力犯罪的罪犯来自社会经济地位最低的人。这一变化显然是因为在中世纪，人们可以通过武力实现晋升。记者史蒂文·赛勒（Steven Sailer）这样回顾20世纪初英国发生的变化：“英国上议院的一位世袭议员抱怨说，英国首相劳合·乔治之所以设立一些新爵位，完全是因为他们是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最近才获得大片土地。当问这位议员 ‘您祖上是怎样得到爵位的 ’时，他厉声回答说：‘全靠战斧，先生，全靠战斧！’”[52]

    上流社会终于放下战斧，遣散了卫队，不再挥拳暴打仆从和车夫，中产阶级则追随其后。这一次不是依靠宫廷，而是有其他的文明力量完成了这一驯化。在工厂和商业机构就业的人必须要学习恪守礼仪。日渐发展的民主政治让人民开始认同政府和社会机构，并使法院制度成为他们申诉的一种途径。接着，1828年，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爵士在伦敦创立了市警察局，并以他自己的小名命名了这一机构——“鲍比”。[53]

    今天社会下层与暴力相关的主要原因是，精英和中产阶级通过法制寻求公正，而下层仍然诉诸学者所说的暴力“自助”。这里的“自助”与《爱得过多的女人》（Women Who Love Too Much）或《心灵鸡汤》（Chicken Soup for the Soul）毫无关系，而是指“自卫报复”“边疆正义”“把法律抓在自己手里”，以及在国家干预缺失的情况下，人们为了寻求公正而采取的其他暴力复仇方式。

    《作为社会控制的犯罪》（Crime as Social Control）是一篇颇具影响的论文。法学家唐纳德·布莱克（Donald Black）在文章中说，我们所说的犯罪，从犯罪者的角度看，则是寻求公正。[54]犯罪学家对布莱克使用的统计数据早有所知，即凶杀中，只有很小的比例（大约10%）有明确的犯罪目的，比如，在盗窃时杀害屋主，在逮捕行动中杀害警察，或在抢劫和强奸之后灭口。[55]大部分凶杀案最常见的动机都与道德有关，比如受到侮辱后的报复，家庭争吵的升级，惩罚情侣的出轨或背弃，以及其他嫉妒、报复和自卫的行动。布莱克列举了休斯敦资料库中的一些案例：

    一个年轻男子在争吵中杀死了自己的兄弟，争吵的原因是这个兄弟占妹妹的便宜。另一个案例是男人杀妻，因为在两人争论应该先付哪些账单时，妻子嘲笑丈夫说“谅”他不敢杀她。另一个案例是女子在争斗中杀死了丈夫，因为丈夫揍了妻子的女儿（丈夫的继女）。还有一个案例，一名妇女杀死了自己21岁的儿子，因为他“和同性恋鬼混并吸毒”。还有两个凶杀案，起因都是争抢停车位，死者均因伤口发炎丧命。

    布莱克注意到，大部分凶杀都是死刑案，法官、陪审员和刽子手都是普通公民。这提醒我们，我们怎样看待暴力，取决于在暴力三角（见图2-1）中我们怎样占据制高点。设想一下，一个男子因为伤害他妻子的情人而被捕受审。从法律的立场看，丈夫是侵犯者，社会是受害者，社会因此要寻求公正（法庭为案件命名的方式，恰恰体现了这一性质，比如人民控告约翰·某某）。从情人的立场来看，侵犯者是丈夫，他自己是受害者。如果这个丈夫被判无罪或流审，或者达成认罪减刑，对于寻求复仇的情人来说，都是不公正的。从丈夫的立场看，他是（通奸的）受害者，情人是侵犯者，正义已经得到伸张——但是现在，他却成了二次侵犯的受害者，国家成了侵犯者，情人是从犯。布莱克注意到：

    犯谋杀罪的人经常顺从地将自己的命运交给当局，许多人耐心地等待警察的到来，一些人致电警方报告自己的罪行……在这一类案件中，犯案人确实带有某种烈士的味道。正如明知违规也要罢工的工人，明白自己要为此蹲大牢，或者其他为了坚持原则而以身试法的人，他们认为自己坚持了真理，愿意为此承担后果。[56]

    这些观察颠覆了许多有关暴力的教条。其中之一是暴力是由道德和公正的缺失造成的。相反，过度的道德和正义经常引发暴力，至少犯罪人认为自己是站在道德和正义一方的。另一个备受心理学家和公共卫生研究者珍视的教条是，暴力是一种疾病。[57]但是，公共卫生学对暴力的解释完全无视疾病的基本定义，即某种引起个人不适的障碍。[58]最凶残的罪犯也坚持认为自己绝无疾患，反而是受害人和旁观者认为暴力是一种疾病。第三个似是而非的信条是，下层人民被卷入暴力是因为经济窘困。比如，为喂养孩子而偷窃食物，或者他们要表达对社会的愤怒。下层的暴力也许真有表达愤怒的意思，但对象不是社会，而是剐蹭了他的汽车、在大庭广众之下羞辱了他的那个浑蛋。

    犯罪学家马克·库尼（Mark Cooney）的《精英凶杀的减少》（The Decline of Elite Homicide）一文深受布莱克的启发。库尼在文章中说，许多下层人——贫穷的、未受过教育的、未婚的，以及少数民族——事实上是无国籍的。他们中很多人靠违法活动为生，比如贩毒、聚赌、出售赃物和卖淫，所以一旦发生业务纠纷，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他们既不可能提起诉讼，也不可能报告警察。为此，他们要向大佬——那些贩卖禁品的大户，比如黑手党、毒枭和禁酒时代的私酒商人乞求所需的暴力资源。

    他们没有国籍的另一个理由是，下层人民和法律系统互相敌视。布莱克和库尼都表示，在处理与低收入的美国黑人有关的案件时，警方“似乎不是无动于衷就是充满敌意……开始是犹犹豫豫不肯介入，一旦介入后就重拳狠击”。[59]法官和检察官也是“对下层人民十分冷漠，通常处置草率，涉案各方都对裁决不满”。[60]记者希瑟·麦克唐纳（Heather MacDonald）引述纽约哈莱姆区一位警长的话说：

    上周末，一个街坊都熟识的傻小子打伤了一个孩子。孩子的全家人到打人者的公寓进行报复。受害人的姐姐们乱踢公寓的房门。但是那个傻小子的妈妈却狠揍了这几个姐姐，她们躺在地上，口角流血。受害人的家人是来寻衅的，我可以指控他们非法侵入。傻小子的妈妈打伤对方的家人，足够被控三项伤害罪。但是，他们都是街头混混、渣滓，他们将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得到正义。我告诉他们：“你们或者统统进监狱，或者自行了断。”否则，他们就会因为蠢行而被关进监狱。到时候区检察官会非常恼火，而这些家伙都不会在法庭上露面。[61]

    毫不奇怪，下层社会的人不愿意依靠法律，甚至对法律有所抵触，反而寻求古老的法外正义自助和“荣誉守则”。与纽约警长对管区内居民的评价相对应，年轻的美国黑人告诉犯罪学家迪纳·威尔金森（Deanna Wilkinson）：

    雷吉：我所住小区的警长不该在我们这里工作，你怎么能派一个白人警察来保护和服务黑人小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在他们眼里，黑人的面孔就代表犯罪，而且黑人的面孔长得都是一样的。没有犯罪的黑人长得和犯罪的黑人一模一样，所有人都被警察骚扰。

    德克斯特：事情被他们搞得越来越糟，黑鬼（警察）他妈的鼓捣黑鬼（青年）。他们自己欺骗自己，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这些黑鬼（警察）袭击藏毒窝点，拿走我的毒品，然后自己拿着这些臭大粪到街上出售，套住其他人，接着再来一圈。

    昆廷（谈到开枪打中他父亲的凶手）：他很有可能被无罪释放。我能怎么办？……如果我失去父亲，而他们不能给凶手定罪，我会杀了凶手全家。这就是我们的办法。如果你抓不到他，抓不住他们……每个人从小就知道这一套，谁都想受尊重，谁都想当个男子汉。[62]

    也可以说，历史性的文明进程并没有铲除暴力，只是将暴力推挤到社会经济的边缘人群中了。

    世界各地的暴力

    “文明的进程”不仅沿着社会经济维度向下层推进，也以西欧为中心，沿着地理维度全方位向外围推进。在图3-3中，我们可以看到英国第一个完成了自身的平靖，接着是德国和低地国家。图3-8给出了19世纪末和21世纪初欧洲地图上和平进程向外蔓延的对比。

    19世纪末，欧洲工业化国家（英国、法国、德国、丹麦和低地国家）是和平的中心，周围有野性尚存的爱尔兰、奥匈帝国、芬兰，再外围有西班牙、意大利、希腊和斯拉夫各国。今天，和平中心已经覆盖了整个西欧和中欧，但是，东欧和巴尔干山地的暴戾之气仍然有迹可循。

    在这些国家中，每一个国家内部亦有自己的变化梯度：在城市和人口密集的农业中心进入和平很久之后，内陆地区和山区一直暴力横行。流行病一般的家族战事在苏格兰高地延续到18世纪，但撒丁区、西西里、门的内哥罗（黑山）和巴尔干其他地区的暴力一直持续到20世纪。[63]我在本书开篇提到的两部浸染了鲜血的古典名著——《圣经》和《荷马史诗》，都来自居住在荒山野岭的人民，这并非巧合。

    世界其他地方的情况如何呢？欧洲国家对凶杀进行统计已经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但其他大陆的国家并非如此。即使在今天，警察局向国际刑警组织报告的警察记录薄上的数字也常常不可靠，有时甚至令人难以置信。许多政府认为，防范自己的公民相互谋杀用不着他人操心。在某些发展中国家，军阀用政治解放运动的辞藻来粉饰他们的土匪行径，让人们难以区分哪些是内战的伤亡，哪些是有组织犯罪的谋杀。[64]

    图3-8 19世纪末和21世纪初欧洲凶杀统计地理分布

    资料来源：19世纪末（1880-1900年）：艾斯纳，2003年。艾斯纳的“>10万分之5”直到“万分之5~10”，与艾斯纳的“万分之10~30”相匹配。门的内哥罗的数据来自塞尔维亚的统计资料。21世纪初（主要是2004年）的数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009年；数据选择见注释66。

    在种种局限之下，今天世界的凶杀水平和分布到底如何？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是最可靠的，它尽量利用各国公共卫生系统的记录和其他资料来源推算死亡人口的死因。[65]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对每一个国家的人口死亡数据做了高估值和低估值，这可以作为对世界卫生组织数据的补充。图3-9是根据2004年的数据绘制的世界地图（2004年数据见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最新报告）。[66]好消息是，这套数据显示，各国凶杀率的中值是每年10万分之6。世界卫生组织在2000年估计，不分国别，全世界的凶杀率是年均10万分之8.8。[67]相比前国家时期三位数和欧洲中世纪两位数的凶杀率，这两个数字都说明了暴力的减少。

    图3-9显示，西欧和中欧是当今世界暴力最少的地区。在其他地区，有可靠低凶杀率数据的国家是原来的英联邦，比如澳大利亚、新西兰、斐济、加拿大、马尔代夫和百慕大。只有一个英国殖民地不服从英国文明的教化，我们将在下一节探讨这个现象。

    几个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凶杀率也很低，尤其是那些接受了西方模式的国家和地区，比如日本、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地区。现有的一些专制政府（包括很多伊斯兰国家）严密监控国民的生活，一旦发现越线就施以严刑峻法，我们称其为“警察国家”。不用说，它们的暴力犯罪率都很低。不过，我还是忍不住要提到一件逸事，说明中国也像欧洲一样，经历过漫长的文明进程。埃利亚斯特别关注对刀具的禁忌，因为它与欧洲暴力的减少形影相随，而这一禁忌在中国得以进一步演化，刀具被限于在厨房使用，食物被厨师切成适合入口的小块后才能上桌，在餐桌上彻底禁绝了刀具。埃利亚斯引用中国人的话说：“番鬼粗野，刀剑佐食。”[68]

    其他国家的情况如何呢？犯罪学家加里·拉福里（Gary LaFree）和社会学家奥兰多·帕特森（Orlando Patterson）都发现，犯罪和民主化的关系是一个反转的U字。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一样，都相对安全，但是正在民主化的国家和半民主国家（也称伪民主政体）通常深受暴力犯罪的困扰，而且易于陷入内战，有时甚至二者纠缠在一起。[69]今日世界上犯罪最为猖獗的地区是俄罗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拉美的部分地区。许多国家的警察队伍和司法系统贪污腐败，向罪犯和受害者两边敲诈勒索，向出价更高的一方施舍保护。牙买加（33.7）、墨西哥（11.1）和哥伦比亚（52.7）饱受毒枭荼毒，法律对贩毒收入供养的军事组织束手无策，鞭长莫及。在过去的40年里，随着贩毒日益泛滥，凶杀率也随之上升。其他国家，例如俄罗斯（29.7）和南非（69），在前政府垮台之际都经历了文明退化的过程。

    图3-9 2004年世界凶杀统计地理分布

    资料来源：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004年国际凶杀统计；见注释66。

    许多地区从部落制度转入殖民地统治，接着又突然变为独立国家，比如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巴布亚新几内亚（15.2），都深受文明退化之苦。人类学家波莉·威斯纳（Polly Wiessner）在她的文章《从梭镖到机关枪》中回顾了巴布亚新几内亚恩加省部落民的暴力历史。在文章的开始，她引用了1939年在当地工作的一位人类学家的描述：

    我们到达拉伊山谷的心脏地带，如果这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山谷的话，那么它一定是新几内亚最美丽的山谷。到处都是精心耕作的园地，生长着枝繁叶茂的红薯和木麻黄。修缮齐整的阶梯道路蜿蜒乡间，小花园星罗棋布……整个山谷仿佛一个巨大的热带园林。

    与此相比的是威斯纳本人在2004年的一篇日记：

    拉伊山谷已是荒凉的弃地，用恩加人的话说，成了“鸟雀蛇鼠的家园”。房屋被烈火烧成灰烬，红薯地杂草茂盛，残垣断壁间枝干横生。在大森林中，战事频仍，“兰博”们用猎枪和高能步枪相互厮杀，死伤难以记数。路旁，数年前人声熙攘的闹市一片空寂，犹如鬼市。[70]

    恩加人从来都不是人们所说的和平使者。他们中的“马伊恩加”部落，在上一章的图2-3中占有一席之地。他们在战争中互相残杀，年均死亡率是10万分之300，让我们在本章中谈及的其他所有国家相形见绌。在那里，霍布斯状态的所有要素都有充分的表现：强奸和通奸，偷窃家畜和土地，骚扰，当然还有复仇、复仇和更多的复仇。不过，恩加人早已意识到战争的破坏力，某些部落采取措施限制战火，不时也有所成就。比如，他们制定了与《日内瓦公约》类似的准则，规定肢解人体或杀害来使是战争罪行。虽然他们有时仍与其他村庄和部落进行毁灭性的战争，但会在自己的社区内控制暴力行为。任何一个人类社会都要面对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年轻人为自己追求统治权力（和交配机会），老人则力图减少大家庭和家族中的争斗，以免出现两败俱伤、自相残杀的局面。恩加的长者迫使桀骜不驯的年轻人参加“单身团”，鼓励年轻人控制自己的复仇冲动。他们的谚语是“血债难逃”和“杀猪者寿，杀人者夭”。[71]他们的文化中还有其他的文明元素，他们规范了何为合理得体以及清洁卫生。威斯纳在一封给我的电子邮件中做了这样的描述：

    恩加人在大小便的时候，用雨披遮盖自己，避免冒犯他人，也避免对太阳不敬。一个男人站在路边背对公路小便，是极其粗野的举止。他们在做饭之前一丝不苟地洗手。他们在遮挡生殖器问题上非常谨慎，但在对付鼻涕方面不甚讲究。

    最重要的是，恩加人在20世纪30年代末开始接受澳大利亚式和平。在20年的时间内，战事迅速减少，许多恩加人不再依靠暴力解决纠纷，而是用“法庭斗争”取代战场杀戮。

    当巴布亚新几内亚在1975年赢得独立后，恩加人中的暴力直线上升。政府官员给自己的同族发放土地和补贴，被政府冷落的家族心怀愤恨并图谋报复。年轻人离开“单身团”进入学校，但毕业后找不到任何工作，只有加入流氓犯罪团伙，彻底抛弃了部落长者的约束和自幼遵守的规则。他们受到酒精、毒品、夜总会、赌博和武器（包括M-16和AK-47）的蛊惑，不断卷入强奸、抢劫、放火等活动，行为方式和欧洲中世纪的骑士没有太大分别。警察未经训练而且装备不足，腐败的官僚无力维持秩序，国家虚弱不堪。简言之，速成的非殖民化带来政府真空，巴布亚人的文明进程发生逆转，他们既失去了传统的制约，又没有现代社会的“第三方执行机制”。发展中国家的其他前殖民地也都经历了类似的文明倒退，这可以算是世界凶杀率下降大潮流中泛起的些许旋涡。

    西方人很容易认为，在那些没有法制的地方，暴力是顽固和永久的。事实上，在历史上有很多时期，人们实在受够了血腥的暴力，于是开始组织犯罪学家所说的“文明攻势”。[72]凶杀率的下降原是国家权力的确立和商业发展的副产品。与这种非规划性的发展相比，“文明攻势”是社区中一部分人的主动努力，通常是妇女、老人和神职人员教化“兰博”和“拉斯克”（Rasckol）——黑帮和流氓，帮助他们重建文明生活。威斯纳的文章中报道了恩加省进入21世纪后数年间开始的文明攻势。[73]教会领袖力图用体育运动、音乐和祈祷吸引年轻人离开黑帮，并以宽恕之道取代复仇。2007年，恩加人开始使用手机，部落的长老建立了快速反应机制，用手机报告冲突，并在打斗失控前及时赶到现场。他们从各自的家族内部约束闹事者，有时甚至以野蛮的公开行刑作为震慑。社区政府同时禁止赌博、饮酒和卖淫。新一代的年轻人见到“恶棍短命，一无所得”，也愿意接受长老的努力。威斯纳对结果做了量化描述：在暴力上升了数十年之后，凶杀数量在进入21世纪后的几年内迅速减少。我们将会看到，恩加不是唯一一个文明攻势取得成效的地区。

    美国各州的暴力

    就像樱桃馅烘饼一样，暴力也是美国的特色。 ——H.拉布·布朗

    布朗这位黑豹党发言人也许搞错了水果，但他对美国的评价却是有统计依据的。在西方民主国家中，美国的凶杀率居高不下。它不与近亲英国人、荷兰人和德国人结伴，反而与强悍的阿尔巴尼亚人和乌拉圭人为伍，凶杀率一直停留在世界的平均水平之上。美国的凶杀率不仅始终不能与欧洲和英联邦民主国家相比，而且在整个20世纪都没有明显的下降，见图3-10。（在20世纪示意图中，我使用的是线性标度而不是对数标度。）

    美国的凶杀率一路攀升到1933年，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迅速下降，整个50年代都保持在相当低的水平，但在1962年开始飙升，70年代和80年代在高点上浮动，直到1992年才出现真正的下降。与美国的情况相同，西方民主各国在60年代均出现暴力反弹。但为什么美国的凶杀率一直远远高于英国，两国的差距从来未曾弥合过？一般说来，政府有效、经济发达，享有“文明的进程”的国家暴力水平普遍下降，美国是不是此一般性规律的一个反例？如果是的话，美国有何特性？报纸的评论经常给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解释，比如“为何美国暴力猖獗？因为我们的文化素质中具有暴力倾向”。[74]我们怎样才能走出这个循环逻辑？美国人不仅仅是喜欢扣动扳机，即使从总凶杀案中减去因枪支导致的死亡，只计算使用绳索、刀子、铅管、扳手、烛台等器械的凶杀案，美国人的谋杀率仍然高于欧洲国家。[75]

    图3-10 1900—2000年美国和英国的凶杀率

    资料来源：图表来自门克宁（Monkkonen），2001年，第171页，第185～188页；同时见察恩和麦考尔，1999年，第12页。门克宁的美国资料与本章图3-18中联邦调查局的犯罪总报告的数据略有差距。

    欧洲人一向认为美国人不够文明，但这种看法只有一半是对的。美利坚合众国——The United States，原本就是一个复数名词，与其说“这个美国”，不如说这些美国。记住这一点，是我们理解美国暴力问题的关键。说到暴力，美国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三个国家。图3-11显示的是2007年美国50个州的凶杀率，它与表示世界凶杀率的图3-9使用同样的分色方式。

    图3-11显示，美国某些州的情况和欧洲没有区别。这些地区有新英格兰各州，从东岸直至太平洋西岸的北方地带（明尼苏达州、艾奥瓦州、南北达科他州、蒙大拿州和西北太平洋沿岸数州），加上犹他州。北方地带不是指有共同的气候带，俄勒冈州的气候和蒙大拿州毫无相似之处，而是指历史上从东向西的移民路线。这条丝带上的各州安定和平，凶杀率低于每年10万分之3，越往南，凶杀率越高。美国南方亚利桑那州（7.4）和亚拉巴马州（8.9），甚至比乌拉圭（5.3）、约旦（6.9）和格林纳达（4.9）都要糟糕。我们还可以看到路易斯安那州（14.2），它的数字已经接近巴布亚新几内亚州（15.2）。[76]

    地图上的第二组对照不是很明显。路易斯安那州的凶杀率比南方其他各州都高。首都哥伦比亚特区（地图东北上方一个很小的黑点）的凶杀率远远超出一般水平，为每年10万分之30.8，在最危险的中美洲和非洲南部的国家之列。这两个行政辖区是美国非裔人口比重最高的地方。今天美国白人和黑人之间凶杀率的差距之大令人触目惊心。1976—2005年，白人的年均凶杀率是4.8，而黑人的年均凶杀率是36.9。[77]不仅仅是黑人更容易被逮捕和判刑，这也意味着种族差距可能是种族歧视的产物。无论是对受害者辨认施暴者种族的匿名调查，还是对人们（无论白人还是黑人）叙述自己的暴力侵犯史的调查，都显示了美国白人和黑人之间凶杀率的巨大差距。[78]虽然南方各州非裔美国人的比例比北方各州要高，但南北之间的暴力差异不是种族构成的副产品。南方的白人比北方的白人更加暴力，南方的黑人也比北方的黑人更加暴力。[79]

    图3-11 2007年美国凶杀率地理分布

    资料来源：美国联邦调查局资料，2007年，表4。美国各地按地区、地理区域和州统计的犯罪，2006-2007年。

    虽然美国北方人和美国白人比西欧人更暴力（西欧的凶杀率只有10万分之1.4），但是两者之间的差距远远小于国家之间的差距。略加回顾，即可发现美国也曾经历国家主导的文明进程，尽管不同地区文明化的时间和程度都有所不同。真相需要被挖掘，因为在凶杀记录和统计方面，美国长期落于人后。联邦政府一直不对凶杀进行统计，而是由各州自己记录。直到20世纪30年代之前，美国都没有可靠的全国统计数据。在很长时间内，美国一直是一个活动靶标，“下48州”在1912年才成型，许多州周期性地受到移民大潮的冲击，大熔炉中人口的种族构成不断变化。基于这些原因，研究美国犯罪的历史学家只好将就着使用一些较小行政区的短期数据。在《美国凶杀》（American Homicide）一书中，兰道夫·罗斯（Randolph Roth）整理了大量小范围历史数据，给出了全国统计数据出现之前300年的凶杀历史。大部分数据的走势如同过山车，上下起伏，但仍然可以看出随着无政府边疆的消失和国家的介入，美国各个地区文明化的过程。

    图3-12将艾斯纳整理计算的英国凶杀率与罗斯收集的新英格兰数据进行了叠加。根据埃利亚斯的方式，罗斯对殖民时代新英兰高凶杀率进行了观察，“在边疆暴力年代，凶杀率高居不下，成年人中年均为10万分之100。直到1637年，英国殖民者和美洲原住民在新英格兰确立了他们的统治地位后才出现转机”。在国家政权确立之后，旧英格兰和新英格兰的两条凶杀曲线的走势惊人的一致。

    美国东北各州的凶杀率从三位数或接近三位数的两位数迅速下降到个位数。位于康涅狄格州和特拉华州的荷兰殖民地新尼德兰，凶杀率在最初几十年直线下降，从10万分之68降至10万分之15（图3-13）。但到19世纪，当我们有了新数据的时候，看见的却是美国与它的两个母国背道而驰。虽然新英格兰的大部分农村和种族单一地区——佛蒙特州和新罕布什尔州继续漫步在和平的谷地，凶杀率只有10万分之1，波士顿却在19世纪中叶变得更加暴力，凶杀率与新尼德兰地区的纽约和费城不相上下。

    图3-12 1300—1925年英国的凶杀率，1630—1914年新英格兰的凶杀率

    资料来源：英国的数据：艾斯纳，2003年。新英格兰的数据：1630—1637年，罗斯，2001年，第55页；1650—1800年，罗斯，2001年，第56页；1914年，罗斯，2009年，第388页。罗斯的估算是以0.65为乘数，将以成年人口为基数的统计转换为以平均人口为基数，见罗斯，2009，第495页。在图中，每一年所使用的数据为当年统计的中间值。

    图3-13 1636—1900年美国东北部各州的凶杀率

    资料来源：数据来自罗斯，2009年，仅有白人统计。新英格兰：第38页，第62页。新尼德兰：第38页，第50页。纽约：第185页。新罕布什尔州和佛蒙特州：第184页。费城：第185页。在图中，每一年所使用的数据为当年统计的中间值。数据被乘以0.65，将以成年人口为基数的统计转换为以平均人口为基数，见罗斯，2009年，第495页。将“无亲缘关系的成年人”的数据乘以1.1之后，使之与“所有成年人”的估计值大致相当。

    美国东北部城市凶杀率的几次起伏，显示美国版的文明进程发生了两次曲折。这几条线在凶杀水平的中段上徘徊，虽然远离了高峰，但也迟迟不肯进入低谷，说明在新的疆土内，政府管制将凶杀压低了一个数量级，从10万分之100降到10万分之10。在欧洲，这一势头将凶杀率一直带到10万分之1，但美国的情况则不同，凶杀率保持在10万分之5~15之间，一直到今天仍然如此。罗斯认为，一个有效的政府可以安定民众，将凶杀率从10万分之100降至10万分之10，但进一步的工作则取决于人民在多大程度上接受其政府、司法和社会秩序的正当性。在欧洲文明进程中，艾斯纳也观察到相似的情况。

    美国版文明进程的另一个转折是，罗斯的许多小范围数据均显示在19世纪中期，暴力有所增加。[80]在美国的许多地区，内战和战后的冲突打乱了原有的社会平衡，东北各州受到爱尔兰移民浪潮的冲击。我们会看到，这使美国凶杀率的减少幅度大大落后于英国。19世纪的爱尔兰裔美国人恰如20世纪的非裔美国人，总是比别人更好勇斗狠，主要原因是他们和警方彼此毫无尊重。[81]但在19世纪下半叶，美国城市警力扩张，专业素质提升，警察被纳入刑事司法系统，不再手提警棒在大街上自行主持正义。进入20世纪后，北方大城市中白人的凶杀率终于开始下降。[82]

    但是，19世纪下半叶的暴力变化有其宿命的特点。我在前面展示的图表只是给出了美国白人的凶杀率。图3-14给出了两个城市中黑人杀黑人和白人杀白人的凶杀率，两者之间差距显著。图3-14也告诉我们，美国黑人凶杀率和白人凶杀率之间的差距并非从来如此。19世纪上半叶，美国东北部城市、新英格兰、中西部和弗吉尼亚州的黑人和白人的凶杀率非常接近，但随后出现了差距。进入20世纪后，差距越拉越大，非裔美国人的凶杀率猛增。在纽约，非裔美国人的凶杀率从19世纪50年代的3倍于白人，蹿升到20世纪中叶的13倍于白人。[83]如果要追根究源，特别是要谈到与此相关的经济隔离和居民隔离，可以另外再写一本书了。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原因之一是低收入非裔美国人的社区基本上处于无国家状态，依赖的是荣誉文化（有时称为“街头帮规”）保护自己，而不是国家的法律。[84]

    图3-14 1797—1952年纽约和费城黑人和白人的凶杀率

    资料来源：纽约1797—1845年，罗斯，2009年，第195页。纽约1856—1885年，罗斯的平均数，2009年，第195页，格尔，1989年a，第39页。纽约1905—1953年，格尔，1989年a，第39页。费城1842—1894年，罗斯，2009年，第195页。费城1907—1928年；雷因（Lane），1989年，第72页（15年平均数）。费城，20世纪50年代，格尔，1989年a，第38～39页。罗斯的估计数被乘以0.65，将按成年人人口计算的数据转换为按总人口计算；见罗斯，2009年，第495页。此外，他对费城所做的估算被乘以1.1，将无亲缘关系的凶杀转换为全部凶杀，并乘以1.5，将受到起诉的凶杀转换为全部凶杀（罗斯，2009年，第492页）。每一年所使用的数据均为当年统计的中间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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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人最早在新英格兰和弗吉尼亚实现定居，图3-13和图3-15的对比，也许让人们认为两个殖民地在它们的第一个百年间完成了文明的进程。不过，必须留意到竖轴上的数字，你才能明白其中的含义。在图中，东北各州的数据以0.1~100为单位，而东南方弗吉尼亚州的数据则是1~1000，高出10倍。与黑人和白人之间的鸿沟不同，美国北方和南方的差距自有其历史渊源。从一开始，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的切萨皮克殖民地的暴力水平就高出新英格兰，然后，凶杀率逐渐下降到一个比较温和的水平（在年均10万分之1至10万分之10之间），整个19世纪都维持在这一水平。南方其他殖民地的凶杀率则在10万分之10至万分之100之间浮动，如图中佐治亚州种植园区的数据所示。在山区和偏远的内地，例如佐治亚州的穷乡僻壤和田纳西州—肯塔基州边界地带，凶杀率一直徘徊在非常不文明的10万分之100的水平上，有些地区一直到19世纪还是如此。

    为什么美国南方会有悠久的暴力历史？最笼统的答复是，政府的文明使命从来不曾深入美国南方。历史学家彼得·斯皮伦堡（Pieter Spierenburg）曾经很挑衅性地说，美国是“民主来得太早了”[85]。在欧洲，首先是国家解除人民的武装，并声称垄断暴力，然后人民接管了国家的机构。在美国，人民在国家缴除他们的枪支之前就掌握了国家政权，比如宪法第二修正案确立人民有权持有和携带枪支。换言之，美国人，特别是南部和西部的美国人，从来没有像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民那样，和政府签署过完整的社会契约，容许政府垄断合法使用武力的权力。在美国历史上，地方民团、治安员、私刑暴民、公司警察、私人侦探和侦探公司都是合法的武装力量，美国公民更是将武装视为个人的权利。

    历史学家已经注意到，这种权力分享在美国南方一向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埃里克·门克宁这样说，在19世纪，“南方各州有意保持弱政权，在地方和个人暴力问题上，有意避免判处监禁”。[86]杀人如果“事出有因”，就会被从轻发落，而“在南方乡村，大部分凶杀都事出有因，这些原因包括：受害人未能尽全力逃避凶手，私人争执引发杀人，或者凶手和受害人的本意是互相杀害”。[87]

    在南方的传说中，对自助正义的信赖由来已久。孩子在襁褓中时，母亲就给他们吟诵这样的故事。年轻的安德鲁·杰克逊从母亲那里得到这样的训诫：“无论是受到侮辱还是伤害，永远不要上法庭，你要自己来摆平。”[88]这位参与过决斗的总统自我吹嘘说，他走起路来，留在身体里的铅弹哗啦哗啦响作一片。南方山地的勇武标志——丹尼尔·布恩（Daniel Boone）和《荒野大王》的大卫·克罗（Davy Crockett）给这一传统添加了浓重的传奇风采。肯塔基州和西弗吉尼亚州乡村中哈特菲尔德和麦考伊两家的家族世仇，在这一习俗下更是战火难熄。只要这些凶杀被计入统计，南方的暴力死亡必然居高不下，而且至今仍是南方人心中的梦魇。[89]

    图3-15 1620—1900年美国东南部各州的凶杀率

    资料来源：数据来自罗斯，2009年，仅有白人的数据。弗吉尼亚州（切萨皮克殖民地），第39页、第84页。弗吉尼亚州（切萨皮克和谢南多厄），第201页。佐治亚州，第162页。田纳西州-肯塔基州，第336～337页。弗吉尼亚州1838年的数字为0，因为0无法定义，图表上标注为1。罗斯的估计值均被乘以0.65，将成年人中的凶杀率数据转换为总人口的凶杀率；见罗斯，2009年，第495页。

    自助正义依靠的是对一个人的能力和决心的信任。直到今天，美国南方仍然崇尚有效威慑，或曰“荣誉文化”。荣誉文化的本质是，它不认可攻击和工具性暴力，但是允许在受到侮辱和冒犯后进行报复。心理学家理查德·尼斯比特（Richard Nisbett）和多夫·科恩（Dov Cohen）认为，这一思维范式已经渗入南方各州的法律、政治和人民的观念之中。[90]在与抢劫有关的凶杀方面，南方人没有比北方人更糟糕，但他们在打架斗殴中却更多地发生命案。调查显示，南方人理论上并不认可使用暴力，他们使用暴力仅仅是为了保护家园和家人。而南方各州的法律也认可这一道德伦理。南方的法律给予个人在自卫和保护私产时致人死命的广泛自由，对购买枪支甚少约束，允许学校进行体罚（“打板子”），明确谋杀为死刑罪，司法系统也乐于执行死刑。南方人更愿意参军，入军校学习，在对外政策上持鹰派观点。

    尼斯比特和科恩设计了一套巧妙的测验，证明荣誉规则主导了南方人的个人行为。在一项研究中，他们向美国各地的公司发出虚构求职信。一半的求职信上写着这样的忏悔：

    有一件事我必须做出解释，因为我觉得我必须诚实，不想被误解。我曾经被判有罪，是人们所说的“一般杀人罪”。在您给我发出申请表格前，您也许愿意先听听我的解释。情况如下：我打了一个家伙，他和我的未婚妻有奸情。我家在一个小镇，一天晚上，这个人在酒吧里拦住了我。他向大家说他和我的未婚妻睡觉，他当面嘲笑我，说如果我是个男人，就出去和他干一架。我还年轻，不想在众人面前退缩。我们到了小巷里，他开始攻击我，把我打倒在地，并在地上捡起一个酒瓶。我可以逃走，法官也说我当时应该逃走，但是我的骄傲不允许我这样做。小巷的地上有根铁管子，我把它抓到手里，向他抡了过去。我没想打死他，但是几个小时后，他死在了医院里。我认识到我犯了错误。

    另一半求职信都有一段相同的话，即求职者承认被判偷车罪，他说他犯下愚蠢的盗窃罪全是为了养活妻子和年幼的孩子。对于犯有杀人罪的男子的求职信，更多的南方公司会送出附有信函的申请表，他们的回复所用的语气也比较温暖。比如，一家南方商店的店主回信说，很抱歉店里暂时没有位置空缺，然后接着说：

    你过去的遭遇，是任何人都可能遇到的麻烦。它只是一个不幸的事件，不能以此就否定你。你的坦白证明了你是诚实的……我祝愿你时来运转。你具有积极的人生态度和工作愿望，这些都是一个企业期望员工具备的品质。如果你安顿下来后，发现离我们不算太远的话，请你顺道时过来看看我们。[91]

    没有任何北方公司给予他这样温暖的回复。而不论南方还是北方，都没有公司对偷车贼表示温暖。不过，北方公司更倾向于原谅偷车人，而不是情仇杀人犯。南方公司则相反。

    尼斯比特和科恩在他们的试验中也观察到南方的荣誉文化。他们的研究对象不是南方荒蛮之地的白佬，而是密歇根大学的富家子弟，条件是这些学生曾经在南方生活过至少6年。被选中的学生接受测试，“对特定人类判断的切面进行有时间约束的反应”（装腔作势的文章标题正好掩盖了研究的真正目的）。在进入实验室的走廊上，学生一定要经过一个正在整理文件柜的工作人员。当学生走过他身边的时候，他放下工作，猛地关上文件柜，接着嘟囔一句粗话：“臭东西。”此时，测试主持人出来迎接学生，他并不知道哪些学生受到了冒犯。他将学生带进实验室，让学生填写问卷，采集血样。他们发现，北方来的学生对“粗话”一笑置之，行为和那些没有听见粗话的对照组没有区别，但是受到冒犯的南方学生在进入实验室时怒气冲冲。他们回答的问卷表现出他们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血样中的睾酮素和应激激素——皮层醇的水平升高。他们对测试主持人表现出强势的姿态，握手时更坚定用力。而离开时，在走廊迎面遇见另外一位工作人员，南方学生拒绝给他让路。[92]

    为什么是南方人而不是北方人培养了这种荣誉文化，是否存在某种外因？当然，维持奴隶制经济所需要的残忍也许是一个原因，但是暴力频仍的南方腹地的经济支柱并不是奴隶种植园（见图3-15）。尼斯比特和科恩受到大卫·哈克特·费希尔（David Hackett Fisher）的著作《阿尔比恩的种子》（Albion..s Seed）的影响。这部讲述英国在美洲殖民地历史的书，追溯了来自欧洲不同地区的第一批移民的根源。北方各州的移民是清教徒、贵格会教徒、荷兰人和德国的农民；南方内地的移民则主要来自苏格兰-爱尔兰，他们中有许多是边远山区的牧羊人，原本就是不列颠王国政府的化外之民。尼斯比特和科恩认为，放牧可能是荣誉文化的外因。牧民的财富都是易于被盗窃的实物，而且不像农民的土地，这些财富自己有脚，转眼之间就能被带走。全世界的牧民都具有迫不及待报仇雪恨的习性。尼斯比特和科恩认为，苏格兰-爱尔兰人将他们的荣誉文化带到美国，并在南方边疆山区的放牧生活中保留了这一文化。虽然现在的南方人不再是牧民，但习俗的生命力远比造就它们的生态环境更持久。直到今日，南方人的行为举止仍然强硬，像是他们随时都要对付盗马贼一般。

    牧民假说的前提是，在某种职业性策略失去用途后，人们仍然会在数百年内坚守这一策略，但对荣誉文化的一般性解释不需要依靠这一假说。人们选择在山区放牧，是因为山区不适于耕作，而山区处于无政府状态，是因为政府难以完成它的征服、平靖和管理。自助正义的直接诱因是无政府，而不是放牧本身。前面说过，沙斯塔县的牧场主牧牛已经有一个世纪之久，但当他们中间任何人遭受财物或牛只的微小损失时，他们会认为此人应该“忍气吞声”，而不是贸然动武捍卫自己的荣誉。最近的研究也发现，比较南方各县的暴力水平和他们的放牧规模，一旦有其他变量出现，两者之间会立刻丧失相关性。[93]

    我们因此可以充分地假定，来自不列颠穷乡僻壤的移民定居到美国南方的穷乡僻壤，两处长期以来都是无法无天的蛮荒之地，因此养育出荣誉文化。我们还需要解释为什么这种文化具有如此顽强的自生能力。毕竟，美国南方早已有了功能齐备的司法系统。也许，荣誉文化之所以能够一路高扬，是因为没有人胆敢出头抛弃它。抛弃它等于自取其辱，承认自己是不值一钱的胆小鬼、软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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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西部的情况比南部更严重，直至20世纪初，西部还是无政府的三不管地界。好莱坞电影里的套话“离得最近的警官在145公里之外”，是对数百万平方公里的疆域内的真实描述，结果也像是好莱坞电影的俗套——永远的暴力。纳博科夫的长篇小说《洛丽塔》中的男主人公亨伯特·亨伯特在带着洛丽塔跨州大逃亡的日子里，饱餐美国大众文化，尽情地享受牛仔电影中令人眼花缭乱的打斗场面：

    红褐色的西部风光，古铜面色、双眼碧蓝的骑手，一位刚刚抵达咆哮山谷的端庄秀丽的女教师；嘶鸣的骏马，受惊后飞奔的马群，颤动的窗框后露出一把短枪的枪口；触目惊心的徒手打斗场面，桌椅横飞，满是尘土的老式家具东倒西歪，一片狼藉；矫健的身影四处翻滚，被死死按住的手还在竭力摸索掉在地上的短刀，粗重的呻吟声，击中脸颊的重拳，踢向小腹部的皮靴，横空飞蹿的绳索。最后，英雄身受重创，即使是阿喀琉斯也只能躺着进医院了。但这里的结局则不然，古铜色的脸上伤痕累累的英雄斗志正高，开始热情地拥抱他那光彩熠熠的边疆新娘。[94]

    在《暴力之地》（Violent Land）一书中，历史学家戴维·考特莱特（David Courtwright）说，好莱坞西部片中牛仔的浪漫形象未必准确，但是他们展示的暴力却是非常写实的。牛仔的生活只有两部分，一是危险而艰辛的劳作，一是发薪日的饮酒、赌博、嫖妓和斗殴。“为了让牛仔成为美国经历的象征，道德美容是必需的。牛仔骑在骏马上，作为保护者和冒险家的形象被记住了，而下马后酗酒、在酒吧后门粪堆上夜宿的形象被忘记了。”[95]

    在美国西部，年均凶杀率比东部城市和中西部农区高出50倍甚至几百倍：堪萨斯州的阿比林市，10万分之50；得克萨斯州的道奇市，10万分之100；格里芬堡，10万分之229；威奇托市，10万分之1500。[96]究其原因，解释不外乎霍布斯理论。司法系统缺乏资金、无能，通常还有贪污腐败。考特莱特说：“1877年，得州约有5000人在通缉犯名单上，如以此来说明司法系统的效率，实在令人沮丧。”[97]自助正义成为对付盗马贼、窃牛贼、公路响马贼和其他强盗的唯一选择。此种威慑力量的担保是不计一切代价的“言必信，行必果”。科罗拉多的一块墓碑上镌刻着一句简短的碑文可作为概括：“他说比尔·史密斯是骗子。”[98]目击者这样描述一场发生在运牛货车押车员车厢里恶斗的起因：

    当时人们正在玩纸牌，一个人说了一句“我可不喜欢和脏手（意指作弊）玩牌”。对家的一个牛仔将“脏手”听作“脏汉”，立刻火冒三丈。一通枪响之后，现场一人死亡，三人受伤。[99]

    还不仅仅是牛仔之乡处于霍布斯式的无政府状态，在西部的其他地方，矿工、铁路工人、伐木人和其他季节性短工的居住地都处于这一状态。在1849年加州淘金热中，有这样一张宣示产权的告示，节选如下：

    敬告各位，我声明，经清溪区法律核准，并以短枪宪法修正案为依据，峡谷内50英尺地带归本人所有，不得穿越，违者依法格杀勿论。此非猴子虚言，如有必要，本人将依法以枪维权。因此各位留神，特此警告。[100]

    考特莱特引用了当时10万分之83的凶杀率数据，并指出，“大量的其他证据也证明，淘金潮中的加州野蛮残暴、不可饶恕。淘金的营地取名如人类行为的仿生：剜眼村、谋杀酒吧、割喉谷、坟场塬。还有一个绞刑镇，一个威士忌镇，一个‘蛾摩拉 ’镇，但有意思的是，没有 ‘所多玛’”。[101]新兴的矿工聚居地的凶杀率也很高：内华达州的奥罗拉，10万分之87；科罗拉多州的莱德维尔，10万分之105；加州的伯帝镇，10万分之116；怀俄明州的本顿，10万分之24000（几乎是4人中就有1人因暴力死亡）。

    在图3-16中，我用罗斯对特定地区所做的数据，画出了西部暴力的曲线。加州的曲线说明，在1849年淘金潮前后，暴力是上升的，但之后和其他西部各州一起加入了文明的进程：凶杀率下降至原来的1/10，从10万分之100~200下降到10万分之5~15（尽管在美国南方，凶杀率未能继续下降到欧洲和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10万分之1~2的水平）。图中也显示了加州牧场区各县凶杀率的下降。埃里克森的研究表明，在加州接受法制之前，曾经历过无法无天的长期暴力。

    可以说，至少有五个美国主要地区——东北部、中部大西洋沿岸、南方沿海、加州和西南部——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进度经历了文明进程。而美国西部的暴力减少比东部整整晚了两个世纪，直到1890年美国宣布关闭美国新边疆，这一著名的宣言才标志着无政府状态在美国的终结。

    图3-16 1830—1914年美国西南部各州和加州的凶杀率

    资料来源：数据来自罗斯，2009年，仅有白人的数据。加利福尼亚州（估算），第183、360、404页。加利福尼亚州牧场区各县，第355页。西南部各州，1850年（估算），第354页。西南部各州，1914年（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和新墨西哥州），第404页。按成年人人口估算的数据乘以0.65，转换为按总人口估算，见罗斯，2009年，第4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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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政府不仅是美国西部暴力混乱的唯一根源，在迅速扩张的美国疆土上，还有其他暴力地带，比如劳工营地、流浪汉村庄和中国城。考特莱特认为，人口构成和心理演化进一步加剧了西部的野性。西部的人口主要是年轻的单身男子，刚刚逃脱贫瘠的农场或城市贫民窟，力图在荒蛮的新边疆发财致富。在对暴力的研究中，一个普遍的现象是，暴力罪犯大多是年龄在15岁到30岁的男性。[102]在大部分哺乳类动物中，雄性都是更具竞争性的性别；而作为智人，男性在社会群体中的地位还取决于他的声誉，即他在年轻时开始的名望投资，这将影响他的一生。

    但是，男性的暴力是可以调节的。从为接近女性与其他男性对抗竞争，到直接讨好女性。关怀她们的子女，男人如何分配他们的能量，有一系列连续选择空间。生物学家将此选择空间称为“暴徒对抗爸爸”（cads versus dads）。[103]在以男性人口为主的社会生态系统中，单个男性能量的优化配置倾向做“暴徒”，因为成为群雄首领，必须打垮其他男性竞争者，而只有首领才能在势力范围内接触稀缺的女性资源。在女性数量众多但少数男性得以垄断这些女性的环境中，男性的选择也是“暴徒”。在这些限制下，男性会选择用生命做赌注，正如戴利和威尔逊所说：“任何一个意识到即将彻底丧失繁殖机会的生物，都会格外努力，甚至不惜以死亡为代价，尝试改变其生命的轨迹。”[104]在男女数量相等、一夫一妻制的生态系统中，男性中胜出的是“爸爸”。在这种环境中，暴力竞争不仅不能给男性带来繁殖优势，反而是一个可能产生劣势结果的严重威胁：如果一个男子死了，那他肯定不能再供养他的子女了。

    关于边疆暴力，还有一个生物学的解释，但不是社会生物学的，而是神经生物学的解释，即无处不在的烈酒。酒精干扰了整个大脑，尤其是扰乱了负责自制力的前额叶皮层的突触传递（见图8-3）。一个陶醉在酒精中的大脑，在性、话语和身体各方面都是缺少自制的，有各种谚语为证，比如：“啤酒眼”——醉眼看花，美丑不分；“发酒疯”——酒后撒疯，胡言乱语；“酒后之勇”——酒后威风，逞一时之勇。很多研究都表明，人们在酒精的影响下，行为有更大的暴力倾向。[105]

    美国西部最终归化文明，不仅仅是因为有了铁面的警长、动辄宣判绞刑的法官，也是因为女性人口的大量流入。[106]好莱坞西部片中“刚刚抵达咆哮山谷的端庄秀丽的女教师（们）”，的确是历史的真实写照。自然界不接受性别比例失调，东部城市和农场中的妇女纷纷涌入西部，填补了失衡的空缺。孤独的单身汉以及他们的市政官和商人，受够了西部堕落和悲惨的生活，到处鼓动寡妇、老姑娘和年轻的单身女子到西部婚姻市场上寻找自己的财富。女性到来后立即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讨价还价，按照自己的心愿改造西部。她们要求男人为了婚姻和家庭放弃豪饮和打架斗殴，修建学校和教堂，关闭酒吧、妓院、赌场和其他诱惑她们的男人的设施。教会给予男女同样的成员资格，并有严格的周日清晨礼拜，颂扬和鼓励自律和节制，因此教会成为妇女文明攻势的强有力的组织力量。今天，看到救世军和“基督教妇女禁酒联盟”，尤其是卡丽·内申（Carrie Nation）举着斧头冲击乡下酒店的恐怖分子形象，我们就忍不住要发笑；讽刺救世军的人，改编了救世军军歌的歌词，它被说成是“我们绝不吃饼干，因为里面有酵母/只要咬一小口，男人就会变禽兽”。但是，早年参加禁酒运动的女权主义者面对的是实实在在的酒精灾难。在那些男人统治的地盘上，酒精助燃暴力的结果就是血流成河。

    妇女和婚姻教化了青年男性，尽管这种说法听起来像陈词滥调、土得掉渣，但它已是现代犯罪学的一个共识。有一项非常著名的研究，它对波士顿1000名低收入家庭的青少年连续跟踪了45年。研究发现，有两个因素可以预测一个有不良记录的人是否能避免成为终身罪犯：（1）有一个稳定的工作；（2）和一个他关心的女性结婚，养活她和她的孩子。婚姻的影响是实质性的：他们之中3/4的单身男子和1/3的丈夫，继续有犯罪行为。单从这个差别看，我们无法知道是婚姻阻止男人继续犯罪，还是职业罪犯本来就很少结婚。但是，社会学家罗伯特·桑普森（Robert Sampson）、约翰·劳布（John Laub）和克里斯托夫·怀默（Christopher Wimer）认为，婚姻确实是促进和平的动因。他们发现，如果所有推动男子结婚的因素保持不变，打算结婚本身，可立刻减弱一个男子的犯罪倾向。[107]约翰尼·卡什简明扼要地概括了其中的因果关系：只因我有了你，我定当洁身自爱。

    了解了美国西部和美国南部乡村的文明进程，也就明白了今日美国的政治版图。许多北方和沿海的知识分子，对于他们生活在保守红色州的同胞很不以为然，特别是对他们热爱枪支、支持死刑、主张小政府、信仰福音派基督教、崇尚“家庭价值”和性别得体（sexual propriety）的文化感到困惑。而蓝色州的对头们也有同样的不满和困惑，他们认为蓝色各州的居民对罪犯和外敌姑息懦弱，对政府深信不疑，给世俗主义涂上知识化的色彩，而且容忍淫秽放荡。我怀疑，这种所谓的文化战，其实是历史上美国白人选择了两条不同的文明进程的结果。北方是欧洲文明的延伸，延续了自中世纪就已开始的法庭推动和商业推动的文明进程。美国南方和西部则保留了无政府新兴国家特有的荣誉文化，同时受到当地的教会、家庭和禁酒等文明力量的制衡。

    20世纪60年代的文明倒退

    可是你要谈破坏，要记住把我算在（外）……内。 ——约翰·列侬《革命1》

    尽管比较欧美的历史变迁，两者之间有很多延滞和不合拍，但两地在一个方面是完全同步的：凶杀率在20世纪60年代回升了。[108]图3-1至图3-4显示，欧洲国家的凶杀率回升到整整一个世纪前的水平。图3-10显示，60年代，美国凶杀率飙升。美国的凶杀率曾经在30多年间直线下降，其间历经了大萧条、“二战”和冷战，但此后，凶杀率突升，从1957年的10万分之4.0升到1980年的10万分之10.2，增长了2.5倍多。[109]除了凶杀之外，其他各项犯罪都出现回潮，包括强奸、伤害、抢劫和盗窃；回潮时高时低，持续了30年。城市是重灾区，纽约简直成了罪孽的象征。暴力回潮覆盖了所有的种族和男女两性，但最具戏剧性的是黑人男性，他们的凶杀率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高达10万分之72。[110]

    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暴力的大洪水重新塑造了美国的文化、政治舞台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关于抢劫的笑话成为喜剧节目的当家菜，“中央公园”就是“死亡陷阱”的代名词。纽约人将自己囚禁在公寓里，里面有电池闩锁和辅助锁，还有流行一时的“警察锁”——一根钢管，一端固定在地板上，另一端顶住门。我现在的家距离波士顿市中心不远，当年，那里被称为“作战区”，因为抢劫和捅人的事件层出不穷。城里人纷纷驾车逃离，搬往近郊、远郊或者有围墙警卫的封闭社区，被他们抛在身后的下城如一片烧毁的废墟。书籍、电影、电视剧将恐怖的城市暴力作为创作背景，比如《小型谋杀案》（Little Murders）、《出租车司机》（Taxi Driver）、《战士帮》（The Warriors）、《纽约大逃亡》（Escape from New York）、《布朗克斯-阿帕奇要塞》（Fort Apache the Bronx）、《希尔街的布鲁斯》（Hill Street Blues）和《虚荣的篝火》（Bonfire of the Vanities）。妇女纷纷上课学习防身术。身穿层层防护衣，如同米其林轮胎先生一般的志愿者裹上气垫圈扮演暴徒，让妇女练习如何目不斜视地走路，如何将钥匙、铅笔和高跟鞋的鞋跟变作自卫的武器，如何使用空手道的劈和柔道的摔制胜敌人。头戴红色贝雷帽的“守护天使”在公园和车站巡逻。1984年，伯恩哈德·格茨——一位举止温和的工程师，在纽约地铁车厢里开枪击中四名年轻的劫匪，顿时成为民间英雄。对犯罪的恐惧，在几十年间让保守派政客不断当选。尼克松1968年提出“法律与秩序”的施政纲领，在竞选关注上竟然压倒了越战；老布什1988年在电视辩论中对杜卡基斯冷嘲热讽，皆因杜卡基斯这位麻省州长批准了一项监狱休假计划，让一名强奸犯得以获释；众多参议员和众议员都承诺对犯罪“绝不姑息手软”。虽然公众的反应有些过度，但事实上，每年死于车祸的人比死于凶杀案的人多得多，尤其是那些不在酒吧里与年轻人争吵的人。但是，暴力犯罪倍增，这样的感觉也绝非人们的臆想。

    20世纪60年代的暴力回潮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当时经济高速增长，接近充分就业，收入差距之小，简直就是今日人们的梦想；历史性的种族平等正在起步，政府的各种公共项目遍地开花，而医学的进步，让挨了刀枪的受害者有更大的机会获救。社会理论家在1962年很可能兴高采烈地打赌说，因为这些有利的条件，我们将迎来一个低犯罪率的时代。但他们赌输了，还输得精光。

    为什么西方世界会遭遇历时30年的犯罪狂潮，至今未能完全恢复？在暴力下降的大趋势中出现过若干次局部性的逆流，60年代即为其中之一。在本书中，我已经提出了解释暴力减少的历史变迁，如果我分析的大方向正确的话，这些变迁恰好应在此刻发生逆转。

    最明显的莫过于人口结构的变化。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是婚姻盛行的年代，犯罪率跌到谷底。美国人结婚的人数之高，迄今为止无出其右。婚姻使男人从街头回到郊外的家中。[111]婚姻高峰的结果一是严重打击了犯罪，二是带来了婴儿潮。1946年出生的第一批婴儿在1961年进入犯罪高发期。在婴儿潮高峰期1954年出生的婴儿，在1969年进入犯罪高发期。结论似乎很自然，犯罪激增是婴儿潮的回声。不过，这两组数字讲不通。如果仅仅是因为有了更多十几二十几岁的青年人，其中一部分人犯了这个年纪易犯的罪行，那么1960—1970年犯罪增长应该是13%，而不是135%。[112]而且，这些青年人不仅在犯罪人数上，在暴力的程度上也超过了他们的前辈。

    许多犯罪学家认为，20世纪60年代的犯罪率激增不能用通常的社会经济变量来解释，其缘由主要在于文化准则的变化。当然，为了摆脱所谓暴力者是因为他们生活在暴力文化中这种循环逻辑，我们必须辨识文化变迁的外生原因。政治学家詹姆斯·Q.威尔逊（James Q. Wilson）坚持说，无论如何，人口结构是一个关键的触发因素，不是因为年轻人的绝对人数，而是因为他们的相对份额。他借评论人口学家诺曼·赖德（Norman Ryder）的一段话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这是一种常年入侵的野蛮人，他们必须经过驯化，掌握融入社会所需要的各种功能，变成建设者。”这种“入侵”就是新生代达到成人的年龄。每一个社会都要应对这一宏大的社会化过程，但偶尔，这一过程会因参与者的数量发生非连续性巨变而被吞没……1950年和1960年，“入侵部队”（14岁至24岁），以3∶1的数量优势压倒了“防守部队”（25岁至64岁）。到1970年，因为前一梯队年龄的成长，这一比例迅速降到2∶1，这是自1910年以来不曾有过的状态。[113]

    后续的分析表明，这种解释，如果作为单一的因素，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一般来说，比他们的前辈更大的年龄群体不会犯下更多的罪行。[114]但我认为，威尔逊在将60年代的犯罪激增和代际文明退化过程联系起来时，确实说到了点子上。从许多方面看，新一代人是在反抗一场埃利亚斯描述的已经持续了8个世纪的文明运动。

    在坚定的团结意识方面，婴儿潮一代是非同寻常的（我明白，我们这些婴儿潮一代总是说我们与众不同）。这一代人仿佛是一个民族，或者是一个国家。（10年之后，这一代人不无自负地称自己是“伍德斯托克人”。）他们不仅在人数上压倒老一代，拜新电子媒体所赐，他们充分感受到了他们在数量上的力量。婴儿潮是伴随着电视长大的第一代人。电视，尤其是在三大电视网时代，让年轻人知道其他同代人正在分享他们的经历，并且知道其他人也知道同样的事情。这种经济学家和逻辑学家所说的共同认知，催生了一张横向的团体网络，割断了与父母和权威的纵向联系。在纵向关联中，年轻人相互隔绝，被迫臣服于各自的长者。[115]正如不满的民众在集会上最能感受到自己的力量，婴儿潮一代人在《艾伦秀》上，看见其他和自己一样的年轻人为了摇滚乐如醉如痴，还知道全美每一个年轻人都在同一时刻以同样的方式如醉如痴，而且知道其他年轻人也知道他是知道的。

    婴儿潮一代还被另外一种新科技捆绑在一起，那就是晶体管收音机。它最先是被日本索尼公司推销上市的。现在的父母抱怨iPod（苹果公司音乐播放器）和手机像是被焊到了孩子的耳朵上，他们忘记了他们的父母也是这样抱怨他们和收音机的。我仍然记得，小时候，在蒙特利尔的家中调试收音机，纽约电台的信号经过深夜的电离层反射，回荡在我的卧室。我听到了摩城唱片和迪伦的歌声，还有琼斯的《英国入侵》和《英国迷幻》，心里感觉到正在发生什么，但琼斯先生并没有说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那种感觉真是既让人毛骨悚然，又让人荡气回肠。

    对于一个文明社会，即使在最好的年代，15岁至30岁的人群中的团结意识也是一种威胁。这次文明衰退的过程被一种贯穿20世纪的不断强化的趋势放大了。埃利亚斯的译者、学术继承人和社会学家卡斯·武泰（Cas Wouters）说过，当“欧洲的文明进程”走到尽头之后，它被一个“去正式化进程”取代。文明进程一直是从上层社会向下层社会传导规范和礼仪。但随着西方国家的民主化，越来越没有人将上层社会视为道德典范，品位和风度的等级也被铲平了。去正式化影响到衣饰着装，人们抛弃了帽子、手套、领带和长裙，换上了运动便装。它也影响到了语言，人们开始用小名称呼朋友，不再冠以先生、夫人和小姐。此外，无数的变化显示，人们的言谈举止变得不那么拘谨，而是更随意、更自然了。[116]在马克斯兄弟出演的电影里，古板的上流社会贵妇人，如玛格丽特·杜蒙之流，已然成为被嘲弄的角色，而非竞相效仿的对象。

    在经历了一系列去正式化的打击之后，精英们又遭受到第二波冲击。民权运动揭露了美国上层的道德污点，而随着批判的深入，更多的上流劣迹为人所知。这些劣行恶迹包括：普遍的贫困、欺凌美洲原住民、粗暴的军事干涉，特别是越南战争，还有稍后提出的环境掠夺问题，以及对妇女和同性恋的歧视。随着马克思主义——西方正统的公敌——被第三世界的“解放”运动接受而声名大噪，西方也有越来越多放纵不羁的文化人和追逐时髦的知识分子成为马克思的拥趸。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民意调查显示，人们对公共机构的信任程度日渐降低。[117]

    公众中荡平官僚政府、严厉追究统治集团的意愿不仅不可阻挡，而且在很多方面也是可取的。但这一运动有副作用，上流社会和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风光不再，而几个世纪以来，这个阶层的暴力程度都低于劳动阶级和下层社会。价值观原来从宫廷向下渗透，现在则变成从市井街巷向上涌动，这一过程被称为“无产阶级化”和“价值标准堕落”。[118]

    这些逆文明浪潮而动的湍流，受到大众文化的欢迎和喝彩。显然，埃利亚斯文明进程的两个原动力不是这种倒退的原因。政府管制既没有蜕化到美国西部和第三世界新独立国家那样的无政府状态，以商业和专业分工为基础的经济也没有退回到封建制度和实物交易。然而，埃利亚斯文明序列中的第二步——与更大的自制和相互依赖相应的心理变化，却在20世纪60年代反主流的年轻人中受到重挫。

    文明行为的内在主导——自制，成为年轻人的主要攻击目标。随心所愿、自我表达和反抗压抑成为至高无上的美德。“如果你觉得好，那就干吧”成为流行的警句，被印在徽章上。“那就干吧”（Do It）是政治煽动家杰里·鲁宾（Jerry Rubin）的一本著述的书名。“干到你满意为止（甭管是干什么）”是乐队BT Express的流行歌曲中副歌的歌词。基斯·理查兹（Keith Richards）大言不惭地说：“肉体重于思想，摇滚乐是属于脖子以下身体的音乐。”鼓动家阿比·霍夫曼（Abbie Hoffman）告诫说：“青春期重于成年期，不要相信30岁以上的人。”歌曲《谁是我这一代》中说：“希望在老去之前就死掉。”清醒受到诋毁，精神错乱被浪漫化，这一类电影有《脂粉金刚》、《飞越疯人院》、《红桃K》和《狂暴者》。最后，当然还有毒品。

    个体应该融入相互依存的社会网络，在稳定的经济和社会组织中，彼此都对他人负有责任。这一观念受到反文化一代的痛击。如果你能想象出一个画面，赤裸裸地与上述理念背道而驰，那可能就是滚石音乐了。“滚石”一词起源于马迪·沃特斯（Muddy Waters）的一首歌，它与时代产生的共鸣如此强烈，以至于它成就了三大文化标志：摇滚乐队、《滚石》杂志和鲍勃·迪伦的另一首名歌。在歌中，他嘲笑一个沦落街头、无家可归的上流贵妇。蒂莫西·利里曾在哈佛大学当心理学教师，他的名言“追求自我，顺其自然”（Tune in, turn on, drop out）成了“迷幻运动”的响亮口号。工作中为各自的利益而相互协作，在他们眼里和出卖没有两样。迪伦在歌中这样唱道：

    哦，我已尽力，

    就是要做我自己，

    但所有人都要你

    和他们一样，

    你当牛做马，他们在唱歌，我已经厌倦。

    我再也不想给玛姬的农场干活了。

    埃利亚斯曾经写道，历史上计时装置和时间意识的发展，反映出人们自制和将自我融入相互依存的社会网络的要求。他说：“这就是为什么个人在张扬他或她的超我时，总是表现为对社交时间的反抗，也是为什么那么多人想要准时准点的时候，就和自己发生冲突。”[119]1969年的电影《逍遥骑士》是这样开场的，丹尼斯·霍珀和彼得·方达在启程骑摩托巡游美国之前，不谋而合地将他们的手表扔到地上。同一年，乐队“芝加哥”（当时他们的队名是“芝加哥运输当局”）的第一张唱片中有这样的歌词：“真有人知道时间是什么？真有人在意？若真是如此，我无法想象这又是为什么。”当我16岁的时候，所有这一切都是有意义的，所以我也将我自己的天美时牌手表扔掉了。祖母看见我光秃的手腕大吃一惊，说：“没有手表，你还算个正派人吗？”她从柜子里掏出一块精工手表，那是她参观1970大阪世界博览会时买回来的。我一直到今天还用着它。

    同自制和社会交往一起受到攻击的还有第三个理想，即婚姻和家庭生活。此前几十年，正是因为婚姻和家庭，男人的暴力被大大地驯化了。一男一女倾心相许，结成一夫一妻的家庭，在安全的环境中养育子女，这一观念也成了大肆嘲弄的对象。这样的生活被说成是没有灵魂，墨守成规，消费主义，物质主义，千篇一律、塑料般的不自然、平庸乏味，像“奥兹和哈里特”一样的郊区荒漠。

    我不记得在60年代看见任何人用桌布擤鼻涕，但流行文化确确实实是藐视清洁卫生、行为得体和节制性欲这些准则的。在人们眼里，嬉皮士永远是一副脏兮兮、臭烘烘的样子。以我个人的体验，这是诽谤。但是，如果说他们拒绝依照传统的标准梳洗打扮，应该是没有争议的。在那幅有关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图片中，一群赤身裸体的观众在泥浆中嬉戏，那真是令人难以忘怀。仅仅是从唱片封套上（图3-17），我们也可以看到对传统观念的颠覆。在唱片《销售一空》的封套上，罗杰·达尔特瑞身上酱汁沥沥，浸泡在装满番茄汁焗豆的浴缸里；在披头士乐队的唱片《昨天和今天》上，四名留着可爱拖把头发式的歌手身上挂着大片的生肉和残躯断肢的娃娃（这张封套很快被召回了）；滚石乐队的《乞丐的盛宴》的封套上是一个恶臭的公共厕所（原稿未能通过审查）；在《谁是下一个》的封面上，四位音乐家正在拉裤链，背景是一面尿渍斑驳的墙。对得体举止的蔑视也伸延到著名的现场音乐会中。在蒙特利流行音乐节上，吉米·亨德里克斯做出与他的扬声器交配的样子。

    图3-17 20世纪60年代藐视传统的清洁卫生和得体举止

    扔掉手表或者在茄汁焗豆里洗澡，完全算不上是暴力犯罪。60年代原本应该是和平和爱情的时代，在某些方面也确实如此。不过，对放纵声色的歌颂渐渐地变为对暴力的纵容，接着，就变为暴力本身了。在每一场音乐会的结尾，“谁人乐队”都要摔碎他们的乐器，为此大出风头。这原本只是无害的喜剧效果，但乐队鼓手凯斯·穆恩却实实在在地砸毁了十几间酒店房间；另一位乐师皮特·汤曾德在舞台上点爆他的套鼓，震聋了自己的一只耳朵，他在舞台下殴打妻子、女友和女儿，因为“表面乐队”的键盘乐师和他的前妻约会，他威胁要剁下键盘乐师的双手；最后，1978年，在死于过量服用毒品之前，他驾车发生意外，碾死了自己的保镖。

    流行歌曲中有时会颂扬个人暴力，仿佛暴力不过是一种反正统的示威形式。1964年，玛莎·里夫斯和范德拉斯乐队唱道：“夏日姗姗，良辰当时，街头舞翩跹。”四年之后，滚石乐队的回应是，“岁月正当时，街头起烽烟”。在他们的《魔鬼陛下》和《致魔鬼的交响曲》两张唱片中，有一首长达10分钟、极富舞台效果的歌曲《午夜漫游人》，唱的是波士顿杀人魔王奸杀的真事，歌词是这样的：“我要砸烂你的玻璃窗/一拳！一拳穿透你的钢门/我……要……尖……刀……直……插……你的……喉咙！”摇滚音乐家满腔热忱，将每一个流氓、每一个系列杀人犯都看作意气风发的“造反派”或者“亡命徒”。电影《摇滚万万岁》（This Is Spinal Tap）调侃了这种疯狂的热情。剧中的乐队谈论他们的计划，要以伦敦东区杀人犯开膛手杰克的生平为蓝本，写一部摇滚音乐剧。（合唱部分的歌词是：“你真是个调皮鬼呀，俏皮杰克！”）

    伍德斯托克音乐会之后不到四个月，滚石乐队在加州的阿尔塔蒙特高速公路举办了一场免费音乐节，组织者特地雇用“地域天使党”——当时和“反文化亡命兄弟”一样被浪漫化了的黑帮团伙负责保安事务。对于音乐会的气氛（恐怕也是整个60年代的气氛），维基百科在此条目下这样记录：

    一位体重超过350磅的大块头杂技演员沉浸在迷幻药的幻象中，脱光了衣服，疯狂地穿过人群，冲向舞台，听众被他推挤得东倒西歪。“地狱天使党”成员看到此景，从舞台上跳将下来，举起大棒，将此人打昏在地。

    后面的故事就不需要给出处了，纪录片《给我庇护》（Gimme Shelter）做了详尽的记载。一名“地域天使党”成员在舞台上殴打“杰斐逊飞机”乐队的吉他手；米克·贾格尔试图安抚越来越暴躁的黑帮，但是劝阻无效；另一个“地狱天使党”成员用刀捅死一名年轻的观众，据说这名观众掏出了一支枪。

    * * *

    20世纪50年代，摇滚乐突然出现在舞台上时，政治家和神职人员诬蔑它，说它败坏道德，腐蚀精神，教唆犯罪，鼓动违法。在克利夫兰的摇滚名人堂和纪念馆里，人们可以看到一个奇妙的录像，全是这些老顽固喋喋不休地辱骂摇滚乐。不过，我们今天是不是——呃——要承认，他们当年是正确的呢？我们真的能够在60年代流行文化的价值观和与之相伴而来的暴力犯罪上升之间找到联系吗？当然，两者之间没有直接的关联。而且，即使相关也不一定就成因果，应该说，是第三个因素，即反对文明价值观的力量，同时造就了流行文化和暴力行为的上升。无论如何，婴儿潮一代的绝大多数人从来没有犯过罪。人们的观念和流行文化当然是相互促进的，在边缘地带，总有一些敏感脆弱的个人和亚文化可能受到这样或那样的冲击，反文明思维也总要放出一些似是而非、花里胡哨的乱箭，煽动真正的暴力。

    其中之一是国家的司法机构自我设限。虽然摇滚音乐家几乎不会直接影响公共政策，但是作家和知识分子却能够。他们迫不及待地要赶上“时代精神”，着手为新时代的堕落和放纵寻找理由。在马克思主义看来，阶级间的暴力冲突是通向美好世界的道路。颇具影响力的思想家如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和保罗·古德曼（Paul Goodman）都曾试图将马克思主义或无政府主义与弗洛德的新诠释结合起来。弗洛伊德将在性压抑和精神压抑与政治压迫之间建立联系，鼓吹革命斗争就是从压制中寻求解脱。闹事者往往被视为造反和不服从，或者是种族主义、贫困和不称职的父母的受害者。无视公德的街头涂鸦者被看作“艺术家”，窃贼是“阶级战士”，街道流氓成了“社区领袖”。许多非常聪明的人也受到激进思潮的诱惑，犯下无比愚蠢的错误。一流大学的毕业生制造炸弹，引爆军队和政府设施，或者在武装抢劫中，驾车接应射杀警卫的凶手逃跑。几个满口华丽辞藻的心理变态犯人，将纽约的知识界糊弄得神魂颠倒，竟然组织游说，请求释放这些变态的罪犯。[120]

    从60年代初的性革命开始，到70年代女权主义兴起，对女性性欲的掌控，被视为成熟男子的一个特征。流行小说和电影，甚至披头士乐队的摇滚乐《狂奔逃命》（Run for Your Life）、尼尔·扬的《沿河而下》（Down by the River）、吉米·亨德里克斯的《乔，你好》（Hey Joe）、龙尼·霍金斯的《你爱谁？》（Who Do You Love）的歌词中，都充满性强暴和粗暴的性嫉妒。[121]“革命”政论文章甚至为一切找到了合理性，比如在埃尔德里奇·克里弗（Eldridge Cleaver）1968年的回忆录、畅销书《冰上灵魂》（Soul on Ice）中，这位黑豹党领袖写道：

    强奸只是起义的一个片段。违反和践踏白人的法律和价值体系，这让我感到愉悦，而蹂躏白人的女人——我相信，这一点让我得到最大的满足，因为历史上白人就是这样使用黑人女子的，我对此是恨透了。我感到我就是在复仇。[122]

    莫名其妙的是，在这场起义中遭到欺凌的妇女的权益，从来不是他的政治原则考虑的对象，媒体对他的回忆录的评价也完全忽略了这一点。（《纽约时报》说：“精彩和有揭示性的。”《国家》周刊说：“一本非凡的书……文笔优美。”《大西洋月刊》说：“这是一位睿智、骚动、热情和优雅的男子。”）[123]

    法官和议员也受到将犯罪合理性化风气的影响，他们在将恶棍关进监牢这个问题上越来越畏首畏尾。尽管当代的公民自由运动没有造成系列影片《警探哈里》中所说的情况，众多重罪犯“因技术问题而逍遥法外”，但执法力量疲软、犯罪率飙升却是事实。在美国，1962—1979年，犯罪嫌疑人被捕率从0.32下降到0.18，捕后判刑监禁率从0.32下降到0.14，犯罪嫌疑人被监禁率从0.10下降到0.02，下降至原来的1/5。[124]

    比把暴徒放归街头更具灾难性的是执法部门和社区完全脱节，导致某些居民区的秩序不断恶化。破坏社会秩序的流浪、闲荡和乞讨被非罪化；轻罪——损坏财物、喷绘涂鸦、地铁和公车逃票，以及在公共场所便溺，则不再被警方关注。[125]感谢陆续出现的抗精神病药物，以及人们对异常行为的理解和态度上的变化，精神病院的病房总算是空了，但街上无家可归的流浪汉的数量翻了两番。店主和居民本来还互相关照，监督本地的捣蛋鬼，但是最后，他们还是向地痞、乞丐和劫匪投降了，举家撤往郊区。

    60年代的文明退化过程不仅影响了个人的选择，也影响了决策者的选择。许多年轻人决定不再为“玛姬的农场”打工，他们不再追求受人尊重的家庭生活，而是和全是男性的群体在一起。在这样的群体内部，为争夺统治地位，侮辱或小规模的打斗以及流血报复都是家常便饭。由于性解放运动，男人有了更大的自由，他们可以在不承担婚姻责任的情况下得到大量的性生活机会。有些男人想从毒品走私中分杯残羹，在这个行当里，“自助正义”是保护产权的唯一手段。（在80年代后期，强效可卡因市场竞争激烈，但进入的门槛特别低，原因是这种毒品可以被分成极小的分量出售。结果，在1985—1991年的凶杀增长中，25%是大量涌现的青少年可卡因毒贩。）在毒品走私本身特有的暴力成分之外，毒品本身和老牌的酒精一起，让人失去自持，变得焦躁易怒。

    美国非裔社区受到的文明退化影响最严重。他们从二等公民的历史弊端入手，这种弊端让许多年轻人在体面和下层阶级两种生活方式之间徘徊。与此同时，新一波反正统的潮流正在向错误的方向推进。由于警察队伍中种族歧视的老情绪，加上司法系统姑息犯罪的新态度，与美国白人相比，黑人青年能够从执法部门得到的保护越来越少，而犯罪活动的受害者绝大部分是黑人。[126]对执法部门的不信任，发展成玩世不恭，有时甚至是病态的偏执，这就让自助正义成为唯一的选择。[127]

    社会学家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在1965年发表的著名报告《黑人家庭：要求国家采取行动》中首次指出：“在所有这些打击之外，受到重创的还有美国非裔的家庭生活。”一开始，他受到严厉的诋毁，但最终人们承认他是正确的。[128]很大一部分（今天已经是绝大部分）黑人儿童是非婚生子女，很多人是在没有父亲的情况下长大的。这一趋势在60年代初期就已经显现，而后，性解放为这一趋势推波助澜，而扭曲的福利激励，更是鼓励年轻妇女“与国家结婚”，而不是与孩子的父亲结婚。[129]父母影响论认为，没有父亲的男孩长大后有暴力倾向，因为家庭中缺少父亲的榜样和管教。虽然我对父母影响论持怀疑态度（比如，莫伊尼汉本人就是在没有父亲的家庭中长大的），但大量的无父家庭确实还有其他原因能够导致暴力。[130]这些不养育自己子女的年轻男性厮混在一起，经常为争夺统治权而厮杀。市中心充满火药味，战斗一触即发，气氛恰如当年西部蛮荒地区的牛仔沙龙和矿工宿营地。不过，这一次不是因为周围没有女性，而是因为女性缺乏谈判能力，无法迫使男性接受文明的生活方式。

    20世纪90年代的文明回归

    我们不应该得出一个错误的印象，即把60年代的犯罪热潮看作西方暴力减少的终结，或者标志着暴力的历史趋势是循环往复的，从一个时代转入另一个时代，像溜溜球那样不断地上下起落。美国的年均凶杀率近年来最糟糕的记录是1980年的10万分之10.2，相当于西欧1450年凶杀率的1/4，因纽特人的1/10，非国家形态社会平均凶杀率的1/50（见图3-4）。

    这个数字被证明是最高值，而不是常态，亦不能预示未来的走向。1992年，发生了一件怪事。凶杀率比前一年下降了近10%，接着，它连续7年下降，在1999年达到5.7，是196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131]更令人吃惊的是，在随后的7年中，凶杀率继续维持在低水平，并进一步下降，从2006年的5.7跌至2010年的4.8。在图3-18中，上面的那条曲线是1950年以来美国凶杀率的走势，包括21世纪所达到的新低点。

    图3-18 1950—2010年美国凶杀率，1961—2009年加拿大凶杀率

    资料来源：美国的数据来自《联邦调查局1950—2010年犯罪统计一览表》，美国司法统计局，2009年；美国联邦调查局，2010年b，2011年；福克斯和扎维兹，2007年。加拿大的数据，1961—2007年，来自《加拿大统计》，2008年。加拿大2008年的数据，《加拿大统计》，2010年。加拿大2009年的数据，K.哈里斯，“加拿大犯罪率下降”，《多伦多太阳报》，2010年7月20日。

    图中还显示了加拿大自1961年以来的走势。加拿大人的凶杀率不到美国人的1/3，这部分是因为加拿大警方在19世纪移民定居之前先行进入西部边疆，未给暴力的荣誉守则留下滋生的土壤。除了这一点，加拿大凶杀率的起伏和其南方邻国的曲线相平行，1961—2009年的相关系数为0.85。加拿大的凶杀率在20世纪90年代几乎下降了35%，而美国则下降了42%。[132]

    90年代美加两国凶杀率下降的平行轨迹出乎人们的意料。这两个国家以及西欧各国，在经济发展的方向和执法部门的政策方面各不相同，但都出现了相似的暴力跌势。[133]图3-19给出了5个主要欧洲国家在20世纪的凶杀率。60年代之前，凶杀率呈长期下降趋势，60年代出现反弹，最近又回到较低的水平。每一个主要欧洲国家的暴力都在减少，英国和爱尔兰在某一段时间内似乎是例外，但在进入21世纪后，它们的暴力也开始减少了。

    图3-19 1900—2009年5个西欧国家的凶杀率

    资料来源：数据来自艾斯纳，2008年，不包括英国，2009年，沃克等人的数据，2009年；人口估计来自英国国家统计办公室，2009年。

    不仅凶杀减少了，其他类型的伤害案也减少了。在美国，各类主要犯罪都减少了一半，包括强奸、抢劫、重伤、入室盗窃、扒手，甚至偷车。[134]统计数据证明了这一趋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也深有感受。游客和年轻的美国白领又占据了城市的中心地带，犯罪不再是美国总统竞选的中心议题。

    没有任何专家预测到这一进展，甚至在下降趋势开始之后，流行的观点仍然是，开始于60年代的犯罪增长趋势将会持续，情况会变得越来越糟。詹姆斯·Q.威尔逊在1995年的论文中说：

    地平线外，阴霾密布，风暴将至。人口再次变得更年轻了。到90年代末，14~17岁年轻人的人数将比现在多出100万。在这100万人中，有一半是男性，其中有6%将是高频率惯犯——在已有的罪犯之外，我们还将多出3万名抢劫犯、杀人犯和盗贼。做好准备吧。[135]

    在地平线上的阴霾之外，其他犯罪评论员又添上了更多耸人听闻的形容词。詹姆斯·艾伦·福克斯（James Alan Fox）在2005年还预测说一场“腥风血雨”即将来临，犯罪高潮“将非常之恐惧，相比之下，1995年反倒成了 ‘过去的好时光’”。[136]约翰·迪卢洛（John DiIulio）发出警告说：到2010年，将有超过25万个新“街头超级杀手”，他们将让“‘红血帮 ’和 ‘蓝瘸帮 ’看起来就像是驯养的宠物”。[137]《泰晤士报》的前编辑在1991年预测，“到2000年，纽约将是一座没有蝙蝠侠的 ‘哥谭市’”。[138]

    具有传奇色彩的纽约市市长菲奥雷洛·拉瓜尔迪亚也许会说：“我犯的错误，也是个美丽的错误。”（威尔逊说得最到位，他说：“社会科学家最好永远都不要去预测将来，让他们研究透彻过去就已经够困难了。”）谋杀专家所犯的错误是，在对人口结构变化趋势的认识上太过自信。80年代后期，毒品推动的暴力犯罪泛滥，大量青少年被卷入其中。而作为婴儿潮的回应，90年代，青少年人口势必会增长。但是，总体而言，二十几岁和十几岁的青少年犯罪倾向群体数量在20世纪90年代实际上是减少的。[139]即使这个修正后的统计数据也无法解释90年代的犯罪减少。人口年龄分布的变化是缓慢的，每一个年龄组的人口，是被总人口这条大蟒蛇逐个吞噬下去。但90年代的犯罪率连续7年急剧下降，以后的9年一直稳定在低水平。与60年代的犯罪率的上升一样，每个年龄段暴力发生率的变化抵消了这些群体规模所产生的影响。

    还有一个疑问就是用经济来解释犯罪趋势，其效果未见得比人口构成说更有说服力。虽然美国90年代的失业率一直在下降，在加拿大却是上升的，但加拿大的犯罪也减少了。[140]法国和德国的失业率也在上升，但暴力却在减少，而爱尔兰和英国的失业率在下降，暴力却在增加。[141]现在人们已经不再对此感觉惊讶了，因为犯罪学家早已知道失业率和暴力犯罪率之间的相关性并不高。[142]（与失业率具有某种相关性的是财产犯罪。）2008年发生的金融危机是自大萧条以来最大的经济衰退，此后的三年内，美国的凶杀率又下降了14%。犯罪学家戴维·肯尼迪（David Kennedy）对记者解释说：“人们有个根深蒂固的观念，认为一旦经济恶化，犯罪也会恶化——这个观念现在是错误的，而且从来就没正确过。”[143]

    在经济指标中，不平等通常比失业更能准确地预测暴力。[144]但是基尼系数，即测量收入不平等的指标，在1990—2000年是上升的，犯罪数量却是减少的，而基尼系数在1968年达到历史性的低点，犯罪数量却开始猛增。[145]用收入不平等来解释暴力的问题在于，即使在全州或者全国的范围内，两者呈现相关性，但在一个州或者一个国家的内部，两者之间仍然缺乏相关性。这一差距的真正原因是，促生暴力的不是不平等本身，而是国家治理和文化的特性，正是这种特性同时造成了不平等和暴力。[146]（比如，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贫民区没有警力保护，很有可能成为暴力肆虐的三不管地带。）

    另一个错误的先入之见通常来自权威的评论家，他们总是把社会趋势和针对某些新闻时事的“国民情绪”联系在一起。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引起了巨大的政治、经济和情绪骚动，但是凶杀率并没有受到影响。

    * * *

    受90年代暴力减少的启发，暴力研究中出现了一个非常古怪的假设。当我告诉别人我正在写一本书，主题是关于暴力减少的历史时，不断有人对我说，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他们解释说，暴力事件的发生率之所以下降，是因为1973年美国最高法院对罗伊诉韦德案的裁决。堕胎合法化后，那些本来没有人愿意生养，成人后又大多成为罪犯的孩子，就不用出生了；那些不情不愿的或者不合格的母亲，从此可以选择堕胎了。我在2001年第一次听到这种理论，当时是经济学家约翰·多诺霍（John Donohue）和史蒂文·莱维特（Steven Levitt）提出的。我觉得这实在太好玩了，不可能是真的。[147]任何假说，只要它来自外行，想用一个单一的、被忽略了的事件解释重大的社会现象，几乎肯定是一个谬误，即使它当时能找到一些数据作为支持。不过，莱维特和记者斯蒂芬·迪布内（Stephen Dubner）合著了畅销书《魔鬼经济学》（Freakonomics），将这一理论普及到大众。现在，大部分公众都相信90年代犯罪率下降是因为70年代的妇女打掉了有犯罪宿命的胎儿。

    公平地说，莱维特强调，罗伊诉韦德案只是导致犯罪率下降的四个因素之一，他也给出了精巧的相关性统计学分析证明这一关联。比如，在1973年之前，有几个州堕胎已经合法化，而犯罪率最先出现下降的也是这几个州。[148]但是，这些统计数据是对一条漫长的、有假设前提的、牵强的因果链的两端进行比较——能够得到合法堕胎为第一环，20年后的犯罪率下降为最后一环——中间的所有环节都被忽略了。这些环节包括以下几个假设：合法堕胎使“不想要的孩子”减少，“不想要的孩子”更有可能成为罪犯，而第一代经过堕胎筛选的年轻人是90年代犯罪率下降的先锋。但是，对于两者之间的相关性还有其他的解释（比如，在最先通过堕胎合法化的自由派各州，毒品瘟疫的发生和结束也比较早），而中间的各个过渡环节，不是非常脆弱，就是根本不存在。[149]

    首先，魔鬼经济学理论假定，妇女刚好在1973年前后可能受孕怀上不想要的孩子，此后唯一的影响因素就是孩子是否被生出来。一旦堕胎合法化，男女双方有了堕胎做避孕的备份方案，也就很有可能进行更多不加防护的性生活。如果妇女会怀上更多“不想要的孩子”，堕胎这个选择，也不过是让“不想要的孩子”的比例保持不变而已。事实上，“不想要的孩子”的比例甚至可能会升高，妇女有了堕胎撑腰壮胆，在性解放运动的高潮中有了更多不加防护的性爱。但是，一旦发现怀孕，又开始拖延犹豫或者改变主意。这也许真能解释为什么1973年之后，美国妇女中最弱势的几个群体——贫困、单身、青少年和非裔——出生的孩子，在新生儿总人口中的比例没有减少。魔鬼经济学的理论预测没有实现。而且，这一比例增加了，增加的幅度还非常大。[150]

    在有犯罪倾向的人口内部，妇女个体之间有什么差异吗？魔鬼经济学理论似乎是全面倒退的。在意外怀孕并且不准备抚养孩子的妇女中，选择终止妊娠被看作向前看、有现实感、能够自律；而接受怀孕生下孩子，则属于听天由命、没有条理，或者很不成熟，只想到可爱的婴儿，而想不到他们不服管教的青春期。几项研究证明了这个观点。[151]在年轻孕妇中，与完成妊娠或者发生流产的人相比，选择堕胎的人学习成绩更好，更少申请福利，也更有可能完成学业。但如此来说，堕胎的可获得性，也可以导致出现犯罪倾向更强的一代人，因为通过基因选择或者环境选择，它淘汰了那些最有可能思考和有自制力的人。

    魔鬼经济学中关于犯罪的心理原因的理论来自《哎呀，克鲁普克警官》。黑帮分子谈到自己的父母时说：“他们本来不想要我，不知道怎么闹的，我还是来了。吼吼吼！大蜥蜴！这就是为什么我是个大浑蛋！”这就是合理性。虽然“不想要的孩子”长大后也许会犯下更多的罪行，但原因更可能是，生活在犯罪倾向环境中的妇女更有可能有更多“不想要的孩子”，是环境而不是“不想要”本身导致了更多的犯罪。对父母管教的效果和伙伴压力的效果所做的比较研究显示，假定基因为不变量的话，伙伴压力的效果总是压倒父母的影响。[152]

    最后，如果1973年后的堕胎合法化塑造了更加厌恶犯罪的新生代，那么犯罪率的下降就应该从最年轻的群体开始逐渐升高，年龄越大的群体，犯罪率越高。比如，1993年16岁的青少年（1977年出生，当时堕胎正如火如荼）应该比1983年的青少年（1967年出生，当时堕胎是非法的）所犯的罪行少。按照同样的逻辑，1993年时22岁的青年应该是富于暴力的，因为他们出生在堕胎合法化之前的1971年。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合法堕胎时代出生的第一批婴儿达到20多岁，20岁这个年龄段的犯罪率才应该开始下降。但事实完全相反。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合法堕胎年代出生的第一代人成年时，他们不仅没有压低凶杀案的统计数字，反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大混乱。而在罗伊案裁决之前出生的、年龄略长的这批人放下刀枪的时候，犯罪率开始下降，并从这个年龄组开始传递到后面的年龄组。[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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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怎样才能解释最新一轮的暴力减少呢？许多社会学家都尝试过，他们能想到的最好的结果是，暴力减少有多种原因，没有人能够知道是什么原因，因为太多的事情同时发生了。[154]尽管如此，我认为有两个宽泛的解释最有道理。第一个是，利维坦——国家的权力更大、更聪明，也更有效了；第二个是，20世纪60年代虽然发生了反主流逆潮，“文明的进程”又回到了轨道上，并且进入了新阶段。

    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人已经厌倦了抢劫、蓄意破坏和驾车行凶的行为，国家开始在几个方面强化刑事司法体系。最有效也最残酷的方法是让更多的人在监狱里待更长的时间。20年代至60年代初，美国的监禁率一直维持不变，在70年代初甚至有所下降，随后则连续增长了近5倍。今天，美国监狱关押了200多万人，监狱服刑率为世界之冠。[155]监狱人口占美国总人口的0.75%，在年轻男性，特别是非裔美国年轻男性中所占比例就更高了。[156]美国监禁率上升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原因有几个，包括有关强制量刑的法律（比如加利福尼亚州的“三振出局”法），大量新建监狱（以前农村社区会奋起抵制，叫喊“别在我的后院”，现在却为了刺激经济而表示欢迎），还有“缉毒战”（拥有少量可卡因和其他管制药物都是犯罪行为）。

    研究犯罪率下降的理论大多都华而不实，但大规模监禁肯定能够降低犯罪率，因为它运作的机制几乎没有可动的部分。监禁将最具犯罪倾向的人从街道上带走，使他们丧失（行为）能力，犯罪的统计数字当然就会下降。尤其是在少数人犯有大量罪行的情况下，监禁的效果特别显著。比如，有关费城的犯罪记录的经典研究发现，6%的青年男性犯了超过一半的罪行。[157]犯罪量大的罪犯被抓获的机会也大，也最有可能被检控和被判刑关押。而犯有暴力罪的人，也往往会卷入其他麻烦，因为他们的倾向就是只要能及时行乐，绝不惜牺牲长远利益。他们大多不能完成学业，不愿工作，总是遇到各种事故，寻衅滋事，小偷小摸，破坏财物，酗酒，吸毒。[158]一个搜捕吸毒者和小毛贼的监狱王国，不免要顺带捕获一些暴徒，这样留在街上的暴力犯更见稀少。

    监禁还具有间接威慑的作用。一个被判过刑的人出狱后，再次犯罪之前会有所犹豫，而熟识他的人，也会吸取他的教训。要证明监禁对人有不良影响（因为他们无法再进入社会），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则很困难，因为所有的统计数据都不支持这个观点。在犯罪率高的地区，被关进监狱的罪犯也多，这就造成一种假象，似乎是监禁带来了高犯罪率，而不是减少犯罪。但是，如果方法得当（比如，检视某一时间在押犯的增长和稍后一段时间的犯罪数量减少是否相关，或者，检视法庭下令减少在押犯人数之后，是否导致犯罪数量增多），监禁的威慑效力是可以被测试的。莱维特和其他犯罪统计学家的分析认为确实存在威慑效应。[159]有人总是更喜欢真实世界的经验，而不是精巧的统计模型，他们可以去看看1969年蒙特利尔警察罢工的故事。警察离开岗位后的几个小时之内，蒙特利尔这个以安全著称的城市发生了6起银行抢劫案、12起纵火案、100起商店洗劫案、2起谋杀案。当局紧急召回所有警察以恢复社会秩序。[160]

    但是，说监禁人数暴涨导致犯罪数量减少，也不是无懈可击的。[161]首先，监狱的膨胀始于20世纪80年代，而暴力的减少是10年之后才出现的；其次，加拿大并没有扩张监狱，但其犯罪率也下降了。这些事实尽管不能否认监禁效应，但它们迫使该理论做出额外的假设，比如监禁效果需要时间逐渐生效，并在达到某个临界点之后，向全国扩散。

    大规模的监禁即使能够降低暴力，其本身也会产生新的问题。一旦将暴力倾向最强的人锁进牢房，继续监禁更多的犯人，降低暴力犯罪率的效果会迅速递减并消失。因为新来的犯人危险性越来越小，将他们从社会上清除出去，对暴力犯罪率产生的影响微乎其微。[162]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暴力倾向会减弱，对超过一定年龄的犯人继续监禁，对减少犯罪率也没有多少意义。因此，监禁水平存在一个最优度。但美国的刑事司法系统很难把握这个最优，因为在选举政治的压力下，监禁率只会不断上升；在民选法官，而不是任命法官的选区，情况更是如此。任何一个候选人，只要他胆敢表示监狱里关押的人已经太多而且时间也太长，竞选对手就会在电视广告上说此人“对犯罪心慈手软”，并将此人赶下政坛。其结果是，美国监禁的人数远远超过了应有的水平，尤其是对美国黑人不合比例的高监禁率，让非裔社区丧失了大量男性成员。

    20世纪90年代利维坦提高效率的第二个方式是扩张警察队伍。[163]克林顿总统不愧是一位政治天才。1994年，他支持立法，承诺为美国增加10万警力，并由此出奇制胜地压倒了他的保守派对手。新增的警力不仅可以制止更多的犯罪，而且这些警察在街头出现本身就让很多人放弃了犯罪的念头。美国英文中的“扁平足”原来在口语中是“警察”的意思，现在他们又赢回了这一绰号。很多警察重新开始在街区内步行巡逻，不再仅仅坐在警车内等待呼叫后再赶往犯罪现场。在有些城市，比如波士顿，警察和假释官一起巡逻。假释官对那些最糟糕的前科犯人的情况了如指掌，而且有权为任何过失再次逮捕他们。[164]在纽约，警察总局迫不及待地追踪各个街区的犯罪报告，一旦发现犯罪率有所上升，就立刻向分局的局长问责并施压。[165]警察的曝光率成倍提高，即使是对那些轻罪，比如涂鸦、乱扔垃圾、咄咄逼人的乞讨、在公共场所喝酒或小便，以及在红灯时强行擦拭挡风玻璃后向司机勒索现金，他们也不会坐视不理。詹姆斯·Q.威尔逊和乔治·克林（George Kelling）在他们著名的“破窗理论”中首先提到，一个整洁的环境告诉大家，此地的警方和居民决心协力维持治安，而一个乱涂乱画和又脏又乱的环境则意味着此地属于三不管地带。[166]

    是不是更强大和更聪明的警察力量抑制了犯罪？对这个问题的研究通常是社会科学中充满困惑变量的老鼠洞，但从整体来看，即使我们不能明确到底是哪一种手段发挥了作用，我们的回答仍然是：“是，有一部分是。”不仅有几项分析表明，确实是新的警务工作抑制了犯罪，而且在完善警察体制上付出最大努力的辖区——纽约市，其犯罪率的下降也最显著。纽约曾经是罪恶都市的象征，现在则是美国最安全的城市之一，犯罪率的降幅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进入21世纪之后，美国其他地区的犯罪率下降势头减弱后，纽约仍然保持了犯罪率继续下跌的势头。[167]犯罪学家富兰克林·齐姆林（Franklin Zimring）在《美国犯罪大下降》（The Great American Crime Decline）一书中是这样说的：“如果犯罪下降中的35%（美国全国犯罪下降中的一半），是由更多警力、更积极的治安管理和管理制度的改革共同促成的，那么，这将是迄今为止城市警务史上在防止犯罪方面取得的最大成就。”[168]

    警方的“破窗”治安有什么特殊之处呢？学术界的绝大多数人都厌恶“破窗理论”，因为这个理论似乎证明社会保守派（包括纽约市前市长鲁迪·朱利亚尼）的观点是正确的，即暴力犯罪的水平取决于法律和秩序，而不是如贫困和种族主义之类的“根本原因”。很难用一般的相关性分析来证明“破窗理论”，因为执行这一政策的城市同时也增雇了大量警员。[169]不过，《科学》杂志最近报道了一项非常有创意的研究，它通过科学的黄金标准——一个实验操作和一个对照组，为这一理论提供了支持。

    三名荷兰研究人员选择了格罗宁根的一条小街，荷兰人在那里停放自行车，研究人员在每辆自行车的车把上贴上广告。车主必须撕去广告贴才能骑车，但研究人员搬走了所有垃圾筒。车主只有两个选择，或者将广告贴带回家，或者将其扔在地上。在停车点的上方是一个显眼的标牌，指示“禁止涂鸦”，此外还有一面墙。实验者或者在墙上涂鸦（此为实验组），或者让墙面保持光洁（此为对照组）。当墙面布满涂鸦的时候，将广告贴随手扔在地上的人是对照组的两倍——和“破窗理论”的预测完全一样。在其他研究中，如果人们看见到处都是不还回商店的购物车，或者听到远处非法燃放爆竹的响声时，随地弃置垃圾的行为就会增多。受到影响的远远不只随手乱扔垃圾这种危害不大的违规行为。在另一项实验中，一个信封半露在信箱外面，明显可以看到信封里装有一张5欧元的钞票。当信箱被乱涂乱画或被垃圾包围时，1/4的行人会偷走信封；而当信箱干净的时候，偷信的人减少了一半。研究人员说，整洁的环境培养责任意识，不是通过威慑——因为格罗宁根的警察几乎不会惩罚乱扔垃圾，而是通过给出一个社会规范的信号：在这里生活的人遵守规则。[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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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我们必须要看到规范发生的变化，才能真正理解20世纪90年代的犯罪率下降，正如30多年前犯罪率上升时发生的情况一样。虽说警方的各项改革对美国暴力的迅速减少肯定有贡献，特别是在纽约，但是要记住，加拿大和西欧的暴力犯罪水平也下降了（尽管下降的程度有所不同），他们并没有像美国这样大力扩张监狱和警力。就连一些最冷静的犯罪统计学家也举手投降，并得出结论，即文化和心理的变化是难以被计量研究的，而它们肯定是在影响因素之列。[171]

    “90年代犯罪率大幅下降”是一个大趋势的组成部分，这个大趋势可以被称作“文明复兴进程”。首先，60年代的一些愚蠢的观念已经失去了吸引力。一些主义的崩溃，以及对其带来的经济灾难和人道灾难的认识，撕掉了革命暴力的浪漫面纱，让人们怀疑在枪口下重新分配财富是否睿智。对强奸和性虐待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原来的信条“如果你觉得好，那就干吧”听起来让人反感，而不是感到自由和解放。下城黑人区的暴力、儿童被驱车枪击的流弹击中、教堂里青少年的葬礼被持刀黑帮骚扰，这些都是赤裸裸的罪恶，不再能用“对贫困和种族歧视的一种可以理解的反应”作为开脱。

    随之而来的是文明攻势的浪潮。我们将在第7章看到，60年代的一个积极的遗产是民权、女权、儿童权利和同性恋权利的革命。随着婴儿潮一代在90年代成为正统，这些权利运动开始整合力量。他们将强奸、殴打妻子、仇恨犯罪、欺凌同性恋和虐待儿童纳入法律与秩序的框架，从一种反叛型的运动变成一种进步型的事业；他们努力将家庭、工作场所、学校和街道变得对弱势群体更加安全（比如女权主义者举行反对强暴妇女的示威“还我安宁夜”），从而也是对所有人都更加安全。

    90年代一场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文明攻势来自美国非裔社区。他们肩负起重新教化自己的年轻人的重任。和100年前美国西部的平定一样，其主要的道德源泉是妇女和教会。[172]在波士顿，由雷·哈蒙德、尤金·里弗斯和杰弗里·布朗领导的神职人员小组与警方和社会服务机构合作，打击团伙暴力。[173]他们熟悉当地社区的情况，知道谁是最危险的帮派成员。他们向这些人发出通知，警告他们警方和社区正在监视他们。他们不是与这些帮派分子谈话，就是找他们的母亲或者祖母谈话。社区领袖的努力截断了冤冤相报的循环，他们与那些刚刚受到过欺压的帮会成员谈话，劝说加施压要求他们放弃报复。这样的干涉之所以有效，不仅是因为有了被逮捕的恐惧，而且，这样的外部压力给了帮会成员一个“退缩”的借口，让他们在让步的同时又不丢面子，很像是一个孱弱的求情人往往能劝解开两个打架的强壮男人。这些努力共同造就了90年代的“波士顿奇迹”——凶杀率下降至原来的1/5；自该时期至今，尽管有些波动，但它一直维持在相当低的水平。[174]

    警察和法庭也发挥了他们的作用。他们将工作的重心从严刑峻法及其威慑，转移到文明进程的第二个阶段，强化人们心目中政府权力的正当性。一旦执法和司法系统运作有效，有头脑的小兄弟就知道，“老大哥”——政府时时刻刻都在盯着他们，随时准备扑向他们，让他们的非法生意血本无归。没有哪个民主制度有这样的资源或者意愿，能够将社会变成某种“斯金纳箱”。犯罪行为中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样本”能够被发现，并受到惩罚，所以取样要足够公平，公民才会认为整个政府具有合法性。决定一个制度的正当性的关键因素是，必须让人们感觉到，在这个制度确立之后，每一个人，更重要的是还有每个人的敌人，都明白犯法必会受到惩罚，所以他们会产生内在的自我约束，不去从事掠夺、先发制人的进攻以及滥用私刑这些勾当。但是，过去在美国许多地区的法庭上，刑罚的裁处没有一定之规，非常随意，对于被告，判刑更像是一场飞来的横祸，而不是某种特定行为带来的可预见的后果。罪犯缺席假释听证会，或者被检验证明吸毒却不受惩罚，他们看见其他罪犯也是这样干的，而且也都没有受到惩罚。但是，某一天，他们突然被判监禁，刑期长达数年。他们当然想不明白，只能觉得这完全是自己厄运当头。

    但是现在，法官和警察以及社区领袖一起办案，他们对付犯罪的策略更加多样，对重罪犯处以严厉得出乎意料的重刑，对轻罪犯则采取轻惩但必罚的政策。比如，缺席一次假释听证的罪犯，一定会被带回监狱吃几天牢饭。[175]这一转变其实是利用了人们的两个心理特性（我们将在“善良天使”一章做详细解释）。一个特性是，人，特别是有违法犯罪倾向的人，总是不看重未来，对假定的和滞后的惩罚比较麻木，但对确定的和立即发生的惩罚则会有较强烈的反应。[176]另一个特性是，人都是在道德层面上构想自己与其他人以及与各种组织的相互关系，将这些关系分为两类，或者是原始的实力竞争，或者是互惠和公平原则下的合约。[177]史蒂文·阿尔姆法官设计了一套成功的“强制假释”制度，他这样总结说：“如果一套制度在执行中不能做到言必信，行必果，对违规的处罚漫无章法，人们就会认为，‘我的假释官不喜欢我 ’，或者 ‘某某对我有偏见 ’，而不是所有的违规者都受到同样的对待。”[178]

    为平息暴力出台的新措施，也强调培养“文明的进程”的内在动力——共情和自制。波士顿将新措施命名为“十点联盟”，宣言中阐述了十大目标，诸如“推广和宣传有助于降低黑人社区内行为暴力和语言暴力的新文化，我们作为一群人，什么样的观念和行为让我们个人和集体均落后于人，针对这一问题发起对话、内省和反思”。在这些新举措中，有一项叫作“停火行动”的配合方案，戴维·肯尼迪（David Kennedy）在设计方案时完全遵循了康德的信条——“仅仅是源于外部压力的道德永远是不充分的”。[179]记者约翰·西布鲁克（John Seabrook）对一次建立感情纽带的活动做了如下报道：

    我参加过这样一次活动，它充满那种可以感受到的、几乎是渴望福音般的愿望，要让那些帮伙成员得到洗心革面的体验。一位上了年纪的前犯罪团伙的成员阿瑟·费尔普斯——人们都叫他“老爹”，将一位坐在轮椅上的37岁的妇女推到房间的中央。她叫玛格丽特·朗，胸部以下高位截瘫。费尔普斯流着眼泪说：“17年前，我开枪打中了这位妇女，从此我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在承受这个后果。”朗哭喊着说：“我只能在口袋里上厕所。”说着，她从轮椅的口袋里掏出结肠造口包，举起来，在场的年轻里人眼睛里满是恐惧。最后一位演讲的是名叫阿龙·普林斯三世的街头社工，他大声喊：“你的房子起火了！你的家正在燃烧！你们要救自己一命吗？站起来吧！”在场有3/4的年轻人跳了起来，仿佛他们身上有木偶的提线被拉紧了一样。[180]

    90年代的文明攻势还试图赞颂责任价值观，引导年轻人远离充斥暴力的生活。美国首都华盛顿曾经举行过两次令人瞩目的大游行，分别是由黑人路易斯·法拉汉组织的“百万人大游行”和由白人基督教保守派运动“守约者”组织的大游行。两者的宗旨都是宣示男子承担抚育孩子的责任。虽然两者都带有令人不安的种族中心主义、性别歧视和宗教极端主义的印迹，它们在其弘扬的文明回归进程中都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在《大分裂》（The Great Disruption）一书中，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说，随着90年代暴力犯罪率的下降，其他指示社会病态的指标，比如离婚率、福利依赖率、少女怀孕率、退学率、性病率以及青少年车祸案和枪伤案也都下降了。[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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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20年的文明回归进程不仅是回归自中世纪以来席卷西方的历史潮流。最初的“文明的进程”是国家统一和商业增长的副产品，但最近的犯罪下降，则是针对保障和提升人民福祉的主动设计。另一个具有新意的特点是，此次复兴将文明的表面修饰与我们最关切的共情和自制的培育分离开来。

    90年代的文明回归并没有在流行文化中完全推翻60年代的反文明成果。许多最近涌现的流行音乐风格，比如朋克、金属、哥特、垃圾摇滚、黑帮说唱和嘻哈，让原来的滚石乐队看起来古板得就像是基督教妇女禁酒联盟。好莱坞的电影越来越血腥；只要轻点鼠标，互联网上无限供给的色情随手可得；暴力娱乐的新平台——电子游戏，成了许多人的主要消遣。

    不过，在这些文化颓废品大行其道的同时，现实生活中的暴力减少了。无须将文化的时钟扳回《奥兹和哈里特》时代，文明回归进程还是扭转了社会功能失常的问题。某天晚上，我坐在波士顿的地铁车厢中，看见一个面相凶狠的青年。他身着黑色皮夹克，脚蹬长筒靴，文身，戴着戒指和饰钉。其他乘客都尽力和他保持着距离，可他突然大声喊了起来：“没人愿意给这位老太太让个座吗？她可能是你的祖母哎！”

    所谓“被遗忘的一代”在90年代成人并进入社会，人们常说他们精通媒体、诙谐讥讽，属于后现代派。他们可以摆出各种姿式，尝试各种风格，让自己沉浸在低俗的文化流派中，却不会对其中任何一种玩意儿真心投入。（在这一点上，他们比婴儿潮那一代年轻人精明老到得多，后者当年将摇滚音乐家的胡言乱语奉为严肃政治哲学般的金科玉律。）今天的西方社会已经不再缺少这样的洞察力。记者戴维·布鲁克斯（David Brooks）在2000年出版的《天堂里的波波族》（Bobos in Paradise）一书中指出，中产阶级中的许多人已经成为“布尔乔亚—波希米亚人”——反传统的中产阶级；这些人以社会边缘人的姿态，享受着完全正统的生活方式。

    卡斯·武泰与晚年的埃利亚斯进行过对话。武泰深受启发地表示，我们正生活在文明进程的一个崭新的阶段。这就是我前面提到过的信息时代的长期趋势，它正在导向埃利亚斯所说的“情感控制的可控放纵”，即武泰所说的第三天性。[182]如果我们的第一天性是主导自然状态下的生命的进化动机，第二天性是文明社会中教化而成的习性，那么，第三天性就是对这些习性的有意识的反思。我们从中评价文化规范中哪些方面值得坚守，哪些已经失去了生命力。几个世纪之前，我们的祖先为了让自己文明起来，必须将所有的自发性和个性都消灭在萌芽状态，而今天，非暴力原则已经生根开花，我们可以放弃某些已经变得陈腐的清规戒律了。从这个角度来看，女性在公共场合裸露大量皮肤，男性在公共场合爆几句粗口，都不能算是文化衰落的迹象。相反，这说明，他们生活在文明社会，无须担忧他们会因为这样的言行举止而受到骚扰和伤害。小说家罗伯特·霍华德（Robert Howard）是这样说的：“文明人比野蛮人更粗鲁无礼，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可以不讲究礼貌，还能保住脑瓜不被开瓢。”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也可以用餐刀把青豌豆推到我的餐叉上。

    第4章 人道主义革命

    那些能让你相信荒诞的人，也能让你犯下暴行。 ——伏尔泰

    世界各地有很多稀奇古怪的博物馆。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伯灵格姆（Burlingame）有一个皮礼士纪念品博物馆（Museum of Pez Memo-rabilia），展品是500多个卡通人头像的小糖果筒。在巴黎，游客排着长队，为的是看一眼城市下水道博物馆。得克萨斯州麦克莱恩市的“魔鬼的绳索博物馆”展出铁丝网的各种细节和种类。在东京，目黑寄生虫学博物馆邀请参观者“试着不带恐惧感地看待寄生虫，花些时间了解奇妙的寄生虫世界”。而在雷克雅未克，那里的“阳具博物馆收藏了冰岛能够找到的几乎所有陆地和海洋哺乳动物的100多具阴茎与阴茎的组成部分”。

    但是，我最不愿意去消磨时光的博物馆当属意大利圣吉米尼亚诺（San Gimignano）的中世纪刑事和酷刑博物馆。[1]旅游网站www. tripadvisor. com上的一条有用的评论说道：“门票8欧元。对于十几间小展室，总数不超过100~150件的展品来说，门票的确是略贵了。但是如果您对恐怖死亡主题感兴趣，那您不应该过门而不入。在那些阴森的、石头墙的房间里，装满了执行酷刑和死刑的刑具的原件与复制品。每一件展品都配有意大利语、法语和英语的精彩说明。器械的每一个小孔小扳是用于肢解哪个部位的，谁是老客户，受害人是怎样受罪/死亡的，都有详尽解说。”

    在这些展示中世纪残暴的展品中，那些自认对暴行历史了如指掌的读者，还是能发现某些令人震惊的东西。那里有西班牙宗教审判所用过的“犹大的摇篮”：受刑人赤裸着身体，手脚被捆缚住，靠腰上围着的铁环吊起来，再被放到一个锋利的楔形桩上，锋尖对准肛门或者阴道；一旦受刑人放松肌肉，锋尖就会刺入并撕裂他们的身体。“纽伦堡的处女”是“铁姑娘”的一种，上面的铁刺经过精心排布，不会刺穿受刑人的要害部位，避免让其在受够折磨之前结束生命。一套雕版画展示：受刑人被拴住脚踝骨倒吊起来，身体从胯裆处向下被锯成两半。解说词说，欧洲各处使用这一刑法，惩罚包括叛乱、巫术和违抗军令等罪行。“梨刑”是一个可以分开的、布满尖刺的木球，将其塞入受刑人的口中、肛门或阴道后，再用螺栓装置打开木球，从身体内部将受刑人撕裂。这一刑罚被用于鸡奸、通奸、乱伦、异端、亵渎和“与撒旦性交”。“猫爪刑”或“西班牙挠子”是一种多齿的钩子，用来从受刑人身上扯下或刮碎皮肉。“耻辱面具”被做成猪头或者屁股的形状，除了公开羞辱外，为阻止他们叫喊，受刑人还要忍受鼻子和口中被塞进刀片或木球的痛楚。“异教徒之叉”有一对两端都是尖刺的叉子，一端顶在受刑人的下巴上，另一端架在他的脖子上，一旦受刑人的肌肉疲劳放松，铁叉的两端就会刺穿他的下巴和脖子。

    中世纪刑事和酷刑博物馆里的刑具并非都是罕见品。在圣马力诺、阿姆斯特丹、慕尼黑、布拉格、米兰和伦敦塔，都能看见中世纪酷刑器械的收藏。在许多咖啡桌书籍中，人们能看见成百上千幅酷刑图片，比如《艺术中的宗教裁判和刑罚》。图4-1复制了一些此类图片。[2]

    当然，酷刑不是过去才有的东西。当代“警察国家”一直在使用酷刑，在种族清洗和种族灭绝中，匪帮也在使用酷刑。而民主国家在侦讯与平暴行动中也会动用酷刑，最臭名昭著的例子就是小布什政府在“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的所作所为。但是，近来发生的零星的、秘密的并受到举世谴责的酷刑事件完全不能和中世纪欧洲历经数百年的制度化残暴相提并论。酷刑在中世纪不用隐藏，不受非议，亦无须婉语修饰。它不仅是野蛮政权以此恐吓政敌或温和政府从恐怖嫌疑分子那里榨取情报的一种策略。它不是被煽动起来的疯狂大众的心血来潮。酷刑已经融入人们的公共生活。它还是一种逐渐培育并得到祝福的惩戒方式，是艺术创造性和技术发明的一个宣泄口。许多酷刑的刑具做工精良，装饰华美。设计它们，不是仅仅造成肉体的痛苦，一顿暴打也能制造足够的痛苦，而酷刑还要激发人们内心的恐惧，诸如刺入身体的某些孔穴，在人体的皮囊里翻搅，将受刑人以屈辱的姿势昭示大众，或者将他们放在某种位置，当他们体力耗尽支撑不住的时候，痛楚剧增，不是被刑具断肢毁容，就是丧命。酷刑行刑人是他们所在时代顶级的解剖学和生理学专家，他们利用知识让痛苦最大化，避免造成让受刑人失去痛感的神经损害，尽量在受刑人死亡前延长意识清醒的时间。如果受刑人是女性，残暴还要被色情化：妇女在受刑前被剥光衣服，她们的乳房和阴部往往是施刑的目标。冷笑话对受害者的苦难毫无同情。在法国，“犹大的摇篮”被称为“守夜人”，因为受刑人不能入睡。受刑人可以被装在一只铁牛里活活烧烤，他的嘶喊声从牛嘴里传出来，仿佛是野兽在嚎叫。一个被指控扰乱治安的人可能会被迫戴上“喧嚣者的长笛”，即一种模仿长笛或小号形状的刑具，一头是一个铁项圈套在受刑人的脖子上，刑具上有夹碎手指骨和关节的钳子。许多酷刑装置被做成动物的形状，再加上一个怪诞的名字。

    图4-1 中世纪和近代欧洲的酷刑

    资料来源：“锯刑”，赫尔德，1986年，第47页。“猫爪刑”，赫尔德，1986年，第107页。“刺穿刑”，赫尔德，1986年，第141页。“火刑柱”，平克，2007年a。“犹大的摇篮”，赫尔德，1986年，第51页。“轮上受刑”，普皮，1990年，第39页。

    中世纪基督教王国的文化就是残忍。欧洲大陆各地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在执行酷刑，成文法中明确写有对轻罪的处罚，包括剜目、烙印、割手、割耳、割鼻、割舌和其他残害身体的刑罚。死刑则是残忍的极致，延长行刑折磨的方式有火刑、轮刑、五马分尸，穿透直肠的刺穿刑，开膛剖腹将肠子绕成一卷；甚至绞刑，也是慢慢吊起、慢慢窒息，而不是快速拉断颈项。[3]基督教会在宗教审判、驱巫和宗教战争期间，亦大施残忍的酷刑。最有讽刺意味的是，名为英诺森（Innocent，意思是“清白无辜”）四世的教皇在1251年批准实施酷刑，多明我会的修士兴致盎然地执行了这一敕令。装帧精美的大开本休闲书籍《宗教审判》（Inquisition）中提到，在教皇保罗四世（1555—1559年）治下，宗教审判“无休无止”。保罗，一个多明我会修士，一度做过宗教审判大审判长，其本人就是一个技术娴熟的酷刑行刑人、残暴的大屠杀的刽子手。他热衷此道并才华出众，1712年因此被封圣”。[4]

    酷刑不只是一种粗暴的正义，一种用更大的暴力阻止暴力的蛮横尝试。大部分被送上绞刑架和火刑架的罪犯都是非暴力犯罪。按照今天的标准，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不应该受任何法律惩罚，比如异端、渎圣、叛教、批评政府、八卦、说脏话、通奸和非正统性行为。基督教和世俗的法律系统都受罗马法启发，为获取忏悔而动用酷刑，并根据这样的忏悔判处被告有罪。他们完全无视一个明显的事实，就是一个人为了停止剧烈的痛苦，可以承认任何罪行。比起用酷刑阻止、恐吓和获取可核查的信息，比如同谋的名字或武器的地点，酷刑用于确保忏悔，实在是更加荒唐。没有哪一种裁决比下面的情况更荒诞了。如果一个罪犯在火刑中被烧死了，没有奇迹发生挽救他的性命，那就证明他是有罪的。一个疑为女巫的女子在捆缚手脚后被沉塘，如果她浮在水面上，说明她是女巫，会被处以绞刑；如果她沉下去淹死了，就证明她是无辜的。[5]

    与人们现在的印象完全不同，刑讯逼供并不是藏在地牢里，而是一种流行的娱乐形式。它们吸引了大批的观众，在欢呼雀跃中围观受刑人挣扎和哀号。在轮刑中撕裂的四肢、绞架上的尸体、铁笼中饱受风吹日晒饥饿干渴的罪人，还有他们一点一点死去，再一点一点腐烂的躯体，这些都是当时人们熟悉的景象。（欧洲某些公共建筑上至今还悬挂着这样的铁笼，比如在德国的明斯特大教堂。）酷刑经常是一项参与性运动。被捆在柱子上的受刑人，可以被群众骚扰、殴打、切割、扔石头、糊上泥巴或者粪便——有时甚至因此窒息而死。

    在欧洲，制度性的残忍绝不是罕见的事情。在其他文明中，有记载的酷刑有几百种之多，受害人成百上千万。这些记载中有亚述人、波斯人、塞琉古人、古罗马人、中国人、印度人、波利尼西亚人、阿兹特克人，以及许多非洲王国和美洲原住民部落。以色列人、希腊人、阿拉伯人、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历史中也记录了残杀和严刑峻法。正如本书第2章结尾所说，第一批古老的文明都是专制的神权政体，不惜使用酷刑和极刑惩罚没有受害人的罪行。[6]

    * * *

    本章的主题是关于历史上的重大转变，我们终于摆脱了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历史。当代西方和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已经消除了极刑与肉体惩罚，政府行使暴力对付自己人民的权力受到严格的限制，奴隶制已经被废除，人民对残忍也失去了胃口。所有这一切都是在短暂的历史瞬间发生和完成的，其起点是17世纪的“理性时代”，在18世纪末的“启蒙运动”中达到光辉的顶点。

    在这场进步中——如果有人说这不是进步，那我不知道这能叫什么，一部分是受新思想的引导，它明确地表示必须最大限度地克制甚至废止制度化的暴力。还有一部分是受情感的变化推动，人们对自己的同类开始有了更多的同情心，对同胞的苦难不再无动于衷。新的意识形态由此产生，它将生命和幸福作为价值观的中心，并用理性和事实来推进新制度的设计。这个新的意识形态可以被称为人道主义或人权。18世纪下半叶，这一新思想对西方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我们称其为“人道主义革命”。

    今天，人们提到启蒙运动时经常带着嘲讽的口气。左派的“批判思想家”认为启蒙运动要对20世纪的灾难负责；梵蒂冈的基督教保守派和美国精英右派坚信中世纪的天主教才具有明晰的道德标准，他们迫不及待地要以此取代宽容的世俗主义。[7]甚至很多中间派的非宗教作家也将启蒙运动贬低为书呆子的复仇，笑话这些书呆子竟然天真地相信人类是一个具备理性的物种。人们之所以如此健忘、如此不懂感恩，原因可能是我们在第1章中所说，历史受到自然和时间的洗刷粉饰，往昔暴行的事实，已经被抛进记忆的黑洞，留下来的都是失去原味的谚语和徽章。如果本章开始展示的图片过于生动而令人不安，我只是想提醒大家，不要忘记被启蒙运动终结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当然，没有一个历史变迁能够功毕一役，人文主义潮流在启蒙运动前后绵延数百年，遍及西方之外的世界各个角落。[8]但是在《人权的发明》（Inventing Human Rights）一书中，历史学家林恩·亨特（Lynn Hunt）表示，历史上曾经有两个时刻，人类大张旗鼓地申明了人的权利。一个是在18世纪末，1776年美国的《独立宣言》和1789年法国的《人权宣言》；另一个是在20世纪中叶，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在随后的几十年间，爆发了一系列权利革命（见第7章）。

    我们将看到，这些宣言绝不仅仅是言辞动人。人道主义革命后，人类才开始废止许多历史悠久、早已被人们熟视无睹的野蛮行径。本章前面的图片中展示的那些令人恐怖的、反人道主义的恶俗，远在人道主义革命之前就已经被抛弃了。这些习俗消失的时间，是我们理解制度性暴力减少的出发点。

    迷信杀戮：人祭、巫术和血诬

    最愚昧的制度性暴力是人祭——为满足嗜血的神灵而折磨和杀害无辜的人。[9]

    《圣经》中亚伯拉罕捆缚以撒献神的故事说明，在公元前1000年前，人祭绝非不可思议之事。以色列人夸耀说，他们的神在道德上优越于周围部落的神，因为他们的神只要求屠宰牛羊做牺牲，而不要儿童做牺牲。但诱惑一定就在周围游荡着，故而以色列要在《圣经·利未记》第18章第20节中明文规定其为非法：“不可使你的儿女经火归与摩洛，也不可亵渎你神的名。”他们的后裔在几百年间一直努力不让这一恶习复活。公元前7世纪，国王约书亚摧毁了竞技场托非特，从此“不许人在那里使儿女经火献给摩洛”。[10]犹太人从巴比伦返回耶路撒冷后，逐渐停止用人做祭祀，但从犹太教中分离出来的一个教派还保留了人祭的观念。他们相信神接受一个无辜者的受难和牺牲后，会豁免整个人类的厄运。这个教派叫作基督教。

    所有的主要文明都有神话提到人祭。除了希伯来《圣经》和基督教《圣经》，在希腊传说中，为了让上天给自己的舰队降下顺风，阿伽门农将女儿依菲琴尼亚作为献祭。在古罗马史上，为了抵挡汉尼拔的进攻，四名奴隶被活埋。在威尔士德鲁伊教的传奇中，因为建造城堡的建材不断丢失，祭司杀死了一个孩子。围绕着印度教女神、有四只手臂的迦梨，还有阿兹特克神羽蛇神，有很多人祭传说。

    活人祭祀不只是令人着迷的神话。两千年前的古罗马史学家塔西佗，记录了他目睹的日耳曼部落的人祭活动。古希腊史学家普鲁塔克描述了迦太基发生的人祭，今天的游客还能在那里看到儿童献祭烧成焦炭的遗骸。夏威夷人、斯堪的纳维亚人、印加人和凯尔特人都有人祭的传统——还记得前面提到的“沼泽人”吗？在墨西哥的阿兹特克人中，在印度东南部的冈德人中，在西非的阿散蒂王国、贝宁王国和达荷美王国，活人祭祀是地地道道的行业，受害者的数目成千上万。马修·怀特估算，公元1440—1524年，阿兹特克人每天要用大约40个人做活人祭祀，共有120万人成为牺牲品。[11]

    活人祭祀，往往以酷刑折磨受害者开场。比如，阿兹特克将做献祭的人吊起来缓缓放入火中，在他们绝命之前又将他们吊出来，剖开胸膛取出仍在跳动的心脏。（在电影《夺宝奇兵2：魔域奇兵》中，这种祭祀形式被阴差阳错地安放到20世纪30年代的印度，为迦梨上演了一台献祭大戏。）印尼婆罗洲的达雅克族人，用竹篾和竹签在被献祭的人身上捅上1000下，让受害者慢慢地失血而亡。为了得到足够多用作祭祀的活人，阿兹特克人发动战争活捉俘虏，而印度的冈德人则专门喂养用于献祭的儿童。

    杀害无辜通常与其他迷信风俗结合在一起。将活人埋葬在城堡、宫殿或寺庙的地基中，以减轻对神明崇高领域的冒犯，威尔士、德国、印度、日本、中国都有过这样的奠基祭献。还有一种非常著名的做法，许多古老的王国（包括苏美尔、埃及、中国和日本）都采用过，那就是殉葬：国王或皇帝驾崩后，他的侍从和嫔妃要和他一起下葬。在印度，殉葬变为殉夫，寡妇要在为去世的丈夫举行火葬时跳入火堆。1829年，印度才立法禁止殉夫，但从中世纪开始到1829年，大约20万妇女因此恶俗而丧命。[12]

    那时候的人在想些什么呢？许多制度化的杀戮尽管不可饶恕，但至少是可以理解的。握有权力的人杀人，目的是消灭敌人，恐吓犯上作乱者，或者是显示自己的威风。但是，牺牲手无缚鸡之力的儿童，为了捕获俘虏做献祭而发动战争，喂养低种姓儿童做活人祭品，很难说这些是维持权力的有效手段。

    政治学家詹姆斯·佩恩（James Payne）关于人类武力历史的著作对此提出了深刻的见解。他说，古时候，人们对他人生命的价值评价很低，因为他们自己的生命中有太多的痛苦和死亡，早已习以为常。任何能够给自己带来优势的机会都是珍贵的，取得机会的底线都可以被压低，再压低，甚至可以以他人的生命为代价。如果像我们现在的大多数人一样，古人也相信神灵，那么活人祭祀无非就是为了取悦神，得到神的护佑。“原始世界充满了危险、苦难和惊恐，诸如瘟疫、饥荒和战争。他们自然会问：‘什么样的神创造了这样的世界？’理所当然的回答是：‘一个残忍的神，一个喜欢看见人流血和受罪的神。’”[13]所以他们会认为，如果这些神灵至少每天都要求人血滋养，那人们为什么不积极主动一些呢？而且，牺牲的最好是别人，而不是自己。

    在世界的一些地方，基督教的布道人，比如爱尔兰的圣帕特里克，倡导禁止活人祭祀。在另外一些地方，比如在非洲和印度，则是欧洲殖民者废除了这一恶俗。英军驻印度总司令查尔斯·内皮尔（Charles Napier）听到当地有人不满废除殉夫，说这是他们的习俗时，回答说：“你说烧死寡妇是你们的风俗，很好。我们也有自己的风俗，当男人活活烧死一个女人的时候，我们就将绳索套在这些男人的脖子上，绞死他们。去架起你们火葬的柴堆吧，我的木匠会在旁边造一个绞架。你可以遵守你的风俗，我们也要遵守我们的风俗。”[14]

    在大部分地区，活人祭祀会自行消亡。大约公元前600年，以色列人放弃了人祭。在随后几百年间，古希腊、古罗马、中国和日本也放弃了这一风俗。在成熟的、开始出现文字的社会中，人们开始反思活人祭祀。一种可能性是，识字的精英阶层、最早出现的历史学者，以及与周边其他社会的接触，三者共同发生作用，使人们有了进行分析的手段，认识到神灵嗜血这个假设是错误的。他们推断，事实上，将处女扔进火山口不能治愈疾病，不能打败敌人，也不能带来好天气。另外一个可能性是，比较富裕和稳定的生活，逐渐改变了人们的宿命倾向，并提高了他们对他人生命的评价。佩恩是赞同这一可能性的。这两种分析都有道理，但也都很难求证，因为在开始废除活人祭祀的时代，我们看不到任何科学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

    从活人祭祀的风俗中走出来总不免会带有道德的色彩。那些经历了这一转折的人知道他们已经取得了进步，对其他仍然固守陋习的未开化的外邦人，他们掩饰不住脸上的鄙夷。日本历史上有过这样一幕，展示了当时坚决主张废止人祭的人所怀有的同情心。公元前2世纪，天皇的弟弟去世了。根据殉葬的传统，他的侍从要和他一起被埋入坟墓。但是侍从在坟墓中还活了很多天，人们一直能听见他们“在夜晚的哭泣和哀号”，天皇和听者无不动容。5年后，皇后过世，天皇改变旧俗，用泥塑人像代替活人放入坟墓。佩恩说：“天皇在哄骗神灵，因为人的生命已经变得太珍贵了。”[15]

    * * *

    凶残的神不加区分地吞嚼无辜牺牲品的血肉，这是一种相当粗糙的灾难理论。即使当人摆脱这个梦魇之后，还是情不自禁地要寻找超自然的力量，来解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不幸。区别只是，他们的解释更见精细和具体了。他们仍然感到超自然的力量，但这些力量不再来自一个笼而统之的神，而是来自某个特殊的个体。这样的个体就叫作巫。

    在狩猎-采集群体和部落社会，最常见的报复手段就是巫术。在他们的因果观念中，没有任何一种死亡是自然的。任何人命损失，如果找不到一种看得见的原因，那就一定是有某种看不见的原因，也就是妖魔在作祟。[16]很多社会都曾经容许以一些奇奇怪怪的理由进行冷血杀戮。只有考虑到人类认知的特性以及具体的长期利益冲突，我们才能多少理解这一现象。大脑的进化让人类可以看到自然中隐藏的力量，包括那些肉眼看不见的力量。[17]一旦人开始在无法检验的世界里搜寻答案，创造力就会在那里遇到一个巨大的空间，而指控某人玩弄妖术魔法，往往带有指控者本身的自利动机。人类学家已经观察到，部落民经常会孤立某些被人轻贱的姻亲，指控他们妖魔附体，这是处死这些人最合适的借口。此类指控可用来削弱敌人（特别是那些夸口自己有神力的人）。在争夺声望的竞争中，这样的指控可以表示自己比其他人更神圣，占据神性的制高点。此外，总有一些偏执、怪癖、成为累赘的邻里，特别是其中有些人，舅舅不疼，姥姥不爱，不会有亲戚愿意为他们打抱不平，驱巫成了处置这些人的手段。[18]

    在发生意外的时候，人们也会通过巫术指控，设法让另一方承担责任，以弥补自己的一部分损失。这有点儿像美国的某些意外伤害案，受害人摔跤跌伤，或是将热咖啡倒在自己身上，然后为此起诉事故现场的每一个人。也许，最大的潜在动机是转移敌人的注意力，保护自己不受指控和掩盖证据：被指控的人也许能够推翻指控他参与阴谋的全部物证，但永远无法证明自己与阴谋没有意念上的关联。在马里奥·普佐的小说《教父》（The Goolfather）中，维托·柯里昂受人信任，因为他的原则是“如果你将意外当作个人攻击，意外就不会发生在你身上”。在电影中，他警告其他黑帮家族的首领：“我是一个迷信的人。如果不幸的意外发生在我儿子身上，如果我儿子被雷电击中，我要找你们中间的一些人算账。”

    道德指控有时会升级失控，成为对指控者的反指控，产生雪崩效应，造成异常的大众幻觉和群众性癫狂。[19]15世纪，两名修道士出版了一本揭露女巫的书《女巫之槌》（Malleus Maleficarum）。历史学家安东尼·格拉夫顿（Anthony Grafton）称此书是“《巨蟒》和《我的奋斗》的古怪结合”。[20]在该书的鼓噪下，同时也受到《圣经》的激励——《出埃及记》第22章第18节说：“行邪术的女人，不可容她存活。”在随后的200年间，法国和德国的驱巫运动杀死了6万至10万所谓的巫师（其中85%是女性）。[21]这些妇女先是被施以酷刑，她们受刑不过而承认犯有吃婴，沉船，破坏庄稼，在安息日骑着扫帚飞行，与魔鬼交配，将她们自己的鬼情人变形成猫狗，以及让普通男子相信他们已经失去男根并因此不举等罪名；然后，她们被处死，通常是被活活烧死。[22]

    控巫的心理能够演变成其他血腥诽谤。比如，在中世纪的欧洲，不断浮现有关犹太人的谣言，说他们在水井内下毒，或者在逾越节杀害基督徒的孩子，用孩子的鲜血做节日的薄饼。在中世纪，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在英国、法国、德国和低地国家被屠杀，这些地区的犹太人被清除一空。[23]

    驱巫总是违反常识的。客观地说，妇女骑在扫把上飞舞，或者将男人变成猫，都是不可能的事情。只要允许足够多的人互相交流意见并对流行的看法提出质疑，揭示这些事实并不难。在整个中世纪，只有少数几位神职人员和政治家说出了事实，女巫是不存在的，以巫术的罪名实行迫害是败坏道德。（很不幸，一些敢于提出怀疑的人，自己也被关进地牢遭受酷刑。）[24]到了“理性时代”，这样的声音才越来越强，这些声音中有著名的作家伊拉斯谟、蒙田和霍布斯。

    有些官员受到科学精神的感染，亲自动手检验控巫。一位米兰的法官杀了自己的驴子，然后指控一个仆人行巫，接着是严刑逼供。酷刑之下，仆人承认犯有一切被指控的罪行，而因为惧怕再次受刑，这个仆人甚至情愿上绞架也拒绝收回认罪。（今天，保护研究实验中人体受试者委员绝对不会批准这样的实验项目。）从此，这位法官禁止在自己的法庭上使用酷刑。作家丹尼尔·曼尼克斯（Daniel Mannix）讲述了另一个故事：

    德国不伦瑞克公爵被宗教审判所在他的领地里所用的手段震惊了，

    他请两位著名的耶稣会学者监督审判。

    经过一番认真研究之后，两位神父对公爵说：“审判所在履行自己的职责。被他们逮捕的人都是其他巫师忏悔时供出的罪人。”

    公爵说：“两位和我一起去刑讯室看看。”

    他们跟在公爵身后，去看望一名四肢被绑在刑架上的妇女。

    “让我来审问她。”公爵建议说，“听着，妇人，你承认你是一个女巫。我现在怀疑这两个人正在施巫术。你怎么说？行刑官，加一轮刑！”

    “不要！不要啊！”妇女尖叫起来，“您是对的。我在安息日经常看见他们。他们自己变成山羊、狼或其他什么动物。”

    “你还知道他们干过什么？”公爵继续问。

    “他们和几个女巫生过孩子。一个女巫有8个孩子，父亲就是他们俩。那些孩子头像青蛙，腿像蜘蛛。”

    公爵转身对两位目瞪口呆的神父说：“我的朋友，我要不要给你们两位上刑，直到你们忏悔？”[25]

    这两位耶稣会修士之一弗里德里克·施佩（Friedrich Spee）神父在震惊之余，于1631年写了一本书。人们认为此书终结了德国大部分地区的控巫运动。欧洲几个国家在17世纪明令禁止驱巫，这场迫害运动总算销声匿迹了。1716年，英国最后一次绞死女巫；1749年，欧洲最后一次有妇女被判行巫而被烧死。[26]

    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制度性的迷信杀戮，不论是人祭、血诬还是驱巫，是在两种压力下消亡的。一种是理性的压力：人们认识到，某些事件，即使是那些对个人生活有重大影响的事件，是被非人力的自然力量和纯粹的偶然机会决定的，而不是其他人有意识的设计。有这样一个保险杠贴纸——“总会有倒霉的时候”（Shit happens），这句话是代表道德进步的一大原则，完全可以和“爱你的邻人”以及“人皆生而平等”相提并论。

    另一种压力比较难解释，但也是非常强大的，即对人类的生命和幸福的评价提高了。米兰的法官对自己的仆人刑讯逼供，以此证明酷刑是不道德的，伤害了一个人，帮助了更多人，但是为什么我们会对他的实验感到震惊呢？这是因为我们对其他人有同情心，我们不需要认识他们，只要他们是人；我们将这种同情心凝聚为明确的法律，规定对他人（任何有人类特征的人）施虐为非法行为。尽管无法消除要将自己的不幸归咎于他人这一人类天性，但我们一直在努力克制不让这种天性发展成暴力。我们会看到，提高对他人福祉的评价，是人道主义革命时期废除其他野蛮习俗的主要动力。

    迷信杀戮：对亵渎神圣、异端邪说和叛教者的暴行

    人类用想象力臆造出各种罪恶，这种追求的极致产生了对人类自己的伤害，活人献祭和火烧女巫只是其中的两个例子。另一个例子可能出现在为追求幻觉而杀人的精神病患者身上，比如杀人魔王查尔斯·曼森，为了加速世界末日的到来而计划发动种族战争；刺杀里根总统的约翰·辛克利行刺的目的是为了让演员朱迪·福斯特对他留下深刻印象。但是，最大的危害还是来自贬低血肉生命的宗教信仰，比如认为现世的苦难将在来世得到补偿，或者驾驶飞机撞击摩天大楼的人，将在天堂享有72个处女。我们在第1章中看到，基督教信仰认为，一个人只有接受基督是救世主，才能脱离地狱的无尽煎熬，这成了一种道义责任。它迫使人们接受这一信念，并让可能对此产生怀疑的人保持沉默。

    无凭无据的信仰所带来的最大危险是，这些信仰要靠暴力手段来维护。确立信仰本身反映出人们自己的能力，它给予的赞赏具有权威性，还可以让统治者的地位具有合法性。为此，人们对自己的信仰越来越执着。挑战一个人的信仰，就是挑战他的尊严、立场和权力。当这些信仰的依据仅仅是信念而没有其他支持的时候，不断被人挑战，成了信仰根深蒂固的弱点。相信石头向下坠落而不是飞上天，没有人会对此感到难以接受，因为所有清醒的人都能看见这个事实。但是要说婴儿生来带有原罪，或者上帝是三位一体，或者阿里是排在穆罕默德之后第二位最有神性的人，就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接受了。每当人们以信仰为中心组织自己的生活时，他们会发现其他人没有这些信仰也活得挺好——或者更糟糕的是，这些人还对他们的信仰提出了确凿的反证，他们反而成为众人眼中的傻瓜。信徒无法通过说服怀疑派来维护自己基于信心的信仰，只有采取激愤的手段对付他们。信仰是信徒生活的全部意义之所在，侮辱这一信仰的人，必彻底消灭之。

    中世纪和近代基督教世界对异教徒和无信仰者的迫害极其残忍，杀戮的人数之众，超出人们的想象。相比之下，那些认为20世纪是暴力巅峰的传统观念，实在是大错特错。没有人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死于这些神圣屠杀，我们只能从考古学家的估计中看到大概。比如，政治学家鲁道夫·J.鲁梅尔在《政府造成的死亡》（Death by Government）和《政府屠杀的统计》（Statistics of Democide）中，历史学家马修·怀特在《恐怖事件大全》（The Great Big Book of Horrible Things）和网站“大规模争执造成的死亡”中，分别给出了他们的估算。[27]他们力图推算出战争大屠杀的死亡人数，包括没有常规统计资料的事件。他们梳理能够找到的资料，使用合理性检验手段评估数据的可信程度以及允许的误差，通常他们取可靠数据的最高值和最低值之间的几何平均数，即中间值。我在本书中出示的是鲁梅尔对该时期的估算，他的数字一般低于怀特的估算。[28]

    1095—1208年，十字军发动了一场战争，从土耳其穆斯林手中夺回耶路撒冷，战士由此可赎罪并赢得通往天堂的门票。他们先是在出征途中在犹太人社区大肆屠杀，在围困和攻陷尼西亚、安提阿、耶路撒冷和君士坦丁堡之后，他们杀光了那里的穆斯林和犹太人。据鲁梅尔估计，在屠杀中丧命的人数是100万。当时世界上大约有4亿人口，是20世纪中叶的1/6。按照这个比率，十字军屠杀造成的死亡人数相当于今天的约600万人，相当于纳粹杀害犹太人的数量。[29]

    13世纪，法国南部的清洁派开始接受阿尔比教派的异端说教。根据这一教义，他们有两个神，一个是善神，一个是恶神。怒不可遏的教皇联合法国国王，向这一地区派出大军，屠杀了约20万清洁派信徒。从1210年占领布拉姆城（Bram）后的所作所为，人们可以看见教皇讨伐异端的手法。占领军割取100名俘虏的鼻子、上唇，剜出所有人的眼睛，只留下一个人的一只眼睛，让他引领这些俘虏走到另一个城市卡巴莱，恐吓卡巴莱的市民投降[30]。从此，人们再也见不到清洁派教徒了，阿尔比十字军彻底铲除了他们。历史学家将这一事件定义为灭绝性屠杀的典型。[31]

    阿尔比异端镇压过去不久，宗教裁判所又登上历史舞台，开始清除欧洲的其他异端。从15世纪末到18世纪初，西班牙的宗教裁判以皈依的犹太人和穆斯林为目标，指责他们恢复旧习。16世纪托莱多的一份手稿描述了宗教裁判所审讯一名妇女的情景。这名妇女被指控在星期六穿着干净的内衣，这说明她是一个秘密的犹太教徒。她受到绞床和水刑的折磨（我就不向各位叙述细节了——这个肯定比水刑更糟糕）。每次酷刑后停止几天，让她恢复体力，然后再次开始施刑。而她一直在努力揣摩到底应该忏悔些什么。[32]梵蒂冈教廷今天宣称宗教裁判所只杀害了几千人，但它忽略了一个事实，即绝大部分受害者是送交世俗的行政当局处决和监禁的，那些监禁通常只是被拖长的死刑而已。此外，还有新大陆宗教裁判所分部的受害者。据鲁梅尔估计，仅西班牙宗教裁判就杀害了35万人。[33]

    宗教改革运动之后，天主教教会不得不面对北欧众多信众成为新教徒的问题，这些信徒通常是非自愿地追随本地的公爵或国王改宗新教的。[34]而新教徒必须处理分裂教派。这些分裂教派既不是基督教的任何流派，也不是犹太人。有人可能认为，新教因为自己是天主教教义的异端，受到严酷的迫害，所以会对迫害异端持怀疑的态度，但是，事实不是这样。马丁·路德创作了6.5万字的专著《论犹太人和他们的谎言》（On the Jews and Their Lies）。在基督徒如何对待这个“被排斥和被诅咒的民族”的问题上，他提出了下列忠告：

    第一……烧毁他们的教堂或学校和……将那些不能被烧掉的物件用土埋葬或掩盖起来，不让任何人再看见一块他们的砖石……第二，我建议，他们的房子也应该被夷平和毁掉……第三，我建议，他们所有的祈祷书和犹太教法典，里面充满了关于偶像崇拜、谎言、诅咒和亵渎的教唆，一律没收……第四，我建议，从今往后禁止他们的拉比传教，违者处死……第五，我建议，不得向犹太人发放通行证……第六，我建议不许他们发放高利贷，没收他们所有的现金和金银财宝，妥善保管……第七，我建议在每一个犹太年轻人手里放上一把连枷、一把斧头、镰刀、铁锹、纺纱轮，或者一只纺锤，让他们汗流满面地挣饭吃，就像亚当的孩子所受的处罚一样（《创世记》第3章第19节）。因为他们让我们这些受诅咒的外邦人流汗吃苦，辛勤劳作，而他们在家中游手好闲，大吃大喝，养尊处优。这还不算，还要夸夸其谈地亵渎神明，因为我们劳作，就说他们的神在基督徒的神之上，这是不合适的。让我们接受其他民族都有的常识……将这些犹太人永远地驱逐出这个国家。[35]

    至少，他要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活着受罪。基督教的再洗礼派（今天阿米什教派和门诺教派的先驱）连这样的慈悲都得不到。他们相信，人不应该在出生时受洗，而是应该自己坚信信念后再决定洗礼，所以路德宣布他们应被处死。新教的另一位主要奠基人约翰·加尔文对亵渎神圣和异端持类似的观点：

    有些人说，这些罪只是一些言论，不应是被判处如此重刑的理由。但是我们给狗戴上口套，难道我们应该任人信口开河，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吗？……上帝说得很清楚，假先知应该毫不留情地被石头砸死。当上帝的荣耀受到威胁，我们只能将所有自然的情感踩在脚下。父亲不能原谅儿子，丈夫也不能原谅妻子，即使是性命相交的朋友也不能原谅。[36]

    加尔文将自己的观点付诸实践，他下令将作家迈克尔·塞尔维特（他对三位一体提出了质疑）处以火刑，而这只是他下令处死的人之一。[37]亨利八世是第三个反叛天主教的主力。在他统治期间，每年平均有3.25个异教徒被烧死。[38]

    一边是十字军和宗教裁判所，另一边是要杀死拉比、再洗礼派教徒和神体一位派，所以，1520—1648年，欧洲宗教战争是混乱、残忍和漫长的。这些混战肯定不仅是为了宗教，也是为了疆土和王朝的权力，但宗教之争让人们的情绪白热化了。根据军事史学家昆西·赖特的分类，宗教战争包括：法国胡格诺战争（1562—1594）；荷兰独立战争，也称“八十年战争”（1568—1648）；“三十年战争”（1618—1648）；“英国内战”（1642—1648）；伊丽莎白一世对爱尔兰、苏格兰和西班牙的历次战争（1586—1603）；“神圣同盟战争”（1508—1516）；查理五世对墨西哥、秘鲁、法国和奥斯曼的历次战争（1521—1552）。[39]这些战争伤亡率极为惨重。在“三十年战争”中，士兵把今天的德国大部分地区夷为平地，使其人口减少了约1/3。鲁梅尔估计死亡总人数是575万，按照当时的世界人口数量，这个死亡率是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率的两倍，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死亡率相当。[40]历史学家西蒙·沙玛（Simon Schama）估计，英国内战中有近50万人丧生。按比例计算，这个损失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损失还要大。[41]

    直到17世纪下半叶，欧洲人才终于开始厌倦杀戮，不再因为别人的信仰错误而大开杀戒了。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标志着“三十年战争”的结束，确立了各王公决定本国宗教信仰（新教或者天主教）的原则，让少数派也能在和平中生活。（教皇英诺森十世对和平很不适应，他“永久地”宣布和平条约“废止、无效、失效、不公、被诅咒、堕落、愚蠢、毫无意义和影响”。）[42]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宗教裁判所在17世纪失去势头，在18世纪进一步减弱，最终分别在1834年和1821年彻底关门。[43]英国在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就不再有宗教杀戮。虽然直到现在，基督教的各个宗派之间还是时有冲突（比如北爱尔兰的新教和天主教，巴尔干国家的天主教和东正教），但今天的矛盾更多是种族性和政治性的，而不是宗教性的。从18世纪90年代开始，犹太人在西方获得了法律上的平等，首先是在美国、法国和荷兰，接着是在19世纪扩展至欧洲的大部分国家。

    * * *

    到底是什么原因使欧洲人终于决定，即使让他们的异见同胞冒着永堕炼狱的风险，并且以身试法诱惑他人一同沉沦，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也许，“宗教战争”实在让他们精疲力竭了。但是为什么要花30年才能让他们精疲力竭，而不是10年或20年？有人觉得，人们从那时开始给予生命更高的价值。这种新开发的鉴赏力，一部分源于情感的变化，即开始习惯认同他人的痛苦和快乐；另一部分源于认知和道德的变化，即从珍视灵魂变为珍视生命。灵魂神圣的教义听起来令人振奋，但事实上极其邪恶。它将现世的生命贬低为一个转瞬即逝的过渡状态，仅仅是生命存在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小片段。死亡好比青春期和中年危机，无非是生命的一个必经阶段。

    欧洲怀疑论和理性主义日渐兴起，推动了以生命而不再是灵魂，作为道德和价值轴心的转换。没有人能够否认生命和死亡之间的差别以及苦难的存在，但是对不灭的灵魂离开躯体之后的事情，却是需要灌输来培养的信念。17世纪被称为“理性时代”，因为学者开始坚持认为信仰应该接受经验和逻辑的证明。这一立场打破了有关灵魂和救赎的教条，也打破了当权者的暴力政策，即用暴力（比如“犹大的摇篮”）胁迫人们相信无法相信的事情。

    伊拉斯谟和其他持怀疑态度的哲学家认为，人类的知识天生是脆弱的。如果我们的眼睛可以被视觉假象欺骗，比如船桨在水面上仿佛是折断的，圆桶从远处看是正方形，我们为什么应该相信我们对一个更加虚无缥缈的对象的信仰？[44]1553年，加尔文将迈克尔·塞尔维特处以火刑，激起了对宗教迫害这一观念的大讨论。[45]法国学者塞巴斯蒂安·卡斯泰利奥（Sebastian Castellio）领导了对加尔文的批判，他提请人们注意，尽管人们有着互不相容的信仰，但都坚信自己才握有真理，这实在很荒谬。他还指出，按照这些信念行事具有令人恐怖的道德后果。

    加尔文说自己肯定是正确的，而（其他教派）说他们也肯定是正确的；加尔文说他们是错的，并且希望审判他们，而他们也是这样说加尔文的。谁应该来主持审判？谁让加尔文来充当所有教派的仲裁者，可以一人独揽生杀大权？他说他有“上帝之道”，但其他人也说他们有“上帝之道”。如果说事实是清楚的，那么对谁是清楚的？对加尔文吗？那他又为什么写了那么多书来证明真理？……鉴于这种不确定性，我们必须将异端简单地定义为那些我们不同意其观点的人。如果继而就是要杀死异端，而每个人都认为他人是异端，逻辑的结果就是一场灭绝性的战争。加尔文只好入侵法国和其他国家，荡平城镇，不分男女，不分老幼，不分人畜，杀光所有的生灵。[46]

    17世纪的很多学者参与了这场争论，包括巴鲁克·斯宾诺莎、约翰·弥尔顿（他写道，“让真理和谎言掐架……真理是强大的”）、艾萨克·牛顿和约翰·洛克。现代科学的出现证明，人们深信不疑的信仰可能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世界的运作遵循自然法则，而不是神的奇思妙想。天主教会用酷刑威胁伽利略，并对他施以终身软禁，就因为他相信一个自然界的事实，而他后来被证明是正确的。教会的做法对自己非常不利。人们越来越多地用怀疑论的思维，加上幽默和常识，来挑战迷信。在《亨利四世》第一幕中，格伦道尔吹牛说：“我可以召唤地下的幽魂。”豪斯伯回答说：“啊，这我也会，什么人都会；可是您召唤它们的时候，它们果然会应召而来吗？”弗朗西斯·培根以提出信仰必须以观察为基础的原则而著称。他写道，一个男子被带到教堂看画，画上是一群向神明发愿祷告而逃过沉船灾难的水手。这个男子被问道：“这难道不是证明了神明的力量？”他回答说：“是。不过，那些发愿之后被淹死的人呢？他们被画在哪里？”[47]

    残忍和不寻常的惩罚

    对迷信和教条的批判，终于消灭了酷刑的一个借口，但酷刑仍然是惩罚世俗罪行和过失的一种手段。古代、中世纪和近代的人认为残忍惩罚有充分的合理性。惩罚某人的全部意义在于让他感受巨大的痛苦，以至于他和其他人不再会被诱惑去参与违禁活动。据此，惩罚越严酷，越能达到惩罚的目的。而且，一个没有有效执法和司法制度的国家必须让轻微的惩罚发挥作用。它必须让惩罚残忍到令人无法忘怀，以至于任何目击者都因恐惧而臣服，并向其他人描述，让更多的人感到恐惧。

    但是，残忍惩罚的实际作用只是其吸引力的一个方面。甚至在惩罚与法制毫不相关的时候，还有旁观者在欣赏残忍。比如，折磨动物曾经是人们无伤大雅的娱乐。在16世纪的巴黎，一大流行娱乐是烧猫。人们将猫用绳子吊在舞台上，然后慢慢放低，一直放入火中。历史学家诺曼·戴维斯（Norman Davies）说：“观众，包括国王和王后，一起尖声狂笑，看着动物在痛苦中号叫，烧着，烤熟，最后变成焦炭。”[48]其他流行娱乐还有斗狗、奔牛、斗鸡，公开处决“有罪”的动物，以及逗熊游戏。在逗熊游戏中，熊被用铁链拴在柱子上，狗或者将熊撕成碎片，或者在搏斗中被熊咬死。

    即使不去主动地欣赏虐待和折磨，人们也对这些暴力表现出冰冷的麻木和无动于衷。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应该是他那个时代相当有教养的人，他在1660年10月13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去查令十字街，看见哈里森少将被处绞刑、水刑和分尸。在行刑中，他看起来还不错，和其他在同一情形下的人一样快活。他们将他当众大卸八块，把割下来的头颅和心脏拿给围观的群众看，这换来大家的一片叫好声……愿他自此魂归上帝。而我带着卡坦斯上尉和谢普利先生去了太阳饭店，给他们叫了一些生蚝。[49]

    佩皮斯关于哈里森“看起来还不错，和其他在同一情形下的人一样快活”的冷漠笑话，指的是他被绞得半死，然后被开膛剖腹，被阉割。最后在被斩首之前，他的器官被示众，被扔进火中烧掉。

    即使是那些没有这样“多彩多姿”的刑罚，实际上也是骇人听闻的酷刑，尽管它们被委婉地贴上“体罚”的标签。今天，许多历史景点为了吸引游客，都布置了木桩和木枷，孩子可以摆个受刑的姿势拍照留念。下面是18世纪英国两个上木枷的犯人的真实故事：

    其中一个个子太矮，够不到木板上放脑袋的圆洞。执吏不由分说地将他的头塞进木洞。可怜的家伙无法站立，完全是被吊在木枷上。很快，他的脸色开始发青，血从鼻孔、眼睛和耳朵中流出来。围观的群众愤怒地攻击他。执吏打开木枷，可怜的家伙从木枷上掉到地上，当场咽了气。在民众的痛击之下，另外那个家伙也受了重伤，躺在地上，绝无生还的希望。[50]

    另外一种“体罚”是鞭笞，这是一种在英国水兵和美国黑奴中常见的刑罚，用于惩罚傲慢或者行动迟缓。鞭子有数不清的型号和种类：有些剥去皮肤；有些将皮肉刮碎，打成肉酱；有些穿透肌肉抽到骨头。根据查尔斯·内皮尔的回忆，在18世纪后期的英军中，1000鞭的处罚绝非罕见：

    我经常看见受罚者被带出医院三四次，接受未被执行完的鞭刑。如果一次完成全部处罚，伤害过重，可能会有生命危险。看到刚刚愈合的、鲜嫩的新皮肤赤裸着接受鞭笞，那真是可怕。我见过成百上千的人被鞭打，我一贯的观察是，当皮肤被打绽开，或者被抽掉后，剧痛开始减弱。人们一般从受第一鞭开始颤抖和号叫，直到第300鞭，此后就是忍受，甚至到第800鞭或者第1000鞭，哼都不会哼一声了。他们通常像死人一样倒在那里，行刑人就像是在鞭打一堆生肉。[51]

    “爬进船底”（keelhaul）这个词有时候用来指一种口头训斥，而它字面上的意思来自英国海军的一种惩罚。将水兵用绳子拴住，拖在船身的底部。如果这个水手不被淹死，也会被吸附在船底的藤壶剐成碎片。

    到16世纪末，英国和荷兰开始用监禁取代酷刑和肉体残害，作为对轻罪的处罚，但情况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改善。囚犯必须自己负担食物、衣服和干草。如果他们或他们的家庭负担不起，就得不到食物、衣服和干草。有些时候，他们不得不支付“松铁”费，就是花钱让狱卒打开戴在囚犯腿上的带刺的铁环，或者松开将他们的双腿固定在地板上的铁棍。害虫、酷暑、严寒、粪便、粗粝和腐坏的食物，不仅增加了痛苦，而且滋生疾病，使监狱成为事实上的死亡集中营。许多监狱都是工厂；在那里，食不果腹的囚徒被迫终日劳作，从事锯原木、砸石头或者踩踏轮车等重体力活。[52]

    * * *

    在西方，18世纪是制度性残忍的转折点。英国的改良派和各种委员会开始对国家监狱的“残忍、野蛮和敲诈勒索”进行抨击。[53]公众的良知被有关酷刑处决的图片报道刺痛了。根据对1726年凯瑟琳·海斯被行刑的描述，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火焰刚刚烧到她，她试着用手推开柴火，但只是把柴束推散开了。行刑者只好拉紧套在她脖子上的绳索，想把她勒死，但是火焰烧到行刑者的手，他被灼伤了，所以只好松开了绳子。人们将更多的木柴扔进火里。三四个小时之后，她终于变成了灰烬。”[54]

    “轮上粉碎”这句平淡无奇的话完全表达不出这种刑罚的恐怖。根据记载，受刑人被变成一个“巨大的尖叫的木偶，在血泊中痛苦地扭动，就像一只大海怪。这个木偶有四个触角，每一个触角都是生腥的、黏稠的、没有形状的肉和骨头碎片混合在一起”。[55]1762年，法国一位名叫让·卡拉斯的64岁的新教徒，被控为阻止自己的儿子改宗天主教而杀害了他。事实上，他只是想掩盖儿子自杀的真相。[56]在审讯中，他被施用了吊坠刑和水刑，目的是要他交代同谋，最后他受到轮刑。在经受两个小时的残忍折磨之后，出于仁慈，他被绞索勒死了。被敲碎骨头时，他还喊着为自己的清白辩护，这一可怕的图景让围观者深受刺激。铁棒的每一下敲打，“都响在他们的灵魂深处”，而“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泪流满面，但为时已晚”。[57]伏尔泰站出来仗义执言。他说，外国人以优雅的文学和美丽的女演员来评判法国，却没有注意到法兰西是一个尊奉“残暴旧俗”的冷酷民族。[58]

    其他著名作家也开始痛斥虐待性的刑罚。有些人和伏尔泰一样，认为这是法国的耻辱，称这些刑罚是野蛮的、非文明的、残忍的、原始的、食人生番的和令人发指的。其他人，如孟德斯鸠指出，基督徒在为自己受到古罗马人、日本人和穆斯林的严酷镇压而悲恸的同时，却使用同样的手法迫害自己的同胞，这实在是很虚伪。[59]一位美国医生，也是美国《独立宣言》的签署人——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呼吁说，在读者和那些受过严刑处罚的人之间存在着共同的人性。他在1787年的文章中这样写道：“那些男人，也许还有女人，虽然作为个人，让我们厌恶，但他们也有灵魂，也和我们的朋友和亲人一样，有用同样的物质构成的肉体和骨骼。”接着，他说，如果我们对他们的痛苦无动于衷，毫不同情，那么“同情的原则就会彻底失效，并从人类的心里彻底消失”。[60]司法制度的目标应该是改造罪犯，而不是伤害罪犯，“公开的刑罚从来都不是让罪犯洗心革面的有效手段”。[61]英国律师威廉·伊登（William Eden）也注意到了残酷刑罚的野蛮功效，他在1771年写道：“我们让自己的同胞像挂在篱笆上的稻草人一样腐烂，我们的绞架上吊满了人类的尸体。毫无疑问，一个人被迫见惯了这等景象，内心会有什么样的变化，他对人的情感能够不麻木吗，对不幸者的仁慈能够不消失殆尽吗？”[62]

    在这些作家中，最有影响的一位是米兰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切萨雷·贝卡里亚，他在1764年出版的畅销书《论犯罪与刑罚》（On Crime and Punishments）在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很多大思想家都深受影响，包括伏尔泰、狄德罗、杰斐逊和约翰·亚当斯。[63]贝卡里亚从第一原则出发，即正义体系的目的是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句话后来被边沁引用，成为功利主义的座右铭）。因此，使用刑罚的唯一正当性在于威慑人们不去对其他人造成更大的伤害。推而论之，刑罚应该与犯罪造成的伤害相称，不是要平衡神秘的宇宙正义，而是建立正确的激励机制：“如果两个罪行对社会造成不同程度的伤害，而我们对它们施加同样的处罚，那么，人们就会毫无顾忌地尽可能为了占取更大的便宜而犯下更大的罪行。”贝卡里亚对刑事司法进行了冷静的分析。他明确表示，对威慑犯罪而言，刑事处罚的确定性和及时性远比其严厉性更重要；刑事审判应该公开，并以事实为依据；死刑不是威慑的必要手段，也不应属于应该授予国家的权力之例。

    不是所有人都赞赏贝卡里亚的观点。他的著述被列入教廷的《禁书目录》，法国法学家和宗教学者穆雅尔·德·沃格朗（Muyart de Vouglans）对贝卡里亚进行了激烈的反驳。穆雅尔嘲笑贝卡里亚柔软的心灵，指责贝卡里亚草率地挑战经过时间检验的现有体制，并认为只有严厉的刑罚才能抵抗人天性中的堕落，其根源是人类的原罪。[64]

    但是，时代接受了贝卡里亚的思想。在几十年之内，所有的主要西方国家都开始废止惩罚性酷刑，包括当时刚刚独立的美利坚合众国，它的宪法第八修正案明确禁止“残酷和不寻常的惩罚”。虽然很难准确地描绘出酷刑减少的曲线（因为许多国家是在不同时间废止不同的酷刑的），但是图4-2显示了15个欧洲主要国家和美国废除司法酷刑的时间。

    图4-2 废除司法酷刑的时间

    资料来源：亨特，2007年，第76、179页；曼尼克斯，1964年，第137～138页。

    我在图4-2和本章的其他图中特别注明了18世纪这个时间段，以强调，在这个小小的历史片段之内，发生了多少重要的人道主义改革。另外一项人道主义运动是防止虐待动物。1789年，边沁在文章中提到了动物权利的基本原理：“问题不是它们是否能够推理，也不是它们是否能够说话，而是它们是否痛苦。”这句话直到今天仍然是动物保护运动的口号。1800年，英国议会通过了第一个禁止逗熊的法案。1822年，通过了《虐待牲畜法案》，并于1835年将保护范围扩大到公牛、熊、狗和猫。[65]和很多起源于启蒙运动的人道主义运动一样，反对虐待动物运动在20世纪下半叶的权利革命中掀起第二次浪潮，其高峰是在2005年立法禁止英国最后一项合法的血腥运动——猎狐。

    死刑

    英国在1783年启用坠落式绞刑，法国在1792年启用断头台。当时，这些都是道德进步，因为这样的处决方式让受刑人立即丧失意识，比那些拉长行刑时间、延长受刑人痛苦的处决手段更人道。但是死刑处决仍然是暴力的一种极端形式，尤其是在人类历史上，大部分国家都毫无顾忌地使用极刑。无论是在《圣经》中，还是在中世纪以及近代，小偷小摸之类的过失和违规都可以被判处死刑，比如鸡奸、闲言碎语、偷菜、在安息日从地上捡起一根木棍、与父母顶嘴，甚至批评皇家的花园都是死刑罪。[66]在亨利八世统治的最后几年，伦敦每个星期有十几起死刑处决。1822年，英国有记录的死刑罪名达222项，包括偷猎、造假币、抢劫养兔场和伐树。每宗案件的庭审时间平均为8.5分钟，可以肯定有很多无辜的人被送上了绞架。[67]鲁梅尔估计，从耶稣时代起到20世纪，1.9亿人因轻罪被判处死刑。[68]

    但随着18世纪的结束，死刑本身已被判死刑。长期以来被当作大众狂欢的公开绞刑，于1783年在英国被废止。1834年，绞架悬尸示众被废止。1861年，英国原有的222项死罪被减少到4项。[69]在整个19世纪，许多欧洲国家都在减少死刑罪条款，只留下谋杀和叛国两项死罪。逐渐地，几乎所有的西方国家都彻底废除了死刑。在继续下面的故事之前，请先看图4-3，它显示，在现存的53个欧洲国家中，除了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所有国家都废除了对普通犯罪的死刑。（少数几个国家仅对叛国罪和严重军事罪行保留死刑罪的条文。）废除死刑的潮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席卷西方世界，但是事实上，废除死刑的实际时间开始得更早。比如，荷兰在1982年宣布正式废除死刑，但实际上自1860年起就再没有执行过死刑。一般来说，一个国家最后一次执行死刑和正式宣布废除死刑之间平均有50年的时间间隔。

    今天，人们普遍认为死刑是对人权的侵犯。2007年，联合国大会以105票对54票（29票弃权）通过一项无约束力的暂停死刑决议，同样的决议提案在1994年和1999年都没有被通过。[70]美国是反对这一决议的国家之一。在西方民主世界，无论是在死刑问题上，还是在各种形式的暴力问题上，美国都是一个局外人。（或者我应该说“是一些局外人”，美国有17个州——大部分是北方州，已经在本州废除了死刑，其中有4个州在过去的两年废除了死刑，而有18个州已经有45年没有执行过死刑了。）[71]即使美国的死刑臭名昭著，也大多只是象征性的。图4-4显示，自殖民地时代以来，美国的死刑率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大幅下降，在17世纪和18世纪下降得最快，而那也正是其他形式的制度性暴力在西方迅速减少的时期。

    图4-3 欧洲废除死刑的时间

    资料来源：法国外交部，2007年；《英国死刑》，2004年；大赦国际，2010年。

    在过去的20年里，这种几乎看不见的增长反映了严厉打击犯罪的政策，这些政策是对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杀人潮的反应。但是在今天的美国，“死刑判决”简直就是小说里的情节，因为强制性的司法复核几乎将死刑的执行无限期推迟，全国只有零点几个百分点的谋杀犯真被处死。[72]最近死刑执行数量呈下降趋势，上一个高峰年是1999年。从那以后，年均死刑执行数量几乎减少了一半。[73]

    图4-4 1640—2010年美国的死刑率

    资料来源：佩恩，2004年，第130页，数据来自埃斯皮和斯麦克拉，2002年。1990—2000年和2000—2010年的数字来自死刑信息中心，2010年b。

    在美国死刑判决数量减少的同时，死刑罪的种类也在减少。过去，人们为了小偷小摸、鸡奸、兽奸、人兽性交、通奸、巫术、放火、隐瞒出生、盗窃、奴隶反叛、造假币、盗马都可能被处死。图4-5给出了自殖民时代以来对非凶杀罪执行死刑的比重。近几十年来，除了谋杀罪，唯一可能被判处死刑的罪只有“阴谋策划谋杀罪”。2007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定，任何针对个人的罪行，在“没有生命损失”的情况下，均不得被判处死刑。（虽然对一些危害国家的罪行，例如间谍、叛国和恐怖主义，仍然可使用死刑判决。）[74]

    死刑的行刑方式也在发生变化。美国不仅早已废除虐待性的死刑执行，比如火刑，而且尝试了一系列“人道”的死刑方法，但问题是，越是能有效地确保瞬间死亡（比如将几颗子弹射进大脑），在旁观者看来就越是恐怖，人们都不愿意在脑子里留下杀死一个活生生的人的记忆。因此有形的绳索和子弹让位给无形的毒气和电击，后来又被全身麻醉后注射致死的准医疗程序取代。即使是这种手段，还是被人批评说对垂死的囚犯来说压力太大。正如佩恩所说：

    图4-5 1650—2002年美国以非凶杀罪被处死刑的人数

    资料来源：埃斯皮和斯麦克拉，2002年；死刑信息中心，2010年a。

    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改革，立法者一再地柔化死刑，以至于它现在只能说是一个完全退化了的器官。它不再令人恐惧；按照它目前的限制级别，它也不再有确定性，在200个谋杀案件中只会有一个凶手被处以死刑。说美国“有”死刑，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如果美国的死刑仍然是活跃的、传统式的，我们一年就可能处决大约10 000名犯人，包括一批完全无辜的人。犯人可以被执行酷刑式处决，这些处决可以通过全国各大电视网转播给所有公民，包括儿童收看；每天会有27起死刑处决，留给其他电视节目的空档肯定很有限。这样的场景让为死刑辩护的人也觉得难以容忍。这说明，他们也感受到了对人类生命越来越多的尊重。[75]

    我们可以想象，在18世纪提出废除死刑思想的人看起来有多么鲁莽草率。你可能认为，没有了对恐怖极刑的惧怕，有些人会毫不犹豫地为利益或者复仇行凶杀人。但是我们今天看见的事实是，废除死刑并没有打断数世纪以来凶杀暴力下降的趋势，而且当代西欧国家均已不再执行死刑，它们也是世界上凶杀率最低的国家。制度性暴力曾经被认为是维持社会运转不可或缺的手段之一，但一旦它被废除，社会照样运转良好。

    奴隶制

    在人类文明历史的大部分时间，奴隶制都是常态，而不是例外。希伯来《圣经》和基督教《圣经》都接受了奴隶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证明奴隶制是一种合乎自然的制度，是文明社会的基础。在伯里克利时代，所谓的民主雅典有35%的人口是奴隶；古罗马共和国也是一样。奴隶一向是战争的主要战利品，而且不论种族，那些没有国家保护的人最容易被掳获为奴。[76]“奴隶”一词的词源是斯拉夫（Slav）。字典告诉我们，“在中世纪，斯拉夫人被大量俘虏并作为奴隶”。国家和军队，如果不是奴隶制的机器，就是反抗奴隶制的机器，就像我们听过的名歌：“统治吧！不列颠尼亚！统治这片汹涌的海洋！不列颠人永远永远不会被奴役！”早在非洲人成为欧洲人的奴隶之前，他们就成了其他非洲人、北非以及中东的伊斯兰国家的奴隶。有些国家直到最近才废除奴隶制：卡塔尔，1952年；沙特阿拉伯和也门，1962年；毛里塔尼亚，1980年。[77]

    在战争中被俘为奴，做奴隶的命运总要好过被屠杀。在很多社会，奴隶制渐渐转变为较温和的隶属形式，比如奴役、雇佣、服兵役和职业行会。但是，暴力是奴隶制核心的本义——如果一个人承担了一个奴隶的全部工作，但是能够不受暴力限制和惩罚地选择随时退出，我们就不能称他为奴隶——暴力往往是奴隶生活的一部分。《圣经·出埃及记》第21章第20~21节说：“人若用棍子打奴仆或婢女，立时死在他的手下，他必要受刑；若过一两天才死，就可以不受刑，因为是用钱买的。”奴隶没有身体所有权，即使那些境遇较好的奴隶也逃不出被残酷剥削的命运。妓院里的女奴被长期地、无休止地强奸，而看守她们的男人都是阉人。阉人的睾丸（某些黑人阉人的整个外生殖器）被割下后，敷上滚热的黄油止血，以免因失血过多而送命。

    非洲的奴隶贸易是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篇章。16世纪到19世纪，至少有150万非洲人惨死在横穿大洋的运奴船上。他们被用锁链拴在拥挤不堪、布满污秽的船舱底部。一位观察者说：“那些活着抵岸的人，形状之悲惨，无以言表。”[78]此外，在到达海岸或者中东的奴隶市场之前，大批人被迫徒步穿过丛林或沙漠，有数百万人在途中殒命。奴隶贩子按照冰商的商业模式处理他们的货物，即在运输过程中，损失相当一部分的货物属于正常。至少有1700万甚至可能多达6500万非洲人在奴隶贸易中死亡。[79]奴隶贸易不仅在运输途中残害生命，因为有源源不断的新奴隶供给，奴隶主毫不吝惜奴隶的生命，把他们往死里使用，然后再买进新的奴隶。即使是那些尚能保持健康的奴隶，也是生活在鞭笞、强暴、肢体伤残、骨肉分离和就地正法的阴影之下。

    当奴隶和奴隶主发展起私人的情谊，奴隶主也经常——通常是在遗嘱中——释放自己的奴隶。在某些地方，比如中世纪的欧洲，如果向人民征税比奴役更简便易行，或者弱国无力行使奴隶主的财产权时，奴隶制就开始转变为农奴制和佃农制。群众性废除奴隶制度的运动最早出现在18世纪，并迅速将奴隶制推向终结。

    人们为什么会逐渐放弃这种最廉价的人力工具？历史学家一直在争论，废奴到底是受经济利益的驱动还是受人道关怀的驱动。经济利益驱动说曾经一度占了上风。1776年，亚当·斯密分析说，奴隶制肯定比有酬雇工缺乏效率，因为后者才是正和博弈：

    奴隶的劳作，成本看起来只是维持奴隶生存的费用，最终却是得不偿失的。一个不能取得和拥有财产的人，除了尽量多吃之外没有其他兴趣，工作则是尽量少做。在换取自己的生存所需之外，他的任何劳作都是要靠暴力来榨取，而不是出于自己的利益。[80]

    政治学家约翰·穆勒（John Mueller）说：“斯密的观点受到人们的推崇，但是，奴隶主们却不以为然。结论只能是，或者是斯密错了，或者奴隶主都是些算不清账的生意人。”[81]有些经济学家，如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和斯坦利·恩格尔曼（Stanley Engerman）总结说，斯密的分析至少对美国内战前的南方来说是错误的，当地的经济运作相当有效率。[82]南方的奴隶制不是逐渐被成本收益更高的生产技术取代，而是被战争和法律摧毁。

    在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也是枪炮和法律终结了奴隶制。英国曾经是奴隶贸易最猖獗的国家，它在1807年宣布奴隶贸易非法。1833年，大英帝国全境废除奴隶制。到19世纪40年代，在经济制裁和近1/4英国皇家海军的支持下，英国人向其他国家发出了终止奴隶贸易活动的呼吁。[83]

    大部分历史学家的结论是，英国制定废奴政策的动机是人道主义。[84]洛克1689年的著作《政府论》动摇了奴隶制的道德依据，虽然他和他的思想继承人实际上都是这一制度的获益人。他们倡导的自由、平等和普世人权仿佛放出了关在瓶子中的精灵，一旦接受新的价值，任何人都感到越来越无法认同奴隶制度。启蒙时代出现了很多从人道主义立场抨击酷刑的作家，比如法国作家雅克-皮埃尔·布里松（Jacques-Pierre Brisson），他们也用同样的原则批判奴隶制。持相同立场的还有贵格会的教友，以及传教士、学者、自由黑人、获得了自由的黑奴，还有政治家。其中，贵格会在1787年创建了影响广泛的“废止奴隶贸易学社”。[85]

    同时，也有很多政客和传教士为奴隶制辩护，他们的论据包括《圣经》认可奴隶制，非洲人为劣等人种，保留南方生活方式，还有家长般的关切，即自由的黑人无法独立生存。但这些强词夺理在认知和道德的审判下退却了。在一个其成员利益由社会契约协商而定的社会中，一个人能拥有另一个自己的同类，并专横地将其排斥在社会成员之外，这对任何有理智的人来说都是难以辩解的。杰斐逊这样说：“大部分人类生来背上并没有戴着马鞍，那些少数被偏爱的人生来也没有穿着马靴和马刺，能让他们理所当然地骑在别人身上作威作福。”[86]最能激起道德反感的是以第一人称讲述的奴隶生活，比如1789年出版的埃奎亚诺的《一个非洲黑奴的自传》（The Interesting Narrative of the Life of Olaudah Equiano）和1845出版的《一个美国黑奴的自传》（Narrative of the Life of Frederick Douglass, an American Slave）。小说则更具感染力，例如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或叫《卑贱者的生活》, 1852年）。小说刻画了最撕心裂肺的场景，母亲被迫离开她们的孩子，善良的汤姆因拒绝鞭打其他奴隶而被殴打致死。这本小说销量达30万册，成为废奴运动的催化剂。甚至有这样的传说，亚伯拉罕·林肯在1862年见到斯托夫人时说：“原来你就是那位引发这场伟大战争的小妇人啊！”

    1865年，在经历美国历史上最严酷的战争之后，美国宪法第十三修正案废除了奴隶制。很多国家此前已废除了奴隶制，法国在反复中先后两次宣布废除奴隶制，第一次是在1794年法国大革命初期，但拿破仑在1802年复辟，于是法国在1848年第二共和国时期再次宣布废除奴隶制。世界其他地区也相继废除了奴隶制。许多百科全书提供了废除奴隶制的时间线，这些时间线在区域划分和对“废止”的定义上有所不同，所以彼此略有出入，但是它们显示了同样的模式，即废奴呼声的高潮始于18世纪末。图4-6显示了自1575年以来正式废除奴隶制的国家和殖民地的数量。

    图4-6 废除奴隶制的时间

    资料来源：我见到过的最完整的废奴清单是维基百科上的“Abolition of slavery timeline”词条（2009年8月18日资料）。维基百科这一词条下“现代”栏目中包括我在前面提到过的所有政治实体的废奴事件。

    债役是奴隶制的近亲。在《圣经》时代和古代，还不起债务的人就有可能被奴役、被监禁或者被处死。[87]“严刑峻法的”（draconian）一词的词源是古希腊立法者德拉古（Draco）的名字，他在公元前621年制定法律，规定欠债者被罚没为奴。《威尼斯商人》中夏洛克要求从安东尼奥的身上割下一磅肉的权利，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种制度。到16世纪，不履行债务的人不再被奴役或处死，但是成千上万的债务人塞满了负债人监狱。有时，他们虽然完全破产，但还要自理饭费，只有靠从监狱的窗口向过路的行人乞讨来维持生命。在19世纪初的美国，数以千计的欠债人——其中包括很多妇女——被困在监狱中，半数以上人的债务还不到10美元。与反对奴隶制的运动一样，19世纪30年代兴起的一场改革运动既诉诸理性，又诉诸情感。国会的一个委员会在辩论时说：“如果所有这些被压迫的受害人聚集起来，和他们受到连累的妻子、儿女和朋友一起站在我们面前，那种场景会让人性战栗。”[88]1820—1840年，美国几乎所有的州都废除了债役，而大部分欧洲国家在19世纪60和70年代也废除了债役。

    佩恩注意到，我们对待欠债人的历史勾画出一个暴力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全面退缩的神秘进程。西方社会已经从奴役和处决欠债不还的人，变为监禁，再变为没收他们的财产抵债。他指出，甚至没收财产也是一种暴力行为：“约翰用信用卡买了食品杂货，随后拒绝付账，他并没有行使暴力。如果店家去法院起诉，使警方出面没收约翰的汽车和银行账户，那么店家和警察就是首先使用了暴力”。[89]因为这是一种暴力——虽然人们一般都不这样想，这样的操作也已经减少了。破产法的趋势是，尽量减少惩罚和挤压欠债人的资产，给予他们机会重新开始。在许多国家，欠债人的房屋、汽车、退休金和配偶的资产都是受保护的，当一个人或者一个公司宣布破产之后，他们可以不受惩罚地勾销很多债务。在欠债人塞满监狱的年代，人们会预言，这样的宽宏大量会彻底葬送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依靠的就是借贷还钱。但是商业生态系统继续进化，为失去了的杠杆寻找新的适应手段。当贷方不能再合法地对借方进行强制性威胁后，信用检查、信用评级、贷款保险和信用卡等种种新手段应运而生，经济生活一直在继续。一整个种类的暴力就这样消失了，承担同样功能的新机制开始运作，但没有人意识到它和原来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有何种关联。

    当然，奴隶制和其他形式的奴役制度还没有在地球上完全消失。从最近对涉及劳工和卖淫的人口走私报道来看，有些人对统计数据视而不见，对道德进步麻木不仁。他们说，自18世纪以来，世界就没有发生变化。在他们眼里，好像世界上少数地区秘密的奴役行为和世界性的有政府支持的奴隶制度没有什么区别。此外，现代人类的人口贩卖令人发指，但它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与当年非洲奴隶贸易的恐怖相提并论。正如在2003年发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口贩卖统计项目（UNESCO Trafficking Statistics Project）的戴维·法因戈尔德（David Feingold）在谈到今天人口贩卖的温床时所说：

    人口贩卖较之于贩奴，尤其是跨越大西洋的奴隶贸易，充其量也是微不足道的。18和19世纪，非洲的奴隶是在战争中被劫持或者捕获的。他们被送往新大陆终生为奴，他们或他们的孩子几乎很少能逃离那里。相比之下，虽然今天的人口贩卖中还有一些受害者是被劫持的，但对大多数人来说……人口贩卖是移民过程中发生了严重的错误。尽管有时迫于环境的压力，但大多数人是为了寻找更富裕或者更刺激的生活而自愿离开家园的。他们在途中陷入了受威胁和受剥削的处境。无论如何，这种处境不会是终身性的，被贩卖的人也不会成为永久或者世袭的贱民阶层。[90]

    法因戈尔德还提到，人权团体报告的人口贩卖人数，被记者和非政府组织一再引用，通常都是无中生有，或者是为了支持他们倡导的价值观念而被夸大了。尽管如此，人权活动家也承认，情况已经有了显著改善。“解放奴隶”组织（Free the Slaves）的主席凯文·贝勒斯（Kevin Bales）发表过一个声明。尽管他以含糊的统计数据作为开场，但它客观地描述了这个问题：“虽然奴隶的真实数量是有史以来最多的，但按世界总人口计算，奴隶所占比重也许是最小的。今天，我们不必打赢这场法律战，每一个国家的法律都反对奴隶制。我们也不需要去做经济论证，因为没有哪个经济是依赖奴隶制的（与19世纪不同，没有奴隶，整个产业都会垮台）。我们也不需要做道德论证，因为没有人再试图为奴隶制辩护了。”[91]

    * * *

    “理性时代”和启蒙时代快速终结了很多暴力制度。但还有两种制度更顽固，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又延续了两个世纪，它们是暴政和国家之间的战争。尽管人类消除暴政和战争的第一波系统的努力几乎在摇篮中就夭折了，而且只在我们有生之年才开始成为主流，但是，奠定了人道主义革命的新思潮和新理念，也正是今天抗拒暴政和战争新努力的思想源泉。我将在下文中逐一说明。

    专制统治和政治暴力

    说到政府，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有一句名言，指政府就是一个垄断了使用暴力的合法组织。所以说，根据这一性质，政府就是执行暴力的工具。在理想的状态下，暴力仅仅被作为一种威慑犯罪分子和入侵者的备用工具，但是，几千年以来，大多数政府都不具备这样的克制力，而是沉湎于滥用暴力。

    如果说专制就是“社会的首领有权任意地，而且不受惩罚地杀害自己的臣民”，在这个意义上，最初出现的国家组织，全部是专制主义国家。[92]劳拉·贝齐格的研究已经表明，在巴比伦、希伯来、古罗马帝国、萨摩亚、斐济、高棉、纳齐兹、阿兹特克、印加和九个非洲王国都可以找到专制统治的证据。这些专制统治者生活奢侈、后宫糜烂，充分地享受权力，把达尔文主义的“适者生存”原则发挥到了极致。一份早期英国殖民者在印度的报告中提到，“苏拉特的莫卧儿总督举行了一次晚会……晚会受到干扰，因为主人突然大发雷霆，下令将所有的舞女就地斩首。英国来宾被吓得目瞪口呆”。[93]英国人之所以能够承受这种打击，是因为这个母国刚刚结束专制统治。当亨利八世陷入各种坏情绪时，他处死了两个妻子、几个被怀疑是她们情人的男子、多名他自己的顾问（包括托马斯·莫尔和托马斯·克伦威尔）、《圣经》翻译家威廉·廷代尔，还有数万名其他人。

    世界各地都有独裁暴君心血来潮滥杀无辜的故事。智慧国王所罗门提议通过劈开婴儿来解决谁是母亲的争执。《一千零一夜》（《天方夜谭》）的故事背景是波斯国王每天要杀死一位新娘。印度奥里萨邦富有传奇色彩的国王纳拉辛哈德瓦，要求不多不少1200名艺术家用不多不少12年建造一座庙宇，否则将全体被处死。在瑟斯博士的《巴塞洛缪·卡宾斯的500顶帽子》中，主人公差点儿因为无法在国王面前摘下帽子而被砍头。

    而独裁者自己也是成于刀剑毁于刀剑。在人类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政治谋杀——挑战者杀死首领，夺权篡位——是权力转移的主要机制。[94]政治谋杀不同于现代的暗杀，后者试图发表政治声明，执行人想要被载入史册，或者纯粹就是疯狂。从事政治谋杀的人本身就是政治精英集团的成员，弑君夺位，期望登基之后承继大统，被承认具备合法性。扫罗王、大卫王和所罗门王都曾经是谋杀阴谋的目标，或者是谋杀阴谋的参与者。在古罗马帝国分崩离析之前，共经历了49位皇帝，其中有34位是被卫兵、高官或者自己的家人杀死的，尤里乌斯·恺撒不过是其中之一。曼纽尔·艾斯纳做过计算，公元600—1800年，有1/8的欧洲君主是被谋杀的，其中1/3的谋杀者篡夺了王位。[95]

    政治领袖不仅相互残杀，而且通常对其公民实施大规模暴力。他们对人民滥施酷刑，大兴牢狱，随意处决，而且让人民食不果腹，为了宏大的建筑工程拼死劳作。鲁梅尔估计，在20世纪之前，这些专制政府共杀害了1.33亿人，而总数则可能高达6.25亿人。[96]所以，在一个社会中，一旦抢劫和仇杀得到控制，减少暴力的最大机会是减少政府的暴力。

    到17世纪和18世纪，许多国家的暴政和政治谋杀开始减少。[97]艾斯纳估算，自中世纪到1800年，欧洲弑君率下降至原来的1/5，特别是在西欧和北欧。这种改变的典型是斯图亚特王朝的两位国王的命运，他们均与英国议会长期纷争。1649年，查理一世被砍头；但在1688年，他的儿子詹姆士二世在光荣革命中被不流血地请下王位。甚至在他试图政变之后，也只是被强迫去国流亡。到1776年，美国革命将“专制制度”的定义降低到对茶叶征税和为士兵提供食宿的水平。

    同时，政府的专制性逐渐减弱，思想家在不断地探索新的原则和方式，以便将政府的暴力控制在最低限度。它始于一场观念的革命。政府不再被视为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或者是上帝统治其王国的地方特权。人们开始认为，政府就是一个小工具——一个人类的技术发明，目的是增加全体人民共同的福祉。当然，政府从来都不是一个刻意的发明，它早在有文字的人类历史之前就已经存在了，所以这种新的思想方式确实需要超前的想象力。霍布斯、斯宾诺莎、洛克、卢梭，以及后来的杰斐逊、汉密尔顿、詹姆斯·麦迪逊和约翰·亚当斯，这些思想家都设想过在自然状态下人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并在头脑中反复构思一群理性的人会怎样安排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结论是，新的制度与当时的神权政治和世袭君主制毫无相似之处。很难想象，一个在自然状态下的理性人，会选择君权神授这种制度安排——“朕，即国家”，或者让一位近亲生育的10岁儿童登上王位。相反，政府应该为自己的人民效劳。国家权力，也就是霍布斯所说的“让大家敬畏”的力量，并不意味着国家手持为谋求自己的私利而残害公民的许可证。这个力量不过是一项得自人民授权执行的协议，即“一个人，在其他人也愿意这样做的条件下，自愿放弃绝对的权利，并且同意，自己享有特定的自由，正如他容许其他人也只享有同样特定的自由一样”。[98]

    我们可以公平地说，霍布斯本人并没有将这个问题思考透彻。按照他的想象，在某个清晨时分，人民突然就给予一个主权国家或者一个委员会一次性的永久授权。在此之后，这个国家或委员会即充分地体现了他们的利益，以至于他们从此不再需要提出任何疑问。一个人只要设想一下美国的某位议员，或者英国王室的某位成员（且不说那些统帅或委员），就会明白这样的安排会导致什么样的灾难。现实中的国家——利维坦是有血有肉的人，具备我们能够期望智人物种所可能具有的所有贪婪和愚昧。洛克认为，当权者将会“使自己免受自己所制定的法律的约束，并在制定和执行法律的时候，让法律符合自己的意愿，从而有了置于社会其他成员的利益之上的私利，违反了组织社会和政府的初衷”。[99]他呼吁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而且一旦政府不再执行人民的意愿，公民有推翻政府的权利。

    霍布斯和洛克理论的继承人将他们的思想推向新的高度。经过长期的研究和争论，他们拿出了美国宪政政府的设计蓝图。他们痴迷于这样一个问题：一个由易犯错误的人组成的统治集团如何能够具备足够的力量，阻止公民互相残杀，同时自己又不会变得自大到成为最大的侵害力量。[100]麦迪逊写道：“如果人都是天使，政府就是没有必要的。如果天使要统治人类，就没有必要对政府进行外部或内部控制。”[101]结果，洛克三权分立的思想被写进了新政府的设计中，因为“必须以野心来抵抗野心”。[102]于是，美国政府被分成行政、司法和立法三个权力部分。在联邦体系中，政府分为州和全国两级，定期的选举能够迫使政府关注大众的意愿，并以有序和平的方式移交权力。但最重要的也许是，政府存在的先决条件就是它要肩负的使命，即在公民的同意下，保障公民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并且以《权利法案》的形式，界定一系列对政府权力的限制，约束政府不得对自己的人民实施暴力。

    美国政治制度的另一个创新是明确承认正和博弈的安抚作用。文明商业的理念贯穿在《宪法》的通商、合约和征用条款中，这些条款防止了政府过多介入公民之间的互惠交换。[103]

    18世纪时人们尝试的民主政体，就如同今天一项高新科技产品的1.0版，你能期待的只有这么多了。英国的民主政治清汤寡水、淡而无味；法国民主实践演变成一场十足的灾难；至于美国民主中的一个缺陷，大家最好去看看演员“冰茶”（Ice-T）扮演的杰斐逊是如何检视宪法草案的：“让我们来看看：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出版自由，你可以拥有奴隶……我看着很好啊！”但是，民主制度的初期设计的价值在于它继续升级的潜力。尽管有其自身的限制，它不仅开辟了一些区域，绝不容忍宗教裁判、残忍处罚和专制权威，而且还具备让自己继续扩张的基础。明确宣示“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皆生而平等”，不论当时这一宣言多么虚伪，它都是一个内在的权利保护者。以它为支撑，87年后废除了奴隶制，再经过一个世纪，其他各种形式的种族压迫制度被终结。一旦民主观念开始传播，全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受到它的感染，我们将会看到，自从政府出现之后，民主实际上就是一种最伟大的暴力遏制技术。

    大战

    在人类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为战争辩护的理由就是恺撒那句简洁扼要的名言：“我来过，我看见，我征服。”征服就是政府要做的工作。帝国兴起，帝国衰落，整个民族被征服，被奴役，没有人觉得这有什么不对的地方。那些被冠以“某某大帝”的历史人物，既不是伟大的艺术家、学者、医生，也不是伟大的发明家——这些人才是给人类增添了幸福和智慧的人。“大帝”都是些独裁者，他们的业绩是征服了广阔的疆土和疆土内的人民。如果希特勒的好运气能持续得再久一点儿，他可能会以“阿道夫大帝”的身份被载入史册。即使在今天，标准的战争史书籍告诉读者的主要是战马、盔甲和火药，而对于这些宏大场景下成千上万的人命伤亡却总是语焉不详。

    同时，战争中某些男男女女的个人命运，永远吸引着人们的眼球，一直是审视战争的道德视角。在公元前5世纪的中国，儒家和道家的对立派墨家的创始人、哲学家墨子就说过：

    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说往，杀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矣；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不义，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

    今有人于此，少见黑曰黑，多见黑曰白，则必以此人为不知白黑之辨矣……今小为非，则知而非之；大为非攻国，则不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辨乎？[104]

    偶尔也有西方先知高扬和平的理想。先知以赛亚祈愿说：“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105]基督教导说：“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诅咒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转过来由他打。”[106]虽然基督教以一场和平运动为开端，但到公元312年时，情况急转直下。古罗马帝国统治者君士坦丁看到一个奇异的景象——天空中出现了一个燃烧的十字架，上面写着“以此必将征服”，随后他使古罗马帝国皈依了这个好战版的基督教信仰。

    几千年间，尽管有周期性出现的和平和厌战情绪，但战争状态几乎连绵不断。根据《不列颠百科全书》，中世纪的国际法的前提是：“（1）各方无法就和平和停火达成一致，因此即使在独立的基督教社区之间，战争也是国际关系的基本状态；（2）除非有单独的安全通行权和条约一类的特殊安排，统治者都认为自己有随意处置外国人的绝对酌情权；（3）公海不属于任何国家，谁都可以为所欲为。”[107]在15、16和17世纪，欧洲国家之间战争频繁，平均每年爆发约三场新战争。[108]

    反对战争的道德理由是无可辩驳的。音乐家埃德温·斯塔尔这样说：“战争。啊哈！它有什么好处？绝对什么也得不到。战争是千千万万个母亲眼中的泪水，她们的儿子走上战场，失去生命。”只是在大多数时候，人们都不在意这个观点，原因有两个。

    第一，此乃“别人的问题”。如果一个国家决定不再学习战争，但是它的邻国继续好战，和平的镰刀无法抵御好战的梭镖，它很可能成为入侵国的阶下囚。迦太基人败于古罗马人，印度人败于穆斯林入侵者，清洁派教徒败于法国人和天主教教会，还有很多国家历史上不止一次地被卡在德国和俄国之间，都是这种命运的实例。

    第二，和平主义在自己的国家内也经常是军国主义势力打击的对象。在一个已然陷入战争或者即将卷入战争的国家，国家的领袖无法分辨谁是和平主义者，谁是胆小鬼或者叛国者。在历史上，再洗礼派和其他许多主张和平的教派一样，一直受到迫害。[109]

    只有在某一时刻，大批选民受到反战情绪的感染，和平主义才能得到关注和支持。必须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为基础，反战运动才不至于完全依赖人民的道德诉求。正是在“理性时代”和启蒙时代，和平主义摆脱了原来虔诚但毫无效果的状态，成为一场具有切实可行的议程的运动。

    将毁灭一切的战争魔鬼送回老家的方法之一是讽刺。道德说教会受到嘲弄，激情雄辩可以被送进监狱，但讽刺是一种难以压制的、圆滑的，并可以达到相同目的的反对力量。它诱惑听众变换角度，站在一个外人，比如一个傻瓜、一个外国人或一个游客的角度观察社会，让人们领悟到自己社会中的虚伪和人性中的缺陷。如果听众听懂了笑话，如果读者或观众喜欢这些小品，这说明他们默认了作者对原有规则的解构，而作者完全不需要做长篇大论的批判。比如，莎士比亚笔下的福斯塔夫对荣誉概念——人类历史上众多暴力的主要源泉——进行了迄今为止最精辟的分析。哈尔亲王催促福斯塔夫立即参战，说“哎，只有一死，你才好向上帝还账”。福斯塔夫沉思地说：

    这笔账现在还没有到期，我可不愿意在期限未满以前还给他。他既然没有叫到我，我何必那么着急？好，那没有关系，是荣誉鼓励我上前的。嗯，可是假如当我上前的时候，荣誉把我报销了呢？那便怎么样？荣誉能够替我重装一条腿吗？不。重装一条手臂吗？不。解除一个伤口的痛楚吗？不。那么荣誉一点不懂得外科的医术吗？不懂。什么是荣誉？两个字。那两个字荣誉又是什么？一阵空气。好聪明的算计！谁得到荣誉？星期三死去的人。他感觉到荣誉没有？没有。他听见荣誉没有？没有。那么荣誉是不能被感觉的吗？嗯，对于死人是不能被感觉的。可是它不会和活着的人生存在一起吗？不。为什么？讥笑和毁谤不会容许它的存在。这样说来，我不要什么荣誉；荣誉不过是一块铭旌；我的自问自答，也就这样结束了。[110]

    讥笑和毁谤不会容许它的存在！一个多世纪之后，即1759年，在“七年战争”期间，约翰逊设想了一个魁北克的印第安人首领会怎样向他的人民评价“欧洲人的战争艺术和规矩”：

    他们有成文的法律，他们吹嘘说这个法律是来自那个创造了大地和海洋的他。他们自称相信并遵循这个法律，在离开生命的时候，他就会让他们感到愉悦。为什么这个法律没有被传达给我们？它被藏起来了，因为它被违反了！他们怎么可能向一个印第安民族传布这样的福音。我被告知，他们的第一条戒律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贪婪之子拔剑互相残杀，将强取豪夺称为宣战书。让我们漠然看待这场屠杀，并记住，每一个欧洲人的死亡都是将这个国家从暴君和强盗手中拯救出来，因为他们向我们提出的要求，还算是国家对国家的要求吗？这难道不是秃鹫对小兔、老虎对小鹿的要求吗？[111]

    （上文中提到的小兔是指野兔的幼崽。）乔纳森·斯威夫特的小说《格列佛游记》（1726年）典型地刻画了优势地位转变的情况——从小人国转到巨人国。斯威夫特通过格列佛的嘴向巨人国的国王讲述了自己国家的近况：

    他对我叙述的我国近百年来的大事记感到十分惊讶。他断然宣称，那些事不过是一大堆阴谋、叛乱、暗杀、大屠杀、革命和流放，是贪婪、党争、虚伪、背信弃义、残暴、愤怒、疯狂、仇恨、嫉妒、淫欲、阴险和野心所能产生的最严重的恶果……

    “至于你呢，”国王接着说，“你生命的大半时间一直在旅行，我很希望你到现在为止还未沾染上你那个国家的许多罪恶。但是，根据你自己的叙述以及我费了好大劲儿才从你嘴里挤出的回答来看，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你的同胞中，大部分人是大自然从古到今容忍在地面上爬行的小小害虫中最有毒害的一类。”[112]

    法国人也喜欢嘲讽。布莱兹·帕斯卡（1623—1662年）在《思想录》中这样想象：“为什么你要为了自己的利益杀死我？我手无寸铁。”“为什么，你不是生活在河对面吗？我的朋友，如果你生活在我这一边，杀了你，我就是个凶手，但是既然你生活在对岸，我就是英雄，不过如此。”[113]在伏尔泰的小说《老实人》（1759年）中，他也借虚构人物的口发表了反战言论，比如，“100万名身穿制服的暗杀者，咆哮着从欧洲的一端冲到另一端，为了挣他们每日的口粮，军纪严谨地从事着谋杀和掠夺”。

    在讽刺作品告诉大家战争的虚伪和卑鄙的同时，18世纪开始出现论证战争非理性和可避免的新理论。最早出现的是“文明商业”，即正和收益的交易必定比零和或者负和收益的战争更有吸引力。[114]虽然还要再等200年，人类才会使用博弈论的数学语言，但其关键的思想可以用文字简明地表述如下：如果你能够用更少的钱从别国那里购买财宝，然后把自己的东西卖给他们，为什么还要花钱再加上流血伤亡去侵略别国，抢劫这些财宝呢？圣皮埃尔神甫（Abbé de Saint Pierre, 1713年）、孟德斯鸠（1748年）、亚当·斯密（1776年）、乔治·华盛顿（1788年）和康德（1795年）都在文章和著作中赞扬自由贸易，因为它把各国的物质利益联结在一起，鼓励它们彼此珍重对方的存在。正如康德所说：“商业的精神迟早会抓住每一个人，它是不能和战争共存的……所以，尽管并非完全出于道德动机，各国将被迫促进和平的崇高事业。”[115]

    就像对待奴隶制那样，贵格会成立了反对战争制度的活动团体。这一教派对非暴力的信奉虽说是来自他们的宗教信仰——神通过人类的每一个个体生命向我们讲话，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业绩卓著的生意人，而不是禁欲的路德派。他们创立了伦敦劳埃德保险公司（伦敦劳合社）、巴克莱银行，还有宾夕法尼亚殖民地。[116]

    那个时代最出色的反战文献当属康德1795年的论文《永久和平论》。[117]康德从来不是一个空想家，他在文章的开始就做了谦逊的忏悔，说这个标题是来自一家小旅店的招牌，招牌画面是墓地外加这样一行文字。接着他逐一陈述了实现永久和平的六个先决步骤，接着又给出了三大原则。这些先决步骤是：和平条约不应留下战争的可能性；一个国家不得吞并另外一个国家；解散常备军；政府不得借债资助战争；一个国家不得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在战时，国家应避免使用破坏对未来和平信心的战术，比如暗杀、投毒和煽动叛国。

    更有意思的是他的几项“正式条款”。康德坚信人性的限制，他在其他地方曾经这样写过：“人性是块弯曲的木材，做不成任何正直的东西。”因此，他从霍布斯的概念出发：

    人类肩并肩和平相处的状态不是自然状态，自然状态是战争状态的一种。这不是说人类一直处于交战状态，但至少一直受到战争的威胁。所以，和平状态是人们建设的结果。为了确保不发生战争，仅仅是简单地不采取敌对行动是远远不够的；而且，除非每一个邻国（只有文明国家才有可能）都接受安全条约的约束，各国都会视自己的邻国为敌国，而各国都恰恰要求自己的敌国接受条约。

    接着，他概述了他的永久和平的三大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各国都是民主政体。康德使用的字眼是共和制，因为他将民主与暴民统治联结在一起，他脑子里所想的是一个致力于自由、平等和法治的政府。康德争辩说，民主政体之所以不会互相开战，有两个原因：第一，民主作为一种设计的政府形式，基础是非暴力的——这个设计“源自纯粹的法治概念”。民主政府只有在保护自己公民的权利时才会使用武力。康德这样推理，民主国家往往会在与其他国家交涉时将这一原则外部化，这些其他国家也只应该由自己的公民而不是其他势力统治。

    第二，更重要的是，民主政体倾向于避免战争，因为所有战争的收益都归国家领袖，而代价则由人民来支付。在专制政体下，“世界上最容易做出的决定就是宣战，因为对于一个专制的统治者来说，他是领主而不是国家的成员，战争不需要他牺牲任何快乐，诸如他的餐饮、狩猎、乡间别墅、宫廷仪式等等。因此，他很可能为一些最微不足道的理由而发动战争，就像他因为开心而举办一次晚会一样”。但是，如果权力在民，他们就会再三考虑是否要在愚蠢的海外冒险上浪费自己的钱财和生命。

    永久和平的第二个条件是“以自由国家的联盟为基础制定国际法”——一个“国联”，他这样称呼它。这个联盟是一个国际化的利维坦。鉴于每一个国家都认定自己永远正确，国联将超越单个国家，给争端提供客观的第三方仲裁。正如为了避免可怕的无政府状态，个人认同社会契约，向国家交出某些个人的自由，国家之于国联则是：“对于国家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只存在一种合理的方式让世界能够避免无法无天的必然引发战争的局面。如同个人，国家必须放弃它们蛮横（无法无天）的自由，将自己纳入公法的制约，从而建立一个包括不同国家的不断增长的实体，最后将世界上的所有国家纳入其中。”

    康德并没有设想一个拥有全球军队的世界政府。他认为，国际法可以自我执行。“各国对法律这个概念（至少在言辞上）的尊重证明，人身上还沉睡着更强大的道德意愿，要去克制自己身上的邪恶因素（他不能否认这一点），并且期望其他人也这样做。”说到底，《永久和平论》的作者也就是提出“绝对命令”的人，绝对命令（或“绝对律令”）是指人应该按照能够成为普遍行为准则的方式行动。这些乍听起来都是虚无缥缈的空想，但康德把这一思想与民主的传播联结在一起，让这一思想落在坚实的地面上。两个民主国家可以相互承认对方所遵从的原则的有效性。这使它们区别于神权政治，神权政治基于狭獈的信仰；这也使它们区别于专制政体，专制政治基于家族、王朝或者有魅力的领袖。换句话说，如果一个国家有理由相信它的邻国是按照与自己相同的方式组织政治事务，那么，因为两国政府解决问题的手段是一样的，所以两国均无须担心对方会发动进攻，也就均无须采取先发制人的防卫行动。以此类推，双方都不会掉进霍布斯陷阱。比如说，今天的瑞典人不会因为担忧他们的邻居正在酝酿什么“挪威高于一切”的计划而夜不能寐，挪威人对瑞典人也没有这样的顾虑。

    永久和平的第三个条件是“普世友好”或者“世界公民”。一个国家的人民只要不随身携带武器，就应该能够自由安全地生活在其他国家。跨越国界的对话、贸易和其他“和平关系”将全世界人民编织在同一个共同体中，“一个地方发生的侵权，全世界都会有所感受”。

    显然，无论是讽刺作家对战争的丑化，还是康德如何减少战争的实用主张，都没有立刻得到普遍认同，未能让西方文明逃脱150年后的一场浩劫。但我们将会看到，他们播下了一场运动的种子，这场运动后来开花结果，最终使世界远离了战争。即使在当时，对战争的新认识也立即产生了影响。历史学家注意到，对战争的态度在1700年左右开始发生变化。领袖们开始声称自己爱好和平，说战争都是被强加在他们身上的。[118]穆勒说过：“不可能再像恺撒那样简单而坦诚地宣布 ‘我来过，我看见，我征服 ’，这句话逐渐变成 ‘我来过，我看见，可当我站在这里观望的时候，他打了我，我赢了’。这也许应该被视为是一种进步吧。”[119]

    对许多国家来说，帝国权威不再具有吸引力了，这是一个更切实的进步。18世纪，世界上一些最好战的国家，比如荷兰、瑞典、西班牙、丹麦和葡萄牙，它们面对战事失利，不是扩张军备，计划反攻夺回胜利，而是退出征战的游戏，把战争和帝国甩给其他国家，自己埋头于商业贸易。[120]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这个变化带来的一个后果，即大国之间的战争时间变短了，频率降低了，参与的国家也减少了（虽然军事组织的进步意味着战争更具破坏性了）。[121]

    最伟大的进步尚未到来。过去60年来大规模战争数目的惊人减少，也许就是对康德象牙塔理论的迟到的辩护——如果现在还不是“永久和平”，也肯定是“长期和平”，而且是越来越长的长期和平。正如启蒙时代的伟大思想家预示的那样，我们能够得到这个和平，不仅是因为唾弃战争，而且是因为民主的传播、贸易和商业的扩张，以及国际组织的成长。

    人道主义革命源自何方？

    我们已经看到，曾经是数千年文明组成部分的不人道行为，突然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消失了。驱巫、折磨囚犯、处决异端、奴役外国人，所有这些令人作呕的残忍行为，迅速地从家常便饭变成了匪夷所思。佩恩评论过要解释这些变化是多么困难：

    抛弃这些武力的路径经常是人们意想不到的，甚至是神秘的——如此之神秘，有时人们感到是上天的力量在起作用。一次又一次地，那些暴力的基础原本是如此根深蒂固、自我强化，似乎只有魔法才能扫除这些暴力。人们只能用“历史”来解释这个造福世代的政策——减少暴力的使用——是如何逐渐加诸人类的，人类自己既不曾有意识地追求过它，也从来没有赞同过它。[122]

    停止使用武力惩罚欠债不还的人，就是这种神秘性的案例之一。这种未经特意追求的进步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大多数人从来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趋势。还有，远在民主原则被明确表述之前，英语国家中的政治谋杀就已经消失了。在这些实例中，一种模模糊糊的情感转变，也许成为一场精心设计的改革的先决条件。在争权夺利的集团放弃将谋杀作为分配权力的佳选之前，很难想象如何能实现一个稳定的民主政治。最近非洲国家和伊斯兰国家的民主未能站稳脚跟，这提醒我们，在改变有关暴力的规范之前，必须先改变治理的具体细节。[123]

    当然，在变化被落实为成文法律之前，情感的逐渐转变通常不足以改变实际的操作。比如，有良知的废奴鼓动家说服当权者通过法律，并以枪炮军舰为后盾，最后才终结了奴隶贸易。[124]至于血腥的运动、公开绞刑、残忍刑罚和欠债人监狱，也都是有良知的鼓动家和从他们开始的公众辩论影响到立法者，立法者通过法案，这些恶俗和暴行才被告废止。

    在解释人道主义革命时，我们不需要在默契的规则和明确的道德论证之间做取舍。两者是相互作用的。当情感发生变化，对现状提出质疑的思想家就有可能将理念付诸实施，他们就会有言说的机会，并被公众接受。他们的主张不仅说服了拥有权力的人，而且经过酒吧争吵、家庭辩论渗透进社会的文化情感，最后使人们的观念发生变化，形成新的共识。当一种常规被从上至下的改革宣布为非法之后，一方面，它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消亡，另一方面，它也不再是人们心目中的现实选项。比如在办公室和教室里抽烟，原本是人们的日常生活，但它后来被法律禁止，今天人们已经觉得原来的旧习简直不可思议。同样，奴隶制和公开绞刑这些恶行早已是过去，没有一个活着的人能记得它们。在今天的人们眼里，它们是难以想象的丑陋，甚至没有人会认真地对它们进行辩论。

    对其他生命及其痛苦的关注，也是深受人道主义革命影响的社会观念大转变。当然，人们的道德远远不是完美无瑕的，他们看见珍宝还是会产生占有欲，脑子里一样有见不得人的淫思绮念，甚至也会巴望杀死那些公开羞辱他们的人。[125]但是，一些其他的邪恶愿望已经不再吸引人，大多数人都失去了围观烧死一只猫的胃口，更不要说围观烧死一个男人或者女人。在这一方面，我们确实有别于我们几个世纪之前的祖先，对于其他生命遭受的无法言表的痛苦，他们不仅赞成，亲手实施，甚至还能够尽情地享受。那时候的人在想些什么呢？为什么我们今天没有他们的那些想法了？

    在了解第8章的施虐心理学和第9章的共情之前，我们还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看看哪些历史性的变化，让人们不再滥用残忍。同以往一样，寻找先于情感和行为变化的外生变量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但只有找到这样的外生变量，我们才能摆脱说人们停止残忍行为是因为他们变得不那么残忍了这样的循环逻辑。是什么改变了人们生活的环境，并最终引发了人道主义革命？

    * * *

    “文明的进程”是我们的一个备选答案。回想一下，埃利亚斯曾经表示，在向现代社会过渡的时期，人们不仅更加自制，而且培养起共情的意识。他们这样做，目的不是为了身体力行尊奉新的道德标准，而是因为要想获得成功，他们必须竭尽全力拉拢政界和商界的领袖。财富的获得越来越依赖社会关系网络，而不是农耕和抢掠。当然，嗜好残忍与协作社会的价值格格不入：如果你认为你的邻居会兴高采烈地看到你被开膛破肚，又怎么能和他们一起工作呢？文明的进程减少了个人暴力，自然也就削弱了对严刑峻法的需要，正如今天的“严厉打击犯罪政策”，也是随着犯罪率的升降而时紧时松。

    研究人权史的史学家林恩·亨特提出了“文明的进程”的另一个冲击效应：个人卫生和礼仪的改进。比如，使用餐具进食，性行为私密化，以及尽量不在人前进行排泄，并保持衣裳不沾染排泄物。她认为，烦琐的礼节增强了人们的“自主”意识——他们拥有自己的身体，这个身体具有内在的完整性，不是任何社会的附属品。身体的完整性越来越被认为是值得尊重的，不得以造福社会为理由、以个人牺牲为代价对其进行侵犯。

    我个人的情感倾向于更具体的东西。我怀疑，关于卫生对道德情感的影响，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假说，即人们彼此之间的反感越来越少了。人类对污秽和身体的排泄物非常反感，就像今天人们会回避身上散发着屎尿气的流浪汉；古人对邻居更冷酷无情，也是因为这些邻人肮脏邋遢，令人厌恶。更糟糕的是，人们很容易从生理反感滑向道德反感，视所有不卫生的东西为下贱卑鄙。[126]研究20世纪暴行的学者一直在琢磨，为什么当一个集团压倒性地统治另一个集团之后，特别容易发生残暴行为。哲学家乔纳森·格洛弗（Jonathan Glover）已经分析过人性灭绝的恶性循环。人们迫使那些受歧视的少数族裔在悲惨恶劣的环境中生活，让他们看起来更像是动物或低等人种，这刺激统治集团加倍地虐待他们，使他们的处境和状态进一步恶化，最后扫除了压迫者残存的最后一点儿良知。[127]也许，如果文明的进程是一部影片，这种人性灭绝的螺旋线就如同倒放这部电影，是历史潮流的逆转。而历史的浪潮是人们的生活更清洁，更有尊严，历经几个世纪之后，也更尊重人民的福祉。

    很不幸，“文明的进程”和“人道主义革命”在时间上并没有以一种互相影响的方式同步发展。国家和商业的兴起，凶杀的急遽减少，文明进程的不断向前迈进，历时几个世纪之久，但人们仍然不介意残酷刑罚、国王的绝对权力和对异端的凶残迫害。确实，当国家握有的权力越大，它也就变得越残忍。比如，动用酷刑逼供（而不是判刑监禁），就是在中世纪许多国家恢复罗马法的时候重新引进的。[128]一定有其他因素在17、18世纪加速了人道主义情怀的发展。

    * * *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人们在自己生活改善的同时变得更有同情心了。佩恩猜测说：“当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富裕时，他们的食物更好了，身体更健康，生活更舒适，他们觉得自己以及别人的生命都更有价值了。”[129]原来廉价的生命变得越来越珍贵，这一假说大致符合历史的大潮流。几千年来，世界一步步摆脱了人祭和酷刑处决等野蛮行径，也是几千年来，人们的寿命越来越长，生活越来越舒适。那些率先废除严刑峻法的国家，比如17世纪的英国和荷兰，确实位居那个时代最富有的国家之列。而在今天世界上那些贫困的角落，我们还能看到奴隶制、迷信杀戮和其他野蛮习俗。

    但是，“生命曾经一钱不值”的假说也有一些问题。当时许多比较富裕的国家，比如古罗马帝国，都是虐待狂的温床。今天在富有的中东石油输出国中，可能会发现截肢和石刑等严厉惩罚。更大的问题还是时间的不吻合。图4-7描绘了当代西方致富的历史，经济史学家格里高利·克拉克使用1200—2000年英国人均实际收入（按照能够购买固定数量的食物货币额）做富裕程度的测度。

    富裕水平在19世纪工业革命到来之后飞速上升。在1800年以前，世界是马尔萨斯理论的天下，食物生产的任何进步都带来更多嗷嗷待哺的嘴巴，人们低下的生活水平一直得不到改善。不仅英国如此，全世界都是如此。1200—1800年，欧洲国家经济水平的测度指标，比如收入、人均卡路里的摄取、人均蛋白的摄取、每个妇女存活的子女数量都没有上升趋势。确实，他们与狩猎-采集社会的水平几乎没有什么差距。只有当工业革命引进了更有效的制造技术，并兴建运河和公路等基础设施之后，欧洲的经济才开始飞速发展，人民也开始变得富有了。我们试图解释的人道主义革命在17世纪开始，到18世纪已然成为社会的主流。

    图4-7 1200—2000年英国人均实际收入

    资料来源：克拉克绘图，2007年a，第195页。

    即便我们能够说富裕和人道主义情感是相关的，也很难说清相关的原因。货币并不只是填饱肚子和给人一个遮风挡雨的栖身之地，也能买来更好的政府、更高的识字率、更大的流动性和其他东西。而且，我们不能肯定地说，贫困和不幸就一定会让人们享受虐待他人的乐趣。人们完全可以说，如果你亲身感受过痛苦和赤贫，你应该更不希望别人也遭受这样的命运；反之，如果一个人生活安逸，反而不容易了解别人的苦难。我会在最后一章再回到“生命曾经一钱不值”的假说，这里我们还要继续寻找其他可能的外生变量，来解释为什么人们变得更富有同情心了。

    * * *

    在工业革命前，图书生产是一个生产率得到显著提高的新技术。在1452年古登堡发明印刷术之前，每一部书籍都由手工抄写。书籍的制作不仅费时费工——一本相当于今天250页的书，需要37个工作日才能完成，而且在原材料和能源的使用方面都缺乏效率。手写字比印刷字难辨认，所以手写书的版面更大，使用的纸张更多，装订、储存和运输的费用也更高。古登堡发明印刷术之后，出版成为当时的高端技术行业。在工业革命期间，印刷和造纸行业的生产力提高了20倍（见图4-8），高于英国经济的增长率。[130]

    图4-8 15世纪70年代至19世纪60年代英国图书生产率

    资料来源：克拉克的图表，2007年a，第253页。

    高效的印刷新技术引发了图书出版业的大爆炸。图4-9显示，17世纪每年的图书出版数量迅速增长，而在18世纪末出现直线上升。

    书籍也不再是贵族和知识分子的玩物。研究识字率的学者苏珊·基恩（Suzanne Keen）指出：“到18世纪末，伦敦和外郡的市镇到处都有可以借阅图书的图书馆，图书馆向外租借量最大的就是小说。”[131]书籍的种类越来越多，越来越便宜，人们阅读的意愿也就越来越强烈。在普及教育和标准考试出现之前，很难估计读写的水平，但是历史学家一直在使用一种巧妙的替代方式进行估测，比如能够在结婚证书和法庭声明上签署姓名的人的比重。图4-10给出了克拉克整理的两组时间数列，它们显示，在17世纪的英国，识字率提高了一倍，而到17世纪末的时候，大部分英国人已经学会了读和写。[132]

    图4-9 1475—1800年英国每10年出版的图书数量

    资料来源：西蒙斯（Simons），2001年；图片来自网页。

    图4-10 1625—1925年英国的识字率

    资料来源：克拉克的图表，2007年a，第179页。

    西欧其他国家同时期的识字率也在提高。到18世纪末，大部分法国公民可以读写，虽然其他国家直到后来才出现识字的估计数字，但一般都认为，到19世纪初，丹麦、芬兰、德国、冰岛、苏格兰、瑞典和瑞士的大多数男性都识字。[133]不仅有更多的人能够阅读，而且他们阅读的兴趣也扩展了。历史学家罗尔夫·恩格尔辛（Rolf Engelsing）将这一发展称为“阅读革命”。[134]人们开始阅读宗教之外的世俗书籍，开始在集体阅读之外进行个人阅读。除了一本正经的文献，例如年鉴、宗教作品和《圣经》之外，人们也开始阅读小册子、小传单和期刊。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这样说：“18世纪末确实像是一个时代的转折点，不同阶层的人民开始接触到多种多样的读物，随着机器造纸、蒸汽动力印刷、活字铸排和几乎普遍识字，大众阅读的雏芽一路生长，在19世纪全面开花。”[135]

    当然，17、18世纪的人还有很多可以阅读的东西。“科学革命”已经让人们看到显微镜下的微观世界和天文望远镜中的宏观世界，意识到我们每天的生活不过是连续的浩瀚时空中一个小小的切片，我们居住的地方只是行星轨道上的一块岩石，并非创造世界的中心。欧洲人对美洲、大洋洲和非洲的探索，以及通往印度和亚洲的航线的发现，开辟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揭示了生活方式与读者迥然不同的异域民族的存在。

    我认为，写作和读写能力的提高是触发人道主义革命的外生变量的最佳候选因素。生活在由村庄和宗族组成的狭小世界中的人，只有通过五官感觉其狭隘的小世界，他们只有一个知识的来源——教会；而阅读给人们带来了关于其他人、其他地方和文化的迷人故事，以及五花八门的思想。出于几种原因，人们思想的扩展会给他们的情感和信仰增加一剂人道主义的良药。

    共情的兴起和对人类生命的尊重

    人类的同情心，并不是人看到另一个生命时就会自动产生的条件反射。我们会在第9章中看到，虽然不同文化的人都对亲人、朋友和婴儿表现出同情，但对于较远的邻居、陌生人、外国人和其他芸芸众生，人们就会有所保留。哲学家彼得·辛格（Peter Singer）在他的著作《扩大的圈子》（The Expanding Circle）中论证说：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人们已经将利益认同的人拓宽进自己的圈子。[136]有意思的问题是，是什么拓宽了共情圈。最好的答案是人们学会了读写。

    阅读是一种转换视角的技巧。当别人的想法出现在你的脑海中时，你就是站在那个人的角度观察世界。你不仅去看见、去听见那些你并未亲身经历过的场景，你还走进那个人的心灵，暂时分享他或她对世界的态度和反应。我们将会看到，“接受别人的观点”意义上的“共情”不同于“对别人感到同情”意义上的“共情”，但第一个共情是导向第二个共情的自然通道。一旦站在另外一个人的角度，你就会想到这个人是第一人称的——“我”，是现在时态的，有和自己一样的思想意识活动，只是想法和你有所不同。不难想象阅读他人文字的习惯能够让一个人养成代入别人观点的习惯，从而感受别人的欢愉和痛苦。在某一个瞬间，我们突然觉得自己就是绞架上窒息得脸色发青的人，或者是那个绝望地推开燃烧着的柴束的女子，或者自己正颤抖地经受着200下鞭打。我们也许会问自己，是否应该在任何人的身上使用这样的酷刑。

    接受别人的观点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成见。了解一个只有从外国人的、探险家的或者历史学家的眼睛才能看到的世界，能够将一个不可争议的规则（“这是常规”）变为一个准确的观察（“我们的部落正在这样做”）。有了对自我的意识，才有可能对自己的生活提问，质疑旧俗和常规是否能够改变。了解历史的进程，就会明白领先者可以变成落后者，落后者也可以变成领先者；沧桑人世，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人们也许会形成一种新的思维习惯，经常能够自己提醒自己：“我，不过是走运罢了。”

    那些让读者超越本乡本土的小见识的阅读绝不仅限于纪实图书。我们已经说过讽刺小说如何将人们带入假想世界，他们在那里看到自己的愚蠢和可笑，无须长篇累牍的说教，人们的情感就能发生改变。

    现实主义小说让读者一步一步进入一个和自己完全不同的人的生活，思其所思，感其所感，读者的共情圈就这样被扩大了。研究文学的学生都学过，18世纪是小说史的转折点。小说自此成为一种大众娱乐，到18世纪末，英法每年出版近百部新小说。[137]与初期出版的作品不同，新小说不再拘泥于讲述英雄、贵族和圣徒的业绩，而是再现普通人的悲欢离合以及奋斗和失意。

    林恩·亨特指出，人道主义革命的鼎盛期18世纪，也正是书信体小说的全盛时期。在这种类型的小说中，故事情节是在主人公自己的言说中展开的。与保持距离的旁白不同，主人公自己展示的思想和感情都是“实时的”。18世纪中叶，三部情节小说出人意料地成为畅销书，三本书的书名都是书中女主人公的名字：塞缪尔·理查森的《帕梅拉》（Pamela, 1740年）和《克拉丽莎》（Clarissa, 1748年），还有卢梭的《新爱洛伊丝》（New Hél.ise, 1761年）。书中描述的被禁止的爱情、难以忍受的包办婚姻，还有那些平凡女子（包括女仆）不平凡的悲惨命运，让许多与她们在生活中毫无交集的成年人感动得热泪盈眶。一位退役军官在给卢梭的信中热情洋溢地说：

    你让我为她发疯。想象一下吧，她的死让我泪如泉涌……我从来没有这样尽情地哭过。阅读此书给了我如此强烈的体验，我相信，我会很高兴在完成阅读的最后一瞬间死去。[138]

    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对小说让读者与他人认同并同情他人的作用赞赏不已。在为理查森所写的悼词中，狄德罗说：

    尽管你知道这是小说，但一旦你进入他的角色，你会不由自主地被卷入他们的对话，然后，你同意，你谴责，你爱慕，你开始烦躁了，你感到愤怒了。不知道有多少次——我已经不觉得奇怪了，我就像一位第一次被带进剧院的儿童，哭喊着对故事中的人说：“不要相信他，他是在骗你呀。”……他的人物都是来自生活中的普通人……他描写的激情，正是我自己内心的感受。[139]

    当然，教会的神职人员痛斥这些小说，还将几本小说列入《禁书目录》。一位天主教的神职人员这样写道：“翻开这些书，你就会看到，几乎所有作品都侵犯了神圣和人类正义的权利，父母对孩子的权威遭到蔑视，婚姻和友谊的神圣纽带被斩断。”[140]

    亨特认为存在这样一个因果链：阅读书信体小说，体会书中与自己经历完全不同的人物，就是一种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训练，最后就是转变为反抗残忍刑罚和践踏人权。和其他解释一样，对于这一相关性，我们很难排除还有别的解释。也许是因为其他原因，人们变得更有同情心，这也让人们喜欢书信体小说，并关切其他人的不幸遭遇。

    但是，一个纯粹的因果关系假说要比一个英语老师的幻想更靠谱。这一连串事件的顺序是：印刷出版的技术进步，大规模出版图书，识字率提高，小说风行于世，这些依次发生在18世纪人道主义革命开始之前。在某些情况下，一群人在受苦受难，但久已被社会遗忘。畅销小说或者回忆录向广大读者展示了这些人的生活和苦难，最后导致了政策的改变。当《汤姆叔叔的小屋》在美国让废奴活动家奔走呼号的同时，查尔斯·狄更斯的小说《雾都孤儿》（1838年）和《尼古拉斯·尼克尔贝》（Nicholas Nickleby, 1839年）让人们看到了英国工厂和孤儿院中的孩子受到的虐待。理查德·亨利·达纳的《航海两年》（Two Years Before the Mast: A Personal Nar-rative of Life at Sea, 1840）和赫尔曼·梅尔维尔的《白鲸》帮助结束了对水手的鞭刑。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乔治·奥威尔的《1984》、阿瑟·库斯勒的《正午的黑暗》（Darkness at Noon）、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One Day in the Life of Ivan Denisovich）、哈珀·李的《杀死一只知更鸟》（To Kill a Mockingbird）、埃利·威塞尔的《夜》（Night）、库尔特·冯内古特的《第五屠宰场》（Slaughterhouse-Five）、亚历克斯·哈里的《根》（Roots）、阿扎尔·纳菲西的《在德黑兰读〈洛丽塔〉》（Reading Lolita in Tehran）和艾丽斯·沃克的《拥有欢乐的秘密》（Possessing the Secret of Joy，一部讲述女性割礼的小说）都曾经唤起公众对某些受害人的关注。没有这些书籍，受害人和他们的苦难很有可能被社会遗忘。[141]电影和电视吸引了更多的观众，提供了更直观的体验。我们将在第9章介绍一些实验，它们证实虚构的故事确实能够激起人们的同情心，并促使他们采取行动。

    一般的小说也罢，书信体小说也罢，都是扩大共情的关键类型，让人们习惯于走出狭隘自私的角落。仅此一点，阅读的爆炸性增长就可能已经对人道革命做出了贡献。此外，它还可能有另外一个方面的贡献：为考量道德价值和社会秩序的新思想提供了一个温室。

    文字共和国和启蒙人文主义

    在戴维·洛奇（David Lodge）1988年的小说《小世界》（Small World）中，一位教授解释了他为什么认为精英大学正在衰亡：

    与过去相比，今天的信息变得越来越方便携带了。人也一样……过去20年以来，有三件事情让学术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航空旅行、直拨电话和复印机……只要你能找到一部电话、一台复印机，加上会议经费，你就成了，你就和这世界上最重要的大学——全球校园接通了。[142]

    莫里斯·扎普（Morris Zapp）说的没错，但是他过分强调20世纪80年代的技术。在他的著作发表20年后，这些技术被电子邮件、电子文献、互联网、博客、电话会议、Skype（一种即时通信软件）和智能手机超越。而在他说此话的200年前，当年的技术——航海、印刷图书和邮政服务已经让信息和人具有了便携性。它们的结果是一样的，一个全球校园、一个公共空间，或者用17和18世纪的叫法：一个“文字共和国”。

    任何一位21世纪的读者如果深入了解思想史，都会不由自主地被18世纪的“博客圈”打动。每一本书刚出印厂，立即被销售一空，旋即再版印刷，接着就是被翻译成数种文字，评论的小册子和单张接踵而至，学者通信交流，最后是又一本新书火热出炉。洛克和牛顿这样的思想家通了上万封信。伏尔泰一个人就写了18 000多封信，足足编纂了15卷书。[143]当然，按照今天的标准，这种对话的进行速度过于缓慢，需要数周甚至数月才有一次交流，但它的速度足以引发讨论、批评、融会、提炼，并引起当权者的关注。最著名的事例是贝卡里亚的《论犯罪与刑罚》，此文一出，即在欧洲思想界引起轩然大波，推动了在全欧洲废除酷刑惩罚。

    只要有一定的时间和足够的供货人，思想的市场不仅会传播思想，而且会改变思想的创作。没有人能聪明到在一开始就知道什么观点最有价值。牛顿（很难说他是个谦虚的人）在1675年给科学家同行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的一封信中承认：“如果说我能看得更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人类的头脑擅长将一个复杂的想法打包，并将它与其他想法结合成更复杂的组合，再将这个组合打包，做成更大的装置，然后再结合更多其他思想，层出不穷。[144]为了做到这一点，需要稳定的源源不断的组件供给，而这必须依靠各种思想交流的网络。

    全球校园不仅增加了思想的复杂性，也提高了思想的质量。在蜗居的隔绝中，难免会滋生各式各样怪异和有害的思想。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一个有害的观点暴露后，其他思想家的批评至少让这个观点有了枯萎和死亡的机会。在“文字共和国”中，迷信、教条和野史的寿命都不长，那些就控制犯罪和管理国家冒出来的馊主意也得意不了几时。放火烧一个人，观察他是否会被烧死，以此来判断他是否有罪，这种方法是十分愚昧的。因为一个女子与魔鬼交配并将魔鬼变成猫而处死她，同样愚蠢至极。除非你自己就是世袭的专制君主，否则你不可能认同世袭专制君主是最佳政体这样的奇谈怪论。

    在洛奇1988年提到的技术名单上，只有喷气式飞机还没有被互联网取代。这也告诉我们，有时面对面的沟通是无法被替代的。飞机让人们团聚一堂，但生活在同一个城市的人不是已经“团聚一堂”了吗？所以，城市一直是思想的熔炉。国际化的大都市可以聚集大量不同思想的人，还提供了大量的角落和缝隙，足供特立独行的人寻找藏身避难之地。“理性时代”和启蒙时代也正是城市化的时代。伦敦、巴黎和阿姆斯特丹成为知识的骡马大市，思想家每天都在沙龙、咖啡馆和书店聚会，对时兴的观点评头论足。

    阿姆斯特丹是思想角斗的主战场。在17世纪“荷兰的黄金时代”，它是一个喧嚣的港口，向各种商品、思想、货币和人敞开大门。它包容了天主教、再洗礼派、各个新教教派，也包容了祖先被葡萄牙驱逐出境的犹太人。它拥有众多出版商，禁书出版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它不仅印刷有争议的书籍，还向那些禁止这些书籍的国家出口。斯宾诺莎就是阿姆斯特丹人，他将《圣经》作为文学分析的对象，还构造了一套包罗万象的理论。在这套理论中，他完全没有给上帝留下存身之地。1656年，犹太社区将斯宾诺莎逐出，当时欧洲宗教审判的恐怖经历记忆犹新，犹太社区非常担忧这是否会惹恼身边的基督徒。[145]悲剧并未落到斯宾诺莎头上，但如果他住在偏僻的乡村，情况可能就不一样了。他不过是收拾了自己的物品，搬到另外一个小区而已，接着，他又搬到更宽容的荷兰城市莱顿。两个城市的作家、思想家和艺术家圈子都对他张开了双臂。约翰·洛克在1683年被怀疑参与了反对英王查理二世的阴谋，阿姆斯特丹成了他的避风港。勒内·笛卡儿也不断地变换住址，风声一紧，他就在荷兰和瑞典两国之间来来往往。

    经济学家爱德华·格莱泽（Edward Glaeser）将自由民主的出现归功于城市的兴起。[146]暴虐的独裁者即使被他的人民鄙视，仍然能保住权力，这个谜被经济学家称为“社会两难困境”或者“搭便车问题”。在专制制度下，独裁者和他的打手们有强烈的动机把持权力，但单个的国民却缺乏动机去推翻他，因为虽然民主的收益惠及全民，但反抗者却要独自承担专制镇压的风险。城市像一个熔炉，将金融家、律师、作家、出版商和人脉广泛的商人聚集到一起，他们可以在酒吧或行会大厅共谋挑战现政权的大计，彼此分工合作，共担风险。古希腊的雅典、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美国革命时期的波士顿和费城、低地国家的各个城市都是孕育民主的城市典型，今天的城市化和民主化也总是并肩同行。

    政治暴君和宗教暴君从来都知道信息的流动和人的流动所具有的颠覆性力量，所以他们一向压制言论、写作和结社的自由，这就是为什么民主国家要通过权利法案保护这些渠道。在城市和文化兴起之前，自由的思想很难形成和聚合，所以可以说，人道主义革命出现的部分原因是17世纪和18世纪城市的兴起。

    * * *

    当然，将人和思想汇聚在一起，不能决定这些思想会怎样演化。“文字共和国”和大都市的兴盛也不能单独解释为什么在18世纪出现了人道主义伦理观，而不是为酷刑、奴隶制、专制主义和战争寻找更合理的解释。

    我个人的看法是，这两个发展是相互关联的。当一个具备一定规模的、由自由和理性的力量组成的社区协商一个社会应该如何管理自己的事务，在逻辑的一致性和世界各方反馈的制约下，他们的共识必然指向一定的方向。正如我们不需要解释为什么分子生物学家发现的DNA有四个组成单位——假定他们的实验操作正确，假定DNA确实是有四个组成单位，从长期来说，他们不可能再找到任何其他结果，我们也不需要解释为什么启蒙思想家会逐渐开始反对非洲奴隶制、酷刑、专制王朝，以及处死女巫和异端。在公正、理性、见多识广的思想家的大量观察下，这些做法最终被认为是不正当的。在思想的王国中，一个思想蕴含着其他思想，思想本身就是一种外生的力量。一旦一个思想家群体进入这个王国，无论他们所处的实际环境如何，他们的思想都将被迫向某些方向发展。我认为，道德发现的过程是人道主义革命最重要的动因。

    我打算继续就这个观点进行更深一层的阐述。在人类历史的相当短的时间内，许多暴力制度就走到了尽头，因为批判这些制度的理论早已经过长期的酝酿，是“理性时代”和“启蒙时代”涌现的哲学思想的延续。许多思想家，比如霍布斯、斯宾诺莎、笛卡儿、洛克、大卫·休谟、玛丽·阿斯特尔（Mary Astell）、康德、贝卡里亚、斯密、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麦迪逊、杰斐逊、汉密尔顿和约翰·穆勒，共同构造了一种世界观，即我们所说的启蒙人文主义（有时也称为“古典自由主义”，尽管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自由主义这个词已经具有了其他含义）。下面是对启蒙人文主义哲学的简要概述，虽然粗略，但总算是对这些启蒙时代思想家的观点给出一个连贯的总结。

    启蒙人文主义的起点是怀疑主义。[147]人类历史上的愚昧，以及我们自己容易被错觉和谬误迷惑的现实告诉我们，人（不分男女）是会犯错误的。所以，人需要有理由才能去相信某件事情。信仰、启示、传统、教条、权威、主观确定性带来的陶醉——都会带来错误，不应该作为知识的来源。有什么东西是我们可以确信的吗？笛卡儿给了一个很好的回答：我们自己的意识。我正在思索什么是我能够知道的——这个事实让我知道我是有意识的，而且我能够知道我的意识是由几种不同的经验构成的。它们包括对外部世界和其他人的感知，各种欢愉和痛苦——有感官的（比如食物、舒适、性），还有精神的（比如爱、知识和对美的欣赏）。

    我们也相信理性。我们提出问题，评估可能的答案，并试图说服其他人承认这些答案的价值。这就是推理，而推理就是默认了理性的有效性。我们也相信谨慎使用理性得到的所有结论，比如数学原理和逻辑学。

    虽然我们不能对自然世界进行任何逻辑证明，但是我们有权相信某些有关自然世界的信念。我们所谓的科学，就是运用理性和观察对自然世界进行试探性的归纳。科学在解释和改变世界方面的成功毋庸赘言，科学的进步表明我们有可能去认识世界，虽然我们的认识永远是或然的，而且是随时准备被修正的。因此，科学是我们应该如何获取知识的一个范式——这里所说的科学，不是指科学的具体方法或者体系，而是指科学的价值观，即寻求对世界的解释，客观地衡量各种答案，承认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在任何时候都具有试探性和不确定性。

    理性的不可或缺，并不意味着个人永远是有理性的，或者永远不被激情和幻象动摇。这仅仅是说，人有理性的能力。如果一群人愿意去完善理性的能力，公开和公平地运用这种能力，从长远看，他们就能够在合作中通过理性得到更坚实的结果。林肯曾经观察到，你可以在某些时间内愚弄所有人，也可以永远地愚弄某些人，但你不可能永远地愚弄所有人。

    在我们对世界的信念中，最有把握的一条是其他人是和我们一样有意识的。其他人也是由同样的材料构成的，也追求同样的目标，让我们自己感到痛苦和快乐的事情，也同样让其他人感到痛苦和快乐。

    根据同样的推理，我们可以推断，那些在表面上与我们有许多差异的人——性别、种族、文化，在最根本的层面和我们是一样的。莎士比亚笔下的夏洛克问：

    难道犹太人没有眼睛吗？难道犹太人没有五官四肢，没有知觉，没有感情，没有血气吗？他不是吃着同样的食物，同样的武器可以伤害他，患同样的疾病，用同样的方法治愈，冬天同样会冷，夏天同样会热，就像一个基督徒一样吗？你们要是用刀剑刺我们，我们不是也会出血的吗？你们要是搔我们的痒，我们不是也会笑起来的吗？你们要是用毒药谋害我们，我们不是也会死的吗？那么要是你们欺侮了我们，我们难道不会复仇吗？

    人类对特定事物的基本反应是一致的，这种超越一切文化的共性具有深刻的含义。第一重含义是，存在普世的人性。它包括我们共同的快乐和痛苦、共同的推理方式，以及我们对愚昧的共同弱点（尤其是对复仇的渴望）。就像世界上的其他事情一样，人性也是可以被研究的。我们在决定如何组织我们生活的时候，应该将人性的因素考虑在内——一旦科学对我们的本能提出疑问，我们就要对本能有所保留。

    人类心理共性还有另一重含义，即无论人和人之间有多大的差异，一般而言，他们是可以达成共识的。以我们共同认可的事实为起点，使用我们共同接受的逻辑和取证标准，我可以诉求于你的理性，并试图说服你。

    这种“理性的普世性”的具体化之一，就是界定什么是道德。如果我恳求你去做一件会影响到我的事情——请不要踩着我的脚，或者不要为了好玩而捅我一刀，或者下水去救我的孩子；如果我想要你认真对待我的恳求，就不能让我的利益凌驾于你的利益之上（比如，我要保留踩你的脚、捅你一刀，或者看着你的孩子被淹死的权利）。我必须申明我的立场，这个立场迫使我以同样的原则对待你。我不能表现出仅仅因为我是我，我的利益就是特殊的，而你的就不是；我也不能要求你承认，我现在所站的地方是宇宙中一个特别的地方，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恰好站在这里。[148]

    你和我应该达成这种道德上的理解，不仅因为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在逻辑上保持一致的对话，还因为只有相互无私，我们才能同时追求共同利益。比起你和我各自囤积剩余，任其腐烂，看着对方的孩子掉在水里却见死不救，两个人没完没了地寻衅斗殴，如果我们能够分享剩余，互相救对方的孩子，不再掐住对方的喉咙，我们的处境当然会更好。当然，如果我稍微自私一点点，多吃多占了一点点，你多少憨厚了一点点，我的处境也许会比你的处境稍微好一点点。但是，你也可以这样想，这样做。所以，如果我们两人都尝试占对方的一点儿便宜，我们两人的处境都会变得更糟。如果任何一个中立的观察者、你和我三方能够理性地进行讨论，我们得出的结论只能是，我们期望达到的状态是我们双方都做到无私。

    所以，道德并不是一套由充满复仇精神的神任意制定再写在纸上的规则，也不是某一种文化或某一个部落的习俗，它是人们视角的互换性和世界为正和博弈提供机遇共同产生的结果。世界各大宗教都发现了道德的这个基础，虽然对这一金科玉律各有自己的版本，而从斯宾诺莎的“永恒观”、康德的“绝对命令”、霍布斯和卢梭的“社会契约”、洛克和杰斐逊的“人皆生而平等乃不证自明的真理”中也可以看到道德的这一基础。

    存在普世人性，这已然是一个事实性知识。任何人都没有权力将自己的利益置于他人的利益之上，这已经是道德的原则。以此为出发点，我们可以推导出应该怎样处理我们的事务。政府是一个好东西，因为在无政府状态下，人们的自私、自欺和对他人的自私和自欺的恐惧将导致持续不断的冲突。如果每个人都同意放弃暴力，并授权一个没有利害关系的第三方进行管理，那么人们的生活会更好。但既然这个第三方也是由人而不是天使组成的，他们的权力必须受到其他人的监督，迫使他们按照被管治者的意愿进行管治。政府不得对其公民使用暴力，尤其是其手段不得超过防止更大暴力所需的最低限度。政府应该创造条件，允许人民在自愿合作和交换中繁荣昌盛。

    这一推理也可以被称作人文主义，因为它承认的价值是人的实现，这是唯一不可被否认的价值。我感受欢乐和痛苦，并追求能够实现欢乐或解除痛苦的目标，所以，我没有理由否认其他众生拥有同样的权利。

    如果这些话听起来是老生常谈、平淡无奇，那么你就是启蒙运动的孩子，已经受过人文主义哲学的浸润。但是，作为一个历史的事实，这绝不是一件平庸和乏味的事情。尽管不一定是无神论的（无神论和自然神论是兼容的，在自然神论中，上帝等同于宇宙的本质），启蒙人文主义完全不涉及经文、耶稣、仪式、宗教法、神圣意志、不朽灵魂、来世、福音时代，或者一个对个人直接回应的上帝。任何无助于人的实现的世俗价值，启蒙人文主义同样不予理会。这些无用的东西包括：国家的威望、民族或阶级的声誉；受崇拜的各种美德，比如男子汉气概、尊严、英雄主义、光荣和荣誉；以及其他一些神秘的力量——使命、命运、辩证法和斗争。

    我认为，启蒙人文主义，不论是直接地还是间接地，都为18世纪和19世纪形形色色的人道主义革命奠定了基础。第一批自由民主政体的设计，特别是美国《独立宣言》中“不证自明的真理”明确地体现了启蒙人文主义的哲学。之后，它被传播到世界的其他地方，并与各个文化中萌发的人道主义理念相融合。[149]我们会在第7章中看到，启蒙人文主义在当代的权利革命运动中再次得到发展。

    虽然如此，启蒙人文主义并没有在一开始就大获全胜。虽然它帮助消灭了很多野蛮的制度并建立了民主政治的桥头堡，但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坚决地排斥它的影响。反对力量之一，是我们在本章中所讲述的启蒙主义和我们在前一章中所讲述的文明进程之间的张力，虽然我们将看到，两者并不是不可调和的。这种反对力量根基更加深厚，后果也更加恐怖。

    文明和启蒙

    与启蒙运动接踵而至的是法国大革命：昙花一现的民主之后，是一连串的弑君、暴动、狂热、暴民、恐怖行动和先发制人的战争，最后以一位自大的皇帝和一场疯狂的侵略战争而告终结。超过25万人在法国大革命和后续的动荡中丧命，而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中，另有200万到400万人被杀害。在反思这场大灾难的时候，人们会很自然地说：“从此之后，所以，就是因为它……”而左右两派的知识分子都为此谴责启蒙运动。他们这样说：“这就是你能得到的——你吃了智慧之树上的果子，你从神那里偷来了火种，你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

    启蒙运动的理论要对恐怖行为和拿破仑承担责任。客气点儿说，这种指责是值得怀疑的。政治谋杀、屠杀和帝国扩张的战争，这些恶行和人类文明一样古老，对欧洲（包括法国）的君主而言早已是家常便饭。许多为大革命提供了精神支持的法国哲学家在思想界无足轻重，与霍布斯、笛卡儿、斯宾诺莎、洛克、休谟和康德理性流派也没有传承关系。美国独立战争更严格地遵守了启蒙运动的蓝本，它给世界带来了第一个持续了两个多世纪的自由民主政体。在本书的结尾部分，我将用暴力减少的历史数据证明启蒙人文主义的积极意义，并反驳来自左右两边的批评。但是，在这些批评家中，有一位特别值得我们注意，他是盎格鲁-爱尔兰作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因为他的观点与暴力减少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文明的进程有密切的关系。对暴力减少原因的两个解释是互相重叠的，两个都诉诸共情的扩展和合作的安抚作用，但是它们所强调的是人性的不同侧面。

    伯克是知识界世俗保守主义之父，他的保守主义基于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所称的“对人性的悲剧性洞察”。[150]在伯克的眼中，人类的知识、智慧和美德永远是有限的。人是自私和短视的，如果放任他们自行其是，他们将立即陷入霍布斯式的自相残杀。人们在恪守文明社会的准则时，培养了自制和社会和谐的习性，只有如此才能阻止人类落入万劫不复的深渊。社会习俗、宗教传统、性道德、家庭结构和长期存在的政治制度，即使没有人能说明它们的合理性，它们也是克服人性固有弱点的久经考验的方法。正如它们曾经带领人类走出了野蛮时代，对于今天的社会，它们同样不可或缺。

    根据伯克的观点，凡人没有足够的智慧来根据基本原则设计社会。一个社会是一个有机的系统，它自发地发展，而控制社会的是无穷无尽的互动和调整，人类的头脑完全无法理解其中的奥妙。我们无法用口头语言来表述它如何运作，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应该按照时髦的理论抛弃它或者改造它。这种笨拙的胡修乱补只会导致意想不到的后果，最终导致暴乱。

    伯克显然走得太远了。因为酷刑、驱巫和奴隶制是长期存在的传统，突然废止它们将使社会回到野蛮状态，所以人们永远也不应该奋起反抗这些制度，这样的说法简直是太愚蠢了。这些传统本身就是野蛮，我们已经看到，社会能够找到新的补偿方式，替代被废止的暴力制度，尽管这些暴力制度都曾经被认为是不可替代的。人道主义可以说是发明之母。

    但是，伯克有他对的一面。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政府的行为中，都有不言而喻的文明规范，它们是成功推行特定改革的前提条件。这些规范的发展也许是依靠神秘的“历史动力”，正如佩恩注意到的，在民主原则确立之前，政治谋杀已经在自发地淡出历史，而某些旧制度已经开始了消亡的过程，群众运动恰好给了它们致命一击。[151]

    在解释暴力减少时，文明和启蒙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在有些时期，共情、自制和合作这些隐性规范领先，理性阐述的平等、非暴力和人权等原则随后。在另一些时期，则可能是相反。

    这种往复交替也许解释了为什么美国独立战争没有像法国大革命那样灾难深重。美国的建国之父们不仅是启蒙运动之子，也是英国文明进程的产物，自制和合作已经是他们的第二天性。“出于对人类舆论的尊重，必须把他们不得不独立的原因予以宣布。”《独立宣言》礼貌周全地解释说，“为了慎重起见，成立多年的政府不应因微不足道和短暂的原因而改变。”确实是为了慎重起见。

    但是，他们的庄重和审慎绝不仅仅是盲目的习惯。建国之父们有意识地审视了人性的局限性，正是这些局限性让伯克忧心忡忡。“政府本身又是什么，”麦迪逊问，“不正是人性的集大成者？”[152]在他们的远见中，民主，就是要设计成对人性弱点的制约，特别是对领导滥用权力的制约。对人性的认知，可能是美国革命家和他们的法国同志之间最大的不同，后者有着浪漫的情怀，坚信自己即将摆脱人性的局限。1794年，“恐怖统治”的总设计师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Robespierre）这样写道：“法国人民似乎已经超越世界上其他人类2000年；身居其间，你很想将他们看作另外一个物种。”[153]

    在《白板》一书中，我提出了对人性的两种极端看法：“悲剧观”（对人性的缺陷逆来顺受）和“乌托邦观”（拒绝承认人性存在弱点），这就是决定右翼和左翼政治思想的最大分野。[154]我认为，根据现代科学，对人性更深刻的理解表明，处理政治问题中的人性远比上述两种极端的观点更复杂和深奥。人的头脑不是白板，没有一种人道的政治制度应该允许蔑视领导人或者重塑公民。即使有这样或那样的局限性，人性中还有一个具有递归、开放性和组合能力的系统进行推理，因此人能认识到自身的局限性。启蒙人道主义的引擎——理性主义，永远不会被特定时代中人们推理中出现的缺陷和错误击败。理性总是能够退后一步，记录缺陷，修正规则，避免下一次再犯错误。

    血与土

    第二次反启蒙运动开始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中心不是在英国，而是在德国。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的论文和哲学家格雷姆·加勒德（Graeme Garrard）的著作对这场运动的各种思潮做过阐述。[155]卢梭是这场运动的始作俑者，后来卷入的人中有神学家、诗人和散文家，比如约翰·哈曼（Johann Hamann）、弗里德里希·雅各比（Friedrich Jacobi）、约翰·赫尔德（Johann Herder）和弗里德里希·谢林（Friedrich Sche-lling）。它的目标不是像伯克认为的那样，是启蒙运动对社会稳定的“意想不到的后果”，而是理性本身的基础。

    他们说，启蒙运动的第一个错误是它的起点是个人意识。一个脱离了文化和历史背景的空洞的个体理性，是启蒙运动思想家的凭空想象。一个人，不是一堆抽象的思考——一根棍子上的一个大脑，而是有感情的血肉之躯，是大自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第二个错误是设定存在普遍人性和普遍有效的推理体系。人生来就有文化背景，从自己文化中的神话、符号和史诗中认知意义。真理并不是飘在天空中的命题，仿佛每个人抬头就能看见，它只能存在于具体的叙述和形象之中，而这种叙述和形象只能是一个地方的历史所独有，并赋予那里居民的生活以意义。

    按照这个思路，一个理性的分析家来评判传统的信仰或习俗就是迷失了方向。只有当一个人经历了奉守这些信仰的人的生活，他才有可能真正理解这些信仰。比如，只有重历约旦丘陵上古代牧人的生活，才有可能欣赏和领会《圣经》。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重心，一个万有引力的中心，除非我们努力占据它，否则不可能理解它的意义和价值。[156]世界主义非但算不上是什么美德，而且“抛弃了一切让人最能成为人，让人最能成为自己（具有个性）的因素”。[157]普遍性、客观性和合理性，请你们走开，浪漫主义、生命主义、直觉和非理性主义，请你们进来。赫尔德对“狂飙突进运动”总结说：“我不是在思考，而是在做我，在感觉，在生活！……感情！温暖！鲜血！人性！生活！”[158]

    所以，反启蒙运动的孩子追求一个目标，不在于它是否客观真实或高尚，而是因为它是一个人创造力的独特产物。创造力的源泉也许是一个人真正的自我，浪漫派画家和作家就是这样认为的，或者也可以是某种超然的存在——一种宇宙精神、一团圣火。伯林说：

    有些人将创造性自我等同于超个人的“有机体”。在这个有机体——国家、教会、文化、阶级或者历史自身当中，他们认为自己是组成要素或成员，或者将其等同于一种伟大的力量，而他们自己则是这种力量在尘世留下的散射物。激进的民族主义，与阶级、文化或者种族利益自我认同，或者进步力量是些政治和道德概念——在指向未来的历史浪潮中，这些东西一度被用来解释和正义化某些行为，而如果这些行为的发生是出于私利的算计和平凡的动机，原本是令人憎恶和鄙视的——这些概念都是一种自我实现论的不同表述，其本质是对启蒙运动的核心命题的轻蔑拒绝。这些命题认为何为真，何为是，何为善，何为美，通过正确使用客观的，而且是任何人都可以使用和验证的手法进行探索和阐述，得到的答案对所有人都是成立的。[159]

    反启蒙运动同时也否定了暴力问题是可以被解决的这一假定。斗争和流血是自然秩序与生俱来的组成部分，因此也是无法被消除的，除非完全湮灭世界的活力，彻底颠覆人类的命运。赫尔德的原话是这样说的：“人渴望和谐，但自然更了解什么是人类最需要的：它渴望斗争。”[160]美化弱肉强食的斗争——丁尼生所说的“自然乃尖齿利爪下的血肉”，是19世纪艺术和写作无所不在的创作主题。后来，它还被裹上了一层科学的外衣，改造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不过，将达尔文牵扯进来，不仅时间上阴差阳错，而且也是不公正的，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在1859年才出版，此时浪漫主义斗争论早已成为流行的哲学思想，而达尔文自己则是一位彻头彻尾的自由人文主义者。[161]

    反启蒙运动是19世纪日益强盛的各种浪漫主义运动的源泉。其中一些对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给我们带来超凡绝伦的音乐和诗歌。另外一些则成为政治意识形态，导致暴力减少进程发生了可怕的逆转。这些意识形态之一是军国主义，即人们知道的“血与土”——这个概念的含义是，一个民族群体和它的土地，加上独特的道德素质，即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个整体的伟大与光荣比它的个别成员的生命和幸福更加宝贵。此外还有浪漫军国主义，穆勒对这一思想的概括是：“战争是高尚的、上进的、善良的、光荣的、英雄的、兴奋的、美丽的、神圣的、令人激动的。”[162]第三种思潮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在这个理论中，历史就是阶级之间的光荣斗争，其终结将是资产阶级被征服，无产阶级取得最后的胜利。第四种是国家社会主义。它认为历史是种族之间的光荣斗争，其终结将是劣等民族被征服，雅利安人取得最后的胜利。

    人道主义革命是历史性暴力减少的里程碑，这是人类最值得骄傲的成就。迷信杀戮、残酷刑罚、滥用死刑、蓄奴也许还没有从地球上被彻底清除，但可以肯定它们已经被赶到了犄角旮旯。自文明诞生之初，专制主义和大规模战争就是笼罩在人类头上的阴霾，至此也终于开始出现缝隙，露出几缕微光。启蒙人道主义的哲学以及它所代表的社会进步在西方站稳了脚跟，直到更多的暴力意识形态悲剧性地走上它们的道路。

    第5章 长期和平

    战争和人类一样古老，而和平还是当代的新发明。 ——亨利·梅因

    20世纪50年代初，两位著名的英国学者回顾了战争的历史，并大胆地预测了未来几年内世界的变化。其中一位是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 1889—1975年），他也许称得上是20世纪最著名的历史学家。汤因比曾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为英国外交部工作，并曾在两次大战后代表英国政府参加和平会议。尤其是在12卷本巨著《历史研究》中，他按年代记录了26个文明的兴衰。他在20世纪50年代所看到的历史的规律，让他无法感到乐观：

    在最近的西方历史中，战争接踵而至，其破坏性也越来越大；从今天的情况看，1939—1945年的战争显然已经不是这一递增趋势的高峰。[1]

    汤因比写下这段话时，“二战”的阴影尚未消散，冷战和核武器时代已经降临，他做出如此黯淡的预言完全情有可原。当时许多著名评论家都和他一样悲观，关于世界末日即将来临的预言又持续了30年。[2]

    另外一位英国学者有着截然不同的资历。刘易斯·弗里·理查森（Lewis Fry Richardson, 1881—1953年）是物理学家、气象学家、心理学家和应用数学家。他的名望主要来自他在预测天气的数值技术方面的工作，他的设计比能够应用这一技术的计算机早了好几十年。[3]理查森对人类未来的预测不是来自对各大文明的渊博知识，而是得自他对一个多世纪以来几百起暴力冲突的数据进行的统计分析。理查森比汤因比更细致，也更乐观：

    20世纪相继出现的两场世界大战很容易让人们笼统地相信，世界变得更加好战了。但是，这样的判断需要逻辑的检验。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可能不会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4]

    理查森反驳流行的全球核战争不可避免论的方式，是统计而不是印象。半个多世纪之后，我们知道，著名历史学家错了，鲜为人知的物理学家却是对的。

    本章要讲的就是理查森预测背后的故事：大国战争的趋势及其结论——一个意想不到的好消息，即当时看起来将要不断恶化的战争威胁没有继续发展，形成一次新的暴力高峰。在过去20年中，世界的注意力已经转向其他形式的冲突，包括小国之间的战争、内战、种族清洗和恐怖主义；这些问题将是我们下一章讨论的内容。

    统计和叙事

    对于坚持随着历史发展，暴力正在减少这一观点的人来说，20世纪似乎实在太令人困窘了。它被公认为是历史上最暴力的世纪。20世纪上半叶，大战、内战和大屠杀连绵不断，马修·怀特将其称为“血腥的世纪”（Hemoclysm），即希腊语的“血流成河”（或“血潮”）。[5]血腥的世纪不仅是生命的无底深渊，还是人类如何理解自己历史的一个谜团。启蒙运动本来期望科学和理性带来人类的进步，结果得到的却是一系列严酷的指控：死亡本能的复发，现代性的实验，对西方文明的控诉，人类为科学和技术所做的浮士德式的交易。[6]

    但是，一个世纪有100年，而不是50年。20世纪下半叶，人类史无前例地避免了大国之间的战争，约翰·加迪斯（John Gaddis）称之为“长期和平”。接着，冷战又出人意料地结束了。[7]我们如何理解这个扭曲的世纪的多重性格？我们又如何预测这个世纪的战争与和平的前景？

    对于历史事件的历时性，历史学家汤因比和物理学家理查森之间的预测竞争，给出了两种互补的理解方法。传统的历史是对“过去”的叙述。但如果我们要想接受乔治·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的忠告——记住过去，才能不让过去重复，就必须识别历史的规律，如此才能知道到底是什么导致了目前的困境。在一组有限的观察数据中归纳规律，是科学家惯用的手法，某些科学研究中总结规律的经验可能也适用于历史数据。

    让我们假定，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破坏性最大的事件。（或者，如果你愿意，并认为整个“血腥世纪”更符合这个定义，我们也可以将两次世界大战及其连带的种族灭绝作为一个长期的历史事件，假定它是人类历史上破坏性最大的事件。）我们能够看出战争与和平有什么样的长期趋势吗？

    答案是：什么也看不出来。最具破坏力的事件总是要发生在某个世纪的某个时点上，我们在大量完全不同的长期趋势中都能看到它的存在。汤因比假定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个上升的滚梯中的一级，如图5-1中的左图所示。图5-1中的右图，代表战争是周期性的这一普遍认识。两个规律指出的前景都是黯淡的。像所有令人沮丧的预测一样，这两个模型也孵化出一些黑色幽默。我经常被问到是否听说过一个人从办公楼的楼顶摔下去的笑话，这个人在下坠的过程中，每经过一层，都向楼里的工人大喊：“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很好！”我也听说过（好几次）这样的笑话：在感恩节前夜，火鸡发表评论说，农夫和火鸡之间已经364天相安无事。作为火鸡，它是何等走运，能够生活在一个拥有长久和平的非凡时代。[8]

    但是，历史的进程是否真的像万有引力定律或者行星的运行轨道那样具有确定性？数学家告诉我们，任何有限的点集都可以被数量无限的曲线穿过。图5-2显示了两条其他性状的曲线，对相同的情节进行了非常不同的叙述。

    图5-1 战争历史趋势预测中两种悲观的可能性

    图5-2中的左图描绘的是一种非常极端的可能性，即“二战”是统计上的一个意外，既不是上升序列中的一步，也不能预示任何未来的事件，甚至根本不属于任何趋势。乍看起来，这一说法非常荒谬。一个随机发生的事件，怎么能够在仅仅10年之内就产生如此巨大的灾难群——希特勒、墨索里尼、斯大林和日本的残暴侵略；大屠杀、斯大林的大清洗、古拉格、两颗原子弹？暂且不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之前20年内发生的战争和种族灭绝。史书中记载的常规战争的死亡率通常是以万计或者十万计，很少会有以百万计的。如果战争真的是随机发生的，发生一场造成5500万人死亡的大战的概率难道不应该几乎是不可能的吗？理查森证明，这两种直觉都是认知上的幻觉。一旦铁色子开始滚动（德国首相特奥巴尔德·冯·贝特曼-霍尔韦格在“一战”前夜这样形容当时的局势），不幸的结局可能比我们幼稚的想象力做出的预见糟糕千百倍。

    图5-2 战争历史趋势预测中两种不太悲观的可能性

    在图5-2中的右图中，“二战”所处的位置可以说是非常不悲观，甚至可以说是乐观的。“二战”是否可能是锯齿形下滑线上一个孤立的峰值，是大规模战争完成其历史生命之前的最后一口大喘气？我们会看到，这种可能性绝非没有根据。

    在现实中，长期的战争轨迹可能是几个趋势的叠加。我们都知道，在其他的复序列，比如天气序列中的规律，是数条不同曲线的组合：季节的循环节奏、每天变化的随机性、全球变暖的长期趋势。本章的目的是要辨识国家之间战争的长期趋势的构成因素。我将要努力说明的是：

    .没有周期。

    .极具随机性。

    .破坏性战争的升级趋势最近得到了逆转。

    .各种战争全面减少，包括国际战争。

    所以，20世纪并未陷入万劫不复之深渊。相反，发源于启蒙运动的反暴力人文主义，是20世纪不朽的道德趋势，虽然它被反启蒙运动的意识形态及其联手的战争机器蒙上了阴影，但终于在“二战”之后重整旗鼓。

    为推导这些结论，我将综合对战争发展轨迹的两种理解：一是理查森和他的追随者，一是传统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的叙述。我们必须运用统计分析，以避免出现汤因比的谬误，即在那些复杂统计现象中过于人性化地幻想其宏大的图景，并自信地根据这些幻想的图景推测未来。但是，没有统计的叙事是盲目的，没有叙事的统计是空洞的。历史不是一个屏幕保护程序，不是由方程式产生的一组美丽的线条，历史的曲线是对一系列真实事件的抽象，涉及人们的决策和武器的功效。所以，我们也必须解释图中的楼梯形、斜坡形和锯齿形等模型，与领导人和士兵的行为，与刺刀和炸弹有什么样的关系。本章的论述过程是，从对原材料的统计分析开始，再转向叙述。要理解战争的长期轨迹这种复杂现象，两者缺一不可。

    20世纪真的是最糟糕的世纪吗？

    “20世纪是历史上最血腥的世纪”这句老话被用来指控过各种各样的恶魔，包括无神论者、达尔文、政府、科学、资本主义、共产主义、进步的理想，还有男性。但真是这样吗？没有20世纪之外的数据能够支持这个判断，也不能仅仅因为有人提及几个世纪之前血流成河的“血潮”就说这个判断是成立的。真相是，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哪个世纪是最糟糕的世纪，因为得到20世纪的死亡数据已经很困难，更不用说更早的数据了。但有两个理由怀疑，“最血腥的世纪”这个看似真实的陈述其实只是一个错觉。

    第一，20世纪的暴力死亡数量肯定超过以往，但它的总人口数量也更多。1950年的世界人口数量是25亿，差不多是1800年的2.5倍，是1600年的4.5倍，是1300年的7倍，是公元1世纪的15倍。所以说，1600年的战争死亡数要乘以4.5，才能够和20世纪的战争破坏做比较。[9]

    第二个错觉是历史近视眼：最靠近我们观测点的历史就是当代，对当代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细节。我们的常识和专业的历史学都会被历史近视眼折磨。认知心理学家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和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已经证实，人本能地使用“易得性启发”这个捷径来估算相对频率，即越是容易回想起来的事件，人们就认为它越可信。[10]比如，那些成为新闻头条的意外事件，比如空难、鲨鱼袭击和恐怖炸弹，往往被人们高估，而那些堆积如山的无人理会的意外，比如触电、摔伤和溺水，则被人们低估。[11]当我们判断不同世纪的杀戮事件的强度时，任何一个不了解数据的人都会高估最近发生的、被研究最多的或者被宣传最多的那些冲突。在一项对历史记忆的调查中，我让100名互联网用户在5分钟内尽量写出他们能记得的战争。人们的反应主要集中在两次世界大战、美国人参与的战争和近现代的战争。虽然古代的战争更加频繁，人们能记住的主要还是近几个世纪内的战争。

    如果我们搜索史料，根据当时的世界人口总量计算死亡率，即可校正易得性偏差和20世纪的人口爆炸。我们会发现，历史上许多战争和暴行都绝不逊色于20世纪的残暴。下面的表格是怀特列出的一份清单，被称为“人类相互之间（可能）做过的（大约）21件最残暴的事情”。[12]每一个死亡数字取的都是中值，或者是大量历史文献和百科全书中引用的数据的众数。无论是当代的事件还是古代的事件，这些数据不仅包括战场上的死亡，还包括饥荒和瘟疫造成的平民死亡，因此它们远高于战场上的死亡人数。我添加了两列数据，为的是将历史数据与20世纪进行比较，即如果当时的世界人口是20世纪中叶的水平，死亡的规模和排序应该是怎么样的。

    首先，你是否听说所有这些事件？（反正我原来没有。）其次，你是否知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有5次战争和4场暴行，其杀害的人数均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如果说，（就我们目前所知）在人类相互之间做过的21件最残暴的事情中，有14件发生在20世纪之前，我怀疑很多读者听到此话都会大吃一惊。这里使用的都是绝对数字。如果我们按照总人口规模来排列数据，20世纪的暴行中只有一件能够进入前10名。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暴行是“安史之乱”，这是一场发生在中国唐朝的历时8年的叛乱。根据人口统计，唐朝损失了2/3的人口，即当时世界1/6的人口。[13]

    当然，我们不能完全从字面的意义来理解这些数据。有些数据倾向于将饥荒和瘟疫造成的死亡全部归咎于战争、叛乱或者暴君，也有一些数据是来自没有数字概念的文化，它们完全没有计数和簿记的现代知识。同时，文字的历史证实，早期人类文明颇具杀戮能力。技术的落后不构成屠杀的障碍。卢旺达和柬埔寨的大规模屠杀说明，最没有技术含量的手段，例如砍刀和饥荒就可以谋杀大量的人口。而且在远古时期，杀戮的方式也不一定就是技术落后的，军事装备总是被吹嘘为各个时代的尖端科技。军事史专家约翰·基根（John Keegan）说过，公元前2000年中期，文明社会就已经饱受游牧部落军队两轮战车的蹂躏。“战车围住一群没有甲胄的步兵，在100码（约91米）或200码之外转圈，一部战车组——一人驾驶，一人射箭，每分钟可以撂倒6个人。10辆战车10分钟可以制造500人甚至更多人的伤亡。这对当时的小军队来说，不啻为 ‘索姆河战役 ’般的惨重伤亡。”[14]

    人类相互之间（可能）做过的（大约）21件最残暴的事情

    马背上的草原游牧民族，例如斯基泰人、匈奴人、蒙古人、突厥人、匈牙利人、鞑靼人、莫卧儿人和满族人，都对大规模屠杀技术进行过完善。2000年来，这些武士精心部署弓箭手，弓箭制作精良（使用的材料有层压的黏合木、兽筋和兽角）。在他们的洗劫和袭击行动中，受害者尸横遍野。这些部落人的暴行在“21件最残暴的事情”中占据了第3、第5、第11和第15，而在按总人口规模调整后的排列中，领头的6个事件，他们占据了4个。13世纪，蒙古人对伊斯兰领土进行入侵，仅在梅尔夫（Merv）一城的大屠杀就导致130万人丧命，另外在巴格达有80万居民被杀害。研究蒙古人历史的学者桑德斯（J. J. Saunders）这样评论说：

    蒙古人进行屠杀时表现出的冷酷野蛮令人难以形容地反感。陷落城镇的居民被强迫在城墙外列队，所有手持战斧的蒙古骑兵得到命令，要杀死一定数量的人，10个、20个或者50个。为证明命令得到执行，凶手有时要割下受害人的一只耳朵，收集的耳朵装在口袋里，交给长官点数。在屠杀发生数天之后，蒙古军队会返回被摧毁的城镇，搜索那些藏身于地窖和阁楼里的可怜的漏网者，将他们拽出来处死。[15]

    蒙古人的第一位领袖成吉思汗这样反思自己的生活乐趣：“人生最大的乐趣莫过于征服和追杀敌人，夺走他们的马匹，抢走他们的财物，看着他们的亲人哭泣，把他们的子女掳为己有。”[16]现代基因科学证明，这并非虚言。目前生活在前蒙古帝国疆域内的男子中，有8%的人带有同样的Y染色体，这可以追溯到成吉思汗的年代。最有可能的是，他们都是成吉思汗或者他的儿子们的后代，可见数目巨大的女子曾经被他们“掳为己有”。[17]应该说，成吉思汗的成就设定了很高的门槛，但帖木儿（亦名瘸子帖木儿），一个立誓复兴蒙古帝国的突厥人，竭力追赶成吉思汗。每当攻克一座西亚城池，他都要屠杀数以万计的俘虏，然后用死难者的头颅建造宣礼塔，以纪念自己的功业。一名叙利亚目击者称，共有28座宣礼塔，每座塔有1500个人头。[18]

    最残暴名单也戳穿了一个流行的谎言，即在20世纪，有组织暴力的水平与和平的19世纪相比发生了量子级飞跃。其一，要证实这个说法，除非对19世纪进行重新界定，比如砍掉19世纪初发生的极具毁灭性的拿破仑战争。其二，19世纪中后期没有发生战事的地区也仅限于欧洲。在世界很多其他地方都是“血潮”滚滚，包括中国的“太平天国”——一场宗教煽动的叛乱，演变成人类历史上最惨痛的内战。非洲的奴隶贸易，遍布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帝国战争，还有两场血腥的内战——美国独立战争（65万人死亡）和“沙卡统治”, 1816—1827年，这位祖鲁希特勒在征服南非的过程中杀死了100万至200万人。还有我没有提到的大陆吗？对了，还有南美洲。在南美洲发生的众多战争中，有巴拉圭“三国同盟战争”（1864—1870年），战争中有40万人丧命，其中包括超过60%的巴拉圭人口。如果按照人口比例排列，巴拉圭战争是当代历史上破坏性最大的战争。

    一个极端案例的名单当然不足以确立一个趋势。在20世纪之前有更多的大战和大屠杀，但20世纪之前也有很多个世纪。图5-3将怀特的“最残暴的事情”名单从21个扩展到100个，并按照当时的世界人口比例排列，再来看看它们在公元前500—公元2000年的分布。

    从这些飞溅的斑点中可以看出两个规律。第一，最严酷的战争和暴行——那些杀死了超过世界人口1/10的战争和暴行——在2500年的时间内分布很均匀。第二，数据点向右向下趋于密集，越靠近现在，暴力的程度越低。怎样解释这个漏斗图形？我们的祖先不可能不进行小规模屠杀，而只放任自己从事大规模杀戮。怀特提出了一个可能的解释：

    图5-3 人类历史上最残暴的100场战争和暴行

    资料来源：怀特的数据，按照麦克伊韦迪和琼斯（McEvedy & Jones）世界人口统计计算死亡比例，1978年，取中值。注意，比例的基数不是按照战争或暴行发生期间的人口数计算的。有圆圈的点，表明事件的死亡率高出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按时间顺序）：中国新朝、三国、古罗马帝国衰亡、安史之乱、成吉思汗、中东奴隶贸易、帖木儿、大西洋奴隶贸易、明朝灭亡和征服美洲。

    过去200年来暴力事件如此之多，唯一的原因就是我们在这一时期有了更多的记录。我研究这个问题多年，关于20世纪的大规模杀戮，我已经很久没有看见新的、未发表过的资料了。但是，似乎每一次打开一本老书，我都能发现在遥远的过去，有几十万人被屠杀后又被遗忘了。也许在很久以前，一位编年史家记录了一个伤亡数字，但后来整个事件都被湮没在历史的灰烬之中。也许一些现代历史学家曾经重新审视这一历史事件，但是忽略了死亡人数，因为这不符合他们心目中的往昔的形象。他们认为没有毒气室和机关枪，人类不可能屠杀如此之多的同胞，所以他们认为这些不利证据都是不可靠的。[19]

    当然，一些屠杀被编年史家记录下来，却被其他人忽视或否认，同时肯定还有很多暴行从一开始就没有留下记录。

    如果不能够对历史近视眼有所校正，历史学家也一样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威廉·埃克哈特整理了早至公元前3000年的战争记录，并将它们的死亡人数按时间顺序进行了排列。[20]他的图表显示，在过去的5000年里，战争死亡率呈加速上升趋势，16世纪后升幅加大，20世纪飙升。[21]但是，这根曲棍球棒几乎可以肯定是一个错觉。詹姆斯·佩恩已经说过，任何一个声称得出战争上升的趋势，而不对历史近视进行校正的研究，都只能说明“关于世界各地的战情，美联社是比16世纪的修道士更可靠的消息来源”。[22]埃克哈特的资料来源之一是昆西·赖特的巨著《战争研究》（A Study of War），赖特在书中开列了1400—1940年的战争名单。对赖特名单的检视，可以证明佩恩的担忧，即历史的错觉是一个真实问题，绝非假说。对1875—1940年的战争，赖特能够找到其中99%的战争爆发和结束月份，但对1480—1650年的战争，他只能搜索到其中13%的战争爆发和结束月份。这显然是一个警示性标志，说明与近期历史相比，遥远历史的记录是非常不完整的。[23]

    历史学家赖恩·塔格佩拉（Rein Taagepera）用另一种方式量化了历史近视。他取一本历史年鉴，用尺子测量书中每个世纪所占用的篇幅。[24]差距之大，使他不得不对数据进行对数化处理（当数据呈指数级下降时，曲线呈直线形）。图5-4是对他的图示的复制。图示显示，当你回到过去，在大约两个半世纪的时间内，历史记录的覆盖率呈指数级下降。在接下来的3000年内，覆盖率的下降幅度减小，但仍然是呈指数级下降。

    如果古代编年史家忽略的只是几场小型战争的记录，那么人们还是可以确信死亡人数不会被低估，因为绝大多数死亡都是由无法忽视的大规模战争造成的。未计算的死亡人数不仅会模糊事实，而且会在进行估算时诱发偏差。基根称之为“军事水平线”。[25]在这条水平线之下，是袭击战、埋伏战、骚扰战、争夺地盘、宿仇和劫掠，历史学家对这些“原始”战争不屑一顾。而在这些水平线之上，是有组织的征服和占领行动，包括精心策划的战斗——穿着军服的彩排和玩具士兵的模型演戏。还记得塔奇曼描述的14世纪“私家战争”吗？骑士带着满腔激情出征，脑子里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尽量多地杀戮对方领地内的农民。这些屠杀从来没有被命名为“某某对某某之战”，也没有被写入永垂不朽的历史典籍。从理论上说，对“军事水平线”之下的冲突记录不全，让整个时期的战争死亡数据都变得很不可靠。如果与国家出现后的战争相比，无政府封建社会、边疆地带和早期部落中有更多的冲突发生在“军事水平线”之下，而不是发生在后来的列强之间的冲突中，那么，这些社会的暴力在今天看来就比实际上要少。

    图5-4 历史近视眼：一部历史年鉴中给予各个世纪的篇幅（按厘米测量）

    资料来源：塔格佩拉和科尔比，1979年，第911页。

    所以，一旦按照人口规模进行比较，并校正易得性偏差和历史近视眼，说20世纪是最血腥的世纪就没有那么理直气壮了。排除这个武断的判断是我们理解战争历史轨道的第一步。下一步就是聚焦观察战争的时间分布——结论将带给我们更多的惊讶。

    对致命冲突的统计Ⅰ：战争的时机

    刘易斯·理查森写道，他探索用数据分析和平，出于两个成见。作为贵格派教徒，他相信“战争中的恶行压倒了善行，尽管道德善是引人瞩目的”。[26]而作为科学家，他认为，对于战争，人们做了太多的道德判断，但缺乏足够的知识：“表达愤慨是如此简单，并令人如此满足，它已经开始妨碍人们听取与他们的情绪不合的事实。如果读者指责我为了一个虚假的教条——理解一切即宽恕一切——而抛弃了伦理道德，我的回答是，这只是暂时悬置道德判断，因为谴责越多，了解越少。”[27]

    在仔细翻阅世界不同地区的百科全书和史籍之后，理查森收集了1820—1952年315个“致命冲突”的数据。他遇到的困难是艰巨的。困难之一是，大部分史料在提到数字时都是敷衍潦草的。困难之二是，经常不清楚史籍是怎样计算战争的，有时候是分开的，有时是合并的，有时是分分合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单独的战争还是两场战争，一场在欧洲，一场在太平洋？如果是一场战争，我们是不是应该说它是1937年爆发的，因为日本在1937年对中国发动全面入侵，甚至应该说是从1931年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开始的？而通常我们说“二战”是在1939年开始的。理查森注意到：“战争的概念是一个离谱的东西，找不到贴切对应的事实。此概念物化失败。”[28]

    物理学家对物化失败并不陌生，理查森使用了两种数学估算法解决这个问题。他没有去为战争寻找晦涩的“精确定义”，而是给予每一个独立的案例以“平均优先级”——一视同仁：当他依次审视每一个时间不明确的冲突时，他将它们先合为一次冲突，再分为两次冲突，并系统地反复测试。最后的结论是，长期来看，偏差是可以抵消的。（这就是常用的“数值修约”原则，将尾数为5的数字约入最近的偶数——一半的时间是向上，另一半的时间则是向下。）借用天文学的惯例，理查森给每一次冲突的战死人数一个量级，即十进制的对数（大致为零的个数）。在对数计算标度上，测量中一定程度的不准确不像在常规的线性标度上那样重要。比如，战争是造成10万人死亡还是20万人死亡的不确定性，可以转换为仅仅是数量级5与数量级5.3之间的不确定。所以，理查森将不同数量级的冲突放进对数化的格子里：2.5至3.5（死亡人数在316到3162之间）, 3.5至4.5（死亡人数在3163到31622之间），以此类推。对数标度的另外一个优点是，让我们在同一个尺度上直观各种不同规模的冲突，不论是部落圈地还是世界大战。

    理查森还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是，统计中应该包括哪些冲突，哪些死亡应该计入，最小规模是什么。按照他的标准，他的数据库要纳入所有算得上是“善意暴行”的历史事件，所以他的数据囊括了各种形式、各种规模的战争，以及哗变、叛乱、暴动和种族清洗；这也是为什么他称自己的分析单位是“致命冲突”，而不是去争论什么才算是“战争”。他按照数量级排列的数据中有战场上死亡的士兵，有被故意杀害和误伤的平民，还有死于疾病和恶劣环境的士兵；他没有计算死于疾病和恶劣环境的平民，认为这些死亡更有可能是因为渎职，而不是蓄谋。

    理查森对历史记录上的一个重大缺陷惋惜不已：每次冲突死亡在4人至315人之间的世仇、劫掠和骚扰（数量级为0.5至2.5）。这些死亡规模对于犯罪学家来说太大，但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又太小，因此缺乏记录。对于这些在“军事水平线”之下的冲突问题，他引用雷金纳德·库普兰（Reginald Coupland）论述东非贩奴史的内容，并且说：

    “主要供给来源是在选定的地区进行有组织的奴隶劫掠，在一片地区被 ‘洗劫一空 ’后，稳步杀向内陆的其他地区。有些阿拉伯人自己下手劫掠，但更多的是诱惑一个当地的酋长劫掳其他部落，并向酋长出借自己的武装奴隶和枪支以确保其胜利。结果当然是部落之间的战事日增，直至整个国家陷入战火。”

    这种非常的习俗应该如何归类？这只是阿拉伯人和黑人之间的一场开始于2000年以前，于1880年才告结束的宏大的战争吗？如果这样归类，这场战争带来的死亡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场其他战争。从库普兰的描述来看，似乎更有理由认为，这是阿拉伯商队和黑人部落或村庄之间的无数个小规模致命冲突的集合，伤亡的数量级为1、2或者3。无法得到详细的统计数字。[29]

    同样无法取得数据的还有拉美的80场革命、俄国的556次农民起义，这些都是理查森知道的史实，却被迫排除在他的统计之外。[30]

    但是，理查森收录了凶杀的数字，将标尺的原点定在数量级0，即冲突导致的死亡人数为1（因为100 =1）。他想象莎士比亚笔下的波西娅会反驳他说：“你不应该将谋杀和战争混为一谈；谋杀是令人厌恶的自私的罪行，而战争是英雄式和爱国主义的冒险。”他回答说：“但是它们都是致命的冲突。杀死一个人是罪恶的，而杀死一万个人却是光荣的，难道你不觉得奇怪？”[31]

    理查森接着分析了315次冲突（没有计算机辅助运算），对人类暴力进行了全景俯视，测试了历史学家建议的和他自己偏爱的几种假说。[32]大部分假说都没有经受住数据的检验。同文同种并没有减少让分裂的两派开战的机会（想想大部分内战，还有19世纪南美各国之间的战争吧），尽管很多人对世界语抱着这样的希望——“世界语”（Esperanto）的本意就是“希望”。经济指标也不能给出任何战争预测，比如，富国并不必然向穷国开战，反之亦然。一般地说，军备竞赛也不能预测战争。

    但是，有几个一般性规律被证明是存在的。一个长期稳定的政府可以抑制冲突：国境一侧的人民发生内战的可能性比起另一侧的人民发生国家间战争的可能性小。国家一般是和邻国发生冲突，而大国则会和所有人发生冲突，主要原因是幅员辽阔的帝国让几乎所有人都成了它们的邻国。特定的文化，特别是那些具有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文化，特别易于卷入战争。

    但是，理查森那些最具长远意义的发现是关于战争的统计规律。他的概括是坚实的、深远的，但是没有受到世人的重视。为了理解他的发现，我们必须先了解一下概率悖论。

    * * *

    假定你生活在一个地方，在一年到头任何时间里都有被雷电击中的机会。假定被雷电击中是随机的：每天被雷电击中的机会都是一样的，击中率是每个月一次。你的房子今天，星期一，被雷电击中了，那么下一个最有可能被雷电击中的日子是哪一天？

    答案是“明天”，星期二。肯定，这个概率并不大；粗略估计为0.03（即一个月一次）。现在来看看明天之后你的房子最有可能被雷电击中的那一天，星期三。让这件事发生，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雷电必须在星期三击中你的房子，其概率为0.03。二是雷电没有在星期二击中你的房子，否则星期二就是发生第二次雷击的日子，而不是星期三。为了计算概率，你必须用雷电不会在星期二击中房子的概率（0.97或者1-0.03）乘以雷电在星期三击中房子的概率（0.03），得出的结果是0.0291，比星期二遭受雷击的概率略小。那么，星期四会怎么样？如果星期四是第二个遭受雷击的日子，其概率是，星期二不会遭到雷击（0.97）或者星期三不会遭到雷击（也是0.97），但是一定要在星期四遭到雷击，所以机会是0.97 ×0.97 ×0.03，结果是0.0282。星期五呢？星期五成为第二个被雷电击中的日子的概率是0.97 ×0.97 ×0.97 ×0.03，或者是0.0274。随着时间推移，概率呈现下降趋势（0.03……0.0291……0.0282……0.0274），因为假定某天为下一个被雷电击中的日子，所以在这天之前的每一天都不能被雷电击中，这样不能被雷电击中的日子越多，所以时间越推移，概率越小。确切地说，概率呈指数级下降，即以加速度下降。而从今天起30天后的概率是0.9729 ×0.03，略高于0.01或1%。

    几乎没有人知道正确的计算结果。我向100名互联网用户发出问卷，用斜体表明“下一个”以免读者疏漏。67位选择了“每一天的概率是一样的”。虽然直觉上这个答案很有说服力，但却是错误的。如果每一天成为下一个被雷电击中的日子的概率一样，今天起1000年后的那一天的概率和一个月后那一天的概率就会是一样的，也就是说，这所房子1000年不被雷电击中的概率和下个月被雷击中的概率是一样的。在其他回答问卷的人中，19人认为房子最有可能成为第二个被雷电击中的日子是一个月之后。100个人中只有5个人正确地猜出答案是“明天”。

    雷击这个统计概率典型被统计学家叫作“泊松过程”，以19世纪数学家和物理学家西蒙-丹尼斯·泊松（Siméon-Denis Poisson）的名字命名。在泊松过程中，事件发生是连续的、随机的和相互独立的。天神朱庇特每时每刻都在掷骰子，如果骰子的蛇眼向上，他就甩出一道雷电。在接下来的一刻，他又掷下了骰子，对刚才发生的事情完全没有记忆。根据我们看到的原因，在一个泊松过程中，两个事件之间的间隔呈指数分布：存在很多的小间隔，间隔越长，间隔的数目就越少。这也就是说，随机发生的事件，看起来呈现集簇的形态，因为将事件分离开需要的是一个非随机过程。

    人类的头脑在欣赏这样的概率论上是很有困难的。我读研究生时曾经在一个听觉感知实验室工作。在一项实验中，要求听众在听见信号“嘟嘟”时尽快按下一个按钮。“嘟嘟”声发出的时间是随机的，也就是说，是根据泊松过程设计的。听众——也都是研究生——完全清楚这个情况，但是，实验一开始，他们就跑出实验站报告说：“你们的随机发生器坏了。发出的 ‘嘟嘟 ’声都是突发的。听起来是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叭嘟叭嘟嘟嘟’。”他们不理解这正是随机产生的声音。

    1968年，这个认知错觉才第一次被数学家威廉·费勒（William Fel-ler）写进他的概率论教科书：“在没有受过训练的人看来，随机看来就是规则或趋势，而不是集簇。”[33]这里有几个集簇错觉的例子。

    伦敦大轰炸。费勒回忆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伦敦大轰炸期间，伦敦人注意到，市内有几个地区遭到德国V-2火箭的多次袭击，而其他地区则完全没有。他们相信这些火箭是有目标的，针对某些特定的社区。但当统计学家将伦敦的地图划分成小方块，然后点算遭到轰炸的次数时，他们发现轰炸符合泊松过程的分布——换句话说，炸弹的落点是随机的。托马斯·品钦（Thomas Pynchon）在1973年将这个情节写进了他的小说《万有引力之虹》（Gravity..s Rainbow），书中的统计学家罗杰·墨西哥准确地预测了轰炸的分布，虽然不是精确到点。墨西哥不得不一边澄清他不是特异通灵的人，另一边推掉那些想知道何处可以藏身的迫切请求。

    赌徒谬误。很多豪赌客闹到倾家荡产都是因为“赌徒谬误”。他们相信，在撞运气的游戏中（比如猜轮盘赌中的红字，或者骰子上的数字7），如果出现一连串相同的结果，下一次摇盘或掷骰子的结果就会不一样。特沃斯基和卡尼曼证实，人们认为掷硬币得出的真实序列（比如：反反正正反正反反反反）是人为的，因为硬币正面或反面连续出现的次数太多，超过了人们直觉允许的范围，人们反而认为一个人为操纵的序列（比如：正反正反反正反正正反）是真实的，因为其中没有出现太多连续的正面或反面。[34]

    生日佯谬。如果至少有23个人共处一室，那么其中两个人生日相同的概率大于50%。大部分人对这个结果都感到吃惊。而人数达到57人，两人生日相同的概率上升到99%。在这个案例中，错觉集簇是日历。因为生日可能性最多只有这么多（366），所以一年之中总有一些人的生日会在同一天，除非有什么神秘的力量将它们拉开。

    星座。我最喜欢的实例是生物学家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在萤火虫洞旅游时得到的一项发现。这个著名的萤火虫岩洞在新西兰的怀托莫。[35]在岩洞黑暗的天顶上，布满了星星点点的萤火虫。岩洞仿佛一个天文馆，唯一的不同是，“星空”上没有星座。古尔德探究了其中的奥妙。萤火虫是真正的饕餮之辈，不会放过任何伸手可及的食物，所以落在天顶上的昆虫相互间保有一定的距离。这就让它们的分布比天空上的星星更均匀。从我们所站的位置看，星星是随机散落在天幕上的。但是，星星的排列似乎是有形状的，比如公羊、公牛、双子等等。数千年来，人类渴望规律的大脑一直将这些形象视为皇皇奇观。古尔德的同事、物理学家爱德华·珀塞尔（Ed Purcell）用计算机程序制作了两幅随机点状图，印证了古尔德的直觉。这些虚拟的星星溅落在纸上，没有任何约束条件。而虚拟的萤火虫则需要周围有一些小小的空间，这点儿空间是不可侵犯的。结果见图5-5，你们应该能够猜出哪张是星空，哪张是萤火虫。左图上面有团块、线状、空白和丝纹（也许，根据你们的嗜好，还有动物、裸体或者圣母马利亚），正如天空上的星星，这是随机产生的图形。右图似乎是漫无目的，但实际上每个点之间的距离是有意识的安排，比如岩洞天顶上的萤火虫。

    图5-5 随机图像和非随机图像

    资料来源：珀塞尔编制，根据古尔德1991年的文章，第266~267页。

    理查森的数据。我要给出的最后一个例子也是来自物理学家、我们的老朋友刘易斯·弗里·理查森。这些都是来自自然现象的真实数据。图5-6中线段的长度代表不同持续时间的事件，它们在时间上从左向右排列，在大小上从下至上排列。理查森表明，这些事件之间的关联是泊松过程：它们的开始和结束都是随机的。你也许觉得你看出了某种规律，比如，左上方出现大片的空白，右上方有两条漂浮物。但是，你应该已经学会不要轻信这些表象。而理查森也确实证明，自始至终，在强度分布上，不存在具有统计学意义的趋势。如果你用拇指盖住右上角的两条浮线，那就完全是一幅随机的图像了。

    你也许已经猜到了这是什么数据。每一个线段都是一场战争。横轴是时间，从1800年至1950年，以25年为单位。竖轴是战争强度的数量级，根据死亡人数的十进对数做标度，从最小的2开始（死亡100人）到最高的8（死亡100万人）。右上角的两条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理查森最主要的发现是，战争爆发的时间是随机的。战神马尔斯不断地掷铁制的骰子，每一次蛇眼向上，他就派出两个国家开战。接着他继续掷骰子，但是对刚才发生过的事情毫无记忆。结果，两场战争开战之间的间隔呈指数分布，有大量的短间隔以及少量的长间隔。

    图5-6 理查森的数据

    资料来源：哈耶斯根据理查森1960年的数据制图，2002年。

    对战争的历史叙事认为星座是虚幻的星系团，但战争的泊松性质破坏了历史叙事，同时混淆了在人类历史上看到的宏大模式、周期和辩证法这些理论。一次恐怖的冲突不会让世界就此厌倦战争，哪怕是暂停片刻，在和平中缓缓气儿。地球也不会因为两个交战国一阵咳嗽，就被传染上战争瘟疫，发作起来不可收拾。和平中的世界不会积攒起越来越沉重的战争渴望，仿佛无法忽视的瘙痒，最终只能在冲动的爆发中得到释放。事实的确不是这样。战神一直在掷骰子。在理查森进行研究的同时和之后，由其他人整理出的数个战争数据库，全部支持同样的结论。[36]

    理查森发现，不仅战争的爆发是随机的，战争的结束也是随机的。和平女神帕克斯也在不断地掷骰子，只要双六向上，战争双方就放下武器，铸剑为犁。理查森看到，一场（数量级为3）小规模战争开战之后，每一年它都有略低于一半的机会（0.43）结束。这就意味着大部分战争会持续两年多一点儿的时间，对不对？如果你点头称是，那说明你没有集中注意力！因为战争在每一年结束的概率是一个常数，或称一个常概率，那么战争最有可能在第一年之后结束，在两年之内结束的可能性略小一点儿，战争延续进入第三年的可能性还要更小一点儿。以此类推，可能性是逐年下降的。同样的结论也适用于较大规模（数量级为4至7）的战争，这个规模的战争在开战第一年后结束的概率为0.235。战争的时间长度呈指数分布，最短的战争也是最常见的战争。[37]这就告诉我们，战争状态下的国家不是非要“排除体制中的好战因素”才会恢复理智，战争并没有什么“势头”，不是必须“自我发泄”。战争一开始，那些反战的综合力量——和平主义、恐惧和溃败——就开始推动战争的结束。[38]

    如果战争的开始和结束都是随机的，我们来寻找战争中的历史趋势，是否毫无意义呢？我们的工作绝不是毫无意义的。泊松过程中的“随机性”定义的是连续事件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事件前后之间没有联系：事件的发动机，例如骰子，是没有记忆的。但是，这绝不是说这一概率将长时间保持为一个常数。战神可以变换开战的号令，比如，开战号令从蛇眼向上改为数字加总为3、6或者7。任何变换都会改变战争发生的概率，但其随机性仍然不变，即一场战争的爆发不会增加或减少另一场战争的可能性。具有漂移可能性的泊松过程被称为非平稳过程。战争的概率可能在某个历史时期出现下降沉寂，但接着又死灰复燃。它有可能是一个非稳定的泊松过程，并带有一个代表速度递减的参数。

    同理，战争的数学可能性既是一个泊松过程，也显示出周期性。理论上，战神可能出现摇摆，导致掷骰子的3%是战争，然后变成6%是战争，后来又回到3%是战争。实际上，非稳定泊松过程中的周期和稳定性泊松过程中的集簇错觉是很难区分的。几个集簇也许蒙蔽人们的眼睛，以为看到了整个系统的兴衰（比如商业周期，实际上是经济活动无法预知的波动排序，而不是一个真正有固定周期的循环）。有一些很好的统计方法可以测试时间序列数据中的周期性，但是这些方法在分析长期数据时才最有效，其时间要求之长远远超过我们所寻找的循环周期，因此它有足够的空间容纳许多假定的周期。为了保证结论的可信度，最好有第二套数据做平行分析，这样我们就能避免被“过度拟合”的周期假象蒙蔽，错将某一数据集合中的随机集簇看作有规律的周期。理查森研究了量级为3、4和5的战争的几种可能的周期（量级更高的战争数量不足以支撑这样的测试），而他没有找到任何周期。对其他更长时间数据的分析，可以辨认的周期有5年、15年、20年、24年、30年、50年、60年、120年和200年。面对如此之多面目不清的备选，最稳妥的结论是，战争完全没有明显的周期。大部分以计量方法研究战争的历史学家都同意这一结论。[39]社会学家皮蒂里姆·索罗金（Pitirim Sorokin）是另一位对战争进行计量研究的先驱，他总结说：“历史看起来既不单调和缺乏创意，仿佛是严格周期律、‘铁律 ’和 ‘普遍一致性 ’的忠实代言人，也不像一台引擎那样刻板和机械，在一个单位时间内只能制造一定量的革命。”[40]

    * * *

    那么，20世纪的“血流成河”是否有某种偶发性呢？似乎人们只是这样动一动念头，就是对战争受难者的巨大侮辱。但是，“致命冲突”的统计规律不是一定要推出这样的结论。只要时间足够长，事件的随机性完全可以和不断变化的概率共生。可以肯定，与其他时期相比，20世纪30年代的某些概率显然是有其特殊性的。纳粹认为入侵波兰名正言顺，因为这是为了给“优等种族”的雅利安人获取生存空间，这和灭绝“劣等种族”的犹太人是同一种意识形态。在当时的德意日三国，军国主义都是汹汹涌动的潮流。在纳粹和某些思潮背后，其共同的特性就是反启蒙运动的乌托邦主义。即使从长期看，战争的发生都是随机分布的，偶尔也会有例外。比如，“一战”的爆发就可以说是增加了欧洲爆发“二战”的可能性。

    但从统计学的角度看，特别是考虑到集簇错觉，我们往往会夸大历史的逻辑连贯——认为历史的力量是按照循环、渐强和冲突这些程式进行运动，因此所有已经发生的事情都是必然要发生的。即使所有的概率都指向同一方向，一场死亡量级为6或7的大战仍然需要某些突发事件进行引爆，而如果我们能够回放历史的话，这些导火索事件不一定会再次发生。

    1999年，怀特回答了一个在那一年被人们反复提到的问题：“谁是20世纪最重要的人物？”他说是加夫里洛·普林齐普（Gavrilo Princip）。这个家伙又是谁呢？他是19岁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刺杀了在波斯尼亚进行国事访问的奥匈帝国王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因为一系列的错误和意外，大公被送进了刺客的射击范围。怀特对自己的选择给出了解释：

    这个人独自挑起了一个巨大的链式反应，最终导致8000万人死亡。

    你行吗，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仅仅用了几颗小小的子弹，这个恐怖分子打响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四个君主国，留下巨大的真空，让纳粹把持了德国，继而走向第二次世界大战……

    有些人想贬低普林齐普的重要性，说在当时的紧张局势下，一场“世界大战”迟早不可避免，但是，我要说，没有任何事情比北约集团和华沙集团之间的战争更不可避免了。如果没有塞尔维亚人打响的第一枪，世界大战是可能避免的，而没有这场大战，就不会有列宁，不会有希特勒，也不会有艾森豪威尔。[41]

    其他喜欢设想与现实相反情形的历史学家，比如理查德·内德·勒博（Richard Ned Lebow），持有类似的观点。[42]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学家F. H.欣斯利（F. H. Hinsley）写道：“历史学家正确地几乎是一致地同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是阿道夫·希特勒的个性和人生目标。”基根对此表示同意，他说：“只有一个欧洲人真正希望战争——阿道夫·希特勒。”[43]社会科学家约翰·穆勒总结说：

    这些意见表明，欧洲本来不存在卷入另一次世界大战的动力，历史没有要求决战，欧洲各国也没有进入必然引致战争的冲突轨道。也就是说，如果希特勒从事艺术，而不是政治；或者1918年战壕中英国人的毒气弹更有效一点；或者在1923年啤酒馆政变中，是希特勒，而不是走在他身边的其他人被机关枪击中；或者希特勒在1930年的车祸中一命归天；或者，德国人民拒绝他成为国家元首，或者在1939年9月之前（甚至在1940年5月之前）的任何时间将他赶下台，欧洲这场史无前例的大劫难都很可能不会发生。[44]

    所以，纳粹的种族灭绝也很可能不会发生。我们在下一章中会看到，大多数研究种族灭绝的历史学家都同意社会学家米尔顿·希默尔法布（Milton Himmelfarb）1984年论文的标题：“没有希特勒，就没有集中营。”[45]

    概率是人类观察事物的一个角度。从足够近的距离观察，个别事件有其特定的原因。甚至投掷硬币的结果也是可以根据初始条件和物理学定律进行预测的，一个魔术师可以利用这些定律，每一次都得到正面向上的结果。[46]但当我们拉远镜头，对大量的事件做广角观察的时候，我们看见无数的因素有时在互相抵消，有时又朝同一方向排列。物理学家和哲学家亨利·庞加莱（Henri Poincaré）对此解释说：在一个决定论的世界里，我们所谓的把握时机，或者是大量微小的因素汇聚为一个强大的效果，或者是我们疏忽了的某个小因素决定了一个我们无法忽视的大效果。[47]在有组织的暴力活动中，某人想启动战争，他伺机而动，也许有机会，但也许没有机会；他的对手则要决定是应战还是逃避；枪林弹雨，爆炸声震耳欲聋，人命贱如草芥。这些事件受神经科学、物理学和心理学定律的支配。但在总体上，众多因素拥进一个矩阵，有时在最后会导致一些极端的结果。不论是何种意识形态的、政治的和社会的潮流，它们共同将20世纪上半叶的世界带到危险之中。就在这几十年间，人类遭遇了一连串厄运。

    * * *

    现在，我们看看最关键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爆发战争的概率是增加了、减少了，还是维持不变？理查森的数据是有偏差的，它指示发生战争的概率指向增加的方向。数据的起点在拿破仑战争之后，刚好切掉这场创纪录的恶战，终点截至人类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理查森没能在有生之年看见人类的“长期和平”——这已然持续了几十年。但是他作为数学家的机敏，让他知道在统计概率上存在长期和平的可能性。他设计了巧妙的方法测试时间序列上的战争趋势，排除了他的数据中前后两端的极端事件可能造成的误导。最简单的莫过于将战争按照量级分组，根据分组分别测度发展趋势。在5个分组（量级3到7）中，他都没有看到任何有意义的趋势。如果一定要说些什么，他看到了一点点下降的趋势。他写道：“虽然不能作为一个结论性的证明，但数据显示，自从1820年以来，人类变得不那么好战了。最清晰的观察结果是战争的数量随时间推移而有所减少……但是，在随机变量中差异不够大，所以结果很不明显。”[48]欧亚战火余烬犹在，理查森就写下这番话，这无疑证明一位伟大的科学家要以事实与理性克服印象和成见的愿望。

    我们将会看到，使用其他数据对战争频率所做的分析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49]但是战争发生的频率不是故事的全部，战争的量级也非常重要。如果有人说，理查森认为人类的好战心在减弱，他的推测所依据的是将两场世界大战归入一个子类，而这个子类只有两个数据，因此统计分析是毫无意义的，那么这个人的错误是可以理解的。理查森的其他分析将所有的战争一视同仁，即第二次世界大战与1952年导致1000人死亡的玻利维亚革命战争没有分别。理查森的儿子已经向他指出，如果将战争数据分为大小两类，那么这两类战争的趋势是相反的：小规模战争的发生频率明显在下降，但是大规模战争则不然，虽然战争的数目不大，但频率却是增加的。另外还有一种解释是，1820—1953年的战争频率下降了，但是战争更严酷了。理查森检测了这两个相反的规律，发现它在统计上是有意义的。[50]下一节我将告诉大家，这也是一个非常巧妙的结论：其他数据证明，直到1945年，欧洲的战争和其他大国之间的战争总体上是数量减少了，但破坏程度增大了。

    那么，人类是更加好战了还是不那么好战了？对此没有单一的回答，因为“好战”可以有两个意思。它可以指一个国家有多大的可能性卷入战争，也可以指当它卷入战争时有多少人会丧命。设想两个同等人口规模的农村乡镇，其中一个乡镇有100名喜欢在森林放火的青少年。森林都是独立的地块，所以每一次放火后，大火会自己熄灭，没有太大的损失。而另一个乡镇只有两个纵火犯，但是它的森林是连成片的，任何小火苗都有可能演变成铺天盖地的森林大火。哪个乡镇的森林火灾更严重呢？答案可以是此，也可以是彼。如果考虑的是无法无天的混账程度，那么第一个乡镇的问题更严重。但如果考虑的是受损的严重程度，那就是第二个乡镇的问题更严重。事实上，两个乡镇中哪一个的总损失更大，是遭受了很多起小火灾的乡镇，还是遭受了几起大火灾的乡镇，也是不能一概而论的。为了理解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将对时间序列数据的统计分析转向对量级数据的统计分析。

    对致命冲突的统计Ⅱ：战争的量级

    在计算每个量级上的战争数量时——有多少场导致千人死亡的战争，多少场导致万人死亡的战争，多少场导致10万人死亡的战争，等等，理查森有了他的第二个重大发现。计算的结果是有很多小规模战争和屈指可数的大规模战争，这并非完全出人意料。真正让人惊异的是每一个量级的战争之间的对比如此整洁清晰。理查森将致命冲突的数量记录和死亡人数记录（即量级本身）绘制在一起的时候，就得到了图5-7。

    研究自然科学，例如物理学的科学家，早已习惯看见他们的数据呈现完美的直线，比如气体的体积与温度之间的关系。但是他们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一团乱麻般的历史数据竟然也可以有这样完美的表现。我们从中看到的数据，从规模上看，既有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恶战，也有丛林小国的军事政变；从时间上看，则涵盖了从工业革命的开端一直到计算机时代的降临。当看到根据这些数据画出的平滑的对角线时，有谁不目瞪口呆呢？

    图5-7 1820—1952年不同量级的致命冲突的数量

    资料来源：韦斯改编，1963年，第103页；理查森的数据，1960年，第149页。1820—1952年，按战争结束年计算。

    一个特定事件的发生频率和这一事件的规模呈比例关系，在双对数坐标图上，图形呈一条直线，即称为幂律分布。[51]之所以称为幂律分布，是因为当抛开对数标度，回到原始数据时，事件发生的概率与事件的规模两个变量之间呈比例关系，即后者乘以某次幂（即坐标图上斜线的斜率），加上一个常数等于前者。在我们的案例中，幂为-1.5，意思是战争死亡人数每上升10倍，战争发生的概率下降至前一期的1/3。理查森将谋杀（暴力的量级为0）也放进了这个战争图表，因为它在性质上完全符合同一规律：它的破坏程度比最小的战争还要小，发作的频率却比战争高很多。但是，你可以看见，它孤独地高悬在竖轴的上方，远远偏离战争趋势的外推线。在这样的情况下，理查森仍然坚持说所有的“致命冲突”都在一条连续线上，未免显得有些强词夺理。理查森不屈不挠地将谋杀“点”与战争“线”用一条陡峭的曲线连接起来，这样他的数据里就可以植入死亡以个位、十位和百位计的冲突统计，而这些数据在历史资料中是不存在的。（这些小冲突都在“军事水平线”之下，正好落入犯罪学和历史研究之间的空当。）不过，让我们放下这些谋杀和小冲突，集中观察战争部分。

    理查森的样本是否只是一个意外？50年之后，政治学家拉斯-埃里克·塞德曼（Lars-Erik Cederman）使用“战争相关项目”（Correlates of War Project）的主要战争死亡数据，绘制了1820—1997年97场国家之间战争的统计趋势图（图5-8）。[52]在双对数坐标中，这些数据也呈现出一条向下的斜线。（塞德曼绘图的方式略有不同，但不影响我们得到所需要的结论。）[53]

    图5-8 1820—1997年不同量级的战争概率

    资料来源：塞德曼图表，2003年，第136页

    科学家之所以对幂律分布感到着迷，有两个原因。[54]一是在衡量一些你认为毫无关联的事件时，不断地呈现出这一分布状态。最早的一个幂律分布是语言学家齐普夫（G. K. Zipf）在20世纪30年代发现的，当时他针对英语词汇的使用频率绘制了统计图表。[55]如果对一个大型的语料库进行统计分析，人们会发现大约有十几个词的使用极其频繁，即在全部词语中，它们的使用频率超过1%，包括the（7%）、be（4%）、of（4%）、and（3%）和a（2%）。[56]有大约3000个词为中度使用频率，即万分之一，这样的词有“信心”（confidence）、“少年”（junior）和“担心”（afraid）。还有数万个词的使用频率只有百万分之一，包括“使怨恨”（embitter）、“递交请愿书”（memorialize）和“有名衔的”（titu-lar）。最后还有数十万个使用频率远远低于百万分之一的词，比如“险境”（kankedort）、“能驱邪的”（apotropaic）和“液化”（deliquesce）。

    另外一个幂律分布的案例是经济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在1906年发现的。他在观察意大利的收入分配时发现，一小撮人巨富，大众则极端贫困。自这些发现问世之后，在其他领域也找到了各种幂律分布，比如城市人口、常用的姓名、网站受欢迎的程度、学术论文的引用数量、图书和音乐的销售量、生物种群中物种的数量，以及月球陨石坑的大小。[57]

    幂律分布的第二个显著特征是，在一个巨大的值域内，所有的幂律分布看起来都是一样的。要理解这一特征的重要性，让我们比较一下幂律分布和一个大家更熟悉的所谓“正态分布”——高斯分布，或“钟形曲线”。测量男性的身高，或者统计高速公路上的车行速度，大部分数据都围绕着一个均值，并向两侧逐渐下降，曲线的形状如同钟形。[58]图5-9显示的是美国男性的身高分布。大量男性的身高在5英尺10英寸（179厘米）左右，少数在5英尺6英寸（169厘米）或6英尺2英寸（189厘米），极少数男性的身高在5英尺（152.5厘米）或6英尺8英寸（203厘米）。没有人的身高低于1英尺11英寸（约58厘米），也没有人的身高高于8英尺11英寸（272厘米）（这是《吉尼斯世界纪录》中的两个特例）。世界上最高个男子的身高和最矮个男子的身高之比是4.8，而你可以打赌你永远也不会撞见20英尺（608厘米）高的男人。

    图5-9 男性身高（一个正态分布，或钟形曲线分布）

    资料来源：纽曼制图，2005年，第324页。

    但是，对于其余的事件，测量数据并不是围绕一个典型值形成高点，不是在两侧对称下滑，也并非都限制在一个适度的小区间内。城镇的规模就是一个例子。“美国典型的城市有多大规模”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纽约有800万人口，而根据《吉尼斯世界纪录》，美国最小的城市是一个小“镇”——弗吉尼亚州的达菲尔德（Duffield），人口仅有52人。最大城市的人口规模是最小城市的15万倍，与男子身高的5倍之差相去甚远。

    而且，城市人口规模的分布不是钟形曲线。如图5-10所示，这个分布是L形曲线，左侧立着陡直的脊背，右侧拖着平缓的尾巴。在图中，城市的人口按照黑色横轴上的常规线性标度排列：10万人口的城市、20万人口的城市等。所以，黑色竖轴上是不同人口规模的城市在总城市的比重，0.003%的美国城市有2万人口，0.002%的美国城市有3万人口，0.001%的美国城市有4万人口，等等。城市的人口规模越大，城市的数量就越少。[59]我们再来看灰色的坐标，灰色横轴和竖轴上的标度是用对数标度衡量同一组数据，即按照量级（数据中零的位数）排列。城市的人口标度按照1万、10万、100万和1000万排开。同样，不同人口规模的城市在总城市中的比重按照量级刻度排列：0.01%（1万分之一）、0.001%（10万分之一）、0.0001%（100万分之一）等。随着两个坐标轴的伸延，开始出现一个有趣的现象：L形曲线被拉成一条几乎平滑的斜线。这就是典型幂律分布的特征。

    图5-10 城市人口（一个幂律分布）、线性尺度和对数尺度

    资料来源：根据纽曼改编，2005年，第324页。

    这就将我们带回了战争。因为战争也呈幂律分布，幂律分布的某些数学性质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战争的性质和引发战争的机制。首先，从战争数据的幂指数分布看，它没有均值。也就是说，没有一场战争可以称为“典型的战争”。我们不能期待，一场战争将一直打到某个伤亡水平——或者某个平均伤亡水平，然后就会自然地减缓结束。

    其次，幂律分布与规模无关。当你将双对数坐标图的曲线上移或者下移，它看起来都是一样的，就是一条线。这一性质的数学含义是，无论放大或缩小观测的单位，观测对象的分布形态均不变。假定在常用性上，2KB（千字节）的计算机文件是1KB文件常用性的1/4，那么，2MB（兆字节）的文件就是1MB的1/4。在战争问题上，你也可以这样看。从一场1000人死亡的小规模战争发展为一场1万人死亡的中型战争的概率是多少？它和从一场中型战争变为一场10万人死亡的大规模战争的概率，甚至从10万人死亡的大规模战争演变为创历史纪录的百万人死亡的大战，或者变成一场世界大战的概率，是一样的。

    最后，幂律分布有“长尾”（亦称“厚尾”），即它们有相当数量的极端值。你永远都不会见到一个身高20英尺（超过5米）的巨人，也不可能在公路上看见一辆车车速达到每小时800公里。但是，你很有可能见过有1400万人口的大都市，或者见过一本在畅销书排行榜上盘踞10年之久的好书，或者用肉眼观察到月球上一个巨大的陨石坑——或者一场导致5500万人殒命的世界大战。

    当你飞速提高量级标度时，幂律分布的长尾缓慢地而不是急速地下降，这意味着极端值发生的概率极小，但并非小到完全不可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你遇见一个身高5米的人的概率是小到完全不可能的，你完全可以用生命打赌，这是永远也不会发生的。但是，一个城市的人口增长超过2000万，或者一本书在畅销书排行榜上停留20年，仅仅是极端不可能发生——也就是说，可能不会发生，但你还是可以想象它会发生。我用不着解释长尾在战争分析上的意义了。世界发生死亡1亿人的战争的可能性是极端不可能的，发生死亡10亿人的战争的可能性就更小了。但是在核武器时代，我们可怕的想象力和幂律分布的数学含义都表示，这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以柏拉图式的抽象方法讨论了战争的起因，好像军队是被数学方程式送上战场似的。我们确实需要理解战争本身为什么呈幂律分布，即什么样的心理学、政治学和技术的结合会产生这样的规律。此刻我们还不知道答案是什么。有太多的机制能够产生幂律分布，而战争数据又不够精确，无法告诉我们到底哪一种机制在起作用。

    但是，战争幂律分布与规模无关的性质，还是向我们透露了各种战争动力的内幕。[60]直觉地看，这是表示规模无关紧要。无论是街头混混、民兵或者是大国正规军等，这些争斗联盟在权衡是应该威胁还是后撤，或是虚张声势，是应战升级、坚持战斗还是投降时，决策背后的心理过程和博弈过程都是一样的。这大概是因为人类是社会动物，所以聚众结盟，再合并为大联盟和更大的联盟。但在任何一个规模上，这些联盟都是被一个小集团或者一个人送上战场的，他们可以是流氓头子、黑帮首领、军阀、国王或者皇帝。

    对于幂律分布的武力冲突模型中的规模无关这一直觉知识，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呢？[61]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假定这些联盟自己在规模上都呈幂律分布，它们相互之间的冲突与它们的数量成比例，它们遭受的损失与它们各自的规模成比例。我们知道一些人类的聚集，比如城市，呈幂律分布，也知道其中的道理。幂律分布最主要的起因之一是偏好依附（preferential attachment）：一个东西越大，它吸引的新成员就越多。偏好依附也被称为累积优势，“富人越富”和“马太效应”——对《新约·马太福音》第25章第29节，比利·霍利迪这样总结说：“得到了的还要再得到，没有得到的却要再失去。”热门网站吸引更多的访客，成为更热门的网站；畅销书上了销售排行榜，诱惑更多的人来买书；大城市人口众多，因此能提供更多的专业和文化机会，也就有更多的人涌入大城市。（你怎么能够让见识过巴黎的人留守乡下？）

    理查森考虑过这个简单的答案，但是发现答案与数据不符。[62]如果争斗代表城市规模，那么争斗的规模每缩小至原来的1/10，数量应该增长10倍，但实际情况是，数量增长了不到4倍。此外，在最近几百年来的战争中，战争的参与者是国家而不是城市，国家是呈对数正态分布（一个扭曲的钟形曲线），而不是呈幂律分布。

    复杂系统科学提出了另外一种机制，这门科学研究的是类似结构形态的控制规律，尽管这些结构由不同的物质组成。许多研究复杂性理论的专家最感兴趣的是显现出被称作“自组织临界条件”形态的系统。你可以将“临界条件”理解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一个小输入引发一个突发的大输出。“自组织”临界条件则是指一头骆驼背上的创伤刚刚愈合，体力稍有恢复，恢复的程度恰好能够让同一根稻草把它再次压倒。典型的例子是细流堆沙，当细细的沙流从上方落到沙堆的顶部，间歇地引起不同规模的沙堆滑坡；滑坡的分布符合幂律分布。随着滑坡，沙堆的坡度变缓，到一定程度时，流沙滑坡就会停止；但是随着新的沙流落下，沙堆的坡度再次逐渐变陡，直到触发一场新的沙崩。还有地震和森林火灾的案例。火灾烧毁森林后，新的树木随机生长，形成新的树丛，枝干互相交错攀附，为下一次火灾准备燃料。好几位政治学家都根据森林火灾原理，开发出计算机模拟的战争模型。[63]在这些模型中，一些国家征服周边国家，形成更大的国家，就像一片树丛繁衍生长侵入另一片树丛，形成更大的树丛。只消扔进一个烟头，就能引起灌木燃烧或者熊熊的森林大火；而在他们的模型中，一件打破各国之间均衡的事件，就可以触发一场冲突或者一场世界大战。

    在这些模拟过程中，战争的破坏性主要取决于参战方和它们盟友的疆土规模。但在现实世界，破坏性变量还取决于交战双方都希望对手先崩溃而坚持战斗的决心。当代历史上最血腥的冲突，比如美国内战、第一次世界大战、越南战争和两伊战争，都是消耗战，双方不断地向战争绞肉机中填入人力和物力，希望对方先被拖垮。

    约翰·梅纳德·史密斯是第一位将博弈论应用到进化论中的生物学家，用消耗战博弈为这种僵持状态建立了模型。[64]交战双方展开的是资源竞争，各方都期望自己能坚持到最后，在等待中成本越积越高。最初的状态是，它们就像大型甲壳动物争夺地盘，双方怒目而视，直到一方撤出；成本就是动物在僵持期间浪费的时间和能量，它们本来可以用这些时间去觅食和寻偶。消耗战博弈在数学上相当于这样一种拍卖，即两个出价人中出高价者赢得拍品，但双方都要支付失败者的低出价。当然，用这样的博弈来分析战争，叫价之后支付的是士兵的生命。

    “消耗战”是博弈论中最自相矛盾的情况之一（正如“囚徒博弈”、“公地悲剧”和“一美元钞票竞拍”）。在这些博弈中，理性人追求各自的利益，但其结果却远远不如他们合作达成一个有约束力的协议。你可能认为，消耗战博弈中的各方应该接受eBay（易贝网）对买家的忠告：确定竞拍品的价值，出价绝对不超过这个限度。问题是，其他投标人也是按照同样的战略进行博弈。只需要再加价一美元（或者再多等待一分钟，或者再多派出一批士兵进入战场），他就赢了。他拿到战利品，他所支付的代价与你心目中的估价相差无几，而你落得两手空空，还必须付出你报出的估价。你是绝对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所以你就想到采用“永远比对手多出一美元”的战略。你会看到这样做的结局是什么。正是因为消耗战博弈中的逻辑悖论，即失败者一样要支付代价，所以投标人会在出价超过竞拍品价值之后仍然坚持叫价。尽管谁都已经不可能取胜了，但是各方都还希望损失不要太大。在博弈论中，这类结果的术语是“灾难现象”。这也被称为“皮洛士的胜利——得不偿失的胜利”，这个军事比喻的含义极为深远。

    消耗战博弈演化出这样一种战略，即交战各方都要等待一段时间，时间的长短是随机决定的，等候的平均时间长度也可以代表相应的资源。从长期来看，各方的付出都得到了理想的回报，但是因为等待的时间长短是随机的，没有人能够预计对方投降的时间，也就不知道何时才能耗过对方。换句话说，它们遵守这样的规则：每时每刻都在掷骰子，如果它们都是（比如说）4，让步；如果不是，接着再掷一次骰子。结果当然是一个泊松过程，所以你应该知道，等待的时间呈指数分布（因为掷骰子得到双4的机会越来越小，需要等待的时间也就越来越长）。既然战争要等到其中一方认输的那一刻才告终止，那么战争的长度也呈指数分布。让我们回到战争模型，它以士兵的性命而不是分钟、秒钟为代价，如果真正的消耗战就像是博弈论中的“消耗战”一样，假定其他条件不变，那么消耗战将呈现量级指数分布。

    当然，真实的战争不是呈指数分布，而是呈幂律分布，带有一条长长的尾巴（在此，就意味着更大数量的大战）。但是，如果数值被二次指数过程调整后向相反的方向推移，指数分布可以变化为幂律分布。消耗战博弈可以有这样的转折。如果消耗战博弈中的一方在某个时刻哆嗦了一下或者面色变得惨白，或者表现出其他神经紧张的迹象，由此透露出让步的意向，那么，对手会利用这一“示意”，再多等片刻，取得最后的胜利，而且屡战屡胜，百试不爽。正如理查德·道金斯所说，一个经常进行消耗战的物种，你只能期望它们都长着面无表情的扑克脸。

    现在，人们也许会猜测，生物也可以利用相反的信号，即继续战斗而不是准备投降的信号。如果交战的一方能够采取某种强硬的姿态，显示“我将坚守阵地，绝不后撤一步”，那么它的对手也许会理性地计算一下，然后放弃战斗，控制损失，以免战争升级，两败俱伤。但我们称其为“姿态”是有理由的。任何一个懦夫都会叉着膀子，瞪着眼睛，但对手可以一眼看穿他是在虚张声势。只有当这个信号是有代价的时候，比如示强方将手放在蜡烛的火苗上，或者用匕首在自己的胳臂上划几刀，才能证明他确实有此意志。（当然，只有在战利品有特殊意义时才值得支付这种自找的代价，或者，他有理由相信，即使出现战争升级，他也能战胜对手。）

    在消耗战的案例中，你可以想象一个领导人随着冲突的深化，承受战争代价的意愿越来越强，决心越来越坚定。他的口号将会是：“我们将继续战斗，绝不让孩子们的鲜血白流。”这种心态，即所谓损失憎恶——沉没成本谬论，也叫作“砸好钱救烂钱”——显然是非理性的，但是它在人类的决策活动中却十分常见。[65]人们忍受暴虐维持婚姻，是因为他们已经在一起生活了很多年；人们硬着头皮看完一场烂电影，是因为他们已经买了电影票；或者在赌博中加倍下注，试图捞回输掉的老本；或者向失败的大笔投资追加更多的资金。虽然心理学家不能完全理解为什么人们会沉湎于沉没成本谬论，通常的解释是这展示了一个公开的承诺。这是人们在宣示：“一旦我做出决定，绝不会软弱、愚蠢或者犹豫不决，绝不轻易改变主意。”在一场像减员比赛那样的决胜较量中，损失憎恶可能是一个代价高昂因而可信的信号，表明选手不打算向对手让步，坚定地奉行再战一轮直至胜利的战略。

    我已经提到过，理查森的数据提出的证据显示，战争越残酷，战斗时间就越长：与大规模战争相比，小规模战争在开战第二年结束的可能性更大。[66]在“战争相关计划数据库”中，从量级的数据也可以看出战争升级的迹象：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不仅伤亡越大，而且还有时间之外的因素带来更高的、意想不到的战争成本。[67]如果从战争的统计数据回到实际战争，我们能够看到这一机制的工作原理。历史上很多残酷血腥的战争，都是因为一方甚至双方的领袖采取了极其非理性的损失憎恶战略，最终产生了巨大的破坏性。直到“二战”的最后几个月，尽管败局已定，但是希特勒仍然疯狂地坚持战斗，日本也是如此。林登·约翰逊总统数次将越南战争升级，一首针对他的抗议歌曲充分体现了民众对毁灭性战争的理解：“我们半身陷进泥潭，大傻瓜还在喊叫冲锋。”

    系统生物学家让-巴普蒂斯特·米歇尔（Jean-Baptiste Michel）为我讲解了消耗战中承诺升级为什么呈幂律分布。我们只需要假定领导人在前一个承诺上增加一个固定的比例，比如说，每一次新投入的兵力是现在正在参战的兵力的10%。那么，常数化的比例增长符合心理学上的一个著名发现——所谓“韦伯定律”：增量的强度要想被人感受，它必须是已经存在的强度的一个常比。（如果一个房间内已经有10只灯泡，如果增加1只，第11只灯泡亮起时，你就会注意到房间更亮了。但是如果房间里已经亮着100只灯泡，只有再亮起10只灯泡，你才会注意到房间比原来更亮了。）理查森观察到，人们对生命损失的感觉也是一样的：“举例说，在和平时期，英国潜艇西蒂斯沉没将会是报纸连续数天的报道热点，但在战争期间，同样的损失只会是报纸上的一条简报。这种对比符合韦伯-费希纳定律，即对增量的感觉，取决于这一增量占前一个存量的比重。”[68]心理学家保罗·斯洛维奇（Paul Slovic）最近重审了几项试验，均支持理查森的观察。[69]有一句被错误地栽给斯大林的名言说，“一人的死亡是悲剧，百万人的死亡是统计数据”，虽然数字不正确，但确实抓住了人类的心理。

    如果战争按照前一个承诺的比例升级（一个固定比例的士兵被派上战场并在战斗中阵亡），随着战争的继续，战争的损失呈指数增长，就像是银行的复利。如果战争是一场消耗战博弈，它们的时间长度呈指数分布。回想一下数学法则，如果这个变量是一个指数分布变量的指函数，那么它即呈现幂律分布。[70]我个人的猜测是，升级和消耗的结合是对战争量级呈幂律分布的最好解释。

    虽然我们可能不知道为什么战争呈幂律分布，幂律分布的性质——标度不变性和长尾性——表明，在一系列作用过程中，战争的规模不是一个影响因素。军事联盟总是可以更大一点儿，战争总是可以持续更长时间，损失总是可以更惨重一些，但是战争的发展形态都是相似的，与它们开始时的规模完全无关。

    * * *

    显然，下一个问题应该是与“致命冲突”的统计学有关：大量的小规模战争和少量的大规模战争，哪一种造成的伤亡更大呢？幂律分布本身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你可以想象在一个数据库中，将每一个规模上的战争死亡加总到同一个固定数：一场死亡1000万人的战争，10场死亡100万人的战争，100场死亡10万人的战争，一直到1000万个杀死1个人的谋杀案。事实上，指数都大于1（这是我们从战争中得到的）的分布将大量个体甩向尾部。在这一区间内的幂律分布有时服从“80∶20法则”，也称为“帕累托法则”，即人口中最富有的20%控制了80%的财富。这个比率也许不一定是分毫不差的80∶20，但许多幂律分布都具有这种不平衡性质，比如，20%的最热门网站得到2/3的总点击量。[71]

    理查森将每一个量级的战争死亡加总。计算机科学家布雷恩·哈耶斯（Brian Hayes）根据理查森的数据，制出图5-11。灰柱标示的是不引人注意的小冲突的死亡统计（死亡人数在3人至3162人之间），这些不是实际数字，因为这些死亡属于犯罪历史学的研究范畴，理查森的资料来源中没有这一部分数据。相反，理查森插入这些假设的数据，将谋杀和小规模战争平滑地连接起来。[72]不论有没有这些灰柱，图形都令人震动：峰值在两端，中间下垂。它告诉我们（至少在1820—1952年）最具破坏力的暴力是谋杀和世界大战。其他形式的冲突杀死的人数要少得多。这个结论在后来的60年中一样成立。在美国，朝鲜战争的军人死亡为3.7万人，越战为5.8万人，其他战争远远无法与之相比。同时，这个国家每年有1.7万起谋杀，从1950年至今，谋杀死亡数字加总可达百万之众。[73]同样，全世界的凶杀死亡人数也远远高于战争及其连带死亡，即使包括战争导致的饥荒和疾病死亡。[74]

    图5-11 不同量级冲突的死亡总数

    资料来源：哈耶斯绘图，2002年，根据理查森的数据，1960年。

    理查森也估算了从谋杀到世界大战各个量级的致命冲突占总死亡的比例，结论是1.6%。他解释说：“相比这些冲突引起的大量关注，这个数字比人们的想象要小很多。那些喜爱战争的人可以为他们自己的品位辩护说，说到底，战争死亡相比疾病死亡还是差得远了”。[75]而且，这个结论至今还是绝对正确的。[76]

    在最近130年的战争总死亡中，两次世界大战的死亡占77%，这个发现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战争并不遵循幂律分布常见的“80∶20法则”。它们遵循的是“80∶2法则”：几乎80%的死亡来自2%的战争。[77]倾斜的比率告诉我们，全球防止战争的努力应该集中在防止那些最大规模的战争。

    我们一直期望有关暴力的统计能够与连贯的历史叙述相吻合，但“80∶2”之比凸显了这一愿望所面临的困境。在解释20世纪历史的时候，人们对故事情节的偏好被两个统计假象强化了。一个是想要在随机分布的历史事件中看到有意义的规律，另一个是钟形曲线思维模式，它使极端值看起来像天文数字，几乎不可能出现。所以一旦出现极端事件，我们会推断，它背后一定有非同寻常的设计。这种思维方式让人们不愿意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当代历史上两件最糟糕的事，尽管发生的可能性很小，但不是可能性极端之小，小到几乎不可能发生。因此，它们的发生，并不是因为背后有什么必然性在起作用。即使当时的紧张局势增加了两场大灾难发生的机会，两场大战都不是必然会发生的。只是一旦发生，它们就有大把的机会不断升级，不管战争已经有多么残酷，总能继续变本加厉。如果我们对不同水平上的战争破坏力进行全面的统计，两次世界大战只是统计分布中两个极不走运的样本罢了。

    大国战争的轨迹

    理查森得出的两个有关战争统计学的结论都相当宽泛：第一，战争时间表是随机的；第二，战争量级为幂律分布。但是，对于两个关键的参数——战争的概率和战争的损失是怎样随时间而变化的，他却未能深究。他表示，战争发生的频率下降，但战争的破坏性增强这一规律仅适用于对1820—1950年战争的分析，结论应该严格局限于他所使用的不完整的战争数据。那么，对于今天战争的长期轨迹，我们又知道些什么？

    在有记录的历史中，找不到任何关于世界战争的完整可靠的数据，而且即使有这样的数据，我们也不知道如何理解它们。几百年来，不同的社会各自经历了剧烈的、不均衡的变迁，只用一个死亡数据对整个世界进行描述未免会抹杀太多的社会特性。但是，政治学家杰克·莱维（Jack Levy）汇编了一个数据集，为我们清晰地勾画出在特定时间和空间内的战争轨迹。

    莱维时间区间始于15世纪晚期，当时正是所谓火药、航海术和印刷术开创的“现代化时代”（“现代”一词有诸多的定义，这里取其中一种）。这也正是主权国家在中世纪的封爵和公国中出现的时代。

    莱维关注的国家，都属于大国体系——在那个特定的时代里，屈指可数的几个能够对世界指手画脚的国家。莱维发现，无论任何时候，都是极少数几个重达800磅（约363公斤）的大猩猩要对大部分骚乱承担主要责任。[78]在赖特整理的世界500年数据库中，大国参与了约70%的战争，其中有4个大国“有幸”至少参与了欧洲所有战争的“1/4”。[79]（直到今天，这个结论仍然成立。自“二战”以来，法国、英国、美国和苏联/俄国卷入的国际冲突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多。）[80]有些国家在大国结盟中时进时出，它们在参与结盟时卷入的战争远远多于它们在不结盟时的战争行动。集中分析大国系统的一个优势是资料翔实，因为以其显赫的印迹，即使是粗枝大叶的文人也不会忽略它们参加过的战争。

    从战争量级不平衡的幂律分布中，我们可以预测，在有记录的战争死亡中，大国之间的战争（特别是那些同时涉及几个大国的战争）的死亡人数占有绝对的比重。[81]有句非洲谚语说得好（像很多非洲谚语一样，许多部落都有同样的说法）:“大象打架，草地遭殃。”这些大象习惯于互相争斗，因为在它们之上，没有任何宗主国能控制它们。在霍布斯的无政府状态下，它们总是在神经质地打量彼此。

    莱维设计了一套定义大国的指标，并列出了1495—1975年的大国名单。它们中的大部分是欧洲国家：法兰西和英格兰/大不列颠/联合王国（整个时期）, 1918年前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各个王国，1808年前的西班牙，17世纪和18世纪初期的荷兰和瑞典，1721年之后的俄国/苏联，1740年之后的普鲁士/德国，以及1861—1943年的意大利。这个大国体系中也包括几个欧洲之外的国家：1699年之前的奥斯曼帝国，1898年之后的美国，1905—1945年的日本，1949年之后的中国。莱维汇编的数据库中对战争的定义是：（1）每年至少有1000名战争死亡人数（这是很多数据库中对“战争”的最低要求，比如“战争相关资料项目”也是这样要求的）；（2）有一个大国卷入；（3）有一个敌对国家。他排除了殖民地战争和内战，除非是一个大国卷入另一个国家的内战，即意味着战争中一个大国与一个外国政权相对抗。在和莱维协商之后，我利用“战争相关资料项目”将莱维的数据库扩展了25年，直至2000年。[82]

    让我们从巨头们的冲突开始——战争双方各为一个大国。这样的冲突被莱维称为“全面战争”，它也可以被称为“世界大战”，至少在这个意义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此称呼当之无愧——不仅战火蔓延至世界各地，而且将当时几乎所有的大国都卷入了战争。这类战争还包括“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7个大国中有6个卷入这场战争）、路易十四的“法荷战争”（1672—1678年，同样是7个大国中有6个卷入战争）、“大同盟战争”（1688—1697年，7个大国中有5个卷入战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39—1748年，6个大国全部卷入战争）、“七年战争”（1755—1763年，6个大国全部卷入战争），以及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1792—1815年，也是6个大国全部卷入战争），外加两场世界大战。还有另外50多场有两个或者更多大国参与对峙的战争。

    大国交战中人民遭受战乱的时间长度，是衡量战争影响力的指标之一——人民流离失所，骨肉分离，被迫牺牲，生活被彻底打乱。图5-12给出了每1/4个世纪中大国交战时间的百分比。在最早的两个25年（1550—1575年和1625—1650年）中，曲线两次达到顶峰：在这两个25年中，大国交战延续了整整25年。这一时期，欧洲战事频仍，欧洲宗教战争此起彼伏，包括第一次胡格诺战争和“三十年战争”。图表上的趋势毫无疑问是下降的。随着时间推移，大国交战的时间越来越短了，虽然有几次反弹，包括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以及两次世界大战。在图表的最右端，出现了“长期和平”的第一个迹象。在1950—1975年这25年中，只有一场大国战争（朝鲜战争，1950—1953年，美国和中国对抗），此后世界再没有发生过大国战争。

    图5-12 1500—2000年大国交战时间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根据莱维和汤普森的资料改编，2011年。数据为25年统计数的加总。

    现在让我们拉开距离，对战争做一次广角观察：我们有100多场至少有一个大国卷入的战争的数据，敌对方有可能是大国，也有可能不是。[83]有了这个更大的数据集，我们可以在图5-12“战争年数”测度上找到两个新的维度。第一个是频率。图5-13给出了每25年中战争发生的数量。我们再一次看见连续5个世纪的下降趋势：大国越来越少地卷入战争。在20世纪的最后25年，只有4场战争符合莱维的战争标准：两场中越战争（1979年和1987年），针对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发起的“海湾战争”（1991年），以及为了阻止科索沃驱赶阿尔巴尼亚族裔居民，北约对南斯拉夫的轰炸（1999年）。

    图5-13 1500—2000年大国战争的频率

    资料来源：莱维制图，1983年；最后一个单元的数据来自国家间战争相关资料数据库，1816—1997年，萨尔吉斯，2000年；1997—1999年的数据，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Peace Research Instituet Os-lo，PRIO）战争死亡数据，1946—2008年，拉齐纳和格莱迪奇，2005年。数据为每25年统计数的加总。

    第二个维度是战争的时间长度。图5-14显示的是这些战争平均持续的时间。虽然在17世纪中叶出现了一个高峰，但总的趋势是下降的。这个峰值并不是将“三十年战争”简单地计算为持续了30年的一场战争的结果。和其他历史学家的做法一样，莱维将“三十年战争”分成四场局部战争。但是即使在切分之后，那个时代的宗教战争仍然是严酷而漫长的。自那时之后，大国开始寻求尽快结束战争。最新的结果是，在20世纪的最后25年，4场有大国参与的战争平均长度只有97天。[84]

    图5-14 1500—2000年大国参与的战争的时间长度

    资料来源：莱维制图，1983年；最后一个单元的数据来自国家间战争相关资料数据库，1816—1997年，萨尔吉斯，2000年；1997—1999年的数据，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战争死亡数据，1946—2008年，拉齐纳和格莱迪奇，2005年。数据为每25年统计数的加总。

    那么，战争的破坏性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图5-15给出的是至少有一个大国参战的战争死亡人数。生命的损失在19世纪初从1500人开始上升，而在19世纪中叶和后期一直减少，直至两次世界大战出现反弹，接着在20世纪下半叶急速回落。人们一般的印象是，在这500年的大部分时间内，战争的破坏性变得越来越大，原因可归结于军事技术和军队组织方式的进步。如果这个印象是成立的，相反的两个趋势——越来越少的战争和越来越大的破坏性——就完全符合理查森的推测，虽然时间尺度放大了5倍。

    因为图5-15将战争的频率和量级叠加在一起了，我们完全无法证明我们在图中所看到的事实，但是莱维认为，纯粹的破坏性可以按照他称为“密度”的量度指标来区分，即每个国家在战争期间每一年战死的人数。图5-16显示的是战争死亡的“密度”曲线。在图中，大国战争的死亡人数稳定上升，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达到高峰，趋势非常明显，因为数据没有受到19世纪后期大国战争次数稀少的扭曲。令人震动的是，20世纪下半叶突然出现的转折，完全扭转了前450年中交错上升的走势。

    图5-15 1500—2000年大国战争的死亡人数

    资料来源：莱维制图，1983年；最后一个单元的数据来自国家间战争相关资料数据库，1816—1997年，萨尔吉斯，2000年；1997—1999年的数据，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战争死亡数据，1946—2008年，拉齐纳和格莱迪奇，2005年。数据为每25年统计数的加总。

    图5-16 1500—2000年大国战争的死亡集中度

    资料来源：莱维制图，1983年；最后一个单元的数据来自国家间战争相关资料数据库，1816—1997年，萨尔吉斯，2000年；1997—1999年的数据，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战争死亡数据，1946—2008年，拉齐纳和格莱迪奇，2005年。数据为每25年统计数的加总。

    20世纪后期的特殊性还在于不仅大国战争的次数减少了，每一场战争的杀伤力也明显下降了。这一对下行线捕捉到的就是长期和平的厌战情绪。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趋势，我们将从统计图表转向历史叙述。但在此之前，让我们确认在对战争轨迹的更广泛的观察中，同样能看到这些统计规律。

    欧洲战争的轨迹

    大国参与的战争就像一个舞台有限但戏码丰富的剧场，让我们尽可观察战争的历史趋势。还有一个剧场，那就是欧洲。这一片小小大陆不仅有最完整的战争伤亡记录，而且对全世界有着巨大的影响。在过去的500年间，世界的大部分地区都是欧洲帝国的组成部分，拒绝臣服者则一直在与这些帝国抗争。战争与和平的潮流，与其他人类社会的活动，比如科技、时尚和思想一样，大多是从欧洲发源，向世界其他地方扩散传播。

    欧洲完整的历史资料让我们有机会对一系列有组织的冲突形态进行观察，即从大国参与的国际战争到两个普通国家之间的冲突，死亡低于千人临界标准的冲突，内战和种族灭绝，以及饥荒和瘟疫造成的平民死亡。如果我们将其他形式的暴力加总，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图像？是不是小冲突的脊柱高挺，拖着一条大规模冲突的长尾巴？

    政治学家彼得·布莱克正在编制所有“致命冲突”的汇总，他称其为“冲突目录”（Conflict Catalog）。[85]他的目标是要找出自1400年以来全部有记载的历史中每一条有关武装冲突的信息并进行结集。布莱克从理查森、赖特、索罗金、埃克哈特、“战争资料相关项目”、历史学家埃文·卢亚德（Evan Luard）、政治学家卡列维·霍尔斯蒂（Kalevi Holsti）整理出的战争数据入手。这些资料中的大部分对冲突和国家的法律定义都有很严格的准入标准。布莱克放宽了这个标准，他将所有有记载的冲突都纳入他的数据汇编中，甚至连一年内只有32人死亡的冲突都包括在内（在理查森的战争量级中为1.5），以及任何能够在本地有效行使主权的政治单元。接着，他在图书馆梳理历史典籍和地图，包括其他国家出版的各种语言的历史书籍。我们期待见到一个幂律分布的战争趋势，而放宽标准带来的不是几个边际上的小案例，而是数量巨大的新案例：布莱克发现的冲突至少是以往各种数据库总和的3倍。至今为止，《冲突目录》包含发生在公元1400—2000年的4560起冲突（其中已经有3700场冲突被录入电子表格），最终的冲突记录将达到6000场。这些冲突中大约1/3有估计的死亡人数，布莱克将死亡分为军事死亡（在战斗中阵亡的士兵）和总死亡（包括战争引发的饥荒和疾病造成的平民死亡）。布莱克慷慨地向我提供了2010年最新的全套数据。

    让我们先来简单地数一下共有多少场冲突——不仅有大国参与的战争，还有各种大大小小的致命冲突。根据这些数据绘制的图5-17，给出了一个观察欧洲战争史的独到视角。

    图5-17 1400—2000年大欧洲每年发生的冲突

    资料来源：《冲突目录》，布莱克，1999；朗和布莱克，2003年。冲突数据为每25年数据的总和，包括国际冲突、内战、种族清洗、叛乱和骚乱。“西欧”的范围包括今天的下列国家：英国、爱尔兰、丹麦、瑞典、挪威、比利时、卢森堡、荷兰、德国、瑞士、奥地利、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大东欧”的范围包括今天的塞浦路斯、芬兰、波兰、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前南斯拉夫的各个共和国、阿尔巴尼亚、希腊、保加利亚、土耳其（欧亚两部分）、俄国（欧洲部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其他各高加索共和国。

    我们再次看到，以武装冲突爆发的频率来衡量，冲突呈现下降趋势。在这个故事开始的1400年，欧洲国家每年要挑起三场战争。这一比率蹒跚下行，到今天，西欧国家几乎没有冲突，东欧国家每年有不到一起冲突。甚至东欧国家出现的反弹实际上也多少是个误解，因为在这部分数据中，有半数被归为“欧洲”的参战国，这仅仅是因为它们曾经属于奥斯曼帝国或者苏联；今天，它们通常被划分为中东或者中南亚（比如，在土耳其、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塔吉克斯坦和亚美尼亚发生的冲突）。[86]其他的东欧冲突发生在前南斯拉夫共和国或苏联。南斯拉夫与俄国/苏联和土耳其这些地区也要为20世纪前25年冲突激增负主要责任。

    这些冲突中人员死亡的情况如何？《冲突目录》在此充分显示了它兼容并收的优势。幂律分布告诉我们，在全部战争死亡中，或者说至少在千人死亡临界线之上的战争的总死亡中，大国战争中最大的那场冲突造成的死亡占有最大的份额（这与我至今绘制的图形相一致）。但是，理查森提醒我们，在理论上，被传统历史和统计数据疏忽的大量的小规模冲突，很可能构成一个巨大的死亡数目（见图5-11中的三条灰柱）。《冲突目录》提供了第一个涵盖灰色区域的长期数据，并尽量涵盖袭击、骚乱和屠杀这些不在传统军事水平线之上的事件（尽管我们可能永远无法找回早期此类事件的记录数据）。不巧的是，《冲突目录》仍在制作中，目前的记录中只有不到一半的冲突有死亡数字。在这项工作完成之前，我们只能通过代入某些1/4世纪战争死亡的中值，对欧洲冲突死亡的走势形成一个大概的印象。布赖恩·阿特伍德和我对这些数据进行了补充，对各种形式和不同规模的冲突的直接和间接的死亡加总，再除以各个时期欧洲的总人口，最后按照比例绘图。[87]图5-18展示的就是欧洲暴力冲突历史的最全面的图景（当然是指迄今为止）。

    根据人口规模测度的战争死亡显示，直至1950年，走势总体还是上升的，这说明欧洲杀人的能力超过了它繁衍人口的能力。但是，图形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三次“血潮”。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在的那1/4个世纪外，最血腥的时刻是17世纪初的宗教战争，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20世纪第一个25年，再有就是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时期。

    图5-18 1400—2000年大欧洲冲突死亡率

    资料来源：《冲突目录》，布莱克，1999；朗和布莱克，2003年。数字取自“总死亡”栏，每25年数据的合计。剔除重复录入。缺失的数据按照该25年的中值填补。各历史阶段的人口总计来自麦克伊韦迪和琼斯的估算，1978年，为每25年末尾的数据。“大欧洲”的定义与图5-17相同。

    欧洲的有组织暴力看起来像是这样一个东西。1400—1600年，是一条低水平但稳定的基线，接着就是血流成河的宗教战争；然后是颠簸的下行，直到1775年发生的法国大动荡。19世纪中后期是一个明显的平静时期，随后是20世纪的“血潮”，最后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长期和平。

    我们应该怎样认识过去500年来大国之间和欧洲发生的各种缓慢的动荡和突然的暴力？现在，我们必须将统计学手中的指挥棒交给叙事史了。在本章的下一节中，我要引用其他学者的研究，看看记录冲突数量的数字和图表背后的故事，这些学者有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比如戴维·贝尔（David Bell）、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阿扎尔·加特、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约翰·基根、埃文·卢亚德、约翰·穆勒、詹姆斯·佩恩，以及詹姆斯·希恩（James Sheehan）。

    这里我先做一个预告。将图5-18中波折的曲线视为一个四种潮流的合力。现代欧洲的起点是一个霍布斯式的世界，充满频繁但规模小的冲突。随着政治实体整合，出现大型国家之后，战争的数量越来越少。同时，战争变得更加残酷，因为军事革命促生了更大也更有效率的军队。最后，在几个不同时期，欧洲各国在要求个人利益服从乌托邦理想的集权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将推进个人利益作为终极价值的启蒙人文主义之间摇摆不定，艰难徘徊。

    霍布斯式的背景与王朝和宗教时代

    在过去1000年的大部分时间中，欧洲历史的背景就是战争，小到中世纪骑士的抢劫和仇杀，大到随后几个世纪中登上舞台的各种政治实体参与的战争，冲突无时不在。

    仅仅是欧洲战争的数量，就足以让人惊讶。在《冲突目录》中，布莱克先做了一个总结。公元900—1400年，欧洲榜上有名的冲突是1148场，而1400年至今，还有1166场——在1100年的时间内，平均每年两场冲突。[88]除了那些最勤勉的历史学家，其他人可能完全没有听说过这些冲突中的绝大部分，甚至很多大国参与的主要战争也同样不为人所知。举例说，“丹麦-瑞典战争”（1516—1525年）,“施马卡尔登联盟战争”（1546—1547年）,“法国-萨夫伊战争”（1600—1601年）,“波土战争”（1673—1676年）,“尤利希继承战争”（1609—1610年），还有“奥地利-撒丁尼亚战争”（1848—1849年）。哪怕是受过最良好教育的人，看到这些名字也会感到一片茫然。[89]

    当时，战争不仅在实践上是常见的，在理论上也是可以接受的。霍华德注意到，在统治阶层看来，“和平只是两场战争之间的间歇”，而且战争是“一种不请自来的活动，是世间万物自然秩序的组成部分”。[90]卢亚德解释说，虽然15世纪和16世纪的战争死亡率一般比较低，“但即使在死亡率很高的时候，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统治者或者指挥官会因此有所顾虑。在很大程度上，这些伤亡被看作战争不可避免的代价，同时其本身也代表着崇高的名誉和光荣”。[91]

    他们为何而战呢？战争的动机正是霍布斯认定的“争斗的三大主因”：掠夺（主要是土地），先发制人阻止其他掠夺者，言行一致的威慑或者荣誉。在欧洲，战争与其他形式的冲突，比如部落、骑士与军阀相互抢掠和仇杀之间的区别是，战争是通过有组织的政治实体，而不是以个人和家族为单元来执行的。在财富的主要形式不是商业和创新，而是土地和自然资源的时代，征服和掠夺在几个世纪之内一直是人们改善地位向上流动的主要手段。今天，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掌管一片领土，已经不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职业选择。但不要忘记，俗话所说的“过着帝王般的生活”，在几个世纪前意味着拥有对领土的控制，而土地是保证生活质量的主要途径。只有控制了土地的人，才会有充足的食物、舒适的房屋、漂亮的用品、随叫随到的娱乐，而他的孩子才能避免夭折。王室私生子这种经年不断的丑闻告诉我们，风流浪荡的性生活是欧洲王族的特权，就像苏丹拥有后宫，只不过欧洲人委婉地将嫔妃称为“侍女”罢了。[92]

    但是，领袖追求的不仅是物质的回报，还追求统治优势、荣耀和丰功伟绩——志得意满地凝视地图，狂喜地看着代表自己领土的色块比某人的大上几平方厘米。卢亚德解释说，即使是在统治者对自己名义上的疆域没有任何实际管辖权的情况下，他们还是要开战，仅仅是为了“理论上的统治权：某人得到某地封赐因此宣示效忠某王”。[93]许多战争就是男人比赛撒尿，没有任何实际利益，可以仅仅是一个领主突然起意，要为了称号、礼仪或者座次的安排向另一个领主表达敬意。一个象征性的轻蔑举止就会触发战争，比如拒绝降旗，拒绝向某人的旗帜行礼，拒绝摘除外套袖口上的某个徽章，或者拒绝遵守使节优先权的约定。[94]

    虽然在欧洲历史上，政治统治集团争夺领袖地位始终是争斗的动机，但关于集团的定义，以及集团间争斗的性质和范围却发生了变化。《国际社会与战争》在综合战争数据和历史叙述方面进行了最为系统的尝试。卢亚德在书中表示，欧洲武装冲突的历史可以分为5个“时代”，每一个时代均按照当时争夺统治权的政治集团的性质来定义。事实上，卢亚德的“时代”不像是列车的一节节车厢，反而更像是绳索上绞在一起的麻线。明白这一点，他的理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战争历史中的几次重大转折。

    * * *

    卢亚德将他的第一个时代——1400—1559年，称为“王朝时代”。在这个时代，王“室”皇“家”，或者以血缘为基础的大家族联盟，彼此争夺欧洲跑马场的控制权。一点儿生物学入门知识就可以让我们知道，统治权世袭制度本身就是无休无止的继承人战争的根源。一方面是想永远执政的权力欲，另一方面是对有限生命的意识，如何调和两者是统治者始终面临的难题。最自然的解决方式是指定一位子孙，通常是长子，承继大统。人们不仅认为自己的骨肉子孙是自己生命的延续，而且认为后代对长辈的孝敬之情会抑制继承人的弑君躁动，因此晚辈绝不会因为急不可耐而抢夺王位。有些物种中的成年生命一旦完成繁衍，自己就会死去。对于这样的物种，世袭制度可以解决继承问题。但是人类的生物属性在许多方面都不适合这样的制度设计。

    第一，人类是晚成雏，新生儿完全未成熟，需要一个漫长的儿童期。也就是说，很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父亲死时，儿子还太年幼，无法进行统治。第二，人的性格特点是多基因的，因此服从统计学中的中值回归定理：无论父母具备何等卓越的勇气和智慧，他或她的儿女的平均水平都只能低于父母。（评论家丽贝卡·韦斯特说过，645年的哈布斯堡王朝“没有天才，只有两位统治者还算有能力……其余是无数的笨蛋，其中低智和疯子屡见不鲜”。）[95]第三，人类是有性繁殖，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是两个谱系的基因传承，而不是一个。两个谱系都会在传承人活着的时候要求他对自己尽忠，在死了的时候要分得他的遗产。第四，人类是雌雄二态，虽然人类这个物种的雌性在平均意义上不像雄性那样嗜好征战和暴政，但一旦机缘巧合，她们中的很多人都能够培养出这样的口味。第五，人类是某种程度的一夫多妻式生物，男性往往会有私生子，成为合法婚生继承人的竞争对手。第六，人类是多子的，在生育期可以生育数个子女。这就为亲子冲突铺垫了舞台，一个儿子很有可能在父亲寿终之前就想掌握家族传宗接代的大权，兄弟姐妹反目成仇，而父母对长子的厚待，很可能让弟弟生出觊觎之心。第七，人类是信任提携亲属的，他们会像关照自己的子女一样关照同胞的子女。这些生物属性中的每一种都会引起继承争端，而现实中经常是数种属性同时作用，欧洲人为了王朝更替的纠纷鏖战不已。[96]

    * * *

    卢亚德将1559年定为“宗教时代”的起始年，这个时代一直延续到1648年，当时《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终于宣告了“三十年战争”的结束。对抗的宗教联盟，结盟的成员都是信奉“一个国王，一部法律，一种信仰”原则的统治者。为了争夺对城市和国家的控制，他们至少进行了25场国际战争和26场内战。通常是新教徒与天主教徒对抗，但在俄国“混乱年代”（自鲍里斯·戈杜诺夫统治期开始至罗曼诺夫王朝建立之前的空位期），则是天主教和东正教争夺权力。宗教狂热并不局限于基督教世界，除了基督教国家和伊斯兰国家土耳其的厮杀之外，穆斯林的土耳其逊尼派和波斯帝国什叶派在此时期先后四次开战。

    在本书所列的“人类相互之间（可能）做过的（大约）21件最残暴的事情”列表中，最后一列是根据人口规模调整的排名，“宗教时代”在排名中占了13、14和17；而在图5-15和图5-18中，这个时期都是明显的峰值期。打破杀戮纪录的原因之一是军事技术的进步，这个时期出现了火枪、长矛和火炮。但很难说军事技术是发生大规模残杀的决定因素，因为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武器的杀伤力越来越大，但死亡人数却大幅度减少了。卢亚德认为宗教狂热是导致这一时期大屠杀的唯一原因：

    战火烧向平民——特别是那些因信奉异教而被视为应该被消灭的平民，战争因此更加残酷，伤亡水平大幅度上升。骇人听闻的血腥屠杀可以归结为神的愤怒。1572年，阿尔瓦公爵在占领纳尔登城之后，杀光了全城的男子，称此乃上帝对纳尔登人顽强抵抗所做的裁决。同样，1649年，克伦威尔放任他的部下血洗爱尔兰的德罗赫达，宣称这是“来自上帝的公正审判”。这是一个残酷的悖论，在战争中，那些为信仰而战的人对待对手往往比其他人更少怜悯和仁慈。在宗教冲突最激烈的地区，除战争伤亡，还有因饥荒和农作物歉收带来的惨重的人命损失。[97]

    “三十年战争”和“八十年战争”这样的名字，在图5-14中，表现为一个空前绝后的高峰。它告诉我们，宗教战争不仅是惨烈的，而且是漫长的。研究外交史的史学家加勒特·马丁利（Garrett Mattingly）注意到，在这个时期，终结战争的主要机制彻底失效：“一旦宗教因素压倒政治因素，与敌对国的任何协商看起来都无异于异端和叛教。导致新教与天主教决裂的问题是不容协商的。结果……外交接触完全断绝。”[98]而在人类历史上，这还不是最后一次由意识形态的狂热煽动起狂暴的战火。

    主权时代的三大潮流

    历史学家认为，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不仅结束了宗教战争，而且塑造了现代国际秩序的雏形。欧洲从此进入“主权国家时代”，不再是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治下犬牙交错、四分五裂的封建领地。在这个时代，刚刚崛起的主权国家虽然仍与君主和宗教密不可分，但是国家的影响力开始取决于政府、疆土和商业帝国的实力。主权国家的整合过程在1648年之前就已经开始，随着这一进程达到高峰。各种统计分析都告诉我们，欧洲出现了两个相反的趋势：战争的频率下降，战争的破坏程度加剧。

    战争数量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参战的政治实体的数量减少了。回想一下第3章的内容，欧洲政治实体在“三十年战争”期间为500个左右，到20世纪50年代只有不到30个。你也许会认为，这种数量减少只是一个计算上的小把戏。[99]只要动动橡皮，外交家就能抹掉地图上两军对峙的分界线，将某些冲突从史书的“国际战争”章节中抽出来，塞进“内战”部分。但在现实世界中，这种减少是真实的。理查森向我们表明，即使我们保持欧洲内部的边界不变，国家内部的战争也远远少于国家之间的战争。（以英国为例，已经有350年未曾发生真正的内战，但它参与了众多的国际战争。）这是利维坦逻辑成立的又一个例证。小王公封侯联合组成较大的王国，中央权威防止王国内部各方互相开战，其理由和王公诸侯制止属民互相谋杀，以及农夫阻止他饲养的牲畜相互残杀的理由完全相同：对于主人来说，辖区内私人之间的争斗是净损失。因此，战争数量的减少也是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的一个体现。

    战争残忍程度的提升是军事革命的结果。[100]国家对战争的投入越来越大，是因为武器的进步，特别是加农炮和火枪的出现，但更主要的是因为国家的组织能力，它能够征调更多的兵力去杀人和被杀。在中世纪和“王朝时代”的欧洲，统治者对集结大批的农民并对他们进行军事训练总是心存疑虑。不难理解，他们会问自己：“不会出什么差池吧？”所以，他们宁愿召集雇佣兵组织临时军队，或者将没有钱赎罪的流氓和闲汉拼凑起来打仗。查尔斯·蒂利在他的论文《作为有组织犯罪的开战和建国》中说：

    在战时……国家的管理者经常向私人发包战争，有时也雇用匪帮袭击敌国，鼓励自己的正规军劫掠战利品。虽然是为王家服役，但士兵和水兵通常是依靠搜刮百姓维持自己的开销，征用、强奸和抢劫都是家常便饭。一旦军队解散，他们会继续干自己的老行当，只是没有了王家的保护。退役的军舰转身就是海盗船只，退役的军人立刻变成土匪。

    反过来也是一样，国王最好的武装力量资源就是全世界的不法之徒。罗宾汉变成王家弓箭手的故事也许是个神话，但神话反映的是真实的世界。“合法”使用暴力和“非法”使用暴力的界限是一点一点逐渐清晰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国家的武装力量逐步统一化和常备化。[101]

    正规化和常备化的军队当然也更有效率。初期由土匪流氓组成的民兵能够对平民造成严重伤害，但这些人既缺乏勇气又没有纪律，他们在有组织的战斗中非常没有效率。穆勒解释说：

    说到底，罪犯的座右铭绝对不会是“永远忠诚”、“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责任、荣誉、国家”、“（天皇）万岁”或者“铭记珍珠港”，而是“捞到钱赶紧逃”。确实，对一个罪犯来说，在战场上送命（或者在受雇去抢劫银行的行动中送命）是最最莫名其妙的事情；为了追求暴力的激动去死，或者为了获得战利品而死，实在太缺乏理性了，因为一旦人死亡，就什么也享受不到了。[102]

    但是在16世纪和17世纪的军事革命中，国家开始组织职业常备军。他们从社会的各个阶层进行大规模征募，不再仅仅收纳社会底层的渣滓。他们将演习、训导和严酷的惩罚相结合，训练士兵从事有组织的战斗。他们向士兵灌输纪律、毅力和勇气这样的职业守则。其结果是一旦两支这样的军队交火，瞬息之间就会造成惨重的伤亡。

    军事史学家阿扎尔·加特曾经说，“革命”一词在此可算是用词不当，因为军事进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发展。[103]以高效为目的的技术进步和组织进步历时几个世纪，提高军队各个部分的效率的过程是这一变迁大潮的组成部分。也许，与其说是军事革命本身，不如说是拿破仑的作战方式让战场成为屠宰场。他改变了原来交战双方努力保存兵力的做法，代之以倾全力进攻的战术。在拿破仑之后，任何一个国家要想打败对手，都只能穷兵黩武，竭尽所有的人力、物力投入战场。[104]而另一场“进步”（19世纪开始的工业革命）的脚步声已经响起，它装备起更大规模的军队，更迅速地将士兵运往前线。可再生的炮灰供应加剧了消耗战博弈，将战争一步步推向幂律分布长尾的远端。

    * * *

    在这个军事大国急剧膨胀的时期，除了国家整合之外，还有一种力量也在促使战争的频率下降。许多历史学家都注意到，在漫长的欧洲战争史上，18世纪是一个间歇期。在前一章中我已经提到，一些帝国，比如荷兰、瑞典、丹麦、葡萄牙和西班牙停止了大国竞争博弈，转向占领商业领域。布莱克称之为“相对平静的18世纪”（至少从1713年至1789年是相对平静的）。在图5-17中，这一时期的曲线呈U形。在图5-18中，18世纪是宗教战争和法国动荡之间的低洼的W型。卢亚德表示，1648—1789年的“主权时代”,“目标通常相对有限，许多战争都是在不分胜负的情况下结束的，由此可以说没有哪个国家能实现其最终目标。战争是漫长的，但是作战的手法相当克制，伤亡比前一个时代和后一个时代都要小”。可以肯定，这个世纪也有非常血腥的战斗，比如被称为“七年战争”的世界大战。但是，戴维·贝尔认为，“历史学家必须有能力在恐怖的阴影下辨识事实，即使18世纪并没有真的将龇牙咧嘴的猎犬变为 ‘娱乐哈巴狗 ’……这期间的冲突在欧洲历史上也是属于恐怖程度最低的”。[105]

    正如我们在第4章中所见，这种宁静是理性时代、启蒙运动和古典自由主义黎明有关的人道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宗教狂热的平息让战争不再具有末世审判的意义，交战双方的首领可以谈判协商，而不是一定要战斗到最后一兵一卒。许多主权国家成为商贸大国，它们更愿意看见正和博弈的贸易，而不是零和博弈的征服。作家对战争荣誉进行解构，对暴力历史进行批判，并将士兵和被征服者的感受带给读者。哲学家重新定义政府，以前政府是实现君主奇思妙想的工具，现在政府是提高个人生活、自由和幸福的手段，并试图想办法约束政治领袖的权力，激励他们避免战争。当时的一些统治者逐渐受到这些思想的影响，或者至少受到感染。尽管这些“开明的专制”仍然是专制，但总是强过不开明的专制。而作为和平力量的自由民主制度，终于在美国和英国找到了最初的落脚点。

    反启蒙运动的思想和民族主义时代

    当然，接下来，世界出了可怕的差错。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导致400万人丧命，使自己名列“人类相乎之间（可能）做过的（大约）21件最残暴的事情”之一，在图5-18中出现了一个高峰。

    卢亚德将1789年定为“民族主义时代”的开始。在“主权国家时代”，参与各方是各式各样的王权帝国，它们不一定是“民族国家”，即在同一片国土内由相同语言和相同文化的人组成的国家。在这个新时代，国家由民族界定，并要与其他民族国家竞争领先地位。民族主义的理想在欧洲掀起30场独立战争，先后导致比利时、希腊、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和塞尔维亚的自治。此外，意大利和德国的统一战争也是受到民族主义激励的结果。当时亚洲和非洲人民还没有资格表达自己的意愿，所以欧洲人加紧在亚非殖民，以此为自己的民族国家增加荣耀。

    我们可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这种民族主义渴望的总爆发。其导火索是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反抗哈布斯堡王朝，而站在日耳曼人一边反抗斯拉夫人的忠心耿耿的民族主义分子火上浇油，扩大事端。接着，反抗斯拉夫人迅速转为反抗英国和法国，“一战”的结局是多民族的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帝国解体，中欧和东欧形成新的民族国家。

    卢亚德将1917年作为“民族主义时代”的结尾。就在那一年，美国参战，并将战争塑造为民主对抗专制的斗争，同时，俄国革命创建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世界从此进入“意识形态时代”，先是民主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联手反对纳粹，后来则是在冷战中相互对抗。当卢亚德在1986年写作的时候，他在“1917”后面留下的是破折号，今天我们可以写上“1989年”，作为这个时代的休止符。

    “民族主义时代”的概念有些牵强。这个时代始于拿破仑战争，因为这场战火就是被法兰西民族主义精神点燃的。但是点燃战争的是法国大革命残留的思想，因此它远远走在了所谓的“意识形态时代”之前。这个时代很像一个三明治，两端是两次大规模毁灭性战争，中间夹着两个破纪录的和平间歇期（1815—1854年和1871—1914年）。

    迈克尔·霍华德坚持认为，为了更好地理解过去200年的历史，可以将它看作四种力量——启蒙人文主义、保守主义、民族主义和乌托邦思想——争抢影响力的战役。某些时候，其中几种力量会结成临时同盟。[106]拿破仑时代的法兰西继承了法国大革命，因此它被看成是法国启蒙运动的一部分。事实上，它被更好地归类为法西斯主义的第一次实施。虽然拿破仑推行了几项合理的改革，比如公制度量和民法规则（在很多法语地区，拿破仑的民法至今有效），但在更多的方面，他都背叛了启蒙运动的人文进步。他通过政变夺取政权，推翻宪法确立的政府，恢复奴隶制，颂扬战争，由教皇加冕成为法兰西皇帝，重立天主教为国教，将三个弟弟和妹夫立为外国的国王，疯狂地发动战争机器抢夺地盘，无情地践踏人类生命的价值。

    贝尔说过，拿破仑时代的法国崇尚法兰西民族主义和乌托邦思想的混合物。[107]这种意识形态，就像它之前的基督教教义以及后来的法西斯主义等，都是弥撒亚式的，充满终极审判的狂热，坚定地追求领土扩张，并且坚信自己是正义的化身。它们都将自己的敌人视为不可救赎的恶魔：为了追求神圣的目标，必须彻底消灭这些恶魔的威胁。贝尔还说，激进好战的乌托邦主义是对启蒙主义人文理想的倒行逆施。对于革命而言，康德“追求永久和平这一目标的价值不仅在于它符合最基本的道德律，而且在于它符合人类文明的历史进步……因此，理所当然地，为了未来的和平，任何以及所有的手段都是正当的，甚至包括灭绝性的战争”。[108]康德本人对这种阐释深恶痛绝，他认为，这样的战争将“永久和平埋葬在全人类的坟场上”。美国的建国之父们同样意识到人性中扭曲的成分，因此对具有帝国倾向和弥撒亚救世情结的领袖人物充满恐惧，并予以坚决的抵制。

    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是被拿破仑挂在刺刀上传遍欧洲，接着又在血雨腥风中被赶了出去，此后，正如我们在第4章中看到的，欧洲出现了一系列“反启蒙运动”的新思潮。霍华德将它们的共同之处归结为“个人作为一个个体，其所具有的理性和观察能力，不足以创造一种成为社会和平和公正基石的法律制度。相反，个人是一个社会的成员，社会塑造了个人，其塑造方式甚至是个人无法完全理解的，而社会有权要求个人对其保持忠诚”。

    我在前面曾经提到两种反启蒙运动思想，从相反的两个方向抵制法国大革命的观念。第一种是埃德蒙·伯克的保守主义，他认为社会习俗是文明进程久经考验的成就，它驯服了人性中的阴暗面，因此值得我们像对待知识分子和改革家的措辞严谨的著述一样予以尊重。伯克式的保守主义，其本身就是理性的优美应用，它代表了对启蒙运动的小修正。但是，约翰·格特弗里德·冯·赫尔德的浪漫民族主义让反启蒙运动思想极度膨胀，他的观点是，一个民族集团——在赫尔德这里，就是日耳曼人民——有着非同寻常的品质，完全不可能被所谓人类的普遍性涵盖。这个民族的整合不是靠什么理性的社会契约，而是被鲜血和土地紧紧地联结在一起。

    霍华德说：“这种启蒙运动与反启蒙运动之间，个人和部落之间的辩证，在欧洲流行开来，并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整个19世纪的欧洲历史，甚至20世纪的世界历史。”[109]在这两个世纪中，伯克的保守主义、启蒙的自由主义和浪漫民族主义上演了一出又一出时分时合、同床异梦的游戏。

    在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上，大国的政治家构造了一种延续了一个世纪的国际关系体系，维也纳会议是伯克保守主义思想的胜利，即稳定压倒一切。尽管如此，霍华德还是观察到，“这个新体系的建筑师既是启蒙运动的继承人，也是法国大革命领袖的追随者。他们既不相信神圣王权，也不相信神圣神权，但如果教会和国王是在革命的狂风暴雨后重建和维护国家秩序的必要工具，那么也只好在各地重整他们的权威了”。[110]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再认为大国之间的战争是国际关系中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以往25年的一系列事件证明，战争实在是过于残酷了”。大国承担起维护和平和秩序的责任，他们组建的“欧洲同盟”（Concert of Europe）可以说是国联、联合国和欧盟的先驱。19世纪的欧洲得以有较长时间的和平间歇，“欧洲同盟”这个国际利维坦功不可没。

    但是，君主们一边要维持欧洲的稳定，另一边要对付内部的民族纠纷，各个民族开始强烈地要求管理自己的事务。霍华德说：“结果，民族主义与其说是来自普世的人权，不如说是民族首先为争取生存而战，继而为维护生存而战。”从短期看，对和平的渴望并不是特别强烈，因为很多人得出的结论是：“只有当所有的民族都得到自由的时候才会有和平。同时，很多民族宣称有权在必要的时候使用武力争取自由，而 ‘维也纳同盟 ’体系正是要力图防止这种民族解放战争。”[111]

    民族主义情感很快融入所有的政治运动。一旦民族国家得以确立，它立即成为新的、保守派竭力维护的权势集团。当王室成为民族国家的象征，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也就渐渐开始合流。[112]许多知识分子将浪漫民族主义与黑格尔的辩证历史观——历史不可阻挡地向前发展——交织在一起。卢亚德这样总结黑格尔的历史观：“全部的历史都是在执行一个神圣计划。战争是主权国家解决它们之间纠纷的途径，这正是神圣计划宣示自身的过程，主权国家中出现超级国家（比如普鲁士），代表着神圣意志得以实现。”[113]最终，黑格尔哲学孵化出了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法西斯和纳粹运动具有弥撒亚式的、军国主义的和浪漫民族主义的特质。作为与此相似的另一个历史建构——暴力解放不可阻挡的辩证历史观，成为20世纪共产主义运动的基石。[114]

    人们也许会认为，英美和康德式启蒙运动的自由派继承者会反对日渐强硬的军国民族主义。但是，自由派却发觉自己身处困境：他们怎么能为王权和帝国辩护呢？于是，自由主义在“人民自决”的伪装下和民族主义站到一起，所谓“人民自决”总算还带着模模糊糊的民主意识。很不幸，“人民自决”一词所含有的那点儿人文主义意味完全取决于一个借代关系。“民族”或“人民”一词代表着组成民族的个体的男人、女人和孩子，然而政治领袖却成了民族的化身。一位统治者、一支军队、一片疆土、一种语言，在认知上被等同于数百万个血肉之躯。伍德罗·威尔逊在1916年的一次演讲中将自由主义的民族自决奉为至高原则，这一原则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新秩序的基石。当时就有人看到了“民族自决”原则中内在的自相矛盾，威尔逊的国务卿罗伯特·兰辛在自己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这个词组简直是装满了炸药。它带来了永远也无法实现的希望。我担心，它会让成千上万人付出生命的代价。最后，它将受到鄙视，被叫作理想主义者的梦幻。这些人无视现实的风险，等到想起那些恪守原则的忠告时，一切都为时已晚。这个词组会造成多大的灾难，会带来多少悲剧！当始作俑者清点那些为了他喊出的这个字眼儿而送命的人的尸体时，他会做何感想啊！[115]

    兰辛在一个问题上犯了错误，付出生命代价的人不是成千上万，而是成百万甚至上千万。“民族自决”的危险之一是，如果民主是指一片地产上居住的同文同种的团体，在这个意义上，从来都不存在所谓的“民族国家”。与树木和山岭组成的风景不同，人是有脚的。为追逐机遇，人四处迁徙，定居后还会召唤来更多的亲友。这种人口分布上的混合，可以在地理上不断地细分，变成少数民族中还有少数民族。一个对一片疆土宣称主权的政府，自认构成一个“民族国家”，但在事实上，它可以完全无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许许多多个体的利益，反而更关切其他领土上的某些人的利益。如果乌托邦是一个政治疆界和种族疆界刚好相吻合的世界，那么各国领导人将忍不住加速推进这一进程，开展种族清洗和民族统一主义运动。在没有自由民主、没有对人权的坚实承诺的情况下，一个政权等同于人民这种借代关系能够让任何一个国际联盟（比如联合国大会）成为一场闹剧。无能的独裁者总是能受到国际大家庭的欢迎，并拿到全权委托状，然后用饥荒、监狱和谋杀来对付自己的人民。

    * * *

    另一个破坏了19世纪欧洲和平间歇的新发展是浪漫军国主义。这种说教认为，撇开战争的战略目的，战争本身也是一种有益的活动。无论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都接受这样的观点，即战争调动起英雄主义、自我牺牲精神和男子气概，布尔乔亚社会充斥着矫揉造作和物质享受，而战争是荡涤颓废、振奋人心的良药。今天，对一项专门用来杀人和从事破坏的事业怀有崇敬之情，绝对被认为是发疯。但在当时，作家纷纷表示：

    战争总是扩展人民的思想，提升他们的品格。

    ——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

    （战争就是）生活本身……我们必须吃和被吃，世界才能生存下去。只有好战的民族才能兴旺，一个民族一旦放弃武装，它的死期也就到了。

    ——埃米尔·左拉

    战争的崇高就在于它用伟大的国家精神彻底摧毁渺小的个人，让同胞相互牺牲的情操，让爱、友谊和强烈的同生共死的情怀得到最充分的张扬。

    ——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

    当我告诉你战争是一切艺术的基础时，我的意思也是说，它是人类一切崇高美德和力量的基础。

    ——约翰·罗斯金

    战争是可怕的，但又是必要的，因为战争将国家从社会僵化和停滞中解救出来。

    ——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

    （战争是）一次净化和一次解放。

    ——托马斯·曼

    战争是人类进步所必需的。

    ——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116]

    相反，和平则成为“一种梦想，而且不是一个美妙的梦想”，德国军事战略家赫尔穆特·冯·毛奇（Helmuth von Moltke）说：“如果没有战争，世界就会在物质主义中沉沦。”[117]弗里德里希·尼采对此表示同意，他说：“如果人类忘记了如何制造战争，他们就只剩下些幻想和漂亮的情感，除此之外还能期待的所余无几（甚至是荡然无存了）。”依照英国历史学家J. A.克拉姆（J. A. Cramb）的解释，和平的意思是“世界在迟钝之中沉沦……一场噩梦成真，如同太阳变成冰块，留下行星在一片黑暗的空寂中默默地沿着轨道运行”。[118]

    甚至反对战争的思想家，例如康德、亚当·斯密、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H. G.威尔斯、威廉·詹姆斯，也为战争说了不少好话。从詹姆斯1906年的文章《道义战争》的标题，就能看出他谈及的是战争的积极性，而不是战争中的恶。[119]当然，他在文章的开始对军事浪漫主义战争观做了一番挖苦：

    “可怕”的战争是拯救世界的唯一方案所要支付的小小代价，否则世界将成为小文员和教师、男女同校、热爱动物者、“消费者联盟”和“慈善联合会”、毫无节制的工业化信徒以及没羞没臊的女权主义者的天下。人类将不再有廉耻，不再有坚强，更不会有勇气！这个星球上将住满了懦夫。唾弃它吧！

    但是，他又表示：“我们必须有新的能量和奋斗来维持我们的刚强气概，这是军人所忠实信奉的品质。尚武美德是久经考验的黏合剂，英勇无畏，蔑视懦弱，放弃私利，服从命令，仍然是一个国家立国的基石。”所以，他提出了一项强制性国家服务建议，这个项目应该“招募我们那些娇生惯养的年轻人，为了戒除他们身上的幼稚，将他们送往煤矿、钢铁厂、渔轮和建筑工地”。

    浪漫民族主义和浪漫军国主义互为营养，在德国表现得尤为突出。德国是欧洲国家晚宴的迟到者，但自认为也配得上拥有一个帝国。在英国和法国，浪漫军国主义信誓旦旦地说，战争的景象绝不应该是它所显现的那样恐怖。相反，伊莱尔·贝洛克（Hillaire Belloc）这样写道：“我多么渴望一场大战！它将像扫帚一样横扫欧洲的污泥浊水！”[120]保罗·瓦莱里（Paul Valéry）也有同感：“我几乎在盼望一场毁灭性的战争。”[121]甚至夏洛克·福尔摩斯也忍不住发表了自己的意见。阿瑟·柯南道尔在1914年让福尔摩斯感叹说：“这会是冰冷和苦涩的，华生，在它大爆发之前，我们中间不少人可能就已经枯萎了。但是，说到底这是上帝的狂风，风暴过去后，阳光下会有一片更干净、更美好、更坚实的大地。”[122]各色隐喻不胜枚举：清扫灰尘的扫帚，振奋人心的清风，修枝裁叶的剪刀，荡涤污泥浊水的风暴，还有提纯精练的火焰。英国诗人鲁珀特·布鲁克（Rupert Brooke）写道：

    此刻，感谢上帝，让我们躬逢盛世，

    正值青春年少，将我们从梦中唤醒，

    坚定的手势，清明的目光，锋锐的力量，

    行动吧，就像游泳健将果敢地跃入水中。

    评论家亚当·高普尼克（Adam Gopnik）说：“当然，游泳健将不是跃入干净的水中，而是一脚踩进血水之中。”高普尼克在2004年为7本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新书写书评。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这些著述仍然在试图琢磨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123]这场大屠杀令人难以置信——在短短4年时间中，850万人战死沙场，约有1500万人死于战争。[124]浪漫军国主义本身无法解释屠杀的狂热。至少从18世纪起，作家就开始赞美战争，但在拿破仑战争后的19世纪，曾经有两次史无前例的没有大国战争的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各种破坏性逆流聚攒起来的超级风暴，战神的铁骰子将它们汇集在一起：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背景；突然出现的威胁到各个大国信誉的军备竞赛；感到恐惧的统治者认为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的霍布斯陷阱；各方认为有能力速战速决并且胜算在握的过度自信；军事机器中大规模运输能力和杀伤能力的结合——大批士兵被迅速运抵战场，并在抵达后迅速阵亡；以及消耗战博弈，将交战双方锁定在战争成本呈指数级增长的游戏中，欲罢不能，直至毁灭。所有这些因素，在某一天被一个撞上大运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分子突然点爆了。

    意识形态时代的人文主义和极权主义

    在始于1917年的“意识形态时代”中，19世纪反启蒙运动思想中必然论的信仰体系，决定了战争的整个过程。浪漫化和军国化的民族主义，在法西斯的意大利、大日本帝国和纳粹德国煽动起扩张的野心，而在德国，除民族主义外，还要加上一些伪科学的种族优越论。这三个国家的每一个统治者都诅咒颓废的个人主义和现代自由西方的普世主义，也都坚信天命让他们成为一方自然疆域的霸主：地中海、太平洋周边地区和欧洲大陆。[125]打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入侵行动，就是要实现这种天命式的目的。同时，苏联和中国要推动一个辩证的历史进程；在这个进程中，无产阶级和农民要消灭资产阶级。美国则决心将共产主义运动限制在“二战”结束时的边界之内，因此产生了冷战。[126]

    上述总结没有提及一个要点，而它恰恰可能是20世纪影响力最为持久的思潮。穆勒、霍华德、佩恩以及其他政治史学家告诉我们，19世纪还有一个继承了启蒙运动战争批判的思想运动。[127]与自由主义流派对民族主义怀有柔软的同情心不同，反战派坚定地以个人为本位，坚持个体的利益至高无上。它将康德的民主、商贸、世界公民和国际法诸原则发展为实现和平的具体途径。

    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反战运动的智囊有：贵格派，比如约翰·布赖特；废奴主义者，比如威廉·劳埃德·加里森；商贸和平论的提倡者，比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和平主义者，比如列夫·托尔斯泰、维克多·雨果、马克·吐温和萧伯纳；哲学家，比如伯特兰·罗素；工业家，比如安德鲁·卡内基和阿尔弗雷德·诺贝尔（诺贝尔和平奖的由来）；还有许多女权运动家和一些左右摇摆的社会主义者。（警句：“刺刀的两边都是工人。”）一些道德开拓者创建了专用于预防和制约战争的新制度，比如海牙国际仲裁法庭以及有关战争守则的一系列《日内瓦公约》。

    两本畅销书的出版让和平成为流行的主题。1889年，奥地利小说家贝尔塔·冯·苏特纳（Bertha von Suttner）的小说《放下武器！》（Die Waffen Nieder!），以第一人称讲述了战争的残酷。1909年，英国记者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先是出版了一个小册子《欧洲的幻觉》（Europe..s Optical Illusion），后来扩展成书《大幻影》（The Great Illusion）。他在书中论证说，战争是没有经济效益的。掠夺在原始经济中也许有利可图，因为财富的形态是有限的资源，比如黄金、土地或者自给自足的匠人的手工产品。但在一个财富来自交换、信用和分工的世界里，征服不可能让征服者更富有。矿产不会跳到地面上，庄稼不会走进粮仓，征服者还是要支付报酬，以使矿工采矿，使农民春种秋收。事实上，征服者要付出金钱和生命，而且他破坏了人人受益的信任和合作系统，他只会变得更穷。不妨想象一下，加拿大中部省份马尼托巴征服西部省份萨斯喀彻温，能有多大的收益？如果说两个加拿大省份之间的征服收益有限，那德国征服加拿大，能得到的好处也绝不会更大。

    尽管文学作品一时间颇受欢迎，但反战运动在当时被认为过分理想化，没有任何政治势力愿意给予严肃的考虑。苏特纳被叫作“荒谬的温情香水”，她的德国和平学社是“一个滑稽的缝纫俱乐部，会员都是些感情脆弱的女大妈和男大妈”。安吉尔的朋友告诉他说：“不要再碰那些问题，否则你会和那些怪人、赶时髦的新潮儿或者留着胡子穿着凉鞋追求高级思维、靠吃坚果维生的狂热分子划为一类。”[128]H. G.威尔斯这样写道，萧伯纳是“一个还在玩耍的上了年纪的顽童……在整个战争期间，我们一直听得见萧氏发出不和谐的伴奏，活像一个痴呆儿童在医院里大喊大叫”。[129]事实上，安吉尔从来没有说战争是无用的，他仅仅是说，战争无法实现它的经济目的，他只是担心醉心荣耀的领导人会以此为借口发动战争——人们提到安吉尔，却总是说他认为战争是没有用处的。[130]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安吉尔成为一个笑柄，因为他竟然认为能够终结战争。直到今天，他仍被看作天真乐观主义的象征。当我写作本书的时候，不止一位同事把我拉到一边，教育我诺曼·安吉尔是何许人也。

    * * *

    但是，穆勒认为，安吉尔是那个笑到最后的人。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宣告了浪漫军国主义在西方主流思想界的终结，也否定了在任何情况下认为战争是一种需要，或者不可避免的观念。卢亚德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人们对于战争的传统态度。人类第一次有了一种几乎是普遍的认知，故意发动战争不再被认为是正当的。”[131]这不仅是因为欧洲被生命和财产的巨大损失震撼，正如穆勒所说，欧洲历史上也曾经有过破坏性相当的战争，但在许多情况下，大部分参战国舔舔伤口，拍拍灰土，仿佛没有得到任何教训，就立即跳进一场新的战争。还记得我在前面说过，致命冲突的统计显示不出有任何厌战情绪。穆勒坚持认为，这一次则出现了关键性的区别，锲而不舍、旗帜鲜明的反战运动现在终于可以说：“我早就告诉过你们！”

    无论是政治家还是文化领域，都能看到这种转变。当人们目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破坏性后，“伟大的战争”被改名为“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一旦战争结束，各国首脑立即着手将希望付诸现实，宣布正式放弃战争，并筹组国联，防范新的战争。无论这些措施在事后来看多么差劲，在当时，它们却是对几千年传统的颠覆。在此之前，人类一直将战争奉为光荣、英雄、名誉的等价物，用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的名言来说，战争“仅是政治以另外一种方式的继续”。

    我也一直将第一次世界大战称为第一次“文学大战”。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对战争进行苦涩反思的创作，将战争的悲剧和徒劳无益变为大众的知识。在这个时代的伟大作品中，有西格里夫·萨松（Siegfried Sassoon）、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和威尔弗雷德·欧文（Wilfred Owen）的诗歌和回忆录，畅销小说和家喻户晓的电影《西线无战事》,T. S.艾略特（T. S. Eliot）的名诗《空心人》（The Hollow Men），海明威的小说《永别了，武器》（A Farewell to Arms）, R.C.谢里夫（R. C. Sherriff）的戏剧《旅途终点》（Journey..s End），金·维多（King Vidor）的电影《大游行》（The Big Parade），让·雷诺阿（Jean Renoir）的电影《大幻影》（Grand Illusion）——名字取自安吉尔的著作。

    像其他人文主义的艺术作品一样，这些故事用第一人称，力图让读者和观众体验到故事中人物的痛苦感受。在《西线无战事》一个著名的场景中，年轻的德国士兵审视一个刚刚被他杀死的法国人的尸体：

    毫无疑问，他的妻子还在思念他；她肯定不知道灾难已经降临。他看起来好像是经常给她写信的那种人——她还会再收到他的信。明天，也许一周之后，她或许又能收到他的信，甚至再过更长的时间，个把月后，还会收到一封被邮局拖延的书信。她能看到信里他正和她诉说深情呢……

    我跟他交谈起来，我说：“……原谅我，同志……为什么他们从来不告诉我们，你们和我们一样都是一群可怜虫，你们的母亲和我们的母亲一样在担惊受怕，我们都恐惧死亡，都会死亡，都有悲伤痛苦？”……

    “我一定要给你妻子写信，”我急切地对那个死人讲……“我要把我刚才对你讲的话都告诉她，她不会受罪的，我以后一定帮助她，还会照顾你的父母和孩子……”我心神不定将他的皮夹拿在手里。皮夹不小心从手里滑到地下，展开了……照片上是一名妇女和一个小女孩，她们站在一面长满青藤的墙前，是那种业余摄影师拍摄的小小的照片。和照片在一起的，是家信。[132]

    另一个士兵问为什么会爆发战争，有人回答说：“通常都是一个国家严重侵犯了另一个国家引起的。”这个士兵回答说：“一个国家？我听不明白。德国的山不会跑去侵占法国的山。或者河流，或者树林，或者一片麦田，这些怎么会去侵犯人家？”[133]穆勒认为，这部文学作品的最后结果是，战争不再被看作光荣、英雄、神圣、令人激动、男子气概或者清除污浊的，它变成不道德的、令人厌恶、野蛮、无用、愚蠢、浪费和残酷的。

    也许，还要加上一个，荒谬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直接原因是荣誉受到损害，导致摊牌。奥匈帝国领袖向塞尔维亚发出羞辱性的最后通牒，要求为大公遇刺道歉并镇压塞国内部的民族主义运动，直到奥匈帝国满意为止。俄国人为斯拉夫同胞打抱不平，德国觉得俄国侵犯了说德语的同胞，英法随即加入混战，一场有关荣誉、侮辱、羞耻、声望、信用的竞赛一步步升级，最后失去控制。各国唯恐被甩在后面成为“二流国家”，这种恐惧让他们在“懦夫博弈”中拒绝刹车，结果只有迎头相撞。

    当然，纵观血腥的欧洲历史，荣誉竞赛所点燃的战火比比皆是。但是，正如福斯塔夫所说，荣誉只是一个字眼——我们今天也许会说，只是一个社会建构，“毁谤不能容忍它”。很快，毁谤就出现了。迄今为止最优秀的反战电影也许要算马克斯兄弟的《鸭羹》（Duck Soup, 1933年）。格劳乔扮演鲁弗斯·T.法尔弗莱，弗里多尼亚国（“自由之地”）一位刚刚得到任命的领袖。他被要求和邻国西尔瓦尼亚的大使达成和平协议：

    如果我不能倾尽全力让我们挚爱的弗里多尼亚与世界和平共处，我就是辜负了人们给予我的高度信任。我十万分热切地期待与特伦蒂诺大使会面，我将以国家的名义，向他伸出友谊之手。我深信他将怀着同样的心情接受这一善意的姿态。

    不过，假如他拒绝接受，那样也很好。我伸出我的手，他拒绝和我握手。这会给我的脸上增光，不是吗？我，一国元首，在一个外国大使那里碰钉子了。他以为他是什么人，竟敢跑到这里，当着我的人的面，把我当个傻瓜耍？让我再想一想。我伸出手，那个阴险的家伙拒绝和我握手。为什么？这只卑鄙、贼头贼脑的臭猪！我告诉你，他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一天！（大使进屋。）是啊，你拒绝和我握手，是吧？（他打了大使一个大耳光。）

    大使：蒂斯代尔太太，这是最后一根稻草！现在没有回旋余地了！开战吧！

    于是，一个古怪的制作编号突然闪出画面，马克斯兄弟在一队德国士兵的钢盔上弹奏木琴音乐，躬身躲闪着呼啸的子弹和炮弹。他们身上的军装一直在变换，从内战的士兵，换作童子军，再换作英国王宫卫兵，直到戴着浣熊皮帽子的边疆拓殖者。人们一直将战争比喻为决斗，决斗在逐渐成为人们的笑柄后销声匿迹了。战争的名声当时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奥斯卡·王尔德的预言差点儿成为现实：“只要战争被视为邪恶，它就总有一种魅力。当它被视为粗鄙时，它就不会受到欢迎了。”

    查理·卓别林的《大独裁者》（The Great Dictator, 1940年）是另外一种经典的战争讽刺喜剧。它嘲笑的对象不再是理想王国中冲动的领袖，因为当时每个人都烦透了军队的尚武文化。相反，小丑一抹脸成了满脑子尚武理想的当代独裁者。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电影场景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这两个角色在一间理发店里交谈，两人相互较劲儿，力争盖过对方一头，不断升高他们所坐的理发椅，直到两人的脑袋撞到天花板。

    穆勒认为，到20世纪30年代，欧洲弥漫着浓重的厌战情绪，甚至德国平民和军官也不例外。[134]虽然德国人对《凡尔赛条约》的条款非常不满，但几乎没有人愿意通过发动战争来修正条约。穆勒历数了一连串有机会成为总理的德国领导人，他们之中只有希特勒一个人怀有征服欧洲的野心。历史学家亨利·特纳说，只需要一次军事政变，就可以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135]希特勒充分利用了世界的厌战情绪，一而再，再而三地宣称热爱和平，但他也深知，在还能够阻止他的野心的时候，是不会有人愿意出来阻拦他的。穆勒和许多历史学家都认为，希特勒一个人要对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灾难负有主要责任。穆勒翻阅了希特勒的各种传记，为这一观点寻找证据：

    在1933年拿到对国家的世纪控制权之后，（希特勒）迅速并坚决地处置他的对手和潜在对手，手法包括劝服、恐吓、压制、欺诈、降级，以及在许多情况下甚至不惜进行谋杀。他的精力超人，具有非同一般的说服力、记忆力和全神贯注的能力；并且极度嗜好权力，狂热地坚信天降大任在肩；此外还具有几乎是无限的自信心，胆大妄为，以及得天独厚的撒谎能力、令人着迷的演讲风格；最后就是能够毫不留情地消灭任何妨碍他或者试图妨碍他实现自己意图的人……

    希特勒需要利用混乱和不满为自己寻找机会，尽管这些混乱和不满大多是他自己制造的。他还需要帮手——一些对他崇拜不已、俯首帖耳的奴才；需要一支能够听他使唤和调遣的军队；需要一个国家的国民能够为其所魅惑并被他带入屠宰场；还需要茫然、没有组织、愚蠢、短视、胆小如鼠的外国对手，以及情愿祈祷而不愿作战的邻国——可以说，他也是自己动手，制造了大部分他所需要的条件。希特勒将他得到的各种条件一一加以利用，根据自己的目的对世界进行操纵和重塑。[136]

    最后是5500万人的死亡（包括日本进犯东亚的行动所造成的至少1200万人的死亡）。世界再一次呼唤和平。

    长期和平：一些数字

    本章中，在战争统计方面，我用了很大的篇幅。但是，现在我们还要来看一看1945年以来最有意思的统计数字： 0。在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战争厮杀之后，将近70年过去了，在大批的战争分类统计栏目中，数字都是0。让我从最重要的统计开始：

    .冲突中使用核武器的数量为0。5个大国拥有核武器，所有这些国家都曾卷入战争。但是，没有任何核武器被投入使用。这还不仅是大国避免在全面核战争中同归于尽，它们也避免在战场和轰炸敌人设施的行动中使用小规模“战术型”核武器，它们中有很多相当于常规的爆炸装置。20世纪40年代后期，美国在使用核武器上是克制的，因为当时它拥有核垄断，不必担心“确保相互毁灭”。我在本书中一直使用各种比重以量化暴力。如果我们来计算一下一个国家实际从事的暴行和它具有的暴行能力之比，考虑到它们拥有的破坏能力，战后几十年的和平真是要高出人类历史其他时期好几个数量级。

    本来这一切都还不能算是最后的结论。直到冷战突然终结之前，许多专家，包括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查尔斯·珀西·斯诺（C. P. Snow）、赫尔曼·卡恩（Herman Kahn）、卡尔·萨根（Carl Sagan）和乔纳森·谢尔（Jonathan Schell）都曾认为，热核战争导致世界末日即使不是不可避免，也是非常有可能的。[137]比如，杰出的国际问题学者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在1979年这样说：“世界正在不可避免地走向第三次世界大战——一场战略性核战争。我不相信有任何办法能够阻止这场战争。”[138]根据《原子科学家公报》（The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后简称《公报》）网站上的信息，这份期刊的宗旨是“向公众提供有关核武器的深度分析、评论和报告并影响政策制定”。自1947年开始，《公报》发布“世界末日之钟”，量度“人类距离灾难性毁灭——以午夜为代表——还有多长时间”。时钟公布时的分针距离午夜还有7分钟，在后来的60年中，分针时进时退很多次，距离午夜最近的时候只有2分钟（1953年），最远的时候是17分钟（1991年）。到2007年，《公报》决定，60年内向前挪动了2分钟的末日之钟到了再次调整的时候了。但是，他们不是调试钟表的机械，而是重新定义了什么是“午夜”。今天的“末日”包括“生态系统的破坏、洪灾、大暴雨、旱情和极地融冰”。这也算是一种进步吧。

    .冷战两大敌对国战场交火记录为0。肯定，他们偶尔会和对方的小伙伴开战，在某个附庸国打一场代理人战争。但是，当美国或者苏联中的一方将部队派往对抗地区（柏林、匈牙利、越南、捷克斯洛伐克、阿富汗）时，另一方就采取回避姿态。[139]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特征。我们已经知道，一场大战的伤亡人数远远高于许多场小战争的总和。过去，当大国的敌人侵入一个中立国，大国往往会出现在战场上以表达自己的不快。1979年，当苏联入侵阿富汗时，美国为了表示本国的不满，从莫斯科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撤回了自己的运动员。20世纪80年代后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掌权之后，冷战在未发一枪的情况下戛然而止。接着是柏林墙在和平中被推倒，苏联基本上在和平中解体。

    . 1953年之后，大国交战次数为0（或者甚至可以说自1945年之后大国交战次数为0，因为许多政治学家认为，中国在朝鲜战争结束之后才被视为大国）。1953年之后，没有战争的和平间歇打破了19世纪一次历时38年和一次历时44年的2项和平纪录。事实上，到1984年5月15日为止，大国之间保持和平的时间之长打破了古罗马帝国以来的纪录。[140]自公元前2世纪条顿人的部落向古罗马人发起挑战开始，每一次破坏和平的战事都有军队跨越莱茵河。[141]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欧国家之间的州际战争的数量为0。[142]而在1956年苏联短暂地入侵匈牙利之后，整个欧洲国家之间的州际战争的数量亦为0。[143]要记住，在此之前，欧洲自1400年起每年要开启两场全新的武装冲突。

    .自1945年以来，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44个高收入国家）之间的战争为0（唯一的例外是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144]今天，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战争发生在更小、更穷、更落后的国家。但是，两场世界大战以及几个世纪中许多两个国家名字相连的战争（普法战争、普奥战争、俄国瑞典北方大战、英西战争、英荷战争）都告诉我们，事情原先并不是今天这个样子的。

    .自20世纪40年代末以来，通过征服另一个国家而扩张领土的发达国家数量为0。波兰被吞并，英国将印度纳入大英帝国版图，或者奥地利将自己算作一个不伦不类的巴尔干国家，这样的情况不再出现。1975年之后，世界上一个国家征服或者部分征服另外一个国家的次数为0。而自1948年之后的这个数字也已经接近于0（我们下面将探究有关这方面的发展）。[145]事实上，各大国的扩张转变为收缩。这个过程可以称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权力转移”，欧洲国家将大片的帝国领土拱手交给独立了的殖民国家，移交过程有时是和平的，有时是因为他们在殖民战争中失利。[146]我们将在下一章中看到，整整两个战争类别——攫取殖民地的帝国主义战争和保持殖民地的殖民战争——已不复存在。[147]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被国际社会承认的因为被征服而亡国的国家数字为0。[148]（南越也许是唯一的例外，这要看南越与北越在1975年的统一是被视为一种征服还是一场国际战争的结束。）可以比较一下，在20世纪上半叶，有22个国家被占领或者被吞并，当时的国家数目要少得多。[149]虽然1945年之后，很多国家赢得独立，但几乎没有几个国家被分裂。1950年的世界地图上的国界线和2010年的地图相差无几。而在过去，世界上的统治者将领土扩张看作他们的天职。

    * * *

    本章的要点就是这些0, 0所代表的长期和平是各种心理不断调整的结果。无论在今天还是在过去的历史上，这种调整无时不在，并最终导致暴力的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的主流思潮对战争的共识开始发生变化，新的思潮逐渐被世界其他国家接受。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期，那些渴望权力、威望和复仇的大人物能够通过他们的政治网络实现野心，为了满足自己而对因此产生的受害者毫无怜悯之心。换句话说，他们相信战争有其正当性。尽管战争的心理构成——支配、报复、麻木不仁、部落意识、团体迷思和自我欺骗并没有消失，但自20世纪40年代末以来，欧洲和其他发达国家中这些心理构成开始解体，战争的频率因此下降。

    有些人不愿意承认这些惊人的发展，说战争在发展中国家仍然存在，所以战争只是换了个地方，并没有减少。我们会在下一章探究世界其他地方的武装冲突，在此我只想说这个意见没有意义。不存在什么“暴力守恒定律”，也没有什么泄压系统，让世界某个地方的暴力高压在另外一个地方爆发出来。部落战、内战、私斗、劫掠奴隶、帝国战争和殖民战争在发展中国家的地盘上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一个在某些贫困地区仍有战争的世界，总是强过一个在穷困和富裕地区都有战争的世界，尤其是要考虑到富国能够调动的难以估量的破坏力。

    当然，长期和平不等于永久和平。没有人会根据历史统计数据推出大国之间、发达国家之间或者欧洲国家之间永远不会再发生战争的结论。但是，可能性随着时间发生的变化对我们是有意义的——赌场上铁色子游戏的赔率会下降，幂律线会下沉或倾斜。在我们的真实生活中，这一切已经发生了。

    即便如此，同样的统计意识提醒我们还有其他的可能性。也许，赌博的赔率完全没有变化，我们只是对一个随机出现的和平时期进行了过度解读，就像我们前面对战争和暴力的集簇形态进行了过度解读一样。也许，战争的压力已经在集聚，随时都有可能爆发。

    但是，也存在并非如此的可能。关于致命冲突的统计显示，战争不是一个钟摆，不是压力蒸锅，也不是一群狂奔的野兽，而是一个没有记忆的骰子博彩，也许赔率还在不断变换。许多国家的历史证明，和平是绝对可以长期维持的。穆勒是这样说的：“如果战争狂热症是周期性发作的，我们大可期待瑞士人、丹麦人、瑞典人、荷兰人和西班牙人现在就该扑向战场了。”[150]美加两国有着世界上最长的不设防国境线，但加拿大人和美国人并没有为了过期已久的边境争端而夜不能寐，忧心如焚。

    好运气到头了的可能性有多大？这种可能性几乎不存在。战后几十年，是500年前开始成型的大国所经历的最长的和平期。[151]在战火密布的欧洲历史上，目前的和平也是它的历史纪录。所有的统计分析都会证明，考虑到前几个世纪的战争纪录，长期和平中的那些0以及近乎0是极端的不可能事件。如果以1495—1945年的大国战争为基准线，出现只发生1场大国战争的65年和平期的概率为0.001（朝鲜战争属于边缘案例）。[152]即使我们以1815年作为起点，让拿破仑战争后的19世纪和平期修正观测的基准线，我们得到的结果是，仅发生4场大国战争的可能性低于0.004，而欧洲国家之间只发生一场战争（1956年苏联入侵匈牙利）的概率为0.0008。[153]

    当然，概率的计算完全取决于计算者如何定义事件。当你在对已经发生的事件有充分知识的情况下估算发生率（一种事后的比较，即人们所说的“数据探测”），与你在事前给出预测（一种有计划的或者先验的比较），结果可能非常不同。回想一下，一个房间里有57个人，出现2个人在同一天过生日的概率是0.99。在这个案例中，我们只有在找到这一对人之后方能确定生日的具体日子。而如果我们事先确定生日的日期，比如“我的生日”，那么出现和我在同一天过生日的人的概率低于1/7。股市骗子就在利用这两种概率计算的差别，在他们向客户发送的简报上预测市场的每一种可能走向。几个月后，终于撞上运气的分散的简报收件人会认为这家伙是个天才。对“长期和平”持怀疑态度的人可以说，那些在每一次长期和平出现后对此大做文章的人只不过是玩了一个“数据探测”的鬼把戏。

    但事实上，有一群学者在20多年前的一篇论文中指出，没有战争的时代将会延续，并认为这是新思维的结果。今天，我们可以说他们的先验预测应验了。这些故事既有标题，也有日期：维尔纳·莱维的《战争即将结束》（The Coming End of War, 1981年）；约翰·加迪斯的《长期和平：战后国际体系的稳定因素》（The Long Peace: Elements of Stability in the Postwar International System, 1986年）；卡列维·霍尔斯蒂的《末日骑士：兵临城下，还是改变方向，或者全面撤退？》（The Horsemen of the Apocalypse: At the Gate, Detoured, or Retreating?, 1986年）；埃文·卢亚德的《锈蚀的剑：当代世界政治中军事权力的消融》（The Blunted Sword: the Erosion of Military Power in Modern World Politics, 1988年）；约翰·穆勒的《逃离末日：大规模战争已经过时了》（Retreat from Dooms-day: The Obsolescence of Major War, 1989年）；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1989年）；詹姆斯·李·雷（James Lee Ray）的《废奴和国际战争的终结》（The Abolition of Slavery and the End of International War, 1989年）；卡尔·凯森（Carl Kaysen）的《战争过时了吗？》（Is War Ob-solete? 1990年）。[154]1988年，政治学家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捕捉到了一个大家都关注到的现象：

    战后最令人瞩目的特征是它是名副其实的“战后”，因为1945年之后，大国之间再没有发生过战争。大国之间如此之长的和平期是史无前例的。[155]

    这些学者相当肯定地认为这不是一时的好运。他们指出，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支持对未来的预期。20世纪90年代初，凯森在对穆勒1989年的著作进行评论时，最后加上了一段话：

    很清楚，欧洲的国际构架，以及整个世界的国际构架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型。这种转型在过去一般是通过战争完成的。本文的观点支持这样一种预测，即这次的变化可以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发生（尽管这不是说在各国内部也一定没有暴力冲突）。时至今日——1月中旬，万事安好。此后的每一天，作者和读者都可以热切而紧张地验证这一预见。[156]

    当军事历史学家提出国家间战争被消除的初步评估时，人们的感觉会特别深刻，因为这些学者毕生浸润在各种战争史料中，看够了“此次非同寻常”的各种可能性。约翰·基根一向被称为“卓越的”军事史学家，如果有人以为“卓越”是他名字的一部分，也不足为奇。在1993年出版的名著《战争史》中，他写道：

    在我以毕生精力阅读战争史料，与老兵厮混，探访昔日的战场，观察战争的影响之后，我似乎感到，战争即将偃旗息鼓了，且不论战争是否理性，至少它很可能不再是人类处理分歧所需要的和有效的手段了。[157]

    另一位卓越的学者迈克尔·霍华德在1991年曾经这样说：

    很有可能，高度发达社会之间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武装冲突——这个意义上的战争不会再发生了，国际秩序将被纳入一个稳定的框架。[158]

    而同样卓越的大师埃文·卢亚德——我们巡视600年战争史的向导——在更早的1986年就说过：

    欧洲刚刚发生了最令人惊异的变化，国际战争正在人们的面前被画上休止符……想到欧洲前几个世纪所经历的战争的规模和频率，这一变化的程度极为壮观，也许可以称之为人类战争史上最令人震惊的断裂。[159]

    20多年过去了，他们中没有任何一个人需要修正他们的判断。阿扎尔·加特的军事史巨著《战争文明史》，覆盖面比以往任何著作都要宽泛，并以演化心理学的方法分析了霍布斯的王国……加特在书中写道：

    在富裕的自由民主国家……真正的和平状态基于真诚的相互信任。他们已经达成共识，他们之间的战争可能性已经完全被消除了，甚至作为一个选项也是不可能的了。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160]

    长期和平：态度和事件

    加特的“真正的和平状态”中的“状态”二字不仅强调了发达国家之间的战争为0这个已知的事实，而且特别指出了这些国家中思维模式的变化。发达国家对战争的概念化及对战争的准备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1500年以来战争死亡率不断上升（见图5-16）的主要动因是强制征兵制度，它为各国军队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鲜血肉。到拿破仑战争时期，大部分欧洲国家都开始实行某种形式的征兵制。当时人们还没有“良心抗拒”的概念，20世纪60年代让美国年轻人惴惴不安的电报的第一个句子是“问候您”。与之相比，中世纪的征募方式完全没有礼貌可言。老话所谓的“抓差”原意是指政府出钱雇用黑帮和流氓在街上抓人，再将抓来的人押进军队或者送上军舰。（在美国革命战争时期，“美国海军”的水兵几乎都是被“抓差帮”抓来的人。）[161]强制兵役可以消耗一个人的大部分生命。在19世纪的俄国，一个农奴服兵役的年限可以长达25年。

    军队征兵制表明行使武力是正常的：人民被强制服役，服役本身将他们暴露在伤残和送命的高风险下。除了那些面临强敌威胁的时刻，征兵的强度可以衡量一个国家动用武力的愿望有多么强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数十年间，世界各国的军人服役时长稳定地下降。美国、加拿大和大部分欧洲国家都彻底废除了征兵制。在另外一些国家，征兵制也更像一个培养公民意识的集训班，而不是武士演练营地。[162]佩恩整理了1970—2000年48个有相当历史的国家的军人服役数据。根据他的数据，我绘制了图5-19。数据显示，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冷战尚未结束时，征兵制就已经开始消亡。1970年，这些国家中只有19%不实行征兵制，而在2000年，这个数字为35%，2010年达到50%。这个数字将很快超过半数，因为又有两个国家（波兰和塞尔维亚）已经计划在之后的10年内取消征兵制。[163]

    图5-19 1970—2010年48个历史悠久国家的征兵服役长度

    资料来源：1970—2000年图表来自佩恩，2004年，第74页，根据国际战略研究所（伦敦）《军事平衡》刊物（各期）的资料绘制。2010年的资料来自《军事平衡》（IISS，2010年），补充资料来自中央情报局《世界概况》，2010年。

    另一个衡量好战程度的指标是一个国家的军队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不论这些军队人员是强制征兵而来，还是通过电视上做志愿兵广告——“人尽其才”——招募而来。佩恩表明，军人占总人口的比重是表明一个国家在观念上是否迎合好战情绪的最佳指标。[16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刚开始遣散军队，就在冷战中遇到了新敌人，因此它的军队人数总量没能收缩到战前的水平。但图5-20显示，20世纪50年代中期之后，军队的人数迅速减少。欧洲更早地开始停止向军事部门进行人力投资。

    图5-20 1950—2000年美国和欧洲军事人员的数量

    资料来源：战争相关数据资料库国家物力数据（1816—2001年），萨吉斯，2000年。每5年的未加权平均数。“欧洲”包括比利时、丹麦、芬兰、法国、希腊、匈牙利、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荷兰、挪威、波兰、罗马尼亚、俄国／苏联、西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英国、南斯拉夫。

    其他一些大国，包括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和中国，也在近几十年中裁减军队的数量。冷战结束后，裁军成为世界性的大趋势。1988年，世界上每10万人中有9名以上军事人员，而到2001年，在历史悠久的国家中，每10万人中仅有不到5.5名军事人员。[165]军事人员减少的部分原因是非军事性服务外包，比如由私人承包商提供洗衣和伙食服务，以及在最富裕的国家，用机器人和无人机替代前线战斗人员。但是，机器人大战的时代还很遥远。最新的事态显示，地面部队的人数仍然是军队战斗力的主要限制条件。因此，军队机器人化的进展本身就表明了战斗人员减少的趋势。国家开发这些昂贵的技术，皆因自己公民的生命（甚至我们将要看到，还有外国公民的生命）变得越来越珍贵了。

    * * *

    既然战争始于人的思想，就让我们从人的思想出发构建和平。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铭文

    长期和平的另一个指标是一套清醒理智的检查，它表明各国领导和大众的思维模式已经发生了变化。20世纪下半叶，民族主义、扩张领土的野心、国际上的荣誉文化、对战争的普遍认可、对战争造成的生命代价无动于衷——这些好战思维已经在发达国家失去市场。

    第一个标志性事件是1948年48个国家签署的《世界人权宣言》。《世界人权宣言》开篇即陈述了以下条款：

    第一条 人皆生而自由；在尊严及权利上均各平等。人各赋有理性良知，诚应和睦相处，情同手足。

    第二条 人人皆得享受本宣言所载之一切权利与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见或他种主张、国籍或门第、财产、出生或他种身份。且不得因一人所隶国家或地区之政治、行政或国际地位之不同而有所区别，无论该地区系独立、托管、非自治或受有其他主权上之限制。

    第三条 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与人身安全。

    你可以说这不过是一些表达了良好愿望的辞藻。但是，为了支持启蒙运动的理想，即承认政治领域的终极价值是个人的存在，签字国正在抛弃那些延续了上百年的学说，即终极价值是国家、民族、文化、人民、阶级或者其他集体（更不用说一个世纪之前的几百年间，终极价值是君主，人民不过是他或她的牛羊）。1945—1946年的纽伦堡审判让人们认识到了申明普世人权的必要性。在审判中，一些律师辩护说，只能为纳粹在被占领国，例如波兰实行的屠杀部分进行起诉。按照以往的观念，他们在自己国家境内的所作所为，其他任何人都无权置喙。

    另一个说明《世界人权宣言》并非一纸空文的证据是，大国对于签署这一宣言非常紧张。英国担心它的殖民地，美国担心它的黑人，苏联担心它的加盟共和国。[166]但是，在埃莉诺·罗斯福的督促下，宣言经过83个回合的讨论之后，全票获得通过（虽然苏东集团的8个国家缺席会议）。

    45年后，瓦茨拉夫·哈维尔对抛弃反启蒙运动意识形态的时代潮流做了精彩的总结。哈维尔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剧作家，在非暴力的天鹅绒革命推翻当时的制度之后，他出任捷克的总统。哈维尔写道：“在民主基础上整合欧洲这一思想的伟大之处在于，它彻底战胜了认为民族国家是民族生命最高表现的赫尔德式老观念。”[167]

    * * *

    对于“长期和平”做出贡献的还有一个自相矛盾的因素：冻结国境线。联合国首先倡议现有国家及其边界神圣不可侵犯。这一准则将任何武力改变边境线的企图都视为“侵略”。在国际关系博弈中，领土扩张从此不再具有正当性。边界的划分也许毫无道理可言，边界内的政府也许根本不配执政，但武力修整边境在任何国家的政客心目中都不再是一个现实的选项。一般而言，接受继承的边境线是一个和平举措。正如政治学家约翰·瓦斯克斯（John Vasquez）所说：“在所有主张战争的逻辑根据中，最常见的就是边境问题。几乎所有国家之间的战争都涉及这样或者那样的边境纠纷。”[168]

    政治学家马克·察赫尔（Mark Zacher）对这一变化进行了量化研究。[169]自1951年以来，仅有10次入侵行动导致了国境线的大改动，这10次军事行动都发生在1975年之前。大部分行动都是在人烟稀少的偏僻之地或者荒岛插上一些国旗，还有一些行动形成了新的政治实体（比如孟加拉国），并非征服者扩充疆土。10次听起来也不少了，但是如图5-21所示，与之前的300年相比，它是一条陡峭的下滑线。

    以色列是一个特例。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蜿蜒的军事分界线“绿线”是1949年战争的结果，当时各方（尤其是阿拉伯国家）都不同意接受这个安排。但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国际社会接受了这个谜一样的状态，将此作为以色列的实际边境线。以色列在国际压力下，已经交出了大部分它在1949年之后各次战争中得到的领土，而我们在有生之年，将会看到以色列交出其他领土。这个过程也许会伴有一些领土交换，也许还会包括有关耶路撒冷的复杂安排。在耶路撒冷问题上，边境不可变更的准则与城市不可分割的准则相抵触。其他大部分占领行动，比如印度尼西亚占领东帝汶，已经得到纠正。近年来最戏剧性的案例是1990年萨达姆·侯赛因入侵科威特（这是1945年后发生的唯一一次一个联合国成员完全吞并另一个联合国成员）。多国部队立即行动，速战速决，将萨达姆赶出了科威特。

    图5-21 1651—2000年导致疆域变化的领土战争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数据来自察赫尔，2001年，表1和表2；除了最后的20世纪下半叶的数据之外，每半个世纪的数据点上的数据均为中值。20世纪下半叶每25年为一个数据点。

    国家边界不可侵犯背后的心理学，与其说是共情和道德理性，不如说是准则和禁忌（我们将在第9章讨论这方面的问题）。在受到尊重的国家中，征服已经不是一个可以想象的选择。如果一位民主国家的政治家建议征服另一个国家，现在已经根本不会有人愿意与之争论，他面对的只会是困惑、尴尬或大笑。

    察赫尔指出，“领土完整”准则不仅排除了征服，也排除了其他形式的边界侵蚀。在非殖民化过程中，新独立的国家的边界是老殖民行政官几十年前在地图上画的线，经常将少数民族的家园一分为二，或者将势不两立的敌对部落拼凑在一起。总之，没有人想到号召这些新国家的领导人坐到谈判桌前，在空白的地图上重新划分边界。苏联和南斯拉夫解体时，原来共和国和省份之间的内部边界变成了主权实体之间的国境线，也没有出现重新划分边界的问题。

    将地图上任意画出的线条神圣化似乎很不合逻辑，但是即使是任意的和不公正的准则，尊重准则也是理性的选择。博弈论专家托马斯·谢林注意到，当两个谈判人认为达成一系列妥协的状态优于放弃谈判的状态时，那么，任何凸显的认知界标都将有助于他们达成一个符合双方利益的协约。[170]比如，人们在讨价还价时，可以将双方出价之差打个对折“成交”，或者四舍五入“成交”，而不是无休无止地争吵什么是最公平的价格。梅尔维尔《白鲸》中的猎鲸人接受了“已系之鲸归系者”这样的规则，因为他们知道，接受规则能避免“最烦人和最暴力的纠纷”。律师喜欢说：“现实占有，败一胜九——在谁手里就是谁的。”另外，每个人都知道“篱笆严紧才能邻里和睦”的道理。

    20世纪30年代，在欧洲领导人和希特勒谈判时，大家都认为德国吞并奥地利和大片捷克斯洛伐克领土，将所有日耳曼民族的居住地区纳入德国版图是完全合理的，而今天对领土完整原则的尊重则认为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的确，这个原则一直在侵蚀民族国家及与其共生的民族自决理念，而这些理念曾经是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的民族领袖狂热追求的目标。对横穿民族居住地的人工边境线进行重新划分，仍然是无解的地理难题，与其说无休止地纠缠一个无解的难题，并挑起种族灭绝和以收复领土为借口的征战，接受现有边界被认为是更好的安排。

    领土完整原则带来了大量的不公正，例如一些族群被划入一个对其福祉毫不关心的政治实体。这一点，也正是《白鲸》中水手伊希梅尔耿耿于怀的问题，他念叨说：“对那个勇不可当的标枪手约翰·布尔来说，可怜的爱尔兰，不就是有主鲸吗？”某些被宁静的边界线分开的欧洲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乃至战后经历了大规模种族清洗，由此完成了同质化过程，当时有数百万德裔和斯拉夫人被迫背井离乡。现在，新的国际准则对发展中国家反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会学家安·广仲（Ann Hironaka）一直认为，因为坚持国家和边界不可变更，发展中国家的内战被拉长了。但权衡利弊，边界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对整个世界而言还是一个合算的交易。我们在下一章将会看到，与几场大规模国家之间的战争相比，大量小规模内战的死亡人数仍然更低，更不用说与世界大战相比较了。这一观察与致命冲突的幂律分布相符。而且，随着现代国家从一种民族精神的载体演变为人权原则指导下的多民族社会契约，各种内战的数量在减少，其破坏性也在减轻。

    * * *

    与民族主义和领土征服一样，国家荣誉观念在战后的数十年间也逐渐褪色。如卢亚德所说：“总而言之，与过去相比，今天人命的价值排序会更高一些，国家威望（或民族 ‘荣誉 ’）的排序会更低一些。”[171]尼基塔·赫鲁晓夫是冷战最严峻时期的苏联领导人，但他显然也捕捉到了这种新情感，他说过：“我可不是沙皇麾下的军官，因为在化装舞会上放了个屁就要自杀。让步总是好过开战。”[172]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对此看法一致，对本来会导致战火的挑衅或让步，会冷静地不予理会。

    1979年，美国遭遇两场相继而至的挑衅——苏联人入侵阿富汗和伊朗人在政府操纵下占领美国大使馆。美国的反应不过是抵制莫斯科奥运会，以及每天晚上在电视上彻夜播放被扣押人质的消息。吉米·卡特后来说：“我可以动用手中的武力摧毁伊朗，但我担心在这个过程中，人质的性命不保，我也不想杀死2万名伊朗人。所以，我没有进攻。”[173]虽然美国鹰派对卡特的懦弱愤怒不已，不过，他们自己的英雄罗纳德·里根对1983年贝鲁特炸死241名美国军人事件的回应是，从黎巴嫩撤出全部美军；1987年伊拉克战斗机向美国军舰“斯塔克号”发射导弹，37名美国海军军人遇害，里根也是稳坐不动。2004年，伊斯兰恐怖组织对马德里列车进行爆炸袭击，事件未在西班牙煽起反伊斯兰情绪，反而，很多西班牙人认为政府卷入伊拉克战争才招致了恐怖袭击，在随后的大选中将其赶下了台。

    世界历史上影响最深远的放弃荣誉案例是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的解决。虽然追求国家威望是促成危机的起因，但一旦陷入危机，赫鲁晓夫和肯尼迪都意识到双方均需要保留面子，而问题只能由双方共同设法解决。[174]肯尼迪读过塔奇曼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历史的著作《八月炮火》（The Guns of August），知道国际关系中的“自卑和自大的个人情结”驱动的懦夫博弈可能导致灾难。在回忆导弹危机的回忆录中，罗伯特·肯尼迪说：

    我们一致同意双方都不想为古巴打仗，但是，其中一方很可能会出于“安全”、“骄傲”或“面子”的原因采取行动，另一方为了同样的安全、骄傲或面子的原因必须做出回应。回应引起对方的再回应，并逐渐升级为武装冲突。这正是我（肯尼迪）想回避的。[175]

    赫鲁晓夫有关沙皇军官的俏皮话表明，他对荣誉的心理学也有所警惕，对博弈论有同样的直觉。在危机最紧要的时刻，他向肯尼迪提供了这个分析：

    这是一根在战争身上打了结的绳子，你和我都不要在两端拉扯它，因为你我越使劲儿扯，绳结就会越紧。也许有一天，这个绳结拉得太紧了，系铃人再也无法解铃，到那时就只能割断绳结了。[176]

    解铃之途是互相让步——赫鲁晓夫从古巴撤走苏联的导弹，肯尼迪从土耳其撤走美国的导弹，并承诺不会入侵古巴。危机逐步降级不是单纯的撞大运。穆勒回顾了冷战期间大国对峙的历史。他总结说，历史的演变更像是一步一步地爬梯子，而不是登上一架自动滚梯。虽然领导人有几次开始进入危险的升级竞赛，但是每向上爬一级，他们的恐高症就越严重，最后总是小心翼翼地又爬了下来。[177]

    尽管冷战中苏联人敲鞋咆哮，但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最后听凭苏东集团以及苏联本身解体，未让世界遭受一场新的大灾难。历史学家蒂莫西·嘉顿·艾什（Timothy Garton Ash）称此为“放弃使用武力的惊人之举”，并说这是一个“个人对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辉煌典范”。

    艾什最后这个评价提醒我们，历史的偶然性是双向的。在一个平行的世界里，斐迪南大公的司机在萨拉热窝没有走错路，或者啤酒馆政变时警察开枪瞄准的是另外那个某某人，人类历史就会少一场甚至两场世界大战。在另外一个平行的世界里，也有可能是美国总统听信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建议，入侵古巴；作为回应，苏联的坦克穿过柏林墙，人类历史上又多了一两次世界大战。但是鉴于主流理念和准则决定了变化的可能性，所以塞族学生普林齐普和希特勒塑造了20世纪上半叶的世界，肯尼迪、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塑造了20世纪下半叶的世界。

    * * *

    20世纪价值观的另一个历史性巨变是，民主国家中领导人的战争计划遭到人民的抵制。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出现了大规模的“反核武器”示威活动，它的传奇之一是与其他反战运动共同推出的和平标志——圆环中的三叉戟。60年代后期，反对越战的示威把美国搅得国无宁日。反战信念早已不局限于一群情感脆弱的女大妈男大妈，那些穿凉鞋留大胡子的理想主义者也不再被视为狂热分子。在60年代成年的那一辈人中，相当一部分人都怀有反战信念与和平理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0年之后，以战争为题材的艺术充满了悲情。与此不同，60年代的流行艺术谴责正在发生的核军备竞赛和越战。黄金时段的电视节目充满了反战宣传 [比如《史默瑟兄弟喜剧时间》（The Smothers Brothers Come-dy Hour）和《风流医生俏护士》（M. A. S. H）]，此外还有数不清的流行电影和歌曲：

    《二十二条军规》（Catch-22）、《奇幻核子战》（Fail-Safe）、《奇爱博士》（Dr.Strangelove）、《心灵与智慧》（Hearts and Minds）、《 FTA》（FTA）、《我如何赢得战争》（How I Won the War）、《无语问苍天》（Johnny Got His Gun）、《王者之心》（King of Hearts）、《风流医生俏护士》、《多可爱的战争》（Oh! What a Lovely War）、《第五屠宰场》。

    《艾丽斯餐厅》（Alice..s Restaurant）、《在风中飘扬》（Blowin.. inthe Wind）、《残酷的战争》（Cruel War）、《毁灭的前夜》（Eve of De-struction）、《我觉得我死定了》（Feel Like I..m Fixin..to Die Rag）、《给和平一个机会》（Give Peace a Chance）、《圣诞快乐（战争结束了）》[Happy Xmas（War Is Over）]、《不再做战争机器》（I Ain..t Marchin..Anymore）、《如果我有一把锤子》（If I Had a Hammer）、《想象》（I-magine）、《暴雨将至》（It..s a Hard Rain..s a Gonna Fall）、《昨夜梦境》（Last Night I Had the Strangest Dream）、《机关枪》（Machine Gun）、《战争的主人》（Masters of War）、《随军牧师》（Sky Pilot）、《3-5-0-0》、《和好有时！》（Turn! Turn! Turn!）、《再造战士》（Universal Sol-dier）、《出了什么事？》（What..s Goin..On?）、《上帝在我们这边》（With God on Our Side）、《战争到底为什么？》 [War（What Is It Good For?）]、《深陷泥淖》（Waist-Deep in the Big Muddy）、《花儿都到哪儿去了？》（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与18世纪和20世纪30年代一样，艺术家不仅指责战争不道德，而且嘲弄战争，让战争显得荒唐可笑。在1969年伍德斯托克音乐会上，“乡巴佬乔和鱼”乐队唱着那首轻快的《我觉得我死定了》。合唱部分的歌词是：

    嘿，一、二、三，我们为何要开战？

    别问我，我不知道，下一站就是越南！

    嘿，五、六、七，快快打开天国之门。

    哪有时间搞明白，呜呼！大家都要去送死。

    1967年，在独角戏《艾丽斯餐厅》里，阿罗·古斯里收到入伍通知，要他到纽约一个征兵中心去见军队的精神病医生：

    我就到了那儿，我说：“精神病大夫，我想杀人。我是说，我就是想杀人，杀人。我就是想看看，看看血肉还有肝呀胆呀在我嘴里的样子。我要大吃烧焦了的尸体。我是说杀人，杀、杀、杀。”接着我开始蹦上蹦下，嘴里喊着“杀、杀”。他也跟着我一起蹦蹦跳跳，也喊着“杀、杀”。一位中士走过来，给我别上一枚奖章，把我带到大厅的另一边，说：“你是属于我们的孩子。”

    人们很可能将这场文化运动当作婴儿潮一代的怀旧情绪。如汤姆·莱勒所嘲讽的，胜仗都是他们的，好歌都是我们的。但是，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打了胜仗。因为风起云涌的全国反战行动，林登·约翰逊令人惊讶地宣布不再寻求1968年总统连任的党内提名。虽然对抗议活动日益失控的反应帮助尼克松在1968年入主白宫，但尼克松也确实将美国的战争计划从军事胜利转变为挽回面子的撤军，尽管在战争结束之前已有2万名美国人和100万名越南人在战争中丧生。1973年停火之后，美军开始撤离越南，国会禁止任何新的军事干预行动，并削减对南越政府的资助，因此有效地结束了战争。

    有人说，美国从此患上“越战综合征”，极力回避任何军事介入，到20世纪80年代，才逐渐恢复信心，进行了几场小规模的战争，并在几场代理战争中向反共力量提供支援。但无论如何，美国的军事政策永远不可能回到从前了。美国最好战的总统也明白，在“伤亡恐惧”“厌战”“多佛信条”（即竭尽全力减少运回多佛空军基地的覆盖着国旗的棺材）这些强烈的社会情绪下，美国人已经不可能承受任何高伤亡率的军事行动。自20世纪90年代起，美国在政治上可接受的战争行动仅限于通过远程控制技术实施外科手术式打击。绞肉机般的消耗战和对外国（比如德累斯顿、广岛和北越）平民的大规模空袭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美国军队内部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各级军官都清楚地意识到没有必要的滥杀在国内是公关噩梦，在国外则事与愿违，不仅得罪盟友，还会鼓噪敌人。[178]海军陆战队设置了新的军事教程，向队员灌输新的荣誉准则《海军陆战队战士操守》。[179]教程问答是：“有操守的战士是生命的保护者。谁的生命？自己的和他人的。哪些他人？所有的他人。”海军陆战队退役军官、以骁勇著称的罗伯特·汉弗莱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硫黄岛战役中指挥一个步枪排，他所讲述的《狩猎故事》（The Hun-ting Story）作为形象的共情扩展，成为美军教化士兵的教材。[180]在这个故事中，一队驻扎在亚洲某个国家的美军，为了消遣而全体出动猎野猪：

    他们的卡车开出车库，驶向大森林，途中他们在一个小村子外停车，雇一些当地人为他们拍打树丛兼做向导。

    村子穷困不堪。房子都是土坯垒就的，没有电，没有自来水。道路泥泞，整个村庄散发着熏人的气味。无数的苍蝇扑面而来。男人面容阴沉，衣衫脏兮兮的。女人捂着脸，孩子流着鼻涕，衣衫褴褛。

    很快，车上的一个美国兵说：“这地方太臭了。”另一个说：“这些人活得像动物一样。”最后，一位年轻的空军军官说：“是呀，他们简直是一无所有；活着还不如死了好。”

    你能说什么？他们说的好像都没有错。

    但是，就在这时，卡车上的一位老中士开口了。他是那种寡言少语的人。事实上，除了他的军装，他看起来就像是当地村庄里的一个汉子。他看着年轻的空军军官，说：“你认为他们一无所有，是不是？行啊，如果你真那么肯定，你干吗不拿着我的刀，从车后面跳下去，去看看能不能杀死一个？”

    车上一片死寂……

    中士接着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如此珍重自己的生命。也许是因为那些流着鼻涕的孩子，也许是森林里的女人。但是，不论是什么，他们珍视他们的生命和他们所爱的人的生命，和我们美国人一模一样。如果我们不停止说他们的坏话，他们会把我们一脚踢出这个国家！”

    （一名士兵）问中士：“我们美国人拥有那么多财富，能做些什么来证明不管这些村民有多穷，我们都在平等的人格上尊重他们？”中士淡淡地回答：“你要有足够的胆子跳下车，不要介意裤腿上溅满泥巴和羊粪。你要有勇气面带笑容地走进村庄。当你看见臭气熏天、面相恐怖的农民，你要能够看着他的脸，只用你的眼睛让他知道，你知道他是和你一样能感受痛苦的人，和你一样怀着希望的人，和我们所有人一样想满足孩子愿望的人。这是我们唯一的办法，舍此只有失败。”

    《海军陆战队战士操守》即使是作为一种愿望，也显示了美国武装力量的长足进步，原先它的士兵叫越南的农民“黄佬儿”“地溜儿”“斜眼儿”，军队在调查诸如美莱村大屠杀之类的暴行时迟疑不决，拖拖拉拉。前海军陆战队上尉杰克·霍本参与了制定和实行《海军陆战队战士操守》的工作，他在写给我的信中说：“20世纪70年代刚刚加入海军陆战队的时候，我听到的就是 ‘杀杀杀’。那时告诉受训的队员，荣誉守则是 ‘保护所有人的生命，包括敌人，如果可能的话 ’，是根本不可能的。”

    21世纪初以来美国主导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肯定表明，美国还没有远离战争，但这些战争和从前完全不同了。在这两场冲突中，国家间战争的阶段进展迅速，（按照历史标准）战争死亡率相当低。[181]伊拉克战争的大部分死亡是战后无政府状态下的社区间暴力造成的。截至2008年，伊拉克战争中美国人的死亡总数是4000人（越战是5.8万人），这推动美国人选出一位新总统，并在两年内结束了军队的作战任务。在阿富汗，美国空军在2008年轰炸塔利班的行动中恪守人道主义原则，“人权观察”对此称赞说是“最低限度伤害平民的良好记录”。[182]政治学家乔舒亚·戈尔茨坦（Joshua Goldstein）在讨论智能定位政策如何在科索沃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大规模减少平民伤亡时，对2009年使用武装无人机打击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境内的塔利班和基地组织进行了如下评论：

    在过去，军队会对这些恐怖分子的藏身地狂轰滥炸，行动中会有成千上万的平民丧命并失去家园。为了击毙寥寥几个敌人，不精确的炮火和空袭让整个村庄和城镇沦为瓦砾；现在一架无人机飞进战区，指引一枚导弹打击激进分子聚集的一座房屋。这样的行动还是会误中目标，但是，同历史上任何标准相比，平民的死亡率都大大下降了。

    至今为止，我们都认为这一趋势是理所当然的。2010年2月，一枚导弹失误炸死10名阿富汗平民，这一消息成为头条新闻。事件本身是一桩可怕的悲剧，但它也是一个例外，平民死亡率相当之低，而当时正在进行的是这场为期8年的战争中最大的一次军事打击行动。驻阿富汗美军司令为10名平民的死亡向阿富汗总统沉痛致歉，全世界的媒体把这一事件渲染为在进攻上的重大发展。我不是说杀死10名平民没有问题，而是要说，在以往的战争中，甚至就在几年之前，这样的平民伤亡不会引起任何关注。平民死亡，即使数目巨大，一般都被认为是战争中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或许也是不幸的——副产品。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这样的假设不再适用了。这的确是个好消息。[183]

    《科学》杂志在2011年报道了维基解密透露的文件和以美国为首的联军的平民伤亡数据，这些本来是秘密的数据证实了戈尔茨坦的判断。2004—2010年，阿富汗战争的平民死亡大约是5300人，其中约80%是被塔利班叛乱分子而不是联军杀害的。对于这样一场大规模军事行动而言，即使将这个平民伤亡数字翻番，仍然相当低——相比而言，越南战争中至少有80万平民死于战火。[184]

    在对战争的态度上，美国人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而欧洲人的变化更是翻天覆地。外交政策分析家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这样说：“美国人来自战神火星，欧洲人来自爱神金星。”[185]2003年2月，欧洲大城市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抗议美国领兵入侵伊拉克，伦敦、巴塞罗那和罗马各有百万人参加了游行，马德里和柏林各有50多万人上街示威。[186]伦敦示威者打出的标语是“不要鲜血换石油”、“制止疯狂派牛仔病”、“美国才是流氓国家”、“泡壶茶，不打仗”、“打倒战争”，还有一个简单的“不”字。德国和法国不约而同地拒绝参加美英联合行动，西班牙刚刚加入就撤出了。甚至在欧洲争议较小的阿富汗战争，主要战斗力也都是美国士兵。阿富汗战争名义上是44国组成的北约军事行动，但兵力半数以上是美军，而且，说到骁勇善战，美军已经赢得一定的声誉。2003年，一位身在喀布尔的加拿大武装部队上尉在写给我的信中这样说：

    今天早上，卡拉什尼科夫机枪协奏曲响起来之后，我一直等着哨兵先开火。我觉得他们都睡着了。这已经是家常便饭。我们的岗哨一向是由德国联防军负责的，他们干得可真不怎么样……如果他们真是在执勤的话。我之所以敢这样评价他们，是因为他们多次放弃岗哨。第一次是因为我们被火箭击中了，其他几次是因为他们觉得岗楼里太冷了。我向一位德军中尉指出他们缺乏荣誉和基本的军人素质，他回答说岗楼的供热是加拿大的责任。我反驳他说，给士兵提供保暖服装是德国人自己的责任。我真想说些什么提醒他喀布尔不是斯大林格勒，但我最后还是忍住了。

    德军已经今非昔比。或者，就像我多次听到人们说的，“他们不是（纳粹）国防军”。想到我们人民的历史，我本来应该说这实在是件大好事。但是，现在我的安全要仰赖这些优等主宰民族后裔的警觉性。我要说，在说这是件大好事之前，我还真有点儿犹豫了。[187]

    在《士兵都到哪儿去了？：现代欧洲的变迁》（Where Have All the Soldiers Gone?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Europe）[英国版是《垄断的暴力：为什么欧洲人厌恶打仗》（The Monopoly on Violence: Why Europe-ans Hate Going to War）]中，历史学家詹姆斯·希恩说，欧洲人的国家观念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作为制度的国家（state），其作用不再是为了保证民族（nation）的面子和安全把持武力，而是要提供社会保障和物质福利。尽管在美国“疯狂派牛仔”和欧洲“投降派猴子”之间还有各种差异，但在过去60年间，欧美政治文化分别在两条平行线上的运动，都是背战争之道而驰，其共性的历史意义远远大于两者现存的差异。

    长期和平是核武和平吗？

    什么才是正确的？与专家的分析、末日钟、欧洲几个世纪的历史经验相悖，为什么第三次世界大战没有发生呢？到底是什么迫使大名鼎鼎的军事历史学家开始使用诸如“尺度壮观的变化”、“战争史上最令人惊异的断裂”，以及“史无前例的”这些形容词？

    对很多人来说，答案显而易见：原子弹。战争变得过于危险，领导人都被吓破了胆。战争一旦开启，将不断升级直到毁灭，即使不是终结人类本身，至少也会终结人类的文明，这种核武恐惧的均衡阻止了各国领袖发动战争。[188]丘吉尔在英国议院发表最后一个重要演讲时说：“世界很可能是这样的，经过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过程，我们进入故事的特定情节。在这里，安全是恐怖孕育的巨婴，生存是毁灭的孪生兄弟。”[189]外交政策分析家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持同样的见解，他建议我们要“感激我们的核武祝福”。伊丽莎白·罗斯托提议为原子弹授予诺贝尔和平奖。[190]

    我们期望这不是真的。如果“长期和平”是核武和平，它只能是傻瓜的天堂，因为任何一次意外、一次误会，或者一位空军将军对自己珍贵的体液的痴迷，都有可能引发世界末日。谢天谢地，我们的观察告诉我们，核武器的毁灭性威胁对“长期和平”没有什么贡献。[191]

    首先，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从来没有踩住过滚滚战车的刹车闸。诺贝尔和平奖的创立者在19世纪60年代说过，他发明的炸药“将会比上千份世界公约更快地导致和平，（因为）一旦人们发觉整个军队可以在瞬间被彻底摧毁，他们当然会守住宝贵的和平”。[192]当潜艇、炮兵、无烟火药和机关枪出现的时候，人们都提出过同样的预见。[193]20世纪30年代，人们对飞机空投毒气弹惊恐不已，认为这将最后毁灭文明和人类，但是恐惧也没能结束战争。[194]正如卢亚德所说：“历史上没有任何证据告诉我们，仅因存在极限破坏性武器就能够阻遏战争。如果生物武器、毒气、神经毒气和其他化学武器的发展在1939年不能阻止战争，那么很难说为何现在核武器就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点。”[195]

    其次，核武和平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没有核武器的国家也抑制战争。比如说，欧洲国家之间的危机在过去经常演变成战争，但是为什么1995年加拿大和西班牙之间的渔业权纠纷，以及1997年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对多瑙河水坝的争执没有升级为战争？在“长期和平”时期，发达国家的领袖从来不需要计算盟国中哪一个会挨打不还手（比如说，“进攻德国和意大利不会受到抵抗，但是攻打英国和法国则不行”），因为这些领袖从来没有进犯其他国家的打算。他们也没有受到核大国的阻遏——美国不会威胁加拿大和西班牙说，“如果你们在比目鱼的争论上太过喧哗，就让你们尝尝核武器的味道”。

    而对超级大国自己为什么避免相互冲突，穆勒给出了一个更简单的解释：常规战争的前景就足以阻止他们开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显示，自动生产线可以大量制造坦克、火炮和炸弹，有能力屠杀数千万人，让城镇沦为瓦砾。苏联人最明白这一点，它自己在战争中遭受了最为惨痛的伤亡。核战争可以造成无法想象的破坏，常规战争造成的破坏可以想象，但仍然令人震惊，很难说两者之间的这点不同是大国避免交战的原因。

    最后，核武和平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总是在无核国家挑衅（或者拒绝服从）核武国家的情况下爆发战争——这本来是核武威胁最应该能够避免的。[196]朝鲜、北越、伊朗、伊拉克、巴拿马和南斯拉夫对抗美国，阿富汗和车臣叛军对抗苏联，埃及对抗英国和法国，埃及和叙利亚对抗以色列，越南对抗中国，阿根廷对抗英国。就在1945—1949年，美国还是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苏联完成了它对东欧的控制。冒犯核霸王的国家不是自寻死路。他们准确地预见了现实的危险，大国的核威胁不过是虚张声势。阿根廷的军人政权在下令进攻马尔维纳斯群岛的时候，坚信英国不会向布宜诺斯艾利斯实行核报复，让城市变为陨石坑。以色列在1967年或1973年没有对埃及大量集聚的军队进行现实的威胁，更不用提荡平开罗了。

    谢林和政治学家尼娜·坦嫩瓦尔德（Nina Tannenwald）分别对“核武禁忌”进行了论述。他们共同的观点是核武器本身属于一种非常态的恐怖范畴。[197]使用战术核武器，即使这件核武器在破坏性上和常规武器相当，也应被视为开启历史先河的、后果难以想象的划时代事件。所有形式的核爆都遭到人们的诅咒。中子弹可以减少对设施的破坏，但以瞬间产生的高能辐射大量杀伤士兵，它的研发遭到全世界的坚决反对。尽管如政治学家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所说，中子弹满足了哲学家对一场正义战争的所有道德要求，但中子弹的开发最终在军队的实验室里胎死腹中。[198]20世纪50、60年代半狂想式的“和平利用核能”的各种计划，比如使用核爆挖掘运河和港口、推动火箭进入太空等，现在都已经成为那个愚昧年代的可笑回忆。

    肯定地说，自长崎事件以来，不使用核武器还不是一个纯粹的禁忌。[199]核武器自己不能制造核武器，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对其设计、建造、运送以及使用的条款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不过，这种活动完全被限制在假想世界之中，与实际战争计划几乎没有交集。有明显的迹象显示，禁忌心理——彼此均认同某些念头过于邪恶，因此不能去想——在这里的表现是，每次提及核战争的前景，前面都要加上一个词：难以想象的。1964年，在巴里·戈德华特仔细思考如何在越南战争中使用战术核武器的问题之后，林登·约翰逊的竞选班子立即推出了著名的“雏菊”电视广告。在广告片中，一个小女孩数着雏菊上的花瓣，她的计数同时就是核爆的倒计时。人们认为约翰逊在那年的总统选举中获得压倒性的胜利，这支广告也小有功劳。[200]罗伯特·奥本海默在1945年目睹第一次核弹试验时，引用了《薄伽梵歌》中的诗句：“现在我成为死神，世界的毁灭者。”自那之后，宗教典故一直和核武形影相随。最常见的还是《圣经》中的词句：天启、末日、世界的终结、最后的审判。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的国务卿迪安·腊斯克（Dean Rusk）这样写道：“如果美国动用核武器，我们将世世代代被打上该隐的印记。”[201]物理学家阿尔文·温伯格（Alvin Weinberg）曾参与核武器的研发工作，他在1985年发出疑问：

    我们是否正在见证广岛的神圣化，就是说，广岛正在升华为一个极为神秘的圣像，成为一种足以与《圣经》事件相比较的宗教力量？尽管我不能证明，但我相信，人们在广岛核爆40周年之际流露出的深刻的关切，表明广岛事件已经具有重大宗教节日般的象征意义……广岛的圣化是核武时代最具希望的进步。[202]

    核武禁忌的出现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我们在第1章已经看到，在广岛核爆至少10年之后，很多美国人仍然对原子弹保持敬慕。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在1953年哀叹人们围绕核武器有着各种“虚假的认识”和“禁忌”。[203]1955年，中国台湾地区和大陆之间爆发台海危机时，艾森豪威尔说：“在任何战斗中都可以严格地针对军事目标，严格地为了军事目的使用这些武器。在你能够使用子弹和其他什么东西的地方，我看不出来有什么理由不能够使用这些武器。”[204]

    然而在接下来的10年里，核武器成了一种耻辱，这一类言论变得令人完全无法接受了。人们先是认识到核武器的破坏力与历史上其他任何武力都不在一个序列上，它们彻底违背了发动战争合乎比例的观念，民防计划（比如后院的防空洞和藏在课桌下面的掩蔽演习）在核武面前荒唐可笑。接着，人们认识到，在核爆之后的几十年中，核辐射余波的持续辐射可能会造成染色体损伤和癌症。大气核试产生的辐射微尘已经使全世界的降雨受到锶90的污染。锶90这种放射性同位素和钙一样，存在于儿童的骨骼和牙齿中。马尔维娜·雷诺兹的反战歌曲《他们对雨做了什么？》（What Have They Done to the Rain?）就是对此有感而发。

    尽管美国和苏联急不可待地开发新的核武技术，但在同时，虽然听起来很虚伪，他们也开始致力于召开核裁军会谈，发布核裁军声明。但真正开始让核武臭名昭著的还是草根运动。莱纳斯·鲍林、伯特兰·罗素、艾伯特·史怀哲等公共人物和上百万公民一起举行示威，签署请愿书。与日俱增的压力迫使超级大国先是暂停大气核试验，接着完全禁止大气核试，随即签署了一系列军备控制协议。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是一个临界点。林登·约翰逊利用公众的情绪，在“雏菊”竞选广告中丑化戈德华特。他在1964年的一份声明中呼吁公众关注核武定义的边界，说：“不要搞错。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常规核武器这样的东西。在危机四伏的19年中，没有哪个国家向其他国家投放原子弹。不使用核武器现在是政治决策的头等大事。”[205]

    世界持续走好运，无核战20年成为无核战30年、40年、50年和60年；一种禁忌自我强化，直到发展成为公共常识。使用核武之所以是难以想象的，是因为每个人都认为它是难以想象的，而且每个人都知道这是人人皆知的常识。事实上，因为核威慑越来越无效，它不仅未能阻止大规模战争（越战），也未能遏止小规模战争（马岛战争），这算是人类为无限期推迟最后审判而付出的小小代价。

    * * *

    当然，一个仅仅建立在相互认同基础上的准则很有可能突然崩溃。人们也许会忧虑——也应该忧虑，比如印度、巴基斯坦、朝鲜，甚至很快还会有伊朗这些大国俱乐部之外的核武国家，可能不接受使用核武器后果不堪想象这一共识。更糟糕的是，国际恐怖组织的全部目的就是要以无法想象的极端恐怖震撼世界，那么，它们只要偷盗一件核武器就可以破除禁忌。一旦引爆一次核武器，所有的约束都会失效。悲观主义者会说，尽管“长期和平”至今为止不依赖核威慑，但这只是暂时的。结局肯定是核武扩散，一个疯子就能截断幸运线，无论大国还是小国都会打破核武禁忌。

    今天世界核安全的危险现状，让所有头脑清醒的人都感到不安。但即使如此，情况并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糟糕。我会在下一章讨论核武恐怖主义问题。在此，我们来看一看核武现状。

    核武扩散的速度没有大家预期的那样疯狂，这让我们有了一线希望。在美国1960年的总统竞选辩论中，肯尼迪预测，到1964年，将会有“10个、15个、20个”国家拥有核武器。[206]中国在1964年进行第一次核试验，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核俱乐部就有了5名成员。汤姆·莱勒的歌曲《谁是下一个？》正是抓住了人们对失控的核武扩散的恐惧。他在歌中依次唱出各个国家的名字，猜度它们是否会是下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下一个是卢森堡/谁知道？也许会是摩纳哥”）。

    但是，歌曲历数的国家中唯一成为核武国家的是以色列（“‘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诗篇》如此说/为了万无一失——最好还有颗炸弹！”）。专家预言，日本将在1980年之前“坚定地进入制造核武器的程序”，而一个统一的德国“会为没有核武器而缺乏安全感”，但是这两个国家都没有兴趣发展核武器。[207]信不信由你，自1964年之后，放弃核武的国家的数量和取得核武的国家的数量是一样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以色列、印度、巴基斯坦和今天的朝鲜拥有制造核武器的能力；同时，1989年，南非在种族隔离政权垮台前夕，拆除了它的核设施，哈萨克斯坦、乌克兰、白俄罗斯谢绝了从苏联继承的核武器。信不信由你，自20世纪80年代起，在非核国家中，寻求核武器的国家迅速减少。图5-22中的数字来自政治学家司各特·萨根，显示的是1945年后每一年有多少无核国家开始发展核武项目。

    图5-22 1945—2010年无核国家开始和终止开发核武器的记录

    国家前的减号“-”表示该国终止了核项目。灰色字体的国家是人们相信在2010年正在开发核武技术的国家。虽然以色列在2007年对叙利亚一处被怀疑是核设施的地点进行过轰炸，但直至2010年，叙利亚一直拒绝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检查，所以叙利亚仍然被列在此名单上。

    资料来源：根据萨根的资料改编，2009年；萨根2010年的更新资料，2010年，司各特·萨根和简·艾斯伯格（Jane Esberg）提供。

    下行线表示在不同年份，阿尔及利亚、澳大利亚、巴西、埃及、伊拉克、利比亚、罗马尼亚、韩国、瑞士、南斯拉夫曾经发展核武器，但后来放弃了原来的计划，偶尔有些国家和地区是在以色列的空袭压力下放弃了核计划，但更多的国家和地区是出于自我选择。

    * * *

    核武禁忌是否已经岌岌可危？是否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个流氓国家挑战禁忌，从而让整个世界失去约束？历史是否告诉我们每一种武器技术或迟或早要付诸应用，最后成为无可非议的现实？

    毒气的故事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最恐怖的篇章，它也是我们寻找答案的地方。在《化学武器禁忌》（The Chemical Weapens Taboo）一书中，政治学家理查德·普莱斯（Richard Price）追溯了化学武器怎样在20世纪上半叶沦为过街老鼠。1899年的《海牙公约》是旨在规范战争行为的一系列国际协议，各项公约分别禁止签约国使用中空弹，空中投掷爆炸物（当时是使用气球投弹，4年之后才发明了飞机）以及散布毒气的发射装置。鉴于后来发生的种种事件，《海牙公约》看来无非是准备丢进历史垃圾箱的几张废纸，上面写满了自我感觉良好但毫无执行力的宏大宣言。

    但是普莱斯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军人还是应该感激《海牙公约》。当德军开始在战场使用致命毒气的时候，它宣称这仅仅是对法国人使用催泪手榴弹的回击，并没有违反《海牙公约》的条款，因为没有使用炮弹发送毒气，而只是打开毒气筒，任凭风将毒气带向敌人。即使德国人的理由完全站不住脚，但它还是指明一个事实，即德国人感到他们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解。作为对德国违反公约的报复，英国、法国和美国随即宣布，因为有包括美国在内的非签约国参战，各方同意公约不再有效。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反对化学武器成为世界性的诉求。《日内瓦议定书》（1925年）包含了一项更加严谨的条款：“鉴于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的、有毒的或其他气体，以及一切类似的液体、物体或一切类似的方法，已经为文明世界的公正舆论所谴责；并鉴于……已经宣布禁止其使用……这项禁令成为公认的对国际良知和实践具有同样拘束力的国际法的一部分。”[208]最后133个国家先后签署了议定书，尽管其中不少签署国保留了储藏化学武器作为威慑的权力。丘吉尔对议定书的解释是：“我们单方面地做出决定，除非德国人率先使用，我们绝不使用这种令人憎恶的武器。但是，深知敌人的野蛮，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必须充分做好准备。”[209]

    不论是否有效，这份协议确立了反对在国家间战争中使用毒气的禁忌。令人惊讶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交战双方都有大量毒气，但都没有在战场上使用。任何一方都不愿意承担率先在战争中使用毒气的恶名，尤其是纳粹当时仍然希望英国能够接受他们对欧洲大陆的控制权。各方都对对方的报复心怀戒惧。

    甚至在某些意外事件打破了稳定，很可能触发不可阻挡的升级行动的时候，双方也都保持了克制。欧洲战场上的盟军曾经两次意外地开启了毒气。盟军向德军司令部做出解释，德军司令部接受了解释，没有进行报复。[210]对文明的某种认知区隔化多少也有助于保持克制。30年代，意大利法西斯在阿比尼西亚，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都使用过毒气。但是各国领导人对这些事件默不作声，因为他们认为这些行动发生在“未开化”地区，不属于国际大家庭的事务。因此，没有人认为这是可能导致禁忌崩溃的违约行为。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在战争中持续使用毒气的是1967年埃及在也门的行动，以及1980—1988年伊拉克在战争中针对伊朗军队（以及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平民）。触犯禁忌也许就是导致萨达姆·侯赛因垮台的原因。美国主导的伊拉克战争在2003年推翻了萨达姆政权，这次战争行动遭到很多人的反对，但是对萨达姆使用毒气的厌恶，让不少反战者闭上了嘴巴。2006年，伊拉克法庭审判萨达姆并判处他死刑，7项指控中有2项是使用毒气。[211]世界各国在1993年正式宣布全面禁止化学武器，所有已知的化学武器库存都已经或者正在被销毁。

    为什么在如此之多的战争武器中，只有毒气格外被人们憎恶，并被视为不文明，甚至纳粹也没有在战场上使用它？（纳粹在其他地方使用毒气的时候，显然没有什么愧疚之感。）遭受毒气侵害是极为痛苦的，但是被金属的碎片打穿或者打烂也同样是极为痛苦的。如果说到死亡数字，毒气的致命程度远远不如子弹和炸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因毒气致伤的伤员的死亡率不到1%，毒气死亡数总计不到战争总死亡数的1%。[212]虽然化学战在军事行动中往往一团糟，没有哪个战地指挥官愿意把自己的命运交给风力和风向——德国人还是很可能在敦刻尔克使用毒气，将英军打得一败涂地。而在太平洋周边列岛清除日军藏身的山洞时，美军也还是会觉得毒气最得心应手。如果说化学武器难以使用，这也不是它们的特性，大部分新武器技术在刚刚被启用的时候都没有效率。例如，第一批火药武器装载速度慢，瞄准困难，容易在士兵的脸上爆炸。而且，化学武器也不是第一个被指责为“野蛮”的杀人工具。在弓箭时代，人们指责使用火枪不道德、反人性并且是懦夫行为。那么，反对化学武器的禁忌的着眼点何在？

    一个可能性是，人们在头脑中对毒有特殊的反感。无论如何，只要悬置正常的文明准则，任凭武士完成他们的工作，他们行事仍有约束，即只应该向有潜力使用同样武力的敌人采取快速和直接的打击。和平主义者也可以享受战争影片或者战争电子游戏，内中不乏枪杀、刀刺和爆炸，但几乎没有人会愉快地看着绿色的烟云在战地弥漫，慢慢地将活生生的人变为僵尸。投毒者一向受到痛斥，被视为特别邪恶的背信弃义的凶徒。毒是巫师的工具，而不是战士的武器，是（掌控了厨房和药箱的）婆娘的手段，而不是男子汉的本领。在《恶毒妇》（Venomous Woman）一书中，文学家玛格丽特·哈尔里斯（Margaret Hallissy）对其原型做了如下说明：

    在两个身份相当的对手进行公平较量时，毒药从来都不是一件光彩的武器，不像剑或枪，这些才是男人的武器。一个使用此类暗器的男人令人不齿。公开承认对抗形成一种约束，在这个约束下，对等的双方都给予对方机会以显示实力……决斗者是公开的、诚实的，也是强壮的；投毒者则是狡诈、玩弄阴谋，而且是虚弱的。一个带着枪或剑的男子具有威胁力，但是他昭示自己所具备的威胁，他打算攻击的受害者也可以武装自己……一个准备下毒的妇女和一个持枪的男子一样可以致人死命，但是因为她在暗中行事，受害者更加无法反抗。[213]

    不论我们对投毒多么深恶痛绝，不论这是来自人类演化的遗传，还是来自文化历史的继承，只有将这种历史的偶然性放大，才能使之生根发芽，成为战争规范中的一个禁忌。普莱斯分析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从来没有有意地向平民施放毒气，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本身就是一个关键性事件。至少，在应用上确立了不得触犯禁忌这个先例。20世纪30年代，人们对飞机空投毒气弹毁灭整个城市感到极为恐惧，大众被动员起来坚决反对使用毒气。

    化学武器禁忌和核武器禁忌给我们提供了清晰的类比。尽管核武器的破坏力是不可比拟的，但今天这两种武器合称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D），因为这两种禁忌通过联系互相强化了。这两种武器都会导致疾病，造成慢性死亡，而且在施加伤害时无法分辨战斗人员和平民，因此格外令人恐惧。

    至少按照核时代日益恐怖的标准，我们在化学武器上的经验能够提供某种道德准则，给世界带来某种希望。不是每一件杀人的技术都要成为军备工具箱里的永久组件；有些妖魔鬼怪还能够被塞回原来的瓶子；有些时候，道德情感也会固化为国际规范，并影响战争规则。此外，这些国际规范可以足够坚挺，不至于因一次孤立的违规就失去效力，而这样违规也未必一定触发不可控的暴力升级。这实在是一个给人以希望的发现，虽然似乎是意识到这个发现的人越少，对世界越好。

    * * *

    如果说世界得以免于化学武器之害，那么，它是否也能免受核武之害呢？美国一些偶像级人物提出了一个理想主义的宣言，标题是“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这些偶像人物不是彼得、保罗和玛丽，而是乔治·舒尔茨、威廉·佩里、亨利·基辛格和山姆·纳恩。[214]舒尔茨是里根政府的国务卿。佩里是克林顿政府的国防部长。基辛格是尼克松和福特两位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与国务卿。纳恩曾经是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主席，一直被认为是国会中最了解国防问题的议员。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有空想和平主义者的嫌疑。

    支持他们的是一支“梦之队”，其成员都是身经百战的政治家，既有老牌的民主党人，也有老牌的共和党人，资格最老的是肯尼迪政府的阁员。他们中有5位前国务卿、5位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4位前国防部长。曾经在这些位置上服务的人中有3/4响应号召，参与推动一项分阶段、可核实、有约束力的彻底销毁核武器的计划，有时我们称其为“全球零核”（Global Zero）计划。[215]巴拉克·奥巴马和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在各自的讲话中分别表示支持该项计划（这也是奥巴马在2009年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的原因之一），几家智库已经开始研究具体实施的问题。主要线路图分四个阶段——协商，减撤，核实，最后在2030年彻底销毁核弹头。[216]

    从这些支持者的简历来看，人们也许会说“全球零核”的背景是某种冷酷的实力政治。自从冷战结束以来，大国的核武库就成为一个荒唐的笑料。超级大国之间的生存性威胁不复存在，因此不再需要进行威慑。在核武禁忌有效的情况下，大国的核武库没有任何军事意义。核武报复无法威慑没有国家支持的恐怖分子，因为恐怖袭击的炸弹从来不会注明回信地址。如果他们是宗教狂热分子，那么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让他们觉得值得珍重，也就无从对他们进行威胁。世界上已有各式各样的核裁军协议，虽然都值得赞扬，但是只要数千颗核弹仍然存在，制造核弹的技术仍没有被遗忘，这些核裁协议对全球安全就没有实际作用。”

    全球零核”背后的心理是将使用核武的禁忌扩展为拥有核武的禁忌。禁忌的前提是各方相互理解，承认在有核和无核之间有很多分界线，最重要的是零核与非零核之间的分界线。如果所有的邻国都没有装备核武器，那么就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借口保护自己免受邻国威胁而寻求拥有核武器。老资格的核大国不应该认为自己有权保留核武器。如果成熟的强国远离这种老式的丑陋的武器，发展中国家也就没有必要为了显示自己的强盛而寻求核武器。任何试图追求核武器的国家和恐怖组织都会被世人看作不可接触的异类——一个卑鄙的罪犯，而不是令人敬畏的挑战者。

    当然，问题在于如何才能从此岸到达彼岸。销毁核武器的过程可能打开一个危险的窗口，在这个时期，某个核大国可能落入一个疯狂的扩张主义分子的掌控。有些国家为了防范对手不老实，可能自己也私藏几颗核弹。而流氓国家一旦确定不会受到核报复，就可能向恐怖分子提供核武器。在一个没有核武器，但仍然具备核武器制造知识的世界上——这个妖魔恐怕是无法再装回瓶子了——一次危机就可能导致各国竞相重整核武器，而第一个掌握核武器的国家将难以克制在敌人取得优势前发动攻击的欲望。无核世界是否真能如愿，以及是否真如所愿，包括谢林、约翰·多伊奇（John Deutch）和哈罗德·布朗（Harold Brown）在内的一些核武器战略专家持怀疑态度，虽然其他人还在努力制订裁核时间表和保障机制。[217]

    因为存在这些不确定性，没有人敢说核武器很快就能像毒气弹一样得到控制。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在讨论中将彻底销毁核武器作为一种可预见的前景，这也算是显示了长期和平趋势的一个迹象吧。一旦实现无核化，这将代表暴力的根本性下降。一个无核的世界！什么样的现实主义者敢有如此梦想？

    长期和平是民主和平吗？

    如果“长期和平”既不是恐怖孕育的巨婴，也不是与毁灭伴生的孪生兄弟，那它会是谁的孩子呢？我们能否找到某种外生的变量——某种不在和平进程之内的发展元素，它不仅在战后历史中生机蓬勃，而且让我们有理由相信它是天然的反战力量？是否能够找到某种因果解释，而不是仅仅说“发达国家不再打仗是因为它们不那么好战了”？

    在第4章，我们提到了一个200年前的理论，它给出了某种预见。伊曼努尔·康德推断，弱化国家领导人发动战争的动机需要三个条件——除此之外，并不要求他们个人成为更善良、更温情的人。

    首先是民主。民主政府的设计旨在通过共同接受的法治解决公民之间的争端，所以民主制度应该在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时外化这一伦理。其次，与个人崇拜、救世信仰和沙文主义使命不同，每个民主政体都建立在同样的理性基础之上，所以每个民主国家都知道其他民主政体如何运作。在霍布斯的世界，担心对方先下手的恐惧让双方都有率先发动进攻的意愿，而民主国家之间存在的推定信任，能够将这种恐惧消灭在萌芽状态。最后，既然民主国家领导人要对人民负责，他们不太可能为了换取自己的荣耀，牺牲人民的鲜血和财富，发动愚蠢的战争。

    现在被称为“民主和平”的理论给“长期和平”提供了两点解释。第一，所有的趋势线都指向正确的方向。在绝大部分欧洲国家，民主的根基相当浅。直到1989年，半壁东欧都在非民主的政府统治之下；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的法西斯独裁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德国在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是军国主义君主制，与之联盟的是君主制的奥匈帝国；德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是纳粹独裁，有法西斯意大利与之结盟。甚至法国，也是经历了5次尝试才得到真正的民主，在此期间穿插着君主制、帝国，还有维希政府。不久之前，许多专家都认为民主制度已然日薄西山。1975年，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哀叹说：“美国模式的自由民主与19世纪君主制的处境越来越相像：一种过时的政府形式，在几个孤立或者独特的零星角落坚持着，即使在一些特殊环境中运作得还算良好，但绝对不是未来的方向。它是世界的过去状态，不是世界的未来状态。”[218]

    确实，社会科学家最好永远都不要去预测未来，让他们研究透彻过去就已经够困难了。图5-23显示的是“二战”之后民主国家、专制国家和伪民主国家（非完全民主亦非完全专制的国家）在全球的命运。莫伊尼汉宣布民主已死的那一年恰好是各个政体相对命运的转折点，民主制度终于成为世界的潮流，尤其是在发达国家。南欧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完成了民主化，东欧则在20世纪90年初开始民主转型。到今天为止，在欧洲被归类为专制政体的国家只有白俄罗斯，除此就是俄罗斯，它仍然不能算是成熟的民主国家。美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发达国家，例如韩国，也是以民主政体为主。[219]与对国际和平是否有贡献无关，民主是一种最少对自己的公民施加暴力的政体，民主政体扩展本身就是暴力历史性减少的里程碑。

    图5-23 1946—2008年，民主国家、专制国家和伪民主国家

    资料来源：图表改编自马歇尔和科尔，2009年。仅包括2008年人口超过50万的国家。

    “民主和平”的第二个卖点是一个人云亦云的描述，人们说得多了，仿佛也就成了事实，有时我们索性将它上升为历史的规律。这里有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做出的一个解释，他在2008年接受了美国脱口秀主持人乔恩·斯图尔特《每日秀》的采访：

    斯图尔特：我们的总统——您见过他了吗？他可是个大大的自由派。他相信如果每个家伙都是民主的话，那么他们就不会再打架了。

    布莱尔：是啊。历史的事实是，从来没有两个民主国家卷入相互对抗的战争。

    斯图尔特：让我问您一个问题。阿根廷，民主吗？

    布莱尔：嗯，它是民主制度。他们选举自己的总统。

    斯图尔特：英国，民主吗？

    布莱尔：多少也算是吧。反正我上回离开那儿的时候，它还是民主的。

    斯图尔特：呃……你们打仗了吧？

    布莱尔：事实上，（打仗的）那个时候阿根廷还不是民主国家。

    斯图尔特：真见鬼！我还以为我套住他了！

    如果说发达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完成了民主化，而民主国家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战争，那么，我们可以认为这就是对“二战”之后发达国家停止参加战争的解释。实际上，斯图尔特提出这样的疑问，说明“民主和平”理论受到严厉的审视，尤其是这个理论为布什和布莱尔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行动提供了某种合理性。历史爱好者总是喜欢找到一些例外，这里是怀特搜集的几个特例：

    .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战争：雅典对叙拉古

    .公元前2世纪和公元前3世纪布匿战争：古罗马对迦太基

    . 1775—1783年的美国独立战争：美国对英国

    . 1793—1799年的法国大革命战争：法国对英国、瑞士和荷兰

    . 1812—1815年的1812年战争：美国对英国

    . 1849年法兰西-罗马战争：法国对罗马共和国

    . 1861—1865年的美国内战：美利坚合众国对南方的美利坚联盟国（南方邦联）

    . 1898年的美西战争：美国对西班牙

    . 1899—1901年的第二次布尔战争：英国对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邦

    . 1947—1949年的第一次印巴战争

    . 1978年和1982年的黎巴嫩内战：以色列对黎巴嫩

    . 1991—1992年的克罗地亚独立战争：克罗地亚对南斯拉夫

    . 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北约对南斯拉夫

    . 1999年的卡吉尔边境战争：印度对巴基斯坦

    . 2006年的以色列-黎巴嫩冲突[220]

    每一个反例都涉及这些交战的国家是不是真正的民主制度的问题。古希腊、古罗马和美国的南方邦联都是蓄奴的；英国在1832年之前一直是君主制，只有少得可怜的直选机制。其他交战国，例如黎巴嫩、巴基斯坦、南斯拉夫，以及19世纪的法国和西班牙，至多只能算雏形民主或者边缘民主。直到20世纪初，妇女还没有选举权——我们将会看到，在投票的时候，妇女比男子更倾向于和平。大部分支持“民主和平论”的人都认为该理论不适用于20世纪之前的世界，因为那时的民主仍然是新生的和不稳定的，但是20世纪之后，在成熟的民主国家之间确实没有发生过任何战争。

    批评“民主和平论”的人表示，民主的圈子非常狭小，里面只有寥寥几个国家，因此根据统计概率的规律，看不到交战双方都是民主国家的战争也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除了大国之外，有共同边界的国家才有交战的可能，而很多理论上会发生对抗的国家没有这个地理便利。无论如何，我们不需要引进民主这个因素来解释为什么新西兰和乌拉圭之间没有发生过战争。如果我们将民主和平论的适用范围进一步缩小，排除某个时点之前的战争案例（比如将时间约束设置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那么就有人会对“长期和平”做出一种更嘲弄的描述：自冷战开始以来，与世界上头号大国美国结盟的国家之间没有发生过战争。“长期和平”的其他表现，比如大国之间从未发生战争，是永远无法用“民主和平论”来解释的。持这种批评立场的人认为，大国之间的和平来自相互威慑，包括核威慑和常规武器威慑。[221]

    至少在分析总体战争倾向上，民主和平论还有最后一个难题，即民主国家的表现远不是康德设想的那个样子。民主国家应该外化其受法律制约的权力分配和以和平手段解决争端这种观念，与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争霸殖民帝国的战争格格不入。这几个国家在1838—1920年共攫取了至少33块殖民地，其中一些延续至20世纪50年代，甚至到60年代（比如法国在阿尔及利亚）。让“民主和平论”感到困窘的还有冷战期间美国的对外干涉，比如中央情报局帮助推翻多少有些民主色彩的伊朗政府（1953年）、危地马拉政府（1954年）和智利政府（1973年）, 智利政府因为过于左倾而让美国不能容忍。主张“民主和平论”的人的回答是，欧洲帝国主义虽然没有立刻烟消云散，但随着国内民主化的进展，欧洲国家在海外的殖民地迅速减少；而美国的对外干涉都是秘密行动，与公开的战争不同，公众完全不知情，因此是不能说明问题的例外。[222]

    每当争论落入可伸缩的定义、刻意寻找的样本和各种各样的借口时，我们就应该引入有关致命冲突的统计分析了。两位政治学家——布鲁斯·鲁塞特（Bruce Russett）和约翰·奥尼尔（John Oneal）的工作为“民主和平论”注入了新的生命，他们的工作包括严格定义、控制混杂变量，并对民主和平论的量化进行测试：不是民主国家永远不进行战争（在提到的这些特例中，战争都关乎国家的生死存亡），而是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民主国家比非民主国家更少卷入战争。[223]

    鲁塞特和奥尼尔解开了纠缠在一起的乱麻团，他们使用统计学的多重逻辑回归，剥离出混杂变量的影响。比如，我们发现老烟鬼中有很多人有心脏病，但需要证明的是引起心脏病的原因是吸烟，而不是缺乏运动，尽管吸烟的人大多锻炼不足。为此，我们首先要尽可能地收集心脏病人的数据，以及尽量多的干扰因子——锻炼的数据。在查看大量男子的健康记录样本之后，你或许会发现，平均而言，每星期增加一小时运动量，男性心脏病发病的概率就会降低一定程度。但是，运动量和心脏病发病率之间的相关性并不大，有些电视迷的心脏很健康，有些运动员却在健身房发生心肌梗死。当运动量一定时，预测的心脏病发病率和收集到的实际发病率之差被称为残差。在得到一组残差的集合之后，我们可以做各种测试，以确定我们真正想知道的变量——抽烟对心脏病的影响。

    接下来，我们可以再找出一个变量集合。一般来说，老烟民的运动量较少，但是其中也有些人的运动量很大，同时，有些不吸烟的人完全不做任何锻炼。这就提供了第二组残差：男性中实际吸烟人数的比重和根据运动量推算的吸烟人数的比重之间的差。最后，我们可以看到吸烟和运动关联的残差（吸烟实际人数与从人们的运动量上推算的吸烟人数之间的差距）和运动和心脏病关联的残差（心脏病患者的实际人数与根据运动量推算的心脏病患者的人数之间的差距）之间是否相关。如果两个残差相关，我们就可以说，吸烟和心脏病相关，而且两者与运动联合相关。如果我们在男子生命较早的时点上测度是否吸烟，在稍后的时点上测度是否有心脏病（排除心脏病导致男人吸烟的可能性，而不是相反），就会一步一步得出吸烟导致心脏病的结论。多重回归不仅让我们能够处理两个互相纠缠的预测变项，而且让我们能够处理任意多的预测变量。

    多重回归的主要问题是，需要厘清的预测变量越多，需要的数据就越多，因为干扰变量有吸收和“耗尽”数据差异性的特性，干扰变量越多，数据差异性越小，我们也就只能依靠余下的差异性求证我们的假设。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并不是经常发生的事件，这是人类的福气，却是社会科学家的“不幸”。“战争相关项目”的数据显示，1823—1997年，世界共发生了79次真正意义上（年死亡至少1000人）的国家战争；1900年之后，只有49次，这在统计学上完全没有意义。因此，鲁塞特和奥尼尔只能设法扩大他们的数据库，将与国家间武装争端有关的事件，包括军队进入戒备状态、开枪示警、战斗机升空示威、摩拳擦掌、放冷枪，以及其他耀武扬威的行动加入进去。[224]假定每发生一场真正的战争，相应地都有更多未发展成战争的小纠纷，而导致纠纷的起因和战争的原因都是一样的，因此，在统计上，这些大量的纠纷可以被视为战争的替代值。1816—2001年，被“战争相关数据库”承认的国家间武装争端有2300多起，这个数字足以让数据饥渴的社会科学家感到欢喜。[225]

    鲁塞特和奥尼尔先是排列出分析单元：1886—2001年每一年中每一对交战或者几乎交战的国家，它们或者是邻国，或者其中一方是大国，进入名单的唯一条件就是这一对国家确实在那一年发生过武装冲突。假定在一对交战国中，即使有一个是反战的民主国家，它仍然很可能被另一个更好战（而且可能也是不民主的）的对手拖进战争。所以，接下来要观察在每一组交战国中，比较不民主的那个国家在战争发生前一年的民主程度如何。显然，指责民主的荷兰在1940年卷入与德国入侵者的战争是非常不公平的：1940年的战争名单上有荷兰-德国组，而1939年德国民主的评级是0——最低分。

    在确定一个国家是不是民主国家时，为了避免数据挖掘中的种种诱惑，尤其是有些不时上演竞选闹剧的国家会坚称自己是民主政体，鲁塞特和奥尼尔使用了“政体项目”（Polity Project）的数据。“政体项目”将民主化的程度从0~10分为11级，根据各个国家政治过程的竞争性、领导人遴选方式的开放性，以及对领导人权力的约束程度来对每个国家进行评级。研究者还加入了一些变量，它们被认为将通过纯粹的现实政治影响军事争端：一对国家以前是不是盟国（因为盟国之间不轻易交恶），两国之中是否有一个大国（因为大国喜欢找麻烦）；如果两个都不是大国，是否有一方比另一方要强大得多（因为结局预知，所以力量悬殊的两个国家之间较少发生战争）。

    那么，民主国家是不是比不民主的国家更少介入军事争端，或者根本没有区别呢？答案是确定的——民主国家更少介入战争。当对抗的两国中不民主的一方是彻头彻尾的专制政权，发生战争的机会比平均水平高出一倍。当两个国家都是民主国家的时候，发生冲突的机会将减少一半。[226]

    事实上，“民主和平论”比其倡导者所希望的更加坚实牢靠。不仅民主国家避免彼此之间的冲突，而且有证据显示，它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倾向于避免战争。[227]民主国家之间互不交战，不仅是因为意气相投，惺惺相惜。从来没有人提“专制和平论”，因为强盗之间并不尊奉互不抢劫的守则，专制国家也不会因为同为专制就避免相互冲突。[228]“民主和平论”不仅被整整115年的历史数据验证，同时也被1900—1939年和1989—2001年这两个区段的数据验证。这说明“民主和平”不是冷战时期“美利坚治下的和平”的副产品。[229]事实上，从来不存在什么“美利坚治下的和平”或者“不列颠治下的和平”，那些几个大国独霸世界的年代，并不比群雄并列的年代更和平。[230]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新兴民主化国家是“民主和平论”的例外，请想一想在苏联帝国崩溃后加入民主阵营的巴尔干国家和中欧各国，还有在20世纪70和80年代摆脱了军人政权的南美国家，它们中没有任何国家在民主化后发动过战争。[231]鲁塞特和奥尼尔发现“民主和平论”只有一个限制条件：它起始于1900年左右，只适用于此后的世界；用19世纪的历史来验证它，则会有太多的反例。[232]

    “民主和平论”经受住了严格的考验。但是，这不是说我们都应该是为自由而战的人，应该尝试向每一个我们能够攻占的专制国家安插民主政府。对一个社会而言，民主不是一个纯粹的外生变量；不存在一个民主政府运作程式说明书，能够让所有人照章办理。民主首先体现在一个社会的文明心态中，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反对政治暴力。前面讲到过，英国和美国当年为民主准备基础的时候，那里的政治领袖刚刚摆脱谋杀对手的恶习。没有这样文明的社会肌体，民主就无法保证国家内部的和平。在下一章我们会谈到，虽然新生的仍很脆弱的民主政体不再发动国家之间的战争，但是它们在内战方面的记录却仍然令人扼腕。

    对于为什么民主国家厌弃国家间的战争，我们甚至没有足够的理由将民主美化为原动力。“富有的人要给他更多，匮乏的人还要让他失去。”——在马太效应中，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是受惠的一方，是满足了的人又得到了更多。民主国家不仅摆脱了专制，而且更加富裕、健康，受教育程度更高，对国际贸易和国际组织也更开放。为了理解长期和平，我们必须将这些影响因素分开。

    长期和平是自由和平吗？

    “民主的和平”有时被看作一种“自由的和平”的特例。这里的“自由”是古典自由主义意义上的自由，强调的是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而不是左派的自由主义。[233]“自由和平论”提倡“文明商业学说”，即商贸是某种形式的互惠利他主义，交易各方均有机会因正和博弈而受益，商贸中利他即为利己。罗伯特·赖特在讨论人类合作发展历史的著述《非零》中，给予互惠主义以极高的评价。他说：“我们有许多不应该轰炸日本人的理由，而我本人想到的是日本人制造了我的小面包车。”

    “全球化”这个时髦的字眼儿告诉我们，近几十年来，国际贸易蓬勃发展。各种外源的进步因素让贸易越来越容易，也越来越划算了。这些进步在交通技术方面有喷气式客机、集装箱货轮，在电子通信技术方面有电报、长途电话、传真、卫星和互联网。贸易协议降低了关税和政策限制，国际融资和换汇通道让货币能够在各国之间流动。现代经济越来越多地取决于创意和信息，而不是体力和物质。

    历史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实例，告诉我们贸易与和平高度相关。18世纪，随着皇家特许和垄断逐渐让位于自由市场，加上贸易保护主义以邻为壑的思维模式逐步让位于国际贸易人人受益的观念，战争开始收敛，商贸开始兴盛。从大国武力游戏及其附属的战争中抽身的国家，比如18世纪的荷兰、20世纪下半叶的德国和日本，通常将国民精神从争当武力大国转变为争取成为经济实力大国。20世纪30年代的关税保护主义导致国际贸易萧条，这很可能是造成国际关系紧张的原因。在美国和中国之间，一个方向上是滚滚洪流般的制成品，另一个方向上是源源不断的美钞，除此之外，两国鲜有共同之处。但两国目前相互礼让，可以说是贸易促进和平的一个最新案例。在有关现代防止冲突的假说中，与“民主和平论”相媲美的还有“金色拱门理论”（麦当劳的黄色M商标），即在两个有麦当劳快餐店的国家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战争。唯一肯定的例外是1999年，北约短暂地轰炸了有汉堡“巨无霸”的南斯拉夫。[234]

    撇开这些说笑，历史学家对“贸易有利于和平”是不是一般性规律持怀疑态度。比如，1986年，约翰·加迪斯这样写道：“这都是人们愿意相信的事情，但是实在没有多少历史事实能给出验证。”[235]当然，在古代和中世纪，发展支撑贸易的基础设施不足以带来和平。促进贸易的技术，比如船只和道路，也促进了掠夺；有些时候，甚至在同一伙人中，商贸和劫掠同时并存，其原则是“敌众我寡则商，我众敌寡则抢”。[236]在中世纪之后的几百年间，商贸盈利如此丰厚，人们有时甚至对抵制贸易的殖民地和弱国动用炮舰强迫其开放贸易。最臭名昭著的实例是19世纪的“鸦片战争”，当时英国人以武力进犯中国，迫使中国允许英国在中国领土上贩卖毒品。大国之间的战争通常都发生在主要贸易伙伴之间。

    在诺曼·安格尔（Norman Angell）宣称自由贸易已经消灭了战争的5年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贸易和平论”的声誉一落千丈。对此观点持怀疑态度的人乘胜追击，特别用数据说明，大战前几年英国和德国之间的经济依存程度，包括两国的贸易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237]安格尔自己也不无痛苦地指出，只有当各国都以国家的繁荣为首要考虑的时候，才会因战争毫无经济收益而避免战争。很多国家的领导人情愿牺牲一点点——但经常远远不止一点点繁荣，来换取国家的面子，或者推行乌托邦式意识形态，或者纠正他们眼中的历史不公正。而他们的人民，民主制度下的人民，竟然也会支持他们的决定。

    鲁塞特和奥尼尔，两位善于做数据分析的“民主和平论”的辩护者，对怀疑论充满了怀疑，于是对“自由和平论”进行了测试。首先，他们注意到，尽管国际贸易在“一战”前夕达到一个小高峰，但与“二战”后的贸易发展相比，贸易量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仍然非常低（图5-24）。

    图5-24 1885—2000年各国GDP中国际贸易的比重

    资料来源：鲁塞特制图，2008年，根据格莱迪奇的数据，2002年。

    其次，国际贸易推动和平，只有在贸易受国际协议制约的情况下才成立，因为国际协议能够防范某些国家突然转向贸易保护主义，切断其贸易伙伴生命攸关的供应线。加特认为，进入20世纪前后，英国和法国都曾经吵吵嚷嚷要在帝国内实现自给自足的经济独立，不与殖民地之外的国家进行贸易。德国人对此感到惊恐，德国领导人深感自己也需要一个帝国。[238]

    双方各有正例和反例，也有许多统计数据，所以我们又到了要进行多重回归的时候了。在每一对有战争风险的国家中，鲁塞特和奥尼尔先找出对贸易依赖程度较高的那一个国家的贸易量（占GDP的比重）。他们发现，即使将民主、相对军力、大国地位和经济增长作为控制变量，在某个年份对贸易依赖较高的国家，在下一年则较少卷入军事争端。[239]其他研究表明，贸易的和平效应与该国的发展水平有关：那些已经具备降低贸易成本的金融和技术基础条件的国家，更倾向于在不使用武力的情况下解决它们之间的纠纷。[240]这个论断符合安格尔和赖特的观点，即在历史变迁的大背景下，金钱的激励指向贸易，背离战争。

    鲁塞特和奥尼尔发现，不仅两国间双边贸易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和平，而且每个国家对外贸的总依存度也与和平相关，一个向全球经济开放的国家不倾向于介入军事冲突。[241]我们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扩展文明商贸的定义。国际贸易仅仅是一个国家商业精神的一个侧面，其他还包括允许外国资本进入，公民能够自由签订可强制执行的合约，并依赖自愿的货币交换，而不是自给自足、以物易物或者坑蒙拐骗。这种广义商贸所具有的和平效应甚至比民主的和平效应更加显著。只有两个国家都是民主政体时，“民主和平论”才有明显的效力，但当两个国家中的任何一个是市场经济时，商业的影响就会显现。[242]

    根据这些发现，一些政治学家推演出一种叫作“资本主义和平论”的奇谈怪论。[243]“自由和平论”中的自由既是指民主的政治开放，也是指资本主义的经济开放。根据“资本主义和平论”，经济开放是促进和平的主要力量。持此观点的人坚信，康德对民主的论述同样可以用来论述资本主义。这样的论述当然会让左派哑口无言。所谓资本主义经济，其运行依赖的是公民之间的自愿契约，而不是政府的命令和管治，这一原则与康德的民主共和具有某些异曲同工之妙。一个国家内形成自愿协议所采用的伦理（正如在法治下过渡权力的伦理一样）会自然地外化到它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之中。一个自由市场国家的透明度和可理解度能够让邻国确信它不会进入战时体制，这不仅可以化解掉进霍布斯陷阱的危险，而且可以严格制约领导人玩弄战争威胁和边缘政策的能力。不论国家领导人的权力是否受选票箱的约束，在市场经济中，政客的权力受到控制了生产手段的股票持有人的约束，他们很可能反对扰乱国际贸易。对于领导人追逐个人荣耀、宏图伟业和绝对正义的个人野心，以及他们面对任何挑衅都要无限升级的冲动，市场的制约就是一道紧箍咒。

    民主国家多为资本主义，反之亦然，但是两者之间并非完全相关，比如某些国家是资本主义，但同时是专制政权；印度是民主制度，但直到最近，其经济制度仍然以社会主义为主。有几位政治学家研究了这种错位滑移现象，他们在分析军事冲突或其他国际争端的数据时，将民主和资本主义作为相互独立的变量。与鲁塞特和奥尼尔一样，他们也发现国际贸易和经济开放这些资本主义变量具有明显的和平效果。但在统计分析中，一旦离开资本主义，民主是否还具有和平效应，有些学者的看法就与鲁塞特和奥尼尔产生了分歧。[244]不过，即使人们在统计回归上对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的相对和平效应争执不下，整体“自由和平论”仍然有坚实的基础。

    “资本主义和平论”这个观点让某些人感到特别震惊，因为他们总是记得资本主义曾经被视为“死亡机器”和“战争狂人”。研究和平的著名学者尼尔斯·彼得·格莱迪奇2008年作为学会主席在国际学会上发表演讲。在演讲结束之前，他不无调侃地使用了20世纪60年代的和平口号，但稍做了更新，他说：“要赚钱，不要战争。”[245]

    长期和平是“康德和平”吗？

    第二次世界大战甫一爆发，世界上的著名思想家都急切地想要弄明白灾难的起因，并提出防止灾难再次发生的各种方案。对于其中最出名的一项方案，穆勒这样解释说：

    一些西方科学家明显出于参与研发高效杀人武器的负罪感……放下实验室的工作，开始琢磨人文问题。他们很快得出结论，其表述还带有一种福音式的确定性，这是他们在讨论物理问题时从未使用过的。虽然爱因斯坦是作为瑞士这个主权国家的公民完成了他最伟大的物理学发现，但是他和其他所有人一样，对瑞士这个榜样完全视而不见。他宣称：“只要还存在拥有大规模武力的主权国家，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幸运的是，他和其他科学家终于发现了一种能够解决问题的方法：“只有创立一个世界政府，才能够防止人类迫在眉睫的自我毁灭。”[246]

    世界政府似乎就是利维坦逻辑的直接展开。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垄断了暴力的使用权，能够解决个人间的凶杀以及不同集团间的战争问题，那么，一个世界政府合法垄断对军队的使用，不就可以解决国家间的战争问题了吗？伯特兰·罗素在1948年提议，应该向苏联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它立刻向世界政府表示臣服，否则美国就应该施以核打击。[247]虽然大部分知识分子走得都没有罗素那么远，但是世界政府却得到很多人的赞同，包括爱因斯坦、温德尔·威尔基（Wendell Willkie）、休伯特·汉弗莱、诺曼·卡曾斯（Norman Cousins）、罗伯特·梅纳德·哈钦斯（Robert Maynard Hutchins）和威廉·道格拉斯。很多人相信联合国会逐渐演变为世界政府。

    今天还在鼓吹世界政府的人不是疯子就是科幻小说迷。世界政府的第一个问题是，一个政府的效力取决于它所管治的人民之间相互信任以及共享价值的程度，而这些都是不可能在全球尺度上实现的。第二个问题是，一个世界政府是唯一的，没有制衡机制来消除它的运转停滞和傲慢，因为只有在有替代、有选择的情况下，政府才能学习如何更好地进行管治，心怀不满的公民才有移民的空间。联合国不可能成为一个人们愿意接受其统治的政府。安理会在几个大国把持不放的否决权之下束手束脚，无所作为；联合国大会与其说是世界人民的议会，不如说是一个为暴君准备的演讲台。

    在“永久和平”中，康德展望未来，想象会出现一个“自由国家的联邦”。他所想的绝对不是国际利维坦。这个联邦逐渐地扩大为自由共和的俱乐部，而不是全球性的大政府，这个联邦依赖的是道德正当性的软实力，而不是对武力使用权的垄断。当前与康德的理念最接近的是政府间组织，简称IGO——参与国在某个领域具有共同的利益，IGO负担有协调各国政策的功能。在维持世界和平方面，国际组织中最有成效的不是联合国，而是欧洲煤钢共同体。它是一个由法国、联邦德国、比利时、荷兰和意大利在1950年发起的IGO，目的是监管共同市场，规范煤钢这两种最重要的战略物资的生产。欧洲煤钢共同体的设计特别注重将宿敌（特别是联邦德国）及其各自的抱负融入一个共享的商业企业。欧洲煤钢共同体为欧盟的前身欧洲共同体打下了基础。[248]

    很多历史学家相信，这些组织有助于西欧消除战争的集体意识。通过人、钱、商品和思想的相互渗透交流，这些组织弱化了各国成为军事对手的诱惑，正像美利坚合众国弱化了明尼苏达州和威斯康星州成为军事对手的诱惑。将各国带入一个俱乐部，各国领袖必须遵从某些合作规则，在一起社交和工作。这些组织可以作为不偏不倚的法官，调节成员国之间的纠纷。它手中的胡萝卜——大市场，可以诱使参与国或者放弃它们原先的帝国（比如葡萄牙），或者承诺成为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249]

    鲁塞特和奥尼尔表示，政府间组织是康德和平力量三角中的第三个角，另外两个分别是民主和商贸。（虽然康德没有在“永久和平”中将商贸作为独立的力量，但他在其他地方对商贸不吝赞赏，因此，鲁塞特和奥尼尔认为他们有足够的依据勾画“和平力量三角”。）政府间组织不需要任何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使命。它们可以协调防务、货币、邮政服务、关税、管道运输、渔权、污染、旅游、战争罪行、度量衡、道路标志等等——只要是各个政府自愿达成的协议，内容可以涵盖各个领域。图5-25表现了政府间组织成员在20世纪是如何稳步增加的，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迅猛。

    图5-25 1885—2000年每一对战争相关国家共同参与的IGO数目

    资料来源：鲁塞特绘图，2008年。

    为了确认IGO成员组织是否对和平有独立的影响，或者它只是搭载在民主和商贸的便车上，鲁塞特和奥尼尔计算了每一对战争关联国家加入IGO的情况，连同民主和商贸因素以及实力政治变量，对这些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他们发现，康德的三个和平力量都是成立的：民主促进和平、商贸促进和平、政府间组织促进和平。在给定年份，三个变量都在最高第10级的一对国家。与平均水平相比，不会发生军事争端的概率为83%。也就是说，两国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为0。[250]

    * * *

    康德的理论在更宽泛的意义上还是正确的吗？鲁塞特和奥尼尔用精巧的统计相关性为康德进行辩护。但是，相关数据得出的因果关系总是经不住推敲。更大的可能性是，在分析中两个呈现相关性的“因”与“果”背后，有某个隐藏的实体才是影响“因”与“果”两个变量的真正原因。在康德和平三角中，每一个推定的能动主体可能都有更深刻甚至更“康德主义”的原因，即以各方均能接受的方式解决冲突的愿望，而不是强者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弱者。民族国家只有在各种政治势力厌倦使用谋杀分配权力之后才成为稳定的民主国家；只有在更努力追求共同繁荣，而不是单边光荣之后才大开商贸之门；只有当他们愿意为了一点互利而放弃一点主权时，才会加入政府间组织。换句话说，通过接受康德价值，民族国家及其领导人越来越多地遵从某些行为准则，并因此让这些准则成为普世原则。那么，长期和平是否意味着康德“绝对律令”在国际舞台上占据了支配地位呢？[251]

    许多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会对这一看法嗤之以鼻。根据一种姑且可称为“现实主义”的流行理论，这个没有世界政府的世界将永远处于霍布斯无政府状态。也就是说，民族国家的领袖必须都是变态狂，仅仅为本国的利益着想，被煽情的（和自杀性的）道德思想蛊惑得斗志弥坚。[252]

    为“现实主义”辩护的人会说，人性必然导致某种结果，而人性论的基础则是人都是自私自利的理性动物。但是，我们在第8章和第9章将会看到，人也是道德动物：人类的行为道德与否，其行为的依据都不是对无私所做的伦理分析，人类的行为受道德本能的指引，辅之以情感、规范和禁忌。人类也是认知动物，他们编织信仰，并以信仰指导行动。所有这些禀赋并非天然地将我们这个物种推向和平。但是，如果我们说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刻，领导人们的道德感和认知力与他们的同盟军相结合，将人类推向和平共处，这种想象既不是过于感性，也不是反科学的臆想。也许，长期和平就是这样一个历史时刻。

    在三大康德式的原因之外，长期和平可能取决于一个最终极的康德原因。发达国家的选民所认同的各种准则已经演化为这样一种信念，即因战争造成人命伤亡，天然就是不道德的；只有在以战争制止更多的人命伤亡这一严格条件下，战争才具备合理性。如果确实如此，正如奴隶制、农奴制、轮刑、开膛破腹、斗杀狗熊、活烧猫、异端火刑、淹死女巫、绞死盗贼、公开行刑、在绞架上公示行刑犯的尸身直至腐烂、决斗、欠债人监狱、笞刑、船底拖曳等等，已在人道主义革命中从无可非议变为充满争议，再变为不道德、难以想象，直到闻所未闻，发达国家之间的战争也将像这些恶行陋俗一样销声匿迹。

    我们能够辨识发达国家中新兴的人道主义反战精神的外生原因吗？在第4章，我推断，出版、识字率、旅行、科学和城市化有关的各种因素的发展，拓宽了人们的知识视野和道德胸怀，加速了人道主义革命。20世纪下半叶与人道主义革命时代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我们迎来了电视、电脑、卫星、电子通信和喷气式飞机的出现，以及科学和高等教育前所未有的普及。研究媒介的专家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将战后的世界称为“地球村”。在一个村庄中，每个人都可以直接感受到其他村民的命运。如果这个村庄是我们共情圈的自然规模，那么，当村庄扩展到整个地球，村民所关切的同胞将远远超出原来的家族和部落。当你打开晨报，看到9000英里外一个小姑娘刚刚遭到凝固汽油弹袭击，她睁大的眼睛里满是惊恐，赤裸着身体，正向你跑来……在这样的世界上，没有哪个作家还会大言不惭地说战争是“男人至高美德和力量的基础”，或者还敢于鼓吹战争“提升人类的思想和品格”。

    冷战的终结和苏联的和平解体，与20世纪末人员流动和思想交流有着密切的关联。[253]到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苏联试图以控制媒体和人口流动来维持统治的做法完全失效。一个没有复印机、传真机、个人电脑（且不说刚刚出现的互联网）的现代经济简直就是一出滑稽戏，而且，无论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如何专制，也无法阻止科学家和政策专家向西方学习，更无法阻止战后出生的年轻人喜爱摇滚乐、牛仔裤以及其他表达个人自由的消费品。戈尔巴乔夫本人具有强烈的世界性偏好，他在政府中安插了许多访问过西方和在西方学习过的政策分析人员。在1975年签订的《赫尔辛基协定》中，苏联领导人在字面上许诺尊重人权，苏东境内大批人权活动家纷纷为此鼓动民众，要求当局兑现承诺。因为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glasnost）政策，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The Gulag Archipelago）在1989年获得书号正式出版，电视台能够实况转播人民代表大会的辩论，这让成百上千万的苏联人看到了苏联前任领导人的残忍和现任领导人的无能。[254]电脑芯片、喷气客机、电磁频谱不断传递着各种思想，苏东的铁幕最终被瓦解了。

    反战思潮最终获胜的背后，也许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图5-18所展示的是大欧洲冲突死亡率。在颠簸的曲线上有三个峰值，分别是宗教战争、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两次世界大战。每一个峰值之后都是一个凹值，三个凹值每一个都比前一个更低。每一次“血潮”之后，各国领袖都想尝试不让悲剧重演，他们的努力并非一败涂地。当然，他们达成的条约有效期实在有限，对于不懂得数字的人来说，历史典籍中的故事告诉他们，长期和平的好日子就要到头了，一场空前的大战正在等待着我们。但是，泊松雨点状的战争分布显示，战争没有周期性，没有聚积和释放的循环。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止人们从过去的错误中学习，在每一次灾难后降低下一次犯错误的概率。

    拉斯-埃里克·塞德曼重温了康德的论文，从康德对长期和平的论述中发现了某种新意。对于各国领导人是否有足够的智慧从基本原理中推断出和平的前提条件，康德不抱幻想；他认识到他们只能从苦涩的历史经验中学习。在论文《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中，康德写道：

    战争、紧张且不懈的备战，以及由此产生的痛苦，每个国家迟早都必须在自己内部感受到，即使在和平时期也概莫能外。这些因素自然地驱使民族国家开始尝试寻找出路，虽然不尽如人意，但是，在最后，经过各种浩劫、动荡甚至彻底耗尽一国之国力，他们终于找到理由采取行动了，尽管其理由不需要如此之多的悲惨经验，他们也应该早已知道。这个行动就是放弃他们毫无法律约束的野蛮状态。[255]

    塞德曼认为，康德的通过学习实现和平的理论，应该和他的通过民主实现和平的理论结合在一起。虽然包括民主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原本都曾经是好战的（因为许多民主国家原本都是实力大国），所有国家对于突如其来的战争都不免盲目应对，但是，民主国家因为信息开放，国家领导人必须承担责任，所以更有从灾难中学习的能力。[256]

    塞德曼将1837—1992年军事冲突的历史走向进行了排列，交战双方均为民主国家的冲突为一组（黑线），其他国家的冲突为另一组（灰线），见图5-26。民主国家锯齿形的黑线显示，它以好战为起点，接着不断受到冲击，直到冲突水平直线上升。但是，在每一个峰值之后，冲突水平迅速跌至谷底。塞德曼还发现，与新兴民主国家相比，成熟民主国家的学习曲线的斜率更大。专制国家在大型战争的突然打击之后，也会恢复到比较和平的水平，但其过程缓慢，而且没有规律。人们常说，在20世纪的“血潮”之后，经历了民主化的世界“厌倦了战争”,“从错误中汲取了教训”。这些含糊其词的说法背后，也许确实有某种道理。[257]

    图5-26 1825—1992年，两个民主国家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和其他国家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资料来源：塞德曼绘图，2001年。曲线为两个交战国的20年移动平均值。

    在20世纪60年代的反战民谣中，一个流行的主题是，战争之愚蠢不证自明，人们只是冥顽不化地拒绝接受这一事实。“还需要多少死亡，他们才能明白，已经有太多太多人失去了生命？我的朋友，答案就在风中摇曳。”“士兵都到哪儿去了？每一个士兵都到墓地去了。他们什么时候才能明白啊？”在经历了500多年的王朝战争、宗教战争、主权战争、民族主义战争、意识形态战争之后——在分布图上，脊椎处许许多多的小规模战争和长尾处几场恐怖的大战，统计数据表明，我们终于在学习了。

    第6章 新和平

    麦克白的自证是无力的——所以他受到良心的谴责。是的，埃古也不过是一只小羊羔。莎士比亚笔下恶人的想象力和气魄最多不过是几十具尸体罢了。因为，他们没有思想意识。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你也许会认为，人类历史上最险恶的威胁已经消除，这让国际问题评论家感到释然。与专家原来的预测相反，苏联坦克没有入侵西欧，古巴危机、柏林危机和中东危机都不曾升级到核灾难。[1]世界大都市没有在核打击下蒸发熔化，大气层没有受到核辐射的污染，也没有核爆炸产生的烟尘遮天蔽日，让人类步恐龙后尘而走向灭绝。不仅如此，统一后的德国没有成为第四帝国，民主制度没有变为君主政体，大国和发达国家没有陷入第三次世界大战。恰恰相反，它们一直处于和平之中，而且和平的时间越来越长。可以肯定，专家在几十年前就该认识到世界的命运开始变好了。

    可惜，事实并非如此。权威评论家比以往更悲观了！ 1989年，约翰·格雷（John Gray）预测，世界正在“重复历史的老路，大国对抗的老套路……民族统一主义的诉求和战争”。[2]2007年，《纽约时报》的一位编辑这样写道：“某种重复已经开始了：‘（在1989年之后）不需要太长时间，在意识形态暴力和极权主义的推波助澜下，世界摇摇晃晃地旋转回到了它熟识的鲜血浸泡的模式中。’”[3]政治学家斯坦利·霍夫曼说，在冷战结束后教授国际关系课已经让他感到非常沮丧，能听到的“无非是恐怖主义、人体炸弹、背井离乡的难民和种族灭绝”。[4]民主、共和两党都弥漫着悲观主义：2007年，保守派作家诺曼·波德霍雷茨（Norman Podhoretz）的著作《第四次世界大战：论抗击伊斯兰法西斯主义的长期斗争》出版。自由派专栏作家弗兰克·里奇（Frank Rich）说，世界是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危险的地方”。[5]如果里奇所见为实，2007年的世界应该比两次世界大战中的世界更加危险，也比1949年和1961年的柏林危机、古巴导弹危机以及历次中东战争时期更加危险。那么，我们的世界还真成了一个相当危险的地方。

    前景为何如此暗淡？一部分原因是市场压力的结果。在权威评论家的市场中，卜凶的卡珊德拉（Cassandras）卖相总是好过乐天派宝莉阿娜（Pollyannas）。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来自人类的秉性，大卫·休谟有过这样的观察：“谴责现状和思慕过去，这种幽默情感深深地根植于人性，即使那些具备极深刻的判断力和受过最全面教育的人也深受其影响。”但是，我认为，更主要的根源是我们的新闻界和知识界缺乏数学素养。记者迈克尔·金斯利（Michael Kinsley）最近写道：“当婴儿潮一代成人的时候，美国人正在半个地球之外杀戮送命；今天，这一代人进入退休年龄了，有些人甚至早已退休了，我们的国家还在干着同样该死的糗事，这实在是令人绝望。”[6]这等于是假定5000名美国人的死亡与5.8万名美国人的死亡是同样该死的糗事，10万名伊拉克人丧生和几百万名越南人的死亡是同样该死的糗事。如果我们不睁开一只眼睛盯着数字，已成定规的编辑方针“流血故事占据头版”将会盘踞人们的认知捷径；“越是令人难忘，就越是经常发生”，我们最终会产生一种所谓的虚假的不安全感。[7]

    本章要谈的是挑起新悲观主义的三种有组织的暴力。前一章的重点是大国和发达国家之间的战争，所以我只是简要地提及了本章的内容。“长期和平”没有带来这三种暴力的终结，难免给人留下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危险”的印象。

    第一种有组织的暴力包含所有其他种类的战争，最引人瞩目的是内战，以及民兵、游击队和准军事组织之间的战争。这些战争在发展中国家如同瘟疫一般肆虐。这些战争被称为“新型战争”或者“低强度冲突”，但起因仍然是“宿怨”。[8]非洲少年手持苏制冲锋枪的图片已经尽人皆知，这更让人们觉得有理由相信地球上战争的重负并没有减轻，仅仅是从北半球搬到了南半球而已。

    “新型战争”被认为对平民特别具有杀伤力，因为战争一旦降临，就会立即带来饥荒和瘟疫，而战争死亡的大部分是由饥荒和瘟疫造成的。根据一份广泛传播的统计资料，20世纪初，90%的战争死亡是士兵，10%的战争死亡是平民，但是到20世纪末，这个比例正好颠倒过来。据报道，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等饱受战火蹂躏的国家，饥荒和瘟疫造成的死亡人数令人毛骨悚然，与纳粹大屠杀的死亡人数不相上下。

    我要追踪的第二种有组织的暴力是大规模的种族灭绝和政治清洗。我们刚刚逃脱出来的这100年被称为“种族灭绝时代”，或者“一个世纪的种族灭绝”。许多评论家都曾经说过，种族灭绝是现代社会才有的现象，它在超级大国争霸期间被压制，在冷战结束后迫不及待地重操屠刀，今天它已经成为一种最常见的暴力形式。

    第三种有组织的暴力是恐怖主义。自2001年9月11日美国受到恐怖袭击以来，对恐怖主义的恐惧已经制造了一个巨大的政府官僚机构、两场对外战争，以及政治论坛上的一个强制性议题。恐怖主义的威胁被认为是美国的“生存性威胁”，具有“彻底毁灭我们的生活方式”或者结束“人类文明”的能量。[9]

    当然，每一场祸患的代价都是人的生命。我在本章中提出的问题是，这些冲突造成的生命损失具体是多少，在过去几十年中是增势，还是减势？直到最近，政治学家才开始尝试度量这类冲突的破坏程度。他们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所有类别的杀戮都呈下降的趋势。[10]这一下降的趋势是相当晚近才出现的，只有近20年的历史，因此我们还不能认为它是一个持续的趋势。认识到这种暂定性，我将这种发展称为“新和平”。无论如何，这些趋势属于暴力的真正减少，值得我们给予认真的关注。它们具有实质性的规模，表现出与传统观点相反的走向。研究这几个趋势，可以帮助我们辨识出哪些选择是我们做对的，以便我们能够继续努力。

    世界其他地区的战争走势

    当欧洲国家逐一经历它们的王朝、宗教、主权、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的各个时代，遭受两次世界大战的蹂躏，接着转身步入长期和平的时候，世界上其他地区在做什么呢？不幸的是，历史记录上的欧洲中心倾向使我们没有可靠的数据追溯欧洲之外的发展。在殖民主义到来之前，非洲、美洲和亚洲的大部分地区还处于捕食、氏族仇杀、劫掳奴隶的状态。这些丛林中的活动基本都在军事水平线之下，没有引起任何历史学家的关注。殖民主义列强自己进行了大量侵略战争，以征服殖民地，镇压反抗，抵御对手。这是一个充满战乱的年代。据《冲突目录》记载，在1400—1938年的500余年，美洲有276场暴力冲突，北非和中东有283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有586场，中亚和南亚有313场，东亚和东南亚有657场。[11]历史近视让我们缺乏可信的数据，因此无法为这些战争的频率和破坏力绘制趋势图。但在前一章中，我们已经看到，其中许多战乱是毁灭性的。它们包括内战和国家间的战争，其破坏程度从人口比例上看，有些甚至在绝对水平上都超过欧洲发生的战争，比如美国内战、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南美的三国同盟战争（或称“巴拉圭战争”），以及南非夏卡·祖鲁的数次征战。

    1946年，欧洲列强和发达国家终于把自己摆到了和平的起点线上，人们也是从这时起开始有了对世界历史的整体记录。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白沙尼·拉齐纳、尼尔斯·彼得·格莱迪奇和其他同事开始建立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战争死亡数据库，这套严谨的数据库的起始年份是1946年。[12]该数据库收录了每一年发生的武装冲突，最小规模的冲突死亡人数为每年25人。冲突按照死亡人数分级，死亡达到1000人时被定义为“战争”，这与“战争相关项目”所使用的定义一致。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特殊的定义。（我将在讨论各种规模的武装冲突时继续使用“战争”一词，而不考虑它的技术含义。）

    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力求分类标准尽可能可靠，让使用数据库的分析人员能够对世界各个不同地区的战争进行比较，并在固定的时间尺度上绘制趋势图。没有严格的分类标准，分析人员可能在比较某些战争的死亡人数时，使用包括死于瘟疫和饥荒的间接死亡数据，或者在计算某个地区军队对军队的战争死亡时，计入种族灭绝的数字。这样口径不一的对比毫无意义，而且极容易成为某种有企图的政治宣传。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的分析人员仔细地梳理历史记载、媒体报道、政府和人权组织的报告，尽可能客观地点算死亡数字。他们的计算比较保守；可以肯定他们倾向于低估数字，因为他们忽略了所有推测出来的和死因无法确定的死亡数字。其他暴力冲突数据库也使用了类似的标准和部分相同的数据，这些数据库包括“乌普萨拉冲突数据项目”（Uppsala Conflict Data Project, UCDP），数据库的起始年份是1989年；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使用的是调整后的乌普萨拉数据；还有“人类安全报告项目”（Human Security Report Project, HSRP），同时使用奥斯陆和乌普萨拉两套数据。[13]

    和刘易斯·理查森面对的问题一样，新的冲突计数必须处理语义物化失败的问题，因此他们必须在将冲突分类时使用强制性标准。[14]第一个强制性标准是，根据冲突的原因及同样重要的可数性区分三种大规模暴力。“战争”（以及比较缓和的版本“武装冲突”）的概念适用于大部分有组织的并具有社会正当性的群体杀戮。能够定义为战争的冲突必须至少有一方涉及政府，交战双方一定是争夺某种可辨识的资源，通常是领土或者政府统治权。明确地说，该数据库将狭义上的战争称为“以国家为基础的武装冲突”，它们是唯一能追溯到1946年的冲突数据。

    第二个标准容纳了“非国家”或者“社团之间”的冲突，它包括军阀、民兵、准军事组织（通常属于某个种族集团或者宗教集团）之间的相互冲突。

    第三个标准有一个冷冰冰的名字“单边暴力”，它包括种族灭绝、政治杀戮和对非武装平民的屠杀，既可以是政府的行为，也可以是民兵的行为。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库之所以没有包括单边暴力，部分是因为作为技术性选择，他们采取了根据原因划分暴力种类的做法；同时这也是历史学家长期以来只关注战争而忽视种族灭绝的遗留问题。人们只是在最近才认识到种族灭绝可以带来更惨重的生命损失。[15]鲁道夫·鲁梅尔、政治学家芭芭拉·哈尔夫（Barbara Harff）和乌普萨拉冲突数据项目已经收集了种族灭绝的数据，我们将在下一节探讨这些数字。[16]

    三种暴力中的第一种是国家操纵的冲突，可以根据政府针对何种敌人进一步划分子类。典型的战争形式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比如1980—1988年的两伊战争。此外，还有跨国家或者跨体制的战争，即一个政府向在其边境之外、没有国家地位的实体开战。一般来说，属于此范畴的有帝国主义战争（一个国家与原住民对抗以攫取殖民地），还有殖民战争（一个国家为了维持殖民地的战争），比如法国1954—1962年的阿尔及利亚战争。

    最后一类是内战或一国境内的战争。在这一类战争中，政府与叛乱、起义和分裂运动对抗。这些战争还可以被进一步细分为完全的内部战争（比如斯里兰卡政府和泰米尔猛虎组织武装力量之间的战争），以及国际化的内部战争，即有外国军队介入，通常是帮助一个政府镇压叛乱者。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都是以国家间的冲突开始（美国及其盟国反对塔利班控制下的阿富汗和美国及其盟国反对复兴党控制下的伊拉克）。一旦原来的政府被推翻，外国军队留驻当地，并协助新政府防卫和打击叛乱者，冲突就应该被定义为国际化的内部冲突。

    现在我们要问的问题是，哪些死亡应该被算作战争死亡。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和乌普萨拉冲突数据项目的数据库计算了直接或战争相关的死亡——在施暴者必须承担自身受伤害的风险的对抗中，受害者死于枪击、刀刺、棒击、毒气、爆炸、水淹或者故意制造的饥荒。[17]受害者可以是士兵，也可以是陷入交火之中的平民，或者是“附带损伤”中的死亡者。战争死亡的统计排除了因疾病、饥饿、紧张和基础设施瘫痪导致的间接死亡。当间接死亡与直接死亡相加作为战争导致的死亡总数时，这个死亡总数应该被称为非正常死亡。

    为什么这两个数据库都不包括间接死亡呢？这不是要从史书中抹去人类的某些苦难，而是因为只有直接死亡才有确凿可信的记录。直接死亡也符合我们对主体责任的基本直觉。一个主体要对什么样的行为后果承担责任？我们认为，主体可以预见到结果，有意识地让这一结果发生，并通过一系列行动使其发生，而这一系列活动本身没有过多不可控的中间环节。[18]估算间接死亡的主要问题是，它要求我们进行哲学式的思考，在想象中模拟一个没有发生战争的可能世界，估算这个可能世界的死亡率，并以此为基准估算现实世界的战争间接死亡。这样的估算几乎需要一个人像上帝一样无所不知。即使没有发生战争，前政府的愚昧无能是否仍然会导致战后的饥荒？如果那一年发生了大旱，饥荒导致的死亡应该归咎于战争，还是归咎于天气？如果战争前一年的饥饿死亡率下降了，我们是否应该假定如果没有发生战争，这个死亡率应该进一步下降？或者我们应该将死亡率冻结在战前最后一年的水平上？如果萨达姆·侯赛因没有被废黜，他是否会继续杀害更多的政敌，死亡人数甚至超过他倒台后种族或教派战争所造成的死亡？我们是否应该将1918年大流感造成的4000万至5000万人的死亡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500万人死亡的名单上，因为如果不是战争将如此密集的部队塞在战壕中，感冒病毒也许不会发生可怕的变异？[19]估算间接死亡需要我们就成千上万的冲突，以统一的口径回答所有这一类的问题，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一般而言，战争总是同时具备多重破坏性，那些战争死亡人数更多的战争，通常也会导致更大的与饥荒、瘟疫、服务瘫痪等相关的死亡。出于这种考虑，战争死亡的趋势可以作为整体破坏性趋势的代表指标。但是，这样的关联并不是在每一种情况下都成立。在本章中，我们要探究基础设施薄弱的发展中国家是否比发达国家遭受更严重的战争连带危害，直接死亡和间接死亡的比率是否已经随时间发生了变化，以及战争死亡是否已经是一个误导性指标，不能再说明暴力冲突中的生命损失。

    * * *

    现在，我们有了冲突数据库这件精密仪器，对于全世界的最新战争走势，它能告诉我们些什么呢？让我们先从图6-1鸟瞰20世纪的总况。图6-1由拉齐纳、格莱迪奇和鲁塞特整理，他们对“战争相关项目”1900—1945年的数据做了调整，使之与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数据库中1946—2005年的数据相匹配；再将数据除以世界总人口，得出20世纪个人死于战场的风险。

    图6-1 1900—2005年国家操纵的武装冲突中的战争死亡率

    资料来源：鲁塞特绘图，2008年，根据拉齐纳、格莱迪奇和鲁塞特的数据，2006年。

    图6-1再一次向我们展示了两场世界大战令人震撼的破坏力。它们不是逐级上升，或者像钟摆一样摇摆，而是在起伏的低地上冲天而起。20世纪40年代初之后，战争死亡率直线下降（高峰时为每年10万分之300），下降速度世所罕见。眼尖的读者在下滑线上还能看到一个下行线，曲线在战后10年内出现了若干小高峰，随后下行至今天低平的直线。让我们在图6-2中放大观察这条下行线，同时按照战争的不同成因对战争死亡进行分解。

    图6-2为区域图，每一层区域的厚度代表了一种国家操纵的冲突的战争死亡率，各层累计的高度是各种类型冲突加总的战争死亡率。首先，让我们留意一下图形的整体趋势。即使我们完全排除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峰值上跳水式的直线下降，图形还是明显地展示出过去60年间战争死亡率大幅度下降的趋势。进入21世纪之后的10年内，死亡率只相当于几张纸的厚度了。在这10年中，尽管在中期发生了31场冲突（包括伊拉克、阿富汗、乍得、斯里兰卡和苏丹），但战争死亡率只有年均10万分之0.5，甚至低于最和平的社会的凶杀率。[20]可以肯定，这些死亡数字低于真实死亡数字，因为它们仅仅包括有报告的战争死亡，但是在整个时间序列上，数字的口径是完全统一的。即使我们将现有数字乘以5，它仍然远远低于年均10万分之8.8的世界总凶杀率。[21]从绝对数看，年均战争死亡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约50万人，下降到21世纪初期的约3万人，下降幅度超过90%。所以我要说，不论人们相信与否，从全球的、历史的和量化的视角来看，60年代民谣吟诵的梦想已经成为现实：战争（几乎）从世界上消失了。

    图6-2 1946—2008年国家操纵的武装冲突中的战争死亡率

    资料来源：UCDP/PRIO武装冲突数据库；见“人类安全报告项目”，2007年，数据来自拉齐纳和格莱迪奇，2005年，数据来自塔拉·库柏（Tara Cooper）2010年进行的数据更新。估算尽量使用“最实”数据，除此，估算使用“高值”和“低值”的几何平均数。世界人口数字来自美国人口普查局，2010年c。1946—1949年的人口数据来自麦克伊韦迪和琼斯，1978年，数据乘以1.01，以便与其他数据匹配。

    让我们且收起惊讶，更认真地观察一下各种战争类别发生的变化。我们从左下侧颜色最浅的色块开始，它所标示的战争种类已经从地球上彻底消失了：跨国战争或殖民战争。一个大国试图保住殖民地的战争极具破坏性，比如法国在1946—1954年企图守住越南的战争（战争死亡总数为37.5万），以及1954—1962年的阿尔及利亚战争（战争死亡总数为18.25万）。[22]在经历了所谓“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权力移交”之后，这一类战争不复存在。

    现在再看一看黑色的色块——国家之间的战争。图中有三个显著的黑色大色块，按照时间排列，色块的厚度逐一下降：第一块包括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4年之内共有100万战争死亡），第二块包括1962—1975年的越南战争（14年中共有160万战争死亡），第三块包括两伊战争（9年中有64.5万战争死亡）。[23]自冷战结束以来，只发生了两场具备规模的国家间战争：第一次海湾战争，2.3万战争死亡；1998—2000年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的战争，5万战争死亡。在21世纪头10年中，国家之间的战争数量稀少，为时短暂，战争死亡数量相对很少。（在每年1000人死亡这个技术意义上，无论印巴冲突还是厄立特里亚-吉布提冲突，均不能算作“战争”，此外还有快速推翻阿富汗和伊拉克政权的战争。）在2004年、2005年、2006年、2007年和2009年这些年份，完全没有发生任何国家间冲突。

    “长期和平”——在大国和发达国家之间没有战争——正在向世界其他区域蔓延。野心勃勃的大国不再认为有必要使用帝国征服或者欺压弱国来宣示自己的伟大：中国宣布自己的“和平崛起”，土耳其津津乐道于它的“邻国零问题”外交政策；巴西外长克制不住自己的喜悦，乐呵呵地说：“我不知道有多少国家能够夸耀自己有10个邻国，却在过去的140年没有打过一场仗。”[24]东亚似乎紧步欧洲的厌战后尘，虽然在“二战”后的10年中，东亚成为世界上最血腥的地区，中国、朝鲜和印度烽火连绵，但1980—1993年，这一地区的冲突和死亡数字急遽下降，自此东亚的冲突数字一直保持在前所未有的低水平上。[25]

    在国家间战争消亡的同时，内战突然猖獗起来。在图6-2中，20世纪80年代最上方那一大块浅灰色色块，包括苏联支持的阿富汗内战中的43.5万战争死亡。深灰层蜿蜒起伏走过80年代和90年代，其中是大量的小规模内战，比如安哥拉、波斯尼亚、车臣、克罗地亚、萨尔瓦多、埃塞俄比亚、危地马拉、伊拉克、利比亚、莫桑比克、索马里、苏丹、塔吉克斯坦以及乌干达内战。但即使是这一个色层，在进入21世纪后也迅速下滑，成为一条扁平的带子。

    为了更清晰地理解这些数字告诉我们的图景，不妨将死亡人数按照战争的两个主要测度进行分解：每一种战争的数量和每一种战争的杀伤力。图6-3显示了每一种武装冲突的数量，在此没有考虑战争的死亡人数。记住，一场冲突的最低死亡人数是25人。随着殖民战争销声匿迹和国家间战争日渐稀少，在冷战结束后，美苏两国不再支持自己的附庸国，国际化内战也经历了一个短促的冷却期。但是，接着在南斯拉夫、阿富汗和伊拉克等地出现了维持国际秩序的治安战争，国际化战争重新浮现。但是，最显著的现象是从1960年左右开始，纯属内部冲突的内战数量暴涨，在90年代初左右达到高峰，然后一路下降，直至2003年，随后又出现了一个小反弹。

    图6-3 1964—2009年国家操纵的武装冲突的数量

    资料来源：UCDP/PRIO武装冲突数据库；见“人类安全报告项目”，2007年，数据来自拉齐纳和格莱迪奇，2005年，塔拉·库柏2010年对数据进行了更新。

    为什么两张图的色块相比差距如此之大？原因是战争的幂律分布。在幂律分布中，分布在L形尾部的少数战争造成了大部分战争死亡。在1946—2008年的260场冲突中，共有超过940万战争死亡，其中半数死亡来自5场战争，3场是国家之间的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两伊战争）, 2场是解放战争（中国解放战争和阿富汗内战）。死亡人数下降的趋势主要来自长尾的消减，破坏力巨大的战争越来越少见。

    不同规模的战争在死亡总量中占据的比重不同，除此之外，不同类型的战争在死亡总数中的份额也有明显的差别。图6-4显示了战争的第二个维度——平均每场战争造成的死亡人数。

    图6-4 1950—2005年国家间战争和内战的死亡人数

    资料来源：UCDP/PRIO武装冲突数据库，拉齐纳和格莱迪奇，2005年；“人类安全报告项目”改编；人类安全中心，2006年。

    直到最近，人类历史上最具杀伤力的战争种类是国家间战争。没有什么比两个利维坦之间相互倾轧更残酷的游戏了，一批又一批被送上前线的炮灰，一轮又一轮炮火轰炸，直打到对方的城市化为灰烬。在这样的厮杀之下，人命损伤当然极为惊人。远远排在第二名和第三名的是一个利维坦将自己的霸气施加到本国之外的某个地方，或者扶植一个摇摇晃晃的政府，或者紧紧把持住自己的殖民地。最后一名是内战。在那些大国不予关注的小国内，扛着机关枪的叛军骚扰当地政府，他们能制造的伤害非常有限。在过去的25年中，这一类冲突的死亡率也有所下降。[26]1950年，平均每一场武装冲突（不分种类）要杀死3.3万人；2007年，这个数字是不到1000人。[27]

    * * *

    对于“二战”结束之后武装冲突走势的起伏，及其逐渐平静的“新和平”阶段，我们应该做怎样的解读呢？冲突舞台上最主要的变化是战争大多发生在穷国，主要集中在一个半弧形地带，从中非和东非伸延到中东，跨过西南亚和印度北方，向下进入东南亚。图6-5中的黑点显示的是2008年正在进行中的冲突，深灰色的国家包括当今世界上收入最低的“底层10亿人”。大约半数的冲突发生在人口占世界1/6的最贫穷国家。在2000年以前的几十年，冲突也都分布在贫穷地区，比如中美洲和西非。在历史上，无论经济因素还是地理因素都与战争没有常数关系。不要忘记，富有的欧洲国家曾经在500年间不停地相互厮杀。

    在当今世界，贫困与战争的关系是平稳的，但是高度非线性。发达国家爆发内战的风险基本为0。对人均GDP为1500美元的国家来说（按2003年美元汇率计算）, 5年之内爆发新的国内武装冲突的可能性约为3%。但是，对于收入更低的穷国，内战风险大幅度增加：对于人均GDP为750美元的国家，5年内爆发内战的可能性是6%；对于人均GDP为500美元的国家，内战的可能性是8%；对于人均GDP为250美元的国家，内战的可能性上升到15%。[28]

    图6-5 2008年世界各地武装冲突的地理分布

    深灰色的国家为“底层10亿人”或者世界人均收入最低的国家。黑点表示2008年发生冲突的地点。

    资料末源：数据来自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的阿瓦尔·斯特兰德（Harvard Strand）和安德烈斯亚·弗若·托勒夫森（Andreas Fore Tollefsen）；根据哈尔瓦德·比海于格（Halvard Buhaug）和西里·鲁斯塔德（Siri Rustad）2008年为格菜迪奇制作的地图改编。

    对这种相关性的简单解释是，在资源贫瘠之地，穷人不得不为生存而进行争夺，此即贫困导致战争的原因。尽管某些冲突确实是为了争抢水源和可耕地，但两者之间的关系远不是这样简单。[29]首先，因果的指向关系可以完全相反。人们完全可以说，战争导致贫困，当辛苦修建的道路、工厂和粮仓不断被夷为平地，当技巧娴熟的工人和经理不断被赶走或被射杀，创造财富谈何容易。所以，战争也被称为“逆向发展”。据经济学家保罗·科利尔（Paul Collier）估算，一个国家为一场典型内战所付出的代价是500亿美元。[30]

    其次，自然资源这一类值钱的东西既不等于财富，也不等于和平。在非洲许多饱受战乱之苦的贫困国家里，到处都是金矿、石油、钻石和其他战略金属矿藏；而一些富裕并和平的国家和地区，比如比利时、新加坡，还有中国香港地区，完全没有任何可以称道的自然资源。肯定存在第三个变量，让我们假定这个既带来财富又带来和平的变量是文明商贸社会的规则和技能。而且，即使贫困确实导致冲突，也很可能不是因为要对稀缺资源进行竞争，而是因为政府没有足够的财力供养一支有效的治安力量和军队来维持稳定。经济发展的成果对政府的作用远大于对游击队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发展中国家中的经济四小虎已享有相对的安定和平。[31]

    不论贫困能够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对其效果以及其他“结构变量”进行量度，比如度量一个国家人口构成中青年和男性的比重，这些变量的变化都过于缓慢，无法充分解释发展中国家近年来内战的涨落。[32]这些变量与一个国家的管治形式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在图表中，20世纪60年代内战部分的增厚有一个明显的触发因素：非殖民化。欧洲统治者在征服殖民地和镇压反叛时也许非常残忍，但一般来说他们有相当有效的治安警察、司法和公共服务系统。虽然他们经常豢养一部分族群，但是他们的目标始终是控制整个殖民地，所以，他们的执法具有良好的普遍性，通常不允许一个族群在迫害另一个族群之后完全不受法律的制裁。当殖民政府撤离时，他们将有效的管治一起带走了。20世纪90年代，当苏联解体、共产党政权在东欧下台后，中亚和巴尔干地区立刻陷入半无政府状态。对于南斯拉夫联邦解体后发生的混乱，波斯尼亚的一位克罗地亚人这样解释说：“我们过去生活在和平与和谐之中，那是因为每隔几百米就有一个警察盯着我们，确保我们彼此非常相爱。”[33]

    许多新近独立的殖民地国家的政府被控制在强人、贪官污吏，有时甚至是精神病人的手中。他们任凭大部分国土处于无政府状态，强盗和匪帮横行霸道，挑起战火，这正是我们在第3章中从波莉·威斯纳对巴布亚新几内亚文明退化进程的描述中所看到的景象。他们和他们的家族侵吞国家的税收，他们的专制让其他集团除发动政变和起义之外没有任何改变的希望。他们对小混乱的反应进退失据，在事情恶化之前无所作为，之后又派出敢死队毁灭所有村庄，这只会激起更大的反抗。[34]中非帝国的让-贝德尔·博卡萨算得上是这个时代的标志性人物，他给这个小国正式取名为中非共和国。博卡萨有17个妻子，亲自切割（甚至有传言说有时还食用）他的政敌的尸体。当学校的学生抗议强制高价购买按照博卡萨规定的样式制作的校服时，他下令将学生殴打致死。他自己举办仪式给自己加冕，还制作了一张黄金的王座和一顶嵌满钻石的皇冠。这场加冕仪式的开销是这个世界上最贫困国家年收入的1/3。

    在冷战期间，许多暴君得以把持权力，是因为得到超级大国的庇护，理由正如富兰克林·罗斯福对尼加拉瓜的阿纳斯塔西奥·索摩查（Anastasio Somoza）的评价：“他也许是个狗崽子，但他是我们的狗崽子。”[35]苏联支持许多政权，目的是向全世界输出共产主义革命；美国支持另外一些政权，目的是要它们不要加入苏联阵营。还有一些大国，比如法国，与任何向它提供石油和矿产品的政权保持友好。专制政府得到一个超级大国的军火供给和金钱资助，反抗这些专制政权的叛军就会得到另一个超级大国的供给和资助，主子的利益在于看见受保护人在冲突中取胜，而不是结束冲突。从图6-3可以清楚地看到1975年前后，当葡萄牙解散它的殖民帝国，而美国在越南被打败，全世界的反叛者欢欣鼓舞的时候，内战开始了第二次高潮期。1991年，内战的数量到达高峰，当年共爆发了51场内战。绝非巧合的是，那一年苏联解体，以冷战为动机的代理人战争也就此消失。

    不过，只有1/5的冲突减少可以归功于代理战争的消亡。[36]某些主义的终结排除了另一个煽动冲突的动力源，它是卢亚德“意识形态时代”的最后一个反人道主义和崇尚斗争光荣的信条（我们将在本章稍后谈到另一个新的斗争信条）。意识形态，无论是宗教的还是政治的，总是要将战争推向死亡分布的长尾部，因为意识形态让领袖头脑发热，力求在毁灭性的消耗战中坚持住，最后压倒对手，完全不介意生命的代价。战后几场伤亡率最惨重的冲突，都是在朝鲜和越南这类政权推动下发生的。这些政权为了击败敌人，都显示了狂热的牺牲精神。

    有关美国人在对越战争中打错算盘的著述已经有很多，这些作者大多是当时的决策者。最致命的错误就是他们低估了北越人和越共承受伤亡的能力。随着战事的进行，美国的战略家，比如迪安·腊斯克和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完全不能想象北越这样一个落后国家能够抵抗地球上最强大的军队。他们总是信心十足地认为，下一次攻势升级将迫使越共投降。约翰·穆勒这样说：

    如果我们对1816年以来上百个参加了国际战争和殖民战争的国家逐一按照占战前人口的百分比计算死亡率的话，显然有一个极端的个例……它能够接受的战争死亡率是最疯狂的，通常是自杀式的。比如说，是“二战”中的日本人能够接受的死亡率的两倍。而且，罕见的几个经历了如此之高的战争死亡率的国家，例如“二战”中的德国和苏联，都是为了民族的生存而战，而不是为了扩张而拼命。美国人在越南遭遇的对手似乎是一个运作极其有效的组织——耐心、纪律严明、坚韧不拔，基本上没有腐败，也没有令人涣散的自我放纵。虽然越共经常遭受大规模的军事挫败，压力和疲惫无时不在，但是他们总是能够重整士气，重新装备，以更大的斗志返回战场。事实也许正如一位美国将军所说：“他们是我们有史以来遇到的最优秀的敌人。”[37]

    一则预言应验了：“杀死我们的10个人，我们也会杀死你们的1个人。到最后，还是你们承受不起。”民主愿意牺牲的生命，只是独裁者愿意失去的一个零头，而且，没有人会去询问被杀死的那10个人怎样看待送命这件事情。尽管占有各种优势，但民主国家最后还是放弃了消耗战。而到20世纪80年代，这些国家从意识形态国家转变为商品经济国家，当权者放松了对国民的统治。自此，他们也不再愿意以原来那样的代价挑起不必要的战争了。

    现在的世界，很难再为声誉、荣耀和意识形态所鼓舞，而更多地享受着富足生活的愉悦。当然，被送上战场受死的人也越来越少了。2008年，为了阿布哈兹（Abkhazia）和南奥塞梯（South Dssetia）的一小片疆土的控制权，格鲁吉亚与俄罗斯发生了武装冲突。交战5天后，格鲁吉亚宣告失利，格鲁吉亚总统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Mikheil Saakashvili）向《纽约时报》的作家解释了为什么他决定不组织抵抗占领军：

    我们可能做这样的选择。我们可以将这个国家变成另一个车臣——我们有足够的人力和物力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什么都不做，只做一个现代欧洲国家。也许，总有一天，我们会将他们赶出去，但是我们必须跑上山，蓄起大胡子。这个国家会为此背上极其可怕的精神和情感重负。[38]

    这个解释是夸张的，甚至是不老实的——俄罗斯没有要占领格鲁吉亚的意图，但是，总统的解释确实表达了在“新和平”背后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种选择：蓄起胡子上山打游击，或者不采取行动，继续做一个现代国家。

    * * *

    除了冷战的终结和意识形态的降温之外，还有哪些因素导致过去20年中内战数量减少，以及战争死亡人数锐减呢？而且，为什么在发达国家已经完全看不到的内战，在发展中国家中仍然持续出现（2008年共发生36场冲突，除一场之外全部是内战）？

    回答这些问题的最佳切入点是康德的和平三角理论：民主—开放经济—融入国际社会。我在前一章介绍了鲁塞特和奥尼尔的统计分析，他们的分析尺度是整个世界，但分析的对象仅是国家间的争端。康德和平三角理论在分析发展中国家的内战时是否适用？毕竟发展中国家才是当今世界冲突的聚集地。结果是，每一个变量都大有深意。

    人们可能认为，既然民主多多益善，是抑制战争的好东西，那么，有一点儿民主也比完全没有民主要好。但在内战的问题上，情况并非如此。在本章前面（以及在第3章我们检视世界的凶杀率时），我们都碰到了伪民主这个概念。这种统治制度既不是完全的民主，也不是完全的专制。[39]在政治学家眼中，伪民主被视为半民主政体、权贵政体，以及（我在一次会议上听人提到的）烂糟政府。我本人最喜欢最后一种说法。这是一些什么也搞不利索的行政当局。与专制政府不同的是，它们不再将自己的人民吓得不敢说话，但是也没有任何谈得上公平的执法系统，而法制是任何一个民主体制的必要条件。相反，它们经常对局部的犯罪活动进行全面打击。它们从专制政权演化而来，全盘继承了其贪腐的习性，将政府的税收和职位据为己有，在亲族之间进行瓜分，权贵的亲族再去行贿，寻求警察的保护、法庭的偏袒或各种许可证；而恰恰在这样的社会，要办成任何一件小事，都需要申请这样或那样没完没了的许可。政府的职位只是一张从事贪腐的门票，要获得政府的职位，唯一的途径就是在政府部门有亲族当权。而对政府的控制需要定期地经受“民主选举”的重新争夺，“选举”的利害关系之重大，不亚于抢夺任何珍贵且不容分享的战利品。家族、宗派、种族等集团围绕选票箱互相倾轧，接着就是试图推翻不符合自己愿望的选举结果。根据《冲突、管治和国家脆弱性全球报告》，爆发新的社会集团之间的战争，比如种族冲突型内战、革命战争和军事政变的可能性，伪民主制比民主制度高6倍多，比专制政权高2.5倍。[40]

    前一章中的图5-23展示了为什么半民主的伪民主制国家的暴力成为当今世界的一个问题。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随着专制制度的衰落，“伪民主”国家的数量开始上升。目前这些国家从中非到中东，再到西亚和南亚，呈大新月形分布，基本上和图6-5中的战区图相吻合。[41]

    当政府手中把持了大宗自然资源，例如石油、黄金、钻石和战略矿产的时候，一个赢家通吃的政治制度可以让国家的内战风险成倍增加。这些天赋的财富非但不是祝福，反而是所谓的资源诅咒，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富矿悖论”和“傻瓜的黄金”。拥有丰富的不可再生且易被垄断的自然资源的国家，通常经济发展速度更迟缓，政府更贪渎，暴力冲突也更频繁。委内瑞拉政治家胡安·佩雷斯·阿方索（Juan Pérez Alfonzo）说过：“石油乃魔鬼的粪便。”[42]一个国家之所以受到这些富饶资源的诅咒，是因为资源被集中把持在少数权贵和富豪手中，通常是政府的精英，有时是独霸一方的军阀。当权者念兹在兹的无非防止对家染指他们的财源，完全无心于建立交易网络，让社会共富，并在各个集团之间培养相互责任。科利尔和经济学家丹姆比萨·莫约（Dambisa Moyo），连同一批政策分析专家一起呼吁关注另外一个悖论——外援悖论。西方名流倾注了全部热情的外援，很可能也是一杯毒酒，因为它让转手分配外援的当权者有了更大的权力和财力，几乎没有多少外援真正用于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基础设施。昂贵的违禁品，例如古柯、鸦片和钻石是第三种诅咒，其丰厚的收益，让政客和军阀为了保住非法的地盘和走私渠道而不惜凶残地杀戮。

    科利尔指出：“21世纪的 ‘底层10亿’国家，实际上处于14世纪的状态：内战、瘟疫和愚昧。”[43]14世纪是一个灾难性的世纪，当时西方正处于文明进程的边缘，尚未出现有效的政府整合各方利益。穆勒在《战争残余》（The Remnants of War）一书中说，当今世界上的大部分冲突不再是职业军队进行的领土争夺战。冲突是由抢劫、恐吓、复仇和强奸构成，施暴者是为军阀和地方政客效劳的无业青年的帮派，很像中世纪爵爷在私人战争中纠集的社会渣滓。穆勒说：

    这些战争中有很多被贴上“新战争”、“种族冲突”，或者最宏大的“文明的冲突”的标签。但是事实上，尽管不是全部，其中大部分都近乎小团伙（通常是非常小的团伙）的罪犯、匪帮和流氓的伺机劫掠。他们参与武装冲突，不是作为孤注一掷的政府的雇佣军，就是作为独立或半独立的军阀，或者根本就是不折不扣的匪帮。这些施暴者带来的伤害可能是巨大的，施暴的对象一般属于特定的种族、国籍、文化或者宗教派系。他们对主要对手方的人特别残忍，但其行为和一般犯罪无异。[44]

    穆勒引用了20世纪90年代各场臭名昭著的内战和种族灭绝的目击者报告，包括波斯尼亚、哥伦比亚、克罗地亚、东帝汶、科索沃、利比里亚、卢旺达、塞拉利昂、索马里、津巴布韦及亚非新月冲突地区内的其他国家。目击者说，这些暴行大多是吸毒后的流氓和醉醺醺的痞子所为。穆勒描述了1989—1996年利比里亚内战中的一些“士兵”：

    按照惯例，战士都是一副美国动作大片，比如《第一滴血》、《终结者》和《丛林杀手》里好汉的做派。许多人都有响亮的绰号，比如“霹雳上校”“无畏上尉”“谋杀首领”“青年杀手上校”“丛林大王将军”“魔鬼杀手上校”“战主三世将军”“耶稣将军”“大麻烦少校”“光腚将军”“兰博将军”。尤其是在初期，叛匪尽情地宣泄对奇装异服的钟爱，简直到了疯狂的程度：妇女的长裙和假发、连裤丝袜、人骨制作的饰品，指甲上涂满色彩斑斓的油彩，甚至还有一个万花图案马桶坐垫做成的头饰（这也许是一个特例）。[45]

    政治学家詹姆斯·费伦（James Fearon）和戴维·莱廷（David Laitin）的数据也证明，这些衣饰光怪陆离、武器装备轻便的内战匪帮都是一些小团伙。这些人熟悉当地的地理环境，据此与政府军周旋，而对同情政府和向政府通风报信的人进行恫吓。这一类乡村游击战和叛乱有各种渊源，但其本质并不是种族、宗教和意识形态上的冲突，而更像是流氓集团和黑帮之间的地盘争夺战。费伦和莱廷对1945—1999年的122场内战进行了回归分析，他们发现，在人均收入不变（他们将此作为政府资源的代理变量）的前提下，对少数民族的宗教及其语言实行歧视政策，或者收入高度不平等的多种族和宗教多元的国家发生内战的可能性并不见得更高。更容易爆发内战的是人口众多、多山地、新政府或者政局不稳定、大量出口石油、（或许还有）壮年男性人口比重偏高的国家。费伦和莱廷的结论是：“我们的理论解释是，利维坦压倒经济因素。在这些地区，国家相对较弱，而且变化无常，人们既是因为恐惧也是出于投机而寻求地方势力的保护。这些土霸王一面维持一种原始的公正，一面肆无忌惮地为自己或者其他个人之外的目的搜刮保护费。”[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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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殖民化后出现无政府状态，逆文明进程中内战数量不断上升，而当文明复兴进程逐步展开，政府不再欺压自己的国民，而是开始提供保护和服务时，内战数量也开始呈现下降趋势。[47]最近，很多非洲国家开始抛弃博卡萨式的狂人，而选择能够承担责任的民主派，比如南非的曼德拉，他称得上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48]

    变迁不仅要求发生内战的国家改变思想，甚至也要求国际社会改变某些固有的观念。历史学家杰拉德·普吕尼耶（Gérard Prunier）说过，在20世纪60年代的非洲，摆脱殖民统治争取独立成为终极理想。新独立的国家立即着手展开为主权国家挣面子的各项事业，比如航空公司、大会堂和国家级别的机构。许多国家深受“依附理论”的影响，这种理论提倡发展中国家不参与世界经济，而是发展自给自足的工业和农业。今天，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这种政策必然导致贫困。经济民族主义通常与浪漫的军国主义结合在一起，军国主义颂扬暴力革命。20世纪60年代的一个标志性作品——切·格瓦拉棱角鲜明的肖像，正体现了这一点。一旦顶着革命光环的独裁者失去威望，民主选举就成了新的灵丹妙药。对于文明进程中孕育的各种面目阴沉刻板的机构，比如一个有效的政府和警察部门，一套可靠的商贸基础设施，人们觉得毫无浪漫可言。但是历史告诉我们，这些机构对于减少长期暴力是必要的，因而是所有其他社会良序的先决条件。

    在过去20年来，大国、捐赠国和国际组织（比如非洲联盟）一直在强调这一点，它们排挤、惩罚、谴责，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侵入一些由无能的暴君统治的国家。[49]追踪和打击政府腐败的措施，以及辨识出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加入全球贸易的各种障碍，都已经成为普遍的实践。很可能就是这些质朴无华的工作，共同扭转了从20世纪60年代直至90年代初让发展中国家陷于内战的政府畸形和社会病态。

    理性的政府通常奉行民主和市场导向的政策，几项对内战数据进行的回归研究，期望找到类似“自由和平论”这样的解释发达国家间得以避免战争的根据。我们已经看见，和平的第一个支柱“民主”，不能减少内战的数目，尤其是在以权贵倾轧为特色的伪民主政体当道的时候。但是，即使是这样的民主，似乎也仍然可以减缓内战的严重程度。政治学家拉齐纳发现，如果其他变量不变，民主国家的内战与非民主国家的内战相比，死亡人数减少一半。格莱迪奇在2008年一项有关“自由和平”的调查中得出结论说：“民主国家很少发生大规模内战。”[50]“自由和平论”的第二个支柱要更强大一些，即向世界经济开放门户，包括开放贸易，开放外国投资，开放附带条件的外援，以及开放电子媒体。这一支柱既有助于减少内战发生的可能性，也有助于减轻内战的严重程度。[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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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德和平论共有三个支柱。第三个支柱是国际组织，其中在消除内战方面成效最显著的莫过于国际维和部队。[52]在非殖民化的几十年间，内战层出不穷，问题不仅在于战争爆发数量剧增，更麻烦的是战争旷日持久，旧的战火未熄，新的硝烟又起，每年平均有2.2场新战争爆发，只有1.8场旧战争结束。[53]到1999年，平均的内战长度已经达到15年！ 20世纪90年代末及21世纪初，情形才开始变化，战争结束的数量终于开始超过新爆发的内战数量。更多的内战以没有明显胜负的谈判和解告终，而非血战到底。在过去，这些内战经常在停火数年后重新开战，但现在死灰复燃的情况已经非常罕见了。

    维和部队的出现与和平趋势高度吻合。图6-6显示，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国际社会加强了维和行动，特别是大量增加维和人员的数量，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履行职责。冷战结束是一个转折点，大国终于更愿意看见战火平息，而不是一定要看见自己的傀儡获胜。[54]维和行动的升级，也标志着人道主义时代的到来。在人们眼中，战争已经开始变成臭不可闻的脏东西，即使是只有黑人和棕色人送命的战争。

    图6-6 1948—2008年维和行动数量的增长

    资料来源：格莱迪奇绘图，2008年，数据来自西里·鲁斯塔德。

    联合国问题多多，但维和是它的长项之一，尽管它还做不到防患于未然。“维和行动有效吗？”这是政治学家弗吉尼亚·佩奇·福特纳（Virginia Page Fortna）一篇文章的标题，她在文章里回答说：“毫无疑问，有用！”[55]福特纳整理了1944—1997年各次内战115个停火案例的数据，观察维和部队的存在是否减少了战争重启的机会。数据包括联合国维和行动、北约和非洲联盟这些永久性组织的行动，以及一些国家临时联盟的行动。她发现，维和行动让内战复燃的机会减少了。这并非说维和行动无往不利，波斯尼亚和卢旺达的大屠杀就是两个有目共睹的失败案例。维和的作用主要在于一般来说它能够阻止战火重燃。维和部队不需要重兵。就像一个瘦小的裁判可以拉开两名厮打在一起的冰球悍将，轻装甚至没有武器的维和部队也可以分隔敌对的民兵，并引导他们放下武器。即使维和部队不能带来完全停火，它也可以起到预警大冲突的绊网作用。并不是所有维和部队都必须是戴蓝色贝雷帽的士兵。审核选举，改造警察，检查人权状况，监督无能政府的运作，都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为什么维和行动有效？第一个原因与利维坦有关：具备一定规模且武装优异的维和行动，可以直接对破坏和平协议的一方进行打击，提高侵犯行为的成本。成本和收益既有名誉上的，也有物质上的。对于莫桑比克反对派领袖阿丰索·德拉卡马（Afonso Dhlakama）和他的全国抵抗运动与政府签署和平协议一事，一位维和行动的参与者这样评论说：“对德拉卡马而言，被认真对待，能够参加鸡尾酒会，受到尊敬，就已经意义重大了。通过联合国的斡旋，政府不再称全国抵抗运动为 ‘武装匪帮’。被人争相拉拢的滋味真是挺不错的。”[56]

    甚至小规模行动也可以有效地维持和平。维和部队的出现，打消了冲突双方出于恐惧对方先下手而发动攻击的冲动。而接受维和部队这一行动本身就显示了各方确有停止冲突的意愿。一旦维和部队进入指定地点，他们就开始监督停火协议的执行情况，确保双方都相信对方没有暗中备战的企图。维和部队也可负责维持日常治安，以防范小规模暴力行为引发不断升级的循环复仇。他们也可以找出那些想要撕毁停火协议的刺头和捣乱分子。如果有个别人破坏协议，发动挑衅性攻击，这时也只有维和部队有能力向被攻击方证明这只是流氓行动，而不是重启内战的信号。

    维和行动的影响力不限于此。他们还可以试着封锁叛军和军阀的主要资金来源——违禁品交易，这些人往往是同一类人。维和人员还可以向遵守和平协议的一方提供资助，增强他们的实力，让他们在选举中赢得更多的支持。一位塞拉利昂人在谈到某位总统候选人的时候感叹说：“卡巴去哪里，白人就去那里，联合国也去那里，钱也跟着去了那里。”[57]第三世界国家的军人，就像中世纪欧洲的战士一样，报酬通常就是劫掠的机会。维和部队手中的钞票可以用于“裁军、解除武装、重返社会”项目，将“光腚将军”和他的同伙拉回公民社会。维和人员可以充当重要的中间人。对那些有更多意识形态追求的游击队来说，从一个中立方手中拿钱这个事实，说明他们还没有将自己卖给可憎的敌人。金钱也可以被用作迫使政府向政敌或特定的种族集团开放职位的杠杆。接受金钱的诱惑，向中立的第三方妥协，而不是直接面对自己的对手，是一种保全面子的安排。联合国在塞拉利昂的工作人员德斯蒙德·马洛伊（Desmond Malloy）指出：“维和人员创造了一种和谈的气氛。（妥协）成了一个面子问题——这是人类的特性。因此，需要一种能够达成妥协又不失尊严和面子的机制。”[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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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那些熟知刚果民主共和国、伊拉克、苏丹和其他死亡之地的读者来说，上面那些鼓舞人心的统计仍然没有足够的说服力。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和乌普萨拉冲突数据项目的数据在两方面受到了限制。它们只包含国家主导的冲突：战争中至少有一方是政府。死亡也只计算了战争相关死亡。如果我们开始寻找没有掉在这些灯柱下面的钥匙，战争和死亡的趋势会是什么样子呢？

    首先是非国家间冲突（也称社区间暴力冲突）。在这类冲突中，军阀、民兵、黑帮、叛乱团体，以及通常属于某个种族集团的准军事人员互相开战。这些冲突通常发生在国家失败的地方。当一场战争看不见政府的身影，说明政府已经丧失了对暴力的垄断权。直到最近，战争专家一直对这一类战争没有兴趣。没有人追踪，也就没有记录和数据，因此也就无从描绘趋势。联合国给自己的使命是防止“战祸”，但它拒绝对社区间暴力（或者其他类型的武装冲突）进行统计，因为联大的成员国不愿意让社会学家在它们的国境内到处探头探脑地做调查，或者暴露政府凶残的暴力，或者暴露因政府无能而未能防范的凶杀。[59]

    尽管如此，纵观历史，今天的非国家暴力冲突比过去几十年和几百年减少了很多。在那些年代中，地球上的大部分地区还不知道什么是国家。部落战争、打劫奴隶、游牧部落的抢劫、海盗袭击、贵族和军阀的私家战争，已经为害人类数千年。在1916—1928年中国军阀混战的12年间，有超过90万人死于战祸。[60]

    从2002年起，乌普萨拉开始建立“非国家冲突数据库”。这些数据给我们三点启示。第一，在某些年份，非国家冲突的数量和国家主导的冲突一样多，这种情况说明的是战争稀少，而不是社群间冲突频繁。毫不奇怪，大多数社群间冲突集中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但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此类冲突在中东（主要是伊拉克）有增长的迹象。第二，非国家冲突杀戮的人数远远低于有政府参与的暴力行动，约为后者的1/4，当然这也无须惊讶，按照定义，政府本来就是暴力机器。第三，2002—2008年（该数据库中的最新数据）的冲突死亡人数明显呈下降趋势，尽管2007年是伊拉克社群间冲突伤亡最惨重的一年。[61]所以，可以肯定，非国家间冲突造成的伤亡，不足以改变全世界武装冲突死亡水平下降这个“新和平”时代的基本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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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在战乱中平民因饥饿、疾病和混乱而死亡的数字是更艰巨的挑战。人们常说，在一个世纪之前，平民死亡仅占战争死亡的10%，而在今天，这个比重是90%。与这个说法相一致的是，流行病学家的最新调查显示，平民（直接和间接）“非正常死亡”的数量之多令人毛骨悚然。他们的调查方法不是从媒体报道和非政府组织报告中统计尸体数量，而是由调查人员选择样本对象，询问他们认识的人中是否有人遇难，再将得到的数字根据占总人口数的比例外推。一项2006年发表在医学期刊《柳叶刀》上的调查估计，2003—2006年，伊拉克战争中共有60万人丧生，这远远高于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和人权组织“伊拉克死亡统计”记录的8万至9万人的战争死亡。[62]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另一项调查显示，内战的死亡人数为540万人，是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估算的战争死亡数的35倍，而这个数字超过了奥斯陆统计库中1946年以来各种战争死亡总数的一半。[63]即使假定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字有意取死亡统计的下限（因为对死亡的原因有严格的限制），两个数字之间的差距也实在太大了。人们不得不怀疑，在总体上，战争死亡率的下降是否真的能说明和平时代的到来。

    伤亡数字总是伴随着道德指责，所以我们无须惊讶这三个数字被广泛传播。它们被用来谴责布什的伊拉克战争以及世界对非洲的忽视。但是，如果我们客观地看待数据的来源，应该发现这些修正主义的估测都是缺乏根据的。（在此，没有必要一再强调，这不等于说人们应该对战时的平民死亡无动于衷。）

    首先，通常所说的10%到90%的战争死亡为平民死亡之说，已经被证明完全是臆造。政治学家、“人类安全报告项目”的安德鲁·麦克（Andrew Mack）、乔舒亚·戈尔茨坦和亚当·罗伯茨（Adam Roberts）都知道这个“10%到90%”的标签没有数据的支持，都曾尝试寻找这个数据的来源。[64]他们也知道，这种数据经不起合理性检验。在人类的大部分历史中，依靠土地为生的农民，几乎不生产任何剩余。不事耕耘的兵痞动辄就可以颠覆农村人口和食物的脆弱平衡，让人们陷入饥荒。“三十年战争”的历史特别能显示战争的危害，不仅大量平民死于屠杀，而且家园、庄稼、牲畜、供水遭到蓄意破坏，又造成更大数量的平民死亡。美国内战期间，在封锁和焚烧庄稼粮仓等焦土政策的夹击下，成千上万名平民死于饥饿。（在小说《飘》中，女主人公郝思嘉发誓不再挨饿，这展现了当时的历史现实：“上帝为我做证，我再也不要挨饿了！”）[65]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前线穿过人口密集的地区，向城镇和村庄发射炮弹，双方都试图用封锁使对方的平民挨饿。我已经提到过，如果将1918年大流感的受害者算作战争的间接死亡，“一战”的平民死亡数量会增加几倍。同样发生在20世纪上半叶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屠杀平民的方式有集中营、空袭、《第五屠宰场》式的对德国和日本城市进行的狂轰滥炸，此外还扔了两颗原子弹。今天的战争，无论如何伤害平民，也不可能达到当年的规模了。

    戈尔茨坦、罗伯茨和麦克将这个模因追溯到一系列含混的重述中。在这些重述中，对不同类型的伤亡估算进行了混搭：将一个时期的战争死亡人数和另一个时期的战争死亡人数、间接死亡人数、受伤人数和难民人数进行了比较。麦克和戈尔茨坦估计，平民死亡的数量相当于战争死亡数量的一半，在各次战争中的比重有所不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比重并没有越来越大。的确，我们将要看到，这个比重在最近大幅度下降了。

    《柳叶刀》刊登的流行病学家对伊拉克战争死亡的估计引起了广泛关注。[66]8名卫生工作者组成的团队在18个地区挨家挨户地走访，询问各家最近的死亡情况。流行病学家将2003年入侵伊拉克前几年的死亡率从之后几年的死亡率中减去，认为两者之差是战争造成的死亡率，再用这个死亡率乘以伊拉克的总人口。这种算法的结果是如果没有发生美国入侵，会减少65.5万名伊拉克人的死亡。被调查的家庭显示，这相差的65.5万死亡人口中有92%都是非正常死亡，他们死于枪伤、空袭、汽车炸弹，而不是疾病或饥饿这样的间接死亡。如果这个数据是真实的，那么常规的死亡计算就是低估了约6/7。

    如果样本的选择不遵循严格的标准，那么，将小样本的结果外推到整个人口可以导致巨大的偏差。由迈克尔·斯巴盖特（Michael Spagat）和尼尔·约翰逊（Neil Johnson）率领的一个统计学家小组发现，这些估算完全没有可信度，因为在被调查的家庭中，居住在主要街道和道路交叉口旁的家庭数目多到不合比例，而这些地段往往是炸弹爆炸和枪战最密集的地带。[67]世界卫生组织进行的一项改进研究得出的战争死亡数字是《柳叶刀》中的文章估算的1/4。即使是这个数字，也对原始估计数按照35%的容差系数进行了上调，以弥补撒谎、迁移和记忆衰退造成的误差。他们未经上调的死亡数字是11万人左右，非常接近战争死亡的点算数字。[68]

    另一组流行病学家为了挑战20世纪中期之后战争死亡减少的一般性结论，对13个国家的战争死亡进行了新的推算。[69]斯巴盖特、约翰逊和他们的合作者对这些数据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他们的推算点散布在世界各处，对于追踪时间序列上的战争死亡毫无帮助。[70]

    刚果民主共和国内战中有540万人死亡（90%死于疾病和饥饿）的报告是否可信呢？[71]结果，这个数字也是被夸大了的。国际救援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Rescue Committee, IRC）得出这个数字所依据的战前死亡率过低，因为它使用的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的总体死亡率，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情况要糟糕得多，而计算依据的内战战争死亡率的估算又过高，因为它的数字来自国际救援组织提供人道援助的地区，那恰恰是受战争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人类安全报告项目”意识到刚果民主共和国内战的间接死亡人数很多——很可能超过100万，但是项目审慎地拒绝接受流行病学家回顾调查推算的非正常死亡，理由除了他们的样本偏差，还有他们的估算需要揣测如果战争没有发生，事情会是什么样的。[72]

    令人惊讶的是，“人类安全报告项目”搜集的证据说明，在过去30年的战争中，疾病和饥饿带来的死亡率呈现下降而不是上升的趋势。[73]这听起来似乎是说战争对孩子和其他生命是有益的，但这绝非他们统计分析的本意。相反，他们记录了过去这些年来发展中国家因营养不良和饥饿导致的死亡数量稳定减少，今天的内战大多是一个国家内一小撮叛乱分子在某个地点上的区域性战争，其破坏程度不足以扭转局面。事实上，当医药和食品能够在人道主义停火期间快速送达战区，营养不良和饥饿的死亡率可以加速下降。

    这怎么可能呢？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呼吁的一场“儿童生存革命”（5岁以下的儿童是人口中最脆弱的人群，因此需要特别的援助，但这场革命也保护成人的生存）。现在的人道主义援助开始变得更聪明了。过去的援助组织经常是对着问题砸钱，现在它们已经掌握了公共卫生科学的新发现，了解哪些灾祸的杀伤力最大，也知道什么样的手段能够最有效地对应这些问题。发展中国家的儿童死亡主要有四个原因：疟疾；腹泻性疾病，比如霍乱和痢疾；呼吸道感染，比如肺炎、流感和肺结核；以及麻疹。每一种疾病都是可以预防和治愈的，而且费用相当低。蚊帐、抗疟疾药、抗生素、饮水净化器、（在干净的饮水中加入少许食盐和糖的）口服补液疗法、疫苗、母乳喂养（此举可减少婴儿感染泻腹和呼吸系统的疾病），仅仅这些简易可行的手段就可以挽救大量生命。在过去的30年中，仅疫苗一项就拯救了2000万人的性命（1974年时，全世界只有5%的儿童受到疫苗的保护，而今天，这个数字是75%）。[74]即时治疗性食品，比如用锡纸包装的花生酱软糖，据说很受孩子喜爱，它是对付营养不良和饥饿的利器。

    这些措施大大降低了战争的生命损失，也消除了对战争间接死亡大幅度上升抵消或者完全覆盖战争死亡减少的忧虑。“人类安全报告项目”估计，在朝鲜战争4年中，朝鲜总人口中平均每年有4.5%死于疾病和饥饿。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内战，即使我们接受极其悲观的估计，即有500万人的间接死亡，平均每年的死亡率为全国人口的1%，也比朝鲜战争低80%以上。[75]

    站在发展中国家的角度很难看到光明的一面，因为战争的余孽仍在制造无数的悲惨事件。我们在剔除夸张不实的数字方面所做的种种努力，似乎在斤斤计较地量化他人的痛苦，显得很没心没肺，特别是这些数据经常被用来作为筹集资金和呼吁关注的宣传素材。但是，追求真相，不仅是保持信誉，也是一种道义责任。知道全世界死于战争的人越来越少，对那些在每日新闻的轰击下已经麻木不仁、无动于衷的人是一服清醒剂，否则，很多人会认为穷国早已落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了。与其揽镜自赞利他主义的高风亮节，不如更好地理解到底是什么力量在驱动这些数字减少，让我们可以再接再厉，继续努力改善人类的福祉。这些统计数字展现了若干意外的启示，有些听起来激动人心的东西，比如独立、自然资源和民主选举（当它没有效力的时候），都是增加暴力死亡的力量；而有些听起来枯燥的工作，比如有效的执法、向世界开放经济、联合国维和部队和花生酱软糖，都可以减少死亡。

    大屠杀的走势

    我们这个可悲的物种有能力从事各种各样的暴力，其中最独特的是大屠杀，它不仅令人憎恶，而且让人无法理解。我们可以理解人类为什么一次又一次地为了金钱、荣誉、爱情而发生致命的冲突，为什么对有过失的同类重刑惩罚，甚至为什么在见到手持武器的人时也会拿起武器兵戎相见。但是，有些人想要杀死数百万无辜的人，包括妇女、儿童和老人。我们作为人类自称有人性，可这些行为却毫无人性可言。无论是叫作种族灭绝（因为人种、宗教信仰、族裔以及其他具有某种不可更改属性的成员身份而施加的杀戮），还是叫作政治清洗（因为政治立场而施加的杀戮），或者叫作政府屠杀（democide，政府或者民兵对平民进行的大规模杀戮），都是对人进行分类再施以杀戮，仅仅是因为他们是谁，而不是因为他们干了什么，他们就必须被杀死。这似乎与通常的谋财害命、恐惧和报复这些动机都没有关系。[76]

    种族灭绝的受害者人数之巨超出了人们的想象。鲁梅尔是最早开始尝试统计大屠杀受害者人数的历史学家之一。他最著名的估算是，20世纪被自己政府杀害的人的总数达到了1.69亿。[77]显然，这个数字是被高估了，但大部分研究暴力的学者都承认，20世纪死于自己政府之手的受害者人数多过战争死亡。[78]马修·怀特对各种出版物中的死亡数字进行了综述，他认为，有8100万人死于政府的暴行，有4000万人死于人为的饥荒，总计有1.21亿人死于政府之手。相比之下，战争造成3700万军人和2700万平民的战争死亡，另有1800万人死于战争连带的饥荒，共有8200万人死于战争。[79]（怀特补充说，大约半数的政府屠杀发生在战争期间，没有战争，这部分杀戮也许不会发生。）[80]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杀害如此多的人，需要大规模杀伤的手段，这是大屠杀之所以恐怖的又一个层面。纳粹的毒气室和焚尸炉已经成为种族灭绝不可磨灭的象征。但是，大批量杀戮并非离不开现代的化学科技和铁路。1793年，在法国大革命时期，革命政府镇压旺代地区的叛乱时，有人竟然想出用驳船大量处决犯人的主意——将塞满犯人的驳船完全浸入水中一段时间，直到船舱内所有人都在水中溺毙，再将驳船浮出水面，换下一批死囚。[81]在纳粹集中营中，毒气室并不是最高效的杀人工具。纳粹的党卫军别动队，或者说是行刑队用机枪扫射杀死了更多受害人，正如历史上驾驶两轮战车的亚述士兵，或者骑在骏马上的蒙古人在奔驰中用标枪刺杀敌人。[82]1972年，布隆迪的图西族人大肆屠杀胡图族人（22年后，卢旺达胡图族人反过来大肆屠杀图西族人）。一个行凶者这样解释说：

    有好几种手段，好几种。一种是将2000人关在一栋房子，比如说监狱里。有几间大房间。锁上门窗。将这些人留在里面15天，没有吃没有喝。然后打开房门的时候，看到的都是尸体。不用殴打，什么都不用做。全都死掉了。[83]

    乏味的军事术语“围城”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剥夺一座城市的食物，让受困者在饥饿中耗竭生命，这是一种久经检验、成本有效的灭绝手段。弗兰克·乔克（Frank Chalk）和库尔特·约纳松（Kurt Jonassohn）在《种族灭绝的历史和社会学》（The History and Sociology of Genoade）一书中指出：“历史教科书几乎从来不报道一座古代城池的倾覆对它的居民意味着什么。”[84]《旧约·申命记》中有一段文字记载了追忆的预言，其依据就是亚述人或者巴比伦人的征服：

    你在仇敌围困窘迫之中，必吃你本身所生的，就是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儿女之肉。你们中间柔弱娇嫩的人必恶眼看他弟兄和他怀中的妻，并他余剩的儿女，甚至在你受仇敌围困窘迫的城中，他要吃儿女的肉，不肯分一点给他的亲人，因为他一无所剩。你们中间柔弱娇嫩的妇人，是因娇嫩柔弱不肯把脚踏地的，必恶眼看她怀中的丈夫和她的儿女。她两腿中间出来的婴孩与她所要生的儿女，她因缺乏一切，就要在你受仇敌围困窘迫的城中，将他们暗暗地吃了。[85]

    在种族灭绝的数字和方式之外，施暴者沉湎于毫无约束的施虐狂状态，种种恶行煎熬着人类的道德想象力。来自世界各地和各个时代的目击者描述了受害者在被处死之前还受到过什么样的嘲弄、折磨和残害。[86]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提到1877—1878年俄土战争期间，土耳其人在保加利亚的暴行：胎儿被从母亲的子宫中揪出来；在执行绞刑的前夜，用钉子将囚犯从两耳处钉在栅栏上。对此他评论说：“人们有时候说到人身上残忍的 ‘兽性 ’，这种说法对动物极其不公平而且粗暴。没有任何动物像人这样残忍，像人这样技艺高超、匠心独具地残忍。一只老虎只能咬和撕，这就是它能做的全部。即使它做得到，它也绝对想不到要从耳朵处把人钉在墙上过夜。”[87]我本人读过这些记录种族灭绝的历史资料后，脑中留下的那些印象让我终生难得安眠。让我在此复述一件我无法忘怀的事例，不是因为它们血腥（这样的血腥在史书中无处不见），而是因为它们的冷酷。该事例来自哲学家乔纳森·格洛弗的《人道论：20世纪的道德史》（Humanity: A Moral History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在波兰的纳粹集中营，克里斯蒂安·维尔特是一个奴工营的指挥官。在他的营地，犹太囚犯分拣从被德国人杀害的犹太同胞身上剥下来的衣服，这些囚犯一直劳作到死。囚犯的孩子被从父母身边带走，送到另一个死亡营。

    维尔特只破例留下了一个孩子……他给这个年约10岁的犹太男孩糖果，让男孩穿上小党卫军的军服。维尔特带着男孩骑马在营地巡视囚犯，维尔特骑着一匹白马，男孩骑着一匹小马驹，两个人抱着机关枪近距离向囚犯扫射（包括男孩的母亲）。[88]

    格洛弗忍不住评论说：“这是赤裸裸的轻蔑和戏弄，令人深恶痛绝。”

    * * *

    人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恶行？要想理解人类的“因类而诛”，我们必须从人类聚类分群的心理学开始。[89]

    人在自己的头脑中将其他人按照归属、习俗、相貌和信仰分门别类。虽然我们总是批评这种因陈袭旧是一种心智缺陷，但是，分门别类是处理情报信息不可或缺的手段。分类让我们得以根据一个对象的少数可观测的品质，而对其大量未经观测的品质进行推断。如果我注意到一种水果的颜色和形状，将之分类为一种覆盆子，我就能够推断它有甜味，可以充饥，没有毒。对于将人像水果分类一样根据某些共性分门别类，是政治正确感所不能接受的，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分类，也就没有各色各样的文化可供赞美，没有任何民族的品质让人骄傲。人以群分，除了统计学上的意义，还因为他们确实共享一些特性。所以说，人在头脑中对个体按所属群体做划分，事实上并不是心智缺陷。今天美国非裔确实比白人更依赖福利，犹太人的人均收入比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要高，商学院的学生就是比学艺术的学生在政治上更保守——这一切都是平均意义上的。[90]

    分类产生的问题往往超出统计学的范畴。首先，当人们处于某种压力、混乱或者情绪化的状态时，他们立刻忘记对人的分门别类只是一个近似值，而认为这些僵硬的条条框框可以套在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孩子身上。[91]其次，人有将对人群的分类道德化的倾向，将自己赞赏的品质赋予盟友，而将自己唾弃的品质安在敌人身上。比如，在“二战”期间，美国人认为，苏联人比德国人有更多优点，而在冷战期间，他们的想法正好倒转过来。[92]最后，人有将对人群的分类本质化的倾向。在实验中，孩子们告诉实验者，出生即被调包的婴儿开口说话的时候将使用他们生父母的语言，而不是养父母的。而成人认为，一个特定的族裔和宗教集团的成员具有相同的类生物化的本质。也就是说，这个集团中的人是匀质的、不可变的、可预知的，而且是与其他集团的成员有区别的。[93]

    当人们处于冲突中时，这种将人划类而分的认知习惯变得非常危险。它将霍布斯的暴力动机——利益、恐惧和威慑，从宣泄个人纠纷的小调转变为一场族裔战争的宣战书。历史调查显示，种族灭绝是由这三种暴力动机造成的。我们将看到，在酝酿的过程中还加入了两种剧毒的催化剂。[94]

    一些种族灭绝的起因纯粹是为了自己的方便。原住民占据了一片沃土，或者垄断了水源、食物、矿藏，入侵者则想据为己有。扫除这些人如同清理灌木和消灭害虫，行为背后的心理学并不深奥，就是人类的同情心可以根据对他人的分类而开启和关闭。许多对原住民的大屠杀完全是为了抢夺土地或者奴隶，而将受害者划归劣等人种。此类种族灭绝包括美洲殖民者或政府对美洲原住民数不清的驱逐和屠杀，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在刚果自由邦对非洲部落的残暴统治，德国殖民者在非洲西南部对赫雷罗人实施的灭绝，以及21世纪在苏丹政府支持下，贾贾威德武装组织对达尔富尔地区的侵袭。[95]

    当征服者发现，他们不妨留原住民一条命，让原住民纳贡缴税时，种族灭绝又有了第二种赤裸裸的用途。享有嗜血魔头威望的征服者，可以随时向一座城市下达最后通牒——投降或者屠城。为了提高威胁的可信程度，入侵者必须做好屠城的准备。这正是成吉思汗和他的骑兵荡平西亚城市背后的理由。

    一旦征服者将这些城市和领土纳入自己的帝国，他们就用雷霆手段镇压一切反叛，并以此来威胁被征服者保持顺从。公元68年，亚历山大总督招来古罗马军队镇压犹太人反抗古罗马统治的起义。根据历史学家弗拉菲乌斯·约瑟夫斯（Flavius Josephus）的记载，“一旦（犹太人）兵败，他们就被毫不留情地彻底消灭。有些人在野外被活捉，还有一些被赶进屋子里劫掠一空后，再付之一炬。古罗马人对婴儿毫无悲悯之心，不分老幼，格杀勿论，直到血流遍野，5万名犹太人被杀光”。[96]20世纪，苏联人在阿富汗，以及印度尼西亚和中美洲国家的右翼军人政府都在镇压叛乱时使用过类似的战术。

    一旦受到非人对待的一方奋起自卫，或者反败为胜，就很可能出现团体间相互恐惧的霍布斯陷阱。各方都视对方为生存威胁，必欲先去之而后快。20世纪90年代南斯拉夫分裂之后，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分子对波斯尼亚人和科索沃人进行种族灭绝，部分原因是他们深恐自己成为对方屠杀的受害者。[97]

    如果一个群体的成员看见自己的同志遇难，或者自己侥幸逃脱灾难，或者偏执地忧虑自己成为打击对象，这些人可能在心中激起道德义愤，向他们认为的袭击者寻求复仇。和所有形式的复仇一样，一旦报复性的屠杀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目的就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已然广而告之、无路可退的冲动必须一条道走到黑，付出任何代价都在所不惜。这也许已经通过进化，通过文化范式，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成为人类大脑中的固定程式，为了证明威慑的可靠性，必须进行杀戮。

    这些霍布斯式的动机无法充分解释为什么这些掠夺、先发制人或者报复性的杀戮必须针对整个群体，而不是仅仅针对那些挑起冲突或制造麻烦的个人。将人分门别类的认知习惯也许是一个理由，小说《教父》第二部里提供了另外一种解释：年幼的维托·柯里昂的妈妈乞求西西里黑手党大亨饶过孩子的性命：

    寡妇：尊敬的弗兰西斯科，你杀死了我的丈夫，因为他不肯屈服，杀死了他的大儿子，因为他发誓复仇。但是，维托才9岁，呆头呆脑的。他什么也不会说。

    弗兰西斯科：我不是怕他讲话。

    寡妇：他很弱小。

    弗兰西斯科：他会长成汉子的。

    寡妇：一个孩子不能伤到您。

    弗兰西斯科：他会是一条汉子，那时他就要来寻仇了。

    而他也确实回来复仇了。在电影中，成年的维托回到西西里，找这位黑手党大亨说话。他在这个老头的耳朵边小声报出自己的名字，接着把老弗兰西斯科像切鲟鱼一样开了膛。

    家庭、亲族和部落内成员间的团结——特别是他们寻求复仇的决心，让他们认为任何一个成员被挑衅，就是他们全体被挑衅。虽然经常接触而力量相当的两个群体一般会将复仇限制在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对等水平，但一再发生的暴力可以将偶尔的愤怒变为长期的仇恨。亚里士多德说过：“愤怒的人希望自己愤怒的对象不断地受苦，充满仇恨的人则希望仇恨的对象永远消失。”[98]当一方发现自己在数量或者战术上占有优势，它就有可能抓住机会实施最后的解决方案。对抗的部落都明白种族灭绝的实践优势。人类学家拉斐尔·卡斯滕（Rafael Karsten）与亚马孙厄瓜多尔的黑瓦洛人一同叙述了他们的战争方式（在显示战争死亡率的图2-2中，这个部落是一条长线）：

    在分部落内部发生的小争斗具有私人间血债血偿的特点，其原则是公正的复仇，而两个不同部落之间的战争原则却是灭绝。在灭绝性战争中，没有以命偿命的问题，战争的目标是彻底消灭敌对部落……胜利方最大的顾虑就是留下一个敌人的性命，哪怕是一个小孩子的性命。他们担忧任何活口都有可能在将来向胜利者复仇。[99]

    人类学家玛格丽特·德拉姆（Margaret Durham）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发生在距离亚马孙半个地球之外的一个类似的细节。在阿尔巴尼亚部落，他们通常尊奉对等复仇的规范：

    1912年2月，我接到报告，说的是一起惊人的大规模司法案件……梵迪亚家族的一个家庭，长期以来有作恶的坏名声——抢劫，枪击，在部落里为非作歹。首领在一次聚会上判决这个家族的所有男子死刑。一些男子被指派在某一天伏击他们，将他们捉拿归案。那一天，这个家族有17个男子被枪杀，其中一个只有5岁，另一个只有12岁。我谴责他们杀害无辜的儿童，但是他们说：“这都是些孽种，不能让他们继续繁衍。”这种对遗传的信念，等于是说要杀死一个怀孕的不幸妇女，以免她生下一个男孩，从而再次作恶。[100]

    本质主义者的“孽种”概念是几个生物学隐喻之一，其灵感来自对摇篮复仇的恐惧。人们预计，即使只有寥寥几个被打败的敌人活了下来，其残余势力也会成倍增加，并在未来制造麻烦。人类的认知经常是类比的。当人们想到令人讨厌的生殖生物集合的概念时，脑子里开始不断想起害虫的概念。[101]全世界的种族灭绝罪人都在不断地重复同样的隐喻，直到成为陈词滥调。他们所厌恶的人都是鼠辈、毒蛇、蛆虫、虱子、苍蝇、寄生虫、蟑螂或者（在世界的某些地方）猴子、狒狒、狗。[102]1641年，一名英国驻爱尔兰指挥官为其下令杀害数千名爱尔兰天主教徒辩解说：“杀死幼虱，才能消灭虱子。”[103]1856年，加利福尼亚的定居者杀死了240名玉基族印第安人，仅仅是为了报复他们杀了定居者的一匹马。有人回忆，定居者的领袖说：“有一个幼虫，就会有一只虱子。”[104]1864年，在沙溪大屠杀前，约翰·齐文顿上校说：“幼卵会长成虱子。”大屠杀导致数百名夏延族人和阿拉帕霍人死亡。[105]每当有人要形象生动地鼓动大屠杀，那些令人厌恶的生物因子，比如溃疡、癌症、细菌和病毒就成了他的修辞的一部分。说到犹太人，希特勒有他自己的一套隐喻，也都是生物学的词汇：犹太人是病毒；犹太人是吸血的寄生虫；犹太人是混血的杂种；犹太人是有毒的血液。[106]

    人类的头脑在演化中形成了对生物因子毒害的抵御意识：厌恶感。[107]身体的分泌物、动物的器官、寄生虫和寄生蠕虫、传播疾病的带菌媒介最开始触发厌恶感，厌恶意味着人不仅排斥这些污秽物，而且排斥任何看起来和这些污秽物相像或者有过接触的物体。厌恶感很容易被道德化。如果将道德评判视为一个连续的集，在它的一端是精神、纯粹、贞操和洁净，另一端就是兽性、污染、淫荡和肮脏。[108]所以当我们看见讨厌的污秽时，不仅有生理排斥感，而且有道德鄙视感。英语中用来比喻一个奸诈小人的词，很多都是传播疾病的媒介——一只老鼠、一只虱子、一只蛆虫、一只蟑螂。20世纪90年代，用来形容被迫流离失所和种族灭绝的臭名昭著的术语是种族清洗。

    隐喻思维是双向的。我们不仅使用令人恶心的隐喻代表道德堕落的人，还倾向于认为外形恶心的人品德也堕落（我们在第4章提到过这个现象，林恩·亨特的理论认为，欧洲清洁卫生的改善是导致严刑峻法减少的一个原因）。在道德评判集合的一端，受过净化仪式的白人苦行僧被尊为圣人；在另一端，生活在堕落和贫困之中的人被视作劣等人。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既是化学家也是作家，他描述了德国纳粹将犹太人运往死亡营途中出现的这种恶性循环：

    押运犹太人的党卫军好奇地看着男人和女人随处大小便——在站台上，在铁轨中间。德国乘客公开表达了他们的厌恶：这些人活该倒霉，看看他们的品行吧。天理昭昭，这不是人，算不上人类，而是动物。[109]

    通向种族灭绝的感情道路——愤怒、恐惧和厌恶——可以有若干种组合。在政治学家丹尼尔·戈尔德哈根（Daniel Goldhagen）研究20世纪种族灭绝历史的著述《比战争更槽》（Worse than War）中，他指出，不是所有的种族灭绝都有同样的原因。他对屠杀分类的依据是受害群体是否被非人性化（被视为道德反感的对象），是否被妖魔化（成为道义愤怒的对象），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或者两者皆非。[110]剿灭一个被非人性化的群体，看起来就像杀死一群寄生虫，比如德国殖民者眼中的赫雷罗人，土耳其人眼中的亚美尼亚人，苏丹穆斯林眼中的达尔富尔黑人，以及欧洲殖民者眼中的各种原住民。相比之下，一个被妖魔化的群体，被视为有正常推理的能力。有推理能力但仍选择异端邪说而拒绝真正的信仰，因此更加十恶不赦。这些当代的异端包括专制的受害者，以及与他们相对应的智利、阿根廷、印度尼西亚和萨尔瓦多右翼独裁政府的受害者。此外，还有一些彻头彻尾的恶魔——这个群体不仅是令人憎恶的劣等人，而且卑鄙邪恶。纳粹就是这样看待犹太人的，胡图族和图西族也是这样看待彼此的。最后，可能还有一些既不是劣等人种也不是恶魔，但被认为是潜在的掠夺者，必须抢占先机予以清除，比如南斯拉夫解体后巴尔干无政府状态中发生的屠杀。

    * * *

    到此为止，我已经对种族灭绝进行了如下解释：本质主义的思维习惯将人按照某些特质聚类分群；而在道德感上，将人等同于他所类属的群体。个人或军队之间的霍布斯竞争的结合可以转化为种族之间的霍布斯竞争。但是，种族灭绝还有另外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正如索尔仁尼琴所指出的，杀害几百万人，你需要一个意识形态。[111]强势政权推崇乌托邦的信条，将个体完全淹没在道德化的范畴之中，利用这些信条煽动巨大的破坏力。因此可以说，正是意识形态造成了种族灭绝死亡人数分布上的异常值。制造分裂的意识形态包括十字军东征和宗教战争期间的基督教（以及一个分支——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法国大革命政治恐怖时期的革命浪漫主义、奥斯曼土耳其和巴尔干的种族灭绝行动中的民族主义，以及德国集中营背后的纳粹主义等。

    为什么乌托邦意识形态总是将人类引向种族灭绝？乍看之下，这似乎完全没有道理。即使有各种各样的理由说明乌托邦不可行，但追求完美世界的努力是否至少应将我们引向更美好的世界——60%完美度的世界，或者15%完美度的世界？毕竟，一个人必须有追求才会有成就。难道我们不应该树立更高的目标，编织不可能实现的梦想，想象前所未有的图景，并追问“为什么不能是这样”？

    乌托邦意识形态引发种族灭绝有两个原因。第一，它给出的是一个恶性功利计算。在乌托邦中，每个人都是永远幸福的，所以其道德价值无限外推。将一辆威胁到5个人性命的失控列车换轨到会撞死1个人的支道上，我们中大多数人都同意这在道德上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你假定有1亿人的生命，甚至10亿人的生命可以得救，甚至可以外延到无限的将来，无数的生命为此得救，那么，我们能接受多少人的生命为了这无限的善而牺牲呢？死上几百万人似乎还是很合算的。

    不仅如此，想想某些人明知有这样一个美好的未来，却还要反对它，他们就是我们有可能实现这个无限善的唯一障碍。他们该有多么恶毒？大家心里都明白。

    第二，乌托邦都有一个明确的操作蓝图。在乌托邦世界，每一件事情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人呢？好吧，有各种各样不同的人群。有些生来倔强，也许在本质上就从属于某些价值，而这些价值在未来美好新世界中绝无立足之地。也许在社区共享的世界，他们太富于独创性；在劳工世界，他们就是书呆子；或者，在一个虔信的社会，他们鲁莽轻率、不拘小节；在一个强调团结的社会，他们有强烈的家族意识；或者，在一个返璞归真的世界，他们过于都市化和商业化。如果你在一张白纸上设计完美新世界，你为什么不在一开始就从规划中剔除这些人呢？

    在《血与土：从斯巴达到达尔富尔种族灭绝和灭绝的世界历史》（Blood and Soil: A World History of Genocide and Extermination from Sparta to Darfur）一书中，历史学家本·基尔南（Ben Kiernan）提到了乌托邦意识形态的另一个古怪特征。人类一次又一次回望早已消失的农耕天堂，梦想复兴健康的田园生活来取代日益扩张的腐败都市。在第4章，我们看到，启蒙运动在都市知识分子世界形成之后，德国反启蒙运动者大肆浪漫化人对土地的依附，他们赞美的正是基尔南此书的标题：血与土。浪漫派将世界看作一个和谐、纯净而有机的整体，而难于管治的都市人口，它的流动性，以及居民按照族群和职业聚居，都是对浪漫想象的公然冒犯。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民族主义者都追求乌托邦，脑子里装满本民族在祖国的土地上繁荣昌盛的图景，其实蓝本就是最初开始定居生活的部落祖先流传下来的神话故事。[112]农耕乌托邦主义成为希特勒双重偏执的依据：一重是他对犹太人的仇恨，犹太人是商业和城市的盟友；另一重是他狂妄的计划，他要将人口稀少的东欧变成让德国城市居民殖民的农庄。柬埔寨市民被赶到农村杀戮场就是一个例子。

    一般集中在城市的商业活动本身也容易触发道德仇恨。我们在第9章将会看到，人的经济学直觉根植于实实在在的产品或服务一对一的等价交换，比如，三只鸡换一把刀。真正理解当代经济的那套抽象数学道具，比如货币、利润、利息和租金，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113]在直觉经济学中，农民和工匠生产的是可触摸到的有价值的物品。商人和其他中间商在转手商品时牟利，但没有产生新的商品，所以，通过使素不相识或相距遥远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易成为可能，他们也创造了价值，但仍被视为寄生虫。更加卑鄙的是放债的钱商，他们借出一笔款项，收回时却要求一笔附加款，尽管他们的信贷服务让一些人在最需要钱的时候不至于两手空空。人们习惯于无视商人和放债人的无形贡献，将他们看作血吸虫（又是一个使用生物学词汇的隐喻）。对个别中间商的反感，很容易会变成对一个族群的反感。中间商这个职业所需要的必备资本主要是专业知识，而不是土地和工厂，知识更多地在家族亲友之间传递，而且具有很好的便携性。出于这些原因，一些特定的族群擅长经商理财，经常在有需求的社区之间迁徙，并且成为致富的少数族裔——同时也成了嫉恨和憎恶的对象。[114]很多歧视、驱逐、骚乱和种族灭绝的受害者都曾经是擅长经商的社会团体或族群。他们包括苏联和柬埔寨的资产阶级少数民族，东非和大洋洲的印度人，尼日利亚的伊博人，土耳其的亚美尼亚人，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越南的华人，还有就是欧洲的犹太人。[115]

    政治屠杀往往是终结旧时代诗作中的高潮，是暴力的最后一次出击，它将把人类带进千秋万代的祝福之中。研究政治屠杀的历史学家已经注意到，19世纪和20世纪的乌托邦意识形态与传统宗教的末日观如同两条平行线。

    在历史学家乔基姆·费斯特（Joachim Fest）和乔治·莫斯（George Mosse）的著述中，他们对纳粹的末世主义做了如下评价：

    希特勒许诺一个“千年帝国”，一个永恒的完美世界，与《新约》启示录中恶魔重返世界之前的千年福地、善与恶的较量以及上帝战胜撒旦的最后胜利非常相似。他对纳粹党国的全部想象都极为神秘，弥漫着宗教——多为基督教的气息，充斥着仪式和符号。它的党国服从更高的律令——一个由先知希特勒受命完成的天赋重任。[116]

    最后，要胜任这些工作，有特殊的资格要求。你想承受管理一个完美世界的压力和责任吗？乌托邦社会的领导人需要极端自恋和无情。[117]这些领袖对其事业的正义性坚信不疑，对渐进改革和动态调整毫无耐心，完全不顾及他们的宏大实验对人类产生的实际后果。

    要想理解种族灭绝，必须理解领导人的动机，因为心理要素——本质主义的思维范式，霍布斯的贪婪、恐惧和复仇，厌恶情绪的道德化，乌托邦意识形态的号召力，这一切不可能在一瞬间征服一个国家的所有人民，煽动他们大开杀戒。各个不同的群体，可以互相回避、互不信任甚至互相蔑视，但仍然可以长期共存，完全不发生种族灭绝。[118]比如，美国南方种族隔离时期的非裔，以色列和被占领土地上的巴勒斯坦人，南非种族隔离时期的非洲人。甚至在纳粹德国，反犹情绪已经存在了几百年，但也只有希特勒及其几个狂热的党羽认为灭绝犹太人是个好主意。[119]而当进行大屠杀的时候，人口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通常是警察、军队或者民兵真正下手谋杀。[120]

    公元1世纪，塔西陀说过：“那些滔天大罪都是这样发生的——少数寡廉鲜耻的人倡导，一些人附和赞成，其他所有人一声不吭，被动地默许。”据政治学家本杰明·瓦伦蒂诺（Benjamin Valentino）在《最终解决方案》（Final Solutions）一书中的描述，塔西陀的分工也适用于20世纪的种族灭绝。[121]一个领袖或者一小撮党棍决定何时开始种族灭绝，他向相对人数不多的武装分子下达行动命令。这些人都是真诚的信徒、坚定的追随者和流氓恶棍（就像在中世纪一样，通常是从罪犯、流浪汉和无业年轻人中招募而来）。他们指望大多数人不会出头阻挡他们，而事实上大多数人也确实会如此，我们在第8章中将论述这一现象背后的社会心理学。产生种族灭绝的心理要素，比如本质主义、道德化和乌托邦意识形态对不同人群有不同的影响。领袖及其追随者满脑子都是这些意识形态，但是大众不需要太多，就足以打破平衡，让领袖的计划付诸实施。20世纪种族灭绝的历史明白无误地证实了领袖的不可或缺。当他们被推翻或者死去之日，就是种族灭绝停止之时。[122]

    * * *

    如果这个分析的思路是对的，那么，人性（包括本质主义、道德化和直觉经济学）被毒化、霍布斯安全困境、末世意识形态和领导人手中的机会都是种族灭绝的土壤。问题是，在历史的进程中，这些因素是如何相互作用的？

    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历史学家从来不认为种族灭绝是个有趣的课题。图书馆里关于战争的研究成果浩如烟海，但关于种族灭绝的研究几乎是零。乔克和约纳松指出，对于古代历史，“我们知道朝代更替，帝国消亡，城市灰飞烟灭。我们怀疑在这种时刻有些战争具有种族灭绝的性质，但是，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的生命牵涉其中。他们的命运实在无足轻重。如果有什么地方提到了他们，通常也是和牛羊牲畜的损失放在一起”。[123]

    种族灭绝绝不是20世纪特有的产物。我们已经看到，过去几个世纪中发生的许多战乱和杀戮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种族灭绝。熟悉上古史的人都知道，在公元前5世纪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人毁灭了米洛斯。根据修昔底德的记录，“雅典人处死了所有从军年龄的男子，将全体妇女和儿童掳为奴隶”。另一个类似的例子是公元前3世纪古罗马人在第三次布匿战争中灭绝迦太基和它的全部人口。其行动之彻底，以至于古罗马人自己形容说已将敌人碾为齑粉，无形可循。其他历史性的大屠杀还包括《伊利亚特》、《奥德赛》和希伯来《圣经》中的记载，十字军的屠杀和洗劫，对阿尔比派异端的镇压，蒙古人对欧洲的入侵，欧洲的驱巫运动和欧洲宗教战争的暴行。

    《近代大屠杀历史》的作者们坚持认为，20世纪是前所未有的“种族灭绝世纪”，的确是有些莫名其妙。乔克和约纳松在他们著作的开篇写道：“种族灭绝遍及人类历史的各个时期和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强调，书中对20世纪之前的11次种族灭绝的案例研究“既不彻底，也没有代表性”。[124]基尔南对此表示认同，他说：“此书的一项主要结论是种族灭绝在20世纪之前确实是经常发生的。”只要看一看目录的第一页，就可以明白他的意思：

    第一部分：早期帝国扩张

    1.古代种族灭绝和早期现代社会

    2.西班牙征服新大陆，1492—1600年

    3.东亚的枪炮和种族灭绝，1400—1600年

    4.早期近代东南亚社会的种族灭绝

    第二部分：殖民时期的殖民者

    5.英国对爱尔兰的征服，1565—1603年

    6.北美殖民地，1600—1776年

    7.19世纪澳大利亚的种族灭绝暴行

    8.美国的种族灭绝

    9.殖民者在非洲的种族灭绝，1830—1910年[125]

    鲁梅尔有数据支持自己的结论：“皇帝、国王、苏丹、大汗、总统、总督、将军和其他统治者对自己的人民或那些受其保护或统治的人民进行的大规模屠杀，是人类历史的主要组成部分。”他统计了20世纪之前的16场大屠杀的133 147 000名受害者（包括印度、伊朗、奥斯曼帝国、日本和俄国的受害者），并推测政治清洗的死亡总数是625 716 000人。[126]

    这些学者不是不加鉴别地把每个历史时期的数据都列在清单上。对于数字，他们相当谨慎。比如，他们注意到尽管有种族灭绝式的事件，但美洲原住民人口的减少主要是因为疾病，而不是有计划的灭绝行动。早期的新英格兰清教徒在1638年剿灭了佩科特人（Pequot），事后，英克里斯·马瑟牧师要求他的会众感谢上帝，为了他们能“在一天之内将600个野蛮的灵魂送进地狱”。[127]庆祝种族灭绝并没有影响到他的职业生涯。他后来还当上了哈佛大学的校长，我现在居住的房子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座右铭是：“发扬马瑟精神！”）

    马瑟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为种族灭绝而感谢上帝的人。我们在第1章中已经看到过，耶和华命令希伯来人进行十几场大屠杀；而在公元前9世纪，摩押人以屠城回敬希伯来人，他们以他们的神阿斯塔-基摩的名义杀光了几座希伯来城市的居民。[128]在创作于约公元400年前后的《薄伽梵歌》中，有一小节描述了因为凡人阿诸那不愿意杀死他的祖父和老师所属的敌对派系，印度教的克利须那神训斥他说：“对你来说，没有比为宗教原则而战更好的事业了；没有必要犹疑……灵魂无畏刀砍火烧……（因此）你何必为一个不值得悲悼的东西而哀伤。”[129]受约书亚征战的激励，奥利弗·克伦威尔在打败爱尔兰人之后，将一座爱尔兰城镇的男女老幼屠杀殆尽，他随即向议会解释他的行动说：“这是为了感谢主保佑我们在德罗赫达（Drogheda）的努力。城里有三千多名敌人。我相信我们已经将他们全数消灭。”[130]英国议会全票通过一项动议，声明“既是作为他们有罪当罚的正义，也是出于警示后人的慈悲，议会特此批准该项在德罗赫达的处决”。[131]

    让人震惊的事实是，直到最近，只要此事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人们一直不认为种族灭绝有什么特别的错误。只有一个例外，是16世纪西班牙神父安东尼奥·德·蒙特西诺斯（Antonio de Montesinos），他抗议西班牙人在加勒比地区对美洲原住民的残暴行径。用蒙特西诺斯自己的话说，他不过是“旷野里孤独的呼喊者”。[132]当然，有一些军人的戒律——有些甚至源自中世纪，徒劳地试图阻止战争中对平民的杀戮，也有具备早期现代性的思想家，例如伊拉斯谟和雨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偶尔发声抗议。但是，只有到了19世纪末，当公民开始抗议在美国西部和大英帝国发生的血腥杀戮时，反对种族灭绝才成为主流意识。[133]甚至直到那时，西奥多·罗斯福——未来的“进步”总统，在1886年曾经这样写过：“我不想走得太远，说只有死了的印第安人才是好的印第安人，但是，我相信10个人中有9个是这样的。而对第10个人，我认为也是不要仔细追究为好。”[134]根据文学评论家约翰·凯里（John Carey）的记录，直到20世纪，还有很多英国文人肆无忌惮地歧视大众，认为他们粗野、没有灵魂，仿佛他们的生命一文不值。种族灭绝式的狂想时时冒头。1908年，D. H.劳伦斯写道：

    如果我能为所欲为，我要建一个像水晶宫一样大小的行刑室，军乐队演奏着轻柔的音乐，电影放映机放着片子；然后我要到大街小巷里找到那些病病歪歪的、半死不活的人，还有那些残废；我会温柔地给他们带路，他们会懒洋洋地对我报以感激的微笑；乐队这时会轻轻地奏起《哈利路亚大合唱》。[135]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人在民调中被问及如果美国取胜，应该如何处理日本人，10%~15%的人回答说“彻底消灭”。[136]

    转折点出现在战后。当时英语中甚至没有专门指称种族灭绝的词，直到1944年，波兰律师拉斐尔·莱姆金（Raphael Lemkin）在一份关于纳粹在欧洲的统治的报告中创造了这个词。一年之后，这份报告被作为简报送交纽伦堡审判的检察官。[137]纳粹对欧洲犹太人的毁灭性迫害震惊了世界，不仅因死亡人数之巨，而且是集中营的恐怖景象：流水线式的毒气室和焚尸炉，堆积如山的鞋子和眼镜，像瓶塞子一样码放在一起的尸体。1948年，莱姆金推动联合国批准了《关于防止和惩治种族灭绝罪公约》，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将种族灭绝——不论受害者是谁——视为犯罪。詹姆斯·佩恩注意到一种很另类的进步：今天否认集中营的人至少感到要否认集中营曾经存在，而在以前，种族灭绝的施暴者和同道却会炫耀自己的残忍。[138]

    正因为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讲述自己经历的勇气，世人认识到了种族灭绝的恐怖。乔克和约纳松意识到这些幸存者回忆的历史性价值。[139]在过去，种族灭绝的幸存者认为自己是屈辱的失败者，回忆往事只能是在严酷的历史判决上向揭开的旧伤疤上撒盐。只有在新的人道主义观念被接受之后，种族灭绝才成为反人类罪，幸存者则成为审判庭上的证人。战后不久，安妮·弗兰克的父亲出版了女儿的日记，他们一家在纳粹占领的阿姆斯特丹为逃避进集中营而东躲西藏。被发现后，安妮被押解到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最后因伤寒死在那里。她在日记中详细记载了自己的逃亡生活。20世纪60年代，埃利·威塞尔和普里莫·莱维分别出版了有关犹太人在集中营被关押和处死的回忆录。今天，《安妮日记》（The Diary of a Young Girl）和威塞尔的《夜》是全世界读者最多的书。后来又有其他幸存者——亚美尼亚人、乌克兰人和吉卜赛人，以及波斯尼亚人、图西人和达尔富尔人也开始讲述他们的故事。我们一直不断地重新定位我们对历史的理解，这些回忆录就是这种努力的组成部分。乔克和约纳松说：“纵观大部分人类的历史，只有统治者才是主角，而在20世纪，被统治者第一次成为历史的主角。”[140]

    任何一个和集中营幸存者一起长大的人都知道，回忆和讲述那些可怕的往事并非易事。战后几十年中，他们还是觉得那些经历都是难以启齿的耻辱。他们想忘掉这一切，除了受害者的羞耻之外，还因为他们在绝望的深渊里挣扎，泯灭了最后一丝人性，那些遭遇之沉重，令人不堪回首。在20世纪90年代的一次家庭聚会上，我遇到一个家族姻亲，他是奥斯维辛的幸存者。就在我们见面的第一分钟，他抓住我的手腕，开始讲这样一件往事。一群人正在默默地吃饭，突然其中一个人倒在地上死了。其他人立刻扑到他因腹泻而沾满粪便的身体上，从他手里抠出一块面包。当他们分这一小块面包时，有几个人觉得自己所得比其他人少得多，于是开始愤怒地争吵。把这样丑陋的故事讲出来，不仅需要极大的勇气，还需要对听者有足够的信心，相信他们会理解故事的背景，不会武断评价当事人的品德。

    * * *

    尽管数千年来种族灭绝的数量之多掩盖了种族灭绝的百年历史，但人们对大屠杀在20世纪之前、之中和之后的走势仍然很茫然。鲁梅尔是第一个尝试对之进行数字分析的政治学家。在他的两部书——1994年出版的《政府造成的死亡》和1997年出版的《政府屠杀的统计》中，他分析了直到1987年的20世纪中141个主使过政府大屠杀的政权，以及对照组——73个未参与大屠杀的政权。他搜集了所有他能找到的对死亡人数的独立估算（包括亲政府的来源和反政府的来源，他假定两者都有倾向性，因此互相抵消），通过合理性检验，取比较可靠的中值。[141]他对“政府屠杀”的定义接近乌普萨拉的“单边暴力”和我们平常所使用的“谋杀”的概念，不过行凶者是政府而不是个人，受害人一定没有武装，杀戮是有意识的行为。政府大屠杀包括种族灭绝、政治大屠杀、清洗、恐怖、行刑队（包括政府姑息纵容的私人民兵组织）处决平民、围困和查抄食品制造的人为饥荒、集中营内的死亡，以及德累斯顿、汉堡、广岛和长崎这样以平民为目标的轰炸。[142]

    部分原因在于鲁梅尔在他的政府屠杀定义和书名中都使用了“政府造成的死亡”这一短语，他的结论是在20世纪有近1.7亿人死于他们自己的政府之手，这在无政府主义者和激进自由主义者那里成为一种流行的模因。但是，从鲁梅尔的数据中，我们得出的教训不应该是“政府是原本可预防死亡的主要成因”。我这样说有几个原因：一是鲁梅尔的“政府”概念不严谨，它包括民兵、准军事组织和军阀，而这些组织的出现恰恰表明政府过分无力而不是过分强大的迹象。怀特检查了鲁梅尔的原始数据并进行了计算，他认为，鲁梅尔名单上的24个伪政府造成的大屠杀死亡平均中值是约10万人，而被承认的主权国家政府所造成的屠杀死亡的平均中值是3.3万人。所以，我们更有理由说，政府造成的死亡比政府的替代品造成的死亡要少2/3。[143]而近年来，大多数政府都不曾沾手任何大屠杀，它们通过推行疫苗、卫生、交通安全和治安所防止的大量死亡，远远高于它们制造的屠杀死亡。[144]

    但是，无政府主义观点的主要问题是，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府，而是只有少数特定形式的政府进行大规模的杀戮。准确地说，141个大屠杀政权制造的死亡中有3/4是4个政府所为，鲁梅尔将这类屠杀政权称为“巨型谋杀犯”。[145]其余死亡中的11%由11个巨型谋杀犯承担，包括造成600万人死亡的日本帝国、190万人死亡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剩下13%的死亡分属于126个政权。种族灭绝不完全遵守幂律分布，除非将许多原本不被算作种族灭绝的较小杀戮都放在尖峰部位。但是，种族灭绝的分布绝对是倾斜的，高度符合80∶4规则——4%的政权制造了80%的死亡。

    而且，政府屠杀的死亡绝大部分是对社会进行全面控制的极权政府制造的。[146]极权政府要对1.38亿人的死亡承担责任，占全部政府屠杀死亡的82%。排在第二位的是专制政权，死亡人数为2800万人。它是指能容忍企业和教堂等独立社会机构的独裁政权。被鲁梅尔定义为开放、竞争、选举和有限权力的民主政权杀害了200万人（主要是殖民帝国，以及世界大战期间的粮食封锁和对平民的轰炸）。政府屠杀死亡在不同政体之间的倾斜分布不仅说明极权政治巨兽的潜在受害者的绝对数量之惊人，鲁梅尔还发现，在百分比上，20世纪极权政府谋杀了它们治下4%的人口。独裁政府杀害了自己1%的人民，而民主政府杀死了自己0.4%的人民。[147]

    鲁梅尔是“民主和平论”的先驱之一，他认为这一理论不仅适用于战争，而且特别适用于种族灭绝。他说：“在权力的两个极端上，极权政府屠杀了自己数千万的人民，而在许多民主国家，处决系列杀人犯都是罕见之举。”[148]民主国家很少发生大屠杀是因为民主政体在理念上以包容和非暴力的方式解决纠纷。更重要的是，民主政府的权力受到一系列制度的制约，因此一个领导人无法凭自己的一时冲动在国内调动军队大量杀害人民。通过对20世纪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鲁梅尔展示了即使在各国的民族多样性、富裕程度、发展水平、人口密度和文化（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穆斯林、盎格鲁人等）不变的情况下，政府屠杀与不民主之间高度相关。[149]他认为，各种教训明确无误：“问题的根源在于权力。解决问题的答案是民主。行动的进程则是推进自由。”[150]

    种族灭绝的历史趋势如何？鲁梅尔尽量按年度来分解政府屠杀的数据，图6-7中的灰色曲线是按照世界人口比例排列的鲁梅尔的数据。和战争中的死亡一样，政府屠杀的死亡也集中在20世纪中期狂暴的“血潮”中。[151]这滚滚血潮中有纳粹的集中营、斯大林的大清洗、日本在中国和朝鲜的暴行，也有大战期间对欧洲和日本城市的狂轰滥炸。图左侧上行线上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以及苏联的集体化运动杀害的几百万乌克兰人和富农。右侧的曲线上有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杀害的德裔。对这样内容的图表说任何好话都是令人不快的，但考虑到问题的重要性，我们还是不能不说：20世纪40年代之后，世界再未闻到过那样的血腥味，40年中政府屠杀的死亡率（和绝对数量）尽管有波动，但整体呈现出急剧下降的趋势。（其中一个小高潮是1971年孟加拉独立战争中巴基斯坦军队进行的杀戮，另外一个高潮是70年代后期红色高棉在柬埔寨实施的屠杀。）鲁梅尔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府屠杀的减少归功于极权政治的衰落和民主国家的兴起。[152]

    图6-7 1900—2008年种族灭绝死亡率

    资料来源：灰色线，1900—1987年数据来自鲁梅尔，1997年。黑色线，1955—2008年数据来自“政治动荡专责小组（PITF）国家失败问题数据库，1955—2008年”，马歇尔、格尔和哈尔夫（Marshall, Gurr & Harff），2009年；制度和平中心，2010年。后者的死亡数据是哈尔夫2005年发表的表格8.1中各项值域的几何平均，根据在Excel数据库中的比重按年度分列。世界总人口数字来自美国人口普查局，2010年c。1900—1949年的人口数据来自麦克伊韦迪和琼斯，为与其他数据可比，乘以1.01。

    鲁梅尔的数据库截至1987年，恰逢世事开始新一轮的转变。此后不久，民主大行其道——而波斯尼亚和卢旺达发生的大屠杀让全世界目瞪口呆。许多观察家得出的印象是，尽管我们本应吸取教训，但这些“新型战争”说明我们仍生活在大屠杀时代。

    政治学家芭芭拉·哈尔夫最近增补了种族灭绝统计的数据。在卢旺达大屠杀中，短短4个月内，1万名手持砍刀的男子杀害了70万图西族人，凶手中很多都是胡图族领头人匆忙中招募来的醉鬼、瘾君子、捡破烂的和黑帮成员。[153]许多观察家相信，大国的军事干预可以轻而易举地阻止这伙人手有限的大屠杀凶手。[154]比尔·克林顿为没有及时采取行动而愧疚不安，1998年，他授命哈尔夫分析种族灭绝的风险因素和预警信号。[155]她收集了（斯大林过世和非殖民化进程开始的）1955—2004年的41场种族灭绝和政治清洗的资料。她对种族灭绝的定义比鲁梅尔更严格，而接近莱姆金最早对种族灭绝的定义：国家或者武装当局有意识地使用暴力全部或部分地消灭一个可识别的群体。如果严格依照人们对“种族灭绝”一词的理解，即对种族文化的灭绝（ethnocide），一个群体因为其种族属性而被孤立及消灭，这些资料中只有5次种族灭绝。其余大部分是政治屠杀，或者政治屠杀和种族灭绝的混合——一个特定种族的成员被指属于受打击的政治派别。

    在图6-7中，我将哈尔夫政治动荡专责小组的数据和鲁梅尔的数据排列在同一个坐标轴上。她的数据远远低于鲁梅尔的数据，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数据尤为明显，因为她使用的某个事件中被处决的受害者人数要保守很多。但是，两条曲线的走势非常接近，从1971年之后一路下降。20世纪下半叶大屠杀的破坏性远远无法与“血潮”时期相比，我在图6-8中聚焦放大了哈尔夫的曲线。图形使用的数据来自第三套数据——乌普萨拉单边暴力数据库，包括每一年中政府或武装当局杀害25人以上的暴力行为；也就是说，行凶者不是必须有灭绝整个群体的意图。[156]

    图6-8 1956—2008年种族灭绝死亡率

    资料来源：政治动荡专责小组数据估计，1955—2008年，与图6-7相同。乌普萨拉数据，1989—2007年：来自http：// www. pcr. uu. se/research/ucdp/datasets/的“高死亡率”估计除以来自美国人口普查局的世界人口数，2010年c。

    图形显示冷战后的20年中未曾发生过种族灭绝。相反，大规模杀戮的高峰出现在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期。在这15年中，人类见证了印度尼西亚对共产党的政治屠杀（1965—1966年，约70万人遇害），布隆迪的图西族人杀害胡图族人（1965—1973年，约14万人遇害），巴基斯坦人在孟加拉实施的屠杀（1971年，约170万人遇害），苏丹的南北暴力冲突（1956—1972年，约50万人遇害），乌干达伊迪·阿明政权的暴行（1972—1979年，约15万人遇害），柬埔寨的疯狂（1975—1979年，250万人遇害），最终触发船民灾难的越南10年大屠杀（1965—1975年，约50万人遇害）。[157]在冷战结束后的20年内，发生了1992—1995年的波斯尼亚种族灭绝（22.5万人死亡）、卢旺达种族灭绝（70万人死亡）和达尔富尔种族灭绝（2003—2008年有37.3万人死亡）。这些数字触目惊心，但图形毫无疑问是下行线。（最新的研究表明，这些数字有夸大的成分，但我仍然使用了这个数据库的数据。）[158]21世纪头10年是过去50年中第一次没有发生种族灭绝的10年。乌普萨拉的数据的时段更有限，而他们的估算也一如既往更加保守，但即使如此，数据也呈现同样的趋势： 1994年卢旺达种族灭绝在单边暴力中最为突出，此后，世界再也没有出现过这样规模的血腥恐怖。

    哈尔夫的工作不仅是收集种族灭绝的资料，还需要找出风险因素。她注意到，这些大屠杀都发生在国家失败之后的混乱中，比如内战、革命或者政变。她设计了一个对照组，93个国家失败但没有发生种族灭绝的案例，对照组尽量接近那些发生了种族灭绝的国家；然后，她对数据进行逻辑回归分析，寻找事件发生前一年的特殊因素。

    分析的结果是，某些人们原来认为重要的因素其实无足轻重。比如，有人认为种族灭绝是多民族聚居历史积怨必然爆发的结果，但哈尔夫的分析表明，民族的多样性对屠杀没有影响作用，因此否定了上述成见。经济发展的水平也不是影响因素。穷国往往有更多的政治危机，虽然政治危机是发生种族灭绝的必要条件，但在发生政治危机的国家中，并不是越穷就越可能发生种族灭绝。

    哈尔夫的确从3/4的案例中找到了6个区别大屠杀型危机和非大屠杀型危机的风险因素。[159]一个因素是该国是否有种族灭绝的历史，不论引致屠杀的风险因素是什么，一旦曾经存在，就不会轻易消失。第二个预测因素是该国政治不稳定的近况，确切说，在过去15年内政权危机和种族战争或革命战争的次数。感觉权力受到威胁的政府会起意消灭或惩罚它们认为有颠覆意图或受到蛊惑的集团，而且也更愿意在反对派动员起来之前利用混乱实现自己的目的。[160]第三个因素是统治精英是否来自少数民族，这就是说，这些精英对自己统治地位的稳定性加倍地紧张不安。

    其余三个因素与“自由和平论”相似。哈尔夫证明了鲁梅尔坚持的观点，即民主是防止种族灭绝的关键。1955—2008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专制国家发生种族灭绝的可能性是完全民主和部分民主国家的3.5倍。这就是民主国家的三连胜“戏法”：民主国家较少发动国家间战争，民主国家较少发生大规模内战，民主国家较少出现种族灭绝。部分民主国家（伪民主或权贵倾轧）比专制国家更容易发生暴力型政治危机，正如我们在费伦和莱廷对内战的分析中所看到的一样。但是，当危机发生之后，半民主国家发生大屠杀的可能还是低于专制国家。

    另一个具有三连胜特色的因素是开放贸易。哈尔夫发现，一个国家对国际贸易的依赖性越大，就越不可能发生种族灭绝，同时也越不会与其他国家交战和陷入内战。贸易抵抗种族灭绝的预防效应不可能来自贸易本身的正和收益，这与国际贸易和国家间战争的关系不同，因为我们在这里所说的贸易（进口和出口）并不包括与弱势的少数民族和弱势政治团体之间的贸易。那么，为什么贸易仍然是一个影响因素呢？一种可能性是，A国对生活在B国境内的某个集团有社群性或道义性的关切。如果B国想和A国进行贸易，它只能克制消灭这个集团的冲动。此外，参与贸易要求平和的心态，包括具有遵守国际准则和法制的意愿，以及承担增加本国人民的物质福祉的使命，而不是追求纯洁、光荣和完美正义这些虚妄的幻象。

    大屠杀的最后一个预测因素是排他性的意识形态。如果统治精英坚持认为某个特定的集团是他们实现理想社会的绊脚石，对他们“不承担任何普世性义务”，那么这个国家就更有可能进行种族灭绝。如果精英具备更务实和折中的治理理念，结果就会相反。排他性的意识形态包括伊斯兰主义（特别是执行伊斯兰教法）、反共军国主义以及将特定种族或宗教妖魔化的各种民族主义。

    哈尔夫总结了这些风险因素叠加最终爆发种族灭绝的路径：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几乎所有的种族灭绝和政治大屠杀要么是意识形态式的，最极端的例子是柬埔寨，要么是报复性的，比如伊拉克（萨达姆1988—1991年对伊拉克库尔德人的镇压）。通常通过内战或者革命新掌权的精英，充满要创造新世界的想象，于是要铲除破坏和危险分子，意识形态型的大屠杀往往以此为起点。报复性的种族—政治大屠杀一般发生在旷日持久的内战期间……通常是一方——多数是政府方试图在叛军军事上失利之后，消灭敌人的群众基础。[161]

    导致过去30多年种族灭绝减少的因素也许就是导致国家间战争和内战数量减少的原因：稳定的政府、民主、开放贸易，以及提升个体利益而不是群体斗争的人本主义执政理念。

    * * *

    逻辑回归的严谨之处在于，它基本上是一台绞肉机，输入一套变量，挤出的产出就是可能性。它背后被掩盖的是种族灭绝生命损失的极端非正态分布——极少数的人，受到若干意识形态的影响，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刻采取行动，就可以制造超大量的死亡。风险因素在不同水平上的运动决定了大屠杀受害人是几千人、几万人甚至几十万人。但是，对那些最恐怖的、受害者以千万人计的大屠杀来说，最能影响它们的往往不是渐变的政治力量，而是几种具有偶然性的思想和事件。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出现不啻为一场历史海啸，它对人类产生了惊心动魄的影响。希特勒在1913年读到马克思的作品，尽管他憎恶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但在他的国家社会主义实现乌托邦的斗争哲学中，只不过用种族置换了阶级而已。[162]“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屠宰场从来不出产煎蛋饼。”瓦伦蒂诺总结说，“现在欢呼 ‘历史的终结 ’也许还为时过早，但是，如果在当今世界，已经没有一种激进思想能够得到广泛的应用和接受，人类也许确实可以期待在新世纪大大减少杀戮的数量，不再重复上个世纪的恐怖。”

    在一个极具破坏力的意识形态之外，还有几位在20世纪几个特定时刻登上历史舞台的人做出了灾难性的决策。我已经提到许多历史学家都同意“没有希特勒就没有集中营”的观点。[163]不过，希特勒不是唯一一个以狂热杀害上千万生命的暴君。历史学家罗伯特·康奎斯特（Robert Conquest）是研究斯大林的专家，他总结说：“如何看待整个大清洗的性质，取决于对斯大林个人动机和政治动机的最终分析。”[164]

    恐怖主义的走势

    恐怖主义是一个特殊的暴力种类，它造成的恐惧远远高于它造成的伤害。与凶杀、战争和大屠杀相比，恐怖主义制造的死亡数字就是个背景噪声而已。自1968年以来，国际恐怖主义的年死亡人数不到400人，而自1998年以来，国内恐怖主义的年死亡人数大约为2500人。[165]我们在本章中讨论的数字至少比这个数字高出两个数量级。

    但是2001年9月11日之后，恐怖袭击和恐怖主义成为一种困扰。评论家和政治家对恐怖主义喋喋不休，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存在性”（existential）一词，作为对威胁和危机的一种修饰被频繁使用，这可是自萨特和加缪过了鼎盛期之后难得一见的现象。专家宣布，在恐怖主义面前，美国“脆弱”和“易碎”，美国作为“现代国家的优势地位”,“我们的生活方式”甚至“文明本身”均受到恐怖主义的威胁。[166]比如，在《大西洋月刊》 2005年的一篇文章中，一位负责反恐的前白宫官员十分肯定地预言：到“9·11”恐怖袭击事件10周年的时候，由于美国的赌城、地铁、购物中心连续发生爆炸，民航客机常规性地被肩式导弹击落，化工厂遭到破坏引发灾难性的后果，美国经济将陷入瘫痪。[167]国土安全部的庞大官僚机构几乎一夜之间拔地而起，戏剧性地向全国发布按颜色分级的恐怖活动警戒，劝告国民储备塑料布和胶带，紧张地到处检查身份证件（尽管假证件随处可见，布什总统自己不到饮酒年龄的女儿就因为用假证件点鸡尾酒而被警察逮捕），在机场没收所有指甲刀，在乡下的邮局外面修建水泥防护墩，还开列了8万个“恐怖袭击潜在目标”，其中还包括佛罗里达州一个糊弄游客的景点“威基-沃奇泉”，那里不过是有些漂亮女子扮作美人鱼在玻璃水缸里游来游去。

    所有这一切都是对杀害了些许美国人的反应。“9·11”恐怖袭击事件造成近3000人死亡，这在图表上完全无法显示，在幂律分布上，它落在尾巴的最后，而分布本身说明了恐怖主义袭击的水平在下降。[168]“恐怖主义及应对策略全国研究联盟”（National Consortium for the Study of Terrorism and Responses to Terrorism, START）建立了“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Global Terrorism Database，最重要的对公众开放的有关恐怖主义袭击的数据资料）。它的数据表明，1970—2007年，在全世界范围内，只有另一次恐怖袭击杀死了500人。[169]在美国国内，蒂莫西·麦克维（Timothy McVeigh）1995年在俄克拉何马城炸毁了一栋联邦政府办公楼，造成165人死亡。1999年，两名青少年学生在科伦拜恩中学开枪扫射，造成17人死亡，其他的恐怖袭击杀害的人数均不到12人。除“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外，美国境内在38年间死于恐怖主义袭击的人数是340人，尽管“9·11”恐怖袭击事件这一天开启了所谓的恐怖时代，在“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美国死于恐怖袭击的人数是11人。国土安全部挫败了另外一些袭击计划，但他们宣称的战绩中有很多最后都表明是“大象去除剂”，每一个没有见到大象的日子，都是去除剂有效性的证明。[170]

    让我们将美国恐怖袭击的死亡名单——不论是不是包括“9·11”恐怖袭击事件——和其他可预防的意外死亡做些对比。每一年，美国有4万人死于交通事故，2万人死于跌倒，1.8万人死于凶杀，3000人死于溺水（包括300人死于浴缸里发生的溺毙意外）, 3000人死于火灾，2.4万人死于意外中毒，2500人死于手术并发症，300人在卧床上窒息而死，300人死于胃内容物吸入气管，还有1.7万人死于“其他和未分类的非交通事故意外及其后遗症”。[171]事实上，除1995年和2001年之外的每一年，美国死于雷击、野鹿、蜂蛰、花生过敏及“睡衣被点燃和熔化”的人数都高于恐怖主义袭击造成的死亡人数。[172]恐怖袭击造成的死亡人数如此之少，以至于任何想避免袭击的小举措都能增加死亡的风险。认知心理学家格尔德·吉仁泽（Gerd Gigerenzer）做过一个估算，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年，美国有很多人因恐惧飞机遭劫持或破坏而避开飞行，选择驾车出行，这些人中有1500名死于交通事故。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乘飞机从波士顿飞往洛杉矶的死亡风险，等于驾车在公路上行驶12英里。换句话说，为避免乘坐飞机而产生的死亡人数是“9·11”恐怖袭击事件中空难人数的6倍。[173]当然，“9·11”恐怖袭击事件将美国卷入两场战争，战争造成的英美两国国民的生命损失远远甚于劫机者，更不要说阿富汗人和伊拉克人的生命损失了。

    恐怖主义造成的恐慌和恐怖主义造成的死亡之间的差异并非偶然。恐慌是恐怖主义的全部着眼点，正如这个字眼的字面意义所表明的。虽然有各式各样的定义（比如老话说，“一些人眼中的恐怖分子是另外一些人眼中的自由战士”），恐怖主义一般被理解为一种有预谋的暴力，执行者是非国家的组织或个人，暴力的对象是非战斗人员（平民或者休假中的士兵）。他们所追求的目标可以是政治的、宗教的或社会性的，手段是胁迫某个政府或者恐吓大众并传达自己的信息。恐怖分子的具体目标可以是让一个政府屈从于他们的某个具体要求，可以是腐蚀大众对政府保护能力的信心，或者挑动大规模的镇压行动，由此煽动人民对抗政府，或者制造社会动荡，以期恐怖集团获胜夺权。恐怖分子的个人动机是为了某种事业而不是个人利益，因此可以说他们是利他主义的。他们采取突然袭击，行动诡秘，常被人斥责为“卑鄙”。他们精于传播，惯于通过制造恐惧追求名声和公众的注意力。

    恐怖主义是一种不对称战争——弱势对抗强势的战术。它调动恐惧心理带来的精神伤害之大，与它实际造成的人命和财产损失完全不相称。认知心理学家，比如特沃斯基、卡尼曼、吉仁泽和斯洛维奇都证明，人对一种风险的感知取决于心智上的两个小妖魔。[174]第一个是可测度性（fathomability）：与相识的魔鬼打交道好过与不相识的魔鬼打交道。人们对于新奇、不可捉摸、影响延迟、当今科学无法充分解释的风险感到特别紧张。第二个是畏惧（dread）。人们忧虑发生最糟糕的情况，即那些不可控的、灾难性的、无意识的、不公正的风险（这里指承受风险的人，不是从风险中获益的人）。心理学家认为，人类心理的错觉是古大脑反馈回路的遗留物。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它保护我们免受捕食动物、毒、敌人和风暴的伤害。人类在20世纪才积累了各种统计数据库，形成数字化社会。在此之前的漫长岁月里，人类一直生活在非数字化管理的社会中，风险感知功能可能一直是人类配置警惕性资源的最佳指导。而且，过去对危险认知心理上的种种怪癖缺乏科学的解释，人们利用这种无知谋取第二重利益：人们倾向于夸大敌人的威胁以便勒索赔偿，或以此来召唤盟友共同抗敌，甚至为先发制人地消灭敌人找借口（第4章中我们讨论过的迷信杀戮）。[175]

    我们都知道风险认知上的谬误造成公共政策的扭曲。大量的财力与法律被用于防止在食品中使用添加剂和消除自来水中的化学残留物，这些物质对健康的危害微小到可以忽略不计，而另外一些可以挽救大量生命的措施却受到抵制，比如降低高速公路的限速。[176]有时，一件广为报道的事故可以成为一个先知的寓言，一个预示末世灾变的不祥征兆。1979年的三里岛核电站事故无人死亡，甚至对癌症发病率也没有任何影响，但是美国为此停止了核能的发展，转而大量使用化石燃料，加剧了全球变暖趋势。

    “9·11”恐怖袭击事件在国家意识上扮演了一种不祥的角色。大规模恐怖活动是新奇、不可捉摸、灾变性（与过去相比）和不公平的，从而将不可测知性和人类的畏惧感推到极限。恐怖主义者在制造伤害上的小投入足以赢得巨大的心理优势，国土安全部却不懂得这个道理。它推波助澜地煽动大众的恐惧，竟然在其使命陈述中警告说：“今天的恐怖分子可以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使用任何武器发动袭击。”乌萨马·本·拉登很清楚恐怖主义的这种优势，他得意扬扬地说“美国现在从北到南、从西到东充满了恐惧”，他花费50万美元制造的“9·11”恐怖袭击事件，给美国造成超过5000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损失。[177]

    有责任心的政治家偶尔也能看懂恐怖主义的这笔账。在2004年的总统竞选中，约翰·克里一时忘情，对《纽约时报》的采访记者说：“我们必须回到我们原来的世界，在那里，恐怖分子不是我们生活的焦点，他们只是些讨厌鬼。作为一个前执法人员，我知道我们永远不可能消灭卖淫，永远不可能消灭非法赌博，但是我们可以压低有组织的犯罪率，将它保持在一个不会泛滥的水平上。它不是每天都在威胁人民的生命，从根本上说，它就是那种你必须持之以恒地与其战斗，但对你的生活秩序并没有构成威胁的东西。”[178]在首都华盛顿，所谓“失态”就是“一位政客说了大实话”，乔治·布什和迪克·切尼对克里不依不饶，说他“不适合当领导”，克里则很快收回了自己的发言。

    恐怖主义的兴亡成为暴力历史上的一个关键章节，不是因为它带来的伤亡数字，而是因为它带来的恐惧心理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当然，在未来，如果恐怖分子进行核武袭击的假说成为现实，它确实能带来巨量的死亡。我会在下一节讨论核恐怖主义，但现在我还是只讨论现实中发生过的暴力形式。

    * * *

    恐怖主义不是什么新东西。2000年前，古罗马人征服犹太人之后，一群犹太抵抗战士暗杀古罗马官员和与古罗马人合作的犹太人，期望以此迫使古罗马人撤出。11世纪，什叶派穆斯林的一个教派完善了自杀式恐怖主义形式，他们设法在公众场合接近叛教的领袖，公开行刺。行刺者深知自己会被领袖的贴身保镖当场杀死。从17世纪到19世纪，印度的一个邪教组织勒死了数万名游客，作为对女神迦梨的祭祀。这些组织没有完成任何政治变革，但他们以自己的名义留下了遗产：奋锐党、阿萨辛派，还有印度暗杀团。[179]如果你听到无政府主义者这个词的时候，能想象到一个身着黑大氅投掷炸弹的人，那说明你知道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段历史。当时无政府主义者发动“行动宣言”运动，引爆咖啡馆、议会、领馆和银行，刺杀了十几位欧洲国家政要，包括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总统萨迪·卡诺（Sadi Carnot）、意大利国王翁贝托一世（King Umberto Ⅰ）和美国总统威廉·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以遇刺首脑的赫赫威名命名的街道和他们的纪念碑标志着我们的文化意识中恐怖主义的力量。

    任何认为恐怖主义是2000年之后新现象的人都没有什么记性。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曾经是浪漫政治暴力流行的年代，发生了不下几百起爆炸、劫持人质和枪击事件，参与者有各式各样的某某军、某联盟、某某旅、某集团或者某阵线。[180]比如美国的“黑人解放军”、“犹太防御联盟”、“地下气象员”（名字来自鲍勃·迪伦的歌词“没有气象员你也知道风向哪边吹”）,“民族解放武装力量”（争取波多黎各独立的武装组织），当然还有“共生解放军”（SLA）。70年代，共生解放军上演了一出超现实大戏。1974年，他们绑架了报业大亨的女继承人帕蒂·赫斯特，一番洗脑之后，让她入伙，而她立刻取“丹娘”为假名，协助同伴抢劫银行，并站在七头毒蛇军旗前留下头戴贝雷帽手持机关枪的玉照。她的这张照片成为我们时代的三大标志性图片之一（另外两张图片，一是尼克松最后一次乘坐总统直升机离开白宫前挥手致意的照片，另一张是头发蓬松的比吉斯兄弟身穿白色涤纶迪斯科套装的照片）。

    在同时期的欧洲，英国有“临时爱尔兰共和国军”和“阿尔斯特自由战士”，意大利有“红色旅”，德国有“红军旅”，西班牙有“埃塔”（巴斯克分离分子小组），而日本有“日本赤军”，加拿大有“魁北克解放阵线”。当时，恐怖主义已经是欧洲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在路易斯·布努埃尔（Luis Bu.uel）1977年的爱情故事片《朦胧的欲望》（That Obscure Object of Desire）中，恐怖活动只是一个玩笑，到处都有汽车和商店被炸，影片中的主人公完全不把这些事放在心上。

    这些恐怖组织现在都去哪里了？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国内恐怖主义已经和涤纶迪斯科套装一样销声匿迹。人们很少注意的一个事实是，这些组织大部分都是失败的，而且它们全都消亡了。[181]此事似乎难以置信，但这正是你周围的世界。以色列继续存在，北爱尔兰仍然是联合王国的一部分，克什米尔还在印度手中。在库尔德斯坦、巴勒斯坦、魁北克、波多黎各、车臣、科西嘉、泰米尔—伊拉姆或者巴斯克地区，没有一个成为主权国家。菲律宾、阿尔及利亚、埃及和乌兹别克斯坦都没有成为伊斯兰神权国家，日本、美国、欧洲和拉丁美洲国家也没有被宗教、无政府主义或者新时代乌托邦主义统治。

    有数据可以证明这些印象。政治学家马克斯·亚伯拉罕（Max Abrahms）于2006年发表了文章《为什么恐怖主义行不通》（Why Terrorism Does Not Work）。他在文章中检视了美国国务院在2001年划定的28个外国恐怖组织，其中大部分已经活跃了几十年。如果不考虑那些纯粹的战术成功（比如媒体曝光、新的支持者、释放囚犯和赎金），他发现，只有3次恐怖组织的行动（占总数的7%）实现了自己的目标：真主党分别在1984年和2000年从黎巴嫩南部赶走了多国维和部队与以色列的军队；泰米尔猛虎组织在1990年赢得对斯里兰卡东北海岸线的控制。如果算上斯里兰卡在2009年反手打败了猛虎组织，恐怖组织的获胜率就剩下2∶42，不足5%。这个获胜率大大低于其他形式的政治压力，比如经济制裁在同期的胜算率为1/3。回顾最近的历史，亚伯拉罕表示，恐怖主义偶尔会有所成功，当然是在它们锁定一个区域性的目标时，比如将外国势力从人家自己已经厌倦了的占领区赶走，比如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欧洲国家大举撤离殖民地，不论有恐怖活动还是没有恐怖活动，这些撤离都是要发生的。[182]但是恐怖组织从来没有达到自己的最终目标，从来没有能够在一个国家实施一种意识形态或者彻底推翻一种意识形态。亚伯拉罕还发现，在仅有的几次成功中，恐怖组织针对的对象是军队，而不是平民，所以它们的角色更像游击队，而不是恐怖分子。以平民为首要目标的恐怖行动一向是以失败而告终。

    政治学家奥德丽·克罗宁（Audrey Cronin）在她的著作《恐怖主义如何走向终结》（How Terrorism Ends）中研究了一组更大的数据：自1968年以来活跃过的457次恐怖行动。和亚伯拉罕一样，她也发现恐怖主义事实上从来没有达到过目的。恐怖组织速生速灭，平均寿命在5~9年。克罗宁指出：“国家在国际社会中享有某种程度的永生，而组织则没有这样的地位。”[183]

    它们甚至得不到任何它们想要的东西。没有任何小型恐怖组织能夺取一个国家的政权，94%的恐怖组织从来没有实现过任何战略目标。[184]恐怖行动往往以头目被击毙或被抓获，或者组织被国家消灭，或者演变成游击队或政治派别而告终。它们中的很多组织被内斗拖垮，创建者后继无人，许多头脑一时发热的年轻人经不住和平享受与家庭生活的诱惑。

    恐怖分子还有另外一条自杀之路。他们为无所成就而懊恼，为观众露出厌倦的神色而着急，于是采取更暴戾的行动。他们开始根据媒体的关注程度选择受害者——或者是受尊重的名人，或者以数量取胜。这当然能得到人们的关注，但关注方式却不是恐怖分子所希望的。“毫无意义的杀戮”会引起原有支持者的反感，他们不仅停止提供资金和庇护，甚至开始与警方合作。比如，意大利“红色旅”的自我毁灭开始于1978年对深受爱戴的前总理阿尔多·莫罗（Aldo Moro）的绑架，他们将莫罗关押2个月之后枪杀了他。莫罗身上连中11发子弹，尸体被扔在一辆车子的后备厢中。在1970年的“十月危机”中，加拿大的魁北克解放阵线弄巧成拙，他们绑架了魁北克劳工部长皮埃尔·拉波特（Pierre Laporte），并用他自己的念珠绞死了他，尸体也是被扔在车子的后备厢中。1995年，蒂莫西·麦克维在俄克拉何马城的一次联邦政府办公楼爆炸事件中造成165人（其中包括19名儿童）死亡，这使美国右翼反政府民兵运动的势力消失。克罗宁这样说：“暴力是一种国际语言，但是正派也有同样的力量。”[185]

    攻击平民只能断送恐怖分子，滥杀无辜不仅吓跑了潜在的同情者，而且刺激公众支持全面镇压行动。亚伯拉罕追溯了以色列、俄罗斯、美国发生恐怖行动后民意的变化，他发现，在平民遭到严重袭击后，民意对恐怖组织的态度就开始波动下降，如果原来还有与恐怖组织达成某种妥协和承认他们的诉求具有正当性的愿望，此刻所有的理解都迅速消散。恐怖袭击之后，民众确信恐怖分子是生存威胁，支持消灭这些组织的政策。不对称的战争，顾名思义就是指一方比另一方更强大。捷足未必先登，强者也不一定就是胜者，但是人们总是忍不住要这样押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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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恐怖主义的性质决定它注定要失败，但恐怖活动总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个世界上有着无休无止的怨愤，只要有人拒绝接受恐怖主义无效这个现实，恐怖主义的模因就会在心怀不满的人群中继续流传。

    恐怖主义的历史走势令人难以捉摸。从1970年左右开始，才有很少几个机构开始收集有关的统计数据，而他们的数据标准和涵盖的内容差距甚大。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恐怖行动和意外、凶杀、个人在压力下的疯狂行动之间的区别，以及战争中的恐怖行为和暴乱之间的区别，都是非常模糊的。这些统计也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有些国家夸张恐怖袭击的数量，制造恐慌，有些则要压低统计数字，显示自己反恐取得了胜利。此外，几乎所有国家都关注国际恐怖主义，而对国内恐怖主义不以为意。事实上，本土恐怖活动的受害者人数是国际恐怖活动的6倍到7倍。“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是迄今为止对公众开放的最全面的恐怖活动数据资料，它综合了许多早期的数据。虽然我们不能根据表面现象来解释图表上的每一个曲折，因为其中有一些是因为各个数据库的标准不同，出现了断裂或重叠，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在所谓的“恐怖时代”，恐怖主义是否真的增加了。[186]

    最可靠的记录是发生在美国本土的恐怖袭击，如果没有其他原因，那就是这些记录太少了，以至于可以对每一个记录仔细核查。图6-9显示的是自1970年以来美国发生的所有恐怖袭击，为了不让“9·11”恐怖袭击事件淹没其他记录，我使用了对数标度，否则的话，在巨塔般耸立的“9·11”恐怖袭击事件死亡记录之下，其他恐怖袭击的伤亡就像是地毯上的小皱褶。在对数标量的作用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1995年俄克拉何马城爆炸案和1999年科伦拜恩高中枪击案的两个峰值（后者是否算是“恐怖主义”尚无定论，但是除了这个例外，我对整个数据库没有任何怀疑）。除了这个尖峰三重奏，20世纪70年代之后整个记录的趋势都是下降的。

    图6-9 1970—2007年美国恐怖主义造成的死亡率

    资料来源：“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START（http:// www. start. umd. edu/gtd/），2010年4月6日登录取数。1993年的数字来自START附录，2009年。因为log在此无法定义，没有发生死亡的年份被置于人为设定的0.0001的水平。

    西欧的恐怖主义走势（图6-10）特别能说明所有的恐怖组织都灭亡了，而其中绝大部分是失败的。尽管马德里的火车爆炸案在2004年带起一个高峰，但仍然不能遮盖恐怖主义运动从“红色旅”和“红军旅”的辉煌时代衰落的事实。

    图6-10 1970—2007年西欧恐怖主义造成的死亡率

    资料来源：“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START，2010年4月6日登录取数。1993年的数字为内推值。人口数据来自《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联合国，2008年），2010年4月23日登录取数；非以0和5结尾的年份的数据为内推值。

    整个世界的趋势是什么样的呢？布什政府2007年发布的统计数字支持他们自己发出的警告——全球恐怖主义活动水平上升了。但是，“人类安全报告项目”的研究团队表示，布什政府的数据包括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平民的死亡数字，这样的死亡如果发生在世界其他地方，应被定义为内战死亡。如果保持分类定义一致，将这些死亡排除在外，我们看到的将会是另外一幅图景。图6-11显示了在没有这些死亡的情况下，全球每年死于恐怖主义的人数（按照惯例，以10万人为单位）。对全球死亡总数的解释必须非常谨慎，它们来自不同的统计渠道，根据每一个数据库使用了多少新闻来源，这些数字可以上下浮动。但如果只考虑一定规模的恐怖活动（死亡人数在25人以上的恐怖活动），各个数据库的曲线则相当一致，因为此类伤亡规模的事件有极大的新闻价值，所以每个数据库都会收集相关的资料。

    图6-11 世界范围恐怖主义造成的死亡率（不包括2001年以来的阿富汗和2003年以来的伊拉克）

    资料来源：“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START，2010年4月6日登录取数。1993年的数字为内推值。世界人口数据来自美国人口普查局，2010年c；2007年人口估计数是外推值。

    与我们在国家间战争、内战和大屠杀中看到的图形一样，结果令人大吃一惊。新纪元的第一个10年——“恐怖时代”的开端——没有显示出上升曲线，也没有出现新的高峰，而是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高峰一路下降。全球恐怖活动在70年代末上升，自90年代起下降，其原因与这一阶段内战和种族灭绝兴衰的原因一样。民族主义运动在去殖民化的初期迅速扩展，在冷战时期得到超级大国支持，但随着苏联的瓦解而逐渐失去踪影。图形中70年代和80年代初的凸起部分，主要是拉美恐怖分子酿制的苦果（萨尔瓦多、尼加拉瓜、秘鲁、哥伦比亚）, 1977—1984年61%的恐怖活动死亡来自拉美。（其中很多恐怖活动的目标是军人和警察，“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将所有旨在获取媒体关注而不是实质伤害的行动都包括在它的数据库中。）[187]1985—1992年的高峰中也有拉美的贡献（大约占死亡人数的1/3），此外还要加上斯里兰卡的泰米尔猛虎组织（15%）以及印度、菲律宾和莫桑比克的恐怖主义活动。虽然印度和菲律宾的某些恐怖分子的活动是穆斯林团体所为，但在伊斯兰国家，恐怖活动的死亡率非常低，总死亡人数中只有2%来自黎巴嫩，1%来自巴基斯坦。“9·11”恐怖袭击事件和巴基斯坦局势的恶化打断了自1997年之后恐怖主义衰落的走势。事实上，巴基斯坦境内的恐怖活动大多是阿富汗战争在边境地带的渗透。

    根据数字，我们生活的时代并不是一个恐怖主义新时代。如果不计算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事，我们仍然在享受延续了几十年的恐怖主义下降。在我们的集体意识中，恐怖主义的阴影已经开始淡化。直到不久之前，恐怖主义与穆斯林之间并没有特殊的关联。

    那么今天呢？我们今天是不是要对基地组织、哈马斯或者真主党的恐怖分子变本加厉，进行更多更大的袭击做好准备？阿富汗和伊拉克的遇难平民中很多都是死于人体炸弹，我们为什么要将这部分数字从恐怖袭击死亡总数中剔除呢？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仔细观察伊斯兰世界的恐怖主义，特别是自杀性恐怖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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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9·11”恐怖袭击事件并没有开创恐怖主义的新时代，但它预示着伊斯兰自杀性恐怖主义的时代。如果“9·11”恐怖袭击事件中的恐怖分子不准备送命，就不可能执行他们的行动计划。“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自杀性袭击一时高涨，从20世纪80年代的每年5起和90年代的每年16起，上升到2001—2005年的每年180起。其中大部分袭击都是伊斯兰团体发动的，他们所要表达的动机至少有一部分与宗教有关。[188]根据美国国家反恐中心最近的数据，2008年恐怖组织造成的死亡中有近2/3可归咎于逊尼派伊斯兰极端分子。[189]

    作为一种杀害平民的手段，自杀性恐怖行动是一种既残忍又精密的战术。在自杀性袭击中，由人的眼睛和大脑控制的人手和人脚作为精确控制器与传输装置，执行者是一个看起来和上百万其他人一样的普通人，因此它是外科手术式的极端准确和极端隐蔽性的最佳结合。就技术的精密程度而言，没有任何机器人能够与其媲美。在恐怖袭击的次数上，自杀性袭击只占少数，但它是大多数人员伤亡的元凶。[190]对恐怖运动的领袖来说，自杀性袭击实在是一笔划算的买卖。正如一位巴勒斯坦官员所解释的，一次成功的行动仅需要“一个愿意赴死的青年……钉子、火药、一个电灯开关、一小段电线、水银（可从温度计中得到）、丙酮……最贵的一笔费用是去以色列某个城市的路费”。[191]唯一的技术障碍是年轻人的意愿。不想死是人的本能，是亿万年自然选择的演化结果。恐怖组织的领袖怎样克服这个障碍呢？

    自从有战争的那一天起，人类就暴露在死于战场的风险之下，这里的关键词是“风险”。自然选择的逻辑在一般情况下是成立的，所以，作为进取的一方，甘愿承受可能死亡的较小风险，以换取生存的更大机会——更大的土地、更多的女人，或者更安全，这很可能是在演化过程中胜出的人类意愿。[192]但自愿送死的基因在演化进程中则注定要被淘汰。所以，毫不奇怪，战争史上的自杀行动并非常规。觅食群体更愿意避免固定战场的危险，选择更为安全的偷袭和伏击；即使如此，武士还是经常会声称有梦兆或其他预兆指示凶吉，顺理成章地逃避同伙筹划的危险行动。[193]

    现代军队为了鼓励士兵承担更大的风险，有一套制度褒奖忠勇；为了减少他们逃避风险，另有一套羞辱和惩罚懦弱的制度，包括处决逃兵。有些时候，还有一类特殊军人叫作督战员，他们紧紧站在士兵的身后，有权向任何不敢冲锋的士兵开枪。战争领袖和普通大兵之间的利益冲突催生了军队里一套众所周知的伪善话语。比如，一名英国将军这样粉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在枪林弹雨中，没有一个战士退缩，他们迎着扑面而来的机关枪、来福枪的扫射前进，直到全部牺牲……我从来没有见过，确实，也从来无法想象一个如此英勇、自律、坚毅的雄壮场面。”而一名中士则有完全不同的描述：“我们知道这样做毫无意义，甚至在开始冲锋前就知道了——要穿过这样一片开阔地。但是，我们只能向前。我们被夹在两个魔鬼之间，进退两难。如果前进，你可能被子弹打死；如果后退，你会被带到军事法庭再被处决。你该怎么办？”[194]

    勇士在战场上甘冒死亡的风险可能另有原因。演化生物学家J. B. S.霍尔丹（J. B. S. Haldane）被问到是否会为了他的兄弟牺牲自己的生命时，他回答说：“不会，但如果是为了两个兄弟或者八个堂兄弟，那就另当别论了。”他提出的是后来被称为血亲选择、内向适应、亲缘裙带性利他主义的现象。只要这一生物亲族的收益大于牺牲造成的成本，自然选择会倾向于那些具有为血亲而牺牲倾向的生物基因。这样的牺牲倾向随亲缘的亲疏而增减。原因是这些基因帮助了亲族身上自己基因的副本，长期而言，它们比那些狭隘自私的基因更有生存优势。有些执迷不悟坚持反对这一理论的人认为，这样的理论要求生物有意识地计算自己的基因与亲族基因的吻合程度，并预测牺牲为自己的DNA能带来的好处。[195]当然，我们所说的生物物种具有舍身互救的倾向，救助的对象仅仅是统计意义上的基因亲缘。对于高级生物物种，比如人类来说，这种意向也可以表现为兄弟般的情谊。

    在进化的大部分时间里，人类的生存形态都是以亲缘凝聚在一起的小群组，人的近邻大多是亲戚。比如，在雅诺马马人中，一个村庄内任意选出两人，通常两人都认为彼此是亲眷，几乎都是亲表兄妹，甚至是更亲密的亲属。[196]遗传重叠的特性是，如果冒险行动能够让自己的战友获益，愿意在此时承受更大风险的基因则在进化过程中具有优势。与其他灵长类不同，黑猩猩从事合作式劫掠，原因之一是雌性黑猩猩在性成熟后分群，而不是雄性黑猩猩分群，因此一个黑猩猩群中的雄性一般都是有血缘的亲属。[197]

    尽管进化论帮助我们了解人类心理的方方面面，但真正有意义的不在于实际上基因起源的相关度（就像狩猎-采集群体从来不曾将剐蹭过口腔黏膜的棉花签送到实验室做基因检测，黑猩猩当然就更不用提了），而在于人们对基因相关度的感知，特别是这种感知与现实在足够长的时间段内是相吻合的。[198]促成血亲感知的因素有共同成长的经历，目睹自己的母亲关照他人，同餐共饮，同祖的神话，至亲骨肉的本质性直觉，共享的仪式和体验（经常通过发型、文身、划痕和变形来强调），相似的外形，以及语言中的各种比喻，比如兄弟会、手足情、父母之邦、祖国、鲜血。[199]在军队中，军官用尽各种手段和字眼，要让士兵养成相互之间具有基因相关的感觉，愿意为彼此承担丧失生命的风险。莎士比亚在《亨利五世》中，创作了战争文学史上最著名的战场动员演说。他假亨利五世之口，借圣克里斯宾节之机，向战士发表演说：

    克里斯宾节，

    从今天直到世界末日，永远不会被遗忘，

    因为我们在这个节日里的行动，也将永远被人铭记。

    我们，寥寥数人，幸运的数人，我们，就是一队兄弟

    ——因为，今天他的血和我的血洒在一起，

    他就是我的好兄弟。

    当代的军队一样费尽心思将士兵编成兄弟团队——从五六个人到二三十个人的火力小组、班、排，让士兵在小团体里培养相互为之而战的兄弟情谊。对军队心理的研究发现，士兵在战斗中最忠诚于自己团队的战友。[200]作家威廉·曼彻斯特（William Manchester）回忆过自己在“二战”中当海军陆战队队员时的经历，他说：

    那些在生死线上的人，是我的骨肉，我的家人。我们之间的亲密无法用语言表达，它超过所有的朋友，无论是过去曾经有的，还是未来将会有的。他们从来没有让我失望，我也不会让他们失望……如果我知道我能够帮助他们脱险，那我一定要和他们在一起，绝不贪生怕死。现在我总算明白，男子汉不是为了军旗或国家而战，不是为了海军陆战队、荣誉或其他任何抽象概念而战。他们为彼此而战。[201]

    20多年之后，另一位也曾经是海军陆战队队员的作家威廉·波洛莱斯（William Broyles）描绘了一幅相似的画面，这次是在越南：

    当岁月销蚀、记忆褪色，战争中最难忘的情感是战友之谊。战争中的一位战友就是一位你能够完全信赖的人，因为你要将你的生命交付于他……尽管这听起来是一派极右翼的腔调，但确实，对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来说，战争是唯一具有乌托邦色彩的经历。在战争中，个人的财产和地位一文不值：团体才是你的一切。你和你的战友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不是一个选择谁强谁弱的过程，而爱是不需要理由的，它超越种族、个性和教育——超越所有这些在和平时代将人分离的东西。[202]

    虽然在极端的情况下，一个人为了拯救一个排的情同手足的战友，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但如果要他为了这些战友，平静地制订在若干时间后自杀的计划，则是极其罕见的。如果这是常见的行为，那么战争指引将被彻底改写。为了避免恐慌和溃败（或者说要在没有督战员的情况下避免溃败），作战计划通常都不会让士兵知道自己已经必死无疑。比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个轰炸机基地的战略分析人员计算出，比较所有飞行员驾驶为飞双程而装满油箱的轰炸机冒险，如果抽签决定少数飞行员驾机执行必死的单程飞行任务，飞行员的生存概率会更高一些。但结果是，他们决定所有人承担更高的不可预知的风险，而不要死亡风险较低但在短期内确定发生的厄运。[203]自杀性恐怖行动的策划者是如何克服这个障碍的呢？

    死后升天的意识肯定会有帮助，比如“9·11”恐怖袭击事件中的劫机者被许诺死后能升上天堂。（日本神风特攻队的飞行员则没有这些活色生香的想象，而是被某种精神境界吸引。）但是，真正完美呈现当代自杀性袭击的还是泰米尔猛虎组织，虽然猛虎组织的成员生长在许愿轮回的印度教环境中，猛虎组织的意识形态却是世俗化的：原汁原味的民族主义、浪漫军国主义和20世纪第三世界解放运动的翻版反帝国主义。那些曾经准备执行自杀性袭击的恐怖分子自己说，促使他们投身此事的原因即使有对来生的期盼，分量也都不大。所以说，尽管对美好来世的期待有可能打破成本收益的均衡点（让人更难想象无神论者会成为人体炸弹），但这肯定不是唯一的心理动机。

    人类学家斯科特·阿特兰（Scott Atran）对失败的自杀性恐怖袭击者和准备进行自杀性袭击的恐怖分子进行了采访，批驳了很多对他们的误解。与一般人们认为的无知、贫困、空虚和精神疾病相反，自杀性袭击恐怖分子往往受过良好的教育，出身中产阶级，有道德感，没有明显的精神疾患。阿特兰总结说，他们的动机中很大一部分来自亲缘裙带性利他主义。[204]

    泰米尔猛虎组织的案例相对直观。他们使用相当于督战员式的恐怖分子，这些人挑选自杀攻击的方案，恐吓执行者如果逃跑就杀死家人。[205]哈马斯和其他巴勒斯坦恐怖组织的方式略有不同，他们用胡萝卜取代大棒，向自杀性袭击执行者的家庭按月送上丰厚的补贴，外加一次性的赠款以及社区内受人尊重的地位。[206]虽然一般来说人们不会认为极端行为有助于生物的适应性，但人类学家阿龙·布莱克韦尔（Aaron Blackwell）和劳伦斯·杉山（Lawrence Sugiyama）都认为，在巴勒斯坦，自杀性恐怖袭击确实与生物的适应性有关。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因为新娘的价格高昂，很多男人很难娶到妻子，他们被限于堂兄妹结婚。一夫多妻占据了许多婚龄女子，还有很多女孩子嫁给以色列的富有的阿拉伯人。布莱克韦尔和杉山发现，99%的巴勒斯坦自杀性恐怖分子是男性，86%未婚，81%至少有6个兄弟姐妹，其家庭规模大于巴勒斯坦的家庭平均规模。把这些数据和其他数据代入一个简单的人口模型后，他们发现，一个自杀性恐怖分子，能够得到足够的金钱给家庭里的其他兄弟娶妻，他个人的牺牲能换来家族繁衍的机会。

    阿特兰发现，有些自杀性恐怖分子不需要这样的直接激励。招募死士的最强有力的动机就是找到一伙亲密无间的兄弟。恐怖分子的小集团开始通常是一些没有固定职业的单身汉帮派，他们一起混迹于咖啡馆、宿舍、足球俱乐部、发廊或网上聊天室，能够盟誓彼此忠诚，让他们的生活突然有了新的意义。每一个社会的年轻人为了证明自己的勇敢和忠诚，都要干些愚蠢的事情，因为他们认为同伙会觉得这样做很酷。[207]（我将在第8章再回到这个议题。）宗教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对团体的承诺，不仅是许诺进入天堂，还有将一己之身融入一次十字军东征、一种召唤、一个梦想或者一场圣战那种精神上的敬畏感。宗教还可以赋予一项事业以神圣价值，它至高无上，甚至高于生命。[208]这种效忠会在复仇的烈焰中白热化，这就是为什么伊斯兰激进武装分子发誓要对穆斯林在世界上任何时期任何地方受到的伤害和羞辱给以报复，甚至象征性的事件也不能放过，比如在神圣的穆斯林土地上出现异教徒的士兵。阿特兰在向美国参议院委员会做证的时候说：

    从2004年在马德里引爆列车，2005年在伦敦地铁从事杀戮，2006年和2009年试图在美国航线上炸毁客机，以及长途跋涉到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也门或者索马里参战与异教军人对峙的年轻人来看，你能看到他们崇拜什么样的偶像，他们是怎样被组织起来的，什么把他们团结在一起，什么是他们的动力；你能明白，对这些当今世界最残忍的恐怖分子而言，《古兰经》或宗教教义并非他们为之献身的事业，召唤他们的是赢得同伴的赞赏和尊重，以及通过朋友赢得世界的永久敬意和纪念，这些都是他活着的时候永远不可能享有的……圣战组织是一个内部平等、机会均分的雇主……兄弟情深、速战速决、激动人心、充满荣耀，还非常酷。任何愿意动手用裁纸刀割下巨人歌利亚首级的人都受到欢迎。[209]

    在激进浪潮中，当地伊玛目的作用很小，因为这些要翻天覆地的年轻人不会听从社区领袖的指导。基地组织更像一个全球化品牌，引导出一个分散的社交网，而不是中央控制的招募机构。

    * * *

    第一次近距离观察这些恐怖分子，给人的感觉非常压抑，因为我们看到的是一条九头蛇，既不能斩一首而破全局，也无法攻入它的体内。但是，请记住，所有恐怖组织的规律都是一个向下的弧线，是注定要灭亡的。那么，是否有任何迹象显示伊斯兰恐怖分子已经开始走向灭亡？

    答案显然是肯定的。在以色列，对平民的不断袭击产生了在世界其他地方出现过的效果：彻底打消了人们对这些袭击组织的同情和做出让步的意愿。[210]在第二次巴勒斯坦人大起义开始之后，特别是在2000年亚西尔·阿拉法特拒绝了《戴维营和平协议》不久，巴勒斯坦的经济和政治前景越来越黯淡。克罗宁说，从长期看，自杀性恐怖主义是非常愚蠢的战术，因为这让受攻击的国家不再愿意宽容对待社会中的少数族裔，因为他们无法辨别谁是装着引信的炸弹。虽然国际社会谴责以色列修建安全防护墙，但是克罗宁注意到，其他受到自杀性袭击的国家采取了同样的防护措施。[211]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领导人最近开始放弃暴力，将自己的精力用于改善政府管治，而巴勒斯坦的活跃团体也转向抵制、公民不服从、和平抗议和其他形式的非暴力抵抗活动。[212]他们甚至动员了拉吉莫汉·甘地（莫罕达斯·甘地的孙子）和马丁·路德·金三世做出支持他们的姿态。虽然现在还无法知道巴勒斯坦人的战术转折点在哪里，但放弃恐怖主义早已不是什么史无前例的新闻。

    人们最关注的还是基地组织的命运。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马克·萨奇曼（Marc Sageman）长期关注基地组织的动向。根据他的记录，2004年基地组织对西方进行了10次较大的恐怖袭击，主要是对入侵伊拉克的反应，但到2008年，类似的袭击只有3次。[213]不仅基地组织在阿富汗的基地溃不成军，领导人被击毙（包括本·拉登本人在2011年被击毙），伊斯兰世界对基地组织的支持一路下沉，而对它的反感越来越大。[214]在过去6年中，越来越多的穆斯林对他们所看到的野蛮行径感到厌恶。正如克罗宁所说，除了暴力，正派也是一种有力的国际语言。基地运动的战略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泛伊斯兰哈里发，实际上是要以一个更加专制、更加政教合一的政权取代现有的专制和政教合一的政权，闭关自守并要对非伊斯兰信徒进行种族灭绝。当人们认识到这个目标的真正含义时，就开始对目标失去了兴趣。而像所有恐怖组织一样，寻求曝光度是一个致命的诱惑；基地组织最后也未能免俗，他们为了吸引眼球不惜滥杀无辜，甚至是滥杀成千上万的穆斯林同胞。2000年之后发生的巴厘岛夜总会袭击、约旦婚礼惨案、埃及旅游胜地凶杀、伦敦地铁爆炸案、伊斯坦布尔和卡萨布兰卡的咖啡馆爆炸案，都表明基地组织毫无意义地屠杀无辜，不论是穆斯林还是非穆斯林。被称为“伊拉克基地组织”（AQI）的运动已经被证明是最下三烂的恐怖运动，他们炸毁清真寺、集市、医院、排球比赛，甚至连葬礼也不放过；对敢于反抗他们的人凶残地施予断肢和斩首。

    现在，各个层面都在向圣战战士发动圣战。沙特和印尼这些曾经纵容极端分子的伊斯兰国家，也终于感到受够了，开始镇压国内的极端分子。基地运动的权威人士也开始抨击这场运动。2007年，本·拉登的导师之一，沙特的神职人员萨勒曼·阿勒奥达（Salman al-Odah）在一封公开信中谴责本·拉登“推行血腥和残忍的自杀性炸弹文化，把整个穆斯林社会和家庭带进毁灭的深渊”。[215]他毫不畏惧地批评本·拉登个人，说：“我的兄弟乌萨马，多少鲜血在流淌？以基地组织的名义，多少无辜的人——孩子、老人和妇女被杀死了？背负这成千上万甚至上百万人的性命去见全能的真主，你会很幸福吗？”[216]他的控诉引起一片共鸣：在伊斯兰组织和各大电视网络的网页上，2/3的留言支持阿勒奥达，他还向热情的英国穆斯林青年发表了讲话。[217]沙特的大穆夫提阿卜杜拉兹·艾尔·阿什-谢赫（Abdulaziz Ash-Sheikh）在2007年正式发布裁决令，禁止沙特人参加外国的圣战，并谴责本·拉登和他的密友“为了他们自己的政治和军事目的，将我们的年轻人变成人体炸弹”。[218]同年，另一位基地组织的元老、埃及学者萨伊德·依曼姆·艾尔·沙里夫（即人们所说的法德尔医生）出版了一本名为“圣战的合理化”的书，他解释说：“近些年，违背伊斯兰法的做法玷污了圣战……这些人以圣战之名杀害成百上千的人，包括妇女和孩子、穆斯林和非穆斯林！”[219]

    阿拉伯世界同意这些宗教领袖的立场。2008年，圣战者网站组织了一场与主持基地组织日常行动的领袖阿伊曼·阿尔·扎瓦西里的在线问答。有人提问：“对不起，扎瓦西里先生，但是在阁下的祝福下，谁在杀害巴格达、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的无辜人民？”[220]伊斯兰世界各地的民意调查都说明民众感到愤怒。2005—2010年，在约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和孟加拉这些国家中，民调中支持人体炸弹和其他针对平民的恐怖袭击的人数直线减少，大约只剩下10%。即使是10%这个数字也够惊人了，整理这些数据的政治学家法瓦兹·盖尔盖斯（Fawaz Gerges）提醒人们注意，在美国的民意调查中，不少于24%的人认为“有意针对平民的轰炸或其他形式的袭击经常或者有些时候是有道理的”。[221]

    更重要的是战争地区的民意，这些人民是恐怖分子的民意基础。[222]在巴基斯坦的西北边境省，仅在2007年下半年的5个月内，基地组织的支持率就从70%下降到只有4%。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前总理贝娜齐尔·布托（Benazir Bhutto）遭自杀式炸弹袭击的反应。在当年的选举中，伊斯兰极端分子得票仅占全国选票的2%，仅为2002年的1/5。2007年美国广播公司（ABC）和英国广播公司（BBC）联合在阿富汗进行的民调显示，对极端圣战派的支持一路狂跌到只有1%。[223]2006年，伊拉克逊尼派穆斯林的大多数，库尔德人和什叶派穆斯林的绝大多数都反对“伊拉克基地组织”。到2007年12月，他们100%地反对基地组织针对平民的恐怖袭击。[224]

    民意的变化能否转化为暴力的减少呢？恐怖分子依赖民众的支持，所以民意向背将会影响到暴力的水平。2007年，伊斯兰世界对恐怖主义的看法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这一年也是伊拉克自杀性袭击的转折点。根据“伊拉克死亡调查”组织（Iraq Body Count）的记录，2007年，伊拉克每天发生21起汽车炸弹和自杀性袭击，而到2010年，为每天不到8起。虽然数量还是非常多，但局势在好转。[225]伊斯兰世界态度的变化并不是进步的唯一原因，2007年上半年的美军增兵和其他军事调整也起到了遏制暴力的作用。但是，一些军事行动的进展本身取决于人民态度的变化。萨德尔的“马赫迪军”——一支伊拉克什叶派军事武装在2007年宣布停火；在被称为“逊尼觉醒”的运动中，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弃暗投明，从反抗美国支持的伊拉克当局，变为参与清剿伊拉克基地组织。[226]

    恐怖主义是一种战术，不是意识形态，也不是一个政权，我们永远也不可能打赢一场“反恐战争”，更不可能实现G. W.布什总统更大的目标——“扫清世间恶魔”（这两条都是小布什总统在“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发表的演讲中提出的）。在媒体全球化的时代，总会有一个意识形态狂在某个角落里培植不满和怨怼，投资恐怖主义，以期以一笔成本有限的暴力，给世界制造巨大的恐惧，也总会有一伙结义兄弟愿意为了情谊和荣耀甘冒生命危险从事恐怖活动。在发生大规模叛乱时，如果叛乱分子采取恐怖主义战术，很可能给平民和社会造成深重的损失，而核武恐怖主义的假想威胁赋予“恐怖”一词以新的含义（我将在本章的最后一节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无一例外，恐怖主义运动自身都带有自我毁灭的种子。

    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

    “新和平”是指20多年前冷战结束之后，战争、屠杀和恐怖主义在数量上减少的过程。新和平没有“长期和平”那样长的历史，也不像“人道主义革命”那样具有革命性，更不曾以“文明的进程”的形式横扫文明世界。而最令人关切的问题是，它是否能够持续下去。虽然我有信心认为在我有生之年，法国和德国不会交战，烧猫取乐和轮刑虐待不会重返文明社会，人们在晚宴之际也不再会习惯性地拿着切牛排的餐刀互相捅来捅去，甚至割掉对方的鼻子，但对于世界是否不会再发生武装冲突，任何审慎的观察者都没有信心下此断言。

    有时候人们问我：“你怎么能够知道明天不会发生一场战争（或者大屠杀，或者恐怖袭击），从而彻底颠覆你的整个理论？”提出这样的问题说明提问者没有明白本书的观点。本书的观点不是说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宝瓶座时代”，即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永远和平、自由、博爱。本书强调的是，世界上的暴力呈现绝对的下降趋势以及理解这个趋势的重要性。暴力减少的原因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文化背景下，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条件发生了特定的变化。如果这些条件出现逆势变化，暴力就会重新回头。

    我们的世界生活着形形色色的人。幂律分布的统计结果和过去200年的历史事件都告诉我们，少数暴徒就可以给世界带来巨大的灾难。在当今世界的60亿人口中，如果哪一个狂人拿到了一颗流失的核弹，他一个人就能够制造天文数字的损失。但是，即使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还是需要解释为什么凶杀率下降至原来的1%，为什么奴隶买卖和债务人监狱消失了，为什么苏联和美国没有为古巴开战，姑且不论加拿大和西班牙为何不曾为平鱼纠纷打得头破血流。

    本书的目的是要解释过去的历史和现实中的事实，而不是要预卜假想的未来。如果你坚持要问，科学的本质不就是给出可证伪的预测吗？理解过去的意义不就是为了推断未来吗？啊哈，好吧。我做出一个预测，在今后10年，爆发一年内死亡10万人的大型暴力冲突，或者事件总死亡超过百万人的可能性是9.7%。我是怎么得到这个数字的？是啊，这个数字很小，小到在直觉上就是“不太可能”，但是又没有小到如果真的发生这样的事件，就证明我的预测完全错误。当然，我的观点是，对于单个事件，例如在今后10年发生大规模暴力冲突而言，科学预测的概念毫无意义。如果我们可以有几个平行的世界进行观测，对哪个世界发生了什么和没有发生什么进行统计和分析，是否能进行科学预测才可以另当别论。

    但事实是，我们只有一个世界，而我不知道在未来几十年里世界会发生些什么。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像我一样谨慎。如果你在网络上查询“即将发生的战争”（the coming war）这个字符串，能得到200万条结果，与其联组的内容是“对伊斯兰”“对伊朗”“对中国”“对俄罗斯”“在巴基斯坦”“伊朗和以色列”“印巴之间”“对沙特阿拉伯”“对委内瑞拉”“在美国”“在西方国家之间”“为地球资源”“气候原因引发”“为水资源”“与日本”（最后这个预测的发布时间是1991年，你也许会觉得人们从此应该在这个问题上更谦逊一些）。像《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起火的世界》（World on Fire）、《第四次世界大战》（World War IV），还有我最喜欢的《命中注定》（We Are Doomed）这些著述，只看书名就能感到作者的自信。

    谁知道呢？也许他们是对的。在本章余下的部分中，我的目标是要指出他们的错误。我们不是第一次听到注定灭亡的警告了。专家发出过各种终结人类文明的警告：毒气弹、热核武器、苏联入侵西欧、世界有核国家达到两位数、复仇主义的德国、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城市内超级少年暴力犯罪泛滥成灾、石油短缺引发世界大战、印巴核战争、每周都会发生“9·11”恐怖袭击事件规模的恐怖袭击。[227]我将在本小节探讨“新和平”面对的四种威胁——与伊斯兰文明的冲突、核恐怖主义、伊朗的核武器和气候变迁；每一种威胁都有“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两种可能性。

    * * *

    伊斯兰世界显然没有融入暴力减少的大潮流。20多年来各大新闻报道充斥着以伊斯兰的名义实施的野蛮杀戮，这让西方人闻之变色。这些事件有1989年宗教领袖向萨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发出的追杀令，仅因为他在一部小说中描写了穆罕默德；2002年，尼日利亚判决一个未婚先孕的女子死刑，行刑方式是石刑；2004年，荷兰电影制片人提奥·凡高（Theo Van Gogh）被尖刀刺死，因为他制作了一部关于阿亚安·希尔西·阿里（Ayaan Hirsi Ali）的电影，讲的是伊斯兰国家妇女的处境；2005年，丹麦报纸刊登了时政漫画，对伊斯兰先知有所不敬，许多城市发生血腥的骚乱；一位在苏丹任教的英籍小学教师被监禁并面临被施鞭刑的威胁，因为她允许她的学生给一只玩具熊取名穆罕默德；当然还有“9·11”恐怖袭击事件，事件中19名穆斯林杀害了近3000名平民。

    西方人心目中的伊斯兰世界嗜好西方人早已唾弃的暴力，这不仅仅是伊斯兰恐惧症或者东方主义，而且有数字的支持。虽然世界人口的近1/5是穆斯林，大约1/4的国家以穆斯林为主，但2008年世界上所发生的武装纠纷和叛乱中一半以上是在伊斯兰国家。[228]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与非伊斯兰国家相比，伊斯兰国家强迫更多的公民参军。[229]美国国务院恐怖主义组织名单的2/3是伊斯兰组织。2008年，在能够知道凶手的被恐怖分子杀害的人中，有近2/3死于逊尼派恐怖分子之手。[230]

    伊斯兰国家无视民主化的大潮，只有大约1/4的伊斯兰国家有民选的政府，而这些民选过程大多非常不规范。[231]他们的领袖通常都是高票当选，得票率之高往往令人发笑。他们一旦大权在握，就将对手关进监狱，宣布反对党非法，解散议会，取消选举。[232]人口众多、贫困、石油资源丰富这些导致专制的风险因素绝非伊斯兰国家所特有。即使在回归分析中设定这些因素不变，结果还是穆斯林人口比重越大的国家，人民的政治权利越少。[233]政治权利在很大程度上与暴力相关，因为这种权利意味着人们是否可以自由地演说、写作和集会，而不被关进监狱。

    许多伊斯兰国家的法律和惯例似乎还没有经历过人道主义革命。根据大赦国际的资料，有近3/4的伊斯兰国家执行死刑，相比之下，非伊斯兰国家中只有1/3还有死刑；许多伊斯兰国家仍然使用石刑、烙刑、剜目和砍手、挖舌，甚至还在使用上十字架等残酷刑罚。[234]每一年，伊斯兰国家都有1亿多女孩子被施以阴部割礼；当她们长大后，如果她们的父亲、兄弟或被强加给她们的丈夫不高兴，她们可能会被硫酸毁容，或者直接被杀死。[235]伊斯兰国家是最后废除奴隶制的国家（最后的两个例子是1962年的沙特阿拉伯和1980年的毛里塔尼亚）；而在伊斯兰国家，至今仍有人口买卖。[236]在许多伊斯兰国家，巫术不仅在字面上是犯罪，而且在现实中仍被起诉和判刑。比如，2009年，沙特阿拉伯判处一名男子有罪，因为在他随身携带的电话簿上有家乡厄立特里亚文字的字母，而在沙特警察眼中，这都是些诡异神秘的符号。他为此领受了300下鞭笞，外加3年多的监禁。[237]

    在伊斯兰世界，不仅宗教迷信鼓励暴力，畸形发达的荣誉文化更是推崇暴力。政治学家哈立德·法塔赫（Khaled Fattah）和K. M.菲尔克（K. M. Fierke）记录了伊斯兰极端组织中流行的“耻辱话语”。[238]在伊斯兰遭受屈辱的清单上有十字军、西方殖民主义、以色列的存在、美军踏足阿拉伯领土、不争气的伊斯兰国家——西方文明要对此承担一切责任，而所有这些都是对伊斯兰的侮辱，也都是向西方国家不由分说地报仇雪恨的许可证，当然复仇的对象还要算上那些思想不纯正的伊斯兰领袖。伊斯兰激进分子的意识形态中具有典型的种族灭绝倾向：历史是一场暴力斗争，最后光辉的顶点将是消灭一切人类中不可救赎的恶人。基地组织、哈马斯、真主党和伊朗政权的发言人都曾经妖魔化敌对势力——犹太复国主义、异教徒、十字军、多神教，他们都提到末日式大灾难和随之而来的乌托邦，并以此证明应该屠杀整个以色列民族，荡平整个美国，杀光一切侮辱过伊斯兰教的人。[239]

    历史学家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不是唯一一个提出疑问的人——“错在哪里？”2002年，联合国资助的一个阿拉伯知识分子组成的委员会发表了措辞坦率的《阿拉伯人权发展报告》，它被称为“阿拉伯人谈阿拉伯人”。[240]报告中记载了阿拉伯国家的政治迫害、经济落后、压迫妇女、遍地文盲、自我孤立于世界思想潮流之外。在报告发表时，整个阿拉伯世界出口的制成品少于菲律宾一个国家，互联网连线的水平低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每年注册的专利数量相当于韩国的2%，翻译成阿拉伯文的图书相当于翻译成希腊文的图书的约1/5。[241]

    事情并非向来如此。在中世纪，伊斯兰文明毫无疑问比基督教文明更优雅、更精美。当欧洲人绞尽脑汁设计酷刑刑具的时候，穆斯林则在忙于保存古希腊文化，吸收来自印度和中国的知识，在天文、建筑、测绘、医药、化学、物理和数学上领先于世。这个辉煌时代的标志之一是“阿拉伯数字”（源自印度）和大量外来词，比如酒精、代数、炼金术、碱、方位、蒸馏器和运算法则。正像西方在科学上远远落后于伊斯兰世界，它在人权方面也是后知后觉。刘易斯认为：

    在宽容方面，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伊斯兰都不如过去两三百年中发展起来的西方民主制度，但它远远优越于在此之前的基督教和前基督教的社会和政权。在伊斯兰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能够与西方相比的对其他信仰和非信徒的解放、容忍和融和，但是，也从来没有过能和西班牙驱逐犹太人和穆斯林、宗教裁判所、对异教徒的公开判处和公开火刑、宗教战争，以及最近对儿童性侵犯的默不作声相比的罪恶。

    为什么伊斯兰教丧失了领导地位，没能出现理性时代、启蒙运动和人道主义革命？一些历史学家指出《古兰经》中好战的段落，但与我们自己的种族灭绝经文相比，它们不足一提，即使使用一些巧妙的注释和深度发展中的准则，也不能误导公众视听。[242]

    刘易斯的观点是，伊斯兰世界一直没有经历政教分离。穆罕默德不仅是一位精神领袖，还是一位政治和军事首领，直到最近，也没有多少伊斯兰国家明白区分世俗和神圣之间差别的概念。当每一个潜在的新知识都要经过宗教的滤镜，社会就丧失了吸纳和融合新思想的机会。刘易斯回顾了伊斯兰的历史，当古希腊的哲学和数学典籍被翻译成阿拉伯文的时候，古希腊的诗歌、戏剧和历史却没有被介绍给阿拉伯世界。而当穆斯林自己发展了丰富多彩的文明史之后，他们不再对亚洲、非洲和欧洲邻国，以及他们自己敬拜自然神的祖先有任何好奇心了。古伊斯兰文明的继承人奥斯曼帝国拒绝接受机械钟表，拒绝统一度量衡，拒绝实验科学，拒绝现代哲学，拒绝翻译诗歌和小说，拒绝资本主义的金融工具，更重要的也许是，它拒绝印刷出版技术。阿拉伯语是《古兰经》的语言，因此印刷阿拉伯语被视为亵渎。[243]在本书的第4章，我猜测说识字市民组成的都市催生了欧洲的人道主义革命，因为它拓展了人们的共情圈，并为自由人文主义提供了滋生的思想土壤。也许，宗教的传统势力阻碍新思想进入伊斯兰文明的中心，将它束缚在相对缺少自由的发展阶段。好像是为了证明这一揣测的正确性，伊朗政府在2010年限制大学中学习人文科学的学生人数，理由是最高宗教领袖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Ayatollah Ali Khameini）认为，学习人文科学“助长对宗教原则和信仰的怀疑和不解”。[244]

    无论有什么样的历史原因，西方世界和伊斯兰世界之间横亘着巨大的鸿沟。根据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的著名理论，这一鸿沟将我们带进世界历史的新时代：文明的冲突。他写道：“欧亚文明之间巨大的历史断裂线再次燃起熊熊烈焰。”“这一次冲突的分界明显是沿着从西非一直到中亚的新月形伊斯兰国家集团的边界。暴力的一方是穆斯林，另一方是巴尔干的塞尔维亚东正教徒、以色列的犹太人、印度的印度教徒、缅甸的佛教徒和菲律宾的天主教徒。伊斯兰教有着血腥的边界。”[245]

    虽然文明冲突论的惊人之语在时评家中很受欢迎，但很少有研究国际政治的学者接受这个概念。在世界的种种血腥冲突中，有相当大一部分发生在伊斯兰国家之间和伊斯兰国家内部（比如20世纪80年代的两伊战争和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还有相当大一部分发生在非伊斯兰国家之间或者非伊斯兰国家内部。作为对当今世界暴力现状的简单总结，这是否也能算是一种文明的断裂线？而且，尼尔斯·彼得·格莱迪奇和哈尔瓦德·比海于格已经指出，在过去20年中，尽管伊斯兰国家在全球武装冲突和叛乱中所占的比重不断增加，从20%上升到38%，但这并不意味着冲突的数量增加了。如图6-12所示，伊斯兰世界的冲突数量保持在一个不变的水平，而世界其他部分越来越和平了，也就是进入了我所说的“新和平”阶段。

    更重要的是，我们无法用一个伊斯兰文明的概念笼统地概括13亿自称穆斯林的男男女女，他们生活的国家差异如此之大，比如马里、尼日利亚、摩洛哥、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孟加拉和印度尼西亚。而按照大陆和国家来划分伊斯兰世界也非常不妥。西方人的头脑里有两个扭曲的范式，他们一直据此理解何为伊斯兰：一是总会占据新闻头条的发布追杀令和号召圣战的疯子，一是统治这些疯子的、被石油资源诅咒的专制政权。西方人的成见中几乎见不到迄今为止一向沉默或大部分时间保持沉默的穆斯林大多数。难道近几十年来席卷世界的自由主义浪潮真的完全没有波及13亿穆斯林吗？

    图6-12 1990—2006年伊斯兰国家和世界的冲突统计

    资料来源：数据来自格莱迪奇，2008年。“伊斯兰冲突”涉及伊斯兰国家或伊斯兰反对派运动，或者两者兼有。哈尔瓦德·比海于格从乌普萨拉战争数据库和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数据库收集的数据，并对伊斯兰冲突的数据进行了独到的处理。

    2001—2007年，盖洛普在拥有90%的世界穆斯林人口的35个国家进行了大规模民意调查，我们也许能够从中找到部分答案。[246]民调结果显示，大部分伊斯兰国家不会在近期成为世俗化的自由民主国家。埃及、巴基斯坦、约旦和孟加拉的大部分受访者告诉民调工作人员，伊斯兰教律法作为伊斯兰法背后的原则，应该是他们国家立法的唯一根据；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认为，伊斯兰律法至少应该是立法根据之一。另一方面，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圣经》应该是立法的依据之一，但可以假定他们并不是说在礼拜日工作的人应该被处以石刑。宗教有赖于含义模糊的寓言和其他形式的无恶意的伪善，以及对从不阅读的文本怀有的情绪化的忠诚。就像美国人信奉《圣经》，伊斯兰人信奉伊斯兰律法，更多是将其视为表明道德立场的象征；他们认为德行是自己文化中最优良的部分，他们并非真的想看见通奸犯被乱石砸死。在实践中，人们也可以从自由派的角度创造性地解读伊斯兰律法，寻找权宜之计，而且经常能够战胜严厉的原旨派。（在尼日利亚，从来没有妇女被执行死刑。）在大多数穆斯林眼中，伊斯兰律法和民主制度毫无抵触。的确，尽管人们对伊斯兰律法怀有崇敬，但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宗教领袖不应承担指导起草国家宪法的工作。

    虽然大部分穆斯林不信任美国，但并不是全然对西方怀有敌意，也不是绝不接受民主的原则。许多穆斯林感觉美国不是真想在伊斯兰世界传播民主，而他们有自己的理由：美国一直在支持埃及、约旦、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的专制政权，拒不接受哈马斯在巴勒斯坦领土内的选举结果；1953年，美国帮助推翻了伊朗经民主选举产生的摩萨台政府。穆斯林对法国和德国的态度要好得多。20%~40%的人说他们羡慕西方文化中“公平的政治制度、尊重人的价值、自由和平等”。超过90%的人愿意本国的宪法能够保障言论自由，相当多的人支持宗教信仰自由和集会自由。而且，在主要伊斯兰国家，两性中绝大部分人认为妇女应该有权独立自主地投票，自由择业，享有和男性一样的法律权利，并且可以在政府中担任高官。我们也已经看到，伊斯兰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拒绝接受“9·11”恐怖袭击事件。在盖洛普民调中，即使在2007年基地组织的声望发生逆转之前，也只有7%的回复赞同“9·11”恐怖袭击事件。

    政治暴力的动员情况如何？马里兰大学的一个小组研究了北非和中东102个穆斯林草根组织的目标，他们发现在1985—2004年，主张暴力的组织其比重从54%下降到14%。[247]而承诺进行非暴力抗议的组织是原来的3倍，参与选举政治的组织是原来的2倍。这些变化都是促成图6-11中恐怖主义活动死亡率曲线下行的原因。在我们日常阅读的新闻中，关于埃及和阿尔及利亚的恐怖暴力事件的报道要比几年前少很多。

    伊斯兰的孤立隔绝受到多重自由力量的冲击，比如半岛电视台这样的独立新闻机构，海湾国家中美国大学的校园，包括社交网站在内的互联网的渗透，经济全球化的诱惑，非政府组织；而在伊斯兰社会内部，要求给予妇女权利的压力由来已久，再加上西方盟国的推动。僵化的保守派也许会继续抵抗一切新思想，试图将伊斯兰社会永远封固在中世纪。但是，他们也许会有所改变。

    2011年年初，一场风起云涌的抗议运动推翻了突尼斯和埃及的当权者，并直接威胁到约旦、巴林、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的政权。结果难以预料，但是示威者几乎全部是非暴力和非伊斯兰主义的，他们所表达的愿望是民主、廉洁的政府和经济发展，而不是全球圣战、恢复哈里发和杀光异教徒。但即使人心思变，我们还是可以想象，任何一个伊斯兰主义的暴君或者激进的伊斯兰革命团体仍然能够将大众拖入灾难性的战争。但更大的可能性是“下一场与伊斯兰的战争”永远也不会发生，伊斯兰国家不可能联合一致对抗西方：它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作为一个文明，它们对我们的文明没有敌意。有些伊斯兰国家，比如土耳其、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正在走向自由民主。有些国家将继续被“狗娘养的”统治，不过这些统治者都是我们自己的“狗崽子”。还有一些将继续在重重矛盾中尝试伊斯兰律法下的民主制。没有一个国家会被基地组织的意识形态占据。如此，对“新和平”的可预见的危险还剩下三个：核恐怖主义、伊朗政权和气候变迁。

    * * *

    虽然常规的恐怖主义正如约翰·克里不小心溜出口的话，是一种可控的小麻烦，对我们的生活不构成颠覆性的威胁，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核武器的恐怖分子将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一次核恐怖袭击将造成数百万人死亡，这种前景不仅在理论上有可能，也符合恐怖主义的统计规律。计算机科学家阿龙·克劳塞蒂（Aaron Clauset）、马克斯韦尔·扬（Maxwell Young）和政治学家克里斯蒂安·格莱迪奇将11 000次恐怖袭击造成的死亡数字代入双对数坐标，结果显示它们呈一条平滑的直线。[248]恐怖袭击也遵循幂律分布，也就是说，其产生机理是，极端事件的可能性极小，但并非绝对不可能。

    他们三人提出了一个简单的模型，触发战争的因素不过是一套指数；这与让-巴普蒂斯特·米歇尔和我提出的战争模型有些相像。恐怖分子筹划恐怖袭击的时间越长，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越多，二者呈指数级数增加；如果准备的时间翻一番，制造的死亡翻两番。可以肯定，单个自杀性恐怖分子的行动制造的死亡通常以个位数计，计划所需要的时间只是几天或者几个星期。2004年马德里列车爆炸案的受害者大约为200人，筹划时间约6个月；“9·11”恐怖袭击事件的死难人数为3000人，基地组织为此筹谋了2年之久。[249]但恐怖分子的时间不是他们自己的，每拖长一天，计划被干扰、终止或者仓促出手的可能性就增大一分。如果可能性是一个常数，谋划的时间则呈指数分布。（前面提到过，克罗宁表示，恐怖组织的消亡之快就像秋后的苍蝇，完全符合指数曲线。）一方面是指数增长的危险，另一方面是指数下降的成功机会，我们又看见一个幂律分布，拖着一条令人不安的长尾。考虑到现实世界中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现状，宗教狂热分子为了虚妄的目标要制造空前伤亡的意志，我们应该能够想象到发生长期筹划的阴谋可能制造数目巨大的死亡。

    统计模型不是算命的水晶球。即使我们能够根据现有数据连成的曲线进行推断，在长尾部分的大规模恐怖袭击仍然是极小概率事件（尽管不是绝对不可能）。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做这样的推断。在现实中，每当进入幂律分布的长尾，数据点就开始异动，或者散落在幂律线的两侧，或者将幂律线弯曲到概率极低的水平。恐怖主义危害的统计域值提醒我们，不能排除发生最坏的情况，但它没有告诉我们发生最坏情况的概率有多大。

    请问，在今后5年内，发生下述情况之一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呢？（1）一个主要发达国家的领导人遇刺身亡；（2）核弹在一场战争或一次恐怖袭击中被引爆；（3）委内瑞拉和古巴参与及支持一个或数个拉美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起义运动；（4）伊朗向恐怖组织提供用于袭击以色列和美国的核武器；（5）法国放弃核武器。

    我在一个网页上向177个网民提供了15个这样的场景，请他们就发生这些场景的可能性进行评估。认为将会发生引爆核弹（场景2）的中值是0.20；认为可能发生恐怖组织从伊朗得到核弹，并在美国或以色列引爆核弹的中值是0.25。超过半数的答卷人认为发生后一种场景的可能性大于前一种。为此，他们在概率统计方面犯了一个非常低级的数学错误。多个事件结合同发（事件A和事件B同时发生）的概率不可能大于其中单个事件的发生概率。你抽到一张红桃牌的概率一定低于你抽到一张桃牌的概率，因为就抽中桃牌的概率来说，除了红桃之外，你还可能抽到黑桃。

    特沃斯基和卡尼曼表示，包括统计学家和医学研究人员在内的大多数人都会犯这样的错误。[250]举例说，34岁的比尔相当聪明，但缺乏想象力，有强迫症，并且很沉闷。上学时他的强项是数学，但在艺术和人文学科上成绩平平。如此，比尔吹爵士萨克斯管的可能性有多大？比尔成为一位会计师同时又吹萨克斯管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很多人认为后一个情况的可能性高于前一个，这简直是荒谬，因为吹萨克斯管的会计肯定少于吹萨克斯管的人。在判断可能性的时候，人们往往依赖自己生动的想象力而不是思考事物本身的规律。比尔的性格符合人们对会计师的印象，但他显然不具备萨克斯管演奏家的素质，而我们的直觉总是追随我们脑子中的印象。

    这种心理学家所说的“结合谬误”（conjunction fallacy）扰乱了很多推理过程。陪审团不会轻易相信一个做黑道生意的人杀死了他的雇员，但却更容易相信他为了封口而杀死知道底细的雇员。（法庭辩护律师靠这种谬误吃饭，他们在案情中添加各种相关的细节，给陪审团描画出一个个生动的画面，尽管从数学意义上讲，每一个附加的细节，都只能让他们所说的场景更不可能发生。）当人们不是简要陈述某种小概率事件（比如石油消费将要下降），而是将它们和一些响亮的理由拉扯在一起（比如说石油价格上升将导致石油的消费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专业的市场预测师也会高估此事件发生的可能性。[251]再比如，人们总是情愿花更多的钱购买恐怖袭击空难保险，而不愿意多花钱购买一揽子的空难保险。[252]

    你应该能够看出我的结论了。伊斯兰恐怖分子在黑市上或者从流氓国家手中拿到原子弹，然后在人口稠密的都市引爆核装置的情景，在我们脑海里栩栩如生，难免浮想联翩。假使我们没有这等想象力，影视娱乐业也会为我们制作出《真实的谎言》（True Lies）、《惊天核网》（The Sum of All Fears）、《24小时》（24）这样的惊悚大片。故事的展开简直天衣无缝，很容易让我们高估事件的可能性，尽管如果我们仔细思索一下导致灾难的每一个步骤，得出各种概率的乘积，很可能会有另一种判断。这就是为什么在我的问卷调查中，如此之多的人认为伊朗支持的核恐怖袭击的概率高于一般核袭击。问题不在于核恐怖袭击不可能或者是极其不可能发生。除了严谨的风险分析师外，其他人估测的此类概率总是趋于过高。

    我所说的“过高”是什么意思呢？在我看来，任何“确定的”和“更有可能的”都是过高的估计。物理学家西奥多·泰勒（Theodore Taylor）在1974年宣称，到1990年，我们将不再可能阻止恐怖分子发动一场核攻击。[253]1995年，当时全世界在核恐怖主义危险问题上最活跃的活动家格雷厄姆·阿利森（Graham Allison）写道，在当时的环境中，很可能在10年之内发生以美国为目标的核袭击。[254]1998年，反恐专家理查德·佛肯拉斯（Richard Falkenrath）在文章中说：“肯定，越来越多的非国家实体将有能力获得并使用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255]2003年，美国联合国大使约翰·内格罗蓬特判断，“很有可能”在两年内发生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袭击。而到2007年，物理学家理查德·加温（Richard Garwin）估计，每年发生核恐怖分子袭击的可能性是20%，或者说，到2010年之前发生核恐袭击的概率是50%, 10年之内发生核恐袭击的概率几乎是90%。[256]

    像电视台的天气预报员一样，评论家、政客、研究恐怖主义的专家有充分的动机强调最坏的情况。毫无疑问，夸大可能性，让政府感到紧张而进一步采取防范措施，严密管制核装置和核原料，监控和渗透有核恐意图的组织，这是很睿智的做法。高估风险总是比低估风险更安全，但这也有一个限度。为了搜查不存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发动成本高昂的伊拉克战争，显然超过了这个限度。事实证明，预告一场从来不会发生的灾难，丝毫无损于专家的信誉，因为没有人愿意冒险，让一枚装满放射物质的蛋在自己面前炸开花。[257]

    有少数几位勇敢的分析人员，比如穆勒、约翰·帕拉基尼（John Guinea Parachini）和迈克尔·莱维（Michael Levi），对各个灾难前景进行了彻底的分解。[258]首先，在四种所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中，有三种的破坏力远远低于老式的优质炸药。[259]放射性炸弹或称“脏弹”实际上就是在常规炸药外裹上一层放射性物质（比如可以从医用废料中得到的物质），它只能产生轻微和短暂的辐射，辐射变化的水平和一个人搬到高海拔的城市一样。化学武器只在封闭的空间内有效，比如地铁，否则会很快地消散，被风吹走，被阳光分解。即使在地铁中使用化学武器，也不如常规炸药更具杀伤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毒气弹造成的伤亡仅是总伤亡数的很小一部分。）生物武器能够制造疫情，但是开发和施放的成本非常之高，而且对那些在非专业实验室中的制作人员一样具有威胁。这就是为什么尽管生化武器远比核武器容易获得，但是过去30年中只发生了三次生化武器恐怖袭击。[260]1984年，罗杰尼希教教徒在俄勒冈州一个小城的餐馆的沙拉里投放沙门氏菌，导致751人食物中毒，但无人死亡。1990年，泰米尔猛虎组织在攻打一个堡垒时弹药供给不足，他们在附近的造纸厂找到一些氯气钢瓶，并在阵地前打开了气阀，这导致60人受伤，无人死亡。风很快将氯气吹向猛虎组织自己的阵地，从此他们知道这个东西非常不好玩。日本邪教奥姆真理教（Aum Shinrikyo）曾经连续失败了10次，最后在东京地铁成功释放了沙林毒气，杀害了12人。第四个案例是2001年美国发生邮寄炭疽病毒袭击，在媒体和政府部门工作的5名美国人遇害，最后发现这是一次杀人狂的行动，并不是恐怖分子的计划。

    只有核武器才配得上WMD（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几个字母。穆勒和帕拉基尼核对了各种声称恐怖分子几乎“就要”拿到原子弹的报告，发现所有的报告都是虚假的。在此类报告中，黑市上拉皮条购买核武的“兴趣”，演绎成正在实际发生的协商，一般性的描述发展成详尽的蓝图，东拉西扯的线索（比如伊拉克2001年购买铝管）被解释成发展核武项目的迹象。

    如果仔细检查核恐怖分子的每一条可能通道，我们会发现它们都通向死胡同。俄罗斯曾经对自己的核武贮备疏于保管，恐怖分子当时也许有过某种机会，但现在专家一致认为俄罗斯已经完善了制度，至今没有核武器流入中东的大巴扎。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Los Alamos Na-tional Laboratory）前主任斯蒂芬·扬格（Stephen Younger）曾经说过：“不论新闻报道里说过些什么，所有国家对它们手中核武器的安全都非常谨慎小心。”[261]俄罗斯在避免核武流入车臣和其他民族分离组织方面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巴基斯坦则对宿敌基地组织充满戒意。与流言相反，国际安全问题专家认为巴基斯坦政府和军队落入极端分子掌控的机会基本为零。[262]为了防止未经授权使用核武器，核装置都有复杂的连锁设计；如果没有适当的维护，大部分核武器会成为一堆带有放射性的废铁。[263]鉴于这些原因，奥巴马在2010年召集了47国核安全峰会，商讨如何防止恐怖分子提炼核裂变物质，例如钚和高浓缩铀，而不是紧盯核武器成品。

    偷窃核裂变物质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威胁，峰会上提出的防范措施显然十分明智和负责，早就应该如此办理。但是，我们还是不应该被车库里制造核弹的图景吓得失魂落魄，认为这是无法避免，甚至是极有可能的。对核原料的保护已经存在，或者正在准备实施，盗窃和走私核原料将越来越困难，一旦发现丢失，将发动全球追踪行动。制作一件核武器需要精密的工程和制造技术，绝非业余工匠力所能及。向美国总统和国会就大规模杀伤力武器提供咨询的“吉尔摩委员会”（Gilmore Commission），将制作原子弹称为“极为艰巨的”挑战，阿利森将原子弹描述为“又大又笨重、不安全、不可靠、难以预测、很可能不工作”。[264]更有甚者，筹备原料、专家和设备的过程充满风险，有可能被发现，还有可能发生各种背叛、欺诈、疏忽，最后还有可能走背运。莱维在他的著作《论核恐怖主义》（On Nuclear Terrorism）中开列了一张清单，说明恐怖分子必须要在这一系列事情上万无一失，才有可能实施核打击。莱维表示，“墨菲定律也适用于核恐怖：可能出错的地方一定会出错”。[265]穆勒提出恐怖分子发动核武袭击的20个障碍，如果某个恐怖组织有50%的机会克服每一个障碍，它获得成功的总概率是百万分之一。莱维用另外一种方法估算了核恐怖袭击的可能性，假定核恐怖袭击的障碍只有10个，清除每一个障碍的可能性是80%，核恐怖组织成功发动核打击的概率为1/10。这些还不是我们成为受害者的概率。一个恐怖组织要权衡各种方案，即使对核袭击做最乐观的估计，结论也许还是不如将资源用于成功可能性更高的计划。我必须再次强调，这些可能性绝不意味着核恐怖袭击是不可能发生的，而是说核恐怖袭击不是像某些人所坚信的那样急迫，那样不可避免，或者可能性极高。

    * * *

    如果现在的权威人士是值得信任的，那么你在阅读“新和平”这几个字的时候正在经历一场世界大战——甚至是伊朗发动的核战争的蹂躏。在我写作的此时此刻，围绕伊朗核能项目的紧张气氛正在加剧。伊朗已经提炼的铀足够制造核武器，并继续拒绝国际社会根据《防止核扩散条约》对其核能项目进行检查。伊朗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嘲笑西方领导人，支持恐怖组织，指责美国人导演了“9·11”恐怖袭击事件；他还否认纳粹的集中营，呼吁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掉”，并且祈求第十二伊玛目再次现身，这位伊斯兰救世主将带领世人进入和平和正义。有些伊斯兰什叶派解释说，这位救世主将在全世界陷入战争和混乱的时候降临。

    我们至少可以说，所有这一切实在令人不安；很多专家得出结论说，艾哈迈迪-内贾德是正在开发核武器的希特勒；一旦拥有核武器，或者他将直接对以色列进行核打击，或者他会将核武器送给真主党，让他们袭击以色列。即使情况没有这样可怕，他总可以借此恐吓中东国家，要他们俯首听命于伊朗的霸权。美国和以色列将不得不先下手轰炸伊朗的核设施，尽管这会引来经年累月的战争和恐怖活动。《华盛顿时报》 2009年的一篇社论这样说：“向伊朗开战已经不可避免。唯一的问题是，战争是否迫在眉睫？”[266]

    伊朗狂人很有可能发动核战争。但是，这种恐怖场景是否不可避免，或者是否有极高的可能性呢？一个人可以像艾哈迈迪-内贾德一样桀骜不驯，一样怀有玩世不恭的动机，但同时还可以想象世界仍有很多不那么糟糕的选择。约翰·穆勒、托马斯·谢林和其他外交事务分析家为我们设想了多重可能性，并得出结论说，伊朗的核武器不会导致世界的末日。[267]

    伊朗是《防止核扩散条约》的签约国，艾哈迈迪-内贾德一再表示伊朗的核项目仅用于能源和医学研究。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Khameini，他拥有比艾哈迈迪-内贾德更大的权力）在2005年发布裁决令，宣称伊斯兰禁止核武器。[268]如果伊朗政府继续发展核武器，也不会是历史上第一次有国家领导人红口白牙说瞎话。但是他们的大话说得太满，在全世界，包括他们所依赖的大国，如俄罗斯、中国、土耳其和巴西等的众目睽睽之下失信，他们也许会有所迟疑。

    艾哈迈迪-内贾德对第十二位伊玛目的冥想并不意味着他会用核灾难来加速世界末日的到来。曾有分析家满怀信心地预言艾哈迈迪-内贾德会在2007年和2009年引爆核弹，这两个日子来了又走了。[269]请看看艾哈迈迪-内贾德是怎样解释他的信念的，下面是他在2009年接受全国广播公司记者安·柯里的电视采访：

    柯里：您曾经说过，您相信他的到来，天启时刻将在您的有生之年降临。您相信您应该做什么加速他的到来？

    艾哈迈迪-内贾德：我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我谈的是和平……我当时说的是末日之战和——世界大战，类似这样的东西。这是犹太复国主义正在要求的。伊玛目……将带来逻辑、文化和科学。他的到来意味着不再有战争，不再有敌意和仇恨，不再有冲突。他会召唤所有的人都如兄弟般相亲相爱。当然，他会和耶稣基督一起降临。他们两位将一起回来。他们在一起，会让整个世界充满爱。世界上那些关于大规模战争、末日战争等等都是些谎言罢了。[270]

    作为一个无神论的犹太人，我不能说他的这些话完全可信。但很显然，除了那个伊玛目和基督这一点，其余的部分和虔诚的基督徒没有丝毫不同，而且他们更温和，反而是许多基督徒相信末日大战，并在各种畅销书中加以无限遐想。至于说他在讲话中那句被翻译成“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掉”的话，《纽约时报》的作家伊桑·布朗纳（Ethan Bronner）咨询了波斯语翻译和伊朗政府言论分析家，询问这句话在文中的含义；他们一致认为艾哈迈迪-内贾德在做白日梦，巴望以色列总有一天改朝换代，而不是准备立即下手进行种族灭绝。[271]翻译外国人的惊人之语，常常带来惊人的危险；记得当年说赫鲁晓夫吹牛大喊“我们将埋葬你们”（We will bury you），他的意思其实是说他们的寿命比我们要长（outlive），而不是要动手将我们塞进坟墓（entomb）。

    伊朗的行为也可以解释为锱铢必较。乔治·W.布什总统在2002年将伊拉克、朝鲜和伊朗定义为“邪恶轴心”，接着就攻入伊拉克，推翻了萨达姆政权。朝鲜领导人看到这一活生生的事实，坚信自己正面临同样的威胁，于是加紧研发核武器，杜绝一切美国入侵的幻想。不久，伊朗也开始全力推进核开发计划，目的无非是制造混乱，让人们对伊朗是否拥有核武器以及是否能够迅速组装核武器产生疑虑，以此消除撒旦发动攻击的念头。

    如果伊朗最终真的成为或者被认为已成为核国家，核时代的历史也不会被改写。我们已经看到，核武器除了同归于尽的威慑之外鲜有其他用途，核大国一直受到无核国家的挑战。防止核扩散行动证明了这一点。人们在2004年推测朝鲜已经具备制造核武器的能力，到2010年前后，朝鲜会将核武器交给恐怖分子，并会刺激韩国和日本开发核武器。[272]事实上，朝鲜确实拥有核武器能力，2010年也已经过去了，什么都没有发生。任何国家都不太可能向一群没有准星的恐怖分子提供核弹药，这等于是要为完全不能控制的行为承担后果。[273]

    以伊朗为例，在它决定自己（或者怂恿真主党人）向以色列发动核打击时，总要掂量一下对自己有什么好处，伊朗领导人必须确定以色列会进行核报复，至少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你来一颗，我必送还一颗，同时还会有核大国以惩罚触犯核禁忌为名采取联合军事行动。虽然伊朗现政权令人厌恶，而且在许多方面缺乏理性，不过，是为了继续把持权力，还是在巴勒斯坦核辐射中寻求至上的公义，或者为了第十二伊玛目的降临——不管有没有耶稣基督相伴——而选择彻底毁灭自己，伊朗当局进行这样的抉择时大概不会太在意原则。托马斯·谢林在2005年诺贝尔奖领奖致辞中说：“除了毁灭自己的制度，伊朗靠那几颗核弹头还能得到什么？核武器应该十二万分的珍贵，不宜赠送或出售；与其说用它来杀人，不如保留核武器，用以威慑美国或俄罗斯，或者其他什么国家，让它们不敢贸然进行军事进犯。”[274]

    虽然设想最坏情况的替代方案经常是很危险的，但危险总是双向的。2002年秋，小布什总统警告伊朗说：“美国不能无视日益增长的敌对威胁。面对这些威胁的明确迹象，我们不会等待确凿的证据——那支刚刚发射过子弹的枪，因为那很可能就是一朵蘑菇云。”“明确迹象”将美国卷入战争，几十万人为此送命，耗资近1万亿美元，世界并未因此更加安全。65年来，所有声称核灾难不可避免的预测全部失算。无视这一历史，自以为是地确定伊朗将使用核武器，也许会将我们领向一场成本更加高昂的冒险。

    * * *

    近来，人们念兹在兹的另一个黯淡前景是全球变暖。地球的气温在持续升高，几十年之内将会造成海平面上升，沙漠化，某些地区干旱而另一些地区遭受洪涝和飓风灾害。经济将受干扰，加剧各国之间的资源竞争，而人口从灾害地区向外迁移，将会导致与迁入地区的摩擦。2007年《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文章警告说：“气候压力正说明了国际安全所面临的挑战，而且是比冷战期间美苏军备竞赛或者防止核武器在流氓国家中扩散更棘手的挑战。”[275]同一年，阿尔·戈尔和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理由是他们呼吁针对全球变暖立即采取行动，他们的原话是说气候变迁威胁到国际安全。不断强化的恐惧感染到了所有人。一些军官在文章中将全球变暖称为“不稳定的力量倍增器”“气候变化带来的问题将延长反恐战争”。[276]

    在我看来，这又是一个“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的具备两可答案的问题。虽然气候变化能够产生巨大的痛苦，其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但它不一定导致武装冲突。对战争与和平进行过追踪研究的政治学家，比如哈尔瓦德·比海于格、艾迪安·萨勒彦（Idean Salehyan）、奥勒·泰森（Ole Theisen）和尼尔斯·格莱迪奇，对于战争的目的是争夺资源这种流行说法一直持怀疑态度。[277]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比如马拉维、赞比亚和坦桑尼亚，饥饿和资源匮乏是常态，但是他们并不曾卷入战争。飓风、洪水、干旱和海啸（比如2004年印度洋灾难性的大海啸）也没有引发武装冲突。再举一个例子，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沙尘暴带来巨大的灾难，但是并没有引发内战。在过去15年间，非洲大陆的气温持续上升，内战和战争死亡则一直在减少。土地和水源的压力肯定会导致地方性纠纷，但是一场真正的战争需要组织和武装一支暴力队伍，这更多取决于坏政府、封闭的经济、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而不是单纯对土地和水资源的需要。在反恐战士的想象中，任何事情都会与恐怖主义发生关联：恐怖分子往往是就业不充分的下中产阶级，而不是自给自足的小农。[278]说到气候和种族灭绝的关系，苏丹政府不过是将达尔富尔的暴力归咎为荒漠化，以掩盖自己默认和纵容种族灭绝的种种政策。

    在对1980—1992年的武装冲突所做的回归分析中，泰森发现，如果一个国家贫困、人口密集、政治不稳定、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则很可能爆发战争，而是否干旱、缺水，是否有一般性的土地退化则与战争无关（严重的土地退化与战争存在弱关联）。泰森的研究使用了很多国家的数据（N），而不是仅仅挑选一两个国家进行研究，他的结论是，“那些根据资源短缺和暴力冲突的关系来预测黯淡未来的人，在大数据（N）研究中得不到任何支持”。萨勒彦补充说，在土地供给不变甚至减少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低成本地改善水资源利用方式和农耕方式，就能大大提升生产率。正如发达国家政府已经做到的，一个有效的政府可以缓解环境破坏给国民造成的痛苦。因为在影响环境的因素中，政治和社会组织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即使是世界气候发生了变化，资源战争也远非不可避免。

    * * *

    我们无法预知“新和平”是不是长期和平，但肯定不会是永久和平。在未来几十年中，我们还会见到战争和恐怖袭击，甚至有可能颇具规模。在我们知道的未知数中有伊斯兰极端武装分子、核恐怖分子、环境退化，此外还有许多未知因素。也许，某国的新领导人会决定一举收复某地，或者俄罗斯将吞并一两个苏联的小共和国，这都会激起美国做出反应。也许，气势汹汹的查韦斯会走出委内瑞拉，在整个第三世界煽动革命和残酷镇压颠覆力量。也许，就在此时此刻，来自某个闻所未闻的解放运动的恐怖分子，正在筹划一场惊天大破坏，或者，某种救世主意识形态正在某个狂人的脑子里酝酿发酵，而此人即将成为一个大国的领袖，从而将世界带回战争。正如《周六夜现场》中的新闻分析家罗莎娜·罗莎娜达娜所观察到的：“总会有件什么事情。如果不是这一件，一定是那一件。”

    但是，如果我们任凭丰富的想象力决定我们对可能性的判断力，那可就太愚蠢了。也许，总要发生什么事情，但这些事情可以更少，而且不一定是坏事情。数字告诉我们，在过去20年中，战争、大屠杀、恐怖主义的数量虽然没有降至零，但减少了很多。认为世界充满了连续不断的暴力，每一次停火都有另外一场新战争燃起，每一次和平的间歇都不过是为了下一步爆发累积张力和寻求释放，这种思维模式是完全不顾事实。今天，有千百万人能够活着，完全是因为没有发生内战和种族灭绝，而如果世界仍然保持在20世纪60年代、70年代甚至80年代的状态，这些灾难很可能已经发生了。我们无法确保促成这一进步的条件，例如民主、繁荣、称职的政府、维和行动、开放经济，以及反人类意识形态的消亡能够永远持续下去，但这些进步似乎也不会在一夜之间无影无踪。

    当然，我们生活在一个危险的世界。我已经强调过，对历史所做的统计鉴定显示，暴力大灾变不太可能发生，但并不是非常不可能发生。我们也可以用一种更有所期望的表述方式来陈述这一结论，我们可以说，虽然暴力大灾变并非极其不可能，但是它们不太可能会发生。

    第7章 权利革命

    我梦想有一天，这个国家会站立起来，真正实现其信仰的真谛：“我们认为这些真理不证自明：人皆生而平等。” ——马丁·路德·金

    我小的时候，身体不是特别健壮，行动也谈不上灵活机敏，所有有组织的运动对我来说都是一种羞辱。打篮球永远是投篮不进。爬绳的时候，我的一只脚被悬空缠绕在绳索上，就像一团海藻挂在鱼线上。棒球呢，在暴晒的球场上，在那些漫长的间歇中，作为右翼外场球员，我总是暗自祈祷：千万不要有球朝我的方向飞过来。

    但是我有一项天赋，让我在同伴中免于永远低人一等的命运：我不怕疼。只要对手的攻击是公开和正面的，不带有特别的侮辱，我就很能“打架”。与体育馆里的老师和草场上的教练主持的运动相比，男孩子还有另外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我有足够的机会证明自己。

    我报名参加皮卡冰球和（没有头盔和护垫的）拦挡橄榄球，经常被召唤上场，也能够一头扎进人堆奋力抢球。有一种运动叫“谋杀球”，一个男孩子抱住一只排球开始计秒，其他人则向他施以拳头，直到他忍受不住扔掉手里的排球，当然是抱球的时间越长越好。一种叫“骑马”的游戏——这是学校辅导员严格禁止的游戏，显然是得到了律师的指令。在“骑马”中，要有一个胖子（“枕头”）背靠树站着，另一个队友弯下身子，双手搂着胖子的腰，本队的其他孩子排队，一个接一个弯身搂住前面孩子的腰。对手方的孩子则助跑、跳跃，骑到弯着身子的“马”背上，做马的孩子或者支撑不住倒在地上，或者坚持三秒钟获胜。晚上回家之后，我们要玩“敲打指关节”（Knucks）游戏。在这种被学校禁止的游戏中，输了的人要忍受一摞扑克牌敲打指关节。是用扑克牌的正面还是扑克牌的侧面敲打，以及敲打的次数，由分数决定。此外还有一套复杂的规则，规定挨打的人不能躲避，打人的人不能划伤和过度用力。妈妈们会不时进来检查我们的指关节，看看有没有被划破和打伤。

    在成年人为孩子组织的活动中，没有一样能给我们带来发狂的欢乐。学校里最好玩的游戏要算闪避球，它有一种激动人心的喧闹，我们或者躲在勇猛的队友身后，逃避飞来的胶皮球；或者滚爬着扑向地面抢夺皮球，东奔西突，直到被胶皮球击中出局。在奥威尔式控制严格的“体育教程”中，这是唯一一项我期待的运动。

    但是，在这场由来已久的战斗中，面对辅导员、体育教师、律师和妈妈们，男孩子最后还是败下阵来。一个接一个的学区开始禁止闪避球游戏。全国运动与体育教育协会（NASPE）发布了一项声明，草拟声明的人肯定从来都不曾是个男孩子，甚至可能从来也没有见过男孩子。声明这样解释禁止此项运动的原因：

    全国运动与体育教育协会认为闪避球不是一项适合从幼儿园至高中十二年级体育教育课程的活动。有些孩子——那些技艺娴熟、最有信心的孩子——可能喜欢这项活动，但是很多孩子不喜欢！特别是那些胃部、头部、腹部被狠狠打中的孩子不喜欢这项活动。而且，教育我们的孩子靠伤害他人来取胜是不适当的。

    是的，闪避球的命运也算是暴力历史性减少的又一个标志吧。在我们的血脉中，暴力娱乐源远流长。雄性灵长类动物的幼崽经常在玩闹中打架，而在游戏中扭打和搏斗是区别人类男女性别最明显的差异之一。[1]在人类历史的任何阶段和任何文化中，都可以见到各种带有打斗冲动的极限运动。除了古罗马的角斗对抗和中世纪的长矛比武锦标赛，在体育运动的血腥历史中，还有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人娱乐性的尖头手杖较量（贵族和神父当然不会放过这个乐子）；北美原住民苏族印第安人的男孩子在玩耍中会揪住对手的头发，然后跪在他们的脸上；爱尔兰人用结实的橡木棍打斗；还有一种19世纪时风行美国南方的踢胫游戏，参赛者互相抓住对方的双臂，尽力踢踹对方的胫骨，直到一个人倒下为止。此外，还有各式各样的徒手拳击，从其战术也许可以推测出当今拳击的规则（不许用头撞、不许攻击腹部以下部位等）。[2]

    但是，在过去半个世纪，事情开始发生变化，各个年龄段的男孩子都受到了冲击。虽然人们对模拟暴力和自愿暴力的嗜好并没有改变，但是在社交生活中尽力排除所有真实的暴力。这就是为什么西方文化中暴力灾难的量级越来越低。战后，人们从反对屠杀上百万人的大规模战争以及杀害几千人的暴行，例如战争和种族灭绝，发展为反对伤害几百人、几十人甚至几个人的其他暴力形式，例如暴动、私刑和仇恨犯罪，再继续从杀戮延伸到其他形式的伤害，例如强奸、殴打、骚扰和恐吓。对受害者的保护也在升级，开始包括少数族裔、妇女、儿童、同性恋甚至动物。禁止闪避球游戏不过是大势变化的风向标。

    在持续不断的“权利”运动的努力下，暴力终于成为一种丑恶诱惑，在很多情况下甚至成为犯罪。这一连串权利运动包括民权、女权、儿童权利、同性恋权利和动物权利。这些运动在20世纪下半叶相继而至，我将它们统称为“权利革命”。从图7-1可以看到这个时代权利要求传播蔓延的情况。图中给出了1948—2000年英文图书中涉及权利内容的比重（相当于2000年同类图书的比重，其中包含民权、女权、儿童权利、同性恋权利和动物权利）。之所以选择1948年作为起点，是因为那一年联合国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

    “民权”和“女权”两个词出现在权利时代之前，这些理念在19世纪就已经成为国民认同的良知。1962—1969年是美国民权运动高峰时期，标志是几次极为戏剧性的法律胜利。当民权运动刚刚告一段落，女权运动开始升温，紧接着是儿童权利和20世纪70年代的同性恋权利，最后是动物权利。这些交错迭起的运动告诉我们，每一个后来者都汲取了先驱者的经验，接过某些成功的战术和口号，最重要的是，继续了前人的道德理性。

    图7-1 1948—2000年，使用民权、女权、儿童权利、同性恋权利、动物权利等术语的英文图书

    资料来源：“书虫项目”米奇等人对谷歌图书数字化的500万册图书进行的分析，2011年。“书虫”是比“谷歌全球书籍词频统计器”（Google Ngram Viewer）更有效的分析工具，它在书中搜索字符串，在分析字符串在语料库中的比重之外，还可以分析该字符串在书中所占的比重。以2000年的水平为100，图中的曲线是包含每一个权利词汇的图书比重的5年移动平均线，显示各年此类图书对应2000年的百分比。

    在两个世纪前的人道主义革命中，知识分子对陈规陋习的反思推动了一系列社会改革，每一个进步都是人文主义思想的升华。这些个体的思索超越自身肤色、阶级和国籍，有时硕果累累，有时也是非常痛苦的。和当时相比，个人权利的概念现在已经发生了飞跃。如果一个有感知力的个体所拥有的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不受其肤色的影响，那为什么它要受其他特征，例如性别、年龄、性取向甚至物种的影响呢？在一些特定的时刻和地点，碍于陈规陋习和粗野的兽性，人们还是无法接受这一逻辑推理的结论，但在一个开放社会中，权利运动已经是不可阻挡的大趋势。

    权利革命重新审视了人道主义革命的某些议题，同时也回归了文明进程的某些主题。在向现代化的过渡中，尽管经历了旨在抑制暴力的种种变革，但人们当时未必认识到这些过程的真正意义。当欧洲人掌握了各种自制方式后的时候，他们感觉自己变得文明了、讲礼貌了，而没有意识到自己正置身于促使凶杀率下降的社会运动之中。今天，我们很少去思考习俗背后的理由，比如，厌倦了晚餐桌上食客随手杀来杀去的血腥场面，所以我们直到今天也不能用餐刀吃豌豆。同样，我们早已忘记美国保守州虔信宗教和崇尚“家庭价值”，最早是为了驯化牛仔镇上和矿工营地内天天打架斗殴的男人。

    围剿暴力的行动连连获胜，防止虐待和忽视儿童的努力已经持续了整整一个世纪，禁止闪避球只是这场决赛获胜之后的一个多余动作罢了。它提醒我们，文明攻势之下，我们的文化仍带有各种不可思议的习俗、缺陷和禁忌。权利革命造就了一套深入人心的礼仪规制，我们将其称为“政治正确”。

    权利革命还有另外一个古怪的遗产。我们将会看到，因为权利革命，各种类型的暴力都呈现大规模的稳定减少。但是，很多人拒绝承认这种胜利，部分原因是他们忽视了统计数据，还有一部分原因是，鉴于过去痛苦的经验，活动家为了继续维持压力而不愿意承认成功。第一代民权人士奋起反抗时，种族压迫的具体形式是私刑、夜袭、种族仇杀，以及在投票站对黑人进行赤裸裸的恐吓。今天最典型的种族歧视，也许是高速公路上美国非洲裔司机被警察叫停。[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认为，虽然1991年他得到了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任命，但那场众说纷纭的国会听证简直就是一场“高科技私刑”。整场戏充满了低级趣味，当然，这最终证明我们已经取得了极大的进步。]过去，对妇女的压迫体现在丈夫可以合法地强奸、殴打和禁锢妻子；而今天，如果某个一流大学工程系的教授不是男女各占一半的话，就是歧视女性。同性恋权利运动开始于废除法律中对同性恋男子进行处决、残害和监禁的规定，现在则要废除将婚姻限制为一男一女之间的合约的法律。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就此满足现状，或者贬低为继续消除歧视和偏见所做的努力。我要说的是，权利运动的第一个目标是使人们免于暴力伤害和丧命。这些胜利即使并不全面，我们仍然应该承认、赞赏并且试图加以理解。

    私刑和种族迫害的减少与民权

    在提起美国民权运动的时候，大部分人想起来的是20年来的新闻大事记。自1948年起，杜鲁门结束了美国军队中的种族隔离政策；整个50年代，民权运动节节推进，最高法院禁止学校实行种族分校，罗莎·帕克斯因在公交车上拒绝向白人男子让座而被捕，马丁·路德·金为声援罗莎组织抵制公交车运动；60年代初期，民权运动达到高峰，20万人在华盛顿举行游行集会，聆听马丁·路德·金发表历史上最著名的演讲；接着就是1965年通过《投票权法案》，以及1964年和1968年通过的两项民权法案。

    在这几次辉煌的胜利之前，还有很多虽然没有这样响亮，但同样意义重大的成就。马丁·路德·金的著名演讲是这样开篇的：“100年前，一位伟大的美国人——今天我们就站在他象征性的身影下——签署了《奴隶解放宣言》……对于千百万黑奴，它犹如燃烧着希望之光的巨大灯塔。”然而，“100年后，黑人依然没有自由”。在整整一个世纪中，非裔美国人未能行使自己权利的原因是，他们受到暴力的威胁。不仅是政府运用武力推行种族隔离和其他歧视性法规，非裔美国人被“社群间冲突”（或“社区间冲突”）形式的暴力围困在原地难以脱身。所谓“社群间冲突”，即按种族、氏族、宗教或者语言划分的一个公民群体攻击另一个公民群体。在美国的很多地方，非裔家庭受到有组织的流氓团伙（例如“三K党”）的恐怖欺凌。私刑是指暴徒公然对其他人实施酷刑甚至极刑。种族迫害是指一伙暴徒对另一个社区大肆骚扰破坏甚至谋杀，也称致命种族骚乱。这样的案例数不胜数。

    政治学家唐纳德·霍洛维茨（Donald Horowitz）在其有关致命种族骚乱的权威著作中，研究了50个国家的150宗有关社群间暴力的报告，他总结出了这些冲突的共性。[3]种族骚乱除了本身的性质外，还具有种族灭绝和恐怖主义两种特征。但与这两种集体暴力不同，这样的骚乱虽然有赖于政府同情和姑息侵犯者，却没有预先计划，没有精心构建的意识形态，也不是某位领袖统一构思蓝图，然后由政府或武装力量尽力实施。种族骚乱与种族灭绝有一样的心理根源。一个集团用某种特征对另一个集团的成员定性，并视这些成员低人一等，或者认为他们天性邪恶，甚或两者兼而有之。暴民集结成团伙，可能出于霍布斯式的恐惧，担心会受到攻击而抢先下手，也可能出于报复，宣称为了对方某种卑鄙的罪行而进行复仇。用来挑动愤怒的所谓威胁和罪行通常是流言、谣传或者赤裸裸的编造。暴民满腔仇恨，下手如恶魔般残酷。他们常常烧毁或荡平对方的产业，而不是仅仅抢掠。他们并不在意追查被指控的罪犯，而是针对社群中的所有人，随意地实施杀戮、强奸、折磨和致残。通常，暴徒的武器并不是枪，而是刀棍。当然，行凶者大多是男青年，他们在狂欢中施暴，事后对所见所闻毫无愧疚，认为自己的行动不过是对不可容忍的挑衅的正义回击。遭受打击的族群不会因一次种族骚乱而毁灭，但是骚乱造成的死亡数量远远高于死于恐怖主义袭击的人数。种族骚乱的平均死亡人数约为12人，但也可以多到几百人、几千人甚至几万人（如果是全国性骚乱，比如1947年印巴分治后的情况）。致命的种族骚乱是种族灭绝的有效战术，它可以让数以百万计的人因恐惧而逃离家园，成为流离失所的难民。和恐怖主义一样，致命骚乱会带来巨大的财产损失和恐惧，往往会触发军管、被民主制度扼杀、军事政变和分裂战争。[4]

    暴力种族骚乱并非20世纪的新事物。欧洲有着上千年对犹太社区进行杀戮的历史，迫害（pogrom）一词来自俄文，原是用来描述19世纪俄国犹太聚居区内经常发生的反犹暴乱。在17世纪和18世纪的英格兰，发生过数百起针对天主教徒的暴力骚乱。议会通过了《骚乱法》（The Riot Act），凡遇骚乱，地方行政长官控制群众的办法就是高声宣读法令，威胁暴徒说如果不立即解散将会面临死刑。[5]

    美国历史上也充满社群间暴力。在17、18和19世纪的美国，几乎每一个宗教团体都曾经受到暴徒团伙的攻击，清教徒、贵格会、天主教徒、摩门教徒和犹太教徒，还有移民族群，例如德国移民、波兰移民、意大利人和爱尔兰人，毫无例外。[6]我们在第6章中已经看到，有些迫害美洲原住民的社群暴力如此之彻底，完全可以被归入种族灭绝。虽然美国联邦政府没有从事任何蓄意的种族灭绝行动，但是它确实执行了几次种族灭绝。“五大开化部落”被迫离开它们在东南部的故园，沿着“泪水之路”向西迁徙到今日的俄克拉何马，一路上有上万人死于疾病、饥饿和酷暑严寒。20世纪40年代，数十万日裔美国人被关进集中营，仅仅因为他们和与美国交战的国家同属一个民族。

    然而，受政府纵容的社群间暴力之害时间最长的还是非裔美国人。[7]我们也许以为私刑主要是美国南方的一种现象，事实上，两次最残酷的私刑事件均发生在纽约市：一次是1741年，当时流言四起，说黑人奴隶将发动起义，许多黑人被送上火刑堆活活烧死；还有一次是1863年的征兵暴动（2002年的电影《纽约黑帮》讲述的就是这个故事），暴动中至少50人被私刑处死。在美国南方内战后的几年之间，有数以千计的黑人被害，甚至在20世纪初期，至少有25个城市发生过杀戮10人以上的种族骚乱事件。[8]

    19世纪中叶，欧洲的暴乱开始减少。而美国一直要到19世纪末，暴力骚乱才开始慢慢消失，20世纪20年代才出现终结的迹象。[9]詹姆斯·佩恩使用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将美国的私刑统计制成图表，数据的起始年份是1882年，从1890年起直到20世纪40年代，私刑暴力一路减少（图7-2）。在这几十年间，新闻中不时仍有私刑事件的报道，配上令人毛骨悚然的照片——吊着的尸体和被烧焦的尸体，“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等人权团体和活动家也在散发有关私刑的资料和图片。一位中学教师阿贝尔·米若珀尔（Abel Meeropol）看到了一张1930年印第安纳州两个黑人男子被吊死的照片，他在激愤之下写出这样的诗句：

    南方之树结出奇异的果实，

    绿叶滴着鲜血，树根也浸泡在血里，

    黑黝黝的躯体在南方的晨风中摇荡，

    白杨树枝上吊着怪异的果实。

    图7-2 1882—1969年美国的私刑数量

    资料来源：佩恩制图，2004年，第182页。

    （在朱利叶斯和埃塞尔·卢森堡夫妇因向苏联传递核武情报而被处决后，米若珀尔和妻子安领养了卢森堡夫妇的两个儿子。）米若诺珀尔给诗句谱了曲子，此歌成为比利·霍利迪的当家歌曲，《时代周刊》在1999年将其称为“世纪之歌”。[10]我们总是能碰到一些神秘的时刻，暴力私刑处于高峰时，大多数人保持沉默，而当私刑情况已经没有早期那样严重的时候，却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最后一个引起人们关注的私刑案例发生在1955年，密西西比14岁的埃米特·蒂尔被绑架、殴打、致残，最后被杀害，因为据说他冲一名白人妇女吹了声口哨。全部由白人组成的陪审团敷衍了事，宣判凶手无罪。

    20世纪90年代末，人们一度担忧私刑有卷土重来的势头，当时确实有几件谋杀案令举国震惊。1998年，得克萨斯的3个种族主义分子绑架了非裔人小詹姆斯·伯德。他们殴打他，直到他不省人事，再用铁链一头拴住他的脚脖子，另一头铐在皮卡后面，卡车拖着小伯德在硬路面上行驶了3英里，他的身体破碎，被摔进阴沟。鬼鬼祟祟的谋杀不同于一个世纪前的私刑，当年对黑人实行私刑可以是整个社区的狂欢节，而今天所有人都知道私刑就是犯罪。就在小伯德谋杀案发生的几年前，联邦调查局开始收集仇恨犯罪的数据。所谓仇恨犯罪是指暴力指向特定的种族、宗教和性取向。自1996年以来，联邦调查局每年发表有关统计报告，我们由此可以看出小伯德案是否代表一个令人忧虑的新趋势。[11]图7-3显示了1996—2008年因种族原因被谋杀的非裔美国人的人数。竖轴上的数字不是每10万人口的谋杀率，而是谋杀的实际数。1996年，即报告发布的第一年，5名非裔因种族原因被谋杀。自那时以来，谋杀人数减少到每年1个人。在一个每年发生1.7万起谋杀案的国家，这个仇恨谋杀的人数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仅仅是一个统计噪声罢了。

    图7-3 1996—2008年非裔美国人因仇恨被谋杀的人数

    资料来源：联邦调查局《仇恨犯罪统计》年度报告，见美国联邦调查局，2010年a。

    当然，更常见的是那些不太严重的暴力，例如恶性攻击（攻击者使用武器或造成伤残）、单纯人身攻击，以及恐吓（让受害者感到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尽管种族仇恨事件的绝对数量令人警惕，每年仍有数百起伤害案、恶性攻击案和上千起恐吓案，我们仍必须将它们放在同期美国犯罪数量的大背景下——美国每年的恶性攻击案高达100万起，以种族为动机的恶性攻击在其中（每年10万分之322）仅占0.5%，甚至低于任一谋杀案件的概率。正如图7-4所展示的，自1996年以来，3种仇恨犯罪的数量都在下降。

    图7-4 1996—2008年针对非裔美国人的非恶性仇恨犯罪

    资料来源：数据来自美国联邦调查局《仇恨犯罪统计》年度报告，见美国联邦调查局，2010年a。犯罪案的数量占非裔美国人口中的比重，非裔美国人口为总人口乘以0.129，这一非裔美国人口比重来自2000年美国人口普查。

    随着私刑消亡，对黑人的种族迫害也消失了。霍洛维茨发现，在20世纪下半叶的西方，他所关注的“致命种族骚乱”主题即将寿终正寝。[12]60年代中期在洛杉矶、纽瓦克、底特律和其他美国城市发生的种族暴动已经是全新的现象：非裔美国人不再是暴力的目标，而是暴力的参与者；骚乱的死亡人数很少（死者主要是被警察打死的暴乱参与者）；暴乱的袭击目标主要是财产，而不是人身。[13]1950年之后，美国再没有发生过针对单一种族或族群的骚乱；在美国之外的西方，例如加拿大、比利时、科西嘉、加泰罗尼亚或者巴斯克地区这些存在族群摩擦的地方，也再没有发生过这样的骚乱。[14]

    * * *

    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确实发生过迫害黑人的暴力事件，但形式有所不同。人们没有觉得这些攻击和“恐怖主义”有什么关系，但事实上，它们具备恐怖活动的全部特征：直接针对平民，伤亡数量有限，宣传效果显著，以恐吓为目的，有明确的政治企图——阻止南方的去种族隔离化。与其他恐怖主义的攻势一样，当种族隔离主义分子的恐怖活动越过一个界限，成为彻头彻尾的邪恶，公众将全部同情给予受害者的时候，种族主义也就走到了尽头。公众从报道中看到，为了阻止黑人孩子进入白人学校，丑陋的暴徒向黑人孩子投掷秽物，进行死亡威胁。有些事件给人的印象之深刻，已经成为时代的文化记忆，比如在新奥尔良开学的第一天，6岁的小女孩鲁比·尼尔·布里奇斯在联邦法警的护送下走向学校。当时，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为了写作回忆录《横越美国》（Travels with Charley）驾车穿过美国大陆，他刚好抵达绰号为“快活之都”的新奥尔良市：

    两辆车子里各走出4名体格魁梧的联邦法院执行官，然后不知道从车子里的什么地方，他们拎出了一个小小的黑人女孩儿，那是大家见过的个子最小的黑人小女孩儿。她穿着浆过的白得晃眼的衬衫，脚上的白色新鞋好小，小得几乎呈圆形。在白色的衬托下，她的脸和两条小小的腿显得特别黑。

    魁梧的执行官让她站在路边，路障后面响起了一片刺耳的嘲弄声。小女孩儿并没有朝咆哮的群众望过去，但从她眼角的眼白所流露出的表情，让人觉得她像只受到惊吓的小鹿。执行官把她像个洋娃娃般扭过来，然后这列奇怪的队伍开始在宽广的人行道上朝学校的方向移动。陪同的人员实在太过魁梧，因此孩子显得格外瘦小。接着，小女孩儿不寻常地跳了一下，我想我知道她这么做的原因。我猜小女孩儿长到这么大，一定从来没有不蹦不跳地好好走过十步路，但这时的她，刚刚开始蹦跳，跳到一半的时候，就被压迫感压住了。她的两只小圆脚踩着慎重、不情愿的脚步，走在高大的护卫者之间。这一行人慢慢爬上阶梯，进入学校。[15]

    这一事件也因1964年《展望》（Look）杂志刊出的一幅画而永垂史册。诺曼·洛克威尔（Norman Rockwell）的这幅名画题为“我们共同的难题”。而诺曼·洛克威尔的名字几乎等同于理想化的美国的感性形象。1963年，伯明翰市的一间刚刚举办了民权会议的教堂发生爆炸，4名正在教堂主日学校上学的黑人女孩遇难。这件事触动了很多人的良知。同年，民权工作者梅德加·埃弗斯被三K党杀死；次年，詹姆斯·钱尼、安德鲁·古德曼和迈克尔·施韦纳被杀害。除了暴徒和恐怖分子的恶行之外，还有政府暴力。正直的罗莎·帕克斯和马丁·路德·金被投入监狱，和平的示威者遭到水枪、警犬、鞭子和棍棒的袭击，所有美国人都能够通过电视看到这些场面。

    1965年之后，对民权运动的抵抗日渐式微，反黑人暴乱成为遥远的记忆，没有任何社区和团体再愿意支持针对黑人的恐怖活动。90年代，有报道指美国南方发生了数起烧毁黑人教堂的事件，这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但结果发现事实有很大出入。[16]所以，尽管媒体特别不会放过仇恨犯罪的新闻，但是谢天谢地，在今天的美国，此类犯罪确实越来越罕见了。在其他国家，以少数族裔为目标的私刑和种族暴动也在减少。

    * * *

    如果“9·11”恐怖袭击事件、伦敦和马德里的爆炸案发生在几十年前，都会成为在西方世界触发反穆斯林骚动的导火索。但是，这些事件都没有引发暴乱，有人权组织回顾2008年的反穆斯林暴力，在西方国家找不出一例以仇恨穆斯林为动机的命案。[17]

    霍洛维茨认为，西方恶性种族骚乱的消亡出于以下几个原因：第一是政府管治。参加暴乱的人特别在意自己的安全，知道何时警方对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此他们很清楚何时必须放弃攻击受害者。行动迅速的执法队伍可以平息暴乱，并将族群间复仇的骚动消灭在萌芽状态，但行动必须有预案。因为地方警察通常和施暴者属于同一族群，很可能对暴徒抱有同情，所以在镇压暴乱方面，使用专业化的国家武力比使用社区警力更有效。但是防暴警察可能造成更多死亡，他们必须经过使用最小武力驱散暴徒的严格训练。[18]

    导致恶性种族暴乱消亡的另一个原因比较难界定：人们对暴力越来越厌恶，甚至无法容忍最小的暴力动机。我们前面说过，种族灭绝和恶性种族暴乱的主要风险因素是本质主义心理学，即将一个群体的成员视为无意识的障碍物，令人恶心的寄生虫，或者贪婪、恶毒或异端的恶棍。这些态度一旦成为政府政策，即丹尼尔·戈德哈根（Daniel Goldhagen）所说的排除主义政策，或芭芭拉·哈尔夫的排他性政策，政府就很可能执行种族隔离，强制同化，甚至实施非常极端的驱逐和种族灭绝。泰德·罗伯特·格尔表示，即使是非极端性的歧视政策，也是引发内战等种族暴力冲突的危险因素。[19]

    让我们来设想一下如何设计与歧视性政策针锋相对的新政策。它们不仅要废止将某个少数民族置于不利地位的法规，还要矫枉过正，走到另一个极端，强制性地执行反排挤反歧视政策，例如黑白同校，更好更早的受教育机会，在政府职位、企业就业和教育机会上实行种族或民族配额。这些政策一般被称为补偿性歧视，在美国就是人们所说的平权行动。不论这些政策是否起到了防范种族灭绝和种族迫害的作用，它们彻底纠正了发达国家对过去造成或容忍暴力的排挤政策。而这些纠错政策正在成为世界性的大趋势。

    在一份名为“1950—2003年种族政治歧视的减少”的报告中，政治学家维克托·阿萨尔（Victor Asal）和埃米·佩特（Amy Pate）审视了1950年以来124个国家中337个少数族裔的状况。[20]（这一研究和我们在第6章看到的哈尔夫数据库的结论相同。）阿萨尔和佩特将对少数民族实行政治歧视政策和反歧视政策的国家绘制成图。如图7-5所示，在1950年，44%的国家有歧视性的政府政策；但到2003年，只有19%的国家还保留这样的政策，而有更多国家开始了补偿性反歧视政策。

    阿萨尔和佩特分地区检视数据时发现，美国和欧洲的少数族裔的处境最好，几乎已经没有任何官方的政策歧视。在亚洲、北非、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尤其是中东地区，虽然自冷战以来情况都有所改善，但少数族裔仍然受到合法的歧视。[21]作者总结说：“各国政府的正式歧视政策都在减少。这一趋势始自20世纪60年代末期的西方民主国家，到90年代，终于波及世界的各个角落。”[22]

    图7-5 1950—2003年实行种族歧视政策和平权政策的国家

    资料来源：阿萨尔和佩特绘图，2005年。

    * * *

    不仅政府官方的歧视政策逐渐减少，普通人将少数族裔非人化和妖魔化的意识也在逐渐改变。许多知识分子仍然不相信这个判断，他们始终认为美国的种族主义根深蒂固，难以被消灭。但贯穿本书，我们已经看到，人类历史上的每一次道德进步，都有社会评论家出来指责说世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糟糕过。1968年，政治学家安德鲁·哈克（Andrew Hacker）预测，非裔美国人即将起义，开始“爆炸桥梁和供水管，焚烧大楼，刺杀政客和名流，当然间或还会举行大规模的暴动”。[23]虽然他既没有看见爆炸桥梁也没有看见暴动，但他仍然在1992年出版的《两个国家：黑与白，分裂，敌对，不平等》（Two Natiens: Black and White, Separate, Hostile, Unequal）一书中坚称：“种族之间横亘着一条巨大的鸿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我们能够在百年之内弥合这条裂缝。”[24]在20世纪90年代那10年内，奥普拉·温弗瑞、迈克尔·乔丹、柯林·鲍威尔不断在民调中被提名最受尊重的美国人之列，但在出版物中，有关种族关系的描述仍然非常沉重。比如，法学家德里克·贝尔（Derrick Bell）1992年的著作《种族主义的持久性》（The Permanence of Racism）的副标题是“种族主义是我们社会中所必需的、永久的和难以摧毁的组成部分”。[25]

    社会学家劳伦斯·波波（Lawrence Bobo）和他的同事决定亲自检测美国白人对非裔美国人的态度。[26]他们发现，歧视并非坚不可摧，事实上，公开的种族主义已经完全土崩瓦解。图7-6显示，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早期，大多数美国人承认他们反对黑人孩子进入白人学校；在60年代初，几乎有半数人表示如果有黑人家庭搬进隔壁，他们就会搬家；到80年代，持此类态度的人不足10%。

    图7-6 1942—1997年美国人对种族隔离的态度

    资料来源：“黑白分校”：数据来自舒曼（Schuman）、斯迪（Steeh）和波波，1997年，使用芝加哥大学国家意见研究中心（National Opinion Research Center）采集的原始数据。“将会搬家”：数据来自舒曼、斯迪和波波，1997年，使用盖洛普咨询公司采集的原始数据。

    图7-7告诉我们，在50年代，只有5%的白人认可异族通婚；90年代末，2/3的人接受异族婚姻；到2008年，这个数字达到近80%。对于“黑人是否能从事任何工作”这样的问题，70年代初期就很少有人还做出带有种族偏见的回答，以至于民调问卷中不再列出这些问题。[27]

    同时，种族非人性化和妖魔化的信念也在消失。在美国白人中，这些成见由来已久；他们一向认为非裔美国人懒惰，而且智商低于白人。但在过去20年中，持有这种偏见的美国人的比重一直在下降；今天，认为能力低下导致不平等的人，其人数之少，可以忽略不计（图7-8）。

    图7-7 1958—2008年美国白人对异族婚姻的态度

    资料来源：“不赞成”：数据来自舒曼、斯迪和波波，1997年，使用盖洛普咨询公司采集的原始数据。“反对”：数据来自“综合社会调查”（General Social Survey）。

    图7-8 1977—2006年不利于非裔美国人的态度

    资料来源：波波和道森（Dawson）的数据，2009年，原始数据来自“综合社会调查”。

    宗教不宽容的现象也在持续减少。1924年，在一所美国中产阶级学区的高中内，91%的学生同意这样的表述：“基督教是唯一真正的宗教，所有人都应该皈依基督教。”到1980年，只有38%的学生同意这样的说法。1996年，62%的清教徒和74%的天主教徒同意“所有的宗教一样好”——而他们的上一代人对这样的问题只会感到困惑，更不要说16世纪的教徒了。[28]

    对少数族裔的任何非人化和妖魔化的态度都会引起极大的反感，这是民调数字所无法反映的。这种态度已经改变了西方的文化、政府、体育运动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国在过去50年一直在努力清除流行文化中积存的种族主义印记。首先是贬低非裔美国人形象的音乐剧，比如《阿莫斯与安迪》（Amos’n’ Andy）和《小淘气》（Little Rascals）；其次是电影，迪士尼的《南方之歌》（Song of the South）和许多“兔八哥”动画片。[29]在商标、广告、庭院装饰中，歧视性的漫画形象也逐渐消失了。民权运动的高峰是美国社会反种族歧视的转折点，反对歧视非裔的禁忌，开始扩展到反对歧视其他少数族裔。记得1964年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刚刚推出一种系列混合冲泡饮品，各种果味分别命名是“笨葡萄”“大嘴青柠”“中国樱桃”“老印第安橙子”，几种水果被画成丑陋怪异的卡通人脸。出品的时间可是太不凑巧了。两年后，最后两种味道的饮品被改名为没有种族色彩的“乔乔樱桃”和“快乐奥利橙”。[30]我们现在经常还能看到球队更换队名，原来的很多队名都带有对美国原住民的成见。最近改名的球队是北达科他大学的美式橄榄球“善战苏人队”。在主流公共论坛上，贬损性的种族玩笑，对少数族裔不敬的词汇，没心没肺地调侃种族相貌差异，都已经是不能被接受的禁忌，好几位政客和媒体人因为失言丢掉了自己的饭碗。比如，2002年，美国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特伦特·洛特（Trent Lott）发表了赞扬参加1948年总统竞选的斯特罗姆·瑟蒙德（Strom Thurmond）的言论，而瑟蒙德当年公开宣称自己持种族隔离主义立场。洛特自己所属的共和党纷纷对其言论表示愤怒，他随即被迫辞职。

    对任何可能导致种族暴力的迹象保持高度警惕，防范暴力的行为也界定了可以思想和可以言说的界限。如果我们认同不以肤色而以品格作为判断人的标准，那我们就很难为种族优惠和种族配额政策辩护。

    但是没有一个负责人愿意取消这些政策，因为人们认识到，取消这些优惠政策，将削弱非裔美国人在专业领域的地位，可能再次导致社会两极化。所以，每当法庭裁决种族优惠政策非法，或在公决中被否决，它们总是改头换面以平权行动和“多样化”的委婉形式回到原来的地方。（比如，大学入学录取考虑的是每一所高中内最优秀的学生，而不是全国范围内最优秀的学生。）

    学生入学之后，对种族主义的警觉仍未放松。许多大学要求新生参加特殊的培训班，在培训班上，要求学生检讨下意识的种族主义，并规定言论准则，禁用任何引起少数族裔反感的言辞，尽管如果有人将这些言论准则告上法庭，法庭总是裁决这些准则违宪。[31]有些反“种族骚扰”的案件本身已经成了笑料。在印第安纳大学，一名学生因为阅读一本讲述打败三K党的读物而被判种族歧视，因为图书的封面上印有三K党党徒的形象；布兰迪斯大学的一名教授在讲课时提到“湿背人”（wetback，从墨西哥到美国的移民，尤指偷渡者）一词而被判有罪，但他授课的内容就是有关对美国西裔的歧视问题。[32]一些被视为对种族问题缺少敏感意识的小事，比如1993年宾夕法尼亚大学一名学生向通宵狂欢的人抗议，他叫喊了一句“闭嘴，你这只大水牛”。这原本不过是来自他老家希伯来语中对流氓无赖的一种俗称，但在大学引起轩然大波，因为人们以为这是一个种族性的新绰号。学校当即停摆，每个人都经历了从感到震撼、检讨到再一次刷洗自己灵魂的过程。[33]矫情到这种地步，我能给出的唯一辩护是，为了当今美国空前之种族和睦，付出如此代价也是值得的。（尽管正是由于这种虚伪的矫情，这些人决不承认美国已经处在种族和睦之中。）

    我在《白板》一书中表示过，对种族仇视的过度恐惧已经扭曲了社会科学研究；在先天和养育的天平上，重重地将砝码加在养育一边；无视人性中某些偏见并非与种族差异有关，而是所有物种均有的特性。有一种潜在的恐惧，似乎如果人性中某种东西是与生俱来的，那么它就可能是种族和族群之间的差异。反之，如果人出生时头脑是一块白板，那么所有人出生时的头脑都应该是一模一样的白板。有些讽刺意味的是，因政治原因拒绝承认人类的天性，这透露出对某种特别阴暗的人性理论（人类将永远在种族敌意的边缘上徘徊，因此必须动员所有的文化资源以抵抗这一天性）的默认。

    妇女权利与强奸、家暴的减少

    回顾暴力的历史，我们总是震撼于某些在今天不齿于人类的暴力，在往昔却另有一番风景。

    强奸的历史就是其中之一。在漫长的人类历史大戏中，强奸是最主要的暴力情节。它不仅带来痛苦，而且带来耻辱、恐怖和精神创伤，它粗暴地霸占女子延续生命的手段，甚至肆无忌惮地介入她繁衍的后代。强奸也是最常见的暴行。人类学家唐纳德·布朗（Donald Brown）总结了一系列人类的共性，强奸名列其中，有关强奸的记载遍布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史册。希伯来《圣经》告诉我们，一名被强奸的女子可以被她的兄弟卖给强奸者，士兵有权强奸年轻的女俘虏，国王可以拥有多达数千个嫔妃。在亚马孙部落，在荷马时代的古希腊，在中世纪的欧洲，在百年战争期间的英格兰，强奸随处可见。在莎翁的戏剧中，亨利五世警告法国村民立即投降，否则他们的“闺女（将）落入奸淫者火热的手中”。无论在世界哪个角落，凡发生种族灭绝和种族迫害之时，都伴随着大规模的强奸，比如在波斯尼亚、卢旺达和刚果民主共和国所发生的惨案。武力入侵之后也经常发生强奸暴行，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入侵比利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入侵中国和苏联占领东欧国家，以及巴基斯坦在孟加拉独立战争期间。[34]

    布朗注意到，强奸是人类的共性，因此禁止强奸也是人类的共性。不过，我们必须承认，纵观世界历史，很少有人从受害者的角度认识强奸所造成的伤害。《十诫》中没有一条是“不准强奸”，虽然第十条提到了妇女在当时世界的地位：妻子列在夫家的财产清单上，名位在房产之后，在侍女和牲畜之前。《圣经》还告诉我们，已婚妇女遭到强暴，相当于她犯下通奸罪，可以被石刑处死，伊斯兰教法一直延续了这一传统。强奸不是被当作对女性的侵犯，而被认为是对男人——女子的父亲、丈夫或者主人（如果女子是奴隶的话）的冒犯。全世界的道德标准和法律制度对强奸的定义几乎一模一样。[35]强奸，是从一名父亲那里盗窃女儿的童贞，或者是从一名丈夫那里夺走妻子的贞洁。施暴者可以通过买下受害者做自己的妻子的方式来赎过。妇女要为被强奸而受惩罚。对丈夫、领主、奴隶主和妓院老板来说，强奸是他们的特权。在战争中，强奸则是合理合法的战利品。

    在中世纪的欧洲，当国家开始制定统一的刑法制度，强奸从对父亲或丈夫的侵权行为转变为对国家的犯罪；表面上看，政府代表妇女的利益，但实际上，法律的天平一直向被告倾斜。因为控告虚假强奸易、为强奸辩护难这一事实，让人们将艰巨的举证负担全部压到强奸受害者的身上，在许多法规中将强奸受害者称为“女起诉人”（或“女原告”）。有时，法官和律师声称，一名女子不可能被迫发生违反本人意愿的性交，因为“你不可能给一根晃动的针穿上线”。[36]警察经常将强奸案当作玩笑，不是向受害人追问色情的细节，就是调侃受害人说，“有谁会愿意强奸你呢？”或者，“被强奸无非就是妓女没有拿到嫖客的钱”。[37]在法庭上，妇女经常发现自己和被告一起受审，不得不证明自己没有挑逗、鼓励和同意强奸者。在许多国家，妇女不能担任性犯罪案件的陪审员，因为她们会为证词感到“难为情”。[38]

    从现代道德观念来看，人类历史上强奸之普遍和法制对强奸受害者之忽视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但在启蒙时代人文主义塑造新道德观念之前，从在人类进化中形成欲望和情感的遗传利益来看，强奸和对强奸的忽视又是那样顺理成章。强奸涉及三方，三方各有自己的利益：强奸者、与这个女子有特殊利害关系的男子和女子本人。[39]

    进化心理学家和许多激进女权主义者都认为，强奸受人类性行为的经济学主导。正如女权主义作家安德烈娅·德沃金（Andrea Dworkin）所说，“一个男人想得到女人拥有的东西——性。他可以偷（强奸），可以请求索取（诱惑），可以租借（嫖妓），可以长期租赁（美国的婚姻），也可以彻底拥有（大部分社会中的婚姻）”。[40]进化心理学家则对支撑这些交易的资源进行了分析。如果在一个物种的繁衍生育中，一个性别的生育速度快于另一个性别，生育较慢的性别就会成为较快一方竞争的稀缺资源。[41]在哺乳动物和许多鸟类中，雌性的生育过程更缓慢，除了妊娠期，哺乳动物还有哺乳期。当雌性成为更有权挑剔的性别，接近雌性所受的限制就被雄性视为必须克服的障碍。在许多物种中，包括大猩猩、猩猩和黑猩猩，都能看到雄性对雌性的骚扰、恐吓和强迫交配。[42]说到人类，当某些风险因素同时存在时，男性就有可能使用武力进行交配，这些因素是：他具有暴戾、残忍和冲动的性格；他作为失败者无法用其他方式吸引女性；他被排斥在集体之外，因此无须担忧在社群内的名誉；以及他意识到他不会为此受到惩罚的时候，比如在征服和迫害行动中。[43]大约5%的强奸会导致怀孕，这说明强奸给强奸者带来进化优势：无论强奸表现出何种倾向性，人类进化的历史显然未曾淘汰这一行为，反而特别筛选留下了它。[44]当然，所有这些都不是说男人“天性要进行强奸”，也不是说强奸犯对控制犯罪“无能为力”，或者说强奸因其不可避免或情有可原而属于“自然”现象。但是，这些能够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强奸是所有人类社会都能见到的一种瘟疫。

    强奸还涉及受害女子的家庭，特别是她的父亲、兄弟和丈夫。在哺乳动物中，人类男性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他喂养、保护和关照他的子女和子女的母亲。但是，从基因的角度看，这项投资颇具风险。如果这名男子的妻子有个秘密的情人，他就有可能在投资另一个男人的孩子；从进化上看，这无异于自杀。随着进化时间的推移，任何倾向于对妻子通奸无所谓的基因都会彻底败给那些对此保持高度警惕的基因。基因并不直接指挥人类的行为，它们通过塑造人头脑中的情感组成而发挥影响，在这里，这种情感就是性嫉妒。[45]男人想到自己的性伴侣不忠就会怒火中烧，因此他要采取防范措施，尽可能地消除背叛的可能性。措施之一是威胁她和她潜在的情人，并在必要的时候将威胁付诸行动。措施之二是控制女子的行动，削弱她释放女性优势的能力。父亲在展示他们对女儿的所有权时，看起来很像是嫉妒女儿的性能力。在某些传统社会，可以出售女儿换取聘礼，而处女是没有身怀其他男子血胤的保证，贞洁遂成为卖点。父亲，甚至兄弟和母亲，都会将家中女孩子的贞操视为珍贵的资源而加以守护。而年长的女性出于自己的利益，也有动力约束年轻女子的女性竞争力。

    当然，女人像男人一样会嫉妒自己的性伴侣，像生物学家一样能够从事实观察到男人只会关照自己的后代。一个男子的不忠带来的风险是，他对后代的投资会被其他女人和孩子分流；为了避免这样的风险，女子必须尽力阻止自己的男人移情别恋。但是，性伴侣不忠的成本对男女是不同的，人们已经发现，男性的嫉妒更无情、暴烈，更倾向于性不忠（而不是情感不忠）。[46]没有哪个社会的女性和姻亲会特别介意新郎的童贞。

    遗传利益形成的动机不会直接进入社会实践，但是这些动机促使人制定法规和确立习俗来保护这些利益。结果，男人彼此承认各自有权控制妻女的性能力，这成为世界各地都通行的法律和文化准则。人类的思维特别依赖形象的比喻，在女性的性能力这个问题上，最形象的比喻就是“财产”。[47]财产是一个极有弹性的概念，各种不同的社会都有法律规范对无形资产的占有权，例如领空、图像、曲调、短语、电磁频幅，甚至基因。所以，毫不奇怪，人们能够将财产的概念推向极端，强加在不可占有物的身上，即感知有自身利益的人，例如孩子、奴隶和妇女。

    马戈·威尔逊和马丁·戴利在他们的文章《将妻子误为财产的男人》中，记载了世界各地将妇女作为父亲和丈夫财产的传统法规。财产法赋予所有人不受限制地出售、交换和销毁其财产的权利，如果财产被别人盗窃或损坏，财产所有人可以指望社区承认他们有索偿的权利。在这样的社会契约中，没有妇女本人的利益，强奸成为对拥有妇女的男人的侵犯。强奸被定义为一种造成物品损害或者盗窃珍贵物品的侵权行为，正如我们知道强奸（rape）一词本身与破坏（ravage）、贪婪（rapacious）和侵占（usurp）等词同源。由此可以推定，如果一名女子不受有门第有财产的男人保护，她也就不受法律的保护，而丈夫强奸妻子是一种不合逻辑的指控，如同指控一个人盗窃自己的财产。

    男人为了保护财产，严厉地要求妇女为自己性价值的失窃和破坏承担责任。这种谴责受害者的逻辑，排除了任何将两相情愿的性关系解释为强奸的可能性，也导致妇女为躲避风险并不惜一切代价包括牺牲生命来抗拒强奸者。

    虽然将妇女作为财产的最肆无忌惮的比喻和修辞在中世纪末期就已停止使用，但直到最近，我们仍能在法律、习俗和情感中找到传统留下的范式。[48]订婚后的女子（不是男子）戴订婚戒指，表示她们“被采纳”；许多新娘在婚礼上由父亲“交给”她们的丈夫，并改变姓氏。直到20世纪70年代，婚内强奸在任何地方都不算犯罪，司法系统很少关注强奸案中妇女的利益。研究陪审团判案程序的法学家发现，陪审团仍然认为妇女要为自己被强奸承担疏于防护的责任，如果不提醒陪审团现代美国法律不接受这种概念，陪审团经常会根据这一民间理论做出不利于女性受害人的裁决。[49]至于感情方面的伤害，丈夫和男友往往毫不怜惜自己遭到强奸的伴侣，他们喜欢说：“我感到有什么东西永远失去了。我觉得被欺骗了。以前，她整个都是我的，但现在不再是这样了。”妇女因为被强奸而婚姻破裂的事例屡见不鲜。[50]

    最后，我们要来看看强奸的第三方：受害者。出于同样的遗传演进，男人在有些情况下具有强迫女人交配的倾向；受害人的家族则认为强奸是对整个家族的挑衅，而妇女应该抗拒并憎恶被强奸。[51]有性繁殖的性质决定了女性在演化中成为掌握性控制权的一方。她选择交配的时间、条件和伴侣，以保障子女尽可能得到最合适、最慷慨和最有保护能力的父亲，并在最合适的时间生育子女。但是，女性对生育的规划，不论有意还是无意，都不是一张会计报表，也不是她头脑里的一块可以机械地控制她全部行为的芯片。这正是人类在进化中生成某些情感的基础，在这件事上，即女性控制自己性事的决心，以及在受到暴力性侵犯后的极度痛苦。[52]

    强奸的历史，也就是女性的权益被排斥在形成风俗、制定道德准则和法律的社会协商过程之外。我们今天认为强奸是一种侵犯妇女的重罪，这种人文主义理念主导的情感代表了对女性权益的重新确认，将有意识的个体的苦难和个体的实现，而不是权力、传统或者宗教习俗作为道德的基础。而且，这一理念已经融入自主权原则：人对自己的身体有充分的权利，不是可以被他人协商交换的公用资源。[53]我们现在所理解的道德，不是在不愿被强奸的妇女、希望实施强奸的男子和企图垄断女子性能力的父亲和丈夫之间寻找平衡，新的价值观完全推翻了旧的传统，妇女对自己身体的拥有完整的决定权，所有其他各方的利益都是可以不予考虑的。（我们今天承认的唯一的折中权衡是刑事司法程序中被告的权利，因为被告的自主权也摇摇欲坠。）

    自主权原则也是启蒙运动中废奴、结束暴政、取消债务监狱和酷刑的关键性原则。强奸是施加在强奸受害者身上的暴行，这个在今天看来无可置疑的观念，却滞后于启蒙运动的其他成果，很晚才进入人们的头脑。在中世纪末期的英国法律中，已经有些案例试图平衡受害者的利益，但直到18世纪，这些法律才形成文字。[54]并非偶然，当时正是启蒙运动时代，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女权的觉醒。1700年，玛丽·阿斯特尔在一篇短文中将反对暴政和奴隶制的原则扩展到反对压迫妇女，她说：

    如果一个国家不需要绝对的权威，那么一个家庭呢？或者说，如果一个家庭需要绝对权威，为什么一个国家可以不需要呢？其中的道理不可能只适用于一个，而不适用于另一个……

    如果人皆生而自由，为什么所有的女人却生而为奴呢？仿佛她们只能臣服于男人变化无常的、不确定的、不清不楚的、武断的意志，只能成为完美的奴隶？[55]

    直到150年之后，阿斯特尔的观点才真正成为一场运动。女性主义的第一个浪潮以美国1848年的“塞尼卡福尔斯会议”（Seneca Falls Convention）开始，到1920年宪法第十九修正案结束，妇女得到了投票权、参加陪审团的权利、拥有婚姻财产的权利，以及离婚和受教育的权利。而对于强奸的态度和处理，则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中才发生的革命性变化。

    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女学者苏珊·布朗米勒（Susan Brownmiller）1975年的畅销书《违背我们的意愿》（Against Our Will），她在书中揭露了有史以来人类在宗教、法律、战争、奴隶制、政府政策和流行文化中对强奸的纵容。她还给出了有关强奸的统计数据，以及强奸受害人本人讲述被强暴和寻求司法公正的遭遇。如布朗米勒所说，社会的主流制度能够营造一种氛围，让强奸显得并非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比如常言所说“当你无法避免强奸的时候，不如乖乖躺好享受一番”，妇女的感受可以完全不存在。她写到，在20世纪60年代的逆文明潮流中，暴力被美化成具有浪漫色彩的反叛，性革命让淫荡成为文化高雅的标志。与女性相比，男性显然更崇尚暴力和性革命，更追求反叛和精致文化的结合，于是强奸几乎被视为一种时髦。布朗米勒的记录重现了在肤浅做作的文化背景下，一些强奸犯令人精神错乱的形象，还有那些假定读者对这些“英雄”充满同情的煽情评论。比如，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1971年的电影《发条橙》（A Clockwork Orange）塑造了一个热爱贝多芬的恶棍，他残忍地殴打受害者，并以在丈夫面前强奸他的妻子为乐。《新闻周刊》（Newsweek）的一位评论家欢呼说：

    从更深刻的意义上看，《发条橙》是对人类个性的一次探索，向我们宣告了什么才是真正的人……作为一个梦幻般的人物，阿利斯的魅力就是我们所有人身上都存在的某些黑暗和原始的东西。他的行为恰恰表达了我们对即兴式性满足的渴望，对释放愤怒和释放被压制的复仇本能的渴望，以及我们内心对冒险和刺激的需要。[56]

    布朗米勒说，影评家似乎忘记了电影观众不只是男性，还有女性：“我肯定，没有女性相信那个戴着匹诺曹大鼻子，拿着一把剪刀的小流氓表达了任何女性对即兴式性满足、复仇或者冒险的渴望。”但是我们不能指责影评家曲解了制片人的意图。库布里克本人以第一人称复数的形式解释了影片的诉求：

    阿利斯象征一个自然状态下的男人，如果社会没有将“文明化”强加在他的身上，他就是这样自由自在。我们下意识的反应是，阿利斯对从事杀戮和强奸具有一种无辜的自由感，我们认为这是人性中天然的野性，而展示男人真实的天性，就是这部故事片的力量所在。[57]

    《违背我们的意愿》对将惩治强奸的法律和司法实践的改革提上议事日程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该书出版时，美国没有一个州认为婚内强奸是犯罪，今天，美国全部50个州以及大部分西欧国家都视婚内强奸为非法。[58]强奸危机处理中心缓解了报告强奸和从强奸中康复的艰难。确实，在今天校园的每个角落都能看到这些服务中心的广告。图7-9是一个招贴的复印件，哈佛大学很多厕所的马桶上方都贴着它，向学生提供了至少5家在遭到强奸后能够提供协助的机构。

    图7-9 强奸预防和反应招贴

    今天，每一级司法系统都必须严肃对待强奸案件。最近听到的一件案子反映了人们态度的变化。我的一个研究生在走过波士顿劳动阶层居住的街区时，三个在人行道上溜达的高中生上来和她搭话，其中一个抓住了她的胸部。当她表示抗议时，这个男生开玩笑似地威胁要揍她。当她向警察报案后，警方安排了一位便衣和她一起对该街区进行监视，他们在一辆不引人注意的老汽车（1978年款橙红色的凯迪拉克赛威，缉毒的战利品）中连续观察了三个下午，直到她发现对自己进行袭击的男子。区助理检察官与她见了几次面，在征得她的同意后，控告那个年轻男子犯有二级伤害罪，男子表示认罪。几十年前，即使是暴力强奸案的处置也常常是草率的，而现在一桩罪状较轻的相关案件也能让司法系统全力运转起来。

    流行文化中强奸的意识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的影视业在刻画强奸场面时，着眼于对受害人的同情和对施暴者的厌恶。流行电视系列片《法律与秩序：特殊受害者》（Law & Order:Special Victims vnit）告诉大家，性暴力罪犯无论来自哪一个社会阶层，都是卑鄙的人渣，DNA检测必定能将罪犯绳之以法。变化最大的是电子游戏产业，其收入可以与音像业媲美，而且消费对象主要是年轻人。视频游戏是一个庞大的、没有严格规范的无政府世界，大部分是年轻人自己开发自己使用。虽然游戏中充斥着暴力和性象征，但仿佛大家商量过一样，强奸不属于这个世界。法学家弗朗西斯·X.沈（Francis X Shen）分析过从最早期到80年代的电子游戏的内容，发现这一禁忌几乎是绝对有效的：

    强奸是一件不能进入电子游戏的东西……在游戏中可以大量杀人，手段经常非常残忍，有时甚至毁灭整个城市，这些暴力在现实中显然比强奸要严重得多。但是在电子游戏中，绝不允许任何人按下X按钮强奸另一个人物。在强奸问题上，“游戏不过是游戏”这个理由不能成立……即使在角色扮演游戏的虚拟世界里，强奸也是禁忌。

    在这个国际研究项目中，他只发现了很少几个例外，而且每一个事例都立即引起强烈的抗议。[59]

    但是，这些变化是否减少了强奸案？强奸的真实情况很不明朗，因为强奸案永远是被低估的，而同时又经常被虚报（比如2006年成为新闻热点的杜克大学3名曲棍球队队员被控强奸，但最后证明指控不实）。[60]维权组织提供的统计毫无可信度，这已经是公认的事实，有些统计荒唐到说1/4的大学生被强奸过。（这个数字根据的是一个非常宽泛的强奸定义，甚至不需要受害人自己承认被强奸；包括所有妇女在醉后同意发生但过后又后悔了的性关系。）[61]美国司法部统计局的《全国犯罪受害人调查》（National Crime Victimization Survey）数据库虽然不完美，但是足供使用。统计局自1973年以来进行了大量分层人口抽样调查，据此估算的犯罪率不受向警察局报案人数的限制。[62]设计调查时特别考虑到了如何抵消犯罪报告不充分的问题。90%的受调查者是妇女。1993年调查方式改进之后，对过去的调查数据进行了统一调整，因此全部资料具有可比性。强奸的定义范围有所扩大，但又没有太离谱；除了身体的强制力之外，还包括了语言威胁强迫性性行为；既遂的和未遂的强奸；受害者的性别可以是女性也可以是男性，可以是同性恋也可以是异性恋。（事实上，大部分强奸是男性施于女性。）

    图7-10给出了调查的过去40年各年的强奸率。它显示，在35年中，这个比率惊人地下降了80%，从1973年每10万12岁以上人发生250起强奸案，下降到2008年的每10万人发生50起。事实上，强奸率下降的幅度比此数据所显示的还要大，因为现在被强奸的妇女几乎肯定会报警，而在过去，很多强奸案的受害人忍气吞声，或者被警方敷衍了事。

    图7-10 1973—2008年美国强奸和凶杀率

    资料来源：数据来自《联邦调查局犯罪报告》（FBI Uniform Crime Reports）和《全国犯罪受害人调查》；美国司法部统计局，2009年。

    我们在第3章已经看到，在20世纪90年代，从凶杀到偷车各种类型的犯罪率都全面下降。人们也许会想，强奸案数量的减少是整个大趋势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女权运动的努力没有太大的关系。在图7-10中，我同时还给出了《联邦调查局犯罪报告》中的凶杀率数据，读者可以对比1973年以来两条曲线的变化。图形显示了强奸率的变化与凶杀率变化之间的区别。凶杀率在1992年之前一直上下波动，90年代中期开始下降，进入21世纪后维持在一个基本不变的水平上。而强奸率在1979年前后开始下降，整个90年代呈现急速下降，21世纪之后继续起伏下行。2008年的凶杀率是1973年的57%，而强奸率仅为1973年的20%。

    如果调查数据显示的趋势属实，强奸的减少是暴力减少的另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只是人们对此抱着一种视而不见的态度。反强奸组织非但不曾强调自己的成功，反而制造出一种女性正处于前所未有之危险境遇的印象（比如大学洗手间里贴满警告）。虽然对强奸率连续30年下降的现象需要做出和凶杀率连续7年下降不同的解释，但政治家和犯罪学家都还没有完成这个任务。这里没有“破窗理论”，没有“魔鬼经济学”理论，我们曾经用此解释近30年暴力的减少。

    有些原因是相同的。20世纪90年代强奸率的下降显然符合当时的大趋势，导致各种犯罪率下降的原因必然有共同之处，比如更有效的治安管理，更多的犯罪分子被关进监狱。在犯罪率下降之前、期间和之后，女权运动将强奸作为运动的焦点，要求警方、法院和社会服务机构予以特别关注。1994年通过的《防止对妇女施暴法》提供了进一步防范强奸的措施，增加了联邦基金和监督机构，为强奸检测工具包和DNA测试提供资助。强奸检测工作将很多初犯强奸犯绳之以法，不让他们有再犯的机会。的确，可以说，90年代犯罪率下降是女权分子反强奸运动的成果，反之亦成立。当60年代和70年代犯罪高潮终于开始放缓，女权分子反对性侵害的运动让街头暴力褪去了浪漫的光环，让公共安全成为一种权利，引发了90年代的社会改造进程。

    当然，虽说女权运动推动了强奸犯罪率的下降，但是它也表明整个国家已经为迎接这个变化做好了准备。即使在过去，人们也不敢说女性在警察局和法庭只能受到羞辱，丈夫有权强奸他们的妻子，或者强奸犯就应该在公寓走廊和车库捕猎妇女。女权运动速战速决，未经街头抵制，也没有诞生烈士，没有与警察的狼狗和凶狠的流氓团伙对峙。她们赢得这场战斗，部分是因为很多女性已经颇具社会影响力，技术进步突破了劳动中古老的性别分工，使女性从家务和照顾孩子中解脱出来；同时，也是因为支持女权的人，不分男女，人数越来越多了。

    尽管有人力图用各种逸闻证明，由于反女权主义力量的存在，妇女地位未能取得任何改善，但资料显示美国人对女性的态度发生了不可逆转的进步。心理学家琼·特温格（Jean Twenge）将超过25年间对女性态度的标准问卷中的回应绘制成表格，其中包括“在婚礼上仍然保留 ‘顺从 ’条款是对女性的侮辱”“妇女应该少操心权利，多想想如何做一个好妻子和好母亲”，以及“女性不应该期望享有和男性一样的行动自由”。[63]图7-11显示了1970—1995年间，在大学学龄男性和女性中对妇女态度的71次调查的平均结果。一代又一代学生，不论男女，对妇女的态度在不断进步。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大学男生对女性的态度比70年代的女性更倾向于女权。南方的学生比北方的学生略差一些，但趋势是一样的，而且与对美国其他人群调查的样本结果相一致。

    图7-11 1970—1995年美国人对女性的态度

    资料来源：特温格制图，1997年。

    每个人都成为女性主义者了。西方文化的主流视角已经越来越无性别化。在18世纪的人道主义革命中，道德进步的引擎是在理性和论证中对一般公民地位的普世化，而这一特点再次成为20世纪权利革命的动力。女权进步紧随少数族裔权利的进步接踵而至，这绝非偶然。如果一个国家的立国信条是人皆生而平等，有什么理由不包括所有妇女？在性别问题上，这一普世化趋势有一个非常浅薄的象征，就是作家努力地避免使用阳性的“他”来指称一般的人；同时还有一个深刻的象征，即重新制定那些以男性视角为标准的道德和法制。

    强奸犯是男子，他们的受害人通常是女子。反强奸运动得到社会的支持，不仅是因为妇女已经进入政府的关键位置，开始调动政府的政策工具为妇女利益服务，我认为，还因为妇女进入政府改变了那些大权在握的男人的观念。道德制高点决定了何人收益何人买单，也决定了何为收益何为成本。比起男女之间对性的不同认识，他们性价值观之间的差距更严重，一方的收益，很可能是另一方的成本。

    心理学家凯瑟琳·萨蒙（Catherine Salmon）和人类学家唐纳德·西蒙斯的《武士情人》（Warrior Lovers）一书，对女作家的色情小说进行了分析。他们写道：“看到为吸引异性读者而设计的色情场景，就像看见了两性之间的心理鸿沟……浪漫小说和成人电影之间的差别之大之深刻，简直可以认为男人和女人永远也不会和睦相处，更不要说缔结连理和养育儿女。”[64]既然色情小说的卖点是向消费者提供性经验，而且除了性之外，不必顾忌异性的其他需要，因此，这是观察男女纯粹性欲的一个窗口。男人的色情是直观的、生理性的、冲动的、滥情的，而且是不需要背景和个性的。针对女性的色情描写更多是语言的、心理的、反思的、专一的，有丰富的背景和个性。男性着迷的是肉体交配，女性喜欢的是与人做爱。

    强奸不是男性性欲的正常表现，但男性的欲望在选择性伙伴方面的任意性，以及对性伙伴内心生活的漠视，确实让强奸成为可能。所以，与其说是“伙伴”，不如说是性交“对象”。男女在性观念上的不同，可以转变为他们在看待性侵犯伤害方面的差异。心理学家戴维·巴斯（David Buss）所做的调查显示，男人倾向于低估性侵犯对女性受害人的伤害，而女人则高估了性侵害对男性受害人的伤害。[65]传统的法律系统和道德准则对强奸受害者异常严厉，性别鸿沟可以为这一现象提供某种解释。起因也许是男性统治者对女性拥有的粗暴权威，也可能是因为男性狭隘的智力，没有能力想象还有与自己不同的头脑，即在他们的异性看来，与陌生人发生突兀的、未经应允的性交非但没有吸引力，而且令人厌恶。在男性和女性并肩工作，必须为自身利害而顾虑对方利益的社会中，男人这种对异性心理的麻木不仁不可能不发生变化。

    性别鸿沟也有助于解释有关强奸认识上的政治正确观点。我们已经看到，所有反暴力运动的成功经常包括重新估量原有的礼仪、观念和禁忌。就强奸而言，政治正确的信念是，强奸的要点不是性而是暴力。布朗米勒是这样说的：“从史前时期开始到现在，我相信，强奸的关键作用就是恐吓，是全体男性有意识地要将全体女性置于恐怖之中。”[66]她还说，强奸犯，就像希腊神话中为阿喀琉斯打仗的雇佣军密尔弥冬，是一群蚂蚁变身的士兵，“在我们的社会中，警察记录中的强奸犯事实上是为全体男性服务的忠仆密尔弥冬”。[67]当然，“密尔弥冬理论”是荒谬的。它不仅将强奸犯拔高为一个利他的战士，还污辱全体男性从他们所爱的女子被强奸中受益，而且，这个理论还假定“性”是性，暴力是暴力，“性”是一件男性从来不会以暴力获取的东西，而这与有关强奸犯和受害人的统计分布的大量事实相违背。[68]但是，如果允许我提一个讨好女性的建议的话，说强奸与性无关的理论，在一个无法想象与不情不愿的陌生人发生性关系的性别来看，确实有更大的可信性。

    伴随着暴力的减少，强奸是无关性与欲的暴力成为一个信条。在神圣信条面前，常识从来都是无力的；今天的强奸救援中心一致认为“强奸和性骚扰不是出于性欲行为，而是以性为武器的侵犯、暴力和羞辱”。（对此，记者希瑟·麦克唐纳曾经回应说：“在聚会上硬要将自己挤到女人身边的男人，都是在找一件东西，而且肯定不是想要重建父权。”）[69]因为这种神圣信条，强奸受害人咨询顾问会向学生提供一些不负责任的劝告，没有任何父母会这样劝告自己的女儿。当麦克唐纳问一所大学性骚扰防范中心的助理主任，他们是否鼓励学生注意一些基本守则，例如“不要酗酒，不要和男人上床，不要脱光衣服，不要让别人来扒自己的衣服”时，她回答说：“这些说法让我很不舒服。这好像是说，女学生被强奸是她们自己的错误——可是这从来都不是她们的错——不论一个人如何穿衣服，都不是在邀请暴力和强奸……我永远也不会让我的属下或者我自己告诉受害者，遭到强奸是因为她们穿错了衣服，或者是因为她们缺乏自律。”

    幸好，麦克唐纳采访的学生没有让这种政治正确蒙蔽自己的常识。也许就研究信仰社会学来说，校园里防止强奸的官僚机构的党派立场算得上是个有意思的课题，但在历史大趋势中，他们都不是主流；近几十年来，女性的视角大量融入社会观念和执法系统，真正成为几大类犯罪减少的主要动力。

    * * *

    其他以妇女为目标的暴力种类还有“揍老婆”“殴打妻子”“虐待配偶”“同居暴力”和“家暴”。男子利用体力优势恐吓、骚扰甚至在极端情况下杀害妻子、前妻或者女友。此类暴力的起因通常是男性的嫉妒或恐惧女性会离开自己，虽然这些男子的行为实际上是用暴力确立自己在两性关系中的统治地位，因为女性挑战他们的权威，或者因为女性没有做好家务等任何一点不合意而大加惩戒。[70]

    在男子用以控制他们配偶的自由，特别是性自由的各种手腕中，家暴是其中的杀手锏。这也许与“守护伴侣”这种生物现象有关联。[71]在许多生物中，雄性对后代进行投资，雌性则有机会与其他雄性交配，雄性会到处追随刚刚与之交配过的雌性，不让她接触其他雄性，而一旦发现阻拦可能失败，雄性会试图当场与雌性交配。人类的一些实践，例如面纱、陪伴、贞洁带、幽禁、男女隔离以及女子阴部割礼，都是男性“守护伴侣”策略在不同文化中的表现。为了再增加一层防护，男人经常和其他男人（有时也和年长的妇女）签约，确认他在法律上享有对配偶的垄断权力。新月沃地、远东、美洲、非洲和北欧等世界各个文明的法典毫无例外地将妇女排在财产之列。[72]通奸是奸夫对丈夫的侵权行为，丈夫有权为此伤害配偶、离婚（女方家庭要退还新娘的聘礼）或者暴力复仇。通奸一向是单独由女方的婚姻状态来定义的，男性的婚姻状态和女子本人的偏好都无关紧要。直到20世纪第一个10年，各国法律仍容许作为一家之主的男性“严惩”自己的妻子。[73]

    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开始废除那些将妻子视作丈夫所属品的法律。离婚法变得更为对称公平。男人杀死妻子和她的情人，不再是被激怒后的正当行为。丈夫不得强制禁锢妻子，不得不许妻子离开家门。女方的家人不再因收容逃离丈夫的妻子而被控“窝藏”罪。[74]美国的大部分地方都为妇女设立了逃避丈夫虐待的庇护中心，法律保护她们的人身安全，视家庭暴力为犯罪。警察原来拒绝干涉“夫妻争吵”，现在大部分州都有法律要求警方逮捕可能动手施暴的配偶。在许多地区，检察官有责任先为受到潜在暴力威胁的配偶拿到法庭保护令，让女方脱离男方和家庭，随后再起诉男方，而且无论受害人是否愿意追究，检控方都不得撤诉。[75]有些妇女陷入虐待—道歉—原谅—再虐待的循环，一些针对这种情况的政策变得非常具有干涉性，以至于有些法律学者，比如珍妮·苏克（Jeannie Suk）认为，妇女的自主权已因此受到侵犯，这些政策已经走到妇女利益的对立面了。

    人们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几百年来，打老婆一直被认为是婚姻的常规组成部分。从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描述。17世纪的剧作家博蒙特（Beaumont）和弗莱彻（Fletcher）嘲弄说“慈善和殴打都是从家里发源的”, 20世纪的公交车司机拉尔夫·克拉姆顿（Ralph Kramden）则威胁说：“总有那么一天，爱丽丝……砰，正打在那臭小子脸上。”直到1972年，在一项对各种暴力的严重性进行排序的调查中，受访者将“殴打配偶”列在140项的第91位。（受访者认为“贩卖迷幻药”是比“在公园强奸陌生者”更严重的罪行。）[76]不相信调查数据的读者不妨去看看社会心理学家兰斯·肖特兰（Lance Shotland）和玛格丽特·斯特劳（Margaret Straw）在1974年做的一项实验。学生在回答一份问卷时，听到一男一女爆发争吵——实际上是安排的演员在演戏。我还是让作者自己来描述发生了什么：

    大约15秒钟的激烈争吵之后，男子开始向女子动武。他剧烈地摇动她，而她挣扎着，抗拒着，尖叫着。她的喊声凄厉刺耳，夹杂着几声“别碰我”的乞求。随着女子的叫喊，出现了两种情况中的一种，并且重复了几次：一种是“陌生人情况”，女子喊着说“我不认识你”；还有一种是“夫妻情况”，女子喊着说“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嫁给你”。[77]

    大部分学生会涌出实验室查看动静。在演员表演“陌生者”的情况下，大约2/3的学生前去进行干涉。通常是慢慢靠近纠纷中的男女，希望他们能自己停止争斗。但在“夫妻情况”下，只有不到1/5的学生出面进行干涉。虽然学生面前就有电话，并且贴着校园警察局的急救电话，大部分学生都没有电话报警的意思。事后，当问及他们的想法时，他们说“此事与他们毫不相干”。1974年，夫妻之间的暴力显然是可以被接受的，陌生人之间的暴力则比较让人难以接受。

    今天，因为联邦政府对用人类做实验加以限制，我们已经不可能再进行这样的实验，这也算是我们这个厌恶暴力的时代的另一个标志吧。但是有其他研究显示，现在即使是男人攻击自己的妻子，其他人也很难认为此事和自己无关。1995年的一项调查说，超过80%的受调查者认为“家庭暴力是非常严重的社会和法律问题”（比儿童贫困和环境问题更严重）；87%的人相信干涉是必要的，即使挨了打的妻子并没有受伤；99%的人相信如果男人殴打妻子并致伤，司法就应介入。[78]不同的年代对同样问题的回答发生了巨变。1987年，只有一半的美国人认为男人用皮带和棍棒殴打妻子是绝对错误的；10年之后，86%的人认为这样做是绝对错误的。[79]图7-12给出了对4次调查调整过的统计结果，调查的问题是，是否同意丈夫打妻子。1968—1994年，认可丈夫打妻子的人数降至原来的一半，从20%落至10%。虽然男人比女人更宽容家庭暴力，但女权潮流带动男人跟着转变，1994年认同家庭暴力的男人数量已经少于1968年认同家暴的女人的数量。这一趋势遍及美国全国各个地区、各个族裔，包括白人、黑人和西班牙裔。

    图7-12 1968—1994年美国人中同意丈夫掌掴妻子的人数

    资料来源：斯特劳斯等人绘制，1997年。

    至于家庭暴力本身的记录，在考虑整个大趋势之前，我们要先看一看一个惊人的说法：男性所犯的家暴和女性所犯的家暴差不多。社会学家默里·斯特劳斯（Murray Straus）做过很多保密和匿名的调查，他询问受调查者是否曾对配偶行使暴力，结果他发现男女之间没有区别。[80]他在1978年时这样写道：“大部分人（特别是那些女权主义的同情者）都没有意识到，老动画片中妻子挥舞擀面杖追赶丈夫，或者将水壶铁锅扔到丈夫头上的场景是非常贴近现实的。”[81]一些社会活动家已经在呼吁关注男人作为家暴受害者的问题，并呼吁为男人建立逃脱妻子和女友暴力的庇护中心。如果妇女从来都不是按性别分类的“殴打老婆”暴力的受害者，而是男女两性一向在同样程度上均为“殴打配偶”的受害者，我们单单说“打老婆”的减少是结束针对妇女的暴力社会运动的组成部分，就会让人产生误解。

    要理解这样的调查结果，我们必须很谨慎地解释什么是家庭暴力。关键是夫妻纠纷和由此升级形成的暴力（如罗杰斯和哈特所说的“对话中伴随着飞过来的盘子”），同配偶的一方习惯性地威胁和恐吓另一方，两者之间的界限在哪里。[82]社会学家迈克尔·约翰逊（Michael Johnson）对有暴力问题的配偶之间的互动数据进行了分析，他发现，一套与控制欲有关的因素共同在起作用。在有些夫妻中，发出暴力威胁的一方，同时也控制家庭的财政，限制另一方的行动，借故泄愤，打孩子或者打宠物，有意识地不流露任何赞许和爱慕的感情。在一方为控制者的夫妻中，暴力型的控制者几乎全部是男性；而配偶中使用暴力的女性，几乎无一例外是自我防卫和保护孩子。当夫妻双方均不属于控制型时，只有在争吵失控的时候才会发生暴力；在这种情形下，男性暴力的水平略高于女性。控制者和吵闹者之间的区别解释了性别暴力统计上的谜案。暴力调查中的数字主要是非控制型配偶之间的纠纷，这样的家庭纠纷中男女行为相差不大。但根据庇护中心的登记资料、法庭记录、急救室和警察的统计，暴力主要来自夫妻中的控制型一方，通常是男人威胁妇女，有时候也有妇女进行自卫。在反目的伴侣中，男女暴力的不对称更加显著，一般总是男方对妇女实施追踪、威胁和伤害。其他研究已经证实，习惯性的恐吓和严重伤害主要是男性的行为。[83]

    那么，有什么东西发生了变化吗？在你一拳我一脚这些小事情上也许没有太大变化，[84]但在严重的暴力行为方面，例如发生攻击并上报进入《全国犯罪受害者调查》的数量发生了剧减。与对强奸的估计数字一样，来自受害者调查的家暴数字也很不可靠，但不妨以此作为衡量变动趋势的指标。而对家庭暴力的新关注，也许让受调查者更愿意报告受到虐待的情况。图7-13是美国司法部1993—2005年的家庭暴力数据，数据显示妇女被家庭伴侣暴力对待的案件减少了2/3，而男人受家暴的数字减少了近1/2。

    这一下行的趋势早就开始了。在斯特劳斯的调查中，1992年，妇女报告被丈夫殴打的数量是1985年的1/2。1992年，联邦政府开始建立暴力受害者数据库。[85]

    图7-13 1993—2005年美国亲密伴侣之间的暴力攻击数量

    资料来源：美国司法部司法统计局资料，2010年。

    最极端的家庭暴力是杀妻和杀夫。对社会学家来说，亲密伴侣中的一方杀死另一方时，总是一方有绝对的优势，因此无须斤斤计较定义和报告中出现的偏差，死亡就是死亡。图7-14显示了1976—2005年亲密伴侣之间的凶杀比重，数字表现为每10万同性别人口中的死亡人数。

    我们再一次看到稳定的下降曲线，虽然有一个饶有意味的插曲：女权主义对男性是非常有益的。自妇女运动兴起以来，一个男人被他的妻子、前妻或女友杀害的机会减少了5/6。尽管在这期间，没有任何针对男方暴力的运动结束，而妇女一般而言本来就不是喜好凶杀的性别，最有可能的解释是，妇女不得不杀死虐待她的丈夫或男友，大都因为受到丈夫或男友的生命威胁而无法出走。妇女庇护中心的发展以及法庭限制令的运用，使妇女有了出逃之路，也就没有必要再行使极端手段了。[86]

    * * *

    世界其他地方的情形如何呢？不幸的是，要想说清这个问题真的挺不容易。与凶杀不同，强奸和配偶虐待的定义因地而异，警察的报告非常不准确，对于妇女所遭遇的暴力的统计，很容易受到妇女向警察报案意愿的干扰。而女权组织总是有在统计上夸大妇女所遭受的暴力的倾向，不愿意承认正在发生的暴力减少趋势。英国内政部主持了一项英格兰和威尔士犯罪受害者的调查，但是没有给出强奸和家庭暴力的变化趋势的数据。[87]不过来自另一个年度报告的数据（见图7-15），显示了家庭暴力的减少，与美国的情况很相似。因为在如何定义家庭暴力和如何计算人口基数上的差异，图7-15的数据与图7-13的数据无法直接比较，但两图显示的趋势几乎完全吻合。我们可以说，在西方民主国家均出现了相似的家暴减少趋势，因为它们都非常重视家庭暴力问题。

    图7-14 1976—2005年美国亲密伴侣之间的凶杀数量

    资料来源：美国司法部司法统计局资料，2011年，根据在线犯罪司法统计原始资料（http:// www. al-bany. edu/sourcebook/csv/t31312005. csv）。人口数据来自美国人口普查局。

    虽然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通常被指控为仇视妇女的社会，但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情况更糟。我前面说过，在美国的家暴调查中，家暴定义宽泛，不分男女，拳打脚踢这样的暴力都能包括在统计之内。加拿大、芬兰、德国、英国、爱尔兰、以色列和波兰都采用了此类标准。但对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来说，首先不存在性别中立。心理学家约翰·阿彻（John Archer）研究了16个国家家庭暴力数据中的性别构成，他发现，在非西方国家，例如印度、约旦、日本、韩国、尼日利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动手打人者主要是男人。[88]

    图7-15 1995—2008年英国和威尔士的家庭暴力

    资料来源：《不列颠犯罪调查》（British Crime Survey）数据，英国内政部，2010年。德瓦研究（Dewar Research）对历年的数据进行了综合，2009年。人口估算来自英国国家统计办公室（U. K.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2009年。

    世界卫生组织出版了一份资料，收录了48个国家的严重家庭暴力数据。[89]在世界范围，一般估计是20%~50%的妇女都曾经是家暴的受害者，问题比西欧和英语国家要严重得多。[90]在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前一年只有不到3%的妇女报告伴侣虐待。其他国家的情形则大不一样，报告家暴的妇女在尼加拉瓜样本组中有27%，在韩国样本组有38%，在巴勒斯坦样本组有52%。对婚内暴力的态度，不同国家之间也有很大差别。只有约1%的新西兰人和4%的新加坡人认为丈夫有权利殴打挨骂时回嘴和不服从的妻子，但78%的埃及人、50%的印度北方邦的人、57%的巴勒斯坦人都认为丈夫有这样的权利。

    在很多国家，针对妇女遭受暴力对待的立法还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91]84%的西欧国家已经将（或者正在准备将）家庭暴力列为违法，而婚内强奸已经被72%的西欧国家视为非法。但在世界其他地区，这两个相应的数字是：东欧，57%和39%；亚洲和太平洋地区，51%和19%；拉丁美洲，94%和18%；撒哈拉以南的非洲，35%和12.5%；阿拉伯国家，25%和0%。在这些不公正之外，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南亚和西亚仍然在对妇女实行制度化的残暴伤害，例如杀婴、阴部伤残、走私儿童和儿童卖淫、性奴、荣誉杀戮，使用硫酸和煤油处罚不顺从和陪嫁不足的妻子，此外还有战争中的大规模强奸、暴乱和种族灭绝。[92]这些罪行在21世纪的西方已经十分罕见或者绝迹了。

    那么，妇女遭受的暴力在西方和世界其他地方之间有什么不同？是不是众多因素，比如民主、繁荣、经济自由、教育、技术、良好的政府，共同向一个方向发生作用的马太效应？这个答案并不全对。韩国和日本是富裕的民主国家，但仍然存在大量家庭暴力；拉美的一些国家远非发达国家，但两性间更平等，暴力的绝对水平也更低。这就要求我们在富裕程度为常数的情况下，在统计数据允许的空间中寻找其他与妇女安全有关的社会文化原因。阿彻发现，那些妇女能够在政府和专业领域得到更好的职务，工资收入也能够在家庭工资收入中占大头的国家里，妇女较少遭受配偶虐待。此外，在个人主义文化中，人们认为自己是独立自主的个体，有权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标，而在集体主义文化中，人们感觉自己是社会的组成部分，集体的利益高于个体，前者针对妇女的暴力要少于后者。[93]这些相关性不能证明任何因果关系，但是它们无一不昭示，人文主义观念一直是西方社会推动针对妇女暴力减少的主要动力；相对社区传统，它要强调的是个体的权利，包括妇女个体的权利。

    虽然我在预言未来方面一向谨小慎微，但我还是要说，在未来几十年内，针对妇女的暴力将在世界范围内减少。压力来自上下两个方向。国际社会已经形成共识，妇女遭受的暴力是当今世界最严重的人权问题。[94]人们已经将11月25日定为“国际消除对妇女暴力日”，联合国及其成员国政府也不断发表各种声明，虽然这些措施都是象征性的，但是以往废止奴隶制、捕鲸、海盗、私掠、化学武器、种族隔离、大气层核试验的经验表明，国际社会的谴责从长期看是有作用的。[95]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的负责人曾经说过：“现在已经有更多的国家在制订计划、制定政策和法规，这一趋势也出现在政府间合作领域。”[96]

    全世界的观念都在发生变化，在未来几年，妇女势必将获得更大的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皮尤研究中心“全球态度调查项目”2010年对22个国家的一项调查发现，在大部分受调查国家中，包括美国、中国、印度、日本、韩国、土耳其、黎巴嫩，以及欧洲国家和拉美国家，至少有90%的男女受访者认为妇女应该拥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甚至在埃及、约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和肯尼亚，赞成男女平权的人也超过60%，只有在尼日利亚，这个数字不到50%。[97]有更多的人支持妇女离家工作。盖洛普全球调查显示，甚至在伊斯兰国家，大多数妇女认为只要妇女愿意，她们就应该有投票权，有工作机会，甚至在政府中任职；而在大部分伊斯兰国家，大多数男人对此亦表示同意。[98]从妇女能够表达这点儿起码的要求开始，她们所在国家的政策和规则将会越来越多地顾及妇女的权益。男子不应以暴力伤害女子的生命，这一论点在今天已经不容争辩，正如雨果所说：“当一种观念成为时代的浪潮，其来势必不可阻挡。”

    儿童权利与杀婴、体罚、虐童和欺负弱小

    如果说在摩西、以实玛利、罗慕路斯和雷穆斯、俄狄浦斯、居鲁士大帝、萨尔贡、吉尔伽美什、后稷（周朝的始祖）之间有什么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曾经是弃婴——被他们的父母抛弃荒野，任其自生自灭。[99]一个孤独的婴儿在寒冷、饥饿和野兽的围困下无助地等待死亡的图景，让每一个人都感到撕心裂肺；而一个弃婴成长为一个伟大王朝的奠基者，那真正是人间神话，无论是在犹太人、穆斯林、罗马人、希腊人、波斯人，还是美索不达米亚人、苏美尔人和中国人那里，我们都能看见这样的传说。但是，弃婴的普遍存在告诉我们的不仅是美好的故事片段，还有在人类历史上杀婴曾经多么常见。从我们早已无法记忆的年代开始，父母们就开始遗弃、窒息、勒死、殴打、淹死或者毒死自己新生的孩子。[100]

    人类学家莱拉·威廉姆森（Laila Williamson）所做的一项文化研究显示，世界各个大陆各个社会均有杀婴行为，从前国家时期的狩猎群体到聚居的村民一直到发达的高级文明无一例外。77%的村民接受杀婴的习俗。[101]直到最近，仍有10%~15%的新生儿在出生不久后被杀死；在有些社会，这个数字高达50%。[102]用历史学家劳埃德·德莫斯（Lloyd de-Mause）的话来说，“所有的家庭都有过杀婴的经历。所有的国家都能在源头找到使用儿童活祭的历史。所有的宗教都是以残害和谋杀儿童开始的”。[103]

    杀婴是最极端的虐童形式。此外，我们的文化遗产中还有很多其他的形式，比如儿童祭献，将儿童卖为奴工、新娘、宗教服役，让儿童清扫烟囱，在煤矿的坑道里爬行运煤，此外还有几乎是酷刑的各种体罚。[104]今天，我们能够用卓越的外科手术挽救一个只有1磅重的早产儿，我们不再期望我们的孩子在30岁之前养家糊口，我们对施加于儿童的暴力保持高度警觉，甚至到了闪避球都必须禁止的程度，为此我们的确已经走过了漫长的道路。

    我们怎样才能理解这种违背生命延续需要的杀婴呢？拉里·米尔纳（Larry Milner）医生对全世界的杀婴做了权威性的调查，他在《冷酷的心/冷酷的生活》（Hardness of Heart/Hardness of Life）一书的最后一章中这样写道：

    我开始写作本书时，心里只有一个目的——如我在导言中所说，就是要理解“为什么有些人会将自己亲生的孩子掐死”。多年前我第一次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以为这可能是一种大自然的独特病变。一个生物物种的生存已然处于微妙的平衡状态，而它却持续地表现出杀死自己后代的倾向。在进化的意义上，这似乎非常不合理。达尔文的基因物质自然选择意味着只有最适合生存的物种能够留存，而杀婴倾向肯定是不符这一原则的不适合生存的行为。但是，我的研究得出的答案却指出，在面对某些压力的情况下，人类自愿地杀死自己亲生的后代，是非常“自然而然”的事情。[105]

    要回答米尔纳的困惑，我们要进入进化生物学的一个分支：生活史理论。[106]认为母亲视每一个子女为无价之宝这种直觉，不仅不符合自然选择理论的含义，而且根本是不相容的。自然选择表现为让一个生物在其预期生命期间最大限度地繁衍后代，这需要在是为新生后代投入，还是为原有的和未来的后代保存实力之间进行权衡。在动物之中，哺乳动物在幼崽身上投入的时间、能量和食物极大，而人类又是哺乳动物极端中的极端。怀孕和生产只是母亲投资工程的开篇，哺乳类的母亲将婴儿抚育成熟所消耗的卡路里远远大于孕期的消耗。[107]大自然憎恶沉没成本谬误，因此我们认为母亲会评估后代和自己的处境，决定是增加投入，还是将能量保留给其他已出生和未出生的子女。[108]如果婴儿身患疾病，或者生存环境过于险恶，父母就不愿意浪费资源，为烂命烧好钱，而是会控制成本，将资源转向最健壮的孩子，或者等待更好的时机做新的尝试。

    对生物学家来说，人类杀婴是一种典型的筛选分诊。[109]直到最近，妇女一直是将自己的孩子抚育到2~4岁，再开始下一次孕育。许多孩子夭折，尤其是在生命的第一年。大多数母亲只能看见自己的2~4个孩子活到成年，很多母亲的孩子无一幸存。人类进化中的祖先为了在严酷的环境中成为祖母，必须进行痛苦的抉择。根据分诊理论，在一个婴儿活到成年的前景过于黯淡的时候，他的母亲可能会任其死亡。这种黯淡前景的原因可以是婴儿的原因，比如身体畸形，没有活力；也可以是母亲的问题，例如已经负有养育其他子女的重负，或遭遇战争和饥荒，无法得到家庭和孩子父亲的支持。当然，这也取决于母亲是否年轻，是否还有机会再次怀孕。

    马丁·戴利和马戈·威尔逊对分诊理论进行了测试，他们研究的样本涉及60个彼此无关联的社会，数据取自民族志数据库。[110]这些社会大部分都有杀婴记载，人类学家在112个杀婴案例中记录了原因。其中87%的原因符合分诊理论：或者婴儿的父亲不是母亲的丈夫，或者婴儿身体畸形或有疾患，或者婴儿生存的前景不妙，比如是双胞胎或有年龄相近的同胞，父亲外出，或者降生时正逢家庭经济发生危机。

    杀婴的普遍性和杀婴在进化中的可理解性看起来非常不人道，人们一般不将此视为肆无忌惮的谋杀，而是当作特殊类型的暴力。采访过这些妇女（或者她们的亲戚——因为这些经历对母亲而言过于痛苦，有时需要其他亲人出面讲述）的人类学家通常都记录说，母亲认为婴儿死亡是不可避免的悲剧，并为失去的孩子悲伤不已。比如，据拿破仑·沙尼翁记载，当他开始实地调查的时候，一位雅诺马马头领的妻子“巴哈米正好怀孕了，但孩子出生后，她弄死了婴儿，是一个男孩儿。她眼泪汪汪地解释说她没有别的办法。这个新生儿和她最小的仍在吃奶的儿子阿里瓦里冲突了。为了不让阿里瓦里承担提早断奶的危险和不确定性，她选择了结束新生儿的生命”。[111]尽管雅诺马马人被称为彪悍的民族，杀婴却不是表达彪悍的必要方式。非洲有一些好战的部落很少杀死他们的婴儿，而一些相对和平的部落反而常规性地杀婴。[112]米尔纳的巨著的标题来自19世纪人类学奠基人爱德华·泰勒（Edward Tylor）的一句格言：“杀婴的起因与其说是心灵的冷酷，不如说是生活的冷酷。”[113]

    是保留还是牺牲婴儿，命运的临界点由人的内心情感和文化规范共同决定。在我们这样的文化中，人们对生育怀有敬畏之意，要尽一切可能让幼儿长大成人；我们总是感到，母亲和婴儿之间那种愉悦的血肉关联几乎是本能的条件反射。但事实上，这种关联需要克服巨大的心理障碍。公元1世纪，古希腊历史学家普鲁塔克就已经清楚地指出了这一令人不快的事实：

    在一个男人眼中，没有什么比女人生产更不美好、更孤立无助、更赤裸裸、更不成样、更污秽的事情了；简直可以说，大自然甚至没有留下一丝光明，完全是一片血腥之气，把一个生命的降临搞得和杀戮一般，除了某些天性富于爱心的人，实在没有什么人愿意触摸、举起、亲吻或搂抱这个小东西。[114]

    而“天性富于爱心”却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戴利和威尔逊，以及后来的人类学家爱德华·哈根（Edward Hagen）都指出，产后抑郁及其轻度表现“产后抑郁期”不是因为激素失调，而是做出保留婴儿决定后的情绪化表现。[115]患有产后抑郁症的母亲往往在情感上疏离婴儿，并可能怀有伤害婴儿的强迫性念头。心理学家已经发现，与我们通常享有的乐观态度相比，轻度抑郁通常让人们更准确地评估他们的生活前景。让一位抑郁的产后母亲感到最沉重也最真实的问题，就是如何承担养育孩子的重负。贯穿人类的历史，许多母亲的抉择无非是立刻发生的悲剧和将来可能发生的更惨的悲剧。一旦情况进入正轨，抑郁消失，大部分母亲会爱上自己的婴儿，觉得自己的孩子是天底下独一无二的美妙造物。

    哈根研究了有关产后抑郁的心理文献，测试了5种评估是否向婴儿继续投资的预测理论。预测说，如果产妇缺乏社会支持，例如她们单身、分居、对婚姻状况不满，或者远离娘家，或是产妇经历难产或者婴儿不健康，以及产妇处于失业状态或者产妇的丈夫失业，在这些情况下，产后抑郁都会更常见。他还发现，在非西方人群的产后抑郁症报告里也看到了同样的风险因素（虽然他没有能够找到对传统家族社会的充分研究）。最后，产后抑郁与激素失调只有非常弱的关联，说明它不是一种机能失调，而是一种结构功能。

    很多文化传统在婴儿确定能够活下来之前，故意拉开人对婴儿的情感。当婴儿度过危险期，人们才被允许触摸婴儿，为其取名，或者授予其法定身份，并用欢乐的仪式迎接这一转变；在西方传统中，我们有基督教的命名礼和犹太教的割礼。[116]有些传统有一系列里程碑式的仪式，比如在传统犹太教中，婴儿只有在出生30天之后才能被给予法律地位。

    如果说我一直在试图让读者多少能够理解杀婴这种行为，我能做到的也只是在古人接受杀婴和我们憎恶杀婴之间，缩小一点儿历史差距。但这两点之间的差距简直是天悬地隔。即使我们意识到杀婴不过是前现代化社会艰辛人生中冷酷的进化逻辑，依照我们的标准，还是无法理解和原谅这样的残忍。戴利和威尔逊名单上的实例包括杀死通奸受孕的婴儿，以及在妇女再婚（甚至是被抢劫被迫再婚）时杀死所有与前夫所生的孩子。戴利和威尔逊指出，名单上有14%的杀婴与我们前面提到的进化生物学家提出的各个杀婴分类无关。比如，儿童献祭，岳父针对女婿的恶意行为，为铲除王位继承人或者免除亲族责任进行的杀戮，而最常见的杀死婴儿的理由，仅仅因为她是女孩儿。

    * * *

    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普查显示女性人口大规模失衡，这提醒人们，时至今日，杀死女婴仍然是世界性的问题。从统计数据上看，“1亿人消失了”，这主要是在印度。[117]很多亚洲家庭想要养儿子。在有些国家，孕妇会要求医院进行羊水穿刺或者超声波，一旦得知是女孩子，孕妇转身就去隔壁的诊所做人工流产。现代胎儿性别检查技术似乎是当今女孩儿短缺的原因，但事实上杀死女婴在中国和印度已经有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记载。[118]旧中国的接生婆会在产床旁放上一桶水，准备淹死新生的女婴。而在印度，杀婴的方式很多，“让婴儿吞下烟草或大麻片剂，把婴儿淹没在牛奶里，在母亲的乳头上涂上鸦片或者有毒的曼陀罗汁液，在婴儿呼吸之前用牛粪糊住嘴巴”。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即使女孩子挣扎着活了下来，也活不长久。父母将食物优先给儿子，一位医生这样解释说：“如果是男孩子生病了，父母会立刻将孩子送到医院；如果是女孩子病了，父母也许会等等，看看情况到了明天会怎么样。”[119]

    杀死女婴，也称为“性别灭绝”（gendercide和gynocide），并非亚洲独有。[120]许多采集社会杀死女婴的数量远远多过男婴，雅诺马马人就是其中之一。在古希腊和古罗马，“婴儿被扔在河里、粪堆里，或者是臭水沟里，孩子被丢在盒子里饿死，或者交给大自然，留给野兽”。[121]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杀婴也是家常便饭。[122]在所有这些地方，被害死的女孩子总是多于男孩子。有些家庭杀死每一个新生的女婴，直到他们得到一个男孩子为止，男孩子下面出生的女孩子才会被允许活下来。

    杀女婴可谓生物谜案。每个孩子都有母亲和父亲，如果每个人都关心自己的子孙后裔，希望自己的基因和家族的延续下去，剔除自己的女儿实在是一种疯狂的举动。进化生物学的一项基本原则是性成熟人口中两性比例应为50∶50，才有稳定的人口均衡。如果男性占多数，对女儿的需求就会上升，在吸引异性、生育下一代子女方面，女儿就会占据比儿子更有利的地位。同样，如果女性占人口多数，儿子的地位就会上升。无论是通过自然手段还是通过抚育，父母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控制后代的性别比例，但是如果他们过分地偏向儿子而轻视女儿的话，子孙后代就会惩罚他们。[123]

    有一种很天真的假说，认为人口中女性的数量决定了人口的增长速度。部落或者国家的人口翻番达到了马尔萨斯极限的时候，就会出现杀死女儿以实现人口零增长。[124]人口零增长理论的一个问题是，许多杀婴的部落和文明并没有受到环境的压力。另一个更严肃的问题是，所有这些天真的团体利益至上理论都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他们内在的机制是自我毁灭。任何不服从这一政策而保留女儿生命的家庭将繁衍昌盛，他们的子孙将占据全部人口，而那些无私的邻居家里过多的儿子，只会单身到死也得不到婚配。因此，那些总是倾向于杀死自己女儿的家族的谱系应该早已灭绝了，在任何社会持续地残害女婴都是让人无法理解的。

    进化心理学能解释性别歧视吗？对此，批评的人认为这些解释只是创意训练，似乎任何人都能对一种现象提出一个漂亮的进化论解释。问题是人们以为，很多花里胡哨的进化论假说最后都得到了数据的验证，虽然成功不是百分之百有保证的。事实上，一个最出名的假说——将关于性别比例的特里弗斯-威拉德理论应用于人类杀害女婴，已经被证明是不成立的。[125]

    按照生物学家罗伯特·特里弗斯（Robert Trivers）和数学家丹·威拉德（Dan Willard）的推论，即使儿子和女儿平均会带来同样多的孙子孙女，但每个性别可能带来的最大数则不同。一个出色的儿子能够打败其他男性，让大量妇女受孕，因此生育大量子女；而一个出色的女儿能够生育的子女，最多是她在生育年龄能够受孕和抚养的数量。另一方面，女儿是更安全的赌注。一个软弱的儿子在与其他男性的竞争中失利后，可能完全没有自己的孩子，而女儿再不济事，也总能找到愿意交配的伴侣。不是说她本身的条件不重要，一个健康和招人喜爱的女儿总是比虚弱和不讨人喜欢的女儿养活更多的孩子，但与男子之间的竞争相比，女子之间的竞争不是极端的生死对决。父母在某种程度上能够预测子女的强弱（比如说，通过检测他们的健康、营养和活动范围），策略性地扭曲性别比例；当儿子具有竞争力的时候，他们就会偏向儿子，而在儿子不争气的时候，他们就会偏向女儿。

    特里弗斯-威拉德理论在人类以外的很多生物中得到证实，甚至在灵长类也可以找到一些证明。在传统社会，富裕的上层不仅寿命较长，还能够吸引更多和更好的配偶；根据这个理论，应该是上层家庭偏心儿子，下层家庭偏心女儿。在某些偏心行为（比如在遗嘱中的分配）中，这个理论真的成立。[126]但在更严重的问题上，比如是否让新生儿生存，这个理论却毫无用处。进化人类学家萨拉·赫尔迪（Sarah Hrdy）和克里斯滕·霍克斯（Kristen Hawkes）各自证明了特里弗斯-威拉德理论只说对了故事的一半。在印度，高级种姓的家庭确实倾向于杀死女儿，但是，低级种姓的家庭也没有更愿意杀死儿子。事实上，几乎找不到任何偏向杀死男婴的社会。[127]全世界的杀婴文化不是同样对待男婴和女婴，就是倾向杀死更多的女婴——由此，杀婴文化也杀死了特里弗斯-威拉德理论对人类杀害女婴文化的解释。

    对于杀女婴这种最极端的厌女主义，女权主义的分析是，一个社会的性别歧视触及生命的权利：身为女性，就是死罪。但是，这个假说也不成立。不论性别歧视如何严重，没有一个社会是想完全没有女性的。男人的世界并不是不容许女孩儿出现的男生树屋，他们在性生活、生养孩子、采集和烹煮食物上都依赖妇女。那些杀死女婴的家庭一样希望家中有女性忙碌的身影。他们只是想让别人来养育女孩儿。杀害女婴是一种社会寄生行为，是搭便车的老问题，是平民百姓传宗接代的悲剧。[128]

    当没有人拥有公共资源的时候，就会出现搭便车的问题，此处，这个公共资源就是潜在的新娘群体。在婚姻的自由市场上，父母拥有新娘的产权，儿子和女儿可以相互替代，不会过度偏向某个性别。如果家里实在需要一个凶猛的武士，或者一个干体力活的大块头，这个人是自己生养的儿子还是女儿带来的女婿，其实是没有分别的。儿子多的家庭会很愿意拿几个出来交换媳妇，反之亦然。女婿的父母肯定希望他和他们住在一起，但你总是可以利用女儿讨价还价让女婿倒插门，如果那个年轻人的确想讨老婆的话。市场出现偏向儿子的问题，一定是产权发生了扭曲。事实上，父母只拥有自己的儿子，而不拥有自己的女儿。

    霍克斯注意到，在采集人群中，有三种居住方式：男子入赘女方家的社会，即女儿留在父母家，她们的丈夫迁入她们的家庭；或者小夫妻可以随意安排自己的居处；还有就是在从父（或从夫）居社会，即女儿出嫁进入夫家或婆家，在最后一种社会中，杀女婴情况最普遍。在邻村之间经常处于战争状态的部落社会里，从夫居成为最常见的居住模式，因为战争需要有亲缘关系的男子抱团聚居，共同战斗。如果敌人来自其他部落，这种居住模式就不会这样常见，男人在自己的领地内可以更自由地行动。内战频繁的社会会陷入残暴的循环，他们杀死女婴，他们的妻子可以立刻开始尝试繁衍男丁，于是就可以更有力地袭击其他村落，更好地防卫自己的家园，更多地劫掠其他人的妇女——特别是他们已经通过杀女婴将自己的女性残害殆尽了。在荷马时代的希腊，战事连绵的部落人就掉进了类似的陷阱。[129]

    印度和中国这样的国家社会为什么曾出现严重的杀女婴问题呢？霍克斯认为，在国家社会中，父母同样只拥有儿子，不拥有女儿，原因是经济而不是军事。[130]在阶层化的社会中，社会精英占有不可切分的财富，通常是由儿子继承。在印度，种姓制度是对市场的一种额外扭曲：低级种姓的家庭要支付高昂嫁妆，才能将女儿嫁给高级种姓的新郎。在旧中国有句老话说，“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131]中国1978年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这让地处农村，需要劳动力，也需要有人养老送终的父母格外紧张。今天，杀婴在这两个国家都属非法。尽管在中国，依然有人进行有选择性的堕胎，但这种活动也是非法的。在印度，尽管超声波检查和堕胎联营受到打击，但一般认为杀婴还是非常常见的行为。[132]要求减少这类杀婴活动的压力肯定会越来越大，政府只需要做一点儿简单的人口算术，就会明白，今天杀害女婴，意味着明天将面对大批难以驾驭的光棍汉（我们还会再回来讨论这个问题）。[133]

    * * *

    无论初为人母的女子何等绝望，无论名分上的父亲如何怀疑孩子是不是自己的骨肉，或者无论父母多么想要儿子而不是女儿，在西方，人们已经不再能杀死新生儿而不受制裁。[134]2007年，美国新生儿430万，其中有221名被谋杀。杀婴率为0.00005，或者说减少至历史平均水平的1/3000~ 1/2000。在这221名被杀害的婴儿中，有1/4是被母亲在他们出生的第一天杀死的，比如20世纪90年代头条新闻中的“垃圾筒妈妈”，她们掩盖自己怀孕的真相，秘密生产（一个女孩子在高中的毕业舞会上生产），然后闷死孩子，将孩子的尸体扔进垃圾箱。[135]这些女子发现自己陷入与史前时期人类杀婴的同样处境：她们太年轻，还是单身，独自生产，得不到家人的支持。其他一些婴儿被虐待致死，很多情况下继父是凶手。还有一些婴儿死于精神抑郁试图自杀的母亲，这些母亲自杀时带走了婴儿，因为她们无法想象孩子能够在没有母亲的世界上生存。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患有产后抑郁症的母亲会发展到产后精神病，并在幻觉驱动下杀死自己的孩子。比如2001年发生的臭名昭著的安德烈娅·耶茨案，这个母亲在洗澡盆里淹死了自己的5个孩子。

    是什么力量导致西方的杀婴减少了整整三个数量级？第一步，将杀婴视为犯罪。犹太教《圣经》禁止杀婴，尽管并不彻底：杀死一个不足月的婴儿不算谋杀，亚伯拉罕、所罗门王和耶和华自己降下的第十场瘟疫都是钻了这个漏洞。[136]在犹太教经文《塔木德》和基督教中，杀婴禁令变得明晰了，并被引入古罗马帝国。禁令的核心观念是，生命属于神，生杀取予一切听凭神的意志，因此孩子的生命不再属于他们的父母。结果，在西方道德准则和法律制度中，形成了一种禁忌，不得毁灭形体可辨识的人类生命：一个人不能决定另一个人的生命的价值。（当然，总是会有很多例外，比如异端、不忠、未开化的部落民、仇敌，以及违背几百项法规中任何一项的犯人。此外，每一次我们将士兵和警察送进危险之中，或者克扣健康和安全措施方面的开支的时候，都是在继续裁决统计意义上的生命的价值，尽管看起来与形体可辨识的生命有所不同。）

    说起来，将保护有形的生命称为“禁忌”似乎很古怪，因为这种保护本来是不证自明的。将神圣的生命放在手上衡量大小的行为，显然是非常荒谬的，但禁忌正是这样产生的。人们当然可以从知识甚至从道德基础上质疑什么是禁忌中的有形人类生命。1911年，英国医生查尔斯·默西埃（Charles Mercier）提出一个观点，即杀婴罪应该比谋杀儿童和成人的罪行要轻：

    受害人的头脑还没有充分发育到能感觉痛苦和死亡的折磨。它还不能感受惧怕和恐怖。它的意识也还没有充分发育，所以它不知道疼痛。它的离去，不会给任何家庭留下空白，这不曾从家长或者母亲怀里夺走任何孩子，它也还不是任何人的朋友、帮手或者伴侣。[137]

    今天我们知道，婴儿有痛感，但在其他方面，默西埃的推论已经被几位当代哲学家接受——尽管当他们的论文发表时，无一例外受到了人们的嘲笑。这些哲学家闯入了我们伦理直觉的隐秘地带，包括堕胎、动物权利、干细胞研究和安乐死。[138]几乎没有什么人愿意承认他们会像默西埃那样观察死亡，他们只是悄悄守着自己的直觉，觉得母亲杀死自己的新生儿与其他凶杀有所不同。很多欧洲的司法系统都区别对待这两种凶杀，将母亲杀婴和杀害新生儿作为两种不同的罪，或者准予母亲假定暂时精神失常。[139]即使在美国，虽然法律不做这样的区分，但母亲杀死新生儿时，检察官一般不予起诉；即使起诉，陪审团一般也不予定罪；即便是那些被判有罪的母亲通常也能避免坐监服刑。[140]有些时候，比如1997年的“垃圾筒妈妈”，因为媒体的疯狂报道，排除任何宽大处置的可能性；即便如此，这些年轻女子在3年监禁之后就获得了假释。

    就像核武禁忌，一般而言，人类生命的禁忌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下文摘自一部回忆录，时值1846年，作者当时正随同几个家庭从加利福尼亚州向俄勒冈州迁移。在路上，他们遇见了一个被遗弃的8岁印第安原住民女孩儿，她饥肠辘辘、衣不蔽体、满身烂疮。

    男人组成委员会，商讨如何对待女孩儿。我父亲想带她一起走，其他人想杀死她，以此结束她的痛苦。父亲说，这是故意谋杀。大家投票表决，结果是什么也不做，任她留在原地。我的妈妈和姨妈不愿意抛下小姑娘。她们留下来，尽力关照她。当她们最后赶上我们的时候，眼里满含着泪水。妈妈说她跪在女孩儿身边，乞求上帝关照她。一名负责马匹的年轻男子不忍心就这样留下她，他赶了回去，向她的头上开了一枪，结束了她的痛苦。[141]

    今天，这样的故事让我们感到震惊。但是，在当时西部开发者的伦理观中，让女孩儿受尽折磨后死去还是主动结束她的生命，是非常现实的选择。虽然我们会为了结束老迈的宠物或者摔断腿的马的痛苦而杀死它们，但我们将人类的生命归于神圣之物。任何基于同情和怜悯的算计都不能超过人的生命：一个有形的人的生命权利是不容谈判的。

    一步一步推向极端的纳粹集中营大屠杀，从对痴呆、心理疾患病人和有残疾的孩子进行安乐死，扩展到杀害同性恋、不合时宜的斯拉夫人、吉卜赛人和犹太人。我们对纳粹大屠杀的反应就是固化的生命禁忌。在集中营大屠杀的设计者和那些胁从的头脑里，前面的每一个步骤，都让下一步变得可以给予考虑了。[142]我们现在推断，禁忌是在堕落的陡坡之上一条清晰的界限，防止人们滑入罪恶的深渊。对纳粹操纵人类生命生死存亡的厌恶，让我们无法接受对杀婴、优生学和积极安乐死的公开讨论。但是，和所有的禁忌一样，生命的禁忌与现实的某些特征是不相容的。今天在胚胎发生、深度昏迷和非瞬间死亡这些问题上如何界定人类生命，生物学提供的边界模糊不清。如何厘清这种模糊性，正是生物伦理学激烈争辩的内容。[143]

    任何违背人性主流倾向的禁忌，都是靠一层又一层委婉又虚伪的表述来支持的，因此，这些禁忌对我们前面提到的活动或许没有实质的约束作用。大部分欧洲国家历史上的杀婴就是如此。也许，对人性最没有争议的一个说法就是，人类愿意在很多情况下进行性行为，而不论是否有能力抚养由此产生的婴儿。在没有避孕、堕胎和精心构造的社会福利制度的情况下，很多孩子一出生就得不到合适的照料，很难长大成人不论是否有某种禁忌，这些新生儿注定要夭折。

    大约1500年来，犹太教和基督教都禁止杀婴，但杀婴现象一直大量存在。有历史学家说，中世纪的弃婴“不仅数量巨大，而且绝无惩罚，被作家一笔带过”。[144]米尔纳引用的出生记录显示，平均每个富裕家庭有5.1个孩子出生，中产阶级每个家庭有2.9个孩子出生，贫困家庭有1.8个孩子出生，此外，“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怀孕数量也是这个比例”。[145]1527年，一位法国神父这样说：“那些茅厕里回荡着弃婴的哭声。”[146]

    在中世纪晚期和现代早期的不同时期，司法系统几次想对杀婴采取一些行动。这些行动的效果却非常可疑。在某些国家，未婚女仆的乳房定期受到检查，看看是否有哺乳的痕迹，而如果有乳汁而没有婴儿，她会遭受严刑拷打，直到供出发生了什么。[147]如果妇女隐瞒婴儿出生，而婴儿又未能存活，便一律被推定犯有杀婴罪，处罚是死刑，经常是将她们和几只流浪猫一起缝进口袋，然后扔进河里。即使没有这么刺激的处罚方式，结果也一样让人们感到良心的重负；以处决年轻女子来遏制杀婴的做法（尤其是这些女孩子绝大多数是因为贵族雇主受孕的女佣）并不是保护人类生命的尊严，而是允许男人甩掉他们不再想要的情妇。

    人们开始采取一些修补性的遮盖措施。母亲在睡眠中身体“压到”孩子导致婴儿窒息的意外死亡流行一时，简直泛滥成瘟疫。妇女被告知可以将无力抚养的婴儿送到育婴堂，有些机构设计了转盘和活板门，以确保母亲的身份不为人知。这些养育机构的婴儿死亡率从50%到超过99%。[148]母亲将自己的婴儿交给奶妈或者“育婴专业户”，这些专业户的婴儿存活率与育婴堂差不多。鸦片、酒精和糖浆是母亲和专业奶妈对付哭闹婴儿的灵丹妙药，只要用量够，的确能够有效地让孩子安静下来。熬过婴儿期活下来的孩子，很多会被送到工厂，正如狄更斯在《雾都孤儿》中描写的，他们“既不要求太多食物，也不要求太多衣服”,“恰恰相反，十之八九，这些可怜的小东西不是在饥寒交迫之中病倒，就是在极度疲劳中掉进火炉，或者遭遇其他意外；无论怎样，他们被召唤到另一个世界，在那里见到他们尚未见过的父亲”。即便有了这些新创造的机构，在公园里，路旁桥下，沟渠中，还是经常能看见小小的尸体。据1862年一位英国验尸官回忆，“警察发现一具孩子的尸体，与发现死猫死狗没有分别，不会为此多动一点儿心思”。[149]

    今天西方国家的杀婴已经减少为旧时的几千分之一，这部分是因为生活水平的提高，让经济压得喘不过气的母亲越来越少，部分是因为技术的进步，避孕和堕胎越来越安全有效。但是，这也反映出孩子的价值发生了变化。社会终于在宗教说教之外，承认了婴儿的生命是神圣的——不论他们的父母是谁，不论孩子出生时多么不成模样、多么污秽，不论失去孩子给家庭留下何种空白，也不论喂养和照料孩子的费用多么昂贵。

    20世纪，即使在人工流产普及之前，怀孕的女孩子也很少会独自生产然后私自杀死婴儿。人们已经开始提供各种辅助，比如未婚母亲之家，还有死亡率已经大大下降的孤儿院和帮助寻找领养家庭的中介。为什么政府、慈善和宗教组织要建立这些救生机构呢？你会感觉到，孩子变得珍贵了，儿童的利益已经成为我们集体的共同关切，起点就是保护他们的生命。从如何对待孩子的其他方面看，可以肯定，变化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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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对西方珍视儿童进行进一步讨论之前，我还要对杀婴历史演变的一种曲解再说几句话。有一种历史分析认为，西方人在杀婴方面的变化只是从婴儿出生之后再杀死他们，变为受孕后立即杀死他们。不错，与几个世纪前的杀婴率相比，现今世界上大约有相同比重的怀孕以人工流产终结。[150]在发达国家，12%~25%的受孕妇女人工终止妊娠，在某些国家，这一比重高达50%。仅在2003年，美国有100万名妇女堕胎，欧洲和其他西方国家则有500万名妇女堕胎，世界其他地方至少还有另外1100万名妇女堕胎。如果堕胎算暴力，那么西方在儿童暴力方面没有丝毫进步。因为有效的堕胎方式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流行（尤其是美国最高法院在1973年才对罗伊诉韦德案做出有关堕胎权的裁决），自那时起，西方的道德状况毫无改善，甚至简直就是在崩溃。

    本书不是要讨论堕胎是否道德，但是暴力的长期趋势可以提供某种观察的角度，并告诉我们，人们是怎样看待堕胎的。许多反对堕胎合法化的人预测，接受堕胎，将让人命特别是儿童的生命贬值，让社会滑向杀婴、对残疾人实施安乐死，逐步走向大规模的谋杀和屠杀。今天，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样的惨剧还没有发生过。虽然堕胎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已经实行了几十年，但没有一个国家不设定堕胎的孕期期限，任凭堕胎成为合法的杀婴，也没有一个国家将堕胎作为处理残疾儿童的手段。从堕胎成为可广泛获得的手段以来，每种形式的暴力都在减少。我们已经看到，儿童生命的价值是在迅速提高。

    反对堕胎的人看见了各种暴力的减少，但对他们来说，杀死胎儿仍然是令人震惊的道德伪善。对此，我们还有另一种解释。在现代人的情感中，越来越从感知的意义上，特别是从感受痛苦和实现自我的能力上看待道德价值，并将感知定位为大脑的活动。这一转变意味着人们开始摆脱宗教和习俗，转向科学和世俗的哲学，寻求道德启示的源泉。就像现行法律认定生命的终结是大脑停止活动，而不是心脏停止跳动，因此，生命的起点是胎儿大脑开始感知的那一瞬间。目前人们对感觉的神经基础的认识，将感觉与丘脑和大脑皮层之间的神经投射活动联系在一起，而26周左右的胎儿才开始具备这样的神经活动能力。[151]简而言之，人们认为胎儿还没有完整的意识：心理学家希瑟·格雷（Heather Gray）、库尔特·格雷（Kurt Gray）和丹尼尔·韦格纳（Daniel Wegner）告诉我们，人们认为胎儿的体验能力比机器人和尸体强，但不如动物、婴儿、儿童和成人。[152]绝大部分堕胎都是发生在胎儿的大脑开始工作之前，从这一点来看，按照我们对人类生命价值的理解，可以肯定地说在堕胎和杀婴以及其他形式的暴力之间存在着原则性的差异。

    同时，我们也心存期待，对毁灭生灵的厌恶会让人们拒绝堕胎，即使他们不认为堕胎等同于谋杀。这一期待正在成为现实。这是一个几乎没有为人所注意的事实，即堕胎率在全世界普遍下降。图7-16显示的是几个有堕胎数据的大国（尽管数据的质量有很大区别）在20世纪80年代、1996年和2003年的堕胎率。

    前苏东国家的堕胎率的下降最为显著。虽然在中国、美国，在亚洲以及伊斯兰国家堕胎属于合法，但堕胎率也在下降。只有在印度和西欧，堕胎没有出现减少的迹象，但是有些地区的堕胎率本来就很低。

    图7-16 1980—2003年世界堕胎情况

    资料来源：20世纪80年代数据，亨肖（Henshaw），1990年；1996年和2003年数据，赛德格（Sedgh）等人，2007年。“东欧国家”综合了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匈牙利、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和黑山以及罗马尼亚的数据。“西欧国家”综合了比利时、丹麦、英格兰和威尔士、芬兰、荷兰、挪威、苏格兰、瑞典的数据。“亚洲国家”有新加坡、日本、韩国（以1996年的数据替代2003年）。“伊斯兰国家”综合了突尼斯和土耳其的数据。

    堕胎率下降的主要原因肯定是很实际的。与堕胎相比，避孕的手段越来越廉价，也越来越方便，一旦能够得到避孕工具，这就成为那些有自制力和预见能力的人的首选。但是，即使在使用堕胎以及主张堕胎作为一种安全和合法手段的人当中，堕胎仍然是一个有伦理考量的问题。堕胎被认为应该是尽量少使用的工具，尽管这件工具不能被犯罪化。如果真是这样，在“生命优先”和“选择权优先”两派水火不容的争执之间，堕胎的走势也许能为双方提供些许一致之处。容许堕胎的国家并没有对生命漠然处之，任凭杀婴或其他形式的暴力随意施展。相反，这些国家日渐一日地将堕胎视为非情愿的手段，为了保护生灵，尽力减少使用这样的手段。

    * * *

    长期来看，针对儿童的暴力历史着实令人沮丧。对那些逃脱杀婴存活下来的孩子来说，等待他们的是经年累月的伤害和严厉的惩罚。虽然狩猎采集部落的人在使用体罚时还有所节制，但在其他所有社会中，育儿手段都是来自《爱丽丝漫游仙境》:“说说你的小男孩儿吧，他打喷嚏，就给他一巴掌。”[153]有关儿童成长的主流理论曾经认为，孩子有堕落的天然倾向，要靠强力使其纳入社会规范。公元前7世纪，亚述帝国国王的大臣就进言说“棍子闲坏了，孩子惯坏了”，这也许就是《旧约·箴言》第13章第24节的起源：“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他。”[154]中世纪法国版的劝诫是：“让孩子在幼年挨揍，比让他成年上绞架要强。”清教牧师科顿·马瑟（英克里斯·马瑟的儿子）对儿童的未来充满焦虑，他说：“宁愿挨鞭子，切莫被上帝诅咒。”[155]

    至于各种惩罚手段，人类的创造力上升到挑战技术极限——怎样才能让人感到最不舒服。德莫斯这样描述中世纪的欧洲：

    心术不正的孩子必须受到责罚，这是不言而喻的。为此人们发明了一整套责罚工具，从“九尾鞭”到铁锹、木条、铁条、荆条束、细铁链鞭子、刺棒（形状如同修鞋匠的刀子，用来刺孩子的头部或手掌），还有学校专用的体罚工具，例如打手板，梨形板子上打出小圆孔，以便在孩子的手上打出小疱疱。有记载的体罚总是严厉的，要在身体上留下瘀伤和出血。体罚往往是从婴儿时期开始，先是刺激婴儿阴部附近的皮肉，此后，这就是儿童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156]

    严厉的体罚持续了几个世纪。有一项调查发现，在18世纪下半叶，百分之百的美国儿童受过棍子、鞭子或其他械具的体罚。[157]儿童也是司法制度惩处的对象：塞缪尔·约翰逊的回忆录里顺带提到18世纪英格兰一个年仅7岁的女孩子因为偷盗一件衬裙被绞刑处死。[158]甚至在20世纪初，德国的孩子还“经常因为倔强而被放到烧红的铁炉子上，连续几天被绑捆在床柱子上，被扔进冷水里或者雪地里 ‘锻炼意志 ’，或者每天被罚靠着墙边在木头上跪数小时，而他们的父母则在孩子受罚的时候吃饭或者阅读”。[159]在接受大小便训练的时候，许多孩子被灌肠折磨；而在学校，他们被殴打直到“皮肤冒烟”。

    对儿童严厉体罚不是欧洲所独有的。从古埃及、古苏美尔、古巴比伦、古波斯、古希腊、古罗马、古代中国到阿兹特克，殴打儿童的记录不绝于史书。各种处罚包括“针刺，绑住孩子的手后用带刺的荆棘抽打，把孩子放在烘烤干辣椒的炭火上，被迫呼吸辛辣的烟气”。[160]德莫斯注意到，直到20世纪，日本孩子所受的惩罚中仍然包括“香头灼烧皮肤，使用灌肠剂训练婴儿大小便……踢、倒吊、洗冷水澡、掐脖子、针刺、切断手指尖”。[161]（德莫斯本人既是历史学家，也是精神分析学家，他使用了很多资料解释“二战”中日本人的暴行。）儿童也是精神折磨的受害者。他们在娱乐中也不断被提醒他们有可能被父母抛弃，被继父继母虐待，或者被妖怪和野兽摧残。从格林童话中，我们就能观察到儿童文学中悲惨的童年或者调皮捣蛋者下场的典型。在英国，摇篮曲的主角是拿破仑：

    宝贝儿，宝贝儿，莫让他听见你，

    他就在窗外，马蹄声声急，

    他会扯下你的腿，揪下小胳臂，

    就像老猫撕开小耗子。

    他要揍你，揍你，再揍你，

    把你打成一团烂泥，

    他要吃了你，吃了你，吃了你，

    一口，一口，再一口，剩不下一粒儿小渣子。[162]

    在儿童文学中反复出现的创作典型是小有过失或者被冤枉的孩子，他被继母屠宰，做成晚餐，供他那个没心没肺的父亲享用。在意第绪语的版本中，一名受害者在死后向自己的姐姐哭诉：

    被妈妈杀掉了啊，

    被爸爸吃下肚。

    香黛拉，他们吞下我的肉，

    还要敲骨吸髓，

    最后把骨头扔到窗外头。[163]

    * * *

    父母为什么要虐待自己的孩子？为什么要让自己的孩子忍饥挨饿，得不到照料，感受恐惧？人们也许会很天真地想，既然拥有更多的后代是大自然的最终选择，父母已经在进化中形成了不计代价抚育子女的本能，而孩子的一切得之父母，他们因此会毫不犹豫地服从父母。从这种天真的观点来看，父母和子女之间只有一片和谐，双方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孩子健康成长，直到他们强大到能有自己的儿女。

    特里弗斯最先注意到自然选择理论并未给出这样的预期。[164]父母和后代之间的冲突根植于家庭的进化基因之中。父母必须将自己的投资（资源、时间和风险）在所有孩子之间进行分配，包括已经出生和未出生的孩子。一切都是平均的，每一个后代都同样珍贵，只是处于无力自助的婴幼期的孩子需要父母更多的投入。但在孩子眼中，事情却是不一样的。虽然每一个后代利益与他的同胞手足的福祉利害相关，但在他与全同胞之间只分享一半的基因，而只和自己分享全部基因，因此他当然更加关注自己的利益。父母的愿望是在子女之间平均分配资源，而子女的愿望是要求自己得到更多关照，两者之间的张力就是“父母-子女冲突”。虽然冲突的对象是父母在一个孩子和其他同胞手足之间的投入，这些同胞可以是尚未出生的孩子，父母必须为了未来的子女和孙子孙女保存能量。的确可以说，为人父母的第一个困境就是是否要留下新生儿，这不过是“父母-子女冲突”的极端案例罢了。

    “父母-子女冲突”理论完全没有告诉我们一个后代期望父母多少投入，或者父母应该投入多少。它只是告诉我们，不论父母愿意付出多少，孩子都会要求更多。当孩子要求帮助时，他们会哭，父母不能无视孩子的哭声。但是，人们认为孩子哭喊比他们的实际需要更响亮、更长久。父母为了孩子的安全约束孩子的行为，并帮助孩子与社区内的其他成员交往。但父母也为了自己的方便，要求孩子遵守纪律，要求孩子迁就自己的同胞手足和家族，这些要求很多已经超出了孩子自己的利益所需。“需要”（wants）、“利益”（interests）和“为了”（for）这些目的论的字眼所指的并不是人头脑中的真正愿望，而是对造成这些观念的进化压力的简称。

    “父母-子女冲突”解释了为什么抚养子女是一场意志的较量。它无法解释的是，为什么这场较量有时候要使用棍棒和鞭子，有时候却需要说教和单独处分。回望几千年的历史，我们不能不为孩子感到悲哀，他们毫无必要地从家长那里遭受了无数重手。与战争的悲剧不同，战场上敌对双方相互仇视厌恶，养育子女中的暴力却完全是单方的。过去那些遭鞭笞和火烧的孩子，并不比今天的孩子更调皮，他们长大了也未见得更有品行。相反，我们已经知道，往昔成年人的暴力冲动大大高于今天的成年人。到底是什么让今天的父母发现，在养育孩子的时候，他们其实不需要祖先所使用的那么多且残酷的暴力了？

    第一个变化是思想意识的改变。和许多人道主义改革一样，这个变化也是起源于“理性时代”和启蒙运动。孩子们对付“父母-子女冲突”的各种手腕，让每一个时代的父母都哀叹自己的孩子是“小恶魔”。在基督教兴起的年代，这种直觉被规范为天性中的堕落和原罪。比如，16世纪20年代，一位德国神学家在布道时说，孩子的天性中隐藏着“通奸、乱伦、肮脏的欲望、淫荡、偶像敬拜、相信魔法、对抗、争吵、激情、愤怒、反叛、拉帮结派、仇恨、谋杀、酗酒和暴食暴饮”，而这些指控只是他的开篇而已。[165]人们所说的“打得他灵魂出窍”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形容！对未来生活的宿命观，让孩子的培养成了命中注定的事情，免除了父母和教师的责任。

    约翰·洛克在1693年出版的《教育漫话》（Some Thoughts Concern-ing Education）开始提供了一种新的教育范式，并迅速得到传播。[166]洛克认为，一个孩子“仅仅是一张白纸，或者是一块柔软的蜡，可以任人塑造成型”——这个理论就是所谓的白板理论。洛克这样写道：儿童的教育“对人类意义重大”，他鼓励老师对自己的学生怀有同情心，并尝试站在学生的立场思考问题。家教应该仔细观察学生“情绪的变化”，帮助学生享受学习过程。教师不应该期望年幼的孩子表现出和大孩子一样的“端庄、严肃和专注”。相反，“他们必须获准……做出带有适龄的傻气和孩子气的行为”。[167]

    现在，大家都知道，孩子得到什么样的对待决定了他将长成什么样的人，但在过去，这是鲜为人知的智慧。洛克的几位同代人和继承人使用各种比喻来提醒人们幼儿是形成性格的时期。约翰·弥尔顿说：“儿童之于成人，就像清晨之于一日。”亚历山大·蒲柏将其上升到因果关联：“树枝弯了，树干也就跟着倾斜了。”威廉·华兹华斯将一个关于童年的比喻彻底颠倒了过来，他说：“儿童是成年男子的父亲。”这些新的理解促使人们反思原来对待儿童的粗暴方式的道德含义和实践效果。殴打儿童不再是从被恶魔势力控制的孩子身上驱邪，甚至不再是单纯减少调皮捣蛋频率的手段。对儿童的暴力塑造了他的成年，其可预见和不可预见的结果，将影响未来的人类文明。

    卢梭提出了另一种格式塔，他认为孩子天性纯真，并用这一浪漫的观念替代了基督教中的原罪。在1762年出版的专著《爱弥儿》（émile）中，卢梭写道：“在造物主手中时，一切都是美好的；一旦到了人的手中，所有的事情都开始变坏了。”作为20世纪心理学家让·皮亚杰（Jean Piaget）理论的前奏，卢梭将童年划分为几个阶段：直觉、感性和理念。他认为，在年幼的儿童尚未到达“理念的年纪”时，不应该指望他们按照成人的方式推理。与其用善恶规则训练孩子，不如允许孩子与自然互动，从他们自己的经验中学习。如果在探索世界时损坏了什么东西，这不过是天真的失误，而不是故意的破坏。他大声疾呼要“尊重童年”，在大人介入之前，要“让自然有充分的时间完成自己的工作”。[168]在卢梭的启发之下，19世纪的浪漫主义运动将童年看作智慧、纯洁和创造力的时期，是儿童应该无拘束地享受而不是要以纪律制约的发展阶段。今天人们都熟识这一认知，但在当时，它却是相当激进的。

    在启蒙运动年代，社会精英开始接受有利儿童的白板说和人天性纯真说。但有关历史学家认为，直到进入20世纪的前后几十年间，才真正出现了改变儿童待遇的转折点。[169]经济学家维维安娜·泽利泽（Viviana Zelizer）认为，在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在西方中层和上层阶级的父母中出现了一种“神圣化”童年的现象。自那时起，我们赋予儿童新的价值，即“经济上一钱不值，感情上无价之宝”。[170]这个时代的发端是英国揭露一家“婴儿农场”的丑闻导致1870年成立了婴儿保护协会，接着在1872年和1897年制定了“婴儿生命保护法案”（Infant Life Protection）。大约在同一时期，奶制品的巴斯德氏消毒法和消毒奶瓶的出现，让婴儿摆脱了依赖不负责任的奶妈喂养的状态。虽然工业革命最早是将儿童从筋疲力尽的小农民变成筋疲力尽的工厂童工，但工业革命积累起来的财富，终于降低了婴儿死亡率，也降低了对童工的需要，并为保护儿童的社会服务提供了稳定的税收。大部分儿童开始进入学校，不久学校教育成为国家对国民的义务并完全免费。针对街上成帮结派的流浪儿、叫花子和技巧高超的小骗子，儿童福利机构开设幼儿园、孤儿院、感化院、教养营地，还有男童俱乐部和女童俱乐部。[171]为孩子创作的故事以带来愉悦为目的，而不再是制造恐惧或者推行教化。儿童研究试图以科学方法实现人力开发，不再迷信夸夸其谈的老太太和所谓的育儿专家。

    我们在人道主义改革时期已经看到，承认一个群体的权利会导致对其他群体权利的类推，比如对暴君的否认，类推为对夫权暴力的否定；两个世纪之后，民权运动又激发了女权运动。保护受虐待的儿童，也得益于一种类比，不论你是否相信，这个类比竟然是保护动物。

    1874年，曼哈顿住着一个10岁的女孩儿玛丽·埃伦·麦科马克（Mary Ellen McCormack），她是被养母及其第二任丈夫收留的孤儿，邻居注意到玛丽身上有可疑的伤痕和瘀青。[172]他们报告了主管纽约市监狱、济贫所、孤儿院和疯人院的“公共慈善和教养局”。因为当时没有专门保护儿童的法律，案件的调查员只好与美国动物保护协会联络。在会社的创建人眼中，玛丽的苦难和他营救的受主人虐待的马匹所遭受的苦难没有两样。他起用律师，向纽约州最高法院提出对人身保护法的创造性解释，要求将玛丽带离她的家庭。女孩在法庭平静地做出陈述：

    妈妈几乎每天都要用鞭子抽打我。她经常用一条两股生牛皮扭成的鞭子。现在我头上有两处黑紫色的疤痕，是妈妈的皮鞭子留下的，前额左边的这个伤疤，是妈妈用剪刀捅伤后留下的……我从来不敢告诉别人，如果我说了，我会挨更多的鞭子。

    《纽约时报》在一篇题为“小苦儿的非人遭遇”的文章中刊出了玛丽的法庭证词，她被带离那个家庭；最后，她的案件调查员领养了她。她的律师创立了“纽约防止虐待儿童协会”，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以保护儿童为目的的中介组织。与其他同时兴起的社会组织一起，它们共同开设受虐儿童庇护所，游说制定法规惩戒施虐的父母。同样，在英国，第一个针对父母虐待保护儿童的司法案例也是由英国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提出的，随后由此诞生了防止虐待儿童全国协会。

    虽然贯穿整个19世纪，儿童在西方社会的价值日渐上升，但进步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也没有什么神奇的巨变。在欧洲历史的每一个时期和每一种文化中，都能看到人们对孩子的挚爱，为失去孩子而感到的哀伤，在孩子调皮捣蛋时产生的不快。[173]甚至很多父母暴虐地对待自己的亲生骨肉，是因为他们坚信这样做符合孩子的最终利益。与任何暴力的减少一样，很难区分导致这一趋势的各种同时发生的变化——启蒙思想、持续的经济繁荣、司法改革和观念的变化。

    但是，不论这些原因是什么，它们在20世纪30年代继续发挥影响。1946年，本杰明·斯波克（Benjamin Spock）历久不衰的畅销书《斯波克育儿经》（Baby and Child Care）被认为立场相当激进，因为作者在书中劝告母亲不要打孩子，不要吝啬表达喜爱，也没有必要严厉地恪守规则。虽然战后一代父母放纵孩子在当时还是新鲜事物，人们认为婴儿潮一代的人就是这样被宠坏了。当婴儿潮一代自己成为父母之后，他们对孩子甚至更加体贴。洛克、卢梭和19世纪的改革家开了温和对待儿童的先河。近几十年来，这一趋势已经逐渐成为大潮流。

    * * *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们更加不能容忍让孩子成为暴力的受害者。人们最容易控制的暴力就是他们自己实施的暴力，比如，他们施加在孩子身上的巴掌和拳脚，以及板子、鞭子、荆条、暴晒、殴打和其他形式的体罚。20世纪，精英对体罚的态度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除了基要派的基督教团体，人们已经很少再听得到“闲坏了棍子，惯坏了孩子”这样的说辞。父亲解开皮带，母亲挥舞梳子，孩子眼泪汪汪地用枕头护着他们屁股上的青紫瘀伤，这已经不再是常见的家庭娱乐场景了。

    至少自从斯波克医生出书以来，儿童养育大师大多是告诫父母不要打孩子。[174]今天，所有的儿科医生和心理协会都反对体罚，尽管使用的语言未见得像默里·斯特劳斯文章的标题那样直截了当：“无论如何，永远不应该打孩子！”[175]专家反对打孩子的意见出于三个理由。一是打孩子最终会带来副作用，让孩子缺少同情心，产生侵略性、犯法倾向以及抑郁。打孩子等于告诉孩子暴力是解决问题的手段之一，这种逻辑关系是否成立是有争议的。同样，我们可以这样解释打孩子和暴力之间的相关性，天生具有暴力倾向的父母也会有天生具有暴力倾向的孩子，而容忍暴力对付儿童的社区和文化，也容易容忍其他形式的暴力。[176]二是在减少孩子犯错误方面，打孩子的效果远不如讲道理，也不如使用非暴力的惩罚手段，例如训斥和禁闭。疼痛和羞辱让孩子分神，不再专心思考自己犯了什么错误，如果他们顺从的唯一目的就是避免处罚，那么一旦父母背过身去，他们立刻就会继续调皮捣蛋。而避免打孩子最重要的原因也许只是象征性的。斯特劳斯认为永远不应该打孩子的第三个理由是：“巴掌与一个家庭和一个社会的非暴力理念水火不容”。

    是父母听从了专家的意见，还是他们自己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民意调查有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狠狠地揍孩子一顿，有些时候是维持纪律所必需的”，或者“在某些情况下，打孩子是完全正确的”。民调的结果取决于问题的选词和用语，但对那些历年来反复提出的问题，受访者中的认同人数明显呈下降趋势。图7-17给出了1954年以来美国的三套数据，加上来自瑞典和新西兰的调查结果。在20世纪80年代初之前，英语国家中大约90%的受访者赞成揍孩子。不到一代人之后，这个比重降到大约50%。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这个比重有所不同：瑞典同意打孩子的人比美国和新西兰少，美国内部地区之间也有差异，正如我们在审视荣誉杀人时看到的情况。[177]2005年的一项调查发现，在北方（倾向于投票支持民主党）蓝色州，例如麻省和佛蒙特，赞成打孩子的比重约为55%，而在南方（倾向于支持共和党）的红色州，例如亚拉巴马和阿肯色，这一比重超过85%。[178]美国50个州赞同打孩子的比重与凶杀率吻合（两个指标的相关系数在-1到1的相关区间内为0.52），这可以说遭到暴打的孩子长大后变成杀手，但更可能的是，鼓动揍孩子的亚文化也同样在成人中鼓动以凶杀保卫荣誉。[179]但是，即便如此，各地支持暴力对待孩子的人数都在下降；到2006年，南方各州不赞同揍孩子的比重达到了中北部和大西洋沿岸中部各州1986年的水平。[180]

    图7-17 1954—2008年美国、瑞典和新西兰同意打孩子的人口比重的变化

    资料来源：盖洛普/美国广播公司民调，盖洛普，1999年；美国广播公司新闻，2002年；斯特劳斯，2001年，206页。“一般社会调查”：http:// www. norc. org/GSS+ Website/，加权平均。新西兰：卡斯韦尔（Carswell），2001年。瑞典：斯特劳斯，2009年。

    家长的实际行为如何呢？如果孩子的行为超过一定界限，许多父母仍然会打孩子的手掌，但20世纪下半叶，对儿童的其他各种体罚都在减少。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父母每个月揍孩子3次以上，或者每年超过30次。到1975年，这个数字是每年10次；到1985年，每年只有约7次。[181]欧洲的变化更加显著。[182]在50年代，94%的瑞典人打孩子；对其中33%的人来说，打孩子是每日的例行公事。到1995年，这两个数字分别降到33%和4%。到1992年，德国的父母已经不会像他们的曾祖父母那样，把孩子按在滚烫的炉子上或绑在床柱子上，但是他们中仍有81%打自己孩子的耳光，41%用棍子揍孩子，31%能将孩子打出瘀青。但到2002年，这几个数字分别是14%、5%和3%。

    在其他国家，情况各不相同。在以色列、匈牙利、荷兰、比利时和瑞典，只有不到5%的大学生记得自己在少年时期挨过家长的揍。但在坦桑尼亚和南非，超过25%的大学生有这样的记忆。[183]一般而言，越富裕的国家越少暴力对待孩子，但在发达的亚洲国家或地区，例如中国台湾地区、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地区却有例外。在美国内部，不同族裔之间的差别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国际对比，与白人相比，更多的非裔和亚裔赞同家长打孩子。[184]但在这三个族裔组中，赞同人数也都呈下降趋势。[185]

    1979年，瑞典政府立法禁止打孩子。[186]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西欧各国紧随其后。联合国和欧盟已经呼吁其全体成员国禁止打儿童。一些国家发起社会运动，呼唤公众觉悟；已有24个国家通过了相关法律。

    禁止打孩子，无疑颠覆了几千年来父母认为孩子属于自己，可以随意处置的观念。但是，这一变化符合国家对家庭在其他方面的介入，比如义务学校教育，强制性疫苗，将孩子带离虐待性的家庭，对父母因宗教原因拒绝施救的孩子进行强行医疗救护，以及欧洲国家严禁穆斯林移民社区实行女性阴部割礼。在有些人看来，这些政策都属于国家极权强行进入家庭的私域空间；在另一些人看来，这是承认个体自主的历史潮流。孩子也是人，和成年人一样，他们拥有对自己的生命、肢体（和私部）的权利，受到国家公器下社会契约的保护。其他个体（他们的父母），声称对孩子的所有权并不能否认孩子的基本权利。

    美国人一直有重家庭轻政府的倾向，目前美国没有任何州禁止父母对孩子进行体罚。但说到政府——美国人已经开始拒绝在学校里对孩子进行体罚这种暴力形式。即使是在保守的南方各州，3/4的人认为父母可以体罚孩子，但只有30%的人同意学校可以打孩子的手掌；而在自由派的蓝色州，只有不到15%的人还持有同样的立场。[187]自20世纪50年代起，同意学校对学生进行体罚的人数一直在下降（图7-18）。反对体罚的意见已经进入立法。图7-19显示了美国各州允许学校体罚的数量正在下降。

    国际社会上针对儿童的暴力甚至发生了更引人瞩目的变化，学校体罚学生被视为一种非法的政府暴力，违反人权。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和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纷纷谴责体罚学生，世界上半数以上的国家（合计106个），明文禁止学校体罚。[188]

    图7-18 1954—2002年美国同意学校体罚的比重

    资料来源：1954—1994年的数据来自盖洛普，1999年；2002年的数据来自美国广播公司新闻，2002年。

    图7-19 1954—2010年美国各州允许学校体罚的情况

    资料来源：莱特（Leiter）的数据，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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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大多数美国人仍然认可父母体罚孩子，但他们对纪律约束式的低度暴力，例如打手掌和打屁股，与拳脚、棍棒、鞭抽、殴打和恐吓之类的严重暴力之间的区分有很清楚的界限。比如，用刀枪威胁孩子，或者将孩子悬在屋顶边缘摇荡这类恐吓是不能接受的。在斯特劳斯的调查中，向受调查者发出的问卷上有一个包括各种虐待型处罚手段的清单。他发现，1975—1992年，接受这些处罚手段的父母减少了一半，从20%下降到略高于10%。[189]

    与受害者的报告相反，施暴者自动报告事实上就是要他们承认自己犯了错误。目前父母打孩子的数量明显下降，很可能是更多的父母不愿意承认自己打了孩子。过去，母亲在孩子身上留下几块瘀伤不过说明她在管教自己的孩子。但自20世纪80年代起，越来越多的意见领袖、社会名流和电视剧作家开始呼吁公众关注虐待儿童的问题，他们经常将暴虐的父母塑造成食人恶魔，而受过虐待的儿童长大后都带有永久的心理创伤。在这样的社会潮流之下，即使父母曾经因暴怒在孩子身上留下伤疤，他们也不会向调查者实话实说。我们可以肯定，虐待儿童已经成为一种耻辱。1976年，当调查问“虐待儿童是不是这个国家的一个大问题”的时候，只有10%的人回答“是”；而在1985年和1999年，90%的人回答“是”。[190]斯特劳斯认为，在他的调查中，针对儿童的暴力的下降，既反映了对暴力的接受程度在下降，也反映了实际暴力水平的下降；即使只有对暴力的接受程度的变化，也是值得大大欢呼的好事情。人们开始设立儿童保护热线电话，政府中有负责儿童保护的官员，警察、社工、学校的教育顾问和义工密切关注周围儿童的安全和健康状况，一旦发现异常，立即采取保护措施，惩罚或者劝诫施虐者，并将孩子带离施虐的家庭。

    人们的观念和社会组织的变化是否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建立“全国儿童受虐和忽视数据系统”的目的是从全国各地的儿童保护机构手里收集虐童案例。心理学家丽莎·琼斯（Lisa Jones）和社会学家戴维·芬克勒尔（David Finkelhor）将1990—2007年的数据编绘成图，发现儿童心理虐待案件减少了一半（见图7-20）。

    琼斯和芬克勒尔的研究还显示，在这一时期，性虐待案和针对儿童的暴力犯罪案件，例如袭击、抢劫和强奸的数量也下降了1/3到2/3。他们通过对受害者的调查，对这些数据进行理智检查，并将数据与凶杀数据、罪犯的坦白和性病发生率综合比较，发现所有数据都呈下降趋势。过去20年的事实证明，无论怎样衡量，儿童和青少年的生活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善。离家出走的、少年怀孕的、违法乱纪的以及自杀的人数都在减少。英国和威尔士的儿童暴力案件也大幅度减少，最新的报告说，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儿童暴力死亡案件下降了近40%。[191]

    20世纪90年代虐童案的减少与成人凶杀案件的减少不谋而合，而且同样很难找到单一的原因。芬克勒尔和琼斯审视了几种可能性。人口构成、严刑峻法、缉毒、枪支、堕胎以及监狱都无法解释犯罪减少的原因。90年代的经济繁荣也许算得上很次要的原因之一，但它既不能解释性虐案的减少，也不能解释进入21世纪经济发展开始停滞后虐童案的第二波减少。警察数量的增加和社工人员的积极干预也许很有效，但芬克勒尔和琼斯提出了一个外生因素。20世纪90年代初期正是电影《少女初体验》（Prozac Nation）和《兴奋剂利他林》（Running on Ritalin）上演的年代。抗抑郁药物和儿童注意力缺失症药物的大量使用，一方面让父母自己走出晦暗阴郁，另一方面帮助很多孩子控制住自己的冲动。芬克勒尔和琼斯还指出，文化范式发生了尽管模糊但却强有力的变化。正如我们在第3章中看到的，正是在90年代，文明攻势扭转了60年代的放荡，克制了各种形式的暴力活动。美国电视上听众参与的访谈节目暴露了各种家庭暴力，对现身说法的受害者充满同情甚至美化。

    图7-20 1990—2007年美国虐童案

    资料来源：琼斯和芬克勒尔的著作，2007年；同时见芬克勒尔和琼斯的著作，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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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儿童深受其害的另一种暴力是孩子欺负孩子。孩子之间的恃强凌弱是孩子的天性使然，孩子和其他年幼的灵长类一样，都是通过显示自己的强势和力量在自己的小社会中追求统治地位。许多人的童年回忆都包括遭受其他孩子欺凌的悲惨故事，愚蠢低级的恃强凌弱是一种最主要的流行文化。我们在《小顽童》（Our Gang）里看到的巴齐和瓦伊姆，在《回到未来》（Back to the Future）三部曲里看到的比夫·丹男，在《辛普森一家》（The Simpsons）里看到的尼尔森·芒兹，以及在《凯文的幻虎世界》（Calvin and Hobbes）里看到的毛埃，都是这种流氓的样板（图7-21）。

    直到最近，成人还是将欺凌看作童年的一种理所当然的经历。他们说，“男孩子就是男孩子”，童年时学会应付欺压是为进入成人世界做准备。欺凌的受害者无处逃避，不能向老师或家长告状，因为这会让他们成为告密者和娘娘腔，使他们的处境更加糟糕。

    我们已经看到很多历史性格式塔的转变，暴力从不可避免变为不能容忍，而孩子中间的恃强凌弱正成为要被消灭的对象。这场运动开始于1999年科伦拜恩高中屠杀惨案。围绕这起枪击案的起因，有着各种混乱的解释。媒体放大了各种谣言，比如哥特派、运动员派、抗抑郁药物、电子游戏、互联网、暴力电影、摇滚歌星玛丽莲·曼森——以及两个杀人的孩子中有一个曾经被欺凌等。结果，真相与媒体喋喋不休渲染的故事完全不同，两个凶手都不是哥特派，不曾被运动员派的人欺凌。[192]但是公众都觉得屠杀惨案是一次复仇行动，儿童专家借机将一个现代城市传说发展成一场抵制欺凌的运动。幸运的是，“今天受欺负，明天扣动扳机”不是唯一的理论，还有一些更理性的解释，比如，受欺负的孩子可能陷入抑郁，在学校学业不佳，自杀率增高。[193]目前美国有44个州立法禁止在学校欺负同学，有些州规定在学校教材中明文谴责欺凌，鼓励培养同情心，指导孩子如何建设性地解决彼此之间的纠纷。[194]儿科医生和儿童心理学家的组织都曾经一再声明要求切实防止欺凌，杂志、电视节目、奥普拉·温弗瑞的电视访谈王国，甚至美国总统都对此发出了自己的声音。[195]再有10年时间，今天《凯文的幻虎世界》漫画中对欺凌的滑稽刻画，有可能就像我们今天看20世纪50年代咖啡广告中丈夫暴打妻子的场面一样，成为不可忍受的东西。

    图7-21 针对儿童的另外一种暴力——儿童之间的欺凌

    即使不考虑受欺凌孩子所承受的沉重的心理后果，欺负同学也是绝对不道德的。正如凯文认识到的，一旦人们长大，就不再能够无缘无故地痛打别人。成年人用法律、警察、工作场所规范和社会准则保护自己，没有理由认为孩子就不能享有这些保护，以前之所以做不到，唯一的解释就是成人在从自己的角度看待生活时懒惰且无情。因为儿童生命价值的提高以及普世的道德观，保护儿童免受同伴的欺凌，就像保护儿童免受其他伤害一样，已经是一场不可避免的社会运动。儿童和青少年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些轻罪的受害者，诸如偷窃午餐钱、毁坏书本文具以及动手动脚之类的性骚扰，这些轻罪超过了学校校规的范围，又没有达到警方出警的程度。而年轻人的利益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为了保护年轻人的利益，社会已经在进行必要的调整。2004年，美国司法部和教育部联合发布题为“校园犯罪和安全指标”的报告，报告使用受害者调查以及学校和警方的统计数据，给出了1992—2003年美国校园暴力的走势。[196]报告仅在最后三年调查了校园内欺负同学的问题，但全程追踪了其他形式的暴力活动。报告的结论是打架、威协、盗窃、性侵犯、抢劫和人身攻击等犯罪都呈下降趋势，如图7-22所示。

    视频网站YouTube上流传的一群女孩对一个同伴大打出手的暴力事件，媒体不失时机大肆炒作，但与媒体的渲染相反，美国的大多数女孩并没有野性发作。目前女孩中的谋杀和抢劫率是近40年来的最低点，武器持有率、打架、斗殴和女孩遭受和实施的暴力伤害案近10年来一直在不断减少。[197]但随着YouTube大行其道，近年内我们可以预期看到更多这类视频引发的道德恐慌（诸如虐待狂、嗜血儿童或者小杀手）。

    图7-22 1992—2003年美国针对年轻人的暴力

    资料来源：数据来自德沃等人，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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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说孩子一切正常还为时过早，但是显然他们的处境比以前好了很多。的确，有些反对暴力保护儿童的措施未免有些闹过火了，已经落入迷信和禁忌的窠臼。

    禁忌之一就是心理学家朱迪斯·哈里斯（Judith Harris）所批评的“教养说”。[198]洛克和卢梭开启了儿童养育理念的革命，改写了养育者的角色，将通过体罚纠正孩子的坏毛病，变为通过塑造为未来培养人才。到20世纪后期，父母虐待和忽视孩子会对孩子造成伤害的观念（这个观念是对的），逐渐让位于父母能够造就孩子的智力、个性、社交能力，甚至精神错乱（这个观点是错的）。为什么说它是错的呢？只要看看移民的孩子就知道，孩子们的口音、价值和行为标准最终是追随他们的同代人，而不是他们的父母。这个事实告诉我们，孩子是与同伴一起，而不是与家庭一起进入社会：养育孩子常常需要举全村之力。对领养儿童的研究发现，被收养孩子的个性和智商与他们的亲生同胞相关，而与领养家庭的兄弟姐妹无关。这一事实告诉我们，成人的个性和智商是由基因和机会决定的（因为这里的相关性并不完全，即使是同卵双胞胎也有差异），而不是由父母后天塑造而成，至少不是父母对孩子的管教塑造而成的。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反证，“教养说”还是发展出一套非常顽固的专业见解，接受这些观点的母亲把自己变成每天24小时运转的育儿机器，激励、培养和开发她们怀中的小白板。

    另一个被神圣化了的禁忌是绝对不许孩子接触任何一点儿与暴力有关联的东西。2009年在芝加哥，25个11岁到15岁的学生参与了一场饭厅里扔食物的打斗。这原本是一项很老派的运动，但这些孩子被警察带走，还被铐上手铐，押进警车，拍摄了嫌疑犯照片，最后被控“行为鲁莽”。[199]校区内武器零容忍政策带来了一系列荒诞的故事，一个6岁的幼儿童子军的午饭盒里有一副套装的野营餐具，学校几乎为此重新制定校规；为了课堂作业，12岁的女孩子用一把工具刀从玩具房子上割下了一块玻璃，结果被学校开除；雄鹰童子军队员遵循“时刻准备着”的座右铭，在自己的车里准备了一个睡袋、饮用水、食品和2英寸长的折叠刀，他因此被学校停课。[200]很多学校雇用了脖子上挂着哨子的“课间教练”，监督孩子从事建设性的、有组织的课间游戏。学校担心如果让孩子自由选择，孩子也许另有所爱，比如为了一只足球争吵、跳绳，或者在操场上跳方块。[201]

    成年人不断努力剔除儿童文化中的暴力内容。1982年的电影《外星人》（E. T.）的高潮是小男孩爱略特将外星人放在自行车的小筐子里，闯过了警察的防线。2002年，在此电影出品20周年版时，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用数字处理解除了警官的武装，他通过计算机绘图用对讲机取代了原来警察佩带的枪支。[202]万圣节前后，父母总是得到提示，给孩子的装扮服饰要“积极向上”，比如要装扮成历史人物或南瓜胡萝卜，而不要把孩子整成僵尸、吸血鬼或者电影里的反派。[203]洛杉矶市的一所学校就万圣节化装指导，发出如下这份备忘录：

    不得扮成流氓团伙或恐怖人物，或者让人感到恐惧；

    只能在游行中使用面具；

    化装不得侮辱任何种族、宗教、国籍、残疾或性别；

    不得使用假指甲；

    不得出现武器，即使假的玩具武器也不得出现。

    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另一个地方，一名妈妈认为自己的孩子也许会对邻居院子里的万圣节的墓碑装饰和怪物感到恐惧，于是打电话到警察局报告邻居犯有“仇恨罪”。[204]

    儿童价值的历史性提升已经进入其衰落期。孩子不再面对出生时被闷死的噩运，不再在冷酷的孤儿院忍饥挨饿，不再被乳母下药，被父亲痛殴，被继母屠宰后做成肉馅，不再在矿井或车间里累死累活，或者感染传染病，也不再被同伴殴打。现在的专家绞尽脑汁，要在下行的曲线甚至反弹曲线上寻找一点点新的增量。不准许孩子中午在户外活动——有患皮肤癌的风险，不能在草地上玩耍——有跳蚤，不能从其他孩子的小摊子上买柠檬水——没有洗干净的柠檬皮上有细菌，不能在妈妈做蛋糕的时候舔打奶油的勺子——没有做熟的鸡蛋有沙门氏菌。律师出马检查所有的操场，确保所有地方都铺满橡胶软垫，滑梯和攀登架的高度不能超过腰部，跷跷板要一律拆除，这样就不会有在下方的孩子跳离位子，看着还在上方的孩子掉到地上——这本来是跷跷板最好玩的噱头。儿童教育节目《芝麻街》的制片人发行了一套DVD，包括这套经典系列节目最初几年的合集（1969—1974年），他们竟然在包装外盒上警告说有些节目可能“儿童不宜”![205]节目中有孩子进行“危险活动”的内容，例如爬上攀登架，没有戴头盔骑自行车，在弯弯曲曲的筒子里爬进爬出，接受和善的陌生人送的牛奶和饼干。受到审查总清算的节目是，《魔怪大作剧院》（Monsterpiece Theater）在每一集节目的结尾，都有穿着大领结小夹克、口衔烟斗的主持人蓝色“曲奇饼小妖怪”吞云吐雾，这无疑美化了香烟产品，会带来让孩子窒息的风险。

    对童年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被陌生人绑架，这可谓造成恐惧心理的典型案例。[206]1979年，当时年仅6岁的伊丹·派兹在纽约曼哈顿下城去校车站的路上失踪，自那时起，儿童绑架案成为全国关注的重点，美国有3家利益团体全力以赴安抚恐慌的父母。我们可以理解，失去孩子的父母希望自己的悲剧还能产生一些积极的结果，其中一些父母用余生奋力呼吁社会对被拐骗儿童的关注。（其中之一是约翰·沃尔什，他推动在牛奶包装盒上印刷失踪儿童的照片，并成为美国极受欢迎的电视节目《美国通缉犯》的主持人，节目涉及很多绑架和谋杀案。）政客、警长、公关公司负责人当然知道他们绝对不能错过这些社会运动，有谁胆敢出头反对保护儿童免受伤害呢？他们纷纷在宣布保护儿童的新立法的仪式上露面，这些新法案往往以失踪儿童的名字命名，例如“亚当条款”、“安玻警戒”、“梅根法”，还有“全国失踪儿童日”。媒体也认识到这些案件都是收视率的发动机，他们不仅不分昼夜连轴转地报道儿童失踪案件，节目弥漫着恐惧，而且不失时机地推出纪录片（“这是每个父母的噩梦……”），电视连续剧《法律与秩序》还专门辟出一个系列，主题就是性犯罪。

    美国儿童的童年从此彻底改变了。父母绝对不会让孩子离开自己的视野。孩子有司机，有看护，装备了手机，不过，手机完全没有减轻父母的焦虑；如果孩子没有在铃响的第一时间接起电话，父母就会惊恐万分。原来，孩子在操场结识新朋友，现在必须依靠妈妈牵线，这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还是很少见的。[207]40年前，2/3的孩子或者步行上学，或者骑自行车上学；今天只有10%的孩子还在这样做。在一代人之前，70%的孩子在户外玩耍，今天只剩下30%。[208]2008年，记者勒诺·斯科纳兹9岁的儿子乞求母亲让他放学后独自一人乘纽约的地铁回家。勒诺同意了，孩子平安地完成了旅程回到家中。当她在《纽约太阳报》的专栏上报道了这个小花絮时，她立即成为媒体攻击的全民公敌，被冠以“美国最糟糕母亲”的头衔。（典型的报道标题如：“妈妈让9岁的孩子自己乘坐地铁：专栏作家的儿童独立实验掀起风波”。）作为回应，她发起了一场“放养儿童”运动，并提议设立“全国儿童公园独立活动日”，即每年有一天将孩子带到公园，并将孩子自己留在公园，让孩子有机会学习怎样在没有大人监督的情况下自己游戏。[209]

    勒诺·斯科纳兹肯定不是美国最糟糕的妈妈。她仅仅做了一件政客、警察、父母或者制片人都没有做过的事情：对事实进行了调查。在牛奶包装盒上的失踪儿童中，绝大部分都不是被性罪犯、儿童贩子、索取赎金的绑架者拐带走的，而是十几岁的孩子自己离家出走，或者被离婚后父母中不满监护协议的一方带走。20世纪90年代，美国每年有200~300个孩子被陌生人拐骗失踪，现在这类案件每年大约有100起，其中半数案件中的孩子被谋杀。美国有5000万名儿童，拐骗谋杀率为100万分之1。这大约是溺毙风险的1/20，车祸死亡的1/40。作家沃里克·凯恩斯（Warwick Cairns）做了一些计算，结果是，如果一个人想要自己的孩子被绑架，需要把孩子留在无人看管的街上长达75万年。[210]

    有人会认为，孩子的安全如此紧要，即使出现这些过度紧张和过度开销，每年能挽救几条小性命也是值得的。但这种推理非常虚假。在生活中，人们不可避免要在安全和其他美好事物之间进行取舍，就像父母为孩子积攒学费而放弃安装室内自动喷水消防装置，或者开车带着孩子外出度假，而不是整个夏天把他们留在家中玩电子游戏——虽然这样显然更安全。避免绑架的安全措施造成的代价是，孩子童年的经历变得单调了，肥胖症的儿童人数增加，职业女性长时间持续焦虑，年轻人吓得不敢要孩子。

    即使将风险最小化是我们追求的唯一目标，盲目的安全建议也无济于事。许多措施，比如牛奶包装盒上的通缉犯图片，都属于犯罪学家所说的犯罪控制剧场，即属于广告宣传，不需要任何实际行动。[211]实际上，当3亿人为了50个人的安全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这造成的伤害可能远远超过了其带来的好处，这种规模巨大的调整的后果往往不可预见。仅举两个例子：第一个，被家长送孩子上学的车辆撞死的孩子比其他车祸死亡高2倍，所以，有更多的家长为了自己的孩子免遭绑架而开车送孩子上学，就有更多的孩子死于交通事故；[212]第二个，高速公路上电子显示牌上发布失踪孩子的信息，导致驾车人分神和减速，也是导致车祸的原因。[213]

    过去两个世纪以来，提升儿童生命价值的运动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道德进步之一，只是过去20年中的一些举措未免过火，已经有荒谬之嫌。

    同性恋权利，对同性恋仇视的减少，以及同性恋非罪化

    如果我说英国数学家艾伦·图灵（Alan Turing）对逻辑和数学理性做出了杰出的解释，发明了数字计算机，解决了精神与肉体的问题，拯救了西方文明，这显得非常夸张。但是，这些又绝对都是真实的。[214]

    在1936年一篇开创性的论文中，图灵给出了一套简单的操作。根据他的设计，这套操作足以对任何可计算的数学和逻辑公式进行运算。[215]这套设计可以很容易地转换为一种运算机器，也就是数字计算机。10年之后，图灵实用的设计成为我们今天所使用的计算机的蓝本。“二战”期间，图灵曾经为英国政府破译密码的部门工作，帮助破译了纳粹与潜艇之间通信使用的密码，此举对打败德国的海军封锁，扭转战争局势有决定性的作用。战争结束后，图灵发表了一篇（至今仍被广泛阅读的）论文。在论文中，他将运算等同于思考，由此对机械系统怎样具有智能给出了解释。[216]此外，他将当时最艰深的科学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生物结构怎样在胚胎阶段从一组化学物质发生形态转变），并提出了巧妙的解决方法。

    西方文明又是怎样感谢这位旷世奇才的呢？1952年，英国政府逮捕了他，取消了他的安全许可，威胁要判他坐牢，接着对他进行化学阉割，将年仅42岁的图灵逼上自杀的绝路。

    图灵做了什么，要遭受如此的唾弃？因为他与男人发生了性关系。在当时的英国，同性性交为非法行为，他被控“行为猥亵”。英国的另一位天才奥斯卡·王尔德也是在同一罪名下被打垮的。对图灵的指控出于一种政治恐惧，当局认为同性恋可能是被苏联间谍利用的弱点。8年之后，英国国防大臣约翰·普罗富莫因为与一个苏联间谍的情妇有绯闻而被迫辞职，这让对同性恋间谍的恐惧成为人们的笑料。

    至少自《旧约·利未记》第20章第13节明文规定了男人与男人做与妇人一样的苟合之事就要被处死以来，很多政府一直利用对暴力的垄断对同性恋进行监禁、酷刑、阉割和处决。[217]一个同性恋者即使能逃脱政府和司法的迫害，躲过所有诸如猥亵、鸡奸、肛交、非自然行为、反自然罪等罪名，还是难逃自己同胞的同性恋仇视、同性恋迫害狂暴力和反同性恋仇恨犯罪。无论是政府主导还是草根民众自发的同性恋迫害狂暴力，在人类暴力种类中都是一种莫名其妙的分类，因为实在难以确定侵害者从中要得到什么。此种暴力并不涉及资源竞争，同性恋即使是犯罪也不存在受害者，消灭同性恋更不会带来任何和平。如果有任何利益纠结，异性恋男人应该很高兴地面对同性恋同胞，因为他会觉得：“太好了！我能拥有更多的女人了！”按照这个逻辑，女同性恋应该引起更大的愤怒，因为女同性恋者将双份的女性带离交配资源库。但是，历史上对男同性恋的仇恨远远高于对女同性恋的仇恨。[218]很多司法制度单单规定男同性恋为犯罪，但从来没有一个司法制度仅仅挑出女同性恋为非法。针对男同性恋的仇恨犯罪远远高于针对女同性恋的犯罪，比率几乎是5∶1。[219]

    和同性恋本身一样，对同性恋的憎恶也是一个进化之谜。[220]这不是说，同性恋的性行为有任何神秘之处。人类本身就是多元性向变态的物种，一直不断地从各种有生命的物体，甚至无生命的物体——因此对物种繁衍毫无意义——上寻求性满足感。在全男性的环境中，例如航船、监狱、寄宿学校中，男人寻找任何与女性身体近似的对象进行发泄。在这样的环境中，男色成为一个比较柔软、光滑、甜蜜的对象。在很多社会，包括古希腊的精英，男妓得到制度化的认可。当然，据我们所知，在同性恋行为被制度化的社会，不存在同性恋憎恶。妇女在性向方面有比较大的弹性，很多妇女都经历过不同的性向阶段，从愉快的单身，到滥交，到一夫一妻，或者同性恋；美国女子学院的一个传统现象就是“同性恋直到毕业”（lesbian until graduation）。[221]

    真正的谜是同性恋的性取向——为什么会有男人和女人坚持倾向同性性交而不是异性性交，或者有些人坚决回避与异性性交。至少，男同性恋性取向看来是天生的。男同一般都说他们在青春期初感性欲骚动的时候就开始被同性吸引。同卵双生的双胞胎同性恋比在异卵双生中更常见，这说明他们共享的基因对性取向有影响。此外，在先天与后天之争中，同性恋是少数几个政治正确指向“天生”的问题。如果按照通常的理解，同性恋是天生的，人们并不是选择成为同性恋，因此也就没有必要对他们的生活方式说三道四，而且，这也不是说，如果同性恋者愿意，他们就能在学校或者童子军中把其他孩子变成同性恋。

    进化之谜在于为什么这种避免异性交配的基因能够如此长久地存在，既然携带此类基因的人很少有或者根本没有后代。也许“同性恋基因”具有某种补偿性优势，比如当女性携带此种基因时生育力加强，特别是当这种基因是X染色体，而妇女具有两个X染色体——女性在传播基因方面只需要比男性稍稍多过一半就具备传播优势。[222]也许，假定的同性恋基因仅仅在特定环境中才导致同性恋，而这个环境在基因筛选时还不存在。一次民族志调研发现，在近60%的无文字社会中，同性恋或者很罕见或者根本不为人所知。[223]或许，基因是通过让胎儿特别易受激素和抗体的影响，影响发育中的大脑，进而间接产生作用。

    不论是何种解释，在不接受同性恋行为的社会中长大的同性恋者，总能感受到全社会的敌意。在意识到同性恋存在的传统社会中，不接受同性恋的社会的数量是容忍同性恋的社会的2倍。[224]无论是在传统社会还是在现代社会，对同性恋的不宽容都可能触发暴力。欺负弱小和粗暴常常被视为显示男子气概的最方便的手段。立法者将他们自己在同性恋问题上的道德信念转化为戒律和条例。这些信念也许是厌恶和道德感互相强化的结果，但人们最终却混淆了什么是生理的反感，什么是客观的罪恶。[225]在这种思想短路中，避免同性伙伴的本能冲动变为对同性行为的谴责冲动。在《圣经》成文的年代，对同性恋行为的厌恶感转化为法律，变成对同性恋者的迫害，特别是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国家，同性恋者被判处死刑或阉割。[226]而20世纪令人毛骨悚然的迫害是纳粹在集中营对同性恋者实行灭绝。

    在启蒙时代，人们对建立在生理反感或宗教教义上的道德戒律提出质疑，由此开始了对同性恋的重新审视。[227]孟德斯鸠和伏尔泰都表示，同性恋应该被非罪化，虽然他们也没有达到在道德上接受同性恋的程度。1785年，杰里米·边沁向前迈了一大步。根据功利主义分析，道德无非是能够给最多的人带来最大的善，因此边沁认为同性恋没有任何不道德可言，因为它没有对其他人造成任何福利的损失。法国大革命后，同性恋在法国合法化；在其后几十年间，又有极少几个国家采取了同样的政策，见图7-23。直到20世纪中期，同性恋权利运动再次兴起，并随着人权观念的普及，在70年代至90年代达到高潮。

    图7-23 美国和全世界同性恋非罪化时间表

    资料来源：奥托松（Ottosson），2006年，2009年。另外7个国家（东帝汶、苏里南、乍得、白俄罗斯、斐济、尼泊尔和尼加拉瓜）的日期来自“国家和地区的LBGT权利”（http:// en. wikipedia. org/wiki/LGBt_rights），另36个同性恋合法的国家没有时间资料来源。

    今天，同性恋已经在几乎120个国家得到合法地位，尽管还有80个国家坚持在纸面上反对同性恋，这些国家大部分在非洲、加勒比海、大洋洲和伊斯兰世界。[228]在毛里求斯、沙特阿拉伯、苏丹、也门、尼日利亚部分地区、索马里部分地区和伊朗（尽管根据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的说法，伊朗不存在同性恋），仍然对同性恋者处以极刑。国际社会仍在向这些国家施加压力。所有的人权组织都认为同性恋入罪是违反人权。在2008年联合国大会上，66个国家通过一项宣言，要求各国废止规定同性恋违法的法律。在有关此项宣言的声明中，联合国人权官员那瓦内森·皮拉伊（Navanethem Pillay）写道：“普世原则没有例外。人权是所有人与生俱来的权利。”[229]

    图7-23也显示美国的同性恋非罪化进程相当落后。直到1969年，同性恋在美国除伊利诺伊州之外的所有州都属违法，都市的警察经常在不太繁忙的夜晚袭击同性恋者聚会的场所，驱赶或逮捕聚会的组织者，有时甚至动用警棍。1969年，纽约警察袭击格林尼治村的一所同性恋夜总会“石墙酒吧”，引发了连续3天的抗议骚乱。全国各地的同性恋社区开始行动，要求废止规定同性恋违法的法律，立即对同性恋非罪化。在十几年之内，美国大约半数州实现了同性恋非罪化。2003年，在新一轮的非罪化运动之后，最高法院推翻了得克萨斯州的反鸡奸法，认定所有此类法规违宪。在最高法院多数法官的意见陈述中，最高法官安东尼·肯尼迪引用个人自主的原则，并批评使用公权维护某种宗教信仰和传统观念的荒唐：

    自由给予个体的自主包括思想自由、信仰自由、表达自由以及特定亲昵行为的自由……我们当然必须承认，多少个世纪以来一直有强大的声音谴责同性恋行为不道德。这种谴责由宗教信仰、权利概念、行为准则以及对传统家庭价值的尊重所决定……但所有这些考虑都不能回答我们所面对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多数人是否可以使用国家公权，通过刑法运作，将他们的观点强加给整个社会。[230]

    20世纪70年代第一波同性恋非罪化运动之后，美国人对同性恋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十几年后，残留的同性恋法律终于被彻底清除。80年代因为艾滋病的流行，同性恋社团动员自救，并促使很多名流出柜，还有许多人在死后公布了自己的性向。这些人包括演员约翰·吉尔古德（John Gielgud）和罗克·哈德森（Rock Hudson），歌手埃尔顿·约翰（Elton John）和乔治·迈克尔（George Michael），时装设计师派瑞·艾力斯（Perry Ellis）、罗伊·侯斯顿（Roy Halston），还有伊夫·圣·洛朗（Yves Saint Laurent），运动员比利·简·金（Billie Jean King）、格雷格·洛加尼斯（Greg Louganis），以及喜剧演员艾伦·德詹尼丝（Ellen De Generes）和罗茜·欧唐内（Rosie O..Donnell）。当红的艺人凯蒂莲（k. d. lang）、弗莱迪·摩克瑞（Freddie Mercury）和乔治男孩（Boy George）大张旗鼓地炫耀他们的同性恋个性，剧作家哈维·费斯坦（Harvey Fierstein）和托尼·库什纳（Tony Kushner）创作有关艾滋病和其他同性恋题材的影视剧本。浪漫喜剧和连续剧《威尔和格蕾丝》（Will and Grace）和《艾伦》（Ellen）中开始出现可爱的同性恋形象，异性恋接受同性恋逐渐成为正常的准则。《宋飞正传》里宋飞和乔治坚持说：“我们不是同性恋！……不是因为同性恋有什么不好。”随着同性恋去污名化、家庭化甚至贵族化，很少还有同性恋者觉得需要掩盖自己的性向。1990年，我读研究生时的导师，一位1925年出生的优秀的语言心理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在他的自传体散文的开篇这样说：“当罗杰·布朗（Roger Brown）出柜时，需要勇气的时代就一去不复返了。”[231]

    当美国人日复一日地认识到同性恋者是他们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组成部分，他们从此无法继续将同性恋者排除在自己的情感圈子之外。民意调查充分展示了这一转变。从图7-24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人对（两个民调组织询问的）同性恋是否不道德，同性恋是否合法，以及同性恋者是否有平等就业机会的意见。我将对最后两个问题的肯定回答在制图时颠倒过来，让所有四个问题的低值代表更大的容忍度。

    对同性恋最友善的意见，也是最早出现转折的指标是公平就业机会。在民权运动之后，追求平等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美国人即使不赞同同性恋者的生活方式，但也不接受对他们的歧视。进入21世纪之后，反对给予同性恋者公平就业机会的人几乎消失了。从80年代后期开始，人们的道德判断终于赶上了他们的公平意识，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表示“同性恋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盖洛普民调机构2008年新闻发布的标题将当时国家的情绪概括为：“美国人在同性恋道德问题上对半分，但大部分人支持同性恋合法化和接受同性恋关系。”[232]

    在同性恋问题上，自由派比保守派更积极，白人比黑人更开放，世俗社会比宗教界更宽容。但所有集团都趋向于给同性恋更大的空间。个人之间的交往特别重要，2009年的盖洛普调查发现，六成美国人的朋友、亲戚或者同事中有公开的同性恋者；与另外四成人相比，这六成的人更倾向于赞同同性恋和同性恋婚姻的合法化。但宽容已经相当普遍，即使在那些从来没有接触过同性恋的美国人中，62%的人表示他们对与同性恋者的交往毫无芥蒂。[233]

    图7-24 1973—2010年美国对同性恋的不宽容态度

    资料来源：道德缺失（GSS）来源于“一般社会调查”。其他问题来源于盖洛普，2001年，2008年，2010年。所有原始数据均为肯定回答；图中“平等就业”和“合法化”取原始数据与100之差。

    美国年轻人的态度是社会变化的关键所在。虽然很多人对我说，美国年轻人已经变得非常厌恶同性恋，人们不断听到年轻人以轻蔑的口吻说“这可是太基佬腔儿了”。但是数字给出的事实是，受访者越年轻，越能够接受同性恋。[234]他们认为接受同性恋更符合道德规范。在同性恋原因的争论上，年纪较大的受访者中的自然/先天派比后天派更宽容，因为他们感到一个人不能因自己无法选择的事情遭受谴责。但是十几岁和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更同情后天派的解释，同时他们对同性恋也更宽容。这种组合说明年轻人压根儿就不认为同性恋有任何错误，所以无所谓同性恋者是否能够选择性取向。他们的态度是：“同性恋？怎么了，傻瓜。”年轻人当然比他们的父母更自由开放，不过很有可能随着年龄增长，当他们占据人口分布的中段时，他们也许不会像现在这样宽容大度。但是，我对此是有怀疑的。我坚信对同性恋的宽容存在一道真正的代沟。现在的年轻人会一直坚守他们的立场，而随着厌恶同性恋的老一代人离去，美国将会越来越宽容。

    * * *

    公众对同性恋的接受，不仅解除了警察和法庭骚扰同性恋者的权力，同时也赋予了警察和法庭阻止其他公民骚扰同性恋的权力。美国的大部分州，还有20多个国家都实施反仇恨法，对基于性取向、种族、宗教或者性别的暴力犯罪予以重罚。20世纪90年代之后，美国联邦一级也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最新的法律是“马休·谢泼德和小詹姆斯·伯德法案”（Matthew Shepard and James Byrd, Jr.），即“2009年防止仇恨法案”（Hate Crimes Prevention Act of 2009）；法案以怀俄明的同性恋学生马休·谢泼德命名。1998年的一天，谢泼德在被殴打后，又被通宵绑在铁丝网上折磨至死。（该法案的另一命名来自一名美国非裔小詹姆斯·伯德，他在同一年被拖在一辆卡车后面夺去性命。）

    那么，对同性恋的宽容在增长，对迫害同性恋的容忍在下降，人们的新态度和新法律确实减少了对同性恋者的暴力吗？只要看看在城市、东西两岸沿海地区和大学校区内，同性恋已经变得越来越公开，这至少说明他们感到针对性的暴力威胁不是那样严重。因为缺乏统计数据，很难给出实际暴力犯罪率的变化。仅仅是在1996年之后，联邦调查局开始公布仇恨犯罪的数据，并对犯罪动机、受害者和犯罪性质进行分类，美国才算有了这方面的统计。[235]不过，这些数据未必靠谱，因为它们主要取决于受害人报告犯罪的意愿，地方警察机构的犯罪分类以及他们是否向联邦调查局报告仇恨犯罪。[236]在发生凶杀案时，统计不是什么大问题；幸运的是——同时对社会科学家来说，很不幸的是——没有多少人因为是同性恋而被杀。自1996年以来，联邦调查局记录表明，每年有不到3起针对同性恋的凶杀案，而同期其他类型的凶杀案有1.7万起。就我们所知，其他针对同性恋者的犯罪也很少见。2008年，在每10万名同性恋者中，有3人会因为性取向成为被严重骚扰的对象，而仅作为一个人，他成为骚扰受害者的机会要高100多倍。[237]

    我们不知道这些事件是否越来越少。自1996年以来，针对同性恋人群的三四种主要犯罪类别——严重伤害、一般伤害或凶杀的统计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其中凶杀如此罕见，统计几乎是无意义的。[238]在图7-25中，与严重伤害的曲线相比，我给出了恐吓事件数据的曲线，其趋势呈下行。这里的恐吓是指一个人感到人身安全受到威胁。

    图7-25 1996—2008年美国针对同性恋人群的仇恨犯罪

    资料来源：联邦调查局关于仇恨犯罪的年度报告（http://www. fbi. gov/hq/cid/civilrights/hate. htm）。案件数除以报告机构涵盖的人口总数，再乘以0.03，这是通常估计成年人中同性恋所占的比重。

    我们不能说美国的同性恋者在受暴力伤害这方面已经变得更安全，但是我们知道他们在受恐吓方面比以往更安全，在歧视和道德指控方面也比以往更安全。也许，最重要的变化是他们完全不再受到来自自己政府的暴力迫害。有史以来第一次，在这个世界上半数以上的国家中，国民终于可以享有某种安全——尽管还不充分，但与以往相比总算是有了进步。我们曾经有这样的时候：一个人仅仅因为自己的性取向，在帮助自己的国家免遭战败的噩运之后，仍然不能躲过政府的黑手。

    动物权利和残忍对待动物行为的改善

    让我先讲一件我干过的最糟心的事情。1975年，我刚好20岁。作为大学二年级的学生，我得到一份在动物行为实验室做研究助理的暑期工作。一个晚上，教授派给我一项工作。实验室的老鼠中有一只发育不良的小东西，不能用于正在进行的实验，教授因此想用它做一项新的实验。第一步是要用回避条件反射程序训练这只小老鼠。在一只斯金纳箱的底部接上一个电击装置和一个计时器，每隔6秒钟电击一下小老鼠，除非它按下一个杆子，而它按动这根杆子后，电击的间隔就变成10秒钟。老鼠一般很快就能明白要领，每隔8到9秒按动一下杆子，可以彻底地避免任何电击。需要我做的全部事情就是将那只小老鼠扔进实验箱，开动计时器，然后回家睡一觉。第二天早上当我回到实验室时，我应该看到一只完成条件反射训练的老鼠。

    但是，当我在早上打开实验箱时，事情完全不是我所期望的样子。小老鼠紧紧地缩成一团，控制不住地打着哆嗦。几秒钟之后，它猛地跳起来，但它完全够不到控制杆。我意识到，这只小老鼠没有学会按动控制杆，因此它整个夜晚每隔6秒就遭到一下电击。我立刻抢救小老鼠，但发现它的身体已经发凉。我带着它冲到二层楼下的兽医室，但是已经太晚了。一个小时后，它死了。一只小动物死于我的虐待。

    我刚刚看到实验指引时，已经感到有些不对头。即使整个过程进展完全顺利，这只老鼠也要在整整12个小时内一直处于紧张状态。我的教授是一位激进的行为主义者，对他来说，“作为一只老鼠会如何感觉”这样的问题根本就是扯淡。但我却不这么认为，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老鼠能够感觉痛苦。教授很想留用我，所以我知道如果我拒绝执行他的这个要求，对我也不会有任何不利的结果。但是我还是照本宣科地执行了他的指示，不仅在伦理上自我欺骗，而且在心理上假定这些都是标准程序。

    这次经历与20世纪的某些特定历史事件过于接近，实在令人无法安宁，我将在下一章展开我在那天得到的心理教训。我之所以告诉大家我良心上的纠结，是要说明当时对待动物的标准就是如此。为了刺激动物为得到食物而工作，我们让动物挨饿，直到它们的体重降至标准喂养时的80%；对小型动物来说，这意味着连续不断的饥饿。在隔壁的实验室里，鸽子的翅膀上拴着能够放出电击的钥匙链，我看见链子磨破翅膀的皮肤，露出下面粉红的嫩肉。在另一个实验室，发射电波的安全别针就别在老鼠胸部的皮肤上。在一项有关内啡肽（安多芬）的实验中，动物要遭受严重电击；实验文件写明电击“极其强烈，出现强直”，就是说，电击之后，动物的肌肉立即出现强直性痉挛。人们的麻木甚至超出实验的需要。一名研究员为了发泄情绪，将手边没有参加实验的老鼠狠狠扔到墙上。另外一名研究员和我分享了冷酷的玩笑：一份科学刊物上刊登的老鼠照片，它已经学会了规避电击，正四脚朝天地躺着，用前爪按动食物控制杆；照片的文字说明是“床上用早餐”。

    我可以很宽慰地说，我的小老鼠事故仅仅5年之后，科学家对动物福利的漠不关心就成为不可思议的非法行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使用动物进行实验和教学必须得到实验动物管理和使用委员会（IACUC）的批准；任何一位科学家都可以证明，这些委员会不是装样子的橡皮图章。笼子的尺寸、食物的数量和质量、兽医的护理、锻炼和社交的机会都得到严格的规定。研究人员和他们的助手必须接受使用实验动物的伦理培训，参加一系列训练班讨论并通过考试。任何可能将动物置于痛苦和紧张的实验都属于要被特殊监管的类别，必须提供充足的理由，说明实验是为了取得“更大的科学进步和人类福祉”。

    任何一位科学家也都能够证明，科学家自身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最近的调查显示，进行动物实验的研究人员毫不例外地相信实验动物能感觉到痛苦。[239]今天，一个对实验室动物的命运无动于衷的科学家，会遭到同行的蔑视。

    实验室动物待遇的变化是权利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人们日渐感到动物不应该遭受不必要的痛苦、伤害和死亡。动物权利的革命是暴力下降的独特象征，对这一革命的回顾正好适合作为我对暴力历史性减少的总结。因为驱动这场革命是一个纯粹的伦理原则，即任何人不应给其他有感知的生命制造痛苦。与其他权利革命不同，动物权利运动不是由受害人推动的，老鼠和鸽子完全无法提出申诉；也不是任何商业利益、互惠条款或者正和博弈的副产品，动物不会因为我们的慈悲对待就提供任何东西与我们做交换。与儿童权利革命不同，动物权利革命不能保证对动物以后的生活有积极的影响。人类纯粹是受到同情、理性和其他权利革命的启发，以动物的名义承认了动物的利益。当然，进步是不均衡的，而且如果我们能够征求动物的意见，它们绝不会同意我们现在就开始扬扬自得。但是进步的趋势相当明显，已经影响到我们和与动物伙伴之间关系的方方面面。

    * * *

    每当我们想到对动物的冷漠，眼前就会浮现出科学实验室和大型饲养厂。但是，对动物的冷酷绝对不是现代才有的新事物。人类的历史充满了对动物的暴行。[240]

    屠宰动物、寝皮食肉是人类得以生存的前提之一。我们的祖先狩猎、宰杀和烹饪肉食已经至少有200万年的历史，我们的嘴巴、牙齿和消化系统是专门为包括肉食在内的饮食而设计的。[241]因为肉食中富含的脂肪酸和完全蛋白质，人类才有可能演化发育出新陈代谢积极活跃的大脑，肉食对人类社会性的形成和演化也有着巨大的贡献。[242]猎物让我们的祖先找到了可以分享和交易的价值，从而进入互惠合作的社会阶段。走运的猎人在某个特定时刻能够得到超过自己消费所需的猎获，他愿意与其他人分享，因为他期待当别的猎人走运的时候，也会愿意与他分享。此外，男性狩猎和女子采集的分工带来了男女之间的协同效应。肉类猎获让男人更有效地供养后代，因此强化了家庭关系。

    进化过程中肉食的生态重要性，在人类生活上留下了深刻的心理印记。肉食鲜美，食肉让人感到幸福。许多传统文化都有专门的词语描写对肉食的渴望，猎人带回一具动物的尸体，可以让整个村庄充满欢乐。成功的猎人是自傲的，性生活都会更丰富——有时是因为他们的赫赫声望，有时则是名副其实的肉体交换。几乎在所有的文化中，宴飨必须有肉。[243]

    在人类生活中，肉食如此重要，那些用自己的身体为我们提供肉品的存在物的福祉当然不是人类要优先考虑的问题。人类内部缓和暴力的信号在与动物的关系中完全不存在，它们不属于人类家族，不能和我们做任何交易，它们中的很多物种根本没有能够激发我们同情心的面孔或表情。环保人士经常愤怒地指责人们只关心那些哺乳动物，因为只有它们有人类能够读懂的面部表情，比如笑容可掬的海豚、眼神伤感的熊猫和有着婴儿般胖脸蛋的小海豹。相貌丑陋的物种就只能随它自生自灭了。[244]

    儿童图书中描写的狩猎-采集部落的人对大自然满怀敬畏，但这种敬畏并未妨碍他们疯狂地猎杀大型动物，直到将它们彻底灭绝，也不妨碍他们残忍地对待圈养的动物。比如，美洲印第安人霍皮部落鼓励孩子捕捉鸟类，然后在玩耍中折断鸟腿或翅膀。[245]美洲原住民的美食网站上有这样的菜谱：

    烧烤乌龟

    材料：

    一只乌龟

    一堆炭火

    做法：

    乌龟背向下在火上烧烤。

    听到乌龟壳开裂的声音，就烤好了。[246]

    在传统烹饪中，活杀和活烹动物很常见。非洲的马萨伊人惯于活牛放血，将牛血与牛奶搅拌，做成美味饮料；亚洲的游牧民族从特别培养的绵羊尾巴上活割大块的脂肪。[247]作为家庭宠物的动物也常受到虐待。一项跨文化调查发现，半数的传统文化既养狗又杀狗食用，而且有超过半数的文化虐待狗。比如，在非洲的姆布蒂人中，“猎狗，尽管非常珍贵，却从生到死每一天都被主人无情地踢来踢去”。[248]我向一位研究人类学的朋友询问她曾经研究过的狩猎-采集部落如何对待动物，她回答说：

    这是作为人类学家最难接受的部分。他们觉察到我的软弱，然后试图向我出售各种小动物，告诉我，如果我不买下它们，它们会面临何种结局。我已经习惯把这些小动物带到很远的沙漠里放生。但部落人还是能追踪而去，抓回这些小东西，再次卖给我！

    依赖家养牲畜的早期文明对如何对待动物有详尽的道德准则，但即使在最善良的情况下，这些准则对动物也是好坏参半。最基本的原则是，动物是为了人类的利益而存在的。在希伯来人的《圣经·创世记》第1章第28节中，上帝对亚当和夏娃所说的第一句话是：“要生养众生，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虽然亚当和夏娃还是食果灵长类，但大洪水之后，人类开始吃肉了。上帝在《创世记》第9章第2节和第3节中对挪亚说：“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作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直到古罗马人在公元70年摧毁第二圣殿时，希伯来神父每天宰杀大量动物，不是为了供养人，而是因为他们迷信必须向上帝定期供奉烧熟的牛排。（据《圣经》记载，炭烧牛肉的气味，对上帝来说是“馨香之气”。）

    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对动物在世间的排序持相近的看法。亚里士多德写过：“植物为了动物而生，动物则为了人而生。”[249]希腊的科学家抱着这样的态度对哺乳动物进行活体解剖，有时候，他们甚至对人类做同样的事情。[据古罗马医学著作的作者塞尔苏斯（Celsus）记载，希腊亚历山大时期的“医生可以得到王室许可，从监狱购买罪犯，在罪犯活着的时候进行解剖，趁着犯人仍在呼吸，观察器官的工作，直到他生命结束”。][250]罗马解剖学家盖伦（Galen）这样写过，他更愿意解剖猪而不是猴子，因为当他下刀子的时候，猴子的面部表露出“不愉快的神情”。[251]当然，他的同胞正在斗兽场欢乐地虐待和杀戮动物，甚至不排除虐待和杀戮双足行走的灵长类。在基督教世界，圣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那综合了《圣经》和古希腊人的观点，确立了人类在对待动物时的道德超然立场。阿奎那写道：“据神圣的天意，动物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人所用……因此，不论是杀死还是其他什么方式，人只要利用了动物，都不算是错误。”[252]

    在对待动物方面，当代哲学的起点也相当糟糕。笛卡儿在书中说，动物就是钟表，不会感觉痛苦或欢乐。我们听起来像是哭号的声音，无非是一些机械的噪声，就像是某种机器发出的警示音。笛卡儿知道动物的神经系统和人类非常相像，所以，在我们今天看来，他认为人类有感觉，却不承认动物也有感觉，这实在令人匪夷所思。但是，笛卡儿坚信灵魂的存在，上帝赋予人类以灵魂，灵魂是感觉活动的核心。他写道，当他对自己的感知进行沉思时，他不能够“将自己分切成任何部分，而只能将自己领会成一个明确无误的个体，而且是完整的单一实体……我的愿望、感觉、领会等功能不能够被单独地作为部分来进行陈述，因为它就是一个整体，而且就是这个精神的整体本身在期望、感觉和理解”。[253]语言也是这种被我们称为精神或灵魂的不可分实体所具有的功能。既然动物没有语言，所以它们也就没有灵魂；因此它们肯定也没有感觉。像动物一样，一个人有钟表一样的身体和大脑，但是此外还有灵魂，灵魂通过一个特殊的结构——松果腺——与大脑产生互动。

    从现代神经科学的观点来看，这种争辩其实是毫无道理的。我们今天已经清清楚楚地知道，感知是大脑的生理活动。我们也知道，语言和感知的其余部分是可以完全分离的，最显而易见的案例是中风病人可以失去语言功能，但并不因此就变成没有感觉的机器人。但是，1861年之前完全没有对失语症的记录 [笛卡儿的同胞保罗·布罗卡（Paul Broca）对失语症做了第一次记录 ]，所以笛卡儿的理论在当时听起来很有道理。数百年来，人类一直在实验室内对动物进行活体解剖，因为教会不赞成对人类的尸体进行解剖。科学家从活生生的动物身上切下手脚，观察肢体是否能再生，掏出五脏，剥下皮肤，移除器官，包括它们的眼睛。[254]

    农业也没有多少慈悲可言。除阉割和烙印之外，在牲畜的耳朵和尾巴上穿孔和打钉，都是历史上常见的农业活动。还有催肥动物或嫩化肉质的残忍喂养——今天遭到人们抗议的鹅肝业和牛奶喂养小牛，都不是新发明。英国的烹调历史描写过17世纪嫩化肉质的某些方法：

    为了在长途运输后不损失肉质，禽类的肠子在离开农场前被缝起来……火鸡在嘴边的血管上割开一个小口子，倒挂着慢慢控血；鹅被钉在地板上；为保证肉质坚实，三文鱼和鲤鱼活着被切成薄片；鳗鱼被活生生地剥皮，为了不让它们乱动，用叉子穿过眼睛，排成长串……人们认为，如果屠宰公牛前未经折磨，公牛的肉很难消化而且不健康……小牛和猪在屠宰前要用打结的鞭子抽死，以保证肉质鲜嫩，而今天的做法是用钉锤敲打肉片。“抓住一只还不是太老的大红公鸡，打死它。”有一份菜谱就是这样开头的……[255]

    工厂化饲养也不是20世纪才有的现象：

    伊丽莎白时代的“育肥”或催肥猪的办法是“将它们密集地关在一个小房间里，让它们没有转身的空间……它们只能趴在地上”。一篇评论说：“它们在痛苦中吃，在痛苦中躺着，在痛苦中睡眠。”禽类和猎禽通常被关在黑暗和狭小的笼子里催肥，有时甚至被弄瞎眼睛……鹅被从鹅掌处打钉子固定在地板上，据信这样可以增加重量。17世纪流传下来的习俗是，家庭主妇斩下活禽的双腿，这样饲养的家禽肉质会变得嫩滑。1686年，罗伯特·索思韦尔爵士宣布了一项牛舍新发明：“在牛舍里，牛一直待在同一个小牛栏里吃喝拉撒，不受打扰，直到养成屠宰。”在暗室里囚禁养成的多塞尔羊，是乡绅圣诞节大餐中难得的美味。[256]

    许多上千年的传统做法完全无视动物的痛苦。鱼钩和鱼叉是自石器时代就开始使用的工具，甚至渔网也会慢慢地将鱼闷死。嚼子、鞭子、马刺、轭和重负，让牲畜的生命悲惨不堪，尤其是那些在阴暗的磨坊和泵站终日拉动转轴的牲口。《白鲸》的读者都知道有千百年历史的捕鲸活动。此外还有我们在第3章和第4章看到的血腥动物竞赛，例如用头撞钉在墙上的猫、棒击猪、戏弄狗熊和烧死猫。

    * * *

    在漫长的剥削和虐待动物的历史上，一直有些力量努力要限制对动物的残害，但其动机都不是出于对生命的同情。素食主义、反对活体解剖主义和其他爱护动物的运动总是有着各种各样的理由。[257]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的几种诉求。

    我已经几处提及在人的头脑里有将厌恶感-纯洁感道德化的倾向。在公式的两个极端中，一端是极端的厌恶，一端是极端的纯净；肮脏、放荡、纵情声色和暴饮暴食等同于不道德，而在另一端，我们将美善与纯净、贞洁、禁欲和有节制画上等号。[258]这种交互判断影响到我们对食物的感情。肉食总是乱糟糟，并令人感官愉悦，因此是不好的；素食是清洁和有节制的，因此是好的。

    另外，人们在意识中有本质论的倾向，我们太愿意在字面上接受“你吃什么，你就是什么”这样的描述。从一堆死肉想到什么东西的尸体，立刻让人感觉肮脏；吞下某种动物的精髓，很可能让吞食者带有这种动物的兽性。甚至常青藤大学的学生也不能免受此等幻想的诱惑。心理学家保罗·罗津（Paul Rozin）的实验显示，学生都相信一个猎取乌龟食肉、猎取野猪食其内脏的部落是游泳好手，而猎取野猪食肉、猎取乌龟取壳的部落很可能是勇猛的武士。[259]

    浪漫主义世界观也能让一些人改变对肉食的态度。人类堕落之前的时代、多神教和“血与土的信条”都将处理与加工动物精心描绘成颓废腐败，而素食主义者则完完全全依靠土地产出为生。[260]出于类似的原因，对使用动物进行科学研究的忧虑造成了对科学和知识的一般性反感，正如华兹华斯在《转折》中所写：

    大自然的音律甜蜜芬芳；

    我们偏要加上人类的智慧

    扭曲了万物美好的姿态——

    为了剖析，我们大肆谋杀。

    最后，不同的亚文化对动物的态度有所不同，因此，对其他人如何对待动物的道德判断，很可能产生自己“高人一等”的结论——而对我们自己的各种做法却经常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对血腥的动物竞赛的态度特别能显示出阶级意识的较量，中产阶级四处游说，要求将下层百姓喜爱的斗鸡游戏和上流社会享有的猎狐运动立法废止。[261]托马斯·麦考利（Thomas Macaulay）评论说，“清教徒仇恨逗熊游戏，不是因为它给狗熊造成痛苦，而是因为它让观众感到快乐”，也就是说，反暴力运动针对的是残忍的观念，而不仅仅是受害者感受的痛苦。但是，这也点明了一种忧虑，即爱护动物人士很可能变得愤世嫉俗。

    古人在肉食上有各种禁忌，其背后的动机令人困惑，最能说明这种困惑的是犹太人的饮食律法。《旧约》的《利未记》和《申命记》将这些律法作为绝对命令，而上帝没有向我们凡人解释圣意的义务。但根据拉比后来的解释，这些律法都顾虑了动物的福祉。[262]动物的宰杀只能由专业屠户操刀，他们总是用干净锋利的尖刀先割断动物的颈动脉、气管和食管。这在当时应该是最仁慈的做法了，肯定比将动物活生生地剁成几块，或者活生生地架在火上烧烤要好得多。但是这种死亡远非没有痛苦，今天一些保护动物的爱心人士一直在努力禁止此类屠宰方式。不许将幼崽用母乳煮食的诫令基本上是禁止将奶制品和肉类合煮，它也被认为与动物关怀有关。不过，如果我们仔细想想，此诫令表达的完全是观察者的感受。对于一个将成为盘中餐的幼崽，汤水中拌有什么佐料，实在不是它要焦虑的问题。

    素食文化背后有着五花八门的动机。[263]在公元前6世纪，毕达哥拉斯创立了一个团体，除了测量三角形两个边的边长之外，他和他的追随者拒绝吃肉，主要原因是他们相信灵魂会在不同的身体，包括动物的身体上迁徙。在19世纪40年代出现“素食者”（vegetarian）这个词之前，不食肉和鱼被称为“毕达哥拉斯饮食”。

    印度教徒素食的动机是生命的轮回，虽然玩世不恭的人类学家，如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之流，提出了比较庸俗的解释：在印度，牛是珍贵的农耕工具，此外还提供珍贵的牛奶和（做燃料和肥料的）牛粪，这些用途比做咖喱牛肉的用料更要紧。[264]印度教素食主义的精神影响了佛教和耆那教，这两种宗教对动物生命有着更深刻的非暴力哲学思考。耆那教和尚在行走时清扫脚前的道路以免踩到虫子，有些人甚至戴上面具，以免呼吸时吸入微生物而杀死生命。

    但是，在20世纪，纳粹对待动物的态度彻底粉碎了认为素食主义和人道主义可以合二为一的直觉。[265]希特勒和他的许多党羽都是素食主义者，主要不是出于对动物的喜爱，而是出于洁癖、多神教信徒亲近土地的渴望，以及对犹太教人类中心说和肉祭仪式的反感。纳粹在道德割裂方面表现出无与伦比的能力，他们拿人类进行着各种难以诉诸语言的实验，却制定了有史以来欧洲最严格的实验动物保护法。他们的法律甚至强行要求农场、电影摄制组和餐馆人道地对待动物，在烹饪之前，鱼类必须施以麻醉，龙虾要迅速处死。这是动物权利运动历史上最诡异的一个篇章。此后，素食倡导者只得回到他们最古老的立场：食肉让人变得粗暴，戒除肉食让人变得平和。

    * * *

    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动物表达出某种真切的道德关怀。当时有报告说印度整个国家都不吃肉，欧洲人开始对素食主义越来越好奇。有些作家，例如伊拉斯谟和蒙田，抨击了在狩猎和屠宰中对动物的残害；达·芬奇也是批评者之一，他本人亦成为素食者。

    但是，直到18和19世纪，才真正形成有关动物权利的争论。一部分起因是科学的进步。笛卡儿的实体二元论认为人的意识是一个自由浮动的实体，可以在大脑之外独立运作，逐渐让位于（精神和肉体）一元论和属性二元论，即意识等同于或者至少密切关联于大脑的活动。这种早期神经生物学的思考对动物的福祉大有助益。伏尔泰这样写道：

    狗远远比人更加忠实于友情，而一些野蛮人抓住这条狗，将它按在桌子下面，活生生地开膛剖腹，向你展示了它的肠系膜静脉。你发现，它具有所有你感到自己也有的器官。回答我，机械师，大自然真的给了这只畜生感知的全部渠道，但最后它却什么感觉也没有吗？它的神经是不会感觉痛苦的吗？[266]

    我们在第4章中已经看到，杰里米·边沁对引导他提出善待动物的伦理道德做过犀利的分析：关键不在于它们是否有理性和语言，而在于它们是否感觉到痛苦。到19世纪早期，人道主义革命已经从人类扩展到其他有感知的生命，首先指向最令人关注的动物虐待方式——血腥的动物游戏，接着针对对役畜、农场上饲养的动物和实验室动物的虐待。1821年，英国议会第一次有人尝试立法禁止虐待马；当初次宣读提案时，议员发出一片狂笑，他们表示，接下来就会有人要求保护狗甚至猫了。在不过二十多年的时间内，英国议会确实接到了这样的要求。[267]贯穿19世纪的英国，从人道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交融中产生了不止一个反活体解剖联盟、素食运动以及各种防止虐待动物的社团。[268]1859年《物种起源》出版之后，生物学家接受了进化理论，他们因此无法再坚持感知为人类所独有的立场；到19世纪末，英国通过法律禁止活体解剖。

    在20世纪中期的几十年间，保护动物运动失去了风头。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严峻的生活条件，制造了大规模的肉食饥渴，大众对工厂化生产提供的廉价肉类心满意足，顾不上考虑这些肉是怎样被制造出来的。而且，从19世纪开始，心理学和哲学的主流是行为主义；根据他们的理论，动物经验这种念头是一种非学术的傻气，是十恶不赦的拟人论。当时，和19世纪的和平运动一样，爱护动物运动有自己的形象问题，它成为空想社会改良家和食品健康狂人的大本营。甚至20世纪最坚定的道德发声者乔治·奥威尔，对素食主义者也不免发出调侃：

    有些时候，一个人确实会有这样的印象，对英国的每一个靠啜果汁维生的人，裸体主义者，脚穿拖鞋的人，性欲旺盛的人，贵格会的人，主张“自然疗法”的人，以及和平主义者与女权主义者来说，某些词汇有着特殊的吸引力。根据定义，饮食怪癖者就是指那些为了让自己的躯壳延长5年寿命而从人类社会自我放逐出去的人，也就是说，一些与正常的人类不发生关系的人。[259]

    直到20世纪70年代，情况才发生了变化。[270]1964年，英国出版了露丝·哈里森（Ruth Harrison）的《动物机器》（Animal Machines），向公众揭露了工厂化饲养中的禽畜的悲惨处境。公众人物迅速响应，据信小说家布丽吉德·布罗菲（Brigid Brophy）首先提出了“动物权利”说，她刻意将两者进行类比，说她就是想“在非人类的动物世界引进平等和解放这样的观念，虽然这些理想只是偶尔能够美梦成真，但一旦成功，通常都带有令人难忘的实际政治成果，比如让奴隶、同性恋或妇女这些受压迫的阶级得到拯救”。[271]

    真正的转折点是哲学家彼得·辛格1975年的著作《动物解放》（Animal Liberation），人们称其为“动物权利运动的圣经”。[272]这里所谓“圣经”的叫法有双重的讥讽含义：辛格是一个世俗主义者和一个功利主义者。自边沁将自然权利称为“高跷上的胡言乱语”以来，功利主义者对这一观念就充满怀疑。但是，辛格追随边沁，对动物的利益给出了清晰的阐述，却没有赋予它们任何“权利”。他首先认识到，生命的感受，而不是智商或者物种的成员地位，决定其是否值得伦理考量。接着，他认为，我们不应该对动物制造任何可以避免的痛苦，这和我们不能对孩子和有精神障碍的人制造痛苦是一样的道理。他推论说，所有人都应该素食。人类完全可以依赖现代素食食谱而生存，权衡利害，动物作为生命免除痛苦和夭折的重要性，显然要高于人类从肉食中得到的微末快感。无论是在文化传统上还是在生物进化上，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人类“天然”摄取肉食的事实都不能说明其在伦理上的天然正当性。

    辛格的书取名“动物解放”，与布罗菲一样，辛格极力要将动物权利运动与20世纪60、70年代的权利革命——殖民地解放、妇女解放、同性恋解放相类比，他创造的流行字眼“物种歧视”（speciesism），成为“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姊妹词。辛格引用18世纪女权作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言论，说如果玛丽关于妇女权利的论述是正确的，那么我们也必须给予“野兽”权利。玛丽的论述是一种归谬法，但辛格认为它是一个完整的演绎。对辛格来说，这些类比绝非简单的修辞技巧。他在另外一本论著《扩大的圈子》中发展了道德进步理论。他说，人类在自然选择中被授予能够与血亲和同伴共情的内在能力，这种共情的生命圈逐渐扩张，从家庭、村庄扩展到整个族群、部落、国家和物种，甚至扩展到所有有感知的生命。[273]我能写作此书，也是得益于辛格的见解。

    人们同情动物的原因不仅仅是辛格提出的道德观。20世纪70年代，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一个靠啜果汁维生的人，一个裸体主义者，一个脚穿拖鞋的人，一个性欲旺盛的人，一个贵格派，一个主张“自然疗法”的人，或者一个和平主义者，一个女权主义者，或者一个上述各色特点兼具之人，是一件挺得意的好事情。除了从爱心角度为素食主义辩解之外，很快又有了其他理由：肉都是催肥的，有毒，导致血管硬化；种植谷物再用来养育禽畜，而不是直接供人食用，是浪费土地和粮食；农场饲养的废料是主要的污染源，牛的食物和排泄物产生甲烷，乃温室效应的罪魁祸首。

    * * *

    不管是叫动物解放、动物权利、动物福利，还是动物运动，自1975年以来，西方文化越来越不能容忍针对动物的暴行。在以下几个方面，可以看到显著的变化。

    我已经提到过第一点：保护实验用动物。不仅活的动物受到保护，不得在科研中让动物感到疼痛和紧张，或杀死动物，而且在高中生物课实验中，传统的解剖死青蛙的内容已经被文字描述和幻灯片替代。（在有些高中，学生开始使用虚拟青蛙，用计算机程序进行虚拟解剖。[274]）商业实验室使用动物对化妆品和日用品进行实验，这引起人们的强烈抨击。20世纪40年代曾经有报告说，睫毛膏内的煤焦油会导致妇女失明，此后日用品都要经过臭名昭著的德蕾丝眼部刺激安全测试程序，就是将一定数量的产品直接施用在兔子的眼睛上，观察其所造成的损害。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很少有人听说过德蕾丝测试程序；在90年代之前，几乎没有人会注意到“无残酷测试”（指产品避免了虐待动物式的测试）的说明；今天，“无残酷测试”一词如徽章般装点着成千上万的日用品，人们早已习以为常，即使看见“无残酷测试避孕套”，也没有人会动动眉毛。消费品实验室仍在继续使用动物进行安全测试，但是数量日渐减少，规章日渐严格。

    第二个显著的变化是禁止血腥运动。我已经提及，自2005年起，英国贵族必须让他们的号角和猎犬永久退休了；2008年，路易斯安那州成为美国最后一个立法禁止斗鸡的州。斗鸡曾经是一项遍及世界各地、有上千年历史的运动项目。同许多被法律禁止的事项一样，有关活动实际上禁而不止，特别是在拉美和南亚移民中继续举行，但在美国，斗鸡的数量已经大大减少，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已经宣布此项运动非法。[275]

    甚至令人骄傲的斗牛运动也感到了威胁。2004年巴塞罗那明令禁止斗牛士在竞赛中杀死斗牛；2010年，西班牙整个东北部的加泰罗尼亚地区也开始实施这一禁令。国有的西班牙电视台已经停止实况转播斗牛活动，因为人们认为此项活动对儿童来说太过暴力血腥。[276]欧洲议会正考虑在整个欧洲大陆禁止斗牛。就像被仪式和盛典神圣化了的决斗和其他暴力习俗一样，总有一天，斗牛运动也将偃旗息鼓，告别历史舞台，但不是因为爱心人士的谴责和政府的禁令，而是因为不再有观众能够忍受它的残忍。海明威在他1932年的作品《午后之死》（Daath in the After-noon）中解释了斗牛的原始吸引力：

    （斗牛士）必须对杀戮的瞬间感到精神享受。杀戮干净利索，其手法给人一种审美上的快感，而骄傲从来就是人类最大的享受之一。一旦你接受死亡的命运，“不可杀戮”就是可以轻易和自然遵守的戒律。但是当一个男子奋起反抗死亡时，他才会快乐地想到自己也拥有神一般的属性，也能够制造死亡。在能够享受杀戮的男人身上，这是最深奥的情感之一。他们行事时满怀骄傲，骄傲对基督徒当然是一种罪，而对异教徒则是一种德。但是，正是有了骄傲才有了斗牛，有了对杀戮的真正的享受才成就了伟大的斗牛士。

    30年后，汤姆·莱勒对斗牛经历的描述已经有些变味了。他宣称：“世界上肯定没有比一个孤独的男人独自面对一头一吨重的、愤怒的红焖肉更漂亮的场景了。”在抒情诗的高潮段落，他吟诵说：

    花镖手身段矫健，我为之欢呼雀跃，

    眼见他巧妙地刺中公牛，

    我已很久未曾如此快乐，自那日

    兄弟的小狗，罗弗

    被车撞死之后。

    “罗弗是被一辆庞蒂亚克撞死的。”莱勒补充说，“撞得如此优雅和艺术，目击证人将狗的两只耳朵和尾巴奖赏给了肇事的司机。”今天西班牙年轻人对斗牛的态度更接近莱勒，而不是海明威。他们的英雄不再是斗牛士，而是不需要依赖杀戮的精神骄傲和美学骄傲就能成名的歌手和足球运动员。西班牙的斗牛还有不少忠实的粉丝，不过观众都是中年人和老年人。

    狩猎也是一项过气的运动。不论是由于对小鹿斑比的热爱，还是由于猎手埃尔墨的关系，为娱乐打猎的美国人越来越少了。图7-26显示，在过去30年间，在“综合社会调查”中承认自己或配偶打猎的人的比重不断下降。其他统计显示，狩猎者的平均年龄迅速上升。[277]

    图7-26 1977—2006年美国进行狩猎运动的家庭的比重

    资料来源：综合社会调查。

    这并不是说美国人用来玩电子游戏的时间越来越多，户外活动的时间越来越少了。根据美国渔业和野生动物服务局的数据，在1996—2006年10年间，美国人狩猎的人数和天数，以及花在狩猎上的钱数下降了10%~15%，但野生动物观察者的人数、观察的天数和花费的钱数上升了10%~20%。[278]人们仍然愿意与动物交往和沟通，只是他们更情愿盯着它们看，而不是开抢射杀它们了。我们现在要观察的是，这一下降趋势是否会因为狂热的本地食物爱好者（“土食者”）而出现反弹，这些年轻的都市专业人士为了减少食物运输的公里数，又拿起了猎枪，收获自己放养的、食草的、可再生的、人道屠宰的肉类。[279]

    很难想象垂钓居然可以是一项人道的运动，但是垂钓者正在尽力而为。他们中的一些人将捕捉后立即放生的做法发挥到极致，捕到鱼后，不将鱼带出水面就放生，因为将鱼暴露在空气中会让鱼感到紧张。当然，最好的捕鱼方式是无鱼钩的假绳钓鱼：垂钓者看着鳟鱼咬饵，感觉钓绳的那一下抖动，仅此而已。一名无钩垂钓者这样描述自己的经验：“我现在以一种更加自然的方式进入鳟鱼世界并与它们相处。我不会打扰它们进食的节奏。它们不断咬饵，我仍然能够感觉到它们咬饵时鱼线抖动的快感。我不再想伤害和骚扰鳟鱼，同时我也有办法继续享受垂钓。”[280]

    你能看懂这些比喻修辞吗？

    发布本博客文章时没有伤害任何树木。

    制作本书预告时没有任何豚鼠受到伤害。

    本商品的制作没有伤害任何北极熊。

    本书评的写作没有伤害任何山羊。

    本产品的生产没有伤害任何健怡可乐罐。

    抗议全民医保法案中没有任何茶党成员受到伤害。

    这种句式来自美国人道主义协会（American Humane Association, AHA）的标志性证书，证明在制作电影时没有动物受到伤害；在每部影片的片尾，在灯光师和场务领班的名字之后，就会出现这种证词。[281]曾经有报告说，电影在拍摄马群冲下悬崖的镜头时，竟然真的让马掉下了悬崖；美国人道主义协会为此专门设立了电影电视部，为电影业制定对待动物的指引。协会解释说，今天的消费者越来越重视动物的福利，他们和美国人道主义协会站在一起，要求使用动物演员的娱乐界提高准则和承担责任。他们坚持使用“演员”一词，说：“动物不是道具。”共有131页的《影视业安全使用动物守则》在1988年推出第一版，开篇即将动物定义为：“任何有感知的生命，包括鸟、鱼、爬行动物和昆虫”，没有留下任何生命物种不受保护或任何遗漏。[282]我随手翻开一页：

    水效果（请参阅第5章中的“水安全”）

    第六款之二：不得有任何动物被用于极端的和强制的雨模拟。任何用来制造效果的水压和风速必须全程受到监控。

    第六款之三：在模拟雨的场景中，应该提供橡胶垫或其他防滑物或防滑材料层。如果需要泥泞效果，泥泞的厚度必须在摄制之前得到美国人道主义协会的批准。在必要的情况下，泥泞下必须安装防滑层。

    美国人道主义协会夸耀说：“自从实施守则以来，摄制过程中动物出现意外伤害、疾病和死亡大幅度下降。”他们有坚实的数据支持，而我又喜欢用图表讲故事，请各位看图7-27，它给出了每年因为虐待动物演员而发生“不可接受的”动物死亡事故的影片数量。

    图7-27 1972—2010年摄制中发生动物伤害的影片数量

    资料来源：美国人道主义协会，影视部，2010年。

    如果说以上种种还不足以让你相信动物权利已经被抬高到一个全新水准，那就请看看2009年6月16日发生的事件。《纽约时报》有专文记载，题目是：“什么是白色的，有132个房间，还有很多苍蝇？”谜语的答案是“白宫”，它刚刚受到这种昆虫的侵袭。在一次电视转播的采访节目中，一只苍蝇不停地围着奥巴马总统的脑袋打转转。特勤人员一时无法与之搏斗，并将其按倒在地上，总统本人只好亲力亲为，抬起一只手，将苍蝇拍死在另一只手上。最高终结者吹嘘说：“我击中了吸血鬼。”这一片段成为YouTube的热点，但是也引来“善待动物”组织的抱怨。他们在自己的博客上说，“不能说奥巴马总统不应该伤害一只苍蝇”，但为了“未来可能再次发生的昆虫事件”，他们给奥巴马送来一只他们的“人道捕虫器”。[283]

    * * *

    最后，我们来说说肉类。如果你要数一数50年来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只动物，将对动物的伤害做个总计，你会说，人类在对待动物方面毫无改进。因为动物权利革命的进步被肉用仔鸡革命的进展抵消了。[284]1928年总统竞选口号“每只锅里一只鸡”告诉我们，鸡曾经被视为奢侈品。市场的反应就是培育肉质更多的品种，进行更有效的饲养，尽管这可能更不人道：工厂化饲养的肉鸡双腿细小，鸡笼拥挤不堪，呼吸的是腥臭的空气，运输和屠宰的手法都非常粗暴。20世纪70年代，消费者开始相信白肉比红肉更健康（“国家猪肉委员会”不失时机地提出口号说猪肉是“另外一种白肉”）。因为禽类的大脑非常之小，与人属于不同的物种类别，人们模模糊糊地认为，禽类比哺乳类缺少感觉的能力。于是，对鸡肉的消费需求暴涨，到90年代初，鸡肉的消费超过了牛肉。[285]一个人们原来没有预料到的结果就是，为了满足消费者，数十亿的悲惨生灵先是被带到这个世界，然后又被杀死，因为要200只鸡才能顶得上1头牛所提供的肉量。[286]工厂化饲养家禽，以及虐待家禽和牲畜已有几百年的历史，趋势恶化并非因为道德滑坡，也不是人们的心肠变得更硬了。饲养的数量在人们未注意之际不断攀升，其动力是经济利益和人们口味的变化。人们之所以对饲养数量毫无察觉，是因为他们从来就不曾对鸡的生活有任何好奇心。此外，这些动物向我们提供的是如假包换的白肉。

    但是，潮流在90年代开始转向。标志之一是素食人群的扩大。我相信，许多人有和我一样的经历，请客吃饭时，一位刚刚坐上餐桌的客人宣布说：“哎呀，我忘记告诉你了。我不吃死的动物。”自那时起，事先征询客人，“可有什么忌口吗？”成了请客用餐的礼节；参加会议晚宴的人也可以在菜单上打钩，用一盘浓香酱汁茄子替代一盘没滋少味的鸡肉。这股潮流终于成了气候，《时代周刊》 2002年的一篇封面报道的标题是：“你应该成为素食者吗？数百万美国人不再吃肉了。”

    食品业对这股潮流的回应是推出丰盛的素食和纯素产品。我家附近自选商场的素肉部提供大豆汉堡、菜园汉堡、面筋汉堡、素菜汉堡、无肉馅饼、豆腐包、非热狗、假热狗、假培根、假肉干、豆腐干、大豆腊肠、大豆熏肠、素鸡馅饼、无肉烤鸡翅、素烧烤什锦、素腌肉、素炖肉、素菜蛋白薄片、素菜鲜贝、素金枪鱼。科技和人类的语言创造力在此宣告了当今素食主义的潮流，以及对自古以来人类馋涎肉食的抵制。那些贪食传统大型早餐的人，可以享受早餐素腌肉条，配上豆腐渣，也可以是大豆酪、大豆奶油和素油酪烹制的摊素蛋。饭后甜品有冰豆沙、大米冰激凌、豆腐甜酪，还可以点缀上素油奶花，顶上再加一颗红樱桃。最终替代肉类的将是人工培养动物的细胞组织，也叫作“无足肉”。极端乐观的动物权利组织“善待动物”悬赏100万美元，作为对第一个将人工细胞培养的鸡肉送上市场的科学家的奖金。[287]

    素食主义无处不在，但纯粹的全素者只占人口的很小一部分。完全践行绿色生活方式并非易事。素食者被死动物和嗜肉如命的食肉者层层包围着，他们本身也不是生来就对肉没有欲望。我们没有必要奇怪，世界上有很多半途而废的素食者：每见到一个素食者，就能见到三个曾经的素食者。[288]许多持续保持素食的人让自己相信鱼算是蔬菜，因为他们大啖鱼类和海鲜，有时甚至也吃鸡肉。[289]有些人像“现代派传统犹太人”一样遵守自己的饮食规则；现代派传统犹太教徒去中餐馆时，会让自己从选择很少的食谱中放纵片刻；有些素食者在外用餐时也不再受素食的约束。素食人口的主要组成是十来岁的少女，她们素食的主要动机不是对动物的爱心。少女中的素食主义者很多都患有厌食症。[290]

    但是，素食主义至少仍处于上升趋势。在英国，“素食者学会”搜集了各种民调中问及素食的信息，汇编成表格。我使用他们的数据绘制了图7-28。图中笔直的上行线说明，在过去20年中，英国的素食人数增加了3倍多，从占人口的约2%上升到约7%。在美国，“素食资源小组”出资，民调机构提出相当严格的问题，询问受调查者是否食用肉、鱼或者禽类，排除了半素食者和那些创意无限的林奈式分类素食。美国的素食者数量要少一些，但趋势是一样的：在大约15年的时间里，素食人数增加了3倍多。

    图7-28 1984—2009年美国和英国的素食人数占比

    资料来源：英国的数据，来源于素食者学会，http:// www. vegsoc. org/info/。不包括针对家庭、学生和“严格”素食者的民调数据。美国的数据，来源于素食资源小组，《素食者杂志》。
    2009年：http://www.vrg.org/press/2009poll.htm
    2005年和2003年：http://www.vrg.org/journal/vj2006issue4/vj2006issue4poll.htm
    2000年：http://www.vrg.org/nutshell/poll2000.htm
    1997年：http:// www. vrg. org/journal/vj97sep/979poll. htm
    1994年：http:www. vrg. org/nutshell/poll. htm

    对动物福利的关切日益增加，素食者的人数也在增加，但是数量仍然如此之少。不过，我们也没有必要惊讶，毕竟，成为素食者和关心动物的福祉不是一回事。不仅素食者的动机可以与关怀动物毫不相关，比如健康、口味、生态、宗教，或者干脆就是为了让妈妈不高兴，而且，关爱动物的人也在犹豫，素食主义的招牌是否真是减少动物痛苦的最佳方式。他们或许认为，素食者无私放弃的汉堡，在一个消费巨量肉类的国家中实在微不足道，他们微弱的声音根本无法影响任何肉牛的生命。即使素食者的努力解救了若干肉牛，但其余肉牛依然生活悲惨。改变食品业的标准是一种集体行动困境，在这种困境中，个体总是倾向于逃避为总体福利做自我牺牲。

    素食主义的趋势，可以作为人们更加关怀动物的象征性指标，尽管关怀的方式有所不同。那些在原则上仍然食肉的人，可以少吃一些。（自1980年起，美国人对哺乳动物肉类的消费量一直在下降。）[291]餐馆和商场越来越多地向消费者说明，主菜活蹦乱跳时喂养的饲料和活动的范围。美国的两大主要禽类加工厂在2010年宣布，他们开始实行更仁慈的屠宰方式：禽类在被倒挂着割喉之前，先用二氧化碳熏昏。肉类的市场营销必须小心翼翼。食客会很高兴知道他们的主菜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一直受到仁慈的对待，但是最好不要向他们描述最后的细节。即使最仁慈的屠宰技术仍然有形象的问题。一位公司主管说：“我可不想听到公众说，我们对鸡施放毒气。”[292]

    大多数人支持以法律措施解决集体行动的问题，通过法律迫使农场和屠宰场更人道地对待动物。在2000年的一次民调中，80%的英国人说“他们希望英国的农场为禽畜提供更好的福利条件”。[293]尽管美国人有更强烈的自由意志，但也希望政府就此问题采取行动。在2003年的一次盖洛普民调中，竟然有96%的美国人说，动物应该得到某种保护，免于被伤害和被剥削。只有3%的人认为没有保护的必要，“因为它们是动物”。[294]虽然美国人反对禁止狩猎，反对禁止在医学研究和产品测试中使用动物，但是62%的人支持“立法严格监管农场饲养动物的待遇”。一旦有机会，美国人会将他们的意见转化为选票。亚利桑那州、科罗拉多州、佛罗里达州、缅因州、密歇根州、俄亥俄州和俄勒冈州均已就牲畜权利立法。2008年，63%的加州选民投票通过了《防止虐待农场动物法案》，法案禁止小牛夹栏喂养，禁止鸡笼喂养，禁止母猪妊娠夹栏喂养，这些喂养方式都在限制动物的活动范围。[295]美国政界有句老话：“加州带头，余者跟从。”

    或者可以说，欧洲带头，加州跟从。欧盟已经制定了有关动物护理的详尽规则，首先承认动物是有感知的生命。大目标是确保动物不再遭受可以避免的痛苦，并要求主人和管理人保证动物的最低福利需要。[296]在这些国家中，瑞士走得最远，已经生效的长达150页的规则要求所有的狗主人接受4小时“理论”课的培训，并详细规定了家养宠物如何居住、喂养、散步、游戏以及埋葬的要求（不得将活金鱼从马桶中放水冲走）。苏黎世有一项独特的政策，即政府支付“动物权利人士”费用以将违反动物权利的人押往法庭。被送上法庭的包括一名钓鱼爱好者，因为他向当地报纸吹牛说，他只用了10分钟就钓到一条大梭子鱼。（这位垂钓者最后被宣布无罪，梭子鱼则被做成了佳肴。）不过，2010年，瑞士举行全民公决，决定是否在全国推行此项政策时，国民还是犹豫了。[297]这一切听起来太像是美国保守人士所恐惧的噩梦，不过即使这些保守派自己也愿意让政府出面规范保护动物福利。在2003年的民调中，大部分共和党人主张就农场饲养动物的待遇通过“严格立法”。[298]

    * * *

    我们会走多远？经常有人问我，我是否认为将我们从废奴和废除酷刑带到民权、女权和同性恋权利的道德力量，也会将我们带往废除肉食、禁止打猎和动物实验。到22世纪时，我们的后代是否会对我们曾经吃肉感到可怕，就像我们知道祖先蓄奴会感到可怕一样。

    我的回答是，也许会，也许不会。在被迫害的人和被迫害的动物之间进行类比在修辞学上很有力量。说到底，我们都是有感知的生命，都有相当的智商。但是，类比只是比较而已，两者到底不是一回事。美国非裔、妇女、儿童和同性恋者不是肉鸡，我认为动物权利的走势不会是上述任何人权运动的复制品。心理学家哈尔·赫佐格（Hal Herzog）在他的著作《为什么狗是宠物，猪是食物？》（Some We Love, Some We Hate, Some We Eat）一书中，列出了很多理由说明为什么在人类与动物的关系上，我们的道德哲学如此缺乏一致性。我在这里给出几个令我特别震惊的理由。

    道德障碍之一是对肉食的欲望和与大快朵颐形影相随的社交快乐。虽然古老的印度教、佛教和耆那教证明不食肉的社会是存在的，但是素食产品仅占美国食品市场份额的3%，这说明我们距离那个转折点还有十万八千里。在为写作本章收集资料时，皮尤研究所2004年的一次民调让我感到兴奋，民调中13%的人回应说自己是素食者。但细读报告，我才发现，这是对总统候选人、佛蒙特州左倾州长霍华德·迪恩的支持者进行的一次民调。这说明在“本和杰瑞冰激凌”故乡最酥脆的燕麦片堆里，仍然有87%的人要吃肉。[299]

    但是，道德矛盾有比对肉食的渴望更深层的原因。人类和动物的许多互动只能是零和博弈。动物吃掉我们的房子、庄稼，有时甚至是我们的孩子。它们能弄得我们刺痒和流血。它们携带对人类有害甚至致命的细菌和病毒。它们互相残杀，甚至那些我们期望保留的濒临灭绝的动物也不例外。没有动物参与实验，医药将停滞在目前的水平上，数十亿活着和未出生的人将为了老鼠而忍受病痛与死亡。伦理计算认为，每一个有感知的生命所承受的痛苦的分量都是一样的，物种沙文主义是不能接受的，因此，我们不能通过牺牲动物来为人类谋福。比如，我们不可以为了救一个小女孩而射杀野狗。但是，仅仅从动物学特征上的优势看，也应该给予人类的利益更大的权重。比如，我们的大脑让我们能够尽情享受生活，思索我们的过去和未来，对死亡怀有恐惧，并在社交网络中将自己的幸福与其他人关联在一起。但是，按照这个逻辑，人类对生命的禁忌就没有意义了。正是因为这种禁忌，智力残缺的人的生命才受到保护。辛格本人毫不妥协地接受超越物种的道德观。[300]但是，在最近的将来，这种道德观还无法取代目前西方的道德观。

    对动物权利的思考肯定会撞击人类思想领域某些最费解的谜，让道德直觉开始发生动摇。难题之一是意识，即感知是如何经过神经信息处理而产生的。[301]笛卡儿对哺乳动物的认识肯定是错误的，我基本上相信他对鱼的认识也是错误的。但是他对于牡蛎的理解呢，对蜓蛐呢，还有白蚁，还有蚯蚓，也都错了吗？如果我们需要在烹调、园艺、房屋修缮和娱乐中保持伦理的确定性，就必须回答这个哲学难题。我的另一个困惑是，人类是理性和道德的主体，但同时也是作为残忍大自然组成部分的生物体。我对猎人开枪射杀麋鹿的画面感到某种反感，但是，为什么我对凶狠的棕熊捕食麋鹿的画面却没有太多伤感？为什么我没有那种道德紧迫感，赶紧准备一些纯大豆制作的麋鹿风味馅饼，将棕熊从麋鹿身旁引诱走？我们是否应该让食肉物种逐渐灭绝，或者通过基因工程将它们改造成食草物种？[302]我们总是在这类思维实验中止步不前，因为无论对错，我们对我们感觉“自然”的东西总是给予更大的道德权重。但是，如果其他物种的自然肉食性可以接受，为什么人类的自然肉食性就不能接受呢？特别是我们人类还可以调动认知能力和道德能力尽量减少被食用动物的痛苦。

    我猜想，这些无解的问题使得动物权利运动不可能完全复制其他权利运动的发展趋势。但就目前的状况而言，终点线在哪里无关紧要。我们还有很多机会，只要人类付出很小的代价，就可以大大地降低动物的痛苦。考虑到最近公众敏感性的变化，可以肯定，动物的生活质量将继续得到改善。

    权利革命的根源何在？

    当我开始为写作本章进行研究的时候，我知道，出现“长期和平”和“新和平”的几十年时间，也正是少数民族、妇女、儿童、同性恋和动物权利取得进步的时期。但我当时并不知道，在每一个案例中，量化的暴力——仇恨犯罪和强奸、殴打妻子、虐待儿童，甚至在制作中发生动物演员受伤害的影片的数量，所有这些都呈下降趋势。我们怎样理解过去50年来各方各面的非暴力趋势呢？

    在这些趋势中，有几个共同点。在每一场运动中，人们都是逆人性的强大潮流而动。这些固有的人性包括：对外团体的非人性化和妖魔化；男性的性贪婪和他们对女性的占有意识；表现为杀婴和体罚的亲子冲突；对同性恋的性厌恶道德化；我们对肉食的嗜好，对猎获的快感，以及基于血亲、互惠和魅力的共情边界。

    如果生物的属性还不够糟糕，亚伯拉罕诸教还将我们这些最糟糕的天性以戒律和信仰的形式规范化了，并在上千年的时间里一直鼓动着暴力——妖魔化异教徒、确立对女性的占有权、认定儿童天生有罪、憎恶同性恋、支配动物并拒绝承认它们有灵性。亚洲的文化也有不少耻辱之处，最耻辱的当属大规模抛弃女儿，这导致对女婴的屠杀。此外，还有各种根深蒂固的习俗：殴打妻子，痛揍孩子，夹栏饲养，电击老鼠。这些准则被人们接受，是因为每个人都认为它们从来就是被接受的。

    就暴力的不道德性而言，权利革命显示，道德的生活方式经常需要坚定地否定直觉、文化、宗教和常规。在追求道德的人中，道德准则受共情和理性的引导，并以权利的语言加以陈述。我们迫使自己设身处地为其他有感知的生命着想，穿上他们的鞋子（或者它们的爪子），设想如何免受伤害或杀戮。我们不再关注那些表面的事物，比如眼睛所看到的种族、民族、性别、年龄、性取向，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有物种。

    我的结论是，启蒙运动的道德观及其所培育的人文主义和自由主义潮流是权利革命的源泉。权利革命也就是自由主义革命。每一场权利革命都和自由主义运动密切相连，每一场自由主义运动几乎都是从欧洲发源，经过美国蓝色自由州，传递到美国红色保守州，再传向拉美和亚洲的民主国家，接着进入威权国家，可能最后是非洲和大部分的伊斯兰世界。每一场权利革命都在西方文化中留下太多的新避讳和新禁忌，人们调侃地称其为“政治正确”。但是，数字显示，权利运动减少了许多死亡和苦难，同时让人们的新文化越来越不能容忍暴力，无论是何种形式的暴力。听媒体上美国自由派的评论，你会觉得，至少在过去40多年中，美国一直在被右派拖向保守，从尼克松到里根，到金里奇，再到布什父子，现在则是茶党运动中愤怒的白人。权利革命已经触及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异族通婚、妇女地位的提升、对同性恋的宽容、儿童处罚和动物的待遇。保守派的态度也在随着自由主义的趋势变化，事实上，今天的保守派比昔日的自由派更加自由。保守主义历史学家乔治·纳什（George Nash）已经说过：“如果不是在理论上，但至少在实践中，美国今天保守派的立场就是1980年左派的立场。”[303]（也许这才是为什么这些人如此愤怒的原因。）

    是什么引发了权利运动？就像很难为长期和平、新和平和90年代犯罪率下降找到原因一样，要为权利运动确定一个外生因素来解释它们的发生和发展，实在是非常困难。但是，我们可以看看那些标准答案。

    战后出现了长期的经济繁荣，不过繁荣对社会的影响是弥散式的，从中找不到任何触发革命的直接动因。钱可以买到教育、警察、社会科学、社会服务、媒体覆盖、有妇女参加的专业劳动大军，以及对儿童和动物更周到的关照，我们无法确定这中间到底哪个因素导致了变化，而且，即使能够确定某个因素，我们仍然无法回答为什么社会选择了这样的资源分配方式来保护弱势群体免受伤害。虽然我无法提供严谨的统计分析，我还是认为，从20世纪60年代直到21世纪的头10年，各种权利扩张的时间表与同时期的经济增长和衰退没有相关性。

    民主政府显然发挥了它的作用。权利革命都发生在民主国家，公民以社会契约约束他们之中的暴力。民主制度本身包含着一种内在的机制，让社会契约可以向原来被排斥的团体伸延。但是，时机仍然是说不清楚的谜，因为民主本身不是一个全然外生的变量。当美国黑人在民权运动中夺回被剥夺的公民权利时，美国民主制度本身就是争议的对象。其他权利革命也有同样的经历，新团体被接纳或者经过自己的努力争取成为社会契约中的正式成员，只有这时，政府才真正得到授权监管（或放弃）针对某些社会成员的暴力。

    在权利革命期间，互惠和贸易网络不断扩张，并实现了从实物经济向信息经济的转变。妇女的家务负担减轻了，社会需要更加多样和丰富的人力资本，而不仅仅是本地人工或者传统势力集团的成员。当妇女和少数族裔进入政府机构和商业领域，他们就会将自己的利益带入日常的工作。我们已经看到这一机制的实例：一个国家的政府和专业机构中任职的妇女人数越多，这个国家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就越少；而与同性恋有私交的人较少反对同性恋。但是，正如民主一样，制度的包容性也不是完全的外生过程。信息经济隐藏的手可能是一种让机构更愿意接纳妇女、少数族裔和同性恋者的力量，当然，政府仍然要通过消除歧视的立法彻底完成转变。在儿童和动物福利的问题上，完全没有交换互利的市场：受益人完全是单方面的。

    如果我一定要对权利革命最重要的外生原因下赌注的话，我选择那些让思想和人员日益具有更大流动性的技术。发生权利革命的几十年，也正是发生电子革命的时代：电视、晶体管收音机、电缆、卫星、长途电话、复印机、传真机、互联网、手机、手机短信、网络视频；这几十年也是州级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和喷气飞机的时代；同时，还是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飞速发展的时代。人们不太注意的是，这几十年也是图书出版大爆炸的时代：从1960年到2000年，美国每年出版的书籍几乎增加了5倍。[304]

    我在前面曾经提到过这样的关联。人道主义革命起源于文字王国，长期和平和新和平都是地球村的孩子。请记住伊斯兰世界做错了什么：很可能是他们抵制印刷出版，拒绝进口图书和图书所包含的思想。

    为什么思想和人员的传播会带来降低暴力的变革？有这样几条路径。最显而易见的是，思想和人员的传播暴露无知与迷信。交往密切且受过良好教育的大众，至少在整体上和长期趋势上，不会受到有害信仰的蛊惑，比如相信其他种族或民族的人天生贪婪和背信弃义，相信少数族裔的叛变造成了经济和军事的困境，相信妇女不介意被强奸，相信儿童只有在棍棒下才能学会规矩，相信有人选择腐败的生活方式因此成为同性恋者，还有就是相信动物是不会感到疼痛的。伏尔泰说过，那些能够让你相信谬误的人，也能让你犯下暴行。

    另外一个因果路径是，鼓励人们转换视角，从与自己不同的人的角度观察世界。人道主义革命有自己的《克拉丽莎》、《帕米拉》和《茱丽》，有它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和《雾都孤儿》，还有目击者对人们被殴打、火刑和鞭笞的报告。在电子时代，共情的技术更普及，也更能打动人心。美国非裔和美国同性恋者先是活跃在各种娱乐节目中，接着他们做访谈节目的嘉宾，然后是出演电视剧和电影中令人同情的角色。不仅纪录片，还有畅销小说和改编的电影《斯坦贝克携犬横越美国》、《阳光下的葡萄干》（A Raisin in the Sun）、《杀死一只知更鸟》都记载了他们在与警察的水龙和警犬对峙下的抗争。电视时代的女权主义者，不仅作为女主持人，还作为电视剧中的女主人公大声宣扬自己的理念。

    正如我们在第9章中所见，从另外一个人的视角看待世界会扩展我们的同情和关切，这不仅是体验虚拟现实，也是一种理智敏捷性——其实也是一种智力。具有这种智力的人能够摆脱出身和乡土的狭隘约束，思考假想的世界，反思决定一个人信仰和价值的习俗、本能冲动和社会制度。这种反省式的思维方式可能是良好教育的产物，也可能是电子媒介的产物。保罗·西蒙在歌中这样表达了他的惊讶：

    天天都有奇迹发生，

    刚刚接到来自远方的电话，

    摄像机缓缓地追随着，

    我们就这样看着自己。

    第三条路径是可以促进道德提升的信息流。有些学者研究过世界不同地区物质进步的趋势，比如三卷本《文化》（Culture）的作者，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和《枪炮、病菌和钢铁》（Guns, Germs, and Steel）的作者、生物学家贾里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他们都得出结论说，物质进步的关键在于它需要大量的创新为依托。[305]还没有人聪明到能够在完全的孤独中发明一种让其他人都喜爱的东西。成功的创新不仅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而且创新者还参与大规模的知识产权盗窃，从丰沛的思想水系中汲取各种养料。欧洲和西亚的文明能够征服世界，是因为移民和航海让商人和征服者把发明和创新从原产地带到欧亚大陆的各个角落。这些技术和创新有来自中东的谷物和拼音文字，来自中国的火药和造纸，来自乌克兰的良种马，还有葡萄牙的航海技术，等等等等。Cosmopolitan（世界性）的意思是“世界公民”，而insular（孤独）的意思就是“岛国小民”，这都是有原因的。困守孤岛或者交通不便的山区社会往往不仅技术落后，道德观念也落后。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在低地的居民已经开始文明进程的时候，山民仍然保守着荣誉文化，也就是说将对部落的忠诚和家族复仇作为最高伦理。

    导致技术进步的关键也是促进道德进步的关键。身处于信息集散地的个体和文明可以得到大量新生的道德资源，这是哪怕最公正的先知也无法凭空提供的。让我重温一下权利革命的简史。

    马丁·路德·金在1963年的文章《非暴力的朝圣之旅》（Pilgrimage to Nonviolence）中，详述了形成其政治哲学的思想脉络。[306]作为一名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神学研究生，他当然通晓《圣经》和正统神学，但是他也阅读了其他叛逆神学家的著述，例如沃尔特·劳申布施（Walter Rauschenbusch）。劳申布施不仅质疑《圣经》的准确性，还抨击耶稣基督为世人罪过而死的教理。

    接着，马丁·路德·金列举了“对伟大先哲的社会和道德理论进行认真学习，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直到卢梭、霍布斯、边沁、穆勒和洛克。一如既往，所有这些思想大师都启发我思考。在不断向他们提出质疑的同时，我从他们那里汲取丰富的思想”。他仔细地阅读（并排除了）尼采和马克思，从此免疫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尽管这些思想对其他解放运动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虽然他赞赏莱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对人性特别是对民族和社会集团行为的洞察力……尼布尔思想中的这些成分帮助我看清了肤浅乐观派对人性的幻想，以及虚幻理想主义的危险”，但他也拒绝了欧洲大陆神学家卡尔·巴特（Karl Bar-th）的反理性主义。

    金赶赴费城聆听了霍华德大学校长莫迪凯·约翰逊（Mordecai Johnson）的讲座，自此，他的思想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约翰逊刚刚结束了一次印度之行，他谈起了领导印度独立运动的莫罕达斯·甘地。金写道：“他的道理如此深刻和令人振奋，我离开聚会后立即买了几本关于甘地生平的书。”

    金立刻认识到，与耶稣教义中一贯宣扬的非暴力不同，甘地的非暴力抵抗理论不是要对爱做道德肯定。相反，这是一套顽强的战略战术，是要通过更高的智慧战胜敌人，而不是要在肉体上消灭敌人。金得出结论，对暴力的禁忌可以防止运动被冒险家和暴徒侵蚀。在运动初期遭受挫折的时候，暴力禁忌可以维持成员的士气和关注点。反对暴力，让敌人失去攻击的合理性，让自己在第三方眼中保持积极的道德优势，同时让敌人处于劣势。出于同样的理由，非暴力抵抗分裂敌人，让一些敌人的支持者对单边暴力越来越反感。而运动本身可以通过静坐、罢工和示威等制造麻烦，以争取自己的目标。这种战术当然不能用来对付所有的敌人，但显然对其中某些是有效的。

    1963年，金在华盛顿大游行上所做的历史性演讲，是对他在朝圣之旅中积累的各种智慧的集大成者：有希伯来先知的想象和语汇，有基督教承担苦难的勇气，有欧洲启蒙运动个人权利的理想，有美国黑人教会的韵律和修辞，还有来自一个浸润了耆那教、印度教和英国文化的印度人的战略规划。

    毋庸赘言，过去已经成为历史。金组装的道德装置也成为人类思想库中的瑰宝，不断成为其他权利运动的工具。后来者自觉地高举非暴力的大旗和道德理性，并学习金的各种战略战术。以历史的标准来看，20世纪后期权利运动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它所使用和所引起的暴力都非常之少。金自己成为民权运动的烈士，是种族隔离分子恐怖行动的少数受害人之一。我们谈到的20世纪60年代美国城市发生的暴动事件都与民权运动无关，它们是在民权运动已经取得历史性进展之后的事情。其他社会革命的暴力成分也非常有限：（同性恋夜总会的）“石墙骚乱”没有人员伤亡，动物权利运动中有些极端分子采用了恐怖手段，仅此而已。后期权利运动推动者的主要行动是出版书籍、发表演讲、组织游行、游说议员和为公投收集签名。公众早已接受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道德准则，而且越来越排斥任何形式的暴力，权利运动所需要的只剩下发动公众。相比之下，推翻专制政治、结束奴隶制和殖民统治的早期权利运动，无一不经过死伤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血腥战斗。

    从历史到心理学

    到此我们已经用了6章来记载暴力减少的历史。从中我们看到图示，告诉我们21世纪最初10年的暴力水平是有史以来最低的。即使世界上仍然存在着暴力，我们还是生活在一个不寻常的时代。也许，我们经历的只是大进步中的短暂瞬间，此后将是一个更长久的和平。也许，现在的低水平暴力将是一个新常态，所有可以消除的暴力都已经解决了，继续减少暴力的任务将会非常艰难。也许，我们的好运气就要到头了。但是，不论如何推断未来，必须承认，我们能有今天，确实是非凡的成就。

    马丁·路德·金有过一句名言，它改编自废奴主义者、唯一神教派牧师西奥多·帕克（Theodore Parker）1852年的一篇短文：

    我不想假装理解道德世界。天际广阔，我极目眺望，视野仍然有限；仅目力所及，我无法计算世界的弧度和广度；遵循良知，我知道它是神圣的。就我所见所识，我肯定，它指向公正。[307]

    150年后，我们的眼睛可以看见天际的穹顶确实已经弯向公正，这一景象是帕克当年无法想象的。我也不想装作能够理解道德世界，或者能够凭借良知去领悟它。但是，在接下来的两章中，让我们来看看，从科学的角度，我们能够理解多少。

  • 威廉·谢里登·阿伦《纳粹掌权：一个德国小镇的经历》10-20

    第二部　引入独裁统治（1933年1月—1945年5月）

    十　最后一次选举（1933年2—3月）

    如果说德国人的这种癌症一开始并不明显的话，那只是因为有足够有效的健康力量在抵制着。但是随着它的逐渐发展，最后，它通过一个决定性的诡计而掌握了权力，这种癌症爆发并且摧毁了整个政治机构。之后，大多数对此表示反对的人都躲藏起来了。 ——1942年分发的德国的抵抗传单

    1933年1月——在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之前的最后几周——对几乎所有的诺特海姆人来说都是艰难时期。天气阴冷潮湿，这是一种在德国北部平原才有的特别寒冷的特性。灰蓝色的天空使旧建筑和鹅卵石街道显得灰蒙蒙的，连空气本身也显得灰蒙蒙的。对于失业者来说，光秃秃的树枝和结霜的土地象征着他们自己的处境：无限延伸的绝望，深陷没有尽头和无意义的失业中。

    有些人已经失业三年多了，有些人只能间歇性地找到工作。然而，有些人也许是更加不幸的：他们刚刚到了正常能够找第一份工作的年龄，但是却没有工作，似乎不再可能有工作了。商店主站在闲置的收银机旁边，拥有令人骄傲的头衔“工艺大师”的工匠坐在自己的店里，等着订单的到来，这是个不幸的冬天。连孩子们也不高兴，因为流感疫情特别严重，以至于学校都关门了，男人们在闲散的一天结束之后，一看到发烧的孩子和疲倦的妻子，就会更加担忧。

    在这种情况下，诺特海姆人对大萧条的最后一个冬天会是什么情绪呢？甚至纳粹的回答——憎恶——也黯淡了，随着出席纳粹集会的人数减少，冲锋队队员穿着傲慢的制服，却只能孤独而痛苦地站在那里，在街角处摇晃着他们的筹钱罐。在诺特海姆，纳粹分子看起来已经度过他们的权力巅峰期了。他们获得了城镇中一半以上的支持率，但是如果没有事情发生，他们如何能保持住支持率？在最近的一次选举中（1932年11月），城镇中的纳粹分子做了所有能做的事情才保持住支持率。在全国范围内，纳粹浪潮有退却的迹象。在诺特海姆，纳粹只采取了一些固定的行动：在卡特莱拍卖大厅召开小型集会，计划再做一些重复的演讲或者“娱乐晚会”。保持坚定的决心而不是胜利的活力，似乎是1933年1月的典型调子。

    诺特海姆的社会民主党也没有兴高采烈的理由。他们在1932年损失惨重。有一些不祥的预兆显示城镇中的失业者越来越对共产党感兴趣了。许多人期待着纳粹能接管。他们计划着战斗，但是并不完全清楚他们是为什么而战斗。为了共和国的冯·施莱歇尔将军或者冯·帕彭？为了在总统紧急法令下统治的民主制度？在阴郁的1933年1月，诺特海姆的社会民主党没有举行集会，也没有进行任何演讲。他们还有什么要说的呢？

    然而，城镇中的政府还在继续试着处理大萧条。城市议会于1月13日召开会议，市长彼得斯宣布1933年将达到预算平衡。这可以通过提高35%的城镇税来完成。在另一项改善穷人命运的努力中，城市所拥有的花园土地税减少了25%。最后，诺特海姆分摊的中央政府的公共事业资金已经到了，总计超过6万马克，正在制订将这笔钱投入创造就业的工作中的计划。休会前，议员库埃尔富尔特花费了一些时间谴责纳粹报纸的诽谤。 [1]

    1月27日，城市政府已经完成了利用公共事业资金的计划，即应新建造一条街道，修缮几条街道。射击协会要求城镇建立一个新的射击打靶场，因为这是1933年在诺特海姆举行预定的北德射击协会大会的先决条件。社会民主党对请求城镇商人们把这笔资金投入城镇里表示冷漠，并且拒绝拨款，因而引起了一些更刻薄的话语。 [2]

    在1月的最后几天，《诺特海姆最新消息》讲了一个奇特的故事。一个叫作摩西的牛贩子去世了。他曾经很富有，但是他那些只能同甘不能共苦的朋友们挥霍了他的钱财，现在他只能躺在穷人的坟墓里了。在轻微的反犹主义和道德悲哀的氛围中，诺特海姆的1933年1月即将结束了。 [3]

    随后，在这个月的最后一天，阿道夫·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城镇。对于所有诺特海姆人而言，国家政治无意义的混乱状态结束了，终于发生了一些事情。

    诺特海姆的国社党对此毫无准备。纳粹分子在事情发生后甚至没有立即就组织起一场胜利游行。不过，这之后的周末（1933年2月4日，星期六）策划了一场“娱乐晚会”，包括演讲和一场军事音乐会。2月5日，星期天，诺特海姆举行了一场县内所有纳粹地方小组都参加的会议。现在，这些计划具有了新的意义；倦怠感一扫而光，诺特海姆人都成群结队地去买票。2月4日，星期六，匆忙准备了一场火炬游行。现在，城镇中和纳粹分子联合的钢盔团也同意加入了。胜利游行给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除了军乐队和钢盔团的旗帜外，还有冲锋队的旗帜、乐队和军乐队。整个诺特海姆县的纳粹分子和民族主义者都因这次事件而聚集到了一起。如果《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的数据是正确的，那么就有800多名纳粹分子和200多名钢盔团成员。整支队伍通过要花15分钟的时间。据《诺特海姆最新消息》所说，诺特海姆的街道上挤满了围观群众，市集广场上也有很大一群人，“比之前见过的人都多”。演讲的内容是关于纳粹分子和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团结以及共产主义的背信弃义的。

    绝大多数来城镇参加游行的人之后就立即离开了，但还有一部分人留下来参加在“1910年代圆顶”举行的“娱乐晚会”，人太多了以至于有些人被拒之门外了。庆祝活动很热闹，县领袖施泰内克和其他纳粹分子发表了演讲，钢盔团领袖就成为支持纳粹分子的同志有多么好发表了欢欣鼓舞的祝酒词。前年夏天和秋天，纳粹分子谈及的“反动分子”和德国国家人民党指控的“独裁”和“典型的社会主义”就像啤酒上消失的泡沫一样被遗忘了。

    第二天早上，纳粹分子清醒地完成了和县会议相关的一系列繁重活动。上午，军乐队穿过城镇，而一大早，瓦尔特·施泰内克就把花环放在了战争纪念碑上。纳粹分子举行了一场游行，还在卡特莱拍卖大厅、两家旅馆和一家咖啡厅举行了会议。下午晚些时候，在“1910年代圆顶”举行了一系列演讲，尤其是反对共产主义的。纳粹分子给城镇留下的印象就是这里已经完全属于他们了。 [4]

    镇压与庆祝齐头并进。对于诺特海姆人而言，阻止暴力是正当的：2月的前10天，在旧军营发生了两场打斗。 [5] 不过，随着戈林管理内政部，除了官方的制裁和命令外，没有再发生暴力事件。2月2日，共产党发起的公众集会和示威游行都被禁止了。第二天，诺特海姆的警察接到柏林的命令，突袭了当地德国共产党成员的家，但没有什么收获，正如《诺特海姆最新消息》所报道的，没找到“任何违禁印刷品”。接连不断的命令是禁止共产主义者分发任何印刷品、筹款以及在家里或公共场所举行集会。 [6]

    对付社会民主党的方式更加零碎。2月18日，受到普鲁士内政部怂恿的诺特海姆警方查抄了每周发行的《诺特海姆人的回声》，它是“钢铁阵线”的机构。理由是该报在一篇文章中嘲笑希特勒，还在另一篇文章中称纳粹党徽是“破产的象征”。对于胆小者来说，这是个重大的消息，尤其是有消息称该报很快就会被彻底取缔。 [7]

    2月19日，社会民主党明白了新秩序的全部意义。那一天，“钢铁阵线”计划在诺特海姆的市集广场上举行示威游行。通常情况下，警察会事先得到通知。午后不久，诺特海姆的国旗队队员在就业办事处附近的旧军营营房聚集。朝向市集广场的游行开始时，大约有400名参加者，还有常见的旗帜和表演音乐的人。与此同时，大约有150名冲锋队队员在宽街上的旧城镇聚集，“他们处于警戒状态，要保护房屋和纳粹党旗免遭袭击”。当社会党人的游行队伍到了旧城墙的时候，他们被警方阻止了。社会民主党领袖被告知，冲锋队和国旗队队员已经在诺特海姆发生了冲突。警方声称公共安全和秩序受到了威胁，命令游行队伍退回去，到附近的啤酒花园举行集会，而不是试图进入市集广场。

    星期天下午，在啤酒花园内，他们举行了一场（渴望得到尊重的）“咖啡音乐会”。当警方包围了400名国旗队队员时，昏昏欲睡的中产阶级对打破了他们平静的这一事件相当震惊。被花园的高墙和警戒线孤立起来的诺特海姆社会民主党人举行了他们最后一次政治集会，而冲锋队队员们则自由地行进在城镇的街道上。 [8]

    这一事件对城镇中社会民主党普通成员的影响是巨大的。事件发生的当晚，赫尔曼·舒尔策将他的国旗队旗帜叠起来放进一个咖啡罐中，并将咖啡罐埋在了田地里。社会民主党的其他成员也知道博弈结束了。他们将希望放在了德国军队的身上。如果军队下令，他们就会战斗；如果没有，那么国旗队和其他工人组织不会进行有组织的武装抵抗，德国将会落入纳粹手中。国旗队队员仍旧愿意战斗，但很明显，除非尽快得到命令，否则他们将会被纳粹分子逐个除掉。 [9]

    纳粹分子现在开始公开袭击社会民主党人。2月24日，社会党人分发给失业者的小册子被警方没收，“……因为嘲笑国家总理”（也就是希特勒）。同一天，警方完全禁止了“钢铁阵线”计划的火炬游行，理由是游行会“危及安全和秩序”。当然，纳粹游行得到了允许。 [10]

    尽管没有了左翼的竞争，但是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也没有放松他们的煽动性努力。希特勒政府的第一项行动就是安排新的国会选举，他们知道这次的竞选运动可以根据自身的方式进行。党派的宣传组织随之发布指令，规定竞选运动针对的目标是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而德国国家人民党和天主教中央党派不会被攻击（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几乎不需要指令）。 [11]

    在诺特海姆，2月25日星期日举行了第一场群众集会。一场演讲是针对战争老兵的，另一场的标题为“清算马克思主义罪犯”。演讲者号召所有德国人都要像“1914年的军人们”“至死都相信会获胜”那样信任希特勒。“1910年代圆顶”挤满了人。第二天，通过派遣200名身着制服的冲锋队队员去路德派教堂，纳粹分子唤起了中产阶级的宗教情感。活动过后，冲锋队乐队在市集广场召开了一场音乐会，吸引了很多诺特海姆人来参加他们的周日宪法活动。 [12]

    民族主义党派也加入了竞选运动，在“1910年代圆顶”举行过娱乐晚会之后，钢盔团进行了游行。演讲都在强调纳粹—民族主义联盟的亲密性，严厉谴责“党治国家”，也就是魏玛共和国。人民党派也举行了一场集会，不过具体的信息和往常一样模糊不清。演讲者坚称德国人民党将会在“黑白红的（帝国）旗帜下”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他正式提出反对“国家社会主义”，强调需要“从凡尔赛获得自由”，结束时提出了“加强黑白红阵线的左翼联盟”的诉求。有20个人出席了会议。

    3月2日，人民党派采取了更强硬的立场。在《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当天的宣传中，德国人民党提醒诺特海姆人，“暴力和武力既不能带来经济和平，也不能解决失业问题”。该报号召诺特海姆人帮助确保德国人民党在国会中有稳定的代表：

    这是维护自由公民和市民服务、维护中产阶级和工作行业、维护私营企业以及国家和自由道德的最佳保证。那些想要阻止专制主义、想要结束所有的国家力量等级秩序的人，把票投给德国人民党。 [13]

    他们及时地提及了“专制主义”。2月27日晚国会大厦被烧毁 [48] 给了纳粹一个镇压左翼的新借口，随后颁布的紧急法令终止了德国的公民自由，赋予了警方事实上的绝对权力。从这次事件开始，出现了恐怖系统的非正式社会强化。国会纵火案的第二天早上，在诺特海姆，有人听到一个社会党人的儿子对他的同学坚称纳粹分子应该对火灾负责。非纳粹分子的校长受到他自己对新环境认知的影响，立即给了这个男孩停学处分。他和市长办公室进行了很长时间的电话谈话，对于这个男孩是否可以参加几天后的期末考试，他们之间争论不休。 [14]

    国会纵火案之后，报纸也发挥了有助于创造恐怖氛围的作用。比如，3月13日的《诺特海姆最新消息》报道称：

    这些天来，一直有关于共产主义者的犯罪行为、破坏行为和纵火行为等最邪恶的谣言……这些谣言只能助长选举前就已经开始出现的紧张局势。我们询问了有关当局，他们说这些谣言没有一个字是真的。人们应该大力打击这些造谣者。当然已经采取了预防措施。地方警方和铁路警卫都加强了，他们保持着防备状态，保卫着大桥、建筑和我们的铁路车站以及轨道延伸线路。 [15]

    除了谣言以外，还有些具体事例。3月1日，诺特海姆的警方在突袭了私人住宅之后没收了“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的违禁报纸和小册子”。警方还宣称前一天逮捕一个工人是因为“他不顾禁令分发社会民主党的选举小册子”。镇压的手段也增多了。2月28日，恩斯特·吉尔曼（违反一直以来的国社党指令）授权镇上的冲锋队队员随身携带装有子弹的枪支，表面上是为了保护他们自己免受攻击。 [16] 3月1日，30名党卫军和冲锋队队员被指定为警察。他们的制服是常规的纳粹分子的褐衫，戴着一个白色的臂章，上面写着“辅警”。他们立即开始在城镇的街上巡逻。因为这些人前几年曾多次与国旗队队员打斗，所以可以想象到他们的执法理念是什么样的。冲锋队队员实现了他们的梦想：有机会在不受警察阻碍的情况下使用暴力了。纳粹分子不仅控制着警方——现在他们就是警方。

    新警察立即行动起来了。他们得到任命的当天下午，冲锋队队员搜捕了当地德国共产党领袖的家。虽然他们彻底而且暴力地搜查了房子，但是没有找到任何可以归罪的证据。不管怎样，他们还是发出了逮捕共产主义领袖的逮捕令，理由是怀疑“他分发违禁小册子”。他们还对其他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家进行了搜捕。 [17]

    同时，这股力量还被用于镇压社会民主党，纳粹分子开始传播中伤他们的谣言。3月3日和4日，纳粹分子在《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上刊登了以下宣传内容：

    诺特海姆的居民们！

    你们想要继续生活在和平安宁中！你们已经看到了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的无耻行为！你们想要共产党的参议员、市议会议员以及国旗队的将军们带着武装追随者走向毁灭！记住这群家伙去年的无耻行为！红色的搅局者库埃尔富尔特、哈泽、德佩（等人）试图发动内战！健康保险办事处分发的医药包就是国际罪犯党派——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成员——嗜血意图的明显标志。作为前共产党的警察议员已经和他的武装队伍全副武装准备好了。军营里那些残暴的共产主义者配备着军用来复枪——库埃尔富尔特和其他共产党党员的同志联盟——正等待着在诺特海姆街道上发生一场血战。诺特海姆将被鲜血和恐惧淹没！希特勒才是你们的救世主！国社党、冲锋队、党卫军都会为你们而战，就在诺特海姆这里！明天是国家觉醒的日子！在投票箱那里，德国人民会感谢伟大的领袖在最后时刻拯救了他们！

    一场风暴将要扫过德国！德国人投票给候选人一号！希特勒万岁！

    国社党，诺特海姆地方小组

    德佩、库埃尔富尔特和哈泽立即对这一宣传内容进行了回应。然而，《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却拒绝刊登。因此，他们只能在附近城镇的一家报纸上刊登：

    诺特海姆的居民们！更正！

    在昨天的选举宣传中，国社党的诺特海姆地方小组指责我们一年前签名发动“内战”，以“粗鲁的”“可耻的”和“犯罪的”行为进行证明。还说我们期待在诺特海姆街道上发动血战。“诺特海姆将被鲜血和恐惧淹没。”

    对此，我们正式声明，宣传中所提及的人几乎都是“阵线战士”，他们在行动中因勇敢而获得了一级或二级铁十字勋章以及其他勋章。我们中的一些人忍受着严重的为祖国战斗而受的伤。

    战后的岁月里，正是我们一直守护着和平与秩序，甚至在危急时刻，我们仍旧约束着那些焦躁不安的同志们。

    我们和我们的朋友们都拒绝内战。我们在1918年以及任何其他情况下都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号召我们的朋友们不要管国社党的宣传内容，一定不要失去冷静的理性。

    我们很乐意将我们是否属于“国际犯罪党派”这一问题留给大众来决定。

    诺特海姆，1933年3月4日

    卡尔·库埃尔富尔特、卡尔·德佩、弗雷德里希·哈泽（等人） [18] 有些诺特海姆人读到了附近城镇的报纸，但是并不多。社会民主党自己的报纸《人民报》（以及在诺特海姆的副刊）都被“暂时”禁止了。这样一来，纳粹指责的所有意图和目的都没有回应了。既没有任何社会党人的宣传内容刊登在诺特海姆的报纸上，也没有公共集会和分发传单。社会民主党被噤声了。

    换句话说，在最后一次自由的国会选举之前的那周，纳粹分子有能力让城镇经历从未有过的最紧张的选举。从3月1日到4日（选举前夜），广播喇叭一直放在市集广场和宽街上，每天晚上，阿道夫·希特勒的声音都会响彻整个城镇。那些天，冲锋队队员分发印刷品。3月2日，“1910年代圆顶”挤满了人，听纳粹女性附属机构全国领袖伊丽莎白·赞德的演讲。在希特勒的广播演讲之后，赞德夫人在演讲中说现在全世界都知道希特勒对“消灭布尔什维主义”是认真的。因此，女性们的任务就是购物时只买德国的商品，对孩子们逐渐灌输“信仰、道德、纪律和对祖国的爱”。

    他们一直努力到3月4日星期六，也就是选举前夜。那天晚上，纳粹分子举行了火炬游行，有600多名穿着制服的冲锋队、党卫军、希特勒青年团和钢盔团成员参加。游行在城市公园周围的大篝火旁结束。在那里，一群人通过广播喇叭听到了希特勒的讲话，这段讲话也在市集广场、宽街以及教堂和市政厅前面——简言之，任何有人群聚集的地方播放了。

    在公园里，火堆的光芒照亮了很多纳粹党旗。还有很多的黑白红旗帜，这些旗帜都挂在旧城镇上的商店和房子前面。在“1910年代圆顶”也能听到希特勒的演讲，结束后，人们唱起了《德意志高于一切》和《霍斯特·威塞尔之歌》。然后，恩斯特·吉尔曼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演讲，之后还点燃了罗马烟火筒和五彩缤纷的火箭炮。最后，人们终于被允许在投票前回家睡觉了。 [19]

    在星期天选举当天，用《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的话说，“令人吃惊地安静”。纳粹党旗和国家旗帜仍旧挂在外面。纳粹和钢盔团的选举用车将人们带到选票箱那里，冲锋队队员和党卫军成员沿街游行。大约中午的时候，三架空军飞机低空飞过诺特海姆，为民族主义党派做宣传。除此之外再没有任何不同寻常的事件。 [20]

    这是诺特海姆最激烈的一次投票，有6 802人参与投票——比1932年夏天的记录多了72人。纳粹分子比他们之前的最高纪录（在同一个选举中）多了73票，而民族主义党派比1932年11月多了105张选票。其他党派差不多和1932年秋天的情况一样，除了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共产主义者失去了110张选票，但仍旧是城镇中的第四大党派，总票数是228张。社会民主党相比1932年11月失去了157张选票。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选票都流向了纳粹分子或者民族主义党派，不过，包含的数据太少了以至于难以分析。不管怎样，纳粹—民族主义党派都是明显的大多数。纳粹分子拥有63%的城镇选票，民族主义党派拥有6%。社会民主党仍旧有22%，而德国共产党位居第四，只有3.5%。

    尽管是一场充满威胁和激烈的竞选运动，但是其中的数据仍旧有指导意义，相比1932年7月的高峰，纳粹分子没能提高他们在城镇中的支持率。实际上，这些数据很可能表明这是纳粹分子得到的最高的支持率。即便如此，也足够了；这一数据代表着城镇中2/3的选民都支持他们，是能够达到大部分目的的充足大多数了，也完全可以达到纳粹的目的了。对于纳粹分子，他们知道自己的目标不是赢得选举，而是确保在没有严重的公众抗议的情况下让大众支持他们的意愿。在诺特海姆就是这样的情况，但是纳粹分子自己并不满意这种信心的表现。在接下来关键的几个月内，他们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努力去保持并且增加公众支持。要诀就是继续使用武力和宣传。

    纳粹分子在放松实际的竞选活动前，还得进行最后一场竞选运动。就是在国会选举一周后，1933年3月12日的地方选举。市议会、县议会和省议会的代表权岌岌可危了。在某种程度上，纳粹分子可以期待利用他们在3月5日胜利时所产生的热情了。很难指望投票偏好会在一周内就发生改变。

    之前选举运动的恐怖机制和示威活动的热情仍旧得到了好结果。因此，《诺特海姆最新消息》报道称，在两次选举之间的那周，有七名诺特海姆共产主义者被逮捕了。在逮捕他们之前还搜查了他们的家，在这一过程中，“……尖锐的铁棒、钢管、橡皮警棍、随身武器、匕首、弹药等……都被没收了”。国会选举之后的那个星期二，纳粹分子在市政厅、县政府和其他官方机构升起了纳粹旗帜，以此庆祝他们的胜利。第二天，按照冯·帕彭的命令，为了庆祝“国家胜利”，整个普鲁士的学校放假一天。 [21]

    在地方选举之前为期一周的竞选运动中，诺特海姆的社会民主党不被允许举行任何的集会或者分发任何的竞选印刷品。他们确实成功地在《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上刊登了一则宣传，但能肯定的是，因为他们之前刊登宣传的要求被拒绝了，所以社会民主党发布了一个非常谨慎，几乎是敷衍的公告，与社会党人以前的宣传内容相比，这次公告中所使用的语言对社会民主党是弊大于利的：

    致诺特海姆的选民！3月12日，星期天，将会举行重要的选举，也就是省议会、县议会和城市议会的选举。社会民主党已经为所有的选举列出了自己的候选名单，序列号是“二”。我们号召所有人都去投票，尽早地投票，每一场选举中都要投票给“二号”的“库埃尔富尔特”。

    诺特海姆当地的社会民主党 [22]

    社会民主党是以自己的名义加入候选人名单的，而纳粹分子只在省议会和县议会选举中这样做了。在城市议会的选举中，纳粹分子是以“国家联盟名单”的名义参加的。因为公务员没有列出单独的候选人名单（正如他们在1924年做的那样），所以投票者的选择是在“国家联盟”候选人和社会民主党之间进行的。

    这对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来说是一个明显的优势，这是他们通过熟练的操作所获得的。1933年3月12日的地方选举是在2月6日公布的，是在选举之前的一个多月。各党派用了三个星期的时间去准备他们的候选人名单，最后的截止日期是2月25日。公民协会的纳粹执行委员会直到截止日期的八天前才举行成员会议。会上，纳粹主席就所有成员如何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投票支持中产阶级发表了简短的演讲，并且宣布执行委员会已经起草了被称为“国家联盟”的候选人名单，代表了“工人、公务员、手工工匠、工匠大师、商人、农民、白领和自由职业者”。他号召公民协会中的所有成员都团结在一起，这样一来，城镇中就拥有“中产阶级多数派”了。

    当他述说完后，协会的老成员们问道：“候选人都是哪些人？”纳粹主席宣称“因为竞选策略”，所以他不能泄露候选人的姓名。这引发了激烈的反对，恩斯特·吉尔曼随后沉默了，他说只要他愿意，谁都能获得提名。他提名了一些人，但是所有的被提名者都拒绝了，纳粹多数派后来以投票的方式完成了提名（也就是说把这个问题交给纳粹控制的委员会处理了）。公民协会中的保守派成员明显中计失败了。虽然他们强烈抗议，但是除了接受现状，他们别无选择。纳粹执行委员会的一名成员终结了这个问题，他高傲地评论道，这些名字不重要，重要的是明确地指向“德国团体精神”的普遍观点。在这个不幸的消息被宣布之后，德国北部射击协会在不来梅而不是诺特海姆举行了每年的会议，因为城市议会拒绝为建立新靶场拨款，伴随着国歌的歌声，会议休会了。 [23]

    距离公布候选人名单，保守派还有一周的时间，他们也许有机会至少让一些非纳粹分子位列名单之上。在最后期限前的四天，《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发表了一封由“几名公民协会成员”签名的《致编辑部的信》，要求立即公布候选人名单。《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也试图将这件事摆在公众眼前，该报指出德国人民党最近决定在即将到来的地方选举中支持“中产阶级联盟阵线”。 [24]

    公民协会中所有保守派成员的抗议都没有用。最后期限到了，诺特海姆的保守派现在除了投票支持纳粹分子精心挑选的候选人之外，别无选择了。《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并不是毫无抗议地就接受了。当“国家联盟”的名单最后印出来时，《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上标注的是“国社党（？）”。恩斯特·吉尔曼给该报写了一封恶毒的信件，威胁会采取法律行动，除非该报进行纠正，以正确的标题印刷。《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温和地解释道，它是从诺特海姆参议院得到这一标题的，标题中的问号表明该报自己并不相信，而在发现错误的时候，这一版本已经印刷和销售了。 [25]

    当时的参议院包括两名社会民主党人、一名公务员党派的成员和议员马纳，人们很容易就能看出这种嘲弄是如何安排好的。因此，整个城镇都了解到纳粹分子欺骗了保守派，“国家联盟”是“纳粹”的委婉说法。这被精明的纳粹策略消解了。候选人名单上主要是纳粹分子，但是也有几名非纳粹分子。不过，非纳粹分子的候选人是仔细挑选的：他们都被诱导着要加入国社党，这些人实际上都准备加入，只是还没加入。因此，城镇中的保守派会投票支持“国家联盟名单”，他们会认为上面也有非纳粹分子。但是，召开城市议会的时候，那些从“国家联盟”计划中选出来的人都穿着褐色衫。 [26]

    这是公民协会的末日，该协会的存在就是为了反对社会民主党。该协会通过激烈反对诺特海姆中唯一支持民主的组织，帮助纳粹分子掌握了权力。纳粹分子一度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利用公民协会，但是他们现在抛弃了该协会。公民协会只在1933年10月举行了一次会议。会议的目的是解散该组织，因为“其目标已经实现了”。 [27]

    虽然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是以“国家联盟”的名义参加选举的，但他们是以自己的名义运行当地选举的竞选活动的。除了在当地媒体上进行广泛的宣传之外，诺特海姆的纳粹竞选活动只有一场集会，是在选举之前的晚上举行的。主讲人是恩斯特·吉尔曼，主题是“公共选举的重要性”和“诺特海姆的政治事务”。集会上承诺“你们将选出的候选人”会详细阐述他们“在市政府中的目标”。

    “1910年代圆顶”挤满了人，恩斯特·吉尔曼状态特别好。他希望这是很长一段时间内的最后一次投票，但是如果还有投票的话，他还是希望人们是在法律的驱使下进行投票的，这样就不会有中立的德国人了。在新秩序下，不再是议会制而是市政委员会了，就像中世纪一样。这是旧德国习俗，最适合德国。

    吉尔曼继续讲道，一周前，一种新的日耳曼精神席卷德国，那就是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和德国现在是连在一起的。如今需要做的就是在诺特海姆清除堕落的马克思主义。健康安全办事处的车不再用于私人目的了，车速里程表被调回原来的位置。对于城镇泳池而言，不再有来自阿姆斯特丹的跳台了，这一跳台的花费比原来的计划高出了90%。城市储蓄银行不再有虚假信贷和大量的贷款了。不会再有人对啤酒厂丑闻沉默了。人们会进行详细的讨论，所有的罪行都会被惩罚。伤害小商人的消费者合作社消失了。波兰犹太人将会被送回他们所属的地方，因为诺特海姆服装商店的竞争已经足够激烈了。向国旗队捐钱的犹太人，也就是对德国的灾难负有责任的人，将会被特别注意。 [28]

    在吉尔曼讲完后，候选人发表了讲话。一个人对学校里的拥挤表示哀痛。另一个人提倡更好的税收政策，因为诺特海姆人是在他们自己的城镇中买东西。还有一个人重新提起1929年时对社会民主党的一些指控。最后，警察部长（也位列“国家联盟”名单之一）承诺会确保警方尽忠职守。没有其他演讲者了，所以吉尔曼为希特勒和祖国高呼“万岁”，集会以高唱《霍斯特·威塞尔之歌》结束。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积极的计划了。

    纳粹选举运动的最后一击是选举前一天在《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刊登的宣传广告。宣传广告明显试图让城镇中的非纳粹分子支持“国家联盟”候选人名单：

    诺特海姆的市民们！

    14年来，你们一直是红色的马克思主义体制的玩物！14年来，你们只能看着他们所管理的德国陷入泥潭！上周的选举为国家和普鲁士的复兴清除了障碍！明天，你们必须在我们的城镇——诺特海姆——履行你们的国家责任。这将是你们长久以来的最后一次机会，投出你的选票，终结卡尔·库埃尔富尔特在诺特海姆的马克思主义强权统治，让国家复兴事业能够进行。个人偏执必须让位于更伟大的目标。明天你们将见证国家社会主义的诺特海姆团结起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残余势力！库埃尔富尔特和他的红色派系都滚出去！让诺特海姆在自由的德国复兴！投票支持“国家联盟名单”——一号！

    公民协会、国社党、钢盔团、德国国家人民党、德国人民党、汉诺威党派、小商人联盟、县工匠联盟、农业协会、农民俱乐部、啤酒馆主协会、德国商人学徒协会、国家铁路工人、德国公务员联盟的地方组织、诺特海姆城镇和县失业委员会 [29]

    这之后就是投票了。结果见下表： [30]

    选举结果最突出的一点是，纳粹分子没能获得选票。这也许是因为在地方选举中的总票数比一周前的全国选举少了300到500张。但是，三场投票（城镇、县和省）是一起计算的，省投票数比城镇议会的多了210张。就是在省投票中，纳粹分子的票数减少了。

    这也许是因为只有在省投票中，选民才可以在所有党派的范围中进行选择。在城镇和县投票中，选择是受限的，因此有200人不想费心去投票。而在省选举中，这些人投票了，因为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选择进行投票。很明显的是，在有更广泛的选择时，比起国社党，形势对非纳粹分子更加有利（不过，在地方选举中，比起社会民主党或民族主义党派，形势对纳粹分子更加有利）。

    其次，我们会发现在恐怖威胁和不利的竞选条件下，社会民主党实际上获得了207张选票（不过，像纳粹分子一样，他们在比较重要的县选举和省选举中遭受了一点损失）。由此出现了两个事实：一个就是在城镇选举中，前一周投票支持共产主义的大部分人决定投票支持社会民主党。另一个就是坚定地支持社会民主党的核心选民并没有被日益增多的恐怖活动吓住，也没有被激烈的宣传活动或盛会所触动。

    在城镇选举中，“国家联盟”候选人收到了4 565张选票。这一结果只比一周前纳粹分子所获得的少了297张。但是也比一周前支持“国家联盟”候选人的党派少了456张。因此，在投票选举的时候，支持“国家联盟”候选人的党派中，有许多成员明显拒绝支持纳粹主导的候选人名单。一些人毁掉了他们的投票，还有些人的选票空白——总共有200多人。有些人甚至根本懒得去投票箱。但是还有些人甚至把选票投给了社会民主党（不过，社会民主党所获得的大部分选票都是来自中央党派和共产主义党派的）。

    如果对只间隔一周举行的两场选举进行概括的话，那就是纳粹分子明显没有增加他们受欢迎的程度，而社会民主党显然没有失去其坚定的支持者。城镇人也对他们的选举结果有一些疑惑，有些人对纳粹采用专横手段提出的“国家联盟”候选人名单颇有怨言。最后，有超过90%的人参与投票这一事实应该与仅仅一周后，在纳粹各种努力的情况下，投票参与率依旧下降了这一事实进行比较。这是反对生活政治化的开始，还是仅仅是德国人所说的“选举疲倦”？很难对此进行判别，因为这是诺特海姆接下来15年中的最后一次自由选举了。

    十一　选举成功的用处（1933年，春夏）

    我掌管着这里的一切——所有都是靠我自己，因为我是地方小组的领袖！ ——诺特海姆副市长、国社党诺特海姆地方小组领袖恩斯特·吉尔曼的陈述

    地方选举结束之后，诺特海姆纳粹分子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将城镇的权力机制从民主、多元的转为专制的。这就包括了净化城市议会、政府机构和城市工人的队伍。前提条件就是绝对控制议会。

    3月12日选举的结果就是，在诺特海姆的城市议会中，纳粹分子获得了15个席位，而社会民主党获得了5个席位。这对国社党来说确实是有效的大多数，尤其是在“领导原则”的基础上，所有的纳粹代表都得按照地方小组领袖告诉他们的进行投票。不过，3：1的大多数对于纳粹分子来说还不足够，因为如果社会民主党还有5个席位，他们就能合法地要求在每一个常设委员会中至少包含一名社会民主党的市议员。这对纳粹分子来说是难以容忍的，因为他们的目标是绝对控制城镇事务。如果社会民主党仅有4个代表，那么准确地讲，他们就会被驱逐出所有的委员会。

    纳粹分子用一贯的彻底态度解决了这个问题。一方面，他们劝说其中的一名社会民主党代表宣称自己“保持中立”，也就是否认他按照党派的名义竞选职位。我们对纳粹分子是如何成功做到这一点的一直没弄清楚。尤其是社会民主党总是激烈地反对纳粹分子；因此，他的叛变被其他的社会民主党人视为等同于犹大的背叛。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不过他们意识到纳粹分子有许多劝说方法。 [1]

    这导致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减少到了四个。而为了以防万一，在第一场议会会议的那天下午，纳粹分子还安排逮捕了卡尔·德佩（他是四个仍旧是社会民主党议员的人之一）。因此，就算是那个被劝说“保持中立”的社会民主党人在实际的任期中转变自己的立场，社会民主党也只拥有四个议员，仍旧会被排除出委员会。 [2]

    新的城市议会的第一场会议是在3月28日召开的。与之前的惯例不同，这场会议并没有在专门为此目的而设的市政厅举行，而是在诺特海姆最大宾馆的舞厅举行的。会议开始不久前，大厅里挤满了纳粹分子，包括很多冲锋队队员。党卫军协助警方维持秩序。

    就在议会会议开始前不久，“国家联盟”候选人的15名代表一起来了，都穿着褐色衫。他们受到热烈的欢迎，高呼着：“希特勒万岁！”差不多就是在这之后，四名社会民主党议员到了。在他们从卡尔·库埃尔富尔特的家（他们在这里举行了会前核心会议）出发去开会的路上，警方逮捕了德佩。当其他人到达会场的时候，他们看到大厅里挤满了人，都穿着棕色和黑色的制服。大厅里挂满了月桂树的树枝，而舞台背后却挂着很多希特勒和兴登堡的照片，两旁装饰着纳粹党旗和国家旗帜。舞台上放着两张桌子：长的那张桌子是给纳粹议员的，另一边小的那张桌子是给社会民主党代表的。

    25年后，卡尔·库埃尔富尔特仍旧对这一事件印象深刻。他一坐到指定位置，就拿出一支大雪茄并且点着了。一个冲锋队队员立刻冲到社会民主党的桌子旁，说：“赶快熄灭！你不能在这里抽烟！”库埃尔富尔特缓慢地吐着烟气，审视着这个冲锋队队员。之后他探身过去，说道：“现在听清楚了。你是掌管城市议会的冲锋队队员还是我们的市议员？我喜欢，我就在这儿抽烟。”那个冲锋队队员转身离开了。

    市长彼得斯宣布会议开始。他是个有威严的人，以枯燥无味和遵纪守法的个性而闻名。在整顿完会议秩序后，他谈到希望新的爱国主义的崛起可以反映在为诺特海姆的利益而进行的坚实工作中。他列举了即将面临的困难，特别提及了预算问题。在分别祝贺了每一个新的议员之后，他请恩斯特·吉尔曼进行了第一次发言。

    这一刻，吉尔曼首先要求每个人都记住过去14年来，德国是被如何统治的。军事崩溃给德国带来了难以言说的痛苦。社会民主党应该为这场灾难负责。而且，该党甚至毫不犹豫地劫掠自己的工人们。现在是时候清算一切了：

    我们不会忘记任何一件事。我们将会毫不犹豫地报复一切。在清算中，我们要解决的不是被他们蒙蔽了的穷人，而是这些欺骗者本身，哪怕是这个党派中最小的杂务人员。只有被关在集中营里，他们才会知道如何再为德国服务！

    这类事情还有很多。民主结束了；从这时起，专制占据了统治地位，它会袭击每一个敌人，无论这个敌人的出身如何。针对犹太人的斗争再次开始了。他们将正面交锋。铭记着希特勒的竞选誓言，“共同利益先于个人利益”，知晓德国伟大历史的国家社会主义朝诺特海姆的市政厅前进，而这也是诺特海姆促成的。

    接下来，新的议会议长海因里希·沃格宣读了一系列委员会的任命名单以及由核心会议的大多数决定的议员名单。所有人都是纳粹分子。然后，发挥了叛徒作用的那个社会民主党成员上台了。他宣称他现在“保持中立”，并且已经离开了社会民主党，“随着新时代的到来，我不再属于任何党派了”。观众们为这一声明喝彩，大喊着：“太棒了！”这位前社会民主党成员走向了大桌子。

    在喝彩声结束后，卡尔·库埃尔富尔特站起来，要求上台。沃格回答道：“14年来，你们一直没听国社党的发言，现在我们也不会听你们的。我拒绝让你登台。”然而，库埃尔富尔特说道：“你们已经在议会中占据大多数席位了，而你们还不允许我们发言。那么，我认为根本没有表达我方利益的可能性了。如果你不让我们上台，那么我们就会离开会场。”在观众们的嘘声中，另两名社会民主党成员起身来到他身边，一起走出了大厅。当他们沿着侧廊走出去的时候，站在两旁的冲锋队队员朝他们吐唾沫。

    会议剩下的部分相当乏味。纳粹对参议员的任命被一致接受了，包括任命恩斯特·吉尔曼为副市长。旧城市议会准备的针对公共事业的贷款被批准了，完全按照新议会的方法进行分配。最后，新的议长沃格以下面的这段话结束了会议：“每个人都会发现从现在开始将刮起一场新的风暴。眼下的任务需要每个人都贡献出全部力量，而在伟大思想和阿道夫·希特勒精神的鼓舞下，我们将会完成所有任务。”人们唱起《霍斯特·威塞尔之歌》并且高呼三次“万岁！”作为回应。新的诺特海姆城市议会的第一次会议就这样结束了。 [3]

    这次会议为接下来纳粹在诺特海姆前四个月的统治奠定了基础。其特征就是持续骚扰社会民主党人，以充足的精力应对经济形势，以及戏剧性地阐述纳粹核心干部会议预先决定的措施。

    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可以自由处置社会民主党议员。根据一份来自普鲁士内政部部长戈林的通知，由社会民主党的选票选出来的代表“在履行职责时，不会被阻碍”，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阻止警方对他们采取行动。如果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不“合作”，那么他们将被“立即解雇（如果还没有被解雇的话）”。之后，他们会被由合适的纳粹地区领袖选出的临时被任命者代替。 [4]

    4月7日，卡尔·德佩放弃了他的议员席位，因为他仍旧在监狱中。4月12日（城市议会第二次会议的前一天），卡尔·库埃尔富尔特辞职了。库埃尔富尔特和德佩被两名纳粹分子代替了。这样一来，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从四人减少到两人了。 [5]

    第二次议会会议时，社会民主党的叛徒要求允许他在议会的经济计划委员会任职，因为他有九年的经验。议长沃格拒绝了，但还是要求他尝试和纳粹分子合作。接下来，国社党提议授予兴登堡、希特勒和戈林诺特海姆“荣誉市民”的称号，获得了一致通过。国社党的第二个提议是更换了几条街道的名字，也获得了一致通过。新名字是“阿道夫·希特勒街”“戈林街”“兴登堡街”“达雷街”（达雷是纳粹农业部长），最后是“伊丽莎白·赞德街”。会议结束前，两名留下来的社会民主党代表中的一人提出了两项议案。一项是为父母失业的学校儿童提供免费书籍。另一项是解决“居住”问题。两项议案都被搁置了。 [6]

    虽然遭受了这样的待遇，但是两个留下来的社会民主党议员仍旧坚守着他们的职位。因此，他们出席了4月28日举行的第三次城市议会会议。会议的大部分时间是听市长有关预算的报告。市长解释道，动用不同的城镇企业的储备金可以让诺特海姆保持预算平衡，只需要动用大约总额的2/3。通过这一权宜之计，很可能削减大约16%的营业税和大约35%的城镇所得税。议会没进行讨论就通过了这一计划。之后，他们开始对相关补贴进行投票。一直为诺特海姆工作的“志愿劳动服务”获得了1 100马克。议会允许射击协会建立新的射击场，而且向其免费提供原材料。青年海军协会获得了价值70马克的木材，用于制作他们想要的船；而希特勒青年团获得了300马克，这样一来，他们就能出席地方大会了。议会还提议以100马克支付5月1日庆祝活动的花费，同意支付使用“1910年代圆顶”的费用。最后，还就四位纳粹分子每人每月50马克的薪水进行了投票。整个会议只持续了45分钟。 [7]

    下一场会议于6月7日召开。在此期间，市长彼得斯去度假了，副市长恩斯特·吉尔曼主持会议。第一项议案是停止向城市工人支付津贴，“因为国家会接办相关费用”。两名留下来的社会民主党代表中的一个建议城镇等到国家开始支付钱款时再停止。在两名社会民主党代表反对的情况下，吉尔曼提议城市将会继续向某些工人支付津贴，由他自己决定哪些人能获得，于是最初的议案就这样实行了。会议的剩下时间都在处理日常事务，主要是授予或者取消不同组织的资金援助。 [8]

    这是社会党人参与的最后一次会议了。因为在此期间，社会民主党解散了，仍旧留任的议员在6月27日被迫辞职了，包括“那些当选但是后来离开社会民主党的人”——换句话说，就是那个社会民主党叛徒。纳粹分子取代了他们。自此以后，城市议会的会议只用于宣布由纳粹地方小组领袖和副市长恩斯特·吉尔曼已经决定好的措施。有一次，一位精心挑选出来的纳粹党议员自由地发表意见，令吉尔曼很难堪。这件事发生在1933年7月18日，当时会议的目的是解释新的公共事业计划。在分配完所有的资金之后，在诺特海姆外拥有一间农场的议员乌德提议拨款建立一条从城镇到他的农场的人行道。这一提议被否决了，吉尔曼立刻终止了会议。 [9] 从此，市议员和参议员在开会期间都保持绝对沉默了。

    在诺特海姆县议会发生了一系列类似的事件。纳粹分子没能创建“国家联盟”候选人名单，因此选举后他们并没有拥有压倒性的力量。实际上，纳粹分子甚至没能为这次选举建立起联合阵线。产生这种反常现象的原因是去年夏天普鲁士政府决定将诺特海姆县和附近更小的乌斯拉尔县合并。这一措施激发了地方上盲目的爱国心，尤其是附近县中失去身份地位的人。于是，在列出候选人名单的时候，被认为是完全统一的纳粹党提交了两份名单：“国社党候选人名单”（诺特海姆县的纳粹分子）和“希特勒运动候选人名单”（来自乌斯拉尔县的纳粹分子）。社会民主党和国家主义党派都分别成功地建立了联合阵线。 [10]

    尽管如此，纳粹分子还是获得了绝对多数，占据了25个议会席位中的15个（10个是来自诺特海姆的，5个是来自原乌斯拉尔县的）。社会民主党赢得了八个席位，而民族主义党派获得了两个。 [11] 甚至是第一次县议会召开前，纳粹分子就已经开始安排符合他们自己利益的事务了。诺特海姆县的16个社会民主党乡村议员被停职了。该县在《人民报》公开官方通知的合同被终止了。《人民报》的发行已经暂停了，而这只是遵守法律程序。这样一来，该县的合同也就授予了新的纳粹报纸——诺特海姆的《观察家报》。 [12] 最后，纳粹迫使县长奥托·冯·德·舒伦堡加入了国社党。

    县长对纳粹的态度复杂。他认为日益增加的失业正在使人们走向共产主义，因此纳粹主义可以拯救德国。但是他不想自愿加入国社党，因为“之前的经验让我相信纳粹的队伍里充满了无能者和破产者”。他并没有一直保持这种冷漠的态度。3月29日下午，就在县政府要关门的时候，瓦尔特·施泰内克来到了冯·德·舒伦堡的办公室。施泰内克取下自己的银制纳粹徽章，扔到冯·德·舒伦堡的桌子上，说道：“戴上它。如果你不戴的话，明天你就不是县长了。”于是，冯·德·舒伦堡加入了纳粹党。 [13]

    新的县议会的第一次会议就像诺特海姆的市议会那样，很大程度上是一桩有仪式性的事件，向公众们开放，县大厅内装饰着旗帜、图片和彩旗。这里并没有诺特海姆市议会第一场会议那样的紧张氛围，主要是因为这些纳粹领袖们的性格（纳粹的县领袖瓦尔特·施泰内克快乐而且平易近人；议会多数派领袖冯·施特拉伦海姆伯爵是冷漠的贵族）不同于恩斯特·吉尔曼。但是，会议开始前，卡尔·库埃尔富尔特把冯·施特拉伦海姆伯爵叫到一边，对他说道：“看吧，如果发生市议会会议那样的闹剧，那么社会民主党人立刻就会回家去。”冯·施特拉伦海姆伯爵向他保证会恪守礼仪。 [14]

    会议以冯·德·舒伦堡的演讲开场，在演讲中，他表达了自己会与各种各样的纳粹措施保持一致，结束时，他高呼了三声“祖国、兴登堡总统以及希特勒总理万岁！”。接下来，冯·施特拉伦海姆发表了演讲，他宣称可以容忍社会党人在这里，只要他们能够表现得极为客观，就能一直被容忍。（社会民主党的地位岌岌可危。他们的代表中有两个拒绝担任职务，另一个人，也就是德佩，在监狱里。）“马克思主义者”不被允许担任县中的任何职位，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不被允许在任何委员会内任职。 [15] 然后，他按照一份准备好的候选名单宣读了委员会任命。纳粹分子获得了所有任命。

    卡尔·库埃尔富尔特对此的回应就是社会民主党现在除了服从多数意愿之外别无选择。这意味着什么很快就显示出来了，冯·施特拉伦海姆的第一项议案就是取消县里所有和犹太人签订的合同，犹太人还被从县里的养老院赶出去了，并且还被剥夺了其他的县福利服务。议案被“提交到委员会”，会议就结束了。 [16]

    这之后，县议会只是偶尔开会。绝大部分的纳粹抨击都指向县议会的民族主义党派成员，冯·施特拉伦海姆作出了如下陈述：“你们就像是香槟酒瓶上的软木塞。我们把你们拔出来，你们就‘砰’地一声飞到了天上，然后你们就完了。”社会民主党静默地退出了画面。6月初只有两名社会民主党人留下来了；其他人中除了一名加入民族主义党派的成员外，剩下的人都辞职了。这并没有什么重要的，因为像市议会一样，县议会已经主要变成了一种形式，所有的决定都取决于纳粹分子，所有的演讲也都是纳粹分子发表的，其他代表都不敢发表演讲。到7月为止，所有的非纳粹分子都被要求辞职了。 [17]

    在实际控制了诺特海姆政府和诺特海姆县之后，纳粹分子承担的第一个最明显的任务就是清洗市和县办公室中实际的或者潜在的反对者。这是预先安排的计划的一部分，早在1932年就众所周知的是纳粹教师海因里希·沃格有一份名单，列出了在国社党成员中分配的不同职位和工作。他们并没有试图掩盖正在进行清洗的事实，城镇中人也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纳粹分子认为“大清洗行动”是他们最重要的成就之一。这件事情被刊登在了1936年诺特海姆的《观察家报》的特别纪念版上，在第三帝国的头两年，每当恩斯特·吉尔曼汇报他的活动时，首先就会提及此事。 [18]

    虽然纳粹分子通常宣称他们一共解雇了30名工人和职员，但是实际数据更高一些。当时的报纸描述中所列出的个人实例有43起，这还不包括以不同理由被解雇的人。后一种情况就是市长彼得斯、他的助手托马斯·加兰，可能还有其他人。实际上有45个人被开除了，绝大多数是工人，其中有些是终身雇员，少数是终身任职的专业公务员。这些人大约一共占诺特海姆市雇员的1/4。进行清洗的依据是希特勒的“重建职业公务员的命令”，这是1933年4月7日根据《授权法案》授予政府的权力而颁布的。 [19]

    第一波解雇浪潮是4月中旬开始的，涉及一些次要职位的社会党人：一个煤气厂员工、一个会计和城市游泳池经理。4月末，又出现了第二波解雇浪潮，涉及15名建设办事处的工人、7名啤酒厂工人，还有4名煤气厂工人。除此以外，还有7名工会商店管事被解雇了。一周后，纳粹的斧子落到了“红色的”健康保险办事处头上。理事会被罢免了，瓦尔特·施泰内克作为“委员”接管了所有事务。为了防止出现抵抗，党卫军占领了办公室。3名被雇佣的纳粹分子取代了被解雇的人，之后新成立的理事会任命瓦尔特·施泰内克为主席。 [20] 我们可以通过一名前《诺特海姆最新消息》记者的回忆判断出这次特别的“清洗行动”的影响：

    纳粹分子在清洗健康保险办事处的时候，轻而易举地就开除了社会主义党派的业务经理，而他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吉尔曼以一个叫作X的纳粹分子取代了他。X刚刚出狱，他因挪用公款而服刑！他之前是在国家疾病保险办事处挪用公款的！

    这自然是招人讨厌的。以至于（一个行会首脑）去见吉尔曼，强烈反对，猛敲桌子，直到吉尔曼解除了X的职务。但是后来，X又得到了秩序局主管的工作。

    1933年之前的纳粹分子都是破产者，而之后他们都得到了工作。1933年该党中全是穷人、盗贼、道德和财政上的破产者。X就是这类人的典型例子，纳粹将有着最糟糕名声的人放在了这些位置上。 [21]

    随着5月中旬开除了两个市雇员，一系列政治免职终于结束了：这两人一个是城市储蓄银行的送信人，另一个是守夜人。不过，还有些非政治原因的免职。4月，一个诺特海姆的警察无故被开除了。之后，出现了特别晋升和增援警力。6月，那个在5月被开除的守夜人被重新雇用了，官方的声明是：“因为他在申请这一职位时，给出了某些保证。”他的复职导致之前取代他的人被解雇了。同一月，一个警察获得了晋升，还有三个人获得了终身职位。这一系列行动不同寻常而且史无前例。 [22]

    有些免职与其说是驱逐政治上的不良分子，不如说是为失业的纳粹分子腾位置。4月末，吉尔曼将一份详细的纳粹分子名单提交给其他参议员，命令这些参议员尽快为他们找工作。 [23]

    县里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官方记录中唯一因政治立场而被免职的人是弗雷德里希·哈泽。不过，因为诺特海姆县和乌斯拉尔县合并，有些办事处（也就是有些工作职位）变得多余了。关于谁可以留任、谁会被调走、谁能获得退职津贴以及谁会被直接免职，都取决于县议会中的所有纳粹分子的执行委员会。不用说，政治在这些决定中发挥了作用。 [24]

    对恩斯特·吉尔曼而言，掌权之后最重要的一个职位就是诺特海姆市长。就政治控制而言，很难将市长彼得斯赶下职位。实际上，彼得斯甚至申请加入国社党了。 [25] 正如瓦尔特·施泰内克在和托马斯·加兰谈话时所说的：

    我理解不了恩斯特·吉尔曼。他和我都是商人，不是行政管理者。我认为我们都忙于党派事务。现在我能确定的是，如果我想的话，我就能立刻接手冯·德·舒伦堡的职位，成为县长。但是我并不想。现在的情况是，在政治事务方面，他按照我所告诉他的那样做，而政府机构运转得相当顺利。当然，吉尔曼也会对市长彼得斯做类似的一些安排，你不这样认为吗？ [26]

    事实上，就算吉尔曼不使用卑劣的手段，他还是不费什么力气就可以把市长彼得斯赶下台。1933年彼得斯61岁，自1903年以来一直担任诺特海姆市长。在和助手托马斯·加兰私下聊天的时候，他承认如果受到体面的对待，他会立即主动退休，但是在造谣中伤活动面前，他是不会屈服的。 [27]

    因为吉尔曼除了使用肮脏的方法之外，并没有尝试其他的方法，所以他做出的每一个新举动只是增强了市长彼得斯的决心。彼得斯不会只是因为“政治不可靠”而被开除。他是一个冷静、客观而且守法的人。他是保守派成员，实际上是民族主义党派成员，但是他完全压制住了自己的政治活动，以至于没有人会考虑到他除了专业管理者之外的身份。吉尔曼因为不能使用惯常手段，于是对彼得斯展开了复杂的攻击。吉尔曼采取的方法是试图激怒彼得斯，让彼得斯采取能够为他所利用的行动或者发布类似的声明。吉尔曼以攻击彼得斯下属的方式恐吓他；干扰上级官员，以行政命令开除他；诽谤他无能；以捏造的玩忽职守罪审判他；最后，以灵活的（且显然错误的）借口——“为了简化管理”——解雇了他和他的助手。 [28]

    在吉尔曼的行动计划中，市长彼得斯会被吉尔曼的好朋友之一奥古斯特·乌德激怒而发布轻率的声明或者采取鲁莽的行动。乌德虽然是诺特海姆的市民，但是在离城市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小农场。他经常与诺特海姆镇发生法律纠纷，这让他和市长彼得斯的关系很差。他在诺特海姆非常有名，以至于流传开了一个笑话：“就算奥古斯特·乌德早上起来忘记穿靴子了，这双靴子也能自己找到去县法院的路。”他想做的事情之一是移动他农场上的界石，这样一来就可以侵占城市所有的土地了。他与纳粹之前的诺特海姆参议院之间的激烈往来最终导致参议员们采取了特别的措施，拒绝将城镇所有的任何土地租赁给他。 [29]

    这就是将会激怒市长的那个人。这一点在3月中旬纳粹分子为分配选举的职位而列出候选人名单时充分显示出来了。当时，恩斯特·吉尔曼坚持让奥古斯特·乌德成为参议员。城市议会中的另一名纳粹成员对此表示反对，因为乌德的名声很糟糕。恩斯特·吉尔曼拒绝了他们的反对：

    “我需要乌德作为一名战士。市长彼得斯的时代完全结束了。乌德会成为给市长重击的那个人。”当议员们仍旧拒绝按照他所希望的那样做时，这位地方小组领袖宣称：“作为地方小组领袖，我宣布乌德是参议员了！” [30]

    许多人立刻就明白了这就是议员乌德的作用。鉴于他能力低下，很难想象奥古斯特·乌德还能发挥其他的作用了。结果，指派他为参议员的“职权范围”还是个问题。他最终只获得了三项职权：城市花园、城市牧场土地和垃圾回收站。市长彼得斯对这一切很清楚，在面对最卑鄙的骚扰时，他对议员乌德保持着冷静而正确的态度。 [31]

    随着这些策略的失败，吉尔曼开始攻击彼得斯的下属，主要是他的后辈和得力助手——托马斯·加兰。作为市督查员，加兰是城镇的第二大管理者。在纳粹掌权之后不久，加兰就了解到参议院正在请愿让彼得斯离任。因为每一个参议员都拒绝解释原因，所以加兰直接去找了吉尔曼，但吉尔曼也拒绝解释原因。当加兰对此表示愤慨时，吉尔曼爆发了。他敲着桌子吼道：“我想告诉你一些事情！如果你认为能躲藏在市长的庇护下，你就错了！在这里，我掌握着一切，所有都是靠我，因为我是地方小组的领袖！” [32]

    这再一次坚定了市长彼得斯不离开原位并且不能让托马斯·加兰的职业生涯结束的决心。近6月初的时候，彼得斯去度假了，吉尔曼作为副市长坐在了市长的位子上，他决定让彼得斯的假期变成永久假期。6月28日，吉尔曼采取了直接行动。有关议会会议的部分记录如下：

    市议会如今全部由国家社会主义党派成员构成，该党派成员在今天的会议中决定：
    1.市长彼得斯不再拥有市议会的信任。因此，市议会拒绝再与他合作。
    2.城市议会一致同意参议院的决定，向行政专区主席请求禁止市长彼得斯再参与任何官方活动，并且（按照内政部部长戈林的命令）剥夺他的治安权，将这些权力转交给警察部长恩格尔曼。 [33]

    再加上吉尔曼集中地游说上层党派和政府，由此导致市长彼得斯的假期无限期延长了。其间，吉尔曼利用懒散的参议院正式指控彼得斯和加兰作为城市储蓄银行的董事，与银行经理雨果·施皮斯曼勾结，向不同的诺特海姆商人们提供不适当的贷款优惠。彼得斯知道施皮斯曼（于1933年3月成了国社党成员）会在纳粹分子施加的各种压力下作伪证，于是他自己承认被免职了。托马斯·加兰被停职了，之后以“精简政府机构”的名义被免职了。作为交换，针对两人的指控都被撤销了。（这一过程中充当工具的稀里糊涂的雨果·施皮斯曼被免除了银行经理的职务，但是在国社党获得了工作。）之后不久，恩斯特·吉尔曼成了诺特海姆市长。 [34]

    正式决议于1934年3月下达，但是在1933年6月时，吉尔曼就已经坐在市长办公室里了，所以诺特海姆人只是认为他仍旧留任而已。大部分诺特海姆人（正如我们看到的，除了一个重要的团体之外）甚至都不知道城市议会中发生了这样一场斗争。城镇中人所知道的就是1933年夏天地方政治形势已经完全不同于希特勒上台之前了。明显的是，无论是作为副市长还是诺特海姆地方小组领袖，恩斯特·吉尔曼都稳操胜券。纳粹分子不仅完全控制了诺特海姆的市议会、参议院和执行委员会，他们还对城市的管理机构进行了彻底的清洗。所有实际上或者潜在的反对纳粹目标和方法的人都被清理或者控制住了。在1933年6月底调查了他所在的政府机构之后，这个精明的诺特海姆人清楚地看到政府已经完全是纳粹的工具了。

    十二　恐怖系统（1933年，春夏）

    残酷令人印象深刻。残忍而直接的暴力。街上那些单纯的人只对粗暴和冷酷印象深刻。
    恐怖是最有效的政治手段。 ——阿道夫·希特勒

    控制市政府是一回事，完全掌握城镇中的权力是另外一回事。控制市政府便于酬谢朋友和惩罚敌人。其中也涉及对地方警力的控制。 [1] 但这还不够。在希特勒担任总理后最初的一个月里，纳粹分子明显更愿意以残忍而有效的方式利用权力工具。如果可能的话，要是诺特海姆人绝对相信他们无法期待新的纳粹统治者们给予他们任何宽容，那么就不需要之后的恐怖行动了。恐怖行动的初期投入会通过传播谣言和社会强化来增加其影响力，直到所有的反对都完全无效。

    这恰恰就是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所做的事情。大约到1933年7月为止，任何一个有头脑的诺特海姆人都发现自己再也没有个人自由了，如果他轻举妄动，极权国家的全部武力都会用于针对他。至少，他会预料到自己的家会遭到突袭和搜查；最糟糕的是人们不甚了解但特别可怕的集中营经历。

    对于纳粹分子而言，他们不需要给出任何理由就可以建立起恐怖主义体系，但这样做是有风险的。因此，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为各种镇压措施提供借口。部分正当理由已经被发展出来了——暗示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计划以武力推翻国家。国会纵火案的发生支持了这一理由。然而，诺特海姆离柏林很远，它需要一个离家更近的正当理由。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所提供的正当理由是他们在诺特海姆内及周围发现了大量武器，并且他们还在地方报纸上发表了这些调查结果。

    这就更容易了，因为实际上诺特海姆有很多武器。当然，人们在任何城镇中都会发现普通的猎枪和来复枪。不过狩猎是富人的特权，所以通常不会在共产党或者社会民主党的支持者家里找到武器。 [2] 其次，诺特海姆的射击协会也有武器——一些非常精良、昂贵的武器。但是，这些武器主要属于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人们很难将此与工人阶级推翻国家的尝试联系在一起。

    但是也有些武器属于工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些老兵将来复枪或者手枪带回了家，或者是在停战后的混乱时期得到了枪。还有些人是国旗队队员，他们重视纳粹政变的威胁，所以为了反击而收集枪支弹药。他们未经国旗队领袖同意就这么做了，不管怎样，他们都拥有这样的武器。有些拥有武器的工人对此特别不小心。有个工人常常随身带着一兜子的高质量来复枪子弹，还有个人公开声称家里有十几板手榴弹。 [3]

    因此，纳粹警察毫无疑问地能拿出正当理由为他们的镇压手段辩护。地方媒体上发表的所有关于武器的调查结果真实与否并不重要。报纸报道了警方告诉他们的一切，而人们所相信的内容比事实更加重要。

    3月选举之前的那一周，纳粹的辅警已经进行了一系列突袭，尤其是对已知的共产主义者住所的突袭。根据《诺特海姆最新消息》所说，这些突袭搜查出了一些武器，其中大部分是临时改造的武器，但也有些是“随身武器”。报道关于警方没收武器的实际类型和数量特别模糊。 [4] 更多的详细报道在3月末才发表出来。整个4月，报纸突出报道了一系列特定的发现。

    1933年3月30日，据报道，在啤酒花园附近玩耍的孩子们发现了60发军用来复枪子弹。有一种推测是共产主义者在警方开始突袭搜查之后埋在那里的。同一天，据报道，一名国旗队队员主动向警方交出了“一把手枪、一把锯子和一套指节铜环”。五天后，警方突袭了在旧军营里的“左翼分子”的公寓，发现了“一把卡宾枪、一把军刀、一把随身配枪和一把左轮手枪”。这显然促成了警方采取更大的行动，四天后，警方进行了一系列更大范围的搜查。但是发现的只是一些老旧的、很可能无法使用的武器。两天后，警方搜查了城市建设办事处，发现了两把手枪（其中一把是军用的），以及“一大包宣传材料、几面旗帜和海报等”。还有报道称，警方已经证实一名国旗队队员将一把来复枪和几枚手榴弹扔到了鲁默河里。一周后，新一轮的警方突袭只发现了一些来复枪子弹，但是鲁默河附近的流浪者发现了一把卡宾枪和10发子弹。四天后，警方宣布他们搜查某家的柴火堆时，发现了一把军用手枪，但是这家的主人声称不知道枪为什么会在那里。之后四天，警方付钱在鲁默河里用网进行打捞，但没能成功。然而，六天后，他们从河里打捞出了60发军用来复枪子弹。 [5] 因此，跨过了4月的整整六周的时间里，诺特海姆人的印象就是城镇成了名副其实的兵工厂。容易得出的两个结论是：首先，纳粹分子唯一的有力行动是阻止了内战的发生；其次，家里有任何种类的武器都是特别危险的。

    在4月进行了一系列轻率的报道之后，不太可能再提及发现非法武器了。7月，人们进一步排干了鲁默运河的水，“在有限的储藏地点……武器和弹药……被打捞上来了。他们将这些扔进水里很可能是出于被发现的恐惧”。最后，8月，一名工人因拥有一把手枪而被判三个月的监禁。“警方通过匿名指控发现了这件事……”虽然警方声称本月内在不同地点共发现3 015发子弹，但是声势浩大的武器搜查行动结束了。 [6]

    这是警方不断进行突袭和逮捕的最佳理由。而且，纳粹指出不会再发生政治性的打斗了；前纳粹时期的暴力已经结束了。从（复活节）发表于《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上的报道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很好的宣传点：

    ……至于其他的，在诺特海姆的城墙内，在和平宁静的气氛中进行着复活节的庆祝活动，就像在国家的每一个地方所进行的那样。没有丝毫发生任何政治斗争或者其他骚乱的消息。一切重组所带来的国内政治的平静以一个既清楚又有益的例证得到了证明。 [7]

    随着牢固地树立起对警方行动的正当理由的宣传，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利用了熟悉的镇压和恐怖主义策略。他们不断搜查潜在的或者实际上的反对分子的家，逮捕了不同的人。这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的，增加了其威慑效果。在希特勒成为总理之后的最初六个月内，诺特海姆的地方媒体有14次报道了搜查房子的事情。报道也至少列出了22名（绝大多数是名义上）因政治原因而被逮捕的人。 [8]

    媒体上并没有报道所有的逮捕事件和搜查房子的事情，但是公众已经知道的足够多了，以至于他们对所发生的事情有了一个良好的总体印象。而且，对警方行动足够多的报道让城镇中人了解到了这种行动普遍的专制性质。

    因此，3月14日，据报道，诺特海姆国旗队的领袖德佩被逮捕了，“但因调查需要，具体原因保密”。第二天，警方没有做出进一步的解释，他就被释放了。之后，在市议会第一次会议的那天下午，他再次被逮捕，这次给出的原因是“怀疑他传播所收到的萨尔州报纸上刊登的具有反政府性质的报道”。 [9]

    在纳粹执政的头几个月，绝大部分被逮捕的人都被送进了县监狱。诺特海姆人并不清楚具体发生了什么，但是他们清楚地知道这些事情不同寻常。3月中旬，《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报道称：

    正如我们所听说的，18名被关押在县监狱的共产主义者（都是来自诺特海姆）中有8人已经申请加入国社党。有没有可能是我们那位看管他们的狱卒X的努力工作成功地发挥了好的影响？无论怎样，他们看起来已经和“邪恶的布尔什维主义完全而彻底地决裂了”。 [10]

    无论县监狱里发生了什么，都比其他可能发生的事情更好。3月，《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已经发布了一张第一个集中营（位于达豪）的照片，随附的文字说明写道，这里能容纳5 000名政治犯。3月末，诺特海姆县监狱满了，有三名共产主义者被送到了“莫林根工厂”。这只是谣传，但是到7月中旬时，据报道有“九名囚犯……在早上被诺特海姆警察送到了莫林根，其中七人被送到了集中营，另外两人被送到了工厂”。 [11] 因此，诺特海姆人知道了在开车就能到的距离内存在一个集中营。

    实际上，媒体报道完全落后于事实情况。距离诺特海姆不远，在县另一端的莫林根集中营建立于1933年4月初，它接收来自汉诺威市和该区域内其他监狱的政治犯。3月的时候，被“保护性监禁”（这是“国会纵火案法令”的副产品，按照这一条款，市民们不经过起诉就会被逮捕，他们还不能诉诸人身保护权）的人数太多了，以至于远远超过了普通监狱所能容纳的人数。虽然莫林根工厂是国家机构，但是这个邻近的、新创立的集中营从一开始配备的工作人员就是党卫军成员。起初，集中营里只收纳共产主义者，包括11名来自诺特海姆县的，但是4月末的时候，集中营中已经有超过300名混合成分的犯人了。犯人们被要求修路、读纳粹报纸、去教堂、听纳粹演讲并且参加纳粹宣传游行。 [12]

    1933年春天，集中营中的人口随着囚犯们的增加、被释放或者被转移到其他地方而波动。但是，过度拥挤日益成了常见问题，以至于指挥官坚称集中营里只能容纳322名囚犯，一个人都不能再多了。而到6月的时候，人数增加到了356人（包括大约20名来自诺特海姆县的囚犯）。那时，共产主义者组织了一场绝食抗议活动，有252名囚犯参与其中。党卫军看守人员四天内就通过切断饮用水和强制给抗议领袖喂食破坏了这一活动。到8月为止，这里有381名囚犯。 [13]

    从那以后，虽然莫林根集中营的囚犯人数和构成依旧有变化（有段时间它只作为女性集中营），但是这里变成了第三帝国的永久性固定场所，到1944年时，这里已经有700多名囚犯了。 [14] 经常有来自诺特海姆县的犯人被送入这里或者被释放，而且至少有24名党卫军守卫来自诺特海姆县，所以诺特海姆人一定知道被送入集中营意味着什么。毫无疑问的是，这些消息并不准确，但是为了达到创造一种恐怖氛围的目的，模糊的消息很可能是最有效的。

    媒体报道也明确了一点，如果纳粹分子追捕某人，一定会以这样或者那样的理由抓住他。这是从一个被逮捕的工人事例得出的唯一结论，纳粹分子向他承诺，只要他透露枪支弹药所藏的地点，就会给他自由。他告诉了警方信息，于是被释放了。然而，警方没能在他所指出的地点找到枪支，因此他再次被逮捕了。不久后，他因“侮辱一名警官”的罪名被判入狱。 [15]

    逮捕的理由都非常细微，这给人留下的印象就是更糟糕的事情会产生更加严重的后果。比如，6月的时候，两名仍旧留任的社会民主党议员之一被逮捕了，因为他说钢盔团很快就会强大到“将冲锋队碎尸万段”。几周后，一名女性小贩被逮捕了，因为她“传播错误和具有煽动性的政治谣言”。有人认为她很可能是一名共产主义者，而她所做的是“让人民不安的”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内容。6月末，一名工人被逮捕了，因为“亵渎国家社会主义的言论”。 [16]

    因此至1933年仲夏，诺特海姆的公众显然都知道了只要自己表现出对新制度的反对，就会招来迫害。实际上，不仅诺特海姆人知道了现在的形势，而且正是他们知道了这一点加强了实际上的恐怖系统机构。每当某个诺特海姆人提醒他的邻居或者朋友时，他都在强化普遍存在的恐惧气氛。

    这种事情经常发生。一名教师记得他的一个学生的母亲抱怨说书被烧毁了。他同意她所说的，但是也提醒她不要和其他人谈论这件事情，以免她惹上麻烦。一位高中校长记得他经常在某家商店买雪茄烟，买烟的时候常常收到要谨慎小心的建议。一般人的感觉就是盖世太保无处不在。至少有五个人被认为是“盖世太保的代理人”，不过事实上是很可能整个镇子只有一个人——赫尔曼·登茨勒，而这是很久之后的事情。 [17]

    其他人声称知道存在一份“名单”（虽然他们实际上从没看见过），上面记录着未来某个时候会被剥夺公权的人。“这是一份黑名单，上面一共有80人。” [18] “名单分成四组：A、B、C和D。A组会被射杀；B组会被送入集中营，等等……” [19] “我自己从未见过这份名单，但是每个人都知道名单的存在。” [20]

    造成这些谣言的部分原因是在纳粹掌权的最初几个月中，纳粹党中有些人试图充当秘密警察。纳粹党和冲锋队中的个别成员承担起监视潜在对手的任务，其他人声称他们这样做是他们自己扩大了权力。纳粹党的宣传部门决定建立自己的“情报部门”，在大区层面建立一个中心卡片索引，记录所有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成员的名字和地址。各县的宣传领袖被要求选出一名纳粹分子作为地方代理人，最好是前警官。 [21] 1933年6月，诺特海姆的党卫军也建立了一个“情报组”，开始向地方小组领袖吉尔曼汇报嫌疑人名单。 [22] 因此，诺特海姆人暂时被业余的“盖世太保”特工控制住了。

    在谣言和恐惧的作用下，盖世太保变得特别有效。纳粹分子没必要建议那些没有纳粹党徽的人去买。玛利亚·哈贝尼希茨和邻里关系友好，她以提醒那些没有标志的人的方式关照着其他人，“允许她告诉某个人应该做什么”。鉴于这种恐怖的氛围，即便是朋友的人们也发现，为了生存必须背叛彼此。因此1933年初，发生了一个库诺·鲁曼医生的事例，他去参加一个聚会，喝多了之后，他开始模仿希特勒的说话方式来逗乐人们。第二天早上，聚会的女主人向纳粹总部举报了他。这件事传播得很快，诺特海姆人不久就发现最好不要去参加聚会了。“社交生活大大减少了——你根本无法再相信任何人了。” [23] 或者正如其他人所说的那样：

    批评并没有那么危险，而是毫无意义。我再也不能自由地说我想说的话了，我再也没有个人自由了……众所周知，赫尔曼·登茨勒必须让自己知道诺特海姆人都在想些什么。 [24]

    即便某个人实际上不会被逮捕，但清楚的是，他很容易就会失业或者被排除在通常使社会机制顺利运转的正常因素和考虑之外：

    总之，所有独立思考或者坚持自己观点的人都被粗暴地对待或者在需要帮助的时候被搁置一旁。你会被联合抵制；你会被赶出这个行业。绝大多数人注意到了这些事情，他们是从别人的命运中了解到的。这纯粹是应用于政治领域的力量，这意味着纳粹分子可以得到任何想要的东西。 [25]

    自第三帝国建立起，恩斯特·吉尔曼就一直在利用他作为地方小组领袖的地位来伤害潜在的政权反对者。1933年3月3日，他写信给国家劳工部，让一名被雇用的诺特海姆社会民主党人被开除了。一周后，他写信给戈林（普鲁士的内政部长）以确保已经搬到另一座城市的诺特海姆前任县长基施鲍姆被开除公职，因为他是社会民主党人和“半个犹太人”。 [26] 接下来的几个月中，他会写多封相似的告发信给其他城镇的纳粹领袖，这些城镇里居住着为了脱离吉尔曼的报复而从诺特海姆逃走的人。因此非常明显的就是，纳粹分子记忆力持久，任何反对他们的人，无论逃到哪里都会被追赶。

    在这种情况下，纳粹分子几乎不需要做什么恐吓人们的事情了。他们在左翼和右翼中创造典型（随后会被展示出来），然后让自然的社会力量做剩下的事情。情况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如果某个人忘记行纳粹礼，早早离开会议或者敢于冷淡地看着恩斯特·吉尔曼，都会被认为是愚蠢的鲁莽行为。“不能有任何的反对。最多就是有所保留，甚至这也是一种奢侈。” [27]

    然而，有人会问这样的问题，那些发誓要进行抵抗的人都怎么样了？在希特勒掌权之前的那些年里，国旗队队员一直坚称一旦发生纳粹政变，他们会保卫共和国，现在他们怎么样了？至少在诺特海姆，在共和国被摧毁的时候，没有出现任何一次来自他们的打击。国旗队队员连同他们所有的直接动员计划，一个个地被击破了，其领袖被监禁、被殴打、被迫离开他们的工作和家人，整个组织没有任何的抵抗。

    也许造成这种情况的最基本的原因是并没有发生纳粹政变。反之，至少过去六个月以来，出现了一系列合乎法律的行动，每一项行动本身并没有形成一场革命，但是所有的行动加起来将德国从共和国转变为独裁专政了。问题是界线在哪里。一旦界线被明确划定了，革命就是既成事实了，潜在的抵抗机构已经被单独粉碎了，不可能再组织起抵抗运动了。简言之，优秀的组织都没用了；在事件发生的实际过程中，每个人都只顾自己。

    诺特海姆的国旗队队员在1933年是准备战斗的。所需要的只是来自柏林的命令。一旦收到命令，诺特海姆的国旗队队员就会执行他们制订的经过长期测验的计划——获取并且分发武器，摧毁纳粹。但是诺特海姆的国旗队队员不会自己实行这一计划。领袖们认为单打独斗会失败，当最后机会到来时，他们也很可能会妥协，而且不管怎样，单独行动都是违背纪律的。他们认为唯一的希望就是共同行动，所有人一起在整个德国采取行动。汉诺威的前社会民主党省长古斯塔夫·诺斯克不是说过唯一应该做的就是反击吗？所以，他们等待着并且祈祷着命令的到来，但是从未有命令下达。在他们等待期间，纳粹分子开始逐个地追捕他们。最后，明确的是，永远不会有命令传来了，卡尔·德佩和弗雷德里希·哈泽传出消息，解散国旗队：

    我们告诉他们，现在每个人都应该遵循自己的良心。如果我们保留这个组织，那么我们就对成员们负有责任。但是当我们不再有保护他们的力量时，我们就不能再要求他们保持忠诚了。 [28]

    而绝大多数旧国旗队队员都对他们的理想保持忠诚。根据弗雷德里希·哈泽所说的，400名前成员中也许会有10个人去参加冲锋队。卡尔·库埃尔富尔特同意这一估计。他自己对那些向他寻求意见的国旗队队员也没什么鼓励。“加入党派，”他经常说，“想想你们的家人。英雄主义行为不会有任何收获。” [29]

    甚至英雄主义都被民主的左翼人士拒绝了，发生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社会民主党的失败让他们理解了纳粹主义的本质。就像在希特勒掌权之前的那些年里，他们的基本前提是一种错误的假设，即认为纳粹分子是叛乱主义者，不太可能吸引大众的追随，而在希特勒掌权之后，他们的基本前提也是同样错误的假设，即认为他的政府和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其他政府是相似的。

    关于这一点最具有说服力的记录是1933年3月23日汉诺威的社会民主党地方组织发出的一系列指令。指令都是关于在公共事务中分发社会主义政策手册以及填写问卷调查的内容；简言之，像以往一样运行。唯一和纳粹主义有关的内容包含在第七段中：

    我们的乡村和城镇代表的选举是否能通过？这是一个一直被问的问题。这个问题是难以回答的，因为我们不知道政府会怎么做。然而，任何情况下，我们现在都必须像往常一样，在我们占据多数的地方选择值得信赖的同志作为乡村代表。如果他们之后不能宣誓就职，那么我们会对此采取立场。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决不应该低估自己所拥有的权利。 [30]

    这时正值纳粹分子为寻找武器而在半夜搜查社会民主党领袖的家！这时正值国旗队队员被冲锋队队员投入监狱，在整个德国的监狱中被殴打，被扔进集中营！德国唯一的民主制度保卫者社会民主党人本应该聚集起枪支并且号召大罢工，或者至少以密码、假名字的方式发展地下组织以及其他有效且荫蔽的抵抗方式，但是他们反而在保持党派文件整齐有序，避免记账错误，除此以外，还在乡村议会中购买最新的关于议会策略的小册子。

    就算中央的社会民主党官员不知道“政府将会做什么”，诺特海姆的地方社会主义领袖很快就发现了。五名诺特海姆社会民主党人的详细个人经验将会说明一般模式。

    约翰内斯·格罗特一直是社会民主党人、国旗队队员和工会官员。从1926年到1930年，他一直是诺特海姆市议会的社会民主党人代表。他在城市煤气厂工作，到1933年为止，他已经在这里工作18年了。 [31]

    1933年5月12日，约翰内斯·格罗特被解雇了，因为“参照你之前所参加的政治活动，你无法保证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无条件地支持这个民族国家” [32] 。12天后，他被逮捕并被投入县监狱。他被关押了三天，每天都被警方审问三四个小时。在审问期间，有人把他的脸抵在墙上，从背后殴打他。那时距离他51岁的生日还有五个星期。

    在发生这次事件的前后，他家里遭到了七八名全副武装的冲锋队队员的反复搜查。最令格罗特愤怒的是他们从他的藏书室里抢走了一些由马克思和倍倍尔 [49] 所写的初版著作。他的妻子也被叫到了警察局，被审问了两个小时，但是他的孩子们没被骚扰。 [33]

    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格罗特发现在诺特海姆的那些大部分旧相识根本不和他相认了。而且，没有人愿意雇用他。最后，他找到了一个做挨家挨户的推销员的工作，开始售卖肥皂。这让格罗特很满意，因为他可以利用这种方式去和其他社会民主党人保持联系。“如果我到了一个纳粹分子的家，我就只问他是否想要买香皂，然后就去下一家。但是如果我来到同志或者其他的工会成员家里，我们经常会谈论如何摆脱纳粹分子。许多人都支持公开的反叛行动，但是有更多的人不支持。”

    最终在1934年，格罗特的旅行证件被收回了，不能再从事售卖肥皂的工作了。 [34] 唯一的工作就是就业办事处给他的在采石场的工作，从诺特海姆走到采石场大约需要45分钟。这项工作很辛苦，格罗特收敛起他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退伍老兵的傲气，写信给纳粹战争受害者援助协会（NSKOV），请他们为他求情。他们确实向恩斯特·吉尔曼求情了，但是他拒绝允许格罗特回去做以前的工作，“因为我不想为了帮助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而解雇老冲锋队队员和党卫军成员” [35] 。

    在采石场工作期间，格罗特再次被逮捕了，这次是因为他曾经说“冯·帕彭和资本家们很快就会推翻希特勒了”，但他只被盖世太保审问了一个小时。 [36] 然而，这足够让格罗特想离开诺特海姆了，他在当年年底离开了。自此以后，他就离开了诺特海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他保持着骄傲和乐观的精神状态，对纳粹主义的反感从未减弱，但是不管怎样，就有效的抵抗来看，他并没有什么战斗力。 [37]

    另一个被列为社会主义团体中的次要人物的诺特海姆工人是本诺·施密特。他不曾是社会民主党缴纳会费的成员，但他常将自己视为社会党人。作为一个缺乏技能的工人，在大萧条期间，他只能断断续续地获得工作，于是只能靠救济金生活，最终他和他的妻子都被登记为“流离失所者”，他们被安置在旧军营简陋而混乱的房间里。施密特经常参与针对冲锋队队员的街头斗殴，他因参与1932年7月的“长桥”战斗而被判入狱，不过他受到大赦的保护，因而从未服刑。

    1932年秋天，他在诺特海姆林业管理局找到工作。纳粹分子掌权后，本诺·施密特想的不是如何推翻他们，而是如何避免被迫加入冲锋队。他并没有被解雇，但是却被指派做最肮脏的工作。在进行了城市工人清洗之后，他的劳动群体由全部的社会党人变成了半纳粹分子的。施密特受到了工人中日益增长的不信任感的打击：

    不久，因为纳粹分子的存在，没有人愿意再多说话了。我仍旧记得在树林里的“第二顿早餐”——每个人都在大声咀嚼着食物，根本没人说话。这确实让工作变得更糟糕了。

    同时，他发现纳粹分子的权力日益扩大。某天，他因拒绝行纳粹礼（“我永远都不会说‘希特勒万岁’——我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呢？这个男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而被殴打。1933年夏季，警察突袭他的公寓，扣押他的财产和工人体育俱乐部的足球，他曾经是该俱乐部的财务主管，而且警察还没收了他的修剪刀和门上的弹簧，他们将这些视为武器，并让他付了8马克50芬尼的罚款。他也一直被要求加入冲锋队，结果他辞职并离开诺特海姆，找到了一份在高速公路上的工作。“自此以后，他们不能再骚扰我了。” [38]

    针对那些更有分量的人物，比如弗雷德里希·哈泽，纳粹分子更加有活力了。纳粹掌权之后，他的个人命运包括：被开除，在找工作时被阻碍，被阻止领取失业救济金——换句话说，他被剥夺了所有收入。而且，他被逮捕了，家里多次被搜查，还被审问等，终于，他一再被恐惧或固执的房东赶出公寓。

    盖世太保特别想要得到诺特海姆的国旗队旗帜和成员名单。他们不相信弗雷德里希·哈泽已经烧毁了这些，直到他真正带着他们去诺特海姆外的田野，看到那堆冷掉的灰烬。虽然弗雷德里希·哈泽在国旗队中占据领导地位，但是直到1933年4月他才被逮捕。他被关押了四天，没有被提告，虽然有不当的审讯，但并没有被粗暴地对待，然后就被释放了，不过一周后又被逮捕了。这一次，他被要求签署一份声明，承诺不会谈及在监狱中的经历并且不会索要伤害赔偿：

    我说我不会签署这种声明的，警察部长恩格尔曼说：“如果你不签署的话，你会再被关起来的。”于是，我对他说：“恩格尔曼！你和我一样都知道这是强取豪夺，你本该被罚款或者被监禁的！《民法典》中就是这么写的，而这本书正好就在你的桌子上。”恩格尔曼起身，走到窗边，向外看了好长时间。然后他说道：“我没有办法，你要么签字，要么再次被关起来。”所以，我说道：“把那该死的东西给我——我签。”

    在弗雷德里希·哈泽被关在县监狱期间，他收到通知说被县长办公室停职了，在被释放后，他因政治上的不可靠而被永久性地解雇了。 [39] 从4月中旬到5月中旬，他的房间一共被警方和冲锋队搜查了七次。4月27日，在第一次被逮捕前的两天，他被要求到地方上的国社党总部报到。在那里，瓦尔特·施泰内克给了他一支笔和一张纸，命令他写声明说哈泽辞去“所有左翼组织内的职务，并且申请加入国社党”。哈泽讽刺性地拒绝道，纳粹分子不会希望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明显的颠覆分子成为他们的“同志”的，而施泰内克只是回答道：“要么照着我告诉你的内容写，要么去集中营。” [40]

    弗雷德里希·哈泽认为这种强取豪夺的声明会让其他城镇的社会党人士气受挫。“诺特海姆周围的人很了解我，不会相信任何类似的事情，此外，他们能看到纳粹分子几乎每天都在骚扰我。”

    接下来的几个月，哈泽经常被带到警察局接受审问，他的家每个月都被搜查。而且，他收到了房东的一封信，声称他不能再将房子租给政权的敌人了。弗雷德里希·哈泽搬家了，几个月后，他又被赶出去了。在第三次被赶出去后，他离开了诺特海姆。其间，他不得不完全依赖父亲提供的资金生活。他试着找工作，但是每次机会都被他的记录给毁了。商人们只是觉得雇用弗雷德里希·哈泽是一个不必要的冒险。

    在此期间，哈泽一直和其他社会民主党人保持着联系。他们经常在河边见面，一边游泳一边交谈。“河岸平坦，没有人可以悄悄地接近我们。”冬天，为了能够交谈，他就和同志们一起散步，他们每次都会被跟踪，之后会被盖世太保查问。他和其他社会民主党成员保持联系主要是政治上的原因。但另一个原因是，他们是他唯一的朋友了。

    在我被逮捕之后，我少年时代和家里的朋友都和我断了联系。他们都无视我的存在，甚至连“你好”都不说。我失去了好朋友。只有政治上的朋友仍旧是忠实的。其他人都生活得很遥远。我的未婚妻也是忠实的。

    也许正是经常的审问和搜查、不断的被驱逐以及财务困境让他离开了诺特海姆。1935年，他离开城镇，去汉诺威的一家工厂工作。直到1949年，他才回到诺特海姆。 [41]

    非常令人惊奇的是，诺特海姆主要的社会民主党人卡尔·库埃尔富尔特没有上面提到的那种真正痛苦的经历。可能正是因为他太有名了，也可能是因为他是个足够狡猾的政客，知道社会民主党只是暂时结束了，并采取了相应的行动。

    卡尔·库埃尔富尔特以冷静和勇气直面纳粹主义问题，正如他在市和县议会中采取的行动所展现出来的那样。他的勇气并没有扩展为他所说的“徒劳的英雄行为”，因此，他一看到他当选的那些机构所发生的事情，就静悄悄地辞职了。4月初，他在省议会的会议中了解到了基本事实。在第一次会议上，他入选执行委员会，但是新省长宣布他“被停职”。因此，当选后不久，库埃尔富尔特要么是主动放弃，要么就是被赶下了职位。

    很明显，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一开始打算以惩罚库埃尔富尔特来告诫其他人。3月的地方选举后不久，几辆货车拉着来自附近城镇的冲锋队队员到诺特海姆参加游行示威。游行示威的形式是打碎“红色的”健康保险办事处的玻璃并且毁坏办公器具。卡尔·库埃尔富尔特的小烟草商店位于健康保险办事处所在的那条街对面，恩斯特·吉尔曼向冲锋队队员发表了攻击库埃尔富尔特的演讲。演讲中，最常见的手势就是用手指指着街对面。很明显，吉尔曼希望冲锋队队员搜查库埃尔富尔特的商店，并且把库埃尔富尔特拉出来，强迫他亲眼看着魏玛共和国的旗帜被烧毁，这会将示威游行引向高潮。但冲锋队队员或者是厌烦了，或者是觉得难为情，拒绝了他的暗示，因此库埃尔富尔特的商店才免于被毁。

    纳粹的第二个行动就是宣布抵制卡尔·库埃尔富尔特的商店。这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他的生意，尤其是冲锋队队员们还站在商店外，把人们都吓走了，但是库埃尔富尔特有很多朋友，而且在小城镇中的购物习惯是根深蒂固的，因此他的生意还是坚持下来了。最终，甚至连吉尔曼都忘记了抵制的事情。

    辅警自然反复地搜查库埃尔富尔特的家，但是他抢在他们行动前烧毁了自己的文件。而且，他开始反抗。在第一次搜查后，库埃尔富尔特订购了一堆木材。然后他去找吉尔曼，要求让警察详细地检查堆积起来的木材，这样他们之后就不会再在这堆木材中搜查武器了，也就不会弄乱整齐的木材堆了。他第一次在自己后院的小菜园锄地的时候也是这么做的。

    最后，他变得更加挑衅了。在他的商店遭到抵制期间，某天晚上，一个冲锋队队员在库埃尔富尔特的商店后门“站岗”，第二天早上，库埃尔富尔特一大早去见吉尔曼，对他说：

    看吧，我知道你为什么让你的冲锋队队员守着我的后门了！某天晚上，他可能会将武器扔进栅栏里，然后警察第二天就会“发现”这个武器。你知道我有一条獒犬吧？明天晚上8点，我会放它出去锻炼——从后门出去。我会在晚上9点再喂它吃食，如果那个时候它还饿的话。

    冲锋队的站岗被撤销了。

    这种个人斗争具有局限性，对于卡尔·库埃尔富尔特而言，他和吉尔曼以及其他纳粹分子之间关系的另一面就是他完全暂停了所有政治活动。他从未说过反对希特勒或者纳粹分子的话，而且就算是不高兴，他也基本上接受了已经建立起来的政权。他甚至愿意在小事情上让步。因此，纳粹分子最终决定让库埃尔富尔特加入他们的附属组织之一——人民福利协会。库埃尔富尔特最终同意了，但他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个人胜利，他坚持自己只付一半会费，“因为你们抵制我的商店，这让我变穷了” [42] 。

    在这个特殊的角色中，这个被驯服的老虎——库埃尔富尔特虽然生活在纳粹年代，但是除了偶尔遇到纳粹分子的小诡计之外，他并没有遭受其他的痛苦。他甚至还能够施加一些影响力，比如他通过冯·德·舒伦堡的介入使集中营里的两名诺特海姆县社会民主党人被释放了。库埃尔富尔特逃过一劫最有可能的主要因素是他的冷静以及他和吉尔曼之间的关系，因为他们两个人在同一个街区长大，并且理解彼此。 [43]

    关于社会民主党人个人经历的最后一个例子使有关这一情况的图景更加饱满起来。赫尔曼·舒尔策是社会民主党的普通成员，也是国旗队的普通成员。他在诺特海姆铁路调车场工作，在1932年的清洗运动中丢了工作，而且无法领取失业救济金。因此，他加入第三帝国时，一心一意地关注着如何挣得每天的面包这一问题。

    在此期间，舒尔策和他的家人靠着为诺特海姆周围的农民工作来维持生计。他和他的孩子们工作一整天，作为交换可以获得食物。他的妻子很幸运地在雪茄工厂找到了工作，但他们仅仅够糊口。他的家人经常挨饿，但是他父亲常帮助他们，和他们分享自己仅有的东西。最终，农民们拒绝再给舒尔策任何工作，因为他们害怕一旦被发现他们帮助社会党人会遇到的事情。

    与其同时，盖世太保多次非常仔细地搜查舒尔策的家。他们切开床垫，猛击墙壁，甚至砸开了碰巧是空的墙壁。他们没收了舒尔策的来复枪，但是舒尔策将国旗队的旗帜小心地藏了起来，以至于他们没能找到。盖世太保对此非常愤怒。他们至少20次就此事和相关问题质问他。

    1933年夏天，在已经失业了好几个月之后，由于瓦尔特·施泰内克的干预（他曾经追求过舒尔策的表妹），舒尔策在诺特海姆附近的采石场获得了一份工作，作为报答，他承诺放弃政治活动。他发现许多来自诺特海姆的社会民主党官员都在这里工作。每天早上，升纳粹军旗时，他们都必须向纳粹旗敬礼。工作内容是用大锤砸石头，每周的报酬是20马克，舒尔策说正如一句古老谚语所说的：“这点钱饿不死，但吃不饱。”实际上比失业救济金更少。

    对曾是铁道修理工的舒尔策而言，这份工作完全是能够忍受的，但是对一些人来说，这份工作是残酷的。在城市雇员清洗运动之前，曾经在诺特海姆的政府办事处工作的舒尔策的表亲就因为露天工作而死。最终，1935年，舒尔策在高速公路施工队找到了一份更好的工作。

    在此期间，房屋搜查依旧在继续。一个盖世太保代表至少七次搜查了舒尔策的房子，还有其他人的搜查。“最糟糕的就是听到敲门声，不知道这次会发生什么。”

    他还在其他方面被监视着。1933—1934年的那个冬天，一个陌生人敲响了舒尔策家的门，叫他的名字。舒尔策让他进门。天正在下雨，这个人全身都湿了。这个人给舒尔策看国旗队队员的名册，告诉舒尔策他是从盖世太保那里逃脱的。他告诉舒尔策国旗队在鲁尔起义了，正在和纳粹分子对战。舒尔策有武器吗？他能提供本地区忠诚的国旗队队员名单吗？舒尔策对每个问题都做出了否定的回答，并且补充说道：“这跟我无关，我已经吓得魂不附体了。我所能做的就是让你在这里过夜并且给你东西吃，在这样的夜晚，这是我能为任何人做的事情。”

    早上，在早餐之后，这个人走到门口，就在离开之前，他把衣领翻过来，给舒尔策看了自己的党卫军扣子。之后，他沉默无言地离开了。 [44]

    从这五个人的描述中——一个工会官员、一个工人、一个国旗队领袖、诺特海姆社会民主党负责人和一个社会民主党普通成员——可以看出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是如何对付公开承认反对政权者的。首先，他们在经济上遭受了尽可能多的打击。绝大多数丢掉工作的社会民主党人随后就被要求在完全没有工作和去采石场工作之间作出选择。后一项工作是为了磨灭他们的精神。除此以外，他们还被警察骚扰，被逮捕、审问，还被一遍遍地搜查住所。在这背后是持续的被投入集中营的威胁，正是这种不确定性的因素增加了恐惧。因为人们永远不知道最近一次的房屋搜查是否会出人意料地让他具有被送入半杜撰出来的纳粹集中营的资格。此外，他们还会遇到一些小麻烦：被要求加入冲锋队或者其他的纳粹组织；纳粹分子在演讲或者纳粹媒体上中伤某人的名誉；纳粹分子向房东或者（狡猾地）向某人的朋友施加压力；当某人来喝啤酒时，酒吧里一片安静。

    贫穷、恐惧、官僚主义的诡计、社交孤立形成了一个有影响力的方案。也许我们应该加上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无力感。诺特海姆社会民主党人该怎么办呢？反叛？即使有人有武器，应该由谁来开枪呢？警察？每个纳粹分子（包括那些曾经和你一起上小学的人）？还有，应该什么时候动手？各种各样的小举动中，究竟是哪一个导致天平向独裁政体倾斜的呢？在不信任因素的影响下，谁会和你一起反叛呢？之后应该怎么做？诺特海姆宣布自己成为德国的独立实体吗？

    也许人们应该首先试图通过有效的宣传来让大众做好准备。但是在诺特海姆，有63%的多数投票支持国社党，如果社会民主党在可以利用自由演讲、自己的媒体和党派机器时都没能让民主政治受欢迎，那么没有了这些工具，他们又能怎么做呢？

    因此，只剩下逃跑、自顾自的信念、讽刺或者卡尔·库埃尔富尔特所获得的那种小成功。到纳粹政权的头六个月的统治结束时为止，这一期间的诺特海姆社会民主党人仍旧有选择的余地，一旦错过，形势就无可挽回了。

    在这种情况下，仅仅是出于整齐划一的缘故就足以导致社会民主党被正式取缔了。早在采取这一步骤之前，会员资格就被终止了，而且组织被摧毁了。认识到这些事实后，诺特海姆的地方执行委员会在4月29日召开了会议，自行解散了。国旗队的诺特海姆分部在同一天采取了相同的行动。在社会民主党结束所有事务前，警方在5月11日以夺取所有社会民主党财产（包括仍旧存在金库里的200马克）强调了其已经解散的事实。同时，社会民主党的前任领导们遭受了盖世太保广泛的拷问，盖世太保对民主的社会主义如此容易被摧毁明显感到很惊讶。工会解体了，他们的大楼在5月4日被侵占了。在复杂的社会民主党—工人系统中，其他组织都不复存在了。其他党派在诺特海姆并没有可以解散的地方组织，除了德国人民党，1933年7月14日，在将金库交由德国战争墓地协会管理后，该党投票终结了自己的存在。 [45]

    于是，诺特海姆所有在意识形态上反对希特勒独裁政权的正式党派组织都终结了。

    十三　煽动热情（1933年，春夏）

    “这是多么神圣的换位啊！” ——诺特海姆纳粹胜利庆祝仪式的主要演讲的标题，1933年3月19日

    充满活力和彻底性是1933年之前的那些年里诺特海姆国社党的主要特性。在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后，这些特性发展成了狂热，通往第三帝国的道路似乎终于打开了。纳粹分子不仅抓住了权力的煽动性，并且利用这种煽动性来向他们之前的对手们灌输屈服的理念，而且还加强了他们的宣传力量。在希特勒掌权之前，群众支持一直是纳粹的优势。在诺特海姆3月的选举中，群众的极度兴奋让纳粹分子获得了绝对多数。通过纳粹技能中的每一个技巧，城镇人被说服了，他们认为投票给纳粹主义就意味着投票给新时代，也意味着投票给一场能够扫除过去所有困难并且开创世界新千年的革命。但是纳粹革命并不是在一夜间完成的。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以至于革命初期（建立独裁政权）就至少花费了半年时间。

    因此，必须找到一种方式来保持长时间的热情。这种热情不只是让人们感觉到正在进行一场革命；而且也是为构成革命的各种各样因素——其中许多都是丑陋的——作掩饰和辩护。最后，通过让每个人都参与进来，这种有组织的热情将那些反对，甚至只是质疑引入独裁政府的人孤立起来了。于是，这就成了第三帝国的重要增援。

    有效宣传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就是控制住媒体。通过创造一个恐怖系统，纳粹分子已经确定地方媒体并不会反对他们。表示反对的机构（《人民报》和《诺特海姆回声》）到3月为止都已经消失了；《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一直对纳粹主义抱有好感，而《诺特海姆最新消息》起先是矛盾的，后来就默许了。但是诺特海姆纳粹分子想要的更多。他们想要现存的地方媒体变成完全顺从的工具，最终他们还拥有了纳粹自己掌控的报纸。

    纳粹报纸的创办可以追溯到1931年，当时他们的双周刊报纸《听！听！》首次发行了。1932年秋天，《听！听！》开始作为更大的纳粹报纸的每周增刊出现，在整个汉诺威地区发行，这主要是因为省党部领袖命令宣传地区报纸。按照这种形式，《听！听！》却并未拥有广泛的读者。诺特海姆县有54 000名居民，纳粹报纸只有1 000个订购者。 [1] 1933年4月6日，增刊的名字转变为《诺特海姆观察家报》，每周发行三次。到了6月，该报变为每天发行，但是仍旧作为母报的增刊。在这期间的几个月里，纳粹分子接管了《人民报》的印刷厂，7月，他们开始在这里印刷《诺特海姆观察家报》，该报作为独立的党报向诺特海姆提供纳粹的观点。 [2]

    纳粹分子在发展他们自己的地方媒体时，试图以各种方式进行宣传。8月初，《诺特海姆观察家报》成为诺特海姆城镇的官方报纸，以及警方事务的唯一官方报纸。几周后，该报成为诺特海姆县的唯一官方喉舌。所有党派成员自然都被要求订购《诺特海姆观察家报》，而且冲锋队队员被安排去推销订购，这明显获得了成功。5月，瓦尔特·施泰内克向诺特海姆县国社党的所有地方小组领袖下达命令，禁止他们向其他报纸提供任何消息，并且要求他们以各种可行的方式支持《诺特海姆观察家报》。 [3] 换句话说，支持《诺特海姆观察家报》的方法之一就是削弱其他地方报纸。

    在第三帝国的最初六个月，纳粹分子把他们最主要的枪口转向了《诺特海姆最新消息》，该报是诺特海姆发行量最大的报纸。虽然《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在地方新闻版块对纳粹主义要么是客观的，要么是模棱两可的，但是该报隶属于德国人民党，因此，在国家新闻版块，该报是反对纳粹的。在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之前，这对诺特海姆人自然是无关紧要的。甚至纳粹分子也认为有必要在《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上刊登召开集会的宣传广告。在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之后，许多诺特海姆人或者是因为恐惧或者是因为信念，突然判定《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不是他们想读的那种报纸。

    正如该报的一位前记者所言：
    在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和3月选举之间，数以百计的人不再阅读《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了。他们并没有停止订阅——他们来到该报的办事处，强烈地要求从明天开始别再把报纸投递到他们家里。他们说他们并不想再听到该报的消息。广告收入也下降了。 [4]

    因此，到3月的时候，《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开始对要印刷的内容极为小心谨慎。该报甚至很仔细地筛选要刊登的广告。不过，纳粹分子在诺特海姆掌权之后，该报的前途是相当不确定的。1933年3月，《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的地方新闻记者埃哈特·克诺佩尔和他的邻居国社党县领袖瓦尔特·施泰内克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有一个简单的解决方式：你加入国社党，之后《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就不会再有麻烦了。《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将会得到担保。”因此，在与该报的编辑出版商协商之后，克诺佩尔加入了国社党。他对此并不热心，但这似乎是经济需求使然。 [5]

    不过，《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的问题似乎并没有解决。该报失去了作为城镇和县办事处官方喉舌的地位，《诺特海姆观察家报》毫无掩饰地表达了喜悦之情：

    《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失去其官方性质是预料之中的。不管怎样，这是活该，因为有记录显示该报反对我们的运动。过去几周，《诺特海姆最新消息》试图穿上纳粹斗篷，但是他们仍旧从犹太人和消费者合作社那里接受广告。《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的前景真的是不确定的。 [6]

    在这之后，《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变得加倍小心了，拒绝了来自犹太公司的广告。但是遵循纳粹路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任务，克诺佩尔回忆道：

    我记得我的第一个错误。我写了一篇关于一场集会的报道，其中我首先提及县长，然后才提及国社党的县领袖。这件事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施泰内克给我打电话，痛斥了我。那天晚上，出版商告诉我纳粹分子要关闭报社。第二天早上，我去上班的时候，他处于极度沮丧的状态。因此，我去见瓦尔特·施泰内克，连连道歉，并且承诺不会再发生这种事情。施泰内克说：“别忘了！首先是纳粹党，其次才是办公室中的公务员。” [7]

    除了这些直接的攻击外，《诺特海姆最新消息》还有其他要担心的事情，该报的发行量在持续下滑。主要是因为纳粹推销订阅他们自己的报纸《诺特海姆观察家报》的运动。绝大多数诺特海姆人不敢拒绝订阅《诺特海姆观察家报》，而且他们不能同时负担起《诺特海姆观察家报》和《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于是，他们停止购买《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了。 [8]

    《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以能使用的唯一方式对此进行抗争。5月，该报发表了一篇关于地方媒体不可缺少的价值的长文。7月，该报发表了另一篇关于地方媒体价值的文章，是根据纳粹省长的原话写成的。同时，该报试图鼓舞读者的勇气。6月，《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突出地报道了德国报纸出版商协会通过的决议，即反对“使用威胁或抵制的方式来获得新的发行量”。第二个月，在一个大标题下（“禁止对中产阶级报纸采取抵制措施”），《诺特海姆最新消息》报道称国社党的全国指导处已经禁止利用经济制裁的方式来针对任何的中产阶级报纸。几周后，该报就纳粹媒体针对非该党报纸进行的不正当竞争发表了另一篇长文。该报批评了“增加报纸发行量的恐怖主义方式”，并且以主要的纳粹分子经常说的话来支持这一观点。 [9] 这种活动是否真的有效还是值得怀疑的。

    在增加《诺特海姆观察家报》发行量的过程中，纳粹分子也触及了《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的所有者兼编辑W.A.罗尔的底线。作为民族主义者的报纸，在希特勒掌权之前，《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就从未试图隐藏其对纳粹分子的崇敬之情。纳粹经常在《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上刊登宣传广告（很可能享受了折扣价）；在纳粹分子没有其他方式可以印刷传单时，是罗尔印刷的；他总是极富热情地报道纳粹集会。虽然《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对纳粹分子非常热情，但是这种感情并没有得到回报。对于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而言，《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是可以利用的，但并不能信任，因为该报的编辑是一个卑鄙的反动分子。在希特勒掌权之后不久，这种态度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10]

    在1933年初形成纳粹—民族主义者联盟之后，纳粹对《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的攻击减弱了，但是在《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像《诺特海姆最新消息》那样开始试图为了保护自己报纸的发行量而反对纳粹竞争时，这种攻击又增加了。5月，《诺特海姆观察家报》发表了如下文章：

    这只会发生一次

    印刷者和德国国家人民党党员罗尔攻击……《诺特海姆观察家报》，不仅是公开地，而且是清楚地。谈论“地方媒体”的价值！我们都认同地方媒体的价值，但并不是《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的价值。地方媒体并不是狭隘的“教会墓地政治”，而是与其读者的基本观点有重要的联系。《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太老旧了。该报很明显难以适应阿道夫·希特勒的国家共同体。 [11]

    这使罗尔进行了冗长的社论回复。他坚称他为在帮助击败“马克思主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感到骄傲，他终生都在和“马克思主义者”战斗。他从未接受社会民主党或者消费者合作社的广告，“虽然他们一直在提议”。至于“教会墓地政治”，罗尔说他无法理解这种指责。他报道了每一场在诺特海姆举行的国社党集会，甚至雇用了一个纳粹党人来写新闻报道。他宣称“《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过去是，现在是，并且未来仍将是民族主义者的报纸”。至于《诺特海姆观察家报》的报道，很明显是一堆谎言。如果《诺特海姆观察家报》再次攻击他，罗尔总结道，他不会再屈尊回应他们。 [12]

    这是一场激烈的对话，纳粹分子明显不打算就此认输。《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已经很小的发行量开始下降。那些订阅了《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的人要求不再投递报纸给他们了，而是他们自己偷偷地去该报的办事处领取。 [13]

    罗尔对此的回应是就“报纸的非法竞争”问题发表了一大篇文章，文内充满了纳粹官方报纸《诺特海姆观察家报》的引文。之后，《诺特海姆观察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反对以非法方式获得订阅。该文建议人们要求宣称为《诺特海姆观察家报》推销订阅的人出示身份文件。最后，该报还声称之所以发表这一篇文章“是因为《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正在对我们进行许多肮脏的指控”。而且，县长办公室在阻止罗尔抱怨他失去获取官方通知的途径时发挥了作用。 [14] 简而言之，罗尔正在进行一场他无法获胜的战斗。在纳粹统治的头六个月结束时，明显的是《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很可能和《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一起被摧毁。于是在这一领域内只剩下《诺特海姆观察家报》。但这种情况的发生并不是因为诺特海姆的非纳粹主义报纸公开挑战纳粹主义。实际上，《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和《诺特海姆最新消息》越是为自己的存在表示担忧，它们越是渴望证明自己对新政权的热烈拥护。因此，在纳粹掌权的最初的几个月，一直是诺特海姆人自己信任的报纸对他们进行宣传的。

    媒体宣传虽然有用，但并不真正是纳粹促进支持率的方法。为了确保大众支持，就必须有积极的参与，在纳粹掌权并且能够要求大众参与之后更是如此。3月竞选运动一结束，诺特海姆的国社党就开始为此做准备。

    第一波大众示威游行的浪潮和3月12日赢得选举胜利的庆祝活动相关。选举日当天就提供了一个预示，因为那一天也被指定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纪念日。所有的公共建筑都被要求降半旗，并且有明确的规定，必须悬挂帝国国旗而不是魏玛国旗。早上，所有退伍老兵协会那些身着制服的人都加入了追思会上的冲锋队和钢盔团，这也是向希特勒德国的新人民 [50] 团体的致敬。接着在市集广场举行了一场群众集会，集会上，县退伍老兵协会的负责人说能看到旧旗帜再次升起，他非常地高兴。

    接下来几天，旗帜飘扬，因为纳粹分子要求为纪念选举胜利而挂旗三天，主要是帝国国旗和纳粹旗帜。这是从3月13日开始的，还在诺特海姆周围举行了一场全体游行，升起了两面新的旗帜，烧毁了魏玛共和国的旧旗帜。游行队伍由钢盔团、冲锋队和党卫军组成，由冲锋队的军乐队领头。正是在这一天，诺特海姆的警察被要求带上纳粹臂章。

    率先经历这一变化的是市政厅。升起了帝国国旗和纳粹旗帜，市长说了几句祝福德国“团结”的话，接着恩斯特·吉尔曼说了类似主题的话。讲话后，魏玛共和国的黑红金旗帜被投入准备好的小篝火堆，在它被火焰烧毁的时候，围观群众唱着《霍斯特·威塞尔之歌》。警察局、县大楼和邮局举行了同样的仪式，每一次都会有一个新的演讲者。最后，游行队伍行进到健康保险办事处，这里也升起了旗帜，恩斯特·吉尔曼在谴责社会民主党人“就是将这座建筑视为他们的产业和宣传机构”方面比以往更甚。“这种时代过去了，”吉尔曼总结道，“当时这些社会民主党分子有机会活跃在这栋大楼里。”最后，被这种象征性的操控和演讲的狂欢搞得筋疲力尽之后，人群散开了。 [15]

    国社党直到这周末才举行下一场大活动。在此期间，针对那些想要更多活动的人，举办了诗人奥古斯特·温宁主讲的爱国主义演讲以及冲锋队乐队表演的爱国主义音乐会。之后在3月19日星期天，诺特海姆的国社党举行了庆祝胜利的活动，是在合适的卡特莱拍卖大厅举行的。大厅内装饰着纳粹旗帜，挤满了人，至少有1 000人。主讲人是纳粹传教士牧师明希迈耶，他演讲的主题是“这是多么神圣的换位啊！”。整个庆祝活动的基调是保守、严肃和虔诚的。 [16]

    就在诺特海姆的第三帝国典礼完成之后，为了配合希特勒和兴登堡在3月21日星期二于波茨坦的驻军教堂举行的国家庆典，城镇必须重复这一过程。在诺特海姆，所有的公共办事处在这天都关闭了。商店很早就关门了，并且从上午11点半到下午1点也休息，就是为了收听广播里的典礼仪式。收音机也被带到了学校里面，那里的孩子们听着在波茨坦发生的大事件，教师们告诉他们“德国历史上的新纪元即将开启”。之后，那天剩下的时间，他们都放假了。所有的房屋和公共大楼都装饰着纳粹旗帜。夜晚降临之后，举行了一场蜿蜒穿过整个诺特海姆的火把游行。参与者包括各种各样的纳粹和国家主义准军事组织、诺特海姆所有的体育俱乐部、各种各样的退伍军人和爱国主义协会、所有的学校，还有各种混杂的组织，如“工匠培训俱乐部”、邮局的办事员和邮递员以及志愿消防部门。领头的是城镇乐队、冲锋队乐队和冲锋队军乐队，游行队伍最终在城市公园停了下来，恩斯特·吉尔曼在这里发表了演讲，他赞扬了新的德国统一体：“个体不再存在了；人民就是一切！只要我们从内部团结起来，我们就能打败所有的外部敌人。之后，‘德国将会真正地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在这种提示下，人们唱着《德意志高于一切》，然后解散了。大约3 000人参加了游行；至少同样多的人站在街道两旁围观。“因此，诺特海姆的市民，”《诺特海姆最新消息》评论道，“已经以压倒性的大多数证明了，他们准备毫无保留地投身于新生祖国的怀抱。” [17]

    这种忠诚和热情的群众游行是宣传运动的主要内容，目的是使诺特海姆人确信他们正在进入一个新时代。但是接下来的几个月，不可能举行这种只是为了庆祝第三帝国出现的盛大游行和群众集会了。需要有具体的事情才行。有三场盛大的节日活动，其中两场是新的，另一场是传统节日。这三场分别是庆祝希特勒的生日、“德国劳动节”（对五一劳动节的重新解释）以及5月26日阿尔伯特·利奥·施拉格特 [51] 逝世十周年的纪念活动。通过强调这些事件，在漫长的纳粹政变关键的头几个月里，每三周都有一场重要的庆祝活动成了可能。

    这三场盛大的节日活动的第一场是庆祝阿道夫·希特勒44岁的生日，于4月20日举行。这天的活动以早上7点钟穿越城镇的游行为开端，参与者是冲锋队及其军乐队。这之后举行了一场小规模的仪式，将一条新街道命名为“阿道夫·希特勒街”。然后，所有隶属于国社党的身着制服的人都参与了教堂仪式。路德派教堂装饰着帝国国旗和纳粹旗帜，在诺特海姆几乎每栋房子都是这样。那天早上的布道强调了落在希特勒身上的沉重责任，以祈求诺特海姆人为他们的元首祷告而结束。

    仪式结束后举行了游行，终点在市集广场，冲锋队乐队在这里举办了音乐会。诺特海姆火炮俱乐部为庆祝这一时刻，用他们的小型礼炮开火致敬，两名穿着普鲁士炮兵制服仿制品的小男孩负责开火。下午他们在诺特海姆各个酒吧里喝啤酒。晚上，庆祝活动在“1910年代圆顶”继续，举行了军事进行曲音乐会、戏剧和幽默短剧、舞会以及演讲。镇政府中的每个官员、县长、钢盔团成员和国社党成员都出席了。恩斯特·吉尔曼的演讲主题是“团结就是一切”，他承诺诺特海姆很快就会变成百分之百纳粹化的。大厅里挤满了人，实际上根本不能跳舞。

    在想象的余波中，报纸宣称阿道夫·希特勒已经向国社党的诺特海姆分部赠送了奶酪、巧克力和香肠。这些礼物本来是送给他的生日礼物，他之后又以自己的名义再次分发给地方分部。 [18]

    第二场盛大的庆祝活动于5月1日到来，这一天是以“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为名的党派不能忽视的，但是他们决定转变一下性质。在诺特海姆，为了完成这些目标，他们采取的方法是以纳粹的名义领导五一劳动节庆祝活动，于是就给这场活动定下了纳粹基调，让这场庆祝活动有了不同的性质，由此冲淡了之前的阶级内涵。这也许被认为是一个特别敏感的问题，所以在纳粹党的高层官员决定介入当地的群众宣传组织时，关于五一劳动节的规划在纳粹掌权期间也成为第一要务。4月15日，国家宣传总部发送了关于这天所有项目的全面而详细的说明，并且和预先计划好的全国广播安排就此进行协调。六天后，戈培尔新创立的宣传和国民教育部的地区负责人以他自己的多框架特定指导来跟进这件事。于是，诺特海姆在5月1日的行动第一次成了一种明确模式的一部分，这种模式在整个南汉诺威—布伦瑞克都是一样的，而且除了细节之外，整个德国都是这样的。 [19]

    人们几乎是刚庆祝完希特勒的生日就开始准备“全国劳动节”的庆祝活动了。诺特海姆纳粹地方小组发布的宣传广告拉开了序幕：

    德国政府为5月1日“全国劳动节”所做的计划，将在本质上显现国家社会主义精神。这一天将会带领有创造力的人民认识民族国家，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努力截然相反。同时，这标志着在德国总理阿道夫·希特勒的领导下，初期计划工作的开始。我们号召所有办事处、经济组织、俱乐部、商业等领域的代表出席计划会议…… [20]

    之后不久，纳粹的县领袖施泰内克宣布五一劳动节庆祝活动的主题是“所有的德国人都是工人”。因此，整个诺特海姆都必须参加庆祝活动。他们设计了一个简单的控制系统。诺特海姆的每个人都要在纳粹总部购买翻领纽扣。有了这个纽扣，才能参加5月1日的游行。不买纽扣的人会把纳粹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一个纽扣是10芬尼；出售纽扣所获得的收入将会为庆典活动提供经费。

    除此以外，诺特海姆平常的社会和经济协会都投入正常使用，以确保庆祝活动井然有序并保证良好的出席率。在五一游行中，城镇中的每个组织都有位置，从德国银行的地方办事处到教师协会。当然，所有的退伍老兵和爱国主义组织，所有的国家和地方政府雇员，所有的体育俱乐部，所有的工匠行会、合唱团、钓鱼俱乐部、象棋协会等都将参加游行。这些组织中的每一个也都被要求支付5到10马克的庆祝活动费用。他们需要在国社党县总部支付。

    这个假期是忙碌的。节目按照下面的时间表进行：
    上午6：30军乐队发出开始的信号。
    8：00在所有的办事处和商业场所升旗，所有的雇员都要参加。
    8：45教堂仪式。
    10：00所有俱乐部、企业等官员的会议，在城市公园举行（等待最后的游行指令）。
    10：30来自柏林的德国政府的广播。
    下午1：15开始游行（下午剩下的时间，在游行广场的途中会举行有货摊的嘉年华）。
    7：30阿道夫·希特勒演讲的无线电广播。
    之后直到午夜：音乐会、舞会，等等。

    在4月的最后几天，为这个精彩计划而做的准备变得疯狂起来。许多组织不得不借助报纸广告来发布要求其成员所做事情的详细内容。但是幸亏了这些努力，这个计划是按照普鲁士演习队的精确度完成的。最令纳粹计划者们满意的是在诺特海姆，几乎没有一所房子或者建筑物没有装饰纳粹旗帜。

    游行——出奇的井然有序——只晚了15分钟开始。这毕竟是可以原谅的，因为有5 000人参与了游行。一共有73辆机动车辆和游行彩车（大约一半的机动车是在诺特海姆的），游行队伍绵延了9公里。游行队伍花了3小时才通过。有些部分非常精彩，因为几乎每种职业都由一辆彩车代表。比如，面包师行会有一个巨型脆饼干，而移居俱乐部则有一个模型房子。游行的终点是游行广场，参与者们在这里高唱《霍斯特·威塞尔之歌》和《德意志高于一切》，之后可以自由地完成这天计划表中的其他内容。媒体如实地报道称诺特海姆此前从没出现过这样的场面。 [21]

    在经历了令人筋疲力尽的五一庆祝活动之后，诺特海姆纳粹分子接下来三周多的时间里不太活跃。然后是纳粹庆祝活动三部曲的第三部——“施拉格特纪念日”。这是一个新节日，为了纪念十年前，也就是第一个纳粹的春天，一个前自由军团志愿者和纳粹党成员阿尔伯特·利奥·施拉格特，在鲁尔被占领期间，他因破坏罪被法国军事法庭下令处决。诺特海姆为纪念他而准备了一个刻有如下字迹的石碑：“永不忘记！阿尔伯特·利奥·施拉格特。1923年5月26日被法国人谋害了。”

    当天会举行两场仪式，因为在施拉格特的仪式之后，会在市集广场上焚烧“污秽的文学作品”。要被执行火刑的文学作品包括被没收的社会民主党的文章和小册子，再加上从公共图书馆拿到的其他著作，比如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认为可以捐赠可燃物的诺特海姆人被要求将书交给参议员赫尔曼·登茨勒。

    施拉格特纪念碑揭幕仪式的主要目标是年轻人。因此，希特勒青年团和德国女孩联盟扮演了领导性的角色，不过冲锋队、党卫军和冲锋队乐队也参与其中。很大一群人来围观了仪式，包括所有来自小学的学生。人们表演了各种各样爱国主义性质的诗歌和歌曲，之后由参议员赫尔曼·登茨勒（诺特海姆希特勒青年团的主管）发表了主要演讲。在对施拉格特的重要性做了一些一般性的评论并且要求希特勒青年团仿效施拉格特的勇气后，登茨勒进入了演讲的核心：

    除了以他的事例来增加你们的勇气之外，还要以“施拉格特”这个名字增加你们对凡尔赛和杀了他的法国人的恨意，因为——除了迫害和危险之外——他献身于祖国。（转而面对男孩子们和女孩子们。）你们要为他报仇！你们这些德国青年知道如何仇恨外国人！你们的道路指引你们每天经过这个石碑；握紧你们的拳头并且思考：“永不忘记，我们必复仇！”

    在登茨勒之后是路德派牧师的演讲，他决定在演讲中重点强调施拉格特的英雄主义和“尊敬他与我们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的必要性。唱完一首赞美诗之后，仪式结束了。

    之后，人们去了市集广场，数英担 [52] 的书堆积起来，最上面是一面红色旗帜和奥托·布劳恩 [53] 的照片，他是普鲁士前社会主义总理。恩斯特·吉尔曼就“非德国精神”和“犹太精神”发表了几句话之后，他以承诺再也不会有人以“种族歧视的外国因素”来写德国的书或者报纸而结束了自己的讲话。燃烧着那堆书的火焰蔓延开来，人们高唱着《德意志高于一切》。两场仪式对诺特海姆人极具教育意义。 [22]

    在第三帝国的最初六个月，这三场盛大的庆祝活动并没有穷尽诺特海姆国社党承担的宣传活动项目。除了这些一般的活动外，还有各种各样的纳粹次级组织发起的小型活动。

    在最初的几个月，冲锋队和党卫军的参与很多。3月，他们在“1910年代圆顶”举行了一场晚间音乐会和现场演习。一个月后，他们再次举行了演习，充满了象征意义。（“红方”攻击“蓝方”，并在诺特海姆的西边树林里被反攻消灭了。）这些事件无疑满足了该镇对军国主义显然无可抑制的渴望。5月中旬的情况就是这样，当时有一名诺特海姆冲锋队队员结婚。为了明显地效仿得到正式认可的军事行为，诺特海姆的冲锋队队员站在通往教堂的道路两旁，高举手臂，行希特勒礼。同样是在5月中旬，来自附近城镇的党卫军乐队在诺特海姆举行了一场“军乐队进行曲”晚会，之后同一个月，冲锋队队员组成了一支骑兵队。随着夏季的到来，冲锋队开始强调“军事体育运动”。6月初，在附近城镇举行了一场这种类型的比赛，诺特海姆有26位奖牌获得者。7月，诺特海姆举行了自己的冲锋队“军事体育运动会”，主角是整个区域的摩托车冲锋队。还举行了一场穿越整个城镇的游行，之后是一场摩托车障碍赛，最后是模拟坦克对战。晚上举办了一场舞会。几千名诺特海姆人观看了表演。这个月底，冲锋队、党卫军和钢盔团举行了一场25公里的负重行军比赛。 [23]

    在掌权期间的一般宣传工作中，纳粹青年组织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德国女孩联盟举行了“父母晚会”，和4月下旬的那次一样，主要是为了展示联盟教女孩子们的健康有益的技能，如唱歌和民间舞。5月，德国女孩联盟进行了两次广为人知的旅行，一次是去地方的希特勒青年团大会（在这场大会上，该联盟的诺特海姆地方小组被宣布为本区域内最佳），另一次是行进至附近的城镇再返回。 [24]

    希特勒青年团对宣传事业的最大贡献就是于1933年6月6日在诺特海姆召开了分区会议。超过1 400名男孩聚集到了诺特海姆，在阅兵场上露营，白天举行游行和体育比赛。《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可能还有很多城镇中人）看起来真的被“这些小褐衫士兵们”迷住了。 [25] 这些组织自然尽了最大的努力确保大游行和集会的成功。希特勒青年团和冲锋队在纳粹掌权期间一直很活跃，而冲锋队和党卫军作出了特别的贡献，他们是搜查房屋、殴打和逮捕的辅警。

    就像希特勒成为总理之前的那段时期一样，纳粹分子再次利用了戏剧表演和电影。他们特别推出的一部电影的名字是《流血的德国》。4月，诺特海姆国社党为那些想去附近城镇看戏剧的人提供专用客车。7月，一个纳粹的巡回组织在诺特海姆特别表演了“施拉格特”的戏剧。“1910年代圆顶”内挤满了人。最后，甚至连诺特海姆之外的事件都会被利用为宣传工具。比如，6月在汉诺威召开了一场普通的纳粹会议，而诺特海姆派了两辆专用火车，在离开和回来的时候，冲锋队都进行了庆祝游行。 [26]

    在一般的宣传工作中，德国国家人民党（希特勒的联盟伙伴）及其附属武装组织钢盔团也试图通过煽动热情的方式来减轻希特勒政府的负担。3月，钢盔团进行了一系列电影展映。4月末，年轻的钢盔团成员举行了现场演习，之后在市集广场举行了庆祝游行和音乐会。钢盔团还在7月的时候效仿希特勒青年团的运动会发起了一场小型活动。 [27]

    在第三帝国的最初阶段，许多诺特海姆人加入了钢盔团。通常，他们这么做是为了避免被迫加入冲锋队或者其他纳粹组织。4—6月间，城镇中的钢盔团差不多增加了150名成员。 [28] 随着这一活动在诺特海姆的进行，在柏林的德国国家人民党却正在被剥夺权力，戈培尔开始指责共产主义者正在渗入钢盔团。在诺特海姆，德国国家人民党地方组织鼓起勇气给希特勒写了一封信，表达了他们对希特勒的忠诚，而且坚称“任何与胡根贝格 [54] 作战的人都是在和希特勒政府作战”。6月末，有人将钢盔团放在施拉格特新纪念碑上的花环拿掉了。最后，诺特海姆地区的钢盔团宣称（1933年7月1日）他们不再接受新成员了，这样一来“就可以更加仔细地核查申请者了” [29] 。民族主义党派开始意识到成为国社党同路人的代价。

    虽然纳粹分子和民族主义党派都积极地支持新体制，但是在希特勒掌权之前的那些年里已经成为城镇生活中一部分的那种民族主义活动仍旧在继续着。近6月底，城镇中都降半旗以沉痛哀悼《凡尔赛条约》的签订。4月，国防军按照其惯例派遣了一队人到诺特海姆，举办了一场军事音乐会。他们进行了大量的宣传，还得到了国社党的支持，但是却没获得成功——诺特海姆人一直忙于纳粹的庆祝活动，以至于没时间享受他们传统的娱乐活动。 [30]

    虽然纳粹耗尽了有民族主义意识的诺特海姆人的精力，但是至少一些希特勒时代之前的民族主义党派团体仍旧在继续工作。5月，诺特海姆海军俱乐部举办了一场演讲，主讲者是一名前海军官员，题目是“世界大战中的U-21潜艇”。5月8日，城镇举行了每年一次的老守卫大会。和往年一样，他们举行了游行、一系列演讲，最后还在“1910年代圆顶”举行了舞会。但是现在传统仪式中充斥着纳粹象征和想法。因此第一次在守卫大会中出现了希特勒的照片，演唱《霍斯特·威塞尔之歌》以及恩斯特·吉尔曼的演讲。至于其他的，庆祝仪式仍旧在继续赞美民族主义和军事主义的路径。 [31]

    在纳粹掌权的最初几个月，爱国主义团体到目前为止所发起的最大事件就是战士联盟成立六十周年和海军俱乐部成立十周年的联合庆祝活动。庆祝活动耗费了整个周末，星期六晚上举行了演讲、游行和升旗典礼，星期天举行了教堂仪式和一场盛大的游行。和守卫大会一样，纳粹分子确保希特勒和国社党在每个场合都得到了应得的待遇。因为诺特海姆纳粹分子的热情参与，庆祝活动特别井然有序，出席率特别高。因此，虽然这场庆祝活动带有纳粹的色彩，但和1933年之前这些团体的工作一样，其最主要的影响就是直接导致民族主义和军事主义的情绪高涨。同样地，“海外领土上的德意志王国联盟”的诺特海姆分会于6月25日举行了马拉松比赛和群众集会，还是有大量的纳粹之音。于8月初举行的诺特海姆军事协会成立25周年的庆祝活动也是这样。 [32]

    简而言之，虽然纳粹主要的宣传攻势仍旧在继续，但是惯常的民族主义煽动也在继续。仅仅通过宣传让纳粹主义看起来合理的这种背景，有助于纳粹革命进程。个别的活动都充满了纳粹观念和演讲。一切都有助于铺平道路。

    除了诺特海姆传统的民族主义团体之外，两个新的运动有助于纳粹主义事业。第一个运动出现在希特勒被提名为总理之前，但1933年2月才被城镇中人察觉到。这就是民事防御计划，主要是教诺特海姆人如何保护自己免遭空袭。1933年2月初，一队民事防御专家到达诺特海姆，领头的是前自由军团领袖罗斯巴赫。一所学校的集会大厅作为安置民事防御团队的地点被征用一周，他们就炸弹的种类和减少炸弹影响的措施举行讲座并进行示范。教学课程得到了诺特海姆爱国主义组织的支持，媒体进行了大量的宣传。民事防御团队为了有助于其教学课程，自己举行了一场带有低沉鼓声（一种进行战斗的传统号召）的游行。总体上的效果就是暗示城镇很快就会陷入空袭的危险中。通过这种方式，民众的军事情绪高涨起来。 [33]

    第二个新元素是滑翔机大楼和滑翔机飞行员训练。这也是希特勒掌权之前开始的，但是在希特勒掌权的最初几个月，国社党进行了大力宣传。诺特海姆的滑翔机主要是在游行中展示的，常被认为是新的德国空军的核心。最后，在6月末，纳粹分子接管了这项活动，为诺特海姆建立了党卫军飞行员组织。因此，滑翔机练习被大力推进。 [34]

    纳粹掌权的最初六个月，诺特海姆经受了特别密集的宣传攻势。由国社党领头，城镇中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和军事主义组织被要求参与其中，支持并推广纳粹魅力。在诺特海姆，除了大众参与的活动之外，还有源源不断的全国新闻报道、广播演讲以及杂志和图书中的宣传。总体效果就是创造出革命精神并且证明纳粹确保自己控制人民的措施是正当的。

    十四　社会分化（1933年，春夏）

    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圣经·诗篇》133：1

    纳粹年代的最早期阶段在诺特海姆发生了一个事件，有效地将宣传和恐怖融合在了一起。这就是1933年4月1日—4日的抵制犹太人。这一事件开启了难以避免的进程，而这一进程直到10年后才在党卫军灭绝集中营的毒气室中终结，除此以外，这项特别的行动也是纳粹分子对所有德国人所做之事的缩影。抵制犹太人最重要的影响就是将他们从社会上分裂出去了：切断了他们与德国社会中其他人的联系，这样一来，正常的人际联系就不会发挥限制独裁的作用了。

    和德国的其他地区一样，诺特海姆的犹太人非常少。1932年的人口普查显示1万名人口中有120名男性、女性和孩子宣称信奉犹太教。他们的人数没有明显地增长，一代人之前是102人。 [1] 诺特海姆绝大多数的犹太人都是小商人：牲畜代理人、食品杂货店或者服装店店主以及工匠。1932年，一个犹太商人庆祝自己的杂货店成立230周年——这家店一直开设在诺特海姆。城镇中没有犹太区；犹太人很好地融入了诺特海姆的社交圈。在纳粹主义出现之前，城镇中仅有很小一部分反犹主义者。他们只是用玩笑或者广泛的厌恶感来表达反犹——换句话说，这是普通的中世纪欧洲的传统。犹太人参加射击协会、爱国主义俱乐部和合唱团，如果他们被区别对待，那也只是因为阶级，而非宗教信仰。有些人在他们的组织中被选为官员，有些人非常受人尊敬，所有的人都被认同为城镇生活中的普通人。

    纳粹分子决定改变这种情况，因为反犹主义已经成为他们意识形态的基石。诺特海姆人基本上还没有意识到这点，尤其是犹太人，他们将纳粹的宣传视为一种选举工具或者知识分子破产的证明，几乎没人认为这是一项具体的计划。 [2]

    直到纳粹分子控制了整个城镇，绝大部分纳粹反犹主义行动的目标只是纳粹党内依旧和犹太人保持着经济联系的成员。吉尔曼威胁要驱逐这些成员，但是并没有公开。 [3]

    恩斯特·吉尔曼的演讲中偶尔会出现反犹主义言辞，但真正的反犹主义运动是于1933年3月29日开始的，当时《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上刊登了由国社党的诺特海姆地方小组发出的启事。启事中称“国际上的犹太人”正在传播反对德国的“残暴宣传”，“侵害我们身处国外的德国兄弟”。鉴于此，国社党发表声明，号召人们抵制所有的犹太生意：“德国将迫使犹太屈服！”三天后，又有一篇启事，明确列出了需要抵制的个人和公司的名称。标记“剪下保存”字样的这篇启事罗列了代表40个人（换句话说，几乎涵盖了诺特海姆所有的成年犹太男性）的35家商店。 [4]

    列出详细的抵制呼吁之后就是行动。4月1日开始，冲锋队队员被派到犹太人商店或者办公室的门前站岗。根据国社党发布的声明，这项“对犹太人仇恨宣传的反击”要继续到“对德国商品的仇恨运动和抵制结束时为止”。

    抵制运动也得到了县农业协会的支持，该协会希望农民们“通过打击犹太人来为民族主义而战”。为了向农民提供可以替代与犹太牲畜代理人做生意的其他选择，在县农业协会的赞助下，牲畜代理人协会成立了，这是诺特海姆唯一公开支持纳粹抵制运动的组织。 [5]

    三天后，抵制运动停止了，以一场带有反对犹太人的标语牌的游行结束。根据《诺特海姆观察家报》所说：

    在当地行动委员会的诱导下，以下的电报被送到了纽约、华沙、巴黎和伦敦的德国领事馆和大使馆：“犹太人在国外进行的有关德国的煽动和仇恨宣传都是不真实的。德国和平而安宁。立即停止仇恨和煽动宣传。诺特海姆犹太会堂社区。主席。” [6]

    这封电报是从犹太社区领袖那里敲诈来的，还是只是国社党伪造的，直至现在仍不清楚。清楚的是，诺特海姆120个犹太人和国际上诋毁新的第三帝国名声的阴谋之间的联系只是城镇中纳粹分子的妄想。但是这封电报的影响完美地解决了之前出现的宣传问题。在此期间，诺特海姆犹太人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抵制运动的效果各不相同。其中一家被列入启事中的公司是A.H.穆勒的银行，这是一家可靠而受人尊敬的企业。1933年4月1日并没有冲锋队队员在这家公司门前站岗，生意照常进行。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有冲锋队队员在站岗，但是只站了几个小时。没有发生暴力行为。有些诺特海姆人实际上并没有发现这项行动。但是，所有的诺特海姆人最终都知道了犹太人现在被驱逐了，纳粹分子对他们计划中的这方面内容非常认真。 [7]

    抵制运动对诺特海姆犹太人的影响是灾难性的。格雷戈尔·巴林和他的妻子起初并不相信会发生这种事情。但当他们看到两名冲锋队队员守在他们的门口时，他们忽然明白了这件事的全部意义。那天，他们根本不敢离开家，巴林颓废地坐在椅子上好几个小时，一直重复着：“就是为了这个，我花费了四年的时间保卫我的祖国吗？” [8]

    抵制运动的经济影响超过了正常时期。银行家穆勒的生意根本就难以承受，格雷戈尔·巴林的医疗工作迅速缩减，他的收入从1932年的9 000马克降到了1933年的6 000马克。这可能是绝大多数犹太人生意的真实情况；随着人们越来越恐惧，和犹太人做生意变得越来越罕见。

    在诺特海姆，将犹太人变为贱民的问题并不只是纳粹分子将一种迫害制度施加给一群懒散群众的尝试之一。由于犹太人离群索居，形势更加恶化，而其他诺特海姆人虽然也许反对迫害犹太人，但是由于自我保护意识而成了这个制度的同谋。抵制运动开始之后的第二天，拥有多家分店的一家诺特海姆连锁商店在《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上发表了大广告，声称他们的商店是一家“纯粹的基督教家庭的事业”，没有“外国资本”能够毁坏他们的“经济独立——我们的公司的自豪之处”。抵制运动之后不久，越来越多带有宣告“德国商人”标志的商店兴旺起来。一旦接受了这一原则，离海报上所写的“犹太人不准进入”就不远了。5月初，诺特海姆雪茄厂宣布“国社党的彻底检查最后证明，本公司是一家纯粹的德国企业”。敏锐的诺特海姆人还注意到，自4月1日之后没有任何犹太人公司的广告出现在《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上。 [9]

    至于犹太人自己，他们的反应各不相同。银行家穆勒是属于诺特海姆社交圈的上层人士，他尽可能地无视了整个事件。在有庆祝活动的时候，他招摇地在银行前挂了一面帝国的旗帜。总之，他很乐意这么做，因为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君主主义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担任指挥官。穆勒在街上遇到朋友时以脱帽致意的礼貌方式打招呼，这就逃避了“德国的问候方式”（即“希特勒万岁”再加上纳粹礼）。对于那些热切建议他离开诺特海姆的人，他回复道：“我应该去哪里呢？在这儿，我是银行家穆勒；在其他地方，我只是犹太人穆勒。”由于作为诺特海姆上层阶级成员的地位稳固，他相信麻烦很快就会过去。为了避免不愉快，他静悄悄地从射击协会和歌唱俱乐部退出了，给出的理由是“事务繁忙”。 [10]

    其他人并没有这种自信心。格雷戈尔·巴林远离所有的社交活动，连过马路时都避免遇见往昔的朋友。他自己的受迫害感加剧了诺特海姆人日益增长的一种感觉，即被人们看到和犹太人说话是不恰当的。不久，巴林收到了退伍军人俱乐部和射击协会的信，“因他不出席会议”（一种善意的委婉说法）而取消了他的成员资格。“1850年男子歌唱协会”的主席和部长亲自来见他；巴林是协会的娱乐主席，因此不能用一封简单的信就打发掉。他们希望他能出席集会，在困难时期帮助他们运作协会。巴林已经产生了新的敏感性，他认真地观察他们的表情，告诉他们不幸的是他事务繁忙，这样一来，他不仅得辞掉娱乐主席的职务，还无法再做会员了。他们表达了深深的遗憾，然后离开了。绝大多数诺特海姆犹太人很可能都是这种反应。 [11]

    一些城镇人，尤其是社会党人会故意去和犹太人讲话或者去犹太人的商店里买东西。但与之相抵消的是，冲锋队队员总是在犹太人经过街角时小声地辱骂他们，还有些冲锋队队员在犹太人商店里购买很多东西，一直累积从未付过的账单，有时可能是因为他们从未拿到过账单。 [12]

    因此诺特海姆的犹太人地位很快就变得明朗化了，在希特勒政权头半年结束之时确实是这样了。纳粹领袖每次发表与犹太人相关的演讲时都将他们视为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针对德国人民的国际毒瘤，每份报纸都使用同样的措辞，每个新的笑话或者谣言都加强了这种状况。这种新形势已经成了生活中的事实，它被人们所接受了。 [13]

    诺特海姆的犹太人被完全排除在社区之外。同时，纳粹分子担负起他们最艰巨的任务：把整个社区割裂开。虽然采取的方法有所不同，但结果是相同的，到1933年夏天为止，每个诺特海姆人和其他人的有效交往都被切断了，就像是犹太人和其他城镇人的联系被切断了一样。社会的全部重组是纳粹革命最重要的结果。最终，不再存在任何独立的社会团体了。只要是两三个人聚集的地方，也就是元首会存在的场合。最终就正常的人际关系来说，所有的社交都不存在了，或者说是存在于一种新框架中，其中，每个个人不是与其同伴联系在一起，而是和国家以及纳粹领袖联系在一起，纳粹领袖则成了国家的个人体现。

    社会组织的全面改革对独裁统治的益处可想而知。首先，这意味着人们更容易被监视，因为所有的团体都控制在纳粹分子手中。其次，随着旧社会纽带的破裂，传播不满的集会将会越来越少。第三，所有的组织都有纳粹班底，于是其成员们都被卷入了一般的纳粹体制中。

    促成独裁体制并不是纳粹重组社会单位的唯一原因。也有种趋向是简化社会组织，使其更加“高效”并减少多样性。比如，一方面，有人认为将各种不同的运动俱乐部整合起来，就可以获得最佳的运动员组合。另一方面，试图整合的这些俱乐部都具有相同的功能但却是以阶级路线来划分形成的，而新的标准是德国公民和虔诚的纳粹主义，不再是旧传统或者阶级差别。

    以大众组织为例，比如运动俱乐部，对其整合并不是为了维持对各个团体的控制，因为这些俱乐部已经被很好地渗透了。但以小型的有阶级倾向的团体为例，对其整合就是要结束它们的排他性，从而让纳粹分子能够控制这些组织。所以，纳粹重组团体的一个要素就是一直试图将大体上有相同目标或主体利益的所有共同努力结合起来并使其服从。

    追求明确目标的团体（比如，象棋俱乐部）一直存在着，不过它们的形式和构成也许会被改变。正是它们的客观目标让它们能一直存在，或许在它们的名字前会有“N.S.”[比如，国家社会主义象棋俱乐部（National Socialist Chess Club）]，但不管怎样，它们仍旧存在着。那些只是因为社交来往或者偶然的客观目的而形成的俱乐部，或是遭到了削弱、终结，或是被合并。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纳粹分子认为只是出于社交原因而聚在一起的人会进行讨论。这也是纳粹群众参与宣传的一个副作用，因为对人们的时间和精力的巨大需求使得单纯的社交功能变得日益困难。最后，这还是在恐怖和谣言的影响下，人与人之间信任破裂的结果。纳粹坚持让各种组织政治化，侵害了迄今为止活跃的俱乐部。正如一个诺特海姆人所说的：“不再有社交生活，甚至连保龄球俱乐部都没有了。” [14]

    这些大部分都是在纳粹时代的最初几个月完成的。有些俱乐部被解散了，有些被合并起来，还有些失去原来的目的，规模迅速减小。所有的组织都被控制在纳粹手中，因为这些组织都被要求在它们的执行委员会中安插大量的国社党成员。这个庞杂的进程被归结为一个通行的术语下——“一体化”。

    起初，“一体化”这个术语意味着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内政治代表的重组，从而能够使其在国会中反映出政治代表性，即有纳粹—民族主义者大多数派。希特勒为了证明其关于一体化的法令是正当的而宣称每个政府机构都可以重建新的“国家统一体”。但是大部分诺特海姆人认为一体化法令也适用于社会组织。 [15] 甚至《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和《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偶尔也会这样建议。恩斯特·吉尔曼通过向各个团体发送“官方”通知强化了这个谎话，他通知他们国家的一体化法律要求他们的执行委员会中至少有“51%的国社党或者钢盔团成员”。 [16] 于是，诺特海姆人将对社会组织的控制措施视为完全合乎法律的，至少在形式上是这样。如果国社党命令一个组织解散其现在的执行委员会并且选举新的委员会，那么该组织会认为必须要服从法律。如果他们质疑命令的合法性，也许就会有不同的发现了。但是在纳粹统治的最初几个月里，没有人这么做，而之后则太晚了。因此，大规模的社会重组没有遭遇任何公然的抵抗。

    诺特海姆俱乐部的种类和数量让这件事情变成了一项庞杂的任务。然而，纳粹分子毫不犹豫地接手了这项任务，并且以极大的活力和极快的速度将其进行到底。在某些案例中，这一进程早在1933年3月就开始了。一体化在4月和5月层出不穷，所有的组织几乎每天都在落入纳粹的控制之下。至1933年夏末，实际上已经没有留下独立的社会实体了，大变革差不多完成了。

    诺特海姆最基本的组织就是经济组织：工会、商业和职业协会以及行会。其中，工会显然是最重要的，不仅是因为涉及的人数，而且是因为工会的社会主义倾向。因为纳粹的基本观念之一就是工人应该远离“马克思主义”，所以，国社党决定排挤掉现存的自由工会。

    之前已经讲过了，在诺特海姆铁路调车场更高职位的纳粹分子于1932年解散了铁路工会。因此甚至是在希特勒掌权之前，大部分登记在册的诺特海姆劳动力至少在名义上都处于纳粹分子自己的工会——国家社会主义劳工组织（即NSBO，以下简称“国社劳工组织”）的控制下。在白领雇员中，与此同时有类似的推进在发生，主要是一个纳粹阵线组织：民族主义铁路官员工作协会。在纳粹时代的最初几个月，他们对这一组织进行了全面的控制，其领袖公开成为纳粹分子。 [17] 诺特海姆纳粹分子也迅速采取行动，组织起城市雇员。在纳粹接管市议会并且开始清洗的同时，国社党成立了一个专业的国社劳工组织雇员小组，登记了几十个成员。一个月后，现存的诺特海姆当地的城市公务员和雇员协会被“一体化”，在国社党的命令下选举了一个纳粹执行委员会。纳粹的工会运动在另外两个领域也取得了成功。一个是“高速公路维修工”的组织。该组织中主要是农村人，因此已经被纳粹化了。剩下的就是把他们组织成国社劳工组织的一个分支。这一点于1933年3月和4月完成。最终，纳粹分子在制糖厂赢得了38名男性常规劳动力的优势。大萧条期间，制糖厂的工人面临着大量的政治压力。因此，工人委员会选举于4月3日举行，投给国社劳工组织的选票有28张，而投票给“非政治候选人列表”，也就是自由工会的，只有10张。 [18]

    就算有这些小成功，很明显的是，纳粹分子在他们自己的工会方面并没有取得真正的进展。经济压力和观念各异给国社劳工组织带来多大的影响还很难说，因为国家大事很快就完全解决了这个问题。5月4日，按照五一庆祝活动次日在整个德国确立的典范，城镇中的冲锋队队员占领了诺特海姆自由工会的办公室，没收了名册和装备，宣称进行工会“一体化”。几周后，国社劳工组织搬到了旧工会的办公室。但是该组织缺乏影响力，所以它要求至少两名前工会部长服务于他们，以履行基本职责。国社劳工组织也发现为了声讨旧工会，有必要召开群众集会。自由的记忆比事实更加难以抹去。为了监督全部的劳动力，后来成立了一个超级虚假的工会——“德国工人阵线”。第三帝国的头几个月，在诺特海姆，这一组织基本上就是一个纸上组织。 [19]

    工会已经不复存在了，一个重要的社会组织被彻底摧毁了。还有些遗留下来的小问题需要处理。铁路官员团体被并入一个综合的“纳粹公务员和官员协会”，这明显是为了组织的整齐划一。具有一般社交功能的“铁路员工俱乐部”是按照经济成分来吸引成员的，7月，该团体被“一体化”，加入了一个新的全部由纳粹分子组成的执行委员会。 [20] 其他工人阶级组织都随着社会民主党而垮台了。

    在工会组织被摧毁以及取而代之地建立起新的纳粹体系的同时，国社党逐渐完全控制了诺特海姆的工匠协会。县工匠联盟已经友好地倾向于国社党了，因为有很多工匠大师都是纳粹分子。1933年2月，该联盟每年一度的官员选举产生了一个纳粹主席，他们在决议中还赞扬了新的希特勒政府。国社党对此并不完全满意，4月，县工匠联盟被要求“按照一体化法律”举行新选举，由此产生了完全由纳粹分子组成的执行委员会。 [21]

    国社党还一体化了构成工匠联盟的每个单独的行会。4月中举行了一场群众集会，恩斯特·吉尔曼在会上告知行会领导他们必须在5月2日前选举出新的执行委员会。这导致他们特别活跃，因为每个行会都必须提出草案，与国社党协商，达成新的妥协，并且最终选出新的由纳粹控制的执行董事会。个性问题变得和意识形态一样重要了。而且，许多行会认为一旦他们“一体化”，那么纳粹分子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抽调他们的金库资金。因此，有几个行会为其成员举行了几场盛大的晚会，他们吃吃喝喝，用光了金库资金。有些行会几乎是马上就完成了一体化进程。有些则一直等到截止日期才完成。到5月初为止，诺特海姆没有一家工匠组织不是纳粹控制的了。 [22]

    “一体化”零售商协会花费的时间稍微多了点儿，主要是因为现存的组织被完全摧毁了，建立了一个新的、纯粹的纳粹组织——某种程度上远远超过了通常的一体化。零售商人的新组织于5月2日建立，恩斯特·吉尔曼的兄弟成了领导者。卡尔·吉尔曼建议为诺特海姆县的每个商人注册，他在组织大会上宣布：

    加入新联盟是自愿的，但是我们认为诺特海姆镇和县中的每个商人，只要是认为他自己是德国人民的同伴，在面对新协会时都会毫无保留地加入。很明显，他有决心帮助重建德国经济。 [23]

    劝服的过程进展得很快，但并不足以令纳粹分子满意。6月，他们采取了更为直接的策略，一次性地 [24] 强迫旧的零售商人协会并入新协会，并且其成员都加入新协会。“一体化”完成了。

    其他经济协会迅速地经历了相同的命运。4月18日，国家社会主义医生联盟成立了，吸收了之前的联盟。一个月后，德国牙医协会变成了国家社会主义专业牙医组织。4月还成立了国家社会主义教师联盟，最终，所有诺特海姆的教师为了保住工作都加入了。 [25] 到1933年夏天为止，诺特海姆唯一没被“一体化”的经济组织就是合作社。这些合作社显然是社会民主党的企业，而且对城镇经济有很大的贡献。公共利益建筑俱乐部就是个很好的例证。其功能是建造廉租房。1932年，该俱乐部做成了超过60万马克的生意，减少了10%的租金，增加了其投入资本，宣布股息为5%，其成员从112人增加至128人。 [26]

    在这种情况下，没人抱怨公共利益建筑俱乐部的运营糟糕。但问题是该俱乐部的主席和业务经理是重要的社会党人。因此，当收到进行“一体化”的命令时，该俱乐部操纵了选举，以确保社会党人仍旧留在有权力的职位上，但除此之外还是表达了对新政权的忠诚。不过，俱乐部特别岌岌可危，因为纳粹分子将所有的合作社视为“布尔什维主义的”。因此，国社党要求得更多。8月7日，该俱乐部再次被“一体化”，恩斯特·吉尔曼自己就任主席，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都从俱乐部退出了。这是他毕生的事业，但他也敏感地认为一旦俱乐部彻底解散，其他成员很可能会减少投资。 [27]

    更重要的一个经济实体是诺特海姆消费者合作社，该社有1 200名成员。1933年之前，纳粹分子一直在斥责这个“红色的”组织，因为该组织和当地的商人竞争。但是他们掌权之后，国社党陷入两难之地。如果彻底解散合作社，一定会相当严重地破坏城镇经济，而且会惹怒很大一群人。但是“一体化”合作社本应该被解释为作为其未来存在的保证，而且本会激怒市民们。因此，纳粹分子试了很多方法。首先，他们传播了各种各样的关于消费者合作社的邪恶谣言，寄希望于这些能削弱合作社。其次，通过任命一名纳粹委员为“管理人”，他们控制住了该组织。最后，他们暗示私营企业家，“时机成熟的时候”，他们就会“照管”消费者合作社。 [28]

    与纳粹分子在处理城镇中的经济组织时的彻底和残酷相比，他们在对待那些爱国主义团体时非常谨慎小心。他们只创立了一个新组织——国家社会主义战争受害者协会（NSKOV）。之前的德国战争受害者联盟于5月解散了，与新的纳粹组织合并了，但“基弗霍伊泽战争受害者”保持了独立，不过其上级机构被“一体化”。只有两个爱国主义组织被强制解散，即“更伟大的德国联盟”和独立的男孩团体（包括童子军、志愿军和德国年轻骑士团青年部）。后者被并入希特勒青年团。其他的军事和爱国主义组织中，只有“基弗霍伊泽联盟”被正式“一体化”。其他组织中都有足够多的纳粹分子，已经能够控制这些组织了，大概国社党不想要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宣传似乎足以控制局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出于恐惧和不信任而产生的更为缓慢但是相当有效的社交萎缩会摧毁作为独立实体的爱国主义团体。 [29]

    同样的普遍方法可以应用于各种不同的特殊利益组织——合唱团、射击协会等。大部分歌唱协会都自行解散了，而不是被“一体化”。正如一名前成员所说的：“我们俱乐部中再也没有人有时间或有兴趣来了。” [30] 在一体化之前，诺特海姆的合唱协会反映了城镇中的阶级结构。工人的歌唱俱乐部是诺特海姆的“人民合唱团”。该组织建立于1905年，当时是“工匠合唱团”，20世纪20年代由工人掌控。在希特勒掌权之前的三年，“人民合唱团”经常在社会民主党的集会上唱歌。1933年4月，该团体试图清理自己的意识形态内涵，切断了和“德国工人歌唱家联盟”的联系，并且承诺“彻底地重新定位”。对于国社党而言，这还远远不够，国社党要求合唱团主任和执行委员会辞职。俱乐部中的主要人物选择彻底解散，于是该俱乐部在1933年4月22日解散了。 [31]

    社交体系的另一端是城镇的上层阶级歌唱团体“歌唱五线谱”。通过迅速和悄悄地纳粹化，这一团体逃过了一劫。因此当其成员改变了其执行委员会的构成时，他们很谨慎地通知了恩斯特·吉尔曼，询问他对新领导是否有任何异议。这被认为是典型的“先发制人的一体化”。 [32]

    这之后不久，所有城镇中的其他歌唱俱乐部都被合并为一个叫作“1933年混合合唱团”的组织。该俱乐部将那些来自实际上专心于歌唱的所有不再起组织作用的人聚集到一起，获得了相当优秀的会员。新的俱乐部强调在这个新组织里社交地位是不重要的，只有歌唱能力是重要的。 [33]

    诺特海姆的射击协会经受不起这样的打击，不过它们的作用也被改变了。在1933年5月15日的联合年会上，各社团都致力于维护自身。到处都在表示对希特勒的忠诚并且高呼“万岁”。恩斯特·吉尔曼被选为荣誉会员并且立即被提名为首席队长。在接受演讲中，吉尔曼强调射击协会并不能只为娱乐而存在。他们必须鼓励军事精神。他们也必须遗弃自己的排外性。各俱乐部立即做出回应，投票支持在即将到来的射击节上向公众公开放映一个特殊的“阿道夫·希特勒射击的影片”。1933年的射击节到来时，它已经被重新命名为人民的节日，每个市民都被邀请来参加。冲锋队、党卫军和钢盔团之间进行了特别竞赛，不收取任何入场费。挂着的纳粹旗帜和旧社团旗帜一样多，最常听到的音乐就是《霍斯特·威塞尔之歌》。 [34] 简言之，射击协会只是被重新装点了。

    诺特海姆另一个特殊利益社团（红十字会、博物馆社团等）在更正式的意义上被一体化了，每个社团都出现了新的纳粹执行委员会。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只发生在每年例会上，而且不需要什么提示就能进行。在某些情况下，刺激来自国家或者上层组织，而不是当地的国社党。唯一被特别对待的是“装饰俱乐部”，这是一个在诺特海姆森林里建造道路的社团，总体上是在试图推进城镇的园林系统。因为这个俱乐部有很多钱，所以吉尔曼对其很感兴趣。其成员们比吉尔曼的行动更快，他们把俱乐部的所有钱都投到了城区以外的一所狩猎房，然后自我解散了。 [35]

    最大的特殊利益俱乐部是体育俱乐部。纳粹对此的重点是融合。该进程开始于1933年5月，当时城镇中最大的两家体育协会融合成了一家体育俱乐部“VfB”。这创造了一个八百人的“旋转和运动协会”。同时，另一家足球俱乐部（“比赛和运动”）通过吸收“诺特海姆人的游泳俱乐部”来巩固了自己。第二步于7月到来，“比赛和运动”与“旋转和运动协会”合并成了一家庞大的“诺特海姆人体育俱乐部”，其领导者是赫尔曼·登茨勒。两家社团对此都怨声载道，它们都试图保持独立，互相指责对方过去的政治罪行。但这是徒劳。登茨勒主导了这次合并，还得到了吉尔曼的支持。 [36]

    因此到7月为止，所有独立的体育俱乐部都被整合成了一家。纳粹分子认为新的超级俱乐部是正当的，因为这样一来就终结了“无意义的竞争”，而且形成了本地区内最强大的体育俱乐部。同时该俱乐部也是以纳粹为导向的。俱乐部的组织结构参照国社党的“区块”系统，其重点就是军事体育运动。这种融合并不受所有组成单位的欢迎。就算有纳粹的努力，该俱乐部的成员还是减少了超过50%。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这些旧俱乐部各自恢复原状，很高兴地继续他们的“无意义的竞争”。 [37]

    纳粹在社交上的霸权并没有止步于惯常的协会：经济的、爱国主义的、特殊利益的。国社党还期望在宗教信仰和单纯的文化事务中占据主导权。早在第三帝国出现之前，纳粹就对宗教信仰感兴趣了。在希特勒掌权之前的那些年，城镇中的纳粹分子就是通过路德派教会来发出最强烈的呼吁的，他们最喜欢的演讲者是路德派的牧师。在希特勒政权的最初六个月，诺特海姆的路德派教会在纳粹的庆祝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城镇中的牧师经常督促诺特海姆人为希特勒祷告。就其本身而言，国社党将宗教信仰作为对抗“没有信仰的11月国家”（也就是魏玛共和国）的斗争内容之一。与社会党人的立场相比（“宗教信仰是私人事务”），纳粹分子宣称：“宗教信仰是人民的事务！”诺特海姆的路德派牧师还没有发现这是把双刃剑，他们对一些不寻常的事情也没有任何的不安，比如应用《罗马书》11：36来定位希特勒在纳粹革命中的角色，或者在声明中说“上帝是太阳” [38] 。

    因此，当国社党开始从事“复兴教会”运动时，诺特海姆人并没有震惊。正如一份写给《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的信所说的：“我们现在所卷入的革命意味着在我们德国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因此，即便教会生活被卷入这场有力的改革运动也并没有什么令人惊奇的。” [39] 这场运动采取的形式是试图让路德派加入“德国基督教运动”。这被描述为一场由宗教人士发起的非政治运动，这位宗教人士只是偶然间成了纳粹分子，他只是对统一和复兴新教感兴趣。诺特海姆的运动得到了很多活跃的路德派人士的支持，包括教会的两位牧师。

    但是这场代表“德国基督徒”的运动绝不是当地的自发性努力。来自全国纳粹总部的指令下达到了南汉诺威—布伦瑞克大区，接下来，大区命令其下的地方小组在教会选举中推荐并且投票支持纳粹分子。通过该党的国家宣传办公室，慕尼黑也为如何开展竞选运动，包括指导演讲者的演讲题目提供了完整的指南。简而言之，这是全国纳粹分子共同的努力。 [40]

    纳粹分子使用惯常的宣传方法来推进这项运动。6月，牧师雅各布斯哈根被带去参加“1910年代圆顶”的群众集会，他之前是一个受欢迎的纳粹演讲者。大约有500人出席，其中100人立即加入了这项运动。一个月后举行了第二次集会，吸引了很小一群观众。1933年7月，举行了长老会选举。在诺特海姆，德国基督教运动列出候选人名单，所有人都是纳粹分子，提名得到了“福音派男性俱乐部”和“福音派女性俱乐部”的支持。因为这是唯一的提名，所以无需选举这些候选人就自动当选了。整个区域的教会选举都是类似的结果。 [41]

    支持德国基督教运动的人对他们的信仰明显都很认真，这对新教是有帮助的。在后来的日子里，当国社党开始认真地反宗教信仰时，正是这些人站在了反抗纳粹主义斗争的最前线，并且形成了勇敢的抵抗组织。但是由于他们的盲目，在第三帝国的头几个月，他们极大地助长了纳粹主义。 [42]

    在纳粹控制的前半年，唯一忍受痛苦的路德派组织是“福音派自由之友”，该组织于5月中旬解散，很可能是在“一体化”的威胁下。 [43]

    在纳粹分子和诺特海姆的路德派教会关系进展顺利时，该党和城镇中天主教教会的关系却不是这样。有个牧师是中央党派的坚定拥护者，在这个问题上吸引了纳粹分子的炮火。1933年3月，因为他敦促教区选民投票支持中央党，所以有两篇针对他的社论。1933年7月，这种形势恶化了，当时“天主教青年人团体”被解散，其财产和旗帜被冲锋队没收了。其他的天主教团体并没有被打扰，但是国社党仍旧预料到天主教神父的敌意。只有6%的城镇中人是天主教教徒，这是个可以忽略不计的因素。 [44]

    在学校里，诺特海姆的教师被吸收进了纳粹教师协会。为了更加有保障，1933年4月，其他的教师协会都被“一体化”。 [45] 对教师的全面控制及时到来了。在纳粹眼里，比教师更重要的是控制孩子。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希特勒青年团是主要工具。希特勒青年团的主要武器是控制学校行政管理部门。这一点很早就表现出来了。在希特勒青年团和学校都想要举行庆祝活动时，学校会让步。当出现纪律问题时，希特勒青年团成员不会被惩罚。甚至是在学业问题上，希特勒青年团也占据着统治地位。在纳粹掌权前，恩斯特·吉尔曼就直接命令高级中学校长为那些学业上“有困难的”希特勒青年团学生提供帮助。吉尔曼详细列出每个应该在学业问题上给予优待的希特勒青年团学生，包括早前的课程应该给予更高的分数。没什么能比这更明显地取代教师的地位了。在所有的问题上，学校当权者都表示顺从了，因为他们害怕丢掉工作。在第三帝国统治的前六个月，谁在管理学校是值得质疑的——是教师们还是希特勒青年团。 [46]

    希特勒青年团也因相互竞争的青年团体解散而得到帮助。到1933年夏天为止，希特勒青年团是诺特海姆唯一现存的青年团体。

    城镇中的公共图书馆也被“一体化”。到5月为止，有超过500本书被焚毁（占总数量的1/4）。“非德国的、对人民来说是国外的，以及毫无价值的文学垃圾”被一系列以《我的奋斗》为首的精选图书取代。在5月初工会被迫解散的时候，自由工会的租赁图书馆关门了。 [47]

    最后一个被“一体化”的（在风潮之后）文化实体就是城市乐队。为了每月的津贴，城市乐队每周都在市集广场上开音乐会。因为津贴不足，每个乐队成员也会跳舞，并且在其他时候演奏。希特勒掌权之前的年份，乐队经常在游行和集会中租借给社会民主党成员。通过这些方式，乐队明显被“布尔什维主义”侵蚀了，因此不得不消失。而且，如果城市乐队消失了，冲锋队乐队就有更干净的场地了。1933年3月初，城市乐队试图让自己适应新秩序。取代通常的“每周音乐会”，他们开始举办“每周的爱国主义音乐会”。但是这并不够。新的城市议会几乎没进行投票就切断了乐队的津贴。这令保守主义者感到失望，他们已经习惯了每周的音乐会。而且，民族主义者明显感觉到有自己的乐队的话，他们可以更为成功地与纳粹分子竞争。所以，资金很快就到了，城市乐队成为钢盔团的乐队。但是自从钢盔团不太活跃之后，该乐队也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了。因此，钢盔团乐队每周都会在市集广场上举办音乐会。一切都恢复了正常。至少在这一点上，纳粹革命是不成功的。 [48]

    这次有关纳粹对城镇文化和社交生活的侵袭的快速调查并没有包含那些与社会民主党相关的组织。有很多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全都被解散了。有些干脆就不复存在了，像是工人急救协会。其他更脆弱的组织，比如“保护母亲联盟”，在办公室被侵占及财产被没收时就解体了。 [49] 所有和社会民主党与自由工会相关的庞大而复杂的附属组织都被摧毁了。这终结了诺特海姆工人有组织的社交生活。

    因此，到1933年为止，纳粹分子将诺特海姆大部分的社团都解散、修改、融合，或者控制住了。城镇中复杂和多样化的社交组织几乎都完全被连根拔起了。在大多数情况下，纳粹分子都试图填补空白，但是人们常常不会再聚到一起。或者是因为不再有俱乐部了，或者是一体化破坏了俱乐部的吸引力，再或者是人们不再有空闲或愿望去继续参加俱乐部活动了。在大部分基本的小团体中仍在继续的社交生活就是固定聚餐、啤酒和打牌之夜或在家里的小型社交聚会。

    当人们开始不信任彼此的时候，这些活动也受到了威胁。如果你不得不小心翼翼于自己所说的话，那么和其他人聚在一起谈话的价值在哪里呢？因此个体在很大程度上被分化了。在一体化进程中，每个人都有一个选择：隐居或者通过纳粹组织保持民众间的关系。在第三帝国统治的前六个月，没有任何其他的纳粹措施比一体化的影响更大了。通过这种方式，严格的阶级结构的外部环境被破坏了，诺特海姆人被塑造成了独裁者最喜欢的那种无组织的群众。

    十五　积极的方面（1933年，春夏）

    每个人当然都会注意到从现在开始吹来了一股新风。 ——海因里希·沃格，城市议会的纳粹演讲者，1933年3月28日

    在纳粹主义于诺特海姆崛起的所有因素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就是大萧条。大萧条所引发的恐惧让诺特海姆人一开始就屈服于激进主义。正是因为纳粹声称他们已经诊断出经济困难的原因（《凡尔赛条约》和魏玛共和国的政治领导），并且能够提供治愈方法（纳粹领导），很多诺特海姆人才投票支持阿道夫·希特勒的党派。因此，纳粹分子知道如果想要赢得稳固的忠诚，他们就必须在经济领域获得成功。

    因为诺特海姆的大萧条问题从本质上而言与其说是经济方面的，倒不如说是心理上的，所以纳粹分子着手准备一个适当的解决方式。他们很快就提供了一个短期的解决方式——通过消除大规模的失业来消灭大萧条的外在体现。必须让诺特海姆人觉得进步的车轮又开始启动了，在有力的领导下，城镇开始前进了。这些事情是纳粹分子所做的。这是他们取得的唯一的扎扎实实的成就。

    大萧条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失业。在希特勒掌权之前，城市议会中的社会民主党派已经发展出的处理失业问题的方法就是：公共工程项目。在大萧条最初几年，实施了一些有限的工程项目，1933年1月，中央政府向城镇拨出了额外的资金。纳粹分子对公共工程项目的想法就是利用这些工程来消除城镇中的所有失业。他们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纳粹掌权的时候，之前中央政府的拨款就能利用了，而且希特勒政府迅速地为公共项目筹集资金。

    1933年1月，城镇从中央政府收到了6万马克，计划将之花费在修复道路上。3月，政府批准向诺特海姆县贷款30万马克。4月，诺特海姆又从政府那里得到了用于公共项目的10万马克。这些钱在很多方面帮助了城镇。首先，城镇能让失业者得到工作。通过将失业者从福利名单上移除，诺特海姆能投入工程项目的钱增加了；城镇财政部几乎每周节省了4 000马克。最后，通过叠加效应，这增加了一般开支，诺特海姆的商人由此获益了。但最重要的是，这给了新的纳粹政府足够的资金，让他们可以推行紧急的公共工程项目。 [1]

    1933年1月末，诺特海姆登记在册的失业者有653人，其中几乎有400人在福利名单上。据估计，还有100个“隐形”失业者，由此失业者总数达到了750人。虽然纳粹分子期望所有人都能工作，但是1933年春天的进展却很少。到1933年6月30日为止，城镇中登记在册的失业者仍旧有506人。而人数减少几乎完全是因为季节性工作的增加。

    然而，7月，伟大的运动开始了。有450人被安排做了各种各样的工作。道路被修复了，城镇中的树木被修剪了，内城周围的旧护城河被抽干了并将其变成了天鹅池和公园。新的失业群体几乎每天都要工作。7月24日，恩斯特·吉尔曼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向公众宣布之前所有福利名单上的失业者都有工作了。那时，诺特海姆唯一拿福利收入的就是孀妇、老年人和残疾人。同一时期，县长冯·德·舒伦堡宣布自1933年3月起，县福利失业者中有900人投入工作，诺特海姆县也没有福利失业者了。 [2]

    这是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但是更多的还在后面。整个8月仍旧在继续同样的努力。当月结束时，城镇中每个登记在册的失业者都在工作了。8月的最后几天，130多人被吸引到了工程项目中。甚至是失业女性也被安排去种花和修剪灌木。诺特海姆人几乎不敢相信所发生的事情。城镇中没有任何一个登记在册的失业者了。 [3]

    纳粹分子为完成这一目的而使用的方法和他们在其他行动中使用的相类似。首先，工程项目会优先给纳粹党成员，尤其是那些会员编号小的成员——所谓的“老战士”。即便是私营企业家，如果他们是党派成员，恩斯特·吉尔曼就会强烈要求优先雇用纳粹分子，当然，不可以雇用任何“红色分子”。 [4] 其次，由于清洗社会主义者并逮捕共产主义者，出现了许多工作。那些受影响的人或者是因为被随意否认了“失业者”的身份而被迫去采石场工作，或者被投到了集中营。无论如何，他们都不再会被列为失业者了。再者，许多失业者实际上是被迫去工作。所有的失业者，无论其之前从事什么职业，最后都被投入艰苦的体力劳动中。有些人坚称他们应获得与其能力和经验相匹配的工作，但是纳粹的选择是要么在工程项目中工作，要么再也没有失业金。在许多的抗议声中，之前的失业者中有很多人每天早上都要爬到工人的卡车上去修路。 [5]

    不过，许多工人很高兴再次被雇用，诺特海姆的中产阶级对纳粹在这个层面上的成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第三帝国最初的几个月中，工人们并不是唯一从经济上获益的。工匠也得到了援助，主要是通过家庭维修项目的补贴。1933年春天，国家为此目的而拨给诺特海姆21 000马克，特别是为缓解住房短缺问题而帮助翻新公寓。而且，国家又拨了20 000马克，补贴给那些想要将大公寓划分为更小单元的人。城市通过修复其所拥有的全部建筑物来引领了方向。同时，鼓励新建筑，1933年新建了七栋住宅。建筑和修复工作在大萧条期间基本停滞了，这些项目及其有力的管理对电工、木匠和油漆工来说非常受欢迎。如果纳粹报道值得信任，他们一直“忙于工作”。 [6]

    最后，纳粹尽其所能地通过宣传和政治压力来结束大萧条压力。吉尔曼孜孜不倦地敦促商人们扩大经营和消费。县大楼里建立了“荣誉册”，所有雇用以前的失业人员的雇主名字都被记录下来了。 [7] 简而言之，在经济领域所做的一切都是以决心和精力来做的。

    纳粹在对抗大萧条过程中所实施的一项措施之后变成了第三帝国的永久机制，这就是“劳动服务”。像工程项目和住宅修复津贴那样，它开始于希特勒掌权之前，在国社党掌权后以更大的力度被推进。起初，这是“志愿劳动服务”。1933年2月，国社党在诺特海姆建立了组织。其目标在本质上是非经济的，是为了让年轻人加入进来，以便“（1）把他们和人民团体联合起来，（2）重建他们与土壤的联系，（3）唤起健康的军事精神”。不过，“劳动服务”确实让年轻失业者远离了街角和劳动市场，该组织也实施了各种各样的保护项目。4月末，有65个年轻的诺特海姆人被招收，大多数人被安置在旧军营营房里。这就有必要驱逐原本住在那里的“流离失所者”。为了给流离失所者提供住所，城市提出保证支付租金，并且为新建公寓提供必要的改建补贴。最终，吉尔曼希望旧军营中能容纳250个“劳动服务”的人，他认为这就意味着城镇中有250个新的消费者。 [8]

    除了经济功能和在教育年轻人方面的功能外，“劳动服务”也协助了一般的宣传工作。它还组织了一场穿过诺特海姆的惯常游行，队伍的最前面举着一面纳粹旗帜，甚至在夏天的某个星期天在城市公园举办了一场古典音乐会。 [9] 所有人都说，大部分诺特海姆人都将“劳动服务”视为一个非常好的组织。

    尽管纳粹分子尽了最大努力去结束失业，但他们在执政的头几个月并没有忘记推进慈善事业。其中有些只是为了宣传目的，比如3月30日针对福利案例提供了特殊的额外费用，“就算在艰难时期，也要展示新政府的社会方向”。此外，在希特勒生日时，他们为失业者提供了一场有咖啡和蛋糕的特殊派对。纳粹“冬季捐助”的慈善募捐带来了相当多的收入，冲锋队的赈济处报告称，1932—1933年的那个冬天他们已经支出了32 000顿餐。 [10]

    第三帝国统治的前六个月，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以和他们应对其他问题时同样的精力和彻底性来着手解决城镇的经济问题。他们在这方面的效果和成功是不可否认的。虽然他们并没有提供新想法，但是他们充分利用了现存的资源。通过暂时消除失业并且增加诺特海姆的可用收入，纳粹分子并没有彻底结束大萧条；实际上，1934年他们必须再次与失业问题战斗。但毫无疑问的是，绝大部分诺特海姆人认为纳粹分子有决心控制住大萧条。对很多诺特海姆人而言，关于经济危机，表象比现实更加重要。简而言之，诺特海姆的国社党做了他们在经济上所承诺的事情；它驱除了大萧条这个幽灵。

    十六　反应和反抗（1933年，春夏）

    真正支持政府的是那些脆弱、无知并且不聪明的人。 ——威廉·戈德温：《探讨政治正义及其对道德和幸福的影响》

    在纳粹统治的前半年，诺特海姆经历了一场革命。其主要内容是恐怖行动、专制统治、不懈的宣传、重建社交生活和经济复兴。其全部影响是在令人惊异的短时间内改变了城镇的基本结构。虽然六个月看起来时间很长，但对诺特海姆人而言好像所有的事情都是立刻就发生了，因为就算将所有革命要素区分开，放在这里进行分析的话，实际上也是混杂在一片混乱之中的。某天会出现逮捕事件，第二天又会举行大型的欢呼游行。城市雇员遭到了清洗，“劳动服务”团队在肩上扛着铁锹去工作。首先是古老的歌唱俱乐部不复存在了，之后出现的是冲锋队军乐队。闪耀的黑白红旗，焚烧书籍，响亮的无线电演讲，佩戴纳粹标志的学生，穿着靴子的冲锋队队员将一个男人拖入监狱，伴随着嘶哑歌声的火炬游行，牧师为元首祈祷，关于盖世太保的流言，用锤子修缮房屋，有节奏地高呼“万岁！”——所有的一切都融合在一个旋转的万花筒里，到1933年夏天为止，城镇已经被牢牢地控制在了纳粹分子手中，完全不可能逆转这个进程了。

    诺特海姆的绝大多数成年人都为此投了赞成票。国社党掌权之前的那些年，这就是所有人的一切。因此大多数诺特海姆人几乎并不清楚纳粹分子真正做了些什么，除了他们以某种方式让事情变得更好了。可以确定的是，只有少数国社党成员和一些城镇中的社会民主党真正期待他们所得到的。因此，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是：城镇中人对引入纳粹独裁的反应如何？

    当然有些人只是利用纳粹革命来获取自己的利益，正如几乎在任何社会中都会有这种期待的人。希特勒一掌权，城镇的一个酒吧就安装了一台无线电，之后宣传说能在这里听到所有阿道夫·希特勒的演讲，而且啤酒价格便宜。整个3月和4月，《诺特海姆最新消息》每天都有出售纳粹旗帜的广告。城市银行敦促诺特海姆人以将自己的钱存入储蓄账户的方式来帮助这场伟大的革命。甚至恩斯特·吉尔曼的兄弟都毫无掩饰地为五金店做广告，声称自己是“诺特海姆县资格最老的党派成员”。 [1]

    许多人也认为需要通过加入国社党来保护他们自己。在一些情况下，社团领导或者工匠大师会加入，这样一来他们就能待在执行委员会了。其他人想要工作保险。市长彼得斯试着加入国社党，《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的出版商保罗·哈恩瓦尔德也是这么做的——这两人都不支持纳粹分子，但是他们都有要保护的东西。 [2] 还有些人为应对日益增长的恐怖行动而加入。 [3] 导致成员突然涌入的一个官僚主义原因是3月初吉尔曼开始坚持要求每个冲锋队队员也必须是党派成员（他说，“根据保险条例的要求”）。 [4] 加入国社党的高峰开始于2月，就是宣布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之后。那些摇摆不定或者唯恐损害自己的利益而退缩的人现在都递交了申请。1933年1月，诺特海姆大约只有100个纳粹分子在缴纳会费。3月，纳粹地方小组暴增至差不多400人。3月中旬出现了真正的成员洪流。这次1933年3月的潮流高峰是如此显著，以至于旧的纳粹分子将新来者视为“Maerzgefallene”，这是一个带有讽刺意味的双关语，即“3月受惠者”（March favors）和“3月受害者”（March casualties）。

    国社党收到了太多的申请，以至于他们宣布5月1日之后不再接受新的申请者，这样一来，就要清理现有的积压。这在4月引起了更大的骚动。冯·德·舒伦堡记得4月20日在纳粹的县总部看到大量装满申请表的篮子。到5月1日为止，接近1 200名诺特海姆人加入纳粹党。几乎有20%的城镇成年人登记了。 [5]

    并不是所有新成员都是因为信奉纳粹思想而加入的。纳粹控制各机构的方法之一就是要求他们的领导者成为国社党成员。县长冯·德·舒伦堡和《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的记者埃哈特·克诺佩尔就是这种情况。他们两人都非常质疑纳粹主义，都是因为被要求才加入国社党。还有些人加入是因为他们将成为国社党成员视作个人发展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有两个教师毫无疑问就是这种情况，他们自信地认为加入纳粹党的话，他们就能确保自己获得晋升。 [6] 还有些人加入国社党只是出于顺从的愿望，即随大流，正如下面的故事所说明的：

    雨果·施皮斯曼是一个不寻常的案例。直到3月国会选举，他都犹豫不决。我记得他经常问我的意见：他应不应该加入纳粹党？我常告诉他做他想做的事情，但是似乎没什么帮助。纳粹选举成功的第二天，我看到冲锋队举行了一场胜利游行。游行队伍的最后是满脸笑容的雨果·施皮斯曼。他一边走着一边冲我挥手并且大喊道：“我已经做了！” [7]

    许多人是因为来自家庭的压力而被迫加入国社党。正如某个人所描述的：“有些妻子常说的话就是：‘想想你的家人！’还有些妻子竟然会出门买褐色衬衫并且让她们的丈夫穿上。” [8] 其他人声称他们原本一直想要加入纳粹党，但在申请时，受到桑尼旅馆所有者写给恩斯特·吉尔曼的“我是自由的”这一矛盾信条的干扰而未能如愿。 [9] 许多这样申请加入国社党的人实际上被地方小组领袖拒绝了，还有些申请者被告知他太冷淡了，或者明显是个投机主义者，或者之前反对纳粹，或者仅仅是因为吉尔曼个人不认可他。 [10] 还有些人当时加入国社党并不是因为他们赞同该党，而是因为他们不赞成该党，他们认为纳粹主义需要一群正派人士，这些人将会从内部引导革命走上温和的道路。 [11]

    因此，至少在献身程度上，新成员之间有着相当大的差别。但是一旦加入国社党，这些人就被困住了。他们现在受党的纪律约束，必须在整个过程中提供帮助。党的组织（从单元组织和片区到最小的单位）一直监视着他们。他们的未来并没有得到保证，相反，他们变得更不安全了，因为如果他们被驱逐出国社党，他们就会被打上标签。那年春天，很多人被驱逐出党：因为拖欠会费，因为对该党的“片区管理人”无礼，或者因为完全难以解释的原因。 [12] 无论是什么原因，通常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给个人带来糟糕的麻烦。人们很快就会注意到，提到驱逐那些被认定为没价值的人时，吉尔曼记性很好。因此，“3月受害者”发现加入国社党增加了而不是消除了个人焦虑。他们不太可能抵制纳粹政府的要求。而且，他们的良知受到了彻底的损害，因为作为该党成员，他们在最直接的意义上承担了责任。

    如果说许多加入国社党的城镇中人仍旧是半信半疑的，那么也有很多没加入的诺特海姆人是新体制的热情支持者。基本上，市民们热衷于游行和庆典，对纳粹所采取的经济行动感到高兴。他们的感觉就是内部分裂结束了，真正的领袖现在即将来临。正如一个工艺大师所说的：

    我不同意他们所做的每件事情，但是我很高兴地看到他们在试着做些事情。主要是人们再次获得了工作，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学会了再次识别生活中的目标和内容。 [13]

    纳粹革命的很多概念和口号都吸引着诺特海姆人。在一个民族主义的时代，民族荣誉和复兴的观念非常有吸引力。充满活力、有目标并且明显有明确方向的城市政府对公民意识拥有吸引力。最后，人民—社区的概念令人着迷，虽然其神秘的内涵意味着阶级划分的终结。 [14] 中产阶级尤其被这种“阶级应该终结并且只有德国人”的观念所吸引。就市民对“马克思主义”的厌恶而言，这似乎很棒，而这是结束阶级战争的源头和原因，并且和概念本身一样重要。社会党人在社会平等方面的努力是自命不凡层面的例子。纳粹的吸引力是爱国主义和仁爱。当社会民主党发出威胁时，国社党则唤醒了“位高则任重”的品德，其关注的是外表而非现实。这完美地迎合了诺特海姆人的情感需要，他们因现存的阶级结构而沮丧不已；他们因希望创建一个人民—社区，且实际上不用牺牲他们自己的阶级地位而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当然，诺特海姆人对革命的许多内容半信半疑。有些人，尤其是保守主义者，只是因为纳粹分子属于低阶级才接受他们。正如玛利亚·哈贝尼希茨的丈夫所说：“只是一个下士如何领导国家？” [15] 还有些人对逮捕、消灭反对者、破坏社交生活，尤其是新的反犹主义的暴力行为感到不安。但是有对这些内容进行合理解释的方法。

    社会民主党是因为暴力而被粉碎，工会是因为暴力而被解散的吗？他们是一群傲慢的制造麻烦者，完全是自讨苦吃。

    是否有逮捕和搜查住所？看看那些被发现的武器吧！根据之前的记录，马克思主义者很明显在密谋使用暴力。

    所有的反对派都被扼杀了，只有国社党是合法的党派吗？德国的主要问题一直是无意义的政治冲突和党派分裂。任何想要代表的人都可以加入国社党。

    俱乐部被“一体化”了吗？这促进了国家团结和经济复兴。德国必须终止内部分裂，团结一心。

    犹太人被抵制和驱逐了吗？这是一件不幸的事情，但是这只是暂时性的越轨行为，类似于伴随任何一种革命而发生的行为。此外，这种事情发生得很少。

    简而言之，每个问题都有两面：人们不能轻易下判断，要给它们机会来证明自己；有失才有得，好处中总会掺杂些坏处。毕竟，在短短六个月的时间内，城镇就被统一起来了，经济问题正在得到解决，没有什么比火把照亮的冲锋队队员闪亮的面孔和旗帜的剪影更具有说服力了。纳粹党正在发挥决定性的领导能力，他们统一、专注、无私而且有决心。

    而实际上，诺特海姆的纳粹组织内部腐化堕落。起初，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对国社党的抵制就来自纳粹队伍本身。反抗的领导者是旧纳粹分子，尤其是那些聚集在威廉·施潘瑙斯身边的人。他们中绝大多数人是知识分子，其中包括诺特海姆第一个成为纳粹分子的教师海因里希·沃格，以及诺特海姆女子高中的负责人埃德蒙·芬茨拉夫博士。表面上，他们是反对恩斯特·吉尔曼的领导，但实际上，他们是反对暴力行为、破坏和专制方式，他们天真地认为这些有悖于真正的国家社会主义原则。

    施潘瑙斯—沃格—芬茨拉夫的“理想主义者的阴谋”一直在酝酿中。早在1932年，恩斯特·吉尔曼领导下的几个纳粹分子就已经变得难以驾驭了。针对他的主要抱怨是他对党派成员粗鲁，而且不体谅他人，他还保护了明显挪用党派金钱的诺特海姆纳粹女性组织领袖（其中有一次是给她自己买长筒袜）。在希特勒掌权之前的那一年，因为吉尔曼的粗鲁行为，许多诺特海姆人不想要加入国社党。 [16]

    整个1932年，理想主义团体变得越来越不满。同时，吉尔曼开始培养自己的追随者，主要包括一些性格粗鲁暴力的人，比如赫尔曼·登茨勒和奥古斯特·乌德。这两个独立的纳粹团体各自在诺特海姆发展，但是吉尔曼占据上风，因为恩斯特·吉尔曼是地方小组领袖，能够通过呼吁国社党的专制原则来维护自己的地位。

    1932年12月，第一场风暴来临。几名理想主义者团体的成员要求审计地方小组的财政。吉尔曼明显滥用了很多党派资金。他是把钱装进了自己的口袋里还是只是因为疏忽而丢失了，不得而知。但是筹款已经收到，并且没记入账簿；入党费被中饱私囊，并且申请表丢失了；积累了大量难以解释的债务。 [17] 起初，吉尔曼还在安抚。他需要理想主义者团体，因为他们是筹款的主要收入来源。1933年1月，理想主义者威胁，如果不对财政不当行为进行解释，他们就要中断捐款。吉尔曼被迫采取行动。他利用自己的地位，虚张声势，谎话连篇，开除了几个理想主义者团体成员，同时作为让步，他撤销了对纳粹女性组织领袖的保护并且开除了她。吉尔曼也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挑战做好了应对措施：他清除了党派的纪律委员会——调查和仲裁委员会有主见的主席奥古斯特·席尔洛，以支持他的人填补了这个职位。通过这样的方式，他就拥有了一个可靠的武器，可以应对他决定的进一步的开除行动。 [18]

    然而，这些并没能修补好裂缝，诺特海姆的纳粹组织仍旧处于分裂的危险中，就在此时，阿道夫·希特勒被任命为国家总理的消息传来，所有的内部争吵都被抛诸脑后，纳粹分子为了2月和3月的重要任务而团结起来了。在此期间，吉尔曼实际上加强了自己的地位。出于热情的精神，理想主义者主动提出新的竞选捐款。诺特海姆人加入国社党的高峰让吉尔曼能够要求新成员支付更高的入党费用。 [19] 他的财政问题很快就解决了。同时，吉尔曼利用自己作为地方小组领袖的地位，在城市中以工作的形式大批地分配恩惠，取代那些在城市雇员大清洗中被开除的人。其他的恩惠还包括他要求司法部长让一个想要成为律师的人免试就当上律师（他给出的理由是这位申请者之前因为考试委员会对纳粹分子有偏见而被拒绝了），他还要求提高希特勒青年团中高中生的分数。 [20] 很多纳粹分子日益依赖恩斯特·吉尔曼，也变得越来越害怕他。他利用自己的地位将城市议会变成了一个无所作为的机构，还塞满了参议院。所有的抗议都被威胁制止了。

    2月和3月，吉尔曼也试着与异议分子修复关系。作为和好的表态，他撤销了对一些申请者的阻拦，并且开除了那些“在我背后煽动及试图解除我职务”的人。正如他对国社党全国登记办事处所说的，异议分子已经屈服了，他们“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实际上都是受到一个特殊成员的妻子的煽动。还有些人，如教师海因里希·沃格曾经在纳粹主义被禁止的时候冒着失去工作的风险推广纳粹主义。此外，沃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与吉尔曼一同在军队中服役。是时候发挥仁慈之心了。 [21]

    但是不同意见只是蛰伏起来了。4月，财政问题再次浮现。为了清偿最后一笔债务，吉尔曼任意地提高成员会费，对所有成员征收特别评估税。 [22] 同时，理想主义者逐渐意识到其他问题。吉尔曼利用他作为副市长的地位将城市合同分配给他的亲戚朋友们。《诺特海姆观察家报》以威胁的方式强迫人们订购该报。“捐款”是向商人敲诈勒索来的。 [23] 市政府中的专制方式日益令人恼火。对理想主义者最糟糕的是，纳粹革命并没有创造出期望中的乌托邦式的人民—社区，而是创造出了腐败和野蛮的一人独裁。理想主义者的反抗再次兴起。

    4月末，因为一次事件，这种反抗爆发出来，当时恩斯特·吉尔曼被一位年长的党派成员奥古斯特·德林公开指责说谎。地方小组领袖的回应是殴打60岁的德林，于是德林骂吉尔曼是“一个脾气暴躁的臭小子”。之后，吉尔曼要求由他小心翼翼重建起来的地方调查和仲裁委员会以公开辱骂地方小组领袖并且伤害党派形象及破坏党派纪律的名义开除德林。 [24]

    整个事件激怒了党派内的反抗分子。5月，冲突变得普遍，6月，吉尔曼展开了大规模的清洗运动。调查和仲裁委员会的行动开始针对沃格、芬茨拉夫、施潘瑙斯和前任（不合作的）地方调查和仲裁委员会主席奥古斯特·席尔洛。所有人都被开除出党。 [25] 大区领袖被告知在诺特海姆发现了反对派阴谋。城市议会被迫通过决议：它申请地方学校当局将芬茨拉夫从诺特海姆调走；城镇参议院被要求开始抵制威廉·施潘瑙斯的书店；各级政府机构被告知沃格被解除市议会议长职位。 [26]

    威廉·施潘瑙斯对可能会发生的事情保持着警惕。几乎在吉尔曼开始采取镇压阴谋的行动的同时，施潘瑙斯就向大区领袖递交了一份由大区调查和仲裁委员会进行的全面调查报告。施潘瑙斯认为大区当局会仔细核查他的指控，因为他的党员编号是整个区域内最小的几个之一。他也确信一旦国社党高层官员发现了诺特海姆所发生的事情，他们会开除吉尔曼并且将“真正的国家社会主义归还”给城镇。

    然而，国社党的高层官员认识到了施潘瑙斯所不知道的事情——恩斯特·吉尔曼就是他们所需要的那种人。就像吉尔曼完全信任他在诺特海姆的处事方法一样，大区领袖信任吉尔曼。在整个第三帝国时期，纳粹德国所创立的地方管理制度正在变得稳固。唯一的“真正的”国家社会主义者就是像吉尔曼这样的统治者。其他想法只存在于像施潘瑙斯这样的理想主义者心中，永远都不会和纳粹主义创建自己的方法相容。

    按照施潘瑙斯和芬茨拉夫的要求，大区调查和仲裁委员会于1933年7月初在诺特海姆审理了针对他们的诉讼。被告都被判无罪，所有人都恢复了党员身份。换句话说，对吉尔曼的控诉都得到了证实。因为这些指控涉及违反公共和纳粹党法律，吉尔曼本应该被剥夺职位。但取而代之的是，他只是被口头警告，并且被允许按照旧方式行事。这让威廉·施潘瑙斯确信他想进行清除的愿望是痴心妄想。他仍旧是国社党成员，因为他坚持认为领袖自己某天将会采取行动。沃格最终被调离诺特海姆，不过并没有失去地位。施潘瑙斯继续网罗不满者，收集针对地方小组领袖的证据。但是他变得更加谨慎了，他的朋友们也吸取了教训。 [27]

    恩斯特·吉尔曼接下来的行动牢牢地强化了这一教训，他在接下来的几年对党派中的反叛分子进行了一场仇杀。他一直号召调查并且审判席尔洛和德林。他让芬茨拉夫在诺特海姆的生活变得举步维艰，这是很容易做到的，因为芬茨拉夫是一所城市学校的校长，而且住在城市所有的一所房子内。当芬茨拉夫最终在其他地方获得一个职位的时候，吉尔曼安排其他城市的纳粹官员抹黑他的名声，从而阻止他得到工作。因此，任何公然反抗地方小组领袖的人都明白了，无论他们的理由是否正当，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会后悔。 [28]

    这些问题远离诺特海姆的一般民众。人们听到了谣言，但是争斗是关起门来进行的，是在一个相对有限的圈子内。因此，诺特海姆人依旧认为国社党是统一和专注的。对许多诺特海姆人而言，威廉·施潘瑙斯和他的朋友们的存在仍旧让他们相信纳粹主义有另外一面，一旦“最初的越轨行为”结束，该党就会专心致志于有建设性的、有成效的工作。再一次，和获得权力之前的时候一样，国社党就是所有人的一切。

    不管怎样，1933年夏末，诺特海姆人有多信任国社党已经没那么重要了。因为经过了最初六个月的掌权，纳粹分子已经完全控制住了城镇。市政府和警察都在纳粹分子的控制下。潜在的抵抗被粉碎了。社会交往的中心被分散或者破坏。公众被组织起来，进行定期的庆祝活动。有很多恐怖行为的例子，并且通过社会强化传播开来。城镇已经成为顺从新独裁主义者的工具。纳粹革命最重要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十七　从狂热到例行公事（1933年，夏—1935年年初，冬）

    你不得不一直参加教化课程，这些课程一直在灌输给你这些想法。你不得不学会，因为你不得不小心你所说的话。 ——一位诺特海姆的教师

    当然，1933年前半年，纳粹成功建立独裁统治的原因之一就是进行了一系列公开活动。很多不同的活动发生得如此迅速以至于诺特海姆人目瞪口呆。但是1933年夏天，春天以来极快的行动步伐放缓了。新的独裁统治开始寻找规律并且适应规律。大部分破坏和建设都已经完成了，是时候让新系统运转起来了。然而，尽管需要新的方式，但他们还是趋向于采用同样的方法。独裁主义增长了，群众游行活动全面展开，武力依旧被应用于经济方面。然而，城镇发生了一些改变，因为城镇有重申其集体品格的习惯。虽然这些改变是在新生的独裁政权内发生的，但是并没有反对该政权。

    1933年春季纳粹宣传攻势的势头一直顺利地延续到了夏季。虽然没有大型节庆了，但是仍旧有很多小规模的活动。有些活动是受新成立的纳粹附属组织或者现存组织的迅速强化的刺激，无论是哪种，看起来都需要展示某种活力。因此，1933年8月，纳粹战争受害者协会、德国女孩联盟和新成立的党卫军侦察部队接连发起了大规模的游行活动。前两次活动进行时，都有大型游行活动和“现场教会仪式”，而且大部分纳粹附属组织都参加了。党卫军的活动涉及由一个“演习队”完成的“演习”。 [1] 类似地，有些新的纳粹官员决定以发动大规模活动来证明他们的重要性。新的诺特海姆体育运动负责人赫尔曼·登茨勒就是这么做的，他于1933年秋天宣布在城镇中开启一个大型运动项目。从9月10日到10月1日（除了星期天），诺特海姆每天都有体育比赛。大部分活动包括射击、体操和“国防体育”，是为了促进大众运动意识，也有定期的游行活动、演讲和其他仪式。这些天所有的建筑自然都装饰着旗帜。没有人会抱怨新政权不重视身体锻炼。 [2]

    同时，国社党在诺特海姆的地方小组抢占9月某个空闲的星期天，举行了一场普通成员的集会。恩斯特·吉尔曼利用这个集会宣布革命结束了；国社党现在是国家政权的唯一拥有者了。然而，他继续说，现在将会展开教化新德国的任务。所有成员，尤其是新成员，都被提醒必须出席他们小组的集会，必须加入冲锋队、党卫军或者冲锋队预备队。他们必须参加党派的盛大集会。他们必须去德国剧院。女性必须加入纳粹女性组织。最重要的是，每个成员都必须阅读《诺特海姆观察家报》，而不是反对纳粹主义的那些报纸。最后，吉尔曼声称他个人保证地方小组的财政状况运转良好。 [3]

    诺特海姆的地方小组领袖并不是唯一担心1933年春天涌入党派中的新成员品质的纳粹分子。全国党派总部也规定自1月1日起加入党派的成员必须上一个特定的两周课程。这一课程本质上是要灌输基本的纳粹意识形态。出席是必需的，任何缺席课程的人都会被罚款。 [4]

    简而言之，国社党发现兴奋已经结束了，现在是时候加强纪律并且使收益系统化了。随着1933年春天国社党的大规模扩张，纳粹分子能否保持活力和凝聚力值得怀疑。即将发生的事件将证明他们能做到，但只是迫于压力。

    1933年10月，希特勒让德国退出国际联盟 [55] 。面对国外对此举动的反应，他认为有必要表现一下国内对他领导地位的支持。表现的方式就是采用全民公投的方式选出一个新的全部由纳粹分子组成的国会。第一反应为接下来的运动奠定了基调。在中央政府的要求下，县长冯·德·舒伦堡将如下电报发给柏林：“诺特海姆县全体人民一致支持国家政府的行动，并呼吁和平、面包和工作。”其他组织发送了类似的电报。 [5]

    全民公投运动本身就是纳粹方法的一个杰出案例。即使国社党有望获得一致通过，因为只有他们能计算选票，但是也需要努力让诺特海姆人确实地为希特勒的政策投票。纳粹分子在过去几年完善的整个竞选系统再次启动了，就像这次也会是自由选举一样。很快，县领袖施泰内克开始请求大区提供有影响力的演讲者，他甚至针对有问题的特定乡村——有两个是“共产主义者的巢穴”，还有两个是社会民主党的据点。选举开始前的最后三天，他要了七个演讲者，其中大部分人将会在多个地点发表演讲。 [6] 很少有纳粹分子考虑到一个明显的问题：既然现在人们被迫出席纳粹集会并且被迫表现出明显的热情，那么再也不会有任何关于纳粹宣传效果的反馈系统了。在独裁统治建立起来之前，地方上的纳粹领袖能非常精准地评估哪些演讲者是“优秀的”，哪些主题是吸引人的，哪些集会是成功的。但是现在他们只能依靠记忆、臆测或者他们自己的反应。独裁统治的建立打破了之前自我修正的机制，而这种机制曾经对纳粹分子赢得大众支持非常重要。

    诺特海姆的竞选运动于10月25日开始，当天希特勒在汉诺威发表演讲。从诺特海姆开往汉诺威的专属列车大幅降价。而且，诺特海姆人被告知只要向地方上的纳粹总部递交申请，就可以去参加汉诺威的活动。四天后，诺特海姆的冲锋队和党卫军，还有两支军乐队和他们的乐队举行了游行。 [7]

    然后，竞选活动认真地开始了。按照国社党的命令，除非是政治性质的集会，否则选举日后才允许召开集会。第一场活动是在选举之前10天，也就是在11月2日举行的。该活动由一场盛大的游行和一场集会组成。从3点开始，不管怎样，按照国社党的要求，整个城镇都被卷入其中。（“期待所有居民的积极参与！挥舞旗帜！”）游行是由各种团体组织起来的，从铁路工人到露易丝王后协会，包括超过3 000人，再加上两支乐队、三支军乐队和无数的旗帜。第二场大活动是11月9日举行的，而这一天对国社党而言是特殊的日子——1923年希特勒那场不成功的啤酒馆政变的纪念日。在诺特海姆，所有纳粹附属组织都参加了全部的庆祝活动，举行了群众游行活动，他们还参加了敬献花圈仪式。所有的公务人员都被要求参加。 [8]

    最后一波浪潮是在选举之前的最后两天到来的。11月10日，希特勒通过广播发表演讲，在诺特海姆，国社党决定让所有人都听演讲。演讲期间，所有的行业都被要求停业，所有的城镇公务人员都被要求在诺特海姆最大的大厅集合来听演讲。这场活动是同步性的杰作：
    1：00到1：01——警报信号。所有的工作结束；所有的交通停止。
    1：01到1：10——宣传领袖戈培尔博士的报告。
    1：10到1：55——元首的演讲。
    1：55到1：59——《霍斯特·威塞尔之歌》。
    2：00到2：03——警报；恢复工作。
    聚集在骑术大厅的观众以紧密的纵列形式离开，走向市集广场，在那里解散。
    高举旗帜！
    诺特海姆国社党地方小组 [9]
    第二天，选举前夜，计划举行一次全面的游行：
    诺特海姆的和平游行！据此，要求诺特海姆全体人民都参加星期六6：30举行的游行，游行的目的地是“1910年代圆顶”，布伦瑞克的同志克拉格斯牧师将在这里发表演讲。各种俱乐部和组织的顺序和5月1日一样。每个人都必须无条件地出席。
    诺特海姆国社党地方小组 [10]

    恩斯特·吉尔曼给所有诺特海姆纳粹党成员的通函提醒他们必须出席选举前夜的集会，写着如下的话：“不接受任何借口。” [11]

    有了这种准备，参与选举的组织本身并没有被忽视。诺特海姆1200名纳粹党成员中每个人都被要求在星期天选举当天早上9点出现在投票站，还有其家庭成员以及朋友旧识。投票后，每个纳粹分子都必须向其小组领导报告，为支持进一步的工作全天待命。诺特海姆的每家店铺都用海报填满了橱窗，每所房子都挂着纳粹旗帜。政府官员和商人被要求在中午之前进行非公开的投票，各种俱乐部也被要求进行非公开的集会和投票，而且：

    国社党保持着严格的控制，从而确保了每个人都履行自己的投票责任。投票后，每个选民都会在投票站收到一个售价5芬尼的翻领纽扣。在城市的出口、铁路车站等，都有人站岗，这些人会提醒每个没有代表爱国责任的纽扣的人。 [12]

    为了保证诺特海姆人以正确的方式进行投票，报纸上还刊登了发出指令的大幅广告：“这就是你正确地进行投票的样子。不能在‘不’下面的圈中做标记。”并一再说：“注意！选民们！当你在投票站为了希特勒投票并且投下赞成票之后，才能收到一个纽扣。” [13]

    在做过这些准备之后，结果却是令人扫兴的。诺特海姆县报告称有98%的选民投票支持国社党的国会计划（选票上唯一的一个选项），公投中有98.5%的选民投了赞成票。如果我们看看位于诺特海姆县的莫林根集中营的数据，这一结果的意思就显而易见了。在这里，据汇报，有252名囚犯进行了投票：其中212人投了赞成，26人投了反对，14票无效（据称，在国会选举中，纳粹党获得了77%的居民的选票）。 [14]

    在诺特海姆城镇，结果是相似的。只有94.6%的人投了票，其中97.2%的人投了赞成票。公布的投票结果表明，6 942名选民中有193人投了反对票，68张选票作废。神奇的是，在举行国会选举的同时（其中只有纳粹分子提名的候选人可以当选），据称有321张选票作废。这些数据是如何得到的很难说明，因为国社党在没人质疑其制表的情况下点算了选票。但是无论他们怎么点算，这都被视为希特勒事业的胜利。当诺特海姆教堂的钟声响起时，结果被公布了。 [15]

    选举的意义并不在于结果，而在于使用的方法和技巧。选举运动和投票表明独裁政权已经完全建立起来了。实际上，在选举日之前差不多两周时，所有的诺特海姆人都被迫卷入了一场没有内在内容的仪式。选举机制并没有判定或者登记诺特海姆市民的意愿。令诺特海姆人印象深刻的是国社党的全能和决心。这已经完成了，但是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国社党迅速地耗尽了他们开始时真挚热情的资本。竞选运动的最后几天，甚至不得不以威胁来鞭策国社党成员。普通的诺特海姆人禁不住越来越怀疑整个事件。仪式是令人深刻的，但却不再具有真实性。竞选运动后，诺特海姆的国社党发现只有通过新的威胁才能完成联合行动。

    尽管缺乏广泛的积极性，大众宣传方法仍旧在继续。诺特海姆人被命令挂出他们旗帜的场合增多了，其中包括一些次级活动，比如赫尔曼·戈林的生日、国社党的县代表大会。 [16] 最终，吉尔曼开始坚称在整个德国，诺特海姆都是装饰新颖独特的城镇。房主们被要求不再是只挂出纳粹旗帜，而要用一系列微型纳粹旗帜、彩旗和其他种类的装饰环绕阳台。

    简而言之，地方沙文主义被用来支持增强诺特海姆人对希特勒的各种各样的情感。这些影响对于纳粹分子而言是可喜的。当宽街上的一个屠夫设法用猪肉、欧芹和香肠蒂做成希特勒的雕像并陈放在他家商店的橱窗时，影响达到了顶峰。曾经为了射击节和其他古典庆祝仪式而装饰城镇的努力，现在再次应用于纳粹主义。而诺特海姆人融入了这种精神，满足了他们适应新形势的审美冲动。 [17]

    为了有助于宣传努力，其他的地方习惯也被融入了纳粹的方法中。在国社党登上舞台之前，诺特海姆人一直致力于向以前战争的死难者致敬。国社党通过经常举办庆典仪式来加以利用。为了向诺特海姆各种团体中去世的运动员致敬而建立起了特别纪念碑。甚至在平安夜和其他的非传统日期举行了一场纪念死难者的仪式。这些事件被叠加在现在惯常的纳粹庆祝活动（希特勒的生日、五一，等等）之上。甚至慈善基金的相关活动都被处理成了宣传运动那样。针对1933年秋季启动的冬季救济金活动，省党部领袖宣布会雇用200名大区演讲者并且举行近3 000场集会。 [18]

    但是1934年群众游行的热情已经下降了，在庆祝活动刚开始出现时，诺特海姆人还会踊跃地参与，而现在他们只会沿街蹲下，不想再听任何的演讲了。针对纳粹主导的活动的广告越来越多地利用如下这种祈使语句：“诺特海姆的全体人民必须出席！” [19]

    国社党队伍中也弥漫着这种冷淡情绪，成员们被要求带着需要打孔的“管理卡”参加集会。任何错过三场集会的人都有被开除出党的危险。国社党成员还被要求带其他人一同参加集会，以便使大厅内坐满人。在1935年夏天传阅的一份备忘录中，有种观念被重复了好几次：

    每个成员必须将出席以及带其他同志一起出席视为一种责任……每个党派成员都有责任为出席某次集会进行广泛的宣传，以便最后一个公民都会参加。……没有公民被允许待在家里…… [20]

    虽然这些措施和恐怖行为确实增强了服从性，但是在诺特海姆成熟的独裁体制结构中，群众宣传的历史确实是一段逐渐变得冷淡的历史。越来越多的诺特海姆人因纳粹的劲头而感到无聊和精疲力竭，他们抱怨接连不断的集会、游行和示威活动。对于狂热的纳粹分子而言，他们越来越确信诺特海姆的公民是无望地以自我为中心并且对政治毫不关心。 [21]

    如果热情不能自愿到来，那么还有其他唤醒的方式。当然，为原社会党人设立的就业黑名单一直持续到了1934年，但这是通过吉尔曼推动的幕后活动进行的。 [22] 不过，这些例子仍旧可以作为提醒。唤起外部顺从的最有效方式就是继续恐怖体制。即便是到了1933年夏天，仍旧有逮捕行为，主要是针对非常轻微的犯罪行为。因此，8月末，据报道一个工人大喊“莫斯科万岁！”之后，就被送到了莫林根集中营。类似的逮捕行为依旧接连不断。9月，一个工人因“发表反政府言论”而被逮捕。1933年11月，两名诺特海姆女性因“传播有关国社党的不实谣言”而被逮捕。 [23] 但是最终没再出现有关逮捕的报道或者警方的其他行动。和其他事情一样，恐怖体制正在稳定下来。9月，《诺特海姆最新消息》认为发表一篇反对匿名谴责的社论是明智之举。纳粹权力的最后一次公开展示很可能是在1933年9月，当时冲锋队和党卫军去围捕一群诺特海姆的乞丐。这是徒劳的，但之后不久警方就进行了一次类似的行动，并且成功抓住了一名不幸的受害者。 [24]

    从此以后，纳粹只通过命令或者微妙而更加有效的社会强化方法来实施恐怖行动。和先前的例子一样，纳粹发布了禁止听莫斯科广播电台、向希特勒致敬以及维护城镇公墓中的坟墓的命令。而且，纳粹还发布了指令，要求通过出席集会、向慈善运动捐款和追溯雅利安人血统来树立自己的好公民形象。 [25] 更重要的是，通过谣言和社会强化来维护恐怖行动体制。有时，公开行动是必要的。因此自从于1935年开始反对教会的行动之后，每周日都有警探被安置在教堂前，招摇地记下所有人的名字，并且在仪式开始后，记录布道的内容。 [26] 但这种措施是例外。基本上，诺特海姆人很快就了解到了施加于他们身上的期望并且扮演起了相应的角色。然而，恐惧传播开来，在成熟的独裁体制中实际上并没有因政治犯罪而被监禁的，至少在整个1935年都没有。

    这并不是因为该政体放松了对内部的恐怖主义行为，而是将这种行为系统化了。自1933年春天以来，盖世太保迅速地建立起来，1934年4月，盖世太保由海因里希·希姆莱 [56] 和党卫军管理。同时，1933年涌现的大部分“业余探子”网络被逐渐淘汰。1934年10月，纳粹党国家总部要求所有成员警惕任何可能具有颠覆性的可疑活动，但是不能试图自己去解决，而是要报告给盖世太保。 [27] 同时，为了找出潜在的反对者，纳粹党发展了自己的“情报部门”。1934年3月，一个叫恩斯特·赖茨的纳粹分子被任命为诺特海姆县情报部门的领袖，他很快就在诺特海姆县78个城镇和乡村中的70个建立起告密网络。接下来的几个月，赖茨报告称他认为在诺特海姆有一个共产主义者小组，社会民主党人加入了钢盔团，而且后者定期在桑尼旅馆举行集会。并没有可以支撑这些怀疑的细节，但是这些纳粹刺探者的存在和活动无疑有助于压制有异议的城镇中人的反抗思想。 [28]

    不过，也不完全是这样，就算是恐怖体制也多少适应了诺特海姆的特性。有个关于曾经汉诺威党派成员的老农民的例子。如果诺特海姆人还记得的话，他总是在晚上去酒吧里喝啤酒，一边指责现在的政府，一边赞美汉诺威王朝时代的好日子。纳粹分子掌权后，他理所当然地把他们列入他的咒骂中。但他是政事总体计划的一部分，以至于从没有人去骚扰过他。因此，他几乎在第三帝国的每一天都公开诋毁政府，完全不受干扰。 [29]

    还有些诺特海姆人直到1934年夏天才真正意识到恐怖体制。就是在“罗姆政变”之后，出现了“德国扫视”[57] 和普遍的信任崩溃。 [30]

    简而言之，威胁、暗示和谣言都用于维持控制，所以在纳粹统治第一年，诺特海姆实际上的恐怖主义行为并没有增加。存在着某种平衡，一方面诺特海姆人按照他们被期望的那样做，另一方面作为回报，他们不会遭受极权国家可能出现的严厉对待。这种基于恐怖行为可能性基础上的默许协议是纳粹统治在诺特海姆成熟起来的重要先决条件。在将城镇中各种机构转变为能够接受的纳粹主义工具的缓慢进程继续进行时，这一条件一直保留着。这一进程考虑得尽可能周密，最好的例子就是学校系统。

    诺特海姆城市政府对小学系统的运营具有广泛的控制权，从决定预算到聘任教师。它对高级中学和女子高中没有这样的控制权，因为这两者由省学校董事会监管。然而，纳粹掌权后，决定因素是地方小组领袖，他不仅控制着诺特海姆城市政府，而且通过国社党对省学校董事会有着很大的影响力。1933年之后，恩斯特·吉尔曼并没有行使这项权利的必要了，因为几乎所有的诺特海姆教师都完全配合他。只有三名教师被免职了：沃格和来自“理想主义者”反对派的芬茨拉夫，一人只是被调动了，另一人则被赶出了城镇；还有一个人是来自高级中学的教师，众所周知他拥护共和制，他也被调离了诺特海姆。 [31]

    不过，国社党不只对开除反对派感兴趣。国社党也关心着将教育争取为对新政权的一种积极支持。根据城镇的官方历史学家于1936年所写的：

    学校的任务不再只是传授知识；紧随其后的就是以国家社会主义愿望培养正在成长中的青年男女的需要，也就是让成年人感知到“社区”的意义并且想要加入社区。因此统一国家的斗争已经变成了教育的基本内容……为了培养人们的强健体魄和坚强意志，让他们能够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民族斗争中对抗敌人：除了常规的提升智力之外，学校还承担了新的任务。 [32]

    将学校转变为新国家的意识形态堡垒的过程几乎是马上就开始了。1933年引入了新的教科书。现有的学校图书馆都被夺走了“堕落的”作品，入藏的书都是赞美民族主义和军事主义的。教师们都要听关于制订需要教授的历史和其他敏感课程的总路线的讲座。关于“种族理论”和日耳曼人史前史的新课程被引入了。针对教师的讲座和“学校课程”一直在继续。在一次接一次的会议中，通常会重申相同的主题。教师们小心翼翼地准确记录下总路线，因为消息很快就传开了，希特勒青年团会向国社党汇报教师们的所作所为。 [33]

    除了新课程和教授旧课程的新方法，学校还被要求重点强调体育运动和体育课，尤其是射击和“国防体育”。比如，在科学课上，学生们被要求制作滑翔机模型。纳粹的宣传电影得到了更加广泛的使用，教室里都安装着无线广播，这样一来就能听到宣传演讲了。 [34] 可以从天主教小学关于获得新知识的报告中评估出学校生活在多大程度上发生了改变：

    必须有旗帜……每个班级都要挂一张元首的照片……赔款表格和购买的手榴弹……学校图书馆被整改了，此外，还能找到格拉夫·勒克纳的《大海的恶魔》……学校墙上的照片增加了种族的内容，“在四个世纪内的纳粹标志”，基因法律……1914—1918年的世界大战地图就是我们的财产……购买空气步枪……旗杆……滑翔机模型…… [35]

    这一过程包含了所有学校。商业和专业学校都引入了“种族历史”和“政治教育”的课程。即便是为低能者创办的小规模学校也尽可能地灌输其责任。 [36]

    希特勒青年团在所有的转变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934年，出现了一场让学校体制里的每个学生都加入希特勒青年团或者德国女孩联盟的运动。现存的学校社团都不存在了。但是随着希特勒青年团的地位提升，教师的权威却在很大程度上被削弱了。用前任校长的话说，“几乎不可能进行教学了” [37] 。

    尽管有这项运动，但是在纳粹掌权的最初两年，纳粹主义中的某一方面内容却没能进入学校。这就是反犹主义。一位校长回忆起在他学校里的三名犹太学生：“他们在任何方面从未陷入过困境。这些孩子们和其他孩子一起从学校毕业。据我所知，其他孩子从未以任何方式侮辱或者骚扰过他们。” [38] 后来，犹太孩子们开始按部就班地被学校拒之门外，但并不是在早期。实际上，甚至是支持纳粹主义的学生们也和有犹太信仰的其他学生足够团结，以至于他们从不当着后者的面唱《霍斯特·威塞尔之歌》。 [39] 但是在其他方面，学校的孩子们都受到了严格的灌输教育。在诺特海姆，相比其他机构，学校成了更活跃的纳粹主义工具。

    如果说他们在学校取得的成功是鼓励诺特海姆纳粹分子的源泉，那么另一种教育工具——日报却不是这样了。报刊确实都处在严格的控制下；《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和《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都充分地意识到了他们的自由受限。但是在纳粹分子眼里，只有当这些报刊完全归纳粹所有，才能不出问题。

    如上所述，1933年9月6日，恩斯特·吉尔曼在国社党诺特海姆地方小组的一场全体大会上宣布，每个成员都必须订购诺特海姆自己的纳粹报纸《诺特海姆观察家报》。该报很快就利用了这一命令。9月23日，每个纳粹成员都收到了一份来自《诺特海姆观察家报》的信，提醒他们吉尔曼的命令并且通知他们从1933年10月1日起就是该报的订阅者了。一名代理人很快就会正式去确认订单。 [40]

    这是增加纳粹报纸发行量的综合运动的一部分。1934年开始，《诺特海姆观察家报》不用再关心扩大其读者人数了，这项职责落到了纳粹地方组织中的一个专门官员新闻监察官的身上。新闻监察官的一般任务就是监视该区域内的所有报纸，而其特殊和主要任务就是打造纳粹自己的报刊。他被任命为当地纳粹报纸的一名普通记者，报道每一个有新闻价值的事件，“……以便他能够首先把所有的消息告诉我们的媒体……这样一来，那些胖乎乎的市民们就知道我们到处都有耳目，只有这样，这些人才能让自己适应新德国。”而且，这个新闻监察官尽其所能去支持纳粹报刊，削弱非纳粹报刊。他特别要保持非党派报刊的秩序。 [41]

    在诺特海姆，这些基本规则被解读成意味着《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和《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都将会被取缔。然而，随着埃哈特·克诺佩尔为《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写新闻，国社党就很难对该报进行抱怨了。在早期与灾难擦肩而过后，诺佩尔变得特别谨慎小心了。实际上，《诺特海姆最新消息》遵循着纳粹路线，跟随着每次变动。然而，最后诺特海姆的纳粹新闻监察官发现了一些很明显的却没有被其他人注意到的事情。自从《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创刊以来，该报的报头上就有一句口号——“祖国高于党派”。在帝国时期和魏玛共和国时期，这大概是一种无可挑剔的情感表达。然而，在纳粹国家，这是一种叛逆，因为这提出了一种国家和党派是可以区分的异端观念。如果埃哈特·克诺佩尔考虑到这一点的话，他本应该立即舍弃这个会惹麻烦的口号。但报头是每个人都会看却很少有人会注意的内容，直到1933年12月初的某一天，诺特海姆的纳粹新闻监察官才发现。

    《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立即就被查封了。克诺佩尔和该报的出版商不得不进行最卑微的道歉，他们在幕后运作了很长时间才在10天后获得了重新发行的许可。不用说，报头必须被去掉。国社党认为这种暂时的停刊会成为致命的打击。

    事实上，这给了《诺特海姆最新消息》新生的机会。直到停刊为止，《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的发行量一直在稳定下降。在该报被查封的时候，订阅者却蜂拥而来。该报的记者认为这是大众对第三帝国不满的第一个迹象。很有可能，只是诺特海姆人的好奇心被激发起来了。在审查制度盛行的年代，只要是《诺特海姆最新消息》被禁止的内容，当然都会成为令人感兴趣的阅读内容。因此，《诺特海姆最新消息》赢回了读者，而且因为其内容写得好而精准，都是第一手新闻，一直保持着订阅量。也许那个记者是对的，诺特海姆人是出于抗议心理来读该报的（这是一个极大的讽刺，因为出版商最不感兴趣的就是成为抵抗的象征），但是不管怎样，此后《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在经济上是有保障的。纳粹分子厌恶地挥舞着他们的双手，而《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一直容忍，不过都是偶尔遭受骚扰。 [42]

    虽然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愿意忍受《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但是他们决定完全根除《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这部分是因为他们厌恶“反动派”，比如该报的所有者和主编威廉·罗尔，还有部分是因为罗尔直接顶撞了纳粹分子。虽然《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已经是在垂死挣扎的报纸了，罗尔还是认为这滞后的发行量是因为纳粹的压力（这当然也是真的）。他甚至直接写信给该区内的新闻监察官，寻求对抗“非法竞争”的帮助。这刺激了《诺特海姆观察家报》，该报在社论中不断攻击罗尔。他被指责丝毫不了解国家社会主义，一直接受犹太人的广告（他确实这样做了），发表关于诺特海姆国社党所作所为的错误报道。他还在一些小问题上受到烦扰。1934年夏天，《诺特海姆观察家报》拒绝和《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进行通常礼貌的交换报纸。罗尔被次要的纳粹人物要求发表直接针对他自己的毁谤性诗歌。他一再被诺特海姆的新闻监察官指责犯有小的过失罪。 [43]

    最终，罗尔开始写信向其朋友求助。附近城镇的一个编辑告诉他《诺特海姆观察家报》的编辑过去曾经犯了盗用公款罪、伪证罪和逃脱债务罪，但是这对《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什么帮助都没有。一位罗尔写信求助的诗人尽他的可能去和纳粹的省党部领袖交涉，但是却被告知《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毫无希望了。 [44]

    因此无论罗尔向谁求助，他都陷入了困境。他自己家里的剩余财产能让他以个人损失来出版《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但是最终发行量骤减到了每次发行都是徒劳的行动。1937年初，他屈服了，以少得可怜的价格将报纸卖给了《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签署了不再出版任何东西的协议，并且退休了。不久之后他就死了。他对纳粹掌权确实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对他们的成功，以及他们以武力反对“马克思主义”感到高兴；他完全被他们伤害了。 [45]

    国社党发起的建立自己在报刊方面垄断地位的斗争还是发生了，虽然《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和《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只发表国社党让他们发表的内容，而且是以纳粹分子想让他们发表的方式发表的。任何人哪怕只是温和地批评《诺特海姆观察家报》都会被吉尔曼报复性地威胁。 [46] 从第三帝国的最初期开始，诺特海姆的所有报纸都是宣传纳粹专制的积极和有效的工具。类似地，几乎所有在1933年春天被“一体化”的组织最终都成了纳粹的宣传工具。基本上，在第三帝国最初的几个月，逃脱了“一体化”的一群组织是退伍军人和爱国主义团体。这一疏忽接下来就得到了纠正。1933年11月，“基弗霍伊泽会”的所有前退伍军人和类似组织都被整合入冲锋队的“第二储备队”。因此，他们被置于纳粹纪律的直接约束下，需要参加游行示威，等等。 [47]

    其他服务于纳粹目的的民族主义团体都被有条不紊地推进了。“德国战争墓地保护人民联盟”就是这样。纳粹支持的影响在他们的年筹款中明显地体现出来了，1930年是31马克，1932年是37马克，而1933年当冲锋队帮助进行筹款时是187马克。同样地，“海外领土上的德意志王国联盟”也从一个小团体发展成了重要的团体。这一团体当然是在对外政策中提出纳粹诉求的完美工具。 [48]

    纳粹最主要的努力之一是在诺特海姆开始扩大滑翔机团体。1933年9月，城镇中建造了第二个滑翔机，在献词演讲中，吉尔曼重点强调了滑翔机训练的军事重要性。一个纳粹滑翔机团体建立起来了，还举行了一场特殊的模拟轰炸演示的飞行表演。这是在政府的明确命令下进行的，不过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表现出了一些主动性。诺特海姆参议院提供了近400马克的资金援助。 [49]

    同时，滑翔机和空军力量得到了加强，国社党没有忘记促进民防。1933年9月，诺特海姆创立了由纳粹领导的防空协会，城镇中的所有学校、俱乐部和报纸都被并入其中了。城镇被划分为四个区域，为民防目的而组织起来。到11月为止，第一批课程中有250人参加了讲座。必须出席。民防学校于1934年5月正式改组，有11名教师。认为即将出现战争是纳粹统治不变的内容。 [50]

    另一个用于宣传并最终被国社党吞并的机构是钢盔团。这个组织在第三帝国作为纳粹分子的伙伴而开启了其事业。不过，纳粹分子决定控制住这个组织，因为它代表着一种独立的大众组织，而这一组织可能是持异议者的潜在聚集地。整个1933年8月，诺特海姆钢盔团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让国社党确认其忠诚和友善。为此，他们还举办了一场特殊的“友谊晚会”，喝了很多酒，跳了很多舞。9月，根据决定，钢盔团被冲锋队统一，也就是说被吸收了。实际的仪式变成了国社党的宣传资源，有旗帜、乐队和某种不自然的节日气氛。这一进程被拖进了10月，之后钢盔团就完全不存在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只是为了宣传目的才会被偶尔提及。通过将钢盔团并入冲锋队，该组织成为竞争团体的危险被排除了；而且，更多的诺特海姆人被直接置于纳粹纪律的管束下。但与此同时，存在这一组织中的公共精神和热情被破坏了。 [51]

    简而言之，在诺特海姆，成熟的独裁结构不仅是难以改变且专制的，而且失去了自发性。恐怖体系唤起了回应，但是这种回应缺乏内在热情。宣传逐渐变成一种程序。纳粹分子成功地在某些领域刺激了真正的热情，在这些领域内，诺特海姆人通常能够感受到热情，比如，市民自豪感方面。

    伤害人际关系的一个后果甚至很有可能是犯罪率的上升。从1933年至1935年之间的警方数据证明各种类型的犯罪都有所上升。如下表格给出的数据： [52]

    涉及盗窃和诈骗的犯罪的增长尤其明显： [53]

    虽然增长得相当多，但是整体数量仍旧很少。人们几乎不能说诺特海姆的犯罪浪潮是对独裁政体建立的回应。不管怎么说，这些数据是具有暗示性的，和恩斯特·吉尔曼在1934年春天给学校和青年人管理机构的那封有点儿疑惑的信一样，信上抗议孩子们最近在城镇公园中恶意破坏灌木（甚至烧毁常青树）。 [54] 毫无疑问，吉尔曼对涉及很多纳粹党成员的盗用公款罪案例也颇为疑惑，这些成员后来都被开除了。其他案例中，涉及一位诺特海姆纳粹时事通讯的前任编辑和城镇中的一位冲锋队领导，这两人都盗用了党派的资金。 [55] 因盗用公款罪而被开除的人中还有些是市政府获得新委任的纳粹分子，他们一上任就立即把手伸向了所控制的公共基金。 [56] 吉尔曼进一步发现只有使用威胁开除出党的手段才能让其他党派成员接受甚至是很小的成员责任。 [57] 腐败和缺乏责任感的证据并不确凿，但这却暗示纳粹分子逐渐发现了建立一个无法无天的政权和强迫人们过上一种被迫伪善的生活的后果。

    1933年以后，诺特海姆的所有现象都必须置于时代背景下。这一背景的主要特征是信任的普遍崩溃以及迄今为止团结一致的社会组织的破坏和颠覆。个人的反应通常是回避，有时也会挑衅。这两种反应对独裁统治都是有帮助的：回避会消除对新体系的威胁；挑衅可以被利用来对抗政权内部或者外部的敌人。但是国社党承诺的内部团结却没有出现。第三帝国并没有创造理想的人民—社区，而是开启了一个欺诈、不信任以及进步精神衰退的时代。

    十八　伟大的理由（1933年，夏—1935年年初，冬）

    你听见人们说：“现在，我们又获得了工作；现在，我们又能买东西了。” ——一个诺特海姆商人

    到1935年为止，诺特海姆已经解决了所有大萧条的表面现象。那年夏天来到城镇的游客会对其所见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如果他三年前来过的话，他一定会进行比较。城市建设蓬勃发展；没有失业者；工作和目的性主导了所有场合。而且，城市毫无疑问地看起来更好了。有了新的统一的园区体系，旧城镇中的房子都被重新粉刷和修整了，街道更加干净了。游客们来诺特海姆甚至可能是因为新成立的、充满活力的旅游办事处想方设法地将他们吸引到了这个山谷中的小而迷人的城镇。所有这些特色都要归功于纳粹分子，很大程度上还要归功于城镇中的纳粹领袖恩斯特·吉尔曼的想象力和活力。经济复兴是诺特海姆国社党最伟大而可靠的宣传要点。这也是独裁统治的主要理由，这样一来，吉尔曼就可以辩称通过全镇的团结一致，并且由于将市政府变成了个人独裁主义的工具，才实现了经济复兴。

    对于城市官僚体制来说，新体制影响的最大教训就是托马斯·加兰的个人命运。加兰是市政府第二高职位的管理人员，纳粹分子掌权时，他一直受到骚扰，这些骚扰只能证明恩斯特·吉尔曼在诺特海姆内真的有无限制的权力。这并不是加兰的政治主张的结果，而只是因为他代表着独立思考。

    加兰是一个民主党人，但是他在政治态度上是如此沉默寡言，以至于每个人都将他视为非政治派别的公务员。吉尔曼讨厌加兰的表面原因是加兰和市长彼得斯关系亲近，而彼得斯又是吉尔曼的竞争对手。因此，吉尔曼和加兰的宿怨只能解释为吉尔曼个人态度的表现，不过他偶尔会援引模糊的“政治担忧”。 [1]

    整个1933年夏天，加兰被有条不紊地剥夺了附属职位。1933年8月，他被彻底赶出城市政府，而他的位置被给予了他的对手。之后就开始长期不和。无论托马斯·加兰想找什么工作，他都会因为恩斯特·吉尔曼的个人干扰而被拒绝。吉尔曼让大家都知道加兰有两项选择：他离开诺特海姆并且亏本卖掉房子，或者在奥古斯特·乌德负责的工程项目中做挖沟工人。

    为了避免选其中的任何一项，这位前任市总督察被迫在附近城镇找了一份在铁路车站做报贩的工作。最终，诺特海姆军队的到来将他从这种不安定的状态中解救出来了。军队不受吉尔曼的控制，因此加兰在军队中找到了作为文职雇员的体面工作。虽然接下来五年，恩斯特·吉尔曼每年都努力想让托马斯·加兰因安全威胁而被解雇，但是军队坚定地反抗了他。 [2]

    尽管吉尔曼进行的彻底铲除托马斯·加兰的行动未能取得成功，但是也足以证明其有权力将城市政府中的其他成员完全变成他的工具。1935年，吉尔曼要求城市雇员不仅要按照他的命令来完成日常工作，而且他们要完全听命于国社党。 [3] 在最大程度上，诺特海姆的政府成了吉尔曼意志的表达。

    恩斯特·吉尔曼的专制地位只有两方面的制约：给予他权力的国社党和选举他的城市议会。只要吉尔曼能够依靠纳粹党高层的支持，他就能控制纳粹组织，当然还有城市议会。到1933年夏末，在国社党的诺特海姆地方小组中明显出现了反对他的力量，而吉尔曼确实得到了纳粹党高层的支持。当1933年12月，纳粹党全国总部拒绝了持异议者的最后诉求时，这一点再次得到了明证。 [4]

    9月，吉尔曼采取措施铲除了诺特海姆城市议会中反对他的人。1933年9月21日，在议会的公共会议上，头等大事就是对当时的议长沃格（纳粹教师，“理想主义反对派”的领袖之一）投“不信任票”。沃格徒劳地寻求原因，之后又试图和议会中的每个成员谈话。他们都拒绝和他谈话，除了离开会议室，他没有其他选择了。同一场会议中宣布了不会再举行城市议会的会议了，取而代之的是由城市议会中的四名成员组成的委员会会私下里和参议院召开会议。 [5] 这种“四人委员会”的临时安排一直持续到1935年1月30日，当时德国新的城市统一法规将这一形式合法化了。

    新的法规（其中的某些部分早在1925年就在讨论了）将所有的权力和责任都交给了市长。他可以得到顾问委员会的建议和帮助。这些机构完全隶属于他，并且绝不会限制他的权力。因此，恩斯特·吉尔曼成了诺特海姆唯一的专制统治者。 [6]

    吉尔曼对城市政府的绝对控制当然不是他用于积极解决城镇经济问题的唯一武器。通过其作为国社党地方小组领袖的地位，他能够控制诺特海姆各种各样的经济组织，在“一体化”过程中将这些组织纳入纳粹控制下。1933年，这些不同的组织基本上都被用于宣传目的。因此，用于取代自由工会而创建的德国工人阵线将其活动限制于举行群众集会和招募成员。工匠联盟举行展览、示威和游行。零售商一星期进行一次募捐，很多文章、广告和社论都赞扬其所发挥的作用。 [7] 而这些活动大概也就是在心理上让人高兴，对于结束大萧条的实际作用很小。

    经济团体“一体化”对纳粹分子来说真正有用的地方在于为它们提供了让诺特海姆的经济脱离大萧条的控制杆。国社党是如何提议这样做的，在1933年秋天变得明显了。夏天的时候，城镇通过种公共工程项目解决了失业问题。然而，对纳粹分子而言，这明显只是暂时的权宜之计。真正要做的是将这些失业者整合入常规经济中。纳粹分子似乎认为如果德国的每个人都尽职尽责，就可以实现了。如果消费者买东西，雇主招人，大萧条就会消失。因此，经济问题被视为可通过组织和宣传来解决，而这是国社党擅长的领域。

    这一进程开始于1933年10月5日。那一天，所有的雇主，无论公私，和所有团体的代表在城镇中的一家宾馆开会。市政府列出了诺特海姆能雇用工人的所有人员的总名单，经过三重核查以确保没有遗漏任何人。恩斯特·吉尔曼在这一场合的演讲中告诉聚集起来的商人们，现在是他们不得不尽职尽责的时候了。政府暂时雇用了失业者，而且手头上有贷款和津贴。现在私营经济部门必须开始雇人了。诺特海姆城市啤酒厂以雇用四名新人的方式竖立了榜样。制糖厂已经同意保持其正常运转，有四轮交替。几天后，每个雇主都会被拜访并且被要求在其状况允许的情况下雇用尽可能多的新人。这一演讲没有得到及时的回应。之后，只有少数人站起来发表评论。有个人建议政府应该采取行动，坚决抵制非法工匠。还有个人号召雇主们优先雇用资深的纳粹成员。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商人起身保证会雇用一个新工人。 [8]

    接下来几天，人们几乎没公开做什么能实现吉尔曼演讲中所阐发目标的工作。有广告号召人们多买东西、多存钱并且只光顾有合法执照的工匠。但是10月末，公共工程项目仍旧雇用了340人。 [9] 这种情况一直相当稳定地持续到1933—1934年冬天。

    春天，国社党开始认真地行动起来。新的努力被称为“工作的战斗”。开始的日期是1934年3月21日，这是“国家复兴日”的第一次纪念日（当时希特勒和兴登堡在波茨坦的驻军教堂举行了庆祝仪式）。

    但是在诺特海姆，宣传努力是在这个日期的三周前就开始了。2月末，所有的公务员和社团、行会领导都收到了信，号召他们到“1910年代圆顶”参加群众集会。吉尔曼对他们所说的就是在整个大区所说的同一件事情，因为纳粹大区宣传部向诺特海姆递送了一份关于演讲材料、内容和展示方式的完整大纲。不管怎样，吉尔曼的演讲很精彩：强有力、令人信服并且鼓舞人心，带有一种有益的目的性的味道。信息很简单。每个诺特海姆人都必须消费、雇用、借贷、消遣，让经济之轮运转起来。雇主被告知要提高薪水并且雇用新人。如果他们不做，国家也会强迫他们。房屋主人被要求现在就进行房屋修整，当时的贷款利率低。简而言之，演讲混杂了威胁和甜言蜜语。给诺特海姆人留下的清晰印象就是：经济会复兴，人们会变得富裕和快乐——要不然还能怎样呢！ [10]

    群众集会之后一周紧接着另一场雇主、工匠大师和公务员们的小型集会。参与的人就是去年夏天听过吉尔曼演讲的同一批人。但是这次气氛完全不同。首先，吉尔曼不再在集会上谈论了；取而代之的是进行广泛的讨论。其次，房间里的每个人实际上都相信经济复兴正在进行中。最好的报告都来自建筑工程的那些人。油漆匠行会报告说一年前只有15名学徒，现在有40名。木匠行会报告说自1月以来有20名新学徒。对于那些令人沮丧的报告，吉尔曼也会说积极的内容。鞋匠行会对竞争表示不满；吉尔曼承诺纳粹福利组织会在诺特海姆订做500双鞋。食品杂货店抱怨来自消费者合作社的竞争；吉尔曼承诺这个组织“不会和我们永远在一起”。面包师们没看到这种情况有所改善；吉尔曼发誓改善会在几周后到来。但是出席的大多数人都知道整个冬天，新政府一直在试图提供帮助。裁缝行会报告说因为突然需要制服，他们雇用了18名新学徒。零售商的领头人报告说1933年的营业额比1932年增加了11%，而且现在仍旧在增长中。他承诺商人们会雇用新人：“你们听到人们说：‘现在，我们又获得了工作；现在，我们又能买东西了。’我想说就纳粹德国的人民福利而言，他们已经为零售商做了很多了。” [11]

    在最初的讨论之后，吉尔曼做了总结发言。他承诺会抨击合法竞争。他确认纳粹主义致力于可观利润的概念。但是他也发誓会打击任何想要削减薪水，攒钱而不投资，以及加班工作的人。他设定了合理的目标：本月内新增16名新学徒，为忘记职业技能的人提供再教育课程。之后就是整个会议最令人愉悦的时刻。吉尔曼宣布政府将会拿出很多资金。这些资金应该花费在哪些方面？令人钟爱的计划层出不穷。旧梦想再次被提及。会议在热情洋溢和一系列计划讨论中结束。毫无疑问，至少在心理上，大萧条结束了。 [12]

    这种情绪持续了下来。几天后，《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上刊登了一则简短但是华丽的广告：“谁还没有工作？立即报告……给市政厅。”3月15日，在“1910年代圆顶”召开了一次全县大会，其中的演讲概括了“为工作而战”，发表了鼓舞士气的讲话，等等。3月21日，官方宣布“战斗”开始。检阅、游行、乐队、旗帜、希特勒的广播演讲——所有的纳粹装饰都使之成了一次令人难忘的事件。 [13] 但是，对诺特海姆意义最重大的就是一系列新工程项目的奠基典礼。

    实际上，虽然进行了各种讨论和宣传，但是大萧条并不是因为每个诺特海姆人都尽职尽责而被击败。与此相反，打败大萧条的重要工具是公共工程项目和以政府注资为基础的建筑业的蓬勃发展。同一周，恩斯特·吉尔曼和诺特海姆的商人举行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讨论，他写信给城市工程师，详细概括了1934年的一系列新的工程项目。因为这些项目的大部分资金来自中央政府，城镇就没有资金再支付同等数量失业者的救济金了。 [14] 许多进行中的工程项目并没那么引人瞩目。其中包括城镇所拥有的森林、修复现存园林系统和修复道路的工作。但是有一项工程改变了整个城镇的面貌。这就是“公园环”。环绕着这座中世纪内城的是一系列可追溯到诺特海姆独立年代的防御工程。到1933年，墙体都剥落了，壕沟都被填满了，反投射的土堆都被小菜园覆盖了。现在，根据公共工程计划，这都要重建。旧城墙能修复的地方就修复，其他地方则夷为平地。壕沟变成了一些小的天鹅池。其余地方变成了令人愉快的公园，有草地、花园和操场。结果，诺特海姆的园林系统规模扩大了两倍，城镇给人一种愉悦和独特的感觉。11 000多个工作日创造了这个“绿化带”。 [15]

    诺特海姆在其他方面也变得更吸引人了。位于诺特海姆上方树林间的两个城镇所有的酒吧都被修复和改造了，还铺设了通向这里的新道路。城镇中破败的地方都被清理和翻新了。按照博物馆馆长的指导，诺特海姆旧城区的房屋都被重新粉刷了，这样一来，他们再次突出了中世纪的半木材架构成果。这项工程的大部分工作都是由城镇自己的失业者完成的，但还有很多工作是由“劳动服务”完成的。这一组织最初是自愿性组织，但是很快就变成了强制参加。它非常适合以将人们赶出劳动市场的方式来带动经济疲软。因此，当诺特海姆制糖厂在1933年结束其季节性精炼时，该厂的300名临时工人中大部分都被吸收入了“劳动服务”中。整个1933年，“劳动服务”承担了很多随机项目，从修建足球场和射击场到在城镇的森林中修路。然而，1934年开始，他们贡献出了全部精力用于创造城镇中的新资产。这就是一座露天剧场，建立在诺特海姆森林中的自然斜坡上。

    其最初被设想为纳粹典礼的会场，开始被称为“事务广场”（Thingplatz，这是来自古条顿语的词汇，用于指部落集会的地点），后来更意味深长的是，被称为“圣所”（Weihstaette）。其建造好之后，在旁观者看来确实差不多创造出了一种神圣的感觉，因为它戏剧性地融入了古老而宏伟的橡树自然环境中。在其于1936年6月7日举行落成典礼之前，差不多花费了23 000个工作日才建造成了这座“圣所”。当然，比起纳粹典礼，这里更常被用作剧院，仅仅1936年就吸引了6万名游客来诺特海姆。而且，吉尔曼还将其交由纳粹战争受害者协会管理，由此使得诺特海姆成了全国总部和召开大会的城镇。这为城镇带来了很多资金。诺特海姆人对“圣所”的建造非常高兴，尽管纳粹的行动一如既往地存在错误：纳粹以非常优惠的价格从恩斯特·吉尔曼最不受欢迎的密友——参议员奥古斯特·乌德那里购买了建造用地。 [16]

    “劳动服务”也涉及治疗大萧条的另一个主要因素中：建筑业的蓬勃发展。由于旧军营营房被征用，有75个原本住在那里的“流浪”家庭必须被重新安置。为这些流离失所者找住房的问题使诺特海姆的住房短缺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城镇在陷入大萧条时，已经有住房短缺问题了，而大萧条的进程又使这一情况恶化了。从1930年开始到1933年结束，诺特海姆的人口净增长差不多为400人。同时，建筑业严重滞后。因此，建筑业蓬勃发展的形势已经成熟，只要资金到位就可以。 [17]

    希特勒政府采取的首批措施之一就是确保有可用资金。到1933年11月为止，诺特海姆为建设所筹备的资金差不多有20万马克，而且还有更多的资金即将到位。这些资金是在特别有利的情况下通过援助和贷款获得的。比如，对于公寓的修理或分配，国家会支付20%的花费并且以六年4%的利率借贷剩下的部分。类似的条款也适用于新的建筑业。在这些吸引人的安排下，1934年3月为止针对728项工作分配了超过63 000马克。到1936年为止，有超过1 300份申请，共获批175 000马克。另有政府为支持新的建筑业而提供121 000马克。1934年春天，资金再次增加了，因为军队返回旧军营，政府必须为之前在那里办公的机构建立新的大楼，还得为“劳动服务”建立新的营房。简而言之，到1934年春天为止，所有为诺特海姆建筑业蓬勃发展的条件都具备了。 [18]

    这种情况因恩斯特·吉尔曼所采取的行动而更加有利了。对于他不能找到足够多的房子来安置军营营房的“流离失所者”，他感到相当得窘迫。这迫使他将他们安置在了旧有轨电车里，对城镇而言，这在很多方面都是不受欢迎的。而且，许多诺特海姆房东对他请求为这些人提供住房的答复是提高租金，这令他非常沮丧。综上所有原因，吉尔曼力图加速诺特海姆的房屋建设。通过“一体化”的方式，他已经控制住了“公共利益建筑俱乐部”，该组织现在被迫要加快建设速度。为了增补这一组织，吉尔曼建立了一个诺特海姆房屋建筑公司，以他自己为负责人。城市财政部被要求拿出10万马克作为启动资金，88名小商人被诱导着又买了价值53 500马克的股份（并且被诱导着选举了全由纳粹分子组成的董事会），其中主要是建筑业的小商人，城市储蓄银行为他们购买股份提供了贷款。 [19]

    因此，该组织也被要求立即推进建筑业的蓬勃发展。虽然是从1933年夏天开始的，但是直到1934年春天才获得足够的动力，建筑业的旋风席卷了诺特海姆。至1934年年末，建立了85间新房子，共126个房间；另在现存的建筑物中增加了100个新房间；修复了超过1 200间。在这种努力下，城镇的经济问题消失了。1934—1935年的那个冬天，公共工程依旧在继续，但只是完成了已经开始的项目。1936年，诺特海姆不得不引进建筑工人。 [20]

    上述列出的建筑数据不包括国社党视为其建筑计划的展示品——位于诺特海姆北部边缘的48栋新的“流离失所者”的房子。虽然纳粹分子对此负全责，计划、资金和所有其他的准备工作在第三帝国建立时已经准备好了。实际上，移居项目并不是开始于1932年的主要原因是纳粹分子曾经阻拦过。1933年8月16日，伴随着盛大的仪式，该项目的前24栋房子开始动工。因为造的是这些简单的房子，以及这个项目也成为公共工程项目的一部分，第一批房屋就在11月初完成了。在“为工作而战”开始的那天，第二批“移居”项目的24栋房子就破土动工了。到1934年秋天，这些房子也完成了。因此，这些房屋就被通称为“纳粹移居点”。 [21] 在某种意义上是这样的：只有能证明其是拥有雅利安血统的人，在纳粹组织中是成员以及地方小组的资助者，才能在新的移居点购买房子。 [22]

    既然诺特海姆大萧条的终结是靠着工程项目和建筑业的蓬勃发展，那么所有的宣传、讨论和“为工作而战”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呢？看起来明显的是，当时这被视为战胜城镇经济困难的重要部分。虽然其直接的经济贡献是最小的，其在精神上的贡献却是决定性的。这使城镇中人相信大萧条结束了，也使他们相信他们是在纳粹领导下结束了大萧条。无论是不是故意的，纳粹分子都利用了“人们相信发生了什么有时比实际发生了什么更加重要”这一事实。

    除了战胜大萧条之外，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还以“他们也解决了包括饥饿、必需品和其他贫困方面的经济危机的副作用”这一事实为资本。为了缓和痛苦，他们提出了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结果都很受欢迎。第一个是每个人都应该提供帮助；第二个是作出贡献并不是慈善，而是对陷入并不是他们自己造成的局面的德国同胞的一种应尽的义务。这种在社会改良方面的努力是国社党所做的最接近推进他们所承诺的人民—社区的努力。

    纳粹福利工作的主要手段是纳粹人民福利协会（NSV）。和其他纳粹次级组织的情况一样，纳粹人民福利协会的主要人员都来自纳粹队伍本身：党派成员确实被要求加入。但是许多诺特海姆人，包括那些并没有加入国社党或者任何其他纳粹次级组织的人，发现自己愿意加入纳粹人民福利协会，因为该协会的工作看起来是与政治无关的并且是有益的。 [23] 纳粹人民福利协会也能利用各种各样的俱乐部、协会以及其他经由“一体化”而归入纳粹领导的组织。和在经济动力与宣传努力中的情况一样，纳粹分子因此能利用全部的社交机制来作为撬动全部群众的杠杆。

    纳粹人民福利协会于1933年9月开始了第一个项目，即“冬季救济”。这项特别的运动被称为“对抗饥饿和寒冷的斗争”，以一系列的群众集会作为开端。在新闻广告中，诺特海姆人被要求付出很多。“奉献”是关键词；那些最慷慨捐赠的人都被许诺会将他们的名字写入一本名为“诺特海姆奉献册”的特别荣誉册中。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这场运动再次证明纳粹倾向于彻底性。一份名单列出了城镇中所有商人，每个人都被期待进行捐赠。商人们也被告知“会仔细审查名单上的人，捐赠太少的人将会被抵制”。到10月中旬，为了进行密集的募捐，城镇被划分成了六块区域。在募捐过程中，所有俱乐部和其他社会组织都被给出了目标金额，并且要求其成员们负起相应的责任。慈善晚会也没有被忽视。一场惯例的“娱乐晚会”入场费是30芬尼，所有的收益都会转入“对抗饥饿和寒冷的斗争”。希特勒青年团都被安排进行特殊的街头募捐。最后，每个公共地方都被放置了募捐罐，尤其是收集小硬币。这些地方都张贴了标语“赢得了芬尼，斗争就会获胜”。

    但是最精彩的策略是“炖煮星期天”。其想法就是在选定的星期天（通常是一个月一次），德国的每个人都吃炖煮的菜而不是他们的常规餐，之后将成本上的差额捐赠给纳粹人民福利协会。炖煮菜提供给餐馆、家庭和德国的每个地方。这种方式就证明了“即便是我们中有人忍受着极少的痛苦，所有的德国人都准备着一起承受痛苦”。这些措施带来了大量的资金。“炖煮星期天”通常所获得的募捐总额超过1 200马克，到1934年1月为止，只是芬尼罐里的钱就达到了342马克。但是就纳粹而言，纳粹人民福利协会作为宣传措施的功能是更为重要的。通过这种方式，每个德国人都认为他们帮助缓解了大萧条引起的灾难。纳粹所推行的“团结”再次被证明是有益的。 [24]

    纳粹分子也努力在其他方面展现他们政府的社交方向。因此1933年圣诞节，在市集广场上放了一棵圣诞树，“这样一来，诺特海姆的每个人都能分享了”。很多文章再次指责使用“善良的夫人”这一措辞，也就是反对等级差别。 [25] 绝大多数诺特海姆人都支持这些想法。他们关注着在魏玛共和国时期让城镇严重分裂的阶级划分，他们认为纳粹分子正在通过抨击外在的阶级机构来对此采取行动。他们对“国家团结”的可能性非常激动，即便这是一种纳粹主义强加的如此肤浅的团结。 [26]

    纳粹对诺特海姆经济的贡献并不是以抗击大萧条的措施为终结的。恩斯特·吉尔曼认为应该以促进旅游业发展的方式来做更多能帮助城镇的事情。工程项目的影响之一就是使诺特海姆成了一个更愉快的观光地，在解释修理城镇森林小路和诺特海姆树林中两间城镇所有酒吧的原因时，经常这样提及。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吉尔曼才安排在城镇中引人注意的建筑物和其他合适的地点挂上了60个“历史匾额”。 [27] 1934年初，一场吸引游客的积极运动开始了，当时吉尔曼将两个现存的俱乐部，即“游客俱乐部”和“改善协会”融合在了一起，形成了一个新的“促进旅游业俱乐部”。在接下来的集会中，按照通常的方式，该俱乐部的成员增加到了大约500人。在大城市报纸和小册子中赞扬诺特海姆优美景点的广告很快就开始给城镇带来游客了。在以后的几年里，这给城镇增加了很多收入。 [28]

    对诺特海姆经济更为重要的是军队对鲁默河以北旧军营的再次占用。这是一项深得恩斯特·吉尔曼之心的计划，主要由他积极推动。1934年初，吉尔曼决定开始和军队协商，并且准备从城市基金中拿出5万马克，用于为军队购买额外的土地。军队也愿意，于是在1934年4月签订了合同。合同的重点是军队同意以285 000马克从诺特海姆购买军营。这对诺特海姆来说是一个损失，尤其是因为军队还要求将城镇的泳池（位于军营附近的土地上）加到交易中。当市民们得知城镇即将失去他们的游泳池时，他们进行了激烈的抗议，吉尔曼不得不以威胁进行镇压。考虑到诺特海姆先前为军营和游泳池付的钱，城镇在这场交易中损失了近235万马克。

    但是，军队给出了更多的补偿。首先，到1937年为止，军队在新建大楼和修复方面的花费已经超过了200万马克，其中大部分的资金都给了诺特海姆的承包商和工人。其次，中央政府必须建造新大楼，用以容纳迄今为止在军营中办公的各种不同的办事处。迫使另外的100多人搬出“流离失所者”公寓也帮助刺激了建筑业发展，尤其是因为军队为新公寓提供资金。 [29] 最重要的是，诺特海姆的经济收益只是来自新增加的1 000名消费者，而这些消费者并不会成为劳动市场的负担。士兵们在城镇中花钱，他们的亲戚来看他们，更重要的是，军需部和当地商人签订了粮食和其他物资的合同。从各个角度来看，军队的移驻是纳粹分子主导的一流经济政变。 [30]

    军队的到来自然会对诺特海姆产生其他影响。士兵们必须小心谨慎，直到1935年为止（当时希特勒向全世界宣布他不服从《凡尔赛条约》中的军事条款）所有的行动都必须伪装，城镇中人很快就知道了旧军营中驻扎着一支部队。如前希特勒时代所表现出的一样，就诺特海姆人对军事的极大热爱来看，完全想象得到军队的到来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而且，正如托马斯·加兰的个人经历所证实的，军队成了一些诺特海姆人的避难所。在那里，他们不会受到吉尔曼怒火的影响。因为军队中的许多军官都不认同纳粹主义，所以“理想主义反对派”和军队之间很快就发展出了很好的感情。因此，军队使得许多诺特海姆人更容易接受第三帝国了。 [31]

    总而言之，在城镇人的眼中，纳粹分子在经济领域的行动确实对改变人们有关纳粹主义的印象以及证明纳粹主义的正当性具有重大的作用。那些有时间并且愿意评定纳粹主义本质的人，在1935年时建立起了一个平衡表。一方面，纳粹主义明显终结了大萧条，开启了经济复兴，美化了城镇，提供了有活力、有效率的领导，并且增加了诺特海姆的经济资产。另一方面，纳粹主义损害并且管制社交生活，引入了恐怖行动体制和极权体制，攻击教会，强迫诺特海姆人加入沉闷而固定的宣传活动，并且将城镇的命运与恩斯特·吉尔曼的个人妄想、可疑性格绑定在一起。很明显，这种平衡并不能将其分解成一个简单的等式。

    到1935年，大部分诺特海姆人再次对纳粹主义缺乏信心。很难说自由选举的结果会是什么。在大部分诺特海姆人看来，坏的结果很可能超过好的。如果有机会的话，他们很可能会投票支持结束或者改变纳粹政体。但是1935年之前，这一决定已经固定下来了。

    既然纳粹主义创造了复兴的奇迹，诺特海姆人怎么能转而反对它呢？首先，人类的感激之情是短暂的，许多城镇人很快就将经济复兴视为正常的并且将他们的担忧转到了其他事务上。其次，经济复兴在利益上是不均衡的。建筑交易的获益不成比例，但是小零售商只从灾难的边缘退回了一点儿。从长远来看，他们的趋势还是消亡；纳粹政体并没有废除20世纪的经济学。除此以外，正如更早些时候的情况一样，大萧条并没有真正地伤害诺特海姆的中产阶级；经济问题并没有使他们不安，因为他们主要是担忧政治和社会。对于中产阶级而言，纳粹的伟大工作是破坏了左翼。一旦完成了这项工作，纳粹分子就不再像他们曾经表现的那样必要了。

    尽管直到1933年，诺特海姆周围的农业社区一直坚定地支持纳粹分子，但是他们很快就对政府的行动幻灭了。纳粹对农业的严格控制压迫着农民，纳粹建筑项目吸引走了雇工，这种人员流失给农民带来了负担。农民的不满很快传达到了诺特海姆人那里，因为城镇是农村商业的中心。因此，国社党在两个主要团体，即城市中产阶级和农民中的力量被削弱了，而这两个团体在其掌权前就一直支持着他们。

    但是，比起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诺特海姆人已经逐渐发现了专制独裁所带来的影响：它破坏了社交生活，它无处不在的威胁，它变化无常，它贪求无厌。最重要的是，几乎令城镇中所有人都幻灭的是纳粹分子抨击有组织的宗教信仰（正如我们将要讲到的那样）。在第三帝国建立之前，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进行运动时都将自己伪装成虔诚的基督教教徒，以至于他们掌权之后突然发生转变时看起来就像是对庄严承诺的粗鲁背叛。当然，确实是这样。这是一种权力自大的举措，恩斯特·吉尔曼就认为他可以在不失去其下属忠心的情况下违背他们的基本价值观。

    而且，传统的政治态度渐渐消亡了。1935年春天，包括诺特海姆在内地区的纳粹副省长写了一份关于民众态度的特别报告。他总结说，绝大多数人仍旧支持我们，但是还有些问题点。比如，工人们依旧反对政府。1935年五一劳动节庆祝活动中，诺特海姆县的某些工人对元首的广播讲话作出了诋毁性的评论，以至于他们立刻被送入了集中营。当然，工人们一直都反对纳粹。在政治光谱的另一端，诺特海姆的前钢盔团成员不再说“希特勒万岁”，而是招摇地以“您好”来互相问候彼此。他们谨慎地讨论着改变内阁，甚至是建立“第四共和国”的必要性。知识分子也转向了反纳粹。至于新教教徒，他们对政府反教会运动感到失望，以至于他们公开号召反纳粹的军队独裁。“有些人公开说俄国的情况适用于德国。”当然天主教教徒也反纳粹，不过有所保留。这样事实上几乎涵盖了社会中所有的要素在内，他重申了自己最初的观点：民众仍旧是支持我们的。 [32]

    这位特别的纳粹官员是一位长期狂热的党派成员，他的失望很可能被归因于一开始就过高的不满足的期望。 [33] 但是在这种评估中，盖世太保可能更加冷淡。1935年年底，两份盖世太保针对诺特海姆地区的报告有相似的失望。前共产主义者，尤其是在诺特海姆的共产主义者虽然不断地被逮捕，但他们一直在积极地反对政府，甚至还和持异议的纳粹分子建立起联系。前社会民主党成员一直通过口耳相传的宣传破坏政权。纳粹党自己的成员，或者至少是“老战士”，对该党失去了其“真正的精神”感到非常不满。普通人希望进行清洗，以驱逐那些声名狼藉的成员。许多人都注意到了军队军官表现出的蔑视该党的态度。 [34]

    盖世太保下个月的报告甚至是更令人失望的。新教教徒正在秘密地流传反纳粹作品；天主教教会正在有组织地并且持续地试图让其追随者反纳粹。工人地下组织招募下层阶级的时机成熟了。前社会民主党人聚集到一起，共同加强对政权的反对。人们仍旧在犹太商店里购物。之前的保守派厌烦了纳粹党，一直寻求与军队军官进行联系。父母都变得反对希特勒青年团。旧纳粹分子都觉得他们被忽视了，而新成员一直抱怨该党对他们的所求太多了。 [35]

    因此，1935年时有很多对第三帝国不满的因素——各种各样不同的原因，几乎和可辨认的群体一样多，这也是不太可能将不满变成任何有组织反对或者团结一致针对国社党的主要原因之一。纳粹分子能够掌权首先是因为人们分裂了，他们仍然能够掌权至少部分是因为人们仍旧分裂。纳粹革命的结果，尤其是“一体化”，使得人们一直分裂，而盖世太保会迅速地处理任何公开表达的反对意见。正如一系列事件所表明的，第三帝国根基稳固，只有外国军队才能推翻希特勒的独裁统治。但是那并不意味着诺特海姆人喜欢纳粹分子。这只意味着到1935年为止，无论诺特海姆人对纳粹分子有什么看法，他们能够做的事情都非常少。

    十九　第三帝国的生活（1935—1945年）

    现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许多党派成员，还有某些群众，对正式的党的措施和集会明显缺乏兴趣…… ——纳粹党的诺特海姆地方小组递交给小组I和小组II的所有片区管理人的备忘录（绝对机密），1936年9月28日 [1]

    诺特海姆从1935年到1945年之间的历史有一种奇怪的静态特征。到1935年为止，纳粹党已经无可争议地控制了整个城镇，但却失去了有活力的动力，其领导人也不再确定他们拥有民众，甚至是其成员的支持了。因此，他们开始谨慎行动，除了在那些独裁规则已经建立并且为人所接受的地方之外：俱乐部必须服从党派，党派成员和城市雇员必须听从党派安排，城镇中人必须在选定的场合里对政权展现出公开的热情，不允许表达敌意。但除此以外，纳粹领导人基本上成了管理者，城镇中人成了消极接受的对象。在成熟的第三帝国中所缺少的就是变革的热情、狂热、活力以及有雄心壮志的目标。就领导者和城镇人而言，明显的是和睦团结使得日常生活可忍受了。当战争于1939年到来时，城镇坚忍地渡过了难关，遭受了轰炸，经受了儿子和父亲的死亡，并且不英勇地投降了。

    导致纳粹分子动态减少的一个因素是地方领袖变得富有和放松了。曾经在1932年穷得身无分文的县领袖施泰内克在1933年3月开始领取薪水了（当时新成员大量涌入，使该党的金库令人难以置信地膨胀起来），并且薪水是很可观的：每月810马克。因此，他致力于庆祝活动、喝酒和监管旧大楼的修复活动。 [2] 他将诺特海姆县实际的行政管理权交给了像瓦尔特·巴尔德奥夫这样的下属以及其他冷静可观的专业人士，巴尔德奥夫是一个50多岁的温文尔雅的职员，在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之后两个月加入了国社党。 [3]

    甚至是可怕的恩斯特·吉尔曼在第三帝国时期也变得放松了。1934年3月后，他担任了12年诺特海姆的市长，薪水是每月880马克。 [4] 当1935年1月新的市政法规实施时，市长吉尔曼在法律上不会对诺特海姆的任何人负责，他的权力不容置疑。吉尔曼感觉自己安全无虑，于是决定放弃作为地方小组领袖的职位，他也确实于1935年9月这样做了，不过他小心地选择了继任者，避免其成为自己潜在的竞争对手。事实上，他通过一分为二的方式削弱了地方小组领袖的职位。对于城镇中1 200名党派成员而言，“地方小组I”和“地方小组II”就这么产生了。为了领导他们，吉尔曼选择了两名会计，都是性格呆板的人。 [5] 一个41岁，另一个44岁；两人都是在希特勒掌权之前半年加入国社党的；在吉尔曼大方向的领导下，两人除了一丝不苟地管理地方小组之外，都没有任何的野心。 [6] 1938年，吉尔曼动用城市资金中的2万帝国马克，以重建和扩建城镇的骑术大厅，之后不久，他重新加入冲锋队，这样一来，他就成了“骑马冲锋队”的一员，可以在新跑道上骑马了。 [7] 这是他在1938年后的主要活动。

    诺特海姆纳粹分子在1935年后变得没那么有活力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不再必须要得到民众的支持。如前所述，诺特海姆对国社党的热情甚至在希特勒掌权之前就衰弱了；在第三帝国建立之前的最后几个月，唯一能吸引全体出席的纳粹集会就是他们举行的没那么政治性的“娱乐晚会”。在建立起独裁统治之后，诺特海姆人去纳粹集会，但主要是被迫去的。接连不断的纳粹集会令他们无聊和疲乏，对于被逼去参加这些集会，他们愤恨不已。随着时间的流逝，城镇人日益表现出冷漠的迹象——这是唯一不危险的逃避方式。

    被迫参加纳粹宣传活动也破坏了该党在1933年之前成功进行宣传活动的关键因素：一种记录常规反应的反馈系统，再加上为了便于根据反馈来调整宣传策略而在地方上控制大部分的演讲者和主题。到1935年，纳粹党的高层宣传机构对地方领袖发布命令。例如，1935年11月，有一项指令发送到诺特海姆，内容是关于即将召开的集会，三页纸上写了如何举办的细节，包括每一步的计划，完整到包括在介绍演讲者时所使用的话语（以及在油印表格上留给其名字的空白）。 [8]

    国家对地方集会的指导都是精心设计的。他们也试着提供多种内容。比如，有多种可供选择的放映幻灯片，包括像“德国冬季运动会”这样的娱乐化标题。 [9] 但是无论内容如何，当人们是被迫参加的时候，这些集会就失去了吸引力。除此以外，集会实在太多了。比如，1938—1939年的整个冬天，党派成员被要求参加的集会数量平均为每三天一场。 [10] 日程表排得太满了，以至于他们已经预先准备了八个月的活动，并且城市中的其他俱乐部若是没有得到地方小组领袖的允许就不能举行集会。 [11]

    就算诺特海姆人漫不经心地明显表现出他们的冷漠，但是纳粹仍旧展示出了他们的尖牙。下属领导人被要求记录所有应该出席纳粹集会的人并且将没去集会者的名单送交地方小组领袖。 [12] 没有出席的人都会面临这个问题。 [13] 那些早退的人也被要求做出解释。 [14] 在集会上没有表现出适当热情的人会受到挨打的威胁，正如下面这封恩斯特·吉尔曼于1935年写给一个年轻女性的信所证明的：

    有人向我报告说，在元首生日庆祝仪式上，唱《霍斯特·威塞尔之歌》和国歌时，你没有抬起胳膊。我提醒你注意，你这么做只会面临被打的危险。谁也不能保护你，因为这是你应得的。你们招摇地用这样的行动将自己排除在我们的种族社区之外，这是非常具有挑衅意味的。希特勒万岁！ [15]

    在这种情况下，诺特海姆人一般会注意除了通过语言和行为来表现支持的态度外，不会表现其他情绪。但是这明显意味着只有纳粹的威胁是可靠的。因此，诺特海姆的纳粹领袖越来越难以确定诺特海姆人的真实态度了，领袖们所持的这种不确定性让他们在压迫人民方面比他们必须要做的更加谨慎了。

    促使恩斯特·吉尔曼明白这一点的一系列事件（在第三帝国期间，就在诺特海姆取消纳粹主义合法地位而言，这是他犯的最大错误）是他对新教教会的抨击。在诺特海姆，纳粹分子没有任何反对教会的客观理由。教堂牧师祝福过希特勒建立起的独裁统治，在1933年之前，路德派牧师曾经是城镇中最受欢迎和最有效率的纳粹演讲者之一。实际上，诺特海姆在很大程度上支持纳粹党就是因为纳粹分子将其定位为拥有虔诚宗教信仰的党派。但是恩斯特·吉尔曼讨厌教堂，（正如他在1934年写给朋友的信中所说的）他私下里决定“通过我们对希特勒的信仰打败所有牧师的信仰”。 [16] 然而，对于如何完成，除了一般的威胁之外，他还没有明确的计划。因此，他一开始针对路德派教会的运动失败了。

    吉尔曼让大家都知道他的目标是让诺特海姆成为德国第一个完全没有教会成员的小镇。但是，他的谴责和威胁措施只是增加了来自路德派团体的强烈的无声抗议。他显然不敢逮捕牧师或者强制禁止去教堂，因为纳粹党的高层机构不会允许这么做。取而代之的是，他让希特勒青年团破坏基督教坚信礼课堂，朝城镇教堂里的十字架扔雪球，暗中监视牧师——希望借此记录下能够让盖世太保采取行动的有罪言论。

    这些都没奏效。去教堂的人增多了，团结在威廉·施潘瑙斯周围的党内反对派系通过在教堂唱诗班唱歌公然反抗吉尔曼。这完全是被动的抵抗，但却是有效的，因为吉尔曼对此什么都不能做。他的态度并没有改变，但是他徒劳的威胁行动逐渐消失了，尤其是在战争爆发后，第三帝国完全不能再冒任何疏远其自己人的风险了。 [17]

    得到了这个教训之后，吉尔曼变得更狡诈，因此也更有效率了，他着手废除诺特海姆的宗教学校。他没有使用威吓手段，而是使用官僚主义技巧和一种迂回攻击。他的谨慎证明了即便是这种冷酷无情的狂热分子也不得不遵守某些限制。

    1937年复活节之后不久，市长吉尔曼召集起学生们的父母，在一家小型天主教初级中学召开集会。他告诉这些父母，他们的孩子正在接受着不适当的教育，这家只有77名学生和两名教师的天主教学校不能充分提供多样化的课程。他强烈要求父母们让孩子转学到福音派路德教会的学校，那里有1 300名学生和丰富的教师团体。

    34名天主教教徒父母马上就顺从了。一名诺特海姆人（本诺·施密特，他是一名社会党人，名义上是天主教教徒，但因为反对神职人员而从未去过教堂）为了对抗吉尔曼，让他的妻子将他们的女儿转入天主教学校，但是大部分诺特海姆的小天主教社区并未作出明确的反应。接下来几个月，市长对这些父母施加了个人压力，一次一个人，这样一来，这些人就逐渐离开了天主教学校。

    当希尔德斯海姆的主教了解到正在发生的事情时，他进行了强烈的抗议，但是市长吉尔曼捍卫了自己的行为，他坚称他唯一的主张就是在新教学校能够获得优越的教育机会。吉尔曼声称他所做的是敦促父母考虑他们孩子的未来，主教无法证明他在市长办公室里对这些天主教教徒父母说了其他的内容。到1937年圣诞节为止，诺特海姆天主教学校里只有16名学生了，吉尔曼向省级学校机构申请（按照规定执行）关闭这个“侏儒学校”，他们确实这么做了。随即，1938年2月，市长再次向该机构申请宣布路德派学校是“与宗教宗派无关的”，因为这里现在有大量的天主教学生。这也是按照规定来的，于是他的请求得到了批准。到1938年4月为止，诺特海姆再也没有宗教学校了。 [18] 恩斯特·吉尔曼胜利了。

    但是请注意这一年的运动都是如何运作的。任何武力的使用甚至公开的威胁都将危及这一运动。熟练的操控而非独裁命令使市长吉尔曼达成了他基于意识形态的目标。无可否认的是，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市长个人和天主教教徒父母面谈时大量使用的非正式威胁手段。无论吉尔曼在提出为了孩子们的福利这一恳求时是多么“正确”，父母们都十分了解他以这样或者那样的借口要对人们做什么。他并不是个可靠的人，只是穿着纳粹制服坐在阿道夫·希特勒的肖像画下面。但那都是不言而喻的暗示。重要的是，吉尔曼通过官僚政治和有计划的控制得逞了。他了解到了极限，就像其他诺特海姆人所了解到的那样。

    吉尔曼公然威吓的一群诺特海姆人是纳粹党及其附属机构的成员。大家还记得希特勒掌权之后不久，成百上千的城镇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大部分是投机主义的）理由而加入该党。因此，党派成员在城镇人口中占相当大一部分比例。实际上，直到1936年春天，国社党还在向1933年5月1日（当时的截止日期）之前递交入党申请的所有诺特海姆人发放成员卡。 [19] 每个申请者都被立即视为临时成员，不过和“党派同志”一样支付会费并履行其他义务。

    到1933年夏天为止，诺特海姆大约有1 200名党派成员，加上450名冲锋队队员、150名冲锋队后备人员、140名党卫军、150名希特勒青年团成员和300名少年团成员（这是希特勒青年团的预备儿童组织）。 [20] 这些人中大约有600人隶属于不止一个党派组织，因此会被统计两次，但即便是这样，地方小组至少直接控制着1 500名诺特海姆人——占整个城市成年人口的1/5。

    这些人是他要求的主要目标。这部分是因为他可以将他们开除出党，而这在希特勒的德国是非常严重的事情。但还因为这些人是在纳粹胜利之后随大流加入该党的，他对他们献身于纳粹事业的忠诚特别怀疑。当他仍旧是地方小组领袖时，他大部分的通信联系中都包括了试图保持该党和冲锋队的纯粹性。对那些错过了党派集会的人、那些未能向纳粹捐款的人、那些支付会费延迟的人或者那些发出不适当言论的人，吉尔曼会给他们写威胁信。对于那些表现得体的人（按照他的标准来看），也有奖励分配，比如推荐信。 [21] 但是监管1 500人的行为表现对一个人来说是一项重大的任务，尤其是吉尔曼发现受到训斥的人比受到奖励的人更多，大约是10：1的比率。

    早在恩斯特·吉尔曼发现一个地方小组领袖控制这么多的人有多么困难之前，纳粹党就发展了一项分割这项任务的系统。每个地方小组被分成“单元组织”，其中的每个包含若干的“片区”，每一片区负责监管几十户人家。在诺特海姆，有12个单元组织和80个片区。城镇中包含了3 500户人家，平均每个纳粹“片区管理人”负责44户人家。通过和这些有限的人进行密切而不断的交流，纳粹片区管理人担负的主要责任是向该党表述这些人的需求并向这些人转达该党的命令。片区管理人因而成了该党组织中的关键性人物，对许多人而言，他就代表着纳粹党。 [22]

    像大多数纳粹策略一样，片区管理人系统因其自身的矛盾性而被削弱了。一个尽职尽责的片区管理人或者会赢得分派给他的民众的信任，以代表他们的愿望，或者会将该党的要求施加给民众。但是他无法同时做到这两方面。因为他对该党负有责任，所以片区管理人难以避免地成了该党的眼睛、耳朵和嘴。同样不可避免的是，民众认识到不能信任他；欺骗也成了这种关系的核心内容。但本质上，片区管理人成了令人讨厌的人，因为他的主要任务是让民众加入党派组织、出席纳粹集会、读纳粹出版物并且为该党每周的募捐活动捐钱。 [23] 当诺特海姆人看见片区管理人靠近时，就扮起鬼脸，但是当管理人看见他们时，他们就不得不礼貌地笑起来。当然，片区管理人也知道这一点。

    而且，这一系统明显取决于每个片区管理人的性格，在诺特海姆，那些于1935年之后填补该职位的人主要是趋炎附势者而非狂热分子。当两名会计从恩斯特·吉尔曼手里接手，成为诺特海姆地方小组的管理者时，他们显然认为他们的授权是要将该党的事务变得井然有序。因此，他们首先着手的事情之一就是以有能力的商人取代了大部分之前委任的纳粹骨干领袖。几乎所有直到1935年一直担任单元组织领袖或者片区管理人的狂热的“老战士”现在都退休了，他们的职位被“3月受害者”——1933年3月随大流加入纳粹的投机分子——取代了，这时很明显的是希特勒已经接管了整个国家。他们被期待着成为有效率的人，而非狂热分子。这些新的片区管理人被任命到各个职位上（有时会明显违背他们的意愿，是威吓的结果），他们显然应该正确而准确地履行他们的职责。 [24]

    目标是有限的，结果很容易通过标准的簿记做法进行衡量，但是这些工作是无聊的。至少每周一次，片区管理人必须去拜访他所负责的40户人家中的每一户，以收集“冬季救济金”捐款，或是以其他方式纠缠民众。偶尔，纳粹党还会要求更多。例如，1939年，该党发现，诺特海姆对某份纳粹时事通讯的订阅数较低，于是片区管理人就被施压了，反过来管理人又向民众施压，这样一来，八个月内，订阅数就翻了番。 [25] 还有一次，该党决定让德国人喝更多的德国葡萄酒，于是片区管理人就必须挨门挨户地售卖样品酒。他们成功地使城镇中每两户人家就买了一瓶酒。 [26] 然后，还有该党的命令要传达——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到1939年为止，省党部有20个单独的办事处，每个办事处都会为每个人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发布条例。没人能全部遵守。 [27] 最后，片区管理人被要求监视他的家人，还经常被要求递交关于他们的政治意识形态可靠性的书面报告。

    然而，正是1935年之后的那些年里，由诺特海姆的片区管理人所做的“个人政治评估”最为明显地展示了纳粹党从其狂热抱负中撤退到了多远。

    要求进行评估的原因很多。如果一个诺特海姆人要申请在新的“移居点”买房子，或者是想成为行会或俱乐部里的官员，或者是希望做任何政府的工作，或者是有资格领取任何的社会福利，或者甚至是要领结婚证，都必须有存档的“政治评估”。片区管理人填表格，单元组织领袖副署。表格上的查问非常具体，包括此人是否属于某个该党的组织，是否订阅该党的报刊，是否在之前参加过政治团体，是否出席纳粹集会，是否为“冬季救济金”捐款，以及他的妻子、孩子是否也属于某个团体、捐款、出席集会，等等。关键的问题是：“政治可靠性？” [28] 片区管理人对这个问题的回复会成就或者毁掉一个人。

    在1935—1944年间，完成了1 000多份这种表格，诺特海姆的片区管理人几乎没把任何人列为“政治不可靠”。前共产主义者、前君主主义者、持异议的纳粹分子、前国旗队激进分子，等等——所有人都从疲惫不堪的片区管理人那里得到了合格证明，只要他们确实做了其中的事情，在片区管理人每周进行募捐走访的时候，他们会定期并且愉快地捐几枚硬币，这样就可以让他们片区管理人的生活过得去。片区管理人在填大部分的回复时都是模糊不清的，只有当他们遇到与捐款问题迥然不同的问题空格时，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他们的答案才会是具体和完整的。这一主题也在“进一步评论”部分占据着主要地位。

    当然，到1935年为止，实际上每个人都隶属于某个纳粹组织（通常是纳粹人民福利协会或者“德国女性工作”），事实上每个人都会出席集会，订阅某些纳粹出版物，尤其是，几乎每个诺特海姆人都意识到至少要为“冬季救济金”捐赠一笔象征性的钱。一旦“政治评估”中被放入了消极的评论，通常这个人的个性特征就会被描述为“自私的”或者“不友好的”，这表明他们让片区管理人一周一次本来就沉闷的工作更加繁重了。1935年后有段时间有些表格中包含消极评论是因为某人有强烈的宗教信仰（不过通常被打上标签的是天主教教徒而非路德派教徒，这反映了城镇中存在的宗教偏见），但是大部分诺特海姆人通常还是被列为“政治可靠”。 [29]

    因为有相当一部分特征鲜明的人会被明确地认定为不“可靠”（即在第三帝国建立之前或建立期间以及建立之后都强烈反对希特勒政权的人），政治评估表主要是表明片区管理人并不比其他人更感兴趣于制造麻烦。他们感兴趣的是尽可能例行公事并且表面地做好分配给他们的工作，他们明白如何远离复杂的事务，因为他们自己就是那些出于便利而非信仰而成为纳粹党成员的。 [30] 因此，即便是纳粹控制机制，也调整到适应日常生活的需要了。

    片区管理人所做报告中有一方面的内容是是否有任何社会民主党地下活动的迹象。如果前社会民主党活动者在某人家里会面，片区管理人会不得不注意（在像诺特海姆这样的小镇里，每个人都彼此相熟），他们立刻会通知纳粹党的上层人物。但是1935年之后这种会面越来越少了。 [31] 社会党人也常常讨厌使用规定的“希特勒万岁！”这样的问候语（弗雷德里希·哈泽注意到他的片区管理人从未说过），但是不久后这也被忽略了。即便恩斯特·吉尔曼限制了他的目标，但是，他发现其他人并没有这么做；从他针对一个在1934年申请恢复在国有铁路工作的社会民主党人的评论中可以看出：“我认为斯特罗迈耶先生永远不会成为国家社会主义政体的追随者，但是他也不会说什么反对的话。” [32] 他批准了此人的申请。

    在成熟的第三帝国时期，唯一对社会党人的逮捕是在1943年，当时有三名前社会民主党领袖被送入集中营。这并不是诺特海姆纳粹分子主动的，也不是因为社会党人做了什么特别的事情。这是德国军队在斯大林格勒惨败之后，盖世太保所发起的全国范围内先发制人的清剿行动的一部分。 [33] 除此以外，1935年后在诺特海姆没再发生过政治逮捕。

    片区管理人也只是间接地参与了诺特海姆的反犹行动。也就是说，他们偶尔会报告关于纳粹党成员和犹太人之间的结交，因为1934年9月之后发布的纳粹命令明确禁止党派成员在公共场合或者社交场合与犹太人在一起。 [34] 在诺特海姆这样小的地方也是不太可能隐瞒的。但明显的是，唯一的结果就是会有一封谴责这个可恶的纳粹分子的信，再加上在未来政府工作就业机会中丧失优先选择权。 [35]

    这与1933年之前在诺特海姆民众和纳粹党中普遍存在的温和的反犹主义是一致的。因为恩斯特·吉尔曼的意识形态关注点是教会，所以他在某种程度上放松了对其他方面的态度。他个人认为不应该对城镇中的犹太人采取激进的行动。正如他在1934年所写的一封信中解释的，如果人们确实避免和犹太人进行商业或者社交交流，这会“破坏犹太人的力量”。除了和国社党成员在一起之外，他从未强调过这一内容。最终，他期望“犹太商业能够从这儿消失”。 [36] 他甚至偶尔会愿意为诺特海姆个别的犹太人写担保信。 [37]

    因此，在第三帝国的最后十年中，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几乎没采取任何公开的反犹主义行动。1935年有两次，冲锋队队员朝一个犹太商人的商店橱窗扔石头，因为这个人之前鲁莽地“侮辱”他们。 [38] 1938年11月9日夜晚，冲锋队队员抢劫了几家宽街上的犹太人商店，这是全国范围内组织起来的“帝国水晶之夜”[58] 的一部分，但诺特海姆人对此的反应（全德国的情况都是这样）是公开地表示否定，以至于这成了城镇中最后一次公开反犹主义事件。 [39] 那时，希特勒决定杀掉他控制的所有犹太人，也就是他的“最终方案”，几乎所有的诺特海姆犹太人都离开了城镇，去了更大的城市并且隐姓埋名，或者为了安全考虑而去了另一个国家。诺特海姆人没有骚扰他们的犹太邻居，但是他们也尽最大努力不去“了解”他们的政府对犹太人所做的事情。 [40] 到那时为止，冷漠和心理上的否认已经成了一种生活之道。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为止，诺特海姆已经实现了一种平衡。该党只希望从民众那里得到顺从和例行公事的回应，而民众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是这么回应的。作为回报，纳粹领袖谨慎地不过分地逼迫民众。 [41] 另一方面，党派领袖对民众态度非常紧张，以至于1937年，他们开始训练单元组织领袖和片区管理人使用小型武器，并且发给他们手枪，让他们穿制服。 [42] 就片区管理人收集的记录来看，这是相当可笑的。他们对手枪的主要担忧是一旦第三帝国崩溃了，他们如何迅速地丢弃。

    随着战争的开始，诺特海姆纳粹党承接了新的任务，就是保证彻底占领，进一步减少对城镇人的要求。冲锋队队员成了空袭管理人，该党的官员变得有点儿像社会工作者了。这部分是因为根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该党承诺会维护响应号召的士兵们的妻子和家属的利益。因为诺特海姆是驻军城镇，所以这里有很多士兵的妻子；她们主要的需求是合适的住房。诺特海姆地方小组的大部分工作就是为这些女性找公寓，然后调节她们和女房东之前难以避免的口角。当德国其他被轰炸城市的难民家庭到达诺特海姆时，问题变得更多了。

    至于其他的，在诺特海姆，该党的工作主要包括回答某个城镇中人是否具有“政治可靠性”的询问；帮助民众寻找工作，获得资金援助或者是寻找住所；处理由配给这样的战时限制所引发的抱怨；代表党派成员出面以确保他们获益；澄清关于党派成员的官僚主义问题。 [43] 简而言之，这是普通的19世纪坦慕尼协会 [59] 的手下人所熟悉的工作，这些工作让纳粹领袖们十分繁忙，以至于几乎没什么时间去骚扰民众了。

    当伤亡数字开始增加的时候，城镇人开始意识到战争和宣誓效忠阿道夫·希特勒的后果。到1944年12月为止，成为第三帝国一部分的特权已经导致148名诺特海姆人丧生，57人在战斗中失踪，还有14人被俘，这些人是诺特海姆人的儿子、父亲和兄弟——占城镇男性人口的6%，其中还不包括伤者。1944年12月12日，同盟国的轰炸机摧毁了诺特海姆的铁路调车场。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还袭击了附近的几所房子。讽刺的是，这些房子都是工人阶级的家，毫无疑问，受害者中包括了那些1933年之前在大街上对抗纳粹分子的人。换句话说，同盟国的炸弹杀害了反纳粹分子的人。不管怎样，这种非常小的突袭导致6名男性、15名女性和7名儿童丧生。之后又有两人去世，总伤亡达到了30人。 [44]

    当美国的第三装甲师部队于1945年4月初进入诺特海姆县时，恩斯特·吉尔曼命令当地民兵组织誓死捍卫城镇。他自己脱掉他的纳粹制服，开车到诺特海姆东边的山上，车上还带着一箱杜松子酒。民兵组织步他的后尘，而没有执行他的命令，于是没有战斗，城镇就投降了。温克将军领导下的当地德国军队也关心撤退的问题，不过其后卫部队的行动导致美国损失了五辆谢尔曼坦克。于是，因为在这座位于莱纳河畔的小镇内于1933年之前所发生的那些事情，一些美国人的儿子、兄弟和父亲也丧生了。 [45]

    诺特海姆挺过了第三帝国。1945年4月12日，一切都结束了。

    二十　结论

    情况的重复是例外而不是通例，而且所谓的重复是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下发生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尽管诺特海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物理破坏，但城镇在战争中和战争后还是经历了彻底的变化。随着第三帝国的终结，纳粹分子当然消失了。恩斯特·吉尔曼被投入战俘营，待了三年，之后在诺特海姆附近的一个城镇定居。20世纪50年代末，他回到诺特海姆，过着完全与世隔绝的生活。其他人都经历了“去纳粹化”，这至少剥夺了他们投票或者任职的公民权利。在那之后，他们对第三帝国集体失忆了。1945年4月，城镇中人烧毁了他们的纳粹旗帜，之后不久，英国军队监督清除了所有可见的纳粹标志。占领当局还从公共图书馆中搬走了853本纳粹书籍，把这些书捣成纸浆回收了。这些是威廉·施潘瑙斯拣选的。 [1] 《诺特海姆观察家报》消失了，曾在1942年因为“战时经济措施”而关闭的《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现在的副标题是“和《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恢复出版了，很快就再次成为城镇中阅读量最大的报纸。

    占领当局委任卡尔·库埃尔富尔特担任诺特海姆县县长，他迅速而平稳地恢复了民主的当地政府。托马斯·加兰成了城镇的主要管理者。社会民主党几乎一夜之间再次出现，并且根据政治潮流的流动，在保守派还没有掌权的时候管理诺特海姆。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城市议会中的21个席位按照如下划分：10个社会民主党人、8个天主教中央党和3个自由民主党。这非常接近于希特勒掌权之前的情况，唯一的不同就是保守派和社会党人已经学会了认可彼此的合法身份；现在他们之间没有太大的差别。

    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尽管有明显的连续性，但现在并不是同一个城镇了。战争期间，来自德国更大城市的难民为了躲避空袭而涌入诺特海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第三帝国崩溃后也一直待在这里。甚至有更多的难民从被俄罗斯人占领的地区来到这个小镇。到1960年为止，诺特海姆的人口翻了一番。到那时为止，每三个居民中只有一个是希特勒掌权时期的诺特海姆人。

    前纳粹时期的僵化、互相排斥团体的社会结构并没有再出现。战后不久，经济灾难均衡地传播开来，从1945年到1948年，盛行的是真正无阶级的社会。只依旧存在身份地位差别，鉴于这是普遍贫穷的社会，这种差别也没有太大意义了。之后，随着联邦德国接下来的经济奇迹，收入差别重新出现了，但是自从新经济创立了新的精英之后，就没有出现过去的静止和分裂，而持续充分就业的方法再加上强有力的累进所得税缩小了收入差距。也出现了一种新的下层阶级，就是流动的外国务工人员，和他们相比，之前德国的工人阶级（所挣工资接近于世界上最高时薪）提升了好几个社会等级。阶级界线也变得更不固定了，一方面是纳粹对正式社交生活粉碎的遗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难民的大量涌入打破了曾经一丝不苟、僵化的阶级联盟和团体。结果就是无论如何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诺特海姆的社会，它都不像极大地帮助希特勒掌权时那样有裂缝和有凝聚力了。旧城镇已经逝去了，永远不会回来了。

    诺特海姆现在不是，过去一直都不是“典型的”德国城镇。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和纳粹时期，诺特海姆的结构都不同于其他德国城镇。这里有数量过多的公务员，城镇在经济上由铁路控制。在德国，几乎没有几个地方在第三帝国开始时就有2/3的人投票支持纳粹，全国平均水平约为2/5。另一方面，在第三帝国早期，德国的许多地方都有比诺特海姆更多的暴力事件。 [2]

    那么，从诺特海姆在纳粹年代的经历能学到什么呢？

    首先，很明显的是，在纳粹选举大潮和掌权中主要的舞台是地方层面，其中的关键性人物是当地纳粹领袖。诺特海姆纳粹分子通过积极、活力和宣传创造了他们自己的形象。1933年春天，他们确切地知道需要做些什么才能将权力转移到自己手里，他们所做的一切仅仅是以上所说的一般性的指令。究竟有多少是当地发起的，又有多少是在其他城镇的其他纳粹组织或者在其他区域和国家纳粹领袖的榜样推动下出现的，目前还无法确定。当然，没有来自上面的书面命令，也许都是通过口头传达的。但是主要的发动者明显是地方层面的领袖。确切地知道国社党使用什么样的方式将目的性和主动性灌输给地方小组一定会很有趣，这些方式之后又被应用于整个运动中了。详细地了解在专制机构中如何将调配和灵活性结合在一起是有用处的。可获得的关于诺特海姆的研究材料并没能完全充分地回答这些问题。然而，清楚的是，如果诺特海姆没有积极和有效的地方小组，那么这里就不会发生纳粹革命了，至少不会是现在所描述的全部革命。希特勒、戈培尔和其他纳粹领袖提供了政治决定、意识形态、国家宣传，之后，对政府的控制使革命成了可能。希特勒为其追随者定下了一个简单的目标，就是不和其他党派分享：一有机会就获得全部和排他的权力的想法。但正因为整个德国有成百上千像诺特海姆这样的地方，革命才实现了。它们构成了第三帝国的基础。

    就诺特海姆特殊经历背后的原因来说，纳粹主义获胜的主要因素是城镇中活跃的阶级派别。虽然诺特海姆在纳粹分子开始主导他们掌权的运动之前是有凝聚力的，但是这种凝聚力只存在于中产阶级或者工人阶级内部，并不是延伸至整个城镇的。纳粹主义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解释为诺特海姆中产阶级想要镇压下层阶级，尤其是其政治代表社会民主党的强烈愿望的一部分。纳粹主义是实现这一目的的第一有效工具。

    这就是诺特海姆人对纳粹分子的胜利感到高兴的原因，也是他们称赞独裁机制建立的原因。中产阶级的反感并不是针对某个社会民主党的成员，而是针对其组织本身；同样地，他们也不是针对工人阶级，而是针对其政治和社会抱负；最后，他们不是针对社会民主党的实际情况，而主要是针对他们对社会民主党所发展出的错误观念。因为多种原因，诺特海姆中产阶级非常想给社会民主党一个打击，以至于他们没看到所选择的工具有朝一日会翻过来对抗他们自己。

    关于诺特海姆人这么强烈地反对社会民主党人的确切理由不能只基于有关这个城镇的研究；答案存在于德国帝国和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历史和社会结构中，很可能将由社会心理学家给出答案。无论怎样，社会民主党的本质和中产阶级的态度相关。诺特海姆社会民主党人一直使用的口号和方法与现实不怎么相关。他们表面上是革命党，但却并不再准备领导革命。他们没有认真地试图和中产阶级修复关系，还经常以他们的短见和肤浅的攻击性冒犯中产阶级的感情。

    但是，将所有的责任都推到诺特海姆社会民主党身上也是不正确的。中产阶级回应社会民主党的存在的方式几乎是偏执的。其成员坚持将社会民主党视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而当时已经不是这样了。他们决定将时钟拨回到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被强制禁止发挥影响的时期。他们认为这一组织的存在是具有威胁性的。关于社会民主党的这一观点与现实不符，因为无论以何种客观标准来衡量，诺特海姆社会民主党的目标都是按照诺特海姆中产阶级所想的那样维持这种城镇。

    在诺特海姆，阻止纳粹分子所需要的就是，任何党派的正派人士组成的政治联盟认识到——无论它承诺什么——纳粹主义是不道德的。这种联盟无法形成是纳粹分子掌权的主要原因。但正是中产阶级给了他们机会。

    当某人意识到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致力于民族主义时，诺特海姆好市民的表现也许就更容易为人理解了。在希特勒掌权之前，城镇中无节制的爱国情感就是纳粹主义最好的道德切入点。就很多方面来看，在魏玛共和国末期，诺特海姆人的行动和信念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从未结束一样。正是在这种氛围中，社会民主党看起来是不忠的，而纳粹看起来是合情合理的。

    大萧条带来了类似的影响。而诺特海姆中产阶级并没有受到经济危机的决定性影响，中产阶级会变得绝望是因为恐惧，因为对大萧条影响的困扰，尤其是当他们看到失业现象时。至于大萧条对下层阶级的影响，那是相当大的。毫无疑问的是失业者随着失业时间越来越长而逐渐加深的绝望削弱了城镇中的民主力量。这也侵蚀了社会民主党想要抗争的意愿，导致该党以老套的方式回应纳粹主义。对于社会民主党人而言，当涉及捍卫会产生某种经济灾难的体制时，他们很难竭尽全力去对抗纳粹主义。如果社会民主党认真地引入民主社会主义来对付大萧条，他们很有可能会发现来自其追随者的全新的力量源泉，很有可能赢得大部分诺特海姆人的支持，这些人支持国社党只是因为纳粹分子承诺结束大萧条。简而言之，聪明而可信的激进主义是对付大萧条所需要的，但是社会党人并未提供。

    大萧条也以其他方式影响了诺特海姆的社会党人。制糖厂和铁路的经济压力作用使社会民主党丧失了很多威望和权力。危急时刻，它甚至不能保卫自己的民众，那么它如何能捍卫民主，它又如何能带来社会主义社会呢？在铁路调车场管理的成功无疑为纳粹分子提供了多种可能性。正是在这里，他们了解到工人们在经济上有多么脆弱；正是在这里，他们了解到从本质上而言，社会民主党不会反抗。

    但大萧条的主要影响是使城镇更加激进了。在面对加剧的经济危机时，诺特海姆人愿意忍受在其他情况下会使他们义愤或者冷漠的做法。因此在专制政权出现的那些年里，令人厌恶和削弱党派的唇枪舌剑与暴力行为迅速成长。诺特海姆暴力行为的程度是其极端局面的表现，而通过使暴力行为正常化和可接受也使这种极端局面更为严重。随着逐渐发展的民族主义和对大萧条越来越没有耐心，暴力行为和政治紧张局势成了城镇准备接受纳粹掌权的主要因素。

    所有这些因素都被纳粹宣传相当巧妙地利用起来了。面对几番毫无意义的政治争吵和低效运作，纳粹分子看起来是统一、有决心和有活力的另类。他们的宣传对城镇中的需求和恐惧产生了影响，其指向几乎是任何潜在的追随者群体。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纳粹分子愿意让他们的宣传在程序上灵活起来，因为他们有一套简单的评估和调整宣传策略效果的反馈系统。通过他们自己的活力、适应性和努力，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捕获了城镇中困惑和陷入麻烦的中产阶级的忠诚。

    这为实际掌权奠定了基础，而革命本身也是以确保成功的方式进行的。用康拉德·海登的话说，事实就是一场“分期进行的政变”让国旗队在任何时候都无法作出果决的回应。当社会民主党分裂的时候，恐怖系统已经建立起来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社会强化而产生的。

    在这一进程中，一个最大的因素就是对诺特海姆正式社交生活的摧毁。城镇中的社会凝聚力存在于俱乐部生活中，在纳粹统治早期，这就被破坏了。随着社会组织的逝去以及恐怖体系的现实，诺特海姆人在很大程度上彼此孤立了。中产阶级是这样，甚至工人也是这样，因为通过对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破坏，由大俱乐部所创建起来的全部复杂的社交联络都受到了影响。通过将诺特海姆民众分解为互不联系的社会分子，纳粹分子可以让由此而形成的大众去往任何他们希望的方向。在诺特海姆，这一进程很可能比大多数其他地方更加容易，因为该镇包含很多的政府雇员。由于他们对政府的依赖，这些公务员处于暴露的位置，如果他们重视自己的生活，那么除了和纳粹分子合作之外，他们别无选择。尤其是诺特海姆的教师——他们组成了该镇的社会和文化精英——几乎立刻就陷入了对国社党的支持中。随着1933年春季大批诺特海姆人涌入纳粹行列以及恐怖行为和骚扰行为变得明显，实际上已经没有抵制希特勒的可能了。

    除此以外，纳粹分子采取了相当多的行动来加强支持，尤其是在最初的几个月。他们经常举行游行和集会，给人一种充满无法抵挡的热情和受人认可的印象。经济领域的活力比其他任何事情更能证明独裁统治的正当性。除了纳粹自己的努力外，还有些有利于他们的因素。许多迹象表明到1933年为止，大萧条正在慢慢地自愈。而且有很多之前政权分派的公共事业资金，在纳粹分子掌权后才得以使用。人们可能还应该考虑到建立独裁统治的重要工作是在春天开始的——当时热情看起来是适当的，革命也并不是不自然的。

    因此，许多因素结合起来使纳粹主义对诺特海姆来说成为可能。同时，城镇本身影响着纳粹主义的性质，正如纳粹主义在当地的表现一样。比如，在第三帝国最初几个月，基本上缺乏暴力行为很可能是因为诺特海姆本质上是个小城镇。正如纳粹分子痛恨社会党人所代表的一切，双方都太了解彼此了，以至于没有发生冷酷而系统性的暴力行为。冲锋队队员会在街头打斗中打他们的邻居，但是他们却会避免在社会党人毫无防备的时候发动攻击。并不是说没有暴力行为发生，但这确实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纳粹政权前几年没人被杀，而且诺特海姆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被送入集中营。有一次，恩斯特·吉尔曼似乎决定让冲锋队队员对卡尔·库埃尔富尔特及其小烟草店开火，但做脏活的并不是诺特海姆的冲锋队队员；用卡车载来的来自其他城镇的冲锋队队员被用于这一场合。库埃尔富尔特和吉尔曼后来的关系也再次证明了这点；即便是最极端的狂热分子，也很难对和他在同一个街区长大的人完全无情。

    诺特海姆的小，无疑改变了成熟的独裁体制的性质，实际上许多家庭都是世代相知。纳粹分子可以为所欲为，但是“捍卫旧诺特海姆特权俱乐部”——由政治光谱中每种颜色的旧城市居民组成——仍旧开会并一起努力确保他们收到每年配给的免费啤酒以及来源于城镇森林的价值18马克的木材。 [3] 在希特勒掌权之后，有些事情似乎仍旧是一样的。虽然纳粹分子声称他们的慈善事业是独一无二的，但是1933年之前可以看到诺特海姆人向各种各样不同的慈善组织捐赠同样多的资金。尽管纳粹分子认为通过将军队带到诺特海姆来，他们正在做些新的事情，但是应该记住早在恩斯特·吉尔曼考虑这样做之前，城镇就以热爱军队而闻名了。

    实际上，就许多方面而言，吉尔曼及其纳粹管理当局只是将诺特海姆在纳粹掌权前表现出的小城镇的盲目爱国心具体化了。当要在纳粹理想和将诺特海姆发展成旅游中心之间作出选择时，吉尔曼毫不犹豫。如果有重要的游客来诺特海姆，他会确保他们住在桑尼旅馆，因为那是城镇中最好的旅馆，即使其所有者是前民族主义政党领袖和被禁止讨论的共济会的负责人。 [4] 另一方面，有些诺特海姆人没在纳粹主义中看到什么新的内容，除了有可能有机会实施他们一直希望的政策之外。比如，对于诺特海姆射击协会的几名主要成员来说，引入希特勒政权只意味着他们现在可以拥有300米的靶场了。对于城镇中的几名商人而言，纳粹主义只意味着现在是时候发扬诺特海姆人应该在他们自己的商店里购物的观念了。无论他们的纳粹领袖如何告诉他们，诺特海姆人都不会不去教堂，因为这是他们在星期日一直做的事情。

    最后，有人可能会分析纳粹掌权后恩斯特·吉尔曼的行为，将其视为诺特海姆阶级分化的表现。并有什么比去发现关于个人动机的真相更难的事情了，但是吉尔曼及其亲近的朋友们所采取的许多行动暗示他们是对社会不满的产物。吉尔曼属于下层中产阶级，这毫无疑问给他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在这样一个政府和社会由精英阶层控制的城镇中，这些精英可以自由地表达胜过小资产阶级和工人们的冷酷的优越感。当纳粹分子在诺特海姆掌权后，他们摧毁了社会民主党及其附属组织，并且追捕社会党人领袖，但这可以解释为纳粹主义和社会民主制度之间无法妥协的政治对立。吉尔曼想从社会党人这里得到的是他们变得不发挥作用，而不是退化（除非是产生一种政治徒劳感的情况）。因此，吉尔曼会同意在他看来永远也不会支持希特勒政权的社会党人的工作申请。 [5] 当一个普通工人公然反抗他时，他还能难得地笑起来；当他试图骚扰卡尔·库埃尔富尔特的兄弟时，库埃尔富尔特能以这样告诉吉尔曼来阻止他：“看吧，如果你想要选人欺负，那就试试我吧——但是，离我的家人远点儿。” [6] 这是吉尔曼所尊重的；他所讨厌的是城镇中的上层阶级。在这方面，他的团体是支持他的。正如赫尔曼·舒尔策有次说到威廉·施潘瑙斯：“一个诚实的共产主义者比一个毫无意义的大学教师更合我意。” [7]

    结果，吉尔曼对城镇精英阶层所做的事情是他从不会对完全对立的政治对手所做的。在驱逐市长彼得斯的漫长而卑鄙的过程中所使用的方法既是没有必要的，也是令人厌恶的。试图贬低托马斯·加兰也属于同一类别。吉尔曼对待射击协会和零售商人协会的做法超越了惯常的“一体化”，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他的轻视。他对待和城镇中上流社会的关系的做法也具有相同的特征，《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的威廉·罗尔是最显著的例子。这种态度最终表现在吉尔曼对抗路德教派的斗争中，这种对抗在诺特海姆比德国的大部分地方更加严酷。通过以这种极端的方式和卑劣的方法抨击城镇中有社会地位者的大本营，恩斯特·吉尔曼很可能在试图胜过他所成长的环境，并且谴责他之前纡尊降贵地对待的上流社会。

    而诺特海姆人，即便是在第三帝国的深渊中，也找到了让吉尔曼及其追随者接受城镇态度这一现实的方法。实际上，我们能看到在诺特海姆经历希特勒独裁统治中的一个有点儿令人鼓舞的内容就是，即便是狂热的纳粹分子，也不得不遵守某些限制。尽管他们傲慢地认为他们能挑战并且改变人类的本性，但是纳粹领袖被迫接受了城镇中人的表面顺从而不是要求内在承诺。至少从1935—1945年，无聊和淡漠是纳粹运动无法克服的因素。他们可以强迫诺特海姆人出席集会并且假装热情，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双方达成一致的做戏，最大的谜团是谁在欺骗谁：是那些假装他们的行为有意义的人，抑或是那些鼓励这种虚假的人？作为对外在顺从的回馈，诺特海姆的纳粹领袖在成熟的第三帝国时期并没有向城镇中人施加太多的暴力，但这可以证明纳粹领袖也知道这种顺从只是建立在不言而喻的暴力威胁和表面上的。就很多的日常经历而言，接受这些规则让人们的生活暂时变得可忍受了。

    这是种半信半疑的胜利，几乎不能视为诺特海姆人被免除他们国家的杀戮行为了。而且，当置于纳粹经历这一更广阔的背景下时，这就显示出作为人类生存策略的犬儒主义、欺诈、和解、漠不关心、背弃和坚决的冷漠是多么得无效。诺特海姆施加给他们的纳粹管理者的调整使得城镇人可以在第三帝国生存下去，但是大众的不抵抗也让纳粹分子能够对人类种族犯下罪行。就某些方面而言，纳粹最大的罪行就是鼓励道德麻木并且证明了其正当性，甚至是在那些不同意纳粹分子的人中也是这样。这是因为这种道德麻木是所有纳粹主义其他不道德罪行的先决条件。

    而且，纳粹独裁统治最终甚至还折磨着想要与之和平相处的诺特海姆人。基本上几乎每个诺特海姆人都逐渐明白了第三帝国正在带给他们什么。绝大部分诺特海姆人在经历了普遍的信任和社会交流崩溃时就了解到了独裁统治的含义。当希特勒的政策为他们带来战争的时候，所有人都对此有了清醒的认识——这是一场人们恐惧和憎恶的战争。 [8] 尽管在前纳粹时期这里就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但是1939年当驻军走出城镇的时候，诺特海姆的街道上没有任何欢呼声。战争带来了饥饿，尤其是在1945年之后，而且在冰冷的俄罗斯大草原上，许多诺特海姆人的儿子学会了缓和他们对军国主义的热爱。他们的父母了解到纳粹主义意味着死亡。

    但是，当诺特海姆的中产阶级以压倒性的优势投票支持引入第三帝国时，没人预见到这些结果。这也许就是这个城镇从纳粹掌权期间和掌权之前的经历中所获得的最大的教训。那段时期，诺特海姆几乎没人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没有人真正理解一旦希特勒掌权城镇会经历什么，没有人真正理解纳粹主义是什么。

    社会民主党未能理解纳粹诉求的本质；犹太人和路德教派也是，在纳粹的鞭笞下，两者都遭受了痛苦。即便是许多深信不疑的国社党成员，比如威廉·施潘瑙斯，对他们正在宣传的内容也是完全地理解错误。甚至没有任何一个来自诺特海姆著名学校的老师问一句为什么，如果德国人民就是希特勒一直告诉他们的是优等民族，那么，他们就不得不为了实现所谓的命运而变成恐怖的奴隶制国家。

    每个团体都看到了纳粹主义的一面或者另一面，但是没人看到它全部的可怕之处。只有到后来才会变得明显，甚至是那时每个人的理解程度也是不一样的。纳粹主义的问题主要是认知问题。就这一点来说，诺特海姆的困难和诺特海姆的命运在相似的情况下很可能被其他城镇中的其他人分担。并不容易找到补救方法，但是知识和理解会是针对这一问题的第一步。

    附录

    一　本书中采访人物列表

    带有引用符号的名字代表是假名。信息的序列如下：职业、政治倾向、宗教信仰、年龄、主要活动、其他。

    “汉斯·阿贝罗德”（“Hans Abbenrode”） 小学校长，投票支持中间路线。路德派教徒，1930年时38岁。
    格雷戈尔·巴林（Gregor Ballin） 职员，民主党派成员。犹太人，1930年时45岁。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在战争中受过伤。

    鲁道夫·比克曼（Rudolf Bückmann） 高中校长，民族主义党派成员。路德派教徒，1930年时42岁。大学毕业生。

    赫尔曼·登茨勒（Hermann Denzler） 纺织品商店的老板，纳粹党和纳粹党卫军成员。名义上的路德派教徒，1930年时30岁。后来成了诺特海姆的参议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

    托马斯·加兰（Thomas Galland）

    城市管理部门的公务员，民主党派成员。路德派教徒，1930年时30岁。

    约翰内斯·格罗特（Johannes Grote）

    城市煤气工程的半熟练工人，工会领袖，社会民主党的活跃成员。名义上的天主教教徒，1930年时48岁。曾经是诺特海姆市议会的议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获得了一级铁十字勋章。

    弗里德里希·哈泽（Friedrich Hasse）

    受雇于诺特海姆县的小公务员，社会民主党成员。路德派教徒，1930年时27岁。当地国旗队的著名领袖。

    玛丽亚·哈贝尼希特（Maria Habenichts）

    高中教师的妻子，她的丈夫是人民党派成员。路德派教徒，1930年时35岁。她的丈夫是共济会成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

    安娜·许格（Anna Hueg）

    城镇的首席历史学家和作家阿道夫·许格（Adolf Hueg）的妻子。政治信仰偏向于右翼。路德派教徒，1930年时33岁。

    “埃哈特·克诺佩尔”（“Erhardt Knorpel”）

    《诺特海姆最新消息》（温和派报纸）的记者，投票支持人民党派。路德派教徒，1930年时38岁。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

    “海因里希·拉默”（“Heinrich Lamme”） 一家私营银行的副主管，投票支持民主党派。路德派教徒，1930年时27岁。

    卡尔·库埃尔富尔特（Carl Querfurt） 小商人（零售商），社会民主党的地方领袖之一。路德派教徒，1930年时43岁。市议会议员，县议会的参议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

    伊娃·罗尔（Eva Röhrs） 右翼报纸《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主编的妻子。投票支持民族主义党派，她的丈夫是民族主义党派的活跃成员。路德派教徒，1930年时48岁。
    “本诺·施密特”（Benno Schmidt） 无特殊技能的按日计酬的临时工，通常是作为城市劳动力储备。左翼，不过并不是真正的社会民主党成员。名义上的天主教教徒，1930年时28岁。

    奥托·冯·德·舒伦堡（Otto von der Schulenburg） 1932—1945年任县长，人民党派成员。路德派教徒，1930年时42岁。具有非凡才能的专业政府官员。

    赫尔曼·舒尔策（Hermann Schulze） 半熟练铁路工人，工会领袖，社会民主党的活跃成员。无神论者，1930年时31岁。国旗队位于诺特海姆附近的小郊区的领袖，诺特海姆铁路车站的工人委员会成员。

    威廉·斯潘瑙斯（Wilhelm Spannaus）

    书店业主，纳粹党成员（诺特海姆第一个加入纳粹党的人，但是1933年之后不再着迷于纳粹）。路德派教徒，1930年时43岁。之前在南美洲做教师。知识分子。

    “雨果·施皮斯曼”（Hugo Spiessmann）

    公务员，城市储蓄银行主管，右翼。路德派教徒，1930年时45岁。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

    “库尔特·蔡瑟”（Kurt Zeisser）

    印刷学徒，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名义上的路德派教徒，1930年时13岁。

    二　表格

    注：*统计基础：《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的月度报告，以及Oberamtmann Nolte，“Ar-beit und Wirtschaft in Arbeitsamtbezirk Northeim, Bearbeitet in Arbeitsamt Northeim，1938/1939”（诺特海姆区就业办事处文件中的手抄本）。

    注：*资料来源与表1相同。

    注：*资料来源与表1相同。

    注：*整理自《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的报告。

    注：1933年7月14日除了纳粹党之外所有的党派都被宣布为不合法的。7月或8月的“民族主义党派”集会实际上都是钢盔团进行的。

    *整理自《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哥本哈根人民报》的报告。

    注：*资料来源与表6相同。

    注：数字所代表的主题（括号内的数字代表出现的频率。）：1—抚恤金（2）；2—基督教（2）；3—资本主义（3）；4—青年（4）；5—犹太人（4）；6—对外政策（4）；7—公务员和中产阶级（5）；8—军国主义（5）；9—共和国或“制度”（5）；10—一般经济学（6）；11—“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党（10）；12—纳粹主义的历史和理论（10）；13—不可归类的（12）；14—纯粹的盛会或娱乐（26）。

    *资料来源与表6相同。

    注：*本表格只列出了媒体上报道的那些活动，实际上逮捕的人和搜查的房子更多。资料来源与表6相同。

    三　诺特海姆的国社党

    递交给省党部领袖的正式声明，为“诺特海姆的纳粹地方小组正在发生糟糕的事情”这一断言辩护。

    由埃德蒙·芬茨拉夫（编号—）同志递交，1933年6月20日。

    1933年6月16日星期五，纳粹党的县领袖瓦尔特·施泰内克和地方小组领袖恩斯特·吉尔曼想要知道我使用“地方小组的糟糕事情”这一表述的原因。为了回应，我将以下声明递交省党部领袖。

    1.资金问题。关于党派资产，我指控地方小组领袖没有确保必要的廉洁和秩序。相反，在很多情况中，他试图进行妨碍。

    （1）就诺特海姆女性组织中的违法乱纪情况来说，迈耶同志作出如下声明：“关于这一事件，我不允许做出任何澄清。”（证人：施潘瑙斯同志。）

    （2）E同志和F同志去年12月检查选举活动支出、筹款的账簿时所要求看到的收据，还有成员申请表的收据等，都没有得到。（参见F同志递交给省调查和仲裁委员会的报告。）

    （3）去年12月，许多同志在C同志家中会面，讨论这个事情，当着地方小组领袖的面进行投诉。他声称这些批评是有益的，要求就这个方面进行更加深入的协作。几周后，1933年1月1日，他密谋着驱逐那些同志。（证人：C同志和沃格同志。）

    （4）1933年1月，地方小组领袖号召组成一个委员会，目的是检查债务清偿方式。出席者包括施潘瑙斯同志、B同志、C同志、H同志、I同志和J同志。地方小组领袖因病没有出席，由其兄弟代表参加。委员会一致宣布除非提交债务清单、关于债务如何产生的解释说明和如何清偿的计划，否则他们不会着手做任何事情。委员会因而再未召集起来。就流产的委员会成员而言，他们想要积极协作的意愿可以通过与1933年3月5日选举相关的筹款和准备的礼品体现出来。

    （5）关于1932年6月、7月和8月延迟登记以及不正确的捐赠接受，参见我在1933年6月11日递交省党部领袖的投诉。

    （6）为了清偿地方小组的债务，地方小组领袖将每月的会费提高了50芬尼，但是并没有经过地方小组的会议批准。鉴于资金乱用的情况，许多同志拒绝支付。

    （7）地方小组领袖要求地方小组中的每位同志特别捐赠至少10马克（见附函）。这种做法太专横了。

    （8）在同样的条件下，新的申请者需要另外交入会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支付了，因为他们担心如果不支付的话，无法加入国社党。

    （9）地方小组现在的财务主管K同志因在接管职位的时候拒绝证明手上有更多的现金而为人所知，他不想为前任的玩忽职守负责。我要求他为此事作证。

    2.肆无忌惮的方法选择。

    （1）1933年1月12日，地方小组领袖告诉地方小组调查和仲裁委员会主席E同志，他被省党部领袖与省调查和仲裁委员会解职了。这并不是真的。（证人：E同志。）

    （2）1933年1月19日和1月28日有两次，地方小组领袖要求地方小组调查和仲裁委员会主席E同志签字同意开除沃格同志、C同志、L女同志、M女同志和N女同志，尽管实际上调查和仲裁委员会从没有进行审讯，而且地方小组领袖已经在1月12日宣布E同志被解职了。

    （3）不久之后，地方小组领袖要求地方小组调查和仲裁委员会的一名成员（席尔洛同志）签署据说是地方小组调查和仲裁委员会的审讯记录，其内容是将L女同志和M女同志开除出党，不过实际上从未进行过审讯。席尔洛同志拒绝签署。

    （4）后来，地方小组领袖要求关于德林同志的案件文件必须递交给他。这遭到了拒绝。（证人：席尔洛同志。）（见下。）

    （5）地方小组领袖安排同志们监视其他没有顺从他意愿的同志们，这一点存在严重的疑问。我要求市巡查员Q同志回答他是否被要求监视R同志。能肯定的是他没有失业，而这些市雇员们一直忍受着地方小组领袖的专制方法所带来的恐惧，如果他们在某些方面反对地方小组领袖，他们就会失业。（见下。）

    （6）在参议员选举时，市议员们反对选择乌德同志，因为他从事欺骗性的和非法的活动（关于这些活动，我要求由S同志作证），因此名声很差。地方小组领袖声称：“我需要乌德作为一名战士。市长彼得斯的时代完全结束了。乌德会成为给市长重击的那个人。”议员们依旧拒绝按照地方小组领袖的意愿行事时，地方小组领袖声称：“作为地方小组领袖，我宣布乌德是参议员了。”（证人：G同志。）

    （7）不久之后，地方小组对上面的证人市议员G同志说：“你要是不服从的话，就必须辞职。你一定很惊讶！我很快就会在报纸上发表第一篇针对你的文章。你要是不服从的话，我会号召抵制你的酒吧，而沃格（议会议长）会被调到东普鲁士。”（沃格同志是教师。）（证人：G同志。）

    （8）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了工业和贸易商会。我参考了T同志递交给省党部领袖的投诉。

    3.地方小组领袖的虚伪。地方小组领袖在诺特海姆地区因虚伪而名声很糟糕。他自己曾经对沃格同志说：“什么是‘诺言’？我不承认任何诺言。”以下是例证：

    （1）见第1部分中的（1）、（2）和（3）。

    （2）见第2部分中的（1）、（2）和（3）。

    （3）1933年1月30日，他告诉M同志省党部领袖要求开除她。省党部领袖最了解这并不是真的。

    （4）几周前，德林同志声称地方小组领袖不止一次撒谎，而是很多次。他告诉了乌德同志，而乌德将此事告诉了地方小组领袖。于是，地方小组领袖找到德林同志，将这位年长他25岁的同志打倒在地。（见德林同志递交给省党部领袖的投诉。）至于我，地方小组领袖在6月16日说道：“我本不该只将德林打倒在地。我本该绕着市集广场用狗鞭抽打他。那些传播关于我的庸俗谣言的其他蠢猪应该得到更加严厉的对待。下一个就是施潘瑙斯。”

    （5）尽管迈耶同志一直保护着女性组织的领袖，但是他声称：“关于这一事件，我不允许做出任何澄清。”他私下里对U同志说：“你是对的，迈耶夫人是有罪的。”

    （6）内在的虚伪至少是存在的，地方小组领袖在焚烧市售的“堕落文学作品”时，愤怒地反对犹太人，而他自己的姐妹就嫁给了艾恩贝克的一个犹太律师，地方小组领袖并没有停止和她的友好往来。

    4.地方小组领袖允许腐败和贪污。诺特海姆的市政机构包含四名国家社会主义参议员，某人经常听到这样的判断：“纳粹党比红色分子更了解腐败和贪污。”

    （1）参议员们为自己投票通过了每月50马克的薪酬，而地方小组领袖之前宣称参议员和议员职位只是名誉上的。市议员们对此进行了抗议。（证人：C同志。）

    （2）地方小组领袖安排他在皮具店工作的岳父拿到了“劳动服务”团体的制作靴子的合同。（证人：施潘瑙斯同志。）

    （3）地方小组领袖安排他拥有一间铁具用品店的兄弟拿到了城市啤酒厂制作啤酒玻璃瓶的合同，而他的兄弟很久之前就终止了玻璃器皿的生意。地方小组领袖下属的部门之一就是啤酒厂。（证人：沃格同志。）

    （4）地方小组领袖安排他的兄弟拿到了啤酒厂的园椅的订单，而铁器商V同志为这个订单提供了更低廉的报价。（证人：沃格同志。）

    （5）地方小组领袖安排他的兄弟得到了城市的脚轮衣柜的订单，而他的兄弟并没有储存那些物料，城市里的其他同志却有储备。（证人：沃格同志。）

    （6）参议员乌德安排城市终止了和W同志签订的运送牛奶合同，虽然实际上和W同志的合同对城镇更有利。乌德的意图是自己拿到这一合同。

    5.地方小组领袖不是真正的国家社会主义者。

    （1）吉尔曼同志已经入党很长时间了，但是直到1931年3月1日才变得活跃起来，而他一出现在成员们的集会上，立即承担了地方小组领袖的副手这一职务。一般的判断是他只是受到了雄心抱负的激励。证据包括去年他做出的声明：“如果我当不上地方小组领袖，我就会转向其他党派并且反对纳粹党，之后我会向省党部领袖提供一点儿自己的想法。”（证人：沃格同志和Y同志。）有一种设想是，他的目标是成为市长。

    （2）吉尔曼同志只看到了领袖原则的权力，并没有看到责任。他想要进行独裁统治，将任何的批评都视为妨害或者阴谋。（证人：沃格同志和C同志。）他没有将能干的人视为同事，而仅仅视为工具。

    （3）由于啤酒厂参议员所拥有的权力，地方小组领袖开除了啤酒厂的25名市雇员，因为他们属于社会民主党，不过元首曾经说过社会民主党或者国旗队队员并不是开除这些人的充分理由。地方行政长官反对这一行动。（证人：沃格同志。）6月16日，我向地方小组领袖提出这一行动违背了国家社会主义的精神，国家社会主义想要提供一个所有德国人的人民—社区。他回复称：“‘人民—社区’只是个漂亮的词汇而已。”他说更重要的是为常年守卫在街头的冲锋队队员提供面包；用“人民—社区”这个词根本不能填饱他们的肚子。昨晚的一场特殊集会上，地方小组领袖提到这件事情，并且说有些群体想要将新采用的冲锋队队员重新安置到街道上。冲锋队领袖们应该向其队员们讲过这个事情，并且让他们自己决定是否应该被按照基督教方式进行管理。（证人：Z同志。）我发现这有点儿在煽动冲锋队来对抗他们的同志，而且将我的声明扭曲为反对国家社会主义的精神。
    我恭敬地请求省党部领袖调查这些指控，并且整顿诺特海姆。
    希特勒万岁！

    （签名）埃德蒙·芬茨拉夫
    编号、头衔等

  • 威廉·谢里登·阿伦《纳粹掌权：一个德国小镇的经历》1-9

    目录
    第一部 民主之死（1922年—1933年1月）
    一 背景
    二 城镇结构
    三 加入纳粹（1930年，春夏）
    四 开拓胜利（1930—1931年，秋冬）
    五 政权统一（1931年，春夏）
    六 大萧条的深渊（1931—1932年，秋冬）
    七 政治高潮（1932年，春）
    八 分崩离析（1932年，夏）
    九 最后的寒冬（1932—1933年，秋冬）
    第二部 引入独裁统治（1933年1月—1945年5月）
    十 最后一次选举（1933年2—3月）
    十一 选举成功的用处（1933年，春夏）
    十二 恐怖系统（1933年，春夏）
    十三 煽动热情（1933年，春夏）
    十四 社会分化（1933年，春夏）
    十五 积极的方面（1933年，春夏）
    十六 反应和反抗（1933年，春夏）
    十七 从狂热到例行公事（1933年，夏—1935年年初，冬）
    十八 伟大的理由（1933年，夏—1935年年初，冬）
    十九 第三帝国的生活（1935—1945年）
    二十 结论
    附录
    一 本书中采访人物列表
    二 表格
    三 诺特海姆的国社党
    注释
    译名对照表

    将每个问题尽可能地划分成很多个部分，对于每一个部分的思考越精确，整体就越明了。 ——笛卡尔《方法论》

    修订版序言

    当我的出版人第一次建议我及时对此书进行修订，以赶上希特勒在德国掌权五十周年的时候，我有些犹豫。对于我而言，这似乎代表这本书很耐看：评论家们对此书持肯定观点，书中的主要说明没有受到严重的质疑，本书的研究方法被认为是有效的，并且有很多学者在效仿这种研究方法。作为一名教师，最令我满足的是这本书对本科生的课程有所助益。实际上，过去17年以来，本书在美国成了德国历史课程中的最常用指定读物，我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理解一个城镇而不是全部国家的历史让学生们感觉没那么困难。将涉及6 000万人的这个难以想象的复杂问题放在一个小规模的社会中来看，似乎更容易理解了，不过复杂性的绝大多数相同因素依旧存在——很多美国学生也发现了这点。简言之，我遵从古老谚语的智慧：“别画蛇添足。”

    另外，我也怀疑是否能找到足够多的新信息来对本书进行修订。总体上来说，关于纳粹主义的崛起并没有什么新内容，而且进行微观研究的要点就是限定在某个特定的地方。虽然可以利用从其他研究中得到的见解，但借用这些信息又不太合适。自1965年以来，我已经从其他的地方研究中得出了相当多的参照数据，所以讨论不同德国城镇的各种调查成果是有意义的。而这样一来，我们似乎只能得到相同的主要结论。对纳粹主义的微观研究所产生的细微差别进行详尽的分析可以创作一篇适合于学术杂志的优秀综述文章，但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可能就会很无聊了。

    1971年出版的对纳粹组织的地方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著作超越了我之前所做的分析 [1] ，我想要将其中的成果融合进我的研究中，但是要充分做到这一点，我就需要新的信息来匹配该著作中的数据。我确信在进行研究之初已经彻底探讨过所有能得到的文件记录了，其中并没有新的发现，我认为并不会有新的材料了。（因此，对历史研究者而言，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是一个警世故事。）

    尽管如此，1979年，我在德国进行研究之旅时，还是趁机调查了诺特海姆（这个城镇是我最初的研究主题）是否有关于纳粹主义崛起的新数据。我仔细检查了在科布伦茨的联邦档案馆、柏林—达勒姆的普鲁士非公开国家档案馆和柏林文档中心的政府与政党记录。在每个地方，我都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但是数量极少的信息。很久以前我已经说过了，我真正需要的有关诺特海姆纳粹党的实际文件已经在第三帝国崩溃时被烧毁了。

    然而，正如其他学者早就发现的，关于诺特海姆所属的南汉诺威—布伦瑞克大区的记录大部分都被完整地保留下来了。在纳粹党的组织结构中，德国被划分为35个区域，每个区域称为“大区”。每个大区领袖负责其所在大区的地方组织，因此我希望找到诺特海姆地方组织和南汉诺威—布伦瑞克的大区领袖之间的通信。如果有信件的话，一定是保存在汉诺威的下萨克森国家档案馆。

    在汉诺威，档案保管员迅速地梳理出我也许会从中发现诺特海姆和其大区领袖之间通信的文件，他说还有些关于诺特海姆的文件，我也许会感兴趣。这些文件没有被编入目录，还没有分配档案编号，也还没有被其他学者看过，足足有八大筐。结果，这些文件原来是1929—1938年诺特海姆地方组织的纳粹党之间通信的副本！还有几个条目一直涵盖到20世纪40年代初期，包括一千份来自诺特海姆的“个人的政治可靠性评估”，某位档案保管员还在封面上用笔写了“没什么意思”。这些都被归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区档案中，差不多都因为不重要而被埋没了，因而在战争结束时就逃脱了成为有关诺特海姆的纳粹档案原件的命运。很明显，这些材料不仅可以证明对本书进行修订是合理的，而且也要求对本书进行修订。

    对这些文件的分析证明了我最初的结论基本上是正确的，并没有出现矛盾之处。这些文件也提供了大量的补充数据：关于城镇上纳粹党的内部运作，关于筹资和宣传策略，关于第三帝国期间利用权力来控制城镇居民的方法，关于纳粹党的地方和国家办事处向当地纳粹分子提供援助和指导的程度。关于诺特海姆的纳粹主义早期历史（1922—1929年）以及1935—1945年的历史有足够多的材料，所以我可以为本书增添几个新的部分，也能够延伸参数范围，涵盖这个城镇全部的纳粹主义经历——从开始到结束。

    这些材料中的某些内容已经促成了我就有关希特勒政权属性的理论进行讨论。 [2] 其他数据主要是对具体细节有价值，提供了关于纳粹分子日常行为的内容。这些材料的暗示和指引应该能够帮助学生们理解纳粹的崛起和掌权并不是某种神秘的灾祸，如果不警惕的话，纳粹可能会再次崛起。详细分析之后，我们就会发现纳粹的成功可以解释为：在有利于他们成功的环境下（但这也是可以避免的），利用一系列聪明的（但可以理解的）技巧而获得的。知道纳粹掌权是如何发生的，可以让我们防止再次发生相似的事情——这也是我写这本书的最主要目的。

    熟悉第一版的读者们会发现本次修订中另一个主要的区别。在第一版中，我尽力保护城镇居民的隐私，以匿名的方式将他们的城镇称为“塔尔伯格”。美国和英国的评论家们（毫无疑问，他们可以很容易地辨别出城镇的真实身份，尤其是德国史领域的专家们）尊重了我的努力。但是联邦德国的杂志《明镜周刊》在本书的德文译本问世后不久就“暴露了这个秘密”[3] ，另外也辨认出了我书中提到的很多人物。因此就没有什么理由不再使用“诺特海姆”这个名字了，而且第一版中提到的很多人物都已经去世了，所以我也会使用他们的真实姓名。我曾经承诺不会暴露身份的那些人以及《明镜周刊》的文章中没有提及的人，我会继续使用假名（参见附录一）。此外，我整合了最初的研究资料，进行了充分的辨别，为了供未来的研究者们使用，我将它们放在了脚注中。

    修订版的研究工作受到了国家人文基金会的资助。我要再次感谢对本书的第一版提供重要意见的那些人，还要感谢两位学者，他们的想法这些年来一直激励着我：耶鲁大学的亨利·阿什比·特纳教授和哈佛大学的蒂莫西·W.梅森博士。我还要感谢凯伦，她梳理了我有时写得乱七八糟的文章，还有威尔·戴维森，他一直很耐心。

    威廉·谢里登·阿伦 1983年于纽约的水牛城

    第一版序言

    这是关于魏玛共和国末期第三帝国初期某个德国小镇的历史。我们试图理解20世纪核心的政治和道德议题之一：文明的民主政治如何沦陷为恐怖的独裁专政？我选择以研究某个小镇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现存的纳粹革命研究没有从地方角度进行。有本书是关于布伦瑞克省的纳粹党—保守党联盟的，还有本书是关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地区各省纳粹化的 [4] （在实际掌权前，这两个地方的纳粹都是软弱无力的），但在我进行现在这项研究之前，并没有作品涵盖纳粹革命的整个时期或是关注某个特定的地方。

    纳粹在地方上的措施是德意志第三帝国建立的关键。掌权之前，希特勒在地方党派组织的高超技巧和适应能力让他获得了极大的支持。1933年春天的实际掌权主要是自下而上进行的，尽管希特勒身为德国总理的身份确实提供了便利和可能性。而元首登上权力顶峰是因为他的追随者们在最底层、在基层很成功。

    单一的组织远不能充分地反映整体。就很多方面而言，这本书的主题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德国城镇。这里有大量的中产阶级；这里和乡村的关系更为密切，工业化程度没有其他德国城镇那么高；这里有更多的路德派教徒；这里更早地转向了纳粹主义，比德国的其他地方更加坚定地支持纳粹主义。而这里确实有代表性：在纳粹党的激进主义方面、在社会民主党的社会力量和弱势方面、在国家主义中产阶级的态度方面、在投票趋势方面、在政治活动和派系暴力的发展方面，也许还有其他内容，只有对其他城镇进行类似的详细研究时，这些内容才会变得明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并不是真正的微观研究，不过这对更广泛的趋势是有益的。我认为这一研究至少明确证明了纳粹革命在某一特定区域具有各种不同的内容。

    如果说微观研究的缺点是不具有代表性，那么其优点就是可以进行深入而细致的研究。作用因素越少，历史学家越有可能全面地了解所有的内容。可变因素是有限的，于是，对背景要有全面和相对稳定的了解。即时性和真实性增强了。人们可以将行动置于日常生活模式中，从而判断出为什么个人采取这样的行动，为什么德国人做出让希特勒掌权这样的选择。正是这种可能性，而非其他内容，引导我去研究一个城镇的命运，要不然的话，这个城镇在一般有关纳粹主义兴起的研究中甚至都不值得做个脚注。

    革命、恐怖行动、战争和侵略的破坏性结果严重限制了有关这项研究的原始材料的数量和类型。幸亏有当地人的配合，保存下来的绝大部分公开和私人文件才可以随我使用。相当多的当地人同意接受采访，因此我能询问大部分主要人物，从而找到合意的普遍的代表性人物。可以将他们的回忆、感想与当时的文件、报纸的描述相对照与核查。结果收集到了相当多的细节，其中很多细节并没有被收入本书中，但可以在我的博士论文中找到。 [5]

    在我第一次有了进行研究的想法时，康涅狄格大学的哈里·马克斯博士给了我至关重要的鼓励，我很感谢他。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准许让这项研究成为可能。海因里希·爱格林博士给了我宝贵的意见和实际的帮助，卡尔·罗斯坎普博士将他在错综复杂的德国税收统计方面的有益经验告诉了我。我的两位优秀的老师——明尼苏达大学的哈罗德·多伊奇教授和威廉·莱特教授，我的两位乐于助人的同事——密苏里大学的戴维·平克尼教授和罗德里克·麦克格里教授，还有施罗德·L.温伯格教授以及劳尔·希尔伯格教授，向我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修改意见。我的妻子卢埃拉·S.阿伦认真地倾听并且给了我极大的精神支持。我怀着感激之情对每个人的善意表示感谢，我可以肯定这部作品包含的任何见解都具有一定的集体性质，但是实际的表述以及书中存在的任何缺陷都只是我一个人的责任。

    世界上的小城镇在两个方面有共同点：很少的隐私和大量的流言。在开始这项研究前，我就得出了结论：不仅应该为那些提供消息的人和主要人物的姓名保密，而且要隐瞒这个城镇的真实名字。因此，人们不可能在地图上或者百科全书中找到“塔尔伯格”。这一预防措施也是我对市政官员和受访者许下的承诺之一。想要进行研究的学者们可以在明尼苏达州大学历史系找到这个城镇的信息以及一系列资料的详细信息等文件。

    还有一个可供参考的关于受访人物的详细列表。而且，在每一个受访者的记录中都专门描述了他们第一次在书中出现的页码。在这项研究中，并没有提供塔尔伯格那些人的真实姓名。创造如此多的名字耗费了很多想象力，如果有读者在书中发现了自己的名字，我希望他相信这只是一个巧合。

    威廉·谢里登·阿伦 1965年于密苏里州哥伦比亚市

    第一部　民主之死（1922年—1933年1月）

    一　背景

    吃吃喝喝
    不要忘记上帝
    捍卫你的荣誉
    此外，没有人会要求你更多。
    ——刻在一所诺特海姆房子中的中世纪铭文

    如果你打开中欧地图册，将手指放在战前德国的中心位置，你就有机会发现诺特海姆，这是一个位于前汉诺威王国的城镇。在魏玛共和国时期，诺特海姆仍旧是个小城镇，有大约一万人。在德国差不多有一千个这种规模的城镇，大约每七个德国人中就有一个生活在这种城镇中。 [1]

    1930年的诺特海姆是英国游客乐于探索的那种城镇：偏僻的乡下地方，半中世纪的风格，周围的环境安静而令人愉悦。它坐落在构成莱纳河谷地的众多低矮的、丛林密布的山丘之一。谷地只有几英里 [6] 宽，非常平坦，所以站在诺特海姆坡地上的人可以看到另一面的丘陵；这让这个城镇有种舒适、与世隔绝的感觉，可以被保护着远离外面的世界。在诺特海姆，一条更小的河流鲁默河注入了平静的莱纳河，由此在城镇的北部形成了一个狭窄的河谷。在河流和河谷的汇流点，这个城镇诞生了，从汉萨同盟 [7] 那时起，这里成了东西向和南北向一个小小的交汇点。1930年，从城镇的丘陵向下看，你可以看到主要铁道线路沿着莱纳河伸展开，通向慕尼黑或者汉堡，主线就在诺特海姆的边缘；而绕着城墙的支线沿着鲁默河河谷伸展开，通向柏林。 [2]

    在城镇周围的某些地方实际上是有城墙的。这些城墙围绕着诺特海姆在中世纪时期的核心地带。在大约600码 [8] 的椭圆形地带范围内，坐落着整洁但粗糙的砖木结构的房屋，这些房屋有着红色砖瓦的屋顶，房屋周围铺着鹅卵石路。有一条通向城镇的街道有三条跑道那么宽（因此也称为“宽街”）：这是主要的商业大道，这里的每栋房子都是商店。城镇的中央是一个大广场，用于举行每周的商品集市以及露天的公众会议。城墙内仅有的几处空地是坐落着一座小战争纪念碑的宽街一侧、城镇政府前面的小片空间，还有一处在16世纪路德派教堂的前面。城镇内部的其他地方布满了狭窄的街道，房子都建到了边缘，一栋栋地紧挨着，每一栋房子前面都装饰着各种几何图样的木质横梁，上层是带有不规则的小窗格的窗户，所有的房子都是陡屋顶，边沿有棱角分明的山墙，上面还有烟囱。在诺特海姆的旧城区有500栋房子，几乎一半的城镇居民住在这里。 [3]

    在中世纪椭圆地带之外是各种各样的居住区，主要是1870—1914年之间建立的。最合意的区域是旧城镇之上的山坡。这里建立了很大的家庭住宅区、学校，还有宽阔的沥青街道、广阔的草坪、遮阴的树木以及灌木丛。从这些房子的位置，可以欣赏到城镇和河谷的美景，夏天的微风也让这里比诺特海姆的其他区域更为凉爽。在这里居住的是城镇的上层阶级。

    在中世纪地带的另一边，穿过铁路支线的是鲁默运河，这条运河是在中世纪挖掘的，供一个粮食磨坊使用。被鲁默河封闭起来的这片狭长的水域形成了一座岛。这里有公寓式住宅、小户型民居和一个大的圆形广场。圆形广场的一角有一个大的会议大厅，被称作“1910年代圆顶”，适用于舞会、节日庆典和群众集会。一座叫作“长桥”的桥横跨鲁默河。另一角是紧靠山丘的前军事管辖区。1930年，这里安置了很多政府机构，包括就业办事处、一个工厂、应急廉价住宅和一个青年招待所。 [4]

    在面朝莱纳河的城镇的另一边是没什么特色的住宅区、几座工业厂房和一家制糖精炼厂（工厂丑陋的烟囱有些煞风景），以及带有大量车间和养路工房的火车站。

    因此，环绕着旧的内城是城镇扩展开来的三片区域：沿着丘陵向上并面朝两条河，一片是富人区，另两片是下层阶级区。但是诺特海姆的中心和本质仍旧保留在断壁残垣围绕的中世纪旧城区。

    这个城镇的历史就像它的自然环境一样，展现了隔绝和参与的相互作用。诺特海姆是在查理曼 [9] 时期建立的，但是直到13世纪，它不过拥有一个城堡、一个修道院和一个附加的村庄。早些时候，诺特海姆拥有过一些国家层面辉煌的瞬间，它的重要性之一是有一位足可以对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军事领袖，不过这为他自己的家庭带来了毁灭性的命运。

    城镇的未来取决于更多平凡领域的努力。12世纪开始，商人们在修道院的围墙前定居，在他们的带领下，诺特海姆于1252年被圭尔夫公爵授予城市特许状。接下来，城镇迅速发展起来。城镇建起了围墙，还有城垛、塔楼和壕沟；移民增多，人口膨胀；挖掘了鲁默运河；而且诺特海姆加入了汉萨同盟。15世纪，诺特海姆几乎完全脱离了圭尔夫公爵，甚至可以自己铸币。这是诺特海姆的繁荣时期。一个古时的版画显示出诺特海姆是当时最富有和最大的城市之一。

    诺特海姆中世纪时期的繁荣和独立在三十年战争 [10] 时结束了。诺特海姆在宗教改革期间皈依了路德派，当被要求向蒂利蒂利（1559—1632年），三十年战争中，他是负责指挥天主教联盟的大元帅。——译者注领导下的天主教军队敞开大门时，城市议会拒绝了。之后是艰苦的两年围城战。诺特海姆内部发生了紧张的派系斗争。上层阶级支持投降，而下层阶级选择抵抗天主教军队。1627年，和平派将城镇交给了蒂利将军，因之前的抵抗，他严厉地惩罚了诺特海姆。

    自三十年战争后，诺特海姆衰落了：“生存在往昔力量的阴影下。” [5] 它被对抗的双方入侵，被围攻、被掠夺、被烧毁。1648年，超过三百栋房子是空的，城镇中只留下了大约七百人。公爵取消了诺特海姆的权利，除去了所有独立的痕迹，在城镇里安排了永久驻军来威吓市民。

    恢复很缓慢。直到法国大革命时期，诺特海姆的居民数量才重新回到了14世纪时的水平——大约2 500人。虽然商人们仍旧占据主导地位，但是从经济上和政治上来看，诺特海姆只是一个地方集市中心，用于手工艺产品和农产品交换。 [6] 直到1817年，才在城墙外建立了第一所房子。1857年，建立了贯穿诺特海姆的铁道主线；十年后，建立了穿过山脉的东西线。由此，诺特海姆成了重要的交通中心。现在，政府机关逐渐发现诺特海姆是一个便捷的地点。前汉诺威王国并入了普鲁士，为驻军带来了新的制服，也奠定了迅速发展的基础。到19世纪70年代末为止，诺特海姆建立了一些技术学院和大学预备学院。1886年，诺特海姆被指定为县国会所在地。铁路维修车间和几个小工厂也建立起来了。诺特海姆出现了工人阶级，带来了新的卡尔·马克思的学说。由于教师、工匠、政府官员和铁路职员的涌入，诺特海姆建立了天主教教会。那些细长的铁轨将外面的世界带了进来。

    中世纪生活方式最后的残迹在1900年消失了，那时引入了污水处理系统。在那之前，诺特海姆以每周六打开上游护城河的方式清洁街道。水顺着小斜坡流淌，流经鹅卵石，流入鲁默运河，家庭主妇和女仆们会随之用拖布清理。新的污水处理系统价格昂贵，但却是德国皇帝威廉二世 [11] 富有且需要繁荣的象征物。诺特海姆的“市集广场”矗立着一座古时诺特海姆伯爵的铜制雕像，花费了9 000马克。而为了纪念在1866年普鲁士和汉诺威的短暂战争中丧生的诺特海姆人所建的战争纪念碑，现在被冠上了青铜色的“日耳曼尼亚”字样。

    现在的繁荣和过去的军事荣光的这些象征物很快就消失了，更多人的名字被添加到了战争纪念碑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铜像都被熔化了，用于供应德国所需的金属。作为回报，中央政府为城镇建立了一所培养军官的军事学校，以及在长桥对面的常驻军事管辖区。253名诺特海姆人为保卫德意志帝国而献出了生命。

    尽管已经这么努力了，但是对许多诺特海姆人来说不可思议的是，战争失败了，这也波及了所有生活形态，随着战败而来的是工人阶级领导的推翻君主的革命，之后在德国建立了民主共和国。在诺特海姆，1918年革命和平地完成了，因为军队直接和官员们进行了谈判协商。第二年，当地的工兵苏维埃迫使驻军司令辞职。1920年11月，军队彻底从城镇撤离了。 [7]

    有些诺特海姆人拒绝接受新事态，诺特海姆很快就变成了极端右翼组织——“德国年轻骑士团”——相当强大的中心。1922年，在民族主义恐怖分子暗杀了魏玛共和国的外交部长瓦尔特·拉特瑙之后，德国年轻骑士团决定在诺特海姆上演一部民族主义戏剧（克莱斯特的《赫尔曼战役》 [12] 2）。来自诺特海姆和其邻近地区的社会主义者决定阻止戏剧的上演。作为响应，有民族主义情结的农民们涌入诺特海姆，一群附近大学的学生们也在诺特海姆游行示威。两支队伍相遇的时候，他们粗暴地打了起来，使用鹅卵石和啤酒瓶作为武器。在城镇恢复秩序之前，警方受到了粗暴的对待，宽街上几乎每家店铺的窗户都在混战中被打破了。 [8]

    正如三十年战争期间诺特海姆因冲突和内部分歧而分裂一样，即便是在稳定的魏玛共和国中期，诺特海姆的选举数据还是展现出了政治分裂的迹象。1925年总统选举期间，社会主义者—天主教教徒候选人获得了2 080张选票；兴登堡（作为右翼分子参加竞选）获得了3 375张选票；而唯一的另一个候选人，也就是共产主义者只得到了19票。 [9]

    尽管这里有格林兄弟的童话故事，并且很明显这里是偏远的地方，但是诺特海姆涵盖着魏玛德国的各种冲突分歧和紧张。接下来的十几年，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诺特海姆经历了德国民主的濒死痛苦。在这场旋风中，没有人能逃脱毁灭之灾。

    二　城镇结构

    “那么，”我说，“如果我们能想象到我们看到正在形成中的城邦；我们可能也会看到正在形成中的公平和不公？” ——苏格拉底，出自柏拉图的《理想国》

    即便诺特海姆是一个规模小并且明显统一的社会，它也包含着焦虑和分裂的因素。在正常时期，这些因素也许可以保持平衡；而在紧张时期，这些因素会让社会四分五裂。一个蛊惑人心的政治家也许会利用这些因素，推动现存的社会分裂。

    诺特海姆因其规模和某些社会、经济特征而形成了特别复杂的社会，这促进了大萧条之后的数年里纳粹主义的发展，也促成了最后轻而易举地出现了由纳粹引导的专制改革。

    这里有左翼和右翼之间的政治分歧，有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阶级差别，有稳定的和无保障之间的职业差别，有相对的新来者和旧家族之间的地域隔离，还有宗教和社会分歧。这里也有共同利益的领域，比如城市政府；以及有凝聚力的机构，比如学校、俱乐部和利益团体；这里还有基本的忠诚团体——从家庭到亲近的朋友圈子。

    除了古代遗迹外，诺特海姆主要是19世纪的产物。1871年，诺特海姆有4 700名居民；到了1930年，达到了10 000人。这一人口增长中有一半来自增高的出生率，另一半则来自移民。20世纪30年代后期，诺特海姆的人口组成大致如下，追溯至最近两代人： [1]

    出生在诺特海姆的：25%

    来自诺特海姆县乡村的：26%

    来自汉诺威其他地方的：34%

    来自德国其他地方的：15%

    乡村腹地有着强烈的传统偏见，城镇对此有相当深刻的印象。但是更重要的是新来者和那些世代居住在诺特海姆的人之间的自然划分。绝大多数“旧诺特海姆人”住在内城区。1932年编制的一份关于诺特海姆绝大多数家庭姓氏的名单展示出这些家庭有多么混杂。除了常用的“穆勒”“迈耶斯”和“施密特”，还有109个姓氏是5—10个家庭在使用。其中的25个姓氏是10个或者更多家庭在使用。3个特别本地化的姓氏分别是22个、19个和18个家庭在使用。 [2] “旧诺特海姆人”相当了解彼此，因为数个世纪以来，他们中绝大多数人都靠联姻而变成亲戚了。人们认为，他们之间既没有特殊的团体，也没有共同的政治愿景，不过他们在面对“外来者”的时候站在统一战线上。 [3]

    诺特海姆所在的区域给人的印象用德国人的话来说即“stur”，也就是顽固的和保守的，就像传说中的新英格兰人一样。1930年，第一次来诺特海姆的某个人会发现要花两年时间才能很好地了解其他人并且被当地的社交圈所接纳，即便这个人相当外向，而且有着令人敬仰的工作。 [4]

    如果诺特海姆人是因出身不同而分裂的，那么，他们就会因宗教信仰而团结起来。尽管19世纪出现了一些变化，但是仍旧有86%的居民是路德派教徒，只有6%是天主教教徒，剩下的是其他教派和无信仰者。实际上，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诺特海姆县的教徒所占比例依旧如此。1930年，诺特海姆只有120名犹太人，大约相当于城镇地区的全国平均水平。 [5]

    关于职业，诺特海姆将自己视为公务员城市：7 000名成年人中有大约1/3都在公共事业中就职，绝大多数就职于铁路事业。另有1/5的人是孀妇或领抚恤金者，所以整个城镇有接近一半的人有固定收入。每七个人中就有一个是高级公务员。稳定和对国家的高度依赖，对诺特海姆在第三帝国时期的经历有相当大的影响。 [6]

    公务员占较大比例决定了诺特海姆的经济结构。这里几乎没有工业，要么依靠乡村腹地，要么依靠铁路。政府机构将农民带到城镇里，诺特海姆的商人和工匠们向他们提供商品。只要农民富足，只要政府仍旧管理着诺特海姆，这里就能保持经济平衡。而且，在诺特海姆的生活成本很低：1931年，主要产品的人均支出比全国水平低25%。 [7] 许多诺特海姆人养猪或者其他动物，许多人还有小蔬菜园。只要没有大灾祸，诺特海姆的经济就是平稳的。

    1930年大萧条刚开始的时候，诺特海姆几乎没有受到大萧条的经济影响。1929年夏天到1930年夏天之间，诺特海姆的机动车数量增长了大约15%。1930年，在城市储蓄银行的存款差不多增加了50万马克，账户数目大约增加了500个。单单这家银行里就有接近3 600个存款账户，平均每个账户有537马克。诺特海姆的平均存款水平比整个普鲁士的高出了20%。 [8] 1930年，在建设新住宅方面，诺特海姆处于所有城市之首。杞人忧天者会注意到1930年开始的时候登记在册的失业者有329人，但是这一数据总体上低于诺特海姆政府管辖的区域的平均值。 [9]

    面对大萧条，诺特海姆似乎是安全的，因为这里几乎没什么工业。一家制糖厂、一家牛奶制品厂、一个粮食磨坊、一家啤酒厂、两家制材厂和一家罐头工厂构成了全部的工业，这些工业依赖于莱纳河河谷富足的土地。除此之外，这里还有一家建筑公司、两家砖厂和一家小规模的水泥厂。这些工业的规模都很小。这些工业都运作起来的话，可以雇用大约1 125人。但是有1/3到1/2的劳动人员是季节性就业，比如制糖厂会在每年的12月停工，有大约300人会没有工作。有300多人依赖于建筑业，相当于雪茄厂和罐头工厂的雇用人数，不过这两家工厂雇用的都是女人。工业是诺特海姆经济中最薄弱的因子，同时也是最小的因子。

    与乡村有关的工业、许多的政府管理部门以及良好的公路和铁路系统都吸引着农民到诺特海姆来，这使诺特海姆成了零售贸易中心。1930年，诺特海姆有大约100家商店，差不多500名雇员。最大的绸缎尼龙纺织品商店雇用了大约30人。绝大多数都是小规模的家庭商店，收入适中，代代相传。

    工匠商店也是家族生意。1930年，一个铁匠庆祝他家的铁匠铺开张300周年；他是服务于这个城镇的家族的第十代传人。 [10] 可以追溯到至少三代以上的店铺并不少见。诺特海姆的工匠由“行会”管理，行会只是它们中世纪祖先的投影，但却是重要的职业协会。1930年，有17个行会，代表着大约150家小商店。

    工匠和零售商控制着城镇的商业生活，不过也有信用机构：三家国家银行的分支机构、一家由名叫穆勒的犹太人拥有的地方银行、一家地方合股银行、一家县储蓄银行和一家城市储蓄银行。

    诺特海姆中产阶级中的绝大多数人是政府公务员。1930年，诺特海姆的政府机构名单很长，其中最重要的是县政府，这一机构为普鲁士政府管理着诺特海姆县的80个城镇和乡村。国家和州政府在诺特海姆还维持着9个其他的机构，比如邮政部门、地区法庭、就业办事处等，这些机构雇用了大约400人，同时为多个县服务。但是雇员数目最多的政府机构是铁路，包括调车场、维修车间、枕木防腐和接驳系统。铁路车站一共为1 000人提供了工作，是城镇中的主要经济支柱。

    城市供养着庞大的官僚机构。除了常规功能部门，如警察和消防部门、街道清扫和垃圾处理，城市还为城镇提供煤气、电力和水，还维持着一个建设办事处和一家医院。城镇上还有几家非政府企业，如屠宰场、冰库、公墓和啤酒厂。还有些赚钱的企业，它们往往会催生其他企业。在城镇上方的山丘上有大片林地，也是归城市所有，由城市进行管理，这里有一个采砾场，之后又建了一个水泥制造厂。福利办事处不仅为残疾人、穷人、失业者提供补贴，而且开办了两家小型养老院、一家赈济处，并且为那些无处栖身者提供应急廉价租房。归市政机关管理的地方医疗保险办事处被称为“红色的”医疗保险办事处，因为办事处主任正好是社会民主党。 [11]

    这样一来，城市增加了200多名公务员，其中并不包括季节性临时工。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雇员非常多，因此，他们自己建立了针对地方选举的政治党派——“公务员党”，这样就可以在城市议会中拥有决定权了。虽然全俸的公务员收入高并且在德国社会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但并非所有的都是中产阶级。另一方面，被政府雇用的工人仍旧被视为无产阶级。在诺特海姆，铁路工人成了社会主义者选票的核心力量，城市中的相当一部分工人都是社会民主党。

    阶级结构虽然受到收入的强烈影响，但真正取决于思想观点。城市每年都会出版一本地址簿，从每个人给自己的称谓来看，可以做出如下估算： [12]

    下层阶级（不熟练的和半熟练的工人）：37%

    中下层阶级（熟练工人、白领工人、农民和领抚恤金者）：32%

    中上层阶级（工匠、公务员和商人）：27%

    上层阶级（商人、个体经营者和专业人士）：4%

    虽然以上只是粗略的估计，但是仍旧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诺特海姆存在着强大的小资产阶级：这是希特勒推进其运动的“原料”。相对平均的分布并不意味着在收入方面不存在巨大差异。1932年，一个在城市煤气厂工作了50多年的老工人一年可以挣1 500马克。 [13] 就同一年来说，一个专业医生一年可以挣9 600马克。 [14] 如果一个工作表现出色的工人发现，一个工作表现一般的专业人员所挣的工资是他的六倍，那他一定会再度肯定社会民主党慢慢灌输给他的阶级斗争的概念。

    在诺特海姆，与在魏玛共和国的大部分地方一样，工人阶级形成了固定的团体，几乎形成了一种亚文化。工人们有自己的社交俱乐部、经济组织和党派：社会民主党。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结构很复杂。它由数个不同的小组组成，名义上这些小组是互相独立的，但是工人阶级的各个部分以及各个小组都是共同运作的。列出各种组织的领袖名录，就会发现有很多重复的组织，因为各种实用目的，某人可以组织起由15人组成的委员会，其中包括了所有小组的关键人员。还包括工会部长（尤其是铁路工人工会），运动协会、工人急救协会、工人合唱团、工人射击协会的主席，等等。还有公共利益建筑俱乐部和家庭消费者合作社的人员，后者的成员包括1 275个家庭，年销售总额为33.3万马克。 [15] 前者建立了廉价房屋，包括128名成员，在经济大萧条的1932年，创造了超过60万马克的商业价值。 [16] 这里还有直接附属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青年团体（“年轻的社会主义工人”）、儿童团体（“红色猎鹰”）、女性附属机构以及各种各样的扩散委员会。“国旗队”是保卫共和国的准军事化组织，理论上该组织对所有人开放，实际上却几乎完全由社会党控制。从婴儿救助社团到工人丧葬节约协会，德国社会民主党渗入了诺特海姆的工人阶级，并且将工人阶级团结在了一起。

    阶级意识并不是唯一的统一纽带，德国社会民主党也提供了共同的意识形态——本质上，致力于民主。此外，再加上多头领导，德国社会民主党微型太阳系得以顺利运行。每个组织都有自己的欲望和抱负，这样一来，合作的时候就需要妥协和调整。自19世纪建立以来，诺特海姆的社会民主党不仅为民主政治提供了优秀的实践训练，而且也成了城镇中工人阶级的生活之道。

    对于既不是工人也不是社会民主党的诺特海姆人而言，俱乐部提供了真正的社会内聚力。有一句谚语：“两个德国人，进行一场辩论；三个德国人，组成一个俱乐部。”这差不多就是诺特海姆的真实情况，1930年，这里有不少于161个不同的俱乐部，也就是在城镇中平均每60人有一个俱乐部。这里有21个运动俱乐部，47个具有经济或职业功能的，23个宗教或慈善相关的团体，25个退伍军人或者爱国主义的联盟，45个特别兴趣和爱好小组。毫无例外，这些组织都准守着城镇的阶级界线。两个足球俱乐部中，一个是中产阶级的，另一个主要是由工人组成的。 [17] 在体育俱乐部中，有两个是中产阶级的，一个是工人的。在经济或职业功能的组织中，阶级界线更加清晰，有时会具有政治性。有上千名成员的“铁路俱乐部”既具有社交性质，也具有职业性功能，是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主导的。另一方面，县农民联盟和县工匠联盟都资助右翼演讲者，最终也都公开支持纳粹党和民族主义党派。 [18] 然而绝大多数组织都不具有公开的政治性，一个起源于中世纪惯例的经济俱乐部甚至超越了阶级界线。

    传统上而言，在城墙以内拥有房子的诺特海姆人有某些特权，比如用免费树木来修理自己家里的木质横梁，或者用啤酒厂的少量免费啤酒来弥补私人酿造权的丧失。在20世纪初的改革氛围中，这些业主感觉特权受到了威胁，于是组成了“捍卫旧诺特海姆特权俱乐部”，试图采取法律行动来维持并延伸他们的权利。比如，1930年，在一桩要求一年免费清理一次烟囱的案件中，他们使用旧文件胜诉了。至少在面对外部世界时，通过通婚而合并在一起的“旧诺特海姆人”没有政治或者经济根源，只有这种形式的凝聚力实例。 [19]

    诺特海姆有一系列令人困惑的军事主义和民族主义组织。对于这个地区和这个时代而言，与周围的城镇相比较，可以发现这并不是不同寻常的。许多军事主义社团都附属于特定的武装部队分支，比如“以前的九十名先行者预备队团体”或“装甲部队协会”。其他的是一般的社团，比如“战士联盟”，还有些来源于特定的经历，比如“战争伤员联盟”。也有些民族主义社团，比如“海外领土上的德意志王国联盟”，或是青年组织，如“希尔独立带”。 [20] 如果某人试着整理附属于德国民族主义政党或者纳粹的组织名单，比如“钢铁头盔”和“露易丝王后协会”，或者“国家社会主义者女性俱乐部”和“希特勒青年团”，那么他一定会发现右翼组织对诺特海姆中产阶级的社交生活的控制程度。

    所有的组织都有相当多的成员。最小的（“前炮兵协会”）有30名成员。“战士联盟”在1930年有400多名成员，有23个社团介于两者的规模之间。 [21] 组织的活动包括演讲、游行和社交聚会，以民族主义狂欢为特征。有时，他们也会进行“非党派”政治的努力，比如，1930年，他们向普鲁士教育部长请愿，希望在学校图书馆禁止《西线无战事》 [13] 。 [22]

    盛大出行无疑是军事俱乐部众多活动的一部分。一个退伍军人组织一年中会有三四次被指望着举行带有乐队、身着制服并且有很多其他组织参与的游行活动。所有的游行都是因为民族主义原因，有部分游行甚至公开支持民族主义党和后来的纳粹党。总的说来，民族主义和退伍军人俱乐部成了城镇中的重要社交因素。他们组织的“雄性晚会”、舞会和戏剧表演让他们备受瞩目。他们主要是为了激发爱国主义狂热，并且让军国主义在诺特海姆变得受欢迎和有活力。

    诺特海姆最显眼的社交社团是特别兴趣和爱好小组。尽管他们组建的特定目的是社交聚会，但是后来他们遵循着阶级界线。合唱团是这方面的明证。诺特海姆有8个这样的社团：7个属于中产阶级，1个是工人的“诺特海姆人民合唱团”。上层阶级的社团明显是“歌唱五线谱”。用非会员的话说，这个社团“是由更好的一群人组成的真正的社交社团”。 [23] “歌唱五线谱”的前成员承认他是因为职业原因才加入社团的，而非热爱唱歌，他说这个社团的成员都是“导演、专业人士和大企业的名人”。 [24]

    这些歌唱社团的规模从25人到65人不等；1930年，差不多400名诺特海姆人参加了这类社团。他们经常聚在一起练习，之后就喝啤酒来给喉咙降温。一年有五六次，妻子们会被带去听音乐会，有时，社团会组织去地方音乐节旅行。只有“人民合唱团”有政治定位，通常是在共和国的节日和社会民主党的聚会上表演。

    另一个有利于交流和社交的工具是“射击协会”，这是诺特海姆中世纪以来的遗留物。当时，所有市民都被各个行会召集起来去保卫城市。每年的射击节让这些兼职士兵发挥了作用。旧行会解散之后，取而代之的是5个射击协会。1930年，他们进行定期练习，为期三天的射击节是一年中的社交大事件，其间会举办聚会、舞会，准备奖金并且进行巡游。一位成员这样描述阶级结构：“‘1910年枪支俱乐部’是面向广大群众的；‘猎人’主要是中产阶级；‘自由射手’是上层10%的阶级。” [25]

    虽然有很多俱乐部是无关政治的，但是许多无辜的俱乐部被灌输了民族主义思想。1930年，在“园丁俱乐部”进行的一场园艺作品展览中，某位演讲者抨击了国外竞争：“每个德国人都应接受这样的思想：吃德国的水果！吃德国的蔬菜！买德国的花！” [26]

    就算诺特海姆各种各样的正规俱乐部并没有形成社会凝聚力，两种社交聚会也发挥了凝聚作用。一个是固定聚餐，另一个是啤酒俱乐部。固定聚餐是一群人在每周的特定时间，在同样的餐厅，围绕同样的桌子一起吃午餐（因此而得名）。这群人关系亲密，而且成员固定，有些是终身成员，这种聚餐的特征是亲密的友谊和自由的讨论。啤酒俱乐部与之类似，成员们进行定期会面，在酒馆聊天、喝啤酒或者玩纸牌游戏。因为城镇政治分歧，结果这些啤酒俱乐部活动的酒馆也在政治上分离了：一个社会主义者在纳粹酒馆里是不受欢迎的，反之亦然。啤酒俱乐部的成员主要是下层阶级，而固定聚餐的成员基本上是中产阶级或者更上层的阶级。总体而言，这些组织是城镇中最普遍、最亲密的社交组织。共同信任是它们蓬勃发展的先决条件。

    许多俱乐部和协会将公民个体聚集到了一起。没有这些俱乐部和协会，诺特海姆将会变成一个无组织的社会。不过，它们中极少有能超越阶级界线的。

    城镇中各种各样的派别明确支持的机构是公共教育系统，这是诺特海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教育设施的一部分。这里有三所公共小学，共安排了1 200名学生，这样一来就确保了孩子们的宗教信仰。第一市立中学是路德派的，天主教的公立学校服务于天主教的孩子，第二市立中学不限宗教派别。每一所学校都有自己的顾问委员会，是由学生家长选出的。通过事先和社会民主党领导讨论，工人阶级的家长可以确保在这些委员会中有代表。

    中学系统涉及男子高中和女子高中，这两所学校都有大学预备课程并且要学费。两所学校一共招收500名学生，其中一半来自诺特海姆。这些学生中的绝大多数来自中产阶级，并且绝大多数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 [27] 想要接受职业训练的孩子可以去商业学校，这里有300多名学生，主要是工匠商店的学徒；由诺特海姆商人协会创办的商人职业学校有55名学生；一所由农民联盟控制的农业学校面向多个国家，还有一所由县政府所资助的家政学校，一年有25名女生从这里毕业。

    各种各样的学校减少了诺特海姆的某些乡下习气。根据一位来自城镇的前新闻记者所说，学校的教师“控制、塑造并且指引着诺特海姆的精神文化生活”。 [28] 但是教师们也要依靠政府提供的薪酬和职位，而城市议会和地方教育部划分了学校董事会的职能。

    诺特海姆还有其他的文化设施，不过很多都依赖于私人团体，如演讲协会或者博物馆协会的支持。城镇赞助了一个城市乐队，每周在市集广场表演，也参加公开的节日庆典。这里的公共图书馆有2 000多卷书，但是并没有被充分利用。工人们更喜欢他们自己在工会大厅的图书馆。诺特海姆有两家电影院，还存在过一家地方轻歌剧演出团。

    最重要的文化机构是三家日报。最古老的是《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 [29] ，创办于1831年，是城镇的第一份报纸。根据该报的编辑出版商所说，这份报纸“完全是为民族主义的德国服务的” [30] 。实际上，它是德国民族主义政党的喉舌，其主编就是右翼政党成员。每篇文章中均有偏好，除此以外，新闻通常会晚一两天。在诺特海姆，这份报纸的读者群小而稳定，大约有600名订阅者，绝大多数是在县里。《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明确地试图吸引农业社区。

    政治光谱另一端的是《哥廷根人民报》（以下简称《人民报》）。尽管它是在临近城镇发行的，但其内容是足以和诺特海姆的其他报纸竞争的地方性新闻。《人民报》是社会民主党的喉舌，但是却假装中立。相比其他报纸（除了纳粹的报纸）而言，它是丑闻集合地，充斥着严厉的评论和红墨水。大约2 000名诺特海姆人是其读者。同样由《人民报》报刊印发的是国旗队每周发行的活跃的报纸——《诺特海姆回声》，在诺特海姆县的发行量是3 000份。 [31]

    地方上的纳粹出版物于1931年夏天出现，叫作《听！听！》。该报包括两个页面，信纸尺寸，双面印刷，使用牛皮纸（其颜色让人想起来自《人民报》的污秽猜测）。该报宣称，其目的是提供有关纳粹所作所为的消息，并且“与红色分子的谣言作斗争，这是中产阶级的媒体难以做到的” [32] 。该报造谣诽谤，通常有中伤性行为，并且有时会被镇压。

    另一个主要的报纸是《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创办于1909年，主要是商业企业。该报的编辑是人民党成员，报上的国家消息经常取自人民党的通讯社；但是它试图尽可能地保持中立，以此保持高销量。该报的新闻都是第一手的，通常很精准，并且涉及范围最广。在诺特海姆，其销量接近4 000份。中产阶级的冷静和高效是《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的鲜明特征；其主编认为城市政府那种公事公办的运作是有必要的。 [33]

    诺特海姆承袭了自施泰因男爵改革以来德国城市政府的高效管理模式。这种体制代表了市政议员和城市管理者治理的联合。投票者选出由20名成员组成的议会，该议会选出4名参议员。所有的法律都由议会批准通过，由此对管理机构形成监督。

    参议员是各个委员会的主席，能够干预其职权范围内的管理（比如警察、啤酒厂、福利部门）。城市运转的正式工作由市长负责，他是专业的管理者。市长由参议员选举产生，任期为12年，期满后可以继续参选，任期固定可以使他远离议会的极端权力。作为专业人士，市长应该保持公正，并且薪水极高。1930年，诺特海姆的市长已经连任了27年。

    谨慎的平衡体制加上长久以来的自我管理传统，使得诺特海姆的城市政府运转顺利。1930年8月，《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以一种冷静的态度报道，在人口相当的56个德国城镇中，平均每人负公债7.74马克，而诺特海姆完全没有赤字。1930年的预算平衡点是1 385 000马克。 [34]

    实际上，如果有人调查诺特海姆的经济、文化和政府结构，就会发现诺特海姆是平衡、独立的个体。诺特海姆唯一没有形成和谐整体的就是社交方面，几乎在每一项活动中都存在不同的阶级派别。这个分裂因素在政治上很重要，在经济状况持续恶化的情况下，政治变得更为激进。在1930年后的许多年里，这一因素使诺特海姆的分裂越来越严重，导致了血腥暴动和民主氛围的退化，并且使纳粹掌权达到了顶峰。纳粹解决阶级分裂问题的方式就是以武力方式彻底取缔。

    三　加入纳粹（1930年，春夏）

    你所惧怕的邪恶必定会体现在你所做的事情上。 ——歌德：《艾格蒙特》

    大规模的极端主义、党同伐异、对激进改变的极度渴望——这些是使稳定的民主政体变得不可能的因素——是难以被唤起的。在社会稳定的情况下，政治煽动者发现自己只能在附近空旷的大厅内发表激昂的演说。是挥之不去的恐惧、突然意识到目前为止从未怀疑过的危险，吸引了某些将煽动者视为拯救者的观众来到这个大厅。

    普通的诺特海姆人将自己视为小市民：冷静、对重大问题视而不见、对生活满足、有充足的食物、适度的愿望和一种简单的秩序感。星期天下午，诺特海姆人常常和家人一起在城镇周围齐整而古朴的森林中散步，漫步于整洁的小路上，他们可以眺望莱纳河河谷及迷蒙的西部山丘。星期天消化完晚餐之后，他们会回到有中世纪房子的舒适城镇。这里的环境给人一种延续性生活的感觉；可以信赖旧的方式；稳定既是众人期望的，也是一直传承的。

    但是在1930年，新的恐惧萦绕着城镇，世界大萧条蔓延开来，纽约证券交易所一落千丈的行情甚至影响了德国中部这个遥远的谷地。正是大萧条，或者更加确切地说是对大萧条持续影响的恐惧，导致诺特海姆人更为激进，而不是因为城镇受到了大萧条的严重损害。唯一受到直接影响的团体是工人；工人们失业了，在街角无所事事，靠失业救济金生存。不过，与此矛盾的是，工人阶级仍旧支持现状，而受到经济收缩打击很小的中产阶级却致力于革命。 [1]

    诺特海姆的经济结构让中产阶级免于经济拮据。商人们只损失了小部分生意。除了建筑业之外，工匠们获得了充足的工作。公务员的薪水减少了，但是并没有失业，他们的支付能力下降了，而物价也相应地下降了，这样一来他们的相对位置并没有被削弱。在经济大萧条期间，诺特海姆的总储蓄额缓慢增长，储蓄账户的数量也增加了。到1933年为止，诺特海姆超过一半的成年人有储蓄账户，这些账户中差不多有一半是稳定的账户：从100到500马克不等。 [2]

    但是大萧条引发了恐慌。自己的生意经营得很好的商人们担心德国的总体情况。收集贷款毫无困难的银行开始减少所有的信贷配额。 [3] 只有工人受到了直接伤害，而城镇中的其他人面对着失业压力，开始自问：“我会是下一个吗？”“什么时候会结束？”因为并没有确定的答案，所以，绝望在蔓延。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开始听取纳粹的声音。诺特海姆之前忽视了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 [14] （正如在主要是外来者发起的德国年轻骑士团斗争之后，诺特海姆忽视了其他的极端主义组织一样）；1928年的国家选举中，纳粹党在诺特海姆总共获得了123张选票，相当于总选票数的2.33%。1929年的诺特海姆地方选举中，纳粹党收获了5 133张选票中的213张。 [4] 在大萧条之前，他们在诺特海姆处于无关紧要的边缘位置。

    实际上，1929年初，诺特海姆的纳粹党只有5名成员，人数太少了以至于难以建立“地方小组”，这是国社党最底层的正式单位。 [5] 这些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骚乱事件的遗留物。

    诺特海姆和德国其他地方一样，在魏玛共和国初期，有很多人难以接受德国的战败、革命以及由此而来的民主。他们都反对新式的东西：自由主义、世界性文化、开放的社会、有竞争性的工业化经济、有影响力的工人运动。总体上，这些人构成了激进的右翼，但是并没有能发挥作用的组织来表达他们尚未形成的，甚至是自我矛盾的不相容理论。更准确地说，他们有太多的组织——其中没有一个是能发挥作用的——作为激进的右翼主义群体在整个国家蔓延开来。 [6] 在众多的组织中，纳粹党还处于初期，在德国南部迅速发展，但是在北部，包括诺特海姆地区几乎没有任何发展。

    在城镇北边，汉诺威的一个工业城市，一名驻扎在波兰的前警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变成了反犹太人的偏执狂，在发现希特勒的想法和自己类似之后，加入了国社党。一名失业的商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待在中立的西班牙，回到汉诺威之后成了狂热的民族主义者，1921年夏天，他加入了那位前警察建立的纳粹地方小组。 [7] 在诺特海姆的南边，哥廷根的大学城区，一个后来成了庸医的人带领一群学生在1922年2月成立了纳粹党的一个分支。 [8] 纳粹主义的另一方面内容吸引了哥廷根的征募活动：纳粹主义有关新社会的模糊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意识形态中，爱国的团结一致将会取代德国严格的阶级界线。所有的分支都由坚定的中产阶级组成，都弥漫着传教士般的热情。1921年和1922年，来自哥廷根和汉诺威的纳粹鼓吹者们沿着莱纳河边的铁路游走，寻找皈依者。有些人在诺特海姆停留，虽然他们并没有征召新成员，但是他们说服了一些城镇居民，让他们相信在德国各种各样的激进右翼组织中，纳粹党是最为坚定不移的（也就是说，纳粹党会极端地去实现他们的想法）。

    也许来自附近城镇的纳粹传教士们可以只靠说教就逐渐在诺特海姆收获一批永久的桥头堡。那些年正赶上德国的过度通货膨胀、国耻和不断的政治动乱。一系列的地方危机引发了大事件。

    1922年，德国政治光谱的两个极端触发了魏玛共和国的第一次大危机。激进右翼组织中的好战者受到了传统保守派的公开支持。哥廷根的纳粹党从之前沉默的右翼人士那里获得了资金和宣传支持；汉诺威的纳粹党得到了传统的“泛德意志联盟”的资金支持。 [9] 更为重要的是，原来的相当一部分的右翼也支持由“自由军团”的恐怖分子秘密执行的针对共和国领导人的一系列政治暗杀。

    同时，共产主义者领导的极端左翼进行了一系列失败的起义，而这些起义令中产阶级感到恐惧。原来中立的工人们发现他们1918年革命的成果消耗殆尽，而且共和国的领导人们被右翼恶鬼杀害了，也变得疯狂起来。早期的汉诺威纳粹党中许多人受到了工人们敌意的威胁，还有些纳粹党则变得更加疯狂了。 [10]

    这场对立的高潮出现于1922年6月，当时自由军团的枪手谋杀了共和国的外交部长瓦尔特·拉特瑙。整个诺特海姆地区的工人们都愤怒了。对于他们而言，在多样化的德国右翼组织中存在的良好的意识形态内容是无关紧要的；整个右翼看起来都像是暗杀的同盟。随着拉特瑙被杀害，莱纳河河谷陷入了反对右翼的私刑气氛中。在诺特海姆附近的城镇里，保守派领导人被打、被死亡威胁，不得不逃到警察局寻求保护。而在诺特海姆，正如第一章所提到的，来自艾恩贝克的工人们和来自哥廷根的学生们在街上发生了激战。 [11] 战斗之后，一些纳粹党人开始随身携带手枪。 [12] 一些诺特海姆人做出了最极端的选择，他们组织了城镇里的第一个纳粹党“地方小组”——成立于1922年秋天。

    这是一小群年轻的中产阶级男性。出现在诺特海姆的领袖恩斯特·吉尔曼是首批纳粹党中的典型代表。按照城镇中人的通常看法，他是一个“外来者”，因为他父亲（一个五金店老板）出生在黑尔姆斯泰特。吉尔曼于1896年在诺特海姆出生，接受的是男子高中的高水平教育，但是他并没有去大学，而是接受了商业培训。他接受的真正教育是战争。他从19岁到22岁（1915—1918年）在法国、加利西亚和俄罗斯为德国服兵役；他胸部中过枪，获得了二等铁十字勋章；战争结束后，他成了中尉。1919年，他加入了德国年轻骑士团和民族主义党派。他接受了路德派的洗礼，但后来将自己描述为“神的信徒”。当时的照片显示出他凹陷的下巴、薄唇、闪亮的灰色眼睛，有一张充满怨恨但年轻的脸庞（他在26岁时加入纳粹党，成了在诺特海姆的纳粹领袖）。他的暗金色头发梳成中分，整齐而光滑。他掌控着4 294名成员。 [13]

    恩斯特·吉尔曼的哥哥卡尔（比恩斯特大三岁）也和他一起加入了纳粹党；还有书商威廉·施潘瑙斯（35岁）、会计海因里希·伯梅（19岁）和小商人鲁道夫·恩斯特（33岁）。他们还征召了一两个其他成员，但是没有记录。 [14]

    诺特海姆的第一个纳粹组织刚刚建立起来，整个党派就于1922年11月17日被普鲁士取缔了。当然，纳粹党仍旧在秘密集会，但是不再收集会费或者公开宣传，于是，整个党派开始收缩。1923年11月，希特勒的啤酒馆政变 [15] 发生了，纳粹党在整个德国境内都成了非法组织。希特勒被关进监狱，党派四分五裂，各派别之间互相竞争，花费了很多时间来讨论无聊的学说分歧而不是采取实际行动，更糟糕的是，德国从诸多危机中恢复过来了。通货膨胀结束了，恢复了政治稳定，魏玛共和国开始进入稳定时期（1924—1929年）。来自汉诺威的纳粹领袖曾经于1924年6月在诺特海姆进行过两次演讲，第一次是“作为纳粹计划的根基的责任”，之后是“专家见证的德国的物物交换”，但是并没有引发任何反响。 [15] 其中一个派别的领袖（来自国家社会主义自由党）于1924年6月参观了诺特海姆，他报告说纳粹党在恩斯特·吉尔曼的严格控制下（原文如此）。 [16]

    1925年2月，希特勒出狱了，重建了纳粹党。不久之后，诺特海姆地方小组进行了重组，有12名成员。 [17] 但是地方小组已经没有了最初的热情，陷入了停滞状态——不仅是在诺特海姆，而是整个区域。1926年1月1日，汉诺威的大区有1 860名成员；一年后总数为2 441。整个1927年和1928年，大区成员数目实际上没有增长，徘徊在2 500人左右。平均一个月有100人加入，但是加入的人只有退出的人的一半：1927年11月，34人加入和65人退出。归根结底是没有增长，或者至少没有实现纳粹主义相信的称霸愿望。 [18]

    诺特海姆的情况是一样的。随着时间流逝，成员在减少。吉尔曼不再是地方小组的领袖；他被另一个小商人——鲁道夫·恩斯特取代了，恩斯特精神衰弱，濒临破产，并且从诺特海姆搬到了柏林（1930年）。当时的照片显示他肥胖、粗脖子、秃头、圆脑袋，留着希特勒式的胡子。 [19] 他没什么活力。对于绝大多数诺特海姆人而言，纳粹党几乎销声匿迹了；他们的偶尔出现只是过去骚乱的残余，这就是正处于魏玛共和国平和年代的国社党的真实模样。

    然而，在平静繁荣的背后，刺激这一区域内纳粹主义重生的条件正在发展中。即便是在大萧条之前，中产阶级尤其是小农们就感觉自己陷入了麻烦中；税赋增加、信贷紧缩、现代化经济的竞争以及政府掌控在左翼手中是这些情绪产生的原因。 [20] 而且，传统的中产阶级政治党派陷入了混乱。 [21] 在诺特海姆周边地区，从传统政党脱胎的最大一部分保守派选民是圭尔夫派，即德意志—汉诺威党。这是州内的右翼，可能是分裂主义分子，是自19世纪开始的运动的残余。圭尔夫派的支持者主要是“乡村的中产阶级——农民、店主和工匠，尤其是处于旧圭尔夫领地的人”（这一区域包括诺特海姆周边地区）。 [22] 令人惊异的是，他们获得了相当大的支持：1924年，汉诺威省的全部选民中有大约1/4的人支持他们，当时圭尔夫派发起了将汉诺威王国从普鲁士分离出去的公民投票，在1928年的德国国会选举中，圭尔夫派在诺特海姆县获得了20.4%的选票（1930年，他们获得了5.3%的选票，而1932年，获得了0.5%）。 [23] “圭尔夫”党派逐渐变得无关紧要了，但是其追随者的怨恨却一直存在着。他们的选民准备着战斗。因此，至少在诺特海姆周围的村镇，到1929年为止，潜在的纳粹党支持者出现了。

    而且，纳粹党在沉寂的这些年里，调整了他们的宣传机构，再次指向中产阶级，这些中产阶级现在为激进的政变做好了准备。 [24] 1925—1928年的绝大多数时候，纳粹宣传的主要目标是工人阶级，内容上主要是反犹主义。这有助于征召那些偏执的人，但是成员的数目表明并没有足够多的人可以发动真正的大规模运动。1928年的国家选举是自1924年以来对这些策略的第一次真正的考验。在下萨克森，国家社会主义党得到了4.5%的选票。在诺特海姆县，他们获得了4.2%的选票，而在城镇中，获得了2.3%的选票。 [25]

    征募成员和投票数据或许反映了各种各样的因素，而出席会议和响应演讲则是对会议和演讲主题所产生效果的相当明确的检验。纳粹有精确的出席人数记录，只有持门票者才能进入。演讲者引发的热情程度可以通过每次筹款的收益来评估。1928年选举运动之后，南部汉诺威—布伦瑞克大区发现会议的收益微薄。某位地方领袖在他所在的城镇进行了五场演讲。其中四场都亏损了，第五场盈利了，但只有2马克50芬尼 [16] （扣除广告宣传、场地租赁和支付给演讲者的费用）。写稿人要求113.22帝国马克 [17] 的津贴，令大区觉得可恶的是，他们本期望从地方小组收钱，而不是给钱。 [26]

    因此对于纳粹党而言，在1928年年底，他们有足够的理由去改变宣传的目标和内容，在希特勒的命令下，他们也确实是这么做的。尽管他们仍旧试图争取工人的支持，尽管反犹主义并没有被遗弃，新的重点已经转向了响应纳粹主义的群体和会产生影响的宣传主题。那就意味着主要是吸引小商人、商店店员和乡村人口，主要内容除了反马克思主义外，还要加上对魏玛共和国经济政策的抨击。 [27]

    至于使用的方法，是在重点上而非在基本技巧上发生了改变。在集会上，演讲依旧是主要的宣传工具；自1925年以来，在整个时期发展起来的方法就是让演讲者在观众面前发言。大区提供一群潜在的演讲者，每个人都有一系列特定的话题，安排他们在地方领袖要求的日期到达指定地点。地方领袖选择一位演讲者，并且根据他们的估计来选择会吸引很多观众的话题。地方领袖必须为演讲者的交通、食物和住宿付费，而演讲者的酬金是每场演讲10—20帝国马克，他们非常乐于进行一场成功的演讲。集会的收益损耗是衡量成功与否的要旨。

    这一体制为地方提供了机动性，保持了信息畅通，这样一来，教条主义的纳粹运动变得灵活性极强。几乎每一件事情都依赖于能干和精力充沛的地方领袖。纳粹党的省党部领袖管理“演讲者办事处”，但是除了偶尔召开地方组织领袖的会议之外，他们并不会提供其他的直接帮助。大区主要管理地方小组和地区内的内部机构，并且从他们那里筹款。 [28] 在集会上演讲的整个宣传策略运转顺利：这是自我调整。

    如此一来，从1929年开始，由于新加入的乐于倾听的选民，指向他们的宣传重点，以及在艰难中进行调整的宣传体系，纳粹党的汉诺威—布伦瑞克南部大区逐渐发展壮大。1929年的前六个月，大区仅仅失去了184名成员，却征召到了1 166名成员，净增加982名成员——在总人数上有了实质性的增加（从2 268人增加到3 250人）。 [29]

    在诺特海姆，纳粹党的复兴开始于1929年夏天。5月22日，有4名成员决定主动出击，而不是等着迟钝的鲁道夫·恩斯特做些什么。他们雇用了一个来自哥廷根的纳粹党人，每周一在诺特海姆的卡特莱拍卖大厅的半公开集会上发表演讲，这个大厅的业主同情这些人，于是免费将房间租借给他们。恩斯特领导着他们，但实质上是集体的努力。从5月27日开始，一直到7月29日，共举行了八次“夜晚讨论会”。起初只有15人参加，后来出席者增加到平均40人，其中有15人申请加入党派，而更多的人订阅了大区的报纸。这些集会的主题基本都是有关纳粹意识形态的：
    5月27日：“我们为什么称自己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
    6月3日：“纳粹党的计划，第一部分。”
    6月10日：“纳粹党的计划，第二部分。”
    6月17日：“打破利益农奴制。”
    7月1日：“超国家力量。”
    7月8日：“锡安智者的规约。”
    7月22日：“纳粹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7月29日：“杨格计划。”

    最后一次集会之后的第二天，鲁道夫·恩斯特向大区领袖发送了一份令人欣喜的报告，索要宣传册子、申请表格以及恢复作为地方小组的身份（因为诺特海姆现在超过了最小值的15名成员）。 [30] 在华尔街股票市场崩溃的三个月前，依靠成员们的积极主动，纳粹主义在诺特海姆活跃起来。

    新成员中除了两个人（一个是火车司机，一个是汽车司机），其他人都是小商人或者工匠，绝大多数都是二十多岁。 [31] 他们为党派带来了自己的中产阶级技能和年轻活力。对演讲者的需求和对如何运转纳粹党地方小组的信息需求让省党部领袖焦头烂额。省党部领袖回复说演讲者马上会到位，他们解释说因为需求日益增加，所以日程排得很紧，他们承诺会给出建立地方小组所需要的包含指导说明和形式结构在内的文件。演讲者们来了，但是直到秋季末期文件才到，那时地方小组本身就很活跃了。 [32] 到10月为止，诺特海姆地方小组已经征召了超过24名新成员，只有一小部分人离开或停止交会费。 [33] 11月，又有了16名申请者，地方小组疯狂地索要宣传海报。（大区已经没有了，于是就让他们自己即兴创作。） [34] 11月11日举行了一场公开集会（“马克思主义对德国工人的背叛”），吸引了120人，他们每人付了22.9帝国马克。观众中有6人决定加入纳粹党。 [35] 但是这一次也是一样的，地方小组的文件混乱，其成员请求省党部领袖安排一些常驻人员来担任演讲者和组织者。 [36] 猪一样的鲁道夫·恩斯特很明显无法胜任，而其他人都有全职工作。

    因此，与前一年的12月只有5名纳粹分子并且没有集会相比，1929年，情况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即便是这样，诺特海姆的纳粹运动仍旧达不到群众组织的规模；尽管一场集会有120人确实是值得注意，但是很明显这并不能将希特勒的想法带到其他诺特海姆人面前，当时的人仍旧在很大程度上轻视纳粹分子。

    这并不是因为纳粹不努力，因为新的地方小组一直在将纳粹意识推到公众面前。在1930年的头几个月，国社党基本上每隔一周就召开一次集会，宣传标题如“德国工人是大国际资本家的利益农奴”或者“拯救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的中产阶级”。像绝大多数纳粹集会一样，外来的演讲者在每场集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承诺在每场演讲后进行讨论，并且索要大约30芬尼（相当于两条面包的价格）的入场费。集会在诺特海姆的卡特莱拍卖大厅举行，根据社会党人所说，这无非证明了纳粹的口号“各得其所”。但是这个大厅很好地满足了纳粹的需求；租赁费用低，强调了纳粹和乡村人的联系，足够小，这样一来，出席的人不会特别显眼。这很重要，因为在1930年的头几个月，出席集会的观众年龄仍旧相当小。 [37]

    但是，集会并不是没有用的，这些集会为纳粹分子树立了一种形象。对普通的诺特海姆人来说，纳粹党是精力旺盛的、有奉献精神的和年轻的。一位家庭主妇清楚地说道：

    国社党的队伍中都是年轻人。那些严肃认真的人都加入了进来，因为他们支持社会正义，反对赋闲。纳粹分子给人的感觉是有用不完的精力。你常常可以看到街道两边画着纳粹党党徽，或是发现他们散发的小册子。我被纳粹党的这种力量吸引住了，即使其中有很多值得质疑的地方。 [38]

    纳粹活动的功能之一是向诺特海姆人证明他们真的相信自己所宣扬的那些思想。但是哪些人是纳粹分子呢？1930年，绝大多数诺特海姆人发现这个问题还难以回答，因为纳粹分子个人很少出现在公众视野。绝大多数诺特海姆人至少能识别出一名希特勒党派的成员：威廉·斯潘瑙斯，宽街上一家书店的所有者。威廉·斯潘瑙斯来自古老的诺特海姆家庭；他的父亲拥有了镇上的第一家书店。他的一个兄弟上战场，并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了，另一个兄弟成了大学教授。威廉成了南美的一家德国学校的高中教师，从1912年到1921年，他一直居住在那里，之后决定回家接手书店：

    正值“斯达巴克斯团”在莱茵兰起义后不久；实际上我乘坐的开往德国的火车，每个窗玻璃都被打破了，通货膨胀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我离开德国的时候，魏玛共和国正值权力和荣耀的顶峰。我回来的时候却发现社会党人共和政体统治下的祖国处于混乱之中。 [39]

    在旅居海外的那些年，斯潘瑙斯很欣赏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 [18] 的作品。他听说在慕尼黑政变 [19] 不久前，张伯伦在一次文学茶话会上提及希特勒，“他是一个我闭着眼睛都可以追随的人”，所以斯潘瑙斯成了诺特海姆第一个加入国社党的成员。

    威廉·斯潘瑙斯在诺特海姆非常讨人喜欢。他是一个宽容而有活力的人，温柔又亲切，对每个人都很友好，而且他体贴入微，值得拥有大家的尊敬。他的书店是城镇里的知识文化中心，他和镇上许多受人敬仰的作家、诗人都熟悉，他是诺特海姆演讲协会的主席。除此以外，他还是路德教会的杰出教徒。“威廉·斯潘瑙斯担负着重大的责任，他是引领更多人加入国社党的榜样，”诺特海姆人评论道，“人们说：‘他参与其中的一定是正确的事情。’” [40]

    当时，诺特海姆人对绝大多数其他的当地纳粹分子都不熟悉。到1930年1月为止，地方小组有58名成员，但其中大多数是诺特海姆附近乡村的居民。 [41] 这几个月中，乡村地区是纳粹发展起来的真正地点：1930年1月，诺特海姆县有超过230名的纳粹成员，但他们并不隶属于地方小组，而是演讲者们的支持者。 [42] 也就是说地方小组的成员是不固定的。每个月都会增加20名成员，但又会失去一半，因为许多人拒绝交会费，还有住所变动等。 [43] 记录一切超出了地方小组领袖鲁道夫·恩斯特和其志愿者助手们的能力。1930年2月，为了回应狂热的需求，大区最终派了一名纳粹“事务主任”到诺特海姆县（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必须每月向其支付100帝国马克），但是他能力不足，4月就被开除了。 [44] 最后，诺特海姆人自己选出了一个人——瓦尔特·施泰内克，大区领袖于5月委任他为县领袖和地方小组的代理领袖。恩斯特·吉尔曼作为施泰内克的助手介入诺特海姆的事务，让城镇组织有效地运转起来了，而施泰内克主要专注于获利更多的县。 [45]

    瓦尔特·施泰内克也是“外来者”（他在1889年出生于多特蒙德）。1929年6月，地方小组在诺特海姆复兴期间，他成了一名纳粹。他是农业用具经销商，因经常销售出差，对乡村腹地很熟悉。因此，他非常适合成为县领袖，他的商业经历让他成了有效率的集会组织者、纳粹宣传材料的批发商以及成员名单和会费记录的保管者。大区和地方小组对他的工作都很满意；除此以外，他自己的生意有足够的收入，这样一来他就不需要国社党支付报酬了。 [46] 另一方面，诺特海姆人却几乎不了解施泰内克。他们从吉尔曼父亲开五金店时起就认识吉尔曼，他们还认识在1930年加入的另一个地方商人——赫尔曼·登茨勒。登茨勒30岁，在宽街上拥有一家小型纺织品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几年，他在著名的警卫团服役，成为一名纳粹不久之后，他成了冲锋队队员，并且成了诺特海姆地区的纳粹领袖。之后，他成了纳粹党卫军领袖，最终加入了盖世太保。 [47] 他的举止行为像个暴徒，诺特海姆人将其和恩斯特·吉尔曼联系起来，吉尔曼的暴力性格也让城镇人很不舒服。诺特海姆人认为他们属于典型的纳粹运动的边缘人物。但是由于纳粹主义在城镇中迅速发展，绝大多数诺特海姆人最初并不知道哪些人是真正的纳粹分子。将这场运动与如威廉·斯潘瑙斯那样严肃认真的人等同起来是最容易的，因为每个人都知道他。

    是什么样的思想吸引了威廉·斯潘瑙斯那样的人加入纳粹运动呢？对绝大多数诺特海姆人而言，国社党首先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政党。 [48] 诺特海姆人想到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很可能不会想到共产主义者，1928年，这些共产主义者在城镇选举中仅仅获得了5 372张选票中的28张。诺特海姆的“马克思主义”党派就是社会民主主义党派、社会民主党或者社会党。社会党人是诺特海姆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力量。1928年的选举中，他们几乎获得了45%的选票，多于排在其后的三个党派的总和。

    社会民主党是非革命政党（实际上，它支持维持现状），“马克思主义”只是理论上的，对于绝大多数城镇市民而言很可能根本没什么重要的。社会党人举着红色旗帜。他们高唱《国际歌》。在德国辉煌的时期，有专门针对他们的法律。他们和1918年的政治大变动相关。他们代表无产阶级、下层民众、躁动不安的失业者。他们宣扬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他们那些坐在城市议会中的领袖都从事着听上去荒唐的职业：“涂油工”“工会干事”“巡道工”。人们从未在社交场合见过他们，而坐在市政厅里的他们是易怒的、好斗的、苛刻的。在萧条的环境中，对抗这些宣扬公平的激进分子是至关重要的一件事情。

    中产阶级的思想中有一个因素是纳粹分子能够清楚理解的。就社会党人而言，他们很早就重视了纳粹的威胁。1930年3月，他们的国民卫队国旗队在诺特海姆县议会上通过了一项决议，号召“激烈地反对……国社党的暴行”，要求采取行动，“否则的话，同志们会用自己的方式解决”。 [49] 一个月后，国旗队和其他工会、社会民主党以及小型民主党派一起发起了反对纳粹分子的盛大集会。计划要求进行一系列游行，在市集广场举行示威，在开阔的射击馆“1910年代圆顶”发表演讲，主题是“独裁还是民主？”，并计划于4月27日星期天实行。这也是纳粹分子一直等着的，在社会党人发布声明的三天后，国社党的诺特海姆地方小组宣布他们会在同一天举行一场集会，由一支乐队领头进行游行，在市集广场发表演说，在卡特莱拍卖大厅举行由一个纳粹的国民议会代表主持的盛大会议。而且，纳粹的计划是直接准备好与社会民主党发生冲突；两场游行都是在下午1点开始的，两场在市集广场的示威都定在2点。 [50]

    对于警察来说，聚会的人实在太多了。因为之前爆发了暴力冲突，普鲁士已经有三个月禁止了所有的公开集会和政治人物的游行示威，禁令刚刚于1930年3月30日结束。 [51] 在发布了两个声明的这周，诺特海姆已经爆发了两次暴力冲突。其中一场冲突发生在宽街的啤酒馆前，10个纳粹分子和社会党人打架，其中一人受伤，被救护车送到了医院。另一场冲突发生在城镇上方的树林里，11人被卷入，其中一人被打伤了鼻子。 [52] 鉴于形势紧张，警方禁止了4月27日的两场集会。

    这给纳粹提供了另一个机会。在宣传中使用了这样的文字：“就算有禁令——并没有什么用！”他们宣称会按照计划示威游行，不过地点是在离诺特海姆大约两英里的乡村。纳粹带领了大约2 000人来参加集会，吸引了整个地区的人。800名冲锋队队员进行的游行被《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称为“非常具有纳粹意识”。游行过后，三辆卡车的冲锋队队员在诺特海姆四处散发传单。 [53] 通过明显的组织灵活性，纳粹党不仅阻碍了社会党人的集会，而且控制了舆论，给诺特海姆人留下了他们的规模和决心“强有力的印象”。他们的情绪高昂好斗，第二天的县议会上，他们激烈地质问社会党发言人，几乎演变成了一场争吵。纳粹将自己的形象投射到诺特海姆。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他们全体出动庆祝1930年的国际劳动节。来自各个地区的工人，尤其是铁路工人，结成紧密的队伍参加了穿越城镇的游行示威。他们喝了很多酒，举行了很多演讲，当然还悲壮地唱着《国际歌》。 [54]

    诺特海姆人在初期就清楚地认识到纳粹主义的另一个观点是宣扬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极端的军国主义。正如城镇中的民族主义社会组织的数量和种类所显示的，这是迈向体面之门的一步。诺特海姆人接受这些价值观的程度通过1930年5月的大事件——陆军元帅冯·马肯森访问诺特海姆——表现出来了。当时正值诺特海姆“民兵和预备役军人俱乐部”成立40周年之际。

    陆军元帅于5月17日早上乘坐专列抵达，在诺特海姆火车站有大约1 000人列队欢迎他。诺特海姆的城市乐队演奏着激昂的进行曲，一个小女孩将一束鲜花献给了他。在地方退伍军人俱乐部视察之后，陆军元帅在站台上整合队伍，骑上一匹白马，穿越宽街，他的身后跟着乐队和俱乐部成员，包括来自邻近城镇的队伍。人群列在道路两旁，许多房子都装饰着旧的帝国装饰，市集广场上洒满了玫瑰花瓣，人们热情地欢迎着他。他关于强大军队的重要性的直率演讲引发了民众高呼“德意志高于一切”。随后进行了三天的庆祝游行和欢庆活动。 [55]

    仍旧沉迷于4月27日战胜了社会党人的纳粹分子几乎不可能和这样的场面相匹敌。陆军元帅到达的前一天，纳粹分子在卡特莱拍卖厅举行了一场小型集会，主题是“诺特海姆怎么了？令人疑惑的新闻报道、故意的错误和4月27日禁止示威游行”。 [56] 在5月和6月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纳粹分子一直就失业、“锡安智者的规约”和德国青年等主题举行集会。 [57] 但是这些集会没能引起争论，也没有给公众留下有关盛会的深刻印象。

    1930年，普鲁士内政部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权宜之计，试图限制侵蚀德国的暴力活动。街头暴力的主要参与者是希特勒的“褐衫队”，也就是冲锋队。 [20] 衬衫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它鼓励着穿着的人，同时挑衅着其他人。因此，1930年，普鲁士禁止政治团体穿这样的统一服装。这为纳粹分子提供了新的宣传工具。6月的最后一个星期，诺特海姆的国社党再次鼓动周围地区发起针对普鲁士统一服装禁令的抗议游行。大约400名冲锋队队员参与了游行（所有人都穿着白色衬衫，而不是褐色的），来自距诺特海姆大约10英里的大城镇的军乐队跟着他们。市集广场上，一个纳粹分子进行了一场讽刺性的演讲，他引入了具有汉堡特色的口号：“人头将会落地。”下午的其他时间在卡特莱拍卖大厅举行了公开演讲。 [58]

    这鼓舞着社会党人的反对行动。6月26日，社会民主党在宽敞的“1910年代圆顶”发起了一场关于“国家社会主义者的罪行”的集会。超过1 000人听取了《诺特海姆最新消息》所称的关于纳粹主义的“客观和冷静的”分析。有一些不满之声，但并没有出现暴力行为，据《诺特海姆最新消息》所说，当一个纳粹分子试图反驳的时候，“提及他的个人记录，很容易就把他解决了”。这一经历一定伤害了纳粹分子，第二天，他们就分发了攻击社会民主党演讲者的单页传单。 [59]

    由纳粹反对统一服装禁令的示威游行引发的另一个事件证明了社会党人是多么认真地对待纳粹威胁的。诺特海姆的副警察局长是议员威廉·马纳，他是市议会中右翼组织的领袖。他出席了市集广场上纳粹演讲者希望“人头将会落地”的集会。诺特海姆的社会党人认为议员马纳本应该让警察逮捕煽动暴力行为的演讲者。马纳没有采取行动，这证明他偏爱纳粹主义。接着，国旗队召开了一场特别的公众集会，决定向普鲁士内政部和州长（幸运的是，这两人都是社会党人）递交诉状。马纳被州权力机构剥夺了警察权力，市议会中社会民主党派的领袖议员卡尔·库埃尔富尔特接任了副警察局长的职位。 [60]

    大约同时，《人民报》开始报道一些事件，暗示纳粹分子是暴力和恶毒的。例如，据报道，一个纳粹领袖对其冲锋队队员说，要暗杀那些嘲笑他们在诺特海姆的游行像“一群羊”的旁观者。后来，来自诺特海姆的一个纳粹分子搭便车去城镇时，向司机展示了自己的左轮手枪，朝空中开了两枪，在司机叫来警察之前他就逃跑了。 [61] 因此即便是在1930年议会选举之前，诺特海姆的政治氛围就很紧张，纳粹分子和社会民主党人划清了界线。

    社会党人早就逐步形成了一种竞选活动的方法；他们自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就在诺特海姆从事竞选运动。方法就是通过大型的、引人瞩目的游行和集会来努力将工人阶级融合成一个牢固的团体，同时让外围选民相信社会民主党是可靠的、有效的和负责任的。1930年8月，针对9月议会选举的竞选运动开始了，对社会民主党有利的是竞选运动开始的时间正好是一年一度的宪法日假期——8月8日。这是魏玛共和国的主要节日，也是社会民主党极为认同的节日。

    早在1930年6月，国旗队就宣布为了支持这一节日会举行火炬游行，并且在“1910年代圆顶”举办舞会。除此以外，他们还强迫其他组织支持宪法日，对拒绝参与的组织进行公开批判，向那些参与庆祝的组织承诺会给予他们“荣誉证书”。为了保证有大批观众，学校的老师和学生被要求一定要出席。火炬游行有800多个火炬和21个组织，包括军事俱乐部和海军协会。用《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的话说，这是“诺特海姆第一个真正成功的宪法日庆祝活动”。 [62]

    社会民主党在立法方面也很活跃。1930年6月，诺特海姆登记在册的失业者有272人，这是社会党人最关切的问题，因此他们向市议会提出请愿，并针对有限的公共事业项目提出明确的计划。8月，这些努力获得了回报，议会采纳了社会民主党的项目，并且针对扩展某些街道、建设操场和为“流离失所者”另外建立两栋应急住房的投资问题进行投票。 [63] 社会民主党现在进行的选举活动与针对纳粹煽动行为的建设性行动相对立。

    这对于纳粹分子而言很重要，受竞选活动的刺激，他们变得越来越活跃了。8月10日，他们举行了第一次竞选集会，有一个外来的演讲者，主题是“11年的共和国——11年的大苦难”。一周后，纳粹分子的第二次集会上，一个大区领袖论及“抽税直到最后一分钱”。这次吸引了很多观众，以至于很多人难以挤进卡特莱拍卖大厅。五天后的一场集会由一名普鲁士议会的成员主导，在只能站着的房间里举行，那之后又过了一个星期举行了另一场。 [64]

    社会民主党人举行的竞选集会更少，但是他们努力地让这些集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8月24日，社会民主党人举行了县党派纪念活动，有600名国旗队成员参加，他们分成四队，在市集广场会合。发表了几场演讲之后，1 200名参与者和5个军乐队进行了第二次穿越诺特海姆的游行。游行的终点是露天啤酒花园，他们在那里进行了演讲、歌唱、杂技表演，晚上还举行了舞会。10天后，社会民主党人在“1910年代圆顶”又举行了一次群众集会。入场费只有20芬尼（失业者免费），大厅里都挤满了人。一系列演讲捍卫了社会民主党人的政策，攻击了那些随时诘问他们的纳粹分子。 [65]

    其他党派远没有这么努力。德国的民族主义党派举行了一次集会，规模很小。《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是他们的主要竞选工具；投票前的最后两周，该报一天至少刊登五则关于阿尔弗雷德·胡根堡及其德国国家人民党 [21] 的宣传广告。在选举前夜，报上几乎充满了民族主义政党的宣传。比如，第一页上有一整幅胡根堡的照片、一首赞扬党派的诗歌以及为德国国家人民党投票的号召。人民党派也广泛利用《诺特海姆最新消息》进行选举宣传，投票选举前的三周至少每天一次。德国人民党 [22] 的总路线是“秩序、法律、道德和团结”，这让他们可以自由地攻击社会民主党（因为“造成了萧条”）和纳粹党（因为“破坏性的激进主义”）。这也是竞选运动中德国人民党一次集会的主题，在这次集会上，他们用严苛的措辞指责纳粹分子，同时赞美人民党派是已故的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 [23] 的精神的传承者，也是中产阶级的可靠核心。这次集会进行得顺利，其参加者很克制。 [66] 另一场选举运动集会是在国家党的主持下进行的，国家党是僵化的民主党的保守派继承者。演讲者号召有序的、中产阶级议会统治，呼吁制定相关法律，“根据犹太人的品性和成就授予公民资格” [67] 。但是这次集会的出席率很低。

    竞选运动的高潮发生了一个事件，不过并不是直接和选举相关的，这次事件的目标是援助民族主义事业，很可能也是援助纳粹分子。8月的最后几天，德国的小型国防军的分支机构之一——第17步兵团在去秋季演习的途中经过诺特海姆。一个连队在城镇中驻扎一晚，兵团军乐队在市集广场召开了一场音乐会，吸引了一大批观众，赢得了很多喝彩。各家报纸都对这一事件进行了大量的描述，《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狡猾地报道士兵们和地方的女孩子们相处得很好。第二天早上6点，很多孩子起床去看军队行军，乐队仍旧进行了演奏。 [68]

    竞选运动的最后一段日子进入了白热化阶段，所有的党派都在张贴海报，分发传单。不可避免地，爆发了暴力事件。在投票的五天前，三名共产主义者痛打了一个国旗队队员，因为这个人不接受他们分发的传单。这之后不久，另一个国旗队队员被两名纳粹冲锋队队员打了。气氛如此紧张，以至于领袖们坚决要求国旗队在示威游行时不能携带棒子。州权力机关也发布命令要求所有的集会只能进行到10点钟，如果发现参加竞选集会的人随身携带小刀或者棒子，就会对其进行严格的惩罚。 [69]

    选举前夜，社会民主党在“1910年代圆顶”举行了最后的群众集会，直接号召其追随者投票给社会党人，让“非社会的资本家集团内阁”去死。纳粹分子在最后的集会上找来了一位路德派牧师，让他进行演讲，以吸引诺特海姆的有信仰者。卡特莱拍卖大厅人潮拥挤，演讲者向听众们保证纳粹分子既不是经济上的激进分子，也不是反宗教的极端人士。 [70]

    1930年9月14日，星期天，诺特海姆人进行了大萧条时期的第一次投票。投票非常激烈：6 235人投票，其中94%的投票是有效的。在诺特海姆，和整个德国的其他地方一样，最令人惊异的就是纳粹力量的迅速崛起。在国民议会中，纳粹代表从12个席位增加到107个。诺特海姆的国社党所获票数从123张（1928年）增加到1 742张，获得了所有选票中的28%。纳粹的收获并没有损害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党实际上获得了2 246张选票）和人民党（人民党获得了788张选票，相比1928年选举只净损失了46张选票），但是投了805张“新的”选票，各种各样的小党派损失了1 000多张选票，结果就是纳粹得到了支持。 [71] 新选民中至少3/4的人投票支持国社党，纳粹分子所获得的选票中至少一半来自那些之前投票给其他党派的选民。这些选票尤其是来自民族主义党派和国家党。因为新的有资格投票的选民不足350人，所以纳粹分子的收获必然来自那些不仅年轻，而且在1928年投票支持其他党派或者根本没有费心去投票的选民。

    无论投票的来源是什么，很明显的是，国社党的支持率增加了15倍。诺特海姆超过1/4的成年人现在寄希望于阿道夫·希特勒。激进分子、极端主义者、专制政权的拥护者已经大批登场了。

    四　开拓胜利（1930—1931年，秋冬）

    民主经常被煽动者的傲慢无礼所腐蚀。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五卷）

    1930年9月的每个星期都有大约6 000人来诺特海姆。他们来自四个县，都是来找工作或者来诺特海姆地区就业办事处领救济金。就业办事处位于城镇北部旧军营的一处营房里，其他营房充当着绝大多数贫穷的诺特海姆公民——“流离失所者”——的应急住房。这些军营的营房形成了一个四方院子，在这片小区域中，痛苦的失业者们在就业办事处的窗前时常漫无目的地乱转，等着轮到自己。难以避免的是，这里会发生碰撞、争吵，那些闲散人员压抑已久的情绪会突然迸发出来。绝大多数无业者属于社会民主党，但也有很多纳粹分子和共产主义分子，必然经常发生争斗。在高压的政治氛围中，军营的营房每天都会涌入大量饥饿和焦虑的人，对于诺特海姆人而言，这是日益加深的大萧条所带来影响的明证。

    那些看着失业者们穿越诺特海姆的市民们不只是将他们视为经济灾难和潜在社会退化的象征。比起同情，失业者们的不幸更容易激发出质疑和厌恶。某个教师回忆起的主要是“大量的年轻人无所事事地站在角落里，发出很大的噪声，经常辱骂经过的行人”。某个家庭主妇也有相似的反映：“有很多失业者懒散地站着，他们中很多人只是懒惰，不想工作而已。他们令人感到不快。” [1]

    不过，有些人确实是在找工作的——例如，每年秋天收割谷物后，诺特海姆的制糖精炼厂都还另外需要200人。1930年9月，900多人申请了这些工作。《人民报》宣称精炼厂偏向于纳粹的支持者们，因为他们没有加入工会。《人民报》沮丧地预测精炼厂之前在薪酬和工作条件上的改善都将不复存在了。 [2] 即便薪酬更低了，工作仍旧抢手，因为他们恢复了工人获得常规失业救济金的权利。一个工人能够获得失业救济金的最长期限是一整年——取决于他之前工作多久。在常规救济金用尽之后，失业者还可以再领取35周的“紧急”救济金。之后，失业的工人还可以接受城市的福利办事处的照管，福利办事处通常是帮助孤儿、残疾人和老年人的。工人名列福利办事处名册上的时间没有限制，只要他没有其他收入即可。

    半熟练工人的正常工资大约是一周30马克；常规失业救济金是每周15马克，“紧急”救济金只是略少而已。但是已婚者的福利救济金只有每周8.75马克，而单身者则只有一半。1930年9月决定“紧急”救济金只可以发给能够“证明需要”的人，于是，形势恶化的进程加速了。沉闷而灵活易变的概念是首要的权宜之计，主要目的是缓解失业对国家和地方财政预算造成的压力。至于失业者，1930年秋天在他们之中已经形成了阶级结构，那些领取常规失业救济金的人成了不安的精英阶层。 [3]

    商店店主和其他以前从事个体经营的人在形势恶化阶段被排除在外了。如果没了收入，他们可以直接领取福利救济金。1930年，诺特海姆的三家工匠商店倒闭了，其中两家大约是在9月选举的时候倒闭的。 [4] 虽然每家商店本来都是边缘店铺，但是每一件事都会引发城镇人的反思。工匠联盟认为其成员们的困境是因为失业熟练工们的非法竞争。1930年11月，工匠联盟刊登启事，请求与诺特海姆人就他们正在计划中的修理工程签订合同，并且不要雇用非法工人。 [5]

    社会民主党并没有同情这些市民们，反而是利用了这些倒闭事件。一个锁匠是9月破产的人之一，他碰巧成了一名纳粹分子。《人民报》偏爱残酷的细节。根据其描述，锁匠的“财产状况很糟糕。有大量的非法债务”。当锁匠的一个雇工和一个年轻的女士偷走了店里剩余的钱时，最后的打击来了。《人民报》将整个事件描述为“纳粹商业手段的最佳例证” [6] 。

    社会党人还通过其他方式在中产阶级的伤口上撒盐。在军队逗留诺特海姆期间，他们刊登广告，有偿征用宿舍，但是几乎没有接受者。9月选举之后不久，《人民报》揭露了这件事。《人民报》觉得奇怪的是，“拥有大房子的右翼分子”并没有为士兵们提供额外的房间，许多士兵都不得不住在大厅里。《人民报》问道：“战士联盟的400名成员在哪里？民兵和预备役军人俱乐部的400名成员在哪里？无数的欢呼着的爱国者俱乐部在哪里？” [7] 社会民主党也毫不犹豫地公开抨击主要的民族主义者，后者不负责任地否认了这一点。有个事例是，来自诺特海姆县的一个民族主义领袖冯·施特拉伦海姆伯爵在1930年9月写信给《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说他在庄园里只雇用了几个外国的工人，他在战争中受伤而获得的抚恤金却很少，社会民主党应该为高税收和失业负责。 [8] 诺特海姆人也不喜欢社会党人受到攻击时易怒的表现。比如，1930年，市议员库埃尔富尔特将《禁止制服法令》的油印副本寄给诺特海姆县所有的冲锋队队员，从一位冲锋队队员那里，他收到了尖刻的回复。库埃尔富尔特将其告上法庭，法庭判定这是侮辱性言论，他因此而获得了50马克的赔偿。 [9]

    因此，许多诺特海姆人认为出现了反对社会民主党的好理由，有一些理由是明显而合理的，还有些则源于对危险经济形势的普遍不安。如果市民们想要社会党人下台，他们就会辩称他们只是在恢复传统秩序。在普鲁士，1918年之前，像诺特海姆这样的城镇是由封闭的富人圈子掌管的。排除其他人参与的手段是“三等级”投票制度，按照这种制度，那些支付最高税收的人控制着城市议会。1918年革命清除了所有金钱选举权上的差别，引入了直接的、公平的和秘密的投票制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拥有大量支持的社会民主党突然在诺特海姆城市议会获得了主导权，这在城镇历史上是首次。 [10]

    在纳粹主义崛起之前，使用政治工具去对抗社会党人的是“公民协会”[24] 。如果各种各样令人眼花缭乱的国家政党可以在地方选举中独立竞选的话，拥有大量固定投票的社会党人就会完全控制住城市政府。为了阻止这种情况，所有支持中间偏右翼的人都加入了支持平民候选者的行列中。但是公民协会不只是一个地方政治联盟，它同时也是一个独立的实体，有自己的人员、财政和按职业划分的候选人：工匠、零售商等。不过，这一组织的巩固引起了社会民主党的反感。 [11]

    公民协会的主席是市议员马纳，他是一家小企业的老板和德国国家人民党的成员。他是坚定的路德派教徒和不加掩饰的反对改革者。从1924年到1929年，公民协会在诺特海姆的城市议会中拥有最多的代表，当时的城市议会包含8名公民协会的市议员、7名社会民主党人和5名来自公务员党的成员。1929年11月，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增加到了9名，而其他两个团体各丢失了一个席位。如果社会党人再获得两个席位，他们就会占绝大多数。

    在1930年9月举行的国民议会选举中，诺特海姆的社会民主党再次小幅增加了一些选票。领袖们开始考虑活动的新区域，但是他们所作出的选择加深了城镇里中产阶级对他们的厌恶。10月即将举行诺特海姆路德教会长老选举。像城镇中其他人一样，9/10的社会民主党人是路德派教徒。但是，他们一直以来在教会执事会中都没有代表，而且觉得诺特海姆的牧师们过分强调民族主义。因此，社会党人为长老会选举准备了候选人名单。

    市民们将这看作无法容忍的挑衅。公民协会在10月23日召开了一次集会，市议员马纳在会上抨击社会民主党人是反宗教的。他要求以大量的选票来击败“马克思主义者”。公民协会和福音派俱乐部的宣传控诉道：“这是第一次，反教会的社会民主党想要将党派政治的仇恨和骚动拖入教会中……” [12]

    绝大多数社会党人对这次攻击感到难堪。在他们自己的集会上，也就是选举之前不久举行的集会上，演讲者一开始就表达了他对将政治带入教会中感到遗憾，政治是不属于教会的。然而，他坚称因为绝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人都是路德派教徒，所以他们是有代表权的。如果右翼人士愿意和社会民主党列出一个折中的候选人名单，那么就可以避免激烈的竞选了。他希望将来不会发生类似的事情。 [13]

    如果说社会党人感到难堪，右翼分子感到愤怒，那么纳粹党人就会感到高兴了，因为这给了他们将自己描述为“马克思主义”的有效对手的新机会。自从9月中旬赢得选举以来，他们绝不是无所作为的。那场选举结束10天后，他们就举行了一次夜晚讨论会；5天后，一名国家议会的成员被邀请过来发表演讲。几天之后，放映了两场《国家社会主义的成长》，每场电影后都有一位演讲者发表演讲。最后，10月12日，举行了一场以之前选举的主要候选人为主角的集会，他现在是国家议会的议员。因此在选举后的那个月，诺特海姆的纳粹党人像选举前的那个月一样，尽可能多地举行公共集会——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证明了他们持续的竞选活动策略。 [14]

    持续的骚动至少部分是受到了纳粹大区办事处的鼓励。9月15日，纳粹大区的宣传部门指示地方小组继续前一天已经结束的竞选活动，不要有任何停顿。地方小组被要求至少每月举行一次集会，否则就要递交详细的解释说明他们为什么没有做到。 [15]

    9月的竞选活动教会诺特海姆的纳粹党人，他们手中最吸引人的王牌是宗教信仰和民族主义，最好是将两者结合起来。这一经验现在被应用于利用中产阶级对社会民主党加入教会长老选举的不满中。选举前一天，国社党举行了一次以路德派牧师为主角的集会，他同时也是国民议会中的纳粹党成员。公开的主题为“谋杀德国人民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被敌人收买了”。纳粹党相信会有大量的观众，于是租赁了“1910年代圆顶”，这里可以容纳1 200人。入场费是50芬尼，由于这场集会的直接目标是中产阶级，所以没有提供给失业者的低价。

    纳粹党人的期望是完全合理的；来参加集会的人非常多，以至于只有站着的地方。牧师的主要话题是国社党的性质，他将国社党比作旧式帝国陆军，因为这两者都是代表全部德国人民而非特定群体的。在演讲接近尾声的时候，他详细论述了诺特海姆的长老选举，他所说的是要证明社会民主党的专制动机。他规劝大家投票支持“无党派人士”。 [16]

    第二天是星期天，这一天举行了选举。在更早的教会选举中，只有17%的路德派团体投票；这一次有大约60%的人投票。大量的投票得到了公民协会的运输机构的帮助，他们将投票者带到投票地点。社会民主党只鼓动了它平常投票力量的1/4，其候选人以5：1的劣势被打败了。一群坚决的保守派长老当选了。

    尽管纳粹党人并没有参加竞选的候选人，但是他们对这个结果相当满意。竞选运动加重了公民对社会民主党的厌恶。纳粹党人可以声称他们的集会对社会党人的失败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这也是他们在诺特海姆进行的第一次真正的群众集会。最好的一点是，市民们知道了社会民主党是可以被打败的。为了反复强调这一经验，冲锋队队员们自那之后每周四和周日都会举行穿越城镇的游行。

    1930年剩下的时间里充斥着纳粹党人频繁但相当普通的集会，所有的都是在卡特莱拍卖大厅举行的。11月9日，纳粹党人纪念那些在希特勒于1923年发动的失败的啤酒馆政变中丧生的人们。四天后，举行了一场夜晚讨论会，两天后，举行了一场演讲，题目为“9月14日的选举在外国的反响”。12月初，一场关于经济的演讲强调纳粹依靠下层中产阶级，圣诞节之前的一周举行的另一场演讲攻击了社会民主党。1930年结束的时候，纳粹为孩子们举行了一场圣诞晚会，为成年人举行了“娱乐晚会”。 [17]

    到1930年年底，纳粹党的高层官员们为更广泛和更精练的竞选宣传策略做准备，他们9月的选举胜利所带来的资金资助和群众支持对此起到了刺激作用。大区宣传部门每月的定期通知现在向地方小组提供协调活动的指导方针、可用的演讲者（以及话题）清单，还有满足各种各样具体要求的宣传单和小册子的总目录。也可以租赁幻灯片和电影，包括一部有声电影。所有这些都是直接从位于慕尼黑的全国总部订购，需要预先付款。

    而且，“演讲者办事处”系统加强了。1931年1月1日开始，在纳粹的集会上，没有大区发的特别身份识别卡就无法成为正式的演讲者，只有通过测试的演讲者才能获得识别卡。通过测试的演讲者的标准费用是每场演讲7马克（在大萧条年代算是高薪了），再加上交通和住宿费用，许多纳粹党人都努力获得官方认证，而大区会仔细挑选。只有不到1/3的申请者能够合格。当然，这之后无论他们是否希望经常演讲，他们未来的雇佣都取决于在巡回演讲中的成功。所以，纳粹党久经考验的宣传系统需要进一步地打磨。此外，印刷的宣传材料以合理的价格不断地增加。一份4页的小册子只花了地方小组1芬尼，量大的还可以打折。海报的数目已经增加到了只印刷海报目录就要花费地方小组1马克的地步。最后，大区宣传部门会向地方小组提供对手党派最新观点的简短摘要，以及推荐的反驳观点。 [18]

    诺特海姆地方小组到此时为止已拥有了自己的宣传专家：一位成员负责收集、整理并且进一步传达大区宣传部门下发的信息。在诺特海姆，纳粹党人表示特别需要对抗社会民主党人的演讲者和海报，他们想要举行持续的宣传游行，而且不仅在诺特海姆，也在附近的其他乡村。 [19]

    对于社会民主党而言，除了宣传活动和闯入教会政治，还有工作要做。10月，城市议会中的社会民主党一派提出了大量的公共工程计划，可以让失业者不再流落街头。这个计划包括修缮诺特海姆的公园和街道，纳粹党人掌权后使用了这个计划的部分内容。这个计划的主要特征是提供很多工作，工具或材料的支出却很少。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中只有一项措施通过了——在城镇拥有的森林中拓宽林中小路，而这是第一个只雇用失业工人的工程。 [20]

    在县议会中，社会民主党占据着21个席位中的10个，由于和两个“中间党派”代表结盟，社会民主党控制了议会，全部的社会民主党计划都被投票了。到10月为止，已经对工程项目投入了18万马克。但是这个计划并没有成效，到12月为止，因失业而引起的福利成本上升让县负债累累，以至于什么也无法实施。 [21] 接下来的两年，县议会因财政衰弱而无能为力。自社会民主党的联盟形成后，投票一直是可预测的，议会成了参与政治家们的参谋。比如，1930年12月，右派对《人民报》提出忠告，而在随后的辩论中，卡尔·库埃尔富尔特猛烈攻击纳粹党人，以至于全体右翼分子离席抗议。 [22] 增加税收的可能性是有限的。仅仅是提到这一点就在1930年12月引发了一次公民协会的抗议集会，他们宣称更高的税收是“难以忍受的”。在这次集会上，诺特海姆的一名教师，同时也是纳粹党员的海因里希·沃格在公民协会发表了长篇演讲，证实《凡尔赛条约》是诺特海姆财政问题的根源。 [23]

    对于社会民主党而言，日益增加的纳粹威胁同大萧条一样令人担忧。11月22日，国旗队举行了一场人潮拥挤的集会，主题是“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演讲者将德国的民主与意大利的独裁进行对比，直接针对纳粹的计划。许多诺特海姆人都感到了危险。国旗队报告说在9月选举前他们总共有100名成员，而其间有70名新成员加入。几周后，一个阴沉的星期天下午，国旗队又举行了一场集会，这次是在市集广场。有五面旗帜和一个军乐队的游行队伍吸引了很大一批观众。演讲者的主题是纳粹的口号：“人头将会落地。”他宣称国旗队准备好了为保卫共和国而战斗，但是并不会率先动手。两天后，一场成员集会宣布过去几周新加入国旗队的有39人。 [24] 到1931年年初为止，诺特海姆的国旗队总共有300名成员，包括青年部的56名成员。 [25] 诺特海姆的民主将不会不战而退。

    社会民主党的决心既不能阻止纳粹党的意图，也不能缓解自新年以来逐渐加剧的政治紧张局势。1931年元旦发生了第一起暴力事件。三个明显喝醉了的纳粹党人，将卡尔·库埃尔富尔特十几岁的儿子拖进其中一人所住的城镇宾馆的房间里，殴打了他。几个国旗队的人冲进去救他，但是宾馆的老板足够冷静，由此才避免了一场混战。 [26] 也是在1931年的第一周，社会民主党举行了一场大规模的集会，强调纳粹党的威胁。“1910年代圆顶”挤满了人，他们听到社会民主党的国会议员强调要想尽一切方法让纳粹党人无法进入政府。他准确地预言道：“一旦这群人进入政府，民主就将不复存在。” [27]

    诺特海姆纳粹党人的1931年是以在卡特莱拍卖大厅的一场星期天下午的集会开始的。演讲者来自汉诺威，话题很有代表性：“受束缚的司法——党国束缚下的德国法律？” [28] 经历过前一年的大量观众以及社会民主党最近的集会之后，这种规模的集会已经很难令诺特海姆的纳粹党人满意了。能够填满大厅的是对民族主义的号召。1931年1月16日，《诺特海姆最新消息》激动地报道：“国社党会邀请著名的U型潜艇 [25] 艇长赫辛 [26] 来诺特海姆发表演讲。赫辛是世界大战期间第二有名的U型潜艇英雄，击沉了很多艘船只。” [29] 纳粹的宣传也是兴高采烈的：
    德国人民清醒一下！
    来诺特海姆！
    1月25日，星期天
    下午三点在“1910年代圆顶”，将有同志发表讲话：
    1.海军上校（已退役）赫辛，U-21号潜艇的指挥官。
    2.著名的（奥格登堡）农业革命家布兰肯迈耶。
    费用：在施潘瑙斯的书店预售价是50芬尼，售票处售价是60芬尼。
    自由讨论！
    与大众一起！
    国社党，诺特海姆地方小组。 [30]

    为了给这个事件添加一些趣味，纳粹党告诉一位诺特海姆的社会民主党主要人物，他可以在纳粹集会上进行45分钟的演讲，并且国旗队的人可以随行，只是他们必须交30芬尼的入场费。集会召开前，整个诺特海姆县的冲锋队进行了穿过城镇的游行，国旗队的游行队伍紧随其后。在纳粹集会开始前的10分钟，150名国旗队队员出现在了“1910年代圆顶”。纳粹领袖瓦尔特·施泰内克负责赫辛的集会，他对此有点儿震惊，声称他只能允许20名国旗队队员付30芬尼的入场费——其余人必须支付全额。这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在此期间突然又出现了150名国旗队队员。纳粹党人赶快让警察关闭了大门，于是社会民主党就到市集广场去了，并且举行了一场反示威游行。两场集会都终止后，人们的情绪仍旧高涨，冲锋队和国旗队之间的斗殴勉强被阻止了。 [31]

    接下来的两周，国旗队队员试图阻止纳粹党的游行时，又险些爆发了两场争斗。 [32] 2月8日，社会民主党又举行了一场群众集会，以埃里克·内尔廷教授为主角，主题是“国家社会主义：其开始和终结”。1 000多名拥护共和国的人挤满了大厅，听他们详细讲述希特勒的意图：“想要在德国成功发动政变的人也必须掌握国家权力。所以，希特勒想要进入政府，并且不想再离开了。” [33]

    纳粹党人开始感受到社会党人的战斗状态所带来的压迫感。内尔廷教授的集会之后不久，一个纳粹党人撕掉了一个“年轻旗帜队”成员帽子上的帽徽，他立即被旁边一个国旗队的人击倒了。在就业办事处也发生了一连串事件，受害者是来自其他地方的纳粹党人，他们来诺特海姆领取他们的补偿金。 [34] 在城市议会中，社会民主党提议城镇上不再通过威廉·施潘瑙斯的书店购买所需的教科书了，因为施潘瑙斯是一名纳粹。对于他来说，幸运的是，公务员党在一定程度上和公民协会联合起来了，因而阻止了这项提议。一个保守派议员对这一提议甚为遗憾，“因为在我们的世界，政治每天都在发生改变” [35] 。

    为了回应内尔廷的集会，纳粹党人将之前计划的集会题目由“陷入困境的政客，进入猪圈的人们”，改为“对内尔廷主题的纠正，也就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开始，社会民主党的终结’”。而且，他们降低了失业者的入场费，由15芬尼降到了免费。 [36] 但是，这次集会以及一周后直接指向“动手又动脑的年轻工人”的集会都没能吸引很多观众，于是纳粹党人转而利用了诺特海姆的特殊性——高比例的政府雇员——召开了一次群众集会。主题是“行政机构和国家社会主义”，而演讲者是一个铁路工作者，“著名的老战士、机车司机德雷埃尔，国民议会的议员”。租赁的场地是“1910年代圆顶”，而入场费用降到了30芬尼。

    集会吸引了超过1 200人。一支强大的冲锋队小分队就在现场，因此气氛变得紧张起来了，而这时一群国旗队队员以紧密的列队进入大厅，高举着他们的旗帜，质问演讲者，尤其是针对他并没有谈及事先宣布的主题这一点上。《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在一篇呼吁政治稳健的社论文章中谈及此事，“随即发生了一场大骚乱，但是，双方领袖的理性维持住了秩序”。 [37]

    在忙碌的2月，社会党人的政治活动和纳粹党人的同时进行。国旗队在忙于挫败纳粹的政变。在上述事件发生前不久，在国旗队的地方指挥官突然造访诺特海姆时，进行了一次警报测试。只提前一小时接到通知，就有100名国旗队队员聚集到市集广场，听从指挥官那鼓舞士气的讲话，并且举行了宣传游行。第二周，社会民主党的县组织开会，说现在是战胜纳粹党人的时候了。每个社会党人都被劝告要再招募新人。几天后，国旗队的整个县组织聚集到一起，庆祝其成立7周年。这支游行队伍有900名国旗队队员，全部来自诺特海姆县，他们准备了20面旗子、两支乐队和两支军乐团。他们还在市集广场和马戏场举行演讲，在“1910年代圆顶”举行了一场舞会。集会主题表达了对纳粹政变的普遍恐惧：“为了保卫共和国，国旗队将会变得足够强大。”好像是为了强调这一点一样，一小队冲锋队队员冲进了舞会，在被警察驱逐之后，他们将椅子腿扔出了大厅的窗户。 [38] 这些天以来，社会党人也并没有忘记他们对资本主义的反感。这是情人节时由自由工会上演的一出戏剧的主题，共吸引了400名观众。 [39]

    纳粹党人也不甘示弱，2月26日，他们在“1910年代圆顶”举行了另一场大规模集会，一个前陆军中卫和另一个演讲者发表了题为“共和国的12年——自由在哪儿？”的演讲。 [40] 城镇中充满了政治活动。自纳粹党举行以U型潜艇英雄为主角的那次集会31天以来，这里已经发生了12次不同的政治事件：游行、集会、会议——6次是由社会民主党进行的，6次是由纳粹党进行的。差不多一直在使用“1910年代圆顶”，大部分事件都带有暴力或者至少是极度紧张的色彩。对政治上玩忽职守的指控也出现了。2月27日，《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引用了纳粹报纸的一篇文章，指责道：“诺特海姆城市建设办事处丑态百出。”文章声称不想参加社会民主党游行的工人们受到了“难以置信的恐吓”，有个工人为了保护自己而放弃了工作。城市建设办事处在一名社会民主党议员的职权范围内，因此，《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要求进行调查和停职。对于民族主义者而言，不幸的是，城市议会已经调查了这件事，发现纳粹的指责缺乏事实依据。在《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那篇社论文章发表之后的第二天，《人民报》高兴地报道了这件事情，接着给这篇社论文章贴上了“另一场无耻的中产阶级骗局”的标签。 [41]

    到1931年2月为止，毫无疑问的是，社会党人已经成功地应对了纳粹的挑战。冲锋队的傲慢自大与国旗队的好战相互映衬。纳粹的指责被反驳了，纳粹的阴谋被揭露了。每次纳粹会议或者集会都会被社会党人的集会反击。但是自9月选举的半年内，城镇的整个政治氛围已经改变了。政治变得激进了，除了选举运动期间，群众集会、示威游行和街道冲突代替了原本在诺特海姆常见的相当乏味的地方政治活动。

    这种转变必然会对采取观望态度的市民有所影响。时代在急剧地变化。在将激进主义和纳粹党人相匹配的博弈中，社会民主党并不指望能获胜，因为他们没有对手那么残酷无情和缺乏理性。而且，行动中的每个步骤只是增加了诺特海姆中产阶级的不安情绪，让他们更易受极端主义呼吁的伤害。

    五　政权统一（1931年，春夏）

    纳粹党的宣传对人性中的卑鄙完全具有永久的吸引力。 ——库尔特·舒马赫博士（社会民主党）：国民议会演讲，1932年2月23日

    对于社会党人而言，纳粹党人只有在试图进行武装政变的时候，才是一个威胁。严肃的政治是一种理性的呼吁和积极的结果。因为国社党看似两者都不具备，所以，他们不能构成政治威胁。纳粹党的宣传似乎说明了这一点，因为它持续给社会民主党钉上了两个标签：“马克思主义者”和“远离人民的当权者”（Bonzen，大概就是“依附于政客的人”，暗示着腐败）。这些标签当然是互相矛盾的，很难想象狂热的激进分子同时会舒服地贪污。但是有效的宣传并不需要符合逻辑，只要它能激发质疑、蔑视或憎恶就行。这两个词的选择不仅是因为对中产阶级有影响，而且它准确地总结了社会民主党所面临的困境。

    尽管社会民主党使用的表达方式让它看起来像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它并不是。因此，社会民主党受到了双重阻碍，当社会革命是捍卫民主的最佳方式时，它并不愿意成为革命性的党派，而另一方面，它的革命传统注定了只能寻求或者接受工人阶级的支持。而且，社会民主党捍卫民主制实际上就意味着捍卫现状，而绝大多数的诺特海姆人都认为现状就是国耻和经济崩溃。 [1]

    社会民主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传统是他们与诺特海姆中产阶级相处时最严重的障碍。城镇的阶级结构和中产阶级对社会的憎恶导致了如下情况：诺特海姆人怨恨社会民主党坚持的阶级意识，虽然这种阶级意识很大程度上是中产阶级意识的反射。与个别社会民主党人有联系的城镇民众承认他们是优秀的、有能力的人，但是一般仍旧不信任社会民主党。 [2]

    从社会民主党的角度来看，与诺特海姆的中产阶级联盟似乎没有什么收获。城镇中一直是右翼占据大多数，社会民主党经常受到右翼的压制。尤其是1930年后，诺特海姆的中产阶级分子似乎下定决心要削弱社会民主党，并且愿意支持纳粹党人来完成这件事。对于诺特海姆的工人而言，城镇的商人们看起来都是纳粹分子。 [3] 从传统、组织和意识形态来看，工人们认为只能依靠他们自己。为什么社会民主党要冒着失去其主要支持者——工人——的风险来吸引中产阶级呢？如果社会民主党放松其一贯的激进主义，那么共产主义者将会吸引持不同政见者。所以，社会党人和温和的中产阶级都不愿意为和解而努力。

    随着大萧条的加深，让中产阶级与社会民主党疏远的不再是激进主义，而是激进主义的诘问特征。没人相信社会党人真的在尝试进行基本的经济改变。许多人责备社会民主党人（在经济事务上）做得不彻底，同时憎恶他们的社会结构和“调整”目标。 [4] 这样一来，社会民主党就无法阻止中产阶级聚集到国社党的旗帜下，因为纳粹党被称为真正的激进分子。宣扬对民主或者共和国的忠诚是不够的。绝大多数诺特海姆人显然认为没有理由来回应这样的呼吁。削弱纳粹党的方式不应该是盲目的反对，而应该是安排有足够吸引力的计划，以此在中产阶级的内心中唤醒那些纳粹党能够唤醒的希望。

    相反的是，社会民主党人专注于保持工人阶级的忠诚，而且是从武装起义的角度来看待纳粹党的。因此，无论诺特海姆的社会党人多么努力，他们都无法提供有效的对抗纳粹党的方式。

    绝大多数诺特海姆的社会民主党成员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他们对社会主义的信仰更多来自家庭背景，而不是代代相传的坚定不移。一个典型的社会民主党成员的父亲一直在城镇的铁路调车场工作，在世纪之交前他成了社会民主党的追随者，还把他的孩子培养成了社会党人。因此，普通的社会民主党人几乎是无意识地投入了社会主义，就像普通的美国工人必然会加入工会体制一样。 [5] 纳粹主义在这些人中几乎没有什么收获。几乎所有的诺特海姆人都知道这件事，而投票数据也显示出来了。 [6] 诺特海姆的工人们并没有加入或者支持纳粹党，反而是以极度反对纳粹主义而闻名。当一个社会民主党领袖的妻子询问他所反对的纳粹主义的威胁时，他这样回答道：“我宁愿失去一切，也不愿失去自由。” [7]

    这种冷静的决心是绝大多数社会民主党领袖的特征。他们并不是引人瞩目的人。从工会干事、消费者合作社主席再到社会主义政治组织的其他职务，他们在等级和职位上一路晋升，凭借的是自己的能力和认真，而不是超凡魅力的品性。在他们还年轻的时候，社会主义运动最重要的一个口号是：“知识就是力量！”在常规工作之后的劳累时间里，有抱负的社会党人领袖会将自己年轻的精力投入学习经济学、历史或者社会福利法律中。那些因自己的社会地位而蔑视无产阶级政党的人，很容易就表现得像“远离人民的当权者”，他们当然不是革命者。

    三个诺特海姆的社会民主党领袖在他们安静的同仁中脱颖而出——卡尔·德佩、弗雷德里希·哈泽和市议员卡尔·库埃尔富尔特。卡尔·德佩是国旗队领袖，不仰慕他的人称他为“野蛮和轻率的人”。 [8] 他个子矮，但很威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遭遇了毒气攻击，因而声音变得嘶哑而微弱。尽管他的正式职业是医院检查员（也就是调查城镇医院中的保险收款员），但他本质上是政治家。此外，他和国旗队队员一起工作，还在社会民主党的地方和其他工人组织担任职位，他是城市议会的议长，县议会的代表。他易怒而好战，因粗暴而与许多人都很疏远，但是他非常受工人尊敬，在战斗中很冷静。

    他的助手，同时也是国旗队青年部的领袖——弗雷德里希·哈泽正好相反。他身材高大修长，非常孩子气，说话时的声音清晰而动人。他曾经想成为歌手，并且接受了声乐训练，但是后来放弃了，成了县政府中的一名职员。县长是社会民主党人的时候，弗雷德里希·哈泽有尽可能多的自由时间，可以为国旗队工作，不过，1932年，一个保守派人士成为县长，这样的情况就结束了。弗雷德里希·哈泽的脸上闪耀着诚实、谦逊和亲切；绝大多数诺特海姆人都喜欢他。

    诺特海姆社会民主党的真正领袖是卡尔·库埃尔富尔特。他也是诺特海姆社会民主党地方和县组织的主席。他是诺特海姆城市政府的评议员，县议会中的社会民主党多数派领袖。他也是汉诺威省议会的代表，以及其下设12人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对于许多人而言，他就是诺特海姆社会民主党的化身。

    卡尔·库埃尔富尔特并不是工人。他在旧城区中心拥有一家烟草店。他长得很帅，有着茶色头发，面色红润。保守派县长冯·德·舒伦堡将他描述为“具有极高的天赋，但是崇尚暴力；他还将这种暴力的性格灌输到了整个社会民主党地方组织中” [9] 。

    议员库埃尔富尔特是那种少见的、完全党派化的人。他能说出那种特别油腔滑调的政治空话，而且能够成功地让这些话听起来直率而真诚。他有着极强的自信、勇气，并且镇定自若（他在战争中的履历很优秀），但也会运用精练的抨击和斥责。具有这些品质的他很善于判断人的性格，他相信理性和热爱会取得最终的胜利，不过这只是在模糊的未来，而且在并没有什么争斗的情况下。绝大多数诺特海姆人都接受了他本来的样子——彻底的政治家，而城镇中的工人们却将他理想化了。最后，他还拥有两个特质：完全献身于民主政治，拥有广泛的常识。他非常适合领导诺特海姆的社会民主党，但是完全没有能力建立一个超级社会党人联盟。他的对手讨厌他，也会对他表示吝啬的赞赏。很少人会低估卡尔·库埃尔富尔特。

    这就是诺特海姆的社会民主党，是城镇中唯一的民主制捍卫者，也是反对纳粹主义的唯一堡垒。1933年之前的那些年里，他们没能通过考验。然而，他们失败并不意味着他们缺少勇气或者不够高尚。

    社会民主党在1931年1月和2月积极努力过后，不再试图为了与纳粹党竞争而举行集会了，不过在诺特海姆县，他们举行了16场公共集会，而纳粹党举行了8场。纳粹党在城镇中保持着更强的煽动节奏。3月的第一周，他们举行了不同类型的集会，一场“带有戏剧表演和德国舞曲的冲锋队征召新人晚会” [10] 。这场集会五天后，又一个名人被邀请来发表演讲，吸引了800名观众：“（国会议员）埃德蒙·海内斯 [27] ，斯德丁女性谋杀审判中的……第一被告。”20世纪初，海内斯参加了高度民族主义的自由军团，在一场私设法庭的审判后，他“处决了”一个“叛徒”，在右翼法官进行的审判中，他没有得到任何惩罚。这次集会是在“1910年代圆顶”举行的，根据《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所说，当海内斯讲他射杀受害者的经历时，观众们都欢呼起来，之后还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整个集会在掌声、欢呼声和《霍斯特·威塞尔之歌》 [28] 中达到高潮。 [11]

    与这种杀人狂形成对比的是，纳粹党决定接下来激起民众对传统犹太人宰杀牲畜方法的反对。于是，他们就这一主题组织了一次演讲，以彩色幻灯片的方式，由汉诺威阻止虐杀动物协会主席主讲。在演讲中，诺特海姆的纳粹领袖公开表示他们反对这种做法。 [12]

    《人民报》很快就指出，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纳粹党人高喊着‘残忍的犹太人所使用的宰杀方法是20世纪最大的文化耻辱’”，而他们自己也“一直说着‘人头将会落地’”。但是很明显，有些人重视了纳粹的指控，《人民报》也贡献了一篇长文，为他们指控城镇中屠宰场的拉比残忍地对待动物进行辩驳。文章中也指出“纳粹分子经常在屠宰场周围闲逛，对待犹太人的态度粗鲁无礼”。这产生了影响：主管屠宰场的社会民主党议员控告最开始指责“诺特海姆的屠宰场残忍地宰杀动物”的纳粹报纸，而诺特海姆的参议院对两名纳粹党人提出警告，如果他们再对犹太人粗鲁无礼，将会被禁止进入屠宰场。 [13]

    在此期间，诺特海姆地方小组也继续在卡特莱拍卖大厅举行两周一次的半公开“夜晚讨论会”，目的是教化新成员并征召新人。话题包括“我们的计划”“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这样的内容，讨论会的领导者是如恩斯特·吉尔曼那样的地方纳粹党人，平均每场有85名出席者。到4月末为止，地方小组的成员上升到191人，但是与之前一样，这些成员大部分都来自诺特海姆县，而某个单独的村镇一达到最小数量的15名成员就会分离出去形成自己的地方小组。因此，诺特海姆地方小组的数目一直在增加，而城镇中心居民的成员数量却在缩减。不过，这已足够他们举行经常的集会、散发传单和进行游行示威了。 [14]

    接二连三的煽动将其他党派吸引到了活动中来，尤其是民族主义党派，他们认为可以利用相似的呼吁方式来获得纳粹党那样的成功。早在2月，“钢盔团”（他们在地方上与德国国家人民党的关系就像冲锋队与纳粹的关系一样）就在诺特海姆举行了一年多以来的第一次集会，主题是“冯·亨宁·奥夫·舍恩霍特阁下”。几乎和民族主义党派的其他集会一样，这场集会在城镇中最好的旅馆桑尼举办，不收入场费。（这家旅馆的所有者是德国国家人民党成员。）演讲者除了攻击自由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犹太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之外，还宣称希特勒是“民族主义思想的鼓手”，“俾斯麦是第一个国家社会主义者”。有30名新成员加入了钢盔团。一个月后，德国国家人民党举行了一场以民族主义党派的国会议员为主角的集会。三周后又举行了一场钢盔团的集会，这次是以电影来吸引观众。 [15] 接着，公民协会在3月的时候举行了一场露天集会，议员马纳在集会上抨击《凡尔赛条约》，并且预言当内部团结起来的时候，德国将再次成为世界强国。现场的乐队引导群众，高唱《德意志高于一切》。 [16]

    共产主义者也很活跃，他们在诺特海姆举行了第一次游行和集会。他们租赁了骑术大厅用于召开集会，这个大厅很大，但并不是真正的会议大厅。来参加共产主义者集会的还不到100人。 [17]

    诺特海姆被如此多的不同的政治观点包围着，以至于很难想象任何近似于共同政治行动的事情。然而，1931年3月，即将发生的一个事件证明共产主义者、纳粹党人、民族主义党派和人民党派是能够携手合作的——至少在反对社会民主党方面。

    魏玛德国的民主政治堡垒是普鲁士邦，在德国特有的联邦制中，普鲁士邦占据着德国3/5的人口和土地。普鲁士邦由天主教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组成的联合政府进行统治，前者汲取了罗马天主教在莱茵兰各省的力量，后者获得了鲁尔、西里西亚、柏林和汉萨同盟中各港口城市的支持。只要普鲁士的社会民主党—中央党联盟控制着政府，民主制度就是安全的。

    渡过了大萧条的第一个严冬之后，纳粹党和共产主义者认为他们已经拥有了足够多的支持，如果举行选举的话，他们能够终止联合政府的多数派。然而，要举行选举，普鲁士的国会就将被解散，掌权的联合政府拒绝这样做。《魏玛宪法》提供了另一种方式。如果有足够多的人签名请愿，就可以进行公投，而如果公投票数足够多，就可以不管国会内的政府多数派而强制解散普鲁士国会。

    纳粹党提出了这个想法，共产主义者很快就支持他们了（遵循着共产国际扭曲的想法，即认为打败社会民主党是主要目标）。民族主义党派、汉诺威的圭尔夫党派和人民党派也承诺会帮助，不过至少还有一个诺特海姆的人民党派领袖拒绝加入这个纯粹消极的策略。 [18] 绝大多数分裂党派的混乱随之发生了。公民协会也参与了；议员马纳解释说他们虽然是为了地方政治而存在的，但是，在普鲁士政府中发生的改变应该也会对地方政府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19]

    在请愿活动中，纳粹集会放慢了速度，请愿活动吸纳了他们大部分的力量。为了发挥作用，这项活动需要实际收集签名；宣传还不够。不管怎样，纳粹党至少还是找到时间来举行一场盛大集会，他们在卡特莱拍卖大厅举办了一场演讲，主题是“公务员和政府雇员在解散普鲁士国会中的立场，以及，结束失业”。演讲者是前普鲁士公务员，他现在是纳粹党在国会的代表。 [20] 在请愿活动中，公民协会的集会规模更大，是在“1910年代圆顶”举行的。议员马纳抨击普鲁士的社会民主党及其政府的“专政”。他希望所有的诺特海姆人都能在请愿书上签名，“削弱社会民主党的力量”。 [21]

    社会党人对请愿活动很担心，主要是因为他们害怕纳粹的高压手段。选民们的家门口站着冲锋队队员，没有准备投票箱，选民们必须公开回答“赞成”或者“反对”。《人民报》指责纳粹党正在利用请愿名单来抵制那些不签名的商人。社会民主党特别担心在某些诺特海姆县偏远村庄中的纳粹威胁。后来进行公投的时候，《人民报》指出在某些诺特海姆县的村庄，投赞成票的人比在请愿书上签名的人要少。 [22]

    社会民主党对此的回击是增加了国旗队的活动。3月24日，在请愿活动开始前的一周，国旗队在市集广场举行了一场集会。德佩是主讲者，他拼尽了全力。他认为慕尼黑政变中的希特勒是懦夫，他评论了纳粹的政治暗杀，谴责杀人犯海内斯，海内斯是在纳粹党中起重要作用的主讲者。两天后，100名诺特海姆的国旗队队员进行了穿过整个县的35公里游行，随之又在市集广场举行了演讲。几天后，据称国旗队增加了22名成员，驱逐了一名纳粹党的间谍。 [23]

    在签名请愿活动中期，4月10日，国旗队又进行了一场示威游行。大约200名国旗队队员参与了游行，由一支军乐队领头。游行队伍直接穿过山坡上的住宅区，两次停留在公民协会办事处的前面呐喊示威。背后暗含的是社会民主党领袖对保守派同纳粹党勾结的愤怒。在市集广场，德佩发表了被《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称为针对纳粹党和民族主义党派的“煽动性演讲”。另一场演讲是在市政厅举行的，为了庆祝西班牙独裁者普里莫·德·里维拉 [29] 倒台。 [24] 国旗队正在制造自己的存在感。

    《人民报》也指责纳粹党正在违反制服禁止法令，并且督促政府重申针对褐衫队的禁令。汉诺威省的社会民主党省长诺斯克禁止参与政治集会的人乘坐卡车或者公共汽车，因为好战分子（尤其是党卫军）经常被带到政治集会上，他们比地方部队更易于发起街头战斗。诺斯克也——在私人理论的基础上采取行动——禁止除了官方海报之外的其他海报使用红色。 [25]

    尽管采取了这些措施，但是与日俱增的紧张感还是难以避免地导致了暴力行为。4月8日，两名纳粹党人和四名国旗队队员发生了一场打斗，纳粹党人的下场很惨。一周后，《人民报》报道称，一名纳粹党人殴打了一名国旗队队员的妻子；他威胁说如果警方不提供更多的保护，就会自行处理。在请愿运动的高峰时期，《诺特海姆最新消息》报道称两名年轻的纳粹党人虐待了一名女性社会民主党人，而两名国旗队队员撕扯掉了一位女士外套上的纳粹徽章，这位女士是纳粹女性附属机构的成员，还有一些国旗队的青年部成员们嘲笑去教堂的孩子们。《人民报》否认了后两件事。 [26]

    运动的氛围也导致《人民报》进行广泛的宣传。4月1日，《人民报》报道称来自诺特海姆县的一个牧师的儿子获得了奖学金，而奖学金本来是给高级中学中贫穷但有天赋的学生的。《人民报》指出一个牧师每个月赚800马克，而一个失业者每月最多只能赚60马克；该报还邀请读者就此事发表自己的结论。两天后，《人民报》指出有三份纳粹党的《人民观察家报》出现在诺特海姆县图书馆的桌子上。《人民报》发表社论：“这种颠覆分子的报纸怎么会出现在公共图书馆？” [27]

    如果说社会党人正在到处见到纳粹党的话，那就是因为在请愿活动中，中产阶级和纳粹党勾结在一起了。1931年4月19日，所有支持请愿活动的团体参加了一场群众集会。正式发起人是钢盔团，晚间的主讲人是其青年部的成员。但是集会的支持者主要是参加请愿活动的所有政治党派（除了共产主义者），以及诺特海姆的几乎所有右翼组织：县农业协会、泛德意志联盟、德国军官全国协会、储蓄存款联盟、德国学徒协会，最后是公民协会。“1910年圆顶”挤满了人。钢盔团准备了一支来自邻近村庄的乐队，还有一支诺特海姆自己的军乐队，而纳粹党还组织了冲锋队小分队。主讲人一直在咒骂“不信神运动”，他所指的就是社会民主党，之后他又继续说道，社会民主党—中央党是一个介乎于“罗马和激进分子”之间的联盟。集会结尾，他们热情洋溢地歌唱了《守望莱茵河》和德国国歌。 [28]

    签名集会仅仅持续了两周，证明了纳粹党强大的组织能力，纳粹党是请愿活动背后的主要驱动力。在前十天，诺特海姆几乎有1/5（1 275人）的合格选民签名了。后来，纳粹党人投入了更多的力量，最后四天几乎收集到了同样多的签名，总数达到了2 246，占城镇中选民的1/3。在普鲁士的其他地方，所收集的签名足够举行公投了，最后确定下的日期为1931年8月。

    当然，许多诺特海姆人签署请愿书是因为当时的经济收缩现象。4月2日，商业和私人银行的诺特海姆分支营业所永久关闭了。一周后，大萧条期间最不幸的灾难降临到城镇中的中产阶级身上：企业银行破产了，这是地方上的资助合作银行，也是下层中产阶级的骄傲。1931年4月9日，银行宣布破产，不过直到1933年才进行清算，这引发了相当多的怨恨。企业银行破产并不是因为总体上的经济形势，而是糟糕的管理，尤其是利率政策造成的影响。债权人的集会争论激烈，这件事演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纳粹党人宣称破产是因为《凡尔赛条约》和政府的共和政体形式，而社会民主党人愉快地指出银行董事会是由民族主义党派和纳粹党人组成的，并且罗列了导致银行破产的各种重大错误。1933年之后，纳粹党默认是管理不善的原因，对银行的前经理提起了法律诉讼。

    城镇中大约15%的小商人受到了这次事件的直接影响，至少有一人因此事而宣布破产。其后，许多人不得不为生存而奋斗。 [29]

    在这种情况下，抗议活动更加激烈了。4月7日举行了一场诺特海姆家庭主妇俱乐部的集会，主讲者控诉“经济的美国化”，反对百货商店、消费者协会和对外出口。他劝告女性只买小经销商的商品。 [30] 在包罗万象的宣传中，纳粹党人承诺会援助小商人，但是直到太平时期到来，商人们依旧被迫为纳粹事业捐款。到1931年4月末为止，《人民报》指出诺特海姆的纳粹党人并没有付清账单，而且已经没钱支付了。《人民报》警告商人们不要允许国社党赊账，它还暗示说纳粹党人经常以抵制活动来威胁商人们，从而赊账或者敲诈捐款。至少有一个诺特海姆商人之后证明了这种指控。 [31]

    商人们是最不能遭受大萧条之苦的人；到1931年4月为止，诺特海姆就业办事处登记在册的失业人员已经达到了12 000人——是前一年秋天的两倍。其他工人们遭遇了减薪和缩短工作时间。城镇的雪茄工厂（有250名雇员）四个月来每周的工作时间都在减少。 [32] 《人民报》在报道诺特海姆县一个10岁小男孩死于农业机械的意外事件时，顺带指出这个男孩挣的钱比他父亲还多。 [33] 在这种情况下，1931年的一个星期五举行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活动时，几乎没有工人丢下工作去参加。游行规模小得可怜，只有三面红旗和一个写着“我们要求每周工作40小时”的标语牌。城镇乐队在市集广场演奏了几支曲子，而这就是全部了。 [34]

    总体上而言，在请愿活动之后政治活动减少了，不过纳粹党人试图继续施压。5月2日，他们请一个国民议会代表发表了一场演讲，吸引了260人；几周后，他们举行了有600名冲锋队队员参加的游行示威、一场音乐会，并在“1910年代圆顶”举行了一场集会。大约900人出席了集会，《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称之为“国社党最伟大的成功之一”，而唯一玷污了“这种成功”的实际上是纳粹党人认为增加了趣味的一件事：在游行活动中和一些国旗队队员短兵相接。 [35] 早在6月，他们就在“1910年代圆顶”举行了其他的不同活动，包括音乐会、戏剧表演、演讲、抽奖活动和舞会。这也吸引了很大一群观众（650人），他们非常喜欢这种活动，不过“戏剧表演”中只包含冲锋队队员痛打共产主义者的场景。 [36] 四周后，普鲁士议会的主席代表纳粹党在诺特海姆讲话，一周后，为了符合轻松的夏天氛围，冲锋队乐队在诺特海姆外的一个旧城堡废墟上举行了音乐会。 [37]

    民族主义党派也放松了。5月，他们举行了一次征召新成员的晚会，钢盔团在这次晚会上招到了10个新成员，除此之外，他们唯一的活动就是1931年夏初举行了一场6月花园聚会，为了纪念他们国家指挥官的50岁生日，同时还举行了一场音乐会和其他娱乐活动。 [38] 只有一件不愉快的事情让保守派很困扰。5月，议员马纳指责社会民主党使用福利办事处的资金来放映他们的宣传电影给领取抚恤金的人员观看。马纳立即被社会民主党领袖控告了，并且被要求在《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上刊登一则广告，说明：（1）他并没有真的提出指控；（2）他带着深深的懊悔收回前言；（3）他会支付所有的诉讼费用。 [39]

    在春末夏初的时候，社会民主党活动的速度也放慢了。6月初，国旗队举行了一场示威游行活动，而在市政厅举行的一场演讲中，弗雷德里希·哈泽详述了意大利工人阶级的不幸遭遇，强调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只有在民主制度中才能繁荣起来。几天后，社会民主党在“1910年代圆顶”举行了一场群众集会，主角是被驱逐的意大利反法西斯者马里奥·科菲教授。一大群人听他谈论“血腥又可耻的意大利法西斯政权”。演讲的题目是“纳粹标记的国度”。一些纳粹党人出席了，但是没人试图说些什么。 [40]

    几天后，诺特海姆涌入一群“年轻的社会党工人”，他们举行了为期两天的大会。社会民主党地方组织利用它们的存在发起了游行，并在市集广场上召开了集会。《诺特海姆最新消息》认为男孩子们和女孩子们的游行很壮观，他们穿着蓝色衬衫，系着红色领带，唱着歌，举着鲜红的旗帜。 [41] 另一件令人高兴的插曲是一周后，也就是6月15日举行的“工人运动会”活动。工人运动俱乐部和城市乐队以及国旗队的军乐队一起游行，之后还举办了各种各样的体育竞赛项目。晚上，有一场火炬游行，人民合唱团演唱了歌曲，还有一场关于社会党人引入体育运动的演讲。这天结束的时候，大家高呼着“德意志共和国万岁！”并且高唱着《国际歌》。几天后，社会民主党尝试了更多的低调宣传，它派遣了一辆带扩音器的卡车，在诺特海姆内穿行，只进行一些口号宣传，主要是轻松的、非政治性的内容。 [42] 1931年6月，大萧条减轻了；诺特海姆的失业人数降到了8 000人，这是自去年10月以来的最低值。

    然而，随着炎热的夏天逐渐过去，出现了新的经济危机。美国股票市场崩溃导致美国银行开始收回借给德国的贷款。1931年中期，信贷危机严重起来，7月，主要的德国银行开始倒闭。政府宣布7月14日是银行假日。诺特海姆并没有出现真正的银行挤兑。一家银行的前任主管回忆道：“只有几个人来银行挤兑，之后他们又以尴尬的借口把钱送回来了。” [43] 但城镇们的领袖很担心。城市议会一致决定不参加每年举行的射击协会庆祝活动。其理由是总体上的经济灾难让庆祝活动显得不合时宜。这一决定特别不受欢迎，因为大众持相反观点，他们认为特别需要啤酒和撞柱游戏来把注意力从大萧条中转移出来。议会在下一年没有重复这一错误，不过那时经济危机更加严重了。 [44]

    社会民主党也表示担忧，尤其是因为共产主义者很可能打入失业者内部。6月，自由工会召开了一次特别集会，讨论应对德国共产党 [30] 在失业者中的活动的对策。一周内，《人民报》就报道说，通过社会民主党的市议员们的努力，诺特海姆的城镇已经为自由工会准备了用于分发的土豆和其他食物，也安排了失业者自由使用城镇的游泳池。《人民报》也坚决否认共产主义者正在打入诺特海姆的“年轻的社会党工人”中。 [45]

    随着经济忧虑而来的是政治紧张感，尤其是8月8日即将发生的“针对解散普鲁士国会的公投”。7月中旬，有谣言说会有纳粹政变，而诺特海姆的国旗队已经被动员起来了，但是晚上只举行了一场游行并且在市集广场上进行了一场演讲。一周后，国旗队再次出动，针对汉诺威的国旗队队员被杀事件发起了抗议游行。诺特海姆人很可能还记得6月发生的一起恶劣事件，当时两名冲锋队队员用靴子踩踏一名社会党人，然后用镰刀切掉了他的手指。在抗议游行中，由军乐队领头的国旗队队员朝着市集广场行进，在那里聆听弗雷德里希·哈泽承诺他们会捍卫共和国，并且让德佩在民主政治“万岁”的呼声中带领着他们前进。 [46]

    8月公投将所有支持4月请愿运动的反对社会主义的力量集中到了一起。民族主义党派的宣传变成了《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的主要内容，而《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在8月9日前连续12天登载钢盔团的广告，号召人们投赞成票。和以前一样，纳粹党人是推动力量。8月1日，他们在卡特莱拍卖大厅举行了一场集会，而在此之前，他们进行了一场游行，大约有600名冲锋队队员、纳粹党卫军和希特勒青年团参与其中，此外还有一支乐队。他们也有幸举行了选举前夜的集会。每场集会都有七八百人参加。 [47] 8月5日轮到公民协会了，马纳号召“组成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共同阵线”（他忽视了共产主义者也支持公投的事实）。集会上，他们安排了一个车队用于拉票。 [48]

    国旗队再一次将注意力转向诺特海姆县的偏远乡村，他们用卡车作为运输工具。每场在乡村中举行的集会都喊着“共和主义者随时准备战斗”的口号。一次出行以穿过卡特莱拍卖厅的游行为结束，因而受到了《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的警告。在市集广场进行的一系列演讲中，“反对破坏普鲁士”，德佩强调纳粹党人和共产主义者正在一起致力于破坏社会民主党的权威。 [49] 社会民主党也在诺特海姆县的偏远地区举行了集会，投入完全纳粹化的农民中。来自诺特海姆的国旗队队员经常陪同着他们以提供保护，而社会党人演讲者的妻子们会一直等待着她们的丈夫归来。 [50] 有一次，卡尔·库埃尔富尔特只能通过拖延演讲的方式，直到城镇中的国旗队队员来支援才免于被打。事实就是这样，就在冲锋队队员开始搞破坏的时候，警察和国旗队队员同时到了。 [51] 在诺特海姆县的其他地方，社会党人实际上生活在一种恐惧的状态中。在某个乡村里，一个22岁的工人在春天的时候死于纳粹党人的殴打，而8月，纳粹党人在同一个乡村里发动了针对国旗队队员的大规模袭击。在诺特海姆，这一事件被详细地记录下来了，特别是有30名纳粹党人因他们所实施的攻击而受到了罚款和监禁128个月的处罚。 [52]

    也有谣言说即将发生纳粹政变。这种谣言非常常见。一年前，在1930年9月选举后，《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努力地澄清关于希特勒式政变的谣言是假的，还指出国防部长曾说他打算将所有的革命都扼杀在摇篮中。 [53] 在这一切的背后，唯一记录在册的事实就是希特勒曾经试图发动一次政变——1923年11月失败的慕尼黑啤酒馆政变。

    选举前的几天，诺特海姆的国旗队队员五人一组，在街上巡逻。市长，作为治安负责人，立即警告国旗队队员不要这样做。作为回应，《人民报》发表了一封好战的公开信，要求得到更好的警方保护并且拒绝停止巡逻。 [54] 诺特海姆的警察也禁止纳粹分子在选举前夜游行，他们担心会“对治安造成威胁”。 [55]

    选举之前的几天，诺特海姆周围的农村地区已经割好了干草，这样一来，许多冲锋队队员就能去城镇里了，政治情绪因此而高涨起来。当时的情绪到了只要发生一点儿小事就会演变成暴力事件的地步。比如，选举的前一天，一个冲锋队队员进入一家酒馆，宣称：“都让开，冲锋队来了！”一个国旗队队员立刻把他打昏了。当时并没有发生更激烈的暴力行为，不过这为之后的暴力行为做了准备。同一天，一个叫作塔普曼的诺特海姆纳粹党人用指节铜环殴打工人急救协会成员的头部，导致他到医生那里缝了好几针。 [56] 简言之，所有事情促成了发生在8月9日选举夜晚的主战。那段日子，国旗队和冲锋队成员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在随后的审判中，纳粹的律师展示了如下的秘密指令，足以表明这一天的氛围：

    黑—红—金国旗队，第10区

    致第10区所有的地方组织

    同志们：

    第10区所有地方组织将会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如果发现敌人有政变企图，应立即向地区领袖报告。每个地方组织（X、Y和Z）都要配有一个骑摩托车的人，以便和地区领袖保持联系。这些联系人在9日星期天晚上7点必须出现在地区领袖的家里。他们身着没有任何标志的平民服装。所有地方组织要确保他们配有更多的骑摩托车的人或者骑自行车的人，以防电话通信中断，地方组织必须与地区领袖保持联系。出于安全考虑，所有的指令都是口头传递。星期天晚上7点后只可以打电话给诺特海姆的市政厅地下室酒吧，号码是204。晚上10点后打给城市建设办事处，号码是357。

    自由万岁！

    德佩，地区指挥官，第10区 [57]

    在诺特海姆，身着制服的国旗队队员在市政厅地下室小酒吧聚集，而冲锋队在沿着宽街直走两个街区的另一间酒吧里保护总部。8点，天色暗沉了，两群人开始在城镇中巡逻。难以避免的是，这两群人在两间酒吧中间迎面相遇了。纳粹这边是恩斯特·吉尔曼、诺特海姆的副领袖和塔普曼，国旗队一整天都在讨论塔普曼，因为他前天晚上用指节铜环攻击别人。双方争吵起来，纳粹党人先动了手。嘈杂声引起了两间酒吧的注意，不到一分钟，宽街上就充满了打架的人。双方领袖都想要停止打斗，但是国旗队队员看到他们有两个同志倒在血泊中，而已经被刀刺伤的吉尔曼一边用手杖打人，一边大喊道：“我会把你打到死的。”什么都无法阻止他们了。纳粹领袖打电话给警察，十分钟后，警察到来，这才终止了这场打斗。双方都有因刀伤和头上的伤住院治疗的人，许多人都受伤了。

    警方调查之后以殴打伤害罪起诉了三名在最初的巡逻中携带致命武器的纳粹党人。由于证词混淆矛盾，需要进行两场审判。法庭认定三名纳粹党人有罪。恩斯特·吉尔曼被判两个月监禁，300马克罚款和三年缓刑。塔普曼被判四个月监禁，与此同时，另一名被指控谋杀的纳粹党人逃走了。法庭在判决书中宣布正如国旗队自己所说的一样，他们在“公投日打斗”中无罪。 [58]

    实际的公投在整个普鲁士失败了，社会民主党—中央党联盟继续执政。在诺特海姆，社会民主党并没有尽力去“争取选票”，因为没有选票就等同于投否决票。纳粹党人很努力，1 000多名诺特海姆人参与了投票，比在请愿书上签名的人还多。然而，投赞成票的总数只勉强超过各党派在1930年9月支持解散时获胜的投票总数。

    投票结果并不是纳粹胜利，因为并没能推翻政府，但是国社党对春夏请愿运动所制造的氛围非常满意。不仅仅是因为所有的党派都屈服于纳粹的领导，而且通过一项旨在确保最大限度的民主的宪法规定，政治进程变得更激进了。诺特海姆的暴力活动令人满意，因为这是将城镇中陷入困境的市民带到希特勒那边的另一步。如果没有好的警察，独裁者什么都不是。

    六　大萧条的深渊（1931—1932年，秋冬）

    没有救世主会来救我们，
    没有上帝，没有恺撒，也没有护民官。
    如果想要从痛苦中解脱，
    就只能靠我们自己。
    ——《国际歌》的德国社会主义者版本

    嘴唇裂开、脑袋受伤、参差不齐的割伤和绞痛的肿块是“公投日打斗”的结果，但它至少有一个有利影响。它们清除了暴力氛围，满足了双方中暴脾气的人。8月9日之后差不多三个月再没发生肢体冲突事件。

    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紧张都缓和了，因为这场运动所产生的指责和怀疑的后果仍旧存在。公投三天后，《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指控卡尔·库埃尔富尔特作为投票监督委员会的主席，允许选民在投票间中随意乱写选举标语。城市议会调查了这一指控，发现指控不实，《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随即取消了指控并且进行了道歉。接着，《人民报》发出了相对温和的回击。 [1] 实际上，《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在辩论中失败，与其说是因为《人民报》的冷嘲热讽，不如说是因为一个会进行毫无节制攻击的竞争对手出现了，即纳粹每周发行的时事通讯《听！听！》，第一期于8月初发行，每月66芬尼。每一期都包含着各种各样攻击社会民主党的内容，尤其是社会民主党参议员职权范围内的城市运作状况，其中最重要的是“红色”健康保险办事处。手段就是《人民报》所熟练使用的那种反问句式，比如：“健康保险办事处怎么能派三个人和一台车去参加会议？他们不能省钱么？” [2]

    《人民报》就其自身而言，主要将注意力集中在议员马纳身上，因为他和纳粹合作，致力于解散普鲁士议会。《人民报》指责马纳上了纳粹的当，选举当天，公民协会的公用车队被纳粹党人用于树立自己的威望了。它还指责马纳为《听！听！》所写的文章以及将公民协会金库中的资金转移到纳粹手中。这是摧毁马纳运动的开始，这场运动最终成功了。 [3]

    另一个公投运动所产生的痛苦影响是忽视了每年的宪法日庆祝活动。公共集会只在一所学校中举行，集会厅里只坐满了2/3的人。《人民报》抱怨道，只有极少数人大概是出于对共和国的忠诚才出席了集会。晚上举行的火炬游行只有国旗队和自由工会的成员参加。《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指责，因为社会党人坚持让国旗队带头游行，所以其他俱乐部和工会都不参加了。 [4]

    还有其他的迹象表明“公投日打斗”的不良影响。在城市议会接下来的会议上，社会民主党要求为工人急救协会提供每年25马克的补贴。诺特海姆已经资助了红十字的志愿急救协会，但是卡尔·库埃尔富尔特威胁说如果议会不通过他的议案，他就要限制对该协会的拨款。公务员党无奈地帮助社会民主党压过了公民协会，补贴议案通过了。 [5]

    钢盔团也采取了预备性措施。9月，一场以两名党外人士为主角的集会上，一名钢盔团领袖宣称德国将会发生一场内战，“在布尔什维克人和国家反对党之间”，而且“不会存在中立派”。第二天早上，诺特海姆钢盔团青年部进行了“防守运动”练习。一周后，1 000名钢盔团成员试图在诺特海姆进行同样的活动，但是警方担心有麻烦，就禁止了该项活动。这时，《人民报》激动地报道：“星期天早上，一些钢盔团成员在诺特海姆公园练习扔手榴弹，他们将之称为‘体育运动’。而凌晨2点，他们唱着歌在街上游行。警察会对此采取什么措施吗？” [6]

    随着第一缕秋风扫过德国北部平原，这些问题被搁置一旁了，因为又一个萧条的冬天迫近城镇了。失业数据随着季节而变化，在冬天的时候达到了顶峰。到10月为止，每周有9 000名登记在册的失业者来诺特海姆的就业办事处。城镇中有418名失业者。这一人数并不比去年的同一时间更多，但是1930年10月时，城镇中有2/3的失业者仍旧有固定的失业补助，而到了1931年10月，只有1/3的失业者有补助；剩下的人领取紧急救济金或者福利救济金。这种重大变化是令人绝望的。

    申请去制糖厂工作的人数量众多。《人民报》报道称，一个过去20年来每个丰收季都在制糖厂工作的人被拒绝了，因为他拥护共和政体。这名工人说，就业主任告诉他如果想要得到这份工作，必须改变政治派别。 [7]

    就在失业者日益陷入困境时，出现了通过私人慈善机构来缓和这种情况的尝试。1931年10月，诺特海姆所有的慈善组织（纳粹分子和钢盔团除外）决定建立一个共同金库。这个“辅助联盟”包括路德派、天主教派和犹太慈善团体，以及包括“社会主义工人福利”在内的左派组织和包括“祖国的女子俱乐部”在内的右派组织。它也得到了诺特海姆县长和市长的支持。辅助联盟着手组织街头募捐，并分发食物、衣服和燃料。到11月为止，共募捐了1 350马克。除此之外，商人们捐赠了衣服，食品商、面包师和屠户承诺会每周派送食物。城镇中的犹太商人是捐赠最多的人。自由工会组织了福利晚会，吸引了很大一群人，入场费用是每人75芬尼。人民合唱团和城市乐队带来了音乐。各种各样的当地喜剧演员进行演出，工人体育协会也表演了节目。辅助联盟只从这项活动中就赚了350马克，工人福利协会也举行了自制圣诞礼物售卖活动，收益全部用于帮助失业者。到1931年11月27日为止，有250名失业者申请帮助。他们也要求从自己的阶级中选出四名代表来监督援助分配情况，但是被一致拒绝了。 [8]

    在全体努力下，煤炭经销商为所有失业者降低了褐炭砖的价格，诺特海姆面包师行会将面包价格降低了8%。促使面包师这样做的原因并不是利他主义，而是《人民报》无情地攻击了他们的定价政策，将其与邻近城镇的价格进行了不利的对比。1931年12月降价之后，《人民报》并没有喝彩，只是指出现在面包房的面包价格和消费者合作社的价格相同。因为诺特海姆的面包师“为纳粹做宣传”，因此即便没有更低的价格优势，工人们也被建议去合作社的商店里买面包。 [9]

    城市也帮助减少了失业人数。1931年2月开始，免费的“人文”电影在一所公共学校上映。城镇在第二个秋天开始为年轻的失业者提供职业技能培训，还把城市拥有的几英亩 [31] 园地租给失业家庭。1931年至1932年的那个冬天，贫穷的失业者获得了每月以低于正常价格30芬尼的价格来购买一袋煤炭的资格，这样他们每月最多能买200磅煤。 [10]

    尽管有这么多的措施，大萧条还是更严重了。1931年有六家公司破产，是1930年的两倍，1931年12月城镇中最大的一家公司——一家纸袋厂倒闭了，准备从诺特海姆搬走。 [11] 冬天结束的时候，诺特海姆有704名失业者。诺特海姆地区就业办事处有超过13 000人，这就意味着每天有2 000人徒步穿过诺特海姆，到旧军营营房。似乎是为了让经济形势创造的苦难更加完整，大自然增加了灾难。1931年1月，鲁默河洪水泛滥，对铁路轨道北部区域的工人们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甚至在旧军营营房为流离失所者准备的紧急住所也被洪水冲毁了。诺特海姆县的全部损失估计有25万马克。 [12]

    银行业也开始出现收缩的迹象。随着前年夏天实行银行假日，城市储蓄银行的账户损失了5万马克。这其实还不到总数的3%，但是足以让议员马纳要求公民协会成员将钱存在城市储蓄银行中，“尽管有恶意的谣言”，但银行是绝对安全的。他要求对人了，离开银行的这些人有很大一批账户，每个账户都超过500马克。1931年年底，城市议会、县长和12个经济组织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告诉诺特海姆人不要把钱藏起来，而是要放在银行里，这样才是安全的。 [13] 尽管并没有在新闻上报道，但是这种方法奏效了；到1932年年底，不仅很多账户重开了，而且又开了许多新的小账户，以至于城市储蓄银行在大萧条的三年中实现了净增长。城镇人口中至少有1/4的人在城市储蓄银行有超过100马克的储蓄账户，这还不包括放在诺特海姆其他银行的钱以及投入股票和债券的钱。诺特海姆的中产阶级几乎没有受到大萧条的影响，除了在心理上。 [14]

    为了进行有效的煽动，纳粹党人开始利用日益严重的大萧条。公投结束之后，又开始了旧式集会。8月末，在卡特莱拍卖大厅举行了一场集会，主角是前军队军官和前共产主义者，他演讲的题目是：“我们朝着巨大的胜利前进了一大步！红色恐怖！”一周后，一个希特勒青年团领袖演讲的题目是：“对年轻人的谋杀。”这之后不久，纳粹党人租赁了“1910年代圆顶”，举行了一场关于戏剧的演讲：“国家社会主义正在试着拯救德国艺术，再创造属于德国的艺术。因此，国家社会主义舞台团将会表演戏剧‘毒气506’……”尽管有“著名的演员；低廉的价格”这样的噱头，但是出席率依旧不值一提。很明显的是，城镇只能承受这么多的“夜晚活动”，因为9月晚些时候，纳粹党人参加了由钢盔团举行的活动而不是他们自己的。 [15]

    10月，纳粹党人开始致力于城镇所关注的经济事务。第一周举行了一场题目为“冬天将会带给我们什么？”的演讲。两星期后，首席纳粹党经济理论家戈特弗里德·菲德尔 [32] 来到诺特海姆，发表了题为“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金融和经济政策”的演讲。他吸引了很大一群人到“1910年代圆顶”，包括许多对纳粹党的经济项目感兴趣的中产阶级。他们得到的一般性结论是“并不是富有成效的自由经济的国有化”和“有组织的经济领导”。不管怎样，这是纳粹党最有成效的集会之一。 [16]

    纳粹党在1931年剩下的时间里进行的都是相当普通的活动：戏剧、慕尼黑政变的每年庆祝活动、福利音乐会和圣诞晚会。唯一的群众集会是在11月26日举行的，主角是普鲁士议会成员，他指责社会民主党应该为现在的经济困境负责，并且承诺如果纳粹党掌权，他们“不会使用软弱的手段” [17] 。

    纳粹党也不仅利用大萧条进行政治宣传。1931年秋末，他们开办了赈济处救济失业者。赈济处坐落在一家罐头公司以前的工厂，这家公司于1929年破产了；其所有人免费提供了场地。希特勒和民族主义党派于1931年10月结成联盟——所谓的“哈尔茨堡阵线”。因此，在地方层面上进行更紧密合作的途径打开了，赈济处是纳粹党—钢盔团的联合事业。这个联盟和辅助联盟是竞争对手，纳粹党试图让人质疑城镇中总体上的救灾工作：

    100年来最糟糕的冬天！省和国家都拒绝帮助！只有所有人都关注这种强烈的需求时，德国人才能从苦难中解脱出来！每个人都必须尽可能多地付出。以国家反对派为代表的人民中的大多数，只有团结在一起，所有人团结一致，才能控制住不幸。只能捐款给拥有我们卡片的代表。

    钢盔团（阵线士兵联盟）

    国社党，诺特海姆县 [18]

    赈济处获得了足够多的捐款，到12月中旬的时候，每天能救济200人，包括40个家庭、20个单身人士和数名冲锋队队员。大部分食物都是农民（有时是从他们那里强取的）以及诺特海姆的食品商、面包师和屠户捐赠的。纳粹党声称他们只向能拿出食物的人索要，而且不会针对政治派别分发食物，但是至少有一个工人因为“左翼”身份而被拒绝分发食物，《人民报》声称只有失业的纳粹党人才能得到救济。 [19]

    1932年年底，纳粹党的赈济处分发了12 000次晚餐，但是福利活动并不是赈济处唯一的功能。有一些房间是专门留给冲锋队队员的（在1932年初，“哈尔茨堡阵线”崩溃后，钢盔团被排挤出去了），工厂成了诺特海姆冲锋队的总部和“营房”。工厂投入使用不到两个星期，纳粹党旗就飘扬在了最高的烟囱上。因为纳粹党被禁止在普鲁士展示党派标志，《人民报》很快就要求警方对此展开行动。然而，警方什么都没做，直到1932年春末冲锋队短暂解散，警方才命令将旗帜降下来，但是只持续了几天而已。在一个充满标志的国家中，诺特海姆上空持续飘扬的纳粹党旗一定会被视作让摇摆不定的中产阶级确信纳粹党是未来政党的另一个步骤。 [20]

    1931年年底，诺特海姆的纳粹党回顾了这繁忙的一年。他们的集会数量并没有比前一年更多，但是他们的角色改变了。首先，国社党可以利用前年选举的国会代表的共同资金，用于地方集会。1931年出现在诺特海姆纳粹讲台上的国会代表不少于5名，除此以外还有普鲁士议会主席和该机构的纳粹党国会领袖。对于一个有1万人的城镇而言，有丰富的可选择的演讲者资源，尤其是也包括戈特弗里德·菲德尔在内，在普通大众的眼里，他是最高的纳粹党领袖。而且，国社党开始向诺特海姆市民强调军国主义理想。这一年，他们准备了三名前军官作为演讲者，举行了五次准军事游行。但是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纳粹党集会的规模。纳粹党在1930年只租赁了一次“1910年代圆顶”；1931年他们用了不少于10次，每一场都是真正的群众集会，大约都有1 000人。在卡特莱拍卖大厅也举行了14场集会。换句话说，几乎每场集会都有很大一群观众。最后，1931年也见证了纳粹党“夜晚活动”的开端：像政治盛会一样，但是有不同的吸引力，节奏变化上明显不同于通常三到五小时的演讲。

    当人们发现1933年之前诺特海姆的国社党实际成员只有60人时，纳粹的活动记录变得更令人震惊了。这些活动得到了县中很多党派成员以及很多同路人的援助，但活动核心有严格限制。一旦运动受到了大批人追捧，有限制的核心就不是一个限制因素了，1930年年中的诺特海姆很明显就是这样。有很多党派成员就住在城镇外面。诺特海姆周围的乡村地带依旧是纳粹党成员最强大的来源地，诺特海姆地方小组还包括了那些没有自己地方小组的县成员。1931年，瓦尔特·施泰内克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据他自己所说是春天的每个夜晚）将包含15名以上成员的地区转变为独立的地方小组。到1931年12月为止，诺特海姆县有23个地方小组。当年8月，诺特海姆登记在册的地方小组从184个变为82个，因为新的地方小组蒙受了损失（再加上其他人搬走了或者不再缴纳会费了）。纳粹党中有很多农民，所以，施泰内克向大区汇报说，秋天的时候诺特海姆县的活动必须因收割而终止。并不是所有农民都是因为信仰而成为纳粹党人的；警方有证据证明诺特海姆周围的农民是受到联合抵制的威胁才被迫加入纳粹党的，农场工人也被告知如果他们不加入纳粹党或冲锋队，将会被开除。农民们也为他们雇用的帮手支付会费。 [21] 因此，有很大一群外来者可以协助城镇中地方小组的活动。而且，很少诺特海姆人会质疑城镇中缴纳会费的成员这么少。城镇中的人都认为纳粹人数众多，而且大部分都是年轻人。 [22]

    就年轻的方面而言，这是相当正确的。诺特海姆高级中学的学生们被纳粹强烈地吸引住了。绝大部分公开进行的活动都是由冲锋队中的年轻人或者希特勒青年团来完成的。一位诺特海姆的希特勒青年团前成员仍旧清楚地记得绘制纳粹党旗、写人行道和墙上的标语以及分发宣传单和小册子。 [23] 尽管纳粹党依靠口头语言，但是他们也分发印刷品，尤其是在选举时期，比如向诺特海姆的几乎每栋房子投递党派报纸、攻击性的宣传单和参加他们集会的免费门票。 [24] 尽管希特勒青年团被安排做这些事情，但是他们所进行的很多活动都不是直接与纳粹有关的。一名前成员这样描述1933年之前的诺特海姆希特勒青年团：

    我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并不是受到了来自父亲或其他人的压力——我自己独立决定加入，只是因为我想要加入一个男孩子的俱乐部，在这里我可以为了民族主义理想而努力奋斗。希特勒青年团有露营、远足和团体会议。1930年我加入青年团的时候是诺特海姆的第九个人。这里有来自各个阶层的男孩子，不过主要是来自中产阶级和工人的。并没有什么社会或阶级差别，这是我最支持的。直到后来才出现了直接或明显的政治教化——在希特勒掌权之后。诺特海姆希特勒青年团虽然没有努力招纳新成员，但是发展速度很快。我认为大部分男孩子加入这个团体的理由和我是一样的。他们是在寻找一个能够和其他男孩子一起进行激动人心的活动的组织。这也是因为在大萧条时期，这些正派的男孩子们想要摆脱来自国外的不良影响。任何情况下，我都认为政治因素并不是男孩子们加入青年团的主要原因。我们确实参加了示威游行，而且讨厌社会民主党，但是这都是普遍的，并不是特殊的——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自己正在做什么，但是我们很高兴，而且感觉自己很重要。 [25]

    1932年年底，诺特海姆希特勒青年团成员增加到了75人。

    与希特勒青年团相对应的女性团体是“德国女孩联盟”，对10岁到18岁的人开放。诺特海姆分支是由纳粹党卫军领袖赫尔曼·登茨勒的妻子克莱尔领导的。尽管这个组织强调实践活动，比如急救训练，但它也被用于宣传工作：女孩子们在游行中和公众集会中列队。到1932年年底，诺特海姆的德国女孩联盟有92名成员，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城镇中的居民。 [26]

    纳粹也有专门针对女性的组织，是1931年年初建立的，开始时有22名成员。其中大部分的成员是纳粹党人的妻子。内部争吵不断是诺特海姆女性附属机构的特征，这主要是因为女主席迈耶夫人的个性，因此这个组织从没有发挥过作用。尽管她不受欢迎，但是迈耶夫人得到了恩斯特·吉尔曼一意孤行的支持，一直担任这个职位直到1933年年初，他最终罢免了她，是因为她的领导地位所引起的骚动已经威胁到了他自己的地位。 [27]

    诺特海姆纳粹组织真正的主力军是“风暴部”：冲锋队或者“褐衫队”。并不是所有的党派成员都是冲锋队队员，也不是所有的冲锋队队员都是党派成员，虽然有些人是重叠身份的。在诺特海姆，1933年之前，冲锋队队员不超过50人，不过在大多数城镇人看来，他们的人数比这多三到八倍。每当纳粹党举行公众集会时，他们总会从乡村叫来冲锋队队员负责保卫工作，这给大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冲锋队每天大部分的日常工作也是由这些来自诺特海姆县乡村的人所做的。每当他们来城镇时，他们就会聚在赈济处或者诺特海姆的纳粹总部（在宽街上的一家酒吧），除了喝酒和谈论政治，他们还可以做任何任务。有个公开的秘密，就是冲锋队队员每周五晚上在卡特莱拍卖大厅接受军事训练，拍卖大厅的所有者让他们免费使用场地。 [28] 经常能在街上看到他们，他们通过辱骂社会民主党人或者对其他人大喊“希特勒万岁！”而让自己变得显眼。因此，这里看起来好像有比实际人数更多的冲锋队队员。 [29]

    冲锋队队员有很多事情要做。许多纳粹集会都是在他们的保护下进行的，几乎所有的活动都需要他们参与保护，包括音乐会或者娱乐活动。张贴海报也是他们的工作，基本上还要进行宣传。冲锋队也会采取各种各样的行动，要么是因为无聊，要么是因为野兽般的精力。因此1931年，两个冲锋队队员爬到一名诺特海姆社会民主党领袖的家里，在他家的门上画了纳粹党旗，还写下了如下的话：“在这个标志下，你将会流血，你这头红色蠢猪。” [30] 诺特海姆人很快就看到了墙上或者电线杆上的标语，“让犹太人滚出去！”或者“犹太人是我们的灾难！”这些也是冲锋队的非正式工作。 [31]

    如果冲锋队没什么事情做，他们就会设法说服潜在的亲纳粹分子。纳粹党会紧密关注那些来参加他们集会的人，之后就会努力说服这些人加入纳粹，为纳粹作贡献或者至少为国社党投票。

    许多冲锋队队员都是粗野的人，有些人至少之前是共产主义者。诺特海姆的工人很可能痛打了他们，而且，冲锋队的训练经常造成无政府主义暴行。冲锋队还总是把武器藏在他们的制服中。皮革肩带是可拆卸的，带扣增加了重量。许多冲锋队队员会随身携带金属棍棒、指节铜环或者钢刀。最后还有一种巧妙的武器，是一端开口的短管子，里面有一个连接着钢球的弹簧。短管握在手里，弹簧和钢球组合成武器。旋转的时候，钢球会被弹簧弹出来，利用延伸长度来攻击，整个精巧的装置可以灵巧地放到口袋里。这群粗鲁、全副武装和烦人的冲锋队队员大部分来自诺特海姆外，他们是城镇中暴力行为的主要来源。 [32]

    在纳粹党举行游行活动时，诺特海姆人经常看到冲锋队队员。报纸通常会支持他们的演习指令。但是冲锋队队员决定不只要成为好的游行战士。1931年，《人民报》已经报道称经过卡特莱拍卖大厅的人能听到军事演习的声音。1932年秋天，诺特海姆的冲锋队队员在附近的森林里进行大规模的公共演习，之后举行了“演习舞会”。1932年年底，他们开办了训练课程，冲锋队在一所废弃工厂建立了自己的基地，搬离了赈济处。 [33] 总而言之，到1932年年底，主要是由年轻的农民们的儿子组成的冲锋队发展成了强大的工具：受过良好训练、装备精良并且有庇护；英勇的、遵守纳粹党的钢铁纪律。在第三帝国初期，人们知道这个组织的存在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

    许多冲锋队队员是失业者，买不起冲锋队的制服。纳粹的解决方法就像他们的财务安排一样，有独创性、灵活性而且是分散化的。制服可以通过赊账来购买；更为常见的是，作为一种权宜之计，当地党派成员会被要求捐款；对于他们而言，“供养”一个特殊的冲锋队队员无疑是令人高兴的。诺特海姆富有的纳粹党人或许还会供养五到六名冲锋队队员。 [34] 这些钱绝不会来自城镇外，而冲锋队自己筹到的钱（无论是在街上还是集会上）都必须移交给纳粹党的地方小组，它负责冲锋队的所有费用。 [35] 就像诺特海姆纳粹党的整体运作一样，冲锋队全部由当地资源提供资金援助。地方小组并不是从国家的国社党那里获得钱，而是被要求自己筹钱。诺特海姆地方小组为自己的运营而使用的钱来自各种各样的手段。整个筹措资金的核心就是公众日益增长的对纳粹主义的支持、狂热的自我牺牲的成员结构和许多有小商人背景的纳粹领袖的不择手段的行为。

    固定的收入来源是每个成员支付的会费，每人每月大约1.4帝国马克。其中的30芬尼交由地方小组保存，剩下的交给大区（大区转而要将其中的一半交到慕尼黑的全国总部）。 [36] 每月固定汇款的要求使得纳粹党的每个层级都热衷于精确记录成员数量，也使得上一层级会根据成员数量来收取钱款。任何一名纳粹党人，如果三个月没交会费，就会被自动驱逐出党——这是目前为止出现成员高流动率的主要原因。新成员也必须支付0到3马克不等的“入会费”，主要是根据其个人收入决定。除此以外，还会定期评估成员们对“各种运动的捐款”，每人最多可达15马克。例如，1933年39名加入诺特海姆地方小组的成员总共支付了202马克，包括会费和入会费。有两人没有支付入会费，有六人分别支付2马克，剩下的每人支付3马克。他们的竞选捐款总共97马克：一人支付了15马克，两人支付了10马克，13人没有捐款，剩下的每人捐款1到3马克。 [37]

    经常还会要求成员们进行特别捐款。国会选举的时候，每人必须额外多支付1马克。1931年3月，南部汉诺威—布伦瑞克大区的每个党派成员都必须分摊10马克的《州报》费用，这样大区都能有日报了（当然，每个纳粹党人也被期望着能够订阅）。接下来的一个月，每个成员都固定分摊了购买希特勒青年团固定设备的费用。这只是国家和地区领袖正式索取的费用，还有很多地方领袖要求的相似的、非正式的费用。一切都基于纳粹党人应该为纳粹的事业做出牺牲这一想法。简言之，纳粹党成员承受着各种各样的剥削。 [38]

    而纳粹党的运作方式非常商业化：预付现金是地方小组能从大区得到每一样东西的规则，从成捆的印刷宣传品费用到演讲者的费用。甚至发给向地方小组捐款的城镇人民的收据也不是免费的。有一种积木是用不同的颜色对从50芬尼到5马克的金额进行编码，大区向诺特海姆地方小组索要印刷费用、邮寄费用，并且会严格核算售卖的收益。 [39]

    地方小组对其自己的运作费用同样吝啬。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人们都会被要求支付纳粹发给他们的传单和宣传册的费用。在每一场集会上，诺特海姆地方小组都会针对每200人支付1马克的保险费，用于保护他们自己免于可能产生的损害诉讼。所有的诺特海姆县和地方小组官员都是免费的志愿者；唯一支付的薪水是给一个打字员的每月45马克。党派的办公室位于宽街上的一家酒吧，租赁费用是每月25马克。但是他们也把接待室转租给了一个小商人，他在这里售卖纳粹的明信片、文具和贺卡，他每月向地方小组支付10马克。当地方小组必须签订如法律代理这样的外部服务的合同时，他们会向提供服务者提出一个礼貌的建议，让他考虑将应得的费用转为竞选捐款。 [40] 他们几乎不会错过任何节省或赚取几芬尼的机会。

    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群众集会：从售卖入场费到演讲结束后的募捐。通常情况下，会根据城镇的偏好精心筹备集会；从收益角度来看，这些集会可以和同一时间在美国中西部举行的复兴集会相比。当然，纳粹党非常清楚他们在诺特海姆这样的小镇举行群众集会的娱乐价值。 [41] 他们也发现，当集会请来著名的演讲者时，他们的收益足够再举办一场，而再举办的这场就可以获得纯利润了。入场券和捐款通常可以达到每人1马克，在“1910年代圆顶”召开两场满座的集会明显能获得超过1 000马克。当然，结果很少会这么顺利，经常会出差错（比如晚上会下雨）。即便是身处大萧条的环境中，许多纳粹领袖依旧有获得大笔资金的想法。 [42]

    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大区宣传部就如何举办集会制订了详细的规定，他们列出了所有事项的清单，从刊登广告到利用冲锋队。甚至有一个典型的脚本，里面写着在会议各个环节要使用的实际言辞，空白处还写着城镇和演讲者的名字，等等。典型的集会总是包括筹款环节。备忘录的附录是一个冗长的部分，内容是对演讲者的实际照顾和供养：他必须有安静的时间，因此不能总是参加“娱乐活动”或者社交活动；付给他的费用不能是集会上筹集的小硬币；必须严格执行他的日程表，这样他能最大限度地进行演讲；总体上而言，他是一个有价值的人，而对他的精心照顾将会获得同等的回报。 [43] 纳粹集会不仅为本场集会付出，它们所资助的其他宣传活动会增加今后集会的出席率。到1931年为止，纳粹党成了一种“金字塔俱乐部”，只要可以保持住势头，他们似乎就可以无限制地增加收益。

    尽管地方领袖并没有自己保留由集会和其他资源产生的收益，但有收益就意味着这些资金之后可以进一步应用于地方上的招新活动，而成功地建立起对纳粹主义支持的领袖将会在纳粹统治集团中获得晋升。大区在印刷关于地方小组的征召材料方面孜孜不倦（当然，必须预付现金）。有些指导方针和宣传册子是关于挨家挨户的竞选活动，幻灯片和电影，在集会上派发或者塞进邮箱里的传单，以及贴在公告栏上的海报（根据党派中的宣传专家所说，红色是最受人喜爱的颜色），还有贴在墙上和篱笆上的涂胶贴纸。有很多的主题和内容，所以可以创造出各种各样的联系来满足特殊的需要。还有些关于如何为“夜晚讨论会”写个人邀请函的建议，甚至分列出了举行一场群众游行所需的费用明细。 [44] 地方小组越是举行有收益的集会，就越能购买征召新成员和支持者的宣传材料，而反过来又可以召开更多的集会，获得更多的收益。回报就是成员队伍的壮大以及越来越多的纳粹选票，这两方面通过确切的统计资料就可以证实。在整个纳粹运动中，增长有助于增加负责领导人的荣光。成功很容易衡量，失败也一样。所以，不仅有持续举行活动的压力，还有关于何种活动会发挥效用的持续反馈。这种持续强化的系统是1930—1933年期间希特勒运动的力量日益强大的主要原因。

    这一系统的关键即整个过程中的基本因素，是适合群众集会的方法，要有合适的演讲者，要针对地方的利益和关注点。而且，就到场人数和贡献而言，要立即衡量出哪些是有效的，这样一来就可以重复利用那些有效的主题和演讲者了，同时可以放弃无效的组合。如果纳粹党人发现没必要自下而上地资助他们自己，那么他们很可能就不会产生这种自我调节的宣传机制了。

    运行这一系统的负担公平地落到了地方小组领袖和纳粹办公室的身上（虽然专门的宣传材料和主题是由国家纳粹党总部设计和制作的）。而大区领袖几乎没提供任何实际的指导。地方上的纳粹党人和大区领袖之间大部分的通信都是关于宣传（获得地方上需要的演讲者和印刷给地方分支的材料）、钱（主要是汇出的费用是否正确，有时是关于债务的）和组织（证实成员都有谁，确保所有地方党派的位置都有合适的人）。至于其他的，大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地方领袖的精力和能力，只要他们能挣钱，能增加成员和投票数，几乎就会给他们完全的行动自由。 [45]

    在诺特海姆，纳粹的努力受到了两名官员的指导：县领袖瓦尔特·施泰内克，直到1932年年末他仍旧是名义上的地方小组领袖；以及诺特海姆的地方小组副领袖恩斯特·吉尔曼，他是城镇中纳粹党的实际运作者。吉尔曼理论上是施泰内克的下属，实际上他们地位相等，因为施泰内克并没有时间管理城镇中的日常运营，因此不得不让吉尔曼进行自由管理。吉尔曼极度独断，又渴望权势，他充分利用了和施泰内克的这种现状，从1930年开始作为诺特海姆地方小组的实际领袖运营整个组织。

    县领袖瓦尔特·施泰内克在1929年6月加入纳粹党，当时正值诺特海姆的纳粹党复兴时期。他属于下层中产阶级，是一个比较成功的农具销售商，当年他刚刚搬到诺特海姆。他最大的弱点就是好酒，他在酒上花了很多钱，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最终死于酒精。他总是坐在诺特海姆铁路车站的行李寄放处，喝着自带酒瓶中的酒，给工人们讲着粗俗的笑话。他也为纳粹事业奉献了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忽视了他自己的生意（反正因为大萧条，他的生意也衰败了），1933年他到了破产的边缘。在诺特海姆的第一任纳粹领袖鲁道夫·恩斯特于1930年春天被解职之后，施泰内克接受了县领袖的职务，结果证明这是成功的。管理县组织是一项逐渐繁重的任务，但是施泰内克以一种轻松的方式来应对，这得益于他的商人背景。只是从1932年年末开始，在紧张的状态下，他的健康状况出现了问题。他虽然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但总是尽力和冲锋队队员们开玩笑。他并不是一个出色的演讲者，总是会悲叹曾经在卡特莱拍卖大厅举行的旧式私人集会。他虽然做事冷酷无情，但并不是一个粗鲁的人，甚至他的对手都认为在粗鲁的外表下，他有颗热心肠。 [46]

    恩斯特·吉尔曼是完全不同的人。他矮矮胖胖的，有着金色头发，脸色红润，浅灰色的眼睛，他精力充沛又固执。提及他时最友善的话语就是他是“一个令人不快的同代人”，这至少是绝大部分诺特海姆人的反应，包括瓦尔特·施泰内克。吉尔曼也有在其父亲的五金店工作的经历，不过他的兄长卡尔实际上管理着生意。他的另一个兄弟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恩斯特也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且受伤了。实际上，恩斯特·吉尔曼并没有迷失在他作为军官参加那场战争而获得的痛苦中，他很可能轻视了他从战争中带回家的同胞们。他冷酷、愤世嫉俗、粗鲁、无情而且残忍。他对做生意从不感兴趣，但是很有成为管理者和政治家的天赋。成为纳粹变成了他毕生的事业：他于1922年加入纳粹党，在第三帝国期间成为诺特海姆的市长。也许是因为诺特海姆长期忽视了纳粹党人，所以吉尔曼也经常忽视城镇中人。他酗酒，一喝酒脾气就变坏了。他最常见的情绪就是生气，甚至会发展成大发雷霆。在纳粹统治终结了很久之后，诺特海姆人一回忆起他那通红的脸和讽刺的语言还是会感到恐惧。吉尔曼缺乏其他的情绪，着迷于野心抱负，他是纳粹党在诺特海姆地方小组的主要发展动力。

    尽管恩斯特·吉尔曼从1922年就成了纳粹党，早年期间也是城镇中的领导者，但是他离领袖地位依旧很远，直到1930年，他才接管了诺特海姆地方小组副领袖的职位。一般不为人所知，甚至一些城镇中的党派成员也不知道的是，他很快就将冷酷和强劲的个性强加给了组织。他成功地将城镇变成了纳粹大本营，因此于1932年11月受到了大区领袖奖赏，他被正式委任为诺特海姆地方小组的领袖。到那时为止，在城镇的国社党成员中，他也有很多敌人。对于那些不是纳粹党的人来说，恩斯特·吉尔曼就是纳粹主义粗暴、不良的那面。 [47]

    “在诺特海姆有两群纳粹分子，”一个前公务员说，“正派的和粗俗的。结果，粗俗的一方胜出了。” [48] 这是很多诺特海姆人的感觉，即便是投票给国社党的人也是心绪复杂。但是这里有像威廉·施潘瑙斯一样的纳粹党人，实际上有许多令人尊敬的诺特海姆人都是纳粹分子：一家城镇旅馆的老板、高中的理事、大约三名教师、雪茄厂老板、市集广场上一家电影院的老板、县法院的两名法官和铁路董事会的几名高级官员。当然，住在诺特海姆县的主要纳粹党人是冯·施特拉伦海姆伯爵，他是一个无可挑剔的人——贵族、地主，而且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他放弃民族主义，转而加入纳粹党时，成了《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和《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的头条新闻。 [49]

    对于绝大多数诺特海姆人而言，纳粹主义另一个矛盾的地方就是该党的反犹太主义。针对犹太人的社会歧视在城镇中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犹太人是融合在各阶级界线中的：两个富有的犹太家庭属于上层阶级的圈子和俱乐部，中等收入的犹太人属于中产阶级的社会组织，工人阶级的犹太人属于社会主义团体。虽然以笑话的形式或者普遍厌恶的表达来表现抽象的反犹主义是广为流传的，但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事情只存在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如果说纳粹的反犹主义对城镇人有任何吸引力的话，那就是它的形式非常抽象，而作为一种遥远的理论，它与诺特海姆真实的犹太人日常生活无关。诺特海姆的国社党认识到了这点，因此，除了形式上以外，并没有在宣传中增加反犹主义的内容。（主要的例外是冲锋队用粉笔写下或者大吼出来的口号，农民和手工匠商店中的一些吵闹的员工接受了这些口号。）诺特海姆人之所以会被反犹主义吸引，是因为他们被纳粹主义吸引了，而不是其他的原因。许多投票给纳粹的人只是忽视了该党的反犹主义或者将其合理化了，就像他们忽视了纳粹运动中其他不愉快的方面一样。

    在希特勒掌权之前，诺特海姆人加入国社党的原因有很多。有个人和他的妻子被“社会”原因感动了：“我们认为普通人本应该有更好的生活，社会主义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是理想主义者。实际上，我们是少数有积累的人，因为我的生意很成功。” [50] 诺特海姆女子高中的校长主要是受到反共产主义的激励。他于1932年加入纳粹，很快就陷入了与恩斯特·吉尔曼的“腐败行为”相关的斗争中，在第三帝国建立后，他被迫离开了城镇。战后，他写道：

    1925年，我从柏林来到了诺特海姆，我在柏林已经住了30年，每年假期的时候我都会回柏林待几个星期。我在柏林观察到了很多在小城镇中没被注意到的事情——或者说是较次要的事情。我看到了共产主义的危险、共产主义的恐怖，他们这群人破坏了“资产阶级的”集会，“资产阶级”党派完全无可奈何，纳粹是唯一能用反恐怖破坏恐怖的党派。我看到了“资产阶级”党派在处理经济危机时的彻底失败（有六七百万人失业，国家银行的损失高达15%）。只有国家社会主义才有希望。反犹太主义在柏林有另一面，绝大多数纳粹党个人并不讨厌犹太人，许多人有犹太人朋友，但是他们担心犹太问题：绝大部分犹太人虽然已经准备完全被同化，愿意成为百分之百的德国人，但是仍旧坚持忠于他们的犹太伙伴（这些人大多来自波兰和俄国），这些伙伴帮助他们，推动他们前进，这样一来，越来越多的犹太人不仅在贸易、银行、剧院、电影、报纸等行业占据位置，而且整个经济和关键位置都掌握在犹太人手中，还包括医生、律师等。（犹太人参与政治的直接影响被纳粹党人高估了。）许多人发现了这一问题的危险。没有人知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他们希望纳粹知道。如果他们早就猜到纳粹会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没有一个人会加入纳粹党。 [51]

    其他人加入国社党的原因更简单：因为看起来纳粹会胜利，而他们想要从中获益。众所周知的一个案例是高级中学的一个教师在纳粹掌权后获得了晋升。 [52] 还有一个开印刷厂的人因为商业原因而加入：

    正处于大萧条期间，生意不佳。纳粹曾经让我的父亲捐款，但是他拒绝了。结果，他丢掉了生意。因此，他加入了纳粹党。但这又导致他失去了其他客人，他对整个形势感到气馁。按照他自己的选择，他很可能不会加入。 [53]

    在一位敏锐的观察家看来，“绝大多数加入纳粹党的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想要一个解决经济问题的激进方式。当然，人们也想要一个努力的、敏捷的、清楚的领导者——他们对国会政党政治中一直存在的政治冲突感到厌恶”。 [54]

    而绝大多数诺特海姆人是半信半疑的。“我之前的经历证明国社党的队伍中充斥着无能者和破产者。” [55] 这是保守的诺特海姆县长的意见（他后来改变了想法）。“1933年之前纳粹党中主要是破产者——都是穷人、小偷，以及道德和财务上的破产者。”另一个后来加入国社党的人说道。 [56] 当然，社会民主党都同意这种意见。

    绝大多数诺特海姆人不知道纳粹掌权后真正会做些什么。即便是犹太人也不知道纳粹党所说的真正意味着什么。 [57] 这并不是缺乏信息所造成的。任何经常去参加纳粹集会，或者读过他们的宣传册，或者看过在墙上用粉笔写的口号的人本应该认识到国社党粗俗、暴力的那一面。通过阅读纳粹在诺特海姆发行的出版物《听！听！》，当地人应该立刻就能发现这一点。其中的每篇文章都在嘲讽个别人，之所以具有可读性，就是因为其中的嘲讽形式非常多样。讽刺和粗俗的语言是规则。这份报纸没有一期包含积极的想法。该报的主编是个骗子。 [58]

    通过《人民报》的专栏，诺特海姆人可以了解到一系列关于纳粹分子都是什么人的观点。但诺特海姆人不必通过阅读社会民主党的报纸来听这些故事，因为他们劲头十足，总是口口相传。《人民报》的故事试图证明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都是荒唐、粗鲁、唯利是图和野蛮的。如果一个送货男孩在试图行纳粹礼时从自行车上摔下来，《人民报》就会报道。 [59] 如果冲锋队队员将纳粹党徽贴在墓地的墓碑上，新闻标题会是“纳粹对死者的敬意”。 [60] 《人民报》相信绝大多数纳粹党人都是小偷，它总是报道这样的故事：“B——《听！听！》的作者……诺特海姆纳粹党的栋梁，他刚刚因诽谤省长诺斯克被判刑三个月，现在又背叛了他的女房东，偷了她的钱。另一个纳粹也被证明是个常见的骗子。谁会是下一个？” [61]

    除了将纳粹分子看作愚蠢的、粗鲁的和贪婪的，《人民报》还将他们描绘成暴力和品行不端的。一个接一个的故事建立起了这种形象：一个4岁的男孩被他的纳粹党继父打伤住进了诺特海姆医院；一个16岁的希特勒青年团成员在抢劫他的祖母时射伤了她；最不堪的是，临近村镇的一个纳粹木匠企图强奸一个已婚妇女，当时她正在城镇教堂中打扫圣坛。 [62] 另一份报纸没有报道这类事件。《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的编辑虽然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却对纳粹主义有好感。《诺特海姆最新消息》认为这些新闻太粗俗了；即便是必须报道这类令人讨厌的事件，他们也会避免提及当事人的名字，而是使用其个人职业和姓氏的首字母来代替。能在《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上读到的有关纳粹最糟糕的报道就是他们因违反制服禁令而被监禁，或者《听！听！》因诽谤而被镇压（都是经常发生的）。到1932年年末，《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的编辑愈发反对纳粹，但他也是一个谨慎的商人，不想失去发行量或者广告宣传，因为有很多人投票给纳粹。

    因此，除非诺特海姆人相信社会党人的新闻，否则的话，他们几乎没什么机会得到关于国社党的不利意见，而这些新闻很可能只是给那些已经成为社会党人的城镇人看的。纳粹党人的性格通过他们的言行举止已经表现得足够明显了，即便是投票给他们的人也是半信半疑，但事实仍旧是几乎没有诺特海姆人真正意识到纳粹掌权后会做些什么。诺特海姆人主要认为当时的形势糟糕，而纳粹是一群年轻又有活力的人，他们一定能改变现状。

    唯一能正确理解到纳粹威胁的人是社会民主党人。1931年8月公投后，社会民主党人不怎么活跃。10月，国旗队举行了一场穿越整个县的游行，12月，举行了一场有600人参加的公共集会。演讲者试图证明布伦瑞克的纳粹—资产阶级联盟对中产阶级是不利的，但是他唯一的建议就是中产阶级应该加入社会民主党。这一年的最后一个大事件是反共产主义电影的上映。 [63]

    但是，公共集会并不是社会民主党在1931年所做的唯一工作。那一年，社会党人在诺特海姆举行了七场成员集会，在县里举行了63场。资金来源于会费以及一些公共集会的少量入场费。诺特海姆社会民主党派在大萧条这年的收入是1 841马克；支出是1 762马克，组织了三次孩子们的远足旅行，向贫穷家庭分发了206份圣诞包裹，向老年人分发了67份包裹，工人们的妻子们制作了350件衣物。这带来了2 125马克的收入，支出了1 859马克，这种努力让社会民主党派在城镇中领先于其他私人的社会福利组织。“社会主义女性团体”这一年举行了50场集会，成员增加了130名。“年轻的社会主义工人”举行了85场集会，展映了一些电影，在党派工作之外，他们还举办了一场“亲子晚会”。“社会民主党孩子们的朋友们运动”拜访了35个孩子，确保他们受到了很好的照顾。对社会民主党而言，政治几乎成了副业。 [64]

    1932年是德国民主政治的最后一年。诺特海姆的社会民主党并不知道这一点，但是他们确实有了危机感。其中的一个迹象就是针对纳粹—民族主义党派的“哈尔茨堡阵线”，他们做了一个全国性的决定，即将所有反纳粹的群体合并为一个组织，命名为“钢铁阵线”。在诺特海姆，一个代表所有工人组织的新的执行委员会于1月末在“1910年代圆顶”召开了一场群众集会。大厅里挤满了人，许多人只能站着。魏玛共和国的黑红金三色国旗飘扬着，国旗队的军乐队演奏着，两个工人合唱团演唱着。他们展映了一部卡通片《在第三帝国》。有四名演讲者，包括德佩和卡尔·库埃尔富尔特。演讲内容主要是强硬的反纳粹，不过也有个人强调了社会民主党的成就和纳粹资本家之间的关系。三周后，另一场群众集会主要是指责国社党，并且预示“钢铁阵线”将会取得胜利。在2月16日举行的社会民主党县全体大会上，全体成员一致认为纳粹主义是主要的敌人，并且这是与希特勒“决一死战”的一年。 [65]

    从1932年开始，纳粹分子也将运动推向了高潮。1月25日，他们举行了一场“大型军事游行和音乐晚会”，还有体操表演，演讲者是一名冲锋队指挥官。“1910年代圆顶”直到凌晨一点都挤满了人。就在第二天，他们又举行了一场盛大的集会，有三名演讲者，包括一名国会议员和普鲁士议会议员。五个小时的演讲是关于农业、中产阶级和“对抗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斗争”的。 [66]

    纳粹分子并没有忽视诺特海姆的宗教诉求，他们得到了恐惧社会民主党的路德派的支持。据说，去年秋天，一个来自汉诺威的牧师提醒虔诚的信徒要提防社会民主党，他将社会民主党描述为“从根本上反教会”的人。他的演讲得到了冯·施特拉伦海姆伯爵的支持，他指示聚集起来的牧师与“布尔什维主义”战斗。1932年2月，在诺特海姆路德派堂区举行的一场集会上，另一个牧师将社会民主党和共产主义者联系在一起，认为其后的主要推动力是无神论和“自由思想意识”。 [67] 社会民主党只是忽视了这些指责，而纳粹分子则转而利用了这些内容。1932年2月12日，他们请来一位牧师在城镇的一家旅馆发表演讲，主题是“国家社会主义和基督教”，观众是精心挑选的“传教士、教会长老、教师和学校的管理人员”。演讲者宣称德国的基督教受到了魏玛宪法的冲击，他直接将矛头指向布尔什维主义。他将纳粹的目标描述为“具有民族性的、有组织的、敬畏上帝的人”。至少有一位牧师对此提出了异议，他认为纳粹激进的计划会导致“全国性的偶像崇拜和大规模的仇恨”。但是“演讲者激烈地否认，观众们热情地鼓掌”。 [68]

    民族主义也得到了发展。2月12日，“1910年代圆顶”里挤满了人，来自布伦瑞克的纳粹内政部长用了两小时时间攻击“泛欧洲”运动。 [69] 德国国家人民党在桑尼旅馆举行了类似主题的集会，一个退役的陆军中将在集会上描述道，如果没有国内的叛徒在背后捅刀，德国军队本将赢得第一次世界大战。有19名钢盔团青年部新成员宣誓加入，集会以演唱《德意志高于一切》并宣誓效忠于黑白红的帝国旗帜结束。 [70]

    在这一背景下，社会民主党获得了一次成功。自从8月公投以来，《人民报》一直在无情地攻击公民协会的议员马纳。议员在市政府中的管辖范围是诺特海姆的啤酒厂。1931年年末，《人民报》的报道称一直有传言说啤酒厂的会计员挪用了公款。社论激动地质疑：“难道议员马纳没有进行严格的监管吗？”几个月后，整个事件清楚了：自1924年以来，会计员盗用了9万马克。《人民报》激动地问道：“没有审查过账簿吗？议员马纳采取适当的措施来防止挪用公款了吗？什么时候能举行公开听证会？”几周后，《人民报》喜不自胜地报道称会计员是德国民族主义党派成员，和议员马纳一样。 [71]

    议员最终因《人民报》接连的攻击而陷入了绝望。实际上，每次公民协会召开会议时，他都会抱怨这份报纸，并且试图阻止诺特海姆的商人们去这家报纸上刊登广告。他强烈地否认自己是国社党成员，并称自己是超越党派的（“代表市民的、中立的”）。他在1932年2月26日召开的公民协会全体大会上说道，啤酒厂会计员已经偿还了所有挪用的公款，城市议会一致决定不起诉他。这次说明之后，议员马纳宣布他再也忍受不了《人民报》的攻击了，于是决定辞去公民协会的主席一职。他的同伴们都站在他这边，之后也试图重选他，但是他拒绝继续担任主席。他脱离了战斗；之后不再发表任何演讲，不再活跃了。 [72]

    即便是这样也没能安抚《人民报》。只要马纳依旧担任参议员，对他品性的攻击就继续着。4月，有指责称啤酒厂向附近城镇的纳粹冲锋队学校提供免费的啤酒。8月，《人民报》指责称，对啤酒厂汽车的修理有差错，但是啤酒厂仍旧向车厂主支付了1 000马克。1932年12月，马纳被指责雇用了“有双份收入的人”做城市工作，而不是那些失业者。 [73]

    对诺特海姆人而言，这些内容读起来有趣，很有可能也增加了《人民报》的销量。某些情况下甚至可能会影响到投票。但是主要的影响是败坏了政治的本质，破坏了信任的基础和相互尊重，没有了这些，民主政治将无法取得成功。政治变成了诽谤和影射，最终人们会对整个进程感到厌恶。人们开始期待着超越狭隘的党派群体的强人出现。纳粹分子充分利用了这种情感，虽然他们大大加剧了党派间的唇枪舌剑，但是他们也率先提出“政治家”就是要尽可能地利用各种轻蔑和讽刺的语调发声。

    七　政治高潮（1932年，春）

    选兴登堡！选最好的！
    他不服务于任何党派——
    他只遵循着上帝和自己的良知。
    ——诺特海姆德国人民党的宣传广告，刊登于1932年3月11日的《诺特海姆最新消息》

    1931年至1932年的那个冬末，诺特海姆的形势有利于纳粹主义的快速发展，大萧条正是其最糟糕的时候，暴力变得更加频繁，民族主义和阶级对立的双重激情在其最高峰。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将他们自己塑造成了令人尊敬的和激进的人。他们被视为爱国的、反社会主义的和虔诚的人。他们显然得到了保守党的祝福。而同时，纳粹分子看起来精力充沛、有决心，更重要的是，他们准备使用激进的方式来处理关键问题——大萧条。事实证明，普通措施可以有效地促进福利事业，但是只有极端措施才能终结大萧条，而只有纳粹分子被视为特别极端的。促成有利局面所需要的就是煽动新的选举运动。

    当然，有利的形势并不是在当地占据主导地位。尽管国社党在诺特海姆有持续的活动，但他们赢得第一次的胜利是在国家层面的民主恶化之后。从1930年开始，他们就难以在国会中获得稳定的大多数，而总理布吕宁 [33] 通过使用兴登堡的总统紧急权力发布了针对国会首脑的法律。尽管布吕宁的法令并不受社会民主党的欢迎，但是社会党人拒绝推翻他，因为他们害怕选举骚动会导致纳粹和共产主义者进一步获益。因此，从1930年春天—1932年春天存在于德国的不稳定的困境就是：统治这个国家的是不得人心的法律，这项法律并不是基于民主的国会权威所发布的，而是基于1925年当选总统的年迈陆军元帅兴登堡的权威。

    这种削弱力量的程序存在的唯一理由本应该是成功地解决大萧条。但是布吕宁基于正统经济学理论而采取的通货紧缩措施实际上加剧了大萧条的影响，纳粹分子成功地给他贴上了“饥饿总理”的标签。就避免新选举的意义而言，布吕宁的半极权统治唯一的有利影响就是造成了政治上的停滞不前。1932年，兴登堡的任期到期时，这一局面才结束。纳粹在诺特海姆发展的最后阶段就是现在了。

    总统选举定于1932年3月13日进行。兴登堡寻求连任，从社会民主党到人民党的共和国派都支持他。纳粹党支持希特勒，而共产主义者也推举了候选人——退役的斯大林主义者恩斯特·台尔曼。民族主义党派不愿意支持兴登堡，因为他不会颠覆共和国，他们也不愿意将命运托付给希特勒，于是提名了钢盔团的副指挥杜斯特博格。还有一个叫作温特的怪人成功获得了竞选资格。但是几乎每个德国人都将这场选举视为希特勒与兴登堡之间的重要竞争。

    在诺特海姆，几乎可以预见到即将到来的选举的第一个迹象就是暴力激增。自去年8月的“公投日打斗”以来，除了12月初在酒吧发生的打架外，城镇中没有发生过政治斗争。 [1] 然而，1932年2月的最后两周，在铁路车站附近发生了持刀斗殴，之后宽街上还发生了两次打架，打斗双方是纳粹分子和国旗队队员。 [2] 一周后，一个愤怒的诺特海姆人写信给《诺特海姆最新消息》，说连小孩子都被卷入其中了。他发现一群男孩在新成立的纳粹选举总部前用脏话骂希特勒（这得到了他们父母的支持）。《人民报》进行了反击，报道三名纳粹年轻人尾随一些职业女性，还用污言秽语大骂她们。《人民报》指控了在赫尔曼·登茨勒商店里工作的一个男孩。《人民报》还报道了一名女性在周日早上带孩子去教会时，因为拒绝接受一个年轻的钢盔团成员发的政治传单而被一捆传单打了脸。 [3] 这些事件被刊登在报纸上，但是国旗队队员和纳粹分子之间的嘲弄和辱骂每天都在发生。

    在痛苦的背后是经济不景气，自从竞选运动开始以来，诺特海姆在大萧条期间的失业人数达到了最多。1932年3月和4月，城镇中登记的失业人数超过700人，比照前一年的同一时间增加了几乎50%。而且从这时起，福利名册上登记的人数时常超过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数。几乎有14 000名登记在册的失业者每周都要郁闷地去位于旧军营的地区就业办事处，这是诺特海姆成年人口的两倍。2月出现了两次破产，政府计划降低啤酒价格，这引发了诺特海姆县酒吧管理人协会的强烈抗议，以至于当局被迫放弃了他们的计划。甚至孀妇和孤儿都参加了抗议。2月初，“战争孀妇和工业事故受害者”举行了一场群众集会，抗议降低抚恤金。因为集会是由社会党人控制的，存在这么多的孀妇和孤儿被归罪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而非共和国，但是观众们情绪低落。 [4]

    也是在1932年3月，工人丧葬节约协会瓦解时，一些诺特海姆人遭遇了最沉重的打击。这是由协会会计挪用公款所引发的，但是如果有新用户加入的话，协会本来会承受住这一损失的。470名成员每人所获得的补偿只是这些年来他们放在协会中的一小部分钱。随着年老的工人们和他们的妻子排队走出大厅，他们知道现在自己只拥有穷人的墓穴了。 [5]

    这种挫败感很容易被分裂派的媒体引导为攻击性。纳粹分子关注着腐败指控，即便并没有腐败发生。在竞选运动开始前，《听！听！》被诺特海姆参议院指控刊登了一篇针对城市医院的诽谤性文章，被县长指控中伤一名县官员，被健康保险办事处指控发布错误的报道。《人民报》不那么笨拙了，但是相当狠毒。此外，《人民报》注意到一个诺特海姆保守派领袖（“社会党人法律的主要敌人”）让他的女儿去领取失业救济金。《人民报》热切地期望就业办事处可以格外小心地调查这个事件。同样地，关于纳粹暴行的新例证被发现并发表出来了。 [6]

    不过，社会民主党支持兴登堡连任只是因为他“不太邪恶”，所以他们在诺特海姆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竞选运动。3月6日，新的“钢铁阵线”举行了一场群众示威游行，城镇乐队、国旗队的军乐队也加入了，还有25面旗帜和横幅。在市集广场上，他们几乎没说什么兴登堡的优势，而是说了很多纳粹主义的弊端，一位女性演讲者引用戈培尔 [34] 和施特拉塞 [35] 的话来支持自己的论断，即“在第三帝国中，女性会成为生育奴隶” [7] 。

    社会民主党在骑术大厅又举行了一场关于兴登堡的集会，因为他们不能使用“1910年代圆顶”。之所以不能使用，是因为城镇中的纳粹分子采取特别的方式一直租赁这个地方，他们就是不让其他人使用，不过花费很大。 [8] 尽管如此，在令人不舒服的骑术大厅举行的社会民主党集会影响还是很大。超过1 200人出席，他们听到卡尔·库埃尔富尔特和卡尔·德佩攻击纳粹分子和公民协会，号召大家支持兴登堡的连任。 [9] 人民党公开支持兴登堡，他们的支持仅限于在《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上刊登宣传广告，宣称兴登堡是超越党派的。 [10]

    竞选活动的刺激甚至将共产主义者再次带到了诺特海姆。2月，共产主义者的铜管乐队来城镇举行了一场游行，在酒吧前召开了一场集会。就在投票前，德国共产党举行了一场由系红领巾的10岁小男孩领头的游行。气氛变得有点儿紧张起来，因为一群强壮的国旗队队员加入了游行；共产主义者迅速决定以铜管乐队的音乐会而非市集广场上的演讲来结束这场游行。 [11]

    在竞选运动中，民族主义者主要是在选民面前保持他们的认同。他们也希望通过日益高涨的激进主义来重获那些被纳粹阵营吸引的前追随者们的忠诚。第一次选举集会的主角是一个中校，他对纳粹主义的立场模糊，他说德国国家人民党是“反对希特勒的政治活动，而不是希特勒本人”。之后钢盔团举行了一场“剧院之夜”活动，内容是百年风俗喜剧，在选举之前的最后一周还有两场政治集会。一场的主角是德国国家人民党的国会议员，他谈了自己的苏联之旅，吸引了很大一群观众。另一场会议的出席率很低，一个钢盔团成员猛烈地攻击希特勒，声称他想要解散钢盔团，实行社会主义。 [12]

    和纳粹的努力相比，这些大量的政治活动都不算什么。选举之前的一个月，国社党将布伦瑞克的纳粹内政部长带到诺特海姆，举行了一场群众集会。 [13] 但是，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并没有继续这项活动，而是采取了新的策略。虽然直到3月初才举行了进一步的集会，但是，纳粹分子在“1910年代圆顶”举行了八天的集会。有四天晚上举行了大众集会，而白天的示威游行是为了让城镇中充满纳粹的宣传。这是一场拼尽全力的竞选运动，让希特勒对手们的努力都黯然失色了。

    纳粹分子关注竞选运动并不是一项有预谋的策略，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纳粹党的省党部领袖经历了宣传递送系统的崩溃。早在2月初，诺特海姆的地方小组就向上级领导求助，因为他们没有为接下来的竞选运动预定任何的演讲者，现在只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之后，他们所得到的演讲者都很平庸；他们真正想要的是四名在国家层面很优秀的人以及两名地方上的名人。其他的计划也显示出了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变得多么有抱负和多么放纵。比如，他们订购的传单足可以分发给整个县一半的合格选民。然而，他们所提供的一些宣传材料是欠考虑的，产生了反效果，尤其对那些反兴登堡的人来说。在诺特海姆县和城镇中的竞选运动要求也让他们的问题更为复杂了，因为到这时为止在县领袖施泰内克管理下的地方小组大概有30个。但是最终问题都解决了，从2月中旬到3月中旬，诺特海姆县的组织举行了40场群众集会，包括8场电影展映会。 [14] 3月初，城镇中的纳粹分子正在准备他们自己具有渗透性的竞选运动。更为有效的是，纳粹分子可以优先使用城镇中的集会大厅，这样一来，对手们都难以对抗纳粹联盟了。

    第一场群众集会于3月6日星期天举行，演讲者包括上个月在教会导向的集会中发表演讲的牧师和一名省议会的纳粹党成员，有很大一群观众，主题是中产阶级的绝望和柏林存在的腐败。两场晚会之后，举行了一场针对工人们的群众集会，“前共产党船员马德尔同志和前共产党矿工克诺特同志”发表了题为“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对工人们的背叛。马克思主义带给我们死亡，只有国家社会主义才是我们的救星”的演讲。天气很不好，所以出席人数较少，这对纳粹分子来说很可能比较好，因为第二名演讲者说了关于“冷漠的中产阶级不会帮助工人们”这样令人不快的事情，对诺特海姆国社党中占压倒性优势的中产阶级追随者而言，令人怀疑的话语才会有吸引力。这两场集会的入场费都打折了：30芬尼，失业者免费。 [15]

    3月10日星期四，冲锋队接手了。纳粹分子充分利用了所有诺特海姆县和附近区域的冲锋队队员，举行了长达一小时的游行，乐队、军乐队以及接近1 500名冲锋队队员和党卫军加入了其中。街上挤满了朋友、敌人和好奇的人，游行者时而受到欢迎，时而被喝倒彩。市集广场上聚集了很多共产主义者。纳粹分子在行进过程中唱着《霍斯特·威赛尔之歌》，人群中发出嘘声和咒骂声，他们还以《国际歌》作为回击。诺特海姆的警察在国家部队的大力帮助下成功地让纳粹穿过狭窄街道的游行而没有发生任何意外事件。褐衫队的游行以在“1910年代圆顶”举行的演讲为结束。但是当纳粹分子开始往回走，穿越诺特海姆的中心时，他们发现路被铁路上的一大群人给堵住了，这群人受到了共产主义者的很大影响。人群蔑视了警察要清场的命令，于是，警察用警棍对付他们，逮捕了很多人。这引发了新的问题，人们试图夺回被抓的人。面对这样一群暴徒，警方几乎是无能为力的，最终只能在市集广场释放了被捕者，这些人大吼着“红色阵线！”来庆祝。整个过程中，纳粹冲锋队的队伍一直保持着极好的秩序，最终静悄悄地解散了。

    社会党人对白天所发生的事情特别愤怒，因为上个星期天，国旗队队员刚刚被禁止在游行中唱歌或者穿制服，而现在纳粹分子却被允许做这两件事。社会民主党认为如果警察对纳粹分子严格一些，就不会产生这些麻烦事了。这一指控巧妙地掩盖了暴力的主要影响，在中产阶级眼里，这就让纳粹对“马克思主义者”的指控更为合理了。

    不管怎样，到了晚上城镇就冷静下来了，没有再出现麻烦。国社党令“1910年代圆顶”满座，他们进行了关于“他们如何说谎”和“布伦瑞克的冲锋队游行”的胶卷幻灯片演讲，以及关于“第三帝国的金钱政策”的演讲。 [16]

    第二天，也就是星期五，没安排什么事情，但是有一个大事件，就是阿道夫·希特勒中午在去附近城镇的路上经过诺特海姆。他受到了一大群纳粹分子的欢迎，他停下车表示了感谢。前一天，气氛就高涨起来了，以至于对领袖的接待并不全是友好的。他的车被迫停在了铁路交叉道口，有一大群失业者高呼着“红色阵线”。领袖的党卫军保镖以亮出手枪的方式来清路，《人民报》反问道：“我们已经身处第三帝国了吗？” [17]

    最后一桩纳粹事件是星期六晚上（选举前夜）的“娱乐晚会”，还有演奏会以及汉诺威大区领袖发表的关于“进入最后战斗”的演讲。出席率很高。 [18]

    这种竞选活动——直到最后一分钟都在渗透——不一定会赢得选票。纳粹分子在选举中获得的选票究竟是这些策略的结果，还是其他因素积累的影响，很难说清楚。无论怎样，这显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力量、想象力和活力。群众集会多种多样且有趣，街道游行有秩序并且强有力、时机巧妙（从直白的演讲到纯粹的娱乐活动）。这是纳粹的煽动能力和组织能力达到巅峰的例子。

    选举结果的统计数据显示了自1930年9月的国会选举后，纳粹党的收获有多少。他们在诺特海姆获得了双倍的支持。希特勒获得了3 261张选票，纳粹分子现在在城镇人中拥有51%的支持率。被称为“兴登堡联盟”（包括社会民主党、中央党派、人民党派和绝大多数分裂党派）的党派在1930年总共获得了差不多4 000张选票；现在他们输给了希特勒超过1 100张选票。民族主义者虽然进行了激烈的竞选活动，但是却发现他们的选票少了一半。共产主义者获得了67张选票（但是不到一个月就会失去全部选票）。纳粹党的支持率日益提高，他们至少赢得了300个“新选民”中的3/4的选票，还吸引了其他党派的成员，尤其是那些以中产阶级为中心的党派。 [19] 国社党现在可以自夸说在诺特海姆占据绝对大多数了。

    纳粹党很难超越这场竞选运动的影响了，但这确实是他们被要求做到的。在3月13日的选举中，兴登堡赢得了多数票，但并不是绝大多数（在全国范围内，希特勒只获得了30%的选票）。因此又举行了一场选举，在第一场选举之后的四个星期，也就是4月10日。自从希特勒再次竞选总统以来，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再次开始了竞选活动。而且，他们的竞选运动是在极其不利的形势下展开的，因为他们被发现准备武力夺取政权。

    关于实施纳粹政变的谣言在第一次总统选举前有很多。《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宣称这些谣言是毫无事实根据的，但也指出警方和国家部队已经取消了所有假期，随时准备着维护和平与秩序。这一次，国旗队队员立刻回击，加大了竞选活动的力度。到1932年年初，诺特海姆有400名受过训练的国旗队队员，这里也是国旗队第十分部（诺特海姆县加上其他三个县），总共有大约2 000名成员。国旗队的策略是认为在纳粹冲锋队发起起义的情况下，工人们可以武装起来，以补充人数不足的德国军队。因此，他们进行了频繁的秘密军事演习和迅速的动员测试；不到半个小时，他们就能集结起整个诺特海姆的军事力量，而且不需要电话、摩托车或者自行车，正如他们反复的“警报测试”所显示的那样。 [20]

    在选举当天，也就是1932年3月13日，诺特海姆的国旗队队员一直处于警戒状态，非常密切地关注着纳粹的行动。晚上，相当多的纳粹党冲锋队队员并没有去听选举结果，而是穿着制服聚集到了城镇边的森林中。国旗队队员被派去监视他们，于是，移动到距离全部冲锋队队员不到50英尺的地方。警方接到通知，立即出了城镇，解散了褐衫队。一些纳粹分子再次聚集到冲锋队的赈济处，来自附近村镇的其他冲锋队队员在此处与他们会合。大约凌晨3点，警方突袭赈济处，命令冲锋队队员离开诺特海姆。那晚剩下的时间是平静的。 [21]

    要不是在距离诺特海姆10英里远的小镇上同时发生的事件，诺特海姆的事件很可能会被解读为异想天开的鬼把戏。选举当天，在附近小镇上，警方截获了一辆卡车，里面有5把来复枪、18个钢盔、18个新的帆布包（每个包里装着两天的口粮），200发来复枪子弹，还有1 000立方厘米炸弹和两根引线。帆布包上标记着当地纳粹分子的名字；因此，当地国社党总部被搜查了，又发现了28个钢盔和几千发子弹。警方也发现城镇中的纳粹分子计划在附近的森林中聚集。《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对整个事件做了突出报道。

    到此时为止，城镇中开始出现内战气氛。上个周末，国旗队和冲锋队都组织了穿过诺特海姆街道的“巡逻”，并且在各自总部里保持着常备军队，甚至在选举后也是这样。警方很紧张，于是向国家部队求援，搜查了双方的总部。除此之外，诺特海姆（以及附近城镇）的镇长和诺特海姆县长一起发布了全面禁令，禁止在政治总部中“警戒”和进行“巡逻”。因此，双方都不得不更加慎重。 [22]

    由于在选举当天的可疑行动，国社党在诺特海姆暂时受到了质疑。纳粹的官方消息立即否认知道这些在附近城镇发现的武器，并且之后宣布开除了那些有行为过失的人。当地冲锋队组织的领袖发布声明，声称冲锋队的所有行动都是防御性的，只是为了保护自己成员的生命安全，免受“钢铁阵线”的攻击。冲锋队领袖发誓总统选举日当天并没有计划任何政变。几天后，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刊登广告称他们的地区宣传领袖将会就“不是内战，而是复兴共和国”这一主题发表演讲。集会是在“1910年代圆顶”举行的，入场费降到了30芬尼，失业者免费。但是诺特海姆人并没有听到这场演讲，因为他被另一个演讲者取代了，后者严厉地抨击了国际主义、共济会会员、保守派、“马克思主义”和“现行制度”。有很大一群观众，除了社会党人，没人提出关于帆布包、钢盔、子弹、炸药以及夜晚在森林中聚集等问题。 [23]

    新的选举运动也分散了对政变恐慌的注意力。兴登堡距离连任非常之近，所以社会民主党并没有在第二次总统竞选中投入太多精力。他们只举行了一场集会，得到了专设的“兴登堡委员会”的支持。演讲者是人民党的成员之一哥廷根大学的珀西·施拉姆教授，他发表了一场平静的演讲，题为：“为什么会是兴登堡？”在讨论期间，当地的纳粹领袖恩斯特·吉尔曼发表了激烈的反对演讲。演讲结束的时候，所有出席的纳粹分子唱着《霍斯特·威赛尔之歌》离开了大厅。一个18岁的纳粹大喊着“该死的兴登堡”，因此他立即被逮捕了。 [24]

    其他的党派都不活跃。民族主义者在第二次选举中决定支持希特勒，为此他们仅举行了一场集会。很明显的是，这时有些人对德国国家人民党的策略有所怨言，因为其下属的“非党派”女性附属机构——“露易丝王后联盟”——在《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上刊登了如下独特的广告：

    露易丝王后联盟

    地方小组领袖号召其成员参加本周日举行的国家总统选举。

    虽然联盟官方保留了自己的声音，但在其体制的基础上行动起来却毫无压力，这一体制提供了强烈而固定的无党派身份，不管怎样，这并不意味着你不用投票。

    第二次选举也包含在为了人民的自由而与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因此，4月10日，每个人都要投票给哈尔茨堡阵线的候选人阿道夫·希特勒，无论哪一个国家党派的成员都会发现自己被吸引过来了。 [25]

    没有竞选运动并不意味着暴力气氛会减弱。到1932年为止，诺特海姆就像有两个武装阵营露宿在一个封闭的、紧张的区域里。就算常规的警方保持警觉，可以阻止绝大多数主要战斗，但是这样并不能消除个人暴力，这在两次选举之间几乎没有减少过。第一次选举的两天后，警方不得不去就业办事处营救被愤怒的人群包围的塔普曼（他参与了去年8月的“公投日打斗”，但还没有被抓起来）。就在警察到的时候，塔普曼正在用手杖打一个社会党人。人群一直跟着警察到了城市监狱，好不容易才被驱散。一周后，发生了15人的械斗，由于警察的迅速行动，才没有发展成一场大战。双方都随身携带了武器。在第二次选举投票的清早，一个纳粹因在诺特海姆的主街道朝一个共产主义者开枪而被逮捕。同一天，一个国旗队队员因携带一把军用手枪和五发子弹而被逮捕。 [26]

    在这种情况下，诺特海姆不允许进行任何的政治游行，这就阻止了纳粹分子再举行一场冲锋队的表演。不管怎样，国社党试图重复他们的“直到最后一分钟”的竞选策略。选举日前的一周举行了第一场群众集会，主角是在上一次竞选运动中发言的组合——克诺特和马德尔。这一次天气很好；他们的演讲高朋满座。两人都抨击了“马克思主义”，马德尔将之描述为（与社会党人的指控相对应）对女性尤其是母亲的威胁。克诺特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反国家的，而不是超越国家的，他声称兴登堡正在“被骗去拯救这一体制”。五天后，有一场“娱乐晚会”，还表演了四幕剧（《1914年，1918年，腐败，纳粹的胜利》）以及唱歌和跳舞。最后一场集会是选举前夜举行的，包含一场演讲，目标是纳粹从未做过特殊呼吁的唯一群体——领抚恤金者和战争孀妇。这些人免费入场，出席率很高。 [27]

    这是值得称赞的努力——四场集会，其中三场是在选举前的一周举行的——但是其中确实缺少上次竞选运动那样的吸引力。特别缺少的就是群众游行的景象。不管怎样，在4月10日的投票中，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比照一个月前的选举多获得了435张选票。纳粹所获选票中超过一半来自他们新赢得的民族主义党派的支持（240张选票）。兴登堡联盟失去了12张选票，而共产主义者失去了55张选票；所有这些选票都流向了希特勒，而且纳粹通过积极的竞选活动获得了106张新选票。兴登堡很顺利地连任了，但是从全国而言，纳粹在德国人中所获得的支持增加到了大约37%。

    这个难以置信的春天的选举活动还没有结束。还有新的普鲁士议会的选举，定在4月24日，大约有3/5的德国人会参加投票。

    社会民主党终于能为他们全心全意支持的候选人开展竞选运动了，他们开始认真地为布劳恩—泽韦林政府工作。两周内举行了两场集会，都获得了“诺特海姆钢铁阵线”的支持，都是在骑术大厅举行的，因为纳粹分子预先租赁的“1910年代圆顶”仍旧在有效期内。一千多人来参加了第一场集会，一个来自柏林的国会成员在会上就选举发表了演讲，而作为选举候选人的诺特海姆的卡尔·库埃尔富尔特抨击了“诺特海姆人的纳粹谎言”。第二场集会因为下雨而出席率很低。身为社会民主党国会代表的演讲者对比了普鲁士的三级投票和1932年的投票，劝告在场观众为社会民主党投票，以免失去所有已获得的好处。 [28]

    分裂党派中有两个也加入了这场竞选运动。国家党举行了题为“我们想要没有希特勒的普鲁士”的集会，但是唯一出席的人只有一群强壮的国旗队队员，他们将这场集会变成了一场反纳粹的示威游行。有了这次经历之后，国家党放弃了在诺特海姆的活动。 [29] 另一个在竞选运动中活跃的分裂党派是德国汉诺威党，这是一个暴躁而反动的国家右翼组织。他们竞选运动的口号是“反对普鲁士，反对德意志帝国”。 [30] 犹豫不决的德国民族主义政党也在两周的竞选运动期间举行了一场集会，强调其要求是平衡预算，结束社会民主党—中央党联盟在普鲁士的统治。 [31]

    纳粹分子并没有表现出期待中的疲惫感。在最终的总统选举四天后，他们就开始了第三场竞选活动，举行了一场群众集会，主角是戈特弗里德·菲德尔，他前年在诺特海姆做得非常好。广告发布了，题为“普鲁士密码”。观众很多，当菲德尔使用激烈的讽刺语言去抨击刚刚连任的兴登堡时，纳粹谄媚者们响起了不绝的喝彩声。一些城镇人对此的反应明显是消极的。 [32] 八天后，就在选举前，有一场决定性的集会，一名国会成员在会上全力抨击社会民主党。尽管当天下雨了，但依然满座。由此，在8周的竞选活动期间，纳粹分子一共召开了10次集会，每一场的出席率都很高。

    纳粹也对诺特海姆县的乡村要塞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在普鲁士议会竞选运动期间，他们至少举行了25场集会。 [33] 住在附近村镇的社会党人中几乎没人感觉受到威胁，以至于《人民报》在两周的普鲁士议会竞选运动期间至少三次提醒他们的读者，投票是秘密的。 [34] 在诺特海姆，紧张的政治活动在选举当天达到了高峰，冲锋队队员和国旗队队员之间爆发了一场大战。双方都在那天早上出去张贴选举海报了，当社会党人开始撕毁纳粹的海报时，发展成了涉及25人的打斗。双方都没有携带武器，但是他们很快就把拔出的栅栏当作武器了。与明确的警察命令相反，双方的准军事力量都在城镇中的不同地点保持着警戒状态，几分钟内，双方都增加了六七十人。幸运的是，警方及时赶到，遏制了大战的爆发，不过还是有几个人受伤严重。接着，五名国旗队队员因殴打罪被起诉，其中四人被无罪释放，第五个人获得了缓刑。这并没有结束破坏对手海报的行动，但是，这确实导致行动变得更加隐秘。 [35]

    投票结果与第二次总统选举的结果相比几乎没什么变化。总投票数只减少了15票，而纳粹党只失去了76张选票；换句话说，他们实际上紧紧抓住了之前在总统选举中所获得的所有成就。在总数为6 585张投票中，国社党总共获得了3 620张选票，现在得到了55%的诺特海姆人的支持。落后于他们的是社会民主党的2 024张选票，即31%的支持率（自1930年以来减少了222张选票）。剩下的14%分布于民族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分裂党派中。

    正如这些数据显示的，纳粹的胜利是以中立和相对温和的右翼党派的牺牲为前提的。1928年，这些党派拥有诺特海姆差不多一半选民的支持率。但是，这些选民对不少于10个党派表示忠诚，包括像“农民、房屋和地主党派”这样内行人的组织。到1932年4月普鲁士议会选举时，这些党派的支持率减少到了一定的程度，它们所控制的选票不超过450张。到1932年夏天时，它们的选票减少到了200张，不过总的投票人数却增加了1 200多。它们从前的支持者们都投票支持纳粹了。

    在诺特海姆，最重要的小党派是人民党派，即德国人民党。1928年，其在规模上仅次于社会民主党，拥有834张选票。1930年，它比其他保守党派更好地抵挡住了纳粹的猛攻，只失去了46张选票。但是在普鲁士议会选举时，德国人民党也不得不向纳粹分子移交自己的选民了，只剩下154张选票。到1932年夏天，它又失去了一半的选票，只有69张选票的德国人民党变得完全无关紧要了。

    平时，德国人民党在诺特海姆是最受欢迎的中产阶级政党，这很可能是因为城镇中的公务员因素。德国人民党在现实中接受魏玛共和国，其通常不具有煽动性的特征以及与古斯塔夫·斯特莱斯曼 [36] 之间的关系，对牢固的市民群体而言是具有吸引力的。而德国人民党是特别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在诺特海姆，人民党的领导人物是非常可靠的市民：粮食磨坊的主管、《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的出版人和两名高级中学立备受尊敬的老师。在绝大多数诺特海姆人的眼中，以《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一贯冷静而相当温和的立场来看，德国人民党在本质上是中间派的。

    对诺特海姆的德国人民党伤害最大的是其对民主的矛盾态度和对社会党人的厌恶。当德国人民党像1930年9月选举中那样公开与纳粹分子对战时，它能留住其追随者。然而，第二年夏天，德国人民党加入了解散普鲁士议会的行动中，这就将它对社会民主党的敌意放置在了对纳粹分子的厌恶之上。一年后，德国人民党再次转变立场，他们与社会党人结盟，一起支持兴登堡。

    人民党派为1932年4月普鲁士议会选举所举行的集会很好地证明了它的基本矛盾。演讲者是一个退休的海军上将，他宣布反对分裂党派、肆无忌惮的激进宣传、纳粹分子和社会民主党。他特别反对共产主义者，反对“政治情绪”，他严厉地指责布吕宁不允许希特勒进入政府。完全不清楚他支持哪一方。 [36] 在接下来的竞选运动中，德国人民党更明确了。德国人民党想要的是基于总统权力的集权国家，这会“摧毁德国国会糟糕的党派政治” [37] 。

    德国人民党对民主事业的贡献确实是值得怀疑的。德国人民党确实反对纳粹分子，但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激进主义”。《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也为各种各样过分的行为喋喋不休。就像亚里士多德时代一样，这是个好观点，非常适合正常时期。但是此时是激进又过度的时期，正如纳粹集会的出席率所显示的那样。《诺特海姆最新消息》谨慎的温和态度主要是为了让其读者在晚餐后可以放松；它并不能有效地与纳粹主义作战。如果德国人民党及其机构奋力争取理性而进步的民主制度，那么国社党将会发现德国人民党是比社会民主党更为危险的对手。但是由于模糊的机会主义和盲目的“反马克思主义”，诺特海姆的德国人民党不仅无法解决纳粹威胁，而且很可能会拒绝承认诺特海姆中产阶级唯一可能的选择就是国社党。

    1928年，诺特海姆第三大的党派是民主党派。当时，它拥有大约500张选票，接近总投票数的10%。在这方面诺特海姆是个例外，因为从全国层面而言，民主党派的表现非常糟糕，以至于在纳粹选举浪潮之前，它就不复存在了。它曾经是魏玛共和国的非社会主义者、非天主教的支持者。随着民主党派的消亡，其成员根据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感情，一些人将选票投给了社会民主党，还有些人投给了德国人民党。 [38]

    民主党派中存在一个极端右翼组织，由此建立起一个成功的党派，叫作国家党。在诺特海姆，国家党是反纳粹的，而且也是集权、过度民族主义、反社会主义和反犹太人的——一种对希特勒运动的拙劣模仿。因为诺特海姆人更喜欢“原装内容”，国家党的投票总数从1930年的246张选票降到了普鲁士议会选举时期的105张。到1932年秋天，只有34人投票给国家党；它只是使选票结果混乱了。

    诺特海姆还有影响的最后一个分裂党派很特别，它位于原属于汉诺威王国的区域，能够反映当地居民的仇外心理。这就是德国汉诺威党或者圭尔夫派，它创立于俾斯麦时代，反对普鲁士在德国的统治。汉诺威的目标是“纠正1866年的罪过”，也就是将前汉诺威王国的领土从普鲁士分离出去（1866年普奥战争后合并的）。19世纪党派意识的残余与魏玛共和国的问题是没有关系的，这一点毫无疑问；不管怎样，德国汉诺威党确实对其他主题有看法，而且确实有一群追随者。其立场是民族主义、保守派、极权主义和反社会主义。其追随者是粗野、暴躁和守旧的。令人惊异的是德国汉诺威党有一批坚定的追随者。1928年，德国汉诺威党拥有455张选票——超过总数的8%以上。随着大萧条的现状影响到诺特海姆人，这些都迅速消失了。到1932年4月为止，德国汉诺威党在诺特海姆的城镇登记在册的选票只有62张，这代表着“汉诺威先行者”的中坚力量。在周围的乡村，德国汉诺威党给纳粹主义的甚至更多：其在诺特海姆县的投票数从1928年的5 900张下降到了1932年7月的200张，到那时为止，这些选票占据了纳粹所获得选票的1/4以上。 [39]

    德国汉诺威党对诺特海姆政治斗争的影响主要是消极的。与社会民主党相反，德国汉诺威党在解散普鲁士议会的行动中支持纳粹分子，不过他们在1932年投票给兴登堡了。总体上而言，德国汉诺威党公开反对独裁主义和激进主义，但即便是在1932年这样重要的一年，德国汉诺威党也按照其核心政纲，提议汉诺威从普鲁士分离出去。 [40]

    因此，由于德国汉诺威党为完全脱离现实的计划背书，它有400张选票流到了纳粹分子那里——这些追随者之所以会离开，是因为他们在政治上并不完全理解纳粹主义有什么错误。像其他的分裂党派一样，通过宣传民族主义和反社会主义，它为希特勒铺平了道路。实际上，分裂党派的主要贡献在1932年4月完全清楚了。这些是潜在的纳粹支持者的大本营。

    中产阶级党派抵抗纳粹选举攻势失败的原因是多重的，有一些已经提到了。但是，其中最重要的是他们的追随者对民主制度的承诺（或理解）不足。德国中产阶级几乎不想要无政府主义的独裁统治，但是，他们从俾斯麦和威廉二世时代继承的思想遗产使得他们并没有准备好理解纳粹主义意味着什么，或是开发出一套可替代的方案。在大萧条的可怕氛围中，由于意识形态贫乏，他们响应了构成纳粹宣传的标志的操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纳粹主义的发展既是两代人的民主价值观被侵蚀的产物，也是希特勒掌权那些年一系列情况的结果。

    从1932年3月和4月举行的三场选举的投票总数可以发现决定性的事项。共产主义党派开始时有115张选票，然后升到了182张，在普鲁士议会选举中又降到了117张。从这一点来看，清楚的是，至少有65名诺特海姆人从共产主义者转向了纳粹。接下来的选举证明了有越来越多的人在两个党派之间来回转变立场。 [41]

    很明显的是，到1932年为止，至少有些诺特海姆人已经准备好接受独裁统治了，只要独裁统治能保证进行革命。

    八　分崩离析（1932年，夏）

    分崩离析，中心失控；
    世间一片混乱，
    模糊的血色潮流横行于世
    纯真的礼仪被淹没了；
    好人们缺乏信念，
    而坏人们充满了激情。
    ——W. B.叶芝：《基督再临》

    3月和4月的选举之后，诺特海姆相对平静下来，普通人（很可能投票给纳粹了）有时间思考自1930年以来大萧条对其城镇所造成的影响。从各种各样的新闻报道中浮现出的第一个事实是人们的消费变少了。在城镇的两所中学中，学生数量从1930年的472人下降到了1932年的387人。这显然是父母要省钱的问题，而同时小学人数却有所增加。 [37] 职业学校的学费只有一年16马克，自1930年以来入学人数下降了1/4。这是一种不祥的预兆，父母以牺牲孩子们未来的做法来省钱。 [1]

    诺特海姆人大幅削减不必要的开支。博物馆协会的秘书报告说其成员数量在1932年下降了12%，因为人们不愿意支付每年2马克的费用。 [2] 诺特海姆人拥有的轿车数量在1932年下降到了143辆，这一总数又回到了1929年的水平。 [3] 1930年至1932年期间，养犬许可证的收入下降了1/3，娱乐税收也是一样的，甚至在公共浴室售卖的澡票数量也减少了。城镇中人甚至节省了城镇公墓中的墓碑和墓地费用，1930年至1932年期间其收入几乎减少了一半。 [4]

    经济萎缩更为严重的表现是住房建设。1930年，新建了68所住房；而1932年，只有16所，其中12所是公共资助的。但是，存在着严重的住房短缺问题。早在1930年就有136个家庭需要新公寓，或者是因为他们和亲戚住在一起并住在危楼里，或者是登记为“流离失所者”并住在当局提供的住所里。后者中有些人住在旧军营营房里，每月要支付5马克。另一些人住在备用房子里，完全不用支付费用。1930年，每月平均有51个人是这样住的；1932年，平均人数上升到114人。将这些穷困的人压缩在一片小区域内不仅产生了极易引起争论的社会环境，也是不合理的。诺特海姆有很多大公寓因为太大了而难以租赁，如果把这些公寓再分割一下，“流离失所者”本来可以负担。 [5]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诺特海姆有很多可用的资本可以援助分割公寓或者建设新公寓。光是在城市储蓄银行就有至少1 500个账户超过100马克，还有800个超过500马克的账户。 [6] 除此以外，诺特海姆人的储蓄都投资在股票、债券和城镇中的其他银行了。诺特海姆人越是关注大萧条，他们越是为了存钱而减少消费。因此，大萧条影响了他们的情绪而不是他们的钱包，如果说诺特海姆的消费水平下降了的话，那并不是因为中产阶级受到了打击，而是因为他们藏起了自己的钱。 [7]

    有两群人受到了大萧条的伤害——与建筑相关的小工匠，还有工人们。建筑业的工匠们在1932年特别拮据，不过他们还能在缩减的基础上继续运营。到1932年夏天时，诺特海姆的工艺大师大会要求一项公共工程项目，并且严厉谴责非法竞争和资本主义体系。几乎没有工匠被赶出这个行业，除了本来就效率低下的人。 [8]

    城镇中工人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尤其是那些已经失业的工人。通常情况下，失业者会在冬天达到顶峰，在夏天减少。1932年夏天却没有迅速地减少；高失业率持续存在。统计数据中唯一的改变就是失业者数量和领取常规或“紧急”补助金者的数量之间的差距逐渐扩大了。而且，1932年6月，新规定生效了，即限制那些之前有固定薪资的人领取福利金。因此，许多年轻人被排除在了所有资助之外，这引发了激烈的抗议。 [9] 到7月为止，诺特海姆地区就业办公室中只有1/3登记在册的人实际上收到了救济金。剩下的大多数人长期没有工作，以至于他们一直受到官方慈善机构的保护——这些人已经忘记如何去工作了，这些人是没有未来的。

    对于这些人而言，1932年的夏天是干燥且贫瘠的，而非多产的。从字面上来看就是如此，7月，100年以来的高温纪录被打破了。那年夏天，小儿麻痹症的发病率也大幅提升。 [10]

    绝望必然会引起政治上的注意，甚至是在与社会民主党有密切联系的工人阶级中。1932年春天的选举显示出社会民主党在大萧条时代的第一次失利。虽然只失去了222名选民（是之前总数的1/11，而这些人中大部分明显投票给共产主义者了，不过还是有些人去了纳粹阵营），但是对一个稳定发展了几十年的党派而言是影响重大的。

    对于迟钝的社会党人领袖而言，解决方法必须直击问题的根源，因此只能采取大规模公共工程项目的方式。但是诺特海姆没钱。在大萧条的前两年，城镇预算是平衡的，但这只是因为城镇在持续地削减。到1932年为止，预算只有100万马克了，而1929年还有150万马克的。即便这样，1932年也有5万马克的赤字，啤酒税和人头税都增加了。不仅福利开销在持续增长，而且税收来源也威胁着他们的收益。1931年和1932年，营业税的百分比是一样的，但是1932年利润税的收益只有前一年的一半。德国的税收体系允许税务员在利润税不足的情况下按照资本控股来收税，这样一来就可以避免因利润税的下降影响到总的商业税收益，可以免除大约5%。但很明显的是，税收收入不能增加到满足日益高涨的福利成本，持续的资本税而非利润税是危险的。 [11] 城镇也无法为了公共事业项目借钱，因为到1932年，中央政府各种各样的紧急指令都禁止这么做。 [12]

    不过，社会党人一直坚称启动公共工程远远超越前几年已经做的事情。1932年4月，城市议会中的社会民主党派提出了一项新的详细的工程项目，主要是道路建设和其他只需要最少的材料支出并提供最多的就业机会的项目。中间派和右翼议会成员对有关城镇金融局势的看法持怀疑态度。5月，《人民报》刊登讽刺性的社论，要求实行社会党人的计划，并且质问之前为这种项目储存的资金都是怎么使用的。1932年6月，议会最终极为勉强地批准了涉及三项社会民主党计划的有限项目。 [13]

    同一年夏天，中央政府计划的工程项目开始实施。“志愿劳动服务”在诺特海姆建立了一个单位。它的第一个项目是大型体育场，工期是5 500天。这会减少该镇的失业人数，但是1932年时已经太晚了。而且，国家资助大型项目的可能性阻碍了地方上的行动。诺特海姆城市议会的持续讨论推迟了所有的工程项目，直到政府提供资金支持为止。他们在1933年1月获得了资助——在希特勒成为总理两周前。 [14]

    最有希望的公共工程计划来自失业者自己。这是“移居俱乐部”开发的，该组织于1932年春天在诺特海姆成立。该计划是要在归属于地方修道院办公室的荒置土地上建造廉价的独栋房子，雇用失业工人做这项工作。建造房子的工人们之后可以住在这些房子里。一个失业建筑师画了很容易建造的房子蓝图，只需要使用很少的材料。如果城市可以为每栋房子提供材料和500马克，那么中央政府将会借给每位移居者2 500马克。唯一的问题就是修道院管理层只有拿到钱才会放弃土地，而国家只有拥有自由土地才会借出钱。 [15]

    8月，僵局被打破了，诺特海姆城市议会为第一批30栋房子投入了资金，不过，必须要保证的是每栋房子的花费必须控制在政府借款的范围内。城市也同意提供免费的沙子、碎石和森林木材。议会中的右翼成员增加了一个附带条件，就是其他的材料必须从诺特海姆商人那里购买。下一步就是从城市议会那里获得批准，议会中的社会民主党—中间派联盟都支持这项计划。但是纳粹却非常反对。

    城市议会中的纳粹领袖指责全部移居计划是“社会主义的”，提出无限期地推迟考虑该计划。结果引发了激烈的争议，整个社会民主党派一度因抗议纳粹分子所使用的语言而离开房间。当时，纳粹分子要求迅速进行投票，否决该计划。

    这些策略后来受到了中间党派的挑战，在第二轮投票中，该计划被批准了。一个社会民主党人提议为无力偿还贷款的人做担保，由于纳粹党人的反对而失败了，因为这项提议需要2/3的大多数人同意。在这一点上，卡尔·库埃尔富尔特爆发了，他反对纳粹的演讲非常激烈，以至于县长不得不召集警察来阻止武力威胁。 [16]

    纳粹分子后来声称他们实际上是支持这项移居计划的，但是时机还不成熟。就县里为移居提供担保而言，是对的，因为当时该县有超过20万马克的难以抵消的赤字，而且鉴于县财政即将崩溃，只能向普鲁士政府求助。赤字主要是由于高涨的福利成本。 [17]

    由于诺特海姆县已经拒绝了，现在就轮到城镇来担保这些贷款了。社会党人再次积极地支持这项计划，而右翼则反对。卡尔·库埃尔富尔特号召大家注意迫切的住房短缺问题，指出即便是一笔小支出，也会对城镇的经济有所帮助。右翼反对移居的唯一理由就是孩子们需要走过1英里才能到学校。在公务员党的支持下，社会民主党打败了城市议会中的右翼，城镇变成了移居的赞助人。 [18]

    但这时已经是1932年秋天了；时间越来越短，工程却还没有开始。失业者不得不靠着希望而活着，直到第二年春天。那时，纳粹分子已经掌权了，它推动了移居项目，并声称该项目的成功都是纳粹的功劳。

    如果说城镇的工人们对他们的经济困境感到绝望，那只是故事的一半。还有一半是纳粹分子因在春天的选举中获胜而激动不已，而他们在诺特海姆拥有绝对多数的武装，于是，他们开始对社会民主党的追随者施加无情的政治和经济压力，这是社会党人无力抵挡的。

    这一过程是更加折磨人的，因为1932年春天开始，反纳粹分子的希望被德意志政府的行动瞬间点燃了。4月，布吕宁内阁发布解散冲锋队的命令。前一天，《人民报》刚刚就冲锋队队员发表了如下意见：

    在《听！听！》上，我们读到了一个便签，是希特勒让诺特海姆冲锋队承袭旧汉诺威皇家普鲁士军重骑兵军团的传统。应该笑还是哭？冲锋队的队伍中满是盗贼、骗子和更坏的人。旧卫兵们如果知道的话，一定会把他们都赶出去。 [19]

    第二天，冲锋队正式被禁止。在诺特海姆，得到国家部队支持的警察突袭了纳粹总部，搜查了冲锋队和党卫军领袖的家。他们并没有发现武器，不过要不是一个警察在突袭之前几个小时向诺特海姆党卫军的首领告密的话，警方本会有所发现的。 [20] 社会党人满意地看到纳粹的赈济处即冲锋队营房关闭了，自前年秋天一直飘荡在诺特海姆上空的纳粹旗帜被警方拉下来了。 [21]

    高兴还太早了。只过了几天，警方就向纳粹分子承诺重开他们的赈济处，纳粹旗帜又一次马上就升起了。而且，冲锋队只是名义上解散了。解散命令发布还不到一周，《人民报》就发现：“之前的紧急命令看起来对诺特海姆没有任何影响，当地的冲锋队、希特勒青年团和党卫军依旧穿着制服在城镇中闲逛。普鲁士内政部长的长臂何时才能伸到诺特海姆？” [22]

    虽然如此，社会民主党觉得有理由进行大规模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活动。国旗队的军乐队一大早就沿着全城镇游行，以此提醒人们今天究竟是什么日子。城镇乐队在市集广场上演奏了更多的音乐，下午，庄严的游行队伍蜿蜒地穿过城镇，有很多旗帜和横幅，一直走到啤酒花园。在那里，工人们听着人民合唱团演唱的歌曲，看着社会党人青年团体表演的杂技，喝着很多的啤酒。反对资本主义的演讲给德国人和国际社会主义带来了响亮的欢呼声。《人民报》将整个事件解释为“工人们对抗纳粹主义斗争的转折点” [23] 。

    5月的第一个星期，国社党的活动很克制，但并不是因为与社会民主党的交战。其中一个原因是春天时一系列繁忙的竞选活动所带来的疲惫感和混乱感。另一个原因也许是贫穷：4月和5月，诺特海姆地方小组既没有向纳粹党上级组织汇报，也没有支付要求的费用——诺特海姆县几乎有一半的地方小组都有这种玩忽职守的现象。 [24] 过度依赖未来增长的消费行为让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尝到了恶果。由此，他们一直负担着债务，直到希特勒建立起独裁统治时，才解决了他们的财政问题。

    但即便是纳粹减少努力了，也并不是完全不活跃了。5月第一周，他们举行了一场相对没那么政治化的“5月步行”活动，有250名男性、女性和孩子去诺特海姆的森林远足旅行，之后在傍晚的时候回到城市公园，喝咖啡，吃蛋糕。虽然一周后举行的纳粹第二场集会被大胆地宣传为“战斗仍在继续”，但是会上只讨论了纳粹分子会如何通过轻度通货膨胀信贷项目来解决失业问题。 [25] 诺特海姆的暴力行为也减少了，但是5月中旬还是发生了一场八人打斗，其中一人受伤严重，6月，一个纳粹把一个年轻人打到失去意识了。 [26] 然而，5月末，希望的序曲终结了，纳粹的主宰力量再次向前推动。

    在整个国家层面，容克 [38] 和军事领袖的阴谋导致布吕宁辞职。冯·施莱歇尔将军 [39] 保证了右翼政权的任命，冯·帕彭 [40] 成了没有国会支持的内阁总理。冯·帕彭的第一批行动之一就是解除对冲锋队的禁令，另外他还撕毁了禁止纳粹分子穿制服的命令。

    在诺特海姆，纳粹分子选择在1932年春末将社会民主党驱逐出其权力附属职位，尤其是学校咨询委员会。这是一个有效的攻击，因为社会民主党一直担心诺特海姆的学校成分。早在1930年12月，《人民报》就指出高中的学生们经常以“希特勒万岁！”来问候彼此。10个月后，《人民报》报道了两个纳粹化的高中学生将一颗臭气弹扔进了开着窗户的房子里。该报评论道：“校方将如何处理孩子们头脑里的所有纳粹思想？” [27] 尽管高中校长禁止学生们行纳粹礼，地方政府禁止学生们成为希特勒青年团成员，但是社会民主党并没有放松其担忧之情。1931年年末，《人民报》指控第一市立中学为“纳粹大本营”。它暗示有几个教师是纳粹分子，并指出学校周围的建筑和路灯柱“装饰着纳粹标志”。 [28] 因此，正是在社会党人非常担心纳粹教师影响的时候，纳粹决定将社会党人从学校咨询委员会驱逐出去。

    1932年4月初，社会民主党发起了一项清除学校里纳粹教师的运动。《人民报》指责第一市立中学的教师海因里希·沃格是激进的纳粹分子，他读《听！听！》，在课上教政治，在黑板上写纳粹口号——这些都是事实。 [29] 因为普鲁士的教师加入国社党是违法的，所以这变成了严重的问题。几天后，《人民报》又抨击了另外两名教师，指控其中一人在凌晨3点喝醉了，踉跄着穿越诺特海姆的街道时，大喊着：“希特勒万岁！”还指控另一名教师在上课时行纳粹礼并且允许学生们在学校远足时携带纳粹三角旗。后一项指控是有目击证人的。 [30] 4月末，城市议会中的社会党人正式要求将沃格和第一市立中学的另一名纳粹教师作为危险分子开除。然而，市长认为这一行为超越了议会的权限。 [31]

    如果社会党人认为这些曝光将会为他们赢得中产阶级的支持，那他们就错了。社会民主党试图为新的学校咨询委员会选举列出一个普通的候选人名单，但是被拒绝了。正如《人民报》所说的：

    中产阶级已经选定了一份“基督教的—民族的”候选人名单，几乎全部由纳粹分子组成，其中也有些是转投纳粹的前共产主义者。这自然引起了工人们的反对。 [32]

    社会民主党质疑第一和第二市立中学的选举，他们两所学校的候选人名单被称为“社会的—共和政体的进步”。《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和《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向社会党人施加压力。两者都报道了社会民主党向城市议会提议削减该镇对路德派教会的补贴；两者还都报道了（在当地新闻版块）社会民主党在普鲁士议会中投票赞成共产主义者的建议，即向所有收入12 000马克以上的人收税。 [33]

    纳粹分子发起了攻击。5月末，一个路德派牧师，同时也是纳粹党的国会成员，在一场群众集会上发表讲话，他严厉地抨击了社会民主党，要求在德国境内将其定为非法者。除了宣称宗教支持纳粹主义，他还坚称德国军队是希特勒运动强有力的支持者。一周后，在“1910年代圆顶”有一场“娱乐晚会”，《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报道称，这场晚会是“真正德国化的”。投票前的一周，纳粹分子公开表示了对年轻人的关心，他们在诺特海姆举行了希特勒青年团会议，还有游行、乐队演奏和体育比赛。之后，在选举前夜，另一个路德派牧师在群众集会上就基督教的—民族的候选人名单发表讲话。演讲者宣称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正在毒害着青年人，“福音派（新教）和德意志民族密不可分”，而“在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中，基督教将会庆祝它的重生”。集会以演唱《霍斯特·威赛尔之歌》并重复高呼“万岁”[41] 而结束。参加投票的人很多。 [34]

    两所学校的投票竞争很激烈。在位于山坡处住宅区的第一市立中学，纳粹分子赢得了14个代表中的10个席位。在位于铁轨北边的第二市立中学，投票结果是分裂的，社会党人和基督教的—民族的候选人分别赢得了五个代表席位。 [35] 社会民主党的无能已经在自己的领域内显现出来了。第二天，也就是6月22日，为了庆祝旧日耳曼部落的夏至节日，纳粹分子在诺特海姆县举行了群众游行。来自三个县的三个乐队和1 200名冲锋队队员一起创造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事件。 [36] 不到一个星期，诺特海姆地方小组就急忙写信给省党部领袖，想要更多的申请表格以分发给急着加入纳粹党的诺特海姆人。 [37]

    纳粹在学校选举中的胜利令人沮丧，但对社会党人而言还不是灾难性的。严重的问题是纳粹的经济压力。诺特海姆社会党人的核心力量是铁路工人们。1930年，在工人委员会成员的选举中，社会党人工会以10：1的绝对大多数获胜。1932年春天，纳粹分子开始削弱工会，强迫工人们至少在表面上接受纳粹主义。

    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第一个迹象出现在5月中旬《人民报》的报道中。诺特海姆铁路办公室开除了很多人，其中有些人在这里工作了长达20年。终身制领薪水的工人们被迫签署同意书，变为领小时工资的工人，并且不再是终身制。九人拒绝签署，马上就被开除了。同时，薪水降到了每小时50芬尼。 [38] 前铁路工人赫尔曼·舒尔策描述了这个过程：

    1932年春天，纳粹分子第一次试图把铁路工人们组织起来。纳粹主义已经在管理层、控制室、办事处工人们等那里有着很大的影响力了。纳粹主义从高层职员开始，向下层做工作。从1931年开始，职员们发现那些属于褐衫队的工人们得到了特殊待遇……经常发生激烈的争吵甚至是打斗。当我和工人们讨论反对纳粹分子的时候，主管要求我上班时间不要讲话……1932年春末，所有的社会党工人都被迫签署了放弃终身制的同意书。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宁可签字也不想失去工作。压力开始施加到其他工人身上，最后一步就是“要么加入（纳粹工会），要么被开除”。我是唯一一个坚持下来并且（公开）留在社会民主党的人。 [39]

    这一进程持续了整个夏天，9月开始了新一轮的解雇，包括舒尔策在内。由于舒尔策的顽固，没有任何文件说明，他就被解雇了，这就意味着他既不能找新工作，也不能领取失业救济金。调车场主任曾亲自向舒尔策承诺，只要他加入纳粹阵营就可以保住工作，但是舒尔策认为自己处境安全，因为作为工人委员会成员，从法律上而言，他并不能被解雇。可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工会的全国办事处无力改变整个进程，这让其他工人认为他们是毫无防御能力的。 [40]

    这场斗争是无声的，因为社会党人明显不愿意暴露他们的弱势，而《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刊登了官方的解释，即“季节性裁员”。自由工会在7月安排了一场群众集会，会上的工人们期待着可以就这一问题进行某些抵抗。与此相反，演讲只是强调了保卫共和国和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唯一与诺特海姆铁路工人们的迫切要求相关的是一个工会部长提出的无产阶级团结的号召。 [41]

    铁路调车场的第二次解雇浪潮之后，在工人委员会的终身雇员中举行了选举。投票的前一天，地方铁路办公室宣布其会在诺特海姆地区雇用1 000名工人以替代85%的被解雇的人。在选举中，纳粹代表赢得了六个席位中的四个，社会党人一个都没获得。整个地区的结果都是一样的，一个即将成为第三帝国中“德国工人阵线”地方领袖的人被提名为诺特海姆的地方代表。1932年11月，诺特海姆铁路车站雇用了30名新工人。 [42]

    总体的经济形势让社会党人很无助。成千上万名工人正在等着每一份工作，罢工是不可能出现的。即便是舒尔策那种情况明确的法律诉讼也会因缺乏证据而失败，工人们感到恐慌。结果，社会民主党采取的唯一行动就是号召抵制纳粹的商店。《人民报》公布了一系列由纳粹分子所开的商店名称，并且讽刺性地提议道：“拥护共和政体的人会确保这些商店幸存下来。” [43] 抵制运动并没能推行开来。因为几乎所有的诺特海姆商人都是纳粹分子，工人们几乎没有选择余地。另一方面，追随社会民主党的贫穷工人们根本没有以抵制措施来施加决定性影响的经济力量，而最具政治意识的人早已通过他们的消费者合作社进行购物了。 [44]

    不管怎样，几乎没有人能抵制铁路，这里正是工人们受苦的地方。工人们因自身经历而产生的无助感在1932年夏天转变成了一种愤怒和失望的情绪，最终使他们产生了一种听天由命的感觉，而这最终帮助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在1933年后毫无阻力地就掌握了权力。

    那年夏天，社会党人受到了决定性的打击。冯·帕彭对冲锋队的放任态度难以避免地导致在德国出现暴力行为的浪潮。冯·帕彭以这一点为借口，于7月20日在普鲁士发动政变。社会民主党—中央党政府被罢免，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极权委员会。社会党人选择将这件事告上法庭，而不是与之战斗。德国民主堡垒就这样不费一枪就被攻破了。

    纳粹分子不仅在1932年夏天攻击了社会民主党的下属要塞，而且还利用他们新获得的绝对多数席位渗入了保守的公民协会。这是简单的：诺特海姆的地方小组只要求每个党派成员加入公民协会，这样瞬间就获得了绝对多数席位。 [45] 自从社会党人迫使议员马纳辞职之后，7月，他们选出了一个新的执行委员会，大部分的诺特海姆纳粹分子将会发现这是正确的。九名新当选的执行委员会成员中至少有六名是纳粹，包括主席、副主席、秘书和会计。新主席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号召公民协会的所有成员在即将到来的国会选举中投票支持国社党。新的副主席就是纳粹党在诺特海姆地方小组的领袖恩斯特·吉尔曼，他补充说纳粹分子是中产阶级可靠的保护者，而民族主义党派是由“大资本”控制着的。他的这一声明赢得了很多喝彩，但是其中很可能没有民族主义者的参与，而他们是当时这一组织的支柱。 [46]

    纳粹进攻的最后一个层面在1932年7月到来了，就是国会选举。投票定在7月31日，但是纳粹为他们所设计好的最协调的努力所做的准备很早就开始了。6月20日，省党部领袖将来自慕尼黑国家总部的要求传达给诺特海姆地方小组，告诉他们在社会民主党控制的健康保险办事处存在不当行为，自此，“腐败”成了这场竞选运动的中心议题。（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只能汇报说他们城镇的健康保险办事处实际上是由社会民主党控制的，其腐败在于雇用了一个社会民主党人，而他之前被另一项公务员工作解雇了。 [47] ）此后不久，出现了如何开展这场竞选运动的明确指示：组织、金融援助、口号和需要强调的中心议题——腐败。

    这一指示传达给了大区中的600名主要纳粹分子，包括15名县领袖、430名地方小组领袖和120名大区演讲者。其中包含了利用新技巧的明确指令：根据成员的特定领域向选中的投票者寄送手写信，针对不同群体有不同的文本。为战争孀妇、领抚恤金者、战争伤员、乡村工人、共产主义者、女性、年轻工人、工会成员、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妻子和“才智过人的女性”提供了示范文本。每一份文本都手抄在很好的信纸上——让其看起来像是原始文本而非复本，这样一来，接收者会确信这是私人信件——并由同一领域的某些人签名。因此，一个纳粹工会成员会写信给另一个工会成员，附上：“正如你所知道的，我对政治不太感兴趣，但是这次我想投票给希特勒，因为我厌倦了所有腐败……” [48] 诺特海姆地方小组命令其各种各样的组织成员都努力做这项工作，在选举运动结束时，合适的信件已经送到了城镇中的每一个选民手中。 [49]

    除此以外，纳粹分子挨家挨户地发传单，还有平时的群众集会和冲锋队队员游行，这些在过去两年经检验表现良好。即便是这样，随着投票日迫近，大区的演讲者组织还是紧张起来了。7月中旬，瓦尔特·施泰内克惊慌地写信给省党部领袖，因为他没有“大牌”演讲者了，他担心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国家人民党在诺特海姆的竞选活动会比纳粹分子的更加活跃。 [50]

    选举运动产生了一个可预见的影响：暴力行为。

    1932年持续的政治活动已经将城镇带到了崩溃的边缘。政治分裂波及了生活的各个方面。学校也因此陷入了混乱。家庭因为纳粹主义问题而分裂。夏天时，希特勒青年团的男孩子们在集会后不敢独自回家，只有带着反纳粹的标志（比如“钢铁阵线”的三个箭头）才能避免被攻击。政治暴力变得司空见惯。 [51]

    1932年7月，不仅选举运动到来了，潮湿闷热的天气也来了。冲锋队最近被允许穿他们的制服了，因而一直处于备战状态。“挨饿受冻地度过了”冬天的社会主义工人发现连短期工作都找不到。整个德国爆发了大规模的暴力行为。7月1日至7月20日，普鲁士爆发了461场政治骚乱，其中有82个人被杀，400多人受伤严重。 [52]

    在诺特海姆，傲慢自大的情绪环绕着希特勒的追随者们。冲锋队自己已经准备好了武装起义。《人民报》在6月的时候报道称，80名穿着制服的纳粹分子正在诺特海姆的森林里进行军事演习，他们殴打了一个国旗队队员，当时他“碰巧晚上出来散步”。诺特海姆的警察局长要求采取行动。 [53] 第一次的纳粹竞选集会强调了制服的妙处：

    1932年7月2日，星期六，在“1910年代圆顶”。晚上军队的游行和冲锋队征召新成员。军队游行的音乐将由44名接受了优秀的冲锋队82分队的音乐训练的人演奏。***所有的（娱乐活动）表演都由冲锋队负责。***冲锋队分队的某位领袖将就“防卫的意愿——通向自由之路”发表演讲。

    冲锋队是1914年精神的传承者。

    冲锋队拥有英勇的心。

    晚会将以穿越城市的宣传游行作为开端。

    第一党卫军82分队

    冲锋队82分队

    在斯潘瑙斯的店里和国社党的商业办公室有预售票。 [54]

    这一事件实现了纳粹希望500多名冲锋队和党卫军成员举行游行的期望。“1910年代圆顶”挤满了热情的观众，他们为冲锋队的表演（体操表演）喝彩，尤其是音乐表演，按照《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所说，“拥有真正的民族主义的光环和崇高的精神”。

    四天后，纳粹分子召开了另一场针对即将到来的选举的群众集会。演讲者是一个国会议员，主题是“布吕宁——从此不再！冯·帕彭——过渡时期！给希特勒权力！”。演讲者明确地将纳粹分子从冯·帕彭的政府中分离出来，坚称“没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是不可能的”。他也发誓希特勒会合法掌权，而“11月罪人 [42] 和社会民主党杀人犯”将“为他们的罪行负责”。“1910年代圆顶”响起了喝彩声，结束时回荡着《霍斯特·威赛尔之歌》。 [55]

    社会党人努力地保持工人阶级的忠诚，阻挡纳粹浪潮，以极端的战斗状态回应一切。冲锋队的“军事游行之夜”之后的那天，诺特海姆“钢铁阵线”举行了一场对抗游行，以城镇乐队、两个军乐队和许多装饰着三个箭头的旗帜为首。在市集广场上的演讲又是关于捍卫共和国的。五天后，共产主义者也举行了一场宣传游行，有50人和一些红旗。第二天，社会党人又举行了游行，是由“钢铁阵线”发起的大规模示威游行。战斗情绪也反映在这次事件的宣传广告中：

    致诺特海姆县所有的拥护共和政体者！7月9日星期六晚上7点，在诺特海姆：诺特海姆县拥护共和政体的工人进行反法西斯主义的示威游行。所有的街道都属于拥护共和政体者！因此，所有的拥护共和政体者必须参加游行！ [56]

    游行持续了一个半小时，由30个举着旗帜的人和两个军乐队带领。在市集广场上，一个演讲者严厉谴责冯·帕彭政府，在结束的时候吼道：“在国会选举中，我们不能被纳粹打败！” [57] 第二天，又举行了一场群众集会，这一次是由失业者和社会党人所控制的专设的失业者委员会发起的。接下来的一周，表达了为失业者增加工资的要求，制订了在诺特海姆进行大规模抗议游行的计划。 [58]

    7月10日是有纪念意义的，不只是因为社会民主党的集会，还因为这一天在诺特海姆，被压抑很久的暴力行为终于爆发了。一大清早，六个纳粹分子殴打了一个佩戴“三支箭”别针的“钢铁阵线”成员。这为真正的战斗做好了准备，战斗在当晚7点爆发。大约25名国旗队队员从就业办事处出发朝诺特海姆行进，就在跨过“长桥”的时候，他们遇到了从对面方向过河的60名冲锋队队员。两支队伍的首领平安无事地擦身而过，其身后的队伍却互相咒骂起来。“长桥”上的通道很窄，辱骂迅速地变成了全面战斗。双方使用了棍棒、手杖、自行车打气筒和其他的简易武器。在桥北面旧军营居住的“流离失所者”看到正在发生的事情，冲过来帮助国旗队队员。在警方赶到并终止打斗之前，有大约80人正在用石头殴打纳粹分子。即便是警方努力让对立的双方分开，依旧发生了个人打斗，人们开始越过警方的头顶将石头扔向冲锋队的队伍。这一直持续到一个警察朝人群开枪才结束。双方终于被分开了，两名党卫军成员破坏了就业办事处那边的桥，人群将他们手中最后的石头扔了出去。党卫军急忙撤退了。

    这场战斗的结果是有三人住院，多人受轻伤。在受伤的国旗队队员穿过诺特海姆之前，战斗的消息已经引发了一群人的敌意，他们在去医院的路上一直被嘲笑。

    在接下来的审判中，也就是一个月后在诺特海姆举行的，九个国旗队队员被指控使用致命武器进行攻击。其中四人无罪释放，其他人被判处二到六个月的刑期。在传达判决的时候，法官宣布双方都有错，遗憾的是，没有充足的证据能起诉冲锋队中的一些人。 [59]

    “长桥”战斗的四天后，也就是7月14日的“巴士底日”[43] ，失业者进行了抗议示威游行。尽管是社会民主党的计划，但是共产主义者和纳粹分子都渗入了队伍中。前一天，共产主义者举行了一场100人参加的游行，发表了演讲，呼吁与社会民主党团结起来共同对抗法西斯主义。那天晚上，警方在诺特海姆森林里逮捕了两名共产主义者，两人都携带着左轮手枪和子弹。 [60]

    7月14日，有500名男性和女性参加了失业者的示威游行。这立即就被报纸称为“饥饿游行”。游行事先制订的目标是抗议过低的失业救济金并向城市议会提出具体要求，比如免费洗浴和终止义务劳动。

    在穿过诺特海姆的游行之后，队伍在市政厅聚集，他们举着标牌、海报和一面黑色旗帜（象征着普遍存在的悲伤和极其痛苦的情绪，至今仍旧在整个欧洲使用）。在游行期间，失业者越来越焦躁不安，开始大喊“饥饿！”和“给我们面包和工作！”。在市政厅，呼喊声传到市长那里，要求他出来和他们谈话。他拒绝了队伍的请求之后，怨愤声四起，一个人大喊道：“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这个市长？”人群大喊着回应：“绞死他！”之后，最前面的人走上台阶，进入市政厅。

    警察立即抽出他们的警棍，有些人被抓住和控制住了，还有些人被殴打了，人群向前涌去，有一个人大喊着：“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我们都要进去！”一个警察掏出了枪，一个示威者对他说：“你只有一次开枪的机会！”

    进入市政厅后，失业者不知道接下来能做些什么事情。人群发生了混乱，警方阻止他们向一楼以上的地方前进。示威游行最初的领导者之一，也就是工会秘书和社会民主党的地方领袖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演讲，劝说人们离开大楼。人们出去之后再次聚集起来，有序地朝着县辖区行进，县长现身并且告诉他们，他本想提高失业救济金，但是县现在几乎要破产了。于是，游行队伍解散了。

    第二天，失业者仍旧心情不好。《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写了一篇关于这件事的讽刺性文章，生气的人们聚集到该报的编辑部，开始敲窗。警方及时到达，从而阻止了暴力的发生。这天稍晚的时候，参与“长桥”战斗的一个国旗队队员出院了，立刻被一个纳粹分子袭击，惨遭殴打。同一天，两名女性之间还爆发了政治争吵。

    八名“饥饿游行者”后来在诺特海姆的巡回法院接受审判。审判拖到了11月，越来越超过限度了。法庭不得不反复地清场，法官一度威胁说要逮捕所有的观众。后来，他以蔑视法庭罪审判了其中一个被告。纳粹分子和共产主义者都提供了辩护律师。有七名被告被认定为有罪，被判处6到9个月的刑期。宣布审判结果的时候，一个共产主义被告在被告席上大声呼喊着：“德国的‘下层人民’很快就会进行另一场审判。你们可以锁住我的身体，但我的灵魂是自由的！”这时，法庭的观众席上唱响了《国际歌》，这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警方会清场并且把人群驱散到外面去。 [61]

    “长桥”骚乱和“饥饿游行”之后，纳粹分子变得相当沉寂。他们唯一的活动发生在7月18日，冲锋队的合唱团在为一名冲锋队队员及其新娘演唱完《霍斯特·威赛尔之歌》后，举行了穿越诺特海姆县的宣传游行。 [62] 减少活动是因为他们在准备纳粹项目中的一场最大事件——阿道夫·希特勒的演讲。

    1932年夏天，阿道夫·希特勒成了德国主流媒体的明星，希特勒的演讲就像组合狂欢节、摇滚音乐会和大联盟冠军赛一样。演讲吸引了寻求神秘交流的信仰者、刚刚经历了所发生的一切的有求知欲的人以及想要分享其他人都做了些什么的好奇者。一宣布举行演讲，票立刻就被卖光了；通常情况下，票只在当地纳粹重要人物中谨慎分配，由他们加价出售。早些时候，瓦尔特·施泰内克请求省党部领袖将一部分票发给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伤残人士，他非常幸运，被分配到了11张2马克一张的票。 [63] 施泰内克还在6月中旬写信给大区，当时希特勒的行程已经定好了，哥廷根附近的城镇被挑选为希特勒的演讲地之一，他在信中指出了本应选择诺特海姆的原因。 [64]

    但是，希特勒的演讲地点不能轻易地选取；1932年，地方上的纳粹官员经常事先收到一套完整的印刷的指示说明，是关于如何举行希特勒的集会的，内容非常详细，包括希特勒要求的矿泉水牌子，还有一些奇怪的要求，比如天气热的时候，希特勒要求讲台上必须放一碗冰，这样他可以凉手。 [65] 希特勒的演讲也是一项重要的财政事业和主要的创收事业。1932年7月21日，在哥廷根举行的演讲花费了11 470帝国马克，但是卖出了15 545张票（每张票高达3马克），总收入达19 222帝国马克，净收益7 751帝国马克。即便是元首抽取一半的收益，仍旧能挣很多钱。 [66] 而重点是无论希特勒出现在哪里，他的演讲都极大地推动了纳粹的竞选运动。

    希特勒将要发表演讲的哥廷根城镇距离诺特海姆10英里。为了将诺特海姆人和其他人带到这里，铁路安排了几辆专列。集会将在露天举行，整个空间可以容纳15 000名观众。希特勒之前是威廉·弗里克教授，教授在晚上8点开始演讲，场地3点就开放。希特勒会坐飞机来。

    下午很早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座位都坐满了。演讲者的讲台上布置了很多纳粹标志和旗帜，讲台后面就能看到旗帜。当地冲锋队队员作为引座员，而党卫军和希特勒青年团成员成群地站着。作为一种荣耀，在战争中受伤的人被带到了前排的特殊席位；之后，病人被抬了进来，包括（据称）一个声称最后心愿就是见到希特勒的濒死的人。等待期间，气氛越来越紧张。突然，8点的时候，人们呼喊起来，因为希特勒的飞机越过了布伦瑞克，他早些时候在这里发表过演讲。人们高喊着：“万岁！”当飞机飞向机场时，他们挥舞着手帕。

    之后，弗里克教授开始演讲。“如果警方说他们不能保护冲锋队，我们将会自我保护。只要给我们多年来我们的敌人对付我们时所使用的武器就行了。”9点45分，他结束了演讲，人们一边等待着，一边不停地低声抱怨着。开始下起了细雨。突然，希特勒出现在了讲台上，迎接他的是欢呼声和自发的“万岁”。说了几句粗话后，他命令把讲台上的雨伞拿走，这样一来，他就像观众们一样没有任何庇护地站在细雨中了。他大概说了如下的话：

    各国历史上都会迎来各种各样的决定性时刻。即将到来的投票并不只是一场选举，而是两个世界之间的抉择——国际主义的世界和真正德国精神的世界。人们必须在被阶级、党派、宗教分裂的德国和拥有一种意志、一个目标的德国之间做出抉择。过去的13年带来了痛苦、毁灭。本没有人能摧毁国家财富，创造数百万的失业者。所有的成分都有他们的党派，只有德国人民没有。但是国社党永远不会放弃斗争，因为只有国社党拥有勇气，并且愿意采取行动。

    他离开讲台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之后又被高呼“万岁”的声音打断了，最后，人们自发地唱起《霍斯特·威赛尔之歌》。“每个人都浑身湿透地回了家，但心中充满了希望，”《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报道称，“铁路车站附近的路灯都熄灭了——我们听到马克思主义者也‘断电了’。” [67]

    尽管在希特勒的演讲之后，任何其他的事情都会变得扫兴，但是纳粹分子仍旧不得不以选举集会来填充7月剩下的10天。他们举行了两场集会，每一场都不出彩。7月25日，一个维也纳的纳粹被邀请到诺特海姆，发表了反对犹太人的讲话，选举前夜在卡特莱拍卖大厅举行了“娱乐晚会”，播放了希特勒、戈林 [44] 和施特拉塞的“有声”影片。 [68] 为了填补空白，纳粹分子在他们的报纸《听！听！》上发表了诽谤性的指控。

    媒体的谩骂很可能已经到了收效递减的阶段。一个恰当的例子就是一年前，一群在诺特海姆邮政局工作的办事员被《人民报》贴上了纳粹分子的标签，但是随后该报就撤销了指控。而现在，1932年7月，纳粹分子抨击同样一群人为社会党人。这群办事员最终对纳粹分子提起了法律诉讼，经公证人证实，他们不属于任何党派，因而恢复了平静。 [69]

    但是纳粹的诽谤在诺特海姆健康保险办事处起效了。这一机构由社会党人管理，自1931年8月《听！听！》第一期发行以来，办事处就一直承受着纳粹分子的抨击。在1932年7月31日国会选举前的一周，健康保险办事处的董事会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解释其对《听！听！》发起的诉讼已经失败了，因为法庭裁定读者们不可能从纳粹文章的扭曲语言中发现任何意义，但是《听！听！》开始了新一轮攻击，因此，董事会发起了新的诉讼。《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广泛报道了新的指控，即健康保险办事处向各种各样的工人组织承诺可以使用它的油印机。《听！听！》从一个该办事处的雇员那里得知了这个消息，该雇员后来被解雇了。社会党人坚称这并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市政厅和县辖区多年来一直这样做，每一次使用这个机器都付钱了。事情很快就清楚了，县长和审查委员会调查了这一事件，宣布纳粹的指控是诽谤。委员会免除了健康保险办事处的所有责任，并且支持办事处开除一开始将此事出卖给《听！听！》的雇员。但是，这一消息只在《人民报》上发表了，而且是在选举后。去投票的诺特海姆人对纳粹的指控记忆犹新，很可能有一种印象，就是不管有什么样的声音，健康保险办事处及其社会党人董事会一定有问题。 [70]

    选举前夜，社会党人执迷于疯狂的指控，包括声称纳粹分子会给穿着冲锋队制服在城镇中行走的工人3马克，还会给成为冲锋队队员的人50马克。除此以外，社会民主党最后举行了两场集会。其中一场是由工会发起的，于冯·帕彭在普鲁士的政变之后六天举行，他们向政府就此事提出抗议。另一场是选举之前两天举行的。集会上的演讲者之一是主要的社会民主党候选人，他客观分析了纳粹分子的承诺和行动之间的差别。第二位演讲者是一个地方工会的秘书，他详细地反驳了纳粹对健康保险办事处的指控。集会的内容相当不同于最初的广告宣传：“我们正在进击！奋起！攻击敌人！”不过，出席率很高。 [71]

    其他政党变得无足轻重了，因此并没有发起竞选运动，只有民族主义者除外。虽然冯·帕彭并不是德国国家人民党成员，但是他代表了该党的一些观点，因此该党是国会中唯一支持帕彭的党派，德国国家人民党认为这给了它新的政治可能性。在诺特海姆，德国国家人民党在投票的两天前举行了一场竞选集会，会上，该党成员谨慎地将其从国社党中分离出来。民族主义演讲者说他们钦佩纳粹分子的爱国主义，但是反对他们的计划，尤其是“社会主义”方面的计划。他也指责希特勒想要摧毁其他党派的愿望，因为“德国文化就是通过多样性发展起来的”。集会的出席率很低。 [72]

    7月31日星期天，6 730名诺特海姆人去投票，其中有96%的人符合条件。纳粹获得了4 195张选票，比前一年增加了500多张。他们现在代表了诺特海姆62%的选民。他们获得了所有“新”选民的支持，也吸引了其他党派的选民。社会民主党在这次选举中失去了385张选票，现在只代表城镇中1/4的选民。除了纳粹之外唯一选票增长的是共产主义者，他们的选票翻了一番，但只有285张，即所有选民的4%，这让他们成了诺特海姆的第三大政党。就算最大限度地将社会民主党的选票转给共产主义者，也至少有200张社会民主党的选票投给了纳粹分子。痛苦和无助感开始侵袭社会民主党曾经的追随者们。

    民族主义者在诺特海姆站稳了脚跟。获得了200多张选票之后，他们从普鲁士议会选举时的最底端攀升上来。而这并不是让他们狂喜的原因，还发生了很多鼓舞极权保守主义追随者们的事情。冯·帕彭的政变让他控制了普鲁士邦，他现在可以清理普鲁士的社会党人政府，并且以保守主义者取代他们了。城市议会试图就谴责《人民报》一事进行投票，不过没有成功，因为中间派不同意。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县长被免职了，他被一个民族主义者取代了，而且县议会被解散了。 [73]

    前任县长基施鲍姆虽然是一个社会党人，但却是一个非常冷静的人；他也很客观，以至于纳粹分子对其在1932年离任也表示遗憾。即便是身处口水战中心的卡尔·库埃尔富尔特忘记了他们都是社会党人，并且称他为独裁者的时候，他也保持着镇定。新县长奥托·冯·德·舒伦堡是一个反纳粹的保守派，他质疑民主，厌恶社会党人。他的上任也就意味着社会党人在县议会中占绝对多数的形势结束了，因为冯·帕彭政府决定将诺特海姆县并入临近的乌斯拉尔，保留诺特海姆的县地位，但是解散其议会。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临时委员会，由两名社会民主党成员、两名纳粹党人、一名民族主义者和一名温和的右派组成。 [74] 社会党人又从另一个权力位置上被驱逐了。

    所有改变的标志是1932年8月的宪法日庆祝活动。并没有举行游行。只在第一市立中学举行了一场小规模的集会，所有的学校这天甚至都没有放假。下午晚些时候举行了游泳比赛，但这就是民主的魏玛共和国为其主要年度节假日做的所有事情了。 [75]

    考虑到整个夏天所发生的事情，没什么值得庆祝的。

    九　最后的寒冬（1932—1933年，秋冬）

    “我很饿！除了饥饿，我一无所有！” ——一个失业工人大喊道，他因扰乱治安而被捕，据1932年12月6日《诺特海姆最新消息》报道

    尽管社会民主党遭遇了一系列毁灭性的打击，尽管纳粹分子在7月的国会选举中获得了决定性的绝大多数，但夏季选举后，诺特海姆的政治形势陷入停滞不前。纳粹分子几乎没什么可做的了；这是他们最受欢迎的时候，但他们仍旧没有权力。全国的情况都是这样的。经过密切观察，纳粹在7月国会选举中赢得的230个席位的“胜利”是空洞的。国社党只获得了37%的投票——自第二次总统选举之后，这一比例就没有增加过。8月13日，希特勒向冯·兴登堡举荐自己，希望能被允许组建内阁，这位老人家不仅拒绝了，还暗示他永远都不会允许希特勒成为总理。如果不可能“合法取得权力”，毫无疑问会使用武力。冲锋队于1932年8月发动了一波恐怖袭击，冯·帕彭政府以紧急法令作为回应，按照这一法令，五名冲锋队队员因谋杀罪被判死刑，军队告诉戈林一旦纳粹试图发动政变，他们就会开枪。

    在这种僵持局面中，军队似乎占据着优势。在诺特海姆，1932年秋初的重要事件反映了这一点，因为来自第17步兵团的军队访问诺特海姆，进行了秋季军事演习。城镇热情地接待了400名士兵和6名军官。各种报纸满是关于军事演习的叙述，军乐队举行了两场音乐会，在各种各样的酒吧里举行了多场“演习舞会”。《诺特海姆最新消息》报道称城镇中的孩子们听到老兵的歌曲很高兴，因为他们骨子里都热爱军队。为了促进对他们的教育，学校给孩子们放假，让他们去看第二天的军事演习。简而言之，整个城镇都沉浸在纯粹的军事表演中。 [1]

    以前，在小范围内，同样的事情也经常发生。1930年11月，一个自行车团体访问诺特海姆并举行了“同道中人晚会”，和诺特海姆“以前的90名先行者预备队团体”的成员一起喝啤酒。1931年5月，一个小型摩托车分队在城镇中因模拟演习待了两天。很明显的是，诺特海姆人非常渴望军事生活，以至于他们看到警察部队来城镇时都很高兴。1931年，为庆祝一支警察部队驻扎在诺特海姆，举办了一场晚会，1932年6月，警察部队访问城镇的时候，举行了一场“演习舞会”。人们还应该了解的是，有几个诺特海姆人是非法军队（黑色国防军 [45] ）的志愿者会员，这支军队驻扎在城镇东部15英里远的山丘上。 [2]

    投入军事主义并不只是观看士兵们的游行。1930年，陆军元帅冯·马肯森 [46] 访问诺特海姆所引发的精彩的庆祝活动充分证明了这一点。1932年，前陆军元帅再次穿过诺特海姆，路上，他去拜访家宅位于诺特海姆附近的老朋友冯·施特拉伦海姆伯爵（当地最重要的纳粹分子）。他要求不需要小题大做的，但是150名钢盔团成员在火车站迎接他，诺特海姆露易丝王后协会为他献花。他乘着伯爵的豪华轿车穿过城镇（许多房子上都挂着向他致敬的旗帜），“长桥”上一支钢盔团卫队列队欢迎他。在被检阅和解散之前，钢盔团一直跟在汽车后直到冯·施特拉伦海姆的家。之后，当地的“骑兵俱乐部”被邀请到伯爵的宅邸喝茶，与老战士会面。当《人民报》刊登了伯爵庄园的半版照片时，对马肯森的到来很高兴的诺特海姆人几乎笑不出来了，照片中包括仆人们的住房、马厩等，题述是：“这里住着冯·施特拉伦海姆伯爵——工人们的领袖——国社党的领袖——不需要进一步的评论了。” [3]

    在大萧条的年代，诺特海姆人持续表现出的民族主义被视为一种政治常态，但是几乎没人能像纳粹分子那样熟练地利用民族主义。甚至娱乐活动也受到了民族主义的影响。“演讲协会”经常有军队的演讲者。在1931—1932年的圣诞假期，有一部军事滑稽剧电影《舒适的后备队》打破了诺特海姆电影院的所有纪录，连续两周都满座。该电影比汤姆·米克斯和哈利·皮尔 [47] 那样的中坚分子更具吸引力。但该电影并不是宽容的民族主义。1931年8月，《诺特海姆最新消息》报道称在城镇附近发现了一个来自比利时的小气球，上面系着一张明信片，询问发现的时间和地点。“许多人认为这是个无意义的玩笑，”《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的社论称，“但是，有很多人来询问关于风向、天气和发现地点的问题，可以认为这些寄送者正在调查战略信息。因此，不要把明信片寄到法国或者比利时……”《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指出，想要爬到树上拿气球的那个诺特海姆男孩的裤子被划破了；该报严肃地建议法国人给他买一条新裤子。《人民报》对这个故事没发表任何评论。 [4] 宗教也被利用来培养民族主义了；虽然教会并没有举行宪法日庆祝活动，但他们确实举行了纪念俾斯麦建立帝国的庆祝活动，1932年10月，他们庆祝了冯·兴登堡总统的生日。 [5]

    正是在这种氛围中，纳粹诉诸民族主义和军事主义，虽然粗暴，但却有效。另一方面，社会党人指责纳粹分子崇尚军国主义是毫无价值的，尤其是其中包括隐含的暴力威胁。1932年秋末，《人民报》被驱使着要求城镇政府采取行动，反对纳粹分子穿制服并高举旗帜在城镇游行。该报认为这样的活动是在“挑起暴力”。 [6] 然而，城镇中的纳粹分子知道正是这样的姿态吸引了他们在诺特海姆的追随者。因此，纳粹分子并没有试图与民族主义的、以军事主义为基础的冯·帕彭政府战斗，而是将新的重点转化为自己的优势了。

    9月17日，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举行了他们在7月31日国会选举之后的第一场集会。这场集会被宣传为“盛大的军事游行晚会”，特色是“党卫军的体育表演”。有很大一群人到场观看党卫军的表演，不过他们的“体育表演”结果是一场被委婉地称为“国防体育”的展览，即军事演习。两天后，冲锋队在诺特海姆附近的森林进行了大量的公众演习，随之还举行了“演习舞会”。这类活动比一周后举行的另一场集会更加吸引人，在集会上，“所有阶层的工人！商人！工匠！农民”都被邀请“和我们一起带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愤怒和行动来发起猛攻”！根据《人民报》所说，这次集会只有通常出席率的1/10。 [7]

    虽然最近获得了很多成功，但是诺特海姆地方小组还是陷入了麻烦，整个南汉诺威—布伦瑞克大区都是如此。其中的一个因素是财政。虽然有大量的资金转入，但是收入没有增加，支出反而增加了——按照预期，收益会增加。1931—1932年的“金字塔俱乐部”将群众集会的收益投入宣传，想要以此从群众集会中获得更高收益，到了1932年夏天，它已经到了极限并且开始崩溃了。再也没有大批新的希特勒追随者来供养这个循环了。而且，过分乐观的纳粹领袖期望每场竞选运动都能带来最终的胜利，于是，不断的选举导致了不计后果的浪费和难以偿还的债务，因为增长率相对下降了。

    1932年8月，省党部领袖生气地催促诺特海姆地方小组缴纳6月以来拖欠的会费，总计823.5帝国马克。8月末，地方小组偿还了债务，但是很快又陷入了困境。9月末，诺特海姆一共拖欠了555.5帝国马克，10月，又未能支付当月的261帝国马克会费。12月8日，省党部领袖提醒诺特海姆地方小组自8月以来它没有支付任何会费，并要求它立即汇款。 [8] 不仅诺特海姆欠大区的钱，整个南汉诺威—布伦瑞克的地方小组都没能付款。 [9]

    另一个问题是纳粹党派中的成员人数实际上在减少。1932年9月末，大区记录当月净减少了401名成员。有84名新成员，但是有330人退出，155人被开除（绝大多数是因为未支付会费）。捐款也减少了。 [10] 这可能是因为国社党之前对其追随者压榨得太多了。也可能是因为国社党变得更加“偏左了”，它试图与冯·帕彭的政府拉开距离，因而疏远了一些中产阶级追随者。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也是一个不祥的政治问题。 [11]

    1932年10月，诺特海姆面临一场新的竞选运动——八个月以来的第五次。7月选出的国会只召开了一次有关商业的会议，当时反对冯·帕彭政府的“不信任”投票以10：1的绝对大多数通过了。冯·帕彭无意在国会信任的基础上进行统治，于是立即解散国会，要求于11月6日进行新选举。很明显，只有冯·兴登堡的权威和军队的刺刀支持着政府，在国会内，没有其他可能的联盟能组成政府了；608个席位中有319个由纳粹分子或者共产主义者控制着。他们不能共同统治，但是可以联合起来阻止其他人的统治。

    因此，就很多方面而言，秋季国会选举既没有希望，也没有意义。如果纳粹分子想要保持他们不可战胜的光环，他们就得加入战斗并且展示成果。大区再次下达了战术指令，并再次询问诺特海姆地方小组的宣传需要。瓦尔特·施泰内克不再是夏天那个挥金如土的人了，他回答道，他已经拥有足够的印刷材料了。他不再像7月选举那样要求“五个大区演讲者、三个国家演讲者和一个参加选举前夜15 000人的示威游行的重要人物” [12] 。省党部领袖也设计了一些能以人力而非资金完成的策略：“传教士般的”演讲者挨家挨户地进行选举宣传，每一个人的目标都是使10到20个家庭“皈依”（并且将印刷品卖给这些家庭）；再次进攻没有设立地方小组的地点；再次使用了曾经在7月用过的私人信件写作策略。竞选运动仍将使用经过检验的煽动性方法，比如群众集会。 [13]

    10月8日举行了第一场纳粹群众集会——又是一场混合性的活动而不是简单的演讲活动。有抽奖活动，冲锋队演奏了音乐，希特勒青年团表演了题为“在敌人的金牌里”的戏剧。三天后，一个普鲁士议会的纳粹成员发表了题为“打倒富翁们的独裁统治”的演讲。他针对的目标就是冯·帕彭和民族主义者，他承诺纳粹分子会粉碎这场“资本主义政党的阶级斗争”。两场活动的出席率都很高。 [14]

    随着新竞选运动而来的是令人厌烦的暴力和谩骂的日益增加。整个8月和9月，城镇都很安静。唯一的例外是9月初，当时积习难改的纳粹好斗者塔普曼殴打了一名社会党人，他因此被象征性地处罚了10马克。然而，10月23日，两名国旗队队员和一名纳粹分子打架，纳粹分子的头被打破了。同一周，一名“钢铁阵线”成员因辱骂警察而被法庭罚款，一名纳粹分子因辱骂城镇议员而被罚款。 [15] 在10月10日的“乐队之战”上出现了有趣的调剂。城镇乐队（纳粹认为该乐队是社会党的，因为社会民主党集会经常雇用他们）正在市集广场上举行每周的惯例音乐会，就在此时冲锋队的乐队来了。由于警方的工作疏漏，纳粹分子也被允许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进行表演。广场上的观众很快就将之等同于政治事件，交替大喊着“自由！”和“希特勒万岁！”。为了避免暴力，警察在广场中央画了一条线，在两支乐队猛攻彼此的时候，他们在线的旁边就位。在警方的督促下，两支乐队最后离开了，群众也安全地解散了。不管怎样，那天的诺特海姆人很可能已经听够了音乐，因为那天的早些时候，共产主义者的铜管乐队乘着卡车穿越了城镇。 [16]

    10月22日，社会民主党以一场大规模的国旗队队员集会开始了竞选运动。主要的演讲者是国旗队的全国领袖卡尔·赫尔特曼，集会之前，来自汉诺威的国旗队乐队在市集广场上举行了巡游和音乐会。因为全部国旗队第十区的人都为此次活动来诺特海姆了，所以这次巡游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赫尔特曼的演讲标题是“我们的自由岌岌可危”，是对纳粹分子的猛烈攻击。整个事件充分展现了他们的力量。一周后，社会民主党青年部举行了一场游行，他们高唱着歌曲，表演着反纳粹戏剧。最后的一场游行于11月4日到来，主角是奥托·格罗提渥，他在激昂的演讲中抨击了共产主义者和纳粹分子。 [17]

    民族主义党派在竞选运动中举行了两场集会，都是在最后一周，都攻击了纳粹分子和国会政府。 [18]

    纳粹分子以一场群众集会开始了最后的选举运动，起重要作用的是德国女孩联盟。诺特海姆的领袖克莱尔·登茨勒发表的演讲强调了“热爱祖国、人民团体、德意志意识和德国道德”。三天后举行的一场对抗的集会吸引了“收租者、领抚恤金者和战争伤残者”，还吸引了“德国的工匠和商人”。票价降到了20芬尼，这是纳粹集会的最低金额。早上，冲锋队、党卫军和希特勒青年团一起去教会，中午冲锋队乐队举办了音乐会。两天后，一个路德派牧师代表纳粹分子讲话。票价再次降低了，但纳粹还有财政麻烦，他们第一次进行了公众集资。牧师抨击了冯·帕彭政府，不过像往常一样，他强调宗教信仰和民族主义：“我们所侍奉的天上的神只有一位，我们所热爱的祖国只有一个。”有很大一群热情的观众。最后，在选举前夜，希特勒青年团和德国女孩联盟一起举办了“娱乐晚会”，有唱歌和跳舞，还有当地领袖的演讲。 [19] 在扣除掉啤酒的成本之后，这次活动的400马克收益表明仍旧能从诺特海姆中产阶级的身上赚钱。 [20]

    在自1930年以来的第一次选举中，纳粹分子以报纸宣传来补充他们的集会。在选举之前的那周，《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和《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上每天都出现大量的广告宣传，还包含如下的简短口号：“14年的痛苦、羞耻和丑闻！保护你自己！”“我们每天的面包是首要需要。我们想要能忍受的生活条件！”除此以外，全党各个部分都被派出去分发印刷品和集会门票了。纳粹分子明显很谨慎。

    11月6日星期天的选举表明诺特海姆对纳粹的支持率第一次下降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可归因于“选举疲劳”；不过投票人数只减少了100人，这些一定是来自国社党的数据，总票数减少了267张。获得这些选票的主要是人民党和民族主义党派，不过共产主义者也增加了大约50张选票。社会民主党似乎呈平稳状态。社会民主党虽然在诺特海姆失去了12张选票，但实际上在诺特海姆县是有所收获的。尽管纳粹的力量有所削弱，他们仍旧控制着59%的大众选票，而社会党人只有24%。在全国范围内，国社党似乎已经过了巅峰时期。它在国会中的席位从230个下降到196个，而共产主义者的席位从89个增加到了100个。然而，选举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因为纳粹分子和共产主义者仍旧保持着“消极多数”，而专制政府也在继续着。

    好像是为了说明这一点一样，冯·帕彭发布了一个法令，禁止选举日在德国的任何地方召开所有的政治集会，为期12天。即便是这样，也没能阻止暴力行为；选举结束两天后，几名冲锋队队员和国旗队队员发生了打斗，不过没有人严重受伤。 [21] 在危险的政治贫瘠中，只有一个乐观的理由。1932年秋天已经度过了大萧条最严重的时期，即便没有政府行动，现在人们都期待着恢复过来。诺特海姆的每份报纸每月两次刊登当地的失业数据，研究这些数据的诺特海姆人会发现1932年春天达到失业顶峰时几乎没有超过前一年。他们会注意到，秋天的失业率并没有像往常那样增长。1932年10月，该区的工业和贸易委员会已经得出结论：经济正在复苏。他们向公众发布了一项声明，并提供了相关的证据，这是大萧条年代第一个充满希望的声明。 [22]

    然而，这并没有给失业者带来多少欢乐。即便是1932年秋天在制糖厂找到工作了，每周的工资也只比失业津贴多了2马克；工资水平是1929年的一半。1932年11月，一个年轻的接受福利救济的女性在市政厅大喊：“饿！”因为福利办事处没能满足她的需要。她一直呼喊着，直到警察把她赶走。11月下旬，当地法庭判处一个工人一个月监禁，因为他在发现自己一大家子的失业救济金被削减了之后，生气地大吼道：“走向街垒！走向内战！”当领取福利救济金的人了解到他们的救济金被削减了的时候，市政厅几乎发生了骚乱。12月初，一个在福利办事处的失业者非常愤怒，他拒绝离开，因而被逮捕了。去拘留所的路上，他一直大喊着：“我很饿！除了饥饿，我一无所有！”同时，工业事故受害者和孀妇协会向政府要求更好和更公正的抚恤金。 [23]

    城市尽可能地提供帮助。向失业者提供廉价的肉，如果有人有一头猪，可以在城镇屠宰场宰杀并且免费烹调加工。城市准备了一些土豆以备紧急使用，没有任何食物的人可以在城镇赈济处获得免费的餐食（1932年每天平均分发37顿餐食）。城市公共浴室以每人10芬尼的价格提供温水浴，在特别的情况下，失业者可以免费洗浴。还为失业者建了一个温暖的大厅。 [24] 城市之所以会采取这样的行动，部分原因是私人慈善团体做不到这些。1931年的慈善联盟在1932年没有再出现，“主要是为了逃避他们去年遇到的困难”。政治对立的加剧使得各个慈善团体难以凝聚起来。 [25]

    在希特勒掌权之前的最后两个月内，社会民主党人受到了一种特殊宿命论的强烈影响。自夏天以来，他们一直在质疑自己控制局势的能力。他们没有举行公共集会，不过国旗队队员仍旧在为防止纳粹分子夺权而准备战斗。他们在柏林总部建立了一个秘密短波电台，11月后全天有人值班，一旦纳粹发动攻击，他们能立刻发出信号。在诺特海姆，人们等待的时间越长，就变得越好斗。国旗队的领袖们不断警告着不能仓促采取行动。他们也渴望战斗，但他们几乎没有获胜的希望。1932年12月，一个工会领袖把其成员名单烧毁了。一个来自紧挨着诺特海姆郊区的国旗队领袖难以阻止其成员发起针对纳粹分子的独立罢工，但同时他采取预防措施，先摧毁了其成员名册，这件事也发生在12月。 [26] 一个普通工人总结了普遍情绪。他发现纳粹分子拥有压倒性的力量，主要是财政上的。他不会在他们面前退缩——实际上他是与一些冲锋队队员打架的领头人之一，他因而曾被判入狱——但是，他也确实觉得纳粹分子会掌权，这是他无法阻止的。毕竟，他“只是一个小人物” [27] 。

    城镇中人也认为纳粹必然会胜利。人们普遍相信国社党已经编制了如何在诺特海姆分配权力位置的清单。 [28] 非社会党人都不相信国旗队队员会战斗；他们认为其领袖是和平主义者，缺乏个人勇气。 [29] 不过，事实是绝大多数诺特海姆的国旗队领袖都获得了能证明自己勇气的战争勋章（卡尔·德佩拥有一级铁十字勋章）。而当城镇在12月和次年1月等待着第三帝国的时候，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不过，这轮毫无意义的政治活动依旧在继续着。共产主义者坚持煽动旧军事营房的失业者并且分发传单。人行道上能发现共产主义者用棕色油漆写的口号，这给清理的城市工人带来了无尽的麻烦。1月，德国共产党让大约80名参加游行的示威者拿着刻有口号的牌子：“打开橱柜！拿着煤、土豆和面包出来！”这也引发了城镇中人的一些思考。《人民报》曾两次强烈地否认德国共产党在“年轻的社会主义工人”中取得了进展。

    与关于社会党人的流行观点相反，共产主义者被认为是在纳粹掌权时会进行战斗的严肃的革命者。但诺特海姆权威机构并不认同这一观点。1931年，镇上的警察对一项官方调查的回应如下：“我们的调查结果是没人对共产主义者表示担忧。他们的地方组织只有15到20名成员，直到现在都不活跃。” [30] 诺特海姆共产主义者也不准备战斗。1932年8月，当普鲁士警察在整个诺特海姆县搜查主要的共产主义官员的家时，从14所房子里搜到的全部武器包括四根“棍子”、两把“匕首”、一把左轮手枪和一副指节铜环——后者是诺特海姆城镇的共产主义者唯一的武器。 [31] 但是在大萧条的环境中，诺特海姆的共产主义者有成长起来的可能性，这就给纳粹分子提供了替罪羔羊，给中产阶级提供了担忧的新原因，也给社会党人提供了造成围攻气氛的另一个理由。 [32]

    纳粹分子在整个严冬的几个月里一直在继续他们的煽动活动。12月初，他们发起了两场活动，一场是宣传电影，另一场是多样化的娱乐活动。1月，冲锋队举行了一场宣传游行，还有一场群众集会，他们的演讲者在会上将国社党描述为“一个优等民族发出的最后一声备受折磨的呐喊”。许多可以免费入场的失业者来这里主要是因为纳粹分子宣传称“大厅非常暖和”。最后，1月末，冲锋队召开了另一场“军事游行晚会”，还表演了一出戏剧《褐衫英雄》。这些活动并不是源自他们的活力，按照之前的情况来看，只是源于坚韧的决心和惯性。 [33]

    纳粹分子的部分问题是在全国范围内陷入了僵局。另一部分是恩斯特·吉尔曼（他自1932年12月1日起最终正式接任了诺特海姆地方小组领袖）所说的“暂时的财政灾难”，尽管这实际上是一场地域性的而非全国范围内的危机。 [34] 总之，12月，地方小组陷入了贫困，以至于都不能使用“1910年代圆顶”来举行集会了，只能租下骑术大厅，他们降到了与之前蔑视的社会民主党同等的地位。 [35] 他们迫切地需要资金，甚至开始敲诈他们自己的选民。吉尔曼提出了一个计划，就是发行一个诺特海姆各党派成员所拥有的各种商业的目录。纳粹分子之后被命令只能在目录上所列的商店买东西，一共分发了2 000份。要登上目录，一个纳粹商人就必须支付4马克。吉尔曼称之为“廉价的广告宣传”，但是他几乎没给受害者们什么选择：“你想要以怎样的方式被顾客读到？” [36]

    其间，县领袖瓦尔特·施泰内克生病了（胃溃疡已经折磨他10个星期了），他卧床不起，完全没有收入，只能靠亲戚们的救济来存活，他没有从大区那里收到任何官方经费的补偿。他有117帝国马克的电话账单已经过期了，他的电话会被取走。12月19日，他写信给省党部领袖，为他的过期会费申诉，他提道：“今天，在来自省党部领袖的信中，我为‘拖延会费’给出了我最后的20芬尼。”他支付费用的那封信是提醒他过去几个月一直欠大区的会费，并且要求他支付欠大区演讲者的57.5帝国马克，因为这个演讲者现在“身无分文”。 [37] 结果显示，纳粹党人没有人能付给其他人任何东西。

    除了艰难地举行集会和“娱乐晚会”之外，恩斯特·吉尔曼的解决方法是请求上级派来“有影响力的”演讲者。他请求大区让希特勒来。他邀请戈培尔到诺特海姆，向他讲述这个城镇的吸引力。最终，他请求省党部领袖的老同志们派来任意一个重要的演讲者，但是他们没做出任何承诺。 [38]

    其间，在诺特海姆的国社党爆发了派系争斗。持不同政见的纳粹分子指责吉尔曼任人唯亲、财政违规和独裁。他以简单的驱逐作为回应。1月，地方小组似乎要解散了。而且，冲锋队的情绪越来越糟糕了。圣诞节前的一周，他们中的一个人痛殴了一个年迈的社会民主党，导致他瞎了一只眼睛。 [39] 没人能预见到阿道夫·希特勒将被委任为国家总理，以及第三帝国将会出现。城镇一直在致力于纳粹事业，但是1933年1月，除了一直持续的宣传和暴力行为之外，纳粹分子也不知道能做些什么了。

    占诺特海姆选民3/5的纳粹绝对大多数（几乎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将这座小镇带到第三帝国边缘的因素并不多，但是它们之间有复杂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大萧条。不过在这三年危机期间，只有工人阶级遭受了痛苦，对城镇中产阶级影响更大的是他们的担忧，即最终的灾难会降临，他们会承受和“流离失所者”同样的命运，或者社会革命会摧毁其地位。比大萧条造成的实际痛苦更重要的是一直强调这种痛苦的新闻报道。

    在整个大萧条年代，诺特海姆只有17次破产，其中的11次规模很小，只是边缘化的商店主人，而剩下的6次与大萧条无关。但是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破产现象，每次都涉及冗长而痛苦的法律程序，所有的内容都在新闻上如实报道。1932年4月，在失业顶峰时，只有8%的城镇中人失业，但是持续的抗议、打斗、示威游行和源源不断的面色灰白的工人们去地区就业办事处让失业问题成了城镇中产阶级最关心的事情。纳粹的煽动吸引了这种情绪，并且加强了不安定的氛围。

    失业者的绝望不仅令中产阶级恐惧和厌恶，也摧毁了工人们的自信。多年的懒散破坏了他们的纪律；工会权力的削弱使他们面临着严峻的经济压力。十多年来获得的工资收入都没有了，甚至仍旧有工作的人也一直担心会丢掉工作。

    大萧条不仅创造了纳粹分子得以蓬勃发展的恐惧氛围，而且让政治进程更加痛苦。政治对抗反过来又妨碍了可以缓和大萧条影响的合作。在诺特海姆，危机政治表现为普遍的阶级战争。城镇中的中产阶级从没有将社会民主党视为公共机构；现在随着纳粹主义的崛起，出现了一种摧毁社会民主的方式。社会民主党的一种回应方式是增加了《人民报》对一些诺特海姆主要市民的恶意抨击。《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和《听！听！》则成功地削减了政治性，增加了紧张性。基本上，纳粹分子是最擅长辱骂的，在普通时代，这本会对他们起反作用，但是在恶意中伤的混乱中，这增加了他们的声望。在争夺党派利益中，只有城市议会中公务员团体的温和态度才能造就有效的城市政府。正是对社会民主党的憎恶让诺特海姆投入了纳粹分子的怀抱。在纳粹分子摧毁了社会民主之后，几乎没有保守派人士认识到纳粹将会攻击他们从前的同盟者并且摧毁这些同盟者。

    如果纳粹分子在其他方面没被中产阶级所接受的话，那么他们本不会被选为遏制社会民主党的工具。纳粹分子令人尊敬的特质是他们强烈的民族主义、他们对宗教信仰的操纵以及他们所获得的保守派的支持。

    1930年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诺特海姆都是一个民族主义的城镇，不过随着大萧条的出现，对民族主义和军事主义的投入增加了。外部力量促成了这种现象，纳粹的宣传就是这样，但是通过操纵爱国主义象征，诺特海姆的国社党将其与重要的传统惯例联系在一起了。纳粹分子同样利用了宗教感情，尤其是在诺特海姆以路德派牧师作为演讲者。和纳粹分子联系在一起的德国民族主义党派也是互惠的。德国国家人民党和国社党在诺特海姆的整个前希特勒时代或多或少都是结盟的。两者之间唯一真正痛苦的时期是冯·帕彭政府统治时期，当时的空气中充斥着“反动分子”和“社会主义激进分子”的反攻。1933年1月末，纳粹分子和民族主义者又一次在音乐会上共演，因为希特勒政府最开始就是联合政府。

    纳粹分子和德国国家人民党有很多共同点：极端的民族主义、狂热的反社会主义以及致力于破坏魏玛共和国。在诺特海姆，主要的民族主义者对纳粹的成功感到高兴，不过纳粹分子常常表现出明显轻视他们的迹象。《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给予他们社论支持，经常报道和支持纳粹的所作所为（记者是纳粹分子），并且明显提供了减价或者免费的广告宣传版面。在纳粹成长的早期，《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的印刷机可以用于印刷纳粹的小册子和海报，该报的专栏是纳粹分子能直达大众的唯一途径。 [40]

    虽然德国国家人民党在诺特海姆只有一小批追随者，但他们还有两项有益于纳粹分子的资产。其中一个就是资金。在诺特海姆，德国国家人民党的大部分成员是地位高的公务员、企业家，或者贵族。另一项资产就是社会地位。不仅其成员都是“最优秀的”人，而且它还继承了德国伟大的黄金时代以来一直坚定支持君主制的传统。最后，它还通过钢盔团和军队关系密切，钢盔团名誉上的全国指挥官是冯·兴登堡。通过对纳粹分子给予热情的支持和限制对纳粹社会目标的反对（在此期间，党派间是不和的），德国国家人民党帮希特勒铺平了道路。对诺特海姆人而言很明显的是，最优秀的人是支持纳粹的，这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钱包。

    有利于诺特海姆的纳粹主义发展的另一个因素是政治化。由大萧条而产生的渴望和需要、阶级对抗和复苏的民族主义似乎都能以政治方法解决。持续的选举意味着持续的竞选运动，而每一场竞选运动都刺激着仇恨和激进主义。从1929年11月的地方选举到1932年11月的国会选举，一共有九场重要的竞选运动，单是1932年就有五场。诺特海姆的大部分人都在所有的选举中投票了。这遵循了整个选区的模式，这是德国35个选区中参与率第二高的地区。 [41] 在诺特海姆，每场重要的选举中，都有94%—97%的合格选民进行投票。因为是自行登记，所以只有生病的人和虚弱的人待在家里。剩下的人都被卷入政治中了，也就是说，政治热情几乎蔓延到了城镇中有人存在的所有区域。

    所有的这些因素导致了纳粹在诺特海姆的成功，但即便是有利的形势也无法解释在大萧条的三年中纳粹所获得的选票从123张飞涨到了近4 200张这一现象。 [42] 为了理解这种现象，人们必须考虑到纳粹分子投入竞选运动的技能和努力。数量是首要因素。从1930年1月到1933年1月这三年间，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平均每月召开三场集会。随着时间的流逝，纳粹分子公共集会的数量、规模和种类在日益增加。在选举运动中达到了巅峰；1932年7月，有六场集会：三场是带有演讲的集会，两场是带有游行的集会，还有一场是“娱乐晚会”。而且，活动一直在继续；在整个三年期间，只有两个月没有纳粹集会（1930年7月和1932年8月）。 [43] 活力是他们给人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

    纳粹在诺特海姆的宣传努力超越了纯粹的行动主义。持久稳固的、富于创造力的和强劲的努力，再加上对特别适合诺特海姆和城镇中每一种因素的敏锐触觉。除了关于民族主义、犹太人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普通演讲外，他们的集会也是专门为工匠、商人、公务员、领抚恤金者、工人和其他目标群体举行的。还要考虑到诺特海姆的地方特性，城镇中几乎没有真正反犹主义的人，因此这一效果较弱。但是城镇中人有很强烈的宗教信仰，这被充分利用了。当纳粹分子不吸引特定群体时，他们会依赖于盛会、“娱乐晚会”、放映电影、演戏剧、杂技表演、抽奖、舞会、体育表演、军事演习、儿童朗诵和其他取之不尽的手段。 [44] 他们将受苦的群众吸引到盛大的集会中，在集会中，人们会沉浸在参与一场充满活力且包罗万象的活动的感觉，在这场活动中为满足每一种需要而调整激进的行动。敌人的定义也差不多：他是犹太人、社会党人、不敬神的人，或者更受偏爱的是无定型的普遍形式，是一种需要为从企业银行的崩溃到《凡尔赛条约》的签订负责的“体系”。

    简言之，国社党成功地成了所有人的一切。这甚至反映在广告宣传中所使用的名字上，分别是“National Soc.German Wkrs.Party”或者“Nat.Socialist Germ.Workers Party”，或者是根据需要而出现的各种变化形式。在混乱的宣传中，纳粹分子表现为虔诚的、严肃的、完全爱国的、在满足民族主义需要的情况下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而且（如果你曾经出席他们的“娱乐晚会”）很明显是友好的。但是，纳粹集会所取得的效果仅仅是通过他们的人数来完成的。如果你想要一个有活力的政党，那么国社党就是这样。

    从远处来看，纳粹分子的活力和技能看起来是神秘的，但是当某人分析该党派在当地的实际操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动力、成分和构成时，一切都变得可以理解了。从中可以推测出纳粹狂热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历史根源，如同邪教般的伪宗教信仰运动特性，以及被恶魔般地释放出来的由受虐狂似地依附于全能的、有超凡魅力的领袖所产生的力量。但是更简单的解释似乎更能揭露纳粹分子疯狂行动的主要因素。

    首先，从纳粹党由边缘现象转换为大众运动开始，他们的目标就变得非常简单了——获得权力。这要通过获得更多的成员和选票来实现。所有的其他内容——比如主义上的一致性或者人类尊严——都服务于唯一的目标，即动员群众支持，让希特勒掌权。一个如此简单的目标，可以允许他们集中所有的努力，非常合算地利用各种才能和活力。

    其次，与以前的党派相比，纳粹党的构成给了他们以最少的努力实现最简单目标的才能。国社党是中产阶级的第一场群众运动。他们已经了解了如何在现实世界中以最少的努力完成各种事情。他们从成本核算的角度考虑问题（明白如何记录分类账户，这一点与社会民主党的无产阶级追随者不同，在他们眼中，学习这一内容就像是学外语一样），他们熟悉广告宣传、设备租赁、筹资和办公室间备忘录等。他们有交流网络（至少是在地方层面上），了解各部分的业务专长，能够处理像租赁麦克风或者在一夜之间设计并印刷海报这样的实际问题。他们的中产阶级背景和商业经历意味着他们已被训练成守时、勤勉、自律、守序和节俭的人。参与战斗的人也熟知冷酷无情，他们会毫无疑问地服从命令，并且迅速地利用各种机会。纳粹领袖也有中产阶级那些偏狭、自信、易受骗和粗心大意的自以为是的特性——希特勒非常了解如何加强和利用这些性格缺陷。

    最后，1930年之前，纳粹党通过试验和错误而制订出的宣传和群众动员机制是简单的、自我修正的和自我强化的。通过形成多样化的书面宣传的要求清单和对各种主题的演讲者的广泛选择（1932年12月，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可以任用的大区演讲者有80名 [45] ），国社党的高级官员让地方的纳粹领袖几乎可以任意选择满足当地需要的组合。这些选择的结果是令人怀疑的，但是举行过一场群众集会之后，可以通过统计门票销量和筹款所得来更加精准地评估结果。未来的策略会进行相应的调整，而且可以根据反馈系统进行调整。收益是衡量一个专门的演讲者或他的主题（每一位演讲者在其最佳表现中也有利害关系）是成功还是失败的最容易的标准，收益可以用于更多的活动和宣传。因此，纳粹分子持续的竞选运动主要可以通过群众集会和筹资方法之间的关系来解释。从根本上来说，最重要的反馈系统包括其他经常被记录和容易被统计的内容：申请成员数量和选票。因为追求权力是唯一的目标，所以这些内容也是整个机制的主要奖励和强化因素。

    其中的任何一项都不能暗示纳粹分子是无敌的，或者他们强大的破坏力是无法阻挡的。他们从1930年到1932年之间的大部分成功必须归因于他们求新而顺应潮流的影响力。一旦这些因素无法发挥作用了，这场运动就会陷入麻烦——以1932年秋天诺特海姆地方小组的问题为例。到那时为止，诺特海姆纳粹分子能让城镇中人参加集会的唯一可靠的方法就是把集会变成一场“娱乐晚会”。换句话说，纯粹的政治宣传对普通的纳粹选民来说已经失去了吸引力。大众的冷漠和疲惫已经取代了好奇心和热情，金融泡沫破灭了，否认了迫近胜利的期望所带来的外部关注的党派已经开始攻击自己了。纳粹的极度活跃也要求从地方层面的领袖那里收取费用；他们很快就心力交瘁了，像是鲁道夫·恩斯特和瓦尔特·施泰内克。整件事情就像一次生死攸关的骑兵冲锋，1933年1月，事情很容易地向另一个方向发展了。

    明显的是，如果一个德国的国家领袖有决心和勇气取缔国社党和共产主义者的话（将全部国旗队队员转为储备军也许是为了支持这一观点），希特勒就会走投无路了。该党无疑会继续存在，但是正如1922年的普鲁士禁令所显示的，由于缺乏煽动和资金，纳粹党本会萎缩的。希特勒绝不是不可抵挡的，不过1933年开始，希特勒的追随者所付出的努力和技能让他看起来是难以抵挡的。

    如果当时有任何有效的反对力量的话，纳粹分子并不会在诺特海姆取得那么大的成功。各种各样的右翼分裂党派并没有什么竞争性，因为他们同意纳粹分子的民族主义和反社会主义，最多也就是高度怀疑民主的价值。 [46] 只有两个党派无条件地献身于民主事业并且清楚地认识到了纳粹主义的危险——天主教中央党派和社会民主党。因为城镇中的宗教情况，中央党派在诺特海姆只有一小批追随者，但是很稳定——每次选举都获得了180张选票，差不多会有10张的浮动。就大萧条直接对社会党人的追随者施加了压力这一事实而言，社会党人也保持着相当的稳定性。直到1932年春天，他们才出现损失。在1932年春天和夏天的选举中，社会民主党失去了28%的支持者，但是其本身还是稳固的。社会同质性是社会民主党的力量来源，也是它无法有效对抗纳粹主义的根源。如果社会党人与非纳粹的中产阶级改善关系，他们本可以阻止纳粹主义的发展。城镇中的社会主义传统阻碍了他们。如果社会党人提出一项改革计划，他们本可以从纳粹分子手中盗走激进主义的旗帜。他们自己的改革传统阻碍了他们。他们在战略上的基本错误是认为纳粹主义的威胁在于其进行武装起义的潜在可能性。社会党人随时准备进行抵抗；他们无法抵抗的是纳粹的政治威胁。相反的是，他们的做法完全是消极的。

    社会民主党强调纳粹主义的邪恶性，但却没有替代计划。它捍卫共和国，但是却不能允诺更好的未来。社会民主党、国旗队队员或者工会集会的心境完全是防御性的，甚至到了在全国竞选运动中利用群众集会来解决纳粹分子在地方层面上攻击的程度。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社会民主党有一个解决大萧条的超级武器，但是在诺特海姆，除了在《人民报》上刊登攻击个别中产阶级的粗鲁中伤外，这一武器却从未发挥作用。整体上来看，社会民主党的工作可以被视为最具奉献精神的活动却没起任何效果的一个例证，其后没有任何有效的策略。而且，社会民主党越是努力地想在决心上赶上纳粹分子，他们就越是将中产阶级赶向纳粹的怀抱。社会党人的战斗状态只是增加了诺特海姆的政治紧张局势，并没有消除纳粹的吸引力。

    在诺特海姆，有益于激进的右翼群众政党崛起的因素是丰富的：看起来越来越恶化的经济灾难；由于政治上的不宽容，传统的阶级划分变得更加严重；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狂热的军事主义；不起作用但是好战的左翼；以及分裂、愤慨而且不稳定的右翼。除了其宣传外，国社党还为这种混乱的状态——社会秩序的崩溃——贡献了其他要素。

    从1930年到1933年，在诺特海姆出现了不少于37场政治打斗。其中四场是大规模的混战。这些数据中还不包括未遂的打斗——有几次是警方的积极行动或者对立领袖的克制阻止了暴力行为的爆发。还有几次是警方禁止召开集会，国家警察分遣队被派到诺特海姆作为增援，而报纸在报道出现或者没有暴力行为时，几乎都统一口径说是天气或者汽车意外事故。虽然有警方的规则和规定、政府的布告和紧急法令，但这些没有一项能彻底根除在德国这片有严厉法律和严格秩序的古老土地上每天都出现的街头打斗。

    问题的根源是将城镇中完全对立的对手分成两个组织，其中每一个都想要摧毁另一个；一个想要建立独裁统治，另一个即便是遭受了猛击也想要维持现在的民主。这种冲突的观点导致了互相的诽谤，首先是党派间的，其次是个人间的。诽谤诉讼变得司空见惯了。言语和行为上的嘲讽和辱骂助长了傲慢情绪。恐怖主义，尤其是在诺特海姆县，成了一个标准的武器；刀子、金属棒甚至是枪都成了标准装备。除此以外，还持续存在着即将发生纳粹政变的谣言，有些是以事实为基础的。

    诺特海姆从一个不活跃的偏远的城镇变成了暴力行为的爆炸中心。可以绘制一个由政治活动和街头打斗构成的“狂热图表”。 [47] 它会证明竞选运动、频繁的政治集会和肢体冲突之间的直接关系。这三年是与日俱增的。而且，法庭基本上会宽大处理，以至于双方性急的人都受到了怂恿。1933年1月20日，这一心态达到了顶峰，当时在“饥饿游行”和“长桥”战斗中犯罪的人都被大赦。因此，在希特勒掌权后，他们可以自由地参与各种活动。

    三年来的暴力行为的遗产，打破头、撕裂嘴角和打伤眼睛的后果是多样化的。当然，任何一场打斗都没能决定什么，这些打斗与其说是政治紧张的原因，不如说是其结果。但是这些打斗为城镇积累了足够的痛苦。由于和平的解决被证明是不可能了，诺特海姆人越来越习惯于以暴力的方式解决政治不合。有秩序的人对经常发生的打斗感到厌恶，但最后却习惯了打斗。因此，这为希特勒上台后纳粹分子系统地利用暴力和恐怖行为铺平了道路，也为诺特海姆人相对冷漠地接受他们铺平了道路。这就是纳粹掌权的主要原因。

  • 马戛尔尼《1793乾隆英使觐见记》

    第一章　北上见闻

    ●一路北上

    1793年6月15日，礼拜六。吾船“狮子”号，自交趾支那之多伦海湾出发，向中国开行。同行者有三船，一为“印度斯坦”号，较大。余二船，一曰“戛考尔”；一曰“克拉伦司”，均二桅之小帆船也。

    19日礼拜三。下午二时，中国大陆已隐隐可见，其方向则罗盘中之“东北偏北”也。

    20日礼拜四。晨六时，下碇于辣得郎海口。余命史但顿勋爵、密司忒麦克斯威尔、甲必丹麦金吐司三人登陆，报告吾船抵埠之息耗，顾以此时一季中之商船多未抵埠。

    译者按：尔时交通机关尚未大备，海外商船之来华营业者，不能如现时之川流不息，仅能按季往来一次，且必结伙同行，互相照应，故云然。

    即欧洲各国商人之营业于东方者，亦多在澳门，故报告而后，岸上未有若何之举动也。

    22日礼拜六。下午，史但顿勋爵回船，言得澳门消息，中国朝廷自得吾英特派使臣来行觐聘礼之确耗而后，文武官员均大为满意。乾隆皇帝亦以为己身克享遐龄，以古稀天子之身，至政幕将闭之候。而犹得一远国如吾英吉利者，使使万里东来，共敦睦谊，则其毕生之威名荣誉，至是而益增矣。因通令全国各海口，凡有吾英皇帝陛下所属之船只抵埠者，当以至敬之仪节迎接云。

    译者按：《东华录》乾隆五十七年，冬十月，乙酉，上谕：军机大臣郭世勋等奏，据洋商蔡世文等禀，有英吉利国夷人波唧哑口兔口值口臣等来广禀称，该国王因前年大皇帝八旬万寿，未及叩祝，今遣使臣马戛尔尼进贡，由海道至天津赴京等语，并译出原禀进呈，阅其情词，极为恭顺恳挚，自应准其所请，以遂其航海向化之忧，即在天津进口赴京。但海洋风帆无定，或于浙闽江苏山东等处近海口岸收泊，亦未可知，该督抚等如遇该国贡船到口，即将该贡使及贡物等项派委妥员迅速护送进京，毋得稍有迟误。至该国贡船虽据夷人禀称，约于明年二三月可到天津，但洋船行走，风信靡常，或迟到数月或早到数月难以预定。该督抚等应饬属随时禀报，遵照妥办。再该贡船到天津时，若大船难以进口，著穆腾额预备小船，即将贡物拨运起岸，并派员同贡使先行进京，不可因大船难以进口、守候需时致有耽延也。将此传谕各督抚，并谕郭世勋盛住知之。

    28日礼拜五。向归山岛（译音）驶行。因雾重天黑，与“印度斯坦”船及两二桅小帆船相失。先是东印度公司主事者曾派甲必丹柏乐克滔，驾一二桅帆船“勉励”号驶往归山岛，令其游弋该处，候至六月三十日为止，俾与吾船相值。

    30日礼拜。海面不见“勉励”号船之踪迹，遍问中国渔船，亦鲜有见者。此间中国渔船极多，数以千计，望之满目都是，碧波如镜，缀此无数小舟，至足观也。

    吾船下碇后，即有一华人，业领港者，率其所属上船参观。此人虽业领港，顾始终未见一船宏大如吾“狮子”船者，故觉事事新奇，称誉不止。

    后于舱中见壁间悬一中国皇帝之御容，彼辈立即俯伏于地以至恭敬之状，向地皮亲吻数四。

    译者按：以意度之，当是磕头，而外人误为向地皮亲吻，抑何可笑。参考史但顿《出使中国记》曰：彼辈向地皮亲吻，起立，而后咸向吾辈作喜色，似谓汝辈外国人，乃亦敬重吾中国皇帝，悬其像于船中，殊足感谢也。

    7月1日礼拜一。吾船与“印度斯坦”号、“戛考尔”号、“克拉伦司”号三船相遇。

    自上月十九至今，无日不雨，无日不雾，天色沉黑如晦，有时加以风警，航行至此，困苦已极。其中晴畅者仅有一日也。

    3日礼拜三。抵珠山下碇。

    吾即遣史但顿勋爵乘“克拉伦司”船，入城与当地官长商量，俾得一熟悉海路之人，为吾船引港，以便开往天津。吾船停泊之处，盖在城东五十英里许。

    7日礼拜。史但顿勋爵回船，与二引港人俱。引港人言：他种船只均可直抵天津，独“狮子”船体积太大，吃水太深，至庙岛后即不能再进。又言：庙岛地近登州，居北直隶海湾之入口，北直隶海湾浅而多沙，停泊之地绝少。自此往庙岛约四日之程云。史但顿勋爵亦言：抵城后，得此引港之人殊不容易。谓与当地长官说明来意后，当地长官即曰：吾等权利，仅能令引港者导尊船至次一口岸交卸，复由次一口岸供给引港之人，如是逐节交换，至于末一口岸而止。史但顿曰：似此情形，旷时费日，于敝船殊为不便。倘尊船无引港好手能直导吾船至于末一港口者，或宁波地方较大，商业较繁，必能具有此种引港之人，务请贵长官代向宁波雇用。

    长官一闻此言，即念及乾隆皇帝曾有通饬各口岸优待吾船之通令，又恐不为吾等办理此事，吾船抵宁波后，向其上一级之长官言之，此当地之长官必受谴责。乃立允为吾船竭力设法，调查既久，使得二人。系前此自备船只往来经商于天津各口者。令其担任此责，即吾偕来之二人是也。

    然二人虽略有经验，而于航海之知识与技术则殊形浅薄。逆料此去船上引港事宜，仍当自行料理，此二人仅足略备顾问而已。

    19日礼拜五。抵竹岛。竹岛吾尝闻之，庙岛则未之前闻，至是始知引港人之所谓庙岛者，即竹岛之误。

    译者按：山东有竹岛，亦有庙岛，唯竹岛近岸而庙岛孤悬海心。引港人之言虽误，究未全误也。

    负以本国一重要海岸之名词，此辈犹不能记忆无误，则其航海之知识，已概可想见。无怪吾船离岸稍远或偶至海水较深之地，彼等辄战战兢兢以为不可；又无怪吾船破浪而进，不肯受风雨之阻，彼等辄摇首咋舌视为非常也。

    20日礼拜六。自岸上得一新引港人，启碇前行，数小时抵登州府。数日来，天气变更无定，时而暴风骤雨、时而风定雾生。闷坐船中，至觉不快。入暮，约当下碇三小时之后，登州府长官到船拜见。其人为中国大员，一与我见，即言：兄弟已奉到朝廷命令，优待贵使。贵使苟有所需，第在兄弟权力所能办者，当无不如命。倘贵使欲自登州府取陆路晋京，则车辆及一切装运之事，当由兄弟担任云云。余均颔之。此人年事约三十五六，颇精干善交际，与余琐谈杂事，历二小时始去。神意无倦，以素未谋面之人，而周至殷勤，乃如老友，是亦不可多得者矣。

    21日礼拜。登州府长官遣人送礼物至船，计：牛四头，绵羊、山羊各八头，白米、红米各五石，麦粉二百斤，蔬果各数筐。余受其礼，配以相当之回谢礼物，付其使者携去。又有一引港老人，年纪已七十许，亦登州府长官派至船中，听候差遣者。此人言：每当两历七、八、九月之交，北直隶海湾中，恒风平浪静，吾船此去，可无险阻。又言：为吾船驳运行李礼物之船只，今已停泊大沽口，一俟吾船到口，即可改登驳船，开往天津。好在各船均坚固宏大，不虞船中什物之损坏潮湿也。

    ●抵北直隶海湾

    23日礼拜二。吾船在北直隶海湾之内。北直隶海湾为黄海之一部，风浪甚静，一如彼老引港人之所言。黄昏时，吾船与“勉励”号相遇。此船抵澳门时，东印度公司之主事者，不知吾船抵澳门之时，亦须暂泊，因以信札付“勉励”号，令其径行北驶。俾于吾船未抵天津之前，在中途与吾船相遇。及吾船抵澳门，“勉励”号已于数小时前北驶，吾船遂与“勉励”号相失，至是始遇。

    25日礼拜四。晨起，日甫出，即见吾船四周，有中国船无数，大小不等，所占面积可二三英里。吾因问引港人此地何地？去天津之口岸（原注：指大沽口）为程几何？引港人未能明答。而余见远远樯桅丛密之处，南北两旁，均有树木家屋，隐然可见。以意度之，彼处必为直达天津之河道之出口处，与吾船相距，为程不过九英里。顾不审吾所料果否无误，乃命康倍尔大副及密司忒许德南二人，乘“戛考尔”船前往探取息耗。傍晚，二人归，始知吾料果不谬。且言渠等到口之时，即有下级华官数人上船询问，及知此船乃隶于英国钦使部下，华官立请彼等上岸与两大员相见。此两大员已驻节彼间多时，日盼余至，故一见二人，多异常欣忭，待以殊礼，且细问英国钦使及钦使部下各员情形。凡各员之职位品格、性情、年岁，以及此次带来之礼物，“狮子”船及各属船之形式驶力，莫不一一缕问。且令一书记旁侍，将二人答语，笔之于书。二人别时，两大员言：目下岸上各事多已齐备，一俟“狮子”船抵滩（原注：“狮子”船过大，不能傍岸，只可驶抵沙滩而止），当由两大员躬至船上，候英国钦使安好。又言：目下“狮子”船去滩不远，为程不过三海里矣。二人复言默观华员神气，咸料吾船此次带来之礼物必大有可观。而吾船所备者，实为数无几，万一进呈御览时，乾隆皇帝不能满意，则吾辈此行，结果必不能十分圆满。史但顿勋爵亦谓曩在澳门之时，尝与一绅士闲谈。此绅士来华已久，熟悉东方情形。因问钦使，此次东来，携有礼物若干？史但顿举船中所备者告之。绅士曰：似此恐不免令华人失望。职是之故，余乃与史但顿会商添加礼物之法，顾所加之物，既欲求其珍贵，又当以吾英国产为限。而万里东来，所携有限，势不能复回本国而取之。不得已，调查船上各员自备品之珍贵者，照原价估之，借作公用。计得二物：一为大望远镜一具，密司忒勃郎所有；一为潘克氏制大灵司一具。

    译者按：灵司，为光学中凸凹镜之总称，此言潘克氏所制灵司，想系用凸镜或凹镜制成之一种器械，具有特别功用者。

    甲必丹麦金吐司所有。此灵司珍贵异常，不特东方罕见，即吾英亦不可多得。甲必丹曾以重价得之，携之来华，意将奇货居之鬻诸华商，吾恐此物一入华商之手，则达官亲贵，必辗转求之，终至贡诸乾隆皇帝而后已。果使此物仍为乾隆皇帝所得，则同是西方货物，皇帝万机之暇，取吾英所进礼物，于此物比较之，吾礼物优美之光华，必为此物所掩蔽，而皇帝心中，亦必谓英国国家见贻之品，奈何反不如吾臣下之所贡。如是则吾此番出使之荣誉，必为之稍减，而于吾英国国家之光荣，亦所关非细也，故余与甲必丹熟商，移购此物置之礼物之中，自谓礼物中有此二物。北京虽大，而所藏西洋精美之品，殆无有足与相埒者矣。

    入夜，余以登岸之前，有种种急应与华官斟酌布置之事。而入国问禁，吾盲于中国习俗，凡关于仪注一切，尤不得不先有人为余探询。因复遣许德南乘“勉励”船登岸，与华官接洽。

    28日礼拜。有下级华官数人来船问安好，且言：岸上各事现已布置就绪，有驳船多艘，已在沙滩恭候。尚有多艘，定于明日开至沙滩云。

    30日礼拜二。密司忒许德南乘“勉励”号回船，自言承办各事，已一一接洽妥当。又言，当“勉励”号傍岸停泊之时，曾有华官多人，上船询问：汝等有钟表及刀剑出卖否？许德南辞以吾船并非商船，不卖钟表刀剑。彼等乃露失望之色，悻悻而去。准是以观，彼等殆有热望，吾等以此种零星小物见赠之意，余苟不设法赠之，必非彼等所愿。顾所备礼物，既不能分拆，而船上各员行李中所携之零星小物，亦为数无几，不敷分派。不得已，与“印度斯坦”船上各执事人商量，购其随身携用之时表以益之。

    ●友人至

    31日礼拜三。终日大风，海湾中小船不能行驶。午刻，两大员督驾大号驳船七艘，自岸上装运大宗粮食杂物到船。计：牛二十头、羊一百三十头、猪一百二十头、鸡一百只。

    鸭一百头、粉一百六十袋、米一百六十袋、满洲面包十四箱、茶叶十箱，小米一箱、红米十箱，白米十箱，蜡烛十箱，西瓜一千个，甜瓜三千个、干制桃子二十二箱，蜜饯果子三十二箱、干制果子二十二箱、蜜饯蔬菜二十二箱、盐制蔬菜二十二箱、大号冬瓜四十篮、南瓜一千个、新鲜蔬菜四十捆、豌豆荚二十担、陶器三篓，供给之周于如此，而礼貌又优渥异常，恐世界各国之优待他国使臣者，多不能与此东方帝国比也。顾吾以其所赠之物太多，供过于需，全受之或滋霉腐，故仅受其大半，而璧其小半。两大员一曰樊大人、一曰周大人（译者按：均译音）。樊、周二字系族氏，大人则其尊称，言伟人之人物也。

    樊大人为一武官，头上插孔雀毛，戴红珊瑚顶子。红珊瑚顶子者，二品官之标记也。

    周大人则为文官，科甲出身，戴一蓝顶子。蓝顶子与红顶子较，品级居次，然华人重文轻武，樊大人之权，似反在周大人之下也。

    二人上“狮子”船后，先与余寒暄，作种种中国式之客气状态，余亦勉效一二以报之，然自问殊不能中式也。坐定后，即谈正事。周大人且谈且记，凡渠意中以为必须记录者，一一笔之于书。未几，凡关于吾辈登岸时之一切设备，以及装运行李礼物之方法、应用驳船之形式及多寡，均已商量就绪。而余一计登岸之前，尚有种种预备，恐非在四五日之后，不能离船也。两大人均英敏有才具，语言流畅，而又明于事理，宛而能达，以故舌人居间翻译，无误会阻隔之弊。

    谈话既毕余即留两大人在船中小酌。吾人所用刀叉，两大人初觉用之不习，然未几即能随意叉切。船中原备之肴馔，初无珍品，即由庖丁自两大人见赠各品中，择其珍贵者烹调以进。酒则悉系西品，因东西口味不同，尽出所藏种种名酒于案，听两大人自择。两大人乃一一遍尝之，凡葡萄酒、杜松子酒、烧酒、啤酒、糖水酒、椰子酒、舍利别酒、白兰地酒等，莫不各饮少许。而以白兰地酒最当其意，故所饮较多。两大人告别时，亦学西礼，与余握手。及至舱面，见吾船卫队及音乐队，方整列行送别之礼，则顾而大乐，驻足听音乐移时，始欢然而去。吾知两大人心中必甚满意也。两大人在船时，曾一问吾船带来礼物何若？余告之以各物之名，及其形式功用，两人均言此种礼物甚为合适，请开一清单见示。俾先期译为华文，进呈御览，余诺之。

    8月2日礼拜五。有大号驳船数艘，自岸上来，装驳“印度斯坦”船中各物。一三品官戴蓝顶子者，同来监督其事，至各驳船一律装满后始去。

    3日礼拜六。仍自岸上派驳船前来装驳货物，约计下礼拜一可以装完。其监理之人，仍为昨日之三品官。

    4日礼拜。是日，装驳货物之人，均异常出力，仅一日之长将各物装置完毕。装毕后，预定先将此种大号驳船开至大沽，再从大沽换用小号驳船开至通州。通州离北京十二英里，至此水道已尽，须改由陆路入京矣。余不耐闷坐，至船头观看中国苦力搬运货物，见人人多筋骨坚壮，饶有气力。虽做事之时，歌唱呼唤，殊扰人耳，而秩序井然不紊，又能各尽其力，无贪懒嬉戏者，洵足多也。各驳船装置货物既毕，三品官即分派下级官员数人，令各司一船，以各船所装货物之细账付之，使为一船之长，担负职任，以防遗误，亦善法也。此时余料明日之晨，余及属员必须登陆。登陆之后，华人之欢迎供张必备极优异。若互派公使一事，得蒙中国朝廷批准，则吾辈勾留之时间，亦必甚久。倘留此数船静候于此，殊属无谓，计不如令各船回至珠山休息。因“狮子”船中上下司役，困于船居已久，当得一安静之地泊之，令船中人得登陆一舒体气。若休息若干时后，吾犹无回国之必要者，各船即可先行回国，而“印度斯坦”容量甚大，力能任重。苟于抵珠山后，装载商货若干回英发卖，亦未始非吾英商务推广于中国珠山一处之先声也。至于甲必丹麦金吐司，则吾意拟偕其同在北京后，即向华官乞一护照，使返珠山。俾驾其所管之船，由珠山为吾传递公文回英，此种计划自谓斟酌颇当也。

    ●抵大沽口

    5日礼拜一。晨九时，吾离“狮子”军舰登岸。

    吾与属员仍分坐“克拉伦司”、“戛考尔”、“勉励”三船，其余卫队、仆役等人，则坐中国驳船，杂于行李、礼物之间。自吾离船之地至白河口（译者按：大沽口），为程十八英里，半日而达。

    入口而后，见河中船只甚多，不可以数计。河面几为之尽塞，其南岸则有中国兵队，整列行礼，军容殊整饬可观。樊大人及周大人，一见吾至，立即欢笑而前，谓岸上已备有筵宴，邀吾一临。吾以体甚罢茶，酬酢为苦，坚辞之。两大人固请，吾仍以身体欠佳为辞，乃易坐中国客船，以便溯河而上。此种客船，乃樊、周两大人先期为吾预备者，洁净高爽，极合卫生。其停泊地点，离河口约一英里。及吾等甫上客船，而樊、周两大人亦已赶至，至则先向余候安。且言，船上一切，简慢异常，钦使若有所需，请即见示。余言：两大人周至如此，所需之物，谅已尽备，外此必无他需。

    两大人复一一问诸各属员，各属员均以此言谢之。其殷恳之忱，至足感也。

    吾船泊处，其居民咸至岸头驻足而观。余于人丛中见妇女数人，亦系大足，轻便善走，不与中国普通妇女之跛躄难行者相类，心甚奇之。后乃知缠足仅为上流妇女之风尚，下流妇女为便于做工自活计，缠者甚少。此种风俗，中国南北各省皆同。唯近以北方密迩帝都，下流妇女竞效时装，致不缠足者较少于他省云。余所见妇女，大都食力自活者，肌肤为风霜所剥，颇不美丽。然此间天气尚佳，面色虽见侵于风霜，致中年之人带有老年之貌，而气色则固无憔悴之状也。

    妇女多束起粗黑之发于头顶，压之以金质之针；小儿则露体者居多，亦有袒露其上体者；男子多雄伟有力，四肢筋肉突起，无委靡不振之相。余逐处留意观之，不觉朗诵诗人莎士比亚《飓引曲》中之句曰：观此芸芸之众生兮，叹造物之神奇，朕人类之美且大兮，吾乐乎新世界之自居。

    6日礼拜二。朝曦甫上，即有华官以食物及种种需用之品，逐一至各船分发。秩序既佳，礼貌亦即恭谨。

    既而有高级官员数人上船，向余问安好。且言北直隶总督某大人，向来驻节保定府。保定府距此凡一百英里，今因受皇帝之命，令其欢迎英国钦使，特移节此间，俾与钦使一面，且可照料一切，以尽东道之礼。

    八时，余与史但顿勋爵及史但顿之子——小史但顿，与译员一人，相率离船登岸。登岸时，自甲板以至岸边，已架一木桥以便行走。桥绝阔，面上铺以洁净之草席，两旁有栏，缠以红锦，颜色夺目。即此一桥之费，亦已甚可观矣。一抵岸头，即有轻轿四乘，胪列以待，轿用竹制，外张色缎，每乘有轿夫四人，二前而二后均强健善走。上轿后，有马兵一队为吾辈前驱。行一英里，抵海神庙。海神庙者，总督之行辕，且用以接待吾辈者也。庙门之外，有棚帐数座，颜色不一，有白、红、蓝各种，其中似以蓝色一种品级较高。吾侪未至之前，帐门均阖，行稍近，帐中兵队即出帐外站班。各兵手中均执钢刀，无有荷火器者。军服系蓝布或蓝羽毛所制，镶以绝阔之红边；又有马兵一队，排列庙前，手中不持刀，亦无手枪，但有弓一张、矢一束，为状与吾英古代之甲士同也。

    抵庙门，总督亲出欢迎，礼貌极隆。旋导余至一广厅，坐甫定，有其属员及侍从多人，至厅中恭立站班，亦有分列两行，作“八”字式，站于堂下者。中国俗尚，客至必进茶，吾辈进茶后，总督又导余至一陈设精美之室中小坐。自广厅至此室，中间经一天井，四面均有房屋围之。此天井四周之墙壁，有五彩画图极可娱目。余初意此壁必为木制，木外复加以油漆，绘成人物宫室之形，乃逼近观之，全体均属瓷瓦，其花纹乃自窑中烧出。则东方之瓷业，洵有足为吾辈艳羡者也。

    既入此室，吾即与总督谈论一切。总督先向吾寒暄，问吾身体康健。继即言中国皇帝自闻贵钦使来此觐见之消息后，异常满意。现皇帝方在热河避暑，皇帝之意，甚愿贵钦使早日安抵热河云云。余亦先向总督作适当之寒暄语，次即言敝使此来，随从之人既众，而所携行李，以及将来赠与皇帝之礼物，为数亦复不少，拟请贵总督先在北京代觅宽大之房屋，以便居息。又言：目下皇帝避暑热河，敝使既来，自当径往热河觐见。但北京热河之间多为陆路，苟悉数将所携薄礼运去，恐颠簸之余，不免有所损坏，故拟将轻便者随身携去，其重大者则于抵北京之后即运至皇宫中存放。又言：敝国皇帝，为西方第一雄主；贵国皇帝，则为东方第一雄主。今敝国皇帝遣敝使来此，意欲永修两国之好，令敝使此行得有优良之结果。敝使秉承敝国皇帝之命，又承敝国皇帝委以全权，自当以皇帝之心为心，处处仰体上意，方可勿亏厥职。但东西习俗不同，敝使深虞处事不当，尚望贵总督不吝教言，时时加以指导，庶于觐见贵国皇帝之时免贻笑柄。又言：敝使所坐“狮子”等船，困于海程者已有数月之久。今船上之人，既欲得一适当之地以一舒体气。即船体亦当有所修治，倘贵总督惠及远人，许各船得驶出北直隶海湾，至南方择适宜之口岸停泊，则感激不尽矣。

    总督人极和善，其恭敬谦㧑之状，几非吾笔所能述。一闻余言，立即应曰：此事必可如命，且贵使部下船只，必有多时勾留，兄弟当饬属下以十二个月中所需之物品供给之。总督年已七十八岁，体不高，目小而有英光流露，须白如银，下垂及胸，容貌蔼然可亲，举动雅驯有儒者气。即待其属员亦无矜居自大之色。比吾返，船中已设有盛宴，珍肴满桌，香沁心脾。问之，则总督之所馈也。

    7日礼拜一。晨间樊大人来，言：总督大人将于十点钟到船，向余问安好。但大人春秋已高，步履颇觉艰苦，倘欲从岸头到船，势必由此水桥而过，此木桥势甚峻险，以龙钟如大人者行之，恐有危险。余聆其言，不解所谓，即曰：总督大人年鬓既高，屈驾至此，已属万不敢当，如以过此木桥为危险，则敝使更不敢强其履险。且敝使昧于贵国风俗，今后各事，请各大人就贵国习尚中所有者便宜行之，敝使决不稍持异议。今总督大人，为乾隆皇帝信任之封疆大臣，吾知其对于敝使，凡所措施，均能深合贵国皇帝优待远人之意。樊大人乃曰：如是则甚善。现在总督大人之意，拟亲至河岸，遣一人至船，持总督大人之名片向贵使请安。缘敝国习俗，本人或以不得已之故不能亲至，则名片之至，亦与本人之至同。今总督大人以年老不能过桥，用一名片为代，不知贵使满意否？余曰：可。此事悉听总督大人尊便可也。樊大人遂欣然而去。

    钟十鸣，总督果来。仪仗之盛足令观者炫目。总督一至岸头，即命停轿，轿口与木桥相对，其随队之厮役立即下跪，向大人行礼。兵士及属官之骑马者亦下马而跪。其尊严殆非吾西方之帝王所能及也。于是，总督乃命一属官持一名片过木桥至吾船，口称恭候钦使大人钧安。吾部下译员受其名片，从华语语之曰：请代候贵总督大人钧安。属官遂行礼而去。吾视总督之名片，红色，大逾吾西人所用名片可数倍。上用大字刊其官衔名字，殊大方可爱。

    属官一至岸头，向总督打千，禀白数语而后，总督以公事已毕，立即传命回轿。于是跪地者纷纷起，依来时之仪仗，整列而去。此时吾辈拜会酬酢之事已毕，乃一意整理行李什物，由大号驳船运至小号客船之中，俾得上驶。有官员数人受上官之命，到船督饬厮役搬运，其干事之勤恳、秩序之整肃，吾船上下员司见之莫不啧啧称异。

    以为中国朝廷，其组织之法，足令上方之力，直达下方，为状殆类一机器。但令此机器之原动力一发，则机器各部即依其秩序而转动，不辍不滞，凡人力能为之事，莫不能任之，洵可异也。

    吾辈整理行李什物，费时二日之久，所用船只，自吾本人起，以至役夫、工匠、卫队、乐工及一切行李、礼物等，大小共37艘。每艘各有一桅，桅头悬旗，旗上用中国字标明英使船只。使见者知吾船与普通客船有别，且可令沿路地方官知所保护。37船而外，复有华官及中国厮役所乘之大小船只数十艘，以便沿途照料，供给一切。

    其中官员之品级大有不同。吾观其头上顶子，既分红、蓝、白、黄各种，各种之中，颜色复有深浅明暗之别。衣上花纹亦各异其状，仔细分之恐有百数十级之多也。

    9日礼拜五。各事已就绪，静俟开船。一至午刻，各船船户忽出铜锣齐鸣之，声音洪亮异常，置身其中，对面不能闻言语。余不解所以，问之，始知此系官员所坐船只开船时之记号。鸣锣约半小时，各船次第解缆，鱼贯而进，风顺而平，各船均扯篷，速率每点钟约可五英里。

    ●抵天津

    11日礼拜。早晨抵天津。总督大人已于昨晚抵此，设行辕于河岸。另有一金（译者注：金字译音）大人，系鞑靼籍。

    译者按：尔时西人昧于东方地理，凡满蒙各处，以及中央亚细亚等，通称之曰鞑靼。此言鞑靼籍，当指旗籍而言。

    向来驻节天津，官位极高甚有权力。此次乾隆皇帝因总督大人已老，不能任劳苦之役，特命金大人为钦差，樊大人、周大人副之，使经办一切。凡关于吾英钦使来华觐聘之事，均由金大人斟酌办理。将来吾辈由北京前往热河，亦由金、樊、周三人一路保护，至是吾辈始与金大人相遇。吾船停泊之地，适在全埠中央，居总督行辕之前。岸上与吾船正对处，贴近水边，有中国式之戏园一座，乃临时所造，专供欢迎吾辈所用者。此戏园构造虽不坚实耐久，然装饰颇佳，四周用五色锦绣扎彩，微风动之，红紫缤纷，目为之眩。

    吾船下碇之后，园中即金鼓大作，文武艺员出场奏技。有神怪之剧，有人事之剧，至剧目数更，历数小时之久始辍演。戏园而外，复有兵队甚多，排列两岸，延长可及一英里。各兵均着军服，兀立不动，军旗之多不可胜数。自远望之，气象森严，不可逼近，亦有军乐，见吾船一到，即大吹大擂作雄壮之曲。至午，余乃率部下官员及仆从、卫队、乐工之属全体登岸。总督大人及钦差金大人迎于岸边，导吾至其行辕中茶话。坐定之后，总督复向余寒暄，为状一与在海神庙时相若，费时甚多，余颇觉不耐。

    寒暄而后，乃入正文。当谈论正事之时，余于语气中隐窥钦差金大人之意，颇似不欲与吾辈友善，排外之心，见诸颜色，不独处处与余无理取闹，即对其上官总督大人亦有不逊之气，何为而然？则非吾所悉也。

    吾辈谈话之第一段，即路程问题。讨论多时，始议决自此以往，先由水路赴通州，通州至北京，为程十二英里。然至此水路已尽，必须改由陆路。据华官之意，从陆路共计费时不过七日。本日为十一日，抵北京之日，当为十八日。余以为自水路改换陆路，须将船中行李什物一一起出，用车辆装载，此起载之事既非顷刻间可了，而吾及部下人员，或者又因他事，必须小作勾留，不能随到随发。则抵京之期，至早必在本月二十日。宁算之过宽，毋算之过促也。

    至于抵京之后，吾辈仆仆长途，困惫已久，势不能不有十数日之休息。且以吾私人而论，眷属既不耐陆行，不能同赴鞑靼（译者按：指热河），则吾必于北京觅一安静之地以居之。以公事而论，种种聘礼，既不能悉数携至热河，则凡重大宜损之物，如“浑天仪”、“地球仪”、“大灵司”、“自鸣钟”、折光镜等，均当于北京择妥当之地安置之。凡此种种，均当费去相当之时间。预计从北京启行之期，当在九月五日，而自北京至热河，为程少则六日，多则八日。即以八日论，亦能于乾隆皇帝诞辰之前赶到。以乾隆皇帝诞辰，乃在九月十七日也。余述此种种，自谓斟酌适当，极合情理，两大人静坐听之，亦时时点首称是。及至余述毕之后，金大人忽趋至余前，若有急迫之事，与吾商榷，不复顾及仪容礼貌者。其言曰：贵使之言须重加讨论，即如礼物一项，亦非一律运至热河，同时交与皇帝阅看不可。语时声色颇不和顺，若欲与吾喧辩者。余从容语之曰：倘于事实上能依照贵钦差之意，一律办到，诚为敝使所甚愿，只以陆路太长，有多数礼物质料脆弱，万万不能经车辆之颠簸，故不得不留置北京，非有所惮劳也，因酌举数物之形式材料详细告之。

    金大人气少平，然犹期期以为不可，谓：乾隆皇帝之意，深信贵使必能将各物运至热河，同时进呈，非敝钦差有意为难。余曰：乾隆皇帝为贵国元首，率土之滨莫不在皇帝治权之下，故无论何物，但使皇帝之意欲置之于何处者，臣下在所必遵。敝使之意，非不欲谨遵皇帝之命，只恐遵之不以其道，致区区薄礼尽于中途毁之，此则非特重敝使之罪而已也，且恐大非吾英皇帝陛下致礼之本意，亦非贵国皇帝陛下受礼之本意也。今贵钦差谨遵贵国皇帝之命，敝使虽至愚，亦安敢坚执异议，但愿贵钦差稍费精神，代敝使一任转运之劳，则贵钦差既可如愿以偿，敝使亦可免于获咎。事之两全，无有过此者矣。

    金大人一闻此言，自计万一报保不周，致礼物稍有破损必获重谴，乃立正改其桀骜不驯之状，愿与吾从长计议。总督大人亦劝其不复固执，遂议决仍从初议。然余初与金大人见面，金大人即无理取闹，则后于此公共事，势难顺手。言念及此，心滋不快，讨论毕，告别回船。

    总督大人已预遣属官送筵宴至，酒、肉、蔬、果、糖食均备，复有丝、茶、棉布之属，云是薄礼。嘱余代为分派，赠与吾部下各员，及船上一切仆役、卫队、乐工机匠等人。

    虽所赠并非珍品，而厚意殷殷，殊可感谢。余乃不得不用绝隆重之言辞答谢之。且以总督大人既与吾善，吾此后前往热河正当托其荫庇，缘彼于此间事了之后，即需径往热河觐见。但令总督觐见之时，向乾隆皇帝为吾辈略事吹嘘，则皇帝一信总督之言，金钦差即莫由肆其伎俩，吾乃大受其惠。以此之故，彼礼虽菲，余仍不得不以隆辞答其盛情也。

    入夜，天津地方官及邻县地方官，均到船向余问安好。余一一以适当之礼款接之。彼等见余所用什物、书籍、衣服之类，咸细加考究，眉目间颇露惊异之色，盖见所未见，自不得不尔也。

    余细观各人性质，大都活泼率真，长于言语，工于应酬，而又沉静有毅力，是亦足窥中国人性情之一部分矣。

    是夜，北京教士格拉姆孟德致余二书。言钦使此来，敝教士愿为钦使服役，顷闻中国皇帝，已延一葡萄牙教士，为钦使舌人，至钦使觐见之时，语言概由该教士传达。此事恐非钦使所愿，谨以所闻，上尘清听云云。

    译者按：彼时英葡不睦，故有此信。

    余以此事初未接有总督及钦差之通告，即樊、周二大人亦未尝言及，万一格拉姆孟德之言见诸实事，大非吾初意所及。乃立即函告总督及金钦差，言吾辈到北京后，拟自就各欧洲教士中聘一适当之人，为觐见时之翻译。缘欧洲言语种类甚多，有吾英人所解者，亦有吾英人不解者，苟用一旦解华语不解英语之人，于事仍无所补，因此拟请代奏圣明，不必代为聘用。书去未久，即复书。言此事当遵命代奏，谅可批准，无劳仅念云云。余心始释然。

    此时，岸上及船中之中国人民，咸企足引首，向吾船观看，面上各露惊异之色。

    且多久立不去，若愿穷一日之力，以研究吾辈之举动者，惜吾船未能久留。

    ●即抵京城

    吾回船未几，即解缆循西北之方向开行。自此以后，每日除晨间华官监送当日之饮食至船，及沿途地方官上船拜谒，略事停船外，均不分日夜开行。

    12日礼拜一。清晨抵武清，未几即复开行。余于船中无所事事，乃得以吾笔之余沈，择不甚紧要而有可记之价值者记之。

    华官派至各船执役之人，平均每船十四五名，以37船共计，数达500以外。故每有所事，一呼百诺。即至难之事，亦无不立办。此辈服务既勤，身体亦异常坚硕，足应其劳动之所需。虽肩背多曲，作圆球形，然绝非病象，乃作工时俯首曲背之所致。面色以久暴日中，作紫铜之色。初见之者，以为面色既黑，体干必笨重，不能为灵巧之事。然吾观彼辈投身河中，洗冷水之浴，出没于波浪之间，其活泼敏捷，固未尝以面黑而减色也。彼辈一至夏季，即裸其上体，故自腰以上，肤色之黑与面若，腰以下则甚白也。此间多蚊蚋，终日随船缠扰，挥之不去，殊以为苦；又有一种巨蛾，其大几与嘤嘤雀相若，亦至可厌恶。而两岸深树之中，日夜蝉鸣不绝，无事时静焉聆之，觉凉风习习自两腋而来也。

    13日礼拜二。晨间，有下级华官数人，督饬厮役，循例送供给之物至船。有食物数种，已发酵不可复食。余以是日天气极热，法伦表升至88度以上，食物之酵腐，正意中事，不能厚责经办之人。故仅令厮役取去，嘱易新鲜者送来，未曾加以声色。而高级华官闻之，立传经办之下等华官去，捽去其头上顶子以示罚；又呼厮役至其船，笞责若干数。

    余闻其事，甚骇其所用刑罚之不当。

    至午，与樊大人相见，即为言明天热致酵之故，请不必重责经办之人。今厮役受笞，固已无可挽救，至革去顶戴之官员数人，尚望从宽开复，恕其既往，敝使雅不愿贵国官员以敝使之故，致遭斥革。樊大人唯唯而去其状虽颇以吾言为然，而已革之华官数人，则始终未闻有开复之消息，是可见中国之法律与公理，不能以吾西人之目光判断也。

    14日礼拜三。上午，至北岸望见绝华丽之大厦一所，云是乾隆皇帝南下之行宫，屋顶多用黄瓦，日光烛之，烂然作黄金之色，奇观也。是日，天气较前数日凉爽，天空中恒有浮云飞驶而过，然又无雨。苟吾船开行时，船前不鸣锣以喧扰吾耳者，吾此行爽快极矣。据华人言，开船鸣锣，乃向吾表示敬礼之意。但吾仔细观察之，凡吾船至转弯或调换方向之时，亦鸣锣以关照同行各船，则此扰人意绪之锣声，于表示敬礼之外，尚含有航行时之信号之性质也。

    15日礼拜四。吾船自入口来，一路多为荒野，望之令人气闷。至此乃于岸上相距三四十英里之处，见有青山环列，矮树甚多，为状至堪入画，吾人神绪遂不期为之一振。而自开船之后，金、樊、周三大人，必日日过吾船谈话。今日之晨，彼等又来，神气乃较往日为严整，若行正式拜会之礼者。余问其故，则言：现在已得乾隆皇帝诏谕，前此贵钦使所开礼物目录，已译成华文进呈御览，皇帝见之，龙颜大悦。至于礼物不能悉数运至热河，须将重大者安置北京一事，亦已蒙皇帝批准。皇帝又谕令敝钦差等，在北京为贵钦使预备广厦二处，一处在城中，一处在城外六英里，与圆明园相近。此二处中，孰适孰不适？一凭贵钦使自择。但以敝钦差等观之，城外一区，既与圆明园毗邻，必饶山水花木之胜，贵钦使雅人，自必就此而弃彼也。又言，贵钦使抵热河后，一过皇上万寿之期，即可返京。即皇上亦当于万寿之后，即回銮听政也。

    余前此与三大人谈论之时，曾言礼物中有野战炮数尊，旧炮数尊，物虽重滞，颇不易碎损，尽可携往热河。至是，彼等乃言：贵钦使居热河之时，必甚短促。此种武器亦不妨留置北京，恐带至热河之后，仍无试演之机会与时刻，故不如不带之为是。余诺之。彼等乃侈谈他事，然意中仍有所归束，并非与正文绝无关系者。吾于此乃不得不深叹华官谈话时，具有开合擒纵之能力，初非乱说乱道者比也。

    彼等初向余琐谈中国朝廷之礼节及宫殿之宏丽，余静聆之，一一加以称誉。谓毕竟文明古国，气象是当如是。彼等乃复谈各国服制之同异，谈过半，行至吾旁，执吾衣襟袖观之，因言：贵使之衣窄小轻便，吾中国之衣则宽大舒适，二者相较，似以中国之衣为善。余颔之。彼等复言：吾中国皇帝见臣下时，衣服必取一律，因贵钦使之衣，与华人不同，似于观瞻有碍。彼言至此，据指吾所缚蔽膝曰：此物于行礼大不方便，贵钦使觐见之时，先宜去之。余闻此言不解其意，因曰：此事可无劳贵钦差置念，敝使在本国之时，常着用此种礼服，觐见敝国皇帝陛下，殊不觉有所不便。今来贵国，拟用觐见敝国皇帝陛下之礼，觐见贵国皇帝陛下。谅贵国皇帝，不至强我必用华礼。彼等曰：敝钦差等以为觐见皇帝之礼，各国必同，敝国觐见皇帝时，例当双膝下跪，磕响头九个，想贵国亦必如此。余曰：敝国礼节与此略异。今敝使来此，虽当以至诚之心，使事事致贵国皇帝于满意之地，仍宜以尽职于敝国皇帝为第一要务。果欲令敝使舍本国祖宗相传之礼节，强从华俗，则此种答语，敝使雅不愿发诸口吻。万一必欲吾置答者，吾当作一意见书，至抵北京之时交奉。

    彼等见余言辞决绝，遂不接下文，改谈他事。谓：贵使此来，道路既远，所历艰险必多，谅贵国皇帝陛下必甚念贵使。现敝国皇帝已决意将今年秋狩之说取消，俟万寿期过即当回京，俾与贵使就北京接治一切，勿令贵使淹滞敝国，致劳贵国皇帝陛下挂念。余曰：贵国皇帝神圣英武，此次敝使航海东来，捧呈敝国皇帝之手书以进，谅贵国皇帝必能洞悉敝国皇帝致书之本义何若？敝使来此之本意何若？既如是，则敝使回英之时期，以及回英之后，如何履命于敝国皇帝，谅贵国皇帝必已胸有成竹。贵国皇帝声威及于全国，荣名被于海外，敝使来此观光，荣幸无极。将来回英之后，将缕陈于敝国皇帝之前，使敝国皇帝知此东方之雄主，乃一大有为之人也。

    彼等又问：贵钦使此来，既为贵国皇帝携来礼物多种，不知贵使亦自备礼物，以为敝国皇帝上寿否？此问为外交上绝无仅有之奇问。余骤闻之，几至不能置答，旋以此或中国风俗使然，似亦不足为异。而余来此之时，本有马车一辆，以备送与乾隆皇帝者，因从容答之曰：敝使亦自备一马车，虽价值远不逮敝国皇帝所备礼物之珍贵。（原注：臣不能僭君，吾所备礼物例当贱于英皇之礼物也。）虽式样颇与中国车辆不同，而在英国马车中，已得上品之誉，故不揣菲陋，拟上之贵国皇帝，不知贵国皇帝能哂受否。又曰：此外尚有微礼数种，拟至新年时进呈。此盖非由衷之言，第言之以一探彼等之意耳。因吾自抵天津后，即闻一种风说，谓中国体制，不许他国使臣久驻，与欧洲各国情形不同。吾以此种消息甚有关系，故不得不探。而此言一发，彼等果未有若何之答语，但以支吾应之。则前此所得风说，已信而有征矣。

    此三人中，钦差金大人与吾最不契合。吾自天津至此，每与见面心中即觉不快，彼亦强自伪饰，示吾不怀恶意，而其排外之观念终能于其不知不觉间见之。吾以不与彼亲，终非吾福，每见必竭诚相待，冀破其以蛮夷戎狄视我之鄙念，然其人不可理喻，终莫如之何也。

    樊、周二大人，则极意与吾交好，盛意殷殷极可感慰。尝有一次，金大人适以事他去，彼二人造吾闲谈，言：乾隆皇帝鞑靼也，鞑靼不信华人，只信鞑靼。故国家无论何事，有华人办之，必有鞑靼掣其肘。今欲欢迎贵钦使，苟无一鞑靼如金某其人者厕乎其间，为事岂不大妙。乃皇帝必欲重任鞑靼，委以全权，事无巨细，概须由此鞑靼上达圣听。而此鞑靼复为群鞑靼之尤，愚黯昏盲，而又自作聪明。吾辈乃大觉扫兴。又言：贵钦使属警敏，一见此人即知其人格之不善，时时用忍耐之心加以防范，非聪明人安得如此云。

    16日礼拜五。下午六点半钟，抵通州城外，至此水路已尽，遂舍舟登陆。然于未登陆之前，有一事颇关重要，吾当补述之。

    一日，余与三大人闲谈。一大人忽谈及印度孟加拉所驻英军，问吾该军情势何若？吾约举告之。其人即曰：近日中国西藏不幸有土番之乱，不知孟加拉所驻贵国军队，何事援助西藏叛民与敝国开衅？余以此事未之前闻，疑骇不可名状，立言此事万非情理所有，敝使可力保其必非确耗。其人曰：否！吾中国官军与叛军开战之时，初意叛军多乌合之众，官军一至势将瓦解。交锋而后，乃知叛军亦颇有能力可与官军抵抗。因疑叛军苟非得有外人之援助，必不至善战至此。后乃果于开战之时，见叛军中有西人数名，为之指挥，而所戴帽子则与贵国之兵相若，故疑为孟加拉之英军。余以此事苟不加以明辨，颇足酿成国际之恶感。或者事本乌有，此人特假设其辞，以一试吾英人有无凯觎中国边地之野心，则尤不得不声辩于先。乃曰：此事真伪姑不论，即以地理言，孟加拉之与西藏相去绝远，西藏有事，吾英军不惟不能参与，即消息亦莫能传达。其人始无言而去。次日，其人又问曰：贵国孟加拉军队，前此谣传援助西藏叛军之事，已由贵钦使证明其误，敝国上下，万无不信贵使之言之理，但不知孟加拉军队，亦肯助吾官军以平叛军否？余以此人调皮至极，即答之曰：否！以地理而论，吾军既不能助叛军，即有助官军之心，亦鞭长莫及。此人盖欲令吾于无意之中，答以英军用助官军，然后将余昨日地理上风马牛不相及之说，根底推翻也。

    吾船自天津至此，一路供给之物，如酒、肴、蔬、果之属，罔不穷极奢贵，伺候之人亦殷勤逾恒。而两岸相近之处，驻有兵队额多，每见吾船过时，各兵队辄自篷帐中整列而出，就岸头行礼，高竖军旗，和以军乐，如在夜间，则添点灯笼，为数可达万许，照耀几同白昼。灯笼之外，复有焰火，亦颇可娱目。船中偶有所需，但一发吻，华官无不于俄顷间办至。有数物，余以非关公用，拟自出所值购之，而华官必不肯受钱。谓：受则必受上峰之责。

    平心而论，中国人以此种盛礼待客，而与吾接见之各官员，又复谦㧑和蔼，常带笑容，似亦不能复有所讥仪矣。然于敬礼之中，不免寓有虚伪，诚意乃隐而不露，此则吾不得不引为缺憾者也。例如吾船过处，每见风景清幽之地，或乡村风物，吾欲观之以一窥社会情状者，吾虽屡请停船，俾上岸一观其究竟，而终为华官所阻。顾华官阻我之时，能随时随地发为妙论，令吾明知其阻我之行，而不复有所允怨，或且反可因此自娱，此盖由于各华官平时于言语礼貌一门，娴习有素故也。尤有一事，吾亦不得不述。即吾侪抵此之后，华官于表面上虽加以敬礼，而实则一言一动，罔不受华官之监察。不特监察已也，即起居服御，以及一切习惯礼节，华官亦多以嫉妒之眼光观察之。吾尝读中国历史，知中国人最妒外人。今身历其境，乃知其实在情状，过于历史所言者万万。然吾虽存此心，表面上则事事以和颜悦色处之，冀吾此次之行，得获完美之果。即如各船所悬旗帜，大书特书曰，英国使臣进贡之船，吾亦视若无睹置之不问，盖将待至正当之时刻，方可提议此事也。

    17日礼拜六。既至通州，吾及拟小作勾留，将各种礼物行李，收拾齐整，径用车辆装往圆明园。圆明园距北京7英里，此间距北京12英里，合计19英里。苟不于北京耽搁，则此19英里之途程，仅费一日之力可矣。

    吾船抵此之时，岸头已建有货栈二所，专为存放行李礼物之用，每所各长207英尺，阔13英尺；自地至檐头，高13英尺；自檐头至屋脊亦如之，材料则为坚竹，上覆厚席，以防雨水。两栈之间，建一广道，阔42英尺，道之两端，各设一门，驻之以兵，严禁携火者羼入，以防火烛。据云，此货栈及广道，乃于数点钟之内，督饬工匠数百名赶成之。吾船抵此之后，未及一日之长，此辈工匠已尽将37船之物，一一移置货栈之中。中有数物，分量既重，形体复极庞大，而中国工匠乃能以其臂力与其活泼之精神，合力舁之，自船至栈，直行不息，而观其神情又异常欣喜，初不若有人驱之迫之者。此或中国政体之完备，及人民天赋之独厚使然，非他国所能及也。盖中国苦工，具有一种无重不举之能力。若一物之重量过大，非一人所能举，彼等即以坚绳缚之，然后取粗竹二根穿诸绳中，每人各以竹之一端置之于肩，舁之前行。若此二人之力犹不能举，则更取二竹与前二竹相交做“十”字形，则人数即可添加一倍。万一再不能举，犹得以同样之加竹添人之法继之。务使物力不复能与人力敌，乃且呼且笑，舁物疾行，若自忘其为苦力也者。国家有此种下流社会以为其基础，诚令人艳羡不置也。

    此时吾等寄居之地，乃为一庙宇，其中有厅事及洁净之房间甚多。吾辈居之，颇觉快意，供给之物仍与在船时同。无论何时，意有所欲，莫不咄嗟立办。据云，此庙建于数百年前，当时有高僧12人，受制于某显宦。显宦乃出资建庙以安其衣钵，顾庙宇虽大，仅划出一小部分供佛，兼供一种女神，阶级较次于佛者。此外多为寮房，亦有和尚居之者，亦有平时不居和尚，每遇达官贵人过此，即借作息宿之地者。此盖以庙宇之于中国，既含有一种公共建筑之性质，故身有公务者，即得自由借用之也。吾部下员司夫役人数极多，全庙尽为所占，即守庙之和尚亦仅留一人，令司佛殿香火，及看守琉璃灯，使永明勿灭。其余大小和尚，概由华官传令暂移邻近他庙居住云。

    18日礼拜。晨餐时，樊大人来，言：车辆夫役，约于礼拜二早晨可以备齐，备齐之后，随将货栈中物件一一装入车中，至礼拜三之晨，即可出发径往圆明园。途经北京不必下车停滞。又言：乾隆皇帝现已派阁老一员，欧洲教士一员，在圆明园恭候贵使驾临。此教士究系何人？樊大人并未明言其名氏，以意测之，当是葡萄牙教士彼那铎阿尔美达，即吾心中不满意之人也。

    入暮，樊大人复与周大人同来，言：鞑靼钦差金大人今以体病，不能同来向贵使问安好，故嘱兄弟等来此告罪。余言：金大人以贵使来此之故劳碌致病，敝使意殊不安，明日当趋往问病。樊、周两大人连称不敢而去。然吾自信彼鞑靼钦差未必果为病魔所扰，或者心意与吾不洽，懒于见我，故托病耳。

    19日礼拜一。晨起，余自至货栈中，一观彼间所装货物奚若，而金大人、樊大人、周大人亦适已至栈。方率属僚多人，斟酌明日出发事宜，余遂与三大人语。且向金大人问病状，及三大人公事已毕。余曰：今日适无要事，礼物中有轻便铜制野战炮一尊，取出尚便，敝使拟于此间一试，藉博三大人一粲，三大人亟称善。余遂命炮匠取出试之，约每分钟开放二十响以至三十响，余初以此种速率，三大人见之，必甚以为异。初不料彼等虽用心观玩，而意态殊觉落寞，若无足轻重者。然而此非炮之不善，吾敢决言中国全境，必无此种轻快之炮。彼三人意态之所以落寞者，殆犹茫然于此炮轰击力之如何耳？及吾自栈房回，樊、周二大人随余至庙。言：目下已得皇上复谕，贵使抵北京后，可自择一欧洲绅士之服役于皇上者，充贵使觐见之舌人。现皇上对于贵使，极表欢迎之意。贵使自抵中国之后，一切情形均随时上达圣听，皇上以为贵使文明有礼，异常满意。故命臣下以至敬之礼接待。余曰：此足见贵国皇帝与敝国皇帝同具敦睦友谊之心，敝使感激之余，敢代敝国皇帝致谢。两大人乃复言及觐见时之礼节问题。此问题自前次提议时，经吾否认而后，各华官已数日不复提及。今两大人乃复极力言之，若必欲迫吾承认，无有转圜之余地者。余曰：敝使承敝国皇帝之命而来，在理不能改变敝国原有之礼节，即曰可改，恐非娴习有素，临时必有失礼之讥，与其强改其不可改，而又始终不能甚肖贵国之礼节，无宁不改之为善。两大人曰：敝国礼节习之殊易，因自就地板上作跪拜之状，坚请余照式习之。余曰：敝国礼节既万不能改，此项华礼亦毋庸学习。两大人乃命吾译员习之，意将欲以榜样示我也，而吾译员虽系华人，乃唯我一人之命是听。闻二大人言，即请命于吾。吾曰：不必。译员竟不跪拜，两大人乃大不快意，然声色仍极怡悦，不似因此与吾互生恶感者。余以两大人欣然而来，不能令其扫兴而去，遂命乐工奏乐以娱之，两大人悦。告别时，仍与吾作表示敬礼之语，为状一与来时同，似顷间之争执，已一笑了之矣。

    是日，亨利·欧地士病故。亨利系铜铁工技师，颇有巧智。方吾自伦敦启行之前，意欲得一铜铁工技师，使为随员。一时自荐者甚多，亨利则蓄远游之志更切，屡向余及史但顿勋爵坚请。余考验其技艺颇堪合用，遂挚与偕行，不料其体质孱弱，不能任风浪之苦。一至船中即罹重病，舟抵马第拉，余拟令其改乘他船回国，而亨利决意不肯，必欲一观中国景物。遂致病殁于此，亦可悲矣。

    20日礼拜二。晨间，为亨利治丧事。乐工、卫队、仆役之属均整队送葬。此间虽无牧师，而临葬时诵经祷告之礼仍照例举行。

    华人观者甚众，然多肃静不哗，若与吾辈同表其哀悼者。丧事既毕，即预备出发，取货栈中物体一一装入车中，装毕，令各货车于今日先行。吾部下之人吕、夫役，则定于明日登程，因人速货迟，人货并进，货必落于人后也。

    21日礼拜三。早起，车、马、轿各种行具已备。金、樊、周三大人则于门次候吾登车，吾乃立即出发，不少濡滞。

    未几，至一村，地在北京通州之中央，吾辈就村中小憩，且进早食。以天然路劣，颠簸甚苦，不得不随行随息也。

    第二章　觐见乾隆

    ●抵北京

    自此行两小时抵北京，在宫门略进茶点（译者按：宫门二字，原文做Palace Gate，不知何指？），即复前行，以下午三时抵圆明园。见昨夕出发之货车大半已到，其行走较迟之一小部分，则于吾侪到园后数点钟之内陆续到齐。

    吾等自通州至此，一路均有兵队为前驱，各兵手执长鞭，时时向两旁挥打，勿令路旁观者，得与吾辈相近。吾意此必中国大员外出时之示威举动，今乃假为吾用者也。

    既抵圆明园，华官即导吾等至一居留之馆舍。此馆舍在一花园之内，有房屋、天井甚多，又有一曲径，饰以花木，曲径尽处为一小河，循河而下，曲折至一湖，湖中有一人工之小岛，岛上有草地、有树木、有奇石，其中央则有一楼，为避暑之用。而全园四周则围之以高墙，有兵一队驻于入园之处，以为保护，园中房舍虽间有数处，颇清洁完好，可资居住。然以全体而言则荒秽不饬，破坏殊甚。夏季犹可敷衍，一至冬季万难居人，或者此处专供夏季之用，冬季所用者别有他处，亦未可知。然吾闻人言，此类馆舍多为招待外国使节之用，虽有数处之多，而求其完好者，当以此处为第一。则他处馆舍残缺不全之状，更可想见矣。

    余一入此室，心中大异，以其前此招待何其恭，今又何其一陋至此，向华官问其故，华官言：此屋虽陋，而每有大人至此，辄假为行辕，实因此间并无较优之房屋，非敢故以陋室奉屈。余曰：虽然，无论如何君必为余择一较优者，此戏室则万非人类所宜居。华官乃导余至他室，此室虽不如前室之破坏零落，然已数月未加打扫，室门一启，霉臭之气扑鼻，华官立命夫役扫除，墙壁、地板均大加洗濯，然后搬吾辈之行李入内。亦有华官数人以此室较善于他室，自携行李来，就空处设榻与吾辈同居。已而具食，则精美仍与往时相若。吾身栖陋室，而食必盛馔，羹味之鲜美，既为吾毕生之所未尝，而条面及他种面食又白净如雪，清洁可口，是亦不可思议矣。

    吾在通州时，华官谓余，吾辈一抵圆明园即当有欧洲教士来此与吾觌面。然今日乃未有人来，意或尚在途中也。

    22日礼拜四。晨间，鞑靼钦差来此候安。言有一国老奉皇帝之命，自热河来此，与贵使讨论觐见事宜。又言：国老现已上途，随带教士三人，大约明日可到。余称善。而隐察金大人神色，似较前此和悦可近，不复作桀骜不驯之状。因谓之曰：敝使居此，意颇不适，因此间房屋破坏已极，非大加修理不能居人。而吾欧洲人之生活状态又与贵国人稍异，居此甚觉有碍卫生，故敝使不拟勾留于此，俟诸事措置已毕即当迁往北京。敝使逆料贵钦差必能使敝使抵北京之后，居处之安适，较胜于此也。金钦差首肯，谓：当立即传令属官，至北京预备。余观神色似此事尚无若何之阻碍也。

    23日礼拜五。晨间，金大人遣人来言：今日十时，彼当带同欧洲教士数人至吾馆舍中谒见。既而果来，中有葡萄牙人二名，一即彼那铎阿尔美达路丁其司，一曰安东尼；意大利人三名。一曰路易司卜雷德，一曰约瑟本西，一曰第奥豆的；法人一名，曰约瑟巴黎。此外复有一二西人，籍隶他国无关紧要。各西人来时，均穿中国礼服，而乾隆皇帝亦以吾此次东来，为稀有之盛举，特以顶子赐诸各西人，令戴之。路易司卜雷德及第奥豆的均戴白色之顶；彼那铎官级较高，则戴蓝顶，余人均戴镀金之铜顶。铜顶者，顶子中之下乘也。

    彼那铎此人，虽为乾隆皇帝客卿之一，而对于中国国事初无参与之权，然妒念极重，凡西人东来者，除其本国人外，罔不加以仇视。对于英人怀恨尤切。吾至澳门之时，即有人嘱余抵北京后善防此人。今日一与此人相见，观其沉毅阴险之貌，始知此人非处处防范，必为所陷。此人初为罗马教信徒，兹已不受宗教之约束。度其年事已近七十。来中国后，兹已有数十年之经验。今方在算学书院（译意）任事，然其算学知识颇属有限。但以工于外科医术，曾为相国和中堂治病，兹乃以和中堂之力，荐诸皇帝，遂得派为吾觐见时之译员。吾见此人欣然而来，意颇不怿，以为彼既奉有中国皇帝之命，则吾前此要求于北京各教士中自选贤能之说能否成功，正在不可知之数。万一吾说不成，而此人竟由华官承认为觐见时正式之译员，则语言传达之际，但令更改一二，或不改其言辞，而改其语气，即足挑动两国之恶感，此何等事，而可不为之焦悚万状耶。幸而此人与吾款接之时，吾所言通常习见之语，彼均茫然不解。即其同来各西人亦半明半昧，隔阂不通，吾心乃大乐。彼那铎至此似亦可以止矣。而其妒忌他人之欲念乃仍不可遏。频以拉丁语，与其近座之两意大利人，谈吾英国之短，其意盖以余为不解拉丁语者。不知余即不解拉丁语，但观其眉目开动之状已足知其蓄意不善，而况拉丁语学，余固童而习之者耶。

    谈次，余仍向金大人提及迁居北京之事，彼那铎立即乘间阻挠。谓：迁居北京后，将来往热河时，大不便利。虽金大人甚然其悦，而终以余所持理由充足，彼那铎无所肆其鬼蜮之技，状殊悻悻。其同来各教士以其声色严厉，非双方款接时仪式上所应有，力劝其忍怒，勿为无谓之争。彼那铎虽唯唯，而气终不平。余静观其状几至失笑，然仍自保威仪，不为不应为之言，至彼那铎告别时，余惧其羞愧无以自容，转用好言慰之曰：惜敝使不解葡语，致意见不能尽达，否则以足下之才，为吾翻译必大足为吾助。彼那铎气少平，言曰：卑人深愧不能为钦使服役，后此苟有可以尽力之处必竭愚诚。余亟称谢，心中则以为此人既尽暴其本相于吾前，吾此后乃不得不格外谨慎，俾不致坠其陷阱。然平心而论，此人亦可造之才，但欲求其为吾所用。则吾非至愚，决不存此谬想也。

    约过一小时，樊大人与周大人同来，言：乾隆皇帝特派之国老淳（译音）大人，现在已到北京。后此关于贵使一切事务，可由兄弟等自向淳大人商量，不必再经金大人之手。余闻言大悦，因命译员一人及吾书记麦克司威尔与樊大人同赴北京，料理该处馆舍，以便此间事毕之后，立即迁居。

    ●游圆明园

    彼等既去，周大人即导我游圆明园。此园为皇帝游息之所，周长18英里。入园之后，每抵一处必换一番景色，与吾一路所见之中国乡村风物大不相同。盖至此而东方雄主尊严之实况，始为吾窥见一二也。园中花木池沼以至亭台楼榭，多至不可胜数，而点缀之得宜，构造之巧妙，观者几疑为神工鬼斧，非人力所能及。吾以此来不仅为游观计，尚当商量安置各种礼物之法，故仅就行过之处略一寓目，未能曲寻其胜。以全园计之，恐吾所见尚不及其什一。然即此不及什一者而言，已能令当时景象永镌吾脑而不忘。而吾笔记中欲详言其状，亦觉景物万千，不知从何处说起，转不如不说之为善也。

    已而至宝殿，殿长150英尺，阔60英尺，仅有一面开窗，与窗相对之一面，即为御座所在。御座为一桃心木之大椅，上刻精美之花纹，其木料则产自英国。华人以为稀有之品，故用以制为御座。御座之下有一台，高数尺，两边有木制之短阶，以便上下；御座之上，有一广额，署“正大光明福”五大字。

    译者按：此五字原文做Ching-Tha-Quan-Ming-Foo，释其意为Verus, Magnus,Gloriosus, Splendidus, Felix五字，直译之，当以“正大光明福”五字为近理。然于“正大光明”四字之下加一“福”字，则为译者此前所未闻也。

    其两旁则各有一孔雀毛制成之扇，面积极大作圆形，颇美丽可爱。全殿地皮均用大理石铺之，石有灰色、白色两种，纵横相间，望之如棋盘形。石上人行之处，复铺以洁净之席。殿之一角有一八音时辰钟，拨其奏乐之键，能奏乐十二阕，如Black, Joke, Lillibulero，以及《乞丐》一剧中之歌曲等类，均为英国旧时流行之乐曲。钟上饰物均为旧式，有透明及五色之宝石多枚，此钟虽非珍品，然以历年既久，余不得不以其为古董而贵之。钟面有英文数字，曰：伦敦理敦赫尔街乔治克拉克钟表店造。其制造年代及运入中国之时日，则已不可考矣。

    宝殿为皇帝正式办事处，一国之观瞻所系，而面积复广大异常。余决意以礼物中之珍贵动目者置诸殿中，其排列之法，拟于御座之侧。一面置地球仪；一面置浑天仪、折光镜数面，则自天花板悬垂而下，自各镜至殿顶之中心，距离均相等。殿北置行星仪一座，其南面则陈列佛列姆内之大自鸣钟、风雨表及特拜歇尧之瓷器、瓷像、弗拉苏氏之天体运行仪等。集此种种精美可观之物品于一处，恐地球虽大，更无第二处足与此中国圆明园之宝殿比也。

    余入园时，与国老景升（译者按：景升二字译音）大人相遇。景升大人遂为余向导，指点园中一切事物以告，及余自宝殿出。景升大人导余至一清洁之处，出水果及糖食相飨，余甫就座。而金大人忽来，殷勤劝食，余乃大异。念据樊、周二大人顷间所言，此公何可不必多劳矣。今若此，吾此后犹不免受其牵掣，而樊、周二大人虽极意与吾交好，亦以受制于此公，无能为力。万一此公永为余伴，至热河时，本其排外之天性，进谗言于乾隆皇帝，则吾此行之结果必有不可预料者。言念及此，心中殊觉不快。

    ●作觐见准备事宜

    晚八时，麦克司威尔等自北京归，言北京馆舍已阅看一过，其中厅室、房间、天井均备，颇堪居住云。

    24日礼拜六。史但顿勋爵率密斯脱摆劳、丁威台博士及太白儿得、丕的派亚暨技师数人，工匠多人，同往圆明园装配各项礼物。预料此项礼物，若欲一一装配完好，至少当有六七礼拜之时间。大约将来余往热河时，尚须留技师数人在此间监督工事也。有数种礼物运往圆明园后，中国工匠未得技师之许可遽欲启箱，译员恐其开启不能如法，致损内中所装之物，因往过阻之曰：此系英国送来之礼物，英国钦使尚未交卸，汝等不宜妄动。而金大人闻之，立即喧辩曰：此系英国进呈之贡品，安可唤作礼物。译员曰：英国与中国处于对等之地位，只能唤作礼物，不能称为贡品。两人辩论不已。国老景升大人闻之，出为和事佬，言：唤作礼物亦未尝不可，何必为此无谓之争。金大人乃无言。

    译员归，向余言：适自樊、周二大人处来，二大人略有意见，嘱微员上达致使。余曰：二大人，吾友也，渠等有何事嘱汝，汝可恣言之。译员曰：二大人言，钦使此来，一切费用虽由皇帝颁发，而颁发之数有限，其不在预算中者，概由二大人自垫，故二大人意中，颇思钦使以一优美之礼物赠之。余曰：可！弟不知二大人心爱何物？苟所爱者适为吾所有之物，当立即举以奉赠。译员踌躇有顷，言曰：二大人心中似以赠以现金500元为最宜。余一闻此言，不少犹豫，立即答曰：可！此盖因二大人既极意与吾交好，微论其自解私囊之说，确与不确，吾万不宜厚拂其意，使吾与以钱，而二大人竟为吾效力，与国老联络，合力与金大人相抗。勿令金大人此前之行为，再暴于吾客，则500元之代价并不昂贵。万一二人得钱之后竟不肯为吾所用，一反往时缔结交谊之行为，则慈悲之权已操诸我手，我固不难以举手投足之劳而祸福之也。而况野兽一吮人血即觉他物之血不甘，二大人既以与吾交好之故，而得此500元于前，宁不思此人血之余甘，而奋勉图报，以冀复尝此血于后也。

    25日礼拜。晨间，译员来言：昨日之议今兹已可取消。余问其故。曰：微员今日已往两大人处复命，两大人乃一改昨日之语气，谓：兄弟等自以诚敬待钦使，且深以得领钦使之厚赐为荣幸，然金钱之赠品则究于情理上不能接受。至昨日所言自垫之费用，确系实情，然此款均系周大人一人垫之，樊大人则所费甚少。缘周大人家资颇富，肯花钱而殚于尽力，除收发公文及登记账目、发付工力而外，其余一切，如置备车马、雇用船只、工役及购办供给之物，笞责不尽力之厮段等，概由樊大人尽奔走之劳。今周大人以家资富有之故，不必复得钦使之钱以资弥补；而樊大人又仅费劳力未垫金钱，万无接受钦使补助之理，故请钦使将昨日之议即行取消云云。

    夫昨则要求之，今日则坚辞之，此中理由如何，诚非吾不熟中国情形者所能知矣。同时又有一事足证明中国人之性质与吾英人不同，而且大不可解。

    昨日金大人来，交我一信，此信系吾英衣拉司麦司古完勋爵自登州府嘱驿吏送来，由金大人转交于余者。今日，余按照来信，作一复信。而金大人适来，谈此，坚问余古完勋爵信中作何语？余复信中又作何语？余以此种问题万非吾英人所能问，然以两国风俗性质不同之故，不能厚违其意，即招译员来，取来信、去信，令依口译之法，译与金大人听之。译毕，余笑谓金大人曰：信中初无若何秘密，然以内容剖示于君，料君必甚欢迎。金大人临去时，复问觐见在即，仪节如何？请贵使速为预备，且宜先期练习。聆其语气，似急欲吾承认其改用中国礼节之说者。余曰：觐见之仪节敝使拟开具说帖，就正贵钦差，此说帖当于抵北京后一二日内奉交，请勿急急。金大人乃道别而去。

    26日礼拜一。是日，由圆明园迁往北京预定之馆舍。不特清洁完好，与圆明园有霄壤之别，而且华美异常。有厅室十一处之多，陈设既佳且多空气，居之颇合卫生也。

    27日礼拜二。法国巴黎圣拉萨勒司教会会员劳克司神父。

    至馆舍谒见。言奉皇帝之命来此为钦使服役，钦使如有需吾尽力之处，吾可日日来此听候差遣。予观其人，体格修伟，道貌岸然而又长于言语之学，法文、英文之外能操中国语及满洲语甚熟。自言抵此之后，心意多快，现已作久居中国计。因胪举中国社会情形以告，谈论多时娓娓不倦。吾乃自计，后此如有中国事实为吾所不解者，尽可问诸此人，不必复处闷葫芦中矣。

    28日礼拜三。密斯脱摆劳自圆明园来。言：该园宝殿中，现已动工，将各项礼物依钦使预定之方法排列安置，将来安置完毕，殿中诸美咸备，必大有可观。又言：礼物运至宝殿后，即有乾隆皇帝之孙三人至殿中参观，状殊欣喜。

    而尤注意于特拜歇尧之瓷器，观玩多时，问余：中国瓷器与贵国瓷器孰佳？余言：此种特拜歇尧之瓷器，系敝国有名出品，苟非名品，敝国钦使决不敢带来赠诸贵国皇帝。但敝国商船每来广东必购大宗瓷器以归，销售于人。贵国瓷器既为敝国人士所欢迎，其价值之高，自可想见，究之各有其妙，不能强判伯仲也。三皇孙闻此答殊为满意。

    有一大员来园监视华工者，见启发货物时，行星仪中之大镜已损坏一块，神情至为惶恐，此镜想系中途颠碎，今中国既无造镜之厂，势亦无从添配矣。

    29日礼拜四。余取加拿派（译者按：加拿派形如一伞，装于帝座或帝王肖像之上，以表示其尊严者，盖欧洲帝王名器之一也）及吾英皇帝、皇后两陛下之肖像悬诸馆舍之中堂。别取一纸，开具将来抵热河后拟行之觐见礼节，嘱劳克司神父译之。劳克司译此颇费苦心，因中英公文程式初不相同，欲字字斟酌得当已属大难，而吾禀命东来，与本国政府相距既远，事事均须斟酌独断，万一处理不当，必贻国际之羞。故劳克司译此仪式之说帖，视为生平第一棘手之事。译就，不肯自书，亦不肯令其书记书之。谓：渠二人均系中国客卿，若中文有不妥之处，一露笔迹即易取咎，故坚请余另觅他人司缮写之事。余遂命史但顿勋爵之公子小史但顿书之。

    小史但顿以一十三龄童子，即能承办此事殊可欣喜。渠初亦不解华文华语，自伦敦出发后，船中无事，日就于两译员处学习语言，进步甚速，旋又学写华字，颇方正干净。前此礼物目录即彼所写，后生可畏，非虚语也。

    说帖内容，大致谓敝使此来，虽极愿使贵国大皇帝满意，凡敝使以为合宜之事无一不可实行。但敝国皇帝为西方第一雄主，敝使承敝国皇帝之诏命而来，仍当以敝国皇帝为本位，此盖由敝使之服从敝国皇帝，与贵国臣民之服从贵国皇帝于理相同也。今觐见礼节，敝使拟用觐见敝国皇帝之诚礼，若贵国必欲改用中国礼节，亦未尝不可，但须请贵国派一大臣，职位与敝使相若者，至馆舍中向吾英皇帝、皇后两陛下肖像行一觐见中国皇帝之礼，则敝使无不如命。

    金大人一观此帖，立即摇头，谓此事万难办到。樊、周二大人则言：此事必可如命，我等二人不妨立即向贵国皇帝、皇后行三跪九叩之礼。余以二人职位不能与吾敌，婉言却之。

    是日，神父安易德遣人送来一信，附以照片。信中辞气诚恳逾恒，言：钦使此来，老夫闻之殊为欣慰，但以就木之年，复抱痼疾，不能亲临馆舍为钦使略分劳役，意颇自戚。尚辱不弃，勿耻下问，但以书来，老夫当尽举所知以告，匪然云助，实老夫天职所应尔也。此老年已80，侨居中国亦已60年之久，而眷怀祖国之心，尤得于此一小柬之字里行间见之。前辈老成，滋足敬也。

    30日礼拜五。今日，余已选定轻小便于携带之礼物若干种，备带往热河进呈之用。乃一面命令部下人员、夫役准备启程。

    一面通知鞑靼钦差，言：吾辈已定于九月二日（译者按：次礼拜一，中历七月二十七日）起程前往热河，但今日为八月三十日，中间尚有二日余暇，敝使拟乘此余暇一观北京宫殿及各处有名胜迹，不知贵钦差能不辞劳瘁，为吾向导否？

    金大人曰：向导之职诚不敢辞，但按照中国成例，凡各国使臣至北京者，必须于觐见皇帝之后始可参观一切。即宾客亦当于觐见之后接见，贵使意欲参观，请俟诸归自热河之后。余以既有成例自不能相强，即亦无言。而金大人复曰：觐见之时，不审贵使本人将以何物赠诸皇帝？余曰：敝使此前已有奉赠一车之说，自不敢食言。金大人曰：车虽佳，惜嫌其太重，不能亲手持赠。余曰，岂必授受以亲，始得谓赠耶？金大人曰：此亦往例如是，此前各国使臣觐见时，从未有空其两手者。余曰：既如是，敝使自当预备一物，但此时尚不能决定，须俟所携行李悉数解发后，始可从容选择。然口头虽作此答语，心中则甚虑无物可以入选。因所携珍贵之物已悉数开入礼物目录中，用英皇名义赠与乾隆皇帝。外此私人所携物品不特并不珍贵，而且为日用所必需，万无举以赠人之理。幸而甲必丹麦金吐司携有极佳时表数事，拟于归途到广东时发卖者，余乃与之婉商，令让渡于我，且给于相当之利益，勿使空任购办携带之劳。议定，余以顷刻间骤得多数极佳之时表，意颇自喜，盖以既得此项礼物，不特可选其最佳之一枚赠诸皇帝，且可以其余各枚分赠各皇族及各大员，对于自备礼物一事可无供不应求之患矣。于是自开一单列应行送礼诸人之名字于其上，以便分派。计：皇帝一枚、皇帝之嫡子各一枚、皇帝之长孙各一枚、大将军阿中堂一枚、和中堂及福中堂各一枚，和、福二人乃皇帝最亲信之大臣。此外，则礼部大臣一枚，与吾往还之诸大员各一枚。然余以北京之宫殿名胜，必俟归自热河而后始许吾参观。吾亦小作诙谐，声言此项礼物亦必觐见皇帝之后，返至北京然后一一分赠诸公也。

    ●探知中国情势

    今日劳克司神父仍如日常之例到馆舍中办事，且携来精洁食物多种，如德国面包、糖果、蜜渍物、大红花果、红白葡萄等。其中白葡萄一种味美而无核，向产于察莫。察莫地傍戈壁，在中国之东北部，此种葡萄自移植于北京教堂以后，以栽种得法，种乃益美，故甘洌独绝。

    余以是日既无所事事又不能外出参观宫殿，遂与劳克司侈谈中国国情及宫廷状况。凡樊、周二大人未曾告我或语焉不详者，余一一问之。

    因知乾隆皇帝共有22子，今仅存4子，而大位谁属，犹未预定。皇帝深恐4人有猜忌争夺情事，政必躬亲，奏章诏谕，咸自批自发，勿令4人参预其事，即事之琐细者，皇帝亦不以躬 亲为苦。皇帝之首相，即和中堂，其人乃一鞑靼，出身颇微，然甚有才具，初为皇帝卫队之一。20年来，皇帝重其人，历擢至相，且以公主尚其长子，亦可谓极人世之荣矣。次相曰福中堂，亦鞑靼，少年公子也。其兄亦据要津，娶一公主，此公主非皇帝之女，即皇帝之侄女。劳克司不能言其详，而福中堂年鬓虽未高，于台湾之战则为统兵官，旋为两广总督。近日西藏疆场不靖，又任为将军，殆亦中国之兵家耶。和、福二人之外，最有名望者为阿中堂。此人所受恩遇远在和、福二人之上，功业亦颇有可观。法人所著《中国回忆录》一书备载其事，今已年老致仕，不复与闻政务，而皇帝犹以优礼待之。然皇帝对于此人，只视为国家的忠臣，不视为个人的亲信也。

    此外尚有三国老，均才力过人，富于经验，惜为华人而非鞑靼。皇帝虽以优礼待之，终未畀以丝毫实权也。

    劳克司神父又言：目下北京城中信耶教之华人已达5000名之多，全国共计数在15万以上，再越数年，耶教之发达必数十倍于此。又言：我辈读中国之历史，证以目睹，则中国社会似尚上午显著之缺点。唯残害婴儿一事，吾西人以为极背天理，华人则视为无足轻重，即日日见之，亦不以为怪。近日北京巡警（译者按：当是步军统领衙门）特备一车，每日清早令人驱车巡视街道，见有已死或见弃之婴儿，则纳之车中，拉至义冢埋之，亦有弃于沟中者，自此种巡街车发现后，北京各教士乃大忙。每日此车巡视归来时，诸教士群集车旁，遍察各婴儿之尸，见其中尚有气息者必抱归灌救，救活则就教堂中抚养之，长而施以洗礼，使知此残余之生命系仰托上帝之佑护。自鬼界夺来，非终身虔信上帝不能报此再生之德。

    劳克司又言：目下中国人仇教之心已不如往昔，此虽时代使然，要亦由于现在各教士能谨慎将事，不若此前各教士时有性情躁急之举也。然中国政府对于此等教士仍不能无所疑忌。近十二月中，各教士往来信札自北京、广东间驿使传寄者，恒于未达之前，先有人为之启阅，推其启阅之故，半由于疑忌；半则在于探刺欧洲之息耗。因中国人不知目下欧洲情况若何？有言英法各国现方打仗者，亦有言各国中复各有内乱者，传说纷纷，莫衷一是，故好事之徒均喜窃启书信，一窥究竟。即余抵天津后，每与金大人相见，金大人辄问余来时路上安稳否？英吉利国现在与各国和好否？以此证之，乃知所问故非无因也。

    是日，北京主教亚力山大戈尼阿，得华官之许可，正式至吾馆舍中谒见。

    其人年40岁，葡萄牙籍，外貌颇和易可近。而谈者每谓其居心奸诈且无真实学问，然能说拉丁语甚纯熟。进谒时，自用拉丁语宣述意见至一刻之久，信口直谈，颇不费力。随从者有葡萄牙教士二人、别国教士数人，仪节至觉隆重。

    戈尼阿且力述愿与吾缔结友谊之诚心，请余勿以近来英葡二国交战之事梗积于心，致对于葡国教士，感情不能与他国教士一致。余以相当之言辞报之。乃当此接见之时，其随从之他国教士中即有一人乘其不意语我曰：勿信此伦之言。余退思其故，此言不为无因，因葡萄牙人妒视他国人之心已达极度。

    现方自结团体研究一种计划，以排除中国境内之他国人为宗旨，除其本国以外，凡他国派教士来华者，彼等即以公敌视之。数日前，一意国教士谓余，吾辈同是欧洲人，人人咸与葡萄牙人缔结友谊之心理，而葡萄牙人心中则以除葡萄牙人而外，殆无足与之为友者，吾辈又何必自讨没趣。由是言之，戈尼阿之巧言令色唯有一笑皆之耳，又葡国教士彼那铎，自圆明园与吾一见之后，即不履吾门。据云：仅已奉皇帝之命召回热河矣。

    31日礼拜六。法国神父格拉孟德来见，此人即系余在天津时，得其所发信件，谓皇帝将命葡萄牙人充当翻译，嘱吾预行抗议者。此人初亦罗马教徒，年已老，来华已有30余年。

    一与吾见，即言本拟早日拜见钦使，只因鞑靼钦差金大人，前此曾闻余言及英国之国势何若？商业何若？对于中国之关系何若？心怀妒意，恐余一与钦使相见从中传递消息，于中国有所不利，故百计留难，直至今日始得其允可，许吾进见，幸钦使勿以为罪。余聆其谈吐，轻畅流利，知为一绝顶聪明人，而又极熟悉中国事务者。然此人不理于口，北京各国教士一闻此人，辄言其心无主宰，顷刻万变，与之交接者当善自防卫云。

    9月1日礼拜。因明日将赴热河，今日预备极忙。然余在去京之前，当将抵京后，闻见中较有兴趣者补述于此。除金大人、樊大人、周大人等及各教士外，每日造吾馆舍中谒见之大员为数颇多。其中有以服官之故，于职任上应来谒见者；有以好奇心切，视吾辈如古董，虽无职任上之关系，亦来此一广见闻者；尤有多人则为听音乐而来。因吾接见宾客之室中，每晚必令乐工奏乐也。此专听音乐之诸宾客中，有一人为乾隆皇帝之乐官，见乐队中有乐器数种，形式既佳，声调亦美，因向余婉商，欲借此数种器绘一图。余言：君苟爱此数物，俟吾觐见归来时，即举以为赠。渠曰：绘其图样可矣，惠赠则不必，因余不解贵国乐器之用法，有之亦属搁置。余曰：既如是，君可请画工绘之，决无阻止之理。

    次日，渠果偕画工来，敷大纸于地，置克朗内脱、弗路脱倍松等乐器于纸上，先用炭笔勾其轮廓，然后细量乐器上各小件之分寸，一一绘之。据云：渠将依照此种形式，令中国工人仿造，以己意定其音阶，使成一种西式之中国新乐器。果尔，此人亦聪明人也。

    吾馆舍中各物最为华人注意者，即兰脑尔特勋爵所绘英皇英后两陛下肖像，像悬于正厅，去大门甚近，故观者特多。其初不过官员及地方绅士，后则中下流社会亦蜂拥而进，拥挤既甚，复杂以谈话之声颇妨吾等行动。吾乃与樊大人商量，规定一参观之时间，而于参观者之人品及数目亦略加限制，此实不得不尔，非有轻视华人之意。华人对于吾辈所带礼物既极意赞誉，而对于普通应用之什物观之亦称誉不止。然辗转传观，什物间有因此受损者，其中以柏尔明亨埠极尔司厂所造刀片最为华人所爱。因此种刀片系精钢制成，极软，可弯作圈形，然又锋利异常，故华人咸以宝剑目之。

    吾以二刀赠樊大人，樊大人大喜过望，言：得此二刀，感谢之心乃倍蓰于他物之百倍其值者。此老出身行伍，以武功得显，爱刀固其分也，然吾于此事乃不得不思及通商问题。照此情形，吾英倘以零星物件运来必能大受华人欢迎也。至于东印度公司，前此提议扩充粗呢出口问题亦颇有见解，吾料不出数年，此类呢货，中国人之所求必远非吾英呢厂所能供。而呢货之外，凡上等之布匹（原注：吾英人所谓上等之布匹，尚非真正之上等，故当自选上自者运出）以及丝绒、纱罗之属，亦颇有销场。因吾辈所穿衣服，华人见之，多称其质料之优美。而乾隆皇帝近顷又下一诏，言：春秋两季，百官叩见时，准穿布服；夏季用轻绸；冬季则用绸缎为面，皮毛为里。吾英布匹及丝绒、纱罗既受华人欢迎，则此一时期正为推广销路之日矣。

    夜分，国老景绥大人（译者按：景绥二字译音，前有景升，此有景绥，不知是一是二？）知吾明日早起，即当启程，特率属员二人，官级甚高而戴红顶子者，至馆舍中与吾谈话。言：现在乾隆皇帝急欲与贵使相见，贵使所乘“狮子”船上随从人等不能同往热河者，现已择定珠山一处供其休息，且划定界线免致水手、夫役四出游荡滋事。皇帝以为此种计划颇为合宜，已命令贵国古完勋爵便宜行事，其在该处居住之时期或久或暂，亦听伊斟酌。准此言之，吾至中国后每有一事，苟与华官言及，华官殆无有不立时上达，亦无有不立时措置者，谁谓中国上下雍塞耶。

    ●作热河行

    9月2日礼拜一。晨六时自北京出发。余与小史但顿共坐一英国式之邮车，此车乃余自伦敦带来者，用鞑靼小马四匹拽之，马高不及11手，（译者按：“手”为英国通俗量名，每手之长约为四英寸）而轻快善走，久行不疲，良马也。史但顿勋爵则以感冒寒疾不能乘车，坐肩舆而行。此外属员、卫队、仆役、工匠、乐工等则骑马驾车各随其便，同行者共70人。其中40人为卫队，别有21人则留于北京，或在圆明园装置礼物，或在馆舍中照料，均各有专职，不能同行。

    装运行李、礼物之车马，为数多至不可胜计，即所用苦力，沿途照料此项行李、什物者亦有200名之多。

    吾侪自馆舍出发，行四英里半，出北京城。又行五英里至清河，稍息，进早食。清河乃一小镇，有城墙卫之，自清河前行，一路景色绝佳，道路亦平坦，极利行车，而人民勤俭、诚实之状复与英国人民相若。吾行至此，恍如置身于英国疆土之中，不禁感想系之矣。

    3日礼拜二。晨五时出发，行八英里半，抵怀柔县之城外，进早食。怀柔县者，第三等之城邑也。又行二小时半抵密云县，亦第三等之城邑，城中有皇帝行宫，吾等即借宿于宫中。一路景色仍与昨日相若，唯多山，蜿蜒起伏随时异趣。此种连亘不断之山脉倘在春夏二季，在繁茂之树木蔽之，景色必大可娱意。今则木叶尽脱，满山多作棕黄之色矣。抵行宫后，见左方相距八九英里之处，有一山，峻峭异常，山顶有雄固之城壁横跨之，即万里长城之一节也。

    入夜，一鞑靼大员，统领此间兵队者，至行宫中拜见。带来水果、糖物各少许，以为赠品。此人举止动作颇彬彬有礼，有君子气概且极有见解，深信英吉利国为欧洲强大文明之国，与他人鄙视吾英为蛮夷戎狄者不同，然此人殊傲慢自大。樊大人虽亦戴一红顶子，且武职与此人相若，然当此人之前，樊大人惶恐不敢就坐，则鞑靼官员之气焰，必有令中国官员不寒而栗者在也。

    两日来，吾车行时，樊大人及周大人时时至吾车中谈话。渠等向来所用代步之物仅有马、轿、驴车三种，从未见过英国式之车辆。今见吾车轻快异常，轮际装有弹簧，乘者不觉颠簸，两旁玻璃之窗复可上下移动，又有窗帏以幛之。渠等乃交口称誉，叹为绝无仅有。已而金大人亦至，向吾道歉，言：前此贵使书就一信，嘱吾寄交贵国古完勋爵，今此信尚未付寄。以我思之，信中既无要言，不寄亦属无妨，因以信还我，我受其信，自思信中诚无紧要语言，而金大人不肯为我寄递，亦属大不可解。金大人又言：明日当与吾暂别，先一日赶至热河，预备迎接吾等之事物云。

    5日礼拜四。早发，行13英里至古北口，进早食。食后，因此间为中国与鞑靼交界之口，有长城以界之。吾等久闻长城之名，既至此间，自不得不一观长城之景象何若。乃相率下车系马，徒步就之。地既崎岖不平，步行乃觉甚苦。行半小时至城下，复拾级而上至于城顶，举目一望，见其建筑之坚固，似已超出于人类体力范围之外，若此城全部尽于吾所见之一部分相同，则吾可决言全世界各种有名工程虽尽合于一处，决不能与此中国长城之工程相敌。惜历年已久，毁坏者居其大半，似中国人不甚重视之者，亦有数处颇完好，似近日曾加以修理。余方拟就其完好者与破残者，研究其或修或不修之故，而华官已促余前行，谓：此城无足盘桓，贵钦使当以早日赶至热河为当。言时，意甚焦急，似不容吾有置答之余地，亦有数人窃窃私议，谓：此辈外国人留意考察此城，心中必怀不测。余恐此种无谓之疑虑酿成恶果，立即下城登车前进。

    车中，余问樊大人前此曾来看过此城否？渠言：往来此地，前后已有20余次之多，然以此城无关紧要，仅去看过一次。其余各华官则言，从来未去看过，想此城仅为历史上一种成绩，无关国势，故华人不复注意之也。

    自古北口行十一英里至辽金坊（译音）。其地有一皇帝行宫，吾辈即借宿其中。夜分，华人中发生一事，颇足证明鞑靼与中国人之恶感。一鞑靼下流社会人，乘人不备至行宫中偷窃供张之物事数件，未及他遁，即为华官所执。樊、周二人大怒，立命就其窃物之处通笞之。笞已，鞑靼忽放声狂骂，谓：中国官在长城之外，例无笞责鞑靼之权。

    二大人益怒。复执而笞之，责其犯上之罪。其人恐有第三次之笞责，笞后即默然而去。时余亦在旁，观此一出滑稽之短剧，心中甚疑两大人于地理之关系上不知果否有笞责此人之权？后乃知此实出于鞑靼小窃之不服华官，律例中并无不许华官在长城外笞责鞑靼之规定，故尔时樊大人愤极而笑。语吾译人曰：此辈鞑靼一辈子教训不好，只可听他做他的鞑靼。周大人亦言鞑靼与华人之不能融合，将来贵使觐见时自能见之云。

    6日礼拜五。地去热河已近，不日可达。晓发，行13英里抵锦章营（译音）住宿。自北京来此，天气逐日凉爽，今日清晨已大有秋气渐深之象，此半由于天时使然，半由于地理使然也。此间山光水色略如欧洲之阿尔卑斯山，居是与居于瑞士无异，乾隆皇帝避暑于此，良有以也。

    黄昏时，译员语我曰：（译意）近日天津公报登载一段新闻，读之大足令人捧腹，吾英报纸中万无刊登此种荒谬不经之谈者。余问所刊何事？译员曰：报中言英国钦使带来礼物，悉系怪物，其中有小人数名，长不及12英寸，然作军装，勇气知识与长大之人无异；有一象，大不逾猫、一马其形如鼠；一唱歌之鸟，其大如鸡，食木炭为活，日需50磅；此外则有一魔枕，卧之可得奇梦，远至广东、台湾、欧洲等处均可于梦中至之，不劳跋涉。此事虽类神怪小说，无可记之价值。而吾以其可觇中国之民智，似不能屏诸书外也。

    8日礼拜。自距热河12英里之廓拉邱隘（译音）出发，无刻抵昆尔伦（译音）地，去热河两英里而弱，除行李、什物依旧前行外，余及部下人员、夫役均止于其地，更换礼服、排列仪仗。仪仗之次序详列如下：华官（译者按：华官恐系华兵之误）100员骑马前导。陆军少佐彭森（译者按：英人）、德拉功4名（译者按：德拉功系英国步骑两用之轻兵）、陆军副官潘立熙（译者按：英人）、军鼓军笛（译者按：英国军队所用者）、炮手8人、炮兵大尉1员、陆军副官可留维、步兵16人、步兵军曹1人、仆役八人、急使2人、乐工4人（译者按：仆役、乐工、急使均穿绿色金缘之衣服）、随员6人（译者按：均穿大红色金绣之制服）。

    余及史但顿勋爵及其子小史但顿，合坐一英国式之军车，车后有仆役一人，亦穿绿色金缘之衣服。此项仪仗排列至二点钟之久，故得从容布置，弗损威仪。排列既毕，即循序鱼贯而进，直达热河。行李、礼物则以中途未停，早至一小时许。

    ●补述抵京诸事

    既抵热河吾仍如前例，先取一路所见所闻未及尽记者补记之，然后接记热河之事。自北京至热河，为程不过120余英里，而分作七日，故天气虽热，途中尚不甚困苦。

    吾辈逐日寄宿之处均为皇帝之行宫，皇帝每自北京赴鞑靼，即驻跸于此。吾侪所住者，均为行宫之侧屋，其正屋则以名分上之关系，非皇帝亲来不能开启。各行宫建造式样大致相同，虽规模并不甚大，然为数极多，每过十数里即有一宫，估其建筑之费必大有可观也。

    北京、热河之间，道路颇平坦，末后二日所经之路尤完整可喜，然此路并非御道。御道乃为与此路平行之一路，平时严禁人行，必皇帝出巡始能盛列鸾仗，驰骤于其上。此等帝王之尊荣，恐读遍世界各国历史，不能复有第二国似之者也。

    本月下旬，皇帝将自热河回銮，故御道之上此时已开始修理，加敷黄土。黄土者，御道之特别标识也。御道之长，凡126英里，所用修道兵丁有23000之多。故御道附近逐段有营帐可见，每帐所住兵数，自6人以至15人不等。渠等虽在工程劳碌之际，亦颇知尽礼。每见余辈自隔道过，即升其帐顶之小黄旗，取一铜锣鸣之，且出铁铳，头作三分形者，声炮三门以为礼。至皇帝驻跸热河时，所用卫护之兵丁为数乃达10万以上云。

    ●抵热河

    既至热河，行装甫卸，而金大人已来，以余在北京时所开觐见礼式单还我。谓：贵使可将此单交于相国和中堂阅之，必得适当之答复。余不解其意，亦姑受之，已而译员来言，谓：适见樊、周二大人，二大人言贵国钦使排列仪仗至热河时，皇帝已在山庄内一高台上看见了，目下龙颜甚喜，已命相国及另一国老立刻至钦使处请安。言至此，樊、周二大人自至，言：相国本欲亲自来此请安，只以此房屋狭小，相国属员众多不能容纳，而相国又因足有伤创，行动甚苦，故不能至此，特嘱吾等前来道歉，倘贵使能至彼处一谈，吾等原为前驱。余言：敝使自去当列仪仗，而吾仆役、卫队此时已觉甚累，行李等物亦亟待安置，不能分身。倘相国有事见教，敝使当于黄昏时，命史但顿勋爵至其行辕中叩见，敝使本人则请俟异日。

    二大人皆曰：可。寻言：鞑靼钦差金大人，今因办理贵使到中国后一切事宜，未能悉称皇帝旨意，已奉旨严加申斥，降三级示罚。余问：金大人办理公事尚无大错，何以遽撄皇帝之怒？二大人乃言：皇帝前此曾闻贵使所坐“狮子”船上，悬有皇帝御容一座，当任命金大人为钦差时，面谕金大人：“狮子”船到埠，当亲自上船，一看该像果肖御容与否？乃金大人天性怕水不敢登船，不独御容未见，即“狮子”船亦未及寓目。至是，皇帝问汝往天津曾看见御容否？金大人仓卒无以为对，皇帝乃大怒。不一刻，申斥之旨遂下。

    二大人去后，有高级华官数人至馆舍中拜见，中有穿黄马褂者数人。据云：黄马褂系中国最贵重之衣服，非有特别勋劳者不能邀皇帝之赏赐也。

    未几，樊大人又遣人来言：相国急欲与史但顿勋爵一面，史但顿乃立与其子小史但顿偕译员一人，至其行辕中谒见。行辕与馆舍相去可一英里，自馆舍至行辕当经过热河城中街道之大半。

    抵门，金大人已候于门次，引史但顿等入内，至厅室，见相国坐于正中，旁有国老四人站班。4人均戴红顶子，其中2人则穿黄马褂。

    史但顿归。余问：相国之意见何若？渠言：相国意欲一观英国皇帝致乾隆皇帝之书信，内容究作何语？余即命书记录一副本付之。史但顿又言：前此钦使因觐见时之礼节问题，自开一说帖付予金大人，今金大人虽以说帖交还，而相国则已阅看一过。其所以必欲先观英皇书信内容者，盖鉴于两国礼节上既有不同之点，恐书信中存问皇帝之语，亦有不甚合宜者，故必先为仔细斟酌可也。

    余曰：既如是，彼金大人交回之礼节说帖可即由汝正式递与和相国，看其作何等斟酌可也。

    9日礼拜一。晨间，金大人、樊大人、周大人同来，劝余勉从中国礼节，不必再固执前议。余言：敝使系西方独立国帝王所派之钦使，与贵国附庸国君主所遣贡使不同，贵国必欲以中国礼节相强，敝使抵死不敢奉教。

    争执多时，卒无成议而散。后有某华官以个人之交谊语予曰：此种争执，乾隆皇帝一点儿都不知道，患在其左右之人，欲借此邀功固宠耳，其然岂非然耶？

    10日礼拜二。早晨，金大人、樊大人、周大人同至，赓续前议。余曰：此事不必多说，以事理论，若欲一国特派之使臣对他国皇帝所行之礼，重于对本国皇帝所行之礼，无论何人决不肯承认，如必欲相强，吾唯有坚执前议。请贵国先派一与敝使职分相同之大臣，向吾国皇帝、皇后圣像行三跪九叩之礼，敝使即唯命是听。彼等曰：倘贵使不肯行中国礼，即行英国礼亦属不妨，但不知英国礼是何式样？贵使亦能赐教否？余曰：英国礼乃系屈一膝，引手伸嘴，握皇帝陛下之手而亲之。彼等大诧曰：怎么这样？在咱们皇上面前使得么？余曰：自然使得，敝使以见本国皇帝之礼见贵国皇帝，已属万分恭敬，何言使不得！言次，屈一膝作行礼之状示之，三人颔首而去，容色似已满意，不复如前此之极力喧辩矣。

    下午，周大人复来，言已回过相国的话，他说此时或由贵使径行英礼，或先派大臣向贵国皇帝、皇后圣像行中国礼，尚未商议妥当，晚半天可有回音。余无言。

    未几，鞑靼钦差又来，言：目下已决议请贵使行英国礼。但照中国风俗说来，拉了皇帝的手亲嘴，总不是个道理，拟请贵使免去拉手亲嘴，改用双足下跪以代之。余曰：敝使早已说过不用中国礼，这双足下跪还不是中国礼么？此礼诸位行得，敝使行不得。金大人曰：既如是，双足、单足且不去管他，那拉手亲嘴总得免掉才是。余曰：此则悉听诸君之便，用诸君记者，此系诸君之意见，非敝使之意见。敝使本欲向贵国皇帝行个全礼，今屈从诸君之意，改做个半礼了。

    至是，辩论已终，而中国朝廷之状况及华员宝贵其本国礼节之心，亦可因此窥其大凡矣。

    ●谒见和珅

    11日礼拜三。九点半，金大人、樊大人、周大人同来，偕吾往谒相国。相国行辕房屋颇大，有厅事甚多。吾行过数厅，始抵其接见之宾客之室，室中什物及一切陈设并不华丽，而相国之颜色则蔼然可亲。史但顿勋爵言：此人今日容貌与前数日几如判若两人，亦不知其何因而然也？

    相国年事约在40以至45岁之间。容貌端重，长于语言，谈吐隽快纯熟。其右边之人即福中堂，年不过30，而衣服都丽，面上英气崭然，一翩翩少年贵胄也。左边二人亦系国老，一礼部尚书、一吏部尚书，年老矣，似非鞑靼，于朝中颇无权力。又一人坐于末席，虽穿黄马褂，而就其外貌观之，品级、职位似多不能与其余诸国老相比也。

    余与相国相见，首言：前数日敝使以跋涉长途身体颇累，又因亟待部署之事甚多，未能早日趋前拜见，殊以为歉，今身体已经复原，琐事亦已措置完毕，特来向中堂请安，且愿早日觐见皇帝。俾将吾英皇帝亲笔信札呈阅。次言：敝使到中国后，闻乾隆皇帝多福多寿，年逾八十而精神矍铄，乃过少年，其臣下亦多欢悦爱戴。此种盛境，不特敝使为之欣忭。即吾英国皇臣以西方第一雄主之资格，亦当为此东方第一雄主额手称庆。

    相国闻此称颂圣德之言，颇形满意，即用相当之问候语以为答。次乃言：贵使此来，路途既远，而所携礼物，复倍极珍贵。凡中国风俗，贵使以为不适者自不能相强，将来觐见时，贵使可即用英礼不必改用华礼。贵国皇帝之手书亦可由贵使面呈。至此，礼节上之争执已完全终结。乃议决本星期六，为吾觐见皇帝之期，由相国亲为引见。

    正事之谈判既毕，相国又与吾闲谈若干时。先问余路上情形如何？次问余一路航海曾在何处停泊？停泊时，所为何事？余一一约举告之。述至交趾支那多伦海湾时，相国言：彼处乃我们中国的藩属。余曰：贵国声威四布，远方臣服，敝使殊为欣喜。彼乃问曰：俄罗斯与英吉利国相去多远？目下两国要好否？意大利与葡萄牙两国与英吉利国相近否？臣服于英吉利国否？余乃用中国里数说明英、俄两国相距之远近。又言：目前英吉利国与世界各国都甚要好，与俄国女皇亦很和睦。但吾英国皇帝陛下居心仁正，以保障和平、扶助弱国为心。曾有一次，俄罗斯女皇欲发兵与土耳其国打仗，侵夺其地面，吾英国皇帝出面干涉，使俄国不逞志于东方，以致两国不免稍有芥蒂，然现在仍很和睦，并无战事。至于意大利、葡萄牙两国则与英国相去甚远，且并非英国之属国。然吾英国皇帝乃西方盟主，对于各国均用友谊联络之、用正义保护之，对于意葡两国亦然，两国之于英国在实际上亦甚有关系也。

    相国闻予讲西方各国之形势，大喜，至吾告别时，起立与吾握手。言：吾得与贵使相识殊为欣喜，将来回北京后，得暇请常至圆明园与吾会晤。此时因皇帝万寿之期已近，吾须代备筵宴及一切供张之具，至觉冗忙，不能多谈为歉。

    吾返馆舍后，下午，吾友樊大人、周大人同来，代相国传达致候之语，言辞备极恭敬。又言：贵使到热河后，一切情形均随时报告圣上，目下皇帝急欲与贵使相见，意中颇不耐候至礼拜六云。

    有顷，鞑靼钦差至，亦为相国传达致候之语，辞意与樊、周二大人所述者大致相同。又带来粮食、水果若干，言是相国所赠。余受而谢之。是日，整理一切礼物。

    12日礼拜四。将礼物进至避暑山庄陈列。鞑靼钦差金大人又代相国送糖食、水果，多少与昨日相若，种类则与昨日不同。

    13日礼拜五。樊大人、周大人同来，言：各种礼物均大蒙皇帝赞赏。

    然于望远镜一物，皇帝不谙用法，拟请贵使派人前去试演。余乃令吉伦博士偕一译员，往授以日镜、夜镜之用法及活落架之装卸法。吉伦归时，言：试演之时，有华官数人，虽于望远镜各种运用之程序茫无所知，然犹自命在行，一知半解，指点一切。余惧其未能纯熟反滋事，仍依顺序教授之，至于完全明白而后已。明日为吾觐见之期，今日预备甚忙。

    ●觐见乾隆

    14日礼拜六。晨四时，樊大人、周大人即来，引吾等入觐。觐见之地为万树园，园与馆舍相距为三英里，行一小时许而达，吾部下各员均随吾通行。有骑马者、有步行者，吾则乘肩舆，舆前有卫队、音乐，仪仗虽不多，气概颇为整肃。

    余穿绣花天鹅绒官服，上罩一爵士Order of Bath之外衣缀以钻石宝星一座，钻石徽带一条。

    史但顿勋爵亦穿绣花天鹅绒官服，以其为奥斯福大学法律博士，特于官服之外，加罩一红绸之法律博士大褂。余之所以必记此琐细之事者，因欲表吾东来之后事无巨细，莫不小心谨慎以临之也。

    余辈至园门，下马出舆，步行而入。至于皇帝所居大幄之前，其旁有一幄，系华官专为余等设备者。樊、周二大人即导吾等入内，言：圣驾顷刻且至，贵使等姑就幄中少待。待可一点钟，圣驾果至，驾前列鼓乐仪仗，备极喧赫。

    余等一闻圣驾已至，立即出幄，循地上所铺彩色地毯前行以迎之。见皇帝坐于一无盖之肩舆中，用60人抬之；舆前有执事官多人，手执旗伞旌节之属，驾过吾前，吾等曲一膝以为礼，华官则行其本国礼节。

    皇帝抵御幄之前，即下舆入幄。余俟其升坐宝座之后，即恭捧英皇帝亲笔书信，入幄至宝座之旁，拾级而上，呈书信于皇帝手中。此信装于一木匣中，匣外用钻石为饰。皇帝手接此信后，并未启阅，仅随手交于旁立之相国。相国亦并未启阅，仅置之于宝座之旁一锦垫之上。于是皇帝乃以赠予英皇之第一种礼物授我，嘱为转呈。其物名曰“如意”，取诸事如意及和平兴旺之意，盖皇帝心中甚愿吾英国皇帝常与中国交好往来也。唯此种如意系一种长一英尺半之白石，刻花而成，石质略类玛瑙，虽华人以为此物异常名贵，余则以为就此一物之原价而论，未必值钱。其次，皇帝复以一如意赐我，绿色，所刻花纹则与赠英皇者相若。余乃出镶嵌钻石之金表两枚赠之，此表盖系前此华官向余言及后，余特为预备者也。

    复次，余引史但顿勋爵入觐，言：敝使奉命东来，敝国政府命史但顿勋爵为副，万一敝使遇有意外或身故等情，即由此人代理。于是史但顿自至宝座之前，曲一膝以为礼，状与吾同。皇帝亦赐之以如意一枝，亦系绿色，式样与赐余者相差无几。史但顿亦亲呈气枪二枝以为皇帝寿。已而余导人部下各员，使一一觐见，皇帝均以相当之物赏赐之。

    觐见之礼既毕，吾等依引导者之指示，自宝座退下至其左旁所铺锦垫之上坐之。中国各大员则依其官级之大小坐于右旁锦垫之上。垫前设有食桌，桌上有桌盖盖之，宝座之前亦设一桌，式样与吾等面前者相同。至吾等及各大员坐定之后，执事官乃启起桌盖，而桌面所具盛肴，遂呈于吾等目中矣。

    此御前宴会开始后，吾桌上所有酒馔既备极丰盛，而皇帝复分外殷渥，命执事官取其桌上之盛馔数色及酒一壶送至吾桌。此种之酒虽华人但称之曰酒，而实则并非葡萄所制，系以米及香草、蜂蜜等物混合制成，饮之颇甘美适口。

    约过半点钟，皇帝招余及史但顿勋爵至其前，各亲赐温酒一杯，吾二人就其面前立饮之。

    是日，晨间天气颇冷且有风，饮此温酒体乃大畅。余等归座后，皇帝与吾闲谈。问：你们英吉利国国王今年几岁了？余据实告之。皇帝曰：朕今年83岁了，望你们国王与我一样长寿。言时，意颇自得，气概尊严若有神圣不可侵犯之状，然眉宇间仍流露其蔼然可亲之本色。余静观其人，实一老成长者，形状与吾英老年绅士相若，精神亦颇健壮，80岁老翁望之犹如60许人也。

    此御前宴会自始至终，秩序异常整肃，执事官按序进馔，既恭谨万状，与宴者亦都沉默不喧，全幄上下人等不下数十，而侧耳听之，竟寂无声息，是可见东方人对于帝王所具之敬礼，直与吾西人对于宗教上所具敬礼相若也。

    全幄作圆形，圆径之长约在24码至26码之间，用圆柱多根支撑之。柱上有镀金者、有绘各种花纹者、有加漆者，各视其地位及距离之适宜而排列之。幄中一切陈设之物，如桌椅及一切木器既穷极华丽，而壁绒、帏幔、地毯、灯笼、缨穗、窗帘之属亦无一非最精之品，而且颜色之相配、光线浓淡之采择，无一不斟酌适当。置身其间，目之所及，但觉金碧辉煌，五色相错，娱意之余，不禁念及亚洲人生活程度之高及帝王自奉之奢侈，乃远非吾欧洲人所能及也。

    宴会时，有鞑济（译音）之贡使三人及中国西南回教部落喀尔麦克（译音）所派使臣六人均在座。然皇帝颇蔑视之，各华官亦不甚加以敬礼。余观察诸使臣神情亦卑谦万状，惴惴然唯恐仪节有亏，至陷于刑戮也。

    此宴会自始至终，为时有五点余钟之久，幄外有翻筋斗、拳术、走绳、戏剧诸技，以娱宾客，时时变换其节目，颇能令观者不倦。然以相距太远，观之殊觉模糊也。

    宴会既毕，余辞别皇帝而归，自叹曰：吾今乃得见现世之苏罗门大帝矣。盖吾幼年读苏罗门大帝故事，每叹其极人世之尊荣，非后世人主所能及。而今之乾隆皇帝则较之苏罗门大帝有过之无不及也。

    ●观万树园

    15日礼拜。先是吾曾托华官转达皇帝，言：敝使此来颇不易，意欲一穷中国之名胜而后归，不知热河之御园（原注：此御园华人称之为万树园，意谓树木多至不可胜数也。）能赐予敝使一观否？皇帝首肯，且令余今日往观（原注：此在中国制度上为特别恩典）。

    故今日早晨三点钟，吾等即起，至行宫门首，与中国各大员同候圣驾（原注：候驾系中国礼节）。候至三点钟之久，圣驾方至。

    其状与昨日相同，皇帝自坐一极高之无盖肩舆，用16人抬之。其前有音乐、卫队、旗伞、旌节无数。抵门，见吾辈立于门前，即一面令舆夫停舆，一面招吾至舆前谈话，为状颇觉亲切。言曰：朕此时要往宝塔上礼佛去，天天早晨，朕总得要去的，你愿跟我去么？余曰：敝使所奉宗教与陛下不同，礼佛即与教律有背。皇帝曰：那么不跟我去亦好，你要往万树园中去玩儿，我便找几个人陪你去。可是万树园地方太大了，一下子也玩儿不了许多，你到了园中，爱玩儿什么地方，便叫他们引导，不必拘束。余亟向皇帝行相当之礼，称谢曰：敝使蒙陛下被以殊恩，使草野之人得增见识，实属感激不尽。又言：敝使抵热河后所见所闻，均足令远人称誉不止，贵国地大物博，财力殷富，即此已足见其一斑矣。于是皇帝喜甚，立命相国和中堂及国老数人为吾游园之伴侣，己则仍令舆夫前行往宝塔礼佛。

    吾与和中堂及诸国老端立道旁，俟圣驾前去已远，乃相偕至一幄休息片刻，略进果点。此幄盖专为予等预备者，陈设亦颇井井可观。已而余等离幄，骑马入园，曲折行三英里，所见风景略与吾英彼德福省之留墩相若，而气象之雄厚则过之。园中多奇树，逐路均有丛菁，修治整洁，自远望之，蔚然覆地，以其形态及大小之不同，遂令全园景色随地异趣。已而豁然开朗，面前突现一湖，临湖以望，彼岸乃渺茫不能悉见，则全湖之大，盖非吾目测所能计其面积也。此时湖中已有一装饰华丽之船，停泊以待，其旁复有小船数艘，系预备装载侍从之人者。于是吾等乃登船泛湖。湖景不必言，即就船中所陈之瓷瓶、古董及壁间所悬书画等，仔细研究之，已足令吾终日不厌。然吾此行为游园而来，心不能专注船中也。

    船既开行，吾等一见岸上有特别之建筑，及可以注意之景物，立即停舶登岸观之。统计是日停舶之次数约在40至50之间，即一路所经宫殿及帷幄，共有四五十处之多也。此等宫殿及帷幄、建筑均雄大异常，其中有悬挂乾隆皇帝《秋狩图》及其《功业图》者；有藏各种绝大之玉瓶及玛瑙瓶者；有藏最良之瓷器及漆器者；有藏欧洲之玩物及音乐、歌唱之器者；余如地球仪、太阳系统仪、时钟、音乐自动机以及一切欧洲所有之高等美术品，罔不俱备。

    于是，吾乃大骇，以为吾所携礼物，若与此宫中原有之物相较，必如孺子之见于猛夫，战栗而自匿其首也。然而华官复言：此处收藏之物若与寝宫中所藏妇女用品较，或与圆明园中专藏欧洲物品之宫殿较，犹相差万万。吾直不知中国帝王之富力何以雄厚至此也。

    所经各宫或各幄必有一宝座，宝座之旁必有一如意，其状与昨日赠与英皇者相若，盖亦代表和平兴盛之意云。吾欲缕述此万树园中之景物势必成一无穷故事，篇幅有限，讵能多记，要而言之，凡吾侪英人以为天然之景色，人为之美术品，以及历史上遗传之古董，足令风雅之士流连把玩而不忍舍者，此园中罔不全备之也。

    已而游兴渐阑，吾与同游诸大员告别。相国和中堂曰：今天我们只看了全园东边一小半，尚有西边一大半未曾走到，异日再陪贵使玩儿罢。

    同游诸人除相国和中堂外，一为次相福中堂；一为福中堂之兄福大人。福大人初为两广总督，而近任四川总督者。一为松大人，青年之能员，曾任外交事务者，四人均系鞑靼，均穿黄马褂。松大人则新自俄边回华，闻余曾任驻俄公使之职，居圣彼得堡有年，乃与余谈俄事。自言：近来奉命赴察克图与俄官会商通商事务，俄官所派者为一大将军，制服之上有一红色徽带，且有一宝星，式样与贵族所佩者相像。吾与俄将军相见后，意见颇洽，未及多时，即将交涉办妥。言时，颇有得色。且问余俄国之富力何若？兵力何若？若欲一探余学问之深浅，及余对于中俄两国之感情如何者，余均以相当之言辞答之。

    是日游园之际，相国和中堂状貌最为恭恪，无一时不注意于礼节，无一时不保守其大臣之威仪。然余细察其隐衷，则与余甚不相得。

    晨间，余与彼骑马同行之时，余曰：热河一处，本系荒僻之乡，今乃美如锦绣、烂若春花，令吾辈得徜徉其间，饱享清福，实不得不拜谢康熙大帝之赐，而大帝开创热河之奇功，尤足动后人之敬仰也。和中堂大奇，问曰：你何以亦知康熙大帝？谁告诉你的？余曰：敝国系文明进化之国，学僮、士子均习历史之学，岂有强大如贵国声名威德震烁全球者，敝国人反有不知其历史之理耶？余为此言，所以称道中国、谀颂中国者至矣。而和中堂则始终不悦，以为吾辈英人不必具有学问知识，有之亦不能令华人起敬，吾诚不知其于意何居也？

    次相福中堂，意态洒脱，待人亦和善，颇不拘于虚礼。其兄福大人则一举一动无不谨守绳墨，且以前此人曾任两广总督，与西人时有交接之故，对于吾辈亦颇以能员自命。今晨，皇帝驾抵宫门之时，余与各大员趋前致敬。彼忽自后微掣余袖，余不解其故，方拟回首视之，而彼又举手轻叩余帽，意似告余皇帝之前应免冠以为礼者。此免冠之礼惟吾西方有之，中国人无论何时，万无磕头见人之礼。此公惧余失仪，嘱余御前脱帽，不问即可知其以熟于西洋事务自命也。

    职是之故，余至游园之时，自计此人既以熟于洋务自命，余当设法以娱之，使至皇帝之前为吾吹嘘一二，或者于吾此次来意不无小补。因曰：大人为中国兵家，功业彪炳，敝使良深仰慕，此次敝使东来，部下带有卫队一班，颇精于欧洲新式之火器操法，倘异日大人有暇，敝使拟请大人观操，藉聆雅教，弗审大人亦肯赏光否？福大人意颇冷淡，岸然答曰：看亦可，不看亦可，这火器操法谅来没有什么稀罕。

    余聆此答语，心乃不胜大异，余于福大人虽不能断定其曾否一睹火器之式样，而中国目下之军队，则可决言其必无火器。既无火器，而犹故步自封，以没有什么希罕一言了之，吾诚不解其用意所在矣。此事当余发吻之初，吾料其必甚乐闻，乃不意得此冷淡之答语，吾心颇觉不怿。尤有一事，亦大足令吾丧气。

    游园时，相国语我曰：方才得到个信息，说你们那“狮子”船与“印度斯坦”船已到了珠山了。余以“印度斯坦”船长麦金吐司有回船之意，即乘机言曰：此次敝使所携各项礼物大半均由“印度斯坦”船装载，而该船船长麦金吐司现在已见过皇帝，留滞此间亦无所事事，拟先令彼回船料理一切，俾将来回国时可减缩预备之时间，不知中堂能允许否？中堂未及置答，福大人即掺言曰：这哪使得，我们天朝万没有允许外国人个人往各省去旅行的规矩。言时面色至觉严厉。余竭力解释其理由，且竭力谀颂之，彼不惟置之不顾，且自此以后，终日不露笑容。

    余静思其故，苟非此公在广东任内，曾遇有同样之事件，而酿成棘手之交涉者，即此公自命能人，深恐吾英吉利人，随地探察中国之民情风俗，于中国有所不利耳。此二种理由均有令福大人拒吾建议之能力，而后一种理由似尤较前一种为近情也。余见此项谈判既无进行之余地，即亦舍之。而谓相国和中堂曰：敝使尚有数事，拟与中堂从长计议，不知明日或后日，中堂能拨冗与敝使谈话片刻否？中堂为人外貌恭谨异常，谈话时，声色亦颇和悦客气，然于此事乃亦不肯应允，仅向余道歉数回。言：这几天，皇上万寿期近了，我要布置一切，忙得很。万寿之后，皇上即须预备回銮，料来也没有什么空闲，倒不如索性到了北京，我们在圆明园中常叙叙。

    余思相国之言如此，其意盖以在热河之时，已不愿与吾再见，而吾心中所欲陈白之事，万不能即此缄默。因曰：中堂政事纷繁，既无暇赐见，敝使自当听命，但敝使尚有微忱未能伸达，拟于日内开一说帖进呈左右。中堂政务之暇能赐予批览否？中堂曰：那是无所不可，请送过来罢了。余思此进递说帖一举，已为吾最后之办法，即承中堂允许，自当于一二日中办妥送去。至于效果如何，则颇非余所能预测也。

    ●中西之异

    16日礼拜一。余来热河后，已与乾隆皇帝见面二次。按诸在北京时华官告我之言，则吾既与皇帝相见，即不得华官允许，亦已有外出游览之自由。然余恐偶一不慎所事，或与中国法律有背，即大足为吾此行效果上无形之障碍，因仍杜门不出，就馆舍中自择应行办理之事办之。

    史但顿勋爵则于今日偕随员数人，同至乡村中作小游。据云：彼等行时，虽无人限制其举动，亦无人为之指示路径。而其后仍有华官及华兵多人一路尾随之，相距甚近，诸人一举一动咸不能脱于华人视线之外。由是言之，吾辈虽竭意示好于华官，冀欲自脱于华人疑忌范围之外。而华人之疑忌我英人者，犹与向之疑忌西洋别国之人无异也。意者华官以吾等服饰、语言与华人不同，仍守其原有见地，以野蛮目吾英人，恐吾英野蛮之人与地方人民不免有争闹情事，而按诸中国法律，外人之在中国者，万不许其与本国人争闹，若有此事，政府即唯地方官是问。故地方官不得不因此而从严防范吾等耶。

    今晨，相国和中堂体忽不适。知吾部下吉伦博士业医，遣人来招之去。告以病状，且叩其疗治之法，其病盖系偻屈及偻貌质斯（译者按：病名从日人译音）。吉伦博士拟开一方案，详述治疗之法与之，且允录一副本与我云。

    下午，一青年鞑靼戴亮红顶子及双眼花翎者至馆舍中拜见，其满洲名字曰：溥大藩，汉名则为毛廖（译音）。举动颇恂恂有儒者气，能自述其本国之历史、地理甚详。言：中国现代之皇帝系蒙古忽必烈大帝之后裔。忽必烈大帝者，即吾欧人历史书中之仇伯拉可汗成吉思汗之子也。13世纪时，成吉思汗称霸，入主中国，是谓元朝，传百年而弱，明太祖起而代之。蒙古余族自知不能安居于中土，窜至满洲，与满洲人通婚，成为满蒙相杂之种族。尔时势力不张，但有部落，未建国家。及后，某部落中有一不世出之人物崛起，其名曰：努尔哈赤。

    原注：此项系统，余曾加以研究，历问多人，均言溥大藩之言全无根据。译者按：努尔哈赤原文作Bogdoi音，与布库里里相近。然下文言：此人为满洲开国之主，而满洲开国之主实为努尔哈赤为是。

    英明威武，卓绝一时，以1640年入主华夏，是为清朝，即当代皇帝开国之始祖也。溥大藩又言：前日贵使觐见时，与贵使同邀圣上之恩典，得列席于御前会议者，朝中诸大员而外均为满洲亲贵。此等亲贵各有一定之产邑，一旦国家有事，诸亲贵有带兵打仗之责，其所带兵队即各由产邑中征之。用各种颜色之旗以为识别，其产邑均传自先人，继袭之法则尚长子，父死，次子虽贤，万无袭产之例。故自开国至今，诸功臣之得有封产者，至今疆界仍与往时相若，初未闻有争产交涉事情发生于其间也。

    各亲贵所娶妻，以皇族女子为多。娶妻后，皇帝以其为额驸之故，恒于所受封产而外，授以一相当之武职，然平时不必常在京城供职，尽可自就产邑中安居。唯每年万寿之期，则须齐集京师，向皇帝拜寿。此外唯国家疆场有事时，当遵命听候调遣耳。

    诸亲贵多不习文艺，朝廷亦不以文艺责之，但明定章程，以武事为诸亲贵之唯一教育。所用军器以弓箭、朴刀为主。青年亲贵，殆无有不寝馈于此者，故国家有乱大都恃旗兵骁勇善战以戡定之。余曰：旗兵诚勇矣，但军器终当改良。吾欧洲诸国此前亦用刀、枪、弓、矢为战器，今则大半已用火器代之矣。

    溥大藩作诧异之状，良久曰：弓箭毕竟是好东西，打起仗来少不了它。余无言，内念中国人之重视弓箭，殆较他种军器为尤甚，缘溥大藩之言既如此，而余在万树园中所见乾隆皇帝之《出狩图》，大都作骑马弯弓、射杀虎狼之状，未有一图绘他种军器，或绘于火器之形者。则乾隆皇帝之爱用弓箭，盖可知也。

    溥大藩又言：奉天为中国之陪京，地去北京为200英里，人口之繁盛，实在北京之上。

    该处宫中亦藏宝物甚多，以与北京相距太远，汉人鲜有至其地者，亦无有知该处之繁盛者。

    ●祝寿乾隆

    17日礼拜二。今日为乾隆皇帝万寿之期，余等早晨三点钟即起，仍由樊、周两大人导往行宫中祝寿。

    抵宫门，吾等均步行而入，至朝房中小憩。朝房系门内之左右两厢，专供各大员上朝前休憩之用者。此时朝房中已集有中国大员甚多，见余等至，一一起立为礼，且延余等就坐。有间，执事官奉茶点、水果、温牛乳之属至，陈之桌上。余等与华官且进茶点，且谈杂事，殊觉欣洽。约过二点钟，执事官入曰：寿筵已具，请诸位大人至万树园向皇上祝寿，恭与宴会。于是吾等循阶而下，步行至万树园。

    至万树园，中国诸大老已齐集于御幄之前，各穿朝服向幄恭立。然皇帝则并未露面，但于幄中一锦帘之后，隐隐似有皇帝之御影，为状如高坐以享受其臣下之叩祝者。而各华官虽不能断定皇帝果在帘内与否，亦一律正容注目于帘中，屏息勿动。似假定帘内之宝座即为皇帝，无论皇帝在座与否，其叩祝之礼要当对此宝座敬谨行之，不敢少慢。于时音乐徐奏，有金属制成之鼓以为之节拍，远处复有清脆之钟声，相闻于其间。已而乐止钟歇，全场寂然，稍停，乐声复做，钟声复起，然不一刻复止，如是数起数止，即有数人往来进退于幄前，如优伶演剧时进时退之状。

    音虽小解此辈何做，然以意度之，当是预备仪节无疑也。忽而乐声大作，各华官咸仰首上视，其意若谓皇帝之尊，高与天齐，可望而不可见。欲见皇帝唯有仰首向云表中求之。各华官仰首有时，声乐又做和美雄壮之曲，其为国乐或叩祝万寿之乐。余虽不知，而与乐声相和之赞礼声，则为“普天率土，齐向乾隆大皇帝叩首”字样（译者按：赞礼词译意）。于是除余及随从诸员仍依往例曲一膝为礼外，其余大小华官咸向乾隆皇帝行叩首之礼。叩首之迟速以乐节为律，乐声一扬则无数之红顶子一齐扑地；乐声一舒则又同时而起，凡三跪九叩而礼毕。嗟夫！余毕生所见各种宗教上之礼拜亦多矣，即不会以余所见者为限，而复求诸史乘。凡往古来今，各种宗教信徒之拜其教主若教王者，其仪式之隆重，殆均不能与此中国臣民之拜其乾隆大帝相比论也。

    是日全日，吾辈终始未与皇帝相见，即各大员亦未曾见面。缘各大员进祝之时，与吾辈同进，宴罢而退，亦与吾辈同退也。

    ●复游万树园

    已而，相国和中堂、副相福中堂及其兄福大人、松大人等四人同向余言：前日与贵使同游万树园，只游得东边一半，今天不妨再至西园一游。又言：东园富于庋藏之宝物；西园则富于天然界之景色。虽同属一园，而意趣各自不同，不知贵使亦颇有游兴否？余亟向彼等道谢，谓：即承宠邀，万无不奉陪之理。

    于是吾辈4人仍如前日之例，联辔游园。行有时，至一处少憩，执事官进水果、糖食、牛乳、冰水等物，佐以咸肉、细点，颇觉可口。食已将起，见内监数人正督同夫役，扛黄色之木箱数只自路旁而过。箱做扁形，无盖，所容为绸缎、瓷器。华官言：此系皇帝送与贵使之礼物，俟贵使归馆舍后，即当令人送至。余一面向华官做道谢之辞；一面俟扛木箱者过吾面前时向之鞠躬为礼，以示敬重皇帝之意。

    未几，又至一处，见广厅之中建一剧场，场中方演傀儡之剧，其形式与演法颇类英国之傀儡戏，唯衣服不同，戏中情节与希腊神话相似，有一公主运蹇，被人幽禁于一古堡之中，后有一武士，见而怜之，不惜冒危险与狮、龙、虎、豹相战，乃能救出公主与之结婚。婚时，大张筵宴，有马技斗武诸事，以壮观瞻。虽属刻木为人，牵线使动，然演来颇灵活可喜。

    傀儡戏之外，有西洋喜剧一折。其中主要角色乃本其夫妇及彭迪米阿、史加拉毛克四人所扮。

    译者按：万树园中，何以能有西剧？原书并未明言其故，以意度之，当系乾隆重视英使，特命在华供职各西人会串以娱之。或者各西人自行组织以为皇帝上寿，亦属近理。

    据云：此项傀儡戏，本系宫眷等特备之游戏品，向来不轻易演与宫外人员观看。此次华官因余到廷叩祝之故，请于皇帝，皇帝特颁恩典，始许送至宫外一演。故各华官观看之时，均兴高采烈。中有一场，各华官同声喝好，声震屋瓦。余就各华官神色间观之，知此项游戏品，皇帝及内廷各宫眷必甚爱之也。

    今日游园，相国和中堂乃大显其神力，时时与吾谈论园中景物，指东划西娓娓不绝。余欲乘间与彼一谈正事。谓：彼前日许我呈递之说帖，兹已预备妥当，拟于明日送至相府云云。而和中堂议论风生，终始不令予有插口之机会。候之有时，予不能复耐，急承其语气略作逗顿之时，与彼言之，言简意赅，仅三数语而了。和中堂唯唯否否，答曰：此刻已三点钟，我尚有些要事不能久陪了，倘贵使有什么见教，反正将来见了面可以细细谈论的。又言：宝太来庙一带（译者按：庙名译音），风景颇好，请松大人陪着贵使去逛逛，兄弟少陪了，再见！再见！言已，自偕福中堂、福大人而去。

    宝太来庙系一绝大建筑，中央为宝塔及佛殿，四周建有房屋甚多。佛殿之中有喇嘛等人，衣黄衣，手捧经卷，高诵佛号，其声音状态大类天主教堂之弥撒。吾虽不解其语言文字，而听之亦殊不刺耳。殿中有佛台、佛像及神龛、香炉、烛台、琉璃灯等物，均式样古拙，质料精贵，极庄严绚烂之致，为状与欧洲富强各国之大礼拜寺相同也。殿之中央有佛台三座，高出地板三级，台式构造精绝，一台之上建有佛像、一台建佛妻（译者按：佛妻二字译意，佛而有妻，殊堪发噱，想系观音大士之误）之像。又一台则建一神像做鞑靼衣饰，云是鞑靼人所奉之天神，其名字余已不能记忆。三像均纯金所铸，体积极大，像后为圣场，意是诸佛菩萨退隐之所。场顶悬一琉璃灯，光色黯淡，若用以吸收宗教上之恐怖，而使人永远虔敬之者。灯后为一大龛，有锦幙垂于其前。余等未近龛时，锦幙微启，及吾等行近，司幙之僧遽扯之令蔽，勿任神像为吾辈所见，僧面目微露骇异之容，吾不知其用意如何也。

    庙中有一宝塔，塔中供宝太来像。宝太来者，佛之化身，据信仰佛教者言：佛为天上最高之神，然不常居天上，恒降临下界，附于人类或一切众生体中以察世变。因之塔中广建佛塔之化身像，有独身者；有骑龙、骑犀牛、骑象、骑驴、骑骡、骑狗、骑鼠、骑猫、骑鳄鱼及骑一切奇禽怪兽者，总计其数不下数千。其中有相貌狞恶之妖怪像千余，尤觉穷奇极丑，不特为人世中所万不能见。即高至九天，深至九渊，亦决不至真有此物。至于普通之佛像及女神像则尤多至不可胜计，是盖因鞑靼人酷信喇嘛，故喇嘛按经典之所载，令鞑靼不惜工本造之。而乾隆皇帝复笃信佛教，自言其圣体虽非活菩萨化身，而践阼以后，国势兴隆，遐龄克享，深信确有一佛已附入其体中云云。此说虽怪诞不近情理，而皇帝自信甚笃，故综计其晚年前后所造佛像及一切皈依佛教、蓄养喇嘛之费颇不赀也。

    ●入宫观戏

    18日礼拜三。先是余得华官通告，谓皇帝万寿之庆祝典礼，虽已于昨日举行，而近日宫中尚有戏剧及各种娱乐之品为皇帝上寿，皇帝亦备有珍品多种，亲赐群臣，且将以礼物赠诸贵使，贵使可仍于晨间入宫，一观其盛。

    至今日晨间，余如言与随从各员入宫。至八时许，戏剧开场，演至正午而止。演时，皇帝自就戏场之前设一御座坐之。其戏场乃较地面略低，与普通戏场高出地面者相反。戏场之两旁则为厢位，群臣及吾辈坐之；厢位之后有较高之座位用纱帘障于其前者乃是女席，宫眷等坐之，取其可以观剧，而不至为人所观也。

    吾等入座未几，皇帝即命人招余及史但顿二人至其前，和颜言曰：朕以80老翁，尚到园子里来听戏，你们见了可不要骇异，便是朕自己，平时也以为国家疆域广大，政事纷繁，除非有什么重大庆典，像今天一般，也总觉没有空儿常到此间来玩。余曰：贵国治安日久，方有此种歌舞升平之盛况。敝使东来，适逢其盛，殊以为快。皇帝喜吾对答得当，随自座旁取一髹漆之木匣授我，曰：此一匣宝物乃自我们祖宗传下来的，到如今已有800年了，你可好好地带回去，替我代赠与你们英吉利国王。

    余受而观之，见玛瑙及各种宝石数块，均华人及鞑靼人视为至可宝贵者，匣顶则有小书一册，中有图画及文字，均皇帝御笔，同时皇帝又以小书一册亦御笔书画者，及槟榔荷包数事授余，余谢而受之。史但顿亦得一荷包，式样与吾所得者相同，其余吾部下随员亦均由皇帝赠以小件之礼物。吾等退，皇帝乃以丝绸数匹、瓷器若干事分赐各鞑靼亲王及各大员。吾自旁观之，虽所赐之物似不甚值钱，而受之者向皇帝谢恩时其卑微感激之状，则又非吾笔所能形容也。

    戏场中所演各戏时时更变，有喜剧、有悲剧，虽属接演不停，而情节并不连贯。其中所演事实有属于历史的、有属于理想的，技术则有歌有舞配以音乐，亦有歌舞、音乐，均屏诸勿用，而单用表情、科白以取胜者。论其情节则无非男女之情爱、两国之战争以及谋财害命等，均普通戏剧中常见之故事。至最后一折则为大神怪戏，不特情节诙诡颇堪寓目，即就理想而论，亦可当出人意表之誉，盖所演者为大地与海洋结婚之故事。开场时，乾宅坤宅各夸其富，先由大地氏出所藏宝物示众，其中有龙、有象、有虎、有鹰、有鸵鸟，均属动物；有橡树，有松树以及一切奇花异草，均属植物。大地氏夸富未已，海洋氏已尽出其宝藏，除船只、岩石、介蛤、珊瑚等常见之物外；有鲸鱼、有海豚、有海狗、有鳄鱼以及无数奇形之海怪，均系优伶所扮，举动、神情颇能酷肖。

    两氏所藏宝物既尽暴于戏场之中，乃就左右两面各自绕场三匝，俄而金鼓大作，两方宝物混而为一，同至戏场之前方，盘旋有时，后分为左右两部，而以鲸鱼为其统带官员立于中央，向皇帝行礼。行礼时口中喷水，有数吨之多，以戏场地板建造合法，水一至地即由板隙流去，不至涌积。此时观者大加叹赏，中有大老数人，座与吾近，恐吾不知其妙，故高其声曰：好呀！好呀！余以不可负其盛意亦强学华语，连呼“好”、“好”以答之。

    演戏时，吾辈所座厢位做通长之式，不似欧洲戏场，各厢互相分隔者，故座客尽可自由往来随意谈话。于中有大员数人情谊颇为殷恳，时时离其原定之座位至吾座旁闲谈，然以鞑靼为多，汉人则甚少。

    其与吾谈论最为亲洽者有二人，虽着中国装，而面貌不类华人，亦不类鞑靼。与吾相见，首问吾能解波斯语或阿拉伯语否？余问曰：然则两君其中央亚细亚人耶？彼等乃自言邦族，谓是喀尔麦克之回人，其先人游牧之处，在中央亚细亚里之海滨，近因与俄人交閧，相牵迁至中国西南部边境，倾心内向，派彼等二人为曼尔石司至天朝进贡。曼尔石司者，回语言使臣也。乾隆皇帝见二人至，圣心大悦，各赏以蓝顶蓝翎，且许其留居热河，恭叩万寿，以示柔怀远人之意。二人来此以后，得见天朝文化，自言心中至以为快云。

    下午一时，晨会已毕，余等退至四时，复往观夜会。夜会地点在一广场之上，地在吾初次觐见皇帝之大幄之前。吾辈到场未几，御辇即至。皇帝降辇后，自就一临时所设之宝座坐之，挥手发一起始开演之记号，于是广场之上即有拳术、跳舞、走绳、刀剑以及种种有趣之武艺陆续献技。此项技师均穿中国宽大之衣服，蹑寸许高之厚底大靴。而演技时仍纯熟活泼，似不见碍于衣履者也。

    吾乃不得不加以赞誉，唯旗人好马，中国历史上殆无有不记旗人善于骑射者。而此种盛会乃未有马技列乎其间，令吾一观旗人之马技何若？亦憾事也。武技既毕，以花火为夜会之殿。此项花火大有陆离光怪之奇观，在余来华后所见各项娱乐品种中，当推此为第一。余昔在勃打维亚所见花火虽变化之众多，火力之雄大较胜于此，而以趣味言此胜于彼。花火之末一场为绝大火景，有火山之爆裂形、有太阳与星辰之冲突、有爆火箭、有开花大炮、有连环炮，一时火光烛天，爆声隆隆。至光消声歇而后，余烟之缭绕于园中树木之间者，犹至一小时后方散也。

    观技时，皇帝使人送茶点至，虽未极精之品，而余以时去晚膳未几，腹中尚饱颇不愿食，然因其为皇帝所赐，按诸中国礼节不可不食，遂略进少许。

    此一夜会与晨会相较，其到场观看者及场中秩序大致相同，唯晨会则皇帝坐于戏场之前，而群臣咸坐于两厢，夜会则皇帝坐于中央，群臣分作左右二行列于其旁，有坐者、有立者、有跪者、卫队及执旗持节之人，多至不可胜数。则站于宝座及群臣之后，其尤异之点，则晨会时，观者可以自由谈话、喝彩、鼓掌在所不禁；夜会则全场寂然，自始至终未有一人敢发生谈笑者。

    夜会既毕，吾等未出，樊大人即来谓余曰：目下万寿庆祝之礼已经完毕，皇帝定于本月二十四日启跸回銮，贵使为便利计，宜先期启节回至北京。鄙意以二十一日为便，不知颇蒙贵使许可否？余曰：可。樊大人遂欢然而去。

    ●说帖之争

    返抵馆舍，见余所拟致相国和中堂之说帖已由译员译就。内容大致谓甲必丹麦金吐司目下已由英伦承领各项礼物，用所管“印度斯坦”船装运来毕，妥密交卸，其本人亦已蒙贵国大皇帝恩赐引见。兹因“印度斯坦”船停泊珠山海港修理，船中不宜久无统率之人，故拟令该甲必丹即日回珠山原船办事。倘该甲必丹到珠山之后意欲就近购买茶叶或它种土货，以便随船带回英国发卖，或该船船上员役等人有随船带来之英国物品意欲卖于珠山一带之中国人民者，亦望照准。再者，敝使来时，同船有精于算学者二人，拟请贵国大皇帝酌予录用，听其当差。该二人曾同至大沽口，今则尚在“印度斯坦”船中，倘蒙中堂府允该甲必丹回船，能否特加恩典，另派一欧洲教士偕其同去？俾该教士得带同二人同至北京云云。

    此项说帖虽已译就，而苦无相当之呈递人。因鞑靼钦差既为吾辈所不信，而前此皇帝所派之欧洲教士亦未有同来热河者，樊、周二大人则以此事与鞑靼有关，不敢贸然经手。普通之送信人又不宜用之，免致唐突相国。吾思之竟夕，终不得一适当之解决法也。

    19日礼拜四。晨起，吾译员来言自愿担任呈递说帖之事。余斟酌许久，以为随从诸员中堪当此任者，当以此人为最宜。因以说帖付之，嘱其慎重将事，译员欣然而去。

    未几，议员归馆舍复命曰：微员往递说帖，以所穿为英国衣服，不特途中惹人注意，即呈递时亦因此略有阻碍。然说帖则已递去，但未能亲手递与相国和中堂，仅能交其书记马老爷代为呈递而已。此马老爷待人颇觉和气，自信此项说帖当立即呈与中堂阅看，不久即有回文，由专员送至馆舍。余以此人既肯代递，则余事已了，遂出身间所备金钱的敬礼奉诸马老爷求其收纳，而马老爷必不肯受，说你们外国人的钱我不能受的，可是将来到了北京，若蒙你们钦差大人送我几件外国玩意儿，那么兄弟一定领情。余不敢相强，遂辞别而退，谅和中堂之复书近日必可送来也。

    入夜，金大人、樊大人、周大人三人果联袂而来。坐甫定，金大人即出一纸向吾宣读其意，而令议员译之。其言曰：英国钦使所请拟令甲必丹麦金吐司先行回珠山一节，碍难照准。该甲必丹既已到京，自当在京守候，至将来该钦使回国时同时启程方为合理。至所请该国洋船“印度斯坦”号船上随员、夫役等，欲在珠山一带收买土货，出卖洋货，事属可行，且可从优体恤，不必收取进出货税。其随船同来之洋人二名，据该钦使言系精于算学之人，欲求天朝录用，准予当差，亦可照办。但天朝自有办法护送该洋人进京，该钦使毋庸越俎代谋也。

    金大人宣读既竟，即折叠其纸藏诸怀中。余欲向其抄录一份，而彼固执不肯，且其倔强及反对吾西人之态度，仍与前此未经申斥时无二。吾殊不觉其用意何若？

    其尤异者则余闻华人言：中国朝廷对于吾辈之事视为一种极重要之问题，数日前，相国和中堂曾招集各大员会议此事。会议时不特前任两广总督之福大人在座，即前任广东藩司之某大人，因犯罪多款，锢诸狱中有年者，至是亦出之于狱，令报告之广东洋务情形，以为对付吾辈之张本。虽此次会议之结果余现在尚未有所闻，然以意度之，恐利少而不利居多也。

    20日礼拜五。因明日为启节回北京之期，故今日预备极忙。除余及部下员役所备行李照旧归束外，凡皇帝赠予英皇之礼物，如明角灯、匹头丝绸、茶球、图画之类，一一于今日之晨请华官监视，督令工人另行装箱，箱外大书“乔治第三收受”字样。俾华官得尽心照料，工人搬运时得分外留意，而彼等亦深知吾意，以为此项货箱其价值之大无与伦比也。

    据樊、周二大人言：吾等来时所携物件甚多，故途中延搁至七日之久。今车轻物简，六日即可抵京，较来时可缩短一日也。鞑靼钦差金大人，今日亦来拜见一次，并未提起昨日之事，只言明日吾等出发，彼必与吾等同行，一路停止之所，彼当时时过来与吾谈话云。

    ●启程回京

    21日礼拜六。晨七时出发，为状与来时相同，唯天气冷而多风。虽有日光而淡然，殊不能令人生暖也。

    今日，余卫队中有一兵士曰极尔密李德者，以暴病身死。此人本为皇家炮兵队中炮手，今兹之死乃系多食水果所致。据其同伴所言：彼于朝食时，连啖橘子40枚之多云。

    22日礼拜。晨间，葬李德。行18英里，至锦章营下宿。黄昏时，金大人至寓中拜见，谈话未几，即去。

    23日礼拜一。行24英里，至古北口。抵口之前一点余钟，万里长城已蜿蜒相望。就车中观之，前、左、右三方景色极佳，而气象之雄厚磅礴，尤为吾毕生所未见。既至其地，吾随从各员中，有欲复做第二次之游者。惜吾辈来时所走登城之路，已有砖石、瓦屑塞之，不能复行矣。

    后伊等寻觅许久，始得一间道，卒能偿其登临之愿焉。

    26日礼拜四。晨间时出发，行27英里抵北京官舍，时正午。综计自热河至京师仅费时五日有半，一路停顿之处仍系借住行宫之厢房，为状与去时相若。

    樊、周二大人招待颇为周到，且情意殷挚，凡权力所及无一处无一事不表示其真正之友谊。鞑靼钦差金大人则仍守其桀骜不驯之态度，虽中途亦有数次，诣吾寓中谈话问安，而其不满意于外人之神情，则时时流露于言外也。

    27日礼拜五。取所余各种礼物之存在馆舍中者，督率部下整理之，以便运往圆明园陈列。此事初不必汲汲，而华官则颇有催促之意，余就其神情中观察之，似系外国派来之钦使，不能在中国久居。余来此以后，既经觐见，华官遂有不愿留吾在此度岁之意，故频加催促，使吾速了其事也。

    28日礼拜六。各项礼物已大致措置完备，即于是日交与华官运至圆明园，且派吾译员同去，令其以各种仪器及机器之用法，向当差各教士详为解释。此等当差之教士即系受皇帝之命在圆明园中掌司各种外国珍品者。吾令译员向彼等详解各物之用法，盖备吾等归国后各教士或华官能自由运用之，而无所阻隔也。

    鞑靼钦差金大人来信：皇上定于下礼拜一回銮，按照成例，凡在京各大员及各国派来使臣，均须行郊迎之礼。其迎接之处离北京为12英里，贵使既在北京，照例当屈驾前往迎之。余曰：即如此，敝使必去，但相隔既远，贱躯亦小有不适，往来奔波颇以为苦也。金大人曰：其地去圆明园较近，贵使可于明日移往圆明园馆舍中，后日破晓而往，当可节劳不少。余曰：敬如教，敝使虽惫，亦甚愿自勉也。

    29日礼拜。上午未事事，下午往圆明园，至馆舍后，疲劳甚，早睡。

    30日礼拜一。晨四时即起，行二小时至郊迎皇帝之处。其地有一广厅，厅中设茶点，吾等略进茶点后即出，至迎銮场。场在一大道之左旁，吾辈至时，见两旁及对面已站有大小官员及兵队执事人等，有数千之多，延长几及数英里，人人咸侧目向远处而望，以待驾至。

    未几，御驾至矣。皇帝自坐一大轿（参考《出使中国记》曰：此轿以黄绸为衣，有玻璃窗，抬者8人，更替者亦8人），轿后有一二轮车随之，式样既重笨可厌且无弹簧，坐之至不舒适。吾料将来皇帝得坐吾所赠马车后，必将此车置之高阁也。

    译者按：此语殊不尽然。参考摆劳氏《中国旅行记》曰：吾回英后一年，得一荷兰人在中国当差者之书曰：去年马戛尔尼伯爵带来各种赠品，有数种并不为华人所重，仅置诸普通物品中，不甚珍惜之。至伯爵自赠之马车，在伦敦市上已为罕见之精品，而华人乃以此车与其原有粗笨之车弃置一处，不特不加以拂泽，且始终未尝一用也。

    御轿过吾前时，吾照旧行曲一膝之礼，华人则一律双膝下跪。皇帝见余，就轿中差一人来问余言曰：听说你身体有些不好，皇上牵挂得很。现在天气已渐渐冷了，若老住在圆明园颇不好，不如搬回北京居住才觉得方便些。余作一简单之道谢辞，令此人回复皇帝。皇帝点首龙颜颇悦。

    皇帝之后，紧随者为相国和中堂，见余在路旁，行礼甚恭，然未曾少停，想系仪节如此也。

    御驾过后，迎者渐散，余亦归圆明园少息，下午回北京。奔波一日，体又不适，抵馆舍时已倦极思睡矣。

    ●逐　客

    10月1日礼拜二。余自热河回北京时，随从各员及技师等加之在圆明园装配礼物者齐至北京欢迎，即在北京馆舍中下榻。至今日，余以圆明园工作尚未完竣，命彼等回园治事，俾将天文仪、地球仪、行星仪等从速装配完备。据彼等言：各种礼物中，华人视之并不称异，唯于派克氏之大灵司（原注：即余向甲必丹麦金吐司转购者），则视为一种珍重之物而颇注意之。然亦昧于事理，以为此种大镜并非世界稀有之物。尝有一次，一华官问摆劳曰：这座大镜子颇有意思，颇好玩，你能在北京再造一座否？摆劳答曰：此镜非专家不能制造，且此镜极大为世界之冠，他国所有同式之镜决不能与此镜相比。

    华官闻之，摇首做微笑，意若不信，后又问诸吉伦博士。博士以同样之言答之，始信。然彼等之意以为此物虽奇，装之颇属容易，费一二日之功即可完毕。及摆劳告以此镜决非旦夕间所能装就，彼等乃大加催促。谓：现在皇上急于看看你们这些外国玩意儿，你们总得赶紧装配才好，若人手不足，要用帮手，别说一百、二百，便是一千、二千也可马上叫来，可是千万不可延缓。

    鞑靼钦差金大人亦以吾辈装配各物，事属极易，不必多费时刻。吾初至圆明园时，告以此项工程统计当费数星期之时间云云，彼即大骇，以为不经之谈。至归自热河后，见工程犹未告竣，则催促益力，谓皇帝已再三催促，欲即日到园观看，倘延缓过久，必非皇帝所喜。此语实非由衷之言。吾初抵中国即有华官数人，向吾谈及中国风俗，言：外国使臣无久驻中国之前例，以法律论，使臣到京至多不过勾留40日，40日后如不自去，亦必斥逐。贵使此来，当预算日期，尽40日之内办妥一切事务，从速离京，方不至违背天朝体制。由是言之，今日金大人等之催促工程显然夹有逐客之意。虽华官口中尚未有勒令余等于某日启程之明言，而要求互派使臣实为余此行主要问题之一。今金大人等之态度，既有此等表示，吾不得不设法先探中国朝廷究竟有无不许余等久留之意，然后自定进止。

    乃作书致和中堂，大致言：甲必丹麦金吐司所驾船只，既承贵国大皇帝许其在珠山一带买卖货物，敝使感激之至，拟请中堂代向皇帝致谢。但该甲必丹为全船最有经验之人，船中若无此人料理殊属不便，尚望中堂破格通融，许其即日回船办事。至于敝使本人则将来拟由广州回国。缘时至明春，敝国必有多数船只自欧西驶抵广州，倘蒙贵国允许敝使小做勾留，敝使即可附乘此项船只回英也。书去未几即得复书，约余明日早晨至圆明园面谈。

    2日礼拜三。晨间赴圆明园，面相国和中堂，福中堂兄弟亦在坐，然未有其他之国老侍立。既见，互问安好后，中堂即出书信数封授余曰：此系珠山寄来者。余接视其信，见其中一封为“印度斯坦”船大副所写，书明复甲必丹麦金吐司收拆；余二封则系古完勋爵所书。余略视信面即拟置诸怀中，而中堂乃问余曰：信中说些什么？有什么消息，讲给我听听。余乃不得不启封而以书中内容告之，言：目下“狮子”、“印度斯坦”二船，均停泊珠山。“狮子”船已预备就绪，一得敝使命令即可启碇回国，“印度斯坦”号则非俟甲必丹麦金吐司回船不能开驶。述毕，以原信授中堂，令其自阅，俾不疑吾言之虚伪。中堂乃曰：你那“狮子”船可以不必回去，因为你们离家已久，谅来对于故乡风物必定牵记得很。皇上的意思也以为你部下的人到中国后已死了几个，你自己身体又不舒服，想来北京天气太冷，与你们洋人的体质不甚合宜。将来交了霜降，天气还要冷得紧，替你们设想，还是早一点儿回国的好。而且我们天朝的宴会礼节，新年时与万寿时差不多，贵使既在热河看见了万寿礼，也不必再看新年礼了。

    余曰：敝使颇堪耐冷，北京天气虽寒，敝使来华之前已有御寒之备，即久处北京亦可于身体无碍。承贵国皇帝及中堂垂念，敝使感激万状。又曰：在热河时，承中堂面允回京之后，可时时与敝使相见讨论一切。今日得蒙中堂赐见，俱见中堂诚实不欺，敝使愿于此时，将此次来华各项重大问题与中堂妥商。因曰：敝国皇帝此次派敝使来此，非为暂时的联络感情计，实欲与贵国永远共敦睦谊计。故敝国皇帝之意，拟令敝使久驻北京，倘此后两国国际上发生何等之问题，即由敝使代表敝国皇帝，就近与贵国政府直接商量。至敝使在北京时所用一切起居饮食之费，概由敝国政府开发，不必由贵国供给。倘贵国皇帝有与敝国互派使臣之意，尤为敝国所欢迎，所有船只一切以及到英国后种种供给之物，均可由敝国代为具备。敝国皇帝、臣民亦当以极尊荣之敬礼待此使臣。此种互派使臣之法，系目下欧洲各国国际通行之惯例。倘蒙贵国皇帝允准，则东西两大雄主既可常通往来，复可交换文明，不特两国之私幸，亦为世界文明进化之公幸。

    余与中堂虽前后相见已有数次，而相见之时，中堂恒侈谈杂事指东划西，不令余有讨论正事之机会。直至今日，余已不可复耐，始为中堂力疾言之，意谓中堂必可与吾从长计议矣。而中堂犹保守其置若罔闻之故态，时时向吾絮问身体何若，起居何若，而于吾认真陈白之事则终始不做一答语。至吾述竟，则言之：皇上的意思，本来也很愿你常驻北京，不过你身体不好，天气又不合宜，水土又不服，所以不能强留了。

    余闻此言，知华人逐客之意已确凿可据，即起立兴辞。然面上仍不露失望之色，但以和易诚挚之言词动之，冀于万一之中，犹有转机之望。

    乃返至馆舍后，即得馆外西人传来消息，谓：乾隆皇帝致英皇之书信目下已经写就，方命人译为拉丁文，至译就后，即可交付。嗟夫！此说果信，不特华人逐客之令可以证实，而促吾速即启程回国之意亦已见诸言外矣。然吾犹冀此项书信交付之后，希望未必遽绝，或者犹有婉商之余地。

    乃未几，而樊、周二大人亦至，向吾曰：说不定明天和中堂还要你去见见他，也说不定那时候中堂便把皇上写给贵国皇帝的书信交付你。倘若果然交付了呢，我劝你还是立刻向中堂辞行，择期动身回国。可是此刻还说不定，咱们俩不知内中的底细怎样？余曰：闻命矣。两公此来，必有所授意者。二人力辩曰：否。我们俩来同贵使说起这句话，正见得我们的私交。老实说，咱们也很愿贵使常驻中国，贵使回国之后，我们虽未必闲散，却是再找不到这种好差使了。此言似颇足信。

    ●授乾隆复信

    3日礼拜四，晨间。余卧病未起，鞑靼钦差金大人已至。言：目下相国和中堂及国老多人，均在皇宫中等候贵使前去谈话。余以连日奔走，所事又不能如愿，今日本拟少息，兹闻金大人之言，心中至觉不快。即四肢亦疲惫乏力，几令吾不能起床，然以事关重要，不得不勉强从事。乃立即披衣而起，命部下预备一切，匆促出门。

    计自金大人至馆舍，至吾抵宫门之时，为时不过一钟，而抵宫门后静候至三点钟之久，方见和中堂及诸国老联翩出迎。行相见礼后，即导余进宫。经华丽之厅事数座、长桥数道，始抵宝殿之前。殿基极高，有石级数十，如梯形，石级尽处，有黄缎包成之圈手椅一行，状颇郑重。中有一椅，椅上有一黄封，即系乾隆皇帝致英皇之书信。

    吾等在殿下行礼后，拾级而登，至于宝座之前，和中堂乃指椅上之黄封曰：这是皇上赐予你们国王的书信，等一会儿，便须叫执事官送往你馆舍里去。但是照规矩你得先到此地来行个接受礼，所以我叫金钦差请你来。

    殿中黄椅之旁尚有低桌数张，桌上累累然置有物品多许，均做卷筒之形，其上亦用黄绸盖之，不辨所盖者为何物。而和中堂则指而告余曰：这是皇上赐给你们国王的东西，其中也有几种是赏给你自己和你部下官员的。因为你们英国与天朝相距极远，这回航海到此，路上苦也吃得多些，故皇上赏赐之物比平常外藩使臣多了一倍。余曰：即此可见贵国大皇帝优待远人，礼意隆渥，敝使感激异常，请中堂代为致谢。

    此时中堂神情，与前在热河游园时和蔼可接者大不相同，恭静之中颇夹有威严之气。此种威仪之气，凡为大臣者多有之。余见之亦不以为异，但在此时则心中至觉不耐。盖余航海而来，其本意并非欲希冀中国区区之礼物，今中堂但言礼物而置正事于不问，吾即具忍耐功夫，心中亦断无不愤懑之理。余初来时，曾以所备各种优美之礼物分赠中堂及诸国老，意其必肯收受，乃送去之物一一打回，竟无一人肯收受者，余乃大异。至今思之，彼等之所以不肯受礼，即为今日以威严之气临吾之预备，亦无足异也。

    余进宝殿后与中堂等略作数语，自觉四肢乏力，全身发抖，有不能支持之势，即向中堂告退曰：敝使病体未愈，今不特不能坐立且不能复语，拟先行告退。中堂如有所命令，可与余副官史但顿勋爵言之。中堂曰：也没有什么话说了，你们正副二使不妨同时回去，若你有什么意见可再开个帖儿来。余曰：遵命。遂与史但顿同退。退时，自思中堂虽有此言，而就其神气观之，余即有所陈白亦万无成功之望。他姑不论，即如昨日所谈之事，余向彼竭力言之，意其无论如何今日相见时或成或否，必有相当之答辞，乃竟无一语提及。则今日之所谓开个帖儿云者，亦无非费吾纸墨而已。

    抵馆舍未几，下午有华官16人率从者多人，合赍皇帝致英皇之书信至馆，仪式至为隆重。赍书信者甫去，礼物十数扛，复相继而至。余就中挑选其送与英皇者分别装箱，箱上仍书“乔治第三”字样以为标志。其送与余及随从各员者，则各自藏护之。

    此时，中国朝廷虽未有命吾即日回国之明文，而其命吾即日回国之决心则已彰明显著无复可疑。

    ●六点请求

    倘吾不知其用意所在犹不再做归计，则华官或者以非礼之举相加，是不特于吾出使之荣誉体面有关，而对于吾此行之目的，尤必有至恶之结果也。然和中堂既有命开具说帖之言，吾虽明知其无效，亦不得不姑以为有效而开具之。乃不顾病体之痛苦勉强捉笔开具六事如下：

    第一，请中国允许英国商船在珠山、宁波、天津等处登岸，经营商业。

    第二，请中国按照从前俄国商人在中国通商之例，允许英国商人在北京设一洋行，买卖货物。

    第三，请于珠山附近划一未经设防之小岛归英国商人使用，以便英国商船到彼即行收藏，存放一切货物且可居住商人。

    第四，请于广州附近得一同样之权利，且听英国商人自由往来，不加禁止。

    第五，凡英国商货自澳门运往广州者，请特别优待赐予免税。如不能尽免，请依1782年之税律从宽减税。

    第六，请允许英国商船按照中国所定之税率切实上税，不在税率之外另行征收。且请将中国所定税率录赐一份以便遵行。缘敝国商人向来完税，系听税关人员随意估价，从未能一窥中国税则之内容也。

    译者按：前文所录两敕，《东华录》中同载一日之下，且首尾紧接似系一日间事。然照此日记而论，前敕当是今日事，后敕乃今日以后之事也。

    4日礼拜五。昨日安育德神父至馆舍中拜见，谓将有所陈白。余以病甚不能见客，嘱史但顿见之。今日史但顿以安神父之言转告于余，余以其颇有记述之价值，又因安神父对于余奉命使华之举心亦异常关切。凡中国政府中苟有若何之消息，与吾英国使臣有关而为吾所未知者，此人必须先通信，其望吾成功之心几与吾自望之心相若。

    吾故乘今日病体较苏之时，补记其言于此。安神父曰：吾欧人之所谓钦使多有常驻的性质，俾两国发生交涉得以就近接洽。而华人对于他国之使臣仅视为一种点染太平之具，苟非国家有庆祝宴会之盛举，则使臣可以不必来，来则亦万不许其久留，事毕，即促令回国。前此葡萄牙派来使臣，中国虽亦以至隆重之礼节款接之，而其居留中国之时期亦不过六礼拜。此因中国向来闭关自守，不知世界大势。初非挟有恶意，即如缔结条约、互相通商，为现今文明各国共有之办法，中国则从来未闻有与他国订结条约之事。然谓中国人固执不化，将来永无与他国人缔约交通之一日，则又未必尽然。不过无论何事总当渐次做去，若能按部就班逐节进行，将来必有成功之一日。倘躁急从事抹去种种手续则未克有济也。

    安神父又言，钦使此次来华，所受困难实已不少，然钦使到华较早，在中国朝廷未闻欧洲战耗之前，则困难之事必可减去一半，因中国人向来以蛮夷戎狄目欧人。近来复得有一种风说：谓欧洲诸国方有战祸，其以蛮夷戎狄视欧人之心遂因此益甚，钦使到华后，亦因此大受影响。然钦使精干英明，仪表亦彬彬有礼，既来此邦，此邦人士心目之中必永远留此钦使之影像。虽现在之结果未必甚佳，而将来倘有成功之一日，终不能不归功于钦使也。据鄙见所及，以为钦使既经来华，来华之后，既经中国皇帝准予瞻觐，纵留华之时间极短，亦未始非英人在中国得有立足地之初步。倘自此以后，英人不以此自馁其气，仍由英皇陛下时时以书信与中国皇帝互相投报，每有商船到华即奉以一书，一面于广东地方派一英侨司理其事，此英侨当以富有经历长于交际之人充之，由英皇陛下赐予敕令，嘱其时时与两广总督联络感情。所有各项书信即由此人面托两广总督代为呈递。倘将来中国之新皇登基，或有他种重大国庆，此人即可就近托两广总督转奏，自请晋京庆祝。如是在中国一面，既不背其使臣不许久留之定章；在英国一面，亦可免去特派使臣之费用及心力，而两国感情仍可互相联络，无常驻钦使之名，可收常驻钦使之实。事之两全无有过于此者，将来瓜熟蒂落，必有缔约通商及互派使臣之一日。至以目下而论，华人既不愿钦使久留，钦使自当立往辞行，准备回国，毋令华人逐客之令见诸明文，转使将来之事难于着手也。

    安神父在华有年，所言至有经验，其对于将来应行事务之主张，至吾回国后，固可视为一种堪资讨论之计划。而其现在劝吾速即辞行准备回国，亦属正当之忠告，吾思之再三决意从之。然前据珠山来信：“狮子”船有即日启碇回国之意，今相去数日，该船已否启碇，尚在不可知之数，故于决定速做归计之后，立草一函致相国和中堂。

    函中内容，开首系通常问候之词，其次即言昨上说帖，计达左右，倘承赐以回复。敝使拟即于接到回复之日启行回国，其程途则拟先至珠山，一探“狮子”船已否启碇，倘系尚无，固属甚妙；其或已经启碇，则敝使可改坐“印度斯坦”船，因该船非至甲必丹到船后绝不能开行。今甲必丹尚留居北京，则该船必停泊港中无疑。然敝使部下随从之人既重，行李复多，“印度斯坦”船中仅能容其半数，故“狮子”船虽已启碇亦必设法阻止。今附上一函请中堂速即饬人飞送珠山投交古完勋爵，倘该勋爵已经乘坐“狮子”船南驶，则请中堂饬送信之人飞急赶至广州截之，是为至要。下文复用通套之问候语结之，无关紧要，不赘。

    夜分，鞑靼钦差金大人来，言贵使致古完勋爵之信，已由和中堂饬入送去，贵使自请即日回国一节亦已由中堂奏禀皇帝。皇帝说：如此办法很好！很好！但他们外国人受不起风浪的，朕为体恤他们起见，已饬钦天监选定本月七日吉日，着他们动身。又饬令该英国使臣沿途路经过各地的文武官员，一律优加保护，用敬礼接待，不得怠慢。金大人又言：贵使昨致和中堂之说帖，已定于贵使启行之日答复。因目下中堂尚在颐和园中，至贵使启行之一日方能来京，以复书面交贵使也。

    5日礼拜六。时至今日，诸事多已无可为力，只能自做归计矣。

    下午，樊大人与周大人同来，言：贵使归时，自北京往珠山，皇帝已特命大员二人为贵使之导护人。其一为松大人，即前此游万树园时与贵使为伴者；又一人则为阿顺（译者按：阿顺二字音译）大人。在热河时亦曾与贵使见过一次。至于金大人则仅奉命护送贵使至于天津而止，余二人虽尚未奉明命，以意度之，行程亦当仅以直隶一省为限也。

    6日礼拜。金大人、樊大人、周大人均于是日同至馆舍中，督饬夫役助余等收拾行李，以备明日启行。

    渠等言：明日贵使启行时，尚当与和中堂行一握别之礼，但行礼之时间由中堂自定，故贵使当预先将行李等物装置妥当，俾一闻中堂之命即可启程。又言：中国朝廷诸大员中颇有数人与贵使甚形相得，兹闻贵使来此未久即行回国，颇觉为之不快云。

    第三章　南归之途

    ●启程南归

    10月7日礼拜一。午刻，由北京馆舍出发。

    未出京城之前，途经一幄，和中堂及福中堂兄弟与高级官员数人均已齐集幄中。身服官服，气象至为雍穆，似专候余等者。余入，与诸人行相见礼后，即见幄之正中设一桌，桌上复以黄绸，黄绸之下有卷形之物两件。和中堂曰：此中一系敕书，即皇上答复贵使说帖之书信；一系物品清单，详开皇上赐予贵国国王各物之名目。俾贵使回国后有所查照。

    余曰：敝使来此，观光未久，遽尔言归，心中自不能无所悒悒，但愿贵国皇帝俯允敝使所请，则今兹别之悲或可稍杀。中堂闻言大愕，似深异吾言之不当，以至下文之答语竟无从说起者。默对有顷，中堂即改谈他事。言：贵使留京之时，不知饮食一项颇合贵国人士口吻否？又言：今兹贵使自北京前往珠山，皇上已派定松大人为护送官，此人办事很好，谅能与贵使投合。言时，面有笑容，蔼然若友朋之送别。

    福中堂兄弟则面色至觉不怿，且不喜与吾交谈。吾因此乃不能无疑，或者中国朝廷诸大员对于吾此次所上说帖，意见各自不同。当会同讨论如何答复之时，不免小有冲突，故有如是之现象欤？

    吾与中堂谈话既竟，将告别出幄，中堂即呼一五品官头戴水晶顶子者，至其前使跪，别有二官捧案上之敕书及礼物清单，用黄色阔带两条缚于此五品官之背上。缚已，五品官起立出幄，上马向通州而行。吾及部下各员亦立即上马。

    行二小时，抵通州馆舍，前导之五品官复下马入其厅事，跪于吾前，至吾以亲手接受其背上所缚之敕书及礼物清单后，始鞠躬而退。

    通州一处有馆舍甚多，然大半僻处陋巷之中，荒废不治。吾所居之馆舍则与城垣相近，房屋尚新，建造之费达十万金磅，然其始并非特造之馆舍，乃某藩司之私宅。据教士言：此大员前此服官广东，以贪墨不法之故，为乾隆皇帝所斥罢。房屋财产悉数充公，其本人则今尚禁锢狱中，已终身无赦释之望。又言：此座房屋当以吾欧人居之最为合宜，因此屋建造之费都系该藩司服官广东时，向吾欧人勒索而来者也。

    通州一处，地方虽小，然以密迩京师之故，中朝颇重视之。设有文武大员各一，武员即樊大人，汉人也；文员乃一满洲鞑子。今日见吾至，即来馆舍中请见，言：这几天河里的水已浅了，此后一天天浅下去，再过几天，大船即不能行走，若用小船装运或由陆路行走，实在太不便当。幸而贵使来得还早，明天即赶紧动身，或尚不至有什么阻碍。目下船只等项已由兄弟代为置办，明日早晨贵使即可上船，然而此刻已迟了几天了，若能早几日到此，路上必可格外方便些。

    余聆其言自至河畔观之，则河中水量，果较浅于吾辈自天津来时多矣。

    8日礼拜二。上午，至河岸督饬苦力搬运什物上船，数小时始毕。华官对于吾辈之敬礼及代为照顾什物、行李之妥密，仍与来时相同，夜分启碇。

    9日礼拜三。昨夜虽启碇，而所行不远，因水量极小时时搁浅也。

    今日复搁浅二三次，天气则夜分及早晨甚冷，昼间颇温暖。

    10日礼拜四。下午，樊大人来言：现在松大人奉到皇上手谕一道，那谕中所说的话，松大人打算自己过来与贵使谈谈。余曰：甚好。

    未几，松大人已乘一快船向余船疾驶而来。余即谓樊大人曰：请你先去招呼松大人，说等他的船停了，敝使先去拜见他。樊大人如言先驾一小船而去，至松大人之船与吾船相并时，吾即过船与松大人相见。

    见面之初无非重提旧事，说前在热河时承松大人引导游园，敝使感激之至，现在又承贵国皇帝命松大人为敝使之导护官，敝使更觉荣幸万分。松大人亦做相当之客套，言：兄弟蒙皇上派为导护官，得与贵使同往珠山一行，实在荣幸得很。因自怀间出皇上之手谕读之，谕中大致谓：着松筠导护英国使臣前往珠山上船，一路当留心照顾，切实保护。倘英国洋船已不在珠山，即着松筠径行带同该使臣等至广州上船。务须亲视该使臣等妥稳上船后，方得回京复命云云。

    读毕，余问曰：现在敝使将往珠山，不知前日敝使托和中堂饬人送往珠山之信现在已经送去否？松大人问：什么书信？余曰：即系敝使写与古完勋爵嘱其停船守候者。松大人曰：这封信想来不关重要，怕还没有送去。余曰：此信并非不关紧要之信，缘敝国皇帝只命古完勋爵督驶“狮子”船，运送敝使到中国为止。到中国之后，倘敝使不令其留候，该勋爵即可自由督饬该船驶往它处，缘“狮子”军舰之事务甚多，非仅限于运送敝使也。松大人曰：那么兄弟立刻写信往北京去，请和中堂派人飞送珠山，想来不至于赶不上。余曰：如此甚好，费神，费神。遂辞别还船。

    未及一点钟，松大人即过船回拜。客套既毕，因正式之谈话已于顷间说过，此时乃随意闲谈。

    首由松大人讲述俄国情形，谓俄罗斯的百姓虽然凶狠野蛮，却还不能算得恶人。余曰：前此敝使奉敝国皇帝之命，亦在俄国居住至3年之久。松大人曰：奇事！怎么做一任钦差会做到这般长久呢？余曰：我们欧洲各国，大家都讲交情，这一国派了钦差常驻在那一国；那一国也派了钦差常驻在这一国。如此两国之中若发生了什么问题，便可由所派的钦差就近办理，此是欧洲各国向来通行之法。现在无论何国都一致办理的。松大人曰：我们中国的法律就不是这样，我们本国从来没有派使臣到外国去过。外国派来进贡的使臣乃是一种临时的举动，照例至多只许在京城里耽搁40天。倘有了重大事故，也许延长到80天，可是虽有这句话，却是千载难逢的。又曰：中国自有中国的规矩，若这种规矩对于中国，并没有什么不便之处，决不该将它改变。所以外国人到了中国，遇了中西规矩不同之处，只能依了中国的规矩行事。因这种规矩中国人行之已久，虽外国人眼中看了以为奇怪或行之以为不便，中国却决不能依了外国人的话，改变成法的。余曰：中外规矩既已不同如此，敝使此次到华，对于中国的种种规矩实在生疏得很，难保于觐见之时不无失误之处。但是这种种失误，不能算得敝使的过失。因敝使到中国后，自知人地生疏，非向一般富有经验的人讨教讨教，说不定要闹笑话。故一举一动都依了向在中国当差的西人的话干去，倘依了他们的话还是不对，那便不是我的不是，是他们的不是了。松大人曰：贵使这话从哪里说起？贵使此番到中国来，一切举动都颇能合成，即使有什么不周到之处，我们天朝也决不在这一些小事情上过于苛求的。

    松大人此言，颇合中国大臣身份，盖中国大臣所言莫不夹有此种语气也。松大人去后，樊、周二大人仍留吾船中，至夜分始去。

    吾与彼等闲谈时涉及一事颇堪记述。彼等言：现在贵使自北京前往珠山，所用各项船只大小凡40艘，执事之人自大员到苦力船户为数约为1000。此项用费皇帝规定数目，每天以5000两为限，倘或不敷，应由沿途地方供给。又言：贵使留居北京时，每日用费规定1500两云。夫一两之数约合英金六先令八便士。以物价极廉之中国，而吾等一日之用费竟有此至巨之数目，宁非咄咄怪事！当吾等居留北京时，日用之费自起居饮食以至于一切杂物，虽颇有失之过奢者，而谓每日需用1500两，则吾无论如何决不肯信，或者乾隆皇帝为优待吾等计，定此极丰之数。而墨吏极多，层层剥削之，规定之数与开销之实数相去，乃不可以道理计耳。

    记得周大从曾向余言：去年山东河决，淹没居户无数。皇帝中年曾在该省打猎，深知该省情形，闻奏，立命拨发库银十万两赈济灾民。而户部先没去其两万两，以下每一转手则复去若干两，自两万、一万以至数千数百不等，层层干没之手续既过，最后之实利及于灾民者不过两万而已。嗟夫！孰谓中国人之道德优胜于他人，窃恐东洋孔夫子之子孙与西洋美门（译者按：美门一字，源出叙里亚，言财帛也。《新约》经尝用之，指执掌天下财富之神，今人有译作财神者）之子孙，同其为不肖而已。

    11日礼拜五。船行极迟，船户及纤夫竭全日之力，所行不过十数华里。盖因河水极浅，水力已不能浮船，所以能前者，用人力强拉之，使船底与河底相擦而进耳。有一船体积较大，而所载较重，竭力拉之竟不进咫尺，后由密司脱麦克司威尔、甲必丹麦金吐司、吉伦博士等进策于华官，令以大船所装之物分作数小船装之，始能前进。三人本在大船之上者，至此亦改乘较小之船矣。

    12日礼拜。过船谒松大人，松大人言：据珠山最近来信，你们那洋船仍旧停在珠山等着，贵使可以不必性急了。又言：现在水浅船慢，若贵使老是坐在船中觉得有些气闷，不妨上岸走走，看看村景，但是走时当留心着，不要离船太远，太远了找不到船就麻烦了。

    谈论有时，余复提及正事。言：此次敝国皇帝令敝使远使贵国，意在开辟英中两国交际之萌芽，俾此后两国常相往来，感情益形亲密。而贵国大皇帝或可因此对于吾英国臣民之来华者，格外推诚相待，保护亦可因此格外周到。余言未及已，松大人即曰：我们皇上对于广州的外国人，不论是哪一国臣民，都是一体好好儿看待的。余曰：那自然，敝国侨民也没有一个不敬爱贵国皇帝，故于贵国皇帝所颁布的命令，不论怎样，只须能力上办得到，敝国商人无不乐从。可是我们两国通商至今，前后已有12年之久，这12年中，贵国皇帝对于我们侨商所颁布的上谕，已不止三道五道，而我们侨商却一道都没有见过。旁的不必说，单就说税率一端而论，起初几年，洋货的入口税收得极轻，现在一年重似一年，与从前相比已加了数倍，若贵国有正当的理由或有特别的支出，加税本来是可以的，无如加的是加，而理由却始终没有明白宣布。倘若贵国只顾加税，有增无已，敝使恐怕将来英国商人到了负担不起的那一天，那每年60大船的商品简直不能再运到贵国来了。所以这一件事总得望贵国想一个正当的方法才好。

    松大人曰：方法是要想的，不过我们天朝的税则不是老不更变的。若遇国家用费少的时候自然赋税轻些，连你们外国人也可沾些光；若国家费用太繁，或因某某数省出了重大事故急待大宗款项使用，那么不得不在赋税上面酌量加些。这是不论本国商人、外国商人都是一样的，并不是专门挖苦你们洋人。余曰：这话说得不差，即如1782年的加税，敝使也知道贵国因安南西藏发生变乱，军饷浩繁的缘故，但是此种临时增加的税，到事平了就应该减少恢复原状。自从那税增加了到如今已有十年了，中国并无减轻之意，故我们英国商人心上颇有些不舒服。

    松大人曰：现在中国已太平了，这一宗税，便是贵使不说，中国朝廷也早已提议裁减的了。余曰：果使此项消息确凿，则贵国皇帝体恤英人之心大足令敝使欣喜敬仰。敝使甚愿贵国皇帝德泽四布，声威益张，使其祖宗相传之大业安然立于稳固不摇之地位。所惜者，敝使来此之后，为时匆促异常，未能将心中积悃与相和中堂详细谈之，请其转达圣听。而敝使晋京时之导护官又适为金大人，其人天性倔强，排外之见甚深，敝使有所建议辄为此人所阻，心中至以为闷。倘贵国皇帝于敝使晋京时即派大人为导护敝使之人，吾知以大人之开明和易，必造福于吾英人不浅。此非敝使面谀之言，盖事势然也。

    松大人曰：那自然，那自然，兄弟是很熟悉洋务的，向来和洋人很要好。这一回的事虽然现在机会已过。敝使不能为力，然使将来别有机会，兄弟必从中出力。要知道咱们虽是国籍各异，言语不通，交情总还讲的。

    语时情意之殷恳，足令吾深信其字字由衷，绝无虚饰。倘松大人此一席话犹含有虚伪敷衍之性质，而非推诚相待者，则松大人可谓世界第一虚伪家矣。

    13日礼拜。至天津，华官至岸上采办大宗供给之物储之船中，以备航行之用。其中肉类有羊肉、猪肉、鹿脯三种；果类有梨、桃、橘、栗、葡萄各种；又有数种则非欧洲所有，吾不能举其名，但知其为味鲜美可口而已。此种供给之物吾已记不一记，即此番自北京至天津，一路饮食，亦无日不有佳馔。今日必欲特别标出之者，以今日尝新之时，松大人曾亲至船中请安故也。尤有一事吾亦不得不记，牛乳之为物，吾欧洲之人殆无一不视为通常食用之物，而华人则但视为母牛哺育子牛之用，人类鲜有取而食用之者。后见吾等每食必用牛乳，即所饮之茶亦用牛乳调之，始知吾等有一日不可无此君之势。乃于供给物中增入牛乳一项，以投吾人之好。然以此物得之不易，航行之中更无从日取得鲜乳。松大人意在示好于吾，命人购得多乳之母牛二头，特用一船装之以备不时之需。此举于吾英国旅客至有益也。

    吾于此时意想中乃不得不重提往事。方吾来时，自天津登岸而后，一路供张之具既穷极侈靡，而抵热河之时，复由天朝相国费二日之光阴导吾游园。宫廷之中，皇帝万寿之大礼余亦得躬与其盛，平心而论，一国之对待外国使臣如此亦可谓克尽厥礼矣。然而居未二月即欲令我回国，方其逐客之际其势汹汹，几不容吾多做一日之勾留，则其情景亦大足令吾丧气。及吾既首途，供张之盛又复如前，即此牛乳一项为事虽小，亦不得不感佩华官照料之周到。而始而热，继而冷，终乃复热，出尔反尔，此中起伏之波遂令余百思不得其解。就吾武断之意见言之，或者此番供张之所以复盛者，乃系中国朝廷自知其逐客之行为不合于理，而又不便直认其过，故为此以为弥缝之计耳。

    14日礼拜一。晨间天气极冷，亭午乃暴热，顷刻之间变化乃如易季，身体遂大受其影响，有卫队数人因此致病。

    17日礼拜四，路过大坟场数处。

    以意度之，此地必与大市镇或大都会相近，即此地岸上所见之人民数亦较多于前。据云：中国之人口南多于北，此后每日趋南，人数必按日递增也。今日于岸上人丛中见妇女多人，相貌既不楚楚可观，衣服亦殊欠整齐，以状度之，彼田中劳动之人，现方力事秋收者或即此辈妇女之所为也。

    ●乾隆敕书

    21日礼拜一。上午往谒松大人，谈论甚久。谈论之要题，即系乾隆皇帝之敕书。谈论时，有一书记官亦在座，此人盖即代乾隆皇帝草敕书之人，今乃隶属松大人部下，随同办事者。既与吾相见，即向吾道歉，言：皇上所赐第二道敕书实系兄弟起草，其中有以上所谕各条，原因尔使臣之妄说，尔国王或未能深悉天朝体制，并非有意妄干，及尔国王或误听尔下人之言等句，均非皇上之意，乃系兄弟加入，兄弟今见贵使殊觉抱歉。

    余曰：此数句既非皇上之意，阁下何必加入？此中理由愿即明示。

    其人曰：此系政治上的哑谜（此句译意），中朝习用之。因皇上对于他国君主倘欲其所请，往往不用直斥之法，以顾全其体面。故敕书中不言所请各条出自贵国皇帝，只言贵使并未奉有英皇之命，发为妄谈，如是则虽加驳斥，于英皇体面仍无所亏欠。此系兄弟措辞之苦衷，想贵使闻之亦必颇表赞同，而加以原宥也。

    此人之言虽难圆转有理，且言时为状甚恭，似系实情，而余则仍不能无疑。试问甲国君主，既自知降敕直斥乙国君主之非礼，则虽不直斥其君主而斥其君主之代表，亦岂得谓礼耶？窃恐此种举动，在华人则为取悦英皇，在英皇则未必因此而快意。至于余者得能代英皇承受其咎已属荣幸，彼中国皇帝驳斥之词，吾唯一笑置之，决不以此事久蓄于心也。

    余又言：皇帝第二道敕书中，有至于尔国所奉之天主堂原系西洋各国向奉之教。天朝自开辟以来，圣帝明王，垂教创法，四方亿兆，率由有素，不敢惑于异说。即在京当差之西洋人等居住在堂，亦不准与中国人民交结，妄行传教，华夷之辨甚严。今尔国使臣之意欲听任夷人传教尤属不可等语，查敝使所开说帖之中事事关于商务，未有一语及于宗教。今敕书之中忽节外生枝，羼入此事殊不可解。

    松大人曰：这是因为向来到中国的西洋人大都很喜欢传教，皇上恐怕你们英国人也有要求传教之意，故声明在前。

    余曰：此事虽本于华人对于欧人之经验，而吾英人对于宗教问题，意见与欧洲他国之人稍异，盖他国之宗教家主张一尊之说，以为世上既有天主教，余教悉无存立之余地。故必力布天主教，使余教一律消灭。吾英人之意则以为吾人既崇拜天主，而天主之意虽在化民为善，他种宗旨之宗教亦罔不与天主教相同。宗旨既同则无论何种宗教，凡天主之意许其存立者，吾人即不必强用人力以摧残之。故英人虽笃信宗教，而传教之热度则不敌葡萄牙诸国。试观澳门、广州二处，他国人民之至其他者恒有一二宗教家参错其间。吾英吉利则但有商人，始终未派一以传教为业之教士来此，即此次敝使随从各员之中虽有一二人系属教友，而其职任乃在管理各种礼物，并无传教之责，仍不能以完全之教士目之。当知吾英人与葡萄牙人虽同隶一教，而传教之热心各不相同。今敕书之中忽有“尔英吉利国人素喜传教，布为谬说”等语，实与事实不合，想系葡萄牙教士欲令中英二国互起恶感，故以此种不经之说进于皇帝之前，皇帝从而引为敕书中之材料，否则华人素昧欧洲情形，决不做此揣测之辞也。

    松大人曰：敕书中并没有这两句话，汉文、清文都是没有，若拉丁文中有了，便是翻译的不是。

    余曰：汉文、清文敝使悉不之解，唯拉丁文中则明明有此二句也。稍停又曰：观第一敕书，其主意仅在不允互派使臣，而敕书中乃有西洋诸国甚多，非止尔一国。若俱似尔国王恳请派人留京岂能一一听许等语。又第二敕书中，除前言之宗教问题外，每驳斥一条必殿以若他国纷纷效尤，岂能各应所求等语。以意度之，颇似皇上深恐敝国帮助他国之人援据此项成例，复向贵国要求权利，不知敝使之所请，悉系为推广敝国商业起见，并无帮同他国向中国要求权利之心。即他国以厚利啖吾英人，吾英人亦决不能允许，贵国皇帝预计及此似属过虑。至于广东人口税之繁重，敝国商人受其痛苦已久，苟中国朝廷再不设法清理，一任墨吏从中蒙蔽勒索，则异日英人之商业既衰，广州之繁盛亦必因此日渐退步，此于吾英人固有所不利，于华人一方面亦未必是福。而敕书之中乃有粤海关征收船料向有定例二语，若皇帝全不知该关征税近情者，则又未免失之昧于近事矣。

    松大人曰：不要说了，不要说了，总而言之，贵使对于皇上所下的两道敕书，无非是满肚皮不快活。其实咱们皇上对于你们英国人非常好，在他心上也恨不能畅快儿依了你的话，只因我们天朝祖宗的成法如此，便是皇上要依你也依你不来。至于你所说的税关弊端，皇上也未尝不知。不过写在敕书上太不好看，于天朝体面攸关。故一面在公文上面仍是糊糊涂涂说了一句，暗地里却已派人切实整顿，保管不上多时便有眉目给你看了。

    余曰：此派人切实整顿的信息不知确否？

    松大人曰：哪得不确。目下新任两广总督（长麟）大人乃是一位能员，皇上很信任他。他办起事来对本国人是铁面无私，对外国人也很讲情理。前在浙江任内政绩甚好，故此次皇上特派他为两广总督，要他将该省前此各项弊端一一查明复奏，且许其便宜行事，酌量兴革。吾料此人到广东后，全省政务必可大有起色，然地方既大，积弊复深，整顿之颇非旦夕间事。即如关税一项，整顿后之办法恐非贵使在中国时所能听得，只可俟后日贵国船只到广东时用书信通报的了。

    余曰：该处税则但须切实整顿，迟早均系敝使所乐闻，但有一事，务请大人代为办到。松大人问何事？

    余曰：此种整顿税则之消息敝国皇帝必甚欢迎，而前此第二道敕书中既有一处系翻译上之谬误，亦难保它处不再有误点。故拟请大人代奏皇帝，请其写作一敕书，书中详述整顿广东税关之事，而于前二书之谬误则详叙而校正之。俾吾回国觐见英皇时有所交代。

    松大人曰：再降一敕，本是办得到的事，但现在贵使已经动身，若朝廷再降敕书恐于成法有背。又曰：我们皇上自从贵使来后，非常欣喜。在热河时几乎没一天不提起贵使，连贵使的起居饮食也时时问起的。便是现在贵使离了北京，皇上还仍是牵记得很，这都是贵使举动文明，颇蒙皇上赏识的缘故。不过现在要请皇上再降一道敕书，虽然在情理上说来皇上无不许之理，只恐向来没有这项规矩，能不能办到就说不定了。这件事兄弟不妨给你写个信去，将来贵使到了杭州与新任两广总督长大人相见之后，长大人必能将此中情形仔仔细细地告诉你，因为此刻写信去，预算回信到时，我们已在杭州了。

    松大人与吾一路同行，吾见其每日必收发文书多件，用急使送之，想此事亦不过多发一文书之劳，松大人未必不践其诺。至于华人传递文书之迅速，则诚有出吾欧人意料之外者。大约为程1500英里，费时不过10日或多至12日。

    24日礼拜四。松大人使人来言：顷奉皇上手谕一道，事与贵使有关，拟过船与贵使言之，不知何时为便？余以今日病甚不能起床，请彼明日来。

    25日礼拜五。松大人来言：皇上闻贵使启行后一路安吉，圣心甚悦，今特遣人送来牛酪一事，糖果若干，以为皇上厚爱贵使之证。又手书一谕，嘱兄弟代向贵使候安，想贵使闻之意必甚乐。余亟称谢，且请其代为奏请圣安，已而复谈及前回相见时所谈之事。

    松大人言：现在新任之两广总督长大人为人公正不阿，将来到任之后定能将从前积弊一洗而清。贵国人民之经商于该处者必能大受其惠。语时，神气殷恳似欲吾深信其言。余意果使中国朝廷能以诚意待吾英人者，此诺迟早在所必践也。

    26日礼拜六，仍在运河中航行，左方见一湖，面积甚大，盖系供给此河之水量者。

    28日礼拜一。数日来，吾留心观察，乃知吾侪所乘船只，每船有纤夫18人，用一头目领之。

    此辈举动素无秩序，至此乃稍觉整齐，或者此间之警察较严于他处欤？

    译者按：此语误，尔时中国并无警察。

    据华人言：凡中国官船或公事船所过之处，纤夫应由沿路地方官代为招集，为状如德法两国邮局之代为旅客雇用马匹。唯中国之招集纤夫工值极薄，普通人民每不愿承命，地方官乃不得不按户勒派，往往有较为殷实之农户自己不愿当差者，别出重值雇人以为代，亦云苦矣。

    29日礼拜二。天气甚佳，有风自东南方来，吹人滋快。天作灰色形如大理石，而时时浮云开动，日光由云隙中下射，烁烁夹有生气，着人颜面不觉幻为笑容。

    晨间，松大人来，言：顷得北京消息，“狮子”船及其同行之“戛考尔”等船目下已离珠山，“印度斯坦”船则尚未启碇。想来贵使回国只能乘坐“印度斯坦”船前往澳门的了。余曰：“印度斯坦”船系商船格式，能多载货物不能多载搭客。敝使部下人员为数甚众，且向来不惯拥挤，若以此多数之人齐挤于“印度斯坦”一船之上势必致病。

    松大人曰：这话亦说得近理，兄弟当立刻写信至北京，请他们妥筹办法。至于我们现在不妨到了珠山后再做计较。若嫌“印度斯坦”船太小，尽可将行李等物由该船运载，其余官员、夫役仍用中国船只运往广东，想来没有什么不便之处。余曰：此种办法虽好，但不知敝使写于古完勋爵之信现已由北京送去否？倘北京执政之人能早日送去，今日何至复有此等周折。

    松大人一闻此言意颇不悦，立即乱以它语。余乃不禁奇骇，念中国朝廷对于吾辈英人，虽表面上颇有推心置腹之状，几乎无一事不以诚意相待，而其内容乃即此一信之微，亦不肯代为尽力。则其余种种事务，如改良广东之税则等恐亦不免多成画饼。果然者，余此番跋涉之劳，其结果直等一个无字而已。

    31日礼拜日。松大人复来，言：我们自从启行之后，一路情形和兄弟与贵使的谈话都由兄弟随时禀报皇帝。现据北京来信，皇帝见了这项报告之后非常欣喜。从前皇帝对于贵使者到中国来的一回事，心上颇有些疑虑，现在却已完全明白，知道贵使此来无非为联络友谊及振兴商务起见。故新任的两广总督已由皇上特降谕旨，着其将外洋入口税务切实整顿，倘外洋人受了冤屈，许其直接禀报总督大人查办，不必依照从前的规矩由行家转手。

    余曰：既承贵国皇帝加意照拂我们外洋人，敝使实在感激不尽。但此种情形，敝使自己回去向英皇说，总不如由贵国皇帝出一封书信的好。不知前数日所谈请贵国皇帝再降一敕的话能否办到？

    松大人曰：皇上办事自有主意，主意打定了便不愿意有旁人去干预他。这件事我想既由皇上答应办理，将来无论如何自有必行之势，贵使可不必汲汲。若定要捏了他的字儿做凭证，恐怕越是催得急，事实上反不免别生变卦。况且贵使要请皇上再降一敕的话，兄弟早已有信去过，若皇帝心上以为此事可以办到，保管不久便有回信来，不过此时还没有，请贵使耐着守罢。

    ●过运河

    11月1日礼拜五。自昨日路经一水闸后，河面渐阔。至今日所经之处，其阔堪与吾英柏得内地方之泰晤士河相埒也。

    2日礼拜六。晨间，自运河横渡黄河。黄河为中国四大名川之一，与历史上颇有名。吾侪所渡之处阔可三英里，水急多泥，其色黄浊，黄河之名殆即以此。

    渡黄河后，仍循运河曲折南行，预计不出数日可抵扬州。松大人言：吾等至扬州后当休息数日云。

    5日礼拜二。至扬州，其地商业甚盛，吾等本拟在此略做休止，兹以松大人己改换计划，拟俟抵杭州后始命停船，故此间并未耽搁，扬州名胜之区仅在吾眼帘中一闪而过也。

    6日礼拜三。拂晓即渡扬子江，渡口阔可一英里半，既渡，抵镇江。镇江为扬子江下游胜地，人口甚繁，昔时曾筑一巩固之城以卫之，今城已旧敝，无裨兵事矣。过镇江时岸上有华兵2 000人，左右整列，鼓乐而过，有军旗导之，观其状，似此间方举行阅兵式也。

    7日礼拜四。晨间抵常州府，过一建筑极精固之三圜桥，其中央一圜甚高，吾船直过其下，无需下桅也。常州亦为南省头等都会之一，昔时衣冠之盛卓绝一时，今已渐就式微矣。已而又过三小湖，乃互相毗连者，其旁有一长桥，环洞之多几及一百，奇观也！

    松大人来，言：顷奉朝廷明谕，吾等同至杭州后即由新任两广总督长大人川导护贵使同往广东，贵使部下之甲必丹麦金吐司，既系“印度斯坦”船船长，即听其前往珠山地方，回原船办事。

    余曰：该甲必丹回“印度斯坦”船时，敝使所带行李之重滞者及贵国皇帝赠与英皇之礼物，拟即由该甲必丹带往船上运回英国，即由敝使分遣卫队及侍从数人上船料理此事，不知可否？

    松大人曰：可。此种办法甚好。

    又曰：贵使到了杭州，既有长大人与贵使做伴，同往广东，兄弟也不必再向南方走了。现在打算到杭州之后再往宁波，将甲必丹麦金吐司上船的事料理清楚了立即回京。将贵使此次南下情形面奏皇上，想来此次兄弟与贵使同往，贵使心中未必有什么不满意于兄弟之处。

    余曰：一路承大人照顾，敝使感激不尽，万没有不满意的话。

    松大人曰：既如此，兄弟也勉强可以交卸得过了。又曰：前此贵使曾言，甲必丹麦金吐司到珠山之后，拟在该处收买土货预备回国贩卖。当承和中堂允许，此次甲必丹前往珠山，若因时间匆促或因别种缘故不能收买土货，那就不妨到广东去收买。兄弟可以代为招呼广东官吏免其上税，以示优待，请贵使也招呼一声该甲必丹便了。

    ●见长麟

    9日礼拜六。晨间至杭州，在城外一处停泊。时新任两广总督长大人已自乘一船，自城中出迎松大人。且言见过松大人后即当过船见余。此人将来至广东后，果能如松大人之言清理该处税务与否？现在虽在不可知之数，而此人得能与吾见面实为吾所甚喜。

    停船未几，长大人果来。余相其状貌颇类读书明理之士，举动亦彬彬然如君子人。相见之后，长大人即言：兄弟此次要往广东，想松大人已与贵使说过的了。到广东后凡是贵国商民，兄弟必格外出力照顾，那整顿税则一项固然不容说得，便是它种事务，凡贵国商人受了屈也尽管直接报告兄弟，无论本人来也好，写信来也好，兄弟总凭公替他们理个清楚。

    继乃与余闲谈，问余自英国至中国来回有多远？余如言告之。

    长大人曰：原来有这么许多路，怪不得这回贵使到中国，咱们皇上分外地欢喜了。言时，遂命随从之人捧进数物，曰：这是皇上加赠与你们英皇的礼物，请贵使代为收着。其中盖系金色之丝绸书匹，皇上自佩之荷包数个，而其最贵重之物乃为御书“福”字堂轴。据华人言，此项堂轴非常名贵，不特外国人不易得，即中国大臣或贵族亦以得之为荣。

    此数物余一一领受之后，长大人复以一“福”字堂轴授余曰：此系皇上赐与贵使者。余亦受而谢之。已而谈及同往广东之事，长大人曰：现在兄弟还没有将此间事务交待清楚，大约过了四五天方可动身，动身后咱们俩一路同行，尽可时时过船谈天。至于你部下的甲必丹麦金吐司，到现在已经商妥，由松大人陪他往珠山去上船，不过他到那边去，若说到购买货物一层颇有些困难之处。

    余曰：敝使与该甲必丹分路在即，倘大人意中以为他去时有什么困难，不妨叫他来，当面同他讲讲。

    因传甲必丹麦金吐司至，长大人语之曰：广州的中国商人和洋人来往很多，珠山的情形则与广州不同，你到了那边不特各种货物全须用现银购买。且恐该处出品未必即适于洋人之用，倒不如索性往广东去买的好。

    以下复力言外洋人不便在该处购买货物之情形甚详，不必尽述。要之，吾初意拟令甲必丹麦金吐司在该处买卖货物者，心中为希望中国政府准吾英人在该处经营商业起见，故欲借此次之便开其先端。今该处将来之事既经中国政府批斥不许，则此仅有一回之交易似亦无足轻重，故长大人既力言珠山不便买货，吾亦即不与争辩，好在珠山可以免税，广州亦可以免税也。

    10日礼拜。总督长大人复来拜见，所谈与昨日无异。仅言皇上既命兄弟去整顿广东的事务，兄弟万无不竭力之理。且兄弟向来很体谅外国人，到了那边决不令外国人负屈，贵使尽可放心得下。

    11日礼拜一。接到古完勋爵一信，系上月15日自珠山寄发，其所以迟至今日相隔几及一月始能送到者，谅系中国政府疑忌外人之心极甚，故为压搁之故耳。信中言：“狮子”船中病者甚多，医生、大副亦病，而又无药，不得已，只可开往广东江口购药以苏同人之困。一俟药物购置完备后立当返棹北旋，迎钦使于珠山原地云云。

    余一见此信立即往谒长大人，言：计算时间，目下“狮子”船当在澳门附近，倘能立即送一急信前去，该船必能接到此信，不知大人能代为措置此事否？

    长大人曰：可以，可以。你快去写信来，兄弟今夜就打发专差送去，送至广州，请密司脱勃郎转交，一定不至于有什么失误。

    余乃立草一函，请长大人饬人送去。信中仅数语，即嘱古完勋爵停船在澳门守候，不必复开至珠山是也。

    12日礼拜二。长大人复来拜见一次，二人情谊因此益形亲密。

    13日礼拜三。松大人来此别，观其情状似与吾甚有友谊，不忍即别。谈话时，有数语颇足显其具有识见，盖系吾前后所见汉人若满人所不能言者。其言曰：各国有各国的法律习惯，决不能强同。中英两国相距既远，不同之处比较相距较近之国为多，故此次贵使到中国来，虽然见了许多可惊可异之事，却也不足为异。若易地以观，兄弟到了贵国，信中惊异之情也少不了和贵使一样。故贵使回国之后请千万不要把心中对于中国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老是记着，这便是兄弟最希望于贵使的事了。

    此人性情和易可近，在华官职中当推为一最为有识见者。此次自京至杭，一路颇受其照拂。至是，吾乃取礼物数种赠之，而彼必不肯受，谓受则有违国法，吾遂不敢相强。后又谈及俄国情形，渠言：俄罗斯人多是不可理喻的，往往中俄两国交界之处有什么流氓、盗贼闹了乱子逃亡俄国去了，去同俄国政府说说，老是个不理会，只是说你们中国人若是当场捉得到便捉去杀了；若捉不到还干得谁事？这种人虽恃强逞霸全不讲理，却是究竟不能算得恶人。

    原注：中国之普通人民与俄国之普通人民，同系半开化之民族。中国上等人之受有教育者若任其居住本国，不与外界接触，其开化之程度已足称完备；若令其与世界民族相见则知识殊形缺乏。俄国之上等人则知识悉从旅行中得来，倘令其杜门不出，其程度必更在华人之下。此二种人各有所失，要不足称为全开化之民族也。

    此种议论，言者不仅松大人一人，尝有三数华人与吾谈及俄国事务亦主此说。且谓渠等对于俄国女皇之性情及其得履皇位之历史均研究有素云。

    ●出杭州南下

    14日礼拜四。晨间，自杭州府向南方出发，余坐一肩舆至城中一行。方余初抵杭州城外时就船上观看杭垣景象，即知此城必为南省名城之一，及今日入城后乃知此城之殷富，大过于吾前此之理想。

    已而出城，抵一大湖之旁，景色绝佳。有一运河及小河数条贯注之，湖之一面有平稳之小山脉障之，自麓至巅遍植松柏杂树之属，远望一绿如锦。尤有一塔，亦在湖边，高凡四层，塔顶一层尚不在内，全塔做八角形，用绝巨之红石及黄石砌成，高约200英尺，古树槎枒，杂出其下。塔之建造亦古拙有奇趣，土人称之为“雷峰塔”，言其建筑之期乃在2500年前。此语虽不可信，然塔虽残废，蔓草荆棘，杂生其上，而塔基仍巍然高峙，绝不顷坏，则谓非古人建筑之物不可也。

    出杭州东门行6英里，览此湖景而后即抵一江（译者按：此系西湖与钱塘江），江中已有大船多艘停泊以待，此种船只用棉布制篷，船前后作尖形，颇与欧洲船只相似。底虽平阔而吃水不深，平均载重2.5吨，吃水不过10英寸。

    方吾自杭州城内来此时，路上每过一兵站，站中兵士必出而行礼，礼节极隆，盖系跪于地上，至吾肩舆行过后始起立也。及至江岸，又有兵丁一大队，数在500——1000，向吾行迎接之礼。此种兵队衣服极整齐，军械亦极锋利，吾至中国后，眼中所见，求其形式之像得兵队者当以此队为第一。此队兵士对于吾卫队之军容亦颇注意，凡衣服、军械以至于进行时之快步、慢步无不留心观察之。

    15日礼拜五。天明，见吾船已开至江上之上游，此间江面虽仍有半英里之阔，而水力已不及下游，故昨日开船时悬帆而行，今日则改为拉纤。

    午刻，过船往谒长大人，樊大人、周大人亦在座。樊、周二人本拟送吾至杭州后即回北京，后以此二人与长大人为旧识，而长大人以其与吾甚有友谊，故仍令其随同前行，俟将来同至广州后乃令返京。

    今日余与长大人谈晤虽久，然未尝提及正事，语调悉视长大人之谈锋为转移。盖因此人和易可近。而自此间前往广州为程又甚长，吾二人既一路同行，则后此正有仔细讨论之机会，自不必于今日一日中，向彼开若何之谈判也。

    17日礼拜。长大人过船回拜，向余提起英国在中国之商务问题。言：这一件事，兄弟向来没有考究过，此番到了广东，一切情形很不熟悉，不知贵使心上要兄弟帮忙的是哪几件事？余照直告之。长大人曰：那么请贵使开个帖儿，一项项地写个仔细，不知可否？

    余曰：此是敝使最乐闻的事，既承大人叫我开写，自当从速开写过来。

    长大人曰：这事本不必写的，谈谈就可以了，不过兄弟事情很多，这一件事关系又极重，必得有了个底子，在空闲时自己仔细斟酌过一番，然后才可以着手办理。因为要办这件事决不是凭空说几句敷衍门面的话就能了的，必须凭公处置，筹议了一个妥当之法，将应兴的事兴起来，应革的事革去，然后才能办得好。而这回兄弟奉命往广东去，虽则皇上很信任我，我的地位颇能切实办事，不怕旁人掣肘。却是有一层，国家的政事上有了弊端，在于一方面，固然有许多人受他的害；在于另一方面，却必有许多人靠了作弊过活。现在要肃清弊窦，明明是打破他们的饭碗，他们要将兄弟恨得切骨，那么兄弟要办这件事就不免大做难人了。然而和这般小人作对还算不了什么事，其中最麻烦的便是福中堂，因为福中堂现在已做了军机大臣，在朝中颇有权力。然而前几年他也是个两广总督，说不定广东的种种弊端多是他一个人养成的。如今兄弟到广东去，若将他在该省所办的事有意推翻，则他面子上既不好看，他必不肯与我干休，所以兄弟实在处于两难的地位，只能到了那边从长应付。但是有一件事，务望贵使听信兄弟的话。贵使此番进京，听说曾上了个说帖，由和中堂批驳不准，故贵使出京时心中颇觉失望，以为中朝对于英国很不要好。其实皇上很看重英国人，所以不能答应贵使请求者实在是受了成法的拘束，并非故意不肯。贵使回国复命之时务请将此中原因明白奏禀贵国皇帝，心中不可稍存芥蒂，致丧两国之邦交。至于兄弟，到广东后，无论如何困难，必定设法将该处洋人上税的事整理清楚，其有英人至广东经商者亦必从优保护。不知贵使能看兄弟面上将前此所成之意见破除否？

    余曰：敝使出京时，心中至觉快快，颇疑贵国对于敝国不愿互相联络，今闻阁下及松大人前后解释之言，始知贵国不能允敝使之情亦有苦衷，初非以一概驳绝为快，则将来回国后，自当据实奏禀敝国皇帝。至于广东之事，尚当仰仗大力。

    长大人曰：那自然，那自然。不容贵使多说的。长大人去后，未几，即有使者数人送茶叶、扇子、香料等物至船，盖系赠与余及随从各员者。

    ●见琉球使

    黄昏时，樊大人带同少年绅士二人至吾船拜见。问之，乃系琉球国王所派使臣，今将往北京进贡，道中适与吾船相遇，故请樊大人为介绍，过船相见。琉球为一岛国，位置在中国之东南，臣服中国有年，按照定例每越二年，国王必派亲贵二人航海至福建省之厦门登岸，恭赍表章方物至北京进贡。此二人亦系国中亲贵，能说华语甚熟，然其本国亦自有一种语言，佶倔聱牙通者绝少，有谓此种琉球语与日本语相近者，亦有谓其与朝鲜语相近者。余于东方语言文字之学素欠研求，不能辨其说之孰是孰非也。

    两人言：琉球国中自古至今，从未有西洋船只到过，倘西洋商人愿往该国买卖，该国人士必一致欢迎，缘该国向无禁止洋人前往经商之成令。而于该国京城附近之处，则有一深阔之海港，足容极大之船只多艘。其京城人口既多面积亦甚大，倘有洋船开往彼处，贸易必佳。又言：该国出产以粗茶为大宗，虽质味远不敌华茶，而价值极廉。此外复有铜矿、铁矿甚多，每年开出之矿质为数亦颇有可观，唯金银二矿则以国中无娴习矿事者，至今尚未能采得其矿苗所在云。

    二人所穿衣服颇奇异有趣，其上衣甚宽大，类一披肩，以琉球土布制成，染为棕色，缀以栗鼠之皮，远望之作柳条花纹，颇觉美丽；首不冠，但用丝巾缠之。两人巾色不同，一人用黄色，一人用紫色，以东方之习惯言之，似黄巾人之品级较高于紫巾人也。全身衣服多为单层之布，不用衬里，不铺棉花，且尺寸宽大，不着肌肉。至隆冬时，吾料其必不足以御寒也。

    两人雅善谈论，举止神色绝类中国人。以地理上言之，其岛国所处地位天然无独立之资格，不属中国，即当属诸日本。今日本尚取闭关主义，于其本国三岛之外，既有攫取他国领土之心，而他国船只之抵其海口者，日本人亦殊形厌恶。故琉球国王不依附日本而依附中国，其对于中国所尽之义务，除上文所述二年一贡外，每有新王登极，当专差禀报北京政府，由北京政府降敕承认后，国人始得奉为国王云。

    ●继而南下

    19日礼拜二。此间河面虽阔狭与昨日经过之处大略相等，而深浅不同，且水量随地而异。有数处水深10英尺或12英尺，船只仍可通行无阻；又有数处则河中但有泥沙，船只概从沙上强拽而过。吾辈所乘船只长约70英尺，阔约12英尺，每船居人十数名，复装有行李及它种重滞之物，估其重量必在万斤以上。而中国船户犹能出死力以拽之。吾英苦力见之未有不为之咋舌者也。

    一二日来，自船中举目外眺，见两岸都为荒野，虽人烟寥落，而风景至佳，其地面则有已辟未辟二种，大都平地以已辟者为多。近山之处则半属未辟，但植以树木，山势亦不甚高峻，而近山之人则颇有山居民族之景象，与广东等处之人民为状微有不同也。

    今日周大人来，言：长大人接到北京消息，古完勋爵已于前月31日抵澳门，特为知照。夫自澳门传出信息，至抵北京而后再传至此间，加入中途各种周折所费之时刻，通计尚不及20天。而中国官场对于吾英“狮子”军舰之行动，必异常注意可知矣。

    20日礼拜三。自杭州启程后至今日黄昏时，水路乃尽，拟于明日上岸由陆路往玉山，再由玉山改乘船只前往广东。而今日停船之后，不一刻，长大人即过船道歉，言：贵使自杭州至此必已累极了，兄弟招呼实在不周到得很，种种怠慢之处，尚望贵使见谅。

    余曰：一路承大人照拂，敝使感激不尽。在船上时一切起居饮食多和大人自己一样，敝使方以为受之不安，心中决没有什么不满意之处了。

    长大人乃变其语调曰：虽然如此，兄弟以为贵使此次出使中国，所要求的几件事，既已一件都没有办到，心中究竟总有些不快。前次兄弟与贵使见面时曾言中国所以不能允准贵使要求的缘故，实在因为有背成法并无它种恶意，不知贵使能相信兄弟的话否？

    余曰：此事既经松大人和你长大人向敝使说过，敝使已深知其故，心中已一点芥蒂都没有了。

    长大人似犹不肯深信余言，继续问曰：自此以后不知你们英皇尚愿与我们皇上来往否？尚愿与我们皇上通信否？将来如果我们皇上，心中要你们再派个钦差来时，不知你们英皇愿派来否？

    余曰：此次敝使来华，无论所请之事得蒙中国批准与否，而中国对于吾英感情之亲密，已可于款待敝使之优厚，及贵国皇帝回赠英皇种种珍物见之，中国既有与吾英亲密之心，吾英自无有不乐与中国常常往来之理。至于通信一层，则此次敝使回国后，一将贵国皇帝所赠的礼物交与英皇，英皇立即写一谢信交由敝国商船带回。若论将来再派钦差的事，则中英两国意见稍有不同。我们英国本来主张两国互派钦使，常驻京城的，若中国能答应这句话，敝使便打算住在北京，俟满任之后回国。任内两国国际上起有交涉，即由敝使就近与贵国政府妥商办理，此因两国相去极远，为节省经费办事妥便起见，自以此法为最善。后贵国政府以此事有背成法不允所请，敝使只得回国。然回国之后将来倘有机会，英皇一定可以再派钦差到中国来的。不过敝使本人因为体质和东方不甚合宜，到了中国几乎无日不病，将来恐怕未必再来了。

    长大人曰：不知这第二位钦使什么时候可以派来？

    余曰：此则颇难说定，因派遣钦使非敝使权力所及。而英国与中国之间重洋遥隔，派一使臣为事非易，敝使无从预算其时期也。

    余与长大人谈论多时，长大人意殊欣喜，言：此事皇上闻之意必甚悦。当立草一折，详述吾二人之谈话，由急使送往北京。临去时，余授以一纸，即前日所言之说帖，长大人欣然受之。

    去后不数分钟复至吾船。言曰：兄弟要请贵使用中国文体写一封信，算是写给兄弟的。信中的话除通常客套而外，略述贵使到中国后颇蒙中国皇帝优待，回国时又承皇帝简派能员妥为照料，心中感谢之至，请为代谢圣恩云云。这封信贵使写来了，兄弟便把它附入折中，送往北京，皇帝见了准可格外欣慰，不知贵使亦赞成否？

    余曰：赞成之至，明天便写好了送来。

    此人办事颇具热心，且每与余相见一次即觉亲密一次。吾知其接广东任后洋商必大受其惠也。

    21日礼拜四。上午10点钟，登陆，行9点钟，历程24英里而至玉山，午饭则于半途用之。其地盖浙江、江西两省交界也。吾等船行已久，今日忽有一日之陆行，精神颇觉爽畅。

    行时，华官备有敞轿、官轿、马匹三种代步，听人自择。吾辈以天气甚佳路亦平整，颇堪驰骤，故骑马者居多。又，吾随员中有喜研究博物之学者数人，沿路见奇异之虫、鱼、花、草即采集之，长大人并不加以禁阻。

    余则见一处种茶树甚多，出资向乡人购其数株，令以泥土培壅其根，做球形，使入舁之以行，意将携往印度孟加拉种之。果能载种得法，地方官悉心提倡，则不出数十年，印度之茶叶必能著闻于世也。

    今日，余以昨日长大人嘱余书之信札面交长大人。长大人见其字端秀，即问这一封信是谁誊写的？余告以系小史但顿所写。长大人不信，诧曰：这么一个十二三岁的外国小孩子怎能写得出这一笔中国字来？后见书末有小史但顿自书之乔治·史但顿誊写字样，长大人乃曰：这人毕竟还有些孩子气，我们中国规矩，信上面誊写人决不具名的。现在具了名，好笑极了。

    24日礼拜日。昨晚抵玉山后又复上船，改由水路进行。以近数日中此间降雨极多，地面所受水分太足，夜来乃郁而为雾。

    故昨夜开船后，虽河身较前此所经之处深阔几及一倍，而以雾重之故航行乃转觉危险，两船互相撞击之事一夕可闻十数次，船中乘客因此咸不能安睡。至于两岸景色则无论树木、房屋、寺院、宝塔之属均模糊莫辨，但见其起伏于白色迷漠中，宛若天魔海怪獠牙张舌做扑人之状而已。

    28日礼拜四。航行至此，改乘一种较大之船只前进。从前所乘之小号船只布置颇雅洁可人意，只以船体太小不能多置什物，处身其中略嫌局促。今江面较宽故即改用大船也。

    29日礼拜五。夜间停船于一距南昌府4英里之村庄。江西抚台特自省城到船拜见，随身带来礼物多种，有茶叶、茶杯、小珠、丝绸、红缎等物。余亦以镶珠时表一对及小刀、剪刀、葡萄酒、白兰地酒等物赠之。

    30日礼拜六。至此河身益宽，然极浅，仅中央一部可通舟楫。弥望两岸，都如沙滩，无树木、房屋。据云，每年夏秋水发，此种沙滩悉成泽国，望之一片汪洋，广袤可及数十里也。

    今日天气甚寒，冻云蔽日，蛰居舟中，至觉无聊。

    夜分，长大人率樊、周二大人过余船做长谈。神情为之一畅。渠等来时乃8点钟，直至此时始去，此时盖已夜半12点钟矣。

    长大人为人极谦和，每谈一事辄喜道其详尽，其所不知者亦津津穷问其原委。今日与吾相见时，先问余英吉利人在广东之商业如何？贸易总数究有多少？余据实告之。彼乃曰：目下广东官员营私作弊吞没公款的非常之多，皇上虽是在北京却也颇有所闻，故此次特派兄弟前往整顿。但该省的事务复杂得很，再夹了许多洋人在里面，兄弟一时实在弄不清楚，若其中有什么事，贵使知道的很确凿的，还望指教指教。俾兄弟心中有了这个底子，查办起来可以容易些。

    余曰：敝使从前并未到过广东，故于该处情形除税关事务略知一二外，其余各事茫无所知，但此次到广东后，必可代替大人打听一二。缘该处积弊既深，英国侨商必有能道其详尽者。今大人既存剔清弊窦之心，彼等到自无不乐举以告也。

    长大人曰：那么很好，贵使倘有所闻请告诉周大人。

    遂谓周大人曰：老兄文理很好，要是马钦差告诉你的话呢，你便将它记了下来给我看。语时，长大人偶欲点火吸烟，而其长随适出，余即自身间出一磷瓶（译者按：此系火柴之古制）取火与之，彼乃大异，诧曰：奇了，怎么一个人衣袋里放了火会没有危险的呢？

    余乃告以磷能取火故，且即以磷瓶赠之。有此一事，吾辈之谈话，乃由政治问题转入工业问题。中国工业虽有数种，远出吾欧人之上，然以全体而论，化学上及医学上之知识，实处于极幼稚之地位。吾至中国见其人民中瞽者极多，跛者亦随处皆是，而目瞽则无良药以疗之；足跛则但能支之以棒而不能装用木足。因曰：国家人口之繁盛与否，与医学、化学至有关系，倘医、化两学不能发达，则人民死于非命者甚多，国势必不能强盛。

    长大人曰：这话说得很有道理。

    余曰：敝国人士对于医、化两学研习颇勤，现在已发明妙术多种，如：溺水之人可用机械的手续使之复活。失明者可用glan coma抽出法，使其重明；足抱残疾，则可装用木足令其行动如常。凡此仁术倘贵国朝廷能许吾英人自由来华者，吾英人必能悉心传授华人，于华人一面似属不无小补。

    长大人及樊、周二大人一闻此言，为状乃如大梦初觉，意想中似深以中朝用冷淡之态度对待英人为不善，故向吾不得不示其抱歉之意。然因此二人之故，吾乃不得不回念和中堂之态度。前在热河时，一日吾与和中堂谈及欧洲物质上之文明，言近日欧洲发明之物事，日多一日。即如升天一事，昔人以为无论如何万非人力所能办到者，今则已有气球之发明，凌霄高举颇非难事，倘中堂有意敝使可令一长于此技者到京演习。此事在他人闻之，吾料其必喜形于色，而中堂则不特以冷漠之态度对待此事，即对于其余一切物质上之进化，凡吾人以为奇妙不可思议者，均一律以唯唯否否置之，其态度与长、樊、周三大人相较，冷热几同冰炭。究竟和中堂之知识出于三人之下欤，抑中堂为成法所拘，不能为此空前未有之奇事欤，则非余所知矣。然吾闻康熙大帝御极之日亦颇重科学，一时西洋教士来华当差者为数甚多，乃至大帝殡天之后，后员竟不克继其大志。虽当差洋人并未辞退，而政府对于彼辈初不重礼，几有全不理会之态，此殆以当时士所研究者初无成绩之可言，或即有成绩亦不切实用，遂致中国政府不复以科学为人生所急，而对于西洋物质上之进步亦以此一概抹杀。果如是者，吾苟设为一言，谓中国上有鞑靼之政府，而其所属人民得有休养元气之福泽者，则此言必为大误。它姑不论，近年中国各省兵乱之事，几于无岁无之，虽此种兵乱旋起旋灭，于国家大势无关，而祸根不除，人民之当其冲者，宛如病虐大寒大热交尅其身，日日不已，有不精疲力倦者乎？

    12月5日礼拜四。天晴日出，日与吾等久违矣，今日相见，同行者无不大表欢迎。两岸青山亦嫣然含笑；山下树木蔚然成林；树木深处、岩石之上，时有小村，隐约可见，野人睹吾船衔接而过则鼓噪以示欢，旅行至此凡虑尽涤矣。

    夜抵赣州，乃一头等城邑，有城垣围之。船到时，当地兵队整列出迎。至此吾当总括一笔，盖吾辈一路至此，每过兵站，兵士怠无有不行之礼者，均高举军旗，奏乐鸣炮，鸣炮之数以三响为常，亦有略备果点遣人送至船上者。

    9日礼拜一。天色仍佳，而所过之地荒凉倍于从前。然有一事颇堪注意，即下流社会之妇女是也。此间穷苦妇女多不缠足，且不着履袜，能负重以远行，亦能为种种劳动之事，凡男子所能者，渠等无不能之。衣饰亦与男子大同小异，除挽发做髻及两耳戴有耳环外，其余无一不与男子相同。此等女子体质最强且能耐苦，中国下流社会之人咸以娶得江西老婆为交好运云。

    今日下午9点钟抵南安府。长大人手持一纸来谓我曰：此系皇上所降谕旨，顷自北京送来者。余问谕中有何话说？长大人曰：谕中言，皇上对于贵使非常满意，若将来贵国再派使臣到中国，中国一定欢迎。但是来的时候请在广东上岸，不必将洋船开往天津。此项谕旨兄弟可叫人抄写一个副本交给贵使存着。

    余谢其意，内念向来洋人到中国者，悉在广东上岸，中国东北部沿海一带如渤海、黄海等处从未有洋人足迹。今乾隆皇帝虽降谕下次英来时当在广东上岸，而余此次之来，得至洋人向来未至之处亦殊可欣慰也。

    长大人又言：前日贵使嘱兄弟送往广东的书信早已送去，只是到现在还没有回信，不知“狮子”船究竟怎样了。

    10日礼拜二。早晨登陆，自南安府出发。此时亦一繁盛之区，倚山为城，山势甚峻，自江上突起，形势绝佳。行时，华官亦如前此陆行之例，备马、轿两种听人自择。轿式与前此所乘者无异，而马则特小，然有力耐走，久行不疲，自南江至南州府为程33英里，行9小时即达，中途休息及茶点之时间亦在其内。

    今日所经之路盖在山南，山南之民以外观言之，似较山北朴塞，其文明程度究竟相差几何，则无从臆测。

    11日礼拜三。自南州出发仍由水道前进。南州人口甚繁，城池亦甚大。昨日吾等进城门后，行一点余钟始至馆舍。此馆设乃系考试士子贡院，华官以城中无特设之馆舍，即借为款接吾辈之用。吾随员中曾有数人宿于院内，吾则以到城之时船只已备，即径往船中居之。

    今日晨起，开船之后见河水，益形浅促，船户推挽船只之苦百倍于前。

    两岸复多沙土偶为雨水所冲，即坍入河身为交通之障碍。此河苟不加以修治，恐再越数年或十数年，舟楫之利必致全废也。

    据华人言：自此以往，过韶州而后河水较深，即可改用较大之船只，唯装运货物之船则以仍用小船为便。又言：自南州至广州，通常不过七八日路程。然长大人之意则拟先率其部下人员、夫役赶往广州预备款接吾等之礼，以是吾等行程不得不特意延缓一二日，俾长大人得而从容预备。

    长大人自杭州至此一路与吾同行，至今日乃来与吾辞别。言：兄弟在未抵广州之前拟写一封信往北京去，说贵使此次回国不特心中并无不满意之处，而且对于皇上优待之意颇行感激，想来兄弟说这一句话，贵使无有不赞成的？

    余曰：敝使至此承贵国皇帝极意优待，又承待简一贤明大员如阁下者，至广东剔清弊窦，保护洋商。敝使个人固宜厚致谢意，即敝国皇帝陛下亦必能因此深悉贵国皇帝联络交友之忱。请大人便照这句话写去便了。

    于是长大人遂欣然登舟而去，留樊、周二大人与余做伴。樊、周二大人与余相见之后，即无一时无一事不以诚意相待。今长大人待余殷恳至此，亦半系二人之力，盖二人于长大人为旧交，二人既与吾善，长大人自能听信其言而善吾也。

    14日礼拜六，自韶州府启行抵昆桑港（译音）夜泊。

    15日礼拜。日间往游菩萨庙（译音，游庙情形删）。夜分开船。

    16日礼拜一。自此以往船行于两山之间，山势极高且峻峭，绿树森立，江则平阔且深，船行极稳。自船中外望，见山之一峰有一黑色小径蜿蜒于其上，小径尽处则为一黑色之堆，问诸华人始知黑堆系山中开出之石炭。此石炭一物中国出产颇富，然中国以科学的工业未曾发达之故，无所用此也。

    晚抵清远，樊、周二人同过吾船与余做竟夕之谈。余自北京至此，见各处均有荒山荒地未经垦殖者，因问此种荒地是否有主？

    周大人曰：中国定制，凡已垦之地各有业主，未垦者不论平地、山地悉归官有，其有愿垦之人可向官厅报明数目自行领种，领种无需缴费，但至垦熟后须照例完税而已。然余以为中国可以垦种之田地，至今已无一亩不有人垦种之矣。（译者按：此二语未必尽然。）

    ●谈及乾隆

    后两大人与吾谈及乾隆皇平居（原注：平居云者，指非旅行时期及非狩猎时期而言。）之状况。言：皇帝每日破晨三点钟即起，起后立往宝塔中拜佛，此拜佛一事乃皇帝个人之私事，与国事无关。拜佛之后即浏览章奏，皇帝登极后各处大员均许直接呈递章奏。章奏到京后，皇帝一一必亲自批阅，故每日必划出数时浏览之，到七时始进早食。

    食后，在宫中小憩，与宫眷、嫔妃、太监之属杂谈琐事。

    次乃召相国入，与论时事，又次则临朝。国老大臣之例须上朝者均至。

    午饭时间，恒在下午三点钟，饭后或往戏园或为它种游戏，后此则为读书直至就寝而止。其就寝之时间无迟至下午七点钟以后者。

    皇帝有后一，今已死，贵妃二、妃六、嫔百。有已死者，有尚在者。子甚多，嫡出庶出不一，然存者已不过数人。有数女均嫁鞑靼，不与汉族通婚。

    皇帝天性豁略有大度，读书解事理，性质慈善而笃信佛教。对于臣下恒持恕道，然有与之为敌者必穷治弗赦，又以国家兴盛、功业宏大之故，处事不免失之躁急。每有无关紧要之事，皇帝意中以为不善者辄盛怒以临之，怒则其势汹汹不可扼制；性又多忌，不特为大臣者不能操纵事权。即诸皇子中虽有年过40者，而皇帝犹不许其预闻政事，故皇帝春秋虽高，将来大位谁属，尚未能定。唯以群议测之，皇长孙少年英俊且曾由皇帝命其办事颇著勋劳，在诸皇子皇孙中，或以此人为最有希望云。

    数年前，皇帝以在位日久倦于政事，曾定一日期预备传位，至日期将近帝忽变意，言曰：朕年力尚壮颇能办事，若此即将大事传与孩子们去干，一定干不好。至近日，皇帝又定1796年为传位之期，然国人尚疑其未必果肯传位。

    帝今年已83岁，体格强健，饶有臂力，行旅治事绝无龙钟之状，尝自命为古稀天子，其实不特古稀，亦中外各国之所稀见也。

    ●即至广州

    17日礼拜二。至此河面极阔且已与外海潮水相遇，故航行极易。其地距广州已不过30英里，两岸均有山，两山相距则可七八英里。

    夜抵三水县，县中华官已备有大号官船，供装运吾等至广州之用。余恐长大人尚未能预备就绪，拟迟迟而行，定于礼拜四至广东。

    18日礼拜三。早晨过佛山，乃一寻常之城邑。

    午刻，抵一花园，系广州中国行家所建。入园后，有广东商务公司（译者按：英人所设）之书记哈尔及其经理人勃朗尼、爱尔英、杰克生等人同出欢迎。言钦使致古完勋爵之信已经送去，现在“狮子”船并未它往，仍停泊广东沿海。又出欧洲寄来之书信、包裹等物分致余等。

    余等自启行来华后，已15个月未得欧洲息耗，今日得见此项信件，欢喜直无可伦比。后彼等又为余介见广东行家之执事人多人，盖均系来自广州专程欢迎者。余感其盛意，一一温辞慰谢之，且定于明日前往广东。

    余在未至广东之前，有一事不可不补记。其事盖即自南州府以降，每过一城镇即有极严肃之兵队向吾辈行礼，此军队行礼之事吾于所经各处均遇之，此间之军队，想亦不过受长大人命令向吾辈表示敬意。初无足异，然其人数之众多、军容之整肃，于行礼之中似夹有示威之性质，乃不能令我无疑。广东一处地近海洋，洋人到中国者必在此间登岸，中国为防御洋人起见，特设重兵镇之。今兵队向吾等行礼而夹有示威之性质者，吾料其心中必蓄有一语，谓汝辈洋人看者，吾中国兵备甚佳，汝等若敢犯顺，吾辈无时不有对付之具。

    然以余观之，此种宽衣大袖之兵，既未受过军事教育，而所用军器又不过刀、枪、弓、矢之属，一旦不幸，洋兵长驱而来，此辈果能抵抗与否？尚属一不易置答之疑问也。

    19日礼拜四。上午11时，乘坐华官所备官船前往广州。

    下午二时登岸，经一大石级复行五六十码，即抵一特设之馆舍。总督长大人及抚台、藩台与广州附近各地方之高级官员均官服出迎，导吾等至一广厅。厅中左右两面均有安乐椅二行，排列做相套之半圆形。

    进厅后，长大人及其属员与吾等对面而坐，谈论约及一小时。所谈之事大半系吾辈自北京至此所经各处之情形，及“狮子”船已经开至广东黄埔（译者按：黄埔系广东沿海一小岛）之息耗。后长大人导吾辈至戏园中观剧（原注：所演者为喜剧，优伶均系一时名角，长大人派人往南京雇来者），即于园中设宴款接，肴馔之盛既为吾毕生所未见，而长大人招待之殷勤，亦足令吾心感靡既。据华人言：向来洋人之至广东者，中国官场从不加以礼遇，此次总督大人到任之初即设盛宴款接洋人，实为从来未有之奇举。故当地人民无不异常注意云。

    吾辈所居之馆舍在一小岛之上，地与英国洋行相对。英国洋行盖建于大陆之上，地在广州城外，与馆舍相隔之河面其宽不过半英里也。馆舍之中，房屋极多，分为数院，互相隔离。各院之装置形式虽殊，而其精致华丽，适合卫生则一。中有数院用西洋陈设之法，有玻璃之窗及燃煤之火炉，于吾辈之生活尤为合适，盖际此冬季，吾辈惯于向火者非火炉不暖也。

    馆舍四周乃一绝大之花园，有奇异之花木及不易习见之名卉甚多。其一旁有一神庙，庙中有一高台，登台远望，广州全城之景及城外江河舟楫，可尽入寸瞳间也。

    20日礼拜五。晨起，戏园中金鼓已作，优伶已粉墨登台。余乃大奇，后闻华人言：中国官场接待上宾，当于宾客到馆之一日起至离馆之一日止，令伶人继续演剧，自晨至暮不可稍休，休则即系失礼。然吾以此间之戏园，适建于吾所居院落之前，若终日连演不已，不特观之生厌，而且金鼓之声足喧扰人耳，使不能治事。苟于中国成法无背，吾必声请长大人罢此重礼，或请长大人令伶人不必日夕开演，至吾莅园之时乃演之。然吾恐将来乾隆皇帝遣使至英国时，雇用伶人演剧以娱之即可，若欲罗致名伶人多人日夕开演，则势有所不能也。

    21日礼拜六至23日礼拜一。三日中接见宾客甚忙。

    接见之人，长大人而外有本省之抚台、藩台，韶州之知府及地方官多人，来自远处者。

    有一日，长大人及藩台均在座，余提及广东之商业及税务问题。长大人曰：兄弟知道本省弊端很深，非大大地改换办法，一辈子都整顿不好。

    藩台即起与辩论，言本省并无何种弊端，依着成法办理最为稳妥，倘有了无谓的更张反要误事。

    二人辩论之终未能有若何之解决，然而即此一席话，吾已知藩台必为此间作弊大王。有此弊王作梗，吾虽甚望长大人之得以推行其志，而长大人之志之果能推行与否，则在不可知之数矣。

    24日礼拜二。吾中国译员李君，向余言，华官之中有数人意欲得吾礼物，以为纪念。余乃自开一单命摆劳分赠之。

    25日礼拜三。今日系耶稣圣诞，余及随从诸员均渡河至英国洋行，与行中诸英人同饭。

    1794年1月1日礼拜三。晨间，总督长大人盛列仪仗至吾馆舍中拜见。言：顷由北京送到敕书一道，系皇帝赐与贵使者。因自一亭式之肩舆中，双手捧出黄纸一卷置吾手中。吾敬谨接受后即问：敕书中内容何若？长大人乃为余解释其义。略曰：（译者按：以下译意）谕尔英吉利国使臣马戛尔尼：尔英吉利国地在海外，与天朝相去甚远。尔国国王以仰慕天朝文化之故，命汝赍远表章方物到京进贡。朕披阅表章，见其情词恭顺，除将所呈贡物分别赏收及准汝瞻觐外，复以文绮珍玩等物赐汝，且令大臣等妥为保护（译者按：原文中略）。兹据大臣等转奏，尔意中尚拟恳联再降一谕，说明天朝不能允准尔前此所请各节之故。尔于天朝体制原未谙悉，朕前此所降二敕，尔既尚有未能明白之处，应即依尔所请再为汝剀切言之，以示宽待远人之意（译者按：原文中略）。当知尔所请各节实因碍于天朝体制，不能照准，即朕虽有允准之心，亦不能改变祖宗成法。尔回国后务将此事禀尔国王，以见天朝并无恶尔英人之意。此谕到后，仰该使所在地方长官细为该英吉利使臣解释之云云。

    译者按：此谕汉文原本已无从查考；英文译本则语气与前二敕不类，盖二敕为大国对小国之口气，此谕则为平等国口气，显系译员从中改窜者，今依英文译出，虽意不失真而字句则恐与原文相去远矣。

    长大人又言：兄弟到了广东虽不多几日，却已出了两道告示，说凡有伤害洋人及欺侮洋人的一概从重治罪。

    余则以到广州后所探得之官场弊端之一告之，嘱其着手整顿。

    今日为吾西历新年，余及随从诸员均渡河至英国洋行中宴饮。

    8日礼拜三。上午十点钟余及各随员同往英国洋行，此盖为中国官员及英国商人预定饯别吾等之地。故余等至行时，长大人、周大人、樊大人及本省抚台、藩台、潮州知府等，已先在门首恭候。相见礼毕，即入行中饮宴，宾主异常欢洽。

    下午1时，余与史但顿、小史但顿、古完、彭森及其他各随员，向彼等告别，同坐驳船至黄埔地方，登“狮子”船。驳船之上悬以旗旆，船户亦着用制服，诸船衔接自江中过时状殊整齐可观。

    上“狮子”船后，至晚，樊、周二大人上船话别。余命庖丁治馔享之。二人自与余相见之后，无一事不竭诚照料，至今日话别时乃不禁向作挥泪，其爱我之性决非伪饰。吾苟受其惠而忘之，上帝必不吾许也。

    9日礼拜四。樊、周二大人以个人资格，遣人送来蔬果20大篓。

    10日礼拜五。启碇，俟至澳门时略作勾留后，即径行回国。

    以上所记各事乃吾出使中国时逐日随笔记述者。其关于国际与社会之观察及它种重要问题，另有《中国游记》一书详述之。

    译者按：乾隆六十年十二月壬寅，即高宗退位之前八日，又一敕与英王乔治第三，实为英使马戛尔尼来华行朝觐礼最后之结束。敕曰：军机大臣等朱珪奏英吉利国呈进表贡一折，该国王因前年贡使进京赏赍优渥，特具表文土物呈进，具见悃忱。虽未派专使来粤，有何不可，已准其赏收，并发给敕书一道。谕以尔国远隔重洋，上年遣使恭赍表贡，航海祝釐，朕鉴尔国王悃忱，令使臣等瞻觐与宴，锡赍骈藩，颁发敕谕回国，并赐尔国王文绮珍玩，用示怀柔。兹尔国王复备具表文土物由夷船寄粤进呈，具见恭顺之诚。天朝抚有万国，琛尽来廷，不贵其物唯贵其诚，已饬谕疆臣将贡物进收。俾申虔敬。至天朝从前征剿廓尔克喀时，大将军统领大兵深入连得要隘，廓尔喀震慑兵威，匍匐乞降，大将军始拒情入奏。天朝仁慈广被，中外一体，不忍该处生灵咸就歼除，是以允准投诚。彼时曾据大将军奏及尔国王遣使前赴卫藏投禀，有劝令廓尔喀投顺之语，其时大功业已告成，并未烦尔国兵力。令尔国王表文内以此事在从前贡使起身之后未及奏明，想未详悉始末，但尔国王能知大义，恭顺天朝，深堪嘉尚，兹特颁赐尔国王锦缎等件。尔国王其益励荩诚，永承恩眷，以副朕绥远敷仁之至意。朱珪接到后，可即交与该国大班波郎专送回国，俾该国王益加感戴恭顺，以示怀柔。至天朝官员例不与外夷交际，其致送前任总督监督礼物，朱珪饬令寄回，所办亦是。

    刘半农 译

  • 欧阳哲生：英国马戛尔尼使团的“北京经验”

    摘要：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是中英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使团在北京、热河的经历是其访华过程中的重头戏，围绕此行使团留下了大量日记、游记、报告和绘画，详细记录了使团在北京、热河访问时所获得的风土人情、地理环境、人口、妇女、军事、官场等方面的现场材料，它们填补了此前英国人没有亲身游历北京、热河、天津等地的空白，成为鸦片战争前英国人“北京经验”的主要材料来源，在西方产生了重要的后续影响。

    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是中英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围绕这一事件，以往中外史学家主要围绕马戛尔尼使团与清朝接触的过程，特别是马戛尔尼使团觐见乾隆皇帝的礼仪问题及其相关文献记载展开争辩。而对马戛尔尼使团出使中国的另一重要目的——为英国搜集第一手中国现场材料，则缺乏足够的重视和论述。1792年9月8日英国内政大臣邓达斯致信马戛尔尼，下达出使的正式指示中，除提到出使中国承负的商贸、外交使命外，还特别提到搜集情报、评估中国实力的使。同日，东印度公司董事会主席巴林（F.Baring）、副主席伯吉斯（J.Smith Burges）致信马戛尔尼，除说明“使团之费用由公司承担”外，也特别要求使团搜集中国茶、丝、棉织品等物品的商业情报（包括种植生产和商业贸易）。尽管使团所承负的商贸、外交使命没有获得满意的结果，但在搜集情报、评估中国实力方面，却由于使团成员的努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对此，马戛尔尼本人已有某种程度的自信和预感：“我常常想，要是能读读使团成员写的日记，一定是大有裨益的。即使是随身仆从的回忆录也有某种价值。”的确,当我们通览使团成员旅行中的日记和后来出版的回忆录，大致可以认同马戛尔尼这一说法并非虚词。基于这一认识，本文拟就马戛尔尼使团北京、热河之行所取得的“北京经验”作一探讨，英文中的“经验”（Experience）包含两重意义：一是亲身经历，二是实录其经历，有时还包含对其经历的态度和研究。毫无疑问，马戛尔尼使团在北京、热河的经历是其访华过程中的重头戏，其所见所闻亦是“北京经验”的主要内容。通过考察马戛尔尼使团的北京、热河之行及其使团留下的相关文献，我们对马戛尔尼使团视域中的北京及其对西方产生的后续影响，可以获致更为深入的认识。

    一、鸦片战争前英国使团的两次北京之行

    在西方国家，英国人来华可谓姗姗来迟。这是因为大英帝国对东方的兴趣或精力主要放在经营殖民地印度的缘故。故英国在十八世纪末以前实录性的“中国经验”文献材料寥寥无几，而真正涉及北京的仅有苏格兰安特蒙尼人约翰﹒贝尔（John Bell，1691—1780）的一部旅行记，他曾于1719年随俄国沙皇派遣使团访问中国，第二年11月到达北京，在北京至少逗留了三个多月。回国后，约翰﹒贝尔撰写了一部有关此行的旅行记——《从俄国圣·彼得堡到亚洲各地区的旅行》（Travels from St Petersburg in Russia to Various Parts of Asia），此书1763年在英国格拉斯哥分两卷出版，这可能是最早的英国人“北京经验”的实录。由于约翰﹒贝尔是作为俄罗斯使团的医生随同前往中国，并最早进入北京的英国人。因此，他作为英国人来京的代表身份仍值得保留。在英国极为有限的有关中国材料中，我们看到的大多为一些想象的、虚构的文学游记。

    真正作为英国使团首次来到北京的是1793年的马戛尔尼使团，他们掀开了中英关系史新的一页。与以往西方外交使团来华相比，马戛尔尼使团无论在代表团人数规模、携带礼品数量，还是在被接待规格，都超过此前荷兰、俄罗斯、葡萄牙等国的使团，马戛尔尼使团可以说是十八世纪中西交流的高潮。更为重要的是，马戛尔尼使团回国以后，其成员纷纷出版此行的纪实性著述，如日记、回忆录、旅行报告，且随后出现各种欧洲语言的翻译版本，故此行获取的信息在欧美迅即得到传播，在出版界刮起了一股不小的“中国风”。与此前法国传教士所撰写的书信或报告相比，使团成员留下的纪实性文献，其份量和影响可以说毫不逊色。迄今已整理出版了9名使团成员的旅行日记、回忆录、报告或画册，他们是：爱尼斯·安德逊、斯当东、塞缪尔·霍姆斯、赫脱南、威廉·亚历山大、约翰·巴罗、詹姆斯·丁威迪、马戛尔尼、吉兰。另外我们知道至少还有5人留下了手稿，他们是：“狮子号”舰长高厄、绘画师希基、炮兵军官巴瑞施、使团秘书温德、小斯当东。斯当东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曾引用希基、巴瑞施、吉兰、巴罗等人的相关记叙，均出自未刊的手稿。因使团成员由各种不同身份、不同职业（外交、商贸、医生、科技人员、画家等）的人员组成，其纪录访华之行的内容各有侧重，他们之间的回忆也构成一种互补，从而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乾隆时期中国的面貌。其中安德逊的《英使访华录》（A Narrative of the British Embassy to China in the Years 1792,1793,and 1794，中译本又题为《英国人眼中的大清王朝》）出版最早，系由英国出版商请人据安氏日记整理而成。斯当东爵士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是使团的“正式报告”，详于使团访华的整个活动过程纪录。巴罗的《中国游记》（Travels in China，中译本题为《我看乾隆盛世》）对其中国见闻按专题作了新的归纳，加重了评论和其态度表述的份量。马戛尔尼勋爵的《我们首次出使中国：马戛尔尼一生记事》（Our First Ambassador to China:An Account of the Life of George Earl of Macartney）和《一个访华使团：1793—1794年马戛尔尼勋爵率团出使乾隆皇帝期间写下的日记》（An Embassy to China:being the Journal Kept by Lord Macartney during his Embassy to the Emperor Ch’ien —lung,1793—1794）两书则是其个人日记的整理稿，内容虽相对简要，但价值甚高，在后一书还保有一份《马戛尔尼关于中国的考察报告》（Lord Macartney’s Observation on China），显系马氏的个人汇报。《詹姆斯·丁威迪传记体回忆录》（Biographical Memoir of James Dinwiddie）则对其在北京装配科学仪器的过程有较为翔实的记叙。亚历山大的画册则在文字之外，为人们展现了一幅丰富多彩的十八世纪末中国风情画。

    1816年英国第二次派出阿美士德勋爵（Lord William Pitt Amherst）使团访华，并抵达北京。其在华旅行路线与马戛尔尼使团一样，但在北京仅停留十小时即被驱逐，使团成员留下的此行游记有：副使小斯当的《阿美士德使团纪行》、勋爵秘书埃利斯的《新近出使中国纪事》和医生克垃克·埃布尔的《中国内地旅行记》。其内容和价值相对贫乏。埃利斯甚至抱怨地说：“关于中国及其居民的印象占据着我们的记忆，如果除去公务的考虑，我真应该认为这次旅行是浪费时间，一无所获。既没有体会到文明生活优雅的舒适，也没有那种绝大多数半野蛮国家的狂热兴趣，只是感到自己的情绪心情受到周围沉闷、压抑气氛的影响。”这是一次彻底失败的遣使。

    以上是我们迄今知道的鸦片战争以前英国使团进入北京的两次纪录。须加指出的是，马戛尔尼使团成员留下的文献在整理出版过程中，往往经过了编辑加工处理；且越是出版时间较晚的文献，其贬华的倾向则更为明显，其附加的偏见、成见的痕迹也较多，或隐或显地与时代背景可能有某些关联。英国学者毕可思指出：“当通商口岸的存在受到攻击时，马戛尔尼使团和中英关系的其它版本的历史就涌现出来了。例如，普理查德对该使团叩头问题的学究似的考据发表于该事件150周年的1943年，决不是什么巧合。还应注意到，该文发表于英国和美国正式放弃它们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和通商口岸时代终后的一个月。”类似的情形似乎还有，如1868年出版的《詹姆斯·丁威迪传记体回忆录》发出的“中国除了被一个文明的国家征服以外，没有任何办法使它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的叫喊，不免使人产生这是否在为8年以前结束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辩护的疑问。实际上，英美学者普理查德、让—路易·克莱默一平、何伟亚三人的研究成果，微妙地折射了英美方面在1930、40年代（民国时期）、1950、6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90年代（后冷战时期）处理中英关系的态度。这就要求我们在阅读使用这些文献时需要谨慎地加以鉴别，分清那些是使团成员有关中国的实际叙述，那些是使团成员对中国当时的态度或回国以后的态度，那些可能是编辑加工或根据出版商要求增加的迎合市场趣味的文字。

    二、马戛尔尼使团在北京、热河的行程、食宿安排

    为做好接待英国使团的工作，乾隆数次上谕布置有关事宜：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正月十八日谕沿海各省督抚：“如遇该国贡船进口时，务先期派委大员多带员弁兵丁列营站队，务须旗帜鲜明，甲仗精淬。并将该国使臣及随从人数并贡件行李等项，逐一稽查，以肃观瞻，而昭体制。”对沿途各省迎接英国使团的事宜作了交待。六月十七日又谕：“该国贡船笨重，不能收泊内洋，到津后须辗转起拨，计抵热河已在七月二十以外，正可与蒙古王公及缅甸等处贡使一并宴赉。即或海洋风信靡常，到津略晚，不能于七月内前抵热河，即八月初旬到来亦不为迟。但应付外夷事宜必须丰俭适中，方足以符体制。外省习气非失之太过，即失之不及。此次英咭唎国贡使到后，一切款待固不可踵事增华。但该贡使航海远来，初次观光上国，非缅甸、安南等处频年入贡者可比。梁肯堂、徵瑞务宜妥为照料，不可过于简略致为远人所轻。”对英国使团到达热河的具体日期和接待规格作了明确指示。

    秉承乾隆皇帝的指示，中方接待英方的规格很高。1793年7月20日，英国使团乍到登州府，登州知府即上舰拜会。7月31日，天津道台乔人杰、副将王文雄赶来与英国使团洽谈进京事宜。8月7日，直隶总督梁肯堂与马戛尔尼交换名片，11日在天津设行辕热烈欢迎英国使团；钦差大臣长芦盐政徵瑞亦同赶来会面。徵瑞、乔人杰、王文雄是使团在北京、热河活动的主要陪同者。使团在北京、热河行程中的食宿，中方尽其所能，周到安排，令英国使团基本满意。使团在华的一切食宿费用、领航员和登陆后的交通工具，均由中方承担。

    居住 8月17日，使团人员离船上岸，将行李、礼品搬上岸，安放在贮藏所内。马戛尔尼第一次提及当日住处的安排：“我们所住的地方是城郊的一所庙宇，地方很大，有好几个院子和广阔的厅房。我们在这里暂住，觉得很是舒适，每日所供给的物品，和在船上一样，凡有所需，只要略一开口就咄嗟立办。”他对住处的安排感到满意。基希以一个画师的眼光对这座庙宇作了描绘：“本庙建在通州府郊区附近一块渐渐上升但又不陡的高坡上，距离河边半哩，四周围有高墙。对着河边的高墙下面开着一个小门，门外由中国军队站岗警卫。……从这个小门进去通过几个院子和平房然后到达佛堂。佛堂同其余地方又有另外一道墙隔开，墙上打开一个八呎直径的圈洞来往通行。佛堂面对面共两座，中间距离很大，每座都有前廊，廊下柱子都是漆成朱红色的。”安德逊对所住庙宇略有微词：“它的外表是雅致精美，但是这样地低矮，好像对于可以期望给予的显要地位和当时我们考虑到的拨这所房屋的意义不相符合——这座房屋没有哪一部分比一层屋高。”安德逊对这种临时性的住房安排似期望过高，故不免有难合其意之感。

    8月21日使团离开通州，进入北京。进京的第一天，使团被安置在圆明园与海淀之间的弘雅园。马戛尔尼对所下榻的花园并不如意：“中国官员给我们预备好的房子也是在一个花园里的，地方很大，有好几个小院子和亭树。有一小曲径通到小河边，循河而下，曲曲折折而到一小岛，岛的中间有一小屋可为避暑之用。这一带都种了很多树木，颇有草坪山石之胜。整个园子圈以高墙，园门驻有军士一队以资保护。园中的房子，虽然有几间颇为广大并且精洁良好，但若从整体而言，可说是荒秽破损，在冬季时候住下来一定不会很舒适，而只适于夏季避暑。听说像这样的馆舍好几所，都是招待外国使节之用的，我们现在所住的这一所，算是其中最好的了。”

    相对马戛尔尼这一平实、客观的描述，安德逊、斯当东、巴罗、霍姆斯的意见不一，霍姆斯颇留恋此地：“此地有墙环绕，墙长约达二英里。墙内有不同类型的小房舍，且皆甚佳。舍前往往有大溪可浴，亦可作别用。派与卫兵所住房屋，在深林中，颇广爽，且四面环水，总而言之，其地可喜之至。然仅居五六日又移回北京，实可恼之至也。”巴罗则极为不满,他甚至联想起前此荷兰使团访问北京的住宿安排窘境。他如是评价弘雅园：“此园约15英亩，散布着数幢独立的小馆舍，既不够整个使团人员住宿，也容不下礼品和我们的行李，又疏于修整、破败不堪，以至于绝大部分都完全不适于居住。于是我们告知清朝官员，这种居所与一位英国特使的尊贵地位很不相配，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接受。对他来说，下榻于城里还是乡下并不重要，但是馆舍应有适当的生活设施而且体面。”在弘雅园住了两天，8月23日马戛尔尼向中方提出搬离要求，经过一阵讨论，中方答应了英方的要求。当天，马戛尔尼派他的秘书艾奇逊·马克斯威和一位译员随同王大人前往北京城内观看新安排的馆舍。

    8月26日使团搬离了弘雅园，迁到北京城内的一处豪宅。关于这次搬迁情况，马戛尔尼有简短记录：“今早我们从圆明园迁往北京城里居住了。这所华丽的馆舍，在北京内城，地方很大，有十一个院子之多，其中有些还很大，空气又很好。”安德逊、斯当东、巴罗则有更为详尽的描述，安德逊对这一建筑评价较高：“墙壁的砌筑工夫是如此细巧，砖缝间的浆灰像线一样的细，而且是奇特的均匀，必须详细观察以后才能相信这不是画家所画而是泥水匠所筑，这不是用铅笔描画而是用镘划成的。这些砖犹如大理石一样平滑，16英寸长，8英寸宽，2英寸厚。”“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中国人在房屋上的油漆艺术的高超，它的光泽不亚于日本式漆器，它的色彩不但能持久不退而且不受空气、日光和雨水的侵蚀。”斯当东对新居也很满意，他对新居观察得非常细致：“使节团在北京的馆舍宽阔华美，厅房甚多。”“这所官邸的建筑结构同一般中国大官的府第相同。整块园地由一个高的四方形砖墙围起，在一边的角端由一个小门通过一个小窄便道进到里面。从外面看很简单朴素，里面却非常富丽堂皇。”巴罗却不以为然，他的评价大打折扣：“新馆舍足够大，但是卧室肮脏不堪，久已不住人，急需修理，又全无家具。这座府邸被认为是全城最好的一所，……它是已故的广州海关监督，一个户部所建。他后来被提升为长芦盐政，又似乎因侵吞公款而下狱，巨额财产被充了公。被委派来照料使团的官员告诉我们，请求让英国使团占用这座府邸的奏报呈交给皇帝后，他马上批复道：‘当然可以啦。那个国家对建造该府贡献良多，你怎么能够拒绝她的特使临时用一下呢？’从这句话可以推断，清廷相当清楚广州当局对外国人的敲诈勒索。”巴罗所引乾隆这段话明显具有演义性质，斯当东早已说明搬迁新居之事，系“圆明园的总管大臣出来主持，说不必经过请示”，他一言九鼎。巴罗的评价充满了傲慢与偏见。新居原主人穆腾额，正白旗满洲人，武进士，乾隆四十九年至五十一年（1784—1786年）任粤海关监督，后因贪污腐败罪被罢官。

    使团在京食宿安排,中方亦有材料简要记载。《乾隆五十八年七月初八日廷寄》：“大学士伯和字寄直隶总督梁传谕长卢盐运使徵瑞：奉上谕：该贡使到京后，圆明园应在宏雅园居住，城內令备有宽敞房屋居住。”《七月初八日军机处致金简等函》：“启者，本日面奉谕旨：……该使臣到热河瞻观后，定于八月十六日起身回京圆明园，令在宏雅园居住，城内令在穆腾额入官房屋内居住，一切饭食等项，应派内务府人员妥为照料。其两处房屋，量为糊饰打扫，以备给住。”从这两处材料看，使团成员在京实为分弘雅园和穆腾额家两处居住。

    9月8日使团到达热河，被安排在“建筑在一个山坡上”的宫殿。它处在热河镇的南顶端，位于行宫和热河镇之间。据考证，约为今承德市酒庙桥附近的佟王府。“整个馆舍非常宽大方便，从这里可以俯视全镇，和一部分御花园。”中方选择此地应是精心安排。安德逊详细描绘了这座庭院：

    这座建筑不能算宏大或雅丽：它只有一层屋，高低不平，由于建筑在倾斜的地面上房屋高低不一。它的四周有一雉墙，但从山上高处可以窥见屋子，因为它就筑在这山坡上。

    使团回到北京后仍回原住所。10月6日，离京路过通州时，在此住了一宿，马戛尔尼、斯当东、安德逊对所安排的住所说法不一。马戛尔尼说：“我们所住的地方，与城墙相距甚近，房屋建造的时间还不算很远。据说这所馆舍的建筑费值十万英镑之巨，原本是一个粤海关监督的私产，因为他在任上有营私舞弊的行为，皇帝把他的官职革了，很久以来就关在狱中服刑。据一位传教士对我说，那个海关监督弄来的钱财，大部分从广东英商上刮来，所以拿他的私产来招待外国人最适合不过。”此说似与其在北京的馆舍相混。斯当东说：“使节团到达通州之后，仍被招待在上次曾经住过的庙里。”安德逊说得更离谱：“到那里我们发现招待我们的设备已大有改变，分配给我们居住的房子不过是临时搭起的挂着席子的棚子。”三说应以斯当东的说法近是，且合情理。

    值得一提的是，亚历山大的绘画作品中还保有《通州庙里的石碑》、《使团在京下榻弘雅园的石舫》、《使团下榻花园草图》三图，它们成为使团在通州、北京三处住所的历史见证。

    招待 使团抵达庙岛后，中方立即给抛锚的英国“狮子”号送来食品，斯当东写道：“几只中国小船送来大批家畜、水果、蔬菜等供应物品，数量太大，使节船只简直容纳不下，只能收留一部分，将其余的璧谢。”“此后，不须提出请求，大批免费供应的物资源源不断送来。” 7月31日马戛尔尼在他的日记中详细记录了中方赠送的食物数量后，赞叹地说：“这样的厚待客人，我们在交趾支那，在舟山，在登州前所未有，东方人对待远客是这样的热情，真使人可感。”在随后的日子里，使团也处处感觉到中方的热情款待。

    使团进京所到之处，每到一处就受到当地官员的热情接待，周围群众赶来围观，形成欢迎的人潮。8月12日，使团到达天津，“天津的长官，作为礼物，送来三包彩色绸缎，分赠给大使团人员”。8月16日，安德逊记道：“在航程中我们见到更多的村落，更多的人。经常供应我们的肉类、家禽、蔬菜和水果继续收到。约午后5时我们抵达通州城离北京约20英里，我们在这优美的河上航行至此告终。”可见由于中方的热情接待，使团人员是带着愉快的心情走进北京。

    在饮食方面，由于中英习惯不同，使团人员对中方送来的食物有时可能不适。8月6日使团成员乘上中方接载他们的帆船，随即中方送来了食物。中午接到一批生牛肉、面包和水果，安德逊初次品尝的结果，“这牛肉虽则不很肥，但质量很好。但这些面包，虽系很好的面粉所制，但不合我们口味，因为中国既不用酵母，又不用烤炉，因此这面包实质上和普通的面团差不多。”中午又接到一宗煮熟了的食物，内中有牛肉、羊肉、猪肉，熏烤的和烹煮的都有，熏肉“味道也不合我们口味”，烹煮的猪肉“却远为适口”。类似的情形时常有之，并不足为奇，中、英方的饮食方式不同使然。

    由于水土不服，英国使团上岸后，先后有三名成员在这段期间患病离世。8月19日晚，使团机工哈莱·伊兹先生因患急性痢疾而死。第二天使团为他举行隆重的军礼安葬，基于人道主义的理由，中方提供了墓地，并允准使团自由地进入墓地举行葬礼，对此英方颇感欣慰。使团从热河启行之前，使团一名卫兵“因食水果，突然暴病身死”。9月21日使团从热河返回北京途中，使团的炮兵队员詹兰米·利特因患痢疾病逝，随队而行的其他几名士兵也传染上了同样的病，到9月30日，马戛尔尼卫队的50人中就有17人需要隔离治疗。可以想象，使团当时弥漫着恐慌的气氛。

    考察马戛尔尼使团在北京、热河的行程和食宿安排，我们可以发现：第一、使团被允许通过海路北上，由大沽口登陆，然后转入内河航行，经天津、通州，进入北京，这在欧洲外交使团进京路线安排中前所未有，表现了乾隆对英国使团的特别礼遇。相对那些从前在广州登陆后，然后由陆路步行北上，进入北京的外交使团来说，英国使团实在是幸运得多。对此，巴罗曾感叹地提及此前荷兰使团从陆路进京的艰苦情形：“荷兰使团是由陆路进京的。时值隆冬，大江小河皆冰冻了，气温常常在冰点以下8到16度，全国大部分地表都覆盖着冰雪，可是他们常常需要连夜赶路。被强拉来为他们运礼品和行李的农夫们，尽管身负重担，还是被迫竭尽全力跟上他们。范罢览先生记录道，两夜之间，居然就有不少于8名农夫死于重负、冻饿劳累和官员的残酷对待。”第二、使团处处受到中方的热情接待和周到照顾，这对长途跋涉来京的英国使团的确在心理上多少是一个安慰。使团踏上中国的土地后，明显有一种安全感，这改变了过去他们对中国所抱有的成见：“过去一般都认为，对一个没有保障的外国人来说，深入到中国内地是一件困难的事，同时也是危险的事。带着英王委任状前来访问并得到中国皇帝鼓励的使节团，这一行人对自己的安全丝毫没有任何顾虑。……全体使节团员感到绝对的保障。”与前此荷兰使团匆匆赶路进京和在京郊一所“马厩似的处所下榻”的窘境相比，斯当东承认“中国对英国使节的豪华供应不同于一般外国客人”。清廷对英国使团在北京、热河行程的安排可谓从容不迫，有条不紊。

    不过，接待像马戛尔尼使团这样庞大的外交使团，在中方可能还是首次。故清朝方面安排了严密的保安措施，以防不测。五十八年（1793年）二月二十二日乾隆谕有关督抚：“该国贡使到口时，总须不动声色，密加查察防范，以肃观瞻，而昭体制。不可意存玩忽，亦不可张大其事，务使经理得宜，无过不及，方为妥善。”从技术上说，保安措施常常是保卫、监视、控制三位一体，很难截然分开。故使团成员由于文化上的隔阂，对中方的保安措施，时常有不适之感，他们希望能自由自在的进行旅游观光或出入所经城镇，结果不免常与中方人员发生矛盾，使团成员在他们的日记中常常抱怨这一点。

    使团与中方互换礼品后，清朝认为英国使团的任务已告结束；马戛尔尼不适当地提出要求扩大通商等六项要求，被乾隆敕谕一一驳回。随即清朝方面委婉地通知英国使团尽速离京。清朝做出让使团离京的决定是如此匆忙，以致使团成员在心理上感到过于突然，没有任何准备，安德逊如此形容当时的心境：“我们进入北京时好像是穷极无依的人，居留在北京的时候好像是囚犯，离开时好像是流浪者。”英国使团的北京、热河之行先缓后紧，易给人虎头蛇尾之感，这给英国使团成员心理多少带来了一些不良的后遗症。后来的西方历史学家常常以这样的语词形容马戛尔尼使团在北京、热河被款待的过程：“平心而论，大使受到了最礼貌的接待，最热情的款待，最严密的监视和最客套的打发。”

    三、马戛尔尼使团笔下的北京、热河

    为完成自己的赴华使命，马戛尔尼在来华途中做各种“热身”活动，其中之一就是在知识储备上给自己充电。他在座舰“狮子”号上设置了一个图书馆，购买了欧洲出版的各种有关中国的书籍，东印度公司送给他不少于21卷的材料，他将自己的船舱按照中国的方式装饰，实习中国的生活方式。其他使团成员亦有类似的自觉.。由于使团成员本身是通过精心挑选组成，且注意了各种职业的搭配，所以英国使团不同于此前前往中国的任何一个欧洲使团，她不仅依托英国强大的经济、海军背景，而且在知识结构上有着高层次、多职业的组合优势。他们谙熟欧洲的汉学知识谱系，对自己的工作基础有清晰的认识。这一切有助于他们天然地站在一个新的工作起点上，对中国见闻做出超越欧洲其它国家传教士或外交使团的新的解释。

    让我们回到历史现场，沿着使团在北京、热河的行程，将其所见所闻以及相关纪录逐项作一回放。

    初进北京城 8月21日使团浩浩荡荡开进北京，这是一个令使团所有成员都非常激动的时刻。临近城门时，斯当东难以抑制自己内心的激动，他对即将来临的这一刻充满着憧憬：“据说北京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都市，距离越近，心里越急于想看看它到底是什么样子。但这里还没有看到绅士住宅和别墅，说明距离北京还不很近。最后终于到达北京东郊。铺石的街道挤满了人。商店、作坊和顾客之多，处处表示出兴盛繁荣的气象。”“使团刚刚走到城墙，城上马上鸣炮表示欢迎。”“初进北京大门，第一个印象是它同欧洲城市相反，这里街道有一百呎宽，但两边房屋绝大部分都是平房，欧洲城市街道很窄，但房子很高，从街的这一头向那一头望，两边的房子好似彼此互相倾斜靠近一起。北京空气流通，阳光充足，人民表现非常活泼愉快。”斯当东给予北京高度的评价。

    马戛尔尼记述了使团通过北京的路程：“北京郊区很广大，从东郊到东门我们走了十五分钟，我们花了大约两小时穿越北京城，从西门到西郊的尽处花了十五分钟，再从西郊到圆明园又花了两小时。”对于穿越的街景，斯当东、巴罗、安德逊给予了详细描述：

    北京街道都是土路，需要经常洒水以免灰尘飞扬，许多漂亮的“牌楼”横穿街道。………牌楼上面共有三层顶盖，油漆雕刻得非常漂亮。

    街道上的房子绝大部分是商店，外面油漆装潢近似通州府商店，但要大得多。有些商店的屋顶上是一平台，上面布满了各种盆景花草。商店门外挂着角灯、纱灯、丝灯或纸灯，极精巧之能事。商店内外充满了各种货物。

    这座城呈长方形，周长40里，每1里等于600码，所以城墙14英里，不算每座城门外大量延伸的市郊地区，其面积约12平方英里。南城墙有三座门，其余各面都是两座，因此它有时也被称为“九门之城”，但是一般还是叫“北京”，即北方的都城。

    当我们沿途经过时，我们注意到很多人把水泼在街上，使灰尘不致飞扬。当干燥的天气，这种灰沙不只使行路人感到讨厌，也使商店感到讨厌，如果不进行有利措施和必要的预防，则不能不损及暴露在外的商品。

    北京的房屋从它的面积和家庭实用上看是低矮而鄙陋，但它的外貌却体面而雅观，因中国人对他们的店铺和住宅的门面装饰很讲究：店面的上层部分装上一种富丽的金字招牌；在住宅的上层楼阁，刷上油漆和各种装饰；不少妇女在上面按照中国的方式过着消闲的日子。

    在穿过北京城区的过程中，使团遇到了几股队伍，其中一股队伍身着白色饰物，“用欧洲人的眼光来推测，以为这准是一个结婚典礼”，没想到竟是一支送葬的队伍。这似乎是一个不祥的先兆。使团在紫禁城北面当中的三座门对面地点“小憩”，然后经过景山、钟鼓楼，从东向西穿过北京城，落脚于京郊西北处的弘雅园。

    高大、厚重的城墙，宽敞、平直的大道，低矮、木制的房屋，这就是展现在使团成员眼前的北京，这与一百年前欧洲传教士们所看到的和描绘的北京几乎一模一样。

    圆明园 马戛尔尼可能是使团成员中真正有机会深入圆明园游览的人。为商量安置礼品，8月23日乔大人特别带他游览了圆明园，他当天的日记记载了自己所见的一切：

    据说，圆明园周长十八英里。入园门，每经一处，就有一处的景色，其中亭台楼树，池沼花木，多到不可胜数，但又点缀得很适当，构造得很巧妙，使人见了几疑神工鬼斧。我们此次游园，不单是为了游览，而是要商量安放各种礼物的方法，所以只能在行过的地方略一寓目，未能详细观看。以全国之大，如果要逐一细览，恐非一两个月不能了事，就目前所见者，还不及十之一也。然而这十分之一，就已使我永远不能忘怀，我在日记中即欲详言其状，也觉得千头万绪，不知从何处说起，倒不如不说为妙。

    马戛尔尼仅以“正大光明殿”为例说明，因此地在他看来特别适宜摆放使团所带的礼品：“这座大殿面积既大，而且又极壮丽，正好用来陈设我们送来的一部分礼品。”“安排妥当，集此种种精致美观的物品于一堂，恐怕世界上再没有一处可与圆明园比拟的了”。同行的卫兵霍姆斯也描绘了参观的各种类型的优雅小建筑。

    巴罗是使团成员中有机会对圆明园周围作较多观察的人。为安置科学仪器，他留守北京，自称在“皇家宫苑圆明园”居住了“五个星期”，因此他似乎成了使团中的权威发言人。斯当东在他的报告中遂引述巴罗的观察作为依据，巴罗本人在自己的旅行记中对所见的圆明园也花了不少笔墨，但他认为传教士们对圆明园美景的宣传有些夸大其词：“传教士和一些旅行家曾津津乐道北京和圆明园的宫殿多么宏伟壮丽。谁要是信以为真，那么一经目睹就会大失所望。这些宫殿跟该园的普通民居一样，全都是按照帐篷的式样设计的。所谓的壮观只是相对而言，就数量而言；其数量之多的确可以自成一个小镇。它们的墙比普通民居的高，它们的木柱更粗，屋顶更大，不同的部分使用不同的油漆和彩瓦。”他以为欧洲园林建筑并不逊色于圆明园，他甚至不同意威廉·钱伯斯（Sir William Chambers,1726—1796）对中国园林的观察：“要是单就我所见到的下一个结论，它们远远不像威廉·钱伯斯爵士所描绘的中国园林那样神奇和铺张。但是，它们绝对是精心构造之物，而且没有一件有违自然。”威廉·钱伯斯是一位建筑艺术家，曾两度来华访问，撰有《中国房屋、家具、服饰、机械和家庭用具设计图册》、《论东方园林》，他品味不低,具有专业的眼光，对中国园林的评价不致胡说八道。巴罗自称是使团成员中对圆明园观察、游览最多的人，但他由于监控的限制，是否真正获得机会深入圆明园内部进行游览，是一件令人怀疑的事，在他有关圆明园的文字中，除了一大段大而不当的批评外，我们几乎看不到任何实景的描写。

    紫禁城 进入北京城当天，使团成员就有幸看到紫禁城的“黄墙”。10月3日晨，马戛尔尼应和坤之召前往紫禁城接受乾隆皇帝致英王乔治三世的书信。这也许是此次英国使团唯一一次进入紫禁城的机会，马戛尔尼在日记中大致记录了这一过程：

    计自金大人至馆舍，至吾抵宫门之时，为时不过一钟，而抵宫门后静候至三点钟之久，方见和中堂诸国老联翩出迎。行相见礼后，即导余进宫。经华丽之厅事数座、长桥数道，始抵宝殿之前。殿基极高，有石级数十，如梯形，石级尽处，有黄缎襔成之圈手椅一行，状颇郑重。中有一椅，椅上有一黄封，即系乾隆皇帝致英皇之书信。

    吾等在殿下行礼后，拾级而登，至于宝座之前，和中堂乃指椅上之黄封曰：这是皇上赐予你们国王的书信，等一会儿，便须叫执事官送往你馆舍里去，但是照规矩你得先到此地来行个接受礼，所以我叫金钦差请你来。

    马戛尔尼当天身体不适，加上和坤会见马戛尔尼时“恭静之中颇夹有威严之气”，故“心中至觉不耐”。他似没有心思欣赏这座心仪已久的中国皇宫。

    随行前往的副使斯当东在报告中对所见的紫禁城极口称赞：

    北京皇宫建在鞑靼城的中心。虽然北京距离鞑靼区山脉很近，是一个尘土飞扬的地方，但皇宫之内却似乎是天造地设的另一个天地。里面的山和谷，湖水和河水，断崖和斜坡，这样配合，这样的协调，任何一个外来的参观者进到皇宫之后都会自然怀疑到这究竟是一座天造地设的胜景还是人工的创造。整个这块小天地不知道耗费了多少万人的劳力，最后用来供一人的享乐。

    随员安德逊在当天日记中也纪录了他所见的这座中国式皇宫。使团成员并没有机会进入紫禁城里面游览，对其内部情形，自然并不知晓，故其着墨相对有限。

    北京与伦敦比较 正如法国传教士游览北京时喜欢将北京与巴黎作对比一样，英国使团进入北京后，即处处将北京与伦敦进行比较。初次观光北京城，使团成员即对所见交换意见，肯定在财富象征和商业繁荣方面，北京不如伦敦：

    实际所看到的一切，除了皇室而外，远没有未到之前想象的那么美好。假如一个中国人观光了英国的首都之后做一个公正的判断，他将会认为，无论从商店、桥梁、广场和公共建筑的规模和国家财富的象征来比较，大不列颠的首都伦敦是超过北京的。

    从城市绝对面积相比，北京虽比伦敦大，但从北京、伦敦与所在国家面积比例相比，则又要小得多，这样的类比似乎是当时的中国人绝不会想到。“按照面积比例来说，北京和中国相比，同伦敦和英国相比，差得很多。北京的主要部分称为鞑靼城，建于十三世纪一个鞑靼王朝。城是平行四边形，四边面对四个方位基点，面积约十四平方哩，当中是由黄城包围的皇宫。皇宫的面积至少有一平方哩。整个北京约比现在扩建的伦敦大三分之一。……北京鞑靼城之南称为中国城，汉人和所有外省因事晋京的人都住在这里。这个城约九平方哩，城墙大部损坏。住户拥挤在城的一小部分，房舍非常平凡，且不一律，其余大部分空着，或种庄稼。先农坛建在这里。”北京是一座皇城，它的格局和重要建筑、它的宽大的城市面积都反映了这一特征；而伦敦是一座新兴的工业、商兴大都市，它所聚集的居民群体和展现的街区面貌与北京的确大不一样。

    巴罗因未去热河，他在北京所呆的时间较长，有过多次在城内外游览的经历，故有机会对北京作更多、更细致的观察，他表示所见的北京并不如其所期盼的那样美妙，他将北京与欧洲城市的建筑做了对比：“这个著名城市给人的第一眼印象既不足以勾起巨大的期待，也不能引发深入的了解。接近一个欧洲城市，通常都会有丰富多彩的事物引人注目，如城堡、教堂的尖顶、穹顶、方尖碑以及其他高耸的公共建筑，人们心中自然就会想象它们各自的建筑特点和用途。在北京，连一根高耸于屋宇之上的烟囱都看不见。所有的屋宇都差不多一般高，加之街道纵横笔直，就像一个大营地似的外貌统一，整齐而呆板。”

    他对路经北京街头的情景，特别是街头民众做了描写，并将之与伦敦作了比较：“在这样一种特殊场合聚集了如此众多的人是可以预料的，同样的好奇在伦敦也能聚集大批观众，但是北京和伦敦的民众之间有一种明显而惊人的不同。在伦敦，观众全是无所事事者，其注意力也集中在新奇的景物上。在北京，看热闹只是附带的，每个人都既忙于自己的事情同时也满足自己的好奇。事实上，似乎一年中的每一天都同样地喧闹、忙乱和拥挤。我一星期进出西门两三次，尽管有两三个士兵以鞭子为我开路，却没有一次是顺利通过的，尤其是在上午。不过，拥挤的人群完全限于大路上，也就是唯一的出城通道上。纵横交叉的辅街皆平静而安宁。”对北京热闹的街景、拥挤的道路印象深刻。

    使团成员注意到北京与伦敦两城在某些细节上的区别，安德逊发现北京没有出租车：“街道上并无停着接客的车辆，不像在伦敦沿路可有出租的马车：高级人员都备有轿子，较低级人士则乘一种单马或单骡所牵引的两轮篷车”。巴罗留意到北京的垃圾处理办法：“虽然北京并不像古罗马或现代伦敦那样自夸有统一的下水道，用以排除大城市必然会积累的垃圾，却有一项长处是英国首都也难以发现的：没有散发臭气的粪便之类秽物被扔在街道上。这一种洁净或许更应当归功于肥料的珍贵，而不是警察的监管。每家都有一口大缸，一切可用作肥料的东西都被收集在内；缸满之后，可以毫不费力地用它们换钱或蔬菜。”这种人工处理拉圾的办法，有利于废物利用和培植肥料，但与欧洲的下水道排污法相比，其手段显然却较为落后。

    使团成员眼中的北京仅仅是中国的政治中心，不是一个经济、商业中心，也没有繁荣的娱乐业，这与他们原来的想象颇有距离。“北京仅是中国政府的所在地点。它并不是一个港口，也不是一个工业和商业中心。中国政治制度上没有代议性质的机构来帮助，限制或监督皇权。北京也不是一个追求娱乐或享受的地点。欧洲许多繁荣兴盛的大都市同北京情况不一样。在那里住着许多吃祖先遗产或有政治靠山的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尽量销费金钱来追求享受。他们吸去国家的主要收入。……但北京的繁荣兴盛与此迥不相同。在这里，大部分人都有所司，或者服务于有所司的人。除了少数皇帝宗室而外，很少人在大家都各司其事的时候整天没有事做，专门追求享乐。”总之，北京只是一个传统的帝都而已，不是具有发达工业、商业和娱乐业的近代意义上的大都市。这些看法，与此前法国传教士对北京与巴黎两城的比较，只看到两城建筑、人口、街面的不同，明显向前跨越了一大步。

    长城 长城是中国古代文明的象征。9月5日使团到达古北口段的长城。登上长城，使团成员兴奋之情可想而知，马戛尔尼当天日记写道：

    我们步行到了长城的城顶，举目四望，见到它的建筑之坚固，似已超出人类体力范围之外，世界上任何有名的工程，虽尽集合在一起也不能和长城的工程相比。可惜历年已久，毁坏者占其大半，而中国人又似乎对此不大重视的。

    斯当东对发现长城似有一种意外的欣喜，站在长城他浮想联翩：

    第四天早晨，遥望远山腰一条非常突出的曲曲折折的线条，好似从远处看苏格兰的格奈斯山上的石英矿脉。……我们没有想到这是一条城墙，也没想到它能建到这些地方。站在一处，一眼望过去，这条堡垒式城墙从小山岭到最高山顶，穿过河流上的拱门，下到最深的山谷，在重要隘口地方筑成两道或三道城墙，每一百码左右距离建有一座高大的棱堡或楼塔，整个这条城墙一眼望不到边。这样巨大的工程真令人惊心动魄。

    斯当东将自己所见的长城构造、尺寸和建筑材料、堡垒和雉堞的大小尺寸都纪录下来，他从长城的修建推想到当时的中国政府，他甚至还考证了《马可波罗游记》为什么没有长城的记载。

    安德逊并没有他的主人马戛尔尼那样拘谨，他尽情地欣赏了眼前的一切，与斯当东着重对长城的建筑成就描写不同，安德逊对长城的观感还伴随历史的反省和文明的批判：

    这城墙是，或者可能是，曾为人类所创造的最宏大而惊人的工程。它的长度据说是超过1200英里，它的高度不一，随地势而异，在我立足之处有30英尺高，约24英尺宽。城基是方形的大石块，上层是砖，中间是黏土，上面用石板盖好。在城顶两面也有雉堞形的石砌短垣，3英尺厚。……

    可是这最为宏大骇人的人类杰作，到头来也必衰颓；自鞑靼与中国合并成为一国，在统一的政府统治以后，这城墙就丧失了它的作用：在防卫与安全上不再有此必要，因而到今天对它的维护也不再注意；这个由坚毅的劳动所造成的伟大纪念品，依据国策而努力进行的无比的建筑物，它的使命业已终了，无穷尽的颓废从此开始。这可算是一宗大事业的灭坏的榜样。

    亚历山大未获准跟随马戛尔尼前往热河，他耿耿于怀地表示：“只离长城——这人类的奇迹，智慧的见证——50英里了，却不得而见，乃是这次旅行中最最扫兴的事情了。”尽管如此，他还是根据使团成员亨利·威廉·帕里什中尉的口头描绘，以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创作了颇为壮观的《古北口长城》，展现了长城的雄姿。此画在西方流传甚广，迄今仍是西方世界以长城为题材的代表性经典画作。

    热河 按照清廷的成规，外交使节未觐见皇帝以前，不得随意游览北京或皇家园林。故8月30日马戛尔尼向徵瑞提出游览北京风景古迹时，他的要求未得到允准。马戛尔尼在热河觐见乾隆后，9月15日随即获准游览御花园，马戛尔尼知道这“在中国制度上是一特殊恩典”。此次游览由和坤、军机大臣等数人亲自陪同，它使马戛尔尼大开眼界，他无比兴奋地在日记中纪录了这次游览给自己带来的愉悦的享受：

    这些建筑都很宏大壮丽，有些悬挂着乾隆皇帝的秋狩图或功业图，有些又藏有各种大玉瓶及玛瑙瓶，或精美瓷器和漆器；更有些则收藏欧洲玩物和音乐歌唱器，……看到了这许多丰富的收藏，使我们吃了一惊，受惊的是我们带来的礼物如果和这儿所藏的相较一下，简直小巫见大巫，我们只好“缩藏其渺小之首”了。但中国官员对我说，这里所收藏的东西，拿来和寝宫中所藏的妇女用品相比，或与圆明园中专藏欧洲物品的宫殿相较，犹相差远甚。……

    我如果要详详细细描写万树园中的一切景物，实在是写之不尽。凡英国国内所有的天然景色，万树园无不皆备。……我游玩了六个钟头之后，细心观察，我简直不能找出这座万树园有什么弱点。

    9月16日，马戛尔尼杜门未出，斯当东勋爵和几位随员“一同出门，行至乡村里游览”。斯当东也对这座御花园欣赏不已，“整个花园既有天然的雄伟气概，又有秀丽的人工创造”。“园内的自然产物似乎天造地设地使它生在那里点缀风趣，而人工加工部分看上去似乎没有使用工具而只是人的双手创造”。马戛尔尼、斯当东及其随员饱览热河御花园胜景，他们相关的游记后来在欧洲广为流传，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正是阅读了这些游记，带着朝圣一般的心情踏上前往热河的旅途，在斯文·赫定的游记《热河：帝王之都》一书中多处引用马戛尔尼等人的作品，并专辟一章介绍马戛尔尼在热河觐见乾隆的过程。由此不难想象马戛尔尼的热河之行所产生的后续影响。

    军事 使团中有多名军官和随行的卫队，涉及海军、步兵、骑兵、炮兵多兵种，他们是职业军人，故在旅途中，对所见所闻有着特有的职业军人的敏感。尽管沿途受到清朝官员和士兵的严密监控，使团成员对沿途所见的军事要塞、城池工事、军队人数、武器装备都作了细致的观察、测算和纪录，这一工作显然具有搜集军事情报的性质。朱杰勤先生注意到使团所抱的这一特殊目的，他指出：“英使团中的人对于中国的国防军备的情况都特别留心，例如安德逊的《英使访华录》就描述得很详细。1793年6月7日使船经过越南托伦港，派了七个人乘快艇去测量海岸，被捕后放回，似乎他们之来，不是为了友好通商，而是带有窥探国家虚实的意图。”负责搜集军事情报工作主要是炮兵队军官兼测量员H· W·巴瑞施上尉。

    8月5日英国使团乘船到达大沽口，安德逊随即观测了炮台及其附近水域：

    这地方只有一个炮台，仅仅是一个方形的塔，看样子与其说是为了保卫之用，不如说是为了装饰。它虽然是很靠近海面而且临视着江口，但是在围墙上一个大炮也没有。

    这一段河面的宽度约220码。河水很混浊，和它流入的黄海水色相像。河水深浅不一，有几处深9英尺，有些地方6英尺，但没有浅于2英尺的地方。

    安德逊对沿途所见清军的服装、携带装备、旗帜、队列都作了细致观察，对所经通州、北京的城门、城墙及防御工事和守备军队也有较为准确的描绘。

    8月5日，清朝总督、钦差在河岸接见英国特使，一队中国士兵在后面列队欢迎，巴瑞施上尉将其队列由前到后作了纪录。

    9月5日，使团到达古北口长城脚下，经过关隘时，巴瑞施对周围的兵站、城堡做了详细的军事调查。使团到达古北口长城附近的豁口，得以有机会上城顶去参观，利用这一机会，巴瑞施又对周围的军事工事做了详尽的测量和纪录。斯当东对他的测绘工作表示非常满意：“从以上巴瑞施上尉所做的详细的调查研究，我们对中国在纪元以前年代的建筑和军事技术可以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整个来说，它表示出当初从事这项巨大工程时政府的决心，表示出动员这么大人力物力的当时社会的高度发展水平，以及完成这项建设的精力和毅力。”

    对北京到热河交通的特殊用途，使团经过七天的旅行亦了如指掌。“北京热河之间的公路，很是平坦，尤其是最后两天所行的路，更为完整可喜，但这条公路并不是御道，御道是和公路平行的，平时严禁人行，只在皇帝出巡之时，御道上才盛陈卤簿。此等帝皇之尊严，世界上恐怕只中国有之。”对沿途的军队人数，他们也有意摸底，“从热河到北京的御道，共长一百三十六英里，所用修路的兵丁有二万三千人之多，每相隔十码远近，就有十人一队在工作。故此御道附近，逐段都有营幕，每一营幕驻兵的人数，由六名至十五名不等。”“据说，皇帝驻跸热河之时，用作护卫的军士，多至十万名以上。”可见，使团利用这一机会又了解到京畿周围的卫戍兵力。

    在亚历山大的画作中，不少是军事题材的作品。或画军事工事，如《天津附近的军堡》、《兵堡》；或画所见军人，如《鞑靼骑兵》、《穿常服的士兵》、《士兵肖像》、《鞑靼骑兵》、《中国军官王文雄》；或画军事器械，如《手持火绳枪的军人》、《弓箭部队的官员》、《中国海船》。在《鞑靼骑兵》这幅画的说明中，亚历山大如是评价清军骑兵：“英国使团见到的所有的骑兵，如同画上画的，都是平庸的，参差不齐的，最不像骑兵的。”这样轻蔑的判断，实际预示着半个世纪后中英交战清军的可怕命运。

    人口 中国是一个人口巨大的国家，这一点使团成员虽早已知晓，但真正身临其境，看到到处是拥挤的人群，人口众多给使团成员的确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使团进京途中，沿途不断遇到群众围睹，以致安德逊惊叹，“出来观看这一列接载大使的新奇的航船队伍的人数难于计算；这给我们一个完整的印象是，中华帝国拥有大量的人口。”路经天津时，当地官员告诉使团“天津有七十万人口”，斯当东确信这一数字，“从岸上拥挤的大量观众来估计，即使其中包括一些附近外地来的人，但出来看的妇女和小孩甚少，这个数目加估进去，七十万的数字是可能的”。

    北京的人口数量，斯当东估计约三百万，他采取的计算办法仍是过去传教士通常使用的老办法——通过目测住房数量估算人口。“根据杰美利·卡尔所述耶稣会徒格利马尔第在前一世纪的估计，北京有一千六百万人。另一个传教士的估计小得多，但只鞑靼城就有一百二十五万人。使节团所得到的比较最正确的数字，全北京的人口约三百万人。按照北京的矮房子，实在容纳不下这么多的人。中下级人士住得非常挤，他们的家里除了寝室而外，没有多余的房间。中国的家宅一般都由六七呎高的墙包围起来。家宅之内老少三辈带着妻子小孩都住在一起。一家人住在一间房子里。一间屋子分开几张床，当中用席隔开。全家在一间公共的屋子吃饭。”斯当东所估的这个数字，大大超过了当时北京的实际人数。据后来的研究者统计，清朝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京师的城市人口（含内、外城）986978人，周围州县人口1193315人。

    尽管北京房屋低矮，人口拥挤，但斯当东对北京的城市管理仍给予了高评：“北京居民虽然住得这样挤，但并不影响人们的健康。中国人大部分时间在露天生活，根据天气冷热增减衣服。此地天气干燥，不产生腐败性疾病。纵欲的行为也很少发生。北京人口虽然这样多，但秩序良好，犯法事件很少。同英国古代十家联保制度差不多，在北京每十家中有一家必须对其余九家的行为负责，实际上也就是九家归一家管。城内打更守夜制度严格执行，全城好似一个兵营，人们住在里面享受安全，但也受一点限制。”巴罗也基本认同斯当东对北京城市管理的意见，“京城的治安管理非常好，居民的安全和宁静很少受打扰。在每一条横街的尽头，以及街上一定的距离之内，都有一种横栏，带有岗亭，其中有一个兵丁。很少有不设岗亭的街道。”北京街面秩序良好，是使团成员的共识。

    地理环境 了解地理环境是使团的一项既定目标。从斯当东的航海日志可以看出，他几乎逐日记录了所经海水的深度、海域的经纬度、气候变化等情况，使团甚至以自己的方式命名某些经过的重要地点名称。当使团抵达舟山群岛，斯当东承认：“过去欧洲船只最远只到过舟山。以后这一段约占纬度十度、经度六度的航程，它的具体情况，除了住在沿岸附近的中国人了解一些附近的情况外，对欧洲人来说，是毫无所知的。……在舟山找到的两个领航人过去经常在这段海上航行。使节团可以在他们领航之下毫无危险地对这一广大的海面进行一次探查，这个机会是非常宝贵的。”7月9日使团舰队进入黄海水域，斯当东每天都留有航行日志。7月17日使团舰队到达登州府湾附近水域，当天看见两个海角，加上前一天望见的一个小岛，“对从南开进渤海的船来说是最初遇到的陆地”，他们于是将这三处分别命名为：马戛尔尼海角、高厄海角、斯当东岛，并准确纪录了它们的经纬度。舰队抛锚停泊在大沽口期间，又对周围的地形、水域情况和散布岛屿及经纬度作了详细纪录，留下了极有价值的数据。这一带正是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舰队登陆的地点。

    在从大沽口到北京和从北京到热河这两段路程，使团对沿途的地理环境、山川形势、交通路程、城镇建筑、天气变化都颇为留意、一一逐项纪录，甚至在北京至热河的沿途还采集了67种植物标本，巴瑞施测量热河的纬度为北四十一度五十八分，其工作之勤之细，绝非中方所可能想到。

    妇女 马戛尔尼使团成员为清一色的男性，在长途旅行中对异性的注意自然成为使团成员的趣闻和调节他们跋涉之苦的甘露。在整个访华过程中，使团成员除了巴罗有过一次吃花酒的“艳遇”外，其他人都未近女色。可以想象，使团弥漫着一股性压抑的气氛，对异性的渴望是使团成员被抑制的欲望，以至任何女性的出现，都会招来大家的眼光。

    乍到北京，在欢迎的人群中，使团成员惊喜地发现一些漂亮满族女子进入他们的视野：“女子在北京的人丛中很常见，或者漫步在窄街上，或者骑在马背上，跟男子一样叉着双腿。不过她们都是满族人，穿的长缎袍垂及脚面。……她们的皮肤却明显地比汉人的白晳。汉族女子在北京比在其他地方更严格地被拘束在室内。”对满、汉妇女不同社会地位有一清晰的了解。

    安德逊根据自己的短暂接触，对中、欧妇女作了比较，他毫不掩饰自己对北京妇女开放、美丽的好感：

    认为中国妇女是被关在屋子里不准与外人相见的见解，是无甚根据的。会集观看英国使团马车队的大量人群中至少有1/4的人是妇女，这比例数字大大超过在我们自己国内所遇到的由于观看新奇事物而聚集起来的人群中的妇女的数目。……

    我们在北京旅行时所见的妇女，一般的容貌极为娇嫩，面色是自然的优美，但她们尚不满足于此，因此在面上还擦些化妆品。她们也用些口红，但使用方法与欧洲妇女用唇膏的办法完全不同，她们在她们的嘴唇中央点上深红的一条，毫无隐避其修容之意，这显然增加美容不少。

    在亚历山大的画册中，保有数幅妇女题材的图画。其中有一幅以《贵妇人》为题的作品，画家在这幅画下留有说明：

    除了用缠脚布把脚缠成三角形，使脚致残这种非自然的习惯外，这位身着长裙的上流社会女子的生活没有什么不适当的。特别是她头部的装饰，常常体现出很好的品味。妇女的头饰一般会用做衣服的绸料制成，尤其是其中绣花的部分，看上去极为漂亮。……图中背景是北京西直门附近的花园。

    这幅图画生动、自然，堪称珍宝，即使在同时期中国人的画作中，我们也不易找到与之媲美的类似题材的北京贵妇图画作品，怪不得大型画册《京华遗韵——西方版画中的明清老北京》一书为吸引读者，在封底刊登此画，以之作为广告。

    官场 英国使团由于受到清廷的严密监控，加上语言不通，与普通民众交往、交流的机会甚少。他们只能与为数极少指定陪同的官员交往，在这极为有限的人员交往中，他们对清朝多少有了一些由表入里的认识。

    初次相会陪同的中国官员，中国官员讲究排场的作风即令斯当东印象深刻：

    他的官气十足，每次拜会的时候，前面都由一些兵士和仆役高声吆喊肃清道路。……中国官员出门都是按照身份携带随从人员。这种排场为的是使一般人民对之肃敬，任何官员独自一个人随便在路上走，将被认为是一件不体面的事。

    从款待使团的奢华花费，使团成员也看出了清廷的腐败一面。“中国官员对于吃饭真是过于奢侈了。他们每天吃几顿饭，每顿都有荤菜许多道。空闲的时候，他们就吸烟或者咀嚼槟榔。他们有时把一些香料放进烟内，有时放进一些鸦片。关于历史、戏剧、小说等消遣性质的读物，中国很多，但这些官员们似乎没有欧洲文明社会那种以读书作消遣的风气。他们没事时宁愿闲坐着，也不愿读些有兴趣的书或者做些体力劳动。”说中国官员缺乏读书习惯，并不合乎实际。但指出其讲究吃喝，则并不为过。马戛尔尼从陪同官员王、乔大人那里获悉使团的消费开支：“使节团在北京时，每日费用规定为一千五百两（每两约合英金六先令八便士）。中国的生活程度很低，物价极廉，而使节团一日的费用竟然要一千五百两之巨，真是骇人闻听之事。我们在北京时，虽然一切供应颇有失之奢汰（侈）之嫌，但何至每日要开销至一千五百两之多，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也许是乾隆皇帝为了优待我们，定下了这个极为优裕的数字，而经手人太多，层层剥削，规定的数目与实际的开销相去极远。”在“康乾盛世”的背后潜藏着的是官场腐败，这是清朝统治的危机。实际上，与英国使团接洽的清廷高官和坤，后来即因贪污腐败而被治罪。

    与乔大人、王大人接触不久，马戛尔尼就觉察到满汉官员的矛盾和严重的民族歧视的存在。乔、王在闲谈中，实话实说：“他们的皇上是满洲人，所以重用满人，而不十分信任他的汉族子民，因此朝廷有什么大政，有汉人办理，就一定要加派一个满人去插手其间”，徵瑞即是一位“愚昧昏暗”且“人格不大好”的钦差大臣。松筠取代徵瑞出任钦差大臣后，马戛尔尼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乔大人与王大人虽然也都称为‘大人’，但他们尽量避免当着松大人的面前来见特使，他们在松大人面前须恭敬侍立，没有坐位。有一次特使的中国翻译不自觉地当着松大人的面前坐下，马上被他纠正站起来。”满汉官员之间的等级差别如此严重，着实让马戛尔尼对乔、王二位同情，他俩大概算是与马戛尔尼认为“中国朝廷中有几位大员和我们感情很融洽”的官员吧！

    如果说满汉矛盾是清朝统治者的软肋，那么对世界知识的无知则是其最大的盲点。斯当东深感中国官员世界知识普遍都严重匮乏。“除了在广州而外，中国人对一切外国人都感到新奇，但关于这些外国人的国家，他们却并不感兴趣。他们认为自己的国家是‘中华’，一切思想概念都出不去本国的范围。”“他们的书上很少提到亚洲以外的地区，甚至在他们画得乱七八糟的地图上也找不到亚洲以外的地方。”“对于更远的区域，中国政府，如同外国人做生意的中国商人一样，只有一个抽象的概念。其余社会人士对于任何中国范围以外的事物都不感兴趣。”遗憾的是，斯当东指出的这些问题，直到四十多年后鸦片战争爆发时仍没有任何改观，当远道而来的“英夷”以船坚炮利的优势打开中国东南大门时，朝野上下对英吉利的精确位置却依旧是茫然无知。

    弃婴 太监 在有关北京的描述中，除了景物和官场外，使团报告还特别提到太监和弃婴和两大问题，这显然是他们看到的这个城市最令他们感到难以理解的阴暗面。

    马戛尔尼从与劳神父的交谈中，了解到中国信教的人数约有五十万人，北京一地就有五千人以上，这些信徒的来源很大一部分来自弃婴。“中国的贫民常因生活困难，将婴儿残害。这种事情，在我们欧洲人看来是伤天害理的，但中国人却处之泰然。”传教士正是利用这一机会，将这些弃婴收为自己的信徒。巴罗因与传教士交谈机会较多，获得了更多这方面的讯息：“清廷默认京城的巡街兵丁有责任雇一些人，在清早拖着板车收捡夜间被人抛弃的婴尸。他们不加追究，只是将尸体拉到城外的乱坟冈去，据说不管是死是活，都一扔了之。在这个可怕的乱坟冈边，北京的罗马天主教传教团有人轮流看守，选出最有可能存活的救下，以作将来的信徒，同时也为剩下的那些有可能还活着的做临终洗礼。”“根据我们交谈过的传教士所给的数字，取其平均数，我得出的结论是，每天在北京大约有24个婴儿被扔到那个乱坟冈。……这样算下来的结果，在京城一地每年就有近9000弃婴。一般认为此数目相当于帝国其他部分的总和。”所提弃婴数目，正如他们所预估的北京人口数量一样，明显有夸大之嫌。

    如果说弃婴现象属耳闻的话，太监则是亲见。在圆明园、热河皇家御花园、紫禁城，使团随处都能看到这种“不男不女”的太监。斯当东猛烈地抨击了自己亲见的这种太监现象：

    宫内侍从人员全部或绝大部分是在性熟期以前被割去生殖机能的人。在一个国家里，只是疯狂的猜忌心理才想到要用戕贼一种性别的主意，使其成为另一种性别的护卫者，并且可以不怀疑，同时也只有无限制滥用权力才能把这种残酷不人道的主意付诸实施。……乾隆皇帝的祖父，康熙皇帝，曾放逐了六千名太监到边远少数民族地区，但从那时到现在，太监人数又逐渐增多，北京和圆明园内的宫殿里又充满了这种人了。……

    中国人根本不懂外科学，他们连放血都不会，人体解剖是他们所深恶痛绝的。在这种情形下，对于一个英国人来说，简直无法理解他们是怎样进行这种割生殖器的复杂手术的。

    太监是中国皇权制度的附属品，如此非人道现象的长期存在，的确给使团成员上了一堂生动的中国皇权专制的历史课。

    除了日记、游记、报告这些文字性的材料纪录自己的访华见闻和感受外，使团绘图师亚历山大还留有大量的写实图画，这些画作更为生动、形象地纪录了沿途的城镇要塞、山川形势、风土人情、民居建筑。其中涉及北京、热河的风物画大致有三类：一、建筑画，如《在白河见到的兵站和礼炮》、《天津附近的军堡》、《圆明园的房子》、《北京的皇宫》、《牌坊草图》、《热河“小布达拉宫”》等；二、人物画，《乾隆皇帝》、《乾隆皇帝侧身坐像》、《乔大人》、《抽旱烟的乔大人》、《中国军官王文雄》、《上层社会母子与仆人》等；三、风景画，如《避暑山庄中远眺棒槌山》等。这些图画为使团的“北京经验”增添了新的材料，也给这位地位低微的画师带来了不朽的名声。

    使团成员对所经北京、热河等京畿地区的游览虽带有走马观花、浮光掠影的性质，其描述也不免一鳞半爪，或片断素描，但大体反映了他们所见的实景实情，由此引发的观感也具有“经验”的成分。由于使团是一个集体，成员之间能分享所见所闻的材料资源，在使团内部亦形成一种独特的集体记忆、甚或有故事流传，他们在饱览风光迷人的景色后逐渐使直观的印象形成一个鲜活、充实的新的“北京形象”。使团成员对北京的解读不再像传教士那种充满对巍峨的东方帝都羡慕的笔调，而是在细微的观察之中伴随某种文明的批判和超越的审视，这是一个新的转变，它是一个步入近代社会且伴随工业革命崛起的新兴民族对一座浸透着古老文明的大都市的审读。

    结语

    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在中西关系史上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在中英关系史上更是一个新的起点。对英国乃致欧洲来说，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正因其如此重要，研究中英关系史的著名学者普理查德才认定其为早期中英关系发展的“决定性时代”。

    首先、马戛尔尼使团出版的游记、报告，改变了过去主要由传教士传播“中国经验”的做法，开启了非神职人员主导欧洲“中国经验”的新局面。

    从明末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利玛窦进入中国开创传教士汉学时代，欧洲主要通过在华的传教士传输“中国经验”,了解遥远的东方文明古国——中国。接踵而至的法国传教士虽在十八世纪取代意大利掌控了在华传教的主导权，但他们的职业身份并没有改变, 他们以基督教的立场解读中国, 他们的“中国经验”往往局限在宗教的范围内，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十八世纪是“传教士汉学”步入鼎盛的时代。

    马戛尔尼使团游记、报告、画册出版后，很快风行欧洲，刮起了一股新的出版“中国热”。这些读物不具宗教色彩,至少在三方面为欧洲的汉学知识谱系增添了新质：一是因有一批职业科学家、机械师、医师等专业人材参加马戛尔尼使团，他们对中国在相关学科知识（如力学、化学、天文、医学等）的评估和中西之间差距的比较，较此前传教士的了解明显有了新的进步。斯当东、巴罗在他们的游记中对中国古代科技、艺术，如印刷、火药、建筑、人文、艺术有大篇幅的评论，这些看法实为使团的经验总结。二是因有一批军官和不同兵种的职业军人参加使团，使团无形之中带有军事色彩，他们对所游历之地进行军事考察（如测量山川地形、观测军事工事、调查兵力部署、观察军事武器、考核清军素质），大大推进了对中国实际军事状况的了解。三是因有专业画师和绘图员参加使团，他们创作的近千幅图画为欧洲汉学知识谱系增添了新的篇章。过去虽有传教士画师进入宫廷，为清廷绘画，他们为增进中西美术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与这些传教士画师服务于中国皇帝不同，亚历山大的创作目的完全是为了满足其了解中国愿望的需要，所以他的画作具有写实、传实的性质，他为西方展现了一幅幅十八世纪末中国风情的绚丽画卷，“使欧洲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好地了解中国”。

    “有关中国知识的激增也许是使团最为重要的收获”。这些新增的中国知识大大改变了欧洲汉学依附神学的状况，提升了其科学化、专业化和技艺的水平，增添了新的军事色彩，从而使欧洲汉学朝着世俗化和旅行者的方向发展。

    其次、马戛尔尼使团的旅行记、报告对中国的现状和实力作了新的评估，强化了其原有的贬华倾向和英国人此前已有的优越感，增强了其向中国殖民开拓的信心。

    在英国使团来到中国以前，英国著名哲学家休谟就批评中国：“没有人敢于抵制流行看法的洪流，后辈也没有足够的勇气敢于对祖宗定制、世代相传、大家公认的成规提出异议。这似乎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理由，能说明为什么这个巨大帝国里科学的进步如此缓慢。”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也发现：“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稠密状态的报告，与500年前视察该国的马可·波罗的记述比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也许在马可·波罗时代以前好久，中国的财富就已经完全到了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的发展程度。各旅行家的报告，虽然有许多相互矛盾的地方，但关于中国劳动工资低廉和劳动者难于赡养家属的记述，则众口一词。”敏锐的英国思想家已捕捉到中国在科技、经济方面发展缓慢的信息。

    英国使团经过自己的实地考察，大大强化了此前的贬华倾向。马戛尔尼说：“种种原因导致政治领域不可思议的现象。自从鞑靼人150年前进入中国以来，这个国家在一种削弱的管理状态下逐渐衰落，被内战和叛乱搅得混乱不堪，被几个无价值的竞争者争夺不已。”斯当东说：“他们中国人对地球和宇宙的关系完全无知，这就使他们无法确定各个地方的经纬度，因此航海技术永远得不到改进。”“中国人虽然在特定的几种工业上的技术非常高超，但在工业上和科学上，比起西欧国家来，实在处于极落后的地位。”巴罗说：“在总体上，可以认定中国是现今世界上尚存的、最早达到一定文明程度的国家之一。不过此后，因为朝廷的政策或其他原因，它就停滞不前了。他们在2000年前，当全欧洲相对而言可以说还未开化之时，他们就已经有了跟他们目前所有的一样高的文明了。但是从那以后，没有任何方面有任何进展，在许多方面反而倒退。目前，跟欧洲相比，他们可以说是在微不足道的小事上伟大，在举足轻重的大事上渺小。”使团这三位要员对中国现状的评价，彻底修正甚至颠覆了此前十八世纪欧洲“中国热”所树立的中国形象。对此，美国学者孟德卫（David E. Mungello）如是评论道：“早在1800年前，中国的衰弱已经渐露端倪。1793年马戛尔尼使华期间的观察就给出了一个最清晰的影像。”

    中国形象的改变并不独是英国使团所有，法国启蒙思想家早已有之，甚至可以说可能是法国人影响了英国人的看法。但对中国实力的评估，却是英国使团此行的一个最大收获。孟德卫甚至认为：“虽然马戛尔尼使团的出使是一次外交失败，但在东印度公司看来，其所获取的信息可以抵偿他们的赞助费用。”斯当东在他的报告附录中有十个表，详列了他获得有关中国土地、人口、国家收入、官员数目及薪俸、英国和其他欧洲各国对华贸易、英国对华贸易、外国从中国运出茶叶统计等统计数据，这些数据充分显示了英国使团对中国了解的精确程度，为英方决策提供了可靠依据。巴罗的旅行记从皇城行宫、社会百态、宫廷生活、人文艺术、法律制度、宗教信仰、农村面貌多方面对其所见所闻作了报道，他的评述虽充满了傲慢和偏见，但也的确展现了中英实力对比的天秤已朝着有利于英国的方向倾斜。《马戛尔尼关于中国的考察报告》分风俗与个性、宗教、政府、法律、财富、人口、税收、军事、贸易与商业、艺术与科学、水利、航海、中国语言诸节对中国的现状作了新的评估。这份内部报告明显增强了英国方面的实力感。“马戛尔尼的伙伴们到达中国时坚信自己比其他欧洲人强，他们回国时又增加了一种新的信念：他们同样也比中国人强。他们看到这个从马可·波罗以来大家都说得天花乱坠的帝国竟是如此的落后。为什么呢？因为它反对进步、反对科学、反对事业精神。相反，他们却发现了自己强大的动力”。英国使团成员普遍认为在航海、科技、军事方面，他们已遥遥领先于中国。

    最后、马戛尔尼使团的使华游记为英国发动两次鸦片战争提供了丰富的情报资源和动力因素，成为英国抉择英中关系的重要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说，马戛尔尼使团实际开启了中英关系甚至中西近代关系史的序幕。

    马戛尔尼使团与后来的中英关系及两次鸦片战争存有密切关系，大致有四条线索可循：一是马戛尔尼使团对沿途风土人情、城市面貌、地理环境的实地考察，填补了此前英国人没有亲身游历北京、热河、天津等地和黄海、渤海海域的空白，其旅行纪录自然也就成为后来英国人“中国经验”的主要材料来源。事实上，英国军队在两次鸦片战争的活动区域和入侵北京的路线，正是马戛尔尼使团走过的旧路，使团不蒂充当了英军或英法联军的先导。二是马戛尔尼使团掌握了大量中国军事情报，从环绕在英国战舰周围简单、笨重、低矮的中国帆船，他们看出了中国水师与英国海军的明显差距；从粗犷的武将王大人那里；他们获悉了中国军队的步、骑兵人数和诸多军事材料；从清军那些翻跟斗、叠罗汉的操练，他们得出其根本无法匹敌以精确瞄准火器为主要训练内容的英军的结论。乾隆皇帝为了展示军威，上谕沿途各省督抚排列军队，供使团检阅，没想到这反而给英国使团提供了实际观察清军的绝好机会，据马戛尔尼12月18日日记载，使团南下后，“自南州府以降，每过一城镇即有极严肃之兵队向吾辈行礼，此军队行礼之事吾于所经各处均遇之。”“然以余观之，此种宽衣大袖之兵，既未受过军事教育，而所用军器又不过刀、枪、弓、矢之属，一旦不幸，洋兵长驱而来，此辈果能抵抗与否？尚属一不易置答之疑问也。”英方以为清军缺乏战斗力，不堪一击。依恃其拥有的军事优势，故他们后来胆敢远道而来，悍然发动一场又一场侵略战争。三是使团虽未就扩大两国通商的六项要求与清朝当时达成协议，但他们掌握了中欧之间茶叶贸易较为真实的数据，这为英方后来的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实为其以战争手段达到马戛尔尼使团扩大通商要求的继续。两次鸦片战争所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远远超越了马戛尔尼使团当年提出各项要求的范围。四是使团的最小成员小斯当东1816年作为阿美士德使团的副使再次访华，以后又当选为英国议会议员，1840年英国下议院就发动鸦片战争进行辩论时，他是主战的强硬派代表。

    返观中国，这件对英国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事件，在中国却是一片空白，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影响的痕迹。随着马戛尔尼使团的离去，清朝又回复原态。英国阵营强大的使团，没有引发清朝深入探究英国的冲动；马戛尔尼使团赠送的科技仪器、军事武器，没有激发起中方研究近代科学的兴趣。一切就像没有发生一样，中国后续的历史没有因此产生任何连锁反应。面对这样一种无奈的结局，戴逸先生只能以“失去了的机会”表达对清朝的遗憾。如果说，乾隆“限关自守”政策所发挥的限制性接触这一防范作用，也许还情有可原，但面对军事、科技方面落后的压力却无动于衷，没有采取任何积极的应对措施，则反映了清朝自我更新机制的衰竭。由此造成的社会停滞局面，最终让清朝在两次鸦片战争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本文转自《北京社会科学》2020年第12期。

  • Hongyang (Bruce) Yang, Xiao-Yang Liu, Christina Dan Wang Hongyang (Bruce) Yang, Xiao-Yang Liu, Christina Dan Wang:金融大语言模型：开源金融大型语言模型

    摘要

    大语言模型（LLM）已经显示出在不同领域革命自然语言处理任务的潜力，引发了人们对金融的极大兴趣。访问高质量的金融数据是金融LLM（FinLLMs）面临的第一个挑战。虽然BloombergGPT等专有模型利用了其独特的数据积累，但这种特权访问需要一种开源的替代方案来实现互联网规模的金融数据民主化。
    在本文中，论文提出了一个用于金融部门的开源大型语言模型FinGPT。与专有模型不同，FinGPT采用以数据为中心的方法，为研究人员和从业者提供可访问和透明的资源来开发他们的FinLLM。论文强调了自动数据管理管道和轻量级低秩自适应技术在构建FinGPT中的重要性。此外，论文还展示了一些潜在的应用程序，作为用户的垫脚石，如机器人咨询、算法交易和低代码开发。通过开源AI4Finance社区内的合作，FinGPT旨在刺激创新，使FinLLM民主化，并释放开放金融的新机遇。

    1 介绍

    人工智能的不断扩展和进化为大型语言模型的扩散提供了肥沃的土壤[Vaswani等人，2017；Radford等人，2018；Devlin等人，2018年；Ethayarajh，2019；Lewis等人，2019；刘易斯等人，2020；Brown等人，2020年；Thoppilan等人，2022]，从而实现了跨不同领域的自然语言处理格局的变革。这一全面的变化引起了人们对这些模式在金融领域的潜在应用的浓厚兴趣。然而，很明显，获取高质量、相关和最新的数据是开发有效、高效的开源金融语言模型的关键因素。

    在金融领域使用语言模型揭示了复杂的障碍。这些问题包括获取数据的困难、处理不同的数据格式和类型、管理数据质量的不一致，以及对最新信息的基本要求。特别是，由于网络平台、API、PDF文档和图像等不同的数据介质，历史或专门的金融数据提取被证明是复杂的。

    在专有领域，BloombergGPT[Wu et al.，2023]等模型利用其对专业数据的独家访问来训练特定于金融的语言模型。然而，他们的数据收集和训练协议的可访问性和透明度受到限制，这加剧了对更开放和包容的替代方案的需求。为了回应这一需求，我们正在目睹一种转变趋势，即在开源领域实现互联网规模的金融数据民主化。

    在本文中，解决了上述与金融数据相关的挑战，并介绍了金融大型语言模型（FinLLM）的端到端开源框架FinGPT。FinGPT采用以数据为中心的方法，强调了数据采集、清理和预处理在开发开源FinLLM中的关键作用。通过支持数据可访问性，FinGPT渴望加强金融领域的研究、合作和创新，为开放金融实践铺平道路。

    论文的贡献总结如下：
    民主化：FinGPT作为一个开源框架，旨在使金融数据和FinLLM民主化，揭示开放金融中尚未开发的潜力。

    以数据为中心的方法：认识到数据管理的重要性，FinGPT采用以数据为核心的方法，并实施严格的清理和预处理方法来处理各种数据格式和类型，从而确保高质量的数据。

    端到端框架：FinGPT为FinLLM提供了一个全栈框架，共有四层：
    –数据源层：该层确保全面的市场覆盖，通过实时信息捕获解决金融数据的时间敏感性问题。
    –数据工程层：该层主要用于实时NLP数据处理，解决了金融数据中高时间敏感性和低信噪比的固有挑战。
    –LLM层：该层专注于一系列微调方法，缓解了财务数据的高度动态性，确保了模型的相关性和准确性。
    –应用层：展示实际应用和演示，该层突出了FinGPT在金融领域的潜在能力。

    对FinGPT的愿景是成为刺激金融领域创新的催化剂。FinGPT不仅限于提供技术贡献，它还为FinLLM培养了一个开源生态系统，促进了实时处理和用户定制适应。通过在开源AI4Finance社区内培育强大的协作生态系统，FinGPT能够重塑我们对FinLLM的理解和应用。

    2 相关工作

    2.1 LLM和ChatGPT

    大语言模型（LLMs）已被公认为自然语言处理的技术突破，如GPT-3和GPT-4[Brown et al.，2020]。它们采用基于Transformer的架构，在各种生成任务中表现出令人印象深刻的性能。

    2.2 金融中的LLMs

    LLMs已被应用于金融部门的各种任务[Dredze et al.，2016；Araci，2019；Bao et al.，2021；DeLucia et al.，2022]，从预测建模到从原始金融数据生成富有洞察力的叙述。鉴于这一领域的文本数据丰富，如新闻文章、电话财报会议记录和社交媒体帖子，最近的文献将重点放在使用这些模型进行金融文本分析。

    金融LLMs的第一个例子是BloombergGPT[Wu et al.，2023]，它是在金融和一般来源的混合数据集上训练的。尽管其能力令人印象深刻，但访问限制仍然存在，高昂的培训成本促使人们需要低成本的领域适应。

    论文的FinGPT应对了这些挑战，推出了开源金融LLM。它采用从人类反馈中强化学习（RLHF）来理解和适应个人偏好，为个性化财务助理铺平了道路。论文的目标是将ChatGPT等普通LLMs的优势与财务适应相结合，利用LLMs在金融方面的能力。

    2.3 为什么选择开源FinLLM？

    AI4金融基金会是一个非营利的开源组织，集成了人工智能（AI）和金融应用程序，包括金融大型语言模型（FinLLM）。凭借在培育金融科技（FinTech）工具创新生态系统方面的良好记录，如FinRL[Liu et al.，2021]和FinRL-Meta[Liu等人，2022]，该基金会准备进一步加速FinLLMs的发展。这是坚定的承诺和前沿的贡献，为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变革性应用铺平了道路。

    通过使FinLLMs民主化来促进平等机会：采用开源方法促进普遍获得最先进的技术，秉承使FinLLMs民主化的精神。

    • 培养透明度和信任：开源FinLLMs全面概述了其基础代码库，增强了透明度和信任。
    • 加速研究和创新：开源模式推动了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和开发进展。它使研究人员能够利用现有的模型，从而促进创新和科学发现的更快发展。
    • 加强教育：开源FinLLMs是强大的教育工具，为学生和研究人员提供了通过直接参与全面运作的模型来探索FinLLMs复杂性的前景。
    • 促进社区发展和协作参与：开源促进了全球贡献者社区。这种合作参与增强了该模型的长期耐用性和有效性。

    3 以数据为中心的FinLLM方法

    对于金融大语言模型（FinLLMs），成功的策略不仅基于模型架构的能力，而且同样依赖于训练数据。论文以数据为中心的方法优先考虑收集、准备和处理高质量数据。

    3.1 金融数据和独特特征

    金融数据来源多种多样，具有独特的特点。我们深入研究了不同财务数据来源的细节，如财务新闻、公司档案、社交媒体讨论和公司公告。

    • 金融新闻报道了有关世界经济、特定行业和个别公司的重要信息。此数据源通常具有以下特点：
    • 及时性：金融新闻报道是及时和最新的，经常捕捉金融世界的最新发展。
    • 动态性：金融新闻中包含的信息是动态的，随着经济状况和市场情绪的变化而迅速变化。
    • 影响：金融新闻对金融市场有重大影响，影响交易员的决策，并可能导致市场剧烈波动。

    公司备案和公告是公司提交给监管机构的官方文件，为公司的财务健康和战略方向提供了见解。它们的特点是：

    • 细粒度：这些文档提供了有关公司财务状况的细粒度信息，包括资产、负债、收入和盈利能力。
    • 可靠性：公司填充物包含经监管机构审查的可靠且经过验证的数据。
    • 周期性：公司的填写是定期的，通常每季度或每年提交一次，定期提供公司财务状况的快照。
    • 影响力：公司公告通常对市场产生重大影响，影响股价和投资者情绪。

    与金融相关的社交媒体讨论可以反映公众对特定股票、行业或整体市场的情绪。这些讨论往往表现为：

    • 可变性：社交媒体讨论在语气、内容和质量上差异很大，使其成为丰富但复杂的信息来源。
    • 实时情绪：这些平台经常捕捉实时市场情绪，从而能够检测公众舆论的趋势和变化。
    • 波动性：社交媒体上表达的情绪可能高度波动，随着新闻事件或市场波动而迅速变化。

    趋势通常可以通过Seeking Alpha、Google Trends等网站以及其他以金融为导向的博客和论坛观察到，为市场走势和投资策略提供了重要的见解。它们的特点是：

    • 分析师视角：这些平台提供了经验丰富的金融分析师和专家的市场预测和投资建议。
    • 市场情绪：这些平台上的话语可以反映对特定证券、行业或整个市场的集体情绪，为主流市场情绪提供有价值的见解。
    • 广泛的覆盖范围：趋势数据涵盖不同的证券和细分市场，提供全面的市场覆盖范围。

    这些数据源中的每一个都为金融世界提供了独特的见解。通过集成这些不同的数据类型，像FinGPT这样的金融语言模型可以促进对金融市场的全面理解，并实现有效的金融决策。

    3.2 处理金融数据的挑战

    • 时间敏感性高：金融数据具有时间敏感性。市场动态消息或更新一旦发布，为投资者提供了一个狭窄的机会窗口，使他们的阿尔法（衡量投资相对回报的指标）最大化。
    • 高动态性：金融格局正在不断演变，每天都有新闻、社交媒体帖子和其他与市场相关的信息涌入。频繁地对模型进行再训练以应对这些变化是不切实际的，而且成本高昂。
    • 低信噪比：金融数据通常表现出低信噪比[Liu et al.，2022]，这意味着有用的信息通常与大量无关或有噪声的数据相比相形见绌。从信息的海洋中提取有价值的见解需要复杂的技术。

    解决这些挑战对于有效利用财务数据和最大限度地发挥FinLLMs的潜力至关重要。

    4 FinGPT概述：FinLLM的开源框架

    图1:FinGPT框架

    FinGPT代表了一个创新的开源框架，专门为在金融领域应用大语言模型（LLMs）而设计。如图1所示，FinGPT由四个基本组件组成：数据源、数据工程、LLMs和应用程序。这些组件中的每一个都在维护FinGPT在处理动态金融数据和市场条件方面的功能和适应性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数据源层：FinGPT管道的起点是数据源层，它协调从广泛的在线来源获取大量财务数据。该层通过整合新闻网站、社交媒体平台、财务报表、市场趋势等数据，确保全面的市场覆盖。目标是捕捉市场的每一个细微差别，从而解决金融数据固有的时间敏感性。

    数据工程层：该层专注于NLP数据的实时处理，以应对金融数据固有的高时间敏感性和低信噪比的挑战。它结合了最先进的NLP技术来过滤噪声并突出显示最显著的信息。

    LLMs层：它位于核心，包括各种微调方法，优先考虑轻量级自适应，以保持模型的更新和相关性。通过维护更新的模型，FinGPT可以处理金融数据的高度动态性，确保其响应与当前的金融环境同步。

    应用层：FinGPT的最后一个组件是应用层，旨在展示FinGPT在实践中的适用性。它提供金融任务的实践教程和演示应用程序，包括机器人咨询服务、量化交易和低代码开发。这些实践演示不仅为潜在用户提供了指南，还强调了LLM在金融领域的变革潜力。

    4.1 数据来源

    FinGPT管道的第一阶段涉及从广泛的在线来源收集广泛的金融财务数据。这些包括但不限于：

    财经新闻：路透社、CNBC、雅虎财经等网站是财经新闻和市场更新的丰富来源。这些网站提供了有关市场趋势、公司盈利、宏观经济指标和其他金融事件的宝贵信息。

    社交媒体：推特、脸书、Reddit、微博等平台在公众情绪、热门话题以及对金融新闻和事件的即时反应方面提供了丰富的信息。

    备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等金融监管机构的网站提供公司备案信息。这些文件包括年度报告、季度收益、内幕交易报告和其他重要的公司特定信息。证券交易所的官方网站（纽约证券交易所、纳斯达克、上海证券交易所等）提供有关股价、交易量、公司上市、历史数据和其他相关信息的重要数据。

    趋势：像Seeking Alpha、Google Trends和其他专注于金融的博客和论坛这样的网站可以访问分析师的意见、市场预测、特定证券或细分市场的走势以及投资建议。

    学术数据集：基于研究的数据集，为复杂的财务分析提供精心策划和验证的信息。

    为了利用来自这些不同来源的丰富信息，FinGPT结合了能够抓取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的数据采集工具，包括API、web抓取工具和直接数据库访问（如果可用）。此外，该系统旨在尊重这些平台的服务条款，确保数据收集符合道德和法律。

    数据API：在FinGPT框架中，API不仅用于初始数据收集，还用于实时数据更新，确保模型在最新数据上进行训练。此外，还实施了错误处理和速率限制策略，以遵守API使用限制并避免数据流中断。

    4.2 金融NLP的实时数据工程管道

    金融市场实时运作，对新闻和情绪高度敏感。证券价格可能会因新信息而迅速变化，处理这些信息的延迟可能会导致错失机会或增加风险。因此，实时处理在财务NLP中是必不可少的。

    实时NLP管道的主要挑战是有效地管理和处理连续流入的数据。管道中的第一步是建立一个实时获取数据的系统。这些数据可能来自我们的数据源API。以下是设计用于数据摄取的实时NLP管道的步骤。

    数据清理：实时数据可能有噪声且不一致。因此，实时数据清理包括删除不相关的数据、缺失值处理、文本规范化（如小写）和错误更正。

    标记化（Tokenization）：在实时应用程序中，标记化必须动态执行。这涉及到将文本流分解为更小的单元或标记。

    停止词删除和词干/词干化：对于实时处理，可以使用预定义的停止词列表从tokens流中过滤出这些常见的单词。同样，词干和引理化技术可以用于将单词简化为词根形式。

    特征提取和情感分析：特征提取包括将原始数据转换为机器学习模型可以理解的输入。在实时系统中，这通常需要一个快速高效的过程。可以使用诸如TF-IDF、Bag of Words或诸如Word2Vec之类的嵌入向量之类的技术。情感分析也可以对清理后的数据进行（将一段文本分为正面、负面或中性）。

    提示工程：创建有效的提示，引导语言模型的生成过程达到理想的输出。

    警报/决策：一旦输入提示，就需要对结果进行沟通或采取行动。这可能包括根据特定条件触发警报，通知实时决策过程，或将输出输入另一个系统。

    持续学习：在实时系统中，模型应该适应数据的变化。可以实现连续学习系统，其中在新数据上定期对模型进行再训练，或者使用可以用每个新数据点更新模型的在线学习算法。

    监控：实时系统需要持续监控，以确保其正常运行。管道中的任何延误或问题都可能产生直接影响，因此制定强有力的监控和警报非常重要。

    4.3 大语言模型(LLMs)

    一旦数据准备好，就可以与LLMs一起使用，以生成富有洞察力的财务分析。LLM层包括：

    LLM APIs：来自已建立的LLMs的API提供基线语言功能。

    可训练模型：FinGPT提供了可训练模型，用户可以对其私人数据进行微调，为金融应用程序进行定制。

    微调方法：各种微调方法使FinGPT能够适应个性化的机器人顾问。

    为什么要微调LLM而不是从头开始重新训练？

    利用预训练的大型语言模型（LLM）并对其进行金融微调，为从零开始进行昂贵而漫长的模型再训练提供了一种高效、经济高效的替代方案。

    BloombergGPT虽然在金融方面有着非凡的能力，但也有着密集的计算需求。它使用了大约130万GPU小时进行训练，当使用AWS云的2.3美元费率计算时，这意味着每次训练的惊人成本约为300万美元。与BloombergGPT等模型的高计算成本相比，FinGPT通过专注于顶级开源LLMs的轻量级改编，提供了一种更容易访问的解决方案。适应成本大幅下降，估计每次训练不到300美元。

    这种方法确保了及时更新和适应性，这在动态金融领域至关重要。FinGPT是开源的，它不仅提高了透明度，还允许用户定制，以适应个性化金融咨询服务的兴起趋势。最终，FinGPT的成本效益高、灵活的框架有可能使金融语言建模民主化，并促进以用户为中心的金融服务。

    通过低秩自适应（LoRA）进行微调

    在FinGPT中，利用一个新的金融数据集对预训练的LLM进行微调。众所周知，高质量的标记数据是包括ChatGPT在内的许多成功LLMs的关键决定因素。然而，获取此类顶级标签数据往往在时间和资源方面代价高昂，而且通常需要金融专业人员的专业知识。

    如果我们的目标是使用LLMs来分析金融相关的文本数据并协助量化交易，那么利用市场固有的标签能力似乎是明智的。因此，论文使用每个新闻项目的相对股价变化百分比作为输出标签。论文建立了阈值，根据新闻项目的情感将这些标签分为积极、消极和中性三类。

    在相应的步骤中，在提示工程过程中，提示模型从正、负和中性输出中选择一个。此策略确保了预训练信息的最佳利用率。通过部署LLMs的低阶自适应（LoRA）[Hu et al.，2021；Dettmers et al.，2023]，将可训练参数的数量从61.7亿减少到仅367万。

    通过股票价格强化学习进行微调（RLSP）

    同样，可以用股票价格强化学习（RLSP）代替人类反馈强化学习，正如ChatGPT所使用的那样。这种替代背后的原因是，股价提供了一个可量化的客观指标，反映了市场对新闻和事件的反应。这使得它成为训练我们的模型的一个强大的实时反馈机制。

    强化学习（RL）允许模型通过与环境的互动和接收反馈进行学习。在RLSP的情况下，环境是股票市场，反馈以股票价格变化的形式出现。这种方法使FinGPT能够完善其对金融文本的理解和解释，提高其预测市场对各种金融事件反应的能力。

    通过将新闻情绪与相关股票的后续表现联系起来，RLSP提供了一种微调FinGPT的有效方法。从本质上讲，RLSP允许模型推断市场对不同新闻事件的反应，并相应地调整其理解和预测。

    因此，将RLSP集成到FinGPT的微调过程中，为提高模型对金融市场的理解和预测准确性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通过使用实际股价走势作为反馈，直接利用市场的智慧使FinGPT模型更加有效。

    4.4 应用

    FinGPT可以在金融服务中找到广泛的应用，帮助专业人士和个人做出明智的财务决策。潜在应用包括：

    • 智能投顾：提供个性化的财务建议，减少定期面对面咨询的需要。
    • 量化交易：为明智的交易决策产生交易信号。
    • 投资组合优化：利用众多经济指标和投资者档案，构建最佳投资组合。
    • 金融情绪分析：评估不同金融平台的情绪，以获得富有洞察力的投资指导。
    • 风险管理：通过分析各种风险因素制定有效的风险策略。
    • 金融欺诈检测：识别潜在的欺诈交易模式，以增强金融安全。
    • 信用评分：根据金融数据预测信用度，以帮助贷款决策。
    • 破产预测：根据财务和市场数据预测公司的潜在破产或破产。
    • 并购预测：通过分析财务数据和公司简介来预测潜在的并购活动，帮助投资者预测市场走势。
    • ESG（环境、社会、治理）评分：通过分析公开报告和新闻文章来评估公司的ESG评分。
    • 低代码开发：通过用户友好的界面促进软件创建，减少对传统编程的依赖。
    • 金融教育：担任人工智能导师，简化复杂的金融概念，提高金融素养。

    通过将这些不同但相互关联的组件联系起来，FinGPT为在金融领域利用人工智能、促进金融行业的研究、创新和实际应用提供了一个全面且可访问的解决方案。

    5 总结

    总之，大语言模型（LLM）与金融部门的变革性整合带来了独特的复杂性和巨大的机遇。应对高时间敏感性、动态金融环境和金融数据信噪比低等挑战需要高效的解决方案。FinGPT通过利用预先存在的LLMs并根据特定的金融应用对其进行微调，做出了创新性的回应。与BloombergGPT等模型相比，这种方法显著降低了适应成本和计算需求，为金融语言建模提供了一种更易于访问、更灵活、更具成本效益的解决方案。因此，它能够持续更新，以确保模型的准确性和相关性，这是动态和时间敏感的金融世界中的一个关键方面。

    6 未来工作

    FinLLMs，或金融大语言模型，呈现了一个未来的愿景，个性化的机器人顾问或助手触手可及。它旨在使获得高质量财务建议的途径民主化，利用先进的语言建模技术来理解大量的财务数据，并将其转化为可操作的见解。以下蓝图概述了FinLLM的未来方向。

    • 个性化：FinLLM战略的核心是个性化微调的概念。FinLLM使用LoRA和QLoRA等技术，使用户能够根据自己的特定需求定制模型，从而创建个人机器人顾问或助手。这与金融服务定制的更广泛趋势相一致，因为消费者越来越多地需要符合其独特风险状况和财务目标的个性化建议。
    • 开源和低成本适应：FinLLM支持开源价值观，为用户提供所需的工具，以低成本（通常在100美元至300美元之间）将大型语言模型（LLM）适应自己的需求。这不仅使人们能够民主地获得先进的金融建模技术，而且还培养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开发人员和研究人员社区，共同推动金融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
    • 获得高质量的金融数据：FinLLM不仅提供建模技术，还提供了获得高质量金融数据的机会。这确保了用户拥有有效训练其模型所需的数据，同时也简化了数据管理过程。通过提供带有演示的数据管理管道，用户能够充分利用其财务数据的潜力，进一步增强了这种访问能力。

    附：论文英文版

    2306.06031下载

  • Torsten Dennin《From Tulips to Bitcoins_ A History of Fortunes Made and Lost in Commodity Markets》31-42

    31 Wheat: Working in Memphis 2008

    The price of wheat speeds from record to record. Trader Evan Dooley bets on the wrong direction, juggling 1 billion USD and dropping the ball. This results in a loss of 140 million USD for his employer, MF Global, in February 2008.

    “I simply do not know where the money is.” —Jon Corzine, CEO of MF Global

    Less than a month after Jérôme Kerviel’s catastrophic bet on European equity indices, which resulted in losses of nearly 5 billion USD to French investment bank Société Générale, another trader caused difficulties for his employer.
    This time it was through speculation on wheat futures. At the end of February 2008, MF Global, one of the world’s largest futures and options brokers, had to admit that one of its traders in Memphis, Tennessee, had speculated on wheat futures with corporate accounts. Within hours, a loss of about 140 million USD occurred.

    Spun out of Man Financial Group in 2007, MF Global was a commodity brokerage house that offered clearing and execution services. It had ambitions to become a financial services firm on the order of a Goldman Sachs or JPMorgan, and its CEO was Jon Corzine, former chairman of Goldman Sachs and onetime governor of New Jersey. Although it was a niche player on Wall Street, MF Global was a force on the Chicago Mercantile Exchange (CME), with 3 million futures and options positions open with a face value of more than 100 billion USD. Its customers made up almost 30 percent of the trading volume on the CME.

    Trading Wheat

    After corn, wheat is the second-biggest agricultural crop in the world, and it is traded worldwide on commodity futures exchanges. On the Chicago Board of Trade (CBOT), wheat is traded under the symbol W and the current contract month (e.g., W Z0 for wheat December 2020). One contract refers to 5,000 bushels of wheat, and each bushel is equivalent to 27.2 kilograms.
    Priced at 7.50 USD per bushel in November 2007, US wheat was already trading above 8 USD by the beginning of 2008. In part this was due to a tightening supply, but the increase was also increasingly driven by speculative capital, along with a weak US currency. The price broke through 9 and 10 USD per bushel within days, and at the end of February the situation had really gotten out of hand. On February 27, wheat contracts close to delivery experienced price movements of as much as 25 percent within a day. Although trading opened positive, by noon the price had fallen to 10.80 USD.

    Trader Evan Dooley speculated on falling
    prices of 2 million tons of wheat.

    In the afternoon, however, the price jumped again, to 13.50 USD per bushel. The news that Kazakhstan, one of the largest exporters of wheat, wanted to introduce export taxes to reduce sales was boosting the US wheat price. It was the strongest intraday price movement in wheat ever observed.
    However, there was also another explanation for the price swings: Evan Dooley, who had been a trader at MF Global since November 2005, had quickly entered significant positions in wheat futures on his own account in the morning hours of February 27. With these unauthorized actions, the 40-year-old trader exceeded his limits by far.
    Betting on a falling wheat price, Dooley is said to have traded around 15,000 futures—2 million metric tons of wheat. The value of the position varied between 800 million and 1 billion USD. However, as the wheat price continued to rise sharply, the company was forced to close the position with losses, that is, to buy further futures contracts. This led to a further price jump to a level that the market would not reach again, despite continuing strength, for several years.

    Figure 28. Wheat prices in US cents/bushel, 2007–2008, Chicago Board of Trade. Data: Bloomberg, 2019.

    MF Global shares lost more than 25 percent in value on that day. The losses came to approximately 140 million USD and represented four times the previous quarter. Concerned about the extent of the loss, MF Global promised to revise its internal policies and risk management. Dooley was fired immediately, and MF Global was fined 10 million USD for lack of supervision of its traders. Dooley himself was sentenced to five years in federal prison and had to make restitution of 140 million USD.
    On a side note, MF Global collapsed in 2011 when the company reported a 192 million USD quarterly loss. Client funds disappeared in the aftermath, which became a huge scandal. However, the failure of MF Global, with more than 40 billion USD in assets—the eighth-biggest bankruptcy in US history—was modest compared with the chaotic 2008 failure of Lehman Brothers, which had a 691 billion USD balance sheet. Regulators were eager to show that not all Wall Street firms were too big to fail. They happily let MF Global go under.

    Key Takeaways
    •Less than a month after Jérôme Kerviel’s catastrophic bet on European equity indices in 2008, another trader caused trouble for his employer: Evan Dooley of MF Global speculated on falling wheat prices and built up a short position of almost 1 billion USD.
    •Wheat prices kept climbing higher and higher, however, from 7.50 USD per bushel in late 2007 to more than 10 USD per bushel in January 2008.
    •On February 27, 2008, the price of wheat traded in Chicago fluctuated in the course of the day by 25 percent—falling back to 10.80 USD per bushel, then jumping again to 13.50 USD in the afternoon. MF Global accumulated a loss of about 140 million USD within hours.

    32 Crude Oil: Contango in Texas 2009

    The price of West Texas Intermediate (WTI) crude oil collapses, unsettling commodity traders around the world. A 10,000-person community in Oklahoma becomes the center of world attention. The concept of “super-contango” is born, and investment banks enter the tanker business.

    “Super-Contango is a state in which a forward price of a commodity is higher than the spot price to a greater extent than can be explained by the interest and storage costs that explain the usual state of contango.” —Moneyterms.co.uk

    Cushing is a small town in Oklahoma with fewer than 10,000 residents: There’s a Wal-Mart, some fast-food restaurants, and a few gas stations. Only massive tanks, pipes, and refineries hint that the town is somehow special. In the south of the city is a complex for the strategic oil reserves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a capacity of 35 million barrels—one of the largest in the country.
    Suddenly, at the beginning of 2009, Cushing—the only delivery location for West Texas Intermediate (WTI), the US benchmark for crude oil—became the focus of the world’s attention. In the oil market, big-time inventory building had begun. And it began on a large scale.

    Trading in Crude

    Because of the many different types and qualities of crude oil, market participants have agreed to trade in a few local varieties for reference: At the New York Mercantile Exchange (NYMEX), this is US West Texas Intermediate (WTI) oil, at the Intercontinental Exchange (ICE) in London it’s North Sea Brent, and in Singapore the Asian reference is Tapis. Additionally, there is an OPEC basket price, which calculates the average price of seven different types of crude: Sahara Blend (Algeria), Minas (Indonesia), Bonny Light (Nigeria), Arab Light (Saudi Arabia), Dubai (United Arab Emirates), Tia Juana Light (Venezuela), and Isthmus (Mexico). On commodity futures markets, WTI and Brent are the primary references for the price of oil, which is traded in 1,000 barrels per contract under the abbreviations CL (WTI) and CO (Brent) as well as the corresponding contract months (e.g., Z9 for December 2019).
    In the wake of the financial market crisis and the deteriorating economic outlook, the price of crude oil had come under massive pressure in the second half of 2008. That summer, crude oil had briefly traded at more than 145 USD for a short time. But then, the price dropped to less than 45 USD. The withdrawal of investment capital (“deleveraging”) also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o the price decline. This became obvious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 short-term crude oil contracts in which financial investors are typically invested, and which were now much more affected than long-term contracts.

    Figure 29. Crude Oil (WTI) Term Structure in USD/barrel, 2008. Data: Bloomberg, 2019.

    The forward term structure, which tracks the price of future crude oil deliveries over a period of several years, was still nearly flat in summer 2008, but from there, the contango structure of crude oil (WTI) increased. Contango refers to the situation in which spot prices are below the level of futures prices. This could be due to warehousing costs, including insurance and interest, for example, although those can be superseded by the effects of supply and demand.
    Between October and December 2008, the contango became extreme. The price decline at the short end of WTI contracts led to a record price difference (the spread)—in excess of 20 USD—between contracts for WTI January 2009 and WTI December 2009. Commodity traders introduced the term “super-contango” to describe what was happening, and commodity analysts called the price distortion of crude oil “absurd.” WTI decoupled completely from other crude oil reference prices such as Brent and, as a barometer for international crude oil markets, was “as useful as a chocolate oven glove,” noted a commodity analyst of Barclays, the British investment bank. What led to this situation? And, more importantly, what were the implications?

    Super-contango! Front-end WTI traded as low as 35 USD, while later crude contracts with later dates stayed above 50 USD.

    The world’s attention turned to Cushing, the world’s “pipeline crossroads” and the only source of WTI crude oil. Contango favors stockpiling, because instead of a low current price, oil can be sold for more at a later date. The only obstacle is that the owner of the crude needs to have appropriate storage facilities. At Cushing, due to the increasing contango, the storage level of oil was steadily increasing.

    Figure 30. Price spread of crude oil January (CLF9) and December 2009 (CLZ9) in USD/barrel. Data: Bloomberg, 2019.

    In January, oil inventories counted more than 33 million barrels (1 barrel equals 159 liters), and the remaining capacity literally was disappearing like ice in sunshine. The super-contango led to “super-storage,” because every holder of crude oil futures without the appropriate capacity had to sell crude oil, if needed, regardless of price. At its low, US crude oil was trading below 35 USD.
    It’s hard to know whether the super-contango was merely an expression of the short-term oversupply of the crude oil market due to the economic slowdown, or whether this was the effect of disinvestment of index and hedge fund capital in the forward contracts. In any case, the steepness of the crude oil forward curve continued to increase.

    Figure 31. Baltic Dirty Tanker Index, 2002–2010. Data: Bloomberg, 2019.

    An additional factor, apart from the price differences, distinguished this situation from past events: The economic slowdown and the effects of the credit crunch had put international freight rates under extreme pressure. At the beginning of 2009, freight rates for oil tankers were around 85 percent below their highs in summer 2008.

    The crude oil super-contango, combined with low freight rates, provided a lucrative business for investment banks.

    For a short while early in 2009, the price difference between a current crude oil contract and a December 2009 contract exceeded 30 percent. The combination of super-contango and the low crude oil tanker freight rates opened up a new field not only for crude oil traders but also for investment banks, since it was possible to store crude oil in oil tankers on the high seas.
    With sufficient inventories, it made no sense to sell oil at prices below 40 USD, if you could sell above 55 USD risk-free through a futures contract. January crude oil prices were trading 20 USD below December contracts, while the cost of storage aboard on a supertanker in January 2009 averaged around 90 US cents a barrel. Assuming that transportation, insurance, and financing were secured, there was an opportunity for immense profit for oil companies and traders.

    Tanker Talk

    The Baltic Exchange is a global marketplace for shipbrokers, shipowners, and charterers. The various indices of the stock exchange offer an important overview of freight rates differentiated according to cargo types, ship sizes, and shipping routes. The Baltic Clean Tanker Index tracks tankers carrying clean cargo, such as oil products (petrol, diesel, fuel oil, or kerosene); the Baltic Dirty Tanker Index is for tankers that carry cargo such as crude oil. In 2009, freight rates for bulk carriers—summarized in the Baltic Dry Index—had fallen by 94 percent since the previous summer, due to the economic slowdown and the credit crunch during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In comparison, the freight rates for tankers lost a little less. Freight rates for crude oil fell by around 85 percent.
    Tanker lease periods between three and nine months were particularly sought after.
    In February 2009, Frontline, the world’s largest owner of supertankers, reported that 25 tankers had been chartered, and there were still open inquiries about 10 more ships. Any tanker that held less than 2 million barrels of oil was not statistically recorded, but industry experts estimated that there were as many as 80 million barrels on the water at the time, more than twice as much oil as was in official storage in Cushing. The profitable business had also taken on a new dimension. The new customers were no longer BP or Exxon, but Merrill Lynch, Morgan Stanley, Goldman Sachs, Citibank, Barclays, and Deutsche Bank.
    Ship brokers around the globe were surprised by the extent of storage inquiries. After all, 35 supertankers accounted for roughly 10 percent of crude oil tanker capacity worldwide. Due to additional demand, tanker freight rates recovered slightly from their lows. However, the floating inventories prevented a significant spike in oil prices during the year, despite any improvement in underlying economic data. After a nearly 75 percent drop in crude oil prices in just one year, the supply surplus of floating stock unsettled the market. For 2008, the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 reported a decline in oil demand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1983.

    Key Takeaways
    •Cushing, a small town in Oklahoma, is the pipeline capital of the world—the only delivery point for WTI, the most important benchmark for crude oil.
    •In the summer of 2008, crude oil was trading above 145 USD. But then the price collapsed to less than 45 USD, and WTI switched from backwardation into a deep contango. A super-contango was born.
    •In combination with low freight rates due to the economic crisis, the oil super-contango provided a lucrative business for investment banks, which could physically buy oil, store it in supertankers, and sell it on futures exchanges, locking in a secure profit.
    •The super-contango led to a massive supply glut in crude oil for a number of years.

    33 Sugar: Waiting for the Monsoon 2010

    A severe drought threatens India’s sugar harvest, and the world’s largest consumer becomes a net importer on the world market. Brazil, the largest exporter of sugar, has its own problems. As a result, international sugar prices rise to a 28-year high.

    “The peacocks are not dancing.
    It will not rain.”
    —P. K. Dubey in Monsoon Wedding (2001)

    June 2009 was the driest summer month in India for more than 80 years, and the dry season was nowhere near ending. In the first week of August, rainfall was only one-third of its normal level. In the main agricultural areas in the north of the country, the weather phenomenon called El Niño had practically stopped the monsoon, whose season on the subcontinent usually lasts from the beginning of June to the end of September.
    One consequence of El Niño in India is significant crop failures, but India’s frequent experience of drought and famine has historically led to large storage facilities. According to the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about 20 million metric tons of rice and about 30 million tons of wheat were stored in 2009. For sugar, however, the situation was quite different.
    Crop failures were so severe, especially in the state of Uttar Pradesh, that India—the second-largest sugar producer in the world—changed from being a net exporter of the crop to becoming a net importer. After producing more than 26 million metric tons of sugar the year before, the country was initially expected to consume 22 million tons of sugar in 2009. However, in August, the Indian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revised the harvest estimates downward, first to 17 million tons and later to 15 million tons. It was not until 2011 that the Indian authorities expected a harvest of around 25 million metric tons of sugar.

    Sweet!

    Almost three-quarters of the sugar produced in more than 100 countries comes from sugarcane, grown primarily in tropical and subtropical regions. Sugar beets come mainly from the European Union and Russia. Brazil, the largest sugar producer and exporter, is responsible for about 16 percent of the world’s sugar, followed by India (14 percent), China (6 percent), and the United States (5 percent). In Brazil, more than half of the sugar harvest is processed into fuel (ethanol).
    Sugar is traded on multiple futures exchanges in different classifications. The most liquid trading is in Sugar No. 11 (ticker SB) on the New York Board of Trade (NYBOT), where futures contracts are traded in US cents per pound and comprise approximately 50 metric tons of sugar (112,000 pounds). Together with wheat, corn, and soybeans, sugar is the most liquid traded agricultural commodity.

    In 2008, the global trading volume of sugar was about 45 million tons, which equates to almost one-third of the quantity produced worldwide. Two-thirds of total sugar production is consumed directly in producer countries and is excluded from global trade. If other trade barriers, such as quotas and trade agreements, are taken into account, only about 25 percent of the world’s sugar is available to the global market, and about 40 percent of that comes from Brazil, which has quadrupled its sugar production since the early 1990s.

    With severe weather in India and Brazil, the price of sugar shot up.

    Like India, Brazil also had to cope with severe weather conditions in 2009. The problem there was not drought, however, but too much water.

    Figure 32. Sugar prices in US cents/lb, 1970–2010. Data: Bloomberg, 2019.

    Over the past 40 years, the price of sugar has been very volatile. Starting with prices as low as 1 US cent per pound in 1967, the price exploded in the mid-1970s to more than 60 US cents. Then, in 2004, the price of sugar slipped below 6 US cents—levels that had not been seen for more than 20 years.
    In 2010, however, there was a sugar rush! Massive imports from India and weather-related delivery delays in Brazil pushed the raw sugar price to a 28-year high. Futures contracts closed at 29.90 US cents per pound on January 29, 2010, a premium of more than 150 percent compared to the previous year. The situation calmed down only after the March contracts expired on February 26, 2010. At that point positive data from Brazil signaled that the worst scarcity was over.

    Key Takeaways
    •The three most important sugar producers worldwide are Brazil, India, and China, and the latter two mostly produce the crop for their own use.
    •The summer of 2009 was the driest summer in India for more than 80 years. El Niño caused significant crop failures, India became a net importer of sugar on the world market, and Brazil had weather-related problems as well. The price of sugar spiked around the globe.
    •Sugar prices rose to just under 30 US cents per pound by the end of January 2010—more than 150 percent over the previous year. Compared to prices in 2004, when sugar traded below 6 US cents, it represented a staggering increase of 500 percent and the highest price in almost 30 years.

    34 Chocolate Finger 2010

    Due to declining harvests in Côte d’Ivoire (the Ivory Coast)—the largest cocoa exporter on the world market—prices are rising on the international commodity futures markets. In the summer of 2010, cocoa trader Anthony Ward, “Chocolate Finger,” wagers more than 1 billion USD on cocoa futures.

    “Of course they are people. They’re Oompa Loompas.“ —Willy Wonka in the movie Charlie and the Chocolate Factory

    Cocoa, native to Central and South America, was considered by the Maya and the Aztecs to be a gift from the gods and therefore sacred. The seeds of the cacao tree also served as a means of payment. In the treasuries of Aztec king Moctezuma II, the Spanish conquistadors discovered, in addition to gold, more than 1,200 tons of cocoa—tax revenues and a huge currency reserve.
    Today cocoa is an important cash crop, an export commodity for many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the raw material for the production of chocolate. (In Germany, one of the countries with the highest per capita consumption of chocolate worldwide, every person eats an average of around 9 kilos per year.) Production costs for chocolate depend on the cocoa content, cocoa quality, and processing time, so that for a normal chocolate bar, the price of cocoa accounts only for about 10 percent of the cost of production.
    Cocoa is traded in New York on the New York Board of Trade (NYBOT) and in London on the Londo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Futures Exchange (LIFFE) in contracts of 10 tons each in USD and GBP, respectively.

    The 10 largest cocoa producers account for more than 90 percent of the world’s crop. Côte d’Ivoire dominates global production with a market share of more than a third of world production.

    In July 2010, market rumors in London suggested that the Armajaro hedge fund had placed a 1 billion USD bet in the cocoa market. Fund manager Anthony Ward was said to have bought around 240,000 tons of cocoa in an attempt to corner the market. This would have accounted for about 7 percent of global cocoa production and the majority of the available quantities. While some traders saw this as a bet that cocoa prices would continue to rise due to a declining supply, others argued that Ward was creating an artificial shortage and manipulating the market through his massive purchases just before the start of the annual cocoa harvest in October.

    Where’s the Cocoa?

    Cocoa’s main growing areas have shifted in recent years from Central America to Africa. The 10 largest producer countries account for more than 90 percent of the global cocoa harvest. Of these, Côte d’Ivoire is the largest supplier of cocoa in the world, with a market share of more than 33 percent. Indonesia, Ghana, Nigeria, Brazil, and Cameroon follow far behind. By 2010, however, cocoa production in Côte d’Ivoire had fallen by more than 15 percent over the previous five years, largely due to poor crop maintenance and pest infestation. Cocoa production in 2008–2009 was the smallest harvest in the previous five years, at just 1.2 million metric tons, a trend that market participants expected for the 2009–2010 crop as well.
    At age 50, Anthony Ward was considered a genius in trading cocoa. His attempt to corner the market for cocoa was spectacular but not an isolated event. In 2002, Ward had purchased more than 200,000 tons of cocoa—the equivalent of 5 percent of the world’s cocoa market—through futures contracts. That was not the biggest cocoa transaction, however. The cocoa trading desk at Phibro, Salomon Smith Barney’s commodity trading business, had taken a position of 300,000 tons of cocoa in 1997. The head of the cocoa trading desk at that time? Anthony Ward.

    Anthony Ward had been a cocoa trader and industry expert since 1979. In the first months of 2010, the price rose more than 20 percent because of his trades.

    Anthony Ward gained his first trading experiences in 1979 with tea, rice, cocoa, and rubber. In 1998 he co-founded Armajaro with Richard Gower, initially focusing on cocoa, then adding coffee and, later, other agricultural goods. Today Armajaro manages 1.5 billion USD and, with a local presence in Côte d’Ivoire, Indonesia, and Ecuador, is one of the largest cocoa suppliers to the world market. After Ward’s trades in July 2010, the British press dubbed Ward “Willy Wonka,” after the character in Charlie and the Chocolate Factory, and “Chocolate Finger,” in homage to a James Bond villain.

    Figure 33. Cocoa prices in USD/ton, 1990–2012. Data: Bloomberg, 2019.

    In 2009 and 2010, increasing demand, declines in production, and price speculation by hedge funds caused cocoa prices to rise more than 150 percent within two and a half years and to reach their highest level since 1977. A ton of cocoa in mid-July cost more than 3,600 USD. Because of Armajaro’s purchases, the short-term price of cocoa rose: A July contract carried a 300 USD premium compared to a December 2010 contract. Customers had to pay a premium of around 15 percent compared to a later delivery (backwardation).

    In a letter to the NYSE and LIFFE, 16 companies and trading houses complained about market manipulation of the cocoa market. However, LIFFE declared that “indications for a market manipulation are not recognized.”

    Key Takeaways
    •The cocoa market is relatively small and highly concentrated: Côte d’Ivoire dominates global cocoa production with a market share of more than a third of world production. The 10 largest cocoa-producing countries account for more than 90 percent of the world’s crop.
    •During the summer of 2010, rumors spread that hedge fund Armajaro had placed a bet of 1 billion USD in the cocoa market. Fund manager Anthony Ward, nicknamed “Willy Wonka” and “Chocolate Finger,” is said to have bought around 240,000 tons of cocoa in an attempt to corner the market.
    •Compared to price levels in early 2009, cocoa prices in London and New York rose by more than 150 percent and reached their highest level since 1977. A ton of cocoa cost more than 3,600 USD in July 2010—an increase of more than 500 percent compared to 2002. It was a successful bet for Chocolate Finger.

    35 Copper: King of the Congo 2010

    The copper belt of the Congo is rich in natural resources, but countless despots have looted the land. Now Eurasian Natural Resources Corporation (ENRC) is reaching out to Africa, and oligarchs from Kazakhstan aren’t shy about dealing with shady businessmen or the corrupt regime of President Joseph Kabila.

    “The West exploited Africa and now it wants to save it. We have been living with this hypocrisy for too long. Africa can only be saved by Africans.” —Joseph Kabila, President of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We bought an asset from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that was for sale.” —Sir Richard Sykes, ENRC

    On Friday, August 20, 2010, investors in the city of London listened closely as Eurasian Natural Resources Corporation (ENRC), a 12 billion USD, London-listed Kazakh mining company, took over the majority stake in Camrose Resources, which held the Kolwezi mining licenses recently expropriated by the government of the Congo. The previous owner of the extremely lucrative licenses? The Canadian mining company First Quantum Minerals. This was explosive news!

    All of a sudden, after decades of colonialism, dictatorship, and warfare,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DRC) was once again the focus of media atten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mining industry. The Congo, one of the poores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nevertheless has an immense wealth of natural resources. The African copper belt stretches from the Congolese mining province of Katanga to northern Zambia. Here lies around 10 percent of the world’s copper reserves. And in 2010, copper was scarcer and more expensive than ever before: Based on its 52-week low, the price of the metal had increased that year alone by 50 percent. For the first time, copper traded above 9,000 USD per metric ton on the London Metal Exchange (LM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Congo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formerly Zaire, is the third-largest country in Africa, after Sudan and Algeria. Neighboring countries—the (formerly French) Republic of the Congo, the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Sudan, Uganda, Rwanda, Burundi, Zambia, Tanzania, and Angola—are all much smaller. With its wealth of natural resources, such as cobalt, diamonds, copper, gold, and other rare minerals, the Congo is a prime example of the “resource curse” thesis: The 70 million inhabitants of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are among the world’s poorest. Only Zimbabwe has a lower per capita GDP.
    The Congo, whose capital is Kinshasa, gained independence from Belgium in 1960 under President Kasavubu and the popular Prime Minister Patrice Lumumba. A period of instability and military intervention followed, beginning in 1965, under the long dictatorship of Mobutu Sese Seko, during which Mobutu and the elite of the country (now called Zaire) systematically looted the wealth of the nation.
    The system collapsed in 1997, when Mobutu was ousted by Laurent-Désiré Kabila. In January 2001, L.-D. Kabila was murdered by one of his bodyguards under unclear circumstances, and the presidency passed to his son, Joseph Kabila. The latter stayed in power until the end of 2018. In January 2019, opposition leader Felix Tshisekedi was declared the fifth president of Congo-Kinshasa since its independence of Belgian colonial supremacy.
    Despite the official end of the second Congo war in July 2003 (the first took place in 1997–1998), conflicts still persisted in the country up until today. In the course of this “African World War,” which involved eight African states and 25 armed groups, more than 5 million people died. It was the bloodiest armed conflict since World War II.
    The Kamoto Mine near the town of Kolwezi is in the heart of the Congo’s mining district, where more than 3 million tons of copper and more than 300,000 tons of cobalt are believed to be in the ground. The current market value of copper reserves alone exceeds 30 billion USD. When the mine was still in operation, the machines of state-owned mining company Gécamines, once the largest company in Africa, moved about 10,000 tons of rock each day. In September 1990, however, the central part of the mine collapsed, burying many miners. The operation came to a standstill. Under the Mobutu dictatorship, reinvestments were neglected, and the largest mines fell into decay. In the late 1990s, Gécamines sold most of its projects to international mining corporations.

    Figure 34. Copper and share price of First Quantum Minerals, 2009–2010. Data: Bloomberg, 2019.

    Beginning in 2007, the Congolese government undertook a review of more than 60 foreign mining agreements in order to increase state involvement and ownership in the mining sector. Since then, the revision of mining licenses has created multiple sources of conflict.

    The government was aiming for at least 35 percent government ownership in future mining projects. In addition, newer regulations called for a signing bonus of 1 percent of the project value, a 2.5 percent license fee on the gross income, and a stipulation that the mine would go into production within two years.

    The value of the mineral reserves of the African copper belt between the DRC and Zambia exceeded the GDP of half the African continent.

    In August 2009, after a 2½-year review by the government, Canadian First Quantum Minerals’ Kolwezi license was terminated. The government accused First Quantum of breaching the 2002 mining regulations, though First Quantum denied it. One of the contentious issues was the increase of the Gécamines’ share by 12.5 percent—for zero costs involved.
    The situation for the Canadian company was precarious, since it had already invested more than 700 million USD in expanding Kolwezi. Moreover, after First Quantum couldn’t come to an agreement with the Kabila government, the Congolese Supreme Court also revoked the company’s licenses for the Frontier and Lonshi mines in favor of the state mining company Sodimico—another bitter blow to First Quantum.

    Sly Foxes

    The wealth of natural resources in the Katanga province of the Congo smoldered into a power struggle among the three craftiest businessmen on the continent: George Forrest, Billy Rautenbach, and Dan Gertler. Sixty-seven-year-old Forrest, head of the Forrest Group, had been born in the Congo and was the old man of the Congolese mining industry. In early 2004, a few months after the end of the war in the Congo, Forrest and Kinross Gold entered into a joint-venture agreement with the government over the Kamoto Copper Company (later Katanga Mining).
    Rautenbach, founder of Wheels of Africa, the largest transport company in southern Africa, was a friend of Zimbabwean president Robert Mugabe. He went after the jewel, Katanga Mining, through the British company Camec. However, after a short takeover battle, the Congolese government announced a review of those mining licenses, and Rautenbach took the hint. He pulled back in September 2007. Rautenbach had previously been the manager of Gécamines but was replaced by Forrest, which accounted for the hostility between the two men.
    Meanwhile, Gertler was laughing on the sidelines. Just 30 years old, he closed a joint-venture contract with the government of the Congo in 2004 for the development of KOV (Kamoto-Oliveira Virgule, later the company Nikanor). KOV was the only mine in Katanga with more resources than Kamoto Copper Company. More than 6.7 million metric tons of copper and 650,000 tons of cobalt—twice as much as in Kamoto—were estimated to be in the ground. According to market prices in 2018, the value of these resources alone exceeds half the GDP of Africa.
    During the takeover battle for Katanga, Gertler bought shares in that mine through Nikanor. Camec finally lost its bid at the beginning of 2008, and Nikanor and Katanga Mining merged. In addition to his financial resources, Gertler had excellent connections: He is the grandson of the founder of Israel’s diamond exchange, a friend of then-Israeli prime minister Ariel Sharon, and the same age as Congo president Joseph Kabila, whom he considered a close friend.
    In January 2010 the newly established Highwinds Properties, owned by Dan Gertler, was awarded the Kolwezi license in a shady deal. A few months later came the bombshell. On August 20, 2010, ENRC confirmed that it had secured the licenses to Kolwezi through its 50.5 percent acquisition of Camrose Resources for 175 million USD. The company said it intended to cooperate with Cerida Global, another Dan Gertler–controlled company. With the acquisition of Camrose, ENRC was also committed to a 400 million USD loan for Highwinds and a loan guarantee of another 155 million USD for Cerida’s debts.

    The Kazakh company ENRC aggressively expanded its business in Africa and was not shy about dealing with African despots like Joseph Kabila.

    Camrose also offered a majority stake in its subsidiary Africo to ENRC, whose copper and cobalt projects were located near its Camec properties. This was of high strategic importance for the Kazakh company, since ENRC had acquired the Central African Mining and Exploration Company (Camec) for 955 million USD in 2009. This is where Dan Gertler came into play, as Camec was 35 percent owned by the Israeli investor, who quickly unified the three Kazakh oligarchs—Alexander Mashkevitch, Patokh Chodiev, and Alijan Ibragimov—who owned 40 percent of ENRC.
    The deals between Camec and Camrose were important milestones for ENRC’s aggressive expansion policy in Africa, along with a 12 percent stake in Northam Platinum in South Africa that ENRC acquired in May 2010. Regardless of pending possible expropriations and a skeptical attitude by many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only time would show whether ENRC would have a more favorable outcome in Congo than its Canadian rival, First Quantum.
    Sometimes time flies. In November 2013, ENRC delisted its shares from the London stock exchange. The following April, an official investigation into bribery and sanction-busting began in England, and the founding partners decided to take the company private again. In February 2014, news spread that the company needed to sell all its international assets—including the copper mines in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to repay debts. President Kabila, however, stayed in power until the end of 2018.
    In January 2019, the opposition leader Felix Tshisekedi was declared the fifth president of Congo-Kinshasa. Leader of the opposition, Martin Fayulu, complained that Kamila, despite officially stepping down from office, would with his associates most likely continue controlling the levers of powers. Presidential elections had been due for more than two years, but elections had been postponed several times despite forceful protests. Since the end of Belgian colonial supremacy in 1960, the country had never seen a peaceful transfer of power.

    Key Takeaways
    •The African copper belt that runs between the Congo and Zambia holds an incredible wealth of natural resources. In 2010 it became the focus of upheaval when President Kabila revoked the mining license of Canadian firm First Quantum Minerals.
    •Copper was now big business, as copper prices traded at record highs of more than 9,000 USD per ton on the London Metal Exchange (LME).
    •The Kazakh (but London-listed) resource company Eurasian Natural Resources Corporation (ENRC) began to massively expand its footprint in Africa. The firm’s leaders were willing to deal with shady businessmen as well as with President Kabila’s corrupt regime.
    •In a murky transaction involving Dan Gertler’s Highwinds Properties, the expropriated assets of First Quantum were sold to ENRC. International investors were shocked, and the company went private a couple of years later.

    36 Crude Oil: Deep Water Horizon and the Spill 2010

    Time is pressing in the Gulf of Mexico. After a blowout at the Deepwater Horizon oil rig, a catastrophe unfolds—the biggest spill of all time. About 780 million liters of crude oil flow into the sea. Within weeks BP loses half its stock-market value.

    “This well did not want to be drilled . . . it just seemed like we were messing with Mother Nature.” —Daniel Barron, survivor of the Deepwater Horizon disaster
    “I would like my life back.” —Tony Hayward, CEO of BP

    Deepwater Horizon was one of the world’s most advanced deepwater rigs. Installed in 2001, it was 121 meters long, 78 meters wide, and 23 meters high and cost 350 million USD. In April 2010, the giant lay about 40 miles off the coast of Louisiana in the Gulf of Mexico. Since February, the platform had been busy in the Mississippi Canyon Block 252, drilling in the Macondo reservoir about 4,000 meters below sea level.
    April 20, 2010, promised to be a successful day, because the drill hole identified as API Well No. 60-817-44169 was about to be completed. The well would be sealed and prepared for production by a production platform. Every day counted because platform operators like Transocean charged oil companies on a daily basis. And in this case, BP was already concerned because Deepwater Horizon had been behind schedule for 43 days. The delays had already cost the big oil company more than 20 million USD.

    Twenty years after the Exxon Valdez oil spill, an even bigger environmental catastrophe was looming on the horizon.

    The Exxon Valdez—A Past Catastrophe

    Shortly after midnight on March 24, 1989, the most severe environmental disaster in 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ccurred. The 300-meter-long oil tanker Exxon Valdez was on its way from the oil-loading station of the Trans-Alaska Pipeline, in the port city of Valdez, Alaska, when it collided with Bligh Reef in Prince William Sound. The accident caused a spill of almost 40,000 tons of crude oil. Around 2,000 km of coastline were contaminated, and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fish, seabirds, and marine animals died. Captain Joseph Hazelwood was drunk in his room at the time of the accident, and third officer Gregory Cousins had the bridge.
    Despite an extensive cleanup, the ecosystem remains severely disturbed three decades later.
    That morning, four BP managers arrived by helicopter to monitor the completion of the drilling. Only a few hours before, experts from the oil services company Halliburton had cemented the drill hole closed, but employees of Schlumberger, who were about to test the cement seal, were sent back to shore by the BP managers before they had accomplished their task.

    Deepwater Horizon drilled for black gold in the Gulf of Mexico on behalf of BP.

    To accelerate completion of the work, BP urged rapid replacement of the drilling mud in the well with seawater to prepare for early production. This decision precipitated an argument between BP and the Transocean managers, who considered that step premature. Unlike seawater, drilling mud holds back rising gas and oil. However, the managers of BP prevailed, and the work began.
    The decision would prove disastrous. The hole had a leak, and drilling mud and gas bubbles began to spill out. The cement plug also appeared to be leaking. Work continued into the night, until suddenly a sharp hiss of methane was heard and a fountain of mud shot out of the derrick, signaling a blowout.
    As the methane ignited, a huge column of flame rose into the sky. Suddenly the entire derrick was on fire, and four workers on the drilling deck were dead.
    The alarm sensors designed to warn of fire and a concentration of toxic or exploding gases had been turned off to keep workers from being disturbed by false alarms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Now, below deck, it was chaos. Workers, some of them barely awake and dressed in little more than a life jacket, were jumping off the platform into the water, trying to save themselves. But with the Deepwater Horizon in flames, the oil on the water’s surface had caught fire as well. Chaos also reigned in the rig’s two lifeboats.

    Around 11 pm, the Damon B. Bankston, an 80-meter-long supply ship, rescued the survivors. Eleven people had died in the explosion. Two days later, the oil platform sank in the Gulf of Mexico.
    The demise of the platform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the biggest environmental disaster in 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an event that would provide the plot for a Hollywood blockbuster movie, starring Mark Wahlberg, in 2016.

    The Macondo drilling ended in disaster. In the largest oil spill in the United States, nearly 780 million liters of crude oil ran out, and the market value of BP fell by half.

    When fire broke out on the deck of the Deepwater Horizon, engineer Christopher Pleasant pressed the emergency button for the blowout preventer (BOP), a series of shut-off valves mounted directly above the well bore to interrupt the flow of oil into it. Like huge pliers, the massive shear jaw of the BOP was supposed to cap and close the well in case of disaster. The automatic emergency system was activated, but nothing happened.
    A commission of inquiry later found that the Deepwater Horizon blowout preventer was poorly maintained, the hydraulic system was leaking, and the safety instructions had not been properly maintained. In addition, the ring valve of the device had been damaged weeks before. Not only was the blowout preventer in poor condition, as early as September 2009, BP had reported almost 400 defects on the rig to Transocean. However, maintenance had been delayed, and more than 26 systems were in poor condition. There were even problems with the ballast system.
    After the platform sank, an oil slick formed. Approximately 1.5 km by 8 km at first, it expanded to almost 10,000 square kilometers within a few days. Between 5 and 10 million liters of crude oil were flowing out every day, and Louisiana, Florida, Mississippi, and Alabama all declared a state of emergency. According to the US 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s Flow Rate Technical Group (FRTG), the amount of oil that flowed out every 8 to 10 days matched the total amount of oil from the Exxon Valdez disaster. BP estimated that there were around 7 billion liters of crude oil in the source. Thus, it would take another two to four years until the entire amount of oil had oozed into the sea.
    Shortly after the platform sank, BP initiated two independently made side-to-side relief wells (called the “bottom-kill method”), but the drilling would have taken about three months. Meanwhile, the capture of the oil with the aid of large steel domes was failing.

    The depth of the seabed—around 1,500 meters—complicated the work. At the end of May 2010, several attempts were made to plug the leak with mud and cement (the “top- kill method”), but they, too, were unsuccessful. In the middle of July, BP succeeded in significantly reducing the oil flow with a new sealing attachment—a temporary closure was successful. As a result, on August 6, the leak was finally sealed permanently using a modified variant of the top-kill method (“static-kill”)—pumping in liquid cement through side relief holes. On September 19, five months after the Deepwater Horizon sank, BP declared the well “officially dead.”

    It took five months to seal the oil leak.

    It was estimated that nearly 5 million barrels of oil, around 780 million liters, had run out, and BP’s stock-market value fell by half in the course of the disaster. The company announced that it would divest 10 billion USD worth of assets to defer the cost of the spill.

    Figure 35. BP, share price fluctuation during first half of 2010. Data: Bloomberg, 2019.

    At that point only about 3 billion USD in costs had accumulated. But BP also set up a trust fund of more than 20 billion USD for the future consequences of the catastrophe. Still unanswered is the question of who bears th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disaster. Undoubtedly, BP took high risks, applied non-industry-compliant practices to save costs, and, as the principal, bears the financial responsibility. Transocean’s role as operator of the oil platform also needs to be clarified, especially since the platform was in relatively poor condition. For Halliburton, the questions revolve around the doubtful completion of the cement seal of the well, and initial claims have also been made to BP’s partner companies Mitsui and Anadarko.
    The disaster heightened public awareness of the risks associated with deepwater drilling, both in the Gulf of Mexico and in planned projects off Brazil and Africa. As a direct result of the catastrophe, the US government passed a deep-sea moratorium, temporarily banning all new deep-sea drillings. Although this was later repealed, no new licenses have been awarded. As a further consequence, President Barack Obama fired the head of the Minerals Management Service, Elizabeth Birnbaum. The agency, now renamed the Bureau of Ocean Energy Management, Regulation and Enforcement, had grossly and negligently violated its oversight responsibilities.
    It is impossible to estimate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disaster, let alone the 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which include not only the direct effects of the oil pollution but also the burning of oil and the use of toxic chemicals like Corexit, which have been used to combat the oil spill. BP said in 2018 that it would take a new charge over the Deepwater Horizon spill after again raising estimates for outstanding claims, lifting total costs to around 65 billion USD. The story of the disaster in the Gulf of Mexico will play out for decades in the future.

    Key Takeaways
    •At the Deepwater Horizon oil rig in the Gulf of Mexico, the Macondo drilling, at about 4,000 meters below sea level, ended in disaster. Nearly 780 million liters of crude oil ran out, and the market value of BP, the oil and gas company in charge, fell by half within weeks.
    •The oil spill caused the biggest environmental catastrophe in 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far more devastating than the oil spill of the Exxon Valdez 20 years earlier.
    •As a consequence, US authorities temporarily froze all deepwater drilling licenses. BP is estimating a price tag of more than 65 billion USD.

    37 Cotton: White Gold 2011

    The weather phenomenon known as La Niña causes drastic crop failures in Pakistan, China, and India due to flooding and bad weather conditions. Panic buying and hoarding drive the price of cotton to a level that has not been reached since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Civil War 150 years ago.

    “It’s not something you’re going to see again in your lifetime.” —Sharon Johnson, senior cotton analyst
    “I think there’s still hope for prices to go higher.” —Yu Lianmin, Chinese cotton farmer

    In ancient Babylon, cotton was known as “white gold,” and the fabric has remained popular throughout history, woven by hand for hundreds of years. At the end of the 18th century, however, spinning and weaving mills began to produce fabrics and clothing at a much lower cost than could be done by hand. By the 19th century, the cotton business was booming, due to recent inventions such as the steam engine, the cotton gin, the spinning jenny, and mechanical looms.
    The textile industry of the United Kingdom required ever larger quantities of the raw material, which was produced in its colonies or elsewhere abroad, especially in the southern United States, where cotton had expanded tremendously in the early 1800s. The crop thrived everywhere that was moist and warm, and labor was cheap in the American South. For about 250 years enslaved Africans had toiled on southern plantations, and cotton production grew from just 10,000 bales a year to more than 4 million until slavery was abolished after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Civil War in 1865. During that war, the price of cotton rose to dizzying heights that would only be reached again in spring 2011, almost 150 years later.

    The last time cotton reached almost 2 USD per pound was after the American Civil War.

    Since 1995, cotton had traded mostly between 0.40 and 0.80 USD, but at the end of September 2010, for the first time in 15 years, the price of cotton broke the 1 USD/lb level. A few months earlier, in May, the German magazine Der Spiegel had bemoaned “the end of cheap jeans,” as it noted the price explosion in cotton. But that was only the beginning. By November, cotton prices had increased another 40 percent. A sharp correction followed, but by the end of December cotton was up to 1.40 USD. And, beginning in January 2011, the market was unstoppable. The price spiked to more than 2.15 USD in March 2011—four times the level of early 2000 and a 480 percent increase over the November 2008 price.
    It was the highest price ever paid for cotton since the introduction of cotton trading on the New York Cotton Exchange in 1870.

    Figure 36. Cotton prices in US cents/lb, 2005–2013. Data: Bloomberg, 2019.

    The price had actually been rising for several years. At the end of 2009, the global textile industry had forecast robust growth of around 3 percent for the following year. However, flooding and bad weather conditions in several important producer countries such as China, India, Pakistan, and Australia led to significant crop losses. Because of the falling inventory, high premiums were paid for material that was available in the short term.

    Once again, severe weather conditions influenced agriculture prices.

    In Pakistan, the world’s fourth-largest cotton-producing country, floods hit more than 14 million people in 2010, according to UN estimates. The exceptionally heavy monsoon season was considered the strongest in more than 80 years, and rain destroyed more than 280,000 hectares of cotton. According to the Pakistan Cotton Ginners Association, the flood destroyed 2 million bales of cotton. The All Pakistan Textile Mills Association also reported a worrying shortage of cotton. Only 30 percent of the mills had raw material in stock for the next 90 days, and Pakistan would soon stop exporting cotton.

    A few weeks later, India, the second-largest cotton producer in the world, followed suit. The Indian Ministry of Textiles stopped exports, since without the ban the Indian textile industry would not have been guaranteed an adequate supply of cotton. Indian exports dropped to 0.5 million metric tons, having exceeded 1.5 million tons in the 2007–2008 season.
    There were several reasons for the shortage beyond the dynamic growth of the domestic Indian textile industry. The world’s largest cotton producer and importer, China, was also enduring a shrinking cotton harvest for the second year in a row, due to low temperatures and too much rain. China Cotton Association statistics in December 2010 showed monthly imports doubling year over year.

    Cotton Basics

    Most cotton species and varieties are cultivated as annual plants and have high requirements for heat and water. In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sowing takes place from the beginning of February to the beginning of June, depending on the location.
    China, India, the United States, Pakistan, Brazil, and Uzbekistan together account for around 85 percent of the world’s cotton production, with China and India producing more than half of the global market volume. In the 2009–2010 harvest, the amount of cotton grown worldwide reached 25 million metric tons.
    Cotton is used mainly in textiles, accounting for about one-third of the world’s textile fibers. These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natural fibers—such as vegetable fibers (e.g., cotton or linen) and animal fibers (e.g., wool, hair, and silk)—or artificial (synthetic) fibers. Synthetic fibers actually dominate the industry, accounting for almost 60 percent. They can be divided into cellulosic fibers (e.g., viscose) and those derived from petroleum. The most important synthetic fibers are polyester, polyamide, and polyacrylic fibers.
    Cotton is traded on the commodity futures exchanges in the United States under the symbol CT and the respective contract month in a contract size of 50,000 lb per contract.
    In late 2010 and early 2011, flooding and Cyclone Yasi caused severe damage in Australia, which ranked eighth among the top 10 cotton producers worldwide. The Australian Cotton Shippers Association, which had predicted a bumper harvest of more than 4 million bales, reduced its forecast by more than 10 percent.

    Blocks on cotton exports worsened the situation, and panic buying and hoarding were the result.

    Cotton processors in the region reacted in panic. Willing to pay any price for raw material, they pushed prices ever higher. Cotton farmers who still had inventory continued to aggravate the situation. The China National Cotton Information Center estimated that around 2 million tons of available material never reached the market in China. For example, in Huji, in Shandong province, about 220 kilometers from Beijing, growers held back more than 50 percent of their harvest at the end of January, expecting prices to continue to rise. Because of the short shelf life of cotton, that strategy could only be maintained until April or May.
    In any case, the price boom in cotton was short lived. The International Cotton Advisory Committee in Washington estimated that the acreage for the 2011–2012 season would increase to 36 million hectares, the most in 17 years. It was a natural response to record prices. In the short term, however, most processors had no choice but to mix cheaper synthetic fibers with the more expensive cotton.

    Key Takeaways
    •If you thought that the exciting times of trading cotton took place more than 100 years ago, events in 2010 proved you wrong.
    •The first impacts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were evident in a series of extreme weather events. Flooding and bad weather conditions caused by La Niña accounted for significant crop losses in several important cotton-producing countries, such as China, India, Pakistan, and Australia.
    •Cotton processors in the region reacted in panic, driving prices higher. Cotton farmers who still had stocks held back their supply in expectation of even higher profits.
    •As a consequence, cotton prices shot through the roof. Cotton, which once traded at 40 US cents per pound in 2009, doubled in value within a year to 80 US cents and skyrocketed to 2 USD in 2011. This was an increase of 500 percent in two years!
    •Because of short supplies, export restrictions, panic buying, and hoarding, the price of cotton rose to a level not reached since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Civil War 150 years ago.

    38 Glencore: A Giant Steps Into the Light (2011)

    In May 2011, the world’s largest commodity trading company—a conspicuous and discreet partnership with an enigmatic history—holds an IPO. The former owners, Marc Rich and Pincus Green, have been followed by US justice authorities for more than 20 years. Without mandatory transparency or public accountability in the past, they were able to close deals with dictators and rogue states around the world.

    “Glencore is Marc Rich’s legacy.” —Daniel Ammann, author of The King of Oil
    “My business is my life.” —Marc Rich

    It was the week before the Easter holidays in 2011, on a warm, sunny day in the banking metropolis of Frankfurt am Main, Germany. For the first time that year, temperatures climbed above 72 degrees Fahrenheit, and the city was full of people enjoying the sun’s warm rays. It was also the first week of “investor education” concerning the biggest IPO of the year, for Glencore.
    Equity sector specialists were explaining corporate strategy and the business model of the world’s largest commodity trading house and the reasons why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should participate in its initial public equity offering. In a meeting room in one of the bank towers, high above the city center, 11 people nibbled on light snacks. The analyst was late, however, thanks to too many meetings and telephone conferences. And much of the information about corporate returns remained unclear. It seemed that Glencore was not being completely transparent. How exactly did the commodity giant—whose value was estimated at between 60 and 80 billion USD by the banks in the consortium and whose management team was known only to industry insiders—earn its money? Until the IPO, the Switzerland-based company had cherished one thing above all: secrecy.
    Glencore (the name was derived from Global Energy Commodity Resources) was one of the world’s leading commodity players. Its business activities included the production, processing, and trading of aluminum, copper, zinc, nickel, lead, iron ore, coal, and crude oil as well as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terms of sales, the company was the largest in Switzerland and the largest individual shareholder, with 33 percent, of the multinational mining company Xstrata. Before the IPO, Glencore was completely owned by its management and employees, but until 1993 it had had a turbulent history determined by only one man: Marc Rich, nicknamed “The King of Oil.”

    Marc Rich was the world’s most successful commodity trader. Together with Pincus Green, he broke the Seven Sisters cartel, the dominant oil companies until the 1970s.

    Within commodity markets, Marc Rich was a legend. No commodity trader before or after him has ever been so successful. As a son of German-speaking Jews, Rich began his career in 1954 with Philipp Brothers, then the world’s largest commodity trader. Strong economic growth in Europe, the United States, and Asia made the 1960s a boom decade for commodity trading. But in 1973, when the company earned a record profit in which Marc Rich and Pincus Green played a decisive role, a dispute about future payments arose.
    Rich and Green left Philipp Brothers and convinced Jacques Hachuel, Alexander Hackel, and John Trafford to follow them. Together they founded Marc Rich + Co AG in Zug, Switzerland, on April 3, 1974.

    Rich and Green revolutionized commodity trading, breaking the multinational Seven Sisters oil companies cartel and becoming major players in international petroleum trading. In the early 1980s Rich was the world’s largest independent oil trader. Marc Rich + Co generated more profit than UBS, the biggest bank in Switzerland, and Rich’s private wealth was estimated to total more than a billion USD.
    Initially, the company focused on the physical trading of iron, nonferrous metals, and minerals. Crude oil and coal marked an expansion into energy. With the acquisition of an established Dutch grain distribution company in 1982, Rich + Co also entered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Through further acquisitions in mining, smelting, refineries, and processing, the company continued to grow in the 1980s and 1990s.

    Who Was Marc Rich?

    Marc Rich, born Marcell David Reich on December 18, 1934, in Antwerp, Belgium, was the son of German-speaking Jews. Fleeing war and persecution, the family immigrated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anged the family name to Rich. As a young man, Rich studied at New York University but left after two semesters to join Philipp Brothers in 1954, then the largest commodity trading company in the United States. He started his career under Ludwig Jesselson, and between 1964 and 1974 he worked as a manager of the Philipp Brothers offices in Spain. In 1974 Rich left the company and with Pincus Green and others founded Marc Rich + Co AG.
    Within the next two decades, the new commodity trading company would become the most successful in the industry. But because of business ties to Iran—despite America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anctions and the US abolition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in April 1980—Rich and Green became the focus of the US Justice Department. Accused of organized crime and tax fraud, Rich avoided prosecution by fleeing to Switzerland, where for 20 years he and Green proceeded with business as usual, while they were pursued by US justice.
    After a management buyout in 1993, Rich separated from the firm, and the group was renamed Glencore. At the time, Forbes magazine estimated his private assets at more than 1.5 billion USD.
    Rich never went to trial, and on his last day of office, January 20, 2001, President Bill Clinton granted full and unconditional pardons to Rich and Green in a still-controversial act.
    In June 2013, Rich died of a stroke at a hospital in Lucerne, Switzerland, at the age of 78.
    As it hunted for the next source of profits, the company was not picky. The list of its business partners read like a “Who’s Who” of international rogue states and dictatorships. The company traded commodities with Iran during the hostage crisis and with Fidel Castro’s Cuba, as well as with Slobodan Milosevic’s Yugoslavia, North Korea, Muammar Gaddafi’s Libya, the Soviet Union under Brezhnev, South Africa’s apartheid regime, and Nigeria and Angola in the late 1970s.
    In the 1990s, though, the tables turned. Pincus Green and Alexander Hackel resigned, and the press relentlessly excoriated the company’s business behavior. Finally, after heavy trading losses, Rich lost the support of other senior managers.
    In November 1993, the 39 most important employees of Marc Rich + Co met at the Parkhotel in Zug to discuss the future of the company without Rich. Led by Willy Strothotte, they agreed on a management buyout, and by the following November, Rich had gradually sold his shares of the firm to management and senior employees, about 200 people in all. The value of the company—an industry leader in trading crude oil, metals, and minerals—was estimated to be between 1 and 1.5 billion USD. The new owners renamed the company Glencore, eliminating all traces of the Marc Rich name after 20 years.
    Strothotte took over as chairman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Glencore but also moved into a top position at Schweizerischer Südelektra, which was renamed Xstrata in 1999 and was 33 percent owned by Glencore. The two companies maintained a close relationship. While Xstrata concentrated on commodity production, Glencore focused on marketing and trading raw materials. Xstrata, listed in London, offered transparency for investors. However, Glencore’s business continued to play out behind the scenes.

    Figure 37. Glencore (GBP). Equity price performance since IPO on May 19, 2011. Data: Bloomberg, 2019.

    As Glencore reached the limits of growth within its corporate structure, it badly needed fresh capital, a situation exacerbated by the fact that some of the management team had to be reimbursed within the next couple of years. The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which raised 12 billion USD, satisfied that hunger for cash. On May 19, 2011, shares of Glencore were listed for the first time in London at 5.27 GBP. In February 2012, the company announced a merger with Xstrata that would be concluded almost a year later under CEO Ivan Glasenberg. The CEO of Glencore since 2002, Glasenberg had been with the company since 1984 and, with an estimated 5 billion USD net wealth, he became one of the top 10 richest people in Switzerland.
    It turned out that Glencore’s management had cashed out at the peak of the cycle: The share price of the initial IPO has never been reached again. Instead, during a commodity sell-off, shares plunged to 67 GBP on September 28, 2015, a loss of 87 percent since the IPO. In January 2019, however, Glencore’s share price had recovered to 3 GBP, which shows that its business model as a listed company was working.

    Key Takeaways
    •The commodity trading company Glencore had a turbulent history that, until 1993, was determined by one man—Marc Rich, nicknamed “The King of Oil.” Rich had founded Glencore’s predecessor company, Marc Rich + Co AG, in Zug, Switzerland, in 1974.
    •With private wealth of more than 1 billion USD, Rich became the most famous commodity trader by breaking the Seven Sisters cartel, and by becoming the world’s largest independent oil trader. His list of business partners read like a “Who’s Who” of international rogue states and dictatorships.
    •Glencore and other commodity trading companies generally maintain an aura of secrecy, since they prefer to strike their deals in private. However, to overcome financing constraints, Glencore, which was completely owned by its management and employees after 1993, raised 12 billion USD in its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in May 2011. It merged with mining giant Xstrata one year later and became a leader in both mining and commodity trading.
    •In May 2011, shares of Glencore were listed for the first time in London at 5.27 GBP. In hindsight, that was the top of the cycle; during the following bear market in commodities, the shares plunged to 0.67 GBP in September 2015. Today, shares of Glencore have recovered to 3 GBP.

    39 Rare Earth Mania: Neodymium, Dysprosium, and Lanthanum 2011

    China squeezes the supply of rare earths, and high-tech industr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Europe ring the alarm bell. But the Chinese monopoly can’t be broken quickly. And the resulting sharp rise in rare earth prices lures investors from around the globe.

    “The Middle East has oil. China has rare earths.” —Deng Xiaoping, 1992

    In 2013, geologist Don Bubar bought 4,000 hectares of land in the wilderness of Canada for less than half a million USD, hoping that in a few years the area would be worth billions. Bubar and his company, Avalon Resources, planned to develop a mine for rare earths and to start production by 2015. Gold fever had seized the mining industry. Almost 300 companies worldwide were exploring for rare earths and other exotic metals like lithium, indium, or gallium. Investors were happy to spend their money on these projects, because the supply of rare earths is limited, demand was high, and prices were soaring, reflected in press headlines almost every day.
    Rare earths have become indispensable for modern high-tech applications—in computers, mobile phones, or flat screens, for example, and the growth of regenerative energy can’t be achieved without rare earths in electric/hybrid cars or in wind power plants. But these metals have been at the center of a trade conflict between the main producer, China, and the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a situation that has been worsening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What Are Rare Earths?

    Rare earths consist of 17 metals: scandium, yttrium, and the lanthanides group of lanthanum, cerium, dysprosium, europium, erbium, gadolinium, holmium, lutetium, neodymium, praseodymium, promethium, samarium, terbium, thulium, and ytterbium. In most deposits, light rare earths (cerium, lanthanum, neodymium, and praseodymium) are found in large quantities, while the occurrence of heavy rare earths (yttrium, terbium, and dysprosium among others) is considerably lower.
    One of the most extensively used metals is neodymium, which is indispensable for the production of permanent magnets, that is, magnets that do not discharge. Neodymium is used in mobile phones and computers, wind turbines, and electric/hybrid cars. Each megawatt of power from a wind generator requires between 600 and 1,000 kg of permanent magnets made of iron-boron-neodymium alloys. Moreover, in every wind turbine, there are several hundred kilos of neodymium and dysprosium.
    Lanthanum is also used in many high-tech applications. For example, about one kg of neodymium is needed for the hybrid engine of a Toyota Prius, but the batteries contain about 15 kg of lanthanum. The German Federal Institute for Geo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expects the demand for rare earths to rise to 200,000 metric tons a year. At current prices, this means a market size of 2 billion USD. Compared to other metal markets, such as that for copper, with an annual production volume of almost 20 million metric tons and a market value of almost 140 billion USD, rare earths are a tiny but profitable segment.
    China has dictated world market prices of rare earths, since its production accounts for about 97 percent of the global volume of 120,000 tons per year. China also has almost 40 percent of the world’s reserves, while other significant reserves are located in Russia, the United States, Australia, and India.
    Similar to OPEC’s actions during the oil crises of the 1970s, China has been manipulating exports for years, and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Europe have all complained about export restrictions and high export duties. In 2005, exports were around 65,000 metric tons per year, but the volume has shrunk dramatically since then. As a result, prices for rare earths rose sharply from 2005 to 2008, and there was another price push in the third quarter of 2009. For the first half of 2011,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nounced exports of just 14,500 metric tons, and prices rose again. A kilogram of neodymium in May 2011 cost almost 300 USD, compared to just 40 USD 12 months earlier.
    China also used its dominance in rare earth production as a political weapon. When Japan detained a Chinese ship captain, China banned rare earth exports to Japan in September 2010.

    Figure 38. Rare earth carbonate, neodymium, dysprosium, and lanthanum, 2010–2013. Chinese onshore prices in RMB, indexed 30.12.2009=100. Data: Bloomberg, 2019.

    Over the past 20 years, industrialized nations have maneuvered themselves into this economic dependency. In the mid-1960s, the United States began producing rare earths in the Mountain Pass Mine, in the Mojave Desert of California. Until the late 1990s, this mine alone covered the world’s demand for these metals. Within the industry, this time period is known as the “Mountain Pass era.”

    However, due to environmental constraints and low prices for rare earth metals, the mine closed in 2002.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1990s, the Chinese—able to produce the rare earths more cheaply and without worrying about environmental requirements—have begun to flood the world market.
    The main Chinese production comes from Mongolia, where only a few kilometers away from the city of Baotou, with its multimillion population, is Bayan Obo, one of the world’s largest open-air mines.

    It is estimated that up to 35 million metric tons of rare earths—more than half of total Chinese production—come from Bayan Obo. Another large segment of the Chinese supply derives from the southern provinces, where there are numerous small illegal projects in addition to official government mines. Production has its price, however. Processing rare earths generates large amounts of poisonous residues, which leads to heavy pollution by thorium, uranium, heavy metals, acids, and fluorides. Thus, untreated sewage has turned the nearby 12-kilometer-long drinking-water reservoir at Baotou into a waste dump enriched with chemicals and radioactive thorium.

    Bayan Obo in China is the world’s largest mine for rare earth minerals.

    Such heavy environmental damages are ironic, since these rare earths are indispensable to the clean energy industry, especially wind turbines and electric/hybrid cars. There’s no short-term, easy way out of the West’s self-inflicted scarcity. Development of an independent production capacity without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s a very capital-intensive undertaking.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of rare earth deposits is somewhat less problematic; despite their name, rare earths are not really scarce. Even the rarest metal in the group is around 200 times more common than gold.

    Skyrocketing prices of rare earths have attracted many adventurers.

    Skyrocketing prices in 2011 attracted investors and adventurers around the globe, as small mining companies began to search for rare earths and other exotic metals, and investors looked for attractive rare earth deposits to invest in. However, the majority of new rare earth deposits will never be developed or even have the slightest chance to go into production.
    The two most promising companies were Molycorp and Lynas. Molycorp, which had an IPO in 2010, planned to reactivate the Mountain Pass Mine, while Lynas aimed to start production at the Mount Weld Mine in Australia in 2011. All other projects were looking at a planning horizon of at least five years. Meanwhile, the absence of a processing infrastructure was an even greater obstacle than the need for capital-intensive funding.
    In 2015, Molycorp filed for bankruptcy after facing challenging competition and declining rare earth prices. The company was then reorganized as Neo Performance Materials. Lynas successfully got into production and made a first shipment of concentrate in November 2012. Today it operates a mining and concentration plant at Mount Weld and a refining facility in Kuantan, Malaysia. In September 2018, however, the processing facilities in Malaysia came under government review because of environmental concerns, and shares of Lynas began to tumble.
    China will continue to be the dominant source of rare earths, which perfectly fits into the strategic plan issued by Chinese premier Li Keqiang and his cabinet in May 2015: Made in China 2025.

    Key Takeaways
    •The group of 17 rare earth metals, with exotic names like neodymium, dysprosium, or lanthanum, have become indispensable for modern high-tech applications like wind turbines and e-mobility.
    •In 2011, China squeezed the supply of rare earths, using its dominance in rare earth production as a political weapon. Because its production accounts for more than 90 percent of global supply, China has been able to dictate world market prices.
    •High-tech industr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Europe sounded the alarm, but it was impossible to break the Chinese monopoly on the supply of rare earths in the short term. As a consequence, rare earth prices increased sharply, an average of 10 times between 2009 and 2011. Prices of neodymium and dysprosium, which are in the highest demand, increased even more drastically. This price spike attracted global investors who were eager to invest in rare earth deposits.

    40 The End? Crude Oil Down the Drain 2016

    A perfect storm is brewing for the oil market. There is an economic slowdown and too much storage because of contango. The world seems to be floating in oil, whose price falls to 26 USD in February 2016. But the night is always darkest before dawn, and crude oil and other commodities find their multiyear lows.

    “Everybody be cool. You—be cool.” —Seth Gecko in From Dusk till Dawn
    “The crude oil supply glut is gone.” —Nick Cunningham, www.oilprice.com

    The Armageddon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had been stopped by the massive bailouts and unconventional monetary policy of central banks around the world. As for oil, WTI crashed from almost 150 USD/barrel in June 2008 and traded temporarily below 33 USD during spring 2009. By the end of that year, crude prices had recovered to 80 USD, and between 2011 and 2014 the reference point for crude oil was 100 USD.
    But in hindsight, the summer of 2014 proved to be just the quiet before a massive storm: WTI fell from almost 110 USD to less than 26 USD—a drop of 76 percent, even lower than it had been during the financial crisis. (Actually it was the lowest level for crude prices since 2003.)
    Crude oil was not the only victim. The year 2016 began as an ugly one for all commodities as the Chinese domestic stock market plunged, and many other equity indices around the world followed in a case of Asian contagion. Demand in China was of fundamental importance for commodities because of demographics, growth, and the country’s immense raw material purchases. The US dollar retreated massively from highs of 100 on the Dollar Index, and raw material prices dropped further.

    Figure 39. Crude oil (WTI): recovery and bear market, 2008–2016. Data: Bloomberg, 2019.

    The massive price drop during the financial crisis had caused the term structure for crude oil to flip into contango, in which spot prices are below those of future delivery dates. It made more sense to store oil than to sell it, but the glut in supply overtaxed existing holding facilities, eventually leading to the use of supertankers as floating storage.
    By the end of summer 2015, crude inventories were still rising and prices had started to crash. In early 2016, storage levels had barely declined from their 80-year highs of 490 million barrels in the United States alone, leading to pessimism about the future.
    The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 noted that crude oil markets could “drown in over-supply” because of rising storage levels around the world. The agency said that the world had added 1 billion barrels of oil in storage in 2015, and storage levels were still rising. Even in the fourth quarter, normally when stocks are drawn down, inventories continued to climb.

    Crude oil crashed because of a massive global supply glut. Oil prices fell to less than 26 USD.

    There were dire warnings that the world could soon run out of storage space for oil, which would depress prices even further. Oil tumbled to its lowest level in more than 12 years, as the crude stockpiled at the delivery point for New York futures reached a record.
    On February 11, 2016, when the S&P 500 index posted a 12 percent loss on the year, the Baltic Dry Index—which measures the shipping activity of dry bulk cargos around the world—fell to an all-time low of 290. The activity in commodity markets came to a halt, and the Bloomberg Commodity Index posted a 30 percent loss on the year. However, February 11 marked the lows for many assets, and the markets began to improve in the weeks and months that followed.

    OPEC and Russia agreed to a joint production cut to fight the supply glut. Finally prices started to recover.

    Capitulation Price Levels

    In early February 2016, the S&P Goldman Sachs Commodity Index and Bloomberg Commodity Index, two important commodity market references, posted double-digit losses. Investors were devastated since 2015 had already been a bloodbath for commodities. Crude oil traded as low as 26 USD/barrel, copper below 2 USD/lb, and even gold traded as low as 1,050 USD/oz. Cryptocurrencies weren’t given much attention from investors at that time. Bitcoins, for example, had a bad year in 2015, trading below 200 BTC/USD, and started to recover in 2016.
    Gold was the first among the group of more than 20 commodities to indicate a turnaround, as prices started to climb, and exceeded its 200-day moving average rather quickly, a strong technical indicator for bullish markets.
    In the face of the massive supply glut, OPEC and Russia agreed to a joint cut in production. It was OPEC’s first agreed cut since 2008, when oil prices collapsed late in the year after hitting record levels during the summer. And it had the potential to restore some longer-term stability to the global oil market. The wild card was renewed produc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pushed by shale oil and fracking on the back of rising prices. Some feared that this could simply end up prolonging the glut and pushing prices back down.
    But there was also evidence that the massive inventories of raw materials were declining, and demand was finally picking up. And demographic trends continued to support the rationale that more people in the world would require more commodities in the years ahead. Both classic economic theory and common sense dictate that as demand rises, inventories fall and prices rise.

    Figure 40. Commodity performance in 2016. Data: Bloomberg, 2019.

    Meanwhile commodity prices were rising, with gold leading the way. The precious yellow metal traded to more than 1,380 USD in the wake of Britain’s Brexit vote, and silver shot up above 21 USD. Crude oil rose from just above 26 USD per barrel in February to more than 50 USD at the beginning of October. The price of sugar increased from 10 US cents per pound in August 2015 to more than 24 US cents on September 29, 2016. The prices of iron ore, zinc, tin, nickel, and lead all posted double-digit gains in 2016. In perhaps the most optimistic signal for commodity markets, the Baltic Dry Index rose from 290 in February to 915 in early October, an increase of more than 215 percent.

    Crude oil prices doubled from their lows in 2009, and commodities started to shine again.

    It appeared that prices for raw materials had reached a significant bottom. Commodities as an asset class posted impressive gains, rising by more than 20 percent from its lows in 2016 to the end of the year. WTI more than doubled in that period to above 55 USD/barrel.
    Production cuts that had been in place since the start of 2017 helped halve the excess of global oil stocks, although, according to OPEC, those remained above the five-year average, at 140 million barrels. It was not until May 2018 that OPEC said the global oil supply surplus had nearly been eliminated.

    Key Takeaways
    •“Super-contango” had caused a massive supply glut in crude oil, during which storage facilities for WTI in Cushing, Oklahoma, reached maximum capacity: The world seemed to be floating in oil, and WTI crashed from almost 110 USD to less than 26 USD in February 2016—a drop of 76 percent and the lowest level for crude oil prices since 2003.
    •During 2016, the Chinese domestic stock market plunged, and many other equity indices around the world followed, leading commodity markets lower as well. However, in spring 2016, commodity markets found a bottom, and commodities as an asset class posted impressive gains over the full year, rising by more than 20 percent. The price of WTI more than doubled in that period to more than 55 USD/barrel.
    •Nevertheless, it would take until May 2018 until OPEC confirmed that the global oil supply surplus had nearly been eliminated.

    41 Electrification: The Evolution of Battery Metals 2017

    Elon Musk and Tesla are setting the pace for a mega trend: electrification! Demand from automobile manufacturers, utilities, and consumers pushes lithium-based battery usage to new heights. For commodity markets, it is not only lithium and cobalt but also traditional metals like copper and nickel that are suddenly in high demand again. Electrification might prove to be the “new China” for commodity markets in the long term.

    “Tesla is here to stay and keep fighting for the electric car revolution.” —Elon Musk

    The year 2016 issued a wake-up call for the automotive and oil industries. OPEC, the mighty oil cartel, massively revised its growth expectations for electric vehicles (EVs) upward by 500 percent. Instead of the 46 million EVs by 2040 it had envisioned in 2015, OPEC was now looking at a forecast of 266 million EVs.
    If those projections turn out to be correct, by 2040 demand for oil could fall by 8 million barrels a day. That is about what the United States currently produces in a day, or roughly 8 percent of global consumption. (The world consumes almost 100 million barrels of crude oil every day, of which 75 percent is related to the transportation sector.)

    Elon Musk and Tesla

    Elon Musk, founder and CEO of SpaceX, Tesla, and Neuralink, was born in Pretoria, South Africa, in 1971. As of February 2018, Musk had a net worth in excess of 20 billion USD and was listed by Forbes as the 53rd-richest person in the world. In December 2016, he was ranked 21st on the Forbes list of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People.” Musk also founded PayPal, which was bought by eBay for 1.5 billion USD in October 2002.
    Tesla, based in Palo Alto, California, specializes in electric vehicles (EVs), lithium-ion battery energy storage, and solar-panel manufacturing through its subsidiary company SolarCity. Tesla operates multiple production and assembly plants near Reno, Nevada, while its main vehicle-manufacturing facility is in Fremont, California. The Gigafactory in Reno primarily produces batteries and battery packs for Tesla vehicles and energy storage products. According to Bloomberg, over the past 12 months Tesla has been burning money at a clip of about 8,000 USD a minute (roughly 500,000 USD an hour).
    In 2017 Tesla produced and sold 100,000 cars. It might be the beginning of a revolution, but so far EVs are hardly making a dent. German automakers BMW, Mercedes, and Audi together sold 6.6 million cars, and for these traditional car companies, the electric catchup has just started. In Germany, new car registrations of EVs reached 55,000, half of which were plug-in hybrids. This represented 1.6 percent of the new car market, based on 3.4 million new cars in Germany. Compared to 43.8 million total cars in use in that country, it was basically a grain of sand in the desert.

    EVs made up 1.6 percent of new car registrations in car-crazy Germany in 2017. However, Bloomberg New Energy Finance estimates that by 2040, EVs will make up to 40 percent of global new car registrations—tremendous growth!

    Currently China makes up half of the global EV market, accord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s Global EV Outlook 2018. In 2017, China sold 579,000 EVs, a 72 percent increase compared to 2016. Meanwhile, the global stock of electric passenger cars exceeded 3 million last year.
    But compared to the bigger picture, that’s merely a drop of water in the ocean, since according to BMI Research, the global car fleet can be estimated at around 1.2 billion cars. And global sales of passenger cars are forecast to exceed 81 million vehicles in 2018. Along with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is among the largest automobile markets worldwide, in terms of both production and sales.
    Therefore, it is all about the future as automakers start to expand their business into the electric mobility sector. Bloomberg New Energy Finance (BNEF) estimates that by 2040, global EV penetration of new car registration could reach 35 to 40 percent.

    Figure 41. Cobalt prices, 2012–2018. Data: Bloomberg, 2019.

    For commodity markets, this might signal the beginning of an avalanche, as electric cars demand additional raw materials. For example, studies done by the investment bank UBS and BNEF suggest that by 2040 there will be a significant surplus demand for graphite, nickel, aluminum, copper, lithium, cobalt, and manganese. Other commodities, like crude oil, steel, as well as platinum and palladium, would be negatively affected.

    For commodity markets, the mega trend of electrification could turn out to be an enormous new source of demand.

    Prices for cobalt and lithium, which are both essential for different types of batteries, are experiencing a bull market. Lithium-based batteries first had commercial applications a couple of years ago. Now we have them in almost all mobile devices: laptops, smartphones, electric tools, and cars. Gigafactories have been ramped up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nd battery prices are falling because of economics of scale and scope. That, in turn, triggers new applications.

    Figure 42. Benchmark Lithium Index, 2012–2018. Data: Benchmark Mineral Intelligence, 2019.

    Tesla might lose its leadership in electric cars, but Elon Musk kicked off a revolution in electrification and energy usage—a revolution that works to the good of humanity and, as a side benefit, will be good for commodity markets as well.
    The electrification of the automobile industry is a gigantic step, but only the tip of an iceberg. The ability to store energy is the missing link in growing alternative (wind, solar, and water) energy production. By 2025, power banks and power walls—instruments for decentralized energy storage at home, for example—might exceed sales for lithium-based batteries for the car industry. And this market is much bigger and promises much higher growth!

    Key Takeaways
    •There is a bull market for battery metals like lithium and cobalt, as battery-producing facilities shoot up like mushrooms. Prices for cobalt quadrupled from 25,000 to 100,000 USD per ton in 2017.
    •Elon Musk and Tesla are at the forefront of a mega trend in electrification. Although sales of electric vehicles today are minuscule, industry estimates peg them at 40 percent of global new car registrations by 2040. We might be witnessing the beginning of a revolution.
    •E-mobility is the first step, but energy storage is the missing link to alternative energy production by wind, sun, and water.
    •Together, e-mobility and energy storage might prove to be the “new China” for commodity markets in the long term, since demand is climbing not only for lithium and cobalt, but also for traditional metals like copper and nickel.

    42 Crypto Craze: Bitcoins and the Emergence of Cryptocurrencies 2018

    Bitcoins, the first modern cryptocurrency, emerged in 2009, described in a white paper the previous year by the pseudonymous Satoshi Nakamoto. The value of bitcoins explodes in 2017 from below 1,000 to above 20,000 USD, attracting worldwide attention. This stellar price rise, followed by a crash of almost 80 percent in 2018, makes bitcoins the biggest financial bubble in history, dwarfing even the Dutch tulip mania of the 17th century. Despite the boom and bust, the future looks bright, as underlying blockchain technology reveals its potential and starts to revolutionize daily life.

    “[Bitcoin/Blockchain] is the next major IT revolution that is about to happen.” —Steve “Woz” Wozniak, co-founder of Apple
    “With all of the calls of ‘bubble,’ it’s worth remembering that we’re in the early stages of global adoption as well as the early stages of development of the technology.” —Ari Paul, Forbes

    The punch came fast. Before boarding a flight to leave the country on April 1, 2018, Robert Farkas, co-founder of Centra Tech, was arrested by local criminal author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Half a year earlier, in September 2017, celebrity boxer Floyd Mayweather had posted happy pictures of himself living la dolce vita, spending money in expensive shops in Beverly Hills with his cryptocurrency-based Centra card.
    Farkas and his Centra Tech co-founder Sohrab “Sam” Sharma had claimed to offer a debit card, backed by Visa and Mastercard, that would allow people to convert cryptocurrency to US dollars to spend on everyday goods. The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alleged that Centra had no relationship with either card company. Sharma and Farkas had created fake biographies of fictional executives and paid celebrities to tout the upcoming initial coin offering (ICO)—an unregulated process by which a company can issue a new digital coin in exchange for real money—and the promise of quick riches on social media. Sharma and Farkas had swindled about 32 million USD from investors.
    Centra Tech is just one example of multiple scams and frauds in the crypto and ICO market in 2018, but it was dwarfed by other ICO scams like Modern Tech, which had made off with more than 660 million USD.
    It is still pioneer days in the technology sector, where ICOs are more popular and better known than companies’ traditional initial public offerings (IPOs). ICOs have quickly become a more important source of project funding than endless discussions with venture capital companies. There’s a dark side, however. The opportunities of a fast-developing market always attract fraud and black sheep. That is part of the game.

    The bitcoin was born in 2009. Today, more than 2,000 alternative coins exist.

    December 2018 is still the Wild West in an industry that is barely 10 years old. Bitcoins (BTC), described in a white paper in November 2008 and first released as open-source software in January 2009 by the pseudonymous Satoshi Nakamoto, are generally considered the first decentralized cryptocurrency. It was originally created as an alternative, decentralized payment method. Since then, more than 2,000 alternative coin variants have been created. Like Napster 10 years earlier, the system works without a central bank, as a peer-to-peer network in which transactions take place directly between users, without an intermediary. Blockchain is the technology behind cryptocurrencies, and it is fast becoming a platform for a vast number of innovations in peer-to-peer transactions.
    A blockchain is a cryptographically protected distributed ledger. It’s what protects you or anyone else from making a copy of that bitcoin you just bought. In fact, anything that you can make a mental list of, you can manage with blockchains—everything from tracking land and real estate ownership to the way we distribute medicine and how we grant certificates and diplomas. Some of these ideas are brilliant, while others are ridiculous.

    Digital Assets, Cryptocurrencies, and Tokens

    A digital asset is anything that exists in a binary format and comes with the right to use it, while the term “cryptocurrency” refers to coins that fulfill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andard paper-based money (fiat money). The characteristics are its function as a store of value, a unit of account, and fungibility. Examples include bitcoin, ethereum’s ether, and ripple’s XRP. Note that ethereum and ripple refer to the underlying blockchain and not to their cryptocurrencies. Crypto tokens are similar to cryptocurrencies in that they are built on blockchains.
    Cryptocurrencies are the most common form of tokens, but crypto tokens are broader representations of a blockchain’s value. That value is manifested across a diverse range—from cryptocurrencies to loyalty points and even to assets built on the blockchain.
    Ethereum, for example, is the underlying blockchain for several tokens that use its platform to develop services and produc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ryptocurrencies and crypto tokens becomes important within the context of investment. For example, cryptocurrency valuation is derived from a coin’s success in adher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oney. On the other hand, crypto token valuations depend on a different set of factors, such as protocol adoption and robustness.
    Originally, cryptocurrencies were designed to offer a decentralized alternative to traditional fiat currencies. Even at peak valuation in December 2017, bitcoins—plus the sum of all other cryptocurrencies a decade after their invention—represented just a fraction of physical money in US dollars, euros, pound sterling, or yen in terms of value. In volume, bitcoins are still by far the biggest cryptocurrency, followed by ether, ripple, and dash. In 2018, the 500 biggest coins had a combined market capitalization of 500 billion USD, of which bitcoins made up two-thirds. Physical US dollar notes in circulation are valued at 1.5 trillion USD, and that is only a minor fraction of the total US dollar supply. Next in line is physical gold, whose circulating value is estimated at 8 trillion USD, before taking the whole currency market into consideration. All fiat currencies together add up to a value of 83 trillion USD, which includes all physical money in circulation and electronic, that is, virtual money.
    Another important factor is the concentration of holdings. About 40 percent of bitcoins are held by perhaps 1,000 users. The top 100 bitcoin addresses control 17.3 percent of all the issued currency, according to Alex Sunnarborg, co-founder of the crypto hedge fund Tetras Capital. That’s important, since the cryptocurrency was designed to reach a maximum of 21 million bitcoins. Bitcoins are added by “mining,” a process by which transactions are verified and added to the public ledger. Currently, one bitcoin is added approximately every 10 minutes. With ether, the top 100 addresses control 40 percent of the supply, and with smaller currencies top coin holders control more than 90 percent because many of them are members of the teams running these projects.
    Bitcoins were first explained to the public as a form of digital money, and that is how its successors and competitors like litecoin and ether have been framed as well. Each of these currencies resembles traditional money in certain ways: They are abstractions of economic value and can be traded. But none of them offers the most basic role of a currency as a relatively stable medium of exchange. There is too much friction involved. Each transaction takes too long, uses too much energy, and involves too many risks.

    Bitcoins are more than digital money.

    The biggest problems with bitcoins have emerged because the mechanics of buying and holding them are so inscrutable that nearly everyone pays third parties to handle them. Those wallet-service middlemen become points of failure for the whole system. They get hacked, their systems go down, and they are ordered by governments and regulators to report transactions that users thought would be anonymous.

    The Mt. Gox Heist

    Launched in 2010 by Jed McCaleb, who later founded ripple, Mt. Gox, by 2013, had become the largest bitcoin exchange in the world. Based in Shibuya, an area in Tokyo, Japan, at that point Mt. Gox was handling more than 70 percent of all bitcoin transactions worldwide. In June 2011, when Mt. Gox was acquired by Mark Karpelès, the company was hacked the first time, and 2,000 bitcoins were stolen. As a consequence, a number of security measures were initiated, including arranging for a substantial number of bitcoins to be taken offline and held in cold storage. As a result of an investigation by the US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regarding the company’s license, the US government seized more than 5 million USD from Mt. Gox, and the company had to announce a temporary suspension of US dollar withdrawals. But that was not the biggest problem. As it turned out, the company had been the victim of an ongoing hack for more than two years.
    In February 2014, Mt. Gox suspended trading, closed its website and exchange service, filed for bankruptcy protection i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began liquidation proceedings soon after. The crypto exchange announced that approximately 850,000 bitcoins belonging to customers and the company were missing (valued today at 4.2 billion USD). Although 200,000 bitcoins were eventually recovered, the remaining 650,000 have never been found.
    CEO Mark Karpelès was arrested in August 2015 in Japan and charged with fraud and embezzlement and manipulating the Mt. Gox computer system to increase the balance in an account. US authorities followed the trail of money, and in July 2017 Alexander Vinnik was arrested in Greece and charged with playing a key role in the laundering of bitcoins stolen from Mt. Gox. Vinnik is alleged to be associated with BTC-e, an established bitcoin exchange, which was raided by the FBI as part of the investigation. The BTC-e site has been shut down, and the domain has been seized by the FBI. But no money has been found so far.
    What is a fair price for a bitcoin? Is it 1 or 100,000 USD? Some financial analysts today emphasize that bitcoins have no intrinsic value at all, and some economists refer to the Fisher equation, which pins the current value of a bitcoin to 20 to 25 USD in regard to the total available number of bitcoins, transaction speed, and trading volume. But it’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for this equation it is not the status quo but the future potential of the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that is relevant for a bitcoin’s value. And it is hard to see limits to the application of blockchain technology.

    In May 2010 Laszlo Hanyecz bought two pizzas in Jacksonville, Florida, for 10,000 BTC. It was the first real-world bitcoin transaction.

    Bitcoins became a hot topic in 2017 in the financial mainstream because of tremendous price fluctuations. Let’s take a step back: Prices initially were measured in US cents and single-digit US dollars in the land of Dungeons and Dragons or World of Warcraft. But on May 22, 2010, Laszlo Hanyecz made the first real-world bitcoin transaction by buying two pizzas in Jacksonville, Florida, for 10,000 BTC, valuing one bitcoin at 0.003 USD. One year later, in spring 2011, bitcoins were traded at parity with US dollars. And six years after that, on December 17, 2017, bitcoins surpassed 20,000 USD for the first time.

    Bitcoins traded at 0.03 USD in May 2010 and above 20,000 USD in December 2017.

    That same month, in December 2017, the Chicago Mercantile Exchange (CME) introduced and listed futures contracts on bitcoins in the commodity segment, allowing a hot speculative bubble to unfold. Bitcoins became commoditized and open to new investors and the mainstream, beyond the niche of electronic wallets. Until then, bitcoin and other cryptocurrency trading had been limited to specialized exchanges like Bitfinex, Kraken, or OKCoin, where you had to exchange US dollars or euros into bitcoins with your electronic wallet, though bitcoins were exchangeable into any other cryptocurrency. From its high in December, bitcoins crashed to below 6,000 USD within two weeks.

    Figure 43. Price of bitcoins surpassed 1,000, 5,000, 10,000, and finally 20,000 USD in 2017. Data: Bloomberg, 2019.

    In December 2018, bitcoins tumbled below 3,500 USD to a 13-month low before stabilizing. The slide fueled a sell-off among rival tokens ether, litecoin, and XRP. After months of stability at around 6,000 to 6,500 USD, bitcoins and other cryptocurrencies had lost more than 700 billion USD in market capitalization since their peak in December 2017.
    Regulatory concerns played a role, as the U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announced penalties against two companies that hadn’t registered their initial coin offerings as securities. Also, the US Justice Department was in the process of investigating whether the previous year’s rally was fueled by market manipulation.
    As Robert Shiller noted in his book Irrational Exuberance, it is impossible to spot a bubble and time its burst if you are part of it. That is possible only in hindsight. But after the stellar rise from less than 1 USD before 2011 and the crash by almost 80 percent from its December 2017 peak, the verdict is official: The bitcoin craze is the biggest financial bubble in history! It even dwarfs the tulip mania of the 17th century, which had previously exceeded every historic financial market bubble, including the Mississippi or South Sea Bubble, the run-up in equity prices before the busts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and Black Friday, or—more recently—the dot-com bubble and the rally before the world financial crisis hit in 2008.

    It may comfort investors that an 80 percent crash is not a unique event in the crypto space. In the past five years, the value of bitcoins was cut in half three times, and crashed by more than 25 percent 16 times, only to rise to new highs until 2018. Think back . . . how many years did it take to recover your losses from the dot-com bubble? Measured by the NASDAQ Composite, on average that took about 15 years! In the past, recoveries in the crypto universe have been much faster.

    The year 2013 was a rough ride for bitcoins. And the Mt. Gox heist almost became an extinction event for the cryptocurrency.

    In percentage terms, the bitcoin crashes of 2013 were almost as bloody as 2018. Prices ran up from a couple of US dollars to more than 1,200 USD, before plummeting. In April 2013, bitcoin prices fell from 230 to 67 USD overnight, a massive 70 percent drop in 12 hours. It took seven months to recover. After April, bitcoin prices hovered around 100 to 120 USD until later in the year, when prices suddenly skyrocketed to 1,200 USD in late November. However, in December the price tumbled back to less than half of that.
    Adding to the long road of recovery after the collapse in December 2013 was the Mt. Gox scandal. Bitcoins steadily increased in price through January and February, when they suddenly dropped by nearly 50 percent from 880 to below 500 USD because of the Mt. Gox heist.

    Figure 44. Historic bitcoin price corrections, 2013–2017. Data: Coindesk.com.

    One of the results of the erratic price swings of 2013–2014 is the emergence of an active cryptocurrency trading scene with its own slang, a special language established by crypto enthusiasts. The term “HODL” is probably the best known. During a massive price crash in 2013, someone called “GameKyuubi,” apparently drunk, posted “I AM HODLING” in a Bitcoin Talk forum. What the user in the post wanted to convey was the fact that despite the sharp drop in price, he was choosing to hold on to his bitcoins. The post went viral, and #HODL has been interpreted as “Hold On for Dear Life,” which corresponds to “Buy & Hold,” an investment strategy every long-term investor can relate to.

    #HODL. Hold On for Dear Life.

    Crypto slang today is very colorful, with a multitude of new terms and phrases whose meanings go way beyond their traditional definitions. There are words and abbreviations such as “mooning,” “fudding,” ADDY, JOMO, BTFD, and DYOR—the list goes on and on. HODL, however, is by far the most popular of these terms, and one that almost all cryptocurrency investors can identify with.

    Anti-money-laundering measures and the Chinese ban on cryptocurrencies and ICOs weighed heavily on bitcoins in 2018.

    How does one account for the extraordinary bitcoin rally and its bust? Originally, bitcoins were founded to redistribute value and move money away from banks and othe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 people. Anyone could become a bank, a payment service, or a lender. But bitcoins and other cryptocurrencies also became a loophole for money laundering and capital flight. Because of the low level of legal regulation, the use of cryptocurrency spread into the shadow economy. The implementation of an automatic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in 2017 led to last-minute panic as a new global standard on the automatic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targeted tax evaders. The new system provides for the exchange of non-resident financial account information with the tax authorities in the account holders’ country of residence. Data was exchanged for the first time in September 2017, but the majority of the 100-plus jurisdictions had implemented the system by January 1, 2018.

    The Top 5 Crypto Billionaires in 2018

    1.Chris Larsen (57), co-founder of ripple, owns 5.2 billion XRP, the token launched by ripple, whose current value is 8 billion USD.
    2.Joseph Lubin (53), co-founder of ethereum, has an estimated wealth of 1–5 billion USD.
    3.Changpeng Zhao (41), founder and CEO of Binance, the world’s largest cryptocurrency exchange, has an estimated wealth of 1–2 billion USD.
    4.Cameron and Tyler Winklevoss (36) were early investors in bitcoins and the founders of Gemini in 2015. Their estimated wealth is 0.9–1.1 billion USD.
    5.Matthew Mellon (45), an early investor in ripple’s XRP, has an estimated wealth of 0.9–1 billion USD.
    Source: Business Insider, 2018.

    Capital flight has also worried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By buying bitcoins, the Chinese have been able to move funds abroad. In September 2017, renminbi-to-bitcoin trades made up more than 90 percent of all bitcoin transactions. The government outlawed fiat money from being used in cryptocurrency purchases and even imposed travel bans on Huobi and OKCoin executives, two of the nation’s largest crypto exchanges. Chinese regulatory authorities also imposed a ban on ICOs and finally termed them illegal in China in September 2017. Huobi was forced to move its operations to Singapore, while OKCoin, renamed OKEx, was embraced by Malta. Many Chinese simply transferred their bitcoins to the now-offshore exchanges and carried on trading—until February 2018.
    That February,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PBOC), which is the central regulatory authority, issued a statement that “it will block access to all domestic and foreign cryptocurrency exchanges and ICO websites,” basically shutting down all cryptocurrency activities in the country. And the authorities were not bluffing: In April 2018, police stormed a large-scale bitcoin mining operation in the city of Tianjin and confiscated 600 computers in the raid

    For bitcoins and blockchains, 2018 was like 1992 for the internet—early days. To reveal the cryptocurrency’s full potential, another 10 years are neede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been successful in imposing stricter capital controls, banning bitcoin trading and ICOs, and shielding its people from bad influences by its Great Firewall. But China will not be able to turn back time for blockchain technology and its applications.
    The blockchains and cryptocurrencies will achieve their full potential in a decade, said Steve Wozniak, co-founder of Apple, in 2018, and according to Jack Dorsey, CEO of Twitter, bitcoins will become the world’s “single currency.” Previously, from 2014 to 2017, Jamie Dimon, CEO of JPMorgan Chase, was regularly quoted about his views of bitcoins: “Bitcoin is a fraud,” he said, as well as “Bitcoin will not survive,” and “Bitcoin is going nowhere.” In 2018, Jamie Dimon regretted that he had called bitcoin a fraud but still remained bearish. Meanwhile, earlier in that year, overwhelmed by client demand, JPMorgan Chase’s top rival, Goldman Sachs, announced the setup of a cryptocurrency trading desk.
    As for a distributed ledger technology like blockchain, its situation today is like that of the internet in 1992, with immense potential but a steep and messy learning curve. Every successful new technology undergoes an explosion of growth in which we try to use it for everything, until time reveals what the best applications and limitations are. Investing in dot-com stocks in the late 1990s was a roller-coaster ride, and many of the pioneers in that field ultimately failed. The real impact of the internet has taken decades to unfold, but the future of e-commerce and society has been changed forever.

    Blockchain technology has the potential to be just as impactful over time. Just as with the dot-com bubble, backing any single player in the crypto craze is like placing a bet on 27 red in a game of roulette. It is too early and the outcomes are too uncertain to identify potential winners. However, with the digital revolution we are experiencing right now, the economic landscape will be transformed in drastic ways. And, despite its sins of adolescence and the irrational exuberance of crypto trading’s early years, crypto tokens and blockchain technology have already begun to revolutionize our world. The applications in real estate, property, banking and financial services, and health care, just to name a few, are limitless and can only be compar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or the rise of smartphone applications. It might be that we are witnessing the first glimpse of a tokenized and coin-based economy. The future looks bright.

    Key Takeaways
    •Bitcoins were introduced in 2009 as an alternative, decentralized payment method using blockchain technology. Today more than 2,000 alternative coins (“altcoins”) exist.
    •Over 10 years the price of bitcoins rose from 0.003 USD in 2010 to 1 USD in 2011, to more than 1,000 USD in 2017. It exceeded 20,000 USD in December 2017, but within weeks, bitcoins dropped by almost 80 percent to below 3,500 USD in December 2018.
    •This tremendous boom and bust has made bitcoins the biggest financial bubble in history, greater even than the Dutch tulip mania of 1637.
    •The boom and bust of 2017–2018 has been associated with the Chinese ban on cryptocurrencies and ICOs, as well as anti-money-laundering measures like the implementation of automatic exchange of financial information in more than 100 countries. The beginnings of new disruptive technologies often attract black sheep and fraud, and many of the ICOs did turn out to be scams.
    •For bitcoins and blockchain applications, it is still early days. To reveal their true potential, another decade is needed. But from today’s perspective, the applications seem limitless.

    Outlook: The Dawn of a New Cycle and a New Era

    We are at the dawn of the 2020s and the commodity and crypto markets are in the starting blocks for a new rally. At the beginning of 2016, commodity investors looked back on five painful bear market years. In 2015, the Bloomberg Commodity Index, which measures the performance of 22 commodities like crude oil, gold, copper, wheat, and corn, lost 25 percent of value. And it got worse: In January 2016, commodity markets traded down an additional 7 percent. The Bloomberg Commodity Index was trading at its lowest level since its inception in 1991. Since spring 2014, investors had lost almost half of their invested funds. Investors in gold and silver mining companies, in particular, were hit hardest. The Arca Gold BUGS Index and Philadelphia Gold and Silver Index, both representing the biggest gold and silver mines, traded down to levels last reached at the beginning of 2000, when a troy ounce of gold was 260 USD.

    From summer 2011 to the beginning of 2016, investors saw 80 percent of their principal vanish into thin air, while gold in the same period traded down from above 1,900 USD to 1,050 USD (–45 percent). Mining in general suffered greatly. Market capitalization of companies included in the MSCI World Metals & Mining Index dropped by more than 80 percent since their peak valuation during the commodity super cycle in 2008. Shares of Glencore, the biggest mining and commodity trading company in the world, traded down to 67 GBP at the end of September 2015. From its highest prices in 2011, investors lost more than 80 percent of their capital. Compared to its closing price of 527 GBP for its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in May 2011, this represented a loss of shareholder value of almost 90 percent!
    Market exaggerations drove credit default swaps for mining companies into the stratosphere. For example, Glencore’s 2.5 percent yielding bond, maturing in 2019, dropped by 25 percent within three months to 75 US cents per dollar, offering a yield to maturity of more than 17 percent per year for investors. The same held true, for example, for bonds of Freeport-McMoRan, Teck Resources, First Quantum, or Lundin Mining, all large cap mining companies. Investors anticipated the bankruptcy of a whole industry.

    Figure 45. 50 years of commodity markets ups and downs. Did we see the beginning of a new bullish cycle in 2016? Data: Bloomberg, 2019

    .In retrospect, we witnessed capitulation level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2016. However, bold investors were able to make a killing in commodities during an early recovery. Compared to January 2016, gold mines tripled in value in just half of a year while gold gained 30 percent. Shares of Glencore approached 300 GBP, quadrupling in value compared to its lows just a couple of months before.
    While commodity markets crumbled and value in mining evaporated, world equity and bond markets celebrated the time of their life. MSCI World increased steadily after its drop by almost 60 percent during the financial crisis of 2008–2009.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Dow Jones and S&P 500 were both trading at all-time highs in late 2016 and continued their path of success until January 2018. At the same time, yields of 10-year bo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fell below 1.5 percent, while in Europe, German 10-year bonds dropped into negative territory. Bond investors woke up every day believing their party would never stop.
    Looking at the long-term relationship between equities and commodities by taking the ratio of S&P Goldman Sachs Commodity Index versus the S&P 500, one fact is striking: Relative valuation is extreme. Compared to equities, commodities have been stuck in the penalty box since the China-fueled commodity super cycle burst. Similar to the tech bubble 15 years ago, Alphabet (Google) today is valued equal to the aggregated market capitalization of all companies included in MSCI World Metals & Mining Index (more than 180 companies, including mining giants like BHP Group, Rio Tinto, Glencore, Vale, Barrick Gold, and Newmont Mining)! One has to ask: What is cheap, and what is expensive?

    Figure 46. Relative valuation of commodities versus equities. Buy commodities! Data: Bloomberg, 2019.

    Therefore, it is no surprise that after a severe five-year bear market, a 15 percent rise in commodity markets in 2016 passed the majority of investors unnoticed. From their intra-year lows, commodity market indices like the Bloomberg Commodity Index (BCOM), S&P Goldman Sachs Commodity Index (S&P GSCI), and Rogers International Commodity Index (RICI) all gained more than 25 percent and surpassed equity-index performance. Furthermore, metals and mining as well as oil and gas led the equity-index sector perform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but fund manager surveys show that investors continued to be massively underweighted in resources equities.
    Recent history aside, investors can refer to several commodity markets that are still in oversupply. But in terms of supply-demand imbalances following the boom of the commodity super cycle, the worst is behind us. Slashes of industry investments in mining, as well as in oil and gas, will have brutal results in 2020–2030, when natural depletion will combine with and outweigh reduced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expenditures. With fundamental market data for commodities just starting to improve, commodity prices reached a technical bottom. A shift of the 200-day moving average to the upside in April 2016 was a first positive sign for a bullish market environment in commodities in the future.
    In conclusion, 2016 might prove to have been the dawn of a new cycle for commodity investors, a multiyear period of rising prices, which also reflects healthy prospects for the global mining industry. In the coming years, new trends like battery metals for electrification, e-mobility, and the megatrend of digitalization, which includes cryptocurrencies, will become an important and enormous driver for productivity, growth, and commodity markets. Electric vehicles might not need gasoline or diesel, but demand for gold, copper, nickel, cobalt, lithium, and rare earths increases drastically. If this scenario holds true, we witnessed the beginning of a new cycle which can only be compared to the awakening of the Chinese economy almost 20 years ago. It is also the beginning of a more mature stage in blockchain and bitcoins, as the exuberance of the early years is gone and opens the path to future applications.

    Epilogue

    “Commodities tend to zig when the equity markets zag.” —Jim Rogers, commodity expert and co-founder of the Quantum Fund

    Let us take a short time trip back to the year 2001. The average price for a barrel of crude oil was 26 USD. In the course of the year, the price of a ton of copper dropped from 1,800 to below 1,400 USD. Gold traded between 255 and 293 USD per troy ounce and made its first serious attempt in modern times to jump above 300 USD.

    Prices for wheat and corn averaged 2.70 and 2.08 USD per bushel. The terror attacks of 9/11 on the World Trade Center and the Pentagon, which killed about 3,000 people, were the most traumatizing events in 2001. Although the head of Al-Qaeda, Osama bin Laden, was shot in an elite U.S military mission in 2011, the war against global terrorism still has not been won today, almost 20 years later. But at least a military victory against the Islamic State seems imminent. In the White House, Democrat Bill Clinton was replaced by Republican George W. Bush; 15 years later Republican Donald Trump took over the presidency from charismatic Democrat Barack Obama. Cynical observers note that 9/11 has been replaced by 11/9, the date Donald Trump’s election was announced.

    In 2001, commodities as a professionally recognized and investable asset class were still in their infancy. The Bloomberg Commodity Index, as a measure of commodity market performance, had been launched just a few years earlier, in 1998, as the Dow Jones AIG Commodity Index. Alternative investments in addition to traditional investments in equities and bonds have since become more fashionable, thanks to the investment strategies of endowment funds such as those at Yale and Harvard Universities. In 2005, Gary Gorton and K. Geert Rouwenhorst published “Facts and Fantasies about Commodity Futures,” which also helped anchor commodities as an integral part of a global asset allocation.

    At the end of 2001, China entered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an event that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rapid growth of the Chinese economy and caused massive turbulence for global commodity markets. Within a few years, China had evolved as a dominant factor in global commodity demand, and the commodity super cycle was born.

    Crude oil reached 147 USD per barrel, copper traded above 10,000 USD per ton, gold surpassed 1,900 USD per troy ounce, and wheat and corn shot up to 9.50 and 8.40 USD per bushel. But depression followed euphoria in the form of years of sluggish growth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and economic crisis. The year 2008 was an annus horribilis for global capital markets, as equity and commodity markets dropped by more than 50 percent. A period of deleveraging and sluggish growth followed a nonsustainable recovery. Thereafter, commodity markets faced five years of a severe bear market.
    Today, approaching 2020, we are witnessing the starting point of a new commodity bull market and a maturing of the market for cryptocurrencies. The exuberance of the commodity super cycle is gone, invested assets are rising again for the first time in years, and commodity market performance is up ahead of equities. The price of a barrel of oil tested a low of 26 USD during spring 2016 but has since nearly tripled from that level. Copper traded in excess of 6,000 USD per ton. Gold rose above 1,300 USD per troy ounce. In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wheat and corn prices averaged 4.80 and 3.60 USD per bushel. From a technical perspective, bottom building was completed in 2016, as commodities went above their 200-day moving average and created a bullish chart pattern in 2017. Nevertheless, even at the start of 2019 the majority of commodities still traded way below their medium- to long-term average prices, and bitcoins are in a phase of bottom-building.
    In hindsight, 2016 proved to be the turning point for commodities, as fundamentals started to improve, prices recovered, and the way was cleared for a new market cycle.
    The 42 chapters of this book show, on the one hand, that commodity market speculation was not invented in this decade. On the contrary, in the 1980s and 1990s commodities had only disappeared from investors’ radar screens, while the 1970s also saw tremendous commodity price spikes. Many of the episodes described here—from the Dutch tulip mania in the 17th century to the fantastic rise and fall of bitcoins in the 21st century—show how dramatically temporary imbalances on the supply or demand side can affect individual commodity markets. The real economic consequences should not be underestimated, as unlike stocks, bonds, or currencies, commodities are real assets. Political unrest and failing governments because of high food prices in Africa, which led to the Arab Spring, or current instabilities in Venezuela and Brazil due to low oil prices, are only two examples.
    Tulips and bitcoins are linked as the two biggest financial bubbles in history, despite nearly 400 years between them. Meanwhile markets and events have given rise to 40 fantastic stories from the commodity world. The wheel of time continues to turn, and due to the cyclical nature of commodity markets, extreme events are doomed to repeat themselves, albeit in a modified form. Each market is determined in its extreme phase by greed and fear; and the short memory of capital markets is proverbial anyway.
    The episodes summarized in this book are meant to highlight the booms and busts of commodity and crypto markets. Besides extreme price fluctuations, this book aims to show an insider’s perspective on speculation, gains, and losses that determine individual fates. The extent and velocity of price spikes are stunning, even for long-term investors. Linking commodity market events over several hundred years demonstrates the parallels among events in the past and prepares us for future developments including blockchain and bitcoins.

    Glossary of Terms

    AddyShort version of “address,” usually meaning your public key or the address of your crypto wallet. A bitcoin address is used to send and receive bitcoin transactions. The address is made up of a sequence of letters and numbers but can also be represented as a QR code.
    AgflationA period of rising food prices caused by increased demand for agricultural commodities, as was seen for both food and biofuels in 2007–2008. The word is a combination of the terms “agriculture” and “inflation.”
    AltcoinAltcoins or coins are alternative cryptocurrencies launched after bitcoins. Today there are more than 4,000 altcoins, which differ from bitcoins in various ways. An example of an altcoin is litecoin.
    Backwardation and ContangoIn financ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spot (or cash) price and future prices defines the term structure. Backwardation occurs when the price for future delivery is lower than the spot price (e.g., the price of crude oil delivered in 3 months is 60 USD/barrel and the spot price is 70 USD/barrel). Contango occurs when the price for future delivery is higher than the spot price (e.g., the price of gold delivered in 1 year is 1,400 USD/oz and the spot price is 1,300 USD/oz). Contango is common for financial futures and gold, whereas backwardation is often seen in commodity markets and implies a positive carry for investors.
    BlockchainA blockchain is a growing list of records, called blocks, that are linked using cryptography. Blockchain is a form of Distributed Ledger Technology (DLT), which is a consensus of replicated, shared, and synchronized digital data geographically spread across multiple sites, countries, or institutions. There is no central administrator or centralized data storage.
    Bull and Bear MarketIn finance, the terms bull and bear market describe the general direction of a market. The use of “bull” and “bear” derives from the way the animals attack their opponents. A bull thrusts its horns up into the air, while a bear swipes its paws downward. These actions are metaphors for the movement of a market. If the trend is up, it’s a bull market. If the trend is down, it’s a bear market. A bear market usually is defined when prices drop to 20 percent or more below their recent top, while a smaller price decline is considered to be a correction.
    BTCBitcoin (BTC, or). A cryptocurrency, a form of electronic money, 1 bitcoin is divided into 1,000 millibitcoins and 100,000,000 satoshis. A bitcoin is currently worth about 4,000 USD.
    BTFDAn abbreviation for “Buy The Fucking Dip,” a stock market term to buy stocks or other assets during a price correction.
    Cornering a MarketIn finance, cornering a market consists of obtaining sufficient control of an asset—for example, a stock, currency, or commodity—in an attempt to manipulate the market price. Control usually means to have a dominant share in ownership.
    (Market) CrashA crash in stocks, commodities, or cryptocurrencies is a sudden dramatic decline of prices across a significant cross-section of the market, resulting in a significant loss of paper wealth. Crashes are driven by panic as much as by underlying economic factors. They often follow speculative stock market bubbles.
    CryptocurrencyA cryptocurrency is a digital asset designed to work as a medium of exchange that uses a high level of cryptography to secure financial transactions, control the creation of additional units, and verify the transfer of assets. Cryptocurrencies are an alternative and digital currency, which use decentralized control as opposed to the centralized digital currency and central banking systems of fiat currencies. The most popular cryptocurrency is bitcoin. The most common categorization of cryptocurrencies are alternative cryptocurrency coins (altcoins) and tokens (which are not meant to be a medium of exchange).
    DYORAn abbreviation for “Do Your Own Research.” It is used often in internet forums and blogs as a reminder for readers to do their own research on a subject, rather than take everything they read at face value.
    Fiat CurrencyA “regular” or “normal” currency today, such as the US dollar, euro, or pound sterling. Fiat money is a currency without intrinsic value that has been established as money, often by government regulation, and is backed by the government. (The term fiat comes from the Latin for “let it be done.”) This approach differs from money whose value is underpinned by some physical good such as gold or silver (the “gold standard”) or economic value like some cryptocurrencies.
    FOMO / JOMOAn abbreviation for “Fear of Missing Out.” It is defined as a fear of regret, which may lead to a compulsive concern that one might miss an opportunity for social interaction, a novel experience, a profitable investment, or other satisfying events. FOMO perpetuates the fear of having made the wrong decision. JOMO, on the other hand, describes the “Joy of Missing Out,” the antithesis of FOMO.
    FUDThis describes the spreading of “Fear, Uncertainty, and Doubt,” typically through the media. It’s a disinformation strategy broadly used in politics, public relations, sales, marketing, and investing. Generally, FUD is a strategy to influence perception by disseminating negative or false information and a manifestation of the appeal to fear.
    Gold and SilverGold (symbol AU, from the Latin aurum) and silver (symbol AG, from the Latin argentum) are precious metals that have been used for thousands of years as a measure of value. Since the sixth century BCE, gold and silver have been minted as coins. In the past, a gold or silver standard was often implemented as a base of monetary policy. Officially, the world gold standard was abandoned for a fiat currency system after 1971 (the “Nixon Shock”).
    Gold StandardThe gold standard is a monetary system where a country’s currency or paper money has a value directly linked to gold. (Variations include the silver standard or bimetallic standard.) Most nations abandoned the gold standard as the basis of their monetary systems at some point, although many hold substantial gold reserves. After World War II, a system similar to a gold standard was established by the Bretton Woods Agreements. Under this system, many countries fixed their exchange rates relative to the US dollar, and central banks could exchange dollar holdings into gold at the official exchange rate of 35 USD per ounce. All currencies pegged to the US dollar thereby had a fixed value in terms of gold. In August 1971, President Nixon ended the convertibility of US dollars into gold, which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the fiat currency system of floating exchange rates.
    HODLAn abbreviation for “Hold On for Dear Life.” HODL was originally a typo, originated in a December 2013 post on the Bitcoin Forum during a price crash. It became very popular within the cryptocurrency community as encouragement for holding the cryptocurrency rather than selling it (buy and hold).
    ICOAn Initial Coin Offering (ICO) is a type of funding using cryptocurrencies. In an ICO, a quantity of cryptocurrency is sold in the form of tokens to investors in exchange for legal tender or other cryptocurrencies such as bitcoins or ether. ICOs can be a source of capital for startup companies and can usually avoid regulatory compliance and intermediaries such as venture capitalists, banks, and stock exchanges.
    Long and ShortIn trading, an investor can take two types of positions: long and short. An investor can either buy an asset (going long), or sell it (going short). In a long (buy) position, the investor is hoping for the price to rise. In a short position, the investor hopes for and benefits from a drop in the price of the asset. Entering a short position is a bit more complicated than purchasing the asset.
    MooningIn the cryptocurrency world, mooning refers to an instant surge in pricing in a positive way. If someone says, “the bitcoin is mooning,” it means the price of a bitcoin has surged instantly for a certain time.
    Pump and DumpThis is a form of securities fraud that involves artificially inflating the price of an owned stock through false and misleading positive statements, in order to sell the cheaply purchased stock at a higher price. Once the operators of the scheme dump—that is, sell—their overvalued shares, the price falls and investors lose their money. False or misleading information can be spread by spam email, social media, internet forums, or blogs. The scheme is most common with small cap cryptocurrencies and very small exchange listed corporations, that is, microcaps.
    Rare Earth Metals or Rare Earth ElementsA set of 17 elements, specifically 15 lanthanides as well as scandium and yttrium. These are: cerium, dysprosium, erbium, europium, gadolinium, holmium, lanthanum, lutetium, neodymium, praseodymium, promethium, samarium, scandium, terbium, thulium, ytterbium, and yttrium. A common distinction differentiates between light rare earth elements and heavy rare earth elements. Rare earth elements are used in many high-tech applications, like electric motors of hybrid vehicles, wind turbines, hard disc drives, portable electronics, microphones, and speakers.
    SatsShort for “satoshi,” the smallest fraction of a bitcoin. There are 100,000,000 satoshis in a bitcoin. The term derives from the pseudonym of bitcoin inventor Satoshi Nakamoto. Currently, 10,000 sats are equivalent to 65 US cents.
    Strong and Weak HandsIn finance, strong hands refer to well-financed investors or speculators, typically long-term holders who are unlikely to exit their position based on small market movements. Weak hands refer to the opposite.
    Rogue TraderA trader who makes unauthorized trades, often in the gray area between civil and criminal transgression. A rogue trader may be a legitimate employee of a company yet enter into transactions on behalf of his or her employer without permission.
    Tokens(Crypto) tokens are a digital representation of a particular asset or utility and a category of cryptocurrencies. Tokens can represent basically any asset that is fungible and tradeable, such as property or real estate, commodities, loyalty points, or even other cryptocurrencies.
    USDThe US dollar (USD, or $) is the official currenc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its territories. Dollar is also the name of more than 20 currencies, including those of Canada,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One US dollar is generally divided into 100 US cents.
    WalletIf you want to store bitcoins or any other cryptocurrency, you will need to have a digital wallet. A cryptocurrency wallet is a software program that stores private and public keys and interacts with various blockchains to enable users to send and receive digital currency and monitor their balance. There are various forms of wallets: online, offline, hardware, and paper, all with varying levels of security.
    WhaleThe term “whale” is frequently used to describe a very big player or a very big investor in the market. The ocean is a metaphor for the market, since one can then extend it to include big fish and small fish, sharks, waves as the market moves, and so forth.

    List of Abbreviations

    BMOBank of Montreal
    BTCBitcoin
    CADCanadian Dollar
    CBOTChicago Board of Trade
    CHFConfoederatio Helvetica Franc, or for short, Swiss Franc
    CMEChicago Mercantile Exchange
    ct.Carat
    DOEDepartment of Energy
    EURThe euro is the official currency of 19 of 28 member states of the European Union (EU).
    EVsElectric Vehicle(s)
    FAOFood and Agricultural Organization
    GBPPound Sterling (Great Britain Pound)
    ICEIntercontinental Exchange
    IEA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kgKilogram
    lbPound
    LIFFELondo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Futures Exchange
    LMELondon Metal Exchange
    LNGLiquefied Natural Gas
    LTCM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
    NOKNorwegian Krona
    NYMEXNew York Mercantile Exchange
    MMBtuMillion British Thermal Units
    OECD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PECOrganization of the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ozTroy Ounce
    RBCRoyal Bank of Canada
    USDUS Dollar
    USDA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WTIWest Texas Intermediate (crude oil)

    List of Figures

      Figure 1.Rice. Candlestick chart in USD/cwt 2016, Chicago Board of Trade (CBOT).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2.Crude oil prices 1861–2018, in USD/barrel (real prices of 2015). Data: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Energy, 2019.
      Figure 3.Prices for soybean oil, 1960–1964, in US cents/lb, Chicago Board of Trade.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4.Wheat prices, 1970–1977, in US cents/bushel, Chicago Board of Trade.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5.Gold-silver ratio, 1973–2013.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6.Crude oil prices, 1965–1986, in USD/barrel. Data: Datastream, 2019.
      Figure 7.Diamond prices, 2003–2016. Prices indexed over different sizes and qualities. Data: PolishedPrices.com, Bloomberg, 2019.
      Figure 8.Silver prices, 1970–1982, in USD/troy ounce.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9.Crude oil prices, 1989–1991, in USD/barrel.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10.Crude oil future term structure in 1993/1994, in USD/barrel.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11.Silver prices, 1994–2008, in USD/troy ounce.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12.Silver, Pan American Silver, and Apex Silver, 1998–2009. Performance indexed 1998.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13.Copper in US cents/lb, 1995–1997.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14.Share price of Bre-X, 1992–1997, in Canadian dollars (CAD).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15.Palladium in USD/ounce, 1998–2004.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16.Copper prices in USD/ton, 2003–2007, London Metal Exchange (LME).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17.Zinc prices in USD/ton, 2003–2006, London Metal Exchange (LME).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18.Natural gas prices in USD/MMBtu, 2003–2007, New York Mercantile Exchange.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19.Price spread between natural gas March and April 2007 delivery, in USD/MMBtu, New York Mercantile Exchange.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20.Future term structure of natural gas in USD/MMBtu, 2010, New York Mercantile Exchange.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21.Frozen orange juice concentrate prices in US cents/lb, 2002–2006.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22.Norwegian salmon prices in NOK/kg, 2000–2011.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23.Steel prices in USD/ton, 2000–2010.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24.Wheat prices in US cents/bushel, 2005–2008, Chicago Board of Trade.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25.Natural gas prices in USD/MMBtu, 2003–2007, New York Mercantile Exchange.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26.Platinum prices in USD/troy ounce, 2004–2009.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27.Rice prices in US cents/cwt, 2000–2010, Chicago Board of Trade.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28.Wheat prices in US cents/bushel, 2007–2008, Chicago Board of Trade.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29.Crude oil (WTI) term structure in USD/barrel, 2008.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30.Price spread of crude oil January (CLF9) and December 2009 (CLZ9) in USD/barrel.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31.Baltic Dirty Tanker Index, 2002–2010.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32.Sugar prices in US cents/lb, 1970–2010.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33.Cocoa prices in USD/ton, 1990–2012.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34.Copper and share price of First Quantum Minerals, 2009–2010.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35.BP share price fluctuation during first half of 2010.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36.Cotton prices in US cents/lb, 2005–2013.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37.Glencore (GBP). Equity price performance since IPO on May 19, 2011.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38.Rare earth carbonate, neodymium, dysprosium, and lanthanum, 2010–2013. Chinese onshore prices in RMB, indexed 30.12.2009=100.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39.Crude oil (WTI): recovery and bear market, 2008–2016.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40.Commodity performance in 2016.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41.Cobalt prices, 2012–2018.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42.Benchmark Lithium Index, 2012–2018. Data: Benchmark Mineral Intelligence, 2019.
    Figure 43.Price of bitcoins surpassed 1,000, 5,000, 10,000, and finally 20,000 per USD in 2017.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44.Historic bitcoin price corrections, 2013–2017. Data: Coindesk.com.
    Figure 45.50 years of commodity markets ups and downs. Did we see the beginning of a new bullish cycle in 2016? Data: Bloomberg, 2019.
    Figure 46.Relative valuation of commodities versus equities. Buy commodities! Data: Bloomberg, 2019.

    References

    1.Tulip Mania: The Biggest Bubble in History (1637)

    Dash, M. Tulpenwahn. Die verrückteste Spekulation der Geschichte. München: Claasen Verlag, 1999.

    Friedmann, J. “Tulpen-Wahn in Holland—Wie die große Gartenhure Investoren verrückt machte.” www.spiegel.de, 1 August 2009.

    von Petersdorff, W. “Eine Blumenzwiebel für 87.000 Euro.” www.faz.net, 18 March 2008.

    2.The Dojima Rice Market and the “God of Markets” (1750)

    Mattheis, P. “Der Reishändler.” SZ-Serie: Die großen Spekulanten 39. www.sueddeutsche.de, 28 October 2008.

    Needham, J. “Samurai trader!” www.financialsense.com, 20 January 2008.

    3.The California Gold Rush (1849)

    Bojanowski, A. “Neuer Goldrausch in Kalifornien—‘Es ist wie 1849.’” www.sueddeutsche.de, 17 June 2008.

    “Going to California—49ers and the Gold Rush.” http://americanhistory.about.com, 2008.

    “Gold Rush.” The California State Library, www.library.ca.gov/goldrush, 2007.

    4.Wheat: Old Hutch Makes a Killing (1866)

    “B. P. Hutchinson dead—once leading grain speculator in this country.” The New York Times, 17 March 1899.

    Ferris, W. G. The Grain Traders. The Story of the Chicago Board of Trade. East Lansing: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8.

    Geisst, Charles. Wheels of fortune—The history of speculation to respectability. Hoboken, NJ: John Wiley & Sons, 2002.

    “The great speculator fails—Mr. Hutchinson leaves Chicago and his trades closed out.” The New York Times, 30 April 1891.

    Teweles, R. J., and Jones, F. J. The Futures Game—Who Wins? Who Loses? And Why? New York: McGraw-Hill, 1987.

    5.Rockefeller and Standard Oil (1870)

    King, B. W. “John D. Rockefeller und das Zeitalter des Öls.” http://finanzen.coart.de/BrsenKnowHow/Geschichtliches, 18 August 2006.

    Kunz, M. “Reichster und meistgehasster Mann der Welt.” www.focus.de, 23 May 2008.

    6.Wheat: The Great Chicago Fire (1872)

    Ferris, W. G. The Grain Traders: The Story of the Chicago Board of Trade. East Lansing: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8.

    Geisst, C. Wheels of fortune—The history of speculation to respectability. Hoboken, NJ: John Wiley & Sons, 2002.

    “The wheat corner—sudden collapse of the grain gamblers’ schemes in Chicago loss of the clique over USD 1,000,000.” The New York Times, 23 August 1872.

    7.Crude Oil: Ari Onassis’s Midas Touch (1956)

    “Aristoteles Onassis—Reicher Mann ganz arm.” www.stern.de, 13 January 2006.

    “Kalkuliertes Risiko.” Der Spiegel 29(1978), www.spiegel.de.

    Seebach, W. “König Saud und Aristoteles Onassis.” Die Zeit, www.zeit.de, 17 June 1954.

    8.Soybeans: Hide and Seek in New Jersey (1963)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FAO), www.fao.org, December 2008.

    “The man who fooled everybody.” www.time.com, 4 June 1963.

    Miller, N. C. The Great Salad Oil Swindle. Baltimore: Penguin Books, 1965.

    “Wall Street: spreading the losses.” www.time.com, 6 December 1963.

    9.Wheat: The Russian Bear Is Hungry (1972)

    “Another Soviet grain sting.” www.time.com, 28 November 1977.

    The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FAO), www.fao. org, December 2008.

    Mattheis, P. “Der Turtle-Chef.” SZ-Serie: Die großen Spekulanten (33), www.sueddeutsche.de, 29 January 2008.

    Peters, M., Langley, S., and Westcott, P. “Agricultural commodity price spikes in the 1970s and 1990s.”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USDA), March 2009, www.ers.usda.gov.

    10.The End of the Gold Standard (1973)

    Schulte, T. “Silber—das bessere Gold.” Kopp Verlag, 2010.

    “Die Silber-Panik” (1893). http://zeitenwende.ch.

    “US-Bundesstaaten wollen einen Gold- und Silberstandard.” www.bullion-investor.net, 7 March 2010.

    11.1970s—Oil Crisis! (1973 & 1979)

    “Die Ölkrise 1973.” http://zeitenwende.ch, 2009.

    Organization of the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OPEC), www.opec.org, 2008.

    US Department of Energy, www.eia.doe.gov, 2008.

    12.Diamonds: The Crash of the World’s Hardest Currency (1979)

    Grill, B. “Herr der Diamanten.” www.zeit.de, 2 October 2003.

    “Im Griff des Syndikats.” Der Spiegel 44 (1989), www.spiegel.de.

    Kühner, C. “A diamond’s best friend—Antwerpen, Weltzentrum des Diamantenhandels.” NZZ Folio, December 1993.

    Schulz, B. “Nicholas Oppenheimer—Der Diamantenkönig.” www.faz.net, 22 October 2006.

    13.“Silver Thursday” and the Downfall of the Hunt Brothers (1980)

    Boehringer, S. “Aufstieg mit Öl, Absturz mit Silber.” SZ-Serie: Die großen Spekulanten 17, www.sueddeutsche.de, 14 May 2008.

    “Die Gebrüder Hunt verzocken sich am Silbermarkt.” www.faz.net, 26 February 2004.

    14.Crude Oil: No Blood for Oil? (1990)

    “Fünf Jahre Irak-Krieg—Chronik eines umstrittenen Feldzugs.” www.spiegel.de, 17 March 2008.

    “Der Golfkrieg 1991.” www.faz.net, 24 February 2001.

    Pollack, K. “Der gefährlichste Mann der Welt.” Der Spiegel 6 (2003), www.spiegel.de.

    Pollack, K. The Threatening Storm—The Case for Invading Iraq.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2.

    Thumann, M. “Trotz Blut kein Öl.” www.zeit.de, 16 June 2009.

    15.The Doom of German Metallgesellschaft (1993)

    Knipp, T. Der Machtkampf. Der Fall Metallgesellschaft und die Deutsche Bank. Düsseldorf: Econ Verlag, 1998.

    Landler, M. “Spotlight: Heinz Schimmelbusch’s comeback.” www.nytimes.com, 10 August 2007.

    ”Metallgesellschaft reports talks with ex-chief fail.” New York Times, 5 April 1996.

    “Missmanagement bei Metallgesellschaft.” www.manager-magazin.de, 28 August 2001.

    16.Silver: Three Wise Kings (1994)

    Chasan, E. “Apex Silver Mines files for bankruptcy protection.” www.reuters.com, 14 January 2009.

    Fuerbringer, J. “Buffett likes silver; Soros, a silver mine.” www.nytimes.com, 26 March 1998.

    Morgenson, G. “Gates putting some money in silver miner.” www.nytimes.com, 29 September 1999.

    The Silver Institute, www.silverinstitute.org.

    Weitzman, H. “Morales pledges to nationalize mining industry in Bolivia.” www.ft.com, 9 May 2006.

    17.Copper: “Mr. Five Percent” Moves the Market (1996)

    Bastian, N. “Kupferfinger sucht einen neuen Job.” www.handelsblatt.com, 12 December 2005.

    www.kupferinstitut.de.

    Neidhart, C. “Hamanaka—der Vorstadt-Spießer.” SZ-Serie: Die großen Spekulanten 2. www.sueddeutsche.de, 29 January 2008.

    18.Gold: Welcome to the Jungle (1997)

    Behar, R. “Jungle Fever.” Fortune, 9 June 1997.

    BHP Billiton, Minerals Companion, 2006

    “Goldenes Grab.” Der Spiegel 16 (1997), www.spiegel.de.

    Goold, D., and Willis, A. The Bre-X Fraud. Toronto: McClelland & Stewart, 1997.

    19.Palladium: More Expensive Than Gold (2001)

    Frank, R. “Eine Seltenheit: Palladium-Münzen.” www.moneytrend.at, January 2001.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 Market Information in the Commodities Area (InfoComm), www.unctad.org/infocomm.

    Wolf, C. “Palladium—Rasante Rekordjagd.” www.focus.de, 18 January 2001.

    20.Copper: Liu Qibing Disappears Without a Trace (2005)

    “Bad bets in the copper market.” www.economist.com, 18 November 2005.

    Busch, A. “China treibt den Kupferpreis von allen Seiten in die Höhe.” www.handelsblatt.com, 12 December 2005.

    Hoffbauer, A. “Die diskreten Kontrakte des Herrn Liu.” www.handelsblatt.com, 12 December 2005.

    Mortished, C. “City gripped by mystery of the phantom copper dealer.” The Times, 15 November 2005.

    Powell, B. “Buy! Sell! Run!” www.time.com, 20 November 2005.

    21.Zinc: Flotsam and Jetsam (2005)

    BHP Billiton, Minerals Companion, 2006.

    International Lead and Zinc Study Group, www.ilzsg.org, 2009.

    London Metal Exchange, www.lme.co.uk, 2009.

    “A user guide to commodities.” Deutsche Bank, September 2008.

    “Zinc in New Orleans flooded warehouses.” Reed Business Information, 2009.

    “Zinc price soars after New Orleans supply freeze.” www.telegraph.co.uk, 7 September 2005.

    “Zinc under supply tightness.” Metalworld, September 2005.

    22.Natural Gas: Brian Hunter and the Downfall of Amaranth (2006)

    “Amaranth trading led to MotherRock loss.” Bloomberg, 25 June 2007.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www.eia.doe.gov, 2009.

    “Hedge-Fonds hat angeblich fünf Milliarden Dollar verwettet.” www.handelsblatt. com, 19 September 2006.

    “Hedge-Fonds MotherRock schließt.” www.handelsblatt.com, 7 August 2006.

    “In sieben Tagen 4,5 Milliarden Dollar Verlust.” www.manager-magazin.de, 19 September 2006.

    “Milliardenverlust von Hedge-Fonds läßt Märkte kalt.” www.fazfinance.net, 20 September 2006.

    US Department of Energy, www.energy.gov, 2009.

    Copeland, R. “Ten years after blowup, Amaranth investors waiting to get money back.” Wall Street Journal, www.wsj.com/articles/ten-years-after-blowup-amaranth-investors-still-waiting-for-money-back-1451524482, 1 January 2016.

    23.Orange Juice: Collateral Damage (2006)

    “Orange juice falls.” The New York Times, 22 January 2004.

    “Orange juice rises.” The New York Times, 14 August 2004.

    www.flcitrusmutual.com.

    www.nws.noaa.gov.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USDA). Situation and Outlook for Orange Juice. www.fas.usda.gov, February 2006.

    24.John Fredriksen: The Sea Wolf (2006)

    Bomsdorf, B. “John Fredriksen—Milliardär und Tankerkönig.” www.welt.de/wirtschaft/article1799093/John-Fredriksen-Milliardaer-und-Tankerkoenig.html, 14 March 2008.

    “Kathrine und Cecilie Astrup Fredriksen Schnappen sich diese schönen Milliardärs-Töchter TUI?” www.bild.de/politik/wirtschaft/kaufen-diese-schoenen-milliardaers-toechter-tui-11713918.bild.html, 2 July 2010.

    “Lachsfieber: Brisante Recherchen über einen Nahrungsmittelgiganten.” www.ardmediathek.de.

    OECD-FAO: Agricultural Outlook 2011–2012. www.fao.org.

    25.Lakshmi Mittal: Feel the Steel (2006)

    Feel the Steel is the logo of Pittsburgh Steelers (www.steelers.com).

    “Arcelor und Mittal. Stahl-Giganten einigen sich auf Fusion.” www.spiegel.de/wirtschaft/arcelor-und-mittal-stahl-giganten-einigen-sich-auf-fusion-a-423475.html, 25 June 2006.

    “Der größte Stahlproduzent der Welt entsteht.” http://www.faz.net/aktuell/wirtschaft/rohstoffe-der-groesste-stahlproduzent-der-welt-entsteht-1192255.html, 25 October 2004.

    James, J. “Steel’s new spring.” Time magazine, www.time.com, 31 October 2004.

    Kanter, J., Timmons, H., and Giridharadas, A. “Arcelor agrees to Mittal takeover.” www.nytimes.com/2006/06/25/business/worldbusiness/25iht-steel.html, 25 June 2006.

    Kroder, T. “Lakshmi Mittal: Der Stahlbaron aus Indien.” www.ftd.de, 25 October 2004.

    www.arcelormittal.com.

    “Lakshmi Mittal ‘Stahl-Maharadscha’ mit Familiensinn.” www.stern.de/wirtschaft/news/lakshmi-mittal–stahl-maharadscha–mit-familiensinn-3498140.html, 27 January 2006.

    “Mittal/Arcelor Fusion perfekt.” http://www.manager-magazin.de/unternehmen/artikel/a-428605.html, 26 July 2006.

    Zitzelsberger, G. “Fusion der Stahlgiganten. Ein moderner Maharadscha.” www.sueddeutsche.de/wirtschaft/fusion-der-stahlgiganten-ein-moderner-maharadscha-1.819924, 5 December 2008.

    26.Crude Oil: The Return of the “Seven Sisters” (2007)

    Hoyos, C. “The evolution of the Seven Sisters.” www.ft.com/content/2103f4da-cd8e-11db-839d-000b5df10621, 11 March 2007.

    Hoyos, C. “The new Seven Sisters: oil and gas giants dwarf western rivals.” www.ft.com/content/471ae1b8-d001-11db-94cb-000b5df10621, 12 March 2007.

    “Petro-China—Das teuerste Unternehmen der Welt.” www.faz.net, 5 November 2007.

    “The Seven Sisters still rule.” www.time.com, 9 September 1978.

    Vardy, N. “The new Seven Sisters: today’s most powerful energy companies.” https://seekingalpha.com/article/30922-the-new-seven-sisters-todays-most-powerful-energy-companies, 28 March 2007.

    27.Wheat and the “Millennium Drought” in Australia (2007)

    “Dried up, washed out, fed up.” The Economist, 4 October 2007.

    “Dramatische Dürre.” www.spiegel.de, 20 April 2007.

    “Dürre in Australien.” www.faz.net, 10 November 2006.

    “Dürre in Australien.” www.stern.de, 2 January 2007.

    “Dürre treibt Bauern in den Selbstmord.” www.stern.de, 24 October 2006.

    “Extremwetter—Jahrtausend-Dürre in Australien.” www.spiegel.de, 7 November 2006.

    International Grains Council (IGC), www.igc.org.uk, 2009.

    “Der Weizenpreis läuft von Rekord zu Rekord.” www.faz.net, 26 February 2008.

    28.Natural Gas: Aftermath in Canada (2007)

    “BMO Financial hikes commodity-trading loss view.” Reuters, May 2007.

    “BMO says commodity-trading losses to dent profit.” Reuters, April 2007.

    “Ex-BMO trader gets fine.” www.thestar.com, 7 November 2009.

    “How did BMO’s USD450M loss just materialize?” Financial Post, April 2007.

    29.Platinum: All Lights Out in South Africa (2008)

    Cotterill, J. “S Africa power monopoly too big to fail.” Financial Times, 6 February 2019.

    “Eskom says SA needs ‘at least’ 40 new coal mines.” www.mg.co.za, 8 August 2009.

    Johnson Matthey, www.matthey.com, 2009.

    London Platinum and Palladium Market, www.lppm.org.uk, 2009.

    “Stromausfall in Südafrika erreicht Rohstoffmärkte.” www.fazfinance.net, 25 January 2008.

    30.Rice: The Oracle (2008)

    Müller, O. “Angst vor Hungersnot—Hoher Reispreis macht Asien nervös.” www.handelsblatt.com, 9 April 2008.

    “USA rechnen mit mehr als 100.000 Toten.” www.focus.de, 7 May 2008.

    31.Wheat: Working in Memphis (2008)

    “Rohstoffmärkte sind spekulativ überhitzt.” www.faz.net, 6 March 2008.

    “Rogue trader rocks firm—Huge wheat futures loss stuns MF Global.” www.chicagotribune.com, 29 February 2008.

    32.Crude Oil: Contango in Texas (2009)

    Baskin, B. “Oil stored at sea washes out rallies.” http://online.wsj.com, 5 February 2009.

    Bayer, T. “‘Super-Contango’—Unternehmen bunkern Öl.” www.ftd.de, 8 December 2008.

    Hecking, C., and Bayer, T. “Abgeschmiert in der Prärie.” www.ftd.de, 19 January 2009.

    33.Sugar: Waiting for the Monsoon (2010)

    Abraham, T. K. “World sugar shortage to extend a third year.” Bloomberg, 29 January 2010.

    Hein, C. “Indien betet für einen stärkeren Monsun.” www.faz.net, 12 August 2009.

    Kazim, H. “Dürre bedroht Indiens Wirtschaft.” www.spiegel.de, 18 August 2009.

    Lembke, J. “Der Zuckerpreis ist kaum zu stoppen.” www.faz.net, 7 August 2009.

    Mai, C. “Zuckerpreis erreicht 25-Jahres-Hoch.” www.ftd.de, 3 August 2009.

    Merkel, W. “In Indien und Australien wird die Dürre noch größer.” www.welt.de, 24 September 2009.

    Stern, N. “Ernteausfälle in Indien treiben Zuckerpreis.” http://diepresse.com, 16 August 2009.

    34.Chocolate Finger (2010)

    “Kakao als Spielball der Spekulation.” www.faz.net, 20 July 2010.

    Marron, D. “The cocoa corner: Is Choc Finger down USD 150 million?” http://seekingalpha.com, 26 July 2010.

    Murugan, S. “What’s driving cocoa?” http://seekingalpha.com, 4 August 2010.

    “Sweet dreams. A hedge fund bets big on chocolate.” www.economist.com/finance-and-economics/2010/08/05/sweet-dreams, 7–13 August 2010.

    Werdigier, J., and Creswell, J. “Trader’s cocoa binge wraps up chocolate market.” www.nytimes.com, 24 July 2010.

    35.Copper: King of the Congo (2010)

    “Congo—Africa’s disaster.” www.independent.co.uk/voices/editorials/leading-article-congo-africas-disaster-2013789.html, 30 June 2010. “Kongo will mehr von eigenen Rohstoffen profitieren.” www.gtai.de, 24 June 2010.

    MacNamara, W., and Johnson, M. “Disquiet over ENRC’s purchase of Congo assets.” www.ft.com/content/19fe6f94-b791-11df-8ef6-00144feabdc0, 3 September 2010.

    MacNamara, W., and Thompson, C. “Congo seizes First Quantum Minerals’ assets.” www.ft.com/content/27d6e104-b530-11df-9af8-00144feabdc0, 31 August 2010.

    Thompson, C., and MacNamara, W. “ENRC buys into disputed Congo project.” www.ft.com/content/870a8b2a-acda-11df-8582-00144feabdc0, 21 August 2010.

    36.Crude Oil: Deep Water Horizon and the Spill (2010)

    “780 Millionen Liter—die bisher größte Ölpest aller Zeiten.” www.zeit.de/wissen/umwelt/2010-08/bp-oelloch-leck-verzoegerung, 3 August 2010.

    Bethge, P., and Meyer, C. “Die Alptraum-Bohrung.” www.spiegel.de/spiegel/a-713063.html, 23 August 2010.

    “Ölkatastrophe im Golf von Mexiko Alarm auf Bohrinsel war offenbar abgeschaltet.” www.spiegel.de/wissenschaft/natur/oelkatastrophe-im-golf-von-mexiko-alarm-auf-bohrinsel-war-offenbar-abgeschaltet-a-708247.html, 24 July 2010.

    “Ölpest im Golf von MexikoAuch BP macht die Katastrophe jetzt Angst.” www.stern.de/panorama/wissen/natur/oelpest-im-golf-von-mexiko-auch-bp-macht-die-katastrophe-jetzt-angst-3284936.html, 30 May 2010.

    “Ölpest im Golf von Mexiko BP-Experten durchtrennen leckendes Öl-Rohr.” www.spiegel.de/wissenschaft/natur/oelpest-im-golf-von-mexiko-bp-experten-durchtrennen-leckendes-oel-rohr-a-698597.html, 3 June 2010.

    “‘Static Kill’ erfolgreich. BP stopft Öl-Bohrloch.” www.stern.de/panorama/wissen/natur/-static-kill–erfolgreich-bp-stopft-oel-bohrloch-3537142.html, 4 August 2010.

    37.Cotton: White Gold (2011)

    Cancryn, A., and Cui, C. “Flashback to 1870 as cotton hits peak.” www.wsj.com/articles/SB10001424052748704300604575554210569885910, 16 October 2010.

    Cui, C. “Chinese take a cotton to hoarding.” www.wsj.com/articles/SB10001424052748704680604576110423777349298, 29 January 2011.

    Industrievereinigung Chemiefaser e.V. (IVC), www.ivc-ev.de.

    National Cotton Council of America, www.cotton.org.

    Pitzke, M. “Preisexplosion bei Baumwolle Das Ende der Billig-Jeans.” http://www.spiegel.de/wirtschaft/unternehmen/preisexplosion-bei-baumwolle-das-ende-der-billig-jeans-a-696579.html, 25 May 2010.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www.usda.gov.

    White, G. “Cotton price causes ‘panic buying’ as nears 150-year high.” www.telegraph.co.uk/finance/markets/8301886/Cotton-price-causes-panic-buying-as-nears-150-year-high.html, 4 February 2011.

    Wollenschlaeger, U. “Baumwolle: Auf Rekordpreise folgt Rekordproduktion.” www.textilwirtschaft.de/business/unternehmen/Baumwolle-Auf-Rekordpreise-folgt-Rekordproduktion-69081?crefresh=1, 9 March 2011.

    38.Glencore: A Giant Steps into the Light (2011)

    Ammann, D. “King of Oil.” Orell Füssli Verlag, Zurich, 2010.

    Ammann, D. “Marc Rich: Der mann, der seinen Namen verlor.” www.weltwoche.ch, 23 May 2007.

    Honigsbaum, M. “The Rich list.” In The Observer, www.guardian.co.uk, 13 May 2001.

    “Rohstoffhändler Marc Rich gestorben.” www.srf.ch/news/wirtschaft/rohstoffhaendler-marc-rich-gestorben, 27 June 2013.

    Schärer, A. “Die Erben des Marc Rich.” www.woz.ch, 13 December 2001.

    “Warum Marc Rich bei Madoff rechtzeitig ausstieg.” www.tagesanzeiger.ch/wirtschaft/unternehmen-und-konjunktur/Warum-Marc-Rich-bei-Madoff-rechtzeitig-ausstieg/story/30815433, 27 January 2011.

    39.Rare Earth Mania: Neodymium, Dysprosium, and Lanthanum (2011)

    Quote from: J. Perkowski, Behind China’s Rare Earth Controversy. http://www.forbes.com/sites/jackperkowski/2012/06/21/behind-chinas-rare-earth-controversy/#e5aaecd16b82, 21 June 2012.

    Blank, G. “Wichtiger Rohstoff Seltene Erden. Knappheit made in China.” www.stern.de/digital/computer/wichtiger-rohstoff-seltene-erden-knappheit-made-in-china-3874186.html, 29 December 2010.

    “Chinas schwere Hand auf den seltenen Erden.” www.nzz.ch/chinas_schwere_hand_auf_den_seltenen_erden-1.8096711, 22 October 2010.

    Geinitz, C. “Streit mit China um seltene Erden spitzt sich zu.” www.faz.net/aktuell/wirtschaft/rohstoffe-streit-mit-china-um-seltene-erden-spitzt-sich-zu-13091.html, 25 October 2010.

    Jung, A. “Rohstoffe. Wettlauf der Trüffelschweine,” www.spiegel.de/spiegel/print/d-75159727.html, 15 November 2010.

    Liedtke, M., and Elsner, H. “Seltene Erden,” Bundesanstalt für Geowissenschaften und Rohstoffe.” www.bgr.bund.de, 20 November 2009.

    Lohmann, D. “Kampf um Seltene Erden. Hightech-Rohstoffe als Mangelware.” www.scinexx.de/dossier-540-1.html, 13 May 2011.

    Mayer-Kuckuk, F. “Strategische Metalle China verknappt Molybdän-Förderung.” www.handelsblatt.com/finanzen/maerkte/devisen-rohstoffe/strategische-metalle-china-verknappt-molybdaen-foerderung/3579078.html?ticket=ST-1201086-huIl3W7cP5RSMLdwDNFj-ap3, 1 November 2010.

    40.The End? Crude Oil Down the Drain (2016)

    Cunningham, N. “OPEC: the oil glut is gone.” https://oilprice.com/Energy/Crude-Oil/OPEC-The-Oil-Glut-Is-Gone.html, 14 May 2018.

    Cunningham, N. “The world is not running out of storage space for oil.” https://oilprice.com/Energy/Energy-General/The-World-Is-Not-Running-Out-Of-Storage-Space-For-Oil.html, 21 January 2016.

    Dennin, T. “The dawn of a new cycle in commodities.” Research Paper, Tiberius Asset Management AG, April 2016.

    EIA. “Crude oil prices to remain relatively low through 2016 and 2017.” www.eia.gov/todayinenergy/detail.php?id=24532, 13 January 2016.

    El Gamal, R., Lawler, A., and Ghaddar, A. “OPEC in first joint oil cut with Russia since 2001,” Saudis take ‘big hit.’” www.reuters.com/article/us-opec-meeting-idUSKBN13P0JA, 30 November 2016.

    Raval, A. “‘Oil market glut will persist through 2016,’ says IEA.” www.ft.com/content/e27ff724-717e-11e5-9b9e-690fdae72044, 13 October 2015.

    Shenk, M. “WTI crude falls to 12-year low at $26.14 per barrel.” 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6-02-10/oil-holds-losses-near-3-week-low-amid-record-cushing-supplies, 11 February 2016.

    41.Electrification: The Evolution of Battery Metals (2017)

    Autoverkäufe 2017. “Mercedes fährt BMW und Audi davon.” cwww.abendblatt.de/wirtschaft/article213089441/BMW-verkauft-so-viele-Autos-wie-nie.html, 12 January 2018.

    BNEF New Energy Outlook, https://about.bnef.com/new-energy-outlook, 16 August 2018.

    Hull, D., and Recht, H. “Tesla doesn’t burn fuel, it burns cash.” www.bloomberg.com/graphics/2018-tesla-burns-cash, 3 May 2018.

    Kraftfahrtbundesamt, www.kba.de.

    42.Crypto Craze: Bitcoins and the Emergence of Cryptocurrencies (2018)

    Akolkar, B. “China officially bans all crypto-related commercial activities.” 22 August 2018, https://bitcoinist.com/china-officially-bans-crypto-activities/.

    “Comparing 25 of the biggest cryptocurrencies.” World Economic Forum, March 2018, www.weforum.org/agenda/2018/03/comparing-the-25-most-notable-cryptocurrencies.

    “Cryptoprimer.” www.investopedia.com/tech/crypto-primer-currencies-commodities-tokens/#ixzz5HfVcEWBS.

    Kharif, O. “The bitcoin whales: 1,000 people who own 40 percent of the market.”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7-12-08/the-bitcoin-whales-1-000-people-who-own-40-percent-of-the-market, 8 December 2017.

    Kharpal, A. (2017): “Founders of a cryptocurrency backed by Floyd Mayweather charged with fraud by SEC.” www.cnbc.com, 3 April 2017.

    Lee, J. “Mystery of the $2 billion bitcoin whale that fueled a selloff.”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8-09-13/mystery-of-the-2-billion-bitcoin-whale-that-fueled-a-selloff, 13 September 2018.

    Meyer, D. “China enlists its ‘great firewall’ to block bitcoin websites.” http://fortune.com/2018/02/05/bitcoin-china-website-ico-block-ban-firewall/, 5 February 2018.

    Paul, A. “It’s 1994 In cryptocurrency.” www.forbes.com/sites/apaul/2017/11/27/its-1994-in-cryptocurrency/#7a81d58eb28a, 27 November 20017.

    Potter, S., and White, T. “No end in sight for crypto sell-off as bitcoin breaches $4,250.” 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8-11-20/no-end-in-sight-for-crypto-sell-off-as-tokens-take-fresh-hit.

    Shiller, R. “Irrational exuberance.” Crown Business, 9 May 2006.

  • Torsten Dennin《From Tulips to Bitcoins_ A History of Fortunes Made and Lost in Commodity Markets》16-30

    16 Silver: Three Wise Kings 1994

    Warren Buffett, Bill Gates, and George Soros show their interest in the silver market in the 1990s—investing in Apex Silver Mines, Pan American Silver, and physical silver. It is silver versus silver mining. Who would lead and who would lag?

    “The financial markets generally are unpredictable.” —George Soros

    At the beginning of May 2006, Bolivia’s leftist president Evo Morales practiced a little saber rattling as he threatened to nationalize the country’s domestic mining industry. A lot of silver was at stake, given Bolivia’s two important mines, San Cristóbal (part of Apex Silver Mines) and San Bartolomé (Coeur d’Alene Mines). (Morales had already implemented nationalization of the natural gas industry a week earlier.) In reaction, the stock prices of Apex Silver fell dramatically. From a price of 26 USD in April, the stock plunged to below 13 USD by June. It was a demonstration of how risky investments in mineral resources can be because of politics.

    Some Facts About Silver

    Silver is about 20 times more common than gold, with the most significant deposits found in North and South America. According to industry figures, there are only 25 relevant silver mines worldwide, and half of their sales are generated by precious metal production. The overwhelming share of global silver production is coupled to the extraction of other metals, especially lead, zinc, copper, or gold. According to the Silver Institute, industrial applications account for about 50 percent of total demand, followed by jewelry and photography.
    For standardized silver trading on commodity exchanges, the ticker XAG stands for the price of a troy ounce of silver in USD. The center of physical silver trade is the London Bullion Market, and the London Bullion Market Association (LBMA) fixes an official price once a day. COMEX, part of the New York Mercantile Exchange, is the largest trading place for futures and options on silver. There silver futures are traded under the symbol SI, followed by the contract month and year (e.g., SIH0, Silver March 2020 Futures).
    It’s not always clear, however, where the best investments lie. In the mid- and late 1990s, Warren Buffett, George Soros, and Bill Gates all entered the silver market as major professional investors, and their actions attracted attention within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ommunity. Like the three kings in the Bible, these men inspired private and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to follow their lead. However, though Soros, Buffett, and Gates all invested in silver, they used different instruments—physical silver and equity investments in silver-mining companies.

    Figure 11. Silver prices, 1994–2008, in USD/troy ounce. Data: Bloomberg, 2019.

    George Soros, born in Hungary in 1930, is known for the success of his Quantum Fund—a hedge fund founded by him and Jim Rogers—and for his bets in 1992 against the pound sterling, which forced the Bank of England to depreciate its currency. Today his net worth is estimated by Forbes to be around 14 billion USD. At the end of 1994, Soros invested in Apex Silver Mines and, together with his brother Paul, temporarily held more than 20 percent of the company. Founded in 1993, Apex owned 65 percent of San Cristóbal, a silver-zinc-lead mine in southwestern Bolivia that was estimated to contain 450 million ounces of silver. Apex also was active in Argentina, Bolivia, Mexico, and Peru.
    Warren Buffett, also born in 1930, is the third-richest man in the world, with an estimated net private wealth of about 47 billion USD. As CEO of Berkshire Hathaway, an investment holding company he founded, he has demonstrated outstanding investment success over decades. The annual general meetings of the firm are reported to be a “Woodstock for investors,” with more than 20,000 people following every statement by the “Oracle of Omaha,” as Buffett is known.

    In the mid- and late 1990s, Warren Buffett, George Soros, and Bill Gates all got involved in the silver market.

    William “Bill” Henry Gates III, born in 1955, founded the Microsoft Corporation together with Paul Allen in 1975 and has a fortune of 53 billion USD, which made him the second-richest man in the world before he began to donate large amounts to charitable causes. In 1999 Gates got involved in Pan American Silver as the third big investor in the silver market after Soros and Buffett.
    Buffett tried a different strategy. In 1998, before official publication of its annual financial statements, Berkshire Hathaway announced that the company had acquired a total of 130 million troy ounces of silver between July 25, 1997, and January 12, 1998. That was about 4,000 metric tons of silver, which accounted for about 20 percent of the global annual mine production. For Berkshire Hathaway, however, this represented a mere 2 percent of its total invested capital.
    The investment in the physical metal surprised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ommunity, as Buffett had always been known for his value-oriented equity investment style. In this case his rationale was based on the discrepancy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in the metal over the previous few years and a significant decline in inventories. The increase in silver price that followed proved him right. His investment was very profitable.
    As for Bill Gates, it became public in September 1999 that through Cascade Investment LLC he had purchased more than three million shares of Pan American Silver at an average price of about 5.25 USD. This represented 10 percent of the company, which was founded in 1994 and which now had a portfolio of silver-mining projects in Mexico, Peru, Bolivia, and Argentina.
    Looking at the price performance of silver versus share price performance of Apex Silver and Pan American Silver since 1997, an interesting picture emerges.

    Figure 12. Silver, Pan American Silver, and Apex Silver, 1998–2009. Performance indexed 1998. Data: Bloomberg, 2019.

    By the end of 2008, silver was performing the best, followed by the share price of Pan American Silver. Although Apex Silver shares first traded in line with silver and with Pan American Silver, it later crashed: It fell 90 percent between its IPO in 1997 and the end of 2008. Bankruptcy followed. What had happened?

    When Bolivian president Morales threatened mining companies with nationalization, investors panicked.

    President Morales’s threat to nationalize Bolivian mining projects unsettled investors. Actually, in place of a direct nationalization, the tax burden in Bolivia was heavily increased. Nevertheless, Apex Silver was forced to a sell part of its flagship asset to Sumitomo. Developing the San Cristóbal Mine became more and more expensive, as the cost of energy exploded. In order to obtain credit, Apex Silver had to sell futures in high quantities of silver, zinc, and lead. As commodity prices rose, these hedges led to increasing losses, and in January 2009 the company announced bankruptcy.

    So which investment was better? The share price of both Apex Silver and Pan American Silver temporarily outperformed silver, because annual production and the value of total mineral resources in the ground had a leverage effect. But leverage is the price investors pay for entrepreneurial and market risk. And when compared to Apex Silver, an investment in physical silver proved to be the much safer bet.

    Key Takeaways
    •Warren Buffett, Bill Gates, and George Soros became interested in the opportunities offered by the silver market in the 1990s.
    •Over a decade, the price of silver climbed from below 4 USD to more than 8 USD in 1997. It reached 22 USD in 2008.
    •Silver mining companies seemed to offer a much higher return than a direct investment in silver, but this higher expected return came with a price.
    •Because of the rising silver price, Bolivian president Evo Morales threatened to nationalize his country’s domestic mining industry. Shares of Apex Silver crashed by more than 90 percent from its IPO in 1997, followed by bankruptcy.

    17 Copper: “Mr. Five Percent” Moves the Market 1996

    The star trader of Sumitomo, Yasuo Hamanaka, lives two lives in Tokyo, manipulating the copper market and creating record earnings for his superiors but also carrying on risky private trades. In the end, Sumitomo endures a record loss of 2.6 billion USD, and Hamanaka is sentenced to eight years in prison.

    “Who is Mr. Copper?” Investopedia

    For years Yasuo Hamanaka was the head trader at Sumitomo Trading in Tokyo, the commodity trading subsidiary of Japanese conglomerate Sumitomo. In insider circles he was known by his nicknames—“Copper Fingers” or “Mr. Five Percent,” because he controlled as much as 5 percent of the global copper market. He earned huge profits for his company. However, on June 5, 1996, Hamanaka revealed that he’d lost 1.6 billion USD of his company’s money. Since then, the Sumitomo scandal has been considered one of the biggest financial frauds in recent history.

    Some Copper Basics

    The global production of copper, which is used mainly in construction and electrical and mechanical engineering, is around 20 million metric tons. Chile is the largest producer, with about one-third of the world’s output, followed by Indonesia, the United States, and Australia. Copper can be recycled and reprocessed almost without loss of quality, and along with aluminum, it is the most frequently traded industrial metal. The two most important exchanges are the London Metal Exchange (LME) and the New York Mercantile Exchange (NYMEX). At LME copper trades in US dollars per ton; at NYMEX, in US cents per pound.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ticker symbol is HG, followed by the contract month and year (e.g., HGZ9, for copper with delivery in December 2019). Currently copper costs 2.80 USD per pound, or 5,600 USD per ton.
    In 1985 Yasuo Hamanaka, a 37-year-old expert in copper trading on the commodity futures markets, was hired by the Sumitomo Corporation in Tokyo. His department suffered a considerable loss in the mid-1980s, but the head of trading, and later Hamanaka himself, managed to conceal it with secret trades. Contrary to company tradition in which a trader changed position after a certain period of time, Hamanaka remained at his post for 11 years, because he generated such high profits.

    The Japanese trader Yasuo Hamanaka was a dominant factor in global copper. But he lost his bet against China.

    Any allegations about market manipulation and fraud from the LME went unheeded, while Hamanaka’s influential comments about rising copper demand and the occurrence of an artificial shortage were often published in the financial press. Even as Sumitomo’s star trader was making a modest impression, however, he was actually living a double life, professionally and privately. During the day he officially traded for Sumitomo; secretly at night he traded for himself on the LME and NYMEX. He lived with his family of four in a small house in Kawasaki, an unattractive Tokyo suburb, and drove a small car. But he enjoyed expensive trips with a lover from the Ginza entertainment district and—of course—had a Swiss bank account.
    Beginning in 1993, Hamanaka recognized that the Chinese economy was developing an enormous demand for copper due to its fast industrialization, and he bet that prices would rise. However, the Chinese put the market under pressure by talking down the price. Hamanaka’s losses started to pile up. He faked balance sheets, trading reports, and his superiors’ signatures in order to obtain additional credit lines to increase his positions and move the market in the “right” direction. But the Chinese seemed in no hurry to buy. By the end of 1995 and the beginning of 1996, the situation was slowly becoming critical. Now mentally unstable, Hamanaka was drinking heavily.
    In June 1996, the star trader had no choice but to admit the extent of his losses: Uncovered futures positions came to 1.8 billion USD. Shocked, Sumitomo dismissed Hamanaka, and in a panic it liquidated all positions. This caused another 800 million USD in losses for the company, as the price of copper dropped by 27 percent in a single day due to the sheer volume of the sales orders. In the end, the Sumitomo Corporation realized a loss of 2.6 billion USD, the biggest ever for a single company in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s.

    By liquidating copper futures positions it could not cover, the Sumitomo Corporation faced a loss of 2.6 billion USD.

    Figure 13. Copper in US cents/lb, 1995–1997. Data: Bloomberg, 2019.

    Afterward, reporters wondered how a single trader could have concealed such an unprecedented loss from his superiors. Obviously, internal audits, risk management, and supervision at Sumitomo had failed because, despite the immense transaction volume, none of Hamanaka’s superiors knew about his deals in detail. As for Hamanaka himself, the public considered him a criminal offender. He admitted his guilt in court and was sentenced to eight years’ imprisonment in 1998.

    Key Takeaways
    •Yasuo Hamanaka began trading copper for the Japanese conglomerate Sumitomo in 1985. Because of the size of his orders, and his control of up to 5 percent of the global copper market, Hamanaka earned the nicknames “Copper Fingers” and “Mr. Five Percent.”
    •After 1993, Hamanaka bet on rising copper prices caused by increasing Chinese demand, but when prices continued to fall, he lost money. Hoping that prices would recover, Hamanaka continued to hide his cumulative losses through secret trades.
    •In 1996, however, Hamanaka was forced to reveal a loss of 1.8 billion USD. Shocked, his superiors ordered all positions to be sold immediately, which caused a 27 percent drop in copper prices in a single day and resulted in an additional loss for Sumitomo of 800 million USD.
    •The Sumitomo copper scandal in Japan of 1996 was one of the biggest financial frauds in history; a single person caused a loss of 2.6 billion USD.

    18 Gold: Welcome to the Jungle 1997

    In the jungle of Borneo, the Canadian firm Bre-X supposedly finds a gold deposit with a total estimated value of more than 200 billion USD. Large mining companies and Indonesian president Suharto all want a piece of the pie, but in March 1997 the discovery turns out to be the largest gold fraud of all time.

    “Geologically, it’s the most brilliant thing I’ve ever seen in my life! It’s so big, it’s scary. It’s f***ing scary!” —John Felderhof, Bre-X
    “This can’t be a scam! Do some more tests! Figure it out! I know it’s there, okay?” —Peter Munk, Barrick Gold

    St. Paul is a remote community with roughly 5,000 inhabitants northeast of Alberta, Canada. Its only tourist attraction has been a landing platform for UFOs that was erected on June 3, 1967. In the middle of the 1990s, however, the tiny town became the focus of international media: Every 50th resident was a shareholder of the mining company Bre-X, whose value had increased 500-fold within just three years. As a result, the number of millionaires in St. Paul had suddenly shot up dramatically. At the center of attention was John Kutyn, an employee of the local savings bank, who had sold everything, including his car and his motorcycle, to invest in Bre-X early on.

    St. Paul, a small Canadian community of 5,000, recorded a sudden surge in resident millionaires.

    Kutyn spread the news about the gold discovery of the century among his neighbors and customers. He would be one of the few who managed to exit the company before it collapsed. A wealthy man, he went on to settle in New Zealand.

    Where’s the Gold?

    Based on industry estimates of the World Gold Council, around 190,000 metric tons of gold have been produced throughout history, of which one-fifth is stored in central bank vaults. The main gold-producing countries are China, Australia, Russia,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followed by Peru, Indonesia, South Africa, Mexico, and Ghana. Together, these 10 countries account for around 75 percent of global mine production. Former number-one gold producer South Africa now barely makes the top 10. Though it dominated gold mining for more than 30 years, the country’s production peaked in the 1970s.
    The center of global gold trading is the London Bullion Market, and most of the demand comes from the jewelry industry, followed by investors and industrial applications. The largest gold-producing companies in terms of volume are Barrick Gold, Newmont Mining, and Goldcorp.
    In the 1980s Canada had witnessed a boom in exploration companies, which searched the world for crude oil, gold, and other commodities. Among them was Bre-X, founded by former stockbroker David Walsh late in the decade. From an initial 0.30 Canadian dollar (CAD), the value of Bre-X shares fell to a few cents in 1993. But that would change after Walsh and a geologist named Felderhof bought exploration rights for Busang in the jungle of Borneo, Indonesia. Together with his colleague Mike de Guzman, Felderhof had explored Busang for another company in the mid-1980s, and the two men had found small traces of gold. On May 6, 1993, Bre-X announced that it had acquired a license for Busang. At that point the share price was around 0.50 CAD. But drilling samples validated gold levels of more than 6 grams per ton of rock. Since 3 grams are considered an excellent result, this caused a sensation.

    Was Busang home to the biggest gold treasure of all time?

    It wasn’t long before analysts picked up the Bre-X story. In March 1994 the stock rose to 2.40 CAD. By September, after a year of exploration and testing, the management of Bre-X estimated that Busang’s ore resources were between 3 and 6 million ounces of gold. As Bre-X’s drill results got better and better, gold experts and analysts published ever more optimistic forecasts.
    In November 1995 Busang’s gold resources were estimated at more than 30 million ounces, and toward the end of the year the stock price of Bre-X shares climbed above 50 CAD! At the annual general shareholders’ meeting in May 1996, the company was valued at 200 CAD per share, which then split by 1:10. The estimates kept rising: Bre-X reported more than 39 million ounces of gold in June 1996, 47 million ounces in July, 57 million ounces in December, and 71 million ounces in February 1997. Shortly afterward, Felderhof publicly speculated about resources of more than 100 million ounces. This would have made Busang the richest gold deposit of all time. Market rumors even doubled the estimate: Some 200 million ounces, about 6,000 tons, were supposed to lie hidden in the jungle of Borneo!

    Though the company had not produced a single ounce of gold, Bre-X shares rose 500-fold.

    At the beginning of September 1996, the stock reached its highest price—28 CAD (which corresponded to a price of 280 CAD before the stock split) and a market capitalization of more than 4 billion USD. In just three years the value of Bre-X shares had increased by more than 500 times, even though not a single ounce of gold had been commercially produced!

    In the meantime, the industry’s big names—Placer Dome, Newmont Mining, Barrick Gold, and Freeport-McMoRan—were also taking part in the race for Busang. Indonesian president Haji Muhammed Suharto wanted his share of the treasure, too. In December 1996 the Indonesian government, Bre-X, and Barrick Gold agreed to divide Busang among themselves. The following February, Freeport joined the group.
    But then things began to fall apart. On March 19, 1997, Mike de Guzman committed suicide by jumping from a helicopter. During the due-diligence process, independent drill holes had revealed only negligible amounts of gold. A week later, lab results showed that Bre-X had manipulated the initial samples. It was a personal disgrace for Peter Munk, the head of Barrick Gold, and the news caused investors to panic. The share price of Bre-X collapsed, and the stock was suspended from trading. Later Bre-X had to declare bankruptcy, and the stock became worthless.

    Figure 14. Share price of Bre-X, 1992–1997, in Canadian dollars (CAD). Data: Bloomberg, 2019.

    The Bre-X fraud remains one of the biggest capital market scandals in Canada and the biggest mining scandal ever recorded, causing serious lingering damage to the reputation of the Canadian stock market. Major investors who were hurt included the Ontario Municipal Employees Retirement Board, the Quebec Public Sector Pension Fund, and the Ontario Teachers Pension Plan. In addition, many small investors, including some 200 residents of St. Paul, saw their money vanish into thin air.

    Bre-X crashed. The stock was worthless.

    Not everyone suffered. David Walsh capitalized 35 million USD by selling Bre-X shares before the collapse and moved to the Bahamas. John Felderhof was able to sell nearly 3 million Bre-X shares, with a total value of almost 85 million CAD, between April and September 1996. He found a new home in the Cayman Islands. The Bre-X scandal was finally settled in 2002. However, legal disputes continue today.

    Key Takeaways
    •The Bre-X scandal remains the biggest corporate mining scandal in Canada to date.
    •In 1993 David Walsh and John Felderhof claimed to find the gold deposit of the century in Borneo. Their company, Bre-X, rose from a penny stock, trading below 30 Canadian cents, to 4 billion USD in market capitalization. From mid-1993 to mid-1996, the value of Bre-X shares increased by a multiple of 500. Indonesian president Haji Muhammed Suharto and large multinational gold companies all wanted a piece of the pie.
    •But in March 1997 the discovery was unmasked as the largest gold fraud of all time. Lab results confirmed that the company had manipulated its gold samples. Bre-X declared bankruptcy; its stock was worthless.

    19 Palladium: More Expensive Than Gold 2001

    In 2001 palladium becomes the first of the four traded precious metals—gold, silver, platinum, and palladium—whose price breaks the psychological mark of 1,000 USD per ounce. That represents a tenfold increase in just four years. The reason lies in continuing delivery delays by the most important producer: Russia.

    “The actual level of Russian stockpiles of palladium is a closely guarded state secret.”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Russia is the epicenter of the global palladium market, due to its high share of world annual production and its strategic inventories, which were built up through overproduction in the 1970s and 1980s. Since palladium is mainly a by-product of the production of other metals such as platinum or nickel, the production of palladium continues even when the supply of the metal is sufficient and prices are low.

    Russia dominated global palladium production and held significant inventories.

    The majority of palladium comes from Russia—and from a single spot, the Norilsk nickel deposit in northern Siberia. If supplies of Norilsk nickel are unable to keep pace with demand, stocks held by the Russian precious metals authority Gokhran, which is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and the Russian Central Bank, fill the gap.

    A Palladium Primer

    Together with platinum, ruthenium, rhodium, osmium, and iridium, palladium is part of the platinum group of metals (PGM). More than 50 percent of the market for the metal depends on automobile catalysts and other industrial processes, though palladium is also used in jewelry. On average over the past five years, just over 50 percent of the annually mined palladium has come from Russia. Other important producer countries are South Africa, which accounts for just under one-third of global product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with 15 percent of the global supply. With an annual production volume of around 220 metric tons, the market for palladium is significantly smaller than, for example, gold or silver. (For comparison, around 3,000 metric tons of gold and 24,000 of silver are produced each year.)
    The London Bullion Market Association’s (LBMA) twice-daily price fixing is the most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price reference, and futures in palladium are traded in the United States (NYMEX) and Japan (TOCOM).

    Figure 15. Palladium in USD/ounce, 1998–2004. Data: Bloomberg, 2019.

    In the late 1990s the development of automobile catalysts made palladium an important industrial metal, and it was increasingly used instead of platinum because of the relatively low price at the time. But lack of deliveries from Russia started to drive the price up.
    In 1997 palladium deliveries from Russia halted for seven months. The next year deliveries stopped again. Moreover, analysts began to question the actual physical availability of the metal. It seemed that a large share of the palladium inventory had been collateralized by Western banks for credits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Russian Financial Crisis of 1997.

    The price of palladium rose from 120 USD to more than 1,000 USD, making the metal more valuable than gold, silver, and platinum.

    The price of palladium rose from 120 USD per ounce in early 1997 to more than 200 USD in 1998. In April of that year, the price of the metal surpassed the gold price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1971, due to continued supply disruptions in Russia. And the prices for palladium continued to climb: to 400 USD, then to 600 USD. In February 2000 the price of palladium skyrocketed to more than 800 USD, while the price of gold averaged just under 300 USD during that period. It seemed as though the price would consolidate, but instead it rose again to 1,000 USD.
    At the beginning of 2001, palladium broke through the psychological barrier of 1,000 USD, the first of the four traded precious metals—the others are gold, silver, and platinum—to do so. The shortage pushed the price up to almost 1,100 USD at the end of January 2001. The value of palladium had increased almost tenfold in just four years!
    It didn’t last. Subsequently, the value of palladium fell as low as 200 USD, after Russia announced long-term supply contracts with Japan, which were expected to start in January 2001. Then, during the commodity boom in the first decade of the new millennium, the price of palladium once again reached 600 USD before consolidating. Still this represented only a triple rise, compared with a multiple of 10 in 2001.
    In 2015 a major emissions scandal in the car industry (“Dieselgate”) fueled another palladium rally. In September of that year, the US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gency (EPA) issued a notice of violation of the Clean Air Act to the Volkswagen Group. The German car manufacturer had intentionally manipulated data and software in its diesel engines to meet emissions limits. The scandal spread to other manufacturers and raised awareness of the higher levels of pollution emitted by diesel-powered vehicles. The price of palladium, which was used in catalysts for gasoline cars, more than doubled, from less than 500 USD in mid-2015 to more than 1,100 USD at the end of 2018. At the beginning of 2019, Palladium was trading at 1,320 USD, once again higher than gold. Investors are wondering how long the rally will last this time . . .

    Key Takeaways

    •More than 90 percent of palladium reserves are found in Russia and South Africa. The metal (together with platinum) is predominantly used in automobile catalyst systems and related industrial applications.
    •In January 2001 palladium prices rose to 1,100 USD, 10 times the value of four years before.
    •Palladium became more valuable than gold, silver, or platinum, as Russia, the biggest producer and exporter of the metal, withheld shipments.
    •Dieselgate, the global diesel-related emissions scandal, fueled a new rally in palladium, whose prices have more than doubled again since 2015.

    20 Copper: Liu Qibing Disappears Without a Trace 2005

    A trader for the Chinese State Reserve Bureau shorts 200,000 tons of copper and hopes for falling prices. However, when copper prices climb to new records, he disappears and his employer pretends never to have heard of him. What sounds like the plot of a thriller shocks metal traders all over the world.

    “It’s one thing to have a rogue trader on your staff—that happens. But I’d be amazed if China wanted a reputation as a rogue nation in these markets, where it has become such an important player.” —Anonymous trader

    Most people even have trouble pronouncing the name Liu Qibing, but in November 2005 the Chinese copper trader was the number-one topic of conversation on the commodity futures exchanges in London, New York, and Shanghai. Rumors were circulating about a massive, speculative short position in the copper market: Liu Qibing, in his capacity as a trader for the Chinese State Reserve Bureau (SRB), was said to have shorted futures contracts on the London Metal Exchange (LME) amounting to 100,000 to 200,000 tons.
    Unlike Yasuo Hamanaka in Japan almost ten years earlier, Liu Qibing was speculating on falling copper prices. However, prices continued to rise, and the talk of a massive short position temporarily drove London’s three-month-forward copper contracts to a record high of nearly 4,200 USD per metric ton.

    Starting at 1,500 USD, the copper price bounced up to 9,000 USD per ton.

    Copper prices had started to climb since the turn of the millennium. In December 2003 the price of copper broke the 2,000 USD per ton mark for the first time, while the average price of previous years was only slightly above 1,500 USD. Just a few months later, the price breached the 4,000 USD level. The trigger for this development lay in the growing demand of the Chinese economy, which required more and more of the red metal for its infrastructure and housing industry. Although the OECD countries (members of 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collectively consumed about 80 percent of the world’s copper output at that time, China’s growth was more dynamic. Copper consumption in OECD countries increased on average by 2.5 percent per year over the previous five years. However, China’s demand grew by about 15 percent per year over the same period, while supply growth proved inflexible. At peak times China’s demand growth accounted for more than 80 percent of global demand growth.

    China was sucking global copper markets dry.

    At that time China alone accounted for a quarter of the world’s copper consumption. Meanwhile, the prices for industrial metals continued to rise, because producers were slow to respond with an increased supply. There were several reasons for their reluctance: First, the development of new mines usually takes several years until the first ton of copper can be produced. Second, many producers didn’t trust the high price level to last and therefore delayed long-term investment projects. By 2004, however, the extension of existing projects and the activation of new mines were entering a decisive phase. Experts—including the world’s largest copper producer, Chilean Codelco, and the Chinese State Reserve Bureau—expected the supply to increase at the end of 2005, and the rise in copper prices should have come to an end. As it turned out, that was a misperception for which China paid dearly.
    Contrary to expectations, almost all major producers had problems with production. Costs increased; high oil prices, strikes, and even earthquakes all had a lasting effect. The projected additional supply in the copper market was lagging, and demand, continually fueled by China’s dynamic economic growth, was jumping ahead. As a consequence, the price rose steadily. The rumors surrounding Liu’s positions created additional momentum, as copper inventories on commodity futures exchanges in London, New York, and Shanghai reached their lowest levels in 30 years.

    Figure 16. Copper prices in USD/ton, 2003–2007, London Metal Exchange (LME). Data: Bloomberg, 2019.

    The newspaper China Daily reported that 130,000 metric tons of copper were sold by Liu Qibing for the SRB at an average price of 3,300 USD per ton. As the price of copper rose above 4,000 USD, Liu broke off contacts with other traders in London and China and disappeared. His cell phone remained silent, the door of his apartment on the 10th floor of a Beijing building never opened, and he was absent from his job in Shanghai.

    The Chinese trader broke off all contacts, never answered his cell phone, and his employer denied his existence.

    At first Liu’s employer denied he existed. Later, the SRB claimed that the trader was acting solely on his own behalf. The SRB, which was founded in 1953, was supposed to stabilize prices and secure supplies through commodity trading, not earn profits through speculation. Industry experts considered the 36-year-old trader, who was under house arrest according to Chinese sources, more a pawn than a perpetrator.
    Liu, the son of a farming family from Hubei Province, had been with the SRB since 1990 and had been trained for futures and options trading at the London Metal Exchange (LME). Between 2002 and 2004, Liu is said to have generated more than 300 million USD in risky copper trades for the SRB. Now, the Chinese state was facing losses of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dollars. In response, the government in Beijing tried to push down the world market price through copper auctions. In a first tranche, 50,000 tons were sold. Another tranche of a similar size was to follow, and the leadership in Beijing spread the word that the country had 1.3 million tons of copper in reserve. However, market participants estimated that the amount of copper available was just half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actions were unsuccessful, as more and more market participants took counter-positions to force China to make physical delivery of the metal in late December.
    Hedge funds—called “crocodiles” in China—particularly saw an opportunity to generate short-term profits. The copper price climbed above 5,000 USD in January 2006, to 6,000 USD in early April, and to 7,000 USD at the end of that month. It rose to the dizzying heights of nearly 8,800 USD a ton in May, before normalizing again over the coming months.

    Key Takeaways
    •Like the Japanese trader Yasuo Hamanaka almost 10 years before, Chinese trader Liu Qibing was caught on the wrong side of the copper market. He speculated on falling prices and lost a great deal.
    •Liu was working for the Chinese State Reserve Bureau (SRB), which handled the Chinese economy’s rising demand for the commodity. Market intelligence estimated Liu’s short position at about 100,000 to 200,000 tons of copper.
    •Copper prices climbed from 1,500 USD per ton in 2003 to almost 9,000 USD in 2006, and Liu, labeled as a rogue trader, vanished.

    21 Zinc: Flotsam and Jetsam 2005

    The city of New Orleans, called The Big Easy, is well known for its jazz, Mardi Gras, and Creole cuisine. Less well known, however, is that about one-quarter of the world’s zinc inventories are stored there. Hurricane Katrina’s flooding makes the metal inaccessible, and concerns over damage cause the price of zinc to rise to an all-time high.

    “It’s totally wiped out . . . it’s devastating.” —President George W. Bush

    Zinc, which is traded on the London Metal Exchange (LME) in US dollars per metric ton, is the third-largest metal market, after copper and aluminum. But in the first years of the new millennium, zinc and lead were considered the ugly sisters of copper and aluminum, because of years of low prices and low margins for mining companies. Global supply was stagnating.

    What Happens at the LME?

    At the London Metal Exchange (LME), copper, aluminum, zinc, lead, nickel, and tin, as well as molybdenum, cobalt, and steel are traded. To capture the opportunities of electrification and electronic vehicles, LME plans to introduce lithium, manganese, and graphite futures contracts in the near future. Trading takes place in two rounds, in the morning and afternoon, in an open ring (“open pit”) during which the daily official trading price is determined. In 2012 the 137-year-old LME agreed to a 1 billion GBP takeover from the Hong Kong Exchange and Clearing (HKEx) after a nine-month auction battle that included ICE, CME, and Nasdaq. With an annual turnover of more than 12 trillion USD, the London Metal Exchange is the world’s largest trading place for metals, followed by metal exchanges in Singapore and New York.
    LME forward contracts are physically deliverable, and inventories of corresponding metals are stocked in LME-approved warehouses. Delivery takes place against LME delivery notes, which provide the owner with the right to a specified quantity of metal at a designated storage location. Currently, there are more than 400 warehouses in 32 location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to the Middle East and Asia.
    Even as interest in industrial metals increased in 2003 as a result of the rapid growth of the Chinese economy, zinc’s price rise lagged behind those of other industrial metals. Nevertheless, China played a major role in the metal’s shortage: In 2004 the country became a net importer of zinc, bringing in about 67,000 tons in the first seven months of 2005, after only 15,000 tons were imported in the entire previous year. The International Lead & Zinc Study Group forecast a market deficit of 200,000 metric tons by the end of 2005, though there had been an excess of 50,000 tons in the first five months.
    Even though global inventories continued to decline, many producing companies remained skeptical about increasing the supply. “At this point, nobody in our business is rushing to build new zinc mines,” explained Greig Gailey, managing director of Zinifex, the world’s third-largest producer of zinc (after Xstrata and Teck Cominco), in 2005. “We’re certainly not, nor are Teck Cominco or Falconbridge.”

    Figure 17. Zinc prices in USD/ton, 2003–2006, London Metal Exchange (LME). Data: Bloomberg, 2019.

    By this time the price of zinc was hovering around 1,200 USD per metric ton. It had broken through 1,000 USD at the beginning of 2004, after moving in a narrow range between 750 and 850 USD over the two previous years.

    About 25 percent of global zinc inventories were concentrated in warehouses in and around New Orleans.

    In a nutshell, that was the situation until August 2005. Then Katrina hit New Orleans like an atomic bomb. The Level 5 hurricane caused devastating damage in the southeastern United States but particularly affected the city, whose urban area was almost completely below sea level.
    Twenty-four official LME warehouses had been sited in and around the city at the Mississippi Delta, due to its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attractive economic conditions. In addition to 250,000 tons of zinc, there were also 1,200 tons of aluminum and 900 tons of copper locked away. Global zinc inventories were estima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Lead & Zinc Study Group to be just over 1 million metric tons at that point—the equivalent to a 35-day global supply. The inventories in New Orleans therefore accounted for around a quarter of global stocks and about half of the zinc traded at the LME. Due to the flood damage in New Orleans, however, access to the zinc was suddenly severely limited.
    Stephen Briggs, a metal analyst at Société Générale, summarized the situation: “We have a potentially serious development . . . the market is assuming that the metal is damaged and will be inaccessible for a lengthy period of time.”

    Who Needs Zinc?

    Zinc is mainly used as corrosion protection for other metals or metallic alloys such as iron or steel, and most of the demand for it is based o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transport. Zinc is commonly produced as a co-product with lead, and worldwide mined production is around 11 million metric tons. The largest producer countries are China, Australia, Peru, the United States, Australia, and Canada; the latter two are also the largest exporters of the metal. Unlike the more concentrated markets for copper or nickel, the 10 largest companies produce less than 50 percent of the world’s zinc.
    Consumers assumed the worst. On September 2, zinc prices rose to a five-month high, as speculators foresaw delays in the delivery of zinc from the New Orleans warehouses. On September 6, the LME decided to temporarily suspend the supply of zinc from its stocks, though it had confirmed delivery of the metal just a week before. Accordingly, the price of zinc in London increased exponentially to 1,454 USD per metric ton, the highest since 1997. Two days later the LME’s CEO, Simon Heale, confirmed that suspension of deliveries could last until 2006 because of lack of access to the port of New Orleans.
    At the end of the year, zinc prices broke through 1,900 USD and, just under two weeks later, reached 2,400 USD in London. But that was only the beginning: The worsening situation eventually drove the value of the metal to 4,000 USD in the first half of 2006 and marked a new high of just under 4,600 USD per ton in November of that year.
    By 2007 the scare was over: Beginning in August, the price dropped continuously over the next 12 months, from 3,500 USD to less than 1,500 USD.

    Key Takeaways
    •Only market insiders were aware that warehouses in the city of New Orleans held around a quarter of global zinc stocks and about half of the zinc traded at the London Metal Exchange, the biggest physical metal market in the world.
    •In August 2005 Hurricane Katrina devastated New Orleans, causing extensive flooding in the area and making zinc inventories inaccessible.
    •As a consequence of this shortage of material, the price for zinc climbed from nearly 1,200 USD per ton during summer 2005 to a record of 4,600 USD in November 2006.

    22 Natural Gas: Brian Hunter and the Downfall of Amaranth 2006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closure of MotherRock, an energy-based hedge fund, the bust of Amaranth Advisors shakes the financial industry, as it is the largest hedge fund failure since the collapse of 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 in 1998. The cause? A failed speculation in US natural gas futures. Brian Hunter, an energy trader at Amaranth, loses 6 billion USD within weeks.

    “The market can stay irrational longer than you can stay solvent.” —John Maynard Keynes

    The news shook financial markets like an earthquake in September 2006: Amaranth Advisors, a 10 billion USD American hedge fund, erased around two-thirds of its capital in two weeks by betting on natural gas and was about to close. Only a few weeks before, MotherRock, another hedge fund that specialized in natural gas futures, had collapsed as well. Some of the causes for these events date back to previous years. Following the record hurricane seasons of 2004 and 2005, many hedge funds had become interested in the energy markets. Hurricanes Ivan, Katrina, Rita, and Wilma had all damaged crude oil and natural gas production facilities in the Gulf of Mexico, resulting in a significantly reduced supply.

    Weather and hedge fund speculation drove up natural gas prices from 6 to above 15 USD.

    These extreme weather events, as well as relatively constant demand during the winter months, led to increasing price volatility and, in some cases, substantial price spikes for energy, especially natural gas. While the price of gas traded between 6 and 7 USD during 2004 and the first half of 2005, the hurricane season drove up gas prices to more than 15 USD in December. Production disruptions dragged on for months, but the warm winter, the absence of major storms, and a greater number of imports dampened the effect on the price level of natural gas in 2006.
    Compared to their all-time high that year, benchmark natural gas prices in New York lost around two-thirds of their value. In September natural gas was trading near 4 USD. The huge fluctuations in price made natural gas interesting for short-term-oriented traders, but natural gas’s future contract curve offered an even more interesting investment opportunity. Speculation on the change of price differences between different contract maturities is a popular trading strategy, especially by hedge funds: Traders enter long and short positions in the same commodity simultaneously, and the trade is based on an expansion or narrowing of the price differences, that is, a change in the steepness of the term structure.

    Some Thoughts on Natural Gas

    Natural gas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ources of energy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 a market share of almost 25 percent. Home heating, electricity generation, and other industrial applications together make up nearly 80 percent of its use. But the need for heat, which accounts for 20 percent of total demand, is very seasonal: There’s high demand in the winter months, less during the summer.

    Natural gas produc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focused in Texas, the Gulf of Mexico, Oklahoma, New Mexico, Wyoming, and Louisiana. Texas and the Gulf region together contribute more than 50 percent of domestic output. Another 15-plus percent of total US natural gas consumption is imported from Canada or imported in the form of liquefied natural gas (LNG).

    Natural gas is traded on NYMEX under the symbol NG and the current contract month in USD per 10,000 MMBtu (1 MMBtu equals 26.4 cubic meters of gas, based on an energy content of 40 megajoules/m3).
    In 2006 the two top hedge fund investors in the US natural gas market were Brian Hunter, head of energy trading at Amaranth Advisors, a fund worth 9 billion USD, and Robert “Bo” Collins, chief executive of MotherRock, which oversaw about 400 million USD. The Mother Rock Energy Master Fund, which launched in December 2004, returned 20 percent to its investors in 2005.

    Figure 18. Natural gas prices in USD/MMBtu, 2003 to 2007, New York Mercantile Exchange. Data: Bloomberg, 2019.

    Some investors at the time were aware that Collins and Hunter held opposing positions in March–April and October–January natural gas contracts. In July 2006 the pric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as futures for March and April 2007 reached 2.60 USD. Hunter’s investment decisions assumed that the difference would increase due to the upcoming cold season. In contrast, MotherRock was betting on a correction in the price spread.

    Who Is Brian Hunter?

    Born in 1975, Brian Hunter is a Canadian mathematician and hedge fund manager. From 2001 to 2004, he worked at Deutsche Bank in New York. There, in 2001 and 2002, he achieved a profit of 17 and 52 million USD by trading natural gas futures. However, after losses of more than 50 million USD in just one week, Hunter was released from his job. He moved on to Amaranth.
    Hunter became a legend on Wall Street by earning more than 1 billion USD speculating on natural gas prices after Hurricanes Katrina and Rita. By August 2006 he had achieved a profit of about 2 billion USD. Within a week, however, he had lost three times that, causing serious problems for Amaranth. After his separation from the company, Hunter went on to found a new hedge fund in 2007.
    Amaranth, with about 360 employees, had begun as a company that focused on convertible arbitrage. As those profit opportunities dwindled, it moved on to the energy sector. The firm dominated US natural gas trading on financial markets such as the NYMEX and the Intercontinental Exchange (ICE), as it bought and sold thousands of contracts, sometimes even tens of thousands, on a daily basis. Amaranth held about 100,000 natural gas contracts in one month, which accounted for about 5 percent of the total annual gas consump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On the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alone, Amaranth controlled 40 percent of all outstanding contracts for the 2006–2007 winter season (October–March) and more than three-quarters of all outstanding November futures contracts.

    Amaranth Advisors and MotherRock had opposite guesses on which way the market would move.

    In June and July 2006, erratic natural gas price movements caused massive losses in the MotherRock Energy Master Fund. Earlier, the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had reported a 12 percent increase in gas inventories. As a result, the gas price dropped by 12 percent within a week. The redemption of shares by investors aggravated MotherRock’s distress, which increased its losses to more than 200 million USD. However, the hedge fund’s high losses were not primarily due to a “normal” price decline. A subsequent Senate investigation confirmed that the sheer volume of Amaranth purchases of March contracts and sales of April contracts had distorted the price spread of natural gas, which moved up by more than 70 percent by July 31, 2006. MotherRock’s position worsened to the point where the fund was unable to meet its margin requirements. The fund collapsed, and positions were wound up in August 2006. Brian Hunter had triumphed, but his victory would be short lived.

    In late summer, natural gas prices began a downward spiral. The price of natural gas on the NYMEX, with delivery in October, dropped from 8.45 USD in July to below 4.80 USD in September, the lowest price of the previous two and a half year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futures contracts maturing in March 2007 and April 2007 moved from a high of nearly 2.50 USD in June to below 50 US cents in September—a plunge of around 75 percent!

    Figure 19. Price spread between natural gas March and April 2007 delivery, in USD/MMBtu, New York Mercantile Exchange. Data: Bloomberg, 2019.

    At the end of August, Amaranth held approximately 100,000 contracts in both the September and October futures on the long and short sides. Taken together, these represented enormous positions, because the movement of only 1 US cent on 100,000 contracts meant a change in value of about 10 million USD. The sheer size of the trades caused significant price movements in natural gas and its future term structure, that is, the price relationship of the different maturities.

    Figure 20. Future Term Structure of natural gas in USD/MMBtu, 2010, New York Mercantile Exchange. Data: Bloomberg, 2019.

    The total positions of the fund added up to approximately 18 billion USD. The 60-cent increase in September contracts and the associated drop in the October–September price spread meant a huge loss for Amaranth.
    On August 29 the profit-and-loss calculation showed a one-day depreciation of natural gas valuation of just under 600 million USD. The next day’s margin obligations would be even worse: They rose to 944 million USD, due to further price depreciation. Two days later Amaranth’s margin commitments were in excess of 2.5 billion USD. A week later, on September 8, the hedge fund’s obligations exceeded 3 billion USD.

    Amaranth’s total positions added up to 18 billion USD. In September the fund’s margin commitments rose to more than 3 billion USD.

    With the price volatility of energy markets remaining high, and because of the cumulative losses, concerns were mounting at Morgan Stanley (one of Amaranth’s important investors, along with Credit Suisse and Deutsche Bank), which forced the fund to return money.
    Funds under management at Amaranth fell from 9 to 4.5 billion USD in just a week. Founder Nicholas Maounis told his investors in a letter that the company would drastically reduce its positions due to the price fluctuations in the US gas market, and that investors could anticipate losses of 35 percent by the end of the year, even though four weeks earlier the fund had posted a 26 percent profit.
    Amaranth got its name from the Greek word for “imperishable,” but it was now painfully clear that the firm’s profits were anything but. In addition to individual investors, injured parties included umbrella hedge funds of Credit Suisse, Morgan Stanley, and Deutsche Bank. On July 25, 2007, the Commodity Futures Trading Commission condemned Amaranth and Brian Hunter for attempted price manipulation of the natural gas market. Hunter, who had left Amaranth, had already established a new hedge fund—Solengo Capital Advisors.
    When Amaranth collapsed in September 2006, investors were told redemptions would be temporarily suspended. Ten years after the blowup, in 2016, Amaranth investors were still waiting to get their money back.

    Key Takeaways
    •Energy markets were a hot topic in 2005–2006. The price of natural gas climbed from 6 to more than 15 USD, but in late summer the market turned sour and a downward spiral began. In September 2006 natural gas fell below 5 USD.
    •Brian Hunter built a position of 18 billion USD in natural gas. By August 2006 his trades had earned him 2 billion USD. But then the market turned against him. Within weeks he had lost 6 billion USD, and Amaranth Advisors collapsed in September 2006.
    •The demise of Amaranth Advisors shook the financial industry. It was the biggest hedge fund collapse since the downfall of 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 in 1998 and investors haven’t been paid back yet.

    23 Orange Juice: Collateral Damage 2006

    “Think big; think positive. Never show any sign of weakness. Always go for the throat. Buy low; sell high.” That’s the philosophy of Billy Ray Valentine, played by Eddie Murphy in the 1983 movie Trading Places. The film’s final showdown has Murphy and Dan Aykroyd cornering the orange juice market. In reality, the price of frozen orange juice concentrate would quadruple between 2004 and 2006 on the New York Mercantile Exchange—a consequence of a record hurricane season.

    “My God! The Dukes are going to corner the entire frozen orange juice market!” —Dan Aykroyd, as Louis Winthorpe III in Trading Places

    The blockbuster movie Trading Places, from 1983, stars Eddie Murphy and Dan Aykroyd and culminates in a chaotic scene at the New York commodity exchange over trades of orange juice that hinge on data from the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This was not really farfetched, as trading in orange juice, or more precisely frozen orange juice concentrate, on the New York Mercantile Exchange (NYMEX) is dominated by the effects of weather. Hurricanes, frosts, or droughts in Florida and the region around São Paulo, Brazil—the main places where oranges are grown—can lead to major price fluctuations that vary with the seasons and also affect other agricultural commodities: High prices are due to risk premiums in May (frost in Brazil) and November (hurricane season in Florida), and lows are more common in February and September. Even light storms can lead to a loss of fruit.

    Some Juicy Facts

    Oranges are cultivated in almost all parts of the world with tropical or subtropical climates, but two countries dominate orange juice production. More than 50 percent of the world’s harvest comes from Brazil (the São Paulo region) and Florida in the United States. At harvest, oranges are typically packaged in boxes of 90 pounds or 40.8 kilograms. Processing fruit into concentrate offers advantages, compared to oranges and orange juice, when it comes to storage, shelf life, and transportation.
    Orange juice is traded in the form of frozen concentrated orange juice futures in New York. A futures contract refers to 15,000 pounds of concentrate, the equivalent of 2,300 to 2,500 boxes of oranges. Under normal conditions, an orange harvest in Florida provides about 200 million boxes, worth about 1.2 billion USD.

    The hurricane seasons of 2004 and 2005 were the most active since weather records were kept in the United States.

    Heavy storms can destroy entire plantations and, at worst, result in lower harvests for several years, because new crops do not bear fruit for three to four years and are most productive only after about eight years. Storms can also make a difference in the spread of pests and diseases, which can greatly impact harvests on monoculture plantations. The years 2004 to 2006 created a “perfect storm” for the price of orange juice, overshadowing even the price spike of crude oil during the 2005 hurricane season.

    Storms to Remember

    The Atlantic hurricane season typically lasts from June 1 to November 30, and an average season sees just six hurricanes. There are exceptions: The year 2004 was one of the most active and costly hurricane seasons since records began. Winds and floods were responsible for at least 3,000 deaths and property damage of approximately 50 billion USD. The most significant storms—Charley, Frances, Ivan, and Jeanne—all crossed the United States. And all four hit Florida.
    But the hurricane season of 2005 stands out even more. It emerged as the most active hurricane season since weather records began, with 28 storms, including 13 hurricanes, of which 4 were Category 5 storms! Category 5 on the Saffir-Simpson scale means a hurricane with wind speeds in excess of 251 km/h. The storms in 2005 cost some 2,300 lives and caused damages amounting to 130 billion USD. Hurricanes Dennis, Emily, Katrina, Rita, and Wilma were responsible for the worst of the devastation that year. Katrina caused massive damage in the southeastern United States in August 2005, hitting the city of New Orleans particularly hard. However, Wilma broke all records and is now considered the strongest storm in history.

    Florida’s orange industry generally has suffered from subsidized overproduction. As a result, in times of good harvests income levels are low. The orange harvest in 2004 was very productive, and consequently in May 2004 the price of orange juice was about 35 percent lower than in the previous year. The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was estimating a harvest of 245 million cases in 2004, which would have been well above the crop level of the previous year (203 million cases) and would even have topped the record harvest of the 1997–1998 season (244 million cases). In addition, the Atkins diet, which advocated avoiding carbohydrates (including the sugar in orange juice), was particularly popular in the United States at the time and causing noticeably lower demand. At the end of May 2004, orange juice was trading at only 0.54 USD/lb in New York.

    Figure 21. Frozen orange juice concentrate prices in US cents/lb, 2002–2006. Data: Bloomberg, 2019.

    But then parameters started to change. The Atkins diet lost popularity, and demand began to pick up. And four hurricanes in 2004–2005—Charley, Frances, Jeanne, and Wilma—would affect the supply of Florida oranges. According to the Florida Citrus Mutual industry association, Hurricane Wilma alone caused a crop loss of around 35 million boxes, or about 17 percent of unharvested fruit.

    From a base of 0.55 USD, the price for frozen orange juice concentrate rose to more than 2 USD. A quadruple increase!

    In 2005 the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predicted a harvest of only 135 million boxes, that is, a decline of almost 10 percent compared to the already-below-average harvest of the previous year. Market observers expected the lowest harvest level in the previous 17 years due to storm damage and pest infestation. Starting at just under 0.55 USD in May 2004, the price of orange juice concentrate in New York continued to rise, quadrupling within two and a half years.

    The prices for orange juice rose to levels unmatched since 1990.

    In October 2005 the price rose above 1 USD, breaking a psychological barrier, and the upward momentum continued. Orange juice rose to levels that had not been reached since January 1990, when the price topped 2 USD after a severe frost. In December 2006 the price of orange juice was again trading above 2 USD.
    The orange crop in 2005–2006 began to recover slightly in bo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Brazil compared to the previous year. But the supply remained about 30 percent below the 2003–2004 level. Finally, in 2007, the price for orange juice fell back to between 1.20 and 1.40 USD, and in 2008, the price normalized to levels below 1 USD again.

    Key Takeaways
    •Prices of agricultural commodities are very sensitive to extreme weather. As a consequence of a record Atlantic hurricane season, the price of frozen orange juice concentrate quadrupled between 2004 and 2006.
    •In October 2005 prices surpassed 1 USD and continued to climb. In December 2006, the price of orange juice traded above 2 USD, a level that had not been reached since January 1990.
    •A notable fictional cornering of the market for frozen orange juice concentrate—whose plot hinged on weather information from the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s Crop Report—took place in the movie Trading Places (1983), starring Eddie Murphy and Dan Aykroyd.

    24 John Fredriksen: The Sea Wolf 2006

    John Fredriksen controls a corporate empire founded on transporting crude oil. Among the pearls of that empire is Marine Harvest, the largest fish-farming company in the world.

    “You stand on dead men’s legs. You’ve never had any of your own. You couldn’t walk alone between two sunrises and hustle the meat for your belly . . .” —Jack London, The Sea Wolf

    Acomparison with socialite Paris Hilton is inevitable: The twin sisters Kathrine and Cecilie, 26, are young, beautiful, and rich. In the list of Forbes magazine’s “Hottest Billionaire Heiresses,” the twins are next to Ivanka Trump and Holly Branson. The sisters have so far kept their names out of scandals, but they are already following in the business footsteps of their father, John Fredriksen. Forbes rates the private wealth of the 74-year-old Norwegian shipowner—by far the richest Norwegian—at more than 8 billion USD. Due to high taxes in Norway, however, Fredriksen lives in London and holds Cypriot citizenship.
    Fredriksen, born May 11, 1944, near Oslo, became rich in the crude oil business, as have many before him. He was already working in the shipping business when he set up his own company during the oil crises of the 1970s and built up a tanker fleet, today one of the largest in the world. He earned money on risky ventures during the Iran-Iraq War in the 1980s and delivered crude oil to the apartheid regime in South Africa.
    Today Frederiksen heads a huge corporate empire, directly or through its investment firms. He is the largest shareholder of the Bermuda-registered shipping company Frontline, which controls a fleet of Liquefied Natural Gas (LNG) tankers with Golar LNG, and is involved in the oil rig operator SeaDrill and the shipping companies Golden Ocean Group and Overseas Shipholding Group. In Germany, Fredriksen is known as a major shareholder of the TUI Group and an advocate of selling the container shipping division Hapag-Lloyd,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industry. Prior to 2010 John Fredriksen held the largest stake in TUI Travel and had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upon its direction and strategy. The Norwegian had already made a name for himself in the world of fish farming and today controls the largest fish-farming company in the world—Marine Harvest.

    Figure 22. Norwegian salmon prices in NOK/kg, 2000–2011. Data: Bloomberg, 2019.

    In the 1971 German TV adaptation of Jack London’s famous adventure novel The Sea Wolf, Raimund Harmstorf, in his role as Wolf Larsen, crushes a raw potato to illustrate his worldview—eat, or be eaten. It’s an apt metaphor for the dealings of John Fredriksen, the Norwegian Sea Wolf.
    In the first years of the new millennium, the Norwegian fish-farming industry was experiencing financial difficulties due to low prices for fish. In particular, the company Pan Fish, founded in 1992, had been struggling since 2000.

    What’s the Catch?

    By far the world’s largest fishing nations are China, Peru, India, and Japan. In Europe, Norway, Denmark, and Spain haul in the largest harvests. The value of world exports of fish and fishery products in 2015 reached 96 billion USD. Aquaculture deals with the controlled cultivation of fish, mussels, crabs, and algae, and there’s a rapidly growing global market for these products: According to figures from the UN’s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FAO), slightly more than a third of the almost 150 million metric tons of fish caught come from aquaculture—and the number is rising. 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and FAO estimate that by 2020 the proportion of farmed fish will account for almost 50 percent of the total fishery.
    Farmed fish have the advantage of lower prices, and some argue that fish farms can also counteract the overfishing of the oceans; according to FAO estimates, more than 70 percent of the fishing grounds are already considered “overfished.” However, others point out some disadvantages: Aquaculture’s carnivorous fish, such as salmon and trout, consume many times the body weight of wild-caught fish; and there are particularly negative consequences to keeping fish in unnaturally large and dense pens, especially in countries with low ecological standards, such as in Southeast Asia or South America, because of over-fertilization or the use of antibiotics.
    Fredricksen controlled an almost 50 percent stake in Pan Fish through his investment company Greenwich Holding and the two vehicles Geveran Trading and Westborough Holdings. In June 2005, he bid successfully for the remaining shares of the company. In the second quarter of 2005, Fredriksen also acquired 24 percent of Fjord Seafood through Geveran Trading. His shares would soon amount to nearly 50 percent of the company. Then, in October 2005, Fjord Seafood made an offer to the state fish-farming company Cermaq, but the bid failed due to opposition from the Norwegian government.
    Fredricksen made his next big move in March 2006: Nutreco, today the largest manufacturer of fish feed worldwide, sold 75 percent of Marine Harvest—which had been involved in Chilean fish farming since the mid-1970s—to Geveran Trading for nearly 900 million euros. The remaining 25 percent was acquired by the Norwegian firm Stolt-Nielsen.

    On December 29, 2006, Pan Fish, Fjord Seafood, and Marine Harvest merged to form the new Marine Harvest Group. What was by far the largest fish-farming corporation in the world was now under the control of John Fredriksen.

    Key Takeaways
    •John Fredriksen, a modern version of Jack London’s Sea Wolf, made his fortune in the crude oil market, then became active in oil drilling, the transport of crude oil, shipping, and liquified natural gas. Today he controls an extensive corporate empire.
    •During the first years of the new millennium, the Norwegian fish-farming industry experienced severe financial difficulties due to low salmon prices.
    •By active industry consolidation over two years, Fredriksen built the Marine Harvest Group in 2006. Today it’s the world leader in fish farming and aquaculture.

    25 Lakshmi Mittal: Feel the Steel (2006)

    The dynamic growth of the Chinese economy and its hunger for raw materials rouses the suffering steel industry from near death. Through clever takeovers and the reorganization of rundown businesses, Lakshmi Mittal rises from a small entrepreneur in India to the largest steel tycoon in the world, a position he crowns with the acquisition of his main competitor and the world’s second-largest steel producer—Arcelor.

    “I want to be the Ford of Steel.” —Lakshmi Mittal
    “Aim for the highest.” —Andrew Carnegie

    It was a dream wedding, with a setting akin to the court of ancient maharajahs in India or a tale from 1001 Nights. On June 22, 2004, fireworks illuminated the night sky in Paris, Bollywood stars Aishwarya Rai and Shah Rukh Khan entertained the guests, pop star Kylie Minogue performed, and more than 5,000 bottles of Mouton-Rothschild 1986 were served. The evening festivities were the main attraction of the six-day celebration of the wedding of 23-year-old Vanisha Mittal and London investment banker and founder of Swordfish Investments Amit Bhatia, age 25. Twelve Boeing jets had been chartered to bring more than 1,500 guests from India to France, where they visited the Jardin des Tuileries, Versailles, and the Château de Vaux-le-Vicomte. The silver-wrapped wedding invitations included five-star accommodations at the Hotel Le Grand and the InterContinental, whose 600 rooms had been fully booked. Presents for the guests featured designer handbags filled with jewelry. It is estimated that the cost of this extravaganza was around 60 million USD. The check was signed by the proud bride’s father, Lakshmi Mittal.
    Who is this tycoon who could arrange a fairytale wedding for his daughter and that same year acquire a princely residence in London’s posh Kensington district from the chief executive of the Formula One Group, Bernie Ecclestone, for the equivalent of around 130 million USD?
    Lakshmi Mittal’s father had run a small steel plant in the Rajasthan province of India. The family later moved to Calcutta, where the father took over a major factory and where Lakshmi learned the steel business from scratch.
    After studying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in Calcutta, in 1976 Lakshmi was put in charge of modernizing a rundown steelwork in Indonesia that the family had previously acquired for 1.5 million USD. That pattern would continue throughout the Indian mogul’s life, as he bought money-losing or underutilized steel producers and restructured their business through cost reductions, sales orientation, layoffs, and closures. When a steel industry boom was triggered by rapi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Lakshmi Mittal would become one of the richest men in the world in just a few years.

    Lakshmi Mittal forged the world’s largest steel company.

    Gradually he added larger and larger acquisition targets. In 1989 Mittal bought a derelict steel plant in Trinidad and Tobago and renovated it. He had a major success in Mexico in 1992: The state had invested 2.2 billion USD in state-of-the-art steel-production equipment, but the end of the oil boom was forcing the government to sell. Mexican president Carlos Salinas awarded the Indian entrepreneur the contract for just 220 million USD, of which Mittal only had to raise 25 million in cash. He then renamed the company Ispat Mexicana. (Ispat is Hindi for “steel.”)
    The year 1995 marked another turning point for the businessman.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the giant Karmetwerk, which included coal mines, was up for privatization in Kazakhstan. Although Western corporations did not dare invest, Mittal paid 400 million USD, dismissed a third of the workforce, and made the company profitable within a year. Mittal also bought Sidex in Romania after that company was privatized, though it was a controversial deal because of a letter of recommendation written by British prime minister Tony Blair to Romanian president Adrian Năstase after Mittal’s donation to Blair’s party (“Mittalgate”).

    Mittal Steel was created in the spring of 2005.

    In October 2004 Mittal announced the merger of privately held LNM Holding and publicly listed Ispat International with the American International Steel Group (ISG). (ISG arose from the assets of LTV Steel and the assets of former industrial titans Acme Steel and Bethlehem Steel.) In the spring of 2005, the deal—worth 4.5 billion USD—was concluded. Mittal Steel, based in the Netherlands, was born.

    Steel Ups and Downs

    Carnegie and Vanderbilt in USA, or Thyssen and Krupp in Germany—these family names ring a bell in the history of the steel industry. Compared to other industries, the steel industry today is highly fragmented; the 10 largest steelmakers produce less than a third of the world’s supply, compared to a market share of more than 90 percent by the world’s 10 largest carmakers. ArcelorMittal is the industry leader. Nippon Steel, Baoshan Iron & Steel, POSCO, and JFE Steel follow at some distance.
    The 1990s were dark years for steel producers from Western countries. Specifically, the US steel industry slipped into a severe crisis due to overcapacity and cheap imports, and since the late 1990s, more than 30 companies have had to apply for bankruptcy and creditor protection. The situation changed dramatically with the rapid growth of the Chinese economy. The Chinese demand for steel increased from around 15 percent of the world’s market in 2000 to almost 50 percent a decade later. This unbalanced the markets for raw materials like iron ore and metallurgical coal and caused prices for crude steel to rise significantl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millennium, the price for a metric ton of steel was around 200 USD; by 2008, it had risen to 1,100 USD.
    Mittal had created the world’s largest steel producer, with more than 70 million tons of production capacity. About 90 percent of the company was owned by the family. But Mittal, who wanted to outdo magnates like Andrew Carnegie and Bethlehem Steel’s Charles Schwab, was not yet satisfied.
    In October of the same year, Mittal Steel acquired Ukrainian steel producer Kryvorizhstal at an auction for 4.8 billion USD, after the Ukrainian president decided against a consortium headed by the son-in-law of the former Ukrainian president. But behind the scenes a much larger deal was looming that would profoundly change the steel industry.

    Figure 23. Steel prices in USD/ton, 2000–2010. Data: Bloomberg, 2019.

    In January 27, 2006, Mittal announced a takeover bid to the shareholders of Arcelor, which was the industry’s second-biggest company. He offered a premium of 27 percent on the closing price of the previous day, a purchase price of nearly 20 billion USD. Arcelor itself had been created by the merger of French, Spanish, Luxembourg, and Belgian steelworks, and in 2005 it had produced almost 50 million metric tons of crude steel. The attempt at the hostile takeover provoked Arcelor’s corporate leadership; the governments of Luxembourg, France, and Belgium also opposed the merger.
    “L’India”—the Indian—“does not fit in with our great culture,” said Guy Dollé, the French head of Arcelor. And, in fact, the takeover battle turned into a war of cultures, during which Arcelor sought to save itself through a merger with Russian steelmaker Severstal. It played out like high-stakes poker. In the course of a month, Arcelor rejected two offers from Mittal as too low. Then, in June 2006, the Arcelor board of directors called for a marathon nine-hour negotiation. For almost 34 billion USD, a further premium of 15 percent on the stock closing price of the previous day—about 45 percent above the original offer—Arcelor finally agreed to the sale.

    With the merger of Arcelor and Mittal, the world’s largest steel producer was created, with a combined production volume of just under 120 million tons of crude steel, a global market share of around 12 percent, 60 billion USD in sales, and more than 320,000 employees. Number two in the industry, Nippon Steel, had less than one-third of ArcelorMittal’s production capacity.
    With the acquisition of Arcelor, the Mittal family reduced its stake in the new company to around 45 percent. Nevertheless, with estimated private assets of around 25 billion USD, Lakshmi Mittal is considered the fifth richest person in the world.

    Key Takeaways
    •The awakening of the Chinese economy, with its dynamic growth and enormous lust for resources, shook up a moribund global steel industry. Between 2000 and 2008, global steel prices increased more than fivefold. One entrepreneur noticed this industry trend faster than others.
    •Lakshmi Mittal became the “man of steel.” The Indian tycoon created Mittal Steel in 2005 by buying ISG and the remaining assets of former US industry giants Acme Steel and Bethlehem Steel. But that was not enough. After a bidding frenzy, in summer 2006 Mittal bought Arcelor and forged the world’s biggest steel company, ArcelorMittal.
    •After the transaction was complete, Lakshmi Mittal was considered the fifth richest person in the world, with estimated private assets topping 25 billion USD.

    26 Crude Oil: The Return of the “Seven Sisters” (2007)

    An exclusive club of companies controls oil production and worldwide reserves. But its influence diminishes with the founding of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OPEC) and the rise of state oil companies outside the Western world.

    “There is no business like oil business.“ —C. C. Pocock, Chairman of Shell

    In 2007 the Financial Times created the term the “New Seven Sisters” to describe the world’s seven most influential energy companies outside 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The original Seven Sisters, a term coined in the 1950s, referred to a consortium of predominantly successor companies to the Standard Oil Company: Standard Oil of New Jersey, Standard Oil Company of New York, Standard Oil of California, Gulf Oil, Texaco, Royal Dutch Shell, and the Anglo-Persian Oil Company.

    For a long time, the Seven Sisters were regarded as the dominant force in the oil business, since, thanks to a framework agreement with the Iranian government, they held a demand cartel over oil producers in the Third World. Producer countries were forced to sell the majority of their production on the basis of long-term contracts and fixed prices to the oligopoly, which also controlled trade and distribution.
    The Seven Sisters were able to set the rules, because until the 1970s the group controlled about 85 percent of global oil reserves. However, early in that decade,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producer countries began to nationalize their oil industry: Algeria was the first country to do so, in 1971, followed shortly thereafter by Libya. In the following year, Iraq nationalized the concessions of Western companies. In 1973 Iran also nationalized its domestic oil industry. The power of the Seven Sisters was dwindling, and OPEC—founded in 1960 and the cartel’s counterpart on the supply side—was gaining in importance.

    The Seven Sisters controlled 85 percent of the world’s oil reserves until the 1970s.

    Today, OPEC countries supply about 40 percent of the world’s crude oil, and according to their own data, member countries together account for about 75 percent of global crude oil reserves, while oil production in Western countries has declined over recent years.

    Four of the Seven Sisters still exist today—ExxonMobil, Chevron, Royal Dutch Shell, and BP.

    To counter strong price fluctuations and a continuous drop in oil prices below 10 USD, the large oil companies used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For example, Exxon (Standard Oil of New Jersey) and Mobil Oil (Standard Oil Company of New York) merged in 1999 to create ExxonMobil, the world’s largest oil company, whose annual revenue exceeds the economic power of many small countries.
    From Standard Oil of California came Chevron, which took over US Gulf Oil in 1985 and in 2001 incorporated Texaco as well. The British Anglo-Persian Oil Company first became the Anglo-Iranian Oil Company and then British Petroleum. Following the acquisition of Amoco (the former Standard Oil of Indiana) and Atlantic Richfield, the company finally changed its name to BP in 2000. As a result, four of the original seven dominant companies were left: ExxonMobil, Chevron, Royal Dutch Shell, and BP.

    Big Oil today is made up of BP, Chevron, ConocoPhillips, ExxonMobil, Royal Dutch Shell, and Total.

    Further mergers, such as Total and Petrofina (1999), Total and Elf Aquitaine (2000), and Conoco and Phillips Petroleum (2002), have put the US firm ConocoPhillips and the French company Total into the same category as the other four. There are now six super-majors—BP, Chevron, ConocoPhillips, ExxonMobil, Royal Dutch Shell, and Total—all often referred to as “Big Oil” in the financial press. However, their influence today i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Seven Sisters 50 years ago. Together, Big Oil today controls less than 10 percent of global oil and gas production, and the group’s share of global reserves is again significantly lower.
    In contrast, the “new Seven Sisters” of the oil industry together control about a third of global oil and gas production and global reserves: These include Saudi Aramco (Saudi Arabia), Gazprom (Russia), China National Petroleum Corporation (China; CNPC), National Iranian Oil Company (Iran), Petróleos de Venezuela (Venezuela), Petrobras (Brazil), and Petronas (Malaysia).

    The “new Seven Sisters” are Saudi Aramco, Gazprom, CNPC, National Iranian Oil, Petróleos de Venezuela, Petrobras, and Petronas.

    Aramco, based in Dhahran, Saudi Arabia, is the most important of the group. As the world’s largest oil company, it produces 12 million barrels of crude oil daily and has reserves of approximately 260 billion barrels of crude oil—almost a quarter of global reserves. With its Ghawar oil field, Saudi Aramco also operates the largest oil field in the world. After a dramatic drop in oil prices in 2015–2016, the kingdom of Saudi Arabia speculated about an IPO of Saudi Aramco to raise money. But plans have not yet been realized.
    At the end of 2006, Russian Gazprom and Petro China, a subsidiary of CNPC, had left the market value of most Western energy companies far behind. CNPC, the China National Offshore Oil Corporation (CNOOC), and Sinopec are China’s three largest oil companies.
    The power of the former Russian state-owned company Gazprom—the world’s largest producer of natural gas—was felt in Europe in late 2005 due to the gas dispute with Ukraine. (The enterprise also holds a monopoly on the export of gas from Russia.)
    The state-owned National Iranian Oil Company (NIOC), based in Tehran, is part of the Iranian Ministry of Petroleum and is also active worldwide. Petróleos de Venezuela (PDVSA) was the instrument of power of former Venezuelan president Hugo Chávez. Established as part of the nationalization of the country’s oil industry, PDVSA is today the largest oil company in Latin America. In the Campos Basin, the semipublic Petrobras (formally Petróleo Brasileiro) accounts for more than 80 percent of Brazil’s oil production. The company is also a leader in offshore drilling and deep drilling. With the Tupi field, the Brazilians have probably discovered the third-largest oil field in the world. Petronas (full name Petroliam Nasional Berhad), a state-owned petroleum company known for its landmark Petronas Towers in Kuala Lumpur, is one of the largest international oil and gas companies, with more than 100 subsidiaries and representations in more than 30 countries.

    Key Takeaways
    •After the breakup of Rockefeller’s Standard Oil empire, a consortium known as the “Seven Sisters” emerged. Included were Standard Oil of New Jersey, Standard Oil Company of New York, Standard Oil of California, Gulf Oil, Texaco, Royal Dutch Shell, and the Anglo-Persian Oil Company. This consortium controlled 85 percent of global crude oil reserves until the mid-1970s.
    •The influence of the Seven Sisters diminished with the founding of OPEC and the rise of state oil companies outside the Western world. OPEC today controls about 40 percent of global oil and gas production.
    •The legacy of the Seven Sisters lives on in a group of super-majors, six integrated oil and gas companies also referred to as “Big Oil”: BP, Chevron, ConocoPhillips, ExxonMobil, Royal Dutch Shell, and Total. Compared to the original Seven Sisters, they control less than 10 percent of global oil and gas production.
    •The “new Seven Sisters” are Saudi Aramco, Gazprom, CNPC, National Iranian Oil, Petróleos de Venezuela, Petrobras, and Petronas. Together these seven companies control about a third of global oil and gas production and reserves.

    27 Wheat and the “Millennium Drought” in Australia 2007

    After seven lean years for Australia’s agricultural sector, a Millennium Drought drives the price of wheat internationally from record to record. Thousands of Australian farmers expect a total failure of their harvest. Is this a preview of the effects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This is more typical of a 1 in a 1000-year drought, or possibly even drier, than it is of a 1 in a 100-year event.” —David Dreverman, Head of the Murray-Darling Basin Authority

    The Aboriginal term uamby means “where the waters meet,” except that on the Uamby farm, 50 kilometers northwest of the Australian wine-making and sheep-breeding city of Mudgee, no more water was flowing. The year 2006 was one of the hottest since weather records began on this continent and also one with the least rainfall.

    Though the extreme drought had already affected the farm severely, it was only the beginning of the worst summer months—which fall between December and March in Australia. Water reserves were running low, and the animals could no longer find food. The pastures were bare and parched, necessitating purchases of water and food. Of the original 4,800 sheep on the farm, only 2,800 were left; the remainder had to be sold for 5 USD per animal, though the owners had expected about 40 USD.

    The World’s Wheat

    With an annual production of just under 600 million tons, various wheat varieties, together with corn and rice, are among the most widely cultivated cereals in the world. Wheat accounts for around one-fifth of the world’s calorie needs. It’s an important food for livestock and is also used to produce biofuels like ethanol. The average yield per hectare is just under 3 tons worldwide (1 hectare = 10,000 square meters, comparable to a soccer field). Large parts of the harvest are consumed by the producer countries themselves, so that only about 100 million tons of the total amount produced reach the world market—a factor that can affect price fluctuations in times of shortages.
    More than 400,000 people were working in Australia’s agriculture sector, one of the country’s most important industries, and the situation was dire. At the beginning of 2007, due to the adverse circumstances, a farmer was taking his own life every four day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ext year, more than 70 percent of the agricultural land, about 320 million hectares, was affected by lack of rain and high temperatures.

    The “granary” of Australia, the Murray-Darling Basin, produces 40 percent of the country’s wheat.

    The situation was especially tense in the Murray-Darling Basin. The river system spans thousands of kilometers, an area about the size of France and Spain combined, supplying some 15 percent of Australia’s water. Officially, the rivers supplied around 50 percent less water in 2007 than the previous year, and 2006 itself had been a record low-water year. The basin is considered the granary of Australia, because this area alone grows 40 percent of the food on the continent. Meanwhile, small towns like Dimboola, about 330 kilometers from Melbourne, in the Australian wheat belt, were becoming ghost towns.
    For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Australia’s role as the second-largest exporter of wheat was of particular importance. In “normal” times, Australia exports 25 million tons every year. But normal times had not existed in Australia for seven years, making the drought the country’s longest. The year 2006 was the third-driest year since records began in 1900, and the Australian Bureau of Agricultur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ABARE) was estimating the 2006–2007 winter harvest at just 26 million metric tons, 36 percent less than the previous year. Even so, 2007 proved to be hotter, and experts began talking about a Millennium Drought. Australian prime minister John Howard declared it “the worst drought in living memory.” The direct cause was the phenomenon known as El Niño—a rise in Pacific Ocean temperature that affects weather patterns, and a phenomenon whose frequency and intensity h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through global climate change, according to environmental and weather experts.

    El Niño Acts Up

    El Niño (“the boy” in Spanish, referring to the Christ Child, since El Niño usually occurs around Christmastime) describes a weather phenomenon in which the sea surface temperature in the equatorial Pacific rises, wind systems over the Pacific change, and as a result, the cold Humboldt current west of South America weakens. A layer of warm water travels through the tropical East Pacific from Southeast Asia to South America, and water temperatures off Australia and Indonesia drop. The result is a change in global weather patterns: There are usually heavy rains on the South and North American West Coasts and drought, crop failures, and bush fires in Australia, India, and Southeast Asia.
    In contrast, La Niña (“the girl”) is an exceptionally cold current in the equatorial Pacific, whose effects are excessive rain in Indonesia and drought in Peru.
    The Australian harvest was crucial because the global 2006–2007 wheat harvest, at 598 million metric tons, was also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previous year’s 621 and 628 million tons. The 15 largest producing countries provided about 80 percent of that total. Australia, the second-largest exporter after the United States at the time, accounted for about 16 percent of global wheat exports.

    The harvest came at a time of increasing demand, growing prosperity, and robust economic growth. For global wheat consumption, the forecast for this period was 611 million metric tons.
    The collapse of Australian wheat production first hit Asia and the Middle East, since these countries traditionally imported grain from Australia. They were now looking for wheat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The Europeans were also affected by the heat. In Ukraine, the 2006 crop had shrunk by half.

    In February 2008 the price for wheat more than tripled, compared to 2006, to almost 13 USD per bushel.

    The price of wheat on the Chicago Board of Trade (CBOT) soon began an unprecedented rally. The typical trading band for wheat in the years before 2006 was between 2.50 USD and 4 USD. At the beginning of 2004, however, inventories fell to their lowest levels since 1980. Bad harvests in Europe and China meant that the Middle Kingdom had to import wheat for the fourth year in a row. The price of grains was picking up dynamically.
    In October 2006, wheat broke through the 5 USD mark for the first time and remained there. Then, in June 2007, wheat prices rose to 6 USD, climbed to 7 USD in August, 8 USD at the beginning of September, 9 USD at the end of that month, and rose to 9.50 USD at the beginning of October.
    Meanwhile, global inventories continued to fall and reached a 26-year low. In addition, in Canada—another major wheat exporter on the world market—grain reserves plunged 29 percent year-on-year at the end of July, while Egypt, Jordan, Japan, and Iraq placed buying orders for large quantities of wheat.

    Figure 24. Wheat prices in US cents/bushel, 2005–2008, Chicago Board of Trade. Data: Bloomberg, 2019.

    After this fast-paced rally, international wheat prices took a breather, but in hindsight that turned out to be just a short break. At the beginning of February 2008, wheat prices broke through the 10 USD barrier, and the price momentum continued. The closing price on February 27, 2008, was 12.80 USD, a dramatic tripling since early 2006!
    The devastating drought had caused losses of around 50 percent in the recent Australian harvest. The situation began to relax slightly with the 2007–2008 harvest of 609 million tons, as the rapid increase in wheat prices had proved an incentive for many farmers to plant previously fallow land. A harvest of 688 million tons worldwide was estimated for 2008–2009. By then the unprecedented Australian drought finally had come to an end. However, weather experts painted a bleak picture for the country’s agriculture in the future.

    Key Takeaways
    •The year 2006 was the third driest in Australia since weather records started in 1900, but 2007 topped it. That year turned out to be the hottest year in history.
    •After several lean years, the Millennium Drought caused devastating damages to Australian agriculture. The national wheat harvest dropped by 50 percent, and global grain markets panicked, since Australia was the biggest global exporter of wheat after the United States.
    •In October 2006, wheat topped 5 USD for the first time. In summer 2007, the rally in wheat prices intensified. In February 2008, wheat prices broke the psychological barrier of 10 USD and closed the month at 12.80 USD. Prices had tripled since early 2006.
    •The Millennium Drought in Australia was caused by El Niño, a weather phenomenon whose strength and frequency could be directly linked to global climate change, according to environmental and weather experts.

    28 Natural Gas: Aftermath in Canada 2007

    The new CEO of the Bank of Montreal, Bill Downe, must report a record loss for the second quarter of 2007 due to failed commodity price speculation. Half a year after Amaranth’s bankruptcy, another natural gas trading scandal shakes market participants’ confidence.

    “How all of a sudden does a USD 450 million loss just materialize like this? Was it a lack of control from a risk perspective or was somebody hiding trades in a desk drawer?” —Leigh Parkinson, Risk Advisory

    It was the middle of April when three of the directors of Optionable, a New York commodity broker, unloaded a share package worth nearly 30 million USD. Just days later, the auditor Deloitte and Touche released a report to its principal, the Bank of Montreal (BMO), stating that there was a 350 to 450 million CAD loss in its natural gas portfolio. This came as a nasty surprise for CEO Bill Downe, who had been in his position for only a month and who was about to announce BMO’s quarterly figures.

    A Canadian Institution

    Founded in 1817, the Bank of Montreal (BMO) is the fourth-largest bank in Canada in terms of deposits and has played a major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having finance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irst transcontinental railroad in the 1880s. Today BMO’s business activities are divided into private and commercial clients (retail banking), investment banking (BMO capital markets), and wealth management. Tony Comper served as CEO from 1990 to 2007, and during his leadership, in 2000, a small trading scandal occurred in futures trading of natural gas, causing damage of around 30 million CAD. Seven years later, Bill Downe took over.
    The responsible trader at BMO was David Lee, who dealt in natural gas options both on the New York Mercantile Exchange (NYMEX) and over the counter. Lee had joined BMO in his mid-20s, coming from the Bank of New York, where he had been involved in building the commodity derivatives business from scratch. Beginning as an analyst, he soon switched to trading and specialized in natural gas options.
    At BMO, Lee handled a large portion of his trades via Optionable. For a broker like Optionable with fewer than 20 employees, these trades represent almost 30 percent of his total revenue. It was no wonder that Lee and Kevin Cassidy, the CEO of Optionable, were close friends.

    BMO’s commodity trading achieved a huge profit in 2006.

    Trading in natural gas delivered an attractive additional income for BMO. Its commodity trading was 15 to 20 times larger than that of the Canadian market leader, the Royal Bank of Canada (RBC). BMO’s energy-trading business had grown to 25 traders. The bank had offices in Houston, New York, and Canadian energy metropolis Calgary, where in March 2006, at BMO’s annual general meeting, Tony Comper had announced excellent results in the investment banking segment, driven primarily by trading profits in oil and gas.

    The commodity business was booming. Due to the damage caused by Hurricane Katrina in 2005, the price of natural gas was rising. In 2004 and the first half of 2005, the price hovered between 6 and 7 USD, but after the hurricane season, corporate clients increasingly were interested in price-hedging transactions. In December 2005, the price of US natural gas went over 15 USD/MMBtu.
    This trend did not go on forever, though. Within weeks benchmark gas prices in New York had lost around two-thirds of their value. A mild winter ensured a sufficient supply of the commodity, which this time was unaffected by hurricanes. Customer interest cooled down significantly, but energy trading at BMO continued to grow.

    The BMO team around David Lee was betting on a rebound in prices.

    BMO’s star trader David Lee got it massively wrong with natural gas options.

    Market participants could see that someone was building massive options positions on the NYMEX and over the counter, but prices continued to fall and volatility declined. The value of call options imploded.
    The trading positions in Lee’s team were getting out of balance, but he was able to disguise his losses with the help of Optionable. Later the law firm Schatz Nobel Izard would accuse Optionable of having helped the BMO trader falsify his book and, among other things, of confirming incorrect trading prices. When Deloitte and Touche examined the upcoming quarterly figures, the loss could no longer be concealed. The auditors estimated the deficit came to 350 to 450 million CAD. BMO canceled collaboration with Optionable immediately, and Optionable stock lost almost 90 percent of its value.

    Figure 25. Natural gas prices in USD/MMBtu, 2003–2007, New York Mercantile Exchange. Data: Bloomberg, 2019.

    At the end of April 2007, just days before the announcement of its quarterly figures, BMO announced a profit warning and pointed to the bank’s deferred trading positions in the commodity market, namely positions in natural gas, that would weigh heavily on quarterly profits. Companies such as Goldman Sachs and Citadel, a major Chicago hedge fund manager, showed interest in taking over the portfolio. However, BMO’s managers were convinced that they could handle the situation themselves. It turned out, though, that publicizing the trading positions before they could be reduced was the wrong strategy. The losses continued to increase.
    When the quarterly figures came out in May, BMO had upped the losses on its commodity trading book to 680 million USD, the equivalent of about 12 percent of its total annual profit. Gritting his teeth, Downe reported the biggest trade loss of any Canadian bank in history, blaming market illiquidity and lower volatility. His rationale was not wrong, but market participants were skeptical, and analysts asked some unpleasant questions, about both the bank’s 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quality of its risk management. Bob Moore, executive managing director for commodity products, and David Lee had to leave the company. Lee was fined 500,000 USD and was banned from working in the banking industry. The total cost of the BMO trade scandal added up to around 850 million USD.

    Key Takeaways
    •Half a year after Amaranth Advisors’ bankruptcy, another natural gas trading scandal shook the commodity markets in 2007.
    •David Lee was a celebrated star trader at BMO, and he and his team bet on a rebound of natural gas prices, after prices had declined from a record high of 15 USD due to damages from a record hurricane season.
    •But prices declined further. Natural gas even traded temporarily below 4 USD again. For a while, Lee could disguise his loss of 350 to 450 million USD with the help of his broker Optionable. But auditors uncovered the problem.
    •After earning record profits the year before, Lee’s energy trading imploded. Losses from the trading scandal added up to more than 800 million USD.

    29 Platinum: All Lights Out in South Africa 2008

    Due to ongoing supply bottlenecks of electricity from Africa’s largest energy provider, Eskom, South Africa’s major mining companies restrict their production, and the price of platinum explodes.

    “South Africa needs at least 40 new coal mines to prevent shortages over the long term.” —Brian Dames, Eskom

    “Restoring energy security for the country is an absolute imperative.” —Cyril Ramaphosa, president of South Africa in 2019

    Two years before the World Cup kickoff in June 2010 in South Africa, the country faced its worst electricity supply bottleneck in decades. In spring 2008 the government declared an energy emergency. The national utility company Eskom—the largest electricity provider in Africa—shut down power for several hours every day for weeks, since its capacity lagged far below demand. For 20 years the country’s economy had been growing at a rapid pace. Electricity demand had risen 50 percent since the end of apartheid in 1994, but the South African government and Eskom had failed to provide additional capacity. The electricity company had repeatedly stressed that the nation’s power plants would have to be overhauled and new power plants built, but government agencies ignored these warnings.

    Because there was not enough power available, electricity was rationed at various intervals and in different zones, resulting in two- to three-hour power outages every day. Particularly affected were Johannesburg and the Gauteng region, the center of gold and platinum production. Around half of the mining companies’ energy demand was needed just to maintain infrastructure. Without electricity, the water could no longer be pumped out of the mines, and getting sufficient oxygen several kilometers deep became critical. The impact on actual production was even more dramatic. The Miners’ Union said that the companies sent tens of thousands of workers home or for training. At the end of January, the situation worsened. The energy company operated the world’s largest coal-fired power plant, the Kendal power plant, and Eskom’s coal reserves were being soaked by rainfall. At this point international precious metal prices began to react.

    Eskom turned off the power for the mining companies.

    Precious Platinum and Palladium

    The group of platinum metals (PGMs) includes platinum, palladium, rhodium, iridium, osmium, and ruthenium, but the economically important metals in this group are platinum and palladium, whose trading is overseen by the London Platinum and Palladium Market (LPPM). South Africa and Russia together account for around 90 percent of the world’s platinum metals production. Smaller producer countries are Canada, the United States, and Zimbabwe. The major companies are Anglo American Platinum (Amplats), Impala Platinum (Implats), Lonmin in South Africa, and Norilsk Nickel in Russia. In recent years, Sibanye has also grown into a new player through takeovers and acquisitions.
    Platinum is mainly used for catalysts (50 percent) and jewelry (25 percent); while for palladium, in addition to those applications, dentistry and electronics are important. Price-determining factors for both metals are Russian and South African production, Russian inventories, and global growth rates.
    South Africa had been the center of global gold production since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though it had fallen back over the past 30 years to eighth place. However, South Africa still has a dominant position in producing platinum. Around 80 percent of the world’s production comes from that country, with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being produced in the Bushveld complex. The prices for platinum are correspondingly sensitive to any negative news from South Africa.
    Prices for platinum had been rising steadily since mid-2005, but the momentum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late 2007 and early 2008. For the first time in seven years, the multinational firm Johnson Matthey, the world market leader in auto catalysts and thus the largest customer of platinum, expected falling shipments for the entire year.

    Figure 26. Platinum prices in USD/troy ounce, 2004–2009. Data: Bloomberg, 2019.

    At the end of January 2008, the news that the three largest gold producers in South Africa and the largest platinum producer were reducing production in all mines caused prices to jump. Amplats, with a 40 percent market share, expected production losses of 9,000 ounces per day. The number-two firm, Impala Platinum, claimed to lose about 3,500 ounces per day. Overall, South Africa’s platinum miners feared a 2008 production loss of 0.5 million ounces.

    By March 2008 the price of platinum rose to more than 2,200 USD/oz.

    In addition to gold, the price of platinum in particular rose overnight by almost 100 USD to more than 1,700 USD. At the beginning of March 2008, the price of a troy ounce of platinum closed at more than 2,250 USD, a temporary price maximum.
    Electricity supplier Eskom slowly began to regain control of the situation, but industry production was still running at only 90 percent capacity, and the company predicted that supply problems would continue until at least 2020.
    And the years of mismanagement and corruption continued. In February 2019 the situation escalated again, as Cyril Ramaphosa, the president of South Africa following Jacob Zuma, declared Eskom to be “too big and too important to fail” during the Indaba mining conference in Cape Town. Besides its aging coal-fired plants, the company suffers from a debt level of more than 30 billion USD. A breakup, a government rescue plan, as well as a 15% increase in its tariffs to its industrial customers are in the cards for 2019. At the same time, an ounce of platinum costs 800 USD—a new price rally is about to unfold!

    Key Takeaways
    •In 2008, South Africa faced its worst electricity supply bottleneck in decades, and the government declared an energy emergency. Eskom, the national utility company and the largest electricity provider in Africa, shut down power for several hours every day.
    •Although South Africa’s golden days of gold mining were over, it remained the dominant force in platinum group metals, with about 80 percent of the world’s production.
    •At the end of January 2008, the three largest gold producers and the largest platinum producers all reduced their mine production as a result of continuing power outages.
    •That development spurred prices for platinum, which had been rising steadily since mid-2005 and had already reached 1,000 USD. By March 2008, the price of platinum climbed above 2,200 USD per troy ounce, its highest price ever!

    30 Rice: The Oracle 2008

    The Thai “Rice Oracle,” Vichai Sriprasert, predicts in 2007 that rice will increase in price from 300 USD to 1,000 USD, and he becomes a figure of ridicule and mockery. However, a dangerous chain reaction affecting the rice harvest is about to start in Asia and, with Cyclone Nargis, culminates in a catastrophe.

    “National hoarding really doesn’t help the market.” —Robert Zeigler,
    International Rice Research Institute

    At 65, Vichai Sriprasert was one of Thailand’s largest rice exporters, nicknamed the “Rice Oracle.” Years of experience with the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supply, demand, and price development had earned Vichai a lot of money as well as the honorary chairmanship of the Thai Association of Rice Traders. As the world’s largest exporter of rice, Thailand was a determining factor in international trade.
    Disbelief and ridicule were the initial reactions to Vichai’s prediction, in 2007, that rice prices were likely to exceed 1,000 USD per ton in the following year. At the time Thai export rice was priced at around 300 USD per ton. After a rapid increase in the price of oil and dramatically higher prices for wheat and corn, however, the laughter disappeared. In spring 2008, the price of rice actually broke Vichai’s targeted 1,000 USD mark. And it would continue to rise. For Vichai, the situation was comparable to the 1970s, when in the shadow of the oil crisis, rice prices rose to around 2,700 USD per metric ton.

    Rice Realities

    According to figures from the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FAO), rice—along with corn and wheat—is one of the most widely cultivated cereals in the world, with an annual production of around 650 million metric tons. The largest producer countries are China, India, Indonesia, Bangladesh, Vietnam, and Thailand. Due to its predominantly wet cultivation, between 3,000 and 5,000 liters of flowing water are needed per kilogram of rice. On the one hand, this has a positive effect in terms of lower pest and weed infesta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is can lead to serious crop failures in periods of dry weather.
    Despite the importance of rice, futures trading is insignificant, with less liquidity than the wheat or corn market. The most important trading place for rice is the Chicago Board of Trade (CBOT) in the United States. Traded contracts are quoted in US cents per American centner or hundredweight (1 cwt equals 100 lb equals 45.359 kg), with one contract covering 2,000 hundredweights.
    What had happened? Driven by the rising price of crude oil, the prices of many agricultural goods rose sharply in 2007, a condition called “agflation.” The food price index, calculated by the FAO, had risen by 57 percent within just one year, from March 2007 to March 2008. Wheat and soybean prices also doubled, and the price of corn had increased by 66 percent since autumn 2007.

    Figure 27. Rice prices in US cents/cwt, 2000–2010, Chicago Board of Trade. Data: Bloomberg, 2019.

    However, the price of rice was still well above that of other agricultural goods and was developing its own momentum in spring 2008. From June 2007 to April 2008, rice prices rose by around 75 percent—even more in Asia. Prices increased from 400 USD per metric ton to more than 1,000 USD.
    The price spike had widespread consequences. Rice is a staple food for around three billion people, and in many countries nearly half of household income is spent on nutrition. The rise in prices threatened political stability in several countries and caused serious unrest around the world. In Haiti several people were killed in protests, and uprisings were reported in Egypt, Burkina Faso, Cameroon, Indonesia, Côte d’Ivoire, Mauritania, Mozambique, and Senegal. How did all this happen?

    The globally traded rice volume of 30 million tons was very low compared to the total production of 650 million tons.

    The rice market is generally subject to structural deficits. The average amount of rice traded on the world markets per year—around 30 million metric tons—is very low compared to global production of around 650 million tons. This makes global prices extremely vulnerable to short-term fluctuations in supply and demand. Urbanization, demographics, and the demand for alternative energies and weather conditions all are influential factors and also apply to other agricultural goods to some extent.
    For example, rapid urbanization in Asia has destroyed more and more agricultural acreage, and increasing prosperity on that continent has also led to more meat consumption, increasing the amount of grain needed to feed livestock. The consumption of meat in China alone increased by about 150 percent in the past 30 years. Furthermore, the rice fields of Asia have had to absorb an annual birth rate of about 80 million babies in the region. Indirectly, the high price of oil and a related increase in demand for biofuels are also driving up the price of rice, as many farmers switch to the more profitable cultivation of corn, wheat, and oilseeds.
    Some countries recorded significant losses in their rice harvest due to weather in 2007–2008. Thunderstorms and floods destroyed more than 20 million hectares of fields within one year, twice the total acreage of Thailand. Bangladesh, generally a major exporter of rice, suffered significant crop losses in 2007 from floods and Tropical Storm Sidr, which destroyed almost the entire crop. The rice harvest in Vietnam was also hampered by severe pest infestation and disease. As a result, the price of rice continued to rise, and the situation gradually worsened.
    With panic buying and export restrictions, the dominoes were falling: In Asia, supplies continued to be stretched. The rice-exporting countries of Vietnam and India issued restrictions on the export of rice, while India slowed exports to stabilize prices at home. Other exporting countries, such as China, Egypt, and Cambodia, joined in with quotas and taxes. China was so worried about supplying its own population that it waived exports until further notice, while in Thailand, farmers, traders, and rice mills began to hoard their rice.

    In Asia, hoarding and export restrictions worsened the already tight supply.

    Everywhere in the region there was panic buying. Even in the United States, Wal-Mart rationed its sales to customers. The world’s largest importer, the Philippines, announced massive purchases to forestall further supply shortages. Importing countries like Bangladesh, Indonesia, and Iran were also affected. And then, on the night of May 3, a catastrophe occurred.
    Cyclone Nargis hit the coast of Myanmar, devastating the rice supply region in the middle of the harvest season and leaving between 50,000 and 100,000 people dead. The price of rice shot up again, and the risk of famine and revolts caused by hunger rose. As the price of rice quadrupled, many regions were threatened by unrest. In addition to the tight supply and the unfavorable weather, export restrictions and hoarding had created an artificial shortage, dramatically exacerbating the situation. Even Vichai did not foresee how bad the situation would become.
    In May 2008, however, the supply situation eased. Pakistan, one of the largest rice producers, loosened its export restrictions, and the crop in India was more than 2 million metric tons larger than expected. However, the structural problems of the rice market would remain. Given a comparatively small international market, repeated supply bottlenecks in Asia are to be expected in the future.

    Key Takeaways
    •In the beginning of 2007, Vichai Sriprasert, the “Rice Oracle” of Thailand, predicted a massive increase in the price of rice, a ridiculous thought at that time.
    •Later in 2007, however, prices of many agricultural goods rose sharply, driven by increasing crude oil prices (“agflation”). The situation in the rice market was especially critical.
    •From June 2007 to April 2008, rice prices in Asia increased from 400 USD to more than 1,000. Hoarding and export restrictions worsened an already tight supply.
    •When Cyclone Nargis hit Myanmar in May 2008, it devastated that country’s rice harvest and left as many as 100,000 people dead.
    •The price of rice quadrupled, and many regions were threatened by unrest, causing difficulties that even the Rice Oracle did not foresee.

  • Torsten Dennin《From Tulips to Bitcoins_ A History of Fortunes Made and Lost in Commodity Markets》1-15

    “The Wheel of Time turns and, Ages come and pass, leaving memories that become legend. Legend fades to myth, and even myth is long forgotten when the Age that gave it birth comes again.”—Robert Jordan (1948–2007), The Wheel of Time

    “Wall Street people learn nothing and forget everything [. . .] to give way to hope, fear and greed.” —Benjamin Graham (1894–1976)

    Contents

    Introduction
    1.Tulip Mania: The Biggest Bubble in History (1637)
    In the Netherlands in the 17th century, tulips become a status symbol for the prosperous new upper class. Margin trading of the flower bulbs, which are weighed in gold, turns conservative businessmen into reckless gamblers who risk their homes and fortunes. In 1637 the bubble bursts.
    2.The Dojima Rice Market and the “God of Markets” (1750)
    In the 18th century, futures contracts on rice are introduced at the Dojima rice market in Japan. The merchant Homma Munehisa earns the nickname “God of Markets” for his market intelligence, and he becomes the richest man in Japan.
    3.The California Gold Rush (1849)
    Gold Rush! Some 100,000 adventurers stream into California in 1849 alone, lured by the vision of incredible wealth. The following year, the value of gold production in California exceeds the total federal budget of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of this treasure, California becomes the 31st state in the Union in 1850.
    4.Wheat: Old Hutch Makes a Killing (1866)
    The Chicago Board of Trade is established in 1848, and Benjamin Hutchinson, known as “Old Hutch,” later becomes famous by successfully cornering the wheat market. He temporarily controls the whole market and earns millions.
    5.Rockefeller and Standard Oil (1870)
    The US Civil War triggers one of the first oil booms. During this time, John D. Rockefeller founds the Standard Oil Company. Within a few years, through an aggressive business strategy, he dominates the oil market, from production and processing to transport and logistics.
    6.Wheat: The Great Chicago Fire (1872)
    The Great Chicago Fire of October 1871 leads to massive destruction in the city and leaves more than 100,000 residents homeless. The storage capacities for wheat are also significantly reduced. Trader John Lyon sees this as an opportunity to earn a fortune.
    7.Crude Oil: Ari Onassis’s Midas Touch (1956)
    Aristotle Onassis, an icon of high society, seems to have the Midas touch. Apparently emerging out of nowhere, he builds the world’s largest cargo and tanker fleet and earns a fortune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supertankers and the transport of crude oil. Onassis closes exclusive contracts with the royal Saudi family, and he is one of the winners in the Suez Canal conflict.
    8.Soybeans: Hide and Seek in New Jersey (1963)
    Soybean oil fuels the US credit crisis of 1963. The attempt to corner the market for soybeans ends in chaos, drives many firms into bankruptcy, and causes a loss of 150 million USD (1.2 billion USD in today’s prices). Among the victims are American Express, Bank of America, and Chase Manhattan.
    9.Wheat: The Russian Bear Is Hungry (1972)
    The Soviet Union starts to buy American wheat in huge quantities, and local prices triple. Consequently, Richard Dennis establishes a groundbreaking career in commodity trading.
    10.The End of the Gold Standard (1973)
    Gold and silver have been recognized as legal currencies for centuries, but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silver gradually loses this function. Gold keeps its currency status until the fall of the Bretton Woods system in 1973. The current levels of sovereign debt are causing many investors to reconsider an investment in precious metals.
    11.The 1970s—Oil Crisis! (1973 & 1979)
    During the 1970s the world must cope with global oil crises in 1973 and 1979. The Middle East uses crude oil as a political weapon, and the industrialized nations— previously unconcerned about their rising energy addiction and the security of the supply—face economic chaos.
    12.Diamonds: The Crash of the World’s Hardest Currency (1979)
    Despite the need for individual valuation, diamonds have shown a positive and stable price trend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In 1979, however, monopolist De Beers loses control of the diamond market; “investment diamonds” drop by 90 percent in value.
    13.“Silver Thursday” and the Downfall of the Hunt Brothers (1980)
    Brothers Nelson Bunker Hunt and William Herbert Hunt try to corner the silver market in 1980 and fail in a big way. On March 27, 1980, known as “Silver Thursday,” silver loses one-third of its value in a single day.
    14.Crude Oil: No Blood for Oil? (1990)
    Power politics in the Middle East: Kuwait is invaded by Iraq, but Iraq faces a coalition of Western countries l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has to back down. In retreat, Iraqi troops set the Kuwaiti oil fields on fire. Within three months the price of oil more than doubles, from below 20 to more than 40 USD.
    15.The Doom of German Metallgesellschaft (1993)
    Crude oil futures take Metallgesellschaft to the brink of insolvency and almost lead to the largest collapse of a company in Germany since World War II. CEO Heinz Schimmelbusch is responsible for a loss of more than 1 billion USD in 1993.
    16.Silver: Three Wise Kings (1994)
    Warren Buffett, Bill Gates, and George Soros show their interest in the silver market in the 1990s—investing in Apex Silver Mines, Pan American Silver, and physical silver. It is silver versus silver mining. Who would lead and who would lag?
    17.Copper: “Mr. Five Percent” Moves the Market (1996)
    The star trader of Sumitomo, Yasuo Hamanaka, lives two lives in Tokyo, manipulating the copper market and creating record earnings for his superiors but also carrying on risky private trades. In the end, Sumitomo endures a record loss of 2.6 billion USD, and Hamanaka is sentenced to eight years in prison.
    18.Gold: Welcome to the Jungle (1997)
    In the jungle of Borneo, Canadian firm Bre-X supposedly finds a gold deposit with a total estimated value of more than 200 billion USD. Large mining companies and Indonesian president Suharto all want a piece of the pie, but in March 1997 the discovery turns out to be the largest gold fraud of all time.
    19.Palladium: More Expensive Than Gold (2001)
    In 2001 palladium becomes the first of the four traded precious metals—gold, silver, platinum, and palladium—whose price breaks the psychological mark of 1,000 USD per ounce. That represents a tenfold increase in just four years. The reason lies in continuing delivery delays by the most important producer: Russia.
    20.Copper: Liu Qibing Disappears Without a Trace (2005)
    A trader for the Chinese State Reserve Bureau shorts 200,000 tons of copper and hopes for falling prices. However, when copper prices climb to new records, he disappears and his employer pretends never to have heard of him. What sounds like the plot of a thriller shocks metal traders all over the world.
    21.Zinc: Flotsam and Jetsam (2005)
    The city of New Orleans, called The Big Easy, is well known for its jazz, Mardi Gras, and Creole cuisine. Less well known, however, is that about one-quarter of the world’s zinc inventories are stored there. Hurricane Katrina’s flooding makes the metal inaccessible, and concerns over damage cause the price of zinc to rise to an all-time high.
    22.Natural Gas: Brian Hunter and the Downfall of Amaranth (2006)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closure of MotherRock, an energy-based hedge fund, the bust of Amaranth Advisors shakes the financial industry, as it is the largest hedge fund failure since the collapse of 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 in 1998. The cause? A failed speculation in US natural gas futures. Brian Hunter, an energy trader at Amaranth, loses 6 billion USD within weeks.
    23.Orange Juice: Collateral Damage (2006)
    “Think big; think positive. Never show any sign of weakness. Always go for the throat. Buy low; sell high.” That’s the philosophy of Billy Ray Valentine, played by Eddie Murphy in the 1983 movie Trading Places. The film’s final showdown has Murphy and Dan Aykroyd cornering the orange juice market. In reality, the price of frozen orange juice concentrate would quadruple between 2004 and 2006 on the New York Mercantile Exchange—a consequence of a record hurricane season.
    24.John Fredriksen: The Sea Wolf (2006)
    John Fredriksen controls a corporate empire founded on transporting crude oil. Among the pearls of that empire is Marine Harvest, the largest fish-farming company in the world.
    25.Lakshmi Mittal: Feel the Steel (2006)
    The dynamic growth of the Chinese economy and its hunger for raw materials rouses the suffering steel industry from near death. Through clever takeovers and the reorganization of rundown businesses, Lakshmi Mittal rises from a small entrepreneur in India to the largest steel tycoon in the world, a position he crowns with the acquisition of his main competitor and the world’s second-largest steel producer—Arcelor.
    26.Crude Oil: The Return of the “Seven Sisters” (2007)
    An exclusive club of companies controls oil production and worldwide reserves. But its influence diminishes with the founding of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OPEC) and the rise of state oil companies outside the Western world.
    27.Wheat and the “Millennium Drought” in Australia (2007)
    After seven lean years for Australia’s agricultural sector, a Millennium Drought drives the price of wheat internationally from record to record. Thousands of Australian farmers expect a total failure of their harvest. Is this a preview of the effects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28.Natural Gas: Aftermath in Canada (2007)
    The new CEO of the Bank of Montreal, Bill Downe, must report a record loss for the second quarter of 2007 due to failed commodity price speculation. Half a year after Amaranth’s bankruptcy, another natural gas trading scandal shakes market participants’ confidence.
    29.Platinum: All Lights Out in South Africa (2008)
    Due to ongoing supply bottlenecks of electricity from Africa’s largest energy provider, Eskom, South Africa’s major mining companies restrict their production, and the price of platinum explodes.
    30.Rice: The Oracle (2008)
    The Thai “Rice Oracle,” Vichai Sriprasert, predicts in 2007 that rice will increase in price from 300 USD to 1,000 USD, and he becomes a figure of ridicule and mockery. However, a dangerous chain reaction affecting the rice harvest is about to start in Asia and, with Cyclone Nargis, culminates in a catastrophe.
    31.Wheat: Working in Memphis (2008)
    The price of wheat speeds from record to record. Trader Evan Dooley bets on the wrong direction, juggling 1 billion USD and dropping the ball. This results in a loss of 140 million USD for his employer, MF Global, in February 2008.
    32.Crude Oil: Contango in Texas (2009)
    The price of West Texas Intermediate (WTI) crude oil collapses, unsettling commodity traders around world attention. A 10,000-person community in Oklahoma becomes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The concept of “super-contango” is born, and investment banks enter the tanker business.
    33.Sugar: Waiting for the Monsoon (2010)
    A severe drought threatens India’s sugar harvest, and the world’s largest consumer becomes a net importer on the world market. Brazil, the largest exporter of sugar, has its own problems. As a result, international sugar prices rise to a 28-year high.
    34.Chocolate Finger (2010)
    Due to declining harvests in Côte d’Ivoire (the Ivory Coast)—the largest cocoa exporter on the world market—prices are rising on the international commodity futures markets. In the summer of 2010, cocoa trader Anthony Ward, “Chocolate Finger,” wagers more than 1 billion USD on cocoa futures.
    35.Copper: King of the Congo (2010)
    The copper belt of the Congo is rich in natural resources, but countless despots have looted the land. Now Eurasian Natural Resources Corporation (ENRC) is reaching out to Africa, and oligarchs from Kazakhstan aren’t shy about dealing with shady businessmen or the corrupt regime of President Joseph Kabila.
    36.Crude Oil: Deep Water Horizon and the Spill (2010)
    Time is pressing in the Gulf of Mexico. After a blowout at the Deepwater Horizon oil rig, a catastrophe unfolds—the biggest oil spill of all time. About 780 million liters of crude oil flow into the sea. Within weeks BP loses half its stock-market value.
    37.Cotton: White Gold (2011)
    The weather phenomenon known as La Niña causes drastic crop failures in Pakistan, China, and India due to flooding and bad weather conditions. Panic buying and hoarding drive the price of cotton to a level that has not been reached since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Civil War 150 years ago.
    38.Glencore: A Giant Steps into the Light (2011)
    In May 2011, the world’s largest commodity trading company—a conspicuous and discreet partnership with an enigmatic history—holds an IPO. The former owners, Marc Rich and Pincus Green, have been followed by US justice authorities for more than 20 years. Without mandatory transparency or public accountability in the past, they were able to close deals with dictators and rogue states around the world.
    39.Rare Earth Mania: Neodymium, Dysprosium, and Lanthanum (2011)
    China squeezes the supply of rare earths, and high-tech industr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Europe ring the alarm bell. But the Chinese monopoly can’t be broken quickly. And the resulting sharp rise in rare earth prices lures investors around the globe.
    40.The End? Crude Oil Down the Drain (2016)
    A perfect storm is brewing for the oil market. There is an economic slowdown and too much storage because of contango. The world seems to be floating in oil, whose price falls to 26 USD in February 2016. But the night is always darkest before dawn, and crude oil and other commodities find their multiyear lows.
    41.Electrification: The Evolution of Battery Metals (2017)
    Elon Musk and Tesla are setting the pace for a mega trend: electrification! Demand from automobile manufacturers, utilities, and consumers pushes lithium-based battery usage to new heights. For commodity markets, it is not only lithium and cobalt but also traditional metals like copper and nickel that are suddenly in high demand again. Electrification might prove to be the “new China” for commodity markets in the long term.
    42.Crypto Craze: Bitcoins and the Emergence of Cryptocurrencies (2018)
    Bitcoins, the first modern cryptocurrency, emerged in 2009. The value of bitcoins explodes in 2017 from below 1,000 to above 20,000 USD, attracting worldwide attention. This stellar price rise, followed by a crash of almost 80 percent in 2018, makes bitcoins the biggest financial bubble in history, dwarfing even the Dutch tulip mania of the 17th century. Despite the boom and bust, the future looks bright, as underlying blockchain technology reveals its potential and starts to revolutionize daily life.

    Introduction

    “The price of a commodity will never go to zero . . . you’re not buying a piece of paper that says you own an intangible piece of company that can go bankrupt.” —Jim Rogers

    Commodities came into vogue with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millennium, as investing in crude oil, gold, silver, copper, wheat, corn, or sugar was introduced and marketed massively as an “investment theme” and a “new” asset class by banks and other financial intermediaries. The first investable commodity indices—the S&P Goldman Sachs Commodity Index and the Dow Jones AIG Commodity Index—were developed in the early 1990s, but after the turn of the millennium, every major investment bank offered its own commodity index and index concept. This development opened up a new and attractive asset class for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and wealthy individuals. We witness today the same development in the cryptocurrency world, making an exotic new asset class investable for the public.
    The rapid growth of the Chinese economy is the key parameter of the commodity boom, which has been evident since around the year 2000, when the “workbench of the world” developed a gigantic hunger for raw materials: Imports of iron ore, coal, copper, aluminum and zinc began soaring, and China became the dominant factor in worldwide demand. The dynamic growth of the Chinese economy catapulted commodity prices sky-high. Like a gigantic vacuum cleaner, China swept up the markets for energy, metals, and agricultural goods, and prices kept rising, since supply growth couldn’t keep up with rising demand.
    At least temporarily, the collapse of Lehman Brothers and the worsening financial crisis caused a break in the skyrocketing prices. Crude oil crashed from its high at 150 USD/barrel during the summer of 2008 to below 40 USD in the spring of 2009. In the course of the year, prices recovered again, to above 80 USD. Industrial metals also benefited from the economic recovery.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and amid worries about rising public debt as well as the stability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the interest of investors in gold rose substantially. In 2009, with the European debt crisis looming, gold surpassed the level of 1,000 USD for the first time, but it climbed as high as 1,900 USD per troy ounce in 2011.
    Exotic agricultural products such as sugar, coffee, and cocoa were also among the goods that experienced significant price increases in 2009, as the ghost of “agflation” returned and spooked markets. Market recovery after the financial market meltdown of 2008/2009 proved not to be sustainable, however. After April 2011, commodity markets entered a severe five-year bear market. A period of sluggish growth, deleveraging, and a slower economy in China worsened a massive imbalance of demand and supply for raw materials. A supply glut caused crude oil to fall back to 26 USD early in 2016. But since then, commodity markets have turned around. In 2016, for the first time in five years, they closed positive.

    The Commodity Market and Cryptocurrencies—Some Basics

    A commodity is any raw or primary economic good that is standardized. Organized commodity trad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dates back almost 200 years, but commodity trading has a much longer history. It goes back several thousand years to ancient Sumerians, Greeks, and Romans, for example. In comparison to commodity trading, the history of the stock market—where you exchange pieces of ownership in companies—is much younger. In 1602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officially became the world’s first publicly traded company on the Amsterdam Stock Exchange in Europ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first major stock exchange was the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created in 1792 on Wall Street in New York City.

    Commodities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energy, metals, agriculture, livestock, and meat. You can also differentiate between hard commodities like metals and oil, which are mined, and soft commodities that are grown, like wheat, corn, cotton, or sugar.

    By far the most important commodity sector is crude oil and its products like gasoline, heating oil, jet fuel, or diesel. With the world consuming more than 100 million barrels of crude oil every day, that comes to a market value in excess of 6 billion USD per day, or 2.2 trillion USD per year! About three-quarters of crude oil goes into the transportation sector, fueling cars, trucks, planes, and ships.

    Metal markets are usually divided into base and precious metals. By tonnage, iron ore is the biggest metal market, with more than 2.2 million tons of iron ore mined globally. Nearly two-thirds of global exports go to China; that’s around 1 billion metric tons! At 70 USD per ton, the market value of iron ore, on the other hand, is rather small. The biggest metal market, in value of US dollars, is gold. Around 3,500 tons are mined per year, an equivalent of 140 billion USD. The total aboveground stocks of gold are estimated at around 190,000 tons; that makes gold a physical market of nearly 8 trillion USD. In value terms, copper, aluminum, and zinc are next, whereas other precious metal markets—silver, platinum, or palladium—are rather small.

    In agriculture and livestock, the biggest markets are grains like wheat and corn as well as oil seeds like soybeans, and sugar.

    Bitcoins were released as the first cryptocurrency in January 2009. Since then, more than 4,000 alternative coins (“altcoins”) have been invented. The website coinmarketcap.com tracks prices of about 2,000 of them on a daily basis. After massive price corrections in 2018, the total market capitalization of all cryptocurrencies dropped below 200 billion USD. Bitcoins remain the dominant cryptocurrency, with a market capitalization of almost 70 billion USD and a market share of 40 percent. The next five most traded cryptos are ripple, ethereum, stellar, bitcoin cash, and litecoin. Together these five cryptos amount to a market capitalization of 30 billion USD, less than half of bitcoins.

    Organized commodity trading by itself has a longer history than equity markets, a fact often overlooked in the focus on the dramatic price swings over the past decades. For example, the Chicago Board of Trade (CBOT) was founded in 1848 to provide a platform for trading agricultural products such as wheat and corn. But trade and the speculation in commodities is much older than that. Around 4000 BCE, Sumerians used clay tokens to fix a future time, date, and number of animals, such as goats, to be delivered, which resembles modern commodity future contracts. Peasants in ancient Greece sold future deliveries of their olives, and records from ancient Rome show that wheat was bought and sold on the basis of future delivery. Roman traders hedged the prices of North African grains to protect themselves against unexpected price increases.

    The history of commodity and crypto trading is colorful and instructive, and my aim with this book is to bring to life the most important episodes from the past up to the present. Some of these are spectacular boom-and-bust stories; others are examples of successful trading. All are worth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first six chapters cover major events from the 17th to the 19th century. The Dutch tulip mania of the 1600s is considered one of the first documented market crashes in history and is still a topic of university lectures. In the 18th century, rice market fortunes were earned and lost in Japan, and in the process candlestick charts—which are used today in the financial industry—were invented. In the 1800s, J. D. Rockefeller’s strategies and the rise of Standard Oil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the oil age. At nearly the same time in the midwestern United States, two men were trying to accumulate a fortune by manipulating wheat markets, while in California the Gold Rush broke out, with momentous consequences.

    The episodes of commodity trading in the 20th century read like a “Who’s Who” of business history: Aristotle Onassis, Warren Buffett, Bill Gates, and George Soros are just some of the major players. Meanwhile, crude oil was playing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The 1970s saw a real boom in commodity markets. After a shortfall in its wheat harvest, the Soviet Union went shopping for US agricultural goods, reinforcing an already positive price trend in wheat, corn, and soybeans. It’s no overstatement to say that the rapid rise of crude oil prices during two oil crises in 1973 and 1979 changed the existing world order; the 1990 Gulf War was, in part, an attempt to reverse the clock. During this period the price of oil doubled. Among the collateral damage, the German conglomerate Metallgesellschaft was driven to the brink of insolvency by its crude oil-trading activities.

    In the years that followed, a boom in gold, silver, and diamond prices was followed by a crash, and the Hunt brothers lost their oil-based family fortune because of the collapsing silver price. Warren Buffett, Bill Gates, and George Soros later were also involved in the silver market. And in the jungles of Borneo, the biggest gold scam of all time culminated in the bankruptcy of Bre-X. Another huge speculation in 1996 was caused by the Japanese trader Hamanaka in the copper market. That was repeated almost ten years later by Chinese copper trader Liu Qibing, which also signaled the shift of economic forces from Japan to China.

    The emerging commodity boom of the new millennium attracted additional speculators and led to other boom-and-bust episodes. The collapse of Amaranth Advisors, which accumulated a loss of 6 billion USD within a few weeks by betting on natural gas, hit news headlines worldwide.

    Weather often has played a role. The flooding of New Orleans by Hurricane Katrina led to a price spike in zinc in London, as the majority of zinc warehouses licensed by the London Metal Exchange became inaccessible. An active Atlantic hurricane season in 2006 not only caused oil prices to rise due to damage in the Gulf of Mexico but also pushed the price of orange juice concentrate to new heights.

    A “millennium drought” threatened Australia, resulting in record high wheat prices worldwide. A few years later, a drought in India drove the price of sugar to levels that had not been observed for 30 years. Shortly before that, Cyclone Nargis in Asia caused a human catastrophe. Rice had to be rationed, and the rising prices led to unrest in several countries.

    These fateful events often contrast with individual speculations, in which huge sums of money were involved. For example, trader Evan Dooley lost more than 100 million USD in wheat futures, just a few weeks after the loss of billions by Jérôme Kerviel, in the proprietary trading of French banking giant Société Générale, made world headlines. In 2011, the heritage of Marc Rich, “The King of Oil,” was cashed in: Glencore celebrated its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catapulting its CEO Ivan Glasenberg into the list of the top 10 richest people in Switzerland.

    As a new decade began, the trendy themes of commodity markets shifted first to rare earths like neodymium and dysprosium, then to “energy metals” like lithium and cobalt, which are essential for energy storage and the electrification of transportation in the future. Since 2009 blockchain and bitcoins have caught the attention of traders. With tradeable bitcoin futures introduced at COMEX in 2017, the cryptocurrency has now become a commodity. With prices starting the year below 1,000 USD, bitcoins rose to 20,000 USD in 2017; then the cryptocurrency crashed by 80 percent in the first weeks of 2018. In the history of the biggest financial bubbles of mankind, tulip mania was pushed to second place after 400 years at the top.

    The chapters in this book are framed by the biggest and the second biggest financial bubbles in financial history: tulips and bitcoins. In between are the stories of 40 major commodity market events over four centuries. These episodes were accompanied by extreme price fluctuations and individual outcomes, and they demonstrate that each market can be subject to a boom-and-bust cycle due to a change in supply, demand, or other external factors. This holds true for South African–dominated platinum production, sudden frost in coffee or orange harvests, unrest in Côte d’Ivoire that affected the price of cocoa, strikes by Chilean mine workers that pushed copper prices up, and the fluctuation of bitcoin and other cryptocurrency prices because of financial woes.
    Commodity and cryptocurrency markets are now at the crossroads of investment mega trends like demographic revolution, climate change, electrification, and digitalization. Investing in commodities, blockchain, and its applications will remain a thrilling ride.

    1 Tulip Mania: The Biggest Bubble in History 1637

    In the Netherlands in the 17th century, tulips become a status symbol for the prosperous new upper class. Margin trading of the flower bulbs, which are weighed in gold, turns conservative businessmen into reckless gamblers who risk their homes and fortunes. In 1637 the bubble bursts.

    “Like the Great Tulip Mania in Holland in the 1600s and the dot-com mania of early 2000, markets have repeatedly disconnected from reality.” —Tony Crescenzi, Pimco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17th century, the Netherlands were on the threshold of a golden age, a period of economic and cultural prosperity that would last for about a hundred years. The country’s religious freedom attracted a great diversity of people who were persecuted elsewhere because of their faith. At this time, the small and recently founded Republic of the Seven United Netherlands was rising to the rank of world power, becoming one of the leading nation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while the rest of Europe stagnated.
    As the Hanseatic League (a dominant mercantile confederation in Europe in the Middle Ages) declined in power, the young maritime nation built colonies and trading posts around the world, including New Amsterdam (today’s New York), Dutch India (Indonesia), and outposts in South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such as Aruba and the Netherlands Antilles. In 1602 merchants founded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VOC), which was endowed with sovereign rights and commercial monopolies by the government. The VOC was the first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and one of the largest trading companies of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Merchants from Haarlem and Amsterdam experienced an unprecedented economic boom.
    The new class of rich merchants eagerly imitated the lifestyle of noble lords and ladies by building large estates with gigantic gardens. Tulips—which had arrived in Leiden from Armenia and Turkey in the 16th century by way of Constantinople, Vienna, and Frankfurt am Main—quickly became a luxury good and a status symbol of the wealthy. Upper-class women wore the exotic flowers as hair ornaments or on their clothes for social occasions.

    Tulip Mania on the Silver Screen

    Tulip mania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topic in economics and finance, but it also frequently surfaces in modern pop culture. In the movie Wall Street: Money Never Sleeps (2010), Michael Douglas explains to Shia LaBeouf what happened during the Dutch tulip mania, and a painting of tulips in his apartment is a mocking reminder of that bubble.
    In 2017 Alison Owen and Harvey Weinstein produced the movie Tulip Fever, whose plot is se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17th-century tulip wars. In the movie a married noblewoman (Alicia Vikander) switches identities with her maid to escape the wealthy merchant she married, and has an affair with an artist (Dane DeHaan). She and her lover try to raise money by investing what little they have in the high-stakes tulip market.
    The supply of tulip bulbs, however, grew very slowly since a bulb produced only two to three offspring every year, and the “mother” bulb actually faded away after a few seasons. Thus the supply lagged behind demand, and prices rose, opening up a lucrative niche for intermediaries. Tulips were now no longer sold by growers to wealthy clients but at auctions. And instead of occurring at organized exchanges, trading initially took place in pubs and inns. Later, groups gathered to form trading clubs, or informal exchanges, and they organized auctions according to fixed rules.
    Initially the tulip bulbs were traded only during the planting season. However, as demand rose, traders sold bulbs that were still in the ground: It wasn’t the flowers that were sold anymore, but the rights to buy tulip bulbs. By this time, in the 1630s, tulip trading had become a speculative business because no one knew what the flowers would actually look like. Around 400 painters were commissioned to produce pictures that would entice potential buyers.

    Tulips quickly advanced to become a status symbol. Prices skyrocketed, rising to 50 times the original level between 1634 and 1637.

    Flower experts tried to satisfy their demanding clients with newer and ever more gorgeous creations characterized by particularly uniform petals and striking color patterns. The appearance of the mosaic virus, a plant infestation transmitted by aphids, actually created an extremely rare specimen, a surprising plant with flamed, two-color petals.
    At the height of the boom, tulip contracts changed hands as many as 10 times. Prices skyrocketed and between 1634 and 1637 multiplied by a factor of 50. In individual cases, for example the variety Semper Augustus, buyers paid as much as 10,000 guilders for a single tulip bulb, about 20 times a craftsman’s annual salary. In January 1637 alone, prices doubled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An entire house in Amsterdam could be bought for just three tulip bulbs. The speculative bubble reached its climax on February 5, 1637. Traders from all over the region met in Alkmaar, and 99 tulip bulbs changed hands for 90,000 guilders, the equivalent of one million US dollars today. The excess carried the seeds of the tulip’s downfall since the crash had already begun two days earlier in Haarlem. There for the first time, at a simple pub auction, no buyer was found. The reaction spread rapidly. Suddenly all market participants wanted to sell, resulting in the collapse of the entire tulip market in the Netherlands.

    In 1637, the bubble burst: Prices fell by 95 percent, and trading ceased.

    On February 7, 1637, trading stopped entirely. Prices had fallen by 95 percent, and the number of open contracts referring to tulip bulbs exceeded existing bulb supply by a huge multiple. Both buyers and sellers were hoping for a solution from the Dutch government. In the end, futures trading was prohibited, and buyers and sellers were forced to agree among themselves.
    Large parts of the Dutch population had been infected by tulip fever, from nobles and merchants to farmers and casual workers. Most participants, knowing nothing about the market, started their trading with the tulip bulbs and mortgaged their house or farm to increase their initial capital. However, the booming economy in the Netherlands did dampen the negative economic impact of this speculative bubble.
    Dutch tulip mania is the first documented market crash in history,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process can be applied to the dot-com bubble of 1998–2001 or any other financial bubble. In the decades following the tulip fever, the flower changed from an upper-class status symbol to a widespread ornamental plant, which it still is today, almost 400 years later. And almost 80 percent of the world’s tulip crop still comes from the Netherlands.

    Key Takeaways
    •During the Dutch economic boom of the Golden Age, during the 17th century, tulips became an exclusive status symbol of the new, wealthy upper class.
    •Prices skyrocketed, rising by more than 50 times between 1634 and 1637. Wide segments of the Dutch population were gripped by the speculative fever.
    •Before the bust, tulip bulbs traded for as much as the value of a house in Amsterdam. Then, in February 1637, the bubble burst. Prices fell by 95 percent.
    •The tulip mania is the first well-documented market crash in history. And for almost four centuries, it was known as the biggest financial bubble in history, much larger than the dot-com crash of 2000.

    2 The Dojima Rice Market and the “God of Markets” 1750

    In the 18th century, futures contracts on rice are introduced at the Dojima rice market in Japan. The merchant Homma Munehisa earns the nickname “God of Markets” for his market intelligence, and he becomes the richest man in Japan.

    “After 60 years of working day and night I have gradually acquired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movements of the rice market.” —Homma Munehisa

    During Japan’s Edo period, which began in 1603, the country enjoyed its longest uninterrupted period of peace, and during this time domestic trade and the agriculture sector strengthened. The Dojima rice market was established in Osaka toward the end of the 17th century, and the city became the center of Japanese rice trading in the hundred years that followed. At the Dojima market, rice was traded for other goods, such as silk or tea. A common currency had not yet been established, but rice was generally accepted as payment (for taxes, for example).
    Due to the financial needs of the country’s feudal lords, warehouses started to accept warrants, which promised future delivery instead of the actual goods, and many landowners pledged their harvests for years in advance. Soon trading warrants were uncoupled from trades of physical rice at Dojima; a lively trade in so-called rice coupons evolved. Over time the rice coupons surpassed rice production levels by far. In the middle of the 18th century, almost four times the quantity of rice produced was traded in rice coupons.

    In 1749 around 100,000 bales of rice were traded in Osaka,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re were only about 30,000 physical bales of rice in Japan.

    What Is a Rice Coupon?
    Rice coupons are a standardized form of a promise for the future delivery of rice, in which the price, quantity, and delivery date are fixed. If the market price is above the agreed price, the buyer makes a profit. If the price of rice is lower than the contract price, the buyer suffers a loss. Rice coupons are the first known standardized commodity futures in the world, and the Dojima rice market can be regarded as the first modern futures exchange, predating the introduction of trading in Amsterdam, London, New York, and Chicago.
    In 1750, at the age of 36, Homma Munehisa took over his family’s rice-trading company. As the owner of large rice fields in the northwest of Japan, Homma specialized in grain trading. At first he concentrated his activities in Sakata, where his family was located. Later he moved to Osaka.
    There Homma began to trade rice coupons, and in order to be informed as quickly as possible about the actual harvest in Sakata, he built up his own communication system, which covered about 600 kilometers. His family’s rice fields offered him valuable insider information. But in addition, Homma was probably the first to use analyses of historic price movements. He invented a graph, later known as a candlestick chart, that is still in use today. In contrast to a line chart, the “candles” not only show the opening and closing prices in the course of a day but also track the intraday high and low prices. Homma was convinced that by analyzing historic price movements, it was possible to recognize repetitive patterns that would allow him to make a profit.

    Figure 1. Rice. Candlestick chart in USD/cwt 2016, Chicago Board of Trade (CBOT). Data: Bloomberg, 2019.

    The following episode is legendary: Over several days Homma, who seemed to have more background information than his competitors, bought more and more rice from local farmers at the rice exchange in Dojima. Again and again he drew a paper out of his pocket and peered at symbols that remotely looked like candles. On the fourth day, a messenger from the countryside arrived in Osaka with reports of harvest losses because of a storm. The price for rice in Dojima jumped up, but there was hardly any rice for sale.
    In just a few days Homma had gotten control of Japan’s entire rice market, and he became rich beyond description. After his success at the Dojima exchange, Homma moved to Edo (Tokyo) and continued his ascent, acquiring the nickname “God of Markets.” Raised to the aristocracy, he served as a financial advisor to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He died in 1803. It was almost 200 years before his invention, the candlestick chart, was rediscovered and popularized by investors and traders alike.

    Key Takeaways
    •The trader Homma Munehisa cornered the Japanese rice market in 1750, buying physical supplies of rice and acquiring rice coupons on the basis of his superior market intelligence.
    •Earning the nickname “God of Markets,” he became the richest man in the country.
    •Homma invented candlestick charts, which are still used today in financial and technical analysis.

    3 The California Gold Rush 1849

    Gold Rush! Some 100,000 adventurers stream into California in 1849 alone, lured by the vision of incredible wealth. The following year, the value of gold production in California exceeds the total federal budget of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of this treasure, California becomes the 31st state in the Union in 1850.

    “Gold! Gold! Gold from the American River!” —Samuel Brannan

    It’s hard to imagine today, but before 1848 California was an inhospitable and remote place, populated mainly by Mexicans, descendants of Spaniards, and Native Americans. Among the few European settlers was the Swiss-German émigré John Augustus Sutter, who had left his wife and children in Switzerland after the bankruptcy of his company and moved to the American West. By this time he owned a large piece of land in the Sacramento Valley, a settlement he called Nueva Helvetica. Sutter built a fort at the confluence of the American and Sacramento Rivers, and on the southern arm of the American River, near the village of Coloma, he started to put up a sawmill. It was there, on the morning of January 24, 1848, that one of the workers, carpenter James Wilson Marshall, found a gold nugget in the riverbed. Sutter and Marshall tried to keep the find secret while they gradually bought up more land. But the news of the spectacular discovery couldn’t be concealed for long when Sutter’s employees began to pay for goods with the gold they had found.
    Things soon got out of control. Samuel Brannan, a Coloma shopkeeper, filled a bottle with gold nuggets and traveled to San Francisco. There he rode through the streets, waving the bottle and shouting, “Gold, gold from the American River,” to gain attention for his business, which just happened to include prospecting equipment. The California Gold Rush was on.
    In 1848 only 6,000 people came to search for gold. But the following year gold fever truly took hold. As news of the finds spread, adventurer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hurried to California. Almost 100,000 people traveled to California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fast fortune in the boom year of 1849. They came from Asia as well. More and more Chinese arrived at Gum San, the “mountain of gold,” as they called California.
    The numbers are staggering. In 1848 California had fewer than 15,000 people. In 1852, four years after the first gold discovery, the population exploded tenfold. San Francisco grew from fewer than 1,000 inhabitants in 1848 to about 25,000 residents in 1850. By 1855 more than 300,000 adventurers were searching for gold, and there were plenty of merchants to service—and take advantage of—them.

    The Gold Rush in the Movies

    With No Country for Old Men, directed by the Coen brothers, and The Hateful Eight, by Quentin Tarantino, recent years have seen a comeback of the Western as a movie genre. The concept of a gold rush was a popular theme in these movies in the past. Perhaps the most prominent is The Gold Rush (1925), a classic silent movie with Charlie Chaplin in his Little Tramp persona participating in the Klondike Gold Rush. Re-released in 1942, the movie remains one of Chaplin’s most celebrated works. More recent is Gold, made in 2013 by Thomas Arslan: The plot focuses on a small group of German compatriots who head into the hostile northern interior of British Columbia in the summer of 1898, at the height of the Klondike Gold Rush, in search of the precious metal.
    Prices for prospecting gear multiplied by 10. In Coloma, Sam Brannan’s business took in 150,000 USD per month. Still, the promise of great wealth kept miners panning for gold in the riverbeds. Success meant they’d earn about 20 times as much as a worker on the East Coast in one day. In many cases six months of hard work in the goldfields earned adventurers the equivalent of six years of “normal” work. Annual gold production in California rose to 77 tons in 1851.
    The value of that amount of gold exceeded the total U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at that time. Many miners, though, had a hard time holding on to their earnings. Far from civilization, merchants charged fantastic prices for their goods, while saloonkeepers profited greatly on alcohol and gambling. In truth, the actual winners of the gold rush were businessmen and merchants like Samuel Brannan. The most famous of these is probably entrepreneur Levi Strauss. Born in Germany, he set up shop in San Francisco, and when he realized prospectors needed sturdy trousers to work in, he trimmed tent fabric to meet the demand. Jeans were born.

    Almost 100,000 people came to California in 1849 alone. By 1855 there would be more than 300,000 new migrants.

    With its growth in wealth and population, California’s political weight also increased. In 1850 the “Golden State” was incorporated into the United States. The boom didn’t last forever, though. Around 1860 the easily accessible gold reserves had been depleted, and many cities were abandoned. The population of Columbia, founded just 10 years earlier, dropped from 20,000 people to 500. Boom towns became ghost towns.
    The pattern of the California Gold Rush would be repeated in other places over the next half century. Within a decade, the population of Australia multiplied by 10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1851 gold rush on that continent, which evolved from a British convict colony to a more or less civilized state. In 1886 gold was found on the Witwatersrand south of Pretoria in Transvaal, South Africa. In a few years, Transvaal became the largest gold producer in the world. And in 1896, gold was discovered on the Klondike River in Alaska, leading to boom towns such as Dawson City at the confluence of the Klondike and the Yukon Rivers, which grew from 500 to 30,000 inhabitants within two years.
    As for California, Sutter’s settlement eventually developed into Sacramento, the capital of the state. The huge wave of 19th-century gold seekers is recalled in the name of San Francisco’s football team—the 49ers. And what about John Augustus Sutter? He died in poverty in 1880.

    Key Takeaways
    •The discovery of gold by Swiss-German immigrant John Augustus Sutter and James Wilson Marshall triggered a true global gold rush. More than the prospectors, however, it was the merchants who generally became rich selling equipment and services.
    •The California Gold Rush of 1849 kicked off a huge wave of immigration—with 100,000 new arrivals in that year alone.
    •The discovery of gold accelerated California’s development, leading to statehood in 1850.
    •The pattern of gold rush booms was followed in Australia, South Africa, and the Yukon.

    4 Wheat: Old Hutch Makes a Killing 1866

    The Chicago Board of Trade is established in 1848, and Benjamin Hutchinson, known as “Old Hutch,” later becomes famous by successfully cornering the wheat market. He temporarily controls the whole market and earns millions.

    “Did you hear what Charlie said? Charlie said we were philanthropists! Why bless my buttons, we’re gamblers! . . . You’re a gambler! and I’m a gambler!” —Benjamin Hutchinson

    ACorner in Wheat is a short silent American film, made in 1909, that tells of a greedy tycoon who tries to corner the world market on wheat, destroying the lives of the people who can no longer afford to buy bread. The classic movie, set in the wheat-speculation trading pits of the Chicago Board of Trade building, was adapted from a novel and a short story by Frank Norris, titled The Pit and “A Deal in Wheat,” respectively. In 1994 A Corner in Wheat was selected for preservation in the US National Film Registry by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as being “culturally, historically, or aesthetically significant.”
    Chicago had become the hub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the American Midwest in the 19th century, as large quantities of grains entered the city and more and more warehouses were built to better coordinate supply and demand. Prices regularly came under pressure, and in 1848 the Chicago Board of Trade (CBOT) was founded.
    Benjamin Peters Hutchinson, nicknamed “Old Hutch,” is famous for being the first person to corner the wheat market. Born in Massachusetts in 1829, he moved to Chicago at the age of 30, started trading in grain, and became a member of the CBOT.
    In 1866 Hutchinson was betting on a poor wheat harvest. From May to June of that year, he grew his position, both in the spot market and in futures contracts. His average realized price was reported to be 88 US cents per bushel. Then, in August, the price began to rise steadily because of below-average harvests in Illinois, Iowa, and other states that delivered grain to Chicago. On August 4, the price of wheat ranged between 90 and 92 US cents per bushel. Short sellers soon realized that there would not be enough wheat to meet their delivery obligations. (The strategy of short sellers is to sell contract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eason; they assume that prices during harvest season will come under pressure, and they’ll be able to close their positions with a profit.)
    By August 18, Hutchinson’s control of the tight physical market had driven wheat prices up to 1.87 USD. He had become a rich man. As a consequence, however, the CBOT declared illegal the practice of acquiring futures contracts and trying to prevent physical delivery at the same time.

    What Is a Commodity Futures Exchange?

    The Chicago Board of Trade, established in 1848, is one of the oldest organized commodity futures exchanges in the world. The function of every futures exchange is to provide liquidity and a central marketplace for buyers and sellers to handle standardized contracts (futures and options) that are subject to physical delivery in the future. At the CBOT, these are mainly agricultural products such as wheat, corn, or pork bellies. In 1864 the CBOT introduced the first standardized exchange-traded futures contracts. In 2007 the CBOT and the Chicago Mercantile Exchange (CME) merged into the CME Group. Ten years later, the CME introduced bitcoin futures in the commodity segment of the exchange.
    In 1888 Hutchinson saw another opportunity for lucrative speculation. During the spring, he bought wheat in the spot market and acquired more and more futures contracts for maturity and delivery in September. The storage capacity in the city was around 15 million bushels, and Hutchinson controlled most of the wheat available in Chicago through the spot market.

    On September 22 the wheat price broke the psychological level of 1 USD.

    As a few years before, his average realized price was below 90 US cents per bushel. But this time Old Hutch was facing a powerful group of short sellers who included John Cudahy, Edwin Pardridge, and Nat Jones; they would challenge him over future deliveries in September.
    Until August, the price of wheat remained at around 90 US cents per bushel. But Old Hutch again had the right instincts. Frost destroyed a large part of the local crop. And European demand for wheat imports also grew because of an unexpectedly large crop deficit. The price started to rise, and on September 22 it broke the psychologically important mark of 1 USD.

    One day before maturity of the futures contracts, prices climbed to 1.50 USD. Hutchinson set the final settlement price at 2 USD.

    On September 27, three days before the contracts for September expired, wheat prices rose to 1.05 USD, then increased further to 1.28 USD. Market participants caught on the wrong side began to panic, and short sellers were forced to cover their positions in what’s known as a “short squeeze.” With his positions in the physical market, Old Hutch controlled the price. The day before maturity, on September 29, he offered 1.50 USD to the big short sellers and raised the settlement price to 2 USD. Based on his average realized price, Hutchinson must have realized a profit of around 1.5 million USD.
    He wasn’t done speculating, however. Within the next three years, Hutchinson had given up his profit. Later he lost his entire fortune.

    Key Takeaways
    •Benjamin Peters Hutchinson, nicknamed “Old Hutch,” was a grain trader who bought wheat on the spot market and acquired contracts for future delivery at the Chicago Board of Trade (CBOT). By cornering the wheat market in Chicago in 1866 and 1888, he was able to double his investments within weeks, earning a fortune.
    •The CBOT was established in 1848 and is today one of the oldest organized commodity futures exchanges in the world. The exchange later declared illegal the practice of cornering a market by buying harvests physically and financially at the same time.
    •The CBOT and the Chicago Mercantile Exchange (CME) merged in 2007 to become the CME Group.

    5 Rockefeller and Standard Oil 1870

    The US Civil War triggers one of the first oil booms. During this time, John D. Rockefeller founds the Standard Oil Company. Within a few years, through an aggressive business strategy, he dominates the oil market, from production and processing to transport and logistics.

    “Competition is a sin.” —John D. Rockefeller

    The production of petroleum from coal or crude oil as an inexpensive alternative to whale oil for lamp fuel is commonly regarded as the beginning of the modern petroleum industry. On August 27, 1859, Colonel Edwin Drake discovered a lucrative deposit of crude oil near Titusville, Pennsylvania. The onset of the American Civil War two years later sparked the first oil boom in that state. The price of oil rose to more than 100 USD per barrel (measured in today’s prices). Drilling rigs soon spread across farms in northwestern Pennsylvania, as hundreds of small refineries were created near the oil wells and along the transport routes to Pittsburgh and Cleveland, Ohio, cities that were home to major railroad crossroads: The New York Central and Erie Railroad led to Cleveland, while Pittsburgh served as an important east-west junction on the Pennsylvania Railroad. The majority of freight on these railways still consisted of grains and industrial goods, but the volume of oil products was growing rapidly.
    In 1863 John Davison Rockefeller, age 24, founded a small oil refinery in Cleveland together with his brother William. The son of penniless German immigrants, John worked as a dishwasher during his school years and graduated as an accountant. Rockefeller’s company was successful and prospered, despite fluctuations in the market. The oil boom had led to a spike in production, and the price of the commodity fell from 20 USD per barrel in 1861 to only 10 US cents. In 1866, one year after the end of Civil War, however, the price had risen again to more than 1.50 USD.

    Figure 2. Crude oil prices 1861–2018, in USD/barrel (real prices of 2015). Data: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Energy, 2019.

    With William, Rockefeller founded a second refinery in 1866, then, in 1870, he reorganized his company, naming it the Standard Oil Company. A year later, Rockefeller and other refinery owners formed an alliance to obtain discounts from railway operators. In addition, this alliance was responsible for railway operators raising prices for competitors, which led to an oil war in 1872.
    At the end of that year, Rockefeller took over the presidency of the National Refiners Association, which represented 80 percent of all American refineries. He would continue to aggressively grow Standard Oil, and by 1873 he had managed to acquire or to control almost all refineries in Pennsylvania.

    From Crude Oil to the Plastic-Wrapped Cucumber at Your Supermarket

    A refinery splits crude oil into its various components, such as light and heavy fuel oil, kerosene, and gasoline. With additional steps, a variety of alkanes and alkenes can also be produced from petroleum. Petroleum remained the most important use of crude oil until the rapid spread of automobiles in the 1920s. Although Henry Ford had intended ethanol to fuel his cars, the Rockefeller family, as founders of the Standard Oil Company, pushed for gasoline to power automobiles and succeeded.
    Today, oil is still by far the most important source of energy, at the core of every industrial society, and the base for numerous chemical products, such as fertilizers, plastics, and paints. Although three-quarters of crude oil production is used in transportation, it will take e-mobility further decades at least to challenge the supremacy of crude oil.
    Between 1875 and 1878, Rockefeller traveled throughout America to convince the owners of the 15 largest refineries to become part of his Standard Oil Company. Smaller companies had to follow suit or perish: For example, the plant of the Vacuum Oil Company, founded in 1866, went up in flames. Other entrepreneurs sold Rockefeller their companies for well below half of their market value. As early as 1882, Standard Oil controlled more than 90 percent of the refinery busin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Next, the company turned to pipeline and distribution networks. Rockefeller built his own sales channels, forcing other trading networks out of the market. In late 1882, the National Petroleum Exchange opened in New York to facilitate the trading of oil futures.
    In the end, Standard Oil had a hold over virtually the whole crude oil value chain in the United States—from oil production to processing, transport, and logistics—and began to extend its dominance to the global oil market as well.

    Accumulating a fortune of around 900 million USD by 1913, Rockefeller represented the American Dream, the richest man of all time.

    By transforming his enterprise, Rockefeller was able to postpone the destruction of his empire. But his aggressive company strategy eventually prompted the first antimonopoly legis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1911, the Supreme Court ordered the dismantling of Standard Oil. As a result, the company’s share price fell like a stone. Rockefeller, nevertheless, was able to buy back large quantities of the stock, which only increased his fortune in the years that followed. World War I, increasing motorization, and advances in the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all resulted in a rapid increase in the demand for oil.
    Eventually Standard Oil was broken up into 34 individual companies, from which today’s ExxonMobil and Chevron have emerged. Other sections of the original firm were liquidated over time or were absorbed by other oil and gas companies.
    Back in 1913, the total wealth of John D. Rockefeller was estimated at 900 million USD, the equivalent of 300 billion USD today. This is more than twice the private wealth of Jeff Bezos, founder and CEO of Amazon and, according to Forbes, the wealthiest man in the world today (before his divorce).
    The son of John D. Rockefeller, Nelson, almost becam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but instead served as vice president from 1974 to 1977. David Rockefeller, the last grandson of John D. Rockefeller, died in 2017. Even today, the name Rockefeller is a symbol of vast wealth and also of philanthropy.

    Key Takeaways
    •The American Civil War fueled the first crude oil boom in history. Prices in 1861 soared above 100 USD (in today’s currency).
    •John D. Rockefeller founded the Standard Oil Company, a corporation that not only came to control the US market for crude oil but also dominated the global market.
    •The rise of the automotive industry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general propelled all developing countries into the oil age.
    •John D. Rockefeller personified the American Dream par excellence, rising from a dishwasher to a multibillionaire. Even in 2019 his surname remains a synonym for immeasurable wealth.
    •Though Standard Oil was broken up, successor companies like Exxon-Mobil and Chevron are still operating today.

    6 Wheat: The Great Chicago Fire 1872

    The Great Chicago Fire of October 1871 leads to massive destruction in the city and leaves more than 100,000 residents homeless. The storage capacities for wheat are also significantly reduced. Trader John Lyon sees this as an opportunity to earn a fortune.

    “Being a firefighter is not something you do; it’s something you are.” —the TV show Chicago Fire

    The sun burned hot in the American Midwest during the summer of 1871. In and around Chicago, only 3 centimeters of rain fell between July and October. Water resources were nearing depletion, and small fires sprang up regularly. On October 8, a fire broke out in a barn, initiating a disaster that became known as the “Great Chicago Fire.”

    Winds from the southwest fanned the flames and set neighboring houses on fire. Traveling quickly, the fire spread toward the city center and crossed the Chicago River. It took two days to get the conflagration under control, and by then an area of more than 8 square kilometers and 17,000 buildings had been destroyed. Every third inhabitant of the city lost his home. The damage has been estimated at more than 200 million USD. In addition to large parts of the city, the fire destroyed 6 out of the 17 warehouses approved by the Chicago Board of Trade (CBOT). The city’s total storage capacity decreased from about 8 to 5.5 million bushels. John Lyon, a large-scale wheat trader, saw the opportunity to make a profit. He joined with another trader, Hugh Maher, and CBOT broker P. J. Diamond, to manipulate the wheat market.

    What’s What with Wheat

    Different types of wheat are traded on futures exchanges.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at is traded on the Chicago Board of Trade (CBOT) and the Kansas City Board of Trade (KCBT), with the volume of Chicago Soft Red Winter Wheat (soft wheat) outweighing Kansas Hard Red Winter Wheat (hard wheat). Chicago wheat is mainly grown in an area that extends from Central Texas to the Great Lakes and the Atlantic Ocean. Kansas wheat grows primarily in Kansas, Nebraska, Oklahoma, and parts of Texas.

    At CBOT, wheat is traded in US cents per bushel and designated with the abbreviation W plus a letter and number that stands for the current contract month (e.g., W Z9 for wheat delivered in December 2019). A contract refers to 5,000 bushels of wheat, with one bushel corresponding to 27.2 kilograms. Therefore, one contract refers to around 136 metric tons of wheat.

    In the spring of 1872, the group began to buy wheat in the spot and futures market. Wheat prices rose continuously through early July, and contracts specifying delivery in August traded between 1.16 and 1.18 USD per bushel. At the beginning of July an average of just 14,000 bushels of wheat a day reached the city; by the end of the month, prices had climbed to 1.35 USD. In response, however, wheat deliveries to Chicago increased.

    By the beginning of August, 27,000 bushels a day were coming in. But luck was still with Lyon. Another warehouse burned to the ground, and the city’s already stretched storage capacity was reduced by another 300,000 bushels. Rumors about a below-average harvest due to bad weather pushed up prices even more. On August 10 these two factors combined to push wheat contracts for August up to 1.50 USD. On August 15 prices climbed to above 1.60 USD. But then the wheel of fortune started to turn.

    As more and more wheat reached the city of Chicago, Lyon was forced to give up.

    The high prices incentivized farmers to speed up their harvest: Crops were picked into the night. In the second week of August, about 75,000 bushels of wheat reached Chicago each day; a week later that figure had risen to 172,000 bushels. For the rest of the month, daily deliveries increased to nearly 200,000 bushels.

    Wheat that had already been shipped from Chicago to Buffalo returned to the Windy City, because of the high local prices. Newly opened warehouses also added to the storage capacity in the city, bringing it to more than 10 million bushels—two million bushels more than before the Great Fire!

    To secure their profits and stabilize prices, Lyon and his partners had to buy all the wheat coming into Chicago. But they were already leveraged by local banks, and the additional funds they needed soon exceeded the group’s financial options.

    On Monday, August 19, Lyon had to admit defeat. He could no longer afford to buy wheat in the spot market. The price of wheat with delivery in August fell by 25 US cents. The following day prices dropped another 17 US cents. The crash ruined John Lyon, who was unable to meet his margin calls. His attempt at market manipulation ended in financial disaster and bankruptcy.

    Key Takeaways
    •The Great Chicago Fire of 1871 led to massive destruction and left more than 100,000 people homeless.
    •With the number of grain warehouses drastically reduced, a group of speculators around John Lyon saw a big opportunity in the wheat market. Together they tried to corner the wheat market, but rises in price also resulted in increased shipments of wheat to the city. After initially increasing to 1.60 USD, the price of wheat crashed.
    •Lyon and his friends were unable to meet their margin calls. Their attempt at cornering the market ended in bankruptcy and financial disaster.

    7 Crude Oil: Ari Onassis’s Midas Touch 1956

    Aristotle Onassis, an icon of high society, seems to have the Midas touch. Apparently emerging out of nowhere, he builds the world’s largest cargo and tanker fleet and earns a fortune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supertankers and the transport of crude oil. Onassis closes exclusive contracts with the royal Saudi family, and he is one of the winners in the Suez Canal conflict.

    “The secret of business is to know something that nobody else knows.” —Aristotle Onassis

    At the beginning of December 2005 the youngest billionaire in the world, Athina Roussel, age 20, celebrated her wedding to 32-year-old Brazilian equestrian Álvaro Alfonso de Miranda Neto. A thousand bottles of Veuve Clicquot were ordered for the 1,000 guests at the São Paulo nuptials. Athina was the only heiress to the Onassis fortune, the last of her clan. Her grandfather, Aristotle “Ari” Socrates Onassis, would have been almost 100 years old.

    A central figure in the high society of the 1950s, ’60s, and ’70s, Aristotle Onassis earned his fortune by constructing supertankers and transporting crude oil. Like Rockefeller, Onassis became synonymous with wealth and fortune. But his rise to fame was not a straightforward one.

    The Onassis family initially became wealthy through the tobacco trade. Based in the city of Smyrna, Ari’s father had a fleet of ten ships. Ari himself enjoyed a good education. At 16 he already spoke four languages—Greek, Turkish, English, and Spanish. In 1922, however, when the Turks retook Smyrna (Izmir), which had been under Greek rule since World War I, the family had to flee. They were forced to leave everything behind. Virtually penniless, Onassis migrated to Argentina and earned money by importing tobacco. He also kept himself afloat with occasional jobs.

    In the 1930s the world economic crisis offered Onassis an attractive business opportunity in the form of large-scale transport of crude oil.

    The economic crisis of the 1930s offered Onassis the opportunity to get into the crude oil transport business on a large scale. There were rumors that the Canadian National Steamship Company was in serious financial difficulties and that several of its freighters were for sale. Onassis took all the money he’d accumulated and purchased six rundown ships for 120,000 USD, one-tenth of their value at the time.

    With that bold move, Onassis laid the foundation of his empire. The purchase quickly paid off during the economic recovery that followed. At the beginning of World War II, Onassis’s fleet had grown to 46 freighters and tankers, and he leased them to the Allied forces on profitable terms.

    Ari and the Women

    Aristotle Onassis married into another family of successful Greek shipowners when he wed Athina “Tina” Livanos. They divorced in the 1950s, however, after he began a long relationship with celebrated opera diva Maria Callas, who separated from her husband for Onassis. In 1968 Onassis married Jacqueline Kennedy, widow of President John F. Kennedy. At the time, Onassis was 62 years old; Jackie was 23 years younger. Because of her spending on travel and shopping, Onassis nicknamed her “supertanker,” since he said she cost him just as much as a ship.

    During the war, Onassis’s ships changed their flags to neutral Panama and remained undisturbed by naval battles. As more and more freight ships were lost to the conflict, his own fleet’s rates rose higher, creating a gold mine for Onassis. After the war, he expanded the number of his ships into the largest private commercial fleet in the world, and in 1950, he commissioned the biggest tanker in the world, 236 meters long, to be completed at the German Howaldt shipyard.

    But it was not until spring 1954 that the 48-year-old Onassis made a definite breakthrough. Through shady contacts and friendships, he struck a lucrative agreement with the royal family of Saudi Arabia. Onassis not only received the exclusive right to transport crude oil for King Saud, but he also was to produce a new supertanker for the country almost every month and would participate in the sale of crude oil. Together Onassis and Saudi Arabia set up the Saudi Arabian Tanker Company, with a goal of having 25 to 30 ships that could transport about 10 percent of the country’s crude oil.

    By royal decree the Arabian American Oil Company (Aramco) would have had to use Saudi Arabian ships for the tonnage previously shipped in charter ships. Aramco—a joint venture among Standard Oil (New Jersey), Standard Oil of California, Socony Vacuum, and Texas Co.—had had a concession agreement with King Ibn Saud since 1933 and was responsible for nearly 10 percent of the world’s oil production. About half of the oil produced in Saudi Arabia went by pipeline to Lebanon; the other half was transported by tankers. Of the tanker market, 40 percent of crude was shipped in Aramco’s own tankers; for the remaining 60 percent, the company used charters.

    The Suez Canal conflict resulted in enormously profitable opportunities for Onassis.

    By breaking into this system, Onassis made some powerful enemies. The United States tried to block the agreement to safeguard its own influence, and Europe—which in the 1950s derived 90 percent of its oil supply from the Middle East, whose largest producer was Saudi Arabia—was also unenthusiastic. The deal with Saudi Arabia ultimately fell through, and without the new freight orders, Onassis’s ships sat idle in shipyards around the world. The Greek magnate’s empire began to crumble. But he was rescued by the Suez crisis in 1956.

    With the growing economic importance of crude oil, European nations increasingly were dependent on the use of the Suez Canal to bring fuel from the producing countries. But the nationalist policies of the new Egyptian president, Gamal Abdel Nasser, were intensifying conflicts with Israel as well as with France and Great Britain, which controlled the canal. Egypt blocked the Gulf of Aqaba and Suez Canal to Israeli shipping; then on July 26, 1956, Nasser nationalized the Suez Canal.

    Britain’s prime minister, Anthony Eden, responded together with Israel and France with Operation Musketeer. On October 29, Israel invaded the Gaza Strip and the Sinai Peninsula and quickly pushed toward the canal. Two days later Britain and France began bombing Egyptian airports. Although the Egyptian army was quickly beaten and the war was over by December 22, 1956, sunken ships continued to block the Suez passage until April 1957.

    The crisis brought salvation to Aristotle Onassis. No other shipowner had the transport capacity to move the oil. With more than 100 idle tankers and virtually no competition, he was able to double his rates, once again earning a fortune. The Six-Day War in 1967 offered a similar opportunity, and later, during the oil crisis in 1973, Onassis’s Olympic Maritime Company posted a profit of more than 100 million USD.

    Aristotle Onassis earned his fortune through the transport of crude oil. He became a society icon through his extravagant lifestyle and his marriage to Jackie Kennedy.

    By then, Onassis’s total private wealth was estimated at more than 1 billion USD. Throughout his career he had diversified into other businesses: He bought banks in Geneva, founded Olympic Airways, built the Olympic Tower on Fifth Avenue in New York, and acquired the Greek island of Skorpios. Onassis became enamored of Monaco, which had been a dull, sleepy little place until he transformed it. In Monte Carlo, Onassis bought beautiful hotels and dozens of houses and villas, built public facilities and beach clubs, and renovated the port and the casino. He held legendary gatherings on his yacht, inviting guests who included President John F. Kennedy and his wife, Winston Churchill, Ernest Hemingway, and other members of high society from business, politics, and Hollywood. Onassis even brought together Prince Rainier of Monaco and American actress Grace Kelly, helping establish Monaco as a paradise for the rich and beautiful in Europe.

    Key Takeaways

    •Aristotle “Ari” Socrates Onassis earned a fortune by transporting crude oil in his huge tanker fleet and through his excellent relationships with the Saudi family.
    •He profited massively from the Suez crisis in 1956 and the oil crises of the 1970s.
    •Onassis was an icon of the international jet set, thanks to his relationship with opera star Maria Callas, and his second marriage to Jacqueline Kennedy, the widow of John F. Kennedy.
    •With his private wealth of more than 1 billion USD, Onassis supported Prince Rainer of Monaco and established the principality as the place to be for the rich and beautiful.

    8 Soybeans: Hide and Seek in New Jersey 1963

    Soybean oil fuels the US credit crisis of 1963. The attempt to corner the market for soybeans ends in chaos, drives many firms into bankruptcy, and causes a loss of 150 million USD (1.2 billion USD in today’s prices). Among the victims are American Express, Bank of America, and Chase Manhattan.

    “You have caused terrific loss to many of your fellow Americans!” US federal judge Reynier Wortendyke

    At first glance, it seemed like a plot for a Hollywood movie: Workers deceived warehouse inspectors using oil tanks filled with water to hide one of the largest credit frauds in US history. It was all part of an attempt to corner the soybean market, a fragile house of cards whose collapse caused a loss of more than 150 million USD (the equivalent of about 1.2 billion USD today) and whose effects rippled throughout corporate America.
    At the center of the debacle were Allied Crude Vegetable Oil, a New Jersey company, and its owner Anthony (“Tino”) De Angelis. In the end the unraveling of the scheme was analogous to the bankruptcy of Lehman Brothers in 2008: On a November evening in 1963, a group of employees of the Wall Street brokerage firm Ira Haupt & Co., including managing partner Morton Kamerman, sat in a conference room and spoke on the phone with Anthony De Angelis. As the conversation heated up, De Angelis accused Kamerman of ruining his company. Kamerman was not responsible for his firm’s commodity trading, but he was aware that De Angelis was one of his biggest customers. The Haupt & Co. partners were desperately looking for someone willing to buy soybean oil in large quantities, but they had no success. The next morning Kamerman understood a lot more about his company’s commodity business. However, the knowledge went hand in hand with the fact that Haupt & Co. was bankrupt due to the insolvency of Allied Crude.

    Some Background About Soybeans

    Soybeans, which are predominantly crushed for soybean oil and soybean meal, are produced and exported mainly by the United States “Corn Belt” (Illinois and Iowa), Brazil, and Argentina. Together these countries account for about 80 percent of the world’s soybean harvest of around 215 million metric tons. In most of the world’s production, the oil is extracted first, and the residual mass is used primarily as a feedstock. Soybeans, soybean meal, and soybean oil are traded on the Chicago Board of Trade (CBOT) with the symbol S, SM, and BO and the respective contract month (for example, S F0 = Soybean January 2020).

    Figure 3. Prices for soybean oil, 1960 – 1964, in US cents/lb, Chicago Board of Trade. Data: Bloomberg, 2019.

    Anthony De Angelis had founded Allied Crude Vegetable Oil in 1955 to buy subsidized soybeans from the government, process them for soybean oil, and sell the product abroad. Born in 1915, he was the son of Italian immigrants and grew up in the Bronx in New York. As a commodity trader, he dealt in cotton and soybeans, and between 1958 and 1962, he built a refinery in Bayonne, New Jersey, and leased 139 oil tanks, many as high as a five-story building. American Express Warehousing, a subsidiary of American Express, was paid by Allied Crude for storage, inspection, and certification of the oil volume. In 1962 De Angelis was responsible for about three-quarters of the total soybean and cottonseed oils in the United States. But in order to finance the rapid growth of the company in a highly competitive industry, he increased leverage by taking more and more credit, which was largely collateralized by the oil he produced.

    And that is where the fraud began: Allied Crude Vegetable Oil never had as much oil as was necessary to secure its loans. A close investigation by American Express Warehousing would have revealed that De Angelis needed to store more oil than was available in the entire United States, according to the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s monthly data. At its peak, De Angelis’s credit volume represented more than three times the amount of oil that could be stored in the tanks in Bayonne. But De Angelis was American Express’s largest customer. And his employees deceived the inspectors who were sent to check the collateral by pumping oil from tank to tank or filling the tanks mainly with water and only a small amount of oil. In this way the company continued to receive new credit lines.
    Instead of expanding operations, however, the company used the credit lines for speculation in soybean futures at Chicago’s commodity exchange. De Angelis placed huge bets on rising prices for soybeans; he had to deposit only about 5 percent of the future purchase sum as a margin. Nevertheless, in his attempt to corner the entire market through further positions, De Angelis needed an even higher credit line.
    He was already trading in futures contracts with Wall Street brokers Ira Haupt and J. R. Williston & Beane, and they agreed to further credit against stockpiles of the nonexistent oil. Both institutions were financed on the basis of their warrants by commercial banks Chase Manhattan and Continental Illinois.
    By mid-1963, De Angelis had accumulated soybean positions equaling about 120 million USD or 1.2 billion pounds. A tick of only 1 US cent in the price of soybeans meant that De Angelis gained or lost 12 million USD. For a while his trades were profitable. In just six weeks in autumn 1963, the price of soybean oil climbed from 9.20 USD per pound to 10.30 USD. But on November 15 the market collapsed because of Russian plans to buy more US grain and the negative reaction to this. Allied Crude Vegetable Oil collapsed with it.

    De Angelis deceived his creditors and caused losses of more than 1 billion USD in today’s prices.

    Within four hours soybean oil had fallen to 7.60 USD per pound, and the Chicago Board of Trade called for additional margins from Ira Haupt, which the company was unable to provide because its main customer, De Angelis, was not in a position to do so. Even another 30 million USD borrowed by American and British banks was not enough to rescue Ira Haupt. Williston & Beane was also forced to merge with Walston & Co. because of dwindling equity.

    The soybean market tumbled and took Allied Crude down with it.

    Allied Crude went into bankruptcy, and as creditors reviewed the company’s tanks more carefully, they confirmed there were just 100 million pounds of soybean oil there instead of 1.8 billion pounds. This difference was worth about 130 million USD.
    Affected by the debacle were banks, brokers, oil traders, and warehouses, huge firms like Bank of America, Chase Manhattan, Continental Illinois, Williston & Beane, Bunge Corp., and Harbor Tank Storage Co., to name just a few. The main loser was the parent company of American Express Warehousing: American Express faced legal suits by 43 companies, to the tune of more than 100 million USD. The share price of American Express dropped by more than 50 percent after the fraud hit the news. The scandal, however, received only limited attention, because two days later President Kennedy was shot in Dallas.
    For Ira Haupt & Co., liabilities amounted to almost 40 million USD, which they were not able to meet, affecting more than 20,000 brokerage customers. Even worse than these financial claims was the damage to the reputation of the US economy. As for Anthony De Angelis, in 1965 he was sentenced to 10 years’ imprisonment for fraud.

    Key Takeaways
    •In 1963 Anthony (“Tino”) De Angelis and his company Allied Crude Vegetable Oil were at the epicenter of one of the biggest corporate credit crises before the collapse of Lehman Brothers in 2008.
    •By cheating on inventories and in a bold pattern of fraud, Allied Crude received immense credit lines for its business and heavily speculated on the rise of soybean and soybean oil futures in Chicago. Eventually the market for soybeans crashed in November 1963 and took Allied Crude Vegetable Oil with it.
    •Affected by the fraud were several banks, brokers, oil traders, and warehouse companies, including prominent names like American Express, Bank of America, and Chase Manhattan.
    •The huge scandal, however, was overshadowed by the assassination of President John F. Kennedy two days later.

    9 Wheat: The Russian Bear Is Hungry 1972

    The Soviet Union starts to buy American wheat in huge quantities, and local prices triple. Consequently, Richard Dennis establishes a ground-breaking career in commodity trading.

    “If you live among wolves you have to act like a wolf.” —Nikita Khrushchev

    In the history of capital markets, 1972 is known as the year of “The Great Russian Grain Robbery.” Because of harvest shortages, Soviet commissioners were traveling all over the United States, buying as much wheat as they could. Their actions affected not only the grain market but also the career of a young commodity trader named Richard Denni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1970s, the United States was beginning to abolish the gold standard, and as a result the US currency subsequently weakened. At the same time, wheat was trading close to 1 USD—historically low levels. That was not a surprise, since wheat production was massively subsidized by the government. But the weakening dollar gradually made American products, including many agricultural goods, more competitive. As a result, exports rose, and hand in hand with export volume, prices began to rise as well: That included grain prices, which were slowly awakening from their slumber.

    In the history of capital markets, 1972 is known as the year of “The Great Russian Grain Robbery.”

    Weather is always a key factor for agricultural prices, and after years of good harvests, the world’s grain production started to decline in 1972. Poor weather conditions were responsible for lower yields in important producer nations like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Australia, and the Soviet Union. In comparison to 1970–1971, wheat stocks in 1973–1974 fell by 93 percent in Australia, 64 percent in Canada, and 59 perc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Inventories approached critically low levels.

    Figure 4. Wheat prices, 1970–1977, in US cents/bushel, Chicago Board of Trade. Data: Bloomberg, 2019.

    In July and August 1972, the Soviets bought nearly 12 million metric tons of US wheat—approximately 30 percent of the country’s production—amounting to a net value of about 700 million USD. Because farmers were already facing problems meeting demand, prices increased sharply, from below 2 US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decade to more than 6 USD in February 1974. Corn spiked at the same time, from less than 1.5 USD to nearly 4 USD, while soybean prices more than tripled, reaching their highest level of more than 12 USD in June 1973.

    Weather Woes

    The harvest of Kansas wheat (Hard Red Winter Wheat), which is mainly exported, can be threatened by climatic fluctuations three times during the year: in late autumn, when it is too hot and dry or too cold and humid for germination; during winter, when sudden temperature changes threaten growth; and finally, in spring, when rain prevents pollination. For these reasons crop quality, quantity, and price are all subject to huge fluctuations.

    The rapid price spike favored young Richard Dennis, who had studied in Chicago and at Tulane University in Louisiana and had worked as a student at the Chicago Mercantile Exchange (CME) in 1966 at the age of 17. He began speculating with 2,000 USD in initial capital from his family, first with small contracts on the MidAmerica Exchange, and later on the CME.

    In 1972 the 23-year-old Dennis recognized the new agricultural market trend. He bet on rising wheat prices and won. A year later, in 1973, his initial capital increased to 100,000 USD as he took advantage of a trend-following system, aggressively increased his positions, and remained invested. In 1974 he made a profit of 500,000 USD on soybeans alone, and by the end of the year, he’d become a millionaire at the age of 25.

    The Soviet shopping spree of 1972 was repeated in 1977 after another bad harvest in Eastern Europe.

    Three years later history repeated itself. In 1977 Soviet president Brezhnev announced a national wheat harvest of less than 200 million tons, which took the markets by surprise as the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and US intelligence both were forecasting a good harvest.
    By this time Soviets had already bought 18 to 20 million tons of wheat from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Australia, and India. Although worldwide production of wheat was around 600 million metric tons, according to data from the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FAO), only a small fraction of that quantity was globally traded. Because large amounts are consumed by the producer countries themselves, world market prices can fluctuate dramatically based on relatively small changes in global trading.
    Meanwhile, Dennis’s career continued to soar.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1980s, his capital rose to around 200 million USD. At 35 he was known as the “Prince of the Pit” and was one of the most recognized commodity traders in the world.
    In 1983 and 1984 Dennis recruited and trained 21 men and two women in commodity trading. The group later became known as “Turtle Traders,” thanks to an often-quoted comment by Dennis, who said, “You can breed traders like turtles in a laboratory.” Five years later the group had earned him a profit of 175 million USD.

    Key Takeaways
    •After a bad harvest, agents of the Soviet Union quickly and secretly purchased 30 percent of the total US wheat crop. Therefore, 1972 became famous as the year of the “Great Russian Grain Robbery.”
    •Grain shortages and the Soviet actions caused a spike in prices: Wheat prices that traded at 2 USD in 1970 shot up above 6 USD in February 1974, a threefold increase within 24 months. Corn also rose from 1.50 USD to nearly 4 USD, while soybean prices surpassed 12 USD during the summer of 1973.
    •Richard Dennis, age 23, recognized the new trend in agricultural markets and bet on rising wheat prices. He became a millionaire two years later, After a decade he was making a profit of 200 million USD, earning the nickname “Prince of the Pit.”

    10 The End of the Gold Standard 1973

    Gold and silver have been recognized as legal currencies for centuries, but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silver gradually loses this function. Gold keeps its currency status until the fall of the Bretton Woods system in 1973. The current levels of sovereign debt are causing many investors to reconsider an investment in precious metals.

    “Gold and silver, like other commodities, have an intrinsic value, which is not arbitrary, but is dependent on their scarcity, the quantity of labour bestowed in procuring them, and the value of the capital employed in the mines which produce them.” —David Ricardo

    “You have to choose . . . between trusting to the natural stability of gold and the natural stability of the honesty and intelligence of the members of the government. And, with due respect to these gentlemen, I advise you, as long as the capitalist system lasts, to vote for gold.” —George Bernard Shaw

    “Only gold is money. Everything else is credit.” —J. P. Morgan

    In June 2011 the US Mint announced a 30 percent increase in silver coin sales compared to the previous month. With more than 3.6 million silver eagles sold, the US Mint reached its limit of production, so great was the interest of investors in silver coins. Similar figures were reported by the Royal Canadian Mint, the Australian Mint in Perth, and also by the Vienna-based Mint Austria, producer of the Vienna Philharmonic Coin. In March 2011 newspaper headlines proclaimed that the state of Utah was considering once again accepting gold and silver as legal currencies. Utah was not an isolated case in the United States; Colorado, Georgia, Carolina, Tennessee, Vermont, and Washington were also looking to return to the stable value of gold.
    What seems curious at first glance made many investors thoughtful. After all, the use of a paper currency without a tie to precious metals like gold or silver is a relatively recent experiment. Only in the early 1970s, when President Nixon abolished gold convertibility in 1971, and with the collapse of the Bretton Woods system of fixed exchange rates and the convertibility of all currencies into gold in 1973, was the gold standard abolished and replaced by fiat money.
    Fiat money is a currency without intrinsic value that has been established as money, often by government regulation. Thus, the fiat money experiment has been tested i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s for less than 50 years.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detached from gold and silver—has existed in this form for less than 50 years.

    The gold standard was the prevailing monetary system until World War I. Under a pure gold standard, the money supply equals the gold possession of a country. In the wake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in 1929 and the subsequent banking crisis in 1931, however, the gold standard came increasingly under pressure. In Britain, the suspension of sterling’s gold convertibility in September 1931 (the Sterling Crisis) heralded the collapse of the international gold standard. The United States also began to break away from the gold standard as it gradually devalued the US dollar. In 1933 President Franklin D. Roosevelt declared private gold ownership illegal so the government could print more paper money as a way to overcome the Great Depression.

    Gold or Silver?

    I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the gold standard was just a short transitional period for global financial markets. For many centuries silver was the dominant currency. Most countries used a silver standard or a bimetallic standard. Similar to the gold standard, under a silver standard the total amount of money in circulation is hedged by silver, while a bimetallic standard additionally prescribes a fixed exchange ratio between silver and gold. For many year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at was 1:16. The gold-silver ratio indicates how many units of silver are needed to buy one unit of gold.
    After both the silver and gold standards ended, the range of this ratio has fluctuated between 1:10 and 1:100.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1980s, the ratio dropped below 1:20. In the early 1990s, it peaked at just under 1:100. In the years 2009 and 2010, the price of silver rose much more sharply than the price of gold. While 80 ounces of silver had to be paid for 1 troy ounce of gold by the end of 2008, it was just 40 ounces in mid-2011 and fell further to 1:50 by the beginning of 2019. Considering the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amount of each metal mined annually, it would imply a long-term ratio of 1:10.
    After World War II the world’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enter shifted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 The Bretton Woods system reorganized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and the US dollar, backed by gold, became the new global reserve currency.

    Figure 5. Gold-silver ratio, 1973–2013. Data: Bloomberg, 2019.

    All central banks were obligated to other central banks to exchange currency for gold at a fixed rate of 35 USD per ounce. But since the 1960s, US gold reserves have been shrinking, due to increasing account deficits. Social welfare entitlements and the growing financial burden of the Vietnam War accelerated the US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raised inflation, and lowered international confidence in the US dollar. For the first time in 1970, the US money supply exceeded the amount of gold reserves. A year later, in August, President Nixon stopped the conversion of US dollars to gold (an event known as “Nixon shock”), but it was not until 1973 that the Bretton Woods system was officially overruled and replaced by a system of floating exchange rates. After that, the gold standard faded into history.
    Today, central banks and supranational organizations like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hold 33,000 metric tons of gold, almost 20 percent of all known aboveground stocks of the precious metal.

    Silver Gives Way to Gold

    Silver gradually lost its official payment function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due to several factors. On the one hand, the United Kingdom, as a leading economic nation, was able to prevail with its gold standard against the French-dominated Latin coinage based on the silver standard. On the other hand, gold discoveries in California and Australia led to a tenfold increase in worldwide gold production and thus to lower gold prices. This made the gold standard more attractive. In 1871 Germany also switched to the gold standard.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silver or bimetallic standard to a pure gold standard led to an oversupply of silver and weighed on the price of silver for several decades.How
    ever, attention again has been focused on the solvency of many countries, 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some European economies. Measures taken to combat the financial and economic crisis that started in spring 2007 with the US real estate crash caused the national debt and the money supply to explode.
    Global debt accelerated to 320 trillion USD, whereas global GDP only rose to 80 trillion USD, and the dollar’s purchasing power declined by more than 90 percent since 1971. In addition to some European countries—Portugal, Ireland, Greece, and Spain (known as “PIGS countries”)—the United States was also temporarily threatened by a downgrade of its creditworthiness by international rating agencies. In the face of all this,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gold and silver bullion and coins, even if they are no longer legal tender, are popular with investors, and that bitcoins have emerged as an alternative currency. Gold-backed cryptocurrencies offer another alternative to fiat money. It seems like the gold standard is rising from its ashes through private initiatives instead of by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A sovereign crisis and a lack of trust are attracting investors to gold, silver, and cryptocurrencies.

    Key Takeaways
    •In 1933 President Franklin D. Roosevelt issued Executive Order 6102, which declared private possession of gold bars and coins illegal and punishable by up to 10 years in prison. All private gold holdings had to be turned over to the Federal Reserve in exchange for paper money at 20.67 USD per troy ounce. This prohibition against gold ownership wasn’t lifted until 1975 by President Gerald Ford.
    •After World War II, the US dollar was declared the world reserve currency, pegged to gold at a fixed exchange ratio. All other currencies were then pegged to the US dollar (the “Gold Standard”).
    •As US debt spiraled out of control, President Nixon ended the convertibility of US dollars into gold in 1971 (the “Nixon Shock”).
    •With the end of the Bretton Woods system in 1973, one of the greatest economic experiments began: a system of free and floating exchange rates for currencies that are not backed by any collateral other than the faith in national governments.

    11 The 1970s—Oil Crisis! 1973 & 1979

    During the 1970s the world must cope with global oil crises in 1973 and 1979. The Middle East uses crude oil as a political weapon, and the industrialized nations—previously unconcerned about their rising energy addiction and the security of the supply—face economic chaos.

    “Peak oil is the point in time when the maximum rate of global petroleum extraction is reached, after which the rate of production enters terminal decline.” —“Peak Oil,” Wikipedia

    “Just like global warming, the rationale for peak oil sounds great, it makes sense, but there is just one small problem, the facts don’t support it . . . it is a myth.” —seekingalpha.com

    On Sunday, November 25, 1973, highways in Germany were emptied by a driving ban! The same day almost no cars moved in Denmark, the Netherlands, Luxembourg, or Switzerland. A week earlier, on November 19, Germany had introduced a general “Sunday driving ban” for four weeks, combined with a speed limit of 100 km/h on motorways and 80 km/h on ordinary roads. This was noteworthy: Germany—home to Mercedes, BMW, and Audi—is one of the few countries in the world today that does not have a general speed limit on its highways. Germans generally are in love with their cars! But the ban was the reaction of the German government to a sudden spike in energy prices caused by an oil crisis.
    The crisis was due to a conflict in the Middle East, between the Arab countries and Israel, that had been intensifying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1970s. During the Six-Day War in 1967, Israel had conquered the Golan Heights and the Sinai Peninsula and occupied the Gaza Strip, the West Bank, and East Jerusalem. The Arab countries called for an immediate withdrawal from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and international pressure on Israel increased. But warnings about possible retaliation were ignored, as was the Egyptian offer of a peace treaty if the Sinai Peninsula were to be returned. On October 6, 1973, during the Jewish holy day of Yom Kippur, Egypt and Syria together attacked Israel.
    At first Syria achieved some success in the Golan Heights, and Egypt was prevailing on the Sinai Peninsula. However, the United States supported Israel with substantial military resources, and the small country finally changed the course of the war. Subsequently, the Arab countries pursued a different option.

    On October 17, 1973, OPEC decided to limit the supply of crude oil as a political weapon.

    On October 17, 1973, all Arabian crude oil–producing nations retaliated by reducing oil supply by 5 percent compared to September 1973 levels. They also imposed a complete supply boycott for crude oil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Netherlands, which were considered Israel’s close allies. The league of exporting countries then announced that they would continue to restrict oil production until all occupied areas were “liberated” and the rights of Palestinian people were restored. The first oil crisis had begun.

    What Is OPEC?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OPEC) was established in 1960 in Baghdad by five founding members: Iraq, Iran, Kuwait, Saudi Arabia, and Venezuela. The development of new oil fields and a global oversupply had resulted in steady price declines in the 1950s. In response OPEC’s objective was to establish a common crude oil production level by joint agreement of all OPEC member countries, so that the world market price for crude oil stayed within a defined target corridor. OPEC has also been a driving force to break the power of the “seven sisters,” a group of Western oil companies. As of March 2019 the cartel consisted of 14 members—Algeria, Angola, Ecuador, Equatorial Guinea, Gabon, Iran, Iraq, Kuwait, Libya, Nigeria, Republic of the Congo, Saudi Arabia, Venezuela, and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representing about 44 percent of global oil production and about 80 percent of the world’s “proven” oil reserves. Saudi Arabia is by far the largest crude oil producer among all OPEC members, responsible for about 12 million barrels per day in 2018. According to figures from the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EIA), the largest non-OPEC producing countries include Russia,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Mexico, Canada, Norway, and Brazil.
    Up to this point, Wester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had been living with the illusion that global energy reserves were inexhaustible and that they needn’t be concerned with the security of the supply. Their addiction to crude oil kept rising, so the sudden embargo triggered an economic shock in many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Germany, for instance, sourced more than 50 percent of its energy demand from imported oil, about three-quarters of which came from the Middle East. It turned out that even with reduced consumption, reserves would have lasted only for three months, which caused people to panic. To limit the use of oil and reduce the degree of dependence, European countries began implementing energy-saving measures. They intensified negotiations with alternative crude oil suppliers, started to develop domestic sources of oil as well as alternative energy sources, and implemented strategic oil reserves.

    Economic Ripples

    In Germany and other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the first oil price shock triggered stagflation, which is economic stagnation combined with rising prices (inflation). Rising energy prices fueled an inflation spiral and at the same time slowed economic growth: Gross domestic output shrank from 5.3 percent in 1972 to 0.4 percent in 1974 and –1.8 percent in 1975. Many industries recorded a massive decline in production; construction fell 16 percent, and the automotive industry declined 18 percent. The stock market value of German companies dropped drastically and recorded a loss at the end of September 1974 of almost 40 percent, compared to July 1972. Unemployment rose from almost-full employment to 2.6 percent in 1974 and 4.8 percent in 1975.
    The impact of the cuts in the crude oil supply was visible immediately: Prices started to rise. At the end of 1972, US crude oil was trading at 3.50 USD per barrel; in September 1973 it rose to 4.30 USD, and at the end of 1973 oil prices traded above 10 USD. Sales in OPEC countries grew from about 14 billion USD in 1972 to more than 90 billion USD in 1974.

    During the first oil crisis in 1973 oil prices spiked from 3.50 USD to more than 10 USD.

    Using oil as a weapon brought quick political results: On November 5, 1973, the European foreign ministers called for Israel to evacuate the areas it had occupied since 1967. OPEC responded by gradually loosening the supply restrictions.
    But the world had changed. Even after the initial relaxation, prices for crude oil remained high. In 1974 alone, the value of German oil imports increased by more than 150 percent compared to the previous year.

    With the second oil crisis in 1979, oil prices jumped from under 15 USD to almost 40.

    Over the following years, crude oil prices stagnated, but they started to rise rapidly again in 1979–1980. After the Iranian Revolution and Iraq’s attack on neighboring Ira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once more became concerned about oil supply security. At the beginning of 1979, crude oil was trading at less than 15 USD per barrel. Within 12 months, prices had risen to nearly 40 USD, causing a second oil crisis. As a side effect, both oil crises marked the most prosperous years in the Soviet Union after discovery of oil in western Siberia and the rise of non-OPEC Western offshore oil production.

    Figure 6. Crude oil prices, 1965–1986, in USD/barrel. Data: Datastream, 2019.

    OPEC raised their basket price—an average of the prices of petroleum blends that are produced by OPEC members—to 24 USD per barrel; Libya, Algeria, and Iraq even asked 30 USD for their crude oil. In 1980 OPEC’s prices reached their peak when Libya demanded 41 USD, Saudi Arabia 32 USD, and the other countries 36 USD per barrel. In the following year, however, sales volume declined due to weaker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Wester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As investments in alternative energy sources bore fruit, global crude oil consumption between 1978 and 1983 dropped by 11 percent. OPEC’s global market share of crude oil production fell back to 40 percent and continued to decline because of a lack of cartel discipline. US president Ronald Reagan made an agreement with Saudi Arabia to increase oil production in the 1980s, putting crude oil prices into a slide until the late 1990s. In the late 1980s, oil prices briefly dropped below 10 USD per barrel, bringing the Soviet Union to the brick of insolvency. OPEC’s market share fell during that time to 30 percent of world production.

    Key Takeaways
    •In 1973, because of tension in the Mideast,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OPEC) used its oil exports to Wester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as a political weapon and limited the supply, precipitating the first oil crisis. Crude oil prices soared from 3.50 USD at the end of 1972 to more than 10 USD just 12 months later.
    •The oil crisis came as a shock to most involved nations, strongly affecting economic growth and leading to rising unemployment.
    •During the second oil crisis, in 1979, oil prices jumped from less than 15 USD to almost 40.

    12 Diamonds: The Crash of the World’s Hardest Currency 1979

    Despite the need for individual valuation, diamonds have shown a positive and stable price trend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In 1979, however, monopolist De Beers loses control of the diamond market; “investment diamonds” drop by 90 percent in value.

    “Diamonds are a girl’s best friend.” —Marilyn Monroe,
    as Lorelei Lee in Gentlemen Prefer Blondes

    Precious stones such as diamonds, rubies, sapphires, emeralds, and opals are mainly known for their use in jewelry. Of these, diamonds are by far the largest market segment, and many individual gemstones—for example, the Blue Hope, the Cullinan, the Millennium Star, the Excelsior, the Koh-i-Noor, and the Orlov—have famous histories.

    Global production of rough diamonds generally ranges between 20 and 25 metric tons per year. This represents 100 to 130 million carats and is worth approximately 10 billion USD.

    Only about 20 percent of all diamonds are used in the jewelry industry, however. Industrial diamonds make up a huge market, and within this segment of smaller stones, artificially produced (industrial) diamonds als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The largest diamond production sites are in Russia, Australia, Canada, and Africa—in particular South Africa, Namibia, Botswana, Sierra Leone, and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The Four Cs in Diamonds

    Unlike other commodities, diamonds do not have a standardized fixed value per unit weight. A diamond’s value is determined by various criteria, of which the “4 Cs” are the best known: color, clarity, cut, and carat. Sometimes, a fifth “C” is included. It stands for certification, which confirms the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of a particular stone as certified by an official institution.
    Color grading depends on how close a stone is to colorless. The classification begins at D—which corresponds to very fine white or almost colorless diamonds—and continues through E, F, G, H (simple white), and so on. Colored diamonds (e.g., yellow, red, blue, or green) are particularly rare, so these so-called fancy diamonds are very precious.
    The clarity (purity) of a diamond is determined by the degree of inclusions in the stone. The higher the clarity, the rarer it is. The scale begins with IF (internally flawless) and continues through small to clear and coarse inclusions. Cut refers to the angles and proportions of a diamond. The most popular is the brilliant cut. Finally, traditionally a diamond’s weight is given in carats (1 ct = 0.2 gram).

    The largest diamond exchanges are located in Antwerp, Amsterdam, New York, Ramat Gan (Israel), Johannesburg, and London. Antwerp is the most important market; 85 percent of rough diamonds and about half of global cut stones are traded in the Diamond Quarter of that Belgian city.
    The value chain begins with mining and includes purchasing agents, processing, wholesalers, traders, intermediaries, jewelers, and other retailers, but a valuation is not simply a linear correlation to size: Larger stones are much rarer and thus exponentially more precious. In addition, prices fluctuate from one size class to the next. For example, the price can vary by more than 1,000 USD from a 0.49-carat diamond to a 0.5-carat diamond, though the difference is only 100 mg or less. In December 2018 prices for 1-carat diamonds ranged from 500 USD to 10,000 USD, depending on the degree of purity and colorlessness.
    By far the most important player in the diamond industry—analogous to OPEC in the global oil market—is De Beers. The South African company, part of the Anglo American mining group, is the largest diamond producer and trader in the world.

    Figure 7. Diamond prices, 2003–2016. Prices indexed over different sizes and qualities. Data: PolishedPrices.com, Bloomberg, 2019.

    De Beers has long dominated the global diamond market, similar to the way OPEC dominates global oil.

    De Beers controls about 30 percent of the world’s diamond production, and its influence in marketing and sales is even stronger. The company determines the volume and quality of rough diamonds that traders are able to buy. The Diamond Trading Company (DTC), which is controlled by De Beers, buys most of the world’s raw diamond production, allocates production quotas to mining companies, and manages sales through the Central Selling Organization (CSO), which is also an extended arm of the DTC. The CSO regularly organizes “sights” in London where about 150 authorized sightholders are offered compilations of rough diamonds for sale.
    For years the De Beers Syndicate guaranteed stable prices. At the end of the 1970s, however, the company lost control of the diamond market.

    A De Beers Primer

    De Beers, the largest diamond producer and trader in the world, has been active in the diamond market for more than 100 years. The company’s name goes back to the first mine in Kimberley, which was located on the farm of brothers Johannes Nicolaas and Diederik Arnoldus de Beer. After diamonds were found there in 1871, a group of adventurers transformed the remote place into the world capital of diamonds. British businessman Cecil Rhodes gradually bought up all the mining licenses and founded De Beers in 1888. Today, the company is 45 percent owned by the Anglo American Corporation, with 40 percent owned by the Oppenheimer family.
    Ernest Oppenheimer was born in Friedberg, Germany, near Frankfurt am Main, in 1880, and at age 32 he was pulling the political strings in Kimberley. In 1916, Oppenheimer founded Anglo American, which quickly became one of the most successful mining companies in the world. In 1926, he took over the majority of De Beers.
    De Beers’s entire production was always bought by the London Diamond Syndicate, which was established in 1890. The syndicate was the cornerstone of the Diamond Corporation, precursor to the Central Selling Organization (CSO). In the 1930s,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Oppenheimer bought up massive quantities of diamonds in order to stabilize prices. Since then, De Beers and CSO have formed an exclusive diamond cartel.
    During that decade the US dollar depreciated significantly against other currencies, due to rising inf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 search by investors for nontraditional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Interest in diamonds as a “hard” currency and a stable store for wealth increased, leading to greater demand for high-quality stones. De Beers, however, only moderately expanded the supply at the time, which resulted in further price increases that, in turn,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potential investors.

    Diamond hysteria took hold. In 1979, the value of investment diamonds doubled, and prices for a 1-carat diamond of the best quality increased tenfold.

    Meanwhile, in Israel, rough diamonds were also becoming a favorite investment. In order to support Tel Aviv as an emerging center of diamond processing, the government granted large loans to banks under favorable conditions. As a result, a number of diamond investment companies were set up, which were able to sell diamonds directly to private investors.
    The hysteria over investment diamonds fueled a vicious circle. In 1979 the average price for diamonds doubled. Prices for a 1-carat, best-quality diamond multiplied by 10 and for a while traded at around 60,000 USD!
    De Beers attempted to gradually cool the market by expanding the supply, but the strategy was unsuccessful. The result was complete market chaos. The inevitable bust finally began in Japan, where it was common practice to accept diamonds as collateral for loans. When the first bank considered the market overheated and stopped accepting diamonds as collateral, the house of cards collapsed. The first drop in prices kicked off a race to sell stones. As speculators disposed of their stock, more and more borrowers fell below their collateral limits and were forced to raise money. Diamonds flooded the market, which was already oversaturated by De Beers’s efforts to cool it down. Even a cessation of sales and a buyback of diamonds by the cartel didn’t help. Prices crashed, and investors’ net wealth decreased, a downtrend accelerated by global recession.

    Within a year, the prices of investment diamonds fell from 60,000 to 6,000 USD.

    Within 12 months, the price of investment diamonds fell from 60,000 to 6,000 USD, approximately the level before the hysteria started. After that diamond prices recovered slowly, although in the early 1980s, the CSO withdrew diamonds worth more than 6 billion USD from the market, while De Beers cut mining quotas and closed one of its mines in South Africa. De Beers took similar actions to stabilize the price of diamonds after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in 2009, which had lessened the demand for luxury goods.

    Key Takeaways
    •South African company De Beers, today part of the Anglo American mining group, has long dominated international diamond production and sales.
    •In 1979 the company lost control of the diamond market after a market frenzy, during which average diamond prices doubled within a year, and prices for a 1-carat best-quality diamond rose tenfold, only to crash by 90 percent after the bubble burst.

    13 “Silver Thursday” and the Downfall of the Hunt Brothers 1980

    Brothers Nelson Bunker Hunt and William Herbert Hunt try to corner the silver market in 1980 and fail in a big way. On March 27, 1980, known as “Silver Thursday,” the metal loses one-third of its value in a single day.

    “The U.S. government has a technology, called a printing press, that allows it to produce as many U.S. dollars as it wishes.” —Ben Bernanke, Chairman of the Federal Reserve, 2006–2014

    The Hunt clan is one of the most glamorous famil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y have a colorful history. In the 1920s Haroldson Lafayette Hunt (1889–1974), adventurer and professional poker player, won a drilling license in El Dorado, Arkansas, during a round of poker. Hunt, also known as “Arkansas Slim,” struck oil with his initial drilling exploration. With the first profits from El Dorado, he purchased additional drilling licenses in Kilgore, Texas, and discovered the world’s biggest known oil field to that date. In 1936 he founded the Hunt Oil Company, which became the largest independent oil producer in the United States. Fortune magazine estimated his net wealth at between 400 and 700 million USD in 1957, placing Hunt among the top 10 richest Americans. The Hunts also possessed large segments of Libyan oil fields until Muammar Gaddafi expropriated them in the early 1970s.
    H. L. Hunt’s private life was equally notorious: He had six children with his first wife, Lyda Bunker, including Nelson Bunker, Lamar, and William Herbert. Later, he started an affair with Frania Tye, whom he married and with whom he had four children before the couple separated in 1942. Hunt had another four children with one of his secretaries, Ruth Ray, whom he finally married in 1957.
    Unlike the Rockefellers, whose surname has always been associated with wealth, crude oil, and the Standard Oil Company, the name Hunt is forever tied to the largest failed speculation in silver.

    A Precious Metal Primer—A Recap

    The two most significant factors in the past 50 years for precious metals have been the prohibition of private gold holding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Bretton Woods system, which was created in 1944. In 1933 President Franklin D. Roosevelt declared private possession of gold of more than 100 USD illegal, and the ban remained in place for more than 40 years. With the Nixon Shock of 1971, the United States declared an end to the official convertibility of the US dollar into gold, due to massive increases of government debt, expansion of the money supply, and rising inflation. In 1973 the Bretton Woods system—the international currency system that established the US dollar as the leading currency, backed by gold (“the Gold Standard”)—fell apart. With the abolition of the silver and gold standards, both metals lost their economic importance, and large quantities became available on the market. As a result, silver fell to 2 USD per troy ounce. But this price level also has had a lasting negative effect on silver production, as only a few countries are able to produce it at this low price level.
    The Hunt brothers’ speculation, which culminated in the collapse of the silver market in 1980, became a legend in commodity trading.
    William Herbert and Nelson Bunker Hunt were the first big investors to recognize the rare opportunities offered by the silver market in the 1970s: There was constant industrial demand, low incentives for subsidies due to low prices, and a small market of available silver.
    Nelson Bunker had made no secret of his aversion to “paper money” after the gold standard was abandoned. “Every moron could buy a printing press, and everything might be better than paper money,” he said. To preserve the family fortune, the Hunt brothers focused their investments on real estate and the silver market.
    Between 1970 and 1973 Nelson Bunker and William Herbert bought about 200,000 troy ounces of silver. Within these three years, the price of silver doubled from 1.5 USD to 3 USD per troy ounce.
    Encouraged by this success, the brothers expanded their activities to futures exchanges and acquired, at the beginning of 1974, futures contracts representing 55 million ounces of silver. Then they waited for physical delivery. Physical delivery was as unusual at that time as it is nowadays, and with constant purchases on the spot markets, the Hunts generated an artificial shortage of silver. Keeping in mind how the United States had appropriated private gold holdings 40 years before, they had the bulk of the precious metal delivered to banks in Zurich and London, where they thought their silver stocks would be safe from US authorities.
    In spring 1974 the price of silver rose to more than 6 USD. Rumors spread that the Hunts—who by now possessed about 10 percent of the world’s silver supply—were targeting a dominant market position. Before 1978 another 20 million ounces of silver were delivered to Nelson Bunker and William Herbert, who tried to convince more investors to partner with them. Together with two Saudi sheikhs, they founded the International Metal Investment Group, and by 1979 they had acquired additional futures contracts for more than 40 million ounces of silver at the Commodity Exchange (COMEX) and the Chicago Board of Trade (CBOT). Over almost a decade, the Hunts and their partners had amassed some 150 million ounces of silver, about 5,000 tons.
    This was equivalent to half of US silver reserves, about 15 percent of the world’s total. In addition, the Hunt brothers possessed around 200 million ounces of silver in the form of exchange-traded futures contracts. Global demand for silver rose to around 450 million ounces, while output remained below 250 million ounces, due to the low price level of just a few years earlier.
    In the meantime, the price of silver had risen to 8 USD, then it doubled to 16 USD in just two months, due to a growing physical shortage of silver. The CBOT and COMEX combined were able to deliver only 120 million ounces of silver, since the Hunts’ strategy concerning physical delivery was now being imitated by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market participants.

    Figure 8. Silver prices, 1970–1982, in USD/troy ounce. Data: Bloomberg, 2019.

    At the end of 1979, the CBOT announced that no investor would be allowed to hold more than three million silver contracts. All contracts above that limit had to be liquidated. Nelson Bunker interpreted this as a sign of an imminent scarcity; he continued to buy silver, while Lamar joined him and invested 300 million USD. At that point Nelson Bunker held 40 million ounces of silver abroad and—together with the partners of the International Metal Investment Group—an additional 90 million ounces of silver. The International Metal Group in turn held futures contracts for an additional 90 million ounces, with a delivery date of March 1980.

    At the end of 1979 the price of silver rose to 34.50 USD; in the middle of January 1980 the price jumped above 50 USD (about 120 USD in today’s prices). The Hunt family’s silver stocks surpassed 4.5 billion USD in value!

    The wheel of fortune was about to turn, however. Once COMEX accepted only liquidation orders, prices started to fall. The US Federal Reserve System increased interest rates, and the stronger US dollar began to negatively affect prices for gold and silver. By mid-March 1980, silver prices had fallen to 21 USD. The crash was accelerated by panic selling on the part of smaller speculators who had followed the Hunts’ example. Others cashed in private silver stocks of jewelry and coins because of the record prices, further increasing physical supply of the metal.

    As March 1980 came to an end, the Hunts could no longer meet the margin requirements of their futures positions and were forced to sell more than 100 million USD worth of silver. On March 27, 1980, silver opened at 15.80 USD and closed at 10.80 USD. The day went down in history as “Silver Thursday.”

    On “Silver Thursday,” March 27, 1980, silver opened at 15.80 USD per troy ounce and closed at 10.80 USD. It was a daily loss of more than 30 percent!

    For the Hunts, whose volume-weighted average entry price in silver futures was 35 USD, this meant a debt of 1.5 billion dollars!
    Many investors, including COMEX officials who held short positions, significantly reinforced the downward spiral in silver prices. Although the metal recovered to about 17 USD by the mid-1980s, the Hunts had to file for bankruptcy and were accused of conspiracy to manipulate the market.
    The downfall of the Hunts was caused by extensive leverage. Otherwise they would have been able to weather the crash in silver prices without having to liquidate massive positions in the market. In the media the Hunts became a symbol of market manipulation, and their speculation and the collapse of silver prices, which caused huge losses for private investors, weighed down the reputation of the silver market for decades.

    Key Takeaways
    •Haroldson Lafayette Hunt, known as “Arkansas Slim,” founded the family fortune on oil. Subsequently the Hunts were among the top 10 wealthiest famil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Brothers Nelson Bunker and William Herbert Hunt tried to preserve the family wealth by investing in silver. They attempted to corner the silver market by buying the metal physically and building up large futures contract positions.
    •The price of silver skyrocketed from below 2 USD per troy ounce to above 50 in January 1980. By then, the Hunt family fortune surpassed 4.5 billion USD. But on March 27, 1980—“Silver Thursday”—silver crashed 30 percent. The Hunts had to file for bankruptcy and were accused of conspiracy to manipulate the silver market.

    14 Crude Oil: No Blood for Oil? 1990

    Power politics in the Middle East: Kuwait is invaded by Iraq, but Iraq faces a coalition of Western countries l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has to back down. In retreat, Iraqi troops set the Kuwaiti oil fields on fire. Within three months the price of oil more than doubles, from below 20 to more than 40 USD.

    “Once [Saddam Hussein] acquired Kuwait . . . he was clearly in a position to be able to dictate the future of worldwide energy policy, and that gave him a stranglehold on our economy and on that of most of the other nations of the world as well.” —Richard “Dick” Cheney, US Secretary of Defense, 1990

    During the Iran-Iraq War of the 1980s, Iraq had enjoyed good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The Western countries supported Iraq, especially militarily, in order to counteract the Khomeini regime in Tehran and the further spread of Islamic and Soviet influence.
    In 1980 Iraq was producing about six million barrels of crude oil per day, and Iran about five million barrels, most of which came from the oil-rich southwestern province of Khuzestan. Combined, crude oil production in the two countries accounted for about 20 percent of the world’s daily consumption. But the eight-year war, which killed a million people on both sides, greatly affected the economy of Iraq, whose main funding came from the Arab states, in particular Saudi Arabia and Kuwait. After the war, the country was heavily in debt to them.
    In addition, Iraq had always denied the legitimacy of Kuwait’s independence, considering it part of Iraqi territory. Conflicts had been smoldering around the border since its independence from the United Kingdom in 1961. Meanwhile Iraq was working to cancel or renegotiate its debt burden with Saudi Arabia and Kuwait and also trying to lower its debt by reducing crude oil production (thus leading to higher prices and higher profits). But Kuwait counteracted that move by increasing its quota and lowering its export price to increase its own market share.
    On July 17, 1990, Iraq accused its neighbors and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of producing far more oil than was agreed within OPEC, thereby pushing prices down and resulting in losses of 14 billion USD to Iraq alone. Iraq also accused its neighbors of stealing oil from Iraqi oil fields along their common border.
    Negotiations to ease tensions between Iraq and Kuwait failed on July 31, and Iraq deployed its forces along Kuwait’s border. During a meeting with Iraqi president Saddam Hussein, the US ambassador affirm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not take any position in domestic Arab disputes or concerning the border conflict between Iraq and Kuwait. There were no specific defense or security agreement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Kuwait either. The Iraqi president interpreted this as a toleration of further action: On August 2, 1990, 100,000 Iraqi soldiers marched into Kuwait. The Gulf War had begun.

    A Quick Primer to Three Persian Gulf Wars

    The Iran-Iraq War (1980–1988) was originally referred to as the Gulf War until the Persian Gulf War of 1990–1991 (the Iraq-Kuwait conflict), after which the latter was known as the First Gulf War. Consequently, the Iraq War of 2003–2011 has been called the Second Gulf War.
    In September 1980 Iraq, headed by Saddam Hussein, invaded Iran, triggering an eight-year war that destabilized the region and devastated both countries. The United States supported Iraq during that war, because America was nervous about the potential spread of the Islamic Iranian Revolution by Ayatollah Khomeini, and Iraq longed to replace Iran as the dominant Persian Gulf state.
    The Gulf War of 1990 was waged by coalition forces from 35 nations l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gainst Iraq, still headed by Saddam Hussein, in response to Iraq’s invasion and annexation of Kuwait. By that annexation, Iraq doubled its known oil reserves to 20 percent of global reserves, and was threatening Saudi Arabia, which controlled another 25 percent of global crude oil reserves, a situation that the United States could not tolerate.

    But it took another Gulf War to overthrow the government of Saddam Hussein. In 2003 a United States–led coalition invaded Iraq on the pretext that Iraq had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Today Iran and Saudi Arabia are fighting for regional hegemony in a renewed cold war that is also an Islamic conflict of Sunni against Shiite. The Sunni-Shia conflict has been 1,400 years in the making. The arguments are complicated but essentially boil down to who is the rightful leader of Muslims following the prophet Mohammed after his death. With as much as 90 percent, the majority of the world’s Muslims are Sunni. Iran, Iraq, Azerbaijan, and Bahrain, however, have a majority Shia population.

    Figure 9. Crude oil prices, 1989–1991, in USD/barrel. Data: Bloomberg, 2019.

    The effect on oil prices was obvious. Oil prices marked a low in June 1990 of around 15 USD per barrel, having bounced between 15 and 25 USD in the previous months. At the end of July, on the eve of the war, the price of crude oil was already back at 20 USD. On August 3, West Texas Intermediate (WTI, a trading benchmark for crude oil) was just below 25 USD. Crude closed the month above 30 USD, then, at the end of September, oil traded at 40 USD for the first time. In October 1990 the price of crude oil marked a new high—more than 40 USD per barrel.

    Together, Iraq and Kuwait accounted for about 20 percent of the world’s oil reserves.

    Strategically, Kuwait was extremely valuable to Iraq. Although it is only 20,000 square kilometers, Kuwait has a 500-kilometer coastline, far exceeding the 60-kilometer coastline of much larger Iraq, whose area is almost 450,000 square kilometers. During the invasion, Iraq captured gold worth more than 500 million USD and, more importantly, gained access to Kuwaiti oil resources.
    Saddam Hussein had counted on the United States not to interfere in internal Arab affairs, but he now faced a completely different reaction from President George H. W. Bush. It seemed that US interests not only concerned Kuwaiti oil fields; they touched indirectly on Iraqi oil fields as well. Iraq controlled 10 percent of the world’s oil reserves; the annexation of Kuwait added another 10 percent.
    Moreover, as US Secretary of Defense (and later CEO of Halliburton, a major oil company) Richard “Dick” Cheney noted a few weeks after the Iraqi invasion, “Iraqi troops are only a few hundred kilometers away from another 25 percent of the world’s oil reserves in eastern Saudi Arabia.”
    Just a few hours after the beginning of the invasion,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adopted Resolution 660, which called for the withdrawal of the Iraqi troops. Within a week, the Security Council had imposed an economic and financial ban against Iraq (Resolution 661), which was designed to put an end to Iraqi crude oil exports. Meanwhile, the United States formed a military alliance of 34 countries against Iraq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General Norman Schwarzkopf. Of the more than 900,000 soldiers deployed, about 75 percent were American troops. On August 8, two US Navy aircraft carriers arrived in the region, and President Bush initiated Operation Desert Shield to protect Saudi Arabia from an invasion.

    The invasion of Iraq began with Operations Desert Shield and Desert Storm. Oil prices spiked from 15 USD to more than 40 USD per barrel in October 1990.

    By Resolution 662,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declared the annexation of Kuwait by Iraq void and called for the restoration of its sovereignty. On August 25,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sanctioned the coalition’s embargo under Operation Desert Shield. By then 70 warships were deployed in the Gulf region.
    In occupied Kuwait arrests, abductions, torture, and executions were the order of the day, and the Iraqi government used foreign hostages as human shields. On September 5 Saddam Hussein invoked holy war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Persian Gulf and called for the fall of the Saudi Arabian king Fahd. The Kuwaiti royal family had already fled.
    On November 29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presented Iraq with an ultimatum for withdrawal from Kuwait by January 15, 1991. The US Congress approved military measures on January 12, and five days later, in the early morning hours, coalition forces began a massive air strike against Iraq. Within the first 24 hours of Operation Desert Storm, there were approximately 1,300 attacks.

    It took another Gulf War, in 2003, to overthrow the regime of Saddam Hussein.

    After a further ultimatum expired, the United States initiated a ground war on February 24. Two days later, the war was essentially over, as Iraqi troops officially began a withdrawal from Kuwait. In doing so, however, they set fire to Kuwaiti oil fields and opened the locking bars of many oil terminals to let the oil flow out into the sea. According to Kuwait, about 950 fields were set on fire or were mined by the Iraqi forces. In addition, oil production was interrupted until summer 1991. Only after the last fires were extinguished in November of that year did production increase again.
    Despite the war, American and British aims to eliminate the military power of Iraq, and its claims to supremacy in the region, remained unfulfilled. It took another Gulf War in 2003 to overthrow the regime of Saddam Hussein.

    Key Takeaways
    •The president of Iraq, Saddam Hussein, aspired to hegemony in the Middle East, the most oil-rich region of the world, but he failed to overthrow Iran during eight years of war in the 1980s.
    •Kuwait, despite its small geographic size, was of strategic importance to Iraq, because of its oil resources and its coastal access and harbor.
    •The Gulf War of 1990–1991 began with the invasion of Kuwait by Iraq and ended because of the interven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Operations Desert Shield and Desert Storm. As a consequence of supply insecurity and burning oil fields, oil prices shot up from 15 USD to more than 40 USD.
    •After 9/11, Saddam Hussein was accused of possessing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his regime in Iraq was finally overthrown in 2003.

    15 The Doom of German Metallgesellschaft 1993

    Crude oil futures take Metallgesellschaft to the brink of insolvency and almost lead to the largest collapse of a company in Germany since World War II. CEO Heinz Schimmelbusch is responsible for a loss of more than 1 billion USD in 1993.

    “We’re back, we’ve made it.” —Kajo Neukirchen, CEO of MG

    He was one of the stars of the German business scene: In 1989 Heinz Schimmelbusch became the youngest CEO in German history, the head of German Metallgesellschaft (MG), a huge industrial conglomerate founded in 1881 with a focus on mining and commodity trading. With Schimmelbusch’s arrival, a new wind was blowing through the company. Its traditional dependence on the metal business, which accounted for almost two-thirds of group sales and profit, was about to be reduced. The new growth areas would be engineering,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and financial services.
    Schimmelbusch went on a shopping spree, acquiring Feldmühle Nobel, Dynamit Nobel, Buderus, and Cerasiv and creating an empire, valued at 15 billion USD, that included more than 250 subsidiaries. In 1991 Manager Magazine named him “Manager of the Year.” But four years after Schimmelbusch joined MG, his realm would end in disaster.

    The subsidiary of the MG Group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 engaged in risky bets on crude oil prices.

    Under Schimmelbusch the MG Group was not only getting bigger but also more complicated to manag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1990s, the German economy cooled down. There was pressure from cheap Eastern European competitors, the car industry weakened, and Metallgesellschaft’s high debt levels began to drag on the company. But the firm’s Sword of Damocles was actually hovering above its subsidiary in the United States.
    Metallgesellschaft Refining and Marketing (MGRM) in New York sold fuel oil, gasoline, and diesel to large customers at long-term fixed rates; the company dealt in contracts of five- to ten-year maturity that promised delivery of a certain quantity of oil at a fixed price every month. MGRM’s customers were hedging against rising crude oil prices. However, MGRM did not have oil through its own sources or inventories. It had to buy the oil itself.

    Understanding the Oil Market

    From 1984 to 1992, the oil market was dominated by what traders refer to as “backwardation.” This means that price of crude oil to be delivered in the future will be traded at a discount to the current (cash) price. For the buyer of oil contracts this means, in addition to interest gained on the capital invested, there’s a gain from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future price and the spot price. Thus, MGRM’s rollover hedging strategy generated a continuous profit in addition to its hedging fees.
    Due to the volatile price of crude oil, MGRM was facing a market price risk of more than 600 million USD, which corresponded to one-tenth of the balance sheet of the parent company. This market price risk was hedged by futures.
    The company entered into a growing volume of crude oil futures whose sizes would be adjusted just before maturity to the contract volume of its customers and which would be rolled forward into the next contract month.

    A massive price decline in crude oil flipped the future term structure from backwardation into contango, which resulted in massive losses in MGRM’s hedging strategy.

    However, in 1993, these conditions changed as a massive decline in crude oil prices reversed the future term structure from backwardation to “contango,” in which future prices are higher than current ones. While the current oil price was below 18.50 USD per barrel, prices for a year ahead were more than 1 USD per barrel higher. The monthly gain for MGRM was converting into a widening loss. And there was another factor neglected by MGRM: rising cash-flow risks during contract maturity.
    While its delivery obligations matched delivery requirements at maturity, MGRM was now faced with increasing margin payments in the future. This had a direct impact on the balance sheet for MGRM, since realized losses would not be offset by potential future profits.

    Figure 10. Crude oil future term structure in 1993/1994, in USD/barrel. Data: Bloomberg, 2019.

    The situation continued to worsen as MGRM suffered from liquidity problems and poor credit ratings. In the context of declining oil prices, MGRM was caught in a vicious circle.
    Local management staked everything on a single throw of the dice and continued to carry out additional contracts with customers. At the low point of the crisis, MGRM alone was responsible for between 10 and 20 percent of all outstanding one-month-forward transactions in crude oil.

    By terminating all crude oil futures positions, the MG Group realized a loss of more than 1 billion USD.

    Meanwhile, German Metallgesellschaft’s fortunes had also been plunging. As a result of the economic slowdown and a high debt burden, the company could only pay a dividend in 1991–1992 by writing down hidden reserves. The following year the deficit had climbed to almost 350 million Deutschmarks, about 200 million USD. Then the bad new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hit. Under pressure from creditors, MGRM was forced to file for bankruptcy with a loss of 1.5 billion USD. That brought the entire group to the brink of insolvency.

    In February 1993 Schimmelbusch launched an extensive divestment program to redeem 600 million USD. But the US subsidiary’s losses continued to grow and soon exceeded 1 billion USD. Schimmelbusch now had to ask for additional funding by the company’s major shareholders, Deutsche Bank and Dresdner Bank. Startled by the imminent loss, Ronaldo Schmitz, a member of Deutsche Bank’s executive board and chairman of MG’s supervisory board, pulled the trigger. The MG Group realized losses of more than 1 billion USD as a result of the termination of all crude oil contracts, and the group’s total liabilities grew to almost 5 billion USD.
    On December 17, 1993, Schimmelbusch and CFO Meinhard Forster were dismissed by the supervisory board without notice, and Kajo Neukirchen was hired by Schmitz to save the company. With a bailout of 2 billion USD, rigorous cost savings, and the dismissal of 7,500 employees, Neukirchen restructured the MG Group, which now focused on trading, plant construction, chemicals, and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In February 2000 the company was renamed MG Technologies, and it became the GEA Group in 2005. The MG Group had met an inglorious end.

    Key Takeaways
    •CEO Heinz Schimmelbusch became the youngest CEO in Germany when he headed German Metallgesellschaft (MG Group), a large and venerable industrial conglomerate. Manager Magazine named him “Manager of the Year” in 1991.
    •MGRM—the company’s crude oil refining and marketing subsidiary—followed practices that would adversely affect the entire conglomerate.
    •MGRM was selling petroleum products at a fixed price to customers, hedging its exposure on the futures market. During normal market conditions, the backwardation term structure of crude oil provided a comfortable markup.
    •Things changed when crude oil dropped from more than 40 USD in 1991 to below 20 USD in 1993, and the term structure flipped into contango. Losses mounted to a total of more than 1 billion USD and brought the MG Group to the brink of bankruptcy.

  • 梅剑华：意识理解的多元进路与解释鸿沟

    摘要：意识问题是哲学和科学共同面对的问题。虽然关于意识存在诸多神经科学理论，但如何理解意识仍是哲学中最为核心的工作。20世纪五六十年代，物理主义者认为意识过程同一于大脑过程。在面临多重可实现的反驳之后，物理主义者转向了随附性：心附于物，须臾不可离也。但这种关系仍然具有明显的缺陷：不能捕捉到物理事物在本体论上比心理事物更基本的直觉。20世纪90年代以来，形而上学领域兴起的奠基（grounding）等概念刻画了物理比心理更为基本的物理主义直觉，用奠基来表述物理主义因此成为一种更为合理的立场。聚焦解释鸿沟有三种意识解释路径：形而上学解释、神经科学解释、日常经验解释。通过比较三种解释进路，可阐明奠基解释、量化解释的价值与局限，进而为重新认识乃至弥合解释鸿沟提供一种新的可能性。

    引言

    物理主义是当代心灵哲学的主流立场。20世纪70年代以来，物理主义所依赖的基本理论框架是随附性，用随附性来刻画心物关系，这一框架逐渐遭遇理论困境。近二十年来，形而上学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就是引入了奠基等概念重新解释传统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以范恩（Kit fine）、谢弗（ Jonthan Schaffer）等为代表的逻辑学家、形而上学家在这个领域做出了大量的工作。一些学者开始将这些形而上学工作应用于心灵哲学、伦理学、美学等领域的讨论。

    我们关于世界的理解有两种基本框架，第一种区分为物理世界、心理世界、抽象世界；第二种区分为物理世界、生物世界、精神世界。在心灵哲学领域，区分的关键在于物理和心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物理和生物的区分。从形而上学角度看，心理奠基于物理，生物也奠基于物理，物理和非物理的（尤其是心理）的区分最为根本。昂格（Peter Unger）就认为，生物机制对于我们理解人类存在（情感和意识）不具有重要的哲学意义。

    在心理和物理区分的基本框架中，产生了诸多心灵哲学问题，如意识问题、意向性问题、心理因果问题、规范问题等。一般来说，学界接受布洛克（Block）的区分，把意识区分为通达意识和现象意识，通达意识指使用推理和理性来指导言语和行为的能力，现象意识指一种纯粹的感觉经验，也称之为感受质。这和查尔莫斯区分功能意识和现象意识是一致的。在意识问题上，物理主义的困难是如何解释现象意识。在意向性问题上，物理主义需要解释心理状态如何具有一种关于世界、表征世界、指涉世界的能力。在心理因果问题上，物理主义需要解释物理因果封闭和心理因果的不相容这一困难。在规范问题上，物理主义需要解释世界中何以有超出自然的规范。上述四个问题中，现象意识关注心理状态本身的特征；意向性关注心理状态和世界的关系；心理因果关注心灵对于世界的作用或反作用；规范性关注心灵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都建立在心物二元关系的框架基础之上，理解心物关系是心灵哲学的基础。

    心物关系包含关系、关系项（物理对象和心理对象）。在解决心灵哲学问题时，有三种通常的策略：第一，扩大物理概念来回应心物问题。例如，斯图加（Stoljar）把物理概念分为物理学的概念和日常物理概念，把日常物理对象概念吸纳到关于物理主义的定义中。第二，扩大心灵概念，来回应心物问题。例如泛心论，主张事物在基本层面都是具有意识经验的。第三，我们可以重新理解心物二元关系。随附性关系等不足以传达物理主义的基本直觉，物理主义者引入了奠基概念，对关系做了新的刻画。本文首先考察物理主义的基本框架从随附到奠基的转变；其次，在奠基物理主义的框架下讨论三种解释进路和两种鸿沟，说明奠基物理主义对本体论鸿沟的拒斥是成功的；再次，论证即便奠基物理主义是对的，我们仍然面对认识论解释鸿沟；最后论证，要回应认识论解释鸿沟，需要从日常经验解释开始。

    一、从随附物理主义到奠基物理主义

    按照奎因的理解，形而上学是关于何物存在的研究。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理解，形而上学是关于世界结构的研究，探究何者更为基本。例如，苏格拉底这一个体比“苏格拉底”这个名字更为基本，前者决定了后者。奠基就刻画了世界中基本事物和较不基本事物之间的关系。关于奠基存在诸多理解，我们不去讨论奠基内部的各种争论，而是聚焦于奠基的一般性特征。通常来说，有两种关于奠基的理解：第一种是谢弗提出的奠基的谓词—事实理解，奠基是事实、实体之间的关系；第二种是范恩提出的算子—句子理解，奠基是句子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说，奠基具有以下特征：奠基关系是非自返的，自身不能奠基自身。奠基是非对称的，基本的事物可以决定非基本的事物，反之不然。奠基是传递的，如果物理层面奠基了生物层面，生物层面奠基了心理层面，那么物理层面就奠基了心理层面。奠基的这些特性被谢弗用图模型中的有向无环图来刻画。因果关系和奠基关系具有相似的结构，都满足非自反、非对称、可传递等特性。从因果关系来理解奠基关系也成了一种思路。不过，二者之间有一个基本的区别：因果关系是同层次关系，例如，自然界中的物理因果关系；而奠基关系跨越了不同层次，基本层次的事物决定较不基本层次的事物。可能有人会指出，心理因果中的上向因果和下向因果关系都是跨层关系，但如何理解心理因果本身就具有争议。

    随附是刻画心物关系的一个基本概念工具。随附是两组性质集之间的逻辑关系，一组性质集是随附性质（the supervenient properties），另一组是随附基性质（the base properties）。非物理的性质随附于物理性质，当且仅当在所有与物理性质相关联的情景中，所有非物理性质方面也相同。随附关系成了所有物理主义的最小共识。二元论者如查尔莫斯所构造的僵尸论证，批评物理主义就是要质疑心物之间的逻辑联系（随附关系）。因此，随附性就成为当代心身问题的一个框架性概念。随附物理主义并非一个独立的立场，而是不同版本物理主义所需要的最小立场。因此不能把随附性作为定义物理主义的充分条件。

    在比较随附与奠基两个概念之前，不妨先从奠基来阐释物理主义的一些基本直觉：第一，化学的、生物的、心理的最终都奠基于物理的。这一点表达了物理主义的基本含义，一切归根到底都是物理的。第二，物理学在根本的意义上解释了化学、生物学、心理学。我们总试图用更加基本的理论去解释较不基本的理论。这一点表达了物理主义的具体主张，如果缺乏解释力，那么物理主义就变成“一纸空文”。不妨把第一条称为物理主义的本体论主张，把第二条称为物理主义的认识论主张。这就和还原论中的本体论还原和理论还原对应起来。大部分人基本上不太会质疑第一条。严格来讲，二者之间的关系也比较复杂。认识论通常会为本体论提供证据和支持，本体论又为认识论提供方向和纲领，很难完全分开。第三，在形而上学层面，心理层面与生物层面或化学层面的对照没有特别之处，归根到底都是心理层面与物理层面的对照。这一点实际上反映了当代主流心灵哲学的共识。在哲学领域内，除了做生物学哲学的学者，心灵哲学领域内大都坚持心理与物理的二分。在科学领域则基本上秉持物理、生物、心理的三分，强调生物层面的独特地位。心灵哲学传统内部有意拒斥三分，即便在科学层面承认生物层面的特殊性，转到心灵的形而上学讨论上来，就基本上把物理和生物层面放到一边，意识放到另外一边了。第四，奠基蕴涵了形而上学的随附性。奠基的主张比随附性主张要强，有一些学者就认为，物理主义的奠基概念=形而上学的随附性+心物的非对称性。第五，如果上帝创造了物理事物，那么一切都各就各位。在这里，宗教中上帝的地位类似于当代科学中超级物理学家的地位。当哲学家构造论证时，都预设了超级物理学家的视角，这是科学时代的“上帝之眼”。

    与奠基相比，随附存在以下基本缺陷。第一，随附是非解释性的。接受随附关系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存在随附关系。随附性只是一种逻辑刻画，反映了二者之间的逻辑必然联系。所谓的解释比逻辑联系要强，解释就内在要求了解释项要比被解释项更基本，奠基就反映这样一种形而上学解释关系。第二，随附性不适用于刻画本体论的形而上学优先性。非物理性质随附于物理性质这一事实，不能保证后者在形而上学上优先于前者。第三，奠基的逻辑形式不同于随附的逻辑形式，奠基是非对称的、非自返的，而随附是对称的、自返的。第四，奠基和基本性是一个超内涵概念，但随附性概念不是超内涵的。超内涵概念描述了内容必然等同概念之间的区分。如果算子H表达某一个概念，A和B在内容等同，但HA和HB在真值上不同，那么H是超内涵的。第五，随附性没有本体论区分性，随附性是一个平面关系，而奠基是一个层级概念，背后有我们关于世界根本看法的差异。对于奠基物理主义来说，物理性质形而上学必然导致某些非物理性质，物理性质和非物理性质之间的形而上学必然关系是基本的、独特的。

    奠基物理主义主张，每一个真事实要么奠基于基本物理事实，要么就是基本物理事实。物理事实是化学、生物和心理事实的终极奠基。因此，物理概念包含两种：第一种是物理学的基本概念，第二种是奠基于物理学基本概念的概念。相应地，我们就会获得基本真相（fundamental truth）和基本概念。塞德（Sider）把只包含基本物理学概念的基本物理真相称之为纯粹真理（purity）。奠基对物理主义定义、意识问题（解释鸿沟）、心理因果、意向性、规范性等问题都有应用。本文主要讨论在奠基框架下如何理解解释鸿沟难题。

    二、三种解释与两种鸿沟

    关于意识研究可以分为三个进路：形而上学中的概念分析、神经科学中的量化分析和日常经验解释（包括语法分析）。第一个进路是概念分析，重视逻辑、常识直觉和思想实验，把定义、论证和提出反例等作为分析哲学的基本方法，寻找从概念上对意识的解决之道。一般以这种方式研究心灵哲学的学者，对形而上学、逻辑学、语言哲学也有研究兴趣，可以称为心灵的形而上学研究，比较典型的有金在权、查尔莫斯、斯图加等。第二个进路是自然化进路，利用自然科学方法和证据来研究心灵现象，尤其重视神经科学、演化论、生物学的资源，比较典型的有邱奇兰德、丹尼特、布洛克等。上述两种研究进路属于心灵哲学研究领域的多数派。第三个进路是日常经验解释（包括语法分析）进路，通过分析哲学语汇的日常用法来解决哲学问题。我把克里普克风格称为概念分析，把维特根斯坦风格称为语法分析，二者的共同之处是反对自然科学对哲学的侵袭，不同之处在于前者追求概念的理想条件，后者追求语词的实际用法条件。语法分析主要对心理诸多概念进行考察，分析心理概念和物理概念在日常中的用法等，从人们日常使用的心理语汇入手来分析心身问题，指出心身问题的提出是基于一种对心理语言的错误理解，从物理的层面去理解心灵问题。当我们说心灵离开身体的时候，这种“离开”只是一种空间隐喻。这一进路主张，意识过程不仅和大脑过程无关，而且是完全自治的。心灵领域独立于自然科学探寻的领域，不需要借助自然科学去理解意识问题，而是要注意到心灵哲学中的问题、主张和论证“建立在对相关的语言的表达式的误解基础之上的”。心灵与人类的实践（生活形式）密不可分。当然，这种实践首先是一种语言实践，接受语言优先的思路，从日常语言来分析心理物理语词的用法。

    针对解释鸿沟，概念分析论者会采用一些形而上学概念或原则来填平或加深解释鸿沟；自然化论者会运用自然科学理论进行消解，例如，丹尼特主张感受质并不存在，只是一种幻觉。语法分析论者会认为，感受质和时间一样，属于伪问题，不存在所谓的解释鸿沟。在某种意义上，自然化论者和语法分析论者会站在一起，认为意识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而非哲学问题。因此，哲学的工作主要是消解这种伪问题。有学者进一步发展出经验解释的思路，主张意识问题是哲学问题，但不需要科学解释和科学化的形而上学解释，恰恰需要系统的经验解释。例如，贝克尔（Baker）发展的日常形而上学理论，洛（Lowe）关于经验主体的形而上学理论，这一思路的核心立场是把身心统一体作为世界的基本存在物，作为理解意识问题的起点。因此，我把第三种进路称为日常经验解释（包括语法分析）。其包含两个部分，一是以传统分析哲学领域中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对日常语言的语法分析；二是当代形而上学研究领域中以贝克尔、洛为代表的，对日常实在的形而上学建构。结合二者的研究意识是笔者目前支持的立场。

    高夫（Goff）从科学史回顾意识的科学解释所面临的根本缺陷。在《伽利略的错误》一书中，他总结道，伽利略对科学革命的最大贡献就是在1623年提出的，数学是科学的语言。量化科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量化的问题在于，无法用完全定量的语言去把握第二性质所涵盖的种种感受事物，或者说，无法用方程式、图表、数学去把握定性的事物。物理学的成功恰恰在于它完全排除了意识问题，但也使得意识问题在当代科学领域中无解。伽利略的错误使得意识的科学成为不可能。自然科学本质上是量化科学，一方面需要承认科学在意识研究中承担重要功能，例如，对神经相关物（NCC）的研究取得了很多进展，加深了我们对大脑的认识，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意识和大脑神经元的相关性理论不能成为真正的意识理论。当前的意识科学最多对定性和定量做一种关联而无法整合两种解释方式，要想获得关于意识的真正理论，需要走出伽利略量化式科学的道路，重新思考科学方法。另外，从概念分析来看，如果心理事物是定性的，物理事物是定量的，根据奠基物理主义，心理事物奠基于物理事物，就变成了定性事物奠基于定量的事物。但按照高夫的理解，定性的事物不能奠基于定量的事物。

    一般认为，所谓的解释鸿沟就是物理和心理之间的鸿沟或客观的科学理论如何解释主观经验所造成的鸿沟。1971年克里普克的《命名与必然性》第三讲、1978年托马斯·内格尔的《成为一只蝙蝠具有怎样的感受》、1983年列文的《物质主义与感受质：解释鸿沟与物理主义》、1989年麦金的《我们能够解释心身问题吗？》、1996年查尔莫斯的《有意识的心灵》都以不同的方式提出了解释鸿沟。1999—2000年，布洛克和斯坦尔内克发表的《概念分析、二元论和解释鸿沟》、查尔莫斯与杰克森的回应《概念分析与还原解释》（2000），为解释鸿沟画上一个短暂的句号。后续还有讨论，但基本框架并没有发生变化。2016年谢弗的文章《鸿沟之间的奠基》从奠基角度回应了解释鸿沟。2019年拉宾（Rabin）发表《解释鸿沟与形而上学方法》，2021年萨萨里尼（Sassarini）发表《没有奠基可以弥补鸿沟》，都指出，即便谢弗的论证是成立的，仍然存在一个解释鸿沟。两位的结论和本文主张类似。我们将以此为基础讨论为什么仍然存在解释鸿沟。列文的文章第一次正式提出解释鸿沟，他提出了三种同一性陈述：
    （1）疼痛就是C神经纤维激活；
    （2）热是分子的平均动能；
    （3）处于一种疼痛状态就是处于一种神经活动状态。

    克里普克认为，在心物同一陈述和其他理论同一陈述之间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前者是偶然的，后者却是必然的。在（2）中，我们可以区分热现象本身和我们关于热的感觉；但在（1）中，我们无法区分疼痛和对疼痛的感觉。因此，克里普克认为，（1）是偶然陈述，（2）是必然陈述。我们可以用分子平均动能解释热，却不能用C神经纤维激活来解释疼痛。陈述（2）所表达的同一性可以完全得到解释，没有遗漏，但陈述（1）遗漏了关键性要素，缺乏解释力，所以存在一个解释的“鸿沟”。陈述（2）可以诉诸功能解释：我们关于化学和物理学的知识能够解释分子平均动能如何与热因果联系。我们关于热的本质特征是其因果作用，一旦阐明因果机制，就没有什么需要进一步解释了。针对疼痛，我们也可以讲一个类似的功能故事。但列文指出：“我们关于疼痛的概念不仅限于因果角色，它有定性特征（qualitative character）。即便发现了C纤维激活，仍然不能解释疼痛为何应该是它所是的那个样子（why pain should feel the way it does）。关于C纤维的任何事实都不是自然而然的符合疼痛的现象性质，从而将疼痛的定性方面和C纤维激活等同，这就将二者之间的关系完全置于神秘的境地，我们感受疼痛的方式仅仅是一种原初的事实。”

    列文在文中提出了两种解释鸿沟：第一种是形而上学的解释鸿沟，即在物理和心理之间存在基本的区别，甚至二者是完全不同的基本存在物，代表人物如克里普克、查尔莫斯等。第二种是认识论的解释鸿沟，即当前功能的、物理的概念对意识的现象特征的说明是不可理解的。神经科学家格林菲尔德也注意到这一问题：“在你的大脑之中，个人主观体验是如何转变为蓬勃而出的化学物质和电信号的？”大脑扫描图、数学公式“这些所谓的解答无论多么精妙，都没有任何说服力，因为它们无法解释我们客观观察到的事件如何转变为独特个人经历的第一手感觉”。“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是以第一人称视角获得对现实的瞬时体验，而科学实验研究的特点则是以第三人称视角获取信息，这二者之间的差异所造成的概念上的鸿沟是难以跨越的。”科学家更为关注第二个鸿沟，通过科学理论理解意识是科学家的首要工作。认识论的解释鸿沟和物理主义的随附性命题是相容的。本体论上的物理主义者，仍然面对认识论上的解释鸿沟。列文聚焦于认识论的解释鸿沟，认为物理主义可以弥补形而上学的解释鸿沟，但无法直面认识论的解释鸿沟。认识论版本的解释鸿沟和僵尸论证是有区别的，后者类似于本体论的解释鸿沟。一个物理主义者可以回应本体论的解释鸿沟和僵尸论证，但仍然难以回应认识论的解释鸿沟。

    谢弗对解释鸿沟和僵尸论证的回应开启了完全不同的思路，他提出存在两类鸿沟，第一个是物理和化学之间的鸿沟，一边是两个H原子和一个O原子，另一边是H₂O分子。这是部分和整体之间的鸿沟，整分论（mereology）所讨论的主题。第二个是大家熟知的心物鸿沟，一边是物理层面，另一边是现象层面，如C神经纤维激活和处于疼痛状态之间的鸿沟。从奠基物理主义的角度回应解释鸿沟，会这样理解：一个僵尸的世界和一个只有H原子和O原子的世界仅仅是概念上可能的，但绝非形而上学可能的。如果两个H原子和一个O原子构成H₂O分子是形而上学必然的，那么C神经纤维激活构成疼痛也是必然的。这两个鸿沟，类型相同，要么都存在鸿沟，要么都不存在鸿沟。认为前者不存在鸿沟，而后者存在鸿沟，只是因为我们没有认识到真相而已。一旦我们认识到物化之间不存在真正的鸿沟，也就应该认识到物心之间也不存在真正的鸿沟。的确，从形而上学来看，如果用奠基刻画心物鸿沟，就能说明心物之间不存在本体论鸿沟。水分子的案例只是想表明，我们为什么会认为心物存在鸿沟，而在物化之间不存在鸿沟。

    三、解释鸿沟依然存在

    谢弗虽然没有明确断言心物的关系类似于两个H原子、一个O原子和H₂O分子之间的关系，而只是诉诸所谓的一般形而上学原则，但他所给出的唯一示例就是原子和分子之间的关系。从本体论鸿沟来说，无需关注到底心物之间调用的哪一种形而上学原则，只要心理奠基于物理即可。但从解释鸿沟来说，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机制解释。因此，调用哪一种原则就很重要。既然谢弗在原子和分子之间调用的是整分原则，那么我们也可以猜测，他对物理心理关系的处理也会调用类似原则。不妨先从这种可能造成误解的类比出发，看看为什么类似的类比是错误的，理由如下。

    第一，谢弗把大脑神经元活动和意识的关系类比为两个H原子和一个O原子和H₂O分子的关系。我们可以很快从H₂O的结构，分析出它的部分。但当我们谈到意识状态时，却会感到迷惑。我们如何仿照整分原则去寻找意识状态的组分？很自然的一个想法，就是认为意识的组成部分还是意识，一个宏观的意识经验是由大量微观的意识经验所构成的。这是泛心论的立场：天地万物在基本层面都是具有意识经验的。抛却这一主张本身的荒谬不谈。基本意识经验如何产生出宏观的意识经验就是一个问题，这是泛心论所面临的绑合问题，不过是解释鸿沟在泛心论中的一个翻版。传统的解释鸿沟讨论的是，微观的物理活动如何产生宏观的意识活动，泛心论版本的解释鸿沟，是微观的意识活动如何产生宏观的意识活动。形式不同，实质则一。因此，诉诸微观意识经验和宏观意识经验的整分关系是错误的。谢弗选择用微观物理活动构成意识经验的比喻，这种构成关系也不能等同于整分关系，二者在范畴上不同。有人可能指出，桌子的微观性质和宏观性质是范畴不同，前者是物理学所能捕捉到的性质，而像颜色、形状、质地等宏观性质并非物理学性质。但这里的不同在于，我们搞清楚了桌子的产生机制，才能知道它的整分关系。就像我们搞清楚了水的机制，才能知道它的整分关系。我们并不清楚大脑和意识的关系的整个机制，因此不能做出这种类比。

    第二，“水的分子结构是H₂O”，“疼痛是C神经元激活”，“金的原子序数是79”，都是同一陈述。我们用化学理论解释水的特征，元素周期表知识解释金子的特征，用神经科学理论解释疼痛的特征，这种类比貌似可以成立。用底层解释上层，这背后依赖的是自然科学规律。谢弗用奠基关系来理解身心问题，背后依赖的是形而上学规律。问题在于，我们对水的认识，首先是经验感知，水是无色透明可饮用的；后来通过科学，发现水的分子结构是H₂O；进一步可以谈论其整体和部分的关系，从经验认知到科学认知到形而上学认知。没有化学，我们就不能确定水分子的结构，只有确定了它的结构，才能有意义地谈论关于H₂O的整分论。在进行类比之前，我们需要唯一的关于意识的神经科学理论。问题在于，我们有唯一的化学理论，把水分子作为基本单元，展开科学解释和形而上学解释，但意识领域却不行，因为并没有唯一的意识科学理论来解释意识的基本特征。我们有意识的全局工作空间理论、信息整合理论、神经相关物理论等诸多理论，但并没有唯一的正确理论。因此，类比是不合理的。

    也许谢弗会回应说，在物理和心理之间，我并不诉诸整分原则，而是诉诸其他的形而上学原则。那么让我们考虑物化之间究竟具有哪些基本的原则？首先是，我们有一套化学理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原子如何通过化学键结合成一个分子，这是科学原则。其次是，我们可以用整分原则来理解水分子和部分的关系。除了上述两种原则之外，我们似乎很难找到第三种神秘莫测的形而上学原则。有学者提出构成性原则，神经元性质构成了（constitute）意识经验，但不同一于意识经验。但构成性原则面临的困难和整分原则是一样的，我们一样可以问，构成的组分是什么，构成是根据什么确定的原则而构成？上述针对整分原则的疑问同样适用于构成原则，尽管二者的确可能具有实质的区分，但在这个质疑中，二者的区别是可以忽略的。其实，构成原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应该还是根据现有的化学理论和整分原则综合而来，否则我们就不能有意义地言说构成。

    拉宾认为，谢弗所填平的是一个形而上学鸿沟，而非真正的解释鸿沟。解释鸿沟不过是要求在通常的意义上，如何解释感受，而这并不能从明显的物理事实推导出来。拉宾认为，谢弗和查尔莫斯一样犯了一个严重的方法论错误，那就是对形而上学原则的不恰当调用。他也聚焦于谢弗的类比,认为解释鸿沟关注的是夸克和意识之间的鸿沟，而谢弗的鸿沟是夸克和树袋熊之间的鸿沟。无论如何，我们可以直接断定树袋熊是由夸克组成的、西施是由夸克组成的，但我们不能断定意识是由夸克组成的。拉宾从日常案例出发，指出所有我们人类能理解的个体都是由部分组成的，虽然意识也是由部分组成的，可是我们无法断定这个部分就是夸克。谢弗忽略了所有对象的差别，认为只要是对象，就一定由部分构成。这一原则没有问题，但无法应用到意识这种独特的对象上来。谢弗从形而上学角度出发，有意忽略了对象的差异性；而拉宾所提出的案例建立在我们日常感知对象的确立上。

    从水分子和水的部分之间的鸿沟来看，化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确立了水分子这个基本对象。只有确认了对象才能调用形而上学的整分原则。我们可以通过日常感知确认基本对象比如树袋熊或西施，我们也可以用科学认知确认基本对象如H₂O或金子。可以把对象确认分为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形而上学个体化原则，任何一个对象都可以和其他对象分开，这是一个比较空洞的确认对象阶段；第二个阶段：科学认知和日常感知阶段，确认了科学领域和日常生活领域中的基本对象；第三个阶段：在确认对象的基础之上，可以调用整分原则来理解整体和部分的关系。也许有人会指出，完全可以在第一个阶段就应用整分原则，但这种应用对于我们要处理的问题来说没有意义。整分原则本身是完全抽象的形而上学原则，不依赖于部分的具体内容。但在解释鸿沟中所运用的整分原则需要确认其组分内容。因此首先就要确认基本对象，这种确认包含了我们对所关心的基本对象和其他对象之间关系的确认，对基本对象和其组分关系的确认等。科学认知和日常感知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两种基本方式。由于我们对基本意识对象的确认存在问题，因此无论是把意识经验对象的组分理解为微观意识经验，还是把意识对象组分理解为微观物理组分，都存在问题。如果从日常经验解释思路出发，把心身统一体的人作为基本存在对象，那么思路就会相当不同。

    回顾谢弗对解释鸿沟的处理，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用类似整分关系的形而上学关系来理解物理和心理之间的关系。第二，用奠基来说明心物关系，认为心理奠基于物理，回应解释鸿沟。我不同意第一点，目前缺乏足够的理由在心理和物理之间运用类似整分原则的形而上学原则。但我部分同意第二点。奠基刻画了心物关系，可以弥合形而上学鸿沟，但不能弥合认识论鸿沟。目前，我们只能断定物理的奠基了心理的，并不知道如何奠基，只能根据科学认知和日常认识作出一些断定，奠基符合我们的科学和常识。

    目前的证据只能支持奠基物理主义，并不能证成，但这并不妨碍奠基物理主义成为当前的一个合理的物理主义立场。神经科学家埃德尔曼和托诺尼提出研究意识的三个工作假设：1.物理假设：意识是由脑和某些动力学过程所产生的一些特定的物理过程。2.进化假设：意识与生物结构有关系。3.感受质假设：意识的主观方面、定性方面具有私密性。埃德尔曼也是在物理主义工作的框架下去解释意识问题。这三个假设性质不同，第一个假设可以称之为形而上学假设，论者持有一种物理主义立场；第二个假设可以称之为科学假设，需要进一步的科学工作才能阐明，这就是埃德尔曼的达尔文神经主义；第三个假设可以称之为日常感知假设，我们对感受质的确认是通过自身感知，而不是求助于形而上学思辨和科学研究。因此，对于埃德尔曼来说，他是在物理主义的形而上学框架之下，运用神经动力学学说去解释感受质。科学家并不关心本体论鸿沟，而是关心认识论鸿沟。

    意识的神经科学研究有两个路径：第一，如科赫探究意识经验和神经相关物之间的具体规律，即将质性特征和量化特征作出对应和关联；第二，如埃德尔曼“考察什么类型的神经过程才能真正解释意识的基本性质，而不只是和这些性质相关”。“重要的是把注意力集中到产生意识的过程中去，而不仅限于产生意识的脑区，更具体的是要把注意力集中到确实能够解释意识的那些最基本性质的神经过程上。”其中，基本意识经验的特征包括意识经验的整体性和信息性。但科学解释存在根本局限，科学可以解释意识的产生机制，却仍然无法解释主观性。有很多神经科学家已经认识到这一局限。维特根斯坦的一段话，表明了科学家和哲学家在共同面对意识问题的困惑：“关于意识和脑过程之间的鸿沟的不可逾越性的感受：这种感受为何没有进入日常生活的考虑之列？这种关于种类差异的观念与一种轻微的眩晕联系在一起，——当我们表演逻辑绝活时，就会出现这样的眩晕。”产生这一困惑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去关注并描述有关心理性质的概念或表示其的语词的实际的用法，而是企图将注意力以某种方式引向他所谓的纯粹的意识状态”。

    萨萨里尼也认为存在两种鸿沟：形而上学鸿沟和解释鸿沟。她所理解的解释鸿沟指，为什么一个确定的物理状态会以某一种特定的方式感受而不是其他的方式或者什么也不感受？［(EG) Why does being in a determinate physical state feel the way it does, rather than some other way or no way at all?］奠基是一个解释关系，心物之间的奠基关系似乎有些任意，需要进一步的辩护。仅仅假设疼痛是因为C神经元激活，并没有让疼痛和神经元活动之间的关系在认知上变得清晰起来。为什么会在认知上不清晰，是因为奠基解释并不承担认识论上的解释功能。EG只是要求获得日常意义上的理解，即便像丹尼特这样否认感受质存在的取消论者，仍然需要解释，为什么在日常的意义上人具有如此特定的感受。萨萨里尼对解释鸿沟的诊断，促使我们从日常感知来解释意识经验。

    四、日常经验解释的可能

    从日常感知出发解释意识经验，是一条值得尝试的思路。这包括分析日常心理语词的用法，承认日常对象的本体论地位，在日常感知层次将意识、因果、时间等问题做统一处理。从日常经验来看，解释针对困惑而言，有一般性的困惑和个别化的困惑。物理学、乐理解释一般的困惑。某人听不懂一段音乐，需要针对性的解释，听者的个人生活史、个人的听觉经验、音乐的感悟能力等。因此存在两类不同的解释问题：第一类解释问题是，为什么经验主体具有主观经验而不是缺乏主观经验；第二类解释问题是，为什么经验主体具有这种主观经验而不是那种主观经验。萨萨里尼提出的解释鸿沟［(EG) Why does being in a determinate physical state feel the way it does, rather than some other way or no way at all?］实际上包含了两种问题。

    为什么有主观经验，这可以有一个科学回答，我们可以研究感受质的产生机制。问题在于，科学家也常常陷入哲学谬误，即便弄清楚这种机制，还是会像常人一样觉得不能传达理解。这需要对科学解释的限度做出界定。为什么有主观经验，也可以有一个哲学回答，其典型就是僵尸论证，表明没有感受质的僵尸是形而上学可能的。用奠基物理主义确定了心物的关系，就排除了僵尸的存在。但这种排除并非完全基于经验证据的排除，也非逻辑的、先天的排除，而是一种基于心物规范的排除。一旦我们接受心物的奠基关系图景，就不能接受僵尸论证。应该说，这种科学的回答和哲学的回答，都是建立在科学模式下的回答，物理主义是一种物理学的形而上学，查尔莫斯也接受其基本预设。

    查尔莫斯也许会说，僵尸论证本来就是要质疑奠基物理主义的。不能直接用奠基物理主义回应僵尸论证，除了谢弗给出的理由，我有一个更为基本素朴的理由：奠基物理主义是理解世界的基本信念和框架。对框架的反驳不能运用论证，而是需要整体图景的调整。在神灵时代，我们的基本框架是有灵论。因此，心灵哲学的重要工作不是去研究如何拒斥形而上学可能性，不是要追问感受性何以在物理世界中存在，而是要解释具体的感受性。因此，关于为什么有主观经验，这实际上是哲学工作的中心，解释一个人在认识世界时，具有何种经验内容。

    第一类解释问题是感受质的形式问题，第二类解释问题可以理解为感受质和认识内容等整合在一起的意识内容问题。解释感受质的思路应该把感受质还给丰富的感知本身，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去解释意识。这里需要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对实际出现的心理物理语言表达式作出语法分析、概念分析。二是在身心统一体作为基本存在物的基础上，重建意识研究的形而上学框架。三是吸纳神经科学、认知科学关于大脑的经验研究。

    经验解释所依赖的经验机制应该和被解释项处于同一层次，而物理机制和被解释项处于不同的层级。对于理解抑郁症也有科学解释和经验解释两个角度。生理学所研究的不同类别和程度的抑郁指标是一类，经验上理解或不理解的抑郁是另一类。关于解释鸿沟，提出的问题是“C神经激活能否解释疼痛”。如果我检测到某人大脑中C神经激活，是否就知道他处于疼痛状态。这是一种较弱的解释。类似科学家研究的意念书写，被测试者想到字母“a”，仪器就能预测字母“a”并记录下来，似乎大脑的活动就能“解释”意念书写者的心理活动。但是，对于组合型的句子、数学甚至更高层次的东西，意念书写很难成立。这是用预测来理解解释。解释鸿沟提出的质疑要比这更加根本。在刺激产生疼痛这个层次，C神经激活可以预测或知道疼痛但也不能解释疼痛。这里的问题比较复杂,需要考虑“C神经激活解释疼痛”和“多巴胺解释颜回的快乐”的复杂关系。

    从解释鸿沟的原初讨论来说，“C神经激活解释疼痛”没有预设任何有文化历史的感受个体，而是一纯粹个体（针对任何能感受到疼痛的人）。但颜回的快乐和颜回的个人生活史、精神世界密切相关。前者是一个主体极小概念，后者则是一个日常经验主体概念。解释鸿沟中所设定的主体概念，近似物理学中的质点、重心等概念，是一种物理学的形而上学框架下所产生的观念。还原论者可能不会认为“多巴胺水平能完全解释颜回的快乐”，但应该接受“多巴胺解释快乐”类似于“C神经激活解释疼痛”。他们认为，这些模式和科学理论陈述(热就是分子的平均动能)具有类似的基本形式。这里存在好几个问题：第一，同一陈述是否就是一种有效的还原解释？这是解释鸿沟的主要争点，属于第一类解释问题。第二，“多巴胺水平解释颜回快乐”是否应该是解释鸿沟中唯一需要考虑的目标？这属于第二类解释问题。第三，对基本陈述（C神经和疼痛是否同一）的回答是否可以导致对比较高级陈述（多巴胺和颜回的快乐）的回答？这属于两个问题的结合。如何解释某一个纯粹主体的快乐和某一个真实个体的快乐之间的关系？问题的起点是从颜回的快乐开始，还是从纯粹某一个体的快乐开始？应该说，对解释鸿沟的回应，需要包含上述三个问题。所以，意识问题也应该整合形而上学解释、经验解释和机制解释三个维度的解释资源。

    经验解释一开始就明确了方向，认为感受质的解释依托于经验解释。不存在某一任意个体的快乐需要经验解释的问题，任意个体的问题是科学解释的目标。经验解释总是和某一实际个体相关。生理学解释提供了某一任意个体的快乐解释，生理学家会说，屈原抑郁是因为他的多巴胺水平过低。从科学角度不存在特殊主体所造成的解释鸿沟。

    除了纯粹的经验感受，我们还可以将问题进一步拓展到一般的思维活动和大脑活动之间的关系，这可以算作更为宽泛的解释鸿沟，不妨称之为第三类解释问题。怀尔斯大脑的活动可以解释他如何证明定理吗？神经元放电和怀尔斯证明费马大定理之间有着根本性的断裂。这个断裂在于，怀尔斯自己可以告诉我们，他是如何证明费马大定理的，这是同层解释；但如果他自己拿着脑电图告诉我们，自己的神经元如何放电，就提供不了什么解释。所谓证明费马大定理，就是要知道那些相关的数学事实和怀尔斯证明定理的相关事实，神经元放电不在相关事实之中。在我们的理解中增加大脑事实，不能增加解释。这里需要明确“可理解性”，我们从感知事物中获取这一可理解性，下行到神经元层次，就提供不了这种可理解性。这涉及科学解释和理解的关系，在列文的《解释鸿沟》一文中，他所提出的解释模型是亨普尔的覆盖率模型，但在后续关于解释鸿沟的讨论中，并没有就模型本身进行讨论。有人指出，科学解释模型依赖于一个理想的无知者，“覆盖率模型针对的理想科学共同体是理想的，不是现实的”。但解释鸿沟其实最终是诉诸我们的直觉或常识，而非科学理论。实验哲学也据此调查了人们对于感受质、僵尸论证、难问题的直觉。

    解释鸿沟的原初提出者把意识、体验、感受“做成了”形而上学意义上的主观感受。被剥离掉的那些特定感受本来可以依托经验解释，例如，为什么有这种感受而非那种感受。但被剥离剩下的感受质缺乏了可理解性，不能依托经验解释。这是一个感受质的两难：科学解释，说明了感受质的机制，但是缺乏理解；经验解释，说明了感受质的特性，但特性并不在解释鸿沟所预设的感受质之中。金在权注意到感受质的不同特点，他说，我们可以解释感受质的关系性质（在本文的理解中即为什么是这种感受而非那种感受），而无法解释感受质的内在性质（在本文的理解中即为什么是有感受而不是一无所有）。金在权将感受质的内在性质和关系性质进行区分。贝克尔也指出，不能单独研究现象意识，现象意识和意向性是彼此不可分离的。

    整体而言，当代心智哲学中的感受质研究，类似于艾耶尔从日常事物中抽象出物质对象，罗素从感觉经验中抽象出感觉材料，属于“形而上学虚构”。科学家追求机制解释、原理解释，这种剥离和抽象是有益的，还原论者并不想要知道“为什么闻道让颜回快乐而不会让西门庆快乐”，他们想要知道的是“多巴胺能不能解释一个人的快乐”。科学解释和形而上学解释不在意颜回快乐和西门庆快乐之间质的区别。如果有区别，也反映在脑神经上，而不在生活方式上。问题在于，人类生活的世界是可感的，物理主义如何为可感的人类生活提供解释。

    关于还原解释存在一个基本分歧。常人所要求的还原解释和心灵哲学的还原解释有一定距离，常人希望还原论能够解释爱恨情仇、喜怒哀乐、社会历史文化方面的诸多事实，但还原解释本身并不主张这一点。查尔莫斯要表明，如果心理性质和物理性质是形而上学可分离的，就表明了不能用物理学术语来解释心理性质，因此还原解释是失败的。这就是为什么心灵哲学的核心论证总是围绕心灵层面和物理层面是否可分离而展开。一旦心物可分离，还原解释就是原则上不可能的。心灵哲学的还原解释集中在非常基础的争论中。如果心物不可分离，那么对于日常理解而言，物理主义就建立了一个稳固的物理解释的基础。很多人会质疑，心身是否可分离的形而上学论证与真正的解释无关。与我们的精神生活是否获得解释这个厚实的问题相比，心灵是否和身体相分离的论证是单薄的。当代心灵哲学的主流立场可谓“知其厚，守其薄”，要对心身问题的基本框架作出最普遍的理解；经验解释对心灵的立场则是“知其薄，守其厚”，要对语词做出超越基本形而上学框架的丰富理解。在心灵的形而上学研究看来，任何厚实的心灵现象都必须预设单薄的心灵现象，因此从单薄的心身现象开始是心灵哲学基础的一步。一旦物理主义的心物必然联系得以维护，其常人心中的解释问题就可以进行科学解释和经验解释。用奠基来刻画心物关系，更加准确地刻画了物理主义的基本直觉，但并未能表明奠基物理主义是对的。谢弗的主张可以这样表述：如果奠基物理主义是真的，那么解释鸿沟是可以被填平的。其批评者的主张是：即便奠基物理主义为真，解释鸿沟仍然存在。

    我认为，目前的工作不是纠缠于这个单薄的心身框架，去对僵尸论证、知识论证的细节进行发展和回应，而是考虑放下形而上学解释论证思路，将日常经验解释系统纳入意识的哲学解释中来。心物奠基观念为具体的哲学解释提供了基本的框架和预设，帮助我们克服形而上学的解释鸿沟，这是其理论应用之价值。但心物奠基论不能克服认识论的解释鸿沟。真正的解释鸿沟需要经验解释的维度和科学解释的维度。从事意识的哲学研究，需要对三种解释进路做出系统分析。意识的哲学研究已经兴盛半个世纪，研究文献汗牛充栋，但解释鸿沟依然横亘在核心区域，无法回避，缺乏共识。也许该考虑从日常感知开始探究意识。

    结论

    奠基物理主义者主张心理事实奠基于物理事实，据此可以回应解释鸿沟、僵尸论证等。本文表明，即便承认奠基物理主义为真，也只能回应本体论的解释鸿沟，而无法回应认识论的解释鸿沟。根据现有的研究，无论是科学解释，还是形而上学解释，都无法解释感受质所造成的解释鸿沟。从科学解释来看，科学是量化解释，感受质具有质性特征，科学原则上无法解释感受质的质性特征；从形而上学解释来看，诉诸奠基概念无法达到解释的要求。两种解释的困难均在于，感受质具有一种定性的、日常意义的特征，而科学理论和形而上学框架无法容纳这类特征。解释的困境使得日常经验解释成为意识研究的一条思路：首先，需要重新思考形而上学框架，不是局限于在心理和物理二元框架或心理、生物、物理的三元框架下做调整，而是把心身统一体作为基本存在对象来探究意识问题。其次，需要对实际的心理物理语词作语法分析，考察二者之间错综复杂的语法关联。最后，需要对意识的神经科学研究有更多了解，尤其是对神经科学的基本预设有充分的认识，充分认识到意识研究和大脑神经科学研究之间的关联和区别。

    应该承认，奠基概念是目前刻画心物关系的最好的概念工具，但仍然无助于解决意识的基本问题。这提示我们，研究意识问题需要的不是在老框架里修修补补，打怪升级，而是需要重新思考意识问题的基本框架，从对象的日常认知出发，结合三种解释的维度进行分析，推进意识研究。

    本文转自《学术月刊》2023年第10期

  • 顾顺章

    顾顺章（1904－1935），男，上海宝山吴淞人。

    早年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制烟厂当工头，曾参加青帮并当选小头目，在上海滩的帮会、流氓斗殴中表现非凡，在工人中颇有影响。1924年，进入上海市总工会工作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五卅运动”时，表现突出，一度担任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卫士。

    1926年被选派与陈赓一起赴苏联学习政治保卫。顾在苏联受训时间不长，学会了化装、表演魔术、操作和修理机械、心理学等技能，擅长双手开枪、爆破、室内开枪室外听不到声音、徒手杀人不留痕迹等。国民党中统老牌特务万亚刚在其回忆录中称其是“全能特务，够称得上大师。在顾顺章之后，特务行列中，无人能望其项背。”

    1927年回上海不久，即参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被上海市民代表推选为执行委员和上海市政府委员，任工人武装纠察队总指挥。

    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发动四一二事变和七一五事变，中共转入地下活动。8月7日，在“八七会议”上，顾顺章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任中央交通局局长，负责中共中央特科的组织和领导工作。1928年6月在中共六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反叛

    1928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成立负责中央政治保卫工作的特别委员会，由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常务主席向忠发、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即伍豪；当时中央特科以抓阄的形式取代号，周抓到伍号；邓颖超抓到一号，叫逸豪）、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负责。特委是决策机构，下设行动机构中央特科，由顾顺章负责。中央特科设总务、情报、保卫、通讯四个科。一科负责设立机关、布置会场和营救安抚等工作，科长是洪杨生（1924年入党）；二科负责搜集情报，科长是陈赓；三科也叫做红队，俗称“打狗队”、红色恐怖队，负责镇压叛徒特务，谭余保、王竹友先后任科长；四科负责无线电通讯，科长是李强。顾顺章协助伍豪领导中央特科并兼任第三科（行动科）的负责人。

    中央特科

    顾所领导特科的武装组织——红队，处决过许多中国共产党党内的叛徒和国民党特务。如1929年11月，曾带人在上海霞飞路设埋伏，枪杀叛徒白鑫。枪杀白鑫后，特科人员迅速撤离，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白鑫死后，鉴定法医在他头部发现了四个弹孔，法医判断，白鑫同时中了三枪，三颗子弹从不同的部位打进，从同一个部位穿出。顾的公开身份是魔术师化广奇。

    瞿秋白遗孀、和顾顺章同在中央机关共事过的杨之华回忆：顾顺章有几个特点：一、“人矮，精干，多计谋，滑头，勇敢，变戏法的技术很高明”；二、“不多说话，也不曾对同志说过自己的履历和社会关系”；三、“平日不看文件，开会不常说话”；四、“生活浪漫、腐化，吸鸦片、玩伎女，打老婆”。

    在级别上升过程中，顾顺章吃喝嫖赌等习性不断显现，伍豪和陈赓等人对其颇不放心，准备将其调离特科领导岗位，以康生（赵容）代之。

    1931年3月，顾被派护送张国焘和陈昌浩前往鄂豫皖苏区，完成任务后，顾结交了一位女性。因为缺钱，他居然化名回到武汉登台表演魔术。1931年4月24日，曾是顾的下属、而后叛变的尤崇新碰巧发现了在汉口新市场游艺厅舞台上表演的魔术大师化广奇。当晚，化广奇被当场逮捕，迅速押解到国民党武汉绥靖公署行营。侦缉处处长的蔡孟坚得知，这个魔术师的真实身份是中央特科的“天字号”人物黎明，黎明是顾顺章的化名之一。

    《民国日报》报道：1931年4月，顾顺章奉党内安排赴汉口处理党务工作，共四人由上海搭轮船去汉口，一行人在途中已被汉口行营司令部侦悉，派人在码头伏击守候，顾顺章一行抵达汉口上岸，即被拘捕三人，一人漏网。

    没有严刑拷打，也没有威逼利诱，顾顺章立即叛变，要求去南京面见蒋介石以供认其掌握的机密。

    顾顺章清楚，南京国民党的特务系统中潜伏有中共的卧底。因此，在汉口被捕后，他立即要求直接面见蒋介石，并告诫特务们不要事先向南京发报。但汉口方面的蔡孟坚随即向其上司徐恩曾密电此事，徐的机要秘书钱壮飞是中共地下党员。顾顺章得知电报已发往南京时，认为：“抓不住周恩来了！”钱壮飞通过李克农抢先通知了特科，顾顺章掌握的情报价值大减，“避免了毁灭性的打击”。

    影响

    杨之华回忆：顾顺章叛变后，中共中央特科在顾妻室内搜出了顾顺章早就亲笔写给蒋介石的一封信，信中说，如果蒋介石相信他，他可以把共产党从中央到支部的各种组织关系，一概交出。

    由于顾顺章所处地位高，其家属很多都参与了中共地下工作，致使当时上海等地的地下党机构几乎完全被摧毁，多人被捕杀。

    由于许多基层的“交通线”和“联络员”，都是顾顺章一手建立起来的，而这些伍豪不可能尽知。顾顺章叛变后，武汉方面的中共“联络员”全部遭到捕杀。

    顾顺章被押解到南京的第二天，就向特务机关指认了中共领导人之一的恽代英(其时，恽代英正被关押于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化名王作霖，身份尚未暴露)。恽经党组织多方营救，即将出狱脱险之际，终被处决在南京雨花台。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也是因为被顾顺章摸清了习性，才遭到逮捕的。当时，中央为了保护向忠发，让他去江西的“苏区”。谁料，向忠发临行前却不顾周恩来的告诫，偷偷去与情妇会面并迟迟不归，最终落入了顾顺章的埋伏。

    向忠发被捕后立刻叛变。蒋介石得知后急电暂且保留向的性命，但国民党上海当局还是于1931年6月23日晚将他枪杀了，前后不过两天时间。

    1931年6月，顾顺章带人到香港，抓获了中共政治局常委蔡和森。蔡被捕后，被引渡到广州，遭杀害，年36岁。

    1933年，陈赓在上海治好腿伤即将返回苏区前夕，也在上海落入了顾顺章布下的罗网。因陈赓早年对蒋介石有救命之恩，在宋庆龄等各界人士营救之下，蒋介石对其“特赦”。

    向忠发被捕后，接任的总书记王明让康生、陈云为其在上海郊区租了一整层楼，深居简出。1931年7、8月，中共在上海的组织一再遭到破坏，王明离开上海，辞去中央总书记，去往莫斯科。

    顾顺章对伍豪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活动规律、伪装技巧了如指掌，伍豪此后也离开了上海。

    由于顾顺章的叛变，中共在城市的工作极难开展，在上海无法立足，1932年中共中央决定迁往江西。

    伍豪召集特科的成员和他们的家属说：“中央来不及妥善安置每一个，如果有可能离开上海，就离开上海躲避一阵子，如果实在躲避不了，顾顺章来了，威逼你自首，中央也允许你们自首脱党，但决不能出卖朋友，以后等到上海成了共产党的天下，我会替你们作证……”

    洪扬生后来转移到中央苏区，在“长征”途中被俘，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自首，当了一段时间的特务，后来长期失业，流落在上海。上海解放后，洪去找一九三一年领导中央特科的潘汉年，潘未置可否。一九五一年四月大逮捕时洪一度被抓，不久放出，安排在工厂劳动，1958年再被捕，关押到1974年，未正式判刑。文革结束后，由当时担任外贸部长的李强证明，洪被安排到文史研究馆，每个月有八十元的生活费。

    《上海1931》的作者吴基民认为，顾顺章叛变后，在大出卖的同时，还作了相当多的保留。据《中国共产党史稿》记载，顾顺章有一段供词：“共产国际派遣代表9人来上海，即国际远东局，大多数是俄国人，也有波兰人，德国人，姓名住址都不知道。远东局主任，名叫牛兰，我们都叫他老毛子。”实际上当时远东局在上海仅2人，一个波兰人，一个美国人，恰恰没有俄国人。牛兰绝非远东局主任，经常和中共领导人开会的远东局执委会代表叫罗伯特，共产国际远东局的负责人米夫之前还在上海，并曾和顾顺章多次开会见面。远东局6月10日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就认为顾顺章有意隐瞒了许多重要秘密。杨奎松在《民国人物过眼录》一书中认为：“顾顺章早先是有过将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和盘托出的想法的，但为什么在供词中表示他只知道一个人叫牛兰，而对这方面其他人员的名字和地址一概不知呢？唯一能够用来加以解释的理由，大概就是顾顺章对出卖俄国人，包括中共领导人，还是多少有顾虑的……”

    当年在中央特科工作并参与组织撤退的聂荣臻回忆：“当时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必须赶在敌人动手之前，采取妥善措施。恩来同志亲自领导了这一工作。把中央所有的办事机关进行了转移，所有与顾顺章熟悉的领导同志都搬了家，所有与顾顺章有联系的关系都切断。两三天里，我们紧张极了……”

    1931年12月1日，中共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名义发布了《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通缉令——为通缉革命叛徒顾顺章事》通缉令（此系以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名义发出的第一号通缉令），通缉令称：
    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特通令各级苏维埃政府，红军和各地赤卫队，并通告全国工农劳苦群众：要严防国民党的阴谋诡计，要一体缉拿顾顺章叛徒，在苏维埃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应将他拿获交革命法庭审判；在-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每一革命战士，每一工农贫民分子有责任将他扑灭。缉拿和扑灭顾顺章叛徒，是每一个革命战士和工农群众自觉的光荣责任。

    1933年初，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往江西的“中央苏区”，最终从城市走向了农村。

    报复

    顾背叛时家属居住上海威海卫路(今威海路)802号，由伍豪负责保护，顾被捕后，在汉口的同志即电告顾顺章的家属，因为顾顺章一被捕，势必有被抄家的可能，叮嘱他们立即搬离到其它处，其家属得悉后，即搬入爱棠村33、37号。

    1967年5月，伍豪调阅上海的旧报，把1931年到1932年报刊有关内容编为《大事记》：“1931年1月中央开六届四中全会，4月顾顺章汉口被捕，向蒋介石自首，5月中央决定消灭顾顺章家属10人”，“11月特科王世德(老先生)被捕，供出顾顺章家属被消灭，11月21日，国民党下令发掘尸身，在法租界姚主教路爱棠村37号、33号，胶州路武定路修德坊6号，在新闸路麦特赫斯脱路陈家巷91号，从21日至28日先后掘出男女尸身各8具共16人”。

    《申报》的报导

    1931年6月，伍豪亲自指挥，康生带队，对顾顺章全家实施了报复行动，勒杀顾顺章全家13人，洪扬生、王竹友等参与。

    行动经过周密考虑，一是考虑到枪击声响惊动周围居民和杀人后血迹溅飞处理麻烦，而用绳索勒死全部家属，二是运尸体外出怕泄漏案情，采用处决其家属后直接在住宅庭院地下深埋并铺上水泥。因考虑到顾顺章幼女顾利群年龄只有4岁，伍豪派手下人员谭钟玉送回顾的家乡上海宝山，随后秘密行动开始，特科行动组人员即用事先准备好的麻绳对顾的家属逐个进行处决，并在庭院挖坑深埋。

    这一事件中当场被杀的有顾顺章的十几个家人和亲友。洪扬生亲自杀了顾顺章的妻子，还安排把顾顺章七岁的女儿送去浦东，后来下落不明。

    康生亲手用斧头砍死一人，后其声名以“肃反专家”传开。顾顺章事件发生后，康生成了中央特科三科科长。1933年7月康生追随王明去了苏联，王明和康生分别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正副团长。康生从此改用俄文名字康斯坦丁(中文音译即康生)。解密档案表明，康生在苏联的4年，主要干了两件事：宣传王明和学习苏联“肃反经验”。康生曾串联国际列宁学院和东方劳动大学的中国学生，联名写请愿书给共产国际，要求批准王明出任中共总书记。康生实地学习苏联“大清洗”，将一批中共留苏人员打成“托派”，许多人被枪决、坐牢、流放。康生也由此成为中共党内唯一受过契卡(“全俄肃反委员会”俄文缩写的音译，后改称国家安全委员会，即“克格勃”)全面训练的“专业人士”。

    行动时，顾家的9个成年人一个也没放过。因为市内不敢开枪，用刀则血迹不好处理，所以采取了绳勒的方式。又因尸体难以运出市外，只好在院内花坛下挖了深坑掩埋，上面还抹上水泥以防腐臭外泄。

    1931年6月，顾顺章全家十三人已被伍豪带同王竹友亲手铲除，分别在法界甘斯东路爱棠村十一号及公共租界武定坊三十二号，新闸路斯文里七十号等处掘出尸体三十余具，彼时上海各报才发布该案。

    在场有顾8岁的女儿顾利群和12岁的小舅子张长庚，伍豪强调孩子是无辜的。于是，女孩被送到了保育院，张长庚则放回家。

    据当事人陈养山回忆，从不抽烟的伍豪当时破例要了一支烟，抽了一口就呛得直咳嗽，说：“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万不得已，采取这样的极端措施，今后历史将怎样看待我们呢？”这件事被尼克松写进所名著《领袖们》一书。

    此后的几十年里，伍豪再也没有碰过烟。

    黄埔军校的学生斯励那天在顾家打麻将，他的哥哥是国民党将领，有记载斯励在“四.一二”清党中曾将伍豪从国民党手里救出，因此认出伍豪，也一同被杀。

    张长庚回家后，顾向他询问其他亲属的下落，张长庚回答不知道。于是，顾让他每天在街口等候，发现熟面孔就立即指认。几个月后，中央特科的王世德骑车经过，张长庚认出他，追上前揪住他不放，身边的特务立刻一拥而上，将王世德逮捕。

    王世德供出顾顺章家属的下落，并带着国民党特务去掘尸，成为当时轰动上海的“海棠村掘尸案”。受此案影响，中共又一批秘密机关被发现。

    由于整个行动在上海三处四个地方进行，实际掩埋地如下：
    一、法租界姚主教路爱棠村37号、33号，亦可称大同坊37、33号(目前地址为上海徐汇区余庆路102号、110号)；（当年案发的33号，天井内地下埋尸三具），最右为102号（当年案发的37号，天井内地下埋尸四具），33号和37号中间隔着3 户。
    二、武定路修德坊6号(目前地址为上海静安区武定路930弄14号)。
    三、麦特赫司脱路383弄陈家巷91号(目前地址上海静安区泰兴路383弄91号，已拆除)。严格一点讲陈家巷的埋尸不是顾的家属，时间上不是同一时段，或先或后，只是告密者一次交代了三个地方，但是这三个地方处置性质是一样的，即中共特科对叛徒和告密者惩治行为。

    上述法租界姚主教路爱棠村37号、33号的地址是当时报刊连续报道案情采用的地址名，严格一点讲，是该建筑物的初名。查30年代弄堂地形图，实际上当时案发埋尸地址名，也就是门号牌，应该称姚主教路125弄大同坊37号、33号，而33与37号必定要从姚主教路125弄进入。至于余庆路初名爱棠路，在33、37号沿街面一段，也是案发后十年才辟通筑路，与麦尼尼路(康平路)以南的爱棠路接上，通路后才把大同坊37号定为余庆路102号、大同坊33号定为余庆路110号。

    查看当年地形图，33号和37号门前为荒芜地且无路可通行，据当年报道案件的报刊称：该路段白天也行人稀少，晚上更是漆黑一片，该里弄1930年刚建成，为三层楼新式里弄建筑，每月租金为银42两，租用该弄房子只有9户，据案发后该弄看门人反映，4月时有一男的来租37号，父母妻女同来，同时33号亦有一对夫妇及儿女搬进来，另有女佣，为宁波口音，一行人汽车进出，门牌31号的一周后迁出，门牌33号的一月后迁出，从上述当年地理环境来看是相当冷僻的，所以周恩来的行动组进行活动可以无人知晓和极为隐蔽的。

    秘密行动经过一个炎夏一直没被察觉，实际上顾顺章一直在四处打听家属下落而无结果，顾也渐渐感到事情不妙而极度不安，只是无确切证据，终于在1931年11月中共特科人员王世德被捕，他供出了案情和埋尸具体地址。

    关于王世德泄密，透露埋尸体地点，在报界刚刊出时，隐蔽了王世德的真名，以“李龙章”的化名来记述案情，经查阅《申报》1931年11月24日第十五版，该版面有报道案情调查进展的记载，其中一节，在小标题“李龙章供惨杀经过”下，讲到汉口当局抓获了李龙章，李供出顾顺章全家被杀，藏尸点，当局根据李的口供，请本埠巡捕房侦查等等，李龙章还特别提到，有九具尸体。王世德参与勒杀、埋尸，这次又由他曝出隐蔽数月的机密，因此，王世德是此案件的关键人物。

    《民国日报》的报导

    根据王世德(李龙章)的供述，11月21日，巡捕房接到汉口来电，要求调查某案件，但是开始来电称，有绑匪撕票，埋在姚主教路33、37号，先派员打探一下，为慎重起见，巡捕房先派员初步挖掘一下，天井泥土下有木板，缝隙中窥见尸体，后来得知此案并非绑匪撕票，确系政治性质，所以报请法院研究后再挖掘。

    11月23日下午二点，巡捕房协同首席检察官陈满三、检察官丁仕奎以及法医魏立功、姜璇和书记官彭珊一同乘汽车到场，此时，巡捕房西捕白而地与特别机关侦探督察员金九通、中西包探以及小工已在案发地等候，随后检察官下令小工：对上述几个地点中37号和33号进行开挖。

    挖掘先从33号动手，开挖刚开始时不见起色，并再次盘问知情者，得知确切无误后便明确挖掘，掘地四、五尺后，挖出男尸二具，接着在37号挖掘出女性死尸一具，随着多具尸体出现，一股恶性臭气冲出，使得围观居民纷纷掩鼻而逃，任凭巡捕怎样驱散围观者都不见效，这些尸体大都赤裸身体，或背心短裤，绳索在尸身颈部和肢体上均绕上几股，因尸体腐烂，又多具堆积在一起，实在是恶臭难挡，警备司令部只得先垫资购买棺木。

    装尸体的棺木抬上卡车，被运往同仁辅元分堂验尸所(位于法租界宁波路、东自来火街东北角路口，今淮海东路永寿路口)验尸。法租界总巡捕房刑事科报请第二特区第二法院验尸，地方法院呈报同等第三法院检察官章宗侃会同地方法院检察官丁仕奎、姜璇、以及书记官彭珝带同法警到达位于法租界宁波路8号、东自来火街口的同仁辅元分堂验尸所，此时，顾顺章家属与中央党部特派员尚未到场，淞沪警备司令部督查长杨凤岐到场迎候。

    接着，法医命令小工开棺，把尸体抬出来，顿时臭气直冲，旁人有呕吐感，此程度为该验尸所首次碰到，只得点燃芸香、香樟脑等中药，以烟气驱赶恶臭，但只是稍微冲淡一下窒息的气味，魏立功、姜璇二法医各戴橡皮手套，即对各尸体详细检验。

    在尸体装运过来时候，报验37号尸体的棺木为顾维贞夫妇、张阿桃、张爱宝，33号为吴克昌夫妇、男佣，共四男三女，但是对标有吴克昌、男性尸体一具的棺木，经检验为女尸，判断为案发地初查有误，实际共四女三男，女尸身份一时不能鉴别，后来叫顾顺章其他家属辨别，该女尸为一个姓叶的亲戚。

    这时，国民党中央党部特派员顾建中、司令部官员黄凯到场，在验尸所除了法医外，巡捕房派人请来顾顺章十五岁小舅子，即那天不在场而尚未遇险的张长庚来辨认尸体，虽然尸体经过数月掩埋尚未全部腐烂，但是张长庚讲这些亲戚也不是全认识，但是他马上认出了尸体中的二具：父亲张阿桃、姐姐张爱宝，对于其他尸体的辨认，不是像对其父亲、姐姐那样的熟识度，能立即辨认出来，验尸官称：各尸体头上的麻绳割下来，可以绕三四股到五六股不等，这批麻绳收集要达八包，被法院贼物库收缴。

    后验尸查证，在37号(即现在余庆路102号)掩埋尸身为顾维贞吴韶兰夫妇(顾顺章兄与嫂)、张阿桃(顾的岳父)、张爱宝(顾的妻妹)共四具，在33号(现余庆路110号)掩埋尸身为男佣(脸有麻皮，名不详)、叶小妹(顾顺章妻子的表妹)、吴克昌妻子(顾顺章嫂子的弟媳)共三具尸体，记者也获知，叶小妹的丈夫陈阿松，在叶小妹阴历四月失踪后，到其在松江的亲戚家里打听，还曾经到爱棠村找寻过，但是该处已无人居住。

    因为王世德供述有9具尸体，现在挖掘出来7具，为考虑到或许有遗漏，以及慎重起见，征得业主潘肇邦的同意，对爱棠村这一排房子中间的34、35、36号的天井也挖掘一次，没有发现死尸。此时，修德坊有尸体的消息披露。

    王世德以化名李龙章继续对外称：当时准备要处决的人共有11人之多，听到过二十六军第二师师长斯烈以及胞弟斯励二人也在内，除姚主教路屋内，在公共租界的胶州路武定路修德坊天井地下，也埋有尸身4具。从《申报》的记载来看，王世德的供述和记者的报道都是很谨慎的，因为王世德称“谋毙”，说明要杀斯烈(斯励之兄)只是计划，未必是具体行动，而《申报》记者称：若凶手李龙章的供述与挖掘出来死尸吻合，则说明李的口供正确。

    修德坊6号在该弄底独立一幢，该弄共双间楼五幢，延街二幢当时门牌定为武定路98a和99号，弄堂中间二幢为2号与4号，案发的6号在弄底独立一幢，西首为汽车间，1930年底完工，为大陆银行地产部建造，每月租金为银90两，据查，1931年5月有个叫黄维国的来租房，特征是留八字胡，他一次付清三个月租金，一共银270两，案发后黄维国不知去向，事后曾一度查到担保人即劳合路泰亨源水电行老板张义安，实际上该处为特科在上海活动据点一个，但是张慌称不认识那个姓黄的，是他人转托的，称是地产部收了三个月租金后直接借出的，(由此也可查证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实际在泰兴路召开，因有些回忆文章讲“另一说法是可能在武定路修德坊召开”的假设，现在看来当年1月尚未租房，实际上中央特科5月起租到案发，这个说法有一些依据)。

    此刻，《民国日报》记者已从巡捕房调查、泄密人员那里获知，并在该报上披露：特科在党内已有定例，对不忠、叛变、倒戈、泄密者，若被侦知，即派人将其处死，其处决方法是，先用绳子对要处决者的双手紧扎，由他人持绳圈从其背后套入颈项。勒毙之后脱去死者衣服，随后赤身裸体埋藏，或者尸体肢解分别抛弃。

    据报道，淞沪警备司令部队长王斌禀接到京中来电，确认了武定路的埋尸处，西探长亨特承办此案，11月24日去现场打探一下，发现屋内已搬空，只有墙上火表一只没拆掉。

    第二日，淞沪警备司令部会同戈登路巡捕房(位于戈登路康脑脱路、今江宁路康定路西北角口)探捕前往武定路修德坊6号发掘，同时附近派武装探捕巡守，先在天井北首近正屋处掘出麻袋包裹的男尸，尸身穿布背心，手脚用麻绳反搏，经辨认后为斯励尸体，后挖出3具尸体，认定为张杏华(顾顺章妻)、张陆氏(顾的岳母)、吴克昌(顾顺章嫂子的弟弟)，斯励为国民党26军第二师师长斯烈的弟弟，以前为中共党员，顾顺章与斯励非常熟识的，某次顾在上海被当局拘捕，中共曾托其兄斯烈转告当局说情保出，所以两家常往来，中共特科估计斯励可能会随顾投诚敌方，所以采取此行动，当报纸披露案情后，其妻陈佩英(当年28岁)于11月24日下午一时赶到修德坊，见到刚被挖掘出丈夫的尸体后便号啕大哭，四时左右被陪来者劝回家，斯有二子，长子三岁，幼儿尚在襁褓中。

     1931年11月24日《申报》第十五版有关王世德（化名李龙章）的记载

    《时报》记者根据斯励的妻子陈佩英的回忆和讲述，而写出新闻报道，称具体日期是在7月24日(未考证)下午三时，有人去闸北斯励家的，叫他外出有事，然后那天其丈夫出门后，一直没有归家，使她焦急万分，却无处打听到任何线索。现在案情已浮出水面，据调查披露，实际情况是在数月前，特科人员引诱斯励至武定路修德坊6号楼下，开始对他执行处决，四时左右动手勒毙斯励，深夜埋尸地下，同时特科人员以公务人员身份对斯家搜查。

    记者从特科叛逆人员那里获悉，顾顺章的妻子被特科人员叫到里面问话，说是你丈夫将来到了南京必定做大官，你是否也跟着他一起去呀？顾的妻子张杏华答道，我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当然跟着他了。此话刚落，行刑人员即把绳索套住她头颈，猛力一勒，随即倒地毙命。

    随后这些在修德坊挖出的死尸被移送斐伦路(今九龙路)验尸所，第一特区法院郭炜检察官到场监督，张长庚辨认了其母张陆氏、其姐张杏华的尸体，并收去大殓，而陈佩英以后则把丈夫斯励尸体送胶州路万国殡仪馆大殓。

    上面提到的顾顺章妻子与岳母，是由中共特科派人引诱她们二人至修德坊后被勒死的，至于为何没有死于爱棠村，也就是顾的家属大批人员死的地方，现在无法查证，只能估计爱棠村埋尸地方不够了，或者母女二人可以一起使唤叫来，由于用上面提到的处决手段，即绳索迅速套入颈部勒死，这批遇难者连惨叫一声都不能，因为这批死尸的恶臭程度实在厉害，验尸所不得不点上芸香檀降香苍术来驱散一下窒息的味道。

    顾的被杀家属遗体，在验尸后由张长庚和其他亲属收殓，后安放在闸北延绪山庄(1926年建的延绪山庄，又称天下会馆，位于现在在闸北童家浜一带，地址为老沪太路203弄2号，其旧址与门口牌坊于2004年被上海市列为“首批不可移动文物”之一)，实际上顾顺章家属遗体在延绪山庄为灵柩寄存，以后几年均移入江苏镇江。前面讲到顾顺章的女儿顾利群、小名毛毛，后来实际藏匿在金山张堰乡东约十里地方，据了解，在周恩来一行的行动刚开始时，顾的家属已被监视，4岁幼女一直大哭，并强行外出游玩，行刑者怕泄漏机密又不忍惨杀幼女，周恩来下令派人将她送到宝山家乡，但是实际上途中改变方向，送金山张堰东十里一乡民家，对人谎称该女孩父母病亡无人抚养，不得不送人，国民党党部特派员顾建中得知原委后，于11月26日早派人偕同顾顺章妻弟张长庚，去乡下寻回顾女，午后到了闵行，再派专车送往市区后上火车至南京。

    当年上海有影响力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以及它的副刊《北华捷报》(周刊)，都对案件作了深入的报道，在1931年12月1日出版的《北华捷报》对此案件中提到的武定路现场，作了如下描述：“……it was nearly noon before the first corpses， the two women were unearthed，The yard is about 20 ft square， with one corner cut away，the whole being surrounded by a wall nearly 9 feet high， After spading 18 inches deep，……they saw two bodies，both female，prone and face downwards，……they body of younger was entirely unclothed，while that of a considerably elder women was partially covered……”当二名女尸中第一具被挖掘出，已大约过了中午时分，……这天井大约20 平方英尺(译注：约6平方米)，里面一个角被斜切，整个天井被一个约9英尺(译注：约2米7)高的墙围住，在挖掘了18英寸(译注：约合45公分)深后看 到二具女性尸体，脸朝下卧倒着，……其中年龄看上去轻一点的女尸，身体全裸露，而看上去年长一些的女尸，身上尚有部分衣服遮体。……

    陈家巷挖尸工作也基本上同时进行，据告密者供出线索，上海方面接京中电报，明确得知在麦特赫斯脱路383弄椿寿里内陈家巷，门牌标有A91号的地下，埋有 黄弟洪，邹志淑和朱完白夫妇四具尸体，后来得知有一名字王盘的青年也埋在91号，为此，静安寺巡捕房(位于极司非而路愚园路，今万航渡路愚园路东北角口)着手调查，该91号大房东为姓蒋的，(据后来被认为中共六届四中曾在此举行)，前后洋房二座，前一座前有空地，上面种花草，另一幢洋房在后面东北角，有空地一块，以前空地上搭芦席，1931年夏前房客迁出，后由新中华实业社迁入，前幢为办公处，后幢为家属宿舍，迁入后将芦席拆去，改为铁皮房内铺木板，此时大批花露水生发水等化妆品置于其中，租住者浑然不知下面埋有死尸，《申报》记者对该案发地描述，讲到该处东通麦特赫司脱路(泰兴路)、西近戈登路(江宁路)、南达爱文义路(北京西路)、北临新闸路，大门开在陈家巷狭弄内，前面有竹篱笆，屋后为一小花园……，捕房正式挖掘前一天到现场查看过。

    第二天国民党党部特派员顾建中、总司令部汉口行营参议黄凯会同凇沪警备司令部暨公共租界巡捕房探捕前来查办，上午八时先挖掘该地东北角，发现草拖鞋一只，直至下午三时尚无结果，当时围观的新中华实业社员工嚷着没有出现尸体，乱挖弄坏地面要求赔偿，于是在斜对面西南角挖掘，又发现草拖鞋一只，但是仍没有发现死尸，于是又调往东北角挖掘，后挖出脚趾一段。

    直到五时许才在东北角矮垣下七尺深见一席子，掀开一看为尸体一具，赤身大半溃烂，经风吹后发黑，此时围观者才掩鼻纷纷离开，被挖尸身开始认为是男尸，为朱完白尸体，后来辨认为女尸，是邹志淑尸体，因为巡捕房以及挖掘尸体的小工，是无法辨认死者身份的，只能由在原特科内任职的人士来指认，此时天已黑，只得待明天继续挖掘，第二天又挖出一具男尸，初步认定为黄弟洪尸身，直到第三天一下共挖出三具尸体，其中男尸一具是在离地一丈五以下挖出，尸身中等身材，皮肤惨白奇臭难挡，尸旁衣包一个内有血布，为王盘的尸体，王是一位留俄学生，另二具为赤身男女裸体，并头并脚在一起，将二尸翻转，辨认为朱完白夫妇，朱完白尸身头颈绕有长绳，四肢用布绑住，女尸皮肤灰白尚未全腐烂，身材纤细。

    在陈家巷91号挖掘出来的死尸，后被移入斐伦路验尸所，第一特区法院郭炜检察官、法医魏立功、书记官刘椿来到验尸所督办，据验尸官称，这批遇难者头颈被勒打结手法和尸身捆绑均一个式样，故一人所致。

    最后确认这5具尸体分别为黄弟洪(又名黄警魂)，黄是黄埔一期六队学生，江苏扬州人，1930年和刘伯承一起毕业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回国后据说害怕国民党残酷镇压欲投奔敌方，曾发信给蒋介石，以看在也是黄埔学生这一点上，望蒋介石给予器重，发出的信被特科获取，杨登瀛(又名鲍君甫，广东人，1901-1969，卅年代为中共安插在敌方的情报人员，实为双面间谍，1949年后杨曾被中共方面关押，后来陈庚说情担保，被公安机关定为管制一年处理)设圈套引出黄第洪，说是请他与国民党方面的人士约见，黄不知有诈，上门请他外出者实际为特科行动组人员，经黄包车接送七拐八拐，后将黄弟洪秘密送入91号，即被特科行动人员勒毙处死。邹志淑(女)，浙江嘉兴人，负责地下党交通和掩护工作，尸体被挖掘前一段时期，有不知详情的人发现邹志淑怎么神秘失踪，据当时熟悉中共内部情况人士称，邹志淑可能工作不力，有违背党纪事宜，在平时言语中流露出动摇倾向，中共特科认为假设她叛变会对中共组织极大破坏，故特科决定将邹志淑也勒死，朱完白夫妇二人，朱是苏州工艺学校学生，朱完白二十余岁，长于词令熟悉英语，任党内翻译，在杭州工作是由党内某人介绍娶当地白相人之女为妻(其妻姓名不详，难以考证)，婚后感情甚好，以至置党务工作不顾，至月末朱完白赴党部领薪金发生争执，特科人员恐其叛变泄密，将夫妇二人同时勒死，王盘(亦有称王培)男，曾留学苏联，有关他更详细资料未找到，后来据案发地新中华实业社人员讲，自迁入91号后每至深夜闻哭声，并有开门声拖鞋声等恐怖现象，该社准备另迁它处，邹志淑和朱完白夫妇以及黄弟洪等人的尸体因为没有亲属认领，验尸完毕后被送入普善山庄安葬，后来这批勒死人的麻绳全送入法院贼物库。

    最后法官通知蒋姓大房东购买石灰十担，把被挖地填没，并施苍术等药物以驱臭气，该处附近居民下午四时左右购买鞭炮，在91号前燃放，扫一下晦气，虽然还有其它地方仍埋有死尸的传闻，但种种原因缘故，挖掘工作到此暂停。

    在挖掘死尸接近尾声时，顾顺章于1931年11月29日《申报》第六版、11月30日第二版，以及以后数天该报不同版面，均以“悬赏緝拿杀人凶手周恩來等紧要启事”为标题，刊登如下相同内容的悬赏文告：

    敬啟者，順章乃於本年四月間自动脫离共黨，向黨国当局悔过自新。从此閉门读书，以求学识之長進。對於共黨任何人，從未加以陷害。盖順章只有主义之斗爭，並无个人仇恨之心理，此亦政治家应有之态度。孰意共黨首要周恩來、赵容等竟亲肆毒手，將余全家骨肉及远近戚友等十余人，悉行慘杀，而順章岳母之私款七千余元及价值三千余元之田产单据、亦被劫夺以去。有人能將該犯周恩來、赵容等捕获解案，順章当賞洋三千元，或通风报信，因而捕获者，赏洋二千元。储款以待，決不食言。伏祈公鉴。顾順章谨啟 通信处〔南京〕奇望街邮局信箱八号

     1931年12月2日《申报》刊登顾顺章的悬赏启示

    1932年1月11日《申报》第二版启事栏、右起第五条启事上，王世德用真名刊登《王世德脱离共黨紧要声明》，全文如下：

    鄙人于民国十六年加入共黨。近两年来充任该黨中央特务工作。因见于该黨之倒行逆施，贻害社会，而复惨无人道，白相残杀，乃于前月向国民黨悔过自新，从此脱离共黨，谨此声明。再者，上月轰动一时之上海掘尸案，其告密之人名李龙章者，实即鄙人之化名。因该惨案确为共黨首要周恩来、赵容等所为，而鄙人亦为当时参加杀埋之一份子，自向黨国当局悔过自新后，即将该黨此宗杀人藏尸灭迹之秘密残酷行为，悉行指出，故有此次骇人听闻之掘尸案发现。特此附带声明，使各界人士得以充分明了共黨之罪恶。王世德谨启

    结局

    顾顺章背叛后，被徐恩曾安排在南京城南双塘巷居住，并派亲信王思诚任顾的秘书。由于顾妻张杏华已被处决，徐恩曾委托王思诚，王思诚在手下帮忙下为顾物色了南京女子张永琴为后妻。张永琴在顾顺章死后，组织了新的家庭，有了自己的孩子，并将顾顺章的女儿抚养长大。改革开放后，曾接受过吴基民的采访。

    据张永琴回忆，1932年4月，19岁的她正在读中学，经人介绍与26岁的顾顺章结婚。婚礼在南京安乐酒家举行，徐恩曾率领中统的大小头目都出席了，徐还代表蒋介石，送上了1000元大洋作贺礼。结婚以后顾顺章一家搬到了南京细柳巷41号。顾顺章深居简出，偶尔外出，除了带上保镖，还特意化装，通常是戴一副眼镜、在嘴里塞上一副牙套。

    顾有空便和王思诚等聊聊天，一些叛离共产党的中统特务也常到顾顺章家里来坐坐。他还用手头的钱，买了一些古董，主要都是古玩瓷器，装了两大箱，只待时机一到就去上海开古玩店。

    据张永琴回忆：1933年春末夏初的一个深夜，陈赓来到了细柳巷顾顺章家里，与顾顺章整整谈了一个晚上。说些什么，张永琴也不知道。一直到天蒙蒙亮，陈赓才走。据顾顺章对张永琴讲：陈赓离开顾家直接坐火车去了上海……

    据张永琴回忆：这一夜长谈，对顾顺章触动非常大……

    其后数年，顾受徐恩曾指令在南京开设了技术训练班，为中统培训特务，其熟练的技术深受好评。1933年，戴笠将其借调去负责军统的筹备训练工作。

    顾顺章与陈赓在细柳巷见面以后，不久就被保镖出卖，将他写给戴笠的信直接交给了徐恩曾。顾顺章与徐恩曾大吵一场，随后被安排住到了由中统严密看管的安品街70号。

    徐恩曾与戴笠，是蒋介石的得力干将，但两人私下里却斗得死去活来。徐恩曾的中统逮捕顾顺章立下了大功，戴笠非常眼红。与此同时，戴笠又对顾顺章颇为佩服，经常将顾顺章从徐恩曾那儿“借过去”用用。徐恩曾表面上答应，心里却非常不快。现在顾顺章给戴笠的密信被徐恩曾拿到，他非常恼火，曾当面威胁要枪毙顾顺章。顾顺章非常愤懑，从此装病在家。

    为了缓和与顾顺章的关系，不久后，徐恩曾在城南甘露寺5号为顾租了幢独进独出的小屋，也相对放松了监视。 1934年4月末，徐恩曾还安排顾顺章去日本休息养病。

    1934年初夏，张永琴带着顾顺章前妻生的女儿也来到日本，住了将近1个月。这是顾顺章一生中最惬意轻松的日子。但好日子总是不长久的，为了照顾婆婆与自己的父母，张永琴带着女儿顾利群先回到了南京。徐恩曾亲自将张永琴接了去，详细询问了顾顺章在日本的情况，并关照张永琴写信给顾顺章让他早点回来。在徐恩曾的催促下，顾顺章于1934年9月回到南京。

    1933年初开始，一个叫蒋云的苏州人经常出入细柳巷4号顾家。蒋云是顾顺章当年的同学，两人私交甚密，每次蒋云夫妇一来，就与顾顺章关门密谈大半天，不仅行踪诡秘，而且谈话内容连顾的亲信班子也不得而知。这其中有一人例外，那就是顾顺章心腹中的心腹林金生。林是顾的贴身保镖，但没多少文化，顾对其很放心，许多机密事情也不避他。时间久了，林金生也渐渐知道，顾与蒋原来是在密谋建立一个“新共产党”。

    顾顺章虽然曾担任过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但其主要是负责中央特科的行动，对政治实在是外行。因此，他将组建这个所谓“新共产党”的相关筹备事宜，一概交给蒋云来搞。蒋云也确实精明能干，没多长时间，便搞出了“新共产党”的章程、政治纲领，而且还拟订了一个“五年计划”交给顾。顾顺章看了颇觉满意，对蒋云夫妇慰勉有加。

    然而谁也没想到的是，在蒋云交出了“新共产党”的章程、纲领及五年发展计划不久，一天晚上在顾顺章家里吃饭时，蒋云夫妇双双被毒死，尸体被顾连夜用麻袋弄走，埋在南京荒郊。这显然是顾顺章唯恐泄密的杀人灭口之举，同时顾过河拆桥，背信弃义，凶残歹毒，也令了解内情的林金生不免胆战心惊。

    事情还不止于此。1933年底的一天，顾顺章突然把林金生召到密室，要他干掉徐恩曾和陈立夫。

    正在这时，又发生了一起意外，让林金生痛下决心离开顾顺章。这天，顾顺章派林金生送一封信到××饭店××房间。那天天气很冷，林金生身穿大衣外出，顺手将信放进大衣口袋。没料到了地方，摸遍全身，并不见密信踪影，方知是不小心在半途丢失了。没办法，他只好硬着头皮回去向顾顺章汇报。顾顺章阴沉着脸，一双满带狐疑的眼睛在林金生的脸上扫来扫去，却没有像平时那样发火骂人。这是一个不祥之兆，林金生心里寒气顿生，知道顾已经对他起了疑心，恐怕迟早要对他下手。

    退出来后，林金生左思右想，最后横下心来：与其束手待毙，不如先行一步，死里求生。他表面上不动声色，当天便找个借口离开了顾家，立即往特工总部面见徐恩曾，告发顾顺章。

    徐恩曾静静听完林金生的揭发，虽然没有更多表示，心里却对顾背着自己组建“第三党”，进而阴谋成立特务队，想干掉自己和陈立夫的种种行径大为吃惊。徐恩曾叮嘱林金生回去不要声张，先稳住顾顺章并监视其动向。而林金生此时哪敢再回顾家，急得连连摆手说：“徐先生，我是不能再回去了，即使待在南京也很危险。只求徐先生给我找个远离南京的去处，离南京越远越好。”徐恩曾也不好勉强，思索片刻说：“最近陕西省党部正好跟我要人，你就先去那里吧。”说罢即做了安排。

    林金生离开后，不敢停留，当晚即乘夜车转道赴西安就职，躲过了顾顺章的追杀。原来，当晚顾顺章迟迟未见林，便情知有变，又通过其安插在中统局的内线得知林调往西安的消息，遂连夜派出杀手在浦江车站窥伺赴西安的车次，寻机对林下手。接连三天，枪手都在车站守候，只因未见林踪迹而作罢。

    这边，徐恩曾表面上一切如常，实际已暗中做着除去顾顺章的准备。一方面，徐恩曾要稳住顾顺章，防止他狗急跳墙，搞极端之举；另一方面，清洗顾顺章是件大事，自己不可以随便做主，必须告知陈立夫同意，说不定还要报蒋介石本人亲批。这些都要作相应安排，且需一定时间。因此，徐恩曾内紧外松，只将顾的一举一动秘密监视起来，其他似乎一切照旧。而顾顺章自林金生出事后亦有警惕，行动有所收敛，未敢过分张扬，更不敢轻举妄动。

    1934年5月，徐恩曾在特工总部召开中统高层会议，顾顺章赴会。经徐恩曾暗中授意，有人突然对顾顺章发难，严厉指责其违反中统纪律，“不服从命令，而且企图另树一帜”，应予严惩。顾顺章对此毫无心理准备，自然不肯示弱，当场与之激烈争吵起来。争执中，该人突然掏出手枪，对准顾顺章，顾顺章亦欲拔枪示威。徐恩曾假意喝住，收缴双方手枪。会后，以调查为名，顾顺章即遭软禁。

    又过了几个月，顾顺章被正式拘押，囚于南京监狱，后转押于中统控制的苏州军人反省院，为防止顾顺章利用缩骨功摆脱手铐，徐恩曾特地叫人在顾顺章的扇子骨上插上一根铁条，防止其逃脱。

    中统特务头目陈蔚如在《我的特务生涯》一文中回忆：1933年初，顾顺章在上海召集旧部聚会，酒足饭饱后抨击国民党，并表示要建立新的党派。顾顺章的这番话被人告诉了徐恩曾。顾顺章知道后，认为自己在徐手下，一条命早晚要被送掉。于是便派张永琴与戴笠暗中联系，不料此事又被人出卖给了徐恩曾。徐随即下令将顾顺章关押起来。据说顾顺章会魔术，会催眠术，怕他逃脱，在押往苏州反省院途中，还用铁链子穿在他锁骨上。

    在武汉抓获顾顺章并亲自安排将他解押到南京的特务蔡孟坚在晚年撰写的《两个可能改写中国近代历史的故事》一文有：“据立夫(陈立夫)方面得来的消息：我方工作人员发现顾又与共匪勾结，其文件为我方搜获，彼企图暗杀中央要人后逃往匪区，故镇江江苏省政府保安司令部予以看押……江苏省政府派秘书长罗时实先生监斩。”

    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在他晚年撰写的回忆录《我和共产党战争的回忆》一书中详细描述了顾顺章事件的经过：“我所遗憾的是，这位具有特殊贡献的朋友，不曾和我合作到底。1935年春，因和敌人重新勾结而被处刑。”1935年春，徐向蒋介石报告顾顺章有“反骨”和种种反叛迹象，蒋介石随即下达手谕：“顾顺章怙恶不悛，着即枪决可也。 ”

    1935年6月，顾顺章被秘密处死于苏州监狱，年约31岁。

    据知情者透露，因顾顺章在特务中名气甚大，传说其不仅精通化装术、魔术，而且会催眠术，甚至“土遁术”。为此，徐恩曾特地叫人在顾顺章的扇子骨上插上一根铁条，穿“琵琶骨”以镇其邪术，防其逃跑。负责执行枪决的特务名叫吕瑞京，与林金生（顾顺章贴身保镖）是熟人，行刑情况是他后来亲口告诉林。

    中统特务万亚刚回忆顾顺章：执行任务时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但平时与人相处，却态度和蔼诚恳，使人乐意与之亲近。

    20世纪50年代，香港出版的《徐恩曾回忆录》中说顾顺章“说话很风趣，处世经验丰富老到，很富人情味，善于揣摩人的心理，对人态度和蔼诚恳，使人乐于亲近。”

  • 老舍《骆驼祥子》

    一

        我们所要介绍的是祥子，不是骆驼，因为“骆驼”只是个外号；那么，我们就先说祥子，随手儿把骆驼与祥子那点关系说过去，也就算了。

        北平的洋车夫有许多派：年轻力壮，腿脚灵利的，讲究赁漂亮的车，拉“整天儿”，爱什么时候出车与收车都有自由；拉出车来，在固定的“车口”①或宅门一放，专等坐快车的主儿；弄好了，也许一下子弄个一块两块的；碰巧了，也许白耗一天，连“车份儿”也没着落，但也不在乎。这一派哥儿们的希望大概有两个：或是拉包车；或是自己买上辆车，有了自己的车，再去拉包月或散座就没大关系了，反正车是自己的。
        比这一派岁数稍大的，或因身体的关系而跑得稍差点劲的，或因家庭的关系而不敢白耗一天的，大概就多数的拉八成新的车；人与车都有相当的漂亮，所以在要价儿的时候也还能保持住相当的尊严。这派的车夫，也许拉“整天”，也许拉“半天”。在后者的情形下，因为还有相当的精气神，所以无论冬天夏天总是“拉晚儿”②。夜间，当然比白天需要更多的留神与本事；钱自然也多挣一些。
        年纪在四十以上，二十以下的，恐怕就不易在前两派里有个地位了。他们的车破，又不敢“拉晚儿”，所以只能早早的出车，希望能从清晨转到午后三四点钟，拉出“车份儿”和自己的嚼谷①。他们的车破，跑得慢，所以得多走路，少要钱。到瓜市，果市，菜市，去拉货物，都是他们；钱少，可是无须快跑呢。
        在这里，二十岁以下的——有的从十一二岁就干这行儿——很少能到二十岁以后改变成漂亮的车夫的，因为在幼年受了伤，很难健壮起来。他们也许拉一辈子洋车，而一辈子连拉车也没出过风头。那四十以上的人，有的是已拉了十年八年的车，筋肉的衰损使他们甘居人后，他们渐渐知道早晚是一个跟头会死在马路上。他们的拉车姿式，讲价时的随机应变，走路的抄近绕远，都足以使他们想起过去的光荣，而用鼻翅儿扇着那些后起之辈。可是这点光荣丝毫不能减少将来的黑暗，他们自己也因此在擦着汗的时节常常微叹。不过，以他们比较另一些四十上下岁的车夫，他们还似乎没有苦到了家。这一些是以前决没想到自己能与洋车发生关系，而到了生和死的界限已经不甚分明，才抄起车把来的。被撤差的巡警或校役，把本钱吃光的小贩，或是失业的工匠，到了卖无可卖，当无可当的时候，咬着牙，含着泪，上了这条到死亡之路。这些人，生命最鲜壮的时期已经卖掉，现在再把窝窝头变成的血汗滴在马路上。没有力气，没有经验，没有朋友，就是在同行的当中也得不到好气儿。他们拉最破的车，皮带不定一天泄多少次气；一边拉着人还得一边儿央求人家原谅，虽然十五个大铜子儿已经算是甜买卖。

        此外，因环境与知识的特异，又使一部分车夫另成派别。生于西苑海甸的自然以走西山，燕京，清华，较比方便；同样，在安定门外的走清河，北苑；在永定门外的走南苑……

        这是跑长趟的，不愿拉零座；因为拉一趟便是一趟，不屑于三五个铜子的穷凑了。可是他们还不如东交民巷的车夫的气儿长，这些专拉洋买卖①的讲究一气儿由交民巷拉到玉泉山，颐和园或西山。气长也还算小事，一般车夫万不能争这项生意的原因，大半还是因为这些吃洋饭的有点与众不同的知识，他们会说外国话。英国兵，法国兵，所说的万寿山，雍和宫，“八大胡同”，他们都晓得。他们自己有一套外国话，不传授给别人。他们的跑法也特别，四六步儿不快不慢，低着头，目不旁视的，贴着马路边儿走，带出与世无争，而自有专长的神气。因为拉着洋人，他们可以不穿号坎，而一律的是长袖小白褂，白的或黑的裤子，裤筒特别肥，脚腕上系着细带；脚上是宽双脸千层底青布鞋；干净，利落，神气。一见这样的服装，别的车夫不会再过来争座与赛车，他们似乎是属于另一行业的。

        有了这点简单的分析，我们再说祥子的地位，就象说——我们希望——一盘机器上的某种钉子那么准确了。祥子，在与“骆驼”这个外号发生关系以前，是个较比有自由的洋车夫，这就是说，他是属于年轻力壮，而且自己有车的那一类：自己的车，自己的生活，都在自己手里，高等车夫。这可绝不是件容易的事。一年，二年，至少有三四年；一滴汗，两滴汗，不知道多少万滴汗，才挣出那辆车。从风里雨里的咬牙，从饭里茶里的自苦，才赚出那辆车。那辆车是他的一切挣扎与困苦的总结果与报酬，象身经百战的武士的一颗徽章。在他赁人家的车的时候，他从早到晚，由东到西，由南到北，象被人家抽着转的陀螺；他没有自己。可是在这种旋转之中，他的眼并没有花，心并没有乱，他老想着远远的一辆车，可以使他自由，独立，象自己的手脚的那么一辆车。有了自己的车，他可以不再受拴车的人们的气，也无须敷衍别人；有自己的力气与洋车，睁开眼就可以有饭吃。

        他不怕吃苦，也没有一般洋车夫的可以原谅而不便效法的恶习，他的聪明和努力都足以使他的志愿成为事实。假若他的环境好一些，或多受着点教育，他一定不会落在“胶皮团”    ①里，而且无论是干什么，他总不会辜负了他的机会。不幸，他必须拉洋车；好，在这个营生里他也证明出他的能力与聪明。他仿佛就是在地狱里也能作个好鬼似的。生长在乡间，失去了父母与几亩薄田，十八岁的时候便跑到城里来。带着乡间小伙子的足壮与诚实，凡是以卖力气就能吃饭的事他几乎全作过了。可是，不久他就看出来，拉车是件更容易挣钱的事；作别的苦工，收入是有限的；拉车多着一些变化与机会，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与地点就会遇到一些多于所希望的报酬。自然，他也晓得这样的机遇不完全出于偶然，而必须人与车都得漂亮精神，有货可卖才能遇到识货的人。想了一想，他相信自己有那个资格：他有力气，年纪正轻；所差的是他还没有跑过，与不敢一上手就拉漂亮的车。但这不是不能胜过的困难，有他的身体与力气作基础，他只要试验个十天半月的，就一定能跑得有个样子，然后去赁辆新车，说不定很快的就能拉上包车，然后省吃俭用的一年二年，即使是三四年，他必能自己打上一辆车，顶漂亮的车！看着自己的青年的肌肉，他以为这只是时间的问题，这是必能达到的一个志愿与目的，绝不是梦想！

        他的身量与筋肉都发展到年岁前边去；二十来的岁，他已经很大很高，虽然肢体还没被年月铸成一定的格局，可是已经象个成人了——一个脸上身上都带出天真淘气的样子的大人。看着那高等的车夫，他计划着怎样杀进他的腰①去，好更显出他的铁扇面似的胸，与直硬的背；扭头看看自己的肩，多么宽，多么威严！杀好了腰，再穿上肥腿的白裤，裤脚用鸡肠子带儿系住，露出那对“出号”的大脚！是的，他无疑的可以成为最出色的车夫；傻子似的他自己笑了。他没有什么模样，使他可爱的是脸上的精神。头不很大，圆眼，肉鼻子，两条眉很短很粗，头上永远剃得发亮。腮上没有多余的肉，脖子可是几乎与头一边儿②粗；脸上永远红扑扑的，特别亮的是颧骨与右耳之间一块不小的疤——小时候在树下睡觉，被驴啃了一口。他不甚注意他的模样，他爱自己的脸正如同他爱自己的身体，都那么结实硬棒；他把脸仿佛算在四肢之内，只要硬棒就好。是的，到城里以后，他还能头朝下，倒着立半天。

        这样立着，他觉得，他就很象一棵树，上下没有一个地方不挺脱的。

        他确乎有点象一棵树，坚壮，沉默，而又有生气。他有自己的打算，有些心眼，但不好向别人讲论。在洋车夫里，个人的委屈与困难是公众的话料，“车口儿”上，小茶馆中，大杂院里，每人报告着形容着或吵嚷着自己的事，而后这些事成为大家的财产，象民歌似的由一处传到一处。祥子是乡下人，口齿没有城里人那么灵便；设若口齿灵利是出于天才，他天生来的不愿多说话，所以也不愿学着城里人的贫嘴恶舌。他的事他知道，不喜欢和别人讨论。因为嘴常闲着，所以他有工夫去思想，他的眼仿佛是老看着自己的心。只要他的主意打定，他便随着心中所开开的那条路儿走；假若走不通的话，他能一两天不出一声，咬着牙，好似咬着自己的心！他决定去拉车，就拉车去了。赁了辆破车，他先练练腿。第一天没拉着什么钱。第二天的生意不错，可是躺了两天，他的脚脖子肿得象两条瓠子似的，再也抬不起来。他忍受着，不管是怎样的疼痛。他知道这是不可避免的事，这是拉车必须经过的一关。

        非过了这一关，他不能放胆的去跑。

        脚好了之后，他敢跑了。这使他非常的痛快，因为别的没有什么可怕的了：地名他很熟习，即使有时候绕点远也没大关系，好在自己有的是力气。拉车的方法，以他干过的那些推，拉，扛，挑的经验来领会，也不算十分难。况且他有他的主意：多留神，少争胜，大概总不会出了毛病。至于讲价争座，他的嘴慢气盛，弄不过那些老油子们。知道这个短处，他干脆不大到“车口儿”上去；哪里没车，他放在哪里。在这僻静的地点，他可以从容的讲价，而且有时候不肯要价，只说声：“坐上吧，瞧着给！”他的样子是那么诚实，脸上是那么简单可爱，人们好象只好信任他，不敢想这个傻大个子是会敲人的。即使人们疑心，也只能怀疑他是新到城里来的乡下老儿，大概不认识路，所以讲不出价钱来。及至人们问到，“认识呀？”他就又象装傻，又象耍俏的那么一笑，使人们不知怎样才好。

        两三个星期的工夫，他把腿溜出来了。他晓得自己的跑法很好看。跑法是车夫的能力与资格的证据。那撇着脚，象一对蒲扇在地上扇乎的，无疑的是刚由乡间上来的新手。那头低得很深，双脚蹭地，跑和走的速度差不多，而颇有跑的表示的，是那些五十岁以上的老者们。那经验十足而没什么力气的却另有一种方法：胸向内含，度数很深；腿抬得很高；一走一探头；这样，他们就带出跑得很用力的样子，而在事实上一点也不比别人快；他们仗着“作派”去维持自己的尊严。祥子当然决不采取这几种姿态。他的腿长步大，腰里非常的稳，跑起来没有多少响声，步步都有些伸缩，车把不动，使座儿觉到安全，舒服。说站住，不论在跑得多么快的时候，大脚在地上轻蹭两蹭，就站住了；他的力气似乎能达到车的各部分。脊背微俯，双手松松拢住车把，他活动，利落，准确；看不出急促而跑得很快，快而没有危险。就是在拉包车的里面，这也得算很名贵的。

        他换了新车。从一换车那天，他就打听明白了，象他赁的那辆——弓子软，铜活地道，雨布大帘，双灯，细脖大铜喇叭——值一百出头；若是漆工与铜活含忽一点呢，一百元便可以打住。大概的说吧，他只要有一百块钱，就能弄一辆车。猛然一想，一天要是能剩一角的话，一百元就是一千天，一千天！把一千天堆到一块，他几乎算不过来这该有多么远。但是，他下了决心，一千天，一万天也好，他得买车！第一步他应当，他想好了，去拉包车。
        遇上交际多，饭局多的主儿，平均一月有上十来个饭局，他就可以白落两三块的车饭钱。加上他每月再省出个块儿八角的，也许是三头五块的，一年就能剩起五六十块！这样，他的希望就近便多多了。他不吃烟，不喝酒，不赌钱，没有任何嗜好，没有家庭的累赘，只要他自己肯咬牙，事儿就没有个不成。他对自己起下了誓，一年半的工夫，他——祥子——非打成自己的车不可！是现打的，不要旧车见过新的。

        他真拉上了包月。可是，事实并不完全帮助希望。不错，他确是咬了牙，但是到了一年半他并没还上那个愿。包车确是拉上了，而且谨慎小心的看着事情；不幸，世上的事并不是一面儿的。他自管小心他的，东家并不因此就不辞他；不定是三两个月，还是十天八天，吹了！他得另去找事。自然，他得一边儿找事，还得一边儿拉散座；骑马找马，他不能闲起来。在这种时节，他常常闹错儿。他还强打着精神，不专为混一天的嚼谷，而且要继续着积储买车的钱。可是强打精神永远不是件妥当的事：拉起车来，他不能专心一志的跑，好象老想着些什么，越想便越害怕，越气不平。假若老这么下去，几时才能买上车呢？为什么这样呢？难道自己还算个不要强的？在这么乱想的时候，他忘了素日的谨慎。皮轮子上了碎铜烂磁片，放了炮；只好收车。更严重一些的，有时候碰了行人，甚至有一次因急于挤过去而把车轴盖碰丢了。设若他是拉着包车，这些错儿绝不能发生；一搁下了事，他心中不痛快，便有点楞头磕脑的。碰坏了车，自然要赔钱；这更使他焦躁，火上加了油；为怕惹出更大的祸，他有时候懊睡一整天。及至睁开眼，一天的工夫已白白过去，他又后悔，自恨。还有呢，在这种时期，他越着急便越自苦，吃喝越没规则；他以为自己是铁作的，可是敢情他也会病。病了，他舍不得钱去买药，自己硬挺着；结果，病越来越重，不但得买药，而且得一气儿休息好几天。这些个困难，使他更咬牙努力，可是买车的钱数一点不因此而加快的凑足。整整的三年，他凑足了一百块钱！

        他不能再等了。原来的计划是买辆最完全最新式最可心的车，现在只好按着一百块钱说了。不能再等；万一出点什么事再丢失几块呢！恰巧有辆刚打好的车（定作而没钱取货的）跟他所期望的车差不甚多；本来值一百多，可是因为定钱放弃了，车铺愿意少要一点。祥子的脸通红，手哆嗦着，拍出九十六块钱来：“我要这辆车！”铺主打算挤到个整数，说了不知多少话，把他的车拉出去又拉进来，支开棚子，又放下，按按喇叭，每一个动作都伴着一大串最好的形容词；最后还在钢轮条上踢了两脚，“听听声儿吧，铃铛似的！拉去吧，你就是把车拉碎了，要是钢条软了一根，你拿回来，把它摔在我脸上！一百块，少一分咱们吹！”祥子把钱又数了一遍：“我要这辆车，九十六！”铺主知道是遇见了一个心眼的人，看看钱，看看祥子，叹了口气：“交个朋友，车算你的了；保六个月：除非你把大箱碰碎，我都白给修理；保单，拿着！”

        祥子的手哆嗦得更厉害了，揣起保单，拉起车，几乎要哭出来。拉到个僻静地方，细细端详自己的车，在漆板上试着照照自己的脸！越看越可爱，就是那不尽合自己的理想的地方也都可以原谅了，因为已经是自己的车了。把车看得似乎暂时可以休息会儿了，他坐在了水簸箕的新脚垫儿上，看着车把上的发亮的黄铜喇叭。他忽然想起来，今年是二十二岁。因为父母死得早，他忘了生日是在哪一天。自从到城里来，他没过一次生日。好吧，今天买上了新车，就算是生日吧，人的也是车的，好记，而且车既是自己的心血，简直没什么不可以把人与车算在一块的地方。

        怎样过这个“双寿”呢？祥子有主意：头一个买卖必须拉个穿得体面的人，绝对不能是个女的。最好是拉到前门，其次是东安市场。拉到了，他应当在最好的饭摊上吃顿饭，如热烧饼夹爆羊肉之类的东西。吃完，有好买卖呢就再拉一两个；没有呢，就收车；这是生日！

        自从有了这辆车，他的生活过得越来越起劲了。拉包月也好，拉散座也好，他天天用不着为“车份儿”着急，拉多少钱全是自己的。心里舒服，对人就更和气，买卖也就更顺心。
        拉了半年，他的希望更大了：照这样下去，干上二年，至多二年，他就又可以买辆车，一辆，两辆……他也可以开车厂子了！
        可是，希望多半落空，祥子的也非例外。

    二

        因为高兴，胆子也就大起来；自从买了车，祥子跑得更快了。自己的车，当然格外小心，可是他看看自己，再看看自己的车，就觉得有些不是味儿，假若不快跑的话。

        他自己，自从到城里来，又长高了一寸多。他自己觉出来，仿佛还得往高里长呢。不错，他的皮肤与模样都更硬棒与固定了一些，而且上唇上已有了小小的胡子；可是他以为还应当再长高一些。当他走到个小屋门或街门而必须大低头才能进去的时候，他虽不说什么，可是心中暗自喜欢，因为他已经是这么高大，而觉得还正在发长，他似乎既是个成人，又是个孩子，非常有趣。

        这么大的人，拉上那么美的车，他自己的车，弓子软得颤悠颤悠的，连车把都微微的动弹；车箱是那么亮，垫子是那么白，喇叭是那么响；跑得不快怎能对得起自己呢，怎能对得起那辆车呢？这一点不是虚荣心，而似乎是一种责任，非快跑，飞跑，不足以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与车的优美。那辆车也真是可爱，拉过了半年来的，仿佛处处都有了知觉与感情，祥子的一扭腰，一蹲腿，或一直脊背，它都就马上应合着，给祥子以最顺心的帮助，他与它之间没有一点隔膜别扭的地方。赶到遇上地平人少的地方，祥子可以用一只手拢着把，微微轻响的皮轮象阵利飕的小风似的催着他跑，飞快而平稳。拉到了地点，祥子的衣裤都拧得出汗来，哗哗的，象刚从水盆里捞出来的。他感到疲乏，可是很痛快的，值得骄傲的，一种疲乏，如同骑着名马跑了几十里那样。假若胆壮不就是大意，祥子在放胆跑的时候可并不大意。不快跑若是对不起人，快跑而碰伤了车便对不起自己。车是他的命，他知道怎样的小心。小心与大胆放在一处，他便越来越能自信，他深信自己与车都是铁作的。

        因此，他不但敢放胆的跑，对于什么时候出车也不大去考虑。他觉得用力拉车去挣口饭吃，是天下最有骨气的事；他愿意出去，没人可以拦住他。外面的谣言他不大往心里听，什么西苑又来了兵，什么长辛店又打上了仗，什么西直门外又在拉案，什么齐化门已经关了半天，他都不大注意。自然，街上铺户已都上了门，而马路上站满了武装警察与保安队，他也不便故意去找不自在，也和别人一样急忙收了车。可是，谣言，他不信。他知道怎样谨慎，特别因为车是自己的，但是他究竟是乡下人，不象城里人那样听见风便是雨。再说，他的身体使他相信，即使不幸赶到“点儿”上，他必定有办法，不至于吃很大的亏；他不是容易欺侮的，那么大的个子，那么宽的肩膀！

        战争的消息与谣言几乎每年随着春麦一块儿往起长，麦穗与刺刀可以算作北方人的希望与忧惧的象征。祥子的新车刚交半岁的时候，正是麦子需要春雨的时节。春雨不一定顺着人民的盼望而降落，可是战争不管有没有人盼望总会来到。谣言吧，真事儿吧，祥子似乎忘了他曾经作过庄稼活；他不大关心战争怎样的毁坏田地，也不大注意春雨的有无。他只关心他的车，他的车能产生烙饼与一切吃食，它是块万能的田地，很驯顺的随着他走，一块活地，宝地。因为缺雨，因为战争的消息，粮食都长了价钱；这个，祥子知道。可是他和城里人一样的只会抱怨粮食贵，而一点主意没有；粮食贵，贵吧，谁有法儿教它贱呢？这种态度使他只顾自己的生活，把一切祸患灾难都放在脑后。

        设若城里的人对于一切都没有办法，他们可会造谣言——有时完全无中生有，有时把一分真事说成十分——以便显出他们并不愚傻与不作事。他们象些小鱼，闲着的时候把嘴放在水皮上，吐出几个完全没用的水泡儿也怪得意。在谣言里，最有意思是关于战争的。别种谣言往往始终是谣言，好象谈鬼说狐那样，不会说着说着就真见了鬼。关于战争的，正是因为根本没有正确消息，谣言反倒能立竿见影。在小节目上也许与真事有很大的出入，可是对于战争本身的有无，十之八九是正确的。“要打仗了！”这句话一经出口，早晚准会打仗；至于谁和谁打，与怎么打，那就一个人一个说法了。祥子并不是不知道这个。不过，干苦工的人们——拉车的也在内——虽然不会欢迎战争，可是碰到了它也不一定就准倒霉。每逢战争一来，最着慌的是阔人们。他们一听见风声不好，赶快就想逃命；钱使他们来得快，也跑得快。他们自己可是不会跑，因为腿脚被钱赘的太沉重。他们得雇许多人作他们的腿，箱子得有人抬，老幼男女得有车拉；在这个时候，专卖手脚的哥儿们的手与脚就一律贵起来：“前门，东车站！”“哪——站！”“呕，干脆就给一块四毛钱！不用驳回，兵荒马乱的！”

        就是在这个情形下，祥子把车拉出城去。谣言已经有十来天了，东西已都涨了价，可是战事似乎还在老远，一时半会儿不会打到北平来。祥子还照常拉车，并不因为谣言而偷点懒。有一天，拉到了西城，他看出点棱缝来。在护国寺街西口和新街口没有一个招呼“西苑哪？清华呀？”的。在新街口附近他转悠了一会儿。听说车已经都不敢出城，西直门外正在抓车，大车小车骡车洋车一齐抓。他想喝碗茶就往南放车；车口的冷静露出真的危险，他有相当的胆子，但是不便故意的走死路。正在这个接骨眼儿，从南来了两辆车，车上坐着的好象是学生。拉车的一边走，一边儿喊：“有上清华的没有？嗨，清华！”
        车口上的几辆车没有人答碴儿，大家有的看着那两辆车淡而不厌的微笑，有的叼着小烟袋坐着，连头也不抬。那两辆车还继续的喊：“都哑吧了？清华！”
        “两块钱吧，我去！”一个年轻光头的矮子看别人不出声，开玩笑似的答应了这么一句。
        “拉过来！再找一辆！”那两辆车停住了。
        年轻光头的楞了一会儿，似乎不知怎样好了。别人还都不动。祥子看出来，出城一定有危险，要不然两块钱清华——平常只是二三毛钱的事儿——为什么会没人抢呢？他也不想去。可是那个光头的小伙子似乎打定了主意，要是有人陪他跑一趟的话，他就豁出去了；他一眼看中了祥子：“大个子，你怎样？”
        “大个子”三个字把祥子招笑了，这是一种赞美。他心中打开了转儿：凭这样的赞美，似乎也应当捧那身矮胆大的光头一场；再说呢，两块钱是两块钱，这不是天天能遇到的事。

        危险？难道就那样巧？况且，前两天还有人说天坛住满了兵；他亲眼看见的，那里连个兵毛儿也没有。这么一想，他把车拉过去了。

        拉到了西直门，城洞里几乎没有什么行人。祥子的心凉了一些。光头也看出不妙，可是还笑着说：“招呼吧，伙计！是福不是祸，今儿个就是今儿个啦！”祥子知道事情要坏，可是在街面上混了这几年了，不能说了不算，不能耍老娘们脾气！

        出了西直门，真是连一辆车也没遇上；祥子低下头去，不敢再看马路的左右。他的心好象直顶他的肋条。到了高亮桥，他向四围打了一眼，并没有一个兵，他又放了点心。两块钱到底是两块钱，他盘算着，没点胆子哪能找到这么俏的事。他平常很不喜欢说话，可是这阵儿他愿意跟光头的矮子说几句，街上清静得真可怕。“抄土道走吧？马路上——”“那还用说，”矮子猜到他的意思，“自要一上了便道，咱们就算有点底儿了！”

        还没拉到便道上，祥子和光头的矮子连车带人都被十来个兵捉了去！

        虽然已到妙峰山开庙进香的时节，夜里的寒气可还不是一件单衫所能挡得住的。祥子的身上没有任何累赘，除了一件灰色单军服上身，和一条蓝布军裤，都被汗沤得奇臭——自从还没到他身上的时候已经如此。由这身破军衣，他想起自己原来穿着的白布小褂与那套阴丹士林蓝的夹裤褂；那是多么干净体面！是的，世界上还有许多比阴丹士林蓝更体面的东西，可是祥子知道自己混到那么干净利落已经是怎样的不容易。闻着现在身上的臭汗味，他把以前的挣扎与成功看得分外光荣，比原来的光荣放大了十倍。他越想着过去便越恨那些兵们。

        他的衣服鞋帽，洋车，甚至于系腰的布带，都被他们抢了去；只留给他青一块紫一块的一身伤，和满脚的疱！不过，衣服，算不了什么；身上的伤，不久就会好的。他的车，几年的血汗挣出来的那辆车，没了！自从一拉到营盘里就不见了！以前的一切辛苦困难都可一眨眼忘掉，可是他忘不了这辆车！

        吃苦，他不怕；可是再弄上一辆车不是随便一说就行的事；至少还得几年的工夫！过去的成功全算白饶，他得重打鼓另开张打头儿来！祥子落了泪！他不但恨那些兵，而且恨世上的一切了。凭什么把人欺侮到这个地步呢？凭什么？“凭什么？”他喊了出来。

        这一喊——虽然痛快了些——马上使他想起危险来。别的先不去管吧，逃命要紧！

        他在哪里呢？他自己也不能正确的回答出。这些日子了，他随着兵们跑，汗从头上一直流到脚后跟。走，得扛着拉着或推着兵们的东西；站住，他得去挑水烧火喂牲口。他一天到晚只知道怎样把最后的力气放在手上脚上，心中成了块空白。到了夜晚，头一挨地他便象死了过去，而永远不再睁眼也并非一定是件坏事。

        最初，他似乎记得兵们是往妙峰山一带退却。及至到了后山，他只顾得爬山了，而时时想到不定哪时他会一交跌到山涧里，把骨肉被野鹰们啄尽，不顾得别的。在山中绕了许多天，忽然有一天山路越来越少，当太阳在他背后的时候，他远远的看见了平地。晚饭的号声把出营的兵丁唤回，有几个扛着枪的牵来几匹骆驼。

        骆驼！祥子的心一动，忽然的他会思想了，好象迷了路的人忽然找到一个熟识的标记，把一切都极快的想了起来。骆驼不会过山，他一定是来到了平地。在他的知识里，他晓得京西一带，象八里庄，黄村，北辛安，磨石口，五里屯，三家店，都有养骆驼的。难道绕来绕去，绕到磨石口来了吗？这是什么战略——假使这群只会跑路与抢劫的兵们也会有战略——他不晓得。可是他确知道，假如这真是磨石口的话，兵们必是绕不出山去，而想到山下来找个活路。磨石口是个好地方，往东北可以回到西山；往南可以奔长辛店，或丰台；一直出口子往西也是条出路。他为兵们这么盘算，心中也就为自己画出一条道儿来：这到了他逃走的时候了。万一兵们再退回乱山里去，他就是逃出兵的手掌，也还有饿死的危险。要逃，就得乘这个机会。由这里一跑，他相信，一步就能跑回海甸！虽然中间隔着那么多地方，可是他都知道呀；一闭眼，他就有了个地图：这里是磨石口——老天爷，这必须是磨石口！——他往东北拐，过金顶山，礼王坟，就是八大处；从四平台往东奔杏子口，就到了南辛庄。为是有些遮隐，他顶好还顺着山走，从北辛庄，往北，过魏家村；往北，过南河滩；再往北，到红山头，杰王府；静宜园了！找到静宜园，闭着眼他也可以摸到海甸去！他的心要跳出来！

        这些日子，他的血似乎全流到四肢上去；这一刻，仿佛全归到心上来；心中发热，四肢反倒冷起来；热望使他混身发颤！

        一直到半夜，他还合不上眼。希望使他快活，恐惧使他惊惶，他想睡，但睡不着，四肢象散了似的在一些干草上放着。什么响动也没有，只有天上的星伴着自己的心跳。骆驼忽然哀叫了两声，离他不远。他喜欢这个声音，象夜间忽然听到鸡鸣那样使人悲哀，又觉得有些安慰。

        远处有了炮声，很远，但清清楚楚的是炮声。他不敢动，可是马上营里乱起来。他闭住了气，机会到了！他准知道，兵们又得退却，而且一定是往山中去。这些日子的经验使他知道，这些兵的打仗方法和困在屋中的蜜蜂一样，只会到处乱撞。有了炮声，兵们一定得跑；那么，他自己也该精神着点了。他慢慢的，闭着气，在地上爬，目的是在找到那几匹骆驼。

        他明知道骆驼不会帮助他什么，但他和它们既同是俘虏，好象必须有些同情。军营里更乱了，他找到了骆驼——几块土岗似的在黑暗中爬伏着，除了粗大的呼吸，一点动静也没有，似乎天下都很太平。这个，教他壮起点胆子来。他伏在骆驼旁边，象兵丁藏在沙口袋后面那样。极快的他想出个道理来：炮声是由南边来的，即使不是真心作战，至少也是个“此路不通”的警告。那么，这些兵还得逃回山中去。真要是上山，他们不能带着骆驼。这样，骆驼的命运也就是他的命运。他们要是不放弃这几个牲口呢，他也跟着完事；他们忘记了骆驼，他就可以逃走。把耳朵贴在地上，他听着有没有脚步声儿来，心跳得极快。

        不知等了多久，始终没人来拉骆驼。他大着胆子坐起来，从骆驼的双峰间望过去，什么也看不见，四外极黑。逃吧！不管是吉是凶，逃！

    三

        祥子已经跑出二三十步去，可又不肯跑了，他舍不得那几匹骆驼。他在世界上的财产，现在，只剩下了自己的一条命。就是地上的一根麻绳，他也乐意拾起来，即使没用，还能稍微安慰他一下，至少他手中有条麻绳，不完全是空的。逃命是要紧的，可是赤裸裸的一条命有什么用呢？他得带走这几匹牲口，虽然还没想起骆驼能有什么用处，可是总得算是几件东西，而且是块儿不小的东西。

        他把骆驼拉了起来。对待骆驼的方法，他不大晓得，可是他不怕它们，因为来自乡间，他敢挨近牲口们。骆驼们很慢很慢的立起来，他顾不得细调查它们是不是都在一块儿拴着，觉到可以拉着走了，他便迈开了步，不管是拉起来一个，还是全“把儿”。

        一迈步，他后悔了。骆驼——在口内负重惯了的——是走不快的。不但是得慢走，还须极小心的慢走，骆驼怕滑；一汪儿水，一片儿泥，都可以教它们劈了腿，或折扭了膝。骆驼的价值全在四条腿上；腿一完，全完！而祥子是想逃命呀！

        可是，他不肯再放下它们。一切都交给天了，白得来的骆驼是不能放手的！

        因拉惯了车，祥子很有些辨别方向的能力。虽然如此，他现在心中可有点乱。当他找到骆驼们的时候，他的心似乎全放在它们身上了；及至把它们拉起来，他弄不清哪儿是哪儿了，天是那么黑，心中是那么急，即使他会看看星，调一调方向，他也不敢从容的去这么办；星星们——在他眼中——好似比他还着急，你碰我，我碰你的在黑空中乱动。祥子不敢再看天上。他低着头，心里急而脚步不敢放快的往前走。他想起了这个：既是拉着骆驼，便须顺着大道走，不能再沿着山坡儿。由磨石口——假如这是磨石口——到黄村，是条直路。

        这既是走骆驼的大路，而且一点不绕远儿。“不绕远儿”在一个洋车夫心里有很大的价值。

        不过，这条路上没有遮掩！万一再遇上兵呢？即使遇不上大兵，他自己那身破军衣，脸上的泥，与那一脑袋的长头发，能使人相信他是个拉骆驼的吗？不象，绝不象个拉骆驼的！倒很象个逃兵！逃兵，被官中拿去还倒是小事；教村中的人们捉住，至少是活埋！想到这儿，他哆嗦起来，背后骆驼蹄子噗噗轻响猛然吓了他一跳。他要打算逃命，还是得放弃这几个累赘。可是到底不肯撒手骆驼鼻子上的那条绳子。走吧，走，走到哪里算哪里，遇见什么说什么；活了呢，赚几条牲口；死了呢，认命！

        可是，他把军衣脱下来：一把，将领子扯掉；那对还肯负责任的铜钮也被揪下来，掷在黑暗中，连个响声也没发。然后，他把这件无领无钮的单衣斜搭在身上，把两条袖子在胸前结成个结子，象背包袱那样。这个，他以为可以减少些败兵的嫌疑；裤子也挽高起来一块。

        他知道这还不十分象拉骆驼的，可是至少也不完全象个逃兵了。加上他脸上的泥，身上的汗，大概也够个“煤黑子”的谱儿了。他的思想很慢，可是想得很周到，而且想起来马上就去执行。夜黑天里，没人看见他；他本来无须乎立刻这样办；可是他等不得。他不知道时间，也许忽然就会天亮。既没顺着山路走，他白天没有可以隐藏起来的机会；要打算白天也照样赶路的话，他必须使人相信他是个“煤黑子”。想到了这个，也马上这么办了，他心中痛快了些，好似危险已过，而眼前就是北平了。他必须稳稳当当的快到城里，因为他身上没有一个钱，没有一点干粮，不能再多耗时间。想到这里，他想骑上骆驼，省些力气可以多挨一会儿饥饿。可是不敢去骑，即使很稳当，也得先教骆驼跪下，他才能上去；时间是值钱的，不能再麻烦。况且，他要是上了那么高，便更不容易看清脚底下，骆驼若是摔倒，他也得陪着。不，就这样走吧。

        大概的他觉出是顺着大路走呢；方向，地点，都有些茫然。夜深了，多日的疲乏，与逃走的惊惧，使他身心全不舒服。及至走出来一些路，脚步是那么平匀，缓慢，他渐渐的仿佛困倦起来。夜还很黑，空中有些湿冷的雾气，心中更觉得渺茫。用力看看地，地上老象有一岗一岗的，及至放下脚去，却是平坦的。这种小心与受骗教他更不安静，几乎有些烦躁。爽性不去管地上了，眼往平里看，脚擦着地走。四外什么也看不见，就好象全世界的黑暗都在等着他似的，由黑暗中迈步，再走入黑暗中；身后跟着那不声不响的骆驼。

        外面的黑暗渐渐习惯了，心中似乎停止了活动，他的眼不由的闭上了。不知道是往前走呢，还是已经站住了，心中只觉得一浪一浪的波动，似一片波动的黑海，黑暗与心接成一气，都渺茫，都起落，都恍惚。忽然心中一动，象想起一些什么，又似乎是听见了一些声响，说不清；可是又睁开了眼。他确是还往前走呢，忘了刚才是想起什么来，四外也并没有什么动静。心跳了一阵，渐渐又平静下来。他嘱咐自己不要再闭上眼，也不要再乱想；快快的到城里是第一件要紧的事。可是心中不想事，眼睛就很容易再闭上，他必须想念着点儿什么，必须醒着。他知道一旦倒下，他可以一气睡三天。想什么呢？他的头有些发晕，身上潮渌渌的难过，头发里发痒，两脚发酸，口中又干又涩。他想不起别的，只想可怜自己。可是，连自己的事也不大能详细的想了，他的头是那么虚空昏胀，仿佛刚想起自己，就又把自己忘记了，象将要灭的蜡烛，连自己也不能照明白了似的。再加上四围的黑暗，使他觉得象在一团黑气里浮荡，虽然知道自己还存在着，还往前迈步，可是没有别的东西来证明他准是在哪里走，就很象独自在荒海里浮着那样不敢相信自己。他永远没尝受过这种惊疑不定的难过，与绝对的寂闷。平日，他虽不大喜欢交朋友，可是一个人在日光下，有太阳照着他的四肢，有各样东西呈现在目前，他不至于害怕。现在，他还不害怕，只是不能确定一切，使他受不了。设若骆驼们要是象骡马那样不老实，也许倒能教他打起精神去注意它们，而骆驼偏偏是这么驯顺，驯顺得使他不耐烦；在心神最恍惚的时候，他忽然怀疑骆驼是否还在他的背后，教他吓一跳；他似乎很相信这几个大牲口会轻轻的钻入黑暗的岔路中去，而他一点也不晓得，象拉着块冰那样能渐渐的化尽。

        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他坐下了。若是他就是这么死去，就是死后有知，他也不会记得自己是怎么坐下的，和为什么坐下的。坐了五分钟，也许是一点钟，他不晓得。他也不知道他是先坐下而后睡着，还是先睡着而后坐下的。大概他是先睡着了而后坐下的，因为他的疲乏已经能使他立着睡去的。

        他忽然醒了。不是那种自自然然的由睡而醒，而是猛的一吓，象由一个世界跳到另一个世界，都在一睁眼的工夫里。看见的还是黑暗，可是很清楚的听见一声鸡鸣，是那么清楚，好象有个坚硬的东西在他脑中划了一下。他完全清醒过来。骆驼呢？他顾不得想别的。绳子还在他手中，骆驼也还在他旁边。他心中安静了。懒得起来。身上酸懒，他不想起来，可也不敢再睡。他得想，细细的想，好主意。就是在这个时候，他想起他的车，而喊出“凭什么？”

        “凭什么？”但是空喊是一点用处没有的。他去摸摸骆驼，他始终还不知自己拉来几匹。摸清楚了，一共三匹。他不觉得这是太多，还是太少；他把思想集中到这三匹身上，虽然还没想妥一定怎么办，可是他渺茫的想到，他的将来全仗着这三个牲口。

        “为什么不去卖了它们，再买上一辆车呢？”他几乎要跳起来了！可是他没动，好象因为先前没想到这样最自然最省事的办法而觉得应当惭愧似的。喜悦胜过了惭愧，他打定了主意：刚才不是听到鸡鸣么？即使鸡有时候在夜间一两点钟就打鸣，反正离天亮也不甚远了。

        有鸡鸣就必有村庄，说不定也许是北辛安吧？那里有养骆驼的，他得赶快的走，能在天亮的时候赶到，把骆驼出了手，他可以一进城就买上一辆车。兵荒马乱的期间，车必定便宜一些；他只顾了想买车，好似卖骆驼是件毫无困难的事。

        想到骆驼与洋车的关系，他的精神壮了起来，身上好似一向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假若他想到拿这三匹骆驼能买到一百亩地，或是可以换几颗珍珠，他也不会这样高兴。他极快的立起来，扯起骆驼就走。他不晓得现在骆驼有什么行市，只听说过在老年间，没有火车的时候，一条骆驼要值一个大宝①，因为骆驼力气大，而吃得比骡马还省。他不希望得三个大宝，只盼望换个百儿八十的，恰好够买一辆车的。越走天越亮了；不错，亮处是在前面，他确是朝东走呢。即使他走错了路，方向可是不差；山在西，城在东，他晓得这个。四外由一致的漆黑，渐渐能分出深浅，虽然还辨不出颜色，可是田亩远树已都在普遍的灰暗中有了形状。星星渐稀，天上罩着一层似云又似雾的灰气，暗淡，可是比以前高起许多去。祥子仿佛敢抬起头来了。他也开始闻见路旁的草味，也听见几声鸟鸣；因为看见了渺茫的物形，他的耳目口鼻好似都恢复了应有的作用。他也能看到自己身上的一切，虽然是那么破烂狼狈，可是能以相信自己确是还活着呢；好象噩梦初醒时那样觉得生命是何等的可爱。看完了他自己，他回头看了看骆驼——和他一样的难看，也一样的可爱。正是牲口脱毛的时候，骆驼身上已经都露出那灰红的皮，只有东一缕西一块的挂着些零散的，没力量的，随时可以脱掉的长毛，象些兽中的庞大的乞丐。顶可怜的是那长而无毛的脖子，那么长，那么秃，弯弯的，愚笨的，伸出老远，象条失意的瘦龙。可是祥子不憎嫌它们，不管它们是怎样的不体面，到底是些活东西。他承认自己是世上最有运气的人，上天送给他三条足以换一辆洋车的活宝贝；这不是天天能遇到的事。他忍不住的笑了出来。

        灰天上透出些红色，地与远树显着更黑了；红色渐渐的与灰色融调起来，有的地方成为灰紫的，有的地方特别的红，而大部分的天色是葡萄灰的。又待了一会儿，红中透出明亮的金黄来，各种颜色都露出些光；忽然，一切东西都非常的清楚了。跟着，东方的早霞变成一片深红，头上的天显出蓝色。红霞碎开，金光一道一道的射出，横的是霞，直的是光，在天的东南角织成一部极伟大光华的蛛网：绿的田，树，野草，都由暗绿变为发光的翡翠。老松的干上染上了金红，飞鸟的翅儿闪起金光，一切的东西都带出笑意。祥子对着那片红光要大喊几声，自从一被大兵拉去，他似乎没看见过太阳，心中老在咒骂，头老低着，忘了还有日月，忘了老天。现在，他自由的走着路，越走越光明，太阳给草叶的露珠一点儿金光，也照亮了祥子的眉发，照暖了他的心。他忘了一切困苦，一切危险，一切疼痛；不管身上是怎样褴褛污浊，太阳的光明与热力并没将他除外，他是生活在一个有光有热力的宇宙里；他高兴，他想欢呼！

        看看身上的破衣，再看看身后的三匹脱毛的骆驼，他笑了笑。就凭四条这么不体面的人与牲口，他想，居然能逃出危险，能又朝着太阳走路，真透着奇怪！不必再想谁是谁非了，一切都是天意，他以为。他放了心，缓缓的走着，自要老天保佑他，什么也不必怕。走到什么地方了？不想问了，虽然田间已有男女来作工。走吧，就是一时卖不出骆驼去，似乎也没大关系了；先到城里再说，他渴想再看见城市，虽然那里没有父母亲戚，没有任何财产，可是那到底是他的家，全个的城都是他的家，一到那里他就有办法。远处有个村子，不小的一个村子，村外的柳树象一排高而绿的护兵，低头看着那些矮矮的房屋，屋上浮着些炊烟。远远的听到村犬的吠声，非常的好听。他一直奔了村子去，不想能遇到什么俏事，仿佛只是表示他什么也不怕，他是好人，当然不怕村里的良民；现在人人都是在光明和平的阳光下。假若可能的话，他想要一点水喝；就是要不到水也没关系；他既没死在山中，多渴一会儿算得了什么呢？

        村犬向他叫，他没大注意；妇女和小孩儿们的注视他，使他不大自在了。他必定是个很奇怪的拉骆驼的，他想；要不然，大家为什么这样呆呆的看着他呢？他觉得非常的难堪：兵们不拿他当个人，现在来到村子里，大家又看他象个怪物！他不晓得怎样好了。他的身量，力气，一向使他自尊自傲，可是在过去的这些日子，无缘无故的他受尽了委屈与困苦。他从一家的屋脊上看过去，又看见了那光明的太阳，可是太阳似乎不象刚才那样可爱了！

        村中的唯一的一条大道上，猪尿马尿与污水汇成好些个发臭的小湖，*樽游职崖*驼滑倒，很想休息一下。道儿北有个较比阔气的人家，后边是瓦房，大门可是只拦着个木栅，没有木门，没有门楼。祥子心中一动；瓦房——财主；木栅而没门楼——养骆驼的主儿！好吧，他就在这儿休息会儿吧，万一有个好机会把骆驼打发出去呢！

        “色！色！色！”祥子叫骆驼们跪下；对于调动骆驼的口号，他只晓得“色……”是表示跪下；他很得意的应用出来，特意叫村人们明白他并非是外行。骆驼们真跪下了，他自己也大大方方的坐在一株小柳树下。大家看他，他也看大家；他知道只有这样才足以减少村人的怀疑。

        坐了一会儿，院中出来个老者，蓝布小褂敞着怀，脸上很亮，一看便知道是乡下的财主。祥子打定了主意：“老者，水现成吧？喝碗！”
        “啊！”老者的手在胸前搓着泥卷，打量了祥子一眼，细细看了看三匹骆驼。“有水！哪儿来的？“
        “西边！”祥子不敢说地名，因为不准知道。
        “西边有兵呀？”老者的眼盯住祥子的军裤。
        “教大兵裹了去，刚逃出来。”
        “啊！骆驼出西口没什么险啦吧？”
        “兵都入了山，路上很平安。”
        “嗯！”老者慢慢点着头。“你等等，我给你拿水去。”
        祥子跟了进去。到了院中，他看见了四匹骆驼。“老者，留下我的三匹，凑一把儿吧？”
        “哼！一把儿？倒退三十年的话，我有过三把儿！年头儿变了，谁还喂得起骆驼！”老头儿立住，呆呆的看着那四匹牲口。待了半天：“前几天本想和街坊搭伙，把它们送到口外去放青①。东也闹兵，西也闹兵，谁敢走啊！在家里拉夏吧，看着就焦心，看着就焦心，瞧这些苍蝇！赶明儿天大热起来，再加上蚊子，眼看着好好的牲口活活受罪，真！”老者连连的点头，似乎有无限的感慨与牢骚。

        “老者，留下我的三匹，凑成一把儿到口外去放青。欢蹦乱跳的牲口，一夏天在这儿，准教苍蝇蚊子给拿个半死！”祥子几乎是央求了。

        “可是，谁有钱买呢？这年头不是养骆驼的年头了！”“留下吧，给多少是多少；我把它们出了手，好到城里去谋生！”

        老者又细细看了祥子一番，觉得他绝不是个匪类。然后回头看了看门外的牲口，心中似乎是真喜欢那三匹骆驼——明知买到手中并没好处，可是爱书的人见书就想买，养马的见了马就舍不得，有过三把儿骆驼的也是如此。况且祥子说可以贱卖呢；懂行的人得到个便宜，就容易忘掉东西买到手中有没有好处。

        “小伙子，我要是钱富裕的话，真想留下！”老者说了实话。

        “干脆就留下吧，瞧着办得了！”祥子是那么诚恳，弄得老头子有点不好意思了。

        “说真的，小伙子；倒退三十年，这值三个大宝；现在的年头，又搭上兵荒马乱，我——你还是到别处吃喝吆喝去吧！”“给多少是多少！”祥子想不出别的话。他明白老者的话很实在，可是不愿意满世界去卖骆驼——卖不出去，也许还出了别的毛病。

        “你看，你看，二三十块钱真不好说出口来，可是还真不容易往外拿呢；这个年头，没法子！”

        祥子心中也凉了些，二三十块？离买车还差得远呢！可是，第一他愿脆快办完，第二他不相信能这么巧再遇上个买主儿。“老者，给多少是多少！”

        “你是干什么的，小伙子；看得出，你不是干这一行的！”祥子说了实话。

        “呕，你是拿命换出来的这些牲口！”老者很同情祥子，而且放了心，这不是偷出来的；虽然和偷也差不远，可是究竟中间还隔着层大兵。兵灾之后，什么事儿都不能按着常理儿说。

        “这么着吧，伙计，我给三十五块钱吧；我要说这不是个便宜，我是小狗子；我要是能再多拿一块，也是个小狗子！我六十多了；哼，还教我说什么好呢！”

        祥子没了主意。对于钱，他向来是不肯放松一个的。可是，在军队里这些日子，忽然听到老者这番诚恳而带有感情的话，他不好意思再争论了。况且，可以拿到手的三十五块现洋似乎比希望中的一万块更可靠，虽然一条命只换来三十五块钱的确是少一些！就单说三条大活骆驼，也不能，绝不能，只值三十五块大洋！可是，有什么法儿呢！“骆驼算你的了，老者！我就再求一件事，给我找件小褂，和一点吃的！”
        “那行！”
        祥子喝了一气凉水，然后拿着三十五块很亮的现洋，两个棒子面饼子，穿着将护到胸际的一件破白小褂，要一步迈到城里去！

    四

        祥子在海甸的一家小店里躺了三天，身上忽冷忽热，心中迷迷忽忽，牙床上起了一溜紫泡，只想喝水，不想吃什么。饿了三天，火气降下去，身上软得象皮糖似的。恐怕就是在这三天里，他与三匹骆驼的关系由梦话或胡话中被人家听了去。一清醒过来，他已经是“骆驼祥子”了。

        自从一到城里来，他就是“祥子”，仿佛根本没有个姓；如今，“骆子”之上，就更没有人关心他到底姓什么了。有姓无姓，他自己也并不在乎。不过，三条牲口才换了那么几块钱，而自己倒落了个外号，他觉得有点不大上算。

        刚能挣扎着立起来，他想出去看看。没想到自己的腿能会这样的不吃力，走到小店门口他一软就坐在了地上，昏昏沉沉的坐了好大半天，头上见了凉汗。又忍了一会儿，他睁开了眼，肚中响了一阵，觉出点饿来。极慢的立起来，找到了个馄饨挑儿。要了碗馄饨，他仍然坐在地上。呷了口汤，觉得恶心，在口中含了半天，勉强的咽下去；不想再喝。可是，待了一会儿，热汤象股线似的一直通到腹部，打了两个响嗝。他知道自己又有了命。

        肚中有了点食，他顾得看看自己了。身上瘦了许多，那条破裤已经脏得不能再脏。他懒得动，可是要马上恢复他的干净利落，他不肯就这么神头鬼脸的进城去。不过，要干净利落就得花钱，剃剃头，换换衣服，买鞋袜，都要钱。手中的三十五元钱应当一个不动，连一个不动还离买车的数儿很远呢！可是，他可怜了自己。虽然被兵们拉去不多的日子，到现在一想，一切都象个噩梦。这个噩梦使他老了许多，好象他忽然的一气增多了好几岁。看着自己的大手大脚，明明是自己的，可是又象忽然由什么地方找到的。他非常的难过。他不敢想过去的那些委屈与危险，虽然不去想，可依然的存在，就好象连阴天的时候，不去看天也知道天是黑的。他觉得自己的身体是特别的可爱，不应当再太自苦了。他立起来，明知道身上还很软，可是刻不容缓的想去打扮打扮，仿佛只要剃剃头，换件衣服，他就能立刻强壮起来似的。

        打扮好了，一共才花了两块二毛钱。近似搪布①的一身本色粗布裤褂一元，青布鞋八毛，线披儿织成的袜子一毛五，还有顶二毛五的草帽。脱下来的破东西换了两包火柴。拿着两包火柴，顺着大道他往西直门走。没走出多远，他就觉出软弱疲乏来了。可是他咬上了牙。他不能坐车，从哪方面看也不能坐车：一个乡下人拿十里八里还能当作道儿吗，况且自己是拉车的。这且不提，以自己的身量力气而被这小小的一点病拿住，笑话；除非一交栽倒，再也爬不起来，他满地滚也得滚进城去，决不服软！今天要是走不进城去，他想，祥子便算完了；他只相信自己的身体，不管有什么病！

        晃晃悠悠的他放开了步。走出海甸不远，他眼前起了金星。扶着棵柳树，他定了半天神，天旋地转的闹慌了会儿，他始终没肯坐下。天地的旋转慢慢的平静起来，他的心好似由老远的又落到自己的心口中，擦擦头上的汗，他又迈开了步。已经剃了头，已经换上新衣新鞋，他以为这就十分对得起自己了；那么，腿得尽它的责任，走！一气他走到了关厢。看见了人马的忙乱，听见了复杂刺耳的声音，闻见了干臭的味道，踏上了细软污浊的灰土，祥子想爬下去吻一吻那个灰臭的地，可爱的地，生长洋钱的地！没有父母兄弟，没有本家亲戚，他的唯一的朋友是这座古城。这座城给了他一切，就是在这里饿着也比乡下可爱，这里有的看，有的听，到处是光色，到处是声音；自己只要卖力气，这里还有数不清的钱，吃不尽穿不完的万样好东西。在这里，要饭也能要到荤汤腊水的，乡下只有棒子面。才到高亮桥西边，他坐在河岸上，落了几点热泪！

        太阳平西了，河上的老柳歪歪着，梢头挂着点金光。河里没有多少水，可是长着不少的绿藻，象一条油腻的长绿的带子，窄长，深绿，发出些微腥的潮味。河岸北的麦子已吐了芒，矮小枯干，叶上落了一层灰土。河南的荷塘的绿叶细小无力的浮在水面上，叶子左右时时冒起些细碎的小水泡。东边的桥上，来往的人与车过来过去，在斜阳中特别显着匆忙，仿佛都感到暮色将近的一种不安。这些，在祥子的眼中耳中都非常的有趣与可爱。只有这样的小河仿佛才能算是河；这样的树，麦子，荷叶，桥梁，才能算是树，麦子，荷叶，与桥梁。

        因为它们都属于北平。

        坐在那里，他不忙了。眼前的一切都是熟习的，可爱的，就是坐着死去，他仿佛也很乐意。歇了老大半天，他到桥头吃了碗老豆腐：醋，酱油，花椒油，韭菜末，被热的雪白的豆腐一烫，发出点顶香美的味儿，香得使祥子要闭住气；捧着碗，看着那深绿的韭菜末儿，他的手不住的哆嗦。吃了一口，豆腐把身里烫开一条路；他自己下手又加了两小勺辣椒油。一碗吃完，他的汗已湿透了裤腰。半闭着眼，把碗递出去：“再来一碗！”

        站起来，他觉出他又象个人了。太阳还在西边的最低处，河水被晚霞照得有些微红，他痛快得要喊叫出来。摸了摸脸上那块平滑的疤，摸了摸袋中的钱，又看了一眼角楼上的阳光，他硬把病忘了，把一切都忘了，好似有点什么心愿，他决定走进城去。

        城门洞里挤着各样的车，各样的人，谁也不敢快走，谁可都想快快过去，鞭声，喊声，骂声，喇叭声，铃声，笑声，都被门洞儿——象一架扩音机似的——嗡嗡的联成一片，仿佛人人都发着点声音，都嗡嗡的响。祥子的大脚东插一步，西跨一步，两手左右的拨落，象条瘦长的大鱼，随浪欢跃那样，挤进了城。一眼便看到新街口，道路是那么宽，那么直，他的眼发了光，和东边的屋顶上的反光一样亮。他点了点头。

        他的铺盖还在西安门大街人和车厂呢，自然他想奔那里去。因为没有家小，他一向是住在车厂里，虽然并不永远拉厂子里的车。人和的老板刘四爷是已快七十岁的人了；人老，心可不老实。年轻的时候他当过库兵，设过赌场，买卖过人口，放过阎王账。干这些营生所应有的资格与本领——力气，心路，手段，交际，字号等等——刘四爷都有。在前清的时候，打过群架，抢过良家妇女，跪过铁索。跪上铁索，刘四并没皱一皱眉，没说一个饶命。官司教他硬挺了过来，这叫作“字号”。出了狱，恰巧入了民国，巡警的势力越来越大，刘四爷看出地面上的英雄已成了过去的事儿，即使黄天霸再世也不会有多少机会了。他开了个洋车厂子。土混混出身，他晓得怎样对付穷人，什么时候该紧一把儿，哪里该松一步儿，他有善于调动的天才。车夫们没有敢跟他耍骨头①的。他一瞪眼，和他哈哈一笑，能把人弄得迷迷忽忽的，仿佛一脚登在天堂，一脚登在地狱，只好听他摆弄。到现在，他有六十多辆车，至坏的也是七八成新的，他不存破车。车租，他的比别家的大，可是到三节他比别家多放着两天的份儿。人和厂有地方住，拉他的车的光棍儿，都可以白住——可是得交上车份儿，交不上账而和他苦腻的，他扣下铺盖，把人当个破水壶似的扔出门外。大家若是有个急事急病，只须告诉他一声，他不含忽，水里火里他都热心的帮忙，这叫作“字号”。

        刘四爷是虎相。快七十了，腰板不弯，拿起腿还走个十里二十里的。两只大圆眼，大鼻头，方嘴，一对大虎牙，一张口就象个老虎。个子几乎与祥子一边儿高，头剃得很亮，没留胡子。他自居老虎，可惜没有儿子，只有个三十七八岁的虎女——知道刘四爷的就必也知道虎妞。她也长得虎头虎脑，因此吓住了男人，帮助父亲办事是把好手，可是没人敢娶她作太太。她什么都和男人一样，连骂人也有男人的爽快，有时候更多一些花样。刘四爷打外，虎妞打内，父女把人和车厂治理得铁筒一般。人和厂成了洋车界的权威，刘家父女的办法常常在车夫与车主的口上，如读书人的引经据典。

        在买上自己的车以前，祥子拉过人和厂的车。他的积蓄就交给刘四爷给存着。把钱凑够了数，他要过来，买上了那辆新车。

        “刘四爷，看看我的车！”祥子把新车拉到人和厂去。老头子看了车一眼，点了点头：“不离！”

        “我可还得在这儿住，多咱我拉上包月，才去住宅门！”祥子颇自傲的说。

        “行！”刘四爷又点了点头。

        于是，祥子找到了包月，就去住宅山；掉了事而又去拉散座，便住在人和厂。

        不拉刘四爷的车，而能住在人和厂，据别的车夫看，是件少有的事。因此，甚至有人猜测，祥子必和刘老头子是亲戚；更有人说，刘老头子大概是看上了祥子，而想给虎妞弄个招门纳婿的“小人”。这种猜想里虽然怀着点妒羡，可是万一要真是这么回事呢，将来刘四爷一死，人和厂就一定归了祥子。这个，教他们只敢胡猜，而不敢在祥子面前说什么不受听的。其实呢，刘老头子的优待祥子是另有笔账儿。祥子是这样的一个人：在新的环境里还能保持着旧的习惯。假若他去当了兵，他决不会一穿上那套虎皮，马上就不傻装傻的去欺侮人。在车厂子里，他不闲着，把汗一落下去，他就找点事儿作。他去擦车，打气，晒雨布，抹油……用不着谁支使，他自己愿意干，干得高高兴兴，仿佛是一种极好的娱乐。厂子里靠常总住着二十来个车夫；收了车，大家不是坐着闲谈，便是蒙头大睡；祥子，只有祥子的手不闲着。初上来，大家以为他是向刘四爷献殷勤，狗事巴结人；过了几天，他们看出来他一点没有卖好讨俏的意思，他是那么真诚自然，也就无话可说了。刘老头子没有夸奖过他一句，没有格外多看过他一眼；老头子心里有数儿。他晓得祥子是把好手，即使不拉他的车，他也还愿意祥子在厂子里。有祥子在这儿，先不提别的院子与门口永远扫得干干净净。虎妞更喜欢这个傻大个儿，她说什么，祥子老用心听着，不和她争辩；别的车夫，因为受尽苦楚，说话总是横着来；她一点不怕他们，可是也不愿多搭理他们；她的话，所以，都留给祥子听。当祥子去拉包月的时候，刘家父女都仿佛失去一个朋友。赶到他一回来，连老头子骂人也似乎更痛快而慈善一些。

        祥子拿着两包火柴，进了人和厂。天还没黑，刘家父女正在吃晚饭。看见他进来，虎妞把筷子放下了：“祥子！你让狼叼了去，还是上非洲挖金矿去了？”“哼！”祥子没说出什么来。

        刘四爷的大圆眼在祥子身上绕了绕，什么也没说。祥子戴着新草帽，坐在他们对面。

        “你要是还没吃了的话，一块儿吧！”虎妞仿佛是招待个好朋友。

        祥子没动，心中忽然感觉到一点说不出来的亲热。一向他拿人和厂当作家：拉包月，主人常换；拉散座，座儿一会儿一改；只有这里老让他住，老有人跟他说些闲话儿。现在刚逃出命来，又回到熟人这里来，还让他吃饭，他几乎要怀疑他们是否要欺弄他，可是也几乎落下泪来。

        “刚吃了两碗老豆腐！”他表示出一点礼让。

        “你干什么去了？”刘四爷的大圆眼还盯着祥子。“车呢？”“车？”祥子啐了口吐沫。

        “过来先吃碗饭！毒不死你！两碗老豆腐管什么事？！”虎妞一把将他扯过去，好象老嫂子疼爱小叔那样。祥子没去端碗，先把钱掏了出来：“四爷，先给我拿着，三十块。”把点零钱又放在衣袋里。

        刘四爷用眉毛梢儿问了句，“哪儿来的？”

        祥子一边吃，一边把被兵拉去的事说了一遍。

        “哼，你这个傻小子！”刘四爷听完，摇了摇头。“拉进城来，卖给汤锅，也值十几多块一头；要是冬天驼毛齐全的时候，三匹得卖六十块！”

        祥子早就有点后悔，一听这个，更难过了。可是，继而一想，把三只活活的牲口卖给汤锅去挨刀，有点缺德；他和骆驼都是逃出来的，就都该活着。什么也没说，他心中平静了下去。

        虎姑娘把家伙撤下去，刘四爷仰着头似乎是想起点来什么。忽然一笑，露出两个越老越结实的虎牙：“傻子，你说病在了海甸？为什么不由黄村大道一直回来？”

        “还是绕西山回来的，怕走大道教人追上，万一村子里的人想过味儿来，还拿我当逃兵呢！”

        刘四爷笑了笑，眼珠往心里转了两转。他怕祥子的话有鬼病，万一那三十块钱是抢了来的呢，他不便代人存着赃物。他自己年轻的时候，什么不法的事儿也干过；现在，他自居是改邪归正，不能不小心，而且知道怎样的小心。祥子的叙述只有这么个缝子，可是祥子一点没发毛咕的解释开，老头子放了心。

        “怎么办呢？”老头子指着那些钱说。
        “听你的！”
        “再买辆车？”老头子又露出虎牙，似乎是说：“自己买上车，还白住我的地方？！”
        “不够！买就得买新的！”祥子没看刘四爷的牙，只顾得看自己的心。
        “借给你？一分利，别人借是二分五！”
        祥子摇了摇头。
        “跟车铺打印子，还不如给我一分利呢！”
        “我也不打印子，”祥子出着神说：“我慢慢的省，够了数，现钱买现货！”
        老头子看着祥子，好象是看着个什么奇怪的字似的，可恶，而没法儿生气。待了会儿，他把钱拿起来：“三十？别打马虎眼！”
        “没错！”祥子立起来：“睡觉去。送给你老人家一包洋火！”他放在桌子上一包火柴，又楞了楞：“不用对别人说，骆驼的事！”

    五

        刘老头子的确没替祥子宣传，可是骆驼的故事很快的由海甸传进城里来。以前，大家虽找不出祥子的毛病，但是以他那股子干倔的劲儿，他们多少以为他不大合群，别扭。自从“骆驼祥子”传开了以后，祥子虽然还是闷着头儿干，不大和气，大家对他却有点另眼看待了。有人说他拾了个金表，有人说他白弄了三百块大洋，那自信知道得最详确的才点着头说，他从西山拉回三十匹骆驼！说法虽然不同，结论是一样的——祥子发了邪财！对于发邪财的人，不管这家伙是怎样的“不得哥儿们”①，大家照例是要敬重的。卖力气挣钱既是那么不容易，人人盼望发点邪财；邪财既是那么千载难遇，所以有些彩气的必定是与众不同，福大命大。因此，祥子的沉默与不合群，一变变成了贵人语迟；他应当这样，而他们理该赶着他去拉拢。“得了，祥子！说说，说说你怎么发的财？”这样的话，祥子天天听到。他一声不响。直到逼急了，他的那块疤有点发红了，才说，“发财，妈的我的车哪儿去了？”

        是呀，这是真的，他的车哪里去了？大家开始思索。但是替别人忧虑总不如替人家喜欢，大家于是忘记了祥子的车，而去想着他的好运气。过了些日子，大伙儿看祥子仍然拉车，并没改了行当，或买了房子置了地，也就对他冷淡了一些，而提到骆驼祥子的时候，也不再追问为什么他偏偏是“骆驼”，仿佛他根本就应当叫作这个似的。

        祥子自己可并没轻描淡写的随便忘了这件事。他恨不得马上就能再买上辆新车，越着急便越想着原来那辆。一天到晚他任劳任怨的去干，可是干着干着，他便想起那回事。一想起来，他心中就觉得发堵，不由的想到，要强又怎样呢，这个世界并不因为自己要强而公道一些，凭着什么把他的车白白抢去呢？即使马上再弄来一辆，焉知不再遇上那样的事呢？他觉得过去的事象个噩梦，使他几乎不敢再希望将来。有时候他看别人喝酒吃烟跑土窑子，几乎感到一点羡慕。要强既是没用，何不乐乐眼前呢？他们是对的。他，即使先不跑土窑子，也该喝两盅酒，自在自在。烟，酒，现在仿佛对他有种特别的诱力，他觉得这两样东西是花钱不多，而必定足以安慰他；使他依然能往前苦奔，而同时能忘了过去的苦痛。

        可是，他还是不敢去动它们。他必须能多剩一个就去多剩一个，非这样不能早早买上自己的车。即使今天买上，明天就丢了，他也得去买。这是他的志愿，希望，甚至是宗教。不拉着自己的车，他简直象是白活。他想不到作官，发财，置买产业；他的能力只能拉车，他的最可靠的希望是买车；非买上车不能对得起自己。他一天到晚思索这回事，计算他的钱；设若一旦忘了这件事，他便忘了自己，而觉得自己只是个会跑路的畜生，没有一点起色与人味。无论是多么好的车，只要是赁来的，他拉着总不起劲，好象背着块石头那么不自然。就是赁来的车，他也不偷懒，永远给人家收拾得干干净净，永远不去胡碰乱撞；可是这只是一些小心谨慎，不是一种快乐。是的，收拾自己的车，就如同数着自己的钱，才是真快乐。他还是得不吃烟不喝酒，爽性连包好茶叶也不便于喝。在茶馆里，象他那么体面的车夫，在飞跑过一气以后，讲究喝十个子儿一包的茶叶，加上两包白糖，为是补气散火。当他跑得顺“耳唇”往下滴汗，胸口觉得有点发辣，他真想也这么办；这绝对不是习气，作派，而是真需要这么两碗茶压一压。只是想到了，他还是喝那一个子儿一包的碎末。有时候他真想贵骂自己，为什么这样自苦；可是，一个车夫而想月间剩下俩钱，不这么办怎成呢？他狠了心。

        买上车再说，买上车再说！有了车就足以抵得一切！

        对花钱是这样一把死拿，对挣钱祥子更不放松一步。没有包月，他就拉整天，出车早，回来的晚，他非拉过一定的钱数不收车，不管时间，不管两腿；有时他硬连下去，拉一天一夜。从前，他不肯抢别人的买卖，特别是对于那些老弱残兵；以他的身体，以他的车，去和他们争座儿，还能有他们的份儿？现在，他不大管这个了，他只看见钱，多一个是一个，不管买卖的苦甜，不管是和谁抢生意；他只管拉上买卖，不管别的，象一只饿疯的野兽。拉上就跑，他心中舒服一些，觉得只有老不站住脚，才能有买上车的希望。一来二去的骆驼祥子的名誉远不及单是祥子的时候了。有许多次，他抢上买卖就跑，背后跟着一片骂声。他不回口，低着头飞跑，心里说：“我要不是为买车，决不能这么不要脸！”他好象是用这句话求大家的原谅，可是不肯对大家这么直说。在车口儿上，或茶馆里，他看大家瞪他；本想对大家解释一下，及至看到大家是那么冷淡，又搭上他平日不和他们一块喝酒，赌钱，下棋，或聊天，他的话只能圈在肚子里，无从往外说。难堪渐渐变为羞恼，他的火也上来了；他们瞪他，他也瞪他们。想起乍由山上逃回来的时候，大家对他是怎样的敬重，现在会这样的被人看轻，他更觉得难过了。独自抱着壶茶，假若是赶上在茶馆里，或独自数着刚挣到的铜子，设若是在车口上，他用尽力量把怒气纳下去。他不想打架，虽然不怕打架。大家呢，本不怕打架，可是和祥子动手是该当想想的事儿，他们谁也不是他的对手，而大家打一个又是不大光明的。勉强压住气，他想不出别的方法，只有忍耐一时，等到买上车就好办了。有了自己的车，每天先不用为车租着急，他自然可以大大方方的，不再因抢生意而得罪人。这样想好，他看大家一眼，仿佛是说：咱们走着瞧吧！

        论他个人，他不该这样拚命。逃回城里之后，他并没等病好利落了就把车拉起来，虽然一点不服软，可是他时常觉出疲乏。疲乏，他可不敢休息，他总以为多跑出几身汗来就会减去酸懒的。对于饮食，他不敢缺着嘴，可也不敢多吃些好的。他看出来自己是瘦了好多，但是身量还是那么高大，筋骨还那么硬棒，他放了心。他老以为他的个子比别人高大，就一定比别人能多受些苦，似乎永没想到身量大，受累多，应当需要更多的滋养。虎姑娘已经嘱咐他几回了：“你这家伙要是这么干，吐了血可是你自己的事！”

        他很明白这是好话，可是因为事不顺心，身体又欠保养，他有点肝火盛。稍微棱棱着点眼：“不这么奔，几儿能买上车呢？”

        要是别人这么一棱棱眼睛，虎妞至少得骂半天街；对祥子，她真是一百一的客气，爱护。她只撇了撇嘴：“买车也得悠停着来，当是你是铁作的哪！你应当好好的歇三天！”看祥子听不进去这个：“好吧，你有你的老主意，死了可别怨我！”

        刘四爷也有点看不上祥子：祥子的拚命，早出晚归，当然是不利于他的车的。虽然说租整天的车是没有时间的限制，爱什么时候出车收车都可以，若是人人都象祥子这样死啃，一辆车至少也得早坏半年，多么结实的东西也架不住钉着坑儿使！再说呢，祥子只顾死奔，就不大匀得出工夫来帮忙给擦车什么的，又是一项损失。老头心中有点不痛快。他可是没说什么，拉整天不限定时间，是一般的规矩；帮忙收拾车辆是交情，并不是义务；凭他的人物字号，他不能自讨无趣的对祥子有什么表示。他只能从眼角边显出点不满的神气，而把嘴闭得紧紧的。有时候他颇想把祥子撵出去；看看女儿，他不敢这么办。他一点没有把祥子当作候补女婿的意思，不过，女儿既是喜爱这个楞小子，他就不便于多事。他只有这么一个姑娘，眼看是没有出嫁的希望了，他不能再把她这个朋友赶了走。说真的，虎妞是这么有用，他实在不愿她出嫁；这点私心他觉得有点怪对不住她的，因此他多少有点怕她。老头子一辈子天不怕地不怕，到了老年反倒怕起自己的女儿来，他自己在不大好意思之中想出点道理来：只要他怕个人，就是他并非完全是无法无天的人的证明。有了这个事实，或者他不至于到快死的时候遭了恶报。好，他自己承认了应当怕女儿，也就不肯赶出祥子去。这自然不是说，他可以随便由着女儿胡闹，以至于嫁给祥子。不是。他看出来女儿未必没那个意思，可是祥子并没敢往上巴结。

        那么，他留点神就是了，犯不上先招女儿不痛快。祥子并没注意老头子的神气，他顾不得留神这些闲盘儿。假若他有愿意离开人和厂的心意，那决不是为赌闲气，而是盼望着拉上包月。他已有点讨厌拉散座儿了，一来是因为抢买卖而被大家看不起，二来是因为每天的收入没有定数，今天多，明天少，不能预定到几时才把钱凑足，够上买车的数儿。他愿意心中有个准头，哪怕是剩的少，只要靠准每月能剩下个死数，他才觉得有希望，才能放心。他是愿意一个萝卜一个坑的人。

        他拉上了包月。哼，和拉散座儿一样的不顺心！这回是在杨宅。杨先生是上海人，杨太太是天津人，杨二太太是苏州人。一位先生，两位太太，南腔北调的生了不知有多少孩子。

        头一天上工，祥子就差点发了昏。一清早，大太太坐车上市去买菜。回来，分头送少爷小姐们上学，有上初中的，有上小学的，有上幼稚园的；学校不同，年纪不同，长相不同，可是都一样的讨厌，特别是坐在车上，至老实的也比猴子多着两手儿。把孩子们都送走，杨先生上衙门。送到衙门，赶紧回来，拉二太太上东安市场或去看亲友。回来，接学生回家吃午饭。吃完，再送走。送学生回来，祥子以为可以吃饭了，大太太扯着天津腔，叫他去挑水。

        杨宅的甜水有人送，洗衣裳的苦水归车夫去挑。这个工作在条件之外，祥子为对付事情，没敢争论，一声没响的给挑满了缸。放下水桶，刚要去端饭碗，二太太叫他去给买东西。大太太与二太太一向是不和的，可是在家政上，二位的政见倒一致，其中的一项是不准仆人闲一会儿，另一项是不肯看仆人吃饭。祥子不晓得这个，只当是头一天恰巧赶上宅里这么忙，于是又没说什么，而自己掏腰包买了几个烧饼。他爱钱如命，可是为维持事情，不得不狠了心。

        买东西回来，大太太叫他打扫院子。杨宅的先生，太太，二太太，当出门的时候都打扮得极漂亮，可是屋里院里整个的象个大垃圾堆。祥子看着院子直犯恶心，所以只顾了去打扫，而忘了车夫并不兼管打杂儿。院子打扫清爽，二太太叫他顺手儿也给屋中扫一扫。祥子也没驳回，使他惊异的倒是凭两位太太的体面漂亮，怎能屋里脏得下不去脚！把屋子也收拾利落了，二太太把个刚到一周岁的小泥鬼交给了他。他没了办法。卖力气的事儿他都在行，他可是没抱过孩子。他双手托着这位小少爷，不使劲吧，怕滑溜下去，用力吧，又怕给伤了筋骨，他出了汗。他想把这个宝贝去交给张妈——一个江北的大脚婆子。找到她，劈面就被她骂了顿好的。杨宅用人，向来是三五天一换的，先生与太太们总以为仆人就是家奴，非把穷人的命要了，不足以对得起那点工钱。只有这个张妈，已经跟了他们五六年，唯一的原因是她敢破口就骂，不论先生，哪管太太，招恼了她就是一顿。以杨先生的海式咒骂的毒辣，以杨太太的天津口的雄壮，以二太太的苏州调的流利，他们素来是所向无敌的；及至遇到张妈的蛮悍，他们开始感到一种礼尚往来，英雄遇上了好汉的意味，所以颇能赏识她，把她收作了亲军。

        祥子生在北方的乡间，最忌讳随便骂街。可是他不敢打张妈，因为好汉不和女斗；也不愿还口。他只瞪了她一眼。张妈不再出声了，仿佛看出点什么危险来。正在这个工夫，大太太喊祥子去接学生。他把泥娃娃赶紧给二太太送了回去。二太太以为他这是存心轻看她，冲口而出的把他骂了个花瓜。大太太的意思本来也是不乐意祥子替二太太抱孩子，听见二太太骂他，她也扯开一条油光水滑的嗓子骂，骂的也是他；祥子成了挨骂的藤牌。他急忙拉起车走出去，连生气似乎也忘了，因为他一向没见过这样的事，忽然遇到头上，他简直有点发晕。

        一批批的把孩子们都接回来，院中比市场还要热闹，三个妇女的骂声，一群孩子的哭声，好象大栅栏在散戏时那样乱，而且乱得莫名其妙。好在他还得去接杨先生，所以急忙的又跑出去，大街上的人喊马叫似乎还比宅里的乱法好受一些。

        一直转转到十二点，祥子才找到叹口气的工夫。他不止于觉着身上疲乏，脑子里也老嗡嗡的响；杨家的老少确是已经都睡了，可是他耳朵里还似乎有先生与太太们的叫骂，象三盘不同的留声机在他心中乱转，使他闹得慌。顾不得再想什么，他想睡觉。一进他那间小屋，他心中一凉，又不困了。一间门房，开了两个门，中间隔着一层木板。张妈住一边，他住一边。屋中没有灯，靠街的墙上有个二尺来宽的小窗户，恰好在一支街灯底下，给屋里一点亮。屋里又潮又臭，地上的土有个铜板厚，靠墙放着份铺板，没有别的东西。他摸了摸床板，知道他要是把头放下，就得把脚蹬在*缴希话呀欧牌剑偷冒*坐起来。他不会睡元宝式的觉。想了半天，他把铺板往斜里拉好，这样两头对着屋角，他就可以把头放平，腿搭拉着点先将就一夜。

        从门洞中把铺盖搬进来，马马虎虎的铺好，躺下了。腿悬空，不惯，他睡不着。强闭上眼，安慰自己：睡吧，明天还得早起呢！什么罪都受过，何必单忍不了这个！别看吃喝不好，活儿太累，也许时常打牌，请客，有饭局；咱们出来为的是什么，祥子？还不是为钱？

        只要多进钱，什么也得受着！这样一想，他心中舒服了许多，闻了闻屋中，也不象先前那么臭了，慢慢的入了梦；迷迷忽忽的觉得有臭虫，可也没顾得去拿。

        过了两天，祥子的心已经凉到底。可是在第四天上，来了女客，张妈忙着摆牌桌。他的心好象冻实了的小湖上忽然来了一阵春风。太太们打起牌来，把孩子们就通通交给了仆人；张妈既是得伺候着烟茶手巾把，那群小猴自然全归祥子统辖。他讨厌这群猴子，可是偷偷往屋中撩了一眼，大太太管着头儿钱，象是很认真的样子。他心里说：别看这个大娘们厉害，也许并不胡涂，知道乘这种时候给仆人们多弄三毛五毛的。他对猴子们特别的拿出耐心法儿，看在头儿钱的面上，他得把这群猴崽子当作少爷小姐看待。

        牌局散了，太太叫他把客人送回家。两位女客急于要同时走，所以得另雇一辆车。祥子喊来一辆，大太太撩袍拖带的混身找钱，预备着代付客人的车资；客人谦让了两句，大太太仿佛要拚命似的喊：“你这是怎么了，老妹子！到了我这儿啦，还没个车钱吗！

        老妹子！坐上啦！“她到这时候，才摸出来一毛钱。

        祥子看得清清楚楚，递过那一毛钱的时候，太太的手有点哆嗦。

        送完了客，帮着张妈把牌桌什么的收拾好，祥子看了太太一眼。太太叫张妈去拿点开水，等张妈出了屋门，她拿出一毛钱来：“拿去，别拿眼紧扫搭着我！”

        祥子的脸忽然紫了，挺了挺腰，好象头要顶住房梁，一把抓起那张毛票，摔在太太的胖脸上：“给我四天的工钱！”“怎吗札？”太太说完这个，又看了祥子一眼，不言语了，把四天的工钱给了他。拉着铺盖刚一出街门，他听见院里破口骂上了。

    六

        初秋的夜晚，星光叶影里阵阵的小风，祥子抬起头，看着高远的天河，叹了口气。这么凉爽的天，他的胸脯又是那么宽，可是他觉到空气仿佛不够，胸中非常憋闷。他想坐下痛哭一场。以自己的体格，以自己的忍性，以自己的要强，会让人当作猪狗，会维持不住一个事情，他不只怨恨杨家那一伙人，而渺茫的觉到一种无望，恐怕自己一辈子不会再有什么起色了。拉着铺盖卷，他越走越慢，好象自己已经不是拿起腿就能跑个十里八里的祥子了。

        到了大街上，行人已少，可是街灯很亮，他更觉得空旷渺茫，不知道往哪里去好了。上哪儿？自然是回人和厂。心中又有些难过。作买卖的，卖力气的，不怕没有生意，倒怕有了照顾主儿而没作成买卖，象饭铺理发馆进来客人，看了一眼，又走出去那样。祥子明知道上工辞工是常有的事，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可是，他是低声下气的维持事情，舍着脸为是买上车，而结果还是三天半的事儿，跟那些串惯宅门的老油子一个样，他觉着伤心。他几乎觉得没脸再进人和厂，而给大家当笑话说：“瞧瞧，骆驼祥子敢情也是三天半就吹呀，哼！”

        不上人和厂，又上哪里去呢？为免得再为这个事思索，他一直走向西安门大街去。人和厂的前脸是三间铺面房，当中的一间作为柜房，只许车夫们进来交账或交涉事情，并不准随便来回打穿堂儿，因为东间与西间是刘家父女的卧室。西间的旁边有一个车门，两扇绿漆大门，上面弯着一根粗铁条，悬着一盏极亮的，没有罩子的电灯，灯下横悬着铁片涂金的四个字——“人和车厂”。车夫们出车收车和随时来往都走这个门。门上的漆深绿，配着上面的金字，都被那支白亮亮的电灯照得发光；出来进去的又都是漂亮的车，黑漆的黄漆的都一样的油汪汪发光，配着雪白的垫套，连车夫们都感到一些骄傲，仿佛都自居为车夫中的贵族。

        由大门进去，拐过前脸的西间，才是个四四方方的大院子，中间有棵老槐。东西房全是敞脸的，是存车的所在；南房和南房后面小院里的几间小屋，全是车夫的宿舍。

        大概有十一点多了，祥子看见了人和厂那盏极明而怪孤单的灯。柜房和东间没有灯光，西间可是还亮着。他知道虎姑娘还没睡。他想轻手蹑脚的进去，别教虎姑娘看见；正因为她平日很看得起他，所以不愿头一个就被她看见他的失败。

        他刚把车拉到她的窗下，虎妞由车门里出来了：“哟，祥子？怎——”她刚要往下问，一看祥子垂头丧气的样子，车上拉着铺盖卷，把话咽了回去。

        怕什么有什么，祥子心里的惭愧与气闷凝成一团，登时立住了脚，呆在了那里。说不出话来，他傻看着虎姑娘。她今天也异样，不知是电灯照的，还是擦了粉，脸上比平日白了许多；脸上白了些，就掩去好多她的凶*W齑缴系娜肥悄ㄗ诺汶僦够㈡ひ*带出些媚气；祥子看到这里，觉得非常的奇怪，心中更加慌乱，因为平日没拿她当过女人看待，骤然看到这红唇，心中忽然感到点不好意思。她上身穿着件浅绿的绸子小夹袄，下面一条青洋绉肥腿的单裤。绿袄在电灯下闪出些柔软而微带凄惨的丝光，因为短小，还露出一点点白裤腰来，使绿色更加明显素净。下面的肥黑裤被小风吹得微动，象一些什么阴森的气儿，想要摆脱开那贼亮的灯光，而与黑夜联成一气。祥子不敢再看了，茫然的低下头去，心中还存着个小小的带光的绿袄。虎姑娘一向，他晓得，不这样打扮。以刘家的财力说，她满可以天天穿着绸缎，可是终日与车夫们打交待，她总是布衣布裤，即使有些花色，在布上也就不惹眼。祥子好似看见一个非常新异的东西，既熟识，又新异，所以心中有点发乱。

        心中原本苦恼，又在极强的灯光下遇见这新异的活东西，他没有了主意。自己既不肯动，他倒希望虎姑娘快快进屋去，或是命令他干点什么，简直受不了这样的折磨，一种什么也不象而非常难过的折磨。

        “嗨！”她往前凑了一步，声音不高的说：“别楞着！去，把车放下，赶紧回来，有话跟你说。屋里见。”

        平日帮她办惯了事，他只好服从。但是今天她和往日不同，他很想要思索一下；楞在那里去想，又怪僵得慌；他没主意，把车拉了进去。看看南屋，没有灯光，大概是都睡了；或者还有没收车的。把车放好，他折回到她的门前。忽然，他的心跳起来。

        “进来呀，有话跟你说！”她探出头来，半笑半恼的说。他慢慢走了进去。

        桌上有几个还不甚熟的白梨，皮儿还发青。一把酒壶，三个白磁酒盅。一个头号大盘子，摆着半只酱鸡，和些熏肝酱肚之类的吃食。

        “你瞧，”虎姑娘指给他一个椅子，看他坐下了，才说：“你瞧，我今天吃犒劳，你也吃点！”说着，她给他斟上一杯酒；白干酒的辣味，混合上熏酱肉味，显着特别的浓厚沉重。“喝吧，吃了这个鸡；我已早吃过了，不必让！我刚才用骨牌打了一卦，准知道你回来，灵不灵？”

        “我不喝酒！”祥子看着酒盅出神。

        “不喝就滚出去；好心好意，不领情是怎着？你个傻骆驼！辣不死你！连我还能喝四两呢。不信，你看看！”她把酒盅端起来，灌了多半盅，一闭眼，哈了一声。举着盅儿：“你喝！要不我揪耳朵灌你！”

        祥子一肚子的怨气，无处发泄；遇到这种戏弄，真想和她瞪眼。可是他知道，虎姑娘一向对他不错，而且她对谁都是那么直爽，他不应当得罪她。既然不肯得罪她，再一想，就爽性和她诉诉委屈吧。自己素来不大爱说话，可是今天似乎有千言万语在心中憋闷着，非说说不痛快。这么一想，他觉得虎姑娘不是戏弄他，而是坦白的爱护他。他把酒盅接过来，喝干。一股辣气慢慢的，准确的，有力的，往下走，他伸长了脖子，挺直了胸，打了两个不十分便利的嗝儿。

        虎妞笑起来。他好容易把这口酒调动下去，听到这个笑声，赶紧向东间那边看了看。

        “没人，”她把笑声收了，脸上可还留着笑容。“老头子给姑妈作寿去了，得有两三天的耽误呢；姑妈在南苑住。”一边说，一边又给他倒满了盅。

        听到这个，他心中转了个弯，觉出在哪儿似乎有些不对的地方。同时，他又舍不得出去；她的脸是离他那么近，她的衣裳是那么干净光滑，她的唇是那么红，都使他觉到一种新的刺激。她还是那么老丑，可是比往常添加了一些活力，好似她忽然变成另一个人，还是她，但多了一些什么。他不敢对这点新的什么去详细的思索，一时又不敢随便的接受，可也不忍得拒绝。他的脸红起来。好象为是壮壮自己的胆气，他又喝了口酒。刚才他想对她诉诉委屈，此刻又忘了。红着脸，他不由的多看了她几眼。越看，他心中越乱；她越来越显出他所不明白的那点什么，越来越有一点什么热辣辣的力量传递过来，渐渐的她变成一个抽象的什么东西。他警告着自己，须要小心；可是他又要大胆。他连喝了三盅酒，忘了什么叫作小心。迷迷忽忽的看着她，他不知为什么觉得非常痛快，大胆；极勇敢的要马上抓到一种新的经验与快乐。平日，他有点怕她；现在，她没有一点可怕的地方了。他自己反倒变成了有威严与力气的，似乎能把她当作个猫似的，拿到手中。屋内灭了灯。天上很黑。不时有一两个星刺入了银河，或划进黑暗中，带着发红或发白的光尾，轻飘的或硬挺的，直坠或横扫着，有时也点动着，颤抖着，给天上一些光热的动荡，给黑暗一些闪烁的爆裂。有时一两个星，有时好几个星，同时飞落，使静寂的秋空微颤，使万星一时迷乱起来。有时一个单独的巨星横刺入天角，光尾极长，放射着星花；红，渐黄；在最后的挺进，忽然狂悦似的把天角照白了一条，好象刺开万重的黑暗，透进并逗留一些乳白的光。余光散尽，黑暗似晃动了几下，又包合起来，静静懒懒的群星又复了原位，在秋风上微笑。地上飞着些寻求情侣的秋萤，也作着星样的游戏。

        第二天，祥子起得很早，拉起车就出去了。头与喉中都有点发痛，这是因为第一次喝酒，他倒没去注意。坐在一个小胡同口上，清晨的小风吹着他的头，他知道这点头疼不久就会过去。可是他心中另有一些事儿，使他憋闷得慌，而且一时没有方法去开脱。昨天夜里的事教他疑惑，羞愧，难过，并且觉着有点危险。

        他不明白虎姑娘是怎么回事。她已早不是处女，祥子在几点钟前才知道。他一向很敬重她，而且没有听说过她有什么不规矩的地方；虽然她对大家很随便爽快，可是大家没在背地里讲论过她；即使车夫中有说她坏话的，也是说她厉害，没有别的。那么，为什么有昨夜那一场呢？

        这个既显着胡涂，祥子也怀疑了昨晚的事儿。她知道他没在车厂里，怎能是一心一意的等着他？假若是随便哪个都可以的话……祥子把头低下去。他来自乡间，虽然一向没有想到娶亲的事，可是心中并非没有个算计；假若他有了自己的车，生活舒服了一些，而且愿意娶亲的话，他必定到乡下娶个年轻力壮，吃得苦，能洗能作的姑娘。象他那个岁数的小伙子们，即使有人管着，哪个不偷偷的跑“白房子”①？祥子始终不肯随和，一来他自居为要强的人，不能把钱花在娘儿们身上；二来他亲眼得见那些花冤钱的傻子们——有的才十八九岁——在厕所里头顶着墙还撒不出尿来。最后，他必须规规矩矩，才能对得起将来的老婆，因为一旦要娶，就必娶个一清二白的姑娘，所以自己也得象那么回事儿。可是现在，现在……

        想起虎妞，设若当个朋友看，她确是不错；当个娘们看，她丑，老，厉害，不要脸！就是想起抢去他的车，而且几乎要了他的命的那些大兵，也没有象想起她这么可恨可厌！她把他由乡间带来的那点清凉劲儿毁尽了，他现在成了个偷娘们的人！

        再说，这个事要是吵嚷开，被刘四知道了呢？刘四晓得不晓得他女儿是个破货呢？假若不知道，祥子岂不独自背上黑锅？假若早就知道而不愿意管束女儿，那么他们父女是什么东西呢？他和这样人搀合着，他自己又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他们父女都愿意，他也不能要她；不管刘老头子是有六十辆车，还是六百辆，六千辆！他得马上离开人和厂，跟他们一刀两断。祥子有祥子的本事，凭着自己的本事买上车，娶上老婆，这才正大光明！想到这里，他抬起头来，觉得自己是个好汉子，没有可怕的，没有可虑的，只要自己好好的干，就必定成功。

        让了两次座儿，都没能拉上。那点别扭劲儿又忽然回来了。不愿再思索，可是心中堵得慌。这回事似乎与其他的事全不同，即使有了解决的办法，也不易随便的忘掉。不但身上好象粘上了点什么，心中也仿佛多了一个黑点儿，永远不能再洗去。不管怎样的愤恨，怎样的讨厌她，她似乎老抓住了他的心，越不愿再想，她越忽然的从他心中跳出来，一个赤裸裸的她，把一切丑陋与美好一下子，整个的都交给了他，象买了一堆破烂那样，碎铜烂铁之中也有一二发光的有色的小物件，使人不忍得拒绝。他没和任何人这样亲密过，虽然是突乎其来，虽然是个骗诱，到底这样的关系不能随便的忘记，就是想把它放在一旁，它自自然然会在心中盘绕，象生了根似的。这对他不仅是个经验，而也是一种什么形容不出来的扰乱，使他不知如何是好。他对她，对自己，对现在与将来，都没办法，仿佛是碰在蛛网上的一个小虫，想挣扎已来不及了。

        迷迷糊糊的他拉了几个买卖。就是在奔跑的时节，他的心中也没忘了这件事，并非清清楚楚的，有头有尾的想起来，而是时时想到一个什么意思，或一点什么滋味，或一些什么感情，都是渺茫，而又亲切。他很想独自去喝酒，喝得人事不知，他也许能痛快一些，不能再受这个折磨！可是他不敢去喝。他不能为这件事毁坏了自己。他又想起买车的事来。但是他不能专心的去想，老有一点什么拦阻着他的心思；还没想到车，这点东西已经偷偷的溜出来，占住他的心，象块黑云遮住了太阳，把光明打断。到了晚间，打算收车，他更难过了。

        他必须回车厂，可是真怕回去。假如遇上她呢，怎办？他拉着空车在街上绕，两三次已离车厂不远，又转回头来往别处走，很象初次逃学的孩子不敢进家门那样。奇怪的是，他越想躲避她，同时也越想遇到她，天越黑，这个想头越来得厉害。一种明知不妥，而很愿试试的大胆与迷惑紧紧的捉住他的心，小的时候去用竿子捅马蜂窝就是这样，害怕，可是心中跳着要去试试，象有什么邪气催着自己似的。渺茫的他觉到一种比自己还更有力气的劲头儿，把他要揉成一个圆球，抛到一团烈火里去；他没法阻止住自己的前进。

        他又绕回西安门来，这次他不想再迟疑，要直入公堂的找她去。她已不是任何人，她只是个女子。他的全身都热起来。刚走到门脸上，灯光下走来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他似乎认识这个人的面貌态度，可是不敢去招呼。几乎是本能的，他说了声：“车吗？”那个人楞了一楞：“祥子？”“是呀，”祥子笑了。“曹先生？”

        曹先生笑着点了点头。“我说祥子，你要是没在宅门里的话，还上我那儿来吧？我现在用着的人太懒，他老不管擦车，虽然跑得也怪麻利的；你来不来？”

        “还能不来，先生！”祥子似乎连怎样笑都忘了，用小毛巾不住的擦脸。“先生，我几儿上工呢？”

        “那什么，”曹先生想了想，“后天吧。”

        “是了，先生！”祥子也想了想：“先生，我送回你去吧？”“不用；我不是到上海去了一程子吗，回来以后，我不在老地方住了。现今住在北长街；我晚上出来走走。后天见吧。”曹先生告诉了祥子门牌号数，又找补了一句：“还是用我自己的车。”

        祥子痛快得要飞起来，这些日子的苦恼全忽然一齐铲净，象大雨冲过的白石路。曹先生是他的旧主人，虽然在一块没有多少日子，可是感情顶好；曹先生是非常和气的人，而且家中人口不多，只有一位太太，和一个小男孩。他拉着车一直奔了人和厂去。虎姑娘屋中的灯还亮着呢。一见这个灯亮，祥子猛的木在那里。

        立了好久，他决定进去见她；告诉她他又找到了包月；把这两天的车份儿交上；要出他的储蓄；从此一刀两断——这自然不便明说，她总会明白的。

        他进去先把车放好，而后回来大着胆叫了声刘姑娘。“进来！”

        他推开门，她正在床上斜着呢，穿着平常的衣裤，赤着脚。依旧斜着身，她说：“怎样？吃出甜头来了是怎着？”

        祥子的脸红得象生小孩时送人的鸡蛋。楞了半天，他迟迟顿顿的说：“我又找好了事，后天上工。人家自己有车……”

        她把话接了过来：“你这小子不懂好歹！”她坐起来，半笑半恼的指着他：“这儿有你的吃，有你的穿；非去出臭汗不过瘾是怎着？老头子管不了我，我不能守一辈女儿寡！就是老头子真犯牛脖子，我手里也有俩体己，咱俩也能弄上两三辆车，一天进个块儿八毛的，不比你成天满街跑臭腿去强？我哪点不好？除了我比你大一点，也大不了多少！我可是能护着你，疼你呢！”

        “我愿意去拉车！”祥子找不到别的辩驳。

        “地道窝窝头脑袋！你先坐下，咬不着你！”她说完，笑了笑，露出一对虎牙。

        祥子青筋蹦跳的坐下。“我那点钱呢？”

        “老头子手里呢；丢不了，甭害怕；你还别跟他要，你知道他的脾气？够买车的数儿，你再要，一个小子儿也短不了你的；现在要，他要不骂出你的魂来才怪！他对你不错！丢不了，短一个我赔你俩！你个乡下脑颏！别让我损你啦！”

        祥子又没的说了，低着头掏了半天，把两天的车租掏出来，放在桌上：“两天的。”临时想起来：“今儿个就算交车，明儿个我歇一天。”他心中一点也不想歇息一天；不过，这样显着干脆；交了车，以后再也不住人和厂。

        虎姑娘过来，把钱抓在手中，往他的衣袋里塞：“这两天连车带人都白送了！你这小子有点运气！别忘恩负义就得了！”说完，她一转身把门倒锁上。

    七

        祥子上了曹宅。
        对虎姑娘，他觉得有点羞愧。可是事儿既出于她的引诱，况且他又不想贪图她的金钱，他以为从此和她一刀两断也就没有什么十分对不住人的地方了。他所不放心的倒是刘四爷拿着他的那点钱。马上去要，恐怕老头子多心。从此不再去见他们父女，也许虎姑娘一怒，对老头子说几句坏话，而把那点钱“炸了酱”①。还继续着托老头子给存钱吧，一到人和厂就得碰上她，又怪难以为情。他想不出妥当的办法，越没办法也就越不放心。
        他颇想向曹先生要个主意，可是怎么说呢？对虎姑娘的那一段是对谁也讲不得的。想到这儿，他真后悔了；这件事是，他开始明白过来，不能一刀两断的。这种事是永远洗不清的，象肉上的一块黑瘢。无缘无故的丢了车，无缘无故的又来了这层缠绕，他觉得他这一辈子大概就这么完了，无论自己怎么要强，全算白饶。想来想去，他看出这么点来：大概到最后，他还得舍着脸要虎姑娘；不为要她，还不为要那几辆车么？“当王八的吃俩炒肉”！他不能忍受，可是到了时候还许非此不可！只好还往前干吧，干着好的，等着坏的；他不敢再象从前那样自信了。他的身量，力气，心胸，都算不了一回事；命是自己的，可是教别人管着；教些什么顶混账的东西管着。

        按理说，他应当很痛快，因为曹宅是，在他所混过的宅门里，顶可爱的。曹宅的工钱并不比别处多，除了三节的赏钱也没有很多的零钱，可是曹先生与曹太太都非常的和气，拿谁也当个人对待。祥子愿意多挣钱，拚命的挣钱，但是他也愿意有个象间屋子的住处，和可以吃得饱的饭食。曹宅处处很干净，连下房也是如此；曹宅的饭食不苦，而且决不给下人臭东西吃。自己有间宽绰的屋子，又可以消消停停的吃三顿饭，再加上主人很客气，祥子，连祥子，也不肯专在钱上站着了。况且吃住都合适，工作又不累，把身体养得好好的也不是吃亏的事。自己掏钱吃饭，他决不会吃得这么样好，现在既有现成的菜饭，而且吃了不会由脊梁骨下去，他为什么不往饱里吃呢；饭也是钱买来的，这笔账他算得很清楚。吃得好，睡得好，*约嚎梢愿筛删痪幌蟾鋈怂频模遣蝗菀渍业降*事。况且，虽然曹家不打牌，不常请客，没什么零钱，可是作点什么临时的工作也都能得个一毛两毛的。比如太太叫他给小孩儿去买丸药，她必多给他一毛钱，叫他坐车去，虽然明知道他比谁也跑的快。这点钱不算什么，可是使他觉到一种人情，一种体谅，使人心中痛快。祥子遇见过的主人也不算少了，十个倒有九个是能晚给一天工钱，就晚给一天，表示出顶好是白用人，而且仆人根本是猫狗，或者还不如猫狗。曹家的人是个例外，所以他喜欢在这儿。他去收拾院子，浇花，都不等他们吩咐他，而他们每见到他作这些事也必说些好听的话，更乘着这种时节，他们找出些破旧的东西，教他去换洋火，虽然那些东西还都可以用，而他也就自己留下。在这里，他觉出点人味儿。

        在祥子眼里，刘四爷可以算作黄天霸。虽然厉害，可是讲面子，叫字号，决不一面儿黑。他心中的体面人物，除了黄天霸，就得算是那位孔圣人。他莫名其妙孔圣人到底是怎样的人物，不过据说是认识许多的字，还挺讲理。在他所混过的宅门里，有文的也有武的；武的里，连一个能赶上刘四爷的还没有；文的中，虽然有在大学堂教书的先生，也有在衙门里当好差事的，字当然认识不少了，可是没遇到一个讲理的。就是先生讲点理，太太小姐们也很难伺候。只有曹先生既认识字，又讲理，而且曹太太也规规矩矩的得人心。所以曹先生必是孔圣人；假若祥子想不起孔圣人是什么模样，那就必应当象曹先生，不管孔圣人愿意不愿意。

        其实呢，曹先生并不怎么高明。他只是个有时候教点书，有时候也作些别的事的一个中等人物。他自居为“社会主义者”，同时也是个唯美主义者，很受了维廉。莫利司①一点儿影响。在政治上，艺术上，他都并没有高深的见解；不过他有一点好处：他所信仰的那一点点，都能在生活中的小事件上实行出来。他似乎看出来，自己并没有惊人的才力，能够作出些惊天动地的事业，所以就按着自己的理想来布置自己的工作与家庭；虽然无补于社会，可是至少也愿言行一致，不落个假冒为善。因此，在小的事情上他都很注意，仿佛是说只要把小小的家庭整理得美好，那么社会怎样满可以随便。这有时使他自愧，有时也使他自喜，似乎看得明明白白，他的家庭是沙漠中的一个小绿洲，只能供给来到此地的一些清水与食物，没有更大的意义。

        祥子恰好来到了这个小绿洲；在沙漠中走了这么多日子，他以为这是个奇迹。他一向没遇到过象曹先生这样的人，所以他把这个人看成圣贤。这也许是他的经验少，也许是世界上连这样的人也不多见。拉着曹先生出去，曹先生的服装是那么淡雅，人是那么活泼大方，他自己是那么干净利落，魁梧雄壮，他就跑得分外高兴，好象只有他才配拉着曹先生似的。在家里呢，处处又是那么清洁，永远是那么安静，使他觉得舒服安定。当在乡间的时候，他常看到老人们在冬日或秋月下，叼着竹管烟袋一声不响的坐着，他虽年岁还小，不能学这些老人，可是他爱看他们这样静静的坐着，必是——他揣摩着——有点什么滋味。现在，他虽是在城里，可是曹宅的清静足以让他想起乡间来，他真愿抽上个烟袋，哪摸着一点什么滋味。

        不幸，那个女的和那点钱教他不能安心；他的心象一个绿叶，被个虫儿用丝给缠起来，预备作茧。为这点事，他自己放不下心；对别人，甚至是对曹先生，时时发楞，所答非所问。这使他非常的难过。曹宅睡得很早，到晚间九点多钟就可以没事了，他独自坐在屋中或院里，翻来复去的想，想的是这两件事。他甚至想起马上就去娶亲，这样必定能够断了虎妞的念头。可是凭着拉车怎能养家呢？他晓得大杂院中的苦哥儿们，男的拉车，女的缝穷，孩子们捡煤核，夏天在土堆上拾西瓜皮啃，冬天全去赶粥厂。祥子不能受这个。再说呢，假若他娶了亲，刘老头子手里那点钱就必定要不回来；虎妞岂肯轻饶了他呢！他不能舍了那点钱，那是用命换来的！

        他自己的那辆车是去年秋初买的。一年多了，他现在什么也没有，只有要不出来的三十多块钱，和一些缠绕！他越想越不高兴。

        中秋节后十多天了，天气慢慢凉上来。他算计着得添两件穿的。又是钱！买了衣裳就不能同时把钱还剩下，买车的希望，简直不敢再希望了！即使老拉包月，这一辈子又算怎回事呢？

        一天晚间，曹先生由东城回来的晚一点。祥子为是小心，由天安门前全走马路。敞平的路，没有什么人，微微的凉风，静静的灯光，他跑上了劲来。许多日子心中的憋闷，暂时忘记了，听着自己的脚步，和车弓子的轻响，他忘记了一切。解开了钮扣，凉风飕飕的吹着胸，他觉到痛快，好象就这么跑下去，一直跑到不知什么地方，跑死也倒干脆。越跑越快，前面有一辆，他“开”一辆，一会儿就过了天安门。他的脚似乎是两个弹簧，几乎是微一着地便弹起来；后面的车轮转得已经看不出条来，皮轮仿佛已经离开了地，连人带车都象被阵急风吹起来了似的。曹先生被凉风一飕，大概是半睡着了，要不然他必会阻止祥子这样的飞跑。祥子是跑开了腿，心中渺茫的想到，出一身透汗，今天可以睡痛快觉了，不至于再思虑什么。

        已离北长街不远，马路的北半，被红墙外的槐林遮得很黑。祥子刚想收步，脚已碰到一些高起来的东西。脚到，车轮也到了。祥子栽了出去。咯喳，车把断了。“怎么了？”曹先生随着自己的话跌出来。祥子没出一声，就地爬起。曹先生也轻快的坐起来。“怎么了？”

        新卸的一堆补路的石块，可是没有放红灯。

        “摔着没有？”祥子问。

        “没有；我走回去吧，你拉着车。”曹先生还镇定，在石块上摸了摸有没有落下来的东西。

        祥子摸着了已断的一截车把：“没折多少，先生还坐上，能拉！”说着，他一把将车从石头中扯出来。“坐上，先生！”

        曹先生不想再坐，可是听出祥子的话带着哭音，他只好上去了。

        到了北长街口的电灯下面，曹先生看见自己的右手擦去一块皮。“祥子你站住！”

        祥子一回头，脸上满是血。

        曹先生害了怕，想不起说什么好，“你快，快——”

        祥子莫名其妙，以为是教他快跑呢，他一拿腰，一气跑到了家。

        放下车，他看见曹先生手上有血，急忙往院里跑，想去和太太要药。

        “别管我，先看你自己吧！”曹先生跑了进去。祥子看了看自己，开始觉出疼痛，双膝，右肘全破了；脸蛋上，他以为流的是汗，原来是血。不顾得干什么，想什么，他坐在门洞的石阶上，呆呆的看着断了把的车。崭新黑漆的车，把头折了一段，秃碴碴的露着两块白木碴儿，非常的不调和，难看，象糊好的漂亮纸人还没有安上脚，光出溜的插着两根秫秸秆那样。祥子呆呆的看着这两块白木碴儿。“祥子！”曹家的女仆高妈响亮的叫，“祥子！你在哪儿呢？”

        他坐着没动，不错眼珠的钉着那破车把，那两块白木碴儿好似插到他的心里。

        “你是怎个碴儿呀！一声不出，藏在这儿；你瞧，吓我一跳！先生叫你哪！”高妈的话永远是把事情与感情都搀合起来，显着既复杂又动人。她是三十二三岁的寡妇，干净，爽快，作事麻利又仔细。在别处，有人嫌她太张道，主意多，时常有些神眉鬼道儿的。曹家喜欢用干净瞭亮的人，而又不大注意那些小过节儿，所以她跟了他们已经二三年，就是曹家全家到别处去也老带着她。“先生叫你哪！”她又重了一句。及至祥子立起来，她看明他脸上的血：“可吓死我了，我的妈！这是怎么了？你还不动换哪，得了破伤风还了得！快走！先生那儿有药！“

        祥子在前边走，高妈在后边叨唠，一同进了书房。曹太太也在这里，正给先生裹手上药，见祥子进来，她也“哟”了一声。

        “太太，他这下子可是摔得够瞧的。”高妈唯恐太太看不出来，忙着往脸盆里倒凉水，更忙着说话：“我就早知道吗，他一跑起来就不顾命，早晚是得出点岔儿。果不其然！还不快洗洗哪？洗完好上点药，真！”

        祥子托着右肘，不动。书房里是那么干净雅趣，立着他这么个满脸血的大汉，非常的不象样，大家似乎都觉出有点什么不对的地方，连高妈也没了话。

        “先生！”祥子低着头，声音很低，可是很有力：“先生另找人吧！这个月的工钱，你留着收拾车吧：车把断了，左边的灯碎了块玻璃；别处倒都好好的呢。”

        “先洗洗，上点药，再说别的。”曹先生看着自己的手说，太太正给慢慢的往上缠纱布。

        “先洗洗！”高妈也又想起话来。“先生并没说什么呀，你别先倒打一瓦！”

        祥子还不动。“不用洗，一会儿就好！一个拉包月的，摔了人，碰了车，没脸再……”

        他的话不够帮助说完全了他的意思，可是他的感情已经发泄净尽，只差着放声哭了。辞事，让工钱，在祥子看就差不多等于自杀。可是责任，脸面，在这时候似乎比命还重要，因为摔的不是别人，而是曹先生。假若他把那位杨太太摔了，摔了就摔了，活该！对杨太太，他可以拿出街面上的蛮横劲儿，因为她不拿人待他，他也不便客气；钱是一切，说不着什么脸面，哪叫规矩。曹先生根本不是那样的人，他得牺牲了钱，好保住脸面。他顾不得恨谁，只恨自己的命，他差不多想到：从曹家出去，他就永不再拉车；自己的命即使不值钱，可以拚上；人家的命呢？真要摔死一口子，怎办呢？以前他没想到过这个，因为这次是把曹先生摔伤，所以悟过这个理儿来。好吧，工钱可以不要，从此改行，不再干这背着人命的事。拉车是他理想的职业，搁下这个就等于放弃了希望。他觉得他的一生就得窝窝囊囊的混过去了，连成个好拉车的也不用再想，空长了那么大的身量！在外面拉散座的时候，他曾毫不客气的“抄”①买卖，被大家嘲骂，可是这样的不要脸正是因为自己要强，想买上车，他可以原谅自己。拉包月而惹了祸，自己有什么可说的呢？这要被人知道了，祥子摔了人，碰坏了车；哪道拉包车的，什么玩艺！祥子没了出路！他不能等曹先

        “祥子，”曹先生的手已裹好，“你洗洗！先不用说什么辞工。不是你的错儿，放石头就应当放个红灯。算了吧，洗洗，上点药。”
        “是呀，先生，”高妈又想起话来，“祥子是磨不开；本来吗，把先生摔得这个样！可是，先生既说不是你的错儿，你也甭再别扭啦！瞧他这样，身大力不亏的，还和小孩一样呢，倒是真着急！太太说一句，叫他放心吧！”高妈的话很象留声机片，是转着圆圈说的，把大家都说在里边，而没有起承转合的痕迹。

        “快洗洗吧，我怕！”曹太太只说了这么一句。

        祥子的心中很乱，末了听到太太说怕血，似乎找到了一件可以安慰她的事；把脸盆搬出来，在书房门口洗了几把。高妈拿着药瓶在门内等着他。

        “胳臂和腿上呢？”高妈给他脸上涂抹了一气。祥子摇了摇头，“不要紧！”

        曹氏夫妇去休息。高妈拿着药瓶，跟出祥子来。到了他屋中，她把药瓶放下，立在屋门口里：“待会儿你自己抹抹吧。我说，为这点事不必那么吃心。当初，有我老头子活着的日子，我也是常辞工。一来是，我在外头受累，他不要强，教我生气。二来是，年轻气儿粗，一句话不投缘，散！卖力气挣钱，不是奴才；你有你的臭钱，我泥人也有个土性儿；老太太有个伺候不着！现在我可好多了，老头子一死，我没什么挂念的了，脾气也就好了点。这儿呢——我在这儿小三年子了；可不是，九月九上的工——零钱太少，可是他们对人还不错。

        咱们卖的是力气，为的是钱；净说好的当不了一回事。可是话又得这么说，把事情看长远了也有好处：三天两头的散工，一年倒歇上六个月，也不上算；莫若遇上个和气的主儿，架不住干日子多了，零钱就是少点，可是靠常儿混下去也能剩俩钱。今儿个的事，先生既没说什么，算了就算了，何必呢。也不是我攀个大，你还是小兄弟呢，容易挂火。一点也不必，火气壮当不了吃饭。象你这么老实巴焦的，安安顿顿的在这儿混些日子，总比满天打油飞①去强。我一点也不是向着他们说话，我是为你，在一块儿都怪好的！“她喘了口气：”得，明儿见；甭犯牛劲，我是直心眼，有一句说一句！“

        祥子的右肘很疼，半夜也没睡着。颠算了七开八得，他觉得高妈的话有理。什么也是假的，只有钱是真的。省钱买车；挂火当不了吃饭！想到这，来了一点平安的睡意。八

        曹先生把车收拾好，并没扣祥子的工钱。曹太太给他两丸“三黄宝蜡”，他也没吃。他没再提辞工的事。虽然好几天总觉得不大好意思，可是高妈的话得到最后的胜利。过了些日子，生活又合了辙，他把这件事渐渐忘掉，一切的希望又重新发了芽。独坐在屋中的时候，他的眼发着亮光，去盘算怎样省钱，怎样买车；嘴里还不住的嘟囔，象有点心病似的。他的算法很不高明，可是心中和嘴上常常念着“六六三十六”；这并与他的钱数没多少关系，不过是这么念道，心中好象是充实一些，真象有一本账似的。

        他对高妈有相当的佩服，觉得这个女人比一般的男子还有心路与能力，她的话是抄着根儿来的。他不敢赶上她去闲谈，但在院中或门口遇上她，她若有工夫说几句，他就很愿意听她说。她每说一套，总够他思索半天的，所以每逢遇上她，他会傻傻忽忽的一笑，使她明白他是佩服她的话，她也就觉到点得意，即使没有工夫，也得扯上几句。

        不过，对于钱的处置方法，他可不敢冒儿咕咚的就随着她的主意走。她的主意，他以为，实在不算坏；可是多少有点冒险。他很愿意听她说，好多学些招数，心里显着宽绰；在实行上，他还是那个老主意——不轻易撒手钱。

        不错，高妈的确有办法：自从她守了寡，她就把月间所能剩下的一点钱放出去，一块也是一笔，两块也是一笔，放给作仆人的，当二三等巡警的，和作小买卖的，利钱至少是三分。这些人时常为一块钱急得红着眼转磨，就是有人借给他们一块而当两块算，他们也得伸手接着。除了这样，钱就不会教他们看见；他们所看见的钱上有毒，接过来便会抽干他们的血，但是他们还得接着。凡是能使他们缓一口气的，他们就有胆子拿起来；生命就是且缓一口气再讲，明天再说明天的。高妈，在她丈夫活着的时候，就曾经受着这个毒。她的丈夫喝醉来找她，非有一块钱不能打发；没有，他就在宅门外醉闹；她没办法，不管多大的利息也得马上借到这块钱。由这种经验，她学来这种方法，并不是想报复，而是拿它当作合理的，几乎是救急的慈善事。有急等用钱的，有愿意借出去的，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

        在宗旨上，她既以为这没有什么下不去的地方，那么在方法上她就得厉害一点，不能拿钱打水上飘；干什么说什么。这需要眼光，手段，小心，泼辣，好不至都放了鹰①。她比银行经理并不少费心血，因为她需要更多的小心谨慎。资本有大小，主义是一样，因为这是资本主义的社会，象一个极细极大的筛子，一点一点的从上面往下筛钱，越往下钱越少；同时，也往下筛主义，可是上下一边儿多，因为主义不象钱那样怕筛眼小，它是无形体的，随便由什么极小的孔中也能溜下来。大家都说高妈厉害，她自己也这么承认；她的厉害是由困苦中折磨中锻炼出来的。一想起过去的苦处，连自己的丈夫都那样的无情无理，她就咬上了牙。她可以很和气，也可以很毒辣，她知道非如此不能在这个世界上活着。

        她也劝祥子把钱放出去，完全出于善意，假若他愿意的话，她可以帮他的忙：“告诉你，祥子，搁在兜儿里，一个子永远是一个子！放出去呢，钱就会下钱！没错儿，咱们的眼睛是干什么的？瞧准了再放手钱，不能放秃尾巴鹰。当巡警的到时候不给利，或是不归本，找他的巡官去！一句话，他的差事得搁下，敢！打听明白他们放饷的日子，堵窝掏；不还钱，新新①！将一比十，放给谁，咱都得有个老底；好，放出去，海里摸锅，那还行吗？你听我的，准保没错！”

        祥子用不着说什么，他的神气已足表示他很佩服高妈的话。及至独自一盘算，他觉得钱在自己手里比什么也稳当。不错，这么着是死的，钱不会下钱；可是丢不了也是真的。把这两三个月剩下的几块钱——都是现洋——轻轻的拿出来，一块一块的翻弄，怕出响声；现洋是那么白亮，厚实，起眼，他更觉得万不可撒手，除非是拿去买车。各人有各人的办法，他不便全随着高妈。

        原先在一家姓方的家里，主人全家大小，连仆人，都在邮局有个储金折子。方太太也劝过祥子：“一块钱就可以立折子，你怎么不立一个呢？俗言说得好，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到无时盼有时；年轻轻的，不乘着年轻力壮剩下几个，一年三百六十天不能天天是晴天大日头。这又不费事，又牢靠，又有利钱，哪时鞍住还可以提点儿用，还要怎么方便呢？去，去要个单子来，你不会写，我给你填上，一片好心！”

        祥子知道她是好心，而且知道厨子王六和奶妈子秦妈都有折子，他真想试一试。可是有一天方大小姐叫他去给放进十块钱，他细细看了看那个小折子，上面有字，有小红印；通共，哼，也就有一小打手纸那么沉吧。把钱交进去，人家又在折子上画了几个字，打上了个小印。他觉得这不是骗局，也得是骗局；白花花的现洋放进去，凭人家三画五画就算完事，祥子不上这个当。他怀疑方家是跟邮局这个买卖——他总以为邮局是个到处有分号的买卖，大概字号还很老，至少也和瑞蚨祥，鸿记差不多——有关系，所以才这样热心给拉生意。即使事实不是这样，现钱在手里到底比在小折子上强，强的多！折子上的钱只是几个字！

        对于银行银号，他只知道那是出“座儿”的地方，假若巡警不阻止在那儿搁车的话，准能拉上“买卖”。至于里面作些什么事，他猜不透。不错，这里必是有很多的钱；但是为什么单到这里来鼓逗（反复调弄）钱，他不明白；他自己反正不容易与它们发生关系，那么也就不便操心去想了。城里有许多许多的事他不明白，听朋友们在茶馆里议论更使他发胡涂，因为一人一个说法，而且都说的不到家。他不愿再去听，也不愿去多想，他知道假若去打抢的话，顶好是抢银行；既然不想去作土匪，那么自己拿着自己的钱好了，不用管别的。他以为这是最老到的办法。

        高妈知道他是红着心想买车，又给他出了主意：“祥子，我知道你不肯放账，为是好早早买上自己的车，也是个主意！我要是个男的，要是也拉车，我就得拉自己的车；自拉自唱，万事不求人！能这么着，给我个知县我也不换！拉车是苦事，可是我要是男的，有把子力气，我楞拉车也不去当巡警；冬夏常青，老在街上站着，一月才挣那俩钱，没个外钱，没个自由；一留胡子还是就吹，简直的没一点起色。我是说，对了，你要是想快快买上车的话，我给你个好主意：起上一只会，十来个人，至多二十个人，一月每人两块钱，你使头一会；这不是马上就有四十来的块？你横是①多少也有个积蓄，凑吧凑吧就弄辆车拉拉，干脆大局！车到了手，你干上一只黑签儿会②，又不出利，又是体面事，准得对你的心路！你真要请会的话，我来一只，决不含忽！怎样？”

        这真让祥子的心跳得快了些！真要凑上三四十块，再加上刘四爷手里那三十多，和自己现在有的那几块，岂不就是八十来的？虽然不够买十成新的车，八成新的总可以办到了！况且这么一来，他就可以去向刘四爷把钱要回，省得老这么搁着，不象回事儿。八成新就八成新吧，好歹的拉着，等有了富余再换。

        可是，上哪里找这么二十位人去呢？即使能凑上，这是个面子事，自己等钱用么就请会，赶明儿人家也约自己来呢？起会，在这个穷年月，常有哗啦③了的时候！好汉不求人；干脆，自己有命买得上车，买；不求人！

        看祥子没动静，高妈真想俏皮他一顿，可是一想他的直诚劲儿，又不大好意思了：“你真行！‘小胡同赶猪——直来直去’；也好！”

        祥子没说什么，等高妈走了，对自己点了点头，似乎是承认自己的一把死拿值得佩服，心中怪高兴的。

        已经是初冬天气，晚上胡同里叫卖糖炒栗子，落花生之外，加上了低*摹耙购弧*.夜壶挑子上带着瓦的闷葫芦罐儿，祥子买了个大号的。头一号买卖，卖夜壶的找不开钱，祥子心中一活便，看那个顶小的小绿夜壶非常有趣，绿汪汪的，也撅着小嘴，“不用找钱了，我来这么一个！”放下闷葫芦罐，他把小绿夜壶送到里边去：“少爷没睡哪？送你个好玩艺！”

        大家都正看着小文——曹家的小男孩——洗澡呢，一见这个玩艺都憋不住的笑了。曹氏夫妇没说什么，大概觉得这个玩艺虽然蠢一些，可是祥子的善意是应当领受的，所以都向他笑着表示谢意。高妈的嘴可不会闲着：“你看，真是的，祥子！这么大个子了，会出这么高明的主意；多么不顺眼！”

        小文很喜欢这个玩艺，登时用手捧澡盆里的水往小壶里灌：“这小茶壶，嘴大！”

        大家笑得更加了劲。祥子整着身子——因为一得意就不知怎么好了——走出来。他很高兴，这是向来没有经验过的事，大家的笑脸全朝着他自己，仿佛他是个很重要的人似的。微笑着，又把那几块现洋搬运出来，轻轻的一块一块往闷葫芦罐里放，心里说：这比什么都牢靠！多咱够了数，多咱往墙上一碰；拍喳，现洋比瓦片还得多！

        他决定不再求任何人。就是刘四爷那么可靠，究竟有时候显着别扭，钱是丢不了哇，在刘四爷手里，不过总有点不放心。钱这个东西象戒指，总是在自己手上好。这个决定使他痛快，觉得好象自己的腰带又杀紧了一扣，使胸口能挺得更直更硬。

        天是越来越冷了，祥子似乎没觉到。心中有了一定的主意，眼前便增多了光明；在光明中不会觉得寒冷。地上初见冰凌，连便道上的土都凝固起来，处处显出干燥，结实，黑土的颜色已微微发些黄，象已把潮气散尽。特别是在一清早，被大车轧起的土棱上镶着几条霜边，小风尖溜溜的把早霞吹散，露出极高极蓝极爽快的天；祥子愿意早早的拉车跑一趟，凉风飕进他的袖口，使他全身象洗冷水澡似的一哆嗦，一痛快。有时候起了狂风，把他打得出不来气，可是他低着头，咬着牙，向前钻，象一条浮着逆水的大鱼；风越大，他的抵抗也越大，似乎是和狂风决一死战。猛的一股风顶得他透不出气，闭住口，半天，打出一个嗝，仿佛是在水里扎了一个猛子。打出这个嗝，他继续往前奔走，往前冲进，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住这个巨人；他全身的筋肉没有一处松懈，象被蚂蚁围攻的绿虫，全身摇动着抵御。这一身汗！等到放下车，直一直腰，吐出一口长气，抹去嘴角的黄沙，他觉得他是无敌的；看着那裹着灰沙的风从他面前扫过去，他点点头。风吹弯了路旁的树木，撕碎了店户的布幌，揭净了墙上的报单，遮昏了太阳，唱着，叫着，吼着，回荡着！忽然直驰，象惊狂了的大精灵，扯天扯地的疾走；忽然慌乱，四面八方的乱卷，象不知怎好而决定乱撞的恶魔；忽然横扫，乘其不备的袭击着地上的一切，扭折了树枝，吹掀了屋瓦，撞断了电线；可是，祥子在那里看着；他刚从风里出来，风并没能把他怎样了！胜利是祥子的！及至遇上顺风，他只须拿稳了车把，自己不用跑，风会替他推转了车轮，象个很好的朋友。

        自然，他既不瞎，必定也看见了那些老弱的车夫。他们穿着一阵小风就打透的，一阵大风就吹碎了的，破衣；脚上不知绑了些什么。在车口上，他们哆嗦着，眼睛象贼似的溜着，不论从什么地方钻出个人来，他们都争着问，“车？！”拉上个买卖，他们暖和起来，汗湿透了那点薄而破的衣裳。一停住，他们的汗在背上结成了冰。遇上风，他们一步也不能抬，而生生的要曳着车走；风从上面砸下来，他们要把头低到胸口里去；风从下面来，他们的脚便找不着了地；风从前面来，手一扬就要放风筝；风从后边来，他们没法管束住车与自己。

        但是他们设尽了方法，用尽了力气，死曳活曳得把车拉到了地方，为几个铜子得破出一条命。一趟车拉下来，灰土被汗合成了泥，糊在脸上，只露着眼与嘴三个冻红了的圈。天是那么短，那么冷，街上没有多少人；这样苦奔一天，未必就能挣上一顿饱饭；可是年老的，家里还有老婆孩子；年小的，有父母弟妹！冬天，他们整个的是在地狱里，比鬼多了一口活气，而没有鬼那样清闲自在；鬼没有他们这么多的吃累！象条狗似的死在街头，是他们最大的平安自在；冻死鬼，据说，脸上有些笑容！

        祥子怎能没看见这些呢。但是他没工夫为他们忧虑思索。他们的罪孽也就是他的，不过他正在年轻力壮，受得起辛苦，不怕冷，不怕风；晚间有个干净的住处，白天有件整齐的衣裳，所以他觉得自己与他们并不能相提并论，他现在虽是与他们一同受苦，可是受苦的程度到底不完全一样；现在他少受着罪，将来他还可以从这里逃出去；他想自己要是到了老年，决不至于还拉着辆破车去挨饿受冻。他相信现在的优越可以保障将来的胜利。正如在饭馆或宅门外遇上驶汽车的，他们不肯在一块儿闲谈；驶汽车的觉得有失身分，要是和洋车夫们有什么来往。汽车夫对洋车夫的态度，正有点象祥子的对那些老弱残兵；同是在地狱里，可是层次不同。他们想不到大家须立在一块儿，而是各走各的路，个人的希望与努力蒙住了各个人的眼，每个人都觉得赤手空拳可以成家立业，在黑暗中各自去摸索个人的路。祥子不想别人，不管别人，他只想着自己的钱与将来的成功。

        街上慢慢有些年下的气象了。在晴明无风的时候，天气虽是干冷，可是路旁增多了颜色：年画，纱灯，红素蜡烛，绢制的头花，大小蜜供，都陈列出来，使人心中显着快活，可又有点不安；因为无论谁对年节都想到快乐几天，可是大小也都有些困难。祥子的眼增加了亮光，看见路旁的年货，他想到曹家必定该送礼了；送一份总有他几毛酒钱。节赏固定的是两块钱，不多；可是来了贺年的，他去送一送，每一趟也得弄个两毛三毛的。凑到一块就是个数儿；不怕少，只要零碎的进手；他的闷葫芦罐是不会冤人的！晚间无事的时候，他钉坑儿看着这个只会吃钱而不愿吐出来的瓦朋友，低声的劝告：“多多的吃，多多的吃，伙计！多咱你吃够了，我也就行了！“

        年节越来越近了，一晃儿已是腊八。欢喜或忧惧强迫着人去计划，布置；还是二十四小时一天，可是这些天与往常不同，它们不许任何人随便的度过，必定要作些什么，而且都得朝着年节去作，好象时间忽然有了知觉，有了感情，使人们随着它思索，随着它忙碌。祥子是立在高兴那一面的，街上的热闹，叫卖的声音，节赏与零钱的希冀，新年的休息，好饭食的想象……都使他象个小孩子似的欢喜，盼望。他想好，破出块儿八毛的，得给刘四爷买点礼物送去。礼轻人物重，他必须拿着点东西去，一来为是道歉，他这些日子没能去看老头儿，因为宅里很忙；二来可以就手要出那三十多块钱来。破费一块来钱而能要回那一笔款，是上算的事。这么想好，他轻轻的摇了摇那个扑满，想象着再加进三十多块去应当响得多么沉重好听。是的，只要一索回那笔款来，他就没有不放心的事了！

        一天晚上，他正要再摇一摇那个聚宝盆，高妈喊了他一声：“祥子！门口有位小姐找你；我正从街上回来，她跟我直打听你。”等祥子出来，她低声找补了句：“她象个大黑塔！怪怕人的！”

        祥子的脸忽然红得象包着一团火，他知道事情要坏！

    九

        祥子几乎没有力量迈出大门坎去。昏头打脑的，脚还在门坎内，借着街上的灯光，已看见了刘姑娘。她的脸上大概又擦了粉，被灯光照得显出点灰绿色，象黑枯了的树叶上挂着层霜。祥子不敢正眼看她。

        虎妞脸上的神情很复杂：眼中带出些渴望看到他的光儿；嘴可是张着点，露出点儿冷笑；鼻子纵起些纹缕，折叠着些不屑与急切；眉棱棱着，在一脸的怪粉上显出妖媚而霸道。

        看见祥子出来，她的嘴唇撇了几撇，脸上的各种神情一时找不到个适当的归束。她咽了口吐沫，把复杂的神气与情感似乎镇压下去，拿出点由刘四爷得来的外场劲儿，半恼半笑，假装不甚在乎的样子打了句哈哈：“你可倒好！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头啊！”她的嗓门很高，和平日在车厂与车夫们吵嘴时一样。说出这两句来，她脸上的笑意一点也没有了，忽然的仿佛感到一种羞愧与下贱，她咬上了嘴唇。

        “别嚷！”祥子似乎把全身的力量都放在唇上，爆裂出这两个字，音很小，可是极有力。

        “哼！我才怕呢！”她恶意的笑了，可是不由她自己似的把声音稍放低了些。“怨不得你躲着我呢，敢情这儿有个小妖精似的小老妈儿；我早就知道你不是玩艺，别看傻大黑粗的，鞑子拔烟袋，不傻假充傻！”她的声音又高了起去。“别嚷！”祥子唯恐怕高妈在门里偷着听话儿。“别嚷！这边来！”他一边说一边往马路上走。

        “上哪边我也不怕呀，我就是这么大嗓儿！”嘴里反抗着，她可是跟了过来。

        过了马路，来到东便道上，贴着公园的红墙，祥子——还没忘了在乡间的习惯——蹲下了。“你干吗来了？”“我？哼，事儿可多了！”她左手插在腰间，肚子努出些来。低头看了他一眼，想了会儿，仿佛是发了些善心，可怜他了：“祥子！我找你有事，要紧的事！”

        这声低柔的“祥子”把他的怒气打散了好些，他抬起头来，看着她，她还是没有什么可爱的地方，可是那声“祥子”在他心中还微微的响着，带着温柔亲切，似乎在哪儿曾经听见过，唤起些无可否认的，欲断难断的，情分。他还是低声的，但是温和了些：“什么事？”

        “祥子！”她往近凑了凑：“我有啦！”

        “有了什么？”他一时蒙住了。

        “这个！”她指了指肚子。“你打主意吧！”

        楞头磕脑的，他“啊”了一声，忽然全明白了。一万样他没想到过的事都奔了心中去，来得是这么多，这么急，这么乱，心中反猛的成了块空白，象电影片忽然断了那样。街上非常的清静，天上有些灰云遮住了月，地上时时有些小风，吹动着残枝枯叶，远处有几声尖锐的猫叫。祥子的心里由乱而空白，连这些声音也没听见；手托住腮下，呆呆的看着地，把地看得似乎要动；想不出什么，也不愿想什么；只觉得自己越来越小，可又不能完全缩入地中去，整个的生命似乎都立在这点难受上；别的，什么也 才觉出冷来，连嘴唇都微微的颤着。

        “别紧自蹲着，说话呀！你起来！”她似乎也觉出冷来，愿意活动几步。

        他僵不吃的立起来，随着她往北走，还是找不到话说，混身都有些发木，象刚被冻醒了似的。

        “你没主意呀？”她瞭了祥子一眼，眼中带出怜爱他的神气。

        他没话可说。

        “赶到二十七呀，老头子的生日，你得来一趟。”“忙，年底下！”祥子在极乱的心中还没忘了自己的事。“我知道你这小子吃硬不吃软，跟你说好的算白饶！”她的嗓门又高起去，街上的冷静使她的声音显着特别的清亮，使祥子特别的难堪。“你当我怕谁是怎着？你打算怎样？你要是不愿意听我的，我正没工夫跟你费吐沫玩！说翻了的话，我会堵着你的宅门骂三天三夜！你上哪儿我也找得着！我还是不论秧子①！”

        “别嚷行不行？”祥子躲开她一步。

        “怕嚷啊，当初别贪便宜呀！你是了味②啦，教我一个人背黑锅，你也不挣开死××皮看看我是谁！”

        “你慢慢说，我听！”祥子本来觉得很冷，被这一顿骂骂得忽然发了热，热气要顶开冻僵巴的皮肤，混身有些发痒痒，头皮上特别的刺闹得慌。

        “这不结啦！甭找不自在！”她撇开嘴，露出两个虎牙来。“不屈心，我真疼你，你也别不知好歹！跟我犯牛脖子，没你的好儿，告诉你！”

        “不……”祥子想说“不用打一巴掌揉三揉”，可是没有想齐全；对北平的俏皮话儿，他知道不少，只是说不利落；别人说，他懂得，他自己说不上来。

        “不什么？”

        “说你的！”

        “我给你个好主意，”虎姑娘立住了，面对面的对他说：“你看，你要是托个媒人去说，老头子一定不答应。他是拴车的，你是拉车的，他不肯往下走亲戚。我不论，我喜欢你，喜欢就得了吗，管它娘的别的干什么！谁给我说媒也不行，一去提亲，老头子就当是算计着他那几十辆车呢；比你高着一等的人物都不行。这个事非我自己办不可，我就挑上了你，咱们是先斩后奏；反正我已经有了，咱们俩谁也跑不了啦！可是，咱们就这么直入公堂的去说，还是不行。老头子越老越胡涂，咱俩一露风声，他会去娶个小媳妇，把我硬撵出来。老头子棒之呢，别看快七十岁了，真要娶个小媳妇，多了不敢说，我敢保还能弄出两三个小孩来，你爱信不信！”“走着说，”祥子看站岗的巡警已经往这边走了两趟，觉得不是劲儿。

        “就在这儿说，谁管得了！”她顺着祥子的眼光也看见了那个巡警：“你又没拉着车，怕他干吗？他还能无因白故的把谁的××咬下来？那才透着邪行呢！咱们说咱们的！你看，我这么想：赶二十七老头子生日那天，你去给他磕三个头。等一转过年来，你再去拜个年，讨他个喜欢。我看他一喜欢，就弄点酒什么的，让他喝个痛快。看他喝到七八成了，就热儿打铁，你干脆认他作干爹。日后，我再慢慢的教他知道我身子不方便了。他必审问我，我给他个‘徐庶入曹营——一语不发’。等他真急了的时候，我才说出个人来，就说是新近死了的那个乔二——咱们东边杠房的二掌柜的。他无亲无故的，已经埋在了东直门外义地里，老头子由哪儿究根儿去？老头子没了主意，咱们再慢慢的吹风儿，顶好把我给了你，本来是干儿子，再作女婿，反正差不很多；顺水推舟，省得大家出丑。你说我想的好不好？”

        祥子没言语。

        觉得把话说到了一个段落，虎妞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象欣赏着自己的那片话，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这时，风把灰云吹裂开一块，露出月光，二人已来到街的北头。御河的水久已冻好，静静的，灰亮的，坦平的，坚固的，托着那禁城的城墙。禁城内一点声响也没有，那玲珑的角楼，金碧的牌坊，丹朱的城门，景山上的亭阁，都静悄悄的好似听着一些很难再听到的声音。小风吹过，似一种悲叹，轻轻的在楼台殿阁之间穿过，象要道出一点历史的消息。虎妞往西走，祥子跟到了金鳌玉蝀.桥上几乎没有了行人，微明的月光冷寂的照着桥左右的两大幅冰场，远处亭阁暗淡的带着些黑影，静静的似冻在湖上，只有顶上的黄瓦闪着点儿微光。树木微动，月色更显得微茫；白塔却高耸到云间，傻白傻白的把一切都带得冷寂萧索，整个的三海在人工的雕琢中显出北地的荒寒。到了桥头上，两面冰上的冷气使祥子哆嗦了一下，他不愿再走。平日，他拉着车过桥，把精神全放在脚下，唯恐出了错，一点也顾不得向左右看。现在，他可以自由的看一眼了，可是他心中觉得这个景色有些可怕：那些灰冷的冰，微动的树影，惨白的高塔，都寂寞的似乎要忽然的狂喊一声，或狂走起来！就是脚下这座大白石桥，也显着异常的空寂，特别的白净，连灯光都有点凄凉。他不愿再走，不愿再看，更不愿再陪着她；他真想一下子跳下去，头朝下，砸破了冰，沉下去，象个死鱼似的冻在冰里。

        “明儿个见了！”他忽然转身往回走。

        “祥子！就那么办啦，二十七见！”她朝着祥子的宽直的脊背说。说完，她瞭了白塔一眼，叹了口气，向西走去。祥子连头也没回，象有鬼跟着似的，几溜便到了团城，走得太慌，几乎碰在了城墙上。一手扶住了墙，他不由的要哭出来。楞了会儿，桥上叫：“祥子！

        祥子！这儿来！祥子！“虎妞的声音！

        他极慢的向桥上挪了两步，虎妞仰着点身儿正往下走，嘴张着点儿：“我说祥子，你这儿来；给你！”他还没挪动几步，她已经到了身前：“给你，你存的三十多块钱；有几毛钱的零儿，我给你补足了一块。给你！不为别的，就为表表我的心，我惦念着你，疼你，护着你！别的都甭说，你别忘恩负义就得了！给你！好好拿着，丢了可别赖我！”

        祥子把钱——一打儿钞票——接过来，楞了会儿，找不到话说。

        “得，咱们二十七见！不见不散！”她笑了笑。“便宜是你的，你自己细细的算算得了！”她转身往回走。

        他攥着那打儿票子，呆呆的看着她，一直到桥背把她的头遮下去。灰云又把月光掩住；灯更亮了，桥上分外的白，空，冷。他转身，放开步，往回走，疯了似的；走到了街门，心中还存着那个惨白冷落的桥影，仿佛只隔了一眨眼的工夫似的。

        到屋中，他先数了数那几张票子；数了两三遍，手心的汗把票子攥得发粘，总数不利落。数完，放在了闷葫芦罐儿里。坐在床沿上，呆呆的看着这个瓦器，他打算什么也不去想；有钱便有办法，他很相信这个扑满会替他解决一切，不必再想什么。御河，景山，白塔，大桥，虎妞，肚子……都是梦；梦醒了，扑满里却多了三十几块钱，真的！

        看够了，他把扑满藏好，打算睡大觉，天大的困难也能睡过去，明天再说！

        躺下，他闭不上眼！那些事就象一窝蜂似的，你出来，我进去，每个肚子尖上都有个刺！

        不愿意去想，也实在因为没法儿想，虎妞已把道儿都堵住，他没法脱逃。

        最好是跺脚一走。祥子不能走。就是让他去看守北海的白塔去，他也乐意；就是不能下乡！上别的都市？他想不出比北平再好的地方。他不能走，他愿死在这儿。

        既然不想走，别的就不用再费精神去思索了。虎妞说得出来，就行得出来；不依着她的道儿走，她真会老跟着他闹哄；只要他在北平，她就会找得着！跟她，得说真的，不必打算耍滑。把她招急了，她还会抬出刘四爷来，刘四爷要是买出一两个人——不用往多里说——在哪个僻静的地方也能要祥子的命！

        把虎妞的话从头至尾想了一遍，他觉得象掉在个陷阱里，手脚而且全被夹子夹住，决没法儿跑。他不能一个个的去批评她的主意，所以就找不出她的缝子来，他只感到她撒的是绝户网，连个寸大的小鱼也逃不出去！既不能一一的细想，他便把这一切作成个整个的，象千斤闸那样的压迫，全压到他的头上来。在这个无可抵御的压迫下，他觉出一个车夫的终身的气运是包括在两个字里——倒霉！一个车夫，既是一个车夫，便什么也不要作，连娘儿们也不要去粘一粘；一粘就会出天大的错儿。刘四爷仗着几十辆车，虎妞会仗着个臭×，来欺侮他！他不用细想什么了；假若打算认命，好吧，去磕头认干爹，而后等着娶那个臭妖怪。不认命，就得破出命去！

        想到这儿，他把虎妞和虎妞的话都放在一边去；不，这不是她的厉害，而是洋车夫的命当如此，就如同一条狗必定挨打受气，连小孩子也会无缘无故的打它两棍子。这样的一条命，要它干吗呢？豁上就豁上吧！

        他不睡了，一脚踢开了被子，他坐了起来。他决定去打些酒，喝个大醉；什么叫事情，哪个叫规矩，×你们的姥姥！喝醉，睡！二十七？二十八也不去磕头，看谁怎样得了祥子！

        披上大棉袄，端起那个当茶碗用的小饭碗，他跑出去。风更大了些，天上的灰云已经散开，月很小，散着寒光。祥子刚从热被窝里出来，不住的吸溜气儿。街上简直已没了行人，路旁还只有一两辆洋车，车夫的手捂在耳朵上，在车旁跺着脚取暖。祥子一气跑到南边的小铺，铺中为保存暖气，已经上了门，由个小窗洞收钱递货。祥子要了四两白干，三个大子儿的落花生。平端着酒碗，不敢跑，而象轿夫似的疾走，回到屋中。急忙钻入被窝里去，上下牙磕打了一阵，不愿再坐起来。酒在桌上发着辛辣的味儿，他不很爱闻，就是对那些花生似乎也没心程去动。这一阵寒气仿佛是一盆冷水把他浇醒，他的手懒得伸出来，他的心也不再那么热。躺了半天，他的眼在被子边上又看了看桌上的酒碗。不，他不能为那点缠绕而毁坏了自己，不能从此破了酒戒。事情的确是不好办，但是总有个缝子使他钻过去。即使完全无可脱逃，他也不应当先自己往泥塘里滚；他得睁着眼，清清楚楚的看着，到底怎样被别人把他推下去。

        灭了灯，把头完全盖在被子里，他想就这么睡去。还是睡不着，掀开被看看，窗纸被院中的月光映得发青，象天要亮的样子。鼻尖觉到屋中的寒冷，寒气中带着些酒味。他猛的坐起来，摸住酒碗，吞了一大口！

    十

        个别的解决，祥子没那么聪明。全盘的清算，他没那个魄力。于是，一点儿办法没有，整天际圈着满肚子委屈。正和一切的生命同样，受了损害之后，无可如何的只想由自己去收拾残局。那斗落了大腿的蟋蟀，还想用那些小腿儿爬。祥子没有一定的主意，只想慢慢的一天天，一件件的挨过去，爬到哪儿算哪儿，根本不想往起跳了。

        离二十七还有十多天，他完全注意到这一天上去，心里想的，口中念道的，梦中梦见的，全是二十七。仿佛一过了二十七，他就有了解决一切的办法，虽然明知道这是欺骗自己。有时候他也往远处想，譬如拿着手里的几十块钱到天津去；到了那里，碰巧还许改了行，不再拉车。虎妞还能追到他天津去？在他的心里，凡是坐火车去的地方必是很远，无论怎样她也追不了去。想得很好，可是他自己良心上知道这只是万不得已的办法，再分能在北平，还是在北平！这样一来，他就又想到二十七那一天，还是这样想近便省事，只要混过这一关，就许可以全局不动而把事儿闯过去；即使不能干脆的都摆脱清楚，到底过了一关是一关。

        怎样混过这一关呢？他有两个主意：一个是不理她那回事，干脆不去拜寿。另一个是按照她所嘱咐的去办。这两个主意虽然不同，可是结果一样：不去呢，她必不会善罢甘休；去呢，她也不会饶了他。他还记得初拉车的时候，摹仿着别人，见小巷就钻，为是抄点近儿，而误入了罗圈胡同；绕了个圈儿，又绕回到原街。现在他又入了这样的小胡同，仿佛是：无论走哪一头儿，结果是一样的。

        在没办法之中，他试着往好里想，就干脆要了她，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可是，无论从哪方面想，他都觉着憋气。想想她的模样，他只能摇头。不管模样吧，想想她的行为；哼！就凭自己这样要强，这样规矩，而娶那么个破货，他不能再见人，连死后都没脸见父母！谁准知道她肚子里的小孩是他的不是呢？不错，她会带过几辆车来；能保准吗？刘四爷并非是好惹的人！即使一切顺利，他也受不了，他能干得过虎妞？她只须伸出个小指，就能把他支使的头晕眼花，不认识了东西南北。他晓得她的厉害！要成家，根本不能要她，没有别的可说的！要了她，便没了他，而他又不是看不起自己的人！没办法！

        没方法处置她，他转过来恨自己，很想脆脆的抽自己几个嘴巴子。可是，说真的，自己并没有什么过错。一切都是她布置好的，单等他来上套儿。毛病似乎是在他太老实，老实就必定吃亏，没有情理可讲！

        更让他难过的是没地方去诉诉委屈。他没有父母兄弟，没有朋友。平日，他觉得自己是头顶着天，脚踩着地，无牵无挂的一条好汉。现在，他才明白过来，悔悟过来，人是不能独自活着的。特别是对那些同行的，现在都似乎有点可爱。假若他平日交下几个，他想，象他自己一样的大汉，再多有个虎妞，他也不怕；他们会给他出主意，会替他拔创卖力气。可是，他始终是一个人；临时想抓朋友是不大容易的！他感到一点向来没有过的恐惧。照这么下去，谁也会欺侮他；独自一个是顶不住天的！

        这点恐惧使他开始怀疑自己。在冬天，遇上主人有饭局，或听戏，他照例是把电石灯的水筒儿揣在怀里；因为放在车上就会冻上。刚跑了一身的热汗，把那个冰凉的小水筒往胸前一贴，让他立刻哆嗦一下；不定有多大时候，那个水筒才会有点热和劲儿。可是在平日，他并不觉得这有什么说不过去；有时候揣上它，他还觉得这是一种优越，那些拉破车的根本就用不上电石灯。现在，他似乎看出来，一月只挣那么些钱，而把所有的苦处都得受过来，连个小水筒也不许冻上，而必得在胸前抱着，自己的胸脯多么宽，仿佛还没有个小筒儿值钱。

        原先，他以为拉车是他最理想的事，由拉车他可以成家立业。现在他暗暗摇头了。不怪虎妞欺侮他，他原来不过是个连小水筒也不如的人！

        在虎妞找他的第三天上，曹先生同着朋友去看夜场电影，祥子在个小茶馆里等着，胸前揣着那象块冰似的小筒。天极冷，小茶馆里的门窗都关得严严的，充满了煤气，汗味，与贱臭的烟卷的干烟。饶这么样，窗上还冻着一层冰花。喝茶的几乎都是拉包月车的，有的把头靠在墙上，借着屋中的暖和气儿，闭上眼打盹。有的拿着碗白干酒，让让大家，而后慢慢的喝，喝完一口，上面咂着嘴，下面很响的放凉气。有的攥着卷儿大饼，一口咬下半截，把脖子撑得又粗又红。有的绷着脸，普遍的向大家抱怨，他怎么由一清早到如今，还没停过脚，身上已经湿了又干，干了又湿，不知有多少回！其余的人多数是彼此谈着闲话，听到这两句，马上都静了一会儿，而后象鸟儿炸了巢似的都想起一日间的委屈，都想讲给大家听。连那个吃着大饼的也把口中匀出能调动舌头的空隙，一边儿咽饼，一边儿说话，连头上的筋都跳了起来：“你当他妈的拉包月的就不蘑菇哪？！我打他妈的——嗝！——两点起到现在还水米没打牙！竟说前门到平则门——嗝！——我拉他妈的三个来回了！这个天，把屁眼都他妈的冻裂了，一劲 家一眼，点了点头，又咬了一截饼。

        这，把大家的话又都转到天气上去，以天气为中心各自道出辛苦。祥子始终一语未发，可是很留心他们说了什么。大家的话，虽然口气，音调，事实，各有不同，但都是咒骂与不平。这些话，碰到他自己心上的委屈，就象一些雨点儿落在干透了的土上，全都吃了进去。

        他没法，也不会，把自己的话有头有尾的说给大家听；他只能由别人的话中吸收些生命的苦味，大家都苦恼，他也不是例外；认识了自己，也想同情大家。大家说到悲苦的地方，他皱上眉；说到可笑的地方，他也撇撇嘴。这样，他觉得他是和他们打成一气，大家都是苦朋友，虽然他一言不发，也没大关系。从前，他以为大家是贫嘴恶舌，凭他们一天到晚穷说，就发不了财。今天仿佛是头一次觉到，他们并不是穷说，而是替他说呢，说出他与一切车夫的苦处。

        大家正说到热闹中间，门忽然开了，进来一阵冷气。大家几乎都怒目的往外看，看谁这么不得人心，把门推开。大家越着急，门外的人越慢，似乎故意的磨烦①。茶馆的伙计半急半笑的喊：“快着点吧，我一个人的大叔！别把点热气儿都给放了！”

        这话还没说完，门外的人进来了，也是个拉车的。看样子已有五十多岁，穿着件短不够短，长不够长，莲蓬篓儿似的棉袄，襟上肘上已都露了棉花。脸似乎有许多日子没洗过，看不出肉色，只有两个耳朵冻得通红，红得象要落下来的果子。惨白的头发在一顶破小帽下杂乱的髭髭着；眉上，短须上，都挂着些冰珠。一进来，摸住条板凳便坐下了，扎挣着说了句：“沏一壶。”

        这个茶馆一向是包月车夫的聚处，象这个老车夫，在平日，是决不会进来的。

        大家看着他，都好象感到比刚才所说的更加深刻的一点什么意思，谁也不想再开口。在平日，总会有一两个不很懂事的少年，找几句俏皮话来拿这样的茶客取取笑，今天没有一个出声的。

        茶还没有沏来，老车夫的头慢慢的往下低，低着低着，全身都出溜下去。

        大家马上都立了起来：“怎啦？怎啦？”说着，都想往前跑。

        “别动！”茶馆掌柜的有经验，拦住了大家。他独自过去，把老车夫的脖领解开，就地扶起来，用把椅子戗在背后，用手勒着双肩：“白糖水，快！”说完，他在老车夫的脖子那溜儿听了听，自言自语的：“不是痰！”

        大家谁也没动，可谁也没再坐下，都在那满屋子的烟中，眨巴着眼，向门儿这边看。大家好似都不约而同的心里说：“这就是咱们的榜样！到头发惨白了的时候，谁也有一个跟头摔死的行市！”

        糖水刚放在老车夫的嘴边上，他哼哼了两声。还闭着眼，抬起右手——手黑得发亮，象漆过了似的——用手背抹了下儿嘴。

        “喝点水！”掌柜的对着他耳朵说。

        “啊？”老车夫睁开了眼。看见自己是坐在地上，腿蜷了蜷，想立起来。

        “先喝点水，不用忙。”掌柜的说，松开了手。大家几乎都跑了过来。

        “哎！哎！”老车夫向四围看了一眼，双手捧定了茶碗，一口口的吸糖水。

        慢慢的把糖水喝完，他又看了大家一眼：“哎，劳诸位的驾！”说得非常的温柔亲切，绝不象是由那个胡子拉碴的口中说出来的。说完，他又想往起立，过去三四个人忙着往起搀他。他脸上有了点笑意，又那么温和的说：“行，行，不碍！我是又冷又饿，一阵儿发晕！

        不要紧！“他脸上虽然是那么厚的泥，可是那点笑意教大家仿佛看到一个温善白净的脸。

        大家似乎全动了心。那个拿着碗酒的中年人，已经把酒喝净，眼珠子通红，而且此刻带着些泪：“来，来二两！”等酒来到，老车夫已坐在靠墙的一把椅子上。他有一点醉意，可是规规矩矩的把酒放在老车夫面前：“我的请，您喝吧！我也四十望外了，不瞒您说，拉包月就是凑合事，一年是一年的事，腿知道！再过二三年，我也得跟您一样！您横是快六十了吧？”

        “还小呢，五十五！”老车夫喝了口酒。“天冷，拉不上座儿。我呀，哎，肚子空；就有几个子儿我都喝了酒，好暖和点呀！走在这儿，我可实在撑不住了，想进来取个暖。屋里太热，我又没食，横是晕过去了。不要紧，不要紧！劳诸位哥儿们的驾！”

        这时候，老者的干草似的灰发，脸上的泥，炭条似的手，和那个破帽头与棉袄，都象发着点纯洁的光，如同破庙里的神像似的，虽然破碎，依然尊严。大家看着他，仿佛唯恐他走了。祥子始终没言语，呆呆的立在那里。听到老车夫说肚子里空，他猛的跑出去，飞也似又跑回来，手里用块白菜叶儿托着十个羊肉馅的包子。一直送到老者的眼前，说了声：吃吧！

        然后，坐在原位，低下头去，仿佛非常疲倦。“哎！”老者象是乐，又象是哭，向大家点着头。“到底是哥儿们哪！拉座儿，给他卖多大的力气，临完多要一个子儿都怪难的！”说着，他立了起来，要往外走。

        “吃呀！”大家几乎是一齐的喊出来。

        “我叫小马儿去，我的小孙子，在外面看着车呢！”“我去，您坐下！”那个中年的车夫说，“在这儿丢不了车，您自管放心，对过儿就是巡警阁子。”他开开了点门缝：“小马儿！小马儿！你爷爷叫你哪！把车放在这儿来！”

        老者用手摸了好几回包子，始终没往起拿。小马儿刚一进门，他拿起来一个：“小马儿，乖乖，给你！”小马儿也就是十二三岁，脸上挺瘦，身上可是穿得很圆，鼻子冻得通红，挂着两条白鼻涕，耳朵上戴着一对破耳帽儿。立在老者的身旁，右手接过包子来，左手又自动的拿起来一个，一个上咬了一口。

        “哎！慢慢的！”老者一手扶在孙子的头上，一手拿起个包子，慢慢的往口中送。“爷爷吃两个就够，都是你的！吃完了，咱们收车回家，不拉啦。明儿个要是不这么冷呀，咱们早着点出车。对不对，小马儿？”

        小马儿对着包子点了点头，吸溜了一下鼻子：“爷爷吃三个吧，剩下都是我的。我回头把爷爷拉回家去！”“不用！”老者得意的向大家一笑：“回头咱们还是走着，坐在车上冷啊。”

        老者吃完自己的份儿，把杯中的酒喝干，等着小马儿吃净了包子。掏出块破布来，擦了擦嘴，他又向大家点了点头：“儿子当兵去了，一去不回头；媳妇——”

        “别说那个！”小马儿的腮撑得象俩小桃，连吃带说的拦阻爷爷。

        “说说不要紧！都不是外人！”然后向大家低声的：“孩子心重，甭提多么要强啦！媳妇也走了。我们爷儿俩就吃这辆车；车破，可是我们自己的，就仗着天天不必为车份儿着急。挣多挣少，我们爷儿俩苦混，无法！无法！”

        “爷爷，”小马儿把包子吃得差不离了，拉了拉老者的袖子，“咱们还得拉一趟，明儿个早上还没钱买煤呢！都是你，刚才二十子儿拉后门，依着我，就拉，你偏不去！明儿早上没有煤，看你怎样办！”

        “有法子，爷爷会去赊五斤煤球。”

        “还饶点劈柴？”

        “对呀！好小子，吃吧；吃完，咱们该蹓跶着了！”说着，老者立起来，绕着圈儿向大家说：“劳诸位哥儿们的驾啦！”伸手去拉小马儿，小马儿把未吃完的一个包子整个的塞在口中。大家有的坐着没动，有的跟出来。祥子头一个跟出来，他要看看那辆车。

        一辆极破的车，车板上的漆已经裂了口，车把上已经磨得露出木纹，一只唏哩哗啷响的破灯，车棚子的支棍儿用麻绳儿捆着。小马儿在耳朵帽里找出根洋火，在鞋底儿上划着，用两只小黑手捧着，点着了灯。老者往手心上吐了口唾沫，哎了一声，抄起车把来，“明儿见啦，哥儿们！”

        祥子呆呆的立在门外，看着这一老一少和那辆破车。老者一边走还一边说话，语声时高时低；路上的灯光与黑影，时明时暗。祥子听着，看着，心中感到一种向来没有过的难受。

        在小马儿身上，他似乎看见了自己的过去；在老者身上，似乎看到了自己的将来！他向来没有轻易撒手过一个钱，现在他觉得很痛快，为这一老一少买了十个包子。直到已看不见了他们，他才又进到屋中。大家又说笑起来，他觉得发乱，会了茶钱，又走了出来，把车拉到电影园门外去等候曹先生。

        天真冷。空中浮着些灰沙，风似乎是在上面疾走，星星看不甚真，只有那几个大的，在空中微颤。地上并没有风，可是四下里发着寒气，车辙上已有几条冻裂的长缝子，土色灰白，和冰一样凉，一样坚硬。祥子在电影园外立了一会儿，已经觉出冷来，可是不愿再回到茶馆去。他要静静的独自想一想。那一老一少似乎把他的最大希望给打破——老者的车是自己的呀！自从他头一天拉车，他就决定买上自己的车，现在还是为这个志愿整天的苦奔；有了自己的车，他以为，就有了一切。哼，看看那个老头子！

        他不肯要虎妞，还不是因为自己有买车的愿望？买上车，省下钱，然后一清二白的娶个老婆；哼，看看小马儿！自己有了儿子，未必不就是那样。

        这样一想，对虎妞的要胁，似乎不必反抗了；反正自己跳不出圈儿去，什么样的娘们不可以要呢？况且她还许带过几辆车来呢，干吗不享几天现成的福！看透了自己，便无须小看别人，虎妞就是虎妞吧，什么也甭说了！

        电影散了，他急忙的把小水筒安好，点着了灯。连小棉袄也脱了，只剩了件小褂，他想飞跑一气，跑忘了一切，摔死也没多大关系！

    十一

        一想到那个老者与小马儿，祥子就把一切的希望都要放下，而想乐一天是一天吧，干吗成天际咬着牙跟自己过不去呢？！穷人的命、他似乎看明白了，是枣核儿两头尖：幼小的时候能不饿死，万幸；到老了能不饿死，很难。只有中间的一段，年轻力壮，不怕饥饱劳碌，还能象个人儿似的。在这一段里，该快活快活的时候还不敢去干，地道的傻子；过了这村便没有这店！这么一想，他连虎妞的那回事儿都不想发愁了。

        及至看到那个闷葫芦罐儿，他的心思又转过来。不，不能随便；只差几十块钱就能买上车了，不能前功尽弃；至少也不能把罐儿里那点积蓄瞎扔了，那么不容易省下来的！还是得往正路走，一定！可是，虎妞呢？还是没办法，还是得为那个可恨的二十七发愁。

        愁到了无可如何，他抱着那个瓦罐儿自言自语的嘀咕：爱怎样怎样，反正这点钱是我的！谁也抢不了去！有这点钱，祥子什么也不怕！招急了我，我会跺脚一跑，有钱，腿就会活动！

        街上越来越热闹了，祭灶的糖瓜摆满了街，走到哪里也可以听到“’U糖来，’U糖”的声音。祥子本来盼着过年，现在可是一点也不起劲，街上越乱，他的心越紧，那可怕的二十七就在眼前了！他的眼陷下去，连脸上那块疤都有些发暗。拉着车，街上是那么乱，地上是那么滑，他得分外的小心。心事和留神两气夹攻，他觉得精神不够用的了，想着这个便忘了那个，时常忽然一惊，身上痒刺刺的象小孩儿在夏天炸了痱子似的。

        祭灶那天下午，溜溜的东风带来一天黑云。天气忽然暖了一些。到快掌灯的时候，风更小了些，天上落着稀疏的雪花。卖糖瓜的都着了急，天暖，再加上雪花，大家一劲儿往糖上撒白土子，还怕都粘在一处。雪花落了不多，变成了小雪粒，刷刷的轻响，落白了地。七点以后，铺户与人家开始祭灶，香光炮影之中夹着密密的小雪，热闹中带出点阴森的气象。街上的人都显出点惊急的样子，步行的，坐车的，都急于回家祭神，可是地上湿滑，又不敢放开步走。卖糖的小贩急于把应节的货物”E出去，上气不接下气的喊叫，听着怪震心的。

        大概有九点钟了，祥子拉着曹先生由西城回家。过了西单牌楼那一段热闹街市，往东入了长安街，人马渐渐稀少起来。坦平的柏油马路上铺着一层薄雪，被街灯照得有点闪眼。偶尔过来辆汽车，灯光远射，小雪粒在灯光里带着点黄亮，象洒着万颗金砂。快到新华门那一带，路本来极宽，加上薄雪，更教人眼宽神爽，而且一切都仿佛更严肃了些。“长安牌楼”，新华门的门楼，南海的红墙，都戴上了素冠，配着朱柱红墙，静静的在灯光下展示着故都的尊严。此时此地，令人感到北平仿佛并没有居民，直是一片琼宫玉宇，只有些老松默默的接着雪花。祥子没工夫看这些美景，一看眼前的“玉路”，他只想一步便跑到家中；那直，白，冷静的大路似乎使他的心眼中一直的看到家门。可是他不能快跑，地上的雪虽不厚，但是拿脚，一会儿鞋底上就粘成一厚层；跺下去，一会儿又粘上了。霰粒非常的小，可是沉重有分量，既拿脚，又迷眼，他不能飞快的跑。雪粒打在身上也不容易化，他的衣肩上已积了薄薄的一层，虽然不算什么，可是湿渌渌的使他觉得别扭。这一带没有什么铺户，可是远处的炮声还继续不断，时时的在黑空中射起个双响或五鬼闹判儿。火花散落，空中越发显着黑，黑得几乎可怕。他听着炮声，看见空中的火花与黑暗，他想立刻到家。可是他不敢放开了腿，别扭！

        更使他不痛快的是由西城起，他就觉得后面有辆自行车儿跟着他。到了西长安街，街上清静了些，更觉出后面的追随——车辆轧着薄雪，虽然声音不大，可是觉得出来。祥子，和别的车夫一样，最讨厌自行车。汽车可恶，但是它的声响大，老远的便可躲开。自行车是见缝子就钻，而且东摇西摆，看着就眼晕。外带着还是别出错儿，出了错儿总是洋车夫不对，巡警们心中的算盘是无论如何洋车夫总比骑车的好对付，所以先派洋车夫的不是。好几次，祥子很想抽冷子闸住车，摔后头这小子一交。但是他不敢，拉车的得到处忍气。每当要跺一跺鞋底儿的时候，他得喊声：“闸住！”到了南海前门，街道是那么宽，那辆脚踏车还紧紧的跟在后面。祥子更上了火，他故意的把车停住了，”诹*”诩*上的雪。他立住，那辆自行车从车旁蹭了过去。车上的人还回头看了看。祥子故意的磨烦，等自行车走出老远才抄起车把来，骂了句：“讨厌！”曹先生的“人道主义”使他不肯安那御风的棉车棚子，就是那帆布车棚也非到赶上大雨不准支上，为是教车夫省点力气。这点小雪，他以为没有支起车棚的必要，况且他还贪图着看看夜间的雪景呢。他也注意到这辆自行车，等祥子骂完，他低声的说，“要是他老跟着，到家门口别停住，上黄化门左先生那里去；别慌！”

        祥子有点慌。他只知道骑自行车的讨厌，还不晓得其中还有可怕的——既然曹先生都不敢家去，这个家伙一定来历不小！他跑了几十步，便追上了那个人；故意的等着他与曹先生呢。自行车把祥子让过去，祥子看了车上的人一眼。一眼便看明白了，侦缉队上的。他常在茶馆里碰到队里的人，虽然没说过话儿，可是晓得他们的神气与打扮。这个的打扮，他看着眼熟：青大袄，呢帽，帽子戴得很低。

        到了南长街口上，祥子乘着拐弯儿的机会，向后溜了一眼，那个人还跟着呢。他几乎忘了地上的雪，脚底下加了劲。直长而白亮的路，只有些冷冷的灯光，背后追着个侦探！祥子没有过这种经验，他冒了汗。到了公园后门，他回了回头，还跟着呢！到了家门口，他不敢站住，又有点舍不得走；曹先生一声也不响，他只好继续往北跑。一气跑到北口，自行车还跟着呢！他进了小胡同，还跟着！出了胡同，还跟着！上黄化门去，本不应当进小胡同，直到他走到胡同的北口才明白过来，他承认自己是有点迷头，也就更生气。跑到景山背后，自行车往北向后门去了。祥子擦了把汗。雪小了些，可是雪粒中又有了几片雪花。祥子似乎喜爱雪花，大大方方的在空中飞舞，不象雪粒那么使人别气。他回头问了声：“上哪儿，先生？”

        “还到左宅。有人跟你打听我，你说不认识！”

        “是啦！”祥子心中打开了鼓，可是不便细问。

        到了左家，曹先生叫祥子把车拉进去，赶紧关上门。曹先生还很镇定，可是神色不大好看。嘱咐完了祥子，他走进去。祥子刚把车拉进门洞来，放好，曹先生又出来了，同着左先生；祥子认识，并且知道左先生是宅上的好朋友。“祥子，”曹先生的嘴动得很快，“你坐汽车回去。告诉太太我在这儿呢。教她们也来，坐汽车来，另叫一辆，不必教你坐去的这辆等着。明白？好！告诉太太带着应用的东西，和书房里那几张画儿。听明白了？我这就给太太打电话，为是再告诉你一声，怕她一着急，把我的话忘了，你好提醒她一声。”
        “我去好不好？”左先生问了声。
        “不必！刚才那个人未必一定是侦探，不过我心里有那回事儿，不能不防备一下。你先叫辆汽车来好不好？”左先生去打电话叫车。曹先生又嘱咐了祥子一遍：“汽车来到，我这给了钱。教太太快收拾东西；别的都不要紧，就是千万带着小孩子的东西，和书房里那几张画，那几张画！等太太收拾好，教高妈打电要辆车，上这儿来。这都明白了？等她们走后，你把大门锁好，搬到书房去睡，那里有电话。你会打电？”

        “不会往外打，会接。”其实祥子连接电话也不大喜欢，不过不愿教曹先生着急，只好这么答应下。

        “那就行！”曹先生接着往下说，说得还是很快：“万一有个动静，你别去开门！我们都走了，剩下你一个，他们决不放手你！见事不好的话，你灭了灯，打后院跳到王家去。王家的人你认得？对！在王家藏会儿再走。我的东西，你自己的东西都不用管，跳墙就走，省得把你拿了去！你若丢了东西，将来我赔上。先给你这五块钱拿着。好，我去给太太打电话，回头你再对她说一遍。不必说拿人，刚才那个骑车的也许是侦探，也许不是；你也先别着慌！”

        祥子心中很乱，好象有许多要问的话，可是因急于记住曹先生所嘱咐的，不敢再问。

        汽车来了，祥子楞头磕脑的坐进去。雪不大不小的落着，车外边的东西看不大真，他直挺着腰板坐着，头几乎顶住车棚。他要思索一番，可是眼睛只顾看车前的红箭头，红得那么鲜灵可爱。驶车的面前的那把小刷子，自动的左右摆着，刷去玻璃上的哈气，也颇有趣。刚似乎把这看腻了，车已到了家门，心中怪不得劲的下了车。

        刚要按街门的电铃，象从墙里钻出个人来似的，揪住他的腕子。祥子本能的想往出夺手，可是已经看清那个人，他不动了，正是刚才骑自行车的那个侦探。

        “祥子，你不认识我了？”侦探笑着松了手。

        祥子咽了口气，不知说什么好。

        “你不记得当初你教我们拉到西山去？我就是那个孙排长。想起来了吧？”

        “啊，孙排长！”祥子想不起来。他被大兵们拉到山上去的时候，顾不得看谁是排长，还是连长。

        “你不记得我，我可记得你；你脸上那块疤是个好记号。我刚才跟了你半天，起初也有点不敢认你，左看右看，这块疤不能有错！”

        “有事吗？”祥子又要去按电铃。

        “自然是有事，并且是要紧的事！咱们进去说好不好！”孙排长——现在是侦探——伸手按了铃。

        “我有事！”祥子的头上忽然冒了汗，心里发着狠儿说：“躲他还不行呢，怎能往里请呢！”

        “你不用着急，我来是为你好！”侦探露出点狡猾的笑意。赶到高妈把门开开，他一脚迈进去：“劳驾劳驾！”没等祥子和高妈过一句话，扯着他便往里走，指着门房：“你在这儿住？”进了屋，他四下里看了一眼：“小屋还怪干净呢！你的事儿不坏！”

        “有事吗？我忙！”祥子不能再听这些闲盘儿。“没告诉你吗，有要紧的事！”孙侦探还笑着，可是语气非常的严厉。“干脆对你说吧，姓曹的是乱党，拿住就枪毙，他还是跑不了！咱们总算有一面之交，在兵营里你伺候过我；再说咱们又都是街面上的人，所以我担着好大的处分来给你送个信！你要是晚跑一步，回来是堵窝儿掏，谁也跑不了。咱们卖力气吃饭，跟他们打哪门子挂误官司？这话对不对？”

        “对不起人呀！”祥子还想着曹先生所嘱托的话。“对不起谁呀？”孙侦探的嘴角上带笑，而眼角棱棱着。“祸是他们自己闯的，你对不起谁呀？他们敢作敢当，咱们跟着受罪，才合不着！不用说别的，把你圈上三个月，你野鸟似的惯了，楞教你坐黑屋子，你受得了受不了？再说，他们下狱，有钱打点，受不了罪；你呀，我的好兄弟，手里没硬的，准拴在尿桶上！这还算小事，碰巧了他们花钱一运动，闹个几年徒刑；官面上交待不下去，要不把你垫了背才怪。咱们不招谁不惹谁的，临完上天桥吃黑枣，冤不冤？你是明白人，明白人不吃眼前亏。对得起人喽，又！告诉你吧，好兄弟，天下就没有对得起咱们苦哥儿们的事！”

        祥子害了怕。想起被大兵拉去的苦处，他会想象到下狱的滋味。“那么我得走，不管他们？”

        “你管他们，谁管你呢？！”

        祥子没话答对。楞了会儿，连他的良心也点了头：“好，我走！”

        “就这么走吗？”孙侦探冷笑了一下。

        祥子又迷了头。

        “祥子，我的好伙计！你太傻了！凭我作侦探的，肯把你放了走？”

        “那——”祥子急得不知说什么好了。

        “别装傻！”孙侦探的眼盯住祥子的：“大概你也有个积蓄，拿出来买条命！我一个月还没你挣的多，得吃得穿得养家，就仗着点外找儿，跟你说知心话！你想想，我能一撒巴掌把你放了不能？哥儿们的交情是交情，没交情我能来劝你吗？可是事情是事情，我不图点什么，难道教我一家子喝西北风？外场人用不着费话，你说真的吧！”

        “得多少？”祥子坐在了床上。

        “有多少拿多少，没准价儿！”

        “我等着坐狱得了！”

        “这可是你说的？可别后悔？”孙侦探的手伸入棉袍中，“看这个，祥子！我马上就可以拿你，你要拒捕的话，我开枪！我要马上把你带走，不要说钱呀，连你这身衣裳都一进狱门就得剥下来。你是明白人，自己合计合计得了！”“有工夫挤我，干吗不挤挤曹先生？”

        祥子吭吃了半天才说出来。

        “那是正犯，拿住呢有点赏，拿不住担‘不是’。你，你呀，我的傻兄弟，把你放了象放个屁；把你杀了象抹个臭虫！拿钱呢，你走你的；不拿，好，天桥见！别麻烦，来干脆的，这么大的人！再说，这点钱也不能我一个人独吞了，伙计们都得沾补点儿，不定分上几个子儿呢。这么便宜买条命还不干，我可就没了法！你有多少钱？”

        祥子立起来，脑筋跳起多高，攥上了拳头。

        “动手没你的，我先告诉你，外边还有一大帮人呢！快着，拿钱！我看面子，你别不知好歹！”孙侦探的眼神非常的难看了。

        “我招谁惹谁了？！”祥子带着哭音，说完又坐在床沿上。“你谁也没招；就是碰在点儿上了！人就是得胎里富，咱们都是底儿上的。什么也甭再说了！”孙侦探摇了摇头，似有无限的感慨。“得了，自当是我委屈了你，别再磨烦了！”

        祥子又想了会儿，没办法。他的手哆嗦着，把闷葫芦罐儿从被子里掏了出来。

        “我看看！”孙侦探笑了，一把将瓦罐接过来，往墙上一碰。

        祥子看着那些钱洒在地上，心要裂开。

        “就是这点？”

        祥子没出声，只剩了哆嗦。

        “算了吧！我不赶尽杀绝，朋友是朋友。你可也得知道，这些钱儿买一条命，便宜事儿！”
        祥子还没出声，哆嗦着要往起裹被褥。
        “那也别动！”
        “这么冷的……”祥子的眼瞪得发了火。
        “我告诉你别动，就别动！滚！”
        祥子咽了口气，咬了咬嘴唇，推门走出来。
        雪已下了寸多厚，祥子低着头走。处处洁白，只有他的身后留着些大黑脚印。

    十二

        祥子想找个地方坐下，把前前后后细想一遍，哪怕想完只能哭一场呢，也好知道哭的是什么；事情变化得太快了，他的脑子已追赶不上。没有地方给他坐，到处是雪。小茶馆们已都上了门，十点多了；就是开着，他也不肯进去，他愿意找个清静地方，他知道自己眼眶中转着的泪随时可以落下来。既没地方坐一坐，只好慢慢的走吧；可是，上哪里去呢？这个银白的世界，没有他坐下的地方，也没有他的去处；白茫茫的一片，只有饿着肚子的小鸟，与走投无路的人，知道什么叫作哀叹。

        上哪儿去呢？这就成个问题，先不用想到别的了！下小店？不行！凭他这一身衣服，就能半夜里丢失点什么，先不说店里的虱子有多么可怕。上大一点的店？去不起，他手里只有五块钱，而且是他的整部财产。上澡堂子？十二点上门，不能过夜。没地方去。

        因为没地方去，才越觉得自己的窘迫。在城里混了这几年了，只落得一身衣服，和五块钱；连被褥都混没了！由这个，他想到了明天，明天怎办呢？拉车，还去拉车，哼，拉车的结果只是找不到个住处，只是剩下点钱被人家抢了去！作小买卖，只有五块钱的本钱，而连挑子扁担都得现买，况且哪个买卖准能挣出嚼谷呢？拉车可以平地弄个三毛四毛的，作小买卖既要本钱，而且没有准能赚出三餐的希望。等把本钱都吃进去，再去拉车，还不是脱了裤子放屁，白白赔上五块钱？这五块钱不能轻易放手一角一分，这是最后的指望！当仆人去，不在行：伺候人，不会；洗衣裳作饭，不会！什么也不行，什么也不会，自己只是个傻大黑粗的废物！

        不知不觉的，他来到了中海。到桥上，左右空旷，一眼望去，全是雪花。他这才似乎知道了雪还没住，摸一摸头上，毛线织的帽子上已经很湿。桥上没人，连岗警也不知躲在哪里去了，有几盏电灯被雪花打的仿佛不住的眨眼。祥子看看四外的雪，心中茫然。

        他在桥上立了许久，世界象是已经死去，没一点声音，没一点动静，灰白的雪花似乎得了机会，慌乱的，轻快的，一劲儿往下落，要人不知鬼不觉的把世界埋上。在这种静寂中，祥子听见自己的良心的微语。先不要管自己吧，还是得先回去看看曹家的人。只剩下曹太太与高妈，没一个男人！难道那最后的五块钱不是曹先生给的么？不敢再思索，他拔起腿就往回走，非常的快。

        门外有些脚印，路上有两条新印的汽车道儿。难道曹太太已经走了吗？那个姓孙的为什么不拿她们呢？

        不敢过去推门，恐怕又被人捉住。左右看，没人，他的心跳起来，试试看吧，反正也无家可归，被人逮住就逮住吧。轻轻推了推门，门开着呢。顺着墙根走了两步，看见了自己屋中的灯亮儿，自己的屋子！他要哭出来。弯着腰走过去，到窗外听了听，屋内咳嗽了一声，高妈的声音！他拉开了门。“谁？哟，你！可吓死我了！”高妈捂着心口，定了定神，坐在了床上。“祥子，怎么回事呀？”

        祥子回答不出，只觉得已经有许多年没见着她了似的，心中堵着一团热气。

        “这是怎么啦？”高妈也要哭的样子的问：“你还没回来，先生打来电，叫我们上左宅，还说你马上就来。你来了，不是我给你开的门吗？我一瞧，你还同着个生人，我就一言没发呀，赶紧进去帮助太太收拾东西。你始终也没进去。黑灯下火的教我和太太瞎抓，少爷已经睡得香香的，生又从热被窝里往外抱。包好了包，又上书房去摘画儿，你是始终不照面儿，你是怎么啦？我问你！糙糙的收拾好了，我出来看你，好，你没影儿啦！太太气得——一半也是急得——直哆嗦。我只好打电叫车吧。可是我们不能就这么‘空城计’，全走了哇。好，我跟太太横打了鼻梁①，我说太太走吧，我看着。祥子回来呢，我马上赶到左宅去；不回来呢，我认了命！这是怎会说的！你是怎回事，说呀！”

        祥子没的说。

        “说话呀！楞着算得了事吗？到底是怎回事？”

        “你走吧！”祥子好容易找到了一句话：“走吧！”“你看家？”高妈的气消了点。

        “见了先生，你就说，侦探逮住了我，可又，可又，没逮住我！”

        “这象什么话呀？”高妈气得几乎要笑。

        “你听着！”祥子倒挂了气：“告诉先生快跑，侦探说了，准能拿住先生。左宅也不是平安的地方。快跑！你走了，我跳到王家去，睡一夜。我把这块的大门锁上。明天，我去找我的事。对不起曹先生！”

        “越说我越胡涂！”高妈叹了口气。“得啦，我走，少爷还许冻着了呢，赶紧看看去！

        见了先生，我就说祥子说啦，教先生快跑。今个晚上祥子锁上大门，跳到王家去睡；明天他去找事。是这么着不是？“

        祥子万分惭愧的点了点头。

        高妈走后，祥子锁好大门，回到屋中。破闷葫芦罐还在地上扔着，他拾起块瓦片看了看，照旧扔在地上。床上的铺盖并没有动。奇怪，到底是怎回事呢？难道孙侦探并非真的侦探？不能！曹先生要是没看出点危险来，何至于弃家逃走？不明白！不明白！他不知不觉的坐在了床沿上。刚一坐下，好似惊了似的又立起来。不能在此久停！假若那个姓孙的再回来呢？！心中极快的转了转：对不住曹先生，不过高妈带回信去教他快跑，也总算过得去了。

        论良心，祥子并没立意欺人，而且自己受着委屈。自己的钱先丢了，没法再管曹先生的。自言自语的，他这样一边叨唠，一边儿往起收拾铺盖。

        扛起铺盖，灭了灯，他奔了后院。把铺盖放下，手扒住墙头低声的叫：“老程！老程！”老程是王家的车夫。没人答应，祥子下了决心，先跳过去再说。把铺盖扔过去，落在雪上，没有什么声响。他的心跳了一阵。紧跟着又爬上墙头，跳了过去。在雪地上拾起铺盖，轻轻的去找老程。他知道老程的地方。大家好象都已睡了，全院中一点声儿也没有。祥子忽然感到作贼并不是件很难的事，他放了点胆子，脚踏实地的走，雪很瓷实，发着一点点响声。找到了老程的屋子，他咳嗽了一声。老程似乎是刚躺下：“谁？”

        “我，祥子！你开开门！”祥子说得非常的自然，柔和，好象听见了老程的声音，就象听见个亲人的安慰似的。老程开了灯，披着件破皮袄，开了门：“怎么啦？祥子！三更半夜的！”

        祥子进去，把铺盖放在地上，就势儿坐在上面，又没了话。

        老程有三十多岁，脸上与身上的肉都一疙瘩一块的，硬得出棱儿。平日，祥子与他并没有什么交情，不过是见面总点头说话儿。有时候，王太太与曹太太一同出去上街，他俩更有了在一处喝茶与休息的机会。祥子不*峙宸铣蹋铣膛艿煤芸欤墒腔爬*慌张，而且手老拿不稳车把似的。在为人上，老程虽然怪好的，可是有了这个缺点，祥子总不能完全钦佩他。

        今天，祥子觉得老程完全可爱了。坐在那儿，说不出什么来，心中可是感激，亲热。刚才，立在中海的桥上；现在，与个熟人坐在屋里；变动的急剧，使他心中发空；同时也发着些热气。

        老程又钻到被窝中去，指着破皮袄说：“祥子抽烟吧，兜儿里有，别野的。”别墅牌的烟自从一出世就被车夫们改为“别野”的。

        祥子本不吸烟，这次好似不能拒绝，拿了支烟放在唇间吧唧着。

        “怎么啦？”老程问：“辞了工？”

        “没有，”祥子依旧坐在铺盖上，“出了乱子！曹先生一家子全跑啦，我也不敢独自看家！”

        “什么乱子？”老程又坐起来。

        “说不清呢，反正乱子不小，连高妈也走了！”“四门大开，没人管？”

        “我把大门给锁上了！”

        “哼！”老程寻思了半天，“我告诉王先生一声儿去好不好？”说着，就要披衣裳。

        “明天再说吧，事情简直说不清！”祥子怕王先生盘问他。

        祥子说不清的那点事是这样：曹先生在个大学里教几点钟功课。学校里有个叫阮明的学生，一向跟曹先生不错，时常来找他谈谈。曹先生是个社会主义者，阮明的思想更激烈，所以二人很说得来。不过，年纪与地位使他们有点小冲突：曹先生以教师的立场看，自己应当尽心的教书，而学生应当好好的交待功课，不能因为私人的感情而在成绩上马马虎虎。在阮明看呢，在这种破乱的世界里，一个有志的青年应当作些革命的事业，功课好坏可以暂且不管。他和曹先生来往，一来是为彼此还谈得来，二来是希望因为感情而可以得到够升级的分数，不论自己的考试成绩坏到什么地步。乱世的志士往往有些无赖，历史上有不少这样可原谅的例子。

        到考试的时候，曹先生没有给阮明及格的分数。阮明的成绩，即使曹先生给他及格，也很富余的够上了停学。可是他特别的恨曹先生。他以为曹先生太不懂面子；面子，在中国是与革命有同等价值的。因为急于作些什么，阮明轻看学问。因为轻看学问，慢慢他习惯于懒惰，想不用任何的劳力而获得大家的钦佩与爱护；无论怎说，自己的思想是前进的呀！曹先生没有给他及格的分数，分明是不了解一个有志的青年；那么，平日可就别彼此套近乎呀！

        既然平日交情不错，而到考试的时候使人难堪，他以为曹先生为人阴险。成绩是无可补救了，停学也无法反抗，他想在曹先生身上泄泄怒气。既然自己失了学，那么就拉个教员来陪绑。这样，既能有些事作，而且可以表现出自己的厉害。阮明不是什么好惹的！况且，若是能由这回事而打入一个新团体去，也总比没事可作强一些。

        他把曹先生在讲堂上所讲的，和平日与他闲谈的，那些关于政治与社会问题的话编辑了一下，到党部去告发——曹先生在青年中宣传过激的思想。

        曹先生也有个耳闻，可是他觉得很好笑。他知道自己的那点社会主义是怎样的不彻底，也晓得自己那点传统的美术爱好是怎样的妨碍着激烈的行动。可笑，居然落了个革命的导师的称号！可笑，所以也就不大在意，虽然学生和同事的都告诉他小心一些。镇定并不能——在乱世——保障安全。寒假是肃清学校的好机会，侦探们开始忙着调查与逮捕。曹先生已有好几次觉得身后有人跟着。身后的人影使他由嬉笑改为严肃。他须想一想了：为造声誉，这是个好机会；下几天狱比放个炸弹省事，稳当，而有同样的价值。下狱是作要人的一个资格。可是，他不肯。他不肯将计就计的为自己造成虚假的名誉。凭着良心，他恨自己不能成个战士；凭着良心，他也不肯作冒牌的战士。他找了左先生去。左先生有主意：“到必要的时候，搬到我这儿来，他们还不至于搜查我来！”左先生认识人；人比法律更有力。“你上这儿来住几天，躲避躲避。总算我们怕了他们。然后再去疏通，也许还得花上俩钱。面子足，钱到手，你再回家也就没事了。”

        孙侦探知道曹先生常上左宅去，也知道一追紧了的时候他必定到左宅去。他们不敢得罪左先生，而得吓*~就吓*~曹先生。多咱把他赶到左宅去，他们才有拿钱的希望，而且很够面子。敲祥子，并不在侦探们的计划内，不过既然看见了祥子，带手儿的活，何必不先拾个十头八块的呢？

        对了，祥子是遇到“点儿”上，活该。谁都有办法，哪里都有缝子，只有祥子跑不了，因为他是个拉车的。一个拉车的吞的是粗粮，冒出来的是血；他要卖最大的力气，得最低的报酬；要立在人间的最低处，等着一切人一切法一切困苦的击打。

        把一支烟烧完，祥子还是想不出道理来，他象被厨子提在手中的鸡，只知道缓一口气就好，没有别的主意。他很愿意和老程谈一谈，可是没话可说，他的话不够表现他的心思的，他领略了一切苦处，他的口张不开，象个哑吧。买车，车丢了；省钱，钱丢了；自己一切的努力只为别人来欺侮！谁也不敢招惹，连条野狗都得躲着，临完还是被人欺侮得出不来气！

        先不用想过去的事吧，明天怎样呢？曹宅是不能再回去，上哪里去呢？“我在这儿睡一夜，行吧？”他问了句，好象条野狗找到了个避风的角落，暂且先忍一会几；不过就是这点事也得要看明白了，看看妨碍别人与否。

        “你就在这儿吧，冰天雪地的上哪儿去？地上行吗？上来挤挤也行呀！”

        祥子不肯上去挤，地上就很好。

        老程睡去，祥子来回的翻腾，始终睡不着。地上的凉气一会儿便把褥子冰得象一张铁，他蜷着腿，腿肚子似乎还要转筋。门缝子进来的凉风，象一群小针似的往头上刺。他狠狠的闭着眼，蒙上了头，睡不着。听着老程的呼声，他心中急躁，恨不能立起来打老程一顿才痛快。越来越冷，冻得嗓子中发痒，又怕把老程咳嗽醒了。

        睡不着，他真想偷偷的起来，到曹宅再看看。反正事情是吹了，院中又没有人，何不去拿几件东西呢？自己那么不容易省下的几个钱，被人抢去，为曹宅的事而被人抢去，为什么不可以去偷些东西呢。为曹宅的事丢了钱，再由曹宅给赔上，不是正合适么？这么一想，他的眼亮起来，登时忘记了冷；走哇！那么不容易得到的钱，丢了，再这么容易得回来，走！

        已经坐起来，又急忙的躺下去，好象老程看着他呢！心中跳了起来。不，不能当贼，不能！刚才为自己脱干净，没去作到曹先生所嘱咐的，已经对不起人；怎能再去偷他呢？不能去！穷死，不偷！

        怎知道别人不去偷呢？那个姓孙的拿走些东西又有谁知道呢？他又坐了起来。远处有个狗叫了几声。他又躺下去。还是不能去，别人去偷，偷吧，自己的良心无愧。自己穷到这样，不能再教心上多个黑点儿！

        再说，高妈知道他到王家来，要是夜间丢了东西，是他也得是他，不是他也得是他！他不但不肯去偷了，而且怕别人进去了。真要是在这一夜里丢了东西，自己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他不冷了，手心上反倒见了点汗。怎办呢？跳回宅里去看着？不敢。自己的命是拿钱换出来的，不能再自投罗网。不去，万一丢了东西呢？

        想不出主意。他又坐起来，弓着腿坐着，头几乎挨着了膝。头很沉，眼也要闭上，可是不敢睡。夜是那么长，只没有祥子闭一闭眼的时间。

        坐了不知多久，主意不知换了多少个。他忽然心中一亮，伸手去推老程：“老程！老程！醒醒！”

        “干吗？”老程非常的不愿睁开眼：“撒尿，床底下有夜壶。”“你醒醒！开开灯！”

        “有贼是怎着？”老程迷迷忽忽的坐起来。

        “你醒明白了？”

        “嗯！”

        “老程，你看看！这是我的铺盖，这是我的衣裳，这是曹先生给的五块钱；没有别的了？”

        “没了；干吗？”老程打了个哈欠。

        “你醒明白了？我的东西就是这些，我没拿曹家一草一木？”

        “没有！咱哥儿们，久吃宅门的，手儿粘赘还行吗？干得着，干；干不着，不干；不能拿人家东西！就是这个事呀？”“你看明白了？”

        老程笑了：“没错儿！我说，你不冷呀？”

        “行！”

    十三

        因有雪光，天仿佛亮得早了些。快到年底，不少人家买来鸡喂着，鸡的鸣声比往日多了几倍。处处鸡啼，大有些丰年瑞雪的景况。祥子可是一夜没睡好。到后半夜，他忍了几个盹儿，迷迷糊糊的，似睡不睡的，象浮在水上那样忽起忽落，心中不安。越睡越冷，听到了四外的鸡叫，他实在撑不住了。不愿惊动老程，他蜷着腿，用被子堵上嘴咳嗽，还不敢起来。

        忍着，等着，心中非常的焦躁。好容易等到天亮，街上有了大车的轮声与赶车人的呼叱，他坐了起来。坐着也是冷，他立起来，系好了钮扣，开开一点门缝向外看了看。雪并没有多么厚，大概在半夜里就不下了；天似乎已晴，可是灰渌渌的看不甚清，连雪上也有一层很淡的灰影似的。一眼，他看到昨夜自己留下的大脚印，虽然又被雪埋上，可是一坑坑的还看得很真。

        一来为有点事作，二来为消灭痕迹，他一声没出，在屋角摸着把笤帚，去扫雪。雪沉，不甚好扫，一时又找不到大的竹帚，他把腰弯得很低，用力去刮揸；上层的扫去，贴地的还留下一些雪粒，好象已抓住了地皮。直了两回腰，他把整个的外院全扫完，把雪都堆在两株小柳树的底下。他身上见了点汗，暖和，也轻松了一些。跺了跺脚，他吐了口长气，很长很白。

        进屋，把笤帚放在原处，他想往起收拾铺盖。老程醒了，打了个哈欠，口还没并好，就手就说了话：“不早啦吧？”说得音调非常的复杂。说完，擦了擦泪，顺手向皮袄袋里摸出支烟来。吸了两口烟，他完全醒明白了。“祥子，你先别走！等我去打点开水，咱们热热的来壶茶喝。这一夜横是够你受的！”

        “我去吧？”祥子也递个和气。但是，刚一说出，他便想起昨夜的恐怖，心中忽然堵成了一团。

        “不；我去！我还得请请你呢！”说着，老程极快的穿上衣裳，钮扣通体没扣，只将破皮袄上拢了根搭包，叼着烟卷跑出去：“喝！院子都扫完了？你真成！请请你！”祥子稍微痛快了些。

        待了会儿，老程回来了，端着两大碗甜浆粥，和不知多少马蹄烧饼与小焦油炸鬼。“没沏茶，先喝点粥吧，来，吃吧；不够，再去买；没钱，咱赊得出来；干苦活儿，就是别缺着嘴，来！”

        天完全亮了，屋中冷清清的明亮，二人抱着碗喝起来，声响很大而甜美。谁也没说话，一气把烧饼油鬼吃净。“怎样？”老程剔着牙上的一个芝麻。

        “该走了！”祥子看着地上的铺盖卷。

        “你说说，我到底还没明白是怎回子事！”老程递给祥子一支烟，祥子摇了摇头。

        想了想，祥子不好意思不都告诉给老程了。结结巴巴的，他把昨夜晚的事说了一遍，虽然很费力，可是说得不算不完全。

        老程撇了半天嘴，似乎想过点味儿来。“依我看哪，你还是找曹先生去。事情不能就这么搁下，钱也不能就这么丢了！你刚才不是说，曹先生嘱咐了你，教你看事不好就跑？那么，你一下车就教侦探给堵住，怪谁呢？不是你不忠心哪，是事儿来得太邪，你没法儿不先顾自己的命！教我看，这没有什么对不起人的地方。你去，找曹先生去，把前后的事一五一十都对他实说，我想，他必不能怪你，碰巧还许赔上你的钱！你走吧，把铺盖放在这儿，早早的找他去。天短，一出太阳就得八点，赶紧走你的！”

        祥子活了心，还有点觉得对不起曹先生，可是老程说得也很近情理——侦探拿枪堵住自己，怎能还顾得曹家的事呢？“走吧！”老程又催了句。“我看昨个晚上你是有点绕住了；遇上急事，谁也保不住迷头。我现在给你出的道儿准保不错，我比你岁数大点，总多经过些事儿。走吧，这不是出了太阳？”

        朝阳的一点光，借着雪，已照明了全城。蓝的天，白的雪，天上有光，雪上有光，蓝白之间闪起一片金花，使人痛快得睁不开眼！祥子刚要走，有人敲门。老程出去看，在门洞儿里叫：“祥子！找你的！”

        左宅的王二，鼻子冻得滴着清水，在门洞儿里跺去脚上的雪。老程见祥子出来，让了句：“都里边坐！”三个人一同来到屋中。

        “那什么，”王二搓着手说，“我来看房，怎么进去呀，大门锁着呢。那什么，雪后寒，真冷！那什么，曹先生，曹太太，都一清早就走了；上天津，也许是上海，我说不清。

        左先生嘱咐我来看房。那什么，可真冷！“

        祥子忽然的想哭一场！刚要依着老程的劝告，去找曹先生，曹先生会走了。楞了半天，他问了句：“曹先生没说我什么？”

        “那什么，没有。天还没亮，就都起来了，简直顾不得说话了。火车是，那什么，七点四十分就开！那什么，我怎么过那院去？”王二急于要过去。

        “跳过去！”祥子看了老程一眼，仿佛是把王二交给了老程，他拾起自己的铺盖卷来。

        “你上哪儿？”老程问。

        “人和厂子，没有别的地方可去！”这一句话说尽了祥子心中的委屈，羞愧，与无可如何。他没别的办法，只好去投降！一切的路都封上了，他只能在雪白的地上去找那黑塔似的虎妞。他顾体面，要强，忠实，义气；都没一点用处，因为有条“狗”命！

        老程接了过来：“你走你的吧。这不是当着王二，你一草一木也没动曹宅的！走吧。到这条街上来的时候，进来聊会子，也许我打听出来好事，还给你荐呢。你走后，我把王二送到那边去。有煤呀？”

        “煤，劈柴，都在后院小屋里。”祥子扛起来铺盖。

        街上的雪已不那么白了，马路上的被车轮轧下去，露出点冰的颜色来。土道上的，被马踏的已经黑一块白一块，怪可惜的。祥子没有想什么，只管扛着铺盖往前走。一气走到了人和车厂。他不敢站住，只要一站住，他知道就没有勇气进去。他一直的走进去，脸上热得发烫。他编好了一句话，要对虎妞说：“我来了，瞧着办吧！怎办都好，我没了法儿！”及至见了她，他把这句话在心中转了好几次，始终说不出来，他的嘴没有那么便利。

        虎妞刚起来，头发髭髭着，眼泡儿浮肿着些，黑脸上起着一层小白的鸡皮疙瘩，象拔去毛的冻鸡。

        “哟！你回来啦！”非常的亲热，她的眼中笑得发了些光。“赁给我辆车！”祥子低着头看鞋头上未化净的一些雪。

        “跟老头子说去，”她低声的说，说完向东间一努嘴。

        刘四爷正在屋里喝茶呢，面前放着个大白炉子，火苗有半尺多高。见祥子进来，他半恼半笑的说：“你这小子还活着哪？！忘了我啦！算算，你有多少天没来了？事情怎样？买上车没有？”

        祥子摇了摇头，心中刺着似的疼。“还得给我辆车拉，四爷！”

        “哼，事又吹了！好吧，自己去挑一辆！”刘四爷倒了碗茶，“来，先喝一碗。”

        祥子端起碗来，立在火炉前面，大口的喝着。茶非常的烫，火非常的热，他觉得有点发困。把碗放下，刚要出来，刘四爷把他叫住了。

        “等等走，你忙什么？告诉你：你来得正好。二十七是我的生日，我还要搭个棚呢，请请客。你帮几天忙好了，先不必去拉车。他们，”刘四爷向院中指了指，“都不可靠，我不愿意教他们吊儿啷当的瞎起哄。你帮帮好了。该干什么就干，甭等我说。先去扫扫雪，晌午我请你吃火锅。”“是了，四爷！”祥子想开了，既然又回到这里，一切就都交给刘家父女吧；他们爱怎么调动他，都好，他认了命！“我说是不是？”虎姑娘拿着时候①进来了，“还是祥子，别人都差点劲儿。”

        刘四爷笑了。祥子把头低得更往下了些。

        “来，祥子！”虎妞往外叫他，“给你钱，先去买扫帚，要竹子的，好扫雪。得赶紧扫，今天搭棚的就来。”走到她的屋里，她一边给祥子数钱，一边低声的说：“精神着点！

        讨老头子的喜欢！咱们的事有盼望！“

        祥子没言语，也没生气。他好象是死了心，什么也不想，给它个混一天是一天。有吃就吃，有喝就喝，有活儿就作，手脚不闲着，几转就是一天，自己顶好学拉磨的驴，一问三不知，只会拉着磨走。

        他可也觉出来，自己无论如何也不会很高兴。虽然不肯思索，不肯说话，不肯发脾气，但是心中老堵一块什么，在工作的时候暂时忘掉，只要有会儿闲工夫，他就觉出来这块东西——绵软，可是老那么大；没有什么一定的味道，可是噎得慌，象块海绵似的。心中堵着这块东西，他强打精神去作事，为是把自己累得动也不能动，好去闷睡。把夜里的事交给梦，白天的事交给手脚，他仿佛是个能干活的死人。他扫雪，他买东西，他去定煤气灯，他刷车，他搬桌椅，他吃刘四爷的犒劳饭，他睡觉，他什么也不知道，口里没话，心里没思想，只隐隐的觉到那块海绵似的东西！

        地上的雪扫净，房上的雪渐渐化完，棚匠“喊高儿”上了房，支起棚架子。讲好的是可着院子①的暖棚，三面挂檐，三面栏杆，三面玻璃窗户。棚里有玻璃隔扇，挂面屏，见木头就包红布。正门旁门一律挂彩子，厨房搭在后院。刘四爷，因为庆九，要热热闹闹的办回事，所以第一要搭个体面的棚。天短，棚匠只扎好了棚身，上了栏杆和布，棚里的花活和门上的彩子，得到第二天早晨来挂。刘四爷为这个和棚匠大发脾气，气得脸上飞红。因为这个，他派祥子去催煤气灯，厨子，千万不要误事。其实这两件绝不会误下，可是老头子不放心。祥子为这个刚跑回来，刘四爷又教他去给借麻将牌，借三四副，到日子非痛痛快快的赌一下不可。借来牌，又被派走去借留声机，作寿总得有些响声儿。祥子的腿没停住一会儿，一直跑到夜里十一点。拉惯了车，空着手儿走比跑还累得慌；末一趟回来，他，连他，也有点抬不起脚来了。“好小子！你成！我要有你这么个儿子，少教我活几岁也是好的！歇着去吧，明天还有事呢！”

        虎妞在一旁，向祥子挤了挤眼。

        第二天早上，棚匠来找补活。彩屏悬上，画的是“三国”里的战景，三战吕布，长坂坡，火烧连营等等，大花脸二花脸都骑马持着刀枪。刘老头子仰着头看了一遍，觉得很满意。紧跟着家伙铺来卸家伙：棚里放八个座儿，围裙椅垫凳套全是大红绣花的。一份寿堂，放在堂屋，香炉蜡扦都是景泰蓝的，桌前放了四块红毡子。刘老头子马上教祥子去请一堂苹果，虎妞背地里掖给他两块钱，教他去叫寿桃寿面，寿桃上要一份儿八仙人，作为是祥子送的。苹果买到，马上摆好；待了不大会儿，寿桃寿面也来到，放在苹果后面，大寿桃点着红嘴，插着八仙人，非常大气。

        “祥子送的，看他多么有心眼！”虎妞堵着爸爸的耳根子吹嘘，刘四爷对祥子笑了笑。

        寿堂正中还短着个大寿字，照例是由朋友们赠送，不必自己预备。现在还没有人送来，刘四爷性急，又要发脾气：“谁家的红白事，我都跑到前面，到我的事情上了，给我个干撂台，×他妈妈的！”

        “明天二十六，才落座儿，忙什么呀？”虎妞喊着劝慰。“我愿意一下子全摆上；这么零零碎碎的看着揪心！我说祥子，水月灯①今天就得安好，要是过四点还不来，我剐了他们！”

        “祥子，你再去催！”虎妞故意倚重他，总在爸的面前喊祥子作事。祥子一声不出，把话听明白就走。

        “也不是我说，老爷子，”她撇着点嘴说，“要是有儿子，不象我就得象祥子！可惜我错投了胎。那可也无法。其实有祥子这么个干儿子也不坏！看他，一天连个屁也不放，可把事都作了！”

        刘四爷没答碴儿，想了想：“话匣子呢？唱唱！”

        不知道由哪里借来的破留声机，每一个声音都象踩了猫尾巴那么叫得钻心！刘四爷倒不在乎，只要有点声响就好。

        到下午，一切都齐备了，只等次日厨子来落座儿。刘四爷各处巡视了一番，处处花红柳绿，自己点了点头。当晚，他去请了天顺煤铺的先生给管账，先生姓冯，山西人，管账最仔细。冯先生马上过来看了看，叫祥子去买两份红账本，和一张顺红笺。把红笺裁开，他写了些寿字，贴在各处。刘四爷觉得冯先生真是心细，当时要再约两手，和冯先生打几圈麻将。

        冯先生晓得刘四爷的厉害，没敢接碴儿。牌没打成，刘四爷挂了点气，找来几个车夫，“开宝，你们有胆子没有？”

        大家都愿意来，可是没胆子和刘四爷来，谁不知道他从前开过宝局！

        “你们这群玩艺，怎么活着来的！”四爷发了脾气。“我在你们这么大岁数的时候，兜里没一个小钱也敢干，输了再说；来！”

        “来铜子儿的？”一个车夫试着步儿问。

        “留着你那铜子吧，刘四不哄孩子玩！”老头子一口吞了一杯茶，摸了摸秃脑袋。“算了，请我来也不来了！我说，你们去告诉大伙儿：明天落座儿，晚半天就有亲友来，四点以前都收车，不能出来进去的拉着车乱挤！明天的车份儿不要了，四点收车。白教你们拉一天车，都心里给我多念道点吉祥话儿，别没良心！后天正日子，谁也不准拉车。早八点半，先给你们摆，六大碗，俩七寸，四个便碟，一个锅子；对得起你们！都穿上大褂，谁短撅撅的进来把谁踢出去！吃完，都给我滚，我好招待亲友。亲友们吃三个海碗，六个冷荤，六个炒菜，四大碗，一个锅子。我先交待明白了，别看着眼馋。亲友是亲友；我不要你们什么。有人心的给我出十大枚的礼，我不嫌少；一个子儿不拿，干给我磕三个头，我也接着。就是得规规矩矩，明白了没有？晚上愿意还吃我，六点以后回来，剩多剩少全是你们的；早回来可不行！听明白了没有？”“明天有拉晚儿的，四爷，”一个中年的车夫问，“怎么四点就收车呢？”

        “拉晚的十一点以后再回来！反正就别在棚里有人的时候乱挤！你们拉车，刘四并不和你们同行，明白？”

        大家都没的可说了，可是找不到个台阶走出去，立在那里又怪发僵；刘四爷的话使人人心中窝住一点气愤不平。虽然放一天车份是个便宜，可是谁肯白吃一顿，至少还不得出上四十铜子的礼；况且刘四的话是那么难听，仿佛他办寿，他们就得老鼠似的都藏起去。再说，正日子二十七不准大家出车，正赶上年底有买卖的时候，刘四牺牲得起一天的收入，大家陪着“泡”①一天可受不住呢！大家敢怒而不敢言的在那里立着，心中并没有给刘四爷念着吉祥话儿。

        虎妞扯了祥子一下，祥子跟她走出来。

        大家的怒气仿佛忽然找到了出路，都瞪着祥子的后影。这两天了，大家都觉得祥子是刘家的走狗，死命的巴结，任劳任怨的当碎催②。祥子一点也不知道这个，帮助刘家作事，为是支走心中的烦恼；晚上没话和大家说，因为本来没话可说。他们不知道他的委屈，而以为他是巴结上了刘四爷，所以不屑于和他们交谈。虎妞的照应祥子，在大家心中特别的发着点酸味，想到目前的事，刘四爷不准他们在喜棚里来往，可是祥子一定可以吃一整天好的；同是拉车的，为什么有三六九等呢？看，刘姑娘又把祥子叫出去！大家的眼跟着祥子，腿也想动，都搭讪着走出来。刘姑娘正和祥子在煤气灯底下说话呢，大家彼此点了点头。

    十四

        刘家的事办得很热闹。刘四爷很满意有这么多人来给他磕头祝寿。更足以自傲的是许多老朋友也赶着来贺喜。由这些老友，他看出自己这场事不但办得热闹，而且“改良”。那些老友的穿戴已经落伍，而四爷的皮袍马褂都是新作的。以职业说，有好几位朋友在当年都比他阔，可是现在——经过这二三十年来的变迁——已越混越低，有的已很难吃上饱饭。看着他们，再看看自己的喜棚，寿堂，画着长坂坡的挂屏，与三个海碗的席面，他觉得自己确是高出他们一头，他“改了良”。连赌钱，他都预备下麻将牌，比押宝就透着文雅了许多。可是，在这个热闹的局面中，他也感觉到一点凄凉难过。过惯了独身的生活，他原想在寿日来的人不过是铺户中的掌柜与先生们，和往日交下的外场光棍。没想到会也来了些女客。虽然虎妞能替他招待，可是他忽然感到自家的孤独，没有老伴儿，只有个女儿，而且长得象个男子。假若虎妞是个男子，当然早已成了家，有了小孩，即使自己是个老鳏夫，或者也就不这么孤苦伶仃的了。是的，自己什么也不缺，只缺个儿子。自己的寿数越大，有儿子的希望便越小，祝寿本是件喜事，可是又似乎应落泪。不管自己怎样改了良，没人继续自己的事业，一切还不是白饶？

        上半天，他非常的喜欢，大家给他祝寿，他大模大样的承受，仿佛觉出自己是鳌里夺尊的一位老英雄。下半天，他的气儿塌下点去。看看女客们携来的小孩子们，他又羡慕，又忌妒，又不敢和孩子们亲近，不亲近又觉得自己别扭。他要闹脾气，又不肯登时发作，他知道自己是外场人，不能在亲友面前出丑。他愿意快快把这一天过去，不再受这个罪。

        还有点美中不足的地方，早晨给车夫们摆饭的时节，祥子几乎和人打起来。

        八点多就开了饭，车夫们都有点不愿意。虽然昨天放了一天的车份儿，可是今天谁也没空着手来吃饭，一角也罢，四十子儿也罢，大小都有份儿礼金。平日，大家是苦汉，刘四是厂主；今天，据大家看，他们是客人，不应当受这种待遇。

        况且，吃完就得走，还不许拉出车去，大年底下的！

        祥子准知道自己不在吃完就滚之列，可是他愿意和大家一块儿吃。一来是早吃完好去干事，二来是显着和气。和大家一齐坐下，大家把对刘四的不满意都挪到他身上来。刚一落座，就有人说了：“哎，您是贵客呀，怎和我们坐在一处？”祥子傻笑了一下，没有听出来话里的意味。这几天了，他自己没开口说过闲话，所以他的脑子也似乎不大管事了。大家对刘四不敢发作，只好多吃他一口吧；菜是不能添，酒可是不能有限制，喜酒！他们不约而同的想拿酒杀气。有的闷喝，有的猜开了拳；刘老头子不能拦着他们猜拳。祥子看大家喝，他不便太不随群，也就跟着喝了两盅。喝着喝着，大家的眼睛红起来，嘴不再受管辖。有的就说：“祥子，骆驼，你这差事美呀！足吃一天，伺候着老爷小姐！赶明儿你不必拉车了，顶好跟包去！”祥子听出点意思来，也还没往心中去；从他一进人和厂，他就决定不再充什么英雄好汉，一切都听天由命。谁爱说什么，就说什么。他纳住了气。有的又说了：“人家祥子是另走一路，咱们凭力气挣钱，人家祥子是内功！”大家全哈哈的笑起来。祥子觉出大家是“咬”他，但是那么大的委屈都受了，何必管这几句闲话呢，他还没出声。邻桌的人看出便宜来，有的伸着脖子叫：“祥子，赶明儿你当了厂主，别忘了哥儿们哪！”祥子还没言语，本桌上的人又说了：“说话呀，骆驼！”

        祥子的脸红起来，低声说了句：“我怎能当厂主？！”“哼，你怎么不能呢，眼看着就咚咚嚓①啦！”祥子没绕搭过来，“咚咚嚓”是什么意思，可是直觉的猜到那是指着他与虎妞的关系而言。他的脸慢慢由红而白，把以前所受过的一切委屈都一下子想起来，全堵在心上。几天的容忍缄默似乎不能再维持，象憋足了的水，遇见个出口就要激冲出去。正当这个工夫，一个车夫又指着他的脸说：“祥子，我说你呢，你才真是‘哑吧吃扁食——心里有数儿’呢。是不是，你自己说，祥子？祥子？”

        祥子猛的立了起来，脸上煞白，对着那个人问：“出去说，你敢不敢？”

        大家全楞住了。他们确是有心“咬”他，撇些闲盘儿，可是并没预备打架。

        忽然一静，象林中的啼鸟忽然看见一只老鹰。祥子独自立在那里，比别人都高着许多，他觉出自己的孤立。但是气在心头，他仿佛也深信就是他们大家都动手，也不是他的对手。

        他钉了一句：“有敢出去的没有？”

        大家忽然想过味儿来，几乎是一齐的：“得了，祥子，逗着你玩呢！”

        刘四爷看见了：“坐下，祥子！”然后向大家，“别瞧谁老实就欺侮谁，招急了我把你们全踢出去！快吃！”祥子离了席。大家用眼梢儿撩着刘老头子，都拿起饭来。不大一会儿，又嘁嘁喳喳的说起来，象危险已过的林鸟，又轻轻的啾啾。

        祥子在门口蹲了半天，等着他们。假若他们之中有敢再说闲话的，揍！自己什么都没了，给它个不论秧子吧！可是大家三五成群的出来，并没再找寻他。虽然没打成，他到底多少出了点气。继而一想，今天这一举，可是得罪了许多人。平日，自己本来就没有知己的朋友，所以才有苦无处去诉；怎能再得罪人呢？他有点后悔。刚吃下去的那点东西在胃中横着，有点发痛。他立起来，管它呢，人家那三天两头打架闹饥荒的不也活得怪有趣吗？老实规矩就一定有好处吗？这么一想，他心中给自己另画出一条路来，在这条路上的祥子，与以前他所希望的完全不同了。这是个见人就交朋友，而处处占便宜，喝别人的茶，吸别人的烟，借了钱不还，见汽车不躲，是个地方就撒尿，成天际和巡警们耍骨头，拉到“区”里去住两三天不算什么。是的，这样的车夫也活着，也快乐，至少是比祥子快乐。好吧，老实，规矩，要强，既然都没用，变成这样的无赖也不错。不但是不错，祥子想，而且是有些英雄好汉的气概，天不怕，地不怕，绝对不低着头吃哑吧亏。对了！应当这么办！坏嘎嘎是好人削成的。反倒有点后悔，这一架没能打成。好在不忙，从今以后，对谁也不再低头。

        刘四爷的眼里不揉沙子。把前前后后所闻所见的都搁在一处，他的心中已明白了八九成。这几天了，姑娘特别的听话，哼，因为祥子回来了！看她的眼，老跟着他。老头子把这点事存在心里，就更觉得凄凉难过。想想看吧，本来就没有儿子，不能火火炽炽的凑起个家庭来；姑娘再跟人一走！自己一辈子算是白费了心机！祥子的确不错，但是提到儿婿两当，还差得多呢；一个臭拉车的！自己奔波了一辈子，打过群架，跪过铁索，临完教个乡下脑袋连女儿带产业全搬了走？没那个便宜事！就是有，也甭想由刘四这儿得到！刘四自幼便是放屁崩坑儿的人！

        下午三四点钟还来了些拜寿的，老头子已觉得索然无味，客人越称赞他硬朗有造化，他越觉得没什么意思。

        到了掌灯以后，客人陆续的散去，只有十几位住得近的和交情深的还*蛔撸掌鹇*将来。看着院内的空棚，被水月灯照得发青，和撤去围裙的桌子，老头子觉得空寂无聊，仿佛看到自己死了的时候也不过就是这样，不过是把喜棚改作白棚而已，棺材前没有儿孙们穿孝跪灵，只有些不相干的人们打麻将守夜！他真想把现在未走的客人们赶出去；乘着自己有口活气，应当发发威！可是，到底不好意思拿朋友杀气。怒气便拐了弯儿，越看姑娘越不顺眼。祥子在棚里坐着呢，人模狗样的，脸上的疤被灯光照得象块玉石。老头子怎看这一对儿，怎别扭！

        虎姑娘一向野调无腔惯了，今天头上脚下都打扮着，而且得装模作样的应酬客人，既为讨大家的称赞，也为在祥子面前露一手儿。上半天倒觉得这怪有个意思，赶到过午，因有点疲乏，就觉出讨厌，也颇想找谁叫骂一场。到了晚上，她连半点耐性也没有了，眉毛自己叫着劲，老直立着。

        七点多钟了，刘四爷有点发困，可是不服老，还不肯去睡。大家请他加入打几圈儿牌，他不肯说精神来不及，而说打牌不痛快，押宝或牌九才合他的脾味。大家不愿中途改变，他只好在一旁坐着。为打起点精神，他还要再喝几盅，口口声声说自己没吃饱，而且抱怨厨子赚钱太多了，菜并不丰满。由这一点上说起，他把白天所觉到的满意之处，全盘推翻：棚，家伙座儿①，厨子，和其他的一切都不值那么些钱，都捉了他的大头，都冤枉！

        管账的冯先生，这时候，已把账杀好：进了二十五条寿幛，三堂寿桃寿面，一坛儿寿酒，两对寿烛，和二十来块钱的礼金。号数不少，可是多数的是给四十铜子或一毛大洋。

        听到这个报告，刘四爷更火啦。早知道这样，就应该预备“炒菜面”！三个海碗的席吃着，就出一毛钱的人情？这简直是拿老头子当冤大脑袋！从此再也不办事，不能赔这份窝囊钱！不用说，大家连亲带友，全想白吃他一口；六十九岁的人了，反倒聪明一世，胡涂一时，教一群猴儿王八蛋给吃了！老头子越想越气，连白天所感到的满意也算成了自己的胡涂；心里这么想，嘴里就念道着，带着许多街面上已不通行的咒骂。

        朋友们还没走净，虎妞为顾全大家的面子，想拦拦父亲的撒野。可是，一看大家都注意手中的牌，似乎并没理会老头子叨唠什么，她不便于开口，省得反把事儿弄明了。由他叨唠去吧，都给他个过去了。

        哪知道，老头子说着说着绕到她身上来。她决定不吃这一套！他办寿，她跟着忙乱了好几天，反倒没落出好儿来，她不能容让！六十九，七十九也不行，也得讲理！她马上还了回去：

        “你自己要花钱办事，碍着我什么啦？”

        老头子遇到了反攻，精神猛然一振。“碍着你什么了？简直的就跟你！你当我的眼睛不管闲事哪？”

        “你看见什么啦？我受了一天的累，临完拿我杀气呀，先等等！说吧，你看见了什么？”虎姑娘的疲乏也解了，嘴非常的灵便。

        “你甭看着我办事，你眼儿热！看见？我早就全看见了，哼！”

        “我干吗眼儿热呀？！”她摇晃着头说。“你到底看见了什么？”

        “那不是？！”刘四往棚里一指——祥子正弯着腰扫地呢。“他呀？”虎妞心里哆嗦了一下，没想到老头的眼睛会这么尖。“哼！他怎样？”

        “不用揣着明白的，说胡涂的！”老头子立了起来。“要他没我，要我没他，干脆的告诉你得了。我是你爸爸！我应当管！”

        虎妞没想到事情破的这么快，自己的计划才使了不到一半，而老头子已经点破了题！怎办呢？她的脸红起来，黑红，加上半残的粉，与青亮的灯光，好象一块煮老了的猪肝，颜色复杂而难看。她有点疲乏；被这一激，又发着肝火，想不出主意，心中很乱。她不能就这么窝回去，心中乱也得马上有办法。顶不妥当的主意也比没主意好，她向来不在任何人面前服软！好吧，爽性来干脆的吧，好坏都凭这一锤子了！“今儿个都说清了也好，就打算是这么笔账儿吧，你怎样呢？我倒要听听！这可是你自己找病，别说我有心气你！”

        打牌的人们似乎听见他们父女吵嘴，可是舍不得分心看别的，为抵抗他们的声音，大家把牌更摔得响了一些，而且嘴里叫唤着红的，碰……祥子把事儿已听明白，照旧低着头扫地，他心中有了底；说翻了，揍！

        “你简直的是气我吗！”老头子的眼已瞪得极圆。“把我气死，你好去倒贴儿？甭打算，我还得活些年呢！”“甭摆闲盘，你怎办吧？”虎妞心里噗通，嘴里可很硬。“我怎办？不是说过了，有他没我，有我没他！我不能都便宜了个臭拉车的！”

        祥子把笤帚扔了，直起腰来，看准了刘四，问：“说谁呢？”刘四狂笑起来：“哈哈，你这小子要造反吗？说你哪，说谁！你给我马上滚！看着你不错，赏你脸，你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我是干什么的，你也不打听打听！滚！永远别再教我瞧见你，上他妈的这儿找便宜来啦，啊？”

        老头子的声音过大了，招出几个车夫来看热闹。打牌的人们以为刘四*趾透龀捣*吵闹，依旧不肯抬头看看。

        祥子没有个便利的嘴，想要说的话很多，可是一句也不到舌头上来。他呆呆的立在那里，直着脖子咽吐沫。“给我滚！快滚！上这儿来找便宜？我往外掏坏的时候还没有你呢，哼！”老头子有点纯为唬吓祥子而唬吓了，他心中恨祥子并不象恨女儿那么厉害，就是生着气还觉得祥子的确是个老实人。

        “好了，我走！”祥子没话可说，只好赶紧离开这里；无论如何，斗嘴他是斗不过他们的。

        车夫们本来是看热闹，看见刘四爷骂祥子，大家还记着早晨那一场，觉得很痛快。及至听到老头子往外赶祥子，他们又向着他了——祥子受了那么多的累，过河拆桥，老头子翻脸不认人，他们替祥子不平。有的赶过来问：“怎么了，祥子？”祥子摇了摇头。

        “祥子你等等走！”虎妞心中打了个闪似的，看清楚：自己的计划是没多大用处了，急不如快，得赶紧抓住祥子，别鸡也飞蛋也打了！“咱们俩的事，一条绳拴着两蚂蚱，谁也跑不了！你等等，等我说明白了！”她转过头来，冲着老头子：“干脆说了吧，我已经有了，祥子的！他上哪儿我也上哪儿！你是把我给他呢？还是把我们俩一齐赶出去？听你一句话？”

        虎妞没想到事情来得这么快，把最后的一招这么早就拿出来。刘四爷更没想到事情会弄到了这步天地。但是，事已至此，他不能服软，特别是在大家面前。“你真有脸往外说，我这个老脸都替你发烧！”他打了自己个嘴巴。“呸！好不要脸！”

        打牌的人们把手停住了，觉出点不大是味来，可是胡里胡涂，不知是怎回事，搭不上嘴；有的立起来，有的呆呆的看着自己的牌。

        话都说出来，虎妞反倒痛快了：“我不要脸？别教我往外说你的事儿，你什么屎没拉过？我这才是头一回，还都是你的错儿：男大当娶，女大当聘，你六十九了，白活！这不是当着大众，”她向四下里一指，“咱们弄清楚了顶好，心明眼亮！就着这个喜棚，你再办一通儿事得了！”

        “我？”刘四爷的脸由红而白，把当年的光棍劲儿全拿了出来：“我放把火把棚烧了，也不能给你用！”“好！”虎妞的嘴唇哆嗦上了，声音非常的难听，“我卷起铺盖一走，你给我多少钱？”

        “钱是我的，我爱给谁才给！”老头子听女儿说要走，心中有些难过，但是为斗这口气，他狠了心。

        “你的钱？我帮你这些年了；没我，你想想，你的钱要不都填给野娘们才怪，咱们凭良心吧！”她的眼又找到祥子，“你说吧！”

        祥子直挺挺的立在那里，没有一句话可说。

    十五

        讲动武，祥子不能打个老人，也不能打个姑娘。他的力量没地方用。耍无赖，只能想想，耍不出。论虎妞这个人，他满可以跺脚一跑。为目前这一场，她既然和父亲闹翻，而且愿意跟他走；骨子里的事没人晓得，表面上她是为祥子而牺牲；当着大家面前，他没法不拿出点英雄气儿来。他没话可说，只能立在那里，等个水落石出；至少他得作到这个，才能象个男子汉。

        刘家父女只剩了彼此瞪着，已无话可讲；祥子是闭口无言。车夫们，不管向着谁吧，似乎很难插嘴。打牌的人们不能不说话了，静默得已经很难堪。不过，大家只能浮面皮的敷衍几句，劝双方不必太挂火，慢慢的说，事情没有过不去的。他们只能说这些，不能解决什么，也不想解决什么。见两方面都不肯让步，那么，清官难断家务事，有机会便溜了吧。

        没等大家都溜净，虎姑娘抓住了天顺煤厂的冯先生：“冯先生，你们铺子里不是有地方吗？先让祥子住两天。我们的事说办就快，不能长占住你们的地方。祥子你跟冯先生去，明天见，商量商量咱们的事。告诉你，我出回门子，还是非坐花轿不出这个门！冯先生，我可把他交给你了，明天跟你要人！”

        冯先生直吸气，不愿负这个责任。祥子急于离开这里，说了句：“我跑不了！”

        虎姑娘瞪了老头子一眼，回到自己屋中，諷S幄僮派ぷ涌奁鹄矗盐菝糯永锩嫠稀*

        冯先生们把谑刘四爷也劝进去，老头子把外场劲儿又拿出来，请大家别走，还得喝几盅：“诸位放心，从此她是她，我是我，再也不吵嘴。走她的，只当我没有过这么个丫头。

        我外场一辈子，脸教她给丢净！倒退二十年，我把她们俩全活劈了！现在，随她去；打算跟我要一个小铜钱，万难！一个子儿不给！不给！看她怎么活着！教她尝尝，她就晓得了，到底是爸爸好，还是野汉子好！别走，再喝一盅！“大家敷衍了几句，都急于躲避是非。

        祥子上了天顺煤厂。

        事情果然办得很快。虎妞在毛家湾一个大杂院里租到两间小北房；马上找了裱糊匠糊得四白落地；求冯先生给写了几个喜字，贴在屋中。屋子糊好，她去讲轿子：一乘满天星的轿子，十六个响器，不要金灯，不要执事。一切讲好，她自己赶了身红绸子的上轿衣；在年前赴得，省得不过破五就动针。喜日定的是大年初六，既是好日子，又不用忌门。她自己把这一切都办好，告诉祥子去从头至脚都得买新的：“一辈子就这么一回！”

        祥子手中只有五块钱！

        虎妞又瞧了眼：“怎么？我交给你那三十多块呢？”

        祥子没法不说实话了，把曹宅的事都告诉了她。她眨巴着眼似信似疑的：“好吧，我没工夫跟你吵嘴，咱们各凭良心吧！给你这十五块吧！你要是到日子不打扮得象个新人，你可提防着！”

        初六，虎妞坐上了花轿。没和父亲过一句话，没有弟兄的护送，没有亲友的祝贺；只有那些锣鼓在新年后的街上响得很热闹，花轿稳稳的走过西安门，西四牌楼，也惹起穿着新衣的人们——特别是铺户中的伙计——一些羡慕，一些感触。

        祥子穿着由天桥买来的新衣，红着脸，戴着三角钱一顶的缎小帽。他仿佛忘了自己，而傻傻忽忽的看着一切，听着一切，连自己好似也不认识了。他由一个煤铺迁入裱糊得雪白的新房，不知道是怎回事：以前的事正如煤厂里，一堆堆都是黑的；现在茫然的进到新房，白得闪眼，贴着几个血红的喜字。他觉到一种嘲弄，一种白的，渺茫的，闷气。屋里，摆着虎妞原有的桌椅与床；火炉与菜案却是新的；屋角里插着把五色鸡毛的”谧印*他认识那些桌椅，可是对火炉，菜案，与鸡毛”谧樱志醯蒙琛P戮傻钠魑锖显谝淮Γ*使他想起过去，又担心将来。一切任人摆布，他自己既象个旧的，又象是个新的，一个什么摆设，什么奇怪的东西；他不认识了自己。他想不起哭，他想不起笑，他的大手大脚在这小而暖的屋中活动着，象小木笼里一只大兔子，眼睛红红的看着外边，看着里边，空有能飞跑的腿，跑不出去！虎妞穿着红袄，脸上抹着白粉与胭脂，眼睛溜着他。他不敢正眼看她。她也是既旧又新的一个什么奇怪的东西，是姑娘，也是娘们；象女的，又象男的；象人，又象什么凶恶的走兽！这个走兽，穿着红袄，已经捉到他，还预备着细细的收拾他。谁都能收拾他，这个走兽特别的厉害，要一刻不离的守着他，向他瞪眼，向他发笑，而且能紧紧的抱住他，把他所有的力量吸尽。他没法脱逃。他摘了那顶缎小帽，呆呆的看着帽上的红结子，直到看得眼花——一转脸，墙上全是一颗颗的红点，飞旋着，跳动着，中间有一块更大的，红的，脸上发着丑笑的虎妞！婚夕，祥子才明白：虎妞并没有怀了孕。象变戏法的，她解释给他听：“要不这么冤你一下，你怎会死心踏地的点头呢！我在裤腰上塞了个枕头！哈哈，哈哈！”她笑得流出泪来：“你个傻东西！甭提了，反正我对得起你；你是怎个人，我是怎个人？我楞和爸爸吵了，跟着你来，你还不谢天谢地？”第二天，祥子很早就出去了。多数的铺户已经开了市，可是还有些家关着门。门上的春联依然红艳，黄的挂钱却有被风吹碎了的。街上很冷静，洋车可不少，车夫们也好似比往日精神了一些，差不离的都穿着双新鞋，车背后还有贴着块红纸儿的。祥子很羡慕这些车夫，觉得他们倒有点过年的样子，而自己是在个葫芦里憋闷了这好几天；他们都安分守己的混着，而他没有一点营生，在大街上闲晃。他不安于游手好闲，可是打算想明天的事，就得去和虎妞——他的老婆商议；他是在老婆——这么个老婆！——手里讨饭吃。空长了那么高的身量，空有那么大的力气，没用。他第一得先伺候老婆，那个红袄虎牙的东西；吸人精血的东西；他已不是人，而只是一块肉。他没了自己，只在她的牙中挣扎着，象被猫叼住的一个小鼠。他不想跟她去商议，他得走；想好了主意，给她个不辞而别。这没有什么对不起人的地方，她是会拿枕头和他变戏法的女怪！他窝心，他不但想把那身新衣扯碎，也想把自己从内到外放在清水里洗一回，他觉得混身都粘着些不洁净的，使人恶心的什么东西，教他从心里厌烦。他愿永远不再见她的面！

        上哪里去呢？他没有目的地。平日拉车，他的腿随着别人的嘴走，今天，他的腿自由了，心中茫然。顺着西四牌楼一直往南，他出了宣武门：道是那么直，他的心更不会拐弯。

        出了城门，还往南，他看见个澡堂子。他决定去洗个澡。

        脱得光光的，看着自己的肢体，他觉得非常的羞愧。下到池子里去，热水把全身烫得有些发木，他闭上了眼，身上麻麻酥酥的仿佛往外放射着一些积存的污浊。他几乎不敢去摸自己，心中空空的，头上流下大汗珠来。一直到呼吸已有些急促，他才懒懒的爬上来，混身通红，象个初生下来的婴儿。他似乎不敢就那么走出来，围上条大毛巾，他还觉得自己丑陋；虽然汗珠劈嗒啪嗒的往下落，他还觉得自己不干净——心中那点污秽仿佛永远也洗不掉：在刘四爷眼中，在一切知道他的人眼中，他永远是个偷娘们的人！

        汗还没完全落下去，他急忙的穿上衣服，跑了出来。他怕大家看他的赤身！出了澡堂，被凉风一飕，他觉出身上的轻松。街上也比刚才热闹的多了。响晴的天空，给人人脸上一些光华。祥子的心还是揪揪着，不知上哪里去好。往南，往东，再往南，他奔了天桥去。新年后，九点多钟，铺户的徒弟们就已吃完早饭，来到此地。各色的货摊，各样卖艺的场子，都很早的摆好占好。祥子来到，此处已经围上一圈圈的人，里边打着锣鼓。他没心去看任何玩艺，他已经不会笑。

        平日，这里的说相声的，耍狗熊的，变戏法的，数来宝的，唱秧歌的，说鼓书的，练把式的，都能供给他一些真的快乐，使他张开大嘴去笑。他舍不得北平，天桥得算一半儿原因。每逢望到天桥的席棚，与那一圈一圈儿的人，他便想起许多可笑可爱的事。现在他懒得往前挤，天桥的笑声里已经没了他的份儿。他躲开人群，向清静的地方走，又觉得舍不得！

        不，他不能离开这个热闹可爱的地方，不能离开天桥，不能离开北平。走？无路可走！他还是得回去跟她——跟她！——去商议。他不能走，也不能闲着，他得退一步想，正如一切人到了无可如何的时候都得退一步想。什么委屈都受过了，何必单在这一点上叫真儿呢？他没法矫正过去的一切，那么只好顺着路儿往下走吧。

        他站定了，听着那杂乱的人声，锣鼓响；看着那来来往往的人，车马，忽然想起那两间小屋。耳中的声音似乎没有了，眼前的人物似乎不见了，只有那两间白，暖，贴着红喜字的小屋，方方正正的立在面前。虽然只住过一夜，但是非常的熟习亲密，就是那个穿红袄的娘们仿佛也并不是随便就可以舍弃的。立在天桥，他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是；在那两间小屋里，他有了一切。回去，只有回去才能有办法。明天的一切都在那小屋里。羞愧，怕事，难过，都没用；打算活着，得找有办法的地方去。

        他一气走回来，进了屋门，大概也就刚交十一点钟。虎妞已把午饭作好：馏的馒头，熬白菜加肉丸子，一碟虎皮冻，一碟酱萝卜。别的都已摆好，只有白菜还在火上煨着，发出些极美的香味。她已把红袄脱去，又穿上平日的棉裤棉袄，头上可是戴着一小朵绒作的红花，花上还有个小金纸的元宝。祥子看了她一眼，她不象个新妇。她的一举一动都象个多年的媳妇，麻利，老到，还带着点自得的劲儿。虽然不象个新妇，可是到底使他觉出一点新的什么来；她作饭，收拾屋子；屋子里那点香味，暖气，都是他所未曾经验过的。不管她怎样，他觉得自己是有了家。一个家总有它的可爱处。他不知怎样好了。

        “上哪儿啦？你！”她一边去盛白菜，一边问。“洗澡去了。”他把长袍脱下来。

        “啊！以后出去，言语一声！别这么大咧咧的甩手一走！”他没言语。

        “会哼一声不会？不会，我教给你！”

        他哼了一声，没法子！他知道娶来一位母夜叉，可是这个夜叉会作饭，会收拾屋子，会骂他也会帮助他，教他怎样也不是味儿！他吃开了馒头。饭食的确是比平日的可口，热火；可是吃着不香，嘴里嚼着，心里觉不出平日狼吞虎咽的那种痛快，他吃不出汗来。

        吃完饭，他躺在了炕上，头枕着手心，眼看着棚顶。“嗨！帮着刷家伙！我不是谁的使唤丫头！”她在外间屋里叫。

        很懒的他立起来，看了她一眼，走过去帮忙。他平日非常的勤紧，现在他憋着口气来作事。在车厂子的时候，他常帮她的忙，现在越看她越讨厌，他永远没恨人象恨她这么厉害，他说不上是为了什么。有气，可是不肯发作，全圈在心里；既不能和她一刀两断，吵架是没意思的。在小屋里转转着，他感到整个的生命是一部委屈。

        收拾完东西，她四下里扫了一眼，叹了口气。紧跟着笑了笑。“怎样？”

        “什么？”祥子蹲在炉旁，烤着手；手并不冷，因为没地方安放，只好烤一烤。这两间小屋的确象个家，可是他不知道往哪里放手放脚好。

        “带我出去玩玩？上白云观？不，晚点了；街上蹓蹓去？”她要充分的享受新婚的快乐。虽然结婚不成个样子，可是这么无拘无束的也倒好，正好和丈夫多在一块儿，痛痛快快的玩几天。在娘家，她不缺吃，不缺穿，不缺零钱；只是没有个知心的男子。现在，她要捞回来这点缺欠，要大摇大摆的在街上，在庙会上，同着祥子去玩。

        祥子不肯去。第一他觉得满世界带着老婆逛是件可羞的事，第二他以为这么来的一个老婆，只可以藏在家中；这不是什么体面的事，越少在大家眼前显摆越好。还有，一出去，哪能不遇上熟人，西半城的洋车夫们谁不晓得虎妞和祥子，他不能去招大家在他背后嘀嘀咕咕。

        “商量商量好不好？”他还是蹲在那里。

        “有什么可商量的？”她凑过来，立在炉子旁边。他把手拿下去，放在膝上，呆呆的看着火苗。楞了好久，他说出一句来：“我不能这么闲着！”

        “受苦的命！”她笑了一声。“一天不拉车，身上就痒痒，是不是？你看老头子，人家玩了一辈子，到老了还开上车厂子。他也不拉车，也不卖力气，凭心路吃饭。你也得学着点，拉一辈子车又算老几？咱们先玩几天再说，事情也不单忙在这几天上，奔什么命？这两天我不打算跟你拌嘴，你可也别成心气我！”

        “先商量商量！”祥子决定不让步。既不能跺脚一走，就得想办法作事，先必得站一头儿，不能打秋千似的来回晃悠。

        “好吧，你说说！”她搬过个凳子来，坐在火炉旁。“你有多少钱？”他问。

        “是不是？我就知道你要问这个嘛！你不是娶媳妇呢，是娶那点钱，对不对？”

        祥子象被一口风噎住，往下连咽了好几口气。刘老头子，和人和厂的车夫，都以为他是贪财，才勾搭上虎妞；现在，她自己这么说出来了！自己的车，自己的钱，无缘无故的丢掉，而今被压在老婆的几块钱底下；吃饭都得顺脊梁骨下去！他恨不能双手掐住她的脖子，掐！掐！掐！一直到她翻了白眼！把一切都掐死，而后自己抹了脖子。他们不是人，得死；他自己不是人，也死；大家不用想活着！

        祥子立起来，想再出去走走；刚才就不应当回来。看祥子的神色不对，她又软和了点儿：“好吧，我告诉你。我手里一共有五百来块钱。连轿子，租房——三份儿①，糊棚，作衣裳，买东西，带给你，归了包堆②花了小一百，还剩四百来块。我告诉你，你不必着急。

        咱们给它个得乐且乐。你呢，成年际拉车出臭汗，也该漂漂亮亮的玩几天；我呢，当了这么些年老姑娘，也该痛快几天。等到快把钱花完，咱们还是求老头子去。我呢，那天要是不跟他闹翻了，决走不出来。现在我气都消了，爸爸到底是爸爸。他呢，只有我这么个女儿，你又是他喜爱的人，咱们服个软，给他陪个‘不是’，大概也没有过不去的事。这多么现成！

        他有钱，咱们正当正派的承受过来，一点没有不合理的地方；强似你去给人家当牲口！过两天，你就先去一趟；他也许不见你。一次不见，再去第二次；面子都给他，他也就不能不回心转意了。然后我再去，好歹的给他几句好听的，说不定咱们就能都搬回去。咱们一搬回去，管保挺起胸脯，谁也不敢斜眼看咱们；咱们要是老在这儿忍着，就老是一对黑人儿，你说是不是？“

        祥子没有想到过这个。自从虎妞到曹宅找他，他就以为娶过她来，用她的钱买上车，自己去拉。虽然用老婆的钱不大体面，但是他与她的关系既是种有口说不出的关系，也就无可如何了。他没想到虎妞还有这么一招。把长脸往下一拉呢，自然这的确是个主意，可是祥子不是那样的人。前前后后的一想，他似乎明白了点：自己有钱，可以教别人白白的抢去，有冤无处去诉。赶到别人给你钱呢，你就非接受不可；接受之后，你就完全不能再拿自己当个人，你空有心胸，空有力量，得去当人家的奴隶：作自己老婆的玩物，作老丈人的奴仆。一个人仿佛根本什么也不是，只是一只鸟，自己去打食，便会落到网里。吃人家的粮米，便得老老实实的在笼儿里，给人家啼唱，而随时可以被人卖掉！

        他不肯去找刘四爷。跟虎妞，是肉在肉里的关系；跟刘四，没有什么关系。已经吃了她的亏，不能再去央告她的爸爸！“我不愿意闲着！”他只说了这么一句，为是省得费话与吵嘴。

        “受累的命吗！”她敲着撩着的说。“不爱闲着，作个买卖去。”

        “我不会！赚不着钱！F我会拉车，我爱拉车！”祥子头上的筋都跳起来。

        “告诉你吧，就是不许你拉车！我就不许你混身臭汗，臭烘烘的上我的炕！你有你的主意，我有我的主意，看吧，看谁别扭得过谁！你娶老婆，可是我花的钱，你没往外掏一个小钱。想想吧，咱俩是谁该听谁的？”

        祥子又没了话。

    十六

        闲到元宵节，祥子没法再忍下去了。

        虎妞很高兴。她张罗着煮元宵，包饺子，白天逛庙，晚上逛灯。她不许祥子有任何主张，可是老不缺着他的嘴，变法儿给他买些作些新鲜的东西吃。大杂院里有七八户人家，多数的都住着一间房；一间房里有的住着老少七八户。这些人有的拉车，有的作小买卖，有的当巡警，有的当仆人。各人有各人的事，谁也没个空闲，连小孩子们也都提着小筐，早晨去打粥，下午去拾煤核。只有那顶小的孩子才把屁股冻得通红的在院里玩耍或打架。炉灰尘土脏水就都倒在院中，没人顾得去打扫，院子当中间儿冻满了冰，大孩子拾煤核回来拿这当作冰场，嚷闹着打冰出溜玩。顶苦的是那些老人与妇女。老人们无衣无食，躺在冰凉的炕上，干等着年轻的挣来一点钱，好喝碗粥，年轻卖力气的也许挣得来钱，也许空手回来，回来还要发脾气，找着缝儿吵嘴。老人们空着肚子得拿眼泪当作水，咽到肚中去。那些妇人们，既得顾着老的，又得顾着小的，还得敷衍年轻挣钱的男人。她们怀着孕也得照常操作，只吃着窝窝头与白薯粥；不，不但要照常工作，还得去打粥，兜揽些活计——幸而老少都吃饱了躺下，她们得抱着个小煤油灯给人家洗，作，缝缝补补。屋子是那么小，墙是那么破，冷风从这面的墙缝钻进来，一直的从那面出去，把所有的一点暖气都带了走。她们的身上只挂着些破布，肚子盛着一碗或半碗粥，或者还有个六七个月的胎。她们得工作，得先尽着老的少的吃饱。她们浑身都是病，不到三十岁已脱了头发，可是一时一刻不能闲着，从病中走到死亡；死了，棺材得去向“善人”们募化。那些姑娘们，十六七岁了，没有裤子，只能围着块什么破东*髟谖葜小*—天然的监狱——帮着母亲作事，赶活。要到茅房去，她们得看准了院中无人才敢贼也似的往外跑；一冬天，她们没有见过太阳与青天。那长得丑的，将来承袭她们妈妈的一切；那长得有个模样的，连自己也知道，早晚是被父母卖出，“享福去”！

        就是在个这样的杂院里，虎妞觉得很得意。她是唯一的有吃有穿，不用着急，而且可以走走逛逛的人。她高扬着脸，出来进去，既觉出自己的优越，并且怕别人沾惹她，她不理那群苦人。来到这里作小买卖的，几乎都是卖那顶贱的东西，什么刮骨肉，冻白菜，生豆汁，驴马肉，都来这里找照顾主。自从虎妞搬来，什么卖羊头肉的，熏鱼的，硬面饽饽的，卤煮炸豆腐的，也在门前吆喊两声。她端着碗，扬着脸，往屋里端这些零食，小孩子们都把铁条似的手指伸在口里看着她，仿佛她是个什么公主似的。她是来享受，她不能，不肯，也不愿，看别人的苦处。

        祥子第一看不上她的举动，他是穷小子出身，晓得什么叫困苦。他不愿吃那些零七八碎的东西，可惜那些钱。第二，更使他难堪的，是他琢磨出点意思来：她不许他去拉车，而每天好菜好饭的养着他，正好象养肥了牛好往外挤牛奶！他完全变成了她的玩艺儿。他看见过：街上的一条瘦老的母狗，当跑腿的时候，也选个肥壮的男狗。想起这个，他不但是厌恶这种生活，而且为自己担心。他晓得一个卖力气的汉子应当怎样保护身体，身体是一切。假若这么活下去，他会有一天成为一个干骨头架子，还是这么大，而膛儿里全是空的。他哆嗦起来。打算要命，他得马上去拉车，出去跑，跑一天，回来倒头就睡，人事不知；不吃她的好东西，也就不伺候着她玩。他决定这么办，不能再让步；她愿出钱买车呢，好；她不愿意，他会去赁车拉。一声没出，他想好就去赁车了。十七那天，他开始去拉车，赁的是“整天儿”。拉过两个较长的买卖，他觉出点以前未曾有过的毛病，腿肚子发紧，胯骨轴儿发酸。他晓得自己的病源在哪里，可是为安慰自己，他以为这大概也许因为二十多天没拉车，把腿撂生了；跑过几趟来，把腿蹓开，或者也就没事了。

        又拉上个买卖，这回是帮儿车，四辆一同走。抄起车把来，大家都让一个四十多岁的高个子在前头走。高个子笑了笑，依了实，他知道那三辆车都比他自己“棒”。他可是卖了力气，虽然明知跑不过后面的三个小伙子，可是不肯倚老卖老。跑出一里多地，后面夸了他句：“怎么着，要劲儿吗？还真不离！”他喘着答了句：“跟你们哥儿们走车，慢了还行？！”他的确跑得不慢，连祥子也得掏七八成劲儿才跟得上他。他的跑法可不好看：高个子，他塌不下腰去，腰和背似乎是块整的木板，所以他的全身得整个的往前扑着；身子向前，手就显着靠后；不象跑，而象是拉着点东西往前钻。腰死板，他的胯骨便非活动不可；脚几乎是拉拉在地上，加紧的往前扭。扭得真不慢，可是看着就知道他极费力。到拐弯抹角的地方，他整着身子硬拐，大家都替他攥着把汗；他老象是只管身子往前钻，而不管车过得去过不去。

        拉到了，他的汗劈嗒啪嗒的从鼻尖上，耳朵唇上，一劲儿往下滴嗒。放下车，他赶紧直了直腰，咧了咧嘴。接钱的时候，手都哆嗦得要拿不住东西似的。

        在一块儿走过一趟车便算朋友，他们四个人把车放在了一处。祥子们擦擦汗，就照旧说笑了。那个高个子独自蹓了半天，干嗽了一大阵，吐出许多白沫子来，才似乎缓过点儿来，开始跟他们说话儿：“完了！还有那个心哪；腰，腿，全不给劲喽！无论怎么提腰，腿抬不起来；干着急！”

        “刚才那两步就不离，你当是慢哪！”一个二十多岁矮身量的小伙子接过来：“不屈心，我们三个都够棒的，谁没出汗？”高个子有点得意，可又惭愧似的，叹了口气。

        “就说你这个跑法，差不离的还真得教你给撅①了，你信不信？”另一个小伙子说。

        “岁数了，不是说着玩的。”高个子微笑着，摇了摇头：“也还不都在乎岁数，哥儿们！我告诉你一句真的，干咱们这行儿的，别成家，真的！”看大家都把耳朵递过来，他放小了点声儿：“一成家，黑天白日全不闲着，玩完！瞧瞧我的腰，整的，没有一点活软气！还是别跑紧了，一咬牙就咳嗽，心口窝辣蒿蒿的！甭说了，干咱们这行儿的就得它妈的打一辈子光棍儿！连它妈的小家雀儿都一对一对儿的，不许咱们成家！还有一说，成家以后，一年一个孩子，我现在有五个了！全张着嘴等着吃！车份大，粮食贵，买卖苦，有什么法儿呢！不如打一辈子光棍，犯了劲上白房子，长上杨梅大疮，认命！一个人，死了就死了！这玩艺一成家，连大带小，好几口儿，死了也不能闭眼！你说是不是？”他问祥子。

        祥子点了点头，没说出话来。

        这阵儿，来了个座儿，那个矮子先讲的价钱，可是他让了，叫着高个子：“老大哥，你拉去吧！这玩艺家里还有五个孩子呢！”

        高个子笑了：“得，我再奔一趟！按说可没有这么办的！得了，回头好多带回几个饼子去！回头见了，哥儿们！”看着高个子走远了，矮子自言*杂锏乃担骸盎焖璧囊*辈子，连个媳妇都摸不着！人家它妈的宅门里，一人搂着四五个娘们！“

        “先甭提人家，”另个小伙子把话接过去。“你瞧干这个营生的，还真得留神，高个子没说错。你就这么说吧，成家为干吗？能摆着当玩艺儿看？不能！好，这就是楼子①！成天啃窝窝头，两气夹攻，多么棒的小伙子也得爬下！”听到这儿，祥子把车拉了起来，搭讪着说了句：“往南放放，这儿没买卖。”

        “回见！”那两个年轻的一齐说。

        祥子仿佛没有听见。一边走一边踢腿，胯骨轴的确还有点发酸！本想收车不拉了，可是简直没有回家的勇气。家里的不是个老婆，而是个吸人血的妖精！

        天已慢慢长起来，他又转晃了两三趟，才刚到五点来钟。他交了车，在茶馆里又耗了会儿。喝了两壶茶，他觉出饿来，决定在外面吃饱再回家。吃了十二两肉饼，一碗红豆小米粥，一边打着响嗝一边慢慢往家走。准知道家里有个雷等着他呢，可是他很镇定；他下了决心：不跟她吵，不跟她闹，倒头就睡，明天照旧出来拉车，她爱怎样怎样！

        一进屋门，虎妞在外间屋里坐着呢，看了他一眼，脸沉得要滴下水来。祥子打算合合稀泥，把长脸一拉，招呼她一声。可是他不惯作这种事，他低着头走进里屋去。她一声没响，小屋里静得象个深山古洞似的。院中街坊的咳嗽，说话，小孩子哭，都听得极真，又象是极远，正似在山上听到远处的声音。

        俩人谁也不肯先说话，闭着嘴先后躺下了，象一对永不出声的大龟似的。睡醒一觉，虎妞说了话，语音带出半恼半笑的意思：“你干什么去了？整走了一天！”

        “拉车去了！”他似睡似醒的说，嗓子里仿佛堵着点什么。“呕！不出臭汗去，心里痒痒，你个贱骨头！我给你炒下的菜，你不回来吃，绕世界胡塞去舒服？你别把我招翻了，我爸爸是光棍出身，我什么事都作得出来！明天你敢再出去，我就上吊给你看看，我说得出来，就行得出来！”“我不能闲着！”

        “你不会找老头子去？”

        “不去！”

        “真豪横！”

        祥子真挂了火，他不能还不说出心中的话，不能再忍：“拉车，买上自己的车，谁拦着我，我就走，永不回来了！”“嗯——”她鼻中旋转着这个声儿，很长而曲折。在这个声音里，她表示出自傲与轻视祥子的意思来，可是心中也在那儿绕了个弯儿。她知道祥子是个——虽然很老实——硬汉。硬汉的话是向不说着玩的。好容易捉到他，不能随便的放手。他是理想的人：老实，勤俭，壮实；以她的模样年纪说，实在不易再得个这样的宝贝。能刚能柔才是本事，她得癴（安抚）他一把儿：“我也知道你是要强啊，可是你也得知道我是真疼你。你要是不肯找老头子去呢，这么办：我去找。反正就是他的女儿，丢个脸也没什么的。”

        “老头要咱们，我也还得去拉车！”祥子愿把话说到了家。

        虎妞半天没言语。她没想到祥子会这么聪明。他的话虽然是这么简单，可是显然的说出来他不再上她的套儿，他并不是个蠢驴。因此，她才越觉得有点意思，她颇得用点心思才能拢得住这个急了也会尥蹶子的大人，或是大东西。她不能太逼紧了，找这么个大东西不是件很容易的事。她得松一把，紧一把，教他老逃不出她的手心儿去。“好吧，你爱拉车，我也无法。你得起誓，不能去拉包车，天天得回来；你瞧，我要是一天看不见你，我心里就发慌！答应我，你天天晚上准早早的回来！”

        祥子想起白天高个子的话！睁着眼看着黑暗，看见了一群拉车的，作小买卖的，卖苦力气的，腰背塌不下去，拉拉着腿。他将来也是那个样。可是他不便于再别扭她，只要能拉车去，他已经算得到一次胜利。“我老拉散座！”他答应下来。

        虽然她那么说，她可是并不很热心找刘四爷去。父女们在平日自然也常拌嘴，但是现在的情形不同了，不能那么三说两说就一天云雾散，因为她已经不算刘家的人。出了嫁的女人跟娘家父母总多少疏远一些。她不敢直入公堂的回去。万一老头子真翻脸不认人呢，她自管会闹，他要是死不放手财产，她一点法儿也没有。就是有人在一旁调解着，到了无可如何的时候，也只能劝她回来，她有了自己的家。

        祥子照常去拉车，她独自在屋中走来走去，几次三番的要穿好衣服找爸爸去，心想到而手懒得动。她为了难。为自己的舒服快乐，非回去不可；为自己的体面，以不去为是。假若老头子消了气呢，她只要把祥子拉到人和厂去，自然会教他有事作，不必再拉车，而且稳稳当当的能把爸爸的事业拿过来。她心中一亮。假若老头子硬到底呢？她丢了脸，不，不但丢了脸，而且就得认头作个车夫的老婆了；她，哼！和杂院里那群妇女没有任何分别了。她心中忽然漆黑。她几乎后悔嫁了祥子，不管他多么要强，爸爸不点头，他一辈子是个拉车的。

        想到这里，她甚至想独自回娘家，跟祥子一刀两断，不能为他而失去自己的一切。继而一想，跟着祥子的快活，又不是言语所能形容的。她坐在炕头上，呆呆的，渺茫的，追想婚后的快乐；全身象一朵大的红花似的，香暖的在阳光下开开。不，舍不得祥子。任凭他去拉车，他去要饭，也得永远跟着他。看，看院里那些妇女，她们要是能受，她也就能受。散了，她不想到刘家去了。

        祥子，自从离开人和厂，不肯再走西安门大街。这两天拉车，他总是出门就奔东城，省得西城到处是人和厂的车，遇见怪不好意思的。这一天，可是，收车以后，他故意的由厂子门口过，不为别的，只想看一眼。虎妞的话还在他心中，仿佛他要试验试验有没有勇气回到厂中来，假若虎妞能跟老头子说好了的话；在回到厂子以前，先试试敢走这条街不敢。把帽子往下拉了拉，他老远的就溜着厂子那边，唯恐被熟人看见。远远的看见了车门的灯光，他心中不知怎的觉得非常的难过。想起自己初到这里来的光景，想起虎妞的诱惑，想起寿日晚间那一场。这些，都非常的清楚，象一些图画浮在眼前。在这些图画之间，还另外有一些，清楚而简短的夹在这几张中间：西山，骆驼，曹宅，侦探……都分明的，可怕的，联成一片。这些图画是那么清楚，他心中反倒觉得有些茫然，几乎象真是看着几张画儿，而忘了自己也在里边。及至想到自己与它们的关系，他的心乱起来，它们忽然上下左右的旋转，零乱而迷糊，他无从想起到底为什么自己应当受这些折磨委屈。这些场面所占的时间似乎是很长，又似乎是很短，他闹不清自己是该多大岁数了。他只觉得自己，比起初到人和厂的时候来，老了许多许多。那时候，他满心都是希望；现在，一肚子都是忧虑。不明白是为什么，可是这些图画决不会欺骗他。

        眼前就是人和厂了，他在街的那边立住，呆呆的看着那盏极明亮的电灯。看着看着，猛然心里一动。那灯下的四个金字——人和车厂——变了样儿！他不识字，他可是记得头一个字是什么样子：象两根棍儿联在一处，既不是个叉子，又没作成个三角，那么个简单而奇怪的字。由声音找字，那大概就是“人”。这个“人”改了样儿，变成了“仁”——比“人”

        更奇怪的一个字。他想不出什么道理来。再看东西间——他永远不能忘了的两间屋子——都没有灯亮。

        立得他自己都不耐烦了，他才低着头往家走。一边走着一边寻思，莫非人和厂倒出去了？他得慢慢的去打听，先不便对老婆说什么。回到家中，虎妞正在屋里嗑瓜子儿解闷呢。

        “又这么晚！”她的脸上没有一点好气儿。“告诉你吧，这么着下去我受不了！你一出去就是一天，我连窝儿不敢动，一院子穷鬼，怕丢了东西。一天到晚连句话都没地方说去，不行，我不是木头人。你想主意得了，这么着不行！”祥子一声没出。

        “你说话呀！成心逗人家的火是怎么着？你有嘴没有？有嘴没有？”她的话越说越快，越脆，象一挂小炮似的连连的响。祥子还是没有话说。

        “这么着得了，”她真急了，可是又有点无可如何他的样子，脸上既非哭，又非笑，那么十分焦躁而无法尽量的发作。“咱们买两辆车赁出去，你在家里吃车份儿行不行？行不行？”“两辆车一天进上三毛钱，不够吃的！赁出一辆，我自己拉一辆，凑合了！”祥子说得很慢，可是很自然；听说买车，他把什么都忘了。

        “那还不是一样？你还是不着家儿！”

        “这么着也行，”祥子的主意似乎都跟着车的问题而来，“把一辆赁出去，进个整天的份儿。那一辆，我自己拉半天，再赁出半天去。我要是拉白天，一早儿出去，三点钟就回来；要拉晚儿呢，三点才出去，夜里回来。挺好！”她点了点头。“等我想想吧，要是没有再好的主意，就这么办啦。”

        祥子心中很高兴。假若这个主意能实现，他算是又拉上了自己的车。虽然是老婆给买的，可是慢慢的攒钱，自己还能再买车。直到这个时候，他才觉出来虎妞也有点好处，他居然向她笑了笑，一个天真的，发自内心的笑，仿佛把以前的困苦全一笔勾销，而笑着换了个新的世界，象换一件衣服那么容易，痛快！

    十七

        祥子慢慢的把人和厂的事打听明白：刘四爷把一部分车卖出去，剩下的全倒给了西城有名的一家车主。祥子能猜想得出，老头子的岁数到了，没有女儿帮他的忙，他弄不转这个营业，所以干脆把它收了，自己拿着钱去享福。他到哪里去了呢？祥子可是没有打听出来。

        对这个消息，他说不上是应当喜欢，还是不喜欢。由自己的志向与豪横说，刘四爷既决心弃舍了女儿，虎妞的计划算是全盘落了空；他可以老老实实的去拉车挣饭吃，不依赖着任何人。由刘四爷那点财产说呢，又实在有点可惜；谁知道刘老头子怎么把钱攘出去呢，他和虎妞连一个铜子也没沾润着。

        可是，事已至此，他倒没十分为它思索，更说不到动心。他是这么想，反正自己的力气是自己的，自己肯卖力挣钱，吃饭是不成问题的。他一点没带着感情，简单的告诉了虎妞。

        她可动了心。听到这个，她马上看清楚了自己的将来——完了！什么全完了！自己只好作一辈子车夫的老婆了！她永远逃不出这个大杂院去！她想到爸爸会再娶上一个老婆，而决没想到会这么抖手一走。假若老头子真娶上个小老婆，虎妞会去争财产，说不定还许联络好了继母，而自己得点好处……主意有的是，只要老头子老开着车厂子。决没想到老头子会这么坚决，这么毒辣，把财产都变成现钱，偷偷的藏起去！原先跟他闹翻，她以为不过是一种手段，必会不久便言归于好，她晓得人和厂非有她不行；谁能想到老头子会撒手了车厂子呢？！

        春已有了消息，树枝上的鳞苞已显着红肥。但在这个大杂院里，春并不先到枝头上，这里没有一棵花木。在这里，春风先把院中那块冰吹得起了些小麻子坑儿，从秽土中吹出一些腥臊的气味，把鸡毛蒜皮与碎纸吹到墙角，打着小小的旋风。杂院里的人们，四时都有苦恼。那老人们现在才敢出来晒晒暖；年轻的姑娘们到现在才把鼻尖上的煤污减去一点，露出点红黄的皮肤来；那些妇女们才敢不甚惭愧的把孩子们赶到院中去玩玩；那些小孩子们才敢扯着张破纸当风筝，随意的在院中跑，而不至把小黑手儿冻得裂开几道口子。但是，粥厂停了锅，放赈的停了米，行善的停止了放钱；把苦人们仿佛都交给了春风与春光！正是春麦刚绿如小草，陈粮缺欠的时候，粮米照例的长了价钱。天又加长，连老人们也不能老早的就躺下，去用梦欺骗着饥肠。春到了人间，在这大杂院里只增多了困难。长老了的虱子——特别的厉害——有时爬到老人或小儿的棉花疙疸外，领略一点春光！

        虎妞看着院中将化的冰，与那些破碎不堪的衣服，闻着那复杂而微有些热气的味道，听着老人们的哀叹与小儿哭叫，心中凉了半截。在冬天，人都躲在屋里，脏东西都冻在冰上；现在，人也出来，东西也显了原形，连碎砖砌的墙都往下落土，似乎预备着到了雨天便塌倒。满院花花绿绿，开着穷恶的花，比冬天要更丑陋着好几倍。哼，单单是在这时候，她觉到她将永远住在此地；她那点钱有花完的时候，而祥子不过是个拉车的！

        教祥子看家，她上南苑去找姑妈，打听老头子的消息。姑妈说四爷确是到她家来过一趟，大概是正月十二那天吧，一来是给她道谢，二来为告诉她，他打算上天津，或上海，玩玩去。他说：混了一辈子而没出过京门，到底算不了英雄，乘着还有口气儿，去到各处见识见识。再说，他自己也没脸再在城里混，因为自己的女儿给他丢了人。姑妈的报告只是这一点，她的评断就更简单：老头子也许真出了外，也许光这么说说，而在什么僻静地方藏着呢；谁知道！

        回到家，她一头扎在炕上，门门的哭起来，一点虚伪狡诈也没有的哭了一大阵，把眼泡都哭肿。

        哭完，她抹着泪对祥子说：“好，你豪横！都得随着你了！我这一宝押错了地方。嫁鸡随鸡，什么也甭说了。给你一百块钱，你买车拉吧！”

        在这里，她留了个心眼：原本想买两辆车，一辆让祥子自拉，一辆赁出去。现在她改了主意，只买一辆，教祥子去拉；其余的钱还是在自己手中拿着。钱在自己的手中，势力才也在自己身上，她不肯都掏出来；万一祥子——在把钱都买了车之后——变了心呢？这不能不防备！再说呢，刘老头子这样一走，使她感到什么也不可靠，明天的事谁也不能准知道，顶好是得乐且乐，手里得有俩钱，爱吃口什么就吃口，她一向是吃惯了零嘴的。拿祥子挣来的——他是头等的车夫——过日子，再有自己的那点钱垫补着自己零花，且先顾眼前欢吧。钱有花完的那一天，人可是也不会永远活着！嫁个拉车的——虽然是不得已——已经是委屈了自己，不能再天天手背朝下跟他要钱，而自己袋中没一个铜子。这个决定使她又快乐了点，虽然明知将来是不得了，可是目前总不会立刻就头朝了下；仿佛是走到日落的时候，远处已然暗淡，眼前可是还有些亮儿，就趁着亮儿多走几步吧。

        祥子没和她争辩，买一辆就好，只要是自己的车，一天好歹也能拉个六七毛钱，可以够嚼谷。不但没有争辩，他还觉得有些高兴。过去所受的辛苦，无非为是买上车。现在能再买上，那还有什么可说呢？自然，一辆车而供给两个人儿吃，是不会剩下钱的；这辆车有拉旧了的时候，而没有再制买新车的预备，危险！可是，买车既是那么不易，现在能买上也就该满意了，何必想到那么远呢！

        杂院里的二强子正要卖车。二强子在去年夏天把女儿小福子——十九岁——卖给了一个军人。卖了二百块钱。小福子走后，二强子颇阔气了一阵，把当都赎出来，还另外作了几件新衣，全家都穿得怪齐整的。二强嫂是全院里最矮最丑的妇人，*聊悦牛笕铮*头上没有什么头发，牙老露在外边，脸上被雀斑占满，看着令人恶心。她也红着眼皮，一边哭着女儿，一边穿上新蓝大衫。二强子的脾气一向就暴，卖了女儿之后，常喝几盅酒；酒后眼泪在眼圈里，就特别的好找毛病。二强嫂虽然穿上新大衫，也吃口饱饭，可是乐不抵苦，挨揍的次数比以前差不多增加了一倍。二强子四十多了，打算不再去拉车。于是买了副筐子，弄了个杂货挑子，瓜果梨桃，花生烟卷，货很齐全。作了两个月的买卖，粗粗的一搂账，不但是赔，而且赔得很多。拉惯了车，他不会对付买卖；拉车是一冲一撞的事，成就成，不成就拉倒；作小买卖得苦对付，他不会。拉车的人晓得怎么赊东西，所以他磨不开脸不许熟人们欠账；欠下，可就不容易再要回来。这样，好照顾主儿拉不上，而与他交易的都贪着赊了不给，他没法不赔钱。赔了钱，他难过；难过就更多喝酒。醉了，在外面时常和巡警们吵，在家里拿老婆孩子杀气。得罪了巡警，打了老婆，都因为酒。酒醒过来，他非常的后悔，苦痛。再一想，这点钱是用女儿换来的，白白的这样赔出去，而且还喝酒打人，他觉得自己不是人。在这种时候，他能懊睡一天，把苦恼交给了梦。

        他决定放弃了买卖，还去拉车，不能把那点钱全白白的糟践了。他买上了车。在他醉了的时候，他一点情理不讲。在他清醒的时候，他顶爱体面。因为爱体面，他往往摆起穷架子，事事都有个谱儿。买了新车，身上也穿得很整齐，他觉得他是高等的车夫，他得喝好茶叶，拉体面的座儿。他能在车口上，亮着自己的车，和身上的白裤褂，和大家谈天，老不屑于张罗买卖。他一会儿啪啪的用新蓝布”谧映槌槌担换岫宥遄约旱男*白底双脸鞋，一会儿眼看着鼻尖，立在车旁微笑，等着别人来夸奖他的车，然后就引起话头，说上没完。他能这样白“泡”一两天。及至他拉上了个好座儿，他的腿不给他的车与衣服作劲，跑不动！这个，又使他非常的难过。一难过就想到女儿，只好去喝酒。这么样，他的钱全白垫出去，只剩下那辆车。

        在立冬前后吧，他又喝醉。一进屋门，两个儿子——一个十三，一个十一岁——就想往外躲。这个招翻了他，给他们一人一脚。二强嫂说了句什么，他奔了她去，一脚踹在小肚子上，她躺在地上半天没出声。两个孩子急了，一个拿起煤铲，一个抄起擀面杖，和爸爸拚了命。三个打在一团，七手八脚的又踩了二强嫂几下。街坊们过来，好容易把二强子按倒在炕上，两个孩子抱着妈妈哭起来。二强嫂醒了过来，可是始终不能再下地。到腊月初三，她的呼吸停止了，穿着卖女儿时候作的蓝大衫。二强嫂的娘家不答应，非打官司不可。经朋友们死劝活劝，娘家的人们才让了步，二强子可也答应下好好的发送她，而且给她娘家人十五块钱。他把车押出去，押了六十块钱。转过年来，他想出手那辆车，他没有自己把它赎回来的希望。在喝醉的时候，他倒想卖个儿子，但是绝没人要。他也曾找过小福子的丈夫，人家根本不承认他这么个老丈人，别的话自然不必再说。

        祥子晓得这辆车的历史，不很喜欢要它，车多了去啦，何必单买这一辆，这辆不吉祥的车，这辆以女儿换来，而因打死老婆才出手的车！虎妞不这么看，她想用八十出头买过来，便宜！车才拉过半年来的，连皮带的颜色还没怎么变，而且地道是西城的名厂德成家造的。

        买辆七成新的，还不得个五六十块吗？她舍不得这个便宜。她也知道过了年不久，处处钱紧，二强子不会卖上大价儿，而又急等着用钱。她亲自去看了车，亲自和二强子讲了价，过了钱；祥子只好等着拉车，没说什么，也不便说什么，钱既不是他自己的。把车买好，他细细看了看，的确骨力硬棒。可是他总觉得有点别扭。最使他不高兴的是黑漆的车身，而配着一身白铜活，在二强子打这辆车的时候，原为黑白相映，显着漂亮；祥子老觉得这有点丧气，象穿孝似的。他很想换一份套子，换上土黄或月白色儿的，或者足以减去一点素净劲儿。可是他没和虎妞商议，省得又招她一顿闲话。

        拉出这辆车去，大家都特别注意，有人竟自管它叫作“小寡妇”。祥子心里不痛快。他变着法儿不去想它，可是车是一天到晚的跟着自己，他老毛毛咕咕的，似乎不知哪时就要出点岔儿。有时候忽然想起二强子，和二强子的遭遇，他仿佛不是拉着辆车，而是拉着口棺材似的。在这辆车上，他时时看见一些鬼影，仿佛是。

        可是，自从拉上这辆车，并没有出什么错儿，虽然他心中嘀嘀咕咕的不安。天是越来越暖和了，脱了棉的，几乎用不着夹衣，就可以穿单裤单褂了；北平没有多少春天。天长得几乎使人不耐烦了，人人觉得困倦。祥子一清早就出去，转转到四五点钟，已经觉得卖够了力气。太阳可是还老高呢。他不愿再跑，可又不肯收车，犹疑不定的打着长而懒的哈欠。

        天是这么长，祥子若是觉得疲倦无聊，虎妞在家中就更寂寞。冬天，她可以在炉旁取暖，听着外边的风声，虽然苦闷，可是总还有点“不出去也好”的自慰。现在，火炉搬到檐下，在屋里简直无事可作。院里又是那么脏臭，连棵青草也没有。到街上去，又不放心街坊们，就是去买趟东西也得直去直来，不敢多散逛一会儿。她好象圈在屋里的一个蜜蜂，白白的看着外边的阳光而飞不出去。跟院里的妇女们，她谈不到一块儿。她们所说的是家长里短，而她是野调无腔的惯了，不爱说，也不爱听这些个。她们的委屈是由生活上的苦痛而来，每一件小事都可以引下泪来；她的委屈是一些对生活的不满意，她无泪可落，而是想骂谁一顿，出出闷气。她与她们不能彼此了解，所以顶好各干各的，不必过话①。

        一直到了四月半，她才有了个伴儿。二强子的女儿小福子回来了。小福子的“人”②是个军官。他到处都安一份很简单的家，花个一百二百的弄个年轻的姑娘，再买份儿大号的铺板与两张椅子，便能快乐的过些日子。等军队调遣到别处，他撒手一走，连人带铺板放在原处。花这么一百二百的，过一年半载，并不吃亏，单说缝缝洗洗衣服，作饭，等等的小事，要是雇个仆人，连吃带挣的月间不也得花个十块八块的吗？这么娶个姑娘呢，既是仆人，又能陪着睡觉，而且准保干净没病。高兴呢，给她裁件花布大衫，块儿多钱的事。不高兴呢，教她光眼子在家里蹲着，她也没什么办法。等到他开了差呢，他一点也不可惜那份铺板与一两把椅子，因为欠下的两个月房租得由她想法子给上，把铺板什么折卖了还许不够还这笔账的呢。

        小福子就是把铺板卖了，还上房租，只穿着件花洋布大衫，戴着一对银耳环，回到家中来的。

        二强子在卖了车以后，除了还上押款与利钱，还剩下二十来块。有时候他觉得是中年丧妻，非常的可怜；别人既不怜惜他，他就自己喝盅酒，喝口好东西，自怜自慰。在这种时候，他仿佛跟钱有仇似的，拚命的乱花。有时候他又以为更应当努力去拉车，好好的把两个男孩拉扯大了，将来也好有点指望。在这么想到儿子的时候，他就嘎七马八的买回一大堆食物，给他们俩吃。看他俩狼吞虎咽的吃那些东西，他眼中含着泪，自言自语的说：“没娘的孩子！苦命的孩子！爸爸去苦奔，奔的是孩子！我不屈心，我吃饱吃不饱不算一回事，得先让孩子吃足！吃吧！你们长大成人别忘了我就得了！”在这种时候，他的钱也不少花。慢慢的二十来块钱就全垫出去了。

        没了钱，再赶上他喝了酒，犯了脾气，他一两天不管孩子们吃了什么。孩子们无法，只好得自己去想主意弄几个铜子，买点东西吃。他们会给办红白事的去打执事，会去跟着土车拾些碎铜烂纸，有时候能买上几个烧饼，有时候只能买一斤麦茬白薯，连皮带须子都吞了下去，有时候俩人才有一个大铜子，只好买了落花生或铁蚕豆，虽然不能挡饥，可是能多嚼一会儿。

        小福子回来了，他们见着了亲人，一人抱着她一条腿，没有话可说，只流着泪向她笑。

        妈妈没有了，姐姐就是妈妈！

        二强子对女儿回来，没有什么表示。她回来，就多添了个吃饭的。可是，看着两个儿子那样的欢喜，他也不能不承认家中应当有个女的，给大家作作饭，洗洗衣裳。他不便于说什么，走到哪儿算哪儿吧。

        小福子长得不难看。虽然原先很瘦小，可是自从跟了那个军官以后，很长了些肉，个子也高了些。圆脸，眉眼长得很匀调，没有什么特别出色的地方，可是结结实实的并不难看。

        上唇很短，无论是要生气，还是要笑，就先张了唇，露出些很白而齐整的牙来。那个军官就是特别爱她这些牙。露出这些牙，她显出一些呆傻没主意的样子，同时也仿佛有点娇憨。这点神气使她——正如一切贫而不难看的姑娘——象花草似的，只要稍微有点香气或颜色，就被人挑到市上去卖掉。

        虎妞，一向不答理院中的人们，可是把小福子看成了朋友。小福子第一是长得有点模样，第二是还有件花洋布的长袍，第三是虎妞以为她既嫁过了军官，总得算见过了世面，所以肯和她来往。妇女们不容易交朋友，可是要交往就很快；没有几天，她俩已成了密友。虎妞爱吃零食，每逢弄点瓜子儿之类的东西，总把小福子喊过来，一边说笑，一边吃着。在说笑之中，小福子愚傻的露出白牙，告诉好多虎妞所没听过的事。随着军官，她并没享福，可是军官高了兴，也带她吃回饭馆，看看戏，所以她很有些事情说，说出来教虎妞羡慕。她还有许多说不出口的事：在她，这是蹂躏；在虎妞，这是些享受。虎妞央告着她说，她不好意思讲，可是又不好意思拒绝。她看过春宫，虎妞就没看见过。诸如此类的事，虎妞听了一遍，还爱听第二遍。她把小福子看成个最可爱，最可羡慕，也值得嫉妒的人。听完那些，再看自己的模样，年岁，与丈夫，她觉得这一辈子太委屈。她没有过青春，而将来也没有什么希望，现在呢，祥子又是那么死砖头似的一块东西！越不满意祥子，她就越爱小福子，小福子虽然是那么穷，那么可怜，可是在她眼中是个享过福，见过阵式的，就是马上死了也不冤。在她看，小福子就足代表女人所应有的享受。

        小福子的困苦，虎妞好象没有看见。小福子什么也没有带回来，她可是得——无论爸爸是怎样的不要强——顾着两个兄弟。她哪儿去弄钱给他俩预备饭呢？

        二强子喝醉，有了主意：“你要真心疼你的兄弟，你就有法儿挣钱养活他们！都指着我呀，我成天际去给人家当牲口，我得先吃饱；我能空着肚子跑吗？教我一个跟头摔死，你看着可乐是怎着？你闲着也是闲着，有现成的，不卖等什么？”

        看看醉猫似的爸爸，看看自己，看看两个饿得象老鼠似的弟弟，小福*又皇A丝蕖*眼泪感动不了父亲，眼泪不能喂饱了弟弟，她得拿出更实在的来。为教弟弟们吃饱，她得卖了自己的肉。搂着小弟弟，她的泪落在他的头发上，他说：“姐姐，我饿！”姐姐！姐姐是块肉，得给弟弟吃！

        虎妞不但不安慰小福子，反倒愿意帮她的忙：虎妞愿意拿出点资本，教她打扮齐整，挣来钱再还给她。虎妞愿意借给她地方，因为她自己的屋子太脏，而虎妞的多少有个样子，况且是两间，大家都有个转身的地方。祥子白天既不会回来，虎妞乐得的帮忙朋友，而且可以多看些，多明白些，自己所缺乏的，想作也作不到的事。每次小福子用房间，虎妞提出个条件，须给她两毛钱。朋友是朋友，事情是事情，为小福子的事，她得把屋子收拾得好好的，既须劳作，也得多花些钱，难道置买笤帚簸箕什么的不得花钱么？两毛钱绝不算多，因为彼此是朋友，所以才能这样见情面。

        小福子露出些牙来，泪落在肚子里。

        祥子什么也不知道，可是他又睡不好觉了。虎妞“成全”了小福子，也要在祥子身上找到失去了的青春。十八

        到了六月，大杂院里在白天简直没什么人声。孩子们抓早儿提着破筐去拾所能拾到的东西；到了九点，毒花花的太阳已要将他们的瘦脊背晒裂，只好拿回来所拾得的东西，吃些大人所能给他们的食物。然后，大一点的要是能找到世界上最小的资本，便去连买带拾，凑些冰核去卖。若找不到这点资本，便结伴出城到护城河里去洗澡，顺手儿在车站上偷几块煤，或捉些蜻蜓与知了儿卖与那富贵人家的小儿。那小些的，不敢往远处跑，都到门外有树的地方，拾槐虫，挖“金钢”①什么的去玩。孩子都出去，男人也都出去，妇女们都赤了背在屋中，谁也不肯出来；不是怕难看，而是因为院中的地已经晒得烫脚。

        直到太阳快落，男人与孩子们才陆续的回来，这时候院中有了墙影与一些凉风，而屋里圈着一天的热气，象些火笼；大家都在院中坐着，等着妇女们作饭。此刻，院中非常的热闹，好象是个没有货物的集市。大家都受了一天的热，红着眼珠，没有好脾气；肚子又饿，更个个急叉白脸。一句话不对路，有的便要打孩子，有的便要打老婆；即使打不起来，也骂个痛快。这样闹哄，一直到大家都吃过饭。小孩有的躺在院中便睡去，有的到街上去撕欢①。大人们吃饱之后，脾气和平了许多，爱说话的才三五成团，说起一天的辛苦。那吃不上饭的，当已无处去当，卖已无处去卖——即使有东西可当或卖——因为天色已黑上来。男的不管屋中怎样的热，一头扎在炕上，一声不出，也许大声的叫骂。女的含着泪向大家去通融，不定碰多少钉子，才借到一张二十枚的破纸票。攥着这张宝贝票子，她出去弄点杂合面来，勾一锅粥给大家吃。

        虎妞与小福子不在这个生活秩序中。虎妞有了孕，这回是真的。祥子清早就出去，她总得到八九点钟才起来；怀孕不宜多运动是传统的错谬信仰，虎妞既相信这个，而且要借此表示出一些身分：大家都得早早的起来操作，唯有她可以安闲自在的爱躺到什么时候就躺到什么时候。到了晚上，她拿着个小板凳到街门外有风的地方去坐着，直到院中的人差不多都睡了才进来，她不屑于和大家闲谈。

        小福子也起得晚，可是她另有理由。她怕院中那些男人们斜着眼看她，所以等他们都走净，才敢出屋门。白天，她不是找虎妞来，便是出去走走，因为她的广告便是她自己。晚上，为躲着院中人的注目，她又出去在街上转，约摸着大家都躺下，她才偷偷的溜进来。

        在男人里，祥子与二强子是例外。祥子怕进这个大院，更怕往屋里走。院里众人的穷说，使他心里闹得慌，他愿意找个清静的地方独自坐着。屋里呢，他越来越觉得虎妞象个母老虎。小屋里是那么热，憋气，再添上那个老虎，他一进去就仿佛要出不来气。前些日子，他没法不早回来，为是省得虎妞吵嚷着跟他闹。近来，有小福子作伴儿，她不甚管束他了，他就晚回来一些。

        二强子呢，近来几乎不大回家来了。他晓得女儿的营业，没脸进那个街门。但是他没法拦阻她，他知道自己没力量养活着儿女们。他只好不再回来，作为眼不见心不烦。有时候他恨女儿，假若小福子是个男的，管保不用这样出丑；既是个女胎，干吗投到他这里来！有时候他可怜女儿，女儿是卖身养着两个弟弟！恨吧疼吧，他没办法。赶到他喝了酒，而手里没了钱，他不恨了，也不可怜了，他回来跟她要钱。在这种时候，他看女儿是个会挣钱的东西，他是作爸爸的，跟她要钱是名正言顺。这时候他也想起体面来：大家不是轻看小福子吗，她的爸爸也没饶了她呀，他逼着她拿钱，而且骂骂咧咧，似乎是骂给大家听——二强子没有错儿，小福子天生的不要脸。

        他吵，小福子连大气也不出。倒是虎妞一半骂一半劝，把他对付走，自然他手里得多少拿去点钱。这种钱只许他再去喝酒，因为他要是清醒着看见它们，他就会去跳河或上吊。

        六月十五那天，天热得发了狂。太阳刚一出来，地上已象下了火。一些似云非云，似雾非雾的灰气低低的浮在空中，使人觉得憋气。一点风也没有。祥子在院中看了看那灰红的天，打算去拉晚儿——过下午四点再出去；假若挣不上钱的话，他可以一直拉到天亮：夜间无论怎样也比白天好受一些。

        虎妞催着他出去，怕他在家里碍事，万一小福子拉来个客人呢。“你当在家里就好受哪？屋子里一到晌午连墙都是烫的！”

        他一声没出，喝了瓢凉水，走了出去。

        街上的柳树，象病了似的，叶子挂着层灰土在枝上打着卷；枝条一动也懒得动的，无精打采的低垂着。马路上一个水点也没有，干巴巴的发着些白光。便道上尘土飞起多高，与天上的灰气联接起来，结成一片毒恶的灰沙阵，烫着行人的脸。处处干燥，处处烫手，处处憋闷，整个的老城象烧透的砖窑，使人喘不出气。狗爬在地上吐出红舌头，骡马的鼻孔张得特别的大，小贩们不敢吆喝，柏油路化开；甚至于铺户门前的铜牌也好象要被晒化。街上异常的清静，只有铜铁铺里发出使人焦躁的一些单调的叮叮当当。拉车的人们，明知不活动便没有饭吃，也懒得去张罗买卖：有的把车放在有些阴凉的地方，支起车棚，坐在车上打盹；有的钻进小茶馆去喝茶；有的根本没拉出车来，而来到街上看看，看看有没有出车的可能。那些拉着买卖的，即使是最漂亮的小伙子，也居然甘于丢脸，不敢再跑，只低着头慢慢的走。

        每一个井台都成了他们的救星，不管刚拉了几步，见井就奔过去；赶不上新汲的水，便和驴马们同在水槽里灌一大气。还有的，因为中了暑，或是发痧，走着走着，一头栽在地上，永不起来。

        连祥子都有些胆怯了！拉着空车走了几步，他觉出由脸到脚都被热气围着，连手背上都流了汗。可是，见了座儿，他还想拉，以为跑起来也许倒能有点风。他拉上了个买卖，把车拉起来，他才晓得天气的厉害已经到了不允许任何人工作的程度。一跑，便喘不过气来，而且嘴唇发焦，明知心里不渴，也见水就想喝。不跑呢，那毒花花的太阳把手和脊背都要晒裂。好歹的拉到了地方，他的裤褂全裹在了身上。拿起芭蕉扇”*”埃挥茫*风是热的。他已经不知喝了几气凉水，可是又跑到茶馆去。两壶热茶喝下去，他心里安静了些。茶由口中进去，汗马上由身上出来，好象身上已是空膛的，不会再藏储一点水分。他不敢再动了。

        坐了好久，他心中腻烦了。既不敢出去，又没事可作，他觉得天气仿佛成心跟他过不去。不，他不能服软。他拉车不止一天了，夏天这也不是头一遭，他不能就这么白白的“泡”一天。想出去，可是腿真懒得动，身上非常的软，好象洗澡没洗痛快那样，汗虽出了不少，而心里还不畅快。又坐了会儿，他再也坐不住了，反正坐着也是出汗，不如爽性出去试试。

        一出来，才晓得自己的错误。天上那层灰气已散，不甚憋闷了，可是阳光也更厉害了许多：没人敢抬头看太阳在哪里，只觉得到处都闪眼，空中，屋顶上，墙壁上，地上，都白亮亮的，白里透着点红；由上至下整个的象一面极大的火镜，每一条光都象火镜的焦点，晒得东西要发火。在这个白光里，每一个颜色都刺目，每一个声响都难听，每一种气味都混含着由地上蒸发出来的腥臭。街上仿佛已没了人，道路好象忽然加宽了许多，空旷而没有一点凉气，白花花的令人害怕。祥子不知怎么是好了，低着头，拉着车，极慢的往前走，没有主意，没有目的，昏昏沉沉的，身上挂着一层粘汗，发着馊臭的味儿。走了会儿，脚心和鞋袜粘在一块，好象踩着块湿泥，非常的难过。本来不想再喝水，可是见了井不由的又过去灌了一气，不为解渴，似乎专为享受井水那点凉气，由口腔到胃中，忽然凉了一下，身上的毛孔猛的一收缩，打个冷战，非常舒服。喝完，他连连的打嗝，水要往上漾！

        走一会儿，坐一会儿，他始终懒得张罗买卖。一直到了正午，他还觉不出饿来。想去照例的吃点什么，看见食物就要恶心。胃里差不多装满了各样的水，有时候里面会轻轻的响，象骡马似的喝完水肚子里光光光的响动。

        拿冬与夏相比，祥子总以为冬天更可怕。他没想到过夏天这么难受。在城里过了不止一夏了，他不记得这么热过。是天气比往年热呢，还是自己的身体虚呢？这么一想，他忽然的不那么昏昏沉沉的了，心中仿佛凉了一下。自己的身体，是的，自己的身体不行了！他害了怕，可是没办法。他没法赶走虎妞，他将要变成二强子，变成那回遇见的那个高个子，变成小马儿的祖父。祥子完了！

        正在午后一点的时候，他又拉上个买卖。这是一天里最热的时候，又赶上这一夏里最热的一天，可是他决定去跑一趟。他不管太阳下是怎样的热了：假若拉完一趟而并不怎样呢，那就证明自己的身子并没坏；设若拉不下来这个买卖呢，那还有什么可说的，一个跟头栽死在那发着火的地上也好！

        刚走了几步，他觉到一点凉风，就象在极热的屋里由门缝进来一点凉气似的。他不敢相信自己；看看路旁的柳枝，的确是微微的动了两下。街上突然加多了人，铺户中的人争着往外跑，都攥着把蒲扇遮着头，四下里找：“有了凉风！有了凉风！凉风下来了！”大家几乎要跳起来嚷着。路旁的柳树忽然变成了天使似的，传达着上天的消息：“柳条儿动了！老天爷，多赏点凉风吧！”

        还是热，心里可镇定多了。凉风，即使是一点点，给了人们许多希望。几阵凉风过去，阳光不那么强了，一阵亮，一阵稍暗，仿佛有片飞沙在上面浮动似的。风忽然大起来，那半天没有动作的柳条象猛的得到什么可喜的事，飘洒的摇摆，枝条都象长出一截儿来。一阵风过去，天暗起来，灰尘全飞到半空。尘土落下一些，北面的天边见了墨似的乌云。祥子身上没了汗，向北边看了一眼，把车停住，上了雨布，他晓得夏天的雨是说来就来，不容工夫的。

        刚上好了雨布，又是一阵风，黑云滚似的已遮黑半边天。地上的热气与凉风搀合起来，夹杂着腥臊的干土，似凉又热；南边的半个天响晴白日，北边的半个天乌云如墨，仿佛有什么大难来临，一切都惊慌失措。车夫急着上雨布，铺户忙着收幌子，小贩们慌手忙脚的收拾摊子，行路的加紧往前奔。又一阵风。风过去，街上的幌子，小摊，与行人，仿佛都被风卷了走，全不见了，只剩下柳枝随着风狂舞。

        云还没铺满了天，地上已经很黑，极亮极热的晴午忽然变成黑夜了似的。风带着雨星，象在地上寻找什么似的，东一头西一头的乱撞。北边远处一个红闪，象把黑云掀开一块，露出一大片血似的。风小了，可是利飕有劲，使人颤抖。一阵这样的风过去，一切都不知怎好似的，连柳树都惊疑不定的等着点什么。又一个闪，正在头上，白亮亮的雨点紧跟着落下来，极硬的砸起许多尘土，土里微带着雨气。大雨点砸在祥子的背上几个，他哆嗦了两下。

        雨点停了，黑云铺匀了满天。又一阵风，比以前的更厉害，柳枝横着飞，尘土往四下里走，雨道往下落；风，土，雨，混在一处，联成一片，横着竖着都灰茫茫冷飕飕，一切的东西都被裹在里面，辨不清哪是树，哪是地，哪是云，四面八方全乱，全响，全迷糊。风过去了，只剩下直的雨道，扯天扯地的垂落，看不清一条条的，只是那么一片，一阵，地上射起了无数的箭头，房屋上落下万千条瀑布。几分钟，天地已分不开，空中的河往下落，地上的河横流，成了一个灰暗昏黄，有时又白亮亮的，一个水世界。

        祥子的衣服早已湿透，全身没有一点干松地方；隔着草帽，他的头发已经全湿。地上的水过了脚面，已经很难迈步；上面的雨直砸着他的头与背，横扫着他的脸，裹着他的裆。他不能抬头，不能睁眼，不能呼吸，不能迈步。他象要立定在水中，不知道哪是路，不晓得前后左右都有什么，只觉得透骨凉的水往身上各处浇。他什么也不知道了，只心中茫茫的有点热气，耳旁有一片雨声。他要把车放下，但是不知放在哪里好。想跑，水裹住他的腿。他就那么半死半活的，低着头一步一步的往前曳。坐车的仿佛死在了车上，一声不出的任着车夫在水里挣命。

        雨小了些，祥子微微直了直脊背，吐出一口气：“先生，避避再走吧！”

        “快走！你把我扔在这儿算怎回事？”坐车的跺着脚喊。

        祥子真想硬把车放下，去找个地方避一避。可是，看看身上，已经全往下流水，他知道一站住就会哆嗦成一团。他咬上了牙，郯着水不管高低深浅的跑起来。刚跑出不远，天黑了一阵，紧跟着一亮，雨又迷住他的眼。

        拉到了，坐车的连一个铜板也没多给。祥子没说什么，他已顾不过命来。

        雨住一会儿，又下一阵儿，比以前小了许多。祥子一气跑回了家。抱着火，烤了一阵，他哆嗦得象风雨中的树叶。虎妞给他冲了碗姜糖水，他傻子似的抱着碗一气喝完。喝完，他钻了被窝，什么也不知道了，似睡非睡的，耳中刷刷的一片雨声。

        到四点多钟，黑云开始显出疲乏来，绵软无力的打着不甚红的闪。一会儿，西边的云裂开，黑的云峰镶上金黄的边，一些白气在云下奔走；闪都到南边去，曳着几声不甚响亮的雷。又待了一会儿，西边的云缝露出来阳光，把带着雨水的树叶照成一片金绿。东边天上挂着一双七色的虹，两头插在黑云里，桥背顶着一块青天。虹不久消散了，天上已没有一块黑云，洗过了的蓝空与洗过了的一切，象由黑暗里刚生出一个新的，清凉的，美丽的世界。连大杂院里的水坑上也来了几个各色的蜻蜓。

        可是，除了孩子们赤着脚追逐那些蜻蜓，杂院里的人们并顾不得欣赏这雨后的晴天。小福子屋的后檐墙塌了一块，姐儿三个忙着把炕席揭起来，堵住窟窿。院墙塌了好几处，大家没工夫去管，只顾了收拾自己的屋里：有的台阶太矮，水已灌到屋中，大家七手八脚的拿着簸箕破碗往外淘水。有的倒了山墙，设法去填堵。有的屋顶漏得象个喷壶，把东西全淋湿，忙着往出搬运，放在炉旁去烤，或搁在窗台上去晒。在正下雨的时候，大家躲在那随时可以塌倒而把他们活埋了的屋中，把命交给了老天；雨后，他们算计着，收拾着，那些损失；虽然大雨过去，一斤粮食也许落一半个铜子，可是他们的损失不是这个所能偿补的。他们花着房钱，可是永远没人*葱薏狗孔樱怀撬梦薹ㄔ僮∪耍*来一两个泥水匠，用些素泥碎砖稀松的堵砌上——预备着再塌。房钱交不上，全家便被撵出去，而且扣了东西。房子破，房子可以砸死人，没人管。他们那点钱，只能租这样的屋子；破，危险，都活该！

        最大的损失是被雨水激病。他们连孩子带大人都一天到晚在街上找生意，而夏天的暴雨随时能浇在他们的头上。他们都是卖力气挣钱，老是一身热汗，而北方的暴雨是那么急，那么凉，有时夹着核桃大的冰雹；冰凉的雨点，打在那开张着的汗毛眼上，至少教他们躺在炕上，发一两天烧。孩子病了，没钱买药；一场雨，催高了田中的老玉米与高粱，可是也能浇死不少城里的贫苦儿女。大人们病了，就更了不得；雨后，诗人们吟咏着荷珠与双虹；穷人家，大人病了，便全家挨了饿。一场雨，也许多添几个妓女或小贼，多有些人下到监狱去；大人病了，儿女们作贼作娼也比饿着强！雨下给富人，也下给穷人；下给义人，也下给不义的人。其实，雨并不公道，因为下落在一个没有公道的世界上。

        祥子病了。大杂院里的病人并不止于他一个。

    十九

        祥子昏昏沉沉的睡了两昼夜，虎妞着了慌。到娘娘庙，她求了个神方：一点香灰之外，还有两三味草药。给他灌下去，他的确睁开眼看了看，可是待了一会儿又睡着了，嘴里唧唧咕咕的不晓得说了些什么。虎妞这才想起去请大夫。扎了两针，服了剂药，他清醒过来，一睁眼便问：“还下雨吗？”

        第二剂药煎好，他不肯吃。既心疼钱，又恨自己这样的不济，居然会被一场雨给激病，他不肯喝那碗苦汁子。为证明他用不着吃药，他想马上穿起衣裳就下地。可是刚一坐起来，他的头象有块大石头赘着，脖子一软，眼前冒了金花，他又倒下了。什么也无须说了，他接过碗来，把药吞下去。

        他躺了十天。越躺着越起急，有时候他爬在枕头上，有泪无声的哭。他知道自己不能去挣钱，那么一切花费就都得由虎妞往外垫；多咱把她的钱垫完，多咱便全仗着他的一辆车子；凭虎妞的爱花爱吃，他供给不起，况且她还有了孕呢！越起不来越爱胡思乱想，越想越愁得慌，病也就越不容易好。刚顾过命来，他就问虎妞：“车呢？”

        “放心吧，赁给丁四拉着呢！”

        “啊！”他不放心他的车，唯恐被丁四，或任何人，给拉坏。可是自己既不能下地，当然得赁出去，还能闲着吗？他心里计算：自己拉，每天好歹一背拉①总有五六毛钱的进项。

        房钱，煤米柴炭，灯油茶水，还先别算添衣服，也就将够两个人用的，还得处分抠搜②，不能象虎妞那么满不在乎。现在，每天只进一毛多钱的车租，得干赔上四五毛，还不算吃药。

        假若病老不好，该怎办呢？是的，不怪二强子喝酒，不怪那些苦朋友们胡作非为，拉车这条路是死路！不管你怎样卖力气，要强，你可就别成家，别生病，别出一点岔儿。哼！他想起来，自己的头一辆车，自己攒下的那点钱，又招谁惹谁了？不因生病，也不是为成家，就那么无情无理的丢了！好也不行，歹也不行，这条路上只有死亡，而且说不定哪时就来到，自己一点也不晓得。想到这里，由忧愁改为颓废，*悖伤*的去，起不来就躺着，反正是那么回事！他什么也不想了，静静的躺着。不久他又忍不下去了，想马上起来，还得去苦奔；道路是死的，人心是活的，在入棺材以前总是不断的希望着。可是，他立不起来。只好无聊的，乞怜的，要向虎妞说几句话：

        “我说那辆车不吉祥，真不吉祥！”

        “养你的病吧！老说车，车迷！”

        他没再说什么。对了，自己是车迷！自从一拉车，便相信车是一切，敢情……病刚轻了些，他下了地。对着镜子看了看，他不认得镜中的人了：满脸胡子拉碴，太阳与腮都瘪进去，眼是两个深坑，那块疤上有好多皱纹！屋里非常的热闷，他不敢到院中去，一来是腿软得象没了骨头，二来是怕被人家看见他。不但在这个院里，就是东西城各车口上，谁不知道祥子是头顶头的①棒小伙子。祥子不能就是这个样的病鬼！他不肯出去。在屋里，又憋闷得慌。他恨不能一口吃壮起来，好出去拉车。可是，病是毁人的，它的来去全由着它自己。

        歇了有一个月，他不管病完全好了没有，就拉上车。把帽子戴得极低，为是教人认不出来他，好可以缓着劲儿跑。“祥子”与“快”是分不开的，他不能大模大样的慢慢蹭，教人家看不起。

        身子本来没好利落，又贪着多拉几号，好补上病中的亏空，拉了几天，病又回来了。这回添上了痢疾。他急得抽自己的嘴巴，没用，肚皮似乎已挨着了腰，还泻。好容易痢疾止住了，他的腿连蹲下再起来都费劲，不用说想去跑一阵了。

        他又歇了一个月！他晓得虎妞手中的钱大概快垫完了！到八月十五，他决定出车，这回要是再病了，他起了誓，他就去跳河！

        在他第一次病中，小福子时常过来看看。祥子的嘴一向干不过虎妞，而心中又是那么憋闷，所以有时候就和小福子说几句。这个，招翻了虎妞。祥子不在家，小福子是好朋友；祥子在家，小福子是，按照虎妞的想法，“来吊棒②！好不要脸！”她力逼着小福子还上欠着她的钱，“从此以后，不准再进来！”

        小福子失去了招待客人的地方，而自己的屋里又是那么破烂——炕席堵着后檐墙，她无可如何，只得到“转运公司”①去报名。可是，“转运公司”并不需要她这样的货。人家是介绍“女学生”与“大家闺秀”的，门路高，用钱大，不要她这样的平凡人物。她没了办法。想去下窑子，既然没有本钱，不能混自家的买卖，当然得押给班儿里。但是，这样办就完全失去自由，谁照应着两个弟弟呢？死是最简单容易的事，活着已经是在地狱里。她不怕死，可也不想死，因为她要作些比死更勇敢更伟大的事。她要看着两个弟弟都能挣上钱，再死也就放心了。自己早晚是一死，但须死一个而救活了俩！想来想去，她只有一条路可走：贱卖。肯进她那间小屋的当然不肯出大价钱，好吧，谁来也好吧，给个钱就行。这样，倒省了衣裳与脂粉；来找她的并不敢希望她打扮得怎么够格局，他们是按钱数取乐的；她年纪很轻，已经是个便宜了。

        虎妞的身子已不大方便，连上街买趟东西都怕有些失闪，而祥子一走就是一天，小福子又不肯过来，她寂寞得象个被拴在屋里的狗。越寂寞越恨，她以为小福子的减价出售是故意的气她。她才不能吃这个瘪子②：坐在外间屋，敞开门，她等着。有人往小福子屋走，她便扯着嗓子说闲话，教他们难堪，也教小福子吃不住。小福子的客人少了，她高了兴。小福子晓得这么下去，全院的人慢慢就会都响应虎妞，而把自己撵出去。她只是害怕，不敢生气，落到她这步天地的人晓得把事实放在气和泪的前边。她带着小弟弟过来，给虎妞下了一跪。

        什么也没说，可是神色也带出来：这一跪要还不行的话，她自己不怕死，谁可也别想活着！

        最伟大的牺牲是忍辱，最伟大的忍辱是预备反抗。

        虎妞倒没了主意。怎想怎不是味儿，可是带着那么个大肚子，她不敢去打架。武的既拿不出来，只好给自己个台阶：她是逗着小福子玩呢，谁想弄假成真，小福子的心眼太死。这样解释开，她们又成了好友，她照旧给小福子维持一切。

        自从中秋出车，祥子处处加了谨慎，两场病教他明白了自己并不是铁打的。多挣钱的雄心并没完全忘掉，可是屡次的打击使他认清楚了个人的力量是多么微弱；好汉到时候非咬牙不可，但咬上牙也会吐了血！痢疾虽然已好，他的肚子可时时的还疼一阵。有时候腿脚正好蹓开了，想试着步儿加点速度，肚子里绳绞似的一拧，他缓了步，甚至于忽然收住脚，低着头，缩着肚子，强忍一会儿。独自拉着座儿还好办，赶上拉帮儿车的时候，他猛孤仃的收住步，使大家莫名其妙，而他自己非常的难堪。自己才二十多岁，已经这么闹笑话，赶到三四十岁的时候，应当怎样呢？这么一想，他轰的一下冒了汗！

        为自己的身体，他很愿再去拉包车。到底是一工儿活有个缓气的时候；跑的时候要快，可是休息的工夫也长，总比拉散座儿轻闲。他可也准知道，虎妞绝对不会放手他，成了家便没了自由，而虎妞又是特别的厉害。他认了背运。半年来的，由秋而冬，他就那么一半对付，一半挣扎，不敢大意，也不敢偷懒，心中憋憋闷闷的，低着头苦奔。低着头，他不敢再象原先那么楞葱似的，什么也不在乎了。至于挣钱，他还是比一般的车夫多挣着些。除非他的肚子正绞着疼，他总不肯空放走一个买卖，该拉就拉，他始终没染上恶习。什么故意的绷大价，什么中途倒车，什么死等好座儿，他都没学会。这样，他多受了累，可是天天准进钱。他不取巧，所以也就没有危险。

        可是，钱进得太少，并不能剩下。左手进来，右手出去，一天一个干净。他连攒钱都想也不敢想了。他知道怎样省着，虎妞可会花呢。虎妞的“月子”①是转过年二月初的。自从一入冬，她的怀已显了形，而且爱故意的往外腆着，好显出自己的重要。看着自己的肚子，她简直连炕也懒得下。作菜作饭全托付给了小福子，自然那些剩汤腊水的就得教小福子拿去给弟弟们吃。这个，就费了许多。饭菜而外，她还得吃零食，肚子越显形，她就觉得越须多吃好东西；不能亏着嘴。她不但随时的买零七八碎的，而且嘱咐祥子每天给她带回点儿来。

        祥子挣多少，她花多少，她的要求随着他的钱涨落。祥子不能说什么。他病着的时候，花了她的钱，那么一还一报，他当然也得给她花。祥子稍微紧一紧手，她马上会生病，“怀孕就是害九个多月的病，你懂得什么？”她说的也是真话。到过新年的时候，她的主意就更多了。她自己动不了窝，便派小福子一趟八趟的去买东西。她恨自己出不去，又疼爱自己而不肯出去，不出去又憋闷的慌，所以只好多买些东西来看着还舒服些。她口口声声不是为她自己买而是心疼祥子：“你苦奔了一年，还不吃一口哪？自从病后，你就没十分足壮起来；到年底下还不吃，等饿得象个瘪臭虫哪？”祥子不便辩驳，也不会辩驳；及至把东西作好，她一吃便是两三大碗。吃完，又没有运动，她撑得慌，抱着肚子一定说是犯了胎气！

        过了年，她无论如何也不准祥子在晚间出去，她不定哪时就生养，她害怕。这时候，她才想起自己的实在岁数来，虽然还不肯明说，可是再也不对他讲，“我只比你大‘一点’了”。她这么闹哄，祥子迷了头。生命的延续不过是生儿养女，祥子心里不由的有点喜欢，即使一点也不需要一个小孩，可是那个将来到自己身上，最简单而最玄妙的“爸”字，使铁心的人也得要闭上眼想一想，无论怎么想，这个字总是动心的。祥子，笨手笨脚的，想不到自己有什么好处和可自傲的地方；一想到这个奇妙的字，他忽然觉出自己的尊贵，仿佛没有什么也没关系，只要有了小孩，生命便不会是个空的。同时，他想对虎妞尽自己所能的去供给，去伺候，她现在已不是“一”个人；即使她很讨厌，可是在这件事上她有一百成的功劳。不过，无论她有多么大的功劳，她的闹腾劲儿可也真没法受。她一会儿一个主意，见神见鬼的乱哄，而祥子必须出去挣钱，需要休息，即使钱可以乱花，他总得安安顿顿的睡一夜，好到明天再去苦曳。她不准他晚上出去，也不准他好好的睡觉，他一点主意也没有，成天际晕晕忽忽的，不知怎样才好。有时候欣喜，有时候着急，有时候烦闷，有时候为欣喜而又要惭愧，有时候为着急而又要自慰，有时候为烦闷而又要欣喜，感情在他心中绕着圆圈，把个最简单的人闹得不知道了东西南北。有一回，他竟自把座儿拉过了地方，忘了人家雇到哪里！

        灯节左右，虎妞决定教祥子去请收生婆，她已支持不住。收生婆来到，告诉她还不到时候，并且说了些要临盆时的征象。她忍了两天，就又闹腾起来。把收生婆又请了来，还是不到时候。她哭着喊着要去寻死，不能再受这个折磨。祥子一点办法没有，为表明自己尽心，只好依了她的要求，暂不去拉车。

        一直闹到月底，连祥子也看出来，这是真到了时候，她已经不象人样了。收生婆又来到，给祥子一点暗示，恐怕要难产。虎妞的岁数，这又是头胎，平日缺乏运动，而胎又很大，因为孕期里贪吃油腻；这几项合起来，打算顺顺当当的生产是希望不到的。况且一向没经过医生检查过，胎的部位并没有矫正过；收生婆没有这份手术，可是会说：就怕是横生逆产呀！

        在这杂院里，小孩的生与母亲的死已被大家习惯的并为一谈。可是虎妞比别人都更多着些危险，别个妇人都是一直到临盆那一天还操作活动，而且吃得不足，胎不会很大，所以倒能容易产生。她们的危险是在产后的失调，而虎妞却与她们正相反。她的优越正是她的祸患。

        祥子，小福子，收生婆，连着守了她三天三夜。她把一切的神佛都喊到了，并且许下多少誓愿，都没有用。最后，她嗓子已哑，只低唤着“妈哟！妈哟！”收生婆没办法，大家都没办法，还是她自己出的主意，教祥子到德胜门外去请陈二奶奶——顶着一位虾蟆大仙。陈二奶奶非五块钱不来，虎妞拿出最后的七八块钱来：“好祥子，快快去吧！花钱不要紧！等我好了，我乖乖的跟你过日子！快去吧！”

        陈二奶奶带着“童儿”——四十来岁的一位黄脸大汉——快到掌灯的时候才来到。她有五十来岁，穿着蓝绸子袄，头上戴着红石榴花，和全份的镀金首饰。眼睛直勾勾的，进门先净了手，而后上了香；她自己先磕了头，然后坐在香案后面，呆呆的看着香苗。忽然连身子都一摇动，打了个极大的冷战，垂下头，闭上眼，半天没动静。屋中连落个针都可以听到，虎妞也咬上牙不敢出声。慢慢的，陈二奶奶抬起头来，点着头看了看大家：“童儿”扯了扯祥子，教他赶紧磕头。祥子不知道自己信神不信，只觉得磕头总不会出错儿。迷迷忽忽的，他不晓得磕了几个头。立起来，他看着那对直勾勾的“神”眼，和那烧透了的红亮香苗，闻着香烟的味道，心中渺茫的希望着这个阵式里会有些好处，呆呆的，他手心上出着凉汗。

        虾蟆大仙说话老声老气的，而且有些结巴：“不，不，不要紧！画道催，催，催生符！”

        “童儿”急忙递过黄绵纸，大仙在香苗上抓了几抓，而后沾着吐沫在纸上画。

        画完符，她又结结巴巴的说了几句：大概的意思是虎妞前世里欠这孩子的债，所以得受些折磨。祥子晕头打脑的没甚听明白，可是有些害怕。

        陈二奶奶打了个长大的哈欠，闭目楞了会儿，仿佛是大梦初醒的样子睁开了眼。“童儿”赶紧报告大仙的言语。她似乎很喜欢：“今天大仙高兴，爱说话！”然后她指导着祥子怎样教虎妞喝下那道神符，并且给她一丸药，和神符一同服下去。

        陈二奶奶热心的等着看看神符的效验，所以祥子得给她预备点饭。祥子把这个托付给小福子去办。小福子给买来热芝麻酱烧饼和酱肘子；陈二奶奶还嫌没有盅酒吃。

        虎妞服下去神符，陈二奶奶与“童儿”吃过了东西，虎妞还是翻滚的闹。直闹了一点多钟，她的眼珠已慢慢往上翻。陈二奶奶还有主意，不慌不忙的教祥子跪一股高香。祥子对陈二奶奶的信心已经剩不多了。但是既花了五块钱，爽性就把她的方法都试验试验吧；既不肯打她一顿，那么就依着她的主意办好了，万一有些灵验呢！

        直挺挺的跪在高香前面，他不晓得求的是什么神，可是他心中想要虔诚。看着香火的跳动，他假装在火苗上看见了一些什么形影，心中便祷告着。香越烧越矮，火苗当中露出些黑道来，他把头低下去，手扶在地上，迷迷胡胡的有些发困，他已两三天没得好好的睡了。脖子忽然一软，他唬了一跳，再看，香已烧得剩了不多。他没管到了该立起来的时候没有，拄着地就慢慢立起来，腿已有些发木。

        陈二奶奶和“童儿”已经偷偷的溜了。

        祥子没顾得恨她，而急忙过去看虎妞，他知道事情到了极不好办的时候。虎妞只剩了大口的咽气，已经不会出声。收生婆告诉他，想法子到医院去吧，她的方法已经用尽。

        祥子心中仿佛忽然的裂了，张着大嘴哭起来。小福子也落着泪，可是处在帮忙的地位，她到底心里还清楚一点。“祥哥！先别哭！我去上医院问问吧？”

        没管祥子听见了没有，她抹着泪跑出去。

        她去了有一点钟。跑回来，她已喘得说不上来话。扶着桌子，她干嗽了半天才说出来：医生来一趟是十块钱，只是看看，并不管接生。接生是二十块。要是难产的话，得到医院去，那就得几十块了。“祥哥！你看怎办呢？！”祥子没办法，只好等着该死的就死吧！

        愚蠢与残忍是这里的一些现象；所以愚蠢，所以残忍，却另有原因。

        虎妞在夜里十二点，带着个死孩子，断了气。

    二十

        祥子的车卖了！

        钱就和流水似的，他的手已拦不住；死人总得抬出去，连开张殃榜也得花钱。

        祥子象傻了一般，看着大家忙乱，他只管往外掏钱。他的眼红得可怕，眼角堆着一团黄白的眵目糊；耳朵发聋，楞楞磕磕的随着大家乱转，可不知道自己作的是什么。

        跟着虎妞的棺材往城外走，他这才清楚了一些，可是心里还顾不得思索任何事情。没有人送殡，除了祥子，就是小福子的两个弟弟，一人手中拿着薄薄的一打儿纸钱，沿路撒给那拦路鬼。

        楞楞磕磕的，祥子看着杠夫把棺材埋好，他没有哭。他的脑中象烧着一把烈火，把泪已烧干，想哭也哭不出。呆呆的看着，他几乎不知那是干什么呢。直到“头儿”过来交待，他才想起回家。

        屋里已被小福子给收拾好。回来，他一头倒在炕上，已经累得不能再动。眼睛干巴巴的闭不上，他呆呆的看着那有些雨漏痕迹的顶棚。既不能睡去，他坐了起来。看了屋中一眼，他不敢再看。心中不知怎样好。他出去买了包“黄狮子”烟来。坐在炕沿上，点着了一支烟；并不爱吸。呆呆的看着烟头上那点蓝烟，忽然泪一串串的流下来，不但想起虎妞，也想起一切。到城里来了几年，这是他努力的结果，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他连哭都哭不出声来！车，车，车是自己的饭碗。买，丢了；再买，卖出去；三起三落，象个鬼影，永远抓不牢，而空受那些辛苦与委屈。没了，什么都没了，连个老婆也没了！虎妞虽然厉害，但是没了她怎能成个家呢？看着屋中的东西，都是她的，她本人可是埋在了城外！越想越恨，泪被怒火截住，他狠狠的吸那支烟，越不爱吸越偏要吸。把烟吸完，手捧着头，口中与心中都发辣，要狂喊一阵，把心中的血都喷出来才痛快。

        不知道什么工夫，小福子进来了，立在外间屋的菜案前，呆呆的看着他。

        他猛一抬头，看见了她，泪极快的又流下来。此时，就是他看见只狗，他也会流泪；满心的委屈，遇见个活的东西才想发泄；他想跟她说说，想得到一些同情。可是，话太多，他的嘴反倒张不开了。

        “祥哥！”她往前凑了凑，“我把东西都收拾好了。”

        他点了点头，顾不及谢谢她；悲哀中的礼貌是虚伪。“你打算怎办呢？”

        “啊？”他好象没听明白，但紧跟着他明白过来，摇了摇头——他顾不得想办法。

        她又往前走了两步，脸上忽然红起来，露出几个白牙，可是话没能说出。她的生活使她不能不忘掉羞耻，可是遇到正经事，她还是个有真心的女人：女子的心在羞耻上运用着一大半。“我想……”她只说出这么点来。她心中的话很多；脸一红，它们全忽然的跑散，再也想不起来。

        人间的真话本来不多，一个女子的脸红胜过一大片话；连祥子也明白了她的意思。在他的眼里，她是个最美的女子，美在骨头里，就是她满身都长了疮，把皮肉都烂掉，在他心中她依然很美。她美，她年轻，她要强，她勤俭。假若祥子想再娶，她是个理想的人。他并不想马上就续娶，他顾不得想任何的事。可是她既然愿意，而且是因为生活的压迫不能不马上提出来，他似乎没有法子拒绝。她本人是那么好，而且帮了他这么多的忙，他只能点头，他真想过去抱住她，痛痛快快的哭一场，把委屈都哭净，而后与她努力同心的再往下苦奔。在她身上，他看见了一个男人从女子所能得的与所应得的安慰。他的口不大爱说话，见了她，他愿意随便的说；有她听着，他的话才不至于白说；她的一点头，或一笑，都是最美满的回答，使他觉得真是成了“家”。

        正在这个时候，小福子的二弟弟进来了：“姐姐！爸爸来了！”

        她皱了皱眉。她刚推开门，二强子已走到院中。“你上祥子屋里干什么去了？”二强子的眼睛瞪圆，两脚拌着蒜，东一晃西一晃的扑过来：“你卖还卖不够，还得白教祥子玩？你个不要脸的东西！”

        祥子，听到自己的名字，赶了出来，立在小福子的身后。“我说祥子，”二强子歪歪拧拧的想挺起胸脯，可是连立也立不稳：“我说祥子，你还算人吗？你占谁的便宜也罢，单占她的便宜？什么玩艺！”

        祥子不肯欺负个醉鬼，可是心中的积郁使他没法管束住自己的怒气。他赶上一步去。四只红眼睛对了光，好象要在空气中激触，发出火花。祥子一把扯住二强子的肩，就象提拉着个孩子似的，掷出老远。

        良心的谴责，借着点酒，变成狂暴：二强子的醉本来多少有些假装。经这一摔，他醒过来一半。他想反攻，可是明知不是祥子的对手。就这么老老实实的出去，又十分的不是味儿。他坐在地上，不肯往起立，又不便老这么坐着。心中十分的乱，嘴里只好随便的说了：“我管教儿女，与你什么相干？揍我？你姥姥！你也得配！”

        祥子不愿还口，只静静的等着他反攻。

        小福子含着泪，不知怎样好。劝父亲是没用的，看着祥子打他也于心不安。她将全身都摸索到了，凑出十几个铜子儿来，交给了弟弟。弟弟平日绝不敢挨近爸爸的身，今天看爸爸是被揍在地上，胆子大了些。“给你，走吧！”

        二强子棱棱着眼把钱接过去，一边往起立，一边叨唠：“放着你们这群丫头养的！招翻了太爷，妈的弄刀全宰了你们！”快走到街门了，他喊了声“祥子！搁着这个碴儿①，咱们外头见！”

        二强子走后，祥子和小福子一同进到屋中。

        “我没法子！”她自言自语的说了这么句，这一句总结了她一切的困难，并且含着无限的希望——假如祥子愿意娶她，她便有了办法。

        祥子，经过这一场，在她的身上看出许多黑影来。他还喜欢她，可是负不起养着她两个弟弟和一个醉爸爸的责任！他不敢想虎妞一死，他便有了自由；虎妞也有虎妞的好处，至少是在经济上帮了他许多。他不敢想小福子要是死吃他一口，可是她这一家人都不会挣饭吃也千真万确。爱与不爱，穷人得在金钱上决定，“情种”只生在大富之家。

        他开始收拾东西。

        “你要搬走吧？”小福子连嘴唇全白了。

        “搬走！”他狠了心，在没有公道的世界里，穷人仗着狠心维持个人的自由，那很小很小的一点自由。

        看了他一眼，她低着头走出去。她不恨，也不恼，只是绝望。

        虎妞的首饰与好一点的衣服，都带到棺材里去。剩下的只是一些破旧的衣裳，几件木器，和些盆碗锅勺什么的。祥子由那些衣服中拣出几件较好的来，放在一边；其余的连衣报带器具全卖。他叫来个“打鼓儿的”①，一口价卖了十几块钱。他急于搬走，急于打发了这些东西，所以没心思去多找几个人来慢慢的绷着价儿②。“打鼓儿的”把东西收拾了走，屋中只剩下他的一份铺盖和那几件挑出来的衣服，在没有席的炕上放着。屋中全空，他觉得痛快了些，仿佛摆脱开了许多缠绕，而他从此可以远走高飞了似的。可是，不大一会儿，他又想起那些东西。桌子已被搬走，桌腿儿可还留下一些痕迹——一堆堆的细土，贴着墙根形成几个小四方块。看着这些印迹，他想起东西，想起人，梦似的都不见了。不管东西好坏，不管人好坏，没了它们，心便没有地方安放。他坐在了炕沿上，又掏出支“黄狮子”来。

        随着烟卷，他带出一张破毛票儿来。有意无意的他把钱全掏了出来；这两天了，他始终没顾到算一算账。掏出一堆来，洋钱，毛票，铜子票，铜子，什么也有。堆儿不小，数了数，还不到二十块。凑上卖东西的十几块，他的财产全部只是三十多块钱。

        把钱放在炕砖上，他瞪着它们，不知是哭好，还是笑好。屋里没有人，没有东西，只剩下他自己与这一堆破旧霉污的钱。这是干什么呢？

        长叹了一声，无可如何的把钱揣在怀里，然后他把铺盖和那几件衣服抱起来，去找小福子。

        “这几件衣裳，你留着穿吧！把铺盖存在这一会儿，我先去找好车厂子，再来取。”不敢看小福子，他低着头一气说完这些。

        她什么也没说，只答应了两声。

        祥子找好车厂，回来取铺盖，看见她的眼已哭肿。他不会说什么，可是设尽方法想出这么两句：“等着吧！等我混好了，我来！一定来！”

        她点了点头，没说什么。

        祥子只休息了一天，便照旧去拉车。他不象先前那样火着心拉买卖了，可也不故意的偷懒，就那么淡而不厌的一天天的混。这样混过了一个来月，他心中觉得很平静。他的脸臌满起来一些，可是不象原先那么红扑扑的了；脸色发黄，不显着足壮，也并不透出瘦弱。眼睛很明，可没有什么表情，老是那么亮亮的似乎挺有精神，又似乎什么也没看见。他的神气很象风暴后的树，静静的立在阳光里，一点不敢再动。原先他就不喜欢说话，现在更不爱开口了。天已很暖，柳枝上已挂满嫩叶，他有时候向阳放着车，低着头自言自语的嘴微动着，有时候仰面承受着阳光，打个小盹；除了必须开口，他简直的不大和人家过话。

        烟卷可是已吸上了瘾。一坐在车上，他的大手便向胸垫下面摸去。点着了支烟，他极缓慢的吸吐，眼随着烟圈儿向上看，呆呆的看着，然后点点头，仿佛看出点意思来似的。

        拉起车来，他还比一般的车夫跑得麻利，可是他不再拚命的跑。在拐弯抹角和上下坡儿的时候，他特别的小心。几乎是过度的小心。有人要跟他赛车，不论是怎样的逗弄激发，他低着头一声也不出，依旧不快不慢的跑着。他似乎看透了拉车是怎回事，不再想从这里得到任何的光荣与称赞。

        在厂子里，他可是交了朋友；虽然不大爱说话，但是不出声的雁也喜欢群飞。再不交朋友，他的寂寞恐怕就不是他所能忍受的了。他的烟卷盒儿，只要一掏出来，便绕着圈儿递给大家。有时候人家看他的盒里只剩下一支，不好意思伸手，他才简截的说：“再买！”赶上大家赌钱，他不象从前那样躲在一边，也过来看看，并且有时候押上一注，输赢都不在乎的，似乎只为向大家表示他很合群，很明白大家奔忙了几天之后应当快乐一下。他们喝酒，他也陪着；不多喝，可是自己出钱买些酒菜让大家吃。以前他所看不上眼的事，现在他都觉得有些意思——自己的路既走不通，便没法不承认别人作得对。朋友之中若有了红白事，原先他不懂得行人情，现在他也出上四十铜子的份子，或随个“公议儿”①。不但是出了钱，他还亲自去吊祭或庆贺，因为他明白了这些事并非是只为糟蹋钱，而是有些必须尽到的人情。在这里人们是真哭或真笑，并不是瞎起哄。

        那三十多块钱，他可不敢动。弄了块白布，他自己笨手八脚的拿个大针把钱缝在里面，永远放在贴着肉的地方。不想花，也不想再买车，只是带在身旁，作为一种预备——谁知道将来有什么灾患呢！病，意外的祸害，都能随时的来到自己身上，总得有个预备。人并不是铁打的，他明白过来。

        快到立秋，他又拉上了包月。这回，比以前所混过的宅门里的事都轻闲；要不是这样，他就不会应下这个事来。他现在懂得选择事情了，有合适的包月才干；不然，拉散座也无所不可，不象原先那样火着心往宅门里去了。他晓得了自己的身体是应该保重的，一个车夫而想拚命——象他原先那样——只有丧了命而得不到任何好处。经验使人知道怎样应当油滑一些，因为命只有一条啊！

        这回他上工的地方是在雍和宫附近。主人姓夏，五十多岁，知书明礼；家里有太太和十二个儿女。最近娶了个姨太太，不敢让家中知道，所以特意的挑个僻静地方另组织了个小家庭。在雍和宫附近的这个小家庭，只有夏先生和新娶的姨太太；此外还有一个女仆，一个车夫——就是祥子。祥子很喜欢这个事。先说院子吧，院中一共才有六间房，夏先生住三间，厨房占一间，其余的两间作为下房。院子很小，靠着南墙根有棵半大的小枣树，树尖上挂着十几个半红的枣儿。祥子扫院子的时候，几乎两三笤帚就由这头扫到那头，非常的省事。没有花草可浇灌，他很想整理一下那棵枣树，可是他晓得枣树是多么任性，歪歪拧拧的不受调理，所以也就不便动手。

        别的工作也不多。夏先生早晨到衙门去办公，下午五点才回来，祥子只须一送一接；回到家，夏先生就不再出去，好象避难似的。夏太太倒常出去，可是总在四点左右就回来，好让祥子去接夏先生——接回他来，祥子一天的工作就算交待了。再说，夏太太所去的地方不过是东安市场与中山公园什么的，拉到之后，还有很大的休息时间。这点事儿，祥子闹着玩似的就都作了。

        夏先生的手很紧，一个小钱也不肯轻易撒手；出来进去，他目不旁视，仿佛街上没有人，也没有东西。太太可手松，三天两头的出去买东西；若是吃的，不好吃便给了仆人；若是用品，等到要再去买新的时候，便先把旧的给了仆人，好跟夏先生交涉要钱。夏先生一生的使命似乎就是鞠躬尽瘁的把所有的精力与金钱全敬献给姨太太；此外，他没有任何生活与享受。他的钱必须借着姨太太的手才会出去，他自己不会花，更说不到给人——据说，他的原配夫人与十二个儿女住在保定，有时候连着四五个月得不到他的一个小钱。

        祥子讨厌这位夏先生：成天际弯弯着腰，缩缩着脖，贼似的出入，眼看着脚尖，永远不出声，不花钱，不笑，连坐在车上都象个瘦猴；可是偶尔说一两句话，他会说得极不得人心，仿佛谁都是混账，只有他自己是知书明礼的君子人。祥子不喜欢这样的人。可是他把“事”看成了“事”，只要月间进钱，管别的干什么呢？！况且太太还很开通，吃的用的都常得到一些；算了吧，直当是拉着个不通人情的猴子吧。对于那个太太，祥子只把她当作个会给点零钱的女人，并不十分喜爱她。她比小福子美多了，而且香粉香水的沤着，绫罗绸缎的包着，更不是小福子所能比上的。不过，她虽然长得美，打扮得漂亮，可是他不知为何一看见她便想起虎妞来；她的身上老有些地方象虎妞，不是那些衣服，也不是她的模样，而是一点什么态度或神味，祥子找不到适当的字来形容。只觉得她与虎妞是，用他所能想出的字，一道货。她很年轻，至多也就是二十二三岁，可是她的气派很老到，绝不象个新出嫁的女子，正象虎妞那样永远没有过少女的腼腆与温柔。她烫着头，穿着高跟鞋，衣服裁得正好能帮忙她扭得有棱有角的。连祥子也看得出，她虽然打扮得这样入时，可是她没有一般的太太们所有的气度。但是她又不象是由妓女出身。祥子摸不清她是怎回事。他只觉得她有些可怕，象虎妞那样可怕。不过，虎妞没有她这么年轻，没有她这么美好；所以祥子就更怕她，仿佛她身上带着他所尝受过的一切女性的厉害与毒恶。他简直不敢正眼看她。

        在这儿过了些日子，他越发的怕她了。拉着夏先生出去，祥子没见过他花什么钱；可是，夏先生也有时候去买东西——到大药房去买药。祥子不晓得他买的是什么药；不过，每逢买了药来，他们夫妇就似乎特别的喜欢，连大气不出的夏先生也显着特别的精神。精神了两三天，夏先生又不大出气了，而且腰弯得更深了些，很象由街上买来的活鱼，乍放在水中欢炽一会儿，不久便又老实了。一看到夏先生坐在车上象个死鬼似的，祥子便知道又到了上药房的时候。他不喜欢夏先生，可是每逢到药房去，他不由的替这个老瘦猴难过。赶到夏先生拿着药包回到家中，祥子便想起虎妞，心中说不清的怎么难受。他不愿意怀恨着死鬼，可是看看自己，看看夏先生，他没法不怨恨她了；无论怎说，他的身体是不象从前那么结实了，虎妞应负着大部分的责任。

        他很想辞工不干了。可是，为这点不靠边的事而辞工，又仿佛不象话；吸着“黄狮子”，他自言自语的说，“管别人的闲事干吗？！”

    二十一

        菊花下市的时候，夏太太因为买了四盆花，而被女仆杨妈摔了一盆，就和杨妈吵闹起来。杨妈来自乡间，根本以为花草算不了什么重要的东西；不过，既是打了人家的物件，不管怎么不重要，总是自己粗心大意，所以就一声没敢出。及至夏太太闹上没完，村的野的一劲儿叫骂，杨妈的火儿再也按不住，可就还了口。乡下人急了，不会拿着尺寸说话，她抖着底儿把最粗野的骂出来。夏太太跳着脚儿骂了一阵，教杨妈马上卷铺盖滚蛋。

        祥子始终没过来劝解，他的嘴不会劝架，更不会劝解两个妇人的架。及至他听到杨妈骂夏太太是暗门子，千人骑万人摸的臭×，他知道杨妈的事必定吹了。同时也看出来，杨妈要是吹了，他自己也得跟着吹；夏太太大概不会留着个知道她的历史的仆人。杨妈走后，他等着被辞；算计着，大概新女仆来到就是他该卷铺盖的时候了。他可是没为这个发愁，经验使他冷静的上工辞工，犯不着用什么感情。

        可是，杨妈走后，夏太太对祥子反倒非常的客气。没了女仆，她得自己去下厨房做饭。

        她给祥子钱，教他出去买菜。买回来，她嘱咐他把什么该剥了皮，把什么该洗一洗。他剥皮洗菜，她就切肉煮饭，一边作事，一边找着话跟他说。她穿着件粉红的卫生衣，下面衬着条青裤子，脚上趿拉着双白缎子绣花的拖鞋。祥子低着头笨手笨脚的工作，不敢看她，可是又想看她，她的香水味儿时时强烈的流入他的鼻中，似乎是告诉他非看看她不可，象香花那样引逗蜂蝶。

        祥子晓得妇女的厉害，也晓得妇女的好处；一个虎妞已足使任何人怕女子，又舍不得女子。何况，夏太太又远非虎妞所能比得上的呢。祥子不由的看了她两眼，假若她和虎妞一样的可怕，她可是有比虎妞强着许多倍使人爱慕的地方。

        这要搁在二年前，祥子决不敢看她这么两眼。现在，他不大管这个了：一来是经过妇女引诱过的，没法再管束自己。二来是他已经渐渐入了“车夫”的辙：一般车夫所认为对的，他现在也看着对；自己的努力与克己既然失败，大家的行为一定是有道理的，他非作个“车夫”不可，不管自己愿意不愿意；与众不同是行不开的。那么，拾个便宜是一般的苦人认为正当的，祥子干吗见便宜不检着呢？他看了这个娘们两眼，是的，她只是个娘们！假如她愿意呢，祥子没法拒绝。他不敢相信她就能这么下贱，可是万一呢？她不动，祥子当然不动；她要是先露出点意思，他没主意。她已经露出点意思来了吧？要不然，干吗散了杨妈而不马上去雇人，单教祥子帮忙做饭呢？干吗下厨房还擦那么多香水呢？祥子不敢决定什么，不敢希望什么，可是心里又微微的要决定点什么，要有点什么希望。他好象是作着个不实在的好梦，知道是梦，又愿意继续往下作。生命有种热力逼着他承认自己没出息，而在这没出息的事里藏着最大的快乐——也许是最大的苦恼，谁管它！

        一点希冀，鼓起些勇气；一些勇气激起很大的热力；他心中烧起火来。这里没有一点下贱，他与她都不下贱，欲火是平等的！

        一点恐惧，唤醒了理智；一点理智浇灭了心火；他几乎想马上逃走。这里只有苦恼，上这条路的必闹出笑话！

        忽然希冀，忽然惧怕，他心中象发了疟疾。这比遇上虎妞的时候更加难过；那时候，他什么也不知道，象个初次出来的小蜂落在蛛网上；现在，他知道应当怎样的小心，也知道怎样的大胆，他莫明其妙的要往下淌，又清清楚楚的怕掉下去！

        他不轻看这位姨太太，这位暗娼，这位美人，她是一切，又什么也不是。假若他也有些可以自解的地方，他想，倒是那个老瘦猴似的夏先生可恶，应当得些恶报。有他那样的丈夫，她作什么也没过错。有他那样的主人，他——祥子——作什么也没关系。他胆子大起来。

        可是，她并没理会他看了她没有。作得了饭，她独自在厨房里吃；吃完，她喊了声祥子：“你吃吧。吃完可得把家伙刷出来。下半天你接先生去的时候，就手儿买来晚上的菜，省得再出去了。明天是星期，先生在家，我出去找老妈子去。你有熟人没有，给荐一个？老妈子真难找！好吧，先吃去吧，别凉了！”

        她说得非常的大方，自然。那件粉红的卫生衣忽然——在祥子眼中——仿佛素净了许多。他反倒有些失望，由失望而感到惭愧，自己看明白自己已不是要强的人，不仅是不要强的人，而且是坏人！胡胡涂涂的扒搂了两碗饭，他觉得非常的无聊。洗了家伙，到自己屋中坐下，一气不知道吸了多少根“黄狮子”！

        到下午去接夏先生的时候，他不知为什么非常的恨这个老瘦猴。他真想拉得欢欢的，一撒手，把这老家伙摔个半死。他这才明白过来，先前在一个宅门里拉车，老爷的三姨太太和大少爷不甚清楚，经老爷发觉了以后，大少爷怎么几乎把老爷给毒死；他先前以为大少爷太年轻不懂事，现在他才明白过来那个老爷怎么该死。可是，他并不想杀人，他只觉得夏先生讨厌，可恶，而没有法子惩治他。他故意的上下颠动车把，摇这个老猴子几下。老猴子并没说什么，祥子反倒有点不得劲儿。他永远没作过这样的事，偶尔有理由的作出来也不能原谅自己。后悔使他对一切都冷淡了些，干吗故意找不自在呢？无论怎说，自己是个车夫，给人家好好作事就结了，想别的有什么用？

        他心中平静了，把这场无结果的事忘掉；偶尔又想起来，他反觉有点可笑。

        第二天，夏太太出去找女仆。出去一会儿就带回来个试工的。祥子死了心，可是心中怎想怎不是味儿。

        星期一午饭后，夏太太把试工的老妈子打发了，嫌她太不干净。然后，她叫祥子去买一斤栗子来。

        买了斤熟栗子回来，祥子在屋门外叫了声。

        “拿进来吧，”她在屋中说。

        祥子进去，她正对着镜子擦粉呢，还穿着那件粉红的卫生衣，可是换了一条淡绿的下衣。由镜子中看到祥子进来，她很快的转过身来，向他一笑。祥子忽然在这个笑容中看见了虎妞，一个年轻而美艳的虎妞。他木在了那里。他的胆气，希望，恐惧，小心，都没有了，只剩下可以大可以小的一口热气，撑着他的全体。这口气使他进就进，退便退，他已没有主张。

        次日晚上，他拉着自己的铺盖，回到厂子去。

        平日最怕最可耻的一件事，现在他打着哈哈似的泄露给大家——他撒不出尿来了！

        大家争着告诉他去买什么药，或去找哪个医生。谁也不觉得这可耻，都同情的给他出主意，并且红着点脸而得意的述说自己这种的经验。好几位年轻的曾经用钱买来过这种病，好几位中年的曾经白拾过这个症候，好几位拉过包月的都有一些分量不同而性质一样的经验，好几位拉过包月的没有亲自经验过这个，而另有些关于主人们的故事，颇值得述说。祥子这点病使他们都打开了心，和他说些知己的话。他自己忘掉羞耻，可也不以这为荣，就那么心平气和的忍受着这点病，和受了点凉或中了些暑并没有多大分别。到疼痛的时候，他稍微有点后悔；舒服一会儿，又想起那点甜美。无论怎样呢，他不着急；生活的经验教他看轻了生命，着急有什么用呢。

        这么点药，那么个偏方，揍出他十几块钱去；病并没有除了根。马马虎虎的，他以为是好了便停止住吃药。赶到阴天或换节气的时候，他的骨节儿犯疼，再临时服些药，或硬挺过去，全不拿它当作一回事。命既苦到底儿，身体算什么呢？把这个想开了，连个苍蝇还会在粪坑上取乐呢，何况这么大的一个活人。

        病过去之后，他几乎变成另一个人。身量还是那么高，可是那股正气没有了，肩头故意的往前松着些，搭拉着嘴，唇间叼着支烟卷。有时候也把半截烟放在耳朵上夹着，不为那个地方方便，而专为耍个飘儿①。他还是不大爱说话，可是要张口的时候也勉强的要点俏皮，即使说得不圆满利落，好歹是那么股子劲儿。心里松懈，身态与神气便吊儿啷当。

        不过，比起一般的车夫来，他还不能算是很坏。当他独自坐定的时候，想起以前的自己，他还想要强，不甘心就这么溜下去。虽然要强并没有用处，可是毁掉自己也不见得高明。在这种时候，他又想起买车。自己的三十多块钱，为治病已花去十多块，花得冤枉！但是有二十来块打底儿，他到底比别人的完全扎空枪更有希望。这么一想，他很想把未吸完的半盒“黄狮子”扔掉，从此烟酒不动，咬上牙攒钱。由攒钱想到买车，由买车便想到小福子。他觉得有点对不起她，自从由大杂院出来，始终没去看看她，而自己不但没往好了混，反倒弄了一身脏病！

        及至见了朋友们，他照旧吸着烟，有机会也喝点酒，把小福子忘得一干二净。和朋友们在一块，他并不挑着头儿去干什么，不过别人要作点什么，他不能不陪着。一天的辛苦与一肚子的委屈，只有和他们说说玩玩，才能暂时忘掉。眼前的舒服驱逐走了高尚的志愿，他愿意快乐一会儿，而后混天地黑的睡个大觉；谁不喜欢这样呢，生活既是那么无聊，痛苦，无望！生活的毒疮只能借着烟酒妇人的毒药麻木一会儿，以毒攻毒，毒气有朝一日必会归了心，谁不知道这个呢，可又谁能有更好的主意代替这个呢？！

        越不肯努力便越自怜。以前他什么也不怕，现在他会找安闲自在：刮风下雨，他都不出车；身上有点酸痛，也一歇就是两三天。自怜便自私，他那点钱不肯借给别人一块，专为留着风天雨天自己垫着用。烟酒可以让人，钱不能借出去，自己比一切人都娇贵可怜。越闲越懒，无事可作又闷得慌，所以时时需要些娱乐，或吃口好东西。及至想到不该这样浪费光阴与金钱，他的心里永远有句现成的话，由多少经验给他铸成的一句话：“当初咱倒要强过呢，有一钉点好处没有？”这句后没人能够驳倒，没人能把它解释开；那么，谁能拦着祥子不往低处去呢？！

        懒，能使人脾气大。祥子现在知道怎样对人瞪眼。对车座儿，对巡警，对任何人，他决定不再老老实实的敷衍。当他勤苦卖力的时候，他没得到过公道。现在，他知道自己的汗是怎样的宝贵，能少出一滴便少出一滴；有人要占他的便宜，休想。随便的把车放下，他懒得再动，不管那是该放车的地方不是。巡警过来干涉，他动嘴不动身子，能延宕一会儿便多停一会儿。赶到看见非把车挪开不可了，他的嘴更不能闲着，他会骂。巡警要是不肯挨骂，那么，打一场也没什么，好在祥子知道自己的力气大，先把巡警揍了，再去坐狱也不吃亏。在打架的时候，他又觉出自己的力气与本事，把力气都砸在别人的肉上，他见了光明，太阳好象特别的亮起来。攒着自己的力气好预备打架，他以前连想也没想到过，现在居然成为事实了，而且是件可以使他心中痛快一会儿的事；想起来，多么好笑呢！

        不要说是个赤手空拳的巡警，就是那满街横行的汽车，他也不怕。汽车迎头来了，卷起地上所有的灰土，祥子不躲，不论汽车的喇叭怎样的响，不管坐车的怎样着急。汽车也没了法，只好放慢了速度。它慢了，祥子也躲开了，少吃许多尘土。汽车要是由后边来，他也用这一招。他算清楚了，反正汽车不敢伤人，那么为什么老早的躲开，好教它把尘土都带起来呢？巡警是专为给汽车开道的，唯恐它跑得不快与带起来的尘土不多，祥子不是巡警，就不许汽车横行。在巡警眼中，祥子是头等的“刺儿头”，可是他们也不敢惹“刺儿头”。苦人的懒是努力而落了空的自然结果，苦人的耍刺儿含着一些公理。

        对于车座儿，他绝对不客气。讲到哪里拉到哪里，一步也不多走。讲到胡同口“上”，而教他拉到胡同口“里”，没那个事！座儿瞪眼，祥子的眼瞪得更大。他晓得那些穿洋服的先生们是多么怕脏了衣裳，也知道穿洋服的先生们——多数的——是多么强横而吝啬。好，他早预备好了；说翻了，过去就是一把，抓住他们五六十块钱一身的洋服的袖子，至少给他们印个大黑手印！赠给他们这么个手印儿，还得照样的给钱，他们晓得那只大手有多么大的力气，那一把已将他们的小细胳臂攥得生疼。

        他跑得还不慢，可是不能白白的特别加快。座儿一催，他的大脚便蹭了地：“快呀，加多少钱？”没有客气，他卖的是血汗。他不再希望随他们的善心多赏几个了，一分钱一分货，得先讲清楚了再拿出力气来。

        对于车，他不再那么爱惜了。买车的心既已冷淡，对别人家的车就漠不关心。车只是辆车，拉着它呢，可以挣出嚼谷与车份便算完结了一切；不拉着它呢，便不用交车份，那么只要手里有够吃一天的钱，就无须往外拉它。人与车的关系不过如此。自然，他还不肯故意的损伤了人家的车，可是也不便分外用心的给保护着。有时候无心中的被别个车夫给碰伤了一块，他决不急里蹦跳的和人家吵闹，而极冷静的拉回厂子去，该赔五毛的，他拿出两毛来，完事。厂主不答应呢，那好办，最后的解决总出不去起打；假如厂主愿意打呢，祥子陪着！

        经验是生活的肥料，有什么样的经验便变成什么样的人，在沙漠里养不出牡丹来。祥子完全入了辙，他不比别的车夫好，也不比他们坏，就是那么个车夫样的车夫。这么着，他自己觉得倒比以前舒服，别人也看他顺眼；老鸦是一边黑的，他不希望独自成为白毛儿的。

        冬天又来到，从沙漠吹来的黄风一夜的工夫能冻死许多人。听着风声，祥子把头往被子里埋，不敢再起来。直到风停止住那狼嗥鬼叫的响声，他才无可如何的起来，打不定主意是出去好呢，还是歇一天。他懒得去拿那冰凉的车把，怕那噎得使人恶心的风。狂风怕日落，直到四点多钟，风才完全静止，昏黄的天上透出些夕照的微红。他强打精神，把车拉出来。

        揣着手，用胸部顶着车把的头，无精打采的慢慢的晃，嘴中叼着半根烟卷。一会儿，天便黑了，他想快拉上俩买卖，好早些收车。懒得去点灯，直到沿路的巡警催了他四五次，才把它们点上。

        在鼓楼前，他在灯下抢着个座儿，往东城拉。连大棉袍也没脱，就那么稀里胡芦的小跑着。他知道这不象样儿，可是，不象样就不象样吧；象样儿谁又多给几个子儿呢？这不是拉车，是混；头上见了汗，他还不肯脱长衣裳，能凑合就凑合。进了小胡同，一条狗大概看穿长衣拉车的不甚顺眼，跟着他咬。他停住了车，倒攥着布”谧樱彰淖纷*狗打。一直把狗赶没了影，他还又等了会儿，看它敢回来不敢。狗没敢回来，祥子痛快了些：“妈妈的！当我怕你呢！”“你这算哪道拉车的呀？听我问你！”车上的人没有好气儿的问。

        祥子的心一动，这个语声听着耳熟。胡同里很黑，车灯虽亮，可是光都在下边，他看不清车上的是谁。车上的人戴着大风帽，连嘴带鼻子都围在大围脖之内，只露着两个眼。祥子正在猜想。车上的人又说了话：“你不是祥子吗？”
        祥子明白了，车上的是刘四爷！他轰的一下，全身热辣辣的，不知怎样才好。
        “我的女儿呢？”
        “死了！”祥子呆呆的在那里立着，不晓得是自己，还是另一个人说了这两个字。
        “什么？死了？”
        “死了！”
        “落在他妈的你手里，还有个不死？！”
        祥子忽然找到了自己：“你下来！下来！你太老了，禁不住我揍；下来！”
        刘四爷的手颤着走下来。“埋在了哪儿？我问你！”“管不着！”祥子拉起车来就走。
        他走出老远，回头看了看，老头子——一个大黑影似的——还在那儿站着呢。

    二十二

        祥子忘了是往哪里走呢。他昂着头，双手紧紧握住车把，眼放着光，迈着大步往前走；只顾得走，不管方向与目的地。他心中痛快，身上轻松，仿佛把自从娶了虎妞之后所有的倒霉一股拢总都喷在刘四爷身上。忘了冷，忘了张罗买卖，他只想往前走，仿佛走到什么地方他必能找回原来的自己，那个无牵无挂，纯洁，要强，处处努力的祥子。想起胡同中立着的那块黑影，那个老人，似乎什么也不必再说了，战胜了刘四便是战胜了一切。虽然没打这个老家伙一拳，没踹他一脚，可是老头子失去唯一的亲人，而祥子反倒逍遥自在；谁说这不是报应呢！老头子气不死，也得离死差不远！刘老头子有一切，祥子什么也没有；而今，祥子还可以高高兴兴的拉车，而老头子连女儿的坟也找不到！好吧，随你老头子有成堆的洋钱，与天大的脾气，你治不服这个一天现混两个饱的穷光蛋！

        越想他越高兴，他真想高声的唱几句什么，教世人都听到这凯歌——祥子又活了，祥子胜利了！晚间的冷气削着他的脸，他不觉得冷，反倒痛快。街灯发着寒光，祥子心中觉得舒畅的发热，处处是光，照亮了自己的将来。半天没吸烟了，不想再吸，从此烟酒不动，祥子要重打鼓另开张，照旧去努力自强，今天战胜了刘四，永远战胜刘四；刘四的诅咒适足以教祥子更成功，更有希望。一口恶气吐出，祥子从此永远吸着新鲜的空气。看看自己的手脚，祥子不还是很年轻么？祥子将要永远年轻，教虎妞死，刘四死，而祥子活着，快活的，要强的，活着——恶人都会遭报，都会死，那抢他车的大兵，不给仆人饭吃的杨太太，欺骗他压迫他的虎妞，轻看他的刘四，诈他钱的孙侦探，愚弄他的陈二奶奶，诱惑他的夏太太……都会死，只有忠诚的祥子活着，永远活着！“可是，祥子你得从此好好的干哪！”他嘱咐着自己。“干吗不好好的干呢？我有志气，有力量，年纪轻！”他替自己答辩：“心中一痛快，谁能拦得住祥子成家立业呢？把前些日子的事搁在谁身上，谁能高兴，谁能不往下溜？那全过去了，明天你们会看见一个新的祥子，比以前的还要好，好的多！”

        嘴里咕哝着，脚底下便更加了劲，好象是为自己的话作见证——不是瞎说，我确是有个身子骨儿。虽然闹过病，犯过见不起人的症候，有什么关系呢。心一变，马上身子也强起来，不成问题！出了一身的汗，口中觉得渴，想喝口水，他这才觉出已到了后门。顾不得到茶馆去，他把车放在城门西的“停车处”，叫过提着大瓦壶，拿着黄砂碗的卖茶的小孩来，喝了两碗刷锅水似的茶；非常的难喝，可是他告诉自己，以后就得老喝这个，不能再都把钱花在好茶好饭上。这么决定好，爽性再吃点东西——不好往下咽的东西——就作为勤苦耐劳的新生活的开始。他买了十个煎包儿，里边全是白菜帮子，外边又“皮”①又牙碜②。不管怎样难吃，也都把它们吞下去。吃完，用手背抹了抹嘴。上哪儿去呢？

        可以投奔的，可依靠的，人，在他心中，只有两个。打算努力自强，他得去找这两个——小福子与曹先生。曹先生是“圣人”，必能原谅他，帮助他，给他出个好主意。顺着曹先生的主意去作事，而后再有小福子的帮助；他打外，她打内，必能成功，必能成功，这是无可疑的！

        谁知道曹先生回来没有呢？不要紧，明天到北长街去打听；那里打听不着，他会上左宅去问，只要找着曹先生，什么便都好办了。好吧，今天先去拉一晚上，明天去找曹先生；找到了他，再去看小福子，告诉她这个好消息：祥子并没混好，可是决定往好里混，咱们一同齐心努力的往前奔吧！

        这样计划好，他的眼亮得象个老鹰的眼，发着光向四外扫射，看见个座儿，他飞也似跑过去，还没讲好价钱便脱了大棉袄。跑起来，腿确是不似先前了，可是一股热气支撑着全身，他拚了命！祥子到底是祥子，祥子拚命跑，还是没有别人的份儿。见一辆，他开一辆，好象发了狂。汗痛快的往外流。跑完一趟，他觉得身上轻了许多，腿又有了那种弹力，还想再跑，象名马没有跑足，立定之后还踢腾着蹄儿那样。他一直跑到夜里一点才收车。回到厂中，除了车份，他还落下九毛多钱。

        一觉，他睡到了天亮；翻了个身，再睁开眼，太阳已上来老高。疲乏后的安息是最甜美的享受，起来伸了个懒腰，骨节都轻脆的响，胃中象完全空了，极想吃点什么。吃了点东西，他笑着告诉厂主：“歇一天，有事。”心中计算好：歇一天，把事情都办好，明天开始新的生活。

        一直的他奔了北长街去，试试看，万一曹先生已经回来了呢。一边走，一边心里祷告着：曹先生可千万回来了，别教我扑个空！头一样儿不顺当，样样儿就都不顺当！祥子改了，难道老天爷还不保佑么？

        到了曹宅门外，他的手哆嗦着去按铃。等着人来开门，他的心要跳出来。对这个熟识的门，他并没顾得想过去的一切，只希望门一开，看见个熟识的脸。他等着，他怀疑院里也许没有人，要不然为什么这样的安静呢，安静得几乎可怕。忽然门里有点响动，他反倒吓了一跳。门开了，门的响声里夹着一声最可宝贵，最亲热可爱的“哟！”高妈！“祥子？可真少见哪！你怎么瘦了？”高妈可是胖了一些。“先生在家？”祥子顾不得说别的。

        “在家呢。你可倒好，就知道有先生，仿佛咱们就谁也不认识谁！连个好儿也不问！你真成，永远是‘客（怯）木匠——一锯（句）’！进来吧！你混得倒好哇？”她一边往里走，一边问。

        “哼！不好！”祥子笑了笑。

        “那什么，先生，”高妈在书房外面叫，“祥子来了！”

        曹先生正在屋里赶着阳光移动水仙呢：“进来！”“唉，你进去吧，回头咱们再说话儿；我去告诉太太一声；我们全时常念道你！傻人有个傻人缘，你倒别瞧！”高妈叨唠着走进去。

        祥子进了书房：“先生，我来了！”想要问句好，没说出来。

        “啊，祥子！”曹先生在书房里立着，穿着短衣，脸上怪善净的微笑。“坐下！那——”他想了会儿：“我们早就回来了，听老程说，你在——对，人和厂。高妈还去找了你一趟，没找到。坐下！你怎样？事情好不好？”

        祥子的泪要落下来。他不会和别人谈心，因为他的话都是血作的，窝在心的深处。镇静了半天，他想要把那片血变成的简单的字，流泻出来。一切都在记忆中，一想便全想起来，他得慢慢的把它们排列好，整理好。他是要说出一部活的历史，虽然不晓得其中的意义，可是那一串委屈是真切的，清楚的。

        曹先生看出他正在思索，轻轻的坐下，等着他说。

        祥子低着头楞了好大半天，忽然抬头看看曹先生，仿佛若是找不到个人听他说，就不说也好似的。

        “说吧！”曹先生点了点头。

        祥子开始说过去的事，从怎么由乡间到城里说起。本来不想说这些没用的事，可是不说这些，心中不能痛快，事情也显着不齐全。他的记忆是血汗与苦痛砌成的，不能随便说着玩，一说起来也不愿掐头去尾。每一滴汗，每一滴血，都是由生命中流出去的，所以每一件事都有值得说的价值。

        进城来，他怎样作苦工，然后怎样改行去拉车。怎样攒钱买上车，怎样丢了……一直说到他现在的情形。连他自己也觉着奇怪，为什么他能说得这么长，而且说得这么畅快。事情，一件挨着一件，全想由心中跳出来。事情自己似乎会找到相当的字眼，一句挨着一句，每一句都是实在的，可爱的，可悲的。他的心不能禁止那些事往外走，他的话也就没法停住。没有一点迟疑，混乱，他好象要一口气把整个的心都拿出来。越说越痛快，忘了自己，因为自己已包在那些话中，每句话中都有他，那要强的，委屈的，辛苦的，堕落的，他。说完，他头上见了汗，心中空了，空得舒服，象晕倒过去而出了凉汗那么空虚舒服。

        “现在教我给你出主意？”曹先生问。

        祥子点了点头；话已说完，他似乎不愿再张口了。“还得拉车？”

        祥子又点了点头。他不会干别的。

        “既是还得去拉车，”曹先生慢慢的说，“那就出不去两条路。一条呢是凑钱买上车，一条呢是暂且赁车拉着，是不是？你手中既没有积蓄，借钱买车，得出利息，还不是一样？

        莫如就先赁车拉着。还是拉包月好，事情整重，吃住又都靠盘儿。我看你就还上我这儿来好啦；我的车卖给了左先生，你要来的话，得赁一辆来；好不好？“

        “那敢情好！”祥子立了起来。“先生不记着那回事了？”“哪回事？”

        “那回，先生和太太都跑到左宅去！”

        “呕！”曹先生笑起来。“谁记得那个！那回，我有点太慌。和太太到上海住了几个月，其实满可以不必，左先生早给说好了，那个阮明现在也作了官，对我还不错。那，大概你不知道这点儿；算了吧，我一点也没记着它。还说咱们的吧：你刚才说的那个小福子，她怎么办呢？”

        “我没主意！”

        “我给你想想看：你要是娶了她，在外面租间房，还是不上算；房租，煤灯炭火都是钱，不够。她跟着你去作工，哪能又那么凑巧，你拉车，她作女仆，不易找到！这倒不好办！”曹先生摇了摇头。“你可别多心，她到底可靠不可靠呢？”祥子的脸红起来，哽吃了半天才说出来：“她没法子才作那个事，我敢下脑袋，她很好！她……”他心中乱开了：许多不同的感情凝成了一团，又忽然要裂开，都要往外跑；他没了话。

        “要是这么着呀，”曹先生迟疑不决的说，“除非我这儿可以将就你们。你一个人占一间房，你们俩也占一间房；住的地方可以不发生问题。不知道她会洗洗作作的不会，假若她能作些事呢，就让她帮助高妈；太太不久就要生小孩，高妈一个人也太忙点。她呢，白吃我的饭，我可就也不给她工钱，你看怎样？”

        “那敢情好！”祥子天真的笑了。

        “不过，这我可不能完全作主，得跟太太商议商议！”

        “没错！太太要不放心，我把她带来，教太太看看！”“那也好，”曹先生也笑了，没想到祥子还能有这么个心眼。“这么着吧，我先和太太提一声，改天你把她带来；太太点了头，咱们就算成功！”

        “那么先生，我走吧？”祥子急于去找小福子，报告这个连希望都没敢希望过的好消息。

        祥子出了曹宅，大概有十一点左右吧，正是冬季一天里最可爱的时候。这一天特别的晴美，蓝天上没有一点云，日光从干凉的空气中射下，使人感到一些爽快的暖气。鸡鸣犬吠，和小贩们的吆喝声，都能传达到很远，隔着街能听到些响亮清脆的声儿，象从天上落下的鹤唳。洋车都打开了布棚，车上的铜活闪着黄光。便道上骆驼缓慢稳当的走着，街心中汽车电车疾驰，地上来往着人马，天上飞着白鸽，整个的老城处处动中有静，乱得痛快，静得痛快，一片声音，万种生活，都覆在晴爽的蓝天下面，到处静静的立着树木。

        祥子的心要跳出来，一直飞到空中去，与白鸽们一同去盘旋！什么都有了：事情，工钱，小福子，在几句话里美满的解决了一切，想也没想到呀！看这个天，多么晴爽干燥，正象北方人那样爽直痛快。人遇到喜事，连天气也好了，他似乎没见过这样可爱的冬晴。为更实际的表示自己的快乐，他买了个冻结实了的柿子，一口下去，满嘴都是冰凌！扎牙根的凉，从口中慢慢凉到胸部，使他全身一颤。几口把它吃完，舌头有些麻木，心中舒服。他扯开大步，去找小福子。心中已看见了那个杂院，那间小屋，与他心爱的人；只差着一对翅膀把他一下送到那里。只要见了她，以前的一切可以一笔勾销，从此另辟一个天地。此刻的急切又超过了去见曹先生的时候，曹先生与他的关系是朋友，主仆，彼此以好换好。她不仅是朋友，她将把她的一生交给他，两个地狱中的人将要抹去泪珠而含着笑携手前进。曹先生的话能感动他，小福子不用说话就能感动他。他对曹先生说了真实的话，他将要对小福子说些更知心的话，跟谁也不能说的话都可以对她说。她，现在，就是他的命，没有她便什么也算不了一回事。他不能仅为自己的吃喝努力，他必须把她从那间小屋救拔出来，而后与他一同住在一间干净暖和的屋里，象一对小鸟似的那么快活，体面，亲热！她可以不管二强子，也可以不管两个弟弟，她必须来帮助祥子。二强子本来可以自己挣饭吃，那两个弟弟也可以对付着去俩人拉一辆车，或作些别的事了；祥子，没她可不行。他的身体，精神，事情，没有一处不需要她的。她也正需要他这么个男人。

        越想他越急切，越高兴；天下的女人多了，没有一个象小福子这么好，这么合适的！他已娶过，偷过；已接触过美的和丑的，年老的和年轻的；但是她们都不能挂在他的心上，她们只是妇女，不是伴侣。不错，她不是他心目中所有的那个一清二白的姑娘，可是正因为这个，她才更可怜，更能帮助他。那傻子似的乡下姑娘也许非常的清白，可是绝不会有小福子的本事与心路。况且，他自己呢？心中也有许多黑点呀！那么，他与她正好是一对儿，谁也不高，谁也不低，象一对都有破纹，而都能盛水的罐子，正好摆在一处。

        无论怎想，这是件最合适的事。想过这些，他开始想些实际的：先和曹先生支一月的工钱，给她买件棉袍，齐理齐理鞋脚，然后再带她去见曹太太。穿上新的，素净的长棉袍，头上脚下都干干净净的，就凭她的模样，年岁，气派，一定能拿得出手去，一定能讨曹太太的喜欢。没错儿！

        走到了地方，他满身是汗。见了那个破大门，好象见了多年未曾回来过的老家：破门，破墙，门楼上的几棵干黄的草，都非常可爱。他进了大门，一直奔了小福子的屋子去。顾不得敲门，顾不得叫一声，他一把拉开了门。一拉开门，他本能的退了回来。炕上坐着个中年的妇人，因屋中没有火，她围着条极破的被子。祥子楞在门外，屋里出了声：“怎么啦！报丧哪？怎么不言语一声楞往人家屋里走啊？！你找谁？”

        祥子不想说话。他身上的汗全忽然落下去，手扶着那扇破门，他又不敢把希望全都扔弃了：“我找小福子！”“不知道！赶明儿你找人的时候，先问一声再拉门！什么小福子大福子的！”

        坐在大门口，他楞了好大半天，心中空了，忘了他是干什么呢。慢慢的他想起一点来，这一点只有小福子那么大小，小福子在他心中走过来，又走过去，象走马灯上的纸人，老那么来回的走，没有一点作用，他似乎忘了他与她的关系。慢慢的，小福子的形影缩小了些，他的心多了一些活动。这才知道了难过。

        在不准知道事情的吉凶的时候，人总先往好里想。祥子猜想着，也许小福子搬了家，并没有什么更大的变动。自己不好，为什么不常来看看她呢？惭愧令人动作，好补补自己的过错。最好是先去打听吧。他又进了大院，找住个老邻居探问了一下。没得到什么正确的消息。还不敢失望，连饭也不顾得吃，他想去找二强子；找到那两个弟弟也行。这三个男人总在街面上，不至于难找。

        见人就问，车口上，茶馆中，杂院里，尽着他的腿的力量走了一天，问了一天，没有消息。

        晚上，他回到车厂，身上已极疲乏，但是还不肯忘了这件事。一天的失望，他不敢再盼望什么了。苦人是容易死的，苦人死了是容易被忘掉的。莫非小福子已经不在了么？退一步想，即使她没死，二强子又把她卖掉，卖到极远的地方去，是可能的；这比死更坏！

        烟酒又成了他的朋友。不吸烟怎能思索呢？不喝醉怎能停止住思索呢？

    二十三

        祥子在街上丧胆游魂的走，遇见了小马儿的祖父。老头子已不拉车，身上的衣裳比以前更薄更破，扛着根柳木棍子，前头挂着个大瓦壶，后面悬着个破元宝筐子，筐子里有些烧饼油鬼和一大块砖头。他还认识祥子。

        说起话来，祥子才知道小马儿已死了半年多，老人把那辆破车卖掉，天天就弄壶茶和些烧饼果子在车口儿上卖。老人还是那么和气可爱，可是腰弯了许多，眼睛迎风流泪，老红着眼皮象刚哭完似的。

        祥子喝了他一碗茶，把心中的委屈也对他略略说了几句。“你想独自混好？”老人评断着祥子的话：“谁不是那么想呢？可是谁又混好了呢？当初，我的身子骨儿好，心眼好，一直混到如今了，我落到现在的样儿！身子好？铁打的人也逃不出去咱们这个天罗地网。心眼好？有什么用呢！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并没有这么八宗事！我当年轻的时候，真叫作热心肠儿，拿别人的事当自己的作。有用没有？没有！我还救过人命呢，跳河的，上吊的，我都救过，有报应没有？没有！告诉你，我不定哪天就冻死，我算是明白了，干苦活儿的打算独自一个人混好，比登天还难。一个人能有什么蹦儿①？看见过蚂蚱吧？独自一个儿也蹦得怪远的，可是教个小孩子逮住，用线儿拴上，连飞也飞不起来。赶到成了群，打成阵，哼，一阵就把整顷的庄稼吃净，谁也没法儿治它们！你说是不是？我的心眼倒好呢，连个小孙子都守不住。他病了，我没钱给他买好药，眼看着他死在我的怀里！甭说了，什么也甭说了！——茶来！谁喝碗热的？”

        祥子真明白了：刘四，杨太太，孙侦探——并不能因为他的咒骂就得了恶报；他自己，也不能因为要强就得了好处。自己，专仗着自己，真象老人所说的，就是被小孩子用线拴上的蚂蚱，有翅膀又怎样呢？

        他根本不想上曹宅去了。一上曹宅，他就得要强，要强有什么用呢？就这么大咧咧的瞎混吧：没饭吃呢，就把车拉出去；够吃一天的呢，就歇一天，明天再说明天的。这不但是个办法，而且是唯一的办法。攒钱，买车，都给别人预备着来抢，何苦呢？何不得乐且乐呢？

        再说，设若找到了小福子，他也还应当去努力，不为自己，还不为她吗？既然找不到她，正象这老人死了孙子，为谁混呢？他把小福子的事也告诉了老人，他把老人当作了真的朋友。

        “谁喝碗热的？”老人先吆喝了声，而后替祥子来想：“大概据我这 去两条道儿：不是教二强子卖给人家当小啊，就是押在了白房子。哼，多半是下了白房子！怎么说呢？小福子既是，象你刚才告诉我的，嫁过人，就不容易再有人要；人家买姨太太的要整货。那么，大概有八成，她是下了白房子。我快六十岁了，见过的事多了去啦：拉车的壮实小伙子要是有个一两天不到街口上来，你去找吧，不是拉上包月，准在白房子爬着呢；咱们拉车人的姑娘媳妇要是忽然不见了，总有七八成也是上那儿去了。咱们卖汗，咱们的女人卖肉，我明白，我知道！你去上那里找找看吧，不盼着她真在那里，不过，——茶来！谁喝碗热的？！”祥子一气跑到西直门外。

        一出了关厢，马上觉出空旷，树木削瘦的立在路旁，枝上连只鸟也没有。灰色的树木，灰色的土地，灰色的房屋，都静静的立在灰黄色的天下；从这一片灰色望过去，看见那荒寒的西山。铁道北，一片树林，林外几间矮屋，祥子算计着，这大概就是白房子了。看看树林，没有一点动静；再往北看，可以望到万牲园外的一些水地，高低不平的只剩下几棵残蒲败苇。小屋子外没有一个人，没动静。远近都这么安静，他怀疑这是否那个出名的白房子了。他大着胆往屋子那边走，屋门上都挂着草帘子，新挂上的，都黄黄的有些光泽。他听人讲究过，这里的妇人，在夏天，都赤着背，在屋外坐着，招呼着行人。那来照顾她们的，还老远的要唱着窑调①，显出自己并不是外行。为什么现在这么安静呢？难道冬天此地都不作买卖了么？

        他正在这么猜疑，靠边的那一间的草帘子动了一下，露出个女人头来。祥子吓了一跳，那个人头，猛一看，非常象虎妞的。他心里说：“来找小福子，要是找到了虎妞，才真算见鬼！”

        “进来吧，傻乖乖！”那个人头说了话，语音可不象虎妞的；嗓子哑着，很象他常在天桥听见的那个卖野药的老头子，哑而显着急切。

        屋子里什么也没有，只有那个妇人和一铺小炕，炕上没有席，可是炕里烧着点火，臭气烘烘的非常的难闻。炕上放着条旧被子，被子边儿和炕上的砖一样，都油亮油亮的。妇人有四十来岁，蓬着头，还没洗脸。她下边穿着条夹裤，上面穿着件青布小棉袄，没系钮扣。祥子大低头才对付着走进去，一进门就被她搂住了。小棉袄本没扣着，胸前露出一对极长极大的奶来。

        祥子坐在了炕沿上，因为立着便不能伸直了脖子。他心中很喜欢遇上了她，常听人说，白房子有个“白面口袋”，这必定是她。“白面口袋”这个外号来自她那两个大奶。祥子开门见山的问她看见个小福子没有，她不晓得。祥子把小福子的模样形容了一番，她想起来了：“有，有这么个人！年纪不大，好露出几个白牙，对，我们都管她叫小嫩肉。”

        “她在哪屋里呢？”祥子的眼忽然睁得带着杀气。“她？早完了！”“白面口袋”向外一指，“吊死在树林里了！”

        “怎么？”

        “小嫩肉到这儿以后，人缘很好。她可是有点受不了，身子挺单薄。有一天，掌灯的时候，我还记得真真的，因为我同着两三个娘们正在门口坐着呢。唉，就是这么个时候，来了个逛的，一直奔了她屋里去；她不爱同我们坐在门口，刚一来的时候还为这个挨过打，后来她有了名，大伙儿也就让她独自个儿在屋里，好在来逛她的决不去找别人。待了有一顿饭的工夫吧，客人走了，一直就奔了那个树林去。我们什么也没看出来，也没人到屋里去看她。

        赶到老叉杆①跟她去收账的时候，才看见屋里躺着个男人，赤身露体，睡得才香呢。他原来是喝醉了。小嫩肉把客人的衣裳剥下来，自己穿上，逃了。她真有心眼。要不是天黑了，要命她也逃不出去。天黑，她又女扮男装，把大伙儿都给蒙了。马上老叉杆派人四处去找，哼，一进树林，她就在那儿挂着呢。摘下来，她已断了气，可是舌头并没吐出多少，脸上也不难看，到死的时候她还讨人喜欢呢！这么几个月了，树林里到晚上一点事儿也没有，她不出来唬吓人，多么仁义！……“祥子没等她说完，就晃晃悠悠的走出来。走到一块坟地，四四方方的种着些松树，树当中有十几个坟头。阳光本来很微弱，松林中就更暗淡。他坐在地上，地上有些干草与松花。什么声音也没有，只有树上的几个山喜鹊扯着长声悲叫。这绝不会是小福子的坟，他知道，可是他的泪一串一串的往下落。什么也没有了，连小福子也入了土！他是要强的，小福子是要强的，他只剩下些没有作用的泪，她已作了吊死鬼！一领席，埋在乱死岗子，这就是努力一世的下场头！

        回到车厂，他懊睡了两天。决不想上曹宅去了，连个信儿也不必送，曹先生救不了祥子的命。睡了两天，他把车拉出去，心中完全是块空白，不再想什么，不再希望什么，只为肚子才出来受罪，肚子饱了就去睡，还用想什么呢，还用希望什么呢？看着一条瘦得出了棱的狗在白薯挑子旁边等着吃点皮和须子，他明白了他自己就跟这条狗一样，一天的动作只为捡些白薯皮和须子吃。将就着活下去是一切，什么也无须乎想了。

        人把自己从野兽中提拔出，可是到现在人还把自己的同类驱逐到野兽*锶ァO樽踊*在那文化之城，可是变成了走兽。一点也不是他自己的过错。他停止住思想，所以就是杀了人，他也不负什么责任。他不再有希望，就那么迷迷忽忽的往下坠，坠入那无底的深坑。他吃，他喝，他嫖，他赌，他懒，他狡猾，因为他没了心，他的心被人家摘了去。他只剩下那个高大的肉架子，等着溃烂，预备着到乱死岗子去。

        冬天过去了，春天的阳光是自然给一切人的衣服，他把棉衣卷巴卷巴全卖了。他要吃口好的，喝口好的，不必存着冬衣，更根本不预备着再看见冬天；今天快活一天吧，明天就死！管什么冬天不冬天呢！不幸，到了冬天，自己还活着，那就再说吧。原先，他一思索，便想到一辈子的事；现在，他只顾眼前。经验告诉了他，明天只是今天的继续，明天承继着今天的委屈。卖了棉衣，他觉得非常的痛快，拿着现钱作什么不好呢，何必留着等那个一阵风便噎死人的冬天呢？

        慢慢的，不但是衣服，什么他也想卖，凡是暂时不用的东西都马上出手。他喜欢看自己的东西变成钱，被自己花了；自己花用了，就落不到别人手中，这最保险。把东西卖掉，到用的时候再去买；假若没钱买呢，就干脆不用。脸不洗，牙不刷，原来都没大关系，不但省钱，而且省事。体面给谁看呢？穿着破衣，而把烙饼卷酱肉吃在肚中，这是真的！肚子里有好东西，就是死了也有些油水，不至于象个饿死的老鼠。祥子，多么体面的祥子，变成个又瘦又脏的低等车夫。脸，身体，衣服，他都不洗，头发有时候一个多月不剃一回。他的车也不讲究了，什么新车旧车的，只要车份儿小就好。拉上买卖，稍微有点甜头，他就中途倒出去。坐车的不答应，他会瞪眼，打起架来，到警区去住两天才不算一回事！独自拉着车，他走得很慢，他心疼自己的汗。及至走上帮儿车，要是高兴的话，他还肯跑一气，专为把别人落在后边。在这种时候，他也很会掏坏，什么横切别的车，什么故意拐硬弯，什么别扭着后面的车，什么抽冷子搡前面的车一把，他都会。原先他以为拉车是拉着条人命，一不小心便有摔死人的危险。现在，他故意的要坏；摔死谁也没大关系，人都该死！他又恢复了他的静默寡言。一声不出的，他吃，他喝，他掏坏。言语是人类彼此交换意见与传达感情的，他没了意见，没了希望，说话干吗呢？除了讲价儿，他一天到晚老闭着口；口似乎专为吃饭喝茶与吸烟预备的。连喝醉了他都不出声，他会坐在僻静的地方去哭。几乎每次喝醉他必到小福子吊死的树林里去落泪；哭完，他就在白房子里住下。酒醒过来，钱净了手，身上中了病。

        他并不后悔；假若他也有后悔的时候，他是后悔当初他干吗那么要强，那么谨慎，那么老实。该后悔的全过去了，现在没有了可悔的事。

        现在，怎能占点便宜，他就怎办。多吸人家一支烟卷，买东西使出个假铜子去，喝豆汁多吃几块咸菜，拉车少卖点力气而多争一两个铜子，都使他觉到满意。他占了便宜，别人就吃了亏，对，这是一种报复！慢慢的再把这个扩大一点，他也学会跟朋友们借钱，借了还是不想还；逼急了他可以撒无赖。初一上来，大家一点也不怀疑他，都知道他是好体面讲信用的人，所以他一张嘴，就把钱借到。他利用着这点人格的残余到处去借，借着如白捡，借到手便顺手儿花去。人家要债，他会作出极可怜的样子去央求宽限；这样还不成，他会去再借二毛钱，而还上一毛五的债，剩下五分先喝了酒再说。一来二去，他连一个铜子也借不出了，他开始去骗钱花。凡是以前他所混过的宅门，他都去拜访，主人也好，仆人也好，见面他会编一套谎，骗几个钱；没有钱，他央求赏给点破衣服，衣服到手马上也变了钱，钱马上变了烟酒。他低着头思索，想坏主意，想好一个主意就能进比拉一天车还多的钱；省了力气，而且进钱，他觉得非常的上算。他甚至于去找曹宅的高妈。远远的等着高妈出来买东西，看见她出来，他几乎是一步便赶过去，极动人的叫她一声高大嫂。“哟！吓死我了！我当是谁呢？祥子啊！你怎这么样了？”高妈把眼都睁得圆了，象看见一个怪物。

        “甭提了！”祥子低下头去。

        “你不是跟先生都说好了吗？怎么一去不回头了？我还和老程打听你呢，他说没看见你，你到底上哪儿啦？先生和太太都直不放心！”

        “病了一大场，差点死了！你和先生说说，帮我一步，等我好利落了再来上工！”祥子把早已编好的话，简单的，动人的，说出。

        “先生没在家，你进来见见太太好不好？”

        “甭啦！我这个样儿！你给说说吧！”

        高妈给他拿出两块钱来：“太太给你的，嘱咐你快吃点药！”

        “是了！谢谢太太！”祥子接过钱来，心里盘算着上哪儿开发了它。高妈刚一转脸，他奔了天桥，足玩了一天。

        慢慢的把宅门都串净，他又串了个第二回，这次可就已经不很灵验了。他看出来，这条路子不能靠长，得另想主意，得想比拉车容易挣钱的主意。在先前，他唯一的指望便是拉车；现在，他讨厌拉车。自然他一时不能完全和车断绝关系，可是只要有法子能暂时对付三餐，他便不肯去摸车把。他的身子懒，而耳朵很尖，有个消息，他就跑到前面去。什么公民团咧，什么请愿团咧，凡是有人出钱的事，他全干。三毛也好，两毛也好，他乐意去打一天旗子，随着人群乱走。他觉得这无论怎样也比拉车强，挣钱不多，可是不用卖力气呢。打着面小旗，他低着头，嘴里叼着烟卷，似笑非笑的随着大家走，一声也不出。到非喊叫几声不可的时候，他会张开大嘴，而完全没声，他爱惜自己的嗓子。对什么事他也不想用力，因为以前卖过力气而并没有分毫的好处。在这种打旗呐喊的时候，设若遇见点什么危险，他头一个先跑开，而且跑得很快。他的命可以毁在自己手里，再也不为任何人牺牲什么。为个人努力的也知道怎样毁灭个人，这是个人主义的两端。

    二十四

        又到了朝顶进香的时节，天气暴热起来。

        卖纸扇的好象都由什么地方忽然一齐钻出来，跨着箱子，箱上的串铃哗啷哗啷的引人注意。道旁，青杏已论堆儿叫卖，樱桃照眼的发红，玫瑰枣儿盆上落着成群的金蜂，玻璃粉在大磁盆内放着层乳光，扒糕与凉粉的挑子收拾得非常的利落，摆着各样颜色的作料，人们也换上浅淡而花哨的单衣，街上突然增加了许多颜色，象多少道长虹散落在人间。清道夫们加紧的工作，不住的往道路上泼洒清水，可是轻尘依旧往起飞扬，令人烦躁。轻尘中却又有那长长的柳枝，与轻巧好动的燕子，使人又不得不觉到爽快。一种使人不知怎样好的天气，大家打着懒长的哈欠，疲倦而又痛快。

        秧歌，狮子，开路，五虎棍，和其他各样的会，都陆续的往山上去。敲着锣鼓，挑着箱笼，打着杏黄旗，一当儿跟着一当儿，给全城一些异常的激动，给人们一些渺茫而又亲切的感触，给空气中留下些声响与埃尘。赴会的，看会的，都感到一些热情，虔诚，与兴奋。乱世的热闹来自迷信，愚人的安慰只有自欺。这些色彩，这些声音，满天的晴云，一街的尘土，教人们有了精神，有了事作：上山的上山，逛庙的逛庙，看花的看花……至不济的还可以在街旁看看热闹，念两声佛。

        天这么一热，似乎把故都的春梦唤醒，到处可以游玩，人人想起点事作，温度催着花草果木与人间享乐一齐往上增长。南北海里的绿柳新蒲，招引来吹着口琴的少年，男男女女把小船放到柳阴下，或荡在嫩荷间，口里吹着情歌，眉眼也会接吻。公园里的牡丹芍药，邀来骚人雅士，缓步徘徊，摇着名贵的纸扇；走乏了，便在红墙前，绿松下，饮几杯足以引起闲愁的清茶，偷眼看着来往的大家闺秀与南北名花。就是那向来冷静的地方，也被和风晴日送来游人，正如送来蝴蝶。崇效寺的牡丹，陶然亭的绿苇，天然博物院的桑林与水稻，都引来人声伞影；甚至于天坛，孔庙，与雍和宫，也在严肃中微微有些热闹。好远行的与学生们，到西山去，到温泉去，到颐和园去，去旅行，去乱跑，去采集，去在山石上乱画些字迹。寒苦的人们也有地方去，护国寺，隆福寺，白塔寺，土地庙，花儿市，都比往日热闹：各种的草花都鲜艳的摆在路旁，一两个铜板就可以把“美”带到家中去。豆汁摊上，咸菜鲜丽得象朵大花，尖端上摆着焦红的辣椒。鸡子儿正便宜，炸蛋角焦黄稀嫩的惹人咽着唾液。天桥就更火炽，新席造起的茶棚，一座挨着一座，洁白的桌布，与妖艳的歌女，遥对着天坛墙头上的老松。锣鼓的声音延长到七八小时，天气的爽燥使锣鼓特别的轻脆，击乱了人心。妓女们容易打扮了，一件花洋布单衣便可以漂亮的摆出去，而且显明的露出身上的曲线。好清静的人们也有了去处，积水滩前，万寿寺外，东郊的窑坑，西郊的白石桥，都可以垂钓，小鱼时时碰得嫩苇微微的动。钓完鱼，野茶馆里的猪头肉，癋煮豆腐，白乾酒与盐水豆儿，也能使人醉饱；然后提着钓竿与小鱼，沿着柳岸，踏着夕阳，从容的进入那古老的城门。

        到处好玩，到处热闹，到处有声有色。夏初的一阵暴热象一道神符，使这老城处处带着魔力。它不管死亡，不管祸患，不管困苦，到时候它就施展出它的力量，把百万的人心都催眠过去，作梦似的唱着它的赞美诗。它污浊，它美丽，它衰老，它活泼，它杂乱，它安闲，它可爱，它是伟大的夏初的北平。

        正是在这个时节，人们才盼着有些足以解闷的新闻，足以念两三遍而不厌烦的新闻，足以读完报而可以亲身去看到的新闻，天是这么长而晴爽啊！

        这样的新闻来了！电车刚由厂里开出来，卖报的小儿已扯开尖嗓四下里追着人喊：“枪毙阮明的新闻，九点钟游街的新闻！”一个铜板，一个铜板，又一个铜板，都被小黑手接了去。电车上，铺户中，行人的手里，一张一张的全说的是阮明：阮明的像片，阮明的历史，阮明的访问记，大字小字，插图说明，整页的都是阮明。阮明在电车上，在行人的眼里，在交谈者的口中，老城里似乎已没有了别人，只有阮明；阮明今天游街，今日被枪毙！有价值的新闻，理想的新闻，不但口中说着阮明，待一会儿还可看见他。妇女们赶着打扮；老人们早早的就出去，唯恐腿脚慢，落在后边；连上学的小孩们也想逃半天学，去见识见识。到八点半钟，街上已满了人，兴奋，希冀，拥挤，喧嚣，等着看这活的新闻。车夫们忘了张罗买卖，铺子里乱了规矩，小贩们懒得吆喝，都期待着囚车与阮明。历史中曾有过黄巢，张献忠，太平天国的民族，会挨杀，也爱看杀人。枪毙似乎太简单，他们爱听凌迟，砍头，剥皮，活埋，听着象吃了冰激凌似的，痛快得微微的哆嗦。可是这一回，枪毙之外，还饶着一段游街，他们几乎要感谢那出这样主意的人，使他们会看到一个半死的人捆在车上，热闹他们的眼睛；即使自己不是监斩官，可也差不多了。这些人的心中没有好歹，不懂得善恶，辨不清是非，他们死攥着一些礼教，愿被称为文明人；他们却爱看千刀万剐他们的同类，象小儿割宰一只小狗那么残忍与痛快。一朝权到手，他们之中的任何人也会去屠城，把妇人的乳与脚割下堆成小山，这是他们的快举。他们没得到这个威权，就不妨先多看些杀猪宰羊与杀人，过一点瘾。连这个要是也摸不着看，他们会对个孩子也骂千刀杀，万刀杀，解解心中的恶气。

        响晴的蓝天，东边高高的一轮红日，几阵小东风，路旁的柳条微微摆动。东便道上有一大块阴影，挤满了人：老幼男女，丑俊胖瘦，有的打扮得漂亮近时，有的只穿着小褂，都谈笑着，盼望着，时时向南或向北探探头。一人探头，大家便跟着，心中一齐跳得快了些。这样，越来越往前拥，人群渐渐挤到马路边上，成了一座肉壁，只有高低不齐的人头乱动。巡警成队的出来维持秩序，他们拦阻，他们叱呼，他们有时也抓出个泥块似的孩子砸巴两拳，招得大家哈哈的欢笑。等着，耐心的等着，腿已立酸，还不肯空空回去；前头的不肯走，后面新来的便往前拥，起了争执，手脚不动，专凭嘴战，彼此诟骂，大家喊好。孩子不耐烦了，被大人打了耳光；扒手们得了手，失了东西的破口大骂。喧嚣，叫闹，吵成一片，谁也不肯动，人越增多，越不肯动，表示一致的喜欢看那半死的囚徒。

        忽然，大家安静了，远远的来了一队武装的警察。“来了！”有人喊了声。紧跟着人声嘈乱起来，整群的人象机器似的一齐向前拥了一寸，又一寸，来了！来了！眼睛全发了光，嘴里都说着些什么，一片人声，整街的汗臭，礼教之邦的人民热烈的爱看杀人呀。

        阮明是个小矮个儿，倒捆着手，在车上坐着，象个害病的小猴子；低着头，背后插着二尺多长的白招子。人声就象海潮般的前浪催着后浪，大家都撇着点嘴批评，都有些失望：就是这么个小猴子呀！就这么稀松没劲呀！低着头，脸煞白，就这么一声不响呀！有的人想起主意，要逗他一逗：“哥儿们，给他喊个好儿呀！”紧跟着，四面八方全喊了“好！”象给戏台上的坤伶喝彩似的，轻蔑的，恶意的，讨人嫌的，喊着。阮明还是不出声，连头也没抬一抬。有的人真急了，真看不上这样软的囚犯，挤到马路边上呸呸的啐了他几口。阮明还是不动，没有任何的表现。大家越看越没劲，也越舍不得走开；万一他忽然说出句：“再过二十年又是一条好汉”呢？万一他要向酒店索要两壶白乾，一碟酱肉呢？谁也不肯动，看他到底怎样。车过去了，还得跟着，他现在没什么表现，焉知道他到单牌楼不缓过气来而高唱几句《四郎探母》呢？跟着！有的一直跟到天桥；虽然他始终没作出使人佩服与满意的事，可是人们眼瞧着他吃了枪弹，到底可以算不虚此行。

        在这么热闹的时节，祥子独自低着头在德胜门城根慢慢的走。走到积水滩，他四下看了看。没有人，他慢慢的，轻手蹑脚的往湖边上去。走到湖边，找了棵老树，背倚着树干，站了一会儿。听着四外并没有人声，他轻轻的坐下。苇叶微动，或一只小鸟忽然叫了一声，使他急忙立起来，头上见了汗。他听，他看，四下里并没有动静，他又慢慢的坐下。这么好几次，他开始看惯了苇叶的微动，听惯了鸟鸣，决定不再惊慌。呆呆的看着湖外的水沟里，一些小鱼，眼睛亮得象些小珠，忽聚忽散，忽来忽去；有时候头顶着一片嫩萍，有时候口中吐出一些泡沫。靠沟边，一些已长出腿的蝌蚪，直着身儿，摆动那黑而大的头。水忽然流得快一些，把小鱼与蝌蚪都冲走，尾巴歪歪着顺流而下，可是随着水也又来了一群，挣扎着想要停住。一个水蝎极快的跑过去。水流渐渐的稳定，小鱼又结成了队，张开小口去啃一个浮着的绿叶，或一段小草。稍大些的鱼藏在深处，偶尔一露背儿，忙着转身下去，给水面留下个旋涡与一些碎纹。翠鸟象箭似的由水面上擦过去，小鱼大鱼都不见了，水上只剩下浮萍。祥子呆呆的看着这些，似乎看见，又似乎没看见，无心中的拾起块小石，投在水里，溅起些水花，击散了许多浮萍，他猛的一惊，吓得又要立起来。

        坐了许久，他偷偷的用那只大的黑手向腰间摸了摸。点点头，手停在那里；待了会，手中拿出一落儿钞票，数了数，又极慎重的藏回原处。

        他的心完全为那点钱而活动着：怎样花费了它，怎样不教别人知道，怎样既能享受而又安全。他已不是为自己思索，他已成为钱的附属物，一切要听它的支配。

        这点钱的来头已经决定了它的去路。这样的钱不能光明正大的花出去。这点钱，与拿着它们的人，都不敢见阳光。人们都在街上看阮明，祥子藏在那清静的城根，设法要到更清静更黑暗的地方去。他不敢再在街市上走，因为他卖了阮明。就是独自对着静静的流水，背靠着无人迹的城根，他也不敢抬头，仿佛有个鬼影老追随着他。在天桥倒在血迹中的阮明，在祥子心中活着，在他腰间的一些钞票中活着。他并不后悔，只是怕，怕那个无处无时不紧跟着他的鬼。

        阮明作了官以后，颇享受了一些他以前看作应该打倒的事。钱会把人引进恶劣的社会中去，把高尚的理想撇开，而甘心走入地狱中去。他穿上华美的洋服，去嫖，去赌，甚至于吸上口鸦片。当良心发现的时候，他以为这是万恶的社会陷害他，而不完全是自己的过错；他承认他的行为不对，可是归罪于社会的引诱力太大，他没法抵抗。一来二去，他的钱不够用了，他又想起那些激烈的思想，但是不为执行这些思想而振作；他想利用思想换点钱来。把思想变成金钱，正如同在读书的时候想拿对教员的交往白白的得到及格的分数。懒人的思想不能和人格并立，一切可以换作金钱的都早晚必被卖出去。他受了津贴。急于宣传革命的机关，不能极谨慎的选择战士，愿意投来的都是同志。但是，受津贴的人多少得有些成绩，不管用什么手段作出的成绩；机关里要的是报告。阮明不能只拿钱不作些事。他参加了组织洋车夫的工作。祥子呢，已是作摇旗呐喊的老行家；因此，阮明认识了祥子。

        阮明为钱，出卖思想；祥子为钱，接受思想。阮明知道，遇必要的时候，可以牺牲了祥子。祥子并没作过这样的打算，可是到时候就这么作了——出卖了阮明。为金钱而工作的，怕遇到更多的金钱；忠诚不立在金钱上。阮明相信自己的思想，以思想的激烈原谅自己一切的恶劣行为。祥子听着阮明所说的，十分有理，可是看阮明的享受也十分可羡慕——“我要有更多的钱，我也会快乐几天！跟姓阮的一样！”金钱减低了阮明的人格，金钱闪花了祥子的眼睛。他把阮明卖了六十块钱。阮明要的是群众的力量，祥子要的是更多的——象阮明那样的——享受。阮明的血洒在津贴上，祥子把钞票塞在了腰间。

        一直坐到太阳平西，湖上的蒲苇与柳树都挂上些金红的光闪，祥子才立起来，顺着城根往西走。骗钱，他已作惯；出卖人命，这是头一遭。何况他听阮明所说的还十分有理呢！城根的空旷，与城墙的高峻，教他越走越怕。偶尔看见垃圾堆上有几个老鸦，他都想绕着走开，恐怕惊起它们，给他几声不祥的啼叫。走到了西城根，他加紧了脚步，一条偷吃了东西的狗似的，他溜出了西直门。晚上能有人陪伴着他，使他麻醉，使他不怕，是理想前去处；白房子是这样的理想地方。

        入了秋，祥子的病已不允许他再拉车，祥子的信用已丧失得赁不出车来。他作了小店的照顾主儿。夜间，有两个铜板，便可以在店中躺下。白天，他去作些只能使他喝碗粥的劳作。他不能在街上去乞讨，那么大的个子，没有人肯对他发善心。他不会在身上作些彩，去到庙会上乞钱，因为没受过传授，不晓得怎么把他身上的疮化装成动人的不幸。作贼，他也没那套本事，贼人也有团体与门路啊。只有他自己会给自己挣饭吃，没有任何别的依赖与援助。他为自己努力，也为自己完成了死亡。他等着吸那最后的一口气，他是个还有口气的死鬼，个人主义是他的灵魂。这个灵魂将随着他的身体一齐烂化在泥土中。

        北平自从被封为故都，它的排场，手艺，吃食，言语，巡警……已慢慢的向四外流动，去找那与天子有同样威严的人和财力的地方去助威。那洋化的青岛也有了北平的涮羊肉；那热闹的天津在半夜里也可以听到低悲的“硬面——饽饽”；在上海，在汉口，在南京，也都有了说京话的巡警与差役，吃着芝麻酱烧饼；香片茶会由南而北，在北平经过双熏再往南方去；连抬杠的杠夫也有时坐上火车到天津或南京去抬那高官贵人的棺材。

        北平本身可是渐渐的失去原有的排场，点心铺中过了九月九还可以买到花糕，卖元宵的也许在秋天就下了市，那二三百年的老铺户也忽然想起作周年纪念，借此好散出大减价的传单……经济的压迫使排场去另找去路，体面当不了饭吃。不过，红白事情在大体上还保存着旧有的仪式与气派，婚丧嫁娶仿佛到底值得注意，而多少要些排场。婚丧事的执事，响器，喜轿与官罩，到底还不是任何都市所能赶上的。出殡用的松鹤松狮，纸扎的人物轿马，娶亲用的全份执事，与二十四个响器，依旧在街市上显出官派大样，使人想到那太平年代的繁华与气度。

        祥子的生活多半仗着这种残存的仪式与规矩。有结婚的，他替人家打着旗伞；有出殡的，他替人家举着花圈挽联；他不喜，也不哭，他只为那十几个铜子，陪着人家游街。穿上杠房或喜轿铺所预备的绿衣或蓝袍，戴上那不合适的黑帽，他暂时能把一身的破布遮住，稍微体面一些。遇上那大户人家办事，教一干人等都剃头穿靴子，他便有了机会使头上脚下都干净利落一回。脏病使他迈不开步，正好举着面旗，或两条挽联，在马路边上缓缓的蹭。

        可是，连作这点事，他也不算个好手。他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既没从洋车上成家立业，什么事都随着他的希望变成了“那么回事”。他那么大的个子，偏争着去打一面飞虎旗，或一对短窄的挽联；那较重的红伞与肃静牌等等，他都不肯去动。和个老人，小孩，甚于至妇女，他也会去争竞。他不肯吃一点亏。

        打着那么个小东西，他低着头，弯着背，口中叼着个由路上拾来的烟卷头儿，有气无力的慢慢的蹭。大家立定，他也许还走；大家已走，他也许多站一会儿；他似乎听不见那施号发令的锣声。他更永远不看前后的距离停匀不停匀，左右的队列整齐不整齐，他走他的，低着头象作着个梦，又象思索着点高深的道理。那穿红衣的锣夫，与拿着绸旗的催押执事，几乎把所有的村话都向他骂去：“孙子！我说你呢，骆驼！你他妈的看齐！”他似乎还没有听见。打锣的过去给了他一锣锤，他翻了翻眼，朦胧的向四外看一下。没管打锣的说了什么，他留神的在地上找，看有没有值得拾起来的烟头儿。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祥子，不知陪着人家送了多少回殡；不知道何时何地会埋起他自己来，埋起这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

  • 张守坤：各地“趴活”的打零工者们

    　　10月22日早上5点，天还没亮，从天津市河东区国山道C口出来沿着卫国道向东走三五百米处，已经聚集了近百人。他们有的蹲坐在路旁，有的三五成群在交谈。这里是天津市一个小型零工市场，这群人的目标很明确：盯住过来招工的老板，找点儿活干。

    　　今年52岁的老夏就是其中一员，他凌晨4点50分就赶到了这里。可惜今天的运气不太好，直到中午11点半，也没有老板“带走他”。老夏一身行头也简单，除了一部手机什么都没拿。

    　　“吃喝都得花钱，能找到活中午就会管顿饭，找不到下午就回租的地方躺着，能省就省点。冬天马上到了，一些工地停工，干活机会少，趁现在多干点多攒点钱。”老夏对《法治日报》记者说。

    　　像老夏这样打零工的人，亦被称为灵活就业者。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公布的数据，目前我国灵活就业从业人员规模达2.5亿人。以我国近9亿劳动人口来看，这个数据意味着每5个劳动者中，就至少有一人是在打零工。

    　　那么，零工市场到底是一幅怎样的图景？

    　　零工市场人多活少

    　　老夏是山东东营人，从山东、河南、河北到天津，从保安、快递员、搬运工到搬砖，他已经打零工十几年了，“什么活都干过”。

    　　为什么选择在天津这个小型零工市场找活干？老夏有自己的看法：“这边离物流园区比较近，以体力活为主，搬砖、卸货之类的，虽然活累，工资又不高，一天也就二三百元，但会点儿技术的都去市里找工作了，修下水道、维修家电还有帮厨的，干得好的一天能挣五六百元。像咱年纪大了就会干个体力活，只能来这里了。”

    　　在天津，这样的零工市场并不少，位于武清区的振华桥零工市场比较受欢迎。10月25日7点，记者来到这里，看到有近300人在等活干。

    　　只见，有包工头开着面包车过来招工，几十个人同时涌上去。“老板要招什么工？我什么都会做。”嘈杂的询问声里，快速说好工作内容和工钱后，几个年轻人便拉开车门钻进了车里。

    　　但是这样的招工效率不是常态。两个小时过去，记者注意到，只有3辆面包车是真正来招工的，大约拉走了10个人。这个数字相对于此处的“趴活”队伍来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快10点的时候，从面包车上下来了一个自称是帮带货主播找打包快递的“刘经理”，“就是把食品、冰袋啥的装箱，活很轻松，早上9点干到晚上8点，有多少人要多少人，一小时17元”。

    　　时薪一出来，围着的二三十人瞬间只剩下5人。

    　　“这工资太低了，一天200元不到，还要干10个小时，回去也晚，家里一堆事忙不完。”一个大哥边往外走边向他人吐槽道。结果没过两分钟，他又回来问“刘经理”：“中午管饭吗，有时间休息吗？”得到肯定答复后，他说，“我这儿还有几个人，我跟他们说一下，明天都来上班”。还有人问：“女工可以吗，今年50多岁了可以做吗？”

    　　现场有人告诉记者，这边一般一天的工资是230元至260元，最低200元，一般工作8个小时，像这种干10个小时不到200元确实算低的了，工作时间也不合适，“一般我们都是早上六七点去干活，下午三四点回来，这样什么都不耽误”。

    　　距离天津振华桥零工市场不到100公里的北京马驹桥，因常年聚居着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久而久之自发形成北京大型的“日结工”劳务市场。

    　　但今年以来，在这里打零工的人发现，工价正在一步步下滑，中介们能提供的日结活数量也在缩减。以快递装卸零活为例，最近晚班（12个小时）工价只有170元，而一年前日常工价都在200元以上。

    　　多名打零工者反映，去年卖体力的活，比如搬运、拆房等，工价常在260元至280元一天，但现在报价只有180元至200元一天。

    　　来自河北衡水的“90后”小伙都大帅已经在马驹桥待了五六年。“刚来的时候，这里每天有上千人，现在差不多五六百人。附近好多工厂都迁走了，现在招得最多的就是快递和保安。没技术的挣得少点，有技术的，会刮腻子懂点装修的，能多赚不少钱。我还算好的，一个月30天有二十五六天能找到活干，过得比较惨的可能只有十几天有活干。”都大帅说。

    　　在他看来，零工活来钱快要求低，如果发现有问题干个一两天就可以走，也不会有太大损失。如果找不到活，他就跑一天闪送或者快递，去掉花销一个月下来能攒个几千块钱。

    　　招聘信息鱼龙混杂

    　　打零工，需要接收更多的招聘信息，但也容易被鱼龙混杂的信息误导甚至受骗。

    　　老夏曾在一个“零工群”中接到一份活，被人带去工地干完活后，回去路上对方让他买一瓶水，回头就把工钱结了。结果他一转身，对方就开车跑了。

    　　“有厂子的还好，这个人跑了还能找厂里其他人要，像这种在群里接的活，不知道对方的信息，人家开溜了，我只能干着急。”老夏说。

    　　这样的“零工群”“兼职群”并不少。记者在马驹桥等多个“兼职群”看到，有人从早到晚在群内发布各种招工信息。

    　　“短视频代发（线上兼职），多劳多得，每天5分钟，5分钟做完60元至200元，每天都可以做，一个月3000元至10000元，一天一结账，欢迎加×××”……收到这条信息后，记者添加了对方的社交账号。对方发来一段要求：“一个号40元，随便加上话题音乐，话题例如#十月，发五遍，其他不用改动；一个素材一个号用，几个号找我要几个，第二天早上结，提前隐藏删除私密不算，3个号结180元，做的回复我。”

    　　记者回复后，对方发来一段素材，背景是一张按摩店图片，上面还有一段文字：19岁男孩首次按摩，美女技师进去只有几分钟，男孩却兴奋死亡，男孩父母：他没工作，哪来的钱？当时有几个朋友过来玩，带他们去按摩，避免父母抽查，是通过“日月用”申请了5000元用于支付。网友：“日月用”是正规平台新推出来的备用金，门槛很低，支付分只需要420分就可以申请。

    　　“发完之后截图给我看，每个视频都要自己先点赞，第二天早上9点再截图给我看，不截图不发钱。”对方再次提醒道。

    　　随后记者按照要求操作，第二天上午10点多，对方发来信息说：“你9点没有截图给我，工资没法结。”记者解释说自己忘记了，今天有5个号可以发，希望能再发新素材，结果对方一直没有回复。而记者的另一个社交账号在早上9点准时发送截图给对方，同样没有收到回复。

    　　记者注意到，两个社交账号虽然收到的是两份素材，但只有背景图片和网贷平台名称有区别；而在“兼职群”内，他们发的找兼职社交账号每天都在变动。有知情人士解释，他们让打零工者发的往往是一些小额贷款平台、钓鱼网站等软广告。

    　　“兼职群”内还有两条招聘信息吸引人眼球，一条是殡仪馆安保，一条是火车押运员，试用期工资六七千元，转正后1.1万元至1.2万元，还有五险一金。

    　　记者联系殡仪馆安保负责人，对方称：“你没有保安证和消防证，需要先去××地方做两个月保安，一个月4000元。其间，我们会帮你免费办理好所需证件，等证件一下来就可以立马去殡仪馆上班。”

    　　火车押运员负责人也是用同样的话术，说需要去××地铁站实习，每个月3500元，实习期一过就可以上火车当押运员。

    　　有入职过的打工者向记者透露，所谓殡仪馆安保，实际上就是小区、工地招保安，两个月一到，要么继续干要么就走人；火车押运员也是，实习期快到了就把你辞退。“而且这种都是说转正后再签合同，被坑后很难维权。”

    　　常在上海、辽宁、山东等地举办车展的陈先生告诉记者，因为需要布置场地等，他们经常和“经纪人”（类似于中介）联系，让他们找人干活，而“经纪人”往往去零工市场找人，其中还有一些是做兼职的大学生。“比如我给他们每个人一天200元，他们给学生说的工资可能就是一天100元或150元。来之前都会说活轻松，实际上除了布置展厅外还要搬运装卸器材；说决不超过8小时，但展会经常会开得晚，别说加班工资了，打车费或者晚饭都不会给。”

    　　“如果不乐意做或认为不合理，‘经纪人’就直接说不做不给工资，反正有的是人乐意干。有时候展会要开好几天，中间有学生学校有事要请假一天回去，经纪人也不同意，说只要请假一天，所有工资都不发。因为很多是大学生，比较好‘吓唬’，他们往往忍气吞声，有些忍不住去找‘经纪人’理论的，最后也很难得到妥善解决。”陈先生说。

    　　有劳务市场被冷落

    　　调查过程中记者注意到，有的人才市场里没什么人，大量打零工者选择在外面的街道旁“趴活”。10月26日，在天津市中国北方人才市场，记者看到市场外面同样坐满了等待打零工机会的人。

    　　而离老夏等人找活的三五百米处，就是华明零工劳务市场，门旁地上全是灰尘的招牌显示这里有华明街道指定的公益招聘公司，但除了两张社交平台的扫码关注和一个过期的群聊邀请二维码外，里面全是出租的铁皮屋，没有任何工作人员。

    　　劳务市场内的小饭店老板娘告诉记者，这里是打零工者租房的地方，一个月300元至600元，想找工作得去外面高架桥那里。

    　　振华桥零工市场外的街道两旁上午全是人，而场内的零工等待区，记者看到尽管两旁的电子屏幕滚动播放着各种招工信息，并且招工找工都是免费，但只有零零散散的两三个人在等待。

    　　一个工友告诉记者，产业园内早上五六点还是有人的，现在人都被拉去干活了。但为什么外面还有那么多人，却不在正规的市场内找工作？问了一圈记者也没找到答案。

    　　直到记者看到上海市闵行区就业促进中心瑞丽分中心今年6月梳理的“零工市场”发展三大“难点”—— 信息不对称，缺乏规范统一、公平公信的供需交换平台，企业和个人普遍存在“双向盲选”“盲人摸象”的情况。

    　　保障不充分，零工就业普遍“缺乏管理、独立又无固定场所”，往往容易让无良商家从中“钻了空子”。在新型的零工用工关系中，就业者的劳动保障也问题多多，特别是一些高危、高风险岗位。

    　　发展不规范，现在市面上运行的零工平台多少存在不合规、监管不均的情况。

  • Patrick Butlin.Consciousness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Insights from the Science of Conscious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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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hunyuan Li. Multimodal Foundation Models: From Specialists to General-Purpose Assistants

    Chunyuan Li,Zhe Gan,Zhengyuan Yang,Jianwei Yang,Linjie Li,Lijuan Wang,Jianfeng G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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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丹尼尔•卡尼曼《思考，快与慢》35-38

    第五部分  两个自我

    第35章 体验效用与决策效用的不一致

    一直以来，“效用”这个术语有两种不同的含义。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在他的《道德和立法原则引论》（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中用了这样一句名言作为开头：“大自然让人类处于‘痛苦’和‘快乐’这两者的主宰下。它们指明了我们应该做什么，并决定了我们应该怎样做。”在这本书的脚注中，边沁为用“效用”来表示这些体验而道歉，说自己找不到更好的词了。为了和边沁对这个术语的解释区分开来，我现将称其为体验效用（experienced utility）。

    在过去的100年里，经济学家总会用同样的词去定义别的东西。经济学家和决策理论家在使用上面那个术语时，想要表达的是“想要能力”（wantability）这层意思，而我对此往往会用“决策效用”（decision utility）来表达。例如，期望效用理论就是控制决策效用的合理性原则，它与快乐体验没有关系。当然，若人们想要的正巧是自己喜欢的，喜欢的也是自己所选择的时候，“效用”的这两种含义就一致了。在经济主体都是理性的总体思路下，这种关于含义一致性的假设是内隐的。人们希望理性的经济行为人知道人们对现在和未来的看法，还希望他们作出将大众利益最大化的正确决定。

    如何测量体验效用？

    我研究体验效用和决策效用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异性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当我和阿莫斯致力于前景理论研究的时候，我设计了这样一道测试题：假设某人每天都要接受一次痛苦的注射。原计划注射20天，现减至18天，请问人们对这种减少的感觉与从6天减少到4天一样吗？

    若不一样，你能说出理由吗？

    我没有收集结果数据，因为结果很明显。你也可以自己验证一下，若能将注射天数减少1/3（即从6天减到4天），而不是1/10（即从20天减到18天），人们往往愿意付出更多。在第一种情况下避免两次注射的决策效用要比在第二种情况下大，并且相较于第二种情况，人们都愿意为第一种情况付出更多。但是，这种区别是荒谬的。如果痛苦每天都是一样的，则按应该注射的次数而言，为两种减少的注射量分配不同的效用又有何道理呢？用我们今天的话说，这个测验题告诉我们：体验效用可以用注射次数来衡量。而且，至少在某些情况下，体验效用可用做评估决策的标准。决策者若想得到同等的体验效用（或免于遭受同样的损失）却分配出不同的效用是种错误。你可能会发现这种情况很明显，但是在决策理论中，判断决策是否错误的唯一标准就是看这个决策和决策人的其他偏向是否一致。我和阿莫斯一起讨论了这个问题，但是我们没有深入研究。多年以后，我又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怎样衡量体验效用？怎样回答像“在治疗过程中，海伦承受了多大的痛苦”或者“她在沙滩上待了20分钟有多享受”这样的问题？英国经济学家弗朗西斯·埃奇沃思（Francis Edgeworth）早在19世纪就对此类问题作了推测，并提出发明“快乐测量仪”的想法，这种仪器可衡量出一个人所经历的快乐或痛苦的大小。

    体验效用是会变化的，就像每天的温度或气压那样，其结果将被绘制成时间函数。海伦在治疗过程中或休假期间经受了怎样的痛苦或快乐就像是“曲线下的区域”。时间在埃奇沃思的构想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如果海伦在沙滩上待了40分钟而不是20分钟，并且她很享受，则此时她的总体体验效用就会翻倍。就像注射次数加倍会使治疗时注射的痛苦翻倍一样。这就是埃奇沃思理论，现在我们对于他的理论的构建情景有了更准确的理解。

    图15是我和唐·雷德梅尔（Don Redelmeier）为一项研究而设计的，是关于两名病患经历的痛苦的结肠镜检查数据。雷德梅尔是多伦多大学的医生和研究者，早在20世纪90年代，他就将这项实验提出来了。现在，做这个手术时常会辅用麻醉药物和健忘症药物，但是在我们收集数据时，这些药物还未被广泛应用。实验中，每60秒我们就要求这些患者说出他们当前的痛苦程度。这些数据用一个范围的值来表示：零表示“没有任何的痛苦”，10表示“无法忍受的痛苦”。正如你可以看到的，在此过程中，每个患者的体验有很大的改变，患者A的体验持续了8分钟，患者B持续了24分钟。（过程结束时记录的数据则为零）。此实验共有154位患者参加，最短的过程持续了4分钟，最长的有69分钟。

    图15

    接下来请思考一个简单的问题：假设研究人员使用相似的疼痛范围值对两位患者的疼痛感进行测量，哪一位患者的疼痛感更强呢？无可争议，人们普遍认同患者B会承受更大的痛苦。痛苦程度相同时，患者B不会比患者A所承受的时间短，对于B来说，“曲线下的区域”显然比A的要大。当然，关键因素是B的痛苦过程持续时间更长。这些测量数据都来自瞬时疼痛的“快乐测量值”。

    当实验结束时，我们要求受试者评估整个过程中感受到的“痛苦”。图中的文字是为了帮助受试者回想他们感受到的全部痛苦，以及进而产生的快乐测量值。令人惊讶的是，患者没参加过类似的实验。统计分析揭示了两个结果，解释了我们在其他实验中观察到的模式：

    ·峰终定律（peak-end rule） （指对一件事物的记忆仅限于高峰和结尾，事件过程对记忆几乎没有影响。高峰之后，终点出现得越迅速，这件事留下的印象越深刻）：整体的回顾性评级可通过将最糟糕时期和最后时刻的疼痛程度的平均加权而评估出来。
    ·过程忽视（duration neglect）：过程的持续对所有疼痛的评估没有任何影响。

    现在你可以将这些规则应用到患者A和患者B的情况中。最糟糕的评估（8~10）对这两位患者来说是相同的，但患者A在过程结束前的最后评估是7，而患者B只是1。因此，对于患者A来说，峰终的平均值是7.5，而患者B只有4.5。正如预期的那样，患者A在此期间比患者B更痛苦。对于患者A来说，结束时也是个糟糕的体验，这真的很不幸，完全没有愉快的记忆。

    我们现在陷入了困境：测量体验效用有两种方法，即快乐测量值和回顾性评级，但这两种方法从系统角度而言是不同的。快乐测量值是有观察员从他人不同时刻的体验报告中计算出的数据。我们将这些判断称为过程—权衡，因为在计算“曲线下的区域”时，对各个时刻都作了相等的权衡：在疼痛强度为9时，两分钟的疼痛是一分钟的两倍。然而，本实验和其他研究的成果表明，回顾性评级对过程并不敏感，而且，相比于其他时刻，回顾性评级会权衡两个单一时刻，即高峰和末端。所以，哪一个更重要呢？医生应该怎样做呢？这种选择对医疗实践有所启示，我们注意到：

    ·如果目的是为了减少患者的痛苦记忆，那降低最为疼痛时的疼痛感就比将疼痛的过程减到最短更为重要。同样的道理，如果患者在过程结束时感到的疼痛相对较轻，他对此过程的记忆就会更好，那么逐渐减轻疼痛比急剧减轻更可取。

    ·如果想减少实际体验到的痛苦，迅速完成这个过程或许更合适，即使这样做会让患者更疼痛并给患者留下可怕的记忆。

    你认为这两个目标哪一个更好？我没有作调查，但我认为会有很多人选择痛苦记忆较少的那个。我觉得将这种困境看做是两个自我之间的利益冲突会更容易理解一点（这与我们所熟悉的两个系统不符合）。经验自我是回答“现在疼吗”这种问题的，而记忆自我则是回答“总体如何”这种问题的。我们只有通过记忆才能保存生活体验，因此，在我们思考生命时，唯一能采取的观点来自于记忆自我。

    我曾作过一个关于将记忆和体验区分开的困难的演讲。结束后，我听到了一名观众的评论。他说聚精会神地听唱片中的交响乐时，由于光盘有刮痕，快结束时产生了令人厌恶的声音，糟糕的结尾往往“毁了全部的体验”。但实际上毁的并非是体验，只是对它的记忆而已。经验自我几乎有了完美的经验，糟糕的结尾并不能将其抹去，因为这种体验已经发生了。这位听众将整个体验定义为失败，就因为它的结尾很糟糕，但他却忽略了40分钟的音乐带给他的快乐。实际体验真的毫无价值吗？

    混乱的体验以及对此体验的记忆是种认知错觉，而对这种体验的替代让我们相信过去的体验是可以被消除的。经验自我无法表达自己的感受，记忆自我有时又是错的，但记忆自我可以记录体验，并掌控我们从生活中学到的东西，而决策也正是由这个自我做出的。我们从过去的经验中学到的就是储存记忆，这么做未必是为了未来的体验。这就是记忆自我的专制性。

    记忆自我夸大了痛苦体验

    为了证明记忆自我的决策能力，我和我的同事设计了一个实验，用的是温和却有些残忍的方式，我将这种方式称为冰手方式（正式名称为冷升压试验）。我们要求受试者将手浸入冰冷的水中且让冰水没过手腕，一段时间后可以拿出来，并能得到一条温暖的毛巾。受试者可用另一只手控制键盘上的左右键以不断记录自己所承受的痛苦，这种方法可作为与其经验自我的直接交流。我们选择的水温会让人感觉疼痛，但能忍受。当然，受试者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自由地移动他们的手，但没有人这么做。

    每位受试者都做了两次冰手实验：

    短期实验情况就是在14摄氏度的水中浸泡60秒，受试者会感到水特别凉，但还能忍受。60秒结束后，实验者让受试者把手从冷水中拿出来，并给他们一条温热的毛巾。

    长期实验情况会持续90秒。其最初的60秒和短期实验的情况一样，在60秒结束时，实验者什么也不会说，但是他会打开一个阀门，让温水流入容器中。在后30秒内，水温大约会上升1摄氏度，刚好可让受试者觉察到疼痛感略有缓解。

    受试者被告知会进行3次实验，但事实上，他们只经历了短期和长期两种情况，分别用不同的手。两次实验间隔7分钟。第二次实验结束7分钟后，受试者可选择是否参加第三次实验。而且第三次试验是对前面某次实验的重复，而且使用哪只手可自己决定。当然，一半的受试者用左手做短期实验，一半用右手做；一半选择先做短期实验，一半选择先做长期实验，等等。这是一个被严格控制的实验。

    该实验的目的是为了在经验自我和记忆自我间引起冲突，也是在体验效用和决策效用间引起冲突。从经验自我的角度看，长期实验明显更糟糕。我们希望记忆自我会有另一种见解。峰终定律认为短期实验的记忆要比长期实验的记忆更糟，而过程忽视则认为90秒和60秒疼痛之间的区别会被忽略。因此，我们预测受试者将对长期实验会有更好的（或更不好的）记忆并且选择重复此试验。他们也确实这样做了。有80%的受试者（在做长期实验时认为最后一个阶段的痛苦减轻了）选择在第三次实验时重复长期实验，称自己愿意忍受后30秒不必要的痛苦。

    那些选长期实验的受试者并不是受虐狂，也不是想使自己置身于更糟糕的体验中，他们只是犯了一个错误。如果我们问他们：“你是喜欢泡90秒，还是只是前60秒？”他们肯定就会选择短期实验了。然而，我们没有这样问，受试者只是选择脑海中自然想到的：他们选择的是记忆中不那么令人厌恶的实验。我在问他们时，他们知道两次所受痛苦哪个时间更长，但他们并没有将这种认识与实际联系起来。他们的决定是出于一种简单的直觉：即选择你最喜欢的或最不喜欢的。记忆规则决定了他们有多不喜欢这两种选择，反过来，这种不喜欢的程度又决定了他们的选择。冰手实验，就像我之前说的注射测验题，都揭示了决策效用和体验效用之间的差异。

    在本实验中，我们观察到的偏向是我们在之前讲到的“少即是多”的另一个例子。其他“少即是多”的例子包括奚恺元的实验，即给低于总价值的24个盘子附加上几个盘子，因为附加的盘子中有的是坏的。还有一个例子是琳达问题，即激进的妇女会被认为更像是主张女权主义的银行出纳，而不是普通的银行出纳。其中的相似性并非偶然。系统1同样的操作特点说明了三种情况：系统1是用平均水平、规范和原型来表示集合，而不是用各条件的集合。冰手实验就是多个时刻的集合，而记忆自我会将每个时刻作为典型时刻记下来。这又会导致冲突。对于通过经验自我来评估各个时刻的客观观察者来说，最重要的是“曲线下的区域”，因为它表示的正是这段时间内受试者承受的所有痛苦，这本质上属于总结。相比之下，记忆自我保存的记忆是对代表性的时刻的感受，受到高峰和结束时刻的强烈影响。

    当然，动物对整体信息的存储记忆可通过进化而得以加强，某些情况下确实是这样。对于一只松鼠来说，“知道”已储存的食物总量是很重要的，只知道存储坚果的平均量不足以让它安心。然而，一段时间里的痛苦和快乐的总量对身体来讲不是那么重要。例如，老鼠对快乐和痛苦都会表现出过程忽视。在某项实验中，老鼠会先看到一束光，之后会遭电击，老鼠很快就会对光产生恐惧感。恐惧的程度可以通过一些生理反应来测量。实验的主要结论是，电击的持续时间对恐惧没有任何影响，有影响的是电击产生的痛苦程度。

    其他的经典研究表明，对老鼠大脑内的特殊区域（老鼠的大脑和人类的大脑相似）进行电刺激会产生强烈的快乐感，这种快乐感很强烈，以至于在某些情况下，老鼠（实验者可通过操纵杠杆刺激其大脑）会很兴奋，连停下来进食都不可能，最终被饿死。实验者可用不同电流强度和持续的电刺激能使大脑产生快乐的区域。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只有电流强度会起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电刺激的持续时间并不会使动物更能感受到这种快感。支配人类记忆自我的规则有一个漫长的发展史。

    记忆没那么可靠

    几年前就一直困扰我的注射难题中最有用的一个想法就是：多次使人同样痛苦的注射，其体验效用可用计算注射次数的方法进行测量。如果所有的注射都同样令人厌恶，那么其中20次注射的痛苦程度会是10次注射的2倍，并且从20次注射减少至18次与从6次减少到4次给人们带来的减少痛苦感受的程度是相同的。如果决策效用与体验效用不相符，那么肯定是决策出错了。冰手实验也体现了这样的逻辑：持续90秒浸在冷水里比其前60秒在冷水里更痛苦。如果人们愿意选择忍受较长时间的浸泡，则说明他们的决定是错的。在我之前遇到的难题中，决策和体验之间的差异源于越来越小的敏感度：18次和20次之间的差异并不是很明显，似乎还没有6次和4次注射之间的差异明显。在冰手实验中，这种错误则反映出了记忆的两个原则：过程忽视和峰终定律。这些机制虽然不同，但结果却是一样的：决策与体验不协调。

    决策不会产生最有可能的体验，对未来感觉的预测也会是错的，这对于相信选择中是有理性的人来说不是好消息。冰手实验的研究表明，我们不能完全相信我们的偏向会反映出自身的爱好，即使这种偏向是基于个人经验的，甚至那些经验的记忆是刚刚才建立的！品位和决策受记忆影响，但记忆可能是错的。因此，像“人们的偏向不会改变，且知道如何让偏向达到最大值（这是理性代理人模式的基础）”这种说法就会受到质疑。我们的大脑在运作时，常会出现不一致的情况。我们对痛苦和快乐体验的持续时间有着强烈的偏向。我们希望痛苦的时间缩短，而愉快的时间能够延长。然而，我们的记忆（系统1的作用）已变成痛苦和快乐的最强烈感受（高峰时）以及感受结束时的自身感觉。忽视过程的记忆不会为我们的偏向带来长期的愉快和短暂的痛苦。

    示例—体验效用“你完全是从记忆自我的角度思考你失败的婚姻的。离婚就像是以刺耳的音符结束的交响乐。事实上，它虽然结束时很糟糕，但这并不意味着整首交响乐都那么糟。”“这是关于过程忽视的一个负面例子。尽管好的体验的时间要比不好的体验时间多10倍，但你还是将好的体验和不好的等同并加以权衡了。”

    第36章 人生如戏

    在我研究的早期，我看了威尔第的歌剧《茶花女》（La Traviata）。这部歌剧以华丽的音乐著称，讲述了一位年轻贵族与出身风尘的薇奥莉塔之间动人的爱情故事。这个年轻人的父亲因为想要保护家族声誉，不希望薇奥莉塔的出身妨碍到自己女儿的婚姻，便找到薇奥莉塔并劝她离开自己的儿子。于是，薇奥莉塔假装不爱自己的心上人了，拒绝了他。后来，她的肺结核开始复发。在最后一幕中，薇奥莉塔即将死去，她躺在床上，周围有几个朋友。薇奥莉塔的爱人知道了她病危的消息，匆匆赶往巴黎。而她在听到这个消息后，也仿佛看到了希望，感受到了喜悦，尽管她的病情还是在快速恶化。

    无论你看了多少次这部歌剧，还是会为这个紧张而危险的时刻揪心：这位年轻的爱人会及时赶到吗？对他来说，在薇奥莉塔死之前与她团聚有着重要的意义。当然，他做到了，美妙的爱情二重唱响起，但薇奥莉塔也在这10分钟美妙的音乐过后死去。

    比起整个人生，我们更在意人生的结局

    看完歌剧后，在回家的路上我想：我们为什么会那么在意最后的10分钟呢？我很快意识到我忽然感到自己完全没有注意薇奥莉塔活了多长时间。如果我知道她是27岁死去的，而不是我认为的28岁，就算她错过了一年的快乐生活也丝毫不会令我动容，但是，错过了这最后的10分钟却关系重大。另外，就算我知道他们重聚后在一起的时间是一周而不是10分钟，我的情绪也不会有什么改变。然而，如果她的爱人来得太迟，《茶花女》就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了。故事所关注的应该是其中有意义的事件和值得珍藏的时刻，而不是时间的流逝。过程忽视常出现在故事中，故事的结局也总能将故事的角色定型。我们在叙述的规则以及对结肠镜检查、假期、电影的回忆中都能找到与这则故事相同的主要特征。这也是记忆自我的工作机制：编故事，并将其作为将来的参考保存在记忆中。

    我们并非只在歌剧院才会感受到人生如同故事，并希望它会有个好结局。当我们听说一位和女儿疏远多年的妇人逝世时，也想知道她在死前是否已经与女儿冰释前嫌。我们所关心的不只是女儿的心情，而是希望这位母亲的故事更为圆满。关怀某个人通常体现在关心这个人故事的完整性，而不是他的感觉。一些事情还会改变已经去世的人的故事，这些事情也可能使我们深深动容。例如：一个男人到死都深信自己的妻子很爱他。所以，当我们听说他的妻子多年前就有了情夫，与这个男人在一起只是为了他的钱时，就会为这个男人感到悲哀。尽管，这个丈夫一生都很快乐，我们还是会同情他。若某位科学家的某项重要发现在她死后被证实是错误的，我们也会为她感到耻辱，尽管她自己并没有体验过这种耻辱。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都极度关注自己的人生故事，并希望故事的主角正派，结局完美。

    心理学家埃德·迪耶内（Ed Diener）及他的学生们对过程忽视和峰终定律是否会主宰我们对整个人生中所作的评估感到好奇。迪耶内简要地描述了简的一生（简是虚构出来的人物）：简从未结婚生子，一场车祸让她丧命，但死的时候并不痛苦。对于简的故事有这么一个版本：她一生都非常幸福（这种幸福可能持续了30年或60年），她将工作视为享受，喜爱度假，花了很多时间与朋友聚会，培养自己的爱好。在故事的第二个版本中，简的寿命被延长了5年，她于35岁或65岁逝世。迪耶内描述说简生命的最后5年很快乐，但不及从前那样快乐。每位受试者在读过其中一份为简设计好的“传记”以后，都需要回答两个问题，“纵观简的一生，你认为她的人生有多圆满”以及“你认为简的一生经历了多大的幸福或不幸”。

    研究的结果进一步证实了过程忽视和峰终定律。在组间实验中（不同受试者看到的实验情景不同），将简的寿命延长一倍不会使受试者对她人生的圆满度或是整体的幸福度改变观点。显然，她的一生是由一个典型的时间段代表，与总体的时间无关。因此，她的“总体幸福”是生命中一段典型时期体验到的幸福，而不是整个生命过程中体验到的幸福。

    由这个观点可以得知，迪耶内和他的学生们也发现了“少即是多”的效应。这个效应清楚地表明，平均（典型）可替代总体。若给原本一直都非常幸福的生命增加5年“还算幸福”的日子，会导致人们对这个生命总体幸福度的评估大幅降低。

    在我的鼓励下，他们还收集了一些组间实验数据，数据是关于增加5年寿命的影响；每一名受试者都必须在实验过后迅速作出判断。尽管我长期研究判断错误，我也不相信理性的人会作出增加5年还算幸福的日子会使生命更加糟糕的判断，然而我错了，增加那令人失望的5年会使整个生命都显得很糟糕。

    这种判断模式似乎极为荒谬，所以一开始，迪耶内和他的学生们还认为是这些年轻受试者的问题。然而当这些受试者的父母和较为年长的朋友回答相同的问题时，他们的判断模式也没有发生改变。在评估整个生命以及一些有趣的事时，高潮与结尾很重要，过程通常会被忽略。

    人们经常会用工作的劳累和假期的舒适来反驳过程忽视的观点：我们都有直觉，工作24小时肯定会比工作6小时累，工作6小时比工作3小时更累。过程在这些情况中似乎很重要，但实际上是故事的结尾让整个事件过程的长度发生了改变。对于前面提到的那位母亲，等24小时会比等待6小时更为痛苦和绝望；旅游者休息6小时也会比休息4小时感到更为放松。当我们用直觉来评估这些事件时，真正起作用的是现有体验的不断恶化或改善，以及这个人的最终感受。

    关于上一次旅行，你还能记起多少？

    请思考度假时的选择。你是希望在去年去过且很熟悉的海滩度过愉快的周末，还是想充实新的记忆？为了满足这些不同的选择，两种截然不同的行业随之出现：度假村提供了恢复元气的休闲方式；旅游业则帮助人们构建故事、收集记忆。许多旅行者会近乎疯狂地拍照，这说明储存记忆是人们旅游的重要目的，这个目的会影响我们旅游的计划和体验。照相的人并不认为当时的景色只能供自己欣赏片刻，他们将景色当做未来的记忆来收藏。照片对于记忆自我来说很有用，尽管我们很少会长时间或多次观看这些照片，有的照片我们甚至没再看过，但是拍照并不一定就是旅行者的经验自我欣赏风景的最佳方式。

    很多时候我们都通过自己想要储存的故事或记忆来评估旅行。“难忘”这个词常都用来描述旅行中的亮点，明确地阐述旅行的目的。在其他情况下，我们会想到“喜爱”这个词，这是对此刻永生难忘的宣言，尽管这并不总是准确，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有自我意识的记忆体验会得到重视、被赋予意义，这是其他体验无法实现的。

    埃德·迪耶内及他的团队提供的证据表明，是记忆自我选择了旅行方式。他们要求一些学生记日记，记录下春假期间他们对自己经历的评估。学生在假期结束之时，还需提供自己对整个假期的整体评估。最后，他们还需说明自己是否愿意再次这样度假。统计分析说明，他们是否想要重复假期的意愿完全取决于最后的评估，即使是最后的评分也不能代表他们在日记中描述的经历，他们依然会这样选择。就像冰手实验一样，无论对错，当人们在作是否重复某个经历的决定时，他们都会由记忆作出选择。

    有关你下次旅行的思考性实验能使你察觉到你对自己的经验自我的态度。
    在假期结束之时，你拍的照片和录像将被全部销毁。
    另外，你会服下一剂药，这剂药会消除你关于这次旅行的所有记忆。
    以上情况对你的假期计划有多大影响？与普通的旅行相比，你会花多少钱在这次旅行上？

    在我还没有正式研究人们对这种情境的反应之前，我曾与他人讨论过，得出的结论是，记忆的消除会大大降低这次体验的价值。有时候，人们对待自己就如对待其他失忆的人一样，他们通过回到曾令自己愉快的地方以增强自己的愉悦感。然而，许多人说他们完全不想去那些地方，这表明他们只关注自己的记忆自我，而且相对于失去记忆的陌生人来说，他们更少关注失去记忆的经验自我。许多人指出他们不会让自己或是失忆的人去爬山或是穿越丛林，因为这些体验在当时大都是痛苦的，只能靠提醒自己达成目标的痛苦与快乐都是值得的才能坚持下去。

    另一个思考性实验需要你想象自己正面临一场痛苦的手术，整个手术过程你都是清醒的，别人告诉你你会痛苦地叫出来，还会请求医生停止手术。然而，你事后肯定能得到一颗“忘忧草”，彻底忘掉这件事。你对此有何看法？我无心的观察再次得出这样的结论：大多数人对于他们经验自我遭受的痛苦都是漠然的。许多人说他们毫不在乎。另一些人和我有一样的看法，我为我的经验自我感到遗憾，但遗憾的程度不会比我对痛苦的陌生人的遗憾感受强。我就是自己的记忆自我，也是自己的经验自我，两者主宰我的生活，但它们对我来说就像是个陌生人，这感觉很奇怪。

    示例—谈到人生如戏“他一生正直磊落，但生命的最后一段却不得人心，为此，他要竭力维护自己的一生。”“为了能有一晚的相处时间，等多久都愿意的现象就是过程忽视的例子。”“你似乎将整个假期都用在了构建记忆上。也许你应该放下相机，享受这一刻，即使这一刻并不令你感到难忘。”“她是老年痴呆症患者。没有了人生故事，但是她的经验自我对于美与高贵依然敏感。”第37章 你有多幸福？

    15年前，在我刚开始对幸福的研究感兴趣时，我发现我们对幸福的认识都是通过让无数人回答一些差别不大的问卷调查得到的，这是被普遍接受的测量幸福的方法。这些问题是为记忆自我而设计的，会使你思考自己的生活：
    从各方面考虑，你对自己目前生活的满意程度如何？

    在从结肠镜检查以及冰手实验的错误记忆的研究谈到幸福这个话题时，我自然而然地对生活满意度是衡量幸福程度的标准这一观点产生了怀疑。由于记忆自我对实验没有什么帮助，我将注意力集中在了经验自我的幸福感上。我提出这样的说法：“海伦在3月份很快乐。”我认为这种说法是合理的，其前提是：

    她将大多数时间用在了她愿意继续、不想停止的活动上，很少将时间用在不想做的事情上。更重要的是，人生苦短，所以她也没将时间花在自己不在乎的事情上。

    有许多事是我们愿意继续、不想停止的，包括心理和生理上的愉悦。我想到的海伦想要继续做下去的事情是全身心投入到某项工作中去，这种全身心投入的状态被米哈里称为心流。心流是艺术家在创作时、人们在被电影和书籍或是填字游戏深深吸引住时的一种状态。人们处于这些情境时，往往不愿被打扰。我也有过类似的记忆：我小时候，当我母亲从我手中把玩具拿走，要带我去公园时，我总会哭。在公园里，当她将我从秋千上抱走，带我去玩滑梯时，我也会哭。抗拒中断当前事情表明：无论是玩玩具还是荡秋千，我当时都正玩得愉快。

    我建议测量海伦的客观幸福感要和评估两位做结肠镜手术的病人的方法一样，通过海伦对其生活中连续时刻的幸福感来评估。我采用了埃奇沃思在一个世纪以前就提出的快乐测量仪的方法。最初采用这个方法时，我认为海伦的记忆自我对实际的幸福与其经验自我体会到的真实幸福相比会更容易犯错误，因而，对其不予考虑。我怀疑自己的这个观点过于极端，后来证实这果然是极端的，但却是个很好的开始。

    测量经验自我的幸福感

    我召集了一个“梦之队”，其中包括除我在内的三个不同领域的心理学家以及一位经济学家。我们一起提出了一套测量经验自我的方法。不幸的是，对经验的持续记录难以实现，因为一个人不可能一边不停地报告自己的体验，一边像平常那样生活。最接近于真实情况的选择是使用经验取样法，这是由米哈里发明的方法。自首次使用以后，这个方法已经有了一定的改进。现在，我们可以通过手机来采集经验样本。具体方法是：将某个人的手机设置为在每天任意的时间响或振动，随后，手机会在打断这个受试者后，显示一些关于她正在做什么以及和谁在一起的问题。手机还会显示评定量表，以供受试者报告她各种感受的强度，这些感受有：快乐、紧张、愤怒、担心、投入程度、身体上的疼痛等。

    经验取样法成本高且烦琐（尽管没有大多数人一开始觉得的那样令人烦扰，回答这些问题只需很少的时间）。因此我们需要一个更为实际的方法，所以，我们开始采取昨日重现法（Day Reconstruction Method，DRM）。我们希望这个方法可以得到接近于使用经验取样法的结果，并提供关于人们如何利用他们时间的额外信息。我们邀请受试者（在研究早期时都为女性）参与一个两小时的会议。首先，我们请他们将昨天的生活分为如同电影一样的多个片段，然后详细叙述出来。然后，他们还需回答关于每个片段的一些选择题，这些问题是基于经验取样法提出的。他们从一个列表中选择了参与的活动，并说明是哪一个活动吸引了自己最多的注意力。还列出了与他们在一起的人，并将自己几种感觉的强度划分了等级，等级范围为0~6，其中0=没感觉，6=感觉最强烈。这种方法证明，能够详细回忆过去情境的人也能重新感受到过去事情发生时的感受，甚至可以体验到他们先前对这些情绪的生理反应。

    我们假设受试者能够非常准确地还原某个场景的典型时刻。几个与经验取样法进行的比对证实了昨日重现法的有效性。由于受试者还说出了各个场景开始与结束的时间，我们还可以计算出他们清醒时感受的过程权重。在对我们每天受到的影响的综合测量中，持续时间较长的场景比稍短的更有价值。我们的调查问卷还包括估测生活满意度，我们将此时的满意度理解为记忆自我的满意度。我们采取了昨日重现法研究决定情绪上的幸福感和生活中满足感的因素，受试者是几千位来自美国、法国和丹麦的女士。

    单一的幸福价值很难代表某一时刻或场景的经历。积极感受有很多种，包括喜爱、快乐、投入、希望、乐趣等。消极情绪也有许多种，包括生气、羞愧、忧郁和孤独。尽管积极和消极的情绪可能同时存在，但将生活中大多数时刻区分为完全积极和完全消极还是有可能的。通过比较积极与消极的形容词的等级，我们可以辨别出令人不悦的场景。如若在某个场景中，某种消极感受比所有积极感受都要强烈，我们就认定这个场景是令人不悦的。我们发现，美国女性有19%的时间都处于不愉快的状态，比法国女性（16%）或丹麦女性（14%）都要高。

    我们将个人处于不愉快状态的时间比称为U指数。例如，某个人在16个小时醒着的时间内，有4小时处于不愉快状态，其U指数就是25%。U指数并不是基于评定量表，而是基于对时间的客观测评。

    各种活动的U指数也可以被测量。例如，我们可以测量出人们在交谈、工作，或是与父母、爱人、孩子交流时处于消极情绪的时间占总时间的比例。对于美国中西部城市的1 000位女士来说，晨间交流的U指数是29%，工作时交流的U指数是27%，

    照顾小孩时是24%，做家务时是18%，社交时是12%，看电视时是12%，做爱时是5%。工作日的U指数会比休息日高6%左右，主要是因为人们在周末会更少将时间花在他们不喜欢的事情上，也不用承受与工作相关的紧张和压力。最令我们惊讶的是人们与孩子相处时的情绪经历，美国女性与孩子相处的时候感到比做家务还要无趣一些。法国女性和美国女性的U指数有少许不同的地方，下面是其中一点：法国女性比美国女性与孩子相处的时间少，但是更享受其中，可能是因为她们有更多使孩子受到照顾的方法，而且也不用在中午花太多时间接送孩子去参加各种活动。

    人在任何时刻的心情都由他的性情和整体的幸福感决定，但情绪上的幸福也会在一天或一周之内出现巨大的波动。人在某个时刻的心情主要取决于当时的情境。例如，工作时候的心情主要不会受大体上的工作满意度（包括待遇和职位的满意度）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情境因素，例如与同事交流的机会、被噪音烦扰、时间压力（这是消极影响的重要来源），以及突然看到老板（在我们的第一项研究中，这一点是唯一一个比孤独更糟糕的因素）。注意力是关键。我们的情绪状态绝大部分取决于我们关注的事情，我们通常都会关注正在进行的活动以及直接环境。也有例外的时候，那时，主观经验的质量是由再现的想法来主导的，而不是由当时发生的事件主导的。处于恋爱中的人即使在堵车的情况下也可能感到快乐，而处于哀悼中的人就算是看搞笑电影也可能会继续悲伤。然而，在正常情况下，我们只因此刻正在发生的事或喜或悲，但前提是我们必须关注这件事。例如，从吃中得到快乐，你必须注意到你正在吃东西。我们发现法国女性和美国女性花在吃东西上的时间大约是相同的，但对于法国女性来说，她们对吃的关注是美国女性的一倍。美国人更有可能在吃的同时兼顾其他事情，所以，她们从吃中得到的快乐也相应减少。

    这些观察对于个人和社会而言都是有意义的。对时间的利用是生活的一部分，是人们可以掌控的。少数人可以用意志使自己更为开朗、乐观，但是许多人可能会安排他们的生活，使自己少花些时间交谈，多花些时间做喜欢的事、见喜欢的人。由不同活动产生的感受表明，人们可以用另一种方法提高经验的质量：将消极休闲的时间用在其他事情上，例如将看电视转换为更为积极的休闲方式，包括社交和锻炼。以社会的角度来看，为劳动工人提供更好的交通条件，为职业女性提供照顾儿童的渠道以及为老人提供社交的机会等都是降低社会U指数的有效方法。即使是1%的降低也是显著的成就，因为这可以使人们避免成千上万个受苦的小时。将利用时间的全国性调查和经验自我的幸福感相结合可为社会政策提供多种参考。我们团队的经济学家艾伦·克鲁格（Alan Krueger）就是致力于将这种方法介绍给国家统计局的第一人。

    幸福的方法

    测量经验自我的幸福感已被普遍应用于美国、加拿大、欧洲等国的全国性测试中，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还将这种测试应用到了美国及150多个国家成千上万的受试者身上。这些民意调查使受试者回想起前一天所经历的情绪变化，尽管并没有昨日重现法那样详细。这个巨大的样本使得我们可以进行全面的分析，证实了情境因素、生理健康以及社会接触等对于经验自我幸福感的重要性。当然，头痛也会使人痛苦，而某人某天感受的第二个最佳参照点就是这个人是否与朋友和亲人接触。说快乐就是将时间用在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身上的确有一点儿夸张。

    盖洛普获得的数据使我们能对幸福的两方面进行对比：
    ·人们生活中经历的幸福。
    ·当人们评估自己的生活时作的判断。

    盖洛普的生活总体评价是通过名为坎特里尔自我定位奋斗量尺问题来实现的，具体如下：

    请想象有一架阶梯，每级台阶都标有数字，最低一级是零，最高一级是10。最高的台阶代表你最美好的生活，最低的台阶代表你最糟糕的生活。此时此刻，你认为自己站在哪一级台阶上？

    比起生活经历，生活中的某些方面会对某个人对生活的估测产生更大的影响。教育程度就是一个例子。若某个人接受过更高的教育，那他对自己生活的评估也会更高，但这并不意味他的经验自我更幸福。的确，至少在美国，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压力也会越大。另一方面，身体不健康对经验自我幸福的不利影响会比对生活方面的评估大很多。与孩子生活在一起也会给日常感受带来坏的影响—有报告表明，父母普遍感到压力与愤怒，但是这对生活评估的不利影响却不大。参与宗教活动对于积极情绪与压力都有有利影响，对生活评估的影响很大。然而，令人惊奇的是，宗教并不会让人们沮丧或担心的感受有所减少。

    钱可以买到快乐吗？这是人们最常问的关于幸福的问题。对45万名受试者回应的盖洛普海斯威斯幸福指数分析以及对1000名美国人的每日调查，为我们提供了惊人而又明确的答案。结论是贫穷使人悲惨，富有可能会提升某个人的生活满意度，但总体来说来却不能提高经验自我的幸福感。

    极度的贫穷会增强经验对生活中其他不幸经验的感受。这尤其体现在生病上，生病对于贫穷的人来说会比家道小康的人有更糟糕的感受。位于收入分配前2/3的人中，因为头痛，原本19%说自己忧郁和担忧的个人会增长到38%。而在收入分配最后10%的穷人中忧郁和担心的人则会从38%增加到70%，其基线水平越高，增加的也越多。穷人与其他人的重大区别还体现在离婚和孤独的影响方面。另外，对穷人来说，周末对于经验自我的幸福的有利影响会比其他大多数人小得多。

    当某位住在高消费地区的人的家庭收入约为7.5万美元时（此收入标准在低消费地区相应减少），他的经验自我的幸福的满足水平就不会再提升。经验自我的幸福感也会随着收入增加，但超过那个标准后，也就不会再提升了。这令人惊奇，因为更高的收入无疑能使人们获得更多快乐，包括可以在有趣的地方度假、听歌剧、改善生活环境等。为什么这些增加的快乐没有在情绪经验的报告中显示出来呢？其合理的解释为，更高的收入会削弱人们享受生活中小乐趣的能力。有证据支持这个观点：向学生过早地灌输金钱观会影响他们在吃巧克力时的快乐感受！

    收入对经验自我的幸福感的影响和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有着明显的区别。我们得出的关于幸福的一般结论与结肠镜那个实验的结论一样清晰明了：人们对自己生活的评估与他们的真实体验可能有关，但也有不同。正如我几年前的想法一样，用生活满意度来衡量经验自我的幸福感并没有错。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示例—幸福感“客观的政策可以减少人们的痛苦。我们以降低社会的U指数为目标，解决沮丧和极端贫穷是首要问题。”“增加幸福感的最简单方法是分配好你的时间。你能抽出更多时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吗？”“如果你的收入超过了满意水平，你能够拥有更多使人愉快的经历，但你将会丧失一些享受小乐趣的能力。”第38章 思考生活

    德国社会经济小组成员安德鲁·克拉克、埃德·迪耶内和雅尼斯·基尔格里斯每年都会询问同一群受试者有关生活满意度的问题，以及他们在前一年经历了什么大变动。小组成员对受试者的回答进行了分析，图16就是分析的一部分，是这些受试者在每一年回答对自己结婚期间的满意度情况。

    图16

    生活满意度：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图16肯定会使读者紧张地淡然一笑，这种紧张感也很容易理解：毕竟决定结婚的人不是希望婚姻能使他们更快乐，就是希望建立稳定长久的关系以维持自己目前的幸福状态。丹尼尔·吉尔伯特和蒂莫西·威尔逊引入了情感预测这个有用的名词。而对于许多人来说，作出结婚的决定就反映出了因情感预测而引起的重大错误。

    即使在结婚当天，新娘和新郎都知道离婚率很高，对婚姻失望的例子更是数不胜数，但是他们还是不相信自己也会这样。

    图16中最令人惊讶的是人们在结婚后的生活满意度陡然下降。这个图被普遍认为是对人们适应过程的追踪记录，在这个适应过程中，由于婚姻生活的反复，人们起初感到的婚姻带来的快乐会很快消逝。然而，以另一种强调直观判断法的方法来追踪适应过程同样可行。我们想知道，当人们正在评估自己的生活时，他们的大脑有什么样的活动。“你对自己生活的整体满意程度如何”以及“最近你有多快乐”等问题并不像“你的电话号码是多少”这个问题那样简单。所有的受试者是怎样在短短几秒内回答这样的问题的呢？结论是：将此问题想成是另一个判断会有助于回答。对于其他问题来说也是如此，有些人可能已经有了现成的答案，这个答案是他们在另一种情况下评估自己的生活时得出的。还有些人，也可能是大多数人，在不能很快想到某个问题的确切答案时，会自动地将答案替换为更为简单的问题的答案。系统1参与到了这个过程当中。当我们以这个观点来看图16时，其意义就会有所不同。

    许多简单问题的答案都能由对生活的总体评估替换。你一定还记得这项研究：刚回答过在前一个月有多少次约会的学生在回答他们“最近的快乐程度”时，就会将约会当做他们生活中唯一重要的因素。在另一个基于同样目的的著名实验里，诺伯特。施瓦茨和他的同事邀请了一些受试者来到实验室，并请他们完成一份关于生活满意度的问卷调查。然而，在他们开始调查之前，施瓦茨请受试者们为他复印了一张纸。其中，有一半的受试者会发现复印机上有一个一角的硬币（是实验者预先放在那儿的）。即使是这样小小的幸运却极大地提高了受试者对于他们生活整体满意度的评估。心情启发式是回答生活满意度的一种方式。

    与约会有关的调查和机器上有硬币的实验表明了我们应该对关于总体幸福度问题的回答持保留态度。当然，当别人要求你评估自己的生活时，你的大脑并不是只有当前这一种情绪。你很可能会想到最近刚发生或即将要发生的重要事件；会想到反复担心的问题，比如爱人的健康或是经常与你儿子在一起的那些坏伙伴；还会想到重大的成就和使你痛苦的失败。你可能会想到几个与总体幸福度这个问题相关的观点，但多数其他观点你还是想不到的。即使你快速得到的关于自己生活幸福感的评分不会受与之完全无关的事情（例如机器上的硬币）的影响，此评分还是会取决于少数极易想到的观点，而并非取决于对你生活中所有领域的仔细衡量。

    刚结婚或马上要结婚的人当被问到对生活的整体评价时，很有可能就会联想到结婚这件事。在美国，绝大部分婚姻都是出于自愿的，几乎所有人在想到自己的婚姻或即将开始的婚姻时都会感到高兴。所以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注意力。我们可以从图16中看出当人们被问到自己的生活时，他们想到最近或即将到来的婚姻生活的可能性。这个想法肯定会随时间的流逝而越来越不受重视，因为其新鲜感会有所消退。

    图16显示，人们在结婚前后一两年的生活满意度都非常高。然而，如果这种明显的涨幅反映了回答问题时启发式的时间过程，我们从中得到的关于幸福或是对婚姻适应过程的信息就会很少。我们不能由此推断出为何幸福感会在几年内提升但又逐渐下降的趋势。即使是那些在被问到关于他们生活的问题时就会想到婚姻、就会快乐的人在其他时候也未必会感到很快乐。除非他们常想到自己幸福的婚姻，否则婚姻的幸福与否并不能直接影响到他们整体上的幸福感。即使是那些足够幸运，能完全处于享受幸福婚姻状态的新婚夫妇最终也会回归到现实中，他们体验到的幸福感也会像其他人一样，再次依赖于当前自己身处的环境和参与的事情。

    在对昨日重现法的研究过程中，有伴侣的女性和无伴侣女性的经验自我的幸福感在大体上并没有不同。这两类女性对时间的分配可以解释这一发现。有伴侣的女性很少独自一人，和朋友在一起的时间也很少。她们会花更多的时间在美妙的性生活上，也会花很多时间做家务或照顾孩子，这些事当然是人们不想做的。当然，对于一部分已婚女性来说，长时间和丈夫在一起会更快乐，而另一部分女性却不这么认为。平均来说，经验自我的幸福感不受婚姻的影响，原因并不是婚姻不能影响幸福感，而是其对于生活某些方面的影响对一些人来说是积极的，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却是消极的。

    经验自我的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在总体上取决于性情的遗传，这也是个人生活环境与其生活满意度相关性低的原因之一。体验幸福的性情像身高和智力那样，是可遗传的，对出生之后就分开的双胞胎进行的实验就证明了这一点。那些似乎是同样幸运的人却对幸福感的体验有很大差别。在某些情况下，例如由于平衡效应的影响，婚姻与幸福感的相关性低。这是因为，同样的情况对一些人来说是好事，对另一些人来说却是坏事，新的环境对人的影响也是有利有弊。在其他情况下，比如高收入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普遍都是积极的，但某些人可能会更在意钱，事情也会因此而变得复杂。

    有人出于另一个目的，对高等教育的影响进行了大规模的研究，其研究结果显示了年轻人设定目标对其终身的影响。这些数据是由1995~1997年对近12000人做的调查问卷得来的，这些受试者都在1976年进入名牌大学读书，在十七八岁时填写了一份关于过上“富裕”生活重要性的调查问卷，从“不重要”到“必不可少”共有4个等级可供选择。他们在20年后又填写了一份调查问卷，其中涉及了他们在1995年的收入水平和对自己生活满意度的总体评价。

    目标不同，结果也会有很大的不同。在写下抱负的19年后，许多希望能有高收入的人都实现了这个愿望。例如，在597位心理学家和其他医学专家的样本中，他们对金钱重要性的观点每升高一个层次，工资收入就都会增加14 000美元（1995年时的美元价值）！不工作的已婚女性也有可能实现她们对金钱的渴望。对于这些女性来说，她们对金钱的渴望每升高一个级别，就会增加12 000美元的家庭收入，这些钱显然是由她们的丈夫赚的。

    人们在18岁时对钱看重的程度同样也预示着他们在成年以后对自己收入的满意程度。我们比较了高收入人群（收入超过20万美元）和低收入人群（少于5万美元）的生活满意度。对于那些认为有钱很重要的人来说，收入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更大（总分为5，其影响为0.57分）；而对那些认为钱不重要的人来说，收入对其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则只有0.12分。相对于普通人来说，想要且能得到钱的人对生活明显更为满意；想要却没有钱的人则对生活更为不满。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其他目标—对生活不满的成年人，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方法就是设定非常难以实现的目标。在20年后对这些受试者生活满意度的调查表明，年轻人最难以实现的目标是“在表演艺术方面功成名就”。年轻人的目标会影响他们将要经历的事、他们的未来，以及对生活的满意程度。

    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发现改变了我对于幸福的看法。人们为自己设定的目标对于他们要做什么，以及对只关注经验自我的幸福感是难以维持的这一事实的感受都极为重要。幸福不是忽略人们想要得到的。此外，说幸福是忽略自己活着的真实感受而只关注自己对生活的想法也是不成立的。我们必须接受幸福是各个方面的综合体的观点，必须把记忆自我和经验自我的感受都考虑在内。

    被放大了的幸福错觉

    受试者在评估自己的生活时，并没有仔细思考。这个看法是由受试者回答问题的速度以及他们受当前情绪的影响程度推测出来的。他们肯定会使用启发法（替换和眼见即为事实的例子）。尽管受试者关于生活的看法会受到有关约会的问题或是放在复印机上的硬币的影响，但他们并没有忘记生活不仅仅是约会或走运。幸福的概念并不会随着突然发现一枚硬币而发生改变，但是系统1常会作为生活的一部分替代整个生活。人们所关注的生活的任意方面会在整体评估中被放大。这就是聚焦错觉的实质，下面的这个句子可以描述这一点：

    在你思索某件事时，这件事就不会像你想的那样重要了。

    这个概念源自一场关于从加州搬到普林斯顿的家庭辩论。在这场辩论中，我的妻子说加州的人比东海岸的人幸福。我反驳道，气候肯定不是决定幸福的重要因素，斯堪的纳维亚人可能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还注意到永久的生活环境对幸福的影响也很小，但是我还是没能说服我的妻子，她依然相信加州人更幸福，这是一种情感预测的错误。

    不久之后，我参与了一个关于全球变暖的社会科学的研讨会，而那个家庭辩论的话题依然在我的脑海中徘徊。研讨会上，一个同事根据他对下个世纪地球人口幸福度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反驳道，预测在一个更温暖的行星生活是何种情形是荒谬的，因为我们甚至不知道住在加州的感觉会如何。交流不久后，我和我的同事戴维·施卡德（David Schkade）得到了一笔研究资金，主要研究两个问题：住在加州的人比其他地方的人更快乐吗？人们普遍认为加州人相对快乐的程度如何？

    我们召集了许多来自加州、俄亥俄州和密歇根州的学生，组成了一个大的样本。在其中一些学生的帮助下，我们得到了关于他们生活各个方面满意程度的详细报告。通过另一些学生，我们得到了关于某个“与你有同样兴趣和价值观”但却住在别处的人会怎样完成同样的调查问卷的预测。

    分析了数据以后，我显然赢得了那场家庭辩论。正如预期的那样，两个地区的学生对天气的态度是不同的：加州人很享受当地的气候，而中西部人却厌恶当地的气候。然而，气候并不是决定幸福感的重要因素，甚至加州学生与中西部学生的生活满意度也根本没有任何不同。我们还发现，我的妻子并不是唯一一个认为加州人更为幸福的人。两个地区的学生都犯了和我妻子同样的错误，我们还能追溯到此错误的根源，即他们都夸大了气候的重要性。我们将这种错误称为聚焦错觉。

    聚焦错觉的本质是眼见即为事实，就上面例子来看，即是对气候给予过多的权重，却忽略了其他影响幸福的因素。为了理解这种错觉强大的影响力，请花几秒钟思考下面的问题：

    你从自己的车上能得到多大快乐？

    你能立刻得到答案，因为你知道自己有多喜爱和欣赏自己的车。你将其替换成了另一个不同的问题：“你在什么时候能从车中得到快乐？”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会令你惊奇，但也是简单直接的：当你考虑到自己的车时，你就能从车中得到快乐（或不快）。当然，你也不会常想到自己的车。正常情况下，你平时开车时是不会花很多时间思考自己的车的，你会想一些其他的事情，而你的心情也由你所想的事决定。当你尝试评估自己有多喜爱车时，你实际上回答的是另一个更为具体的问题：“当你考虑自己的车时，你能从车中得到多少快乐？”这个替换导致你忽略了自己很少想起车的事实，这是过程忽视的一种形式。其结果就是聚焦忽略。如果你喜欢自己的车，你就有可能夸大从其中得到的快乐，这会使你在想到当前这辆车的优点或是考虑是否要买辆新车时出现错觉。

    类似的偏见使得人们对加州人幸福感的判断发生了偏差。当被问到加州人的幸福感时，你可能会想到加州比较特别的活动，例如夏天可以爬山，或是羡慕那里冬天气候温和。但事实上，加州人很少参与那些活动。不仅如此，加州的常驻居民在对自己的生活进行总体评估时，根本没怎么想到气候这个问题。如果你一生都住在加州，而且不怎么去旅游的话，那么加州就像自己的10根脚趾一样，会觉得它们很重要，但却不会时常想到它们。如果生活中任意一方面的想法有很强的可替代性的话，此方面就更有可能被凸显出来。

    而搬到加州的人则会有不同的回应。假设某个企业的核心人员搬到了加州，想从这宜人的气候中得到快乐。搬家后的几年内，当问他对自己生活的满意度时，他可能会想到这次搬家，进而会对比搬家前后两州的气候。对比的结果肯定是加州更胜一筹，而对于生活中气候这一方面的关注就会使他对自己真实经验的权重发生偏差。无论这个人在搬家后是否真的更快乐，他都会说自己感到更快乐了，因为关于气候的想法导致他相信自己更快乐。聚焦错觉能使人们对自己当前的幸福状态、他人的幸福感以及自己未来的幸福感判断错误。

    半身瘫痪的人一天中有多长时间情绪低落？

    这个问题肯定会让你想到某位半身瘫痪的人正在思考自己的身体状况。在这个瘫痪者发生事故后的前几天里，你的这个猜想很可能还是正确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瘫痪者会开始慢慢习惯，对自己身体状况的注意力就会转移到其他新的情况上去（只有少数例子除外），最主要的例外情况包括长时间的疼痛、持续处于吵闹声中以及严重的抑郁。疼痛和吵闹声是吸引注意力的生理信号，抑郁则会使难受的想法不断强化。因此，对于类似情况，人们是不可能完全适应的。半身瘫痪者也并不例外：观测表明，半身瘫痪者在事故发生的一个月内心情大都是相当好的。尽管当他们想到自己的境况时，也肯定会感到悲伤。然而，在大多数时候，这些半身瘫痪者工作、阅读、看笑话、交朋友，在报纸上读到政治新闻时同样也会生气。当他们参与到任意一项活动中时，与其他人并没有多大的差别，我们也可以说，半身瘫痪者的幸福感在大多数时候都是接近于正常水平的。想要适应一个新的环境，无论这个环境是好还是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慢慢地不去想这个环境。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生活的长期状况（包括半身瘫痪和婚姻）只在部分时间会对人们的状态产生影响，即当人们关注于这些状况的时候。

    在普林斯顿大学教书有个好处，即能带聪明的学生完成研究论文。其中，指导波特鲁利亚·科恩（Beruria Cohn）的论文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的论文数据来自于某家调查公司，这家公司请受试者估测了半身瘫痪者处于坏心情的时间比例，科恩收集并分析了得来的数据。她将受试者分成两组：第一组被告之导致患者瘫痪的事故发生在一个月前，另一组被告知事故发生在一年前。另外，每一个受试者都需要说明自己是否认识半身瘫痪的人。从这一点出发，她又将受试者分成两个组。这两个组对半身瘫痪不久的人的判断非常接近：认识瘫痪者的受试者估测他们有75%的时间处于负面情绪中；需要靠想象才知道瘫痪者是何状况的受试者的估测值是70%。相较而言，这两组受试者对事故一年后瘫痪者情绪的估测则大不相同：认识瘫痪者的人认为他们有41%的时间处于负面情绪中；现实生活中不认识半身瘫痪者的受试者的平均估测值则为68%。很明显，那些认识瘫痪者的人观察到瘫痪者对自己境况的注意力会逐渐转移，而那些不认识瘫痪者的人就不能预测到这种适应性的发生。判断某人赢得彩票一个月后和一年后的心情也是这样的模式。

    我们能够预测出，对于那些半身瘫痪者以及有慢性病且难以负荷身体状况折磨的人来说，他们的生活满意度与幸福感关系并不大，因为在要求他们评估自己的生活时，不可避免地会使他们想到其他人的生活以及自己曾经的生活状态。最近关于结肠造口术病人的研究结果也与这个看法一致。此研究结果表明，病人的幸福感与他们对自己生活的评估有着极大的不同。在经验样本中，并没有发现这些病人的幸福感与健康人有何不同。但结肠造口术病人却想要以自己几年的生命换取健康的身体。而没有得结肠造口的人会认为自己若得了这种病情况会很糟糕，因此他们宁愿失去几年的寿命也不愿再次做这个手术。这个时候，记忆自我似乎是受到了聚焦错觉的支配，而聚焦错觉则将焦点放在了经验自我忍受的痛苦上。

    丹尼尔·吉尔伯特和蒂莫西·威尔逊引入了错误想法（miswanting）这个词组来描述因情感预测的错误而导致不佳决策的这种情况。这个词组理应成为我们的日常用语。聚焦错觉（丹尼尔·吉尔伯特和蒂莫西·威尔逊称之为过度聚焦）是产生错误想法的主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错误想法会导致我们易于夸大购买大件商品或变换环境对我们未来幸福感的影响力。

    请比较两个会使你的生活某些方面发生改变的决定：买一辆舒适的新车和加入每周都有聚会的小组，有可能是扑克小组或是读书小组。这两种经历在开始时都是新鲜且令人兴奋的体验。其主要的不同在于，买了车后，你对它就会越来越不关注；但加入小组却能常参加社交活动，当然前提是你愿意常去。由于眼见即为事实的关系，你可能会夸大汽车的价值，但不太可能在社交活动或其他需要注意力的活动方面犯同样的错误，这样的活动有打网球或学习拉大提琴等。聚焦错觉会产生一种偏见，这种偏见会导致人们更加看好本身就能令人兴奋的事物或经历，即使这些事物或经历最终也会失去吸引力。人们忽视了时间，致使维持人们长久的注意力价值的经验很少受到关注，至少比这种经验应得到的关注要少。

    千万不要忽略时间的作用

    本书中不断重复时间的重要性。将经验自我的生活描述为一系列有价值的时刻是符合逻辑的。某个生活阶段的价值（我曾称其为快乐总量）就是这一阶段所有价值的总和。不过，这不是大脑呈现各个阶段的方法。我曾提到过，记忆自我同样也会讲故事和作出选择，而且它讲的故事和作出的选择都不能恰当地表示时间。在讲故事时，一些关键的时刻，特别是开始、高潮和结尾，代表了整个生活阶段，过程因此就被忽略掉了。在冰手试验和薇奥莉塔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某一特定时刻的情形。

    我们在前景理论中看到了另一种不同形式的过程忽视，在这种过程忽视中，状态由其过渡状态所代表。彩票中奖会创造一种新的财富状态，此状态能持续一段时间，但决策效用会随着对彩票中奖这则消息的反应强度的改变而改变。人们忽略了对注意力的减退以及对新状态的适应，只注意到了短暂的时间片段。在对慢性疾病的预测以及聚焦错觉的过程中，都有同样的对过渡到新状态的关注、时间忽略和适应性。人们在聚焦错觉中犯的错误包括关注选定的时刻，忽略其他片段发生的事。大脑善于处理故事，但却似乎不能很好地处理时间。

    在过去的10年里，我们了解了许多关于幸福的新发现的事实。我们也明白了，幸福这个词并不只有一个简单的含义，我们也不该将其简单地随意使用。有时，科学的进步会使我们更加困惑。

    示例—生活的思考“她认为买一辆豪车会使自己更为快乐，但这其实是个情感预测错误。”“今天早上，他的车在上班途中坏掉了，因此，他的心情非常糟糕。今天并不适合问他关于工作满意度的问题。”“她平时看起来都很开心，但当我们问她是否快乐时，她说自己并不快乐。这个问题肯定使她想到了自己最近离婚这件事。““买一座更大的房子可能不会使我们永远感到快乐。我们可能会因为犯聚焦错觉的错误而遭殃。”“他选择了在两座城市间之间奔波往返。这可能是一个错误想法的典型例子。”结语

    我在本书的开头引入了两个虚拟的人物，随后讨论了人类的两种存在形式，最后又介绍了两种自我。两个虚拟人物分别是运用直觉、进行快速思考的系统1和需付出努力、运行更慢的系统2。系统2进行的是慢思考，能监督系统1的运作，并在其自身有限的能力下尽可能地占据控制地位。两个物种分别是活在理论世界的虚拟经济人以及活在现实世界的人类。两个自我指的是感受当下的经验自我以及记录并作出选择的记忆自我。最后一章是对这三组概念的某些应用，我将逆序进行讲解。

    两个自我

    记忆自我与经验自我相抗争的可能性问题比我最初想象的更加复杂。在早期的冰手实验中，过程忽视和峰终定律的结合会使人们作出明显荒谬的选择。为什么人们愿意承受没有必要的痛苦呢？这是受试者的记忆自我作出的选择，更愿意去回忆那些给他们留下更好记忆的体验，尽管这些选择会使自己承受更多的痛苦。或许在一些极端例子中，以记忆的质量为标准进行选择是恰当的。例如，创伤后产生压力是有可能发生的，但手冰凉的体验并不是一种创伤。客观的旁观者在为别人作选择时，肯定会选择受创期短的那一个，会更加考虑别人经验自我的感受。但人们为自己作的选择，有一半都可被认为是错误的。在像茶花女的歌剧和对简的生活判断的故事中，过程忽视和峰终定律都经不起推敲。以某个生命的最后时刻来评估整个生命，或在判断哪种生命更为理想时，完全忽略其过程都是没有道理的。

    记忆自我是系统2的一部分。系统2评估生活中某些情节及生活本身的方法有着显著的特点，这些特点也是我们记忆的特征。由系统1产生的过程忽视和峰终定律并不一定与系统2的评判标准相符合。我们相信过程是重要的，但记忆却告诉我们，过程并不一定重要。规定评估过去事件的原则对决策制定不能起到很好的导向作用，因为时间在其中也起了重要作用。人类的存在有一个核心的事实，即时间最终还是有限的资源，但人类的记忆自我却忽略了这个事实。比起细水长流的幸福来说，人们更偏好享受短暂却强烈的快乐。这种偏见是由结合了峰终定律的过程忽视造成的。与这种偏见相反，另一种偏见使我们更为害怕短期、强烈的疼痛，而对于长时间但较轻微的疼痛却更容易接受。过程忽视还使我们容易接受长期但轻微的不愉快，因为其结局会更好；若某件事的结局不好，即使其过程是长期且快乐的，我们也会忽略掉。以同样的观点来看待不适，请考虑这个普遍的警告，“不要这样做，否则你会后悔的”，这个建议听起来很明智，因为其所能预见的后悔出自于记忆自我的判断，我们也倾向于将这个判断看做是最终结论。然而，我们不应该忘记，记忆自我的观点不总是正确的。一个测量快乐的客观观察者会更注重经验自我，会提供不同的建议。记忆自我对过程的忽略、对峰终和结局的重要性的夸大，以及对后见之明的怀疑共同作用，歪曲地反映着我们真实的体验。

    相反，对过程加权的幸福观使我们将生活中的所有时刻都看做是相似的，其将生命中所有时刻都分为值得纪念或不值得纪念两种。有些时刻最终会比其他时刻得到更多的权重，并不是因为它们值得纪念或是很重要。人们花在思考某个值得纪念的时刻的时间应被考虑在内，增加这个时刻的权重。通过改变某个时刻之后时刻的经验也能增强这个时刻的重要性。例如，练习拉一个小时的小提琴可能会增强多个小时的演奏经验或几年后听音乐的鉴赏能力。同样，引起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短暂且可怕的事件应该通过其引起的长时间的痛苦来权衡。从过程加权的角度来看，我们只能在事情发生后才能决定某个时刻是值得纪念的还是毫无意义的。“我会一直记得……”或“这是一个意义非凡的时刻”的说法可以被看做是承诺或是预测，但即使我们在说这些话时是百分之百真诚的，我们还是常常无法实现这些承诺或正确进行预测。我敢打赌，10年后，许多我们曾经说过想要一直记住的事都会被忘记。

    过程权重的逻辑具有强迫性，但我们并不能将其视为关于幸福的完整理论，因为人们只认同记忆自我，而且只关心自己的故事。忽略了人们想要的关于幸福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另外，忽略了真实发生的事并只关注于人们对自己生活的想法的理论同样也站不住脚。我们必须将记忆自我和经验自我都考虑在内，因为它们对生活的诠释不总是一致的。哲学家可能会长时间在这些问题上纠结。

    对于这两个自我哪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并不是只有哲学家才需要考虑的。这个问题对于某些领域的政策问题都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医药和福利领域。请考虑对治疗不同的病应该作的投资，包括失明、耳聋和肾衰竭。这些投资应该受人们对这些疾病的恐惧程度的影响，还是该受病人真实的痛苦体验的刺激？是受病人想要恢复健康的愿望的强烈程度还是病人为了健康而愿意付出代价的大小来决定？关于失明和耳聋，或结肠造口术和透析的投资意愿强度，可能会因为对痛苦严重程度评估方法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当前对此问题还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但这个问题却非常重要，不容忽视。

    最近，用对幸福的测量来引导政府决策的可能得到了包括学者和欧洲几个政府机构在内的关注。将来，社会痛苦总量指数可能会和失业、残疾和收入指数一起包含在国家统计数据中。比起几年前，这个想法在现在看来还是有可能实现的。这个项目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经济人和人类

    如果我们能与某个人进行理性讨论，此人的信念能顺应现实，而且他的倾向也与其兴趣和价值观相符合，我们就可以说这个人是通情达理的。在说到理性这个词时，人们往往会想到审慎、深思熟虑且缺少热情的人物形象，但在日常用语中，一个理性的人肯定是通情达理的。但对于经济学家和决策理论家来说，“理性”这个形容词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判断某个人是否理性的唯一标准并非是看这个人的信念或是偏好是否合理，而是看它们是否一致。一个理性的人可以相信鬼，只要他的其他信念也与世界上有鬼存在这个信念相一致。一个理性的人可以有好恶，但他的偏好要前后一致。理性指的是逻辑上的一致，即合理与否。根据这个定义，经济人就是理性的，但有很多证据表明，人类并不理性。经济人不会受启发式、眼见即为事实、窄框架、内部意见或偏好逆转的影响，但人类却无法避免这些影响。

    将理性定义为一致性是会受到限制的。理性要求人们遵守逻辑原则，但我们有限的大脑却不能够实现这一点。从这个定义来看，通情达理的人并不一定就是理性的人，但也不能因此就被认为是非理性的。“非理性”是一个较重的词，包含了冲动、感情用事以及对合理辩护的顽强抵抗等含义。当我与阿莫斯的研究成果被认为证明了人类的选择是非理性的时候，我总想要退缩。因为事实上，我们的研究仅仅表明了人类不应该被描述为处于理性代理模式中。

    尽管人类不是非理性的，人类仍然时常需要帮助才能作出更准确的判断和更好的决策。有时，相应的政策和机构就能够提供这种帮助。这样说虽然没什么不对，但实际上却颇具争议。正如比较权威的芝加哥学院派解读的那样，对人类理性的信心和防止人们作出错误选择是没必要甚至不道德的这一观念联系紧密。理性的人应该是自由的，他们应该为自己的选择负责。米尔顿·弗里德曼是芝加哥学院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其主要观点在他的一本畅销书的标题上得到了体现—《自由选择》（Free to Choose）。

    经济人是理性的这一设想为用自由主义的方法制定公共政策的观点提供了思想基础：不要干涉个人选择的权利，除非这些选择对他人有害。将物品分配给愿意付钱最多的人是市场效率的体现，对市场效率的赞叹是对自由主义政策的支持。有一篇《理性成瘾理论》支持芝加哥学院派的这一观点，它解释了对强烈且即时满足有极度偏好的理性代理人会做出理性的决策，把对未来的沉迷当做一个结果。加里·贝克尔是这篇文章的作者之一，也是芝加哥学院派中的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他曾以轻松但不失严肃的口吻说过，我们应该考虑通过某种信念，即人们能很快找到治愈糖尿病的方法，来解释所谓的肥胖流行病的病因。他提出了一个有价值的观点：当我们观察那些行为看似怪异的人时，应该考虑到一种可能—他们这样做有合理的理由。只有当理由变得不合理时，才会引发心理学上的解释。其中，贝克尔对于肥胖症的解释可能就是不合理的。

    在经济人的国度里，政府应该让经济人在对他人不造成危害的前提下自己作选择，不横加干涉。如果骑摩托车的人选择不戴头盔，那么自由主义者就会认为这是他的权利，并支持他这么做。无论是决定不存养老金还是选择吸食毒品，公民们都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不过，往往难以界定这种情况：没有存够养老金的老年人并不会比在餐厅吃完大餐后抱怨价格太高的人得到更多怜悯。因此，在芝加哥学院派与行为经济学家的辩论中，有许多理论都是相互矛盾的。行为经济学家抵制极端的理性代理人模式。辩论的所有参与者都认为自由不是争辩而来的价值。但是相比人类理性的真正信徒，生活对于行为经济学家来说更加复杂。没有行为经济学家会赞同强迫市民均衡膳食，以及只看有益电视节目的规定。然而，对于行为经济学家来说，自由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做了不明智决策的个人以及认为有义务帮助这些人的社会都需要付出代价。因此，该不该帮助个人避免错误的决策就成为了行为经济学家的两难。芝加哥学院派的经济学家们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理性代理人不会犯错。对于这个学派的人来说，自由是免费的。

    在2008年，经济学家理查德·泰勒和法学家卡斯·桑斯坦合著了《助推》。这本书很快成为了全球畅销书，还被视为行为经济学的《圣经》。书中引入了几个新的词语，包括经济人和人类，还提出了一系列方案来解决在不剥夺人们自由的前提下帮助人们做出良策的难题。泰勒和桑斯坦主张自由家长制的做法，即允许国家和其他机构“推动”人们做决策，并使这些决策服务于该国或该机构的长远利益。将参与养老金计划指定为默认选项就是助推的一个例子。不可否认，人们会因为不自觉地加入了这个计划而觉得自己的自由少了，因为他们在当初填表时，只需确认一个复选框，就可以退出这个计划。在之前已经提过，个人决策的框架（泰勒和桑斯坦将其称为选择架构）对结果有着巨大的影响。助推基于坚实的心理学，我在之前已阐述过。默认选项自然而然地被认为是普通选项。而偏离普通选项是一种委任的行为，需要考虑更多，承担更多的责任，比什么都不做更有可能让人后悔。如果某个人不确定该怎么做时，就会有强大的助推力来引导这个人做出决策。

    与经济人相比，人类同样需要保护，以免受那些蓄意利用他们弱点的人的危害—特别是系统1的怪异模式以及系统2懒惰的弱点。理性代理人被认为能谨慎地作重要的决定，并充分利用知道的已有信息。经济人会在签署一份合约之前，阅读并理解所有条文，但是人类通常不那样做。某家不道德的公司设计出的合约在显而易见的地方隐藏着重要的信息，这些信息能使公司在法律范围内有回旋的余地，但人们不经阅读就签下了合约。对理性代理人模式有害的极端解读是：除了确保相关信息公开外，顾客被假定为不需要保护，合约中字体的大小和语言的复杂程度不被认为是相关信息，但是一个经济人知道如何处理小字体的信息。《助推》这本书给出的建议是要求公司提供足够简单的合约以供人类客户阅读和理解。因为顾客得到了更详细的信息，这可能使一些公司的利益受到损害，因此，一些建议遭到了这些公司的强烈反对，但这是一个好的迹象。公司通过提供更好的产品来提高竞争力要比公司独自赢利更为可取。因此，通过提供好产品来提高竞争力的公司更受到人们的青睐，也就是说更受青睐的公司往往是提供的信息不明确的公司。

    自由家长制的显著特点是其在广泛的政治方面的吸引力。行为政策的绝佳例子是“为明天储蓄更多”计划，这是由国会中的极端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联合提出的议案，而这两者的联合并不常见。“为明天储蓄更多”是公司为其员工提供的养老金计划。签了这份合约的员工在加薪时增加一定的存储比率，这样，员工就能为储蓄计划贡献得更多。储蓄率随工资的上涨而自动上升，直至员工注意到存得太多，进而选择退出该计划。现在，这个由泰勒和桑斯坦于2003年提出的伟大革新使储蓄率有了一定的提高，也使成千上万工人的前景更加光明。这个计划有坚实的心理学理论作为基础，本书的读者们对这些理论知识肯定都有所了解了。此计划通过要求非立即改变或尝试来提高存储以支付工资的方法避免了直接损失，将损失转变成了未得收益（foregone gains），也就更容易使人接受。另外，其自动性的特点还将系统2的懒惰与工人的长远利益结合在了一起。当然，所有这些特点都没有强迫任何人做任何他们不想做的事，也不含任何误导或欺诈。

    自由家长制在许多国家都得到了认可，包括英国、韩国，还得到了很多政党的认可，包括英国托利党以及奥巴马政府等。的确，英国政府成立了一个新的小部门，这个部门的任务就是将行为科学原则用于帮助政府实现目标。这个部门的正式名称叫做“行为研究小组”，但是，无论是政府内部的人还是政府外部的人，都将这个小组简单地称为“助推小组”。泰勒是这个小组的顾问之一。

    继《助推》一书之后的一本书中，奥巴马总统邀请了桑斯坦在政府信息与规制事务办公室任职。这个职位为桑斯坦提供了很多将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的课程应用于政府机构的机会。这个任务在管理与政府预算办公室在2010年所作的报告中有所描述。本书的读者应该可以理解一些特定提议背后的逻辑，包括鼓励“清晰、简单、显著及有意义的披露”。读者还需读懂背景陈述“描述非常重要，例如，如果某个可能的结果被构架成一种损失，这种结果会比构架成收益有更大的影响”。

    关于助推的例子有很多，比如之前已经提过的关于耗油量公开信息的框架规则，而其他方面的应用还包括自动参加健康保险，用新的膳食指南代替令人费解的膳食宝塔（新的膳食指南是由一个盛满营养均衡的食物的盘子所表示），以及美国农业部门（USDA）所指定的规则，即允许在肉制品标签上写上类似“90%无脂肪”等信息，而“10%的脂肪”也可以说成“接近于瘦肉率颜色的表述方法，即描述出与同脂肪率的肉相同的色泽、大小及种类”。与经济人不同的是，人类需要帮助才能作出好的决定，且这种帮助可以通过告知或不介入的方式得以实现。

    两个系统

    本书将大脑的运作描述成了两个虚拟人物不稳定的相互作用，这两个虚拟人物就是自动的系统1以及需要付出努力的系统2。现在，你对这两个系统的个性已经相当熟悉了，也能够预测他们在不同情境下可能的回应方式。当然，你也知道这两个系统并不是真正存在于大脑或其他地方中。“系统1做了某事”是“某事自主发生”的简略说法。“系统2被动完成了Y”是“更兴奋，瞳孔扩散，注意力集中，Y活动开始进行”的简略说法。我希望你能和我一样，交谈时使用关于两个系统的语言，这样的话，交谈就会更方便，还能在不知两个系统存在与否的问题时凭直觉判断系统的运作方式。作出这些简要说明后，在后面的内容中，我会继续使用两个系统的说法。

    我们对自己的看法就是对系统2的看法。系统2会进行判断和选择，但它会认可系统1形成的观点和感觉，或将这些观点和感觉合理化。你可能没有意识到你对某个项目持乐观态度，只是因为此项目的领导使你想到了自己亲爱的姐姐。或是，你或许会厌恶和你的牙医长得像的人。如果你想寻求一个解释，就要搜寻记忆，寻找一些像样的理由，你最后肯定能找到一些。另外，你还会相信自己编造的故事。系统2不仅是系统1的辩护者，它也能避免许多愚蠢的想法和不当表达而引起的冲动。投入注意力能提升众多活动的表现（试想在思想混乱时在狭窄的路上开车的风险），对于一些任务来说，注意力的集中还是必要的，例如在进行比较、选择和推理时。然而，系统2并不是理性的模范，其能力以及能够掌握的信息都是有限的。我们在推理时，头脑不会总是很清醒，我们犯错也不全是因为突然想到的不恰当的直觉。通常，我们犯错是因为我们（系统2）无法再了解到更多的信息。

    我花了更多的时间来描述系统1，也用了很大篇幅描述我源于直觉判断和选择的错误。然而，相对的篇幅并不是评判直觉思考优劣的好指标。系统1是我们许多错误的原因，但也是我们许多正确做法的原因，而且我们也常做正确的事。我们的想法和行动通常由系统1指导，是当机立断的。系统1的一个优点就是储存在我们联想记忆中丰富而详细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能在不到一秒的时间内，从普通事件中区分出令人惊奇的事件；立即对自己所期望的事生成想法，并对令人惊奇之事和正在发生的事自动搜寻有因果关系的解释。

    记忆能记录我们一生中习得的技能，因而也会自主产生解决方法来应对不断出现的挑战（比如绕过路上的一块大石头走，避免让顾客挑出错误）。技能的习得要求有固定的环境、练习的机会，以及对自己想法和做法快速且明确的反馈。当这些条件都满足时，就能掌握技能了，且此后快速闪现在大脑中的直觉性判断和选择都会是正确的。这些都是系统1来完成的，也就是说这些是快速且自主发生的。有技能的行为是能快速有效地处理大量信息的能力。

    若挑战碰上了有技能的应对方法，这个应对方法就能被唤起。如果没有技能，又会发生什么呢？此时，系统2显然要介入，就如同回答“17×24=？”这个问题，其结果肯定是确定的。但想要系统1对系统2的能力表现出吃惊，不介入进来却不太可能。系统1不会受能力的限制，在计算时不要求确切数值。在搜寻某问题答案时，它能自动生成对相关问题的回答，还可能会将所问问题的答案替换成很容易出现在头脑中的回答。在启发式的概念中，启发式的回答并不一定比原来的问题更简单或需要更少的努力，启发式的回答只是更容易想到，更快、更容易被发现而已。启发式的回答不是随意想出来的，它们“似乎”是正确的答案。不过，有时也错得离谱。

    系统1在处理信息时，可能会产生认知放松。当信息不可信时，系统1也不会生成警告信号。人们会快速且自信地进行直觉性回答，不管这些回答是否源于技能或启发式。系统2没有简单的方式来区分有技能的和启发式的回答。唯一的方式是放慢速度、自身构建出一个答案，这个答案可能不会被轻易接受，因为系统2比较懒惰。系统1的很多建议常常没有通过最基本的检验就得到了人们的支持，就像球拍和球的问题。这就是系统1得到“错误和偏见的起源”这个负面称号的原因。系统1的运行特征，包括眼见即为事实、强度匹配和联想一致性等，会产生可预测的偏见和认知错觉，比如锚定效应、回归平均值的预测、过度自信，以及许多其他错觉。

    对于偏见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如何提升判断和决策（这些判断和决策来自我们自身和那些我们为之服务也服务于我们的机构）的质量呢？从自身经验来谈，系统1的运行方式是不能教给别人的。我除了认为年龄会有些影响外，我们的直觉思考就像我之前对这些问题作的研究那样，包括过度自信、极端预测和计划失误的倾向。我只提升了对易犯错误的情境的识别能力，“这个数字会成为一种锚定……”，“如果问题被重新架构，决策会改变……”而我在识别别人错误的过程中，也取得了更多的进步。

    避免系统1出错的方法从原则上讲是很简单的：认识到你正处于的认知领域，放缓并要求系统2来加以强化。当再次碰到缪勒–莱耶错觉图时，你会怎么做？当你看到有箭头的线段指向不同的方向时，你会意识到现在你不能相信自己对长度的直觉。不过，这种明智的过程在最需要的时候不会被应用到生活中。我们都希望在自己要犯错时能有个铃声提醒自己，但这是不可能的，认知错觉比感知错觉更难以识别。理性的声音也许比错误的直觉响亮又清晰的声音更微弱。当你面临着重大决策的压力时，质疑自己的直觉会让你感到不愉快。当你处于麻烦中时，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有更多的质疑。这样的结果就是，相比自己要犯错时，你在观察别人是否要犯错时，能更容易辨认出雷区。观察者会比实施者在认知上更为放松，更愿意接收信息。我写本书的一个原因就是指导批评家和传闲言碎语的人，而不是指导决策制定者。

    机构要比个人更容易犯规避错误，因为机构的人多，自然就会思考得很慢，也更有能力按规则行事。机构可以制定和有效使用检查表，还可以深入开展，比如参考类别的预测以及“事前验尸”练习。机构能够鼓励其成员形成一种在靠近雷区时互相留意和提醒的文化，而这种文化的形成一部分是通过为其成员提供一些独特的词汇。无论机构是干什么的，都涉及判断和制定决策，就像是工厂生产产品，每个工厂都应该有保障其产品在最初设计、装配及最后检查时的质量的方法。决策产生的相关阶段包括解决框架问题、收集引导决策的相关信息、反馈以及检查。想要提高其决策质量的机构应该经常在每一个阶段里搜寻可提高效率的环节。这个运作的概念是有规律的。持续的质量控制通常是在危机产生后机构采取的对过程的全面回顾。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明显缺乏主持高效会议必要技能的系统训练。

    基本上，更为丰富的语言对于建设性批评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技能。与医疗相似，辨别判断性错误就像是在诊断病人，需要一些精确的词汇。从某种疾病的名字中，我们希望得到所有关于这一疾病的信息，包括其易感染性、环境因素、症状、预断及治疗等。与其相似的是，如“锚定效应，”“窄框架”、“过度一致性”也能使我们想到关于某个偏见的所有信息，包括其原因、影响以及我们能对其做些什么。

    在办公室饮水机旁的闲谈与决策有直接的联系：闲谈越多，所做的决策就可能更好。有时，决策制定者能听到大家当时传的闲言碎语和批评，这比听自己内心疑虑更容易。当他们相信批评自己决策的人经验丰富且公平正直，或当他们希望自己的决策能通过制定的方式而不是结果来评判的话，就会做出更好的决策。

    附录A  不确定性下的判断：启发法和偏见

    (本文首次刊登于1974年的《科学》杂志上，第185卷。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为此项研究提供了支持，海军研究办公室也与位于尤金的俄勒冈研究院签订了合约，监督该研究。另外，该研究还得到了位于以色列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研究与开发部门的支持。)

    我们所做的许多决策都是基于对不确定事件概率的信念，这些不确定事件包括选举结果、被告的内疚感或是美元的未来价值。这些信念通常被表述为“我想……”“概率是……”“它是不可能的……”等。对于不肯定事件的信念有时还能以概率或主观概率等数字形式表现出来。那么，是什么决定了人们的信念？

    人们又是怎样评估不确定事件的概率和不确定数量的价值呢？本文将会告知你们，人们依赖于数量有限的启发式原则，而这些原则能将测量概率以及预测价值的任务简化，使其成为更为简单的判断过程。总的来说，这些启发法相当有用，但有时也会导致严重的、系统性的错误。

    对概率的主观评估与对距离或大小等物理量的主观测量相类似。这些判断都依赖于效度有限的数据，是根据启发式的规则进行的。例如，某物体的距离取决于其清晰程度。物体看上去越清楚，其距离就显得越近。这条规则有一定的效度，因为在任何给定的情境中，距离较远的物体都会比距离较近的物体更不清楚。然而，对这条规则的信赖会导致我们在测量距离的过程中产生系统性错误。特别是在能见度较低时，物体轮廓就会模糊，而其距离就常常会被高估。另一方面，在能见度较高时，物体轮廓就会清晰，其距离也就会被低估。因此，如果依赖于清晰度，将清晰度作为测量距离远近的标尺的话，就会导致普遍的偏见。这样的偏见在对概率直觉性的判断中也会出现。本文将描述三种应用于判断概率和预测价值的启发式，列出由这些启发式引起的偏见，并讨论这些偏见的实际应用和理论内涵。

    代表性

    人们考虑的许多概率问题都包含在以下某个类型当中：物体A属于类别B的概率是多少？事件A起源于过程B的概率是多少？过程B引起事件A的概率是多少？人们在回答这些问题时，会典型地依赖于代表性启发法，即通过用A来代表B，也就是通过比较B与A的相似程度来对概率进行评估。例如，如果A能高度代表B，人们就会认为A源自B的概率高。但如果A与B并不相似，人们就会认为A源自B的概率低。

    若想通过代表性对判断进行阐述，请考虑下面这个情况，若有某个人被他原来的邻居描述为：“史蒂夫非常腼腆，少言寡语，很乐于助人，却对他人或这个现实世界没多大兴趣。他谦恭有礼，做事井井有条，中规中矩，关注细节。”人们如何从一个可能的职业列表中（例如农民、售货员、飞行员、图书管理员或是医生）评估他从事某个特定职业的概率？又如何根据可能性的大小来将这些职业进行排序呢？在代表性启发法中，例如，史蒂夫是个图书管理员的概率是通过其与典型的图书管理员形象的代表性或相似性来进行评估的。事实上，对于这类问题的研究已经表明，人们对职业概率的排序与对职业相似性的排序方法完全是相同的。而这种关于概率的判断方法会导致严重的错误，因为相似性或代表性不会受到某些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因素却能影响对概率的判断。

    对结果的先验概率（prior probability）不敏感。 对代表性没有任何影响而对概率有重要影响的其中一个因素是结果的先验概率，或基础比率。例如，在史蒂夫的那个例子中，在我们作出史蒂夫是个图书管理员而不是农民的理性评估时，是应该将农民比图书管理员人数更多的事实考虑在内的。然而，对基础比率的考虑并不会影响史蒂夫与图书管理员以及农民的典型形象的相似性。因此，如果人们通过代表性来评估概率，先验概率就会被忽视掉。我们在运用了先验概率的实验中检验了这个假设。在实验中，我们向受试者简要概述了几个人的性格，这几个人是从100位工程师及律师的样本中随意抽取出来的。而受试者需要通过对每个人的描述来评估其是工程师还是律师。在某个实验情境中，受试者被告知这些被描述的100人中，有70位工程师、30位律师。而在另一个实验情境中，受试者被告知这100人中，有30位工程师、70位律师。在第一种情境下，受试者判断任意一个描述是关于工程师的而不是关于律师的概率都应该高于第二种实验情境。因为第一种情境中工程师更多，第二种情境中律师更多。值得注意的是，我们通过贝叶斯定理还能知道每个描述的概率比率应该是（0.7/0.3）2，或是5.44。然而，这些受试者在这两个实验情境中都得出了同样的概率判断，这严重违反了贝叶斯定理。很明显，受试者认为某个特定的描述是在说工程师而非律师是通过描述对于这两个典型职业的代表程度而来的，而很少或根本就不考虑其所属类别的先验概率。

    当这些受试者没有其他信息来源时，他们会正确地利用先验概率。在没有人物描述的情况下，受试者判断某个人是工程师或律师的概率分别是0.7和0.3，这与基础比率正好符合。然而，当某个描述存在，就算这个描述没有任何信息，先验概率还是会被彻底忽略掉。对于以下描述的回应就阐明了这个现象：

    迪克是位30岁的男性，已婚，但无子女。他能力强，干劲足，承诺一定要在自己的领域功成名就。他很受同事的欢迎。

    这个描述所传达的信息与迪克是工程师还是律师的问题完全没有关系。因此，迪克是工程师的概率应该与工程师占样本总人数的比率相同，就如同我们没有得到任何有关迪克的描述时一样。然而，受试者却将迪克是工程师的概率判断为0.5，并不关注工程师占总人数的比率是0.7还是0.3。很明显，在没有任何证据和得到了一些无用的证据之后，人们的回应是不同的。在没有任何特定证据的情况下，先验概率能够被合理地应用；而在得知一些无用证据的情况下，先验概率就会被忽略。

    对样本大小的不敏感。 在某个指定大小的样本中，评估获得某个特定结果的概率时，人们总会应用代表性启发法。即他们会通过某个样本结果与相关参数的相似性来评估这个结果的概率。例如，人们会认为随机抽取的10位男性的平均身高是6英尺，而这个结果就是由与相应参数（这个参数即是男性人口的平均身高）的相似性得来的。某个样本的统计数据与人口参数的相似性并不是由样本的大小来决定的。其结果就是，如果我们通过代表性来评估概率，判断出的某个样本的统计数据实质上就是独立于样本大小的。的确，当受试者评估大小不同样本的平均身高分布时，他们得出的分布是相同的。例如，人们在评估平均高度高于6英尺的概率时，无论样本大小是1 000、100还是10位时，其得出的分布都是相同的。另外，即使样本大小的重要性在问题形成之时就被强调过，受试者还是不能体会其所起的作用。请考虑下面的问题：

    某个城镇有两家医院。在较大的那家医院里，每天大约有45个婴儿降生，而在较小的医院里，每天有15个婴儿降生。如你所知，其中50%的婴儿应该是男婴。然而，男婴实际的百分比每天都会有所变化，有时会高于50%，有时会低于50%。

    在一年的时间里，每家医院都记录了新生婴儿中男婴比率大于60%的天数。你认为，哪一家医院记录的天数更多？

    更大的医院（21）
    更小的医院（21）
    大致相同（其天数的不同在5%的范围内，53）

    括号中的数值表示的是选择该答案的大学生人数。

    无论是大医院还是小医院，多数受试者判断出的60%以上新生儿是男婴的概率都是相同的。这可能是因为这些事件都来自于同样的统计资料提供的描述，因此关于总体情况的代表性相同。相反，以样本理论进行分析的话，在小医院里，超过60%的婴儿是男婴的天数肯定应该比大医院的多，因为大样本的男女比率不太可能偏离50%。很明显，这个统计学的基本概念与人类的直觉不相符。

    在对后验概率（即从一个整体而不是另一个整体中抽取样本的概率）的判断中，人们对样本大小的问题也不是很敏感。

    请考虑下面这个例子：

    想象有个装满球的罐子，其中有2/3的球是一种颜色，1/3的球是另一种颜色。某个人从罐子里取出了5个球，发现有4个是红色的，1个是白色的。另一个人取出了20个球，其中有12个是红色的，8个是白色的。这两个人中，谁更会认为罐子里2/3的球是红色的，1/3的球是白色的？每个人给出的概率各是多少？

    在这个问题中，假设两次抽取的先验概率相同，那对于4∶1的那个样本来说，其正确的后验概率应为8 ∶1；而对于12∶8的样本来说，其后验概率为16∶1。然而，大多数人却认为第一个样本为罐子里主要是红球的这个假设提供了更为有力的证据，因为第一个样本的红球比例要比第二个样本的高。这再次证明了，直觉性判断由样本比例主导，本质上并不受样本大小的影响。然而，样本大小却对实际的后验概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对后验概率的直觉性评估比起正确的值来说并没有那么极端。在这类对概率的评估中，低估证据的影响反复出现。这种情况被称为“保守主义”。

    误解机会 。人们期望由随机过程产生的事件序列能够代表这个过程的基本特征，即使这个序列很短。例如，人们在考虑抛硬币看正反面的问题时，总会觉得其顺序更可能是正—反—正—反—反—正，而不是正—正—正—反—反—反，因为后者并不能体现出抛硬币的公正性。因此，人们期望过程的基本特征不仅表现在整个序列中，还表现在局部的序列中。然而，局部代表的序列系统地脱离了概率的期望：因为局部代表的序列中选择很多，但可供选择的项却很少。抱有局部代表性这个想法的另一个后果就是有名的赌徒谬误。例如，在看到轮盘赌的指针长时间连续指向红色以后，大多数人就会错误地认为现在该是指向黑色的时候了。这是因为，相比再次出现红色，出现黑色会使序列更具代表性。人们普遍将概率视为可进行自我纠正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某个方向的偏离能引起其相反方向的偏离，以达到恢复平衡的目的。事实上，在概率的结果揭晓之时，偏离并不是被“纠正”了，而只是融为一体了。

    不只是天真的受试者才会误解概率。一项关于统计直觉的研究以有经验的心理学家为受试者，揭示了人们长期抱有的“小数法则”这一信念。这些受试者认为，他们抽取的样本即使很小，也具有很强的代表性。他们这样的回应反映了一个有效的假设：某个具有统计意义的样本结果可以代表样本所属的整个群体的性质，这与样本大小并无关联。因此，研究人员过于信任小样本的结果，高估了这些结果的可复制性。在实际的研究中，这些偏见会导致研究人员选择的样本不够大，并对仅有的发现作过多的阐释。

    对可预测性的不敏感。 有时，人们需要作一些数值上的预测，例如，预测某只股票的走势、某种商品的需求量或是某场球赛的最后比分。这样的预测经常是通过代表性作出的。例如，假设有个人在听了关于某家公司的描述之后，需要预测这家公司的未来收益。那么，如果这个人听到的描述是正面的，他就会预测这家公司将有非常高的收益，因为高收益最能代表那个描述；如果描述是普通的，这个人就会觉得公司的表现也会很普通。描述的好坏程度并不受该描述的可信程度以及精确程度的影响。因此，如果人们仅仅依靠描述的好坏来预测，那么他们的预测就会对证据的可靠性和预测的预期精确度不敏感。

    这种判断模式违反了标准的统计理论。在标准的统计理论中，出于对可预测性的考虑，极端和预测范围受到了控制。当某件事的可预测性为零时，该预测的结果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是相同的。例如，如果在一些公司的描述中，没有听到有关其收益的信息，那么对所有这些公司未来收益的预测都应该是相同的。当然，如果某件事的可预测性非常高，那么预测值就会符合实际值，预测的范围也会等同于实际结果的范围。总之，可预测性越高，预测值的范围就会越广。

    一些关于数值预测的研究表明：直觉性预测违反了这条规则，因为受试者很少甚至没有考虑过可预测性的问题。在其中一项研究里，受试者看了几段文字，每段文字都描述了一位实习老师在特定实习课上的表现。一些受试者需要根据那几段文字描述以百分制来评价特定总体的课堂质量，其他受试者则需要预测这些实习老师在5年以后的成就，同样要以百分制来打分。这两种情况下作的判断是相同的，即预测某一未来事件（老师在5年以后的成就）与评估当前事件所依据的信息（实习课的课堂质量）是相同的。作这些预测的人肯定也意识到了用某位老师5年以前的实习课来预测她的教学能力过于局限。不过，他们的预测与评估一样极端。

    效度错觉。 前面已经介绍过，人们常会挑选输入信息（例如对某个人的描述）中最具代表性的特点（例如职业）来进行预测。他们在预测时的自信程度主要取决于相关信息代表性的高低（即所选特点与输入信息的吻合程度），与限制预测准确性的因素关系不大。因此，人们在听到与图书管理员的典型形象相符合的性格描述后，就会极有自信地作出所描述的人就是一个图书管理员的预测，即使这个描述是片面的、不可靠的或是过时的。由于预测特点与输入信息非常吻合而产生的没有保证的自信就被称为效度错觉。即使当判断者意识到限制其预测准确性的因素时，这种错觉仍然存在。许多文献已经证实：甄选面谈的出错率很高，但即使心理学家知道这一点，在甄选面谈时，他们还是常会在预测中表现出很大的自信。尽管不断有证据表明甄选面谈是不恰当的，但临床上仍然持续依赖这种访谈方式，这也充分说明了效度错觉强大的影响力。

    预测需要依靠输入，而输入模式的内部一致性就是决定人们在预测时自信程度的主要因素。例如，相比某个在一年级得了许多A但也得了许多C的学生来说，人们在预测一年级得了许多Ｂ的学生的平均绩点时会更有自信。高度一致的模式最常出现在输入变量过多或相关度高的时候。然而，相关统计学的结果证实，若规定了输入变量的效度，基于几个这种输入的预测会比输入过多或相关情况下的准确性高。因此，输入变量过多虽然可以增加自信程度，但却会降低预测的准确性。而人们在预测时所抱持的信心常会超出他们的能力范围。

    误解回归性。 假设让一群儿童做两套等效的能力测试题。如果你挑选出了在其中一套能力测试题中表现最好的10个人，那么他们在另一套测试中的表现通常会让你失望。相反，如果你挑选的是在其中一套能力测试中表现最差的10个人，你就会发现，他们在下一次测试中平均都比前一次测试表现得好。一般来说，假设变量X和Y有相同的分布。如果你挑选的X的平均分数偏离了X的均值K个单位，那么，Y的平均分通常偏离Y的均值的程度就会少于K个单位。这些观察表明了一个普遍的现象，即回归平均值现象。这个现象是高尔顿在100年前首次证明的。

    在正常的生命过程中，你会遇到许多回归平均值的例子。例如，在比较父亲与儿子的身高，丈夫与妻子的智力水平或是某个人连续测试的不同表现时。不过，人们没能对此现象产生正确的直觉。首先，人们不能预料一些肯定会发生回归平均值的情境。其次，当他们辨别出回归平均值的发生时，总会捏造出虚假的因果解释。有这样一个信念：预测结果应该最大程度代表输入信息，因此，结果变量的值也应与输入变量的值一样极端。我们提出，回归平均值的现象之所以难以掌握就是因为与上述信念不相容。

    未能意识到回归平均值的重要性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下面这个例子就说明了这一点：在一次关于飞行训练的讨论中，有经验的指导员注意到，若赞扬某位飞行员着陆非常平稳，该飞行员下一次着陆就会表现得糟糕；若某位飞行员着陆较差，该飞行员下一次着陆就会有很大进步。这些指导员总结道，口头表扬对学习是有害的，而口头批评却大有益处，这与广为接受的心理学定律相左。由于回归平均值的存在，这个结论是没有根据的。就像其他重复的测试一样，每次表现糟糕以后总会有进步，而表现优异以后又总会变得糟糕，即使指导员没有对学员的第一次表现给予任何回应。指导员形成了惩罚比奖赏更有效这个错误且有潜在危害的结论，因为他们正好在着陆表现优异后表扬了这些学员，在着陆表现糟糕后批评了这些学员。

    因此，未能理解回归效应会导致人们高估惩罚的有效性，低估奖赏的有效性。无论是在社会交往中，还是在训练中，表现得好都会有奖赏，表现得差也都会有惩罚。因此，行为最有可能在惩罚之后得到改进，在奖赏之后变得更坏，这其实就是一种回归现象。其结果就是：人们碰巧因为惩罚他人得到了奖赏，因为奖赏他人得到了惩罚。然而，人们通常不会意识到这种偶然性。事实上，难以掌握回归性主要是因为奖赏与惩罚带来的结果非常明显，因此，这个领域的学者也没有注意到它。

    可得性

    有时候，人们会通过能想到例子或事件的容易程度来评估这类事的频率或概率。例如，你可能会通过回忆自己认识的人中有多少位是心脏病患者来估测中年人患心脏病的风险。同样，你也可能会通过想象某个企业可能会遇到的各种难题来估测其倒闭的概率。这种判断启发式被称为可得性。可得性对于评估频率或概率来说，是个很有用的线索，因为相比频率较低的类别的例子来说，我们可以更好、更快地得到频率较高的类别的例子。然而，可得性并不受频率和概率的影响。因此，依赖于可得性会导致预测的偏见。我接下来将说明其中的一些偏见。

    因例子的可提取性导致的偏见。 当用某个类别的例子的可得性来判断该类别的大小时，例子很容易提取的类别会比频率相同但例子较难想到的类别显得更大。在证明此效应的基本研究中，受试者听到了一串知名人士的名字，男女均有。接着，他们需要判断这串名字中男性是否比女性多。不同组的受试者听到的名字并不相同。在一些名单中，男性更有名；而在另外一些名单中，女性则更有名。受试者都错误地判断了所有名单的类别（性别）。他们的判断显示，名人更多的类别，其数目也越大。除了熟悉度以外，显著程度也会影响例子的可提取性。例如，看见房子失火对这类事件主观概率的影响可能会比在报纸上读到失火这件事的影响要大。另外，最近发生的事有可能会比之前发生的事更容易获得。对于交通事故的主观概率会在见到一辆翻倒在路边的车后暂时升高，这很平常。

    因搜索集合的有效性导致的偏见。 假设从某个英文文本中随机抽取一个词（含有3个或更多字母的词）。这个词更有可能是以r开头还是以r作为第三个字母？人们在回答这个问题时，会回忆首字母为r的单词（例如road）以及第三个字母为r的单词（例如car），然后通过想到这两个词的容易程度来评估相对频率。因为从记忆中搜寻单词的首字母要比搜寻其第三个字母更为容易，所以大多数人都判断以某个辅音开头的单词要比第三个字母为该辅音的单词多。但实际上，例如r或k的辅音字母，出现在第三个字母的频率都要比出现在开头的频率高。

    不同的任务会引发不同的搜索集合。 例如，假设你被要求评估抽象词（比如想法、爱）和具体词（比如门、水）出现在书面英语中的频率。回答这个问题自然而然的方法就是搜寻这些词可能出现的情境。联想起提到抽象概念（爱情故事中的爱情）的情境似乎要比联想起提到具体词（例如门）的情境更为容易。如果用单词出现情境的可得性来判断这些单词的频率，抽象词就会多于具体词。这一偏见在最近的研究中已被发现，此研究表明，判断出抽象词的出现频率比具体词的出现频率高很多，与客观频率相等。相较于具体词，抽象词还会出现在更多的语境中。

    想象力的偏见。 有时，你需要评估某类事件发生的频率，这类事件的实例没有储存在你的大脑中，但你可以通过一定的规则构建一些实例。在这样的情况下，你通常会构建几个实例并通过构建这些实例的容易程度来评估其频率或概率。然而，构建实例的容易程度并不总能反映出真实的频率，这种评估模式很容易导致偏见。下面这个例子将会说明这一点：请考虑一个10个人的团体，他们想组成一个有K个成员的委员会（2 ≤k ≤8）。他们可以组成多少个不同的且有K个成员的委员会？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是二项式系数（10/ k），当K=5时，达到其最大值252。这明确表明了，K个成员的委员会数量等于（10 – k）个成员的委员会数量，因为任何有K个成员的委员会界定了一个独有的（10 – k）个非成员的团体。

    若想不通过计算就回答这个问题，则需要在心里构建有K个成员的委员会，然后通过构建这些委员会的容易程度来评估它们的数量。人数较少的委员会（比如只有两人的委员会）会比人数较多的委员会（比如有8人的委员会）更容易构建。因此，如果通过想象力或是构建的可得性来评估频率的话，规模小的委员会似乎就会比规模大的委员会的数量更多，这与对称的钟形函数正好相反。事实上，在要求天真的受试者评估规模不同的委员会的数目时，他们的估计是委员会规模的单调递减函数。例如，他们评估的有两个成员的委员会的中值是70，有8个成员的委员会的中值是20（正确答案应该是两种情况下都是45）。

    在真实情境中，想象力对概率的评估起着重要的作用。例如，通过想象某次探险中无法应对的意外事件来评估这次探险的风险。如果能想到许多这样生动的意外事件，这次探险就会显得尤其危险，尽管想到这些灾难的容易程度并不能反映出它们实际发生的可能性。相反，如果没能想到某些可能的危险，那将要承担的风险就会被低估。

    相关性错觉。 L. J.查普曼与J.P.查普曼曾描述过一种有趣的偏见，这种偏见是在判断两个同时发生的事件的频率时产生的。他们向受试者提供了几个假设的精神病患者的信息。信息包括每位病人的临床诊断数据和一幅由病人画的人像画。然后，受试者需评估每个诊断（例如妄想症或疑心病）以及人像画中不同特征（例如奇怪的眼睛）的频率。受试者明显高估了自然的联想物同时发生的频率，例如疑心病和奇怪的眼睛的频率。这种效应被称为相关性错觉（illusory correlation）。受试者错误地判断了得到的数据，“重新发现”了许多普遍但无根据的临床知识，这些临床知识就涉及人像画测试的相关解释。相关性错觉效应极度抗拒相互矛盾的数据。即使在症状与诊断呈负相关的情况下，相关性错觉仍然存在，它使受试者不能察觉到真正存在的关系。

    可得性为相关性错觉效应提供了自然的解释。根据两个事件相互关联的强度，可以判断出它们同时发生的频率。当两个事件关联性强的时候，你可能会认为它们经常同时发生。因此，强关联常被判断为经常同时发生。根据这个观点，疑心病与奇怪的眼睛的关联性错觉就是由疑心病常会与奇怪的眼睛而引起的，而不是因与人体其他部位相联系而引起的。

    从我们的人生经历可知，总的来说，相比发生频率低的例子，我们更能又好又快地回忆起发生频率高的例子，更容易想到可能发生的事，而不是发生概率不高的事。当事件频繁地同时发生时，这两个事件之间的关联性会得以增强。所以，人们可以自由使用可得性启发式的程序，具体是通过提取、构建和联想等相关大脑运作的容易程度来估测类别的数量、事件的可能性或是事件同时发生的频率。然而，前面的例子已经说明，这个有价值的估测过程会导致系统性错误。

    判断与锚定

    在许多情况下，人们都会通过初始值来确定最后的答案。初始值或起始点，可能是从问题形成之时得到的提示，也可能是在稍微计算之后得到的结果。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其调整都不会太过充分。不同的起始点会产生不同的估测，都会偏向于初始值。我们将这个现象称为锚定。

    不充分的判断。 在某个证明锚定效应的实验中，受试者需要估测不同的数值，并以百分比来进行评定（例如非洲国家在所有联合国成员国中所占席位的百分比）。在猜测每一个数值的时候，受试者面前一个范围为0~100的幸运转盘都会旋转一次。受试者首先需要说明，转盘指针指向的数值比起实际值来说是高了还是低了，然后，再将转盘的指针拨向自己估计的值。不同的小组面对的是不同的初始数字，而这些随机的数值对估计有着巨大的影响。以非洲国家占联合国成员国的百分比为例，转盘指针指向10的小组估测的中值是25，而指针指向65的小组估测的中值是45，其中，10和65就被受试者视为起始点。对于估计要精确的要求也并没能削弱锚定效应的影响。

    锚定不只是在受试者被给予相关起始点的情况下发生，当受试者依赖于未完成的计算结果进行估测时，这种情形也会发生。关于直觉性数值估计的研究就说明了这一效应：在黑板上写出一些算式，让两组高中生在5秒之内估计结果。其中一组学生估计下面这个算式的结果

    8×7×6×5×4×3×2×1

    另一组学生估计以下算式的结果

    1×2×3×4×5×6×7×8

    想要快速回答这样的问题，人们可能会先计算几步，然后再通过外推或调整得出结果。由于判断的根据并不充分，这样的过程就会导致低估。另外，就前几步的计算结果而言（从左到右进行计算），降序序列得到的结果肯定会比升序序列的结果大。那么，你就会认为第一个序列的结果大于第二个序列的结果。这两种判断都得到了证实。对于升序序列中值的估计为512，对降序序列估测的中值是2 250，但正确的答案应该是40 320。

    评估连续事件与非连续事件的偏差。 在巴希勒最近的一次研究中，受试者需要选两个事件中的一个来打赌。该研究应用了三种类型的事件：（1）简单事件，例如从一半是红球一半是白球的口袋中取出一个红球；（2）连续事件，例如从90%是红球、10%是白球的口袋中连续7次抽取红球；（3）非连续事件，例如从10%是红球、90%是白球的口袋中连续取球7次，至少取出一个白球。在这个问题中，相比简单事件的那个赌（概率是0.50），绝大多数受试者都更愿意打连续事件的那个赌（概率是0.48）。而相比不连续事件（概率是0.52），受试者又更愿意打简单事件的赌。因此，在这番比较中，大多数受试者倾向于打的赌都是相对不太可能发生的事件。这样的选择模式证明了一个普遍的发现。对赌的选择以及对概率的判断的研究表明：人们易于高估连续事件的概率，低估非连续事件的概率。这样的偏见是由锚定效应引起的。基本事件的概率（即任意某个阶段的成功）提供了估测连续事件以及非连续事件概率的自然起始点。因为从出发点进行调整显然不会充分，对于上述两种事来说，最后的估测都会与基本事件的概率相接近。请注意，某个连续事件的整体概率会比其中每个基本事件的概率低，而非连续事件的整体概率会比其中每个基本事件的概率高。由于锚定的影响，在连续的问题中，整体概率会被高估；在非连续问题中，整体概率会被低估。

    评估复合事件的偏见在计划的情境中尤其明显。成功完成某个任务（例如推广一个新产品）具有连续的特征：要想某个任务成功，该任务中包含的每一个事件就都必须发生。如果需要发生的事件数量众多的话，即使每个事件都很有可能发生，其整体成功的概率也可能会很低。高估连续事件概率这个普遍的倾向会使人们在评估某个计划成功的可能性或能否按时完成时过度乐观，但却缺乏根据。相反，非连续结构总会遭遇风险性的评估。一个复杂的体系，例如核反应或人的身体，如果其中的某个部分出现问题，整个体系就会出现故障。即使每个部分失败的可能性都很小，但若包含很多部分，那么整体失败的概率也可能会很高。因为锚定效应，人们会倾向于低估复杂系统失败的概率。因此，我们有时可以从事件的结构中推测出锚定偏见的方向。连续事件的链式结构会导致高估，非连续事件的漏斗式结构会导致低估。

    评估主观概率分布时的锚定。 在决策分析中，专家时常需要以概率分布的形式来表示他们对某个数值（例如某一天的道琼斯指数）的信念。这样的分布通常是根据专家选择的不同数值构建的，而这些数值与其主观概率分布的百分位相对应。例如，判断者可能会被要求挑选出一个数字X90。这样的话，他认为这个数字将会超过道琼斯指数的主观概率就是0.90。也就是说，他选择数字X90，所以愿意接受道琼斯指数不会超过这个数值的比率是9 ∶1。通过几个这样对应于不同百分位数的判断，我们可以构建出道琼斯平均指数的主观概率分布。

    通过搜集多个不同数值的主观概率分布，还有可能测试出判断者的度量或校准是否合适。如果待估量值的真实值有II%分布在某位受试者规定的XII值之下，那么这个受试者就在一系列问题中进行了恰当的（或外部）校准。例如1%的量值，其真实值应该分布在X01之下，即X99之上。因此，98%的问题，真实值应该在X01到X99的置信区间内。

    几位研究人员已从大量的判断中观察到许多量值的概率分布。这些分布表明了其与恰当的校准之间巨大且系统的偏差。在多数研究中，30%的问题，其待评估量的真实值或小于X01，或大于X99。也就是说，受试者设定的置信区间过小，与他们关于待估量的知识所能证明的相比，反映出了更大的确定性。经验不足与经验老到的受试者都存在这种偏差，而引入合适的积分规则虽能为外部校准提供刺激，但也不能彻底消除偏差。这种效应至少部分是因锚定引起的。

    例如，为了选择X90作为道琼斯指数，人们会首先想到自己对道琼斯指数最佳的估测，然后将这个数值上调。如果这个调整和大多数其他调整一样是不充足的，那么X90就不会是极端的。同样的锚定效应在选择X10时也会发生，这时，人们就会将最佳估测向下调整。所以，X10到X90之间的置信区间将会太小，而待估量的概率分布就会更紧密。一种程序能够系统地改变主观概率分布，使最佳估测值不作为初始值，这也支持了这种解释。

    某个给定的量（比如道琼斯指数）的主观概率分布可以通过两种不同的方法得以实现：（1）要求受试者选择与自己的概率分布的特定百分位数相符合的道琼斯指数；（2）要求受试者估测出的真实值超过特定数值的概率。这两种方法在形式上是等同的，因此应该产生相同的分布。然而，这两种方法体现出的是不同锚定下不同的判断模式。在方法（1）中，自然的起始点是人们对变量的最佳估测。此外，在方法（2）中，受试者可能将锚定点定在了问题中给定的数值上。或者，他可能将锚定定位在相等的概率上，即50–50的概率，因为这是估测可能性通常的起始点。无论哪种情况，方法（2）得到的概率应该不会像方法（1）那样极端。

    为了对比这两种方法，研究人员给一组受试者24个量值（例如从新德里到北京的空中距离），并要求他们在每一个问题上估计X10或X90。另外一个组的受试者得到的是第一组受试者对24个数值中每个评估结果的中值。他们被要求评估每个给定的数值超过相应量值的真实值的概率。在没有任何偏见的干扰下，第二组受试者应该提取出和第一组相同的概率，即9 ∶1。然而，如果使用50%的概率或给出的数值作为锚定，第二组的概率也应该更不极端，即接近于1 ∶1。事实上，第二组给出的所有问题的概率中值都是3 ∶1。当对两组受试者的判断进行外部校准时，发现第一组的受试者太过极端，这与早前的研究结果相符合。他们估测的发生概率为0.10的事件实际上有24%发生了。相反，第二组受试者太过保守。他们认为平均概率为0.34的事件实际发生的概率只有26%。这些结果说明了校准的程度取决于引导的程序。

    讨论

    本附录关注的是依赖于判断启发式的认知偏见。我们不能把这些偏见归因于激励效应，比如一相情愿的想法或是因为报酬和罚款而扭曲的判断。实际上，尽管受试者被鼓励应尽量准确，而且答案正确的话还能得到奖赏，但还是会犯前面所提到的严重的判断性错误。

    对启发式的依赖性以及偏见的普遍存在，并不局限于普通人。有经验的研究人员在凭直觉进行思考时，同样易于犯偏见的错误。例如，受过广泛训练的人在进行直觉判断时，也会有在没能充分考虑先验概率的情况下预测最能代表数据的结果这一倾向。尽管这些研究人员在统计学方面的经验可以使其避免类似于赌徒谬误的基本错误，但他们的直觉性判断还是容易在更为复杂的问题中犯类似的谬误。

    类似于代表性和可得性等有用的启发式可以得以保留，即使它们有时会导致预测或估测的错误。这一点并不会使我们惊奇，而可能会使我们惊奇的是，人们不能从其人生经历中推断出基本的统计学规则，例如回归平均值或是样本大小对样本可变性的影响。尽管在人的生命历程中，每个人都会遇到许多这样的例子，很少有人能独自发现样本和回归性的原则。我们不能从每天的经历中学习到统计学的规则，因为相关的例子不能被恰当地解释。例如，人们不会发现，某文本中连续几行单词的平均词汇长度比连续几页中单词的平均长度变化更大，因为无论是几行或者几页，人们根本就不会注意到单词平均长度的问题。所以，人们不能了解到样本大小和样本可变性的关系，尽管相关数据比比皆是。

    缺少恰当的编码也能解释为什么人们在判断概率时通常不能察觉到偏见。人们可以通过在分配的同样概率的事件中保持实际发生事件的比例，来了解自己的判断是否是外在度量的。但是，用判断所得的概率来将事件分组并不合适。那么，在分组缺乏的情况下，某个人就不可能知道他分配的有0.9或更高的概率的预测，有50%会真正发生。

    认知偏差的经验分析对于判断的概率理论及应用角色方面都有一定的意义。现代决策理论将主观概率视为某个理想化的人量化的观点。具体来说，对某个给定事件的主观概率可被定义为某个人是否愿意接受有关这个事件的赌注。如果这个人在不同赌注之间的选择满足于特定的规则，比如概率论的公理，那么内在一致或是连贯的主观概率就可以被引申出来。引申出的概率是主观的，原因是不同的人可以对同样的事件作出不同的概率评估。这种方法最主要的贡献是提供了对概率严格主观的解释，这个解释能够应用于独特的事件，也能应用于理性决策的普遍理论中。也许应该注意一点，我们有时可能从对赌注之间的偏好中推断出主观概率，但通常主观概率并不是由此而形成的。某个人愿意给A队下赌注而不是B队，是因为他相信A队更有可能会赢，他并不是从自己对赌注的偏好中推断出这个想法的。因此，在现实中，主观概率会决定我们对赌注的偏好，但我们并不是从这些偏好中推断出主观概率的，就如同理性决策中不证自明的理论一样。

    概率内在的主观本质使许多学生相信一致性或内在一致性是判断概率唯一有效的准则。从主观概率的形式理论来看，任何内在一致的可能性判断和其他判断都是一样的。这个准则并不完全令人满意，因为内在一致的主观概率可能和人们抱有的其他信念相抵触。例如某个人对抛硬币游戏所有可能结果的主观概率就反映了赌徒谬误。即他推测硬币更可能是呈反面，因为已经连续出现了多次正面。这样的判断可能是有内在一致性的，因此，根据形式理论，这是一个恰当的主观概率。然而，这样的概率与硬币是没有记忆的这一人们普遍持有的信念不相符，因此不能产生序列依存。若对判断的概率进行充分和理性的考虑，就会发觉对内在一致性的解释并不充分。判断必须与人们持有的所有信念相容。但不幸的是，还没有简单且正式的方法去测评一系列概率的判断与判断者整体信念系统的相容性。不过，理性判断者会努力争取这种相容，即使利用内在一致性能更容易完成判断和评估。特别是，理性判断者会尝试使自己对概率的判断与自己相关的知识、概率的规则以及个人的判断启发式和偏见相容。

    结语

    本文描述了在不确定的情况下进行判断的三种启发式：（1）代表性。人们通常在需要判断物体A是否属于类别B或是事件A是否属于过程B时，就会使用代表性；（2）事件的可得性。当人们需要估测某类事件发生的频率或是某个特定进展的合理性时，就会使用可得性。（3）通过锚定进行调整。当相关数值可得时，许多预测都会用到锚定。使用这些启发式不仅能节约很多时间，大多数时候也很奏效，但它们也会导致一些系统性的错误。更好地理解这些启发式和它们带来的偏见，能够在不确定的情境下提高判断和决策的质量。

    附录B 选择、价值以及框架

    (1983年8月，我在美国心理协会大会上发言时用的就是这篇文章，后来因此被授予卓越科学贡献奖。这篇文章最初发表在《美国心理学者》杂志上。)

    摘要：我们已经讨论了在风险状况以及无风险状况下，作选择时认知和心理的决定因素。价值的心理物理学会使人们在获利概率大时选择规避风险，在损失概率大时选择冒险。概率中体现的心理物理学使得人们过于重视确定的事情和不可能发生的事（与一般的概率性事件相对）。决策问题可用多种关于不同偏好的方式来进行描述或建构，这与理性选择的不变性准则相矛盾。心理账户过程（人们在此过程中会组织交易的结果）可以解释一些消费行为中的反常现象。是否采取某个选择取决于这个选择可能的负面结果是被评估为一种成本还是无法补偿的损失。我们将讨论决策价值和体验价值之间的关系。

    人们总是在做决策，做决策时可能是有意识的，也可能是无意识的，就像是在念散文。如此看来，决策制定也自然会涉及众多学科，包括数学和统计学、经济学和政治科学，以及社会学和心理学。对决策的研究不但解决了规范性问题，也解决了描述性问题。规范性分析涉及理性的本质和决策制定中的逻辑。而描述性分析涉及的却是人们真实的观念和偏好，而不是人们应有的观念和偏好。规范性和描述性考虑问题间的对峙就是判断和决策研究的主要内容。

    在分析决策制定时，通常会将有风险的决策和无风险的决策区分开来。是否会去赌钱（赢的概率确定）是具有风险的决策的典型例子，而是否会接受将某件商品或某项服务换成钱或劳力则是没有风险的决策的典型例子。本文第一部分分析了有风险前景价值的认知和心理物理学的决定因素。第二部分介绍的是这种分析在交易和贸易中的运用。

    风险性选择

    做出类似是否带雨伞或是否参战这种有风险的决策时，人们是不会知道其结果的。因为还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在里面，比如天气好坏或敌人的强弱。是否会做出某项决策可以被看成是否会打某种赌，当然，是赌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且不同的结果会有不同的概率。因此，对于在一定风险下的决策制定的研究关注的就是在简单的赌钱和确定的概率间的决策，并希望这些简单的问题能对风险和价值的研究有所启示。

    我们在研究风险决策问题时提出了一套方案，此方案的许多假设都是从人们对金钱和概率反应的心理物理学分析中得来的。对于决策制定的心理物理学分析最早出现在丹尼尔·伯努利于1738年发表的一篇有重要影响力的文章中。伯努利在这篇文章里试图解释为什么人们总是会选择风险规避，而随着财富增长选择风险规避的意愿却降低了。为了更明白地说明风险规避和伯努利的分析，请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现在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有85%的概率赢得1000美元（15%的概率什么也得不到），一种是肯定会得到800美元。虽然从数学的角度来看，选择冒险会得到更多的好处，但大多数人还是更愿意选择确定的事。赌钱的结果是经权衡后的平均值，这种平均值在计算时会把每种可能的结果进行权衡。在刚提到的问题中，赌一把的结果可表示为0.85×1000+0.15×0 =850（美元），这比选择确定的事（肯定会得到800美元）所得到的钱要多。选择确定的事就是风险规避。大体来看，选择确定的事而不是赌一把（所得结果更多或同等）被称为风险规避；不选择确定的事，而愿意赌一把（可能性更小或相等）被称为风险追求。

    伯努利建议不要通过收益结果来评估前景，而是要通过这些结果的主观价值来评估。某次赌的主观价值也是一种经过权衡后的平均值，但在这里，每种结果的主观价值是通过其发生的可能性来权衡的。为了在这个框架下解释风险规避，伯努利提出主观价值或者说是效用，可用收益的凹函数来表示。例如，在这种函数下，200美元和100美元间效用的不同比1 200美元和1 100美元间效用的差异更明显。从函数凹处可以看出，得到800美元的主观价值比得到1 000美元的价值的80%要大。因此，效用函数的凹处也就意味着是风险规避，人们会选择肯定能得到800美元，而不是有80%的概率得到1 000美元，尽管这两种可能最终得到的钱数一样。

    在决策分析中，常用总财富状态来描述决策的结果。例如，一个下20美元赌注的抛硬币游戏，就可以表示成在个人当前的财富状态W和等概率的可能变成W+20美元或W–20美元的财富状态间的选择。这种表示方法在心理学上是不现实的，因为人们通常不会从财富状态出发来考虑概率相对较小的结果，人们常会从收益、损失和中立的结果（比如维持现状）的角度来考虑。如果主观价值的表示方式如我们提出的那样，是财富的变化而不是最终的财富状态，那么对于结果的心理物理学分析就应该应用到获得和损失上来，而不是应用于总财产上。这种假设在对待有风险的选择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称之为前景理论。无论是通过反省还是心理物理学的测量，都表明主观价值是个关于获得多少的凹函数。同样的归纳也适用于描述损失。损失200美元和100美元的主观价值的区别要比损失1 200美元和1 100美元的主观价值的区别要大。当把获得和损失的价值函数结合到一起时，我们就得到了一个S形的函数，如图B–1所示。

    图B-1

    图中显示的价值函数是由获得和损失来定义的，而不是通过总财富值来定义的。在获得的情况下是凹面，在损失的情况下是凸面，损失情况下的曲线比获得情况下的曲线更陡。该图表示的情况就是损失厌恶，表明了获得某笔钱的吸引力要弱于人们想要规避某笔损失的意愿。损失厌恶解释了为什么人们不愿在抛硬币的游戏中选择有同等概率的赌注：可能的收益的吸引力并不足以抵消可能的损失带来的厌恶。例如，在以大学生为样本的抛硬币实验中，如果赢得的收益不到30美元，大多数受试者都会拒绝冒10美元的风险。

    对风险决策的假设在经济理论中占有核心地位。然而，正像收益曲线的凹面表示的是风险规避一样，损失曲线的凸面也表示着风险追求。确实如此，在损失的情况下选择风险追求作用很大，尤其是在损失的概率很大时。例如，人们在有85%的概率损失1000美元（15%的可能性什么也不损失）和肯定会损失800美元间作出选择时，大多数人都愿意选择赌一把而不是选择确定的损失。这就是风险追求。因为赌一把的期望值（–850美元）比确定事件的期望值（–850美元）要低。在损失情况下的风险追求已经得到了一些研究员的证实。即使在结果不涉及钱时，这种结论也得到了证实，比如疼痛时间和生命的损失。在获益的情况下选择风险规避和在损失的情况下选择风险追求是错的吗？这些偏向与对得失的主观价值的强烈直觉相符合，其前提是人们可自由选择对获得和损失的自我价值。然而，我们会看到这条S形价值函数曲线所显示的含义时，从规范的角度来看，它是不被接受的。

    为了解决规范的问题，我们从心理学转向决策理论。现代的决策理论最早可追溯到冯。诺依曼和摩根斯顿的研究。他们创建了几条定性原则或公理，而且这些原则和公理能左右理性的决策制定者的偏向。其中的公理包括有传递性（如果A比B更受青睐，B比C更受青睐，那么A就比C更受青睐）、替代性（如果A比B更受青睐，那么赢得A或C青睐的可能性就比赢得B或C青睐的可能性更大），以及其他一些技术性公理。针对理性决策公理的规范化和描述化状态已经有了广泛的讨论。特别是有证据显示，人们不总是遵从替代性公理，而且对于这个公理的规范性优点还有很多反对意见。然而，所有关于理性决策的分析都包含了两条原则：主导性和不变性。

    主导性要求如果前景A在各方面和前景B都一样好，但至少A在一方面强于B，那A就应比B更受青睐。不变性要求在众多前景中的偏向不应依从于描述的方式。特别是，如果两种表达方式不同的问题同时出现，能被界定为实质是相同的，那么这两种表达方式不在同一时间出现时，人们也应该对它们持有同样的偏向。现在，我们给出了不变性的要求，这种要求虽然看上去很基础且无关紧要，但人们却不是总能做到。

    结果的框架

    风险前景的特点表现在它们可能的结果以及产生这些结果的概率方面。然而，同样的选择会以不同的方式来构架或描述。例如，一次赌的可能结果可以被构架成现状的获得或损失，或是包含最初财富的资产状态。不变性要求不能因为对结果描述的不同而改变自己的偏向。下面的这两个问题违反了这个要求。N表示每个问题的受试者总数，括号里是选择每个选项的人数比例。

    问题1（N=152）：设想美国可能爆发一种异常的亚洲疾病，这种疾病可能导致600人死亡。有两种方案来应对疫情，假设下面是对每种方案结果准确的科学预测：

    如果采取方案A，可救治200人。（72%）

    如果采取方案B，有1/3的概率救治600人，2/3的概率无人获救。（28%）

    你会选择哪种方案？

    问题1的表达模式可作为此事件的一个参考状态，即该疾病会夺去600条生命。两种方案的结果包括这种参考状态以及通过被救者的数量而量化得来的收益情况。就像期待的那样，偏好是一种风险规避：绝大多数受试者更愿意选择能保证有200人获救的方案，而不是有1/3的可能性救600人的方案。现在来考虑另一个问题，还是同样的情况，但两种方案用的是另一种方式表述：

    问题2（N=155）：

    如果采取方案C，400人死亡。（22%）

    如果采取方案D，1/3的概率没有人死，有2/3的概率600人全部死亡。（78%）

    很容易看出问题2中的方案C和D与问题1中的方案A和B在本质上没有差别。然而问题2中假设的参考点是没有人会因为该疾病而死亡。最好的结果是维持该参考状态，其相对的情况是因该疾病致死的人数来量化的损失。用这些参考状态来评估作出的选择可表明，人们会偏向于赌一把（方案D）的风险追求，而不是肯定会丧失400条性命的风险追求。实质上，在第二个问题中的风险追求比在第一个问题中的风险规避代价更大。

    没能遵守不变性这一现象非常普遍，且难以克服。这在经验丰富的受试者和初级受试者中都很常见，即使相同的受试者在几分钟内回答这两种问题，也无法消除这一现象。面对两种相互矛盾的回答，受试者也时常不解。但即使再读一遍该问题的陈述，他们也会在“生命拯救”的说法中选择风险规避，在“生命死亡”的说法中选择风险追求。而且他们在两种说法中都希望能遵守不变性，且给出一致的回答。在他们不断地迎合下，框架效应更像是感觉错觉而不是计算上的错误。

    下列问题引出了违反理性决策的主要要求的偏向。

    问题3（N=86）：请在下列选项中作出选择：

    E：25%的概率赢得240美元，75%的概率失去760美元。（0）

    F：25%的概率赢得250美元，75%的概率失去750美元。（100%）

    很容易看出F比E更占优势。实际上，所有的受试者也都是这样选择的。

    问题4（N=150）：设想你需要同时对下面两个问题做出决策。

    先看一下两个决策，之后选出你偏爱的那一项。

    决策（1）在下列两者中选择：

    A.肯定会得到240美元。（84%）

    B. 25%的概率得到1000美元，75%的概率什么也得不到。（16%）

    决策（2）在下列两者中选择：

    C.肯定会损失750美元。（13%）

    D. 75%的概率损失1 000美元，25%的概率什么也不损失。（87%）

    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第一个决策中，大多数受试者会对确定的事选择风险规避；更多的受试者在第二个决策中选择风险追求，而不是确定的事。事实上，73%的受试者选择A和D，而只有3%的受试者选择了B和C。同样的结果模式也出现在问题的另一种说法中，在这种说法中，大学生们选择了他们能够真正参与的博一把。

    受试者会同时考虑问题4中的两个问题，因此，相对于B和C，他们会偏向于A和D。然而，受试者的偏向（A和D）往往受放弃的选择的控制。若把肯定会得到的收益（选项A）增加到D选项上，会产生有25%的概率赢得240美元和75%的概率失去760美元的结果。这正是问题3中的选项E。同样，把750美元确保的损失（选项C）增加到B选项上，会产生25%的概率得到250美元和75%的概率失去750美元的结果，这也正是问题3中的F选项。因此构架的敏感性以及S形的价值函数在一些需要同时做出决策的事件中与主导因素相违背。

    能运用这些结果的地方并不理想：不变性从规范上来看是至关重要的，直觉是很吸引人的，但从心理学角度看却无法实现。我们只设想了保证不变性的两种方式。第一种就是采取可将任何问题、实质等同的表达方式转化成完全一样的常规表述。我在给经济系的学生上课时，常会将这点作为最基本的原理告诫他们，他们应该在思考每一个决策问题时，从总值的角度考虑，而非仅从收益和损失上考虑。这样的表述可避免违背在先前问题中提到的不变性，但执行起来却很难。除了特殊情况，也就是从获得和损失的角度考虑钱财结果比从当前的财富状态考虑更普遍。此外，风险前景的常规表述需要计算同时出现的决策（例如问题4）的所有结果，而计算这些同时出现的决策的难度超过了对简单问题直觉上的计算。在其他条件下用常规表述更困难，这些条件包括安全性、健康性或生活质量。我们是否应该建议人们，通过计算因某种疾病致死的总数，或因研究中某种特殊疾病而致死的人数，去评估公共卫生政策（例如问题1和2）？

    另一种可以保证不变性的方法是通过保险精算的结果来评估某项选择，而非通过心理学的结果来评估。在人们的生活中，保险精算的准则有一定的吸引力，但对于涉及钱的决策而言，这样的准则明显不够。应该说，该准则在伯努利时期就被意识到了，而且对于缺少客观量度标准的结果完全不适用。总之，构架不变性很难被预测，而且人们在某个特殊选择中的自信不能确保其在另外一个框架下还会做出同样的决策。因此，用多种方法来构架决策问题的行为来测试偏向的稳定性是个不错的方法。

    概率的心理物理学

    到目前为止，我们假设伯努利的期望原则所依据的是某种不确定前景的价值或效用，该原则是通过增加每种可能结果的效用而得来的，每个结果的效用又都是通过概率来加以权衡的。为了测试这个假设，我们再从心理物理学角度出发。将当前的状态价值设为零，想象有份价值300美元的收益，我们将这份收益的价值设为1。现在假设你只有一张彩票，且该彩票的单次奖励是300美元。这张彩票的价值会怎样随着赢得奖励的可能性函数而改变？除了赌一把的效用外，这种前景的价值一定会在零（当赢得的概率为零时）和1（确定赢得300美元）之间变化。

    按照直觉，彩票的价值并不是获胜概率的线性函数，正如期望原则推导出的那样。从零到5%的增长比从30%到35%的增长有更大的影响力，而相对于从95%到100%的增长，影响就显得小了。综合考虑各方面可得出种类—边界效应：即从不可能到可能，或从可能到确定的变化比变化范围内的变化有更大的影响力。这种假设体现在图B–2的曲线上，该曲线以函数的形式标出了对某事件众多可能性的权重。该图最大的特点是关于规定的可能性，决策权重会成回归状态。除了终点附近，获胜的概率每增加0.05，赢得奖励的价值就会增长不到5%。我们接下来要研究的就是在有风险的选择中，对偏向的心理物理学假设的含义。

    在该图中，决策权重在很大的范围内要低于相应的概率。过低权衡确定事件的中等或高概率会降低能得到奖励的赌局的吸引力，从而在会有所得的选择中使人们选择风险规避；同样，在损失的情况下，也会通过减弱对赌局中的损失厌恶而选择风险追求。然而，小概率事件常被过高权衡，且非常小的概率不会被过高权衡或完全忽视，使得这个区域内的决策权重很不稳定。对低概率过高权衡推翻了前面描述的规律模式：它提高了风险大的赌注的价值，提高了对于小概率的严重损失的厌恶值。最终，人们通常在未必有收益的情况下选择风险追求，在未必有损失的情况下选择风险规避。因此，决策权重的特点解释了彩票和保险政策吸引人的原因。

    图B-2

    决策权重的非线性必然会违背不变性，下列两个问题就说明了这一点：

    问题5（N=85）：假想有如下两个阶段的游戏。在第一个阶段，有75%的概率在游戏最后什么也得不到，有25%的概率会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如果你进入第二个阶段，可以在下面两个选项中作出选择：

    A.肯定会获得30美元。（74%）

    B.80%的概率获得45美元。（26%）

    你必须在游戏开始前作出选择，也就是说，要在第一个阶段结果出来前选择。

    问题6（N=81）：请在下面两个选项中作选择：

    C.25%的概率获得30美元。（42%）

    D.20%的概率获得45美元。（58%）

    由于在问题5中有25%的概率进入到第二个阶段，选项A有25%的概率获得30美元，选项B有80%（0.25×0.80 = 0.20）的概率获得45美元。因此，问题5和问题6在概率和结果方面是相同的。不过，这两种说法的偏向却不同：在问题5中，绝大多数人更喜欢获得小数目钱的高概率选择；而在问题6中，情况却正相反。现实和假设的收益（当前，其结果用钱来表示），生命的拯救和丧失，以及概率过程的非连续表示都已经证实了这种与不变性的违背。

    我们认为，不变性之所以被证实不成立是由于两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即概率的构架和决策权重的非线性。具体说，我们认为，人们会忽略问题5中的第一个阶段（不管是否已经做出决策，都会产生相同的结果），且只专注于进入第二个阶段后会发生什么。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人们选择A，肯定会有所获得；但如果人们更愿意赌一把，就会有80%的概率获得收益。的确，在需要作出连续选择的问题中，人们的选择会和在肯定会获得30美元且有85%的概率获得45美元间的选择相同。因为相比有一般或较高概率的事件来说，确定事件会被过高权衡，肯定会获得30美元的选项就比需要连续做出决策的问题选项更具吸引力。我们将这种现象称为虚假确定性效应，因为实际上不确定的事件在被权衡时会被看成是确定的。

    可能性范围的低端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假设你嫌保险费太高而不确定要不要买地震保险。就在你犹豫不决的时候，保险代理说你可以有另一个选择：“你可以选择支付一半的保险费，若地震发生的日子是奇数，你就能获得全额的保险金。”但为什么很多人会认为这种保险没有吸引力呢？图B–2给出了答案。在低概率范围内任意处（设为P点）开始，概率从P降低到P/2的决策权重的影响会比从P/2减小到零的影响小得多。因此，风险降低一半不会使得只需一半的保险费更具吸引力。

    对概率保险的厌恶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传统上对保险的解释是从凹线效用函数的角度出发的，而概率保险显然违背了这一点。按照期望效用函数理论，当普通的保险可被接受时，概率保险应该比普通保险更受欢迎。第二，概率保险有多种形式的防御措施，比如做医疗检查、购置新轮胎或安装防盗系统。这些措施没有完全排除所有的危害，却有效地降低了某些危害的可能性。第三，意外事件的构架也会影响人们是否购买保险。例如，火灾保险不包含洪水造成的灾难，这种保险政策就会被评估为是对某种特定危险（比如火灾）的完全防护，或总财产损失的可能性的降低。

    从图B–2可以发现，相对于完全消除危险而言，人们过低估计了降低发生危险的可能性。因此，当将保险被描述成可以消除危险而不只是降低危险时，保险会更具吸引力。的确，正如斯洛维克，费斯科霍夫和利希滕斯坦所说的那样，假设某种疫苗可将发病率从20%降低到10%，若这种疫苗被描述成可治愈一半的病人时，与其被描述成对相同症状的病毒的一半完全有效得到的吸引力相比，其对公众的吸引力更小。

    公式化效应

    我们已经谈到，构架效应可表明不变性也有不成立的时候。现在，我们将目光转移到控制结果和事件框架的过程上。公共卫生问题就体现了公式化效应，若把“生命拯救”的说法换为“生命丧失”，其偏向会从风险规避转变为风险追求。很显然，受试者采用了问题里面给出的关于结果的描述，并将结果评估为收益和损失。麦克尼尔、鲍克、萨班斯和特沃斯基提出了另一种关于公式化效应的例子。他们发现，当用死亡和存活来描述肺癌可能出现的结果时，医生和病人对治疗方法的偏向差异非常大。外科手术不像放射性治疗那样，在治疗期间会有一定的死亡风险。因此，用死亡来描述外科手术的结果比用存活率来描述的吸引力更小。

    医生或者总统顾问，可以不用歪曲或隐藏事实，只构架事件发生的结果和可能性就能左右病人或总统的决策。公式化效应可能会偶然发生，人们可能会意识不到框架效应对最终决策的影响。公式化效应也可以被利用起来控制选项的相对吸引力。泰勒指出，信用卡行业的说客总是说，信用卡和现金在购买力上的区别可被表示为现金可打折，而不是信用卡可超额使用。这两种表述通过分配比平常价钱更少或更多的钱，将不同的价钱用获得或损失来构架。由于损失给人们带来的感受比收益带来的感受强烈，相对于放弃折扣，消费者更不愿意额外付费。正如人们所预期的那样，在商界和政界，试图影响框架构架的尝试经常发生。

    由于价值函数的非线性，以及人们有从问题的陈述所给出或隐含的参考点去评估某种选择的倾向，因此，对结果的评估易受公式化效应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在其他情况下，人们会自主地将同样的信息用同样的表达方式来加以转换。对语言理解力的研究指出，人们会将听到的东西迅速地转化为抽象的表述，这种表述不能再区分该想法是用主动还是被动的形式来表达的，且不能再辨别实际所说的和暗指的、假定的或包含的意思。不幸的是，自主地进行这些运作的大脑机制不能完成将公共健康问题或死亡率、存活率的统计问题转化成普通的抽象任务。

    交易与贸易

    我们可将对框架构架以及价值的分析应用到多属性选择中，比如是否接受某项交易或贸易。为了评估多属性选择，我们作出了这样的假设，人们会建立一个心理账户，并用此说明某个选项的优点和缺点，这与多属性的参考状态相关联。某项选择的总体价值是通过相对于其参考状态的优缺点的平衡状态得以实现的。因此，当某个选项的优点多于其缺点时，这个选项就会被采纳。在作这种分析时，人们会从心理学上（而非从实际角度）将优缺点分开来考虑。该模式没有规定要把不同的特点综合起来，从而形成对优缺点的整体考虑，但在这种模式下考虑问题时需要作出凹面曲线和损失厌恶的假设。

    我们对于心理账户的分析得益于理查德。泰勒的研究，他揭示了心理账户的过程和消费者行为之间的相关性。下面的问题来自萨维奇和泰勒曾举过的例子，他们通过这个例子引入了控制心理账户的原则，并表明了从价值曲线到是否接受交易的过渡。

    问题7：设想你要买一件125美元的夹克和一个15美元的计算器。去买计算器时，那家商店的销售员告诉你，另一家分店正在搞促销，10美元就可以买到你想要的这款计算器，开车20分钟就能到那家店。你愿意去那家店吗？

    这个问题的重点在于你是否接受销售员的提议，这个提议将路程的不便捷和价格上的优惠相结合，可被构架成一个最小限度的涉及主题或全面综合的理论。最小限度的理论只包括两种选项的不同，并忽视这两种选项共有的特点。在最小限度理论中，驱车到另一家店可被构架成有5美元的收益。涉及主题的理论将可能的选择同参考水平联系起来，且参考水平是通过引起决策的情境来确定的。在先前的问题中，相应的主题是购买计算器，因此，去另一家店的意义就被构架成价格降低（从15美元降低到10美元）。由于价格的节省只与计算器有关，夹克的价格就没有包含在涉及主题的理论中。夹克的价格以及其他的花销可以包含在更加全面综合的理论中，在这个理论中，节约与每月消费相联系。

    前面的问题模式在最小账户、局部账户或综合账户中处于中立。但我们却表示，人们会自然而然地用局部账户来构架决策，在制定决策时，该账户的作用在感觉上和“好的形式”发挥的作用相似；在认知上，和基本层次范畴相似。局部事件和价值曲线使得为了节省5美元去另一家店买计算器的意愿与计算器的价格相反，与夹克的价格无关。为了验证这个预测，我们用另一种说法来表达这个问题，其中两种商品的价格是可以互换的。某家商店的计算器卖125美元，分店里卖120美元，夹克的售价为15美元。和预期一样，在这个问题的两种说法中，愿意去分店的人数比例大相径庭。结果显示，68%的受试者（N=98）会为了节省5美元（原价15美元的计算器）愿意去分店，但在93名受试者中，只有29%的人愿意为了节省5美元（原价125美元的计算器）跑去分店。这个问题的两种说法在最小账户和综合账户中是相同的，因此，这个发现证明了局部账户的概念。观察发现，一个城市不同商店中同种商品报价的标准偏差与平均值大致成比例，通过这个观察得出，在消费者行为中，局部账户有着重要作用。消费者肯定希望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这就必然会影响到价格的差别，这些结果表明，相对于为50美元的商品节省5美元来说，消费者对于为了150美元的商品节省15美元没有太大的兴趣。

    局部账户使得人们从相关而不是单独的角度来评估收益和损失，导致金钱交换率有很大变动，比如为买到好商品而打电话的次数，或驾车行驶较长距离的意愿。大多数消费者认为相对于买一辆汽车或一幢房子而言，买车载音响或波斯地毯较为容易。当然，这些现象和消费者行为的标准理论背道而驰，消费者行为理论对不变性作出假设，并且意识不到心理账户的影响。

    下面的问题是关于心理账户的例子，在这个例子中，某笔账目中的花费受局部账户的左右：

    问题8（N=200）：设想你想看一场电影，每张票的价格是10美元。入场时，你发现票丢了。座位没有标记，而且票又找不到。

    你愿意花10美元再买一张票吗？

    愿意。（46%）

    不愿意。（54%）

    问题9（N=183）：设想你打算看一场电影，每张票的价格是10美元。入场时，

    你发现丢了10美元。

    你现在还愿意花10美元买一张票吗？

    愿意。（88%）

    不愿意。（12%）

    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很能引起人们的兴趣。为什么很多人在丢了票以后不愿意再花10美元，而丢了与票价相当的钱后却愿意再花10美元？我们将这点不同归因于局部账户。去电影院被看成是种交易，其中买票的钱被交换成看电影。再买一张票提升了看电影的成本，以至于很多受试者都认为这难以接受。相反，丢的钱没有被纳入电影的成本中，这只会使得个人感觉自己的财富减少了一点，从而影响买票的决定。

    当将问题的两种说法呈现给同样的受试者时，有趣的事情发生了。若丢钱的说法紧随着丢票的说法出现，人们会更愿意再买张票。相反，丢钱后再买票的意愿没有因为此前另一个问题的出现而受到影响。两个问题的同时出现显然使受试者将丢票视为丢钱是有理可依，但反过来却不是这样。

    心理账户作用的规范化状态会被质疑。之前列出的问题，比如公共卫生问题的两种说法只是形式不同，而计算器和电影票问题的两种说法则是本质上的不同。尤其是在购买15美元的商品时，节省5美元很具吸引力；而在较大花销的商品上可以节省5美元时，吸引力就没有这么大了。同时，相对丢了10美元而言，一张电影票花双倍的钱更令人懊恼。后悔、沮丧以及自我满足感都会受到框架效应的左右。如果这样的从属结果被认为是合理的，那么观察到的受试者的偏向也就没有和不变性原则相矛盾，也就不会被视为不一致或因错误而被排除。从另一个角度说，从属结果也会在反思之后发生改变。当人们在购买200美元的商品而无法节省10美元时，从15美元的商品上节省5美元的满足感就会被破坏。我们不建议用相同的方式来解决任何有相同首要结果且有两种解决方案的问题，但我们建议可以将另一种框架效应的系统检测作为一种有效的反思方法，帮助决策制定者评估其决策的首要或次要结果的价值。

    损失和成本

    许多决策问题都以在维持现状和选择一个替代选项的形式出现。这些替代选项在某些方面是有利的，而在其他方面又是不利的。早期用于线性风险前景的价值分析可运用到这种决策中来，其方法是通过假设现状可定义问题所有因素的参考水平。替代选项的有利点会被评估成收益，而其不利点会被评估为损失。因为损失比收益的影响更大，决策制定者会偏向于维持当前现状。

    泰勒用“禀赋效应”这个词来描述人们不愿意分隔属于自己的资产。当放弃资产的痛苦大于获得收益时的愉悦时，购买价格会远低于出售价格。也就是说，人们为了获得某物而付出的最高价钱，会低于使他们放弃已有资产的最低补偿价。泰勒列举了消费者与企业家的行为中一些关于禀赋效应的例子。一些研究发现，在假设和现实交易中，买入价格和出售价格都会有本质的不同。这些结果是对标准经济理论的质疑。在标准经济理论中，除了交易成本和财富效应外，买价和售价应保持一致。我们还发现，在假设的周薪（S）不同和工作地点的温度（T）不同的工作中选择时，受试者也会迟疑。我们让受试者想象他们的工作有特定的周薪和温度（S1，T1），并且他们可以换另一份工作（S2，T2）（这份工作在周薪和温度两者中有一点优于前一份工作，而另一点不如前一份工作）。我们发现，大多数处在（S1，T1）的受试者不愿意换到（S2，T2），而且处于（S2，T2）的受试者也不愿换到（S1，T1）。很显然，在薪水或者工作环境差异相同的情况下，不利点显得比有利点更为突出。

    总的来说，损失厌恶偏向于稳定而非改变。假设有一对兴趣相同的双胞胎，他们认为某两种环境对自己的吸引力相同。出于某种原因，两人被迫分开，并分别置身于这两种环境中。他们很快会将自己的环境设为参考点，并据此评价对方环境的优缺点。两人对两种环境都不再漠视了，并且都更愿意待在自己所在的环境中。因此，偏向的不稳定产生了对稳定的偏向。除了偏向稳定而不是变化以外，适应性和损失厌恶的结合通过降低已排除的选项以及他人“禀赋”的吸引力，对悔恨和忌妒产生了有限的保护。

    损失厌恶及其禀赋效应在传统的经济交易中发挥的作用不是很大。例如，商店老板不会认为付给供货商的钱是损失，也不会将从顾客那里得到的钱视为收益。而是将一段时期的成本和收益累加起来，仅就平衡状态进行评估。在评估前，相匹配的借款和贷款会被有效地取消。消费者支付的钱不会被评估为损失，而是种购买。在标准经济理论的分析下，我们很自然地认为可以用金钱购买到的商品和服务来代表金钱本身。当某人在头脑中有特定的选择时，如“我能买个新相机或者新帐篷”，该评估模式会被明确制定。在这种分析下，如果相机的主观价值超过了保留买相机的钱的价值的话，人们往往选择买相机。

    在某些情况下，不利点可被构架为成本或损失，尤其是当买保险也能被构架为是在肯定的损失和可能的更大损失间的选择时。在这些情况下，成本—损失间的差异会导致违背不变性的情况发生。例如，请在肯定损失50美元和有25%的概率损失200美元间作出选择。斯洛维克、费斯科霍夫和利希滕斯坦指出，80%的受试者选择风险追求，即想赌一把而不是接受确定的损失。不过，只有35%的受试者拒绝花50美元为25%的概率损失200美元上保险。舒梅克尔和昆鲁斯以及赫尔歇和舒梅克尔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我们认为，同样多的钱在第一个问题中被构架为了无法补偿的损失，在第二个问题中被构架为预防损失的花费。相对于消费而言，损失更让人厌恶，因此两个问题中的模式化偏向相颠倒。

    在收益的情境下，我们也观察到了相似的结果，如下列问题所示：

    问题10：你会接受一个有10%的概率获得95美元、90%的概率损失5美元的赌吗？

    问题11：有种抽奖有10%的概率赢得100美元、90%的机会什么也得不到，你愿意花5美元参加这种抽奖吗？

    有132个大学生回答了这两个问题，且两个问题间有个填充问题。有一半的受试者看到的问题顺序是调换的。虽然很容易看出这两个问题的选项从客观上看是一致的，但有55名受试者给出了不同的偏向。有42位受试者在问题10中不愿意赌一把，却在与问题10有着相同结果的问题11中选择了参加抽奖。这种看上去似乎是无关紧要的研究说明了消费—损失矛盾和框架效应的力量。相比将5美元看做损失，将这5美元当做支付的钱，使得冒这个险更加容易令人接受。

    之前的分析表明，通过将损失的结果构架成消费而不是损失时，人们的主观状态会被提升。我们可以将这种心理改变解释为废弃—损失效用（dead-loss effect）的矛盾行为。泰勒提到过一个例子，在这个例子中，某个人交了网球俱乐部的会费，其技能很快就变得非常棒，即使生病了也坚持去俱乐部，为的是不浪费已交的会费。假设此人如果没有交会费就不去练习，那么问题就出现了：伤病期练习怎么能提高其水平？我们认为，带病训练是将会费评估成一种消费。如果停止练习，则此人就会被迫将会费视为完全的损失，这可能比带病练习更让人厌恶。

    结语

    效用和价值的概念一般会被用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意义中：（1）体验价值：高兴或悲伤的程度、对结果真实体验的满足感或痛苦；（2）决策价值：预期结果对某个选项中总的吸引力或厌恶的影响。由于体验价值和决策价值常被假设成是一致的，所以两者的区别在决策理论中并不明显。这个假设是理想化的决策者持有的概念的一部分，理想化的决策制定者能准确地预测未来的事情，并以此来评估自己的决策。但对于普通的决策制定者而言，其体验价值与决策价值的一致性不会太完美。影响体验的某些因素是很难预测的，而且一些影响决策的因素对结果的体验并没有产生与其相当的影响力。

    相对于决策制定的大量研究而言，对于这种将享乐体验与主观状态相联系的心理物理学的研究还不是很系统化。享乐的心理物理学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测定出能从消极结果中区分出对积极结果的认可或渴望。享乐的参考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客观现状决定的，但其也会受期望值和社会比较的影响。例如，在某位员工升职比办公室里其他人慢时，客观进步就会被认为是一种损失。随处境变化而体验到的愉悦或痛苦也依靠于享乐适应的动态变化。布里克曼和坎贝尔就享乐跑步机的概念提出了激进假说，即快速的适应性会使得任何客观进步的影响都很短暂。享乐体验的复杂与微妙使决策制定者很难预测结果的真实体验。很多人选择在非常饿的时候去点菜是很不明智的，当第五道菜端上桌来时，他们就会承认这是个错误的做法。决策价值和体验价值的不匹配引发了很多决策问题中额外的不确定因素。

    框架效应的普遍性以及对不变性的违背使决策价值和体验价值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了。结果框架时常引出在实际体验中与之无法对应的决策价值。例如，分别用死亡和生存来构架肺癌治疗方法似乎不会影响到体验，尽管这种方法对决策有很大的影响。然而在其他情况下，决策框架不仅影响了决策，还影响了体验。例如，某笔花费被构架为无法补偿的损失或保险费的话，很可能就会影响到人们对结果的体验。在这些情况下，制定决策时，对结果的评估不仅能预期到体验，还能构架模式。

  • 丹尼尔•卡尼曼《思考，快与慢》25-34

    第四部分 选择与风险

    第25章 事关风险与财富的抉择

    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某一天，阿莫斯给了我一篇打印好的文章，其作者是瑞士的经济学家布鲁诺·弗雷（Bruno Frey），文章讨论的内容是经济理论的心理学假设。
    我对这篇文章的深红色封面仍然记忆犹新。尽管布鲁诺·弗雷本人几乎已经忘了写过这篇文章，但我仍能记起文章的第一句话：“经济理论的传播者（即经济学家）是理性且自私的，其倾向性没有发生变化。”我对这种说法感到很吃惊。在我隔壁那栋房子里工作的一些同事就是经济学家，但我却未曾发现我们在理智方面存在什么本质差异。对于心理学家来说，人不会是完全理性或完全自私的，而且其品位也不可能一成不变，这一点不言自明。我们两个学科似乎在研究不同物种，行为经济学家理查德。泰勒后来将这两个物种称为经济人和人类。
    心理学家所了解的经济人与人类不同，他们认为人类拥有系统1。人类的世界观受制于眼见即为事实的原则，因此他们不能像经济人那样有一致性和逻辑性。他们有时很慷慨，经常愿意为自己所在的团队作出贡献，而且他们对于自己明年甚至明天会喜欢什么都没有什么想法。那时我们有机会进行一次跨学科的有趣交谈，没想到那次交谈会确定了我的职业生涯。

    面对风险，我们不是理性的经济人

    给我看过弗雷的文章后不久，阿莫斯就建议我们将下一个研究项目定为决策制定。对于这个课题，我几乎没有一点概念，但阿莫斯是这个领域的专家和领军人物，他说他会教我。在他还在读研究生时，就曾和别人合著了一本《数学心理学》（Mathematical Psychology），他指定了几个章节让我看，说这些章节可以帮助我入门。

    我很快就了解到，我们的主要课题是研究人们在作有风险的选择时的态度，而且我们要找到一个特定问题的答案，这个问题就是：在不同的简单风险之间和在有风险与确定的事情之间，究竟是什么规则操控了人们的选择。

    简单的风险问题（比如“有40%的概率赢得300美元”）对于制定学习决策的学生而言，就像是果蝇之于遗传学家的意义一样。对简单风险进行的选择提供了一个简单的模式，这个模式和研究者想要了解的更复杂的决策问题有着相同的重要特点。各种风险表明，这些选择的结果永远不会是确定的，即使表面看上去很确定的结果也是不确定的：在签订购房合同时，你不知道将来自己卖掉这所房子时价钱会是多少，也不知道邻居的儿子很快就会学吹大号。我们在生活中作出的每个重要选择都会带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正因如此，学习决策制定的学生才希望在模拟情景中学到的课程中有一些知识可以在更加有趣的日常问题中得到应用。当然，某些决策理论家之所以研究简单的风险问题，其主要原因是因为其他的决策理论家就是这样做的。

    这一领域过去有个理论，即期望效用理论（expected utility theory），这个理论正是理性代理模式的基础，时至今日依旧是社会科学中最重要的理论。期望效用理论并不是按照心理学模式设计的，它是基于理性的基本原则（原理）作出的逻辑选择。

    请看下面这个例子：

    如果你对苹果的好感多于香蕉，那么，你也愿意以10%的概率赢得一个苹果，而不是以同样的概率赢得一根香蕉。

    这里的苹果和香蕉代表任意选择对象（包括风险），10%的概率代表任何的可能性。20世纪最伟大的知识分子之一、数学家约翰·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和经济学家奥斯卡·摩根斯顿（Oskar Morgenstern）从几个原理中推导出了风险的理性选择理论。经济学家赋予了期望效用理论双重角色：作为一种规定决策制定方式的逻辑，作为对经济人决策方式的描述。尽管同为心理学家，阿莫斯和我却是从那时才开始明白人类究竟是如何作出风险选择的，而且我们对人们的理性没有作任何假设。

    我们保留着每天进行若干小时交流的习惯，有时在我们的办公室里，有时在餐厅，最常见的方式是步行走过耶路撒冷那些静谧的街道，边走边谈。就像在研究判断问题时所做的那样，我们仔细审视了自己的直觉性偏见。我们花时间设计出简单的决策问题，并自问要如何作出选择。例如：

    你愿意选择哪一项？
    A.抛硬币决定。如果是正面，你会得到100美元；如果是背面，你就什么都得不到。
    B.肯定会得到46美元。

    我们并没有试图找出最理性或获利最大的选择。我们想找到一个直觉性选择，一个一看就想选的选项。我们几乎总会选择同样的选项。在这个例子中，我们两个都会选B选项，而且很可能你也会这么选。当我们自信地达成一致时，我们都相信—结果证明我们这种想法几乎总是正确的—大多数人都会作出跟我们一样的选择，而且我们持有这种想法仿佛有可靠的证据一般。当然，我们知道此后还需要对自己的直觉加以证实才行，但通过扮演实验者和受试者的双重角色，我们就能顺利推进实验。

    在风险研究进行了5年之后，我们终于完成了一篇文章—《前景理论：风险下的决策分析》。我们的理论仿照了期望效用理论，但两者还是存在着根本上的不同。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模式是纯描述性的，而且我们提出这个模式的目的是要用文件证明并解释对不同风险进行选择时对理性原理的系统违背现象。我们把这篇文章投给了《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a），这份杂志刊登的都是经济学和决策理论方面的重要理论文章。事实证明，对杂志社的选择也很重要。如果我们将完全相同的文章发表在一份心理学杂志上，它对经济学的影响很可能就微乎其微了。然而，我们当时作出那样的投稿决定并不是希望对经济学产生影响，只是决策制定问题的顶级论文过去都是刊发在这份杂志上，于是我们也跃跃欲试。就这个选择和许多其他选择而言，我们是很幸运的。事实证明，前景理论是我们做过的最有意义的工作，而且我们的文章在社会科学文章中是被引用最多的文章之一。两年后，我们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解释了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由无关紧要的措辞变化引起的巨大偏好变化。

    在研究人们如何做决策这一问题的前5年里，我们对人们在有风险的选项中进行选择的许多情形作了情况记录，其中有几次记录与期望效用理论截然相反。以前有人曾经观察过这些记录情况，有些是全新的情况。随后我们在对期望效用理论进行全面改进的基础上创立了一个理论，这个理论足以解释我们记录的所有观察结果，这个理论就是前景理论。

    我们将心理学中的心理物理学作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心理物理学是由德国心理学家、神秘主义者古斯塔夫·费希纳（Gustav Fechner）创建并命名的。费希纳对思维和事件之间的联系非常着迷。一边是可以变化的物理量，比如光能、音频或一笔钱；另一边是对亮度、音量或价值的主观体验。不可思议的是，物理量的变化竟然能够引起主观体验的变化。费希纳的研究是要找到将观察者思维中的主观量和物质世界中的客观量联系在一起的心理学规则。他提出，对于众多维度来讲，其功能是对数的—这就明显意味着如果某个给定因素（比方说，乘以1.5或乘以10）的刺激强度增加，在心理上也总会产生等量的增值。如果将声音的物理强度从10个单位提升至100个单位，心理强度就会增强4个单位，那么，刺激强度若进一步增强，比如将100个单位提升至1 000个单位，心理强度的增幅也是4个单位。

    伯努利的财富效用理论错在哪里？

    费希纳并不是第一个试图找到一个函数将心理强度和刺激大小联系起来的人，他自己对此很清楚。1738年，瑞士科学家丹尼尔·伯努利（Daniel Bernoulli）预先采用了费希纳后来的推理论证，并将其运用到对心理价值或钱的欲望（现在称其为“效用“）和钱的实际数量之间关系的研究当中。他认为，10达克（从前流通于欧洲各国的钱币）对于已经有100达克的人的效用和20达克对于有200达克的人的效用是相同的。伯努利当然是正确的，因为我们通常用百分比来表示收入的变换，比如，我们会听到”她工资涨了30%“这样的说法。他认为30%的上涨率在富人和穷人中会唤起非常相似的心理回应，而涨了100美元却未必会有这样的效果。费希纳规则表明对财富变化的心理反应和已积累的财富值成反比，进而得出结论：效用是关于财富的对数函数。如果这个函数是正确的，则10万美元和100万美元间的心理距离与1 000万美元与1亿美元间的心理距离是一样的。

    伯努利将自己的心理学知识运用到财富效用中，借以对风险评估问题给出一个全新的方法，这一问题对当时的数学家而言是一项很重要的研究课题。在伯努利之前，许多数学家就曾假设可以根据预期值对风险进行评估：预期值即对每个可能结果的概率进行加权后，得到的所有可能结果权重的平均值。例如，下面这个问题的预期值：

    80%的概率赢得100美元和20%的概率赢得10美元的预期值为82美元，即0.8×100+0.2×10=82（美元）。

    现在请自问下面这个问题：我是想接受上面这个风险收益还是想得到确定的80美元？几乎所有的人都想要得到确定数目的钱。如果人们在预期值的作用下估计不确定的前景的话，会更愿意尝试赌一把，因为82美元比80美元多。伯努利指出，人们实际上是不会用这种方式去评估风险的。

    伯努利观察到，大多数人都不喜欢冒险（即不喜欢接受最不可能的结果），而且，如果在期望值相同的风险收益和确定收益中作选择，他们就会选择确定收益。事实上，一个规避风险的决策制定者会选择一件低于预期值的确定事情，实际上就是拿出一笔额外费用以避免不确定的事情发生。伯努利用心理物理学来解释这种风险规避现象的时间比费希纳提前了100年。他的想法简单明了，即：人们的各种选择并非基于金钱价值，而是基于各种结果的心理价值，即它们的效用。如此说来，一个风险的心理价值就不是对可能会得到的金钱收益量的平均加权，而是这些收益效用的平均值，每项收益都要乘上自身的概率。

    财富值（百万达克）1 2 3 4 5 6 7 8 9 10
    效用值10 30 48 60 70 78 84 90 96 100

    上面是伯努利计算出来的一个效用函数版本。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从100万达克到1 000万达克之间不同财富水平的效用。你会发现，在100万达克的基础上加100万达克就会增加20个点的效用值，但是，在900万达克的基础上加100万达克增加的效用值就只有4个点。伯努利指出，财富的边际价值递减现象（在现代术语中）可以解释风险规避问题—人们一般愿意选择确定事件而非具有相同或稍高预期值的风险收益。请看下面这个选择：
    获得100万达克和700万达克的概率相同效用：（10+84）/2=47
    或者
    肯定会得到400万达克效用：60

    就金额来说，风险收益的预期值和“确定事件”是相同的（都是400万达克），但两种选择的心理效用是不同的，其原因就是财富的效用递减，即从100万达克到400万达克的效用增值是50个单位，但从400万达克到700万达克同样增量的财富效用的增值就只有24个单位。风险的效用是（10+84）/2=47（其两种结果的效用，每种结果都乘以其概率的1/2），400万达克的效用是60。由于60比47大，根据这一效用函数，人们就会选择效用值更大的确定事件。伯努利认为，决策制定者在看到财富的边际效用递减时，就会规避风险。

    伯努利的文章言简意赅，他用自己的新概念“期望效用”（他称之为“道德期望”）来计算下列问题：圣彼得堡的某位商人“很清楚在每年的这个时候，从阿姆斯特丹开往圣彼得堡的商船中每100艘通常会损失5艘”。那么，如果这位商人要想从阿姆斯特丹装运香料的话，他愿意给商船买多少钱的保险。他的效用函数解释了为什么是穷人买保险、富人卖保险。你可以从上述函数效用版本中看出，对于有1000万达克的人来说，损失100万达克会损失4个点的效用值（从100到96）；而对于只有300万达克的人来说，损失的效用值会更大，有18个点（从48到30）。穷人当然愿意花点钱将风险转嫁给富人，而这就是保险的背后原因。伯努利还对著名的“圣彼得堡悖论“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在该悖论中，风险的期望值（用达克表示）无限大时，人们愿意只花几达克来赌一把。给人印象最深的一点是，伯努利从财富偏好的角度对风险态度的分析经受住了时间考验，在300年后的今天，这一分析方法在经济分析中仍未过时。

    伯努利理论令人尤为关注的地方在于它的经久不衰，尽管这个理论存在着严重缺陷。我们很少能从一种理论明确主张的部分中发现错误，这些错误往往隐藏在该理论忽视或假设的内容中。下面这种情况就是一例：

    如今，杰克和吉尔每人都有500万美元的财富。
    从前，杰克有100万美元，而吉尔有900万美元。
    他们如今是不是一样高兴？（他们的财富效用相同吗？）

    从伯努利理论的角度来看，杰克和吉尔的财富效用是使人们更快乐或更不快乐的原因。两人如今拥有同样的财富，因而，伯努利理论认为他们应该同样快乐，然而就算从来没有学过心理学，你也知道如今的杰克非常高兴，而吉尔却非常失望。其实我们知道，即使杰克如今只有200万美元而吉尔仍有500万美元，杰克也会比吉尔更高兴。所以伯努利的理论肯定是错误的。

    杰克和吉尔体验到的快乐是由他们财富的近期“变化”决定的，而不是由界定其参照点（杰克100万美元，吉尔900万美元）的不同财富现状决定的。这种参考依赖普遍受感觉和知觉影响。同样的声音，如果你在它之前听到的是低声耳语，就会感觉这个声音很大；而若在它之前听到的是大声吼叫，就会感到这个声音很小。要预估（声音）音量的主观体验，只知道声音的绝对音量还不够，你还需要知道听者进行自主比较的参照声音的大小。同样，在判断一张纸上的灰点是深还是浅时，你也需要知道这张纸的颜色如何。在预测一笔财富的效用之前，你同样需要了解其参考值。

    为说明伯努利理论的缺陷，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个关于安东尼和贝蒂的例子：

    安东尼目前的财富是100万美元。
    贝蒂目前的财富是400万美元。
    现在，安东尼和贝蒂都要在风险和一个确定事件中作出选择。
    风险：拥有100万美元和400万美元的概率相等
    或者
    确定选项：肯定能拥有200万美元

    根据伯努利的解释，安东尼和贝蒂面临着同样的选择：如果选择赌一把，他们的预期财富将会是250万美元；如果他们选择确定选项，其预期财富则会是200万美元。据此，伯努利就会预期安东尼和贝蒂会作出同样的选择，但这样的预测是不正确的。之所以再度失败，还是因为这个理论在安东尼和贝蒂考虑自己的选择时并未给两人提供不同的参照点。如果站在安东尼和贝蒂的角度考虑一下，你很快就会发现目前的财富非常重要。他们也许会这样想：

    安东尼（目前拥有100万美元）：“如果选择确定选项，我的财富肯定会翻倍。这是相当有吸引力的。同样我也可以选择赌一把，那样我的财富要么翻4倍，要么什么也得不到。“

    贝蒂（目前拥有400万美元）：“如果选择确定选项，我肯定会损失一半财富，这将是非常可怕的。同样我也可以选择赌一把，那样我的财富要么会损失3/4，要么一点也不损失。“

    你能感觉到安东尼和贝蒂很可能会作出不同的选择，因为那个拥有200万美元的确定选项会使安东尼高兴，却会让贝蒂痛苦。还有一点需要注意，那个“最糟糕”的结果与那个“确定的”结果有何不同：对于安东尼来说，这种不同是财富翻倍或什么也得不到；而对于贝蒂来说，这种不同则是损失一半财富和损失3/4财富之间的不同。贝蒂更有可能会选择碰碰运气，就像其他人在面对非常糟糕的选择时所做的一样。在我讲述关于安东尼和贝蒂的故事时，他们都没有想到自己的财富状态：安东尼想的是得到，而贝蒂想的是损失。尽管他们面对的可能财富状态是相同的，但他们的心理过程却完全不同。

    因为伯努利的模式没有考虑到参照点，因此期望效用理论并没有体现出对安东尼而言的好结果对贝蒂来说却是坏结果这一明显事实。他的模式能解释安东尼的风险规避，却不能解释贝蒂对风险收益的偏好。这种冒险赌一把的做法在企业家和指挥官们束手无策时总会成为他们的不二选择。

    所有这一切都很明显，不是吗？人们很容易认为是伯努利本人构建了类似的例子并建立了一个更为复杂的理论来解释这些例子，但由于某种原因，他没有这样做。人们也可能认为与伯努利同时代的业界同仁并不同意他的观点，或者说后世学者在读到他的文章时会反对他的观点，但由于某种原因，他们也没有这样做。

    令人费解的是，结果效用这一概念在这些明显的反例面前如此不堪一击，却为何存在了这么长时间？我只能通过我常在自己身上发现的学者思维的一个弱点来解释这一现象。我称这个弱点为理论诱导的盲区（theory-induced blindness），即一旦你接受了某个理论并将其作为一个思考工具，就很难注意到其错误。如果你碰到一个似乎和这个模式不相符的例子，就会认为肯定有一个非常合理的解释，只是不知为什么你没有发现这个解释而已。你认为这个理论无可指摘，而且很信任认同这个理论的那群专家。很多学者都曾有那么一刻想起安东尼和贝蒂或杰克和吉尔这样的例子，而且偶尔会注意到这些例子与效用理论并不吻合。不过，他们没有继续深究，没有说“这个理论严重错误，因为它忽略了效用不仅仅依赖于某人目前的财富，而是依赖其财富的来源这一事实”。正如心理学家丹尼尔·吉尔伯特所观察到的那样，怀疑是件苦差事，而且运用系统2很容易令人疲惫。

    示例—伯努利理论的错误“3年前，他有2万美元的奖金，他对此已经很满意了，但他的薪水自那以后只涨了20%，所以他需要更多的奖金来获得同样的效用。”“两个人都愿意接受自己拿到的薪水，但他们对这份薪水的满意度不一样，因为他们的参照点是不同的。她目前的薪水更高。”“她在申请离婚赡养费。实际上她愿意调解，但他更愿意上法庭。这种分歧是意料之中的—她只能稳赚，所以要规避风险；而他面对的却都是糟糕的结果，所以他更愿意冒险。”

    第26章 更人性化的前景理论

    我和阿莫斯半是凭借能力半是因为无知，在无意中发现了伯努利理论的主要缺陷。我听从阿莫斯的建议，读了他书中的一章。这一章描述了一些实验，在这些实验中，一些著名学者测试了财富的效用，他们让受试者对一些风险作出选择，这些受试者可能会因选择不同而赢得或输掉几便士。实验者将测量的财富量限定在1美元之内，依此来测试财富的效用。这项实验进而引发了一些问题：人们通过财富间的细微差别对风险进行评估这一假设合理吗？人们怎么会通过对区区几便士的得失反应研究就理解了财富心理物理学呢？心理物理学理论的最新进展表明，如果想研究财富的主观价值，你应该问一些与财富直接相关的问题，而不是关于财富变化的问题。我不太明白为何效用理论会让人们因为敬畏而盲从，对此我感到很迷惑。

    第二天和阿莫斯见面时，我告诉他在阅读中我遇到了一些难题，这些难题只是一个笼统的想法，算不得什么新发现。我非常希望他能给我指明方向，解释一下一直困扰着我的这项实验究竟有什么意义，但他既没给我指明方向，也没向我解释，却对现代心理物理学的相关性问题觉得豁然开朗了。他想起经济学家哈里·马科维茨（Harry Markowitz）—后来因其对金融领域作出的贡献而获得诺贝尔奖—曾经提出过一个理论，即效用是伴随财富的变化出现的，而不是伴随财富的各种状态出现的。马科维茨的理论存在了近25年，但并没有引起过多关注，我们却很快得出结论：就应该朝着这个方向发展，而且我们酝酿提出的理论会把最终结果界定为盈与亏，而不是财富的状态。关于决策论的感知力和无知对我们的研究都具有推动作用。

    我们很快就知道自己已经成功规避了一桩由理论诱导的盲目性引发的严重事件，因为我们刚刚摒弃的想法看起来不仅是错误的，而且非常荒谬。我们很高兴地意识到，在数以万计的财富区间内，自己其实根本无法评估目前的财富效用。从财富效用中推理对细小变化的态度这一想法现在看来也是行不通的。在自己再也无法解释为何这么久都不能看到明显的结果时，你就应该知道自己已经取得了进展。然而，我们还是用了很多年的时间来探索结果是盈还是亏的界定。

    面对财富，你会选择规避风险还是冒险一搏？

    在效用理论中，对“盈”的效用评估是通过对两种财富状态的效用进行对比来实现的。例如，如果你有100万美元，额外再得到500美元，这500美元的效用就是100.05万美元的效用和100万美元的效用差。而且如果你拥有数目较大的那笔钱的话，损失500美元的负效用仍然是两种财富状态的效用差。在这种理论下，盈亏的不同效用只是在符号上有所不同（正号或者负号）。没有哪种方式可以表明损失500美元的负效用会大于获得同样数目的钱的效用这一事实，尽管事实确实如此。正如在理论诱导存在盲目性的情况下可能出现的问题一样，我们既不能对盈亏之间可能存在的各种区别进行预测，也无法对其进行研究。盈亏之间的区别被认为是无关紧要的，因此研究这一点也没有意义。

    我和阿莫斯没有立即发现我们对财富变化的关注为我们开辟了一条新论题的探索之路。我们主要关注了成功概率不同（或高或低）的风险之间的区别。有一天，阿莫斯随便作了一番假设：“亏损的情况又如何呢？”我们很快就发现，当我们变换焦点时，我们所熟悉的风险规避做法就会被冒险的做法取代。请看下面这两个问题：
    问题1：你会选择哪一个？
    肯定会得到900美元，还是有90%的可能性会得到1000美元？
    问题2：你会选择哪一个？
    必定会损失900美元，还是有90%的可能性会损失1000美元？

    你很可能会在问题1中选择规避风险，大多数人都会这样。得到900美元的主观价值肯定比有90%的可能性得到1000美元的价值要大。这个问题中的风险规避情况不会让伯努利感到惊讶。

    现在来看你对问题2的选择。如果与其他大多数人一样，你在这个问题中就会选择风险答案。这次选择冒险的理由与在问题1中选择规避风险的理由如出一辙，即损失900美元的（负面）价值比有90%的可能性损失1000美元的（负面）价值要大。必然的损失肯定会令人反感，也会使你愿意冒险一试。我们以后就会发现，对可能性的评估（90%对应100%）会导致问题1中的风险规避和问题2中的选择冒险这两种不同做法。

    在没有理想的选择时，人们更愿意碰运气，我们不是最先注意到这一现象的人，但由理论误导的盲目性其实早就是普遍现象了。因为占主导地位的理论并未提供一个看似合理的方法来协调人们对盈亏风险的不同态度，于是人们只能忽略态度并不统一这一事实。相反，我们将各种结果视为盈余或者亏损，于是便格外关注这种差异。对是否愿意冒险的不同态度的观察很快便取得了一项重大进展：我们找到了一个论证伯努利理论主要缺陷的方法。请看：

    问题3：不管你有多少钱，有人额外又给了你1000美元。现在请从下列两个选项中作出选择：是选有50%的概率赢得1000美元，还是选择肯定会得到500美元？
    问题4：不管你有多少钱，有人额外又给了你2000美元。现在请从下列两个选项中作出选择：
    是选有50%的概率失去1000美元，还是选择肯定会失去500美元？

    你很容易就能确定，就财富的最终状态（伯努利理论中最重要的因素）而言，问题3和问题4并没有什么不同。在两种情况下，你都得就相同的两个选项作出选择：你可以选择得到1500美元，这样你肯定会比现在更有钱；或者你可以冒一次险，这样你得到1 000美元或2 000美元的机会是相同的。因此在伯努利理论中，这两个问题应该引出相似的选择。凭直觉你就可以猜出其他人会作何选择。

    。在第一个选择中，大多数调查对象都选择确定的选项。。在第二个选择中，大多数调查对象则更倾向于那个冒险选项。

    问题3和4的选择有所不同，这一发现是伯努利理论核心观点的绝对反例。如果财富效用至关重要，那么对相同问题的等义陈述就应产生同样的选择。对这几个问题的对比凸显了对选择进行评估时所选的参照点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问题3中的参照点比当前财富多出1000美元，而问题4中则多出了2000美元。所得增至1500美元在问题3中是赢利500美元，在问题4中却是亏损500美元。显然，相同类型的其他例子也很容易发生，安东尼和贝蒂的故事便与此类似。

    在选择之前，你对得到1000美元或2000美元这样馈赠的关注程度如何呢？如果你和大多数人一样，那么你几乎都注意不到这一点。的确，你没理由去注意这一点，因为这笔馈赠包含在参照点中，而参照点通常会被忽略掉。你对自己的选择有所了解，而效用理论却并不了解这些—如果你的净资产高至几千美元或低至几千美元（除非你很穷），你对风险的态度就会不同。你还知道自己对盈亏的态度并非源自对所拥有财富的自我评估。你想得到100美元而不想失去100美元，其原因并非因为这些钱使你的财富状态有了变化。你只是喜欢得到，不喜欢失去—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你对失去的厌恶程度远大于你对得到的喜欢程度。

    这4个问题凸显了伯努利理论的弱点。他的理论太过简单，缺少令人信服的因素。这个缺失的变量就是参照点，它是得失评估所依据的初始状态。在伯努利理论中，你只需要了解财富的状态就可以决定其效用，但在前景理论中，你还需要知道参考状态，因此前景理论比效用理论更复杂。在科学中，复杂性被视为一种成本，要想厘清其中原理，就必须有一套足够丰富、新颖且（最好是）有趣的预测来解释已有的理论往往解释不了的事实。这曾是我们过去必须要面对的挑战。

    尽管我和阿莫斯那时并没有研究大脑的双系统模式，但现在我们已经明确地知道，前景理论的核心内容有三个认知特征，这三个特征在金融状况评估工作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感知、判断和情感等许多自动过程中也很常见，它们应该被看做是系统1的运行特征。

    ·评估与一个中性参照点相关，这个参照点有时也被视为“适应水平”。你可以很轻松地对这一原则作出令人信服的论证。在你面前放上3碗水，左边的碗中放冰水，右边的碗中放温水，中间碗中的水温则与室温相同。把你的双手分别浸在冰水和温水中约一分钟，然后再浸到中间的碗中。虽然一手凉一手热，但两只手对中间碗中水的温度的感觉是一样的。对金融状况而言，最常见的参照点就是现状，但也可能是你期待的那个结果，或者是你感觉实至名归的结果，比方说，你的同事获得晋升或者得到奖金。高于参照点的结果就是所得，低于参照点的结果就是损失。

    ·一种降低敏感度的原则在感觉维度和财富变化评估活动中都是适用的。在漆黑的房间里，即使灯光再微弱，效果也会很明显。而同等亮度的灯在非常明亮的房间里也许都令人难以察觉到。同样，900美元和1000美元之间的主观差别也比100美元和200美元之间的差别小得多。

    ·第三个原则是损失厌恶。当我们对盈亏进行直接比较或权衡时，亏似乎比盈影响更大。积极和消极的期盼或体验之间的力量不对称状况由来已久，将各种威胁当成“危”而不是“机”的有机体的存活和繁殖的概率更大。

    图10阐释了掌控结果价值的三项原则。如果前景理论有一面旗帜的话，上面画的肯定是图10.这幅图表明了盈与亏的心理学价值，而盈与亏正是前景理论中的价值“载体”（这一点与伯努利理论不同，在伯努利理论中，财富状态才是价值载体）。这个图有明显不同的两个部分，中性参照点的右边和左边。这个图的明显特征就是它是S形的，这表明人们对盈与亏的敏感度都降低了。最后，图中S形的两条曲线并不对称。在参照点处函数的斜率突然发生改变，即对亏损的反应比对同等数量盈余的反应要强烈得多。这就是所谓的损失厌恶。

    图10

    损失厌恶：人们对亏损的反应比对盈余的反应大得多

    我们在生活中面对的很多选择都是喜忧参半的：既有损失的风险也有获利的可能，我们必须要决定是接受这个风险还是拒绝它。对新成立的企业进行评估的投资商，思忖是否上诉的律师，定夺是否出击的战时将军，以及必须决定自己是否参加竞选的政治家们，都要面对胜利或失败的各种可能性。如果要找一个前景喜忧参半的例子，请看看你对下面问题的反应。

    问题5：现在，用抛硬币来打赌。
    如果是背面，你会输掉100美元。
    如果是正面，你会赢得150美元。
    这个赌局吸引人吗？你想参加吗？

    为了作出选择，你必须平衡得到150美元时的满足感和失去100美元时的失落感。你有何想法？尽管这个赌局的预期值显然是有利的，因为你坐收的赢利铁定比你可能遭受的亏损小，但你可能还是不愿下这个赌注—大多数人都不会愿意这样做。拒绝这个赌局是系统2的行为，但那些关键的输入信息是由系统1产生的情感反应。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对失去100美元的恐惧比得到150美元的愿望更强烈。我们从众多此类观察中得出结论，即“失去比得到给人的感受更强烈”，因此人们往往会规避损失。

    问自己一个问题，你就能测量出自己能在多大的程度上规避损失，这个问题就是：要想平衡100美元的可能损失，我需要得到的最少收益是多少？对很多人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约为200美元，是损失的2倍。有几个实验曾对“损失厌恶系数”作出估计，这个系数通常在1.5~2.5之间。当然，这是个平均值。有些人规避损失的能力比别人更强。金融市场中的专业风险投资者更能容忍损失，可能是因为他们不会对每一次经济波动都产生情绪上的反应吧。当实验人员要求参与实验的受试者“像商人那样思考“时，他们对损失的规避感就不那么强烈了，他们对损失的情绪反应（通过情感激励的心理指数来测量）也大大减弱了。

    为了检测你对不同风险的损失厌恶率，请思考下面的问题。忽略所有社会因素，不要试图表现得胆大无礼或者谨小慎微，只关注可能的损失和抵消盈余的主观影响即可。

    ·来看一个赌局，在这个赌局中你有50%的可能性会损失10美元。你最少需要得到多少钱才会觉得这个赌局能吸引你呢？如果你说10美元，那就说明你对风险根本就不在意；如果你给出的答案不到10美元，那就说明你在寻求冒险；如果你的回答超过10美元，这就说明你有损失厌恶的概念。

    ·要是在抛硬币的赌局中你可能会损失500美元，又会怎样呢？你需要多少钱才能抵消这一损失？

    ·要是会损失2000美元，又会怎样呢？

    在做这个实验时，你可能会发现自己的损失厌恶系数在风险增大时也会提高，但并不是急速提高。当然，如果这种可能的损失具有潜在的破坏性，或者你的生活方式受到了威胁，所有的赌注也就荡然无存了。在这些情况下，损失厌恶系数会非常大，甚至也许会无穷大—如果你很幸运，非常有可能赢钱，但不管赢得几百万美元，

    你总有不想承担的风险。

    再来看一下图10，也许它能帮你避免常见的困惑。在第1章中我曾两次断言，有些读者也许会认为这两种说法是矛盾的：

    ·在得失都可能出现的赌局中，损失厌恶会产生极力规避风险的选择。

    ·在肯定会有损失和有可能会损失更多的选择中，降低敏感度会引发冒险之举。

    两者之间并不矛盾。在得失都可能出现的赌局中，可能的损失是可能的获利的2倍，从比较得失的价值功能线形图的倾斜度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在肯定会有损失的情况下，价值曲线（降低敏感度）的弯曲度会导致冒险之举。必定损失900美元的痛苦比有90%的可能失去1 000美元的痛苦要强烈。这两种见解是前景理论的精髓。

    图10显示出价值功能曲线的突变，在这个曲线图中，获利变成了损失，因为即使相对于你现有的财富而言，风险系数很小，但它引起的损失厌恶数目却是很大的。对财富状态的态度可以解释人们对小风险的极端规避，这样的说法可信吗？伯努利理论这个明显的缺陷在250多年里都未能引起学者的注意，这的确可以算做理论导致盲目性的典型案例了。2000年，行为经济学家马修·拉宾（Matthew Rabin）最终从数学角度证明了通过财富效用来解释损失厌恶是荒谬的，注定会失败，他的证明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拉宾的原理显示，从数学角度来看，任何拒绝低风险的有利赌局的人，都是为了获得更大的赌注从而坚决将风险规避推向一个荒谬的水平。例如，他注意到大多数人都排斥下面这种赌法：
    有50%的概率损失100美元，有50%的概率得到200美元。

    他之后表明，根据效用理论，排斥这种赌法的人最终也会拒绝下面这种赌法：
    有50%的概率损失200美元，有50%的概率得到20000美元。

    当然，思维正常的人都不会拒绝这种赌法！在某篇文章中，马修·拉宾和理查德·泰勒记录了这些证据，他们评论说，这个更大的赌局“有9900美元的预期收益—损失绝对不会超过200美元。如果你拒绝了这个赌局，即使是最差劲的律师也会认定你就是法律意义上的精神病患者”。

    也许是被热情冲昏了头，他们竟然以回顾著名的“巨蟒”小组的幽默短剧作为文章的结束语，短剧中一位倍感挫败的顾客想把一只死掉的鹦鹉送回宠物店去。顾客用了一长串短语来描述这只鹦鹉的状态，高潮部分说的是“这就是那只前鹦鹉”。拉宾和泰勒继续说道：“经济学家应该认识到预期效用是一种‘过气的假设’。”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这种草率的说法颇有些亵渎神明的意味。然而，认为财富效用可以解释人们对小损失的态度堪称受伯努利理论引导的盲目做法，这种盲目做法正是幽默评论理所应当抨击的目标。

    前景理论无法应对令人失望的事

    在本书这一部分中，我已经赞扬了前景理论的优点，批评了理性模式和期望效用理论。现在应该平衡一下两者了。

    大多数经济学研究生都曾听说过前景理论和损失厌恶，但在经济学书籍的索引中不会出现这些术语。有时候，这种缺失让我有些伤心，但事实上这也是合理的，因为基础经济学理论中理性扮演着主要角色。那些研究生学到的大多数标准概念和理论在经济人不会犯下愚蠢错误的前提下很容易理解。这个假设的确没有什么必要，而且也会随着人们对前景理论的逐渐了解而瓦解，它对各种结果的评估总是太过目光短浅。

    经济学的基本概念都是重要的智力工具，这些工具掌握起来并不容易，即便是利用那些简化了的且不切实际的假设（这些假设都是关于在市场中相互作用的经济动因的本质的）来解释这些概念也是很困难的。在引入阶段就对这些假设提出种种问题的做法的确令人费解，也许还会使人泄气。把帮助学生掌握这一学科的基本工具作为首要任务才是硬道理。此外，前景理论中的理性缺失通常与经济理论的相关预测并不相干，这些预测在某些情况下会很精确，在其他许多情况下还会提供令人满意的近似值。然而在有些情况下，有所区别变得很重要：在前景理论的描述中，对人类产生直接情绪影响的是得与失的情绪，而不是财富和普遍效用的长期前景。两个多世纪以来，在我谈到伯努利理论的缺陷并强调其中因理论诱导而产生的盲目性之前，没有人质疑过伯努利理论。当然了，因理论诱导而产生的盲目性并不仅限于期望效用理论。前景理论自身也有缺陷，而且这些缺陷中存在的因理论诱导而产生的盲目性使得这一理论成为效用理论的主要攻击对象。

    试想前景理论的假设（即参照点），通常就是现状，其价值就是零。这个假设看来是合理的，但它却导致了一些荒唐的后果。请看下面的各项预测，有了这些预测之后会是什么样子呢？

    A.有百万分之一的概率赢得100万美元。

    B.有90%的概率赢得12美元，有10%的概率什么也得不到。

    C.有90%的概率赢得100万美元，有10%的概率什么也得不到。

    “什么也得不到”在三种情况下都是可能会出现的结果，前景理论在这三种情况下给这种结果分配了相同的价值。“什么也得不到”是个参照点，且其价值是零。这些说法和你的经历相符吗？当然不是。“什么也得不到”在前两种情况下是被期望但未能实现的事，没有给其分配价值也是讲得通的。相反，在第三种情况下，没能获利就会让人非常失望。这就好比私下里向你保证会给你加工资，赢得一大笔钱的可能性那么大，这就建立了一个新的暂时参照点。相对于你的期望而言，“什么也得不到”无异于一种巨大的损失。前景理论无法应对这种情况，因为在结果（在这里是指“什么也得不到”）出现的可能性很小或另外一种选择很有价值时，前景理论是不会允许这种结果的价值发生改变的。简而言之，那就是前景理论无法应对令人失望的事。失望和对失望的预感都是真实的感觉，而人们不能承认这种感觉的情形正好印证了我在批判伯努利理论时提出的那些反例。

    前景理论和效用理论没有给我们留下回旋的余地。这两种理论都有这样的假设，即某种选择中选项都是分开的，需要独自评估的，价值最大的选项就会被选中。这种假设显然是错的，请看下面的例子。

    问题6：选择有90%的机会赢得100万美元，还是选择肯定会得到50美元？
    问题7：选择有90%的机会赢得100万美元，或者选择肯定会得到15万美元？

    请比较一下两种情况下选择赌一把却赢不了的痛苦孰大孰小。在两种情况下，不能赢都会带来失望，但在问题7中，潜在的痛苦是多重的，因为知道如果选择赌一把又输了的话，你会后悔自己“贪婪的”决定，后悔放弃了拿到15万美元的机会，后悔这种体验依赖于你本应该采取却没有采取的意见。

    有些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依据对后悔和失望的情感提出了决策制定的模式。如果说这些模式没有前景理论那样有影响力的话也是说得通的，且其中的原因也很有启示意义。后悔和失望的情感是真实的，做出决策的人当然在做决策时会预测到这些情感。问题是后悔理论会产生一些惊人的预言，使得前景理论中这些情绪的作用变弱，这也就使问题变简单了。前景理论的复杂度在与期望效用理论进行对比时容易被大家接受，因为它确实预言了期望效用理论无法解释的一些现象。

    更丰富且更切实际的假设还不足以使一种理论获得成功。科学家把理论作为工具，但他们很难接受新的工具，除非这个新工具非常有用。前景理论为众多学者所接受不是因为它是“真实的”，而是因为它在效用理论基础上增加了一些概念，比如说参照点和损失厌恶等，这些都值得大家花费时间和精力来研究。它们产生的新预测最后都被证实是真实的。所以说我们是很幸运的。

    示例—前景理论“他是损失厌恶的典型例子，因而连非常有利的机会也被他拒绝了。”“她非常有钱，因而她对微不足道的所得反应那么强烈着实让人费解。”“他把损失看得比所得要重一倍。不过这也很正常。”

    第27章 禀赋效应与市场交易

    图11

    (禀赋效应是指当个人一旦拥有某个物品，那么他对该物品价值的评价要比未拥有之前大大提高)

    即使没学过经济学的课程，你可能也看到过图11或与之类似的图形。这个图形展示了面对两种好处（收入和休假时间）时，不同的人表现出的“无差异曲线图”。

    在经济学入门课程中，学生们会了解到：图中每一个点都代表了收入与休假天数的特殊结合。每条“无差异曲线”都与两种情况的结合相关联，收入和休假都是大家想要的，都有同样的效用。如果人们不管自己有多少收入、有多少休假时间，只想以同样的价格“出卖”休假时间以换取更多收入的话，这些曲线就会变成平行的直线了。凸出的部分表明边际效用递减，即你的休假天数越多，就越不会在意自己是否还想多休息一天，而且每多一天，这一天的意义就比前一天更小。同样，你的收入越高，就越不关心自己是否会额外再得到一美元，而且为换取一天的额外休假，你愿意放弃的钱数也会有所增加。

    每条“无差异曲线”上所有的位置都同样吸引人，这也正是“无差异”三个字的真实体现：你并不在意自己到底处在“无差异曲线”上的哪个位置。所以，如果A和B都在你的无差异曲线上，你对它们的位置并不在意，而且也不需要刻意在两点之间来回移动。在过去100年里出版的所有经济学教科书中都曾出现过这个图的不同版本，数百万学生都曾仔细研究过这个曲线图，却很少有人注意到图中缺失了什么。理论模式的影响和简洁再一次蒙蔽了这些学生和学者，使得他们没有看到这个曲线图的严重缺陷。

    图中缺失的是对个人当前收入和休假天数的标示。如果你是个雇员，劳动待遇便说明了你应得的薪水和休假日，这在图中也有对应的点。这个点就是你的参照点、你的现状，但图中并没有显示这个点。画这个图的那些理论家没能展示出这一点，所以你便相信参照点并不重要，但现在你知道参照点是很重要的。这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伯努利式错误。无差异曲线的表现含蓄地给出了假设，即所有时间点的效用完全是由当前的情况决定的，与过往毫不相干，而且你对一项可能的工作的评估并不依赖于自己当前的工作待遇。在这种情形以及其他许多情形下，这些假设完全是不切实际的。

    忽略无差异曲线图中的参照点这一做法正好印证了由理论导致的盲目性，堪称一个令人惊讶的案例，因为我们常碰到一些参照点非常重要的案例。在劳资谈判中，双方都清楚其参照点是现行合同，而且谈判关注的是就参照点作出让步时双方的共同要求是什么。在讨价还价时，损失厌恶的作用也很容易理解：作出让步让人很痛心。

    你对参照点的作用肯定有很深刻的亲身感受。如果你曾换过工作或职位，哪怕是曾想过要换一换，你就会以自己现在的情况作为参照点，看看新的工作和职位的特点是更好了还是更差了。你也许还会注意到，在评估中不利之处比有利之处更加突出，这说明损失厌恶发生了作用。人们很难接受比原来还糟糕的改变。例如，想要得到新工作的失业人员能接受的最低工资平均来看是其之前工作的90%，在一年的时间内下降不到10%。

    为了弄明白参照点对选择的影响，请看艾伯特和本这两位的例子，他们是“快乐双胞胎”，有相同的品位，第一份工作也是一样的，这份工作工资低、假期短。他们当前的状况和图11中点1的情况相同。公司给他们提供了两个更好的位置A和B，并让他们自己选择谁要1万美元的加薪（位置A），谁要每月带薪休假一天的机会（位置B）。由于他们两人对这两种选择都无所谓，便用抛硬币的方式来决定。于是艾伯特获得了加薪机会，而本则得到了额外的每月一天带薪假期。一段时间过后，这对双胞胎习惯了各自的位置。现在公司告诉他们，如果他们愿意，可以互换位置。

    图11中体现的标准理论给出的假设为：人们的选择偏好很稳定，不会随时间推移发生改变。位置A和B对这对双胞胎来说具有相同的吸引力，而且他们几乎没有或者根本就不会产生想要改变的想法。前景理论的断言则截然相反，该理论认为两人肯定会留在自己当前位置上的原因是他们想规避损失。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艾伯特。他刚开始在图中的位置1，在那个参照点上，他发现了两个同样吸引人的选择：
    选择A：加薪1万美元
    或者
    选择B：得到12天的额外假期

    选择位置A改变了艾伯特的参照点，当他想要换到位置B时，他又有了新的选择：
    停留在A点上：无所得也不损失
    或者换到B点：获得12天的额外假期，少赚1万美元

    你刚刚对损失厌恶有过主观体验，能感受到：少赚1万美元是个非常糟糕的消息。即使获得12天额外假期和得到1万美元同样令人惊喜，多出来的假期也不足以补偿损失的1万美元。艾伯特之所以会留在A点上是因为移动的不利之处大于有利之处。对本来说同样如此，他也想保住自己当前的职位，因为失去眼前这宝贵的假期比损失额外的收入更划不来。

    这个例子凸显了“无差异曲线”的标准模式没有预见到的选择的两个方面。第一，人们的偏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会随着参照点发生变化。第二，改变的不利之处比有利之处更突出，其有利之处包括对倾向于现状的偏见。当然，损失厌恶并不是说你从未想过要改变自己的处境；一次机会带来的益处也许会超过甚至大大超过损失。损失厌恶只能表明我们的选择总是强烈偏向趋近参照情形的选项（而且通常情况下会偏向较小而不是较大的改变）。

    传统的无差异曲线和伯努利用财富状态来表示结果的做法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假设，即拟定各项事务状态的效用只依赖于该状态本身，并不受你过往的影响。对这一错误的修正已经成为行为经济学的成就之一。

    人们为什么不愿意割舍自己已拥有的东西？

    一项决策何时付诸实施或一项行动何时开始，这个问题通常很难回答，但我们却可以准确而详尽地追溯到今天所说的行为经济学的发端。20世纪70年代早期，罗彻斯特大学的经济学系还非常保守，理查德·泰勒当时还是那里的研究生，他那时就有一些异端想法。泰勒总是很睿智，言辞犀利，作为学生，他常常乐于观察记录别人的行为，而这些行为只有理性经济行为模式才可以解释。他也很乐于在教自己的那拨教授身上发现他们理财不合理的情况，他发现有一种情况尤其突出。

    R教授（现在已被证实是理查德·罗塞特，他后来成为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的院长）对标准经济理论深信不疑，还对葡萄酒难以割舍。泰勒发现R教授非常不愿意卖掉自己收藏的葡萄酒，即使对方出价高达100美元（当时可是1975年）一瓶也不行。R教授也会从拍卖会上买葡萄酒，但无论质量如何，他出价从不会高过35美元一瓶。若价格在35美元~100美元，他就既不买也不卖。这个巨大的价格差在经济理论上看是相互矛盾的，人们希望这位教授能在这个价格区间为某瓶酒定一个值。如果在他看来某瓶酒值50美元，那么只要出价超过50美元，他就应该会卖掉它；如果这瓶酒本来不是他的，那么他也应该愿意花50美元买下它。这个可以接受的卖价和可以接受的买价应该相同，但事实上，最低卖价（100美元）比最高买价（35美元）高出很多，拥有这件物品似乎会提升它的价值。

    理查德·泰勒发现了很多禀赋效应的例子，那些没有用做定期交易的商品尤其会出现这一效应。你很容易就可以想象自己处于一个类似的情景中。假设你手里有一张票已售罄的演唱会门票，这是一个著名乐队的演唱会。这张票你是以200美元的价格买下的，而你又是个狂热的粉丝，即便是以500美元买下这张票，你也愿意。后来你从互联网上看到有更有钱或更狂热的粉丝愿意花3000美元买下门票。你现在手里有票，你愿意卖吗？如果像票已售罄的各种重大活动中的大多数观众一样，你就不会卖。你的最低卖价也要在3000美元之上，而你的最高买价只是500美元。这就是禀赋效应的一个例子，而一个坚信标准经济理论的人则会对此感到迷惑。泰勒当时正在寻求一种解释来破解这类难题。

    泰勒在一次会议上遇到了我们以前的学生并拿到了前景理论的早期手稿，这才使得上述难题得到破解。他说他非常激动地读完了这份手稿，因为他很快就意识到前景理论中的损失厌恶能够对禀赋效应和其他一些难题作出解释，其解决方法就是摒弃标准理论，即R教授“拥有”某瓶特定葡萄酒的状态具有独特的效用。前景理论表明，是愿意买还是愿意卖这瓶酒取决于参照点，即教授当时是否拥有这瓶酒。如果拥有这瓶酒，他就会考虑“放弃”这瓶酒时的痛苦；如果还没拥有这瓶酒，那他考虑的就是“得到”这瓶酒的乐趣。因为存在损失厌恶，所以两者的价值并不相等，即放弃一瓶好酒的痛苦比得到同一瓶酒所得到的快乐更深刻。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前一章中的那幅得失图。在对称轴左侧的函数曲线更陡，人们对损失的反应比对相应的所得的反应更强烈。这正是泰勒一直在寻找的对禀赋效应的解释。在今天看来，应用前景理论来解决经济难题的做法应该算做行为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里程碑式事件了。

    在泰勒得知阿莫斯和我将会到斯坦福大学工作时，他也计划在那里待上一年。这段时间我们都收获颇丰，我们相互学到了很多知识，也成了好朋友。7年后，我和泰勒又有机会在一起工作一年，继续就心理学和经济学中的问题进行交流。长期以来一直作为行为经济学主要赞助方的拉塞尔·塞齐基金会拨给泰勒一笔钱，目的是让我们两人能在温哥华共事一年。在这一年里，我们和当地的一位经济学家杰克·尼奇（Jack Knetsch）密切合作，他和我们一样，都对禀赋效应、经济公平原则和中国的辛辣食品很感兴趣。

    我们调查研究的起点是禀赋效应并不具有普遍性。如果有人想让你把面值5美元的钞票换成5张1美元的零钞，你递过去5张1美元纸钞时不会有损失感。在商店买鞋时你也不会有损失厌恶，卖鞋赚钱的商人当然也不会感到有什么损失。的确，从他的角度来看，递出去的鞋一直就是钱的代表，钱正是他想要从顾客那里拿来的东西。此外，你付给商家钱也不会感到是种损失，因为你把钱看做是你想要买的鞋的代表。这些日常交易与把面值5美元的钞票换成零钞有相同之处。日常交易中的双方都不存在损失厌恶。

    上述这些市场交易与R教授不情愿出售自己的葡萄酒有什么区别？就像那些持有美国橄榄球超级杯大赛门票的人，即便有人出一个非常高的价格也不愿转让这种做法又有什么区别？这一区别性特征就是，商家要卖给你的鞋和你从预算中拿出来的买鞋钱都是用来“作交换”的。人们想用它们来交易以换取其他商品。其他商品，比如葡萄酒和橄榄球超级杯大赛的票，都是拿来“使用”的，或者说都是用于消费或享受的。你的闲暇时光和收入也都不是用来出售或交换的。

    尼奇、泰勒和我打算设计一个实验来表明用来使用的商品和用来交换的商品之间的不同。我们实验设计的部分内容借鉴了实验经济学的奠基人费农·史密斯（Vernon Smith）的做法，多年以后，我和他共同获得了诺贝尔奖。利用这种做法，在某个“市场”中，我们向受试者发放了少量代币。实验结束时，所有手里还有代币的受试者都可以可将其兑换成现金。为了体现市场中用来交易的商品对某些人来说比对其他人更有价值，不同的人得到的补偿价值不同。同样的代币对你来说可能值10美元，对我来说却价值20美元，在这两种价值之间以任何一种价格进行交换对我们双方而言都是有利的。

    史密斯对供求的基本机制进行了生动的展示。个人会对买卖代币给出连续的公开报价，其他人会对报价做出快速回应。每个人都会关注这些交易，会看到代币的成交价。这些结果和一项物理学实证研究的结果一样合乎规范。那些代币持有者（代币于他们而言价值微乎其微，因为它们的补偿价值很低）为获利最终会将自己的代币卖给某个对代币估值更高的人，这种交易就好比水往低处流那样必然会发生。交易结束后，所有代币都集中到那些能从实验人员那儿拿到最多钱的受试者手中。市场魔力显神威！此外，经济理论还对市场平稳时的最终价格和转手的代币数量作出了正确预测。如果实验人员将这些代币随机分配给市场中的半数受试者，这个理论就会预测有半数代币会被转手。

    我们在实验中用到了史密斯方法的一个变量。每一次实验开始时都会进行几轮代币交易，这种做法完美重现了史密斯的发现。实验预计的交易数量与利用标准理论预测的数量非常接近甚至完全相同。当然，代币之所以有价值只是因为它们能用来交换实验人员的现金，它们没有任何使用价值。随后我们又模拟了一个相似的市场，目的是想让人们关注使用价值：一个好看的咖啡杯，杯子上印有大学校徽，我们在哪所大学做实验，杯子上就印着哪所大学的校徽。这个杯子当时价值6美元（今天这个杯子的价值可能是当时价值的两倍了吧）。我们随机将这些杯子发放给半数受试者。卖方将自己的杯子摆在面前，却热情地让买方去看旁边卖家的杯子；所有杯子都明码标价。要想得到一个杯子，买方必须自己花钱去买。实验结果很有戏剧性：平均卖价接近平均买价的两倍，而且实验预计的交易数量还不到利用标准理论预测数量的一半。市场的魔力对于那些想使用某件商品的所有者（卖家）而言根本就不起作用。

    我们用同一过程的不同变体进行了一系列实验，总是得到相同的结果。在我最喜欢的一项实验中，我们在“买方”和“卖方”之外加入了第三个小组—“选择者”。与那些不得不花自己的钱买东西的“买方”不同，“选择者”可选择是接受一个杯子还是一笔钱，而且他们的选择表明那笔钱和得到那样东西一样吸引人。下面就是实验结果：

    卖方    7.12美元

    选择者  3.12美元

    买方    2.87美元

    “卖方”和“选择者”之间的差距很大，因为他们实际上面对的是同一种选择！如果你是“卖方”，你能拿回家的要么是一个杯子要么是钱；而如果你是个“选择者”，也有完全相同的两个选项。这个决定的长期效应对于两组人来说是完全相同的，唯一不同的是当时的情绪。卖方标注的高价反映出他们在放弃自己已经拥有的物品时很不情愿，这种不情愿与婴儿在自己特别看重的某件玩具被拿走时表现出的焦虑一样。损失厌恶是系统1自主评估必然包含的内容。尽管“买方”只能花钱买杯子，而“选择者”却可以免费得到这个杯子，但两者却设定了相似的现金值。如果“买方”不觉得花钱买下这个杯子是种损失的话，这个相似的现金值便与我们的预期正相吻合。大脑成像的证据也证实了这种不同。出售自己常用的商品会激活大脑中与厌恶和痛苦有关的区域，购买行为也会激活这些区域，但只有在（买方）认为价钱太高，即当你觉得卖方的要价超过了交换价值时才会这样。大脑记录还表明以特别低的价格购买商品是件令人愉快的事。

    “卖方”给杯子设定的现金价值比“选择者”和“买方”设定的高出两倍多，这个比例与有风险选择的损失厌恶系数非常接近，不管决策是否有风险，只要运用赚钱和赔钱两种结果中相同的价值功能/函数，我们就能预测到这个比例。在不同经济领域的研究中都出现过大约2∶1的比例，包括许多家庭对价格变动的反应。正如经济学家所预测的那样，在价格下降时，顾客往往会增加蛋、橙汁或鱼等商品的购买量；而价格上涨时，他们就会减少其购买量。然而，与经济理论预测不同的是，价格上涨的效应（基于参照价格的相对损失）竟然是收益效应的两倍。

    杯子实验延续了禀赋效应的标准实证研究，这个实验与杰克·尼奇负责的一项更为简单的实验基本上是同期进行的。尼奇让两个班的学生填写了调查问卷，并且给他们每人一份礼物作为回报，这份礼物在实验期间一直放在受试者面前。其中一个班的学生得到的礼物是昂贵的钢笔，而另外一个班的礼物则是一块瑞士巧克力。快下课时，实验人员拿出了另外一份备选礼物，并且告诉学生可以用他们手里的礼物来交换这份礼物。结果只有约10%的受试者选择交换礼物，大多数得到钢笔的人仍然保留了钢笔，那些拿到巧克力的人也没有改变自己的选择。

    像商人那样思考和交易

    前景理论的基本概念是参照点是存在的，而且一定量的损失比等量的所得影响更大。过去这些年在真正的市场中进行的观察表明，这些概念有着很强的影响力。经济衰退期间，对波士顿的公寓大厦市场进行的一项研究调查给出了尤为清晰的结果。参与该项目的人员对那些曾以不同价格购买了相似房产的业主行为进行了对比。对于理性的代理人来说，从前的买价与自己根本就不相干—当前的市场价值才是最重要的。然而对于那些处于住房市场低迷时期的业主来说，情况却并非如此。那些参照点较高同时也面临着较大损失的业主对私有住宅的标价更高，他们会花更多的时间尽量以高价卖掉自己的房子，最终得到更多的钱。

    对卖价和买价之间（更确切地说，是买卖之间）的不对称性最初进行的实证研究，在人们接受参照点和损失厌恶这些概念的早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我们都知道参照点是不稳定的，在不同寻常的实验环境中尤其如此，而且禀赋效应可通过改变参照点而消除。

    当那些业主将其商品看做未来交换中的价值载体时，他们就不想看到禀赋效应出现，这种态度在日常商务活动和金融市场上非常普遍。曾通过各种棒球卡大会研究贸易的实验经济学家约翰·李斯特（John List）发现贸易新手不愿割舍自己手中的球员卡，但这种不情愿会随着贸易经验的增多而最终消失。更令人惊讶的是，李斯特发现，就新商品来说，贸易经验对禀赋效应的影响很大。

    在某次大会上，李斯特贴出了一张通告，邀请人们参与一个小调查，而且他们可得到一份小礼物，这份小礼物可能是一个咖啡杯或一块同等价值的巧克力。这些礼物是随机分给大家的。在那些自愿参加调查的人即将离开时，李斯特告诉大家说：“我们给了你一个杯子或一块巧克力，但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用它来换块巧克力或换个杯子。”在完整再现杰克。尼奇的早期实验时，李斯特发现那些缺乏经验的商人中只有18%的人愿意和别人交换礼物。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经验丰富的商人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禀赋效应的迹象：他们中有48%的人进行了交易！至少在一个以交易为基准的市场环境中，他们在交易时没有表现出任何不情愿。

    杰克·尼奇还做了一些实验，在这些实验中只要进行一些细微的操作就可以使禀赋效应消失。在实验人员提到受试者手头的商品有可能用来交易之前，只有在真正拥有该商品一段时间的前提下，他们才会表现出禀赋效应。经济学家也许会说尼奇和心理学家待在一起的时间太久了，因为他的实验操作表现出对一些变量的关注，而这些变量正是社会心理学家认为很重要的因素。的确，实验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对方法论的不同关注点在关于禀赋效应的持续辩论中体现得越来越明显。

    经验丰富的商人显然已经学会了正确提问，即“与可以得到的其他东西相比，那个杯子真的是我特别想‘得到’的吗”。经济学家会问这个问题，有了这个问题，禀赋效应就不复存在了，因为得到的快乐和放弃的痛苦之间的不对称性没有关联。

    对“在贫困境遇中做决策”的心理进行的最新研究表明，我们并没有希望从这些贫困的人的身上发现禀赋效应。在前景理论中，贫困就意味着一个人的生活水平低于自己的参照点。有些商品是穷人买不起的，因此他们总是“处于损失中”。他们会觉得自己得到的那一小笔钱算是减少了的损失，而不是所得。这些钱可以帮助一个人向参照点再靠近一点，但穷人却总是徘徊在价值函数坡度最大的地方。

    穷人可以像商人那样思考，但其原动力却有着很大的不同。与商人不同，穷人对获得和放弃之间的区别很在意。他们的问题在于，他们只能在不同的损失之间作出选择。花在某件商品上的钱对于本来可以购买的另外一件商品而言就是损失。对于穷人来说，花钱就意味着损失。

    我们都认识一些认为花钱很痛苦的人，尽管客观来讲他们其实很富裕。对花钱的态度，尤其是对一时兴起买的东西或者一些较小奢侈品（例如买个有装饰的杯子）的态度，常带有文化差异的因素。这种差异也许可以解释美英两国分别进行的“杯子研究”的结果之间存在的重大分歧。在美国，对学生样本所做的实验中买价和卖价存在很大差异；但在英国的学生中，这些差距则要小得多。因此，对禀赋效应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示例—禀赋效应“她不在意自己能得到两个职位中的哪一个，但公告发布一天之后，她就不再想换了。这就是禀赋效应！”“这些协商不会有任何进展，因为双方都发现很难作出让步，即使自己能得到补偿也不行。损失的比得到的更多。”“他们一涨价，需求量就下降。”“他只是不想以低于自己买房的价格卖掉自己的房子。损失厌恶起作用了。”“他是个吝啬鬼，只要花钱就觉得赔了。”

    第28章 公平性—经济交易的参照点

    损失厌恶这一概念绝对是心理学对行为经济学最重要的贡献。这很奇怪，因为人们虽然通过这个概念将众多结果评估为得和失，而且损失显得比获得更突出，但这个概念并没有让人们感到惊讶。阿莫斯和我经常开玩笑说，我们正在研究一项连我们的祖母那辈人都耳熟能详的课题。然而事实上，我们比那辈人了解得更多，而且能将损失厌恶与大脑双系统模式相结合进行研究，还特别将一种生理学和心理学观点应用到这些研究中，即相比于积极与靠近而言，消极与规避更能占据主导地位。我们还能通过数量惊人的各种观察研究来探索损失厌恶的结果：当商品在运输中丢失时，只有需现款支付的那部分损失才能得到补偿；大范围的改革通常会失败；职业高尔夫球手短打标准杆比短打小鸟球（高尔夫中某洞的杆数低于标准杆一杆）更精准。就算我的奶奶很有智慧，但如果我们能从她认为平淡无奇的观点中得出精准的预测的话，她应该也会感到惊奇的。

    图12

    在看到图12左面的图时，你的心跳会加速，也许在你还不清楚那张图有何怪异之处之前，心跳就已经加速了。过了一会儿，你也许就会认出那是双受到惊吓的人的眼睛。右面的图则表达了一种愉悦之感，微笑的脸颊上扬使眼睛变小了—当然这双眼睛还没有达到兴奋的程度。我们把这两幅图拿给做脑CT的人看。每幅图展示的时间都不到0.02秒，之后会被“视觉噪声”掩盖，这个“视觉噪声”是随机展示的黑白图片。这些观看者中没有人意识到自己曾看过那幅眼睛的图片，但他们大脑的一个部分显然意识到了：这个部分即为小脑扁桃核，尽管它在其他情绪状态下也会被激发起来，但其主要角色是担任大脑的“风险中心”。脑部影像显示，小脑扁桃核对观看者无法识别出来的有威胁性的图片有强烈的反应。关于威胁的感觉很可能是通过一个非常快的神经通道传递的，这种感觉会直接传到大脑处理情感的区域，绕过产生“视觉”意识的视觉皮质。同样的通道还会使得生气的面孔（一种潜在威胁）比快乐的面孔更快、更有效地得到处理。有些实验人员描述道，生气的面孔在众多快乐的面孔中会“凸显出来”，但快乐的面孔在众多生气的面孔中却不会很突出。人类的大脑和其他动物的大脑都包含一种机制，这种机制总会优先考虑不好的消息。将察觉掠食者所需的时间减少百分之几秒，通过这种做法，提高了动物的生存概率，使其得以繁衍生息。系统1的自动运行便体现了这种进化史。然而，人们至今尚未找到能够同样快速检测到好消息的机制。当然，我们人类和动物都对交配或进食的信号反应很机敏，因此广告商才会设计许多广告牌。不过，威胁仍然优先于机遇，而且也应该是这样。

    即使是对纯粹象征性的威胁，大脑的反应也很迅速。充满情绪的字眼会引起注意，而不好的字眼（战争、犯罪）比好的字眼（和平、爱）能更快地引起注意。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威胁，但只是提一下不好的字眼对系统1来说就是一种威胁。之前我们曾提到“呕吐”这个词，只是看到这个词就会自然联想起很多对真实事情的反应，包括生理上的情感流露，甚至有规避或接近、畏缩或向前的趋向。对威胁的敏感性还会延伸到对自己强烈反对的那些意见陈述的处理上来。例如，基于你对安乐死的态度，你的大脑用不到1/4秒的时间就可以在“我认为安乐死是一种可以/不可以接受的……”这句话中识别出“威胁”的意味。

    保罗·罗津（Paul Rozin）是位对厌恶很有研究的心理学家，他观察到一只蟑螂可使一碗樱桃不再诱人，而一个樱桃对一碗蟑螂却不会起任何作用。他指出，负面情况在众多方面都可战胜正面情况，而且损失厌恶是负面占优势的典型例子之一。其他学者在一篇题为“坏消息比好消息强”的文章中将原因总结为以下几点：“负面情绪、不负责任的父母和糟糕的反馈比好的情况更具影响力，且人们处理坏消息时比处理好消息更彻底，我们会更在意避开负面的自我定义，而不是追求正面的自我定义，不好的印象和不好的模式比好的情况更容易形成，且不易消失。”他们引用了研究婚姻关系的著名专家约翰·葛特蒙（John Gottman）的话，他观察到长期健康的婚姻关系不仅仅依赖于寻求幸福，更在于避免负面的情况出现。葛特蒙预测一种稳健的关系需要良好的互动与不好的互动间的比例至少为5 ∶1。其他社会方面的不协调则更吸引人，我们都知道，也许一件事就会毁掉数年时间培养的友谊。

    我们生来就能对好与坏的某些区别进行分辨。婴儿来到这个世界上，就知道苦是不好的，（某种程度的）甜是好的。然而在很多情况下，好和坏之间的界限是种参照点，会随着时间的改变而改变，而且依赖于当时的情况。假设你在一个寒冷的晚上来到乡村，适逢大雨，而身上的衣服又不足以挡雨，衣服都湿透了。不凑巧的是，冷风又起，这下真的是糟糕透顶。就在你不知如何是好时，发现了一大块岩石可暂时挡风避雨。生物学家米歇尔·卡巴纳克（Michel Cabanac）说这种体验会令人非常快乐，因为这种体验与我们平时可能感到快乐的原因相似，都指明了生理状况的重要改善方向。当然，这种感到获救的快乐感不会持续很长时间，不一会儿你就会在岩石后面冻得哆嗦起来。新遭受的痛苦又会驱使你去寻找更好的庇护之所。

    目标就是参照点

    损失厌恶系数指的是两种动机的相对强度：我们想要规避损失的动机要强于获得利益的动机。参照点所关注的是现状，但它还会是将来的目标，即没有实现的目标就是种损失，超过了目标就是种所得。正如我们从消极主导中可能推断出来的那样，这两种动机的影响程度并不形同。对没能实现目标的损失厌恶比想要超过目标的愿望更为强烈。

    人们通常会设定一些短期目标，对于这些目标他们会努力去实现，但并不是必须去超越。人们在实现一个最接近的目标后往往不再那么努力，而这样做有时候会违背经济逻辑。例如，纽约市的计程车司机对月收入或年收入有个目标，但能控制他们努力程度的目标则是每天的收入目标。当然，每天的目标有时容易实现（或超过），而有时则难以实现。下雨天时，纽约市的计程车是不会长时间空车的，司机很快就可以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在天气晴好时，情况则大不相同，此时那些计程车只能在大街小巷逡巡，希望能载到客人，时间都浪费在路上了。经济逻辑表明，计程车司机应该在下雨天多干几个小时，晴天时则要多休息，因为晴天时能以较低价格“买”到轻松闲暇。损失厌恶背后的逻辑却正相反：每天有固定目标的司机会在客人少的日子多干几个小时，在浑身湿透的客人巴望打到车的日子里，他们也早早回到家里。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经济学家德文·波普（Devin Pope）和马利斯·施韦泽（Maurice Schweitzer）认为，高尔夫球对参照点给出了很好的说明，即标准杆数。高尔夫球场上每个洞都有许多击球数，标准杆数给好球（而不是相当出色的球）提供了一个基准点。对于职业高尔夫球员来说，小鸟球（即低于标准杆的一击）即是所得，而超过标准杆数的球则是种损失。经济学家比较了一个球员在球洞附近时可能会碰到的两种情形。

    ·避免击超过标准杆数的球
    ·打出小鸟球

    在打高尔夫时，每一击都算数，在职业高尔夫球比赛中更是如此。然而依据前景理论，有几次击球要比其他击球更重要。没能达到标准杆是种损失，但没有击中小鸟球则是种可预知的所得，不是损失。波普和施韦泽从损失厌恶中推断出球员击标准球（避免超过标准杆数）时会比击小鸟球时更努力。他们仔细分析了250多万次击球以验证这个预测。

    他们是正确的。不论击球是易还是难，不管离球洞有多远，球员在击标准球（而不是小鸟球）时会更成功。在击标准球（避免超过标准杆数）或击小鸟球时，他们成功概率之间的区别是3.6%。这个区别不算小。老虎伍兹是他们的一个“受试者”。在伍兹成绩最好的那几年里，如果他的小鸟球和标准杆都击得那么好的话，他联赛的平均绩点就会提高1杆，而且他的收入每个季度都会增加100万美元。这些激烈的竞争者当然不会轻视小鸟球，但他们对超过标准杆的规避显然会使他们对当前的任务格外关注。

    对击球的研究说明理论概念的力量可协助思考。谁会认为花几个月的时间去研究击标准球和小鸟球是值得的呢？除了一些经济学家以外，大多数人都不会对损失厌恶的概念感到惊讶。但是，损失厌恶形成了一个精确且非直觉性的假设，还引导研究者得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震惊的发现。当然，这里的所有人也包括职业高尔夫球运动员。

    我们为什么不愿意改变现状？

    避免损失的动机和获得收益的动机强度并不对称，这一点在许多情况下都有体现。在商务谈判中，尤其是在对现有合同的重新商谈中、在典型的劳动商议和在贸易或限制军备的国际谈判中，这种不对称是长期存在的一个特征。现有的条款确定了参照点，协议中任何方面拟定的变更都会被看成是一方对另一方作出的让步。损失厌恶会产生一种不对称，使得双方难以达成共识。你对我作出的让步是我的所得，但它们却是你的损失；损失使你产生的痛苦会比它们给我带来的快乐更多。因此，你对这种让步的价值会比我赋予它的价值高。当然，你要求我作出的让步对于我来说也会是这样，你对我作出的让步也不会给予足够的价值评价！对越来越小的蛋糕进行商讨非常困难，因为即使损失，也要将其分配出去。人们在蛋糕越来越大时，显得更随和。

    在讨价还价时，双方交换的信息都是想找到一个参照点并给对方提供一个锚定。这些信息并不都是真实的。商议双方对有些利益（也许是商谈裁军问题时提到的某一特定类型的导弹）假装很在意，尽管他们实际上是将这种利益看成讨价还价的筹码并最终想要将其交换出去。因为商议双方都受互惠原则的影响，一个看似令人痛心的让步就需要对方作出同样使他们痛心（可能这种痛心也是伪装的）的让步。

    所有动物（包括人）都想有所得，但他们会更努力地避免有所失。在这样一个所有动物都想有自己地盘的世界中，这项原则解释了防御者成功的奥秘。一位生物学家观察到，“拥有领地的动物受到对手的挑战时几乎总会获胜—往往就是几秒钟的事“。对于人类来说，同样简单的原则也能解释社会机构的改革问题，公司的”重组“和“调整”行为就是如此，官僚主义的合理化、简化免税代码以及降低医疗费用等方面的努力同样如此。起初我们认为，在改革计划中，总体的提升会产生赢家和输家。如果受影响的一方有某种政治影响力，可能成为输家的人就会变得比赢家更积极、更有决心，结果也会更倾向于输家，也一定会比起初计划的代价更高、作用更小。改革通常包括保护利益相关者的不追溯条款，例如以下情形：劳动力减少是由于（退休、辞职、死亡等原因造成的）人员缩减而不是开除；工资或福利的缩减只会在将来的工人身上施行。损失厌恶是一种强大而保守的力量，它偏爱机构或个人对当前生活的细小改变。这种保守主义做派使得我们在邻里间、婚姻中和工作中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是引力作用让我们的生命无限靠近参照点。

    商人提价或降低员工工资的行为公平吗？

    理查德·泰勒、杰克·尼奇和我一起在温哥华工作的那一年，我们三人对经济交易中的公平性研究产生了兴趣，这不仅是因为我们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还因为我们每周都可以（也可以说是必须）制定一份新的调查问卷。加拿大的渔业及海洋部针对多伦多市失业的专业人员制订了一项计划，他们让这些专业人员负责电话调查，并且会支付他们一些薪酬。这一大群调查者每晚都要工作，因而我们也需要不断为他们供应新的问卷调查。由于杰克·尼奇的原因，我们同意每周设计一份调查问卷，用4种颜色印刷。我们什么都可以问，唯一的一个限定条件是问卷应至少提到一次鱼，这样也好跟渔业及海洋部扯上点儿关系。这项工作进行了几个月，这几个月里我们疯狂地收集数据。

    是什么造成了商人、雇主以及房主的不公平交易行为？我们研究了公众对这一问题的看法。问卷中的首要问题是：因为这种不公平行为招来的骂名是否会使他们追逐利润的行为收敛些？我们的发现是：会。而且我们还发现，公众评估哪家公司也许真的（不）会收敛时所依照的道德原则可以明鉴得失。其基本原则是，当前的工资、价格或租金设定了一个参照点，不可违背这个参照点。有些公司将自身的损失强加给顾客或工人，使自己回到交易参照点，这样做是不公平的，除非这样做是为了保护自身的权利。请思考下面的例子：
    一家五金店一直以15美元的价格出售雪铲。某日下了大雪，第二天早上店主就将雪铲的价格提高到了20美元。

    你认为这种行为：完全公平可以接受不公平很不公平

    按标准的经济行为模式来看，这家五金店的行为是公平的：通过提高价格来回应需求的增加。而调查对象却不这么认为，82%的人选择了不公平或很不公平。他们显然是将大雪前的雪铲价格看成了参照点，而将提升的价格看成是店主强加给顾客的损失，因为这家店并不是不得已才这样做的，而是因为它选择这样做。我们发现公平性的一条基本原则是：不可利用市场的力量将损失强加给他人。下面的例子在另一个情境下（因为这些数据是1984年收集的，所以美元的价值应该调至约100%的通货膨胀状态）说明了这条原则：

    有一家小型复印店，店里只有一位雇员，他在这里工作有6个月了，每小时赚9美元。店里的生意还算景气，但当地一家工厂倒闭了，失业人数上升。现在其他小商店里雇用的可靠员工工资都是每小时7美元，工作量和复印店里那位雇员的工作量相似。之后，这家复印店店主也将其雇员的工资降到了7美元。

    那些调查对象不赞成这种做法，83%的人觉得这种行为不公平或很不公平。然而，略微变动一下这个问题就可以澄清雇主的责任。同样是在高失业率的地区，同样是一家赢利的商店，但情况是：

    现在的雇员辞职了，雇主决定支付新的雇员每小时7美元的工资。

    大多数人（73%）觉得这种行为是可以接受的。这表明雇主并没有支付每小时9美元的道德义务。这种权利是个人的：即使市场允许雇主降低工资，雇员也有权利维持自己的工资。新雇员没有权利以之前雇员的工资作参考，因而雇主可以降低其工资，这样做不应该被看做不公平。

    这家公司有其自身的权利，即保持当前的收益。如果该公司面临损失的危险，也可以将损失转嫁给别人。大多数调查对象认为，在收益下降时降低工资是不公平的。我们称这种原则是公司和与公司有关联的个人之间的典型双向权利。受到威胁时，公司的自私行为可被看做是公平行为。人们甚至认为这家公司连部分损失也不必承担，它完全可以将这种损失转嫁给个人。

    不同的原则制约着公司追求利益或避免利益损失的行为。当公司生产成本低时，公平性原则就不会限制公司将财富分给顾客或雇员。当然，若公司分摊赢利，我们的调查对象就会更喜欢这家公司，并觉得这家公司更公平；若不分摊，他们也不会认为该公司做法失当。他们只会在公司利用权力违背与雇员或顾客间的非正式合同时，或者在公司为自身赢利而将损失强加给别人时才会表现出愤怒。研究经济公平性的学生们不应该去评判公司最应该有的举措，而应该找到区分遭人厌恶、应得到惩罚的行为和可接受的行为之间的分界线。

    在把这篇研究报告提交给《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时，我们当时并不是很乐观。我们的文章是对当时经济学家们公认的知识的挑战，即经济行为是受自身利益驱使的，而与是否公平无关。我们的研究依赖于调查结果，而经济学家对此并无多大兴趣。杂志的编辑把我们的文章送给两位经济学家评估，这两位经济学家并没有受到传统观念的束缚（我们后来才知道他们的身份，他们是编辑能找到的最和善的人了）。编辑的做法是明智的。这篇文章如今常被引用，而且其结论也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最近有很多研究都支持这个以参照点为基础的公平性实验的结果，而且这些研究还表明公平性在经济学中是很重要的，关于这一点我们过去曾经怀疑过，但没有得到验证。违背了公平原则的雇主会受到生产力下降的惩罚，标价不合理的商人也会失去一部分销售市场。以较低价格卖出近期以较高价格购进的商品会使这位商人此后从这家商品供应商进货的量减少15%，即每位顾客都会分摊到90美元的损失。顾客显然将低价位看成了参照点，而且由于多付了钱，他们会认为自己也遭受了损失。尽管反应最强烈的顾客是那些以较高价钱买了更多商品的人，而且新价目表中较低的价格增加了产品销量，但按底价购物的那些顾客的损失其实远远超过他们所得的。

    如果认为自己遭遇了不公平的人想反抗，那么这种将损失强加给别人的行为就会有风险。实验表明，不公平行为的旁观者也常会被卷入惩罚当中。神经经济学家（将经济学和大脑研究联系起来进行研究的科学家）使用核磁共振成像仪检测了人们的大脑，这些人惩罚某人对他人做出的不公平行为。令人惊讶的是，利他惩罚会伴有大脑“快乐中心”的活动加强的情形出现。这表明保持社会秩序和公平原则的做法会通过利他惩罚而得到回报。利他惩罚能将这个社会凝聚到一起。然而，我们的大脑在奖赏无私慷慨行为时不能像在惩罚自私吝啬行为时那样实在。我们在这里又发现了得失间的不对称。

    损失厌恶和权利的影响远不只存在于金融交易领域中。法官很快就能看出它们对法律和司法行政的影响。在一项研究中，戴维·科恩（David Cohen）和杰克·尼奇发现，在法律决策中真正的损失和可预测的所得之间有着明显区别。例如，在运输中丢失货物的商人可得到实际损失的赔偿，但损失的利润却不可能得到补偿。90%的财产起诉存有的相似原则也证实了参照点的道德地位。在近期的一场讨论中，埃亚尔·扎米尔（Eyal Zamir）提出了一个颇具挑衅性的论点，即法律对挽回损失和补偿失去的所得之间的区分，也许可以凭借其对个人幸福的不对称影响使自身的行为合理化。如果遭受损失的人比没能赢利的人遭受更大的损失，他们也许应该得到更多的法律保护。

    示例—损失问题“这项改革肯定无法通过。那些必然受损的人会比那些必然获利的人更加强烈地反对这种做法。”“他们都认为对方作出让步时不会感到痛心。当然，他们都错了。这正是损失的不对称性的表现。”“如果他们觉得利益的蛋糕的确在变大，就会发现再次商议更容易。因为他们不是在分配损失，而是在分配所得。”“这儿的租赁价格直线上涨，但房客认为我们不应该提高租金。他们觉得自己有权利享受当前的利益。”“我们的客户对价格上涨并无抱怨，因为他们知道我们的成本也上涨了。他们尊重我赢利的权利。“第29章 对结果可能性的权衡

    对于你要买的汽车、你的女婿或者不确定的形势这样复杂的对象，你会形成一个总体评估，而在作这个评估时，你会对这个对象的特征加以权衡。这么说有些烦琐，简单来讲就是，某些特征比其他特征更容易对你的评估产生影响。这种权衡在发生时你可能意识不到，这是系统1在起作用。评估一辆车时多少会权衡其燃油情况、舒适程度或外观等。评估女婿也多少会考虑他的经济状况、相貌或是否可靠等。同样，对于不确定形势的评估也会权衡其可能出现的结果。权衡时，你肯定会考虑到这些结果的可能性：有50%的概率赢得100万美元当然要比只有1%的概率更吸引人。权衡有时是有意识的，有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然而，大多情况下，这些总体评估都是由系统1作出的。

    可能性效应与确定性效应

    在研究决策制定时，我们以打赌为例，效果不错，其中一个原因是打赌是对预期结果加以权衡的一种很自然的方式：结果的可能性越大，就越应该受到关注。一个赌局的预期值即为其结果的平均值，而每个结果又要靠其可能性来权衡。例如，如果“有20%的概率赢得1000美元和有75%的概率赢得100美元”，这种情况的预期值就是275美元。在伯努利开始研究前，赌注是通过其预期值加以评估的。伯努利也使用了这一方法来权衡结果，人们将这一方法称为预期原理，但却将其应用到研究结果的心理价值中去了。在伯努利理论中，打赌的效用是其结果效用的平均值，每个结果都是通过其可能性来加以权衡的。

    预期原理没有正确地描述你对有风险的可能性是怎么想的。若在以下4种情况中，得到100万美元的概率都提升了5%，你认为这个消息给人的感觉是一样的吗？

    A.从零提升到5%。
    B.从5%提升到10%. 
    C.从60%提升到65%。
    D.从95%提升到100%。

    依据预期原理来看，每种情况下你得到100万美元的效用都提升了5%。但这么说与你的经验相符吗？当然不相符。

    大家都知道：从零提升到5%和从95%提升到100%要比从5%提升到10%或从60%提升到65%更具诱惑力。从零提升到5%意味着情况完全转变，从无到有，产生了赢得奖金的希望，这是一种实质性改变；而从5%到10%只是一种数量上的提升，是将赢得奖金的可能性翻倍，但这种情况下的心理价值并没有翻倍；从零到5%的巨大转变表明了“可能性效应”（possibility effect），这一效应会是我们高估那些出现可能性极低的结果的发生频率。大量买彩票的人表明，他们愿意花超出预期价值的钱来换取赢得大奖的渺茫机会。

    从95%提升到100%是另一种实质性改变，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是“确定性效应”（certainty effect）。那些几乎可以确定会出现的结果受到的重视程度要小于其理应受到的重视程度。为了更好地理解确定性效应，假设你继承了100万美元，但你那同母异父的妹妹不甘心，在法庭上对这份遗嘱提出了质疑。判决结果明天就会出来，你的律师向你保证你赢得官司的概率很大，有95%，但他又煞费苦心地提醒你法律判决并不都是尽如人意的。现在，有个风险调整（校正）公司找到了你，想立即以91万美元与你交易，接不接受是你的事。公司的报价比等待判决的预期价值（95万美元）要少（少了4万美元），但你确定你会拒绝这个提议吗？如果这样的事在你的生活中确确实实发生了，你应该知道“结构性和解”（ 结构性和解，又被称为结合式和解（Structured Settlement），是有关赔偿金和解的一种，被告同意在受害原告的有生之年向其分期支付赔偿金。一般包括首期一次总付的赔偿金和将来以年金方式分期支付的赔偿金）这个大产业是以不菲的价格来提供保障的，他们充分利用了确定性效应。

    可能性和确定性在损失研究方面具有同样强大的效应。当心爱的人被推进手术室时，即使截肢的可能性只有5%，也是个噩耗—这个5%的风险带来的痛苦要远大于10%的可能性带来的痛苦的一半。这是由于可能性效应，即我们往往看重轻风险，更愿意花比预期价值更多的钱将其排除掉。在可能性效应中，有95%的可能性会遭受灾难和必然会遭受灾难两者间的心理差别甚至更大；虽然“一切都会没事的”这样的希望很渺茫，但人们却总是将这种希望无限放大。过于看重很小的概率，使得风险和保险政策更具诱惑力。

    结论很明显：与预期原理相反，人们对结果的重视程度和对结果可能性的重视程度不同。可能性效应会重视不大可能的结果，而几乎肯定的结果相对于确定的结果来说，受到的重视程度要小。预期原理通过可能性来判定价值，这是一种不可取的心理。

    然而这个问题却越来越复杂，因为有个有力的论点指出：想变得理性的决策制定者“一定”要遵从预期原理。这也是冯·诺依曼和摩根斯坦恩在1944年提出的公理版效用理论的主要观点。冯·诺依曼和摩根斯坦恩指出，有些不确定结果与可能性并不相符，对这些结果的权衡会导致不一致性和其他恶果。他们由理性选择的公理推出的期望效用理论当时立即就被视为一项重大成果，也使得期望效用理论成为经济和其他社会科学理性模式的核心内容。30年后，阿莫斯带着一种敬畏把他们的研究介绍给我，当时他还向我介绍了一项针对这个理论的著名挑战。

    著名经济学家也难逃阿莱斯悖论的陷阱

    1952年，即冯·诺依曼和摩根斯坦恩的效用理论发表几年后，在巴黎召开的一次大会讨论了风险经济学的问题。很多当时著名的经济学家都参加了这次会议。来自美国的与会者中包括了后来的诺贝尔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米尔顿·费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统计学界的带头人吉米·萨维奇（Jimmie Savage）等人。

    巴黎大会的一位组织人莫里斯·阿莱斯（Maurice Allais）几年后也获得了诺贝尔奖。阿莱斯准备了几个关于选择的问题来问与会嘉宾。那次大会与本章内容相关的问题就是，阿莱斯想要表明那些嘉宾容易受确定性效应的影响，因此才违背了期望效用理论和该理论所依据的理性选择的公理。以下的一套选择是对阿莱斯构建的难题的简单表示。在问题A和问题B中，你会选择哪一个？

    A. 61%的概率赢得52万美元或者63%的概率赢得50万美元
    B. 98%的概率赢得52万美元或者100%的概率赢得50万美元

    如果你和其他人一样，便会在问题A中偏向前面的选项，在问题B中偏向后面的选项。如果你的确是这样选择的，就说明你犯了逻辑上的错误，并且违背了理性选择的原则。这些齐聚巴黎的著名经济学家在“阿莱斯悖论”中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为了弄明白为什么这些选择有问题，我们可以将其看成是从罐子里随意抓取弹珠的游戏，即若罐子里装有100颗弹珠，抽到红色的弹珠就算赢，抽到白色的就算输。在问题A中，几乎所有人都偏向前面的选项，我们可以将其看成左边的罐子，即使里面所含的红弹珠少，赢的概率也小，但奖品的大小比赢得奖品的概率更吸引人。在问题B中，大多数人都选择能确保得50万美元的那个罐子。且人们对自己作的两个选择（即问题A选左边，问题B选右边）都感到很满意，不过在他们了解了问题背后的逻辑之后，就不这么认为了。

    比较一下这两个问题，你会发现问题B中的两个罐子比问题A中的两个罐子更具吸引力，因为问题B的两个罐子中有37个白球替换成能赢的红球了。左边那个罐子的改进明显比右边的大，因为左边的罐子中每个红球都有能使你赢得52万美元的机会，而选右边的罐子只能赢得50万美元。你本会对左手边的罐子感兴趣，毕竟这个罐子作了改进，情况比右手边的好，但是，现在你喜欢的却是右手边的！这个选择的模式没有什么逻辑意义，但却可以从心理上作出解释：确定性效应起了作用。在问题B中，100%的概率和98%的概率之间虽然就差两个百分点，但相比于问题A中63%和61%之间相差的两个百分点来说，这个差距的影响则要大得多。

    正如阿莱斯所预测的那样，那些经验老到的与会者并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偏向已经违反了效用理论，直到大会快结束了他们才注意到这个事实。阿莱斯本想向外界公布这个情况，制造一条爆炸性新闻：那些世界上顶尖的决策理论学家也存在偏好，这种偏好和他们自己对理性的见解完全背道而驰！阿莱斯显然相信众位来宾会接受劝说，放弃那种他蔑称为“美国式”的分析方法，转而采取另一种由他提出的选择逻辑。不过，当时的情况令他极为失望。

    那些对决策理论不是很热衷的经济学家大都忽视了阿莱斯提到的问题。当某个为人们广泛采纳并被认为非常有用的理论遭到挑战时，都会出现类似的情况：他们将阿莱斯提出的这个问题视为非常规问题，仍旧使用期望效用理论来解决这一问题，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相反，那些决策理论专家—包括统计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和心理学家等各路高人在内—对阿莱斯的挑战却非常重视。在阿莫斯和我开始我们的工作时，我们的初衷就是对阿莱斯悖论给出令人满意的心理学解释。

    大多数决策理论家—当然也包括阿莱斯在内—坚定地相信人类的理性，他们还试图改变理性选择的规则以使阿莱斯模式可以为人们所接受。过去这些年中，他们为找到一个似乎合理的理由来解释确定性效用一直在进行各种各样的尝试，但所有的理由都无法令人信服。阿莫斯对这些人的努力几乎失去了耐心，他将那些试图使违背效用理论做法合理化的理论家称为“为举措失当的人辩护的律师”。我们没有步他们的后尘。我们将效用理论看成是理性选择的逻辑基础，但并不认为人们都是非常棒的理性选择者。我们承担了一项建立一种心理学理论的任务，不管人们作出的选择是否是理性的，这一理论要能够对其进行描述。在前景理论中，决策的权重和可能性的权重不可同日而语。

    决策权重的大小取决于人们的担忧程度

    在我们发表前景理论多年以后，阿莫斯和我进行了一项研究，在这项研究中，我们衡量了决策权重，这个权重解释了人们在打赌时为什么会选择保守的赌注。下面的表格显示的是对所得的评估信息。

    （%）可能性——决策权重

                      0 ——0

                      1 ——5.5

                      2 ——8.1

                      5 ——13.2

                     10——18.6

                     20——26.1

                     50——42.1

                     80——60.1

                     90——71.2

                     95——79.3

                     98——87.1

                     99——91.2

                    100——100

    你会发现，在极端情况下，决策权重和相应的可能性是相同的：当结果不可能出现时，两者都是零；当结果肯定会出现时，两者都是100。但是，在这些点附近，决策权重却明显与可能性拉开了距离。在距离最远处，我们发现了可能性效应：不可能出现的事往往受到重视。例如，相对于可能性为2%的决策权重是8.1。如果人们遵从理性选择的公理，决策权重将会是2—罕见事件被过分看重了。因此对罕见事件偏重的程度增加了４倍。可能性范围右端的确定性效应更显著。“无法”得奖的2%的风险使得风险效用从100降低到87.1，降低了13%。

    想要理解可能性效应和确定性效应之间的不对称性，先假设你有1%的概率能赢得100万美元，明天就会揭晓结果。现在，再假设你几乎确定自己能赢得100万美元，但还是有1%的可能性赢不了，同样是明天揭晓结果。第二种情况中的焦虑情绪显然比第一种情况下的期望心理更明显。如果结果是手术失败而不是钱财得失，确定性效应就要比可能性效应更显著。与对1%的风险的担忧相比，你对一项成功希望渺茫的手术（这项手术几乎可以确定会致命）的关注程度又如何呢？

    在可能性变化范围的两端，确定性效应和可能性效应的双重作用不可避免地会伴随着对中间概率不够敏感的情形出现。从上表中可以看出，从5%到95%之间的可能性和范围更小的决策权重（从13.2到79.3）之间密切相关，约占理性期望的2/3。神经科学家已经证实了这些观察结果，发现了对得奖可能性的不同变化做出反应的大脑区域。大脑对可能性变化的反应和从选择中估测出来的决策权重惊人地相似。

    极小或极大的可能性（低于1%或高于99%）都是特殊的情况。权衡极罕见的情况是很难的，因为这些情况常常会被彻底忽视，事实上人们赋予它们的决策权重为零。另一方面，在没有忽视这些罕见的情况时，你肯定又会过于重视它们。大多数人很少有时间去关心核能外泄问题，也几乎不会幻想从素未谋面的亲戚那里继承到大笔遗产。然而，当不大可能出现的事情成为关注的焦点时，我们对它的重视程度就要超过其本身出现的概率应该引起的关注度。此外，人们对于可能性较小的各种风险几乎完全是迟钝的。人们很难说出0.001%的癌症风险与0.000 01%的癌症风险之间的区别，尽管前者是指美国人口中有3 000人罹患癌症，而后者则说明只有30个美国人患癌症。

    当你关注某种威胁时，你就会担忧，而且决策权重会反映出你的担忧程度。根据可能性效应，这种担忧和威胁出现的可能性并不相符。仅仅减少或降低风险还不够；若想消除这种忧虑，必须将其出现的可能性降低为零。

    下面的问题改编自对消费者评估健康风险时所体现的理性的研究。1980年，一个由经济学家组成的团队公布了这项研究，并把调查结果交给了小孩子的家长们。

    假设你正在使用一种杀虫剂，每瓶要10美元，每使用10000瓶杀虫剂就可使15个人吸入中毒和15个孩子中毒。

    你了解到有一种更昂贵的杀虫剂，它可使以上两种风险降低，即每使用10000瓶出现上述两种风险的人数分别为5人。你愿意花多少钱买这瓶杀虫剂呢？

    这些父母愿意多花平均2.38美元的钱来降低2/3的风险（从15/10 000降低到5/10 000）。他们愿意花8.09美元去完全排除风险，这个价钱是2.38美元的3倍多。其他的问题表明这些父母将这两种风险（吸入中毒和儿童中毒）视为不同的烦恼，只要能完全消除其中任何一种风险，他们都愿意支付一定数额的钱。这个数额与担忧的心理很吻合，但和理性模式并不相符。

    四重模式：可能性与决策权重的关系模型

    阿莫斯和我在研究前景理论时，很快就得出了两个结论：相对于现有财富来说，人们更看重得失，而且关于结果的可能性和决策权重方面，表现大不相同。这并不是全新的观点，但它们一旦结合起来，就可以对一种偏好的特殊模式作出解释，我们将这一特殊模式称为四重模式。名字是固定的，具体阐述如下。

    图13

    ·每栏中的第一行都对前景作了解释。

    ·第二行对前景引起的情绪作了特征描述。

    ·第三行表明，在风险和与期望价值相符合的必然获得（或损失）之间作选择时（例如在“有95%的概率赢得10000美元”和“肯定能赢得9500美元”之间作出选择），大多数人是如何表现的。

    ·第四行描述了在被告和原告讨论民事案件的解决方法时可能会出现的态度。

    偏好的“四重模式”被视为前景理论的核心成果之一。上面四栏中有三栏是相似的；只有第四个（右上角）是新的，是完全出乎意料的。

    ·左上角一栏是伯努利曾讨论过的：当人们觉得未来获得一大笔收益的概率很大时，会选择风险规避。人们在打赌时愿意接受比预期价值少的赌注，以确保肯定能有所得。

    ·左下角一栏的可能性效应解释了为什么人们都愿意买彩票。若头彩很大，人们会疯狂地买，会忽视赢的概率很小这一事实。买彩票是可能性效应最好的例子。没有彩票，就不能赢，有了彩票就有了机会，概率小不小并不重要。彩票能获得的东西要比赢得的概率更重要，梦想赢是人们的权利。

    ·右下角一栏说明了什么时候应该买保险。人们愿意支付比期待价值更高的价格去买保险，保险公司就是这样支付成本、获得利益的。有些灾难不太可能发生，但人们更愿意买个保障。他们消除了自己的忧虑，买个心里踏实。

    刚开始时，右上角那一栏的内容着实让我们惊讶了一番。除了左下角那栏，其他几栏都会让我们习惯性地想到风险规避，而在左下角一栏的情况中，人们往往会选择碰运气。在审视自己的选择是否错误的时候，我们在处于损失的情况下会选择冒险；处于赢利的情况下会选择规避。我们不是用负面前景的观点观察研究冒险的开先河者—至少有两位作者曾经提到这一事实，但他们的讲述不是很详尽。不过我们对冒险的研究有个理论框架作支撑，这样研究就会更容易些，这也是我们思想发展的里程碑。我们已经找到两点来解释这个效应了。

    第一，敏感性不断降低。人们对损失900美元的反应比损失1000美元的90%的反应程度更强烈，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人们会避免必然的损失。第二个原因也许更有说服力：90%这一可能性的相应决策权重只有71，比可能性小很多。出现这种情况的结果是，当你在必然的损失和很可能会承受很大损失之间做决策时，降低敏感度可使你更愿意规避必然的损失，而且确定性效应也降低了对赌注的规避。这两个相同的因素，在结果是正面时，加强了确定性事件的吸引力，使赌注的吸引力得以削弱。

    价值函数和决策权重的曲线共同促成了图13中首行所描述的模式。然而，在底行描述的模式中，这两个因素却背道而驰：降低敏感度会使得你在所得面前选择规避，在损失面前选择冒险，但对较小可能性的过分看重则会战胜这种效应，产生我们前面所观察到的那种模式，即为收益愿冒风险，对损失保持谨慎。

    人类的很多不幸处境都在右上角那栏中得到了体现，也就是说人们在面临的抉择比较糟糕时会孤注一掷，尽管希望渺茫，他们也宁愿选择使事情更糟的较大可能性以换取避免损失的希望，这种做法常会使可控制的失误变成灾难。一想到即将会有一大笔损失就很痛苦，完全的解脱也很吸引人，因而我们难以做出明智的决策，难以相信时间可以使人摆脱损失所带来的痛苦。这也正是那些屈从于高科技的企业浪费了自己的剩余资产却什么也没有得到的原因。失败总是难以让人接受，所以失败的一方常会保持战斗力，即使在知道对方的胜利只是时间问题的情况下，输的这一方还是会作无谓的挣扎。

    可能性效应影响下的风险决策

    法学家克里斯·格思里（Chris Guthrie）将四重模式应用到两种情况中，在这两种情况中，民事诉讼的原告和被告都认为这一模式可能会解决双方存在的问题。这两种情况在原告案例中体现的强度有所不同。

    就像我们之前看到的情况那样，假设你是一起民事诉讼案件中的原告，你要求一大笔损失赔偿。这个案件进行得非常顺利，你的律师给出了他的专业见解，说你有95%的概率会赢，但也不能掉以轻心，“在陪审团出庭前，你永远都不会知道结果”。你的律师劝你接受庭外调解，但你只能得到90%的赔偿金。你正处于四重模式左上角的一栏中，你脑中的问题是：“即便什么也得不到的概率不算大，可我真的愿意冒险打官司吗？即便得到90%的赔偿金也是一大笔钱了，而且我又能马上拿走。”这种情景引发了两种情绪，而且两种情绪都向相同的方向发展：对必然所得（一大笔钱）的渴望以及拒绝庭外和解又输了官司的极度失望与后悔。你能感受到在这种情况下，有种压力使人们的行为更谨慎。若原告打赢官司的可能性很大，则更趋向于风险规避。

    现在从被告的角度审视一下这个案件。尽管为了自己的利益没有完全放弃决策的希望，但你会发觉这个案件的进展非常糟糕。原告的律师提出庭外和解，即只需提供给原告所要赔偿金的90%（显然原告不会接受更少的金额）。你会接受这种解决方案吗？还是更愿意打官司？要记住你遭受损失的可能性较大，情况属于右上角一栏。你希望能再搏一搏，因为庭外和解与你将要面对的最糟结果几乎同样令你痛苦，而且毕竟打赢官司的希望还是有的。于是，两种情绪再一次被唤起：人们不愿面对必然的损失，而且能在法庭上赢的可能性还是很有吸引力的。案件前景不乐观的被告更愿意采取冒险手段，更愿为打赌作好准备，而不是接受对自己不利的解决方案。在规避风险的原告和冒险的被告的对峙中，被告有更多的掌控机会。被告更高的谈判地位应该反映在协议解决中，原告则满足于能通过法庭获得更少的钱。通过四重模式作出预测的模式已经由法律系的学生和执业法官所做的实验和民事案件中的实际谈判证实了。

    若原告胜算不大却索赔一大笔钱的话，请思考一下“无意义诉讼”问题。双方都意识到可能性的大小，也都知道在商讨解决方案时，原告只能得到索赔的一小部分。商谈是受最下面一行中那个四重模式引导的。原告的情况属于左侧的类型，赢得一大笔钱的概率很小。无意义诉讼的索赔就像是买一张会中大奖的彩票一样。过分看重成功的较小概率在这种情况下是很自然的，原告也会在商谈中变得厚颜无耻或咄咄逼人。对于被告来说，起诉是件很烦人的事，但结果不好的风险很小。有些损失虽大，但概率较小，过分看重这样的损失会导致风险规避，而且选择用合适的索赔解决这个案子就像是买了份保险，以防判决对自己不利。现在换一个角度：原告愿意赌一次，而被告想要保险之策。作出无意义诉讼的原告很可能会接受一个比这个案件应该付出的钱更多的解决方法。

    这些通过四重模式来描述的决策并非不合理。你可以在每种情况下都体会一下原告和被告的心情，这些心情会使得他们采取或挑战或顺从的立场。然而，从长远角度来看，期望值的偏差代价可能会很大。试想一个大型组织，比如纽约市，它每年要处理200起“无意义”案件，每个案件都有5%的可能花掉这个城市的100万美元。再假设：对于每个案件，这个城市都能用10美元解决。这个城市认为有两种政策能用于所有的案件，即自己解决或法庭上见。（为了方便起见，我在此忽略了诉讼费。）

    ·如果这个城市同意受理200起诉讼案件，就会输掉10起，总计损失达1000万美元。
    ·如果这个城市处理每个案件都要花10万美元，那么总共的损失就会高达2000万美元。

    若要对相似的决策从长计议的话，你就可以看到，支付额外费用以避免不大可能出现的大笔损失代价就太高昂了。相似的分析适用于四重模式中的任何一栏：从长远来看，期望值的系统偏差的代价还是很高的—这个原则适用于风险规避和冒险之举。一贯看重不大可能会出现的结果—这也是直觉性决策制定的一个特征—最终会导致不好的结果出现。

    示例—四重模式“他试图用庭外和解的手段来解决这个无意义的诉讼案件，以避免损失，然而却不大可能。这是过分看重较小可能性的结果。既然会面对很多相似的问题，他最好还是不要放弃。”“我们从不在最后一秒才享受自己的假期，我们愿意为了确定性而付出努力。”“只要有可能不赚不赔，损失就不会减少。这就是损失中的冒险。”“他们知道瓦斯爆炸的可能性很小，但他们想要消除这种可能性。这是可能性效应，而且他们想要的是再无后患。”

    第30章 被过分关注的罕见事件

    在以色列巴士遭遇自杀式炸弹袭击相对频繁的那段期间，我去了那里几趟。当然，如果按绝对值计算的话，这样的袭击是相当罕见的。2001年12月至2004年9月，以色列总共发生了23起炸弹袭击事件，造成236人死亡。而在这期间，以色列境内每天乘巴士的人大约有130万。对于每一位乘客来说，遭遇袭击的概率是极小的，但人们并不这样认为，大家都尽量不乘巴士，而不得不乘巴士的人则会焦虑地扫视邻座乘客的行李或其宽松的衣服，害怕里面藏有炸弹。

    我在以色列开的都是租来的车，很少乘巴士，但即便如此，也受到了炸弹袭击的影响，这着实令我懊恼。在等红灯时，我不愿停在巴士旁，绿灯一亮，我会用比平时更快的速度将车开离。为此，我感到很惭愧，因为我比其他人更清楚遇袭的概率其实很小。遇袭的风险真的可以被忽略掉，但其对我行为的影响使这个极小的概率有了极大的决策权重。实际上，与把车停在巴士旁（而遭遇爆炸事件的概率）相比，我更有可能在车祸中受伤。但并不是出于对活命的理性考虑我才躲避巴士，而是当时的体验驱使我这样做：在巴士旁边停车使我联想到了炸弹，而且这些想法令我很不愉快。我躲避巴士是因为我想要思考别的事。

    我的经历说明了恐怖主义是如何产生影响的，也解释了为什么人们这么害怕恐怖主义：因为它降低了效用层叠。极其生动的死亡或爆炸画面的影响因媒体的关注以及人们的频繁交谈而不断加强，在身处具体的情境时，尤其如此，例如看见了一辆巴士时。此类情绪一触即发、身不由己且无法控制，会使人们本能地想要保护自己。系统2可能“知道”发生危险的概率很小，但即使知道也无法消除人们内心的不安和躲避危险的冲动。我们无法停止系统1的运行。情绪的紧张程度不仅和概率不相符，对概率的估测也不够敏感。假设有两座城市都被警告有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出没，其中一座城市的居民被告知有两名袭击者准备袭击该城市，而另一个城市的居民被告知只有一名袭击者。后一座城市的风险降低了一半，但那里的人们会感到更安全吗？

    纽约市有很多商店都卖彩票，生意也不错。其实，中彩票大奖的心理与对恐怖主义事件抱持的心理是类似的。能赢大奖必然令人激动，整个社区也会为之兴奋，而且人们在工作场合和家里聊到此事时，会更兴奋。买彩票之后会有一种愉快的幻想，就像躲避巴士之后恐惧会减轻一样。这两个例子的实际发生概率其实都非常小，人们更在意的是可能性。人们对前景理论的最初构想包括这样的观点：“罕见事件不是被忽视就是被过度重视。”不过，这个说法并没有详细说明在什么情况下事件会被忽视，什么情况下会被过度重视，也没有从心理学上对此作出解释。对决策制定过程中情感和生动性作用的最新研究影响了我对决策权重的看法。过高权衡不太可能的结果是系统1的特点，我们对此已经很熟悉了。情感和生动性会影响顺畅性、可得性以及对概率的判断—因此也就解释了人们为什么过分关注那些没有被自己忽略掉的罕见事件。

    你认为一支三流球队获得NBA总冠军的可能性有多大？
    你认为下一届美国总统是第三党派候选人的概率有多大？
    如果下一届美国总统是第三党派候选人，你会得到1000美元；如果不是的话，你将一分钱也得不到。你准备下多大的赌注？

    这两个问题虽不同，但明显有关联。第一题要求你评估罕见事件的概率，第二题想让你通过下赌注来权衡第一题那件事的决策权重。

    人们是怎样作出判断，怎样确定决策权重的呢？让我们先来看两个简化的回答，然后再对答案进行证实。以下就是这两个十分简单的答案：

    ·人们高估了罕见事件的概率。

    ·人们在做决策时过高权衡了罕见事件。

    尽管过高估计和过高权衡是两个不同的现象，却有着同样的心理机制，即集中注意力、证实性偏差以及认知放松。

    明确的描述激发了系统1的联想机制。当你想到第三党派候选人胜出的可能性不大时，你的联想机制会像平时那样在验证性模式下工作，会有选择地提取使表述正确的信息、事例以及画面。这个过程有偏见存在，但并不是在幻想下进行的。你寻找的是符合现实条件制约的可能情况，你不会天真地想象是“西方的仙女”任命了一位第三党派的总统。你对概率的判断最终总是由认知放松或顺畅性决定的，因此你的脑海中总会出现貌似正确的情形。

    你并不总是关注要求你作出评估的事件。如果目标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很大，你就会关注这个事件的其他可能性。请思考下面这个例子：

    在你们当地医院里出生的新生儿在3天内就出院的概率有多大？

    你现在要估测婴儿出院回家的概率，但你肯定会关注造成婴儿不能在正常期间出院的事件。我们的大脑有个有用的机能，它会不由自主地去关注奇怪、不同或是不寻常的事。你很快就会意识到，在美国（不是所有国家都设有同样的标准），婴儿于分娩后的两三天出院是很正常的。所以，你将注意力转移到反常的情况上去了。罕见事件成了焦点，这些事件很可能唤起可得性启发模式：你的判断可能由你所制造的许多医疗问题的发生场景以及想起这些问题时的感受决定。因为你处于确定性模式下，你对医疗问题出现频率的估计很有可能会非常高。

    当某件事的其他可能不太明确的时候，罕见事件的概率就很容易被高估。我常爱引用的一个例子是心理学家克雷格·福克斯（Craig Fox）的一项研究。开始这项研究的时候，他还是阿莫斯的学生。福克斯召集了一些职业篮球赛的球迷并引出了几个关于NBA季后赛冠军的判断与决策。他特别要求受试者分别估计参与季后赛的8支篮球队取得最后胜利的概率。因此，每支球队的胜利都成了焦点事件。

    你肯定可以猜到发生了什么，但福克斯所观察到的影响程度可能会令你感到惊讶。假设某个球迷被要求去估计芝加哥公牛队赢得联赛的概率。此时焦点事件已经确定，但其他情况—其他7支球队中的某支球队赢得比赛—往往会被忽略。球迷在肯定性模式下的记忆和想象都在努力构建公牛队胜利的情况。还是这个受试者，在被问到湖人队的胜算时，相同的选择性激活又会偏向支持湖人队。这8支美国最好的职业篮球球队都很优秀，所以设想其中一支相对较弱的球队成为冠军也是有可能的。结果是：把相继对这8支球队进行判断的概率相加，得到了240%！这样的结果当然是荒谬的，因为这8支球队的胜算相加结果应该是100%.当裁判被问到冠军是出自西部联盟还是东部联盟时，这种荒谬就不存在了。因为在这个问题中，焦点事件及其他情况同样详细，他们判断的概率相加就是100%。

    在评估决策权重时，福克斯请了球迷对联赛结果下注。他们对每个赌局都标明了金额（金额大小与赌局的风险大小相匹配）。赢得赌局的人可获得160美元。而这8支球队的现金标价总额为287美元。也就是说，如果某个受试者对8支球队都下了注，他肯定会损失127美元！受试者肯定知道联赛有8支球队，对8支球队都下注的平均回报不可能超过160美元，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过高地估计了结果的可能性。球迷不仅高估了他们所关注的事件的可能性，还更愿意对它们下注。

    这些发现对规划谬误以及其他乐观主义的表现形式作出了新的阐述。当某个人努力预测某个方案的结果时，就可以切实且轻松地成功执行某项方案。相反，失败的可能性则会被忽略，因为事情出问题的情况错综复杂。对自己职业前景进行评估的那些企业家与投资者很容易高估自己的机会，也喜欢过高权衡自己的估值。

    画面感越强，决策权重越大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前景理论与效用理论的不同体现在概率与决策权重的关系上。在效用理论中，概率与决策权重是相同的。对已经确定的事情的决策权重是100，某件事有90%的概率，说明人们对这件事的决策权重是90，是概率为10%的事件的决策权重的9倍。在前景理论中，各种概率对决策权重的影响较小。我早前提到的一项实验发现，概率为90%的事件的决策权重是71.2；概率为10%的事件的决策权重是18.6。两个概率的比率是9，但其决策权重的比率只有3.83，这说明在那个范围内人们对概率的敏感度不够。在这两个理论中，决策权重只依赖于概率，与结果无关。两种理论都认为，概率为90%的事件的决策权重与赢得100美元、收到一束玫瑰花或是遭到一次电击的权重相同。这个理论预测后来被证实是错误的。

    芝加哥大学的心理学家们发表了一篇文章—《钱、吻与电击：对待风险的情感心理》，他们发现，人们评估风险时，如果（假想的）结果与情感相关（“碰见了你最爱的明星并亲了他一下”或“遭受了一次疼痛但没有危险的电击”），这种评估对概率的敏感度要低于有关金钱得失的结果。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发现。通过生理检测（比如心跳）的手段，其他研究者发现，对将要遭受的电击的恐惧与遭到电击的概率从本质上说是毫不相关的。仅仅是电击的可能性便会让人心生恐惧。芝加哥的这个团队提出“满溢意象”（affect-laden imagery）完全盖过了对可能性的回应。10年后，普林斯顿大学一个心理学家团队对这个结论发起了挑战。

    普林斯顿的这个团队说，他们已经观察到人们对与情感相关的结果的出现概率的敏感度很低，这种情况很正常。赌钱属于例外情况。赌钱时，人们对概率的敏感度相对较高，因为他们有确切的预期值。

    下面两个赌局的吸引力与多少现金的吸引力是等价的？
    A.有84%的概率赢得59美元。
    B.有84%的概率赢得一束装在玻璃瓶里的玫瑰花。

    你注意到了什么？其中显著的不同在于A问题比B问题更为简单。你不用停下来去估算这个赌金的预期值，就能很快知道其价值在50美元左右（事实上其价值为49.56美元），在你寻找一个具有同样吸引力的现金等价物时，这个大概的估算已足以提供一个有帮助的锚定。问题B却不存在这样的锚定，因此也就更难回答。调查对象还对两个赌局的等价现金进行了评估，认为同时赢得两个赌局中的等价现金的概率为21%。不出所料，高概率的赌博与低概率的赌博之间的不同在于，进行高概率赌博的人更可能是为了金钱，而不会是为了玫瑰。

    普林斯顿团队认为，对概率不敏感并非因为情绪原因。为了支持这个观点，他们比较了人们花钱避开风险的意愿：

    利用某个周末粉刷某人的三居室公寓的概率为21%（或84%）。

    打扫使用了一周的一座公寓厕所中的三个小隔间的概率为21%（或84%）。

    第二个结果肯定比第一个更能引发情感，但这两个结果的决策权重并无不同。显然，情感强烈程度不会影响概率。

    另一个实验产生了一个惊人的结果。在这个实验中，受试者得到了奖品的明确价格以及文字描述信息。例如：

    有84%的概率可以赢得一束装在玻璃花瓶里的玫瑰花，价值59美元。

    有21%的概率可以赢得一束装在玻璃花瓶里的玫瑰花，价值59美元。

    对这些赌注预期的货币价值进行评估很简单，但增加一个具体的货币价值并不会改变其结果：即使在那样的情况下，评估依然对概率不敏感。想到奖品是玫瑰花的人不会将奖品信息作为评估风险的锚定。正如科学家有时说的那样，这是一个令人惊喜的发现，它想告诉我们一些事情。那么，现在这个实验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我认为，这种说法体现了结果的丰富性和生动性，无论结果是否会激发情感，它都会降低概率在评估不确定的前景时本应起到的作用。这个假设提出了一种预测（我对这一预测信心满满）：若对货币形式的结果附上毫不关联但却非常生动的细节描述，同样也会影响估算结果。比较一下你对下面这些结果的现金等价物的估值：

    有21%（或84%）的概率在下个周一收到59美元。

    有21%（或84%）的概率在下个周一上午收到一个内含59美元的蓝色大信封。

    新的假设为，在第二个案例中，对概率的敏感度会更低，因为与“一笔钱”这个抽象的概念相比，蓝色信封能唤起更为丰富的想象。你在脑中构建这个事件时，即使知道赢的概率很小，但奖品的生动画面仍然会浮现出来。认知放松同样也对确定性效应产生了影响：当你脑海中闪现关于某个事件生动的画面时，这个事件不发生的可能性所带来的影响同样也很生动，因此就会被过度权衡。增强的可能性效应与增强的确定性效应相结合以后，决策权重很难在21%的概率和84%的概率之间发生改变。

    对风险的表述方式不同，所做决策可能截然相反

    顺畅性、生动性以及想象的轻松程度等因素会影响决策权重，这个观点已得到许多其他观察实验的支持。一个著名的实验要求受试者从两个罐子中选一个，从里面拿球，若拿到红球，则有奖励：

    A罐中有10个球，其中有1个是红色的。

    B罐中有100个球，其中有8个是红色的。

    你会选哪个罐子呢？因为选A罐的胜算是10%，选B罐是8%，所以作出正确选择应该不难，但实际并非如此：大约有30%~40%的学生选择了红球数量较多的那个罐子，而不是胜算率高的那一个。希莫·爱泼斯坦（Seymour Epstein）说，这个结果说明的是系统1（他称为经验系统）表面的运作特点。

    正如你可能想到的那样，人们在这种情况下作出的愚蠢选择已经引起众多研究者的关注。他们对这种偏见也有不同的命名，而我使用的是保罗。斯洛维克的命名“分母忽视”。如果你将注意力集中在能使你胜利的球上，就不会去关注那些不能使你赢的球。生动的画面也是产生分母忽视的原因，至少我有过这样的经历。当我想到小罐子时，我看到的是一个小红球在一片白色的背景中；当我想到大罐子时，我看到的是8个红球在一堆白球当中，这样的画面增强了我对胜利的信心。能使我胜利的生动画面增强了我对那个事件的决策权重，增强了可能性效应。当然，对确定性效应来说也是同样原理。如果我有90%的概率赢得奖品，那么相较于10个球中有一种“不能制胜”的情况而言，100个球中那10个“不能制胜”的球更会突出输的可能性。

    分母忽视这个观点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不同的风险表达方式所造成的效果会有这么大的不同。如果你看到“能使儿童免受某种疾病侵袭的疫苗有0.001%的风险将导致终身瘫痪”这样的说法时，就会觉得这个风险看似很小。现在，请考虑用另外的方式描述这一风险：“在10万名接种疫苗的儿童中，有一个将会终身瘫痪。”第二种说法使你产生了一些第一个说法不会引起的想法：它唤起了某个儿童因接种疫苗而终身瘫痪的画面；而另外99999名安全接种疫苗的儿童则被完全忽视了。正如分母忽视原则预测的那样，与抽象术语相比，例如“风险”或是“概率”（多大可能），用相对频率（有多少）来描述会使小概率事件得到更大的权重。我们已经知道系统1更善于处理独立事件，而不是整个范畴的事件。

    频率格式（frequency format）的影响很大。在一项研究中，看到“每10 000个人中有1 286人因某种疾病而死亡“的人比看到”某种疾病导致24.14%的人口死亡“的人更有可能认为此疾病的危害性很大。尽管患第一种疾病的风险只是第二种的一半，但第一种却看似比第二种更危险！在一个更为直接的分母忽视的例子中，某种疾病会“使100人中的24.4人死亡”，与之相比，“每10 000人中有1 286人因某种疾病而死亡“这种说法听上去更危险。若要求受试者对这两种表述作一个直接的对比（系统2肯定会参与到这个任务当中），这种效果肯定会削弱或是消除。然而，生活就像是受试者的组间实验，你一次只能看到一种表述。系统2只有在格外活跃的情况下才会对你看到的那个说法有另外的表述，才会发现这些说法能引发不同的回应。

    有经验的法庭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也不能避免因对风险的不同表述而带来的影响。在一个实验中，有关专业人员需评估让一位精神病患者出院的安全性。这个精神病患者叫琼斯，有暴力倾向。他们收到的信息包括某位专家对风险的评估，但同样的统计数据是用两种方式表述出来的：

    评估那些与琼斯类似的病人，专家发现他们在出院后最初的几个月里对他人使用暴力的概率是10%。在100个类似琼斯的病人中，大约有10个人在出院后的前几个月里对他人使用暴力。

    看到第一种描述的专业人员让病人出院的概率几乎是看到第二种描述的专业人员的2倍（概率分别为41%和21%）。对相同的可能性，更加生动的描述产生了更高的决策权重。

    不同的表述使人们做出不同的决策，使他们对该怎么做生成不同的意见。斯洛维克与他的同事引用了某篇文章的一段话：“一年之中，全美有接近1 000起谋杀事件是由没有服用药物的严重精神病患者制造的。“有一种表达同一事实的说法是”每年每2.73亿美国人中，有1000人是被精神病患者杀死的“。另外一种说法是，”每年，（我们）被这样（患有精神病）的人杀死的概率接近0.000 36%“。还有一种说法是：”每年死于严重精神病患者之手的美国人有1 000人，比自杀人数的1/30还少，是因喉癌而死亡的人数的1/4左右。“斯洛维克指出，”这些说法使得他们的动机很明显，他们想要通过强调精神病患者的暴力来造成大众恐慌，进而使有关部门增加心理卫生服务业的资金注入“。

    如果一名优秀的律师想要引起法官对DNA证据的怀疑，他不会说，“DNA不匹配的概率是0.1%”，反而会说“1 000起死刑案件中就有一起案件的DNA会出现不匹配”，这样更有可能使法官产生怀疑。听到这个陈述的陪审团会想到坐在他们对面审判室里的人可能会因为错误的DNA证据而被误判。当然，检察官会更偏爱抽象框架，希望陪审团的大脑中充满小数点。

    罕见事件又为何会被人忽视？

    有证据支持下面这个假设：主要注意力和显著性会导致人们过高评估罕见事件的发生概率，也会过高权衡低概率的结果。单纯提及某个事件，通过对其进行生动性以及特有的概率描述模式就会增强其显著性。当然也有例外情况，即人们对某一事件的关注并没有提高它的出现概率：那些含有一个荒谬的论调使你想起它就觉得不可能发生的事件，或是因不能想象结果会怎样而使你认为它根本不会发生的事件都属于此类事件。对显著事件的过高估计或过度权衡这种偏见不是绝对的规则，但其影响却很普遍，也是根深蒂固的。近年来，对“根据经验作出选择”这一课题的研究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兴趣，其遵循的原则与前景理论中分析的“根据描述作出选择”的研究原则不同。在一个典型实验中，受试者面前有两个按钮。按下按钮有可能会得到金钱奖赏，也有可能什么都得不到。结果是根据前景理论随机出现的（例如，“有5%的概率赢得12美元”或“有95%的概率赢得1美元”）。这个过程是真正随机的，所以不能保证某位受试者所见的样本完全符合统计设置。这两个按钮的预期值几乎是相当的，其中一个比另一个风险更大、更多变（例如，一个按钮的结果可能是有5%的概率得到10美元，另一个按钮则是有50%的概率得到1美元）。通过为受试者提供多次按按钮的机会，使她可以观察到一次又一次按按钮后的结果，这样她就能够凭经验作出选择。通过描述性文字作选择可通过给受试者提供关于每个按钮的预期风险的文字描述（例如“5%的概率赢得12美元”），并让她选择其中一个来实现。根据前景理论可知，通过描述性文字作选择会产生可能性效应—低概率结果的可能性被过高权衡。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凭经验作选择不会出现过高权衡的情况，而较低权衡的情况却较为普遍。

    凭经验作选择的实验情景旨在代表许多情境，在这些情境中，我们会接触到来源相同结果却各不相同的许多情况。一间较普通的餐厅会偶尔做出一道超级美味或很难吃的菜。你的朋友通常很好相处，但有时也会变得喜怒无常、咄咄逼人。加州容易发生地震，但实际却很少发生。许多实验的结果表明，当我们做类似于选择餐厅或是固定好水壶以应对地震这样的决策时，罕见事件不会被过高权衡。

    现在仍然没有能够阐释凭经验选择的方法，但无论在实验中还是在现实世界里，大家都普遍认同一点，即对罕见事件的决策权重较低有一个绝对主要的原因：许多受试者从未经历过罕见事件！大多数加州的市民从未体验过大地震，2007年时也没有银行家切身经历过大规模的金融危机。拉尔夫·赫特维希（Ralph Hertwig）和伊多·伊雷夫（Ido Erev）注意到“根据它们的主观可能性，罕见事件的概率（例如房贷泡沫破灭）受到的影响比它们应得的影响更小”。他们指出，公众对长期威胁的回应很冷淡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这些关于忽略的例子很重要，也很好解释，但当人们真正经历罕见事件时，低权重的情况也会出现。假设你有一个复杂的问题，与你同楼层的两个同事可能会回答这个问题。你认识他们俩很多年了，也有很多机会观察或是在接触中了解他们的个性。阿黛尔做事持之以恒，也乐于助人，尽管有时也帮倒忙；布莱恩并不特别友好，和阿黛尔一样爱帮助人，但有时候又表现得过于热情。你会找谁帮忙？

    考虑关于这个决定两个可能的观点：

    ·你在两种风险中作出选择。阿黛尔更可靠；对布莱恩的期望更可能会导致一个稍逊一筹的结果，产生好的结果的概率较小。罕见事件可能会因为可能性效应而被过高权衡，所以最好选布莱恩。

    ·你在对阿黛尔的总体印象和对布莱恩的总体印象之间作出选择。你与他们之间或好或坏的经历都会影响你对他们日常行为的看法。除非这个罕见事件非常极端，你才单独想起了这件事（布莱恩曾有一次辱骂了向他求助的同事），因而标准会偏向于典型事例及最近发生的事，所以该选阿黛尔。

    在一个双系统的大脑里，第二种阐述似乎更为合理。系统1产生了对阿黛尔和布莱恩的总体印象，包括对他们的情感态度以及靠近或是回避他们的倾向。你的选择就取决于对这些倾向的比较。除非你明确地想到了某个罕见事件，否则就不会出现过高权衡。将相同观点应用到凭经验选择上很简单。因为他们对结果有长时间的观察，这两个按钮似乎也形成了情感回应所依附的综合“人格”。

    与前景理论刚被廓清之时相比，现在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罕见事件被忽视或是被过高权衡的情况了。由于记忆存在证实偏差，罕见事件的概率会（经常但不总是）被高估。当想起某个事件时，你会尽可能地将其视为真实的。当某个罕见事件特别吸引你的注意力时，这个事件就会被过高权衡。当前景得到明确描述时（例如“有99%的概率赢得1 000美元，1%的概率什么也得不到”），注意力就一定会分散。过多关注（耶路撒冷的大巴）、生动的画面（玫瑰花）、具体的表述（1 000中的1个），以及明确的提醒（以描述为基础作出选择）都是引起过高权衡的原因。没有过高权衡，就会存在忽视。就罕见事件而言，我们的大脑并不能总是作出正确判断。碰上一些任何人都未曾经历过的事情，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示例—罕见事件“即使在日本，海啸也很少发生，但是海啸在我们头脑中的画面非常生动形象，游客也因此会高估海啸发生的可能性。”“这是我们都熟悉的灾难循环，即先是言过其实，之后作出过高权衡，最后忽视此事件。”“我们不应该将注意力集中在单一情境中，否则我们会高估它的可能性。想想其他的选择吧，然后将所有选择的概率相加，得到100%。““他们想让人们意识到风险是存在的。这也就是他们会使用‘每1 000人中有1人死亡’这个说法的原因，这种做法利用了分母忽视效应。”第31章 能带来长远收益的风险政策

    设想你需要做下列两组决策。首先查看全部决策，然后作出选择。

    决策（1）：从A、B中作出选择：

    A.肯定能赚到240美元

    B.有25%的概率得到1 000美元，75%的概率什么也得不到

    决策（2）：从C、D中作出选择：

    C.肯定会损失750美元

    D.有75%的概率损失1 000美元，25%的概率没有损失

    这一对选择题在前景理论的发展历程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它们使我们重新理解了理性的含义。看到这两个问题时，你对确定事件（A和C）的第一反应肯定是被A吸引，排斥C。对“肯定获得”和“肯定损失”的情感评估是系统1的自动反应，肯定会发生在估计两种风险的预期值（分别为获得250美元和损失750美元）之前，因为这样的估计需要付出更多努力（作更多选择）。大多数人的选择都与系统1的预测一致，绝大多数人都会选A不选B，选D不选C。在其他一些可能性中等或较大的选项出现时也一样，人们在收益状态下更倾向于规避损失，在亏损状态下更倾向于承担风险。我与阿莫斯所做的实验的结果是，有73%的受试者在决策（1）中选了A，在决策（2）中选了D，只有3%的人选择了B、C选项。

    按照要求，你在首次作出选择后要再次查看所有选项，你可能也这样做了，但有一件事你肯定没有做，即你没有估计4种不同选项组合的可能结果（A和C，A和D，B和C，B和D），以推测哪一种组合是你最想选的。直觉上，你只会分别考虑这两个问题，分开选择，并且不会觉得这样做比较麻烦。此外，综合考虑两个决策性问题需要费些劲儿，你可能需要笔和纸才能完成。所以，你并没有这样做。现在，请思考下面的选项问题：

    AD. 25%的概率获得240美元，75%的概率损失760美元

    BC. 25%的概率获得250美元，75%的概率损失750美元

    这个问题很容易！BC选项明显比AD选项更“占优势”（某个选项明显优于其他选项时使用的专业术语）。你已经知道我接下来要说什么了吧？在第一组决策问题中有压倒性优势的选项AD（在第二个决策问题中）是不被看好的那两个，只有3%的受试者一开始就选择了它们，而现在却有73%的受试者选择（上次）概率不理想的选项BC。

    宽框架还是窄框架？

    这些选择题使我们意识到人类理性的局限性。这些选项首先让我们了解到人类偏好的逻辑一致性—无论人们偏好的是什么，甚至是永远到达不了的海市蜃楼。再看一下最后那个简单的问题，你是否曾想过将这个答案明显的问题进行分解之后，会有很多人选择比较不理想的选项呢？每个有关得失的简单问题都可以通过无数方法分解为选项组合，而分解后的选择很可能和最初的选择不一致。一般来说，这是个事实。

    这个例子还说明处于收益状态时规避损失、处于亏损状态时承担风险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这些态度会使你不愿冒险，而愿付出额外的费用去得到肯定可获得的赢利，还会使你愿意付出额外费用（包含在预期价值中）以避免肯定的亏损。两种情况下付出的这些钱来源都一样，在同时面临这两种问题时，你的矛盾态度就不会很乐观。

    决策（1）和决策（2）有两种解释方式：

    ·窄框架：分别思考两个简单的决策问题。

    ·宽框架：一个有4个选项的综合决策问题。

    在这个例子中，选择宽框架明显更好。的确，在任何情况下，将多种决策综合考虑都会更有优势。假设同时考虑5个简单的（二选一）决策问题。宽（综合）框架需要考虑的是包含32个选项的综合选择，窄框架需要考虑的则是一连串5个简单的选择。5个连续的选择会是宽框架中32个选择的一部分。利用宽框架是最好的做法吗？有可能，但人们却不太可能这样做。一个理性的经纪人当然会利用宽框架进行考虑，但人们天生喜欢用的却是窄框架。

    这个例子说明，我们有限的大脑很难达到逻辑一致性的理想状态，因为我们易受眼见即为事实原则的影响，不愿动脑筋。另外，即使有人告诉我们应该综合考虑问题，我们自己还是倾向于在问题刚出现的时候立刻做出决策。我们既没有意愿也没有精力去增强偏好的一致性，我们的偏好也不会自动变得一致，它们处于理性代理模式。

    聪明的投资者不会每天都看股票行情表

    保罗·萨缪尔森是20世纪著名的经济学家。他曾问过他的某个朋友是否愿意玩一个抛硬币的游戏，玩这个游戏可能会损失100美元，也可能会获得200美元。他的朋友答道：“我不会接受，因为我觉得获得200美元的满足感无法抵消我损失100美元的痛苦。但如果你保证将硬币抛100次的话，我就和你玩这个游戏。“除非你是决策理论家，否则，你就不会有萨缪尔森的朋友的那种直觉：反复打一个有趣却也有风险的赌可以降低主观风险。萨缪尔森觉得他朋友的回答很有意思，便继续进行分析。他证明，在一些特定情况下，最注重效用的人拒绝了一次赌局，也会拒绝多次。

    值得注意的是，萨缪尔森的证明虽然是有效的，但这个证明引出的结论却有违常识—打100次赌当然是个吸引人的提议，心智正常的人都不会拒绝—可他本人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个事实。马修·拉宾（Matthew Rabin）和理查德·泰勒指出，“在100个赌局中，输100美元和得200美元的比率是50 ∶50，因此，期望回报是5 000美元。另外，只有1/2 300的概率会输钱，会输掉超过1 000美元的钱的概率仅为1/62 000“。当然，他们想要说明的是，如果效用理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与如此愚蠢的偏好相一致的话，这个理性选择模式肯定出什么问题了。拉宾对一些小额赌注严重的规避损失做法的荒谬结果进行了证明，但萨缪尔森没有看到这些证明，即便他看到过也不会感到惊讶。他甚至很愿意考虑很有可能被理性的人拒绝的交易的发生概率，这一意愿证实了理性模式的强大影响力。

    假设用非常简单的价值函数来描述萨缪尔森的朋友（我们称之为山姆）的偏好。为了表明自己规避损失的程度，山姆首先改变了赌注，将亏损金额改为原来的2倍。然后，他开始计算这个改变后的赌局的预期值。下面是他抛一次、两次、三次硬币的结果。做这些工作肯定需要极为专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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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表中可以得知，这个赌注的预期值是50。然而第一次掷硬币对山姆来说毫无价值，因为他感到输掉1美元的痛苦程度是赢得1美元的满足程度的2倍。改变赌注来体现自己的损失厌恶之后，山姆就会发现这个赌局的价值为零。

    现在，请考虑抛两次硬币的情况。输钱的概率降低到25%。两个极端结果（损失200美元或赢得400美元）在价值上相互抵消，它们的概率相同，且输的痛苦程度是赢的满足程度的2倍。但中间结果（一次输，一次赢）是积极的，所以抛两次硬币可以视为赌一次。现在，你就能看到窄框架的成本和多次打赌的奇妙之处了。当山姆分开来看的时候，就会认为它们毫无价值。如果在不同的场合中分别问他是否愿意打这两个赌，他都会拒绝。然而，当它们同时出现时，它们的共同价值就是50美元！

    若抛3次硬币的话，这个赌局就更有利了。极端结果仍然相互抵消，而且也不那么重要了。第三次抛硬币，尽管单独来看没什么价值，但却为整个赌注增加了62.5美元的价值。当山姆打的赌变为抛5次硬币时，这个赌局的期望价值就会是250美元，而山姆输钱的可能性是18.75%，他的现金等价物是203.125美元。这个例子中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山姆的损失厌恶度从未改变过。然而，随着抛硬币次数的增多，输的可能性很快就降低了，损失厌恶对其偏好的影响也就相应减弱了。

    现在，如果山姆拒绝只赌一次的话，我已经准备好了一套说辞。如果你和山姆一样，也有不合理的损失厌恶的话，这套说辞也同样适用于你：

    我理解你对赌输的反感情绪，但这种情绪会让你损失很多钱。请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你已经活不长了吗？这是你这辈子需要考虑的最后一个小赌注吗？当然，你不太可能再碰到和这个完全一样的赌局，但你会有很多机会碰到吸引人但赌注相对你的财产来说很小的赌局。如果你能将这些赌局看做一个整体的一部分，并重复念咒语：有赚有赔。这样，你在经济上就会更理性，也能在无形中帮自己赚到一大笔钱。那句咒语的主要目的是在你输的时候帮助你控制你的情感反应。如果你相信自己这样做是有效的，在你在决定是否该承担某个有正面预期值的小风险时，就应该用这句咒语提醒自己。在说这句咒语时，还需记住以下几个条件：

    ·当所有赌局都真正相互独立时，它才适用；它不适用于同一行业的多种投资，因为这些投资可能会同时遭遇失败。

    ·只有在可能的损失不会使你的全部资产处于危险时它才有效。如果你不想某一次损失成为影响你经济前景的重要阻碍的话，就请注意！

    ·若一个赌局中每次下注赢的可能性都非常小，就不该将咒语用在这个风险大的赌注上。

    如果你有这条规则所要求的情绪戒律，就永远不会孤立地考虑一个小的赌注，或是在小的赌注上规避损失，直到你快要进入棺材的那一刻（或许在那个时候还是不会这样做）。

    遵循这条建议不是没有可能的。金融市场中有经验的交易者每天都以此建议为生，他们通过宽框架来减轻亏损带来的痛苦。正如书中已提及的那样，我们知道可以通过引导受试者“像商人那样思考”，使他们不去规避损失，这就正如有经验的棒球卡商人不会像新手那样受到禀赋效应的影响一样。学生在不同的指导下可能会做出有风险的决策（接受或拒绝他们有可能会输掉的赌局）。在窄框架的情况下，他们被告知在做决策时应该“将每一个决策都当做你唯一需要做的决策”，并且要体会这些决策带给自己的情绪反应。在宽框架的情况下做决策的建议，包括“将自己想象为商人”，“你总是做这样的事”，以及“将它看做众多财政决策中的一个，这样一个决策会在将来一起被并入‘证券投资组合’中”。实验者通过心理学方法评估了受试者对盈与亏的情绪反应，方法包括测谎时用的测试皮肤电导率等。正如人们期望的那样，宽框架缓解了人们对损失的情绪反应，增强了他们承担风险的意愿。

    损失厌恶和窄框架的结合是一个代价更大的祸端。个人投资者可以通过降低查看自己投资结果的频率来避免这一祸端，并在获得宽框架带来的情感收益的同时节约时间、减轻痛苦。时刻关注每日的经济波动是种亏本的对策，因为频繁的低额损失带来的痛苦比同样频率的低额收益带来的快乐程度更为强烈。一个季度查看一次就足够了，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这样的频率还要高一些。刻意避免查看短期结果，除了可使投资者的心情更为愉快以外，还可以提升决策和结果的品质。对坏消息典型的短期反应就是加剧损失厌恶。查看总体反馈的投资者很少能得到类似的坏消息，就更有可能不规避损失，结果也会赚得更多。如果你不知道每只股票每天（每周甚至每月）的情况，也就不会对你的证券投资组合进行无效的变动。在几个周期内都不改变某个投资的承诺（“锁定”投资的相同说法）可以改善财务状况。

    风险政策可以抵消风险厌恶的偏见

    善于使用窄框架的决策制定者在每次面临风险决策时都会带有偏见。每当相关问题出现时，他们就会使用风险政策，而风险政策确实可以改善他们的表现。我们熟悉的风险政策有“在买保险时，总是选择最高的免赔额”以及“绝不要买延长保险”等。风险政策是一种宽框架。在保险的例子中，你期望偶尔的损失是完全免额的，或是无保险产品损坏的频率别太高。与之相关的问题是，你设想自己接触的这个风险政策从长远来看肯定会为你带来收益，而你减少或是消除偶尔的损失所引起的痛苦的能力如何呢？

    风险政策与我前面提到的外部意见类同。外部意见将注意力从当前情境的特性转移到类似情境结果的数据上。外部意见是思考计划的宽框架。风险政策在一组类似的选项中嵌入了一个特别有风险的选项，也利用了宽框架。

    外部意见和风险政策是补救两种不同偏见的方法，而这两种偏见会影响许多决策的制定：规划谬误中的过度乐观以及损失厌恶中的过度谨慎。这两种偏见相互对立。过度乐观使个人和组织免于损失厌恶的不好影响；损失厌恶使人们不会产生过度自信的乐观主义。这样的结果对于决策制定者来说是有益的。乐观主义者认为他们做决策时比在实际情况下更为谨慎，而损失厌恶者则会正确地拒绝危险的提议（在没有外部意见的情况下，他们是可能接受这些提议的）。当然，我们不能保证这些偏见会在所有情况下都相互抵消。能够同时消除过度乐观以及过度规避风险的机构应该采取这种做法，将外部意见与风险政策结合来考虑应该可以实现其目的。

    理查德·泰勒曾与一家大型企业的25名部门总经理进行过有关决策制定的讨论。他请他们考虑一个有风险的选择，作这一选择，他们可能赔掉自己的大量资金或是使那笔资金翻倍，其中赔和赢的可能性是相当的。没有一位经理愿意接受这个如此大风险的赌局。泰勒又询问了这家企业执行总裁的意见，他当时也在场。这个执行总裁毫不犹豫地回答道：“我想要他们所有人都冒险。”在这个谈话的情境之下，这位执行总裁很自然地采用了宽框架，这个框架综合权衡了所有25个赌注。就像面对100次抛硬币机会的山姆一样，这位总裁可以依靠统计结果来使整体风险降低。

    示例—风险政策“告诉她应该像商人那样思考！有赚，当然也有赔。”“我决定每个季度查看一次我的证券投资组合。我总是选择规避损失，因此在面对每天价格波动的情况下总是不能做出理性的决策。”“他们从不买延长保险，这是他们的风险政策。”“我们公司每个部门经理在其所在领域都采取损失厌恶的做法。这很正常，但造成的后果是，这个机构不敢冒险。”第32章 心理账户是如何影响我们的选择的？

    除了那些非常穷、要靠收入来养家糊口的人以外，绝大多数人赚钱都未必是出于经济动机。亿万富翁再赚几亿美元不是出于经济原因，实验经济学项目的参与者获取额外的赞助也不是出于经济原因，钱是衡量一个人自身利益与自我成就感的标尺。

    奖励与惩罚、承诺与威胁，都在我们的脑中，我们谨慎地将其记录下来。这些因素如同社会环境中的诱因一样影响着我们的偏向，激发我们的行为。于是，我们拒绝减少损失，因为有时这样做就相当于承认失败；我们对可能使人后悔的行动存有偏见；我们虽然不能界定对玩忽职守和拿人钱财之间的区别，却也能够将两者区分开来；我们不会不停地做事，因为责任感总是因人而异的。奖励和惩罚带来的最终价值通常会使人有情绪反应，这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交易，而当个人成为某个机构的代理人时，就不可避免地会与该机构发生利益冲突。

    你会卖掉赢利的股票还是亏损的股票？

    理查德·泰勒多年来一直对会计行业与心理账户的类似之处很感兴趣。心理账户是我们用于组织和经营生活的账户，它有弊也有利，并且有多种来源。现实生活中，我们可能会将自己的钱存在不同的银行账户里，而有时我们仅仅是将钱存在了不同的心理账户中。我们有零用钱和普通存款，也有支付孩子教育费用或急诊的预留存款。该用哪些存款来满足现在的资金需求，我们有明确的先后顺序。就像为家庭开支作预算、限制每天喝黑咖啡的数量或是增加锻炼时间一样，存款也是为了自我控制。通常我们会为了自我控制而付出代价，例如，一面把钱存入储蓄账户，一面却透支信用卡。理性代理模式下的经济人并不依赖心理账户：他们对结果的看法是经过综合分析得来的，是受外部诱因驱使的。对于人类来说，心理账户是窄框架的一种形式；他们通过有限的大脑使所有事情都得到掌控，易于管理。

    心理账户在记录得分上应用广泛。回想职业高尔夫球手在避免击出超过标准杆的球而不是小鸟球时，往往打得更出色。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优秀的高尔夫球手会为球场上的每个球洞都创立账户，他们不会将整体的成功押在唯一的账户上。泰勒在此前的一篇文章中阐述的一个颇具讽刺意义的例子就很好地说明了心理账户是怎样影响行为的：

    两个狂热的球迷计划到离他们约64公里远的地方看篮球赛。其中一个人买了门票；另一个人在买票的途中遇见了一个朋友，免费得到了票。现在，有预报称比赛当晚会有暴风雪。这两位持票的球迷谁会更愿意冒着暴风雪去看比赛？

    答案很明显，我们知道买了票的那个球迷更有可能会去。心理账户也为此提供了解释。假设两个球迷都为这场比赛开设了账户，而错过比赛就是在负差额（逆差）的情况下关闭了这两个账户。那么无论是怎样得到门票的，他们都会很失望。但是，关闭账户对于买票的那个人来说影响更为消极，因为现在他的钱没有了，还不能看比赛。对这个人而言，待在家里是个更糟糕的选择，所以他更愿意去看比赛，也就更可能会冒着暴风雪开车去看比赛。这是系统1自动对情绪平衡作出的内在分析。在标准的经济学理论中，人们由心理账户引发的情绪并没有得到普遍认可。经济人可能会意识到这张票已经付了钱，而且已经不能退换。票的成本已经“沉没”了，这位经济人不会再在意这张球赛门票是自己买的还是朋友赠的（如果该行为人有朋友的话）。想要实施这个理性行为，系统2应该会考虑反事实的（指在不同条件下有可能发生但违反现存事实的）可能性：“如果我的票是从朋友那儿得来的，我还会冒着暴风雪驾车吗？”但只有积极的、受过相关训练的大脑才会想到提出这样的难题。

    当个人投资者将他们的证券投资组合中的一些股票卖掉时，犯一个错误也会使他们痛苦不堪：

    你需要钱来操办女儿的婚礼，所以想卖掉一些股票。你记得自己每一只股票的买进价，也能分辨出某只股票是“赢利股”（即当前价值高于你的买进价的股票），或是亏损股。在你所有的股票中，蓝莓牌瓷砖是一只赢利股；如果你在今天将其售出，就会得到5000美元的收益。你持有蒂芙尼电机相同的股份，现值是5000美元，但低于你的买进价格。你更有可能出售哪一只股票？

    作出这个选择的可行方法是：“我会关闭蓝莓牌瓷砖股票账户，记录下一笔成功的投资。或者，我可以关闭蒂芙尼电机股票账户并记下失败的一笔。我更愿意怎么做？”如果将这个问题看做是在给你带来的快乐和给你造成的痛苦中作选择，你肯定会卖掉蓝莓牌瓷砖，以享受成功投资的乐趣。可以预料，金融研究中已经记录了大量人们售出自己的赢利股、保留亏损股的偏好—这被视为一种偏见，关于此还有一个晦涩难懂的名字：处置效应。

    处置效应是窄框架的一个例子。投资者为她买的每一只股票都开设了账户，并想在关闭每一个账户时都能获利。理性的代理人会对证券投资组合有一个整体的看法，会售出最无可能在未来赢利的股票，而不是去考虑它是赢利股还是亏损股。阿莫斯跟我说了他与一名财务顾问的谈话。这名顾问询问阿莫斯他的证券投资组合中所有股票的相关信息，包括每只股票的买入价格。当时阿莫斯温和地问：“难道这个问题很要紧吗？”这个顾问当时看起来非常吃惊，他显然一直认为心理账户的状态是值得考虑的因素。

    阿莫斯对这个财务顾问的观念的猜测可能是对的，但他将买入价视为无关紧要的却是错误的。即使对经济人来说，买入价也很重要，应该将其考虑在内。处置效应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偏见，因为对于售出赢利股还是亏损股这个问题，答案很明确，但并不是说选择卖哪只股票都无关紧要。如果你在意的是自己的财富，而不是直观感受，就会售出蒂芙尼电机这只亏损股，保留蓝莓牌瓷砖这只赢利股。至少在美国，税收能给人很大的刺激：你会意识到，卖掉亏损股可以减免税赋，而卖掉赢利股就必须得纳税。全美国的投资者都知道这个金融方面的基本事实，这个事实还决定了他们所做的一个决策—投资者会在12月卖掉更多的亏损股，因为这个月的税赋一直令他们忧心忡忡。一年中每个月都有税收优惠，但是在其他11个月份中，心理账户在人们心中的分量都重于金融常识。另一个反对出售赢利股的论据是对市场反常现象的详细记录，即最近升值的股票有可能还会继续升值至少一小段时间。这个净效应很大：预计卖掉蒂芙尼股而非蓝莓股的税后额外回报率在第二年是3.4%。在赢利的情况下关闭心理账户会令人心情愉悦，但这种愉悦是你花钱买来的。一个经济人不会犯这样的错误，在这一点上，那些运用系统2的经验丰富的投资者比新手更容易犯这种错误。

    理性的决策者只会对当前投资的未来结果感兴趣，经济人不会去考虑纠正先前的错误。当有更好的投资项目时，对亏损账户进行额外投资的决策被称为“沉没成本悖论”，这是一个代价高昂的错误决策，在大大小小的许多决策中都能看到其身影。由于买了门票而冒着暴风雪开车去看演出就是一种沉没成本悖论。

    设想一家公司已经在某个项目中投入了5000万美元。现在，这个项目误了工期，其最终回报的预计收益也没有最初计划的那样好。如果想要实现这个项目的最初目标，则需要6000万美元的额外投资。另一个提议是将同样的资金投入到一个新的项目中，且这个项目似乎可以带来更高的回报。这家公司会怎么做呢？通常的情况是，像冒着暴风雪开车那样，受到沉没成本影响的公司会继续将钱砸在那个不好的项目上，因为关闭这个项目的账户就相当于承认自己的失败，这是一种耻辱。这个情景属于四重模式中右上角那一栏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在必然的损失和不利的风险中作出选择，这样做通常是不明智的。

    从公司的角度来看，向失败的尝试增加投入是个错误做法，但对“拥有”这个前景并不明朗的项目的高管来说，却未必如此。撤销这个项目会给这个高管的履历上留下难以抹掉的污点，只能依靠该组织的资源再赌一把才能最大限度地保住个人利益，才有希望收回投资成本—至少可以尝试着延长清算日期。在沉没成本的状态下，高管的动机与公司的目标以及股东的利益都会不一致，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代理问题中常见的类型。董事会非常清楚这样的冲突，所以当某位执行总裁因受困于先前的决策影响而不愿避免再造成损失的话，董事会就会将其替换掉。董事会成员不见得认为新的执行总裁比原先的更有能力，但他们知道新的总裁不会有与原总裁一样的心理账户，在评估当前机会的选择时，他也就更容易忽视过去投资的沉没成本。

    沉没成本悖论导致人们在不被看好的事情上浪费了太多时间，例如不幸福的婚姻、没有希望的研究项目等。我常注意到，一些年轻的科学家宁愿苦苦挣扎于注定会失败的项目，也不会选择放弃，重新开始。不过，好在有研究表明这样的悖论至少在某些情况下是可以克服的。在经济学和商贸学的课堂上，沉没成本悖论也被视为一种错误理论。这样做显然会产生积极影响，有证据表明，这些领域的毕业生比其他人更有可能放弃会失败的项目。

    哪种选择会让你更后悔？

    后悔是一种情绪，也是一种自我惩罚。人们做出的许多决策都是因为不想后悔（“不要这样做，否则你会后悔的”是个非常常见的警告），现实生活中我们也有很多后悔的事。有两位荷兰的心理学家对这种情绪状态作了很好的描述，他们注意到，后悔“总是与一个人本该更加了解的情感、不祥的预感以及对做错的事或失去的机会念念不忘等情绪形影相随，与严厉自责和改正错误的倾向形影相随，与‘此事如果没有发生该多好’或是‘如果再有一次机会该多好’之类的想法形影相随”。当你想象自己正在做某事而不是在想曾经做过的事情时，就会感到强烈的悔意。

    后悔是由替代现实的可用性引发的反事实情绪。每架飞机失事后，都会有关于一些乘客“本不应该”在那架飞机上的特别报道—他们有的是在最后几秒才订到的位子，有的是从另一条航线转机过来的，还有的理应早飞一天，但不幸延迟了才上了这架飞机。这些令人痛苦的事例有个共同特点，即它们都属于反常规事件。与正常事件相比，人们更容易凭想象搞砸这些反常规事件。联想机制包含了正常世界的典型及其规则。反常规事件会吸引人的注意力，还会使人们认为在相同情况下这些事件也应该是正常的。

    为了理解后悔与常态的关系，请思考下列情境：

    布朗先生几乎从不让旅行者搭便车。昨天他让一个男人搭了便车，然后他被抢了。
    史密斯先生经常让旅行者搭便车。昨天他让一个男人搭了便车，然后他被抢了。
    这两个人谁更可能感到后悔？

    答案不出我们所料：有88%的受试者认为布朗先生会更后悔，12%的受试者认为是史密斯先生。

    后悔与责备并不是一回事。实验人员问了其他受试者与上述事件相关的一个问题：
    谁会受到他人更严厉的责备？
    结果是：认为是布朗先生的占23%，认为是史密斯先生的占77%。

    与常态的对比可引起后悔和责备，但相关的常态是不相同的。布朗先生和史密斯先生体验到的情绪主要是由他们平时对待旅行者的方式决定的。让旅行者搭便车对于布朗先生来说是一件反常规事情，因此，大多数人认为他会更后悔。然而，带有批判性的观察者会将这两个人的行为与合理行为的传统常态相比较，更可能会批评史密斯先生，因为他总是习惯性地承担这种不可预知的风险。我们会忍不住说，史密斯先生是自食其果，布朗先生是走了霉运。但布朗先生更应被指责，因为他在这件事上的做法与他平时的性格不符。

    决策制定者容易感到后悔，而痛苦的情绪则对很多的决策制定都有影响。后悔的直觉非常一致，而且还很明显，下面这个例子就说明了这一点。

    保罗在A公司持有股份。在过去一年里，他想要将股份转移到B公司，但最终决定还是不那样做。现在，他了解到，如果他当时将股份转到了B公司的话，可以多赚1200美元。

    乔治在B公司持有股份。在过去一年里，他将股份转移到了A公司。现在，他了解到，如果他当时坚持保留B公司股份的话，可以多赚1200美元。

    谁会更后悔呢？

    结果很明显：8%的受试者说是保罗，92%的受试者说是乔治。

    这很令人好奇，因为从客观上来说，这两位投资者的情况是一样的。他们现在都拥有Ａ股，而且如果拥有Ｂ股可多赚同样多的钱。唯一的区别在于，乔治没能赚更多钱是因为他采取了行动，而保罗则是因为没有采取行动。这个小事例说明了一个大道理：人们对由于不采取行动而导致的结果，会比因行动而产生的结果有更为强烈的情绪反应（包括后悔）。这个观点在赌博的情境下也得到了证实：人们下注并赢了钱会比其不赌但得到同样多的钱更快乐。这种不对称至少对于损失来说是强烈的，还可用来解释责备和后悔的原因。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玩忽职守和拿人钱财的不同，而在于默认选择和偏离默认的行动间的区别。你在偏离了默认情况之时，会很容易联想到常态，想知道默认情况是否会导致糟糕的结果。如果真会这样，那你的偏离和常态就可能成为自己痛苦的来源。当你持有一只股票时，你默认的选择不是卖，但当你早上碰见某个同事时，你默认的选择又变成了同意他的观点，即卖掉股票。出售一只股票与违背你同事意愿都是对默认选择的违背，也都可能让你后悔或招来责骂。

    在一个证明默认选择的影响力的实验中，受试者在计算机上模拟了21点游戏。一些玩家被问道：“你想要拿牌吗？”而另一些人则被问道：“你想要停牌吗？”无论问题是什么，如果结果并不理想的话，说“是”肯定会比说“不”更令人感到后悔。很显然，这个问题表明了一个默认的回答，即“我们有很强的意愿这样做”。另一个默认行动的例子是说球队在决赛中惨败与教练有关。这个教练理应对人员和战术进行调整，但他却没有这样做，因此，他被人责备，他自己也感到后悔。

    后悔的风险是不平衡的，其不平衡性体现在偏向于常规的、厌恶风险的选择这种偏见存在于许多情境中。如果某位顾客在购物时被提醒，他可能就会因为自己的选择而后悔，这名顾客在选择时就会偏向于常规选项，即更看好品牌。接近年末时，财务经理的行为也显示出了预期评估的影响：他们易于清理那些并非传统投资组合或是让人质疑的股票。另外，即使是关乎生死的决策都能被预期的评估所影响。

    设想有个医治重病患者的医生，某个治疗手段是正常且标准的，另一个则是不同寻常的。这个医生有理由相信这个非传统的治疗手段可提高病人的康复概率，但证据不足。使用这个与众不同的治疗手段的医生可能会面对极度的悔恨、严厉的责备，还可能被人起诉。以后见之明来看，医生很容易想到常规的选择，总是希望自己没有作非常规的选择。如果结果是好的，这个敢于冒险的医生就会得到好的名声。这是事实。但是，这种可能的利益小于可能的成本，因为成功通常是比失败更为正常的结果。

    因为害怕将来后悔而作出不理性的选择

    在许多情境中，损失的痛苦是获得的快乐的两倍，例如下赌注、禀赋效应以及对物价变动的反应等。损失厌恶系数在某些情况下会更高。你更容易在生活中比钱更加重要的方面产生损失厌恶，例如健康。另外，当“卖掉”重要的基金可能使你承担可怕的后果时，你会更加不愿卖掉这些基金。理查德。泰勒早期在消费者行为方面的经典实验就用了一个著名的例子，我将这个例子作了细微调整：

    你接触到了一种疾病，感染这种病会使你在一星期内快速且没什么痛苦地死去。得这种病的概率是十分之一。在此病尚未出现任何症状之前，有一种疫苗是有效的。你愿意付多少钱来打这种疫苗？

    大多数人都愿意付钱，但钱不是很多。面对死亡的可能令人不安，但是死亡的概率很低，所以想要躲避死亡而花掉大量积蓄是不合理的。

    现在，请考虑下面这个作了细微调整的例子：

    研究上面这种疾病需要一些志愿者。对志愿者的唯一要求是必须接触这种病，也就是说，你会有十分之一的概率会感染上这种病。那么，要是去做志愿者，你最低要多少钱？（你不能购买疫苗。）

    正如你可能预料的那样，人们当志愿者要的薪水会比他们买疫苗的最高定价高很多。根据泰勒的非正式报告，其常规比率大约是50 ∶1。极高的售价说明了这个问题的两个特点。首先，你不会“出售”健康。这种交易不是合法的，高的定价反映了人们并不愿意参与其中，而可能因此而承担的不好结果或许也是你不愿“出售”健康的最重要因素。如果你在某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发现自己有了疾病的症状并将在不久后死去，你就会觉得去当志愿者比起没买疫苗更会令你后悔。因为你本可以拒绝“出售”自己的健康的，甚至是能在完全不考虑可以得多少钱的情况下拒绝。你本来可以坚持自己的默认选择，什么都不做。现在，这种与事实相反的情况会让你的余生都不得安宁。

    前面提到过的关于家长对有潜在危险的杀虫剂的反应也存在着是否愿意冒险的问题。受试者需回想自己正在使用的某种杀虫剂，且这10000瓶杀虫剂里有15瓶可能造成误吸和儿童中毒。另外，还有一种稍便宜的杀虫剂，但其导致中毒的风险也有所增加：10000瓶中有16瓶可使人中毒。实验者问家长，第二种杀虫剂（更不安全）要比第一种便宜多少时，他们才会去买？超过2/3的受试者回应，无论这种新的杀虫剂定价多少，他们都不会买。他们显然反对拿自己孩子的健康做交易。若第二种杀虫剂与第一种的价格差额足够大的话，也有少数人是愿意买的，但愿意接受较小的折扣而买第二种杀虫剂的少数人会要求得到一笔钱，这笔钱比他们愿意为提高产品安全而支付的钱更多。

    任何人都明白也理解，为什么家长不愿为了钱而让孩子承担风险，哪怕只是增加一点风险。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态度对于我们想保护的人的安全来说，是不合逻辑且有潜在危害的。即使是最慈爱的父母，他们用来保护自己孩子的时间和金钱也是有限的（保护孩子安全的心理账户预算有限），因此，使这些资源的作用发挥到极致似乎很合理。通过买稍差的杀虫剂可以节约一小笔钱，但会增加孩子中毒的风险。然而，节约的这笔钱却可以更好地用在消除其他威胁孩子健康的事情上，例如买一个更为安全的儿童汽车座椅或是插座罩。禁忌权衡反对任何增加风险的可能，但这并不是利用健康预算的有效方法。事实上，相较于想要保障孩子安全的愿望，这种抗拒可能更多的是出于害怕自己会后悔。任何在考虑后接受了这种交易的家长都会假设，想到杀虫剂带来危害时他们后悔和羞愧的画面。

    人们极度厌恶为得到其他好处而以增加风险为代价的交易，监管风险的法律与规章充分体现了人们的这种厌恶。这种趋势在欧洲特别强劲。在欧洲，防止一切可能造成危害行为的预警原则是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学说。在监管的体制下，预警原则将安全检测的全部目标都放在了可能会做出对他人和环境有害行为的人的身上。多个国际组织都已说明，潜在危害的科学证据的缺失并不是承担风险的充分理由。正如法学家卡斯·桑斯坦指出的那样，预警原则代价高，而且对它作严格解读的话，它是经不起考验的。他提到了一连串无法通过预警原则考验的创新发明，包括“飞机、空调、抗生素、汽车、氯气处理、麻疹疫苗、心脏手术、收音机、电冰箱、天花疫苗以及X射线”。强势的预警原则明显是站不住脚的，但加强的风险规避却根植于我们强烈且普遍的道德直觉中，它源于系统1。强烈的风险规避意识与有效的风险管理形成的两难问题，还没有一个简单而又令人信服的解决方案。

    我们花了很多时间预测，并尝试去回避由我们自身造成的情感创伤。我们该怎样对待那些难以捉摸的结果，以及当我们记录自己生活时的那些自我惩罚（或偶尔的奖励）？经济人不应有这些情绪，而这些情绪对于人类来说却代价沉重。这些情绪会导致人们做出损害个人财富、政策力度以及社会福利的行为。后悔情绪与道德责任是真实存在的，没有后悔情绪和道德责任的经济人也许与这样的行为并无关联。

    因为害怕将来后悔而影响了你的选择，这样合理吗？对后悔的预感就像对自己快要昏厥的预感一样，是生活中的事实，并且需要在发现以后作出调整。如果你是位富有又谨慎的投资者，你也许可以支付某个昂贵的投资组合，这个组合即使不能够使你的财富收益达到最大，也可将你可能会感到的后悔程度降至最轻。

    你还可以采取一些预防措施，以防止将来后悔。也许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做到对可能会后悔的事心中有数。如果你能够在情况变糟糕时，先仔细考虑自己是否会后悔再作决定，那么你将来的遗憾也就可能会更少一些。你应该也知道，后悔总是伴随着后见之明的偏见而来，所以，任何你能做的、防止后见之明的措施都有可能是有益的。我个人躲避后见之明的方法是：在做有长远影响的决策之时，不要太过周密，但也不要完全凭偶然行事。如果你考虑到了一点点，你可能在事后说，“我本可以作出更好的选择”，这种后见之明就更会令你很不甘心。

    丹尼尔·吉尔伯特与他的同事们说，人们预见的后悔感觉往往会比实际体验的程度深，因为他们会低估自己的心理防御能力，即“心理免疫系统”。对此，吉尔伯特和他同事们的建议是，不应该过于关注自己是否会后悔，即使你有些后悔，其令你痛心的程度也绝对会比你想象中的程度轻。

    示例—心理账户“他对现金支付和信用卡支付有不同的心理账户。我不断地提醒他，钱就是钱，并没有多大区别。”“他一直保留着那只股票，只是因为不想在关闭心理账户时处于损失状态。这就是处置效应。““我们在那家餐馆里发现了一道极其美味的菜，因为害怕会后悔，所以我们就不愿意再尝试别的菜了。”“售货员给我看了最贵的儿童汽车座椅，还说它是最安全的，我就不敢买比较便宜的了。这似乎是禁忌权衡在作祟。”

    第33章 评估结果的逆转

    假设，某人走进了附近的一家便利店，里面恰巧发生了抢劫案，他不幸中弹。你认定他是因中弹而导致右臂残疾。你的任务就是给这起抢劫案中的受害者设定赔偿金额。

    此人住所附近有两家商店，其中一家是这个人常去的。请思考以下两种情况：

    ·抢劫案发生在此人常去的那家商店。
    ·此人常去的那家商店的店主要去参加一个葬礼，商店不营业，这个人就去了另一家商店，而就在那家商店里，他中弹了。
    此人中弹的那家商店是否会对此人的赔偿有影响？

    你会通过联合评估对此作出判断，即将两种情况同时考虑在内并进行对比。你可以有自己的一套原则。如果你认为第二种情况会得到更高的赔偿，你就会给这种情况分配更高的美元价值。

    大家都会认同这个答案，即在这两种情况下，赔偿金应该相同。赔偿针对的应该是受害者受到的重创伤害，而抢劫案发生的地点对赔偿会有何影响呢？对这两种情况的联合评估会使你对赔偿过程中的相关情况产生同情。对于大多数情况来说，地点不是相关情况中的一个。在其他需要鲜明对比的情况中，思考较慢，且系统2也参与其中。

    这两种情况最初是由心理学家戴尔·米勒（Dale Miller）和凯茜·麦克法兰（Cathy McFarland）设计的，他们将这两种情况展示给不同的人看，并请他们作出评估。在他们这一跨学科的实验中，每位受试者都只看到了一种情况，并用金钱来衡量这个人的受害程度。他们发现（你肯定也猜到了）如果受害者受伤的商店是他不常去的那家而不是他常去的那家，他得到的赔偿会更多。人们自然会想“要是他去的是常去的那家店就……”正是这种想法引起了心酸这种与事实相反的感觉。系统1的替代和强度匹配机制将用金钱来表达对某件事的情感反应强度，使得金钱价值有了很大的不同。

    两项实验对比鲜明。几乎所有将两种情况放到一起来看（受试者包括在内）的人都同样认为悲痛不是合理的想法这一原则。不幸的是，只有在将两种情况放到一起看时，才能得出这个原则，而现实生活中，这两种情况不可能同时发生。我们通常用受试者组间模式体验生活，在这种模式中，可能会改变你的想法且有鲜明对比的方案并不存在，当然了眼见即为事实。因此，你的道德观不一定能支配你的情感反应，并且从内心角度看，在不同情况下大脑中生成的道德直觉都不是一致的。

    抢劫案中单一评估和联合评估的不一致属于判断和抉择中的逆转。偏好逆转（preference reversals）是在19世纪70年代被首次提出来的，此后几年，其他方面的逆转也相继被提出来。

    开启经济学与心理学的跨界交流

    偏好逆转在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间的对话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引起注意的逆转是由萨拉。利希滕斯坦和保罗。斯洛维克提出的，他们都是心理学家，在密歇根大学做毕业设计时，他们和阿莫斯是同一届的。他们就赌注的偏好逆转做了项实验，关于此实验，我会做简要说明。

    将有36个格的轮盘转两次，你可以在两个赌注中选择一个。
    赌注A：11/36的概率赢得160美元，25/36的概率损失15美元。
    赌注B：35/36的概率赢得40美元，1/36的概率损失10美元。
    你可以在无风险和有风险的赌注间选择：一个几乎肯定会赢，但赢得不多；另一个是赢的概率小，但可以赢一大笔，还有很大可能会输钱。

    现在请单独考虑每个赌注：如果你是该赌注的持有者，你最低会以多少钱卖掉它？记住，你不是在和别人讨价还价，你的任务是决定你真的愿意放弃这一赌注时，可以接受的最低价钱是多少。你来尝试一下。你可能会发现，在这项任务中，赢得的钱数尤为突出，你对赌注的评估被锚定在了其价值上。A赌注中支撑这一猜想的结论和卖价都要比B赌注的好。这就是偏好逆转，即人们会选择B而不是A。不过，如果他们只能在其中选一个的话，他们会认为A比B有更高的价值。就像是抢劫案中的那种情况，偏好逆转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联合评估将注意力集中到了情况的一个方面上，即A赌注没有B更稳妥，而这点在单一评估中则没那么突出。当选择联合评估时，致使单一评估中产生不同观点判断的特征就会受到克制或认为不相关，这种特征包括第一个例子中走错商店的受害者的悲痛和第二个例子中锚定奖品的心酸。系统1的情绪反应很可能会决定单一评估；而联合评估中出现的对比也常需要更仔细、更需要付出努力的评估，这其中需要系统2的参与。

    偏好逆转可在受试者间（within-subject）的实验中得到证实。在这个实验中，受试者对很多商品作出两套定价并从中作出选择。受试者都没有意识到自己选择时的不一致性，而且在面对这种不一致性时，他们的反应很好笑。1968年，萨拉·利希滕斯坦曾采访该实验中的一名受试者，这次采访堪称业界经久不衰的经典。萨拉和这个困惑的受试者（该受试者后来又愿意花一笔钱放弃自己刚选择的赌注，选择自己刚放弃的赌注，而且他多次改变主意）进行了详细的交谈。

    理性的经济人当然不易受偏好逆转的影响，因而偏好逆转现象被看成是对理性因素模式以及建立在理性因素模式之上的标准经济理论的一种挑战。这种挑战本可以被忽略，但却没有。就在偏好逆转现象被报道的前几年，有两位知名的经济学家戴维·格雷瑟（David Grether）和查尔斯·普莱特（Charles Plott）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就对利希滕斯坦和斯洛维克所描述的现象谈了自己的研究。这也许是实验心理学家第一次作出了引起经济学家关注的发现。对于学术论文来说，

    格雷瑟和普莱特的文章简介部分写得有些夸张，他们的意图很明确：“经济学家应该对心理学感兴趣，而且正是在心理学领域中构建起了数据和理论体系。从表面价值的角度来看，数据与偏好理论并不一致，而且会就研究重点生成更多经济学上的含义启示……“该论文指出了心理学研究成果不适用于经济学领域而设计的一系列实验。

    格雷瑟和普莱特列出了13种理论来解释最初的发现，并指出了精心设计的、可测试这些理论的实验。他们提出了很多假设，其中一种（当然心理学家会认为这种假设有些做作）是实验的结果本应该是心理学家得出来的！最后只有一种假设经受住了检验：即心理学家是正确的。格雷瑟和普莱特承认，从标准的偏好理论来看，这种假设是最不令人满意的，因为“如此一来，个人选择可依赖作出选择时的环境”，这显然与一致性学说相悖。

    你可能会觉得这一惊人结果使得经济学家们的理论基础假设受到了质疑，会引起经济学家的自我反思。但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包括心理学和经济学，事情不应该是这样发展的。理论基础应该是强有力的，而且要质疑某一既定的理论，只有一项发现是不够的。事实上，格雷瑟和普莱特那篇直言不讳的文章对认定经济学家（也可能包括格雷瑟和普莱特）的疏忽有着直接的影响。不过，这篇文章却对经济学家们正视心理学的研究起到了促进作用，而且促进了两个学科间的跨界交流。

    联合评估引发偏好逆转

    “约翰高吗？”如果约翰高5英尺，你的回答就会取决于他的年龄。如果他6岁，他自然是很高；如果他16岁，这个身高就算矮的了。你的系统1会自动检索相关信息，同时，你对高的概念也会随之调整。你还会根据类别来匹配各项参数，比如回答：“在餐馆里吃饭，多少钱的一顿饭可以和约翰的身高相匹配？”你的回答会取决于约翰的年龄，即如果他16岁，这顿饭就比他6岁时更便宜。
    但是，请看下面的说法：
    约翰6岁，他身高5英尺。
    吉姆16岁，他身高5.1英尺。

    在单一评估中，由于每个人的参照标准不一样，大家都会觉得约翰很高，而吉姆不高。如果你需要对比，比如“约翰是和吉姆一样高吗”，你会回答不是。这个问题不会引起疑问，也没有模糊不清的地方。不过，在其他情况下，即事物和事件在它们各自的情境中进行比较时，会造成对重要事情的选择不一致。

    你不应该形成单一评价和综合评价总是不一致的印象，也不应该认为判断完全是混乱的。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有多个范畴，因为我们有标准，例如，6岁的孩子或者桌子。判断和偏好在同一种类中是一致的，但当事物从属于不同的种类时，就是不一致的了。例如以下3个问题的答案：
    你喜欢苹果还是桃？
    你喜欢牛排还是炖菜？
    你喜欢苹果还是牛排？

    第一个问题和第二个问题中的事物属于同一个种类，你能立即回答出自己喜欢哪一个。此外，你可以从单一评估（“你有多喜欢苹果”和“你有多喜欢桃子”）中得到自己的喜好评价，因为苹果和桃子都是水果。由于不同的水果是通过相同的标准进行对比的，在单一评估和联合评估中，每种水果都可以直接进行对比，因而也就不存在偏好逆转了。与种类内的问题不同的是，苹果和牛排的对比没有固定的回答。

    苹果和牛排与苹果和桃子不同，从本质上讲，它们是不可以相互替换的，它们也不能满足同样的需求。有时你会想吃牛排，有时又想吃苹果，但你很少会在想吃苹果时说吃牛排也一样，或者在想吃牛排时说吃苹果也一样。

    假设你收到一封自己信赖的组织发来的电子邮件，要求你对某一事业作出贡献：

    很多繁殖海豚的地方都受到了污染的威胁，这导致海豚的数量减少。一个由私人捐献的特殊基金会成立了，并给海豚提供无污染的繁殖区。

    这个问题能引发什么样的联想呢？你是否意识到脑中闪现了相关事业的想法和记忆？你很可能会想起保护濒危动物的工程。你的系统1会自动评估其好坏，并对海豚在濒危动物中的排名生成一个大致的印象。海豚要比白釉、蜗牛或鲤鱼这样的动物更惹人喜爱—也就是说海豚比大脑自动进行对比的动物更受欢迎。

    你必须要回答的问题不是你是否更喜欢鲤鱼，你需要对此进行美元价值评估。当然，你可以从以往的经验中知道你从没有对这种要求做出过回应。设想你就是对这种要求作出贡献的人。

    和其他难题一样，对美元价值的评估可以用替代和强度匹配来解决。美元的问题是很难，但可以通过更简单的问题来回答。因为你喜欢海豚，你很可能会觉得拯救海豚是项善举。下一步（也正是自动进行的一步），你会将你对海豚的喜爱用贡献的大小来表达。你对以前对环境事业作出的贡献大小有意识，这份贡献与对政治或母校足球队的贡献有所不同。你知道对自己来说多大的贡献是份“巨大的贡献”，多大的贡献是“大贡献”或“一般贡献”，又或是“小贡献”。你对不同动物的态度也有所不同（从“非常喜欢”到“一点也不喜欢”）。因此你也能将自己的态度用美元价值来表达，自动从“非常大”到“较大”再到几美元。

    在另一种情况下，你接手了另一种诉求：

    雇农要在阳光下暴晒多个小时，他们患皮肤癌的概率要比一般人高很多。定期体检可以降低其风险。现要建立一个基金会支持面临患皮肤癌风险的雇农的体检项目。

    这是个紧急的问题吗？你在评估紧急事件的时候，这件事属于哪种类别呢？如果你自主地将这件事归为公共卫生问题，你很可能会发现雇农患皮肤癌的风险在这些公共卫生问题中排名不是很靠前—它的排名相对于濒危动物中海豚的排名来说，肯定会靠后。若将皮肤癌问题的相关重要性用美元价值来表示的话，你对其作出的贡献就会比对濒危动物的贡献要小。在实验中，海豚在单一评估中吸引到的贡献量要比雇农吸引到的多。

    其次，思考联合评估中的这两个例子。在这两种例子中，是海豚还是雇农应该得到更大的那笔捐款呢？联合评估中关注了单一评估中没有被注意到的一点特征，但其在被发现时，却被认为是有决定性的因素：雇农是人，海豚不是。你当然认识到了这一点，但这点在单一评估中判断时是不相关的。“海豚不是人”这一事实没有引起注意，是因为在脑中被激活的所有事情都具备这一特点。“雇农是人”这一事实没有在脑中浮现是因为所有的公共卫生问题涉及的都是人。单一评估的窄框架使得海豚有更高的强度得分，通过强度匹配，海豚会得到相应更多的捐款。联合评估改变了事情的表述：这一“人Vs.动物”的特点只有在将两者综合在一起看时才会凸显出来。在联合评估中，人们对雇农表现出偏好，并愿意捐献更多，比保护可爱的动物要捐得多。在打赌和抢劫案射杀人的例子中，单一评估和联合评估是不一致的。

    芝加哥大学的奚恺元对下面这个同等类型中的偏好逆转例子作出了贡献。被评估的对象是二手音乐词典。

                      词典A     词典B

    出版年份          1993      1993

    词条数            10 000    20 000

    情况              较新      封皮已毁，其他的地方很新

    在单一评估时，词典A要更有价值，当然，偏向在联合评估中会改变。其结果正好表明了奚恺元的可评价性假设（evaluability hypothesis），即词条数在单一评估中没有价值，因为数量自身是没有价值的。而在联合评估中，这一点则显然使词典B更具吸引力，而且词条数比封皮状况更重要。

    同类案件判罚的力度为何不一样？

    我们有理由相信公正的管理在不同领域中受可预测的不一致性的影响。其中的证据部分可从实验中获得，比如对模拟陪审团的研究；部分可从对立法、管理和诉讼模式的观察研究中获得。

    在一项实验中，从得克萨斯州的陪审团中挑出了模拟陪审员，并要求他们去评估几起民事案件的惩罚性赔偿。这些案件是两个为一组呈上来的，其中一个案件提出人身赔偿，另一个案件是经济损失。模拟陪审员首先评估了其中一个案件，然后给他们看了同组中的另一个案件，并要求他们进行对比。下面是关于一组案件的总结：

    案例1：某个孩子在玩火柴时不小心点着了自己的睡衣，造成中度烧伤。生产这种睡衣的公司没有将这种睡衣制成耐燃的。

    案例2：由于某家银行的不慎处理，另一家银行损失了1000万美元。

    一半的受试者在将两个案例进行联合评估时，会先评判案例1（用单一评估）。其他的受试者在评估时，会将案件的顺序颠倒过来。在单一评估时，陪审员判给诈骗银行的惩罚性赔偿要比判给烧伤孩子的高，很可能是因为诈骗银行的案例中涉及的金额要大，是个高锚定。

    然而综合来看案件时，对受害个体的同情心会比锚定效应占更大的影响比重，因而陪审员判给孩子的赔偿金要比判给诈骗银行的高。平均来看几组这样的案件，联合评估中人身伤害的受害者所得的赔偿是单一评估中得到的赔偿的2倍。只看到孩子烧伤案件的陪审员作出的决定和他们的感觉相匹配。他们不能预测到给那家金融机构的大笔赔偿金会使给孩子的赔偿金显得不够。在联合评估中，关于银行的惩罚性赔偿金仍然锚定在损失上，而给烧伤孩子的赔偿金却有所提升，这其中反映出了陪审员对因疏忽而导致孩子受伤的愤怒。

    我们可以看到，理性通常会受到更广泛、更综合的框架的限制，而且联合评估显然比单一评估更广泛。当然，当能控制你所看到的人对你的选择有既定的兴趣时，你应该在联合评估时谨慎些。售货员很快就意识到改变购物环境能影响顾客的偏好。除了故意的改变外，你可以设想判断时用对比的方法（一定会包括系统2）会比单一评估更稳定，单一评估常会反映出系统1的情绪反应强度。我们希望任何想要得出周全判断的机构都能在评估单个案件时，为所作的判断提供更广泛的背景。我从卡斯。桑斯坦那儿了解到评估惩罚性赔偿的陪审员明显未能考虑到其他案例，这让我很惊讶。法律体系和心理学常识不同，法律判决更倾向于单一评估。

    在法律体系另一项关于不一致性的研究中，桑斯坦对比了不同美国政府部门实施的行政处罚，包括职业安全与保健管理总署和环境保护局。他总结道：“在范畴内，惩罚似乎是理智的，至少更严重的伤害会受到更严厉的惩罚。对于违背职业安全与保健的行为，最重的惩罚是针对不断的违反行为，其次的惩罚是针对蓄意且严重的违反行为，最轻的惩罚是针对未能保持其良好记录的行为。”然而，如果不同部门惩罚的力度不一样，你也不会感到惊讶，因为不同部门的惩罚反映了其特有的政治和历史，而不是所有地方都关心的公正。工人“严重违反”安全原则最多罚款7 000美元；而违反野生鸟类保育行动可导致最高25 000美元的罚款。每个部门制定的罚款与该部门制定的其他罚款相比都是明智的，但将不同部门的罚款相对比就显得很奇怪了。就像此章中的其他例子那样，只有将两个案例放在一个大框架下时，你才能看出其中的奇怪之处。同种类间的行政处罚系统是具有一致性的，但与其他种类综合在一起来看，却是不一致的。

    示例—逆转“我对英国的热量单位没有什么概念，但在看到空调装置的改变后，我对此就有所了解了。联合评估非常重要。”“你认为这个演讲非常成功，这是因为你将这个演讲和她的其他演讲作了对比。要是和其他人对比的话，她仍然不怎么样。”“当你将框架放大时，你就会做出更明智的决策，事实往往如此。”“当你单独看某件事时，你很容易受系统1的情感反应的支配。”第34章 善用框架效应，让生活更美好

    2006年世界杯总决赛是意大利队和法国队之间的较量。“意大利队赢了”，“法国队输了”，两个句子描述了这场比赛的结果，这两句含义相同吗？回答要看怎么理解“含义”这个词了。

    从逻辑推理的角度来看，这两个描述比赛结果的句子是可以互换的，因为它们所指的状况相同。正如哲学家曾说的，它们的真值条件是相同的：如果其中一个句子是正确的，另一个也是正确的。这正是经济人理解事情的办法。经济人的观点和偏好都是基于现实的，尤其是他们选择的对象—都是对这个世界的陈述，而且他们不会受到陈述所用字眼的影响。

    含义还有另一层观念，在这层观念中“意大利队赢了”和“法国队输了”的意思并不相同。在这层观念中，对某个句子含义的理解发生在你的联想机制中。这两个句子引发了不同的联想。“意大利队赢了”让人们想起了意大利队，以及该队为了赢得比赛所作的努力。“法国队输了”会让人们想起法国队，还有法国队为什么会失败，包括法国队的球星齐达内用头撞了意大利队队员。这两句话引起大脑的联想，即系统1如何对此反应，这确实有不同的“含义”。逻辑上相同的陈述引发了不同的反应，这一事实使得人们无法像经济人那样可靠且有理性。

    情感的框架效应很难抵挡

    阿莫斯和我将框架效应运用到了研究构想对信念和偏好的不公平影响中。以下就是我们曾使用的一个例子：

    若某赌注有10%的概率赢得95美元，有90%的概率损失5美元，你会接受这个赌注吗？

    若某彩票有10%的概率赢得100美元，有90%的概率什么也得不到，你愿意花5美元买这张彩票吗？

    首次，要花点时间弄明白这两个问题是相同的。在这两个问题中，你都要决定是否愿意接受某一不确定的可能，即拿到95美元或损失5美元。有人作选择会基于理性，他们会给出两个相同的答案，但这样的人是少数。事实上，其中有一个问题引起了很多正面的答复，这个问题是第二个。一个不好的结果如果被架构为不会赢的彩票的成本，比被简单地描述成输掉一个赌注更易被接受。我们对以下这个说法不应该感到惊讶：损失能比成本引起更强烈的负面感觉。选择不是基于现实的，因为系统1就不是基于现实的。

    从理查德·泰勒那儿学到的东西影响了我们构建的问题。泰勒告诉我们当他还是个研究生时，他就在一块木板上钉一张卡片，上面写着：成本就是没有损失。他在早期研究消费行为的文章中讲了一次争辩，那次争辩是关于加油站是否可以向用现金或信用卡付款的人收取不同的价钱。用信用卡支付的人强烈坚持不同的价格是不合法的，但也有可商量的余地：只要价钱上的不同是现金折扣，而不是信用卡附加费。他们的心理信念是合理的：相对于附加费来说，人们更容易放弃折扣。附加费和折扣也许在钱数上来看是相等的，但它们在情感上是不等的。

    在某项实验中，伦敦大学的一组神经科学家将框架效应的研究和大脑不同位置的活动记录相联系。为了得到大脑反应的可靠测量值，实验作了很多次的尝试。图14表明了其中一次尝试的两个阶段。

    图14

    第一，要求受试者想象自己收到了一笔钱，在此例子中是50英镑。

    然后要求受试者在肯定的结果和在轮盘赌中作出选择。如果轮盘指针停在了白色区域，她就会“得到”全部的钱；如果指针停在黑色区域，她就什么也得不到了。赌博的预期值当然是确定的结果，在这个例子中就是得到20英镑。

    正如图14所显示的那样，同样的确定结果可以被构架成两种不同的方式：即得到20英镑或损失30英镑。客观的结果在两个框架下完全相同，而且基于现实的经济人会以相同的方式对这两个结果做出反应（不管框架的限制，只是选择确定的事情或赌一把），但我们已经知道人类大脑不会受限于现实。是接近还是逃避是经由文字引起的，而且当获得是确定的时候，系统1便会偏向于获得；若损失是确定的时候，系统1便又会规避损失。

    实验人员作了很多尝试，而且每位受试者都需要在获得和损失的框架内解决几个选择问题。正如所预期的那样，20位受试者都表现出了框架效应：在获得的框架下，他们更愿意选择确定的事；在损失框架下，他们更愿意选择赌一把。但是，受试者不都是这个样子的。有些人易受到问题框架的影响；而有些人不管框架，但他们作出的选择几乎和基于现实的人作出的选择一样。实验者相应地对20位受试者进行排序，并给这个排序一个惊人的标签：合理指数。

    受试者做每个决策时，大脑活动都被记录了下来。然后，所作的尝试被分为两组：

    1.受试者的选择遵从框架的尝试。

    ·在获得时，偏向确定的事

    ·在损失时，偏向赌一把

    2.受试者的选择不遵从框架的尝试

    惊人的结果让人们看到了神经经济学这一新兴学科的潜质，即研究在人们做决策时的大脑活动。神经经济学学家做了上千种这样的实验，而且他们了解到：大脑特定区域的“活跃”（表明氧气需求量增大，即神经活动加强）取决于任务本身。在个人专心于某一视觉对象、在幻想中踢足球、识别一张脸或思考一所房子时，大脑的不同区域会变得活跃。当个人有某种情感共鸣、情感冲突或注意力集中于解决某个难题时，大脑的其他区域会变得活跃。尽管神经科学家出于谨慎，没有使用“大脑的这种模式会……”这种说法，但他们对于不同大脑区域的“个性”已经很了解了，而且知道大脑活动对心理解释的分析已经大有进展。对框架的研究产生了三个主要的发现：

    ·在受试者的选择和框架相一致时，与情绪激发相联系的大脑区域（大脑扁桃体）会很活跃。这正是可引发情绪反应的词，如获得或损失产生趋向于确定事件（当该确定事件被构架成获得时）或避免确定事件（当该确定事件被构架成损失时）的动力时我们所预测的那样。因为情绪刺激词的缘故，大脑扁桃体可被快速访问—这点很可疑，很有可能是因为系统1的参与。

    ·在受试者没有顺从自己的意识时（即他们在已知确定的事是损失时，依然选择确定的事），和矛盾以及自我控制相联系的大脑区域（前扣带）会更活跃。拒绝系统1参与其中，显然会产生矛盾。

    ·最“理性的”受试者，即那些最不易受框架效应影响的人，大脑额叶区的活动会加强，该区域可将情绪和引导做出决策的理性联系起来。我可以从中明显地看出来，“理性的”个体不会都显示出强有力的神经冲突。似乎这些理性的受试者都是（经常，或不总是）基于现实做出决策的，少有冲突。

    这项研究通过把对真实选择的观察和神经活动的测量联合起来，对文字如何引起情绪反应，并“泄露”出最后的选择作出了很好的说明。

    阿莫斯和他的同事在哈佛医学院做的一项实验是情感框架一个经典的例子。受试者都是医生，实验者给受试者看了两种肺癌治疗结果的数据，分别是手术治疗和放射治疗。手术治疗可保证有5年的存活时间，因此，大家都愿意选择手术，但在短期内，手术要比放射治疗的风险更大。一半的受试者读到了关于存活率的数据，其他人收到了关于死亡率的相关信息。对手术短期结果的两种描述是：

    第一个月的存活率是90%。

    在第一个月里，有10%的死亡率。

    你已经知道了结果：在第一个框架下（84%的医生选择了它），手术治疗要比在第二个框架下（50%的受试者选择放射治疗）更受欢迎。两种描述的逻辑等价很明显，而且基于现实的决策制定者会作出同样的选择，不管她看到的是哪种描述。不过，我们都知道，系统1对于引起情绪的文字很敏感，在第二个描述中，死亡率就是会引起负面情绪的词，而存活率是引发正面情绪的词；90%的存活率听上去让人心安，而10%的死亡率却让人感到恐惧。这项研究的一个重要发现是医生和对医学涉猎不深的人（比如病患和商学院的研究生）一样，也容易受到框架效应的影响。显然，医学培训也阻挡不了框架效应的出现。

    “获得—损失”研究和“存活率—死亡率”的研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脑部造影研究中的受试者作的很多尝试时也碰到了不同的框架。他们能够认识到框架有分散注意力的作用，而且可通过采用一个共同的框架，或将“损失”转换成等量的“所得”，可使问题变得简单些。聪明的人（和机警的系统2）也需要学一学，而且有专长的几位受试者也会出现在实验者发现的“理性的”人中。相反，在存活率框架下读到关于两种治疗数据的医生没理由怀疑自己若在死亡率框架下读到相同的数据会作出不同的选择。重新构架是要付出努力的，而且系统2通常很懒惰。除非有明显的理由需要这样做外，否则，大多数人都会被动地接受在框架下的决策问题，因此很少有机会发现我们的偏好受框架约束而不是现实约束的程度。

    用框架性政策助推人们作出更好的选择

    阿莫斯和我通过一个例子来引入我们对框架问题的讨论，这个例子被认为是“亚洲病害问题“。

    假设美国正为一场来自亚洲的异常疾病作准备，这场疾病估计会夺取600人的性命。为战胜这一疾病，我们提出了两种方案。假设对方案结果准确的科学估测如下：

    如果采用了方案A，200人会获救。

    如果采用了方案B，有1/3的可能会救600人，有2/3的可能一个人也救不了。

    很多受试者都会选择方案A：他们更愿意选择确定的选项，而不想赌一把。

    方案的结果在第二种说法中有了不同的框架，如：

    如果采用了方案A’，400人会死。

    如果采用了方案B’，有1/3的可能没人会死，而有2/3的可能有600人都会死。

    请仔细看并对比两种说法：方案A和A’的结果是相同的，方案B和B’的结果也是相同的。然而在第二个框架下，很多人都选择赌一把。

    两种框架下不同的选择都符合前景理论。在前景理论中，根据结果的好坏，我们对打赌还是确定的事的选择也会不同。当结果是正面的时候，决策制定者更愿意选择确定的事（他们是风险规避者）；当结果都是负面的时候，他们更愿意拒绝确定的事，愿意赌一把（他们会冒险）。这些结论在钱的问题上是选择赌还是确定的事时很适用。疾病问题显示出，当结果关乎生命时，同样的原则也适用。在这个情况下，框架实验显示：对风险规避或冒险的偏向都不是基于现实的。在同样客观的结果中，做出的偏向会随着不同的制定情况而反转。

    阿莫斯曾跟我说过他的某次体验，这次体验使得我们的故事更值得关注。阿莫斯受邀为一组公共卫生专家作演讲，这些专家要对疫苗和其他项目做出决策。他利用这个机会让这些医生们关注“亚洲病害问题”：一半的人看的是“拯救生命”的那个说法，而其他人回答的是关于“失去生命”的说法。如一般人一样，这些专家也易受到框架效应的影响。制定关于健康决策的专家也会被表面现象所左右，这的确让人焦虑，但我们必须适应重要的决策也受系统1影响（而不是掌控）的事实。

    更让人苦恼的是，人们在面对自身不一致时所发生的事情：“你在一种指定情况下选择肯定能拯救200条性命的选项；在另一种情况下，选择赌一把而不是接受丢失400条性命的事实。现在，你知道这些选择是不一致的，你要怎么抉择呢？“回答常是让人窘迫的沉默。作出原始选择的直觉来自系统1，而且并没有比偏爱获得20英镑而规避损失30英镑存在更多的道德偏见。确定能拯救的性命当然是好事，死亡是大家都不愿看到的。大多数人都发现他们的系统2在回答这些问题时没有道德直觉。

    我对伟大的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心存感激，他为框架效应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在《选择与结果》（Choice and Consequence）一书中描述了这个例子。在我们开始对框架进行研究前，谢林的书就已出版了，框架效应并不是他主要讨论的问题。他提到了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授课的经验，他授课的内容是税法中儿童的免征额问题。谢林告诉他的学生们说，每个孩子都应有标准的免征额，而且免征总额和纳税人的收入是不相关的。他问学生们对下面这个问题有何看法：

    富人的生育免税额是不是应该比穷人的更高？

    你的直觉会和谢林的学生们的直觉很相似，即认为给富人更大的免税额是不可接受的。谢林之后指出，税法的制定是恣意的。现有税法认定没有孩子的家庭是默认情况，每多生一个孩子，就多享有一些免税额。当然，税法也可以将另一种情况视为默认值，比如设定一个有两个孩子的家庭为默认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有比默认情况中的孩子数量少的家庭就要额外缴纳免税额了。谢林又问他的学生们对于另一情况的看法：

    没有孩子的贫穷家庭是否要和没有孩子的富人家庭缴纳同样多的附加费？

    对此问题，你可能还会有和谢林的学生同样的反应，即和对第一个问题的反应一样，持强烈否定态度。但谢林告诉他的学生们，从逻辑上讲，他们不应该对这两个问题都持否定态度。纵观这两种情况，对于第一个问题来说，与没有孩子的家庭相比，有两个孩子的家庭相当于是在减税。但对于第二个问题来说，与没有孩子相比，有两个孩子相当于是在增税。如果在第一个问题中，你想要穷人因为多生孩子而享受到与富人多生孩子相同（或更大）的好处，那你就也该认为，穷人必须因为没有孩子而付出至少与没有孩子的富人相同的金钱。

    我们能看到，系统1在其中发挥了作用。它能对贫富问题产生快速的反应：在怀疑时，你会倾向于穷人。谢林的问题中令人意外的一点是，道德原则在其中没有发挥作用。对于同样的问题，受问题框架影响，道德原则往往会生成相互矛盾的回答。当然，你已经知道下一个问题会是什么了。你已经了解到你对问题的反应受到框架的影响，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应如何公平处理贫富两种家庭中儿童的免税问题？

    现在，你一定已经瞠目结舌了。对于穷人和富人间的不同，你有道德直觉，但这些直觉依赖于任意的参照点，而且它们并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关于世界上真实情况的问题是每个家庭应该缴纳多少税，以及如何填写免税代码。你没有能指导你解决这些问题的强有力的道德直觉。你的道德感觉与框架相联系，与对实际情况的描述相联系，而不是实际情况本身。关于框架本质的描述是很刻板的：框架不应该被看成是种掩饰或曲解了潜在偏向的干预。至少在这个例子中（以及亚洲病害问题和是手术治疗肺癌还是辐射治疗的问题中），没有被框架掩饰或曲解的潜在偏向。我们的偏向是关于被架构的问题，且我们的道德直觉是关于描述的，而不是关于其实质的。不是所有的框架都是平等的，而且有些框架显然比其他对相同问题的描述（或思考）的方式要好。请看下面这组问题：

    一位女士买了两张价格为80美元的电影票。当她到了电影院时，打开钱包却发现票不见了。她会再买两张票吗？

    一位女士到了电影院，本想要买两张80美元的票，但排到时，她打开钱包却发现用来买票的160美元不见了。她可以用信用卡买票，但你觉得她会买吗？

    基于框架效应，看到此问题不同版本的受试者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大多数人都会认为：第一个故事中的那位女士如果丢了票会回家，不看电影了。而且大多数人相信，如果她丢了钱，她就会赊购票看电影。

    其中的解释大家应该已经很熟悉了，这个问题涵盖了心理账户和沉没成本悖论。不同的框架会触发不同的心理账户，且损失的严重性如何要看其指向的账户。若看某场表演的票丢了，人们很自然地会将损失指向“表演”这个账户。损失显然已经翻倍了，且远超过其应有的价值。相反，丢掉的钱会被记在“一般收入”的账户上：她会想电影院的常客比自己更穷，而且她会自问，自己可支配财富的减少是否会改变自己买票的决定。多数受试者都认为不会。

    对丢钱的规避可得到更合理的决策，产生更好的框架，因为损失已经（即使票丢了）“沉没”了，且沉没成本应该被忽略。已发生的事是不相关的，唯一要紧的事是电影院常客现有的选择及其可能的结果。无论她损失什么，相关事实是她在打开钱包前损失了些钱。如果丢票的人要问我的意见的话，我会说：“如果你丢了同等价值的钱，你还会再买票吗？如果会，就请再去买票吧。“广泛的框架和包括情况多的账户往往会导致更理性的决策。

    在下面这个例子中，两种框架引起了不同的数学直觉，其中一个比另一个更好。在2008年《科学》杂志中《每加仑汽油所跑英里数的错觉》的文章中，心理学家理查德·拉里克（Richard Larrick）和杰克·索尔（Jack Soll）确定一个案例，其中被动地接受错误的框架会产生高昂的成本和严重的政策后果。很多买车的人都列出了每辆车每英里所需的汽油量，并将其看成是影响他们决策的一个因素。他们知道高里程车的成本都较低。但美国常用的框架，即每加仑汽油能跑的英里数，却将个人和政策制定者引向了一个糟糕的方向。请看下面这两位想要降低其成本的车主：

    亚当原来的车耗油，每加仑汽油能跑12英里，现在他换了一辆更省油的车，每加仑汽油能跑14英里。

    贝斯爱护环境，她把原来每加仑汽油跑30英里的车换成了每加仑汽油跑40英里的车。

    假设这两位司机一年中的行程是相同的。换了车之后，谁的车更省油？你的直觉可能会和大多数人一样，几乎会肯定地认为贝斯比亚当更省油：她每加仑汽油多跑10英里，而不是2英里，也就是说她省了1/3（从30英里提升到40英里）而不是1/6（从12英里提升到14英里）。现在，请启动你的系统2算一算。如果两位车主都行驶了10 000英里，亚当就是从833加仑减至714加仑，共省了119加仑。贝斯的耗油量就会从333加仑降到250加仑，只省了83加仑。每加仑汽油行驶的英里数的框架是错误的，应该被每英里耗油量框架（或每100英里耗油量框架，这在其他国家应用得较广泛）来代替。正如拉里克和索尔提出的，由每加仑行驶路程引起的错误直觉很容易误导政策制定者和买车的人。

    卡斯·桑斯坦在奥巴马政府中任信息与规制事务办公室主任。和理查德·泰勒一起合著了《助推》一书，该书是将行为经济学应用到政策中的基本手册。恰巧，从2013年开始，每辆新车上都会贴上“节约燃料和环保”的标志，而且此标志还包含每英里耗油量，这在美国尚属首次。不过，正确的构想框架都是用小字体排印的，而我们所熟悉的每加仑耗油量的信息却用大字体排印，但无论如何，大致的方向还是正确的。在《每加仑汽油所跑英里数的错觉》的发表和实施部分正确改革的5年内，也许是将心理科学应用于公共政策的重要时期。

    在很多国家，意外死亡后是否愿意捐献器官会在此人的驾照上标注。这则标注的构想又是另一回事了，在此，一种框架要比另一种框架更优越。很少有人会质疑是否愿意捐献器官的决定是不重要的，但有证据显示，大多数人会草率地作出决定。这个证据来自欧洲各个国家器官捐献率的对比（此对比显示出临近的且文化相似的国家有着惊人的不同）。2003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表示，器官捐献率在奥地利接近100%，在德国有12%，在瑞典有86%，而在丹麦只有4%。

    这些巨大的不同就是种框架效应，是由这个关键问题的模式引发的。高捐献率的国家要填决定不捐献的表格，不想捐献的人一定要填上某一项，如果他们不这么做了，则被认为是自愿的捐献者。低捐献率的国家要填决定捐献的表格，你必须填上某一项，才能成为捐献者。这就足够了。预言人们是否会捐献自己器官的最好且唯一的标志是默认选项的设计，这个设计不用勾选某项内容就可被采用。

    器官捐献效应与系统1控制下的框架效应不同，它可用系统2的懒惰给出很好的解释。若人们已经决定自己想干什么，会勾选这一项；如果他们还没有想好，则要想想是否要勾选这一项。我认为，人们要填的这张是否愿意捐献的表格与他们的决定相对应。我将器官移植表想象成要求人们解决算术问题：2+2=？另一项中又有另一个问题：13×37=？捐献率当然会受到这些数字的影响。

    当构想的作用得到认可后，一个政策问题产生了：应该采用哪种构想呢？在这个问题中，回答很明显。如果你相信大量捐献器官对于这个社会有好处，你就不会在有100%捐献率的情形和有4%的司机的捐献率的情形间保持中立立场。

    从这些例子中我们能反复看到，某个重要的决定是受该情况下完全无关紧要的特征的控制的。这似乎令人困窘—这不是我们想要的作出重要决定的办法。而且，这也不是我们想要体验到的大脑的工作方式，但这些认知错觉的实例确实是不容诋毁的。

    讨论的事项有理由与理性代理理论相抗衡。一个名副其实的理论可确定某些事件是不可能的—如果理论是正确的，某些事件就不会发生。当观察到“不可能”事件发生时，该理论就是被伪造的。有确切证据证明理论是虚假时，理论也还会存在很长时间，理性代理理论模式当然也能经受住我们看到的和许多其他证据的检验。

    器官捐献的例子表明了人类理性对现实世界有很大的影响。理性代理模式的信从者和怀疑者之间的一个重要不同是信从者只会理所当然地认为关于选择的构想不能决定对重要问题的偏向。即使在探讨这个重要问题时，他们也不会感到有兴趣，因此我们的决策常会有不好的结果。

    对此，对理性持怀疑态度的人不会感到惊讶。他们对无关紧要的因素会成为偏向的决定因素比较敏感，我希望读到本书的人能有这种敏感。

    示例—框架和现实“如果他们能对自己会得到多少钱而不是会损失多少钱有个框架的话，就会对将要发生的事有心理准备。”“通过改变参照点来重新架构问题吧，假想我们没有拥有过某个东西，我们会认为它值多少钱呢？”“对于损失，要在大脑中将其引入‘一般收入’，这样你就会感觉好一点！”“他们要你在他们的邮件列表中勾选以表明不加入他们。如果他们要你在他们的邮件列表中勾选表明参与的话，他们的邮件列表就会很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