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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deepoo
邢斌：2022年冬，我在临沂城送外卖
一、送外卖的基本情况
说干就干。
最简单的是跑“美团众包”: 不用培训，注册就行，不限时间，不规定最低工作量，收入一天一结。还有“蜂鸟众包’(以前是饿了吗)。基本同上后来又注册了“闪送据说这家最规范最人性化)。去齐鲁园培训了半天，花了50块钱买了工牌、马甲、文件袋。“顺丰同城”，和“闪送”差不多，就不再体验了，否则还得花一份钱。这几家相比较，美团最狠，市场占有率最高。蜂鸟次之，闪送和顺丰相对温和但生意不多。
奔跑的阿甘
美团把骑手分三个等级。核心是美团专送，职业骑手。每天九点打卡上班，晚上九点下班。埋头跑系统推送的单子，每单3-4元。都是优化过的好单。取餐处集中，比如说上万达四楼，一圈拿5-6个餐。派送处集中，比如说送到某银行前台一次放5-6份餐。派送距离短，不超过3公里。
派送时间短，因为取餐省时间、放餐可以直接放前台，不用进小区、上电梯、爬楼、给顾客反复打电话确认。他们相对轻松一些。但不好处是不准请假，每个月允许歇四天，歇哪天得提前一星期报备，越是刮风下雨下雪越要求准时派送。接到差评罚款200-500，一般罚500。
送餐迟到不罚款因为是系统计算出来的，人只管快跑就是。说是早九点干到晚九点，实际上还要长。上午八点半开早会，迟到一次扣20。晚上到九点了，手里的餐送完才能打卡回家 (一般到八点半还会继续派单，多数都是九点半才能打卡回家)。在临沂城，专送每天必须干12-14小时，一个月必须干26-28天，平均能挣6000。特别拼命的能挣8000多，都是市区60码逆行闯红灯拿命换的。
专送很苦，但业余送外卖的众包骑手更苦处于最低的第三级。送一趟单价低30%，单子都是专送挑剩下的，不是偏就是远，要么就是要去没有电梯的搬迁小区爬六楼送上门。好单很难抢到 (上两层有60-30秒的提前抢单优先权)。众包工作时间更长，更危险，挣的更少，不听话就被“针对性”礼送到没有订单的边缘地区。好处是不想干就回家躺着，没人强迫你挣钱。我了解的最拼命的，每个月能挣7000 (每天干15-16个小时，一个月一天不歇)
我有本职工作，只能干业余的众包。这些天我假日就从早干到晚，工作日早晨跑两小时，晚饭后再跑到夜里一两点，或者两三点。夜里给钱多一些，能挣到钱的都是偏远地方。半夜里我跑到过相公镇东边的村里跑到方城，跑到兰陵村子里，跑到沂南山里面，都是乡间小路。都是骑摩托。
太黑，灯照不远，有时候就骑到了沟里。一过长春路，夜里都是大货车，擦身而过，心里也打怵。送完货，骑车回来，才觉得手麻觉得冻得不行。有一次我实在太冷了，就把车停在田里，绕着跑了一阵，看看高德地图，在临沂大学正北九公里，回家还很漫长一个月，我送了2000多单，接触了几百个商家，敲响了2000多个房门。平均下来每天骑摩托210公里、步行 32000步、爬110层楼。所以我那个月微信运动里每天都是步行最多的。
这个月综合算下来，每小时收入10元是常态，每小时收入20元是极限。平均每单3.5元，要取货送货2+3公里，取货平均等5分钟，骑车8分钟，送货进小区上门平均7分钟，共20分钟。一小时3单10.5元
一次送3单，排列好次序，能节省1/3时间。但会被催。一小时能送4-5单，15.75元一次送5单，适用于午餐晚餐的集中送餐时间。很难排列好次序不被催促。基本上就是极限值。略微提升单位时间的收入，一小时还是送5-6单，19.25元。好处是能最大化高峰期的送餐量。
关于送的货品，我有一些小的建议: 蛋糕不建议送。鲜花，不建议送。冬天不要送烧烤。万达、泰盛，不建议取货。医院，不建议送。代买，不建议送。菜市场代买，坚决不送。啤酒，最好不送。转单，不能接。-超市用品，比送餐好。文具、药品，最佳。轻便而不易损坏的特殊用品，建议送长途，加急，谨慎判断。
二、痛苦，是一件事实，还是一种体验？
诗歌只有一种现实：痛苦——帕切科《诗人之恋》
我无心于调查，就是想体验体验2022年很特殊。一份报道里讲，在上海骑手送外卖每天能赚1000多。另一份报道又说，北京人社局一位副处长，王林，亲身体验当外卖骑手，送餐12小时赚了41元。究竟哪个说真的? 我想，应该亲身试试才知道真伪。
干了一周，我觉得王林处长那篇报道更真实。大家有时间可以搜一下看看他的具体讲述。不过，我觉得12小时赚41元，这根本不能维持生活，何况在北京。王林处长体验得有些短;他要是干上个把月，我估计每个月能赚个三四千块钱。要不，他怎么活?我体验了一个月。
这张纸上是我每天记录的收入情况(没有去除每天3元保险费和25元摩托车油费)。跑到第20天的时候，我上升到了众包骑手的最高级别，路也很熟了(临沂市区的小区和周边的乡镇都牢记了不需要看导航。经常去的小区，我每天回家都默背一阵具体楼号编排次序，提高步行送餐速度)，基本上算是很熟练的骑手了。劳动强度和具体收入情况，大致如此。
但我主要关注的是外卖员这个“身份”究竟是怎样的处境。
体验这个工作过程中人是如何感受、应对、反刍这些遭遇的肉体受罪是一方面，虽然很久没有这种体验了;主要的还是受人辱骂。没有人拿正眼看送外卖的，商家，顾客，尤其是保安。熟人都不知道我最近在干这个，只有我们小区的保安知道。他们天天见我早出晚归半夜回来，不让我进。我说我是业主;他们骑车跟着我到楼下看我上楼，说你送外卖都能在这儿买起房，是个人物。很多顾客看我的眼神就像看要饭的。有的顾客就是披着人皮的畜我曾经痛恨过这些人，后来慢慢都忘了。
有几次，差点就被人认出来了。一次是在万达。我取餐的时候，旁边有一对小情侣说那个送外卖的说话好像邢老师啊。我心想肯定是爱听我课的好孩子。还有一次，我半夜送螺狮粉到宝德新领域，开门的男士穿着内衣，他是我的前同事。我认出了他，他肯定没认出我。我戴着头盔。
我更愿意回忆起温暖的瞬间。–这一个月，我送了两千多单，有三个人真诚地感谢过我。一个是搬迁小区古城社区的一位女士。她说半夜里孩子想吃馄饨，天这么冷谢谢我专程送来。后来我发现她又打赏了我2块钱。还有一位，也是女士，就是相公镇东北那个村里的。他们夫妻俩怕我半夜里找不着路，打着手电把我送到了路口。还有一对夫妻，老人住在人民医院五号楼，心脑血管疾病中心。我把他们给老人定的餐洒了一些，后来我又买了一份送去。他们俩把第二份餐的钱退给我，又打赏了我10块钱。真的很感谢他们。祝愿他们事事顺利。
三、今天，我们体面的存在于社会中，究竟需要每月多少“成本”？
我们看一下中国这几家外卖公司的隐形控制结构:外卖公司总部把所有城市都分包给每个城区的运营商，然后运营商再次分包。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结构，很多国家是不允许这样操作的。肯德基、麦当劳它们都有自己的外卖队伍: 无论专职还是业余，都有正式签约，有五险一金，受伤有公司保险，从不设置送餐倒计时催促你飞马赶到否则亏款罚款我们这几家公司 (在此我不便说它们的名字)，实际情况就是，骑手出车祸了，每天扣的3元保险 (公司扣了60%，只把1.2元交给保险公司) 提供最高6000块钱的伤亡保险。
不够了，县区运营商承担。还不够治病，县区运营商直接跑路，你起诉都找不到人。起诉城市的运营商都起诉不了，外卖公司总部根本起诉不着，因为都是“劳动外包”，它把自己早隔离出去了。这种重大伤亡事故，据了解城区每个月都有。
猝死，外卖公司总部所有阶层的管理都不会理睬，–按照他们的条款，这与外卖公司总部毫无关系，起诉都是白花钱。全国起诉的都没一个赢的。
罚款的问题。–顾客投诉，会被重罚。这个网上讨论很多，我就不赘述了。我说下另一个关于罚款的问题。
比如说:
案例一:
这一单完成得很好，很完美。然后继续送的过程中，软件提示说上一个订单没有点击送达。你只好停下了点击。第二天就会被罚款: 异地点击送达，或者超时点击送达。可以投诉说，没有超时，而且当时已经点击了送达，这是软件又跳出来的问题。投诉无效。还有一次申诉机会。再次申诉也秒回，无效。打人工客服电话，一个小时内能联系上就是幸运的。联系上了，还是同样的回复。-这样的情况我一个月遇到两次，程序完全一样，三次申诉机会没一点点用，完全是摆设。我最后对人工客服(是个活人) 说，你们可以直接联系顾客看真实情况是怎样的。没用，依旧扣钱。而且扣的钱也不返还顾客，都进了外卖公司总部腰包。
案例二:
跑腿单。送达过程顺利，顾客非常满意。但是顾客不会在手机上完成“垫付”款。顾客找不到如何支付垫付的页面，骑手就得在门外等着，也不好大声催促。(大声催促是态度不好，是要被顶格罚款的，罚500) 。一家人在屋内找垫付款入口。等了好久，系统提示说送达已经超时。超时一秒钟，扣跑腿费用40%。超时五分钟，扣跑腿费60%。昨天我在楼梯上等了快十分钟，顾客才完成支付。今天显示那一单扣款80%白送了，从大学城附近到罗庄，11公里。有一次，在小海螺，替顾客代付餐费后等餐(四菜一汤)，等了半小时第一份菜还没做，打电话给经理报备，回复说继续等待:等到45分钟还没出菜，再打电话给经理报备，回复说倒计时宽限15分钟;等到倒计时都快走完了，我已经等了75分钟，再打电话给经理报备，回复说和顾客商量，尽量让顾客满意别投诉。
顾客很体谅，说: 既然已经付款了，等一等就再等一等吧，快春节了.人多，理解;我先在家把收货确认了，你安心送来就行。结果第二天一起床，就看到红色警告: 严重违规，罚款200元! 怎么办,开始申诉呗。从第一级开始申诉，填单、录音、截图上报。被打回，申诉无效。
第二级申诉·….·第三级申诉··…·第四级申诉，到总部了，有人电话录音取证;最后还是申诉无效。最后到第五级，最高级，总部市场部总经理，上海，…..·还是申诉无效，答复说系统显示顾客填写好评的时间，我的定位还在饭店。
我说刚才发给你的顾客专门录音的情况说明、大堂经理的录音情况说明、顾客接餐到家的照片已经把事实讲清楚了。回复说不行。同时反问我，你申诉了快一整天了，有这时间，你跑一天外卖，也快赚200块钱王嘛这么轴?
秋菊打官司
我在电话里对这位总经理说，你应该看过一部电影，叫《秋菊打官司》；这不是钱的问题。
过了一会儿，他打电话过来，说发了一个红包给我，请接收。我点开，15元红包，留言说我个人理解你的经历，但罚款不能取消这15块钱算是我个人的一个人道主义补偿。
这几家全球知名的外卖公司，盈利能力真有这么紧张吗?
这家公司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有严格的季度财报和年度财报。我们打开看一下。它自创办以来，十几年几乎没有一年是盈利的。18年亏损1155亿，21年亏损235亿，22年亏损67亿。
我看到这个财报，心里和大家一样，非常惊讶。因为每一单外卖，商家需要额外支付货品价格30%的送货费用，顾客需要支付每公里0.5元的送货费用。举个例子，午餐定一个20元的饭，3公里，顾客支付20+2=22元;商家拿到14元，快递员拿到3元，外卖公司拿到5元。大概抽成比例是这样。它究竟为何亏损如此之大呢?我们还是看财报。21年，它行政开支88亿、研发开支167亿。
22年，它行政开支98亿、研发开支208亿。钱都从这里流走了它的所有分公司都是外包出去的，总部平台需要多少行政人员大家可以统计一下。它的平台，就是一个手机APP，每年需要多少研发费用来支撑，大家也可以统计一下。有时候，精心修订过的数字会误导世界。还不如我们日常的体验。
这些骑手干着全世界强度最大的外卖工作，拿着最低比例的收入;商家一批一批退出，不再接受它这么重的抽成;它的大股东们在全世界豪宅游艇.转移资产…..·
和这些财报数据显示的完全不符！
送外卖的一个月里，我见到了3个女性外卖员，见到了几位年龄很大的外卖骑手，最大的一位对我说今年66岁了。他们承担不了每天14小时、全年无休这么大强度的劳动，我估计他们每个月能赚个3、4000块钱春节过后，我离开了外卖队伍，但在路上我还是首先注意到他们的身影。
生活不易
最近几个月，我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女性和老人骑手风驰电掣争分夺秒。可能再危险再苦再累，他们也离不开这3、4000块钱的收入。家里的孩子、病床上的老人、银行发来的房贷还款短信·…··都在提醒着他们: 跑起来，快些跑!有天夜里，我在访河边上一家烧烤店门口蹲着，等老板出餐。旁边还蹲着好几个美团骑手。
我问他，现如今啥活最苦? 他说，送外卖挣钱最苦，还有快递中心搞分拣也苦，搬家搬货也苦，扛地板砖上楼也苦
我问他，比老家种地苦不? 他说，当然比种地苦了;种地清闲，又不来钱，种屁的地。我问他，这几样比干建筑活苦不? 他说，当然比干建筑活苦了;干建筑活，大工一天三百，小工一天一百八到二百;但你能拿到钱不? 半年有活，半年没活，干到年底工头跑了，过年，过屁年。我准备把这几样都干一遍。每一样干几个月。给自己油头粉面的内心减减肥。
是否有一种公司，不仅能让我赚钱糊口，还能教我们学点好的东西?这是我心中最大的疑问。
这是一家日企的纪录片。不打卡、不加压.舒适地工作、工作到晚年，不仅没有拉低这家公司的效率，还为它赢得了更大的市场。很有意思，大家有兴趣可以打开看看。
我们这种极度内卷源自哪里，谁能告诉我?
我查证了国外快递业的具体情况。日本送一单起价是32元 (人民币)，北美送一单起价是6美元。所以国外让外卖送到家是很贵的。
(高级知识分子的薪水，目前日本是国内的2-3倍，北美也是国内的2-3倍。但底层劳动者的收入，目前日本是国内的8-12倍，北美是国内的10-15倍。) 而且，国外的通例是双方都可以差评投诉: 骑手被差评五次，要暂停工作重新培训。顾客被骑手差评五次，会被系统封号一年，不能再点外卖，必须自己去取。
双方如果投诉，系统提供的都是真人接听电话，2-6小时反馈意见。调解不了，骑手和顾客都可以拿着证据去法院起诉，也可以起诉公司。像起诉公司“违规罚款”、“歧视”这种官司，打赢了一辈子就财务自由了 一般都会收到公司钱庭外和解)。因为那些工会，不是一般的厉害，是非常非常厉害而我们这些外卖总部的管理系统，与刚才说的那些人性化的公司比较，内核完全不同。
我们这些公司很特殊，就是我们这个“大系统的具体而微，基因完全一样。它的一切设计，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加持下，变得更精密、更准确，“恰好”能获取适量的劳动者，“恰好”能让骑手们维持最基本的生活，让他们积累不下休养生息、以钱养钱的些微资本，像驴一样，被牢牢拴在这台磨上
这不就是齐格蒙特-鲍曼在《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里写的那样吗?“新的工厂系统需要的只是人的一部分，是身处复杂机器之中，如同没有灵魂的小齿轮一样工作的那部分。而人身上那些无用的部分，比如兴趣和雄心，还有天性中对自由的渴望，不仅与生产力无关，还会干扰生产需要的那些有用的部分。”这是关于后现代状况的分析，令人揪心。而我们遭遇的，是加强版，更令人揪心。
究竟谁在阻碍我们过上有最低体面水准的生活?
杨漪：在缅北的16个月
2017年至2019年，杨漪为研究缅甸边境社会的经济运作及发展问题，三次到访缅甸掸邦大其力镇。这里是“金三角”的核心腹地，在那里，她与当地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共计16个月，完成了名为《“金三角”的恐惧：缅甸边境社会经济聚簇的民族志研究》的博士论文。以下为其接受采访的记录：
新京报：最开始为什么想去“金三角”做田野调查？
杨漪：我最初也是出于好奇。我出生在云南腾冲，是中缅边境的一座小城。从小，学校就有很多关于禁毒知识的讲座，警察来分享的时候，每次常常提到“金三角”这个词。我很好奇，这样一个被描述为所谓“万恶之源”的区域，社会是怎么运作起来的？人们是怎么在那里生活的？刚好我学人类学，有机会去做“他者”的调查，也就是与当地的人“同吃同住同劳动”、研究“他者的世界”。
博士期间，导师问我想做什么选题，我说想去“金三角”做一个研究，他非常支持，之后我就去了。尽管我的家乡与“缅甸”或者说“缅北”为邻，但实际上，去之前我对缅甸人的生活几乎一无所知。国内关于缅甸的资料不是很多，我在上海想找老师学缅语都没有找到，还是跑回老家才找到缅语老师。学了一个多月之后，我就去缅甸了，在缅甸也是边学缅语边做调查。
想去“金三角”做一个研究
新京报：为什么选择大其力镇为调查点？
杨漪：一方面是我想去一个更加“他者”的地方做人类学调查，即更陌生的环境。中缅边境对于国内做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学者来说，不算太陌生了。尤其在云南，已有不少关注中、老、缅、印“跨境民族”研究的学者，当时选择去到域外做当地社会的研究者相对少一点。另一方面，大其力镇被称为是“金三角”的核心地区，我觉得到那里更能解答我心中的困惑。
此外，大其力镇和中缅边境的其他缅甸特区的情况还不太一样。果敢、小勐拉和佤邦这几个特区在缅甸的正式行政规划里，属于缅甸北部的掸邦，但这几个特区相对更加自治，有点像“国中国”的状态，相对来说有明确权威，他们特区内部都有各自不同的管理制度、规则。大其力这个辖区都是缅政府管理的范围，但不同的少数民族武装力量也在这里交叠，比如说某片块较大的土地完全是归佤邦来管理的，那片地块内的经济规则就受佤邦相关官员管理；又比如有几条道路尽管有缅政府设置的检查点，但是附近的民兵组织有特权运输政府不允许普通人运输的（违禁）物品。总之，各种力量在那里交织叠，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在这样的地方去讨论当地社会的形成，是有讨论点的。
新京报：去之前做了哪些准备？
杨漪：去之前，我身边的人都叮嘱我要注意安全，当时大家对“金三角”还是毒品、赌博、暴力之类的印象。而且我们当地人会觉得缅甸北部疾病很多，比如艾滋病、疟疾、登革热等。我们家乡的防疫中心有防疟疾的蚊帐免费赠送，上面喷了药水，我爸还陪我去领了一个，让我带到缅甸去。结果到那边，我是住人家里打地铺睡觉的，根本没有撑蚊帐的地方，也没有用。
我家在中缅边境，有一些亲戚在缅甸生活。我想去缅甸做调查，我爸爸很积极地帮我跟在缅甸的远房亲戚联系，辗转找到一个亲戚，他在大其力镇有可靠的亲朋好友，帮我说好去那家人家里住。就这样，我在那边也算有认识的人了，也似乎有了一个比较合理的田野调查的身份。
新京报：你第一次到缅甸，看到的是什么样的场景？
杨漪：2017年春节，我先去了一趟缅甸大其力镇，花了半个月做预调查。我当时是从泰国进入缅甸的。缅甸有很多泰国一侧没有的“文化符号”，比如缅文横幅广告、山顶的金色佛塔，或者穿着筒裙的男性等。我相信任何人第一次从泰国美赛走到缅甸大其力，都可以直观且明显地发现这两个地方的秩序感迥然不同，仿佛从一个有序的地方到了一个混乱无序的地方，街上人们的精神面貌、生活状态也不太一样，会有挺大的视觉冲击。
大其力的街头有不少流浪汉，他（她）们白天会在街头闲逛，有几位看起来精神失常，我也撞见过在街边吸食海洛因的人。大其力镇属于比较热的地方，大家出行要么就开车，要么骑摩托车，主干道很少有人走路，流浪汉走在街上非常明显。后来在大其力待久了，我也交到了曾经吸毒睡大街、后来戒毒成功的朋友。
新京报：到缅北后，你有遇到过危险吗？
杨漪：其实没有。刚去的一两个月，我几乎只与大其力的那家人同步生活，跟他们家的人一起出门、一起上街买菜、一起打牌、一起买彩票等，主要是了解和学习他们在大其力生活的“地方性知识”。他们还是比较照顾我，不放心我自己一个人出去。一个多月后，我才开始独自跑外面逛，也认识了一些其他的人。我认识了当地某个摄影组织的会长，当地过一个佛教节日时，会长想带我去郊外的村庄拍摄，就要在佛寺过夜。那家人知道之后特着急，让我不要跟陌生人出去、尤其是去村子里。我说让他们放心，这是当地摄影组织的人。但他们还专门去那个会长家里，拜托他好好照顾我。但是又不好开口要对方的电话号码，只好交代我到了地方必须要给他们打电话报平安。大家都很谨慎。
后来我甚至成了我住那家人里最熟悉大其力镇的人。我在那里只待了一年半，他们兄弟姐妹几个中，最早去的已经待了十几年，但是他们对危险有很深的认知，不会像我一样有“探索欲”，他们要在那里生活，不会去冒险，哪些地方不该去的，就一定不会去，不得不去时非常谨慎。他们出门时，一般要开车或者骑摩托车，不会乱跑。他们还会叮嘱我，哪些地方能去，哪些地方不能去。看到我独自背包出门，就会比较严肃地跟我说，包不能那样背，会举例说：有人大白天背着包走路都被抢了。
当地有很多这样的故事，所以他们常告诉我说哪里不能去，哪些动作不能做。在他们的意识里，不能露财，小女生一个人不能单独行动，人少的巷子也不能走，否则就会有极大风险。
有一些危险是明确的、具体所指的，比如说你得罪了谁，或者谁欠了你的钱，但是那个人势力很大，你不敢去找他，因为你知道他可能不但不给你钱，还会要你的命。很多当地人不面临这种具体的危险，因为他们并不得罪谁，只是在那里生活，但在那里生活是有很高的警惕性的。
新京报：这种氛围怎么体现？
杨漪：除了上述他们的提醒之外，晚上他们也不太希望我出门。晚上七八点，天快黑了，我要出门，我在大其力镇的家人就会吓唬我说晚上外面怎样不安全，让我不要出门。在他们的潜意识里，就认为一些非法的事情都在夜里发生，比如运毒品之类的，我出去了碰见也不好，可能被别人误以为是线人。出去碰见警察也不好，可能误以为我是从事非法经济的人。后来我熟悉了那边，偶尔晚上出门，通常也会在九点前回家。
让我比较惊讶的是，当地商店晚上关门都很早。我们都以为“金三角”那种地方“灯红酒绿”，夜生活很丰富。去了才发现不是这样，商铺晚上九点之前都关得差不多了，KTV 和夜店也就只有那么几个。九点后，街道就安静了。在一个谨慎的环境，大家晚上不太会出门活动。去夜店也是开车去开车回，点对点，不乱跑。
新京报：你作为一个外来者，当地人对你是否有戒备心？
杨漪：有的，我觉得我对他们的戒备心，比他们对我的戒备心少一点。我的行为举止一看就不是本地人，本地人也不会像我这样在街头瞎逛。
举个例子，大其力镇的华人讲话都是云南口音，我是云南人，会讲云南话，有一次我去早点铺吃早饭，想和老板娘随便聊两句，看看能不能在那做调查。我用云南话和她对话，她看出来我是中国人，就用普通话回我，转头跟别人说话才用云南话。
不过这没有影响我在当地的调查研究，大其力镇是一个城镇，本身不是熟人社会，是一个陌生人社会，外来务工者之间都是相对平等的。我和不同的人接触之后，大家慢慢地就把我当做一个熟人了，不会区分我是中国人还是缅甸人。我来了几个月后，一个摩的司机专门跑过来说要找我聊天，因为他看到我跟其他摩的司机都聊天。我以为我是去那里做调查，去参与和观察别人的生活的，但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也在被别人观察。
“我们缺你这种人才”
新京报：当地社会治安如何？
杨漪：社会治安这个不太好评价，因为那个地区和国内的语境确实不太一样。当地确实会有枪击案、被暗杀的情况，但一般都是寻仇，当然也会有无辜的人受害。一般来说，有一个国家、政府或合法性很高的机构管理一个区域，才好量化地评价治安情况，“治”和“安”连在一起的，大其力那样多权威交叠但又没有哪一方权威有绝对优势的缅甸边境社会就比较难去裁量治安的问题。
当地也有警察和军队，但是当地人总会觉得警察是收受贿赂的，也不是那么信任警察。当地也有法律，但并不代表出了问题，大家都会去寻找法律的帮助，除非买卖房、买卖土地等，想要获得凭证，就需要跟官方打交道。
我住的那家人有个亲戚，参与了枪支贩卖，这个人被拘留后，他们找了律师去跟警察沟通，看怎么交保障金，把这个人赎回来，否则他可能会判刑。
那个小伙被放出来的时候我也在。其实他们就是凑了一笔钱交给警察，律师在中间帮忙沟通，后来警察在夜里偷偷放出来的。那笔钱不是进入司法机构的，其实就是给警察们行贿。也就是说，不是没有法律，只是除了法律，他们还有一些“规则”。
新京报：你在当地有接触过在非法产业上工作的人吗？
杨漪：有，我在当地调查的阶段，还是跟买卖毒品相关的比较多，网络赌博也开始流行，但是电信网络诈骗之类的事情，还是刚起步的阶段。
当地人其实都或多或少参与或涉及了当地的非法经济。大其力镇住的那家人中的三姐家开了一个游戏厅，里面有一个房间是专门给吸毒的人使用的。
那家人中，还有一个年轻姑娘想跟我学汉语拼音，因为想去网络赌博的公司工作。那里工资高，底薪加提成，底薪就有四五千人民币（以泰铢-人民币换算）。当时她没什么工作，就在晚上跟大姐卖一点夜宵，一个月的收入最多也就两三千人民币。她有两个孩子，当时丈夫的老板跑路了，没什么钱。如果白天去网络赌博公司上班，晚上卖夜宵，收入就会更高。但是后来听说要上夜班，她就没有去，因为不能照顾小孩。
我离开大其力镇之后，当地从事电信网络诈骗的人就开始越来越多。三姐的小孩学习不好，高中没读完就不想继续念书了，就得去工作。于是找了一个涉及电话诈骗的园区，在里面当保安。刚开始他们还可以自由出入，后来一个星期只能出去一到两次，他觉得不够自由，就去KTV当服务员了，因为在这些园区的带动下，当地KTV多了很多。但是当地的KTV和中国也是非常不一样的，在那里面K粉、开心水等毒品是一些很常见的消费品。
我在大其力镇时，也遇到过网络赌博或电信网络诈骗的招聘广告。2019年初，当地咖啡馆就开始贴有招聘广告，是用中文和泰文写的，标明底薪加提成的高薪工作，年底公司带团队旅游，有年假等信息。没有写是做什么，但是一看这么高的底薪就知道，肯定是和网络赌博、电信网络诈骗这类非法产业有关。如果是和毒品相关，不会写招聘广告的，是通过熟人网络来运作。
后来我还加了一个人的社交账号，他知道我在读书，说很缺这种人才。我问他们不是应该喜欢招那种漂漂亮亮的小姑娘吗，他说那种一般都是“底层”，我们缺你这种人才。
新京报：当地对于非法的产业，有管控措施吗？
杨漪：有，当地警察经常会查毒品或者枪杀案。但是在当地做生意有一个不成文的传统，就是真正的老板不露面，一般都是代理人帮他出面。警察查毒品，往往都是查到运毒品的人，而不是查到后面的老板。就算查到老板，一般老板已经打点好了，有的还和武装势力或军政府的人有一些关系，也就查不了了，抓人也是抓的小弟。
举个例子，三姐家的游戏厅也是鱼龙混杂的，有卖毒品的人游走，也有警察的线人在那儿。根据当地的制度，警察每三年要轮换到另一个地方，不定期会有上一级官员来检查。这时候，一般就会有线人供出来几个虾兵蟹将，让他们有所收获。有时候可能还会跟游戏厅老板说，上面有人来了，让他们暂时关门。当地是有这种避风险的机制的。
电信网络诈骗是这片土壤上新的变量
新京报：你多次去缅北，感受到什么变化？
杨漪：这些年，缅北非法产业在近几年、尤其是缅甸政变后有所增量，例如毒品经济有明显增长，（线上、线下）博彩业增多，电信诈骗园区近两三年也较泛滥了。现在确实能发现各地的电诈园区变多了，有的在中国境内的瑞丽一侧就能看得见。
我做调查的时候，盛行网络赌博，比如果敢网络赌博产业就已经做得很大了。当地的一些势力、商人等，更像是房地产开发商提供场地，比如说房子建好了，租给搞诈骗的公司，有实力的诈骗公司整栋租，有些可能租半层或者租一个房间。当然，网络赌博、电信诈骗等中的金融问题也是至关重要的，比如缅币、泰铢、人民币、美金、甚至虚拟货币之间的兑换、交易等，与缅甸过去的非法经济运作网络也相融合之处，也有新增的元素。
现在随着反诈宣传做得越来越多，国人非常谨慎。我前些天去木姐，我爸也叮嘱我要注意安全。当地人也更小心了，当地华人带我们过去的时候，都帮我们收着边境出入证，统一办理相关证件，在一些地界穿梭时，遇到缅军和民兵的检查点，华人都让我们别说话，他去沟通。
新京报：为什么这几年电信网络诈骗园区会在那里盛行？当地为什么能承载这些非法产业？
杨漪：缅甸（主要是上缅甸）内战持续不断，是世界上自二战以来内战持续最久的国家。政治、经济不分家，经济运作的秩序也较为混沌。从我的视角来看，电信网络诈骗，只是这片土壤上一个新的变量。因为一系列历史原因，当地一直处于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各方势力相互冲突，难以统一管理。这样混乱的社会与让这些东西的存在是相互塑造着的。
我在大其力镇的家人说，2019年那边的电信网络诈骗园区就很多了，2020年开始激增。最初中国人还是可以自由出入园区的，后来中国人就不能自由出入了，但是在缅华人还可以。
在国内的劝返机制和反电诈宣传之下，确实有一些人回来了，园区开始缺少劳动力，就加剧了限制人身自由的程度。
电信网络诈骗，其实最早是在柬埔寨，缅甸妙瓦底出现得也挺早，我做调查那一阵，妙瓦底就已经挺多的了。后来妙瓦底一带有些园区出了问题，好多诈骗园区老板就带着员工转移到了大其力。如今大家可能已经对缅北+暴力有刻板印象了，这些东西在我看来是换汤不换药的。放在上世纪末，就是毒品和水牢，到了21世纪初，就是赌博、抢劫和水牢，到现在就成了电信网络诈骗加水牢、抢劫、绑人等。新的变量是全球化带来的人员流动、跨越国界的信息技术与非法经济链组装模式的变化，这种变化与复杂地方社会又相加，带给民族国家管理框架的更大挑战。
新京报：非法产业上的那些人，怎么看待自己的工作？
杨漪：不同人有不同的理解。举个例子，三姐的丈夫两度因做毒品生意入狱，后来交了保证金赎出来，但他的家人还是会把他看作“一家之主”、受人尊敬。因为他做这些生意供养了一整个家庭，甚至整个家族。“家”这一概念在当地人的精神世界里是很重要的，生活是以“家”的价值为中心，谁破坏了家的价值，谁就会受到抨击。
三姐的丈夫从事毒品生意，但是他们家不允许自己家里人吸毒。这家人的二哥吸毒，给这个家带来了很多冲突。我就曾多次目睹他们家人打二哥，他曾因贩卖毒品在泰国入狱十年，妻子因此和他离婚，家庭不再完整。他出来之后还吸毒，没有任何改变，他们就觉得自己的家散了，仿佛“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后来他们把二哥送去强制戒毒了。三姐的丈夫其实也吸一点麻黄素，但是他就没有被家人责备，因为他是给家里带来贡献的人。在缅北边境社会，如果吸毒的同时还在做事挣钱，还在为家庭做贡献，家庭道义上就不会有大问题。
新京报：当地人对自己的生活满意吗？
杨漪：我能感觉到我住的那家人，其实对自己的生活没有那么满意。因为他们自己也觉得是有风险的，就像三姐的丈夫，后来不再做毒品生意了，他们常会感叹说，“哎，不做也好，做那种生意，也是风险很大，可能人就没了。”但是他现在又跟别人一起投资开赌场去了，他们这代人多多少少都卷入了非法经济。
他们对自己这代人的生活是不满意的，我好奇他们对下一代人的生活是怎么去期待的。
大其力镇位于泰缅边境，华人的小孩读中文学校的同时，还会在泰文或者缅文学校选一个去读。但是上了缅文学校，华人也不能参政，毕业后大部分还是做生意为主，想要赚更多钱，就难免沾染非法经济。
除非特别优秀，否则基本不会有“读好书就有好出路”的想法。缅甸其他族群的小孩，有些还没华人这么幸运，他们有些可能上缅文学校，有些就是在山里或者寺庙里上学。我后来就在想，如果那个孩子不做这些，他还能有什么出路呢，还能去做什么呢？这就是问题所在，他没有什么其他可以做的事。
易继明,蔡元臻：版权蟑螂现象的法律治理—网络版权市场中的利益平衡机制
引言
“版权蟑螂”（Copyright Troll）一词源自近20年来倍受关注的“专利蟑螂”（Patent Troll）现象。与专利蟑螂相似，版权蟑螂或称“版权流氓”，是一种通俗意义上的贬称，它是特指那些专门通过向他人发起版权侵权诉讼或者以发起版权侵权诉讼相要挟，以获得利益的维权主体。从权利角度来看，维权主体发起侵权诉讼，本身并不违反版权法和诉讼规则，也直接或者间接地维护了权利人的权利，并为版权人带来切实的利益。但是，版权蟑螂运用资本优势介入创新市场的诉讼投机行为，可能会骚扰到创新主体或者普通的网络用户，甚至会适得其反地埋没原作品本身的社会价值。也就是说，版权蟑螂是一把双刃剑，在活化版权市场的同时，也会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及竞争秩序，反而会阻碍创新或者损及大众利益。例如，“三面向现象”中原版权人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困境，昭示的是“传统的复制售卖而获利的整个知识保护体系和文化再生产模式的危机。”
在我国，版权蟑螂兴起于本世纪初，以华盖、三面向、磊若公司等商业维权主体为代表。但总体上，我国版权蟑螂行为尚处初级阶段：他们涉猎的作品主要包括摄影作品、美术作品和文字作品等，影视作品、音乐作品等数字版权作品较少；诉讼对象更多地指向企业、行政机关、公益性社团等———此类主体的应诉能力强，以司法判决结案的比例较高，较少涉及普通网络用户；传统版权作品的网络盗用行为居多，数字环境中下载版权作品而发起的诉讼尚未形成规模；多数版权蟑螂不是作品的原权利人，导致主体适格性问题成为其败诉的主要原因之一。此外，在诉讼策略上，我国版权蟑螂没有采取急功近利的做法，在发起诉讼前仍会向对方发出停止侵权函件，并尝试通过谈判的途径确定赔偿金额。就现状分析，版权蟑螂在我国演变为“巨兽”，尚需时日。但随着市场全球化格局的形成，对于影视产业而言，中国不但是具有无限潜力的庞大市场，也是欧美影视公司实行打击侵权的首要目标。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2015年3月发布的《2014年恶名市场非常规审议》报告中，对我国整治“快播”播放软件和关闭“人人影视”站点的成绩给予了积极评价，但同时也指出我国盗版现象依然严重。除了网络播放平台和盗版资源下载网站以外，近年来在我国迅速普及的电视机顶盒（Set Top Box，也称Media Box）也为国外密切关注。美国在《2015年中国履行WTO承诺情况报告》中甚至认为，机顶盒普遍具备的下载功能和便捷的特点，进一步恶化了中国的网络盗版问题。种种迹象表明，版权蟑螂正在跃跃欲试，或已悄然地布局中国市场。
在美国，版权蟑螂的大量涌现存在两大因素：一是侵权损害赔偿额度高，权利保护力度大；二是网络空间权利边界不明确，侵权现象较为泛滥。尽管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有待加强，但我国网络空间盗版现象更为严重；与遏制专利蟑螂相似，我们应该未雨绸缪，深入探讨版权蟑螂现象、蟑螂行为，并对此加以有效规制。而与专利蟑螂不同的是，版权蟑螂大多活跃在网络空间，由此引发了诸多新问题，例如，网络用户下载盗版作品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如何在规制版权蟑螂的同时，遏制网络领域的大规模侵权行为？而且，如同本文后面谈及的，版权蟑螂行为在盗版环境下发生了转换，让其身份具有了更强的隐蔽性，也给相应的法律规制带来了困难。本文试图通过分析版权蟑螂现象、行为及其危害，探讨治理版权蟑螂现象中涉及的合理使用、法定赔偿及“三振出局”机制，以寻求网络版权市场的利益平衡机制。
版权蟑螂现象及其危害
从维权主体考察版权蟑螂的行为，更多地涉及到诉权滥用的问题。但从权利滥用的角度来看，美国法较早地将专利滥用作为一种抗辩规则延及到了版权领域。1990年Lasercomb America，Inc．v．Reyn-olds一案中，原告在许可被告使用其软件时，要求被告在100年之内不得以此为基础进行后续开发与设计竞争性产品。该案中，法院并未认定被告破解原告技术措施并制作侵权软件复制件的行为构成侵权，而是支持了被告提出的版权滥用抗辩的主张，认为原告即版权人“试图通过其行使版权的行为在权利保护范围之外限制竞争”，其权利行使的方式涉及公共政策之衡量，自然认为禁止版权滥用原则“天然地存在于版权法之中”。诚然，这是美国法院利用衡平法技艺的法律适用，并非一种反垄断法上的规制。不过，这里的原告与被告之间，都是以创造或者利用版权为主，均属于版权实施主体，并非版权蟑螂兴起时的典型样态。
而典型意义上的“版权蟑螂”，我们似乎可以找到更早时期的雏形。根据欧美学者考据，历史上第一例“版权蟑螂”现象出现在1870年。彼时，英国人托马斯·沃尔（Thomas Wall）在取得大量戏剧作品和音乐作品的表演权许可之后，没有遵循版权许可主体的传统经营规律而与他人签订许可合同，而是选择直接向已经涉嫌侵犯表演者权的主体提起诉讼，以2英镑的最高法定赔偿额度要挟，迫使后者无奈和解。此后的100多年中，虽然企业通过发起版权诉讼而“大捞一笔”的事件时有发生，但其主要利润来源并非侵权赔偿，往往本身也是版权实施的主体，或者尚未形成一种规模而危及创新市场，其“蟑螂”或者“寄生”的属性仍不十分显著。
事实上，美国法学文献中出现“版权蟑螂”一词，是2007年一篇涉及版权改革的论文，迄今尚不足10年。而典型的“版权蟑螂”性质的大型“版权持有主体”，直到2010年发起了一系列的大规模诉讼之后，才真正引起人们的重视。2010年起，美国出现了众多以获益为唯一目的的趋利性诉讼，并逐渐向网络盗版领域转移，继而引发了大量的以普通网络用户为被告的“共同虚名被告案件”（Multi－Defendant John Doe诉讼，简称MDJD诉讼）。显然，这种针对普通网络用户的滥诉行为，影响到了公众的利益。
诚然，版权蟑螂作为版权保护链条上的积极执行者，能够对原权利人起到辅助性的保护作用。版权蟑螂强大的执行力使得原版权人可以放心地将其版权保护和执行工作“外包”给前者，起到节省资源的作用。从经济学角度来看，版权蟑螂创建了一种版权保护的规模经济（Economy of Scale），提高了版权保护的效率。不过，版权蟑螂客观上存在的这些优点，并不能完全抵销它所带来的多种负面效应及社会危害。
第一，版权蟑螂引发了大量滥诉行为。版权蟑螂通过“帮诉”（Champerty）获得侵权赔偿、并将其作为唯一利润来源的经营策略，导致了大量不必要的诉讼。出于避免“诉讼拥堵”（Trafficking in Lawsuits）的考虑，普通法长久以来将“无利害关系的帮诉”视为违反公众利益的行为。即便如此，在2013年美国联邦地区法院审理的所有版权侵权案件中，由版权蟑螂发起的MDJD诉讼仍然占到了其中的43%，该比例在2014年第一季度攀升到了46%，而这个数字在2001年到2013年期间尚不足20%。显然，此类诉讼行为不仅导致诉讼资源的浪费，而且会在合并诉讼的泛滥下失去控制。
第二，蟑螂诉讼无法缔造市场。如果仅就维权行为本身而言，版权集体管理组织和行业协会似乎已经具有了版权蟑螂的雏形，因为二者也会针对侵犯版权的个人和企业发起大规模诉讼。但此类诉讼的意义绝不仅限于为版权人博取利益，其更多的是为了促使侵权人意识到其行为的危害性及代价，从而转向主动获取正当的版权许可。这种许可关系一旦建立，权利人就拥有了遵循版权法益的、长期稳定的利润来源，市场占有率也会随之增加。换言之，这种善意的版权诉讼发起者，同时也是市场的缔造者（market－maker）。市场缔造者发起诉讼的意义在于消减未来的潜在诉讼，这和版权蟑螂导致滥诉的效果截然相反。同理，任何积极拓展正当利润渠道的大型版权权利主体（如跨国音像制品公司），都是版权市场的缔造者，而不是通常意义上所称的版权蟑螂。
第三，版权蟑螂埋没了作品的实际价值。版权蟑螂固然能够加强版权的保护力度，但是其效率是否能够满足社会的需要却存在疑问。为了尽可能迅速地实现收益，版权蟑螂在其维权的过程中，通常会选择跳过诉讼以外的其他环节，例如诉前警告（包括take down notice和warning letter）和签订版权许可合同。这种做法的一个明显缺陷，就是抹杀了作品在社会发展和文化传播中拥有的实际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而只是通过诉讼形式烘托出了某种不切合实际的“诉讼价值”。尤其是，在绝大多数诉讼止步于庭外和解的情况下，由于和解金额较之损害赔偿额度更低，此时作品的真正价值已经遭到了无视。
第四，蟑螂理念违反利益平衡、阻碍社会创新。美国总统行政办公室在2013年发布的《专利主张与美国创新》报告中，认为专利蟑螂现象的滋生和蔓延降低了社会的创新能力，进而导致社会整体福利的缩减。版权蟑螂同样能够导致上述后果。随着版权蟑螂诉讼策略的转变，越来越多的被诉侵权行为开始来自于不带有商业目的、不存在直接市场替代效果、甚至因为不了解版权规定而不慎侵权的普通个人。虽然曾有观点认为“善意侵权不能作为不负民事责任的抗辩理由”，但在现今更多学者看来，基于利益平衡的考量，权利的保护范围在实际操作中不应覆盖法律所允许的每个角落，在版权人维护权利和公众使用作品之间需要始终维持一种权利上的“实施平衡”（Enforcement Equilibrium）。为了实现这一平衡，应当在版权人与公众之间的利益边界周围设定一个灰色区域作为双方权利的缓冲；而进入该区域后的保护，实际上并不能为权利人带来多少额外的激励。“在权利人可接受的范围内允许他人对其作品的适当使用（即便这种使用是侵权），从而使权利人将精力投注在对经济影响最大的侵权行为的阻却上。”在网络版权的语境中，普通网络用户的个人侵权行为（尤其是下载行为），就属于这种灰色区域。版权蟑螂的“利润化”诉讼策略过度挤压了灰色权利区域的空间，从长远来看，会对社会创新产生寒蝉效应，可能会阻碍版权法目标的实现。
版权蟑螂的行为特征及其转换
版权蟑螂的商业模式是，在针对性地、有限地获取一定版权之后，围绕获取的版权权利，系统性地主张版权保护以获取收益。从行为特征分析，版权蟑螂的经营模式可以简单归结为四个方面：首先，通过购买或者原始获得的方式获取版权，并且将其针对性地指向已经、正在、以及将要发生的版权侵权行为；其次，专注于作品的诉讼价值，即通过诉讼能够从侵权方“榨取”的利益，而非作品真正的商业价值；再次，其运行模式中缺乏善意的（或积极的）许可机制；最后，倾向于利用高额法定损害赔偿和诉讼花费向侵权方施压，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迫使侵权方接受和解。
（一）版权蟑螂与专利蟑螂的对比分析
直观地看，版权蟑螂与专利蟑螂较为相似，其商业模式或称“经营手法”也基本相同。两者都是通过自身创造或者从原权利人手中购买作品的版权或者专利权（包括独占许可使用权），有的放矢地针对侵权人发起诉讼，或者以诉讼相要挟，以赚取巨额利润。不过，仔细分析，两者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但这种差异，主要是两者权利形成的基础及其转换成本决定的。对版权作品与专利发明这两种客体，法律保护的前提就不一样：前者“出汗”即可，自动产生；后者需要较高的创造性，且有待行政部门确权。缘此，专利制度中的有效性问题（宣告无效程序）成为一个潜在的节点。
传统的激励理论很难解释为什么专利权人获得保护的前提是公开与其发明相关的研究成果，而版权领域却没有类似的要求；也无法解释为什么版权人拒绝授权许可，将作品束之高阁的行为可以被接受，而专利权人不实施专利的行为却被认为是有损于社会利益。马克·莱姆利（Mark Lemley）认为，这是因为二者在“转换成本”上的截然不同。就版权而言，即便作者拒绝授权许可其作品，公众仍然可以在接触到作品的内容之后，以全新的表达方式将该作品予以“二次呈现”：版权制度只控制和保护原作品的表达，而不延及其背后的思想。思想与表达的二分法，降低了版权作品的转换成本，使得版权人即使疏于开发作品，也不会导致严重损害公众利益和阻碍文化传播。相较之下，由于专利发明中包含了机械、医药、数字等专业性技术，导致其实际的呈现方式受到制约与限制，即便该项发明能够借助其它途径实现，也往往需要大量的研发力量、制造能力及财力的支撑。因此，如果专利权人不实施其专利，很可能直接导致某项技术发展的停滞，从而对科技的进步产生消极的影响。二者在转换成本上的差距，实际上减小了版权蟑螂对社会发展的危害，这也是版权蟑螂在专利蟑螂起势20年之后才形成规模的主要缘由之一。
但另一方面，对于普通大众而言，版权蟑螂所产生的直接危害可能较之专利蟑螂要大一些。虽然从历史上看，遭到版权蟑螂起诉的主体包括普通企业、网络服务提供者以及非商业性组织等，但是随着诉讼经验的积累，版权蟑螂起诉的对象也发生了变化。版权作品低廉的转换成本不足以牵制住足够多的企业，版权蟑螂若仅以普通企业为目标，其生存无以为继。而版权蟑螂对第三方平台的策略性忽视，则是得益于唱片业版权人获得的经验教训。早期美国唱片业版权人在面临盗版问题时，认为追究下载用户的责任不切实际，便转而起诉网络分享技术提供商。这一思路虽然获得了一定效果，但是最终还是随着P2P技术的革新而遇阻。如今的版权蟑螂（乃至一些急欲维权的行业协会，如美国作曲家、作家与出版商协会，即American Society of Composers，Authorsand Publishers，简称ASCAP）更倾向于将目标锁定为未经许可下载作品的网络用户。具体做法上，版权蟑螂会采取“佯装诉讼”的策略，先起诉网络服务提供者，再以取证的名义迫使其提供有过下载行为的IP地址的相关用户姓名和详细住址，借此将数以千计的“无名氏”（John Does）钓出水面，最后一并起诉。可见，对公众而言，版权蟑螂的诉讼模式给其带来了更为直接的压力和危害，并不像专利蟑螂那样重点在于骚扰创新者而间接地损及公众利益。
而在维权主体发起的诉讼中，版权蟑螂与专利蟑螂也存在一些不同之处。
第一，在诉讼主体方面，版权蟑螂作为原始权利人的诉讼比例正呈现出上升趋势。以美国为例，2012年前最具代表性的版权蟑螂是一家名为Righthaven的版权代理机构，其商业运作模式与专利蟑螂非常类似，即本身不使用作品，也不是作品的原权利人，仅仅是为了诉讼目的而获取了Stephens Media等大量新闻媒体公司的文字和摄影作品的授权。但此后，由于这些授权导致原告适格性上存在漏洞，Righthaven在经历了多次败诉后宣告破产。2012年之后出现的版权蟑螂不再轻易授权代理机构或者专门从事蟑螂诉讼的律师事务所，转以原权利人的资格亲自维权。“从联邦法院最近几年受理的案件来看，早前强调‘为了诉讼而专门购买版权’的定义已经过时了。”显然，这与当下专利蟑螂仍然以非经营实体为主的情形有些不同，它具有了更强的隐蔽性。
第二，所利用的权利武器或称“博弈工具”不同。版权蟑螂和专利蟑螂虽然都是“实施系统性诉讼的投机分子”，但二者诉讼投机行为所利用的法律武器有点差异。专利蟑螂更善于利用专利系统中的漏洞，例如权利要求界限不明确的专利和专利审查的不严密性。相反，版权作品的边界更加明确，一般不会遭到作品有效性的抗辩。版权蟑螂倚仗的是高昂的法定赔偿，而其遭到的抗辩通常是对作品的合理使用。
第三，二者的诉讼策略有些差异。版权蟑螂更擅长采用针对侵权人心理弱点的诉讼策略。具体地说，版权蟑螂会针对性地挑选某些让侵权人羞于承认接触事实的作品（尤其是非法下载淫秽作品的行为）作为侵权客体。相较之下，虽然某些专利产品（如成人用品）也会有“伤风败俗”之嫌，但无论是从市场还是专利数量的角度来看，都不能为专利蟑螂带来同等程度的收益。
（二）盗版环境下版权蟑螂的转型
任何涉嫌侵犯版权权利人权益的行为都可能招致版权蟑螂发起的诉讼。但是，版权蟑螂的运营模式本身决定了其需要格外重视诉讼成本；基于这一考量，在同一诉讼中对多个侵权人发起诉讼应当最能够迎合其低成本、高回报的目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文化生活需求与版权作品供给之间已经构建起了一种永久性相互增长（Ever－increasing）的关系，任何普通消费者做出的侵权行为，都可能因为庞大的人口基数而构成大规模侵权。可以说，在公众行为、侵权和版权蟑螂之间，实质上存在着一种相伴相生的微妙关系。
版权领域中，盗版是最常见的大规模侵权行为。由于制作、销售、购买盗版商品的成本远低于正版，盗版现象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销售者和消费者趋利的天性而产生。伴随印刷术出现的盗版行为，在缺少道德约束且极为便利的网络空间里，迅速发展成了一个全球性的产业，这也注定了盗版领域将成为版权蟑螂攻击的主要目标。
当下版权蟑螂的主要诉讼对象是通过互联网下载盗版电影作品的网络用户。诚然，如前文所述，版权蟑螂在其诞生之初的情形并非如此。2012年以前，版权维权诉讼的被告多为未经许可在网上使用或者上传他人作品的企业和个人、以及为盗版作品提供传播平台的技术服务提供者。但经验表明，上述侵权群体为版权蟑螂带来的收益一概不及数以百万计的网络下载用户。2012年，以起诉色情影视作品的网络下载用户为生的“淫秽作品版权蟑螂”（Porn Troll）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2013年1月到2014年6月期间，淫秽作品版权蟑螂发起的版权MDJD诉讼占据了美国所有版权诉讼的35．97%，而该比例在2010年尚不足3%。
总括而言，与早期相比，2012年之后的版权蟑螂诉讼有四个方面的转变：第一，在授权许可上稳重处理，原始权利人诉讼增多而继受权利人诉讼减少；第二，作品领域从文字作品、摄影作品、美术作品等转向了受众更广的电影作品；第三，诉讼主体对象上，“个人”取代了“企业和技术服务提供者”；第四，诉讼主要针对的行为转变为未经许可的下载行为。这四种转变，也形成了当下版权蟑螂鲜明的诉讼风格。有的国外学者将这些专门起诉网络盗版影视作品下载行为的版权蟑螂，称之为“网络盗版版权蟑螂”（Internet Piracy Trolls，例如美国著名色情影视公司Malibu Media）。
从版权蟑螂的角度来看，上述转变可以为其带来一些好处。
首先，版权蟑螂从作品继受权利人到原始权利人的角色转变，意味着这些维权主体具有了更加广泛的业务领域，获得侵权赔偿不再是其唯一的利润来源。同时，还填补了原告适格性上的漏洞，避免了在该问题上遭到反诉，也使原本诸如“空壳公司”或者“寄生虫”等反面形象有所改观。某种程度上，转型后的版权蟑螂更接近于一种介于版权协会组织与早期版权蟑螂之间的维权主体。这种身份的转换，容易遮蔽法官们的视线，也为法律上的有效规制增加了一些困难。
其次，盗版影视作品下载者的数量远远多于其他侵权群体的人数。随着观赏影视作品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未经许可传播影视作品的网站（即盗版影视作品网站）和使用此类网站的用户与日俱增，为版权蟑螂的滋长提供了一片更加“肥沃”的土地。相较于大型企业和组织，个人的经济实力和心理承受能力都处在绝对的劣势，其应诉能力的欠缺也会让版权蟑螂在诉讼中处在更加有利的地位。
再次，非法下载盗版作品构成侵权行为的可能性大，受合理使用庇护的几率则小；比起早期一些蟑螂诉讼，权利人遭到反诉乃至败诉的风险几乎已是最小化。这一点，在后文中会详细阐述。
最后，盗版影视作品的网络下载行为增强了版权侵权行为的主观故意性质，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侵权赔偿额度的提高。在传统版权作品的盗用行为中，版权人常常因为未能在作品上给出警示，导致在证明侵权人存在主观故意时存在困难。如果最终无法证明存在主观故意，侵权人的行为便有可能落入合理使用的范围中。然而，这一困难在下载盗版影视作品的语境中得到了消解———影视作品片头的警示画面和P2P下载网站难以洗净的盗版气息，使得法院完全有理由判定侵权人是在明知的主观状态下做出了下载行为。美国法院对“故意”一词在司法实践中做了相当宽泛的解释，而美国《著作权法》第504条规定，故意侵权案件中法定赔偿额度以15万美元为上限，远远高于非故意侵权时的3万美元。显然，高昂的法定赔偿额将会给侵权人带来更加难以承受的应诉压力，进一步提高诉前和解的可能性。
侵权 vs. 合理使用
版权蟑螂的行为特征之转换，使得权利人、个体消费者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复杂化。比如早期个体消费者从街头购买盗版光盘回家自己欣赏，一般认为系终端消费者被免责，不仅不会被认定为侵权，反而有可能被视为侵权产品的“受害者”。但是，当版权蟑螂瞄准网络环境下的灰色地带，对下载盗版作品的网络终端用户发起诉讼攻击的时候，网络用户的下载行为是侵权还是合理使用，就成为了法律争议的焦点。
（一）侵权风险：传统版权与数字版权的对比分析
个体消费者与作品之间的互动过程，可以分为接触、享用和使用三个阶段。在现实生活中，消费者购买商品的行为就是一种典型的接触性互动，是第一阶段的互动；购得作品后，消费者出于个人研究、学习、欣赏的目的，对作品进行直观感知的行为，例如聆听音乐、观赏电影等，都属于常见的第二阶段的享用性互动；最后进入第三阶段，个人对于作品的使用——通常指的是严格版权意义上的使用，这类行为往往会直接影响作品的传播和流通，也可能产生新的作品。美国学者德博拉·塔西（Deborah Tussey）以使用行为的目的和作品的传播程度为界线，将作品的使用分为“消费性（Consumption）使用”和“改编性（Adaptation）使用”。前者，通常包括复制以及后续传播作品的行为；后者，则主要表现为改编、注释、翻译等演绎作品的行为，这与美国版权法中的“转换性使用”（Transformative Use）基本相同。
显然，个人对版权作品的使用与版权人的利益休戚相关。消费者未经许可消费性使用他人作品的行为一旦形成规模，会对权利人的商业利益产生直接的危害；而通过改编性使用诞生的演绎作品，由于会对原作品已经占有的市场产生替代效果，原权利人对此也应当享有相应的获酬权。网络时代，无论是“消费性使用”还是“改编性使用”，由于其规模化程度加深，加之各种使用的即时性，如果我们仍然将网络用户定义为传统意义上的个体消费者，适用个体消费者免责，显然使得版权人利益受损。从这个角度来说，将个体消费者与作品之间的互动环节区分为三个阶段，对侵权判定意义重大。
如前所述，对于实体盗版商品而言，消费者向盗版商品卖家购买依附于有形载体的盗版商品（例如盗版图书和音像制品）的行为，现行《著作权法》一般不被视为侵犯版权。这是因为在实体盗版商品的语境中，接触、享用和使用三个互动环节可以被简明地区分开来。传统版权法中，对个体消费者的规制主要集中在其对作品的使用行为，不会延及接触或享用。因此，实践中，寄生在实体盗版商品上的版权蟑螂会将诉讼对象指向传播盗版作品的非纯粹意义上的个体消费者，这些个体消费者可能因为其传播行为涉嫌侵犯复制权、发行权和署名权而遭到起诉。
不过，类似的侵权判定如果是以数字下载为对象，很可能得到截然不同的结论。表面看来，下载一部影片和从摊贩手中购买一张盗版电影光碟的行为，并无本质上的差异。但在数字环境中，下载是一种通过复制来获得作品的一种手段：不仅涉及对作品的获取，更意味着接触作品和使用作品两个环节的同时发生。网络用户的下载行为，其实已将第三阶段的使用，与前两个阶段的接触和享用叠加在一起。如此一来，现行版权法一方面认为下载行为包含了复制而构成了对他人作品的使用，可以被视为侵犯了权利人的复制权，但另一方面，又认为对来源不合法的作品进行私人复制却不是违法，“这样的结果显然很荒诞”。的确，用户在网络上狂欢，但我们同时意识到，任意获取“免费午餐”的行为本身已经触及社会普遍的道德底线，也抑制了社会创新文化的活力。从这个角度分析，无论是从社会观念来看还是从法理角度分析，网络用户下载盗版作品的行为应该被认定为侵权。
（二）适用个人合理使用抗辩的困境
当侵权人成为普通大众即广大消费者的时候，侵权人与权利人之间的利益平衡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因为普通消费者从一定程度上被视为公共利益的载体。事实上，版权法在维护版权人权利的时候，也会尽可能地去满足消费者使用作品的需求。在传统版权市场中，版权法允许消费者在私人空间内，在不产生针对版权作品的市场替代效果的前提下，使用他人的作品。这种使用，一般指向作品的复制和演绎。由于复制权是版权财产权利中最核心的权利，版权人和公众之间的利益争端主要便是围绕复制权而展开，其最终涉及的就是有关私人复制的合法性问题。
受到版权人利益的制约，私人复制的生存空间自始便十分有限。实际上，私人复制作为合理使用情形中的一种，在各国版权法律中通常只是作为对版权的限制而设计的一种消极抗辩，鲜有上升为公众能够主动行使的积极权利的立法例。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革新，人们复制作品的手段渐渐丰富，复制的速度与规模也随之增长。相反，版权人限制私人复制的技术难度和成本却在不断增加。为了保持一种来之不易的利益平衡，立法者在私人复制的合法性问题上采取了愈发严厉的态度，这在许多国家的立法和判例中都有所体现。
美国司法实务在面对网络个人侵权问题时的态度，随着侵权行为和作品类型的改变，经历了一个从宽松到严厉的变化过程。最初，由版权蟑螂发起的诉讼主要针对的是博客空间发表博文时出现的文字、图片的网络盗用行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此类行为都只是对作品或者作品的一部分所进行的不带有商业目的的“实际上的转换使用”（Transformative Useperse）。对此，法院通常会判定该类使用行为因部分满足“四个合理使用要素中的主要因素”而免于侵权责任。可以说，由于博客受本身的技术、场景与篇幅所限，作品遭受大规模侵权的可能性较小，无论是作品被使用部分的篇幅和重要程度，还是市场替代的效果，都不会对版权人的利益带来实质性的损害。况且，版权蟑螂滥用诉讼的行为未能彰显作品的市场和文化价值，无法正确体现版权法的法益。若从衡平法的角度考量，限制此类权利人的诉讼空间，让公众的行为构成合理使用，这种司法政策是能够被理解的。
但是，针对非法下载网络盗版作品行为的合理使用判定，就有所不同了。网络用户在明知盗版作品涉嫌侵权的情况下，仍然进行下载的故意侵权行为，难以用“合理使用”作为抗辩的理由。大多数国家的版权法认为，“非法下载行为毫无‘合理’或者‘轻微’（de minimis）可言”，都应当被视为侵权。
在我国，有关网络环境下私人复制的合理使用判定问题，更加富有争议。例如，曾有观点认为，可以将现行《著作权法》第22条第1款的措辞视为私人复制适用于数字环境的依据，并且在此基础上指出，“在当今数字技术广泛运用的情况下……允许个人为欣赏而合理使用作品会严重损害著作权人的经济利益”。继而有学者建议将“个人欣赏”排除在个人合理使用的目的范围之外，该建议最终在2014年《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以下简称《送审稿》）中受到采用。可以说，这是典型的合理使用面对全新网络环境的一次制度性回应。
另一方面，《送审稿》第43条第1款在个人使用的限度上加上了“作品片段”的要件，又带来了新的问题。应当说，在转换性使用的语境中，“作品片段”要件仍具有一定的存在意义。使用者在原作品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创作时，对原作的借鉴程度需要被限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这不仅可以确保原权利人的复制权不会受到侵犯，也会促使演绎者在其创作过程中注入足以主导整个演绎作品的新元素。但是，在消费性使用中，该要件的存在价值就应予商榷。实践中，对私人复制作品的篇幅作出限制，往往只会带来“同一作品分多次复制”的饶有意味的后果。而在数字环境中，更是难以找到针对盗版作品的“片段获取”行为，因为一次下载通常就意味着对作品的完整复制，这是由数字技术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
若《送审稿》通过，原本在数字环境下亦可拥有生存空间的个人合理使用制度，就会遭到排挤。虽然将《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中用于合理使用判定的“三步检验法”明确到《著作权法》中，似乎昭示了版权制度的设计将在利益平衡上更倾向于公众，但是，这显然与个人合理使用制度的实际萎缩之间，产生了冲突。本次《著作权法》修订中，我国版权合理使用制度在“因素主义”立法技术的作用下趋于灵活，却又在现实问题的压力之下限缩了适用范围，其实际效果仍待检验。但可以肯定的是，就立法趋势和各界观点来看，普通网络用户下载盗版数字作品的行为不能构成合理使用，这几乎是没有疑异的。
被异化了的法定赔偿及其理性回归
版权侵权损害赔偿的判赔标准包括权利人损失、侵权人所得、法定赔偿等多种方式，《送审稿》在现行法律的基础上还增加了惩罚性赔偿的规定。但实践中，真正得到大量运用的是法定赔偿。而在网络传播技术的冲击下，原本旨在加强权利保护、提高司法效率的法定赔偿制度却出现了异化的现象，变相地激励了滥诉行为。
（一）被异化的法定赔偿
在版权蟑螂的诉讼中，通过法定赔偿方式获得赔偿是一种主要的损害赔偿承担方式。我国知识产权损害赔偿中，法定赔偿的适用几乎达到了90%。为了确定知识产权损害赔偿的数额，人们采取了诸多方法，但损害计算不精确的问题依然存在。这样，司法实践中多数情况下适用了法定赔偿，既便于法院的操作，也减少原告诉讼的举证成本。从某种角度看，法定赔偿的简便易行，在一定程度上怂恿了版权蟑螂的诉讼行为。
有人认为，美国版权法上的法定赔偿制度之所以在面对版权蟑螂时失灵，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不同赔偿计算方式的“平行顺位”。我国《送审稿》第76条采用了与美国类似的做法，将进一步增加业已存在的司法上滥用法定赔偿的几率。日常生活中，网络用户下载一部电影、电视剧、一张音乐专辑或是一本电子图书的行为，很难说对于版权人原本拥有的市场产生了多少替代效果。易言之，即便上述行为侵权，对版权人造成的损害也不会超过一件商品本身的价值。这时，采用“实际损失”的赔偿标准对版权人进行赔偿，显然是最为合理的。
为了解决法定赔偿过高的问题，美国曾在1976年修订版权法时调整了法定赔偿的计赔单位，具体做法是以“每一侵权作品规则”（a per infringed work rule）取代了“每一侵权行为规则”（a per infringement rule），即将针对同一作品的多个（或多次）侵权行为所导致的法定赔偿次数限制在一次，从而减轻一部分侵权人的赔偿责任。这是传统媒体时代针对同一作品多次复制现象的矫正。
我国的版权法定赔偿制度在计赔单位上缺乏规定，因而近年来多有学者主张效仿美国的做法而推动这一规则。这项规则本来是为了解决法定赔偿过高及频繁适用的问题，但在面对网络用户为主体的侵权下载行为时，却遇到了新的问题：无论是电影、电视剧、音乐或者图书，在大多数情况下，网络用户的下载行为都是面向多个作品的单次行使，如果以侵权客体数量为基础设计计赔规则，容易进一步引发滥诉和赔偿数额过高的情况。从这个角度看，一项旨在限制法定赔偿适用的“每一作品侵权规则”，在网络时代似乎又成为了促使法定赔偿异化的诱因之一。
（二）法定赔偿的理性回归
我国虽然比较普遍地适用了法定赔偿，但由于法官们在司法裁量中普遍采取了赔偿金额的低额化标准，尚未成为一项促进版权蟑螂的司法政策。美国著名P2P案件Capitol Records v．Thomas－Rasset案中，陪审团对原本侵权损害不超过54美元的文件共享行为，将法定赔偿数额裁定为192万美元，一定程度上暴露了适用法定赔偿不当的危险。显然，美国带有惩罚性色彩的法定赔偿额度不足效仿，而我们也不能因噎废食地去降低法定赔偿的限额，让司法沦为知识产权保护的漏斗。
有学者认为，“法定赔偿的目的无疑只是补全性（compensatory）的。”这种说法，并不完全准确。事实上，法定赔偿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无法精确计算赔付数额时，尽可能补偿和填平被侵权人遭受的损失；二是在侵权情节、作品价值等不同考量因素的基础上弹性运用，在适当情形下额外增加赔偿数额，对侵权人施以一定程度上的阻吓和惩罚。两项功能中，以前者的补偿功能为主，后者的惩罚功能为辅。在实践中，法定赔偿的惩罚性功能往往被过分重视，以致激励维权诉讼。但法定赔偿的惩罚性功能只是辅助性的，只有在法官自由心证的过程中，揭示了侵权人主观上的直接故意，并且权利人的实际损失存在扩大化倾向的时候，才以此以儆效尤。但是，在缔造网络环境的信息技术尚处于上升期之时，这种做法是不合时宜的。
具体到非法下载盗版作品的情形中，应当将网络用户不带有商业目的的作品下载行为予以区别对待，避免加重普通网民的法律责任。诚然，司法实务中，法院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并提出了诸多创见。对此，学界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是，适用法定赔偿的问题依然存在。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过于注重权利人的损失，忽视侵权人所得；第二，片面强调侵权人的过错程度，对侵权的目的不予区分；第三，对侵权人所在地区的经济水平以及侵权人自身的经济承担能力缺乏考虑。这些情形，在非法下载盗版作品的司法适用中容易导致法定赔偿过高的结果。单纯的下载行为所导致的一次（或数次）观赏和阅读行为，给行为人带来的收获更多是在精神层面上的，这种非商业性的行为既无可量化的利润，造成的市场损害也很有限。因此，我们建议将侵权人所得和侵权行为的商业属性纳入衡量的因素，采取“基准赔付额度+”的做法，回归填平原则的同时，适当地发挥阻吓和惩罚功能。另外，还应该考虑侵权人的经济承受能力。美国商务部于2016年1月公布的《混同、首次销售和法定损害赔偿白皮书》（White Paperon Remixes，First Sale，and Statutory Damages：Copyrigh tPolicy，Creativity，and Innovation in the Digital Economy）中，在肯定“法定赔偿适用混乱无益于网络盗版现象的治理”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针对性的整改建议，其中包括法定赔偿额度判定因素的细化和设立针对散布网络盗版等“轻微版权侵权行为”的小额赔偿庭等。显然，其核心思路也是，即便是针对群体侵权，对那些危害性较小的非商业性的侵权群体，应该予以区别对待，降低法定赔偿的惩罚性程度，以达到法定赔偿向补偿性功能的回归。客观来看，法定赔偿的理性回归，减少了对维权诉讼产生不必要的激励。但这种做法，毕竟也存在某种局限。另外，版权蟑螂诉讼施压或者要挟行为促成诉前和解，也可以有效地避免法定赔偿的司法适用。对于涉嫌数字盗版行为的普通用户而言，法定赔偿无论如何调整，承担司法诉讼成本并进行赔偿，始终是一种难以直面的负担。
釜底抽薪：“三振出局”机制
从本质上讲，杜绝盗版泛滥的现象，净化版权市场，是规制版权蟑螂现象的根本途径。这方面，版权行政管理部门可以发挥行政保护的优势，利用行政执法之主动性和简便性，主动监控或者授权网络服务提供者实时监控，可以及时有效地针对侵权行为采取严格的强制性措施，回应网络社会的发展。从这个角度看，我们认为引入“三振出局”的保护机制，是一种“釜底抽薪”式的有效手段。
（一）“三振出局”机制的由来
“三振出局”原则（Three Strikes Policy）最早出自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治理累犯的刑事政策。具体到知识产权制度中，主要规定为由权力机构———法院或者行政机关（包括其授权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对网络环境中非法共享、下载版权作品的网络用户的行为展开监控，并在三次警告性提醒后仍不收敛的前提下，对其进行断网、罚款甚至追究刑事责任的处罚。尽管这一政策实施以来受到了限制言论自由之合宪性及域外适用方面的质疑，但其实效绩效却不容忽视。国外研究和统计结果表明，实行“三振出局”国家的非法下载行为已经呈现出了明显的下降趋势。由于这种做法在治理版权盗版市场方面发挥了有效的作用，逐渐为许多国家或者地区效仿，如法国、韩国、英国、新加坡、新西兰、爱尔兰以及我国台湾地区都引入了这一保护机制。
“三振出局”机制试图在网络服务提供者所承担的法律责任之外，再将治理对象直接定位为网络用户。客观分析，由于网络服务提供者积极或者频繁地适用“避风港”原则以求自保，甚至与网络用户“共谋”以求扩大市场如涉嫌间接侵权的“百度文库”事件，版权人的利益诉求难以实现。可以说，“三振出局”机制是继“避风港”原则之后，对版权人、网络服务提供者和网络用户之间利益的再一次平衡。这一机制，一方面限制了普通用户的利益———哪怕这种利益已经蒙上了侵犯版权的灰色阴影；另一方面，也虑及版权蟑螂介入可能给公众利益造成的更为严重的侵蚀。
“三振出局”机制的核心价值在于借助较为直接的监管手段，有效遏制上传或者下载盗版作品的行为。由于世界各国和地区的盗版现象的严重程度不同，版权保护意识也各有差异，因此，各国监管及处罚力度也有所不同，从而显示出保护强度的区别。例如，法国版的“三振出局”———Hadopi法案第5条之三规定，可以对用户的每一次非法下载行为处以最高5,00欧元的罚金，严厉程度远超其他采用“三振出局”的国家或者地区；而如韩国、新西兰都只赋予法院终止侵权用户网络服务的权力。
（二）“三振出局”机制与避风港原则
从某种角度说，“三振出局”机制的引入，是因为司法上适用避风港原则不足以打击日益猖獗的网络盗版现象。对于版权侵权行为所导致的损害赔偿责任，“避风港”原则一直主张归于作品的直接接触方即网络服务提供者———传播数字盗版作品的网站和获取商业利益的技术提供者。这一做法，“激励了”弱势地位的公众对作品的使用，但却迫使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了更多的管控义务和赔偿责任。但是，网络服务提供者与网民之间是一个利益交集的相对方和共同体，而且加重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事实上又会阻碍技术进步，如奇虎360“个人云盘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相较之下，“三振出局”机制及时回应了网络生态的版权人利益需求，也适当地减轻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风险负担，将大部分监管责任归于权力机构及其所授权的网络服务提供者，这是对避风港原则的一种正向补充、乃至升级。
“三振出局”机制以行政手段介入侵权领域，既为版权人清除了大量的非法上传或者下载行为，也减轻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管控义务和赔偿责任。这一做法，表面上看是加重了网络用户的负担，但事实并非如此。首先，“三振出局”机制将大量的潜在民事诉讼转化为行政处罚，在很大程度上为网络用户降低了诉讼的风险。而无论是断网抑或者处罚，其较之版权蟑螂索取的高额侵权赔偿，其显然更能为公众所接受。其次，相较于原本无法预测的诉讼风险，“三振出局”机制为网络用户提供了一个可以预估的侵权成本。这样的机制，既能够帮助消除盗版行为，也能够帮助公众加强版权保护意识。再次，针对不下载网络盗版的用户，非法下载行为的减少可以缓解网络阻塞（network congestion）的问题，营造一个更为高效和健康的网络环境。
（三）创造性引入“三振出局”机制
对于版权蟑螂来说，“三振出局”是一个釜底抽薪的行政保护机制。但我们如何引进这一机制，需要深入探讨。我们认为，我国应该因应国情，创造性地引入。
首先是确定实施主体的问题。但这一问题，又关联到采取何种处罚措施：如果采取的是行政罚款或者刑事处罚，则必须由行政机关或者法院组织实施；但如果仅仅涉及断网处理，则可以由法律赋权或者行政机构授权，由网络服务提供者及其行业组织依法或者依授权直接组织实施。根据美国法社会学家的研究，对下载数字盗版作品的网络用户课以赔偿和罚款的做法，可能导致公众对相关法律规定是否公平正义产生疑问。从这个角度考虑，结合我国国情（如公众版权意识相对较低、普通网络用户经济责任能力有限、行政权力较为强势等），建议我国引入“三振出局”机制时，可以考虑不对普通网络用户课以行政罚款和刑事责任，仅以施以中断网络服务的处罚为宜。这种做法，能够较好地平衡了各方的实际利益，促进网络快速、健康地发展。
从这个角度考虑，应该发挥行政权在回应知识社会的作用。“由于行政手段在应对社会变化中具有灵活的特性，因此，可以通过在政府机构内建立各种组织机构和设立相应的义务，以扩大对社会变迁的影响，如20世纪西方国家经常依法建立名目繁多的局、委员会以及用于促进特殊政治目的的各种机构。同时，对行政权赋予法律上的义务，以形成一种社会环境，以此培养社会变迁的因素。”这一机制，将版权人从“避风港”原则出发单纯聚焦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眼光，部分地转移到了网络用户自身身上，而且由行政机构负担了相应的监管成本。不过，我国版权行政部门一直以来都在根据著作权法和《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强化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监管义务。最近出台的《关于加强网络文学作品版权管理的通知》（2016年11月4日起实施）提出，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加强版权监管，履行版权审查和注意义务，并且应该“建立健全侵权作品处理机制”。从这个角度来说，网络服务提供者依然是行政管理部门的治理网络环境的主要抓手。这种状况，就迫使我国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消极实施的“避风港”原则之外，建立起积极的侵权查处机制。
不过，单纯由某一家网络服务提供者建立的侵权查处机制，让人担忧其利用市场优势地位的“私权力”扩张，也缺乏信息共享和执法标准的统一。从这个角度分析，按照参加自愿原则、内部治理自治原则、政府监管的外部性原则这三大原则，在主管部门指导下建立起行业组织的市场化运行机制，是一条符合市场经济的法治化途径。因此，建议由版权行政部门指导促成相应的行业协会进行协调，形成行业监管与自律的规范发展模式。同时，建议网络服务提供者及其行业组织可以创造性地引入境外实行的“三振出局”机制，建立起中国特色的“三色机制”：第一次通知黄色提醒之后，第二次采取红色预警，第三次纳入黑色名单；纳入黑色名单之后进行屏蔽，并采取断网措施。当然，对于被采取断网措施的网络用户，经过一定时间之后，应该有一个复活或者“漂白”的过程：一方面是公众言论自由的保护，另一方面是利益的一种再平衡。
结语
版权蟑螂现象反映出的是版权人和公众之间的一次正面冲突。通过法律的治理应该因循既有的版权制度，并在网络时代实现创造性转换：一方面，要对版权人利益群体（包括资本介入的维权实体）实行充分的保护；另一方面，又要采取不同措施，尽可能地将公众利益的损失限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
的确，网络发展与数字技术的进步，在扩大版权市场和方便公众获取作品的同时，也会泥沙俱下，引发网络盗版和版权蟑螂两种相生相克的泛滥现象。此时，版权人、盗版者、网络服务提供者及包括普通网络用户在内的公众利益等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呈现出较强的张力。就版权蟑螂的行为特征分析，其透过侵权诉讼获利的行为本身无可厚非———诚如有的法官所述，“商业维权有其天然的正当性基因”，因此网络盗版用户并不能用合理使用规则予以抗辩。不过，版权蟑螂频繁地利用法定赔偿方式获取巨额利润的做法，也让我们意识到法定赔偿制度的“异化”现象，从而期待损害赔偿应该是以填平原则为基础的理性回归。这样，将法定赔偿额度定位在“基准赔付额度+”层面上予以适度的惩罚性衡量，是较为妥当的。当然，治理版权蟑螂现象的最佳途径就是铲除这一现象滋生的土壤即网络盗版市场。这方面，诸多国家或者地区通过“三振出局”保护机制，弥补了“避风港”原则的不足，起到了较好的规制效果。对此，我们应该创造性地引入这一机制：以断网处罚为主，建立起中国特色的“三色机制”。若网络版权治理能够实行这种模式，那版权蟑螂可能就只是一条鲶鱼，在新的利益平衡中，激活了一个健康的网络版权市场。
田方萌：配额制的功能与代价——以科举及其他制度为例
作为一种分配资源的重要制度，配额制历史悠久，应用广泛，引起过多次政策争论。然而，不像选举制度和市场制度，很少有学者对配额制的功能和代价进行理论性的考察。本文不揣浅陋，借助科举和其他制度实例，试图说明配额制产生的原因、运行的机制和导致的后果。
本文第一部分界定配额制的概念，强调它与类似制度的区别与联系，并为几种具体类别命名；第二部分简略介绍和评价配额制在科举史上的制度变迁；第三部分进一步探讨科举制中配额制的功能，并从政治角度解释配额制的动因；第四部分讨论配额制导致的代价，包括伦理问题和效率损失；第五部分简要总结，并指出政策启示。
▍配额制与类似制度
指出一种事物的外延，通常易于界定它的内涵。在给出配额制的定义之前，我们不妨先了解一种具体的配额制。为了发展国产电影业，韩国政府于1966年修正了《电影法》，次年开始实施“电影配额制”(screen quotas)。配额制要求每年进口的外国影片不得超过国产影片上映数量的1/3。1973年，《电影法》采取了更严格的规定，要求每家影院每年国产影片的“义务上映天数”不得低于1/3(121天)。这一规定在1981年升至165天，1985年下降到146天，2006年又降至73天(李宗禧，2010：35)。
从韩国电影配额制来看，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一制度的四个要素。一是划分的依据。韩国政府认为电影属于文化领域的特殊行业，国产影片应当占据国内市场份额的四成以上，以抵制外国影片的主导势力。在自由贸易条件下不可能达到这一份额时，政府就以配额强制院线保证国产片市场。二是划分的资源。韩国的电影法开始仅要求划分片数，后改为划分天数，因为后者可以更有效地切割电影市场。三是划分的比例。韩国电影法规定的义务上映天数比例最高接近1/2(165天)，最低降至1/5(73天)，说明政府干预力度的变化范围。四是划分的群体。一部影片有多种属性，电影配额制最看重影片的产地，依此将所有电影分为两类。这也涉及如何界定国产片的问题，比如合拍片是否属于国产片。
根据以上四个要素，我们可以简要定义电影配额制：一种为保护国内电影业，规定影院将放映天数按一定比例分配给国产影片和进口影片的制度。类似地，可以将中国教育部正在实施的“农村贫困地区专项招生计划”定义为一种为减少阶层不平等，要求重点大学每年在相关地区的招生数量达到一定比例的制度。在更一般的意义上，配额制可以定义为出于某种政策目的，施政主体将公共资源按照一定比例分配给不同属性的社会群体的制度。这里的“公共资源”具有抽象意义，可以是物品和服务，也可以是权利和机会。
在采取配额制的前后，存在两种分配结果，本文将前者称为“自发状态”，后者称为“干预状态”。干预状态越是偏离自发状态，配额制的政策力度也就越大。实施配额制后，有些群体得到了更多资源，如韩国的国产影业和中国贫困地区考生，笔者将其称为“增方”；另一些则得到了更少资源，如外国影片公司和非贫困地区考生，可称为“减方”。增方多占有资源总是以减方少占有资源为代价，可增方未必真正从中受益(详见本文第四部分)，因此不宜被称为“受益方”。
有些配额制会使用搭配法，即要求两个或多个群体的成员按某种条件配对分享资源。例如，清政府推行“满汉复职制”，重要岗位一职两官，满汉并设，以保证两大民族对等分配行政权力(东亚研究所，1964：181)。大部分配额制并不会采取如此严格的措施，只要求按照某种比例分配资源，为此可以设立多条分配渠道，或者在同一渠道中采取多重选取标准。本文将前者称为“分渠法”，后者称为“差格法”。
如果施政主体对分配比例不做硬性规定，只是优先将资源分配给某些群体的成员，配额制就变成了偏好制。例如，美国大学的招生制度普遍实施“肯定性行动”(Affirmative Action)，优先录取黑人和拉美裔背景的申请者。中国针对少数民族考生的加分制度也属此类。尽管偏好制没有规定分配比例，在偏好倾向强烈的情况下——如黑人学生在成绩明显低于白人学生时仍被录取——增方的比例就高出自发状态很多，产生类似配额制的政策效果(Cohen & Sterba，2003：51)。考虑到两者作用机制相似，本文之后的分析也会涉及与偏好制有关的案例。
配额制与两种类似制度具有区别和联系。某些政策并未规定划分资源的比例，只是限制总量规模。例如，中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求将人口规模控制在一定范围。配额制并非不关注总量，可它的核心问题在于构成比例。限额制没有类似规定，某些情况下却可能起到类似效果。例如，美国的移民法规定，除了一些签证类别，每年移民人数不得超过67.5万(Wasem，2010：2)，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移民在美国人口中的比例。
配给制是另一种与配额制类似的制度。它按个体而非群体分配社会资源(尽管群体之间也有差别)，可以看作配额制个体化后的极端形式。配给制包括战争期间某些国家实行的军事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下的票证供应制度和民主国家的普选制。它们都不同于自由市场体制——票证供应的商品和政府分发的选票都不允许随意买卖。配额制与配给制的区别在于，它关注资源在群体间分配的比例，而不考虑每一群体内部如何分配资源。
配额制存在于很多政策领域，很多国家都采用了配额制。英国、韩国、巴西、意大利和马来西亚等国都实施了电影配额制，而这些国家的风俗文化、价值观念和发展水平存在很大差异。可见，配额制是一种常用的制度性工具，各国执政者都可以用它来达到自己的政策目标。由于科举制历史漫长，曾采取过数种配额制，本文重点分析配额制如何改变了科举制的考试结果，以说明这一制度的功能和缘由。
▍科举中的配额制
科举制作为“抡才大典”，自唐代至清朝，在中国历史上存续了13个世纪。科举制何时采用了本文定义的配额制，却是个不甚明了的问题。Kracke(1976：310)将科举制的历史分为两大阶段：“一二七九年宋朝的灭亡，在一个意义上显示中国考试制度一个时代的结束。宋代那种全国境内较没有限制的自由竞争制度，代之而起的是区域配额制度。现在的考试者除了在高名次以外，实际只算与他同一区域的对手竞争。各区域名额的分配现在成为政治上的决定。”萧启庆(2008：iii)也认为：“科举中的地域配额制度原是为维持考试之公平竞争而又兼顾偏远落后地区考生而设计，真正开始实行的是元朝。”本文不能同意这一结论。
作为人口众多的统一国家，中国在汉代的察举制中已经采用了配额制。察举制的选官方法一般分为四个步骤。首先，皇帝诏告天下。其次，由中央和地方官员根据科目察举人才。再次，受到推荐的人选集中到京城，由皇帝亲自策问。最后，中央政府根据候选人员回答的水平，依次授予他们官职(陈茂同，1997：56)。在第二个环节，起初只规定地方官员具有推荐人才的资格，后来进一步明确了各地的荐才指标。
西汉大儒董仲舒曾向皇帝建议：“臣愚以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班固，1962：2513)汉成帝曾要求“与内郡国举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各一人，北边二十二郡举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班固，1962：326)。可见汉初的选官配额制以行政区域为单位，大郡小郡都有相同的额度，类似美国联邦制下的参议员选举制，笔者称其为“等额法”。
然而，由于各郡人口不一，事实上减少了大郡居民的任职机会。东汉的和帝意识到这一问题，遂采纳了大臣根据户籍人口确定配额的建议：“自今郡国率二十万口岁举孝廉一人，四十万二人，六十万三人，八十万四人，百万五人，百二十万六人。不满二十万二岁一人，不满十万三岁一人。”(许嘉璐，2004：880)这种按人口规模进行分配的方法可称为“基数法”。魏晋时代继承了这种察举制，如魏文帝曾下诏：“初令郡国口满十万者，岁察孝廉一人，其有秀异，无拘户口。”(张旭华，2004：146)后一句强调特殊人才不受配额限制。
宋代的司马光主张“逐路取人”，便以比例配额制为依据：“古之取士，以郡国户口多少为率，或以德行，或以才能，随其所长，各有所取……”(胡娟等，2012：179)余英时(2006：181)更是予以高度评价：“这一条地区的名额限制明显地表示科举制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网罗最优秀的‘士’参加政府，其更深一层的用心则是全国各地区的‘士’必须平均而不断地进入统一帝国的权力系统，使‘孝廉’的察举成为政府与整体社会之间的一条通道。”
值得注意的是，汉和帝后来增加了北方边疆地区的察举配额：“幽、并、凉州户口率少，边役众剧，束修良吏，进仕路狭。抚接夷狄，以人为本。其令缘边郡口十万以上岁举孝廉一人，不满十万二岁举一人，五万以下三岁举一人。”(许嘉璐，2004：80～81)。增加的理由有二。一是边疆官员的升迁机会较少，二是他们熟悉北方游牧民族，需要选拔充当外交人才。前一条强调照顾，后一条重视技能。
察举制及其后的九品中正制，就其本质而言与区域配额制相适宜，因为候选人的资格建立在地方声望或地方官员的品评之上。察举制虽具有考察和口试环节，就其理性化和普遍性而言，自然不如统一命题和考试的科举制。要实现选拔人才的功能，科举制无须附加配额制。因为选才的依据在于考试成绩，统一的考试标准也体现了公正性。然而，由于中国各地文教水平差异很大，通过科举录用的人才必然集中在某些发达地区。唐代推行的科举制范围有限，尚不至于构成一个问题，到宋代就演变为重大政策议题。
宋代推行全面的科考制度后，南方士人逐渐崛起，北宋时期已经在官僚体系中占据了统治地位。这引发了有关政策目标的争论——科举的公平应施于地区还是个人(贾志扬，1995：180～181)？宋代，中央一级的省试中从未施行过地区配额制，可从1009年开始，在地方层面的发解试中规定“限岁贡之常数”(裴淑姬，2000：122)。宋代士人通过发解试后，将解送礼部参加省试，各地解送的额度被称为“解额”。这种解额制一直延续到清代，不妨称之为“资格配额制”。
根据《宋会要·选举》的记载，解额的分配依据有三：“本州元额之广狭，逐处文物之盛衰，科举登第之多寡。”(裴淑姬，2000：122)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北方诸省受到了明显的照顾。欧阳修在奏文中即称东南各州的州试考生获得解额的比例仅为百分之一，而西北诸州的选取比例高达十分之一(胡娟等，2012：182)。此外，国都开封府地区的解额比例也很高，甚至占到全部解额的一半(裴淑姬，2000：123)。资格配额制虽然不干预进士一级的最终考试结果，但解额的分配会帮助朝廷拉拢地方精英，并间接影响社会流动的速率和范围。
为确立异族统治的主导地位，元朝开国后对科举制进行了重大改革，不仅按照族群分配会试名额，而且采取了两种内容不同的考试。一种适用于蒙古人和色目人，另一种适用于汉人和南人，前者较易，后者较难(箭内亘，1932：71)。各级考试录取的名额四等分，考虑到汉人和南人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实际上大大提高了蒙古人和色目人登科的概率，甚于宋朝对首都地区的政策倾斜。虽然这一族群配额制并未严格执行，南人的录取人数有时多于其他族群，但每科平均录取的南人进士也不超过20人(萧启庆，2008：155)。此外，元代还在族群配额制之内，进一步规定了分省额度，江浙省份受到严重排挤(萧启庆，2008：180～181)。元代科举制采取了分渠法和等额法，以及族群加地域的“结果配额制”，这是历朝中干预强度最大的。
由于北宋时期南方士人已经通过科举形成统治力量，南宋的政权转移到临安后，并未引起权力转换的动荡。宋金的南北分治使两国在各自辖区分别进行科举，很大程度上回避了地区平衡的问题。及至元灭，明朝政府面对统一的帝国，又面临了新的政策选择。明代中央一级的会试起初没有设置地区配额，洪武三十年录取的考生全为南方人，引发北方士人抗议，这便是科举史上著名的“南北榜”事件(刘海峰、李兵，2004：295～297)。这一事件说明区域平衡与唯才是举的矛盾重新爆发，然而明朝政府并没有立即采取配额制。直到几十年后，明仁宗才决定分区取士，规定南人占六成，北人占四成，之后又分为南北中三大区域(陈茂同，1997：294)。
清朝在建政之初沿袭了明朝会试的大区配额制，后细化为分省配额制。康熙皇帝在诏书中解释了这一决策的理由：“近见直隶、各省考取进士额数，或一省偏多，一省偏少，皆因南北卷中，未经分别省分，故取中人数甚属不均……朕计省之大小，人之多寡，按省酌定取中进士额数。考取之时，就本省卷内，择其佳者，照所定之数取。”(夏卫东：2006：37)何炳棣在其著述中指出，18世纪初，清政府以三次考试的考生人数为基数，按省区分配进士名额，使江苏和安徽两省受到很大打击，而受到保护的北方省份则从中受益。在清初的近60年间，甘肃从未考取过一名进士，分省配额制实施后却产生了255名进士(Ho，1976：233-236)。后有官员反对这种做法，乾隆皇帝对此批复道：“国家取士，博采旁求，于甄录文艺之中，原寓广收人才之意。且各省文风高下互有不齐，(若凭才取士)势必至江浙大省取中人数居其大半，而边省小省或竟至一名不中，殊非就地取才之意。”(刘海峰、李兵，2004：372)
▍政治解释与制度功能
上文简略回顾了科举制中配额制的历史沿革。根据这些案例，本部分从政治角度提出一种功能性的解释。科举史上的配额制功能具有很大差别。一方面，它可被用于扩大统治集团的政治势力，如宋代解额制对首都地区的优待和元朝统治者对蒙古人的恩惠；另一方面，它也可以用于提高落后群体的社会地位，如清代增加了边远省份的进士名额。在今天的高考制度中，我们不难看到这两种政治功能的对应物，前者如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录取优惠政策，后者如针对少数民族和贫困省份的照顾政策。就科举制而言，为权势阶层扩大配额的做法是容易理解的——统治集团总是先考虑自己的利益，对于照顾落后省份的政策缘由则需要进一步分析。
科举研究专家郑若玲(2009：6)认为：“科举录取的凭才取人与逐路取人之博弈长达六百余年，最终，出于达成地域平衡、照顾弱势群体的政治考虑，统治者选择了后者。”我们先来看配额制是否照顾“弱势群体”。司马光曾主张照顾边远地区的考生，理由并非他们生活在贫穷落后地区，而是路途遥远，赴京城就考不易(胡娟等，2012：177)。元代设定进士配额也会“度郡县之远近”(萧启庆，2008：180)。尽管如此，两宋均未采取进士一级的结果配额制。元代的族群配额制不能说是“照顾弱势群体”，乡试一级的大区配额制则不会优待区内落后地区(萧启庆，2008：181)，明代会试的大区配额制同样如此。唯有清代制定了划分细致的区域配额制，依康熙(甚属不均)和乾隆(就地取才)的说法，他们更在意均衡各省，而非保护弱者。
身份平等是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在等级森严的古代社会并非如此，我们不应将当今社会的流行观念套用在古人身上。事实上，科举制一直排斥出身贱籍的人口，不允许他们参与科考，占人口半数的女性也被排除在外。如果说科举制关怀弱势群体，为何没有保护少数民族或中下阶层？清初的确曾试行过官民分卷制度，康熙上谕称：“迩来数次考试，取中者大臣官员子弟居多，贫寒之士取中者甚少。嗣后科举，将现在大臣官员子弟另编字号，另入考试，以人数多寡各分定额数取中。”这的确是一次保护弱势群体的尝试，可结果却发现官生录取人数较多，违背了政策初衷(刘海峰、李兵，2004：372～373)。
再来看“地区平衡”的解释。主流的看法认为科举的区域配额制有利于加强各个地区对王朝的效忠。在余英时(2006：181～183)看来，汉代的孝廉举荐制具有统合政治与文化的双重功能，“宋以后的科举制度仍然不得不继续采用此规定的基本原则”，“无论东汉‘孝廉’还是宋、明、清‘进士’，都是在各地区均衡分配的大原则下产生的”。这一说法并不符合事实，至少宋朝进士不是在这一原则下产生的。
实行大区配额制之初，明仁宗与大臣杨士奇有段对话。杨士奇主张“科举当兼取南、北士”。仁宗驳道：“北人学问远不逮南人。”杨士奇答：“长才大器，俱出北方，南人虽有才华，多轻浮。”(刘海峰、李兵，2004：297)这个答案很奇怪，因为中国的人才在宋以前多出自北方，宋代开始逐渐南移。民国学者丁文江根据《二十四史》统计，出身河南的历史人物在东汉高达37%，到了明代仅占7%(丁文江，2000：104～105)。不过仁宗立即接受了这个答案，同意南北分卷而试，多半另有原因。
一种观点认为科举制具有代议制的功能。19世纪末的美国观察家丁韪良即认为科举是“人民的投票箱和权利的特许权”，民国政治学者何永佶也将它看作“中国式的代议制度”，配额制显然强化了这种功能。然而，历史学家吴晗早就批驳了这种观点：进士们满足于做官，既不“代”，也不“议”(刘海峰，2005：161～162)。科举制的主要功能在于为中央政府提供官员人选。考选的官员被分配到中国各地任职，他们效忠于皇帝，而不是家乡百姓。余英时(2006：183)也承认：“这(区域配额制)当然谈不上是代议制，但不能否认科举制有时也发挥了一点间接的代议功能。”间接功能不能等同于它被选择的原因，否则我们就陷入了目的论的窠臼。
另一种观点认为照顾边疆地区的配额制有利于加强帝国的统治，将进入精英阶层的通道保留给地方士人。不过，皇权时代的政治威胁来自边疆地区的分裂，也来自内地省份的叛乱。欧阳修在反对“逐路取士”时就雄辩地指出：“议者又谓西北近虏，士要牢笼。此甚不然之论也。使不逞之人不能为患则已，苟可为患，则何方无之？……不逞之人，岂专西北？矧贡举所设，本待材贤，牢笼不逞，当别有术，不在科场也。”(胡娟等，2012：183)从黄巢到洪秀全，历代都有因科举落第而揭竿而起的人物，他们不见得都出自边远省份，因此我们不宜将巩固边地视为实施配额制的唯一原因。
康熙皇帝认为凭卷取士的结果“一省偏多，一省偏少”，可见在统治者的眼中，“偏多”和“偏少”都是问题。后人多注意到科举配额保护“偏少”地区的功能，而忽视了其削减“偏多”地区的实效，其实二者是一体两面的。来自某一集团的官僚人数过多，就可能尾大不掉，威胁到君主统治。Kracke(1976：298)指出，早在科举出现的唐代，“武则天利用考试的手段来促进其篡夺计划，不只是将政府职位向广大群众开放，同时由于引入东南方的新人与首都地区的人士抗争，她也在不断地加强君主势力”。
当东南省份的士人通过科举成为官僚阶层的主要来源后，统治者便需要利用配额制来节制其政治势力坐大。贾志扬(1995：230)在分析宋代士人的地理分布后总结说，“在宋朝对各个地区约束极少的条件下”，某些地区在科举中占据了巨大优势，“富有者的学术战略，教育，以及特殊考试都起了作用，难怪以后各朝在北方的统治势力都力图抑制曾经为完善其统治出力的东南人”。元朝和清朝的配额制较宋明两朝干预更为有力，恐怕也出于异族统治者对东南士人的猜疑之心。配额制的这一政治功能不宜明确写入官方文件，我们可以将它视为一种“隐功能”，对应照顾落后地区的“显功能”。至于何者为主功能，何者为副功能，则需要进一步的实证研究。
由科举制的历史经验可以看出，配额制的实施原因大都是政治性的，其功能在于干预自发状态，按照统治者认为更合意的方式分配资源。在现代政治中，意识形态更多地促使政府采用配额制，并为其提供了正当化的理由。以高等教育的招生政策为例，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一些名校曾采用配额制限制犹太学生的录取人数和比例，以保证传统生源的既得利益(卡拉贝尔，2014)，这种做法在当时已经难以明目张胆地实施了。到了20世纪后半叶，随着反种族主义和女权主义兴起，多个国家的平权运动推动政府采取了基于“教育公平”的配额制。这些制度将某一个或几个“弱势群体”设为增方，提高了他们在大学生中的比例。例如，印度为低阶层的种姓和部族推出了优惠性的录取措施；巴西以社会融合的名义为少数族群设置了专门的大学配额；尼日利亚要求高教部门反映出“联邦特色”，即按照人口中的族群比例分配教育资源(Gerapetritis，2016：第四章)。美国的“肯定性行动”虽然没有使用配额制，可这种强调“种族偏好”(racial preference)的录取制度取得了类似的政策效果(Sander & Taylor，2012)。
最近几十年，已经有100多个国家采取了促进女性参政的配额制(Krook & Zetterberg，2014：3)。它们主要包括三类制度——保留席位，候选人配额和政党配额，有些同时使用了资格和结果配额制。女性参选的配额制在短时期内遍及全球，Krook(2010：9-11)将其原因归结为四点：女性自身的推动力量、政治精英的竞争策略、性别平等的社会规范和主流价值的国际传播。本文后面并不想讨论导致配额制的意识形态自身是否合理——那是政治哲学和伦理学的问题，而是指出这类制度付出的巨大代价。
▍配额制的代价
某项政策的鼓吹者一般喜欢宣传其社会效益，而不重视成本和代价。配额制的支持者便习惯于强调增方的利益——“提高女性在议会中的代表性”，或者对整个社会的好处——“保证大学教育环境的多元性”，而忽视了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配额制必然使减方的利益受损。增加北方士人的科举名额，就意味着减少南方举子的入仕机会；录取政策向少数族群倾斜，就意味着对主流族群的歧视。任何制度都要付出代价，配额制的难题不在于此，而在于将代价正当化。
尽管很多配额制旨在实现社会公平，其特殊主义的政策干预首先破坏了普遍主义的选择标准。科举制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采取诸种措施，保证开放而一致的晋升机制。欧阳修这样论述宋代科举的普遍主义特征：“王者无外，天下一家，故不问东西南北之人，尽聚诸路贡士，混合为一，而惟材是择。各糊名誊录而考之，使主司莫知为何方之人，谁氏之子，不得有所憎爱薄厚于其间。”(胡娟等，2012：182)“逐路取士”则强调区域背景的身份特殊性，必然有悖于“凭才取士”的统一标准。高考分省招生和针对少数民族的加分政策，与“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公正原则相冲突。规定院线播放一定天数的国产电影，违反了自由买卖的贸易准则。选举官员时考虑性别和族群等身份因素，也动摇了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
面对普遍主义的诘难，配额制的支持者主要采用了两种辩护手段。第一种辩护手段是指出增方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性，如边疆士人的地方性知识，女性议员推动平等议题的特别作用，少数族群学生对社会融合的特殊价值等。受配额制保护的增方是否为社会做出了特殊贡献，这种贡献是否值得为此付出的代价，这些问题在理论上可以通过实证检验，然而就笔者所见，有关的研究或付诸阙如，或存在争议。如Sowell(2004：115)指出，美国自由派普遍认为肯定性行动有利于族群关系和睦，然而这方面的实证研究并不多见。
第二种辩护手段是强调群体平等，凸显按性别、族群、地域等界限划分的“代表性差异”。配额制的支持者常常引用统计数据，说明相对于总人口占比，某些群体在社会精英或领导阶层中的代表性偏低(under-representativeness)。在他们看来，只有当不同群体具有相同概率的向上流动机会，一个社会才达到了正常状态。这里配额制的支持者将政策制定的原则从基于个体的“标准公平”转化为着眼群体的“结果平等”。如果黑人和白人、北京人和新疆人都有进入名校的相同机会，这似乎也在普遍意义上实现了平等。
然而，这种群体平等观依然面对着普遍主义的挑战，因为需要解释为何采取特定的界限划分配额，而非另外一些界限。配额制的制定者可以指出性别、种族、省份和城乡的重要性，可是这些界限的差别并非本质上的，而是程度上的。既然女性和黑人同属于弱势群体，那么如何在白人女性和黑人男性之间分配资源？一种基于普遍主义的群体平等观将趋于承认所有存在代表性问题的群体界限，因此配额制包含的目标人口将越来越广泛，不得不做出进一步区分，而且受保护的群体之间也会产生竞争。在美国实施肯定性行动后，很多“弱势群体”，如因纽特人，都要求政策向其倾斜，导致肯定性行动的覆盖面扩大。20世纪70年代，在这一政策的目标群体中，美国黑人仍然占据2/3，可二三十年后就降到了一半，这还不包括女性(Sowell，2004：137)。在中国，高考优惠政策根据族群、地域和语言进行了细致区分：宁夏给予回族考生加20分，其他少数民族则加10分。如果新疆考生的父母均属于维吾尔族，他们可得到50分优惠；如果父母只有一方属于这些民族，则只能得10分。户籍在河北的少数民族考生可加20分，而在汉族地区的同类考生则只能获得10分。有些省份也为生活在贫困地区的汉族考生加分，另一些省份则为接受不同语言教学的考生制定了不同加分规则(Wang，2009：73-74)。
从政策效果来看，配额制最大的代价在于效率损失。在自发状态，增方的平均资质一般低于减方，否则就不会出现代表性偏低的问题。不论使用标准不同的差格法，还是内容不同的分渠法，在资源既定的条件下，配额制会提高减方的适用标准，同时降低增方的标准，在自发状态下不可能得到资源的一部分增方成员便替代了数量相当的减方成员，由此拉低了向上流动的社会成员的整体资质。欧阳修在批评“逐路取才”时已经清醒地认识到这一代价：“西北之士学业不及东南……今若一例以十人取一人，则东南之人合格而落者多矣，西北之人不合格而得者多矣……使合落者得，合得者落，取舍颠倒，能否混淆。”(胡娟等，2012：183)由于科考成绩与行政能力并不一定高度相关，进士被任用后还要根据政绩考核，这一代价在科举时代也许并不明显。
在美国，肯定性行动采取的种族偏好制产生了类似效果，直接导致了大学生源质量的下降。美国医学院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Medical Colleges)1992年发表报告称，某些医学院录取的黑人学生的平均成绩比录取的白人学生低18%，比未录取的白人学生低4%。1991年，哈佛大学录取的黑人学生的SAT平均分比白人学生低160分(Cohen & Sterba，2003：111-112)。尽管配额制拓宽了弱势群体的晋升渠道，整个社会却为此付出了福利代价。20世纪末，美国最高法院已经做出了一系列削弱肯定性行动的决定，加州大学从1997年开始也不再在招生中考虑种族因素(Rubio，2001：175，180)。
由于配额制使用双重标准分配资源，增方的资格标准降低，而减方的则被提升，这就导致双方的平均差距加大。减方很可能不满于此，歧视甚至憎恨增方。在美国，每隔几年就有白人学生控告大学因为肤色原因拒其入学；印度的医学院曾采取照顾低级种姓者的配额制，结果引发暴力冲突事件，导致几十人死亡；在斯里兰卡，受配额制压制的泰米尔人要求独立，与占人口多数的僧伽罗人爆发了内战(Sowell，2004：17-19)。以群体平衡和社会和谐为宗旨的配额制却产生了对立与纷争，可以视为由善意引发恶果的又一例证。
人们普遍认为享受到更多资源的增方是配额制的受益者，然而他们也可能因“错配效应”(mismatch effect)成为受害者。20世纪70年代，一位耶鲁大学法学院的教授最早发现了这一效应(Summers，1970)。他的观察基于美国的种族偏好录取制度，不过我们可以将其推广至一般的招生配额制。假设某国政府要求所有公立大学采取照顾特定群体的配额制，这一群体中原本只能考入二流大学的学生进入了一流大学，只能考入三流大学的学生进入了二流大学。依次类推，受惠于配额制的考生都进入了超过他们实际报考能力的大学。由于学习能力与学校档次不匹配，种族偏好的录取制使这些学生一入学就成为差等生。很多人表现得成绩低下，缺乏自信，甚至毕不了业，这就是使增方受害的错配效应。Sander和Taylor(2012)对这一效应进行了目前为止最详尽的实证研究，他们发现因偏好制进入较好大学的黑人学生在学业和职业发展方面都受到了很大伤害。
此外，配额制还会面临假冒身份的问题，使相关政策施于不应受到照顾的个体。早在宋代，解额较少地区的士人就会转移到较多的地区应试，被时人称为“冒贯寄应”。虽然朝廷下令惩处，这种做法仍然屡禁不止，甚至引发了冒籍者与本地考生之间的暴力冲突(裴淑姬，2000：125)。由于元代南人的进士配额很少，不少士人远赴北方就试，“由江以南就试外省者多至八千余人”，也有举人冒充蒙古人、色目人参加考试(萧启庆，2008：156～157)。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采取针对少数民族的录取优惠政策后，有几百万人将他们的身份从汉族改为其他民族(Sautman，1999：293)。美国采取肯定性行动后，也有很多白人根据祖先种族将自己的身份改为印第安人，致使印第安人在人口普查中的数量大增(Sowell，2004：8)。假冒身份在理论上可以禁止，但真正杜绝这种现象却要耗费大量行政资源。
▍结论与启示
配额制是一种历史悠久和应用广泛的制度工具。本文通过分析科举制与其他案例，说明了配额制的原因、机制和后果。笔者将配额制定义为“出于某种政策目的，施政主体将公共资源按照一定比例分配给不同属性的社会群体的制度”。执政者之所以通过配额制进行政策干预，原因在于自发状态不能产生他们理想中的分配结果，而其他政策工具又不如配额制这样方便、快捷和有效。根据制度特征和干预力度，本文对配额制进行了几种分类(见表1)，可用于后续研究。
由于科举制在历史上使用过数种配额制，本文重点分析了配额制在中国选官制度上的实例，并对一些主流观点进行了辩驳和批评。配额制的出现早于科举制，汉代的察举制已经先后采用等额法和基数法。在科举存在的13个世纪中，就最重要的进士考试而言，宋代从未实行过配额制，元代虽有区域方面的划分，主要特征则是族群配额。明代按照南北中三大区域分配地区额度，仅清代就有两百年实行了较细致的分省配额制。相对而言，异族统治的元朝和清朝推行了干预力度较大的配额制，宋明两代的政策则偏于凭才取士。我们不应认为科举制的发展体现为一种历史趋势，必然走向清代严格的分省配额制。
科举制中的区域配额制具有间接的代议功能，但这并非统治者采取这种制度的主要原因。作为一种评价体系，科举制脱离了地方政治影响，选取的官员基本忠于皇权。由于人才分布在地理上很不平衡，科举人才的来源集中于东南省份。为了拉拢落后边远地区的士人，也为了防止东南地区的政治势力坐大，明清两朝采取了“地区平衡”的区域配额制。配额制的实施原因大都是政治性的，现代国家更多由于意识形态而采取这种制度。
本文还指出了配额制的几种代价。特殊主义的配额制破坏了普遍主义的选择标准。配额制的支持者将政策制定的原则从基于个体的“标准公平”转化为着眼群体的“结果平等”，但仍然难以解释为何特定群体才享有配额。为此，配额制包含的目标人口越来越广泛，还必须进行程度上的区分。由于一部分增方成员替代了数量相当的减方成员，配额制降低了向上流动的社会成员的整体资质，使全社会为此付出了代价。此外，配额制还会产生增减双方的对立与纷争，并因“错配效应”伤害到被保护的群体。
中国目前在入学、就业、提干和参政等方面存在多种配额制。例如，大学招生制度就采取了分省配额制，针对少数民族的偏好制，以及近几年照顾贫困农村地区的专项计划。这些政策与古代科举的配额制有作用类似之处，也有价值相异之处。对配额制功能和代价的深入研究，将帮助我们从古今中外的实例中吸取经验教训，为改进和完善当前政策提供参考依据。笔者期待本文起到抛砖引玉之效，引发更多学者对这一制度的思考和批判。
本文原载《清华社会学评论》2017年第8辑。
王辉：甘肃发现的两周时期的“胡人”形象
从春秋战国开始，随着列国争霸的进行，列国以华夏自居，以期获取逐鹿中原的正统地位，也和周边的所谓蛮夷戎狄展开了一系列的战争。春秋以前，以华夏自居的列国对非华夏的周边诸族统称之为“戎狄蛮夷”，战国以后，随着这些民族逐渐融入华夏，而在中国北方和北方草原地带发展起来的游牧诸族成为华夏诸国最大的威胁，这些民族被称为“胡”。西汉时期，丝绸之路开通之后，将来自于中亚和西亚一带的域外民族也多以“胡”称之。本文也借用这一概念，将在甘肃发现的两周时期的与西方族群有关的形象称之为“胡人”。
一、两周时期甘肃胡人形象的发现
迄今为止，在甘肃境内发现的“胡人”形象有以下几例：
1.人头形铜钩戟。出土于灵台白草坡西周墓葬中。高25.5、宽23厘米。直内，人头形銎。人物呈现出深目高鼻的特征，下颌有须，眉毛较粗(图一，1)①。
2.人形铅俑。出土于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马家塬墓地3号墓墓室西北侧。残高7.3、臂长5.8、壁厚1.4厘米。铅俑呈伸臂行走状，戴尖顶帽，帽尖向前弯曲，两侧有护耳，着交领上衣，左衽，腰系带，脚穿长靴(图一，2)②。
1.白草坡人头形青铜戟銎 2.马家塬M3人形铅俑 3.马家塬M4铜人形俑 4.灵台白草坡1号墓啄戈 5.波斯波利斯百柱大厅地面上的啄戈 6.马家塬M3出土人形铅俑头 7.马家塬M6金人面饰 8.公元前15～14世纪叙利亚出土的镰形剑
3.人形铅俑头。出土于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马家塬墓地M3墓室中。残高2.9、壁厚1.6厘米。仅存头部，清晰可见头戴尖顶帽，两侧有护耳(图一，6)。
4.铜人形俑。出土于张家川马家塬墓地M4车毂上。高6.4、壁厚1.3厘米。戴尖顶帽，两侧有护耳，着交领短上衣，左衽，双手交于胸前(图一，3)。
5.金人面饰。出土于张家川马家塬墓地M6。共出土有8件。以薄金片捶揲而成，圆眼，眼、鼻和嘴凸起，以褐色颜料绘出下弯的眉毛和上翘的胡须，头戴尖帽(图一，7)③。
6.骨管。甘肃省博物馆征集。骨管口呈马蹄状，装饰有阴线刻的鸟和人物，边缘刻有相对的三角纹。人物呈侧面形象，戴尖顶帽，上身穿长衣，腰束带，下穿裤腿宽肥的灯笼裤，双手持弓，张弓欲射(图二，1)。
以上发现的这些人物形象，头部装饰和帽子可分为五种，第一类为灵台白草坡出土的钩戟上的人物，仅见头部，面部具有欧罗巴人种的特征。第二类是马家塬墓地出土的2件铅俑，头戴浅盔形尖帽，帽顶有向前弯曲的突。第三类是马家塬墓地出土的铜俑，戴较深的尖顶帽。第四类是马家塬墓地出土的金人面饰，头戴浅盔形尖帽。第五类是甘肃省博物馆藏骨管上刻画的人物，帽子高而深，上部的尖锥略弯曲。这些形象除第三类和第四类人物为正面形象，其余皆为侧面形象，上衣均为左衽。
二、灵台白草坡的“胡人”形象与近东
颌下有短须的深目高鼻的侧面人物在波斯波利斯王宫的浮雕中多见，米底人的形象与灵台白草坡2号墓的胡人形象非常接近④(图二，4)。白草坡墓地1号墓出土的管銎啄戈⑤(图一，4)，1号墓出土的镰形剑(图二，5)⑥、三凸钮铃首刀(图二，6)等器物也与中国北方草原以至于欧亚草原中西部、近东地区有关。镰形剑与新亚述国王纳西帕尔二世手中所持的镰形剑相似(图二，2)⑦，俄罗斯艺术博物馆收藏的鎏金豹纹铜镰形剑也和灵台白草坡的很相似(图二，3)⑧。镰形剑起源于古代近东，在这一地区有悠久的使用历史，最早大约出现在公元前3000纪左右(图三，1)⑨，在公元前20纪早中期在叙利亚、伊拉克和埃及多有出土(图三，2、11；图一，8)⑩。管銎啄戈在中国境内出现于商代晚期，在欧亚草原的萨夫罗马特、萨迦文化、萨尔嘎特、巴扎雷克、乌尤克和塔加尔诸文化中均有分布(11)，波斯波利斯宫殿浮雕上向阿赫美尼德帝国进贡的萨迦人贡品中也有啄戈(图三，6)(12)，在波斯波利斯百柱大厅内发现的啄戈也与灵台白草坡出土的很相近(图一，5)(13)。可见有銎啄戈在阿赫美尼德时期的欧亚草原和近东地区仍然是一种被主要使用的武器。
1.甘肃省博物馆藏骨管局部 2.大英博物馆藏纳西帕尔二世像 3.俄罗斯艺术博物馆藏镰形剑 4.波斯波利斯王宫浮雕中的米底贡使形象 5.灵台白草坡1号墓镰形剑 6.灵台白草坡2号墓铃首刀
所有这些证据说明在西周早中期，西周西部的一些方国就与欧亚草原和近东有一定的文化联系，不仅在这些地区经常使用的武器被传入了这一地区，可能还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人员交往。
三、尖顶帽与欧亚草原和近东
在近东地区，尤其是叙利亚，戴尖顶帽的人物早在公元前2600～前2300年间就已经出现，在叙利亚古代Mari出土的早王朝时期的一件饰板上雕刻有持大盾牌的士兵保护弓箭手的画面，两人均戴有尖顶帽(14)(图三，3)。出土于今土耳其Kültepe遗址的古亚述时期的印章上，站在神格化国王身后的人物也戴有尖顶帽(15)。出土于塞浦路斯的可能为公元前17世纪、具有叙利亚风格的印章上刻画了戴尖顶帽、有双翼的叙利亚国王形象(16)(图六，3)。
从公元前10世纪末叶起，亚述经过两个多世纪连续不断的征战，建立起了一个横跨西亚北非的新亚述帝国，将两河流域及埃及两大文明都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为了彰显自己的功绩和勇武，亚述王们在首都尼尼微(Nineveb)宫殿的浮雕和壁画上刻画了大量战争、狩猎和宴饮的场面，其中有戴各类尖顶帽的士兵和国王。
亚述纳西帕尔二世(Ashburnasirpal Ⅱ884～859BC)时期发现在Nimrud的壁画描绘了其饮酒的场面，画面中就有戴尖顶帽的人物(图四，1)(17)。在表现狩猎和战争场面的浮雕中士兵和戴尖顶帽的国王(图六，1)(18)。
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Tiglathpileser Ⅲ 744～727BC)时期表现战争场面的浮雕中士兵所戴的头盔为尖顶，有的尖部向前弯曲(图四，3)(19)。
萨尔贡二世(Sargon Ⅱ726～705BC)时期浮雕中的士兵所戴的尖顶帽形制与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时期基本相同，在尖顶帽上出现了护耳(图四，2)(20)。
在萨尔贡以后的辛那赫里布(Sennacherib 704～681BC)(21)(图四，4)和亚述巴尼拔(Ashurbanipal 668～631BC)时期的狩猎和战争浮雕中的士兵都戴同样的尖顶帽(22)(图六，2)。可见，在新亚述帝国，尖顶帽是士兵的标准装备，这样的形象在他们的浮雕和其他图像中反复出现，数量众多。新亚述时期的士兵所戴尖顶帽有两种，一类呈尖锥形，另一类帽顶部的尖锥向前弯曲。在萨尔贡二世之前的尖顶帽未出现护耳，之后均有护耳。亚述国王所戴的尖顶帽下部为截锥形，帽子上部有突出的尖顶。
1.卢浮宫藏出自伊拉克泰罗丘的浮雕 2.卢浮宫藏公元前18世纪印章上神手中所持的镰形剑 3.叙利亚Deirez-Zor博物馆藏雕刻石板上戴尖顶帽的士兵 4.波斯波利斯宫殿中的浮雕萨迦人形象 5.伊特拉斯坎陶瓶上的西梅里安人形象 6.萨迦进贡者所持的啄戈 7.波斯波利斯Apadana的萨迦进贡者 8.大英博物馆藏出土于高加索的铜像 9.希腊红绘陶瓶上的斯基泰人 10.弗朗西斯科花瓶上的西梅里安人形象 11.芝加哥东方研究所博物馆藏埃及Abydos出土的公元前19世纪的镰形剑 12.安纳尼诺文化的墓碑
亚述帝国统治时期，在巴比伦，默罗达巴拉但(Merodach-baladan 723～711BC)至少两次推翻了亚述在巴比伦的统治，现藏于柏林Staatliche Museen界石上的图像描绘了默罗达巴拉但授予官员土地的情景，他本人头戴尖顶帽，帽后附有长带(图五，1)(23)。新巴比伦帝国最后的国王那波尼德(Nabonidus 556～539BC)的雕像上他所戴王冠也以尖顶帽的形象呈现(图五，2)(24)。
大约在公元前550年，居鲁士二世推翻了米底部落的统治，建立了阿契美尼德王朝(550～330BC)，公元前539年，居鲁士二世征服巴比伦帝国，取得了两河流域的统治权。到大流士时期，波斯帝国的领土扩张到了极限，范围东起印度，西至埃及，北到小亚细亚，并进入现在的东南欧一带。
1.纳西帕尔二世时期的壁画 2.萨尔贡二世时期的浮雕 3.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时期的浮雕 4.辛那赫里布时期的浮雕
在波斯帝国发现的戴尖顶帽的人物形象也有不少，主要发现在波斯波利斯等地宫殿的浮雕上，这些浮雕和亚述帝国时期一样，其中有许多献俘场面和被征服的诸族进贡的场面。出现在阿契美尼德王朝图像中的戴尖顶帽的人物基本都不是波斯人，而是以萨迦人为主。在伊朗贝希斯屯(Behisitun)的大流士(520～519BC)纪念碑上献俘的场面中，最后一位就是戴尖顶帽的人物，他的身旁的榜题指明他是戴尖顶帽的萨迦人之王(25)。同样，波斯波利斯(Persipolis)大流士宫殿基座上阿尔塔薛西斯一世(Artaxerxes Ⅰ 359～338BC)雕刻的浮雕上有向阿契美尼德王朝进献贡品的场面，其中也有数组戴尖顶帽的萨迦人在波斯官员的带领下向阿契美尼德国王进贡的场景(图三，4、7)(26)。在大英博物馆所藏的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的印章上也刻有一位戴冠的波斯王族英雄和一位戴尖顶帽、穿游牧式服装的人战斗的场面，这位戴尖顶帽的人物根据波斯波利斯石刻上的人物形象判断也应该是萨迦人(图六，4)(27)。
公元前8～前7世纪，斯基泰人兴起于南西伯利亚叶尼塞河流域图瓦地区的阿尔赞平原上，之后向西迁徙，越过锡尔河、阿姆河和咸海、里海进入黑海北岸的乌克兰草原。公元前7世纪曾对高加索、小亚细亚、亚美尼亚和亚述帝国大举入侵。公元前625年，斯基泰人侵入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兵锋及埃及边境，和巴比伦联合毁灭了亚述帝国，后受米底人打击退回俄罗斯南部。公元前6世纪末，斯基泰人反对大流士一世并劫掠希腊边境城邦。希腊和波斯的文献中都有关于斯基泰人的文献记录，并留下大量图像资料。
现藏俄罗斯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出土于库尔·欧巴(Kul Oba)的具有斯基泰－希腊风格、公元前4世纪后半叶的金罐上有戴尖顶帽、穿交领窄袖上衣、左衽、系腰带、穿长裤和短靴的斯基泰战士形象。所戴尖顶帽尖微向前倾，有护耳(28)(图七，1)。现藏于同一博物馆之中、出土于梭罗卡(Solokha)的斯基泰－希腊风格的金梳子(530～490BC)上亦有戴尖顶帽、手持短剑的斯基泰战士形象，他所戴的尖顶帽帽尖也向前弯曲，帽子边缘上卷，穿窄袖交领上衣，左衽(图七，2)(29)。在乌克兰亚速海北部的别尔江斯科，公元前5世纪末至前4世纪前半的斯基泰墓葬中出土的头冠被复原成类似尖顶风帽的形状，其上以人头形金饰片和金珠组成的三角形纹装饰(图七，3)(30)。另外，根据所出土的遗物，骑马的斯基泰战士的服饰和妇女服饰也被复原成头戴尖顶帽的形状(图八，1)(31)。大英博物馆所藏的高加索地区出土的公元前7～前5世纪铜像也戴有尖顶帽，被推测是当地的神(图三，8)(32)。在这一时期的希腊的黑绘和红绘陶器上也出现了戴尖顶帽的斯基泰人形象，这些斯基泰人一般作为英雄的随从出现，和其他常见的斯基泰人形象一样是弓箭手，这些图像集中在公元前570～前470年之间。有希腊黑绘陶瓶上的斯基泰弓箭手形象(图八，2)(33)，还有希腊红绘陶瓶上的斯基泰战士形象(图三，9)(34)。
1.柏林Staatliche Museen所藏Merodach-baladan界石 2.来自巴比伦的nabonidus的石碑
戴尖顶帽的萨迦人形象除出现在阿赫美尼德王朝的图像中以外，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伊塞克湖附近发掘的一座公元前5～前4世纪的萨迦贵族墓葬中，墓主全身饰以数千片黄金饰片，头戴高耸的尖锥帽，帽子上饰有金饰，身着交领短外套、长裤和长靴(35)。
公元前6世纪以后随着斯基泰文化的传播、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扩张及希波战争等的影响，在塞浦路斯和俄罗斯安纳尼诺文化中也出现了戴尖顶帽的人物形象。塞浦路斯发现的尖顶帽形式多样，有比较标准的尖锥形帽子(图七，4)，也有尖顶上突出的尖部向后弯曲者(图七，5)，还有尖顶头盔顶部以展翅的鸟装饰的(图七，6)(36)。这些形象集中在公元前6世纪，出土地点多在神庙中。安纳尼诺文化中在一块约属于公元前6～前2世纪的墓碑上也刻画有戴尖顶帽的人物，颈部戴项圈，腰系带，腰带上以斯基泰的方式悬挂着短剑和箭囊(图三，12)(37)。
西梅里安人公元前1300年开始生活在高加索北部和亚速海之间，在公元前714年受斯基泰人压迫进入乌拉尔图，后被亚述王萨尔贡二世击败进入安拉托利亚，公元前626～前627年被吕底亚击败，有关西梅里安的记录出现在公元前714年亚述人的记录之中。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西梅里安人的形象中也出现了戴尖顶帽者。在公元前6世纪伊特拉斯坎的陶瓶上描绘有戴尖顶帽的西梅里安人骑马射猎的场景(图三，5)(38)，在公元前6世纪希腊佛朗西斯科花瓶上描绘了西梅里安人弯弓射箭的图像，该图像旁的榜题表明他是西梅里安人(图三，10)(39)。
除了这些图像资料和根据衣物复原的尖顶帽之外，在北高加索和乌克兰等地还发现有尖锥形的铜制头盔的实物，在俄罗斯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Stavropol)的科林亚尔墓地(Klin-Yar)三号墓地第186号墓(公元前8世纪末至7世纪初)中出土的尖锥形头盔以铜片捲合而成，接缝处以细铜条缝合，两侧有护耳，下部和护耳周边有两个一组的圆孔成排分布(40)。
从以上的发现可以看出，近东地区早在公元前2600～前2300年之间，叙利亚的士兵形象中就已经出现了尖顶帽，公元前17世纪古亚述时期的尖顶帽仍在使用，但这些图像发现较少。公元前10世纪新亚述王朝建立后，戴尖顶战盔的士兵形象大量出现，国王们也都戴尖顶王冠。其后的新巴比伦王朝的国王同样继承了戴尖顶王冠的传统。阿契美尼德王朝发现的戴尖顶帽的形象主要是萨迦人。在欧亚草原西部尖顶头盔出现在公元前7世纪，公元前6世纪以后在萨迦、斯基泰、西梅里安等游牧民族中流行。在公元前8世纪之前的新亚述王朝浮雕中人物所戴
1.纳西帕尔二世时期的浮雕 2.巴尼拔时期的浮雕 3.塞浦路斯出土的印章 4.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圆筒印章尖顶帽还未见护耳，在公元前8世纪末出现了护耳。在近东地区，尖顶帽主要是作为战盔使用，国王、其他高等级贵族和神像中也有戴尖顶帽的形象。在公元前6世纪欧亚草原西部的游牧民族中除了作为战盔以外，贵族男女也戴尖顶帽。这些游牧民族也被希腊和波斯人描绘成戴尖顶帽的形象，这些形象既是他者对他们的认识，也是他们的自我认同标志。
1.库尔·欧巴出土的斯基泰人金罐 2.梭罗卡出土的斯基泰金梳 3.乌克兰札波罗结州别尔江斯科出土斯基泰妇女帽子 4.塞浦路斯出土的人物雕像 5.塞浦路斯出土的人物雕像 6.塞浦路斯出土的人物雕像
在近东和欧亚草原西部发现的戴尖顶帽的人物形象中，伊塞克墓葬中高耸的尖顶帽和甘肃省博物馆骨管上的尖顶帽形状相近，其余的尖顶帽形制和马家塬墓地出土的人形俑和金人面饰所戴的尖顶帽也极为相像。
四、尖顶帽形象的传播和历史背景
亚述的文献在公元前7世纪首次提到斯基泰，这一时期斯基泰人追击西梅里安人进入了亚述帝国境内，后来，亚述与斯基泰结盟共同对付米底王国。公元前7世纪后半叶，米底入侵亚述占领亚述首都尼尼微，斯基泰大军解围击败了米底人，最远的时候斯基泰人曾到达了埃及边境。斯基泰人在近东地区停留了长达数百年之久，在伊朗吉维耶(Ziwijie)就发现了属于斯基泰某位首领的宝藏，这里既有典型斯基泰风格的东西，又有许多近东风格的器物。当斯基泰人被打败退出近东之后，在黑海地区斯基泰墓葬中出土的来自小亚细亚的金器证明了斯基泰和近东之间的密切关系。大概斯基泰人正是在和亚述的战争中接受了亚述尖顶战盔的影响。
公元前6世纪中叶，斯基泰人开始在第聂伯河下游和克里米亚半岛扩张，而这时在近东兴起了新兴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大流士一世向北扩张也进入了黑海北岸。希罗多德在著作《历史》中对大流士一世入侵斯基泰有详细的记录。因此在波斯波利斯的宫殿中出现了向阿契美尼德王朝进贡的斯基泰人或萨迦人的形象。
1.斯基泰男性服饰复原图
2.现藏大英博物馆希腊黑绘花瓶上的斯基泰弓箭手
3.M57装饰有珠子的帽子
4.高台地埂坡墓地壁画中戴尖顶帽的人物形象
在阿契美尼德帝国的铭文中提到了三种萨迦的部落联盟，其中有一类是指居住在咸海沿岸的头戴尖帽者，另一类是指海外的萨迦族，意指居住在俄罗斯南部草原的斯基泰人(41)。
服饰作为一个民族族群认同的标志之一，在促进族群的凝聚和共同认知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尽管在欧亚草原西部和近东地区人们族属不同，具有标志身份、地位和族群认同的服饰也多种多样，但尖顶帽在公元前6世纪中期以后的欧亚草原西部出现较多、较普遍，被当做是斯基泰人和萨迦人的标志性服饰。希罗多德在其著作《历史》中对斯基泰人的服饰记载道：“萨迦或斯基泰人，身穿长裤，头戴一种高而尖的帽子。……他们事实上是阿米奇·斯基泰人。可是波斯人称他们为萨迦人，因为波斯人称呼所有的斯基泰人为萨迦人。”
公元前8世纪以后，在欧亚草原上发生了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同时，中东地区也处于动荡时期，亚述帝国和以后的阿赫美尼德王朝同来自于北方的游牧诸族不断进行战争，因此作为战争工具的头盔和兵器得到了最广泛的传播。迅速被来自于北方的斯基泰和萨迦等族接受。
斯基泰文化的影响广泛，作为斯基泰文化三要素的武器、动物纹和马具在欧亚草原广泛传播。在马家塬墓地中我们也发现了相同的现象。虽然马家塬墓地的族属被认为是西戎，但在马家塬墓地中包含的许多的文化因素中，不仅有甘青地区传统的羌戎系文化因素，还有秦文化、楚文化和斯基泰文化因素(42)。在马家塬墓地出土的随葬品中可以见到斯基泰风格的动物纹、植物纹和几何形纹为母题的装饰纹样、具有剪纸艺术风格的动物造型、戴尖顶帽的人物形象和墓主所戴的有珠饰的尖顶帽(图八，3)。马家塬墓地的人体和服饰装饰主要集中在头、胸腹部和足部，人们佩戴复杂的装饰品，在帽子、衣服和鞋子上也都进行极尽所能的装饰。
斯基泰文化和西戎文化的交流不是突然发生的，已有的研究证明，远在公元前2千年左右，甘青地区和南西伯利亚之间就存在着文化交流，安德罗诺沃文化和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的因素进入了甘青地区，殷商文化和卡拉苏克文化之间也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文化交流。陕西周原出土的蚌雕人头像也被认为是塞人的形象(43)。这些早期的文化交流虽然没有战国时期的范围那么大，但也为以后的大范围文化交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秦穆公霸西戎事件的影响巨大。很可能引起了欧亚草原上游牧民族的一次迁徙活动，月氏和大夏的向西迁徙。由于这次民族迁徙，于是在欧亚草原上出现了一条东西方贸易的商道。控制商遭东段的应该是西戎，控制西段的是斯基泰人(或称塞人)。秦人为了维持统一六国战争的需要，从西戎的手中交换马匹。秦始皇还对从事秦戎之间贸易的戎人商人乌氏倮以封君的待遇，以表彰他在秦戎贸易之中的贡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其事曰：“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戎王十倍其偿。畜至用谷量牛马。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侯朝请。”可见，在这一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中，西戎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传入巴扎雷克的中国文化因素可能就是通过这条渠道传入的。
欧亚草原游牧化进程的完成，马和马车的大量使用，使得人们的移动更加迅速和便捷，也对各文化之间的交流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汉代以前中西文化交流主要是通过欧亚草原上的文化传播带进行的，阿尔泰正是东西文化传播的节点。欧亚草原既是游牧民族驰骋的疆场，也是文化和技术交流的通道。斯基泰人是现今所知的每200～400年就横扫欧亚草原然后再入侵欧洲的第一波次的游牧民族，其后还有匈奴、突厥、蒙古等民族。
四、结语
尖顶的帽子和战盔起源于近东，尤其是在古亚述和新亚述王朝流行，公元前6世纪中期以后被斯基泰和萨迦等族所接受，并向西传播到俄罗斯安纳尼诺文化中，公元前4世纪通过欧亚草原进入中国。
关于中国“胡人”图像的流变问题，邢义田先生在《古代中国及欧亚文献、图像与考古资料中的“胡人”外貌》一文中有详细的论证(44)。大约西周时期在西北地区已经可以见到深目高鼻的“胡人”，但还未出现戴尖顶帽的“胡人”形象。战国以后，经西戎传入的戴尖顶帽的“胡人”形象成为表示西部域外诸族的标志，历经汉唐诸代，这种形象成为笼统化、程式化、格套化表现西方域外各族的范本式图像，在甘肃高台地埂坡墓地壁画墓中的胡人就戴尖顶帽(图八，4)，敦煌佛爷庙湾墓地中唐代墓葬中的胡人也戴尖顶帽。
春秋战国以来，以“披发左衽”作为区别华夏和戎狄的外观标志。从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到战国时期，戎狄逐渐消失加入了华夏化的进程，游牧骑射的胡人代之而起，战国以后的文献不但用“披发左衽”形容游牧民族，而且也扩大应用在周边其他民族的身上。“披发左衽”成为了非华夏的标签。需要强调的是，“披发左衽”主要指华夏周边的诸民族，在战国以后表现中亚、西亚诸族的形象时，尖顶帽成为他们笼统的标志，绝大多数来自于近东、中亚地区的“胡人”都以戴尖顶帽为特征。
（文章来源：《考古与文物》2013年第06期）
F.P.拉姆齐：事实和命题
弗兰克·普伦普顿·拉姆齐(Frank Plumpton Ramsey，1903－1930)，哲学家、逻辑学家、数学家和经济学家。
提要：为了分析信念、判断等概念，需要找到一种不以“真”这个概念为前提的方法。根据关于普遍对象的看法以及世界中的对象是什么、命题的逻辑构造是什么等问题的看法，真之冗余论题得以提出，并从自然语言转移到准形式化语言，引入命题量词以期解决所讨论的哲学问题，且吸收皮尔士的实用主义思想回答否定问题，使理解部分信念成为可能，并讨论必然性、普遍命题和同一性等量化模态逻辑和模态形而上学的核心问题。
我要处理的问题是对判断、信念或断言的逻辑分析。假设我现在判断凯撒是被谋杀的。那么很自然地，在这个事实中，一方面是我的思想（mind）、我目前的精神状态、或我思想中的词句或图像，我们称之为精神因素，另一方面是凯撒、凯撒的谋杀、凯撒和谋杀、凯撒是被谋杀的这个命题，或者凯撒是被谋杀的这个事实，我们称之为客观因素。之所以假设我判断凯撒是被谋杀的这个事实，是因为我认为这些精神因素和客观因素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所产生的问题是关于这两组因素的性质和它们之间的关系的问题，这些因素之间的根本区别则是不容置疑的。
让我们从客观因素开始；最简单的观点是，只存在一个这样的因素，即命题，它或为真或为假，而真和假是不可分析的属性。这曾是罗素先生的观点，在他的论文《论真假的本性》1中，他解释了导致他放弃这一观点的原因。简单地说，这些原因主要有，诸如“凯撒死在他的床上”这种对象的存在的难以置信——可以说这种对象在客观上是假的，以及真假之间的差别在这个理论看来所呈现出来的神秘本性。所以，他得出结论说，判断没有单一的对象，而只是思想或精神因素与许多对象的多重关系，这些对象就是我们通常称为被判断的命题的组成部分；这个结论在我看来是正确的。
但是，认为判断只有一个对象，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在我们继续之前，最好还是考虑一下。在前述论文中，罗素先生断言，与判断不同的是，知觉（perception）只有一个对象，例如复杂对象“书左边的刀（knife-to-left-of-book）”。我认为，这个复杂对象可以和许多人（包括现在的罗素先生）所说的事实相一致：这把刀在书的左边；例如，我们可以说，我们觉知（perceive）到了这个事实。如果我们任取一个真命题，比如凯撒没有死在他的床上，我们就可以用“……这个事实”作为结尾，形成一个相应的短语2，谈论他没有死在他的床上这个事实，所以，罗素先生假设，任何真命题都对应着一个复杂对象。
然后，罗素先生认为，知觉的对象是一个事实，不过对于一个判断来说，出错的可能性又使得这个观点站不住脚，原因在于，凯撒死在他的床上这个判断的对象，不可能是他死在他的床上这个事实，因为不存在这样的事实。但很明显的是，对于判断来说，假定精神因素和事实之间有两种不同的关系，一种发生在真的判断之中，另一种发生在假的判断之中，这种与出错有关的困难是可以消除的。因此，凯撒是被谋杀的和凯撒不是被谋杀的，这两个判断的对象是相同的，即凯撒是被谋杀的这个事实，但在精神因素和这个对象之间的关系则是不同的。因此，罗素先生在《心的分析》中3把信念说成是要么指向事实，要么背离事实。然而，在我看来，对于一个如果有效则非常重要的理由来说，任何这样的判断观点或知觉观点都是不充分的。为了简便起见，让我们以知觉为例，假设它是绝对可靠的，考虑“他觉知到刀在书的左边”是否真的能够断定一个人和一个事实之间的二元关系。假设做出这个断言的我自己看不到刀和书，而且假设刀真的是在书的右边；但是，由于某种错误，我认为刀在左边，而他觉知到刀在左边，所以我错误地断言：“他觉知到刀在书的左边。”那么，我的陈述尽管是假的，却是有意义的，具有与它是真的时所有的那种相同意义；因此，这个意义不可能是指人和以“刀在书的左边”为名字的东西（一个事实）之间存在二元关系，因为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这种情况与叙述词（description)4的情况是一样的；“法国国王是聪明的”并不是没有意义，因此，正如罗素先生指出的那样，“法国国王”不是一个名字，而是一个不完整的符号，“意大利国王”也是如此。同样，“刀在书的左边”，无论它是真是假，都不能成为一个事实的名字。
但是，有人会问，为什么它不应该是事实的一个叙述呢？如果我说，“他觉知到刀在书的左边”，我的意思是，他觉知到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没有被命名，但被叙述成某种类型，当我的断言根据罗素先生的叙述词理论进行分析时，困难就会消失。同样，也有人会说，“凯撒之死”是对一件事体（event）的叙述，而“凯撒死了这个事实”只是“凯撒之死”的另一种表达方式。
这样的反对是有道理的，但在我看来却是不合理的。事实上，像“凯撒之死”这样的短语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用法；通常，我们用它来叙述一件事体，我们可以说“凯撒之死”和“凯撒被谋杀”是同一事体的两种不同的叙述。但是，在“他知道凯撒之死”、意思是“他知道凯撒已经死了”这样的语境中，我们可以使用“凯撒之死”：在这里（这是在讨论认识的时候所出现的情形），我们不能把“凯撒之死”看作是对某件事体的叙述；如果是的话，那么，整个命题就是“存在某件事体E，使得他知道E”，我们如若替换成对同一事体的另一种叙述，例如“凯撒被谋杀”，那么这个命题仍然成立。这就是说，如果他的觉知对象是“凯撒之死”所叙述的一件事体，那么，如果他知道了凯撒之死，那么他也一定知道凯撒被谋杀，因为二者是等同的。但是，事实上，他完全可以知道凯撒已经死了，却不知道是被谋杀的，因此，他的觉知对象一定不仅仅是一件事体，而是一件事体和一个特征。
在我看来，凯撒之死这件事体和凯撒死了这个事实之间的联系是这样的：“凯撒死了”实际上是一个存在命题，它断言某件事体的存在，因此类似于“意大利有一个国王”，后者断言某种人的存在。那种事体被称为凯撒之死，它绝不能与凯撒死了这个事实相混淆，正如意大利国王绝不能与意大利有一个国王这个事实相混淆一样。
由此，我们已经看到，以“……这个事实”结尾的短语不是一个名字，也不是一个叙述词；所以，它既不是一个命题的任何真正组成部分的名字，也不是一个叙述词，由此，一个关于“a Rb这个事实”的命题必须被分析成：（1）命题a Rb,(2）关于a、R、b和其他东西的另外一个命题；从与事实的关系这个角度对认识所做的分析，不能被接受为最终的分析。所以，我们只能得出罗素先生的结论：判断5的对象不是一个而是多个，精神因素与判断的对象是多重相关的；但是，就这样了事，正如他那样，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是一个简单的多重关系，例如，这种多重关系可能是精神因素的各部分与独立对象之间二元关系的组合，我们有必要进一步了解它，而且当所相信的命题的形式发生变化时，它又是如何变化的。同样，一个关于叙述词的理论如果满足于看到“法国国王是聪明的”可以被认为是断言了王位、法国和聪明的之间一种可能复杂的多重关系，那么这样的理论就远不如罗素先生的理论，因为罗素先生的理论确切地解释了这种关系。
但在对判断做进一步分析之前，我们有必要对真和假说点什么，目的在于说明，其实并没有这样一个关于真的单独问题，这样的问题只是语言上的一种混乱。真和假主要归属于命题。它们所归属的命题可以被明确地给出或叙述。第一种情况，假设它是被明显地给出的；那么，“凯撒是被谋杀的是真的”6，意思无非是说，凯撒是被谋杀的，而“凯撒是被谋杀的是假的”，意思则是，凯撒不是被谋杀的。我们使用这些短语，有时候是为了强调或出于风格原因，或者是为了表明这个陈述在我们论证中所占的位置。所以，我们也可以说“他是被谋杀的是事实”或者“他是被谋杀的与事实相反”。
第二种情况，命题被叙述，而没有被明确地给出，此时我们可能会遇到更多的问题，因为我们得到的陈述在普通语言中无法消除“真的”和“假的”这两个词。所以，如果我说“他总是对的”，我的意思是，他所断言的命题总是真的，并且似乎没有办法不使用“真的”这个词来表达这一点。但是，假设我们这样说：“对于所有的p，如果他断言p，那么p是真的”，那么，我们就会看到，命题函项p是真的，这与p没有两样，例如，它的值“凯撒是被谋杀的是真的”，就与“凯撒是被谋杀的”是相同的。在英语中，我们添加“is true”（是真的），就是给了这个句子一个动词，而忘记了“p”已经包含了一个（变形的）动词7。如果我们暂且假设，我们所讨论的命题只有一种形式，例如关系形式“a Rb”，那么这一点也许就会更清楚了；这样一来，“他总是对的”可以表达成“对于所有的a、R、b，如果他断言a Rb，那么a Rb”，而“是真的”显然是多余的附加。当命题的所有形式被考虑到的时候，这个分析会更为复杂，不过本质并无不同；很明显，问题不在于真和假的本性，而在于判断或断言的本性，因为在上述表述中，难以分析的是“他断言a Rb”。
也许同样明显的是，如果我们分析了判断，我们就解决了真这个问题；因为考虑一个判断中的精神因素（其本身也常常称为一个判断），它的真假只取决于被判断的是什么命题，而且，说这个判断是a与b具有R的判断，也就是说，如果a Rb那么它就为真，否则它就为假，我们必须解释这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可以说，如果存在a与b具有R的相应事实，它就为真，但是，这本质上不是一个分析，而是一个冗长的迂回说法，因为“a与b具有R这个事实存在”与“a与b具有R”没有区别。
为更进一步，我们现在必须考虑信念中的精神因素。它们的性质将取决于我们在什么意义上使用信念这个模棱两可的词：例如，有可能说一只小鸡相信某种毛毛虫是有毒的，而这仅仅意味着它有过与此相关的不愉快经历而不再吃这种毛毛虫了。这种信念中的精神因素可能是这只小鸡的行为的一部分，这与客观因素（如毛毛虫的种类和毒性）有一定的关系。对这种关系的精确分析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我们很可能认为，就这种信念而言，实用主义者的观点是正确的，即小鸡的行为和客观因素之间的关系是，当且仅当这些毛毛虫真的有毒时，这些行为是有用的。因此，任何以效用p为充分必要条件的行为都可以被称为对p的信念，而且，如果p，即如果它们是有用的，那么它们就为真。8
但它不是我想在这里讨论的，虽然毫无贬低这种信念的重要性的意思。我更喜欢处理那些用语言、或者可能用图像或其他符号表达出来的、有意识地断定或否定的信念；因为在我看来，这种信念才是最适合进行逻辑批评的主题。
这种信念的精神因素，我认为是言语，大声说出、自言自语、或仅存在于想象中的言语，它们以某种方式与相信或不相信的感觉相连并伴随着这样的感觉，而至于这种关联方式，我就不在这里讨论了。9为了简便起见，我假定，我们所关心的这个思考者使用的是一种并非无规则的系统语言，并且使用了像《数学原理》中那样精确的逻辑符号。这种语言中的基本符号可以分为名字、逻辑常项和变项。我们从名字开始；每个名字都表示一个对象，意思是它们二者之间的一个二元关系。显然，名字、意义、关系和对象可能都的确是复杂的，所以，名字表示对象这个事实，最终不是二元关系形式，而是要复杂得多。10不过，正如在研究国际象棋时，琢磨组成棋子的原子是没有任何收获的，同样，在研究逻辑时，对名字及其所指的对象进行彻底分析也会毫无所获。构成这个思考者信念的，就是这些要素，依据它们，一个信念与另一个信念之间的各种逻辑关系就可以陈述出来，而它们的内在构成是非实质的。
仅凭名字，这个思考者就能构造出我们所说的原子句，从我们的形式观点来看，这并没有什么严重的问题。如果a、R和b是与他的语言相关的简单东西，也就是说，是他有名字的实例的那类东西，那么，他会相信a Rb，因为他在头脑中会把a、R和b的名字联系起来并伴以一种相信感。但是，这个说法太简单了，因为名字必须以一种适合于a Rb而不是b Ra的方式统一起来；这一点可以这样解释：R的名字并不是语词“R”，而是我们通过写出“a Rb”而在“a”和“b”之间建立的关系。于是，这种关系把“a”和“b”统一在一起的意义决定了它是信念a Rb还是b Ra。还有其他许多类似的困难，但是我打算把话题转到更有趣的问题上，这些问题是在我们考虑更复杂的信念时出现的，这些信念的表达不仅需要名字而且需要逻辑常项，所以，我们必须解释“非（not）”和“或（or）”这类词的意义模式。
一种可能的解释11是，它们，或者它们的一部分，例如可以用来定义其他逻辑常项的“非”与“且（and）”，都是关系的名字，因此它们出现于其中的句子与原子句相似，只是它们断言的关系是逻辑关系而不是实质（material）关系。按照这个观点，每个命题最终都是肯定命题，断言简单词项之间的一个简单关系，或者断言简单词项的一个简单性质。因此，“这是非红的（This is not-red）”断言了这与红之间的一种否定关系，而“这不是非红的（This is not not-red）”则断言了这、红与前一种否定关系之间的另外一种否定关系。
这个观点要求一种与我截然不同的逻辑态度，以至于我很难找到一个共同的基础来讨论它。不过，还是有一两件事情我想从批判的角度来说一下：第一，我发现对形式逻辑没有任何解释，只知道它是“必然事实”的集合，这是令人非常不满意的。我认为，形式推论的结论在某种意义上必须包含在前提之中，而不是新的东西；我无法相信，从一个事实，比如一个东西是红的，就可能推论出无数个不同的事实，例如，它不是非红的、它既是红的又不是非红的。我想说的是，这些都只是用其他语词所表达的同一个事实；同样的事情也不一定会有这么多不同的表达方式。例如，我们可能不会插入一个词“非”来表达否定，而是把我们所否定的东西上下颠倒写出来。这样的符号系统是不方便的，因为我们没有被训练去感知关于水平轴的复杂对称，如果我们采用了这样一种符号系统，我们就应该去掉这多余的“非非”，因为对句子“p”否定两次的结果将只是这个句子“p”本身。
所以，在我看来，“非”不能是一个名字（否则的话，“非非p”就必须是关于对象非的，由此在意义上与“p”截然不同），而必须以一种根本不同的方式发挥作用。由此可见，我们必须允许否定式和析取式完全不同于肯定性断言，而不仅仅是不同但同样肯定的那些关系的断言。所以，我们必须放弃“每个命题都断言词项之间的一个关系”的想法，这种想法似乎和旧观点“命题总是断言一个主词的谓词”一样难以抛弃。
假设我们的思考者正在考虑一个原子句，他的沉思过程导致他要么相信这个句子要么不相信这个句子。可以假设，二者最初是由与原子句有关的两种不同的感觉构成的，而且存在于一种相互排斥的关系之中；由此，断言和否定之间的区别在于感觉的不同，而不在于像“非”这样的词是否存在。但是，为了交流的目的，这样一个词几乎是必不可少的，相信原子句就通过大声说出来进行交流、不相信它就和“不（非，not）”一起说出来。通过某种联想，这个词将会成为我们思考者内心语言的一部分，有时候，他会对“非p”感到相信，而不是对“p”感到不相信。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就可以说，不相信“p”和相信“非p”是等价的出现，但是在我看来，确定我们所说的“等价”的意思，是这个主题的最困难之处。这个困难存在于任何理论之中，但在我的理论中尤其重要，我认为，“非”的含义并不在于与对象的意义关系，而在于不相信“p”和相信“非p”之间的等价。
在我看来，相信“非p”和不相信“p”之间的等价性，应该依据因果关系来定义，因为这两个出现有许多共同的原因和结果。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应该预料到其中的一个或另一个会发生，但并不知道究竟是哪一个，不管哪个发生，我们都应该预料到结果是同样的。我们可以说，要等价就是要具有某些共同的因果属性，我希望我能更精确地定义这些属性。很明显，它们一点也不简单；相信“p”不会总是产生一致的行为。除了在特殊情况下，很有可能的是，根本就不会产生任何行为，因此，它的因果属性只会表达其他某些条件被满足时它所产生的结果。再说一次，只有某些种类的原因和结果才是必须承认的；例如，我们并不关心决定单词韵律的因素和由单词的韵律所决定的结果。
由此，对“非p”这个词的相信感和对“p”这个词的相信感具有某些共同的因果属性。为了表达这个事实，我认为，这两个出现表达了同一个态度，即不相信p或相信非p。另一方面，对“p”的相信感具有不同的因果属性，因此表达了不同的态度，即相信p这个态度。很明显的是，相信和不相信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们的内在本性，而在于它们的因果属性，即它们的原因，尤其是它们的结果。因为，当a Rb的时候，我为什么要对名字a、R和b有一种相信感，而当非a Rb的时候，我为什么要对它们有一种不相信感，除非是因为这些感觉的效果往往比其他感觉更令人满意。12
这样，对于我不了解其语言的人，如果我谈到他的时候，说“他相信非a Rb”，我的意思是说，在他的头脑中出现了一个感觉和语词的结合，表达着他相信非a Rb这一态度，也就是说，这个组合具有一定的因果属性，在这个简单的情形之中13，这些属性可以被指定为那些属于由不相信感和a、R与b的名字的组合，在使用英语的人那里，则属于由相信感和a、R与b的名字，以及单数个“not”（非）的组合。除此之外，我们可以说，这些因果属性以如下方式与a、R和b联系在一起：只有由a、R和b的名字组成的东西才能具有这些属性。（这就是句子的意义必须由句子中语词的意义来决定的学说。）
当我们只处理一个原子命题的时候，我们习惯于把部分信念的中间态度留给概率论，而只考虑完全相信和完全不相信的极端情况。但是，当我们的思考者同时考虑几个原子命题的时候，事情就复杂多了，因为我们不仅要考虑完全确定的态度，比如相信p且不相信q，还要考虑相对不确定的态度，比如相信或者p或者q为真但不知道究竟哪个为真。但是，任何这样的态度都可以用它所认同或不认同的原子命题的真值可能性来定义。所以，如果我们有n个原子命题，那么，关于它们的真和假就有2n种相互排斥的可能性，一个可能的态度是，取其中的任何一个集合，并且说它是这个被实现的集合中而不是其余集合中的一个态度。所以，相信p或q就表示认同p为真且q为真、p为假且q为真、p为真且q为假等等可能性，但不认同p为假且q为假这一剩下的可能性。说对一个句子的相信感表达了这样一种态度，就是说，它具有某些随这个态度而变化的因果属性，也就是说，哪些可能性被排除了，哪些可能性被保留了。大致来说，我们的思考者会不顾被拒绝的这些可能性而有所行为，但是，我不知道该如何准确地解释这一点。
在任何普通的语言中，这种态度都可以表现为对原子句利用逻辑联结词所构成的复杂句的一种相信感；它究竟是何种态度，这要取决于这个句子的形式而非这个感觉。所以，我们可以简要地说，句子表达的是态度，一个句子的意思是认同或不认同这样或那样的真值可能性，由此，意味着断言或相信这个句子的人确是如此认同或不认同的。
在大多数逻辑记法中，句子的意义是由出现于其中的逻辑运算指号决定的，如“非”和“且”。它们的意思如下：“非p”，不管p是否为原子句，都表达了对p所不认同的可能性的认同，反之亦然；“p并且q”表达的是对“p”“q”二者都认同的可能性的认同，而不认同所有其他可能性。根据这些规则，任何从原子句利用“非”和“且”构造出来的句子的意思都是完全确定的，因此，“非”的意义就成了一条依据“p”所表达的态度来确定由“非p”所表达的态度的法则。
当然，这只能在直接以真值可能性为基础的符号系统中才被用作“非”的定义。所以，在维特根斯坦先生的《逻辑哲学论》第95页上解释的记法中，我们可以把“非p”定义为将“p”的最后一列中的T与空格互换而得到的符号。但是，一般来讲，我们总是使用一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其中“非”作为初始符号出现，不能被没有循环地加以定义；然而，即使在这种符号系统之中，我们也可以问，“‘nicht’的意思是不”该如何加以分析，而上述评论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在我们通常的符号系统之中，这些真值可能性最方便地表达为原子命题及其否定的合取命题，而任何命题都可以表达为一个它所认同的真值可能性的析取命题。
如果我们不加区别地对原子句进行逻辑运算，有时候会得到并不表达信念态度的复合句。所以，“p或者非p”没有排除任何可能性，因此根本就没有表达任何信念态度。它不应该被视为一个有意义的（significant）句子，而应该被视为一种退化14的情形，维特根斯坦称之为一个重言式。它可以被添加到任何其他句子中而不改变其含义，因为“q:p或者非p”与“q”具有同样的可能性。形式逻辑和纯数学的命题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被称为重言式，而这也正是它们被称为“必然真命题”之所在。
同样，“p且非p”排除了所有可能性，也不表达任何可能的态度：它被称为矛盾式。
根据这些观点，我们就可以解释逻辑的、数学的或者形式的推论或蕴涵是什么意思了。当“如果p那么q”是一个重言式的时候，或者当“p”所认同的真值可能性包含在“q”所认同的那些真值可能性之中的时候，从“p”到“q”的推论就在形式上得到了保证。在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总是可以用“q且r”的形式来表达“p”，所以，可以说结论“q”已经包含在前提之中了。
在讨论普遍命题之前，我必须对一个明显的困难稍加说明。我们之前已经假定，在我们的思考者的语言中，名字的含义可能非常复杂，因此，在他看来是一个原子句的东西，翻译成一种更精细的语言之后，可能就不再是这样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他的原子命题的真假组合实际上很有可能是自相矛盾的。事实上，“蓝”和“红”的例子应该就是这种情形，莱布尼茨和维特根斯坦都认为，“这既是蓝的又是红的”是真正自相矛盾的，只是这种矛盾被有缺陷的分析所掩盖了。不管如何看待这个假设，我认为，形式逻辑并不会关心它，而是预设了原子句的所有真值可能性实际上都是可能的，或者至少是这样来处理它们的。从“这是红的”推论出“这不是蓝的”，谁也不能说是像三段论那样得到了形式上的保证。如果我回到刚才国际象棋的类比那里，这个假设也许可以与如下假设进行比较：棋子还没有被磁化到在机械上不可能到达棋盘上某些位置的程度，因此我们只需要考虑象棋规则的限制，而忽略由棋子的物理结构可能带来的任何其他限制。
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讨论了原子命题以及由原子命题通过有限次真值运算所得到的命题，除非我们的解释是完全不完整的，否则的话，我们现在就必须谈谈普遍命题，例如英语中用“所有”和“有的”等语词来表达的命题，或者在《数学原理》的记法中用表面变元（apparent variable)15来表达的命题。对此我采用维特根斯坦的观点16，即“对于所有的x,fx”应该被视为等价于“fx”所有的值的逻辑积，即等值于组合fx1且fx2且fx3且……，而“有的x,fx”则是它们的逻辑和。就这些符号而言，首先，由于在明确说明真值主目的时候，真值主目不再像以前那样是被枚举出来的，而是被确定为某个真值函项的所有的值，由此我们可以区分出普遍性成分；其次，我们可以区分出真值函项成分，在第一种情形中，它是逻辑积，而在第二种情形中，它是逻辑和。
关于普遍命题的新颖之处，仅仅在于用命题函项而非枚举来说明真值主目。因此，普遍命题就像分子命题一样，表达了与原子命题的真值可能性的一致或不一致，只是它们以一种不同的、更为复杂的方式来表达。对“所有的x,fx”的相信感具有某些因果属性，我们称它仅仅表示了与fx所有的值都为真这种可能性相一致。一个符号要具有这些因果属性，并不一定要像之前那样包含所有相关对象的名字并组合成适当的原子句，而是根据一种特殊的心理学定律，用命题函项的方法按照上述方式构造它就足够了。
和以前一样，这不能被看作试图对“所有的”和“有的”所做的定义，而只是对“我相信，所有的（或有的）……”17所做分析的贡献。
这种关于普遍命题的观点具有非常大的优势，它使我们能够把维特根斯坦先生关于逻辑推论的解释以及他关于形式逻辑由重言式组成的观点推广到这些命题。这也是解释如何从“所有的x,fx”推论出“fa”、如何从“fa”推论出“存在x，使得fx”的唯一观点。把“存在x，使得fx”看作是形如“F(f）”(f具有应用）的原子命题的另外一种理论就完全模糊了这一点；在a是红的和红的具有应用之间，它并没有给出可以理解的联系，而只是放弃解释这种关系的任何希望，仅仅满足于给它贴上标签“必然的”。
但是，我预计反对意见会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首先，有人会说，a不能进入“所有的x,fx”的意义之中，因为我可以在从未听说过a的情况下就断言这个命题。对此，我的回答是，这是关于普遍性的符号系统的效用的一个根本部分，它使我们能够对我们从未听说过、因此也不知道其名字的东西做出断言。除此之外，a是包含在“所有的x,fx”的含义之中的，这一点可以从以下事实中看出来：如果我说“所有的x,fx”，有人回答说“并非fa”，那么，即使我之前没有听说过a，他也毫无疑问是在反驳我。
第二个反对意见更为严重；有人会说，这种关于普遍命题的观点，使得世界上有什么东西不像它真正那样是偶然的事实，而是被逻辑所预设，或者充其量是一个逻辑命题。因此，它会敦促说，即使我对世界上所有东西有一个清单“a”、“b”、……、“z”，“所有的x,fx”也仍然不会等值于“fa、fb、…、fz”，而是等值于“fa、fb、…、fz并且a、b、…、z是所有东西”。对此，维特根斯坦会回答说：“a、b、…、z是所有东西”是无意义的，在他改进的同一性符号系统中根本就不能写出来。对这个回答的适当讨论，将涉及他的整个哲学，因此，也就超出了这里的讨论范围；我所要做的，就是用“你也如此（tu quoque）！”来进行反驳。如果“a、b、…、z是所有东西”是一个重言式，而我认为通过恰当的定义可以做到这一点，那么，这个反对显然是没有力量的；因为这样的话，它就可以在不改变意思的情况下被去掉。所以，反对者会声称它不是一个重言式，或者用他们的术语来说，不是一个必然命题；他们大概会认为，这一点适用于任何这样一类命题，也就是说，他们会认为，断言一组东西是或不是所有东西，不能必然地为真或者必然地为假。但是我想，他们会承认，数值上的同一性和差异性都是必然关系、“存在一个x，使得fx”可以从“fa”必然地得出、从必然真命题必然地得出的任何东西本身都是必然的。如果是这样，那么他们的立场就无法维持；原因在于，假设a、b、c实际上并不是所有东西，而是另外还有一个东西d。那么，d并不等同于a、b或c就是一个必然的事实；因此，必然地，存在一个x使得x并不等同于a、b或c，或者a、b、c并不是世界上仅有的东西。所以，即使在反对者看来，这也是一个必然的而非偶然的真命题。
最后，我必须强调我对维特根斯坦先生的感激之情，我的逻辑学观点是从他那里得来的。我所说的一切都归功于他，除了那些有实用主义倾向的部分18，在我看来，这些部分是为了弥补他体系中的一个缺口而需要的。但是，不管怎样看待我的这些补充，也不管这个缺口应该如何来弥补，在我看来，他的形式逻辑观念无疑比任何前人都有巨大的进步。
我的实用主义观点源自罗素先生；当然，这个观点是非常模糊的和不成熟的。我认为，实用主义的本质就是，句子的意义应该由断言它将导致的行为来定义，或者更模糊地说，由它可能的原因与结果来定义。对于这一点，我是确定的，但没有更确切的了。
【注释】
1载罗素的《哲学论文》（Philosophical Essays），首次出版于1910年。参见Bertrand Russell, Philosophical Essays, London: Routledge, 2009。
2这里的原文为“we can form a corresponding phrase beginning with ‘the fact that’”。翻译本文的过程中，原文中以“the fact that”开头的短语都统一且唯一地译成了“……这个事实”，所以这里也就相应译成了“‘……这个事实’结尾”，后面同此。–译者注
3参见Bertrand Russell, The Analysis of Mind, London: George Allen&Unwin, Ltd.,1921。需要注意的是，在《心的分析》（The Analysis of Mind）中，一个“信念”是我们所说的一个精神因素，并不是精神因素-关系-客观因素的整个复合物。
4 用“叙述（词）”而非目前流行的“摹状词”译“description(s）”，来自金岳霖的《逻辑》：“P.M.的作者对于‘美国皇帝是胖子’这样的话，很费了一番解析的功夫。这样的话一方面有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又有所谓叙述词的问题。所谓叙述词者在原书中为‘Description’。‘叙述词’这一名词很不好，可是如果我们改用‘形容词’或‘摹状词’结果恐怕更坏。……P.M.曾举‘Author of Waverly’以为叙述词的例。从这个例看来，原书中的‘Description’不便称之为摹状词，或形容词。”他在《论道》中也采用“叙述词”；《知识论》中不再出现这些词，只是说，“摹状是description of特殊的”，也就是说，“所摹状的是特殊的呈现，或类似特殊的意像。我们所比较习惯的说法，是说所形容的是特殊”。下文中用“事体”译“event”，来自金岳霖的《知识论》：“所与中有性质与关系上的统一性，而又以时间位置为终始的是事体。……‘今天的早饭’表示一件事体。”–译者注
5 在我们看来，包括表达“有的东西就是这样”（that something is the case）的任何其他形式的知识或观点。
6 这句话的原文为“It is true that Caesar was murdered”，与前文“the fact that”的翻译类似，我们把顺序倒过来，译为“凯撒是被谋杀的是真的”。“……是假的”则译自“It is false that”。在本段和下一段，拉姆齐提出了关于真的冗余论题；在下一段中，拉姆齐引入了命题量词这种技术，从而在准形式化语言中来试图解决哲学问题。对于拉姆齐冗余论题的发展，参见Arthur Prior, Objects of Thought,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71。–译者注
7 这里要按照原文即英文来理解：添加了动词“is true”的“p”是“凯撒是被谋杀的”（Caesar was murdered），后者包含一个变形的动词“was”。–译者注
8 相信aRb是有用的，意思是：做那些有用的事情是有用的，当且仅当aRb；这显然等价于aRb。
9 自始至终我都在说，相信、不相信和单纯的考虑之间的区别似乎在于“感觉”的存在与否；但是，读者喜欢的任何其他词都可以代替“感觉”，例如，“特定品质”或者“断言行为”和“否认行为”等等。
10 这在名字的情形中最为明显，因为名字通常由字母组成，所以它们的复杂性是显而易见的。
11 尤其是参见J.A.Chadwick，“Logical Constants”, Mind, Vol. XXXVI, Iss.141,1927, pp.1-11。
12 拉姆齐在很大程度上从维特根斯坦那里得到了逻辑工具，但是最后的结论却带有实用主义倾向，这一点可以在对否定的分析中最为清楚地看出：拉姆齐同意维特根斯坦，非非p与p是同一命题，因此这里的“非”不是一个名字；“非”这个词表示一种感觉上的区别、即肯定与否定的区别，所以，“不相信p”等价于“相信非p”。所以，拉姆齐用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方式，即通过把这两种显然不同的精神状态的原因和结果的等价性去证实非非p与p是同一命题。–译者注
13 在后面处理的更为复杂的情况中，除了提到特定的语言，在我看来，类似的说明是不可能的。显然，有一些方式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我认为它们都是虚幻的。
14 在两条直线或两个点构成一个退化的圆锥曲线这个数学意义上。
15 “表面变元”即标准教材中的“约束变元”，例如，在全称命题?xφx（或特称命题?xφx）中，“x”的两个出现都是约束出现，被全称量词“所有”（?）（相应地，被特称量词）所约束。–译者注
16 很明显也是约翰逊先生的观点。参见其《逻辑》第二部分，第59页。
17 即“I believe that all(or some）”。–译者注
18 以及原子命题这个概念可能与语言有关的这个建议。【刘新文 译】
堀田江理《日本1941：导向深渊的决策》
主要人物
东久迩宫稔彦王：皇室亲王；陆军大将；裕仁天皇的叔叔
裕仁：昭和天皇；1926年至1989年在位
贺屋兴宣：1941年10月起担任大藏大臣
木户幸一：侯爵；1940年6月起担任内大臣；裕仁的心腹
近卫文麿：公爵；1937年6月至1939年1月、1940年7月至1941年10月担任首相，是日本国际危机加深时期的领导人
来栖三郎：近卫内阁签署《三国同盟条约》时的日本驻德大使
松冈洋右：1940年7月至1941年7月担任近卫内阁外务大臣；主导日本的亲轴心国外交，最终在1940年9月签署《三国同盟条约》
永野修身：海军大将；1941年4月起担任军令部总长
野村吉三郎：海军大将；1941年1月任命为日本驻美大使，曾担任过外务大臣
及川古志郎：海军大将；1940年9月起担任近卫内阁海军大臣
西园寺公一：近卫首相政策顾问；西园寺公望公爵之孙
西园寺公望：公爵；现代日本最后一位元老、最有权力的政治家；曾将近卫视为其门生
岛田繁太郎：1941年10月接替及川担任海军大臣
杉山元：陆军大将；1940年起担任担任参谋总长；第一次近卫内阁（1937～1939）陆军大臣，使中日战争加剧
铃木贞一：企划院总裁；退役陆军军官，受到近卫和东条信任，常常担任二者之间的联络人
高松宫宣仁亲王：皇室亲王；1941年成为军令部成员；裕仁天皇的弟弟
东乡茂德：20世纪30年代末历任驻德国大使和驻苏联大使；1941年10月起担任外务大臣
东条英机：陆军大将；近卫内阁陆军大臣；近卫辞职后成为首相
丰田贞次郎：海军大将；1941年7月担任近卫内阁外务大臣；《三国同盟条约》签订时任海军次官序言 改变历史的一天
1941年12月8日清晨，雾，大和民族被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惊醒。7点刚过，日本人得知，该国“黎明前在西太平洋与美国和英国进入战争状态”。尽管没有透露具体细节，但彼时日本已成功袭击了珍珠港。第一批战机于日本当地时间凌晨1：30起飞，清晨5：30完成了这次突袭。上午11：30，日本袭击美国瓦胡岛珍珠港海军基地的确切消息传到日本，整个国家都为之振奋。稍后不久，日本正式向同盟国宣战；日本在英国殖民地马来亚和中国香港取得进一步军事胜利的消息也随之传来（实际上，日本在马来亚的军事行动比太平洋行动早了近2小时）。整个这一天，日本广播协会（NHK）在6小时常规节目外，为守候在收音机前的日本听众特意增加了12小时的特别新闻报道。
由于时差原因，日本帝国海军航空部队袭击夏威夷时仍是夏威夷时间的12月7日。在这次袭击中，日本击沉或损毁了大量美国军舰、飞机及其他军事设施。袭击中丧生及后来伤重不治者共计2400人。日本在发动这次毁灭性袭击前并没有终止与美国的外交关系，更没有对美宣战，这让日本声名狼藉。但12月8日当天，日本普通民众对这些战术细节并不在意，他们的第一反应是欢呼雀跃。
日本派飞机偷袭珍珠港时，该国正深陷经济和政治动荡。由于国家不断加强对公共生活的控制，一种无助感在日本国民中蔓延。从日本1937年年中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伊始，日本民众曾相信他们的国家将很快赢得这场战争。然而，尽管不断传来日本在中国节节胜利的消息，但中国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并不打算放弃。与拿破仑的军队当年在俄国的情况类似，日本军队过于深入艰苦而陌生的中国腹地，难以有效展开军事行动。尽管日本媒体继续大力鼓吹沙文主义，但民众私下却开始质疑，为什么这场战争还没有结束。大多数民众并不了解日本外交的真实情况，他们所知道的是前外相、海军大将野村吉三郎（Nomura Kichisaburo）1941年年初被派往华盛顿进行谈判，以期和平解决日本面临的国际孤立局面。但随后并没有传来好消息，这让日本民众颇为担忧。许多人知道美国对日本一系列举动相当不满，例如与德国和意大利结盟，先后占领法属印度支那的北部与南部等。美国似乎决心要通过经济制裁来打击日本，除非两国能很快达成外交解决方案。
在日本的日常生活中，奢侈品很快消失了，食品也出现短缺，尤其是日本人的主食——大米。由于在中国的战事久拖不决，精壮男子都进入军队以及与战争有关的工业部门，留在农村的人为部队生产更多粮食的压力更大了。从1940年夏天开始，即使东京最高档的餐厅也只能供应廉价进口大米和土豆，这种大米口感干涩，被当地人讥笑为“老鼠屎”。1941年4月以后，在曾经充满现代生活便利的6大都市，当地居民只有通过定量配给券才能获得大米。到1941年12月，这一配给制度涵盖了99%的日本民众。对于一个国产大米在国民饮食中占据近乎神圣地位的国家，这如同一场灾难。
用当时一位评论家的话说，日本人的生活如同墓地一般阴郁。曾身穿艳丽和服或新潮西服、流连于影院与舞厅的时尚男女们现在却尽可能地保持低调。小说家永井荷风（Nagai Kafu）对这些变化深感愤慨。这位年迈随性的都市生活记录者曾经认为，纽约中国城的鸦片烟馆、巴黎蒙马特的咖啡馆和旧日东京的市井街区都是让他感觉轻松自在的地方。他又瘦又高，看起来并不过度讲究衣着，但实际上他既了解也十分在意时尚——这是他出身富裕家庭的结果。但即使以他独特的审美观来判断，他也觉得日本人变得过于不在乎外表了。1940年秋，这位年届六旬的作家在日记中抱怨道：
东京市中心的街景已面目全非。仅仅半年前还热闹繁华的街头，如今却变得安静而毫无生机。晚上6点左右，这儿如往常一样挤满了通勤族，但看看这些都市男女穿的什么衣服啊！说这些人变得没有光彩都是客气了，他们显得老态而土气。女人们似乎也不再注重外表，不费心打扮了。夜晚的街道漆黑一片，人们不得不加紧回家的脚步。那些拼命挤进火车的人相互推挤，一个个看起来与难民无异。
暗淡的都市生活说明，从1940年夏天开始提倡全国节俭的宣传运动完全奏效了，日军在中国战事的拖延是主要推动因素。光“真正的日本经不起放纵”和“奢侈是敌人”这样的标语牌子就有1500个，悬挂在东京各地（不过也有人在“奢侈是敌人”中间插入一个假名变成“奢侈是极好的[1]”）。
妇女爱国社团的志愿者走上街头，主导着这场节俭运动。这些看似正经的妇女以警觉的目光搜寻并告诫身穿漂亮衣服的女性，递给她们一张写有“请自重”的卡片。那些烫着头发，戴着戒指，涂抹指甲油、口红，或戴着金边眼镜的女人也成了攻击目标，因为她们被看作“腐朽”“个人主义”西式生活的拥护者。这种迫害运动有时也会遇到激烈抵抗。曾有一名女子歇斯底里地哭喊：“我受不了！”还有一位“化了妆”的年轻男子趾高气扬地走上街头，对这些爱国的时尚督察员挑衅地说：“你们不打算让我说点什么吗？”但这些反抗行为都只是个例而已。
曾贩卖梦想的百货商场也受到严格监视。每个商场都被要求执行“每名顾客限购一件商品”的政策，以抑制与节俭倡议相抵触的过度消费行为。1935年，化妆品公司资生堂开始让漂亮的“服务员小姐”免费在商场柜台为顾客讲解化妆技巧，其美容润肤霜的销量在两年内提高了23倍。但随着中国战事的深入，“战时爱心包”取代化妆品成为资生堂最畅销的产品。装有小零食、手帕、铅笔和笔记本的爱心包被送往前线士兵手里，以示家中亲人的精神支持。
1940年10月31日夜晚，每个舞厅都挤满了最后肆意疯狂的男男女女，因为第二天所有的舞厅和爵士乐表演都将变为非法（这些活动也被认为有损人们的道德，会危害公共秩序）。《朝日新闻》在第二天的报道中形容这些拥挤在舞池中央的人就像“刚下锅的小马铃薯，总是彼此碰撞”。事实上，从1938年年中开始，只有职业女舞者才被允许在舞厅跳舞，由于被迫加入各种妇女社团，这些女舞者的人数已减少了一半。妇女社团竞相抢夺新会员，让她们从事更加“体面”（也更加清贫）的工作，例如打字员和工厂工人。但在1940年10月31日夜晚，即使乐队的告别曲——《友谊地久天长》已演奏完毕，人们仍不愿离开舞池，仿佛在用一种微小、无力的方式抗拒着即将笼罩日本的漫漫长夜。
1941年12月8日这一天改变了一切。成功袭击珍珠港让过去两年日本陷入僵局而产生的暗淡情绪几乎顷刻间转变为狂欢，大多数日本人为此欢欣鼓舞。一男子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那时他还只是二年级学生，他的父亲在东京开了家收音机店，他惊讶地看到父亲的店门口大排长队，人们等待着修理手中的收音机，因为预计政府将发布更多特别公告。他此前从未见过父亲一天之中做了那么多活，此后再也没有见到过。
这一天，日本人固有的矜持荡然无存。大街上，陌生人相互道贺。东京市中心皇宫外的广场上，人们在地上跪拜，感谢天皇对国家的神圣领导。永井荷风当晚在拥挤不堪的列车上冷静地观察到，“一个家伙以颤抖的声音发表着演讲”，他显然无法抑制对当日新闻的兴奋之情。这种公开表露的情绪与过去数年政府精心安排的各种胜利庆典形成鲜明对比，政府曾希望借助庆祝活动唤起人们对中国绵延战事的支持。
日本文人也无法摆脱珍珠港魔咒。时年59岁的斋藤茂吉（Saito Mokichi）是日本20世纪最著名的诗人之一，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年迈的热血正焕发新生！……我们袭击了夏威夷！”36岁的小说家伊藤整（Ito Sei）在日记中写道：“干得漂亮，日本的战术就像日俄战争时一样令人称道。”的确，日俄战争也始于1904年2月8日日本对亚瑟港（Port Arthur）（译者注：旅顺港）俄罗斯军舰的突袭，两天后日本才正式对俄宣战。最终，日本赢得了那场战争。
即使之前不赞成在亚洲扩张的日本人也对日本与西方的交战感到兴奋。在过去10年，日本一再表示要逐步将亚洲从西方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现在，不赞成日本扩张的人立刻接受了这种官方立场。而在此之前，打着为亚洲反抗帝国主义的旗号却在中国与亚洲同胞作战的这种自相矛盾不断折磨着这群人。31岁的汉学家竹内好（Takeuchi Yoshimi）表示，他和他的朋友一直误解了日本领导人的真实意图：
我们此前担忧，在“建设东亚”这样的漂亮口号背后，日本一直在欺凌弱者。（但现在我们意识到）我们的祖国日本其实并不畏惧强权……让我们一同为这场艰难的战争而战。
尽管日本在12月8日充满欢庆情绪，但仍然有一些头脑冷静的人对日本发动的战争表示怀疑，甚至担忧。人们私下的情感也常常与公开表露的兴奋有很大不同。许多人只是厌倦了战争及其对日常生活的束缚，还有人十分担心他们的爱人可能必须奔赴战场。
在距离东京东北约70公里的一个种植水稻的村庄，一位9岁男孩放学回家后得知日本袭击珍珠港的消息。他的母亲在屋外焦急地等候他，母亲哭喊道：“又打仗了。”她流下的不是欢快的泪水，而是担心其他6个儿子的安危。假如这场战争与中日间的战争一样长久，那她这个最小的儿子也可能会被带走。村子里各家各户深深的哀伤与电台传来的欢快声音形成鲜明对比，这一切让小男孩印象深刻。
少数对西方有深刻了解的日本人也高兴不起来。他们深知日本资源有限，确信日本最终会失败。一位在名古屋三菱重工工作的年轻人仍然记得，那日在工作中从收音机里听到这则消息后，他产生一种混合着兴奋与害怕的奇怪感觉。尽管他对成功袭击珍珠港感到高兴，但同时也担忧日本的前途。他所在的制造“零式”战机的工厂也将在几年后成为美军轰炸的首要目标。他的同事大多被炸死了，而他侥幸捡了条命。
在珍珠港事件后的欢愉气氛里，表达上述种种关切可能会以不够爱国的罪名遭到逮捕。太平洋和东南亚的军事胜利让大多数日本人变得狂热，使他们至少暂时忘记了等待他们的艰难时刻。
在太平洋的另一端，珍珠港事件同样激起了广泛的爱国热情。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他的声音从容而坚定：“昨天，1941年12月7日——将永远成为国耻日——美利坚合众国遭到了日本帝国海军和空军有预谋的突然袭击。”以国务卿科德尔·赫尔为首的罗斯福的阁僚们最初要求总统向国会陈述日本过往在国际上的种种劣迹。但罗斯福最后决定发表仅500字的讲话，以便将他的信息传播给尽可能多的受众。他表示，日本发动袭击是背信弃义的，美国将不惜一切代价击败这个懦弱的敌人。
罗斯福总统通过这一策略成功在国内激起针对日本的强烈情绪。曾在参加欧战问题上与罗斯福争执多年的孤立主义者也不再反对，罗斯福对日宣战的提案立刻获得国会批准，只有来自蒙大拿州的反战主义者、共和党议员珍妮特·兰金（Jeannette Rankin）投了反对票。从这一历史时刻起，珍珠港被深深烙在美国人的心里，并在热门歌曲《铭记珍珠港》那强有力的口号中不断强化。这首在珍珠港事发10天内录制的歌曲这样激励着美国人：“让我们铭记珍珠港，我们将要上战场；让我们铭记珍珠港，正如当年的阿拉莫……让我们铭记珍珠港，直至最后的胜利！”
在遭受日本袭击之前，夏威夷对于绝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几乎就如同另外一个国家。讽刺的是，日本人及日裔美国人占到夏威夷总人口的将近40%。如今，位于平静太平洋上的夏威夷已成为美国爱国主义永恒不变的核心。
珍珠港事件也改变了战争其他方的命运。蒋介石听闻珍珠港遇袭后顿时非常兴奋。有消息说他用留声机播放了《万福玛利亚》并跳起了舞（蒋介石当时已皈依循道公会）。英国数月来的独自作战也终于结束了。温斯顿·丘吉尔在与美国特使埃夫里尔·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及美国大使约翰·吉尔伯特·怀南特（John Gilbert Winant）共进晚餐时接到了罗斯福的电话。罗斯福向他告知美国遇袭的情况。丘吉尔说，那一晚，他“躺在床上，怀着解救与感恩之情入眠”。4天后希特勒对美国宣战，这又让丘吉尔松了口气。
1941年12月8日，日本的影院和戏院临时取消了当晚的演出，取而代之的是播放首相东条英机当天早些时候录制的讲话。以前日本人喜爱的诸如《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等美国电影被正式禁播。当晚，观众们听到的不是美国影星吉米·斯图尔特的声音，而是一位政治领导人的声音。
东条英机是一个戴着眼镜的秃顶中年男人，除了他的胡子外，没有什么显著特征。他夸张的龅牙形象只存在于西方漫画中，但他的确不像一位让自己的国家与最强大敌人为伍的那种政治领袖。他朗诵着《响应大日本帝国的召唤》，他的嗓音毫无特点，发音矫情得就像一个二流舞台剧演员：
我们卓越的帝国陆军和海军正在进行一场孤注一掷的战斗。尽管大日本帝国尽了一切努力，但仍未能维护整个东亚的和平。政府在过去尝试了一切可能使日美外交关系正常化，但美国不肯做出丝毫让步。非但如此，美国还加强了与英国、荷兰和菲律宾的关系，要求日本单方面作出让步，包括无条件从中国撤出全部军队，抛弃（日本扶持的）南京政府，并废除与德国和意大利签订的《三国同盟条约》。即使在这样的要求下，日本仍然坚持寻求和平解决方案，但美国至今仍拒绝重新考虑其立场。假如大日本帝国屈服，满足美国的所有要求，那么日本不仅将颜面扫地，无法完成“支那事变”（译者注：全面侵华战争）开创的事业，而且日本自身的生存也将受到威胁。
东条英机片面地解释了袭击珍珠港的原因，强调日本主动发起的战争只是出于“自卫”。他如实表达了日本根深蒂固的受害者心理、受挫的民族自豪感以及对更大认同的渴望，所有这些可粗略概括为“反西方主义”。这是一篇感情色彩浓重的演讲，而他没有讲的内容更值得关注。
日本领导层对于在太平洋和东南亚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没有形成清晰的共识，许多人对他们的决定仍然极度怀疑，犹豫不决。诚然，正如东条的一句名言所说，“有些时候，一个人必须鼓足勇气做事，就像从清水寺的平台上往下跳一样，两眼一闭就行了”。这里提及的清水寺是位于京都的佛教寺院，以突出悬崖外的平台而闻名。人们常引述这句话作为东条英机鲁莽冒险主义的象征。外界认为他是盲目将日本推向战争的军事独裁者，但他在决策时也犹豫不决，尤其在发动珍珠港袭击前的两个月。在政府关于是否开战的最后讨论中，东条从始至终都清楚日本取胜的机会微乎其微。1941年10月18日，东条英机就任日本首相时，他给自己设定的首要任务就是恢复与美国的外交关系。
虽然一些日本领导人对胜利抱有希望，但没有人对日本的最终胜利信心满满。东条的前任近卫文麿公爵（Prince Konoe Fumimaro）没有军队背景，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的4年里，他陆续担任日本首相长达近3年。近卫文麿鲁莽而极权的领导方式对日本的国际地位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害，也让军队对政府的影响力达到顶峰。但与此同时，近卫明确反对与西方开战。他的女婿兼助手细川护贞（Hosokawa Morisada）说，近卫听闻日本对西方开战的消息后，他惊讶地仅说了这么一句话：“究竟怎么回事！我真的感到一场惨败不远了。这（日本的有利局面）最多只能维持两三个月。”
与近卫文麿不同，小说家伊藤整无法接触到政治或战略信息，但他的直觉却是对的。12月22日，在他兴奋地将珍珠港事件比作日俄战争的两个星期后，伊藤整在日记中表达了自己的怀疑：
他们至今只宣布在登陆马来亚和菲律宾时损失了两艘船只。难道日本军队在此之后再没有其他任何损失了吗？还是他们规定不允许公布我方的损失？假如是后一种情况，我会感到非常担忧。
无论对于战争走向有着怎样的担忧，大多数日本人还是倾向于认为，这场战争不仅为了日本，更是为了全亚洲的解放。这种想法是可以理解的，尤其对于日本士兵来说，因为每个人都愿意相信自己是为了一项有意义的事业献身，而不是相反。
的确，随着西方列强在1941年年底至1942年年初相继被日本击败，日本开始鼓吹的“大东亚共荣圈”名噪一时。这个共荣圈内几乎所有国家当时仍属于西方殖民地，包括缅甸、英属马来亚（今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法属印度支那（今越南、柬埔寨和老挝）以及菲律宾（但日本入侵时菲律宾不再是殖民地）。因此日本占领军可以借机宣称他们解放了受压迫的亚洲兄弟姐妹，帮助他们完成社会重建，融入日本领导下的多元文化、经济和政治集团。尽管披着教化使命的外衣，但“大东亚共荣圈”首先仍要为日本帝国主义经济服务，意在加强对东南亚和东亚大量资源的控制，以帮助日本继续战斗。随着时间推移，这种需求将愈加紧迫。
由于1942年6月的中途岛惨败，日本帝国海军势如破竹的胜势结束了。制订中途岛作战计划的与策划珍珠港袭击的是同一团队。但这一次，日本损失了289架飞机和4艘航母，以及海军花费数年培养的优秀飞行员，他们是不可替代的。中途岛战役证明，日本在珍珠港并未把敌人真正摧毁。
1941年12月7日，在海军中将南云忠一（Nagumo Chuichi）的指挥下，日本飞行员的确完成了打击8艘美军战列舰的首要目标，其中击沉4艘、摧毁4艘。但南云忠一的部队却忽略了其他更为重要的目标，比如储油罐和弹药库躲过了一劫，修理厂也没有遭到袭击，这让绝大多数受损战舰很快得到修复，甚至还提升了性能。遭到日本袭击的8艘战舰中，只有“亚利桑那”号和“俄克拉荷马”号彻底毁了。更重要的是，袭击发生时美军航母并不在珍珠港，这为美国取得中途岛大捷埋下伏笔。
中途岛战役后，日本的局势急转直下。由于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日本人肯定不了解他们国家的失败，这一点伊藤整已经在1941年12月的日记中质疑过。但随着时间推移，日本人开始感觉到国家对战事正逐渐失去控制，他们的忍饥挨饿就是佐证之一。由于可供分配的食品太少，食品配给体系开始失灵。领取食物的队伍越来越长，而蔬菜、海产品等新鲜食品早已杳无踪迹。一位40多岁的女人在日记里写道：“配给商品并不意味着你能免费得到它们。你要花钱购买每一样东西，但你仍然受到乞丐般的待遇。这真让人恼火！”
营养不良问题在战争的第二年和第三年变得更加突出。每个人每天的口粮只能提供约1400卡路里的能量（一个140磅的成年男性每天需要2400卡路里）。政府号召国民通过“创造性”方式获取食物，例如在黑市上进行买卖，自己种植蔬菜，以及用稻草、锯屑或稻谷壳为原料来烤制“面包”。
到1944年年末，日本本土的生活已变得异常艰难，包括东京、大阪、神户、仙台、名古屋和横滨等主要城市都在美军地毯式轰炸下化为焦土。1945年3月10日凌晨，美军B-29轰炸机给东京造成毁灭性的打击，东京老城大部分地区化为火海。被邻居尖叫声惊醒的永井荷风匆忙收拾好日记本和手稿，拎着公文包逃出屋外。他穿过翻滚的浓烟，最终到达一座小山上的空地。但他突然想要亲眼看看自己居住了26年的家最终会变成什么模样，在这种难以抑制的冲动下，他开始往回走。他的房子曾奇迹般逃过了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的大火，他希望这一次也能发生奇迹。他躲在树木和电线杆背后以避开正指引人们离开危险区的警察，永井设法来到了他家附近，但最终仍被浓浓黑烟挡住了去路。他抬头看见天空突然蹿出的火苗，确信他家楼上的书房着火了。他曾声称对任何人都鲜有深深的依恋之情，却对“失去那些书籍感到痛心疾首”。
永井荷风和他的日记幸存了下来，但许多人并没有这么幸运。尽管不清楚具体数字，但据估计当晚遇难人数超过10万人。至此，人们都清楚地意识到，珍珠港及其带来的解救众生的快感不过是一场毁灭性战争的开始。
倘若一个人试图向外界解释自己国家不光彩的历史，他往往会被某些浅薄的评论家贴上“狡辩”的标签。首先需要澄清的是，通过回顾珍珠港事件前8个月的历史，我绝对不是想为日本的行为辩护。相反，日本领导人必须为发动这场本可避免且毫无胜算的战争承担最终责任。倘若更加理智，更具耐心，这场战争本是可以避免的。
诚然，我们很容易站在道德制高点来控诉前人的罪行，但我们不应该因此而不去分析发动这场不负责任战争的原因和方式。相反，这一巨大历史疑团迫切需要破解。经过时间的涤荡，彻底抛开情感影响后，人们才能更清晰地审视这段群情激奋的历史时期。
不幸的是，清晰审视历史事件并不容易，日本这一重大决定的背后有众多复杂而矛盾的因素。毫无疑问的是，大多数日本领导人，无论是出于体制还是个人原因，都极力避免彼此发生公开冲突。他们说话绕弯，让相关历史记录的解读变得尤为困难。对多数军方领导人而言，任何软弱的迹象都是不能流露的，因此，即使他们对战争心存异议，也不可能公开而坚决地反对战争。这就是为什么相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场合下，时而支持开战，时而又加以反对。例如，一些人在政府与军方高层的联络会议上支持战争，又在私下避免他们的真实想法为他人所获悉。大家都期待其他人能代替他们表达自己的意见。
会议记录的缺乏也构成一个重大难题。日军参谋总长杉山元（Sugiyama Hajime）保留的一份名为《杉山备忘录》的笔记集为了解日本高层会议讨论的议题提供了宝贵线索。这些文件能够保存下来实属偶然，多亏一位下级官员的敏锐直觉，他确信这些文件具有历史价值，所以在战争临近结束时他没有按照命令将其销毁，而是将文件保存在自家地下室的铁皮油桶中。但这些备忘录是远远不够的。首先，备忘录的记录方式混乱，前后不一致。每次会议后，杉山元会向他的高级参谋通报会议内容，这主要依赖于他的笔记和记忆力，其中一位参谋负责记录杉山所讲的内容。当然也不是每个词都记录了下来，记录本身也缺少必要描述，所以我们无法想象会议室内的气氛，这更增添了日本重大决定是平白无故做出的这种诡异感受。备忘录的语言时而生硬时而流畅，语言的正式程度也不尽相同，人们很难揣摩真正的语气，更不用说词语间的细微差别。即使是准确无误的记录也无法完全呈现这些会议的重要内容。
然而，这些保存下来的记录的确提供了足够证据证明，日本领导人在数次官方会议后，刻意作出与西方开战的决定。他们说服自己相信，在当时的局势下，他们是受害者而非侵略者，所以他们更多选择鲁莽而抛弃理性，不情愿却又颇具挑衅地将国家推向战争轨道。从东条英机12月8日的讲话中可以明显感受到一种“委屈”，即日本因为外部势力毫不讲情面才被迫卷入战争，包括美国的经济制裁、美国对日本和平意图的刻意误读，以及来自更广泛西方世界的傲慢与偏见。
当然，我们也不应低估日本领导人在珍珠港事件前夕所承受的压力。他们认为自己不得不做出选择，要么不计代价地发动战争，要么为了避免战争而将日本多年的战利品拱手让人。日本领导人往往没有意识到，这两种极端处境正是他们的决定和行为一手造成的。随着日本领导人在外交上做出更多误判，他们开始讨论一场不切实际的战争，同时虚假地宣称自己为此已准备就绪，所以他们在国内外事务中已没有多少可选项，日本就像卡在漏斗的底部一样。这些领导人一定认为，战争这个选项是打破束缚最快捷也最可靠的途径。悲哀的是，他们没有考虑这样做的后果。
他们为何没能预料到后果？正如本书将要展示的，主要原因还是归结于日本自身。不过，日本及其在1941年所处的环境倒的确是20世纪20至30年代纷乱岁月的产物，那时整个世界都经历着重大变革。许多人认为帝国主义野心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结束后，人们尝试各种努力，建立国际新秩序，防止爆发另一场大规模战争。建立国际联盟、召开华盛顿裁军会议（1921～1922年）、签署《凯洛格—白里安非战公约》，这些措施旨在规范和促进国际事务的解决，使大小国家朝着建设一个更加和平的世界而努力。但许多国家感觉自己被这一更加民主、高度理想化的新秩序所欺骗。
典型例子就是战败的德国。在领土扩张、实现国家荣耀、壮大军队、通过征服实现自给自足等帝国主义梦想的驱使下，德国发动了一战，最后失败了，被解除了武装。德国将一战后一系列和平协议及其衍生出来的国际主义运动视为战争胜利方企图削弱德国的阴谋，因此德国更加渴望实现最初的野心，这最终导致国家社会主义的兴起。从1933年至1938年，希特勒领导下的德国巧妙地逐步脱离国际联盟，重整军备，再度占领莱茵兰地区，并把矛头对准奥地利。奉行自由主义的西方大国为了保住和平而不惜任何代价，因而它们选择牺牲当时中欧唯一存在的民主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当西方国家认识到希特勒永远无法得到满足并不断抬高价码时，一切为时已晚。到1940年年中，西欧大部分土地已尽数落入纳粹入侵者手中。这样令人沮丧的经历势必会在1941年影响到西方对纳粹盟友日本的看法。
作为一战的战胜国，日本从国际联盟获得了相应的领土割让和临时统治权。一时间，许多日本人兴奋地拥护自由国际主义，尽管也有人感到不满。持异议者认为，在当时国际体系下“掌权”的大国，特别是英国和美国，都是自私的种族主义者，一心想阻止日本变得真正强大。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不断萧条的经济让日本面临严峻的社会问题，所以抵制西方的观点甚嚣尘上。
当然，整个世界都面临类似的社会经济问题，人们从极右到极左的各种意识形态中寻找解决方案，造成了国家的分裂（例如西班牙和法国）。到20世纪30年代，许多日本人很容易就把日本面临的社会问题归咎于其他国家，并过度强调日本民族主义的重要性，让其凌驾于现实世界之上，进而发展为极端民族主义。对天皇的崇拜在日本激化民族主义的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天皇被视为活着的神，是日本大家庭仁慈的首领。许多日本人声称，一个不完整的民族可以通过对外扩张、对内军事化来实现完整。与纳粹德国不同的是，实现过去的帝国主义目标也是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的组成部分，尽管一些目标已不再可行。
中下级别的年轻军官尤其容易受到这种激进民族主义的影响，因为他们能在其中大展拳脚。他们大声指责“掌权”国家在大萧条后结成经济团体，对日本商品征收高关税，认为这是西方的阴谋。极端民族主义者还将苏联的布尔什维主义、中国的现代民族主义以及美国在亚太地区展现的经济和军事自信视为对日本地区主导地位的威胁。极端民族主义者在日本国内也有特定的敌人。西化的大资本家及依附于他们的政治团体因支持自由民主而备受指责，成为极端民族主义暴力行为（比如暗杀）的对象。虽然这些极端民族主义恐怖分子从未真正控制过日本，但他们却成功营造出恐怖气氛，这在某种程度上让日本领导人无法在1941年做到直言不讳。
日本领导人在1941年所面临的许多或真实或假想的困难，其历史根源都可追溯到19世纪后半叶日本对外部世界敞开国门的时代。结束闭关锁国、德川幕府倒台以及之后建立了现代日本，这一系列事件与世界权力结构的大规模重组同时发生。西方殖民主义的掠夺本性，以及中国、西班牙、奥斯曼帝国的瓦解都让日本相信，实力是生存的最基本要求。同样在这一时期，不加辨别的各种思潮迅速发展。新帝国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白人至上论，所有这些都不断强化世界的种族主义观念。尽管日本人无法改变他们的肤色，但此时的日本就像一个模范学生，不断加强国力、提高教育水平和加快实现工业化，以期赶上西方的脚步。
需要注意的是，现代日本从一开始就清楚认识到，成为强国并不仅仅是实现工业化与军事化，它还需要遵守规则并赢得国际尊重，因此日本需要确保一个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1895年战胜中国清朝后，日本天皇告诫国民：“勿随意轻视其他国家，不要因胜利而自我膨胀，傲慢自大，这会让日本失去其他强国的尊重……我们尤其不能侮辱他国，不能因为胜利而盲目自大，这将使友邦失去对日本的信任。”但这种谦逊到20世纪30年代已为大多数日本人所故意忽视。由于日本作为现代的单一民族国家所取得的成功，加之历史上遭遇西方不公平待遇而积累的怨恨，日本变得更加盲目自信，认为自己能够凭借坚定的决心（还有常常伴随的好运气）渡过各种国内外危机。这种自信最终驱使日本入侵中国东北，进一步将势力范围扩展至中国北方，加剧与中国的冲突。基于同样的自信，日本还谋求夺取东南亚的资源，以支持中日战争的持续，直到取得满意的结果，并以此摆脱对外界的经济依赖，于是日本朝着太平洋战争的错误方向迈出第一步。而希特勒在欧洲发动的战争使欧洲列强无暇顾及亚洲殖民地，这进一步刺激了日本的胆大妄为。
日本在太平洋战争前夕自以为是地鼓吹对外扩张，未能正确认识到自己的政策失误，也没能重新审视过去数十年对中国、朝鲜和中国台湾推行的严苛的帝国主义政策。尽管存在自身资源不足的劣势，但日本仍然坚信该国注定要成为一个伟大国家。日本决策者1941年对国家命运进行抉择时，近乎狂妄的自信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他们心态的一部分。
日本官方关于被迫与西方开战的表态折射出长期的历史记忆对其心态的影响，也解释了为何这场近乎自杀的战争在1941年12月能如此轻易地被日本民众接受。但归根结底，被压抑的负面情绪不足以解释为何在领导人普遍没有信心的情况下，日本仍然发动战争。
丸山真男（Maruyama Masao）是日本战后最卓越的政治学家之一，他在1949年反思这一问题时写道：
失败的可能性让人发抖，但（日本领导人）仍然用手蒙住双眼决意向前。假如我们问：“他们想要开战吗？”答案是肯定的。但假如我们问：“他们希望避免战争吗？”答案还是肯定的。虽然想要开战，但他们又试图避免战争；虽然想要避免，但又故意选择了走向战争的道路。当个人职责模糊时，责任认定就难以进行，日本就是如此。与其法西斯盟友不同，日本从来都不是一个独裁国家，即便其议会政治到1940年秋季已正式不复存在。日本的决策过程冗长，常常令人困惑。决策涉及一个横跨军队、政府部门和皇室的复杂结构和政治文化。
最重要的是，政府分裂并不是什么好事。根据宪法，军队可以越过民选政府直接向天皇“进谏”，这一特权通常被称为“最高指挥官的独立性”。这意味着日本有可能出现两个外交政策完全相反的政府。更糟的是，这两个“政府”之间政治和意识形态分歧根深蒂固。此外，日本陆军与海军总是不和，每支部队内部在政治倾向、世界观、派系及战略取向方面都存在差异，他们的主要对手也不同。考虑到这些分歧，日本领导人能够同意发动一场无人真正知道如何取胜的战争着实令人意外。
在整个1941年，日本文化固有的对团结的偏好（即使是最浅层的团结）妨碍了该国在关键节点上对国家前途进行坦诚探讨。日语的长处在于谈论复杂的社会关系、区分语义细微差别并给对方留有余地，但这种语言不善于阐明想法或引发公开辩论。然而，尽管这些结构、文化、社会甚至语言因素有助于解释事情的真相，但它们不是政治误判的借口。
一场重大的国家赌博是对日本开战决定最贴切的理解。虽然社会因素迫使日本领导人孤注一掷，但他们最终决定跳入火海是有意为之的。日本认为与希特勒交战的欧洲人无法守护亚洲殖民地，日本军方规划部门的战略家于是大胆推行侵略方案，并让他们的长官相信，决策时间拖得越长，日本可获取的用于战争的资源就越少，美国也将获得更多时间为两国“不可避免的”冲突做准备。日本认为从地缘角度看，日美两国必须决定谁来领导亚太地区。假如冲突在所难免，那何不自己掌握时间？客观来说，这是一个通过获取新领土来为战争提供物资和资金支持的鲁莽战略，这正是古罗马言简意赅的名言“以战养战”所表达的道理。当然，仍有许多日本领导人并不认为与美国爆发冲突是历史的必然，有些人直到最后阶段仍未完全放弃通过外交途径与美国实现和解。但没有人愿意为日本错失赢得战略优势的机遇承担责任。
激进冒险的准则是：机会越小，收获越大。日本在近代的两场战争中都取得了胜利（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受此鼓舞，日本领导人认为，日本总有打赢这场冲动战争的可能性，尽管他们并不过多考虑该如何取胜。他们既有绝望的心态，又有赌徒般异乎寻常的兴奋感。尤其当他们只关注于短期前景时，这种兴奋感就更加强烈。但无论日本领导人的心理状态如何，这场战争太草率了。日本获得战争胜利的前景完全依赖于不受日本控制的外部条件（除了日本人的意志力外），比如美国很快求和或纳粹德国征服欧洲这样一厢情愿的局面。就像日本领导人宣称被推入战争一样，他们似乎认为他们还将以某种方式被推向和平。可以这样说，在珍珠港事件前夕，领导日本的是一群“赫尔曼”式的人物。赫尔曼是普希金小说《黑桃皇后》中的颠覆性主角，他穷困潦倒，却默默做着准备，希望在赌博中大捞一笔，最后丧失理智。
关于日本开战决定最讽刺的是，如果没有海军上将山本五十六，日本领导人甚至不敢想象进行如此大的一场赌博。但山本五十六本质上却是反对这场战争的。作为头脑冷静的政治家，山本在1941年9月底警告日本参谋本部说：“不应进行一场获胜希望如此渺茫的战争。”虽然这位日本最见多识广的指挥官清楚，美国不会轻易放弃战斗，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珍珠港战略。
人们有权在赌桌上挥霍自己的钱财，但日本的国家赌博却在威胁本国人民的生命，而对于那些遭受日本袭击与侵略的国家来说，这些国家的人民也受到生命威胁。将如此重大的决定归结为“不可避免”是绝对不够的。驱使日本袭击珍珠港的人究竟是谁？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第一章 战争传闻
瘦高、留着小胡子的近卫文麿公爵热衷艺术，他曾翻译过奥斯卡·王尔德的《社会主义下人的灵魂》。近卫现在成了日本首相，却忧心忡忡。在官方照片中很少能见到近卫的笑容，却时常见他陷入沉思。1941年春天，有太多事让他心情沉重。
自1940年秋开始，日本与美国的关系进入了更为紧张的新阶段。1940年9月23日，日本占领军抵达法属印度支那北部，这让罗斯福政府警觉。日本认为，占领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美国相关政策的一种应对措施。首先，美国自1938年年中起，对日本所有飞机进口实施“道义禁运”；其次，美国1940年1月又终止了实施30年之久的《通商航海条约》，对美国工业材料的出口实施更为严格的管控。另外，1940年5月珍珠港被指定为美国太平洋舰队基地，这也加剧了日本的忧虑。而美国上述举措是对日本从侵略中国开始的一系列挑衅行为的回应。
此外，纳粹德国在欧洲不断扩大的优势也给日本在亚洲的扩张主义注入了更多动力。1940年6月巴黎沦陷后，日本攫取战略物资的时机看似成熟。由于美国的封锁政策，日本缺乏战略物资。日本还想通过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切断英美两国援助蒋介石的主要运输线，进而结束中日战争。
但这一政策的结果却事与愿违。尽管占领行动表面上是根据与法国殖民政府签订的防御条约执行的（在法属印度支那和荷属东印度，欧洲殖民者仍掌握政权，尽管他们的祖国已被纳粹占领），但日本的行动显然体现了在更大范围控制东南亚的野心。这也是美国对日本实施经济报复性措施的原因。美国立刻加强了对蒋介石的援助，美进出口银行向蒋介石政府追加了5000万美元的财政援助。美国还对日本实施金属材料禁运，极大限制了日本的金属生产。
美国对日本做出针对性回应后，日本于1940年9月27日在柏林签署了《三国同盟条约》，与德国和意大利结成军事同盟。德国派遣特使赴东京直接与近卫政府进行协商，绕过坚决反对这一联盟的日本驻德大使。由于征服英国的希望日渐渺茫，德国越发感到焦虑，因而急切想与日本走得更近。德国空军在1940年7月至10月不列颠空战中没有取得成果，无法实现入侵英国的计划。德国希望通过与日本和意大利结盟来威慑美国，尽可能减小美国参加欧战的可能性。与此类似，日本也将法西斯联盟看作实力制衡的一种方式。日本外相松冈洋右（Matsuoka Yosuke）支持迅速签署结盟协议，认为这将显著增加日本与美国谈判的筹码。
为宣扬三国的同盟关系，日本发行了一张题为“三个好朋友”的明信片。在这张具有政治宣传色彩的卡片上，来自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的孩子们兴高采烈地挥舞着自己国家的国旗。在卡片顶部，是一排希特勒、近卫文麿和墨索里尼的小照片。近卫文麿的照片居中，他看起来有些愚蠢。他帽子上的白色羽毛装饰大概借鉴了19世纪西方法庭的正式装扮，但显得不合时宜。而他的小下巴和茫然的眼神让他显得虚弱又不真实。
这张卡片实际上创作于数年前，用以纪念《反共产国际协定》。该协定最初由德国和日本于1936年年底签订，意大利于一年之后加入。尽管人们很容易将1940年建立的新轴心国联盟看作这一旧联络机制自然发展的结果，但事实并非如此。《反共产国际协定》并无意成为一个法西斯联盟，日本外务省曾试图劝说波兰和英国等其他国家加入这一协定，但没有成功；而当时在日本驻德国大使馆担任武官的大岛裕志（Oshima Hiroshi）却成功吸引纳粹德国加入这一协定。大岛裕志早年在德国留学，与纳粹关系极为密切，他先后于1938年至1939年以及1940年年底担任过日本驻德大使。此后，只要东京上层决策圈出现建立轴心军事联盟的提议，日本海军省就坚决反对，因为担心这将诱发日本与美英两国之间的战争。此外，日本对1939年8月23日签署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颇感忧虑（此时正值日本和苏联在“满洲国”附近的边界开战）。在这份条约的秘密协定中，苏德两国同意共同瓜分波兰，并将波罗的海地区划为苏联的势力范围。这撼动了日本早前与德国签订的《反共产国际协定》的基础，接替近卫担任首相的平沼骐一郎（Hiranuma Kiichiro）对此颇感震惊。平沼在下台时说：“欧洲的事情太复杂、太奇怪了。”
随着德国1940年春季后在欧洲节节胜利，要求巩固日德关系的呼声再次浮现。1940年秋，时任日本海军大臣的吉田善吾（Yoshida Zengo）仍然认为，结成法西斯同盟是个错误，他因强烈反对签署《三国同盟条约》而心脏病发入院（也有人怀疑吉田入院的原因是自杀未遂），这使他不得不在德国特使抵达东京前辞职。没有吉田善吾的阻挡，再加上海军中仰慕德国的人越来越多（很大程度上由于德国首创的闪电战所取得的成功），海军同意支持《三国同盟条约》，只要该条约明确表示日本不因此条约而自动卷入德国与美国之间的战争（海军还因此得到更多预算的承诺）。日本外交自此开启了一个新时代。
1941年年初，关于战争的传闻开始在日本外交界流传。不断恶化的美日关系促使美国开始撤回驻日使馆全体工作人员的家属。2月，东京的一家美国学校被迫宣布关闭；与此同时，一家主要出版商出版了一本预测并分析日美假想战争的书（获胜方自然是日本），这本书在一个月内售出了5.3万本。
日本与英国的关系也日趋紧张。英国传统上对日态度一直在务实与安抚间游走。1939年7月，日本外相有田八郎（Arita Hachiro）与英国驻日大使罗伯特·克莱琪（Robert Craigie）爵士签署了《有田-克莱琪协定》。根据此协定，英国同意既不主动反对日本在中国的行动，但也不给予法理上的承认。该协定签署一年后的1940年7月，英国对日本做出让步，同意关闭滇缅公路。这条公路是向中国运输物资的重要补给线。但日本对印度支那北部的占领最终促使英国放弃绥靖政策。1940年12月，英国同意向中国国民党政府提供1000万英镑贷款，并重开滇缅公路。加之苏联在北方的威胁，日本从1941年开始要面对更多的敌人，这是日本没有想到的。
对日本民众来说，1941年是食品和燃料愈加短缺的一年。酷爱享乐的永井荷风因久居美法两国而“无肉不欢”，他总是愿意把钱花在美食上。但此时他开始面临大问题。他在1941年春天抱怨道：“与半年前相比，肉类和蔬菜的质量都急剧下降。”但这还仅仅是开始。数月后，他又写道：“我已经有好几天没见过任何蔬菜或水果了，豆腐也买不到，大伙都感到很忧虑。”在繁华的银座地区，有一家以出售高档水果而闻名的商店（例如用精美的美纹纸包装的鲜亮苹果，以及分装在木盒中单独出售的香瓜等），但这家商店现在除了一些桃子外也没有东西可卖。至于永井日思夜想的肉，他写道：“牛肉已不见了踪影。”同时，由于石油和煤炭需留作军用，日本国民不得不依靠木炭生火做饭、取暖；甚至公共汽车也依靠木炭提供动力，这些资源也开始变得短缺。
与使用替代燃料的车辆一样，日本外交也失去了动力。1940年12月14日，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Joseph Grew）在一封写给罗斯福总统的信中称呼后者为“亲爱的弗兰克”，他在信中绝望地写道：
想必您之前已看过我的一些电报。在那些电报以及这封信中，我们都试图尽可能清晰、准确地呈现当前日本的情况。我们不得不摸索着来获取信息，因为日本也常常处于一种“右手不知左手在干什么”的状况。日本人所谓的“新结构”（近卫文麿的中央集权计划，更广为人知的名称是“新体制运动”。该计划终结了日本的政党政治）一团糟，政府内部的持续争吵与分歧空前激烈。打着正义的口号一步步向极权主义迈进，这已经完全不是那个我们曾了解并喜爱的日本了。
格鲁认为美国不得不“阻止日本的中央集权计划”。唯一的问题是何时以及如何阻止。
与此同时，美国加入欧洲战场的可能性越来越大。1941年1月29日至3月29日，美英两国的规划人员聚集在华盛顿（所谓的美英对话），讨论未来的共同战略。同年3月，《租借法案》的签署终结了美国不干涉主义的借口。这一法案允许美国向同盟国提供军需物资，成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尽管罗斯福总统仍面临《中立法案》及孤立主义者的坚决反对。
美国对同盟国越来越多的支持也激化了美日关系恶化。即使日本政府缓慢向东南亚殖民地推进，在欧洲结交饱受争议的朋友，与美国及其盟友交恶，但近卫文麿无意让日本与西方开战。近卫领导下的日本仍在努力从中国战场脱身（日本委婉地将这场战争称为“中国事变”，部分原因是日本从未正式向中国宣战，同时也因为日本并未料到战事会持续数年之久）。日本已无力发动另一场战争，这是日本军界与政界高层官员的共识。毕竟他们认识到，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发动战争的能力将是日本无法企及的。1940年，日本93%的石油来自美国。
1941年1月，近卫指派经验丰富的外交官吉泽健吉（Yoshizawa Kenkichi）赴巴达维亚（今雅加达）重启与荷兰当局的谈判，期望不用动武就能确保另一个可替代的石油进口来源。同年2月，另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官野村吉三郎海军上将抵达华盛顿就任日本驻美大使。时年62岁的野村笑容可掬，长得颇像个大号泰迪熊。本已处于半退休状态的野村被说服承担这一重大使命。与大多数他这一辈的海军同僚一样，他伴随着英日同盟的黄金岁月长大，野村对英、美两国友好，反对开战。野村与罗斯福是旧相识，因此他被认为担任驻美大使的最佳人选。
然而，所有的领导人都清楚，近卫所面临问题的根源不在荷属东印度或美国，而在中国。1937年年底南京沦陷后，国民政府迁往重庆，三军统帅蒋介石从这里发起对日本的顽强抵抗。为避免针对战备物资的国际制裁，中日双方都未正式将这场事实上的惨烈冲突称为战争。1931年入侵中国东北后被称为“流氓国家”的日本也因这场冲突更加臭名远扬。由于在第一任期内错过了结束中日冲突的机会，当近卫于1940年7月再次就任首相时，他希望结束这场冲突。
近卫文麿1937年在一片祥和的氛围中首次就任首相。尽管并未经过民选（日本首相传统上由天皇根据有权势的政治寡头们的推荐来任命。这些建立现代日本的政治寡头在人事安排上权力巨大。后来，首相的提名权落到最后一位健在的政治寡头西园寺公望公爵及其高级助手的手中。近卫就是由西园寺提名担任首相的），但似乎整个日本都希望这位45岁的近卫能成为该国领导人。日本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一直将天皇崇拜作为国策，在这样的国家里，近卫的出身与年纪都为其公众形象加分。他拥有最高贵的头衔，血统可追溯到显赫的藤原（Fujiwara）家族。藤原家族起源于7世纪，家族成员一度作为摄政王统治日本，并把女儿嫁入皇室。
近卫文麿并不是一般人想象的那种普通政客。虽然有人说他平易近人（他曾在乡间散步时哼唱一首俗气的流行情歌《我想念你》），但他已习惯了骄奢的生活。在他首次被任命为首相时，对食物的极度挑剔曾引起广泛议论。大家都听说过他曾在盛大的政治晚宴中婉拒了最新鲜、最精心准备的生鱼片（人们猜想，近卫可能觉得相对于他的高雅品位，生鱼片太过粗糙了）。为他服务的艺妓会将切好的生鱼片放入一碗沸水中，就像涮火锅一样，然后用勺子（或筷子）喂给他吃。
近卫就任首相前夜，报纸在刊登的人物介绍中半开玩笑地说，他品尝草莓的方式也十分挑剔（事实上，近卫只用消过毒的水来清洗草莓），草莓是他最喜爱的水果。近卫在一次杂志访谈中承认过这些癖好，他解释说，他不吃生食是因为他的胃不好。这种癖好不但没有让近卫显得过于软弱而不足以领导国家，相反增加了他的贵族神秘感和政治魅力。在对近卫满怀崇敬之情的民众看来，近卫不可能犯错。
近卫的名望或许源自这些表层印象，但日本民众的确期盼近卫文麿的任命能够带来变革。1937年6月4日，近卫文麿几乎在举国欢呼中就任日本最高政治领导人，尽管当时日本经济萧条，经历自然灾害和农业减产，还有可能面临以激进改革为名而发动的军事叛乱。近卫的内阁人选立刻让一些机敏的观察家感到失望。由于近卫让上届政府的陆军、海军和法务大臣继续留任，一位专栏作家说，他的选择辜负了人们对变革的期望。这位专栏作家说：“这使我们想起了（前任政府的）一味妥协纵容，我们应该感到警惕。”尽管主要政党在前一年春天获得压倒性胜利，迫使上届政府下台，但近卫拒绝让主要政党成员进入他的内阁。近卫内阁仅有的两名具有党派背景的阁僚来自一个亲军方且支持极权主义的新政党。没有迹象显示，近卫想要复兴日本千疮百孔的议会制，尽管这一制度曾在20世纪20年代的后半段迎来黄金时期。近卫对多党制的厌恶显而易见，但他的个人魅力使日本民众看不到其中潜伏的危险。
近卫就职仅一个月后，日本与中国爆发战争，他的政治立场却更加强硬。1937年7月7日夜晚，中国和日本军队爆发小规模冲突，确切起因仍十分具有争议性。广为流传的说法是，一小群日本军人在永定河岸边进行空枪演练（日军根据1901年签署的国际条约驻扎于此地，该条约是在美欧列强为平息义和团运动入侵中国后而签订的）。但让他们意外的是，日本士兵听见他们的空枪演练遭到很可能来自中国军队的实弹还击。更让他们慌张的是，日军随后在点名时发现其中一名士兵失踪。日本人要求搜查附近村镇，这不在他们通常的控制范围内，因而遭到中国守军的拒绝。随后双方发生口角，开始召集部队。失踪的日本士兵又安然无恙地返回部队，大概是去附近解手，但这已无关紧要了。中日军队间的小规模冲突很快演变为严重的武装冲突。由于当晚的事件发生在北京城外的马可·波罗桥（卢沟桥）附近，这位13世纪的意大利商人曾记录过这座桥的美丽，因此这一事件在西方也被称为“马可·波罗桥事件”。
刚开始，近卫因忙于国内事务而无暇顾及发生在国外的小规模冲突。他同时还忙着为一些极端民族主义军官请求赦免，这些军官因前一年发动军事政变并险些取得成功而面临军事法庭的审判。近卫的这些努力不仅反映了他对极右翼势力的支持程度，也显示出尽管多次出访海外，但他对外部世界仍一无所知。现在，中国的形势需要他的关注。
充满个人魅力的石原莞尔（Ishiwara Kanji）曾在1931年策划日本入侵“满洲”，他认为应当避免与中国发生武装冲突，因为更大的敌人苏联潜伏在北方。然而，一些东京和驻扎在中国的官员认为，日本正在错失给蒋介石致命一击的天赐良机，苏联国内正因斯大林的大清洗而陷入混乱，假如日本试图扩大在中国的势力范围，苏联也不太可能干预。最终，认为日本还未准备好在中国发动全面战争的观点占了上风，与中国的休战协定也于7月11日夜晚达成。如同前一年许多类似的小冲突一样，中日双方的此次对抗似乎也被控制在地区冲突的级别。
然而，就在休战协定签署的同一天，近卫以保护冲突地区的日本国民为由，推动了一项向中国华北地区增兵的计划。这一计划暴露了近卫迫切希望收买军中强硬派的意图，强硬派向来对避免战争的安抚政策感到不满。增兵计划很容易被视为战争动员，近卫文麿传递给中国的信号是，尽管双方达成停战，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将撤出中国，也不意味着日本怀有扩张目标。
近卫主动在东京展开魅力攻势，为他的中国政策争取支持。7月11日晚间，他在官邸召集议员、金融界和媒体人士，宣布其增兵计划，并号召他们以国家紧急状态为名进行全国动员。第二天的报纸将向中国华北增兵的目的称为“为了充分让（中国人）感到后悔”，而中日两国签署休战协定的新闻要么被搁置角落，要么干脆被忽略。
近卫努力在外人眼中表现出很强硬，包括对蒋介石、政府同僚、参谋本部以及本国民众，他积极将国家上下团结在一起，他深知个人名望是其最大的武器。他并不希望（也可能没有料到）将与中国爆发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他认为仅仅通过虚张声势和强硬表态就足以加强日本的地位。他时常通过“日本放送协会”（NHK）发表讲话（近卫于1936年起担任NHK总裁，一直到他1945年12月自杀身亡）。套用当时一位敏锐的评论家的话说：“当战争打响后，他指挥日本破釜沉舟、孤注一掷。”
这一休战协定到7月20日蒋介石正式批准时已名存实亡。随着战争范围和强度的升级（日本轰炸了南京、上海、杭州及中国其他主要城市），近卫却责怪其他人，尤其是军中好战分子，而这些人既无名也不曾露面。1937年夏天，他对日本陆军中校池田纯久（Ikeda Sumihisa）说，冲突是“年轻的陆军军官发动的”。池田纯久曾因对中日战争持反对意见而从中国被调回，他对此回应说：
公爵先生，恐怕不是军队，而是首相您本人发动了这场战争……看看现在报纸上都在说些什么吧，尽管您的政府之前采取避免事态升级的政策（在您通过言行鼓励那些渴望战争的军官，并赋予他们权力后），战争的爆发一点也不让人感到奇怪。
近卫继续采用自相矛盾的政策来实现政治调解，他只想避免国内起冲突。1938年1月，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已经沦陷，随之发生大规模杀戮、抢掠和强奸，近卫此时错误地认为战争胜利在望，并发表了他政治生涯中最傲慢、最强硬的一次讲话。不过，与强硬的措辞相比，近卫尖细的嗓音却阴柔得让人不安。近卫指责“（国民党的）侵略行径让日本帝国忍无可忍”，日本不会与蒋介石接触。大日本帝国“别无选择，只有诉诸武力，让（蒋介石政权）付出代价”。但这一傲慢的声明是毫无道理的。
日本的暴行以及1937年8月以后对中国多个地区的轰炸不仅缺乏人道，也是自取灭亡。他们没有迫使中国求和，反而更加坚定了中国人抗日的决心，同时加强了外界对日本的负面评价。德国轰炸西班牙城镇格尔尼卡及随后的相互指责仍让西方记忆犹新。中国战场正成为泥潭，接连胜利使日本得以占领特定的“点”（城市）和“线”（铁路和交通干线）。但国民党部队撤得越远，日本人占领并驻守这些“点”和“线”的难度也就越大。日本人力资源有限，对地形的熟悉程度也有限。蒋介石的临时盟友中国共产党从北方抗日根据地对日作战，他们迅速消失，让日本占领城镇和村庄，但日本人离开后又再度出现（国民党希望共产党进行抵抗和战斗。共产党人在战时保存实力的做法将有助于他们日后战胜国民党）。
近卫不知该如何结束这场冲突，结果他的对华政策前后矛盾，带来灾难性后果。他一方面同意向中国增兵，主动增加军费预算，签署法律在国内进行更密集的战争动员；另一方面他仍寻求与蒋介石直接接触，通过谈判结束战争。但每当有和平的希望时，近卫要么满足军队强硬派的期望，要么犹豫不决，或直接做出错误判断。例如，1937年12月初，日本即将攻陷南京时，蒋介石通过德国驻中国大使转达愿与日本进行谈判的意愿，而近卫拒绝了中国的主动示好。
很显然，外交事务从来都不是近卫的强项，但他极其擅长让其身边的人觉得他们获得了聆听与关注。他独有、招牌式的伶俐口齿使他能有效应对各种政治派别，并在日本政治最动荡的年代游刃有余地拓展自己的政治生涯，或许这正是他们家族存活下来的原因。但这一特质的缺陷也显而易见。近卫曾谈道：“我既没有明显的敌人，也没有明显的盟友。一个人即使有5个敌人，他也能在政治上依靠5个真正的盟友。但（我所拥有的）10个盟友，却可能随时变成10个敌人。”
近卫的这种孤立感很可能源于他复杂的成长历程。他是父亲第一次婚姻中唯一的孩子，母亲在他出生仅一周后就去世了。他的父亲很快再娶，第二任妻子是近卫母亲的妹妹，此后两人育有数个孩子。他们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同父异母这么简单。近卫的父亲41岁去世后，近卫或许是这个古老家族最尊贵但绝非最富有的成员。12岁的近卫继承了家族的宅邸，以及他父亲生前政治活动所欠下的巨额债务。年幼的公爵感觉遭到了遗弃，终日郁郁寡欢。在同为藤原家族后裔的西园寺公望侯爵（Marquis Saionji Kinmochi）（后来获封公爵）的帮助下，近卫家族才免于捉襟见肘的尴尬。
近卫读大学时第一次见到西园寺，但两人并没有立刻熟络起来。年轻的近卫公爵那时深受马克思主义哲学影响，他对西园寺坚持称他为“阁下”感到不快。事实上，两人有许多的共同点。外表上，两人都身形修长，无论是身着昂贵的西装还是不菲的和服，都显得得体、好看。更为重要的是，两人都兼具头脑与野心，相对于两人的家庭背景，这一点很难得。近卫大学毕业步入政坛后，两人越发紧密。西园寺很乐见拥有这样一个聪明的门徒。
务实的西园寺反对神化天皇，但认为天皇对于现代日本的团结至关重要。在他看来，多余而繁复宫廷礼制的创立者要么是无所事事的旧贵族，要么是（19世纪末日本现代化期间）品位差劲的新贵族。然而，尽管不认同赋予等级制度过度的重要性，但西园寺深知在具有等级观念的日本拥有一个贵族头衔的好处，关键是知道如何从这个头衔中谋利。他认为比他年轻40岁的近卫文麿有足够的聪明才智在这场危险的游戏中取胜。
遗憾的是，西园寺没能将自己的价值观传授给自己年轻的门生。出生于1849年的西园寺是个古典自由主义者，深受19世纪的欧洲影响，他曾作为学生在巴黎经历了巴黎公社运动，并与乔治·克里孟梭（Georges Clemenceau）成为朋友。曾与西园寺同住一个屋檐下的克里孟梭后来成为法国著名政治家。西园寺在十几岁时萌发了政治意识。当时位于京都的日本王室突然发现自己身处政治变革之中，这一变革最终导致1868年的明治维新。西园寺此后的人生原则就是既要在激烈的政治变化中生存下来，又不牺牲自己。
近卫从未在日本以外的国家生活过，并且在成长过程中被过分溺爱，所以他与西园寺的人生态度截然不同。作为一个对政治哲学充满热情的学生，近卫的学术兴趣包括马克思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自由主义似乎从未对他有过吸引力）。近卫深信日本应该在更宽广的世界中变得更加伟大。他沉溺于这样一个观念，即日本不应该在与其他民族国家的政治竞争中处于下风。出身于特权阶层的近卫希望日本在国际舞台上也占据类似的特权地位。他的这一刻板观念在他首次出国之旅后进一步得到巩固。1919年，时年27岁的近卫文麿仍是政坛新人，他陪同西园寺参加一战后的巴黎和会。他感到这次会议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因而请求西园寺带上他。
近卫发现前往巴黎对他的个人生活也极为有利。当时，近卫正因情人菊（Kiku）怀上他的孩子而心绪不宁。这个名叫菊的女人原来是一名艺妓，近卫把她从京都带到东京。近卫最初需要她的陪伴以短暂逃离他的家庭。为他延绵子嗣的任务是他妻子的工作，这一点她做得很好。近卫知道，菊怀上的这个孩子将取代自己在菊心中的位置，因此两人也就没有继续维持情人关系的必要了。菊被送回了故乡。在变卖一些家传宝物筹措旅费后，近卫也踏上前往巴黎的旅程。
近卫对巴黎和会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在停战协议签署的前一天，他写了一篇题为《我呼吁反对英美和平框架》的文章，刊登在一份民族主义杂志上。尽管他并未全盘否定伍德罗·威尔逊关于建立一个政府间组织的理念，但他对国际联盟说教式的激进主张深表怀疑。他坚称英美两国制定的战后新秩序与两国宣称的促进民主与和平毫无关系。相反，他认为这一新秩序反映了英美渴望继续推行经济帝国主义，以加强自己的优势和国际地位。
近卫认为，他的同胞之所以青睐自由国际主义提案，是因为他们感情用事，太容易被“公正”“人性”这样的花言巧语所打动。他以黄种人在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所遭受的种族歧视告诫日本读者要清醒认识到国际上不平等、不公正的残酷现实。他说：
这些国家欢迎白人移民，但抵制黄种人移民，其中当然包括我们日本人。这个事实一点也不新鲜，而且是我们多年愤怒与沮丧的根源。仅仅由于我们的肤色，白人就阻止我们获得工作、租赁房屋和土地。我们有时甚至无法投宿旅店，除非我们有白人做担保。从人道主义角度来看，这一问题糟透了。
近卫这篇情感强烈的文章本来是只为日本国内读者准备的，却被传到外界。文章被翻译成英文，受到位于上海的《密勒氏远东评论》（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的批评，近卫被冠以激进分子的恶名。西园寺认为这篇文章轻率而带有挑衅性，在外交场合也欠妥，对于一个即将随官方代表团参加巴黎和会的成员来说，这样做不合时宜，西园寺表达了自己的不悦。但是现代中国民族主义领导人及泛亚洲主义者孙中山在上海邀请近卫共同进餐，两人在亚洲民族主义的重要性上达成了共识。
近卫在巴黎见证了有史以来最为重要的政府间秘密会议。他远远地观察着克里孟梭和威尔逊，观察着与会者的肤色构成。由于每个代表团席位有限，近卫无法作为正式代表与会。他设法通过拥有记者证旁听了会议，却在之后被西园寺斥责为有失尊严。近卫还因在公园里摘花而被西园寺责备为“缺乏一个大国国民所应具备的基本礼仪”。更让西园寺感到震惊的是，他在无意中听见近卫轻率地调侃着如何与海关官员交谈来摆脱麻烦。
对于近卫这名参议院（日本议会两院之一）新成员来说，此次行程为他开启了更宽广世界的大门，使他得以获得一个更为国际化的视角来认识外交是如何运作的。当他离开代表团独自游历欧洲时，最令他着迷的是英格兰可爱的花园。他还访问了美国，但他的首次异域冒险最终并没有改变他的根本信念，即一战后的各种协议是强加于战败方以维持现状的迦太基式和平。虽然日本是获胜方，但他认为日本人也是失败者。他认为由于白人的歧视，日本将种族平等及宗教信仰自由等条款写入国际联盟宪章的努力才以失败告终。
在返回日本后不久，近卫出版了小册子，记录他西方之行的印象。他思索着日本如何能不用摇尾乞怜即可获得更高的国际地位。在评论美国因移民问题而日渐高涨的反日情绪时，近卫写道：
白人，尤其是盎格鲁·撒克逊人，通常都厌恶有色人种。这是明摆的事实，尤为显著地体现在美国黑人的境遇中。我个人在伦敦感受到的种族压迫比巴黎更多，而这种压迫感最甚的地方还属纽约。
但就是在这个始终鄙视英美种族主义的男人的带领下，日本20年后与纳粹德国（这一所有欧洲政权中最为狂热的种族主义者）结为联盟，这真是讽刺至极。
年轻的近卫继续探讨中国对美国公关的成功，哀叹日本在促进民族大业方面的相对失败。他阐述了中国旅美学生如何比日本学生更有效地推销（并唤起美国学生同情）自己的国家。奇怪的是，近卫并没有将中国视为日本高调反抗英美不公正待遇的亚洲伙伴。相反，他认为中国想要成为亚洲第一强国以赢得西方尊重和承认，是对日本具有威胁的对手。由于担心中国可能超过日本，近卫倡议日本奉行更加强硬的外交。归根结底，近卫更多的是一名大日本主义者，而非亚洲民族主义者。与许多沙文主义者类似，近卫对伟大的追求往往伴随着深深的不安和孤立感。
于是，近卫有意栽培长子文隆（Fumitaka）进入政界，将他送入一所名叫劳伦斯维尔（Lawrenceville）的美国私立预科学校和普林斯顿大学学习，希望有朝一日他能成为美国精英层中日本利益的实际支持者。近卫对那些质疑他把儿子送往美国的右翼朋友说，在国外更容易培养出真正的日本精神，而日本国内的大学则常常将学生的日本精神损耗殆尽。他还表示，国外生活更容易让人热爱自己的祖国。近卫将儿子送往美国更令人信服的原因是，他大多数同为贵族出身的助手和朋友都毕业于英美顶级名校。他们具备的社交与语言能力，使他们更容易成为更大特权世界的一分子。由于父亲早逝，近卫本人在成长阶段并没有如此优越的条件，他很可能内心存在一定程度的自卑感。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看待近卫公开反对英美的立场。近卫对中国的态度也毫无疑问是矛盾的，他一方面钦佩中国的古代文明，另一方面又担忧中国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
近卫热衷于宣称日本深受掠夺成性的西方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之害。他的这一论断在当时一点都不新鲜，但他成功地在公开表达自己看法的同时又不至显得过度激进和危险（至少大多数时候是这样）。因此，日本国内外的评论家常常看不清近卫的真面目；由于他与西园寺公爵貌似亲密的关系，近卫有时甚至被错误地贴上自由主义者的标签。
在西园寺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对这位从前的门生在外交政策上的挑衅言论日益感到失望和忧虑。1937年春天，近卫在女儿婚礼前夜的化装舞会上身着纳粹制服，以类似希特勒的形象示人。这无助于缓和他与西园寺之间时常紧张的关系。粗略来看，这不过是贵族阶级的消遣方式。但这样做却让西园寺勃然大怒，于是，近卫在公开表达对纳粹主义的溢美之情方面有所收敛。然而，近卫后来的大多数政策仍然表现出对法西斯意识形态某些方面的偏好，尤其是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所称颂的“欧洲新秩序”。这一理念认为，在一个广泛文明的复兴过程中，优等民族注定要领导其他民族，这与近卫亚洲“应以日本为中心”的观点不谋而合。这正是近卫1938年年底宣布意欲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原因。
但他此前政策带来的损害无法被轻易消除。近卫在1938年1月拒绝与蒋介石接触的表态惹恼了这位国民党领导人，阻断了两国未来通过外交途径解决纠纷的可能性。西园寺私下对他的孙子说：
日本不得不把蒋介石作为合法的谈判对手……中日甲午战争谈判时的中方代表李鸿章同样在日本声名不佳，但他是当时的唯一人选。因此，我们要接受现实，认清中国在谁的掌控之下，并与这个人进行谈判。
近卫对蒋介石缺乏耐心，所以他倾向于支持日本需要迅速击败中国的看法。
同时，在近卫任内，日本与中国之间的战争久拖不决，日益影响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为了确保有效开展国内动员，日本政府于1937年秋设立企划院，专门负责资源调配。这为《国家总动员法》的通过铺平了道路，这部法律最终于1938年4月生效。通过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该法律赋予国家绝对权力以管控行业、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该法律将日本的半战时经济彻底转变为战时经济，极大减少了原材料向市场的流动，为最后的全面战争做好准备。
然而，《国家总动员法》在微观层面上偏离了其初衷。作家永井荷风记录了这样一件事：一位善良的面包店店主因为给员工发奖金而被处以巨额罚款。他哀叹道：“为什么有人会因付出太多而受到惩罚？我们生活在一个多么奇怪的世界啊！”这件事充分表明，国家监控无孔不入，人们很容易因为错误的原因遭受惩罚。
由于中日间的战争，日本中心权力的基本结构也迅速发生着变化，后来证明，这种变化是极其重要的。1937年11月，近卫创立了政府与军方共同参加的联席会议制度。在国际危机加剧的背景下，这种联络会议旨在帮助领导人克服政府与军方间的分歧，实现政策统一。联席会议在第二次近卫内阁期间召开次数更为频繁，1941年7月前，会议地点一直在首相官邸；而在近卫第三次就任首相后，会议地点也挪到日本皇宫。参加联席会议的人员通常包括首相、外相、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参谋总长和军令部总长，所有与会人员都有相同的发言权。然而，与最初设立联络会议的意图相反的是，会议后来成为推动战略实施的场所，而非各方辩论的平台。由于与会6人中有4人从属于军方（即使理论上讲，陆军和海军大臣属于政府内阁），因此这4人的意见往往占据主导地位。这被证明是日本战前决策的一个主要结构性缺陷。
近卫当权期间，国民党出现了另一个亲日政权。近卫支持这个由汪精卫领导的政权，汪精卫是孙中山的学生，也是蒋介石的最大对手。与强硬、务实的蒋介石不同，汪精卫是一个天真浪漫的理想主义者。他于1938年12月逃离国民党新首都重庆，经历诸多挫折（包括侥幸逃脱暗杀）后，汪精卫政权最终于1940年春在南京宣告成立。促使汪精卫这一举动的既有爱国主义，也有狼子野心，而日本也需要一个更加顺从的谈判伙伴。于是在1940年11月底，日本与德、意两国签署《三国同盟条约》两个月后，第二届近卫内阁宣布承认汪精卫为中国新领导人。他或许觉得在道义上有义务承认汪精卫政权，毕竟他是近卫一手扶持的。但承认汪精卫政权的时机却糟糕透顶。当时，汪精卫政权在中国已名誉扫地（而且，日本并未将整个中国的控制权交给汪精卫，而是继续保留了一系列附庸政权，包括“满洲国”、台湾、华北和内蒙古。这削弱了汪精卫在中国的声望）。近卫再一次证明了他在外交事务方面的无能。
日本官方的宣传永远是日军继续在中国取得巨大进展。但实际上，日本的行为就像是经典黑色喜剧《无止尽前行》（限りなき前進）中患上妄想症的主人公。这部影片根据小津安二郎（Ozu Yasujiro）编写的故事拍摄而成，并于1937年中日冲突爆发不久后放映。在影片中，52岁的德丸（Tokumaru）在为公司效力大半辈子后遭到解雇。此前不久，德丸还以为会获得晋升，并开始建造一栋超出其承受能力的房屋。现在，沮丧将德丸推向崩溃边缘，他无法再分清妄想与现实，妄想着自己得到了提拔，开始以一位大人物的姿态出现在公司，这让他的家人和以前的同事相当尴尬。就这样，德丸得以在他混乱的精神世界里“无止尽前行”。
日本的中国情结也在1941年影响了该国的政治选择。在日本的历史长河中，该国引入（常常通过朝鲜）并融合了中国文明的许多方面，包括文字、儒家思想以及佛教。日本历史上对中国心存敬畏，但作为地理位置孤立的岛国，日本社会也容易与中国保持距离感。但到19世纪40年代，曾经辉煌的中国在西方帝国主义威胁面前显露出彻头彻尾的无能与软弱。这个顷刻间走向衰败，沉溺于鸦片的国度不再是日本追寻的典范。
在德川幕府统治下，经过相对平静的两个半世纪后，日本被迫摒弃自我封闭——闭关锁国限制了日本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中国在19世纪中叶的衰落意味着，它无法再成为日本的缓冲带，日本不得不独自面对西方列强。同样令人担忧的是，沙皇俄国似乎渴望向日本和中国北方扩张。
作为列强游戏中的绝对新手，日本不得不迅速学习游戏规则。而日本之所以能快速掌握游戏规则，正是归功于一群有才华和远见的年轻人，这群人缔造了现代日本。20世纪初，日本作为一个亚洲国家令人惊叹地在西方帝国主义精英俱乐部中占据一席之地，不过日本从未真正完全融入该俱乐部。西奥多·罗斯福的评论（或者说一种恭维）可以解释其中原因，他将日本称为“荣誉白种人”。日本常常陷入不自信与多疑的状态，既感到自己高人一等，却又孤立无助。
日本的敏感有时不过是妄想症般的过度反应。但有些时候，日本的确有充分理由认为自己受到怠慢，甚至排挤。1868年建立的日本明治政权在最初几十年一直致力于通过外交努力废除之前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与美国的条约直到1911年才失效。这些通过舰炮外交强加于日本的条约剥夺了日本的商业与法律主权，迫使日本在多个港口开放对外贸易，实施固定的低关税，并使在日居住的外国人拥有治外法权。
甚至是日本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胜利也因西方的介入黯然失色。这场中日两国在1894年至1895年因朝鲜而爆发的战争最终以《马关条约》的签署而终结。条约将福尔摩沙岛（今中国台湾）和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由于辽东半岛的大连和亚瑟港（中国旅顺）作为中国东北门户的战略位置，辽东半岛成为各大国（尤其是毗邻的俄国和日本）竞相争夺的目标。《马关条约》公之于众后，俄国、法国和德国（在英美两国的默认下）成功迫使日本放弃辽东半岛，即所谓的“三国干涉还辽”。这就是国际政治中的残酷现实。三年后，俄国在这个垂涎已久的半岛获得租赁权。
日本并未就此止步，它继续坚定地追求受人尊重的国际地位、更大范围的领土扩张以及更强大的军队。1904年至1905年，日本与俄国开战并获得胜利，其帝国主义美梦终于成真，日本赢得了其他国家的喝彩，尤其是英美两国。朝鲜由此成为日本的附属国，并在1910年被完全吞并。日本还获得俄国此前在“满洲”南部的铁路和矿产权利。日本从俄罗斯帝国手中收回辽东半岛的租赁权，获得萨哈林岛（库页岛）南部土地，萨哈林岛位于日本北方，长期生活着日本原著民阿伊努人。不过，中国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大问题。
中日甲午战争战败后，中国改革派人士惊叹于日本的快速崛起，他们纷纷涌向日本，学习西方科学与政治思想。日本人利用西方科学与政治思想维护国家独立，许多中国人对此颇为推崇，其中就包括孙中山，他将日本视为现代化的成功典范。一些日本人也对孙中山的事业予以支持，例如利用自身财富资助孙中山民族主义运动的日本影业大亨梅屋庄吉（Umeya Shokichi），他与其他资助孙中山的日本人都认为，一个更加强大的中国有利于整个亚洲未来的发展。
近卫的父亲近卫笃磨公爵（Prince Konoe Atsumaro）主张建立强有力的中日联盟。在他担任参议员期间，他于1898年帮助建立了一个名为“同种文字协会”（the Same Character Society）的文化组织。该组织成员认为，中日两国应该互相帮助，因为中国人和日本人在人种上属于近亲，并共用相同的文字体系。该组织最著名的项目是在上海建立了一家学院，毕业生后来纷纷成为日本研究中国政治、外交、新闻和经济领域的专家。
尽管在各个民间层面存在加强中日关系的努力，但在国家层面，日本处理对华关系时始终坚持强硬的帝国主义方式。清王朝1912年的土崩瓦解引发中国国内外势力的终极竞争，各方都想进一步控制这一幅员辽阔的国度，占有看似无穷无尽的资源。日本通过讨价还价、强迫、威胁，以及偶尔使用的武力和政治暗杀（最著名的例子是1928年日本关东军对军阀张作霖的暗杀）等手段获得了各种特权。
1915年，日本显露出对中国更大的野心。日本企图利用中华民国严重的国内危机，并趁欧洲爆发战争之机，向总统袁世凯提出了所谓的“二十一条”，此后不久袁世凯想要自我加冕为拿破仑式的皇帝。刚刚在山东击败德国的日本要求继承前者在该区域的特权，日本还要求将南满铁路区域的租借期延长至21世纪（这一日本从俄国手中获得的区域，其租期本应于1923年到期），以及任命日本人担任中国政府的顾问，这几条把中国几乎变成日本的傀儡政权。中国人对此进行抵制，日本只好作罢。最终，这段插曲演变为一场公关灾难。日本只是巩固了它已经拥有的权利，却激怒了作为中国“门户开放”政策守护者的美国。一些日本人认为，“门户开放”政策意味着美国否认自己的“门罗主义”，使美国得以介入日本的后院，阻挠日本在亚洲的领导地位。
当然，日本的要求激怒了中国。日本对中国山东的领土主张获得巴黎和会支持，以奖励日本在对德战争中加入正义的一方，这进一步激起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这种强度大、范围广的民族主义情绪最终在1919年反日反帝国主义的“五四运动”中达到顶点。结果，日本对中国的利益关切变得尽人皆知（在美国的调停下，日本最终在1922年的华盛顿海军会议上同意将山东归还中国。这在日本民族主义者眼中是一次耻辱的让步）。大体上的外交事件就是这些。
一切皆因石原莞尔大佐策划的“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而改变。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日本租借铁路区以保护该国在中国东北南部利益的关东军士兵炸毁铁路路轨，并宣称是中国抗日人士所为。日军以此为借口对当地中国军队发动了全面袭击，并在接下来的5个月内占领了整个东北地区。
性格古怪但充满号召力的军官石原莞尔几年前曾提出了一个终极战争理论。他在日本占领中国东北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让他成为日本为中日间的战争以及最后的太平洋战争进行军备建设的关键人物（尽管石原本人并不赞成中日战争）。石原一直将东西方之间爆发大规模冲突视为历史的必然，认为这种冲突最有可能发生在日本与美国之间，但也可能是日本与苏联之间。这种美化日本英雄主义命运的花言巧语将影响到许多陆军和海军中的普通战略规划人员。
“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前夕，石原担心，蒋介石特有的民族主义自信以及他的领导地位在西方日益得到认可已成为日本面临的重要问题。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取得国民党领导权。此后不久，他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发动北伐，以期统一因军阀混战而四分五裂的中国。蒋介石在北伐期间与共产党闹翻，1927年4月在上海对共产党发动屠杀，这导致国民党左、右派之间发生短暂分裂，领导国民党左派的正是汪精卫。然而，尽管遭遇一系列挫折，北伐仍然在1928年全年继续推进。这一年，国民党军队第一次与派来保卫日本国民的日军发生冲突。到1931年，蒋介石已被成功塑造为整个中国的名义领导人，尽管他屡遭军阀盟友及共产党的挑战。日本确信，蒋介石正日益倚重与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的合作，并同时疏远日本，对日措辞强硬。
对于许多日本人来说，蒋介石在短时间内获得西方支持代表一种背叛，这与维持中国分裂以让所有大国从中受益的帝国主义长期策略背道而驰。20世纪20年代末，日本还高度关注布尔什维主义的崛起。此时，苏联正开展“五年计划”以加强自身经济，同时又在紧邻日本北方的远东地区加强军事力量。所有这些因素都迫使石原莞尔及其部下超越职权范围，发动对中国东北的入侵。虽然他们的鲁莽行动让大多数日本领导人感到意外，但也不排除行动策划者受到陆军参谋本部高级别领导支持的可能。在中国东北的军事行动伊始，日本首相若槻礼次郎（Wakatsuki Reijiro）和外相币原喜重郎（Shidehara Kijuro）等官员希望控制事态。然而，在极端爱国主义媒体的煽动下，石原的冒险行为获得日本民众的支持。公众被各种赞扬野战军勇气和弘扬国家自豪感的新闻报道所包围。主要的几家报纸彼此竞争，纷纷登载日本每一步战略行动的独家照片，突然井喷的发行量让这些报纸获利颇丰。记者也被派往战区，发回一系列吸引眼球的报道，诸如“我国陆军英勇地从长春向吉林挺进”“帝国陆军攻陷齐齐哈尔、伟大精神穿透云霄”等。
此时，这些报纸做出了一项影响力深远的政治选择：自我审查。尽管私下通过一些陆军军官得知，所谓中国精心策划的爆炸不过是个幌子，但所有主流报纸都选择封锁这一消息。他们从未向读者透露这个虚假的借口，他们还毫无保留地支持日本关东军的声明，不断炮制号称“揭露‘满洲事变’真相”的虚假报道。这些报道还配有照片，展示了遭到毁坏的铁路路基，以及一个据称应为此事负责的中国士兵的尸体（实际上，这名中国士兵是被日本人杀害后放置在铁路旁边的）。
媒体报道在很大程度上营造出看似明确的民意支持，迫使若槻政府在9月24日勉强批准了军事行动。这样一种模式就被确定下来：极其被动的政府同意军事入侵，政府既不鼓励也不纵容这种侵略行为。由于无法控制军方，若槻于当年12月辞职，继任者是反对党党首犬养毅（Inukai Tsuyoshi）。
到1932年2月，日军已控制了中国东北三省：辽宁、黑龙江和吉林。卫戍部队在没有获得正式许可的情况下即可占领中国部分地区，这释放出一个危险信号。一段时间以来，失意的年轻士兵倾向于将日本所面对的各种社会和经济困难归咎于掌权者，并期望推动激进变革。现在，由于没有上级的明确指令，东京的默许进一步加剧了暴力活动。用古代武士的话说，这就是家臣篡夺了主人的位置。用现代军事术语来说，这就是不服从命令。然而，没有一个陆军领导人打算阻止这一切。
日本在中国东北的行动标志着迈向政治孤立的重要一步，即使很少有日本人认识到这一点。关东军扶持的傀儡国家“满洲国”于1932年3月1日宣告成立，但国际谴责也随之而来。同年5月15日，一伙年轻的海军军官和陆军军校学员闯入首相官邸，枪杀了犬养毅。行刺者对犬养毅温和的对华立场颇为不满，害怕他可能放弃日本对“满洲国”的控制。在国际联盟存在的大多数时间里，日本都堪称这一国际组织的模范成员，但日本却在1933年3月因“满洲国”问题宣布放弃国际联盟的会员资格。
不过，由于双方的现实利益，中日关系并未完全瘫痪。整个20世纪30年代中期，日本始终在更加慎重、甚至友好的中国政策与军方压力下形成的强硬政策之间摇摆。而蒋介石忙于在中国其他地区巩固自己的控制力，尤其忙于在中国南部和中部内陆地区与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共产党进行战斗，他似乎也愿意暂时忽略“满洲国”这一棘手问题。毫无疑问，蒋介石竭力避免在中国北方与日本爆发重大冲突。关东军认识到这是一个机会，它首先将日本势力范围扩展到“满洲”以西的热河省（这一地区1933年成为“满洲国”的一部分），随后进一步扩展至附近的河北和察哈尔（今属内蒙古）地区。在中日两国1933年和1935年达成的一系列协议中，国民党接受了耻辱性条款，包括从华北部分地区撤出军事力量、国民党组织撤出“满洲国”周边地区以及在河北东部和察哈尔建立亲日自治政府等。
在国内，日本社会努力从全球大萧条引发的经济衰退中恢复过来，而民众的忧虑与不安却日益加重。在这种惨淡氛围下，部分青年军官在1936年2月6日发动了一场几近成功的政变，他们在投降前杀害了数位政府关键人物。此次刺杀行动的头号目标西园寺公爵逃过一劫。广田弘毅（Hirota Koki）内阁于3月9日成立，但他得以就任首相是因为近卫文麿公爵由于身体原因婉拒了这一职位（近卫不愿意对同情反叛军官的势力进行清洗，他本人希望与这些势力保持友好关系。后来他试图赦免这些遭起诉的军官，更加证明了这一点）。
广田政府开始采取更为强硬的政策，要求扩充军备为与中国、苏联及西方大国之间可能的战争做好准备，同时还制定了进军东南亚的计划。中国立刻感受到日本的政策变化，这也是造成马可·波罗桥（卢沟桥）紧张气氛的原因。在没有事先与中方商议的情况下，日军人数在1936年增长至原来的3倍，达到将近6000人。
中国国内局势此时也发生了本质变化。日本的扩张愿望与蒋介石领导强大而统一中国的野心已无法继续共存。由于之前对日本不断妥协让步，蒋介石在共产党的宣传面前变得越来越站不住脚，共产党称蒋介石是向日本帝国主义低头、不惜出卖中国同胞的国家叛徒，迫使蒋介石重新思考与日本的协议。决定性的转折点出现在1936年12月，蒋介石被年轻的张学良将军（被日本人刺杀的东北军阀张作霖之子）所劫持。张学良想让蒋介石与共产党一道加入抗日统一战线。为了维持作为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合法性，蒋介石决定，再也不能看起来对日软弱了。这意味着他不能再与日军一样，将击败（中国或苏联的）共产党作为首要任务。这种变化又进一步促使日本军方强硬派推行更具侵略性的政策（尤其在中国北方），以维持日本现有利益，并使之最大化。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马可·波罗桥事变”（“卢沟桥事变”）不久前上任的近卫文麿坐视该事件升级，但他不承认自己有意为之。他制定和支持的政策常常相互妥协，从未真正贯彻执行过一项政策，其累积的结果是灾难性的。
越来越多的男性（包括那些年近四旬的人）被派往战区。1873年颁布的《义务征兵条例》在1927年被适用范围更广的《兵役法》所取代，后者一直实施到1945年。在这一新体系下，陆军征召入伍的新兵将服现役两年，并在随后大约15年的时间里成为预备役。而在海军现役和预备役的时限分别为3年和9年。随着中日战争升级，为了“大批量生产”战士，军方放宽了健康与体质要求（例如，最低身高要求由1.55米降至1.5米）。许多迫切想要逃避兵役的人佯装身体有残疾或疾病。一些人在体格检查前喝下超大瓶的酱油，以期造成暂时性的肝脏或心脏衰竭迹象，也有人通过服用泻药减去大量体重。但无论如何，征兵还在继续。合乎兵役要求的男性人口数量由1935年的大约20%提高到1937年的23%，并在1939年进一步提高至47%。
一个名叫潮津吉次郎（Ushiotsu Kichijiro）的士兵（由于还有成千上万像他一样的士兵，让我们暂且叫他大兵潮津）刚好在中日战争爆发后的1937年8月被征召进入陆军服役。他所在部队在扬子江（长江）河口登陆前，这个来自京都的小店老板从未听过枪声。他也从未闻过将他绊倒的一具中国士兵腐尸所散发出的难以形容的恶臭，这具臭气熏天的死尸上布满了成千上万只饥饿的苍蝇，而苍蝇发出的巨大嗡嗡声让他无法相信它们仅仅只是昆虫。已过而立之年的潮津对自己的新身份毫无准备。
大兵潮津在日本人刚刚占领的一座城市执行巡逻任务，检查房屋内是否还有人。一个大约12岁的小女孩主动接近他。让他颇感惊讶的是，女孩自愿将他领到了自己的床上。女孩不顾一切的绝望姿态让他让感到惊讶和难过，他完全知道，要是其他人早就顺势占了便宜（日本最终决定设立“慰安妇”，也就是从朝鲜半岛及其他地方强制征召的性奴隶。其主要目的是对日本士兵的欲望加以些许控制）。
还有一次，潮津见到一个刚生产完的年轻中国妇女蹒跚走出她的屋子以躲避枪战。她最后为流弹所杀，手中还抱着刚出生的孩子，连脐带都没来得及剪断。同样让人难以忘却的是，日本士兵将中国俘虏抛入河中，在他们挣扎求生时将其射杀，鲜血把河水染红，潮津却只能无力地看着。
1937年10月末，潮津听到传闻说，日本与国民党的谈判陷入僵局，他感到很沮丧，担心这场预期中迅速而简单的战争将持续更长时间。在前往南京的危险路途中，潮津又惊又喜地遇到自己的哥哥，他在潮津离开后也被征召入伍。潮津不敢相信一个36岁的人也需要入伍服役，这更加证明事态的发展并不那么顺利。
更糟的见闻还在后头。随着他所在的部队进入沦陷的国民党首都南京，潮津再一次被熟悉的尸臭所笼罩。南京挹江门堆满了尸体，这里是恐慌的中国士兵与南京市民1937年12月12日逃离南京的必经之路。潮津的部队不得不绕过堆积如山的尸体，一些尸体像纸片一样被人践踏。潮津默念着佛经前行。
日本军队突然扩军，招募像潮津这样的业余兵，这意味着中日战争为职业军人的快速晋升提供了重要机会。士官通常负责监督那些不上进和不合格的新兵，所以职业军人变得更加重要，也推动了日本社会进一步军事化。其中一个表现就是若干“爱国妇女协会”的出现，这些组织请求志愿者捐款支持“千针腰带”，一种由1000名不同的妇女缝制带有刺绣装饰的腰带，据称可以防弹。这些腰带被送往中国战场以示支持。令穿戴这种腰带的人失望的是，这种腰带成了虱子的温床。
日本因入侵中国东北而名誉扫地，与中国的战争又让日本失去挽回国际声誉的机会。在中日战争爆发整整一年前的1936年7月，东京赢得了1940年奥运会的主办权。日本人为了这一荣誉曾不知疲倦地进行游说。日本将作为第一个主办奥运会的非西方国家，这是现代日本最为重要的国家项目之一。运动场馆的建设工作迅速展开。但到1938年，要求日本放弃主办权的国际压力不断加大，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暗示将抵制这届奥运会。
随着中日战争的结束遥遥无期，军方担心其资源需求无法满足，因而建议与奥运会有关的工程只使用木材和石料。曾为东京奥运会摇旗呐喊的主流媒体在这一问题上却异常沉默。1938年6月末，近卫内阁对战争目的以外使用的工业材料设置了限额，这实际上终结了日本的奥运梦，东京将不得不继续等待24年才真正迎来属于自己的奥运荣耀。
讽刺的是，在国际社会舆论对日本日趋强硬的同时，日本除军事实力以外，其他各个方面的自信心都在不断膨胀。在1937年的巴黎博览会上，师从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的36岁建筑师坂仓准三（Sakakura Junzo）以日式凉亭作品赢得了最高奖项。8月，东京骄傲地主办了世界教育社团联合会（World Federation of Education Associations）第七次双年会。这是该会议首次在亚洲举办，吸引了48个国家的3000名与会者。之后是“神风”战机。当这一双座战机1937年4月6日飞离东京时，欧洲似乎没有人在意这架飞机的24岁飞行员饭沼正明（Iinuma Masaaki）与36岁飞机工程师冢越贤尔（Tsukagoshi Kenji）所要经受的挑战。欧洲和北美飞行员统治着长距离飞行纪录，日本在这项迷人而极其危险的领域完全是个未知数。这架日本飞机表面上前去庆祝英国国王乔治六世5月12日的加冕典礼，并对欧洲数个国家的首都进行友好访问。但实际上，这是《朝日新闻》仿效欧洲报社，通过雇用飞行员进行自我推广的宣传噱头（当然也是为了收集新闻）。
“神风”热潮不再是一家公司的广告宣传，因为整个日本都在关注这两名飞行员的伟绩。由三菱公司为军事侦察目的制造的测试飞机被吹捧为“完全”国产，进一步煽动了这股爱国热（实际上，飞机所用的金属和所需要的汽油都来自其他国家。冢越贤尔还具有一半英国血统）。“神风”是从《朝日新闻》读者提供的大约50万个名称中挑选出来的。4月1日举行的命名仪式由皇后的叔叔东久迩宫稔彦王（Imperial Prince Higashikuni Naruhiko）主持，这更让这架飞机的成功成为国家骄傲。
许多开始对此不以为然的西方媒体也被这架飞机所吸引。飞机4月8日离开卡拉奇飞入地中海上空时，欧洲开始屏息以待，1937年4月9日，“神风”出现在伦敦以南的克罗伊登（Croydon）上空。飞机盘旋了数圈，似乎是要取悦4000名欢呼的群众，包括300名充满喜悦与自豪感的日本人。下午3点30分，飞机完美着陆。两名飞行员从东京飞抵伦敦，创造了51小时19分23秒的长距离飞行世界纪录，平均速度为每小时299.2公里。英国《泰晤士报》报道：“飞行员好不容易从‘神风’走下来，迎接他们的是欢呼和‘万岁’。人们给他们戴上花环，如潮水一般同他们握手并道贺。”两名飞行员又在法国受到热烈欢迎并得到了荣誉奖章，其中包括法国政府颁发的“荣誉军团勋章”（Legion of Honor）。4月16日，正打算在欧洲开启小提琴演奏事业的神童诹访根自子（Suwa Nejiko）和日本驻比利时大使来栖三郎（Kurusu Saburo）（以及他的家人）一道，在布鲁塞尔为两名飞行员献上了鲜花。
与“神风”飞行员不同，小提琴演奏家诹访已经体会过巨大民族期望感所带来的压力。她在国际舞台上的成就很长时间里都是日本人自豪感的重要源泉。尽管如此，当她见到这两位飞行员时，她的表现也同其他17岁的倾慕者一样。她在日记中写道：“他们两人如此梦幻！尤其饭沼正明先生是那么英俊……我可以尽情地看着他！真是令人高兴的一天！”布鲁塞尔机场的这一短暂相遇就像是对青春美丽和活力的定格，它如同海市蜃楼一样，展现了日本本可以拥有的景象，而最终这一切美好却很快离日本远去。
为了庆祝“神风”飞机的成功，自豪的赞助商在1937年4月10日的《泰晤士报》上刊登了致英国民众的一则留言。留言称：“当前国际关系的狂风暴雨将危及未来的世界和平，此次飞行将有助于营造和平与友好的氛围。”要真是这样该多好。但不幸的是，近卫的领导将辜负“神风”飞机所创造的功绩。
近卫强烈感受到了自己的失败，于是1938年春天时，他开始让助手知晓他准备辞职的打算，但正式辞职的决定却一直拖到1939年1月。近卫总是认为自己站在正确的一边，其实他并不清楚哪一边才是正确的。他在相互冲突的利益、信念与职责之间挣扎，当日本深陷中国泥潭时，近卫却选择抛弃自己的祖国。民众仍然被告知，日本在中国所向披靡，因此许多日本人对近卫的辞职颇为不解。而对中国战争成就的怀疑也悄然蔓延开来。
近卫1940年7月复出前的三个短命内阁都没能解决中日战争问题。与此同时，德国自1939年9月以来取得的军事成功打乱了日本的战略思维。当时，荷兰以及法国的大部分地区都处于纳粹德国的占领之下，英法军队也由敦刻尔克撤离欧洲大陆，所以东印度群岛、印度支那和马来亚的殖民地似乎唾手可得。这诱使一些战略家相信，日本应该从东南亚积聚足够资源，以便在与中国的战争中占优势。他们认为，如果德国能够取胜，那么依仗西方国家支持的蒋介石政权将不得不求和，因此对日本来说，确保与德国的友好关系至关重要。
1940年7月22日，近卫第二次就任首相，他的前任首相米内光政海军上将（Admiral Yonai Mitsumasa）不愿与纳粹结盟。身体虚弱的西园寺公爵拒绝支持近卫的任命，两人的关系已无可补救，并维持在这种状态，直到当年11月西园寺离世。
受到德国这个近卫本不屑一顾的国家鼓舞，近卫开始第二次担任首相，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希望结束与中国的战争，推行大规模政治改革。他想用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取代议会政治，依靠右派和左派的支持者发起“新体制运动”，但他如何可以避免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还不得而知。最初，近卫的顾问、秘密共产党员尾崎秀实（Ozaki Hotsumi）建议创建全新的地方协会和议会制度，以确保中央政府的稳固。但政府官僚设法保住了现有的政府结构，避免了他们的权力基础被破坏。近卫的人事选择反映出他想取悦每个人的倾向，但他无法坚持特定的政治纲领。日本成立政治团体“大政翼赞会”（Imperial Rule Assistance Association），它的一些纲领遵循法西斯主义理念，对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生育）加以控制。
这一新团体推行的一项匪夷所思的计划是，“重新定义‘大政翼赞会’式的美女”。该团体成立后不久便就这一议题召开了由内科医生、舞蹈家、艺术家和人种学家共同参与的会议，最后得出结论称，完美的女性应该强健而魁梧，同时具有宽大的臀部。与过去偏爱的苗条美女不同，这些臀部宽大的美女被认为更有可能生育大量强壮的小孩，所以她们值得赞美。
1940年秋强制建立的社区协会将在数年内改变日本的日常生活。内务省让平均每12个家庭组成一个组，成为国家动员时最小、最基本的单元，这些团体将履行诸多爱国义务，例如组织消防分队（以便在遭遇空袭时保护国家）、参与爱国集会以及分发配给物资等。
社区协会的代表轮流排长队购买配给物资，然后他们将根据每个家庭的人口数量仔细对物资进行分配。一位妇女在日记中抱怨道，一旦接到分发中心的通知（随机通知），相关负责人必须“停下手上的一切事务，丢下煮了一半的米饭或用宝贵供给燃料烧热的宝贵洗澡水，冲向分发中心”。邻里间相互警惕和嫉妒让公平分配的任务成为一场噩梦。即使唯一可争的只有萎蔫的莴苣叶，人们也要为此大打出手。
由于邻居之间相互监督，所以这些所谓的社区协会大多与睦邻友好等词汇毫不沾边。相互监视制度的基础是相互猜疑与恐惧。因残酷迫害政治犯而臭名昭著的“特别高等警察”在每个社区协会中都有眼线，这也成为公开的秘密。这一警察部门成立于1911年，其权力在20世纪20年代获得加强，当时它的主要目标是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他们都被视为维持日本政体的威胁。中日间的战争导致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特别高等警察”也迅速扩大了自己的打击目标，致使社会关系的基础发生根本性变化。
尽管社会发生这些变化，近卫在第二任期内的外交政策却与其第一任期如出一辙：既优柔寡断又鲁莽冲动。他总是在需要当机立断时犹豫不决，却又在需要谨慎小心时行事冲动。他令人担忧的一个倾向是喜欢迎合周遭最响亮的声音。为应对美国对日本工业原料进口越来越多的限制，近卫内阁在1940年批准了日军在东南亚确保更稳固根基的提案。作为这一政策变化的直接后果，日本自9月23日开始占领印度支那北部，美日从此针锋相对。
日本在9月27日与德国和意大利签署的《三国同盟条约》不过是进一步加剧了业已存在的紧张局势。近卫及其新任外相认为，日本加入法西斯联盟将对美国形成遏制，并将开启更加有利于日本的外交谈判。前日本驻美大使石井菊次郎（Ishii Kikujiro）及枢密院其他成员对近卫与德意两国结盟持怀疑态度。在《三国同盟条约》签署的前一天会议上，石井当面向天皇及枢密院其他成员表达了他的严重关切。他谈到俾斯麦对结盟的看法：“国际上的联盟关系就像一头驴与其骑手的关系，德国应永远争当那个骑手。”考虑到意大利毕竟是“马基雅维利的故乡”，这个国家也不可信。但石井并没能劝阻近卫，后者当天早些时候向枢密院顾问表示：“必须向美国发起挑战，这样美国才不会低估日本……即使发生最糟糕的情况，我的政府也决心要处理好一切。”
近卫在10月4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延续了他的傲慢姿态，他说：“我认为假如美国能试着理解日本的意图，并试着积极参与世界新秩序的构建，这将对美国更有好处。假如美国有意误解日、德、意三国的真正意图……继续其挑衅行径，我们除了开战别无选择。”但他的虚张声势没有奏效，在接下来的6个月里，双方没有取得任何外交突破。近卫面临他所谓的“最糟糕情况”——与美国发生正面碰撞。
近卫在1941年春天的郁闷心情可想而知。日本政府面对的是美国与日俱增的经济压力和中日战争胜利的遥遥无期（日本甚至无法体面地撤出中国）。近卫后悔与法西斯结盟的决定，但仍对未来抱有一线希望。尽管军方强硬派与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竭力主张对美开战，但近卫身边的幕僚却认识到，这样一场战争是完全不切实际的。
对于许多军方领导来说，一个未曾言明的问题是如何保全颜面，即在排除战争选项的同时又不损伤军人的名誉。军方不情愿向蒋介石或美国做出让步，也许一些焦躁的军官需要得到安抚。帝国海军和陆军总是为了更多荣誉和拨款相互竞争，两军都不想看起来是较弱的一方（请记住，获得更多预算是海军最终同意签署《三国同盟条约》的一个重要原因）。
军方并不是唯一存在内部分歧的机构。外务省主要分裂为亲德派与亲英美派。1940年夏，近卫内阁外相解除了许多亲英美外交官的职务，任命亲轴心国的前驻意大利大使白鸟敏夫（Shiratori Toshio）担任外务省特别顾问。这极大削弱了外务省内的自由派，并在不久的将来产生严重影响。
日本宪法对于天皇的模糊定位也让形势更加复杂。尽管裕仁天皇日益沦为一种象征性角色，成为这个家族式国家的神圣族长，但他仍然是日本军队的最高统帅。在动荡时期，裕仁天皇在普通日本人眼中变得更加神圣（这也是掌权者想要努力确保的）。1940年11月10日，几乎有5万人聚集在帝国皇宫前，参加近卫首相主持的庆典，庆祝日本皇室据信有2600年的统治。庆典还通过广播进行直播，日本各地也都举行了类似的庆祝活动。民众很早就接到通知，要放弃一切休假计划，并被鼓励前往各地著名的神社朝圣。许多人欣然前往，只求从日常生活的苦差事中解脱出来。而铺张的娱乐活动被明令禁止，这是日子艰难的又一佐证。
庆典成功提升了天皇的地位，而对皇室作为神圣庄严的准宗教机构的强调也削弱了君主的世俗权力。这意味着近卫无法期待太多来自天皇的公开帮助，以引导日本驶离错误的轨道。近卫出身于日本最显赫的家族，拥有足以比肩天皇的社会地位，他本可以坦率地与裕仁天皇讨论政治问题。但自1940年6月起担任内大臣的木户幸一（Kido Koichi）阻碍了与天皇的直接沟通。近卫政府需要有极大的耐心与技巧行事，所以他备感焦虑，常常禁不住要溜出办公室，投入他喜爱艺妓的怀抱。1941年4月18日，好消息终于从美国传来。自2月中旬担任驻美大使的野村吉三郎向外务省发回一封电报，概述了所谓的《日美谅解协定草案》。这份粗略的计划包括日美同意承认（伪）“满洲国”，同意蒋介石与汪精卫政府合并以结束中日战争，并实现贸易关系正常化。不管怎样，该草案让矛盾方聚拢到谈判桌前成为可能。
美国的友好姿态足以让副外相大桥忠一（Ohashi Chuichi）感到高兴。他读到这封电报后激动地大喊：“假如这个计划成真，世界的命运都将因此而好转！”裕仁天皇也对这一消息表示欢迎。据木户4月21日的记录，裕仁天皇对近卫说：“美国总统主动愿意详谈，这真出人意料。我猜想所有这一切正是日本与德国和意大利结盟的结果。最终重要的还是保持耐心与坚持不懈，你觉得呢？”言辞间仿佛和平即将到来。在当晚核心决策人召开的联络会议上，包括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在内的军方领导人也对此感到欣喜。日美试图和解的前景来得正是时候，因为日本陆军与海军刚刚决定暂缓前一年制定的向南扩张的计划。两军的共同决议说，荷属东印度的资源“原则上必须通过外交方式（获得）”，日军应避免向新加坡及东南亚其他地区挺进。
与裕仁天皇猜测罗斯福“愿意详谈”相反，《日美谅解协定草案》事实上只是太平洋两岸一些希望避免战争的“业余外交家”的产物。1940年11月25日，美国玛利诺外方传教会（总部位于纽约州北部的一个传教会）的两名天主教神父詹姆斯·爱德华·沃尔什主教（Bishop James Edward Walsh）和詹姆斯·M.德劳特神父（Father James M.Drought）抵达日本，开启了两国和解行动。在日本的一个月里，他们凭借一些华尔街重要人物的介绍信得以拜会日本政治、商业和军事领域的重要人物，包括近卫内阁的外相松冈洋右（Matsuoka Yosuke）。在这些会面中，两位牧师阐明了改善美日关系的重要意义。当被问及他们与美国政府关系的本质时，两人却含糊其词，不愿透露更多。
两人回到美国后联系了罗斯福总统的邮政部长弗兰克·C.沃克（Frank C.Walker）。在虔诚的天主教徒沃克的安排下，两人于1941年1月在白宫向罗斯福总统汇报，日本领导人渴望改善与美国的关系。罗斯福总统随后继续通过沃克及两位牧师寻求与日本方面建立联系。两位牧师最终拿出《日美谅解协定草案》，而他们的日本朋友（其身份后续再详述）对草案进行了修改。
在4月18日的联络会议上，大多数日本高层官员希望立即对美国的友好姿态做出回应。然而副外相大桥忠一却认为，必须等4天后他的上级松冈洋右外相从欧洲返回后，才能向美国发出肯定答复。大桥的观点最终得到认可，这也将成为一项具有重大影响的决定。
第二章 堂·吉诃德的归来
1941年早春的一个夜晚，俄罗斯草原上寒风凛冽，日本外相却欣喜若狂。“红矢号”（Red Arrow）行驶在横跨西伯利亚的铁路上，奢华的头等车厢配备有会客厅和私人洗手间，车厢里的松冈洋右正沉浸在他最大的外交成就中。1941年4月13日，他刚刚与苏联签订了中立协议。出于好客，约瑟夫·斯大林没少招待他伏特加和鱼子酱。松冈喝了一杯又一杯，他的脸越来越红。
当松冈3月12日启程前往欧洲时，日本国内领导人心里都没底。此次行程的本来目的是庆祝《三国同盟条约》的签署，但日本没有捞到什么外交实惠。许多同僚抱怨，这位极度虚荣又浮夸的外相只在谋求自己的利益，而不顾国家利益。他们认为，松冈远道而来既无必要，又无价值，日本外相的工作应该只是从东京总部指挥驻守全球各地的外交人员。
松冈在柏林见到了希特勒，受到了隆重接待。日耳曼严格刻板的接待方式给松冈的随行人员留下深刻印象，随他一起来访的有外务省官员、军官和记者。柏林火车站所有站台都装点上了“卐”字旗和旭日旗。松冈的火车一抵达，迎接他的就是击鼓声和“希特勒万岁！松冈万岁！”的欢呼声。松冈洋右打开车窗，向穿着整齐制服的希特勒青年团做出回应，他抬起右臂行纳粹礼。这手势似乎是本能做出的，就好像他是经过多年训练、追求舞台效果的歌舞伎演员。只是，在这样的纳粹欢迎下，他泛红的脸颊暴露了内心的狂喜。松冈在罗马也受到墨索里尼和教皇的热情接待，但意大利的接待与德国可不能比。
松冈认为，他与斯大林签署的协议是给祖国带去的最好纪念品。这将加强《三国同盟条约》，使之成为“四国谅解协议”（用他的话叫做“欧亚大陆同盟”），与自由主义的英美联盟进行对峙。他早就构想过这一同盟关系。在动身前往欧洲前，他对秘书说：“与德国握手就有了与苏联握手的暂时借口，而与苏联握手也不过是与美国握手的借口。”他坚持认为，这些国家联合起来将向傲慢的美国人施压，迫使其做出外交妥协。这样，日本就能活在和平中，用松冈的话说，整个世界都不用动一发子弹。
松冈喜欢惊世骇俗，喜欢成为众人关注的核心。如果说近卫是忧郁的哈姆雷特，那么松冈就是堂·吉诃德，患有严重的狂妄自大症。再次借用日本戏剧术语打个比方，松冈是歌舞伎演员，他夸大每个动作和每句台词，为了刺激观众的感官；而近卫是能剧演员，没有太多动作，把自己的情绪隐藏在没有表情的面具后，留待他人来解读。
松冈戴着眼镜，留着胡子，中等个子，外形上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他确是现代日本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外务大臣之一。他对自己的极度信任让他与众不同。最让他满足的事情就是连续数小时高谈自己的外交政策哲学，最好在一些酒精的刺激下。他珍惜每一次高谈阔论的机会，只要对方愿意（或出于礼貌）聆听。一名德国翻译说，松冈是少有的胆敢与希特勒进行类似同辈间闲聊的人。
与许多日本人不同，松冈从不掩饰自己的不谦逊。1940年夏，他不知疲倦地进行游说，想要成为第二次近卫文麿内阁的外务大臣。令近卫印象深刻的是，松冈单靠自己的力量进行自我推销，这种能力可以利用在谋求日本利益上。他认为，松冈是日本迫切需要的一种发言人。松冈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大规模重组了外务省，这让他在外务省不受待见，但他本人也不在乎。
日本政府官员不愿意为一项政策的后果承担个人责任，决策过程也往往沦为寻找最大共识点的过程，松冈的个性也有好处，意味着他能很快完成任务。但近卫很快认识到，松冈的过度神经质常常让他的手下忧心忡忡。有人猜测，他过于活跃因为吸食了可卡因，据传言，松冈在美国学习期间接触了这种毒品。近卫文麿向来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一切都是安排好的，甚至连首相职务都是送到他手上的，但松冈前行的每一步都经过了奋斗。松冈洋右生于1880年，比近卫还早11年，出生地在日本本州岛西南角的山口县。他的家庭做海上贸易，曾一度很富有。由于父亲投资失败欠下债务，哥哥又挥霍无度，松冈家的财产迅速消耗殆尽。所以松冈13岁时前往美国西海岸投奔一位做生意的亲戚。
在美国，松冈被美国家庭收养，先后住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克兰。他的英文名叫弗兰克，是个有抱负的小孩。他一边学习一边做各种零工，包括在餐厅打工，在农场帮忙，做过楼管、铁路工，甚至充当过牧师主持婚礼。不论多么辛苦，美国都是松冈洋右逃避家庭贫困的避风港，是充满机遇的土地。他渐渐爱上这里，尽管他受到严重的种族和社会歧视，这些赤裸裸、无可否认的歧视已成为他每天生活的一部分。他也正是在美国第一次接触到基督教，成为一名循道宗信徒（他在临死前几小时皈依了天主教）。他在俄勒冈大学以班上第二名的身份毕业，拿到法学学位，他还自学了日本法律。他不仅酷爱读书，他的大学同学还惊叹于他的扑克牌技巧，这无疑对他的外交生涯有所帮助。
由于母亲病重，松冈洋右1902年回到日本。此时他已22岁，在美国度过了影响他一生的9年时光。虽然他担任外相后对美国咄咄逼人，但他却把美国当作第二故乡。他50多岁时重返当年度过青少年岁月的故土时，在“美国母亲”伊莎贝尔·邓巴·贝弗里奇的墓地立碑种树，这位母亲是虔诚的基督徒，曾引导他的循道宗教信仰。
1904年，年轻的松冈以优异成绩通过外务省考试（在进入考试的130人中只有7人通过），开始了他的外交生涯。这样的职业选择让他刚好躲过日俄战争期间被征入军队服役。他大部分时间在中国任职，在俄国也短暂工作过。他后来总爱吹嘘自己在俄国被许多美女诱惑，但其实，相比玩弄女人，他似乎更爱喝酒。
松冈善于发表令人难忘的演讲，这绝对是多边会议上的宝贵技能，所以他在1919年作为日方发言人参加了巴黎和会。他正是在巴黎和会上首次见到近卫文麿，见识到世界权力顶峰的样子。他不想只做一名官员，所以他在1921年41岁时离开外务省。他进入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铁”），这是一家半私营企业，拥有许多分支，涉及中国东北地区的开发。他的事业如火如荼，1927年成为“满铁”副总裁。1930年，他成功参选进入众议院，成为保守党立宪政友会的一员。
1931年9月的“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对松冈洋右开始的政治生涯至关重要。虽然他本身没有鼓吹军事占领“满洲”，但他支持对“满洲”的接管。他一直敦促日本对华强硬，这基于地区安全考虑，担心苏联从北部挺进。作为一名“满洲”通”，他坚持认为中国东北是“日本的生命线”。他看到自己的事业开始腾飞。
“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一年多后的1933年2月24日，在日内瓦湖西岸由豪华酒店改造的威尔逊宫，松冈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威尔逊宫阿拉伯纹饰的天花板绘有金色树叶，5个波西米亚大吊灯将大厅点亮。来自40多个国际联盟成员国的代表在这里静静地聆听松冈洋右庄严宣读一份准备好的声明。他宣布，作为《国际联盟盟约》5大倡议国之一，日本打算退出国际联盟。这是把日本推上国际孤立道路的重要一步。
国际联盟刚刚以42票赞成、1票反对，通过了接受《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的决议，日本是唯一投反对票的国家。由英国人李顿爵士领导的一个独立调查团被派往远东调查“满洲事变”，调查团撰写了报告书，并于1932年9月向国际联盟提交。报告书建议日本撤走部队，恢复中国行使主权。松冈拒绝接受这一结论。
松冈是反对日本退出国际联盟的，他怀疑东京最后一刻做出的这一决定是否是一项共识，该决定基于日本不愿失去对“满洲国”的控制。东京的领导人认为，只要日本仍然在国际联盟，日本就很可能成为惩罚性经济制裁的受害者（正如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而受到的制裁）。他们认为这种制裁很不光彩，而日本政府通过离开这一国际组织可以避免遭受制裁。对于一向在乎国际舆论的现代日本来说，这是一个极端而短视的应对策略。
松冈所能做的就是最大限度减小离开国际联盟的损失，他再次试图解释日本的处境。站在讲台上的松冈抛弃准备好的讲话稿，他大声呼喊道：“读一读历史吧！我们从俄罗斯手中解放了“满洲”，我们一手缔造了‘满洲’的今天……日本从始至终一直都是远东和平、秩序和进步的中流砥柱。”他反对国际社会对“满洲”的接管，他说：“美国人会放弃对巴拿马运河区的控制吗？英国会把主权交给埃及吗？”演讲完毕，他向自己的代表团挥手，代表团成员全体离席。
这无疑是国际联盟历史上最具戏剧性的一次会议。合众通讯社记者从日内瓦发出的报道称：“代表团由衣冠楚楚的松冈洋右率领……看起来沉重而坚决。”代表团离开时，“拥挤的过道里混杂着嘘声和掌声”。
虽然《李顿调查团报告》对日本的军事行动予以谴责，但报告承认日本在“满洲”的既得利益，认可日本对该地区发展所作的贡献。尽管世界主要大国满口主权、自立、平等、和平，强调对世界所有国家的尊重，但毕竟这些国家仍占有大片殖民地，单独挑出日本说事会让自己名誉受损。所以当松冈洋右的代表团以这种戏剧化方式离席时，国联大会确实大感意外。
松冈能够率领日本代表团参加此次国际联盟特别会议的一个原因是他了解中国东北。他本要说服国际社会接受“满洲国”的合法地位，宣称这将促进亚洲种族和谐、现代化城市规划、广袤农田的开拓，让国际舆论有利于日本。1932年12月8日，松冈一抵达日内瓦就即兴做了一番奇怪的演讲，他总是喜欢这样做。他在演讲中为“满洲国”辩护说：“当前，没有人看到‘满洲国’的重要意义。但世界最终会承认，日本是正确的。”他继续以他典型的夸张口气说：“日本即将像耶稣一样被钉上十字架。正如他后来在欧洲社会获得救赎，日本也将获得救赎。”松冈洋右的发言持续了将近90分钟。他受到观众的起立鼓掌，但大家更可能是为了这一冗长演讲的结束而鼓掌，而不是为了演讲内容。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向来是国际联盟自1920年成立以来的模范成员，日本向国联派出最能干的官员，捐出大量款项，主要原因是日本认为，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正迅速成为20世纪外交的惯例。让日本失望的是，尽管做出最大努力，日本很快被称为沉默的伙伴，因为日本代表往往不爱交谈。许多人对松冈这位话多的全权代表感到惊讶，对松冈大加赞扬，说日本终于从“无声默片”转变成“有声电影”。
《李顿调查团报告》的最后投票结果让松冈非常失望，他此前两个月所做的公关工作完全没有奏效。他和他的团队驻扎在日内瓦湖边的大都会酒店夜以继日地工作，进行各方游说，包括放映关于“满洲国”的宣传纪录片。松冈的助手回忆道，虽然他的上司很固执，又像一个任性的小孩一样渴望得到关注，但在这些辛苦工作中，他仍然对手下体贴、关切。这名助手还透露，松冈洋右在酒店房间里长时间地准备自己的“即兴”演讲。
松冈宣布日本决意退出国际联盟时，对听众说：
日本政府现在不得不作出结论，日本和国际联盟其他成员在实现远东和平的方式上看法不同。日本政府认为，在中日分歧问题上，日本与国际联盟合作的努力已经达到极限。但日本政府仍将尽最大努力确保远东地区和平，保持并加强与其他大国的友好关系。
松冈洋右从国际大会上贸然退场，成为日本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面孔之一。大肆鼓吹极端爱国主义来增加销量的日本各大报纸率先将松冈塑造成不畏西方及其走狗欺凌的伟人。国内的狂热反应确实让他惊讶，但他很快开始享受这一英雄归来的角色。他现在成了羽翼丰满、受人爱戴的当红政客。为了利用这一声名，他在1933年12月辞去众议院职务，离开立宪政友会。此后大约一年的时间里，他走遍日本各地，进行了184场演讲，听众共计7万人，宣传他所谓的政党解消联盟。他开始把巨幅旭日旗放置在讲台后方，这逐渐成为展示爱国忠心的做法。
1933年12月的一天，东京日本青年中心里挤满了听众，松冈谈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罪恶，宣布了日本议会体制的死亡，他说：“我不认为政党政治是实现宪政政府的唯一方式……政党政治只是其中的一个方式。”
至此，他的政治信条转向法西斯主义。但与近卫一样，他对法西斯主义的狂热是有限度的，也是肤浅的。松冈当然对纳粹德国的崛起感到惊叹，但他显然无法接受带有种族歧视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因为亚洲人被列为次等地位。松冈没能预见纳粹大屠杀，但他其实也表现出对纳粹政策的不满。1935年8月至1939年2月，他再次在“满铁”工作。他担任“满铁”总裁时，驻扎在哈尔滨的樋口季一郎少将请他帮了一个忙。樋口季一郎在波兰和德国见识并遭受过歧视，所以他关心犹太复国主义和欧洲犹太人的困境。1936年日本与德国签署《反共产国际协定》后，樋口季一郎公开表示，犹太人被赶出欧洲前应被给予一块国土。1938年3月，樋口季一郎听说，一群逃出德国的犹太人被阻挡在“满洲国”外，所以他寻求松冈的帮助。松冈派他公司的火车将这些难民安全送往上海，他们因此逃脱迫害。
松冈渴望成为强大而具有感召力的领导人，有能力像法西斯独裁者那样搅动全国，这解释了他对轴心国感到着迷的原因。但他认为，结盟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与美国的外交谈判中取得相对的力量优势。而他对轴心国野心的肤浅理解也再次解释了，为何他根本不理解英美对纳粹，以及日本与纳粹结盟而感到厌恶的极端程度。
1941年4月13日，微醺的松冈洋右在穿行苏联的“红矢号”列车上说：“年轻人们，外交就是力量。与轴心国的外交就是获取力量的方式。没人告诉过我这些，我懂的就是多。”他其实只是对30多岁的外务省顾问西园寺公一重复之前说过的话。松冈借着酒劲教导西园寺公一说：“《三国同盟条约》不是为了发动战争而结盟，而是为了维持和平！”
松冈强调，他受到力量的引导。他崇拜奥地利政治家梅特涅，后者利用自己的能力让各大国长期保持均势，并在维也纳会议上成功对拿破仑战争做出了结。但时代变了。法西斯主义、自由主义、共产主义及其各自分支彼此对抗。西园寺公一认为，松冈洋右不认真对待政权间巨大的意识形态分歧将是十分危险的错误。
完全在英国接受高等教育的西园寺公一总是与养父西园寺公望关系紧密。他不相信美国总统罗斯福或国务卿赫尔会因为日本与苏联签署中立条约而被迫与日本妥协。在一次酒席上，西园寺公一对松冈说，日本不应该与轴心国过于接近。西园寺公一知道，近卫后悔签署了《三国同盟条约》，所以他希望松冈也能看清，该条约是一种外交负担。“你必须支持近卫公爵。”西园寺公一说。松冈洋右回答道：“是的，是的，我在支持公爵大人。我甚至表示一旦他组建内阁，我愿意当他的秘书……不过公一君，外交可需要专业知识啊，我比你更清楚下一步该怎么做。”
随着列车的行进，松冈越来越确信，日本首相的位置唾手可得。酒精的确让他变得自大，但同样迷惑他的还有对斯大林的记忆。几小时前，松冈的火车即将离开车站时，斯大林带着外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冒着莫斯科的浓雾亲自为松冈送行——鉴于斯大林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甚至很少会见外国政要，此举实属罕见。斯大林说：“你看，我也是亚洲人，我来自格鲁吉亚！我们是兄弟，所以我们必须共同合作！”
斯大林没有按照习惯考虑一下就同意与松冈洋右签署协定。日本代表团从柏林返回的途中抵达莫斯科时，德国袭击了南斯拉夫，这让斯大林感到焦虑，或许也让他高估了日本与纳粹的关系。对于斯大林来说，与日本签署中立协议很划算，协议确保了苏联东部边境的安全，又不用向日本割让土地。由于松冈访问柏林时暗示与苏联签订中立条约，斯大林认为苏联西部边境也不会受到德国袭击，至少暂时不会。斯大林确实感到焦虑。在克里姆林宫莫洛托夫空旷的办公室，日本和苏联代表相继在外交文书上签字，这时，穿着标志性深灰立领大衣、没有佩戴任何奖章的斯大林慢步走来，手里拿着一根烟。他走向墙边的餐桌，开始检查并摆放玻璃杯和餐具，好像他是这栋庄严大楼里的男管家。后来的一切都进展顺利。
斯大林和松冈在车站相拥道别时，两人都喝多了，显得很亢奋。酒劲过去许久后，松冈仍然感到自己不可一世。他与近卫日益紧张的关系也因此变得有些缓和。近卫听到来自莫斯科的消息后说：“松冈洋右是个能人！”
日本民众习惯于接受广播和报纸所营造的基调，他们听到这一消息后感到欢欣鼓舞。《朝日新闻》4月23日称赞松冈“使《三国同盟条约》得以新生”，在日本与西方快要爆发战争时确保了日本的和平。美国和英国都不敢挑衅日本了，因为苏联已清楚地表示，不会被同盟国利用。在松冈最受欢迎的时候，他的肖像照甚至卖得比当红影星都要好，包括“满洲国”影星李香兰（李香兰其实是出生在中国的日本人，本名山口淑子，与松冈洋右的长子秘密约会）。
4月22日，松冈洋右英雄凯旋般回到日本，4天前，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用电报传回《日美谅解协定草案》的摘要。虽然来自美国的消息让人意外，但松冈却很得意，因为他错误地推断自己促成了美国突然的外交谈判意愿，认为他拉拢苏联的均势策略立即奏效了。
松冈洋右在莫斯科三次会见了美国驻俄大使劳伦斯·斯坦哈特，想要试探罗斯福是否会鉴于“新形势”而与他谈判。一位随行记者说，松冈握有吸引罗斯福的计划：松冈将与蒋介石会谈，之后两人再飞往华盛顿会见罗斯福，罗斯福、蒋介石和松冈洋右届时将同意长城以北地区实现中立、日本从中国撤军、“满洲国”的独立地位获得承认，然后签署中日、美日互不侵犯条约。松冈在与近卫通电话时得知美方愿意接触的消息，当时他正在大连等待乘坐飞机回国，松冈兴奋地对他的秘书说：“接下来我们将飞往美国！”松冈的狂妄自大症可见一斑。他最后知晓《日美谅解协定草案》的真正起因后，感到自己被抢了风头。他不允许日方任何人（包括野村大使）采取重大外交行动，这份草案建议近卫文麿与罗斯福在夏威夷会晤，而不是他与罗斯福进行会晤，这让他怒不可遏。他认为这会威胁到他的权威，也会夺走他受关注的地位。
松冈回到东京的当天晚上，内阁、参谋本部和军令部召开联络会议，商讨日本对美国的回应。参加会议的主要有内阁大臣、陆军参谋总长、海军军令部总长和首先得知该谅解草案的副外相大桥忠一。松冈决心要破坏这次会议。这本应是属于他的时刻。他开场先吹嘘了欧洲之行取得的成果，当讨论到美方的草案时，松冈向与会者怒吼道，野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他还说，作为德国的盟友，保持忠诚和坦诚很重要。鉴于此，他认为日本必须向德国汇报谅解草案的内容。他坚信，这份草案包含“70%的险恶用心和30%的善意”。他没有做出决定，以疲倦和身体不适为由离开了会场。
松冈洋右离开后，大桥忠一说，松冈在从机场回来的路上对他明确表示，他不会很快对美国做出答复。但包括军方在内的大多数与会人员更愿意与美国尽早接触。近卫总显得既冷漠又迟疑，他以发烧为由离场返回住处。
由于等不到指示，在华盛顿的日方谈判人员4月29日向松冈致电，但没有结果。野村感到沮丧和失望；他本以为松冈会立即抓住这个机会开始谈判，因为这份谅解草案尤其符合松冈的核心外交思想，即通过对话解决问题。野村频繁出入美国国务卿所在的卡尔顿酒店，不断为日方的延误道歉。他让赫尔不要“失去耐心”，因为“日本国内在当前形势下有一些政治摩擦”。
罗斯福和赫尔并不认为绝大多数日本领导人希望避免战争。华盛顿方面只想通过这一草案开启与日本的官方交流，然而日本方面却不太清楚这份文件与白宫没有直接关系，它只是双方业余外交人员发起的。
日方最主要的调停者是47岁的银行家井川忠雄（Ikawa Tadao），他曾与近卫文麿一同上学，几年前为近卫公爵建立了一个智囊团。井川曾娶了一位美国妻子，他在20世纪20年代是日本驻纽约总领馆的财务主管，在美国有许多关系。此前，他安排两位美国牧师访问东京时见到了日本领导人。在这两位牧师访日期间，他决定也参与到这项和平计划中。
井川彬彬有礼、外形俊朗，他游刃有余的交际能力也让他流露出轻浮傲慢的气质，让包括松冈在内的许多人信不过。他也精力充沛、野心勃勃。从牧师那里一听说罗斯福同意寻找外交解决方案，井川立即以私人身份前往纽约，表面上是为了解决与美国前妻的纠纷。他在1941年2月27日抵达纽约。
由于井川忠雄并不属于外务省，日本驻华盛顿使馆的工作人员对他很冷淡。但他还是设法取得了大使的信任。才上任不久还有点像个局外人的野村大使一开始不信任井川，松冈告诫过他要远离此人，但这位银行家3月8日安排了在国务卿住所的一次秘密会面，把野村大使介绍给了赫尔后，野村开始对他另眼相看。随着42岁岩畔豪雄（Iwakuro Hideo）大佐的到来，美日“非正式会谈”（美国人这么叫）很快开始。
牧师最初拟定的草案在岩畔豪雄与野田大使、使馆武官和一名专家的商议下进行了大幅修改。日方研究草案的小组在其他使馆工作人员回家后聚集在使馆地下室里商议，讨论出一份冗长的文件，其要点可以归结为：
1.美国和日本承认，两国是太平洋地区的强国，将共同致力于该地区的和平，达成友好谅解。
2.日本承认签署《三国同盟条约》是为了防止欧洲战事扩大。日军只有在德国受到非战争第三方的主动攻击时才履行其军事义务。美国对欧洲战争做出回应的出发点只能是保护自己的利益和安全。
3.美国总统将劝告蒋介石政府与日本讲和，为此，美国总统和日本政府同意：（a）中国独立；（b）日军基于中日条约撤军；（c）不吞并中国领土；（d）没有赔款；（e）中国重启门户开放政策；（f）蒋介石政府与日本支持的汪精卫政府实现合并；（g）日本克制不向中国大规模移民；（h）承认“满洲国”。
4.美国和日本都停止以恐吓目的向太平洋地区部署空军和海军力量。
5.两国政府恢复《美日通商航海条约》。
6.日本在西南太平洋（包括东南亚）获取利益不能依靠武力，只能通过和平方式。作为交换，美国将确保日本的资源获得，包括石油、橡胶、锡和镍。
7.为了太平洋政治稳定，美国和日本都不能接受欧洲对太平洋地区的侵入，双方确保菲律宾的独立，美国确保日本移民受到平等对待，没有歧视。
4月16日，赫尔询问野村日本是否愿意基于这份日本修改的文件与美国谈判，这份文件“包含的许多条款我国政府都愿意同意”。赫尔还表示，文件的一些条款“需要修改、扩充或全部删除”，另外还需要添加新的、单独条款。野村在汇报与赫尔会面的电报中没能阐明这份谅解草案不是美国政府的正式提议。岩畔豪雄后来承认，这是野村的助理、公使衔参赞若杉要（Wakasugi Kaname）故意选择的措辞。若杉认为，强调美国的渴望而忽略日本对文件的修改将能取得更好的效果。野村向东京派发的电报清楚表明，美国政府希望进一步修改协议。收到电报后过于兴奋的副外相大桥忠一可能没能看到美方的这一条件，所以给日本领导人留下的印象是，美国拿出了一份满足日本要求的提案，但美国其实没有做出这么多让步。
松冈洋右认识到，他的同事庆祝得太早了。他丢掉野村发来的《日美谅解协定草案》，要求查看英文原文。5月初，他私下向一位外务省官员抱怨说，来自美国的谅解草案让人大跌眼镜，因为：
很显然，这不是美国的文件，而是日本人写的。所有人，包括近卫公爵，似乎都认为最艰难的时刻过去了，我们只需给美国一个肯定答复。多么愚蠢啊！我敢保证，一旦我们开始谈判，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由于中日战争还在继续，我们（与美国）的谈判将无法取得满意结果……如果谈判失败，军方将有理由发动战争。我知道我是对的。
松冈洋右是对的，事情并不像开始看上去那么乐观。但他并没有将草案本身看作展示日本谈判意愿的机会，而是出于褊狭和怨恨做出了过激反应。在5月3日政府与军方的联络会议上，终于走出自我封闭的松冈拿出一份“5·12计划”（野村吉三郎于5月12日将该计划交给赫尔），这也可以称为“松冈计划”，据说是对《日美谅解协定草案》的阐释，但内容却相差甚远。其中最明显的改动是关于欧洲战争的未来：
美国和日本政府将实现世界和平作为其共同目标；两国因此应当共同努力，不但要防止欧洲战争的扩大，也要帮助欧洲迅速实现和平。
松冈想要促成欧洲和平的理想（在他渴望成为“伟人”的推动下）看起来很高洁，但他完全误读了当时的形势：罗斯福政府根本不愿意与纳粹政权谈判。另外，一个深陷中国战争泥潭的国家如何帮助其他国家结束战争？日本的这一最新提案删除了所有与中国和谈的条件，大概松冈不想被具体条款所限制。他坚持认为，如果蒋介石不同意与日本讲和，美国应该放弃对蒋介石政府的支援。日本既想不受牵制，又想获得帮助。松冈答应确保菲律宾独立的条件是，菲律宾要“永久保持中立”，并且“日本人移民美国应受到友好对待——与其他国民平等，不能歧视”。《日美谅解协定草案》说：“日本在西南太平洋区域的活动应当以和平方式开展，不能诉诸武力。”这种表述受到“松冈计划”的攻击，因为它“既不合适，也很多余”，因为“内阁总理大臣和外务大臣已在多个场合的各种发言中清楚表达了日本政府的和平政策”。删除这些文字意味着日本不愿放弃在东南亚的军事选项。罗斯福政府对此感到震惊。
松冈不妥协的态度甚至让日本军方感到惊讶。松冈想要所有人知道，他只能以掌权者的身份（或者看起来像掌权者）参加谈判。他一直坚信，强硬和自信是对付美国最有价值的品质。
虽然松冈和近卫的性格迥然不同，但两人惊人的相似点是，他们都想看到一个强硬的日本。当年22岁的松冈刚从美国回到日本时，他对自己从前的老师说：“记住最重要的一点是，永远不要被美国人轻视。”然后他描述了日本人和美国人在狭窄过道相遇的假想情景：
美国人并不会因为你向他鞠躬并礼貌相让而感谢你。他其实会鄙视你，认为你太容易对付了。如果你朝他脸上来一拳，他才会尊敬你，认为你和他地位平等。日本外交官应该从现在起注意这一点（美国人的性格）。
“松冈计划”让赫尔更加讨厌这位日本外相。赫尔和野村为此达成了奇特的默契。5月11日赫尔收到“松冈计划”的前一天，赫尔向野村抱怨信任日本外相“行动和大话”的难度，赫尔注意到，“（大使）不但没有反驳我的话，我还觉得他其实赞同我对松冈的评论”。从野村处获得日本最新方案后，赫尔发现“不诉诸武力”的段落被删去了，他嘀咕道：“所以这意味着他们不能保证不向南挺进。”赫尔指的是日本挺进东南亚，以取得战略制高点。
美国从一开始就建议，这一非官方的《美日谅解协定草案》应当成为推动两国对话的起点。但松冈洋右认为，除非美国首先接受日本的一些要求，否则日本无法开始谈判。他相信，日本因为强硬而赢得美国的尊重。实际上，日本正在浪费一个对该国极为有利的谈判机会。
此时，美国仍然准备对日本做出一些让步。比如，赫尔表示愿意与日本谈判，只要日本接受他的“四项原则”：（1）尊重每个国家的主权及领土完整；（2）对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予以支持；（3）支持平等原则，包括通商机会平等；（4）继续保持太平洋现状，但这一现状可以通过和平方式改变。但在与野村的私下交谈中，赫尔表示，第四条原则不会影响“满洲国”，而是适用于达成总体协议后的未来。对于美方的回应，松冈却设定了无法撤回的前提条件。松冈非要坚持保留日本向南使用武力的权力，他在军方自己都愿意妥协的问题上小题大做，这是没有必要的。日本陆军尤其想要停止进一步军事冒险，因此之前，1939年5月至9月，日本陆军与苏联军队为了“满洲国”和蒙古国的边界纠纷在诺门罕（Nomonhan）进行了惨烈的战争。现在，一个曾逃避服兵役的文官却指挥军队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
近卫透露，他曾亲自前往机场迎接松冈欧洲之行的归来，以便讨论《美日谅解协定草案》的有关事宜。他不想因为没有通知这一最新进展而惹怒极度敏感的松冈洋右。但松冈拒绝与他一道回去，坚持认为外务大臣的首要任务是向皇宫鞠躬致意。近卫对松冈冷若冰霜的态度感到震惊，他放弃了两人同乘一辆车的想法。近卫后来表示，这件事让两人之间的裂痕加深。
虽然对松冈越来越不满意，但近卫仍然让他主管日本的外交，即使冒着疏远美国的危险。近卫只是不想与外务大臣起争执。松冈不断对其他官员说，关于大洋彼岸的这个不友好的大国，他比其他人懂得更多。没人能够反驳他。参谋本部一位陆军军官后来回忆道：“松冈惯常的做法是直接把自己的提议拿到联络会议上，不论如何强迫该提议获得通过。其实他的做法相当令人赞叹。”日本的政治文化完全不欢迎惊喜，提前打报告是通常的惯例，而松冈洋右是唯一的特例。日本有句老话叫“移植树木前先将根部周围挖开”（译者注：引申义为事前讲明、打好铺垫），但这句话不符合松冈的办事风格。
与之相反，喜欢幕后秘密做事的近卫已经在为除掉他的外务大臣做着准备。松冈可不是普通对手，近卫公爵深知，在日本悠久的政治斗争传统中，松冈的倒台必须经过精心策划，这是近卫公爵天生就擅长的。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近卫还需要一些时间，而日本其实等不起更长的时间了。
第三章 一切的开端
1882年是日本军事史上关键的一年，因为日本新生的现代政府颁布了一份官方文件。
新年第四天，现代日本第一位天皇、29岁的睦仁（明治天皇）在日本皇宫铺着红地毯的大厅里，拿着这份文件。与这个新兴国家的许多事物一样，天皇和少数随从栖身的宫殿只是暂时性的，因为从前的宫殿几年前被烧毁了，现在仍在建设中。睦仁像普鲁士军官一样穿着黑色制服，戴着白手套，站在只适合这种盛大场合的由金缕布铺设的讲台后面，笔直得就像一名训练有素的体操运动员。这一西方式背景中凸显出来的是一个传统日式火盆，放置于他的身后，以温暖天皇陛下的臀部。
以当时的标准，睦仁1.68米的身高算是高大的（在他的统治时期，包含肉类和奶类的西式饮食引入日本，从此日本人的身高迅速提高）。他总是一副严肃的表情，双眼炯炯有神，还留着浓密的黑胡子。讲台的另一边站着陆军大臣大山岩（Oyama Iwao）。这个矮胖的男人比睦仁大10岁，他俩的共同弱点是对西方美食没有抵抗力，尤其喜爱牛排和法国红酒。大山岩被同辈人戏称为“小蛤蟆”，他总是穿着深色普鲁士制服（这种制服及其他制度安排都是模仿普鲁士军队的）。他接受这一皇家文件的时刻到了，大山岩毕恭毕敬地伸出双臂，向天皇深深鞠躬。天皇颁布了对军人的训令《军人勅谕》，文件按照礼仪从天皇手中递给下属手中。该仪式既是做给外界看，也是做给国内群众看的。它清楚地表明，日本在认真开启现代化步伐，对西方强加给日本的不平等条约很不满。
一些西方观察家对日本开始迈向现代化的努力不屑一顾。最著名的就是曾做过水手的法国小说家皮埃尔·洛蒂（Pierre Loti），他在《菊子夫人》中对日本人进行了冷嘲热讽，这部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描述了法国海军军官与一位日本女性一段短暂的权宜婚姻，后来激发普契尼创作了歌剧《蝴蝶夫人》。他的另一部不太有名的作品《江户的舞会》（Un bal à Yeddo）描述的是鹿鸣馆的一个夜晚，东京的鹿鸣馆是可以举办舞会的两层楼建筑，1883年年底落成，用于招待外国宾客。洛蒂这样形容日本新兴的绅士和他们不合体的西装：“带尾巴的西装，甚至我们穿上都很难看，他们穿上多么奇怪啊！……不知道为什么，在我看来，他们都有点像猴子。”
作为容易讨女性喜爱的男子，洛蒂对异性的描述稍微留了情面：
噢！还有这些女人！……年轻未婚的女孩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她们的母亲在墙边一字站开，就像挂毯一样。仔细观察，她们真是令人惊讶。她们哪里不对？无论我怎样努力，都无法精确形容：也许她们戴的耳环要么太多，要么不够；她们位置不是太高，就是太低；抑或是她们没有穿束身内衣。但她们的外在并不粗俗，她们的手小小的，穿的衣服是从巴黎直接进口的……不，她们的确很奇怪，一切都很奇怪——她们是这样不真实，细细的眼睛，扁平的鼻子，走路内八字。
颁布《军人勅谕》后，鹿鸣馆盛大而不自然的舞会就开始了，这已经是日本国家工程的一部分，为了展现其现代化的一面。由年轻的英国建筑师乔赛亚·康德（Josiah Conder）设计的鹿鸣馆既不完全像西方建筑，也不是东方建筑，初衷就是用于召开盛大的宴会。但对这一奇特景象感到震惊的不光是盛气凌人的洛蒂一人，日本人也觉得不自在。许多女性出于礼节或害羞不愿意跳舞，所以在这些舞会上，男子的数量远远多于女子。但没有什么可以阻止爱国人士为了现代日本而跳舞。性格古怪却喜欢作乐的大仓喜八郎是帝国饭店和鹿鸣馆的创办人之一，他描述了一天晚上在舞场上的一对奇怪组合：
两人均为男性，其中一人像相扑一样壮硕，另一人极为瘦小。这两人非常认真地跳着舞，但因为对比太明显，他们在观众中引起了骚动，大家都想弄清楚两人的身份。仔细一看，壮硕的男子原来是陆军大臣大山岩，而瘦小的那位是东京府知事……在这个场合下，大山岩穿着正规的西式军服，而他的舞伴穿着日本和服，他们都在认真地跳舞，尽管两人并不擅长。
对于日本来说，所谓的鹿鸣馆时代就是发生深刻变革的时代。《军人勅谕》是这一进程的重要开始，再加上1890年颁布的《教育勅谕》，这些文件定义了现代日本民族性和明治政府的性质。《军人勅谕》不只是军队的行为准则，也是天皇对军人的命令，即使在一个快速变革的世界，军人也要培养和保持日本核心精神。《军人勅谕》开宗明义，强调了天皇对军队的绝对统治权，军队由职业军人和强制服役3年的入伍士兵组成，强制服役制度从1873年开始实施。军人必须将忠节、礼义、武勇、信义、质素这五德作为指导原则，其中最重要的是忠节，强调军人对天皇（而不是对任何民选政府）的绝对忠诚。《军人敕谕》开篇写道“朕既为汝辈军人之大元帅，”接着：
故即倚汝辈为股肱，汝等亦当仰朕为元首，效其亲爱。朕之能否保卫国家，上应天心，以报祖宗之殊恩，全视汝辈军人之能否克尽其职……军人当以尽忠尽节为本分……夫保卫国家，维持国权，既唯兵力是赖，则当明兵力之消长，既为国运盛衰之所系，故当毋为世论所惑，不为政治所拘，唯以守己本分之忠节为主。须知义有重于泰山，死有轻于鸿毛。慎勿丧失节操，而徒受无耻之污名可也。
尽管这样说，政府和武装部队之间的确切关系仍很难定义。
大约8年后开始实施的《明治宪法》也没有说清楚，没有规定军队要响应政府的号召。这给半个世纪后的右翼政客和极端主义官员留有余地，他们可以通过向天皇提“建议”来执行不同的政策，利用天皇这位最高统帅的独立性。因此，1882年颁布的皇家法令可以被视为日本20世纪30年代军国主义倾向并最终发动对珍珠港袭击的潜在因素之一。
一开始，《军人敕谕》立即起到加强日本新军的作用。法令由当时的军队领导和学者专家共同起草，最著名的人物包括“皇家陆军之父”山县有朋。法令首要目的是减轻一些人对“新兴、开放”日本的不满情绪。1882年，一些被剥夺权力的武士仍然对1868年推翻德川幕府的新政权感到不满。这些失去社会特权的武士对新国家怀恨在心，渴望恢复旧制度。
除了这些，新政府还有许多理由让人不满。受改革派思潮影响的人，尤其是武士阶层受过良好教育、怀有理想主义的年轻人，他们认为明治维新并不彻底。19世纪70年代，这种情绪演化为日本第一次大规模的自由民权运动，渗透至各个社会经济阶层。受到像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和让-雅克·卢梭等自由主义哲人著作的影响，民主人士抨击新政权寡头统治的倾向，要求制定宪法，成立民选的立法机构。他们还开拓进取，呼吁保障社会福利与人权，包括妇女和一些遭受社会歧视人群的个人权利。
到1880年，民权运动变得更有威力，有时甚至具有颠覆性。与所有通过武力取得权力的政府一样，日本新政权一开始也采取镇压手段，但作用有限。政府随后展示出令人惊讶的灵活性，采取不同的策略，承认民权运动的成就，并在1881年承诺10年内开设国会。
不久《军人勅谕》颁布时，民主活动人士对天皇要求的绝对忠诚与服从并不高兴。1882年颁布的这一法令其实是脆弱的，日本皇室可以说是世界上延续时间最久的皇室，但天皇几百年来没有什么实际权力。在现代日本诞生之前，德川幕府的大将军显然更像是日本领导人。
长期以来，日本政治上的中央集权统治一直是将军的任务，天皇沦为配角，把权力下放给军事统治者。1603年，大将军德川家康从血腥权力争斗中胜出，他的家族从此统治日本超过250年。一种复杂的等级制度体系得以建立，以防止内部叛乱。德川幕府的统治者谨防外国思想和影响力的渗透，他们认为最具威胁的是基督教。虽然中国人和朝鲜人仍然可以进入日本，但德川幕府只允许少数（所有西方人中传教士最少的）荷兰商人在长崎湾建立小型贸易站。
值得赞扬的是，日本皇室展现出对变革时代的适应力。在群雄割据的时代，天皇仅仅保留了神道教守护者的地位，而德川幕府的统治者依靠天皇使自己的世俗权力合法化，所以皇室才经历了某种复兴。通过授权德川家族统治日本，天皇也恢复了拥有天赐的最高而不可侵犯的合法性。这种共生关系有点类似一些欧洲君主和梵蒂冈之间的关系。
明治维新时期的年轻改革派取代德川幕府后，他们也寻求天皇的庇佑，但他们走得更远。他们把15岁的睦仁推上日本作为现代大国重生的核心位置。天皇1868年1月宣布重新“直接”统治日本。一年后，皇室从一直所在的京都迁往东京江户城，最后一任幕府将军刚刚从这里搬走。睦仁的前15年一直生活在幕后，但现在，不论是公共区域还是私人住宅，到处都有他的肖像。
统治初期，睦仁在全国到处巡游（前10年巡游了271次），为了建立他与臣民的联系，有的人甚至都不知道他们拥有皇帝。来日本传授西方医学的德国内科医生埃尔温·贝尔兹（Erwin von B.lz）在1880年的日记中写道，让人担忧的是，“民众对其统治者毫无兴趣”。人们被强制要求庆祝睦仁的生日，“只有当警察要求时，各家各户才会装点旗帜，如果没有要求，他们能不做就不做”。
颁布《军人勅谕》的睦仁是一位现代皇帝，他的穿着、行为和言谈都不再是那个京都穿着和服的少年。天皇的西式服装和胡子被赞誉为文明、现代和开化的标志，受到普通男子的争相模仿。为了证明对新事物的渴望，日本很快开始推行以肉食为主的饮食习惯，寿喜烧（日式牛肉锅）很快成为受大众欢迎的国菜。
虽然日本第一位现代皇帝要面临各种矛盾，但睦仁从容不迫地适应着新角色的转变。天皇本应代表古老与神圣，但他也体现出一位现代西化的君主特征。1889年的明治宪法让神道教成为准国教，而睦仁成为其最高领袖。明治政府的创始人仔细研究了西方列强，他们发现基督教是这些国家的精神支柱，他们认为神道教也可以起到相同作用。他们也看到，世俗政府是议会制成功的重要因素，所以日本应该效仿现代欧洲理念，做到政教分离。因此，睦仁的地位必须是象征性的。宪法规定，天皇的地位神圣而不可侵犯，凌驾于政治之上。但相互矛盾的是，天皇仍然是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把天皇神化为日本国家政治体的核心是推动现代日本民族认同的有效方式。到20世纪30年代，日本社会的每一个人都沉浸在对天皇的盲目崇拜中。但在1882年，明治新政府和天皇的地位还有许多不确定因素。这是一个没有精神和现实根基的政府。明治维新带来了需要抚慰的感情伤痕和需要填补的制度缺口。
明治维新始于1866年，日本南部两个藩属地萨摩藩和长州藩结成了军事联盟。这两个藩属地由于历史上对抗过德川幕府而被贬为二线藩，它们向来对幕府不满。19世纪60年代，德川幕府的一系列政治失误让这两个藩中有抱负的武士最终抓住了机会。由于与英国的关系，萨摩藩掌握了现代战争技术（虽然从1867年开始德川幕府也在法国军队的帮助下迅速实现军队现代化）。取得天皇的支持后，萨摩藩和长州藩的部队逐渐北上，击败幕府军。1868～1869年的内战——戊辰战争——进一步加强了这两个藩的权力。
来自胜利一方的下级年轻武士开始统治新政府，后来被授予贵族爵位。权力来之不易，种种好处让一些人开始腐败，但更多的人奋发努力，发挥才干，遵守纪律，并充满创造力，他们渴望日本成为强大的民族国家。
陆军大臣大山岩就是这样的人。他来自萨摩藩，是所谓最后的武士西乡隆盛（Saigo Takamori）的表亲，西乡隆盛是戊辰战争中的英雄人物，他体格健壮，性格简单却充满魅力。大山岩就是这场战争以及日本寻求现代化过程中的一分子。他对1863年萨英战争（只是小规模战争）中英国展现的军事技术印象深刻。因此，他开始潜心研究西方枪支（面向未来的萨摩藩决定与英国签署协议）。
大山岩与天皇军的发展紧密相连。他在明治政府初期帮助镇压叛乱，随后前往欧洲加深对西方军火技术的了解。19世纪70年代初期，他见证了普法战争，并在日内瓦学习，进行战略研究。由于在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和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中的出色指挥能力，大山岩先后担任了陆军大臣和内大臣，被授予公爵。
美国没有参与日本明治时代的大小战争，但一些紧密、重要、常常属于私人性质的联系让两国未来的对抗不可避免。新日本的先锋理念其实非常美国化。
颁布《军人勅谕》的1882年夏，纽约州波基普西市一所大学的礼堂讲台上站着一位高挑纤瘦的鹅蛋脸美女，她是少数几个在毕业典礼上发表告别演说的学生。她叫山川捨松（Yamakawa Sutematsu），是瓦萨学院（Vassar）学生中的佼佼者。她担任班主席，以优异成绩毕业，是几个最有威望社团的成员。她就像一位完美的西方女性，但在她柔弱优雅的外表和完美无瑕的举止下是一颗钢铁之心。她是第一位拿到文学士学位的日本女性。
明治政府成功进行社会改造，一些项目受到美国的友好帮助，而从11岁开始在美国生活的山川捨松就是社会改造项目的产物。她是政府资助送去美国培养的5名日本女性之一，培养目标是要成为现代日本女性的模范，这一想法最初由来自武士家庭的黑田清隆（Kuroda Kiyotaka）提出，他当时负责北海道的开发。1871年访问美国时，黑田对美国女性印象深刻，尤其令他刮目相看的是，这些吃苦耐劳的女性与男人一起开荒。黑田认为，美国西部开发是男女共同开荒拓土，而作为妻子、母亲甚至苦劳力的日本女性也应在日本成为强国的道路上尽一份力。
山川家是古老有名望的武士家族，效力于会津藩藩主。在内战中，会津藩与其他北方藩属地一样支持衰落的德川幕府，因而被贴上皇室敌人的标签。1868年8月，在最后最为惨烈的一场战争中，会津藩被敌人包围，8岁的山川捨松与会津藩的男男女女一起进行抵抗。她负责防止会津藩城堡被炸，给没有引爆的炮弹盖上床垫。这些炮弹是萨摩藩的部队发射的，其首领就是她未来的丈夫大山岩。
南方部队受到英国的技术支持，在这些部队的攻击面前，北方叛军无力抵抗。会津藩失陷后，山川家的命运急转直下。他们必须做出重大改变才能再次取得社会地位。教育是最好的方式，通常也是恢复地位的唯一方式。当时，政府呼吁大家申请留学，敦促年轻人去西方学习知识。许多没落家庭的年轻人接受了挑战。虽然没有多少家庭愿意把女儿送去那么远的地方，期限又很漫长，但绝望的山川家决定把女儿送走。
山川捨松住在康涅狄格州纽黑文的一位牧师家里，伦纳德·培根牧师主张废除奴隶制。山川捨松与牧师的14个小孩一同长大，先在当地学校上学，后来进入瓦萨学院。她最好的朋友是牧师最小的女儿艾丽斯·梅布尔，许多年后，艾丽斯·梅布尔还帮助日本建立了一所女子大学。与其他一些受到同化，甚至快要忘记母语的日本学生不同，山川捨松决心要维持自己的日语能力，她每天都坚持给家里写信。
1882年初夏，山川捨松要感谢的人有很多：有允许她前往美国学习的日本新政府，有设法洗脱叛军罪名的家人，有把她当亲人一样对待的培根一家，也有把她培养成独立思考女性的瓦萨学院。她渴望在这个现实世界中发挥作用。
经过11年的国外生活，1882年年底回到祖国的山川捨松感到失望，因为对于明治时代妇女能干的工作来说，她学历过高，资质过剩。之后她嫁给了明治政府里最有权势的一个人——大山岩。大山岩的原配已经过世，他比山川捨松大18岁。大山岩就是击败山川家族藩属地的将军，这种联姻是当初无法想象的。婚后，她开办了一些慈善和教育机构。
大山公爵与留学生新娘的故事展示出，个人努力、勤勉、野心和创新能够克服分裂日本的历史伤痕。这种团结正是被日本未来的敌人美国所激发的。在世界即将发生深刻变革的年代，日本和美国都是依靠自己力量发展起来的新兴大国。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说，这是“一个由帝国组成的世界，每个帝国由军事力量控制”，然而这也是一个“国际化的世界，世界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一体性”，推动一体化的因素有经济相互依赖、和平运动及大众传媒（当时“全球化”这个词还没有被造出来）。在这个充满竞争和不确定因素的世界里，日本将美国视为导师。“赶超西方”是日本不断强调的目标。通常，这里的西方指的是美国，而不是旧欧洲。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大山岩谨记《军人勅谕》，避免沾染太多政治权力，他只想做一名军人。大山一家的公共和私人生活都很成功，成为明治时代权势集团核心。他的儿子后来迎娶了近卫的妹妹，大山家与旧时代贵族家庭的关系更加紧密。明治创新精神逐渐消失在旧秩序的新版本中。
明治时代结束于1912年，那年睦仁天皇逝世，他在位45年（比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还多一年）。日本最早是亚洲外围一个偏远的封建国家，却发展成为强大的工业国家。日本现在拥有高等教育机构、高效的铁路系统和邮政系统。明治时代最大的骄傲是其现代化的陆军和海军，日军先后在两场战争中击败中国清政府和沙皇俄国。明治时代末期，新兴的日本却越来越像个老牌强国，或至少是老牌强国的惊人模仿者。而激发明治维新的美国先锋理念和个人进取精神却越来越像是日本帝国主义光辉前景的威胁，是日本成为亚太地区领头羊的障碍。
在睦仁天皇的儿子嘉仁的统治下，日本充满积极创造力。这一时期见证了日本缺陷与活力并存的议会制蓬勃发展。日本在海外也确立了新兴大国的身份。大正民主这个充满希望的时代开始了（大正时代即嘉仁天皇从1912年至1926年的统治时期）。
这一时期的特点不仅包括民主运动方兴未艾，日本人的生活也在许多方面变得更加自由。尤其在城市，更多的人喜欢花一点钱去舞厅、咖啡馆、百货商场、剧院和电影院里享受生活。正如一位诗人观察到，文明的标志体现在每个人都有能力在每天早上买一杯咖啡和一份报纸。
唉，可惜嘉仁并不适合这一时期的领导角色。他既缺乏个人魅力也没有好的体力，在他强势的父亲眼里，他是一个不称职的皇位继承人。他是自动成为天皇的，他所有的哥哥都过早夭折了。他小时候得过脑膜炎，身体虚弱，精神状态越来越差。1921年，他身边的官员都认为，嘉仁的天皇角色过于被动，他的儿子裕仁应当尽快继承王位。
鉴于未来要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裕仁在1921年3月至9月访问了欧洲，他走过英国、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他在“香取”（Katori）号战舰上学习西方餐桌礼仪，还练习打高尔夫球。此前没有哪位日本皇太子访问过欧洲。裕仁在旅途中度过了20岁生日，他回国后成了一名英国狂热者。他在英国受到热情接待，部分原因是两国1902年以平等身份缔结了同盟关系。日本一部纪录片骄傲地宣称，英国国王乔治五世对皇太子的照顾是“父亲般的关怀”。戴着眼镜的皇太子看起来有些内敛，但他内心其实很兴奋，展现了少年天生的好奇心。
裕仁行程的亮点之一是前往珀思郡阿索尔伯爵的布莱尔城堡。皇太子的确被这位苏格兰贵族的简朴生活所打动。在一次以欢迎裕仁为名的舞会结尾，领地里的普通下等人纷纷涌向舞池。据称伯爵对这些人说：“让我来展示真正的苏格兰舞蹈。”于是他和妻子一起加入人群，与佃农手拉手。裕仁的心情从震惊转为欣赏，他意识到只要贵族和富人过着简单的生活，就不用担心阶级斗争。除了养成每天吃传统英式早餐的习惯外，裕仁似乎被英国王室“统而不治”的理念深深吸引，这对他的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
回到日本后，由于他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裕仁开始摄政，代替天皇行使权力，成为实际君主。裕仁同时成为日本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在《军人勅谕》颁布40年后，日本的陆军和海军已成长为强大的军事力量。
裕仁在军事问题上具有强烈的个人观点。欧洲之行加深了他对战争恐怖的认识。在苏格兰高地钓完三文鱼后，他被带到弗兰德斯（Flanders）最著名的伊普尔（Ypres）战场。一战已经结束3年了，但这片荒凉的战场上仍然散落着战争遗物，几十万青年人在伊普尔血战中丧生。碎弹壳和子弹到处都是，这似乎是周围景致中的永恒部分。英国诗人劳伦斯·比尼恩（Laurence Binyon）在1914年的著名诗作《致倒下的战士》中写道：“他们永远不会变老，当我们活着的人们都已老朽。年华不能使他们厌倦，岁月也不会让他们愧疚。”让皇太子为之动容的不仅是年轻生命的逝去，还有无尽的缅怀。充当导游的一名比利时军官在给裕仁做讲解时突然情绪失控，裕仁后来得知，这名军官的儿子正是死在这片战场，他也流下了眼泪。
裕仁对君主制的看法以及对战争的嫌恶很快受到挑战。1923年年底，一名年轻的非政府主义革命者试图行刺他（1932年又有一名韩国独立主义者试图行刺他）。裕仁本想通过亲民来博得大众喜爱，他的信心受到打击。由于神圣最高统帅的身份与统而不治的想法充满矛盾，裕仁的天皇身份与个人责任的界定也愈加复杂。他掌管政府和军队，可以选择行使自己的绝对权力，但他一般不会这样做。在一战结束后的短暂平静期，裕仁的表现与任何本质上孤独而焦虑的人一样。他小心翼翼地为登上王位做准备，他要捍卫从明治时代开始积累的成果，明治天皇是他崇拜的祖父。1926年12月，47岁的嘉仁驾崩，裕仁正式成为日本天皇。
第四章 军人的两难境地
1921年10月，裕仁刚从欧洲回到日本不久，日本陆军的一场革命正在悄然进行。革命始于一个最令人意想不到的地点——德国黑森林风景如画的温泉小城巴登—巴登，陆军士官学校1904届的3名同学永田铁山（Nagata Tetsuzan）、小畑敏四郎（Obata Toshiro）和冈村宁次（Okamura Yasuji）秘密在这里会合。此三人均30多岁，在陆军仕途顺利，因公务原因在欧洲停留，但他们看起来都不强壮。瘦小的体格和圆形眼镜都透露出，他们更喜欢书本而非严格的户外训练，更别说打仗了。陆军开始像是一个没有人情味的官僚机构，这三人因其出色的学历和政治素质被称为“陆军三羽鸟”。第二天，常驻德国的陆军士官学校1905届毕业生东条英机也加入了他们。
他们专门避开外界视线，秘密发誓要对帝国陆军进行改革。4人同意铲除陆军内部的地方派系，对人事和军事体系进行大幅重组，并建立总动员体制。在未来10年，这4位军官都在各自的道路上受到提拔，大范围的改革也在稳步进行，一切都按照他们的意愿发展。他们以各自的方式帮助陆军壮大和团结——以便让日本更加强大。
明治时代的内战和快速发展所留下的伤疤仍然存在于许多地方，包括陆军。1921年，明治时代的权力结构仍然稳固。现代日本陆军两位奠基人之一的山县有朋公爵现在已经80多岁，但仍然活跃在政坛。大家都相信，只要他还活着，任何长州藩派系以外的人就休想进入陆军领导层。山县有朋派系对陆军的控制其实越来越弱，更多派系外的人进入了最高指挥层。但山县有朋派系的影响力仍然让在巴登—巴登密谈的军官感到忧虑，他们都不属于长州藩。
东条英机的父亲就是派系争斗的受害者，他来自19世纪60年代与长州藩—萨摩藩联盟作战的一个北方叛乱藩属地。即使东条的父亲以第一名身份从陆军大学校毕业，他的仕途也未有任何起色。东条非常理解父亲的不得志，决心要报复那些当权者，因为他们对自己所爱的人如此不公平。
1922年年初，就在黑森林会面仅几个月后，山县公爵去世了，于是长州藩掌控陆军的问题也解决了。但陆军的风气变得更加严格和刻板。在贤能主义推动下，学校成绩受到空前重视，这对巴登—巴登会面的4位军官非常有利，他们都成绩突出，尤其是永田铁山。随着时间的推移，永田很快要领导陆军的趋势越发明显。小畑敏四郎并不十分乐见永田的晋升。虽然两人对陆军需要改革的意见一致，但双方对改革应以何种形式进行有很大分歧。小畑是“皇道派”的主要支持者之一，其创立者是夸夸其谈的极端民主主义者荒木贞夫和他的盟友真崎甚三郎。该派系的追随者往往会成为满腹牢骚的极端民族主义者，赞同使用极端和恐怖主义方式。在他们看来，理想中的日本应该团结在天皇的神圣权威下，天皇在军队的帮助下履行引导日本的职责。他们认为，新日本必须摆脱政治腐败和派系的影响。他们把日本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困境归咎于当前政权。
永田代表另一个改良主义集团，通常被称为“统制派”，该派系没有正式的创始人，反对“皇道派”的人大多属于这一派系。永田不喜欢加入任何派系政治，他所想象的未来日本是一个以陆军为核心、具有高度国防效率的民族国家，一个重组为高效战争机器、为全面战争作好准备的国家。“统制派”非常务实、理智、不择手段。在其他部门也有永田铁山的支持者，他们也想在效率方面“重新包装”日本。另外，这些所谓的“新官僚”在1940年近卫文麿再次担任首相时都支持他的“新秩序运动”。
与之相反的是，“皇道派”倾向于感情用事，认可传统主义价值观，将军队看作日本武士精神的守卫者。他们认为日本社会过于腐败，无法救赎，只能重建。但两个派系均同意让日本的政治生活军事化，不论哪个派系胜出，日本都必将拥有一支渴望干涉政治的陆军，完全不顾1882年的皇家敕谕。
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另外两个巴登-巴登盟友冈村宁次和东条英机的帮助下，永田依靠圆滑和结盟战胜了许多挫折，他显然已脱颖而出。1934年年初，永田被任命为陆军省军务局局长，他完全有权力进行一些重大改革，包括人事改革。他的梦想在1935年8月12日突然破灭了，一人突然闯入他在陆军省装饰华丽的办公室，用一把武士刀对他砍去，毫无防备的永田头部中了一刀，背部两刀，最后是喉部，他倒在自己办公室的地板上。
杀手是40多岁的相泽三郎（Aizawa Saburo）中佐，永田的一些人事安排影响了“皇道派”高层领导，包括荒木贞夫，这让相泽十分气愤。永田终年51岁，正值事业高峰期。讽刺的是，相泽强行闯入时，永田正在开会，讨论如何控制怀有极端思想的军官寻衅滋事。在对相泽的审判过程中，他获得许多人的支持与同情。他最后被判有罪，执行死刑，但这起刺杀事件以及凶手所获得的声援的确令人震惊。
暴力仍在持续，以1936年2月26日的军事政变达到高潮。受“皇道派”影响的青年将校（他们自称是独立的派阀）信奉极端民族主义价值观，他们发起这次政变。在大雪覆盖的东京，他们带着将近1500名士兵杀害了数名政府重要人物，包括大藏大臣和内大臣。许多参加这次政变的士兵并没有太多政治化倾向，他们只是在服从命令。相信革命能为改变现状提供机会的是反叛军官，而不是士兵。早在世界经济大萧条前，日本的农村就已变得一贫如洗，年轻女子和儿童被卖给做肮脏交易的中间商，随后又被送往城里的妓院，这已不是什么新鲜事。许多下层士兵正是贫困的不幸受害者，军官可以轻易利用这些士兵的不满情绪。
策划政变的反叛军官称，他们不想自己取得政治控制权，而是要把天皇从民主和资本主义的腐败影响中解救出来，认为自己的手段合理合法。其实，主要政变策划人想要拥立裕仁的长弟秩父宫亲王（Prince Chichibu）成为他们的新领导人。秩父宫亲王也是军人，在陆军中受到广泛拥戴。
裕仁天皇展现出以往不多见的魄力，他立即对这一政变予以谴责。这种夜间发动袭击的懦弱行为让他既震惊又愤怒，那些手无寸铁的七八十岁老人被害时还穿着睡衣。奇怪的是，在天皇不同寻常地公开进行谴责后，民众却再次对凶手表示同情。与刺杀永田铁山的凶手一样，这些行凶者得到称赞，因为他们据称想要把天皇和日本从错误路线中拯救出来，其动机是纯粹而无私的。主要策划者虽被处决，却被视为烈士。“皇道派”的思想仍然具有影响力，但该事件结束后，陆军再也没有制造更多的恐怖事件。
尽管发生这么多流血冲突，但在派系争斗中没有明显的胜者。此外，陆军领导层还将被迫背负一枚炸弹（对下属可能造反的担忧），它可能随时爆炸。接替永田成为“统制派”领导人的东条英机需要控制青年将校的暴力急躁情绪。他的政治立场更加复杂，因为他愿永远做天皇忠实的仆人，不会因为他的对手“皇道派”信奉天皇崇拜就立即反对这一信念。他成长于军人家庭，从小就被教育成为一名军人，是《军人敕谕》的极端产物。他总是喜欢说：“军人每天的24小时，包括吃饭在内，都是在为天皇效忠。”用东条自己话说：“天皇不是人，是神。”
东条为自己的崇高原则感到骄傲。他很勤劳，知道如何坚持不懈。他小时候并不注重学习，但有一次被一群比他大一点的孩子欺负后，他决定在考试成绩上打败他们，后来完全做到了。他追求平等主义，鄙视裙带关系，他更喜欢与下属吃一样的饭菜。他对细节的过分关注几乎要到神经过敏的程度。他有笔记强迫症，要同时在3个不同的笔记本上记录琐事，他还按照时间顺序将这些笔记小心翼翼地归类整理，不用任何助手帮忙，这已成为他每天生活的一部分。
虽然东条既不邪恶也不腐败，但他小肚鸡肠，敏感易怒。他对批评声非常敏感，会严惩那些胆敢激怒他的人，并且睚眦必报。他在家对儿子十分严厉，但对女儿却很溺爱。他不吸烟，很少喝酒，也没传出过什么绯闻。他显然没有什么个人魅力，但他非常能干。他的一生可以概括为守纪律和效忠天皇，他也要求别人这样做。
1940年7月，自动代替永田成为“统制派”领导人的东条在第二次近卫内阁中担任陆军大臣。利用他的显要地位，这位天皇永远忠诚的仆人对他的官兵发布了一份教育文件。1941年1月8日，几乎在明治天皇颁布《军人敕谕》的60年后，东条发布了《战阵训》，详述了士兵的理想品行，意在灌输和激发他孜孜以求的自律品质。《战阵训》最受人诟病的一条就是“活着就不能接受被俘虏囚禁的侮辱”，这一条把被俘前自杀作为一种命令，即将造成惨痛的后果。尽管日本严重缺纸，但《战阵训》还是印刷成册，发给每个士兵。普通民众也可以买到东条英机背诵《战阵训》的留声机唱片。
在东条发布《战阵训》的两天前，罗斯福总统发表了著名的“四个自由”国情咨文演讲，诺曼·洛克威尔以此为题材创作的画作刊登在《星期六晚邮报》，成为永恒的经典。罗斯福提倡世界任何角落的人民都应享有言论表达自由、宗教信仰自由、摆脱穷苦自由和免于惊恐的自由。他的演讲是《世界人权宣言》的前身，阐明了美国政府的核心价值观：国家的存在是为了确保其公民的安全，而不是去危害和牺牲自己的公民。另外罗斯福总统认为，个人自由，即便在美国国土之外，也不能受到威胁。
但在日本，这种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的象征）思想完全被斥责为不爱国的表现。这种思想甚至影响到盛冈（Morika）一所男子预备学校。盛冈是东条英机家族的藩属地，过去以高度创造力和自由文化著称，诞生过多位文坛巨匠。据一位该校的成功申请者称，1941年3月，只有12岁的他参加了为期3天的入学考试，考试题目包括“《教育敕语》何年颁布”“《教育敕语》中说‘我臣民，克忠克孝’是什么意思”“你能想出其他类似的口号吗”，这些问题显示，创造性思维只能限定在当下时局中。
考官的问题越来越深入，体现出对经济困局和与西方爆发战争的担忧，问题包括“距中国事变爆发已经多少年了”“我们供奉战争烈士的神社叫什么名字”“哪些国家在阻碍日本建立‘东亚新秩序’”“哪两个欧洲国家是日本的朋友”“日本想要从荷属东印度购买什么资源”。
考试的另一个部分意在考察候选人的道德品质，问题包括“我们现在为什么要节俭”“你在每天生活中如何做到节俭”“使用灯罩如何能够节约能源”“你知道日本全国储蓄目标的具体数字吗”。
这个男孩通过了考试，但他很快就会失望，因为这所学校带有某种荣誉感的特制校服不能再穿了，一项全国着装规定要求所有人必须穿着沉闷的卡其布衣服，类似军服的卡其布让所有学生都看起来像个小士兵。在第二学年，预备学校曾经严格的课程设置也发生了大变化，由于越来越多的老师被迫去服兵役，学生们不再在教室学习，而是去种田和参加军训，等待未来某一天，他们也会为天皇走上战场。
日本陆军向来很自信，因为它扮演了明治维新主发动机的角色。海军的发展相对较慢，但如果没有海军，日本发动对美国及其盟国的战争根本无法想象。海军兵学校1876年建立时，日本还没有一艘战舰。1888年，海军建立了培养未来军官的学校，而陆军早在6年前就建立了培养精英的陆军大学校。海军大学校的学生规模也更小，但1902年日本与英国结盟后，日本海军和陆军的差距在缩小，日本海军不但从英国获得了战舰，还学到了造船和战略知识。
1905年5月28日，日俄战争中的一场决定性战役——对马海峡海战（Battle of Tsushima）——以日本胜利告终，这奠定了日本的最终胜利，沙皇俄国当时正与日本争夺在中国东北和朝鲜的势力范围。这是日本海军渴望已久的光辉时刻。当时俄国波罗的海舰队不同寻常的活动被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的一位机敏的外交官发现，他就是25岁的松冈洋右，松冈及时发出警告，造成俄军丧失大量舰船（包括8艘战舰）和5000多条生命，迫使对方求和。
在西奥多·罗斯福的调停下，日俄双方于1905年9月5日在缅因州朴茨茅斯附近的基特里（Kittery）签署和约。罗斯福还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日本也需要这一和约，因为日本已欠下巨额战争贷款，没有能力再打下去了。和约条款却在日本国内激起强烈愤慨，尤其对日本放弃向俄国要求战争赔款感到不满。许多人不太清楚日本政府到底在财政和军事上的负担有多重，他们走上街头抗议领导人的这一外交举措。在这样令人失望的历史背景下，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后来的外相松冈洋右受到民众欢迎，因为他在谈判中展现的可靠和精明务实令人眼前一亮。日本后来不切实际地期待美国充当中日战争的调停人，其根源也可能在于美国总统的此次调停，但关于中日战争的解决方案却成为日美两国1941年和解谈判的绊脚石。
虽然民众对《朴茨茅斯和约》感到不满，但日本胜利的消息却让许多人提振了信心。渊田美津雄（Fuchida Mitsuo）是后来带领帝国空军偷袭珍珠港的轰炸机飞行员，他的飞机在偷袭成功时发出著名的电报“虎！虎！虎！”1905年，渊田只有3岁，但整个他这一代的年轻人都对胜利感到兴奋，也渴望穿上海军军装。打败俄国给日本留下的丰厚遗产远超过未来日本制造的战机。这场战争被吹捧为有色人种在现代大型战争中第一次打败白人。日本的胜利破坏了西方人天生的种族优越感，也在世界范围殖民地内激发了反殖民抗争的愿望。这一事件影响到当时还是少年的印度开国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他回忆道：“日本的胜利激发了我的热情，我每天都盼望从报纸上获得更多消息。我买了很多关于日本的书，读了其中的一些……我满脑都是民族主义思想，想象着印度以及亚洲摆脱欧洲的奴役。”
日本的胜利似乎证明了该国的物质实力与文化进步。帝国海军给士兵提供大量富有营养的大麦，可以防止折磨许多俄军士兵的维生素B缺乏症。（大麦还常被认为是海军比陆军表现好的原因之一，陆军士兵吃精加工的大米）。到日俄战争时，日本的识字率高达75%，超过任何西方国家，极大促进了士兵的训练。武装部队可以印发说明手册来教士兵使用复杂的武器，而俄国士兵据说一半以上都不识字。日本坚持履行了1889年《海牙公约》的精神，确保以人道主义对待囚犯，在日本的大约7万名俄国战俘受到有尊严对待，关押条件也相对较好，这让国际社会震惊。
从此，日本海军开始全面升级与壮大，而海军和陆军的竞争也日益激烈，两军都要争取更多资金和更多荣誉。陆军担心1905年以后的俄国会采取报复，认为日本北部受到最大威胁。而让海军愈加担忧的是美国。美国似乎渴望扩大在太平洋上的势力范围，控制了关岛，并在1898年美西战争后控制了菲律宾。不管怎样，日俄战争都开始让天皇的陆军与海军平起平坐。
“日进”（Nisshin）号巡洋舰上一位21岁的海军少尉候补生为日本的海上胜利付出了沉重代价。在对马海峡海战中，他被派到这艘巡洋舰的船头位置，不幸被流弹击中，下半身着了火。他的右大腿被炸了个大洞，左手食指和中指也被炸掉。他在长崎海军医院休养了160天，伤口感染时，医生建议他截掉左胳膊。他说：“我拒绝截肢，因为我怀着成为海军士兵上战场的梦想进入海军部队，我要么死于伤口感染，要么恢复过来继续当一名士兵。我有二分之一的机会，我要赌一次！”他赌对了，最后获得了康复，也没有失去胳膊。但这并不是山本五十六一生中最后一次赌博，他总有一天会成为日本偷袭珍珠港的主策划人。
山本一生中都将战争伤疤视为荣誉勋章。他非常在意残疾所带来的不便，尽力不要落在后面，不要让他人觉得他需要特殊照顾。当他第一次跟儿子玩抛接球游戏时，他只有3只手指的左手总是接不住球。但在他的坚持练习下，他很快能用左手从任何角度接住球。他保持了良好的状态，能以轻盈灵巧的步伐爬上一艘战舰。许多人认为，山本是帝国海军历史上最杰出的战略家之一，从某种程度来看，他走在一条典型的精英晋升之路，就像东条一样。此二人都生于1884年，进入只对少数人开放的高等军校学习，并以优异成绩毕业。两人都来自过去北方“叛乱”藩属地的武士家庭，他们一出生就活在家族没落的不满中，需要证明自己是新日本国有价值的一员。
作为勤劳工作的奖励，他们二人均被派往国外常驻——山本前往美国，东条前往德国。他们与西方的直接接触更让他们确信，军队需要大刀阔斧的改革。20世纪20年代，山本尤其意识到海军空中能力的重要性。虽然山本从未接受过飞行员训练，但他在发展海军航空部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形成他日后太平洋战略的支柱。
但两人的性格却大相径庭。与东条不同的是，山本是一个开朗、风趣的人。即使50多岁，他仍然像一个充满好奇心、爱问问题的小男孩，对他来说，世界仍然充满新奇。山本不戴眼镜也不留胡子，他炯炯有神的眼睛和厚厚的嘴唇更让他显得年轻。唯一体现他年龄特征的是额头上越来越深的皱纹和越来越白的头发。许多人认为他所散发出来的特质与自信非常迷人。他身高只有约1.57米，但他匀称的身材和自信的举止弥补了身高上的不足。另外，与中规中矩的东条不同，山本喜欢赌博。众所周知，他的娱乐活动就是打扑克和桥牌，即使在战舰执行任务时也照打不误（松冈洋右外相也以善于打扑克而闻名）。他曾开玩笑说，退休后要住在摩纳哥，可以玩轮盘赌。据说他有一次在蒙特卡洛因为赢得太多而被赌场拒之门外。山本善于虚张声势，常常能巧妙隐藏自己最大的弱点。与其他赌场高手一样，他在时机来临时敢于冒险。他认为赌博是成人的标志，据称他曾表示：“不赌博的男人不是真男人。”
山本认为，生命最终就是一系列简单选择，而选项最终都能归结为生与死。他随时准备献出生命，这样才能活得完整。他要求下属也随时为死亡做准备。他年轻时受的重伤对他影响深远，他认为士兵对这个世界的个人牵挂越少越好，尤其是在前线打仗的士兵。所以他建议年轻军官晚婚（他34岁才结婚，40岁才有了第一个儿子）。但山本并没有视死亡如儿戏。在他总是随身携带的黑皮记事本里，他记录了所有在他指挥下送命的人，以及他们的家人。每当恰巧访问有阵亡士兵的社区，他都会走进阵亡士兵家中，在祭坛前祈祷，有时甚至控制不住地哭起来。
山本崇拜美国。他于1919年至1921年在哈佛大学学习，1926年至1928年任日本驻美国大使馆海军武官。他看到美国人跟他一样充满活力。在与国内的通信中，山本描述了在美国的生活，寄回了在美国各地旅游时的照片，记录了当地的人和风景。每当日本年轻人问他如何提高英语时，他就会建议他们去读卡尔·桑德堡写的《林肯传》。他认为自己与林肯很像，都是靠自力更生的草民（山本家明治维新后一落千丈，家境贫寒）。他还崇仰林肯的勤勉、志向远大和丰富的想象力。他或许也十分崇拜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后者也是一位克服自身身体残疾、意志力坚强的人。
山本充满活力的美国生活正值两次大战之间自由国际主义的鼎盛时期。如何与他国和平共处成为许多有识之士心中的重大问题。许多国际和政府间组织兴起，比如威尔逊总统力主建立的国际联盟。但一方面是打仗或者至少是准备开战的军人职责，另一方面是实现无硝烟世界的理想，一个人如何能把二者统一起来？穿军装的男人们必须面对这一两难局面，比如山本就经常代表海军出席国际裁军大会。在缔造热爱和平的世界中，日本渐渐成为一名领导者。
山本作为海军顾问参加了1930年1月21日至4月22日举行的伦敦海军会议，日本的国际主义受到挑战，但获得认可。当时的首相是来自立宪民政党的滨口雄幸（Hamaguchi Osachi），他是一位深受欢迎的自由主义者，举止高雅，头发长得像鬃毛，这让他赢得一个绰号“狮子宰相”。他誓言要保卫日本的国际声名，在许多国家深陷大萧条困境而无力关心国际事务时，让日本成为国际上具有正义和协作精神的一员。滨口决心签署《伦敦海军条约》，该条约概述了海军交战规则，详细规定了各主要海上强国军舰数量的限制。与会方进一步完善了华盛顿会议上达成的协议，提议将美英日三国主力舰吨位比从5:5：3调整为10:10:7。
由于增加了日本的份额，日本海军省支持签署这一协议。但海军军令部清楚滨口的强硬领导风格，担心他会削弱军方权力，所以竭尽全力进行反对。在右翼、反对党立宪政友会和枢密院保守派的支持下，军令部斤斤计较地说，伦敦海军会议提议的目标比预期少0.4%（山本当时还没有认同裁军的信条，他也支持军令部的观点）。滨口知道军队最高统帅裕仁天皇支持他的政策，所以他坚持自己的立场：“枢密院反对我们也没有关系。我打算请求天皇批准，我绝不会妥协。”9月19日，枢密院做出让步。10月27日，英国首相、日本首相和美国总统共同通过广播宣布了正式决定。这是一种史无前例、非常成功的宣传，在一个艰难时刻展现了国际合作与善意。
然而，滨口任内日本议会政治的强势没有持续多久。与强硬派结合的立宪政友会利用海军军令部的反对意见，指责滨口侵犯了“统帅权独立”。对此抨击最厉害的议员是来自政友会的鸠山一郎（Hatoyama Ichiro），他在战后帮助建立了自由民主党，并在1954年至1956年出任首相。鸠山一郎1930年春天时表示，武装限制不符合海军省规定，他坚持认为，参谋本部和军令部在这些问题上必须享有特殊政治权力。为了取得政治优势，鸠山不但不限制军队以加强政党政治基础，反而帮助破坏议会政治。
此后，政党政治迅速衰落。1930年晚些时候，随着不满情绪加剧，首相滨口被一名极端民族主义者开枪打伤，枪手对《伦敦海军条约》的签署极为不满。鸠山一郎利用这一有利时机要求受伤的首相参加即将召开的国会会议接受质询。这是日本历史上最黑暗的大会，是日本议会政治迄今为止的最低点。致力于推翻执政党的政友会成员扰乱国会，在滨口没能出席会议时对代理首相进行人身攻击。滨口不顾医生的反对，坚持参加了1931年3月的国会，他决心推动社会改革法案的通过。该法案涉及工会和农田租赁，提出降低税收，将国家财政进行更合理的分配（军费预算的削减让这成为可能），将男性选民最低年龄限制从25岁降低为20岁，并在地方选举中给予女性选举权。
他穿着一双看起来像普通鞋子的棉拖鞋（他无法忍受穿皮鞋的疼痛），曾经结实强壮的滨口现在却异常消瘦，他跌跌撞撞地走上讲台，以极其微弱的声音回答着问题。反对党大喊“大点声”“滚出去死吧”。参加了10次这样的会议后，滨口终于在4月决定辞职，4个月后就与世长辞了，日本影响深远的改革努力也无疾而终。
20世纪30年代，社会不安与动荡在日本愈演愈烈，这些因素填补了民主改革失败所留下的空白。作为盲目军国主义的反对者，自由派和温和派人士不断遭到刺杀身亡。袭击的目标甚至包括军方人士，正如我们在前面看到的1935年夏天永田铁山的被刺身亡。这些暴力事件造成大范围恐慌。1931年9月关东军占领中国东北后，关东军指挥官宣称，占领行动虽然没有经过批准，但是出于大公无私，而且没有回旋余地。与议员鸠山一郎一样，这些指挥官以“统帅权独立”的不可侵犯性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滨口的继任者若槻礼次郎（Wakatsuki Reijiro）首相显然没有能力处理紧急事件。“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日本驻沈阳总领事说：“如果在危机发生几天后内阁辞职……如果政府发布抗议声明并以同样的精神处理事件，所有的一切，包括政府的尊严、日本的国际地位、经济和政党政治，都能得到挽救。”相反，日本政府犹豫不决了将近3个月，“即使他们非常清楚，中国东北的形势每分每秒都在恶化”。
1936年，永野修身（Nagano Osami）成为海军大臣（海军省最高官员；山本五十六是他的次官）。永野正在谢顶，目光令人生畏，他很容易被人误以为是黑帮老大。他的学习和晋升道路特别让人羡慕，也比山本更快一步，他在哈佛留过学，也参加过各种国际大会。他以班里第二名的成绩从日本海军兵学校毕业，这几乎可以保证一个光明前程。但他是一位不讨人喜欢的领导，缺少山本的号召力和个人魅力。他常常在办公室打盹，被称为“打瞌睡的将军”。记者在他背后说，他之所以需要白天休息是因为他无法满足比他小30岁的第四任妻子（前三个已经过世）。
海军大将米内光政（Yonai Mitsumasa）从1937年4月至1939年8月担任海军大臣，对于山本来说，米内是更容易相处的长官。1940年年初，米内光政成为首相，《时代》杂志这样描述他的外貌：
他的外号“白象”听着令人生畏……这指的是他的身材。他的肤色异常白皙，颇显高贵，他的头发又黑又亮，就像胶片唱片，这更加映衬出皮肤的白皙。他看起来刚毅而睿智。
这比日本陆军给他的评价要好听得多，后者将他称为“金鱼大臣”——虽然好看，但根本不适合担任政府重要角色。
陆军低估了米内的政治能力。他在3届不同的内阁中担任过海军大臣。政治上的误判他也有份，尤其他一开始支持近卫对蒋介石实行强硬政策。但后来日本政府内大多数人越来越亲德，米内却成为日本与法西斯结盟的坚定反对者。在1939年8月召开的一次重要内阁会议上，大藏大臣问米内：如果日本因为与法西斯国家结盟而被迫与英国、法国、苏联和美国组成的联合战线作战，结果会怎样？这种战争势必会在海上打，因此米内的回答至关重要。他说，日本没有任何取胜的可能性，因为日本海军无法对抗英美联盟。米内极力阻止日本加入这一不合时宜的联盟，至少能阻挡一时是一时，裕仁天皇也不禁对他说：“多亏了海军，我国才得以挽救。”但米内非常清楚，他的反对声恐将威胁到他的性命。1941年的日本领导层明显缺乏勇气和直言不讳。
尽管一些海军官员反对《三国同盟条约》，但也不能说，海军作为一个整体在判断日本相对实力时比陆军更为谨慎和理性。米内和他的坚定盟友山本五十六以及军务局局长井上成美（Inoue Shigeyoshi）渐渐沦为少数派。作为米内光政的得力助手，自称是极端自由主义者的井上很快意识到纳粹意识形态的肤浅与危险。井上在德国读过《我的奋斗》，他知道这本书对日本的蔑视，但这一部分却在日本翻译版中被删掉了。但米内及其同盟要对抗的不仅是陆军，还有海军内部的纳粹崇拜者，随着希特勒闪电战的成功和对轴心国联盟的推动，海军中的纳粹崇拜者越来越多。
海军中将冈敬纯（Oka Takazumi）后来成为海军军务局局长，并在1940年秋提拔主战的石川信吾（Ishikawa shingo）成为课长。石川相信，轴心国联盟是一件好事，他认为日本可以通过威吓英国来结束对华战争，通过与德国和意大利结盟，日本就能迫使英国为日本和中国进行调解。米内、山本和井上对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嗤之以鼻。他们认为，与轴心国结盟肯定要招致与英国以及美国的战争。冈敬纯强调说：“美国历来奉行孤立主义政策，不会站在日薄西山的英国这一边，与强大的德意日联盟抗衡。”
随后两派的争论日益激烈，米内越来越担心他副手的安全。1939年8月，在米内的强烈建议下，坚持想要留在海军省的山本被任命为海军联合舰队的总指挥官。讽刺的是，米内本想让山本担任军职来保护他，但也让他没有机会反对政府的主战政策，他后来不得不制定偷袭珍珠港的计划。井上也被调往远离东京政坛的其他位置。1940年1月开始担任首相的米内仍然反对与轴心国结盟，据说裕仁天皇十分器重米内。然而，米内的地位很快下滑。1940年6月，受纳粹在欧洲胜利的鼓舞，近卫及其他亲轴心国政策的支持者（多数来自陆军）开始破坏米内内阁。陆军大臣畑俊六从内阁辞职，而陆军拒绝推荐新的陆军大臣，陆军的不合作意味着内阁必须解散。于是当年7月，近卫文麿第二次出任首相，随他一同上台的还有与众不同的外相松冈洋右。
海军大臣吉田善吾一度追随米内的脚步，反对加入轴心国。但他的身体越来越差，1940年9月被及川古志郎（Oikawa Koshiro）取代。及川看起来很随和，留着灰白色的寸头和浓密的胡须，但一双又大又圆的眼睛让他看起来茫然而不自信。虽然及川同情亲英美的米内光政等人，但他总是保持沉默，这在关键性的政治讨论中常常是无益的。他来自日本北方，沉默在那里是受推崇的品质。外人常常开玩笑说，这是北方极度严寒把嘴冻住的结果。及川将这一家乡的品质表现得淋漓尽致，人们甚至怀疑他是否有自己的思想。他不但不愿发言，还认为政治不关海军的事，许多海军官兵都有这种想法。他个人不喜欢对抗，会尽一切可能避免争论。及川认为，米内1939年以来对轴心国结盟的强烈反对是不可想象的举动。所以及川在1940年秋并不反对《三国同盟条约》也不足为奇。他不会疏远近卫文麿和松冈洋右，更不会疏远海军中支持这一条约的人，以及整个陆军。
1941年4月，海军必须推选接替即将退役的伏见宫博恭王（Fushimi Hiroyasu）出任军令部总长，并由裕仁天皇任命。对于海军中不想日本与西方为敌的人，这是一个重新找回自己声音的好机会。伏见宫博恭王曾在德国留学，参加过日俄战争，曾在海军拥有至高权力。作为老派的军人，他坚信一个国家的实力和威望与所拥有的战舰数量直接成正比（因此军令部1930年反对滨口雄幸签署《伦敦海军条约》）。这意味着伏见宫博恭王及其支持者[他们由于因循守旧的思想常被称为“中队集团”（Squadron Group）]完全不能赞同米内光政、山本五十六和井上成美，因为这三人在呼吁与其他大国和解（并同时发展新技术，比如空军力量）。
让人失望的是，尽管希望与美国和解的人极力为提名米内光政获得提名进行游说，但及川利用自己的身份向天皇推荐了“打瞌睡的将军”来接替伏见宫博恭王。这也符合伏见宫博恭王的意见，他在海军中的资历加上皇族血统使他成为一位无法违抗的长者，至少及川这样认为。当山本听到他从前的上司永野修身被任命的消息后，遗憾地说：“这个相信自己是战略天才的人现在成了军令部总长，而他其实差得远呢……似乎战争已经打响了！”
山本五十六不看好永野还说明，他似乎接受了一场他曾公开反对的战争，尽管他还继续反对战争，但他同时想要进行策划。诚然，山本有其冷静谨慎的一面，他相信日本没有可能打赢这场战争。但如果必须为之一战，他认为只有他才有能力指挥战争。他可以尽量为战争做最好的准备，而他最好的努力最后换来了最好的战略效果，这是一个没有人想过的大胆计划，完全是一个赌徒在没有胜算时的选择。山本知道，如果日本想要有一线获胜希望，就必须在一开始占据上风，这样美国才“有可能”被骗上谈判桌。
1941年1月27日，在东京听到“战争传闻”的（美国驻日大使）格鲁给赫尔写了一封信，他表示使馆工作人员“从多方渠道（包括一位日本消息人士）听说，日本军队计划对珍珠港进行大规模突袭”。格鲁说，“这一计划看起来很荒诞”，事实的确如此。但山本决心要让这荒诞的一幕变为现实。从1940年下半年开始，尤其在《三国同盟条约》签署后，山本就在专心研究日本的太平洋战略。一般的战略无法满足他，而他不同寻常的战略也将需要寻求不同寻常的支持。
1941年2月初，第一航空部队参谋、海军少佐源田实（Genda Minoru）正在一艘停靠在鹿儿岛志布志湾附近的航母上，36岁的源田实身手敏捷，是海军中的明星飞行员。他曾带领一支特技飞行队，在全国各地为庆典活动进行表演，让海军航空队受到热捧。在这个特别的冬日里，他被第十一航空部队长官大西泷治郎少将召唤，于是他在日本南部海军基地鹿屋离舰上岸。两人在大西办公室的沙发落座，大西长官从他胸前口袋里不经意地掏出一封信。大西对他说：“你不妨看看这个。”源田实瞥了一眼信封背面，他惊讶地看到山本五十六的签名，山本书法娴熟人尽皆知。源田实回忆，山本在信中说：
基于国际形势的变化，我们也许被迫要与美国开战。如果日本与美国打仗，我们就要拿出最极端的战术……依靠我们第一和第二航空部队的全部力量，我们必须设法给美国在夏威夷的舰队一记重击，这样美国才能在一段时间里不敢向西太平洋进发（日本在该区域将面临其他敌人，比如荷兰和英国）。我们的目标将是一群美国战舰……这不容易实现，但我决心要不惜一切代价完成这项计划，我将亲自指挥航空部队。我想让你仔细研究该计划的可行性。
自从美国1908年在夏威夷珍珠港建立海军基地以来，日本海军一直觉得自己有可能受到美国袭击。1940年5月，美国指定珍珠港为太平洋舰队的主要基地，这更加深了日本的担忧。当时的主流思想认为：日美战争将是一边倒局面，美国占据压倒性优势，日本海军的战略必须是纯防御性质，日本最大的希望就是通过空中打击和潜艇来阻止美国海军前进。山本五十六显然不这么认为。
读完山本五十六的信后，源田实一时语塞，他仅蹦出一句：“了不起的想法！”当他讶异地抬起头时，大西对他说：“那么……我想让你看看这一计划是否可行。”虽然这让源田实万分惊讶，但也勾起了他的兴趣。
该计划最明显的障碍就是如何对敌军舰船发动鱼雷袭击。普通航空鱼雷需要下沉10米才能重新调整深度。由于珍珠港水浅，只有12米深，估计许多鱼雷将直接栽进水底，不会造成任何伤害。而让航母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进入目标区域也很困难。这样的军事行动并不容易。1941年4月初，在源田实读到山本五十六信件的两个月后，大西泷治郎递交了进攻计划。该计划远超山本的预想，它排除了航空鱼雷的使用，转而利用俯冲轰炸和水平轰炸（后者由横向飞行的飞机发动，需要通过准确计算才能打击到目标区域，所以常常不够精准）。山本回应说，如果现有的鱼雷不能奏效，那就去改进鱼雷和提高飞行员技能来使之奏效。而大西坚持认为他的方案可行。
第五章 摆脱麻烦还是保持友谊
由于松冈洋右所谓的“闪电外交”，日本与德国、意大利以及苏联缔结的新联盟关系本应能迅速而和平地解决日本在海外面临的所有问题，包括中日战争和日美紧张的外交关系。但日本没那种运气。松冈5月12日给美方答复后的几周内，什么都没有发生。尽管太平洋这边没什么动静，但欧洲战事正酣。
南斯拉夫沦陷后，雅典4月27日也在德军的进攻下沦陷，在英联邦部队的帮助下，希腊政府和国王乔治二世逃往克里特岛，但又遭到德国空军的狂轰滥炸（尽管德国也损失惨重）。5月底，希腊领导人撤离到埃及，但埃及也不是长久之地。1941年2月开始，新成立的德国远征军“非洲军团”在“沙漠之狐”埃尔温·隆美尔的指挥下开赴利比亚，援助准备占领北非的意大利。
与此同时，英伦三岛继续遭到轰炸；先是贝尔法斯特、赫尔，然后是利物浦，这座城市5月初曾连续7个夜晚遭遇空袭。但这将是德国猛烈轰炸英国的尾声了，因为希特勒的注意力将转向东方。
1941年6月22日，一个炎热的周日，外务大臣松冈正在东京接待汪精卫，邀请他来银座地区的“歌舞伎座”观看下午场的传统演出。这个剧场的建筑是日本本土主义者对前一世纪“鹿鸣馆”的颠覆，它故意保持传统建筑式样，包括日式城堡使用的石板瓦房顶，这座混凝土建筑于1925年才完工，据称能容纳2700人，似乎是故意炫耀日本的现代化成就。
日本最近越来越没什么可炫耀的了。1941年4月，根据《国家总动员法》的资源集中原则，钢铁工业被“整合”到钢铁控制协会。其他大型工业也开始合并，让国家拥有更大权力进行资源分配和定价。因此，公民私自使用金属是严厉禁止的，即使是校服上的金属扣也要被没收，并换成玻璃扣。在5月的男孩节，最受欢迎的玩具是飞机、坦克和头盔，但这些玩具都是木头、竹子和塑料制成的。
“歌舞伎座”的周日下午场演出吸引了东京最具权势的人物，他们穿着得体而华丽的衣服，庆祝日本支持的汪精卫南京政府的成立。整个演出过程中，松冈的秘书加濑俊一坐立不安，他特别想搞清楚当天早些时候听到的一则消息是否属实。他从座位上溜出溜进，为了从地下换衣间打电话给外务省。最终，在第一幕结束时的掌声中，他给松冈递了一张字条，确定德国在当天上午对苏联发动了袭击。
松冈估计到德国某一时刻会进攻苏联，他甚至这样表示过。日本驻德国大使大岛浩（Oshima Hiroshi）不断发回德国即将进攻苏联的消息，但松冈对这些报告表示怀疑，他相信自己会直接从德国人口中得到这一消息。所以松冈此时大吃一惊。
希特勒曾说过：“整个世界都将屏住呼吸，不做评论。”纳粹入侵苏联的“巴巴罗萨”行动让希特勒的预言成真。的确，在这一决定命运的一天，世界大多数人都惊讶得说不出话，斯大林则完全震惊了。他再三忽视德国调兵的警告，相信1939年8月签署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译者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将暂时让他的国家安全。我们知道，斯大林认为德国在英国那边的战事还没有了结，不会再发动战争形成两线作战。德国突袭苏联时，斯大林正在索契的黑海别墅附近钓鱼。消息传到他的船上时，他静静地收回鱼竿，说了一句：“谁能想到会是这样啊？”
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及日本其他领导人认为，日本是德国最忠诚的伙伴。现在他们面临一个两难局面。近卫首相派铃木贞一（Suzuki Teiichi）前去打探东条对这一消息的看法。已退役的陆军中将铃木担任国务大臣兼企划院总裁，1937年设立的企划院负责统一和监管资源调动的政策。随着对华战争的深入，企划院的重要性与日俱增，而铃木将在评估日本与西方开战可行性上扮演关键角色。他对比他年长几岁的东条毕恭毕敬地说，近卫认为，德国进攻苏联为日本抛弃《三国同盟条约》提供了令人欣喜的机遇，采取更加中立的外交立场对日本与世界其他地区和平相处十分重要。听到这番话，东条气得大叫：“你真觉得我们能违背人性不顾法律，做出这种不道德的事？”其实，德国已经违背了日本士兵奉为圭臬的忠诚原则。1882年的《军人敕谕》规定：“军人当以尽忠尽节为本分。”但东条就是不愿放弃自己的想法。
生于普鲁士的奥托·D.托利舒斯（Otto D Tolischus）在《纽约时报》工作，他曾获得过普利策奖。1940年3月，他被纳粹德国驱逐，后来在东京从事报道，1941年6月22日他写道：“德国与苏联爆发战争……日本官方集体失声，唯一的官方回应就是无可奉告。”
“巴巴罗萨”行动迫使松冈接受，他的四国外交势必要崩溃，但早在这一天之前，松冈就已经在近卫内阁中失去了政治影响力。松冈和近卫由于《日美谅解协定草案》而产生的矛盾越深，松冈对日本首相位置的觊觎之心就越大，他对内阁的批评也越发公开，尽管此时他仍是内阁成员之一。他自以为获得了天皇的支持，但这只不过是他自欺欺人的想法。松冈从欧洲回国后多次公开发表亲德言论，对此裕仁天皇表示：“松冈可能被希特勒收买了。”
1941年5月3日召开的联络会议是他欧洲之行结束后的首场重要会议。松冈极力鼓吹着他的新计划——日本进攻新加坡，回避了日方该如何就谅解草案答复美国这一更加重要的议题。赫尔曼·戈林曾在私人别墅卡琳宫用一场盛大宴会招待了松冈，戈林和希特勒都敦促日本进攻在新加坡的英军，从而帮助德国这边的战争。松冈对他们说：“如果我是日本首相我就会这样做。”回到日本后，松冈坚持强调新加坡必须立即拿下。听到这一提议后，参谋总长杉山元十分震惊。欧洲之行前，杉山元就已告诉松冈进攻新加坡是不可能的。另外，他也不认可松冈对德国很快独霸欧洲的信心。杉山指出：“德国和意大利一直准备入侵英国，在北非建立了诸多基地（即使这样），他们也没能成功。”松冈说：“德国说能在两个月拿下苏联。”但他并不清楚德国的计划。“新加坡也不会是什么问题。”他说。
松冈对自己的提议遭到反对并不担心，他在5月8日的联络会议上再次提出新加坡问题。他强调说，时机和速度至关重要。“罗斯福渴望（在欧洲）参战。你看，他是个大赌棍。”松冈坚持认为，在新加坡战胜英国将让美国重新考虑是否与日本直接对抗，他说：“如果在美国参加欧战前的一小时英国（向日本）投降，美国就会改变主意，不去参战。（但）如果在美国参加欧战后的一小时英国（向日本）投降，那么美国就会继续战斗到底（并与日本开战）……一旦美国卷入这场战争，战争将被拖延，世界文明将遭受毁灭。”他对在场的内阁大臣和高级军官说：“如果战争要持续10年……日本该怎么办？”
没有人作声。松冈相信，他能再次让自己的提议强行获得通过，自从前一年夏天开始担任外相以来，他已屡试不爽。他当天前往皇宫，向天皇汇报自己的想法。松冈向来认为，日本可以不使用武力，而仅依靠娴熟的外交就能变得更加强大，现在他却开始鼓动直接军事对抗。裕仁天皇对此大吃一惊，特地召见近卫询问，后者向天皇保证，松冈并不代表政府其他人的观点。
松冈对美国国家性格的误解严重影响了自己的判断力，他执着地认为，只有挑衅才能赢得美国尊重。他太过依赖边缘政策，不知道该何时收手。而政府中没人对他加以限制，这让太平洋两岸的外交僵局变得更糟。我们知道，赫尔5月12日收到了“松冈计划”，但此后一个月没有任何回应。松冈5月3日曾给华盛顿传达了一条大胆的口头声明（一种口头外交声明，但通常也以文字形式递交），他以自己典型的戏剧化风格声称，美国加入欧战将招致灾祸。他表示，日本无意退出《三国同盟条约》。野村大使负责传达这些信息，尽管赫尔已经从破解的情报信息中知晓此事。
松冈命令野村提出一个日美中立条约，赫尔当即予以否决（“我没有犹豫，立即把它抛在一边”），他认为这并不实际，也与当前问题并不相关。松冈的许多举动都带有这些特点。早在华盛顿决定以《日美谅解协定条约》与东京接触的4月16日，赫尔对野村说，他对此前几天签署的《苏日中立条约》并不十分担心，因为：
我一向认为，苏联的政策是不与任何国家开战，除非为了自卫。另外，我没有看到日本有任何想要进攻苏联的打算。所以我觉得这份书面文件不过是把两国政府之间已经存在的关系和政策写在纸面而已。
美国并不急于与日本达成中立条约。罗斯福政府的政策基于“1941年年初获得的消息，政府从可靠线人处得知，德国已决定进攻苏联”。美国甚至“私下把这一信息透露给苏联大使”。这将改变一切，包括美日关系。
美国之所以不着急回复“松冈计划”，正是因为美国料到，德苏开战后，日本将更有可能对美国做出让步。6月21日，美国对日本的回应几乎与“巴巴罗萨”行动消息同时到来。与松冈的挑衅语气一样，美国也变得明显强硬了。美方在4月谅解草案里提到过承认“满洲国”，这曾让日本领导人感到欣喜，现在却一字不提了。华盛顿现在强调，维持太平洋地区和平是其首要任务，美国和日本都不应觊觎该地区领土。美国因此断然拒绝日本在东南亚动武的权力，而“松冈计划”强调的正是动武权力。
总之，美国在回应中表示，亚太地区应基于贸易自由和机会平等原则。这一理想状态也反映出赫尔的基本世界观。他来自田纳西州，靠自己的努力成为律师，自1933年起出任罗斯福政府的国务卿，他总是批评自大萧条以来一直影响全球经济健康状态的保护主义和各种经济集团。赫尔毫不让步的表态浇灭了日本的希望。当然，协定草案本来也不是美国政府起草的。
赫尔的回复还包括一条口头声明，尽管没有指名道姓，但该声明显然是针对松冈洋右的。虽然声明称赞日本大使及其手下的敬业精神，但赫尔也抱怨道：
一些位高权重的日本领导人坚持的路线竟然是寻求对纳粹德国及其侵略政策的支持，而他们唯一愿与美国达成的谅解是，如果美国因为自卫政策而卷入欧战，那么日本将站在希特勒这一边……只要这种领导人坚持这种官方态度，并以此来影响日本民意，那我们就有理由认为，只有通过当下讨论的这份协议才能奠定一种基础，我们才能沿着想要的路线取得实质结果。
这是对松冈5月3日自负言论的强烈谴责，松冈当时说，无论如何日本都将坚持《三国同盟条约》。赫尔的声明还说：“我国政府必须等待更加明确的信号，即日本政府整体上想要寻求和平路线，但现在还没有收到这种信号。”这其实是要求换掉松冈。1933年松冈从日内瓦回国前见过罗斯福和赫尔。据说他让罗斯福立即感到厌烦。自我膨胀的松冈很可能无法体会大多数人的行为和感觉。虽然他思维很快，善于使用言语和姿势来制造效果，但他不能理解他人，他的行为常常难以预测，所以他并不适合这样一个需要耐心、斟酌和技巧的政治岗位。他极其缺乏自知和自我约束。1941年4月他在梵蒂冈对教皇庇护十二世说：“在世界上所有政治家中，没有人对基督教的理解和热爱有我多，此前没有，此后也不会有。”而在莫斯科，他竟教导斯大林什么是共产主义，这让斯大林惊讶不已。
松冈曾经一度对日本外交政策的完全控制权突然不见了。但当德国进攻苏联的消息传来时，他迅速试图挽回自己的政治影响力。虽然他感到自己在政府中没有支持者，但他并不在乎，他直接请求天皇立即下令攻打斯大林。裕仁天皇震惊了：不久前松冈还在倡导进攻新加坡，现在他又说，日本应该进攻北方的苏联（对此，松冈厚颜无耻的借口是“英雄总能果断改变主意。我之前同意南进，但现在我想转向北方”）。根据《三国同盟条约》，日本并没有义务加入德国的军事行动中，但松冈似乎认为这是绝对必要的事。后来松冈在与苏联驻日本大使康斯坦丁·斯梅塔宁（Constantin Smetanin）会见时宣布，《三国同盟条约》优先于《苏日中立条约》，这让斯梅塔宁吓得脸色发白。
近卫发现松冈在直接呼吁对苏开战后，他感到无比尴尬。第二天他前往皇宫，为自己外相的所作所为做解释。近卫再次向天皇保证，远征苏联是松冈一厢情愿的想象。“巴巴罗萨”行动让松冈更加孤立。
作家永井荷风并不了解德国进攻苏联时日本国内的真正形势和外交挑战，但他清楚日本正在走向错误的方向。他能够强烈感受到这一点，因为他的创作自由越来越被限制。他为巴黎陷落感到惋惜，并用红色墨水在日记中为巴黎陷落一周年做了记号。第二天，1941年6月15日，受风寒而卧床休养的永井在家读书，他读到18世纪以批评社会而闻名的一位作家的话（译者注：原文只给出作家的名字叫Kicho，但无法查到具体人）。这位作家晚年时，曾有年轻人问他，为何他在自己的作品中无所畏惧。他严肃地说：“在每日生活中表现得彬彬有礼、矜持一点也没什么，但一旦拿起笔，你就不能再拘谨了。”他承认，家人和朋友多年来劝他不要这样做，他们担心他的写作很容易被认为是攻击当局，可能会因此入狱。他很高兴自己最后坚持了信念，总是记录下在周围观察到的事实。
以上是从永井在日记中摘录的段落，这让他对自己的行为“非常羞愧”。1941年年初，有人从他已发表的一篇作品中发现，永井多年来都有记日记的习惯。由于担心受到迫害，“一天晚上我熬夜从日记中剪掉了（对当局）批评和抱怨的话。我出门时将日记藏在鞋柜里以防万一”。受到鼓舞的永井现在想要弥补自己的懦弱行为。他宣称未来的历史学家从他的日记中读到的关于他对日本的政治观点是真实、发自内心且毫无畏惧的想法（至少在他的日记中）。他写道：
日军一开始入侵中国国土时，日本宣称是去“教训不守规矩的中国”。但战争意外拖延后，（政府）完全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决定称之为“圣战”——完全空洞的词语。现在日本政府想要向东南亚扩张……试图利用英国军队在欧洲的困境。无知的士兵和残忍的策划者都负有责任，人们本质上并不会为这一发展感到愉悦。
永井认为，人们因为害怕迫害而不去抗议，但他知道，仅仅是害怕不足以说明过去10年日本发生的一切。他指出，遗憾的是，总有“一些人试图宣扬忠心以及对国家的忠诚来获得好处”。所以他做出结论：“日本人本质上都是乐天派，最主要的追求就是过一天算一天，不想招惹太多麻烦，也没什么崇高理想。”对于这些冷漠的国民来说，“不论是当前（军国主义）还是明治维新时代的”政治变革都没有什么意义。
6月20日，宣泄完情绪的第五天（也是“巴巴罗萨”行动的两天前），永井又抱怨糟糕的政治形势对人们读写方式的负面影响，读书和写作是他最在乎的两件事。新杂志《意大利朋友》主动寄给他的一封推销信激怒了他，东京帝国大学校报的来信也让他不满，学生们用毫无礼貌甚至蛮横的语气要求他做出贡献。他说：“最近的人们啊……我觉得很遗憾，像我们这样一个傲慢的国家，竟然去统治我们的邻国。噢，美国人，你们为什么现在不站起来，教训这个野蛮国家？”
尽管日本对未来的方向摇摆不定，但“巴巴罗萨”行动过后，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盟关系迅速发生重组。同盟国（尤其是英国）认为，苏联现在的命运与这些国家息息相关。6月22日晚，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来到广播前，发表了关于希特勒入侵苏联的演说，这次演说也在美国播出。“今晚，我要借此机会向大家发表演说，因为我们已经来到了战争的关键时刻。”他一开场讲道。他随后列举了此前3次重大转折点——法国的陷落、纳粹试图对英国的入侵和1941年年初美国通过了《租借法案》以援助同盟国，而第四个转折点就是希特勒对苏联开战。丘吉尔夸张地描述着德国的突袭，他说：“德国炸弹在俄国城市上空像雨点般地落下。”对英国的入侵只是暂时停歇，袭击苏联是希特勒的策略，以便他能够“更大规模地重施故技”，征服西半球。丘吉尔领导下的英国决定帮助苏联——尽管与美国相比，英国也做不了什么重大贡献。
丘吉尔知道，罗斯福很难让美国国内的反对者（孤立主义者和反共主义者）接受美国对苏联支持的必要性。虽然他也知道“没有权力指挥美国”，但丘吉尔仍然强调：“俄国的危险就是我国的危险，就是美国的危险；俄国人民为了保卫家园而战的事业就是世界各地自由人民和自由民族的事业。”
罗斯福也有同样想法，希望鼓励和支持苏联抵抗，但他也清楚，他必须谨慎应对新形势。他已经感觉到，美国势必要前往欧洲参战，但他知道眼下时机还未到。他完全清楚，请求国会批准开战从某种意义上代表他这一届政府的政治失败。他身边的军方代表，包括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和海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都催促他立即采取打击德国的战略行动，向大西洋派遣战舰，他们预计，德国几个月内就能击败苏联。罗斯福也想加强其打击轴心国的政策，但不包括开战。
作为一系列举措的第一步（从斯大林角度来看，这一步微不足道），美国决定解除1939年年末苏联入侵芬兰后，美国冻结苏联的4000万美元资金。罗斯福6月24日解冻了这笔资金。美国还成立专门负责苏联所需军事装备的工作组，军备费用大约为5000万美元。罗斯福让苏联购买这笔军需品，不能赊账，而政府各个部门又不情愿处理这么一大笔订单，所以1941年夏天美国对苏联的实际援助并没有很多，斯大林必须靠自己的力量再撑几个月。
欧洲脆弱的形势更让罗斯福政府想极力避免太平洋战争。四国联盟瓦解了，华盛顿估计东京将重新考虑其谈判立场。德国进攻苏联当天，野村吉三郎拜访了赫尔，赫尔问他：“德国对苏宣战难道不会影响形势，好让日本政府更容易（撇清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关系）？”
日本当然没有法律上的障碍。在国际法中，如果出现不可预知的形势骤变，各方达成的协议就没有约束力。“巴巴罗萨”行动符合这一条。如果日本当时与轴心国分道扬镳，那么美国（以及苏联）将会相信，日本与西方的谈判意愿是真诚的，德国没有主导日本的扩张政策。近卫立即派信使铃木贞一拜访东条，这证明近卫首相渴望纠正错误路线，想与美国拉近关系（他后来还宣称召集过个别大臣参加小规模会议，但没有关于此次会议的任何记录。而联络会议上也没有讨论这一话题）。
松冈和东条都阻挡了他，而本应亲美的内大臣木户幸一也不站在他这一边。木户完全不考虑《三国同盟条约》对美日关系造成的损害，他愚蠢地对裕仁天皇说，日本坚持做希特勒的朋友很重要，因为美国重视国际条约。实际上，木户不想让天皇站在任何一边，希望天皇和皇室不要影响重大政策的转变。最后，近卫只好选择什么也不做，因为他不想与这些人对抗。前一年秋天他还是《三国同盟条约》的坚定支持者，所以他可能觉得，如果这么快就抛弃这一盟约，他会丧失自己的政治信誉。
第六章 北进，还是南进？
1941年6月23日，德国进攻苏联的第二天，德国驻东京记者理查德·佐尔格接到来自莫斯科的情报命令：“汇报日本政府对德国入侵苏联的立场。”40多岁的佐尔格身材高大，面容棱角分明，很有魅力，他是苏联在日本安插的间谍。佐尔格1895年出生于巴库，母亲是俄国人，他大部分时间在柏林长大，一战时加入德国部队，但他在这场战争中负伤（让他成为跛子），于是投入了共产主义的怀抱。接到命令几天后，苏联政府又要求他“汇报（日本）陆军向我边界调遣的信息”。莫斯科现在急切盼望他的情报一定让他觉得很可笑，因为此前他发回一系列关于德国入侵苏联的警报都被斯大林当作耳旁风。
1933年秋，佐尔格抵达日本。他曾总结说，他的任务就是：
密切关注日本对苏联的政策……确定日本是否计划进攻苏联。这是给我以及我的团队下达的最重要任务……毫不夸张地说，这就是我在日本的全部目的。
佐尔格似乎在日本很自在。他住在普通的两层房屋里，家里堆满历史书籍以及他在各地旅行带回来的纪念品，人们常能看到他穿着皮夹克，骑着摩托车。他很随和，很快就成为东京德国人圈中受欢迎的人。他能够赢得重要人物的信任，尤其是当时德国驻日本使馆专员、1938年晋升为德国驻日大使的欧根·奥特（Eugen Ott）。这就是为什么佐尔格能够提前知道“巴巴罗萨”行动的准确日期。
奥特如此信任佐尔格，甚至允许这位记者在德国大使馆拥有一间自己的办公室。佐尔格在这间办公室编辑每日新闻摘要（并与奥特太太发生关系）。佐尔格富有成效地招募新成员，组建他的间谍网络，团队包括至少13名男性和3名女性，但这些人很少与佐尔格保持直接和长期联系。间谍网络成员有曾在莫斯科读过书的普鲁士无线电通信工程师马克思·克劳森，在克罗地亚长大的塞尔维亚犹太人、为法国和南斯拉夫报纸撰稿的布兰科·德武凯利奇（Branko de Vukelic），来自冲绳、从小在加利福尼亚接受训练的画家宫城与徳（Miyagi Yotoku），以及近卫文麿的顾问、十分了解中国的著名记者尾崎秀实（Ozaki Hotsumi）。
尾崎胖乎乎的脸庞和善良的眼神能让所有见到他的人放下防备。他是佐尔格网络中最重要的人物。生于1901年的尾崎主要在殖民地台湾长大，他的父亲是派驻中国台湾的记者，后来他回到东京接受高等教育，最终成为《朝日新闻》的记者，1928年至1933年常驻上海工作。
尾崎在中国台湾和中国大陆的经历对他意识形态的形成至关重要。他回忆说，他与台湾的中国人亲密接触，在“每天生活的每个细节中”认识到殖民帝国主义下由“统治者统治”的权力体系，这是他普通童年生活中唯一“不同寻常”的经历。他看到即使像他父亲这样好脾气的人，有时也会变成傲慢的殖民者，斥退想讨要更多钱的人力车夫，这让他很难过。在上海生活的日子更加强了他对民族主义运动的热情，他尤其支持中国的民族解放。在他看来，共产主义为亚洲国家提供了一条摆脱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压迫的道路，并为日本和中国提供了和平共处、为相同目标进行合作的道路。
美国作家和记者安格尼斯·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以印度独立运动中的激进言论著称（她也是佐尔格的众多情人之一），在史沫特莱的介绍下，年轻的记者尾崎1930年年初在上海见到了佐尔格。佐尔格当时正为莫斯科调查中国国情及共产主义的发展，他向尾崎请教日本在华活动的实质。佐尔格描述，他们俩的关系“不论在私人层面还是工作方面都完美契合”，尾崎1932年离开中国回到东京，这是佐尔格调查中国过程中的“巨大损失”。尾崎说：“这些人（史沫特莱和佐尔格）的意识形态坚定，拥有崇高的准则，在工作中既投入又能干。如果他们有丝毫自私的动机，或者存心想要利用我的话，我早就会拒绝他们，与之分道扬镳了。”
在这种相互欣赏的基础上，1934年尾崎秀实在日本见到佐尔格并同意与他合作就并不让人意外了。尾崎有个条件，他不会收取任何金钱上的酬劳。他们两人有许多共同点，都具有分析能力、学者气质（佐尔格拥有政治学博士学位）和热情、爱交际的性格，这让两人既能成为优秀的记者，又是娴熟的特工人员。
在日本，佐尔格利用自己纳粹党的身份隐藏自己对共产主义的忠心，但偶尔他也会犯错。1939年9月4日，英法对德宣战的第二天，他差一点露馅了。佐尔格从德国通讯社（DNB）的办公室出来后，碰到法国哈瓦斯通讯社（Havas）东京分社的社长罗伯特·吉兰。吉兰一看见这位“纳粹”记者就开始数落：“我爷爷与德国人打过仗，但当时法国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输了。我爸爸1914年也与德国人打过仗，那是因为德国攻打我们。你似乎对这两场与法国的战争不怎么满意。那么好吧，我们将跟你打第三次仗，这一次我们将把你彻底击败。我们将把希特勒轧成粉末，把你们全都炸死。你等着瞧吧，德国将成为一片废墟。”听完这位比他年轻许多的同行发表的长篇大论后，佐尔格却热情邀请他共进午餐。两人吃饭时，佐尔格对他说：“我跟你一样厌恶这场战争……我也参加过一战。我曾相信世界会迎来和平。希特勒出现后，我曾以为他会给德国带来新秩序，给欧洲带来和平，但我知道自己错了。”犹豫了一下后，他又补充道：“我是个和平主义者，你看是吧？”
没有尾崎的佐尔格发挥不了作用。他缺乏必要的语言能力，无法在日本有效开展活动，他的日语口语能力还停留在基础阶段。（他的俄语能力也很有限，他与莫斯科之间的交流大多靠英语和德语）。尾崎作为政治分析家和时事评论家（尤其关于中日关系）常常很忙碌。他为《朝日新闻》报道的重点正是中日关系，他还在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智库进行研究工作。随着中日间的战争升级，他也成了知名公众人物，来自各行各业的人，包括军方和警察，都想听听他的看法。他还是近卫首相政策顾问团“昭和研究会”的积极成员，单靠这一职位他就获得了重要的信息来源。但更有意义的是，他加入了所谓的“早餐俱乐部”。
这一封闭式俱乐部每月举办两次聚会，每次都在早上8点，会员们交流信息，讨论时局。俱乐部会员的名字令人生畏。近卫并不是俱乐部聚会的常客，但其他成员都以自己成为近卫的心腹而感到自豪。大多数会员来自日本特权阶层，他们有的30多岁，有的40岁出头，倾向于自由主义和国际主义，在英美接受过精英教育。这些人包括近卫的秘书牛场友彦（Ushiba Tomohiko）、西园寺公爵之孙（陪同松冈洋右乘坐“红矢号”列车出访欧洲的）西园寺公一、内阁书记官长风见章（Kazami Akira）、国际问题记者松本重治（Matsumoto Shigeharu）、犬养毅首相的第三子——小说家犬养健、明治元老松方正义之子松方三郎（Matsukata Saburo）。
也许因为出身高贵，俱乐部成员觉得没有必要在近卫面前保留意见，也正因为如此，近卫也特别看重这一圈人。尾崎与西园寺公一关系密切，再加上他对中国的深刻见解，所以他也被纳入该俱乐部。1936年，尾崎与西园寺在前往美国的轮船上相识。西园寺对尾崎的激进主义思想丝毫不了解。实际上，尾崎甚至对他妻子也隐瞒这一面，但他在其他方面却对她百依百顺。
两人从美国回来后几乎每天都要小聚一下。他们很自然会讨论一些政治话题，两人都深知日本的政治正偏离正轨，中日战争应该马上结束。尾崎后来表示，他“十分真诚”地结识这些人，并利用他们获取信息，这是“出于对国家当前危机的共同关心”。
“巴巴罗萨”行动后，共产主义间谍需要弄清楚日本是否有意进攻苏联。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松冈认为日本应当进攻苏联，他甚至让德国人相信，日本即将加入德国的军事行动，这让苏联感到焦虑。由于松冈仅依靠日本驻德大使大岛浩从柏林发回的片面报告，所以他深信德国最终会获胜。攻打苏联既能让日本扩张领土，又能向纳粹方面表达忠心。他认为，日本所处形势类似于1940年6月的意大利，当时墨索里尼正是在德国胜利在望时决定进攻法国。但松冈的新政策倾向具有严重问题：他的“北进”建议没有伴随任何实质性战略规划，除他以外的日本领导层也没人愿意与苏联开战。
尽管日本陆军向来提防北方，把苏联视为主要对手，但陆军丝毫不愿意支持松冈的理由很充分：日本陆军没有能在蒙古和西伯利亚作战的重装坦克，苏联对日本的优势已在1939年诺门罕边境战争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日本也没有足够的部队同时在中国和苏联打仗。1941年6月，陆军决定与海军一道推动向法属印度支那南部扩张的计划。
军方强调，在适当的“外交”压力下，法属印度支那当局很可能将以和平方式向日本转交控制权，毕竟仅在过去10个月，日本就已控制法属印度支那北部，日本还通过裹挟武力威胁的外交手段帮助解决了泰国与法属印度支那的领土争端（对前者有利）。通过占领整个印度支那半岛，日本不但能够建立更靠近英属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的战略根据地，还能获取更多大米、锡和橡胶，让日本短期内有能力与中国作战，长远来看还能建立自给自足的经济圈，以便在未来打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另外，荷属东印度还有可能被日本的存在所震慑，从而最终同意向日本提供更多石油。所以军方认为，印度支那以南并不需要派兵攻打。
松冈对此坚决反对。他错误地相信，德国将迅速消灭苏联（包括一些英国人和美国人也这样认为），他还认为，如果日本决定占领更多法属殖民地将可能遭到英美方面的严厉报复，这样做将过分表露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野心，让美国警觉。他的担心是对的。1941年6月底，到底是攻打北方（苏联）还是向南挺近成为东京的决策重心。不同的派系和决策机制让东京的决策过程充满辩论，这将在未来几个月对东京的政策制定产生持续影响。
大体上，日本的战略构想都是陆海军最高统帅机关大本营做出的。（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提出战略建议，作为内阁一部分的陆军省和海军省有时也会提出建议。在后两个部门中，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是最高级别的官员，其次是陆军次官和海军次官，然后是各个局长（军务局、人事局、法务局、整备局、会计局等）和各个课长（局的下属处室）。参谋本部和军令部也有类似的层级结构，参谋总长和军令部总长是最高指挥官，其次是参谋次长和军令部次长，然后是各个部长（作战部、情报部、动员部等）和各个课长。战略设想很少是最高官员做出的，而是陆海军下设的局级、课级部门做出的。由于这些团体都为自己利益着想，出台新政策是十分复杂的过程。
比如，如果参谋本部下的某个部门或某个课室提出一项建议，它首先需要获得其他部级和课级领导的认可、修改和批准，然后才能拿到参谋本部和陆军省的联合会议上讨论，参加会议的通常是参谋总长、参谋次长、陆军大臣和陆军次官。同时，陆军省的局级和课级领导也会被征询意见，如果意见相合，他们会共同征求海军（军令部和海军省）和外务省同意，这些部门都有错综复杂的下属分支。如果能够确保获得外务省和海军方面的支持，参谋总长才会正式代表最高统帅部在联络会议上向内阁提交方案。
这种费劲的基础工作由中级军官完成，大部分人甚至都没有参与过最高官员召开的联络会议。他们被贴切地称为“幕僚”，字面意思是“帘幕后的官员”。在过去，“幕”在解释权力时有两层意思。其中一个指代政治，是政府的同义词，比如“幕府”（幕后政权）；另一个指代战略，暗指野战营地中大本营使用的临时帘幕，只有少数人才能在大本营讨论战略。在战前的日本，幕僚既承担与不同方面讨论和联络等政治任务，也参加制定战略这样的实际工作。由于幕僚在主导日本政策上发挥的关键作用，这个名称总是唤起一种战争发动者的形象，他们以对上级辅佐和建议之名秘密炮制黩武政策。
1941年初夏，日本最具影响力的3位幕僚是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田中新一（Tanaka Shinichi）、陆军省军务局局长武藤章（Muto Akira）和海军省军务局局长冈敬纯，他们都在50岁左右。武藤章和冈敬纯常常合作促成陆海军之间达成共识，而田中新一独立行动，他那充满敌意的世界观给整个参谋本部笼罩了末日气息，他所领导的作战部最为激进。
田中不断倡导对华强硬。对他来说，在华取得完全胜利是唯一选项，而日本领导人近来展现出与美国谈判的意愿是一种耻辱。他认为不开战与投降这种懦弱行为没有区别，还不如打一场真正的战争后再失去一切。虽然他在参谋本部只是三把手，但由于他信念坚定和性格强势，他即将比其他任何人都拥有更大的政策决断权。
田中常常对他所认为的武藤章的妥协主义倾向感到恼火（但其实，武藤章很难算是一个温和派）。田中看到武藤章在军务局的下属佐藤贤了（Sato Kenryo）更有培养前途，佐藤也是陆相东条的心腹之一，40多岁，若干年前曾在国会上强烈支持《国家总动员法》而闻名全国，当时他被议员们的质问激怒了，大喊一声“住嘴”，随即夺门而出。民主进程显然不合佐藤的口味。
海军也有自己的鹰派中层官员。最典型的要数海军省军务局下一个40多岁的课长，名叫石川信吾。1931年“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前后，他以笔名写了一本颇有争议的书叫《日本的危机》（这没有经过海军同意，足以被海军开除）。他在书中警告说，美国自19世纪中期以来就有意控制东方，他敦促日本在美国威胁迫近之际，开展“全国性运动以确保生存权”。他认为在华盛顿和伦敦召开的限制海军军备的会议是西方阻止日本崛起的一种阴谋活动。与制造“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的石原莞尔一样，石川利用这本有争议的著作去影响年轻官兵，让海军中的许多亲英派变成纳粹同情者。他的狂热向来让高层警觉，他的外号叫“不规弹”，所以在其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他总与关键职位无缘。而在1940年秋，强烈鼓吹日本轴心国联盟的海军军务局局长冈敬纯不顾人事局的反对，任命石川信吾为军务局主管军备的课长。
石川与其他志趣相投的同事组成了海军国防政策第一委员会，正是这个“第一委员会”在珍珠港事件前夕推动了日本海军的主战立场。他与田中新一一样，都相信不应回避与美国的战争，而要勇敢面对。在他看来，日本军事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就意味着日本要为一场不可避免的战争做好准备。实际上，石川甚至希望战争打到印度支那边界外，他想要征服英属马来亚。石川后来夸耀地说：“我是把日本引向战争道路的人。”
可以说这些幕僚只是尽了自己的职责，一方面为战争做准备，另一方面时刻关注扩大战略优势和领土的机会。但日本在1941年年中的问题在于，备战成为唯一的重心，而日本缺少全面的国家政策来指导备战。上层决策者任由下层军官带动，下层军官的权力本应受到限制，但决策者现在却不加分辨地接受他们煽动性的言论。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毫不脸红地解释说：“因为底下官员最了解情况，所以我接受他们的意见。”
50年后，当年在陆军省成功起草多项提议的石井秋穗（Ishii Akiho）回忆，在珍珠港事件前关键的几个月里，他和他的同事曾经手握重权，他说：“尽管我们很愚蠢，但只要积极主动，我们就能左右一项重大政策。当然，我们的政策建议在这一过程中也会被修改，但（我们的声音）是重要的……所以我罪孽深重。”他认为当时最本质的问题在于，决策层中没有一个人对日本注定成为地区领导者有任何怀疑，所以日本需要不顾一切去扩张。于是，即使一项扩张计划遭到否决，政策规划者还会拿出另一项扩张计划。他们会问：“如果我们不能向那里进发，那我们还能向哪里挺进？”
但还有必要强调的是，1941年6月，军方高层领导人或政策制定部门的幕僚并不认为田中新一、石川信吾及其他好战分子过于激进。这些决策人也支持向印度支那南部挺近，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个风险小回报高的机遇，在其他国家忙于应付欧洲战事之际，东南亚的权力真空必须加以利用。虽然松冈洋右呼吁日本在德国战胜苏联前应立即向北进发，但这些幕僚却认为，日本在南边的机遇转瞬即逝。这就是日本关键时刻南北争辩的背景，其结果将严重影响日本的国际地位。
6月24日，海军和陆军取得共识，日本应当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南部，而陆军是否进攻苏联待定，取决于是否出现有利时机——比如苏联将部队从远东大规模调往欧洲前线。近卫很快对该计划予以认可，这也是他想利用政策目标的转变除掉松冈的权宜之计。不久前近卫还依靠松冈的强势来引领政府，现在，失望的近卫开始依靠军方来打压松冈，而他以前正是通过松冈来制约和控制军方的。隐含政治目的的南进计划必须经过联络会议同意才能执行。
联络会议不是什么正式场合，各方领导人会直接而毫不客气地抛出具体问题。提议总有遭到否决的可能性，所有人都认为松冈会提出反对意见，因此海军和陆军最高指挥官把参谋次长和军令部次长也带到会议上壮大声势，他们声称这些次长是专家，掌握具体细节。（对于陆军参谋次长冢田攻（Tsukada Osamu）来说，专家的称号名不副实，据说他对一位手下说：“我看不懂数据，我把这些交给你了。”）松冈必须接受挑战。近卫将这次联络会议定在6月25日举行。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松冈表现得格外顺从。他没做太多争辩就同意了军方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的提议。他说：“该计划需要迅速行动。既然决定了，我们就执行下去吧。”按照流程，当天下午将召开内阁会议（对联合会议的决定加以认可，成为正式的政府决策），然后参谋总长和军令部总长将觐见天皇，告知他这一计划。联络会议的讨论焦点转到日本的苏联政策时，松冈再次要求进攻苏联。
参谋总长杉山元大吃一惊，他回应道：
外务大臣是在宣扬激进政策，但陆军并没有做好准备。只有当中国、北方和南方的形势同时对我们有利时，我们才能进攻苏联……我们必须认识到，如果匆忙进攻苏联，美国可能会与苏联联手。
杉山似乎想当然地认为，入侵印度支那不会受到美国干预。松冈却极力要求对苏联保持“威慑力”，他无论如何要成为南进道路上的最大绊脚石。最后领导人不情愿地宣布将再次召开联络会议解决这一分歧。
第二天，6月26日，松冈呼吁军方对德国盟友拿出点诚意，他再次极力要求立即进攻北方。参谋次长冢田攻坚持自己的反对立场：“我不懂政治，但从军事角度来看，德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更让我们有理由不去（同德国）商量。”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同意冢田的观点，但他不能轻易做出同意占领印度支那的决定。6月23日东条曾与陆军燃料部门的一位官员谈话，此人建议他说，日本获取石油的唯一方式就是进入印度支那南部。东条英机勃然大怒，他反问：“你的意思是我们应该去偷？”他对陆军研发人员拿着充足的经费却没能发明出人造石油感到愤怒。他说：“我无法向天皇陛下汇报说：‘恐怕我们不得不沦为小偷。’”
在他狭窄的视野里，东条没能认识到，政治决定能够威胁到日本与西方的外交关系。他最终还是放弃了自以为是的道义原则，同意向印度支那进发。虽然6月26日的联络会议也无果而终，但这场内讧开始对松冈产生不良影响，在会议结束时他一反常态，变得语无伦次，他表示自己“大体上”同意军方的计划，但“从根本上”并不认可。他提出第二天再做解释。
新的一天，新的会议。在6月27日的会议上，松冈试图收回自己对入侵印度支那的草率同意，他说他总体上理解进攻印度支那的战略逻辑，但他觉得这犯了根本性政治错误，因为此举将刺激同盟国进行报复。只有当纳粹确立在欧洲的统治地位后（他认为很快就会实现），入侵印度支那南部才更加可行。对于杉山元此前表示的美苏可能联手对付日本的担忧，松冈也不屑一顾，他说，美国向来恨透了苏联。
的确，苏联向来不是国际社会中受欢迎的成员。希特勒在欧洲发动的战争既是他的总体方案，也是被斯大林对波兰、波罗的海和巴尔干地区的领土野心所驱使。芬兰拒绝向苏联割让领土并因此在1939年遭到苏联进攻时，西方舆论支持芬兰，于是苏联成为唯一一个被国际联盟开除的成员国。这些都是事实，但联络会议上没有一个人指出，美国与英国一样，相比苏联更憎恨纳粹德国。
松冈在6月28日、30日和7月1日的会议上继续做着不懈努力。他一度威胁：“我对未来的预言向来灵验，我预计南进将带来巨大灾难。”武藤章并不同意。松冈眼看争论不出什么结果，于是退让一步：“为何不推迟6个月？如果最高统帅部和首相本人都决心要不顾一切地这么做，那我也不能反对他们的意见，我本人对此已经表示赞同。”
松冈少有的示软似乎动摇了一些人的决心。海军大臣及川古志郎建议参谋总长杉山元将计划推迟6个月。军令部次长近藤信竹也小声建议参谋次长冢田攻考虑推迟计划。但冢田不会轻易被说服。他公开对上司杉山元进行劝阻，敦促他坚持原计划。杉山元照做了，于是近卫对南进计划表示赞同。大藏大臣和商工大臣本来能够帮助领导人以更加实际的角度看问题，但他们6月30日开始才参加联络会议，一切都太迟了。
在7月2日的御前会议上，日本占领印度支那南部（或者用东条英机的话说，成为窃贼）获得正式批准。御前会议很少召开，通常预示着战争的开始和结束。与会人员包括主要内阁大臣、内阁书记官长（chief cabinet secretary）、企划院（cabinet planning board）总裁、枢密院议长（Privy Council）、参谋总长和次长、军令部总长和次长以及陆军省和海军省的军务局局长（陆军军务局局长因身体原因缺席7月2日的会议）。所有人都着正装，不是军服就是燕尾服。
裕仁天皇曾经说：“御前会议真是个奇怪的会议……天皇没有决定权，无法左右会议的气氛（除了会议名称）。”天皇会默默听着决议的宣布，枢密院议长代表天皇提出问题。天皇的许可只是一种形式，没有宪法约束权。但天皇许可带有不可争辩的权威性，历史上还没有天皇许可被推翻的先例。得到皇家批准后，政策决定就有了神圣色彩，突然少了政治味道，似乎政治领导人都对新批准的政策不负担任何个人责任。
7月2日的会议是日本袭击美国前召开的4次御前会议中的第一次。会议在建于1889年的明治皇宫里举行，这座宫殿体现了东西方审美的结合，天花板挂着水晶大吊灯，墙壁用绣满日本传统花纹的紫色丝绸装饰。长方形的会议桌上铺着格子图案的丝布。这些颜色组合营造出一种低调的奢华，我们常在最好的和服设计中看到这一点。
这次会议从上午10点开始，一直持续到正午。枢密院议长原嘉道（Hara Yoshimichi）质疑向印度支那南部进发的决定。这些官员必须在天皇面前证明他们对其决定深思熟虑过，这一会议不是审视和重新考虑的场合。在7月2日的会议上，原嘉道对占领印度支那政策的通过感到害怕，该政策纲要说：“大日本帝国不会逃避与英国和美国的战争。”这句话最早出现在6月初的军方草案中，随后在政策制定的不同阶段，这句话一度被删除，后来又被加上。这句话完全是说给松冈听的，他曾说过：“前去（占领）泰国或印度支那需要有与英美决一死战的决心，由于缺少这份决心，我不愿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为了强行通过占领计划，其倡导者需要向松冈展现他们的决心。
“不会逃避”的决心并没有经过军方的深思熟虑。陆军的田中新一和海军的石川信吾等强硬派战略家愿意与松冈针锋相对，军方绝大多数人却对南进提议的通过感到担忧，多数海军官兵一想到要独自与英国和美国在海上开战就不寒而栗。海军次官泽本赖雄（Sawamoto Yorio）事后回忆道：
我对此很震惊，并询问了海军大臣及川古志郎的意见。他说他也反对战争，但考虑到陆军向来对北方的兴趣……我们必须充分表达意见，以免机遇从（向来想要南进的）海军手中溜走。我还询问了商工大臣丰田贞次郎（Toyoda Teijiro）海军大将的意见，他安慰我说：“别担心，及川大臣不想要（战争）。”
对于海军领导层来说，推动南进提议的通过不但意味着与外务大臣针锋相对，也意味着与陆军的竞争。打着备战的旗号，海军就有可能获得更多军费预算份额。
在7月2日的御前会议上，70多岁的枢密院议长原嘉道敏锐感受到好战言论中轻率的一面，他向与会者抛出一系列关于与西方开战决心的问题。他戴着眼镜，留着胡子，具有法律背景，他的保守主义和反共思想人所共知，因此他赞同松冈进攻苏联而非法属印度支那的看法。现在他根据常识判断来提出质疑，他对与会者说：
我们必须谨慎出兵……让印度支那听从我们号令的方式就是展示力量。但动用力量则是另一回事……我们不想看起来像是“入侵”……你们说不会逃避与英美的战斗……但你们如何将这一决心与（没有为此做准备的）现实保持一致？我倾向于认为，如果我们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英国和美国会做出回应……如果（新政策）促使两国联手（对付）日本该怎么办？我想得到明确答案。
东条承认，这的确是值得考虑的重大问题。松冈也支持这一观点。但其他官员向原嘉道保证，占领过程将以和平方式进行，不会使用武力。松冈并不相信，那天他一度退让说，动用武力的可能性“也不是完全没有”。但既然已经到了这一庄严肃穆的正式场合，即使松冈也不愿该计划白白流产。谈判桌远端的裕仁天皇默默地聆听着。
日本领导层反复强调其挺进计划的本质是和平、非胁迫的。前一年日本占领印度支那半岛北部时，尽管东京也承诺进行和平过渡，但鲁莽的日本士兵主动向不愿离开的法国部队射击。日本与法国当局达成协议前已有几百人死亡。这一事件加深了日本在西方人眼里的无赖印象，这也正是原嘉道担心的地方。
每次原嘉道谈到与英国和美国的战争问题时，他总是得到模棱两可的答案。军方领导人不愿意在御前会议上深度讨论这一问题。杉山元对绝大多数人的意见进行了总结，他说：
我们十分有必要执行这一计划，以对付英美（经济孤立日本的）阴谋。如果德国（统治欧洲的）计划遭遇挫败，当然可以预见，美国会（与日本）开战。但德国现在胜利在望。（有这么一个强大的盟友），我想美国人不会在印度支那问题上与我们为敌。当然我们必须以和平方式完成占领。我们想一直推进到泰国，但那样就与（英属）马来亚靠得太近，会惹来大麻烦，所以这一次我们就到法属印度支那边界为止……我们要小心谨慎地开展这一计划。
原嘉道这下放心了。他说尽管该计划措辞大胆，但日本应当避免与英国和美国的战争，只要在座所有人都清楚这一点，那就达成了“基本共识”。所有人都自欺欺人地认为，只要军事占领印度支那南部过程中不发生任何暴力冲突并限定在印度支那半岛范围内，世界就不会说三道四，更不会与日本开战。
裕仁天皇对占领印度支那感到不安。他在6月25日拿到这份计划时表示：“鉴于国际法准则，这一计划让我疑惑。”但由于其他人的自信（并为了打压天皇并不信任的松冈），裕仁心中的疑虑没有大到想要阻止该计划的程度。近卫首相则保持缄默。最后天皇召唤官员时，大家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7月2日的御前会议决议是理查德·佐尔格的转折点。尽管松冈的再三保证让德国驻日使馆相信，日本将参加对苏战争，但佐尔格仍然表示怀疑。他后来回忆说：
对于日本局势，尾崎秀实在御前会议前观察到，近卫首相和他的文职内阁成员不想与苏联开战，海军也不想发生战争。陆军内部有强烈的参战意愿，但他们更倾向于暂时观察形势……只有外相松冈赞成日本撕毁他缔结的《苏日中立条约》。
松冈亲自告知奥特大使御前会议的决定，这也是佐尔格获得消息的来源。佐尔格注意到：
松冈外相的信息包含御前会议决议的两个要点，分别是：（1）在北方，日本将增加军力，为进攻苏联做好一切准备。（2）在南方，日本将主动向前推进……奥特大使将理解的重心放在第一点，因此他认为日本将向北增加部队……他认为这一调动意味着日本与苏联战争的开始。
尾崎“则把重心放在第二点”，他认为日本只会进攻法属印度支那。佐尔格知道自己该相信谁，于是向莫斯科汇报说：
各方在御前会议上决定，日本军事入侵西贡（印度支那南部）的计划不变。另外，只有红军被摧毁时，日本才会考虑军事入侵苏联。
苏联红军总参谋部认真考虑了佐尔格的情报，并认可他的结论。但也不能保证日本不会改变主意，日本似乎是德国的坚定盟友。这种怀疑让苏联与美国更加靠近。
御前会议结束几天后，海军大臣和军令部总长将舰队指挥官召集至东京。他们被告知日本的决定，包括不畏惧战争的决定，这些指挥官惊呆了。“我们真的为一场空中战争做好准备了吗？”山本五十六问道。他比任何人都清楚问题的答案。第二舰队指挥官古贺峰一（Koga Mineichi）大发雷霆，他说：“你怎么能不跟我们商量就同意这一重大决定？万一战争真打起来怎么办？你不能只对我们说，‘好吧，你们上阵打仗吧’，我们赢不了！”
支持进驻印度支那南部的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表现得事不关己，他回应说：“我能怎么说？这是政府的决定。”第七章 危机悄然临近的7月
7月2日，日本通过了占领印度支那南部的决议，这一过程的迅速和乐观程度说明，大多数日本领导人没有意识到危机正在逼近。近卫文麿的内阁书记官长在新闻发布会上向全国宣布：“鉴于当前形势，政府近来作出一项重大政策决定。”向日本驻华盛顿使馆发送的供内部传阅的占领计划已被美国在一周之内破解。罗斯福对日本不愿进攻美国的新伙伴苏联感到宽慰，却对日本愿意冒着与英美开战的风险向南挺近感到震惊。他7月1日对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说，控制大西洋局势对我们维持太平洋和平至关重要，“我没有足够的海军力量来两边周旋——太平洋上每出现一点状况就意味着大西洋上少了几艘军舰”。
日本领导人喜欢激进言论，似乎认为与美国搞外交都是次要的。7月10日，在收到美国对“松冈计划”的回复近3周后，近卫主持召开联络会议，商讨日本的对美政策。所有人都觉得美国回复日本的内容和语气都强硬得有些离谱，美方提出的新要求显得盛气凌人，这触碰到该国根深蒂固的敏感神经，日本向来因为自己起步较晚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白人而感到自卑。松冈洋右认为，华盛顿的回应是一种挑衅，其对外政策近乎是一种种族主义。
可以想象，松冈对赫尔要求撤换他感到焦虑。他说：
赫尔的声明欺人太甚。野村吉三郎作为我的心腹竟敢将这一声明传给我。干涉他国内政，比方说要求重组内阁，这令人大跌眼镜，尤其是竟敢这样对待像日本这样的世界大国。
松冈再三强调他对赫尔和野村的不满，以及对美国整个交涉“方式”的不满。他对所有相关者感到恼火——尤其是几米开外默默坐着的近卫。
松冈在两天后召开的联络会议上仍然宣泄着愤怒之情。他说：“赫尔的口头声明应该一接到就立即扔回去。其内容太令人震惊了……这更加确定美国看不起日本，把日本当附庸国或其领土的一部分……只要我还是外务大臣就不能接受这一声明。”他提议中止与美国的谈判，这让最保守、最反美的与会者都感到意外。
沉默了一会儿后，杉山元说话了，这位参谋总长客气地表示“虽然我与外务大臣感同身受”，但军方当前在南北面临重大时刻，再经不起与美国为敌了。抛开个人感受，“谈论与美国完全断交并不合适，我们应当为谈判留有余地”。
内务大臣平沼骐一郎在杉山元之后开始发言。73岁的平沼身材消瘦，戴着眼镜，表情冷漠，儒雅且自信，这些特征有点像伍德罗·威尔逊。他是一位沙文主义者，强调亚洲至上，认为日本注定要带领亚洲走向一个更美好、更公平的世界。1939年他曾短暂担任过内阁总理大臣，他赞同近卫的一些右翼观点。但他并不像近卫那样欣赏法西斯主义，认为国家社会主义及其他形式的法西斯主义都是共产主义的变种。他反对近卫的法西斯政治倾向，包括1940年成立的“大政翼赞会”。
这一天，平沼不同寻常的健谈说明他对与西方对抗的前景深感忧虑。他说：
当前，大日本帝国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与美国开战，这是最重要的事……（如果爆发战争）战事可能会持续50年甚至上百年。外务大臣也再三提及“八纮一宇”所代表的大日本精神。根据这一精神，我们最好避免战争。日本既不是极权主义国家，也不是自由主义国家。但只要我们坚持理念，我们就能消灭这个世界上的一切战争。美国也许不能理解，但避免战争是日本应当遵循的路线。所以我们的任务是引导美国帮助我们实现这一目标……外务大臣认为美国将不可避免地挑起战争，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也没必要与你争辩。就算外务大臣坚持认为罗斯福在引领自己的人民朝战争方向走，而他的人民跟随着他，但这些人中也有反对战争的……正如外务大臣所说，抨击一下（赫尔的口头声明）也没什么。但即使希望渺茫，我们也不能试一试（寻求和平解决方案）吗？
平沼诚挚的恳请让松冈别无选择，只好表示只要美国收回对他的批评，他愿意继续谈判。东条英机说：“即使没有希望，我们也应将和平坚持到底。我知道这有多困难……但只要我们真诚交流，传达我们日本人的看法，他们一定能体会到我们的感受。”及川古志郎说：“海军内部认为，国务卿赫尔希望避免太平洋战争。日本也不希望在太平洋开战，所以这不正好有（达成和平的）希望吗？”
现在这些军方领导人似乎又反对御前会议刚刚通过的不畏惧与英美开战的决定。显然，这些人没有开战的决心，松冈也不例外，尽管这看起来很荒诞。松冈只想通过威胁中止美日和谈来展现强硬和决心，希望借此恢复他的威望，但他打错算盘了。他对东条及其他军官说：“你们军人怎么这么窝囊？”据说，松冈甚至因为军方对美国的妥协态度而骂他们是“傻瓜”。他说，穿军装的人不懂外交，因此不要多管闲事，安守军人本分管好作战就行。松冈的这番言论势必激怒了军方，引来他们的反感。
与自相矛盾相伴的是讽刺。没有人意识到，日本决定进驻印度支那南部后，其实距离与美国断交已经更近了一步。当然，松冈看到了这层风险，他比其他人都更了解美国，所以威胁要彻底抛弃和谈。就连领导层中最保守的平沼骐一郎和东条英机都忍不住敦促他不要鲁莽。
的确，松冈此前强调过，日本有动用武力保卫东南亚利益的权利，他从欧洲回来后也呼吁立即进攻新加坡，协助德国的战争发展。其他领导人似乎很难理解，此前支持、现在又反对南进的两种态度在松冈洋右心中其实有明显区别。他认为日本进攻新加坡将是迅速而有针对性的威慑，但进驻印度支那将招致更大规模的战争。但矛盾的是，为了能够打赢更大规模的战争，日本需要冒这个险。
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日本领导层继续暴露着自己对外部世界的肤浅认识，他们讨论的焦点是给美国答复的时机，而不是内容。杉山元建议，日本应该推迟答复，一直到军事占领印度支那南部完成后。日本将在两天后的7月14日与维希法国展开谈判。杉山元说，给美国支持和介入法属印度支那的机会将是一个错误，如果进驻进展顺利，美国即使不喜欢日本的举动，但也不会为了距离美国本土如此遥远的“和平”过渡而大动干戈。当然，杉山元并不知道美国已经破译了日本的计划。
日本领导人目光短视，充满一厢情愿的想法，他们总是提到日本的崇高道德典范、日本精神的优越性、日本将亚洲从西方殖民者手中解放出来的伟大任务，希望以和平方式解决日本外交和经济困局。在他们的想法里，这些目标并不矛盾——只要目标保持抽象就行。这形成了一种错觉，即日本领导层在意识形态上是一致的。
联络会议渐近结束时，永野修身对外务大臣说：“松冈，如果你说不论我们怎么回复，美国人都不会改变他们的态度，那为什么不按你说的做呢？”他指的是松冈应该拒绝这一提议，拒绝赫尔的口头声明，并以此断绝与美国的关系？还是日本不用等待占领印度支那就给美国答复？永野没有说清楚。不论他的真实意图是什么，他这一问招来了海军省冈敬纯的不满。对于这位海军首领刚刚的言论，冈敬纯说：“我知道不论希望多么渺茫，我们都应该进一步努力。但是阁下，您现在是说，我们应该放弃所有努力。”永野于是承认，他的意见应当被忽视，他对这一重大问题的理解是错误的。
7月12日紧绷的联络会议在这种奇怪的不安气氛中结束，唯一取得的共识是，日本占领印度支那南部前不应给美国任何答复。近卫继续沉默地坐在一旁。
7月14日，尽管身体不适，但松冈还是起草了日本给美国的第二份答复。基于军方和政府的共识，答复内容与7月12日讨论的计划没什么改变。这份答复声称，在日本、德国、意大利和苏联的联盟瓦解后，日本不会示弱，日本不会抛弃《三国同盟条约》，美国要敦促蒋介石与日本和解，并且不能介入日中谈判。
松冈想先拒绝接受赫尔的口头声明（用冗长篇幅指责赫尔的行为），几天后再将日本对美国的完整答复交给美国。近卫及其他人觉得，单单驳回口头声明太过挑衅，可能会导致两国“非正式交流”的中断，他们想将抗议和答复同时送达。松冈还是将对赫尔的抗议发送给了野村吉三郎，但没有那么长篇大论的批评。7月15日，松冈又把答复美国的草案发给德国批准。近卫气得发狂，他终于做出了迅速决断。他要结束松冈的个人表演。
7月16日，近卫重新担任日本首相以及松冈开始担任外相快要满一年之际，第二次近卫内阁集体辞职。松冈并不愿意辞职，而一个遭遇政治失败的大臣（就像松冈7月2日所经历的）通常想要辞职。根据《明治宪法》，近卫不能开除大臣，因此只能通过这一迂回方式除掉松冈。由于身体原因，松冈没有参加做出辞职决定的紧急内阁会议。近卫立即重新组阁，除了更换外务大臣外，其他人的职位不变。新内阁从7月18日起正式取代旧内阁。
许多人来探望这位声名在外的国民英雄，虽然身体虚弱，但他还是象征性地最后一次前往他的办公室。有记者让他评价此刻的心态，松冈创作了一首自我贬低的俳句，提到他标志性的光头。他一边吸着烟斗，一边咳嗽，他说：“下雨天赶路的秃子摔倒在路旁。”
日本民众不知道松冈被解职的具体原因，他们感到很困惑。松冈外交生涯中展现出来的自信和能干让许多民众为之钦佩。他是一位公共关系领域的天才，天生就知道在公众眼里应当说什么和做什么，所以日本人民爱戴他。可以理解的是，一些人错误地猜测，松冈被撤掉说明日本与苏联即将开战。小说家野上弥生子在她的日记中猜测，近卫很可能想要立即进攻苏联，但松冈无法接受，因为“松冈先生与斯大林那么亲密”。永井荷风则一如既往更具有洞察力，他的观察是，这一变化是政府内部权力争斗的结果，不代表外交政策会有重大转变。他在7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内阁重组感觉像一个圈套。”
对于7月这样的月份来说，7月18日这一天太不寻常：气温过低，风太大了。永井看到田野里的叶子被耙成堆在燃烧，他恍惚觉得已然是深秋了。他的思绪飘向一战，他正在读一本莱昂·布卢瓦（Leon Bloy）的战争日记《卑微者之门》。他说，不用为家人和朋友的安危牵挂是多么幸运啊。“尽管大米口感奇差，白糖也不足，但我们能靠这些活着。毕竟这比无缘无故被关监牢强。”在当前政治气氛中，每天都有人无罪却被投入监狱。永井在日记中提到他越来越不自由了，但他决心要捍卫这最后一点自由。
松冈下台后不久，西园寺公一看望了他。这位曾经不可一世的外务大臣彻底成了泄了气的皮球。可能由于他幼年患上的肺结核病复发，他从欧洲回来后体重减轻了近30磅。他的住所过去总是充满各种谄媚者和政治掮客，现在却突然冷清了，房子本身还曾经住过一位贵族。在差不多两小时的会面中，西园寺公一用威士忌安慰着他。仅仅担任外相12个月，松冈却让日本陷入与美国的危机中，而他显然知道如何避免这场危机。由于推行边缘政策，他对日本国际地位造成的损害比其他人更深。
走了一位性格古怪、脾气暴躁的松冈洋右，来了一位海军大将丰田贞次郎，但这位在牛津留过学的海军军官不是干外交的料。虽然他的自信近乎自命不凡，但缺少外交经验。他的确在军方有需要的人脉，包括海军老兵野村大使。他在第二次近卫内阁中担任商工大臣，这让他深知日本物质匮乏的劣势，他本可以让其他人相信，在太平洋开战是不明智的。然而从丰田的过往表现来看，相比在日本政坛的未来发展，他对保住自己的地位更感兴趣。1940年秋，作为海军次官的丰田积极推动《三国同盟条约》的签署，主要原因是海军将能获得更多经费。
在华盛顿的野村感到乐观。但他高估了近卫的政治意愿，本以为松冈的离开将为外交政策的转变铺路，认为日本会退出轴心国联盟，暂缓入侵印度支那南部。美国也感到乐观。德国进攻苏联那天，《纽约时报》报道：“华盛顿高层希望，德苏战争可能将导致日本出台新政策。他们希望日本不但将在近期与轴心国决裂，还将掉转矛头反对德国的战争。”这种希望很快破灭。到7月18日，美国已经成功推测出日本政策不会发生改变。而日本领导人似乎认为，单靠重组内阁就足以恢复日本在美国眼里的可信度。日本新外相已经在胁迫维希法国政府交出对印度支那南部的控制权。法国拒绝后，丰田威胁说，日本乐意动用武力来达到目的。法国最终在7月22日妥协，接受日本的“和平”占领。这让日本获得了该地区的8个空军基地和2个海军港口。
罗斯福政府很快获知日本与法国的协议（再次感谢密码破译人员），代理国务卿（赫尔生病了）萨姆纳·韦尔斯（Sumner Welles）7月23日向野村转达了美日谈判终结的决定。两天后，美国冻结了日本在美国的资产，荷属东印度、英国、加拿大、新西兰和菲律宾也纷纷效仿。美国随后建立了由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指挥的远东陆军，以保卫菲律宾。还有人提议实行石油禁运。英国对新加坡岌岌可危的地位感到担忧。英国大使罗伯特·克雷吉在日本正式宣布占领印度支那南部前拜访了丰田，他以反常的激动语气对日本的占领计划大加反对，他说：“你们总说我们在缅甸、马来亚、中国等地方包围日本。这根本不是事实！如果你们继续这一占领，我们则必须拿出对付你们的新方法。”
日本虽然大感意外，但仍然保持自欺欺人的态度。在7月24日的联络会议（在皇宫而非首相官邸举行，大概为了更加私密），丰田表示，如果美国实施全面石油禁运，这将是个“大麻烦”。陆军参谋本部的会议记录上写道，野村在报告中“歇斯底里地”警告美国会报复，丰田的担忧是对这些报告的过度反应。第二天的会议记录的主旨依旧：“我们确信只要军事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后不采取新的举动，他们就不会实施（石油）禁运。”
军务局第一课课长高田利种与石川信吾一样，在起草向南扩张的计划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多年后回顾当时的形势说：
我们一点也没有意识到美国会对我们进驻印度支那南部如此生气。我们本以为扩张到印度支那南部不会有什么麻烦。这纯属无稽之谈……我没有听取任何人的意见，比如外务省的意见。不知为什么，我们就是确信这一点……实在是无法原谅。
反复提醒日本政府警惕美国反应的野村现在必须将损害降到最低程度。7月24日，罗斯福冻结日本资产的这一天，野村下午5点在椭圆形办公室见到了这位美国总统。海军上将哈罗德·斯塔克和副国务卿韦尔斯也在场。韦尔斯做了会议记录。罗斯福对焦虑的日本大使说，美国政府猜测，日本的南进政策是希特勒主导的。这不是他第一次这么说，野村对此坚决否认。罗斯福暗示，如果日本试图用武力攫取荷属东印度的石油，美国将进一步制裁，甚至发动战争。
野村回应说，他本人也反对日本最近在印度支那的行动。罗斯福提到，他很高兴得知丰田曾是野村在海军的老朋友。这也许让罗斯福看到希望，也许日本向南扩张的计划会被取消。据韦尔斯的记录，罗斯福做出了一项大胆提议：
如果日本政府放弃军事占领印度支那，或者在占领步骤已经实施的前提下，日本政府如果愿意撤军，美国总统将向日本政府保证，他将尽一切可能让中国、英国、荷兰和美国政府联合发布一项郑重声明，宣布印度支那成为像瑞士那样的中立国，日本也要做出相同的承诺。
这是美国做出的最大让步。凸显了法属印度支那的战略重要性，该地区能向美国提供锡、橡胶及其他重要原材料。另外，罗斯福想尽一切可能让日本与希特勒政权划清界限。由于罗斯福的首要任务是向英国（现在又加上苏联）提供最大帮助，他必须确保太平洋的和平，所以这需要一些变通。值得注意的是，罗斯福很显然没有将日本在印度支那的行动与对华战争这一更大的问题联系起来。这也说明罗斯福渴望他的提议能对日本具有吸引力。
这一提议打动了野村，在韦尔斯眼里，野村似乎并不看好该提议能够获得通过。野村暗示，只有强势的领导人才能扭转日本对印度支那的政策。罗斯福说，美国认为日本很显然受到来自纳粹政权的压力，他很担心日本政府看不到希特勒一心要吞并世界的野心。但野村否认日本的执迷不悟是受德国影响，他表示将立即将总统的提议传达给日本政府。
美国驻日本大使约瑟夫·格鲁尽管60岁了，但他仍然精神抖擞。1932年来到东京前，他分别担任过美国驻丹麦、瑞士和土耳其大使。他在日本的职位对他意义重大，因为他娶了马休·佩里的侄孙女，佩里正是当年强迫德川幕府结束闭关锁国政策的美国海军准将。已经在日本生活8年的格鲁对该国产生了特殊情感，他也是东京上流社会的常客。
格鲁来自波士顿名门世家，拥有良好的社会关系。他与罗斯福和韦尔斯一样都毕业于格罗顿中学，然后去哈佛深造。他们都彼此了解，格鲁立即理解总统提议让法属印度支那中立的意义。他乐观地认为，这将带来某种突破。
罗斯福与野村会面的两天后，格鲁收到相关报告。他立即在7月27日上午拜访了丰田，“以便不要遗漏任何可能促成日本接受美国总统提议的因素”。美国大使积极主动，他敏锐地意识到速度很重要，确信双方都不想开战。考虑到这一提议的实质，他相信日本领导人一看到其内容就会长出一口气。他对此坚信不疑。
令格鲁意外的是，日本外相丝毫不知道这位美国大使在说什么。丰田专门离开房间去核查是否从野村处收到这一信息。答案是没有。有可能外务省亲轴心国的成员故意扣下了这一信息，抑或是因为办事不力。野村已向东京汇报过两次他与罗斯福的会面：在7月24日当天以及7月27日。
格鲁自然很震惊。没有想到他反而需要向丰田解释罗斯福提议的要点。丰田的第一反应至多只能用不热情来形容。他说，很遗憾总统的建议来得太晚了，民意已经因为美国冻结日本资产而变得充满敌意。他不认为日本政府会转变自己的路线。
丰田对格鲁说的话只对了一半。的确，日本媒体已经开始使用“ABCD包围圈”这样的词语——这些字母分别代表美国、英国、中国和荷兰，并耸人听闻地描述日本的经济困境，不断提高调门。在非民主社会，这种迎合当局、危言耸听式的报道并不稀奇。但令人有点意外的是，在罗斯福的提议面前，丰田竟然不去研究让印度支那中立的意义。但不管怎样，他还是表示将把提议拿去与其他领导人进行讨论，最终结果会通知美方。
格鲁清楚，罗斯福做出的这种让步对美国来说并不容易。他试图让丰田相信，扭转日本政策将意味着更美好的未来。格鲁私下以非官方的身份甚至暗示，倘若日本同意总统的提议，日本资产会获得解冻。他对丰田说，他“完全理解‘颜面’问题势必会成为一种阻碍”。但他表示：
丰田眼下面对着一个不受周遭因素影响的机会，他可以发挥高超的领导才能，做出正确选择，该决定不但能让他从当前紧张的局势中松一口气……还可能会让他成为日本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
格鲁对这位外务大臣的判断失误了。这种恭维或许对松冈有用，但丰田喜欢在他熟知的世界里打安全牌。格鲁还严重低估了日本错综复杂的领导关系所带来的障碍。至少从现存的记录来看，罗斯福的提议甚至从未拿到联络会议上讨论。似乎近卫决定将这一异常敏感的提议限制在政府最高层内部流通。
近卫后来宣称，他不同意罗斯福的提议是因为时机不对，他无端批评野村没有尽早及时汇报。如果非要说野村有什么失误的话，那就是他没能足够强调该提议的重要性。从美方角度来看，野村在一开始也没能强调赫尔“四项原则”的重要性。野村应该在美日谈判伊始就对国内说清楚，如果日本政府对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日美问题怀有一丝诚意的话，日本就应该认真对待赫尔提出的这几点原则。历史学家认为，野村是谈判的好手，却是糟糕的传话者。也许真是这样吧。但人们也必须考虑到，当时通信手段（主要靠电报）的特点决定，迅速而有效地交流很困难。
近卫表示，收到罗斯福提议后，他已尽力寻找同意该提议的方法。他说自己考虑过“100种不同的方向”。但关于这些努力的记录已经不存在了。近卫肯定与外务大臣丰田、海军大臣及川和陆军大臣东条会晤过。不难想象，一开始反对“窃取”印度支那南部的东条依照自己的原则拒绝改变南进政策：因为进驻印度支那南部经过了天皇批准，是神圣而不可违背的。
罗斯福的建议来得确实有一点晚，但近卫也并不急于抓住机遇。近卫内阁没有一位大臣能够挺身而出，像格鲁希望的那样不受颜面问题和内部争斗的影响，强行解除阻挡两国关系的障碍。
日本领导人坐视外交危机升级。与此同时，日本民众对此却毫不知情。在席卷全国的募捐宣传活动中，人们被逼着购买国家人寿保险。到7月中旬，据称5000万份保险已经卖出（日本人口大约7300万），筹集到100亿日元（几乎是该国1941年国内生产总值的40%）。这笔钱大部分被用来购买政府债券，以资助日本在中国的战争。日本人其实并不知道，他们用血汗钱真心支持的政府却把他们的生命看得如此廉价，甚至一文不值。
7月28日，日本正式进驻印度支那南部，新加坡也处于日本的威胁范围。不费吹灰之力的占领让一些军人开始口出狂言，尽管他们此前宣称，自己并不觊觎印度支那半岛以外的地区。在7月最后一天，永野修身前往皇宫觐见裕仁天皇，他手里拿着新的作战计划。这位军令部总长对裕仁说，我们应当避免与美国开战，他强烈反对《三国同盟条约》，认为该条约妨碍了日本与美国的外交关系。但他没有建议日本撕毁《三国同盟条约》（也许他认为这是与他本人或最高统帅部无关的政治决定）。相反，永野警告说：“如果我们的石油供应被切断，我们两年就能用完存量。如果战争爆发，我们将在18个月内用尽存量。”为了在有限时间内使日本的存活机会最大化，永野的结论竟然是，日本“别无选择，只能进攻”。
“我们能打一场大胜仗吗？就像我们在日本海（对俄国）的胜利？”裕仁问道。
永野回答说：“我连获胜都不能肯定，更别提在日本海取得的那种巨大胜利。”
裕仁惊呼：“那将是多么不计后果的战争啊！”第八章 “朱诺见”
石井花子（Ishii Hanako）长着一双又大又亮的眼睛和圆圆的脸蛋，在认识理查德·佐尔格的5年里，她从未见到她的男人这样消沉。6月末的一天晚上，花子走进他的书房（一间简朴而舒适的房间，窗户上暗红色的窗帘将房间与外界隔开），看到他躺在长沙发上一动不动，一只手搭在额头上。花子坐到他身边，惊讶地发现他的眼角挂着泪水。佐尔格将头埋在花子的大腿上失控地哭起来。“你，你怎么哭了？”花子问道。她抱着他，轻拍他的背，不知道还能怎样安慰他。
花子身材娇小，看起来比她29岁的实际年龄要小很多。虽然算不上绝代佳人，但她却具有孩童般的无邪之美。就算浓妆艳抹，她也掩盖不住自己的天真气质。高大、蓝眼睛的佐尔格比她大15岁，但他历经沧桑的脸上布满皱纹，让两人的年龄差距更加明显。佐尔格为德国入侵苏联的消息而痛哭。
佐尔格在银座“金色莱茵”酒馆认识了在那里工作的花子。他们从1936年夏天开始就在一起了，但两人分开住。花子知道佐尔格很累，她觉得这种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累。佐尔格失控的这一天在花子的记忆中停留了很久。
佐尔格的双重身份让他精疲力尽。作为德国人，他为苏联提供情报的出发点越来越站不住脚。他全身心投入的共产主义理想本应跨越“微不足道的”国家界限，但随着他为苏联提供情报的深入，他越发觉得自己正是为这些他所鄙夷的界限区别所困。佐尔格相信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更接近于“共产国际”或理想的马克思主义，这在斯大林苏维埃化（或俄罗斯化）的莫斯科越来越显得格格不入。佐尔格几乎所有理想化、信奉列宁主义信条的密友都在过去几年遭到斯大林的清洗。他对东京的同事布兰科·德武凯利奇说，他确信如果被召回莫斯科，自己将有去无回。
佐尔格开始酗酒。花子常常在佐尔格的书房里一边读书，一边耐心等待她的爱人回来，佐尔格总是喝醉了很晚才回家。德国对苏联开火的这一天，德国使馆的一名工作人员看见佐尔格在帝国酒店里喝得醉醺醺的。佐尔格想要吸引法国人、英国人、美国人及酒吧其他人的注意，但没有人对这个东拉西扯的醉鬼感兴趣。他用英语呼喊着，希特勒这个杂种违背了与斯大林的互不侵犯条约。这名德国使馆的工作人员很有同情心，他在楼上帮佐尔格订了间房间，并塞给他足够过夜的钱。佐尔格没被告发，这很走运。
纳粹入侵苏联后，正如佐尔格和尾崎秀实猜到的那样，日本将所有北进计划无限期推迟了，而将南方视为其战略重点。但一些观察家对此仍有怀疑，因为日本皇家决议中有个附加条件：“如果德苏战争带来的局势变化给日本帝国创造了有利条件，我们将动用武力解决北方问题……秘密为对苏战争做准备。”但这其实只是为陆军挽回颜面的条款，陆军对海军吹嘘与英美开战而感到不快。
为了与海军步调一致，也为了全面备战，7月7日陆军开始进行重大军事调动，准备在8月中旬将85万士兵和大量装备运往中国北方。日本陆军梦寐以求的局面是苏联将部队从远东调往欧洲前线，这样对日本的防备将减弱。陆军的新计划被称为“特别展示”，但单从其规模看，这更像是一种战前军事部署。尾崎后来回忆到，这一变化让他再次怀疑日本与苏联的战争还是要打。德国希望如此。当然斯大林一想到两面夹攻的前景就惊恐万分。随着德国长驱直入，快要接近莫斯科时，苏联方面迫切想要知道日本的计划。佐尔格和尾崎将会很忙碌。
由于陆军的最新政策，1938年3月从中国前线回到日本的大兵潮津在7月中旬又被派往中国增援，他现在已经35岁了。他听到的解释是，这次征兵只是临时性的（意思是即使已经服役多年回到老家的人也会再次入伍）。1937年夏，潮津第一次派往中国前，国家为他们举行了大型送别会，而这一次没有什么庆祝活动。一想到再次离开家他就感到万念俱灰，但他知道自己只能将店铺关门，与亲友道别，去军队报到。他倒希望自己体检不合格，但他出色地通过各项考核，很快在“满洲”开始第二次毫无道理的服役。
由于东京对印度支那中立提议没有作出回复，美国从8月1日开始对日本实施石油禁运。严格意义上讲，这还不能算是美国国会讨论的“完全”禁运，而是与日本的石油贸易将需要更加严格的许可限制，但日本还是能够购买不能用于飞机使用的低规格石油。像主管经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迪恩·艾奇逊和财长小亨利·摩根索这样的鹰派人士充分利用许可程序的烦琐，国务院、财政部和司法部通过合作，确保了与日本的石油交易无法达成。7月底美国冻结日本财产时赫尔还在生病，他在9月初才完全了解到石油禁运的举措。
在日本与美国的危机陡然加剧之际，近卫文麿（mí）的缺点更加凸显。他有了更多不作为的借口，尤其在他感到走投无路时。他现在受到资深外交官有田八郎（Arita Hachiro）的逼迫，有田曾在4个不同内阁担任外相，包括第一次近卫内阁。他8月1日致信说，近卫不应该在日本与美国谈判之际允许日军对印度支那南部的占领。有田很少对英美强国妥协，所以这是很严重的责备。
石油禁运开始后的8月3日，近卫答复有田说：
认为（占领）法属印度支那不会招致严重后果的想法是一个错误……（但除掉松冈洋右后的）新内阁组建时，（开往印度支那的）海军舰船已经抵达海南岛，这就好像是射出去的箭，没有办法让它停下来。
他说，他所能做的只有“祈求奇迹和天神干预”。
此时扭转日本的南进计划真的太迟了吗？从一般意义上讲，阻碍撤销战争决定（尤其是一场你要输的战争）的最大因素，就是为已经造成的伤亡和损失找个正当理由。例如，2006年6月美国参议院就是否从伊拉克撤军分歧严重，民主党认为，这场战争已给美国造成巨大损失。但共和党政府认为，任何形式的撤军都相当于承认失败，共和党强调，拥有“信念的勇气”继续战斗至关重要，这样“那2500多名阵亡将士的血才不会白流”。同样的逻辑在20世纪30年代末建议日本从中国撤军时也不绝于耳。
然而到8月初，从印度支那撤军仍然是可能的，因为进驻印度支那南部时没有发生流血冲突，与前一年占领印度支那北部不同，南部的占领过程没有受到当地抵抗。既然日军进入印度支那表面上是为了恢复这一地区的和平与秩序，那么日本政府本可以宣布撤军，因为其确保没有大国势力（包括法国）可以染指中立印度支那的目标已经实现。近卫内阁本可以将帮助亚洲国家“去殖民化”作为一种政治胜利。但近卫可没有这么伟大。
由于日本领导人没能抓住接受美国提议的机会，8月1日开始实施的石油禁运成为美日关系的转折点。现在，日本认为自己“和平”占领却受到如此严惩太不公平，感到既惊讶又愤怒，一些人真正开始考虑与美国打一仗。在陆军省军务局工作的石井秋穗回忆道：“‘战争’这个词出现在7月2日的政策文件中主要是为了提高士气。”但仅仅一个月后，他说：“这个词（战争）成为一个现实问题，我们感到必须要作出非黑即白的选择。”
美国石油禁运的消息让民众看到，日美两国的关系在迅速恶化。媒体继续用“ABCD包围圈”这样的描述，不断宣称最大的恶霸美国决心要孤立日本。为了让日本打造“东亚共荣圈”合理化，《读卖新闻》8月中旬刊登了一系列介绍东南亚文化的文章，主要从殖民地历史角度加以探讨。
一位分析人士读道：“近来，日本被所谓ABCD阵营包围的趋势日益明显。”
太平洋的和平再次被（西方）经济压迫、敲诈和恶意宣传所威胁。这些无端的威慑手段不断阻碍我们打造“大东亚共荣圈”的丰功伟绩，还显露出（西方的）极端贪婪。所有（西方在太平洋的）军事基地形成一个马蹄形，从缅甸到新加坡、荷属东印度、菲律宾群岛、澳大利亚、萨摩亚、夏威夷和关岛，都在东亚国家的势力范围。但这些地方都遭到白人蹂躏……我们现在必须正视5个世纪以来的白人入侵，勇于面对现实。
这种论调和分析人士的偏见比比皆是。马来人和印度尼西亚人被描述为勤奋、干净、富有同情心和敏感。“他们同我们日本人非常像，但他们缺少经济头脑和政治抱负，经济上被外来的中国人控制，政治上又无法摆脱英国和荷兰的镣铐。”菲律宾人由于吸收了西方（尤其是美国）文化，所以遭到贬低：
这个岛上88%的居民是混种，是当地人与西班牙人或美国人的结合，他们信奉基督教。他们是一群自负、美国化的人，就会跳舞和爵士乐。他们有一点白人血统就如此骄傲，认为自己比日本人地位高。但事实上，他们没有自己的文化，他们一切照搬美国。
这些媒体报道并没有将美国所谓的不公正对待日本与日本自身的傲慢和常常对邻国的惊人之举平衡看待。但关于中国发生的一切人们还是有相当的认识——甚至感到内疚。作为小道消息的收集者，永井荷风有一天记录了一位年轻人在中国的作战经历：
在汉口，这位年轻人和战友闯入一名医生家里，他家有两个漂亮的女儿。医生和他的妻子哀求日本士兵不要碰他们的女儿，愿意奉上所有金银财宝。但士兵拒绝他们的请求，当着他们的面强奸了两个女孩，最后把所有人绑在一起，活活投入井里。
这位年轻人后来回到日本的母亲和妻子身边。这两个女人看起来有点儿奇怪，她们心烦意乱、闷闷不乐，但不愿告诉他原因。
几个月之后，在妻子出门后，母亲向他坦白了一切：他不在家的一天夜里，家里闯进了盗贼，母亲和妻子被盗贼绑起来并遭到强暴。
年轻人疯了，开始到处讲述他的故事，包括在汉口的罪行。他被军警收押，很快被转移到东京以外的精神病院，与其他三四千战争制造的“疯子”关在一起。
罗斯福开始怀疑，日本是否真对太平洋达成和平方案感兴趣。7月26日，罗斯福给他最信任的顾问哈里·霍普金斯写信，霍普金斯曾推动加强美国对同盟国援助的《租借法案》的通过，他此时正在伦敦，准备前往莫斯科去见斯大林。罗斯福说，关于印度支那的提议，他还没有从日本“收到答复”。虽然他也预计，东京“很可能会拒绝”，但他知道美国政府“至少为避免日本向南太平洋扩张作出了进一步努力”。罗斯福想要给日本回应的机会，为了与此精神保持一致，美国对中国发生的一起严重外交事件进行了低调回应。7月30日，日本差点儿误将一艘美国炮艇炸沉，这艘停泊在重庆的“图图伊拉”号炮艇长期负责在长江上巡逻，当时它无法开赴下游。日军不断轰炸蒋介石的陪都重庆，希望迫使蒋介石投降。当时炸弹落到这艘炮艇上，炸毁了引擎，但没有美国人在事件中伤亡。日本立即为此事道歉，单靠野村转达的歉意就平复了美国的怒火。美国仍在等待日本对罗斯福提议让法属印度支那中立化地回应。
答复拖了很久终于来了。日本直到8月6日才声称，只有中国战事得以解决，日本才会从印度支那撤军。与1941年春天起日本对美国的所有回应一样，日本都要求美国帮助在中日之间调停，但日本强调其“特殊地区地位”不容妥协。日本不但拒绝了罗斯福的提议，还再次将中日战争这一长期问题与印度支那占领这一紧迫问题相提并论，而这正是罗斯福想要极力避免的。日本虽然承诺不会向印度支那以外地区进发，但在慕尼黑绥靖政策破产后，罗斯福当然觉得日本的保证不可信。
两天后，近卫要求与美国总统会面。这一元首会晤的提议来自近卫的最亲密的助手和朋友，包括“早餐俱乐部”成员西园寺公一、松本重治和牛场友彦，他们希望与华盛顿和解。他们认为，一场远离东京的国际会议将从物理上隔绝军方强硬派，不论最高首脑之间达成什么样的协议这些人都不容置喙。此举还意在给军国主义者留情面，因为峰会上的一切决定都与他们无关。这场会晤还将给近卫提供一个弥补一切过错的机会。
日本尝试过这一策略。1930年，滨口雄幸首相批准《伦敦海军条约》时，该条约的威望及其帝国主义背景帮助了滨口。尽管近卫不论在行动还是思想上的连贯、胆识和原则都远不及滨口，但他似乎也意识到，直接会见罗斯福这种极端策略对于挽救急速下落的趋势很有必要。他认为局势还有挽救的余地，尽管他已经向有田八郎提出了辞职意愿。
然而，近卫提议会见的时机和方式都毫不恰当，令人难以理解。8月4日，近卫政府拒绝罗斯福提议的前两天，近卫向陆军和海军大臣告知想要与美方进行高层会晤的打算。尽管表面上强硬，但军方内部现在越来越感觉到，南进计划是形势上的误判。虽然这一错误不会怪罪到任何领导人身上，但如果外交上能够安排妥帖的话，他们愿意退让一步。没有准备好在太平洋上开战的海军当即同意近卫的提议。
陆相东条英机的支持分量更重。据近卫称（近卫的个人记录都是有选择性的，通常是对他有利的好事），东条在一份署名文件中表示，他不会反对近卫会见罗斯福，“只要首相大人前去会见时心里完全清楚，与美国开战可能仍是最终结果”。东条还说，如果会晤没有任何成果，近卫应当继续领导政府进行备战。东条给这位最喜欢打退堂鼓的首相将了一军，确保在日本与西方开战时，近卫能承担自己的那一份责任。东条的霸道语气惊吓到近卫，大概因为如此，近卫才将此记录在案，以作为他在自己的内阁里被人逼迫的证据。而海军和陆军已经同意近卫进行高层会晤的提议，所以日本本来可以后再拒绝美方的提议。但日本选择先拒绝罗斯福的中立化提议，然后再要求高层接触。从美方角度看，现在已经没什么好谈的了。美国人看到，他们超乎寻常的慷慨让步已遭到日本的断然拒绝，丝毫没有引起日方的兴趣。
8月8日，美方对近卫的提议作出答复。赫尔对野村说，日本近来对美国的答复葬送了首脑会议的机会。罗斯福政府认为，日本占领印度支那南部的扩张主义野心已显露无疑，尤其无法接受的是，当时美国还在等待东京的答复。外相丰田没有机会提及近卫所考虑的让步细节，他指示野村向美方转告，日本此前对印度支那问题的答复其实并非“无法改变”，“着眼于世界和平的大局，近卫首相希望与美国总统交心”。野村无法立即传达这一信息，因为罗斯福总统此刻正在加拿大纽芬兰海岸线外与英国首相丘吉尔会晤。
这一年夏天，在加拿大取景的电影《北纬49度》（49th Parallel）正在最后的制作中。阵容强大的演员名单中包括劳伦斯·奥利弗和莱斯利·霍华德，这部杰出的电影讲述了一艘德国潜艇搁浅在加拿大海湾的故事。北纬49度划分了美国和加拿大的边界，对于德国船员来说，这是一个参战国和一个准备参战国的界限，他们从加拿大向美加边界逃跑，想要逃到当时仍然中立的美国，这样他们才不会被逮捕。绝望中的德国船员偷盗、杀人，让加拿大人感到恐惧。通过提出德国人登陆北美海岸的可能性，这部电影想要说明，希特勒发动的战争不应只被视为欧洲的事。不论怎样，战争都很可能通过北大西洋向美国国土蔓延。影片制作人包括英国人迈克尔·鲍威尔和逃往英国的匈牙利裔犹太人埃默里克·普雷斯伯格（Emeric Pressburger），他们呼吁美国及时参战。丘吉尔会见罗斯福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
8月9日至12日，美国巡洋舰“奥古斯塔”号和英国战舰“威尔士王子”号并排停靠在普拉森舍湾（Placentia Bay），这里成为历史性的英美首脑会晤的地点。虽然罗斯福还没准备好给丘吉尔一个具体承诺，但最近欧洲形势的发展迫使他更加现实地考虑美国参加欧战事宜。在国内，《选征兵役与训练法》修正案在国会引起激烈辩论，1940年8月通过的《选征兵役与训练法》让美国陆军最多可以征募90万士兵服役一年。如果新的修正案得以通过，这一征兵限制将被取消，陆军在国家紧急状态下可以保留这些士兵，并派往西半球以外。参议院8月7日通过了这一修正案，但众议院势必会进行阻挠，其结果将极大影响美国的战争准备。
尽管罗斯福骨子里不喜欢老牌欧洲帝国主义国家，但罗斯福和丘吉尔在会谈期间建立了私人友谊。他们联合起草的《大西洋宪章》详细确定了同盟国战斗的目标以及战后世界的安排。两国领导人都保证要支持斯大林抗击纳粹进攻。他们被斯大林乐观态度所感染。罗斯福此前派遣特使哈里·霍普金斯前往莫斯科与斯大林会面，霍普金斯返回途中，与丘吉尔首相一起前来参加两国首脑会晤。这成为同盟国抵抗希特勒的关键节点。尽管华盛顿战略专家一开始预测德国将迅速获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开始展现坚持不懈的韧劲。美国主流媒体开始出现苏联的正面形象，而《租借法案》也将从1941年11月开始扩大到苏联，这本是罗斯福一开始不情愿看到的。
在纽芬兰会谈期间，罗斯福还作了一个重大决定，那就是批准美国武装护送所有船只，最远到达冰岛，从9月16日开始执行。苏德战争刚爆发时，罗斯福的鹰派军事顾问就曾极力要求美国在大西洋进行武装护送。海军作战部部长哈罗德·斯塔克对此表示赞同，尽管他承认此举“势必将使我们卷入战争”。虽然丘吉尔没有得到美国明确参战的肯定答复，但罗斯福表示，美国参加欧战只是时间问题，这已经是谨慎的罗斯福所能承诺的极限。不过，两国领导人仍然愿意探寻与日本的外交解决途径，甚至同意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给日本一个挽回颜面的机会。
在会晤的最后一天中，罗斯福得知众议院以一票的优势通过了《选征兵役与训练法》修正案。这对于参战动员是不可或缺的。
最终，野村在8月17日见到了罗斯福。刚从普拉森舍湾归来的美国总统同意在一个周日接见这位焦虑的大使。赫尔透露说，野村从口袋里拿出一份来自日本政府的指示，野村非常认真地强调说，日本“渴望保持两国的和平关系”，并且：
近卫公爵对待保持两国和平关系的态度是非常严肃和认真的，他愿意在我们两国之间一个地理意义上的中间点会见总统阁下，双方本着和平的精神坐下来协商解决问题。
罗斯福则以更加空泛的词语进行回复：
如果日本政府继续奉行其政策或计划，即对邻国通过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进行军事控制，美国政府将不得不立即采取一切我们认为必要的措施，保卫美国及美国人民的合法权益，并确保美国的安全。
尽管措辞严厉，但罗斯福并没有拒绝与日本高层会晤的提议。他说，日本提议的会晤地点夏威夷对他来说太远了，他建议设在阿拉斯加的朱诺。他向来不排斥一个观点，即伟大的人物做伟大的决定，既能讲究成效，又能风度翩翩。他已经在与丘吉尔的会晤中证明了这一点。这样一来，近卫再次有理由相信，他仍有机会避免一场灾难性战争。
佐尔格将日本陆军向北部调兵的消息告诉了莫斯科。但陆军的调动明显放缓，在8月中旬的截止日期前并没有按照计划完成。实际上，参谋本部8月9日已经决定不准备攻打苏联，至少不在1941年进攻。德国对苏联还没有出现必胜的前景，理智的战略家都不会建议在西伯利亚冬天很快来临前开战。到8月的下半月时，连德国驻东京使馆都认为日本攻打苏联的可能性非常低。
整个夏天，大兵潮津都在日本中部的基地等待调遣。8月24日，一艘小型运输船搭载他及其他士兵从大阪出发，经朝鲜抵达中国。他们于9月初抵达“满洲”北部。他们大多是新兵，所以潮津作为老兵，开始负责监督他们的密集训练，尽管他们还不知道敌人是谁。这些士兵忍受着饥饿，苛刻的体能训练让饥饿感更加强烈。绝望的士兵只好时不时去当地农田偷一些蔬菜。
日本国内的物资也不富余，但当权者还是能勉强度日。尾崎秀实8月末的一天与他的好友西园寺公一会面，他们在尾崎工作的南满铁路大楼顶层的亚洲餐厅吃饭，这栋气派的混凝土建筑于1936年完工，似乎是要彰显日本在“满洲”项目的成就。席间尾崎问道：“似乎他们决定了？”近卫的特别助手西园寺答道：“是的，他们决定不打了。”
尾崎向佐尔格汇报说，日军正式放弃了北进计划，佐尔格脸上露出喜悦和宽慰的神情。西园寺怎么也不会想到，他无意间向苏联透露了一条重大信息。如果不是出于对佐尔格发自东京情报的信任，斯大林可能不会决定将部队调往西线，他向来对日本向北方派兵（大兵潮津也在其中）感到多疑，当然这一点也无从求证了。如果不是坚信日本不会袭击，苏联就不可能反攻，尤其当时美国并没有立即予以援助。后来西园寺也发现自己的无心之语竟然帮助了间谍活动。
在这些天里，西园寺一心帮助近卫安排与罗斯福的会见。西园寺与他的贵族朋友清楚，与西方开战必输无疑。耶鲁毕业的记者松本重治也同意西园寺的看法，松本也是明治时代显赫家族的直接后裔。近卫曾向他吐露心声：“在日本对华关系上，我犯了一个大错。”近卫首相只对与他地位平等的人展现脆弱的一面，他遗憾地说道：
我太惭愧了，没脸面对我的祖辈。我不想重蹈覆辙，所以我要不惜一起代价避免与美国的战争。如果还有一丝可能的话，我还想改善日中关系。我想尽力而为，你愿意帮我吗？
在1941年8月26日的联络会议上，近卫准备向罗斯福传达的信息获得了批准，这条信息说：
两国一开始的非正式接触在7月中断之前，无论在精神还是内容上都符合当时形势。但继续这种对话，并且两国政府首脑认可其结论，并不符合当前迅速变化形势的需求，有可能会造成不可预知的紧急事件。因此，我认为两国首脑急需先见一面，从广泛角度讨论日美之间以及整个太平洋地区的所有重要问题，探寻挽救形势的可能性。如果需要的话，会见结束后，一些细节的调整可以留给两国有能力的官员去协商。这就是我当前提议的目的。我真诚希望自己的观点能被完全理解，并得到阁下的积极回应。鉴于此次会晤的性质，我希望会谈能够尽快举行。
野村8月28日将这条信息转达给罗斯福。他称赞了该信息“语气和精神”，并再次建议将会见地点设在朱诺。对野村来说，会见地点无关紧要。这位日本大使感到欢欣鼓舞，因为罗斯福明确告诉他，近卫首相的提议是“向前迈出的一步”，罗斯福说他“非常抱有希望”，“非常渴望与近卫首相谈上三四天”。
野村当晚拜访了赫尔，对他安排了自己与总统的会见表示感谢。他说朱诺与其他任何地点都一样合适，因为从日本角度看，最重要的是尽快会面。他还描述了日方可能派出的代表团成员：“大约20人，分别有5人来自外务省、陆军、海军和日本驻华盛顿使馆。”他表示，9月21日至25日将是合适的时间，近卫首相将比罗斯福总统提前5天出发，这样两国领导人将能同时抵达。
野村的热情很快就被浇灭。赫尔不是特别赞同两国首脑会晤。他间接暗示最近“在一些基本问题上遇到的困难，这些问题造成拖延，并以日本说一套做一套而告终”。他当然是在说印度支那。他认为，举行高层会晤前，他必须要求日本在威胁两国关系的最紧迫问题上作出明确承诺，包括日本的轴心国联盟问题、对中国北方和内蒙古地区的增兵问题以及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奉行不歧视原则。
努力保持冷静的野村说，他觉得中国问题最难在会谈前达成基本共识，建议将该问题留待会谈时讨论。赫尔明确回应说，美国参加会谈是因为日本的积极姿态。“我们可以共同努力，把中国看作一个贸易国家，充分挖掘其5亿人口的潜力。”这也是罗斯福所赞同的。赫尔再次表示：“双方在举行会谈前，应该对悬而未决的重要问题先达成原则性共识。会议的目的将是对这些原则性共识予以正式批准。这难道不是更让人安心吗？”野村觉得几分钟前近在咫尺的朱诺会议现在变得遥不可及。
近卫仍然相信会举行首脑峰会。8月29日，他和支持者聚集在富士山脚下的一处度假胜地，按照赫尔的要求起草会前协议。刚从美国回来的银行家井川忠雄和开启美日非正式接触的德劳特神父也赶到现场给予精神支持。8月的最后3天，这些人聚集在以银质茶具和法国菜闻名的高档酒店富士屋，夜以继日地忙着起草协议，他们偶尔打一两杆高尔夫球作为高强度工作的调剂。
在协议起草过程中，有两个问题变得最为棘手。一个是日本应当“原则上”同意从中国撤军。这将成为日本第一次明确承诺撤军。另一个是如果美国与德国爆发战争，日本的判断不应基于在《三国同盟条约》中的义务。这意味着向美国保证，日本不会自动参战。起草者必须在吸引美国和不伤害日军领导人面子之间小心拿捏，近卫也积极参与文件的修改。最终，起草者认为他们找到了合适的平衡点。
这份草案必须经过9月3日的联络会议批准后，近卫才能正式交给美方。西园寺做了必要的铺垫工作，将建议转达给海军和陆军方面领导人，他们最终表示同意。现在该轮到近卫做他最不擅长的事了，那就是直面争议，坚持己见。他必须清楚，归根到底，与罗斯福在朱诺会见才是最重要的。
第九章 毫无胜算又非打不可
1941年8月27日上午，“总力战研究所”的一群研究生聚集在日本首相的官邸。当时的气氛有些压抑，甚至令人沮丧，夏末的阵阵细雨更凸显了这一感受。在大吊灯照亮的大厅里，研究人员（平均年龄只有33岁）与内阁面对面交流，从早上9点一直持续到晚上6点，第二天依然如此。他们拿出一份冗长的报告。经过过去6周对一系列数据的仔细研究并模拟各种外交和战略形势后，该研究小组作出结论：如果日本与美国开战，日本必败无疑。如果爆发战争，日本很可能在初期几场战役中占据上风，但随后将拖入僵持战，日本将看到自己的资源不断消耗并最终用光。
这些作出预测的研究者在进入“总力战研究所”前已有约10年的专业经验。该研究所于1941年4月成立，有点儿模仿英国的帝国国防大学，为军官和政府领导人提供一年密集训练。这一精英教育机构意在培养日本未来在军方和政界的领袖。
该研究所创立者的崇高志向并没有实现。每个部门都将最优秀的候选人送进来，所以学员都是在职公务员中的精英。尽管研究院位于东京市中心的最佳地段，但建筑本身足以让新来的学员心里一凉。这座两层棚屋与周围政府典雅的红砖建筑格格不入，许多新人以为他们遭到了贬低。
学员们都喜欢第一任院长饭村穰中将。他为人和蔼，语言能力很强，会讲流利的法语和俄语。他曾在土耳其的一所陆军学院讲课，并将许多战略文件翻译成日语。他亲和的性格吸引到许多有趣的人来学院做讲座，其中包括佐尔格的间谍同伙尾崎秀实。尽管如此，大多数学生仍然对突然强加给他们的生活感到不满。他们本想做一些高端研究，结果却在进行基础体能锻炼，上一些陈词滥调、毫无新意的课程。
因此，1941年6月20日开始的日本中部之旅让学员们得以透透气。他们访问了山本五十六所在的伊势湾，登上了海军旗舰“长门”号和另一艘军舰“日向”号，两艘军舰都装备有海军最先进的技术，学员们还获准观摩了演习。一切都进展顺利，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这些军舰的性能，其模拟发射的鱼雷在完全黑暗的环境能精准袭击目标，这着实令人惊讶。
演习过后，山本想听听这些来宾的意见。他询问了来自朝鲜总督府办公室的日笠博雄，他谦恭地回答说：“长官，我对反潜能力印象深刻，您的轰炸战略也很出色，但我觉得空中打击能力有些弱。”
日笠说得很对。其他军官可能会被这位年轻文职官员的无礼所激怒，但山本奖励了他一瓶威士忌，那时威士忌在日本是个不错的奖品。山本对日笠的直言不讳感到高兴，他认为日本精英普遍缺乏这种能力。的确，这些巨大海军舰船并非看上去那么坚不可摧，山本对此非常认可。
学员们随着舰队一直开到日本南部的志布志湾（附近还有锦江湾，其形状酷似珍珠港）。这时，广播传来德国突然进攻苏联的消息。这一变化再加上随后日本进驻印度支那南部的决定突然让研究人员的工作紧迫起来。
他们返回后开始进行模拟演习。每个学员都扮演一个假想国家（以日本为模型）的一名内阁成员，并且要参加一场假想战争（假想敌是美国）。演习从7月12日开始，距离松冈外相参加他最后一次联络会议并不遥远。
对于这场全面战争，内阁需要制定各种政策，包括军事战略、外交、意识形态和经济。指导他们的教官指出，这些政策需要适应国内外局势预计未来两年内的变化，政策步骤必须细化到月份。学员们必须尽可能准确地去模拟实际情况，他们使用日本各个政府部门的真实数据。最后，这场战争不再像是假想的，而是会真实发生的。
模拟演习一开始，日本差点儿要与美国宣战，由于美国和英国政府对日本的全面禁运，日本经济被完全孤立，不得不进一步挺进东南亚，用武力获取资源。
学员们对教官提供的这一假设前提感到不安，他们认为深入东南亚（最有可能的国家就是荷属东印度）将让日本必然与西方开战，连通过外交阻止战争的机会都没有。大多数人预计，日本能够占有印度尼西亚的油田，但敌军在菲律宾驻扎的舰队将很快对日本船只发动全面进攻，让石油无法被运走，获取印尼石油的目标无法实现。其结果是，日本将被迫挑起与美国更大规模的战争，这是日本负担不起的。许多学员甚至在这次模拟演习前就坚定地认为，这场战争毫无胜算，不应该发动。
这些研究员将模拟演习的报告呈献给近卫内阁后，东条英机不停地做着笔记，他以前一定是非常认真的学生。报告最后毫不含糊地得出结论：这场战争赢不了。东条的脸煞白，似乎是他最不祥的预感得到了应证。但他不应对报告的结论感到意外。陆军省自己的战争经济研究办公室综合参谋本部驻纽约情报人员发回的报告称，日本的工业力量仅为美国的二十分之一。只要看看东京市中心的建筑你就能感受到日本的物质状况是多么贫乏。自4月以来，所有明治时代的铸铁装饰栏杆和大门都被拆掉了。东京府厅的大门也在6月23日被拆掉了，这一公共权威的象征化作1900磅废铁用于制造武器。
当然，那些红砖楼还在，但其木质围栏让人担忧。在东京这样的街景下，“总力战研究所”的棚屋并不显得很寒酸。很难想象，仅仅几年前，这座同样的城市还成功赢得1940年奥运会的举办权。
为期两天的会议结束时，东条不愿接受这一悲观情绪，他评价说，研究小组做了细致的工作，但该研究有个致命缺陷，“那就是，它毕竟是纸上谈兵。真正的战争并不是像你们想象的那样，我们当年打俄国时也没有想过会赢，但我们的确赢了”。他极力粉饰着刚刚呈献给他的残酷事实，他说：“你们的研究并没有将不可预测的因素考虑在内，但我也不是说这是一份空洞的理论。”他最后坚决要求研究小组不能将这一结论传出去。
东条是寄希望于日本突然发现油田吗？他难道忘了日本此前90%的石油来自美国吗？他指望合成石油会突然取得突破性进展吗？他预计天灾会再次帮助日本，就像13世纪的台风阻止了蒙古人的入侵？抑或是他指望战士能展现出过人的斗志和抵抗力，坚信自己继续作战的能力？来自陆军的堀场一雄教官对学员们说：“美国所缺乏的是大和精神，这是我国最伟大的财富。”他指的是一种据称是天生的特性，让日本人成为独特、有抵抗力、守纪律和勤劳的民族。这种玄乎其玄的独特性论调几乎是民族主义者的老生常谈。
模拟演习时，自始至终都强烈反对战争的是海军省的志村少佐，他以优异成绩从海军大学校毕业，毕业论文论述全面战争。他曾对教官说：“就算日本人发挥大和精神，但美国人也有他们的精神，只看到自己忽视对方是不对的。”
大和精神当然有其短板。8月中旬，东京的污水系统出现严重问题，缺少燃油是其直接原因。据估计，东京100多万家庭平均每天产生31.5万加仑排泄物。冲水马桶还没有普及，大多数排泄物需要运往农村地区用于堆肥。平时都靠机动车辆运输，现在燃油短缺，这些300多名挑粪工必须借助人力车和船。很显然，这种服务的供应远远满足不了需求。东京的公共福利部门被各种投诉淹没，对官僚不作为而怨声载道的市民开始直接呼吁市长夫人出面。8月16日，一篇题为《如何处置粪便》的文章出现在《国民新闻》报纸上，解释了市政府为此召集了紧急会议，但没有拿出确切解决方案。
另外，市长夫人并不是这些不幸的市民可以寻求帮助的最佳人选，因为市长大久保留次郎（Okubu Tomejiro）根本不担心东京的污水问题。他曾是内务省的官僚，担任过臭名昭著的特别高等警察课课长，在20世纪20年代带领内务省对共产主义者（或有共产主义嫌疑的人）进行大规模迫害。永井荷风说，据传言大久保曾敲诈文学杂志《中央公论》，声称可以起诉该杂志诽谤，并勒索了5000日元（作为对比，东京郊区一所公立小学管理员每月收入145日元）。
9月3日，野村大使收到美方关于近卫要求会晤的官方答复。罗斯福与赫尔的口气一样，他说如果没有事先谈好，没有在需要解决的问题上达成谅解的话，他不同意会见，尽管他仍然对会晤持积极态度。这也可能是一个缓兵之计（有人从罗斯福在普拉森舍湾对丘吉尔说的话中推断，他想再“哄”日本3个月），但这一点无法确定。但近卫也得到安慰，因为罗斯福说：“我十分渴望与您合作，努力让这些原则性问题在现实中得到实践。”
虽然两人领导的国家有本质不同，但近卫和罗斯福却有相当多的性格相似点。两人都不喜欢当面起争执，也讨厌被意见完全不合的顾问所包围。近卫身边既有马克思主义者，又有极端民族主义者；罗斯福身边既有干涉主义者，又有欧洲恐惧者。这两位出身高贵的领导人都将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藏起来，即使在内阁会议上也不表露，别人很难理解他们这样做的原因。与此同时，他们最基本的世界观却惊人的相似。
然而，罗斯福之所以成为伟大的政治家，是因为即使在争论面前，即使在统一看似自相矛盾的政策思想时（他不得不反复修改），他坚持了自己出色的直觉判断，清楚什么具有政治可行性，并小心而坚决地贯彻它。近卫要对付的国内形势很敏感，但罗斯福也一样，他必须说服国会，考虑民意，游走于各种限制之间。很可惜，近卫缺乏罗斯福的坚持力和对事物轻重缓急的判断力，出身贵族更让他愿意把自己的责任归咎于他人。《纽约时报》记者奥托·托利舒斯准确抓住了近卫缺乏坚持力却具有独特魅力的根本原因，他在1941年8月3日在这位日本首相的新闻人物介绍中写道：“作为日本第二显赫家族的首长，近卫不屑于追求个人野心，担任首相对他来说不是一种升迁，而是一种贬职。”尽管他总是让支持者失望，但他仍能受到爱戴，因为他散发出的气质让人们必须保护、帮助和支持他——他就像日本的另一位天皇。
近卫认为，他必须听从于国内的强硬派，这是他与军方达成的一种默契。军方仍然制定作战计划，口气强硬，但也允许首相出国会见罗斯福。近卫相信，他将能在会晤中永久性阻止战争趋势。军方幕僚也认可他，期待他与罗斯福直接会面时能达成某种全面协议，以避免战争。参谋本部战争指导办公室的一位军官在8月29日的记录中很好地表达了这一矛盾心理：
一位驻美武官告诉我们，美国总统以极高的热情对待近卫首相的提议。似乎在夏威夷的会面真要发生了。一旦实现，我们认为与美国的对话就不会中断……这意味着我们在第一步（心理上）正向美国屈服……我们的帝国未来还要退让好几步，但尽管如此，我们也不想要打一场持久战。
即使那些鼓吹开战的军人也知道，仅靠逞能无法让日本获胜。陆军省军务局的一位课长佐藤贤了说：“在华盛顿的这帮蠢货！如果美国人同意不带任何条件会见近卫，那一切都将对他们有利。”
佐藤的手下石井秋穗被秘密任命为陪同近卫前往朱诺的代表团成员，此时美方甚至都没有确定邀请他们见面。石井推测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件顺序是：近卫会见罗斯福、近卫表达日本军方已经认可的条件、罗斯福拒绝接受这些条件、近卫将美方的意见传回国内、军方动怒、天皇介入并批评陆军的强硬、两国最后达成和平协议（包括日军从中国和印度支那撤出）。
8月末和9月初的这段时间里，战争和峰会的准备并行不悖地进行着。这一天然的矛盾性似乎并没有让人觉得不妥。相反，这种双管齐下才被视为全面的准备。
在9月3日的联络会议上（罗斯福告诉野村无法安排会见的这一天），日本领导层对8月底开始制定的一份联合军事计划取得共识，该计划对7月2日御前会议通过的《适应形势变化的帝国国策要纲》进行了充实。修改后的计划叫作《帝国国策实行要领》，该计划虽然同意日本与美国继续谈判，但如果谈判在10月初这一最后期限前没有成果，日本就将开战。
参谋本部的开战支持者认为，战争必须在年内打响，这样才能赶在敌军积蓄力量前先发制人，此时南部的季风季节尚未来临，而北部严寒的冬季也让苏联无法发动进攻。军令部总长永野说：“帝国的每一种物资都在不断消耗。”最好在帝国仍有能力发起有效进攻时开战，因此留给外交解决问题的时间很紧迫。
这一通过的决议从字面上看是强烈主战的，但仔细研读后会发现，决议只是军国主义者的强硬外衣。他们完全意识到要作出让步，包括撤军，但制定并通过这一针对美国的逐步作战计划，最高军方指挥官才能挽回颜面，在作出巨大的外交妥协时仍能不失士气。
但也不是所有军方领导人都认可这一计划，尤其是在确定最后期限方面。该计划的措辞甚至都在讨论范围之列，说明军方感到不安。海军大臣及川古志郎不想严格界定外交失败，他想以后再讨论。参谋总长杉山元说，近卫与罗斯福会面时要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包括向泰国调兵。他说他对阻止陆军向印度支那运送物资一事无能为力。这让东条感到惊讶，他说：“但这样做将暴露我们的（备战）意图。”杉山说：“那也没有办法。”无论怎样，大多数人相信，很快就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这次联络会议也讨论了外交途径。
近卫本来要在8月底的会议上拿出他在富士屋酒店的朋友所起草的计划，该计划强调了日本从中国撤军的大体意愿，以便讨好美国。但近卫从未公布这份计划。外务省在会议上拿出了自己的计划，于是近卫就放弃了他的计划。制定近卫计划的背后推动者西园寺公一要求他作出解释。近卫咕哝道：“内阁书记官长富田健治应当先与他们（外务省）协调好。”然后就躲到自己办公室去了。近卫觉得，外务省的计划中已经包含足够吸引罗斯福来谈判的让步条件，所以为何要小题大做呢？
近卫再一次让他的支持者感到失望，他甚至在自己召集的联络会议上都无法坚持自己的计划，太平洋的和平竟要系于这个男人身上！与此同时，备战仍在继续。
第二天，外务省的计划用电报发给华盛顿的野村。该计划提议和平解决南太平洋的紧张局势、推行不歧视的贸易政策、日本与美国在获取地区资源方面保持合作以及解冻日本资产。计划还说，一旦中日达成协议，日本将立即从中国撤出。这一点与近卫的计划不同，近卫的计划承诺，日本从中国撤出，不附加任何条件。罗斯福政府9月6日收到日本外务省的这份提议。
在外交陷入困境时，东京的军事调动严格按照计划执行。9月5日下午，近卫前往皇宫拜访了裕仁天皇，向他解释了9月3日达成共识的《帝国国策实行要领》，提到了外交努力将从10月初停止，他还表示第二天将召开御前会议，让天皇批准这一计划。裕仁对他的话大吃一惊。这份“要领”更像是作战计划，实际上也确实如此。裕仁很快理解。这份计划可以被归结为3点，按照重要程度排列分别是：
1.日本帝国不会避免与美国、英国和荷兰开战，并将进行备战。
2.备战的同时，日本帝国将在一份附属文件（见下文）的指导下，尽力通过外交努力与美国和英国和解。
3.如果外交努力在10月初仍没有结果，日本帝国将在10月底发动与美国、英国和荷兰的战争。
第二点提到的附属文件包含日本的外交要求以及作出让步的底线，与会前协议是独立的。日本的条件包括美国不干涉日本与中国的战争解决方案，要求重新关闭西方向蒋介石运输重要物资的滇缅公路。作为回报，日本承诺不会利用法属印度支那作为向南军事挺进的基地。只要苏联保持中立，日本就不会对其动武。另外，日本不会从法属印度支那撤军或放弃《三国同盟条约》。日本拥有的外交影响力越小，其顽固的一面就越凸显。尽管如此，许多人仍然相信，近卫将对罗斯福作出更多妥协来避免战争。
裕仁一直感到不安。他确切地感受到这一指导谈判的方针更多强调的是战争，他对此提出异议。他要求近卫修改条款，把外交努力列为日本的头等大事。近卫说这不可能，大概他觉得为了与罗斯福会见他只能妥协这么多。近卫是在违抗充满疑虑的天皇，他在同意签署《三国同盟条约》时也违抗过天皇，总是尽量避免过多干政的裕仁当时并没有充分反对近卫。但这一次，天皇的态度更加坚决。他说自己一直被蒙在鼓里，不清楚日本的备战已经进行到如此地步。他问为什么要瞒着他？近卫没有直接回答，但他建议裕仁召见参谋总长、军令部总长和战略人员来更好地解释具体形势。他似乎是说，政治在这一重大抉择中不起任何作用，而这一抉择恰是近卫自己的政府所作出的。
永野和杉山被立即召唤入宫。7月底，永野曾拿着一份战争计划进入皇宫，尽管他当时表示不确定日本会赢。裕仁当时对这份计划感到很不安，他与海军大臣及川商量更换永野一事，但后来没有了下文。现在，仅仅5周后，永野带着一份升级版的计划又回到皇宫。
裕仁受到压力时会展现他果敢的一面（但很少发生），他向军方抛出尖锐的问题，近卫在一旁听着。他对军方说，战争和外交不能同时进行，外交必须优先。他询问日本在南部的战争预计要持续多久。
杉山：陛下，我们准备在3个月内完成在东南亚的任务。
裕仁：中国事变发生时，你担任陆军大臣。我记得你当时告诉我，战争将在大约1个月内结束。但漫长的4年过去了，战争还没有结束！
杉山：中国有广阔的偏远地区。所以我们无法按照最初设想完成计划。
裕仁：如果你说中国有广阔的腹地，那太平洋岂不更广阔。你基于什么得出3个月的结论？
感到极其尴尬的杉山无言以对，他低着头掩饰自己的脸红。
无法忍受这一幕的永野出来解围。尽管陆海军总是相互竞争，但这两位总长关系不错，因为永野显然地位更高。代表最高统帅部的永野说：
如果把今日的日美关系比作一个病人，那这位病人急需手术治疗。如果不动手术坐视不管，病人将逐渐衰弱。并不是说病人没有康复的希望，而是我们必须在仍有70%至80%（手术成功）的希望时作出决定。统帅部期待外交谈判能取得成果，但一旦失败，恐怕我们必须要拿出足够勇气来实施手术。
裕仁天皇试图接受战争，但他很难将永野预计的获胜概率与他之前承认没有胜利希望的表述结合起来。他向永野抛出了不久前刚刚问过的同一个问题：“我们能获胜吗？你能说我们一定会赢吗？”对此，永野回答道：“我不能保证‘一定’，因为这既基于人力，也基于神力。”他强调，战争不是统帅部的首选，但鉴于当前面临的危机，日本不得不为战争做准备。“如果（通过战争）能有解决问题的一线希望的话，我们就必须一试。”他说。
于是裕仁最后问道：“那么我再问你：最高统帅部想要从今天起将更多重心放在外交上，我这样理解对吗？”陆海军两位总长予以肯定。
40岁的天皇凭直觉感受到，主战言论站不住脚，比他年长的两位主战军官极其不负责任，他的皇家批准可能会带来灾难性后果。裕仁能够觉察出该计划的鲁莽性正是因为他身处东京奇怪的决策过程之外。作为日本爱好和平的大家长，他想要避免战争的本能与他作为武装部队最高统帅的责任相冲突，作为最高军事统帅，他必须保证日本通过军事准备来确保生存，于是，这一点最终占了上风，他默许了战争计划。
近卫在天皇发问时一直保持沉默，现在他才意识到所做决定的重大程度。第二天再次来到皇宫参加御前会议时，他的恐慌越来越深。近卫希望天皇能把御前会议的方向引向和平，他请求天皇最亲近的顾问木户幸一帮忙。
御前会议上午10点整准时开始。与往常一样，与会人员包括内阁总理大臣、外务大臣、内务大臣、大藏大臣、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另外还有陆海军总长、次长、军务局局长、内阁书记官长和企划院总裁。代表天皇发问的又是枢密院议长原嘉道。
原嘉道问两位总长，日本对外政策的重点到底是军事战略还是外交，这似乎是裕仁论调的翻版。两人都没有作答，出现令人尴尬的沉默。坐在长桌远端金色屏风前的裕仁本应保持缄默，但此时，令所有人惊讶的是，他开口说话了：“原嘉道议长刚才的问题提得很合适。很遗憾两位总长没有能力回答。”他随后从胸部口袋里掏出一张字条，上面是他已故祖父明治天皇写的一首诗。由于他对两位总长的问话不能令人满意，而近卫当天早上又要求天皇进行干预，裕仁于是带来这首诗。他开始朗诵：
四海之内皆兄弟，缘何风雨乱人间。
这首和平主义者的挽歌仅有31个日语音节，创作于日俄战争伊始。裕仁通过大声诵读这首诗来表达他对新计划的严重不安，以及对日本避免战争的渴望。至少，这是他想间接向听众表达的意思。但朗诵诗歌却创造出一种古怪的氛围和被动抵抗的无奈。天皇就是日本的象征，由于某种无法控制的外力，日本被迫采取极端措施，但该国更想得到和平。这一和平主义诗歌并没有让裕仁摆脱自己的责任，他仍然批准了这一计划。
我们不禁设想，如果裕仁的反战态度更明确一些或拒绝批准这一计划将会怎样。与其朗读诗歌引来诸多猜疑，他为何不干脆坚持不开战？有可能谨慎的木户当天上午在转达近卫想要天皇干预的愿望时，建议裕仁不要确切表露政治态度，他担心天皇会为将来的后果承担责任。木户和裕仁都认为皇室不应过多干政，这是让裕仁没有明确表示反对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天皇的性格：他过于温顺，无法阻挡走向战争的洪流，历史上也没有天皇否决的先例（明治宪法没有明确规定天皇不能否决，所以他理论上可以否决——关键要看裕仁自己）。在神圣与世俗角色之间如履薄冰的天皇只好念了这首诗。
当天晚上，天皇批准10月初为最后期限后，近卫秘密邀请格鲁大使来到一位朋友家做客，陪伴近卫参加晚宴的有“早餐俱乐部”成员牛场友彦，他英语流利。在场的还有生于大阪的美国使馆官员尤金·杜曼。近卫的艺妓情人负责端茶倒水。
之所以安排秘密会面，是因为8月15日，近卫内阁中的资深政治家平沼骐一郎在家遭到极右翼刺客袭击。尽管身中六枪，包括头部中枪，平沼奇迹般幸存下来，即将完全康复。他因为与格鲁关系过近，希望避免与美国开战而成为目标。这件事让近卫心惊胆战。
在3小时的会面中，近卫试图向格鲁表达想见罗斯福的愿望。之后，格鲁向美国总统发回一份长篇报告，总结了这次会面并转达了近卫的希望，即“他想亲自向总统阁下作出说明，他认为自己的说明将是对野村大将通过外交途径所转达信息的补充与澄清”。理论上讲，近卫仍有与美国达成外交共识的机会，但时间紧迫，因为主战派刚刚跨越了一道障碍，赢得了天皇的同意。
虽然军方的意见也有分歧，对仓促应战的可行性没有把握，但军方已受困于自己的好战言论中。既然具体期限已经确定，日本的仓促备战就有了内在动力。
相比之下，“总力战研究所”模拟内阁所作出的选择更多基于对相对实力的分析。的确，研究人员并不清楚日本仍有多少石油，但在其他方面的评估中，日本都无法赢得与美国的战争。近卫及其内阁大臣不可能对这一结论视而不见。1941年夏末，模拟政府认为毫无胜算的战争在现实政府眼中却几乎是非打不可的。
第十章 最后一次机会
陆军大臣东条英机日益叫嚣备战的必要性。为了延缓战争趋势，近卫安排东条与东久迩宫稔彦王会面。东久迩是一位自由主义亲王，他年少的大部分时间在欧洲度过，尤其是在法国。他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公开反对日本与西方开战的人。由于他也是一位陆军大将，他对东条的劝导可能会得到认真考虑。东久迩还是裕仁天皇的叔叔，属于皇族，这加强了他的说服力。东条对皇家的态度近乎奴颜婢膝，似乎是想为祖上曾与皇家对抗来赎罪。
近卫对时机的把握又很拙劣。两人的会见安排在御前会议后的第二天，前一天天皇刚刚批准10月初作为外交努力的最后期限，不然就在10月末开战，所以，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东条坚持开战的决定，除非天皇收回成命。据说东条向下属描述裕仁诵读和平诗时流下了眼泪，但他不认为天皇是在反对战争。对他来说，这首诗代表皇家对军方战胜困难的鼓励。
东条决心要走在为他铺好的道路上，如果必要的话，他要拖着整个国家跟他一起走。他对东久迩说：“美国最终想要日本退出《三国同盟条约》，加入英美阵营。”但即使日本放弃法西斯道路，加入同盟国，“英美一旦打完德国后，一定会袭击日本”。
虽然东条的西方威胁论纯属猜测，但他的恐慌是确实存在的，且一直萦绕不散。他相信自由主义的西方只有对日本有企图，并且想要支配亚洲时才会对调停日中战争感兴趣。国务卿赫尔喜欢宣扬自由贸易和机会均等，但他认为鉴于美国拥有更大的野心，赫尔的话不可信。东条还强调说，考虑到“所有为国捐躯的英灵”，日本不可能从中国撤军。东条是在重复军方内普遍存在的看法。但他不是普通军人，他是陆军大臣，直接对内阁负责。他一味沉浸在军人的效忠职责中，拒绝相信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失去了理智。东条最大的特质就是极其专注于他所认为正确和正直的目标上。东久迩能否像近卫希望的那样改变他的顽固态度？
东久迩身材纤瘦，气质阴柔，他的小下巴是日本贵族的特征。他相貌较好，与其他陆军官僚不同的是，他不蓄胡子。这位有国际视野的53岁亲王拥有具有穿透力的声音，他一开口就足以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他对东条说，日本的形势让他想起法国政治家马歇尔·贝当和乔治·克列孟梭曾对他说过的话。两人都表示美国最终想要挑起与日本的战争，他们很容易判断出，开战是地缘政治的必然结果，目的是争夺对亚洲的控制权。但同样不可避免的是，日本由于物质相对匮乏将败于美国。日本所能做的就是保持耐心，尽量减少损失。然后，东久迩严正表示：既然天皇和首相都想与罗斯福达成协议，作为陆军大臣的东条应当顺从上级意思。如果他无法执行非抵抗政策，他就应当辞职。
东条对东久迩的话完全不感到惊讶，这一定是近卫的意思，近卫认为东条爱惹是生非，但又不想直接与东条起争执。东条回应说，如果“ABCD包围圈”仍然存在，日本注定要灭亡。如果日本现在冒险一搏，日本还有二分之一的获胜概率（如果从战争非胜即败的角度看才是二分之一的概率）。当然，冒险一搏比不抵抗灭亡的选项更好。东条的冲动显然战胜了理智，他对东久迩说，他无意停止备战。
9月8日和9日，参谋总长杉山元来到皇宫，向裕仁介绍陆军的战术细节。天皇想知道，日本与西方开战后，苏联与“满洲国”边界发生军事冲突怎么办。杉山向他保证，冬天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很小，就算发生冲突，陆军总是可以将在中国的部队派向北方。但冬天不会永远持续，日本也承受不起将中国的部队派去攻打苏联（杉山这一不负责任的言论说完不到10天，日本陆军就发动了长沙战役，以控制中国的中南地区，但日军受到中国的猛烈抵抗）。再发起一场战争难以想象，裕仁本可以提出异议，但他反而对杉山说，他理解这一决定背后的逻辑，似乎裕仁认为这是理论上的演习，与政治现实无关。或许他仍在指望近卫与罗斯福的会面。
陆军先后6次（5次在9月，1次在10月3日）宣布成立临时部队以及向南调动的计划。日本伞兵部队开始加紧训练，该部队是征服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关键。日本伞兵部队一年前才刚刚组建，组建过程依靠对美国陆军空降部队照片的模仿。伞兵部队在游乐场的自由落体塔接受训练，别人以为他们是享受娱乐活动的大学生。这些伞兵2月底首次实现空降。
海军也在加紧备战。9月11日至20日，一场模拟向南侵略的演习在海军大学校展开。9月16日还进行了袭击夏威夷的桌面演练，但军令部认为该计划过于危险，不切实际，最终放弃了计划。
日本武装部队大肆宣扬战略家和领导人的好战言论时，美国差点儿在冰岛开战。德国于1940年4月入侵丹麦，根据《联合条款》，位于大西洋重要航线上的冰岛属于丹麦附属国。英国在1940年5月向冰岛派兵，加拿大也派出援助部队。丘吉尔希望，美国将能接管冰岛的国防。1941年春，罗斯福同意如果美国加入欧战就承担保卫冰岛的责任。德国入侵苏联后，虽然罗斯福的强硬派顾问呼吁立即向欧洲地区派兵，但罗斯福一直很谨慎。1941年7月7日，在冰岛政府的请求下，罗斯福同意派出4400名海军陆战队队员。他小心地绕开《选征兵役与训练法》，派遣职业士兵而非应征入伍者——后者不允许在西半球以外的地区服役。这样他就避免了与公众作对，履行了他此前的承诺，即这些“孩子”不会参与外国战争。后来，正如我们前面看到的，罗斯福同意美国军事护送所有船只，最远到达冰岛。这一系列举动与日本息息相关。由于美国关注于西大西洋，所以在1941年春，美国开始愿意与东京达成某种和平，这将确保日本不会妨碍美国即将与纳粹的战争。当然，日本浪费了这一机会。
1941年9月4日，冰岛海岸线外的水域成为德国与美国上演不宣而战的舞台。载有军方人员及邮件的美国驱逐舰“格里尔”号（Greer）于上午8点40分抵达冰岛时，一架英国轰炸机发出警告说，有德国潜艇在附近潜伏。英国飞机发射了4枚深水炸弹，但没有击中目标，由于燃油快要耗尽，英国飞机决定返航。没有接到任何出击命令的“格里尔”号决定追赶德国潜艇，而不是回基地待命。德国潜艇已暴露了3小时，它的电池可能耗尽了，所以急着要浮出水面。它此时距离美国军舰不足330英尺（译者注：约100米），并发射一枚鱼雷，但也没有击中目标。“格里尔”号发射了8枚深水炸弹，但没能给潜艇带来太大伤害。德国潜艇又向美国军舰发射第二枚鱼雷，但也打偏了。双方于是停止了这次近距离接触，经过约10小时的追逐，两艘舰艇均安然无恙。
“格里尔”号事件是美国第一次与德国发生交锋。在9月11日的广播讲话中，罗斯福总统利用这一插曲调动民意反对希特勒，强力推销他决心要打的战争。他并没有指出，首先发射深水炸弹的是一架英国飞机，让美国的行为成为对德国发射鱼雷的自卫。他也没有提到“格里尔”号在没有上级批准的情况下坚持复仇（这些细节直到一个月后一参议院委员会进行调查时才得以明确）。但罗斯福在讲话中明确表达了他对纳粹政权的憎恶。他以夸张的语调对美国民众说：“这纯属海盗行为——法律和道德上的海盗行为。这不是纳粹德国对美国的第一次海盗行为，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因为袭击总会招来更多袭击。”
罗斯福还讲述了此前几个月美国船只和巴拿马船只疑似遭受德国袭击的事例，他因此警告说，这些不是单独个案，而是“大计划中的一部分”。他说，这些都是藐视国际法律的行为，证明纳粹故意要阻碍航海自由，想要独自控制和支配这些海域。他还说：
纳粹控制海洋的企图只是纳粹现在对西半球密谋的一部分——这些计划都朝着相同的目的。希特勒的前哨——既包括公开身份的特工也包括安插在我们周围的奸细——已经努力帮他在“新世界”建立根据地和桥头堡，他一旦控制了海洋就能利用这些基地。但他对“新世界”的阴谋诡计和蓄意破坏都逃不过美国政府的法眼。阴谋后面还是阴谋……袭击“格里尔”号绝不是北大西洋的局部军事行动，也不仅是两国斗争中的个体事件。德国想要永久建立一个基于武力、恐怖和杀戮的世界体系，“格里尔”号事件就是朝这一目标迈出的坚定一步。
罗斯福对美国人民说，发照会及其他“一般外交惯例”不再对德国有用。为了维护提供战争物资以击败希特勒的方针，为了确保美国在公海航运的自由，美国必须毫不迟疑地袭击纳粹潜艇及入侵者。他们是“大西洋的响尾蛇”，“当你看到随时准备进攻的响尾蛇，你不能等它先袭击你”。“积极防御”的时代已经到来。这意味着美国舰船可以在对美国自卫至关重要的水域袭击德国潜艇。另外，至关重要的水域由美国政府界定。罗斯福还借这一机会介绍了允许美国在大西洋对同盟国船只护航的新计划，这是他在普拉森舍湾批准的，将于5天后开始生效。
罗斯福再次展现了他的演讲天赋。这次“炉边谈话”后，民调显示62%的美国人支持他在大西洋针对德国的政策。然而，正如英国驻美大使哈利法克斯勋爵敏锐地向丘吉尔汇报的那样，绝大多数美国人希望不要插手欧洲战争，尽管他们认可总统的大西洋新政和击败希特勒的愿望。
对美国一些战略家来说，战争的前景已成为一个紧迫问题。在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上将的要求下，由阿尔波特·魏德迈少校领导的中层军官1941年7月开始制定大范围战争计划，也就是“胜利计划”，完成于9月25日。该计划对作战所必需的军事和工业生产规模进行了评估，并对击败轴心国提出战术指导方针。很快该计划就被证明是不可或缺的，但当时在这群计划制定者眼中，德国仍然是美国的主要敌人，他们敦促美国领导人尽量控制日本。
日本政府应当考虑到，是否有一天美国会认为日美之间也不再需要“发照会”，这一天是否会很快降临，该如何防止这一恶化趋势。与其相反的是，日本却在为自己的“积极防御”计划做准备。
从佐尔格处得知日本不会进攻苏联后，斯大林在整个9月从远东向莫斯科调集了20个师。斯大林现在可以集中精力对付德国了。他最终将远东的部队砍了一半，苏联西线的形势将逐步好转。
这更应该让日本重新审视自己对待美国的态度。日本留在法西斯阵营完全是因为德国的优势，日本的战略计划仍然基于这一理念，但参谋本部的许多人已经注意到，苏联的抵抗能力出奇的强。另外，日本虽然并不认可真正的法西斯意识形态，但日本领导人也不愿摆脱轴心国同盟关系。这也许是因为没人敢于承认自己曾盲目坚信德国坚不可摧的错误。因此，从联盟角度看，日本仍然属于法西斯政权，与美国达成外交和解的机会越来越小。
9月10日，野村在著名的华德曼公园酒店的新住处会见了赫尔，这座酒店是为了纪念一战结束而建，共有1000间客房，戒备森严。他询问赫尔如何看待日本的最新提议（外务省的计划）。赫尔表示，这一提议“缩小了此前谅解的精神与范围”，而双方此前的谈话中“对整个太平洋地区达成了更广泛、更开明的谅解”。简言之，该提议是进一步倒退。
这一明显倒退更加剧了赫尔对近卫的怀疑，他认为近卫的政权地位不稳，无法作出重大让步。这次会面让野村更坚定地认为，东京必须在任何高层会见前作出切实的让步。他尤其警告日本政府，从中国撤军的问题对美国很重要。但东京的领导人对此很难接受。
日美谈判伊始，日本部队在中国的存在就注定是个问题，但其重要性后来才在美国人眼中变得越发明显。要是在5月，赫尔肯定会对日本军事占领中国更加纵容（至少私下里更加纵容）。银行家兼业余外交家井川忠雄曾经表示，赫尔甚至建议过将日本军事占领中国的表面目的从“反共产主义”改为“维和”。这种更改将让日本能够继续占领不受共产主义威胁的海南岛。
1941年夏天的一系列变化——德国进攻苏联、日本不顾罗斯福提议进驻印度支那南部、日本坚持留在法西斯阵营以及美国民众反日情绪高涨——似乎打消了美国想在中国问题上的妥协。与捷克斯洛伐克不同，中国不能被牺牲掉。日美谈判中能否不涉及中国问题就像（用萨姆纳·韦尔斯的话说）“询问《哈姆雷特》搬上舞台时能否不要哈姆雷特角色一样”。如果近卫递交他的密友所起草的提议，承诺“日本‘原则上’同意从中国所有地区撤军”，事情的结果将有很大不同。这件事只能归咎于近卫自己。
赫尔拒绝日本的提议后，9月20日的联络会议又通过了一份准备递交美国的提议。这份修改提议的基本轮廓与9月6日的版本一模一样，强调了美国需要在日本和蒋介石政府之间调停，但又不能干涉日本解决中日战争的计划；解冻日本资产和恢复贸易；而日本不会涉足印度支那以外的地区。
新提议对中国实现和平开出更多条件，语气上也更加强硬，说明参谋本部的影响力日益盖过外务省。野村认为这份新提议没有任何一点有助于他的谈判。这件事说明他对东京的影响力有限，也证明近卫的勇气有限。
野村尤其对日本开出的其中一个条件表示担忧。东京方面继续坚持让蒋介石政府与日本支持的汪精卫傀儡政府合并。美国根本不可能同意这一条。野村觉得，任何为日本在亚洲利益的申辩只会起反作用，让美国更加警惕。他向东京发回一条电报说：“我不认为这一提议能被接受。”但他的警告再次遭到忽视。
对于幕僚过分干预这份外交文件的起草，军方至少有一人感到震惊。陆军省军务局的石井秋穗后来抱怨说：“参谋本部应该是只负责国家的防御和军事动员的机构，为何要对一份外交文件吹毛求疵？我不理解。”
即使袒护军方的外相丰田贞次郎也承认，9月20日的新提议对美国没有吸引力。但他仍然将这一提议转交给美国大使格鲁作为参考，这份材料于9月27日传到了美国国务院。
近卫和罗斯福会晤的准备工作没有什么进展，西园寺公一也不知所措。近卫首相任命他做顾问，大概是因为对他无条件地信赖。作为回报，西园寺为近卫非常卖命，帮助近卫起草了他没能拿出来的提议。几周前西园寺还对这一提议感到兴奋，现在兴奋感早已散去。西园寺感受到近卫的脾气反复无常，常常优柔寡断，但他仍然相信近卫由衷希望与罗斯福会面。
9月下旬，西园寺接到好友尾崎秀实的电话，尾崎刚刚从“满洲国”巡讲两周后归来。对这位记者兼间谍来说，过去的这个夏天十分忙碌。当晚，西园寺与尾崎共进晚餐，交换了对日本与美国谈判的看法。尾崎对前景完全不看好，认为美国并不信任当前的日本领导层。他说，美国不可能认真考虑日本的提议，包括高层会晤的提议。西园寺告诉他，在近卫的要求下，他参与了一份新提议的起草工作，希望仍能挽回局面。
9月24日，尾崎又邀请西园寺在上次用餐的地方喝一杯。夏季还迟迟没有过去，两人点了啤酒（与日本大多数人不同，他们俩仍能享受啤酒。根据东京的配给制，从1941年4月开始，每户人家每6个月只能购买2至4瓶啤酒）。他们选择在私人隔间见面，尽管两人并不搞什么秘密活动。西园寺带来了他们在富士山脚下起草的提议，也就是近卫没能拿出的提议。尾崎并没有要求查看，但西园寺与他最好的朋友分享这些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尾崎从头读到尾却一言不发。他随后推掉了西园寺安排的与其他朋友一起用餐的活动，并先行告辞了，很可能是去找佐尔格汇报情况。这次会面也让西园寺日后受到间谍指控时多加了一道罪名。
第二天开始是晴天，温暖舒适，气温一直是20多摄氏度，但一到下午就下起雨来，气温骤降。这一天的联络会议更增添了近卫心中的愁云。参谋总长杉山元和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共同提出，抛弃10月初这一模糊的最后期限，设定中止外交的具体日期。他们说：
开战时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战术需要。因此，最后认定日美外交谈判的成败之前，我们一天都浪费不起。我们必须最迟在10月15日前选择外交还是战争。
由于两位总长提出更加确切的要求，近卫开始感到恐慌，尽管他没有表现出来。他谢绝继续加入军方安排的午餐会，而是带着主要内阁成员回到了首相官邸。他向外务、陆军和海军大臣询问：“10月15日的期限会不会太苛刻？”这一问题其实是针对陆军大臣东条的，在立即备战方面，东条与陆海军总长看法一致。东条轻蔑地对他说，御前会议已对这一问题早有定论——10月初是野村在华盛顿任务的中止。
善于隐藏内心想法的近卫不容易让人读懂。但这次联络会议后，他的变化很明显。负责记录的战争指导办公室的官员第二天表示：“表面上看，昨天军部的要求没有掀起太大波澜，但实际不然。近卫首相的心中似乎发生了巨大变化。”近卫不想伤害表面和气的做法让他无法提出反对意见，这带来了后果。他最终认识到，美国不会与他会谈。恐慌之际，他立即出于本能作出反应：自保。
他第二天私下与木户幸一会面时谈到自己准备引退。两人是学习院（Peers Academy）的同学，可以说他们从小就形影不离，关系密切。近卫抱怨道：“如果军方坚持10月15日是开战的最后期限，我没有任何信心，我只能考虑辞职。”木户说：
是你召集9月6日的御前会议。你不能将问题搁置，一走了之。这是不负责任的表现。为何不提议重新考虑这一决议？在与军方交锋前你不能这样说。以这种方式留下烂摊子是不负责任的。
木户的劝诫让近卫没有选择辞职。他逃往古都镰仓的一处别墅，虽然距离首都仅30英里（48公里），但却被群山和海洋隔绝开，他在这里一直待到了10月2日。
由于首相离开东京，外相丰田只好独自游说，争取促成近卫和罗斯福的会面。但他没能听取野村的建议，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日本的政策，并拿出更诱人的方案，相反，丰田交给美国大使格鲁一份我们之前看过到的修改提议。他想当然地认为，格鲁大使与罗斯福是老朋友，所以更有影响力。丰田希望格鲁能做一些幕后帮助。丰田打开新的外交渠道，并认为通过这种方式与白宫的交流更有效果，但这样做实际上让野村颜面扫地。
丰田9月27日请求格鲁向华盛顿方面解释东京决策层的复杂体系，为近卫及其懦弱寻找借口。他暗示，东京拿出的“官方”提议并不代表近卫在朱诺不会作出更多妥协。
9月29日，格鲁向罗斯福发回一份冗长的11点报告，他强调说：“日本政府不可能对未来作出确切保证，无法作出更多承诺。”其中一个原因是：
前外相松冈在7月下台后，向德国驻日大使详细讲述了美日谈判在7月以前的发展状况。由于松冈的许多支持者仍在外务省，这些人有可能无所顾忌地向德国和日本极端分子透露任何有损于内阁的信息。虽然一些基本原则已暂时被日本政府接受，但日本未来的目标及政策走向……太虚太模糊，可以理解为他们更愿意模棱两可而不是澄清日本政府愿意作出的承诺。
因此，格鲁建议美国应该相信近卫的诚意并同意会谈。他谨慎地推测说：
我认为相比前期的交流，近卫可能会直接给罗斯福总统更多明确而满意的答复。
格鲁进一步强调，美国应当奉行渐进主义方式。丰田曾表示，“唯一的选择……是通过建设性妥协，尽量去改变日本的想法和观点，这与美国当前的努力保持一致”。格鲁对此表示赞同。
外交政策制定者很可能会把当前的危机作为决定下一步棋的参考。美国政府里有人认为，格鲁所鼓励的“建设性妥协”就是某种绥靖政策。不论日本的形势与1938年秋天的希特勒第三帝国有多么大的不同，慕尼黑会议的惨痛教训仍然历历在目。虽然丰田成功地将近卫内阁的处境进行粉饰，说日本政府被亲松冈和亲德派人士所支配，但他也只能责怪他的前任。不管有没有松冈洋右，日本都无法避免对纳粹政权的认同，它毕竟也是轴心国的一员。格鲁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坚持认为自己所主张的“不是所谓的绥靖政策”。
可惜的是，近卫没有良好的业绩来让华盛顿相信他值得信任。虽然近卫和丰田不断表示，近卫如果能去朱诺，就一定会带来令人满意，甚至令人惊讶的妥协方案，但美国政府仍然表示怀疑。
1919年年初，近卫声讨巴黎和会英美独裁的爱国主义文章让他首次引起西方关注。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时他担任首相，对战事升级负有责任，包括对日本在中国大城市和工业基地的暴行（尤其在南京）负责。他担任首相期间，日本正式支持汪精卫傀儡政权。他还推动了日本与德国和意大利结盟。他在《三国同盟条约》签署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如果美国继续故意误解日本、德国和意大利的真正意图，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有战争。”近卫却认为，这些说过的话和做过的事都不会影响他的可信性，他毕竟是一位公爵。他这是自欺欺人的想法。
让近卫感到失望的9月25日联络会议还让海军大臣及川古志郎极其担忧。的确，为了推翻松冈洋右，向来十分谨慎、不轻易发言的及川竟然鼓吹：“海军有信心与英国和美国开战。”松冈回应说：“如果你连打英国和美国都不怕，再加上一个苏联又有何难？”及川没有体会到松冈的挖苦语气，他只能老实地回答：“你难道看不见苏联的加入意味着我们多了一个敌人吗？”就在他俩这次交锋的整整3个月后，及川真的要面对同时对抗这3个国家的可能性。
值得赞扬的是，在9月25日的联络会议上，当陆海军总长想要将10月15日定为外交努力的截止日期时，及川公开表示反对，这一点近卫都做不到。虽然他无法阻挡战争趋势，但他也希望让趋势变缓。自争论日本南进还是北进时就态度强硬的陆军参谋次长冢田攻显然对及川的阻挠很不满。他狂热地相信日本天生的伟大，坚信日本必打不可的战争不需要基于理性的战略思想，而是基于“我们神圣大地的正义精神”。虽然许多日本人（既包括军官也包括文职官员）都或多或少地接受“日本命中注定”这类伪宗教命题，但冢田的狂热令人惊讶。联络会议后，冢田对下属抱怨说，东条应当敦促及川不要胡闹，这样他们才能继续备战——似乎及川是唯一没有理智的人。但冢田也承认，如果海军不愿意，日本就无法与美国开战。
陆军中不是所有人都像冢田一样，一心想要战争。陆军中越来越多的人对战争感到迟疑，尤其是陆军省军务局的人。由于军务局负责陆军内的资源调配，与参谋本部一起制定陆军政策的总体基调，所以军务局局长是陆军省的三把手（仅次于陆军大臣和陆军次官）。9月29日，军务局成员聚集在局长武藤章的办公室里，他们将详细讨论未来可能发展的局面。他们的口吻差不多。陆军无法公开向华盛顿低头——尤其是从中国撤军，但在武藤的心里，战争是更糟糕的选项。他说：“最可能的结果恐怕还是要开战。但你看，一旦擦枪起火就可能让日本置于万劫不复之地。我就是不能下决心开战，我不想要战争，既然天皇也表示不想要战争（通过朗诵诗歌），我更不想要了。”武藤曾在1937年极力支持与中国开战，但他现在认识到，这是日本的一次“误判”。他心里清楚，如果再来一次战争，日本将彻底毁灭。
当天，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向军令部总长永野发出警告。虽然在过去10个月里，他一直在精心策划给美国致命一击，但山本仍然认为，赢一两场战争并不能确保在长期拉锯战中胜出。因此他对永野说：
我们的军演显示，南部应能在4个月左右拿下，但至少要损失60架飞机。当然在真实战争中损失的数量可能会更多。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补充足够的飞机来继续作战……如果以我们目前的实力作战，（取得最终胜利的唯一可能）是在战争初期取得巨大胜利。
山本当然想要向世界证明，他有能力取得这一巨大胜利，这是他赌徒的一面。但一个更加理智的山本向永野建议：
我想补充一点……显然日美战争势必要拖延。只要日本占上风，美国是不会放弃的。战争将持续好几年。另外，日本的资源将被消耗殆尽，战舰和武器将受到损耗，补充资源是不可能的……日本将一贫如洗。
他得出一个经典的结论：“胜算如此渺茫的战争不应该开始。”
这位海军指挥官的犹豫说明，参谋本部推动的战争与日本的战略现实是脱节的。军方的战争意愿不代表一致意见。近卫希望利用意见上的分歧。10月1日傍晚，近卫召见海军大臣及川来他所躲藏的镰仓别墅。近卫问他对确定外交期限的看法，及川说：
阁下，您已表示坚决反对战争。（但不开战）将意味着接受美国所有的要求，以便维持正常关系……如果您下决心走这条路，海军将支持您到底，陆军也会这样做。
近卫显然很高兴，他对及川说，这下他终于放心了。
及川随后在东京拜访军令部总长永野，据海军次官泽本赖雄表示，永野同意支持避免战争的决定，这说明永野在联络会议上的强硬表态不能被当真。及川总是对日本与西方开战的前景感到胆怯，他一定支持近卫和永野的缓和态度，他也感到松了一口气。来自海军的外相丰田也认为应该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他很后悔御前会议草率地定下了外交截止日期。现在，近卫感到自己拥有足够勇气了，他从自我放逐的状态中走出来，回到东京。
10月2日上午9点，野村大使被赫尔召唤到他的公寓。赫尔交给他一份声明，呼吁日本接受美国国务卿提出的“四项原则”：（1）尊重双方及其他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2）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3）支持平等原则，包括通商机会平等；（4）不扰乱太平洋地区现状，除非太平洋地区现状通过和平方式发生变化。赫尔还要求日本向美国毫不含糊地阐明关于日本从中国和法属印度支那撤军的想法。至于日本与轴心国的联盟，赫尔说：“日本政府最好作进一步研究，看看自己还有哪些立场可以作出澄清。”赫尔断然表示，在“关键问题上达成共识”前不会进行双边高层会晤。他再三提醒野村，美国政府认为“临时拼凑的协议不能维持太平洋地区和平的形势”。为了尽量减少负面舆论，美国需要“确保双方召开的任何会议都能取得成果”。
当被问及对这份文件有何看法时，野村一开始表示，日本政府可能会很失望。赫尔的“四项原则”是在要求日本发生根本性改变，从一个国家的角度看，日本在这么短时间里根本无法做到。美国毕竟还是想要占领道德制高点。对许多日本人来说，美国与日本的不平等条约（1911年才作废）、与英国等老牌帝国主义强国结盟以及针对有色人种的政策都让美国自诩的道德高标准看起来异常伪善。
日本很难从中国撤出所有部队。因为苏联紧挨着中国北方，日本陆军认为，日本撤军的迹象将引来苏联的进攻——这一担心在4年后得到印证。
野村认为，最实际的解决方案就是举行峰会，让双方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他对赫尔说，日本政府对高层会晤的态度是认真和诚挚的，鉴于日本的国内形势，日本政府很难在会前作出什么承诺。野村强调说，近卫内阁仍然处于“相对强势的地位”，保守团体上台的可能性非常小。野村极力解释近卫出于性格原因不愿直接与反对者起争执，但这并不会影响他的领导力——荒谬的是，正是他不愿起争执的性格特点让他坐上首相宝座，并保持了很长时间。
10月4日的联络会议是野村与赫尔交涉不成功后的首个会议，气氛很沉闷。野村用电报传回了与赫尔的谈话内容，但在会前还没有被完全翻译出来，所以无法讨论细节。与会领导人只好表达了自己的大体看法。参谋总长杉山元告诫，抛弃外交谈判的最后期限不应被推迟。他说：
（我们）浪费不起时间了。如果不能很快下决心并浪费更多时间的话，我们最终将完全没有能力发动战争，不论是向南还是向北。我们不需要今天决定，但我们必须（很快）决定。
杉山话音刚落，军令部总长永野紧接着说道：“现在没有时间讨论了。我们应该马上（为战争制定时间表）。”
当然，永野两天前对及川说过，他更愿意避免与西方军事对抗。永野善于说两面话，但其实所有日本领导人都能毫不费力地在公开和私下角色之间转换，并不觉得不妥。另外，这种两面性的说话习惯（日语里叫作“本音”和“建前”，即真心话和场面话）常常被视为一种为了避免尴尬的美德。一旦永野代表指挥部讲话，需要体现日本战略兴趣时，他就拿出霸道、几乎像是恶棍的一面。在联络会议上没有任何人声援的情况下，及川的反战努力变得更加困难。由于及川能够理解永野作为军令部总长说这些场面话的重要性，另外及川也是一个懦弱的人，所以他不会公开指责永野。联络会议逐渐沦为一场为了面子而维护面子的可悲闹剧。他们关注的重点完全偏了，日本的国家命运被放在次要位置。
这天的会议记录中没有及川的发言，他可能一直保持沉默。1946年1月，及川在一次前海军官员参加的圆桌讨论会上说，他认为首相当时应主动把政府的政策从战争中拉出来。他认为近卫想把政策转向的责任完全推给海军，这让他感到警觉，所以比平时更加沉默。及川对世界毫不了解，见识短浅，他不愿承担避免战争的过错，不愿承认自己缺乏信心是胆怯的表现。及川不是唯一自我欺骗的人，日本领导层的每个人都在徒劳地相互推卸责任。
在1946年的这次圆桌讨论会上，海军次官泽本对及川面临的棘手形势表示同情。他说，在1941年秋，一个人很难开口说：“海军没有能力打仗。”这将打击海军官兵的士气。另外，军方领导人不顾日本利益而只想着自己和本部门的利益，这种做法着实有点儿过火。
圆桌会议上自称是极端自由主义者的井上成美不接受这种战后解释，他直接向及川发问：“海军本应全力阻止陆军（做出战争决定）。相反，我们最后失去了一切，包括陆军和海军。你为什么不（做些什么或说些什么）？”他进一步逼问：“你是说你之所以不反对战争是因为近卫应当表示反对吗？”及川无力地辩解道：“连首相都不能阻止（强硬派），海军如何能够做到？”
井上认为，及川完全有能力阻止滑向战争的趋势。他本可以辞职，海军可以拒绝任命新大臣（海军大臣必须从现役海军大将中挑选），这样海军就能拖延开战的最后期限。但及川和其他海军领导人都没有利用这一策略，这说明不论战后解释些什么，战前没有一个人有能力（或勇气）阻止一场注定要给日本带来灾难的战争。
10月4日的联络会议没有取得任何成果。时间拖得越久，拒绝战争所需要的勇气就越大。10月5日，陆军省和参谋本部举行高层会议，他们同意，首相应当在10月6日会见陆军大臣，以“讨论（日美外交）谈判期限的延长和我方（对美）条件的放宽”。海军次官泽本一开始建议，首相、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和外务大臣参加这一会议，但及川不愿意参与，大概他不想被视为开战的唯一反对者。
及川的恐惧不无道理。参谋本部现在误以为近卫支持开战选项，因为他没有对此表达强烈反对。陆军的中层战略研究人员也在为战争做准备，他们抨击海军的迟疑不决。战争指导办公室10月5日的记录透露了他们的感受：
首相似乎决定开战。他今晚要与主要内阁成员单独举行会议。我们参谋本部都感到很高兴，觉得松了口气。我们唯一的敌人就是海军大臣。
近卫当晚见到东条，试图说服他放弃战争。他们的见面地点是东京西郊近卫最喜欢的别墅“荻外庄”（Tekigaiso），这里能看到富士山。近卫很喜欢在这里举行私人政治活动。然而，这次会面自始至终都是东条的表演，他说：“美国要求我们退出《三国同盟条约》，无条件接受‘四项原则’，并结束军事占领，日本无法忍受所有这些条件。”
近卫说：“最核心的问题是（从中国）撤军。为什么不能原则上同意撤军，但以保护资源的名义保留一些部队？”
东条说：“这种做法叫作阴谋诡计。”
感到恼怒的近卫换了一种策略。“让我们想想御前会议的气氛吧。”他说。他指的是裕仁天皇当时读了一首诗表达自己的犹豫。近卫问东条与英国开战能否避免让美国卷入其中。这一想法是海军中的一些人提出的，充分暴露了他们内心并不愿意与美国对抗。东条断然否认这一可能性。他说，“经过大量研究”，最高统帅部有了明确答案，“从海军战略角度看，分别作战无法实现”。
10月6日，陆军和海军分别举行会议，但没有讨论日本的备战问题。杉山当晚会见东条，他表示反对向美国妥协，要求政府坚持10月15日这一外交最后期限。两人同意参谋本部应当“坚决”制止海军阻挠战争的努力。
海军的高层会议由海军大臣、次官、军令部总长、次长和海军军务局局长参加。永野首先听取了关于上次会议的汇报，因为他没有参加那次会议。虽然海军领导人都不敢公开表达自己的态度，但他们仍然在前一天达成了广泛共识，即“与美国开战很愚蠢”。另外，海军还“原则上”同意日军“从和平与稳定得到保证的中国部分地区逐步撤出”。这当然会激怒陆军。据海军次官泽本的描述：
及川说：“那么，不如我斗胆去与陆军争吵吧？”似乎他自己下定了决心，又想让军令部总长（永野）对他进行鼓励。永野对此回应：“我认为这样做不明智。”这一下子打消了他的决定，为了作出这一决定他曾拿出巨大勇气，永野的话还立即浇灭了高涨的（反战）士气。
及川性格的弱点显而易见。他的前任吉田善吾因为生病而主动请辞，而及川又从来不树敌，所以他当上了海军大臣。永野稍微提出异议，及川就不再有勇气反对开战，毕竟他一开始就不敢与陆军正面交锋。另外也没有人支持和鼓励他。
陆军战争指导办公室10月6日的记录总结道：
陆军和海军仍然意见不合。陆军认为（外交）没有希望。海军仍然相信有希望。海军认为，如果陆军重新考虑军事占领（以及从中国和印度支那撤军的）问题，那就还有希望。我们不禁要问海军军令部（说这些废话时）到底在想什么。仅仅在前天的联络会议上，（永野）还宣称没有“讨论”的时间了。但现在为何会这样？……海军真是个谜……一个人很难不（对海军的意见）感到生气……（海军中有人）预计将损失巨型战舰……（还有人）琢磨，是否能够避免攻打菲律宾（以避免美国干预的风险）。在这个时候，他们到底在说些什么啊？自私的海军想要废除御前会议作出的神圣决定。难以置信！海军多么不负责任啊！多么不可靠！实际上海军在摧毁我们的国家！
虽然很难判断这位参谋的意见在整个陆军中有多大代表性，但可以肯定的是，陆军与海军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
海军在联络会议上勇于承认日军现状的是军令部作战部长福留繁（Fukudome Shigeru），他说：
从战舰的损失角度看，（据信）开战后第一年就将有140万吨的舰船沉没。联合舰队对战争进行的模拟演习显示，战争第三年将没有民用船只。我（对这场战争）没有信心。
10月7日，陆军大臣终于与海军大臣进行了会面。在一次内阁会议上，东条说：“我知道这很难接受，但我必须说出来。当前的经济并不正常，当前的外交状态也一样……我们现在首要任务应当是杀出一条血路。”他随后与及川单独会谈。他强调说，陆军不会允许日本接受赫尔的“四项原则”，他还表示，日本从中国全部撤军或立即撤军都是不可能的。
及川建议，陆军应当重新考虑其强硬的姿态。他指出，美国10月2日的提议并没有看起来严苛，通过外交解决问题仍有希望。东条专门问到，对于9月6日御前会议的决议，海军是否改变了主意。及川回应道：“不，我们没有改变主意。我们的战争决心没有改变。”也许对及川来说，“战争决心”并不一定意味着开战。但不管怎样这是一个含糊且危险的态度，因为东条想要一个明确的答案。
东条不肯让及川好过，他继续逼问，倘若真的开战，海军大臣有信心赢吗？及川这时说出了自己的“本音”（真心话）：“恐怕我没有信心……如果战争拖上几年，我们不知道结果会是怎样……但我说的话不要传出去。”
东条一年来一直是战争的倡导者，此时却突然态度软化。他对及川说：“如果海军没有信心，我们必须重新考虑。该纠正的必须纠正，当然这需要我们接受自己的责任。”这意味着内阁中有责任的大臣都必须辞职。
不论多么尴尬和不自在，海军和陆军大臣终于谈到了问题的核心：尽管9月初仓促作出了决定，但日本（尤其是海军）并没有为战争作好准备。但与此同时，军令部总长永野却继续逞口头之勇。我们已经见识了及川的胆小和谨慎，而永野当天会见参谋总长杉山时，他的口气更强硬了。但即便如此，永野偶尔也忍不住透露自己的疑虑：
永野：我不认为外交能解决问题。但如果外务大臣认为仍有希望，我愿意继续谈判……但这并没有改变我们的决心，即在10月15日作出是战是和的决定。（同时）我们必须留心，不要错过任何战略机遇……（我们谈判的同时必须备战，因为）我们需要保持战斗能力，万一（政府领导人）哪天对我们说：“我们在外交方面已经尽力了，但没有成功，现在该你们登场了。”……
杉山：但我可以认为海军对战争没有信心吗？
永野：什么？对战争没有信心？这不是事实。当然，我们从未说过一定会胜。我也对天皇说过这些，但我想强调，现在还有获胜的机会。对于未来，成功或失败将取决于物质实力和精神力量的结合。如果你支持海军大臣的看法，那么这种态度将质疑一切军事准备的需求……至于开不开战的最后期限，海军不介意将其延长一点……但陆军似乎不这样认为，是吗？你们似乎已整装待发。
杉山：不是，我们也非常谨慎……
永野：天皇9月6日可是同意了这一决议……现在我们向印度支那南部的增兵不能犹豫。
杉山：我完全同意。
这天晚上，近卫再次在“荻外庄”会见东条。及川坚持让近卫单独会见他。近卫提出，如果日本能够原则上同意从中国撤军但时间由实际情况决定，那么外交努力就有可能成功。东条回应说：“我们决不能这样做。”近卫再次指出，撤军问题是阻碍和平的主要障碍，他说：
在“四项原则”中，我们应该接受机会平等的原则。当然，由于一衣带水的关系，我们在中国有特殊利益，我相信美国将会对此予以承认。至于《三国同盟条约》，书面保证（日本退出该条约）将很困难，但我有信心在与美国总统直接会晤时能想出解决方案。剩下唯一的问题就是军事占领了。为什么不能宽容一些，不要称之为军事占领呢？如果这个问题成为谈判的绊脚石，你会怎样处理？我们不能一边同意撤军，一边寻找维持实际军事占领的方式吗？
东条表示，总体问题比近卫想的要复杂得多。东条认为，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地区利益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另外，在所有问题都没定下来时（包括两国高层会晤），他拒绝让陆军主动作出如此大的让步。对此，近卫只能说：“军人对战争的想法太草率。”
东条坚持认为，9月6日的决议是不可违背的，10月15日的最后期限必须得到遵守。东条用他最有名的一句话说：“有些时候，一个人必须鼓足勇气做事，就像从清水寺的平台上往下跳一样，两眼一闭就行了。”近卫说，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负责的话，跳下深渊也不失为一种选择，“但如果我要为一个已经存在2600年的国家着想，为数亿日本人着想，肩负如此重任，我无法这样做”。
在他强硬的外表下，东条内心也疑虑重重。第二天，及川前去拜访东条，看看他与近卫谈得如何。东条说：“我们在中国事变中已经失去了数万人。（从中国）撤军似乎是无法接受的选项。”表情痛苦的他继续说道：“但如果我们与美国开战，我们将再失去数万人。我正在考虑撤军，但我就是下不了决心。”
东条对那些死在中国的人念念不忘，但最为讽刺的是，在中国的高级指挥官却强烈要求日本避免与美国开战。10月初，侵华日军总司令畑俊六（Hata Shunroku）派一名手下到东京传话。他认为，日本的战争资源已经耗尽，因此应当接受美国的要求并永久性解决与中国的战争问题。东条完全理解中日战争中的阵亡士兵让日本感到沉重。他后来的举动不断证明，死去的人对他来说比活着的人更重要。
赫尔在战后评价东条说，他“相当愚蠢”，“小心眼、古板、想法偏狭”。这其实是不准确的。1941年秋的东条内心十分纠结，其原因很复杂。作为职业军人，他认为撤军是耻辱的失败。由于他处理问题的刻板方式以及心中的信条，他无法接受赫尔的“四项原则”。最糟的是，东条（以及大多数军人）似乎不太理解国际谅解条约的作用，其实这些临时达成的谅解并没有涉及具体细节。他或许无法摆脱自己严谨的军事生活习惯。
10月12日是近卫的50岁生日，但却没有庆祝气氛。这位随时准备辞职的首相决定最后一次尝试为外交争取时间，他召开了一次会议，叫来了外务大臣、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和企划院总裁铃木贞一，铃木与近卫和东条的关系都很亲近。在这种小范围会议上，近卫觉得自己更有机会改变形势。
下午两点，近卫在“荻外庄”华美的接待室召开了这次会议。虽然“荻外庄”是传统日式风格的建筑，但接待室的风格却融合了多种元素：中式家具、巨大的窗户和门，以及繁复图案装饰的天花板。近卫对与会者说：“我们必须继续寻求外交解决方式。我对这样的战争没有信心。如果我们必须开战，那这一决定必须由一个对此有信心的人来做。”
及川保留自己的意见，认为是否开战完全由近卫决定。他说：“我们现在站在外交还是战争的十字路口，最后期限就要到了，首相大人必须作出决定。如果决定不开战，（海军）也无所谓。”
及川的确有许多机会可以发表自己的真正看法，他把决定权单单交给近卫也是不对的。根据宪法，首相没有决定战争的单独特权——这必须经过整个内阁的认可。由于日本对抗西方的行动主要依赖于海军，所以及川基于现实的反对意见将会很有分量。井上成美5年后指出，及川当时有能力也有义务质疑内阁的战争决定，有必要的话，他甚至可以辞职。但及川不想让自己及整个海军蒙受耻辱，他再次选择不去冒这个险，这一点儿也不意外。
及川认为自己能够逃避责任，因为他坚信近卫将作出这一重大抉择。这次会议召开前一晚的半夜12点半，两个人突然来到海军大臣官邸拜访，及川穿着睡裤接见了他们。他们一位是近卫派来的密使、内阁书记官长富田健治（Tomita Kenji），另一位是海军省军务局局长冈敬纯。富田说，他希望海军能够明确表示反对战争，这样首相才不会难堪。
及川回避了这个问题。他对富田说，这纯属“政治”问题。他说：
我们能不能开战不是军方说了算。这是一项政治决定，应由政府作出。如果政府决定开战，军方就必须支持，不论这场战争将多么困难。我将在明天的会议上重复这一观点，作为海军大臣，我将永远支持首相作出的任何决定……近卫首相必须自己主动表示，他希望（外交）谈判继续，并且（停止备战）。
及川在会上把皮球又踢给了近卫，他认为海军已经把放弃宣战的权力完全交给了近卫。他在镰仓的秘密会面时对近卫说过，如果真想给外交更多机会，首相必须“准备忍受”美国的要求，而海军将支持首相的决定。近卫的确渴望阻止战争，但他却没有勇气说出来。他也认为，阻止战争最终是海军的责任，与他无关。这也是近卫在最后一刻派富田去见及川的原因，他想争取海军将直接干预的明确承诺。这最后演变成一场闹剧，剧中严重缺失的是勇气。
近卫没有办法将责任推给及川后，他自己也无能为力。他能想到的最后一招就是让与会者质疑御前会议的决定。外相丰田是唯一进行深刻反思的人。他承认这是一个集体“失误”，敦促继续进行外交谈判。他说：“请允许我不留情面地坦白说一句，我认为御前会议的决定是草率的。我们甚至在收到相关文件的仅仅两天后（并且只经过了一次联络会议的讨论）就作出了决定。”
这时东条对近卫感到很恼火。他对近卫大喊：“什么叫你没有信心？你难道不是应该在我们制定《帝国国策实行要领》时就提出来吗？”东条强调，政府应当坚持9月6日的决议，因为这是已经决定好的事。他仍一如既往地对他人表现出强势的一面，丝毫没有显露最近在及川面前流露过的那种内心纠结。他展示的是他的公众面孔，他的“建前”。他厉声道：“这太冒失了！”尽管天皇没有确切表达自己的意见，但这一“皇家”决议对东条至关重要，现在改变这项决定为时已晚。
这就是著名的“荻外庄五相会议”，让人记住的不是会议成果，而是会议的毫无建树。距离10月15日只剩3天了。第十一章 军人接任
1941年1月11日，作为对《国家总动员法》的补充，日本政府制定了一系列针对报纸及其他媒体的规定。诸如，军事、外交和财政政策等敏感话题不能再见诸报端或公开谈论，对于其他有可能影响国内动员的社会题材也有详细规定，这些题材包括资源短缺、天气预报（因为可能具有战略敏感性）、家庭问题（比如，丈夫在中国打仗，而妻子背地里通奸）。这些规定更加限制了报纸的报道，但其实日本的新闻自由已经很久都不存在了。
正如我们前面看到的，自从“满洲事变”开始，主流报纸都毫不避讳地支持政府政策，依靠煽动爱国主义来竞争发行量。日本入侵“满洲”时，军人与记者主动相互结交，随着越来越多的记者被派往前线，他们的关系也更加密切。客观报道原则已被抛弃。中日战争爆发后，媒体坚持有选择性的报道政策，集中报道日本的胜利。到1941年，日本媒体已经无法摆脱自己与军方危险的联系。
在官方政策的发布方面，日本国家广播电台NHK总是抢先报纸一步。1938年5月的一天，NHK首次从江苏徐州现场直播了一场战役。广播员兴奋的声音传遍整个日本，他将眼前发生的一切称为“一场巨大胜利”。其实，敌军很快撤退了，根本没有多少抵抗，但听众并没有听到这些，他们听到的是：“徐州攻破了！徐州攻破了！亲爱的国内听众们，现在还不是欢呼的时候，胜利的喜悦仍然在等着我们。在我说话的同时，我们伟大的搜索歼灭行动仍在继续。所以请大家回家去，今晚要整晚守候消息，为日本最伟大的胜利祈祷！”在这种煽动下，许多人前往靖国神社，排长队进行午夜祈祷。这相当于为1941年12月8日早上更加煽动性的广播报道进行了彩排。
并非所有的媒体都像NHK或报纸那样进行一边倒式的宣传。那些吸引中高端读者、通常每月发行的杂志除了刊登政治评论外，还包括文学作品。但现在，这些杂志的日子很不好过。杂志发行人收到一份自由派撰稿人名单，他们的文章被禁止刊登。杂志还需递交一份订户名单，以及即将出版期刊的详细提纲，以征得政府新闻部门批准。儿童杂志也不例外。1941年秋，一种男孩刊物上连载10年的漫画故事戛然而止，让日本少儿读者感到失望。这个深受欢迎的故事讲述了流浪狗士兵野良犬的冒险活动，它被认为是对军方的不敬，但并非故事本身表达了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不满，而是因为故事里的士兵全都是动物。
缺少纸张这一现实问题也是出版业面临的难题，迫使许多杂志倒闭（西园寺公一编辑的一本用光面纸印刷的摄影杂志在1941年年初也停止发行了）。但有些杂志似乎经营得很好。一天，永井荷风惊讶地发现几家新杂志在打广告。他说：“多么奇怪啊！不是说让我们节约用纸吗？为什么现在发行新杂志？”这些杂志都有一个法西斯主义倾向的名字。
以表演美式时事讽刺剧而声名大噪的女子剧团“宝冢”也面临巨大压力，她们要演出更多爱国题材的剧目。1941年秋，她们的主要剧目是《天空之母》，这台音乐剧讲述了身为飞行员的丈夫和儿子在离家期间，妇女们保卫家园的故事。
但即使在这种严格审查的气氛下，日本人对美国的某种钟爱程度并没有减退，也没有受到约束。10月初，一年一度的美式橄榄球锦标赛在东京举行。电影院里仍然能放映美国电影，但次数比以前少多了。这一切持续不了多久了。
理查德·佐尔格是银座一家高级餐厅的常客。10月4日，佐尔格选择在这里庆祝他46岁生日。餐厅老板奥古斯特·洛迈尔曾经是一名德国战俘，在一战期间的德日青岛战役中被俘。他曾专门学过做香肠，成功开了一家熟食店，当时这些各种各样的加工肉食品在日本仍很少见。如果不是一战，这位来自德国威斯特伐利亚的农村小伙根本不可能来到日本，更别提在这里开一家餐厅了。如果佐尔格不是因为自己的战争经历，他也不会投向共产主义，并成为苏联的间谍。现在，佐尔格感到战争临近了。
佐尔格和花子在酒吧喝鸡尾酒时，他发现了私人侦探。日本警方跟踪外国记者并不罕见，但这天晚上，这些侦探的存在的确让他感到惊慌。他拉着花子来到后面的桌子，他小声对花子说，日本很快将要突袭美国。
“但野村大使是个能干的人。”花子争辩道，似乎她认为外交途径最终能解决问题。爱好文学、生性浪漫的花子可能对紧张的政治局势缺乏了解，她并不清楚日本与美国之间的形势有多糟。但她对野村的信心也反映出大多数日本人一厢情愿的乐观。
佐尔格对花子说：“美国在许多方面都很富足，日本永远赢不了。如果日本开战，失败在所难免。”佐尔格高兴地看到，日美关系恶化至少确保了日本不会进攻苏联。他尽其所能地完成自己的任务。这天早些时候，他向莫斯科发出一条语气肯定的信息：“如果美国10月中旬不做出任何妥协，日本将会袭击美国，然后是马来亚、新加坡和苏门答腊。”苏联不再是日本战略计划中的敌人。经过8年，佐尔格感到自己的任务终于结束了。他决定询问莫斯科方面自己是否能回到苏联，或者被派往德国。
晚饭后，佐尔格前往德国使馆会见“朋友”，包括大使奥特，并继续庆祝自己的生日。花子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黑暗中，她再也见不到自己的爱人了。
形势对近卫来说不能更糟了。他把日本带入了另一场战争的边缘。他的领导地位受到东条的挑战，于是他在寻找自我脱身的方法。我们不能责怪罗斯福政府不相信近卫，因为近卫总是无法树立自己的权威。两国高层会晤或许会给和平带来一线希望，但美国不愿会晤也是可以理解的。
距离外交最后期限只剩一天了，东条在内阁会议前见到了近卫。近卫最后一次劝说东条接受撤军。也许近卫觉得自己没什么好顾忌的了，他表现出异常的坦率。他说：
我对中国事变负有最大责任。经过了4年，日中战争仍然没有结束。我的确无法同意再开启一场前景未卜的战争。我建议我们同意美国的撤军要求，避免日本与美国交火。我们确实需要结束日中战争……日本未来的发展无疑是最重要的，但为了取得巨大飞跃，我们有时必须（向更强的一方）妥协，这样我们才能保持和加强我国国力。
东条毫不脸红地说：“我认为首相大人的意见太悲观了，这是因为我们深知自己国家的弱点。但你看不到美国也有自身的弱点吗？”东条已经下定决心，撤军是不可能的，至少在本届政府任内不可能。
近卫回应道：“这最终的实质是我们意见上的不同，我想让你再想一想。”
东条语重心长地说：“我倒认为这是我们性格上的不同。”
在随后的内阁会议上，东条摆出一副矫揉造作的姿态发表演讲。他的语气和用词都故作刻板，这种正式语体的发言反而有效地表达了陆军大臣坚定不移的态度，以及终结近卫领导权的决心。他的发言如下：
恕我直言，对于外相自4月以来为恢复两国关系所做的努力，我必须说我方已经尽力了。如果我们继续进行外交，我们必须确保谈判成功……陆军的行动基于9月4日御前会议的决定。该决定是每位内阁大臣深思熟虑的结果。该决定要求：“如果外交谈判到10月初仍然无果，如果我们的要求不可能得到满足，我们将决定与美国、英国和荷兰开战。”今天是10月14日。我们约定在10月初，但现在已经14日了！……以10月底为底线的陆军正在调集几十万部队，并且我们正在从中国和“满洲”调集士兵……现在，他们正在转移！如果外交取得突破……我们就停止（部队）转移。希望各位考虑接下来该怎么走。
会后，东条前往皇宫去见内大臣木户。他希望为自己公开反对近卫寻求支持，并要求近卫辞职。东条表示，海军领导也坚称他们没有改变9月6日的决定，尽管及川持有保留意见。东条和木户认为，为了避免战争，必须确保下一任首相不受御前会议决议的牵绊。木户表示，陆军和海军必须停止争吵，同心同力。东条则放下刚刚矫揉造作的腔调，直接说道：“已经决定的事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我们不要再浪费时间指责（谁该为9月6日的决定负责）了。”他认为，此时是考虑实际可行性的时间。
这天下午，东条前往参谋本部杉山元的办公室，向他汇报与木户的谈话。他仍然在抱怨及川关于海军备战的态度前后口径不一。东条说：“海军大臣没有明确表示他没有信心，但他的讲话让人觉得他没有任何信心。如果海军不愿意（开战），我们必须想想其他办法。”
最后成了这样的局面：海军不会表示自己不想开战，认为没有必要明确表达海军的不情愿，因为陆军应该完全理解海军的犹豫。如果按照外交妥协，日本开始撤军，陆军将成为大众羞辱的主要对象，所以陆军责怪海军没有明确表示自己的反对意见，因为只有海军反对，陆军才会被迫表示自己无法进攻。
东条认为，重新开始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结束近卫内阁。这天晚上，他让企划院总裁铃木贞一带着他的口信去见近卫，要求近卫下决心辞职。铃木解释说，由于海军对战争前景缺乏信心，而9月6日的决议又必须遵守，所以东条认为，正确的程序是曾经作出该决议的内阁承认自身错误后辞职。东条推荐反战的东久迩宫稔彦王担任下一任首相，讽刺的是，东久迩最近刚刚责备东条不支持外交努力，并以近卫的名义要求他辞去陆军大臣的职务。挑选东久迩也透露出东条内心对战争选项的放弃，这一变化令人惊讶。东条认为，只有带有军方背景的皇室成员才能收回9月初的皇家决定。
东条的决定让忠于皇室的内大臣木户震惊。自从西园寺公望1940年去世后，木户对首相人选的选择拥有很大影响力。对木户来说，皇室永远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这种信条基于一种循环论证，即皇室就是日本的国家利益。木户不想让天皇的叔叔参与政治，尤其在这一敏感时刻。
木户身材矮小，留着胡子，戴着眼镜。他看起来就是一个完美的侍臣，总是很正式地穿着无可挑剔的深色西装。他躲在天皇的背影中，就像操控木偶的人。日本皇室在19世纪下半叶经历了重大转变，以满足现代日本的需求，木户以自己身为皇室守卫者而自豪。他的祖父木户孝允（Kido Takayoshi）是长州藩武士，也是明治时代元老，帮助了日本天皇的集权。常言道“三代才能出一个贵族”，木户幸一侯爵正好是第三代，他清楚什么才是最好的政治体系。
虽然人们认为木户对天皇产生了自由主义影响，但他摆脱不了自己的右倾本性（毕竟他支持近卫1940年让日本集权化的“新体制运动”）。或许他只是在介意自己并非“真正”的贵族，像近卫或西园寺他们都能追溯到1000年以前的贵族血统。无论出身贵贱，他已经成了皇室看门人，他不会允许东久迩出任日本首相。
尽管局势动荡，近卫“早餐俱乐部”的顾问仍然坚持聚会。10月15日，俱乐部成员聚在一家餐馆吃午餐，他们品尝着烤鳗鱼——这在任何时代都是一种享受，尤其是在当下。尾崎秀实显然还没来。其他人决定不等他了，于是开始用餐，这时近卫的秘书岸道三（Kishi Dozo）突然冲进包房大喊：“我得到可怕的消息，尾崎被捕了，据说他被指控为间谍。”
在逮捕画家宫城与徳前，日本警方并不知道佐尔格国际间谍网的存在。来自冲绳的宫城在加利福尼亚度过青年时代，他在艺术学校学习期间开始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感兴趣。他加入了美国共产党，并被派往日本，他不属于佐尔格集团的核心成员。另外一名日本籍美国共产党员在与佐尔格团队无关的一次秘密行动中被牵连，由于宫城与他有关系，所以10月10日宫城也被逮捕。宫城试图从二层审讯室跳窗自杀但没有成功，之后他坦白了一切，包括为佐尔格集团工作，这最终导致尾崎被捕。
近卫身边著名的知识分子竟然是共产主义间谍的消息让近卫及其他人大感震惊。（由于媒体审查制度，尾崎的间谍活动直到1942年6月才被公之于众。）近卫无法承受不可避免的批评声，10月16日，近卫辞去首相职务。
其实他早已下定决心。他不愿意承担取消9月6日决定的责任，也不想在任内面对与美国开战的前景。无论近卫及其支持者如何为他开脱，如何为他的绝望处境争取理解，近卫显然是个失败者，一个彻底的失败者。他的贵族血统和学术背景并没有成为有效领导能力的保证。近卫的重新上台是因为他不爱表露心迹，他常常赞同并不十分支持的提议，他希望所有问题都能以缓和的方式暗中解决，他不必弄脏自己的手。
近卫的政治倾向不断在左右之间摇摆，表面上是为了团结日本。在过去日本国际危机加深的4年中，近卫担任首相将近3年。这段时间，日本没有打赢中国，战斗趋于白热化；而日本明明打不过西方，与西方开战却成为“官方”政策选项，得到了皇室批准。
内阁更替计划属于最高机密，而日本帝国的其他臣民感受到的是日本紧迫的现实。厚生省开始宣传“爱国婚姻”活动，以支持中日战争。10月9日，约50名官员、学者、医护人员和教育学家聚集在厚生省会议厅，用整个下午讨论未来的目标。最后他们同意，日本需要降低初婚平均年龄，男子降低3岁，女子降低4岁；夫妻应鼓励生育5个以上的孩子；取消封建时代的婚姻门第观念；婚礼从简，以节约开支。
在这天讨论的所有问题中，晚婚趋势（尤其是女性的晚婚趋势）算是最严重的挑战。10月10日，《朝日新闻》关于这次会议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我们一起结婚吧！》，著名女性医生和活动人士竹内茂代（Takeuchi Shigeyo）在文章中指出：
父母往往对女儿过度保护……在女儿毕业后，他们总是把女儿留在身边生活几年，培养其家务能力，比如，插花、缝纫和持家。但这种能力应该在上学的同时就应培养，这样女儿一毕业就能结婚。学校在家政方面的教育也不要只教西式烹饪。首先，教师必须认识到，教会学生烹饪经济而又有营养的蔬菜膳食至关重要。
不需要专家评论我们就能感受到，日本的传统社会机构（尤其在婚姻方面）正在危机面前迅速解体。10月初的一天，永井荷风与一位老人聊着当前的一些变化。这位老人说，日俄战争期间，人们不能给不认识的士兵寄送爱心包裹。而现在，由于邻居协会的成立，寄送爱心包裹成为强制性义务，人们必须在每一个寄往中国的包裹中夹带一封精神鼓励信（百货商店里的爱心包裹热销不是没有原因的。这些包裹是家庭与前线最直接的联系，也是爱国的象征。9月，一个夸张的故事获得了全国文学比赛一等奖，故事讲述了一名死在战场上的士兵紧紧抓着皇宫大院里的鹅卵石，这些石头是通过爱心包裹寄给他的）。
在学校，给军人写信也受到积极鼓励，年轻的女学生有时与她父母不认识的士兵通信。这带来许多问题，包括单相思、纠缠和永远无法相见的爱恋（当然，除非这名士兵活着从战场回来）。士兵其实和少女一样脆弱，一些女性则利用这种新型社会关系。酒吧小姐及其他服务行业的女性都纷纷给战场上的士兵写信，为了增加未来的潜在客户。永井向来关注处在社会边缘的妇女群体，她们的求生本能令他印象深刻。
10月17日下午，东条接到来自皇宫的电话，要求他立即前往。这是让人心惊胆战的召唤。东条以为他会因为促成近卫内阁倒台而受到责备。东条的心腹、陆军省军务局的佐藤贤了说：“大人，您逼得近卫公爵走投无路……（因为）您说过，如果从中国撤军您就会辞去陆军大臣的职务。于是天皇陛下要责怪您了。”
东条说：“我不敢与天皇陛下争执，无论他说什么都是最终决定。”
东条清楚，作为陆军大臣，他自己也是失败的近卫内阁的重要一员。为了正大光明地取消9月6日的天皇决议，参与决议制定的内阁必须全体辞职。东条已经开始搬离陆军大臣官邸，把自己的东西陆续运至东京郊区的私人住宅。
虽然心情沉重，但他作好了一切准备，东条在下午5点见到裕仁。得知天皇要提名他作为日本下一任首相时，东条完全震惊了。提名者通常要回答：“请给我一些时间考虑这一任命。”但东条连这么一句话都忘了。裕仁打破了这一尴尬的沉默，他说：“我们给你一些时间好好考虑一下。”当然，这样说其实也是例行公事。
一切发生得太快了。前一天，近卫及全体内阁成员刚刚辞职，第二天，资深政治元老就立即开会讨论首相人选。这种会议在将近10年前也召开过，当时执掌现代日本的明治元老们相继去世。参加讨论的大多数历任首相，他们要帮助皇室挑选下一任首相。木户在会上表示：“在当前情况下，我们必须统一陆军和海军的政策，重新审视9月6日御前会议的决定。从这一点来看，我推荐陆相东条为下一任首相。”其他人大感意外。
据木户说，没有人对此公开反对。他认为，这样做是为了“以毒攻毒”。因为东条曾坚持认为9月6日的御前会议决定是神圣而不可更改的，所以木户觉得，最好让他来承担改变这一决议的艰巨任务。但东条始终忠于军队，现在让上届内阁中最好战的人担任下一任首相以避免战争，这种逻辑显然是有问题的。另外，带来麻烦的御前会议决定是内阁和军方联合作出的。如果内阁必须为此负责的话，那么参谋总长和军令部总长也应该承认错误，但木户并没有要求杉山和永野辞职。
与木户所说的全体一致同意东条的任命不同的是，一些老资辈在10月17日会议上推荐东久迩或另一位来自陆军的宇垣一成（Ugaki Kazushige）担任下一任首相。然而，他们都没有像木户那样给出令人信服的理由。木户的观点占了上风，而极度信任木户的天皇也认可了东条的任命。“没有磨难就不会有收获，不是吗？”天皇对木户说。这句话其实来自一句中国谚语：“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虎穴也许指的是日本的军事司令部，这里充满了狂躁、嗜血的战争狂人；虎子则是对日本和平解决与美国危机的隐喻。
为了确保陆军和海军对突然任命东条的真正原因没有怀疑，木户还召唤了及川来到皇宫，他对及川和东条说：
我知道你（东条）刚刚听到了天皇关于陆军和海军需要合作的表态。我必须强调，天皇希望你在制定国家政策时不要受到9月6日决议的牵绊。你必须深入、广泛地考虑国内外形势。天皇希望你能作出谨慎的选择。
离开皇宫后，东条让司机首先送他到明治神宫，然后前往东乡神社[为了纪念日俄战争英雄东乡平八郎（Togo Heihachiro），他击败了沙皇的波罗的海舰队]，最后抵达靖国神社（供奉在过去的战争中为国捐躯的士兵）。在一小时左右访问东京3处神社后，东条回到陆军大臣官邸。他被任命首相的消息已经传到他的手下耳中，他们纷纷表示祝贺。但这位日本新首相并没有心情庆祝，他认识到自己现在面临的任务有多么艰巨。这天晚上，他严格下令陆军中不准有人进入他的办公室，他宣布这里完全是他的私人空间。他开始四处打电话，为了确定各个内阁成员。他任命自己为陆军大臣和内务大臣，然后任命曾担任日本驻苏联大使的资深外交家东乡茂德（Togo Shigenori）出任外相。
60岁的东乡留着胡子，满头白发。他娶了一位德国妻子，曾经想要研究德国文学。他不喜欢纳粹主义，他在1937年至1938年只短暂担任过日本驻德国大使，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与德国外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关系不好。东乡既不亲美也不亲德，是个纯粹的日本爱国者。他将自己的爱国信条写在袖子上，也许他认为无论自己在事业上多么成功，他仍然容易被贴上外来者的标签。他出生于九州岛西南端的鹿儿岛，本名朴茂德，先祖是在16世纪末被掠到日本的朝鲜陶工，他们家数代人保持住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他的父亲是一位成功的商人，在朴茂德5岁那年将家族姓氏改为东乡（纠正一个普遍误区，他与“东方纳尔逊”东乡平八郎没有血缘关系）。
整体来看，比起前任丰田，东乡的确是更加合适和明智的选择。他是一位资深外交家，他的外交技能能够得到充分发挥。东乡也有自己的考虑。午夜前，他前去见东条，问问这位未来的首相是否准备作出巨大让步以避免战争。强硬的东条对这位狡猾外交官说，现在的形势已经很不同了，“我同意再次审视形势”。重新审视意味着陆军作出让步，包括撤出已经调集的部队，这样才能给新外相更多外交谈判空间。有了这一保证后，东条和东乡这种意想不到的组合成立了。
新大藏大臣和海军大臣的候选人也想得到东条避免与美开战的保证。贺屋兴宣（Kaya Okinori）得到了满意的答案，于是答应管理国家经济。而一向反战的岛田繁太郎（Shimada Shigetaro）经过多次劝说后最终也同意出任海相。
就在10月17日这一天，理查德·佐尔格清晨6点从熟睡中惊醒，他隐约听到门外有个熟悉的声音在喊他的名字。佐尔格有一次骑摩托车时遭遇交通事故，在事故处理过程中与警察斋藤熟络起来。现在斋藤正在喊他：“佐尔格先生！我是警察局的斋藤。我来找您有事。”
佐尔格开门后，迎接他的是用德语表达的完全不同的声音：“我是检察官，根据这一逮捕令，我们现在要正式逮捕你！”佐尔格被十来个日本警察包围，他被戴上手铐。他的间谍同伙德武凯利奇和克劳森也在当天被捕。佐尔格已经在为永远离开日本作准备。
即使传来更多外国间谍的落网消息，西园寺公一仍然拒绝接受这一切。他不肯相信尾崎受到的每一项指控，认为他的朋友与佐尔格没有关联。西园寺对自己说，尾崎的被捕一定与近卫内阁的倒台有关，他认为尾崎是某种政治阴谋的牺牲品。
西园寺认为东条是最不可能让日本避免战争的人，他在东条就任的第一天前去拜访他。西园寺说：“我有三点要谈：第一，你不能把日本变成一个警察国家；第二，你必须尽快与中国和解；第三，你必须争取日美谈判取得成果。”东条极其镇定。天皇已经把他神圣国家的领导权授予了东条，而东条的祖上曾在戊辰战争中与朝廷对抗过，所以他能走到今天的确不容易。东条对西园寺冷淡而有礼貌地说：“西园寺先生，感谢你的建议，我的秘书从今往后会与你保持联系。”
不到一年，西园寺公一的祖父西园寺公望仍然在世，他是日本在天皇以下第二受崇敬的人。尽管近卫能力有限，但填补西园寺公望空位的本来就是近卫，结果西园寺公望的这位门生倒台了，连带着他的孙子。不久前，东条曾向近卫抱怨说，西园寺公一、松本重治和已被关押的尾崎秀实等“早餐俱乐部”成员不应该干涉日本的政治决定。近卫当时为自己的朋友辩护，东条只好作罢。现在的局面已经变了。
东条开始一项爱好，他在早上散步时检查普通民众的垃圾箱。这样做的本意是想宣传他努力确保配给工作的公正公平，保证人民吃得饱并且吃得好（东条在寻找“吃得好”的证据，比如鱼骨头）。一些日本人对这位首相如此重视细节表示赞赏，但大多数人却感到反感，并给他起了一个讽刺性的绰号：垃圾堆首相。第十二章 扭转历史车轮
从10月23日至30日，东条一次又一次地召开联络会议，重新考虑9月6日的决议。此前没有讨论的基本问题成为这些会议的焦点，包括全面战争的可行性及其对日本经济的可能影响。与此前会议不同的是，大藏大臣贺屋兴宣和企划院总裁铃木贞一也参加了联络会议，战争的经济后果最终进入了讨论范围。很显然，参谋总长和军令部总长仍然强烈要求备战。
在10月末困难重重的联络会议上，各方对欧战、日中战争、日美外交关系以及日本与德国的盟友关系进行了评估。10月23日，在东条上任后的首个联络会议上，外相东乡对德国必将获胜的推断提出质疑。他直言不讳地说：
由于德国攻打苏联，英国得到一些喘息时间。明年，（德国战胜英国的）概率将会是对半开。而到后年，英国的获胜概率将更大。德国将会尽早求和，但日本制定自己的政策时不能指望这种和平。
实际上，东乡认为德国不可能与英国达成和解。海军军令部认为，德国可能在陆地上会遭遇英国的强烈抵抗，但德国在空中和海上将占据优势。陆军一位代表说：“（德国入侵英国）会很困难，但也不是不可能。”这种言论很难有助于开展有意义的讨论。正是这种思想滋生了负面论断，比如“日本打赢美国会很困难，但也不是不可能”。
此前表示“没有时间讨论”的永野重复着自己的看法：
我们（最初设定的）10月份的期限已经过去了。你为什么还开这种形势研究会议？每一小时我们都要消耗400吨石油。形势很紧迫，你必须立即决定我们到底要不要开战。
陆军参谋总长杉山表示赞同。他说：“我们已经拖了一个月，不能再花四五天研究了。快点决定吧！”
正如我们所见，东条的立场现在变得更加难以捉摸。他在陆军大臣（意味着他仍属于现役军人）、首相和内务大臣的角色之间挣扎。为了安抚两位总长，东条说：“我的确理解军方要求迅速作出决定的强烈理由。”但他表示：“本届内阁包括一些新面孔，比如海军、大藏和外务大臣，（为了他们）我们必须弄清（关键问题），这样我们才能完全（为最终决定）负责。”
军方坚持认为备战仍将继续，因为时间和能源正在耗尽，贺屋则坚持自己的立场。52岁的贺屋算是重要内阁成员中比较年轻的，但他的外表显得老成。实际上，他与东乡有几分相像，都是方脸，头发向后梳，留着浓密的胡子。但东乡更瘦更有风度，而贺屋比较胖，时常面部肌肉抽搐。
贺屋可不容轻视。作为大藏省的官员，他在国家预算局磨炼了专业知识，还作为大藏省的代表参加过20世纪20年代的一系列国际裁军会议。虽然他有一个民族主义的父亲和强硬派的母亲，贺屋早年却坚信国际条约的作用，是一位自由国际主义者。1929年，在伦敦海军会议的准备阶段，贺屋与代表海军参加会议的山本五十六发生争吵，山本当时并不支持裁军。然而在30年代，他和山本的政治观念却相互靠近。贺屋在第一次近卫内阁中担任大藏大臣，他很有野心，在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成功将日本经济打造成战时体制，他还支持近卫加强集权的“新体制运动”。另一方面，山本却越来越接受自由国际主义的观点，批评近卫的极权主义倾向。
不论他持什么政治观点，贺屋都不会赞成一场经济上没有任何意义的战争。在10月末的联络会议上，贺屋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能用一种我能理解的方式解释吗？”
我要问的问题有：如果我们开战，我国的物资形势将会怎样？假如我们不开战，并按照现在的道路走下去又会怎样？我们与美国外交谈判失败了该怎么办？……这些是我们目前需要考虑的问题。我认为预算不是我们最大的问题。一旦物资的供需关系明确后（也就是确定日本要走哪条路，能利用的资源有多少），预算问题也就解决了。
贺屋的问题很直接。这些问题很难回答，尤其对于那些把战前观点基于一些想当然假设的人，比如，他们认为德国将继续在欧洲占有支配地位，而且太平洋爆发战争后，日本仍有能力确保从东南亚运输足够的物资。如果这些假设条件没有实现该怎么办？
对身处十字路口的日本来说，10月23日是具有纪念意义的一天，但它的意义并不在于这是东条重新审视战争的第一天。在日本的主动提议下，早前自由国际主义的象征《北太平洋海豹保护条约》（North Pacific Fur Seal Convention）在这一天宣告终结。美国、英国、日本和俄国在1911年签署的这一协议对捕杀海豹进行了限制。但对连自己国民的安全都无法保障的一个民族国家来说，去关怀海豹的命运的确要求太高了。日本渴望成为世界模范公民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在10月24日和25日的联络会议上，军令部仍然认为，与美国最初的几场战役能够获胜，但最终胜利要看国际形势和日本国民的精神力量。但普遍的观点是，敌人无法单靠武力征服，还需要外交力量。讽刺与矛盾比比皆是：由于外交目前无法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所以日本要开战；而一旦开战，日本又要立即重新开展外交来结束战争，因为日本没有足够资源打持久战。日本希望美国主动提出外交解决方案，所以日本战争初期的胜利要足够震慑，美国才会求和。
但倘若美国拒绝屈服呢？山本已经警告过永野，这种可能性更大。万一像英国抵抗希特勒一样，日本的军事进攻让美国更坚决呢？这些联络会议的记录里找不到对这些不安问题的回答，甚至辩论。
不论怎样表述，这些主战派的理由都是基于自欺欺人的想法，似乎日本已为持久战做好了准备。令人不安的统计数据被抛到一边，最显著的一个例子就是日本没有对预计将要损失的军舰数量进行讨论。众所周知，交战国损失军舰将立即影响其作战和运输能力，尤其在以海战为主的情况下。但对战时损失的估计多少有些歪曲。为10月底的联络会议准备最新数据的陆军省资源办公室主管中原重俊（音译）第一次看到海军对损失的评估时大感意外。他认为，如果损失这么大，日本根本无法开战。第二天海军拿出新的评估。这些数据让两位总长都很满意，成为军方要求开战的基本出发点。该数据显示，战争前3年，平均每年预计损失的战舰为70万吨；而3年之内，日本完全有能力弥补损失（相比之下，联合舰队9月作出的预测为140万吨，第三年将没有民用船只。果不其然，开战后的3年里，日本战舰的损失远超其造船能力，缺口达400万吨）。
新的数据简直就是一夜之间造出来的，但两位总长对数据的可信度并不怀疑。相反，永野利用这些数据为海军谋利，丝毫不在意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如果日本输了，海军还有什么利益可言？永野宣称：
为了海军能够打持久战，海军实力的补充至关重要，所以战略资源的获得就异常重要。为了保持我们在东南亚关键地区的优势，海军将需要1000架轰炸机、1000架战机以及1000架飞机来保卫这些地区。
永野没有考虑到日本补充损失的现实能力，包括精锐飞行员的损失，他们几乎不可能在短期内找到替代。海军一直在小规模训练精锐飞行员，而美国却有能力培养大批能达到作战水准的飞行员，并能生产出几十万架飞机。显然战争拖得越长，美国的相对优势就越大。这些现实问题似乎并没有困扰永野，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没有。
贺屋没有那么无所谓。在10月27日的会议上，他试图将大家的关注点拉回到这些基本问题上。轮到铃木发言时，他立即对日本糟糕的物资形势表示认可，他说：
日本没有建立防御系统，没有长期战略物资计划，每年都需要应对物资分配……这就是我们真实的物资形势。对于1942年，我们预计物资供应将只有今年的90%……这意味着我们将消耗掉现在所有储备。
铃木说，从物资上看，日本很难维持一场战争，但他却没有明确表示反对战争。他本可以利用手中的数据对此进行有力的回击。1940年，企划院曾经对比过日本和美国的工业产量。根据调查，美国的石油产量是日本的500多倍，生铁20倍，铜块9倍，铝7倍。再加上其他产品，比如，煤炭、汞、锌和铅，美国的平均工业产量是日本的74倍以上（而陆军的估计为20倍）。这些差距即使是钢厂的初级工都知道。铃木的数据更加具体，这些数据本身就足以让大多数领导人面对现实。然而，铃木却没有公布这些数据。多年以后，当铃木93岁时，他解释了原因：“我当时很沮丧……似乎他们已经决定开战。我的任务只是拿出支持这一决定的数据。但在我内心，我不想开战。”
最初，铃木被视为东条重新考虑9月6日决定的关键人物，近卫下台前曾亲自要求他留任。但铃木很快认为，他根本没有能力影响政策转变，于是选择站在主流意见的一边。他本人偏袒陆军（他是一位退役将领），他不喜欢别人暗中指望他来挑明战争赢不了，从而解救陆军。铃木在战后的访谈中说：“最终应当由海军来决定（反对战争），因为战争还是要靠海军来打。但海军没有明确表示不想开战！”
所以铃木回避了贺屋的问题，只是解释了日本如何确保国内对商品的需求。他说：
（在民间消费方面），如果我们总是预留出300万吨运力，那么就能维持当前水平的国力。然而，为了保持这300万吨，我们将必须在1942年生产40万吨轮船，在1943年生产60万吨轮船。海军大臣岛田（在前一次会议中）已经表示，这些数字砍掉一半才比较现实……因此，维持目前的水平很困难。
这些推测也是一厢情愿的看法。没人能够保证运输军用和民用货物的海上航路能够畅通无阻。军令部并没有提出一个具体的护航计划来减小航运的损失。
尽管贺屋的问题很有针对性，东条也是出于好意组织大家辩论，但会议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参谋本部对10月27日的会议记录总结道：“（1）首相似乎没有改变（开战的）主意；（2）海军大臣仍然模棱两可，但大多数时候（对战争）持有消极态度；（3）总体来看，海军想要争取更多的资源分配；（4）外务大臣直接而明确（反对战争），他看起来很自信。”（这一天，东乡的具体发言没有被记录在案，但其判断是对的。在最后的这些会议中，东乡令人钦佩地对战争大加反对。）
海军大臣岛田加入东条内阁的条件就是东条要尽量避免战争。他本应比他的前任及川更加反对战争，但10月27日他与海军大将伏见宫博恭王的私下会面似乎动摇了他的意志。这位参加过日俄战争的66岁老兵对岛田说：“除非我们能立即决定，不然我们将失去一个机会。”与其他短视的决策人一样，岛田也相信海军应该在仍然有力量的时候开战，对美突袭后达成外交协议就不难了。虽然伏见亲王1941年春天就从军令部总长的位置上退下来了，但他仍然在海军广受欢迎，非常具有影响力（尽管此前裕仁天皇建议撤换军令部总长永野，但永野受到伏见亲王的保护，这大概是他能保住位子的最大原因）。
参谋本部战争指导办公室在这一天的记录中写道：
会议没有任何进展的迹象……我们讨论的同时，宝贵的战略机会正在被浪费，作为军方指挥部成员，我们对此感到很遗憾。此时，我们首先需要下定决心。然后我们才应该评估国力，引导日本备战。然而，当前的形势是无休止的争论，在“能不能开战”问题上犹豫不决，根本没有下定决心。这样不会有任何成果。
毫无逻辑的是，7月第一次御前会议上“不畏惧战争”的决议又被看作日本外交政策中不可违背的原则。9月的第二次御前会议又给这一决议加上了一个时间限制。开战的势头已变得越来越难以抵挡。
10月28日的会议讨论了将与美国的战争推迟到1942年3月。外务省和参谋本部认为，坐观欧洲战争局势的变化将对日本更为有利，因为美国专注于欧洲的战争，而随着时间推移，日本的战略和外交机会会更好。这种武断看法的依据是，美国迟早要与希特勒开战，与其盲目认定德国会继续支配欧洲，不如看看谁是这场战争的最后胜者，这样才对日本有利。
尽管军方的战争贩子们公开承认推迟开战对日本有利，但他们认为战略难题仍然存在：日本等得越久，其自身的物资形势就会越糟。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们了。他们在会议上宣布：“战争开始的时间必须设在11月。10月31日前，我们必须下决心开战。值得强调的是，（我们等待过程中的）资源消耗对海军是致命的。”东条无法坚持住立场，他向两位总长为自己考虑这么久而道歉。仅仅经过一次会议，推迟开战的选项就被搁置了。
10月29日和30日的会议集中讨论了开战后的物资可行性，最后才谈到与美国外交和解的前景。在物资方面，贺屋此前提出，他需要了解“在开战和不开战的情况下，日本物资供求关系的具体数字”。铃木再一次代表企划院进行阐述。他预计开战一年后，日本的石油储量将剩255万吨，第二年年底为15万吨，第三年年底为7万吨。日本届时将很难维持下去。然而，铃木的结论却是，这场战争很困难，但也不是不能打。
贺屋试图让大家理性对待战争的努力再一次失败了。不想惹事、自我保护、复杂的体制再加上失去理性的信念，这些都在发挥着作用。现在该轮到东乡发问了。
如果贺屋无法从物资角度让其他人看到主战派观点的不堪一击，那东乡也许能从外交角度试一试。当然，这两个方面紧密相连。首先，东乡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即使日本要作出巨大让步（包括从印度支那和中国撤军），但外交努力仍应被放在首位，因为这些牺牲换回和平是值得的。
几乎所有的与会者都对此提出批评。他们声称，这种妥协将让日本看起来是一个三流国家，成为西方容易欺负的对象。东乡则公开而大胆地要求从中国撤军。他强调说：“只有撤军我们的经济才不会崩溃，越早这样做越好。”他的这一态度引起参谋本部的强烈不满，东条只好提出一个折中提议：如果日本能自己掌握撤退的期限，日本就同意从中国大部分地区撤出。
于是这引发了关于撤军期限的离奇讨论，各方提出能够接受的时间限制，有人建议25年，也有人建议99年。东条说，5年才是更加现实、能用于谈判的选项，这又引起各方的激烈争论。他们最后决定，如果美国要求具体期限，日本将提出在25年内从华北、内蒙古和海南岛撤出，而驻扎中国其他地区的日军将在日本与中国达成协议后的两年内撤走。至于法属印度支那，日军将在当地“恢复和平”以及“日中战争问题解决”之后撤走。对东乡来说，这样的共识也聊胜于无。
10月30日，与会者还决定不放弃《三国同盟条约》。对于美国提出来的条件，大多数官员认为不应该将赫尔的“四项原则”作为进一步谈判的先决条件，但他们也知道，日本对美国已经作出的表态无法收回。他们认为，做比说更重要，向贸易自由方向的态度转变无法一夜之间完成，正如人们不会立即抛弃自己的穿着，而转向更加时尚的风格。这种想法占绝大多数，说明1941年的日本领导人从总体上看并不善于国际谈判。他们没能认识到，在外交谈判中，说往往比做更重要——至少承诺总在行动之前。
东乡说，政府需要暗示日本能够原则上接受“四项原则”，不附加任何条件，让美国看到日本渴望避免武装冲突的意愿。东条在参谋本部与东乡外相之间寻找折中点，建议日本坚持让美国先对世界其他地区执行自由贸易政策，然后再要求日本在中国的执行。同时，日本不再要求承认任何形式的特殊地区利益。
总体外交路线（《甲案》）就这样制定了。该计划包括有期限的撤军；世界其他地区实行自由贸易后，中国再开始实行自由贸易；维持《三国同盟条约》。但日本没能直接接受赫尔的“四项原则”。东乡的坚持显示，军事妥协是可以实现的，而上一届内阁太容易对军方让步了。不过，东乡仍然感到不安，因为他深知好的外交谈判不能与紧急备战同时进行，他对还对海军没有帮助他对抗强硬派感到意外。他说：
我料想到陆军将走强硬路线，但我本来期待海军的态度能够更加缓和，我的各种努力都基于海军会站在我这一边来考虑的。然而，我在联络会议上惊讶地发现，他们在包括撤军等一系列问题上也相当强硬。东乡没有受到海军帮助的最主要原因是，海军大臣岛田在与伏见亲王会面后决定支持备战。岛田向海军次官泽本赖雄吐露：“如果因为我以海军大臣的身份横加阻拦，从而葬送战争机遇的话，我将无法原谅自己。”东乡并不清楚岛田心意已变，他试图通过海军中的其他老资辈来赢得对他的支持，他们资历深（包括前首相和前海军大臣），思想更加开放，但最后都徒劳无果。
讽刺的是，似乎只有永野赞同东乡想要重振日本外交的努力。当讨论一度卡在是否在中国实行非歧视性贸易政策的时候，永野突然问道：“为什么反对呢？为什么不同意实行非歧视性贸易政策？为什么不能展现我们的宽宏大量？”他也许想要确保外交方面还有机会，这样仍可以避免战争，而不需要让海军（或者他本人）看起来像是想要退缩。
在10月30日会议的最后，东条内阁中最反战的两名大臣贺屋和东乡已经精疲力尽了。在一周时间里，这些上层官员几乎每天都要开会。东条本着一丝不苟的官僚作风，在第一次会议上就表示，想要讨论所有问题，但其实，并非所有的选项都经过了深思熟虑和坦诚探讨。
日本的命运即将在11月1日决定。第十三章 崩溃边缘
11月1日上午7点30分，东条英机与参谋总长杉山元碰面，东条对战争的疑虑越来越大。东条试图劝说杉山重新考虑其主战立场，他说一会儿将要召开的联络会议需要讨论3项政策选择：不开战、迅速备战并开战，以及继续外交谈判，但不排除战争的可能性。东条说：“我倾向于第三种方案。”但他表示，日本不会对美国作出任何不必要的外交妥协。
前一天晚上，东条与主要内阁成员进行了协商，包括岛田、东乡、贺屋和铃木。东条对杉山说：“海军大臣、大藏大臣和企划院总裁都同意第三条路线。”东条和杉山都知道，东乡支持第一种方案，但可能也会接受第三种。东条建议杉山也选择第三种方案。
岛田的意图很明显，陆军战争指导办公室的日志中写道：“正如料想的那样，海军（大臣）不停地说：‘我们需要钢铁，我们需要铝，我们需要镍。除非你把这些都给我们，否则我们不能打仗。’”该日志充满嫉妒和愤恨（陆军和海军毕竟是对手），但从日志来看，陆军并没有认识到，不顾一切地开战是自私的行为，最终会给国家带来灾难。
在这一历史关键时刻，杉山元的最大担忧仍然是海军不需要承诺打仗就能争取到大量军事资源，这即使事后想来都觉得不可思议。他对东条说：“我们已经开始从日本和中国调集20万部队（为东南亚的战争做准备），相比其他地区需要发动的战役，我们认为眼下的调动最为重要。如果我们把士兵们派去南海，但最后没有发动战争就把他们召回，这将打击他们的士气。”这的确是一个奇怪的开战理由。杉山表示，参谋本部要求：（1）放弃与美国关系正常化的想法；（2）决定开战；（3）开战日设在12月初；（4）确定最终战略；（5）开展（欺骗式）外交，以帮助军方占据战争有利地位。
东条回应说：“我不会试图改变军方的意见。然而，我认为这很难让天皇陛下接受。”讽刺的是，东条期待天皇所做的事也正是天皇希望东条去做的——阻止战争贩子。
这一天的联络会议在上午9点召开，也就是在东条与杉山单独会面后。会议持续了17小时，成为日本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会议。
会议的第一项议题是，如果发生战争，海军、陆军和企划院将如何分配资源。最后的提议是，在1942年，海军将得到110万吨普通钢铁，陆军得到79万吨，而企划院得到260万吨用于国内需求。受到打击的杉山对岛田说：“如果你获得这么多钢铁，你总该下定决心（开战）了吧？”海军大臣只是点了点头。经过数小时讨论，各方默默达成一致，这一分配方案也就这样确定了。
东条开始引向关键话题——日本开不开战？他以自己的刻板方式首先回顾了之前给杉山概括的3种方案：不开战、开战和外交与战争齐头并进。与此前类似的是，贺屋又开始提出了质疑。他不厌其烦地问海军领导人：“如果我们现在开战，日本几年后还有力量继续作战吗？如果日本不挑起战争，美国3年后还有可能攻打日本吗？”
海军大将永野回答说：“（立即开战的）获胜概率很难确定。”他认为是五五开。
关于美国袭击日本的可能性，贺屋说：“我不确定日本是否有能力赢一场海战。”
永野说，日本现在开战比等待3年后再开战要有利得多，“因为持续战争所需要的基础还在我们的控制之下”。“需要的基础”在这里指的是东南亚的资源。
贺屋说：“如果到了第三年，我们赢得战争机会仍然很大，那我就赞成开战，但永野似乎对此不敢确定。另外，我质疑美国会攻打我们的可能性。我认为现在开战太不明智了。”
与东条此前的判断不同的是，贺屋坚决反对开战。东乡也表示：“我不认为美国舰队会开到我们的海岸。现在开战没有必要。”
永野说：“常言道，‘无恃其不攻’，未来还不确定，我们不能高枕无忧。3年后，东南亚的形势将很难控制，敌人的舰队也会扩大。”
永野引用了《孙子兵法》，但却是对这句话的曲解。孙子强调的是作好全面准备，甚至包括遭到可能的袭击（《孙子兵法》并不赞成挑起本可以避免的危险战争，甚至警告不要因为恼羞成怒而发动战争，鼓励不以武力制服敌人，而以非暴力方式达到政治目的。总之，《孙子兵法》强调全面了解敌人的实力后再最终发动战争）。贺屋说：“那么，你认为我们何时开战才能赢呢？”永野要么没有注意到要么故意忽视贺屋话中的反讽语气，他坚决地说道：“现在！开战的机会错过了就再也没有了。”
东条认为铃木肯定支持继续外交，但他错了。铃木对战争态度冷漠，他后来表示自己其实反对战争，但当时感到很压抑。铃木最终还是支持了开战，他说：“贺屋担心没有足够的军备物资作保障，认为我们可能会在1941年和1942年处于不利地位。但不必担心，如果我们开战，局势将在1943年开始好转。”这是军方此前对他说过的话。前几次会议上，铃木还在提醒日本没有“防御系统”，“没有长期战略物资计划”，现在铃木却支持战争，这的确令人意外。
一想到外交作为掩饰备战的工具，贺屋和东乡就感到作呕。军令部次长伊藤整一（Ito Seiichi）表示反对，他说：“海军认为，还可以继续开展外交到11月20日。”而参谋次长冢田攻则认为这一期限太宽泛了，他说：“陆军认为，可以（开展外交）至11月13日，但多一天我们都不同意！”
东乡打断他们说：“外交从本质来看需要许多日日夜夜才能达到目标。作为外务大臣，我无法在没有任何成功可能性时开展外交工作。我需要确保有足够时间和所需的条件来完成任务。当然，战争必须避免。”东乡询问自己有多少时间进行真正的外交，这引发了他与参谋次长的下列对话：
冢田：我们坚持认为，外交不应该干涉战略。我们不愿意让变幻莫测的外交形势决定和影响我们的战略计划，所以我们要求11月13日作为外交的最后期限。
东乡：11月13日，这太不像话了！海军说11月20日。
冢田：为战略行动做准备就是“战略行为”……11月13日将是展开“战略行为”前的最后一天。
冢田认为，即使不宣布开战，为了备战而调兵遣将也一定会招致与敌军的冲突。因此备战就是一种“战略行为”，就是意味着要开战。这是一个牵强的理由，永野评论道：“小冲突只能算是地区冲突，与战争不是一回事。”东条和东乡清楚地表明，外交必须严肃认真地去做，尽力取得成果。冢田只好同意，但他表示，外交期限也要严肃认真地履行。他说：“11月13日前可以寻求外交解决方案，但这天过后，任何举动都将是对最高指挥部的冒犯。”
随着天色渐渐变暗，会议气氛变得更加压抑。大家陷入长时间的沉默，只能听见屋外蟋蟀的叫声，时不时又会爆发一阵争吵。由于无法就外交期限达成一致，他们决定休会20分钟，在这段时间，参谋本部叫来作战部部长田中新一商量接下来的对策。军令部也召唤了海军作战部长福留繁（Fukudome Shigeru）。最后军方同意将外交最后期限定于11月30日。
在休会期间，协助东乡的外务省美洲局局长山本熊一（Yamamoto Kumaichi）在走廊碰到永野。永野拍了拍他的背问：“外务省决定自己通过外交解决问题了吗？如果是这样，海军将很高兴把一切交给外务省了，你觉得如何？”大吃一惊的山本只是重复了东乡的看法，即现有的条件不足以赢得外交成果。
永野突然意见松动说明，尽管他外表强硬，但他其实是这些人当中最摇摆不定的。在过去几次会议中，他暗示过希望给外交一个机会。他觉得自己越来越难以隐藏心中的不安。更糟糕的是，永野对他最近批准的一项进攻计划根本毫无概念。前几个月，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一直在制定他的进攻计划，协助他的是海军少将大西泷治郎（Onishi Takijiro）和海军少佐源田实。他还依赖快50岁的军官黑岛龟人（Kuroshima Kameto），黑岛强烈要求海军积极进攻的计划甚至影响到了永野。
1893年，黑岛生于广岛一家贫穷的石匠家庭，他从小失去了父亲，从3岁起由叔叔和婶婶养大。他喜欢独来独往，很少表露自己的情感。完成夜校的学习后，他先是被海军兵学校录取，后来又进入顶尖的海军大学校学习。对一个社会底层的孤儿来说，他没接受过什么正式教育，成长期又适逢日俄战争后海军蒸蒸日上的年代，在这样的背景下，能进入海军大学校无异于梦想成真。而让人们记住他的，是他在战略研究中不同寻常的提议。
大概是在山本五十六的要求下，当时还是第二舰队司令长官的岛田推荐黑岛进入战术决策层。1939年10月，缺乏资历的黑岛被任命为山本的参谋。从通常的挑选标准看，黑岛是一个奇怪的选择。他高挑、纤瘦，面容憔悴，由于他极其恪守自律，同事都称他为甘地。但他的一些习惯一定会让圣雄甘地感到战栗。他几乎从不洗澡，不停地抽烟，不论他走到哪里，烟灰就弹到哪里。为了集中精神，他会全身赤裸地把自己锁在一个漆黑、充满焚香的屋子里，一连数日。一旦灵感降临，他会迅速写出自己的计划，就像着了魔一般。
这种古怪的行为本应严重影响黑岛的前途，但山本似乎一点儿也不以为意。实际上，黑岛的古怪反而让山本觉得，他是一位奇才。山本看到，黑岛是唯一胆敢反对他的人，黑岛有时提出的建议是山本从未想到过的，黑岛是唯一能够提出这种建议的人。山本认为，虽然自己有许多优秀的参谋，但这些人总是给他同一问题的相同答案，这让他感到失望。在制定太平洋特别行动计划时，他总是听到各种忠告，以及他的方案在技术和后勤方面无法做到的理由，这让他感到厌烦。然而黑岛却决心帮助山本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大西和源田帮助提供技术层面的细节，在他们的协助下，黑岛完成了袭击夏威夷的最终计划。这一行动打破了常规，是一场赌博，因此风险巨大。正如前文谈到的，行动最大的障碍是在珍珠港浅水区发射航空鱼雷进攻的可行性。但到1941年秋，这些鱼雷得到了改进，鱼雷发动攻击前需要下沉的深度大为缩小，所以不太可能直接栽进海床。飞行员经过良好的训练，能够以极低的高度进行飞行，这也将防止鱼雷沉入水中太深。从9月开始，飞行员就在日本南部鹿儿岛锦江湾（Kinko Bay）附近进行训练，这里与珍珠港地形相似。10月，训练强度被加大，这些飞行员都不知道如此辛苦训练的真正目的。
当夏威夷计划递交东京批准时，军令部对此强烈反对。该计划需要出动日本大部分的海军力量，包括（10艘中的）6艘航母（而更多的航母还在建造中）。日本只能放下东南亚计划，将需要的航空力量转向太平洋方面，海军可能会面临失去制海权和制空权的风险。海军大学校9月的模拟演习更证实了军令部的担心，这份计划的风险太大了。
山本不会让步。黑岛前往东京不遗余力地为这一计划进行游说。他甚至使用威胁手段，声称如果不批准夏威夷袭击计划，山本及其所有支持者将准备辞职。永野不想失去山本，于是他在10月20日不情愿地同意了这项计划，此时东条正在进行组阁。在这次特殊的行动中，永野完全依赖于山本的指挥能力。即使他仍然怀疑山本鲁莽计划的可行性，但他无法寻求其他战略家的帮助。这也有助于理解为何在联络会议上叫嚣开战的永野会突然恳求外务省的帮助。相比之下，想要阻止战争才加入东条内阁的海军大臣岛田却下定了开战决心。
在休息后重新召开的会议上，东条向军方问道：“最后期限为什么不能延长到12月1日？我们不能给外交努力更多时间吗？”冢田尴尬地说：“绝对不行，超出11月一天都不行。这是不可能的！”海军大臣无趣地问了一句：“你说11月30日，那你具体指的是什么时间？你当然会给我们整整24小时吧？”冢田冷冷地说：“是的，午夜12点前都可以。”战争的势头越来越难以阻挡了。
讨论于是转向与美国的外交谈判上。东乡知道《甲案》是不足以吸引美国的。所以，他让外务省11月1日上午拿来了《乙案》，希望为外交努力创造更多余地。东乡起草了这份计划，协助他的是资深外交官币原喜重郎和前日本驻英国大使吉田茂（Yoshida Shigeru），这两人都渴望避免战争。当天晚上10点，这份备选方案被拿到桌上讨论，此时这一天的会议已经进行了13小时了。该计划规定，日本和美国都不能向南太平洋派驻军队，两国应相互合作确保从荷属东印度获取需要的资源，还应把两国贸易关系恢复到美国冻结日本资产之前，美国要承诺向日本供应石油。
而军方需要作出的最大妥协写在另一张纸上。计划明确表示，日本将立即把印度支那南部的军队转移至北部。日本还承诺，如果整个太平洋地区（尤其是中国）的和平得以确保，日本将完全从印度支那撤出。如果需要，未来还可以对全球贸易不歧视原则和《三国同盟条约》等问题进行探讨。东乡试图通过《乙案》将棘手的中日战争问题排除在谈判桌外，至少暂时不讨论这一问题，并设法将日美外交关系恢复到7月之前的形势，那时罗斯福政府还想要与东京达成一种交易，美国想把战略精力集中在大西洋，同时对太平洋进行控制。
对于无条件从法属印度支那南部撤军，强硬派的冢田和杉山立即表示反对，这一点儿也不意外。冢田和东乡为此又展开激烈争论。东乡说：“总体来看，我认为我们目前处理谈判问题的方式走偏了。我们应当降低我们的条件，先解决东南亚问题，然后才能按照我们的方式处理中国问题。”他知道日军撤出印度支那只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但他认为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这是日本唯一能够做到的具体行动。
冢田说：“不能从印度支那南部撤军……（因为）如果我们撤出，美国将会进驻。届时美国就能随时对我们进行干预。”他不认为日美贸易关系会得到恢复，因为“美国不会停止对蒋介石的支持，（即使从印度支那撤军）日本也不会获得石油”。他断言：“半年后，开战的最佳机会将离我们远去。”
最后，各方提出一种折中方案，即对《乙案》增加一条要求：美国不能干涉日本与中国的和解过程。东乡打算，如果美国拒绝日本的要求，他再把最后这一条去掉。但重新涉及中国撤军问题，并把它与东南亚问题混在一起，这非但没有简化东条的外交计划，还变得更不易于操作。
虽然加上了这条折中的要求，冢田仍然对从印度支那撤军感到强烈不满。他要求完全放弃《乙案》，呼吁东乡“尽量接受《甲案》”。而东乡也同样坚持己见，不愿意妥协。紧张的会议气氛迫使东条宣布再休会10分钟。
休息期间，陆军方面试图接受将占领印度支那南部的部队撤回到北部的《乙案》，尽管他们大部分人对这一让步条件感到震惊，但大家都认识到，在中国问题上的要求最终还是会阻碍《乙案》的成功。让参谋本部更难以接受的是，他们花更多时间讨论《乙案》的同时，日本发起决定性进攻的时机却转瞬即逝。最后，冢田勉强接受了《乙案》，或许他认为，这样做日本外交努力失败的可能性就更大。
最终，史上耗时最久的联络会议以达成一份初步计划告终。开始军事行动的时间被定在12月初，相关的战略准备也将着手开始进行。如果在12月1日零点前与美国达成外交妥协方案，军事准备将无条件停止。现在东乡手上握有《甲案》和《乙案》，但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贺屋和东乡都从本质上不认可开战理由，他们不明白为何其他与会者不能感同身受。
这次会议的结束时间是11月2日凌晨1点30分。
东乡并不需要同意这一临时决议。他和大藏大臣贺屋，以及任何一位内阁大臣都有权否决这一决议，形成“内阁内不合”。根据明治宪法，内阁大臣都直接对天皇负责，这意味着首相不能直接开除大臣。（实际上，在首相的要求下，大臣通常会辞职，但这也不是一定的，近卫和松冈就是一个例子。）如果大臣执意否决一项决议，随后又拒绝辞职，这将导致整个内阁的垮台。另一个破坏决议的方法是一位内阁大臣自己直接辞职，这将造成整个内阁的立即倒台，但这样做会严重损害内阁声誉。1941年11月初，选择任何一种方式都意味着公然让军方难堪，因为这样做将对已经进行中的备战工作是一个打击。这次会议结束后，东乡开始考虑辞职，这是表达抗议的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显然军方中的强硬派人士也担心这种可能性。
东乡寻求前首相广田弘毅的建议，广田也曾在4届不同内阁中担任过外务大臣。极其谨慎的广田让他不要辞职，因为他的职位有可能被一位主战派人士填充。这当然是有可能的。但如果辞职，东乡将能拖延战争计划。广田认为，东乡还是最好继续与美国开展外交，东乡于是决定留任。
11月2日中午，东乡对东条说，他将按照前一天的决议行事。贺屋也接受了这一初步决议。东条承诺将全力支持外交努力，他表示，如果美国对《甲案》或《乙案》表现出任何兴趣，他都将设法作出更多妥协。东条向东乡保证，不论备战进行到哪一步，只要外交上取得突破，军事活动将立即停止。东乡则表示，如果日本无法通过外交来避免战争，他将会辞职。东乡和贺屋都渐渐接受了这一不可想象的决定。
当天下午5点，永野和杉山向天皇呈交了详细的作战计划，为了保密，该计划并没有拿到联络会议上讨论。这次会面的目的是让天皇为11月5日的御前会议作好准备。呈交的战术细节包括山本袭击夏威夷的计划，袭击事件定在12月8日（当地时间12月7日）。根据预测，这一天的天气非常合适，凌晨时月光明朗，有助于日本在破晓发动进攻。
裕仁露出难过的神情，他重申自己倾向于外交途径。他还就一些战术细节问题向两位总长表达质疑，他最后退让一步说：“也许，继续为军事行动作准备是无法避免的。”另外，日本计划在袭击珍珠港的同时发动东南亚战役，裕仁对东南亚地区的天气表示关心。（他问道：“你说过季风将妨碍我们的部队登陆……那我们能登陆吗？”……“马来亚的天气怎么样？”）虽然裕仁仍然对外交抱有希望，但他也似乎渐渐接受了即将开战的想法。毕竟所有人都看到，开战能让日本对自己的未来握有掌控权，主动采取行动总比坐以待毙要好吧？
11月4日召开了军事参议官会议（Supreme War Council）。天皇及其军事顾问（包括东久迩宫稔彦王）出席了会议。对于外交与备战齐头并进的最新联络会议决议，没有人表示反对。如果12月1日零点前日本无法与美国达成外交协议，这将意味着开战。主持会议的东条似乎变了一个人。尽管他才对东乡保证过要全力支持外交努力，但他现在宣布，战争是必然的，也是一件好事。这是他在天皇和军方重量级人物出席的正式场合中的面孔，他所扮演的是英勇的军人，而不是内心纠结的政治领导人。他说：“如果我们只是袖手旁观，坐视我们的国家倒退回‘小日本’的状态，我们将玷污日本2600年的辉煌历史。”
11月5日，明治时代的典雅宫殿再次成为政治舞台，今年第三次御前会议在这里上演，会议将批准此前联络会议的决定。在天皇面前，东乡开始阐述日本外交的前景。他的任务是完全而明确地支持即将受到天皇批准的计划。他收起了反战言论，开始拿出反殖民主义借口，声称日本即将开启拯救亚洲的伟大计划。他承诺自己不但致力于日本的生存，还有整个亚洲的生存，这样他就从意识形态层面为支持他曾强烈反对的战争找到理由。东乡本来是在决策层中最勇敢、最理性的领导人，现在却与其他人看起来无异，把战争推向了不可避免的边缘。4月以来一直没能与美国达成谅解的责任被推向大洋彼岸。东乡认为，日本是个被压迫的国家，他说：
罗斯福总统利用了美国的经济优势。美国似乎已经进入战争状态，它帮助英国，用经济政策压迫日本。自从今年4月中旬以来，我们一直就日美关系正常化进行非正式谈判。大日本帝国政府向来坦诚，从一开始就本着公正的态度进行谈判，希望给东亚及整个世界带来稳定。
他数落了日本如何耐心谈判但其努力（包括9月底递交了新提议）却付之东流。他说：“如果事情按照现在这样发展，谈判恐怕不太可能很快取得成果。”他的这一言论并没有如实反映内心深处的声音，这种场面话也说明，东乡已经没有勇气做自己认为对的事了——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最高决策层中，他曾经比任何人的反战力度都要大。
虽然所有领导人都旁敲侧击地暗示，他们已无力阻挡日本的命运，但自相矛盾的是，他们坚持认为通过主动开战就能掌控日本的命运。他们都在尽力让自己免责，似乎他们也感觉到，这一痛苦决定势必要招致毁灭性后果。御前会议只是一种形式，意在将重大的政治决定去政治化，这样个别团体或人才不至承受日本严峻未来的重大负担。
第十四章 朋友之间总有商谈余地
罗斯福总统天生就是有魅力的政治家，1941年11月17日上午，他对两位日本客人说：“朋友之间总有商谈余地。”其中一位客人是野村大使，他在过去半年是白宫的常客。另一位算是稀客：来栖三郎（Kurusu Saburo）。来栖比野村矮得多（野村与他的许多美国同事一样高），但来栖却更加沉静。55岁的来栖气质儒雅，有些灰白的头发整齐地梳到脑后，他穿着合体的西装，留着细密的胡子，戴着银边眼镜，他对记者打招呼时彬彬有礼，所有这些都体现了他的优雅。但正是因为他无可挑剔的举止，来栖看起来有点儿距离，不了解他的人会觉得他很冷漠。来栖是东条政府派到美国的特使，他两天前才刚刚抵达华盛顿。
实际上，来栖最新的职责从11月3日晚就开始了。他这一天过得愉快而劳累，白天他陪着儿子逛了博物馆，在东京老城区走了走，他的儿子是陆军的航空工程师。半夜，附近警察局来人把他叫醒，警察说：“请立即前往外相官邸。”来栖家里的电话线出了故障所以才派警察来通知他。来栖本来以为他被召唤是因为自己的反战言论，但很快他就知道自己错了。赶到东乡的官邸后，他看见外相和他最亲密的助手聚集在灯火通明的房间里，所有人都神色凝重。
东乡首先概述了美国与日本之间的非正式谈判的进程，指出当前形势需要立即改善。为此，野村大使需要一名在国际谈判中富有经验的得力干将。作为首位日本驻马尼拉总领事，来栖帮助缔结了日本与菲律宾的友好关系。1919年，他阻止了一项议案的通过，该议案让日本有权强占该国开发的农业地产。虽然来栖处于半退休状态，但他仍然是最佳人选。外务省问他是否愿意前往华盛顿。
东条从近卫手中接手政府事务后，野村要求回国，这也不是第一次了。但他再一次遭到了拒绝。我们可以想象野村有多绝望，他几乎是一个人在与美国政府周旋，而即使在美国使馆里他都被视为局外人。如果他知道留给外交努力的期限如此短的话，他或许会崩溃。他并不知道东京已经对开战的具体时间进行了讨论、决定、重审和最后批准。随着新的截止日期被设定在11月末，东京已经没有更换野村的时间了，只好派人去协助这位过度劳累的大使。
派遣来栖的官方解释是野村英语能力有限；其实，东乡对野村的外交能力评价并不高。他在后来写道“在这一危急时刻，我们没有时间将他解职，也没有时间犹豫不决”，所以东乡要“向他发送非常详细的指导，比如关于条约样式，这些是大使不擅长的地方”。东乡甚至觉得，连这些充满详细指导的电报也不足以弥补野村的差距。
在与东乡的半夜会面中，来栖还获知《甲案》和《乙案》的内容，这些方案将在未来几周内向美方提出。来栖2点左右回到家中，他让家人感到震惊，因为他宣布自己即将启程前往美国。
在之后的20小时里，来栖努力熟悉着日本与美国自春天以来的所有“非正式会谈”。他翻阅着文件，与外务省知情人士会面。他知道两国的会谈在开始阶段进展顺利。他也明显看到，转折点出现在7月日本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后。美洲局的山本熊一再次向来栖保证，如果来栖哪怕看到谈判取得成功的一线希望，他都会尽一切可能劝说军方放弃战争。山本相信事情会好转，因为永野曾对他说过，“海军将很高兴把一切交给外务省”。
第二天晚上，来栖即将启程前拜访了东条，他们两人此前从未见过面。在来栖看来，东条首相显得比较放松，东条没有穿他平时穿的卡其色军服，而是换上了一件和服，但仍然属于比较正式的和服。东条说，他已经将来栖的特别任命上报给了天皇。他还预测，“与美国谈判的成功概率为30%”。但他认为还有时间，他认为美国还没有准备好开战，美国的舆论也显然反对战争。东条说，美国缺乏橡胶和锡等自然资源，所以不太可能与日本开战，因为这样会威胁到他们从东南亚获取自然资源的途径。
“请尽全力达成协议。”东条说。但让来栖失望的是，东条还补充了一句：“日本无法同意撤军。”如果作出这一妥协，东条将没脸面对所有在战争中为天皇捐躯的英灵。这是东条惯常的底线，也是第3次近卫内阁与美国达成外交协议的障碍。然而，东条在这一问题上也不是像他表述的那样强硬而固执。他在最近的联络会议上帮助东乡取得了军国主义者的一些让步：《甲案》至少承诺有期限地从中国撤出；《乙案》则承诺立即从印度支那南部撤出，并以此作为从法属印度支那和中国撤军的第一步。尽管东条仍会提到那些逝者的英灵，但他的确在撤军问题上作出了很大让步，或许他理解该问题的重要性。
来栖认为东条过于乐观。他说自己之所以同意接受这一艰巨任务，是因为他相信，避免战争是他为了天皇和日本人民义不容辞的事情。他是为了活人而非死人服务。来栖问道：“如果两国能够达成协议，你能顶住反对声而支持外交行动吗？”东条回答：“是的，我当然能做到。”来栖很快认识到当前形势的微妙：虽然东条作为军人无法公开答应有辱军方的让步条件，但实际上，只要来栖与美国方面保持谈判，东条就做好接受妥协的准备。这让来栖看到了希望。
结束会谈前，东条漠然地对来栖说，谈判不能拖过11月末。东乡并没有向来栖提到这一期限。在只有不到两周的时间里，来栖突然意识到，真正的障碍是时间限制。
尽管来栖的能力和经验毋庸置疑，但在公共关系领域中，他并不是一个好选项。对外部世界来说，来栖永远是那个签署《三国同盟条约》的人，人们从照片中看到他就站在希特勒旁边。那是德日关系最好的时期，尽管他反对签署该条约，但1940年秋天作为驻德大使的来栖身不由己。来栖从来都不想担任这一职务，他拒绝了好几次。他本来准备在比利时的任期结束后就退休了（他1936年至1939年担任日本驻比利时大使）。他在布鲁塞尔期间正值中日战争爆发并不断升级。他利用自己的大使身份出面请求比利时和法国政府帮助调解冲突。他知道日本不但没有什么清晰的战争计划，还缺乏一位得力的领导。用他的话说，造成战事升级的原因是“政府总是被既成事实拖着走，没有长远解决方案”。更糟糕的是，“陆军和海军内部以及相互之间缺乏协调”，每个人都“只想着保存颜面和逃避责任”。
来栖从来没有想到过事态竟能如此迅速地恶化，1937年4月，他和家人以及一群兴高采烈的观众还在布鲁塞尔机场欢迎破纪录的“神风”飞机。来栖1939年接受驻柏林大使的任命时，他希望能够防止日本的外交进一步偏离轨道。在德国期间，他继续寻求德国的介入来解决中日战争问题，但正当一切看似走在正确的轨道上时，近卫内阁认可了汪精卫政府，从而永远与蒋介石分道扬镳了。
德国与日本官员之间的交流很快就避开了来栖。希特勒政府认为，单靠来栖不足以吸引日本，最后《三国联盟条约》是一位德国特使在访问东京时与松冈洋右仓促达成的。尽管如此，由于来栖在照片中与希特勒并排站在一起，他永远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来栖十分厌恶这张照片以及他在德国的所有经历，于是他要求卸任，最终在1941年2月，他被允许离开柏林。回到日本后，他过着自我放逐的生活，他拒绝一切政府任命，包括加入东条内阁的邀请。解决日美分歧是他真正想做的事，他本质上是亲英美的。他的父亲是成功的实业家，帮助了横滨国际港的发展，也许因为这样，对商业自由主义的崇尚渗透在他的血液里。在日本快速现代化的过程中，横滨港一直是认识世界的窗口，也造就了像来栖这样理智、务实的人。
来栖为了美国和日本的未来着想还出于个人原因，他娶了一位来自纽约的美国姑娘（女方的父母是英国人）。来栖将尽一切可能避免这两个对他家庭意义重大的国家开战。这势必是一项危险的任务。参谋本部甚至有人说，他们希望来栖乘坐的飞机坠毁。带着这种恶意诅咒，来栖11月7日清晨动身前往台湾。
来栖的路途漫长，所以在11月中旬前，野村仍需要单兵作战。东乡向野村概述了《甲案》和《乙案》的内容。东乡写道：“眼下的谈判是我们孤注一掷的尝试，是我们最后的对策……如果我们不能迅速达成妥协，那么很遗憾，谈判和两国关系都将中断。”虽然真正的截止时间是12月1日的零点，但野村却被告知，必须在11月25日前达成协议。野村还不知道东乡在《乙案》中争取到了多么大的军方妥协——立即从印度支那南部撤军。东乡认为，如果所有努力都失败了，他可以在谈判的最后一刻打出这张牌以取得最大效果。
野村尽早采取行动。11月7日，他去见国务卿赫尔，向他递交了《甲案》。赫尔已经从情报部门获知了《甲案》的内容，但他告诉野村大使，他需要一些时间研究和考虑。11月10日，野村见到罗斯福。总统没有直接提到《甲案》，但却用“权宜之计”来形容两国想要取得的成果。罗斯福说，他和野村、赫尔“在讨论两国关系及其他太平洋国家的关系上仅花了6个月”，保持更久的耐心是必要的。在他看来，权宜之计“不仅是暂时的协议，而且是考虑实际现状的协议”。野村离开后，他推测总统开始在考虑与日本达成临时妥协，不再要求日本进行全面彻底的政策改变以达成永久性解决方案。
从美国角度看，罗斯福一心想要参加欧战，所以想要在另外一边形成威慑，让日本不敢进攻。美国一点也不着急，但野村等不及了。为了在东京下达的最后期限前取得具体成果，他需要罗斯福对《甲案》条款给出最终答复，于是他11月12日再次要求总统给出答复。公使衔参赞若杉要第二天会见了副国务卿约瑟夫·巴兰坦，他说：“（日本）民众正变得失去耐心，甚至绝望。”这是个巨大的谎言，把日本描述为信息开放的民主国家，似乎公众对当前至关重要的事情了如指掌。
若杉对巴兰坦说，既然野村大使11月10日已亲自将东京的方案呈交给总统，日本认为两国的谈判本质上是正式的谈判。但巴兰坦却说，美国政府认为双方之间的对话“仍然处于非正式的探索阶段”。他进一步解释说，美国政府在需要时还将与中国及其他有关各方会谈，在此之后日美之间才算进入“谈判阶段”。
11月14日，野村向东乡拍发电报说：“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不应在一两个月草率了事，我们必须坐下来，从全局上审视整个世界，耐心地等待，直到我们找到一个更好的未来路线。”由于最后期限日益临近，这一非常合理的观点其实有点儿答非所问，这让东乡感到恼火，但他在内心深处也知道，野村是对的。
11月15日，野村和若杉来到赫尔的住处，野村得到一份口头声明以及关于美日经济政策和贸易机会均等联合声明草案。赫尔没有同意日本的观点，即机会均等政策在中国实施前应先在世界其他地区实施。赫尔解释说：“（日本不能指望）美国对其司法管辖权以外的歧视性做法承担责任，或者向美国提出只有征得其他政府同意才能实现的条件。”但他至少认可了《甲案》中的一项具体条款。若杉询问了美国是否对其他问题也能迅速作出答复，而野村询问了两国现在是否算是跨过“非正式会谈”阶段而进入了正式谈判（因为这对东京意义重大）。赫尔均给出否定答案，他说，“如果我们要在太平洋地区寻求和平解决方案”，美国政府“只能通过这种试探性对话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赫尔认为，只有美国与英国、中国和荷兰协商后，他才能将“之后的过程称为谈判”。赫尔反问到，如果这些国家从报纸上读到，美国不提前打招呼就与日本就牵涉这些国家的问题进行谈判，他该如何向这些朋友交代？最后，赫尔也鼓励地说，只要日本在非歧视性贸易政策和《三国同盟条约》问题上展现和平意图，双方“就能像兄弟一样坐下来解决日本在中国的驻军问题”。
11月16日，东乡对野村取消最后期限的要求给予回复。东乡写道：“很遗憾，由于各种现实因素，我们不能等到看清世界格局的那一刻……我们必须迅速在谈判中达成和解，我们无法改变这一现状。”
前一天，来栖终于抵达华盛顿。在东京，东乡向他详细交代了向白宫递交《乙案》（如果《甲案》被否决）的不同版本，两个方案的条款略有不同。《乙案》3个版本中的第一个版本是11月5日御前会议上达成的，包括：（1）不再向东亚和南太平洋其他地区进军；（2）在确保荷属东印度资源方面进行合作；（3）将两国商业关系恢复到美国冻结日本资产之前；（4）美国不干涉中日和解。在这一版本中，日本准备从印度支那撤军、在非歧视性贸易政策上让步以及为《三国同盟条约》辩护等内容仅被列为“附加说明”。
在第二个版本中，前4项条款没有变化，后3项“附加说明”变成正式条款（分别列为5～7条）。这些新条款也有不同的限定条件，以“附加说明”的方式列出，其中最引人注意的一个条件是：如果美国和日本能达成协议，日本将愿意把印度支那南部的军队立即撤往北部。
东乡认为第三个版本对美国最有吸引力，这一版本的第5条（不是以“附加说明”的形势）明确表示，日本准备“将现有驻扎在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的部队转移到法属印度支那北部”。
于是对来栖来说，最重要的任务是确保他与野村利用这些差异达到最大的效果。除了这些方案，他们两人拥有的外交自由度几乎为零。
来栖离开东京前造访了美国使馆，他想感谢约瑟夫·格鲁为他安排了横跨大洋的远程飞机。“你带着新的提案吗？”格鲁显然有些急切地问道。格鲁仍然清楚地记得他在夏天试图说服美国政府给近卫文麿一个机会。格鲁当时表示，虽然不能在纸面上提前达成确切协议，但近卫肯定会亲自带来有利于美国的让步条件。而来栖的回答却是“不”。可以明显看出格鲁很失望，他祝来栖好运。
来栖不确定美国政府是否会相信他。他不但签署过《三国同盟条约》，尽管这是不情愿的，而且他不具有内阁成员的重要地位。他能否让美国人相信，日本领导层的确希望避免军事冲突？《乙案》的不同版本足以达成这一目标吗？
11月17日，在赫尔的带领下，来栖与野村从赫尔在国务院的办公室走向白宫，来栖第一次见到罗斯福。会面的气氛虽然不算轻松，但也不是特别紧张。会谈结束后，来栖认为美国愿意继续这种“对话”。他对罗斯福说，他的到来不是施加压力，而是日本方面为了寻找共识所作出的更多努力。在阐述日本观点时，来栖请求总统从日本“思维框架”看问题。于是罗斯福说了一句“朋友之间总有商谈余地”。
这句话尤其引起日本人的共鸣。罗斯福其实是重复将近30年前国务卿威廉·詹宁斯·布莱恩对日本驻美大使珍田捨巳（Chinda Sutemi）说过的话。珍田为美国带来了樱树，种在波托马克河的岸边。但对日本人来说，珍田的名字还与1913年《加利福尼亚州外国人土地法》联系起来，他当时公开对这一主要针对日本移民的法律表示反对，法律规定不符合入籍条件的外国人不能购买土地（1870年的《入籍法》规定，所有不在美国出生的亚裔群体不符合入籍条件）。珍田向威尔逊总统提出抗议，但没有取得满意结果，加州的法律后来发展为1924年的《移民法》，其中包括排除亚洲人的法案。
对许多日本人来说，这些规定体现了美国白种人对有色人种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歧视。这些排外措施推动日本人走向其他地区，间接促进了日本向亚洲其他地区的帝国主义扩张。尽管日美外交关系多年来屡经波折，但日本政府在与美国交往时总是能从布莱恩的外交理念中得到些许安慰。罗斯福此时引用这句话深深打动了来栖。
罗斯福似乎对来栖的努力报以热情的回应。他在中国问题上立场更为缓和，宣称他能够从日本角度理解立即撤军的敏感性和后勤方面的困难。他说自己愿意充当中国和日本之间的“介绍人”。在两国和解过程中，美国既不会“调停”，更不会“干涉”，而只是把双方拉到谈判桌前，这正是日本所要求的。
截至目前，一切顺利。来栖察觉到，除了中国撤军问题外，罗斯福认为最棘手的就是日本在《三国同盟条约》上的立场，他现在开始转向这一问题。来栖承认，日本很难自己脱离这一条约，至少不能作出正式表态，但如果日本能与美国达成“普遍谅解”，它的光辉必将掩盖《三国同盟条约》，使其成为一纸空文。与希特勒签署该条约的人作出这样的表态让反对纳粹意识形态的美国领导人一时难以接受。赫尔此时介入，对来栖刚刚说的话表示强烈反对。
会谈结束后，来栖觉得总体上很成功。野村也对来栖的社交和语言能力感到放心。于是他们向东京传达美国释放善意的信号，但这种乐观态度在大洋彼岸并不被看好。赫尔在写会议总结时抑制不住自己的不满。日本不能正式放弃轴心国联盟让他无法接受。他鄙视来栖“为了绕过《三国同盟条约》而给出貌似合理的解释”。
约瑟夫·格鲁总是很热切，他试图从日本的角度来进行理解和交流。赫尔虽然展现了充分的耐心，但他更倾向于听取国务院中的对日强硬派斯坦利·霍恩贝克的意见。赫尔在前一次与野村的会议中说，他很难“让我国人民及所有爱好和平国家的人民相信，日本想要走和平道路”，毕竟，日本仍然“与过去2000年来这个星球上最暴力的狂徒结盟”。如果美国政府“与日本达成协议，而日本同时对德国负有不可推卸的义务”，那么赫尔会觉得自己受到谴责。
由于赫尔对纳粹及其“朋友”深恶痛绝，所以他一直对来栖这一特别使者表示怀疑。来栖与罗斯福会面后，赫尔立即邀请他继续就《三国同盟条约》及其他问题进行讨论，但来栖拒绝了，后来他为这一决定后悔不已，尽管他从未明确表示过为何当时要拒绝赫尔。也许他觉得自己需要一天的准备时间，或者他要等待东乡的具体指示，后一种可能性更大。还有一种可能是他经历长距离旅途后感到十分疲倦，不论出于哪种原因，从这天起，赫尔对来栖形成了永久性的判断，赫尔在会议备忘录中写道：
总之，日本大使和来栖特使没有带来什么新东西。来栖特使总在强调两国不应产生严重分歧，必须找到解决当前局势的方法。他提到首相东条虽然来自军方，但却非常渴望为了和平作出改变……总统总是与野村大使和来栖特使陷入争论，尤其在两国之间的3个主要分歧点上（贸易机会均等、中国撤军、《三国同盟条约》问题）。这次会议并没有尝试解决这些问题。
后来赫尔在1948年表示：“（他）从一开始就觉得（来栖）是个骗子。”
美国有越来越多关于日本政客大放厥词的报道，这让来栖的任务变得更加困难。11月17日东条在国会的演讲对来栖刚刚开始的任务带来负面效应，因为这次演讲被广泛传播。这是东条首次在“议会”上的发言，并被拍摄下来（日本第2次近卫内阁成立“大政翼赞会”后，日本的议会制度不复存在）。NHK播放了这次演讲，第二天作为新闻电影向公众发行。东条效仿纳粹的宣传方式，主动通过音视频媒介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
虽然东条说，日本的政治形势现在“十分关键”，但这次演讲的内容对日本人来说没有什么新内容。东条在演讲中指出，形势并没有好转，因为日本仍然遭到那些无法理解日本和平愿望的国家欺凌。他对在中国作战的士兵表示感谢，并向全国保证，蒋介石政权的末日即将来临。他还表示，鉴于苏联形势不稳定，日本正在采取措施确保日本北方边境的安全。至于南方，东条强调说，日本被迫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因为“英国、美国和荷兰加大了针对日本的排外经济政策”，而日本占领印度支那南部是对抗这些政策的“防御措施”，日本的做法却“受到这些国家的质疑和猜测，它们于是冻结了日本的资产，形成事实上的全面制裁”。东条认为，这种做法“是充满敌意的挑衅，相当于挑起武装冲突”。
东条对国民说，政府仍然在尽力达成和平解决方案，但他表示这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因为，“不论形势如何发展”，为了日本、亚洲和世界更加光明的未来，整个国家需要团结一心。最后他对日本国民的动员努力表示感谢，对保家卫国“战死沙场的英灵”表示崇敬。
东条的发言结束后，议会正式批准了一项新政策，其中包括增加军费。1941年11月18日，记者奥托·托利舒斯在《纽约时报》的报道中引述了这项政策的内容：
尽快解决东亚问题，确保东亚国家永续共荣并促进世界和平，这是日本帝国坚定不移的国家政策。政府必须解决当前危重的形势，妥善处理国内外问题，在执行国家政策时不能犯任何错误。
东条的演讲并没有让日本人过于担忧，这种强烈的措辞由于过度使用已经失去了效果。但演讲成功地让东条的声音第一次传遍全国。他那种有距离感、正式语体的讲话方式让日本人感到颇为熟悉，甚至学校里的孩子都开始模仿他。
这一被广泛宣传的演讲对美国的影响更大。日本没有发出和平主义言论的领导人，虽然包括东条在内的大小官员都声称想要和平，但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战争做准备并公然进行战争威胁。托利舒斯认为，东条和东乡在国会中所作的发言“明确显示，日本和美国的最终对决不远了”。虽然东乡表示达成和解也绝非不可能，但托利舒斯观察到，“国外及此间外交人员普遍的观点是，（这些演讲）对日本宣称想要实现的太平洋地区和平无所助益”。
11月19日，托利舒斯发回另一篇报道，引述了岛田俊雄（Shimada Toshio）的演讲。这位前农业大臣说，“傲慢的美国领导人想要称霸世界，他们甚至通过帮助英国来对欧洲进行干预，这些人心中有一颗太平洋毒瘤”，当前的决定对治疗毒瘤至关重要，日本应当用大刀切掉毒瘤，继续日本的“正义之战”。他还表示，“让有关方面理解我们还有其他方式”。
虽然美国认为日本已决定开战，但居住在东京的美国人几乎没有人离开。尽管两国外交关系紧张，但在一段时间内，住在东京的美国人的数量却在增加，并在1940年6月达到超过1000人的高峰。但到了1941年11月，仅有200名美国人离开日本，是在过去30年中最少的。
来栖要在华盛顿洗刷的负面形象不止他一个。
尽管美德关系紧张，但美国一直在避免与希特勒开战。“格里尔”号事件后，美国驱逐舰“奇尔尼”（Kearny）号10月17日在冰岛海域被一艘德国潜艇发射的鱼雷击中，造成11人死亡。虽然从罗斯福当时的表态来看，战争似乎一触即发，但他接下来并没有要求国会宣布开战。10月30日，美国再次遭受打击，德国潜艇在爱尔兰以西1000公里处袭击了美国驱逐舰“鲁本·詹姆斯”号，造成115人死亡。罗斯福总统又没有要求国会宣布开战。实际上，罗斯福对这起事件的回应很慎重，这让人意外。他非常重视国内孤立主义者和反战者的意见，认为美国没有做好战争动员工作，而在太平洋方面，美日关系的不确定性也与日俱增。
“鲁本·詹姆斯”号事件后，美国参议院通过了废除《中立法》部分条款的决议，众议院在11月13日也通过了该决议。两院通过决议的票数都很接近（参议院为50票赞同、37票反对；众议院为212票赞同、194票反对），这也说明罗斯福的谨慎不无道理。美国现在能够武装商船，携带任何货物前往战区。美国议员最终移除了阻碍美国向大西洋进发的法律屏障，与此同时，太平洋方面也蠢蠢欲动。占领法属印度支那的日军数量增加了，于是英美两国也加强了对马来亚和菲律宾的防御，东南亚地区的气氛令人不安。
日本新的调兵计划再一次直接影响到大兵潮津的命运。我们前面看到，1941年夏天他被征召入伍，为进攻苏联作准备，但最后这一切没有发生。他于是在“满洲”北部负责训练新兵，一直到初秋。10月末，他所在的部队被派往“满洲”地区的大城市哈尔滨，开始连续40天从事艰苦的建设工作，他们建造军事地堡。这项工作给他的左腿造成轻度残疾。11月中旬，他们突然接到撤离哈尔滨的命令。潮津和他的伙伴带着轻松的心情上路，他们认为自己的“临时服役期”终于结束了，现在正在回家的归途中。他们在整整3天的火车行程中都兴高采烈。
当他们抵达大连后，这股兴奋劲立刻被浇灭。他们被命令换上夏装，每人发了用蚊帐做成的面罩和手套。他们不知道下一个目的地，但显然不是回家。他们与其他部队一起登上一艘大船，在海上，他们靠少量米饭和海藻生存，这很难填饱肚子。随着船的航行，他们感到天气一天天热起来。这艘船最后终于停了。有人说他们在台湾海峡。士兵们爬上甲板，他们惊讶地看到一个壮观的日本海军舰队。所有舰船加满油后便一起出发。在战机和军舰的护航下，这些士兵感到很安全。气温越来越高，他们又饿又渴，潮津还是不知道要去向何方。
向南部调兵只是日本进攻计划的一部分。在此之前，11月7日，军令部发布了第一份调动命令。11月10日，海军挑选出10名水兵，他们将协助珍珠港空袭，发动潜艇袭击。参加这项特别任务的是5艘小型潜艇，每艘潜艇由两名水手操作，携带两枚鱼雷。这些鱼雷的射程有限，所以水手一旦进入珍珠港的范围，他们活下去的概率微乎其微。山本五十六向来不赞成以自己手下的生命作为代价的战略方案，但在制定该计划的年轻军官的坚持下，山本最终妥协——但条件是，这些军官必须继续研究潜艇安全返航的可能方式，并承诺要尽最大可能实现安全返航。
一项有效的自杀任务就这样制定了。这也反映了整个战争决定的根本逻辑：只要有一丝成功希望，就值得冒险搏一把。11月18日，完成最后一次演习后，6艘航母驶向日本最北部岛链上的单冠湾（Hitokappu），舰队将最终从这里向珍珠港进发。之所以从这里出发是为了避免被其他国家船只发现。54岁的海军中将南云忠一（Nagumo Chuichi）负责指挥第一航空舰队。这位老派的舰队指挥官可以说没有任何航空作战经验，他的任命完全依仗自己的资历。
同一天在华盛顿，野村和来栖与赫尔会面。对于日本留在法西斯集团问题，赫尔与前几天一样强硬。他说自己不能理解为何日本如此执着于履行与希特勒的协议，要知道，在遵守朋友协定方面，德国并没有树立好榜样。赫尔对日本外交官说，只要日本还是法西斯盟友，他不知道“如何能够与日本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他说，美国会“尽力走得更远，但不会超过某一点”。他不会在他所认为的基本道德标准上作出妥协。来栖只能重申，日美达成的条约会优先于《三国同盟条约》，他请求赫尔理解，“大船无法立即掉头，只能慢慢、一点点地转动”。
接下来，野村向华盛顿打出他最大的一张王牌。野村向赫尔暗示，日本可以将军队撤出法属印度支那南部，这样两国可以“回到7月以前的状态……回到（美国）实施资产冻结前”。野村的这张王牌是东乡从军方那里争取到的，来栖可能提前告诉了他。
赫尔却对野村的提议无动于衷。他担心日本可能只是将撤退的部队转移至其他地区，他说美国政府很难撤销对日禁运，除非美国“相信日本的确走在和平道路，并已经放弃了侵略目标”。野村强调说，日本人民已经厌倦了在中国的战争，他向美国政府保证，日本想要向和平迈出切实的第一步，日本的态度是诚挚的。
野村提议，与其寻找（甚至很快实现）一个全面、双方都能接受的理想计划，双方应先缓和局势。他向美方表示，日本非常认真地在寻找权宜之计。赫尔最终有所松动，他说自己将与英国和荷兰方面就日本的最新提议进行商谈。用赫尔之前的话说，这是从“试探性对话”向“正式会谈”转变的标志。两位日本外交官突然看到了希望。
与赫尔会面后，来栖立即向东京发送了信息。他自信地写到，他和野村都认为，华盛顿对谈判持开放态度，单单由于另一方不能立即同意日本的条件就采取鲁莽、不可挽回的行动是愚蠢的。来栖还在信息中强调，罗斯福和赫尔更加坚定地要求日本与德国断绝关系。虽然日本恐怕无法立即放弃联盟条约，但他觉得日本必须明确表态，将逐渐与希特勒划清界限。来栖说，鉴于留给谈判的时间十分有限，他们应当继续基于野村的最新提议并从法属印度支那南部撤军，以便与美国达成协议。日本附加的条件越多，两国政府进行有效谈判就越困难。他最后写到，他和野村想要在11月22日罗斯福离开华盛顿前与总统达成某种形式的谅解。
在之后的两天，一切都似乎有所好转。两位日本外交官不断收到罗斯福政府正在认真考虑野村提议的消息。11月19日上午，曾经开启美日两国“非正式会谈”的沃尔什神父来到日本使馆拜访来栖。他与罗斯福的邮政总局局长弗兰克·沃克关系密切，沃克也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所以沃尔什神父获得了一些内幕消息。沃尔什对来栖即将完成任务表示祝贺，他说美国很可能会接受野村的提议。
受到鼓舞的野村和来栖当天晚上再次拜访赫尔。赫尔的确看起来很乐观，他说达成这一共识“或许可以稳住日本领导人，并将民意拉回到和平轨道”，但他也承认，转变民意“需要时间”。两国政府的代表终于开始有了共同语言，似乎很快将要向其共同目标迈进切实的一步。
11月20日东乡向野村发来的电报让这一希望瞬间破灭。东乡感到很愤怒，因为野村没有按照他精心布置的指令行事，而是擅作主张。由于东乡还没有收到美国关于《甲案》的答复，所以他没有授权华盛顿谈判人员拿出《乙案》。东乡说，野村没有权力将从印度支那撤军问题与《乙案》其他条款分隔开，使之成为一项单独提议。
东乡之所以发怒，还可以解释为他看不上这位非职业外交官的鲁莽行为。东乡有些高傲，认为与美国的谈判是他的事，而在华盛顿的外交人员只是执行他命令的人。在东乡看来，野村的行为说明自己忘记了“执行命令的职责”，给对手承诺的事情太多了。也许东乡是在发泄不满，因为他知道军方不可能单方面同意撤军（军方尤其想要看到交换条件，比如以有利的方式解决中日战争）。也许东乡只是精疲力竭、意志消沉了。不论出于哪种原因，东乡都决心要撤销野村的提议，而不是进一步争取军方让步，即使东条曾承诺过会支持他。
东乡对华盛顿的外交官说：“这绝对没有商量的余地。”野村超出其职权范围的做法“令人遗憾”。东乡指挥他递交日本的“最终提议”，也就是《乙案》的一个版本，其中包括：（1）不向印度支那以外地区进发；（2）在开发荷属东印度资源方面进行合作；（3）将贸易关系恢复至日本占领印度支那南部之前；（4）美国不干涉中日和解；（5）日军从印度支那南部撤出。中国问题还是不可避免地涉及了，野村试图让两国外交互动起来的努力失败了。东乡表示：“如果我们不能获得美国（对《乙案》）的同意，我们将只能接受谈判破裂的结果。”
第十五章 赫尔照会
毫无疑问，外交本质上是需要耐心的。但东京给自己强加的谈判期限让等待变得更加困难，即便对于老练的外交官也一样。来栖焦急地等待着赫尔对最近递交的《乙案》答复，他11月21日来到赫尔的公寓，现在该轮到他鲁莽一回了。
来栖递给赫尔一封草拟的信件，信件承诺如果美国参加欧洲，日本的行动将不受制于《三国同盟条约》。这完全是一项私下提议，但也基本反映了日本政府的现有立场。其实，来栖只是抄写了东乡11月20日发出的指令内容中的一段，该指令告诉他如何解释日本政府在《三国同盟条约》上的立场。东乡不让他立即作出指令上的表态，必须要等到达成协议后。
东乡不想让他所说过的关于日本脱离法西斯联盟的话落入美国手中，如果美日谈判破裂，他害怕美国政府会将这些话宣扬出去，来挑拨德日关系。但来栖不理解为何这样重要的信息要对美国有所隐瞒，他强烈地感觉到，东京现在放弃《三国同盟条约》将可能扭转谈判形势。来栖推测，如果当年签署《三国同盟条约》的人现在能够以书面形式保证日本已“从实质上”放弃了《三国同盟条约》，这将对美国很有说服力。于是，他向赫尔递交了他的私人信件：
阁下完全清楚，本人正是在我国政府的命令下签署该条约的人。我很乐于作出以下表态，相信它将有助于消除以前的错误印象。
毋庸置疑，该条约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侵犯日本作为独立国家的主权……
此外，条约第三条规定，日本能够独立自由地解释其义务范围，不受到条约其他方解释的约束。我想强调，我国政府并未被这一条约绑定，不会参与任何第三方的侵略行动。
我国政府绝不会听从任何外国势力的命令而把日本人民送入战争，只有为了保证安全、保护国民不受非正义审判而具有不可逃避的根本必要性时，才会寻求战争手段。
我希望上述表态有助于消除阁下一直以来的猜疑。我想补充的是，如果两国达成全方面谅解，阁下随时可以公布这封信件。
读到这封信后，赫尔表示想把信件交给另一个人看，并询问来栖他是否可以留下这封信。来栖询问这个人是否是总统，赫尔予以否认。国务卿是想拿到内阁会议上讨论吗？答案再次是否定的。赫尔没有透露更多信息，但来栖决定冒一次险，将这封没有署名的信件留在赫尔手中。
来栖认为，他与赫尔的30分钟会谈是有帮助的。赫尔甚至与他闲聊了一会儿。赫尔对来栖说：“你远道而来，我应当邀请你一同用餐或打高尔夫球，但你知道我们双方都很忙，我觉得打一场高尔夫占用的时间太多了。我开始相信打高尔夫球与处理国事是矛盾的。”赫尔显得情绪不错，他称赞了来栖处理《三国同盟条约》问题上的智慧，并回忆了1933年与日本代表在伦敦经济会议上共事的情景，他一时显露出怀旧之情，甚至对日本想要缔造地区新秩序表示同情。他说自己非常能够理解这种想法，尽管“大东亚共荣圈”这个名字起得很差。
更重要的是，尽管日本国内强硬派施加了巨大压力和限制，赫尔似乎真正对他与野村的外交努力表示认可。赫尔抱怨说，他自己深知外交总是受制于各种政治压力。赫尔似乎开始对来栖放下戒备，这是非常好的信号。两人握手道别时，来栖发现赫尔发烧了，他说：“请保重身体。”就这样，来栖打出了他剩下的最后一张牌，但还不确定是否能够成功。
赫尔对此次与来栖单独会面的记录很简短，也让日本颇为失望：
我读了这封信，并询问来栖关于和平解决问题的方案他还有什么要补充的。他说没有什么补充。我说我不认为这会有特别的帮助，于是不予考虑。这就是所有重要的谈话内容。
11月22日，来栖和野村再次来找赫尔，他从感冒中恢复过来，又变成平时那位干练的国务卿。他并没有对《乙案》作出答复，相反，他再次对日本的和平意图表示质疑。他对日本夏天进驻印度支那南部表示谴责，尽管他已经在与野村讨论撤出事宜。他说，日本在春天购买的石油“没有用作普通的民用消费”。他还指出，日本媒体出现越来越多反英美言论。
赫尔不明白，日本国家领导人为何没有以公开宣讲和平的方式来支持这两位外交官，他问到，难道日本领导人现在不能站出来表示日本想要和平吗？尽管世界对日本仍存疑虑，日本也不愿主动争取并维护和平吗？为何日本把想要取得的目标一次性装进提议中？他表示自己更喜欢野村只包含一点的提议而不是东乡的《乙案》。
赫尔指出，日本在提议中阻止美国干涉中国问题显然具有风险。这也证实了野村和来栖一开始的担心，即在日本提议中加入中国问题将阻碍美国帮助调停中日战争。由于《乙案》包含不准干涉中日和解的内容，该提议的前景堪忧。
野村不愿意放弃希望。来自美国的任何回应都代表双方的接触在持续。他认为，只要仍然存有一线希望，右倾的日本政府就不会放弃外交。野村认为，尽管东京已经设置了最后期限，但只要他能争取美国对《乙案》中的一点作出回应，谈判就能继续。所以野村询问赫尔，在日本的提议中，美国哪些点可以接受，哪些想要日本修改。但没有得到回应。赫尔说，他不能“承担全部责任”，他问日本政府是否可以等待他与其他有关各方代表（荷兰、中国和英国）商量后再答复。野村不想因为逼得太紧而影响关系，所以他同意继续等待。
同一天，野村收到东乡的电报，告诉他11月25日的谈判最后期限被延长至11月29日，但“超过这一期限绝对不行”。之所以延长期限，是因为要考虑到“完成整个（外交）过程需要的等待时间”。在规定的时间里，日本外交官既要获得美国对日本文件的签署，还要与英国和荷兰交换正式文件。东乡附上了草拟的文件，这些文件需要交换并被有关方签署。其实这很难实现，东乡也清楚，但这样做符合正式程序。
11月25日晚，赫尔准备好了美国的答复，美方要求日本立即从法属印度支那南部撤出，并将法属印度支那北部的驻军减少至2.5万人。作为交换，美国将解冻日本的资产，与日本恢复经济关系，但仍带有一些限制。这一临时安排的期限是3个月，双方都可以提出延长期限。
无论赫尔多么强硬和正直，不论他对日本及其外交官有什么个人成见，他仍然是一位务实、极其耐心的谈判者。他的新提议显示他寻找折中方案的努力，该计划将让美国有更多时间加强菲律宾的防御能力，并为欧战做准备。但到第二天上午，赫尔决定完全抛弃这一计划。关于这一突然转变有若干解释，其中一个是中国和英国反对美国与日本妥协（荷兰支持赫尔的计划）。根据赫尔在战后的解释，“日本同意这一计划的可能性很小，不值得冒这个风险，尤其是中国的士气可能会被浇灭，甚至陷入分裂”。但最有说服力的原因无疑是日本向南部调兵的报道，尤其向台湾以南调兵，这让罗斯福政府确定，日本随时准备挑起战争。
当然，两国都已开始向东南亚地区调兵，这不是什么秘密。罗斯福已经知道东乡11月22日对日本使馆说，11月29日后事物将“以自动方式”发展。基于这一截获的情报，罗斯福11月25日对他的顾问说，日本可能会在12月1日袭击美国，“日本最擅长不宣而战”。罗斯福的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在日记中写到，核心问题是如何“诱使（日本）开第一枪，但又不会对我们造成太大伤害”。罗斯福完全意料到日本会采取军事行动，但低估了日本发动致命袭击的能力。日本向南部加强军力的消息也许让他相信，日本即将对英国、荷兰或美国在东南亚目标进行袭击。当他认识到这一点后，他对日本在华盛顿谈判的看法一定变得更加强硬——这些人要么是傻子，要么就是以欺骗方式争取时间。
在二战刚开始的黑暗时期里，罗斯福认为美国对德国开战很重要。他觉得现在是对付日本的时候了。罗斯福和丘吉尔曾谋划让美国通过与日本开战来进入欧战。既然日本没有加入德国一起进攻苏联，德国当然有可能不帮助日本与美国为敌。没人能确定会发生什么。11月26日下午，野村和来栖被召唤到国务院，他们没有收到美国的暂时提议，而是赫尔起草的另一份文件，正式的名称是《美日协定基本纲要》，史称“赫尔照会”。他要求两位外交官仔细阅读。
该文件第二部分为“美国和日本政府需要采取的步骤”，其中包括最重要的10点方案。文件提议，美国、日本、英国、中国、荷兰、苏联和泰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尊重法属印度支那的领土完整和平等的贸易通商待遇。
然而，达成一项多边协议并不是日本外交官的目标。东京已经明确表示，想要与美国达成双边协议，一方只需要向另一方提议并获得批准。日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意愿构想庞大的国际和平计划。
美国在中国问题上的要求让日本外交官更加失望。该文件第3、4、5点明确表示：日本政府应将所有陆军、海军、空军和警察部队从中国及印度支那撤出；美国和日本政府同意，除临时以重庆为首都的中国民国政府外，不能对中国任何其他政府或政权予以军事、政治和经济上的帮助；两国政府放弃在中国的一切治外法权，包括放弃在中国的外国租界和租借地内的有关各种权益，以及根据1901年义和团事件议定书（译者注：辛丑条约）所获得的各种权利。
双方都清楚，这些条款是短时间内不可能被讨论和通过的。“赫尔照会”反映出，美国向来希望亚洲基于自由贸易和机会均等的原则进行发展，“赫尔照会”可能本来是作为美国对日本答复《乙案》的附加条款，但现在作为单独的文件被提交，好像美国还没开战就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美国曾抱怨日本“把想要取得的目标一次性装进提议中”，而“赫尔照会”更是如此。虽然这一纲要性文件只是初步计划，但赫尔完全清楚，他后来也承认：“我们从没有指望日本会接受这一提议。”
日本代表拿走这份文件前，他们试图让赫尔降低美国的要求，这一努力只是徒劳。来栖指出，日本政府无法坐视汪精卫政权的倒台。赫尔称，汪精卫政府没有能力统一中国，在这个失败的政府身上浪费时间不值得。来栖表示，日本此时无法突然转变外交政策，很难达成多边协议，但赫尔不愿意就此进行讨论。
野村问道，他们是否可以直接与总统交谈，他说罗斯福最近说过，朋友之间总有商谈余地。虽然赫尔很不情愿，但他仍然同意安排会面。来栖表示，他非常担心“这一提议意味着结束”，美国还有可能与日本达成暂时协议吗？答案是否定的。赫尔说他已经尽力了。
在“赫尔照会”发布的这一天，日本向南海调兵招致华盛顿的强烈反应。但这一天更为重要的事件是，南云忠一的航空舰队（以“赤城”号为旗舰）悄悄地从单冠湾出发了。船员直到最近才知道他们将要袭击的目标。该计划被严格保密，就连东条都被蒙在鼓里（东条甚至不知道日本舰队已在单冠湾集结）。如果在最后期限前达成外交协议，这些军舰将掉头回家。这似乎非常不可能了。
第十六章 纵身一跃
“赫尔照会”并没有规定具体期限，但当这一文件11月27日正午时分抵达日本政府手中时，它就是一份最后通牒。
东乡对其内容大为震惊。他后来回忆说：“我遭到绝望的打击。我试图想象接受所有（这些要求），但我无法强迫自己将它们全部咽下。”他认为，“赫尔照会”直接否定了两国在谈判中已经作出的努力，就好像这些谈判从未发生过。对于陆军中那些不计后果想要开战的人来说，这一照会无异于一个奇迹。现在已经没有外交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了。
多数日本领导人将该照会视为一种挑衅和侮辱，其傲慢的语气和苛刻的要求更加让他们确定，他们遭到了欺凌和羞辱。它还给日本领导人停止内斗、把责任完全踢给美方创造了机会，给日本处于“ABCD包围圈”的故事增添了可信度。美国成了头号恶霸，它让日本民不聊生，打着中立的旗帜分别帮助蒋介石和英国政府进行战争。
当然，日本的这种解读只是片面的。日本强行占领印度支那南部时也没有顾及罗斯福的中立化提议。日本没有采取足够行动来打消美国对它与德国结盟的担忧，即使“巴巴罗萨”行动给日本提供了断绝联盟关系的绝好机会。东条的公共演讲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日本是军事独裁国家的印象——尽管，颇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独特的决策过程很难与独裁挂钩，而天皇当初任命东条时正是希望扭转日本的战争方向。总之，设定外交期限完全是日本领导人自己的主意。日本的自欺欺人最终演变为难以抑制的自我怜惜。
东乡的女儿伊势（音译）观察到她父亲的变化。拿到“赫尔照会”前，东乡充满能量；而11月27日后，他看起来十分沮丧。他认为“赫尔照会”不但是对日本政府的侮辱，而且是私人报复行为。他考虑辞职，于是询问其他官员的意见，包括前外相佐藤尚武（Sato Naotake）。佐藤劝他不要对照会感到绝望，他现在应该寻找解决办法。
知名自由国际主义者牧野伸显（Makino Nobuaki）对“赫尔照会”报以一声叹息。这位80岁老者说：“这写得的确很过分！”他对美国语气强硬、要求苛刻感到不满。尽管如此，他仍然认为东乡的任务是避免战争。他通过他的女婿、前日本驻英国大使吉田茂对东乡传话说：
战争与和平的决定之间需要小心拿捏。我非常希望外务大臣处理局势采取行动时不要犯任何错误。倘若我们与美国开战，而我们自明治维新以来所取得的成就立即遭到破坏，那么作为领导人之一的外务大臣也脱不了干系。
吉田对东乡说，无论“赫尔照会”的真实意图是什么，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不算是最后通牒，没有给日本设置时间限制。吉田建议外相通过辞职来表达相反的政治立场。他对东乡说：“如果你辞职，内阁将被迫停转，鲁莽的军方也必须要三思。”吉田建议他与格鲁大使会面，但东乡认为这种谈话没什么作用。东乡完全泄气了，他认为自己是受到误解的英雄（现在是被华盛顿而不是日本军方误解），他觉得没什么可做的。也许这是他逐渐开始接受御前会议决议的原因，“赫尔照会”只是帮他认识到了这一点。
11月27日，罗斯福和赫尔在椭圆形办公室接待了野村和来栖。尽管罗斯福对他最亲密的助手警告过，日本将在12月1日发动袭击，但善于外交的他仍然高兴地对两位日本外交官表示欢迎，掩饰着自己的猜疑。日本外交官落座后，总统给他们发了雪茄，野村道了声谢。总统点燃火柴为野村点烟，由于野村的右眼在中国战场上受伤而失明，所以他努力寻找着火光。罗斯福微笑着将火柴伸向野村，帮他最终点燃了雪茄。现场的气氛十分友好。
开始大家闲聊了罗斯福为什么没有假期，然后总统开始谈到德国。他说，美国和日本在一战中是盟友，双方都见识了德国无法理解其他国家的心理。来栖明白，总统的这番言论是在间接但毫不避讳地批评日本选择德国作为盟友。
随后，野村谈到此行的目的，对美国最近的提议表示遗憾。罗斯福似乎已经对这一不可避免的结果感到遗憾，他说，美国政府对“日本和平人士支持太平洋地区和平”的努力表示感谢。虽然他说自己仍然没有放弃希望，但他认为形势“严峻”，“这一现状应当被认可”。
他继续总结着过去的事件，回顾了4月以来与野村进行的对话，似乎想对双方的谈判做个了结。他说，日本占领印度支那南部就像让美国政府“洗了冷水澡”，而最近“日本完全向武力征服的方向倾斜，忽视了整个和平谈判及其强调的原则，这种做法和表态”让美国担心自己会再洗一次冷水澡。日本媒体充斥盲目的爱国主义宣传，日本向南部调兵的举动已经暴露，还有传言说，日本即将与中立的泰国达成军事协议。罗斯福强调自己对“不断挑战和平与秩序基本原则的”日本领导人表示失望。他说，如果日本“不幸要效仿希特勒而走上侵略道路”，美国坚信，日本“终将成为失败者”。
作为回应，野村试图让总统念及旧情，他与总统已相识30年，请求总统寻找解决危机的办法。会谈开始时的那种融洽气氛已不复存在，美国没有对“赫尔照会”作出重大修改，赫尔断然拒绝了野村的请求。他说：“除非控制政府的那些阻碍和平的人能下定决心，确实要在和平道路上作出承诺并采取行动，否则，正如已经显示的那样，谈判不会取得任何成果。”
日本外交官离开后，通常对美日谈判细节保持沉默的国务院决定召开新闻发布会，美国表示自己已经尽力了。《纽约时报》11月28日报道：
美国与日本解决分歧的所有热情昨天似乎已经耗尽，下一步——要么谈判要么开战——完全是东京的决定。总统罗斯福在国务卿赫尔的陪同下与日本外交官举行了45分钟的会谈……日本官员现在正在等待东京对“赫尔照会”的回应，确定该国在远东地区的基本政策立场。会谈前，有报道说日本正向法属印度支那增兵，可能要袭击泰国。对于周三晚间交给日本官员的照会，东京高层表现得很平静，说明日本对这种答复早有预料。
美国政府现在表示，是否开战完全由日本决定，这与东京领导人的看法恰恰相反。
说东京高层对“赫尔照会”表现得很平静并不是事实。双方的判断都有误，但这些误判主要是东京在过去执行外交政策时的善变和不灵活造成的，尤其在占领印度支那北部和签署《三国同盟条约》之后。罗斯福低估了日本的军事实力和战术策划能力，却高估了日本与纳粹政权关系的紧密程度。但归根到底，不论感到多么耻辱而难以接受，避免战争的选择仍然在于日本，而非美国。尽管日本领导人认为自己被逼上绝路，但限制东京作出这一选择的战略期限和官僚主义规则都不是美国制造的。他们可以自欺欺人地认为，自己是被误解的一方，日本一直以来都在对美国妥协。而实际上日本以《甲案》和《乙案》形式作出的妥协最近才浮出水面，为时已晚。“赫尔照会”现在推动犹豫不决的日本领导人走上战争这条可怕的道路，他们心中只有自怜、愤怒和一个赌徒应有的胆量。另一方面，美国打得起一场漫长的战争，即便同时还要与德国作战。丘吉尔对日本命运的预测是：“他们将被碾成粉末。”
当然，日本感觉受到不公平待遇也不是没有理由，这一感觉源自日本对外部世界根深蒂固的恐惧。日本很容易将战争看做该国为了亚洲与傲慢西方人的对抗。在大范围文明冲突中，所有西方国家（白人）都是日本的潜在敌人。在11月5日的御前会议上，枢密院议长原嘉道与内大臣木户幸一进行密切协商，他代表天皇问道：“如果日本参战，我们必须考虑德英关系和德美关系会发生什么变化。”原嘉道并不信任德国，或者是任何“白人”国家。希特勒曾将日本列为二等民族，这让原嘉道感到不安。由于德国没有直接向美国宣战，他担心一旦开战，日本将站在一个尴尬的位置，他说：
美国民众对日本的反抗情绪与对德国一样吗？相比希特勒，他们是否对日本感到更愤怒？一旦开战，我担心德国、美国和英国会达成协议，准备抛下日本。他们对黄种人的憎恨将很快发泄到日本身上，超过对德国的憎恨。我们必须为这一可能性作好准备……我们必须仔细考虑种族因素，必须确保大日本帝国不会被抛弃，不会被雅利安人所包围。
对于原嘉道来说，“雅利安人”包括所有白人。日本人的许多感受都与肤色息息相关。
但种族自卑和脸皮薄并没有让日本领导人丧失判断力。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时，日本忍受了“三国干涉还辽”的屈辱，当时俄国、德国和法国干涉《马关条约》的签订，以满足其各自帝国主义需求。与民众反应不同的是，由首相伊藤博文和外相陆奥宗光领导的日本政府决定不发动战争，因为打赢的机会渺茫。于是，日本主动退出辽东半岛以避免灾祸，日本领导层作出了谨慎的政策选择，与日本快速实现现代化的大战略目标相符。
而在1941年11月，日本缺乏明治时代那种有能力的领导人。我们很容易从11月29日的午餐会看到这一点：日本几位前首相这一天与天皇共进午餐，讨论“赫尔照会”，虽然他们都不想开战，但大多数人都不愿直抒己见，他们觉得自己没有力量改变既定政策。只有向来反对纳粹的米内光政大胆发言，他说，我们不能因噎废食，但这种含糊的表态也起不到什么作用。
实际上，近卫文麿才真正表达了对战争的反对意见。他问，日本付诸战争是否真的必要，“我们必须坚持现状吗？换句话说，我们能不能等待艰难时刻过去，看看我们是否有机会打破僵局呢”？遗憾的是，这种表态来得太晚了，他本可以在7月和9月批准御前会议决议前，发出相同的疑问。日本前首相们没有形成一致意见来帮助和鼓励天皇迎难而上，利用自己的权威来叫停备战。
午餐会结束后召开的联络会议上，各方宣布战争计划已进入最后准备阶段，日本即将进行的战争将得到德国和意大利的支持。东乡甚至都不知道战争何时会打响，他向永野问道：“还有外交争取的时间吗？”这位军令部总长回答：“还有一些时间。”东乡又问：“到底军方准备在哪一天开火？……除非我们知道（具体日期），否则我们不能开展外交。”永野说：“好吧，是12月8日。你为什么不能拿出投入外交的这股劲头来帮助我们赢得战争呢？”
在大洋彼岸，没有被自杀式宿命论影响到的野村和来栖认为，现在只有天皇才能够改变日本的行进路线。他们不断听到罗斯福和赫尔抱怨，日本领导人从未公开表示想要和平的愿望。他们也看到，美国对日本和平意图的怀疑也是根深蒂固的。
11月26日，就在收到“赫尔照会”前，来栖主动对东乡说，作为最后一搏，可以要求天皇进行干涉，防止外交谈判崩溃。来栖的打算是，请求罗斯福给天皇去信，表达想要维持太平洋地区和平及美日合作的意愿，天皇届时只需作出同样的回应即可（来栖知道天皇绝不会主动去信）。来栖希望，这样做将让谈判得以继续。
来栖向东乡建议，作为东南亚的长久解决方案，日本应当同意在法属印度支那、荷属东印度和泰国建立中立区，这将让双方受益，不但可以打消美国对日本南进的怀疑，还可以提前阻止美国在荷兰的同意下占领荷属东印度的企图。最后他恳请将自己的想法传给内大臣木户，并立刻予以答复。
野村完全同意来栖的计划，但东乡立即表示反对。尽管如此，他仍然与木户进行了协商。木户并不同意，他说“现在并不合适”让天皇参与其中。然而，还有一位皇室成员可能很想让天皇干预局势。11月30日，36岁的海军少将高松宫宣仁亲王来宫里拜访他的哥哥裕仁，他最近被调到了军令部中工作。
这对兄弟有4岁的年龄差，由于要继承皇位，裕仁从小也不跟其他弟弟一起长大，但他们的关系仍很亲密。爱好体育、精力充沛的高松宫宣仁亲王一直被认为是主战派，但这天他对天皇说的话出卖了他的真实想法。根据木户的记录，高松宫宣仁亲王对裕仁说：“海军经受不起战争。大家都认为，如果可能的话，海军想要避免日美开战。如果我们放弃这个机会，战争将无法避免。海军将在12月1日为战争进行调动，之后，（战争）就无可阻挡了。”
裕仁向他的弟弟坦白承认，他害怕日本最终战败。高松回答说，正是因为这样天皇才更应该现在采取行动。裕仁感受到巨大的压力，但他说，他无法反对政府和最高统帅部都已通过的决定，再说也没有天皇执行否决的明确宪法程序。裕仁说：“如果我不同意开战，东条就会辞职，之后将爆发一场大的政变，这样反而引来更多荒唐的开战理由。”当然，他选择不干涉的做法已经让“荒唐的开战理由”占了上风。高松宫宣仁亲王离开后，木户召见东条进宫，以便天皇澄清自己对军事行动存留的任何疑问。东条没有对袭击计划的细节作任何评论，他推荐军令部总长永野和海军大臣岛田来进行进一步阐述，他说：“海军战略是（未来战争中的）一切。”
两位海军军官抵达皇宫。他们重复了海军进行备战的熟悉论调，表示自己只等天皇一声令下。裕仁问道，如果德国不出手帮助日本该怎么办（他已经听到原嘉道关于“雅利安人”联手对付日本的担忧）。为了平复天皇的心绪，岛田表示，大日本帝国并没有指望德国的任何帮助。
然而，日本与美国及其盟友开战的出发点是德国取得胜利，或至少德国在欧洲占支配地位。11月15日联络会议通过的“推动对美英荷战争终结计划”说：
我们的目标是立即消灭美国、英国和荷兰在远东地区的基地，以确保我们的生存和防御，我们应积极促使蒋介石政权的投降，与德国和意大利合作，首先加快英国投降，然后尽力削减美国继续战斗的意志。
德国战败或者德国与同盟国妥协从来都不在日本正式作战计划的考虑范围。
天皇并没有听到多少真心话。他不但没有下决心阻止战争，反而还认为战争的齿轮已经“自动”开始运转，日本必须经历重大手术才能治愈“太平洋肿瘤”。
很巧的是，同一天，日本《报知新闻》报道：“告诉癌症患者一个重大好消息，名古屋帝国大学的冈田教授发现了所有癌症的治愈方法。”这名教授称，4月以来，他通过注射胃和十二指肠黏膜的方式治好了十来位病人。这位教授还很谦虚，说这些人的癌症仍有复发的可能性，但他认为可能性极低。他相信这些人能够用同样的方法再次治愈。
当然，日本并没有这种梦幻般的癌症治愈法。
1941年12月1日，东条召开了御前会议，这是5个月里的第4次御前会议，会议气氛肃穆。外交谈判的最后期限已经过去，这次会议是要批准对美国、英国和荷兰开战的决定。在“讨论”开战事宜时，政府和军方没有提出什么新观点。裕仁天皇自始至终都保持沉默。原嘉道询问了关于泰国中立的问题，以及东京对空袭的防备问题，这是出乎意料的，似乎他已经预料到这座城市将遭受毁灭。原嘉道还认为，“赫尔照会”中有几点需要澄清。在他来看，美国要求日军撤出中国似乎并不包括日本的傀儡政权“满洲国”。原嘉道说，如果的确不包括，那么“赫尔照会”是不是并不像开始看到的那么强硬？东乡并不确定，但现在讨论这些细节为时已晚。这次御前会议与前几次一样，只是为了走个形式。
最终，裕仁对决议进行批准：
基于11月5日《帝国国策实行要领》，我们与美国的谈判并未取得（圆满）结果。大日本帝国将与美国、英国、荷兰开战。
11月2日，山本五十六从广岛附近岩国（Iwakuni）湾停靠的“长门”号上向海军中将南云忠一发送无线电信息，南云的第一航空舰队正在开往珍珠港的路上，即将跨越国际日期变更线。这条消息是“登新高山1208”。
日本将在12月8日开战。尾声 新的开始
1942年6月18日夜，瑞典美国船运公司的“格里普斯霍尔姆”（Gripsholm）号从纽约驶出，船上有一群曾被关押在临时营地的日本公民，其中一处营地位于埃利斯岛。另外，日本政府派的“浅间丸”号从横滨港出发，意大利轮船“绿伯爵”号从上海出发，它们最终将把来自北美和南美的国民送回家。
被送回来的日本公民中有一些熟悉的面孔，包括野村和来栖。12月7日，日本进攻珍珠港的这一天，他们经历了任何外交官可以想象的令人心惊胆战的时刻。为了确保在夏威夷军事行动的成功，日本政府将开战的决定完全瞒着这两位外交官。袭击的前几小时他们才接到东京打算断交的通知。
日本使馆的管理低效，致使野村和来栖没能通知白宫日本结束外交的决定。东京命令野村和来栖于下午1点去见赫尔，此时第一枚炸弹还没有落到珍珠港。由于包括14个部分的外交文件在打字时受到耽误，两位日本外交官于2点20分才抵达赫尔的办公室，他们丝毫不知道日本已经袭击了美国。
赫尔才读了几页他的手就开始颤抖。两位日本外交官不理解赫尔为何如此生气。他读完全部文件后（这不是他第一次读到这份文件，上午10点罗斯福就拿到了被破译的文件电报），对野村说：
我必须说，在我与你的所有对话中……我从未说过一句假话。所有的会议记录都能为我作证。在我担任公职的50年里，我从未见过一份能充满如此无耻谎言和曲解的文件——其规模如此庞大，今日之前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地球上竟然有政府能够说出这种谎言。
两位外交官十分困惑，无言以对，他们离开时仍然不清楚自己不知不觉中参与的巨大外交骗局。
由于是周日，野村和来栖抵达美国国务院时没有太多工作人员和记者，但离开时，他们却被大群记者簇拥。他们逃回日本使馆，紧闭铁门，警察需要出面制止愤怒的群众在使馆前聚集。这时他们才得到日本袭击珍珠港的消息，并且意识到，赫尔在见他们时早就接到了通知。
在动身前往华盛顿上任前，野村在海军的老朋友米内光政曾经提醒过他：“小心一点……今天的这一伙人将来在你爬上去后一定会毫不犹豫地从你的身下抽走梯子。”
太平洋开战后的几个月里，野村、来栖及其他日本国民在临时征用为关押营地的拥挤酒店中等待被遣返（比起其他日本移民以及日裔美国人被关押的拘留所，这里的条件很不错了）。在弗吉尼亚州的温泉酒店，来栖有足够的时间回想，两国在为和平进行最后谈判时到底出了什么错。
虽然两位外交官明白他们的任务紧急，但他们并不清楚（东京故意不让他们知道）成功的机会到底有多小。11月30日，外务省美洲局局长山本熊一给他们打了电话，他们用暗语快速地交谈着，东京想要他们为避免战争继续作出努力。因此，野村和来栖在11月29日这一东京规定的最后期限后，仍然亢奋地进行工作，他们在12月1日提出一项建议，让来自两国的代表召开紧急会议，地点最好在火奴鲁鲁。野村提议日本出动重量级人物，希望美国副总统亨利·华莱士能够出席会议。
直到1942年夏天，来栖才终于知晓日本进攻前的10天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在日本占领的新加坡，“格里普斯霍尔姆”号短暂进行了停留，他无意中听到陆军军官回忆，开战前几天的准备有多么困难，因为军方领导人直到11月26日才决定开战。
这一发现让来栖心灰意冷。军方领导人11月26日决定开战的事实说明，要求他和野村继续开展外交只不过是存心欺骗对方。当然，他们多多少少也知道东京即将放弃外交路线，尤其在收到“赫尔照会”后。11月28日，东乡对他们说，他对这份照会的内容感到“遗憾和惊讶”，他暗示外交谈判可能很快会终结。但东乡当时让他们等待将在3天之内发出的正式命令，而接到谈判终结的命令后再向白宫递交名为《大日本帝国政府观点》的文件。在此之前，他们必须表现得很正常。
这份官方文件并没有到来。12月3日，东乡指挥他们继续纠缠美国。东乡的原话是：“我认为，（《乙案》）是克服困难局势向前推进的最好方式，你必须将这一点向美方解释清楚。”东乡称，即使棘手的中国问题也可以通过和平方式解决。这让来栖和野村重新燃起外交和解的希望。直到12月5日，野村和来栖才要求赫尔重新考虑《乙案》，尽管罗斯福政府发布了“赫尔照会”，但也没有正式否决《乙案》。同一天，罗斯福还向裕仁天皇发送了一封和平电报。这些努力都无果而终。
来栖和野村在珍珠港袭击发生后才递交断交信，这在战后的日本引起了持续几十年的激烈辩论。这迟来的断交信让罗斯福有理由强烈谴责日本的虚情假意，最著名的要数罗斯福的“耻辱日”演讲。日本人的行为强化了总统的开战决心，不但对日本开战，还对日本在欧洲的法西斯同盟开战。有人推测罗斯福和丘吉尔早已知晓日本即将袭击珍珠港的消息，但他们坐等日本进攻，以便让美国加入欧战，这激起许多人的想象。
也有人认为，军方故意让日本推迟递交断交信，以确保日本的进攻不会有任何先兆。实际上，使馆人员虽然没能及时准备最后的这份文件，但他们从未挨罚——甚至有些人还在战后获得升迁，这加强了这一观点的可信度。
其实，日本发出迟来的消息是一系列原因造成的，既包括使馆准备工作的不力，还有东乡向军方的妥协，以确保进攻计划的成功。山本五十六坚持认为，日本应当提前警告美国日本将发动武力进攻。裕仁也这样认为，他想让日本遵守国际法原则。12月3日，外务省起草了准备递交赫尔的最后备忘录，其中包括日本可能根据《海牙公约》宣战的句子，但东乡将这一部分删掉了。为了军事战略的严格保密，这种敏感信息故意留待最后一刻才对华盛顿发出。
即使赫尔在珍珠港袭击开始前就收到这份最后文件，这仍然不会减弱日本发动袭击的震惊感（和非法性）。迟来的消息对罗斯福更有利，帮他让美国人团结一心，但罗斯福也表示，偷袭珍珠港并同时用外交作掩护的战略是日本最恶劣的行为。他在12月8日的国会演讲中漂亮地将这一信息传达给全国民众：
就在日本空军部队已经着手开始轰炸美国瓦湖岛之后的一小时，日本驻美国大使和同僚还向我们的国务卿提交了对美国最近致日方消息的正式答复。虽然复函声称继续现行外交谈判似已无用，但却并未包含有关战争或武装攻击的威胁或暗示。
珍珠港事件发生3天后，西波托马克公园里4棵最大最美丽的樱树被人故意砍倒。这些树曾经是美国和日本友谊的象征，两国之间“总有商谈余地”，现在这些树却成了美国强烈仇恨的对象。在“铭记珍珠港”口号的带动下，美国对日宣战，日本的战争贩子渴望打响这场战争，以便不要“浇灭士气”。
“格里普斯霍尔姆”号在里约热内卢装了更多被关押的日本人后，于1942年7月20日抵达葡萄牙殖民地莫桑比克的港口洛伦索—马贵斯（马普托）。两天后，插有日本旭日旗的“浅间丸”号和“绿伯爵”号也在这一印度洋港口停靠。战争双方正是在这里进行了国民交换。来自北美和南美大陆的日本国民在这两艘日本派来的船上重新安顿下来。同盟国和轴心国阵营的国民之间没有直接接触。但在港口等待时，野村和来栖都看到对面格鲁大使那高大的身影。来栖立刻回想起1941年11月初他动身前往华盛顿前的晚上，他与格鲁会面的情形。现在他们彼此之间不可逾越的距离足以说明，和平早已远去。3人默默地向对方脱帽致敬。
1942年8月20日，载有日本国民的轮船回到来栖的家乡横滨。此时，日本在海上的优势正迅速下滑，均势局面开始被打破。6月4日至7日，大日本帝国海军打了一场近代历史上最惨痛的战争——中途岛战役。当年策划珍珠港袭击的这个人再次制定中途岛战略，希望永久将美国赶出太平洋。结果日本惨败，失去了8艘航母中的4艘，以及300多名优秀飞行员。此时，日本的军事密码已经被美国破解（而在珍珠港袭击时，只有外交密码被破解）。日本海军从辉煌的顶峰上跌下来只用了6个月。
大多数日本人还不知道这一切。搭载海外国民的轮船回到日本时，珍珠港的余热仍未散尽。野村和来栖参加了一系列庆功会，包括宫廷御宴以及与首相共进午餐。似乎日本政府急切想要补偿在外交危机中受尽折磨的日本最高代表，他们成为了美国的公敌。他们被关押期间也是仇恨的目标，有人涂鸦说：“谁是来栖，我要拧断他的脖子！”回到日本后，这些遭受欺凌的人突然之间被抬高到国民英雄的地位。
来栖喜欢将外交比作在沙滩上画画，无论外交官能达成多少协议和盟约，政府政策一旦改变，所有这些都会被水冲走。他的儿子来栖良决定学习工程，而不是走他父亲的老路，他说：“我想为国家繁荣作出更加实际的贡献，留下一些持续时间更久的东西，即使只留下一座桥梁。”来栖良并没有机会建造一座桥，1945年2月，这位生于芝加哥、日美混血的试飞员在他父亲无力阻止的战争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曾驾驶“神风”飞机、在布鲁塞尔受到过来栖欢迎的两位潇洒的飞行员也在战争中阵亡了。年轻一些的饭沼正明（Iinuma Masaaki）在珍珠港事件发生不久后死于金边（他在飞机跑道上行走时被卷入运动中的螺旋桨，所以有人怀疑他是自杀）。不到两年后，他的飞行搭档冢越贤尔（Tsukagoshi Kenji）在执行一次任务时失踪了。1944年10月，日军“神风特攻队”在菲律宾的莱特首次出击，指挥他们的正是珍珠港策划人之一，海军少将大西泷治郎。“神风”飞机自杀式袭击的恶名很快淹没了这两位飞行员曾经创造的成就。
小提琴家诹访根自子（Suwa Nejiko）是来栖家的挚友，在德国占领下的巴黎，她决定跟着她的俄国导师伯里斯·卡曼斯基继续学习。她是一位天才少女，常常前往德国，与汉斯·克纳佩兹布什以及柏林爱乐乐团一起演奏。1943年2月，约瑟夫·戈培尔赠给她一把斯特拉迪瓦里制作的小提琴。后来她被进入欧洲的美军逮捕，关押在美国，最终在1945年12月回到日本，此时日本已是一片废墟。
然而，来栖和野村1942年夏天回到日本时，东京虽然形势困难但仍能维持。两位外交官被迫参加了各种欢迎仪式。有一次，裕仁对日本的处境没有表露任何感受，他只是称赞了他们的敬业精神。高松宫宣仁亲王则更加直率，他对来栖说，很遗憾外交没能占据上风，最后不得不开战了。
在与首相的午餐会上，东条谈到日本政府以及他本人在1941年11月末最终决定开战前的种种顾虑。毫不意外的是，他说政府是被迫选择战争路线的，因为美国从未停止欺压日本。他说，对日本来说，战争从来都不是首要选项。他还表示，如果罗斯福对天皇的来信早3天到，战争或许就能避免（罗斯福的和平信件于日本时间12月7日晚抵达格鲁大使手中，但参谋本部扣押这一信件长达10小时，故意破坏任何最后一刻的努力。裕仁在珍珠港袭击前半小时才读到这封信。实际上，来栖11月26日就提议罗斯福和裕仁天皇交换和平信件，但他当时没能让东乡和木户相信此举的价值）。
虽然东条将战争原因自我解读为美国的强硬，但日本政府的内在根本问题在整个1941年一直存在：最高领导人尽管偶尔表示反对，但他们还是没有足够的意念、欲望或勇气来阻挡战争洪流。
尤其对军方诸位总长和次长来说，他们呼吁备战比阻止战争更容易。其他人在战争与和平之间犹豫不决，摇摆不定，也不敢明确对战争说不，而作强硬表态则让军方领导人充满力量和勇气。联络会议和御前会议让每个领导人觉得，他们不担负个人责任。
从1941年4月至12月，日本领导层作出了一系列决定，但许多决定一开始并不是要走战争道路。而随着每一步深入，留有的余地越来越少，但这场与西方无法打赢的战争绝非不可避免。尽管可能会丧失明治时代以来取得的所有成就，但日本领导人最终还是走上了毁灭与自我毁灭的道路，他们的目标是让日本在短期内的生存和自我维持的机会最大化，并长期建立一个由日本统治的亚洲。日本的短期和长期目标都没有实现，因为这样的计划并不现实。日本对待战争的心态就像赌徒，他们喜欢一开始占据优势的满足感，打算赢了钱就跑，只是在这场游戏里，逃跑从来都不是一个选项。
的确，珍珠港袭击被全国称赞为令人惊叹的大胜。许多人认为，这是日本为了缔造亚洲的美好未来而作出的光荣而英勇的选择。据说天皇对珍珠港胜利的消息也感到高兴。然而在东南亚，大多数刚刚纳入日本控制下的人民却抗拒日本强加的统治，他们认为日本的占领比西方殖民主义更虚伪，因为日本宣称的崇高理想与其统治规划的混乱形成巨大差别，这通常导致贫穷和残暴。所以人们常说，珍珠港是战术上的巨大胜利，但却是战略上的巨大失误。但它算是战术胜利吗？1941年12月7日，海军中将南云忠一决定缩短预定袭击，第一波袭击出动的183架飞机中仅损失了9架，只遭遇到零星回击。但在第二波袭击中，167架飞机损失了20架，南云对战机损失数量的上升感到泄气，于是选择放弃。
结果，美国的油轮、机械工厂及其他设施大多完好无损。美国的潜艇和航母也没有损失，珍珠港袭击时美国的航母刚好不在港。另外，珍珠港水浅，受损的军舰比较容易修理，所以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实力很快就恢复了。
至于在空袭前派小型潜艇自杀式攻击的计划，这些水兵的死除了用作宣传外毫无意义。各大报纸都将他们称为“九军神”（一共派了10人参加潜艇袭击，一人存活并被美军俘虏，但日本普通民众并不知情）。在开战一周年纪念日上，这些人受到国民英雄般的祭拜。
开战一周年的另一个亮点是海军省拍摄的一部电影《夏威夷—马来亚冲海战》，1942年12月3日向公众放映。该片的主角是一名飞行员新兵，他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最后成长为帝国海军的优秀飞行员。这部电影配着雄浑的音乐，它的高潮是日本袭击夏威夷以及马来亚海战，最后以大日本帝国对美国及其盟友宣战结束。但日本领导人靠珍珠港和马来亚进行的胜利宣传的日子不多了。
大兵潮津十分清楚，宣传电影里描绘的士兵生活与实际的差别相当大。他的漂泊命运仍在持续。1941年12月8日，在不知道目的地的舰船上，他所在的部队得知了日本宣战的消息。这艘舰船驶过印度支那东南的金兰湾，进入湄公河，在西贡加油，最终将士兵带到泰国南部。他们即将与英国打响马来亚战役，他在这场战役中存活了下来。
1942年2月新加坡陷落后，潮津被派往苏门答腊岛北部城市棉兰维持当地秩序，那里的生活相对平静，日本占领者与当地人民相处和睦。他在这里从未感到饥饿，但他很想家。1942年12月，他听说自己因年龄过大而即将退伍，他非常兴奋，而他的回家之路又是一段生死历险。他乘坐的船总是要躲避鱼雷进攻，当他及其他满心期待回到祖国的士兵在夜间抵达广岛时，由于战时停电，港口四周一篇漆黑，他们的船相互碰撞，一些人落入冰冷的水中身亡，而另一些人则被救上岸，潮津就是其中之一。
到1944年年中，日本本土恐遭袭击的预测催生了一项新政策。仍然在东条领导下的日本政府宣布，将13座城市的小学生紧急撤离。这些8岁至12岁不等的孩子被疏散至乡村，他们以群居方式生活在一起，许多孩子是第一次离开父母。他们通常将就在设施极其简陋、拥挤不堪的寺庙或传统民居里过夜。共有大约80万儿童经历了这次集体疏散，他们忍受着饥饿和思乡之情，过着简朴的日子。这形成了一代人的记忆。
报纸和杂志则粉饰着这次疏散，这些媒体说，孩子们享受着乡间新鲜的空气，他们的笑脸见诸报端——虽然都是缺乏营养的脸庞。在一张照片上，一群小男孩在浴室地板上蹲成一圈，每个孩子都在为他前面的孩子搓背。他们看起来很快乐，但他们皮包骨的身体不禁让人怀疑，这些孩子哪有力量去笑，更何况去搓背。
除了发给他们少量食物外，这些被疏散的孩子没有任何其他食物来源，他们首先必须忍受饥饿。这些孩子最大的乐趣就是画食物。一位妇女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松糕、饺子、油酥、甜酥饼、焦糖、大米饼干……我们把这些都画了出来，几乎是你能记住的所有小吃。画好后我们相互展示，并讨论这些东西实际上有多好吃。”由于抱怨和不满的信件影响士气，所以他们的老师在信件寄出前要检查每一封信。1941年10月实施了国家审查和没收信件制度，即使孩子们的信件也不例外。
杂乱无章的疏散行动是日本对美国威胁的直接反应，美国有可能登陆其本土，尤其在1500英里外的塞班岛失陷后，这种可能性陡然增大。1944年7月7日塞班岛沦陷，5.5万多名日本人（包括平民）死亡（1920年，国际联盟将塞班岛划给日本管理，岛上于是住有日本人，包括归为日本人的台湾人和朝鲜人，1943年其人口为29348人）。南云及其他海军将领命令士兵“像英雄般战死”，成为阻挡美国的“海上堤坝”。南云作出表率，7月6日他在塞班岛失守前自杀。在失去军方保护后，平民也必须作出“最终献身”。许多人选择死亡而不是投降，有时是在残留日本士兵的指挥下，这些士兵要保证不会有人去忍受被俘的耻辱。
这种可怕的爱国忠诚度被美国海军陆战队以胶片形式记录了下来。岛上的平民（包括许多妇女和儿童）跌跌撞撞地走到火山悬崖的边缘，最后纵身一跃。你能感受到他们向下看时有些许犹豫和短暂恐惧，但坚定的信念让他们克服恐惧，跳了下去，这些天皇的忠实臣民最后通常要喊一声“万岁”！随着美国向前推进，天宁岛、关岛、冲绳也出现了类似的自杀景象。
日本在太平洋上的失败再也瞒不住了。1944年7月18日，日本国民听到塞班岛战败的消息，同时还有东条内阁的辞职消息。7月20日，东条辞职两天后，华尔基利行动（Operation Valkyrie）上演，这是刺杀希特勒的行动中最接近成功的一次行动。这位狂热的元首仍将继续领导德国，直到他自杀身亡。
没有希特勒的德国立刻会有很大不同，但没有东条的日本看起来没什么两样。导致决定开战的体制和文化缺陷仍然存在，而为了战争已经投入的巨大物资和人员牺牲更让人没有无法轻易结束战争。即使上层领导人普遍认为，这场战争必须结束（他们希望德国或者苏联能够介入调停），但日本仍然要再等待13个月、更换两任首相、日本主要城市完全被毁、吃了两颗原子弹后，天皇才最终插手，结束了这场没有任何退出计划的战争。日本领导人向来喜欢自保、爱面子的问题最终在1941年让日本作出史上最鲁莽的决定，但类似的问题在1944年和1945年仍在作祟。
另一方面，生活仍在继续，孩子们仍在被疏散。1944年8月22日，大约700名儿童在从冲绳运往鹿儿岛的途中死亡。美国潜艇已经如此接近日本了。疏散计划于1945年3月终止，城市家庭需要自己为子女的安全作出打算。家庭团聚的时间常常是那样短暂，许多被疏散的孩子刚一回到东京就赶上3月10日拂晓发动的东京大空袭，这次空袭也让作家永井荷风的房子化为灰烬。
几乎每一座日本城市都遭到毁灭，不断传来士兵的死亡消息，这让日本人的士气跌至谷底。对忍受疾病、饥饿、躲避燃烧弹的国民来说，生存下去成了首要任务。在炸弹袭击时，一位母亲搂着孩子窒息而亡；乘船逃生的小女孩看到，河面上到处是快要死去的人；人们扒着烧焦的尸体寻找自己的亲人……这样的故事已经司空见惯。举行御前会议的明治皇宫也在1945年5月烧毁了，日本无条件投降前的最后两次御前会议被迫在防空洞内举行。
农村生活相对不那么紧张，但物质也很匮乏。植物的根成为主食，给成长中的孩子提供宝贵的蛋白质和钙。学生们跑到树林里采集松脂来制作汽油（这并不容易成功）。为了生产飞机，所有家庭的金属物品，包括水桶和长柄勺，都必须上交。一名农村孩子推测说：“我们一定要输了，不然政府不至于将穷人家的厨房用具都收走。”但带有宿命论的国民并不抱怨，他们默默地忍受着，似乎是在忍受持续的自然灾害而不是人为灾害。
在这苦难的日子里，一小群人（主要是军官，但也有电影工作者、大学生及其他民众）偶尔能观看英国人在东南亚留下来的电影。其中一部叫《乱世佳人》。日本人对这部将近4小时影片的质量、技术和魅力感到惊叹。他们觉得自己没有可能击败一个能拍出如此精妙绝伦电影的国家（另一部留下来的电影是迪士尼公司1937年制作的《白雪公主》，它的质量也远超日本的动画制作水平）。
1945年8月17日，天皇通过广播宣布日本投降3天后，东久迩宫稔彦王成为首位（或许也是最后一位）皇族首相。他的任务是要解除武装，将该国交给同盟国占领军，签署日本无条件投降文件，以及重振人们的士气。
东久迩宫稔彦王是一位演说家，总能以简单而有力的语言进行演讲。9月5日，他在有美国大兵旁听的国会会议上强调说，日本不会抓着战争的起因不放，而是要向前看。他说整个1亿人的国家都有责任，因为大家都需要为此忏悔。这与不久前只剩下竹质长矛和头盔也要抵抗到底的民族是同一个民族。东久迩宫稔彦王的发言很有作用，尤其在1945年夏末，因为摆在日本人面前有那么多工作要做。他的话还为此后的日本领导人定下了基调，他们选择忽略一个最根本的问题：谁该为发起这场战争负责？这场战争毫无必要的说法难以让日本人接受，毕竟日本在这场战争中失去了那么多。但官方故意选择忽略也容易让人们对其他问题进行逃避，比如接受战争罪行和铭记战争。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人们能够忘记自己经历的一切。与普遍接受的观点恰恰相反，日本作出了各种努力来接受这段战争历史的许多方面。活到84岁的大兵潮津有足够时间来悄悄反思他的经历。虽然他一生中从未谈起这段往事，但他小心地留下了一份书面记录，就连他的家人都不知情。
宣称所有日本人都应对战争负责的言论其实暗含的意思是，没有人会受到责备，这也回避并冲淡了日本领导人的责任，正是他们把日本引向战争深渊。近卫公爵在东久迩宫内阁再次成为公众人物，他无疑是东久迩宫稔彦王政策路线的支持者。保守派政治家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掌权，他们乐于接受这种偏袒、不完整处理日本过去的方式。虽然个体民众、学者和记者对这段历史进行过坦诚辩论，但很难否认的是，日本官方在本质上一直倾向于忽视这段令人不快的不堪往事。
1952年，《乱世佳人》终于在日本上映了，在票房上取得了巨大成功。许多日本人十分同情热情、鲁莽、不屈不挠的南方姑娘斯嘉丽，她克服了重重困难，即使失去了一切也依然意志坚定。她最后一句名言“毕竟，明天又是新的一天”在战后日本人心中引起广泛共鸣，他们试着在战争的废墟中寻找光明的未来。这正是日本的选择：带着这一不可思议的过去，蜕变为崭新的国家。人生潮起潮落，
若能把握机会乘风破浪，必定能马到成功。
若不能把握机会，他们人生的航行就只能受限于浅陋和悲苦之中。
我们正漂流在茫茫大海，
当浪潮涌来时，我们必须把握住它，
否则就会使我们的冒险失败。
——莎士比亚，《尤利乌斯·恺撒》主要人物1941年4月前的日本历史大事件
（此处及整本书出现的日期均为当地时间）
1853年7月：海军准将马休·佩里敦促日本结束闭关锁国政策。
1854年3月31日：德川幕府签订不平等的《日美和亲条约》，结束闭关锁国体制，对世界其他国家开放港口。
1868年1月3日：幕府时代结束，明治维新开始。
1882年1月4日：《军人敕谕》颁布，这份军人行为准则将形成日本民族主义的重要部分。
1889年2月11日：《明治宪法》颁布。
1890年7月1日：日本首次举行大选。
11月25日：日本两院组成的国会首度召开会议，4天后再次召开会议。
1894年8月1日：日本对满清宣战，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1895年4月17日：日本击败中国，签署《马关条约》，台湾和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
4月23日：俄国、德国和法国催促日本将辽东半岛还给中国（三国干涉还辽），日本5月5日同意交出辽东半岛。
1898年3月27日：俄国成功拿到辽东半岛租借权。
1902年1月30日：英国和日本以平等身份缔结英日同盟。
1904年2月8日：日本在亚瑟港袭击沙皇俄国，两天后才对俄宣战。
1905年5月27～28日：日本海军在对马海峡海战中取得决定性胜利。
9月5日：在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调停下，日俄战争结束，双方签署《朴次茅斯和约》。
11月17日：朝鲜成为日本的受保护国。
1906年8月1日：日本成立关东军，以保卫刚从俄国手中夺得的“满洲”。
1910年8月29日：日本吞并朝鲜。
1912年7月30日：明治天皇睦仁驾崩，其子嘉仁继位。
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8月23日：日本对德宣战，11月前占领德国在中国及太平洋地区的领地。
1915年1月18日：日本向中国的袁世凯提出“21条要求”，但日本压迫中国时没能取得外交特权。
1918年11月11日：一战结束，1919年召开巴黎和会。
1922年2月6日：日本签署《九国公约》和《华盛顿海军条约》，开启自由国际主义的外交政策。
1923年9月1日：关东大地震及随后的火灾让东京被毁。
1926年12月25日：嘉仁驾崩，皇太子裕仁继位。
1929年10月29日：“黑色星期五”标志着大萧条的开始。
1930年1月21日：伦敦海军会议开始。
11月4日：由于批准《伦敦海军条约》，首相滨口雄幸遭到极端民族主义者刺杀，身受重伤。
1931年9月18日：关东军发动“满洲事变”，炸毁穆克顿（沈阳）附近的铁轨并嫁祸给中国，随后入侵中国东北。
9月24日：若槻禮次郎内阁批准关东军占领“满洲”吉林省，纵容军方的擅自行动。
1932年3月1日：关东军宣布日本傀儡政权“满洲国”成立。
10月2日：李顿调查团发布报告，谴责日本入侵“满洲”。
1933年1月28日：关东军占领热河（今河北省北部），这是“满洲国”和中国之间的缓冲带，日本想在华北建立根据地。
2月24日：日本全权代表松冈洋右宣布，鉴于“李顿报告”获得通过，日本打算退出国际联盟。
5月31日：日本成功迫使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签署《塘沽协定》，在河北东部靠近“满洲国”边界的地区设定非军事区。
1935年6月：日本加大对蒋介石的压力，迫使蒋介石从河北、察哈尔、内蒙古撤出部队，日本得以确保“满洲国”周边的势力范围。
1936年2月26日：青年将校在东京发动政变，差一点成功，但裕仁果断介入平息政变。
12月12日：蒋介石被反日军阀张学良绑架，被迫与中国共产党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7年6月4日：近卫文麿成为首相。
7月7日：中日双方在北京附近的马可波罗桥擦枪走火，中日战争打响。
12月13日：日军攻陷并洗劫国民党首都南京。
1938年1月16日：近卫首相宣布日本不以蒋介石为对手。
3月24日：日本国会通过《国家总动员法》，实施一系列紧急集权措施以开展有效的战争动员。
7月1日：美国开始针对日本，对飞机及零部件实行“道义禁运”。
11月3日：近卫宣布，日本在中日战争中的目的是要建立“东亚新秩序”。
1939年1月5日：近卫内阁辞职。
2月10日：日本开始占领海南岛。
7月26日：美国宣布废除1911年签订的《日美通商航海条约》。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在日军占领下的南京成立亲日政权。
5月7日：珍珠港成为美国太平洋舰队主基地。
6月4日：美国禁止向日本出口工业设备。
6月17日：法国向德国投降。
7月22日：近卫第二次担任首相，松冈洋右成为外务大臣。
7月底至8月初：美国对日出口金属、航空燃油和润滑油受到严格管控。
8月1日：松冈用“大东亚共荣圈”来形容政府的野心，日本渴望领导一自给自足的地区集团。
9月23～29日：日本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北部。
9月25日：美国加大对蒋介石的财政援助。
9月26日：美国禁止对日本出售钢铁和废铁，从10月16日开始生效。
9月27日：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签署《三国同盟条约》。
10月12日：近卫领导下的大政翼赞会宣告成立，日本政党政治结束，“新体制运动”开始。
10月31日：舞厅关闭，爵士乐表演在日本成为非法活动。
11月10日：全国庆祝日本皇室2600年的统治。
1941年1月8日：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发布《战阵训》，要求士兵战死沙场，不能被俘，这种美化牺牲的训诫成为日本战时信念的基石。
2月11日：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抵达华盛顿。
3月12日：松冈启程前往欧洲，会见日本的轴心国伙伴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吴冠衡：北京地下女团
狭小的空间中，音响发出的声浪盖不住粉丝们的应援声。
年轻女孩们在几平米见方的小舞台上，操着一口塑料日语蹦蹦跳跳。以男孩居多的“打call”阵营中，荧光棒快速挥舞，在空气中画出一个个光圈。
粉丝们跳舞、狂奔，有人纵身一跃，被众人托起；有人干脆躺在地上，恣意翻滚。
地下偶像的演出现场，永远不缺乏活力。这个被主流文化排斥、国内饱受非议的小众群体，在北京度过了野蛮生长的第一年。
在工作日，女孩们是公务员、编导、编辑、主持人。到了休息日，她们穿上花哨的演出裙，在粉丝们的簇拥下登台演出。
在这里，她们是绝对的“偶像”。在不被理解中奋力起舞。
2023年7月，我们在见到了地下偶像团体“Lumos荧光计划”、“梦境人偶Maribel”、“WiSugar”的成员，听听她们的生活与梦。01
地下一层的live house低矮逼仄，天花板沉降，水管、电线和钢筋裸露，压得人喘不过气。Livehouse外侧的墙壁架起一块等人高的大镜子，尚未开场，几组偶像正对着镜子练舞。
粉丝们只与偶像一玻璃门之隔。他们或坐或站，静静等着开场，全然没有上前和偶像搭话的意思。离门最近的男子和着从玻璃门传出的微弱音乐，练习“打call”。从他的身侧望去，在某些时刻，他和偶像同频同步。
临近开场，粉丝们自觉排好队伍，检票完成后，任由工作人员给自己手背印上荧光标记。鱼贯入场时，只依稀听得到三两人的窃窃私语。
Live house分为四个区域：坐席、站席、操纵区和几平方的小舞台。馆内昏暗，几排舞台灯渗出的光，描摹着观众的轮廓，照出一圈圈炫目躁动的光晕。
激情是在下一刻被点燃的。
开场的偶像刚一出场，站席前排的粉丝们便开始呐喊。你听不真切他们口中蹦出的单词，耳朵和心脏却诚实地肯定它们的有力。单词们随着一人高音响发出的强劲鼓点，砸在隔音墙壁、天花板上，往四周乱滚，轧在你身上，迸射出火来。
“哈！哈！哈！”吼到忘情处，粉丝们举起了双手，朝天花板甩臂，整齐划一。
站在我面前的男人从包里摸出两根荧光棒，身子下沉，作蹲马步状。他握着荧光棒，横在胸前，双臂飞速打转。接着一手上举，作飞行状。身旁一位也是半蹲，双手交叉，向下锤击，似在犁地。粉丝在现场“打call”
后来WiSugar的队长阿植告诉我，这只是最基础的“应援舞”。演出到了高潮，粉丝们玩到尽兴时，有人会被人群高高举起，这叫“飞行”；有人满房间乱跑，还有人干脆直接在地上打起了滚，还有“wota艺”、“喊mix”等等。
“天上飞的，中间跑的，地下滚的，除了没有在水里游的，我们这全有。”阿植笑着解释：“很多粉丝是为了享受演出、享受live house的氛围，才来看偶像的。”
登台的第一组偶像是双人组，身穿黑色的短裙、脚蹬黑色小皮靴，画着漆黑的眼影，她们走“哥特风”。
自我介绍时，偶像一时语塞：她忘记了自己准备的介绍词。
粉丝们却十分包容。偶像思考时，他们仍然注视着她，静静地等待她回忆起自己的台词。
约莫十秒，她终于磕磕绊绊地把一长串自我介绍背了下来，粉丝们高举双手，高兴庆祝。欢呼声响彻live house。
02
“地下偶像”是日本的舶来文化，“打call”、“应援”等文化也从日本传来。与娱乐圈的“地上”偶像不同，地下偶像们很少有机会被主流媒体曝光。她们在本地的live house演出，大多数没有演艺公司签约，因此被称为“地下”。
地下偶像们通常在周末演出。每场演出分为两个环节：表演环节和“特典会”环节。表演完后，地下偶像们会在演出场地坐成一列，等待粉丝们的光顾。粉丝们看完演出后可以购买“特典券”，每张特典券100元左右，可以与一名偶像拍一张照片、单独聊天1到2分钟。
与哪名偶像拍照、聊天，这张“特典券”的收入就归于哪个偶像。这是除了门票外，地下偶像们唯一的收入来源。
地下偶像组合“梦境人偶Maribel”的“特典会” 地下偶像组合Lumos荧光计划，结束了在北京兵荒马乱的日子。成团一年，她们有了自己的“根据地”，每场演出都有100多名慕名而来的观众。
某些帖子介绍北京地下偶像团时，总会把Lumos放在首位。特典会上，每位成员面前都有二三十名粉丝等着和她们聊天，成员们开始放弃自己原本的职业，将“偶像”作为工作重心。“做偶像能勉强养活自己了。”
Lumos主唱小蓝认为，她们的成功与粉丝密不可分。她把粉丝比作“战友”。
这帮“战友”和她们一起淋过雨。2022年七夕，她们在户外演出时恰逢大雨。粉丝上前递伞，护住了雨中独唱的小蓝。
还有今年5月，全国各地优秀的地下偶像团赴京演出。虽然Lumos位列其中，但人气还是被前辈们压了一头。
临上场前，有着丰富舞台经验的小蓝也在后台紧张起来。
深呼吸，走上台。她看到台下只一部分是自己熟悉的面孔，剩下大多都是外地前来支持自家本土偶像的陌生粉丝。
虽在主场，陌生与孤独感却朝她涌来。
唱到最后一首歌时，她眼前突然一亮，自己的粉丝们突然齐刷刷地掏出荧光棒。不仅如此，她还看到自己不认识的观众也在挥舞。
事后她得知，粉丝自费购买数百只荧光棒，分发给在场所有观众。
那一刻，小蓝眼里噙满了泪水。她哽咽着结束了表演。
荧光棒飞舞
Lumos的出道单曲《发现我喜欢你的时候》，曲调活泼、歌词暧昧：“发现我喜欢你的时候/有没有一点点快乐/假装不经意的问候/都是我设计的秋波。”秋波暗送、爱意流淌，让人听来浮想联翩。
作为偶像，她们恪守的第一条铁则便是：禁止恋爱。偶像们略带含蓄地解释道：“有的粉丝把我们当做假想对象。”
与娱乐圈的偶像与粉丝的关系不同，地下偶像的粉丝们可以在极近的距离观看偶像的表演，可以和她们单独对话，甚至握手——彼此触摸。
在刻意营造的暧昧氛围中，和心心念念的少女单独谈心。这似乎成了地下偶像的卖点之一。
但粉丝们与偶像的关系似乎并不能单纯被概括为“男女关系”，他们寄托在偶像身上的情感或许有懵懂的男女情愫、充满爱欲的妄想。但除此之外，在长时间交往之后，偶像们委屈时粉丝会忿忿不平、偶像们高兴时粉丝也会开心，在偶像们的努力得到回馈时，粉丝们为这份成长感到喜悦。
这是一种奇妙的共生关系，粉丝团体和偶像们联结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情感共生体。在这一共生体当中，粉丝用人气和钱哺育偶像；偶像塑造人设、营造氛围、努力练习歌舞，用舞台表现和情感力量回馈粉丝。
粉丝闲鱼，女，初中一年级，就读于北京海淀区某校。今年6月份，她第一次来看Lumos的演出。她喜欢成员十二，喜欢她真诚的性格和富有感染力的舞台表现。
第二次去看Lumos的演出时，她拎着几张画板，这是她亲手为十二制作的应援海报。她还花200元买了十二的两张“特典券”：在特典会环节，她可以与十二拍两张照片、聊五分钟的天。
咸鱼聊到十二时激动不已：“我平时学习压力特别大，需要精神上的慰藉。现在有这么一位偶像——十二，她可以为我在课业之余提供放松，是我精神上的寄托！我觉得她对我非常重要！”
Lumos荧光计划，从左往右依次是成员柠檬汁、小蓝、Miki、十二 粉丝Makoto，喜欢地下偶像Rimiri。自从4月份以来，Rimiri的每场演出他都到场。最多的一次，他购买了20张特典券，花费约莫两千元，这可以让他与Rimiri独处50分钟。
我问他：“Rimiri在您心中处于什么定位？”
他迟疑了一下，覆在面上的黑色口罩略一抽动：
“她就是我，我就是她。”
他站在舞台下，看舞台上挥洒汗水的Rimiri，跳舞时用力挥舞自己的手臂，展现着蓬勃的生命力。Makoto看呆了，他注视良久，仿佛是在看另一个自己。
03
偶像们有自己的本职工作，似乎是地下偶像界秘而不宣的事实。“做偶像挣不到钱，需要有个工作来养活这个爱好。”
Lumos荧光计划的miki做编导、小蓝是主持人，她们的队友柠檬汁刚从广告公司辞职。还有的偶像是公务员、研究员、在校大学生……
小晗，河北人，北漂一年，做媒体宣发。她是地下偶像组合“梦境人偶Maribel”的发起人之一。
团队刚起步，一穷二白。梦境人偶的工作人员抱怨道，因为没钱，预定好的排练场常被截胡。她和队友们有时在公共场所对着大镜子排练，有时找一个商场，缩进消防通道里排练。
但小晗依然乐在其中。工作日下班，她先是蹬半小时电驴回家，放好车后，再逆着晚高峰的人流，乘坐一小时地铁，来到排练场，和队友汇合。
梦境人偶们在排练 偶像团们似乎有个潜规则：在新团公开时，会吊人胃口似的，每天新公开一位成员信息。“梦境人偶”公开第三天，同事迫不及待地捧着手机递给小晗看：你知道吗？我有个朋友要当偶像了！图片上是小晗的队友：铃铃。
小晗微笑着看着她，默不作声。
第二天是小晗公开信息的日子，同事无言，只把网页分享给了小晗。小晗憋着笑，连忙道歉。
像是蜘蛛侠一样，她乐此不疲地切换着双重身份。
小晗聊天时，总是不自觉地夹杂几句乡音。她爱笑，不拘谨，笑时两眼弯弯的，露出雪白的牙齿，晃人眼睛。被她一笑，周围空气似乎都暖了起来，带着旁人也不自觉地跟她一起笑。
有人建议她：在台上也多笑笑。
小晗又回以笑容：笑了，但没人关注我。
在演出时，她从四人列队中小步跳了出来，半蹲着身子，举起双臂，朝眼前的三位观众比了个大大的“爱心”。三人和小晗相隔不足一米，视线却透过那颗中空的“爱心”，直勾勾地射向其它成员。
小晗高举的双手耷拉了下来，爱心碎了。她悻悻地回到队伍里，继续她们排练好的舞步。如果这时有人关注着她就会发现，她强撑着上扬的嘴角不住地颤抖着。在转身的时候，舞台的一隅，灯光照不到的地方，小晗悄悄地独自失落。
说这些的时候，小晗还在笑。她指着自己：“有人觉得我很开朗，但我真的很敏感。”
上场前，她准备了许多和粉丝们交流的“巧思”，却都没有达到她的预期。“我想给他们快乐，但他们好像都没注意到我。”
地下偶像世界是残酷的。偶像和粉丝们靠得很近，她们能直观地感受到粉丝们带来的温度。同一场演出里，甚至同一组合中，有人觉得如沐春风，有人觉得冷入骨髓。
小晗演出照 小晗害怕特典会。除去隐性的收入对比，显而易见的队伍长短之分让她更难以接受。两侧其它团体的队伍望不见尾巴，梦境人偶们眼前则是一片空地，像是从山体间硬生生劈开一道沟壑。
6月22日，小晗再次结束了特典会的“罚站”。回家的地铁上，她脑中一次次闪过今天的演出片段，反复咀嚼着羡慕、无奈和自我怀疑。
回到家，已经深夜。
小晗掏出手机，拨给了“梦境人偶Maribel”的工作人员：
“喂？”
工作人员的声音传来。
小晗已经泣不成声：“我们以后会不会好起来？”
“我什么时候才能感受到努力的价值？”
04
梦想被说烂了。
随着“地下偶像”概念的出圈，越来越多地上的人们俯身窥视。一双双猎奇的眼睛，打量着这一隅漆黑的、梦一样的小世界。在Lumos荧光计划粉丝群中，粉丝们对媒体的频频光顾表达了不满，“（媒体）像原始人围着篝火晚会蹦蹦跳跳。”
曝光带来了不解、非议与争论。有人觉得偶像们靠着谄媚宅男们赚钱，有人嘲笑地下的应援文化，还有人直接骂她们“精日”、骂她们“擦边”。
同时，曝光也为这个小圈子带来了新鲜血液。更多的观众了解到了地下偶像们的存在，尝试接受并融入她们的文化。
北京，这座被圈内人戏称“偶像荒漠”的城市，结束了它偶像文化野蛮生长的第一年。这一年，疫情结束，演出开放，粉丝圈子不断扩大，更多热爱舞台的姑娘们下场组团。每周都有新团“披露”，每隔一段时间也有老团解散，朝生暮死。
凡地下偶像，在台上言必称梦想，似乎已成惯例。但追问她们，什么是梦想，怎样坚持梦想时。她们便开始语塞。
梦想在哪呢，又怎么才能实现呢？
这是一个大部分地下偶像都找不到答案的命题。
“地下偶像”以本地演出为核心，通常不会在主流媒体出现，很少签约公司或经济团体。
这一日本的舶来品，在日本当地本属小众文化，来到中国后更显冷门。
梦境人偶团队的工作人员，把中国的地下偶像叫作“无源之水”。没有资本进场、没有公司签约、没有固定收入，有的偶像甚至需要自费演出。
去年，她们的演出场所频频被举报，其中一条举报的理由是：涉及日本文化。在演出时，她们唱的大多是日文歌，粉丝们口中喊的应援词也是日语，甚至有的偶像团体的原创曲有中、日两种版本，哪怕她们根本不会日语。
浮萍一样，这个从日本漂来的小众文化，没有在中国扎根的合适泥土。
与前几日出圈的“在东北的小偶像”不同，北京的地下偶像们还在分岔路口前踌躇。是和当地文化结合，走新路；还是迎合粉丝群体，走老路。她们还在思考。
北京这一年诞生的偶像团体们，在尝试着走自己的路线：“王道系”、“电波系”、“热血风”、“御姐风”……有的卖座，有的收效甚微。
没有前辈们作为依照，她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她们的逐梦之路，孤独、彷徨、手足无措。
即便如此，在被问到“未来还会坚持做偶像吗？”时，她们依然坚定地说：
“会的。”
梦境人偶Maribel演出后合照 只要有舞台、有粉丝，她们似乎就能一直唱下去、跳下去。没有模板作为依照，她们将有无限的可能性。没有资本进场，她们将保持热爱、一直纯粹。
Lumos荧光计划，她们完成了自己的第一场专场。Miki想带着队员爬到地上，成为真正的“偶像”。
梦境人偶Maribel还在努力，期待着自己出人头地的那天。
还有WiSugar——
2022年7月8日晚6点，队长阿植拖着行李从公司逃出。
那时距WiSugar成团已然半年，但她们尚未参加过一场演出，演出场毁约频繁，疫情的围追堵截让她们筋疲力尽
北京的傍晚，太阳西沉，伴着行李轱辘的滚动声，阿植踏入北京西站，那里有一辆去往江西的火车在等着她。
既然北京办不成，那她们就向江西进发。阿植的想法很简单，哪里收留她们，她们就去哪里。
只要有舞台就好。
在一天后，她将怀着忐忑的心情站在舞台上，完成她作为偶像的首场演出。
在之后一年里，她将带着WiSugar以北京为据点，去往长春、天津、武汉、兰州等地演出，她和她的团队会有一千多名粉丝。
在未来的一周年纪念演出中，WiSugar成员们和观众合唱她们的原创曲目。届时，她将送别她的队友，团队从此只剩5人。
WiSugar演出照 那时，她们将有两个梦想：一个是成为中国北方最优秀的偶像团体，另一个是在日本最大的live house演一场，告诉日本人，中国也有好的地下偶像。
但当时的阿植对这些尚且不知。她躺在火车卧铺上，盘算着明天演出完，她还要坐十几小时的火车，赶回北京，继续上班。
列车轰隆，望着窗外一成不变的黑夜，阿植很快睡了过去。
金寿福：古埃及文明的起源及其特征
本文原载于《世界历史》2023年第1期。
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人在智力、物质条件、社会组织、文化机制等方面达到一定高度以后的阶段被称为文明时期。文明不仅标志着人在与自然的互动中取得的进步，也指社会的差异化结构，意味着其成员价值取向及衡量标准的形成。在此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掌握统治权的精英阶层，他们借助文字和艺术运作权力把自己的政治意识系统化，其外部表现形式为宫殿、神庙、管理机构。
英国著名考古学家伦福儒认为，文明是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他把文字、祭祀中心和一定规模的城市(人口不少于5000人)视为最基本的元素。在他看来，多个子系统相互作用促成的多重影响力会催生文明。相比之下，贝恩斯和约菲则更强调精英阶层在文明生成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认为他们借助象征手法创造崭新的文化。在他们看来，文明是高级文化的结晶，是特定人群积累了一定数量象征性资源的结果，尤其是其中的精英阶层为使自己的地位和权力合法化而掌控政治和经济，成为保证社会和自然秩序的主体。按照贝恩斯和约菲的理解，所谓高级文化就是精英阶层演绎出来的一整套交流和传播体系，他们以此确定、彰显和传递自身的意志。知识和风格是高级文化的两个根本因素，精英阶层运用前者控制文化资源，依靠后者与他者划清界限，不仅把既定的社会秩序视为典范，而且将其与宇宙秩序等同起来，从而赋予其神圣性。象征性资源主要指人造环境，包括王宫、管理机构、宗教和祭祀建筑；王冠、权杖、服饰、武器、首饰，甚至器皿；神话、传说、节日，以及以王表为核心的历史书写和叙事。
古埃及文明的起源
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上半叶，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许多埃及学家认为，建立古埃及最早王朝的人群是从西亚迁徙到埃及的。不少具有欧洲中心主义和白人中心论倾向的学者无法相信，埃及文明的创造者是尼罗河流域的居民，他们甚至认为象形文字也是舶来品。最近一段时期，在埃及与西亚交界地区的考古发掘结果说明，尽管西奈半岛的地表以沙漠为主，但它并未阻碍古埃及人与西亚居民的交往和交流。最新的考古发掘不仅发现了从非洲经由西奈半岛通往黎凡特的线路，而且也比较清晰地勾勒了古埃及人与西亚居民在物质和观念交换中建立的密切关系。公元前5千纪后半期，驯化的谷物和驯养的牲畜已输入埃及。
在古埃及人与黎凡特地区的居民进行交往的前期，主动方似乎是后者，只是到了公元前4千纪后半期，埃及人才由参与者转变为组织者，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诸如天青石、印章、青铜等实物和泥砖建筑技术、艺术主题等传入埃及，它们被用作区分阶层的标记，或者被用来标志神圣力量。除此之外，考古人员近些年在埃及以西的撒哈拉沙漠边缘发现并发掘了许多史前遗址。此地游牧民的基本生存方式是驯养牛。公元前5300年前后，尼罗河河谷以西的草地沙漠化，原来的游牧民在进入尼罗河谷地之后开始农耕生活。从游牧到半游牧，再到定居生活，埃及不同区域的居民根据当地的气候变化，经历了不同的适应过程，采取的生存方式也不尽相同，他们的社会组织形式和思维模式也各有特色，对后来的文明产生的影响也不尽相同。研究者过去一般认为，上埃及居民偏重于非洲的游牧生存模式，下埃及居民很早就采纳了西亚的农耕，这种观点显然过于简单化。现在看来，古埃及文明是尼罗河谷地和尼罗河三角洲不同地区的居民在适应新的环境，并接受和运用来自不同区域的文化因素的过程中共同创造的。
按照古埃及史家马涅托的记述，把埃及南北两个独立的王国合二为一的国王是美尼斯，他把孟菲斯确立为首都，使古埃及成为统一的王权国家。因此，多数学者将王权国家的诞生视为其文明的起点。比马涅托早大约两个世纪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做了相同的描述，称美尼斯在上埃及与下埃及交界的地方建造都城，把普塔神奉为孟菲斯的主神，并开启了为神祭祀的传统。古罗马作家普林尼把发明文字的功劳也加在了美尼斯的头上。
最近一些年的考古发掘提供了宝贵的材料，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和理解古埃及文明的诞生及其特征。许多证据把古埃及文明的发源地指向希拉孔波利斯。这个城市由两个部分组成，分别位于尼罗河的东岸和西岸；前者在象形文字中被称为“埃尔卡布”，后者被称为“奈亨”。它们起初是隔河相望，并且是相对独立的聚落；但是早在史前时期，拥有更多肥沃土地的奈亨占据了上风。这个城市的精英阶层把隼奉为其保护神，他们不仅充分利用尼罗河谷地发展农业，而且他们生产的陶器和啤酒已经超出其需求范围；因为质量优异和品种多样，这些商品逐渐被推销到上埃及各地，不久之后甚至远至尼罗河三角洲和阿斯旺以南的努比亚。随着农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和手工业的发展，奈亨的势力逐渐壮大，处在尼罗河谷通往东部干河谷要道的埃尔卡布逐渐被纳入奈亨的麾下。基于这个原因，古典作家把这座历史悠久的双城叫作“隼城”。迄今为止，希拉孔波利斯是在埃及境内发现的最早的史前城市遗址。考古学家们在此处发现了年代为公元前3500年至前3200年的众多墓葬和文物。在其中一座坟墓的壁画上，可以看到具有美索不达米亚风格的船只，标志着埃及此时已经与西亚有着贸易往来。专业化的工艺生产和长途贸易促进了社会的分化和社会分工的精细化，使得管理阶层变得不可或缺，而且为精英阶层强化自身地位和运作权力提供了有利条件，这些因素共同为国家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希拉孔波利斯由很小的聚落演变为规模可观的小型城市，与此同时，上埃及其他地方也出现了类似于希拉孔波利斯的中心，其中最为重要的当属涅伽达和阿比多斯。根据涅伽达出土的器物，学者们把上埃及统一国家形成之前的一段时间称为“涅伽达文化”时期，并将其分为三个连续阶段。从史前向历史时期过渡期，包括希拉孔波利斯在内的上埃及中心城市墓地都出现了一个突出的变化，精英阶层坟墓与其他群体的坟墓被置于两个不同的区域。另外，在上埃及的希拉孔波利斯、涅伽达、阿比多斯等位于尼罗河岸边的城市借助农业和手工业逐渐扩大其势力范围和强化自身辐射力的时候，在下埃及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史前时期在今开罗周围和尼罗河三角洲起到主导作用的文化被称为“马阿迪文化”，其在开罗周围的重要遗址为马阿迪、塔尔汉、赫勒万和萨卡拉。塔尔汉原来是上埃及众多城市与西亚和黎凡特地区进行长途贸易的必经之地，随着第一王朝的统治者把孟菲斯确立为都城，塔尔汉沦为孟菲斯的附属小镇。
在尼罗河三角洲，重要的史前遗址有布托、泰尔易卜拉欣-阿瓦德、泰尔法卡等。在这些遗址的早期考古层中，只发现了属于马阿迪文化的陶器；处在之上的考古层中，渐次发现了属于上埃及涅伽达文化的陶器和其他器物，而且具有涅伽达文化特色的器物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学者们从前通常把属于上埃及涅伽达文化的器物出现在下埃及遗址的情况解读为上埃及统治者用武力征服下埃及并统一埃及全境的标志，而多数学者现在倾向于认为，古埃及统一的王权国家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在属于0王朝的阿比多斯墓地，一座被标注为U-j的墓被学者们视为其中一位国王的陵墓。它的年代大概为公元前3150年，墓室的面积约为66平方米，分为12个隔间。尽管这座墓之前已经被盗挖，考古学家们仍然发现了数量可观的骨质、象牙器物和陶器，陶器当中包括大约400件从今巴勒斯坦地区进口的葡萄酒罐。此外，出土的约150个标签上刻写了最早的象形符号。根据发掘人员的解读，从棺材室出土的木质神龛的痕迹和一件象牙权杖模型显示了这位墓主人与神灵之间的特殊关系和他生前行使的王权。在权标头和调色板上，经常出现狩猎或战争场面，其中一位首领模样的人徒手制服猛兽，或者用武器击打敌人。这种表现勇士或英雄形象的主题被纳入王权理念之中，表达了国王统一埃及领土并把敌人抵挡在埃及境外的意念和能力。古埃及人使用文字的最早证据来自位于阿比多斯的统治阶层的坟墓。这些象形符号被刻写在标注和标记物品的标签上，记录这些物品的来源、名称和数量。从物品来自埃及各地以及埃及以外的情况判断，此时掌握阿比多斯统治权的墓主人不仅对埃及全境行使有效控制，而且还与埃及以外地区保持着贸易关系。
在第一王朝即统一的王权国家诞生的前夜，以阿比多斯作为权力中心的统治阶层首先把希拉孔波利斯和涅伽达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然后把控制权扩展到下埃及。为了更好地掌控上下埃及，并便于与西亚的贸易，该王朝的君主把权力中心从阿比多斯迁到孟菲斯。从第一王朝开始，埃及与黎凡特地区的往来主要借助海路。建造船只所需的松木和制作木乃伊需要的松香，古埃及人必须从今黎巴嫩地区进口。这些需求促进了航海技术的进步，而海上运输反过来又加速了造船业的发展。上埃及的城市之间、下埃及的城市之间以及上埃及和下埃及的城市之间相互竞争，通过征服、吞并、联姻等形式壮大各自的力量。这段持续了大约100-150年的时间被学者们定义为“0王朝”。由原来诸多小型城市并存和竞争，演变为首都的一城独大，它不仅在政治上处于主宰地位，而且在经济上导致虹吸效应。这种变化不仅改变了此后埃及的政治和经济组织形式，而且对之后近三千年法老社会的面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一块出土于阿比多斯的饰板上，第一王朝前五位国王的名字依次在列，他们分别是那尔迈、奥哈、哲尔、哲特和登。此外，考古人员在从上埃及的阿比多斯至尼罗河三角洲的广大区域发现了那尔迈前任的名字：卡。至关重要的是，在孟菲斯墓地的所在地赫勒万出土的两个陶罐上，这位国王的名字被置于表现王宫的图标当中。这个图标在那尔迈调色板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不仅突出了作为权力中心的王宫，图文的有机结合还形象地表达了国王对宫殿这个公共空间的所有权和支配权。这进一步说明，在美尼斯把孟菲斯正式确定为都城之前，这个城市已经存在，甚至可能已经是都城。卡的名字还出现在其他器物上，学者们从中辨认了与国库、税收、税务官等概念相关的象形文字符号，这意味着，在第一王朝建立之前，几乎覆盖埃及全境的税收体系基本形成。
在希拉孔波利斯的荷鲁斯神庙，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块超大的调色板，它是那尔迈圆满完成神交付的统治埃及的使命的凭证，从而为统一的领土国家的诞生赋予了神圣的意义。调色板两面的顶部都雕刻了两个母牛头，中间夹着那尔迈的名字，而且被置于象征王宫的图标内，既象征国王受神的保护，也宣示了王宫这个重要空间的归属。在调色板的一面，那尔迈戴白色王冠；而在另一面，那尔迈戴红色王冠和白色王冠结合在一起的双王冠。在历史时期，白冠代表上埃及，红冠代表下埃及。学者们曾经以为，调色板的一面反映了来自上埃及的那尔迈征服下埃及的开始，另一面强调了那尔迈军事行动的结果，即上下埃及获得统一。近些年的考古发掘表明，早在那尔迈行使王权之前，红冠就已经是位于上埃及的涅伽达一带的政权标志。说明红冠起初与下埃及没有关系，只是后来王权概念得到系统化的时候，红冠才被视为下埃及的象征物，白冠和红冠从而分别代表上下埃及。以那尔迈为代表的早期君主开创的政治模式为之后近三千年确立了框架和模式，并定下了政治话语的基调。
根据以色列考古人员的发掘结果，在史前时期，有一定数量的埃及人居住在今巴勒斯坦南部和西奈半岛北部，他们从事埃及与西亚之间的贸易活动。随着第一王朝的建立和埃及边界的确立，埃及人的据点和居住点逐渐被废弃，取而代之的是从尼罗河三角洲向西奈半岛和巴勒斯坦地区派遣的定期和不定期具有掠夺性质的远征军。尼罗河三角洲东北部与西奈半岛的交界被历史时期的埃及人视为自然边界，中王国时期的君主甚至沿着这条线路修建了一连串防御工事。
与埃及涅伽达文化大致同时，在阿斯旺以南的努比亚地区，生活着被称为A群落的族群。他们定居在名为库斯图尔的地方，此地出土了许多属于涅伽达文化的器物，最让人惊讶的是，在其中一件器物上，考古人员发现了埃及王冠的图标。有的学者曾经因此提出，古埃及文明的火种是从库斯图尔点燃的。按照多数学者的观点，包括希拉孔波利斯在内的埃及史前时期的精英阶层从非洲内陆通过贸易获得象牙、乌木、香料、兽皮等异域珍稀物品，处在这条贸易通道上的努比亚人主动或被动地受到了埃及涅伽达文化的影响。尽管在库斯图尔发现了属于涅伽达文化的器物，考古人员并没有找到此地居民在社会模式和经济结构方面达到了埃及人那种水平的任何痕迹。
学者们认为，努比亚的尼罗河河谷比在埃及境内狭窄许多，无法为一定规模的居民提供耕地，因而也不可能出现高度专业化的劳动分工和管理阶层。另外，埃及史前时期的墓葬中偶尔出现具有努比亚风格的物品，及至埃及统一国家诞生以后，以上物品完全消失了踪迹，这一点也说明，古埃及文明的源头确实是在涅伽达文化当中。第一王朝诞生以后，埃及的东北部边界被确定在尼罗河三角洲东端与西奈半岛交界处，南部边境则设在尼罗河第一瀑布。尤其是在第一瀑布附近的阿斯旺，埃及统治者建造了类似堡垒的居住区，目的是方便埃及与非洲内陆的贸易，同时有效控制努比亚人。从此以后，阿斯旺以北的埃及与阿斯旺以南的努比亚走上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古埃及文明的特征
古埃及的地理范围和环境与现在的埃及大致相当；不过，古埃及人把阿斯旺附近的尼罗河第一瀑布视为国土的南部边界。尼罗河由南向北穿过埃及，狭长的尼罗河河谷的东面和西面分别是阿拉伯沙漠和利比亚沙漠，北面濒临地中海，东北面虽然与西亚毗连，但是主要为沙漠的西奈半岛形成了自然屏障。埃及地形的最大特征是南北狭长。古埃及国土由南部的尼罗河谷和北部的尼罗河三角洲构成，二者分别被称为上埃及和下埃及。尼罗河河谷和由尼罗河冲积平原形成的三角洲地区是古埃及人赖以休养生息的主要地域，被古埃及人称为“黑土地”；而尼罗河水达不到，并且几乎无降水的沙漠则被叫作“红土地”。
从史前时期过渡到历史时期以后，统一的欲望和分而治之的趋向构成古埃及人政治思维中始终处在张力的两个因素。埃及祭司马涅托于公元前4世纪为托勒密统治者撰写法老时期的历史，他把这个持续近三千年的文明分为三十个王朝。纵观这些跌宕起伏的朝代，每个朝代的统治者都试图把统治权扩展到领土的各个角落；地方势力则无时不在企图脱离由上而下强加的王权。统一的王权没落，其结果不外乎两种，一是使整个国家陷入群雄争霸的无序状态，二是为外族入侵并建立异族政权提供条件。埃及学界把马涅托的三十个王朝进一步划分为若干较长的时期，它们分别为：早王朝时期(第一至第二王朝)、古王国(第三至第八王朝)、第一中间期(第九至第十一王朝)、中王国(第十一至第十四王朝)、第二中间期(第十五至第十七王朝)、新王国(第十八至第二十王朝)、第三中间期(第二十一至第二十五王朝)、王朝后期(第二十六至第三十王朝)。尽管近来不少学者对这个有些过于粗线条和武断的划分方式提出批评，但它却清晰地勾勒出古埃及政局的主线，凸显了统一与国家兴旺之间的必然联系。在所谓的三个中间期，虽然情况并非完全一样，但国势有所衰落是不争的事实。
古埃及聚落的空间分布明显有别于同时期的美索不达米亚，导致这种差别的原因比较复杂。两个地区不同的地理环境和水文特征构成了重要因素，其中至关重要的是尼罗河每年都定期泛滥，尼罗河河谷的耕地不存在盐碱化问题，这是其他所谓灌溉文明都不具备的优越条件。尼罗河在最炎热的七月和八月泛滥，等到泛滥水在九月底退去，恰逢播种期，谷物在来年春季成熟，不至于在夏季炎热的气候中枯死，而且对人工灌溉的需求也并不大。除此之外，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不同的政治模式对聚落的分布和社会结构产生的影响不容忽视。
贝恩斯认为，古埃及文明最重要的特征就是王权自始至终起到了关键作用。不少学者对王权何以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表示惊讶和不解。最近，另一位埃及学家从古埃及历史中一个持续了上千年的宗教节日入手，解读了王权与尼罗河水文特征和气候变化之间的密切关系。他认为，古埃及人每年期待尼罗河水泛滥，但同时，他们也惧怕泛滥季节出现的各种疾病。古埃及人在尼罗河开始泛滥的月份举行隆重的祭祀尼罗河的仪式，君主把添加染料的啤酒献给哈托女神，这种啤酒的颜色类似夹带埃塞俄比亚高原泥土的青尼罗河的水色。古埃及人把尼罗河水一年一度泛滥的自然现象拟人化，以为这是神作用的结果，因此意在借助这个敬献啤酒的节日祈求哈托女神的恩惠，一方面期待这位河神带来丰足的泛滥水，另一方面希望她免除泛滥水带来的灾难。根据研究结果，埃及在公元前4千纪中期遭遇了严重干旱，尼罗河水位和泛滥水位均有不同程度的减少。如果把以上因素与考古人员在希拉孔波利斯发现的古埃及最早的酿酒厂和最早的王权萌芽联系在一起，詹森的观点显得非常有说服力。如果把尼罗河洪水泛滥与哈托女神之间的特殊关系考虑在内，那么那尔迈调色板两面顶端上的哈托女神的牛头像就很容易理解了。国王借助这一旨在安抚哈托女神的节日获得了对尼罗河水泛滥这个自然现象的管理权，王权通过这个节日拥有了神圣的维度。
王权和国家性宗教构成了古埃及文明的骨架，从而生成了诸如金字塔、方尖碑、卡纳克神庙这样的宏大纪念碑。古埃及文明始终强调三个主题：国土的完整性和统一性、传统的连续性、以及王权的稳定性与国王的合法性(王表排列了历代国王的名字，但是外族统治者喜克索斯人、女性君主哈特舍普特、发动宗教改革的阿肯那顿等君主因为缺乏合法性而被排除在外)。以王宫和神庙为核心的公共建筑和空间，与宗教节日和国王登基等密切相连的时间观念，以死后复活为最终目标的宗教信仰，以制作木乃伊和厚葬为特征的来世观念，这些都构成了古埃及文明的要素，成为支撑每一个埃及人日常生活的基石，并催生了相应的神话和文学。这些文明要素发源于埃及特殊的地理和水文环境，同时为古埃及人造就了异常复杂的文化环境。文明既是内部动因的产物，也是借鉴并优化和升华外来因素的结晶。
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区域之间的空间距离不过几百千米，表面上看，二者均为大河文明，而且相互之间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是它们之间的巨大区别却让人感到惊讶。考古学家柴尔德和东方学家法兰克福先后对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埃及文明进行了比较，得出的结论是，两个文明形成的路径明显不同，而且之后的发展过程也大相径庭。按照人类学家特里格的理解，两种文明之间在空间和时间上的相近与它们在结构上的异同没有太大的关系。他甚至认为，埃及文明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之间的差别，大于印加文明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之间的差别。特里格的表述听起来有些夸大其词，但却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文明的起源及其特征与地理环境和其他自然条件息息相关，但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人。
DeepMind研究所：GraphCast：在全球范围内的中期天气预报
GraphCast是来自谷歌公司DeepMind研究所的天气预报大模型。Graph指的是用的神经网络模型是Graph Neural Network，即图神经网络；Cast指的是任务是ForeCast，是预报。结合起来说就是使用GNN来做天气预报。然后这个预报是中尺度的，中尺度的概念引入的意思是，原来用AI来做天气预报一般是小尺度的，即预报几个小时后的天气状态；而中尺度的天气预报则是面向10天半个月这种时间尺度量级的。最后是针对全球的，GraphCast面对的是一个全球天气预报的任务。
GraphCast是一种基于机器学习的天气模拟器，它超过了世界上最准确的中期确定性业务天气预报系统，以及所有先前的机器学习先进方法。它是一个自回归模型，基于图神经网络和新颖的高分辨率多尺度网格表示，我们在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ECMWF）的ERA5再分析档案中的历史天气数据上训练。它可以以6小时的时间间隔产生10天的预报，包含五个地面变量和六个大气变量，每个变量有37个垂直压力层级，0.25°纬度-经度分辨率的网格上，对应于赤道附近约25×25千米的分辨率。我们的结果显示，在我们评估的2760个变量和时间节点的组合数据上，90.0%的数据结果表明，GraphCast比ECMWF的确定性业务预报系统HRES更准确。GraphCast也超过了最准确的机器学习天气预报模型在其报告的252个目标中的99.2%。GraphCast可以在Cloud TPU v4硬件上60秒内生成10天的预报（35 GB字节的数据）。与传统的预报方法不同，机器学习的预报方法与数据规模良好匹配：通过在更大、质量更高和更新的数据上训练，预报技能可以提高。这些结果总体上代表了我们前进了一大步，利用机器学习补充和改进天气模型，开辟了快速准确预报的新机会，并实现了机器学习模拟在物理科学中的应用前景。
1. 背景介绍
每天人们在计划自己的行程时都会考虑接下来的天气，从决定穿哪件外套到决定是否逃离飓风。当这些决定涉及预计未来十天的天气时，人们依靠“中期”天气预报，天气局每天最多四次提供这些预报，例如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ECMWF）、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和英国气象局。在这里，我们显示基于机器学习的天气预报可以与这些气象局传统上使用的方法相媲美。
中期天气预报是在大型高性能计算集群上运行的模拟生成的，主要包括两个组成部分。第一个组成部分是“数据同化”，这是根据最近和过去从卫星、天气站、船只等获得的观测推断和跟踪天气的过程。数据同化的结果是最近一系列天气状态的估计，称为“分析”。第二个是预报模型，传统上基于“数值天气预报“（NWP），它预测代表天气状态的变量的未来时间演化。这两个组成部分是密切相关的：数据同化在其推理和跟踪过程中使用NWP模型，之前的预报用于提示同化估计，分析结果用于作为预报模型的输入。本工作重点改进第二个组成部分：预报模型。
地球天气的控制方程式没有已知的封闭形式解，因此基于NWP的预报模型以数值方式近似解决它们。NWP方法可以很好地扩展计算量：精度通常随着增加的计算资源而提高，因为额外的计算量可以分配给更高分辨率的模拟，以及更复杂的参数方案。几十年来，NWP系统投入了大量投资，世界上一些最大的超级计算机用于做出准确的天气预报。
然而，NWP方法不适合处理越来越多可用数据。今天有大量的天气和气候观测数据存档，但传统上很少有直接改进预报模型质量的数据。改进NWP方法的主要方式是高度训练的专家手动创新更好的模型、算法和近似值，这是一个耗时且昂贵的过程。
相比之下，机器学习方法通常可以很好地处理数据。在广泛的科学领域，基于机器学习的方法在更低的计算预算下可以随着更高质量数据的增加而提高精度。在天气预报中，机器学习系统开始改进基于NWP的预报模型，特别是在传统方法相对较差的情况下。例子包括亚季节热浪预测和降水现场预报。
然而，在中期天气预报中，基于机器学习的方法只是最近开始与传统的NWP相竞争。世界上最准确的中期业务预报系统基于NWP，是欧洲的ECMWF的综合预报系统（IFS），其仍被认为是优于基于机器学习的方法。IFS主要由两个组成部分组成：HRES是一个确定性模型，它每天几次产生单一的10天预报，分辨率为0.1°纬度-经度；ENS是一个集合模型，它每天几次产生一组50个随机扰动的15天预报，分辨率为0.2°。基于机器学习的天气预报最广为人知和具有挑战性的目标之一是超过HRES和ENS。在过去一年中，在这方面有许多令人兴奋的进展。基于图神经网络（GNN）的模型报告了在1°纬度-经度分辨率和6天预报的结果上，在几个变量和压力层上接近HRES的技能，甚至在几个变量上超过HRES的粗分辨率。FourCastNet（FCN）基于Fourier神经算子报告了0.25°纬度-经度分辨率和7天预报的有前景的结果，这是第一个在全球范围内以该分辨率运行的模型。最近又有华为的Pangu-Weather，基于Vision Transformers报告了0.25°纬度-经度分辨率和7天预报的最准确的基于机器学习的天气预报，在九个变量和压力层中的许多变量上超过HRES。虽然这些进展令人鼓舞，但他们的结果通常仅报告少数几个变量，没有全面比较业务预报系统，这引起一个疑问：基于机器学习的天气模型有多高的技能？本工作的目的是提供这个问题的答案，并提供一个强大的框架来与业务系统竞争，甚至可能超过业务系统。
GraphCast使用GNN在“编码-处理-解码”架构中自动回归地生成预测轨迹。编码器将两个连续的输入帧（每个网格点有数百个变量）的纬度-经度输入网格映射到多尺度内部网格表示。处理器在此“多网格”表示上执行多轮消息传递，其中的边缘可以跨越短或长距离，允许在不需要显式层次结构的情况下进行节点间有效通信。解码器将多网格表示映射回纬度-经度网格，作为下一时间步骤的预测。GraphCast 在39年的历史天气数据ECMWF的ERA5再分析数据集上训练,以6小时时间步长在0.25°纬度-经度分辨率上进行10天预测，针对5个地面变量和6大气变量中的每个变量在37个垂直压力层。给定时间的完整状态由2.35亿个数字表示，以float32精度将近900兆字节，这给我们模型的实现和训练带来了独特的挑战。我们的GraphCast架构遵循基于GNN的学习模拟器的长期传统。
比较不同模型的预报技能本身就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因为这些模型预测许多变量和时间范围。ECMWF改进其基于NWP的HRES模型的方式是通过使用HRES得分评估HRES新候选版本与以前版本的技能。HRES得分将两个版本相互比较每天，针对约27个地面和大气变量及压力层次进行10天预报。
我们采用ECMWF的方法，通过引入一个类似的得分，以全面比较HRES的技能与GraphCast的技能之间的许多关键变量。我们评估我们模型在得分中的所有变量和层次（除海洋波浪变量外）以及大多数天气评价变量和层次上的性能，共69个变量和层次。我们使用0.25°纬度-经度分辨率的10天预报，时间步长为6小时。
我们的主要发现是，在这2760个评估变量和层次以及提前时间的组合中，对于2018年留出的测试集，GraphCast在其中90.0%的组合上具有比HRES更高的预报技能。GraphCast能超过HRES性能的一个关键原因是它直接从数据中训练，因此在原理上可以捕获NWP系统中未明确表示的天气现象，如气团、前线和风暴等。我们还发现GraphCast具有比Pangu-Weather更高的预报技能。本工作的关键进展包括：
• 用于学习天气模拟的新颖多网格GNN体系结构。
• 一个可以训练以0.25°纬度-经度分辨率和37个垂直分辨率层生成40个或更多步骤的预报的自动回归模型。
• 评估中期预报变量的全面覆盖的实验协议。
• 一种技能超过最佳NWP确定性模型的基于机器学习的预报模型。
• 最准确的机器学习天气预报模型。总之，我们的工作表明机器学习方法可以产生中期天气预报，这些预报在许多关键变量和时间范围上超过目前最先进的NWP系统。我们的GraphCast模型证明机器学习对天气预报的运用前景，并为如何利用机器学习改进中期天气预报提供了一个框架。
2. ERA5数据集
对于GraphCast的训练和评估，我们从ECMWF的ERA5在2020年再分析存档的子集中构建了我们的数据集，时间段为1979-2018年，时间间隔为6小时（对应每天的00z、06z、12z和18z），水平分辨率为0.25°纬度-经度，37个垂直大气压力层。“再分析”意味着对历史天气观测进行数据同化，以估计全球天气状况随时间的变化，ERA5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全面和最准确的再分析存档。
我们的模型预测总共227个目标变量，其中包括5个地面变量，以及在37个压力层中的每个层次的6个大气变量（我们的模型还提供了其他静态和/或外部变量作为输入上下文）。这些变量由其简短名称（对于大气变量，还包括压力层级）唯一标识。大气变量在37个压力层中的每个层次表示，分别是：位势高度（z）、比湿（q）、温度（t）、风速u分量（u）、风速v分量（v）和垂直速度（w）。静态/外部变量包括诸如网格/网状结构的形状、地形以及大气顶层的辐射等信息。
环绕地球的网格对应于每个纬度、经度和压力层的变量。地面和大气变量分别由放大视图中的黄色和蓝色框图表示。
3. GraphCast模型
3.1. 生成一个预报结果
GraphCast把两个邻近历史天气状态作为输入，并且预测下一步的天气状态。为了产生一个遥远的时刻的预报结果，模型迭代地把输出作为输入，以自回归的方式预报到未来某个时刻的天气状态。
3.2. 架构
GraphCast的核心体系结构使用GNN在“编码-处理-解码”配置中如图d、e和f所示。基于GNN的学习模拟器在学习流体和其他材料的复杂物理动力学方面非常有效，因为它们的表征和计算的结构类似于学习有限元求解器。GNN的一个关键优点是输入图的结构决定通过学习信息传递相互作用的表征部分，允许任意空间范围内的任意相互作用模式。相比之下,卷积神经网络（CNN）的计算局限于局部补丁内（或者在扩张卷积的情况下，定期跨越更长范围）。虽然Transformer也可以计算任意长范围的计算，但由于计算所有到所有的相互作用导致的二次内存复杂性，它们无法很好地扩展到非常大的输入（例如GraphCast的全球输入中的100多万个网格点）。Transformer的扩展通常稀释可能的相互作用以减少复杂性，这实际上使它们类似于GNN。
我们利用GNN模拟任意稀疏相互作用的能力的方式是引入GraphCast的内部多网格表示，该表示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均匀的空间分辨率，并允许几步消息传递内的长程相互作用。多网格首先通过反复6次细分常规二十面体（12个节点和20个面）来构建，以获得总共40,962个节点和81,920个面的二十面体网格层次。我们利用粗网格节点是细网格节点的子集这一事实，这使我们能够将网格层次结构的所有层次的边缘叠加到分辨率最高的网格上。此过程产生一组多尺度网格，其中粗边缘在多个尺度上跨越长距离，细边缘捕获局部相互作用。g显示每个单独的细分网格，e显示完整的多网格。
GraphCast的编码器d首先使用GNN将输入数据从原始纬度-经度网格映射到多网格上的学习特征，其中从网格点到多网格的有向边。处理器然后使用16层深度GNN在多网格上执行学习信息传递，这得益于长程边缘可以有效地在空间传播信息。解码器然后使用具有有向边的GNN将最终的多网格表示映射回纬度-经度网格，并将这个网格表示与输入状态结合起来形成输出预测。
编码器和解码器不要求原始数据排列在规则的直线网格中，也可以应用于任意网状状态离散化。该通用体系结构基于各种成功应用于许多复杂流体系统和其他物理领域的基于GNN的学习模拟器在天气预报中使用了类似的方法，并取得了令人鼓舞的结果。
在单个Cloud TPU v4设备上4，GraphCast可以在60秒内生成0.25°分辨率的10天预报（每6小时一个步骤）。相比之下，ECMWF的IFS系统在11,664核群集上运行，并在约1小时内生成0.1°分辨率的10天预报（前90个小时每小时发布一次，93-144小时每3小时发布一次，150-240小时每6小时发布一次）。
3.3. 训练过程
GraphCast经过训练以最小化针对ERA5目标的12步预报（3天）的目标函数，使用梯度下降法。衡量的目标包括在预报日期时间、提前时间、空间位置、变量和层次的平均平方误差。
我们发现使用自回归的多步损失可以有效地使模型在长期预报中最小化误差累积。目标函数相对于网络权重的梯度通过整个自回归预测序列进行反向传播计算。
在模型开发和训练过程中，我们仅使用1979-2017年的ERA5数据，而2018年的ERA5数据仅保留用于测试。我们遵循严格的协议，在最终GraphCast冻结和评估阶段开始之前，我们的研究团队或培训程序从未观察2018年及以后的数据。作为我们初步实验的一部分，我们训练了通过2015年的模型，在2016-2017年对其进行验证以选择最佳模型，重新训练通过2017年的该模型，并在2018年对其进行测试。我们还测试了通过2015年训练的模型在2018年测试数据上的性能，发现其在2018年数据上的性能不如重新训练通过2017年数据的模型。在其他初步实验中，我们发现通过较早测试期间（2015年)训练的模型在测试性能方面较之训练数据不包括紧接测试期间之前的几年的模型有类似的改进。这可能是由于多年数据的非定常（例如，由于ENSO周期、气候变化或其他多年天气模式）或者额外训练数据的结果。原则上，GraphCast可以定期重新训练（或微调），使用最新的天气数据，以潜在地获得这些好处。
我们在32个Cloud TPU v4设备上使用批处理并行训练GraphCast约需要3周时间。为了减少内存占用，我们使用复杂的梯度检查点策略和低精度数值。我们还对训练时间的减少做了工作。
4.模型评估
我们使用根均方误差（RMSE）和异常相关系数（ACC）来量化GraphCast、其他ML模型和HRES的技能。这两个指标都与真实数据进行计算。RMSE测量预报和真实值之间的差异的大小；ACC并测量模型预测的气候学差异（即某个位置和日期的平均天气）与同一量计算的真实值之间的相关性。
GraphCast经过训练以预测ERA5数据，因此我们报告的错误是针对ERA5作为真实数据计算的。然而，HRES模型使用HRES分析作为输入。因此，我们构建了一个单独的数据集，称为“HRES-fc0“，用于计算HRES误差的真实数据。
对于每个变量，我们选择了位于或接近地面而不是500 hPa水平的气压层。在下面的结果中，我们还展示了GraphCast与HRES在我们评估集中的所有69个变量层次组合中的性能评分。我们评估的气压层是WeatherBench使用的13个层次：50、100、150、200、250、300、400、500、600、700、850、925和1000 hPa。我们评估的变量是上述列出的变量，除了垂直速度（w）和总降水量（tp），这些是ERA5和HRES中的诊断变量。这总共留下69个评估变量(4个地面变量加上13个气压层的5个大气变量)，在40个未来时刻，总共2760个。
我们显示了来自ERA5、HRES预报和GraphCast预报的状态序列。线图显示了预报与其各自真实数据之间的RMSE，虚线表示与预报图像对应的提前时间。该图说明了GraphCast预报的质量，并为如何使用预报来计算技能指标提供了直觉。
5. 实验结果
5.1. GraphCast versus HRES技巧
我们的结果显示，GraphCast在10天预报中全面超过HRES的天气预报技能，水平分辨率为0.25°。
GraphCast（蓝线）明显超过HRES（黑线），我们的10个重要地面和大气变量，从ECMWF评分中选择接近地面的气压层。每个子图对应一个变量（对于大气变量也对应一个气压层），技能（y轴）在10天预测期（x轴）内每6小时绘制一次。GraphCast几乎总是具有更高的技能。在评估ACC时，我们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我们还进行了区域分析，该分析表明这些结果在全球范围内都是一致的。
我们总结了所有变量和气压层在10天预报中的归一化差异。GraphCast在我们评估集中的2760个变量、层次和提前时间中的90.0%上超过了HRES(4个地面变量加上5个大气变量×13个层次,在10天内每天4步)。我们注意到，HRES的性能在上层大气层次上往往优于GraphCast,特别是50 hPa气压层次。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应用于50 hPa或以下气压层次的总训练损失权重仅占所有变量和层次的总损失权重的0.66%。当排除50 hPa层次时，GraphCast超过HRES的2240个目标的百分比为96.6%。当排除50和100 hPa层次时，1720个目标的百分比为99.2%。
总之，这些结果显示GraphCast在我们测试的变量、层次和提前时间上具有明显超过HRES的技能。我们显示了GraphCast和HRES之间的均值和中值RMSE技能得分，在关键的1天、3天和5天提前时间上平均所有69个变量和层次。为了提供上下文，GraphCast提供的技能改进似乎明显大于HRES发布循环之间的典型改进，大致对应于几年的技能改进。
5.2. 自回归训练如何影响性能
这里显示了预测性能与用于训练我们模型的自回归步骤数的变化。当用较少的自回归步骤训练时，该模型在短期提前时间的性能更好，在较长的提前时间内性能较差。随着自回归步骤数的增加，短期提前时间的性能变差，但较长期间的性能变好。这些结果表明可以结合使用不同自回归步数的多个模型(例如，短期、中期和长期未来时间)，利用它们在整个预测期内的各自优势。
5.3. GraphCast与顶级机器学习预测模型的性能比较
在过去一年中，Keisler的模型、FCN和Pangu-Weather中的三个最新ML为基础的预测模型，Pangu- Weather的最新报告结果在质量上明显优于前两个。因此，我们将GraphCast的评估重点放在Pangu-Weather上，因为它代表着基于机器学习的天气预报的最新技术。Pangu-Weather基于Vision Transformers，与GNN具有相似的计算模式。
GraphCast报告的目标的99.2%上超过Pangu-Weather。Pangu-Weather仅优于GraphCast的2个（总共252个）度量指标。ERA5的HRES在早期提前时间明显变差，在某些情况下，特别是对温度，针对HRES-fc0的HRES技能优于Pangu-Weather。
6. 讨论
我们显示,我们的GraphCast模型在10天预报中超过了最准确的定性操作系统ECMWF的HRES。GraphCast也在报告的252个指标中的99.2%上超过了先前最好的机器学习基准Pangu-Weather。GraphCast的一个关键创新是它的新颖的“多网格”表示，它可以捕捉到比传统数值天气预报方法更长范围的空间相互作用，从而支持更粗的本机时间步长。这部分原因是GraphCast可以在60秒内在单个Cloud TPU v4设备上生成准确的10天天气预报，每6小时一步。
我们工作的一个重要点，我们专注于确定性预报，并仅比较GraphCast的技术与HRES。虽然HRES是ECMWF最高保真度的单一预报，但IFS的另一个ensemble预测系统ENS，在5-15天的预测范围内同样重要，尤其是对较长的预测期限。因为天气动力学是高度非线性的，并且提供给天气模式的分析本身具有不确定性，所以随着预报提前时间的增加，准确地预测天气轨迹的点状预测变得越来越困难，因此建模不确定性变得越来越重要。在更长的时间范围内,我们注意到GraphCast的预报在一定程度上比HRES的预报更模糊。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被训练为优化加权均方误差。因此，它在较长的提前时间内表达不确定性的方式是产生更接近平均值的预报。这与传统的确定性数值天气预报不同，后者将做出高分辨率但有时不正确的预测。然而，这些预测对某些目的可能很有用，例如预测温度极端值或暴风雨的机会。它也与集合预报模型不同，后者从一组初始条件的样本中产生多个预报，以近似真实初始条件的不确定性。使用集合预报的统计度量来量化不确定性。集合预报提供了重要优势，例如更明确地估计分布，但是它需要生成许多昂贵的预报，这也需要付出代价。建立可以全面评估与集合系统相比的不确定性建模模型是下一步的关键。
另一个点是，我们专注于0.25°纬度经度分辨率，而HRES操作在0.1°上。这种选择是基于ERA5只能在0.25°上获得，并且在使用大0.25°状态表示上存在实质性工程挑战。然而，如果有足够的数据和工程进展，我们的方法原理上没有理由不会扩展到更高的分辨率。
我们也邀请气象学界与我们一起定义新的、更广泛的技能指标，超越ECMWF评分。例如风暴跟踪，为极端天气做准备等都是天气预报的重要应用，这将受益于ML方法可以训练和评估的具体指标和基准。
我们的贡献代表机器学习气象模型的重大进步，可以应用于更广泛的环境和其他地理空间临时预测问题。关键应用领域包括对其他天气变量的建模、季节性和气候预测、森林火灾、砍伐森林、动植物活动等。然而，我们的方法不应被视为传统天气预报方法的替代，后者已开发了几十年，在许多实际环境中经过严格测试，并提供概率预测。相反，我们的工作应被解释为机器学习仿真能够有效地扩展到实际预测问题的挑战，并有潜力补充和改变目前最佳的方法。更广泛地，通过在复杂的实际数据上训练，并超过传统的数值方法，这项工作有助于实现机器学习仿真在物理科学中的光明未来。
总之，GraphCast是第一个能够产生高保真度10天天气预报的机器学习模型，与业界领先的数值天气预报模式相比，具有明显更高的技能和更快的运行速度。我们展示了GraphCast如何通过学习复杂的气象动力学来推理和预测未来的大气状态，而不是简单地学习从历史数据中识别模式。我们的结果为机器学习在环境建模和预测中发挥越来越大作用提供了有力证据。尽管GraphCast代表了该领域的重大进展，但传统方法在许多方面仍具有价值，我们相信未来最成功的方法将融合机器学习和物理建模的各个方面。本文展示了这种融合的巨大潜力，并为其中许多开放挑战提供了有益见解。
刘晗：宪法的全球化：历史起源、当代潮流与理论反思
本文来源：《中国法学》2015年第2期。
摘要: 全球化的进程已经推进到传统的国内宪法领域。近些年来，世界各国的宪法发展呈现出趋同的态势，各国司法审查的活动也开始相互借鉴和援引各自的法律资源和司法判决，各国高等法院法官之间的交流逐渐增多。宪法全球化肇始于二战之后世界范围内传统议会主权的衰落以及对于行政权扩张的反思，同时也受到了经济全球化的极大促进。宪法的全球化同时也在实践上受到了以美国为代表的宪法民族主义的抵制，在理论上带来了问题：司法审查的全球化使得各国高等法院逐渐脱离本国的民主过程和特殊的宪法文化，呈现出国际的反多数难题。
关键词: 宪法全球化；司法审查；成文宪法；反多数难题；宪法文化
全球化的进程不仅改变了世界的经济格局，也在推动各国法律秩序的变革。近些年来，全球化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国际经济贸易法等私法领域，也已经扩展到了传统的国内公法之中。在传统的理解中，宪法是一个国家的国内法，是一个国家领土主权范围内的根本法、基本法和最高法。宪法同时也是一国政治实践、文化传统和历史背景的最高法律体现；每个国家的宪法都具有自身的民族特色。因而，传统的宪法话语一般以特定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近些年来，全球化的进程已经扩展到宪法领域，开始消解民族国家内外之间的严格边界。一方面，欧盟法律体系的发展已经开始走向最终的宪法化进程，极大地挑战了只有民族国家才能制定宪法的传统观念；另一方面，宪法审查的实践呈现出国际化趋势，各国宪法法院或高等法院不断地参照国际同行对类似条文或权利的解释，法官们的国际交流也日益增多。[1]宪法的全球化已经成为了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现象。宪法的全球化起源于何种历史背景？哪些因素推动了宪法的全球化进程？宪法全球化的当今发展状况如何？宪法的全球化带来了何种理论和实践问题？应当如何看待宪法的全球化？本文试图从比较宪法、历史研究、法理反思和社会学分析的多重视角出发，勾勒宪法全球化的来龙去脉。
一、起源
（一）现代宪法的早期发展
美国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而当代世界所盛行的核心宪法概念与实践最早起源于美国。美国在两百多年的历史中从三个方面奠定了现代宪法的构成性要素。一是成文宪法。美国1787年《联邦宪法》在世界范围内率先通过一个成文宪法典将国家根本制度奠定下来。之前，不仅很多国家没有宪政实践，而且即便是英国这样的立宪国，也不认为一国根本制度可以通过一部成文法典确定。美国的成文宪法想象是受到启蒙政治哲学影响的结果，试图通过理性设计为一个国家确立根本的政治结构和政治规则。[2]英国并没有把启蒙思想直接运用到政治和宪法领域，霍布斯和洛克虽然从政治理论上发明了社会契约论思想，但英国的实际政治生活仍然固着于自身不成文的历史传统和“远古宪法”（Ancient Constitution）——国家的根本法是自然演进的结果，而非人为设计的产物。[3]
美国贡献给现代世界的另一个宪法概念是权利法案。权利观念源远流长，可以上溯到久远的古代自然法传统，典型地体现在现代自然权利学说当中。[4]比如，霍布斯和洛克都认为，人在先于国家和社会的自然状态中具有某种自然赋予的权利。[5]但真正将自然权利落实到一部完整的成文宪法中却是很晚的事情。美国第一次将由启蒙政治哲学总结出来的人的权利写入到规定国家根本制度的法律文件当中，即《美国宪法》前十条修正案，又称《权利法案》（the Bill of Rights）。虽然英国在光荣革命之后也曾颁布一个《权利法案》（the Bill of Rights,1689），并被认为是现代世界上第一个明确列举权利的政治文件，但它与美国《权利法案》有很大的区别：一，英国《权利法案》不仅仅列举了个人权利，而且很多篇幅用来规定政府结构；[6]二，英国《权利法案》仅仅是确认了英国历史中形成的、已在传统和习惯上受到保护的古代权利，而非将个人权利建立在理性建构的自然权利理论之上。[7]正是美国《权利法案》对于后来各国的权利法案具有更为强烈的影响；英国的《权利法案》并非后世诸多权利法案（比如法国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的真正先驱。[8]
现代宪法中更为重要的一种概念和体制也是美国首创：司法审查。《美国宪法》规定了司法机关的独立地位，但法院是否有权依据宪法审查代议机关的立法和行政机关的行为，宪法文本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9]虽然司法审查体制可以在英国法和美洲殖民地时期的司法实践中找到渊源，[10]但真正确立司法审查的体制却是在1803年美国最高法院判决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中。[11]司法审查制度背后有两个根本法理逻辑：一，宪法是法。宪法不仅仅是政治宣言，更是名副其实的法律，可被适用到具体案件的裁判中，由律师和法官依据法律技术来解释和处理；二，阐明宪法的意思乃是法院的权力。法院主要司职法律问题；既然宪法是法，当然应该由法院来处理。
虽然美国早在19世纪初就已经基本奠定了现代宪法的基本概念和体制，但从世界范围来看，美国宪法在很长时间内都是世界历史中孤独的先行者。在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之间，大多数国家对成文宪法、权利法案和司法审查少有信念，即便仿行也少有成功。被奉为现代成文宪法典范的德国《魏玛宪法》（1919）失败了，德国走向了纳粹国家：希特勒恰恰利用《魏玛宪法》的制度漏洞以宪法渠道取得绝对权力。[12]在1945年以前，采用司法审查制度的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屈指可数，只有美国和挪威两个国家，而且两国的司法审查制度亦非来自宪法的明确授权，而是通过司法判例确立的：美国在1803年最高法院著名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中确立；挪威在1866年Wedel Jarlsberg案中由最高法院确立。[13]1920年《奥地利宪法》确立了司法审查体制，但很少使用，直到1929年停用，1946年才由新宪法恢复。[14]直到1943年，冰岛才加入了当时为数不多的司法审查阵营。[15]
在整个19世纪乃至20世纪上半叶的大部分时间内，欧洲主要国家对于成文宪法控制民主政治的可能性和司法审查制度表示了较大的怀疑。英国从来就怀疑成文宪法基于启蒙理性主义而设计国家根本制度的可能性。1860年代的美国内战在英国人眼中意味着成文宪法所确立起来的共和体制的根本失败。[16]在英国人看来，成文宪法本身甚至是一种不可理解的制度。[17]英国宪制中长期以来没有独立的最高法院，因为其最高司法机构是议会中的上院，更遑论由法院来审查议会的立法，直到2009年英国才建立体制上独立的最高法院。法国自从大革命以来，制定了十几部成文宪法，没有一部能够将根本的政治秩序稳定地奠定下来。法国人宁可相信《拿破仑民法典》的作用及其根本地位，也不相信某一部成文宪法的根本作用。并且，法国宪制遵循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将立法机关看做“公意”（general will）的代表，而“公意”是会不犯错误的，因此并不接受、甚至明确拒斥司法机关从事宪法审查的权力。[18]
20世纪30年代，即便是美国最高法院本身也经历了一场重大政治危机。由于美国最高法院多次否决罗斯福新政的诸多立法，[19]罗斯福总统借助自身的民主合法性，对于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了重大挑战。他在国会推动立法，重组美国最高法院，尤其是为每一名年龄超过七十岁的大法官配一名年轻法官，其结果将是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人数将由九人变为十五人。[20]美国最高法院迫于政治压力，于1937年转而支持新政立法，保住了九个人担任法官的定制。[21]美国最高法院所谓的“及时转向”（switch in time）也成为了美国宪法史上的一段公案。[22]其实际后果是，法院本身的权威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司法审查的正当性也受到了强烈的怀疑。
（二）战后宪法的新趋势
1945年是世界宪法史的重要节点。启蒙的宪法思维最终席卷了世界：世界各国普遍在战后制定成文宪法，并且几乎都规定了违宪审查制度。尤为明显的是，司法权力在二战之后于世界范围内呈现了兴起的趋势，逐步开始与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平起平坐，甚至开始盖过二者的风头。[23]宪法和法院相辅相成的兴起趋势有非常深刻的历史原因。
第一，议会至上的原则开始衰落。[24]长久以来，议会至上乃是现代民主制度的核心。英国议会“有权制定或废除任何法律；并且，英国不承认任何人或组织有权否决或者弃置议会的立法”。[25]在法国，由于卢梭思想的影响，议会亦是最高权力机关。法国长期以来对于法官非常不信任，因为法官在旧制度中一向扮演着专制帮凶的角色。[26]会至上原则的衰落源于两个方面的历史发展。一方面在二战之前业已推进：工业经济的发展使得各国实际的治理权力落于技术专家控制的行政机关和管制机构当中。”另一方面是在二战之后的新趋势：二战的历史伤痛促进了人们对于民主制度的怀疑。由于纳粹政府正是基于民主渠道上台，并且不断诉诸民主公决来获得极权主义政策的正当性，人们发现民主制本身也会危及个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多数人的暴政（tyranny of the majority ）同样值得警慑。西欧世界因而经历了由议会至上（parliamentary supremacy ）到宪法至上（constitutional supremacy）的转变，而后者正是美国一直坚持的理念。宪法至上的观念很快变成了司法至上（ judicial supremacy），因为宪法的适用需要解释，而法院由于其专业优势而逐步宣称并确立自身在宪法解释领域的首要地位。
第二，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以往世界主要工业国家所盛行的技术专家统治（technocracy）开始变得不再流行；各国人民普遍对于政府产生了不信任。[27]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也极度削弱了行政机关的宪法形象。最典型的例子是1970年代的美国“水门事件”，导致总统权威的极大破损和司法机关公共形象的极大提升。用两部介绍美国宪法的著作的标题来说，“总统是靠不住的”，因此要由“大法官说了算”。[28]与对于政府的不信任相伴的，是对于基本人权的日益重视和对于权利保护机制的强调。这一方面体现在由1945年之后建立的联合国通过的《普遍人权宣言》，以及随后制定的两个国际人权公约——《公民与政治权利公约》和《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公约》。用成文的方式体现人权呈现出国际化的趋势。另一方面，在世界各国内部，制定一部能够在政府层面进行分权、拥有权利法案和司法审查（包括宪法法院的机构设置和宪法审查的机制建立）的成文宪法，成为了战后各国的议事日程上的重要事项；而人权保护的制度性因素就是违宪审查体制。
在议会至上和行政管制国家受到怀疑之后，法院成为了宪法与人权的守护者。美国的成文宪法和司法审查成为了各国效仿的模板，虽然并非唯一的模式。虽然各国制定新宪法的时候未必是直接参照美国宪法，但美国的影响不容忽视。美国宪法的影响在三个前法西斯国家尤其明显：德国和意大利受到了美国的影响，采取了司法审查制度，虽然并未直接采纳美国的普通法法院司法审查模式，而是采取了凯尔森的宪法法院模式；[29]战后日本新宪法则是直接由美国的麦克阿瑟将军主导制定，并写入了司法审查制度。[30]甚至连法国这样原先非常拒斥违宪审查的国家，也开始确立宪法委员会的实质权力和权利法案的重要性。[31]欧共体（欧盟的前身）所创立的欧洲正义法院（the 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很快变成了一个宪法法院，检查各国的法律是否违反了欧共体的基本规则，尤其是是否侵犯了个人的基本权利。[32]此外，欧洲人权法院（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的创立也是国际性司法审查的重要标志。[33]在某种意义上，二战之后的世界走向了法官的时代。法官统治（juristocracy）开始挑战议会主导，甚至有取而代之的趋势。尽管以德国和法国为代表的很多国家拒绝了美国式的最高法院司法审查模式，但在议会和法院关系的方面，德法两国同美国一样承认司法机关宪法解释的终局性。[34]
二、潮流
宪法全球化潮流在随后的发展中分为两大支流：一方面是全球领域的制宪活动，另一方面是世界各国在进行宪法解释和司法审查活动中相互借鉴的现象。各国出于对政府的不信任，立宪者一般都设计了权力分立的体制，尤其是提高司法权的地位和形象。新的宪法一般设置一个宪法法院或者从事宪法审查的普通法院对议会和政府进行监督。法国是最典型的例子：1958年《法国宪法》一方面将总统和总理的权力分开（因而容易形成半总统制），另一方面加上了宪法委员会，监督宪法的实施。如今，世界多国都走向了成文宪法加司法审查的宪法体制。即便是英国也已经出台了《人权法案》，并建立了体制上独立的最高法院。据统计，截至2007年，世界上191个国家或地区的宪法体制当中有158个规定了某种形式的司法审查制度，其中有79个国家或地区采用了独立的宪法法院或者宪法委员会审查体制，60个国家或地区采取普通法院审查模式。[35]
（一）制宪
1.制宪浪潮与宪法趋同
1945年之后世界范围内发生了大规模的制宪活动，各国新宪法多确立了现代成文宪法下的民主宪制结构和基本权利保护机制，尤其是确立了违宪审查体制，呈现了宪法趋同的现象。“成文宪法-权利法案-司法审查”三位一体的新宪政体制成为了世界性的大潮流。这一大潮流大致可以分为四次浪潮。
一是后法西斯国家的制宪浪潮。德国是这一潮流中最为典型的国家。在纳粹政府被摧毁之后，盟军占领区很快合并为西德，并开始制定宪法。在盟军的督促之下，德国成立了一个民主选举出来的各邦代表组成的制宪会议；盟军试图让德国民主派人士建立联邦制，并采用司法审查体制。[36]其宪法被称为“基本法”，是因为原本制宪者将其看作一部临时宪法，适用于德国统一之前；德国统一和恢复主权之后再制定正式宪法。[37]《德国基本法》有如下几个特点：一，该宪法首先确立了一个极为强势的权利法案，居于第一条的就是对于人格尊严的保障，并且该条款不可更改。二，该宪法创造了一个强大的宪法法院，用于执行权利法案。该宪法法院参照凯尔森模式而定，随后即成为宪法的守护者，其模式和判决也很快成为其他国家模仿和学习的对象。[38]三，该宪法确立了议会制和联邦制，被看做是盟军为了防止德国军国主义势力复兴的宪法设计举措。[39]后来德国宪法的基本精神，如人格尊严（human dignity ）条款成为德国宪法的核心内容，乃至《德国基本法》本身确立为持久宪法的历史进展，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功于《德国基本法》确立的德国宪法法院的努力。《德国基本法》最终确立了德国政治的新的开始：纳粹秩序永不再来；人权保障是宪法的天条。而其确立的强势权利保护和宪法法院体制也成为了后来多国制宪的参照模式。
意大利在二战之后纳粹政府被摧毁之后，同样在1946年《宪法》中确立了议会制和宪法法院主导的司法审查体制。宪法法院同样在战后的意大利扮演了稳定新秩序的重要功能。[40]日本战后的制宪活动也在盟军督导下进行，由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将军主导。在制宪过程中，日本代表仅提交了《明治宪法》的修订版，而麦克阿瑟将军的团队仅用了八天时间就拿出了一个全新草案，将日本改造为民主自由的宪法体制，并在草案第九条中禁止日本保持常备军，仅保留自卫队。[41]新宪法最终在1947年通过，一直沿用至今。《日本宪法》创立了一个君主立宪的议会制国家，并且设立了司法审查制度。法国虽然并未经历纳粹统治，也在战后重新制定了宪法，于1958年确立了第五共和国宪法，建立了所谓“半总统制”的宪法体制。值得注意的是，第五共和国宪法建立了一个宪法委员会（ Conseil Constitutionnel）。虽然宪法委员会的原初功能是保持总统与议会之间的平衡，但很快演变为一个宪法法院，行使违宪审查权，执行权利法案。
战后第二次制宪浪潮发生在去殖民化国家。老牌的欧洲列强因为世界大战元气大伤，民族解放运动和去殖民化进程如火如荼。新独立的国家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制定宪法，将新的政治秩序制度化。此次制宪潮流的先行者是1948年的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都采用了强议会、弱总统的民主体制，并且赋予最高法院以违宪审查权。去殖民化后的制宪过程在I960年代走向了顶峰。很多新独立的国家的宪法完全按照前宗主国的模式创建。比如，《科特迪瓦宪法》（1960）基本参照法国第五共和国《宪法》（1958），加纳、津巴布韦和尼日利亚则仿效了英国的“威斯敏斯特模式”（the Westminster Model）。虽然利比里亚并非美国的前殖民地，但其宪法基本照抄了《美国宪法》。非洲各国的新宪法基本都建立了某种司法审查制度。[42]
战后第三次大规模制宪活动发生在“第三波民主化”之后。在欧洲，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于1974年至1978年之间相继推翻独裁统治，制定民主宪法，并确立了凯尔森式的宪法法院。[43]拉美诸国也在1980年代推翻独裁政府，开始制定民主宪法，并逐渐建立了司法审查制度。[44]此次制宪浪潮也波及到了一些亚洲国家。韩国在1987年推翻朴正熙的军人独裁政府之后，制定了民主宪法，限制总统权力（比如规定总统任期一届五年、限制紧急状态权力等），并创立了宪法法院进行司法审查。[45]
第四次制宪浪潮发生在后冷战时代。其制宪主流是前苏联和东欧地区诸国，也包括一些亚洲国家。从匈牙利[46]到保加利亚[47]，从俄罗斯[48]到捷克斯洛伐克（1993年分裂为捷克和斯洛伐克两国）[49]，从波兰[50]到蒙古，[51]后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制定新宪法，实行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同时也建立宪法法院从事违宪审查活动。[52]后冷战时代另一个值得强调的制宪事件发生在南非。在结束了长期的白人专制和种族隔离之后，南非于1990年代初期开始制定新宪法：首先在1993年制定了《临时宪法》，确立了宪法法院及其违宪审查权，并在1996年最终通过了正式宪法，确立了人格尊严、平等、自由、反对种族主义等原则，宪法法院则在新宪法中继续存在。[53]
除了以上的大规模制宪潮流之外，一些传统上的不成文宪法国家也开始了宪法权利成文化和司法审查的实践，形成了一股小的潮流。这一潮流主要发生在英国的一些前殖民地国家和地区。1982年，加拿大通过了《权利和自由宪章》（Charter of Rights and Freedoms），首次将宪法权利成文化，推动了一场加拿大的宪法革命。[54]加拿大最高法院随即开始依据《权利和自由宪章》发展出一种“弱司法审查”（weak-form judicial review）模式。[55]加拿大的《权利和自由宪章》深深地影响了新西兰和以色列后来权利法案的制定。[56]新西兰1990年制定了《权利法案》，赋予法院有限的司法审查权。[57]以色列曾是英国的托管地，长期受到英国的影响，没有成文宪法。自从以色列建国以来，连续通过了一系列以议会立法形式出现的“基本法”（Basic Laws），但并没有一部权利法案。[58]1992年，以色列经历了一次不大不小的宪法革命：1992年3月，以色列议会（Knesset）通过了两部基本法：《人的尊严与自由》（Basic Law: Human Dignity and Liberty）和《职业自由》（Basic Law: Freedom of Occupation）。[59]之前，以色列最高法院在判例里积极能动地确立了审查议会立法的权力。[60]在两部人权法案通过后，在著名的巴拉克（Aharon Barak）大法官的领导下，以色列最高法院成为了世界上最为能动的违宪审查机构之一。[61]
2.跨国体制的宪法化
除了各个国家的制宪行为和司法审查体制的确立，二战之后的另一大世界现象是区域融合的宪法化进程。其中一个重大事件是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宪法化。[62]1946年，邱吉尔在瑞士苏黎世的一个著名的演讲中提到：“我们必须建立一种欧罗巴合众国（United States of Europe）。”[63]1950年，欧洲六国（法国、西德、意大利、比利时、卢森堡与荷兰）建立了“欧洲煤钢共同体”（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七年以后，“欧洲煤钢共同体”继而通过《罗马公约》，建立了六国之间的统一市场，并更名为“欧洲经济共同体”（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简称欧共体）。1973年，英国、爱尔兰、丹麦加入欧共体；1981年，希腊加入；1986年，西班牙和葡萄牙加入。1985年，大多数成员国以及一些非成员国缔结《申根协议》（Schengen Agreement），互相开放边界。1993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 Treaty ）将“欧洲经济共同体”重新命名为“欧盟”（European Union），并最终在2002年让绝大部分成员国采纳欧元为统一货币。之后，欧盟开始东扩，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基本加入欧盟。
最终，欧盟开始试图制定一部宪法性文件，进一步统一欧洲。2009年12月，《里斯本条约》生效。该条约的一大特色是将一些政策领域的欧盟决策机制由全体同意（unanimity）改成了有限制的多数决。该条约同时确立了包括部长会议（Council of Ministers）和欧洲议会的两院制的欧盟立法机关。更为重要的是，该条约创建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欧盟人权法案——《欧盟基本权利宪章》（The 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s of the European Union）。《里斯本条约》亦创设了永久的欧盟理事会主席。从基本体制结构上来看，欧盟已经越来越像一个国家，而不只是国际组织。欧盟通过法律方式完成区域整合并最终走向宪法融合的趋势是宪法全球化极为重要的一个例证。
欧洲正义法院（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在欧盟宪法化的过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从1960年代开始，欧洲正义法院在一系列的判决中，逐渐将条约解释为具有国家宪法效力的文件，创造了一种成员国公民个人可以直接诉诸的新法律秩序。在1963年Van Gend & Loos案中，欧洲正义法院判定，成员国的公民可以依据欧共体条约所, 创设的权利在国内法院起诉，即便条约本身主要是针对加盟国。[64]在1964年Costa v. ENEL案中，欧洲正义法院进一步宣布，在国内宪法和欧共体法律出现冲突的时候，后者应该占据主导地位。[65]欧洲正义法院超越了缔约国的原始意图，将欧盟各项条约的意图界定为不断推进的一体化融合进程。[66]
除了欧盟之外，国际贸易法也通过国际或区域组织的机制建设，呈现出某种宪法化的趋势。许多国际贸易条约和多边协定开始具备了传统国内宪法的主要特征，如权利保护和司法审查。比如，WTO及其相关协议被认为已经构建了一套全球经济宪法体系：对于契约自由和私有财产的保护与执行权利保护的上诉机构（the Appellate Body）的设立和运行。[67]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为代表的区域自由贸易组织的法律体系也开始呈现出宪法特征，其决策体制和权利保护与美国宪法中的联邦制和契约自由保护有着明显的类似，其条约解释也开始逐渐采用美国宪法解释的方法。[68]
（二）释宪：司法审查的全球化
随着各国司法审查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司法权力的全球扩张成为了一股清晰可见的潮流，世界进入了一个司法全球化的时代。在跨国层面，欧洲人权法院是最为著名的例子。1950年，欧洲各国缔结了《欧洲人权公约》（需要说明的是，《欧洲人权公约》并非欧盟条约体系的一部分）。[69]《欧洲人权公约》确立了一个基本的权利法案，并创设了执行机构——欧洲人权法院，各国公民可以依据公约在欧洲人权法院提起诉讼。虽然该条约并未强制各国政府承认欧洲人权法院的管辖权，但在实践当中，签约国基本都接受了；如欧洲正义法院一样，欧洲人权法院也通过诉讼和判决将《欧洲人权公约》确立为“欧洲在人权领的公共秩序的宪法性文件”，并将自己塑造为唯一权威的解释者和执行者。[70]欧洲人权法院的影响力已经超出欧洲，在全球范围内发挥其示范作用，虽然其判决对于其他国家地区的法院并没有任何法律拘束力。南非宪法法院在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定死刑违宪的案件中，引用了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71]津巴布韦最高法院同样在判定肉刑违宪的案件判决中引用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72]美洲人权法院（Inter-American Court of Human Rights）和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也多次参考欧洲人权法院的先例。[73]
国家层面也是如此。各国高等法院对于国际法和外国法的引用和参考已经蔚然成风，一些国家的宪法文本里甚至明确规定国际法是其国内宪法的一部分。比如，《匈牙利基本法》将受到广泛承认的国际法原则确认为具有宪法效力的规范；[74]根据《南非宪法》规定，南非宪法法院须在解释南非宪法的时候考虑国际法院的类似判决，并被允许参考外国法院的判例；[75]英国《人权法案》（1998）要求不列颠地区的法院在解释和适用该法案的时候考虑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76]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同样要求下级法院在解释《基本法》的时候参考欧洲人权法院的相关判例；[77]加拿大最高法院经常在宪法判决中参考外国法院的判例，尤其是美国法；[78]印度最高法院也如此。[79]
个人宪法权利保护是司法全球化的重要内容。世界上几乎每天都有高等法院做出的涉及公民基本权利（如正当程序权利、隐私权、平等权、言论自由、宗教自由等）的宪法判决。各国法官在解释宪法权利时相互援引判例的例子很多；他们已经开始在司法判词中相互对话，而不仅仅只向本国公民和政府机构说话。[80]南非宪法法院在著名的死刑案件中即引用了德国、加拿大、博茨瓦纳、中国香港、匈牙利、印度、牙买加、坦桑尼亚、美国、津巴布韦等国家或地区法院的相关判例。[81]即便是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拒斥国际化的美国最高法院也加入了司法全球化的趋势之中。“在2002年的Atkins v. Virginia案中，斯蒂文斯大法官援引‘世界共同体’（world community）及其普遍废止对于智障人士施以处决的先例，认为对于智障者适用死刑属于美国宪法第八修正案禁止的‘残酷且异常’的刑罚。2003年的Grutter v. Bollinger案和Gratz v. Bollinger案涉及美国大学招生中的纠偏行动（affirmative action），金斯伯格大法官在两案都援引了外国法律（包括加拿大、欧盟和南非）或国际公约（《消除一切种族歧视的国际公约》）中的规定。同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德克萨斯州同性恋鸡奸法案违宪的Lawrence v. Texas案中，肯尼迪大法官援引了欧洲人权法院（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的一项类似判决来反驳Bowers v. Hardwick案认为禁止鸡奸的法案合宪的判决。在2005年的 Roper v. Simmons案中，美国最高法院在教定‘判处未成年人死刑’是否构成‘残酷的刑罚’的问题上，肯尼迪大法官引用了世界‘各文明国家’的法律以及联合国的《儿童权利公约》作为依据。”[82]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很多国家的宪法法院甚至超越了权利保护，直接介入极为政治化的纠纷中去。宪法的司法化不仅仅意味着政治的司法化，也有可能造成司法的政治化。传统的司法审查有“政治问题”（political questions ）教义：有些问题是纯粹政治性的，应该由选举过程或者民选立法和行政机关处理，本身不具备司法可裁决性（justiciability）。[83]但这在当代发生了改变。托克维尔在十九世纪的名言——“在美国，几乎所有政治问题迟早都要变成司法问题”——用来描述当代世界很多国家或许更为合适。[84]法院介入重大政治问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选举争议。[85]典型的例子是美国最高法院在2000年宣判的著名的“布什诉戈尔”案，开创了由法院决定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选举结果的先河。[86]随后，各国纷纷仿效：津巴布韦（2002年）、[87]乌克兰（2004年）、[88]意大利（2006年）、[89]墨西哥（2006年）、[90]甚至马达加斯加（2006年）[91]、特立尼达和多巴哥（2006年）[92]以及肯尼亚（2013）。[93]
二是国家安全、外交事务等重大政治问题。[94]很多国家的最高法院或宪法法院已经开始突破“政治问题”教义，直接处理国家安全、外交事务等问题。例如，在加拿大通过《权利和自由宪章》（1982）之后，加拿大最高法院在一起案件当中宣布政治和外交问题同样可以由司法进行处理，继而处理加拿大政府允许美国在加拿大领土上进行巡航导弹试验的合宪性问题。[95]1998年，加拿大最高法院又处理了魁北克省单方脱离加拿大的问题。[96]与之类似，俄罗斯宪法法院处理了车臣共和国分离主义的问题，判定俄罗斯宪法反对单方面的分离举动，并认为叶利钦总统发布的镇压令属于总统的权限范围之内。[97]
三是政体变化和政权更迭问题。[98]司法机关开始介入政权更替或重大政治改革的合宪性问题。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南非。南非宪法法院在1996年宣布制宪机构起草的宪法条文违反了1993年临时宪法，这是世界上第一次一个国家的法院宣布“宪法违宪”。[99]更为激进的是太平洋岛国斐济。斐济上诉法院（the Fijian Court of Appeal）在2001年判定，被新近政变上台的政府废除的《斐济宪法》（1997）仍然有效，这是现代历史上第一次由一国的最高法院恢复宪法效力。[100]2004年，韩国宪法法院否决了韩国国会针对卢武铉总统的弹劾，这是现代历史上一国法院首次介入总统弹劾问题。[101]在政变问题方面，最为著名的案例当属巴基斯坦的穆沙拉夫案。2000年五月，巴基斯坦最高法院宣判，出于避免国家走向混乱的“国家必要性”（state necessity）的理由，1999年穆沙拉夫领导的政变有效；但是，长期的军事政府将危害国家利益，因此穆沙拉夫必须在三年之内完成经济政治改革，恢复民主和文人治国，穆沙拉夫需要在三年期限到来之前的九十天以前举行国会选举。[102]
政治的司法化问题需要全面地进行看待。一方面，政治的司法化似乎是政治活动法治化的体现，即试图将几乎一切政治问题都纳入司法的轨道进行解决，抹杀政治活动独立于法律管辖的自由空间。但从另一个方面而言，政治的司法化却是一国政治动荡的产物，并且很多时候会进一步加剧政局的动荡。比如上文提到的斐济和巴基斯坦的案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国家越是动乱，就越会出现法院出面裁决重大政治事件的现象。[103]一国内部的政治权力越是分散和碎片化，司法机关就越具有可能性扩张自己的权力。[104]法院的介入非但不能使得政治局势趋于稳定与和谐，相反却加剧了政局的动荡，因为法院的判决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在政治上并非终局性的。甚至有些时候，法院本身会因为介入政治问题（特别是政府权力结构和联邦制问题）而被摧毁。[105]最为知名的例子发生在俄罗斯。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宪法》确立的俄罗斯宪法法院积极地介入诸多重大的政治问题，甚至出现宪法法院法官经常在公开媒体上抨击总统的现象。1993年俄罗斯宪法危机之后，叶利钦总统签署一项法令，暂停俄罗斯宪法法院的权力运行，直至新宪法出台。这导致了俄罗斯“第一宪法法院”的灭亡，以及该法院首席法官佐尔金（Valerii Zorkin）的辞职。俄罗斯后来重建宪法法院，史称“第二宪法法院”。[106]该宪法法院开始回到个人权利保护的宪法裁决中，对于政治问题采取避让态度。[107]
（三）学说：新比较宪法的兴起
宪法全球化的发展促进了比较宪法学的范式变迁。自21世纪以来，当代流行的比较宪法开始以司法机关为关注和研究的中心。以判例为源泉的宪法法理学（constitutional jurisprudence ）成为了当代比较宪法的核心，开始超越传统比较宪法的范式。
与当代不同，传统的比较宪法研究更多的是比较政治研究的延伸。其主要的关注点是各国政府结构的比较。而且，其基本前提是：一国的宪法是政治传统、人民意志、社会价值和文化认同的体现。我们只需要看一看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和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就可管窥一斑。[108]就现代英文世界而言，戴雪的《宪法研究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一书是比较宪法的重要著作，其主要内容从政治体制的观察出发（议会制还是总统制、单一制还是联邦制等），来对勘英、美、法三国的宪法。[109]十九世纪末，美国比较宪法学开创性的著作的主标题是“政治”，副标题是“比较宪法研究导论”，其范式仍然以政治体制的比较研究为主。[110]1893年另一部重要的比较宪法学著作、约翰·伯杰斯（John William Burgess）的《政治科学与比较宪法》（Political Science and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Law）也是如此。伯杰斯本人是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和法学教授，美国政治学学科的创始人之一。伯杰斯认为，“一部宪法的形成很少是根据既存的法律形式而进展。历史和革命的力量是该工作最为明显和重要的因素……这些很难用法律方法（juristic methods）来处理。”[111]在很长时期内，中国比较宪法学的主流范式，从王世杰、钱端升到龚祥瑞、沈宗灵等教授，其著作基本也遵循比较政治体制范式。[112]
与20世纪、尤其是二战之后世界范围的制宪浪潮相伴随的，是学界创造出来的“比较宪法设计”（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design ），或日“宪法工程学”（constitutional engineering），其主要关注点是如何为一个国家创造和设计适合该国国情，又符合一般宪法理念的政治体制，实现该国社会经济的良好发展。[113]司法审查和宪法法院虽然是宪法设计中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但并不是全部问题，甚至不是主要问题。很明显的是，二战之后参与各国宪法制定的“宪法工程师”都是政治学家，而非法学人士：比如利普哈特（Arend Lijphart）、[114]霍洛维茨（Donald Horowitz）、[115]林茨（Juan Linz）[116]和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117]等；冷战之后制宪浪潮中著名的“宪法工程师”也基本都是政治学家：埃尔斯特（Jon Elster ）、[118]霍姆斯（Stephen Holmes ）、[119]普泽斯基（Adam Przeworski ）[120]和阿雷托（Andrew Arato）等。[121]
以司法领域为宪法研究核心的比较宪政主义（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ism）晚近十余年方才逐渐成为热点。其主要标志是大量比较宪法刊物的创办和论述的发表，以及相关教材的出版。比如，《国际宪法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stitutional Law ）于2003年创立，专门发表国际化的比较宪法学文章。大量的比较宪法学的专著和文集随后出版面世。[122]以各国宪法判例为基础材料的英文教材也开始涌现。[123]2012年，牛津大学出版社更是推出了煌煌两千页的比较宪法研究手册。[124]许多法律评论上的文章也开始有意识地讨论新比较宪法的范式问题，个中重点是比较司法审查和宪法权利的司法解释问题；作者多是各国法学院的教授，而非政治系的学者。[125]专题研究则更多，涉及的主流议题包括：比较人权、[126]比较司法审查制度、[127]比较社会权利、[128]比较宗教权利[129]等。国别研究更是汗牛充栋。关于比较宪法的教学方式、教学意义、教学目标等方面的讨论也逐渐热门起来。[130]
（四）动力
促进宪法全球化的发展的动力是多方面的。从观念上来讲，二战之后自然法的复兴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为司法权力在世界范围内的崛起和司法审查国际化奠定了意识基础。如著名美国法官波斯纳（Richard Posner）所观察到的，对于那些经常援引、并且提倡援引外国法和国际法的法官而言，如果存在某种自然法，就存在于外国法之中。[131]从实证的角度来看，当代世界的一些经济社会因素促进了宪法全球化的进程。据塔什耐特（Mark Tushnet）教授的总结，宪法全球化的动力可以分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前者是国际性的体制力量促进各国国内宪法趋同；后者是国家全球的经济、社会发展推动国内宪法朝向国际化的方向发展。[132]
自上而下的趋势有以下因素。其一，各国宪法法院或最高法院的法官之间的交流和合作愈来愈多。[133]一方面，司法审查中的跨国法律援引的兴起。法官日益向其他国家的同行寻求指导。比如，最著名的是南非宪法法院，引用了很多国家（包括坦桑尼亚和津巴布韦）宪法法院的判决。[134]据一项统计研究显示，南非宪法法院在1995年到2009年期间，引用加拿大最高法院判例850次。[135]法官不再仅仅服务于祖国，而是成为了跨国的职业人士。他们面临共同的实体和程序问题，开始走向了国际性的司法独立。[136]另一方面是各国法官之间面对面的交往。比如，一位加拿大最高法院前任大法官曾言：“法官们经常与在国际法官会议上、通过电子邮件或者打电话讨论共同的问题…更加亲切的交流现在已经很普遍。我知道，我自己与美国、津巴布韦、南非以及以色列等国法官建立起来的友谊，使我能够与他们就我们法院和他们法院的判决以及跨境的案件进行探讨交流。”[137]法官之间的相互交流超越了传统接受外国法的被动模式；各国法官开始主动地相互交流。[138]很多新兴民主国家以法治交流的名义开展法官的国际交往。[139]欧盟启动了“欧盟宪法法院会议”（Conference of EU Constitutional Courts），每年召集各国宪法法院法官进行交流。[140]很多欧美法学院在宪法的国际交流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中最为显著的是美国一些法学院，特别是纽约大学法学院和耶鲁大学法学院。纽约大学法学院的“全球法律论坛”（Global Law Program）和耶鲁大学法学院的“全球宪政论坛”（Global Constitutionalism Seminar ）每年邀请世界各国最高法院或者宪法法院的法官进行交流活动。[141]
其二，国际非政府组织（NGO）依据人权观念的意识指引，使得各国的宪法体制和宪法解释靠近国际人权的基本规范，这些NGO会以“规范宪法建议”（normative constitutional advice）的形式游说各国政府，特别是影响各国的司法机构，使其在裁决某些案件的时候，采纳自己基于人权观念对该问题的理解。[142]
其三，依据国际条约建立起来的国际机构促进各国宪法朝向普遍化的趋势发展[143]。在这个方面，最为鲜明的例子是欧洲人权法院通过判决影响欧洲各国。比如，英国部分出于欧洲人权法院的压力，最终建立了独立的最高法院，并通了1998年的《人权法案》。[144]斯洛伐克甚至在其宪法里规定人权公约高于本国宪法。[145]
根据大卫·劳（David Law）教授的分析，自下而上的趋势也有多种推动因素。为了吸引国际投资，很多国家开始进行法律改革，提高对于人权的宪法保护，尤其是通过建立独立的司法体制, 保护财产权，防止随意征用；与此同时，精英人才的国际流动也是很重要的原因：国际化的经济、法律和管理人才一般希望能够在外国保持自由的个人生活，因而所在国一般会提高对言论自由、隐私权等权利的宪法保护以吸引人才。[146]
三、问题
人们在宪法全球化的潮流中看到的并不全是顺流，听到的也并不全是赞歌。宪法全球化的潮流，尤其跨国的宪法移植与借用运动，同时引发了抵制和质疑。比如，在2004年的Al-Kateb v. Godwin一案中，澳大利亚高等法院（High Court of Australia）科比（Michael Kirby）法官认为，在处理《宪法》规定不甚明确的问题时，宪法解释应当遵循既定的国际人权法规范。但这种立场引起了麦克修（Michael McHugh）法官的反对：“声称《宪法》应当遵照国际法规则来进行解读的观点，已经被本法院在几个事件中断然拒绝。就宪法教义而言，它必须被视为异端。”[147]换言之，法院能在解释宪法的时候引入当代国际法的规范。
宪法全球化遇到的最大抵制来自于宪法全球化最早的推动者——美国。在国际领域，美国一向以单边主义、美国例外论和双重标准而闻名。美国宪法也是如此。美国主流的宪法学说和司法判例仍然固守自己的宪法传统，执着于自身的宪法文本，而不注意国际的宪法资源。美国最高法院在21世纪初也在宪法判决中引用了外国法，但却引起了政界、法律界和法学界极大的抵制和反对[148]。
（一）民主、主权与法治
对于抵制者而言，宪法全球化的趋势将根本挑战传统宪法的基本前提和正当性基础——特定国家的人民主权和特定民族的历史传统。首先，宪法全球化根本挑战了传统宪法的民主正当性。引用外国法将一些未经人民同意和民主过程确认的法律规则引入法律，因而将毁坏民主过程和法律体系，使得人民服从一种并不来自自己授权制定的法律。法官将变得跟其国际同行法官更为亲近，而疏远了人民的呼声和要求。有论者将这一问题总结为“国际反多数难题”（international counter-majoritariandfficulty）:“联邦法官将把特定精英对于良善法律的观点强加给公众……”[149]引用外国法的问题触及到了宪法解释和司法审查正当性的问题。司法审查的国际化因而面临着缺少问责（accountability）和民主赤字（democratic deficit）的问题。法官在不断地诉诸自己的同行之时，也在不断地疏远自己的同胞。一国的普通民众无法向最高法院或者宪法法院问责，因为各国高等法院的法官很少是由民主程序选举出来的。法官从事司法审查本来具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正当性基础：诉诸本国人民在过去制定的宪法，以本国人民的名义审查后世人民代表的立法行为。然而，一旦法官超越了本国宪法的范围，诉诸外国的宪法或者国际法来处理案件的时候，其自身已经丧失了其原有的正当性基础，出现严重的民主赤字问题：谁给他们这样的权力？谁来约束他们？他们向谁负责？
其次，如同任何一种全球化一样，宪法全球化挑战了传统的国家主权。司法判决的自主性是一个国家主权的重要体现。[150]引用外国法则会损害一国独特的宪法传统对于宪法裁决的控制。这种观点的实质是宪政特殊性命题：比如，美国宪法和宪政传统是独特的、卓越的、例外的；“《美国宪法》是独一无二的，且围绕它的经验也是独一无二的。”[151]在这种观点看来，美国宪政与其他国家的宪政、尤其是欧洲宪政相比起来，具有极大的不同。[152]随意引用外国法将会威胁一国宪政的独特性。
对于抵制者来说，宪法全球化带来的不仅是民主与主权的问题，而且还有对于法治原则的破坏。对于宪法主权论者而言，引用外国法也有可能损害一国的法治。现任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 Justice Roberts）曾经在接受国会听证的时候说道：“依靠外国司法判例不能限制法官。它不能以国内法上的先例的方式限制法官们…在外国法当中，你能够找到你想要的任何东西。如果你在法国或意大利的判决当中找不到的话，它在索马里或日本或印度尼西亚或其他地方那里。…将目光转向外国法寻求支持就像在一群人当中挑选你的朋友。你能够找到他们。他们就在那里。这实际上扩大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它允许法官引入自己的个人偏向并将它们包装在先例的权威之中……”[153]在民主政治当中，法院是非民选的机构，其正当性不来自于人民的直接授权，而来自于恪守法律和先例的美德，引用外国法导致的过度自由裁量权将摧毁法院的正当性基础。[154]
（二）国际价值与民族文化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司法权力的扩张带来了一种实际的社会效果：作为一国精英群体的法官通过司法审查权力，将自身所偏好和代表的价值观念确立为固定的宪法原则或者宪法权利（如个人主义、世俗化、言论和出版自由、刑事正当程序、私有财产权、堕胎权利、同性恋权利等等），而反对社群道德、宗教价值、文化传统、社会秩序和集体价值（如宗教权利、劳工权利、工会运动、社会经济权利、财富再分配和国家安全等）。[155]
宪法法院的法官普遍分享着基本的自由主义理念：财产权、正当程序、言论自由、性自由等。从更大的意义上来讲，权利的宪法化和司法统治的兴起是新自由主义全球秩序的一部分：将决策权力从传统的民主代议机构转移至较为独立的决策者（法院是最典型的机构，此外还有各种独立规制机构），乃至跨国组织（如国际贸易组织、欧洲人权法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等）；在有些学者看来，宪法全球化反映的是全球新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偏好。[156]秉承和代表这些意识和价值的国际法官群体构成了“一个智慧与良心的精英共同体”。[157]相反，各国“沉默的大多数”的偏好和文化却无法反映到司法审查过程之中；能够反映和代表他们所秉持的价值的民主程序和民主决策则受到了司法审查权力的很大限制。
因此，宪法全球化最终触及到了民族文化特殊性问题。当法官通过诉诸外国法和国际法来限制本国民主立法的时候（“别国也是这么做的”），实际上抑挫了本国民众所信靠的民族性价值和特殊文化（“我们是不同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很多美国的法律人和宪法学者反倒强调美国宪法是“我们的法”（our law）[158]；多数欧洲国家乃至以色列、南非和加拿大的法律人和宪法学者则强调，宪法是“人类的共同法”（jus commune）。美国人秉承一种“宪法民族主义”（constitutional nationalism）：一个民族的宪法产生于、并体现和希望持续应对该民族特殊的处境，特别是其历史和政治文化。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讲，一个民族的公民作为一片特定地区的居民和特定文化的继承者，宪法话语当作一种手段，用以形成本民族的自我理解，维护和持续其自身的文化传统。[159]宪法全球化的问题典型地体现了全球化过程中普遍与特殊、普世价值与民族文化之间的辩证法。
结语
作为经济全球化中的重要国家，中国也在受到宪法全球化潮流的影响。21世纪以来中国法律界和法学界宪法司法化的热潮，放在宪法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理解会变得更为清晰。2001年齐玉苓案以来对于司法审查或违宪审查应该在我国推行的讨论，对应的正是冷战之后日益热化的司法全球化的趋势。我们可以看到，法学教科书和学术论文中大量对于司法审查的讨论多是基于外国法（特别是欧美国家），对于中国很多具体的宪法问题的讨论会参考外国的判例。我们也能够想象到，出国访问的中国法官和法律工作者对于外国宪法的观察会影响到他们的法律思维。
中国比较宪法学的范式问题需要根据国际的新发展和中国的新进展重新思考。上文已经提及，中国传统的比较宪法学是以政体比较为中心的，直到如今仍然是比较宪法专著或者教材的主流。21世纪以来，以司法审查和外国判例为主要材料的比较宪法研究新方向也逐渐发展起来。比较宪法的研究者需要在保持传统的比较政治体制方法的同时，逐渐深入地理解当代新比较宪法学的范式，研读各国最高法院或宪法法院的判例。求同存异是比较研究的基本方法。虽然比较宪法的材料和学说（尤其是各国的司法判例和教义）并非必然对于中国处理相关有较为直接的借鉴意义，但至少会为中国学者和法律工作者思考中国问题提供新的参考，其引发的问题也会给我们思考宪法问题提供新的启示和灵感。
此外，我们需要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重新思考法官与民众的关系问题。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司法全球化的实质乃是精英法官的国际价值共同体的形成。如何在这种趋势下，保持法官价值与民众价值之间的平衡，比较宪法的视野具有参照意义。在法律解释的过程中，如何能够秉承法律所代表的某种普遍性价值，同时又考虑到中国当下的民众所持有的价值观，缓和两者之间的张力，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重大问题。
与法官与民众关系问题相关的是政治的司法化问题。我们可以看到，由法院来处理政治问题并不一定会带来法治秩序，而反倒有可能进一步加深政治问题的恶化，乃至法院本身被卷入政治斗争。政治的司法化反过来又有可能导致司法的政治化。诉诸良主的政治家会通过政治手段来对待从事司法审查的法官。当法院卷入了直接的政治斗争的时候，它本身非但无力保护宪法，甚至有可能无力守护自身。对于政治的司法化这一国际现象，不仅需要从司法教义的视角进行观察和评判，更要在政治视域当中进行研究和评价。
总而言之，当前世界各国宪法体制的趋同现象以及司法审查的国际化趋势是历史境况、社会发展和政治背景等多方面因素的产物。虽然宪法的全球化体现为各国法院对于宪法资源和法律技术的相互移用，但作为一个国际性的进程，它也体现了较强的政治化特征。通过美国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宪法的全球化遇到了宪法民族主义在法律和政治层面的双重抵制，体现了现代宪法的普遍原则与特定国家的特殊背景之间的冲突。一方面，宪法的全球化呼吁普遍的宪法观念和政治价值，并试图通过司法审查的全球散播以达到在各国的实现。另一方面，如同经济全球化一样，它并未完全消解主权国家的边界，未带来历史的终结。毋宁说，全球化加大了各国宪法相互碰触的广度、深度和频率，从而加深了各国政治文化和宪法传统之间的差异感。在历史尚未终结的世界中，比较宪法中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法并未被消解，反而是加深了。
注释:
[1] Anne-Marie Slaughter,“Judicial Globalization,”40 Va. J. Int’ l L.1103，1113-15（2000）; Anne-Marie Slaughter and David Bosco,“Plaintiff’ s Diplomacy,”79 Foreign Affairs 102（2000）; Anne-Marie Slaughter, A New World Orde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4, pp.65-103.
[2] Paul W. Kahn,“Reason and Will in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Constitutionalism,”98 Yale L. J.449（1989）.
[3] John. G. A. Pocock, The Ancient Constitution and the Federal Law: A Study of English Historical Thought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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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Thomas Hobbes, Leviathan, Classic Books,2010（1651）; John Locke,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Peter Laslett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1690）.
[6]英国《权利法案》前四条是对于政府结构的规定：“1.凡未经议会同意，以国王权威停止法律或停止法律实施之僭越权力，为非法权力。2.近来以国王权威擅自废除法律或法律实施之僭越权力，为非法权力。3.设立审理宗教事务之钦差法庭之指令，以及一切其他同类指令与法庭，皆为非法而有害。4.凡未经国会准许，借口国王特权，为国王而征收，或供国王使用而征收金钱，超出茵会准许之时限或方式者，皆为非法。”参见蒋相泽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近代部分）上册，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8页。
[7]英国《权利法案》确认的个人权利有：向国王请愿和寻求救济的权利（第5条）、新教徒持有武器的权利（第7条）、免受过度保释金、罚款、残酷而非常的刑罚的权利（第10条）、受陪审团审判的权利（第11条）。这些都远非后世之人耳熟能详的生命权、平等权、财产权、自由权（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人身自由）等。
[8].Donald S. Lutz,“The States and the U. S. Bill of Rights”，16 S. Ill U. L. J.251,251-258（1992）； Donald s. Lutz,“The State Constitutional Pedigree of the U. S. Bill of Rights”22 Publius, Spring 1992, at 19-20,27-29. Lutz教授认为，美国《权利法案》并非起源于英国《权利法案》，而是殖民地时期各州所颁布的权利法案，尤其是1776年的《弗吉尼亚权利宣言》。
[9] Alexander M. Bickel, The Least Dangerous Brauch: The Supreme Court at the Bar of Politics, Yale University Press,1962 pp.4-14.
[10] Mary Sarah Bilder,“The Corporate Origins of Judicial Review,”116 Yale L. J.502（2006）.
[11] Marbury v. Madison,5 U.S.137（1803）.
[12]《魏玛宪法》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源于自身宪法设计的缺陷。其一，《魏玛宪法》设定了较为激进的议会制，实行比例代表制，导致了议会政党极为众多的多党制，很难形成稳定的政府。魏玛在十四年之内经历了二十一任政府。对于魏玛议会民主制缺陷的深入分析和批判，参见Carl Schmitt, The Crisis of Parliamentary Decmocracy, Ellen Kennendy trans.，MIT Press,1988；其二，《魏玛宪法》给与总统巨大的权力，包括解散议会的权力和极为广泛的紧急状态权。在十四年之内，总统运用宪法第48条多达两百五十余次之多。其三，《魏玛宪法》允许国民议会（Reichstag）的三分之二多数可以突破宪法的限制制定法律。希特勒正是通过这项制度获得全权，宣布自己成为“第三帝国的领袖”（Fuhrer of the Third Reich）。
[13] Judgment of 1 November 1866, reported in UfL VI （1866）165（Wedel Jarlsberg）.1814年《挪威宪法》并没有规定法院的违宪审查权，参见http://www.stortinget.no/en/In-English/About-the-Storting/The- Constitution/The-Constitution/。
[14] Mauro Cappelletti,“ The Judicial Proces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58 Cal. L. Rev.1017，1038（1970）.
[15] Carsten Smith, Judicial Review of Parliamentary Legislation: Norway as a European Pioneer, in Amicus Curiae 11-13（2000）.
[16] See David Armitage et al, Interchange: 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ism in the Era of the Civil War,98 J. Ame. Hist.2（2011）.
[17] Walter Bagehot, The English Constitu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867.
[18][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19] See Panama Refining Co.v. Ryan,293 U. S.388（1935）（美国最高法院认定《全国工业复兴法案》（National Industrial Recovery Act）违宪）。1935年5月27日，美国最高法院三次判定新政立法或行政举措违宪，这一天也被称为“黑色星期一”（ Black Monday）: Humphrey * s Executor v. United States,295 U. S.602（1935）; Louisville Joint Stock Land Bank v. Radford,295 U. S.555（1935）; A. L. A. Schechter Poultry Corp.v. United States,295 U. S.495（1935）.
[20] See Michael Pairish, The Hughes Court: Justices, Rulings, and Legacy, Santa Barbara: ABC-CLIO, Inc.，2002，p.24.2004年，委内瑞拉通过一项类似的法案，授权总统查韦斯重组和清洗委内瑞拉最高法院，将该法院的法官人数由20人增为32名。See Human Rights Watch, Questions and Answers about Venezuela’s Court-Packing Law （ July 2004）, http ://hrw.org/backgrounder/americas/venezuela/2004/.
[21]West Coast Hotel Co. v. Parrish,300 U. S.379（1937）.在该案中，美国最高法院一改之前对于新政的抵制态度，认定华盛顿州的最低工资立法合乎宪法。
[22]William Leuchtenburg, The Supreme Court Reborn: The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 in the Age of Roosevel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23] Neal Tate and Thorsten Vallinder, eds.，The Global Expansion of Judicial Power,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95.
[24]许崇德、王振民：《从“议会主导”到“行政主导”——评当代宪法发展的一个趋势》，载《清华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
[25]Albert V. Dicey,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 Nabu Press,2010, pp.3-4（1897）.
[26]Jeremy Jennings,“ From ‘ Imperial State to 1’ Etat de Droit ’: Benjamin Constant, Blandine Kriegei and the Reform of the French Constitution,”in Constitutionalism in Transformation: European an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Richard Bellamy and Dario Castiglione, eds., Blackwell Publishers,1996, pp.76-78.
[27]Martin Shapiro,“ Globalization of Law”，1 Ind. J. Global Legal Stud.37，pp.45-50（1993）.
[28]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近距离看美国之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何帆：《大法官说了算：美国司法观察笔记》，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29] Donald Kommers, The Constitutional Jurisprudence of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2012; Mary Volcansek,“Judicial Review and Public Policy in Italy: American Roots and the Italian Hybrid,” in Comparative Judicial Review And Public Policy 89-105（ Donald W. Jackson & C. Neal Tate eds.，1992）.
[30]《日本宪法》（1946）第81条规定最高法院为有权决定一切法律、命令、规则以及处分是否符合宪法的终审法院。”
[31] Alec Stone Sweet, The Birth of Judicial Politics in France: The Constitutional Council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
[32] Joseph Weiler,“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100 Yale L, J.2403-2483（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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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Mark Tushnet,“Alternative Forms of Judicial Review”，101 Mich. L. Rev.2781（2003）.
[35] Tom Ginsburg,‘ The Global Spread of Constitutional Review’ in Keith E. Whittington, R. Daniel Kelemen & Gregory A. Caldeira 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Law and Polit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81 and footnote 1.
[36]Gen. Lucious D. Clay, Decision in Germany: A Personal Report on the Four Crucial Years that Set the Course of Future World History, Doubleday,1950.
[37]最初的1949年《德国基本法》序言如此写道：“意识到其对于上帝和人类的责任，受到保持其民族政治统一和作为一个统一欧洲的平等成员服务于世界和平的意志的激发，德国各邦人民……依据其制宪权，通过此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以给与转型时期的政治生活以新的秩序。他们也代表那些未被允许参与的德国人行事。全体德国人仍然被号召起来，以自由自决的方式完成德国的统一和自由。” Carl J. Friedrich, Rebuilding the German Constitution II,43 Am. Pol. Sei. Rev.704,705-06（1949）（ quoting Grundgesetz Für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 Grundgesetz ][Gg][ Basic Law], May 23,1949, BGBL I at pmbl.（Ger.）.此处中文译文为笔者试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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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Case 26/62,1963 ECR 1.允许一个荷兰私人进口商直接依据罗马公约中的欧共体统一市场条款挑战荷兰政府。
[65] Case 6/64, E. C. R.585.确定了“直接效力”原则。该原则的讨论参见George Bermann et al, Cases and Materials on European Community Law 166-203（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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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Id., at 988-989.
[134] State v. Makwanyane,1995（3） SA 391（ 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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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Tushnet, supra note 132 at 990.
[144] Council of Europe, doc.9798,28 April 2003,“Office of the Lord Chancellor in the constitutional system of the United Kingdomavailable at http://assembly.coe.int/Documents/WorkingDocs/Doc03/edoc9798.htm.
[145]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Slovak Republic, Art.11.
[146] David Law,“Globalization and the Future of Constitutional Rights,”102 NW. U.L. Rev.12771308-1311,1321-1323（2008）; Tushnet, supra note 132,99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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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前引[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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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Court in Transition: From the Hearings”, New York Times, Sept.14，2005，at A26.
[154]前引[82]。
[155]Ran Hirschl, Towards Juristocracy: The Origin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New Constitutionalis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 p.8.
[156] Id.; Robert H. Bork, Coercing Virtues: Worldwide Rule of Judges, The AEI Press,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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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志华《经济漩涡：观察冷战发生的新视角》3-7
第三章 拒绝贷款：经济成为美国对苏外交的“杠杆”
冷战的起源和发生以及战后美苏关系的变化 始终是国际学界关注 较多的研究课题 人们从外交 政治 军事 文化 经济各个层面介入 对这一主题的讨论 取得了丰硕成果 其中从经济视角对冷战发生的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不过 相对于其他层面 经济冷战起源的 研究显得比较薄弱 尤其是对新出现的俄国和东欧档案的利用不足 些问题还没有说清楚 甚至有的史实在学界尚未取得共识。
实际上 在整个冷战发展的历史过程中 美苏之间经济实力的对比 和经济关系的变化始终是一个基本的因素 尽管直到苏联解体前夕人们 真正意识到苏联经济实力脆弱的全面含义 历史已经证明 苏联发展 相对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问题（特别是经济体制）。追根寻源，应该 引起关注的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构建的苏联与美国和西方的新型关 系已经为苏联调整和改革其经济体制创造了客观条件 而苏联领导层却 没能抓住这次历史机遇 究其原因 自然是多方面的 其中首先要搞清楚的是 面对战后美苏两强不对称的特征 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经 济I 联是如何设想并处理与美国 以及西方 之间的经济关系的 这里 涉及诸多问题 布雷顿森林体系 借清算 用贷款 战后赔偿 歇尔计划等 笔者拟在学界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利用近年来开放的 国档案 逐一讨论这些问题 本章主要考察的是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 美国对苏联的贷款问题。
美国对苏贷款问题在冷战开启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引起学者注 档案文献的披露 这一问题到60年代末渐渐被 在一个更加 出的地位 2特别是俄国档案开放以后 贷款问题越来越受到学者关 3尽管如此 这里仍然存在 很多有争议的看法 苏联为何迟迟没有正 式提出贷款要求 美国为何拒绝向苏联提供贷款 苏联未能如愿取得贷款造成了什么结果？这一结果与冷战起源究竟是什么关系 悬念确实存 正如当年国务卿斯退丁纽斯所说，“这种贷款能否使苏联成为战后世界更加合理和合作的国家，将是历史上最大的‘如果’问题之一”。
战后美苏经济合作的政治经济基础
虽然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 十月革命后的苏俄政权迟迟没有得 到美国的承认 但在利益的驱动下 许多美国商人对苏联采取了 政经分离 的态度 政治上不承认而经济上保持往来 别是在1921 宁提出 经济政策 NEP 的主张以后 苏联经济体制的改变和 国内市场的出现 吸引了众多的美国资本家 尽管没有得到美国政府通 常为对外贸易提供的便利和保护 业家们还是积极进行对苏贸易和投 石油大亨阿曼德 哈默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 30年初 美国对 苏贸易额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增长了 2 对苏出口贸易额达到最高点：1930年的1.113亿美元和1931年的1.034亿美元。
苏联当然希望得到美国的外交承认 但横在美苏关系中障碍除了 识形态 还有一个债务问题 十月革命后 苏维埃政权不承认革命前 美国给俄国临时政府的贷款 又通过实行国有化没收了美国在苏俄的资 据美方估计 1933年这笔金额前者为2.99亿美元 其中政府贷 1.926 后者为3.367亿美元 总计超过6亿美元 美国国务院认 算这笔债务是与苏联建交的前提 2 了与美国建交 苏联政府被 迫承认所欠债务 估计总额为3.45亿美元 加上15年的利息 可能超过 5亿美元 外交人民委员M. M.利瓦伊诺夫最初建议以此为基础与美方谈判。后来苏方经过仔细“计算”，认为所欠美国的债务不超过1.6亿美元。
出于政治原因 美国总统罗斯福不愿因债务问题影响美苏建交进 在谈判中 他与利瓦伊诺夫达成 君子协 务问题可以留待建交 后解决 方案是苏联只需支付0.75-1.5亿美元的债款 谈话结束的第二天，即1933年11月17日，美国宣布恢复与俄国的邦交。罗斯福还 图通过取消对苏联产品的特别限制 接受购买从苏联直接运来的黄金 等措施推动美苏贸易 然而 在后续的债务谈判中 美国国务院始终把 苏联欠债作为 种杠杆 以获取苏联在政治和外交问题上的让步 迫使苏联遵守国际经济关系中有关财产和合同安全的准则 苏联则坚持 国必须提供新的贷款 2亿美 而其中的部分资金可作为苏联的还 认定7500 美元 2 美苏贷款和债务问题谈判破裂 再加上 苏联抛弃 经济政策 国内经济环境的改变 美苏经济关系陷入低 1934 1月国会通过的约翰逊法案 ^8011 Act 禁止私人或机构 向欠债国提供贷款 也是导致美苏贸易下滑的重要因素 3实际上 战前苏 联唯一得到的一次美国私人贷款是1933 复兴信贷公司提供的400万美 购买美国棉花 利息5% 期限一年。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苏联加入国际反法西斯阵营后 美苏关 系急速升温 战争期间 苏之间的经济关系的表现形式主要是租借 1941 3月美国通过了 租借法案 （Lend-Lease Act） 授权总统向 美国国防至关重要的任何国家 出售 转让 租用 借用或以其他方式 处置 务用品 据此 美国向英国 苏联 中国等盟国提供了大量军 事和其他物资援助 奠定了战时美英苏中四大国合作的基础 5美苏贸易由 此大幅提升 1935年至1939年间 苏联在美国出口贸易中所占比重不到 2% 在美国进口贸易中所占比重大约1% 在战争期间，由于租借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出口，苏联在美国出口贸易中的份额已达 20%左右。
在接到美国向苏联提供第一批租借物资的通知后 1941 11 4 斯大林致电罗斯福 对于您有关向苏联提供10亿美元无息贷款用 以支付武器和原材料供应的决定 苏联政府不胜感激 并将其视为 对苏联的最大支持 受苏联政府委托 我对您所述的向苏联提供此种债 务的条件完全赞同 即这些债务应在战争结束5 之后开始偿还 并在 5年期结束后的10年逐步还清 苏联政府准备尽一切必要的努力 美国提供苏联所掌控的美国所需的商品和原料 11 6日获悉了斯大 信函的内容后 总统特别助理霍普金斯当晚给苏联驻美临时代办葛罗 米柯打电话说 ，“不会有比这个更好的莫斯科回信了。”
美国的经济实力在战争中突飞猛进，堪称“生产奇迹”。与战前 ( 1937-1939)工业指数相比，1944年美国工业生产增长了 1.23 产量相当于三个轴心国的两倍 3出口贸易也急剧增加 31.9 美元增 加到153.4亿美元 国外投资从1940年的123亿美元增加到1945年的 168亿美元 美国的黄金储备从1938年的145.1亿美元增加到1945年的 200.8亿美元 约占资本主义世界黄金储备量的59% 4在这个基础上 国在战争后期便不失时机地提出了构筑新的世界经济秩序的战略构想 其主要内容为 在美国的主导下创建一系列多边的国际组织机构和国际 机制(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银行 世界贸易组织) 以美国的政策目标和计划为基础制定一系列基本的国际规则 如国际贸易领域的削减 贸易壁垒原则和非歧视原则(即多边自由贸易原则) 等。
在美国领导人看来 个自由贸易的 没有关税差别待遇的国际经 济环境 户开放 将给世界带来和平竞争 并会使各国保持稳 和平和民主 按照公平合理和无差别待遇原则进行运转的健全 完整的世界贸易体系 是世界和平和安全结构的基 2为此 美国极力 倡导国际经济合作 其中特别是与苏联的合作 早在1941 8 14 罗斯福与英国首相丘吉尔起早的 大西洋宪章 除了强调放弃以使 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 并建立一个 更广泛和永久的普遍安 全体系 还提出希望 成一切国家在经济方面最全面的合 实现 经济进步和社会安全 3 1943 10月召开的莫斯科外长会议 美国国务卿е 尔提交了两份备忘录 认为战后各国的恢复和重 建工作 当以合作和联合行动为基 并提出了在国际经济合作方 面美国主张采取的具体措施 创建国际贷款机构 为在非歧视的基础上 扩大国际贸易而缔结贸易总协议 节和最后废除旨在限制个人消费品 生产与贸易的措施 确立固定的国际货币兑换率和自由兑换货币 以及 在资源开发 航运 空运 电讯等领域开展国际合作。1944年2月23日，罗斯福致函斯大林 再次提出战后经济合作问题，认为“迫切需要一个联合国家机构用以共同制定程序，藉此研究国际经济合作的各 个领域 应予以讨论的问题 讨论程序以及现有协议与拟达成协议及未来活动的协调手段”。
罗斯福本人对于战后国际经济合作的愿望十分 1944 11 24 他在向国会报告租借问题时宣称 这个 法案是一个系统性的军 事供给体系 它们应该与战争一同结束 然而我们联合国家的伙伴关系 应该延续 并应变得更加牢固 21945 2 12 罗斯福在要求国会 通过布雷顿森林协议所发表的咨文中指出 如果我们要以担当战争任务 的同样气质来担当和平任务 我们就必须保证使和平的组织稳定地建立 在国际上政治和经济合作的坚实基础上 罗斯福还指出 在经济领域 各国的 旨和利益是统一的 美国与其他联合国家所需要的 互相符合的 扩大生产 就业 交换和消费换言之 就是生产更多 的商品 提供更多的就业 行更多的贸易 以及大家都有更高的生活水平”。
虽然存在积极的合作愿望 然而 美国人也明白 在考虑新的世界 经济秩序的时候 所谓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的原则 是对各种自成体系 经济形式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直接挑战 里即针对英国 也包括 苏联 正如助理国务卿艾奇逊1944 12 11日在众议院战后经济政策 和规划特别委员会的一个小组委员会上指出的 同一世界 的自由 贸易必须取消关税 配额 运和其他人为的障碍 关于苏联 艾奇逊 指出 美国必须制定 公平的贸易规则 涉及政府的垄断和国家贸易，也包括私营企业盛行的国家与由国家管理的对外贸易之间的贸易”。
除了安全问题 经济问题 战后重建和国际经济秩序 也是 苏联领导人优先考虑的重大问题之一 早在1941 12 26 副外交 人民委员8. A.洛佐夫斯基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就提出秘密建立财政一 经济委员会 负责估算苏联在战争中所遭受到损失 以便确定战败国如 何在经济上对苏联作出赔偿 1联共 中央政治局很快就接受了洛佐夫 斯基的建议 并与1942 1 28日做出决议 成立以莫洛托夫为主席 的外交资料筹备委员会 负责收集和整理一切涉及战后安排的现行协议 及有关计划和方案 其中包括 后经济安排的设想 业和农业原料 产地的再分配计划 成立关税联盟 消灭关税壁垒 统一货币制度 立货币集团的方案 以及关于拟订工业和农业生产的国际 的设想和其他战后经济问题”。
在精心和全面准备战后安排事宜的同时 苏联对美国提出的国际经 济合作问题也做出了积极的响应 1943年莫斯科会议期间 美国战时 产总局局长纳尔逊访问苏联 在其逗留的10天里 他接触的所有苏联官员都表现出极端的热诚和非凡的合作”。
10 16 在与纳尔逊进行的一个半小时的单独谈话中 斯大林 对美国的产品 特别是苏联是否能够赊购美国货物表示出极大兴趣 至提出了一个初步的货单 斯大林赞同纳尔逊关于美国商人与苏联政府 商谈和平时期两国贸易计划的建议 并提出应成立美苏联合委员会讨论 一问题 或许是为了消除美国人对过去债务问题的记忆 斯大林还几次提到，苏联政府一定会履行义务 绝不会只是 象征性地 付款。
苏联表现出来的与美国开展经济合作的热情并非心血来潮。1944年1月11日，从伦敦归来3个月的原驻英国大使迈斯基向莫洛托夫递交了 一份关于 未来和平的最佳基本原则 的长篇报告 其中讲述了他对处 理战后美苏经济关系的深层思考 迈斯基指出 战后 际政治领域中 决定权将掌握在苏联 国和英国手中 而事态发展的进程在极大程 度上将取决于这三大国之间相互关系的性质 美国是 有活力的帝国 主义国 迅猛增长的生产实力将导致不可避免的经济扩张 美国 的这种 扩张 势头首先冲击的是正在衰落的英国 而英国将力图用和 的方式同美国进行艰苦的政治和经济斗争 苏之间没有领土纠纷 国的帝国主义扩张基本上不涉及我们 相反 美国 希望苏联至 少保持中立 至于英国 在其与美国的斗争中 当越来越向苏联靠 因此 只要战后的欧洲没有爆发无产阶级革命 那么 论从战 后经济恢复的需要出发 还是从必须维护和平出发 苏联都希望同美国 和英国维持良好的关系 因为要达到上述目的 同这两个国家的合作是 必不可少的 到经济关系 迈斯基认为 美英 这两个大国在未来 国际商品流通领域里必然要发挥极其重大的作用 而特别重要的是 它们 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成为对苏联战后恢复国民经济给予援助的十 分重要的来源 所以 苏联必须立即 手与美英进行会谈 要求美英 别是美国 从对盟国义务的认识出发 保证在战后5 — 10年的时间 通过租借法 案的方式向苏联提供对其重建至关重要的商品 其他较为次要的商品 则根据长期贷款的原则提供 迈斯基的分析可谓精道 深入 所提措施也很到位 对此 斯大林 心知肚明 1944 3 10日答复上述罗斯福2 23日来电时，斯大林写到 毫无疑问 在经济领域展开国际合作的问题具有非常重 要的意义 并值得关注 我认为 现在完全适宜建立一个联合国家的机 用以研究这些问题 以制定研究根据莫斯科会议和德黑兰会议的决 议开展国际经济合作问题的各种条件和程序。」 无疑也对美国起到了推动作用，总统收到信后交给国务卿赫尔，并附言：“我们接下来做些什么？”
1944 6月美国商会会长E.约翰斯顿对莫斯科和乌拉尔地区的访问，显然是美苏双方有意推动经济合作的举措。6月27日凌晨4点，斯大林会见了约翰斯顿 并同他进行了 2个小时饶有兴趣的谈话 斯大林赞扬美国在战前和战争期间向苏联工业提供的援助 并说苏联所有大型 工业企业中约有三分之二是在美国帮助或技术援助下建造的，还表示欢迎美国在商品销售方式方面提供帮助 斯大林说 战后苏联进口的主要 是工业设备和机械 而不是消费品 不过 这些设备的一部分将用于生 产消费品 出口在苏联经济中绝不会发挥很大作用 除非为了进口 联可以从美国订购数十亿美元的货物 如果了解美国的需要 苏联可以 向美国出口原料和消费品 最后 斯大林还对美国的大选表示关心 联担心一旦共和党上台会影响当前的美苏关系 别是影响已经签署的 经济协议的实施 约翰斯顿表示 罗斯福继续当选的机会很大 无论如 他本人会尽一切努力发展美苏之间的经济合作 并使苏联得到长期 贷款 据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在一旁观察 斯大林态度 蔼可亲 然很喜欢这位商会会长和他所说的话。约翰斯顿也深受感动，回国后不久给斯大林发去一封热情洋溢的电报。他还在杂志上发表文章称：战后的苏联，“即使不是我们最大的客户 至少也是我们最热切的客户”。
尽管存在种种分歧和矛盾，但直到1945年初 盟国之间的关系总体 说来还是十分融洽的 美苏战后经济合作的前景也颇为乐观 正是在这样气氛中 苏联提出了为战后重建而要求美国提供长期信用贷款的问题。
苏联对信用贷款的期望与美国的反应
苏联的战后重建的确面临极大困难，战争给苏联带来了极其重大的损失。关于苏联在战争中的损失有不同估计，据俄国档案披露的数字，战后赔偿委员会主席迈斯基1944年提供的 接物质损失 7000-8000亿卢布 约合1320-1500亿美元 ，这超过了整个英国或德国的国家财富 相当于整个美国国家财富的三分之一 。其中固定资产的损失，据美国国务院财政金融事务办公室主任科拉多1945 1月的估算为160亿美元 约占战前总资产的四分之一 此外还有库存资产损失40亿美元。1943年 月，哈里曼向国务院报告说，据他观察，“苏联政府认为重建问题是他们面临的最重要的政治和经济问题”。
苏联领导层很早就认识到 取得国外提供的长期贷款是战后经济重 建最的重要条件和前提 1943 7 针对美国提出的建立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的建议 第一副外交人民委员维辛斯基在给莫洛托夫的报告中指 美国试图建立的稳定基金 根本无法解决我们尤其关心的提供长期 款的问题 在强调必须修改美国草案中对苏联不利的那些条款后，维辛斯基认为 联参加稳定基金只有在这样条件下才有可能 即基金将 被赋予长期信贷的国际组织职能 或者在其建立的同时便将组建联合国 长期信贷银行 I对此 外贸人民委员米高扬也有同感 无论是美国提出 的稳定基金组织 还是英国主张的外汇清算同盟 对于苏联而言其意义 都是有限的 因为它们可以提供的只是用于维持支付平衡的贷款和实质 带有短期性质的信贷 苏联此时实际需要的乃是长期性贷款 米高扬也指出 这两个组织都具有贷款利率较低 1% 的价格优 可以成为苏联的信贷来源 况且也是苏联参与战后国际组织的形式之一。
苏联人很快但隐含地向美国传达这个想法 1943 11 5 与刚到任的哈里曼大使的会谈中 米高扬对租借物资有可能成为 主要 用于战后重建的物资 这一话题表示出极大兴趣 他说 苏联对重建铁 路系统 冶金厂 煤矿和发电站所急需的设备和材料的需求正在增加 而且还会不断增加 米高扬还提出 在最近美苏达成的第三个租借协议 中已经列入一些项目 定需要提出更多的要求 价值3亿美元的 额外订单是不够的 哈里曼解释说 从法律上讲 租借法案规定只能供 应与战争性质直接有关的设备和材料 不过 总统和华盛顿有关方面倾 向于对该法案做出 一个合理而宽泛的解释 哈里曼提出 或许可 以开始讨论为苏联重建 供贷款和财政援助 的问题 对此 米高扬 回答说 对比英国 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设备 苏联人更喜欢美国设 因为它们质量好且标准化程度高 但苏联的订单取决于贷款条件和 货物价格 3苏联的确非常需要美国的贷款 但是正如迈斯基在报告中所 此时莫斯科考虑更多的是 尽可能优惠的条件获得援助 能以租借法案的形式给予供应最为理想。
根据俄国学者波波夫的研究 无论是出于经济还是政治方面的考 当时苏联领导人非常重视外部资源对于苏联经济恢复所起的作用 但对美国货物的大规模订单只能等待相应的贷款到来 在此之前 需要 心的是 根据租借法案灵活地调整与美国的结算业务 毕竟当时租借 物资也是苏联国民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 据统计1945年苏联国家预算收 入总计2980亿卢布 其中租借法案收益310亿卢布 10.4% 2或许正 出于这种考虑 在美英苏三巨头第一次聚会讨论战时和战后诸多重大 议题的德黑兰会议上 苏联没有提出战后重建和贷款问题 在一次与罗 斯福的会谈中 斯大林只是在罗斯福谈到战后美苏将保持密切的贸易关 系时提到，“如果美国人向我们提供装备，我们可以供应他们原料”。尽管知道租借仅限于战争时期 此时苏联人还是期望通过条件优惠而手续简单的租借方式取得尽可能多的外部资源。
德黑兰会议以后 战争接近胜利的尾声 苏联越来越关注战后 重建问题 对于长期贷款的要求也日 1943 12 7 外贸 人民委员部的专家向米高扬提交了一份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的指示草案 草案指出 美国 只有向苏联政府提供大规模长期政府贷款 才能得 到苏联为恢复经济所需要的大量美国工业产品订单 在对复兴开发银行 方案的修改意见中，则需要包括如下内：“大部分领土被占领的国家 应该拥有不经一般程序即获得长期贷款的权利 贷款数额无论如何不少于缴纳额的150%。”维辛斯基也认为 只要美国同意苏联的修改意见 苏联可以接受美国关于稳定基金的计划 为我们的主要利益在于获得 长期贷款 而这一需求可以通过该银行 指复兴开发银行 引者 2 12 31日与哈里曼的会谈中 莫洛托夫主动提出了美国在苏联 经济恢复中提供援助的问题 哈里曼表示 租借法案 美国政府 只能提供战争所需的物资 因此必须找到其他方法来满足苏联的重建需 具体说就是 1 美国政府机构有可能向苏联政府提供贷款 以购 买用于重建的美国设备和产品 2 希望苏联政府告知最迫切需要的设 备和物资清单以及交货时间 3 邀请美国专家来苏联帮助进行规划 哈里曼向国务卿报告说 莫洛托夫对此表现出最强烈的兴趣 通过他的 问题和评论表明他理解并赞同我概述的方法 莫斯科高度重视美苏在经济领域“最紧密的合作”。苏联当然非常需要贷款 但关键是条件。
1944年2月1日，米高扬试探性地向美国大使提出了苏联所需要的 贷款数额及其条件 第一期10亿美元 利息0.5% 期限25 从第16 年开始 以年均等额分期偿还 4苏联人考虑的主要是条件问题 与战前 苏联从德国 英国和瑞典得到的贷款的条件 额度少（不足1亿美元）、期限短 5 年利高（5.5%-6%）——相比 米高扬的要价的 确是惊人的。不过，此时美国人考虑的主要不是条件而是法律问题。
对于向苏联提供贷款的问题 美国当时并没有明确和一致的政策 国务院接到报告后通知哈里曼 财政部的建议与驻苏使馆基本一致 应在莫斯科进行帮助苏联战后重建的讨论 总统特别助理霍普金斯正在考虑以租借形式提供3亿美元商品的问题 也有人认为 与苏联的谈判 应通过定期的外交渠道进行 并应成为美苏整体关系的组成部分 国务 院的初步考虑是 消除某些法律限制之前 目前美国不能为战后贸 易的贷款问题作出任何明确的安排 因此 在与苏联当局讨论信用贷款 使馆只能泛泛而谈 1所谓 律限制 首先是指1934 1月美国 参议院通过的约翰逊法案 其中规定 禁止向拖欠美国政府或公民债务 的国家提供贷款 而在1933 11月的苏美建交谈判中 双方未能就债 务问题 苏俄政府拒绝支付临时政府拖欠的美国债务和实行国有化时没 收的美国资产 达成协议 其次是2 8日国务卿通知哈里曼 统已 经批准了如下行动程序 继续向苏联政府表明美国政府将尽可能协助苏 联战后重建的愿望 要求苏联政府尽快提供所需物资数量和类型的准 确信息 美国正在研究如何解决向苏联提供长期贷款遇到法律限制的问 指约翰逊法案和租借法案 以及美国进出口银行贷款授权的最高限 额问题 美国将成立一个由各部门代表组成的专门委员会 以研究和协调在两国谈判中所产生的一切问题。
由于美方的积极性不高 将近一年的贷款交涉没有任何进展 却呈 现出一种混乱局面 美苏双方内部都存在不同的主张 在苏联内部 高扬与约翰斯顿谈判后于6月拿出的具体贷款方案 遭到了国家计委主 席沃兹涅先斯基的反对 3美国内部分歧意见更大 财政部长H.摩根索 向亲苏 他全力支持为苏联提供长期贷款 建议的金额高达50-100 美元 甚至同意取消利息 商务部负责官员e罗普斯也认为 美国在一项慷慨的长期信贷政策中的受益将与苏联一样多 但国务院和对外经济 管理局则完全拒绝向苏联提供长期贷款 1 到孤立主义和保守势力的影 反对意见在美国政府和社会上都普遍存在 场争论甚至在媒体上 映出来 一些报刊杂志刊登了各不相同的看法 2在这种情况下 美苏 战后长期大额贷款问题的谈判自然不会取得进展 而是进入了 眠状 3美国对苏联的援助在1944年仍然以租借的方式继续进行。3月18日， 苏联与美国签订了第三次租借协议。毕竟，战争还在进行中。
刚进入1945 事情便发生了戏剧性变化 1 1 摩根索致 函罗斯福说 财政部一直在制定一项计划 以期在苏联重建期间向其提 供全面援助 不是考虑增加租借或任何形式的救济 而是一种对美 国和俄国都将产生长远利益的安 摩根索还说 他从驻苏使馆那里了 解到 俄国人不愿采取主动 但欢迎我们提出一项建设性计划”。因此建议，美国应该现在就站出来，向俄国人提出在重建期间援助他们的具体计划”。然而，没等华盛顿采取行动 苏联却 挺身而出”了。1月3日，莫洛托夫以外交照会的形式向哈里曼提交了苏联关于长期贷款的方 额度60亿美元 期限30 年息2.25% 从第9年末开始偿还 对于战争结束前的订货 要求美国在价格上给予苏联20% 折扣 莫洛托夫强调 苏联政府非常希望 长期贷款的基础上发展苏美经济 苏联这样做是为了帮助美国在过渡时期和战后所面临的经济问 一方案的提出 也是考虑到美国活动家多次表示 希望在战后得到大量的苏联订货 1哈里曼后来回忆说 这是 一份惊人的荒诞无稽的书 照会 他生平所遇到的最奇特的要求 2莫洛托夫之所以采取如 姿态提出问题 一方面是出于谈判策略3 更主要的是在当时苏联人的理 中有一种盲目的自信 战后美国将进入经济危机 资本过剩和大量失 业会迫使美国求助于苏联。
与米高扬一年前的试探不同 这是苏联政府第一次正式向美国提出 贷款要求 白宫必须认真对待并作出官方响应 对于苏联照会 哈里曼 首先提出 对其不寻常的性质和不合理的条款应该 完全置之不理 但他 觉到一种暗 即美苏 好关系的发展将取决于慷慨的信 因此必须向莫斯科表明 国愿意合作 全心全意地帮助苏联解决 重大的重建问题 美国应该尽其所能 通过信贷帮助苏联发展健全的经 并且已经到了提出具体政策的时候 另一方面也要让俄国人明白 这一切 将取决于他们在国际事务中的行为 为此 国政府应保留 对所发放的任何信贷的控制权 便保留政治优势 5国务院在向总统转 交哈里曼的意见时强调了三点 (1)协助苏联经济发展符合我们的利益 (2 )俄国人应该理解我们在这方面的合作将取决于他们在国际事务中的行为 (3)对长期信用贷款的讨论应与当前的租借谈判完全分开。
不过 财政部的意见完全不同 摩根索于I月10日向罗斯福提交的贷款方案 甚至比苏联方案还要优惠：为期35年的100亿美元贷款 2% !摩根索强调，苏联完全有能力偿还这笔贷款 而且这样做将为美 国在战后提供6000 人的就业机会。国务院各部门对这一方案表示强烈 反对 理由是 在国会取消法律限制之前不可能向苏联提供战后贷款 规模贷款是解决美苏一系列政治经济问题 唯一的具体谈判杠杆 现在放弃在战术上是有害的 对于如此大量的贷款 苏联的偿还能力存 在问题 2商务部的看法与此大体相同 只是口气缓和一些 3罗斯福本人非 常支持对苏联战后重建提供经济援助 也表示出对贷款问题的 浓厚兴 4不过 款面临的国内法律问题是绕不过去的障碍 在这个问题解 决之前 能在租借方面想办法 罗斯福在给国务卿的备忘录中说 国仍然是击败德国的主要因素 因此 我们必须继续支持苏联 目前 已经要求苏联对涵盖1945 7 1日至1946 6 30日的第五个租借 协议作出陈述 希望国务院在现有资源的限制下 尽一切努力满足这些 要求 签署第五个协议之前 一切努力继续向苏联提供充分和 不间断的物 5至于战后贷款问题 正如加迪斯指出的 罗斯福也倾向 以此作为美国与苏联打交道的一种 外交工具 与国务院和哈里曼等 人不同的是 不愿意在战争尚未结束时就使用这种手段 6所以 罗斯 福不主张在即将召开的雅尔塔会议上提出战后贷款问题：“在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之前，我们要有所保留，不要给他们任何资金上的承诺，这是非常重要的。”
1945 1 27 美国对苏联的照会作出了正式答复 关于莫洛 托夫提出的战后贷款安排问题 本政府目前正在研究提供战后长期贷款 的方式和方法 但颁布相关立法以及决定相应拨款额度尚需时日 在这 步骤完成之前 我们无法在纯粹的战后贷款问题上达成任何明确的协 战后的长期贷款是我们两国战后关系的重要内容 本政府对此深信 不疑 在完成必要的立法程序期间 我们希望苏联将所有可能的信息都 发给我们 包括苏联政府准备提出的偿还条款以及贷款需求的数量和范 就目前而言 苏联政府从我国获取财政支持的唯一合法途径依然是租借法案中的条款。”
雅尔塔会议果然没有涉及长期贷款的话题 莫洛托夫只是在2 5 日三国外长的午餐会上提到 苏联希望从美国得到长期贷款 斯退丁 纽斯回答说 美国愿意随时在莫斯科或华盛顿讨论这个问题 3斯大林在雅 尔塔也没有提战后贷款问题 只是在2 8日与罗斯福单独会谈时说 希望美国把一些剩余租借物资卖给苏联 总统说 这需要对立法进行一 些修改 以使战后美国和英国不需要的过剩物资可以不加任何利息地以 信贷方式进行转移 斯大林马上赞扬说 租借法案是一项了不起的发 对战争胜利做出了非凡的贡献 4 同日的三巨头会议上 斯大林再次 高度评价说，「 借是总统在组建反希特勒联盟方面最显著和最重要的成就之一 1显然 斯大林从法律方面领会和理解了罗斯福的立场 因而专 注于通过租借方式取得经济援助 当然 尔塔会议讨论最多的对德索 问题实际上也是构成苏联战后重建的主要外部资源之一 斯大林或许 是担心此时提出贷款问题不仅无效 还会干扰关于苏联必争的重要资源 问题的讨论 贷款条件肯定也在莫斯科的考虑之中 1944 12 米高扬 建议不接受10亿克朗 2.38 美元 的瑞典贷款 其理由就是条件不 3.5%的利率 25%用现金支付等 2 有学者提出了其他可能的原 3无论如何这次最重要的三巨头第二次聚会再次避开了贷款问题 不是莫斯科认为战后贷款问题不重要 恰恰相反 正因为这个问题对苏 联来讲太过重要 所以必须在条件成熟时才能在最高层进行讨论 只要 有罗斯福在 斯大林相信问题迟早会得到解决 斯大林知道需要给罗斯 福留出时间去解决美国国内的法律问题 但他不知道的是 罗斯福已经时日无多。
罗斯福的确有意尽快排除美国关于贷款问题的立法障碍 尔塔会 议刚结束 总统就强烈要求国会立即通过布雷顿森林协议 要求美国马 上响应建立国际银行的建议 理由之一就是国际银行将对成员国 建和开发计划的外汇需要提供可靠的贷款或对这种贷款提供保 备提交国会通过的还有扩大和加强1934 贸易法 缔结关于降低贸易壁 垒的国际协议 改进出口银行章程以及废除约翰逊法案等 4然而 魔缠身的罗斯福未能看到这些结果 更没有机会处理战后对苏贷款的问题——他在两个月后病逝了 罗斯福应该后悔他做出的在雅尔塔会议不 讨论对苏贷款问题的决定 无论如何 世界三巨头会议的决议会对以后 事情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使战后贷款问题无法看到直接和明确的结 一个意向性的文件也会约束继任总统的行事方向和范围 事实是 担任副总统仅83天的杜鲁门接管白宫权力后不久 与罗斯福的对苏外交 路线便渐行渐远了。
美国拒绝提供贷款与苏联的强硬立场
哈里 杜鲁门是民主党内的右翼 其对苏联的认知和主张都属 就在德国进攻苏联后不久 据后来成为外交部长的葛罗米柯说 时作为参议员的杜鲁门宣称 应该 先让这两国尽可能地互相残 国再施以援手 1另一方面 欧洲战事临近结束 苏联在处理波兰和东欧事 务中的强硬态度以及罗斯福的去世 使美国国内受到压抑的孤立主义和 反苏情绪迅速蔓延 尤其在国务院和国会 2这种政治氛围无疑进一步助 长了美国对苏政策中把经济援助作为外交工具的倾向 1945 4 23 杜鲁门与莫洛托夫会谈时的讲话可能并非他回忆的那样粗鲁 无礼 确是强硬和冷漠的 在波兰临时政府组建问题发生争论时 莫洛托夫一 再重申苏联愿意合作 杜鲁门就是冷冰冰的一句话：只要苏联政府严格履行雅尔塔协议就没有问题 35 10日杜鲁门草率地批准 立即停止 对苏联的租借援助 确属经验不足 没考虑对日作 也非刻意针对苏 国接到了同样的通 而且在莫斯科抗议后立即收回了成命 I 这些无知举动也表明其下意识中对苏联不满的情绪 无论如何 对日作战结束以后 经历了几个月的反复试探和磋商 美国对苏联的租 借贷款走到了尽头 关于信用贷款的谈判也没有取的任何进展。
尽管雅尔塔会议没有涉及贷款问题 但美国总要给苏联一个答复 所以政府内部的讨论仍在继续 4 11 哈里曼建议 该尽一切努 力从国会获得贷款授权 尽快 动与苏联政府进行谈 必须表 种合作 决于苏联政府在其他事务上对等合作的态度 24 19 务院财政和发展政策办公室 OFDP 任科拉多建议 政治 条件 有利的前提下 与苏联开始由美国进出口银行提供10亿美元贷款 的谈判 但利率不应接受苏联提出的2.25%的特殊要求 考虑将来部分 通过世界银行向苏联提供长期贷款的可行性 35 9 斯退丁纽斯提交 将向总统报告的有关租借物资的原则意见 对西方盟友的援助应优先 于苏联 开始削减对苏联的租借物资 给予苏联的对日作战物资继续大 力推进 租借及类似问题上对苏态度要坚定 同时避免任何威胁暗示或政治谈判的迹象。
在6 11日与米高扬的会谈中 美国驻苏代办w 奇通知并再次 强调 根据美国的法律规定 战争结束后租借就将停止 美国政府正在 考虑战后贷款问题 必须得到国会的授权。这个难题已经拖延了一年多，现在总算开始解决了 1945 7 杜鲁门要求国会将进出口银行 的贷款权限从7亿美元增加到35亿美元 提出如果能按照租借协议中 3-0条款1达成一项贷款协议 其中的10 美元将专门拨给苏联(据金 融和发展政策办公室的设想 通过进出口银行提供的贷款总计28 —33 美元) 以后可能还需要10亿或20 美元 2 出口银行法 经众议 院和参议院通过后 1945 7 31日开始实施 3这样 限制向苏联 贷款的法律障碍之一(进出口银行的贷款额度) 经消除 而采用租借 贷款形式则可以规避约翰逊法案 但与此同时 美国越来越倾向对贷 款问题实施政治干预 正如新任国务卿上贝尔纳斯所说 美国政府已 意识到将进出口银行计划与 美国外交政策框架相联系的重要 而且已经参与了世界银行重大贷款政策的制定及与特定国家的每一步信贷谈判。
在为波茨坦会议准备的经济问题清单中 国务院在苏联项下列出的 第一条就是信用贷款问题 5由于史料不足 前尚不清楚波茨坦会议为何 没有讨论美国对苏贷款问题 6不过 哈里曼还是在8 9日通知苏联政 国进出口银行准备向苏联提供贷款 7于是 美国的苏联政府采购委员会主席L.G.登科正式提出 苏联政府同意以贷款的方式采购约4 亿美元的美国剩余租借物资 还希望通过华盛顿进出口银行获得一笔10 亿美元的信贷 期限30 从第9年末开始还贷 年利率2.375% 苏联还要求美方在目前合同价格的基础上给予10% 折扣 1显然 苏联已经从原来的提案退缩 基本上接受了美国的经济条件 然而 时美国的要价却大大提高 特别是附加了许多政治条件。
1945 9 以密西西比州众议员科尔默为首的国会众议员代 表团和参议员佩珀访问苏联 关于贷款问题 美国提出了很多政治条 如要求苏联提供包括军事工业在内的国民经济情况 从东欧撤出其 占领军 保证东欧地区的言论和迁徙自由等。根据哈里曼的记录，在9月14日分别与科尔默和佩珀会谈时 斯大林抱怨说 苏联曾提出60亿美元 的贷款要求 但至今没有得到美方的答复 苏美在贷款利率上有些分歧 而价格将是一个更大的难题 斯大林详细讲述了苏联战后重建所需要的 助项目 并说苏联可以用谷物 肉类 原材料和黄金偿还美国贷款 斯大林还强调，必须先在原则上就贷款问题做出决定 由专家们讨论细节问题 会谈结束后。斯大林私下拉住凯南说：“诉你的伙伴们，不要为那些东欧国家担心。我们的军队会离开那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这最后一句“多余的话”，明显是为了打消国会议员们的政治顾虑 议员佩珀在9 21日与维辛斯基会谈时讲到 美国人民了解战争给苏联 来的巨大损失 但社会上确实存在对苏联 批评 的声音 为苏联 想无偿地从美国得到贷款 珀还特意提到 美国希望苏联对周边弱小 家继续推行友好政策 避免给人造成苏联想要割占这些国家领土的印象。显然，美国已经越来越倾向于把贷款作为推行其外交政策的手段和 迫使苏联改变对东欧政策的杠杆 尽管苏联一再表示出对贷款的强烈要 一轮谈判几乎也是无果而终 根据俄国档案 10 15日美苏签订 了一项协议 管道协议 美国同意向苏联支付一笔贷款 用于支 付战后剩余的按照租借法案供应的设备和材料 不过金额只有苏联对于 租借贷款要求的一半 批设备和材料的价值2.4亿美元，如果去掉美国尚未提供的物资和供应不配套的设备，仅剩2亿美元。
此后 美国的态度更加强硬 以科尔默为首的美国国会关于战后经 济政策和计划特别委员会于11月提出的报告指出 与苏联进行经济合作 的前提条件有六点 必须保证援助不得用于军事目的 苏联应该 全面 和坦率地披露 他们的生产统计数据 苏联必须从东欧撤出其占领军 苏联必须披露与东欧国家贸易条约的条款 苏联不得从东欧榨取救济物 在向东欧国家提供任何贷款之前 美国的财产必须得到保护 此外 还提到许多与 门户开放 有关的事项 3 实际上等于宣布关闭了向苏 联提供贷款的闸门 贝尔纳斯承认 对于苏联提出的10亿美元的贷款要 美国政府没有做进一步的讨论 务院一直奉行不鼓励积极讨论的 政策 目前此事处于休眠状态 4面对美国的态度和立场 11 15日迈 斯基在给莫洛托夫的报告中警告说 租借和贷款就是美国的帝国主义的扩张手段”。
当然 与此同时 在美国也有一些不同声音 副国务卿艾奇逊认 美苏之间的根本利益不会发生冲突 商务部长华莱士指出 那些对我们的盟友产生怀疑并在国家之间制作敌意的人是美国的敌人 美苏友 好全国委员会前主席拉蒙特则呼吁 苏联新的五年计划证明了其 和平 意图 这对美国企业来说也是一个机会 I 苏大使哈里曼也感到 到目 前为止的美国对苏经济政策增加了苏联对美国的误解 助长了苏联 取单边行动的倾向 甚至还可能促成 他们对红军占领或解放的国家的 贪婪政策 2苏联还是需要贷款的 只是不能忍受美国以政治条件进行要 大林在1946 1 23日接见即将离任的哈里曼时明确表示 联准备与美国开始关于贷款问题的谈判 是不会接受美国众议院代表 团访苏 1945 9 时提出的条件 并宣称苏联政府根本不会考虑那些“侮辱性的”条件。
除了政治要求 国拖延解决贷款问题还有一个目的 就是促使苏 联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苏联虽然派代表出席了布雷顿森林会议 签署了协议书 是到1945年底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最后期 联并没有宣布参加这一组织 4美国最初的想法是构建一个稳定的国 际金融贸易体系 没有苏联的参加自然不行 于是 美国决定对苏联放 宽期限 并于1946 1月初通知驻苏使馆 国已向苏联提出参加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的邀请 国务院认为 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苏 联不再争取贷款和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但有一点很清楚，「如果苏联 不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 美国当然很难向苏联提供重建贷款 5此外 上所述 斯大林已经明确讲过 苏联希望先在原则上确定贷款问题 再讨论细节和其他问题 美国则反复要求苏方提供库存清单等材料 并在 2 21日提出 美国要求在贷款谈判中同时解决所有悬而未决的经济问 希望苏联政府早日答复。
1946 3 15 苏联在覆照中提出 同意在贷款谈判中与美国讨 论如下问题 1.美国给予苏联长期政府贷款的数额和条件；2.签署苏美 贸易和通航条约 3.落实美国关于扩大世界贸易和就业协议第七条的办 4.签署结束租借和清算的协议 苏联政府认为 将任何其他问题与 信用贷款问题的讨论联系起来是不合适的 在上述问题解决之后 苏联 愿意讨论美国提出的其他问题 24 10 美国新任驻华大使史密斯拜 会副外长利瓦伊诺夫时提到 苏联会得到贷款 但需要 种条件 34月 18日美国在照会中答复 同意先讨论苏联提出的贷款和租借问题 但同 时还必须讨论美国提出的其他经济问题 谈判应于5 15日在华盛顿举 照会还表示 美国对苏联派观察员出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 兴开发银行理事会第一次会议表示欢迎 希望苏联利用参加这次会议 的机会加入该机构 4然而 会谈尚未开始 甚至还没有接到苏联的答复 在美国国家咨询委员会会议上就有人提出将准备贷给苏联的10亿美元挪 为他用的问题 理由是与苏联的贷款谈判已经一年多了 这次是否会有 结果是令人怀疑的 尤其是苏联不可能在贸易政策 东欧和满洲等一系 列问题上做出让步 5此后不久 美国新闻报道中便传出美国政府可能不再 向苏联提供10亿美元的消息 当诺维科夫询问时 美方解释说 进出口 银行的贷款额度确实告罄 但总统正在要求国会再为银行批准12.5亿美的额度。
苏联不想放弃这次机会 5 17日诺维科夫通知美国 苏联政府准 备开始贷款等问题谈判 至于与此没有直接关系的其他经济问题 也准 备在谈判期间初步交换意见 2然而 此时苏联内部又出了问题 据米高 扬回忆 苏联5 17日的照会既未经斯大林审阅 也没有在政治局会 议上讨论 而只是由米高扬和莫洛托夫批准的 3斯大林对此提出了严厉 批评 其错误在对美国做出了重大让步 45 23 米高扬 维辛斯基 等人根据5 18日政治局会议的决议 起草了关于贷款谈判的指示 主要内容如下 1.首先声明苏联代表团授权谈判的只是苏联照会中提到 4个问题 把美国照会中提到的 其他问题 作为贷款谈判的条件会 被视为拒绝向苏联提供贷款 因此这些问题应该在贷款额度和条件以及 租借清算达成协议之后再行讨论 2.关于10亿美元的贷款 苏联政府 接受美国的提议 但贷款年息须降为2% 3.努力与美国签署租借结束 和清算的协议 4.批准苏美友好贸易和航运条约草案 5.在促进国际 贸易的问题上 苏联政府不反对同联合国其他成员国政府合作 但这种 合作的范围应该不与苏联经济的基础相矛盾 其中包括不与国家对对外 贸易的垄断相矛盾 6.上述协议和条约顺利签署后 可以听取美方对其 他问题的陈述 告知将对此进行研究 7.如果美国政府同意我们的建 并签署了贷款协议 租借清算协议 代表团应该表示 苏联愿意成 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和开发银行的成员 也愿意成为联合国 粮食组织的成员。
上述态度强硬 用词尖锐的文件显然是为苏联代表团进行贷款谈判 准备的 但是 尽管斯大林认为5 17 的照会已经做出了无法容忍 的重大让步 美国并未接受苏方的建议 6 13 诺维科夫收到一份照 美国在照会中仍然坚持以前提出的同时进行 其他问题 的谈判 并再次重申 希望苏联就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问 题表达意见 而这将有助于顺利完成对金融和经济问题的讨论 1对此 7 9 米高扬向斯大林提交了答复草稿 其内容与以前的文件没有什 么变化 只是调整了一下讨论问题的顺序 2但是 似乎苏联并没有向美国 提交这个答复照会 7 18日在总统新闻发布会上答复有关 否根本 就不存在提前为苏联申请贷款的计划 这一问题时 杜鲁门痛快而简捷 地答到 不知道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岬月下旬 纽约时报 连续 开报道 美国没有承诺向苏联贷款 关于对苏贷款问题的讨论 从未超过 初步阶段。
从此以后 虽然苏联还对贷款抱有一线希望5 但美苏之间关于战后重 建的贷款问题再也没有进行讨论 实际上 正式的贷款谈判也从来没有举行。
几点结论和思考
大体说来 战后苏联获取国外 其实主要是美国 贷款有三个渠 其一 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贷款 这里的好处是利息低 1% 前提是申请者必须是成员国 由于苏联最后未加入布雷顿森林 体系 这条渠道自己放弃了 其二 借贷款 里的各种条件都比较 优惠 故而是苏联一直努力争取的方式 但只因限于战争期间 成果不 其三 信用贷款 这是苏联 也是各国 争取战后重建资金的主要 方式 但受制于美国国内法律规定 且具体条件 主要是利率 年限和 商品价格 需要双方谈判确定 当苏联意识到信用贷款是获取国外资金 的主要渠道时 美苏关系已开始恶化 双方谈判进行得十分艰苦。
从战争结束到1947 7月宣布马歇尔计划前 以租借贷款和信用 贷款两种方式 美国对外贷款有几十亿美元 苏联是最早提出贷款要求 但最后只得到区区2亿美元的剩余租借物资贷款 比之下 英国 1945 9月开始与美国讨论贷款问题 国谈判 很艰苦 结果 得到37.5亿美元的贷款 利息2% 如果算上5年的付息宽限期 实际为1.63% 此外作为租借 收尾 计划追加的贷款 还有6.5亿美 1得到美国贷款 美元 的欧洲国家还有法国 19 意大利 5.13 丹麦 2.72 波兰 2.25 希腊 1.61亿 2除希腊外 款额度都比苏联多 即使远在亚洲的中国 得到的美国贷款也比苏联多 得多 1947 6 30 中国政府仅获取租借贷款就约7.8亿美元，还有1亿多美元的信用贷款 I事情怎么会是如此结局 从本文对历史过程 梳理可以看出：
一、罗斯福主政美国时期 美苏双方都对战后的合作 包括经济合 充满热情和希望 尽管苏联有些疑虑 但还是积极响应美国建立国 际经济合作机制的建议 希望在保证苏联经济安全的前提下获取经济实 如果不是罗斯福突然去世 美国对苏联的贷款问题在雅尔塔会议之 后便会提上议事日程 并很有可能得到顺利解决 白宫易主和战争后期 美国右翼政治势力抬头 成为苏联获取美国贷款的主要障碍。
二、为实现战后经济重建的宏大目标 取得美国提供的长期大额信 用贷款是苏联最重要的外部资源 对这一点 克里姆林宫和各级官员都 有共识 但是 受到政治经济学传统观念的深刻影响 期待美国战后爆 发经济危机 以此为自己谋取最佳贷款条件 导致苏联不愿主动也未能 时正式提出合理的贷款要求 这也是雅尔塔会议未能讨论美苏贷款问 题的主要原因之一 尽管罗斯福不愿在会上提出这个问题 但如果斯大 林主动提出 罗斯福也不太可能回避。
三、美国对外贷款的法律障碍是一个问题 但它不是针对苏联一 个国家的 尽管美国政府一开始就向苏方提出了这个问题 结果 美国 的法律问题解决或规避后 其他国家都得到了贷款 唯独苏联除外 法律限制不是苏联未能得到贷款的原因。
四、具有右翼倾向的杜鲁门接管白宫 战后美国孤立主义和保守主 义情绪蔓延 对苏联某些政治举措 主要是波兰和东欧问题 益不满，这些意识形态偏见导致美国政府愈来愈倾向于把经济援助 主要是贷款 作为一种外交工具和杠杆 而主张 政经分离 的苏联政府对此无论如 何是不能接受的 在这方面 苏联的立场在客观上具有合理性 否则美 国主张的国际经济合作和世界经济一体化在逻辑上就说不过去。
五、苏联领导人最大的问题在于认知偏差 就是没有看到战后世界 经济走向一体化的大趋势 不愿承认美国的经济实力必然导致其主导未来 世界经济的现实 更没有意识到苏联自身经济体制存在的弊端 而这种体 制不经过逐渐的调整和改革就无法融入世界经济体系 事实上 苏联只要 加入国际货币组织和贸易组织 解决贷款问题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六、贷款问题对于苏联战后重建的重要性 必然导致贷款流产后果 的严重性 在最后的谈判和交涉中 美国把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 界贸易组织作为对苏贷款的前提之一 而苏联则把实现贷款作为加入布 雷顿森林体系的主要条件 由此形成僵局 如果把战后苏联经济走向封 闭看作一个历史过程 那么美国对苏贷款流产就是美苏经济关系恶化 苏联与世界经济体系进行切割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如此看来 经济摩 擦和纠葛是冷战发生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同时也应该看到 国拒绝向苏联提供贷款 其根本原因是对苏联战后对外政策的战略认知 陷入了误区。第四章 冷战前奏：美国对苏联战略认知陷入误区
美苏之间的冷战是何时开始的 或者说 战后两极对抗的世界格局 是何时形成 这是国际学界在冷战史研究中长期争辩的问题 20年前笔 者曾参与这一问题的讨论 并提出从概念上界定冷战开启的两个标志 即对抗的双方 而不是任一单方 经出台比较完整的冷战政策 在这 政策基础上各自在一定势力范围内组建了国际政治集团 由此判 杜鲁门宣言和马歇尔计划的提出以及苏联拒绝马歇尔计划并建立欧 洲共产党 工人党情报局表明 美苏双方的对抗战略已经出台 两极格 局初步形成 1947 3月至9 是冷战开始的过程。
不过 1946年春夏美苏关系的确呈现出一种 剑拔弩张 的状态。2月9日斯大林发表选举演说激起美英社会舆论译然 2 22日凯南从莫 斯科发回的 长电 在白宫和国会山引起热烈反响 3 5日丘吉尔在富 顿发表 演说 遭到苏联报刊和斯大林本人的全面反击和严厉 斥责 一时间 苏联与英美相互指责和攻击 国际形势极为紧张 似乎 进入了白热化状态 2很多历史研究者对此做出判断:有人认为斯大林进行 战动 有人认为凯南启动了冷战 更多的人认为丘吉 尔发出了 战宣 总之 在很多学者看来 冷战在1946 春天便已经开始了。实际情况是这样吗 判定冷战爆发的标准又是什么？
笔者坚持冷战形成界定的两个标准 因此需要回答的问题是 1946 年初苏联 美国和英国的这三次举动的个人目的是什么 实际结果又如 它们之间产生了怎样的互动关系 如果说冷战已经形成 那么应如 何判定美苏双方此时的政策目标 如果说冷战尚未形成 那么这些举动 对后来局势的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关键的问题是 在此时刻美苏两 国决策层如何认定对方的战略和政策 如何决定己方的外交目标和行为 走向。
战后初期美苏之间的分歧和矛盾
不能说苏联与美国和西方的战时同盟关系没有缺陷 更不能否定美 苏之间在战时就出现了分歧和矛盾 但是总体来讲 罗斯福总统掌管白 宫期间 在美国政府和国会中 主张对苏友好合作的倾向始终占据美国 治的主导地位 在罗斯福眼中 美苏关系甚至重于英美关系 道理很 简单 反法西斯战争欧洲战场的主力是苏联 惟其如此 华沙起 问题上 美国才劝导和压服英国容忍了苏联红军 袖手旁观 的行为，在雅尔塔会议讨论波兰问题时 罗斯福才站在斯大林一边化解了苏 英之间的激烈争执 I随 战争走向胜利 联与英美之间的猜忌不断加 如战俘处理问题 情报交换问题 场使用问题等 最典型 最严重的莫过于“伯尔尼事件”——英美军方代表在瑞士与德国代表谈判意大利北部战场德军投降事宜 苏联怀疑西方盟国阴谋与纳粹单独媾和 以加强欧洲东部战场对苏军的压力 直到罗斯福亲自出面反复解释和保 打消了斯大林的疑虑。4月11日，伯尔尼事件划上了句号 尽管 如此 罗斯福处理的美苏关系中这最后一件麻烦事 使他对未来盟国团结合作的信心受到沉重打击 。
1945 4 12日罗斯福去世 于开始动摇的美苏关系不啻雪上加 甚至可以认为这是导致美国国内政治迅速右转的重大因素 民主党 长期执政早已引起共和党的忌恨 罗斯福政府的亲苏政策在国会两院也 一直有人质疑 是战争需要白宫有一个强势掌舵人 战争进入尾 国右翼政治势力和反苏反共倾向日益抬头 罗斯福在参加其第四 次竞选美国总统时 放弃比他更加左倾的华莱士 而选择民主党右翼代 表杜鲁门做搭档 已经可以看出美国政治改变的苗头 杜鲁门入主白 宫后不久 量更换主要政府官员 渐改变罗斯福的政策 并且由于意识形态的偏见 往往过度甚至错误地理解和认知苏联的战略意图 这种情况下 美苏之间的分歧和矛盾进一步爆发出来 但其结果显示 美苏关系并非没有回转的余地。
德国宣布投降的第二天 1945 5 9 美国在没有任何预告 的情况下突然对苏联采取了中止租借援助的举措 甚至召回已在途中的 运输船只 尽管从法律的角度讲美国的租借政策只适用于战时 而造成 混乱的主要原因则在于执行官员的反苏情绪 但白宫无视罗斯福对苏联 无条件援助 的方针 丝毫不顾及盟国感情和尊严的处事方式 严重刺 激和伤害了斯大林 苏联对美国新政府战后对苏政策的怀疑和担忧由此 而生 然而 杜鲁门马上采取补救措施 紧急派遣已病入膏肓的前罗斯 福私人顾问霍普金斯访问莫斯科 当面向斯大林解释和道歉 结果是 不仅租借援助在对日作战中继续进行 而且在战事结束后不久 10 15 美苏签署 管道 协议 以租借贷款方式解决了对苏租借剩余物资 的生产和运输问题 1租借是美苏战时合作的基石 现在似乎也可以成为战 后美苏和平相处的起点。
杜鲁门政府对原子弹问题的处理方式也大大加深了苏联对美国的不 信任感 作为共同对日作战的盟国 对原子弹试验成功这一非常敏感的 消息 美国费尽心机 既要让苏联人知道情 又不想让他们感到是在 施加压力 但斯大林对此 非常敏感 特别是在日本本土投放原子弹这 一重大的军事举措 美国事先竟未对苏联透露半点风声 原子弹是威力 空前的毁灭性武器 当苏联极大地加强了军事和政治实力 并通过获取 势力范围建立起 纵深防御 从而摆脱了 孤岛意识 美国这种 原子外交 的做法无异于暗中向苏联表明 其刚刚取得的战略优势在原 子弹面前将荡然无存 正如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正确地指出的 原子弹对苏联是一种 心理 压力 使他们 恢覆了以往的危机感 I英国大 使馆公使衔参赞F•罗伯茨也认为 原子弹的阴影使我们 指西方与苏 引者 的关系变得暗淡了 2为了安抚苏联 美国在1945年底的 莫斯科会议期间呼吁国际原子能合作 否认美国 利用原子弹作为对任 何国家的外交或军事威胁 的传言 苏联则接受了美国的建议 同意在联合国成立一个原子能委员会。
对日本的占领和管制突出地表现出美苏战后在远东地区矛盾和分 在斯大林看来 尔塔密约确认了苏联在远东地区北纬三十八度线 北的势力范围 这不仅包括外蒙古 中国东北和千岛 而且应该 扩展到日本本土 因此 当美国提出以三八线为界确定美苏双方在朝鲜 半岛的受降区域时 斯大林毫不犹豫就答应了 尽管此时苏军先头部队 已经到达汉城 但同时 苏联提出三八线应向东延伸 允许苏军在日 本本土北海道登陆 却遭到美国拒绝 4杜鲁门此时已下定决心 对日本 的占领不能重蹈德国的覆 不允许再出现分区占领的情况 日本的 管制当然也决不能让苏联染指 苏联在1945 9 伦敦外长会议上建议 成立由四大国组成的对日管制委员会 美国坚决反对 6会后双方反复讨 没有结果 7直到12月的莫斯科外长会议 才决定成立由十几个国家 组成的远东委员会 负责有关日本投降书中涉及事务的政策和原则的制定 委员会不得干预在日本的军事行动和领土调整 尊重美国在日本 的现有管制机制 同时成立一个由美国成员担任总司令的盟国委员会 而总司令是盟国唯一能在日本行使行政权力的人 I苏联虽有发言权 但实 际上已经被排除在对日占领和管制之外 斯大林对此不满 也只能接受。
与日本相比 从地缘政治角度考虑 斯大林更重视东欧和巴尔干 但就是在这个西方认可的势力范围内 美苏关系也遇到了麻烦 美国并 不否认由苏联 东欧 但是雅尔塔会议公布的 关于被解放的欧 洲的宣言 在谈到欧洲秩序的确立时 强调应通过自由选举建立民主的 政府 斯大林接受了这一原则 也的确在东欧各国建立了 合政府 不过前提是该政府必须是亲苏的和苏联能够控制的 杜鲁门政府则要求 东欧和巴尔干成为 放的领域 以此为借口迟迟不承认在苏军占领 下成立的匈牙利和巴尔干各国政府 波茨坦会议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敦会议吵得更凶 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甚至以退出外长会议相要挟 直到 1945年底的莫斯科会议 双方才各让一步 达成妥协 美国同意与罗马 尼亚 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签订和平条约 苏联同意与意大利签订和约 并放弃在日本问题上的争论 2苏联于1945 11月出人意料地接受美国提 同意从捷克斯洛伐克撤出占领军 3这一举动说明 必要时 即使在东 欧问题 斯大林也会审时度势做出让步的姿态。
如果以为苏联在安全问题上凭借军事占领的优势而态度强硬，但在经济问题上因有求于美国就会轻易让步 那就错了 I受到美国法律的 限制 苏联为战后重建向美国提出的经济援助要求在战时只能通过租借 贷款的方式来满足 战争刚一结束 里曼就通知苏联政府 国进出 口银行准备向苏联提供信用贷款 然而 尽管财政部长摩根索坚持对苏 贷款应给予优惠条件 而苏联也已经基本接受此前谈判时美方提出的标 国还是提出了新的贷款条件 将东欧言论自由和民主选举作为对 苏信用贷款的政治前提 苏联迫切需要美国的贷款 但绝不考虑那些 性的 条件 1946年初 美苏贷款谈判在一种不祥的气氛中艰难地开 战后对德国的占领政策是美苏关系中最敏感的问题之一 双方都 取了比较谨慎的政策 而美苏各自驻德军事管制机构的态度则更加宽 苏联在苏占区采取单边行动 肆无忌惮地抢夺 战利品 起美国 烈不满 美国坚持并强行将赔偿委员会从莫斯科迁至柏林 也遭到苏 联的反对 但是美苏双方都不愿意在德国问题上撕破脸皮 1946 1 在苏方谈判代表和专家组的坚持下 斯科同意在德国战后工业水 平谈判中的 核心问题 钢铁产量标准上做出让步 对德统一赔偿计划 为了战后世界的稳定 和平 发展 大国领袖们设计了安全和经济 两个运作系统 即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布雷顿森林体系 最初包括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国际贸易组织 国际安全组织虽也
始了 2 的制定露出一线曙光
遇到阻力 最后经大国之间的妥协还是成功建立起来了 I国际经济组织的 情况就不一样了 1944 7月苏联代表在布雷顿森林会议签署了加入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复兴开发银行的协议 这令美国人兴奋不已 后美苏分歧的扩大 特别是苏联在经济理论上陷入误区 对计划经济体 制盲目自信 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即将到来 莫斯科宣布暂不加入世 界经济组织 对此 虽然艾奇逊和国务院很多经济顾问还主张给予苏联 经济帮助 以促其加入国际贸易体系 但多数美国人对苏联立场的出发 总体看来 1945年和1946年之交 从政治到经济 从欧洲到远 美苏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已经在各方面显露出来 彼此都有受到威胁 的感觉 其猜忌和不满正在加深 不过 在政策趋向强硬和生硬的同时 战后大国合作的总方针尚未放弃 为此双方在这个或那个问题均有所妥协 和让步 因此才有莫斯科会议令人产生希望的结局 3然而 1946年初的两 篇公开讲话和一封秘密电报 使得美苏之间的紧张气氛突然升温。
点感到困惑 不解和怀疑
斯大林选举演说的背景和实质内容
1946 2 9 斯大林在莫斯科大剧院发表了著名的“选举演说”。在这篇公开的讲话中 斯大林用大量篇幅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了总结 重点是论证苏联现行制度的优越性和战前经济政策的正确性 林指出 战争的胜利表明 苏维埃社会制度是比任何一种非苏维埃社 会制度 优越 更稳 更有生命力的社会组织形式 维埃国 家制度是多民族国家的模范 是把民族问题和各民族合作的问题解决 得比其他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都好的国家组织体系 斯大林特别强调 苏联能够战胜法西斯德国还因为拥有强大的军队和 绝对必需的物质条 而这一切都来源于苏联的工业化政策和农业集体化道路 其特点和 优点就是在 业国有化和银行国有化 的基础上 迅速地聚集资 先发展重工业 因为 没有重工业 便无法保持国家的独立 没有重 工业 苏维埃制度就会灭亡 这是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 谈到苏联即将来临的新的五年计划时 演说虽然也提了一句 除配 给制 扩大日用品生产 但重点和落脚点还在发展重工业 大概用 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生产5000万吨生铁 6000万吨钢 5亿吨煤 6000 万吨石油 有这样 苏联才 有了足以应付各种意外事件的保障 里的 意外事件 然指的是演说开篇所讲的帝国主义战争 现今 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的条件 于发展的不平稳和不平衡 经济危 机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
斯大林的讲话——至少其字面所表达的意思——华盛顿感到震 美国官员普遍认为 斯大林在宣示一种与西方资本主义为敌的苏联 对外政策新方针 国务院欧洲事务办公室主任H• F•马修斯称其为 战后 苏联政策最重要 最权威的指南 并且 成为全世界共产主义者及 其追随者的圣 这个讲话应该 国务院内部供所有人传阅 2国务 院东欧事务司司长Е杜布罗在致国务卿等人的备忘录中指出 讲话是一个“新方针”，也是 对全世界的一种警告 作为一种宣言 斯大林 表示苏联将维持庞大军备 立起强大的战争潜力 以确保能够应对任 何可能出现的情况 I副国务卿艾奇逊则认为 斯大林 在把苏联的外 交政策引往一个不祥的方 这个讲话是对美国和西方的 战的开始 2最高法院大法官0.道格拉斯的说法更加耸人听闻：“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宣言。”
鉴于前文所述战后美苏关系出现的恶化趋势 美国官员们敏感地认 为斯大林的讲话是在宣布苏联对美国和西方政策的新方针 这是可以理 解的 但是 这些美国政治精英都过度和错误解读了斯大林演说的本意 4 要真正理解斯大林演说的实质内容 不仅需要了解苏联的对外关 更需要搞清楚战后苏联的国内状况 以及苏联领导人对美国和西方 的担心所在 其实 斯大林并不愿意看到苏美关系恶化 或许正是为了 避免引起误会 讲话在开篇谈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必然引发战争这一马 思主义的传统观点时 大林话锋一转 二次世界大战按其性质来 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根本不同的 而且特别强调 它一开始就带 反法西斯战争 解放战争的性质 联的参加只是 加强了 这种 性质 在此基础上形成的 苏美英以及其他爱好自由国家的反法西斯同 在取得战争胜利方面 起了决定的作用 5显然 大林在此有意
突出了苏联与英美的合作和同盟关系 那么 为什么演说最后又要强调 警惕和防备 国主义战争 就需要看看苏联国内在战后发生了 什么情况 毕竟 斯大林讲话的对像是苏联民众 年的残酷战争给苏联社会带来了巨大变化 一方面是战时合作关 系允许美国电影 书籍 杂志 广播乃至爵士乐和可口可乐大量涌入苏 联I 一方面是几百万苏联士兵 带枪的工人和农民 开进东欧和巴尔干各 2 一向封闭的苏联社会突然开放了 人们终于亲眼看到了苏联以外的真 实世界 苏联社会受到的冲击和苏联民众的思想变化是前所未有的 3这种 变化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 现了比较普遍的亲西方情绪 西方 别是美国 文化在战时进入苏联 官方的政策略显矛盾 而年轻人则受到很大影响 4那些从中东欧回来的士兵 很自然地将这些 国家的生活水平同自己祖国的生活条件进行了比较 于是 关于 文明比较优越的情绪 连同战利品 缴获来的科技设备以及简直是抢劫 这种亲西方的情绪在知识分子及其作品中有更多的反映 戏剧 来的生活日用品一道在全国传播开来。
图佐夫元帅 的作者 战地记者1 V.索洛维约夫说 们在经济方面 星报 报社记者P• A.巴甫连科认为 有同盟国我们不可能将德国 人赶出俄罗斯 我们的命运最后取决于我们盟友的意志 行为和善 诗人N.阿谢夫在其作品 胜利的火焰 中则表达了对大西洋宪章 美国 民主秩序 各种自由 的崇拜和向往 并设想保持 久的 美国档案中也记载了不少美国士兵和在苏工作人员的感受 俄国人 美国特别感兴趣 俄国妇女以迫不急待的心情期待 看美国的时尚 杂志 美国的生活方式是俄国士兵 终感兴趣 的话题 他们 经常 为这方面情况而争执不休 美国驻苏使馆官员也认为 在俄国 众中 普遍可以看到对美国和美国人的真挚好感和赞叹 2 里曼大使直到1945 11月其任期结束时仍然相信 国人对任何与美国生活方式有关的 第二 求民主 自由和公开性 这主要反映在知识阶层 一个封闭的房间突然打开了门窗 人们首先感受到的是可以呼吸民 和自由的空气 战后的苏联正是如此 只是那些教授 作家和记者说 的比较直白 1943年底向克里姆林宫呈交的一份公众情绪报告中 刚解放的哈尔科夫的一位大学教授断言 在进行的变革必须进一步走 向国家生活的更大民主化 / 旗帜 杂志主编V.维什涅夫斯基在苏联作 家代表大会呼吁 斯大林宪法应该解决 我们所有人都十分迫切的言
事情都非常感兴趣 3 联盟
处于灾难性的境地 没有美国人的帮助我们早就走投无路了
1943 7 国家安全委员会把以下言论作为 动政治情绪 表现 如诗人1. P•乌特金 现在我们充满希望 就是我们将生活在一个 自由民主的俄罗斯 没有同盟者我们是不能够拯救俄罗斯的 我们国家 好的宪法 最差的制度 这种制度完全剥夺了人们的自由 青年近 杂志编辑8. A.萨福诺夫 希望 后各种自由将会来临 1944 10月底 国家安全人民委员V. N.梅尔库洛夫报告了很多作 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 由化 言论 如m. M.左琴科 创作应该是自由的 我们所有人现在都是听从命令完成任务 在某种压 力下从事写作 k1.楚科夫斯基：「 生活在一个没有民主的国家 活力 最终走向灭亡 №e维尔塔 于书刊检查机关来讲 现在 1945年底开始的最高苏维埃选举活动中 人们提出了许多让党和 政府头疼的问题 们的宪法是最民主的 为什么不允许工人从一个企 业自由地转到另外一个企业里 维埃国家是最民主的国家 但这 里是一党专政 而在其他国家却存在 许多党派 这是为什 东正 教最高会议能否推荐自己的代表候选人 如果不能的话 那么 这是否 触犯了民主制 也有普通工人和农民坦言 我们俄罗斯 只有克 伦斯基时代才有自由的选举 人民是不会投票赞成这个政权和共产党
我们将轻松地生活和呼吸 2 作家成为了他们最大的障碍 3 256 经济漩涡 观察冷战发生的新视角 论自由问题 我们战斗了 我们斗争了 请给我们言论自由 1 个独裁专制的国家 在政府专横的条件下 俄罗斯文学会渐渐失去 员的 因为人们生活得非常不好 什么也没有 布尔什维克分子使国家 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I 第三 民众对苏联政治经济制度的怀疑和不满时有表露 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 是斯大林经常挂在嘴边的俄国典故 如俄国学者所言 因为胜利 斯大林和共产党的威望得到极大提升 一个人都真城地感谢斯大林同志 感谢他的英明领导 然而 苏联人民 可以 谅斯大林的一切 但是 也不能重复过去的战前而非战时的 几百万穿 军装的苏联工人和农民走出国境 到了柏林 维也纳 布拉格 布达佩斯 他们看到 即使经过几年战争破坏和法西斯德国占 领之后 那里的生活水平也远远好过苏联 不仅在东普鲁士 而且在捷 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 农家的地窖里都挂 整块火腿 还有香肠和奶 而身处 会主义优越制度 下的苏联人民 早已不记得这些东西 3在战后被遣送回国的苏联公民被认为是农民中产生反集体农庄情绪 的另一渠道 这些被遣送回国者和前线战士一样 了解组织农业生活和 劳动的另外一种体系 一位从立陶宛被遣送回来的妇女对自己的邻居说: 陶宛所有的农民都过得很好 最穷的农民平均也有三四头牛羊 两匹 在立陶宛没有集体农庄 农民是自己的主人 而现在回到家 战争后期 有关集体农庄即将解散 必须解散的说法在苏联农村普 血腥现实了
能为集体农庄干活 不得不再次受苦了 4 第四章 冷战前奏 美国对苏联战略认知陷入误区 257 遍流传 甚至传言这一措施 根据丘吉尔和杜鲁门的要求以及斯大林 同志的许诺 而实施 1联共 中央组织部1945 7月的调查表明 家都在期待军队复员回家 解散集体农庄 些地区甚至要求分掉 集体农庄的财产 2联共 中央农业部关于库尔斯克州的调查报告则显 由于集体农庄将被解散的谣言流传 有集体农庄土地已经成为普 遍现象 将国家土地变为私人宅旁园地 样的农户在有的地区竟高达 解散共产国际和恢复东正教是导致这种看法出现的重要原因 甚至 许多党员和干部都对传统的思维模式和行动方针产生了动摇 种新的 观念 罗斯福式 过改造而生成的 资本主义是更具生命力 和爱好和平的制度 已渗透到了苏联权威学术刊物之中 4甚至有老布尔什 维克从党的立场出发 直接给斯大林写信 要求在苏联实行 真正的民 主制度 因为战争已经向全世界表明 联人民是成熟和 大的 产主义思想已经深入人心 所以 国家民主制度的发展是不可避免 第四 在残酷而紧张的战争状态结束后 人民普遍要求提高生活质 和水平 德国投降后 奔萨州酒精厂原料部主任说出了很多人的心里话 后苏联生活将发生根本变化 应该彻底改变经济结构 因为苏维埃政权 27年来 什么也没看到 这样下去不行。」苏联工人普遍 烈要求取消 两班制 恢复三班制 恢复休息日 11小时的工作时间减少到8
58% 3 的道路
在莫斯科的一些工厂 工人们对战争已经结束仍然不能按照发放工资 十分不满 我们期待 胜利 并认为我们最终会按时收到工资 但结果 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1945 9 19日报告 对鄂木斯克市工厂工 人私人信件进行秘密检查发现 135封信中对日常物质生活水平有所抱 没有过冬的棉衣 下班后没有替换的衣服 报酬很低 什么 票证也没发 所有人都厌倦了这里的生活 有成批的工人 大约400 离工厂 尽管抓回后将受到审判 类似的情况在联共 中央 联共 中央组织指导工作部11 28日的报告承认 大量的事 实表明 工人 教师 医生和农民日常物质生活方面的状况 能令人 满意 工资被拖欠 棉布 服装 鞋子短缺 食品供应还不如战争时 配给票证中的份额很低 而且经常不能按时发放 他们发出呼喊 为什么 常生活状况没有随 战争的结束而得到改善呢 为什么面包 的供应经常被中断 为什么要排长队购买面包 年是否能够取消票 在最高苏维埃选举活动中 联共 中央宣传鼓动部收集到的问 题有：「 们的人民被战争折磨得很苦 将如何发展轻工业 尤其是纺 英美与苏联的战争是否很快就会爆发 我们的军队要在德国呆多久？”
关于企业劳动纪律问题的综合报告 10 15 中也比比皆是 3 织工业呢?J Г为什么战争已经结束了还要加强我们国家的防御力量呢 证制度 么时候才能够在商店里进行自由贸易 4 却不是这样 现在的生活很困难
为什么战争已经结束了 而我们的物质状况仍然没有得到改善 I据 内务人民委员部报告 这些不满情绪在很多地区已经发展为犯罪行为 战后的苏联 在国际上已经成为公认的政治和军事强国 但在国内 却出现了严重的信仰危机 普遍存在的要求变革的社会心理正在或者已 经衍生出对现存政权和制度的不满 俄国历史上的 二月党人 事件 是否会在战后的苏联重演 3这就是斯大林的党和政府面对的社会问题 是他们绕不过去和必须回答的问题 关键在于 苏联领导人没有顺应民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考虑如何吐故纳新 对原有体制 政策的弊端进 行必要的改革 而是因循守旧 试图回到战前 并且把一切 罪恶 源泉归结于西方 主要是美国 的外来影响 于是 一场针对西方的意 识形态斗争便悄悄开始了 早在1943 12 2 联共 中央书记处就发出了 关于监 察文艺杂志 的决议 要求在内部对各种文艺杂志进行监管 1944 7 26 联共 中央组织部又作出了 关闭苏联作家文学院的决 41945年5 22 苏联宣传部门领导人在内部会议上强调要 强意识形态斗争 5战争刚刚结束 布尔什维克 杂志编辑部的文章就 指出 联人民正在继续完成一项实现建立一个无阶级的社会并逐步地
出现了大量反动传单和反动言论 甚至有暴力事件发生
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宏伟任务 1 9 29 联共 中央 通过了 关于改善苏联境外宣传工作 的决议 责成中央宣传鼓动部 在一个月期限内研究苏联境外宣传和情报工作的状况 并向中央提交 关于苏联在境外国家的宣传和情报工作安排的决议草案 2尽管这些指 示和决议都是在内部传达的 但美国人已经感觉到一种变化正在悄悄开 美国使馆在1944年夏天就意识到 美国电影已经很难进入苏联的 影剧院了 31945年9 15日凯南报告说 联已经 恢复了战前的宣传 风格 4 在这方面 斯大林对莫洛托夫的指责很有意思 也颇具代表性 1945 11月上旬 苏联报刊登载了丘吉尔在下院的讲话 其中不乏对斯 大林的赞美之词 12月初 西方报纸又刊出消息 在西方记者的集体投 诉后 苏联对外国记者的审查制度显得宽松了 在南方休养的斯大林 知这些情况后 连续给负责此项工作的莫洛托夫及其他几位政治局委 员发来电报 严厉指责莫洛托夫 外国人面前表现出奴性 试图 个人权力来改变我们的外交路线 夺了权力 讽刺说 也许 允许西方的 蚁和诽谤 是他工作计划的一部分 5作为这一事 件的结果 1946 2 25 联共 中央发出指令 收回外交人民 委员部对驻苏外国记者发出的信息的审查权和控制权 将其转给专门的
保密委员会 1 斯大林对他在战时的第一副手莫洛托夫如此严厉的指责和羞辱 难说其中没有 功高盖主 的猜忌成分 像他在军队中对朱可夫的处 理一样 2不过 抓住莫洛托夫对西方 奴颜婢膝 的错误不放 的确很符 合斯大林当时的心态 其实 斯大林此时并不希望与西方 特别是美国 翻脸 在外交领域 中国 伊朗 朝鲜 原子能以及一系列和约问题 特别是在经济领域 赔偿 贷款 贸易等问题 上所述 苏联还需要 美国的合作和帮助 但是 一方面 西方报纸对苏联 要是苏军在国 行为大量的负面报道 让苏联宣传部门不得不 3 另一方面 清除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也要求开展批判 洋媚外 宣扬 爱国主 的意识形态斗争 了国内的稳定和政权的巩固 斯大林不得不在 宣传领域把美国和西方作为标靶 不得不在苏联人民面前树立起 敌人 角度需要这样一个敌人 1946 2 1 政治局批准了 联共 中央致全体选民的呼 吁书 其中作为主要任务拟定了以下内容 迅速地恢复国民经济 以及 与其他国家的民主力量一起进行争取加强爱好和平国家合作的斗
保持国防实力 必须 固所取得的胜利 坚决地捍 苏联的利益
形象 — 不是真有这个敌人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从稳定国内情绪的
这就是斯大林2月演说的实质内容 它既不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新方 更不是所谓 冷战的宣言 而只是苏联党和政府近期在国内要做的 事情 在国民中树立起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 对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 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方针的自信 告诫人们还要继续勒紧裤腰带 备过苦日子 为存在帝国主义和战争危险 2其实 大林在1 23 日为哈里曼送行的会见中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美苏 社会和政治理念不 但这 只与两国的内部政策有 而在外交事务上双方 以找 苏联战后的经济政策存在重大舛误 本文无意为其辩护 但美国政 府的确误读了斯大林演说 凯南对苏联对外政策原因和目标的分析进 一步加深了这种误读。
凯南 长电 及其对美国政策的影响
尽管斯大林的讲话在白宫引起了震动和不安 但是公众舆论对此却 有异议 很多人重读这个讲话并未发现令人恐惧的内容 因此 斯大林 演说并未直接导致美国对苏政策的改变 莱夫勒根据当时民意调查的结 果分析说 直到2月底以前 美国的精英们在对待苏联的态度上分歧很 甚至那些主张对苏奉行强硬政策的人也承认 美国民众可能不会欢 迎这样一种政策 4在这种情况下 国务院急需对斯大林讲话所反映的苏联
到共同的基础
外交新方针 有一个深度的解释和说明 于是就找到了被认为是 苏联 事务首席评论员 的美国驻苏使馆代办乔治 凯南 凯南已经在国外生活了 18 此时急于回家 哈里曼走后新任大 使史密斯尚未到任 只能在莫斯科等待 作为一名学者型官员 凯南 为美国 缺乏通晓苏联事务 具备权威性 客观性和勇气的人才 不想再作外交官 而宁愿回国写一本关于苏联政权结构的书 斯大林的 演说发表后 南认为 太老套 以只是按照一般工作程序于12 向国务院发出一封简单概括演说内容的电报 这当然不符合国务院官员 的需要 2 13 国务卿贝尔纳斯批准 国务院给凯南发出一封电 鉴于斯大林的讲话已经激起美国媒体和公众 前所未有 的反应 希望他对苏联的外交政策做出预期性的论证和分析 1凯南是最早提出警惕 苏联单边主义行为 美苏合作已无法实现的外交官之一 他的看法虽受 到哈里曼的赏识 但在华盛顿一直遭遇冷落 2现在机会来了 于是 凯南 带病的身体开始口述 并在数日内将他对苏联政策的长期思考写成 凯南电报的宗旨是分析和解释苏联对外政策的性质和特征 为美国 的对苏战略提供理论依据 南首先指出了苏联战后外交思维的基本特 苏联仍处于敌对的资本主义的包围之 由于世界存在社会主义 和资本主义两个中心 夺世界经济主导权 的斗争 苏联 与资本主 义不可能保持永久的和平共处 资本主义内部的冲突不可避免地要导 了这封 长电
致战争 精明的资本家 倾向于 摆脱 资本主义内部的战争而发动 对社会主义的侵略战争 苏联对此 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予以制止 在此基础上凯南推断 苏联对外政策必定是 千方百计提高 自身的 相对实力 削弱资本主义国家的力量和影响 致力于利用和加深资 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分歧和冲突 并最终将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 资本主 义国家内部的革命起义 凯南认为 苏联外交路线并非基于 对外部局 势的客观分析 而是 国内统治的政治需要 其认知的根源首先在于 俄国传统的 本能的不安全感 因为 生活在广袤而无法设防的平原 上的农业民族与凶悍的游牧民族为邻 近代以来 俄国面对 更强大 更发达 组织更严密的 西方社会 又增加了一种新的 恐惧感 俄国统治者 一向惧怕来自外部的渗透 惧怕与西方世界直接接触 对俄国人民一旦了解了外部世界的真相或是外国人民了解了俄国 部的 真相所可能带来的后果 担忧不已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 主张革命和暴力的马克思主义在俄国能取得成功 绝非偶然 成为激发不安全 感的无与伦比的动力 因为外部是一个 罪恶的 充满敌视 威胁 联的世界 所以内部需要独裁 专制和暴力 这样才能对外部世界给以 社会主义力量的致命一击 从而迎来 一个新的 更美好的世界 凯南进一步指出了这种外交思维在政策层面的反映：「强化军事工业化进 最大限度地发展武装力量 在时机成熟和成功有望的时候 努力 实现苏联政权势力范围的扩张 不惜通过退出联合国而与其他国家决 将对其目标和安全有威胁的联合国变成一个无效机构 在殖民地 附属国和落后地区削弱西方的影响 以利于 苏联支持的共产主义势力 的渗透 在国际经济领域注重于其势力范围内的经济联系并使苏联处于 主导地位 而对国际经济合作采取漠视态度 凯南最后指出 美国面对 的苏联 是一个坚信 与美国根本不可能有持久的妥协 必须消灭美国 赖以生存的传统生活方式 的国家 这是美国 外交上从未经历过的
也将是美国 来所面临的最大挑 至于对策建议 南提出了几个 原则 须有勇气去面对 美苏关系出现的危机 而且 越早越有 因为美苏之间目前没有什么令美国难以下手的经济瓜葛 而且苏联的现 实主义考虑也会让它在强硬立场面前知难而退 解决好内部的问题 高美国 会的健康和活力 不给苏联和共产主义世界可乘之机 必须 给其他国家 供指导 并描绘出一个美国 希望看到的 比以前更 加积极 更加富有建设性的世界的前景 I 凯南电报并非简单解答国务院对斯大林演说的疑问 而是对苏联战 后外交思维 外交政策及其历史渊源进行了深入分析 有一般外交官 难以望其项背的学术性和理论性 此在华盛顿引起了强烈和积极的反 务卿贝尔纳斯 极大的兴趣读完了 这封电报 赞叹说：「 一篇绝妙的分 欧洲事务办公室主任马修斯认为这是他所看到的 写得最好的分析报告 未来美国对苏政策的 基本纲领 2凯南电报 就像遇到春风的野火在华盛顿和美国驻外机构迅速蔓延 哈里曼看后拿 给对苏联事务颇感兴趣的海军部长 福雷斯特尔 后者将电报复制分发 国务院的官员还把这封电报拿给战争部的规划人员 并敦促他们让陆军 高层进行认真研究 4这封电报也被分发到美国驻海外的外交和军事机构 各种赞美之词很快就传回华盛顿 驻古巴大使H.诺韦布的评论最具代表 这是一个 全面思考问题的杰 每位大使读后都希望 样一份
给了 内阁中与外交和军事事务有关的所有成 甚至杜鲁门本人
报告是出自他自己的办公室 I所以 如同马修斯预言斯大林演说将成为 共产主义者的圣经一样 美国学者d.耶金把凯南电报说成是 美国决策 者的圣经 2凯南本人也由此从一般外交官进入决策层 成为美国外交界 极一时的人物 尽管有不同的声音 总体上凯南电报在美国政界 军界和国会得 到普遍的接受和赞誉 其主要原因就在于这种带有理论性和历史感的分 析来得恰逢其时 正如凯南自己后来在回忆录中所说 果国务院在半 年前看到这封电报很可能会嗤之以鼻 而在半年后这个报告听起来可能 多余的 3战后数月 美苏之间分歧的扩展 从白宫到国会山 不乏 主张对苏采取强硬政策之人 但是美国整体对外政策仍然受制于雅尔塔 系和社会舆论 使右翼和鹰派也不愿贸然提出与苏联决裂的方针 至少不能因公开喊出反苏口号而承担破坏盟国团结合作的道义上的责 南的分析则为这种政策转变提供了理论上的合法性依据 首先 联是一个怀有 险恶目的 的政治国家 其次 苏联通过扩张和渗透 美国和世界构成了实际威胁 最后 联永远不会与美国和平相处 这样 美国就可以摆脱雅尔塔藩篱 堂而皇之地对苏联采取强硬和对抗 的政策 同时说服美国和世界舆论 占领道德的制高点 凯南电报助长 了美国对苏新方针的形成 正如美国另一位苏联问题专家e.波伦在3 13日的备忘录中所说 再也不需要 现行苏联政策的动机或理由进行 长篇大论的分析了 凯南的电报已经说明了一切 4 个新方针就是 政策 1947 7 凯南化名 X先生 发表了 苏联外交行为的根源
一文 确提出了对苏 政策 在凡是有迹象表明苏联破坏 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地方 美国便给予 定不移的反 1在1946 2 22日电报中 凯南没有使用 一词 但对这一政策的根据和内 尤其是其合理性和必要性 大体上做了原则性说明 2正是在这个意义 凯南电报的广泛传播推动了美国对苏强硬的外交立场和政策日臻成 鉴于共和党议员范登堡2 27 演说对民主党政府外交政策表示的 烈不满 杜鲁门要求贝尔纳斯站在美国政府的立场发表讲话 必须表 示与苏联针锋相对 绝不做任何妥协 3第二天 贝尔纳斯在纽约的海外新 闻俱乐部发表演讲 宣布了一个基于 耐心和坚定 的对外政策新方针 国务卿说 美国希望友谊 但不会接受 单边主 并要 大西 洋宪章 美国将抵御包括政治颠覆在内的一切 在必要时使用 武力 且不受联合国安理会否决权的限制 美国作为一个大国 不仅要 确保自己的安全 也要 维护世界的和平 “尽管没有点出苏联的名 但这一带有 重大声明 性质的讲话被美国报纸看作是 对俄罗斯 的警告 并且表明了 美国国际关系的新方向 53 29日参谋长联席 会议向国务院提交的文件 5w№4096 美国的外交政策 强调 我们 强烈赞成 在与苏联政府打交道的时候采取坚定和友好的态度 但是重 点要放在 坚定 6正如著名冷战史专家加迪斯正确地指出的“耐心和坚定”成了此后一年里美国 同苏联打交道的格言 1这个新方针在 美国处理伊朗和土耳其危机 解决德国赔偿和缔结和约问题乃至日本和 朝鲜的占领问题等方面 都有所体现。
凯南无疑是一位睿智和善于思考的外交官 但他也有失误的时候 加迪斯非常推崇凯南 他认为 凯南几乎是当时了解斯大林的冷战战略 唯一 的一个人 只有凯南对苏联行为的解释 站得住脚 而按照 加迪斯的说法 这个解释就是 早在1917年列宁就对资本主义世界发 在笔者看来 作为凯南理论起点的这个 长电 虽然对苏联外交思维 及其渊源的分析不无道理 但其结论却显得过于偏激和简单 根据凯 南的逻辑 俄罗斯传统的不安全感和主张 世界革命 的意识形态导致 苏联必然采取不断和无限扩张的政策 战后苏联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强盛 为这种扩张奠定了基础 因此苏联的外交政策已经构成对美国的挑战和 威胁 而且永远不会和解 所以美国必须应战 必须遏制 凯南把苏联 看作是冷战的发动者 同时也为美国推卸了破坏美苏共同缔造的雅尔塔 体系的道义责任 然而 这个逻辑存在以下几点漏洞 至少是值得讨 论的问题 其一 苏联和美国虽然都是战后仅存的政治军事大国 但二者实力 相差悬殊 军事上 美国掌握 世界上唯一的原子弹及绝大多数的航 空母舰和战略轰炸机 这些战略性武器苏联都没有 在经济上 美国已 成为可以在整个世界为所欲为的国家 美国的黄金储备为200亿美元 几乎占世界总量的三分之二 世界一半以上的制造业在美国 其各种产
动了 但直到斯大林时期才制定出赢取这次战争的大战略
品占世界总量的三分之一 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出口国 那么 苏联自 其二 大量史实表明 苏联战后的不安全感主要来自于内部而不是 外部 这一点电报中也有提及 正如上述对斯大林演说的分析 既然如 苏联是否会在解决国内问题之前或同时就将主要矛头和力量指向美 如果这样做 苏联岂不是更不安全 实际上 也没有证据表明此时 联已经制定出针对美国的战略方针 无论是外交的还是军事的 直到 1946 9 27 苏联驻美国大使诺维科夫才发出了一封对美国外交政 策进行全面分析的电报 并确认美国已经将苏联锁定为攻击的目标 联必须反击 3在冷战史学界 这封电报被称为凯南电报的 与凯 南电报 出一辙 4 其三 俄罗斯在历史上的确是一个扩张型国家 凯南电报对其扩张 动机和根源的分析也十分中肯 但其忽略的一点是 到战争结束时 大林的地缘政治要求已经全部得到满足 芬兰 波罗的海三国 东欧 巴尔干和远东 俄国沙皇梦寐以求的三个出海口苏联已完全掌控 太平 波罗的海 或得到基本保障 黑海 而所有这一切的合法性依据就 是雅尔塔体系 其保障机制就是联合国 这两者恰恰是战后美苏合作 的基础和平台 因此 苏联不存在主动破坏这一现状的动机 其四 从理论上讲 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势不两立 是一种无法共
知实力大不如人 这一点电报中略有提及 是否会主动向美国挑战
存的替代关系 苏联的确也曾高举 世界革命 旗冲击资本主义世界 凯南电报对此讲述得十分清楚 但同时还要注意的是 自从1924年斯大 林提出 国社会主义 理论后 共产主义理想和世界革命已经成为苏 联外交的工具 1943 解散共产国际 1944年推行 联合政府 政策 是证明 1 果说苏联在战后具有融入国际社会的意愿 动力和条件 么断言苏联与美国已经没有共同目标 并且永远没有 和平共处 的机 无论如何 凯南电报对华盛顿影响的最终结果是多数人认定对苏联 已经没有而且永远也不可能有任何妥协的余地 对于这种误导的结果 福雷斯特尔的读后感最说明问题 从此以后他 福雷斯特尔 引者 日益感觉到不能再根据俄国问题可以和平解决的假定来制定政策 在他看来 于任何细心思考的人来说 如果接受这个分析 凯南电报 引者 么就必须放弃同这个黑暗的 俄罗斯过去的 幽灵所笼罩 的独裁政权建立常规的或 的国际关系的一切希望 它使得下面的观点显得愚蠢 种观点在以后曾盛行一时 认为通过让 通过 国家首脑 的一次会晤 或者通过诸如此类的形式 在会议桌上和平地进行合理的讨价还价 就能解决一切问题。
外交的本质就是妥协 因此凯南电报必然导致一种错误观念 即在
是否过于偏激
敌对国家之间不需要外交 I对此 美国著名记者和政治评论家李普曼 1947年批评 X 文章时有一段精辟的论述 一个有敌对势力存在 的世界 外交处理的方法是 建立一种力量平衡 使敌对势力无论多么 乏亲密关系 无论多么对共同的呼吁无动于衷 都无法看到侵略成功 的前景 作为一个外交家 如果认为敌对和不友好国家之间无法达成 和解 那就等于忘记了外交是干什么的 /所 南想要阻止美国政府 中存在 的一种无限度向苏联让步的主张没有错误 这种让步只能刺激 苏联进一步提出要求 美国选择对苏联采取 政策本身也没有错 别是后来凯南强调这种遏制的重点不在军事而在政治 如果只 而排斥妥协 排除继续沟通和谈判的渠道 未免过于简单 化了 最后 凯南电报所引发的美国对苏政策转变中还有一点值得注 即贝尔纳斯代表政府宣示美国外交政策新方针时 避免公开提到苏 3 表明政府对公众舆论是否接受这一转变没有把握 实际上 在此之 前美国的民意调查反映了公众对苏联的矛盾心里 例如 财富 杂志在 1945 12月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 50%的受访者认为在未来25 30 有可能避免一场大规模战争 只有16.6%的人认为苏联会发动这样一 场战争 1946年初的一项盖洛普民意调查发现 只有26%的人认为俄国
寻求统治世界 13%的人仍然把这种野心归咎于英国人 ё 哈伯特 因此认为 虽然存在明显的反苏趋势 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人对保持 尔塔愿景的合作态度 有信心，「或至少是希望 1或许正是因为这一 杜鲁门才决定邀请丘吉尔到富尔顿讲演 用英国人的公开言论来试 探美国舆论的反应。
丘吉尔 铁幕演说 的背景和结果
铁幕一词并非丘吉尔创造 却因他的一个演说而 家喻户晓 1946 3 5 已经下台的这位英国前首相在美国密苏里 州的富尔顿发表了一个震动世界的演说 面对威斯敏斯特学院3000 面前英语世界团结的必要性 特别是英美关系的特殊性 弟般的联合 要求双方军事上全面合作 括联合使用两国在世界各地掌握的所有海 空基地 现有的设施继续用于共同安全的目的 吉尔描绘了一 幅紧张而恐怖的画面 有人知道苏俄及其共产主义国际组织在最近的 将来打算干些什么 以及它们扩张和传教的边界在哪里 但欧洲面对的 现实就是 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的里雅斯特 一道铁幕 跨欧洲大陆 幕后面的中欧 欧和巴尔干国家都受到苏联的影响 和控制 所有这些国家 共产党的地位和权力正在提升 并且 到处 求极权主义的控制 铁幕的另一边 共产党或第五纵队对基督教 明构成了越来越大的挑战和危险 面对这种状况 丘吉尔说 我不
听众 并通过英美两国无线电广播 丘吉尔首先讲述了在 争和暴政
相信苏俄希望战争 他们希望的是战争的果实以及他们权力和主义的无 限扩张 演说最后又回到英美联合对抗苏联的呼吁 倘若英国所有道 义上 物质上的力量和信念 都同你们的力量和信念兄弟般地联合在一 那么 就将不仅为我们 为我们的时代 而且为所有的人 为未来 的世纪 带来一个广阔的前 1 这个演说之所引起世界震动 因为战后丘吉尔在世界公众面前首 次公开点名指责苏联 并号召英美乃至英语世界联合起来对抗苏联 为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政治人物 个曾经的大国领袖和三大国合作的 创始人 丘吉尔公然背离战时形成的大国合作原则 公然挑战雅尔塔体 的精神 此举非常人所能为 怪丘吉尔本人把这个讲话称为自己 生涯中一次最重要的讲话 2不过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 如此重要一个 讲话 际上并不仅仅是丘吉尔这样一个非政府人物的个人行为 其背 后存在 与美国政府 英国政府之间隐秘而复杂的联系 丘吉尔是著名的保守派和反共政治家 早在德国战败之际 丘吉尔 就把苏联作为下一个敌对的目标了 1945 5 22 英国军方根据 丘吉尔的指示制定了代号 不可想象的行动 的军事计划 该计划以苏 联已成为 对自由世界的致命威胁 为前提 目的是在柏林 布拉格 沙和贝尔格莱德建立起一道防止苏联继续西进的 新战 通过一场 面的战争 ，「 使俄国屈服于美国和大英帝国的意志 个计划 超出我们的能力 而并未实施 甚至没有迹象表明将计划交给了美 国人 但是它的存在已经说明丘吉尔的反苏心态 3如果考虑到那时英国民
意调查的结果 即主张对苏联友好的英国人占70% 甚至超过了主张对 美国友好的人 45% 那么保守党在议会选举中失败的原因之一很可能 是其对抗苏联的立场 1 一时失魂落魄的丘吉尔很快就振作起来 并作为 反对党领袖活跃于英国政坛 1945年秋末冬初 丘吉尔喊出了英美团 结共同反苏的口号 2 恰这一点被美国总统杜鲁门看中了 杜鲁门对国务 卿贝尔纳斯在莫斯科会议的表现颇有不满 认为对苏联让步过多 1946 1 5 杜鲁门把贝尔纳斯叫到白宫训了一顿 杜鲁门历数了苏联 在东欧 伊朗 耳其等问题上 后说 苏联 所了解的只有一 种语言 我已经厌倦于笼络苏联 3 以看出 杜鲁门后来亲自为丘吉尔 的讲演站台助威绝非偶然 1946 1 29日受邀来到美国的丘吉尔写信给杜鲁门 说他 一个信息要传递给贵国和世 并认为 们很可能会在这个问题上达 成一致 鲁门立刻心领神会地回信说 他知道有 个重要信息要 2 10日晚两人在白宫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会面 根据总统军 事顾问李海的详细记录 丘吉尔告诉杜鲁门 讲演的主题是英国和美国 之间有必要进行全面的军事合作 维护世界和平 直到联合国能够完 负起维持和平的责任 而这将是在遥远将来的某个时候 丘吉尔还提 了英美的安全 两国联合参谋部应该继续工作下去 会面后 海陪同丘吉尔回到英国使馆 I哈利法克斯大使一直谈到深夜 丘吉 尔告诉哈利法克斯 杜鲁门 他发表他心目中的那种兄弟会式的演讲 相当满意 非常高兴 43 3 鲁门邀请丘吉尔乘总统专列从华盛
你究竟有多少个师 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再作任何妥
顿同往富尔顿 列车上 吉尔向贝尔纳斯和李海展示了几乎已经完 成的讲稿 他们都很热情 到兴奋 有提出任何修改意 据总 统助手克利福德回忆 在贝尔纳斯向杜鲁门详细介绍讲稿内容时 一开始表示拒绝阅读文本 是当打印好的最终文本分发给白宫工作人 和随行记者时 统还是 法克制地阅读了它 丘吉尔在给R. 艾德礼首相和日贝文外交大臣的电报里描述了杜鲁门当时的反应 告诉我 这个演讲令他钦佩 虽然可能引起轰动 只会带来好处 /显 杜鲁门不仅事先知道讲演的内容 而且对最后的讲稿也十分赞成 仅如此 杜鲁门实际上希望 引起轰动 早在1945 12 20 国务院就宣布丘吉尔即将发表的演讲是一个重要事件 而关于丘吉尔与 白宫接触的大量新闻报道也激起了公众对它的兴趣 2可以说 杜鲁门是这 场闹剧的幕后导演 丘吉尔只是演员而已 然而 在公开场合 杜鲁门又希望与丘吉尔保持一定的距离 作为 丘吉尔讲演的主持人 杜鲁门事先指示克利福德 他的开幕词中插入 几句关于斯大林的正面话语 3 像很多研究者指出的 尔顿讲演实际 成为美国政府 战略的一部 当美国政府开始转变对苏联立场而倾 强硬政策时 艾德礼政府采取的立场则比丘吉尔政府更接近罗斯福的 大国合作方针 而丘吉尔本人作为罗斯福的朋友和伙伴 在美国公众眼 还是著名的二战英雄和功臣 他可能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有能力促进美 外交政策的预期变化 或者进一步说 使正在发生的变化合法化 鲁门不过是把这次讲演作为一种 探性气球 于如此急速的外交政
策转变 一方面观察苏联政府的反应 一方面掌握美国舆论的走向 一石二 1 西方学者考察 英国政府事先知道并赞成丘吉尔在美国发表讲 他们希望凭借丘吉尔的个人影响加强英美关系以获得美国贷款 艾德礼和贝文都不了解讲演的具体内容 丘吉尔 包括知道内情的哈利 法克斯 没有向他们提供讲稿或提纲 们也没有要求这样做 2 尔顿讲 演的宗旨当然背离了英国新政府的外交路线 尽管贝文坚持对苏联采取 定而直率 的态度和策略 但是他并不愿意在强硬路线上走得太远 免彻底破坏英苏关系 2 21日英国下议院讨论外交问题时 有人 出西方大国应 合起来对付俄 贝文则建议让苏联参与英美之间 的讨论和信息交流 他甚至提出将1942年签署的英苏友好条约从20 延长到50 3所以 不管丘吉尔讲什么 英国政府也乐见其成 关键是 美英的社会反应和苏联政府的态度 再决定英国的立场 幕演说发表后 美国社会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 产生了十分 的反响和热烈的讨论 情况之复杂 以至有学者将美国舆论对铁幕演说 的反应分为四大类 现实主义 左翼自由主义派 孤立主义 温和主义派 4总体来说 个演说与美国意识形态有很强的共 丘吉尔最成功的地方就在于激发了美国人对苏联极权主义无限扩张 的忧虑感和恐惧感 5 纽约时报 用列表的方式显示了除控制东欧外苏联
在战后吞并的结果 27.39万平方英里领土和2435.55万人口 这更加深 人们对苏联是 帝国主义的象征 的印象 1在这种情绪下 大多数人赞 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就毫不奇怪了 3 13日的民意调查发现 60% 尽管如此 很多人并不赞成丘吉尔提出的采取英美军事联盟的方式 对抗苏联 显然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世界的分裂 而认为美苏之间仍 具备合作条件的还大有人在 英国驻美使馆的分析报告认为 部分媒 体和国会显然不愿意认可它是解决当前问题的适当办法 自由主义者 和左翼人士 谴责这是 无道理的敌意 美国为英帝国力量的 罪恶提供担保的计划 中间派和温和派则 担心联合国组织因此而受到 伤害 保守派虽同意丘吉尔的分析 但也 不愿意接受 所提供的 解决办法 3民意调查显示 对于美国是否可以继续与苏联合作的问卷 丘吉尔演说前 2 意者占35% 对者占52% 演说后 4 意者上升至45% 反对者下降至38% 4最后 铁幕演说在得到美国保守 派和右翼赞美的同时 也导致 一个强大的左翼阵线开始出现 从政府官员 国会议员到工会组织 新闻界和知识分子 直到美国共产 尽管无法为苏联的行为辩护 但他们认为丘吉尔 不代表美国人 民或其政府 也不代表英国人民或其政府 尔顿是 场灾难 在把美国的命运 向危险的方 拟议中的英美联盟将 割断联合国 的人认为美国对苏联的政策 只有3% 人认为 太硬 2 组织的喉咙 。
面对社会和舆论出现的分裂趋势 美国政府急忙站出来表态 方面撇开与丘吉尔演说的关系 一方面表明美国的立场 3 8日的 新闻发布会上 杜鲁门和贝尔纳斯都否认事先看过讲稿 并声称美国政 府与此无关 杜鲁门重申了美国对联合国的承诺 并说他不认为苏联会 走一条单行道 不过 杜鲁门并不否认丘吉尔在自由的国家有自由讲话 的权利 也没有拒绝英美联盟的说法 甚至还表示在宣布战争正式结束 通过联合参谋长会议进行的英美军事合作将继续下去 1在随后几个月 国内部自由派和保守派的意见分歧仍然十分激烈，「 分化 丘吉尔演说发表后 英国政府似乎也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英国外交 部的第一反应是震惊 德礼在3 9日回答议会的质询时说 国王 陛下的政府事先并不知道演讲的内 英国大使也没有 要求事先批 准或不批准这个演讲 当有人追问政府对演说内容是否赞成时 艾德礼 巧妙地回答说 陛下的政府没有被要求对一个私人在另一个国家发表的 演讲表达任何意见 国政府的政策已经由外交大臣在众议院中完全明 确地阐述了 关于驻美大使与讲演稿的关系 国使馆新闻处官员的 解释是：「 使有机会看到丘吉尔先生的演讲稿 尽管不是最后的形式 由于丘吉尔先生明确表示他只是个人讲话 哈利法克斯勋爵不觉得有必 要表示赞同或反对 就像他在任何其他著名的公民私人访问美国的情况 一样 国官方采取如此回避的态度 与前述工党政府处理与苏联关系 时的矛盾心理有直接关系 既不想得罪美国 也不愿疏远苏联 苏联最初的反应似乎很平静 3 7 莫斯科广播电台简单地提到 了富尔顿演说 第二天报纸上也只有简短的报道和评论 说丘吉尔发表
程度也越来越严重
苏讲演 经过一番准备 当美国报纸的热潮刚刚退去 3 11 苏联报刊开始了反击 1 真理报 头版头条发表了社论 吉尔挥起军 四版摘要刊登了富尔顿演说的内容 社论的矛头直指丘吉尔 他为 动派 争贩子 挑衅者和诽谤者 社论特别提到 英美 指责丘吉尔 紧紧追随山姆大叔 管只是充当一个小伙伴的角 希望英美军事联盟使英帝国能够继续帝国主义的扩张政策 并指出 这一联盟 注定要彻底失败 2凯南的印象是 由于富尔顿演说没有在美 英政府和舆论界得到明显支持 苏联似乎对 格鲁-撒克逊世界在这些 问题上普遍存在巨大的不团结和意见分歧 感到 欣慰 3苏联老百姓可 能更敏感一些 真理报 的社论通过电台在全国各地广播后 引起苏联 人对丘吉尔的愤怒 同时也有对战争危险的担心 甚至出现了恐慌情绪 4 苏联宣传部门根据外交情报得出的结论也是如此 铁幕演说 在美 国大多数人民中未能引起丘吉尔所希望的煽动 5尽管如此 面对丘吉尔 的挑战 莫斯科也不得不认真对待 3 13 斯大林亲自出面驳斥丘 吉尔 以答 真理报 记者问的方式 斯大林开宗明义地指出，「 个演 说是危险的行动 其目的是要在盟国中间散播纠纷的种 斯大林把 丘吉尔比作希特勒 指责他 在战争挑拨者的立场 利用 种族 号召同苏联开战 斯大林还用大量篇幅严厉反驳了丘吉尔对苏 联和东欧国家民主制度的攻击 认为共产党在欧洲影响的增长
史发展规律 使然 斯大林最后断言 即使丘吉尔 他的朋友们 够组织起新的 进军 也一定会像一战后14国武装干涉苏联那样 被击败 1这篇讲话被 时代 刊称为 和平时期一位政治家对另一位政 治家最严厉的攻击之一 2在英国驻苏联公使罗伯茨看来 斯大林的反驳 强而苍白 很难令人相信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是向苏联民众讲话: 他们必须准备好迎接未来的压力和考验 3在这篇文章之后 联共 央对外政策部召开了对外宣传积极分子会议 部署 加强揭露英美分子 反苏阴谋的工作 丹诺夫在会上号召要坚决放弃那种 争之后应该 让人们休息 的立场 苏联宣传的调子随之发生急剧变化 很多中性的 词汇和语言被激烈的谴责所代替 批判英美的文章大量增长 4 十天后 3 22 斯大林以答美联社记者问的形式 对外界发表 了简短的政策性声明 斯大林首先指出 联合国 维持和平和国家安 全的重要工具 以此表明苏联希望在联合国的框架内解决国际争端问 但前提是联合国必须建立在国家平等的原则上 斯大林 另一个重点是 深信 何民族 任何民族的军队都不希望有新的战争 发生 他们要和平 他们力图保障和平 为此需要各国组织广泛的反战 宣传 5 个因伊朗危机爆发而做出的表态显然温和了许多 6苏联从来没有
下文将谈到因苏联拒绝撤军而爆发伊朗危机的情况
设想和准备发动战争1 斯大林也未必真的相信西方会诉诸武力 是被丘 吉尔煽动和助长的反苏情绪的确构成了一种实实在在的外来威胁 何况 此时苏联国内也遇到了难以摆脱的麻烦 2所以 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紧张 关系应该缓解 这就是斯大林发表第二个答记者问的目的 斯大林的讲话对于安抚国内很起作用3 但对于国外的反苏情绪就不是 几句话能打发的 莫斯科必须有所行动 那么 这三件相互关联的事情 发生后 美苏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1946年春夏之交美苏关系的困境 如果把这一时段的历史事件做成剖面图 就会发现美国与苏联之间 动关系处于相当复杂的状态 就像一个万花筒 在舆论宣传方面 上所述 3月以来 苏联国内报刊杂志普遍 加强了针对英美的指责和批评 表现出一种 的强硬路线 4但是这 仅限于国内宣传5 由苏联情报部主管的对外宣传工作的调子并没有立即
转变 三国同盟 仍然保持了一种 谨慎乐观 的方针 在苏联领 导人的指示中 暂时还没有把 反动集团 某些反动分子 与西方国 家的官方政策直接联系起来 1美国对苏联的俄语广播仍在正常进行 24月 4日政治局做出决定 批准由 真理报 消息报 红星报 人员 组成的苏联代表团参加在华盛顿举行的美国报业编辑协会会议 34 23 苏联接受美国的要求 同意将画报 美国 在苏联的发行量增加到 五万份 4直到1946 6 苏联情报部批准的发往境外的稿件 乎没 有一篇谈论苏联政策的文章 甚至对 斯大林同志就丘吉尔富尔顿讲话 所发表的演说 也只字未提!5很显然 此时苏联舆论宣传工作的重点在 1946年初以后 美国对苏联的政策趋向强硬和对抗 这是不争的事 但是 这并没有妨碍美苏高层的密切接触 因为此时美国采取这种 立场的目标并非要向莫斯科宣战 是想通过外交谈判迫使苏联在某些 方面做出让步 3 5 即丘吉尔发表演说的当天 国务卿贝尔纳斯 起草了给莫洛托夫的电报 建议4 15 在巴黎举行外长会议 为巴黎 和会准备草案 73 19日杜鲁门起草了致斯大林函 表示对美苏关系的 状担 希望斯大林访问美国 匕月27 美国新任驻苏大使史
于教育国内民众 至于对外宣传 苏联暂时还不想与西方撕破脸皮
密斯赴任路经德国 在与苏联驻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代表会谈时表示 美国无意与英国建立正式联盟 不会加入任何针对苏联的联盟或集 并坚持认为 苏联和美国不存在无法通过达成协议并在加强联合国 办事处任务框架内解决的矛盾 史密斯还为杜鲁门带话说 美国已准 好满足苏联的利益 30 史密斯在礼节性拜访莫洛托夫时说: 斯大林元帅在美国非常受尊敬 美国人民相信斯大林元帅说的话 如果苏联和美国能够友好合作 那世界就不会存在危险 莫洛托 夫表示同意 回答说 和平取决于苏联与美国的友好关系 苏方对与美 国友好合作充满诚意 24 4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正式接见史密斯 史密斯说话软中带硬 美国愿意并渴望与苏联实现妥协 因为我们相 国人民有一天确信我们面临 任何强大国家或国家集团不断的侵略浪 我们会像过去那样作出反应。」史密斯还表示 如果美苏 国仍 相互担心和猜疑 们可能都会发现自己走上了代价昂贵的重整军备 的政策 而这正是我们希望避免的 斯大林没有正面交锋 只是强烈 地谴责了丘吉尔的演说 认为这是 他本人和苏联的无端攻击 如果 这是针对美国的 俄罗斯是绝对不允许的 斯大林一再解释苏联在中 伊朗和土耳其问题上的政策 并重申了他对和平和遵守联合国原则 的愿望 最后 以身体不适为由 大林婉言拒绝了访美的邀请 史密 斯带 紧张的心情进入克里姆林宫 会见结束时感到 气氛融洽 3同一 美国大使递交了关于召开巴黎外长会议的信函 莫洛托夫4 7
如果我们两国相互理解和合作 世界和平就会得到保证 如果 答复 同意贝尔纳斯的提议 “月10日副外长利瓦伊诺夫接见史密斯 方再次表达了美苏之间应加强沟通 深了解的意愿 24 12 在罗 斯福逝世一周年之际 根据诺维科夫的建议 斯大林致函纽约的美俄关 系研究所 追忆 位伟大的政治 并认为 各国人民也应该感谢美 国与苏联之间友好关系的发展 3同一天 史密斯转交了杜鲁门给斯大林 回信 信中对斯大林关于联合国组织重要性的声明表示 别高 认为这 美国政府和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的人们的态度完全一 4 美苏关系正在日益恶化的背景下 这些言论和表态 显然主要意在争取国 际舆论和抢占道德制高点 些话语恐怕也是言不由衷的 不过 也可以 了缓解美国的敌意和国际舆论压力 苏联也的确释放出一些缓和 关系的信号 1945年底苏联未能在规定的时间批准布雷顿森林协议 起美国疑虑 1946 2 21日美国照会苏联 邀请苏联派 察员 加定于3 8 在美国佐治亚州萨瓦纳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 行第一次会议 6是否出席这次会议的问题 在苏联内部引起了激烈争 7不过 当会议如期召开时 苏联代表团还是在会场出现了 管只是 美国报纸评论说 这可能只是 大国博弈中的花招 但也可 能是苏联改变政策的 一个证据 人们希望苏联开始认识到 单边行
看出 双方还是为对抗留下了谈判和妥协的空间 至少在客观上是如此 5 第四章 冷战前奏 美国对苏联战略认知陷入误区 285 的后果 相应调整期政策 1 最令人感兴趣的举动是莫斯科宣布从中国 伊朗和丹麦的领土撤 这显然是对丘吉尔指责苏联 无限扩张 出的直接反应 2 26 苏联在东北占领军司令部发表声明 解释说苏军推迟撤离是因为中 国接管的军队未能达到和交通上的困难 2美国报纸认为 个声明暗示: 只要美国军队还留在中国 军就不会撤离 3 纽约时报 还报道说 阳苏军守备部队有所增加 据信将长期驻扎 4 在丘吉尔发表讲演的 当天 贝尔纳斯遥相呼应 表声明指责苏联军队在满洲的掠夺和破坏 行为 5几天后 3 10 纽约时报 就发出了完全相反的报道 苏军 在从沈阳撤军 这有望成为全面撤军的开始 6果然 3 24日苏联宣 苏联从伊朗的撤军也在这个时间点发生了戏剧性变化 3 2日是盟 国约定的从伊朗撤走占领军的最后期限 时英美军队均已撤离 苏联 却在此前一天宣布 苏军3 2 将开始从伊朗 相对平静的地区 伊朗北部其他地区的苏军在 局势明朗之前 将继续留驻 第二 伊朗政府向苏联提出抗议 然而 苏军不仅没有撤退 反而增加了 甲部队 在保加利亚的苏军也开始向南调动 在伊朗的苏军则开始
苏联占领军将在4月底之前全部撤离中国
全面的战斗部 I 非巧合 也在3 5日这一天 贝尔纳斯向驻 莫斯科使馆发出了给苏联的抗议照会 呼吁苏联尊重联合国的宣言和原 即无条件从伊朗撤军 照会特别提到 美国对苏联违反规定而造 成的局面 能无动于衷 2尽管称不上是 最后通牒 但美国施加的 压力显而易见 匕月8日美国再发照会 口气更加强硬 要求苏联解释 为何不是从伊朗撤军而是增派部队 43 18 鉴于苏联没有退让的表 伊朗政府在美国和英国的支持和鼓励下 提交到联合国 安理会 53 22 如前所述 斯大林发表了和解性的答美国记者问 3 25 即联合国安理会就伊朗问题举行听证的前一天 塔斯社发布 公告 根据与伊朗政府的协议 苏联于24日已开始撤离在伊朗的剩余部 果没有意外 军将于5 — 6周内完成 同一天 斯大林致电美 联社社长证实了这一消息 “尹朗危机由此暂时缓解 令美国感到意外的是苏联突然宣布从丹麦的博恩霍尔姆岛撤军 争后期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一些官员提出了在波罗的海和斯堪的纳 亚国家 主要是丹麦和挪威 扩大苏联影响 甚至建立苏联势力范围 的建议和计划 1944 7月副外交人民委员洛佐夫斯基在内部会议上提
苏联需要在丹麦的博恩霍尔姆岛建立军事基地 8月欧洲第五司司长 pD奥尔洛夫提交的报告也认为 苏联在丹麦拥有 殊利 因为 该国 于波罗的海出海口的要冲位 11945年5 7日和8 苏联飞 机轰炸了博恩霍尔姆岛上的德军 5 9日苏军登陆占领该岛 2当时美国 军事情报部门认为 苏军对博恩霍尔姆岛的占领是苏联控制波罗的海的 第一步 并预测 苏联不会离开该岛 3然而美国人没有想到 1946 3 4日丹麦政府的照会要求苏联撤军 第二天莫洛托夫便接见丹麦公使 并声明 如果丹麦已有能力使用本国军队保 博恩霍尔姆岛并在那里建 立起行政机构 苏联将召回自己的军队 43 17 美国报纸报道了苏 就是在美苏一直争执不下的的里雅斯特地位问题上 苏联也在巴黎 外长会议上做出了让步 的里雅斯特位于亚得里亚海北岸 拥有地中海 地区一个繁华的港口 原属奥匈帝国 后归入意大利 1945 5 铁托指挥的南斯拉夫军队抢先占领了的里雅斯特大部分地区 与随后 赶来的英美特遣部队形成对峙 虽然美苏都不希望在这一地区发生军事 冲突 但苏联支持南斯拉夫占有该地区 而英美坚决反对 9月伦敦外长 会议的激烈讨论没有结果 1946 5月巴黎外长会议前期 莫洛托夫提 出南斯拉夫可以放弃对意大利的战争赔款要求 来交换的里雅斯特 尔纳斯拒不接受 双方僵持不下 6 23 斯大林电告莫洛托夫 苏联 可以让步 同意美国的国际共管方案 会议以妥协性的决议 宣布的
联宣布从该岛撤军并已经开始撤军的消息
里雅斯特为 由区 西方的最后方案 而结束了争吵。
当然 苏联并非处处都愿意做出妥协 在那些涉及苏联根本利益的 重大问题上 莫斯科寸步不让 例如德国赔偿问题 虽然1946年初美苏 就德国赔偿计划达成一致意见 但该计划的执行却阻力重重 特别是美 国又提出了尽快签订对德和约问题 在执行赔偿计划方面 分歧的实质 美国要求在保障德国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实现赔偿 而苏联则坚 持先完成赔偿再考虑德国经济问题 对于美国提出的尽快建议统一的德 国政府并签订对德和约的建议 苏联实际上采取了抵制立场 明确提出 苏联只有在得到100亿美元赔偿的情况下才会考虑美国的建议 甚至要 求从德国西部地区收取 现有产品 作为对苏联的赔偿 巴黎外长会议 在这个问题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迫使美国提出英美占领区合并的方案 在十分敏感的核武器研制和国际管制问题上 美苏也走上了尖锐对 的道路 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于1946年初成立 6 14 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 美国就抛出了一个原子能国际管制建议 著名的 鲁克计划 该计划的核心要点有两条 联合国有权对不遵 守原子能协议条款的国家实行包括使用武力在内的制裁 联合国安理会 常任理事国不得对这种制裁使用否决权 在美国是全世界核武器唯一拥 有者的情况下 这无异于维护其垄断地位 因此遭到苏联反对 6 19 苏联也向委员会提交了一个建议 旨是禁止使用核武器 并销毁 现有的所有核反应堆 从此 联合国内关于核武器国际控制的问题便进
美苏在德国问题上的分裂由此开启
入了漫长而毫无结果的谈判。1949 8月苏联原子弹爆炸成功以后 苏就开始了令人恐惧的核军备竞赛.
这就是1946年春夏之交美苏关系的历史剖面图 抗有之 妥协亦 有之强硬有之让步亦有之。
简短的结论
1946 的春天 美苏关系处于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 双方充满敌 并开始宣传战 但都尚未形成明确的政策方针 苏联的对美方针处 在犹豫之中 不想树敌又必须树敌 识形态与现实政策陷入矛盾 治上的防线已经建立 但经济沟通和交往还在继续 希望有所收获 美国因对苏战略认知陷入误区而采取强硬方针 目的并非决裂 仍希 和等待苏联做出退让 世界 意识已经抬头 孤立主义情绪 并未完全褪去 反苏反共势力上升 但仍有不少对苏友好和与苏合作的 声音 总之 政府与国会之间尚未形成一致意见 斯大林的选举演说 攘外 是假 安内 是真 攘外 是为了 演说的内在动机因正在形成的敌对关系被掩盖或误读 其结果引起 了外部猜忌 客观上打击了美国左翼力量 助长了美国右翼势力 成了更不安全的外部环境 凯南的 长电 正处在上升趋势的美国右翼心态十分吻合 政府和国会中 的欢迎 但其过于情绪化的理论分析 有调苏联战后的不安全感主要不是来自外部 而是来自内部 关于放弃与 苏联通过沟通和谈判解决争端的结论 更是过于偏激而脱离现实。
丘吉尔的 铁幕演说 自知英国力竭 藉助“钟馗打鬼”鼓动英 美联合对付苏联 不乏大英帝国传统外交的老道和精明 也迎合美国右 翼势力的心理 但同时引发了美国舆论的担心和忧虑 这些话如果晚一 年再说 或许恰逢其时
1946年上半年发生的种种事件表明 美苏关系的症结主要是意识 形态对立导致的战略性互疑 苏联的核心利益在欧洲 与其直接对立的 主要是英国 除了德国赔偿问题 美国与苏联在欧洲并没有地缘政治 的交集 特别是在经济方面 贷款 赔偿 贸易 租借清算和国际经济 组织 所有的谈判还在进行中 也就是说 双方经济关系尚未切割 阵营对抗 两极分化为特点的冷战政策和局面都还没有最终形 至此 已经可以听到冷战的前奏 但冷战帷幕还没有拉起。
以后事态的发展变化 关键是看双方决策者是否能准确判断对方的 战略目标和政策底线 而这恰恰是对抗与妥协转换的临界点 从历史上 社会制度异质和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之间是可以共处的 也是可以 合作的 但如果双方在战略判断上出现错误 后果就会很严重 不幸的 此时美苏之间都有战略性误判 苏联认定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必然到 美国则认定苏联的目标就是无限扩张 双方都在这种判断的基础上 制定对外政策 其结果自然就是走向对抗 如果这种误判不能纠正而继 续发展下去 冷战就是不可避免的结局 然而 更加不幸的是 1946 下半年和1947年上半年的历史就是沿 这条线索发展的。
第五章 走向冲突 石油租让权与苏联在伊朗的目标
1944-1946年发生的伊朗危机是冷战起源研究中最重要的课题之一， 更是美苏关系恶化及冷战起源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关于这一课题的 研究 囿于档案开放 到冷战结束之际主要集中在美伊关系 涉及美苏 系和苏联的外交行为 主要也是从美国政策的视角看问题 1俄国档案开 放以后 于危机中苏联政策及其动机和背景的研究有了很大进展 2进入 二十一世纪后 这方面的研究又出现了新气象 大量阿塞拜疆和格鲁吉 亚档案的使用 使研究者可以看到更多的事件细节和地方活动 从而对莫斯科的政策目标和结果做出更加准确 全面的判断。
危机不仅是苏伊关系的转折点 也是美国改变对伊朗政策的标志
到目前为止 关于伊朗危机历史过程的基本史实已为研究者掌握 还有两点遗憾 因俄国总统档案馆尚未开放 判断苏联在危机中的决策 目标和动机还缺乏有力证据 因俄国军方档案尚未解密 苏军在伊朗及 周围地区调动的实际情况仍然不甚清楚 这是引起学界关于这次危机存 在诸多争论的原因之一 也是吸引研究继续深入下去的动力 1从苏联对 外政策的角度看 伊朗危机中有三条线索搅在一起 即经济上关于石油 资源的争夺 政治上关于伊朗阿塞拜疆革命和民族自治 或独立 运动 的开展 外交上关于苏联从伊朗撤军问题的国际争端 这就导致了问题 的复杂性 甚至令人眼花缭乱 所以 斯大林在伊朗政策中悬而未决的 在国际学界以往研究的基础上 本章重新梳理了苏联在伊朗目标 行为和结果之间的逻辑关系 并拟回答三个问题 1.苏联在伊朗采取的 一系列政策行为的核心目标或主要动机究竟是什么 2.苏联在伊朗行动 最后遭到彻底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3.伊朗危机与冷战爆发之间到底 是一种什么关系 石油资源 战后苏联在伊朗的经济要求 历史上 波斯 1935年改名为伊朗 一直是沙皇俄国与英 德等帝 国争夺利益的场所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 苏俄对波斯政策一度表现出革 命的理想主义 1917 12 3 苏维埃政府发布 告俄罗斯和东方 伊斯兰劳动人民书 宣布以往瓜分波斯的条约无效 并保障波斯人民自
问题依然存在 2 第五章 走向冲突 石油租让权与苏联在伊朗的目标 295 由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 但在苏俄内战和外国干涉时期 波斯被英国占 与苏俄关系中断 1920 4月红军占领巴库 建立阿塞拜疆苏维埃 共和国 随后追击白军进入波斯吉兰地区 6 4 在吉兰省宣布成立波 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1921 2 21日礼萨汗发动军事政变 控制 德黑兰 26 波斯政府与苏俄政府签署友好条约 苏俄宣布放弃沙俄 政府所签署的损害波斯独立 权的一切条约和协议 消波斯欠俄国 的所有债务 放弃沙俄政府或个人从波斯政府所取得的一切租让权 波斯领土上的俄国企业及相关财产无偿移交波斯 时规定 述权利 和资产不得让与任何第三国政府或个人 条约签订后 吉兰省重归波斯 政府控制 但条约第六条规定 苏俄在感到其南部边界地区受到威胁时 有权派兵进入波斯 11927 1 1 苏联与波斯又签订了互不侵犯和 立条约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 苏联与伊朗的关系一直处于稳 定状态 伊朗成为苏联在近东地区与英国之间的缓冲国 且与苏联保持 良好的经济关系 30年代苏联在伊朗对外贸易中占据首位 苏伊贸易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苏联的安全政策改变了苏伊关系 战争初期 联为了自身的安全而支持德国 并相继占领波兰东部 攻芬兰 兼并 波罗的海三国和罗马尼亚部分领土 伊朗北部和波斯湾也成为苏联 観 的目标 当希特勒邀请苏联加入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时 斯大林提出了 个条件 其中包括在战后修改领土时承认 巴统和巴库以南直到波斯
额占伊朗对外贸易额的三分之一
7个月后 德国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 苏联加入以美英为首的同盟国 而伊朗宣布中立 1941 8 25 英国和苏联向伊朗政府发出最后 通牒 要求驱逐德国人 并允许通过伊朗公路和铁路向苏联运输盟国提 供的租借物资 遭到拒绝后 英军和苏军南北夹击 占伊朗 苏联外 高加索方面军第44 47 团军主力部队几乎未遇抵抗 速占领了德黑 1921 9月撤离伊朗20年后 苏联军队再次占领伊朗北部地 1941 9月初伊朗战事刚刚结束 斯大林便与联共 阿塞拜疆 共和国中央第一书记m.A巴吉罗夫商定 向伊朗北部地区派出以阿塞拜 疆党中央第三书记M.阿利耶夫为首的政治工作团 第一批500名政 工人员即刻出发 2 — 3个月工作团人员应达到2000 —3000 阿利耶 夫同时兼任第47集团军军事委员 41942年1 29 苏联 英国和伊 朗签订盟约 伊朗政府有责任提供保障美国战略物资运输的一切条件 而苏英则保证尊重伊朗的独立 权和领土完整 苏联和英国在伊朗的 驻军必须在战争结束后六个月内撤离 5这一条约的签订标志 伊朗已放弃 中立政策 1943 9月伊朗对德宣战 并在 联合国家宣言 上签字 从而正式成为同盟国成员 12 1 结束的德黑兰会议发表了美英苏三
地区 为苏联的势力范围 4940 11月底 苏德秘密谈判彻底破裂
塞姆南以北大部分地区
国关于伊朗的宣言 保证伊朗独立 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经济援助成为 三大国共同的义务和责任 1 战争走向胜利 莫斯科开始考虑战后苏联在伊朗的目标 在既 有国际条约和大国宣言的框架下 面对战时盟国 苏联的首要目标是控 制其占领的伊朗北部地区 1944 1 11 副外交人民委员迈斯基 提交的报告 关于未来和平的最佳原则 指出 战后苏联应当保持并进 一步发展与伊朗的 友好同盟 关系 因为伊朗是苏联高加索侧翼的屏 障和同往波斯湾的通道 为此 苏联应 别注意通过大量经济 文化 和政治措施 协助开发伊朗北部地区 以加强在那里的影响 建立 国际机构以支持和发展通过伊朗的过境交通线 2这就是所谓的 波斯走 也正是1940年苏联向德国提出的要求 斯走廊 对于苏联的重 要性在战争期间得以充分显示 3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3 6日苏联人民委 员会做出了 关于加强对南阿塞拜疆人民的文化和经济援助活动 的决 其中包括成立出版社 建立戏剧院 开办免费学校 建立农业示范 站和针织工厂 考虑到伊朗阿塞拜疆 即苏联文件中所说的南阿塞拜疆 地区绝大多数人口都是阿塞拜疆人 决议要求派往伊朗工作的最好是阿 塞拜疆人 4根据巴吉罗夫的报告 9月前 阿塞拜疆共和国已派出245 苏联在伊朗国内依靠的政治力量主要是伊朗人民党 盟国军队 的进驻 礼萨-沙赫宣布退位 他的儿子礼萨-巴列维继位 独裁制度的
名干部和375名专家前往伊朗工作 他们 一例外都是阿塞拜疆人
衰落导致伊朗社会发生了急剧变动 大批被关押的政治人物和知识分子 走出了监狱 1941 10 前伊朗共产党一些骨干为核心组成了伊朗 人民党 1与共产党主张武装斗争不同 人民党主张建立一个代表广大民众 阶层的政府 求民主 自由和宪政 土地分给农民 承认工会和妇 女的权利 属左翼民主主义政治组织 在第一次代表大会1944 8月在 黑兰召开时 人民党已有2.5万党员 人民党注重 众工作 通过联合 44家报纸建立的 由阵线 将影响扩展到各主要省份 还建立了工 会中央联合会 到年底已有成员15万人 2苏联在伊朗的影响正是通过这 样一个政治组织 而不是共产党 渗透和扩展的 1941 12 9日共产 国际总书记6.季米特洛夫向斯大林和政治局提出 目前恢复共产党没有 好处 肯定会引起英国和伊朗统治阶层的不满 戒心和敌意 他建议不 要重建共产党 而应该让共产党员加入人民党 3三天后斯大林就答复 通过占领军和大量的政工人员 顾问 专家 以及以人民党为主的 伊朗左翼政治组织 苏联完全控制了德黑兰以北的大部分伊朗地区
意这个建议 4 第五章 走向冲突 石油租让权与苏联在伊朗的目标 299 大不里士为中心的苏占区俨然形成了一种 真空地带 伊朗中央政府 对这一地区已经完全失控 苏联占领当局不仅完全控制了这里的行政权 力和舆论宣传 而且像在欧洲一样 止任何外国记者进入苏占区 至在伊朗政府中工作的美国顾问也必须得到占领当局的批准方可进入 1 苏联在伊朗北部地区的控制和影响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 以至美国国务 院近东司官员反复谈到 要俄国人一声令下 阿塞拜疆一夜之间就 可以建立起一个苏维埃 政权 2然而 联通过控制伊朗北部地区究 竟要达到什么目的似乎并不明确 照苏联政府的指令和外交人民委员 的设想 制伊朗主要是为了建立一条通往波斯湾的交通线 方式则 是通过 国际机构 共管 显然是考虑到苏联的要求 罗斯福在德黑兰 会议上提议在波斯湾的伊朗海岸建立一个自由港 并提出对横跨伊朗的 铁路实行国际共管 大林表示赞同 3当然 实现这一目标有一个必要的 前提 就是盟国的合作在战后继续存在迸发展 在当时看来似乎是可 以实现的 但是 苏军占领伊朗的实际行为给人感觉苏联似乎还另有所 苏联占领当局的政治和行政工作是由阿塞拜疆共和国领导的 而巴 吉罗夫作为阿塞拜疆人 烈的民族意识 向往的是实现民族统 多次请求斯大林把南阿塞拜疆并入苏联阿塞拜疆共和国 4苏军占领 大不里士不久 巴吉罗夫就到了那里 并且不止一次地对其下属讲到 伊朗的一些大城市加兹温 雷扎耶 米亚内 拉盖 大不里士 阿尔
达比勒 都是我们祖先的家园 德黑兰也是一座古老的阿塞拜疆 城市 I不过 于巴吉罗夫的 统一 计划 莫洛托夫和外交部门颇不 以为然 认为这与战时盟国合作的大战略相矛盾 阿塞拜疆工作团的行 与此同时 还出现了一个新的 更大的问题 伊朗石油资源的占 战争突显了石油的重要性 美国运往欧洲远征军的物资中 每三吨 就有两吨是石油 1943 世界石油的储备中心正在向波斯湾盆地转 而英伊石油公司的探测表明 伊朗的石油储量之大 甚至会让美国 相形见细 3如果说英国和美国关注的是伊朗南部地区 苏联则把目光投向 了与巴库油田相连的伊朗北部地区 4战争压力稍有缓解 苏联就开始考 察和勘探伊朗北部的石油储量 1944 1 25 苏联石油人民委员部 向外交人民委员部提交了科学院与军方联合考察队的报告 专家们在初 步考察了伊朗北部地区石油开采的前景后指出 工业 钻井 勘探需要 大量投资和征用当地部分领土 因此必须由国家作出专门决定 并与伊 朗达成外交协议 52 24 阿塞拜疆地质勘探部报告 最初的研究表 伊朗北方阿塞拜疆 吉兰 马赞德兰 塞姆南 北呼罗珊一带的石 油和天然气储量并不逊于南方英国控制的地区 6这一结果自然会引起苏联 领导人的极大兴趣 但更令人受到刺激的是 此时美国和英国石油公司
为在伊朗人 土耳其人和英国人中 引起了不信任和恐惧 2 第五章 走向冲突 石油租让权与苏联在伊朗的目标 301 之间 以及他们与伊朗官员之间 于俾路支斯坦石油租让权的谈判已 经悄悄进行了几个月 并且在8 8月签订了 英美石油协 1甚至还 有情报说 英国石油公司对伊朗北部含油地区也感兴趣 2 联不能再等待 须拿出自己的计划 1944 8 16 负责核武器研制计划的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I Р贝利亚向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提交了关于另一个关乎战略性政策 石油问题的报告 在分析了世界石油储藏和开采的情况后 报告指出 美国从1943年底开始积极获取在伊朗的石油租让权 并与英国的矛盾不 断加剧 但在对第三国的问题上 美英试图采取某种 共同的立场 即暗中抵制苏联在伊朗北方开采石油 面对这种情况 贝利亚提出两条 建议 第一 苏联政府必须同伊朗开始北方石油租让权的态度强硬的谈 为此 苏联有关部门根据斯大林的指示 已经在英国开发伊朗南方 石油协议条件的基础上 制定和准备了苏伊租让条约草案及谈判所需的 要数据 第二 苏联应加入英美石油谈判 以便在 国际石油事务中 为维护自己的利益创造条件 3目前没有直接的档案文献可以证实斯大林 对于这个重要文件的态度 但随后苏联在伊朗的外交行为显示 苏联没 有参与英美石油谈判 而是立即开始了与伊朗政府关于北方石油租让权 谈判 其态度不仅 强硬 甚至是野蛮的 伊朗人最初对苏联占领的 丝好感4 现在一扫而光 自苏军进占伊朗以后 联强迫伊朗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的经 济协议 器制造 屋租赁 品交易和铁路运营等 如伊朗为
联生产小型武器和弹药支付了几百万美元 而苏方在收货时却百般挑 厉惩罚 与英美不同 苏联占用伊朗的建筑物和设施从不支付租 苏联从伊朗购买大米的价格只有市场价格的一半 卖给伊朗的商 品价格却高出印度出售同样商品的50% 苏联1943年拖欠伊朗8000 里亚尔铁路工程费和5000万里亚尔关税 等等 伊朗人对此敢怒不敢 1在石油租让权谈判中 苏联人依然采取这种恃强凌弱的蛮横态度 利亚的报告提出不到一个月 在没有任何事先商议和预谈判的情况下 9 10 以副外交民委员工I卡夫塔拉泽为首的苏联代表团来到德黑 并交给伊朗政府一份关于北方五省石油租让权的条约文本 作为条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地图指定了租让权涉及的领土范围 条约规 定租让期限60 伊朗政府无权单方面取消 条约条款不受以后通过的 任何法令或法案的影响 发生争议的情况下由苏伊双方派代表解决 该条约将在议会通过并由国王签署后生效 另有一份关于在莫斯科成立 伊石油公司的议定书 该公司经营北方油田的开发 有效期同样为60 2这就是 贝利亚石油方 在与伊朗国王的会面中 卡夫塔拉泽又 提出 苏联政府还要求对伊朗北方20 平方公里的地区拥有5 的石油 勘探专属权 并要求在苏联代表团回国前签署石油租让条约 国王提出 此事将与英美的石油要求一起考虑 卡夫塔拉泽当场加以拒绝 理由是 苏伊之间是国家协议 不同于英美的私人公司 3伊朗首相要求苏联代表提 出具体条件 以便伊方考虑 但遭到拒绝 苏方只希望 原则上接受他们非常广泛的要求 这令伊朗人感到十分不安
苏联这种只提要求而不谈任何条件的无理做法引起伊朗政府 国王和社会的强烈不满 于伊朗人提出的问题 如苏联提出的租 让权与英国的要求有何区别 这些租让权会给伊朗带来什么好处 在租 让区内苏联要求享有外交豁免权的范围究竟有多大 苏联以何种货币向 伊朗支付租让费用 苏联代表来到德黑兰是进行经济谈判还是向伊朗政 府发号施令 卡夫塔拉泽一概回避 坚持说这些问题等签署租让条约后 被激怒的年轻国王提出了一个想法 在战争结束前 停止一切有关石油 让权的谈判 英美虽然还没有摸清苏联的动机 但怀疑这是为了削弱 英国和美国在伊朗的优势 因此也私下默认伊朗推迟做出决定 3 朗政府 反复商讨后 10 8 决定 能接受苏联关于石油租让权的要求 但对外只说一切石油租让权的谈判推迟到战后再考虑 410 10 即苏 代表团访伊一个月后 伊朗政府将这一决定分别通知了苏 英三 卡夫塔拉泽当即表示 一决定可能会产生不愉快的后果 5苏联 的反应岂止 不愉快 简直就是恼羞成怒
苏联官方把矛头集中指向首相赛义德本人 卡夫塔拉泽在德黑兰召 开记者招待会 公开指责伊朗政府破坏苏伊关系 并声称今后 联政 府与赛义德先生政府之间的任何接触都是不可能 6苏联驻伊使馆的工 作人员则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透露 义德必须辞职 使馆将迫使他辞
再讨论 1到10月初 伊朗报纸上出现了反对向苏联提供租让权的呼吁
I其 直接目的 如美国东欧司苏联专家波伦估计的 在伊朗组建一 个准备继续谈判石油租让权的新政府 2在苏联占领军 工人员的鼓动 以及人民党的直接组织和参与下 10月下旬伊朗出现了全国性的动乱 局势一时间显得十分紧张 人民党动用了整个宣传机器 特别是 自由 阵线 展开舆论宣传 攻击伊朗政府的决定 3 占区与德黑兰之间铁 公路交通及通讯联系中断 伊朗军队在北方的所有行动都受到苏军 限制 朗警察维持治安的行动也遭到苏军干扰 甚至被解除武装 4 严重的是伊朗各地 特别是大不里士和德黑兰 不断举行大规模集会和 示威游行 抗议人 最多时达到5万人 甚至苏联军人也佩带武器乘坐 车在市内游行 5 朗的局势引起英美政府关注 尽管担心损伤盟国之 的合作关系 11月初 美国和英国还是分别给苏联发出措辞温和的照 望苏联遵守德黑兰会议宣言 美国照会在结尾软中带硬地指出 不能同意任何构成对伊朗内部事务的不适当干涉的行 6在英美的影 响下 伊朗局势有所缓和 但赛义德还是在苏联外交和伊朗社会的强大 然而 义德内阁的解散并没有减弱反对给予苏联石油租让权的 呼声 只是伊朗民族主义者抗争的主要阵地转到了议会 实际上 巴列 维国王继位后 伊朗的民主机制得到加强 议会在政权结构中的地位明 显上升 按照伊朗学者阿齐米的话说 阁实际上已经成为议会的俘
压力下于11 9日辞去了首相的职务
而在议会内部 1944 8月已经组成了占多数席位的强大右翼 集团 2苏联的粗暴行为也令国王的态度更加坚定 他甚至 烈地向美国 人表示 租让权谈判应建立在外国军队撤出而不只是停战的基础上 更符合逻辑 也更合乎民意 3在这种背景下 12 2日伊朗著名民族主 义者摩萨台在议会提出了一项议案 任何政府官员都不得与国外讨论或 签署有关石油租让权的协议 犯者将被判处3 — 8年监禁 永久不 得担任政府职务 4摩萨台在讲演中批驳了主张给与苏联租让权的 积极 平衡 就如同失去右手的人为了平衡要砍去自己的左手 朗需要的政治平衡是首先保护北方的领土主权 后再重新建立对南方 领土的控制 5摩萨台讲演两个小时后 议会在没有任何修正的情况下以 绝对多数票通过了他的议案 反对的只有少数人民党议员 6伊朗议会通 过的法案实际上切断了苏联通过更换政府实现租让权谈判的通道 12 8 卡夫塔拉泽在使馆约见了伊朗新首相和议会代表 对刚通过的法 案提出 烈批评 并敦促议会重新考虑苏联的建议 卡夫塔拉泽最后表 所谓伊朗石油危机 原本是美英之间对南方租让权的争夺 苏联突 的卷入 别是采取强硬 蛮横的做法 不仅没有任何收获 反而严 重恶化了苏伊关系 无疑为 后苏联实现在伊朗的政治和经济 成了巨大障碍 引发了英美对苏联在近东图谋的深刻怀疑 英国和 国的外交官大都认为苏联此举的目的并不在石油 而是 観 朗的北
鉴于苏伊关系已经恶化 他只能立即回国了 7 306 经济漩涡 观察冷战发生的新视角 方领土1;还在客观上缓和了英美之间的矛盾 使他们有机会联合起来对 付苏联 美英尤其是美国在危机中曾 小心翼翼 地避免让苏联人感 觉他们正在 对付苏联2 卡夫塔拉泽之行彻底失败后一段时间 管苏联政府仍然指责禁止石油谈判的法令是不明智的 应予以修改3 没有再提出石油问题 显然 斯大林不想在即将召开的三巨头会议上谈 论这个问题 英国人 要求在雅尔塔会议上讨论伊朗问题 而限制 苏联在那里采取进一步行动 国国务院也表示赞同 4 罗斯福没有表 因为三巨头需要讨论更重要的问题 日作战 兰问题 对德政 策等等 结果 尔塔会议没有讨论伊朗问题 尽管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多次提出伊朗石油问题 甚至向会议提交了 英国的决议草案 在盟军撤离伊朗以前 任何有关国家的政府都不向 伊朗政府提出要求获得追加石油租让权的建议 但莫洛托夫坚决反对 理由是 没有足够的时间 伊朗的 紧张时期已经过去 5会议记录 只提到一句不痛不痒的话 三国外长就伊朗局势交换了意见 一致同意 通过外交途径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 6德黑兰会议的旧话也未重提 因为还 在雅尔塔会议之前 由于国务院的坚决反对 罗斯福关于在伊朗建设自 面上看 伊朗石油危机的风波已经平息 苏联在伊朗的两个目 未明言的波斯走廊和已提出的石油租让 也均未实现 殊不 知莫斯科正在策划更大的行动
由港和对铁路实行国际托管的方案已被束之高阁
策划分裂 苏联与南阿塞拜疆自治运动
尽管石油租让权谈判未能如愿开启 莫斯科在公开场合也不再谈论 油问题 但苏联并没有放弃贝利亚的石油方案 而是在暗地里单方面 继续实施 伊朗并不想恶化与苏联的关系 雅尔塔会议过后 即提出了一个 妥协方案 1945 2 26 伊朗驻苏大使M.阿希在与莫洛托夫会面时 府指示他解决苏联获取伊朗北部石油的问 在法律不允许租 让的情况下 联是否可以考虑通过建立苏伊联合石油公司的方式确保 其在伊朗北方获得石油的权利和利益 莫洛托夫断然拒绝 并强调苏联 政府 在石油问题上的唯一建议是在伊朗北部的租让权 英国在伊朗的 举动更让苏联人 1945 4月起开始 英国人在德黑兰以北和东 北地区进行地形地质勘测 苏联军事情报部门得知这一情况后认为 国人以探寻矿产资源和水源为借口 实际上正在向富含石油的里海沿岸 渗透 26 6日联共 中央国际情报部召开会议讨论伊朗局势 来自 驻伊部队的指挥官D 科兹洛夫报告说 英国人在伊朗享有60年的石 油租让权 美国人最近也对此表现出兴趣 科兹洛夫强调 伊朗到处是 6 21 斯大林签署了苏联国防委员会关于伊朗北方石油勘探工 作的决议 决议责成石油人民委员部和阿塞拜疆石油公司组建一个水文 地质局 以此名义在伊朗北方地区进行石油勘探 石油人民委员部负责 准备仪器和设备 外贸人民委员部提供进口交通工具 外高加索方面军
石油 联可以在开采北方石油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责建设办公区和生活区并提供保 国防部提供钻井设备和运输车辆 并保证维修 财政人民委员部负责拨款800 卢布以保证日常经费 议规定 8 1日前派出测绘队和勘探队 9 1日前将勘探和钻探设 备运送到位 9月份正式开始勘探和钻探工作 1 吉罗夫9 6日向斯 大林报告 在伊朗北方已有300多名专家和工作人员在辛勤地工作 2 就是说 在没有得到伊朗政府允许的情况下 苏联已经擅自在其占领区 开始了工业勘探 美国驻伊大使默里也注意到 尽管伊朗宣布将租 权谈判推迟到战争结束之后 但苏联人在其占领区内钻探油井的工作 空手而归的卡夫塔拉泽也不死心 7 6日他给莫洛托夫写报告提 交人民委员部应该对外解释 济增长和对石油需求的不断增加 要求我们在伊朗北方获得石油租让 还催促莫洛托夫在波茨坦会 议前告知美国和英国 正如华盛顿和伦敦没有抛弃他们在南方的意图一 联也不愿放弃在伊朗北方取得石油租让权 48 30 阿希大使 与副外交人民委员维辛斯基谈话时 再次提出建立苏伊联合石油公司的 建议 并表示伊朗希望在法律范围 找到改善苏伊关系的途径 维辛斯 基反驳说 法律都是人定的 无论什么法律 都不应妨碍满足苏联的合 理利益 苏联的建议已经表述得相当清楚 现在就看伊朗政府怎么做 5 9 8 希又向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M.a西林提出苏伊联合 石油公司的问题 不厌其烦地进行解释 却被西林一口回绝 6正是苏联 石油租让权咬住不放 美国国务院石油顾问雷诺坚持认为 苏联在 未停止
战后面临严重的石油短缺 寻求石油是它在伊朗北部的主要目的 尽管 多数英美和伊朗观察家相信所谓租让权不过是政治行为的幌子 1 苏联的确不愿也没有放弃获取石油租让权这一战略目标 但行为方 却发生了重大变化 石油危机平息后 1945 4 10 英国外交部 方司长e. W.巴赫特在给驻伊使馆的电报中说 据伊朗方面的消息 莫洛托夫表示准备重启石油谈判 但希望低调处理 巴赫特怀疑苏联将 对伊朗采取某种行动 并提醒说 果苏联想要对哪个国家采取行动 通常的理由是 1 该国政府不能维持国内秩序 乱状态对苏联安全造 成了威胁 2 该国统治阶级太残暴 应当被推翻 由符合人民意愿的 危机而不能自拔 巴赫特预言 如果苏联真的采取行动 那一定会出其 卡夫塔拉泽回国后 在南阿塞拜疆工作的苏联人似乎迷失了方向 1945 2 13 阿塞拜疆驻伊政治工作负责 哈桑诺夫向巴吉罗 呈交了一份长篇报告 在详细讲述伊朗的局势后 哈桑诺夫指出 苏联派来伊朗工作的人员 知道我国政府所追求的最终目标是什么 这使得他们的工作很难得到全面部署 哈桑诺夫认为 联应该帮助伊 朗阿塞拜疆人民 摆脱法尔斯人的枷 目前伊朗国家正 处于完全崩 溃的前夜 际形势也有利于实现这一重要任务 这个问题不能通过 外交谈判解决 阿塞拜疆的解放和民主秩序的建立 或将其纳入 苏联阿塞拜疆 必须通过人民起义来实现 而盟国必须面对这一既成事 于苏联驻伊使馆无法领导这一行动 大使对我们的活动并不总 是满意 哈桑诺夫建议在大不里士设立一个领导小组 接接受巴库的
民主政府 来掌权 考虑到苏联不可能再次让自己陷入卡夫塔拉泽的 310 经济漩涡 观察冷战发生的新视角 不意 2不幸 巴赫特言中了 指示 1这个想法与巴吉罗夫等阿塞拜疆领导人不谋而合 同一天 阿塞 拜疆共和国党中央第三书记兼外交人民委员A. M.阿利耶夫也给苏联外 交人民委员部写了一份报告 结论同样强调目前解放南阿塞拜疆的条件 业已成熟 2苏联工会中央理事会国际部2 15日完成的一份参考数据认 伊朗阿塞拜疆500万人口的情况与爱尔兰 保加利亚等欧洲国家相 族之间的矛盾和对抗正在日益加深 32 19 联共 中央 国际情报部的报告确认 伊朗议会已经成为英国人的 服工具 苏联 在伊朗的经济利益受到 国威胁 因而建议 作为一种对抗手段 用伊朗议会选举即将举行的机会 使亲苏派夺取伊朗北部省份的所有54 个席位 4既然伊朗不愿谈判 那就把它逼到谈判桌前 3 23 吉罗夫亲自向斯大林报告说 南阿塞拜疆局势非常 紧张 右翼势力活动猖獗 在伊朗军队和警察的支持下 大不里士街 头出现了挑衅性的示威游行 矛头指向人民党和亲苏派 伊朗政府签 发命令 强了针对亲苏人士的镇压措施 并且禁止执行苏联代表的 任何要求 电报最后说 面对发生的这一切 我们正在等待您的指 5未等莫斯科下达指示 巴吉罗夫便起草了在伊朗的工作计划 塞拜疆档案馆中现在保存 两份草稿 时间是1945 3月和4 容大体相同 吉罗夫提出了几个不同的工作目标 促进南北阿塞拜疆 的统一 建立独立的南阿塞拜疆人民共和国 建立独立的南阿塞拜 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少在伊朗境内给予南阿塞拜疆自治 同时帮 助库尔德人也实现自治 达到上述目的 巴吉罗夫建议采取三项措
大不里士成立南阿塞拜疆工作小组 负责一切准备工作 该小组 巴库直接领导 并以军人身份作掩护 采取一切措施 保证在即将举 行的议会选举中选出亲苏人士和可利用的人 档案馆里还保存 阿利耶 6月编写的另一份参考数据 文件主要讲述了阿塞拜疆民族分裂的历 结论是 经摆脱了压迫的北阿塞拜疆的阿塞拜疆人的直接任务 是帮助他们的兄弟摆脱伊朗的暴政 获得主权和民族自由 并与他们的 弟团聚 2尽管提出了几种方案 但苏联阿塞拜疆共和国的倾向明显 是要吞并南阿塞拜疆 雅尔塔会议以后苏联决策层对伊朗问题如何讨论 有何决定 目前 开放的档案材料没有任何显示 直到6月初 克里姆林宫决定采取行动 6 7 — 8 深夜 斯大林召见巴吉罗夫 只谈了 5分钟 3这应该 不是听取汇报或讨论问题 而是下达指示 6月到10月苏联决策层做 出的几个决议看 斯大林对处理伊朗问题的方式似乎选择了巴吉罗夫的 最后一个方案 自治 但范围不仅限于南阿塞拜疆 而是北方所有省 即苏联占领区 无论将南阿塞拜疆并入苏联或让其独立 都直接违 背了 1942年英伊苏三国条约和1943年美英苏三国宣言 而斯大林还不 想与盟国决裂 伊朗北方诸省实现自治则在法理范围之内 只要苏联幕 后主使的身份不被揭露 既可以堵住英美和国际舆论之口 又可以保障 6 10 斯大林签署了苏联人民委员会决议 关于在伊朗北部组 苏联石油计划的实现何乐不为
过去确有学者认为苏联的意图是吞并南阿塞拜疆 而石油问题只是手段(Yergin, Shattered Peace, pp. 179-181 ) 但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实际情况恰恰相反 建苏联工业企 决定在大不里士等南阿塞拜疆城市建立一系列苏联工 业企业的分支机构 如制糖厂 制鞋厂 纺织厂 织袜厂等 阿塞拜疆 共和国必须保障企业用地 下属各部门分别承担工厂设计 技术人员配 设备安装 物资保证 苏联工业人民委员部和农业人民委员部派遣 专家指导 财政人民委员部负责拨付建设资金 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调 拨设备和物资 述企业的组织 建设和生产的领导工作交由阿塞拜疆 人民委员会主席 库里耶夫负责 1同石油勘探一样 如此安排俨然是在 处理家务事 与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做法如出一辙 南阿塞 疆已经被看做是苏联的势力范围了 6 11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和联共 阿塞拜疆中央委员会 根据中央指示起草了关于在南阿塞拜疆和北方其他地区发起分离运动的 决议 送交莫洛托夫 巴吉罗夫和卡夫塔拉泽审议 2随后 南阿塞拜疆 出现了抗议伊朗中央政府的浪潮 6月底人民党和 自由阵线 大不里 士举行3万人集会 喊出了 塞拜疆要求自由和繁荣 的口号 37 6 联共 中央政治局做出了决议 关于在南阿塞拜疆和伊朗北方 其他省组织分离运动的若干措施 而这个 文件只发给了巴吉罗 夫一个人 决议要求 开始筹备工作 目的是 立拥有广泛权利的南 阿塞拜疆自治省 同时在吉兰 马赞德兰 戈尔甘 呼罗珊等省开展分 离运动 为了对运动进行领导 应在改造人民党支部的基础上组建 塞拜疆民主 吸纳各阶层分离主义力量加入 同时动员库尔德人参加 分离运动 而建立库尔德自治省 在大不里士成立工作小组 指导分 离运动 联共 阿塞拜疆中央负责筹备第十五届伊朗议会选举工作 确保分离运动代表人物在一系列改革口号的基础上当选 建立以国外武
器装备的军事小组 以保障亲苏人士和民主党积极分子的安全 建立 联阿塞拜疆之友协 吸引广大民众参加分离运动 利用报纸和出版 大力开展宣传活动 设立100万外汇卢布的特别基金 为开展运动 和选举活动提供经费 14 阿塞拜疆中央又下达了更加具体 7 —9 分离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人员调配 论宣传 筹备 建党 安排选举等等 照巴吉罗夫的部署全面推进 3分离运动并非没有 到阻力 首先是来自左翼阵营内部的不满和抵制 苏联通过解散人民 党的地方机构组建民主党 自然遭到人民党中央的强烈反对。4巴吉罗夫选 的民主党领导人皮谢瓦里在苏联生活多年 曾担任过苏维埃吉兰共和 国内政部长 治可靠 经验丰富 具备领导能力 且在南阿塞拜疆作 为受人欢迎的自由主义左派记者而闻名 并曾公开撰文批评人民党高层 领导 5苏联之所以建立民主党而不再用人民党 大概有三个原因 人民 党在伊朗素有苏联傀儡的 利于在新的运动中继续使用 人民 党属全国性政党 部在德黑兰 利于在北方组织地方性活动 人民 党带有较浓厚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色彩 主张阶级斗争 不利于领导 民族主义的分离运动 6不过 人民党毕竟曾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 现在 也得到苏联的支持和资助 很快就在来自巴库的压力下屈服了
10月3日人民党中央致电莫斯科 声明 在任何时候 任何情况下都服从联 1正如美国国务院近东非洲司司长w.亨德森估计的 阿塞 拜疆民族主义在伊朗北部的加强将大大削弱伊朗中央政府的效力 而民 主义口号可能比共产主义宣传更有助于赢得伊朗北部居民对苏联政策 的支持 /尽管如此 苏联的做法还是大大分裂和削弱了伊朗左翼势力 为后来局势逆转留下了隐患 正令巴吉罗夫头疼的是来自伊朗政府和社会的强烈抗议 怒的 伊朗政府查封了德黑兰左翼组织的报纸 俱乐部 把一些活跃的记者和 工会组织者投入监狱 销了伊朗北部政府官员中亲苏分子的职务 以坚决反对民主党的人取代他们 右翼报刊强烈谴责北方的分裂活动 指责阿塞拜疆民主党卖国 并积极发起运动要求苏军撤出伊朗 甚至有 报道说 什叶派毛拉宣布要发动针对阿塞拜疆人的圣战 3 联人一直试图 躲在幕后指挥 但是当苏占区的伊朗警察和宪兵维持社会秩序时 当伊 朗军队调往北方制止骚乱时 苏联军队就不得不出面加以阻拦了 4这样就 给伊朗诉诸国际舆论提供了机会 然而 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大国合作 然是美英苏三国的战略目标 即使对苏联在伊朗的行为有所不满 比起德国问题和东欧问题 伊朗问题还提不到议事日程上 英国在伊朗 的利益和地位与苏联相似 果公开出面干预难免陷入尴尬局面 美国 然也开始关注中东问题并对伊朗表示同情 但此时其中东利益和战略 的重点在沙特阿拉伯和巴勒斯坦 而对伊朗只限于推行 门户开放 策和维持稳定 防止对盟国团结构成危险 因此也不愿直接插手
波茨坦会议同雅尔塔会议一样没有讨论伊朗问题 这固然令伊朗政府和 社会感到失望 但也是可以预料的 因此 苏联必须加快行动 战争结束后苏军将面临撤离伊朗的问 英的消极态度也鼓励了苏联 为尽快在伊朗北方实现自治 从而顺 提法改为更加隐蔽的 自治运 推动南阿塞拜疆尽快成立自治政 一方面加强军事准备 以便在必要时以武力方式强行实现自治 1分离 ceпapatнct 变成自治 a81’011 I 一字之差 说明运动的目的更加明 也让参与运动的苏联人和伊朗左翼分子在道义上得到一丝心理安慰 10 8日斯大林签署的联共 中央政治局决议明确提出 朗阿塞拜疆民主党的主要任务是在伊朗实现阿塞拜疆自治 设立阿塞拜 疆民族自治机构 为此 建立一个在巴吉罗夫领导下的 三人小组 体负责 尽快组建一支 在形式上与民主党没有联系的武装部 议还特别提出 禁止苏联大使馆和领事馆参与与自治运动有关的任何工 2遵照这一指令 吉罗夫立即开始行动 从阿塞拜疆挑选了 96名得 力干部和武装人员 过政治和军事特别培训后派往伊朗组建武装游击 3最初组建了 30支游击队 共计3000多人 并从苏联运来 5000支步枪 300支手枪 300支冲锋枪和机枪 招募人数扩大 11 月又运送了 11500支步枪 1000支手枪 400支冲锋枪和机枪 2000 手榴弹和250 发子弹 4此外 为应对德黑兰对伊朗东北部地区的经济封
解决石油租让权问题 苏联迅速改变了策略 一方面 分离运动 316 经济漩涡 观察冷战发生的新视角 苏联人民委员会做出扩大与伊朗阿塞拜疆贸易的决议 限令第四季 度贸易额必须达到进口 1.275亿和出口 0.8895亿里亚尔 1 照苏联的建议 民主党决定立即建立民族议会 在南阿塞拜疆进 行议会选举 21 — 22 民主党在大不里士召开阿塞拜疆全民大 皮谢瓦里在报告中说 们将为阿塞拜疆赢得自治 并努力不诉诸 武器和武力 但如果我们受到攻击 我们会自 就像今天阿塞拜 疆农民与强盗 掠夺者战斗一样 3大会通过了 塞拜疆人民要求获 得完全自由和自治 的宣言 宣称已经建立的阿塞拜疆人民议会及其全 国委员会有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实现人民的民族要求 4最后 大会向 国王 首相和议会发出了要求实行自治的电报 声称如果政府使用武 阿塞拜疆 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5实际上 此时 在南阿塞 拜疆已经打响 11 15日巴吉罗夫给阿塞拜疆国家安全人民委员F. 叶梅利扬诺夫和 三人小组 发出了指示 一方面告诉他们有责任避免 内战的爆发 一方面又说 敌人就在 地主 商人 军官团和公务员当 必须与他们进行无情的斗争 即消灭他们 即使有人今天看来很平 但昨天犯下了暴行 明天可能会再次犯下这些暴行 所以这样的人 必须被除掉 消灭或清算 而且这一切必须以人民的名义进行 我说清 楚了吗 6第二天 游击队 消灭敌人 的行动便开始了 11 16 苏联驻伊朗临时代办雅库博夫向外交人民委员部报 伊朗首相紧急召开内阁会议 内务部长 国防部长 总参谋长和外 交部副部长出席 讨论阿塞拜疆的局势 会议通报 苏联军事占领当局
向阿塞拜疆民众分发武器 武装分子试图解除米亚内 萨拉卜 马拉盖 的宪兵武装 宪兵逮捕了一些人 而苏联军方要求释放他们 国防部长 断言 阿塞拜疆正在发生叛乱 必须采取必要措施 17 伊朗政 府照会苏联大使馆 库尔德地区出现叛乱分子 阿塞拜疆一些地区也发 了武装分子围攻宪兵 警察和占领政府办公场所并切断通讯线路的情 伊朗政府准备增派部队前往维护治安 希望苏联政府尊重伊朗领土 完整 不干涉伊朗政府和部队的行动 2莫洛托夫在答复中声称苏联与伊朗 民主党没有关系 也否认苏联占领当局干涉伊朗国内的政治生活 3雅库 博夫在18日与伊朗首相会谈时也表示 苏联使馆不了解阿塞拜疆的混乱 情况 至于伊朗增派政府军的问题 应与苏联军方代表讨论 4伊朗国防 部长20日向苏联武官正式提出请求 允许伊朗政府军前往大不里士 苏联国防部长N. A.布尔加宁和总参谋长1.安东诺夫向斯大林报 告了他们的意见 既然苏联的政策是不干涉伊朗内政 为了不给反动派 提供攻击苏联的借口 就不应该妨碍伊军的调动 5斯大林拒绝了这种天 真的看法 22 安东诺夫实际下达的命令是 阻止伊朗当局向我占领区 增派部队的任何企图 6而前一天巴吉罗夫就报告说 阿塞拜疆伊军和德 局势发展很快 11 19 美国合众社报道 叛乱分子已占领阿 哈尔 萨拉卜 马拉盖 米亚内 并包围了大不里士 阿尔达比勒 扎耶 阿斯塔拉的驻军 正在向德黑兰进军 巴吉罗夫报告 22日阿 黑兰增派的政府军可能通行的所有道路都已经被封锁 7
塞拜疆的伊朗守备部队开始向游击队投降 1 27 大不里士已处于民 主党控制之下 阿塞拜疆的政府军普遍没有进行抵抗 现在游击队需要 的是过冬的服装和经济援助 2据美国驻伊朗使馆的情报 28日上午以 叛乱分子已占领赞詹 在进军加兹温 菲鲁斯库赫和马赞德兰也 聚集了大批叛乱人 他们都准备向德黑兰进发 伊朗政府制定了保 首都的计划 正在调集陆军 宪兵和警察部队 但也准备在必要时迁都 伊斯法罕 美国驻伊大使默里认为 场动乱 经远远超出了任何普 通的暴民行动 而且每一个行动都具有良好的军事战术和指挥 他因此 实际情况确实如此 一时期的大量档案文献显示 整个事件的进 程完全是按照莫斯科的设计和预想发展的 而苏联决心采取武力手段就 要尽快在伊朗北方实现自治 特别是12月初以来 伊朗阿塞拜疆的议 会选举议程 政府纲领草案 自治计划实施方案以及游击队的行动计划 等文件 几乎每天都大不里士一巴 —莫斯科之间流转 送审 批准 4 一切准备就绪 12 12 伊朗阿塞拜疆国民议会宣布 塞拜疆自治共和国 成立 皮谢瓦里被选为政府总理 当天宣布的19 施政纲领包括 阿塞拜疆在不破坏伊朗领土完整的情况下实行自治 塞拜疆政府承认伊朗中央政府 在外交 财政 税收方面 从国家 但拥有自己的军队 以确保自主权 此外 在所有学校使用阿塞拜疆语 教学 实行宗教自由 提供免费医疗 提倡民族平等 5苏联总领事是接到 邀请后出席大会的唯一外国代表 6 天以后 在库尔德民主党的主持下成
推断 背后的领导者很有可能是苏联人
立了另一个自治机构 库尔德共和国 首都设在西阿塞拜疆省的马 哈巴德 尔德民族主义运动同样得到了苏联的支持和帮助 不过库尔 德民主党的独立性较强 与苏联占领当局更多的是一种相互利用关系 尔德共和国与阿塞拜疆自治共和国之间也存在 令莫斯科头疼的尖锐 矛盾 1 实际上 伊朗的民族主义运动与苏联当局的目标并非完全一致 互利用也是很自然的 莫斯科鼓励和发动自治运动说到底是为了石油 就在暴动发生的当天 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杰卡诺佐夫接见了伊朗驻苏 大使 在讨论苏伊关系时 杰卡诺佐夫询问了伊朗提出建立苏伊联合石 油公司建议的具体内容 阿希详细介绍了伊朗方面的考虑和设想 杰卡 诺佐夫表示感谢 并说苏联提出的租让条件对伊朗是非常有利的 2此后 杰卡诺佐夫又接连三次与阿希会谈 当阿希要求苏联允许伊朗派军队制 止暴乱时 杰卡诺佐夫的答复是不需要使用军队来解决问题 并总是说 朗政府知道应该怎么做 阿希的感觉是 杰卡诺佐夫在暗示 这与 给予 石油租让权有关 3随 盟国军队撤离伊朗最后期限的迫 莫斯科真是有些 急了 12 12 交人民委员部的一份报告提 醒说 在争取石油租让权的问题上 苏联现在着手 达成比撤军 军问题的确是苏联获取石油租让权的要害 也是盟国解决伊朗问 后更有利的协议 莫洛托夫批示 立即讨论
的关键 然而 将这一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并非易事 早在雅尔塔会议 期间 英国就建议一旦波斯湾运输线关闭就可以开始撤军行动 但苏联 坚持以后再讨论这个问题 I欧洲战事结束后 伊朗立即向美英苏三国发 出照会 要求外国军队撤离 25 25 卡夫塔拉泽在给莫洛托夫的报 告中指出 军撤退无疑将导致伊朗反动势力的加强和民主组织不可避 免的崩溃 因此必须拖延撤军 并尽可能保障苏联撤军后的利益 要是获得石油租让权 必要时建立由我们占支配地位的股份公司 于是 苏联对撤军要求采取了避而不答的态度 3同样由于苏联顽固而强硬 的拖延立场 波茨坦会议公报也没有提到伊朗问题 只在未公布的议定 书中提到 盟国军队应立即撤出德黑兰 一步的撤军行动将在9月伦 敦外长会议予以考虑 4日本投降后 伊朗政府再次向三大国发出照会提醒 根据英苏伊三国条约 6个月后即1946 3 2日是盟军撤出伊朗 的最后期限 5伦敦会议开幕后 9 20 莫洛托夫致信英国外交大臣 贝文说 苏联从德黑兰的撤军已经开始实施 并会遵守条约规定的最后 期限 因此会议就没有必要讨论这个问题了 6于是 伦敦会议议程删除 很可能这些都是莫斯科策略的一部分 目的就是在撤军前实现阿 塞拜疆自治 以此要挟伊朗政府对石油租让权做出让步 伦敦会议以 苏联很快就在伊朗发动了 自治运动 伊朗的紧张局势和动乱让美 国驻伊大使默里认识到苏联撤军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他于9 25日和
了伊朗撤军问题
11 20日两次上书国务卿 紧急建议 美国 采取强硬立场 要求 苏联 包括英国 立即从伊朗完全撤出 为苏军的存在 促进而不 是防止了混乱 24 美国向苏联递交了紧急照会 鉴于伊朗政 府因苏联驻军的阻拦无法履行其维护伊朗领土 和平与秩序的责任 政府建议苏联和英国军队在1946 1 1日之前撤离伊朗 尚留在伊 朗不足6000人的美国非作战部队已经接到了同样的指示 27 英国也 出照会 提醒苏联关于撤军的承诺 并希望苏军不要干涉伊朗内政 此前 伊朗政府已经两次向苏联政府提出抗议 229日莫洛托夫答复 朗北方并没有发生武装起义和任何反对王国政府的运动 如果伊朗政府 派部队 只能迫使苏联也向伊朗增兵 维护秩序和保障苏联驻军的 安全 苏联承诺严格遵守1942 三国条约的撤军期限 向伊朗派遣苏 军的根据则是1921年签署的苏伊条约 因此 苏联政府认为没有任何必 按照1921年条约第六条款 要苏联感觉其安全受到威胁 随时可 以派兵进入伊朗北部地区 因此 莫洛托夫的答复引起了西方的紧张和 警觉 朗和英国强烈要求在即将召开的莫斯科外长会议上讨论伊朗撤 军问题 美国近东和非洲司司长亨德森也向国务院建议在莫斯科达成新 的撤军协议 4但苏联采取了一如既往的强硬态度而美国国务卿贝尔纳 斯为了避免与苏联在政治上摊牌 也主张软处理 最后商定 莫斯科会
要重新审议苏军撤离的期限问题 3 322 经济漩涡 观察冷战发生的新视角 议对伊朗撤军问题只进行非正式讨论 I英国在会议上提出了一个妥协性 方案 即成立美英苏三方委员会处理伊朗问题 经过一番讨论 苏联最 还是拒绝了这一方案 理由是苏联需要首先应与伊朗达成协议 2会议期 斯大林两次接见贝尔纳斯和贝文 并明确表示 苏联对伊朗没有领 土要求和其他企图 只是担心伊朗对巴库油田的安全构成威胁 因此 事情发展的这个地步 联是否能够按时从伊朗撤军 以及如何逼 迫苏联撤军 只能通过另外的途径解决了 撤军争端 美苏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博弈 1946年初 关于伊朗问题的三条线索汇集在了一起 即经济上的 油谈判 治上的阿塞拜疆自治 交上的盟国军队撤离 而争斗的 舞台也从伊朗国内转到了刚刚成立的联合国 联合国是以美苏为主的盟 国共同缔造的国际组织和安全机制 目的是维持战后的国际秩序 保障 世界和平和发展 4谁也没有想到 联合国安理会处理的第一个案件竟然是 可能导致这一国际组织分裂或者瘫痪的伊朗事件 美国人很重视联合国 1945 10 22 美国首任驻联合国代表 斯退丁纽斯动情地说 联合国绝对是我们的孩子 我们必须教他走路和
苏军是否能够按规定的期限撤离 届时看情况再说 3 第五章 走向冲突 石油租让权与苏联在伊朗的目标 323 说话 杜鲁门对此表示 百分之百地 支持 I苏联则希望把联合国作 为体现美苏合作的重要机构 美国国务院官员感觉 苏联代表团 似乎 真正希望联合国组织能够成功 他们 显然希望与美国代表团建立尽可 能密切的关系 2 伊朗问题陷入僵局时 伊朗外交官也想到了联合国 11 28 伊朗驻美大使阿拉向美国提出了伊朗作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 国候选资格的要求 不久又将这一请求与联合国辩论伊朗问题联系在 312 13 美国国务院顾问霍华德在一个备忘录里提到将伊朗问题 交付联合国大会或安理会讨论的可能性 4在莫斯科外长会议期间 12 23 谈话中 贝尔纳斯暗示伊朗撤军问题将被提交联合国讨论 林对此显得满不在乎 甚至不屑一顾 5 实际上 对于是否要在联合国 提出伊朗撤军问题的最初情况是 英国表示反对 美国犹豫不决 而苏 联则十分在意 非常敏感 伊朗对莫斯科会议的结果感到失望 更加强了将撤军问题提交联合 国讨论的决心 但前提是要预先得到英美保证支持的承诺 然而 英国 明确表示反对在1946 1 4日即将召开的联合国大会议程中列入伊朗 问题 理由是此举会干扰英国提倡的三方委员会计划的实施 美国虽然 认伊朗享有在联合国提出撤军问题的权利和自由 但不愿在事先做出 支持伊朗的承诺 6英国人阻拦在联合国提出伊朗问题的真正动机 如默里 分析的 英国在伊朗南部也有同苏联一样的关于石油租让权和地方自治 的要求 7而美国人的考虑 主要是想避免联合国组织在成立之初就面临
可能引起盟国关系破裂的尴尬局面 亨德森劝告伊朗大使接受三方委员 会的方案 以便在联合国组织之外解决问题 n月4日下午 联合国大会 伦敦召开之际 英国大使成功地说服伊朗首相向驻英大使发出紧急指 从联合国组织的议程中撤回伊朗提交的外国军队撤离和干涉伊朗内 政的议案 2然而 情况很快就发生了变化 1 5日英国的三方委员会方 公布后 引起伊朗社会广泛的敌意和恐慌 认为这是列强在伊朗瓜分 势力范围的前兆 议会 主要是摩萨台 提出与苏联人直接谈判 并更 换首相 此人应是 莫斯科欢迎 于是 伊朗政府在拒绝接受英国 1 17 联合国第一届大会正式开幕 莫斯科感到失望的是 两天以后安理会就接到了伊朗代表对苏联干涉伊朗内政的指控 要求安 理会 行调查和提出适当解决办法 4苏联想当然地认为是英国在背后 怂恿 因而立即提出对英国在希腊驻军的控诉 同时让乌克兰指控英军 在印度尼西亚的暴行 5 斯科的如意算盘是以此逼迫英国在伊朗问题上放 6 结果未能如愿 英国表示同意将伊朗 希腊和印度尼西亚作为 盟军在外国 领土上存在 的广泛问题同时予以讨论 71 25 英国代表贝文表示不 反对调查和讨论与英国有关的希腊问题 至于印度尼西亚问题 主要是
方案的同时 再次要求将问题提交联合国讨论
荷兰的事 美国代表斯退丁纽斯提议 伊朗 希腊和印度尼西亚问题均列 议程 美国的动议被通过 I苏联显然有点后悔 后几天 维辛斯基多 次找贝文商议 苏联准备放弃对英国的指控 果英国 做出令人满 意的让 但遭到贝文直截了当的拒绝 2莫斯科第一招失算了 英国本 来是可利用的力量 现在却被彻底推到了对立面 苏联的第二个策略是私下与伊朗进行双边谈判 以避免在联合国直 接讨论伊朗问题 1 25日的安理会会议上 维辛斯基发表声明 先反驳伊方的指控是 准确的和没有根据的 然后提出苏伊两国的关 系问题 可以而且也应该 通过两国政府的双边谈判解决 在此基础上 维辛斯基提出 联同意将伊朗问题列入安理会的议事程序 但是否 其实质内容进行审议 应等待苏伊双边谈判的结果 3 国的主张与此 谋而合 1 23 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提出了讨论伊朗问题的备忘 作为 本文件 备忘录清醒地看到 1944年伊朗政府拒绝向苏 联提供石油租让权 是造成目前困难的原因 但事已至此 美国应坚持 的原则是外国军队应该尽快撤离伊朗 伊朗的领土完整和主权不应受到 侵犯 联合国讨论这一问题 就是确保小国受害者得到 由听证和公 正裁决 重要试验案例 4 而在具体处理方式上 国不愿也不能 在联合国与苏联公开对阵 1 24 国务卿贝尔纳斯向美国代表团做 出明确指示 美国的政策是在联合国支持伊朗 但这并不排除 议俄 罗斯与伊朗之间首先尝试双边谈 5这无疑是帮助了苏联 在几天的争
辩中 苏联反复强调 希望与伊朗举行双边会谈以解决问题 I据中国代表 顾维钧观察，「 国人对美国表现出非常友好的态度 但对英国人却采取 了非常不友好的立 2苏联代表还有意通过顾维钧之口告诉美国人 议安理会接受苏伊双边会谈的处理方式 而不要通过任何决议 斯退丁 纽斯表示 美国对此不能做出承诺 但他认为 如果伊朗人愿意放弃 应该给他们一个机会 3于是 1 30 讨论了 4个小时后 安理会做 出决议 暂停讨论伊朗对苏控诉案 但在安理会决定删除之前伊朗问题 继续保留在议程中 苏伊两国直接谈判并随时向安理会通报进程和结果 4 联合国的第一场风波就这样过去了 伊朗政坛分左中右三派 左翼亲近苏联 右翼倾向英国 都比较激 中间派主张藉助美国制约英 同时采取温和方式处理与英 的关系 现在要谈判 自然就轮到中间派出场了 1946 1 20日保守 派首相哈基米在苏联制造的压力下被迫辞职 组建新政府的是伊朗著名 政治家 前首相卡瓦姆 卡瓦姆老道沉稳 右逢源 在伊朗混乱的政 治局面中受到英国和苏联两边的青睐 卡瓦姆也是主张通过与苏联谈判 解决危机的主要人物 还在卡夫塔拉泽访伊期间 卡瓦姆就秘密会见苏 联代表团成员并承诺 如果他当上首相 将接受苏联提出的所有建议 5 在机会来了 2 18 卡瓦姆满怀希望地率团抵达莫斯科 与苏联领 导人开始了长达三个星期的石油谈判 卡瓦姆认为 生硬地拒绝苏联要 求是导致危机的原因 原则上可以向苏联提供石油租让权 关键问题是
要让苏联提出令伊朗满意的条件 1然而 莫斯科的态度和开出的条件却让 他大失所望 在前期谈判 20 —24 双方的立场都很强硬 卡瓦 姆表示原则上可以给与苏联石油租让权 但谈判只能在苏军撤离后开始 根据伊朗宪法 不能允许阿塞拜疆自治 因为由此引起的连锁反应将导 致伊朗解体 根据条约苏军必须在1946 3 2日之前全部撤离 斯科的立场是 苏联 有石油租让权是不行的 斯大林语 阿塞拜 莫洛托夫语 苏军从3 2日开始从特定地区少量撤退 但在完全保 联合国讨论日期临近 苏联迫切需要莫斯科谈判有一个结果 2 25 莫洛托夫提出 苏联可以先放弃石油租让权 而接受伊朗的建 在北部地区组建苏伊联合石油公司 苏联拥有51%的股份 但是依 1921年的苏伊条约 一部分苏军将暂时留在伊朗 直到伊朗政府消 除了对苏联的所有敌对和歧视措施 在伊朗北部建立了秩序 面上看 莫洛托夫似乎是做了让步 但只要苏军存在 实际控制权仍然在苏联手 卡瓦姆心里很清楚 他在27 答复的备忘录中拒绝了苏联的方案 认为只有解决了阿塞拜疆自治和撤军问题 石油问题才能得到令双方 满意的解决 因此 需要返回德黑兰与政府再行商议 3卡瓦姆的答复令莫 洛托夫十分恼火 外交人民委员部在28日措辞强硬的备忘录中提出 联收回此前让步的建议 认定伊朗统治集团敌视苏联 且对苏联在阿
证苏联在南阿塞拜疆不会有一个敌对的邻居前 苏军不可能完全撤离 2 疆属伊朗内政 但苏联认为伊朗政府不允许自治是 犯了一个重大错误 328 经济漩涡 观察冷战发生的新视角 塞拜疆和土库曼斯坦的油田构成威胁 I这就意味 苏军不会按规定的期限 撤离伊朗 2谈判陷入僵局 3 4日最后的高层会谈中 卡瓦姆提出 要苏联答应立即撤军 他可以在回到德黑兰后争取向议会提出建立苏 伊石油联合公司的具体议案 斯大林则要求伊朗必须给予南阿塞拜疆自 3 3 5日维辛斯基与伊朗代表团成员继续会谈 双方各执己见 就在莫斯科谈判期间 美国决策层对苏联的认知和行为判断发生了 急剧变化 1946年初 杜鲁门表现出对苏联十分反感的情绪 面对苏 联在伊朗和土耳其挑起的危机 杜鲁门愤怒地表示他 经厌倦于笼络 苏联人 甚至认为 能会面对另一场战争 除非俄国碰到铁拳和强 硬的语言 6 2 9 斯大林发表选举演说 大力推崇苏联的社会主义制 并呼吁要准备应付 国主义战争 华盛顿对此感到震惊 艾奇逊 至认为这是对美国的西方的 22日的凯南长电将斯大林讲话 归结为苏联的扩张意图 更在白宫和国会引发热烈反向和一片赞赏 3 5 丘吉尔在杜鲁门陪同下发表 幕演说 则把美国社会的反苏情绪 推向高潮 7在这种氛围中 特别是苏军到规定日期仍不愿撤离 美国在伊 朗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发生了重大改变 1946 3 1 即条约规定外国军队撤离伊朗最后期限的前一 莫斯科电台宣布 已告知正在苏联的伊朗首相卡瓦姆 苏军将从某
毫无结果 4 3 8 卡瓦姆垂头丧气地离开了莫斯科
些特定地区 什哈德 沙赫鲁德和塞姆南 撤出 但苏军将留 在其他地区 直到局势明朗 1据美国驻大不里士副领事R.罗索接二连三 的报告 3 3 — 5 苏联在伊朗的驻军不是回国 而是朝 德黑兰 土耳其和伊拉克的方向调动 苏联向南阿塞拜疆大规模增派装甲部队 还有大型卡车装载 部队驶入伊朗 甚至在保加利亚的苏军也在向边境 地区集结 罗索认为 这不是普通的部队调动 而是 一次全面的战斗 2不过 有情报 要来自英国 认为罗索的报告言过其实 军并没有什么重大行动 3由于目前俄国军方档案尚未解密 苏军调动的 实际情况还说不清楚 但无论如何 苏军没有在规定期限全部撤离伊朗 是不争的事实 3 3日伊朗向苏联提出了强烈抗议 4 美国政策转变的第一个表现就是2 22日贝尔纳斯给凯南发电 权他通知正在莫斯科苦苦谈判的卡瓦姆 励他主动向联合国安理会投 诉苏联 并承诺美国将在外交上给予支持 5 3 5日美国向莫斯 科发出了一份照会 苏联政府违背了 1942年三国条约的规定和1946 3 2日撤军的承诺 国政府作为联合国会员国和1943 12 1 关于伊朗的宣言 缔约国 不能对此无动于衷 6恰好这一天丘吉尔 在富尔顿发表 幕演 这也许并非巧合 杜鲁门后来关于该照会是 美国发出的 最后通牒 的说法 确言过其实了 7不过 这个照会的 措辞对于苏联来说 可能是苏德战争以来最直白 硬的 两天后 3
7 国向全世界公布了这个照会 1罗索的情报传来后 务院于 3 7 —8日连续两天开会 究苏军的伊朗的行动 大家一致认为 苏联在政治颠覆的同时开始了军事入侵 贝尔纳斯激动地表示 我们也 用两个拳头回击他们 艾奇逊则表示 该让苏联明白 我们已经知 道他们的行动 如果不想摊牌 最好 留下一条优雅的出路 /波伦 也认为 美国在伊朗没有军事力量可以影响苏联 除了 别无他 3于是 3 9日美国向苏联递交了第二份措辞更加强硬的照会 美国 已经知悉苏联的伊朗的行动 美国政府想知道 苏联为什么不是从伊朗 撤军 反而是向那里增派军队 并要求苏联领导人解释在南阿塞拜疆正 发生的诸事件的原因 4 此同时 3 6日国务院宣布 美国将在21 日派遣 密苏里 号战舰驶往伊斯坦布尔 公开的理由是运送土耳其驻 美大使的遗体 这显然是在传递一种警告性质的信号 5不过 对莫斯科 最有效的措施还是美国坚定不移地要把苏联再次推上安理会的被告席 3 7日下午 贝尔纳斯指示默里通知伊朗政府 理会会议将于 3 8日下午 贝尔纳斯指示美国驻英使馆通知贝文 如果没有收到苏联 政府对美国照会的令人满意的答复 果苏军继续在伊朗保留军队 国政府 别无选择 只能立即将此事提交联合国安全理事 美国政府 还希望英国与美国一起将伊朗问题提交联合国 73 10日晚上 默里拜 卡瓦姆 了解了莫斯科谈判的情况后 默里分析说 苏联希望派大使
3 21日左右在伦敦举行 并暗示伊朗撤军问题可以通过安理会解决
到德黑兰继续谈判 目的就是阻止联合国继续讨论伊朗问题 鼓动伊 朗政府主动向安理会提起控诉 并表示美国将予以支持 卡瓦姆提出了 个尖锐的问题 如果伊朗没有在联合国提出指控 美国是否会主动这 样做 果苏联无视伊朗的抗议而自行其是 美英将采取什么措施帮助 伊朗 默里没有直接回答 1但情况很快就发生了变化 一方面 瓦姆回 后不久 伊朗第十四届议会到期解散 新的议会选举尚未举行 这就 把处理国际问题的空间和权力留给了卡瓦姆内阁 2另一方面 美国的政策 也更加坚定 更加明朗了。
3 13 卡瓦姆开始出击了 为了缓解苏联的压力和威胁 瓦姆公开宣称伊朗政府希望与即将到任的苏联新大使就撤军问题继续谈 一旦苏军撤离 即刻进行石油谈判 并考虑签约 当然 有议会 才有最后的批准权 而在所有外国军队撤退前 伊朗不会举行议会选 3同一天 卡瓦姆明确告诉默里 他会在两三天内发出指示向安理会提 对苏联的指控 并与默里商议了具体程序问题 默里对此十分满意 他明确向卡瓦姆保证 美国会在安理会上支持伊朗 4实际上美国官员此时 已经透露 如果在3 25日安理会开会前伊朗政府没有主动向联合国提 出撤军问题 美国就会单独把这个问题提交安理会讨论 53 14 联驻伊朗代办会见卡瓦姆 威胁他不得向安理会投诉 少不能主动提 出撤军问题 3 15日卡瓦姆向美英大使通报了这一情况 当天英国外 部和美国国务院就分别表明了态度 伊朗政府必须立即主动向安理会
投诉 美国和英国政府保证将予以全力的支持 I 苏联对3月初伊朗的抗议和美国的照会一直保持沉默 现在有些坐 不住了 3 15日塔斯社发表声明说 美国照会所说苏军在伊朗调动的 情况与 事实不符 2同时 苏联使馆向卡瓦姆保证 苏联新任大使到 达德黑兰后 一切困难都会消除 没有必要向安理会投诉 默里得知这 情况后 再次向卡瓦姆强调现在唯有安理会可以解决撤军问题 苏联 采取的是拖延战术 敦促伊朗政府在苏联大使到任前提起对苏联的控 3美国的一再保证给卡瓦姆吃了定心丸 3 18 伊朗政府正式向 联合国秘书长递交了对苏联的控诉书 要求将其列入3 25 安理会 第一次会议的议程 4也就在这一天 苏联新任驻伊大使1. V.萨奇科夫到 达德黑兰 萨奇科夫的确带来了妥协方案 据巴库档案披露 萨奇科夫 在巴库停留期间 巴吉罗夫等人传达了莫斯科的指示 苏联已经准备 做出 慎让步 包括撤军和石油谈判 5为了争取时间完成谈判 联驻联合国代表葛罗米柯19日致函联合国秘书长 请求将安理会会议推 迟到4 1 再召开 因为苏伊之间的谈判还在进行中 否则 苏联将 不参加关于伊朗问题的讨论 6与此同时 苏伊开始继续秘密谈判 3 20日卡瓦姆会见了萨奇科夫 面对苏联要求伊朗撤销控诉的强硬主张 卡瓦姆表示 如果撤销控诉 本届政府就只能辞职 但他愿意与苏联谈 美国一心逼迫苏联立即撤军 自然不会给莫斯科留下喘息的机会 3
尽快达成协议
20日美国代表斯退丁纽斯致函联合国秘书长 不仅不同意推迟会议 而且要求将伊朗问题列在会议议程的首位 还要求苏联和伊朗应遵照安 理会决议报告谈判进展情况 1第二天 英国政府表态 全支持美国的 立场 并主张英美两国在联合国采取坚定立场 无论苏联抵制还是中途 退场 会议都要继续开下去 23 21 美国总统杜鲁门也向报界发 表讲话 坚持安理会必须立即讨论伊朗诉案 33 22 苏联释放出 一些和解的信号 斯大林以答美联社记者问的形式指出 联合国 是维 持和平和国家安全的重要工具 4 似乎表明苏联很重视在联合国框架 内解决国际争端 同一天 苏联通知中国政府 在东北的苏军将于4 底前全部撤离 5 似乎预示苏联在伊朗也会采取同样的举动 与此同 面对大量苏联驻军和阿塞拜疆的反叛 卡瓦姆政府感受到的是巨大 的现实压力 3 23日卡瓦姆征求美国的意见 他希望在苏联宣布撤军的前提 可以在石油问题上做出让步 与苏联签署一份建立联合石油公司 的协议 默里对这一设想表示支持 他认为要给苏联人 有余 在石油问题上对苏联作出某种让步也是合理的 且伊朗问题的解决可 以帮助化解 极其微妙的国际局 6伊朗确实受到极大压力 态发展 实存在 确定性 以致伊朗国王提出离开德黑兰重建政府的想法 面对如此危局 美国国务院也显得不知所措 只得让默里相机处置
尔纳斯表示，「 们对你的判断力有充分的信心
然而就在第二天 即安理会会议开幕的前一天 事情发生了戏剧性 变化 3 24日晚7 萨奇科夫突然向卡瓦姆递交了三个照会 1 果没有进一步的情况发生 苏军将在五到六周内完全撤离伊朗 2. 议成立伊朗-苏联公司来开发伊朗石油 其中苏联占股51% 伊朗为 改称总督 阁部长 改称局长 民族议会 改称省议会 后萨奇 科夫向巴吉罗夫报告 文件已经递交 难想象伊朗人的最后决定 如何 10时萨奇科夫又打电话通知卡瓦姆 苏军将立即从卡拉季和 加兹温撤离 125 莫斯科又采取了一系列行动 塔斯社发表从伊朗撤 军的公告 宣布苏联自24日起开始撤离 如果没有意外情况发生 撤军 可在五到六周内全部完成 塔斯社还报道了卡瓦姆的声明 伊朗与苏联 的分歧可以在安理会会议之前得到解决 安理会何时开会并不重要 重要的问题是苏军撤出伊朗 2斯大林给美国合众社社长回电 宣布苏军撤 出伊朗的问题已经通过两国政府谈判 得到积极解决 3显然 苏联所有 这些表现都是为了制止或推迟在安理会讨论伊朗问题 3 26 安理会会议上 葛罗米柯首先便提出从安理会议程中撤 销伊朗问题 该动议以9票对2 苏联和波兰 被否决后 葛罗米柯 立即提出推迟对伊朗问题的讨论 亦遭到英美代表的坚决反对 会议进 了激烈争论 最后 会议接受了法国的提案 由美 法三国代表 组成一个小组委员会商定处理意见 4 3 27日继续开会 安理会主席通
49% 3.为调解伊朗中央政府与阿塞拜疆的关系 建议阿塞拜疆 总理
人小组的讨论没有任何结果 葛罗米柯再次要求安理会推迟讨论 朗问题 理由是苏伊双方已经达成协议 贝尔纳斯反驳说 美国政府 得到的报告并非如此 苏方提出了建议 但苏伊并未达成协议 并要求 伊朗政府到会说明情况 在随后进行的表决中 苏联的提议被否决 罗米柯当即宣布苏联将不参加伊朗问题的讨论 然后拂袖而去 伊朗代表应邀到会说明情况 阿拉报告 苏伊谈判并未达成协议 伊朗 政府也没有发出同意安理会推迟讨论的任何指示 鉴于伊朗局势危急 阿拉请求安理会立即讨论 但由于时间关系 18 45分安理会主席宣布 休会 葛罗米柯的退场被美国报刊看作是苏联向联合国组织 问题的焦点再次转到德黑兰 在消除危机的关键是苏联与伊朗之 间是否能尽快达成协议 实际上 斯大林和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在3 24 13 40分已经签署并下达了苏军全部撤出伊朗的命令 撤军于3 24 开始 卡拉季的驻军必须在当 8时撤离 部撤军最迟于4 30日至5 10 完成 文件中看不到 如果没有进一步的情况发生 如果没有意外的情况发生 的字样 3苏联在照会和声明中加入这些限定 无非是想给谈判增加筹码 3 27 卡瓦姆对苏联的方案提出反 建议 要求苏联将撤军的决定正式通知安理会 必须删除照会和声明 中的限定语 苏伊在联合公司中的股份各占50% 协议期限为30年而不 是苏联建议的50 为避免引起国际纠纷 联合公司开发的地区应避开 土耳其和伊拉克相邻的地区 负责石油开采安全的武装部队应完全由 伊朗人组成 至于南阿塞拜疆问题属伊朗内政 自会通过谈判解决不
纽约时报 这一事件称为 俄罗斯代表在伊朗问题上的失败
苏伊谈判期间 安理会也在热烈讨论 美国的真正目的是迫使苏联 从伊朗撤军 启动联合国安理会的控诉程序只是一种手段 如果国际秩 序能够得到保障 联合国宪章的原则能够得到遵守 美国并不想与苏联 彻底翻脸 3 29 得知苏伊秘密谈判的情况后 美国的立场是敦促 双方将谈判情况和协议细节公布于众 以国际监督来避免伊朗在苏军压力 下接受一个不平等的协议 3当天 贝尔纳斯在安理会提出了一个实际上等 于再次推迟讨论伊朗问题的新提案 即要求苏伊两国代表在4 2日安理 会上报告两国谈判的情况 如果苏联政府保证无条件尽快从伊朗撤军 理会可以不进入实质性讨论 这个提案被一致通过 只是开会时间推迟到 4 3 届时安理会将决定是否立即审议伊朗对苏联的控诉案 4 4 3日安理会开会 席首先宣读了葛罗米柯给联合国秘书长的 信中说苏联政府正式通报 苏伊政府已就苏军撤退达成协议 该协 议自3 24日开始执行 个半月后完成 至于其他问题 则与撤军无 在这里 葛罗米柯没有提到撤军的任何限定条件 但伊朗代表阿拉 的来信却披露了一个情况 苏联把石油和阿塞拜疆问题作为撤军的条件 安理会决定休会 以便各国代表审查苏 伊政府报告的情况 第二天继 续讨论 为了尽快摆脱危机 卡瓦姆本来与萨奇科夫商定 苏伊代表一 致向联合国说明撤军是无条件的 也是这样向阿拉发出指示的 没想 到阿拉会节外生枝 卡瓦姆非常恼火 当晚紧急约见萨奇科夫 提议双
容苏联插手 1随后几天 双方继续进行讨价还价的谈判
方以共同发表公报的方式表明态度 从而避免在安理会正式讨论伊朗问 萨奇科夫虽有不满 也只能接受 两人连夜准备了协议文本 并通 电话求得莫斯科批准 双方以互换照会的方式确认了石油协议的基本 内容 合作期限为50 25年苏联占股51% 25年股份各半 基本上都接受了伊方的建议 最后规定 该协议将在伊朗新议会开始 活动后立即提交批准 最迟不得超过10 24 4 4日上午 卡瓦姆 将这一情况通报给美国大使默里 华盛顿时间下午4 22 国务院收 到默里的电报 1 卡瓦姆有些多虑了 也是在4 4日上午 贝尔纳斯在并不了解苏 伊秘密会谈及其结果的情况下 便向安理会提出一项动议 鉴于苏联已 宣布无条件从伊朗撤军的日期 建议安理会将伊朗诉案的审理推迟到5 6 届时苏伊两国将被要求向安理会报告苏军是否全部撤出伊朗 但如果联合国接到任何可能推迟或威胁推迟苏军迅速撤离的报告 安理 会应将该报告作为第一项议程加以审议 在苏联代表缺席的情况下 理会以9票赞成 含波兰 1票弃权 澳大利亚 通过了美国提案 2 斯大林接见了美国新任苏联大使史密斯 针对史密斯对国际局势和 美苏关系的担忧 斯大林重申苏联将遵守联合国宪章 也没有破坏巴尔 干国家领土完整的意图 于伊朗 苏联不过是想要得到石油租让权 却受到英国的阻挠 美国也没有对苏联的正当要求表示支持 会谈的最 斯大林再次重申了对和平和遵守联合国原则的愿望 并指出美苏两 国意识形态的差异并非不能兼容 只要有耐心和善意 些分歧就会得 到调和 34 7 真理报 报道了苏伊签订协议的消息 称其符合
政府和伊朗人民的愿望 开启了苏伊关系的 新时 1 苏伊联合石油公司协议的签订 伊公报的发表 塞拜疆自治地 位的保留 面对这一切 苏联确有理由相信其在伊朗的目标已经初步实 然而 莫斯科高兴的太早了
竹篮打水 伊朗危机给苏联带来的恶果
苏联在伊朗的行为表明了俄国人强权外交的一贯作风 他们似乎既 不懂得平和 公正地与人交涉 也不知道何时何地应该妥协 让步 像杜鲁门当时的感受 苏联人 懂一种语言 的确 苏联驻军就是他们在伊朗的王牌 一旦失去就必然失败 而且一 败涂地 莫斯科绝不会想到 因为这次危机 苏联干涉伊朗主权的指控 竟被长期保留在联合国的议事日程中 成为抹不掉的耻辱 大林对安理会还是很看重的 1946 4 6 他在给杜鲁门的 信中说 苏联 完全理解联合国组织的重要性 也完全理解利用这样 个组织来实现任何单边目标是不可取的 3当天 葛罗米柯致函联合国 安理会 鉴于苏伊已经达成协议 联也宣布了从伊朗全部撤出军队的 具体日期 葛罗米柯要求安理会从议程中删除伊朗问题 4 苏联的承诺已
你有多少个师
经受到质疑 美国坚决反对苏联的要求 建议在5 6 苏军撤离伊朗 的实际行动完成之前 伊朗的申诉仍要保留 专家委员会和4 23日安 会讨论的结果 接受了美国的建议 “月6日阿拉通知安理会 苏联军 队确已从呼罗珊等北方四省撤出 但伊朗政府官员自1945 11月以来 无法在阿塞拜疆省行使有效的权力 以无法证实那里的撤军情况 25 8 理会在苏联代表既未提交报告也未出席的情况下讨论伊朗问题 美国代表斯退丁纽斯提议将伊朗提供完整确实的报告的时间推迟至5 最后期限到来时 伊朗国王与首相之间的矛盾加剧 国王主张对苏 采取强硬政策 而卡瓦姆希望与苏联和解 因此德黑兰向安理会报告了 互矛盾的情况 拉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和安理会主席 称苏联仍未停 干涉伊朗内政 因此伊朗政府未能进行所需的调查 证实所有苏军 撤离伊朗全境 但卡瓦姆给安理会的电报称 根据从德黑兰派往阿塞 拜疆的调查团报告 苏军业于5 6日撤离阿塞拜疆省 “5 21日贝 纳斯指示斯退丁纽斯 美国政府的意见是 诚恳地建议安理会此时不应 将伊朗问题从其议程中删除 55 22日的安理会会议争论非常激烈 多数代表不同意从议程中删除伊朗问题 最后 理会以9票赞成 1 波兰 权通过了荷兰的提案 安理会无限期推迟讨论伊朗问题 但如 有任何理事国请求 安理会 即行召集会议 6实际上 朗问题安理会
20 提案获得与会代表的一致通过
此后再未讨论 但也没有从议程中删除 I 苏联撤军的最后结果 就是不得不抛弃它自己建立和扶植的伊 朗阿塞拜疆自治政权 回想当年吉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被解散的情 朗民主党一定感觉到他们第二次被出卖了 苏联占领军的存在是阿塞拜疆和库尔德自治政权生存的基础 对于苏联来说 伊朗北方的分离运动是用来向德黑兰施压的一种手段 但其本身并不是目的 所以 面临来自美国和国际舆论的压力 莫斯科 能让步 将撤军作为签署苏伊石油协议的交换条件 早在2月苏伊莫 斯科会谈时 朗民主党就担心他们的命运只是谈判桌上讨价还价的筹 2 吉罗夫当然希望阿塞拜疆的自治状态能保存下来 但他也不得不 指出 主党要在新的条件下 随机应变 ，「 现出更多的政治灵活 3斯大林则在5 8 即苏军全面撤离的前一天给彼谢华里写信 明确表示 伊朗革命的高潮尚未到来 而苏军在目前国际形势下必须撤 事实上 苏联占领军撤离后 莫斯科只能把落实石油协议的希望寄 托在伊朗政府身上 因此苏联要求自治政权尽快通过谈判与伊朗中央政 府达成协议 以促使伊朗兑现其承诺 5在苏联外交人员的协调和督促下 6 13日中央政府代表团与阿塞拜疆自治政府在大不里士签署了协议 6 14日和17 伊朗议会和政府分别批准了该协议 6然而 朗国王 因此伊朗民主党只能向政府让步 支持卡瓦姆而孤立亲英分子 4
一直对苏联心存疑虑 也不相信这个协议能够保证伊朗的统一和主权完 美国新任驻伊朗大使0. V.艾伦同样不信任卡瓦姆 并全力支持国王 的主张 1特别是卡瓦姆成立了自己的伊朗民主党 而加强了在议会的势 这更加深了与国王之间的矛盾 尤其无法接受的是 中央政府与自 治政府的协议中规定 阿塞拜疆的游击队编入宪兵序列 这无异于削 弱王国对武装力量的掌握 2由于美苏矛盾加剧3 美国的伊朗政策也有所改 7 15日国务院的文件表明 国的政策目标是避免伊朗政府倒向 苏联 48 7日苏联向土耳其发出照会 求修改 特勒公 并参 与对海峡地区的军事防 5这不仅引发了土耳其危机 也更推动了美国 对伊朗政策的调整 以至国务院直接出面干预伊朗的选举 并向政府施 卡瓦姆毕竟是政客 在国王 军方和美国的重重压力和紧逼下 府的政策在1946 9月份开始急剧右转 雇人民党的内阁成员 搁置 土地改革和劳动立法的法令 放被监禁的右派分子 议会选举最高 监督委员会中清除左派分子 任命强硬的反共分子担任北方吉兰 马赞 德兰等省的总督 等等 7 塞拜疆自治政权感到了危险 10 22 谢华里通过巴吉罗夫向苏联领导人请求给予大规模军事援助 便抵抗 可能发生的军事进攻 但克里姆林宫对此一直没有答复 美国的支持和
加压力 6
援助下 11 21日卡瓦姆宣布 为了保证投票自由和防止骚乱 政府将 派军队监督全国各地的选举 1这显然是要使用武力解决阿塞拜疆问题的信 但苏联除了对卡瓦姆提出 好的告诫 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211 28 外交部副部长杰卡诺佐夫通过巴库转告大不里士领导人 建议 他们就中央政府派兵进入阿塞拜疆一事提出抗议 同时表明阿塞拜疆将 守与政府达成的协议的态度 整个电报没有一句苏联将给予任何有效 12 2 政府军终于开始在北方诸省采取行动了 巴吉罗夫当天 向斯大林报告了情况和民主党的要求 并认为 须向他们提供一些帮 4而莫斯科除了通过外交途径向卡瓦姆讲几句威胁的话之外 没有任 何举动 512 4日巴吉罗夫给彼谢华里的电报只得劝告他 不要给予敌 人任何口实 加强 传和教育工作 6与此相反 美国对卡瓦姆的行 动却非常明确地表示支持 除给予经济和军事援助外 还主张一旦苏联 有所举动 即向联合国提出控诉 7信心满满的卡瓦姆于12 10日签署 了向阿塞拜疆和库尔德进攻的命令 11日民主党接到莫斯科的指令 瓦姆作为首相有权派遣军队进入伊朗任何地区 续进行武装抵抗不合 没有必要 也没有好处 当天 阿塞拜疆省议会通过了停止抵抗的
帮助的暗示
决议 几天后 库尔德共和国也投降了 不里士街道上出现了 欢迎政府军的人 们欢呼 鼓掌并高呼美国万岁 民主党人则已 经四处逃亡 2政府军占领阿塞拜疆和库尔德后 采取了残酷的镇压措 3莫斯科始乱终弃 一个被人为煽动起来的自治运动就这样烟消云 散了 苏军撤离 卡瓦姆政府右转 伊朗北方诸省自治运动失败 切已经注定了苏伊石油协议的命运 1946 6 20 在阿塞拜疆自治政府与中央政府达成协议以后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洛佐夫斯基与伊朗驻苏代办满意地谈起议会批准苏 伊协议的乐观前景 在苏联人看来 大功即将告成 4然而三个月以后情 况突变 9 29日外交部西林不安地报告 伊朗政府正在故意拖延议会 选举 米高扬也及时向斯大林报告了这一情况 5斯大林闻讯后大怒 他在 第二天给莫洛托夫等人的电报中严厉指责外交部 犯了重大错误 将导致租让问题悬而不决 斯大林要求莫洛托夫必须立即介入此事 6 苏联外交部和驻伊使馆频繁催促 不断施压 但在美国的支持下 就在阿塞拜疆自治共和国缴械投降的当天 12 12 苏联外 交部又向伊朗政府递交了一个照会 但与阿塞拜疆事件毫无关系 同以 前几个照会一样 只是 决要求伊朗政府准确 及时地 履行石油协
伊朗政府继续采取拖延战术 莫斯科无可奈何
时卡瓦姆的态度却与以往大不相同 不再虚与委蛇 而是对苏 联提出问题的方式表示抗议 并告知只要条件具备 政府就会把协议提 交议会 朗的政治变化使得卡瓦姆也感到自己无力兑现给苏联人的承诺 2更重要的是美国态度的转变 直到1947年初 在苏伊石油协议的问 题上 美国的态度依然与英国一样 原则上不反对苏联在伊朗北部的石 油利 不过 美国担心两个问题 一则该协议在经济上不平等 苏联 定价和卢布结算 有损伊朗利益 则苏联会利用经济特许权侵犯伊朗 的主权 3 然还没有下定决心 但反对签署这个石油协议的倾向已经显 3 12日以援助希腊和土耳其为主旨的杜鲁门主义出台后 美国对 伊朗的政策也更加明确 只是不想刺激苏联 4 4 艾奇逊和亨德森 商议后向新任国务卿6•马歇尔建议 鉴于苏联不希望有外国势力出现在 朗北部 应该将石油协议的最终决定权留给伊朗人 美国不宜出面 但如果伊朗因拒绝批准协议而受到苏联的威胁 美国将要求联合国做出 坚决的反对者是巴列维国王 他主张直接拒绝批准协议 甚至不 同意卡瓦姆向苏联提出有利于伊朗的反建议 美国大使艾伦则违背国务 的指示公开支持国王 他告诉卡瓦姆 苏联签订任何表面看来有利 的条款 都无法保障伊朗的主权不受侵犯 5整个8 联大使萨奇科 夫频繁接触卡瓦姆 态度十分强硬 强调不得更改协议内容 会必须 批准原协议 甚至对伊朗政府和卡瓦姆个人安全进行威胁和恐吓 6苏联的 威逼反而把卡瓦姆推向国王一边 9月初 瓦姆撤销了明显亲苏的驻莫
反应 马歇尔赞同这一建议
科大使菲鲁兹的职务 而任命了一位亲西方的新大使 菲鲁兹临行前 向维辛斯基抱怨 首相完全变了一个人 1卡瓦姆的转变得到了美国的支持 鼓励 29 11 艾伦发表讲话 阐明了美国的立场 一个主权国家 的政府向另一个主权国家提出的任何建议都不应该伴随 威胁或恐吓 爱国的伊朗人在考虑影响其国家利益的问题时可以放心 美国人民将充 支持他们做出自己选择的自由 3 伦的演说使伊朗民族主义者大受鼓 议员们纷纷抨击苏伊石油协议是有害的 非法的 是伊朗过去百年 历史上最坏的协议 4 10月初 苏联军队在伊朗阿塞拜疆和呼罗珊的边境集结 进行演 5然而 这最后的恐吓没有改变事情的结局 22日伊朗议会以102 赞同 2 弃权的绝对优势通过了拒绝苏伊石油协议的决议 6至此 苏联 盼已久的伊朗石油计划彻底破产了 于莫斯科来说 朗危机造成的最严重的后果是美国政府不 惜战时盟国关系破裂 第一次公开向苏联的外交政策提出挑战 到危机 的后期 白宫已经确定了与苏联为敌的政策 伊朗危机 上稍后发生的土耳其危机 首先改变了近东地区的地 缘政治结构 在伊朗 和土耳 英国是俄国的传统对手 战后初期也 是苏联的主要竞争者 经过伊朗危机 英国的这一地位逐渐地为美国所 取代 这不仅是因为面对苏联的威胁伊朗倾向于相信和依赖美国而不是 英国 更重要的是美国改变了对苏联的战略认知并形成了敌对的外交政 尽管到1946 5月苏军从伊朗撤离 联已经表现出明显的退让政
是美国政府仍然认定 苏联在伊朗的战略目标绝不是石油和经济 利益 而是扩张领土和扩大政治影响 9 26 国务院向参谋长联席 议递交了一份备忘录 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美国在伊朗的战略利益的问 要求军方做出回答 40 12日参联会的一个备忘录做出了答复 论是 为石油供应源 朗对美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使苏联的影响 和军事力量尽可能远离伊朗 伊拉克和中近东石油资源 符合美国的战 略利益 苏联对伊朗北方影响的加强和伊朗出现内乱都会损害美国在中 东的战略利益 因此美国应该给伊朗以经济和军事物资援助 维持其 国内安全稳定 2危机初期美国并不反对苏联在伊朗北部拥有石油租让权 现在完全变了 虽然伊朗石油不是美国的目标 但让苏联获取则是万 不行的 危机的结果 苏联的势力被赶出伊朗 美国的影响则正在伊朗扩 1947 4 美国同意向伊朗提供2500万美元贷款 用以购买美国 的剩余军火 310月美伊签署军事条约 加强了美国军事特派团在伊朗的 作用和地位 务期也延长到1949 3 4希腊和土耳其危机促成了杜 门主义的出台 但其根源则在伊朗危机 正是因为苏联在伊朗危机中 的种种行为 国开始站在了苏联的对立面 个结果 也是莫斯科始 不及的 斯大林虽然最终选择了让步 但为时已晚
简短的结论
当时美国和英国的决策者及外交官普遍认为 苏联挑起伊朗危机的 目标不是为了经济利益 而是政治利益甚至领土扩张 很多历史研究者 也有这种看法 笔者研究的结论与此相反 认为苏联在伊朗的目标就是 石油租让权 就是谋取经济利益 不过这不是一般的经济利益 而是带 有战略性的经济利益 苏联在南阿塞拜疆鼓动自治和暴动并非要在那里 建立革命政权 是想通过扩大苏联在北方地区的政治影响 向伊朗中 央政府施加压力 迫其签署石油协议 苏联推迟从伊朗撤军不过是实现 其经济目标和开展上述行动的保障条件 从地缘政治角度考虑 伊朗处 于高加索山脉以南 不构成对苏联安全的威胁 在这方面 伊朗对于苏 联的重要性与波兰走廊和其他东欧邻国完全不同 所以 苏联完全没有 必要把伊朗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 况且从德黑兰会议到波茨坦会议 大林也从来没有在任何公开场合提出这种要求 从苏联的外交战略看 伊朗与战后初期的中国 朝鲜和德国类似 属苏联与西方势力相隔的中 间地带或缓冲地带 至于巴库油田的安全 担心破坏行为与消除军事威 完全是两回事 斯大林所说 一盒火柴也会对苏联油田构成威胁 是为推迟撤军找借口 不能当真 不过 里特别需要说明的是 朗危机是莫斯科外交行为严重脱离其外交目标造成的结果 恰恰是苏联 自己的过激行为导致西方对其真实目标的误读 在很多研究者看来 苏联在伊朗的目标未能实现 其主要原因是 美国的压力和强硬立场 笔者研究的结论认为 美国态度的转变只是 导致苏联失败的因素之一 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苏联为实现经济目标而采 取的完全错误的政治和外交措施 无论伊朗 英国还是美国 对于苏联
想要在伊朗北方谋取的石油租让权本身并不反对 英国甚至还希望苏联 早点达到目的从而减轻自身的压力 然而 苏联为实现这一目标所采取 的行为方式是任何人都难以接受的 如果不是一开始就仗势欺人 蛮不 讲理 在谈判中只提要求不讲条件 就不会激起伊朗 烈的民族主义意 联完全有可能早就与伊朗签订了一年半以后才达成的石油协议 如果不是大动干戈鼓动伊朗北方的分离运动和武装暴动 英美就不会认 苏联的真实意图在于领土扩张和政治干预而石油问题只是幌子 因此 支持伊朗抵制苏联 伊朗危机的核心也不会从经济转向政治 把苏联推 上联合国的被告席 所以 苏联的错误不在于其设立的目标 在于所 取的外交行为完全背离了外交目标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 莫斯科缺乏 谈判技巧 懂得掌握妥协的时机 当苏联最后不得不撤军以示让步 一切都已经晚了 结果是 理的要求毁于不合理的手段 苏联最 大的敌人其实是他自己 少研究者认为 伊朗危机是冷战的开始 是美苏的第一次冷战 I笔 研究的结论与此不同 伊朗危机是美苏关系恶化的反映 也是引发美 苏冷战的主要因素之一 但危机本身并不是冷战的表现 美国对苏遏制 的政策的确是在伊朗危机期间形成的 不过 冷战格局形成的标志是美 苏双方都采取了对抗政策 且已经组建起相互对立的两大阵营 而这两 个条件在伊朗危机中都不存在 联采取退让政策表明 那时斯大林还 想与美国对抗 苏联在其势力范围内早已形成政治集团 但西方的政 治集团那时还未提上议事日程 西欧事务的处理还掌握在英法手中 朗危机给后人的警示还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 联本不想与美国对抗 美国人也明白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讲 伊朗对于苏联的敏感度如同墨西
哥对于美国 但苏联在伊朗的行为一次又一次授人以柄 为美国右翼势 力改变白宫的外交政策提供了口实和证据 美国的势力进入伊朗当然会 引起苏联的警惕和紧张反应I 但莫斯科应该反思的是美国为什么会进入伊 第二 美国外交的决策程序与苏联不同 一项重大政策的形成 府下决心只是第一步 还需要国会的支持 特别是朝野两党形成一致立 朗危机过后 白宫下一步就要影响舆论 说服国会两党议员 2这就 是说 如果想要阻止美国冷战政策的最后形成 苏联还是有机会的 能把握 看克里姆林宫的认知和决策能力了 很可惜 后来的历史 证明 这最后的机会错过了 白宫抓住希土危机提出了杜鲁门主义 并顺利取得国会的一致支持 苏联在德国赔偿问题的谈判中没有及时做 出让步 终于导致美国下 心在欧洲与苏联分裂。
第六章 分道扬分道扬镳：美苏在德国赔偿问题上的合作与冲突
战后对德国的占领问题无疑是冷战时代最值得研究的重大课题之 较量也是美苏争霸在欧洲的主战场 如同1989年柏林墙倒塌 1990年德 重新统一预示 冷战时代走向终结 战后德国的分裂也成为欧洲分裂 的前兆和冷战格局形成的重要标志 德国的分裂 特别是这一现象与美苏两个政治大国对德占领政策之 间的关系 德国史 冷战史和当代国际关系史研究经久不衰的话题 不过 到目前为止 中国历史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和解释 主要集中在 政治 外交 军事和意识形态等方面,而忽视了经济因素在其中的根本性 影响 即使有所涉及 也很少把它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 1 际学界对德国 与冷战中的经济问题讨论多一些 但囿于档案 主要是俄罗斯档案 开放 的范围 也缺乏关于苏联对德经济政策的细节研究 2德国统一和苏联解体 历史档案的开放迎来了一场 命性 的变化 有关苏联对德占领政 策和德国苏占区的档案大量披露 明显推动了关于战后美苏对德政策的
打败德国是战时反法西斯联盟的中心内容 战后在德国问题上的
所谓美苏战后对德政策分歧中的经济因素 在笔者看来 要包括 个问题 作为美苏对德占领政策分歧起点的战后赔偿 将德国西占区 纳入美国经济援助范畴的马歇尔计划 美苏在德国分别进行货币改革而 引发的柏林危机 这三者不仅构成了美苏在战后德国问题上分歧和争论 的紧密连接的三个阶段 而且与德国 乃至欧洲 的分裂过程也是同步 发展的 本章集中讨论德国的战争赔偿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 中国学者有一些研究 但直接使用档案文献作为 述主体的不多 讨论也不够细致 3西方学者对赔偿问题的研究起步很早 影响也大 但那时只能单方使用美国的档案 对苏联政策的研究很难深
入下去 I冷战结束后 西方史学界开展了一场关于战后赔偿问题的大讨 涉及赔偿政策的目标和赔偿的规模 价值等 但关于苏联的赔偿政 然处在阴影之中 2最近出版的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奥斯特曼 博士新作 使用美 德三国档案研究美国对德政策 其中详细讨论 了美苏对德经济政策 含赔偿问题 的矛盾 分歧和处理方略 很值得 阅读 3俄国学者比较全面研究德国赔偿问题的著作最早出现在1994 特点是对苏联政策的批判性较强 4 档案文献不断解密 俄国学者对苏 联在德国苏占区的经济政策和赔偿问题的研究取得重要成果 也比较深 入细致 尤其是新一代历史学家 5总体来说 战后美苏在赔偿问题上的合 作与分歧 尤其是苏联的赔偿政策 在国际学界还是一个尚有很大开发
6俄国档案方面 除了大量有关苏占区经济政策的文件尚待公布 更重要的是俄罗斯的总统档 案和军事档案没有对外开放 研究者无法得知苏联驻德军事当局与莫斯科之间在对德政策上 的分歧和争论情况 特别是高层讨论的情况 空间的研究领域。
本章拟利用美国和俄国双边档案文献 述美苏在战后德国赔偿问 题上从协商 合作走向分裂 对抗的历史过程 并提出这样一些看法 苏联对德占领政策的核心是获取战争赔偿 德国分裂的根源是美苏在赔 问题上的决裂 美苏对德占领政策分歧的起点也在于赔偿问题。
盟国共同索赔政策的形成
作为打败德国的两个最大的胜利者 美国和苏联直到战争后期对德 方针的基本目标是一致的 即削弱德国 使其永远不再成为威胁欧洲和 世界安全的发源地 尽管苏联的愿望更 烈一些 然而 在战后如何削 弱德国以及削弱到什么程度的问题上 情况却比较复杂 这主要反映在 两个方面 德国的统一问题和赔偿问题 对前者美国和苏联的认知是模 糊且变化的 对后者美国和苏联的政策是明确的但存在分歧 值得注意 的是 二者之间有 密不可分的逻辑联系 面对的将是一个统一的还 是分裂的德国 其赔偿方式 规模和程序都有很大区别 结果也会完全 不一样 莫斯科官方的历来说辞是 苏联 一贯主张维护德国的统一和独 然而 档案文献表明 最先提出肢解德国的恰恰是苏联人 早在1941 11 21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在给驻英国大使迈斯基的电报中 就提到 莫斯科认为 国本身应该被分割成一系列或多或少的独立国 以此为未来欧洲各国的安定建立保证 1斯大林首先向英国透露这种
—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应对德国社会对苏联赔偿政策的普遍不满 想法 然是想了解丘吉尔首相对战后欧洲安排的态度 口月27 吉尔在与迈斯基的会谈中对斯大林认识到战后必须对德国 采取行动的 必要性 表示满意 并认为 虑在战后将德国或多或少分成几个独立 的国家是可取的 112月5 丘吉尔更明确地告诉迈斯基 彻底解除德 国的武装 就要 德国分裂为几个部分 首先是将普鲁士与德国其他 地区分开 但丘吉尔认为目前不宜公开谈论这个问题 为这只会迫 使德国人更猛烈地与盟国作战 212 16 斯大林与英国外交大臣艾登 举行会谈 并签署了保障战后欧洲安全的 共同行动条约 作为条约附 件的补充议定书明确规定：「 德国肢解为若干个独立国家 其中普鲁士 在变成独立国家的同时应把东普鲁士从它的领土中划出 分为两部分 划归苏联和波兰 3这样的结果 既削弱了德国 满足了苏联的领土要 面对欧洲两大国战后安排的设想 美国只能接受既成事实 1942 3 12日罗斯福与苏联驻美大使利瓦伊诺夫谈话 虽表示反对英苏之间缔 不过 这些都是秘密交易 在公开的文件和讲话中 苏联的态度却 完全不一样 1942 2 23日人民委员会的命令宣称 军没有也不 斯大林在纪念十月革命二十五周年的讲话中重复了同样的内容 5然而 公开的表态并不妨碍苏联紧锣密鼓地准备肢解德国的具体方案 1943 6 21 按照莫洛托夫的指示 外交人民委员部顾问苏里茨提交了 结秘密条约 但同意将普鲁士从德国分离出去
可能有这样愚蠢的目标 — 消灭德国人民和摧毁德国 11 6 关于肢解德国的几个可供选择的方案 1同年9 联共 中央政治 局决定成立外交人民委员部所属和平条约和战后安排委员会 由奉调回 国担任副外交人民委员的利瓦伊诺夫主持 其主要工作之一就是研究如何 分割德国 29 27 受联共 中央政治局委托负责战后世界经济 安排研究的科学院院士瓦尔加提交了一份报告 列出三个方案 分别将 德国分解为三个 四个和七个独立国家 3随后苏联专家们还提了几种分割 方案 “尽管有各种不同的方案 但苏联所有官员和专家的立场都是一致 正如利瓦伊诺夫10 16日给人民委员会的报告所说 割德国是削 除其侵略性的最重要的保证 5没有发现苏联最高层关于肢解德国方案的 决议 很可能就没有这样的决议 苏联研究这些方案本来是为即将在 10月下旬召开的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做准备 不过从策略上讲 利瓦伊诺 10 9日提交的报告认为 过早宣布对德国采取极端措施会增强其抵 抗力 如果英美有异议 最好让他们作为发起人并提出具体建议 6两天 以后 里茨关于美英政府和舆论对分解德国看法的报告解释了这一策 略的理由和根据 报告指出 在英美舆论中反对肢解德国的人很多 要担心的是 红色危险 德国削弱的结果是苏联在欧洲强大起来 仇危险 绝望的德国人会东山再起 报告认为 虽然英国的官方态度 不清楚 但美国总统罗斯福显然是赞同肢解德国的 至还提出了具 美国内部对战后是否肢解德国的看法确实有很大分歧 虽然罗斯福
体计划
认为必须将德国分割为几个国家 但专家们都认为这样做行不通 而为 莫斯科外长会议准备文件的正是这些专家 10 23日美国关于对待德 国的建议并没有提到肢解德国的问题 了同意要德国放弃东普鲁士 文件要求维持德国的经济统一并建立地方分权的民主政权 1在三国外长 会议上 艾登和莫洛托夫都明显表露出肢解德国的意向 但谁都不愿主 动提出具体建议 而美国国务卿赫尔则表示美国高层 占上风的是观望 态度 认为可以深入研究这个问题 最后 除了在东普鲁士的问题上 达成一致意见 关于未来德国统一或分裂的事情外长们没有谈出任何结 2问题留给了最高领导人 12 1 德黑兰的三巨头圆桌会议上 罗斯福率先提出了 分割 德国 的问题 斯大林立即表示：「 同分割德国 苏方记录中没有这 句话 笔者 丘吉尔也表示赞成 随后罗斯福提出了将德国分 为五个独立国家的计划 丘吉尔对此表示同意 立即又提出将德国南 部地区纳入多瑙河联邦的设想 斯大林表示反对英国方案 而美国的计 划可以研究 丘吉尔争辩说 他并非不赞成分割德国 而且 少要使 德国保持分裂50 苏方记录中没有这句话 笔者 但如果仅限 于分割而没有联合 那么就像斯大林说过的 有朝一日德国还要统一起 斯大林立即反驳 不管采取什么措施 德国人总是有要求统一的强 烈愿望 斯大林还以德国和匈牙利的合并为例 提出必须采取各种措施 止他们的重新统一和复活 苏方记录在此只有一句话 没有任何措
施可以排除德国统一的可能性 — 笔者 最后罗斯福出面调和 议将这个问题交给在外长会议上组建的欧洲咨询委员会来解决 I苏方的记 录显然是想表明斯大林是反对肢解德国的 正如文件编者所说 苏联对 从一开始就持否定态度 2但这与本文前述的史实是完全背离的 德黑兰会议上 三大国领导人都一致赞同肢解德国 只是处理的方式和 具体办法有不同主张 盟国对德作战逐渐取得优势 美国和苏联在对德处理方针上都 现了不同意见 首先是苏联内部产生了分歧 1944 3月利瓦伊诺夫委 员会讨论德国问题时 多数人仍坚持认为应把德国分裂为一些单独的独 立国家 但委员Вё施泰因和d. 马努伊尔斯基对解决普鲁士问题后 进一步肢解德国的做法表示怀疑 认为这将激发德国人的民族意识 泰因特别提到了不应反对德国内部的统一运动 因为主张德国统一的不 仅是俾斯麦 还有马克思 3肢解德国的主张在美国也遇到了阻力 罗斯福 坚持战后必须严厉惩治德国4 并且在9月的魁北克会议期间接受了将战后 德国变成一个农业国的著名的 根索计划 按照这个计划 除了部分 土调整给法国和波兰并将鲁尔地区国际化以外 德国的剩余部分也将 分为二 5不过 消息很快泄漏出来 摩根索计划受到国务院 军方和美 公众舆论的强烈批评 罗斯福不得不取消在该文件上签字 б由此 苏联
驻美大使葛罗米柯判断 美国内部对德国问题 未形成统一意见 面临大选的罗斯福在许多重要的政治问题上也 没有采取坚定而明确的立场 。
斯大林没有罗斯福那样的政治顾忌 1944 10 17日与丘吉尔 艾登的会谈中 他一再催促英国人说出自己肢解德国的计划 英国的 方案是将德国分为三个国家 普鲁士 由鲁尔 威斯特伐利亚和萨尔地 区组成的国际监督区 包括德国南部省份的 地利-巴伐利亚国家 大林立即表示赞成 并说这个方案比罗斯福在德黑兰提出的方案好 2 大林和丘吉尔随后分别将他们的谈话结果告知了罗斯福 3此时 在美国 政府内部国务院反对强行分割德国的意见已占上风 认为德国被肢解的 结果不仅会带来安全上的风险 还会造成经济上的严重困难 4相反 联的态度却更加明确 1945 1 20 斯基告诉美国驻苏联大使哈 里曼 尽管在确切方法上还没有达成一致 但苏联政府的态度是 德国 离战胜德国的日子越近 大国领袖们在肢解德国的问题上就显得 越加谨慎 雅尔塔会议仍然没有就分割德国的问题讨论出具体结果 1945 2 5 的首脑会议上 三巨头都同意分割德国的原则 但谁都 不谈具体方案 后只是决定将 分割德国 写入德国无条件投降书中
应该被打碎 360 经济漩涡 观察冷战发生的新视角 并委托三国外长研究具体方案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 罗斯福谈到德国问 题时 首先提出了占领区问题 认为这是一个与管制机构相关的临时问 当斯大林提出讨论分割德国的问题时 罗斯福说，「 领区将是分割 德国的第一步 I罗斯福这样说的时候或许并无特别含义 但后来事情的 变化表明 对德国的分区占领替代了分割德国 时问题 变成了 久问 参加会议的美国官员波伦回忆说 罗斯福和丘吉尔在雅尔塔已 经对肢解德国失去了兴趣 而斯大林仍有此意 但他 常谨慎 波伦的感觉没错 雅尔塔会议的议定书确定成立以艾登为首的肢解 委员会研究具体程序 24日莫洛托夫指示苏联驻英国大使F. 古谢 夫向委员会建议 按照苏联政府的理解 雅尔塔会议关于分割德国的决 定不是强制性计划 而是向德国施加压力的手段 同时表示 苏联不反 对英国的方案 4这显然是想把英国推到台前 但苏联的建议反而被英国所 利用 该建议递交以后 肢解委员会马上召开了第二次会议 所有代表 都同意苏联对雅尔塔会议决定的解释 艾登提议待收到具体方案后将召 集下一次会议 然而 此后直到德国投降 委员会就没有再开会 5在这种 情况下 斯大林不得不在5 9 抢先公开宣布 苏联 不打算割裂 表面看来 雅尔塔会议以后分裂德国的问题似乎过去了 但实际 上只是转换了命题 变为讨论如何划分占领区 如何解决鲁尔和萨尔地
望让别人来对这个想法负责 2 德国 也不打算消灭德国 6 第六章 分道扬钥 美苏在德国赔偿问题上的合作与冲突 361 的地位 以及如何建立德国管制机构和行政机构等问题 而这些问题 恰恰又与另一个处理德国方针的重大问题紧密相连 这就是战争赔偿问 分割 无论对于苏联还是英美来说 都存在一个未来在德 国的声誉和形象问题 都是难以公开启齿的 但在赔偿问题上就完全不 同了 双方都可以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和说辞 没有任何忌讳 所以态 度也是明确的 坚定的 1943 8月库尔斯克大会战胜利结束 意味 苏德战场攻防战线易 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根本性转变 盟国开始考虑战后赔偿问 不过从一开始 美苏之间关于赔偿问题的认知似乎就显示出分歧的 迹象 在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为10月莫斯科外长会议准备的战后对德政 策文件中 关于赔偿只简单地谈到了形式问题 拆除工厂设备 移交德 国商船和提供德国劳动力 1美国提交会议的建议 15-4号文件 既全 又具体 包括 赔偿的目的是加快联合国家的经济恢复和实现和平的 经济目标 同时又不会 对德国的生活水平和生产增长带来足以产生严 重后果 的损失 赔偿的规模应 巩固战后世界经济和政治秩序做出 贡献 赔偿的义务应为受害国 意接受的货物或特殊性质的服务 赔偿的分配应按照德国对受害国所造成的非军事性财产损失的比例进 等等 文件还建议近期成立德国赔偿委员会 2针对美国的建议 苏联 外交人民委员部的专家认为 会议应就赔偿所适用的原则问题进行 长时间的专门讨论 尤其是获得赔偿的 先权问 以及 偿在 国之间的分配原则 310 29日的会议记录更充分地反映出苏联在赔 偿问题关注的重点及其与美国认知的差距 当美国国务卿赫尔要求苏联 方面提供索赔清单时 莫洛托夫提出 美国的建议没有包括赔偿的全部
内容 即在补偿苏联战争损失的问题上 然应当包括德国及其盟国的 赔偿 莫洛托夫还对美国提出应关注德国的战后生活水平表示疑义 为应当 多地关注那些饱受德国侵略之苦的国家的生活水平 I关于 赔偿问题 会议的秘密议定书只记录了一句话 议就此交换了意见 某些争论的内容已在备忘录中写明 2毕竟 此时战后赔偿还不是各大 国急待解决的问题 一个月后召开的德黑兰会议 完全没有讨论赔偿问 会议记录中唯一的有关内容是 在最后一天 12 1 国首脑 会谈时 吉尔提出苏联要求芬兰赔偿不合适 并揶揄地说 的耳边 响起了一句过去的苏联口号 割地 不赔款的和平 斯大林笑 我告诉过你 正在成为一名保守党人 3虽都是玩笑 确是心 里话 实际上 斯大林对战后向战败国索取赔偿早有惦记 苏联第一次正 式提出赔偿问题是在1941 12月艾登访问莫斯科期间 那时希特勒 进攻苏联仅半年 斯大林在会谈中试探性地提出德国应为受害国的损失 提供补偿 并征求艾登的意见 登只谈到财务赔偿会带来很大麻烦 斯大林表示同意 41942 11 2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下令 组建了以 N. m• 维尔尼克为主席的国家特别委员会调查和评估德国法西斯占领 者迫害苏联公民 破坏苏联社会的罪行 5莫斯科外长会议与美国的对话让
苏联人感到 要想说服盟国接受苏联的赔偿计划 必须做好各方面的充 分准备 1943 11 22 根据联共 中央政治局的决定 成立 了以刚升任副外交人民委员的迈斯基为首的赔偿委员会 成员包括科学 院士瓦尔加 工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V. V.库兹涅佐夫 外交人民委 员部的0. 阿尔卡季耶夫 外贸人民委员部的1.巴巴林 后来又增 加了国家计委第一副主席M.z萨布罗夫和副主席N. M.西卢亚诺夫 1 之强大 以至于这个委员会名义上虽隶属外交人民委员部 但在处理 赔偿问题上 其地位和作用已经超越后者 过精心的准备 1944 7 28 迈斯基委员会提交了 联赔 偿计划总方针 第一号备忘录 个长达76页的文件 以详细的数 面地论述了苏联赔偿政策所应该遵循的原则和具体方案 备忘录 指出 赔偿具有双重目的 在尽可能短的期限内帮助苏联实现经济恢复 和把德国军事潜力降到最低限度 也就是 德国拿走一切可以拿走的 东西 赔偿的依据应该是受害国的损失而不是在战争中的开销 因为苏 联的损失最大 而战争支出 1944年为850亿美元 远低于美国 1500 亿美元 苏联在战争中的直接物质损失不是什维尔尼克委员会预计的 3750亿卢布而是7000 — 8000亿卢布按照官方汇率即1400亿美元 左右 赔偿的最主要条件是确保苏联享有获取赔偿的 先权 赔偿的 形式有两种 到敌对行动终止后两年内的一次性赔偿和战后十年每年提 供实物 劳务和货币的分期行赔偿 赔偿的规模分一次性没收 不含黄 金和贵金属 170亿美元 十年内的供货60亿美元和劳务赔偿 按每年 提供500万劳工计算 350 —400亿美元 再加上德国 星国的一次性赔 20亿美元 十年内供货100亿美元 总计700 — 750亿美元 这个结 完全在委员会估算的到战争结束时德国国家财富 800 —850
支付的范围内 斯基特别指出 这个备忘录只供中央决策时参考 非为与盟国谈判所准备 而眼下的当务之急是为执行赔偿计划 养人 和尽快在莫斯科建立德国赔偿物品执行中心和在进攻部队中组建一 支专门的 偿纵队 以便立即清点被占领德国领土上可供赔偿的物 1此外 参与处理战后德国问题的还有在1943 9 4日组建的由李 维诺夫领导的和平条约和战后安排委员会 X. e伏罗希洛夫领导的停 战委员会 2 两个委员会的工作也涉及赔偿问题 如停战委员会1944 2 3 的报告提出了没收德国国家 法人 个人所有动产和不动产并在 联合国家之间分配的主张 3利瓦伊诺夫委员会则在3 14 的备忘录中提 出了策略问题 不能直接提出剥夺德国工业的问题 它必须在裁军和 与此同时 美国政府内部也在研究战后对德经济政策 而且分歧很 但讨论的焦点不是赔偿问题 据葛罗米柯观察 财政部提出的摩根 索计划主张战后德国的非工业化 应摧毁或拆除德国的大工业 并可在 半年内补偿受害国 但没有提到赔偿的金额 战争部和国务院多数人强 烈反对任何旨在削弱德国经济并使其农业化的计划 他们认为 没有德 国工业 欧洲经济就不可能恢复 总统罗斯福因受大选的影响 左右摇 犹豫不决 在战争接近结束时 美国政府和商界缓和与德国关系的 倾向也越来越清晰 赔偿只是美国政策的 副产 即便是主张肢解德
赔偿的名义下进行 4 国和消除德国工业的摩根索计划 最初也没有任何赔偿条款 因此 体上说 摩根索计划与苏联的赔偿要求也是矛盾的 I当苏联大使询问美国 对德国赔偿是否感兴趣时 H.摩根索肯定地回答说 美国不需要赔偿 也不会提出这样的要求 2 斯基的预见是 苏联的赔偿计划将遭到美国和 英国的反对 他主张采取强硬态度反驳盟国 3英美关于战后赔偿的观念主 要是受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的影响 凯恩斯出席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后的巴黎和会 他对政治家们主张 罚性赔款 的做法颇不以为然 之余 凯恩斯会后即 手写了一本后来使他 举成名 的著作 和平的经济后果 凯恩斯认为 那种不切实际 的赔偿要求的结果是 迦太基的和平 必将导致欧洲的贫困化 世界大 战毁坏了欧洲 赖以生存的经济机制 凡尔赛和约非但没有修复 反而 将它送进了坟墓 政客们将政治放在第一位 边界 均势 版图 而将经济问题 欧洲人民的生活和生存 放在次要地位 本书的 发行大大超出了作者和出版商的预测 出版仅仅8个月就重印六次 在为雅尔塔会议准备的文件中 美国国务院认为 对德经济政策的 。
尽管有这些理念上的差别和矛盾 大家毕竟还是一个战壕里的战 当前的主要任务还不是如何处理德国而是如何战胜德国 因此 避免盟国内部冲突 在赔偿问题上美国和苏联最终采取了求同存异或模 糊处理的方式
球销量已达10万册 而且被译成德 中等11种文字
最终目标是 平等的基础上将一个经过改造的 和平的 经济上没有 侵略性的德国同化到一个自由的世界贸易体系 但战后初期的目标 则是 减少德国发动战争的经济潜力 助战胜国的经济重建和发 限度是 持德国人民的基本生 赔偿应该是短期的 量控 制在5年之内但无论如何不能超过10 主要是实物 也许还包括劳 支付 重点是转让德国现有资本设备而非现有产品 德国的现有产 应优先支付进口而不是赔偿 以避免美国以任何方式资助德国赔偿的 转移 文件特别指出 美国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反对苏联对劳务赔偿的 要求 只要是在合理的范围内 1 以看出 就赔偿目标而言 美苏两国基 本一致 只是在实现目标的具体方式和做法上存在分歧 本来这些分歧 是应该通过谈判在三国首脑会议前沟通和消除的 这个谈判始终没有 举行 还在1944 3 3日迈斯基就提出 应与英美就赔偿问题进行磋 就赔偿总额和分配问题与盟国达成协议 并建立盟国联合机构负责 实施赔偿计划 28 28日哈里曼致函莫洛托夫说 美国政府建议开始 就赔偿问题进行谈判 可以在欧洲咨询委员会 也可以在美英苏三国之 310 9日迈斯基给莫洛托夫的报告表明 赔偿委员会已经为谈判做 好准备 报告详细列举了英美可能提出的反对意见和苏方的应对说辞 411 10日英国给苏联发照会说 英国政府同意美国关于就赔偿问题进行谈 的建议 条件是要涵盖对德国经济政策的所有领域 还建议在欧洲 咨询委员会内进行谈判 5所有这些报告 函件和照会 都没有下文
直到雅尔塔会议前 盟国之间没有举行赔偿问题的任何谈判 莫斯 科也没有就赔偿问题发表任何声明 苏联最在意战后赔偿问题 也知道在具体要求上与美国存在分歧 那么为何不积极进行谈判 从而为三国首脑会议最终解决问题扫清道 俄国档案披露的一段历史真相道出了个中原委 在雅尔塔会议前夕 苏联决策层在德国赔偿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意见分歧 迈斯基委员会1944 7月提交的苏联赔偿计划迟迟没有得到回复 档案文件也没有显示苏联高层进行过相关讨论 1时隔半年 1944 12 11 0 莫洛托夫突然召见迈斯基 提出德国给苏联的赔偿是否可以定在 50亿美元 10年支付 迈斯基坚持100亿是最低赔款 莫洛托夫要求 他再次对赔偿总额的计算作出解释 2于是 15日迈斯基提交了赔偿计划 第三号备忘录 主题是 们应该提出多少赔偿 迈斯基争辩说 根据 1944年底对德国国家财富 900亿美元 的估算 最保守的一次性赔偿 金额为130 长期性赔款 10年计 100 在这230亿美元的 赔偿总额中 苏联所得的最低选项是”5 中等选项是150 最高 选项是180 考虑到战争结束时德国国家财富会因战争破坏而急剧下 但不可能超过25% 苏联可能得到赔偿的中等选项 占总额65% 110亿美元 因此 苏联至少可以得到100亿美元的赔偿 而在与英 显然是接到 旨意 12 19 副外交人民委员杰卡诺佐夫 美谈判时应该提出120亿的要求 当然 这里不包括劳务赔偿
要求迈斯基编制一份提交欧洲咨询委员会的备忘录 其中写明苏联对德 国赔偿的要求是50亿美元 斯基没有按要求编写备忘录 反而于当天 越过外交人民委员部和莫洛托夫直接给斯大林写了报告 迈斯基坦率地 指出 您所提到的50亿这个数字 在我看来似乎太小了 迈斯基还 如果这样 按照人均计算 德国的赔偿将少于芬兰 而且斯大林本 人提出的对德 经济裁军 愿望也不会实现 至于盟国之间的谈判 好在莫斯科进行 赔偿委员会已经准备好必要的文件 1第二天 迈斯基又 呈给斯大林一个报告 提出了与英美谈判的方案和策略 并坚持认为100 亿美元是苏联对德索赔的 最低要求 2斯大林尚未做出决定 12 27 美国又发来一份照会 通过讨论匈牙利的赔偿问题 美国表示 完全 承认苏联政府有权获得赔偿 同时也希望苏联同其他盟国一样 力于 欧洲的稳定 3莫斯科的压力在增加 1945 1 4 莫洛托夫再次召见迈斯基 要求他将德国的赔偿 与罗马尼亚和芬兰的情况进行比较 论证100亿美元而不是50亿美元的 合理性 1 5日迈斯基答复 比较的结果是 对德国赔偿水平的确定 没有问题 他还引用瓦尔加提供的数据说明 德国对苏联的赔偿不应少 100亿美元 8 迈斯基提交了赔偿委员会关于德国赔偿条款草 请求莫洛托夫批准 其结论仍然是 苏联在任何情况下都有权向德 国要求不少于100亿美元的赔偿 不包括劳务 51 9 迈斯基致函 莫洛托夫 请求将他本人1 5日的报告和瓦尔加的一个备忘录转交斯 大林 瓦尔加在备忘录中评估了主要盟国的损失和赔偿要求 认为法
国可能是苏联在赔偿要求上 最大的竞争 所以苏联先不要提出自己 的索赔要求 最好让英美首先向法国施压。
直到1 中旬 迈斯基委员会的方案依然被束之高阁 没有得到批 在这情况下 1 20 与美国大使哈里曼会谈时 迈斯基不得不回 避对诸如赔偿金额 支付年限 劳工人数等具体问题的答复 不过 斯基还是强调了几点 安排赔偿优先级时首先应考虑战争损害和对打 败德国的贡献 把劳工列为赔偿的一部分 数量会达到数百万 坚持对 德国进行经济裁军 21 25 斯大林终于出面了 根据迈斯基的日记 这天晚上在克里姆林宫莫洛托夫办公室 斯大林召见了莫洛托夫和迈斯 斯大林表示 希望在三巨头会议上就赔偿问题达成协议 联要求 赔偿的基础为100亿美元 迈斯基认为是他的坚持 产生了效果 赔偿 问题终于可以走上 与盟国谈判的正常轨道 3这次谈话后 迈斯基 呈交了作为谈判基础的苏联关于赔偿问题的方案 考虑到战争结束时德 国一次性赔偿能力的下降以及赔偿额在盟国间的分配尚未确定 谈判方 案中没有出现100亿美元的具体数字 而是强调谈判时应坚持要求将总 额的75% —80%分配给苏联 实际希望得到65% 此外 迈斯基还首 次明确提出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在谈到劳务赔偿时 必要坚持要求 德国在10年平均每年向苏联提供500万劳工 生产武器弹药的军工企业 应视为 战利品 包括在赔款中 4 迈斯基又根据斯大林在1 月
25 谈话中的指示 对赔偿方案在谈判中的提法进行了修改 在准备提 交给英美的 一般问题 中增加的内容有 80%的德国重工业设备应予 以没收和用于支付赔偿 建立由苏美英三国代表组成的联合赔偿委员会 (ARC) 设在莫斯科 联的要求 迈斯基巧妙地把苏联100 亿美元的赔偿要求隐藏在按直接物质损失确定赔偿分配比例的方式中 以尽量减少英美提出反对的机会 1然而 当迈斯基2 4 把最后文件呈 交莫洛托夫并请他将副本转给斯大林时 雅尔塔会议已经开幕 2 5日下午的首脑会议谈到赔偿问题时 斯大林请迈斯基发 说明苏联关于赔偿问题的看法 此时斯大林还没来得及看迈斯基的 最新文件 而莫洛托夫也没有看完 斯大林小声叮嘱迈斯基 不要谈劳 工问题 但可以说出100亿美元 于是 斯基用英语概述了他设计的 赔偿方案 2当迈斯基说到100亿这个数字时 丘吉尔立即插话表示反对 大讲一战后赔偿政策的困难和失败 罗斯福也谈到要给德国留下足 的工业和就业机会 斯基奋力争辩 一步解释苏联赔偿计划的根 斯大林则把话题引向一般原则问题 3据迈斯基日记记载 当晚斯大林 考虑要将苏联的要求降到70亿美元 而把对英美的赔偿增加到80 以免 坏了 盟国 迈斯基仍固执己见 在第二天迅速了解到 影响的美国人和英国人 如新任国务卿斯退丁纽斯 哈里曼 艾登和霍 普金斯 都对苏联的赔偿要求做出了积极反应 于是 100亿美元的赔偿
要求就确定下来了 1 2 7 的外长会议上 莫洛托夫正式宣布了苏联的赔偿计划 总额200亿美元 其中苏联100 英美80 其他国家20 2但这 次会议的决议只接受了成立赔偿委员会的要求 其他有关赔偿的问题将 在会议期间继续审理 32 9日美国代表团提交的赔偿方案接受了苏联 的建议 是把措辞改为 偿总额200亿美元 其中50%应归苏联所 4英国代表团坚决反对确定任何具体数额 511日三国首脑签署了关于 德国赔偿问题的协议 协议在赔偿的原则 方式等方面基本上都接受了 苏联的建议 但在赔偿额的分配上有分歧 美苏意见一致 只是表述按 照美国的措辞 英国的反对意见 在莫斯科赔偿委员会研究之前不能 确定任何赔偿数字 雅尔塔会议对于美英苏三大国可以说是各取所需 皆大欢喜 最得意的还属斯大林 在德国东部边界划分 波兰临时政府组成 远东势力范围确认等一系列问题上 苏联的要求都得到了满足 赔偿问 题虽未取得完全一致 总体上还符合莫斯科的意愿 尤其是美国的表 2 15 迈斯基起草了关于这次会议情况给苏联驻外使节的通报 结论是 们认为这次会议有一个非常积极的结果 特别是在波兰 斯拉夫和赔偿问题上 /不过也必须看到赔偿问题还是留了一个尾巴
也记录在案 6 372 经济漩涡 观察冷战发生的新视角 偿的具体数额和分配将取决于联合赔偿委员会的工作 而在遗留问题上 否能够取得一致意见 则要看苏联与美国关系的发展了 5 8日德国无条件投降 赔偿问题一下子就从抽象的理论讨论变成 了现实问题 也就在此时 美苏关系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罗斯福去世后 美国政治倾向转右 反苏反共的势力有所抬头 租借中断风波 对苏贷 款谈判起步艰难都是迹象 1在对德方针上 美苏的主张总体还是一致的 5 10日杜鲁门总统批准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给美国驻德占领军的命令 (168 1067) 这个被称为 根索计划的影子 2的文件所体现的精神 与雅尔塔决定和苏联的主张完全一致 强调占领军的基本目标是防止德 国再次成为对世界和平的威胁并对其实行经济控制 除了实现这些目标 所需的条件外 得采取旨在恢复 维持和加强德国经济的措施 3 同美国此时处于矛盾中的整体外交政策一样 在赔偿问题上也存在 内部分歧 驻苏使馆的哈里曼和凯南等人主张把苏联急于获得的赔偿作 为外交谈判的筹码 而杜鲁门 阵换将 将联合赔偿委员会的美国首 席代表由罗斯福以前任命的经济学家1.卢宾改为 讨价还价 的E 显然也有这层意思 4驻德美军领导人 尤其是副主官D•克莱 然也对苏联的目的有所怀疑 但还是主张加强相互理解 积极与苏联合 5莫斯科联合赔偿委员会就是在这种氛围下开始工作的。
然而 赔偿委员会的工作尚未开始就遇到了麻烦 美国提议增加法
国为成员国 苏联不答应 双方争执不下 直到斯大林5 27 与霍普 金斯谈话时对此事表示极为不满 美国才作罢 1在私下会晤时 给迈斯基 的印象是美国代表态度积极2 至当迈斯基通报苏联政府认为有必要提前 没收德国的企业也和工厂时 波利也没有表示异议 3 6 21日正式会 议一开始 双方的分歧便显露出来 首先是苏联提出的赔偿总额在委员 会受到冷遇 美国要求苏方提交赔偿总额200亿美元 其中苏联获取100 的依据 迈斯基因一直未得到莫斯科的指令而无法答复 结果苏联 提案迟迟无法在委员会进行讨论 4 7 3 委员会全体会议第三次推迟 忍无可忍的波利致信迈斯基 表示十分不满 而且认为苏联政府根 本就不想让美英代表团了解苏联的论据 其次 对于美国的提案 苏联 也持保留态度 与苏联优先保证赔偿的原则相反 美国建议的 先支 原则的核心内容是 德国在支付赔偿前应首先扣除用于支付必要进 口物资的费用 以免美国或其他国家为德国的经济重建买单 6双方的计 划都不是针对对方的 但存在 很大分歧也是显而易见的 会议陷入僵局后 美苏代表团都在考虑妥协方案 式拒绝苏联提 案后 波利提出了一个新建议 核心是 比例分配 百分比 而不是货币 来表示各国在赔偿总额中的份额 其他内容还包括 允许 在制定出赔偿计划前 提前没收德国的部分企业和工厂 但须建立一个
联合赔偿机构 估算德国企业和货物价格时应按照1美元兑换2.5马克 的战前官方汇率计算等 迈斯基除对汇率表示异议外 本上同意美国 的建议 1在7 4 的指导委员会 由三国代表团团长和副团长组成 议上 波利告知已接到杜鲁门来信 请他参加三国首脑会议 希望委员 10 拿出赔偿方案 迈斯基向莫洛托夫汇报时 再次表示应接受美 国建议 并主张提出具体的分配比例 苏联50% 美英40% 其他国家 10% 迈斯基请求 提供紧急指导 2由于没有收到莫斯科的消息 两天 以后 迈斯基又提交了说明苏联关于赔偿总额的原建议的理由和依据的 文件 请求快速指 3同一天 经过讨论和修改 指导委员会通过了 美国关于赔偿计划总原则的方案 其中新强调的内容是在制定赔偿计划 须将德国视为单一的经济整体 会议上对优先支付的问题进行了 激烈讨论 最后达成妥协 战后进口支付优先于每年的赔偿供货 但没 一次性赔偿 不在此列 47 7 迈斯基再次催促莫洛托夫批准他 的说明文件 为英美坚决要求我们对200亿美元做具体说明 否则 7 9 莫洛托夫召集了最高层会议讨论赔偿问题 会后由迈斯 基起草了给斯大林的报告 建议同意美国关于赔偿原则的方案 同时 提出了苏联对200亿美元具体说明的文件 两年内一次性赔偿清单 350 —400亿马克 十年内分期赔偿清单 150 —200亿马克 500 —600亿马克 请求斯大林批准 б7 10日莫洛托夫通过电话指
无法继续谈判
迈斯基 在确定德国赔款数额时所遵循的汇率应为3.5马克兑换1 1然而 很可能是未得到斯大林批准 个文件并未提交赔偿委员会 讨论 2美国人已经等不及了 7 10日迈斯基报告 波利又提出了新建 美英讨论后认为 苏联关于赔偿比例方案 苏联50% 英美40% 其他国家10% 的建议方式必将引起小国的强烈不满 建议改为只在大 国之间确定分配比例 然后再与小国谈判 把各自的部分赔偿份额让给小 在这种情况下 斯基提出苏联和英美之间的比例为55% 45% 37 12日三方最后就赔偿金额分配比例达成协议 英美又做了一点让步 56% 美国和英国各22% 承诺将各自的份额分配给其他国家 4第二 赔偿委员会工作结束 代表们便赶去参加波茨坦会议了 斯大林对雅尔塔会议关于赔偿问题的决议非常满意 关键是美国和 苏联的意见一致 所以他不想在首脑会议上再次讨论这个问题 尤其是 罗斯福去世后 斯大林不愿意给美国新总统提供一个改变主意的机会 这就可以解释 为什么苏联在6月下旬为波茨坦会议准备的文件中 有包括赔偿问题 57 3日拟定的参加会议的苏联代表团名单里也没有赔 偿专家 直到7 7 即得知赔偿指导委员会已通过美国关于赔偿总 原则的建议后 莫洛托夫才通知美国大使 苏联希望在波茨坦讨论赔偿 莫斯科的顾虑是有原因的 早在盟国赔偿方案谈判之前 甚至在
问题
德国投降之前 苏联军队就已经单方面开始了抢夺 利品 的行动 1945 4 23日中央统计局局长V. N.斯塔洛夫斯基呈交了第一份关于 战利品的报告 以后每半个月或一个月都有一份相应报告 1数据显示 5 9 利日 之前 已经运往苏联的设备和物资就有4.8万个车 55万吨 价值2.03亿美元 2 7 8 波茨坦会议前夕 防委员会共下达了 455个拆迁命令3 经运出和计划从德国运往苏联的设 备和物资约400万吨 14.8亿美元 4苏联在其占领地区采取的这种单 边行动对于西方政府并不是秘密5月底在英国已经见诸报端 5此外 闻不如眼见 赶来参加会议包括总统 国务卿在内的美国代表团在柏林 亲眼目睹了苏联占领区被 悲哀景象 杜鲁门在日记中感叹 甚至连一把锡勺都没剩下 战争部长史汀生由此 俄国人的看 发生了很大变化 而哈里曼大使看到此景后的决定是 我们无法阻 俄国人从他们的占领区拿走任何他们想要的东西 但我们不应该给他 西区的任何东西 6 样的感受和情绪不可能不对波茨坦会议讨论赔偿 问题的结果产生影响 事实上 就苏联的利益而言 波茨坦会议确实比 雅尔塔会议倒退了许多 对德索赔问题上 波茨坦会议最后确定了两项相互矛盾的原则 国必须被视为单一经济体 分区赔偿 7 两项原则都是美国提 出的 而苏联在雅尔塔会议提出并得到美国赞同的赔偿方针 总额200
亿美元 苏联占100亿美元 则被彻底否定 那么 斯大林怎么会同意接 受这两项原则 对于前者 除了道义上的考虑 还有非常实际的意义 德国西部的经济水平高于东部 按照赔偿设备和物资估算大概是六比四 的比率 一点美苏双方估计的差不多 2苏联想要得到赔偿总额的一半以 就只能视德国为单一经济体 为此 莫洛托夫宁愿将苏联所得赔偿 但其结果又会引起另一个问题 也是斯大林最为担心的 即西方国家会 染指苏占区的事务 4第二项原则的情况正好相反 分区赔偿可以保证苏 联在东部 所欲为 不受干扰 但却切断了苏联从西部地区获取赔偿 的权利和渠道 这也正是迈斯基 阿尔卡季耶夫 瓦尔加等人最初坚决 抵制这一原则的理由 5问题最终得到解决是因为美国做出的两个让步 第一 原则上同意苏联在雅尔塔会议上提出的对德国东部边界的划分 即以寇松线为界将东普鲁士划给波兰 以补偿波兰划给苏联的领土 除东部赔偿全部归属苏联 其中部分应转给波兰 西部地区赔偿 总额的25%也给与苏联 其中15%以贸易的方式换取东区的物资 10% 纯粹作为赔偿 无需交换 6战争毕竟还在进行 美苏毕竟还是盟友 茨坦会议能使美苏的赔偿政策取得一致 是双方妥协的结果 美国提出 的原则被接受 苏联也得到了实惠 波利起草的白宫新闻稿认为 美国
金额将至80亿美元 也坚持必须从鲁尔工业区获取20亿美元的赔偿 3 378 经济漩涡 观察冷战发生的新视角 最高目标 已成为被苏联和英国接受的 基本政策 1莫洛托夫则在 通报中指出 议关于赔偿的决议是 一个进步 2这种说法显然是言不 由衷但也是无可奈何 必须看到的是 在盟国形成统一赔偿方针的同时 也遗留了诸如劳 分期支付等一些实际问题 即使已经解决的问题 如赔偿分配的百 分比 占领区之间的货物转移等 还有一个如何理解和执行的问题 些都为日后的持久谈判留下了空间 更何况在对德政策的一些基本原则 方面 德国民主化和非军事化及中央政府建立 会议只是做了模糊化 处理 而并未消除其间的分歧和矛盾 3当然 最严重的问题在于会议通过 的赔偿原则有两个相互冲突的内容 经济统一 分区赔偿 这是 美苏妥协的结果 更大的可能是当时双方都有没有把问题想清楚 但确 实为后来的分歧和争论埋下了伏笔 所以 真正实现战后赔偿的道路还 很漫长 美苏对德索赔计划的协调 波茨坦会议刚刚结束 苏联便迫不及待地开始行动了 8 5日迈斯 基向莫洛托夫提交了联合赔偿委员会下一步工作的提纲 并希望在两天 的委员会会议上提出 提纲主要内容包括 在柏林设赔偿委员会下属 机构 与那里的盟国管制委员会 03 协调工作 柏林委员会最迫切和 重要的任务 是制定西部地区的没收计划 别是交付苏联的物资
并组织实施 制定德国的 生活水平限度 原则是不超过欧洲的平均水 1同一天 迈斯基还提交了苏联对波茨坦会议赔偿问题决议的备忘录 备忘录认为 对于苏联在战争中巨大的直接物质损失 波茨坦决议 然只能在很小程度上给与补偿 无疑问 苏联有权获得尽可能多的 赔偿 苏联政府希望与英美政府达成协议 以某种形式增加给苏联的赔 2随后 为了制造舆论 推动联合赔偿委员会的工作 根据迈斯基的建 9 13 真理报 发表了国家特别委员会关于确定和调查苏联在 然而 赔偿委员会的工作还未展开 便遇到了搬迁 8 1 日赔偿协定刚刚签字 贝尔纳斯国务卿就致函莫洛托夫 鉴于从西部地 区向苏联提供赔偿物资的任务必须与盟国管制委员会合作完成 他提议 美苏共同提出在柏林召集联合赔偿委员会会议 莫洛托夫似乎看出了美 国的用意 他谨慎地回复 则上同意美国的看法 但强调莫斯科必须 是联合赔偿委员会的永久所在地 4波茨坦会议闭幕后 波利又向迈斯基提 出有必要将赔偿委员会的工作转移到柏林 并坚持8 2日要在柏林召 开指导委员会会议 迈斯基答应请示后再回复 % 5日波利再次提出这个问题 而实 际上已开始把委员会的美国专家召集到柏林去 斯基认为纯粹消极抵 制的办法不可取 既然赔偿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制定英美占区的赔偿计 委员会当然搬迁到柏林更便于工作 且苏联的反对也无法制止英 美代表团主要人员离开莫斯科 于是 他向莫洛托夫建议提出一个折中
战争中重大损失的报告 个报告立即被刊登在苏占区的所有报纸上 3 380 经济漩涡 观察冷战发生的新视角 办法 在柏林设立联合赔偿委员会的分会 1 国人主张赔偿委员会搬迁的目的主要是希望盟国管制委员会接手 主持赔偿工作 正如波利对克莱所言 联合赔偿委员会的主要责任已经 解除 以后可以让在柏林的管制委员会和占领区指挥官处理赔偿问题 这也是国务院的意思 2从工作角度讲 国人的建议不无道理 迈斯基 对此也表示理解 但是 赔偿委员会设在莫斯科自然赋予苏联以优势地 如今迁至柏林 且受制于管制委员会 对苏联实现赔偿目标会形成 很多意想不到的障碍 于是 迈斯基的建议在莫斯科遭到严厉批评 8 9日的会议上 莫洛托夫指责迈斯基成了波利的 尾巴 当晚 迈斯 基被解除了在赔偿委员会的职务 外交人民委员部第二欧洲司司长诺 维科夫接任 38 11 诺维科夫召集指导委员会会议 并宣布了苏联 对赔偿委员会下一步工作任务的看法 确定其设备作为赔偿需拆除的西 区企业清单 确定其赔偿设备即将运往苏联的西区企业清单 定与西 区交换设备而提供的东区货物的数量和种类 9 10 — 15日联合委员会 听取各分委员会的第一次工作报告 4 美法代表拒绝了苏联的建议 并于 14日以后陆续离开了莫斯科 “0天以后 联再次邀请西方盟国的代表 莫斯科讨论赔偿问题 美英法三方都接受了邀请 但他们此行的目的 是要将赔偿问题的讨论转移到柏林的管制委员会 6莫洛托夫也准备好了
份文件 继续要求赔偿委员会在莫斯科讨论苏联的赔偿计划
就在莫洛托夫于9 6 将文件呈交斯大林批准时 事情发生了 逆转 这一天 国发来一份措辞强硬的照会 强调德国西部地区的赔 偿问题需要美英法代表参与决定 而这个决定不可能在莫斯科有效地做 在赔偿计划所需的原则和政策制定之前 联合赔偿委员会可以继续 存在 但应在柏林与管制委员会一起工作 苏联从西区获取赔偿的前提 是遵循将德国作为统一经济体的原则 即苏联在东区的拆迁将基于盟国 的统一计划 并提供具体的数字和依据 国不支持任何使苏联在获得 西区赔偿方面处于优先地位的建议 1第二天 委员会的西方三国代表离开 莫斯科 没有再回来 2面对西方 破釜沉舟 的举动 莫斯科屈服了 9 16日副外交人民委员维辛斯基答复哈里曼 苏联政府完全接受美国 的要求 39 20 驻德苏联军政府副总司令V. D索科洛夫斯基通知 管制委员会 苏联政府同意将赔偿委员会迁至柏林 10 下旬 委员会 联分部各小组陆续抵达柏林 “尽管如此 盟国在赔偿工作的初期还是 合作大于分歧 克莱后来写到 在活动高峰时期 管制委员会有多达175 以上各种委员会和工作小组 四个国家的工作人员在大楼食堂里一起 吃饭 并通过翻译或手势亲切地交流 到处弥漫 的善意和友情使人们 感到国际合作与持久和平是可以期待的 5 国统一赔偿计划就是在这种 氛围中开始讨论的 所谓赔偿计划 就是计算在维持和平时期基本生活和生产的情况
德国能够拿出多少 的工业设备 对苏联来说还有工业产品 作为赔偿交付战胜国 为此 根据波茨坦会议必须把德国作为统一经济 体的原则 国需要达成一项协议 由于苏联和美英在赔偿问题上的目 标不同 前者希望尽可能多地获取赔偿物资 而后者则 眼于维持德 国和欧洲的经济稳定 达成协议的难度非常大 争论的焦点就在于如何 确定德国可以保留的 工业水平 活水平 按照波茨坦会议决 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负责编制赔偿计划 该委员会经济局 8 15日第一次会议上决定设立以美国经济学家X.胡佛为首的工业 水平委员会 1X 10来承担这一任务 苏联拖延了一个月才任命外贸人 民委员部领导成员6. 科尔帕科夫为该委员会代表 1 9 17 胡佛向工业水平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关于维持德国最低生 活水平所需工业水平的备忘录 胡佛的结论是 以德国估算人口 7000 和战前欧洲平均生活水平为标准 将德国战后消费所需的工业产值确定 140亿马克 以战前 1938 德国工业总产值为325亿马克计 则战后 剩余 工业产值为185亿马克 占战前工业总产值的57% 据莫洛托夫的指示 苏联官员和经济学家对备忘录进行了仔细研究 10 19日提交了一份报告 苏联专家认为 美国备忘录对德国人口 7000万的估算 显然是夸张的 苏联认为只有6000 1932年人 均国民收入230美元等同于欧洲平均生活水平也是 不正确的 苏联认 为后者只有202美元 因此 苏联专家计算的结果 德国战后消费所需 工业产值不是140亿马克 而是79亿马克 如果按照战后欧洲生活水平 比战前低20%计算 即是63亿马克 工业产值则是262 马克 就是说 在满足人民必需的生活水平后 德国工业的80%都是
都是可以列入赔偿范围的 1不过 因为专家们都不在柏林 苏联并未及时向管制委员会提交自己的意见 10 27日诺维科夫请求允 许将赔偿委员会成员连同经济专家和工作人员总计33人紧急派往柏林 11 12 以科尔帕科夫为首的苏联专家组正式投入管制委员会的 实际工作 并提交了对美国备忘录的答复意见 4 1945 11月中旬直到 1946 2月底 苏联代表与英美代表在确定德国 工业的具体品 种和数量方面 展开了激烈 反复的讨论 苏联代表团发回的大量电报 讲述了谈判中双方争论的详细过程 下表反映出在赔偿谈判中关于战后德
苏美英法关于战后德国应保留工业水平估算表
生产类型 □ □1亠 苏联 美国 英国法国 石油 百万吨 钢材 百万吨 4.6 (6.0) 7.8 电力 十亿千瓦/小时 20.1 (25.0) 36.3 煤炭 百万吨 50.0 (70 — 80) 142.0 160 万吨 8.1 16 16 16
洛托夫当即批准 211 11 苏联赔偿委员会成员和专家抵达柏林 3 国应保留的工业水平的估算方面 苏联与西方盟国之间的重大分歧 6 2.87 2.147
11.0 10.3 41.5 36.0 10.8 7.0 1.86 (2.43 ) 3.0 发电站 百万千瓦/小时 4.7 (6 -7) 10.9
续表 生产类型 口口 /亠 苏联 美国英国 法国 万吨 8 (12.5) 13.5 万吨 8 13 2.05 8 — 10 8 — 10 8—10 万吨 45 60 万吨 54 66 万吨 81 120
从以上不完整的数字对比可以看出 苏联尽量压低可保留的工业数 剩余的都可列入赔偿 而西方盟国 尤其是英国 则希望为德国多 保留一些工业设施 赔偿数额必然减少 对于苏联来说 谈判的目的主 要是要从西区 别是鲁尔 拿到赔偿 为此苏联还向西区派遣了大量 专家 考察那里的企业状况 1另一方面 为避免西方盟国染指苏占区的事 苏联一再拒绝英美代表来东部考察 也一直拖延交出苏占区的赔偿 数据 尽管从 一经济体 的原则出发这是理应做到的 2所以 西方代 表在谈判中占有优势 而苏联代表则难免心虚 波茨坦协议规定 赔偿而从西部地区拆迁的设备数量 最迟必须 在从现在起的6个月内确定 3 规定期限 1946 2 的临近 苏联的立场开始松动 美英对保障战后德国和欧洲社会经济稳定的态度 很坚定 甚至改变了波茨坦会议最初对德国工业标准的规定 即不知不 觉地将 不超过 欧洲 苏联和英国除外 和平时期的平均经济水平变
13.5 13.5 120 120 电机 马达等 亿马克 60 60 66 66 13 13 了与这一水平 I仔细阅读从柏林发往莫斯科的大量电报可以发 苏联代表团认为美国的要求具有合理性 多次有意做出让步 以尽 快达成协 只是 迟迟不予答复 1945 11 27日莫洛托夫同 意在估计德国人口的问题上可以让步2 第一次打开谈判僵局的缺口 12 19 莫洛托夫又做了批示 同意对诺维科夫一个月前提出的在赔偿 管辖权问题上的让步 即赔偿委员会只管政策 而制定和执行赔偿计划 由管制委员会负责 31946 1 9 在诺维科夫和索科洛夫斯基的反 覆催促下4 莫洛托夫同意在谈判中的 核心问题 钢铁产量上可以做出让 5第二天管制委员会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 确定德国每年钢铁生产能力 限制在750万吨 而产量不得超过580万吨 6然而 赔偿问题太复杂 些让步对于四大国签署一个完整赔偿计划的协议还是不够的 实际上 以科尔帕科夫为首的苏联专家组从12月就开始讨论和起草 个综合性的折中方案 以求尽快完成在管制委员会的工业水平谈判 1946 3 21 索科洛夫斯基亲自把苏联代表团关于战后德国经济水 平和赔款计划的书面报告带回莫斯科 7报告全面而详细地追述了柏林谈判 的过程 盟国各方的意见分歧以及到目前为止谈判的结果 报告估计 在德国保留50%工业水平的情况下 可用于赔偿的设备将占整个工业的 25% 而苏联在西部地区获取的赔偿份额约为该工业设备价值的6% — 7% 大约7 — 7.5亿美元 尽管这个工作报告没有表示倾向性意见
在同一天苏联驻德军政府政治顾问V. £谢苗诺夫和副总司令m. 1.德拉 特文联名向莫斯科发电 报告了柏林谈判中悬而未决的问题 其中特别 建议对此应采取妥协的方针 请求莫洛托夫立即下达指示 1第二天 维科夫为莫洛托夫起草了回电2 要求他们采取强硬态度 拒绝接受英美的 方案 然而 莫洛托夫并没有发出这封电报 3 23 斯大林亲自发 出一道指示 表示支持来自柏林的意见 3于是 25日莫洛托夫给德拉特 文和谢苗诺夫回电 指示他们可以接受美国的建议和克莱提出的公报文 有一些文字修改 而仅拒绝英国代表的保留意见 4 消息传来 美国代表如释重负 3 26日管制委员会批准了 后德国经济水平和赔偿计划 根据这一计划 德国的工业生产分为两 大类 止生产 武器装备和物资 的和限制生产的 1938年的水 平为标准 计划对以下各类生产规定了限额 钢铁冶炼25% 化学工业 36% »机器制造36% 轻工业60% — 75% 采矿66% »电力生产60% 煤炭生产不受限制 构成限额以上生产能力的企业和设备均列为赔偿对 管制委员会还指示经济局制定详细的作为赔偿对象的工业设备计 3 29 苏占区各大报纸都全文刊登了这个赔偿计划 基督教民 主联盟机关报 新时代 计划中的 个德国经济结构将发生前所 未有的深刻变化 6谢苗诺夫也认为 计划拟定的 个工业清单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而一些英美电台和报纸则对赔偿计
尽早提交委员会确认 时间初步商定在4 20 5 第六章 分道扬钥 美苏在德国赔偿问题上的合作与冲突 387 划提出了批评 1苏联对能够达成协议 通过赔偿计划感到满意是有道理 此时美苏关系已开始进入紧张状态 1945 12月底苏联拒绝加入布 雷顿森林体系让美国人感到奇怪 斯大林1946 2月的选举演说更让白 宫对苏联的意图产生疑虑 凯南2 23 长电 把苏联行为的根源归 结为 3 5日丘吉尔的富尔顿讲演认定苏联正在拉下 以及苏联为取得伊朗石油专卖权而宣布推迟从伊朗撤军 这一切都把美 国政府和国会的反苏情绪推向了高潮 在这种背景下 由美国掌控的对 德管制委员会能批准苏联急迫需要的赔偿计划 实属不易 或许 这正 是莫斯科不失时机采取让步方针的原因 但如果认真讨论赔偿计划得以 通过的原因 那么以下几点应该注意 首先 美国内部在赔偿问题上存在不同声音 尽管白宫和国会山对 苏联的看法趋向恶化 但在柏林的美国军政府从德国现实经济和政治出 一直希望与苏联占领军继续合作 这一点 在两国占领军最高长官 □艾森豪威尔威尔与朱可夫以及克莱与索科洛夫斯基的对话中 表现得十分 清楚 2大量证据表明 克莱将军比国务院的官员更有兴趣与苏联就赔偿 问题达成协议 同样 科尔帕科夫和索科洛夫斯基也比在莫斯科的官员 更倾向于在谈判中采取妥协态度 对于凯南电报的反应 柏林与华盛顿 截然不同 克莱认为 封电报更多地代表了反苏的 英国路线 他和 他的政治顾问r墨菲都认为 不能指责苏联人违反了波茨坦协议 他们 遗余力地与美国人保持友好关系 3而美国军政府的意见 在处理德
角 国的具体问题时往往起主导作用 1 其次 此时段在对德国问题的处理上与美国政策抵触最大的不是苏 联而是法国 例如 对于美国提出的在德国建立中央行政机构的建议 苏联因担心影响到苏占区的赔偿政策而不满 但又不便公然站出来反对 这个符合波茨坦会议精神的建议 法国没有参加波茨坦会议 为避免中 央政权的管辖和势力扩展到莱茵和鲁尔地区 是法国志在必得的地 法国政府声称 只要对未来德国西部边界问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法国就会对建立中央政权的任何决议投反对票 2苏联则一直躲在法国的背 斯基曾向莫斯科建议 尽可能地与法国接触 用法国来对付 再次 在赔偿问题上直接与苏联唱对台戏的是英国而不是美国 柏林的苏联代表团认为 在德国问题上是英国坚持 反动的立场 减少赔款额 尽管盟国都赞成继续让德国作为一个高度工业化的国家 存在 国人态度强硬 而美国人 不是很坚定 倾向于做出让 4这一点 从苏联在德国问题的对外宣传中把攻击矛头主要指向英国 也可以看出来 5让苏联人感到惊喜的是 有时甚至美国人还会出面调和苏 最后 导致盟国达成赔偿计划协议的根本原因在于苏联内部赔偿 政策的变化 管制委员会在最后阶段得以通过四大国一致同意的赔偿计
联与英国之间的对立 比如在确定德国钢铁产量的问题上 6 英国和美国是有益的 3 第六章 分道扬钥 美苏在德国赔偿问题上的合作与冲突 389 当然是因为苏联做出了妥协 而苏联的妥协表现在两个方面 从谈 判的技术层面看 苏联代表团一开始就预留了很大的让步空间 1但从另 方面看 更主要和更起作用的因素是苏联赔偿政策上的变化 如前文所述 苏联最初的做法是打 收缴 利品 的名义强行在 其占领地区 特别是柏林 抢夺赔偿物资 波茨坦会议以后则名正言顺 地进行大规模拆迁 关于苏联到底从其占领区拆迁了多少设备 价值多 有各种不同的统计资料2 但无论多少 其影响和效果都对苏联不利 从政治上讲 引起苏占区德国人的普遍不满和抗议 3从经济上讲 拆迁已 成为浪费和低效的代名词 大量设备因运输不力或缺乏原料而闲置 至生瀛 报废 即使运到苏联的设备也往往由于拆除缺乏专业人员而无 法安装和使用 4因此 1946 1月苏联就开始考虑改变政策 由一次性 赔偿转向长期赔偿 即逐渐放弃拆迁工业设备而改为收取现有产品 5这个 结果必然会导致苏联对赔偿计划的重新思考 如果赔偿来自拆迁设备 那么德国保留的企业越少对苏联越有利 如果赔偿来自德国企业的产品 那么正好相反 德国保留的企业越多才能保证苏联得到的赔偿越多 如奥斯特曼所说：「 其说是美国的压力和赔款的诱惑 不如说是苏联内
部的动力为达成协议提供了可能性 I尽管当时苏联的政策转变尚未定 制定赔偿计划是苏联对德索赔政策中的优先选项 以急于达成协 而在另外两个与赔偿直接相关的问题上却表现得十分谨慎 第一个是在德国建立中央行政机构的问题 为执行波茨坦会议关于 一经济体 的决定 美国率先提出建立一个全德中央行政机构的建 但遭到法国的坚决抵制 英国也持反对立场 苏联则闪烁其词或保 持沉默 克莱甚至一度考虑撇开英法 首先在电信方面建立起一个美苏 联合的中央管理机构 苏联一方面希望通过参与中央机构设置来保证从 西区获取赔偿 另一方面又担心中央机构的建立会影响苏占区财政的 一直因内部意见分歧而犹豫不决 4美国也看出了其中的端倪 南认为中央机构对苏联人来说是一把 双刃剑 5而克莱则把建立中央机 第二个是签署德国裁军和非军事化条约的问题 1945 9月贝尔纳 斯在伦敦外长会议向苏联建议缔结一项为期25年的关于德国裁军和非军 事化的条约 斯大林认为这表明美国要插手欧洲事务 削弱苏联在欧洲 的影响 同时转移苏联对日本问题的注意力 因此指示莫洛托夫不要急 于表态。12月24日与斯大林会晤时 贝尔纳斯再次提出这个问题 并建
但这种考虑显然是莫斯科决定在赔偿计划上让步的现实基础 3 构和打破地区壁垒看作是对美苏有效合作能力的 试金石 6 第六章 分道扬钥 美苏在德国赔偿问题上的合作与冲突 391 议先与苏联讨论 再请英法参加 斯大林原则上表示同意 但提出必须 时与日本也签署类似的条约 1由于莫斯科迟迟没有明确态度 1946 2 月美国直接把条约草案发给了苏英法三国政府 2苏联外交部综合听取了各 方意见后认为 缔结这样一个条约的前提是对德占领结束和德国政府的 建立 而且在与德国 星国签署和平条约前讨论和签订这个条约也为时 过早 3于是 莫洛托夫的答复模棱两可 让美国人摸不清莫斯科的核心 意图 4 建立中央机构可能破坏苏联对其占领区的单边行动 签署非军事化 条约将导致提前从德国撤军 归根结底都会影响苏联实现其最重要的目 尽可能多地获取赔偿 所以 从根本上说 苏联是反对这两个建 议的 但为了尽快达成关于赔偿计划的协议 苏联又不能也不愿公开与 美国对立 然而 这些问题都是处理战后赔偿问题绕不过去的关隘 莫斯科不得不表明自己立场的时候 美苏在德国问题上的冲突便不可避 而赔偿计划的执行也就难以为继了。
统一赔偿计划执行中的冲突
1946年春天 不仅欧洲的政治形势显得紧张 经济状况也日益 严重 特别是三个西方国家占领区的经济发展步履跄踉 制约了整个欧 洲经济的复兴 5战后欧洲粮食短缺 尤其是在德国 如果靠自身资源供 美占区普通消费者每天分配的食品热量只有950卡路里 营养专
家认为的所需热量的一半 大约是美国人所获热量的三分之一 所以大 部分要从国外输入 1进口粮食需要工业产品出口平衡 而德国工业生产 完全没有恢复 根据当时苏联得到的资料 1946年的工业水平与战前相 占区为26% »英占区为20% 法占区为15% —20% 占区为 47.7% 2另据墨菲1946 4月和9月的报告德国的钢产量只有1938 14% 杜鲁门寄予最大希望的鲁尔煤炭 也只有战前水平的40% 占总统1945年所定目标 2500万吨 的三分之一 3结果只能依靠美国和 英国提供补贴 有数据显示 1946 美英以食品为主对德国的进口援助 4.7亿美元 1947年为6亿美元 4因此 国和英国的方针是先恢复德 国经济 考虑赔偿问题 否则 实际上就是苏联人 利用盎格鲁撒克 美国的苦衷苏联人完全清楚 6然而 联人也有自己的难处 战争给 苏联带来了巨大损失 战后经济重建面临重重困难 而资金来源除国内 资源外 斯大林最初的设想只有两个 从美国获取贷款100亿美元 德国获取赔偿100亿美元 前者的主动权完全在美国 对于后者苏联还 握部分主动权 1947年春 美苏贷款问题从提出到谈判已经整整两 苏联的要求从100亿美元降到60 再降到10 却没有任何结 逊人的人道主义 使他们间接为德国的赔偿出钱
所以取得战后赔偿就成了苏联唯一的希望 因此 苏联的方针是先实 现赔偿要求 再考虑德国的经济发展问题 否则 如斯大林后来对马歇 如果说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美苏在赔偿问题上的分歧主要反映在政 治立场和认知理念方面 么其中隐含的经济利益冲突 1946年春夏 欧洲经济形势日益紧张时便逐步显露出来 苏联因急于签署赔偿计划而 不愿直接面对和马上处理的问题 在经济统一原则基础上建立德国中 央行政机构 现在不得不表明自己的立场 特别是对于因此引出的美英 占领区合并的问题 这些问题一直与统一赔偿计划的执行纠缠在一起 而恰恰是在这些问题上的分歧和对立导致美苏在赔偿问题上的关系开始 破裂 4 5 管制委员会经济局会议讨论德国的进出口方案 在激烈的 争辩中 苏联驻德军政府经济局局长X. 1. 瓦利反对制定统一的外贸计 持按照 分区赔偿 原则 提出维持各占领区经济生活的主要 责任由那里的军事长官承担 各占领当局制定自己的对外贸易方针 对向其他占领区供货负责 3克莱认为 这种说法就表明苏联政府准备继续 运走德国的现有产品 到他们100亿美元的赔偿要求得到满足为止 他在4 8 向协调委员会报告说 刚刚制定的 业品计划是以进出 口平衡为基础的 否则 偿计划就无效了 4他的政治顾问墨菲则向 国务卿建议 如果不能就共同的进出口计划达成一致 美国代表团将
尔国务卿说的 苏联政府无法向 受战争之苦的苏联人民 交代
引要求平衡进出口计划的条款 持修改赔偿计划 I争论发生后 美国 人和英国人决心解决中央行政管理机构的问题 提出建立一个类似进 出口代办处的机构 然而 法国人和俄国人却以不出席会议等手段来阻 该问题的讨论 24 20 针对苏联正在拆除一家美国拥有部分股份 的食品加工厂的做法 被激怒的克莱警告索科洛夫斯基 波茨坦协议和 工业品计划都没有把食品加工厂列入赔偿范围 而且这种拆除将导致进 出口平衡无法实现 如果苏联继续这样做 我认为必须停止赔偿交付 在得到英国支持和法国认可后 4 26日克莱在协调委员会会议上 式提出了设立中央进出口管理机构的方案 并声称，「 果在今后两三 个月内 能实现统一的进出口贸易政策 将不得不修改赔偿计划 美国考虑中断大约1.6 — 1.7万人的工作 他们正在为赔偿而拆卸机 苏联代表则认为 设立统一的进出口管理机构与赔偿计划之间没有 然联系 而进出口计划应该在赔偿结束后 以德国保留下来的工业生 产能力为基础来实施 会议决定搁置争议 由代表向各自政府报告 45月 3 的会议争论更加激烈 英国坚决支持美国 法国立场有所松动 苏联 仍然固执己见 于是克莱向管制委员会宣布 在实现对德国经济的统一管 理前 了保护美占区的经济 24 已预定的赔偿工厂外 美国将停 止交运一切赔偿物资 6 一举动在苏联报纸上引起激烈抗议 莫斯科的宣
直到我们的计划作为一个整体得到审查 3 传机器开始把矛头从英国转向美国 将美国政策作为抨击的目标
正如克莱本人所言 美苏在对德政策上的第一次分裂的确发生在赔 问题上 1不过 个分裂并不是预想的 果据此认为美苏此时便决心 在德国问题上决裂 甚至认为这是 德国冷战的第一个表现 2 免言过 其实 第一 苏联并非想要 也没有想到挑起冲突 没有证据表明4 5日科瓦利的声明事先请示过莫斯科 苏联代表团似乎也没有重视美国 第二 克莱的本意是希望在统一经济政策的基础上把进出口贸易与赔偿 系起来 并非反对赔偿 更不是要就此与苏联分道扬 而只是向苏 施加一些压力 4第三 当时德国西区拆除设备速度之慢 以至于克莱 暂停美占区拆除的声明对苏联没有多大实际意义 5第四 克莱最初采取 的行动更多地是针对法国而非苏联6 只是法国在美国的劝说下退缩后 苏联才突显出来 7所以 事态的发展并不如人们想象得那么严重 实际 克莱的讲话并非美国的既定国策 没有数据显示克莱事先征求过华 盛顿的意见 事后从美占区向苏联移交赔偿物资的活动也没有真正停 但同时也必须看到 次冲突的爆发虽然带有很大偶然性 却因
的反应 4 26 的争论发生4天后阿尔卡季耶夫才向莫斯科报告 3 9斯米尔诺夫也认为 克莱宣布停止拆除对赔偿工作影响不大 °
1946 上半年欧洲政治形势紧张和经济形势恶化推动了美苏在赔偿问 题上走向分裂的进程 这是从美国提出美英占领区合并的问题开始的 克莱关于建立统一管理机构的主张在美国内部引起不同反响 凯南 菲等人认为苏联实际上已经完全控制了东欧和德国东区 并且正在努力 获取更多利益 建立中央经济机构只能对苏联有利 为其在西部地区发 挥影响力提供机会 副国务卿艾奇逊和克莱顿虽然赞成凯南等人的分 但他们认为德国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非常需要东部地区的原材料和 食物 他们并不准备放弃东欧和德国东区 更不愿让美国承担分裂的责 务卿贝尔纳斯对此犹豫不决 他不想在德国问题上逼迫苏联与美 国摊牌 1面对各种意见分歧 5 26 克莱向美国政府建议 为解决经 济统一问题 在全德建立类似美占区州总理会议的临时政府 果近期 这就是所谓双占区 ^20皿 问题的由头 苏联对克莱5 3日的声明表示不满和反对 但并没有看到问题的 严重性 作为苏占区的政治主管 苗诺夫在报告中一方面谈到美国对 德政策发生了变化 目的性和攻击性更 赔偿问题造成 们与美 国关系的紧张 另一方面认为在德国问题上持 最反动立场的 是英 国人在管制委员会扮演 英之间 好调停人 的角色 美国 虽然把经济统一作为赔偿的前提条件 但已经准备好了作为赔偿企业的 清单 似乎很快就会提供这些清单 3外交部对美国做此决定后出现的新情 显然也没有充分理解 诺维科夫和斯米尔诺夫的报告认为 目前的分 歧只是对波茨坦协议有关条款的理解问题 苏联需要作出说明和解释
还无法在盟国之间达成协议 则争取首先实现美占区与英占区的合并
并在报纸上批评美国 有两个情况烘托了乐观情绪:克莱关于暂停移交 赔偿设备的决定并没有使工作完全停顿下来 因为管制委员会已经确定 的赔偿物资不受此决定影响2 经双方占领当局的批准 美占区德国代表与 苏占区签署了一个双边贸易的框架协议 跨区贸易谈判如此活跃 似乎 由于对情况的严重性估计不足 莫斯科的反应显示出强硬姿态 中央政治局于6 13 做出了关于德国问题的决议 其要点如 试图把德国变成一个农业国家的观点是错误的 德国应该是统一的 和民主的国家 必须在鲁尔地区建立四国的联合管制机构 并保证苏联 将从这里得到赔偿 签署对德和约前必须建立一个统一的德国政府 为过渡措施 不反对建立中央行政机构 苏联必须从德国得到100亿美 的赔偿 其中包括设备和现有产品 苏联占领军在德国驻扎的目的之 一就是确保赔偿供应 苏联怀疑在德国建立联邦制国家建议的合理性 但如果这是全民投票的结果 苏联也不反对 4这个成为此后苏联对德政策 基调的决议 表现出苏联领导人在德国问题上乐观 自信的心态 5这种心 态与此时西方国家的担忧和疑虑形成鲜明对照 早在1946年初美国政府
预示 统一经济管理的道路正在打通 3 398 经济漩涡 观察冷战发生的新视角 中的右翼势力就认定苏联将要 5月英法政府也开始感到忧虑 英国外交大臣贝文给内阁的文件中写道：「最糟糕的情况莫过于已经 复苏的德国与俄国连手 或是处于俄国的掌控之下 1法国外长6比多则 对美国人讲 他担心 协和广场出现哥萨克的可能性 2在这样的背景 苏联重提已被波茨坦会议否定的100亿美元赔偿的说法 又坚持西方 国一再坚决反对的在德国西区收取 现有产品 的做法 本以为会迫使 美国做出让步 没想到却进一步激化了矛盾 引起轩然大波 1946 7 9日和10 莫洛托夫在巴黎外长会议上连续发表了 两个高调声明 不仅内容与政治局的决议完全相同 文字也是经过斯大 林亲自修改和批准的 3为了进一步向美国施加压力 7 12 真理报 发表了题为 克莱将军的非法行为 的长篇文章 指责美英错误地理解 波茨坦会议关于经济统一的原则 停止拆除赔偿设备的行动破坏了波 苏联的声明在西方引起了意想不到的 烈反应 法以及德 国西部地区的社会舆论普遍指责苏联一方面在其占领区采取高压手段实 现政治控制和经济赔偿 方面却呼吁德国统一和建立中央行政机构 甚至一反常态要求提高德国的工业水平 特别是对苏联重提100亿美元 的赔偿 感到惊讶和愤怒 5美国政府则立即开始考虑反制措施。
7 11 贝尔纳斯向英法提出将西方盟国占领区合并的建议
茨坦会议关于赔偿问题的决议
目的就是为了加速经济上的统一 对此尚不知情的莫洛托夫在12日与贝 尔纳斯会谈时还在幻想美国会在压力下做出让步 他按照斯大林的旨意 提出 只要盟国同意苏联在一定时间内得到100亿美元的赔偿 同时保 证让苏联参与对包括鲁尔地区在内的德国经济的联合控制 苏联就可以 接受美国关于萨尔地区 划给法国 的建议 并执行波茨坦关于将德国 作为经济统一体的决定 2当然 这只能是幻想 7 17 英占区司令官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 原普鲁士的莱茵省 北部将与威斯特伐利亚省合并 苏联在柏林代表团的担心和警告 尔将成为西方集团经济基地 要变成现实了 37 20 美国正式向 国管制委员会提出美英占领区合并的方案 此前英国已表示可以接受 个建议 而美国同意将萨尔划归法国也堵住了巴黎的嘴 7 30 英国政府宣布同意与美占区合并 4美英打出的一套 合拳 令莫斯科 有些手忙脚乱 显然是不知如何应对 7 20 管制委员开会 索科洛 夫斯基竟然回避对美国提案的立即讨论 510天以后 即英国表示愿意成 立双占区的当天 苏联才提出新的主张 索科洛夫斯基在管制委员会发 评美国的建议违背波茨坦会议精神 无助于实现德国经济统一 忽视了德国的政治统一 其结果可能会造成分裂局面 而苏联的政策是 坚决遵守德国政治和经济统一的原则 支持促进各区之间交流的任何措 索科洛夫斯基主张尽快建立一个全德中央行政机构 首先可以成立
一个专门机构以促进占领区之间的贸易 1还有消息透露 科尔帕科夫表示 苏联 意修改工业水平协议 以提高德国工业水平换取从当前产品中 提取赔偿 2宁可接受建立中央行政机构的建议 这与莫洛托夫的高调声 明可以吻合 也不能让美英占领区合并 表明莫斯科实际上开始退缩 尽管嘴上还很强硬 对此 克莱和在柏林的美国人满怀希望 反应 不顾苏联政府的反对 美英政府加快了两区合并的速度 8 9 立了两区管制委员会 8 20 美国和英国占领当局指示两个区的 地委员会参与合并计划的具体制定 48 23 英占区军政府颁布法 将北莱茵省和威斯特伐利亚省合并为新的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州5 从而彻底打破了苏联关于对鲁尔地区实行国际共管的计划 9 3 工业 运输等5个两区行政机构被批准成立 9 5 美英就两区 经济合作原则和建立双占区经济委员会达成协议 6在这一切行动完成后 9 6日贝尔纳斯在斯图加特发表演说 面阐述了美国对德国的政策 谈到赔偿问题时 贝尔纳斯明确表示美国不赞成把现有产品作为赔偿 评盟国管制委员会未能采取必要措施保证德国成为统一经济体 要求 上调整德国工业水平计划以使德国经济自给自足 至于美英占领区的 合并 贝尔纳斯强调 果不能确保完全统一 我们将竭尽全力确保最 积极 但华盛顿态度冷漠
大程度的统一 1无论历史学家对这个演说的总体评价存在怎样的分歧 但有一点是肯定 它标志 对美国早期对德惩罚性政策和108-1067指令 的修正 也是对莫洛托夫声明的响应 这样 美苏两国的对德政策都呈现出明显的反向变化 苏联由主张 削弱德国转向呼吁德国复兴 尽管具有浓厚的策略色彩 美国则由主 尽管表面上是一种退 面对美国的 新方 已到达巴黎准备出席外长会议的莫洛托夫十 分紧张 9 8日要求各有关部门在两天内拿出分析意见 9 11日又 在大使馆组织代表团成员进行讨论 2虽然所有的报告都一致认定贝尔纳 斯的演说是针对苏联的 但看法各异 分歧很大 3结果 莫洛托夫除了 9 17 发表了一个关于波兰西部边界问题的声明4 苏联政府没有任何 公开的反应 不过 双方的往来并没有停止 1946 9月到1947 美苏在对德政策的沟通和争论中存在 三条并行而相互关联的线索 过频繁的非正式会谈讨论具体的赔偿方案 关于如何处理双占区问题 和组建德国中央机构的谈判 关于签订德国非军事化条约的交涉 美苏非官方的多次接触中 似乎一度勾勒出在赔偿问题达成妥协的 轮廓 克莱和墨菲一如既往地推动与苏联就赔偿问题达成协议 他们主 张只要苏联接受经济统一的原则 在成立中央管理机构和提高德国工业 水平的情况下 可以答应从现有产品中提供赔偿 但需在德国工业全面 恢复之后 这大概要在5年之后 对此 顶替科尔帕科夫与克莱谈判的
统一德国经济 转向 统一西占区经济 402 经济漩涡 观察冷战发生的新视角 苏联驻德军政府主官 朱可夫已奉命回国 索科洛夫斯基表示欢迎 希望继续以这种非正式的方式与美国接触 在给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报 告中 索科洛夫斯基指出 赔偿问题应该在全德范围内得到解决 而克 莱的建议是朝 努力解决赔偿问题的方向 迈出的重要一步 具有 一定的可操作性 I然而 美苏双方毕竟隔闵已深 而双方第一线官员达 成的妥协也没有得到各自政府的认可 2谈判很快就搁浅了 首先是美国不 顾苏联的反对 11 19 独自在美占区颁布了 卡特尔化 法令 3 是克莱与索科洛夫斯基在提高德国工业水平的幅度上发生争执4 然后是 12月苏联拒绝提供苏占区的赔偿数据 引起美方强烈不满 51947年1 9日美英在协调委员会的代表宣布 如果苏联不提供苏占区的赔偿数据 这就意味 讨论赔偿问题的管制委员会工作将被迫搁置。1 16 苏占区在新闻里播放了索科洛夫斯基的声明 其中说到苏占区的工业水 平应提高2 — 3 此事又引起轰动 克莱指责这样做推翻了盟国以前 商定的标准 是苏联 德国问题上采取单边行动的新政策的开始 72 8 苏联驻德军政府专家组得出结论 美英对德政策的目标是保存德
他们将无法提供有关经济问题的报告
国的军事潜力 并作为军事集集团的基础 致力于反对苏联 1 美国提出的建立中央行政机构和美英占领区合并的主张是对苏联赔 偿政策和目标致命的冲击 1946 9 12 即在贝尔纳斯讲话后几 第一个独立的两区联合机构 工商业经济委员会办公室便建立 起来 2对于两区合并的目标 美国驻 军政府经济主管H.德拉珀10 11 在双占区经济执行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说 美国希望通过两区合 并来实现经济上的完全统一 如果可能也让苏占区和法占区加入 随后 将建立临时政府 但他警告德国人不要过早地进行政治试验 3克莱虽然 试图利用苏联对赔偿的需求引诱苏联同意实现经济统 4 但他也完全清 楚这里存在的政治风险 11月应国务卿请求所写的关于德国问题的全 面分析报告中 克莱提出 如果政治统一被证明不可能沿 民主路线进 那么为赔偿而进行的生产将会停止 也就不应该考虑批准为赔偿而 产的经济统一计划了 5由于担心苏联的影响会支配统一后的德国 国政府宁愿看到德国分裂 9 15 国务院德国政策委员会建议 如果 苏联在统一的问题上 续拖 美国就 该与英国人 如有可能与 法国人一起 寻求德国西部的统一 并恢复该地区的经济 即使这意味 德国分裂为东西部两个国家 这种论调在华盛顿颇有和声 6美国 驻苏大使史密斯也认为 苏联正在寻求一切机会在加强控制东部的同时 破坏西部的稳定，「 果有必要 我们必须准备接受德国东西部地区的进
步分离 这是不可避免的 1英美之间从1946 7月开始的交涉 过长时间谈判终于有了结果 12 2日贝尔纳斯和贝文绕过管制委员会 占区建立的初衷和主要动机是尽快恢复德国经济 以减少美英两 国的占领费用和经济补贴 但其直接后果就是免除或减少了德国西区的 赔偿义务 这里当然包括对苏联的赔偿 而客观上也加剧了德国走 向分裂的步伐 这一点苏联人当然看到了 索科洛夫斯基12月报告说 为维持西区的经济 国被迫以牺牲本国利益为代价 美英每年大约 要支付1.5亿和3亿美元 而在苏占区 已有3316家企业因赔偿而被拆 除运往苏联 价值约15亿美元 在这种情况下 一旦建立统一的经济政 制定单一的进出口计划 必然对苏联不利 因此 由于经济统一的 工作 在苏联的反对下 受挫 美英正在努力与苏占区脱 3外交部美国 司在分析美国对德政策的报告里指出 美英占领区经济协定的签订 德国分裂的第一步 4在这种情况下 与其被动捱打 不如主动出击 在坚决反对成立双占区的同时 苏联采取了积极推动中央行政机构 建立的行动 首先看到这一机会的是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w•乌布利希 他在 1946 9 26日签署了一项给苏联占领当局的备忘录 建议成立在苏 联领导下的德国中央经济计划管理机构 步将经济领导权移交给德国 10 6日谢苗诺夫向外交部建议 接受乌布利希的要求 因为在占
签署了两区合并协议 双占区将于1947 1 1日正式建立
领区建立德国政府势在必行 这也是为统一社会党获取管理国家经验 进一步组建全德政府的必要步骤 n0 10 苏联驻德军政府制定出建立 德国中央工业委员会的建议 并于11 14日提交管制委员会 21947 1 21日财政部长兹韦列夫和苏联驻德军事机关财政部主任рA马列京 联名向莫洛托夫和斯大林报告 鉴于西方盟国坚持要在管制委员会下建 全德统一的银行机构 他们建议 如能保障完全支付苏联的占领费用 和对苏赔款 可以考虑接受这一主张 31 27 诺维科夫和斯米尔诺夫 在拟定的给外长会议苏联代表团指示草案中指出 目前在德国还没有条 件建立中央政府 可以向管制委员会建议立即 手组建德国中央行政机 规定其任务和权利范围 й 29 莫洛托夫向斯大林呈送了苏联关 于德国中央行政机构和国家组织的草案 “月31日斯大林对德国统一社会 党领导人的谈话 反映了此时苏联的心态和策略 单纯的经济联合就只 能是占领者的联合 中央政府建立得越快 德国的恢复也就越快 德国 联合的口号应当在你们手里 如果不能在短时期内争取建立中央政府 就需要在苏占区里联合起来 6于是 2 25日索科洛夫斯基在管制委员 会发表声明 严厉批评了英美占领区合并的作法和西方的联邦化统一方 声明指出 德国必须是一个承担赔偿义务的民主国家 只有在这个 基础上 而不是在英美两区协议中规定的错误概念的基础上 我们才能 1947 3月国际局势愈发紧张 英国无力应对希腊和土耳其危
也必须毫不迟疑地将德国的政治和经济统一付诸实施
「 美国干预欧洲事务 而显示美国进入欧洲决心的杜鲁门主义 国会顺利通过 则表明政治右倾在美国已成大势所趋 军人出身的马 歇尔接替贝尔纳斯出任新国务卿 似乎也象征 美国对外政策将走向强 1就连一向主张与苏联合作的克莱 也对 共产主义的快速渗透 提出 了警告 2在德国问题上 当美国决策者终于意识到欧洲的生存取决于德国 的经济复苏时 美国对德政策的 根索阴影 开始彻底消除 美苏关于 赔偿问题毫无进展的长期争论消磨了所有人的信心 甚至美国驻德军政府 部也出现了创造一个 我们自己的铁幕 的声音 3在这种剑拔弩张气氛 中开幕的莫斯科外长会议 终于使美苏在赔偿问题上分道扬 美苏在赔偿问题上分道扬 苏联为召开莫斯科会议做了精心的 充分的准备 早在1947 1 6 部长会议就命令莫斯科市组成专门的政府委员会 负责从酒店安排到 通讯联络的会务工作 外交部还组织了政治和组织委员会 负责准备各 种材料和谈判方案 宣传和舆论工作也在年初就开始布置了 4莫洛托夫甚 至准备了苏联一直避而不谈的有关苏占区的各方面信息 如设备拆除和 所得赔偿数额 占领军人数 领费用 货币发行 战俘处理等等 洛托夫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提出 只要西方盟国承认苏联的赔偿要求
就可以提供这些 实的 材料和数据 8 莫洛托夫还向斯大林 报告了会议议程以及苏联在所有涉及德国问题上的立场和应对方案 2 斯科外长会议是四大国讨论德国问题时间最长 涉及问题最全面的一次 会议 共举行了 43次正式会议 4次闭门会议 还有一系列双边会谈 仅部长级全体会议就占用了 134小时55分钟 会议编写的文件多达157 3苏联对这次会议充满了希望 结果却大失所望 根据莫洛托夫3 8日给斯大林的报告 科瓦利3 11日起草的准 备提交外长会议的管制委员会关于德国赔偿问题的决议草案4 莫洛托夫和 维辛斯基在会议期间的发言和声明5 以及外交部给苏联代表团的指示6 以归纳出苏联在会议上提出的有关赔偿问题的各项要求和建议 然而 会议一开始就陷入了苏英代表之间的激烈争吵 是苏美代表之间的 直接对阵 除了在个别条款上互有让步外 一个半月下来 最终也没有 关于赔偿计划的执行问题 苏联坚决要求会议通过一项决议 确认 苏联有权从德国得到100亿美元 1938年的世界价格计算 的赔偿 包括从西部地区运往苏联的工业设备和现有产品 西部地区运往苏联和
在任何一个重要的和有意义的问题上达成协议
其他国家的设备拆除工作应在1948 7 1日以前完成1 而苏占区的拆 除工业必须在1947 7 1日以前完成(后同意清理德国军事工业潜力 的计划可以稍微推迟) 整个赔偿计划必须在10年以内完成(后延长到 20年) 为提高德国的赔偿能力 建议修改1946 3月的赔偿计划 德国工业水平平均增长20% 钢的年产量达到1000 — 1200万吨 鉴于 西方不同意现有产品赔偿 苏联代表强调 雅尔塔会议认可的有三种赔 偿形式 业设备 现有产品和使用德国劳工 波茨坦会议虽然集中讨 论的是拆除设备问题 但是并没有反对从现有产品中进行赔偿 总之 用莫洛托夫非常生硬的话说 对苏联而言 不解决赔偿问题就不可能解 决德国问题 此外 为了加强赔偿工作 苏联还要求立即恢复联合赔偿 委员会的工作 美国对赔偿问题也给予极大关注 于赔偿问题在即将召开的莫 斯科外长会议上可能具有的特殊重要性 杜鲁门决定将有关赔偿程序 所有权力和责任 集中交给国务卿马歇尔 而派专门负责赔偿事务 的波利作为特别顾问随行 2但美国坚决反对给与苏联100亿美元的赔偿 指出这已经是被波茨坦会议否定的方案 3美国坚持的赔偿方针也与苏联
不同 在经济统一的原则下 除了设备拆除和作为交换给与苏联的赔 偿物资 整个赔偿计划必须在德国经济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后才能执行 也就是说 现有产品根本不能列入赔偿范围 为此 国务院在制定方案 删掉了美国军政府关于在提高德国工业水平的条件下允许从现有产 品中进行赔偿的建议 1在会议的第一和第二阶段 争论的中心都是赔偿问 重点是现有产品问题 2 3 22 的私下会谈中 贝文问到波茨 坦赔偿协议是否完全取代了雅尔塔协议 询问美国对拒绝从现有产品 中支付赔偿的立场到底有多么坚定时 歇尔告诉他 波茨坦协议完全 取代了雅尔塔会议关于赔偿的表述 美国代表团目前认为 不做任何让 步是非常重要的 特别是与赔偿有关的方 即使波茨坦会议有过 让步 3谈判进行得的确很艰难 僵持到最后阶段时 歇尔向杜鲁门报告 美国代表团是否可以做一点让步 可以考虑现有产品的赔偿 但前 提条件是在德国民主政府下 有有效的人权和基本自由保障 以及不 增加占领国的经济负担 4杜鲁门4 1日回电 要求马歇尔采取毫不妥协 关于经济统一原则和双占区问题 莫洛托夫指出 美占领区的合 并造成了德国的分裂 违背了经济统一的原则 别是没有考虑在此区 域履行赔偿义务 因此 该协议的基础是错误的 须废除 联建议 在德国建立几个中央经济部门 在保证经济统一原则的同时 必须解决 偿问题 针对苏联对双占区的指责 美国在会上答复说 两区协议正
的立场 美国代表团当天便拒绝再讨论赔偿问题
由于未能将德国作为一个经济单位而产生的经济混乱迫使美国和英 国签订的 马歇尔在讨论中从6个方面为美国的两区合并协议做了长篇 辩护 强调 决德国问题的关键是经济联合 认为这对占领的成功 和未来世界和平至关重要 并再次邀请苏联和法国在同一基础上参与进 为了表明美国决不妥协的姿态 马歇尔完全是按照事先准备好的发 言稿宣读的 间之长 含翻译 以至 莫洛托夫都坐不住 2 3 31 关于经济和政治统一的最后讨论中 马歇尔坚持 无论如何 关于德国临时政府的组织形式和国家制度 苏联的方案是 作为建 立德国临时政府的第一步 应根据波茨坦会议的决定 建立德国中央财 工业 讯和外贸等行政部门 指示控制委员会在民主党派 自由工会和其他反纳粹组织以及各州代表的参与下制定一部临时民主宪 根据德国临时宪法举行选举 选举后应成立德国临时政府 至于德 国的国家制度 苏联反对美国的联邦制方案 建议通过全民投票的方式 选举在管制委员会直接监督下的中央政府 核心问题是中央政府必须履 行包括赔偿义务在内的所有义务 所以权力必须集中 美苏都不反对在 国建立中央行政机构 关键问题是苏联主张中央集权制而美国和英国 都主张联邦制 4 8日的讨论中 马歇尔解释说 美国希望避免建 一个可能很容易转化为专制政府性质的中央政府 莫洛托夫说 这个 问题可以交给德国人民通过投票来选择 贝文坚决反对 他回顾说 国人民在不久前曾两次 持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德国 由于争执不下 会议放弃了这个话题 接下来在关于临时政府的讨论中 美国 英国和 济和政治统一真正建立起来之前 任何赔偿计划都不会生效
法国代表团同意 除了明确授予中央政府的权力外 所有权力都应归属 莫洛托夫坚持认为 中央政府有权承担起履行德国对盟国义务的责 虽然莫洛托夫同意删去 安全警察 权力一条 但在保留给中央政 府权力的问题上各方立场分歧很大 最后也因无法达成协议而搁置 I 关于鲁尔工业区的地位问题 苏联坚持要求外长会议形成一项决 对鲁尔工业区实行国际监督 由四大国共同控制 鲁尔地区的工业 除满足德国经济需求外 必须用于赔偿 对此 马歇尔在4 11日的会 议上说 美国赞成对包括鲁尔工业区在内的整个德国实行四方控制 反对为鲁尔区建立一种单独的制度 美国认为 对整个德国实行国际控 制的障碍是未能实现德国的经济统一 一旦实现经济统一 鲁尔地区的 问题就解决了 2在这个问题也没有形成一致意见 关于波兰西部边界的划分问题 斯大林对美国提出这个问题很恼 苏联认为 波兰的西部边界(波德边界)以及从割让地区迁走德国 都是在波茨坦会议上确定的 最终决定 后来也得到了法国政 府认可 因此不容更改 马歇尔在4 9日发表了关于波德边界的声明 承认东普鲁士南部和德国上西里西亚应该成为波兰的领土 但要有充分的 保障措施 以确保其煤炭和其他资源的可用性 帮助维持欧洲的经济 国提议成立特别边界委员会 以便修改波德边界并作出适当的经济安排 莫洛托夫反驳说 波兰西部边界已是 永久边界 波兰会对经济问题作 出安排 并断然拒绝了成立特别委员会的建议 随后 美苏就波茨坦会议
是否最终确定了波德边界问题展开了激烈辩论 会谈无果而终
关于德国非军事化条约问题 苏联提出对美国的非军事化条约草案 必须进行实质性修改 增加关于鲁尔地区 去卡特尔化 民主化(如土 地改革)等条款 结束占领的期限为40 而不是美国建议的25 占领德国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德国的非军事化和民主化 确保德国履行 对盟国的赔偿和其他义务 其中 赔偿义务优先于其他所有义务 苏联 建议条约的名称改为 关于德国非军事化和防止德国侵略的条约 美苏英法四国签署 马歇尔在4 15日的讨论中反对苏联为非军事化条 约增加的一些与主题不相干的条款 认为这将 全改变条约的范围和 目的 且在这些条款上存在很大分歧意见 苏联把这些分歧引入讨 实际上意味 没有四方条 在莫洛托夫发表了长篇大论后 于无法达成协议 马歇尔建议 到下一个项目 1 在莫斯科会议期间 美国代表团内部其实争议非常激烈 经济专家 般都主张与苏联妥协 但国务院的官员态度非常强硬 马歇尔居中调 经过很大努力最后才拿出一个折中方案 然而 这一方案不仅没有 得到华盛顿的支持 也被苏联代表团所忽视 克莱的感觉是，「 可能的 苏联代表团不希望在这次会议上达成任何真正的协 2苏联当然希 望会议能达成协议 只是要价太高 又不愿意做出让步 上所述 莫斯科会议讨论的所有议题 几乎都牵涉到令人头疼的 赔偿问题 正是因为如此 会议一无所获 3英国代表早就不耐烦了
在会议结束前10天就抱怨说 他在莫斯科呆了 4个星期 结果什么也 没有做 他已经不关心会议接下来要讨论什么了 1法国和英国代表都无 心恋战 急于回国 歇尔也感到 如此毫无成果的会议应该结束 只是不愿直说罢了 2美国人确实感到非常失望 4 15日与斯大林的 会谈中 歇尔丝毫没有掩饰这种情绪 反而是苏联人显得比较沉得住 斯大林甚至劝说马歇尔 不应悲 次会议只是试探性的 许下一次会议就能取得成果 斯大林一再谈到美国答应战后继续援助苏 要指贷款 却迟迟没有兑现 最后又向马歇尔表示苏联的态度是 诚的 开诚布公的 3由此看来 莫斯科会议的结局完全是斯大林意 不到的 1946年夏天的局面已经很紧张 但苏联错误判断形势 重提 100亿美元的要求 结果是火上浇油 莫斯科会议本来是一次 甚至是 最后一次 妥协的机会 苏联反而进一步加码 竟然提出了完成赔偿 时间表 来是想做最后一搏 斯大林谈话的口气看 苏联可能有 些后悔 或许真的还期望有下一次解决赔偿问题的会议 然而 机不可 时不再来 苏联人万万没有想到 马歇尔回国后一个多月 美国便启动了一个 为重振欧洲经济提供动力的历史性项目 马歇尔计划 由于巴黎会谈 受挫 再加上莫斯科获取的情报显示美国本无意援助苏联 斯大林在一 怒之下做出了一个战略性的错误决策 联及其控制的东欧国家宣布 拒绝参加马歇尔计划 4莫斯科的这一决定 其实正中美国人下怀 苏联主 与欧洲经济乃至世界经济体系脱 不仅承担了分裂欧洲的责任
际舆论角度看确是如此 自己带来一系列压力和负担 也为美国在 德国赔偿问题上采取单边行动提供了机会和借口 马歇尔计划虽然是援 助欧洲的计划 是正如希契科克所说 一计划 最直接的战略性政 治影响体现在美国对德政策 I苏联最头疼 最担心的就是马歇尔计划 把德国包括在内 尽管哈佛大学的讲演没有专门提到德国 但有足够的 据表明 马歇尔早期规划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寻找一种快速实现德国复 苏的方法 只是为了让美国国会和欧洲公众容易接受 避免特别提出 国问题 2很显然 德国经济在欧洲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必然使其在欧洲经 复兴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3美国国务院制定这一计划的立场是 洲的复兴和德国的复兴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一个健全的德国经济不 可能在一个一蹶不振的欧洲生存 就像没有一个稳定 民主的德国 洲的重建也不可能实现一样 /实际上 马歇尔计划的出台使美国摆脱了 在对德占领政策上矛盾 既要尽快恢复双占区的经济 又要完成双占区 的赔偿计划 而苏联拒绝参与这一计划 确实为美国单独处理德国西部 地区的赔偿问题创造了条件和空间 在轮到美国采取单边行动了 1947 7 以后 于德国工业水 平计划的讨论只是美 法三国代表之间开展的业务 完全排除了苏 和管制委员会 510月17日美英驻 军政府公布了西部地区拆除企业的 最后清单 前既没有与苏联商量 事后也完全不理睬苏联的反应
德国赔偿问题的讨论和赔偿物资的分配 也只在没有苏联参与其中 的盟国间赔偿机构 内部进行 十月22 —27 美英法三国不顾 苏联的抗议 单独在伦敦举行会议 讨论双占区工业水平和鲁尔区矿山 的管理和控制 且发表了公报 美国国务院和战争部事先签署的一项 备忘录指出 对于上述两个问题 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投票权 否决权 和决定权 2往日作为赔偿问题主管机构的管制委员会已成死水一潭 用苏 联驻德军政府9月报告中的话说 管制委员会几个月来没有讨论任何重 要问题 实际上成了就不同意见发 的场所 3苏联代表团还听到了 管制委员会即将解散的 以至准备好的建议也不再提交了 4西方 唯一感兴趣的对等交付工作 苏联交付食品和原材料以换取作为赔偿从 西部地区获得的15%的工业设备 也因商品价值 交货地点和货物来 源等问题的争执而一再拖延 10 2日勉强完成第一次交付后即终止 马歇尔计划宣布和苏联拒绝加入的消息传开以后 欧洲反响极大 莫斯科的声誉和地位一落千丈 1947 10月美国军政府在德国西部地区 做了一次民意调查 63%的人相信美国会公平对待德国 45%的人信任 英国 法国只得到4% 而苏联则是零 6苏联充分看到了局势的严重性和
危险性 承认德国和欧洲的分裂以及西部德国倒向美国已经在所难免 也意识到苏联面临 严峻的抉择 或者应美国之邀被迫加入双占区 者单独控制东部德国而与西方彻底决裂 1尽管很不情愿 莫斯科还是选择 了后者 如果说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是美国的冷战宣言 那么联共 中央书记A.日丹诺夫在共产党 人党情报局会议上的报告就 是苏联的冷战布告 世界已经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 2 报局会议后一个月召开的伦敦外长会议 11 25日至12 15 终于 为盟国共同索赔政策敲响了丧钟 莫洛托夫似乎要为争得西部德国的赔偿做最后一番努力 从而对 伦敦会议尚抱有一丝希望 外交部为莫洛托夫准备了一个在会议上的发 题目是 关于德国经济统一以及和平工业和对外贸易发展的建议 有七条 实际上都是围绕赔偿问题提出的 3针对即将在伦敦召开的副外 长级预备会议 11 2 莫洛托夫向斯大林呈交了给苏联代表团的指 示草案 要求他们不得 莫斯科会议的立场有任何偏离 或许是担心 节外生枝 莫洛托夫不建议将经济问题列入预备会议议程 但不反对把 济原则 战后德国经济水平和赔偿计划 作为外长会议的专门议题 不过 斯大林似乎有些迟疑 1 21 在伦敦外长会议召开前夕 中央政治局做出决议 指示苏联代表团 讨论经济问题 及关于德国西部占领区中断赔偿的问题时 不应过于强调和坚持苏联关
于赔偿问题的立 1 显然是有意为谈判留出让步的空间 斯大林的感 觉是正确的 美国根本就不想在会上讨论赔偿问题 在伦敦会议第一天 研究议程的代表会议上 各国代表一致决定会议将讨论对德和约的程序 以及德国临时政府的结构 苏联提出将赔偿问题列入议程 但美英法三 国坚决反对 只得搁置起来 2 了避免苏联借机讨论鲁尔地区国际化的问 马歇尔甚至劝说法国不要在会上提鲁尔的问题 3美国不愿讨论赔偿问 题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因为这个问题与德国恢复经济和参与马歇尔 计划有紧密联系 代理国务卿rA.洛维特在会议期间向马歇尔进言 结果是有可能 西区 向苏联支付战争赔款 那么美国政府就很难 说服国会为德国拨出援助资金 4 苏联代表团在伦敦会上的处境十分艰难 并且尴尬 几乎所有议题 的讨论 苏联都处于以一对三的弱势 而苏联代表的发言 在西方代表 团看来 往往都是 冗长 无关紧要 令人厌烦 的长篇大 5到会议三分之二的议程讨论结束时 苏联代表团还是忍不住提出了 赔偿问题 12 8日和10 莫洛托夫以 济原则 战后德国经济水 平和赔偿计划 为题发表了长篇声明 不过 外交部准备的 七项建议 方案并没有提交会议讨论 莫洛托夫在讲话时隐晦地表示苏联将作出让 即英国方案可以讨论 苏联不再坚持必须在德国实现经济统一前先
完成赔偿支付 1莫洛托夫当然希望美国人和英国人能够注意到这点蛛丝 马迹 从而将赔偿问题的讨论继续下去 然而 美国此时根本不会再给 苏联任何机会 马歇尔认为 如果同意苏联的赔偿要求 将会无限期地 推迟德国和欧洲经济的复兴 211 马歇尔向华盛顿报告 很明显 莫洛 托夫不仅在拖延时间 而且一如既往地拚命努力达成协议 在今后几个 月里这些协议就会使美国处于尴尬境地 如果莫洛托夫的安排得逞 国政府的作为将很难被美国公众和英国公众理解 3杜鲁门总统答复 们全力支持你 4 12日的会议上 莫洛托夫对美国的强硬态度和英法 的随声附和愤怒不已 再次发表长篇讲话 批驳西方的立场 同时为苏 联辩护 5苏联代表团还向会议散发了早在1945 9月就在苏联报纸上刊 的关于确定和调查苏联在战争中重大损失的报告 马歇尔对此嗤之以 称其为 一份纯粹的宣传文件 不能作为认真讨论的对象 英法代 12 15日会议进行的过程中 面对莫洛托夫的百般辩解和争 忍无可忍的马歇尔突然提出建议 外长会议无限期休会 英法代表 表示赞同 7伦敦会议就此结束 不欢而散 莫斯科一无所获 华盛顿却颇 为满意 克莱事后评论说 伦敦会谈的一个直接和有益的结果是加快了 两区经济恢复的措施 并将该地区的政治责任进一步移交给德国机构
表表示了相同的意见 6 第六章 分道扬钥 美苏在德国赔偿问题上的合作与冲突 419 更重要的结果是 法国人认识到 方关系不再允许法国在德国独善其 现在应该考虑将法国占领区与两区融合在一起了 1实际上 伦敦会议 还有一个更重要作用 即推动美国重新启动了停止从西部地区向苏联支 付赔偿的新方针 1948 1 15日美国国务院编写的政策文件建议 限期暂停从 美国占领区向苏联 和波兰 交付所有的德国工厂 正在交付而尚未完 成的工厂除外 具体说就是 在达成德国经济统一的四方协议之前 留对苏联无偿交付的赔偿 在苏联确实履行波茨坦协议之前 暂停对苏 联交换支付 预先支付 的赔偿 国务院将继续与英国 并开始与法国 谈判 以求在暂停向苏联交货问题上达成协议 2根据波茨坦协议 德国西 部地区25%的赔偿应支付给苏联 其中10%属无偿支付 15%用于交换 苏占区的物资 后者又称 先支付 因为按照规定 西方交付工业设 备的期限是两年 而苏联交付商品的期限是五年 根据管制委员会经济 局的计划 西部地区作为赔偿的企业总数1800 剩余价值18亿马克 按战前德国官方汇率合7.2亿美元 其中应支付给苏联的应为4.5亿马 1.8亿美 3如此算下来 西区应该给苏联的赔偿就是无偿支付0.72 亿美元 交换支付1.08亿美元 再看实际执行的情况 根据美国赔偿问 题技术考察组的财务报告 截至1948 4 26 作为预先支付从西 部地区运往苏联的拆除设备价值为7097.93万马克 2839万美 而苏联交付的商品价值 因允许延续五 只有483.15万马克 193万
美元 因此 西方盟国可以扣押运给苏联的赔偿物资就是7200万美 的无偿支付和7961万美元的交换支付 总计1.516 美元 这笔资 然而 止西部地区赔偿交付不是美国一家的事情 在西区1800 计划拆除的企业中 美国占60% 其余是英国495 法国233 1948 4月前 美国的拆除工作已经完成81% 而英国和法国只完成了 33% 30% 3 就意味 要停止对苏赔偿 英法的态度很重要 然而 于美国的决定 英法都不赞成 他们的主要担心是一旦停止赔偿 就会对所欠的商品支付赖账 而西方还要承担破坏波茨坦协议的 赔偿问题专家波利也认为 目前已经得到赔偿的主要是苏联 此停止赔偿伤害的主要是其他盟国 而且这也不利于欧洲经济复苏 担心美英法在德国的 三国阵线 破裂 国务院也一度倾向对英法让 不过 内阁和国会中主张对苏强硬立场的还是多数 42 16 歇尔向总统和内阁提出了最后建议 坚持无限期停止向苏联和波兰交付 赔偿 但可以作为例外的是 果取消给苏联的五年推迟期 预先支 付改为对等支付 则可以继续进行交换支付 这些决定应与英法商议 2 20 美国国务院发表公报宣布 美占区停止向苏联支付赔 6 了使西方盟国保持一致立场 美英法三国于2 23日开始 争取采取共同行动 5
金在今天可能不算什么 是在战后经济雕零的欧洲却是不可小觑的
2 26 邀请比利时 荷兰 卢森堡三国参加 在伦敦举行非正式会 讨论德国问题 美国代表在会上与英法代表就新的赔偿方针进行了 反复争论 努力劝说他们接受美国的立场 1直到会谈的最后一天 美国代 表团欣喜地报告:英法终于被说服 接受了美国的暂停方针 2西方盟国宁 愿放弃波茨坦协议而停止执行对苏赔偿计划 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标志: 战后盟国的共同索赔政策到此寿终就寝了 此后不久 作为盟国共同索赔政策执行机构的管制委员会也停止了 呼吸 3 20 在索科洛夫斯基主持召开的管制委员会会议上 苏联 再次与西方代表发生激烈争吵 这时 索科洛夫斯基采取了马歇尔在伦 敦会议上的同样举动 宣布中止会议 随即带领苏联代表团离开会 3此后管制委员会没有再召开会议 虽然当时并没有宣布解散 但正如 苏联代表团汇报的 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 1948 3 20 起实际 上已经停止工 4盟国共同索赔工作平台的倒塌无疑证明 3 20日会议就是美苏在赔偿问题上合作的 后的晚餐 。
简短的结论
在对历史过程进行仔细梳理的基础上 本文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一、苏联对德占领政策的核心是获取战争赔偿
战后赔偿对于苏联的经济意义毋庸置疑 特别是在无法得到美 国贷款的情况下 获取战争赔款几乎就是苏联战后重建唯一的外部资 这就是苏联从始至终咬住100亿美元不松口的原因 赔偿是苏联 德国占领政策中的优先选项 也是对德经济政策中的重要一环 这一 点没有异议 是不是占领政策中最主要的因素而处于核心地位 却有 不同看法 很多研究者认为 在苏联对德占领中 解决安全问题才是第 一位的 1不错 德国曾经是对苏联安全最大的威胁 是苏联和欧洲不安全 策源地 各大国最初主张肢解德国而后对德国实行军事占领都有安全 利益的考虑 但有一点大家心里都清楚 领不可能是永久的 要保证 欧洲和苏联的长期和平与安全 防止德国东山再起 最根本的措施是使 德国非军事化 对德国进行 济裁军 而这恰恰是赔偿政策的主要功 能之一 也正是在这方面 美苏及其他盟国才形成了对德占领的共识 再者 对于苏联而言 偿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功能 就是获取经济资源 这一点上美苏是有分歧的 德国投降 战争硝烟散去 苏联对 德国的恐惧感已经渐渐淡漠 而德国对于苏联的经济意义已经大于安全 利益 2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观察 如果说斯大林无论如何都要控制波兰主要 出于安全利益的需要 那么千方百计从德国获取赔偿更主要的是出于 经济发展战略的需要 何况赔偿本身也具有保障安全的意义。
还有学者认为 苏联占领德国主要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 而且从
开始就把苏占区作为自己的 星国 I尽管斯大林可能对东欧或东德领导 人说过很多类似的话 姑且不论其真实性和真实意图 但战后初期的 实际情况是 苏联对德国的占领政策 在政治上与东欧国家一样 并未 采取社会主义统治模式 而在经济上则与朝鲜一样 顾一切地抢夺 利品 和拆迁工业企业 实际上 在苏联的占领政策和赔偿政策下 德国分裂之前 其东占区与其说像东欧各国一样被看作是 社会主义阵 或苏联的势力范围 不如说是苏联的 经济殖民地 因为很难想 对一个设定中的未来盟友会采取这种掠夺式的经济政策 相反 苏联真正把东德纳入 社会主义阵营 的势力范围后 赔偿也就走向终 结了 美苏对德占领政策分歧的起点也在于赔偿问题 除了最初出于安全考虑对战后德国一致采取压制政策外 美苏对德 占领政策的分歧表现在很多方面 如经济管理方式 对外贸易控制 府组织形式 乃至人口管制 领期限等等 但是从根本上讲都源于双 方赔偿政策的分歧和对立 美国决策者意识到将德国作为一个单一经 体纳入它所设计的战后国际经济体系的重要性时 一点始于波茨 坦会议 美国对德国占领政策的目标就开始转变了 而且与苏联的始终 如一的目标 从德国获取经济资源 产生了分歧 纵观战争后期 和战后初期美苏关系的历史 美国政府和社会舆论对苏联最大的不满和 反感 政治上讲反映在波兰临时政府和东欧国家选举的问题上 而从 济上讲就反映在苏联的赔偿政策上 苏联未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引起 的是美国的疑虑而不是反感 苏联人在其占领区肆无忌惮地疯狂抢夺
战利品 的行为 不仅影响了波茨坦会议关于德国问题讨论的结果 且一直成为美国在占领政策上指责苏联的依据 同样 从苏联的立场来 华盛顿在赔偿问题上的态度也是考验美国是否坚持对苏友好政策的 试金石 不过 美国在东欧问题上对苏联的指责实际上是苍白无力的 因为华盛顿在日本也做 同样的事情 但是在赔偿问题上就大不相同 美国把德国经济复兴置于优先地位 而苏联考虑的都是如何从德国 尽可能多 地获取赔偿 显然是美国占领了道德制高点 无论如何 国在雅尔塔会议上支持苏联得到100亿美元赔偿的主张 而在波茨坦会 议上却改变了立场 这恐怕是苏联开始不信任美国的根源之一 如同本 书研究租借问题和贷款问题得出的结论 美国对苏联的指责和不信任始 于政治问题 而苏联对美国的指责和不信任则聚焦于经济问题 双方的 关注点不同 影响其政策的驱动力亦不同 但结果都是走向分裂 战后德国一分为二的结果是形成了两个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对立 且分属世界两大政治阵营的国家 但如果从这一结果推导出德国分裂 的最初原因也是如此 就值得怀疑了 出于恐惧和仇恨 苏联和西方盟 国最初都主张肢解德国 即把德国分裂为几个小国家 但这与后来所说 的德国分裂不是一个概念 而且出于不同的目的 战胜国后来都放弃了 这一主张 从逻辑上讲 波茨坦会议形成的对德政策相互矛盾的两原 经济统一和分区占领 为日后的德国分裂埋下了伏笔 而这一矛 盾正是由于赔偿问题造成的 不过 当时在大国合作的背景下 美国和 苏联都希望保持一个统一的德国 从历史过程看 美国提出的 两区合 是德国走向分裂的第一道裂痕 而这道裂痕的产生 也是由于美苏 在赔偿问题上的分歧造成的 在美国的占领政策中 经济恢复优先于战争赔偿 美国人无法赞同苏联在其占领区的赔偿政策 更不能容忍这一 德国分裂的根源同样在于美苏在赔偿问题上的决裂
政策影响到德国西部地区 从这一点说 国的双占区措施的确是无奈 之举 其本意最初也不是要分裂德国 同样 分裂德国也不是苏联的目 莫斯科锲而不舍地追求对鲁尔地区实行国际共管就是最好的说明 不过必须看到 苏联在其占领区的单边主义行为在客观上已经造成了一 种分裂的趋势 对于美国提出的在德国建立中央政权的建议 联处于 左右为难的矛盾状态 为了取得西部地区的赔偿应该加入甚至主导统一 中央经济机构 而一旦统一的经济政策形成又会干扰东部地区的赔偿 进程 在对德占领政策中 国和苏联都高举 德国统一的旗帜 但前 者绝不会放弃 只能扩大 双占区 后者也绝不会让东占区加入西占区 而在这两者背后发挥作用的主要是赔偿问题 因此 当事人克莱的判断 无疑是正确的 导致盟国共同索赔政策终止的伦敦外长会议为 建立西 德政府的决定铺平了道 I伦敦会议半年后爆发的柏林危机直接导致了 德政府的建立 但其根源却在于盟国共同索赔政策的终结 清楚这 一点 对于研究冷战起源的经济因素不是没有意义的。
最终 盟国战后统一赔偿政策的失败导致美国 提出马歇尔计 从而开始了对苏冷战的征程。
第七章 铁幕落下：马歇尔计划与欧洲共产党情报局
如果说杜鲁门主义的出台和马歇尔计划的提出是美国冷战政策最终 形成的表现 那么莫斯科拒绝马歇尔计划并建立欧洲工人党 共产党情 报局则是苏联确定实施冷战政策的标志 管丘吉尔在一年多前就惊呼 狼来了 但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认为 直到1947年的夏秋 欧洲徐徐落下。
马歇尔计划无疑是当代历史研究中最引人注意的课题之一 人们从 政治 外交 经济和国际关系各领域探讨这个问题 引发的争论也是最 多的 美国提出这一计划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美国提出对欧洲的援助是 否包括苏联和东欧 欧洲的分裂应归咎于美国提出还是苏联拒绝这一计 马歇尔计划与欧洲各国的关系 这一援助欧洲计划的经济效果究竟 如何 等等 对于共产党情报局的实证研究是在苏联解体后才开始的 20 世纪末有关共产党情报局会议的档案文献大量问世 将这一研究推向深 做出学术贡献的主要是俄罗斯学者 论的问题主要有共产党情报 局是如何建立 苏联在战后如何处理与欧洲各国共产党的关系 以及情
报局各次会议的情况等 I本章从冷战发生的视角参与讨论 在梳理马歇尔 计划提出和共产党情报局建立的历史过程的基础上 拟分析和回答以下 个问题 从冷战起源的角度观察 美国提出马歇尔计划的真正目 标究竟是什么 苏联的反应在其中又起到了什么作用 德国问题 后赔偿和经济重建 在美国援助欧洲计划的提出和实施中处于何种地位 马歇尔计划和共产党情报局与美苏各自对东欧国家的政策转变有什 么关系 结果如何 美国和苏联在冷战发生的过程中各自扮演了怎 样的角色 冷战是否可以避免？
马歇尔计划的政治和经济背景及目标
马歇尔计划的提出绝非偶然 对战后美苏关系的历史梳理可以清晰 地展示这一援助欧洲计划的背景 政治上就是1947 3月以援助希腊和 土耳其为宗旨的杜鲁门主义的提出 经济上就是1947 4月莫斯科外长 会议讨论德国问题 核心是赔偿问题 的结果 如果从地缘政治的角度 看结果 前者发生在巴尔干和近东 后者发生在中部欧洲 但趋势是一 致的 即雅尔塔体系确定的战后世界政治 四大警察 分片治理的地缘 结构开始动摇 美国从两个方向进入了欧洲 并且与苏联迎头相撞 1946 2月凯南对苏联外交政策目标的分析及其提出的遏制理念 深受美国决策圈右翼势力的欢迎 3月丘吉尔在富尔顿的 演说推 波助澜 让白宫更加感受到苏联 共产主义的幽灵 正在威胁欧洲
苏联在伊朗石油问题上表现出来的蛮横态度以及鼓动南阿塞拜疆自治和 暴动的政治举措 则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的担忧 白宫由此认定莫斯科的 外交目标就是 无限扩张 尽管苏联后来做出了一系列退让的表示 美国政府已经下定决心与莫斯科对抗 12 美国政府内部的左翼亲 苏派代表人物 商务部长华莱士在麦迪逊广场花园发表公开讲演 攻击 苏的强硬政策 呼吁美苏双方 各让一 改善关系 实现和平与合 2 联立即对此作出响应 斯大林9 17日以书面形式回答西方记者 的提问 其中说到 我毫不怀疑 和平合作的可能性不仅不会减少 至还可能增加 1然 华莱士的讲演激怒了国务卿贝尔纳斯和共和党参 议员范登堡 在他们的共同压力下 杜鲁门总统9 20日做出决定 莱士赶出内阁 4 一事件标志 美国政府内部已经达成共识 决心对苏 联采取强硬立场 9 24 杜鲁门的特别顾问e. M.克利福德经过三个月的准备 交了一份关于美苏关系的长篇报告 该报告在仔细研究政府各部门情 报分析和评估报告的基础上提出 联目前推行的侵略政策已经威胁到 界安全与繁荣 继续采取与苏合作的政策 只会造成苏联扩张的欲望和 求与日俱增 联有能力在巴尔干 东欧 远东 洲和朝鲜填补 政治真 美国 须首先采取措施 制止苏联进一步对外扩张 前在尚未纳入苏联势力范围的国家开展的一切反抗苏联的斗争 都应该得到美国 慷慨的经济援助和政治支持 5 个报告无疑是对凯南 发出长电报以来关于美国对苏新方针的全面阐释 不过 虽然此时罗斯
福战后与苏联合作的外交方针在白宫遭到了彻底清算 但要使美国对外 战略发生根本转变 政府还必须赢得国会的支持和社会舆论的认同 1946 9月的民意测验显示 只有8% 美国人表示对苏联应该采取 的政策 74%的人则认为 美苏两国对它们之间已出现的冲 突都负有责任 1正是意识到公众和国会对完全转变对苏方针 与苏联公开 对抗尚缺乏思想准备 鲁门决定暂且将克利福德的报告束之高阁 2政府 需要时间说服美国公众和国会接受对苏遏制政策 土耳其危机和希腊危机为白宫提供了机会 尽管苏联在美国的压力 f已经于1946 9月底放弃了在土耳其海峡建立军事基地的要求 尽管 美国情报部门也知道希腊共产党发动的内战并非莫斯科授意 但美国政 还是抓住英国宣布撤出在希腊驻军的机会 及时提出了援助希腊和土 耳其的主张 杜鲁门主义 但理由却是防止苏联在这一地区乘虚而入 的扩张 3鉴于国会和民众中普遍存在的孤立主义情绪 杜鲁门在1947 3 12日讲演中将希土危机归咎于 共产主义 的扩张 并大力渲染其 多米诺骨牌效应 实际上这是国务院 精心设计 的一种手段 以说服 国会和民众支持美国通过经济援助的方式接管英国不得不放弃的在欧洲
的势力范围 I 一招果然奏效 杜鲁门的讲演受到美国舆论几乎一致的 赞成 国务院出版信息处的分析报告认为 新闻界和民众对演说的反应 令人满意 23月底的另一个报告显示 共和党 民主党 自由党的报 纸都加入了支持者的行列 政党界线已经变得不重要了 34 22日和5 9 参众两院均以压倒性多数票通过了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法案 4 张旗鼓的反共论调掩盖了杜鲁门主义通过经济援助方式遏制苏联扩张而实 现美国扩张的实质 而正是在这一点 歇尔计划与杜鲁门主义一脉相承 果说杜鲁门主义是马歇尔计划的开场锣鼓 那么莫斯科外长会议 则是这场大戏的序幕 莫斯科会议的结局是美国决心在德国赔偿问题上 苏联分道扬镶 其本质就是决定对罗斯福主张的战后在经济领域与苏 合作方针做最后清算 美国最初设计的战后世界经济格局是通过建立一系列国际经济组织 实现所有联合国家的经济合作 体现这一设计理念的形式即 雷顿森 林体 而其中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实行非市场经济体制的苏联必须加入 这个体系 其如此 美国才为苏联提供了十分优厚的创始国条件 本满足了苏联代表在布雷顿森林会议提出的要求 然而 苏联领导人 受传统意识形态的束缚 没有看到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 对加入 以西方市场经济为主导的国际经济合作一直犹豫不决。1945年底 苏联
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宣布批准布雷顿森林协议 已经让美国感到疑惑 4946 3月苏联虽然作为观察员出席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 行第一次会议 但始终没有表示要加入其中 而且拒绝参加国际贸易组 织会议及其他一些经济会议 1946年底 美国外交官感到 苏联 持在国际事务中保持独立行动 是奉行 单边主义 莫斯科对加入国 际经济合作采取了一种 待价而沽 的策略 其目的是削弱和破坏国际 经济组织 2这种顾虑在美国处理德国赔偿问题上得到了充分证实 1946年下半年 美苏在德国赔偿的基本方针和目标上的分歧加 统一赔偿计划的落实陷入僵局 苏联坚持要求从德国得到100亿美 元的赔偿 其中包括西部地区的工业设备和现有产品 并且必须在苏联 要求的期限内完成设备拆迁和赔偿计划 美国坚决反对给予苏联100 美元的赔偿金额 认为这是波茨坦会议已经否定的方案 整个赔偿计划 只有在德国经济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后才能执行 总之 苏联的方针是首 先实现赔偿 美国的方针是在经济恢复的基础上考虑赔偿 双方僵持不 美国便宣布暂停赔偿 并开始考虑与苏联进行切割 在德国西部地 区单独执行一套赔偿和经济重建政策 即美英占领区合并 同时争取法 国占领区也加入 苏联则提出尽快成立德国统一中央机构 一并解决赔 偿问题 31947 3 —4月召开的莫斯科外长会议是盟国解决德国问题 心是赔偿问题 的最后机会 尽管副国务卿克莱顿预言 在那里取得任何建设性结果的可能性都 非常小 4 马歇尔还是抱 最后一丝希望来到莫斯科 此前 美国国务院 认为 杜鲁门讲演的明确反苏倾向和美国采取的积极行动 应该会给莫
斯科留下深刻印象 促使其在考虑德国问题时有所松动 1然而 苏联对 鲁门主义的反应相当温和 虽然也持批评态度 但没有任何激烈的言 和行动 2相反 莫洛托夫和斯大林在接见美国共和党政治活动家H. 塔生时 分别兴致勃勃地谈起了不同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和经济合 3不过 苏联的目标并非要实现世界经济一体化 只是希望尽快得到美 国的贷款和德国的赔偿等经济资源 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实 土耳其和 希腊问题并不在苏联外交的主要关注范围之内 莫斯科此时强调大国 合作 非是暗示美国应在德国问题的谈判中表示出善意 双方的这种 心态表明 美苏任何一方都不想在德国问题上让步 于是 历时一个半 月的外长会议无果而终自然是意料之中的 实际上 到莫斯科会议之前 美国政府已经逐步意识到挽救欧洲经 济陷入崩溃的希望寄托于德国经济的恢复和重建 虽然还没有形成完整 的欧洲重建计划 但必须调整对德政策 抵制苏联的赔偿政策 以避免 其影响扩展到西欧工业心脏地区 4 果苏联在谈判中让步 美苏关系尚可 维持 否则西方就将采取单独行动 身心疲惫的马歇尔在4 15日与斯 大林谈话时最后说到 他希望美苏之间能够 恢复理 重建战时的 合作基 5这既是对会谈结果的哀叹 也是对苏联的警告 在马歇尔看 来苏联在谈判中毫不妥协的态度表明 他们 在尽一切可能实现欧 洲的彻底崩溃 6 返回华盛顿的飞机上 马歇尔已经产生了 防止欧洲
经济 完全崩溃 的想法 I用他自己的话说 歇尔计划是 莫斯科 歇尔计划回国后不久 4 28 发表了广播讲话 提出 必须 毫不拖延地采取行 解决欧洲经济复苏的问题 35 8日副国务卿艾 奇逊发表讲演 讲述美国对外援助政策的背景及目的 即运用美国经济 资源为世界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铺平道路 45 16日和23 政策设计 办公室主任凯南先后完成的两个备忘录则提出了为欧洲提供经济援助的 原则和目标 55 27 从欧洲返回的副国务卿克莱顿向国务院提交的 报告 详细描述了西欧陷入经济灾难的现状 以及帮助欧洲经济重建的 致轮廓 6在上述文件的基础上 苏联问题专家波伦起草了马歇尔的 演草稿 76 5 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发表简短而平淡的演说 正式宣 了美国将向欧洲提供经济援助的政策主张 “尽管尚未形成 没有出台落实这一政策的方式和措施9 但考察这些文件以及美国政府内部 的讨论 仍然可以勾勒出这一新政策的原则和目标 从美国冷战政策形 成的角度观察 这些原则和目标包含以下主要内容 尽快实现欧洲复苏和经济重建 以防止共产主义势力和苏联影响向 西方渗透 战后美国外交的一项基本优先政策是保 西欧 1947 4
议幻想破灭的产物
29 参谋长联席会议指出 对美国来说 整个西欧地区是具有头等战略 要性的地方 1最令美国担忧的是共产党势力雄厚的法国和意大利 里政治动荡 经济败落 2 国驻意大利大使报告 共产主义势力一直在 不断扩大 3艾奇逊则在白宫秘密会上惊呼 在法国经济如此糟糕的情 况下 俄国人随时都可能下手 4美国几乎所有参与决策的人都看到了这 种危险 济疲软可能导致不稳定和随后的政治转变 这会反过来 影响美国的安全 5 他们一致认为 能够克服危险 维持欧洲均势的最 有效 最快捷的方式就是提供经济援助 迅速恢复西欧的经济 6换句话 马歇尔计划虽然没有像杜鲁门主义那样直接提出针对共产主义的口 同样是使用经济手段实现政治目标 不过是从欧洲的边缘地区进 入了中心地区 在欧洲经济联合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援助 促成将苏联排除在外的欧 经济一体化 无论此前如何看待欧洲的联合 但是到1947 春天这 已经成为美国政界的共识 很多美国政要 国会议员和知名人士发表意 见或提出议案 一致认为欧洲经济的恢复只能通过联合和统一的方式实 7正是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中 歇尔计划的策划者们才不约而同地提出 欧洲联合复兴 的政策设想 艾奇逊认为 实现相互协调的欧洲经 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之一 南提出 援助计划的目的应 是鼓励和促进西欧国家形成某种形式的区域性政治联 克莱顿主张援
助计划应 欧洲经济的联合为基础 马歇尔则强调欧洲复兴计划 须是联合性质的 I 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 战争后期苏英矛盾的不 断增长 苏联越来越感到无法接受欧洲联合 区域联邦或欧洲一体化的 想法 2同时 由于德国煤炭和钢铁资源以及工业水平对于欧洲经济的重 要性 早在1945 西方盟国便将德国纳入了西欧的经济体系 31947 4 月美国政府研究欧洲复兴政策的一个特别委会认为 德国被占领地区的 经济计划应与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总目标协调一致 4因此 提倡欧洲联合 和经济一体化必然将苏联排除在外而将西占区德国包括在内 都是不 言自明的 也是实现马歇尔计划的有效途径 对德国经济进行重新整合 把德国西部工业恢复作为欧洲经济重建 的基础和核心 美国军方1947 4月的一份报告认为 德国是西欧地 最具军事潜力的国家 美国安全的角度看 德国的经济复兴至关重 艾奇逊助手为其准备的演说稿纲要中指出 美国 须将大量精力 集中于利用德国和日本的生产能力和资源 并以德 日为中心推动欧亚 战后重建和恢复 6凯南在5 23日的备忘录中提出 作为援助计划的 期目标，「 该在西欧的经济格局中选择一些特定的瓶颈 并立即采取 行动 而德国的煤炭生产和销售就是 这种行动最合适的目标 克莱 顿在国务院讨论时也主张美国应考虑接管德国鲁尔区的煤炭生产 7尽管在 如何将援助扩大到德国的问题上存在分歧 6 3日马歇尔确认 洲的经济复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德国生产的恢复和资源的有效利用
因此 在一切有效的欧洲计划中德国必须参与充分的合作 16月30 务院德国问题顾问墨菲建议将德国 纳入欧洲的自由贸易 以便 为欧洲复苏做出最大贡 27 22 成立的美英双占区经济委员 会发表声明 护并要求参加马歇尔计划 39 5日马歇尔通知英国 美国已同意将双占区纳入欧洲复兴计划 准备与欧洲经济委员会讨论 这一问题 “尽管考虑到苏联和欧洲国家的社会心理反应 美国政府最初 关于援助欧洲的公开言论中没有一个字提到德国 但与苏联占领区切割 让德国西占区加入受援名单 实际上已成为实现马歇尔计划的基础和 提出让苏联无法接受的条件 令其自绝于援助计划并承担分裂欧洲 的责任 马歇尔计划是否向苏联开放是最敏感也是最令人头疼的问题 允许苏联加入 美国就要承担分裂欧洲的责任 允许苏联加入 整个 计划就会在国会搁浅 6这也是美国人在计划实施前尽量避而不谈的问题 不过在内部报告和私下讨论中还是确定了基本的原则 1947年初 于苏联在东欧的所作所为 国的不满日益增加 不仅对苏联的政治敌 意加深 削减甚至禁止对苏贸易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7莫斯科外长会议的结 果更使美国决策者感到与苏联的一切经济谈判已经毫无意义 杜鲁门主义 提出对外经济援助的方针后 4 29日美国三军联合战略调查委员会的
核心内容
报告指出 苏联及其控制的一切国家都应该排除在受援国范围之 1 正在实施中的经济援助计划也确实是以受援国政府排斥共产党为前提 在法国 意大利和希腊 2这就是马歇尔计划酝酿时的政治背景 5 28 国务院内部讨论时 大家一致认为美国要避免背上分裂欧洲 的罪名 至于如何应付苏联人 凯南和艾奇逊都提到可以事先制定一个 令人满意 的方案 让苏联人知难而退 凯南还提出可以请苏联像美国 一样承担原料捐赠的责任 3会上没有就这个问题提出具体办法 但从后 来克莱顿与英国内阁商议的结果看 其结论是不言而喻的 让东欧国家自己做出选择 接受有条件经济援助或者甘愿成为苏联 星国 东欧国家在经济上对美国意义不大 战后美国在东欧各国的 资产总计5.6亿美元 占美国在世界总体投资额的4% 东欧的进口货 物仅占美国进口总额的2% 4 政治上 美国确曾有过利用美元外交对东 国家施加影响 使其摆脱苏联控制的想法 但是从1946 9 以后 美苏关系关系恶化以及在苏联操控和支持下东欧各国政权中共产党 地位的增强 国已经对诱使东欧脱离苏联不再抱有希望 并开始调整 政策 逐步将东欧国家排除在经济援助的范围之外 5凯南在1947 5 23日备忘录中针对东欧提出的对策是 可以邀请苏联 星国参加计划 他们必须同意废除其 经济上的排外倾向 或者他们拒绝接受所提条 件而自行放弃 6克莱顿在国务院会议讨论时认为 欧在经济上对东欧至
关重要 反之则不然 欧的煤炭和谷物虽然对西欧也重要 东欧更 需要出口这些产品以获取进口西方工业品的外汇 鉴于东欧国家对于马 歇尔计划来说可有可无 会议一致认可凯南的处理方式 1不过 说马歇 尔在飞往波士顿的途中 还是将讲演稿中最后一段中的 西欧 改成 几个欧洲国家 改为 一部分欧洲国家 如果不是全 2 计划至少在表面对东欧还是开放的 如此看来 歇尔计划与杜鲁门主义确有异曲同工之处 经济手 段解决政治问题 或者可以说 与苏联进行经济切割成为美国实行 政策重要的和首要的武器 这也是美国对最初设计的战后国际经济体 系的修正 马歇尔计划提出后若干年在欧洲推行的稳定价格 立灵活 场和自由贸易这样三位一体的政策 正是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所要实 的目标 3由此可以认为 歇尔计划是布雷顿森林设想的实践或过渡 但其范围只限于西方经济体而排除了苏联及其 星国 问题是美国还要 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 将欧洲分裂的责任推给苏联 陷阱已经挖好 看莫斯科如何应对了。
巴黎会谈与苏联拒绝加入马歇尔计划
美国国务院紧张地策划马歇尔计划的时候 苏联领导人还沉浸在 一片轻松而满怀希望的气氛中。
莫斯科会议期间 美国政界显赫人物史塔生访问苏联 分别受到莫 洛托夫和斯大林的接见 大林在1947 4 9 的谈话中对美国和西 经济状况十分感兴趣 反复问起美国是否发生了经济危机 美国政府 将如何处理这一问题 言语中透露出对美苏 经济合作 的一种乐观情 1美国大使史密斯敏锐地注意到这一点 并向国务院报告说 这是苏联 策和策略的基本依据 克里姆林宫显然认为 他们所希望的大萧 条最终到来时 美国将在公众的反对下被迫撤回遏制苏联的对外经济援 助和削减军备 2 联人一般认为 战后美国和西方必将爆发资本主义周期 性经济危机 正是受这种传统意识形态的引导 处理加入布雷顿森林 系问题以及与美国进行贷款 赔偿和租借清算的谈判中 苏联一直采 史密斯所说的 拖延战 然而 苏联并不清楚经济危机究竟何时爆 此莫斯科经济学界在5月间还发生了激烈的学术争论 著名经济 学家区瓦尔加认为 战争使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空前发展 其结果将导致 资本主义经济暂时趋于稳定 以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N. A.沃兹涅先斯基 为首的传统经济学派则批评瓦尔加美化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作用 忽视 其实 经济危机何时发生只会影响到苏联的谈判策略 战略上 莫斯科的基本方针此时仍然倾向于同美国和西方的经济合作 以此 解决苏联的战后重建难题 所以 在莫斯科会谈陷入僵局 马歇尔感到 大失所望之际 斯大林却一再强调 不同制度的国家之间完全可以和平
战后资本主义必将发生的经济危机
相处 开展经济合作 对此不能悲观 要有耐心 I美国报纸发现 苏联媒 1947 5月份普遍宣传的观点是 美国正在走向萧条 只有向国外提 供贷款和增加对外贸易才能避免危机 因此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可以在 济上进行合作 俄罗斯渴望扩大苏美贸易 2面对莫斯科会议的失败 5 16 苏联 新时代 周刊社论指出 国际合作 要时间 耐心 善意和认真努力 苏联 人民和政府绝对一致地希望与所有爱好和平的 国家合作 3在莫斯科看来 早晚必将发生的经济危机无疑会减轻对苏联 的压力 迫使西方与苏联采取合作的立场 并让苏联在谈判中处于某种 优势地位 种认知和心态决定了莫斯科最初对待马歇尔计划的立场 马歇尔在接受哈佛大学授予他名誉法学博士时所作讲演似乎不经意 地提出的这个新方针 对于苏联到底是一种威胁还是一次机会 莫斯科 的反应前后很不一致 最初似乎是本能地发出了一片抨击声 苏联驻美 大使诺维科夫在6 9日给莫洛托夫的电报中认为 讲演对欧洲经济联 合表现出来的极大兴趣表明 美国人的意图是建立一个针对苏联的西欧 集团 4 乌克兰真理报 6 11日发表文章 指责马歇尔的提议是要求在 美国 无条件的绝对领导下 建立一个西方集团 是杜鲁门主义的 旋式上升 56 16 真理报 的署名文章攻击说 马歇尔计划 其全新的外表下是杜鲁门通过美元进行的政治施压计划 是对其他国家 的内政进行干涉的计划 6不过 情况很快就发生了变化 6 21 真理报 未加评论地刊登了塔斯社的一篇报道 法国和
英国分别向苏联提交照会 希望召开英法苏三国外长会议 商讨如何回 应美国的建议 I同一天 联共 中央政治局批准了苏联政府对英法照 会的答复文本 苏联政府接受英法建议 同意参加三国外长会议 并建 议会议27日在巴黎举行 2据莫洛托夫回忆 参加马歇尔计划的建议最初 是他向中央委员会提出的 3这个回忆是可靠的 帕里什从莫洛托夫阅读马 歇尔讲演稿俄文译本时所做的圈点和批注推断 莫洛托夫似乎认为这个 计划是出于美国本身经济需要的动机 虽然可能是针对苏联的 反过 来也可能会对苏联有利 或许苏联可以从中获得急需的重建贷款 46 22 莫洛托夫向苏联驻东欧各国大使馆发出通电 要求告知对马歇尔计 划的看法以及苏联如何应对的建议 5同时要求驻华沙 布拉格和贝尔格 莱德大使向所在国领导人转达苏联的意见 应适当地表现出主动性 确保参与相应经济措施的制定 并提出自己的要求 6另外还特别告诉捷 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总书记X.哥特瓦尔德 苏联反对战时德国的附庸国和 显然 接到英法的通知 莫斯科对马歇尔计划的态度已经积极 认真起 当然 也不是没有担心 6 24 诺维科夫致电莫洛托夫 从政治角度进一步分析马歇尔
6 23 真理报 全文发表了政治局通过的对英法答复的文件 8 中立国参与马歇尔计划
计划 他认为这是杜鲁门主义在美国和欧洲遭受冷遇后而采取的 更加 活的策略 其目的是建立一个西欧集团作为美国对苏政策的工具 国不可能把苏联列为受援国 而英法则会 蓄意激起我们的拒绝 然后 责我们自行退出欧洲重建计划 诺维科夫主张苏联参加巴黎会议 并应在 制定欧洲国家经济重建和发展方案中发挥重要作用 从而 止美国对欧洲的管控和建立反苏集团计划的实施 I同一天 瓦尔加院士 从经济角度向莫洛托夫提交了关于马歇尔计划的报告 瓦尔加认为 歇尔计划是美国缓解正在 日益临近的经济危机 的工具 其意图是通 放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贷款 减轻国内市场商品过剩的压力 使无法收回贷款 美国也会 力从中获取最大限度的政治利益 马歇 尔要求欧洲国家制定联合一致的求援方案 其目的在于打造美国在欧洲 世主 地位 在实现 国经济统一 的基础上建立 洲资产 阶级国家的统一战线 把消除 在欧洲推进民主自由作为经济 重建的先决条件 如果苏联拒绝接受美国的条件就会被排除在马歇尔计 划之外 计划失利的全部责任推到苏联身 2分析的角度不同 得出的结论却大体一致 诺维科夫和瓦尔加都指出了马歇尔计划的反苏 性质 都认为美国向苏联提供经济援助的可能性不大 虽然没有明确表 苏联应争取参与马歇尔计划 但都指出了拒绝参与援助方案制定对苏 联的不利后果 在此基础上 莫洛托夫当天向斯大林递交了给参加巴黎会谈的苏联 代表团的指示草案 斯大林只做了一些文字修改 36 25日形成的正式 文件规定了苏联代表团出席巴黎会议的任务 即了解英法关于援助欧洲
案的性质和具体条件 建议外长会议向美国询问援助欧洲的条件和国 会批准的可能性 申明苏联的如下立场 美国的援助应针对欧洲国家 各自单一的经济需求 而不是统一的欧洲经济计划 会议的目的是确定 欧洲国家申请及获得援助的资格 而不是为欧洲国家制定经济计划 对可能导致侵犯欧洲国家主权或违反其经济独立的援助条件 对审议 利用德国经济资源和讨论对德经济援助的问题 I对比前述美国国务院筹备 和讨论的情况 可以清楚地看到 美苏考虑的经济援助方案几乎在各方 面都是针锋相对的 然而 由于当时并不了解美国计划以及英法商议的 具体内容 苏联领导人 主要是莫洛托夫 对巴黎外长会议还是抱有希 望的 理报 6 25日发表了一篇谈论即将召开的三国外长会议的文 2文章不再指责马歇尔计划的反苏性质 而强调其目的是解决 国商 品出口问题和欧洲面临的美元危 似乎是在暗示苏联参与援助计划可 以帮助美国摆脱困局 章指责美国提出的援助条件意味 对欧洲国 内政的干涉 疑是提醒英法政府不要接受美国的条件 6 26 莫洛托夫率领了一个百余人的庞大代表团来到巴黎 心挑选 的成员包括瓦尔加院士 外交部欧洲 经济和条法各司负责人 大批技术顾问和助理 3这个架势足以证明莫斯科对这次会议的重视和认 真的程度 4离开莫斯科之前 莫洛托夫的助手韦特罗夫告诉他的朋友: 们的政策是基于与西方盟国合作实施马歇尔计划 首先要考虑到恢复乌 克兰 俄罗斯和列格勒被战争破坏的工业 /莫洛托夫本人在给妻子的
信中写道 我会在巴黎待一个星期 我的任务并不容易 但目标还是明 确的 这次谈判有些不同 可以迅速发展成更广泛的谈 然而 这一 个星期的巴黎之行却让莫洛托夫大失所望 于担心苏联的阻挠和捣乱 法政府都不愿让苏联人参与欧洲援 助计划方案的讨论 只是出于政治和舆论的考虑 才不得不向莫斯科发 出邀请 6 17 — 18日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和法国外交部长比多商谈后 取得了基本一致的意见 美国驻法大使 卡弗里报告说 英国人认为 国人的参与会使事情变得非常复杂 如果俄国人拒绝邀请可能是最好 法国人也赞同这种看法 英法都希望苏联拒绝合作 但无论如何 即使没有苏联 们也会 全力以赴 2这个想法与美国人的设计不谋而 得知苏联将出席巴黎外长会议后 国驻苏大使史密斯的判断是 种参与肯定是出于破坏性而非建设性的目的 因为 个明智且得 执行的经济恢复计划将不利于苏联现在的政治目标 3美国首先需要说 服英国接受对欧洲进行一体化援助的方案 并鼓动英国人出面阻止苏联 加入马歇尔计划 为此 克莱顿在6 24 —26 访问伦敦期间 明确 告诉英国内阁 继续对欧洲进行零星援助不可行 的方式不可 必须制定包括实现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完整计划 如果援助计划 以西欧国家为核心开始 美国政府会感到满 如果东欧国家愿意 计划将向他们开放 在美国批准向苏联提供财政援助之前 俄罗斯 在欧洲复苏及相关问题上的立场必须有根本性的改变 4随同克莱顿出 访的凯南和波伦也对英国人说 他们怀疑苏联根本就不想加入马歇尔计
万一他们真要加入 将被告知 苏联应对计划做出贡献而不是从中 受益 果苏联不愿意接受这种方式 美国愿意单独为西欧制定一项援 计划 如果苏联允许其 星国参与计划 就会失去对自己领域的经济 控制 I经过三轮会谈 国接受了美国的原则和主张 同意以上述意见作 为外长会议的 方针 2实际情况是 英国人在巴黎会谈和阻止苏联 加入援助计划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 如果说英国对统一援助方案的态度与苏联一致 那么法国在对德国 政策方面则接近莫斯科的主张 出于恐惧和担心 法国也主张对德采取 严厉政策 战时戴高乐就认为战后有必要肢解德国 1945 9月法国提 出在德国建立没有中央政权的各州联邦 1947 4月又要求法国永久占 领莱茵河左岸 并一直坚持鲁尔地区国际化 要求萨尔地区在经济上依 附法国 在政治上脱离德国 3这些主张大部分与苏联的对德政策相吻合 所以 来自美国的援助虽然对法国有极大的吸引力 但把德国经济重建 为欧洲复苏和援助计划核心的方针则是法国万难接受的 经过反复谈 直到1948 7 在美国的利诱和压力下 国才做出重大让步 接受了关于马歇尔计划的美法双边协议 “尽管如此 这并不妨碍法国在巴 黎外长会议上配合英国把苏联挤出马歇尔计划 莫洛托夫在巴黎谈判中完全是按照政治局的指示行事的 比多见 面伊始 莫洛托夫就打探英法是如何商议的 比多没有据实相告 莫洛 托夫也客套地表示 心希望 会谈取得成果 6 27 的第一次会
议上 比多提出了一份对英法协议稍加修改的建议草案 I莫洛托夫首先询 英法是否了解美国的具体援助计划 得到否定的回答后 莫洛托夫建 议向美国询问准备为欧洲提供援助的确切金额以及是否能够得到国会批 比多也赞成要求美国作出进一步说明 但贝文坚持欧洲国家应该首 先提出一个统一的计划交给美国 否则 任何建议都没有意义 会议主 要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了讨论 莫洛托夫的态度始终比较友善 方还确 定会议秘密进行 不对媒体开放 2 28 下午继续会谈 莫洛托夫首先陈 述了苏联的立场和建议 苏联认为 法国提出并得到英国赞同的工作计 划值得怀疑 按照英法的建议 巴黎会议将 为欧洲国家制定一个全面 的经济计划 但这 不会产生积极的结果 如果强迫这样做 就会导 致对其他国家内部事务的干涉 这不是 欧洲合作的基础 苏联认为应 该由欧洲国家各自提交需要援助的申请和计划 由巴黎会议 其进行 联合审议 定是否可以从美国获得这种经济援助 关于哪些国 家有资格参与欧洲的合作 苏联认为首先是被德国占领的欧洲国家 敌国和中立国可以 身份间接参与 至于德国问题 应该放在 11月召开的 伦敦外长会议讨论 在机构问题上 有必要建立由三国 代表组成的特设委员会处理此事 与欧洲经济委员会取得联系 3经过 讨论 莫洛托夫做出两点让步 不再坚持询问美国可以提供多少援助 同意由占领国代表德国参与计划 法国人认为 莫洛托夫 态度异常温 力避免给法国人或英国人提供指责他们搞分裂的口实 但比 多感到 莫洛托夫 然并不希望会谈成功 贝文则认为 莫洛托夫是 在拖后腿 不过他们一致表示 即使苏联不参加 英法都 决心以某种
方式进行这项工作 129日巴黎雷雨交加 休会一天 以便外长们考虑彼 此的建议 2莫洛托夫似乎对法国人抱有希望 他在当日给斯大林的电报 比多是个老实人 莫洛托夫向比多解释说 苏联和法国方案之间 的原则分歧就在于前者要求只讨论与援助欧洲直接相关的问题 而后者 则包括了所有更为复杂的经济问题 3美英法显然是希望苏联尽早撤出 苏联 少莫洛托夫 则打算利用法国制造分裂 把事情拖延下去 6 30 清晨 莫洛托夫收到副外长维辛斯基发来的一封密电 报了莫斯科收到的来自伦敦的情报 情报说 克莱顿与英国部长们会晤 达成了几点协议 马歇尔计划应被视为欧洲复兴计划 而不是简单的经 济援助 因德国尚未参加联合国 该计划将由在联合国之外设立的专门 委员会负责实施 作为欧洲经济的关键 德国是任何重建欧洲大陆计划 的支柱之一;抵制从德国的现有产品中向苏联支付赔偿 4 就是说 在巴 黎会谈之前 美英确实已经拟定了方案 英国人欺骗了苏联 就难怪 莫洛托夫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 在当天举行的会议上 莫洛托夫完全重 复了以前的立场 并强调 欧洲国家制定一个全面的经济方案 将构 有关国家内部事务的干涉和对其主权的侵犯 强调在各国单独申 请的基础上制定综合援助方案 必须首先满足遭受德国侵略并对盟军胜 利做出贡献的国家的需要 5对此 英法采取了坚定的反对立场 会后 贝文告诉美国大使卡弗里 面对会议僵持的局面 英国人 决心继续向 迈进 法国人给予英国 全心全意的支持 正如贝文所说 会议
经破裂 可能明天就要结束 法国人也对苏联的不合作立场表示遗 尽管认为努力还是值得的 I莫洛托夫也不抱希望了 他在会后向斯大 林报告说 由于存在立场上的 本分歧 我们不能指望就这一问题 达成实质性协议 英法 经同美国人达成协议 他们将制定全欧洲的 经济计划 这为干涉欧洲各国的内部事务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经济关系 提供了可能 2其实 对于会谈的结果双方事前的预判都不乐观 英法只 是出于政治和舆论的考虑而不得不为之 苏联来时对谈判结果抱有一丝 希望 若不能如愿则阻止援助计划的预案也是有的 7 1 法国提出了一个 本立场没有改变 的妥协建议 正像 比多解释的 其目的不是指望苏联接受 而是应付法国共产党的攻击 如果苏联拒绝 将会大大加强法国政府与公众舆论的关系 莫洛托夫建 议休会至第二天下午 以便研究这个新方案 法国人认为这是为了听取 莫斯科的 后指 3莫洛托夫看过法国的 方案后十分失望 他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说 可以断定巴黎会议的进程是 预先设定 现在法国已经同英国进入一条 不再持有以前在某些问题上的 独立立场 4莫洛托夫是否和何时接到了莫斯科的指示目前尚无任 何文献证据 5无论如何 莫洛托夫7 2日的表现很说明问题 会谈一开 莫洛托夫便发表声明 使用 以前更激烈的措辞 谴责法国方案 声明反对成立 导委员会 讨论全欧洲的援助计划 警告英法如果 坚持这样做 将产生严重后果 经过一番唇枪舌战 会谈宣告结束
家不欢而散 1在7 3日的闭幕式上 莫洛托夫使用了一个新概念 责英法方案将 欧洲分裂成两大阵营 在他们的关系中制造新的障 2 至少说明当时苏联已经意识到巴黎会议的结果就是欧洲的分裂 并有意识地把责任推给西方 当天 莫洛托夫率团离开巴黎 英法则发 表联合公报 请除苏联和西班牙之外的所有欧洲国家派代表来巴黎审 美英法对巴黎会议的失败和苏联的退出非常满意 尤其是美英两 如愿以偿 中下怀 贝文在苏联表示拒绝的当天指出 一决定 意味 西方集团的诞生 4马歇尔在得到巴黎传来的消息后终于松了 口气 苏联不会继续成为制定欧洲复兴计划的 不确定因素 艾奇逊 后来也说 无论如何 苏联的退出使马歇尔计划的筹备工作简单多了 6 尔纳斯则认为 苏联这样做是 大地帮助了美国 7的确 莫洛托夫来 到巴黎 除了希望苏联能分到一杯羹外 要目的是阻止美国按照自己 的方式向欧洲提供经济援助 现在苏联自行退出 既无法获得任何经济 利益 还让自己承担了过多的政治责任 就像法国人在会议结束后说 苏联主动退出马歇尔计划援助方案的制定 无疑是一个错误的选 当时很多西方政要都像法国外长比多一样 远无法理解 莫洛 托夫行为的原因 如果不退出 苏联 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有任何损
这应该可以向全世界证明 不是西方而 莫斯科拒绝合作 8 议欧洲复兴计划 时间定在7 12 3
但他却选择了 唯一会失去一切的方案 I关于这一点 大林曾 对6.季米特洛夫说 苏联代表团去巴黎主要是了解情况，「鉴于苏联代 表团所持立场与英 代表团的立场存在严重分歧 与其达成协议已不 2后来的研究者有很多解释 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苏联间谍发送 的情报让莫斯科确认西方根本就不会向苏联提供经济援助 巴黎会谈让 莫斯科确定美国的援助方式是苏联无法接受的 苏联领导人担心东欧国 家参与其中而失去对他们的控制 3在笔者看来 这些解释似乎都没有触 及问题的本质 无论是来自巴黎的情报还是对巴黎会谈的感受 不过是 证了苏联此前的猜测和估计 并不会令克里姆林宫感到意外 苏联代 表团赶赴巴黎的任务 是要在马歇尔计划不符合莫斯科意愿时 阻止 和破坏这个计划 那么 正如贝文给内阁的报告中说的 如果苏联不退 可以像 洛伊木马 那样 坏欧洲利用美国援助的前景 4 或者如改任商业部长的w.A.哈里曼所言 苏联本来可以通过加入马歇 尔计划而 灭它 5而只要苏联参与其间 东欧也不大可能失控 这个 道理 大林和莫洛托夫不会不明白 笔者因而推断 大林本来对美 苏合作 至少在经济方面 还抱有希望 认为西方的经济状况也许会迫 使美国与苏联合作 然而巴黎的经历令莫斯科完全失望 既然无法得到 经济援助 为了安全起见 那就干脆与美国和西方做彻底的经济切割，
回到战前与世界隔绝的封闭状态 这是一次战略的选择 莫洛托夫离开 黎并不再回去 只是迈出了第一步 便是根本转变对东欧的政策 和重新建立共产党世界组织
苏联严禁东欧各国参与马歇尔计划
这里的东欧是指受苏联控制和影响的七个国家 波兰 捷克斯洛伐 匈牙利 马尼亚 保加利亚 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 苏军占领 的德国东部地区不在其列 1948年德国分裂之前 那里尚未建立政 这七个国家虽都属苏联势力范围 但情况有所不同 匈罗保三国是 前轴心国 签署合约后才能进入正常国家状态 美苏争夺在此比较激烈 波捷是战时盟国 自由度相对较大 苏联也有所担心 苏联比较放心的 是南阿 那里共产党一党执政 政策上主动靠拢苏联 欧洲战场的局面扭转之后 苏联开始考虑战后问题 并确定了与西 方特别是美国实现和平共处 长期合作的对外方针 在这方面 最明显 的信号就是1943 5月斯大林突然下令解散作为世界革命大本营的共产 国际 以排除与西方合作的这个 1 1944 1 1 苏联播放了新国歌 1918年起作为苏联国歌 国际歌 现在只作为党歌了 新国歌是斯大林亲自挑选和修改的 国际歌 突出国际主义不同 新国歌强调的是俄罗斯爱国主义 2这一 主管意识形态的联共 中央书记А日丹诺夫在一次会议上谈
到了 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可能性 1这无疑是为在战后与资本主 义国家合作提供理论基础和指导 苏联最活跃的三位外交官N. V.诺维科 入入葛罗米柯和M. M.利瓦伊诺夫则分别提交了关于战后苏联外交方 为此 作为对雅尔塔会议 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 的响应 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 苏联要求欧洲各国共产党执行一种笔者称之为 合政府政策 的对外方针 即在各国应该建立起民主制度 共产党必须 与其他各党派实现联合 共同组建政府 在苏联势力范围内的东欧国 是形式 正的目标还是要保证东欧各国实行对苏友好政策 保证苏 联在那里的控制和影响 而要做到这一点 就必须保证受莫斯科直接指 挥和控制的各国共产党 工人党 联合政府 处于主导地位 苏联驻军当局与所在国共产党在不同程度上采取了 技术手段 接修改或伪造选举结果 非常措施 制造政治案件打击与共产党竞 争的政治人物和党派 削弱甚至消灭各种 对派 这主要发生在 匈五国 阿是共产党一党执政 无需此举 3这样 1947年春夏 苏联在政治和外交上已经基本实现了对东欧各国的掌 不过 笔者不能苟同这样的看法 斯大林在东欧搞多党联合执政只
针的报告 异口同声地主张美苏合作 2 家就表现为推行非苏联模式的 人民民主制 然而 这种 联合政府
是一种策略和幌子 并且很快就撕下了这层伪装 I与西方合作确曾是苏联 战后外交战略的一部分 联合政府 则是实现这一战略的一种措施 管因美苏关系恶化和东欧国内政治斗争激化 1947年上半年 合政 政策已经有名无实 但当时苏联并没有在东欧推行苏联社会主义体 制的计划 正如凯南曾经说过的 东欧国家 是否搞共产主义对于莫斯 科来说无所谓 最重要的是那里必须接受莫斯科的影响 如果可能的 然而 与政治和外交上对东欧的严格掌控相比 苏联在经济方面却 显得 漫不经心 作为势力范围 斯大林最初看重的只是安全问题 欧国家是作为 冲带 发挥作用的 况且除捷克斯洛伐克工业比较发 达外 这些国家经济都十分落后 既然不是 罗斯帝国 的成员 治上也未实行 一体 苏联何必要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 3因此 联同意波 南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 也同意东欧国家 向美国申请贷款 4同时 尽管遇到某些障碍 苏联并没有关闭美国和西方 在东欧进行贸易和投资的大门 5 联合政府 莫斯科注重的是国防 内务部 警察局等权力部门 而经济 文教甚至外交部门都可以让
必须认可莫斯科的权威 2 第七章 铁幕落下 马歇尔计划与欧洲共产党情报局 455 给其他党派 I 到在经济上实行控制 苏联更看重的是如何从这些国家获 取利益 而没有一个东欧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 2波兰贸易官员对苏联在煤 棉花和羊毛交易中任意压低价格的做法颇有抱怨 3出口到苏联的工业 品因价格偏低令捷克斯洛伐克无法从中获利 4罗马尼亚要求苏联重新计算 和减轻赔偿金额和驻军开销 5而匈牙利国家预算的50%都要用来交付给 联的战争赔偿 6难怪美国人说匈牙利 距离成为苏联的经济殖民地只 有一步之遥 7这些情况导致苏联与东欧国家的经济关系趋向松散 苏联 与捷克斯洛伐克的贸易额1945年占捷对外贸易总额的25% 1947年初已 降到6% 8正因为如此 马歇尔计划的消息一传开 东欧各国都按捺不住 直到巴黎会议期间 苏联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果东欧各国被 美国提供的经济援助所吸引 那么苏联对这一地区政治控制的努力很可 能付之东流 实际上 当苏联在巴黎决定拒绝马歇尔计划时 莫洛托夫 就考虑让东欧国家参加后续会议 但目的是为了宣传 在适当时候全 1 1945 11月匈牙利共产党在选举中失败 联合内阁原选派小农党成员担任内务部长 但在 驻匈牙利盟国管制委员会主席к. E.伏罗希洛夫(Voroshilov)的压力下 政府只得任命一名 共产党人担任这个职务 Zoltan Barany, Soviet Takeovers： The Role of Advisers in Mongolia in the 1920s and in Eastern Europe after World War II ，East European Quarterly, XXVIII, №4, January 1995, p. 418. 2 Pollard, Economic Security, p. 36. 3 Бордюгов Г, Матвеев Косеский 4, Пачковский А. СССР-Польша： Механизмы подчинения, 1944- 1949гг, Москва： АИРО-ХХ, 1995, с. 199-200. 4 Р1АСГ1И, ф. 17, оп. 128, д. 1083, л. 229-230//Волокитина Г 5., Мурашко Г 77. (отв. ред) 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1944-1953, Т 1, 1944-1948, док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0, с. 460- 462； Поп И. И. Чехословакия-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1941-1947 гг,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90, с. 228. 5 АПРФ, ф. 45, on 1, д. 361, л. 62-6611Волокитина Т 5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Том1, с. 564-568. 6 РЦХИДНИ, ф. 17, оп 128, д. 1019, л. 7~2\//Волокитина Т. В.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Том1, с. 613-623. 7 FRUS, 1946, Vol. 6, р. 293. 8 Снитил 3., Цезар Я. Чеховловац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1944-1948 гг Первод с чешского,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86, с. 227-228. 9 FRUS, 1947, Vol. 3, рр. 260-261； Greg Behrman, The Most Noble Adventure-. The Marshall Plan and the Time When America Helped Save Europe, New York： Free Press, 2007, p. 81； Steil, The Marshall Plan, p. 107. 心中的喜悦 甚至南斯拉夫也准备 参加初步谈判 9 456 经济漩涡 观察冷战发生的新视角 部退出 1东欧国家中最先表态的是南斯拉夫 7 4日南共领导人e. 德尔给苏联大使打电话说 南斯拉夫已经准备好拒绝马歇尔计划的声 2保加利亚也有此主张 不过季米特洛夫有些担心 如果东欧国家在 苏联代表拒绝后马上就表态 使别人有理由指责他们缺乏政治上的独 3 个担心大概也在莫洛托夫考虑之内 7 5 6 40 苏联政府向欧洲各国发出通报 讲述了巴黎会 议的经过和苏联拒绝英法方案的理由 透露英法将在12日继续召开欧 洲会议讨论这一问题 4这里虽然表明了苏联的立场 但并没有告诉东欧国 家应该如何行事 8 15 莫洛托夫给苏联驻东欧各国及芬兰大使发 并让他们转交所在国共产党领导人 报说明 苏联不再参加巴黎 后续会议 但要求这些国家派代表出席会议 以便阻止会议通过英法计 后带 尽可能多的其他国家代表退出会议 为了保证这一任务 成功 7 6日晚 莫洛托夫要苏联驻波兰和南斯拉夫大使转达给贝 鲁特和 6.铁托的指示 要他们派代表秘密来莫斯科 就巴黎会议问题 进行事先协商 避免会议进程中出现意外麻烦 6但过了几个小时克 姆林宫就改变了主意 7 7日凌晨4 15 莫洛托夫又急电驻东 欧国家和芬兰大使 转告联共 中央的新指示 建议7 10日之前 不要向英法做出任何答复 77 8 0 50 莫斯科最后通知 联共
中央取消了 7 5日的电报 建议各国都拒绝参加巴黎会议 个国家可以自行酌定他们拒绝参加的理由 1莫斯科的决定四天三变 明心神不定 对东欧各国还是不放心 没有得到苏联明确的指示 东欧国家和芬兰大都不敢擅自行动 有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显得自由度大一些 听到哈佛大学讲演后 华沙非常兴奋 并多次向美国表示对马歇尔 计划感兴趣 2莫斯科7 5日电报鼓励了波兰人 7 6日波兰报纸 民之声 报道 总理 西伦凯维茨表示波兰对马歇尔计划 积极态 37 7日波兰外交部长乙莫泽莱夫斯基对美国大使表示 管尚 未作出最后决定 但他确信波兰政府将接受英法的邀请并出席在巴黎的 会议 4 7 8 下午 弗里还报告说 波捷两国仍希望派代表参加 制定欧洲计划的会议 5 位驻法国大使不知道 此时接到苏联最新决定 的波兰政府已表示俯首听命 莫斯科时间18 波兰使馆通知苏联政府 波兰政府决定不参加巴黎会议 尽管外交部发言人上午在记者招待 上刚宣布此事尚未做出决定 6但布拉格的情况就不一样了 7 4 就在巴黎会议失败的当天 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做出决定 出席英法继续召开的巴黎会议 同时派总理哥特瓦尔德和外交部长J•马 萨里克7 8日到莫斯科商议是否加入马歇尔计划 7 解到莫洛托夫7 5 电报的内容后 萨里克与总统ё贝奈斯认为 捷政府可以独自解
决是否参加马歇尔计划的问题了 尽管哥特瓦尔德表示反对 但在贝奈 斯和马萨里克的坚持下 7 7日政府主席团会议还是一致决定委托驻法 国大使1.诺塞克出席巴黎会议 并向英法政府转交了照会 1当天 美联 社报道 捷克斯洛伐克已决定接受巴黎的邀请 2布拉格是否了解莫斯科 7 7日凌晨电报的内容 目前尚无任何史料说明 但无论如何 当莫 斯科7 8日电报交到哥特瓦尔德手中时已经晚了 他不得不告诉苏联 驻捷临时代办 府已通过决议 在不可能改变参加巴黎会议的决定 或许是以为可以自主做出决定 哥特瓦尔德没有按原定计划7 8 日访苏 据捷司法部长Р德尔季纳回忆 得知捷克斯洛伐克的决定后 愤怒的斯大林要求 拉格不服从命令者 的代表团立即飞往莫斯科 4 7 9 哥特瓦尔德率政府代表团访苏 斯大林于当天19 45分至 21 20分单独召见了哥特瓦尔德 23时至1时与代表团举行了集体会 5第一次会谈没有记录 据德尔季纳回忆 哥特瓦尔德从克里姆林宫回 到宾馆对代表团成员说 斯大林对我们接受邀请参加马歇尔计划感到非 录且已公布 根据会谈记录 斯大林首先表示对捷克斯洛伐克决定参加 巴黎会议感到吃惊 认为这 客观上推动了孤立苏联的行动 随后命
常愤怒 我从未见过他如此生气 6关于第二次会谈 苏捷双方都有记 3 令捷政府 必须取消这一决定 应当拒绝参加这次会议 而且 快越 面对斯大林的严厉指责 马萨里克试图辩解 莫洛托夫指出 们参加会议本身就是反对苏联 德尔季纳和哥特瓦尔德讲述了捷方在 经济上遇到的困难 其进出口 60% —80%都依赖于西方国家 因此需要 贷款 斯大林答应苏联将提供帮助 增加进口捷产品 会谈结束时 大林提醒代表团 必须在今天 7 10 就拒绝参加巴黎会议 1 据捷方档案记载 7 10日一早代表团就给国内发电 要求立即召开内 阁会议 通报苏捷会谈内容 会议 必须通过废止参加巴黎会议的决定 并就此发表声明 该声明应于当日下午发表 内阁会议期间 哥特瓦尔 德两次从莫斯科打来电话催促 经过激烈的讨论 直到晚8时会议一致 过决议 不参加巴黎会议 理由是 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均不参加巴 黎会议 而捷克斯洛伐克参加会议将被解释为反对苏联和其他盟国 9 事情终于完全按照莫斯科的意愿圆满解决了 斯大林原计划在莫斯 科召集东欧国家代表会议 集体向捷政府施加压力 收到布拉格的答复 会议取消了 3显然 斯大林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 下定决心逼迫捷 政府就范 在莫斯科看来 捷克人的大胆行为无疑是在破坏苏联和东欧 国家的统一行动 挑战苏联在其势力范围享有的权威 如果不予严厉制 必将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 这一事件充分暴露了苏联与东欧国家关 系的本质 7 12 代表团回到布拉格后 萨里克痛苦地说 作为 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外交部长去了莫斯科 回来时却成为苏联的奴仆
30 外交部将这一决定通知了英国和法国驻捷大使
美国驻捷大使I斯坦哈特则认为 这一结果表明捷克斯洛伐克 不享 有完全的独立 西方媒体一再指控捷克斯洛伐克是苏联的 这一点 已经得到证实 1 凯南在7 21日的备忘录中敏锐地看到 马歇尔计划的提出和苏联 的反应迫使西欧的共产党不得不表明他们的态度 同时也使苏联与其 星国之间的关系受到极大压力 过去几周发生的事件是战争结束以来 欧洲共产主义的最大打击 2 对美国咄咄逼人的攻势和欧洲分裂的严重 形势 联不得不全面调整外交战略和政策 其表现就是欧洲共产党情 报局的建立。
共产党情报局建立与苏联的冷战战略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欧洲共产党情报局的档案公布以后 关研究 把冷战起源的讨论推上了一个新台阶 3 究者普遍认为 共产党情报局的 成立标 苏联冷战战略的确立和欧洲冷战格局的形成 但是 在情报 与马歇尔计划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情报局的功能和宗旨等方面也有不 同看法 如有学者认为 斯大林在哈佛大学演说前就提出要召集共产党
报会议 故此事与马歇尔计划没有直接关系 I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简单一 句话就能说清的 重新建立共产党世界组织的想法固然不是马歇尔计划引发的 但情 报局的功能和宗旨确是因为应对马歇尔计划而改变的 对档案文献的研 究可以得知 斯大林对于是否需要建立这种国际机构 别是建立一种 什么样的机构的考虑 洲事态的发展而发生了变化 共产党情报 局建立的过程与苏联战后对外政策的演变以及冷战格局的形成是同步的 1943年共产国际的解散并没有切断苏联与世界各国共产党的联系 但却解除了他们之间的隶属关系 党已经没有义务向莫斯科汇报工作 和提供情报了 为了继续保持与各国共产党的联系 苏联在原共产国际 干部队伍的基础上成立了联共 中央国际情报部 共产国际总书记 季米特洛夫仍然是实际领导者 2战后 苏联对于纳入其势力范围的东欧各 国主要是通过各国共产党 工人党 实行管控的 为了协调行动 似乎 有必要采取某种措施 1946 4 20 牙利共产党总书记拉科西在 达佩斯党组织书记代表会议上谈到了建立新国际的问题 3 5 17 的中央会议上 拉科西对此做了更加详细的说明 的国际不是一个组 织性的机构 的任务将是进行调解 在遇到挫折时提供帮助和把一国 共产党成功与失败的经验传递给别国共产党 果不进行交流 各国共 产党 就无法制定有关国际问题的正确的方针 4 科西这番话不是经斯
大林首肯就是斯大林授意的 这样说 不仅是考虑到拉科西此前曾与斯 大林密谈两个多小时I 更因为不久后斯大林本人就以同样的口气直接谈到 了这个问题 根据 铁托传 作者和南斯拉夫的档案记载 1946 6月斯大林在 与来访的铁托 季米特洛夫等人会见时多次谈到建立国际新机构 斯大 林问铁托 否认为有必要建立这样一个新机构 并建议最好由南斯拉 夫人发起 斯大林指出 不应以任何形式恢复共产国际 但需要建立一 个新的情报机构 以便经常开会 交流经验 调一般性工 以及 调解个别党之间的各种分歧 南档案中记载 未说明出自何人之口 新机构 不能发号施令 不能对持不同意见的党采取 制性措施 真考虑一些国家的特点 2在与季米特洛夫单独谈话时 斯大林又 思想体系是不相符的 3这些谈话说明 当时斯大林确有建立某种国际组 织的念头 但并不是重建国际 大量披露的苏联与东欧国家关系以及东欧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档案 文献 揭示了苏联此时考虑建立一个共产党国际组织的原因 第一 东欧 国家之间出现了大量涉及领土 族问题的矛盾 例如匈罗在特兰西瓦 尼亚问题上争端频频 捷波在特欣西里西亚问题上吵闹不休 匈捷在处 理捷克境内匈牙利居民问题上冲突不断 捷克与斯洛伐克在民族问题上 也是矛盾重重 第二 在涉及民族利益和国家安全的一些问题上 苏联
说道 们任何时候也不恢复旧形式的共产国际 与我们今天的 本身与东欧国家也存在许多矛盾 如在喀尔巴阡乌克兰及战利品问题上 与捷共的分歧 在的里雅斯特问题上与南共的冲突 在拆迁工业设备问 题上德国统一社会党的不满情绪等等 解决这些矛盾也要求在各党之上 有一个公共机构 第三 与战争期间不同 战后东欧各国受到苏联的影 响和控制 其发展道路已趋向一致 在建立亲苏政府 排挤右翼政党 扩大共产党势力 解决与社会党的矛盾等诸多问题上 各国共产党的任 方针大体同步 因此需要有一个统一的协商中心 I所有这些问题的解 从国际舆论以及各国党能否接受的角度考虑 由联共 中央下 属部门出面当然不如建立一个至少在表面上超然的共产党国际组织 斯大林此时想要的是一个交流情况 调解分歧的机构 有研究者认 苏联提出建立协商性机构只是一种 略手段 其本意在于使各共 产党领导人容易接受建立新国际的设想 2这种看法没有考虑到当时欧洲各 共产党的实际状况 他们诚然与莫斯科有 密切关系 但也必须顾及 国内其他党派和西方的反应 也没有考虑到当时斯大林对国际形势的基 本判断 尽管美苏关系趋向恶化 但苏联的外交方针仍然是尽量维持 国合作的局面 或许正是为了避免引起西方的猜疑 即使对于建立这 种情报交流性质国际机构的主张 莫斯科也拖延了整整一年而没有付诸 实施。
直到1947 6 4 即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发表讲演的前一天 大林再次提出建立国际组织的问题 天深夜 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接 见了波兰工人党领导人W.哥穆尔卡 3据哥穆尔卡回忆 斯大林建议波党 中央发出倡议 为建立共产党国际出版机构召开一次会议 并且要求立
即实施 哥穆尔卡通过信件向华沙报告了这一情况 波党中央政治局6 8日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开始筹备工作 7 10日哥穆尔卡向斯大 林汇报了会议筹备和安排的情况 1显然 此事与马歇尔计划无关 那么 斯大林为什么在一年后突然旧事重提 随后发生的巴黎会谈及其结果又 对苏联建立共产党国际组织的目标和宗旨有何影响 实际上问题不是出现在东欧各党 而是在西欧两个影响最大的共产 党身上 法国共产党因其在战后大选中得票率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而声 名卓著 舆论甚至认为只有共产党参加的内阁才能治理法国 但法共在 与P.拉马迪埃政府合作时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 相继在印度支那战 马达加斯加叛乱和冻结工资等问题上向政府发难并摊牌 导致法国 总统于1947 5 4 免去了 5名共产党员部长的内阁职务 共产党被 赶出政府 意大利共产党在人数上是西欧最大的共产党组织 对欧洲 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 1947 2月组成的A.D加斯贝利第四届政府 共产党与社会党结成联盟 经常制造难题 导致加斯贝利辞职 5 31日加斯贝里重新就职并组建的天主教民主党和无党派联合政府完全 排斥了共产党和左翼社会党人 大体同时 比利时政府中的共产党阁员 辞职 卢森堡新政府也没有再吸收共产党人参加 2苏联一直企望利用资本 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 在法国和意大利发生的事件无疑是对苏联战后奉 行的 联合政府 政策的沉重打击 更严重的是 莫斯科事前对此情况 竟一无所知 这些西欧共产党采取的行动根本没有与莫斯科协商 甚至
没有通报 于是 通过建立某种国际机构以加强对各国共产党影响和控 制的问题自然就提上了克里姆林宫的议事日程 6 3 莫洛托夫指示驻巴黎大使向法共总书记м.多列士转交了 联共 央书记日丹诺夫的一封信 示莫斯科对法国发生的事情 感到 担心 并要求法共通报详细情况 信中指责说 人认为 法国共产党人的行动是同联共 中央协商过的 你们自 己清楚 这是不正确的 你们所采取的行动完全出乎联共 中央的 1第二天 上所述 大林便要求哥穆尔卡出面倡议召开共产党 际会议 就在波兰党开始筹备会议后 美国提出了马歇尔计划 并在 黎会议上暴露出其真实意图 7 7 丹诺夫给法共信件的副本被 给了苏联驻保 南等国大使 要求他们将信的内容转告 各国共产党领导人 2其用意无非是暗示欧洲共产党和东欧各国要同莫斯科 保持步调一致 可未曾想还是发生了捷克斯洛伐克 初还有波兰 违背苏联旨意出席巴黎会议的事情 这无疑令斯大林更加 担心 可能此时斯大林对建立国际组织就有了新的想法 巴尔干也出了问题 铁托一直想建立一个巴尔干联邦 首先是 同保加利亚的联邦 几经周折 这一设想到 3 1947年夏天总算有了眉目 7月初 托与季米特洛夫商议后认为 实现联邦计划的重要一步 签订南保同盟条约的条件已经成熟 遂分别向莫斯科作了报告 斯大林
担心引起西方反对 7 5 答复 需等盟国对保和约批准后再签订 南保条约 但铁托和季米特洛夫都没有重视此事 他们认为和约已于2 月签订 得到批准只是时间问题 于是 未经通报莫斯科 南保政府于8 1日发表声明 宣布两国已就同盟条约达成协议 并将在对保和约生 效后签署 斯大林闻讯后震怒 8 12日同时给铁托和季米特洛夫发出 密电 指责他们 率行事 了错误 为英美 强对希腊和土 耳其事务的军事干涉 提供了 余的借口 电报还特别强调 他们这 样做 没有同苏联政府商 1所有这些情况都对即将召开的共产党国际 会议的宗旨和目的产生了影响 就莫斯科与各国共产党的关系而言 如果说1946年夏天斯大林考虑 的主要还是信息沟通和交流经验的问题 那么在1947年法共和意共被逐 出政府事件后旧话重提 莫斯科关注的就是各国共产党协调和统一行动 问题了 而拒绝马歇尔计划前后的变化仅在于 此前苏联对西方和国 际舆论的反应有所忌惮 故以创办刊物和成立编辑部来掩人耳目 此后 斯科已决心同西方彻底决裂 因而无所顾忌 直接提出建立 调中 甚至取代波兰党亲自承担了会议的筹备和组织工作 6 4日斯大林委托波兰党的任务一样 6月底莫洛托夫在巴黎会 议期间接见参加法共会议的南斯拉夫代表M.吉拉斯时 仍提出需要一个 有统一编辑部和统一观点的理论刊物 27 16 波兰工人党中央遵照 莫斯科旨意发出的会议通知也是这样说的 会议的目的是交流情报和意 为创办一个 研究各国工人运动问题 的新杂志进行准备工作。7月
底哥穆尔卡发出的正式邀请函仍然坚持这一说法 而且特意强调 我们 追求建立某种国际工人运动机关的目的 I但就在此时 莫斯科的想法 已经发生了变化 与华沙发出邀请函差不多同时 日丹诺夫向斯大林提交了一份报 议将国际形势问题和各国共产党行动协调问题列入会议日程 苏联党将在会上提出成立 会各党协调中心 的建议 报告强调 种协商 只能依照各党自愿协商的办法 在涉及联共 利益的 所有问题上 有关党必须同联共 协商 2显然是担心波兰党不能胜 8 15 联共 中央对外政策部副部长L8.巴拉诺夫在给 日丹诺夫报告中要求 会议日程所有主要问题的详细材料 须由联共 中央认真准备并经其批准 报告还提出 在会议总结阶 联共 代表 以支持成立协调委员会的想法 但这个建议最 由其他党的代表提出 3 过修改 在会议组织者日丹诺夫和6 M. 林科夫8 27 联名向斯大林提交的报告中 关于 调委员会 提法改为 在出席会议的各党代表 自愿同意 的条件下 部设 在华沙的情报局 的形式建立之 49月初 对外政策部又提交了一份分析 材料 论证了建立 际协调中心 的必要性 5虽然前后用词一样 但意 义已经完全不同了 议的宗旨和目的就这样确定下来了 下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协调 统一到哪里去 会前对外政策部精心准
备的 于国际形势 的报告解决了这个问题 个后来由日丹诺夫所 作的著名报告反映了苏联领导人对国际局势的新看法以及由此而产生的 新方针 其表述在报告起草过程中几经修改 到最后一稿才归结为 个对抗阵营形成 这样一个中心命题 后政治力量的新格局 以帝国主义的反民主阵营为一方和以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主阵营为一方的 两个阵营的建立 “社会主义民族道路 的概念已不见踪影 同制度 之间和平共处与合作的说法已销声匿迹 甚至利用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 说法也不再提起 剩下的只有世界的分裂和两个阵营之间的对抗 只有 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 后斗争 这就是各国共产党必须遵守的统 的行动方针 9 22 —28日在波兰召开的欧洲共产党 工人党情报局第一会议总 算顺利结束了 尽管存在一些波折 法共和意共代表对铺天盖地而来 尤其是来自南共 的批判进行辩解和反驳 波兰拒绝将情报局总部设在 华沙 丹诺夫与南共代表发言时暗中较量 赋予情报局协调功能的会 议决议在斯大林的 性指令下才得以通过 等等 2会议完成了苏联匆忙 设定的任务 通过建立情报局这一机构恢复对欧洲各主要共产党的直接 控制和指挥 反帝国主义的 民主阵营 的旗帜下开始实施同以美国 为首的 帝国主义阵营 集团对抗 战略 3至此 美苏双方不仅发表 了冷战宣言 而且确定了冷战政策 冷战格局终于在欧洲形成 至于共 产党情报局 就其作为苏联外交附属物的职能而言 可以看作是共产国 际的替代品 但就其目标而言 二者之间的差别是十分明显的 共产国
际以推动世界革命 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为己任 而情报局的任务是按照 苏联的部署在欧洲范围内组织各国共产党抵制和对抗西方的进攻 莫斯科看来 马歇尔计划就是美国进攻战略的开端 苏联的冷战战略和 策略可以归结为 线进攻 外线防御 所谓 线进攻 就是稳住阵脚 对欧洲共产党和东欧国家进行 内部整肃 采取严厉措施保证各党与莫斯科步调一致 于是 斯大林在 会议期间以 不合时宜 为由 否定了拉科西提出的分别召开多瑙河流 域和北欧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的建议 11948 2月莫斯科鼓励和引导捷 共发动政变 推翻了东欧仅存在 民主联合政府 彻底封闭了 向社 会主义的民族道路 2同年6 由于铁托抵制对外政策必须与苏联 商一致 的方针 斯大林下决心将南斯拉夫逐出共产党情报局 3最后 1949— 1952 通过一系列向东欧各国强行移植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的措 斯大林实现了东欧苏联化的终极目标 4俄罗斯红色帝国终见其成 所谓 线防御 就是通过强硬政策对抗美国 迫使西方认可 苏联及其势力范围的安全利益 但绝非要对资本主义世界发动全面进 这与美国的 政策确有异曲同工之处 于是 尽管其时 希腊革命和中国革命如火如荼 日丹诺夫在洋洋万言的报告中却对其意 义和影响只字不提 5在南共和罗共的支持下 保共代表V.契尔文科夫建
议把支持希腊共产党的原则写进会议宣言 日丹诺夫未加思索便断然否 I法共和意共组织罢工 抨击马歇尔计划的目的不是寻求推翻本国政 而是希望重新进入内阁 21948年封锁柏林的行为 斯大林看来只 是将西方势力逐出他们不该留驻的苏联势力范围 当他了解到美国强硬 抵制的立场后 便不顾颜面地宣布无条件解除封锁 3与当时美国决策者和 后来很多研究者的错误理解不同 大林为朝鲜军事行动开放绿灯并非 有意挑战西方 而是为了保障苏联在远东地区的战略利益和地位 4 所谓马歇尔计划的 不是表现为传统的军事压力 甚至在 表面上也不像杜鲁门主义那样注重于政治压力 而是集中于通过系统性 经济切割向苏联和东欧施加经济压力 那么 莫斯科在经济上是如何应 对马歇尔计划的 以往的研究中 很多学者提到 莫洛托夫计划 联通过与东欧各国分别签署双边经贸协议建构东方集团的经济防御阵 5然而 笔者在已开放的俄国档案中没有找到任何相关的文件 也没 见到研究者引用过有关文件 实际上对于突如其来的马歇尔计划 联并没有一个成熟的应对 与政治上的决断反应不同 莫斯科在 经济上显得手足无措 经济落后又在战争中遭受重创的东欧各国 在某
种程度上对于苏联来说就是一种负担和累赘 I但既然已经纳入了自己的安 全势力范围 苏联就必须承担起这一地区稳定和发展的经济责任 从军 事占领伊始 苏联当局就勉为其难地不断向这些国家提供粮食救济 济援助和财政贷款 2对于战后同样陷入经济困境 需重建资金的苏联来 这简直就是雪上加霜 因此 如前所述 苏联在战后初期并不在意 东欧与西方的经济往来 有时甚至鼓励他们这样做 但巴黎会谈之后 东欧国家被迫拒绝西方的援助 而美国因东欧国家的政治立场也基本断 绝提供援助3 他们就只能转向莫斯科求救4 与此同时 苏联既担心美国从 这大概就是苏联在1947 — 1948年与东欧各国分别签署经贸协议的原 种做法 与其说是反击马歇尔计划的有意谋划 不如说是临时起 意的无奈之举 禁止东欧接受西方经济援助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可以称得上经济应对方略的应该是 经济互助委员会 的成立 绝马歇尔计划一年半以后 苏联感到有必要把东欧各国组织起来 建立 个像西欧经济一体化那样的东欧经济组织 1948 12 23 联共 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 苏联与人民民主国家经济关系 的决议 经济上渗透 下决心与西方做经济切割 也就只好独自挑起这副重担 5
议明确指出 为了应对马歇尔计划 必须制定协调苏联与人民民主国家 间经济关系的计划 11949年1 经互会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成立的 然而 莫斯科的目标很难实现 首先 苏联的重建计划仍然是以重工业 和军事工业为主导 很难满足东欧的消费品需求 2其次 东欧国家并非计 划经济体制 一时间无法与苏联经济对接 结果 经互会在最初几年 既没有组织章程 也没有执行机构 有一个小型技术机构 质上不 1952 10 在实践上东欧各国彻底完成了移植苏联政治经济 体制的苏联化过程 在理论上斯大林提出了以 个平行世界市场 中心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说 4 个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对立的社会主 义计划经济体系似乎是建立起来了 但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核心 经互会仍然徒有其表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直到1959 12月经互会才 有了自己的章程 直到1961 3月经互会秘书处才制定出工作条例 5 于经济落后和组织不善 经互会成立后十几年的对外贸易额仍然微不足 过是双边经贸协议的简单集合 根本谈不上
历史往往出现惊人的相似 30年代初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生大萧条 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却踏上了胜利的征程 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 的货币系统陷于崩溃 苏联集团的经互会却进入了历史上的成熟期 于此 有俄罗斯学者认为 经互会 化和改善 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 的合作 发展了 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 有相对于资本主义不可否 认的优势 2实际上 经互会在最成熟的时候 也不过是将苏联的计划经 济体制扩展到几个 星国3 既没有形成另一个 更没有建立起 对此 史实胜于雄辩 80年代经互会中的东欧国家接二连三地摆脱 苏联控制 抛弃了计划经济模式 并纷纷申请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90年代初 经互会便悄无声息地自行解散了。
回顾整个冷战历史 华沙条约国组织也许还可以同北大西洋公约 组织抗衡 而计划经济体系中的经互会根本无法与市场经济体系中的欧 盟比肩 说到底 苏联最后在冷战中败北 根源还是自绝于世界经济体 经济体制和经济实力不如美国。
结论
欧洲复兴计划的核心是在市场经济的框架内解决西欧的战后经济重 建问题 从美苏关系的角度观察 美国提出马歇尔计划的目标就是要与
苏联做经济上的彻底切割 以免西方的经济复苏受到铁幕另一边的干扰 和破坏 换言之 一个世界变成了两个世界 美国在战时设计的世界经 济体系和国际经济组织的运行范围已经缩小到西方世界 而把苏联排除 在外 迫使其返回战前自给自足的 但从政治上考虑 分裂的 责任还要推给苏联来承担 正像 纽约时报 形象地指出的：「马歇尔的 目标是为俄罗斯打开一扇它不会进入的大门 I从这一点看 苏联对马歇 计划的认知没有错误 但应对的战略和策略都大错特错 就经济发展 略而言 苏联本可以抓住战后的历史机遇 改革现有计划经济体制 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历史潮流 1944 7月苏联代表在布雷顿森林协 上签字 已经在这方面迈出了第一步 然而 美苏关系的恶化和传统 意识形态的影响令莫斯科犹豫不决 当意识到加入马歇尔计划将受到西 方经济规则的制约后 苏联毅然关闭了通向世界经济的大门 此进入 了自我封闭的过程 这一决定从本质上讲不是顺应而是悖逆历史潮流 对后来苏联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负面影响 至于苏联提出的理 实施马歇尔计划是对国家主权的侵犯 实属牵强附会 立国际 经济组织 实现经济一体化本身就意味 部分国家主权的让渡 这一点 苏联参加布雷顿森林会议时已经有所理解和接受 现在提出来不过是寻 找借口而已 当然 苏联即使作出某种让步也未必能够获得经济援助 这里需要耐心和高超的谈判技巧 但想要得到战时租借那种 条件援 只能是幻想 退一步 如果无法加入 苏联的第二个目的是破坏马 歇尔计划 为此 苏联应对的要旨就不是加入马歇尔计划本身而是参与 制定计划实施方案的谈判 从策略上讲 联完全可以带领东欧国家继 参加巴黎会议 并利用西方集团内部的矛盾 在谈判中寻找机会 苏联主动关闭大门 出谈判 并禁止所有东欧国家参与谈判
异于在帮助美国实现其目标 而由自己完全承担欧洲分裂的责任 这些 错误的根源在于苏联对其计划经济体制的盲目自信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 认为 歇尔计划导致的欧洲分裂 虽然是美国主动为之 但同时也是 联的必然选择 果说马歇尔计划是欧洲国际政治的分水岭 那么它的起点就是德 国问题 尤其是战后德国的赔偿问题 苏联在德国赔偿问题上顽固而非 理性的立场导致美国人不得不做出合并美英占领区的决定 其实质就是 苏联分道扬镶 为德国西部的经济恢复和重建奠定基础 尽管因其政 治敏感性 歇尔在哈佛大学的讲演中闭口不提 德国 但正如希契 科克所言 马歇尔计划最直接的政治战略影响就体现在美国的对德政策 I美国援助欧洲政策的出发点就在于 整个欧洲的经济复苏离不开 国的经济重建 而马歇尔计划的提出使美国摆脱了此前对德政策既要 惩罚又要扶植的矛盾状态 联人最无法接受的就是让德国加入马歇尔 计划 但莫斯科在指责美国分裂德国时可曾想到 恰是苏联的赔偿政 策导致了这一恶果 仅如此 经济的割裂还直接导致了政治的分裂 在德国西占区加入欧洲一体化的过程中 国分裂和联邦德国诞生的条 正在日臻成熟 这又是一个苏联难以接受又不得不接受的结果 所以 德国问题既是马歇尔计划经济上的起点 也是其政治上的终点 美苏对东欧问题的处理在冷战起源过程中占有特殊的重要地位 是因为就在这个时间节点上 美国和苏联都最终确定了各自与东欧的关 系和对东欧的政策 尽管从地缘政治角度美国在原则上认可东欧属苏联 的势力范围 是在外交和意识形态层面华盛顿一度仍然很关注东欧问 并因此引发与苏联的摩擦和矛盾 一方面由于苏联在军事占领优
势下采取的强硬政策 一方面因为东欧经济在与西方交往中不占有无法 舍弃的地位 美国在提出马歇尔计划时已经把东欧看做是可有可无的因 或者可以说 在东欧与西欧彻底分裂前美国已经有意无意地放弃了 东欧 苏联对东欧的政策同样是变化的 虽然笼统地说战时后期莫斯科 将东欧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 但那时的政策仅限于谋求东欧各国采取 对苏友好政策 并将其置于苏联的影响之下 况且 东欧各国的情况错 综复杂 苏联对这一地区并没有统一 明确的总体规划 1947年上半 东欧各国联合政府内部的争斗和美国的政治影响引起莫斯科担心 是苏联采取种种手段干预东欧国家的选举 从而通过共产党掌权实现 对那里的政治控制 不过 政治大门已经关上 经济窗口仍然开放 斯科还不想背上东欧这个沉重的经济包袱 马歇尔计划的提出让苏联意 识到美国可能通过经济手段达到政治目的 只有把东欧彻底地改造成 星国 联的安全才能得到最后保障 共产党情报局的成立奠定了建立 以苏联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政治基础 但在经济上仍感力不从心 经济落后是苏联在冷战起源 也是在整个冷战对抗过程中的致命弱点 至于苏联的东欧政策 是否可以考虑 兰模式 这似乎是一个值得讨 的题目。
马歇尔计划的提出和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表明美苏双方都已经决心 采取对抗性的政策了 同时又已经组建起自己的政治集团 冷战格局由 此形成 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是 冷战可以避免吗 无论从理论还是历史 的角度考察 共同敌人消失后盟国之间合作的基础虽然削弱但未必非要 分裂 不同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也是可以实现的 什么必然走向 全面的冷战对抗 该说美苏的冷战战略都是防御性的 只是双方的实
差距造成了不同的策略选择 美国是强者 攻为守 联是弱 守为攻 既然是防御 那么美苏当时都没有把消灭对方作为对 外政策的目标 而是以双方共存作为对外政策的基础 实际上 1945 1947年美苏在处理双边关系时都同时扮 三种角色 合作的朋友 竞争的对手和斗争的敌手 朋友做不成就只剩下做敌手了吗 作为敌手 就一定要走到你死我活的地步吗 作为敌手 美国的问题是错把 无限 扩张 认作苏联的行为目标 所以四处围追堵截 作为对手 联的问 题是不懂得妥协 只有共处的愿望 没有合作的表现 历史研究表明 美国冷战政策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对苏联行为目标的误读 而苏 联的行为在很多方面又确实引导了这种误读 这里不是谈冷战的责任问 而是要说明美苏双方如果能摆脱意识形态干扰 加强战略性信息沟 及时调整政策 本来是可以避免陷入冷战漩涡的 人在历史上的 作用是不容否定的 是盖迪斯的那句名言 有斯大林就没有冷 J1是否站得住脚 果罗斯福晚几年去世 况会是怎样呢 果美国 冷战政策的目标只是针对斯大林的苏联 那么斯大林以后的苏联呢 后说到社会制度问题 共产党宣言 发表170多年以来 无论资本 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而且还在继续变化 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的选择 然如此 那么在战后越来越突 显的全球化的历史发展趋势引导下 不同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难道 不是反映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 事实上 通往冷战深渊的每一步都 回转的机会和可能 前提是避免继续认知 和政策 否则 往前走就越难回头了。
结语
严格地讲 本书重点研究的是 冷战的发生 （Beginning of the Cold War） 而非 冷战的起源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这是两个紧密相 连但关注点不同的问题 冷战起源讨论的是冷战这一历史现象的本质属性 及其发生的根源 是什么 为什么会发生 而冷战发生讨论的是冷 战这一战后国际格局具体产生的机制和过程 如何开始 为什么这样 开始 以往史学界在 冷战起源 的问题上长期争论不休 众说纷纭 至少部分的原因在于没有把这两个概念区分开来 实际上 对于苏联的 社会主义模式 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中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 来说 这里的确存在一个理论设想与现实历史过程之间的差别问题 从理 论上讲 马克思主义认为 共产主义必将埋葬和替代资本主义 因此他们 之间是 你死我活 的斗争 但在现实历史过程中 情况却复杂得多 作为具有特定内涵的20世纪的冷战 是以美苏两国为代表的两种社 会制度 经济模式及其意识形态的竞争和对抗 这种非战争形态的对抗 是全方位的 双方都企图引领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 并获得实际的地缘 政治和经济发展利益 进而谋取世界霸权 对于冷战的性质和特征 际学界大体上是有共识的 而这种认知必然将冷战的起源追溯到第一次 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 因为正是十月革命的爆发和胜利 在现实中提出 了社会主义体系向资本主义体系挑战的问题 提出了共产主义战胜资本 主义的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在1848年宣布 共产党人的理论就是 灭私有制 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 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 1 1马克思 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4 北京 人民出版社7958 480 504 480 经济漩涡 观察冷战发生的新视角 这个 共产主义的幽灵 1917年现身了 用列宁的话说 国革命 质上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总演习 1作为世界革命的总导演 列宁 和俄共 1919年组建了共产国际 托洛茨基起草的共产国际宣言 共产国际的目标就是 促使并加速共产主义革命在全世界的胜利 际共产党的任务就在于推翻资产阶级的世界秩序 代之以社会主 义制度的大 2追根寻源 把冷战的起源与十月革命和苏俄政权联系 在一起 无疑是正确的 但是 如果把冷战的发生过程也简单地归结于 而无视历史发展变化的复杂性和偶然性因素 则无疑是背离了历史 研究的实证方法。
十月革命爆发五周年之际 世界革命和苏俄政权本身都陷入了危 列宁期待的欧洲革命不仅没有形成高潮 反而消退下去 1918 年德国基尔水兵起义 1919年匈牙利苏维埃革命和1920年苏俄红军进 攻波兰相继失败 作为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直接冲击和 代性选择 的世界革命不得不偃旗息鼓 1922年的热那亚会议 及随后的海牙会 苏俄作为世界秩序的反叛者参加的第一次国际经济会议 列宁那 句名言 们不是以共产党人的身份 而是以商人的身份去热那亚 充分表明现实主义的俄国共产党人准备在一段不确定的时间内 放弃以推翻旧世界为目标的世界革命方针 尽管英国试图重新将俄国纳 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愿望未能实现 但作为热那亚会议的唯一成 俄国与德国签署的拉巴洛条约说明 两种制度之间 你死我活 斗争已经暂告结束 同样 苏俄虽然在海牙会议拒绝了各国关于对被国
有化的外国企业进行赔偿的要求 但答应在获得贷款后可以考虑偿还外 说明布尔什维克正在准备有条件地接受维护国际经济秩序的 游戏 规则 I不久以后 共产国际便从世界革命的大本营转变为苏联对外政 策的工具 共产国际发动的 东方革命 包括中国革命 也主要是为了 保障苏联这座 在资本主义 包围中的生存和安全 而苏 时期 与此同时 苏俄国内政策的变化也是巨大的 十月革命胜利初期 布尔什维克党实施了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各项经济措施 全面国有化 消灭货币和商业 推进农村的 月革命 倡导公社化 在政治制度 方面 则取缔立宪会议 实现一党专制 国内战争的爆发和帝国主义的 武装干涉 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苏俄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进程 然而 一系列 时共产主义 的激进措施遭遇到民众的强烈反对 全国各 地的农民暴动 特别是作为十月革命主力部队的喀琅施塔得水兵起义 让列宁意识到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合法性已经面临全面危机 于是 作为 战略性退却 经济政策 运而生 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市场 发挥作用 用商业原则调节城乡关系 鼓励人们发家致富 一切都 是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理念背道而驰的 但列宁认为 在经济发展还 十分落后的俄国 必须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 因为 作为小生产和交换 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 在一定范围内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我们应该利 用资本主义 特别是要把它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去 作为小生 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 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 道路 方法和 方式 2他在去世前甚至认为 合作社和国家资本主义 是建成社会
联国家本身则开始与它宣称要推翻的资本主义世界进入了 和平共处
发展 I实际上 这种对内政策的逻辑延伸恰恰形成了新的对外政策 列宁似乎试图建构一种新的适应于欠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理论和政策体 而这种 社会主义社会 仍然是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内的 可惜 因重病在身 过早去世 列宁未能如愿 斯大林并非列宁选定的接班人 而是通过残酷的党内斗争走上权力 顶峰的 除了立场坚定 性格刚毅和善谋权术 斯大林能够战胜其他所 有政治局委员最重要的原因有三点 其一 斯大林 继承和发展 了列 宁关于 —阶级—政党—领袖 的布尔什维克建党原则 特别是 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发挥到极致 通过不断进 行的政治 大清洗 合法 地收拾了所有可能威胁到其权力的政治对 建立起以个人集权为基础的专制体制 这就是斯大林政治体制也是 其后领导人继承的苏联政治模式的典型特征 其二 斯大林在1924年提 出的 一国建成社会主义 的理论2 虽然背离了马克思提出 列宁遵循的 在世界革命共同胜利中实现社会主义的路径 但却符合俄国当时所处的 国际环境和实际条件 为坚定苏联社会和民众的社会主义理想和方向提 供了理论依据 正是在这一国家建构和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基础上 大林为了保障苏联的国家安全 其本质是苏共一党专政和领袖个人专 权的统一 要求各国共产党必须支持苏联 援助苏联 苏联 一切 服从苏联的利益 被宣布为 国际无产阶级利益 的体现 3为此 联今天可以参加英法抵制法西斯德国的 集体安全 谈判 明天可以与
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 其发展 也就等于 社会主义的 希特勒德国签订瓜分势力范围的秘密条约 后天又可以与英美结成同盟 反抗法西斯轴心国 总之一切以苏联的现实政治和安全利益为核心 界革命不过是偶尔借用一下的策略工具而已 其三 斯大林通过取消 经济政策 强迫实现农业集体化和社会主义工业化 为苏联解决了一个 列宁尚未及解决的社会主义制度创设的难题 在世界革命推迟的条件下 如何将 国家资本主义的俄国 转变成 社会主义的俄国 即在制度形 态上确立一个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资本主义国家性质根本不同的 会主义国家 当时 其他反对派领导人都没有能够找到一种符合马克思 主义理念又可供实施的 社会主义 方案 他们或者超越现实提出更加 激进的 不断革命 托洛茨基 或者趋向 保守 主张长期停留在 经济政策 退却 阶段 布哈林 而只有斯大林坚持的高度集权的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 既应和了十月革命提出的历史命题 又为苏维 埃政权提供了合法性依据 更重要的是 命运之神也在眷顾斯大林 联第一个五年计划进行期间 1928 — 1932 恰好赶上西方的经济大 萧条 这样 苏联不仅利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获得了大量西方的资金 设备和技术 而且充分向外部世界显示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优越 再有 斯大林创造的经济模式虽然造就了工业化奇迹 但也付出了 沉重的代价 甚至给苏联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危机 普遍的社会恐慌 畸形的经济发展和低下的生活水平 然而 30年代紧张的国际局势掩盖 了这一切 斯大林的经济模式本质上又回到了 战时共产主义 而这种 模式的优势 国家高效分配资源 集中力量解决优先选项等 恰恰在 战争的环境中可以得到充分体现 这些历史偶然性的结果 无疑大大增 强了斯大林和苏共政权对其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信心 这就是斯大林最 后决心与世界经济体系切割 与美国进行全面对抗的动力和依据 本书在讨论的 冷战发生 的命题时 实际上提出的是这样一个问 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苏德战争爆发以来 在苏联与美国 或者说苏 484 经济漩涡 观察冷战发生的新视角 联的社会主义体制与美国和西方的资本主义体制之间 是否存在和平共 处的 机会 如果存在 那么这种 机会 又是如何失去的 通过上述 对于苏联国际战略方针变化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形成的简要历史回顾 大致可以看出 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复杂的 对于冷战起源的一般性 描述并不能替代对冷战发生过程的具体分析 冷战的发生是世界主要矛 盾以及美苏之间各种矛盾变化合力的结果 也是冷战的根源性深层因素 显性化 具体化的过程 从冷战根源性因素的激活到冷战行为的实际发 期间还需要一系列连接性环节的助力 那么 这些 助力 究竟是 什么 实际上 冷战史学者之间的分歧 很多就表现在对战后美苏相互 关系变化的动力和原因 美苏各自政策的取向和目标等具体问题的看法 或判断不同 因此 回答 机会 是否存在和如何失去的问题 需要从 对冷战起源的宏观研究进入更为细致的对冷战发生过程的微观研究 书所作的就是这样一种努力 从国际政治体系看 战时反法西斯同盟给苏联带来了巨大的战略利 藉助美国的援助与合作 苏联不仅战胜了德国 而且出兵东欧和亚 扩大了版图 建立了势力范围 斯大林战前实施的以苏联国家安全 为核心的对外战略得以成功并继续 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 斯大林宣布 解散作为世界革命大本营的共产国际 要求法国和意大利等西欧共产党 放弃武装 加入政府 敦促东欧国家在议会选举基础上建立多党制 合政府 对中国革命和希腊革命态度冷淡 静而观之 所有这些都表明 苏联没有破坏现存国际政治秩序的目标 反而在雅尔塔体系中安享其安 全和地缘政治的成果 这就是战后美苏继续合作 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 主义国家和平共存的国际政治基础 然而从世界经济体系看 则事情存在 两面性 一方面 斯大林对 美苏之间经济实力的巨大差距看得十分清楚 战后苏联经济重建需要得 到美国的帮助 而参加布雷顿森林体系正是获取国际贷款的重要渠道 结语 485 1944年苏联代表在布雷顿森林会议文件上签字 以及1945 12 27 前苏联各部门关于加入国际经济组织的论证报告 都可以说明这一点 这就是苏联实现战后美苏经济合作以及考虑进入国际经济体系的动力 另一方面 斯大林已经在苏联建立起将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 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 而且对此充满信心 因此 对于美国设计的战 后国际经济体系 斯大林认为那只是为解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可能出现 的危机问题而设计的 除非有巨大利益可图 苏联没有参与的必要性 斯大林最担心的是 因为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而危及苏联的计划经济体 并最终危及政治体制和国家权力 这种对美国设计的资本主义世界 济体系的疑虑正是斯大林最后决定与美国经济脱 的内在动因 由于 种对美国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发自内心的不信任 斯大林对布雷顿森 林体系构建过程中美国的行为非常敏感 不愿轻易妥协和让步 1946 冷战发生前 启动的以巩固计划经济体制为核心的第四个五年计划 苏联对美国拒绝贷款和在德国赔偿问题上不合作的反应 就很说明问 这也是苏联最终未能进入国际经济体系的最根本和最主要的原因 综合观察 战后美苏继续合作 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 的可 能性是有的 两种不同社会体制 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 之间和平 共处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就是说 存在的 很多学者否认 的存在 认为冷战是历史的必然结果 甚至有人提出 没有斯大林 就没有冷战 1笔者对此不能苟同 其实历史存在很多偶然性 如果苏 联在3- :条款谈判中早一些接受美国提出的利率 疑就可以得到租借贷 也就排除了战后取得信用贷款甚至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障碍 果罗斯福的健康状况允许他完成第四届总统任期 哪怕再给他几个月的
时间 从当时的情况看 苏联在雅尔塔会议后不久得到美国贷款并加入 国际经济组织是完全现实的 如果苏联在1947 3月莫斯科外长会议前 或在会议期间及时在德国赔偿问题做出妥协 马歇尔很可能就不会提出 还可以举出很多 而正是无数 偶然性 的合成 造成了历史的 必然 结果 所以 冷战的发生也是偶然的 说到历史的必然性 那么必须看 共产党宣言 发表一个半世纪以来 无论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 会主义社会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而且还在继续变化 这是不以人们意志 为转移的历史的选择 既然如此 那么在战后越来越突显的全球化的历 史发展趋势引导下 不同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难道不是反映了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愿景 事实上 通往冷战的每一步都有回转的机会和可能 但美苏走到最 后一步还是掉入了冷战的深渊 那么 机会 是如何失去的 笔者不 赞成冷战史学者过多地讨论所谓 冷战责任 的问题 这多少会使研究 者落入意识形态的陷阱 历史研究的责任在于说明冷战究竟是怎样发生 美苏双方决策的动机是什么 为什么会造成如此的结果 现在大多 数学者都承认冷战的形成是一个螺旋上升的互动过程 但需要进一步解 释的是这个互动过程的具体表现 而不是简单地 各打五十大板 研究 表明 从租借谈判到贷款争论 从凯南长电报 丘吉尔铁幕演说 到杜 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的提出 几乎每一步都是美国的政策首先发生了 变化 是美国主动改变了对苏政策 而不是相反 苏联的一系列行为尽 管是错误的或不道德的 如东欧的选举问题 伊朗的石油问题 德国的 赔偿问题等 但这些做法都不是针对美国的 也没有伤害美国的意图 因此 从冷战发生的进程看 开启 发动机 的无疑是美国 然而 联并不是无辜的 一方面 人们常说美国 误解 了苏联的动机 这里 当然存在美国决策者固有的意识形态偏见因素 但是在很多情况下 援助欧洲计划 至少会因为要承担分裂德国的责任而犹豫 这种 如果 结语 487 道不是莫斯科的不当或过激行为引发了 误解 并为华盛顿提供了改 变政策 动员舆论的把柄和证据 伊朗危机就是最典型的案例 另一方 而是 加油 不是缓和关系而是激化矛盾 苏联后期对德国统一赔偿 计划的处置 对关于援助欧洲计划的巴黎会谈的反应 都是这方面的案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冷战发生的 互动 过程 最后 作为本书的姊妹篇 笔者将在下一本书讨论美苏对抗和经济 冷战走向全球化过程中苏联的作用 其中的主要问题包括 曾经隐伏的 两种制度对抗和 世界革命 目标是如何在冷战初期被激活的 苏联计 划经济体制在国内是如何走向凝固化 板结化的 斯大林为什么要向东 欧强行移植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 斯大林为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留下了 怎样的政治遗产 等等 这里先做个预告。
沈志华《经济漩涡：观察冷战发生的新视角》0-2
此版本为沈志华著作的减版，适合非学术阅读。
导言
第一章 无条件援助 租借与战时美苏经济关系
战前美苏经济关系与租借政策的缘起
对苏联租借援助政策的确立和实施
美国对苏联租借的中止 终止和善后
租借援助政策对苏联的意义和作用
几点结论
第二章错失良机 苏联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
怀特的计划 美国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设想
苏联的反应 为实现战后国际经济合作而被动参与
华盛顿谈判 苏联加入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条件
布雷顿森林 美苏在国际货币会议上的分歧与妥协
难产的决定 苏联拒绝加入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原因和结果 关于苏联战后经济决策的分析与思考
第三章拒绝贷款：经济成为美国对苏外交的“杠杆”
战后美苏经济合作的政治经济基础
苏联对信用贷款的期望与美国的反应
美国拒绝提供贷款与苏联的强硬立场
几点结论和思考
第四章冷战前奏 美国对苏联战略认知陷入误区
战后初期美苏之间的分歧和矛盾
斯大林选举演说的背景和实质内容
凯南 长电 及其对美国政策的影响
丘吉尔 铁幕演说 的背景和结果
1946年春夏之交美苏关系的困境
简短的结论
第五章 走向冲突 石油租让权与苏联在伊朗的目标
石油资源 战后苏联在伊朗的经济要求
策划分裂 苏联与南阿塞拜疆自治运动
撤军争端 美苏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博弈
竹篮打水 伊朗危机给苏联带来的恶果
简短的结论
第六章 分道扬镶 美苏在德国赔偿问题上的合作与冲突
盟国共同索赔政策的形成
美苏对德索赔计划的协调
统一赔偿计划执行中的冲突
美苏在赔偿问题上分道扬
简短的结论
第七章 铁幕落下 马歇尔计划与欧洲共产党情报局
马歇尔计划的政治和经济背景及目标
巴黎会谈与苏联拒绝加入马歇尔计划
苏联严禁东欧各国参与马歇尔计划
共产党情报局建立与苏联的冷战战略
结论导言
历史研究的本质是对人类经验的考察和讨论，而不是对概念和理论的研究。本书的任务不是讨论国际关系理论 更不曾想建立一种理论模式。作为一部实证性历史著作 笔者只是试图对国际史学界讨论的一个老问题提供一个新的观察视角。这个老问题就是冷战的起源和发生，别是苏联在其中的作用；这个新视角就是经济 别是苏联的经济观念、经济政策以及美苏之间的经济关系 因此 本书关注的历史过程同以往没有区别 还是在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发生的那些会议 事件 谈判、纷争和冲突 但观察的视角不同 就会发现不同的逻辑链条 产生不同的历史叙事，从而对战后美苏关系变化 战格局形成和展开提供一种新的解释框架。
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很早就说过: 不可能有这样的历史—实发生的过去 (the past as it actually happened)；只能有对历史的各种解释 而且没有一种解释是终极的 每一代人都有权形成自己的解释 他们不仅有权形成自己的解释 而且有义务这样做 因为的确有一种寻求答案的迫切需要。
以往史学界对于冷战起源和冷战发生的研究 大体上局限于国际政治体系的范围内 而安全结构 缘政治 意识形态是这一体系的基本范畴 国际政治体系对于冷战史研究无疑是十分重要 十分必要的，数十年来冷战史学家正是在这一理论体系的运用中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50年代初在西方学术界出现的正统学派或传统学派强调苏联作为 邪恶强权国家 的作用， 认为苏联的地缘政治扩张和建立世界霸权的野心导致了冷战的发生，美国则是为了捍 民主制度 遏制共产主义扩张而被动地卷入了冷战。60年代崛起的修正学派以批判美国对外政策为出发点，强调美国为控制世界资源 全球建立霸权而进行了帝国主义式的扩张，这才是冷战发生的根本原因 70年代后期 美国历史档案陆续开放，又出现了后修正学派。这一派学者努力重建“历史叙事”，为冷战的起因主要在于美苏双方在对外政策上发生的相互误判 并由于意识形态极端对立而进一步产生的过度反应 由于冷战的“意外”结束和俄罗斯档案逐渐公布于世 方学界出现了以约翰·加迪斯为代表的 战史新研究 的学术潮流 其特点是强调利用多国档案特别是美苏双边档案 加强对国际关系理论的探索 从而使冷战研究成为真正的国际史而非美国外交史— 这方面 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冷战起源和发生的问题上，“新研究”的作者们从冷战的结局出发 认为苏联和斯大林应该为冷战的发生负责，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和苏联的政治制度本身具有进攻性 对西方构成了安全和威胁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加迪斯的这一说法 只要斯大林统治着苏联 冷战就是不可避免的 当然 这种观点也受到一些学者（如P.莱夫勒、G.伦德斯塔德）的质疑和挑战 样作为以前的 “后修正学派”，他们指责加迪斯回到了 传统学派 的立场。
上述研究无疑大大加深了人们对冷战本质和缘起的理解 但是，笔者在研究中感到 如果仅限于安全结构 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范畴，似乎有很多问题是无法解释清楚的 比如 在美苏形成冷战对抗的格局前，彼此都没有构成对对方的安全威胁 双方都没有感受到来自对方的“军事威胁”，“不安全感”不过是意识形态偏见带来的幻觉 而非现实。所谓陷入 安全困境 主要是第一次柏林危机 特别是朝鲜战争 以后的事情 如何用安全结构或安全观念来解释冷战的形成 又比如 就冷战起源而言 美苏意识形态的对立无疑是最具根源性的 但在考察冷战发生时 情况就未必如此了 在苏南冲突出现之前 斯大林并没有在其势力范围内宣扬和推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 甚至有些美国决策者也看到了这一点 那么如何用意识形态来描述冷战的发生 再比如，冷战爆发前美苏并没有地缘政治的交集 双方分别从中国和朝鲜半岛撤军甚至表明他们尽力避免这样的交集 如果本书对历史的考察可以证明伊朗危机的根源和本质是苏联对石油资源的要求 不是占领或分割伊朗领土 而美苏对德占领政策分歧的实质是战后赔偿问题 不是永久性地分别占领德国 又如何用地缘政治来说明冷战的开始 所以 仅在国际政治体系内讨论冷战起源尤其是冷战发生的问题显然是不够的 这里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因素— 经济。
与国际政治体系相对应 笔者在考察和解释冷战起源 冷战发生以及美苏关系的深层因素时 借用了关于世界经济体系或现代世界体系的概念 尽管这一概念创始人I. M.沃勒斯坦的一些观点和结论笔者难以认同 沃勒斯坦指出 世界体系分析是一种方法而不是一个理论 而这种分析方法认定，“人类共同活动的三个领域— 经济的 政治的和社会或社会文化的领域— 不是独立的社会活动领域 它们没有独自的 逻辑 更重要的是，它们的约束 决定 准则和 合理性 的相互结合是那样的紧密，以致没有任何有用的研究方式可以按照经济 政治和社会的分类把“这些因素”分开，或仅仅讨论可变的一种领域就能不断地 绝对地领会其他两种领域。”引入世界经济体系当然不是替代国际政治体系 而只是 增加了一个观察历史的视角 不过也需要指出 经济观察与政治观察和 社会观察并不是平行并列的 所谓现代世界体系 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而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对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和发展的历史 进行了最严谨 最科学的研究 把近代以来的人类历史放在世界经济体 系中进行考察 实际上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资本主义历史的方法，他们认为：“始终必须把 人类的历史 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他们还特别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 不应当在人们头脑中 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 去寻找 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 不应当在有关 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 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笔者完全认同这种研究方法 考察冷战起源 冷战发生乃至冷战结束的历 过程 不能离开“经济学”的研究 甚至可能首先需要从“经济学”的视角开始。
本书的时间起点在1944年夏天，此时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和布雷顿森林会议在美苏的共同努力下双双取得成功，为建立战后国际秩序奠定了基础。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倡导成立国际安全组织—联合国及安全理事会，布雷顿森林会议倡导成立国际经济组织（亦称“经济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此后还将建立国际贸易组织）。美苏两国领导人和当时的政治精英们普遍认为，安全和经济这两个国际组织就像是承载世界前行的两个车轮，它们的组建和运转将保障战后人类社会的稳定、繁荣和发展。然而，历史很快就证明，美苏关系和大国合作从此开始滑向下坡。根本的问题不在安全而在经济：安全的车轮 联合国 很快组建起来，虽然磕磕碰碰但总算开始运转，而经济的车轮 经济联合国 却未能按原计划组建和运转，以经济全球化为背景的国际经济组织，由于苏联及其集团缺席而无法成为未来国际经济秩序的保障。经济不是决定一切的唯一因素 但确是一切决定的基础性因素 此有必要加强对冷战发生乃至展开过程中经济因素的考察。这也是本书论述的逻辑起点。
如果加入经济因素的考虑 人们就会发现 从二战结束到战后初期，冷战的发生过程大致在两个领域展开 国际政治领域和世界经济领域。前者表现为战后国际秩序的安排及美苏势力范围的划分，后者表现为战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重组及其与苏联的关系。从国际政治体系 看，战时同盟在双方认同的 雅尔塔体系 中得以延伸 美苏在安全关切和霸权目标上的矛盾完全有可能在 大国合作 机制中得以缓解 避免走向冲突。从世界经济体系看 美苏经济体制之间的本质性差异，只有在两国建立战略互信且认同国际经济秩序统一的游戏规则的条件下 才能逐渐弥合 苏联对美国主导的 布雷顿森林体系 虽感到有利可图 但也心存疑虑。在美苏关系不断恶化的情况下 苏联首先放弃了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机会，进而断然拒绝参与欧洲经济援助计划 使得战时 的美苏经济合作关系无法在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重构中延续下去。所以，作为冷战本质的制度对抗首先是在经济领域显化的 冷战的发生也是从经济领域的脱钩开始的 当苏联拒绝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时 雅尔塔体系的经济基础实际上已经开始动摇 当苏联和东欧拒绝加入马歇尔计划、决心与西方世界做彻底的经济切割时 冷战便发生了。
如果从经济的角度观察 人们还会发现 战后美苏关系实际上是极不对称的；这种不对称性不是表现为政治影响力，而是表现为经济实力。以往把战后初期的苏联看作另一个 超级大国 可能是一种错误认知。如果仅从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看，或许可以这样说，但是如果从美苏经济实力差距和经济关系特征的角度观察，必然导致对过去思维定式的怀疑。在经济成就、 科技创新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整体经济和军事能力等方面，苏联与美国之间差距如此之大 以至于根本无法将二者放在同一个 天平上衡量 战后初期尤其如此 正是这一点而不是其他 决定了战后 斯大林的战略考虑 在安全战略上 苏联不可能主动向美国挑战 而在 经济战略上 苏联需要与美国继续合作。美国也是因为经济实力超强才会拥有沃勒斯坦所说的霸权地位，或如莱夫勒所说的“权力优势”。如同英语作为国际语言表明了大英帝国曾经的世界霸权地位 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也显示了美国现实的世界 霸权地位 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 美国在战略上提出了由美元主导战后 国际经济秩序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在策略上则把美元贷款作为撬动对苏 政治和外交的经济杠杆 而苏联对战后与美国经济合作的实际运作开始 产生犹疑和不满，也恰恰首先反应在这两个问题上。
本书的时间跨度包括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两个时段。战争期间，美苏及盟国之间的合作，首先体现在军事和外交方面 但经济也是一个重要领域，租借援助是战时美苏及盟国之间经济关系的完整体现 美国为 苏联提供的大量武器 设备和物资，对苏联战胜法西斯德国具有重要军事意义，对苏联战后经济恢复也发挥了极大促进作用 但更值得注意的是，通过租借的方式 美苏双方的经济机制开始互相渗透和融合：苏联极大地扩展了国际贸易和对美贸易，在一定程度上走出了与世隔绝的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 而美国则第一次将全国大部分生产和贸易纳入了“计划”的轨道，并努力推动 罗斯福新政 国际化。其结果，为建立战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准备了条件 同时也必须看到战场 形势变化对美苏双方经济政策的影响 欧洲战事结束后 很多美国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主张放弃对苏联 无条件援助 的方针 压缩或消减对 苏租借援助 而苏联考虑到战后经济重建 恰恰需要加大援助力度，这实际上构成了战争后期美苏分歧和矛盾的经济根源 罗斯福以对日作战 需要苏联为由 坚持以前的租借方针不变 一方面加深了美国内部左右政 治派别的矛盾和分歧 一方面也鼓励了苏联提出更大需求的“野心”，这无疑为罗斯福去世和战争结束后美国迅速调整对苏经济政策埋下了伏笔。
美国为战后国际秩序设计了两个系统 安全系统就是联合国及安全 理事会 经济系统则是布雷顿森林体系 其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就是希望 苏联能够融入国际社会和世界经济 斯大林非常重视安全体系的建立 但是对于经济体系却没有认真考虑 总体看来 苏联对战后的经济发展 战略缺乏深思熟虑的整体设计和系统规划 基本上就是延续战前的方针 和做法 原因在于经济理论上的两个认知误区 其一 社会主义的计划 经济是世界上最完美 最有效和最稳定的经济制度 没有看到在战后世 界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对其进行调整和改革的必要性 其二 资本主义 的利伯维尔场经济是腐朽没落的经济体制 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是其不可避 免的结局 没有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正在悄悄发 生变化 瓦尔加对此有所发现 但没有引起决策层的关注 1946年初 苏联第四个 五年计划 的出台 充分表明了苏联经济战略的继承性 惟其如此 当美苏关系恶化时 苏联根本不在乎与美国进行经济脱钩，更没有想到与世界经济体系切割给苏联经济发展带来的长期负面影响。
本书的时间终点在1947年夏秋 此时冷战格局在欧洲已经形成。这里涉及对冷战发生如何定义的问题 从冷战制度对抗的表现形式来讲 冷战的发生应该有两个基本条件 第一是美苏双方 不是单方面 都放 弃了战时大国合作的原则 而选择了对抗政策 第二是这种对抗不仅发生在美苏两国之间 而且是在以他们各自为首的两个政治集团之间。冷战格局的形成意味 战时大国合作结束 欧洲乃至世界开始分裂 进入 两极时代 1947年3月美国提出杜鲁门主义 6月提出马歇尔计划，说明美国的冷战政策已经形成。1947年7月苏联断然拒绝马歇尔计划 9 月成立欧洲共产党情报局 并提出世界已经划分为两大阵营的口号，说明苏联已经采取了冷战对抗的政策 在此过程中 双方都逐步构建起自 己的政治集团 而在此之前 尽管美苏之间关系已经恶化 甚至发生了 冲突 尽管美国已经制定了对苏 遏制 战略 但都不符合上述两个条件，因此不能说冷战已经形成 值得注意的是 1945 12月苏联没有 按照约定宣布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 美国开始产生对苏联拒绝国际合作 的战略疑虑 1947 7月莫斯科及其 星国拒绝加入马歇尔计划 表明 苏联已经决心与美国和西方世界做彻底切割 美苏合作关系的这两次破 裂都发生在经济领域 应该不是偶然的 说到底 战后世界的分裂首先 在于未能建立起一体化的国际经济组织 美苏关系陷入了经济漩涡，而不是安全困境 所以 冷战发生的真正原因不是安全问题，而是经济问题。这也是本书论述的逻辑终点。
正是由于冷战发生的最根本 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经济体系——其实冷战发生后美苏的对抗也首先体现在经济领域 本书重点讨论的是冷战 中的经济战(Economic Warfare)，或曰经济冷战(Economic Cold Warfare)。当然，主要侧重在苏联方面——这也是冷战史新研究的特征之一。
本书拟沿 经济观念 经济政策和经济关系的线索 梳理美苏关系 从战时合作到战后分裂的变化过程。
第一章 无条件援助 租借与战时美苏经济关系 以美国对苏 联的租借援助政策为背景 察美苏战时经济关系。
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是盟国取之不尽的 军火库 那么租借援助就是美国消除了 美元符号 的一种特殊的国际金融政策 是盟国取得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的有力保障 实际接受美国租借援助的有 37个国家 但唯有苏联享受了 条件 援助的待遇 这是因为苏联在 抵抗法西斯德国进攻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大约120亿美元的租借物资，不仅大大加强了苏联战时的军事实力 而且有力推动了苏联工业设 备更新换代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升 为其战后经济重建创造了物质技术条件。这无疑是战时美苏友谊和合作关系建立的物质基础。
更重要的是 通过租借这种外在形式 美苏经济关系发生了内在的 重大变化 在这一过程中 不仅美苏之间的经济交往和联系大大加强 而且双方的经济机制开始相互渗透和融合 对苏联而言 租借就是一种 特殊的对外贸易 莫斯科藉此走出了战前与世界隔离的自给自足的经济 状态 在作为西方列强患难与共的政治伙伴的同时 不管是否意识到 苏联的经济已成为民主阵营经济体的重要的甚至是主要的组成部分— 苏联进口物资的需求成为美国安排生产的重要依据 在苏联大规模参与 世界贸易的同时 华盛顿第一次如此广泛地将全国相当一部分生产和贸 易纳入了 的轨道 按照美国学者的说法 1943年底前，美国那种按利润调节生产的非计划经济已经惊人地改变成一种战时管理经济，以适应租借计划预定的种种目标 按军事标准对物品生产能力和价 值分配所进行的计算 取代了财政计算而作为经济活动的主导 因此 租借不仅帮助盟国赢得了战争 而且促进了罗斯福 的国际化 为苏联计划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创造了条件 总之 租借为布雷顿森 林体系提供了制度性基础 有助于战后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建立。
不过 租借虽然是盟国与法西斯作战的 利武器 罗斯福期待 以租借援助换取苏联的信任和回报 斯大林也希望将租借援助延续到战 后重建 但租借最终却未能成为战后大国继续合作的 和平工具 究其 原因 第一 罗斯福的理想主义有其合理性和前瞻性 他所设想的战后国际关系愿景未必就一定是 乌托邦 但到战争后期罗斯福仍然坚持 对苏 无条件援助 的方针不变 这不仅引起美国执行官员的普遍不满和不安 也确实助长和鼓励了斯大林的 野心——莫斯科感到只要坚持，就可以得到想要的一切 拒绝签署解决剩余租借物资的3-c协议就是 一例。第二，罗斯福去世后美国政治右倾，试图把租借援助作为“经济杠杆”，迫使苏联在政治和外交方面做出让步 苏联从意识形态出发，根本不会为了某种经济利益而放弃政治主张和立场 充其量 经济杠杆 的反作用很可能把苏联逼回到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 从而背离罗斯福将 苏联纳入战后国际经济体系的最初愿望 第三 苏联代表在后期租借谈 判中顽固而不妥协的态度和立场引起美国的极大不满和失望 这种态度 和立场源于莫斯科传统意识形态的认知误区 在苏联人看来 战后美国 必将陷入周期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而美国要度过危机 解决失业和 资本过剩的难题 必然依赖于苏联的市场 本来是苏联有求于美国的事情，偏偏要美国来央求苏联 这种心态 此前在布雷顿森林协议谈判中 出现过 此后在贷款谈判中亦是如此。
第二章 错失良机 苏联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 考察布雷顿 森林会议召开和苏联最后拒绝加入国际经济组织的历史过程。
美国设计并主导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旨在稳定国际货币、扩大世界贸易 实现战后世界经济的重建 繁荣和发展，其目标是建立保障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三大支柱，即平衡国际收支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成员国提供投资贷款的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亦称世界银行，以及协调各国关税以实现无条件最惠国待遇的国际贸易——后来长期表现为《关税和贸易总协议》。在美国人看来 苏联作为国家控制汇率、垄断贸易制度的主要代表，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非常重要 这不仅有利于世界经济和贸易发展，对苏联本身（特别是作为创始国）也大有益处 最重要的是 没有苏联这样非市场经济体制的大国参与 国际经济组织就是不健全的 战后世界经济一 体化的国际经济秩序就无法建立起来 为此 美国想方设法为苏联提供 了作为创始国的最优厚的条件 并在最重要的问题上——基金份额、卢布平价 基金投票权 黄金存放地等，几乎满足了苏联的所有要求。这固然与此时美苏关系正处于合作的最佳状态有关 但更主要的是 在罗 斯福和美国大批左翼人士看来 不同的经济体制之间在战争中呈现出一 种“趋同”的现象：美国的经济正在走向社会主义 而苏联正在走向“国家资本主义”。摩根索和怀特在布雷顿森林对苏联做出重大让步的原因就 是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经济体系并非是互不兼容的。
然而 美国人的良好愿望并未成为现实 1945年12月批准成立 国际经济组织的布雷顿森林协议最后期限到来时 莫斯科表示目前签署 协议 没有可能 苏联政府还要再进行研究 后来基金组织董事会把 苏联作为创始国资格的期限又延长了一年 但苏联最终还是没有加入布 雷顿森林体系 个中原因 当时的美国报纸有很多猜测 以后的研究者 也众说纷纭 关于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不适宜加入和苏联加入后会带来 经济不安全的说法都是站不住脚的 因为1944年7月苏联代表在会议协 定草案上签字前 甚至在1945年12月政府各部门讨论是否应该加入该 组织时 都已经全面考虑到这些因素 但并未感到有问题 综合分析当 时苏联政府的各种 部文件和公开声明 可以认为真正的原因有两个 最根本 最深层的原因在于苏联领导人和决策者没有意识到战后出现的 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历史发展趋势，认定所有这些国际经济组织只是为资本主义利伯维尔场经济而设置的，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是最先进 最完善的 没有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 而且将来必定会替代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所以加入美国设计的以美元为主导的经济组织 完全没有必要性 苏联作为一个政治大国 只是为了扩大在国际经济领域的影响 并在有 可能获取经济利益的条件下 才会考虑加入这样的国际经济组织 这就引出了另一个原因——贷款问题。苏联官员明确并多次表示 只要美国提供长期贷款 苏联就宣布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 苏联的确是把贷款 问题作为验证美国是否还有诚意继续战后合作的试金石 这个想法即使是真实的 也是非常不明智的——很显然 只要加入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苏联作为创始国就可以最优惠的条件得到其梦寐以求的贷款 顺便 说一句 当莫斯科做出这一决定时 也犯了与美国同样的错误——把经济决策与美苏之间的政治和外交分歧捆绑起来 恰恰是因为拒绝加入国 际经济组织 苏联自己切断了获得重建贷款的最重要的渠道。
第三章 拒绝贷款 经济成为美国对苏外交的 杠杆 考察美 苏之间漫长的贷款谈判过程 估贷款谈判流产对美苏关系的影响。
获取国外贷款是苏联战后经济恢复和重建最主要的资金来源 而放 眼世界 当时能够向苏联提供大额长期贷款的只有美国 维持对美友好 关系对苏联的重要性 由此可见一斑 苏联人的确非常渴望得到美国贷款，但是他们已经习惯于战时租借的 无条件援助 无法接受战后一般 行贷款的条件 1944年2月苏联试探性地向美国提出长期贷款申请 要求的年利率竟只有0.5% 且从第16年才开始分期偿还 而当时普遍 通行的年利率是3% —5%。不过 那时阻碍美国提供贷款的不是条件问题，而是法律问题 根据1934年的约翰逊法 美国银行被禁止向拖欠美国债务的国家提供贷款 而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拒绝支付俄国临时政府向美国的借债 并在实行国有化时没收了一批美国资产 美方估计总额 超过6亿美元 1945 1月莫洛托夫正式向美国提出贷款申请 额度60 亿美元 期限30 年息2.25% 从第9年末开始偿还 同时要求对战 争结束前的订货在价格上给予20%的折扣 对于这个被哈里曼称为“惊人的荒诞无稽”的照会 以亲苏派摩根索为首的财政部认为可以接受 甚至还可以再给与优惠 美国外交部门主张 完全置之不理 罗斯 福虽倾向于帮助苏联 但鉴于绕不过去的法律问题 也只能建议苏联在租借法案的条款中寻求解决战后重建资金的问题 于是 在雅尔塔会议是，美苏双方都没有正式提出贷款问题 这时莫斯科也不是很着急，在苏联看来 战后必然到来的经济危机和失业问题将会迫使美国在贷款条件上做出让步。
按照租借法案中3-c条款签订的租借贷款协议 涉及租借剩余物资和 战后重建设备 仍然需要确定利率和价格问题 美苏谈判为此陷入了激烈争执。苏联坚持不让步，最后拒绝签署3-c协议。其他签署协议的国 都顺利拿到了租借贷款，而苏联为解决剩余租借物资问题，在战争结束后也不得不按照3-c条款与美国签署了“管道协议”，但时过境迁 得到的贷款只有这批物资价值的一半——2亿美元。1945年8 战争即将结束 为了获取经济恢复和重建的资金 苏联不得不重启与美国的贷款谈判。此时美国人已经解决了国内的法律问题 苏联提出10亿美元贷款 申请的条件也基本上符合美国的要求 但美国的要价却大大提高了：不是年利率问题 也不是还款期问题 而是一系列政治和外交问题 其中主要是东欧问题 苏联虽然答应盟国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实行多党选举制 也确实在东欧国家推行了 联合政府 政策 但为了保证苏联在这一地 区的控制和影响 就必须让各国共产党 工人党 联合政府 中处 于主导地位 于是在议会选举中 苏联驻军当局与所在国共产党在不同程度上采取了 技术手段 直接修改或伪造选举结果“非常措施”（制造政治案件打击与共产党竞争的政治人物和党派）， 削弱甚至消灭各种“反对派”。美国政府和舆论本来就对苏联在波兰政府组成问题上采取 单边行动不满 现在更加无法容忍苏联在东欧国家的恶劣行径 所以就试图把贷款作为一种 经济杠杆 以迫使莫斯科就范 苏联人此时心急 如焚 美国人却漫不经心 所谓贷款谈判断断续续拖延了整整一年，对于美国提出的那些 侮辱性（斯大林语）的条件——从东欧撤出占领军 保证东欧地区的言论和迁徙自由 允许西方记者对东欧选举进行采访和报道等 苏联根本无法接受 莫斯科由此产生了一种受害者心理。
尽管美苏贷款谈判在1946年7月已告流产 但直到1947年4月莫斯科外长会议期间 斯大林似乎并不死心 还对马歇尔反复提到苏联 未能获得美国贷款的问题 从战争结束到提出马歇尔计划前 以租借贷款和信用贷款两种方式 美国对外贷款有几十亿美元 联是最早提出 贷款要求的 数额最初设想是100亿美元 后来提出60亿，又降到10亿，最后没有得到一分钱信用贷款 只得到区区2亿美元的租借贷款 相比之下 英国得到信用贷款37.5亿美元 借贷款6.5亿美元 就连波兰（2.25亿）和丹麦（2.72亿）到的贷款都比苏联多 如果说美国 在政治上对苏联的最大不满是东欧问题 那么在经济上对苏联的最大伤 害就是贷款问题 苏联在涉及势力范围的核心问题上当然是不可能让步的，但莫斯科可曾想到，如果苏联加入了国际经济组织，贷款问题就可能迎刃而解，至少也会把难题留给美国人。
第四章 冷战前奏 美国对苏联的战略认知陷入误区 讨论1946 年春发生的几件大事 斯大林在莫斯科的选举演说 凯南给国务院的“长电报”和丘吉尔在富尔顿的 铁幕演说 以及这些事件的后果和影响。
总体看来 1945年和1946年之交 从政治到经济 从欧洲到 远东 美苏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已经在各方面显露出来 彼此都有受到威胁的感觉 其猜忌和不满正在加深 不过 在政策趋向强硬和生硬的同时，战后大国合作的总方针尚未放弃，为此双方在这个或那个问题均有 所妥协和让步 因此才有1945年底莫斯科会议令人产生希望的结局。然而，1946年春夏 苏关系骤然紧张起来 双方在报纸上开展了激烈的 宣传战 国政府开始形成了对苏立场强硬的 遏制 方针 由此 多西方政界人物和后来的一些学者都认为冷战已经打响 这完全是对苏 联言论误读的结果。
斯大林2月9日的演讲主要提出了两个观点 其一 战争的结果证明苏联的制度是比任何其他社会制度 更优越 更稳固 更有生命力 的社会组织形式 其二 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和不稳定 经济危 机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而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方针是 足以应付各种意外事件的保障 这个公开讲话在华盛顿引起震动 美国官员普 遍认为这是宣示苏联对外政策的 新方针 也是“对全世界的一种警告”。有人甚至危言耸听地指出 这是 冷战的开始 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宣言 实际上，这个演说根本就不是说给美国人听的 苏维埃选 举前后 斯大林的演说和苏联其他领导人的类似讲话，都是针对国内问题，是对苏联老百姓讲的。战争使一向封闭的苏联社会突然开放了，人们终于亲眼看到了真实的外部世界 苏联社会受到的冲击和苏联民众的 思想变化是前所未有的 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亲西方情绪 对民主、自由和公开性的要求 对苏联原有政治 经济体制的不满和怀疑 以及提 高生活质量和水平的普遍要求 斯大林的讲话 无非是要在苏联国民中 树立起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 对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国有化和农业 集体化方针的自信 告诫人们还要继续勒紧裤腰带 准备过苦日子——因为存在帝国主义和战争危险 苏联的国家安全实质上是保证实行极权 专制的制度安全 斯大林的忧患首先在内部而不是外部 由于意识形态 的对立和美苏关系的恶化，美国人产生了一种错觉。
2月22日凯南 长电报 对苏联外交政策根源和目标的分析进一步加深了这种误读 凯南的核心观点是，“俄国传统的、本能的不安全感”和主张暴力革命的共产主义理念必然导致苏联与外部世界特别是美国的冲突，其外交目标就是最大限度地发展军事力量 实现势力范围的扩张。美国必须有勇气面对这场危机和挑战 对苏联采取强硬立场 令其 知难而退 这个电报在华盛顿引起十分强烈和积极的反应 一时间竟在 政府和国会各部门争相传阅 被誉为未来美国对苏政策的 基本纲领 也被后人称为 美国决策者的圣经 尽管没有使用 遏制 一词 但此后耐心和坚定 已成为美国 同苏联打交道的格言 对苏遏制政策由 此应运而生 然而 凯南把苏联作为冷战发动者的这个结论存在逻辑上 的漏洞 其一 美苏两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差距悬殊 苏联没有理由主 动与美国分裂 向美国挑战 其二 苏联战后的不安全感主要来自内部 而不是外部 事实上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此时苏联已经制定出针对美国 的战略方针 无论是外交的还是军事的 其三 到战争结束时 斯大林 地缘政治要求已经全部得到满足 芬兰 波罗的海三国 东欧 巴尔干 和远东 而所有这一切的合法性依据就是雅尔塔体系 其保障机制就是 联合国— 这两者恰恰是战后美苏合作的基础和平台 因此 苏联不存在 破坏这一现状的动机 其四 战前苏联确曾高举 世界革命 大旗冲击资 本主义世界 但自从1924年斯大林提出 一国社会主义 理论后 共产主 义理想和世界革命已经成为苏联外交的工具 1943年解散共产国际 1944 年推行 联合政府 政策 都是证明 这就是说 苏联在战后具有融入国 际社会的意愿 动力和条件 因此 凯南断言苏联与美国之间已经没有共 同目标 并且永远没有 和平共处 的机会 显然是过于偏激了。
尽管白宫已经开始制定对苏政策新方针 但美国政府对国会和公众 舆论是否接受这一转变没有把握 杜鲁门邀请著名的反共政治家丘吉尔 来美国演说 无非是借英国人的公开言论来试探美国社会的反应。3月5日这位英国前首相的 铁幕演说 是战后西方政治家在世界公众面前首 次公开点名指责苏联 并号召英美乃至英语世界联合起来对抗苏联。丘吉尔的演说充满激情 语言精妙 的确震动了美国和世界 起到了煽风 点火的作用。不过，铁幕演说在得到美国保守派和右翼赞美的同时，也导致 一个强大的左翼阵线开始出现 很多人不赞成英美联合对付苏联，认为富尔顿是 一场灾难 以至杜鲁门和英国政府都要与其保持一定距离 以免为此承担政治责任。
苏联的反应总体说还是冷静的 现实的 在对内舆论宣传方面，报刊和广播一如既往地揭露和抨击帝国主义和战争挑拨者的反苏阴谋 措辞越来越尖锐 态度越来越强硬 甚至斯大林本人都几次出面发表讲话，根本目的依然是稳定国内 但是对外宣传则十分谨慎 直到1946年6月苏联情报部批准的发往境外的稿件 很少谈论苏联的政策 甚至只字 未提对丘吉尔讲话的批评 面对美国的强硬态度 苏联还采取了一系列 表示缓和 退让的行动 如派观察员出席在美国召开的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和世界银行的会议 宣布从中国 伊朗和丹麦撤出占领军 在的里雅 斯特问题上接受美国的国际共管方案等。
研究表明，是美国而不是苏联首先采取了对外政策的 新方针 其根源就在于对苏联的战略认知陷入了误区。在苏联看来 无论怎样处理 东欧的问题 都是自己的内部问题 与西方无关 但在美国看来 这就是“单边行动”是与西方分裂的表现 同样 苏联加强对国内的控制 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路线 也被美国看做是对外扩张的前兆。这样说 并不意味 承认苏联在国内和东欧的做法是正确的、合理的。但这些做法确实没有伤害到美国利益 而美国对苏联的战略意图确实做出 了错误解读 就外交方针和经济政策变化的因果关系而言 美国对苏外 交方针趋向强硬是全面改变经济政策的前提 而苏联整体转变对美外交 方针则是在经济政策上对美国彻底失望的结果 二者正好相反 至此 已经可以听到冷战的前奏 冷战帷幕是否将被拉起 关键是看美苏决策 者能否准确判断对方的战略目标和政策底线 这恰恰是对抗与妥协转换 的临界点 不幸的是 美国遏制苏联的步伐并没有停止 而苏联的行为 不仅没有阻止反而像以前一样刺激美国继续前行。
第五章 走向冲突 石油租让权与苏联在伊朗的目标 讨论1944-1946年伊朗危机的起因和过程 以及苏联在伊朗行为的目标和结果。
为建立向苏联运送租借物资的 波斯走廊 1941年8月苏联和英 国军队攻占伊朗 1944年9月苏联向伊朗要求北部地区的石油租让权，态度强硬蛮横 遭到伊朗的拒绝 苏联随即在其占领地区策划“自治运动”，组建伊朗民主党 运送武器装备 组织武装游击队 在南阿塞拜疆 和其他北方诸省鼓动暴乱 以此逼迫伊朗在石油问题上做出让步 苏军 限制和阻拦伊朗宪兵 警察和军队维持治安 引起美国和英国的强烈不满，特别是苏联违背1942年英伊苏三国条约 不打算按规定时间实现撤军，导致伊朗政府于1946年1月向联合国提起对苏联的控诉案 面对美 国的强硬立场和国际舆论压力 苏联只得让步 公开宣布撤军日期，并放弃石油租让权要求 伊朗政府也做出让步 按照苏联的条件签署了苏 伊联合石油公司协议 苏联在伊朗的目标似乎已经实现 但苏军撤离后 不久 伊朗右翼反苏势力日渐强大 遂于1946年底派兵镇压了南阿塞拜 疆的自治运动 伊朗议会也于1947年10月否决了苏伊石油协议。
当时的英美决策者和外交官普遍认为 苏联挑起伊朗危机的目标是 在近东谋取政治利益 甚至领土扩张 很多历史研究者也有这种看法 本书的研究表明 苏联在伊朗的根本目标就是石油租让权 就是谋取带 有战略性的经济利益 苏联在南阿塞拜疆鼓动自治和暴动并非要在那里 建立革命政权 而是想通过扩大苏联在北方地区的政治影响 向伊朗中 央政府施加压力 迫其签署石油协议 苏联推迟从伊朗撤军也是实现其 经济目标和开展上述行动的保障条件 从地缘政治角度考虑 伊朗处于 高加索山脉以南 不构成对苏联安全的威胁 在这方面 伊朗对于苏联 的重要性与波兰走廊和其他东欧邻国完全不同 苏联根本没有必要把伊 朗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 况且从德黑兰会议到波茨坦会议 斯大林也从 来没有在任何公开场合提出这种要求 从苏联的外交战略看 伊朗与战 后初期的中国 朝鲜和德国类似 属于苏联与西方势力相隔的中间地带 或缓冲地带 至于巴库油田的安全 担心破坏行为与消除军事威胁完全 是两回事 斯大林所说 一盒火柴也会对苏联油田构成威胁 不过是为 推迟撤军找借口 不能当真 不过 这里特别需要说明的是 伊朗危机是莫斯科外交行为严重脱离其外交目标造成的结果 恰恰是苏联自己的 过激行为导致西方对其真实目标的误读。
在很多研究者看来 苏联在伊朗的目标未能实现 其主要原因是美 国的压力和强硬立场 本书的结论认为 美国态度的转变只是导致苏联 失败的因素之一 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苏联为实现经济目标而采取的完全 错误的政治和外交措施 无论伊朗 英国还是美国 对于苏联想要在伊 朗北方谋取的石油租让权本身并不反对 英国甚至还希望苏联早些达到 目的从而减轻自身的压力 然而 苏联为实现这一目标所采取的行为方 式是任何人都难以接受的 如果不是一开始就仗势欺人 蛮不讲理，在谈判中只提要求不讲条件 就不会激起伊朗 烈的民族主义意识 苏联 完全有可能早就与伊朗签订了一年半以后才达成的石油协议 如果不是 大动干戈鼓动伊朗北方的分离运动和武装暴动 英美就不会认为苏联的 真实意图在于领土扩张和政治干预 而石油问题只是幌子 并因此支持 伊朗抵制苏联 伊朗危机的核心也不会从经济转向政治 把苏联推上联 合国的被告席 所以 苏联的错误不在于其设立的目标 而在于所采取 的外交行为完全背离了外交目标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 莫斯科缺乏谈判 技巧 不懂得掌握妥协的时机 当苏联最后不得不撤军以示让步时，一切都已经晚了 结果是 合理的要求毁于不合理的手段 苏联最大的敌 人其实是他自己。
不少研究者认为 伊朗危机是冷战的开始 是美苏的第一次冷战 本书的结论与此不同 伊朗危机是美苏关系恶化的反映 也是引发美苏 冷战的主要因素之一 但危机本身并不是冷战的表现 美国对苏遏制的 政策的确是在伊朗危机期间形成的 不过 冷战格局形成的标志是美苏 双方都采取了对抗政策 且已经组建起相互对立的两大阵营 而这两个 条件在伊朗危机中都不存在 苏联采取退让政策表明 那时斯大林还不 想与美国对抗 苏联在其势力范围内早已形成政治集团 但西方的政治集团那时还未提上议事日程 西欧事务的处理还掌握在英法手中 伊朗 危机给后人的警示还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 苏联本不想与美国对抗 美国人也明白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讲 伊朗对于苏联的敏感度如同墨西 哥对于美国 但苏联在伊朗的行为一次又一次授人以柄 为美国右翼势 力改变白宫的外交政策提供了口实和证据 美国的势力进入伊朗当然会 引起苏联的警惕和紧张反应 但莫斯科应该反思的是美国为什么会进入 伊朗 第二 美国外交的决策程序与苏联不同 一项重大政策的形成 政府下决心只是第一步 还需要国会的支持 特别是朝野两党形成一致 立场 伊朗危机过后 白宫下一步就要影响舆论 说服国会两党议员 这就是说 如果想要阻止美国冷战政策的最后形成 苏联还是有机会的，能不能把握 就看克里姆林宫的认知和决策能力了 很可惜 后来的历史证明 这最后的机会错过了— 白宫抓住希土危机提出了杜鲁门主义 并顺利取得国会的一致支持 苏联在德国赔偿问题的谈判中没有 及时做出让步 终于导致了马歇尔计划的出台。
第六章 分道扬 美苏在德国赔偿问题上的合作与冲突 通过 梳理美苏在德国赔偿问题上从协商 合作走向分裂 对抗的历史过程 讨论战后欧洲的核心问题 德国分裂的缘起。
除贷款外 获取战争赔偿是苏联战后重建资金的另一个重要来源 斯大林对此非常重视 早在1941年12月就试探性地向英国提起战后赔 偿问题 经过反复研究和精心准备 苏联在雅尔塔会议提出了向德国索赔200亿美元 其中100亿美元应赔偿给苏联的方案 这一方案因罗斯 福支持而成为会议决议 苏军攻入德国后 以没收 战利品 的名义大 规模拆迁工业设备 1945年7月初已经和计划运往苏联的设备和物资 高达400万吨 14.8亿美元 美国对苏联的这种单边行动大为恼火 波茨坦会议否定了向苏联赔偿固定数额 100亿美元 的方针 但是出 于大国合作的考虑 美国提出了 视德国为单一经济体 分区赔偿的原则 并同意东占区赔偿全部给苏联 含波兰 西占区赔偿总额的25%给与苏联 虽然分歧已经出现 但美苏双方还是在实现大国合作 的愿望中于1946年3月制定了统一的赔偿计划 然而 由于美苏关系恶化，双方在赔偿的基本方针和目标上的矛盾加剧 美国要求在恢复德国 经济的基础上进行赔偿 苏联坚持支付赔偿后再考虑经济恢复 统一赔 偿计划因此无法落实 1947年4月莫斯科会议后美苏终于在赔偿问题上 分道扬 年底的伦敦会议为盟国共同索赔画上了句号。
本书的研究表明 首先 苏联对德占领政策的优先选项和核心内容 是赔偿问题 德国的投降 苏联对德国的恐惧感已经渐渐淡漠，而工业发达的德国对于苏联的经济意义大大超过安全意义 何况 经济裁军 本身也具有保障安全的含义 苏联对德国的占领主要也不是出于意 识形态的考虑 由于苏联的占领政策和赔偿政策 在德国分裂之前 东占区与其说像东欧各国一样被看作是 社会主义阵地 或苏联的势力 范围 不如说是苏联的 经济殖民地 因为很难想象 对一个设定中的 未来盟友会采取这种掠夺式的经济政策。
其次 美苏对德占领政策分歧的起点也在于赔偿问题 美苏对德占 领政策的分歧表现在很多方面 如经济管理方式 对外贸易控制 政府 组织形式 乃至人口管制 占领期限等等 但是从根本上讲都源于双方 赔偿政策的分歧和对立 当美国决策者意识到将德国作为一个单一经济 体纳入它所设计的战后国际经济体系的重要性时 美国对德国占领政策 的目标就开始转变了 而且与苏联在德国获取经济资源的目标产生了分歧。美国政府和社会舆论对苏联最大的不满和反感 从政治上讲反映在 波兰临时政府组建和东欧国家选举的问题上 而从经济上讲就反映在苏 联的赔偿政策上 苏联人在其占领区肆无忌惮地疯狂抢夺 战利品 的行为 一直成为美国在占领政策上指责苏联的依据 同样 从苏联的立 场来看 华盛顿在赔偿问题上的态度也是考验美国是否坚持对苏友好政策的试金石 不过 美国在东欧问题上对苏联的指责实际上是苍白无力的，因为华盛顿在日本 英国在希腊也做 同样的事情 但是在赔偿问 题上就大不相同了 美国把德国经济复兴置于优先地位 而苏联考虑的 都是如何从德国 尽可能多 地获取赔偿 显然是美国占领了道德制高点。无论如何 美国在雅尔塔会议上支持苏联得到100亿美元赔偿的主张，而在波茨坦会议上却改变了立场 这恐怕是苏联开始不信任美国的根源之一。
最后 德国分裂的根源同样在于赔偿问题 出于不同的目的 战胜 国后来都放弃了肢解德国的主张 从逻辑上讲 波茨坦会议形成的对德政策相互矛盾的两原则——经济统一和分区占领 为日后的德国分裂埋 下了伏笔 而这一矛盾正是由于赔偿问题造成的 从历史过程看 美国 提出的 两区合并 德国走向分裂的第一道裂痕 而这道裂痕的产生 也是由于美苏在赔偿问题上的分歧造成的 在对德占领政策中 美国和 苏联都高举 德国统一的旗帜 但前者绝不会放弃 只能扩大 双占区 后者也绝不会让东占区加入西占区 而在这两者背后发挥作用的主要还 是赔偿问题 伦敦会议半年后爆发的柏林危机直接导致了两德政府的建立，但其根源却在于盟国共同索赔政策的终结。
第七章 铁幕落下 马歇尔计划与欧洲共产党情报局 考察马 歇尔计划产生的政治和经济背景及其基本目标 苏联拒绝马歇尔计划的 原因和结果 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建立的目的和宗旨 以上事件的发生表明，冷战的铁幕已经在欧洲落下。
1947 3月杜鲁门主义出台是马歇尔计划提出的政治前提 打出蛊惑人心的政治口号— 防止共产主义渗透 美国政府成功地说服国会接受了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经济援助的议案 从而将 遏制苏联 确立 为对外政策的新方针 西欧经济陷入危局和1947 4月莫斯科会议讨论 德国问题失败 构成了马歇尔计划的经济背景 美国决心在德国赔偿问题上与苏联分道扬镶 其本质就是决定对罗斯福主张的战后在经济领域 与苏联合作方针做最后清算 马歇尔计划的目标有几个方面 尽快实现 欧洲复苏和经济重建 以防止共产主义势力和苏联影响向西方渗透：在欧洲经济联合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援助 促成将苏联排除在外的欧洲经济 一体化 对德国经济进行重新整合 把德国西部工业恢复作为欧洲经济 重建的基础和核心 提出让苏联无法接受的条件 令其自绝于援助计划 并承担分裂欧洲的责任 让东欧国家自己做出选择 接受有条件经济援 助或者甘愿成为苏联的卫星国。归纳起来就是一句话 与苏联及其卫星国进行经济上的彻底切割 但这个决定要莫斯科自己做出 欧洲分裂的 责任要苏联来承担。
苏联决策层虽然意识到马歇尔计划存在险恶用心 但受传统意识形 态的影响 错误地认为美国在发生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将不得不与苏联进 行经济合作 因而仍对获取美国贷款抱有一丝希望 巴黎会谈的结果让 苏联领导人感到根本无望得到任何经济援助 于是主动做出了退出巴黎 会谈和拒绝加入马歇尔计划的断然决定 不仅如此 经过短暂的犹豫 莫斯科又下令禁止所有东欧国家参与马歇尔计划 苏联终于掉入了美国 人精心设置的陷阱 苏联做出这种选择无疑是犯了战略性的错误 其一 从政治角度看 苏联不仅背上了欧洲分裂和挑起冷战的罪名 而且为美 国扫清了欧洲经济谈判道路上的障碍 正像美国人认为的 欧洲援助计 划的顺利形成 在某种程度上是苏联帮了忙 其二 从经济角度看，苏联自己没有得到援助 反而还要向别人提供援助 苏联严禁东欧国家参 与马歇尔计划 但又必须解决他们的经济困难 就不得不自己措起这个 沉重的包袱 而这恰恰是此前苏联极力避免的结果 其三 从长远的发 展来看 苏联与美国和西方世界进行彻底的经济切割 就是回到战前自 给自足的封闭状态 拒绝加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历史潮流 这对后来苏 联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负面影响 这些错误的根源在于苏联对其计划经济体制的盲目自信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 马歇尔计划导致 的欧洲分裂 虽然是美国主动为之 但同时也是苏联的必然选择 根本 的问题在于 如果说在政治和军事上 苏联及其集团还勉强可以与美国 领导的西方世界对垒 那么在经济上社会主义阵营完全无法与资本主义 阵营抗衡 莫洛托夫计划 从来就没有存在过 经济互助会不过是把苏 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强行移植到东欧各国 斯大林设想的 两个平行的世 界市场 就是 空中楼阁 既没有形成另一个 世界 更没有建立起 市场 归根结底 苏联最后在冷战中败北 根源还是自绝于世界经济 体系 经济体制和经济实力落后 是苏联在冷战起源也是在整个冷战对 抗过程中的致命弱点。
斯大林提出重建共产党的世界组织 最初是受到 联合政府 政策 破产的刺激 想到只是加强欧洲各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系和协调行动。马歇尔计划出现以及苏联的应对方略确定后 斯大林改变了主意 决定建 立一个像共产国际一样的以莫斯科为核心的世界革命阵营 其指挥中心 就是欧洲共产党 工人党情报局 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和 两个阵营 口号的提出 标志 苏联已经决心与美国和西方实行冷战对抗 不过 斯大林并没有像共产国际时代那样重新实施 世界革命 的战略 苏联 的冷战战略可以归结为 内线进攻 外线防御 所谓 内线进攻 ，就是稳住阵脚 对欧洲共产党和东欧国家进行内部整肃 采取严厉措施保 证各党与莫斯科步调一致 所谓 外线防御 就是通过强硬政策对抗美国，但并非向资本主义世界发动进攻 而是迫使西方认可苏联及其势力 范围的安全利益 这种战略与美国的 遏制战略 确有异曲同工之处 二者都是防御性的 只是双方的实力差距造成了不同的策略选择 美国 是强者 以攻为守 苏联是弱者 以守为攻 这就决定了冷 战必定是一个漫长的比拚经济实力的过程 所以 美苏经济分裂是冷战 形成的基础 而这种经济分裂的结果也决定了冷战的结局。
第一章 无条件援助：租借与战时美苏经济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国对盟国实行的租借援助政策，无论在军事史还是经济史中 都一个很奇特的现象。“绝后”不敢说，但肯定是“空前”的。租借既不同于无偿援助 也不同于有偿租赁 而是介乎两者之间的一种战时经济政策 种政策体现了战时盟国之间 政治合作的精神 在很大程度上也成为战时盟国经济关系的表现形式 因此 这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历史话题 其是对苏联这个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都与美国异质的国家的租借援助问题。
受到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变迁的影响 几十年来 关于美国对苏租 借的研究状况和评价有很大变化 到冷战结束前 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美国 重点在于对美国政策的历史描述和评价 I总体来看 美国学者大都认为租借援助对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发挥了重大作用，有人甚至认为是 定性因素 2不过评价有所不同 有人批评罗斯福为苏 联提供 条件援助 殊地 是一种 姑息 方针 苏联的 战后扩张和在东欧确立统治创造了条件 也有人认为美国对苏租借政策保证了战时大国合作 而战争后期美国因东欧等政治因素调整经济政策 则激起了苏联的反抗 I在此期间 国和西方学术研究的主要障碍是缺 乏苏联的档案 数据和数据 因此 很难就租借政策对苏联发挥的实际 作用 联对这一政策的反应以及美苏经济关系变化的过程进行深入讨论。到冷战结束前 美国在这方面的研究热潮已经退去。
对租借历史的看法和研究在苏联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战争结束 特别是冷战开启时 美国战时的租借援助被苏联官方和学界贬得一 钱不值 不仅数量极少 不到苏联工业生产总值的4% 而且质量也差——远不及苏联自己生产的武器 在苏联人看来 租借非但不是如美 国国务卿E.R.斯退丁纽斯的书名所说——胜利的武器 ，反而是美帝国主义榨取财富的 多头武器 和阶级敌人的 阴谋手段 。N.S.赫鲁晓夫解冻时期 虽然苏联一些军界人物（如G.K.朱可夫元帅）和学者承认美国租借援助为取得战争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专门研究租借问题 的学术论著基本没有 后直到解体前 苏联二战史研究著作中对美国 的租借援助大体上是轻描淡写 一带而过 一般的看法是 盟国提供的物资“非常有限”，红军是靠 国产武器打败了法西斯德国 冷战结束后，在俄罗斯掀起了一个研究战时租借历史的高潮 有大量论文和专著在利用俄罗斯档案文献的基础上问世。2000年在莫斯科全文翻译和出版了曾任美国租借工作负责人斯退丁纽斯1944年的《胜利的武器》一书，美国学者R.H.琼斯1969年的专著 通向俄国之路 美国对苏联的租借 于2015年在俄罗斯出版俄译本 这就足以说明俄罗斯社会和历史学界对 租借援助问题的兴趣和重视 俄罗斯学者努力通过新的史料 披露租借 历史的真相 多数学者承认租借援助在苏联发挥了重要作用 而争论的 焦点在于租借援助对于盟国取得战争胜利是否具有 定性意义。
中国学者对二战时期租借历史的研究晚于美国 早于俄国 只聚焦于美国对英国尤其是对中国的租借援助 而对苏租借问题一直无人问津，直到近年才出现几篇文章，且都属一般性介绍。
本文加入对这一问题的讨论 首先是充分利用美苏双方的档案文献，重新梳理美国对苏租借援助的历史过程 并确认这一政策在二战中 的历史地位 更重要的是 要说明美国实施租借政策的目的及复杂背景，苏联应对和利用租借政策的各种考虑 以租借形式表现的美苏战时 经济贸易关系及其走向 美国后期租借援助状况及苏联的反应为战后美 苏经济关系奠定了怎样的基础。
战前美苏经济关系与租借政策的缘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美苏经济关系复杂而多变 再加上美国内部政 见不同 商界与政界的不同要求和国际形势的瞬息变化 美苏政治（外交）关系与经济关系往往不是同步发展的。
布尔什维克夺取俄国政权后 美俄两国便处于敌对状态。T.W.威尔逊政府不仅拒绝承认苏俄 而且支持和援助白俄政权，并与日本共同出兵西伯利亚 还对苏俄政权实行贸易禁运。1921年V.I..列宁提出 新经济政策 别是在工业方面实行 让制 美俄经济关系开始 解冻 双方贸易额迅速增长 国私人企业积极在苏俄投资 30年代初，美国对苏联的出口贸易额超过1亿美元 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增长了2倍。同时 大批西方工业设备和工程师涌入苏联 许多大型企业 如乌拉尔联合电机厂 哈尔科夫电机厂和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厂 是美国同类企业的翻版 就输入的工业设备数量而言 美国在德国之后居第二位 在重工业部门工作的6800名外国专家中 美国人约有1700名。美国专家和工程师在苏联的计划经济中无处不在 以至于他们办起 了自己的侨报 莫斯科新闻 应该承认西方经济学家 的判断 西方设计和援建的大型工业企业在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发 挥了重要作用。1
在这样的背景以及美国经历了经济大萧条的情况下，新当选的美国总统F.D罗斯福力排众议 1933年11月决定承认苏联 2然而 美苏债务问题谈判破裂 加上苏联抛弃 经济政策 国内环境的改变，美苏经济关系明显下滑 3美国对苏联的出口额急剧下降 其占美国出 口总额的比例 1931年的最高点4.24%跌落到1933年的0.53% 截至 1937年都未达到2%。4尽管如此 1937 8月签署的贸易协议中，美国仍然给予了苏联最惠国待遇。
1939 8 苏联与英法建立集体安全体系的谈判失败 随即便与法西斯德国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 更重要的是条约附加的秘密议定书 。6随着德国大举进攻波兰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拉开帷幕 I欧洲局势越来 越明朗化 而美苏关系则更趋复杂化 二战爆发后 虽然美国和苏联表 面上都持中立政策 但实际上美国明显站在英法一边 早在战前的1939年6月30日，罗斯福就谈到 新的侵略行为已迫在眉睫 美国 不会容忍对英国和法国的奴役 。2 苏联则公开支持德国，1939年11月30日，J.V.斯大林在回答 真理报 编辑的问题时说：「不是德国进攻了 英国和法国 而是法国和英国进攻了德国 他们应对这次战争负责 因为英国和法国 拒绝了德国的和平建议以及苏联为早日结束战争所做的尝试。
苏联占领波兰东部和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 摩尔多瓦 后，没收了在这些地区的美国财产 引起美国国务院的抗议和赔偿要求 4特别是1939年底苏联发动对芬兰的战争后 美国社会的反苏情绪日益高涨 美苏关系急剧恶化 5 美国对苏联实施的 战略物资 道德禁运 政策，美苏贸易被设置重重障碍 大量的苏联订单遭到拒绝 一些已签订 的合同不再履行 很多在苏联工作的美国专家回国 。6 1940年1月，对美贸易股份公司报告，「美国政府对苏联的态度已经变成了无节制的反苏运 I罗斯福也不得不公开宣称 苏联是由一个绝对独裁政权统治的 世界上任何一个独裁政权并无二致 。2 1940年2月，当英法联军与德军激战时 苏联与希特勒签订了经济合作协议 承诺在这一 年向德国提供价值3.5亿马克的商品 包括棉花 谷物 石油产品、木材、矿石 铸铁以及铜 镍和其他金属 3 据美国的情报 A.希特勒入侵前的18个月里 苏联向德国运送了大量粮食和食品：谷物160.4万吨，油籽365吨，大豆28539吨，植物油9350吨，鲸油78114吨，鱼油24761吨，油脂4981吨。 4
德国经济办公室的结论是 只有通过与俄罗斯进行密切的经济合作，才能使我们在更大的经济领域不受封锁 5斯大林也认为 增加与德国的贸易可以加强苏联的防御能力 6 在美国的保守派看来 苏联向 德国提供了其急需的石油 无疑是在帮助它继续与英法作战。7 1940年夏天，就在法国投降而纳粹德国实施 海狮计划 空袭英国的同时 苏联 先后占领了波罗的海三国 兼并了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 为此 美国冻结了波罗的海国家在美国的资产 拒绝将这些国家的黄金移交给苏联国家银行 由是美国在波兰东部 比萨拉比亚和波罗的 海诸国被没收的财产尚未得到补偿 苏联大使K.A.乌曼斯基对此提出 强烈抗议 I从1940年整体情况来看 尽管美苏贸易额不降反升 特别是 苏联从美国的进口额 8690万美元）比 1939年 5660万美元 增长了 53% 但由于美国对战略物资的禁运 苏联急需的工业设备和原料大大 减少 有些被完全禁止 如航空设备进口额从290.49万美元直落至27.07万美元，而铝和钼等产品的进口则完全被取消了。
然而 就在此时 苏德关系开始紧张。1940年9月德意日三国签订 同盟条约 希特勒希望苏联也加入轴心国集团 向波斯湾和印度洋方 向扩张 以策应德国对大英帝国的进攻 但苏联却表示出对进一步占领巴尔干和控制土耳其海峡的强烈要求 并以此作为与德意日共同瓜分世 界的条件 11月底 苏德秘密谈判彻底破裂 就在V. M.莫洛托夫离 开柏林后不到一个月 无可忍的希特勒批准了进攻苏联的 巴巴洛莎计划 3罗斯福一直对苏联 情有独钟 他所推行的 新政 固然不能 如其政敌所言可以称之为社会主义纲领 但至少吸纳了国家干预经济的 社会主义元素 4罗斯福曾对乌曼斯基说 如果存在两个国家 它们 能够用哲学般的冷静态度来处理那些琐碎的外交阴谋 那么这两个国家 便是苏联和美国 /他希望苏联与德国合作只是权宜之计 并不止一次地向莫斯科传递希特勒准备进攻苏联的情报1,试图以此尽早切断苏德合作 这个机会的确到来了 尽管受到保守派议员的抵制 罗斯福还是在1941年1 21 借口苏芬签订停战协议而解除了对苏联的“道德禁运”。2
不过 事情很快又发生了变化 1941年4月13日，为了防止受到两面夹击 保障东部地区的安全 苏联与日本签订了 中立条约 3罗斯福政府试图淡化此事 认为这只是将日苏两国最近的关系用一纸文件固 定下来 但美国保守派和公众舆论却表现出 烈反感 纽约时报 评论说，苏日条约是不可思议的转折 对所有希望苏联加入反轴心国的人带来了打击 还有人指责 这是为日本在亚洲开放绿灯 4于是 国开始 了对苏联新一轮的经济封锁 据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美洲司的报告，美国政府机构禁止出口所有承诺交付苏联的货物 中已制成品的价值超过500万美元 几乎所有正在生产的苏联订单都被冻结 额约为5000 万美元 于通过美国港口转运的货物 也实行了许可证制度 因而大 批物资被扣留 单方面终止与苏联公司的技术援助协议。5 6月14日，也就是在苏德战争开始前一周 美国政府决定冻结欧洲国家在美国的资产，其中主要是德、意、日和苏联的资产 在苏联驻美使馆看来 到苏德战争爆发前 美苏贸易 告终结 I两国外交关系也处于紧张状态，6月10日苏联使馆的两名军官被美国战争部长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 。
总之 在纳粹德国进攻苏联前 美苏之间充满了互不信任和猜疑 双方经济关系也因此而起伏不断 换不定 这就为以后美国对苏援助 的政策留置了障碍 埋下了隐患。
租借援助是二战期间美国处理与盟国之间关系的核心政策之一，也是美国总统罗斯福全力主张和推行的政策 然而 这一政策的产生和实 施却远非一帆风顺。
长期以来 美国奉行 孤立主义 政策 认为国家安全的最佳方针 是与世界隔离 尽可能不参与任何军事冲突或军事同盟 3 一外交传统在 美国根深蒂固 一向主张 国际主义 的罗斯福也身不由己 得不在 1935年8月签署 中立法案。 1937年5月美国甚至通过了永久性中立 法（第三个中立法案），总统的处置权受到极大限制 4然而 欧洲局 势日益紧张和恶化 美国政府越来越感到有必要修改乃至废除中立法。英法对德宣战后 急需得到美国的援助 1939年9月21日罗斯福在特别国会要求修改中立法 废除禁运条款 因为这些条款对于美国的中立、安全尤其是和平 具有致命的、极大的危险”。5经过一番努力，到11月初美国参众两院都通过了对中立法的再次修改案，即第四个中立法案。尽管要求受援国必须 现购自运 ，即 现金交易 和“自行运输”是废除禁运毕竟为租借援助政策扫除了第一道法律障碍。
1940年4-5月德国入侵丹麦 挪威 荷兰 利时和卢森堡，欧洲的局势更加严峻 法国和英国频频向美国求援。5月15日，新任英国战时内阁首相W.丘吉尔致函罗斯福，希望美国临时提供40-50艘旧式驱逐舰以及数百架新式飞机 并说明英国目前没有支付这些装备的美元。 1 丘吉尔的这封信很可能引发了美国人关于租借方式的想法 2英法联军的溃败刺激了美国人的危机感 国防费用大幅增长，国会同意加拨17亿美元。3 6月10日罗斯福提出 应将美国的资源用于 任何紧急情况和每一项防御 4 随后，美国开始向英国出售武器 当月 通过美国钢铁公司 美国政府向英国出售了 50万支步枪 8万挺机枪 316门迫击炮 900门75毫米大炮及其他武器装备 还批准提供93 轻型强击机和50架俯冲 轰炸机 5此外，6月26日英国国王亲自向罗斯福呼吁 次提出对美国 旧式驱逐舰的“日益需要”。7月31日，丘吉尔又致电罗斯福说到此事 认为这是 当务之急 6然而 此时英国的财政已经捉襟见肘 战前40 亿美元的黄金和外汇储备到1940 年9月只剩下10亿美元。7 所以，对英国的援助需要避开 现金交易 的原则而另寻途径。在8月2日的内阁会议上，罗斯福受到内政部长H.伊克斯的启发——吝啬的美国房主看着“隔壁的房子已经着火却不愿意把灭火器借给或卖给别人”，批准向英国出借而不是出售这批军舰。9月2日，美英签署协议 英国以向美国租 借英属外大西洋纽芬兰、百慕大等地领土 99年的代价换取美国移交50艘驱逐舰。租借援助政策由此已见雏形。
直到1940年11月大选结束以后，罗斯福才正式提出了租借的主张。在美国大选期间 英国进一步提出了 1941年的更大订货单。3 国外军火订单的增长速度十分惊人，仅1940年6月已达8亿美元 而到年底又 增加了12亿美元。12月8日，丘吉尔写给罗斯福一封在他自己看来是 最重要的信件 请求美国立即提供现金援助和大量军事物资 并明确表示 英国已经处于无力支付现金的财政窘境。5 美国人也看到，自开战16个月以来，英国支付的战争物资高达45亿美元 剩下的美元资产已经 不足以支付他们在这里订购的物资了 。6 因此， 罗斯福虽然没有直接回复丘吉尔，却采取了实际措施。H.根索是援助英国政策的坚定支持者， 他所领导的财政部依据1892年的一项旧法令设计了租借方法，这个法令规定，战争部长有权出租 不需要用于公共用途 的军队财产 租期不超过5年。
经过充分的准备和思考，12月17日罗斯福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阐述了他的租借设想 著名的 花园水管 演讲 罗斯福认为 美国最好的直接防御是英国自卫的成功 因此 即使 从自私的观点和美国防 御的角度来看 美国也应该 尽一切可能帮助大英帝国 为此 罗斯福劝告人们放弃 愚蠢而陈旧的美元符 举例说 当邻居的房屋着火时把自家的花园水管借给他 没有人认为这会有多大危险 可能 也很少有人认为他们会把水管再拿回来。12月29日，罗斯福发表广播讲话，又提出了美国将成为 民主的兵工厂 的著名口号 只要美国延长这些物资贷款 民主国家就会赢得胜利 。1941年1月2日，《租借法案》的起草工作在财政部紧张地开始了 2为了动员舆论支持 在法案起草过程中，1月6日，罗斯福发表了国情咨文 进一步阐述租借的概念和意义。3 1月10日，租借法案被提交给国会参众两院 其编号和名称都颇具 爱国主义色彩 НR1776 特殊意义在于1776年美国发表了独立宣言，而《进一步加强美国防务及其他目标的法案》则把对外援助置于美国国家利益之中。4 在随后的两个月里， 国会对租借法案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反对意见主要强调的是德国并没有入侵美国的意图 而援助英国则会引火烧身 更广泛的批评集中于该法案赋予总统以独裁的权力 甚至 赞同对外援助的人也持这种看法 租借问题引起了全民关注 激烈而尖 锐的辩论从国会山蔓延到电台 教堂 商店 俱乐部 街头和家庭。如果说国务卿 财政部长和专家的证词说服了很多议员 么罗斯福热情 而通俗的讲演则感染了广大民众——超过三分之二接受采访的美国人表示支持租借法案 最后 众议院以260票对165 参议院以60票对31票通过了这个法案。3月11日下午 罗斯福总统签署了批准文件。顺便说一句，美国对英国初期的援助条件的确显得有些苛刻 租借法案也强调了美国自身的利益，并带有补偿条款，特别是后来融入了对战后国际贸易规则的考虑 但笔者同意H.奇科夫的说法 当时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化解来自国会中虽已削弱但仍强大的反战力量的潜在批评”。
租借法案的出现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根据租借法案的规定，总统可以随时授权向那些其防务对美国至关重要的国家 出售 转让 交换 借予 租给任何国防物资 各种武器和军事装备以及 在战争期间损毁或丢失的其他物资 受援国不必支付费用 战后美国政 府保留收回残存的军用物资的权利 而适合民用的物资应全部或部分由 美国提供信用贷款支付 战争结束时未生产和未发运的租借物资仍可由 订购国购买 由美国提供信用贷款 此时英国的财政已经走到尽头 可动用的储备只剩下1200万美元 4租借法案的通过可以说恰逢其时，罗斯福在签字3个小时后便宣布英国对美国的防务至关重要 并于第二天向国会要求拨款70亿美元。
现金交易 被突破 接下来要扫除的障碍就是“自行运输”问题。孤立主义者并没有承认自己的失败 他们警告美国人 美国政府试图护送横跨大西洋物资的举动必定会招致德国的报复，美国“不会在外国土地上打另一场战争”。在这种形势下 罗斯福也不便操之过急，只能拒绝其属下提出的为租借物资护航的建议。但租借工作依然在加紧进行。3月27日，就在国会批准了 70亿美元租借拨款的当天，罗斯福任命具有丰富 经验的H.霍普金斯为总统租借顾问， 协调一切有关工作。2 4月11日，罗斯福批准将海军的中立巡逻范围扩大到西经26度，以便及时向盟国进行海上报警。4月16日罗斯福批准以租借方式向英国紧急调拨一批粮食 和食品 从而解除了因德国潜艇围困给英国造成的战争中最严重的粮食 危机 45 2 美国在应急管理办公室下设立了以工II 伯恩斯少将为主 任的国防援助报告处 专门负责租借事务 55 27 罗斯福发表广播 讲话 宣布美国进入 限期紧急状态 警告说 前纳粹击沉商 的速度是英国船厂更换商船能力的3倍以上 当今英美商船产量总 和的2倍以上。”7月 1日，罗斯福宣布冰岛的防御对美国安全 至关重要。 7月7日，总统命令美国武装力量进驻冰岛 要求美国海军 一切措施 证美国与冰岛及其他所有战略前哨基地之间的海域通航 安全 7 纳粹德国在海上的攻击频频得手 盟国对美国保证航运安全 的要求也越加紧迫。11月17日，即珍珠港事件发生前三周 国会废除了 中立法案 中禁止美国海军进入作战区域的条款 美国终于迈出了为租借物资护航的最后一步。
如果说租借法案的产生主要反映了美国内部孤立主义者与国际主义 者之间的斗争 那么这一法案的实施则体现出援助国与受援国之间的较 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美英租借协议的签订 事实上 英国和法国的订 单在很大程度上也推动了美国的军工生产 从而为以后获取租借物资奠 定了经济基础 在租借法案通过之前 英国人对美国军事工业投入的资 本已经超过2亿美元 而英法两国仅在1940年下达的发动机订单就让他 们投资8400万美元在美国建立起新的发动机制造厂 正如战争部长hL 史汀生所说，「如果没有这些外国订单给工业界带来的先发优势 我们目 前在工厂和设施方面将处于非常严重的境地 1尽管如此 为了响应国内 租借法案的批评者和反对者 更为了打破大英帝国的 惠制 和贸易 护主义 推行美国的多边自由贸易原则 以建立战后国际经济秩序 美国起草的美英租借协议在第七条提出 最终的条款和前提应当不妨 碍美英两国间的商业 而应该推动两国间互利的经济关系和世界范围内 经济关系的改善 包括反对任何 口歧 定实现上述目 目标明确措施 2英国对此反应强烈 双方从1941 7月开始了漫长而 艰苦的谈判 8 14日罗斯福与丘吉尔签署的 大西洋宪章 第四 宽泛地规定了战后国际贸易自由和平等的原则 3战争压力和经济困 境迫使丘吉尔只能做出让步 1942年2月23日签署的美英租借协议在原 则上明确提出 战后两国政府要努力取消各种贸易壁垒 包括歧视性待 4正如美国学者M.哈德森在他那部著名的 超级帝国主义 书中所 通过要求法律和政治性质的经济让步 美国 以一种更加开明的方式 征服了它的盟友。
相比之下 美国对苏联的租借援助虽然也颇费周折 但条件却比英 国显得优厚了许多 租借援助对英国的障碍在于其自身不情愿 而对苏 联来说 则在于美国的政治考虑。
对苏联租借援助政策的确立和实施
在战争中希特勒最大的战略性错误就是在英国屈服之前开始进攻苏 结果把一个庞然大物从友方 至少表面上如此 到了敌方阵营 并最终使苏联成为继英国之后美国提供援助最多的国家 或许是巧合 就在1941 3 11日罗斯福签署 租借法案 的当天 国家安全人民 委员V. N.梅尔库洛夫在呈送联共 中央和人民委员会的秘密报告中 指出 据来自柏林可靠的外交情报称 德国正在策划对苏联的进攻 有可能就在今年夏 2不过 当时美国政府很多人对苏联并没有好感 美国国务院欧洲事务委员会在德国入侵苏联前一天编写的备忘录中声 使苏联与德国交战成为事实 意味 它捍 争取和遵守 我们支持的国际关系原 因此 美国不应主动与苏联对话 不必 提前做出提供援助的任何承诺 也不应对未来与苏联有关的政策承担任 何义务 如果苏联政府直接请求帮助 美国可在不影响援助英国和自身 需要的前提下 放宽对苏联的出口限制 甚至可以提供美国有能力提供的军事物资 至于对苏联提供的经济援助 应该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给 1然而 二天苏德战争爆发后 国对苏联的方针很快就发生了根本 性变化 并逐渐形成了 条件援助 的政策。
自苏德战争爆发伊始 美国便决定援助苏联 并同意向苏联提供武 器装备和其他物资 初期是以现金支付或贸易的方式 1941 10月转入 租借方式 并逐年延续 共签订了 4个租借协定 据的是1941 3 11 美国的 租借法案 1942 6 11日双方签署的对苏租借总协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此后 又通过 管道 Pipeline 协议解 决了租借剩余物资移交苏联的问题 其中最主要的是租借方式 执行时 间最长 援助物资也最多 罗斯福 斯大林和丘吉尔都非常重视租借问 据俄国学者考察 在二战期间三巨头之间的往来书信中 几乎有一半都涉及租借援助问题。
下面按照历史进程讨论每个时期美国援助苏联政策的变化 美苏谈 判的过程以及对苏联援助的结果。
战争初期的援助 1941 6 22日至1941 9 30 法西斯德国向苏联发动的突然袭击 立即把这样一个问题摆在西方 盟国面前 对苏联是否需要支持和援助 在美国 租借问题争论的焦 点则变成了苏联是否也应该被列入租借援助的范围之内 最先做出反应的是一向敌视苏联的英国 德国进攻的第二天 6 22 上午英国外交大臣R.A.艾登就召见了苏联驻英大使1.M.迈斯 明确表示 英国政府愿意 尽其所能 助苏联 要求苏联说明 需要什么帮助 3当晚丘吉尔发表广播演说 坦诚地表示 虽然过去他“始终一贯的反对共产主义”，但是现在唯一的敌人只有纳粹德国 并宣布英 将向苏联提供 能够给予的一切援 I苏联最初的响应十分冷淡 洛托夫在当天给迈斯基的电报中只是简单地说 苏联政府并不反对英国 的援助 不过苏联 不愿无偿地接受英国的援助 它也会 反过来援助 英国 2对于丘吉尔的演说 联只在 理报 登了部分内容 而没 有做出任何外交对等的响应 丘吉尔理解 斯大林的冷淡是出于对十月 革命后英苏紧张关系的 和开战以来苏德密切关系的 7 7日又直接给斯大林发去一封热情洋溢的私人信件 我们对俄国 军队和人民的勇敢和坚强都一致表示敬佩 我们要在时间 地域和我们 日益增长的资源所允许的范围内尽力帮助你们 了丘吉尔的立场很容易理 在最需要盟友的就是正在孤身奋战的英国 实际上 在美国参战 前对苏联的援助主要就是英国或通过英国进行的 而这种立场也对美 国转变对苏联的态度起到了积极作用。
美国的情况就复杂多了 6 23 代理国务卿 尔斯向新闻界 发表了一个冷静而隐晦的声明 只是在等量齐观地指责了纳粹专政和共 产主义专政后 韦尔斯才谨慎地提出 当前希特勒的军队是对美洲国家 的主要威胁 任何抗击希特勒的力量 无论来自何方 均将加速法西 斯德国的最终垮台 因而也有助于美国的国防和安全利益 4然而 第二 天罗斯福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的立场就明确地与英国协调起来：「 无疑 我们准备向俄国提供我们所能够做的一切援助 尽管在回答记者提 出的一些具体问题上有些含糊其辞 罗斯福说出这句话毕竟是迈出了援助苏联的试探性的一步 1苏联的反应同样谨慎 6 26 莫洛托夫 指示乌曼斯基搜集美国官方关于苏联和苏德战争的明确态度 特别强 调不要主动提出任何请求美国援助的问题 2 天乌曼斯基求见韦尔斯时正 是这样表态的 36 29 莫洛托夫接见了美国大使L.斯坦哈特 开始 态度也显得有些矜持 苏联对美国的态度表示理解和赞赏 但他对预期 可以援助的程度表示怀疑 不过在斯坦哈特再次申明了美国政府的立场 莫洛托夫紧接 便提出了苏联需要援助的一系列具体要求 包括战 斗机 轰炸机 反坦克炮等军事装备和工业设备 并建议可以通过波斯 湾和伊朗运送物资 47 3 斯大林终于对丘吉尔和罗斯福做出回应 他在广播演说中表示了对丘吉尔演说和美国声明的 衷心感谢 并把包 斗争的 靠同盟者 5显然 斯科不是不想要援助 只是希望美国 和西方更主动 更大方一些。
其实 罗斯福和美国政府在援助苏联方面承受 来自国内政治和舆 论的巨大压力。
苏联被动地卷入反法西斯阵营后 多数美国人认为应该支持苏联 是否可以像援助英国一样援助苏联就另当别论了 6 24日的盖洛 民意测验显示 在被调查者中赞成援助苏联的占35% 而反对者占 54% 6反对的原因首先在于意识形态 出于对共产主义的传统恐惧和怀疑，特别是苏联对波兰 芬兰和波罗的海三国的侵占还历历在目 美国 很难相信苏联 其是那些孤立主义者 前总统Н. 佛宣称 把共产 主义俄国卷入冲突看成是极权主义和民主之间斗争的说法是 开玩 援助苏联就是帮助斯大林加强对苏联的 共产主义控 另一位著名的 孤立主义者e伍德将军断言 难要求美国人民在斯大林的红旗后 面拿起武器 甚至质疑是否应该继续援助英国 因为无法保证丘吉尔 不会把这些援助转给苏联人 I首任驻苏大使w. 布利特在苏联的经历和 见闻让他对这个国家大失所望 他警告说苏联有帝国主义倾向 并劝告 罗斯福 美国提供援助的前提是苏联公开承诺不再扩张 并放弃入侵波兰后占领的一切领土。
问题的另一个症结在于对苏联抵抗能力的怀疑 苏军在进攻芬兰作 战中的表现已经令世人瞠目结舌3 希特勒的闪电战更让苏联红军遭受了 前所未有的巨大损失 4 8月份 军已深入苏联500英里 距离莫斯科 200英里 距离列格勒只有100英里 5最坚决反对向苏联运送物资的是美 国军方 由于军事情报机构预测德国将在三个月内取得胜利 战争部长 汀生向罗斯福警告说 苏联的援助就是浪费 甚至会落入德国人手 因此军方一致认为 可取的对策应该是大力推动美国在大西洋战区 的行动 而不是将战略物资援助给苏联 6因此 杜鲁门在苏联遭受入侵后 第二天发表的那句名言不是偶然的 果我们看到德国获胜 必须帮助俄罗斯 果俄罗斯获胜 我们必须帮助德国 以使他们尽可能地互相残杀”。
面对如此情况 罗斯福这样的国际主义者也很难建议直接向苏联 提供援助 他们感到要说服舆论并非易事 2其实 意识形态的问题比较容 易解决 即使最反苏的人也明白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道理 而丘吉尔和罗 斯福正是以此为据消除人们的疑虑的 3问题的关键在于苏联到底能坚持多 4于是 一方面 罗斯福在7 10日接见苏联大使时强调 只要苏联 能坚持到至少10 I 冬天的气候就会遏制住纳粹的攻势 而赢得 宝贵的时间 这不仅有助于完成援助物资的运送 而且有助于克服美国 国内对援助苏联的反对意见 5另一方面 罗斯福决定派出他的私人顾问和 密友霍普金斯访问伦敦和莫斯科 考察苏联的状况 并与英国协调援助苏联的问题。
霍普金斯的访问非常成功 7 30 31日两天的会谈中 霍普 金斯转达了罗斯福的看法 次承诺美国将毫无保留地向苏联提供一切 帮助 斯大林向霍普金斯详细说明了军事形势 达了苏联战胜法西斯的信心和决心 特别是具体地讲述了苏联对美国提供援助的直接和长期 要求 斯大林还接受了霍普金斯的建议 10月初在莫斯科召开苏 英三国代表会议 讨论并协调向苏联提供军事援助的问题 I斯大林 直率而强硬 谈话风格以及顽强的战斗意志给霍普金斯留下了深刻印 他在发给华盛顿的电报中表示 坚信俄罗斯不会崩溃 对于援助 物资的考虑将不再因担心苏联失败而蒙上阴影 2就连一向悲观的斯坦哈 特大使也为此所激动 他相信这次访问将 美苏关系产生最有利的影 大地鼓舞苏联的斗志 3莫斯科也对会谈的结果感到振奋 7 31 理报 在头版公布了霍普金斯到达莫斯科的消息 8 1 理报 又在头版刊登了斯大林接见霍普金斯的消息以及两人的大幅照 而在第四版刊登了 纽约时报 转载的赞颂红军的报道。
这次访问是战时美苏关系的重要转折点 也给罗斯福吃了一颗定心 决心采取积极行动开展对苏联的援助事业 8 1 罗斯福在内 阁会议上发表了 45分钟激昂慷慨的演说 严厉批评国务院和战争部在援 助苏联的问题上行动迟缓 效率低下 并要求他们把满足苏联的要求放 在援助工作的首位 5第二天 韦尔斯照会乌曼斯基 美国政府决定提供一 切可行的经济援助 以加强苏联的反侵略斗争 务院将把苏联急需的 物资置于优先地位 迸发放 无限制的许可证 同时 有关机构也同意使用美国的航运设施加快为苏联运送物资。
8月底罗斯福再次直接干预对苏援助工作 他在8 30日的备忘录 中指出 只要苏联能够 续有效地打击轴心国 对美国的安全就是 至关重要 在拟议中的莫斯科会议上 英国和美国必须对苏联作 出这种性质的实质的和全面的承诺 为此 他要求战争部和海军部在 10天之内列出美国可以在1942 6 30日之前援助苏联的长期物资清单，以供英美代表事先讨论。
尽管一些保守的议员和孤立主义者仍然反对援助苏联 但到9月的 第三次民意调查显示 同意延长对苏贷款以购买美国物资的人已上升到 49% 而反对者则下降到44% 就连强烈反共的美国劳工联合会 AFL 也表达了对援助苏联的支持 3援助苏联已呈大势所趋 接下来的问题是采 取怎样的援助方式。
在1941年6月23日和24日的记者会上 韦尔斯和罗斯福都回避了 对苏联援助是否根据租借法案进行的问题 4就当时的美苏经济关系而言 如前所述 首先要排除的是对苏禁运和资产冻结的障碍 6 24 务院新闻稿宣布 批准对苏联及其国民的贸易发放一般许可证 5此前苏 在美国采购的物资因禁运令而积压在仓库 在随后的半个月里均被放 价值大约900万美元 6也是在这一天 苏联在美国的大约4000万美 元资产被解冻 6 25 罗斯福又宣布 立法 的规定不适用于苏 这就意 允许苏联向美国购买军事物资 7于是 6 29 苏联提出了第一个希望美国援助的物资清单 其中包括3000架轰炸机 3000 战斗机 20000门高射炮及大量的机器设备 莫洛托夫要求乌曼斯基立即 去见罗斯福或韦尔斯 并建议美国为此提供5年的贷款 I当天下午 莫洛 托夫又迫不及待地召见美国大使 知他苏联的订单将通过使馆递交美 2第二天 乌曼斯基向韦尔斯交付了所需物资清单 并强调指出 苏联 希望得到5年的贷款 因为 比任何根据 租借法案 采取的做法都 要好 而且实际上是两国政府在1933年讨论过的一个问题的延续 尔斯表示了积极配合的态度 3看起来 苏联对租借援助还缺乏了解 现金或贷款支付毕竟更直接 也更简单一些 同时莫斯科可能也希望藉 此机会一劳永逸地解决美苏经济关系的历史遗留问题。
鉴于此前为苏联组织出口和生产物资工作的混乱状况 在接到苏联 订单的当天 韦尔斯批准成立了一个由各有关部门负责官员组成的临时 委员会 副国务卿特别助理Р柯蒂斯任主席 负责协调对苏出口的政 策和组织工作 4经核算 苏联这笔订单总额超过18.365亿美元 主要是 军事装备和物资 17.565亿美元 经过柯蒂斯委员会的审议和调查 7 18日韦尔斯向总统和内阁提交了处理意见 只有1568万美元的物资 可立即装运 未来12个月内可批准额外的1.72亿美元 其余16.487 美元则有待进一步审查 这主要是委员会权限以外的军事物资 后来实 际签发出口许可证的仅900万美元的物资 5罗斯福对这个临时委员会的工 作效率很不满意 决定让霍普金斯另起炉灶 除了霍普金斯直接对总统负责外 罗斯福指示国防援助报告处主任伯恩斯主管对苏供应 恩斯 为此设立了一个特别部门 并选择曾任驻苏武官 2r费蒙维尔上校主 此人是苏联政权坚定的拥护者 1 个新机构的建立表明 罗斯福 此时很可能已经有意将对苏援助纳入租借系统了 2不过 考虑到国会的压 考虑通过立法将苏联排除在租借协议之外 并迫使美国对苏联实 施中立法案 和第一笔租借拨款70 美元几乎告罄 目前也只能先采取现金和贷款的支付方式解决问题。
对苏援助事项转入新机构后 7 21 罗斯福命令伯恩斯在48 时内报告可在10 1日前向苏联发货的物资清单 第二天下午提交的清 单有所进步 可以装运的物资增加到4000万美元 其中10 1日前可 以装运物资2194万美 17.5 美元的军用装备和物资仍需等待军 方处理 47 23日莫洛托夫指示乌曼斯基 向美国提出贷款问题 苏联 具体要求有以下几点 贷款规模5亿美元 首期2 期落实 苏联承兑汇票为凭证发放 款期限5 利率2% — 3% 贷款以外物 签署贸易协议 采取向美国出口商品 铭矿 麻等 的方式解 决;此前对美贸易股份公司订购的货物继续以现金支付方式供货 5霍普金 访苏后 苏之间立即开始了贷款业务 9 1 莫洛托夫要乌曼斯基尽快与美国签署协议 以获得斯大林建议的首批5000万美元贷款。
然而 很明显的事实是 从长期来看 苏联所需要的援助物资依靠 现金支付 货物进口和贷款的方式是根本无法解决的 截至9 1 经批准的美国向苏联提供的物资总额增长到近2.5亿美元1 这已经超过 苏联要求的首期贷款的额度 且不说还有17.5亿美元的飞机和军用物 而仅此一项就超过了苏联所有的黄金储备 2苏联可以支付的美元现 数量也很有限 3至于贸易方式 尽管罗斯福同意为从苏联进口原料提 1亿美元的货款4 但苏联实际的供货能力却差得很远 5直到此时苏联 人才有所醒悟 或许租借方式才是可行的 9 4 乌曼斯基感慨地告诉 С赫尔国务卿 他犯了一个终生难忘的错误 即没有同意接受租借的优 惠条件 却采取了支付现金或供应等价物品的方式 而这与苏联最急需的军事物资要求相距何其遥远。
在这方面首先做出表示的又是英国 1941 8 16 苏联和英国 签订了商业周转 信贷和结算协议 根据这一协议 英国首期向苏联提 1000万英镑的信用额度 为期5 年息3% 7不过 丘吉尔很快就有了新的想法 9 5日给斯大林回信说 在来信中，「 使用了 一词 我们不是从这个角度看问题的 也永远不会考虑付钱的事 如果我们给贵方提供的一切帮助都是建立在美国租借法案所倡导的友谊 基础上 即无需任何形式的货币结算 那将是最好不过的了 1自1941 9 6 以后 所有英国对苏其余的援助都是根据租借计划提供的 2 国这样做是否经过罗斯福的授意或双方商议 目前不得而知3 但的确给 美国走向对苏租借政策提供了推动力 9 9 赫尔通知英国 国正在 准备全面扩大军工生产的 利计划 一旦启动即可将生产与需求结合 起来 解决对盟国的援助安排问题 为此 罗斯福要求将三国代表的莫 斯科会议提前至9 25 召开。
莫斯科比华盛顿还要着急。斯大林9 13日回复丘吉尔 对他的建 议表示 非常欢迎 5此前 乌曼斯基在莫斯科的命令下请求面见罗斯 9 11 美国总统自1939年以后首次与苏联大使进行了会晤 曼斯基说 苏联需要立即得到援助 而美国提供的贷款数额太小 也还 没有到位 第一批只有5000万美元 现在 苏联要求加入租借计划 罗斯福明白苏联对现金支付和出口贸易不再感兴趣 所以答应可以为苏 联战后提供的原料提前支付美金 这相当于贷款 不过对于租借问题 没有正面答复 斯福只是解释了他所面临的 端困难 这需要经过 国会批准 而在国会中存在 对苏联的 见和敌视 6罗斯福的顾虑确有道理 虽然大多数美国人都同意向苏联提供信贷和出售军事物资 8 月份的民意测验显示 赞成和反对以租借方式向苏联提供援助的人大体 相同 分别为38% 39% 1而国会中的孤立主义者还在继续攻击苏联 甚至提出了禁止对苏租借的新提案 9 12 美苏签订了贷款协议 国能做的只是尽快实现贷款 而对苏租借问题目前必须低调处理 29 18 日罗斯福向国会提交了 59 美元的第二次租借拨款议案 几乎同时发布了与苏联的贷款协议 以及向苏联交付的黄金预付1000万美元的消息。其用意显然是向国会和公众暗示 对苏援助并未与租借连接 斯科想 要得到租借优惠 还需耐心等待。
战争最初的3个多月 美国对苏联的援助寥寥无几 根据美方的估 6 22日到9月底 美国出口到苏联的物资总共只有4100万美 自黄金预付款1000万美元和向苏联进口货物的预付款5000万美 16.87万吨 主要是石油产品 机器设备 汽车 金属材料 化学和爆炸品以及食品等 只有少量的武器装备 79辆轻型坦克和59 40战斗机等 还是从英国的租借物资中转移的 4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 原因在于美国当时的生产能力严重不足 不过必须看到 对希特勒突如 其来的闪电攻势 增强武装力量固然重要 但更需要的是抵抗意志和胜利 信念 惟其如此 大林在7月底会见霍普金斯时才私下提出希望美国加入对德作战 他说 只要美国对德宣战 也许不开一枪就能扭转局势 I当 时莫斯科更看重的 然是能与美国这样的世界头号实力大国结为盟友。
第一租借协议 莫斯科协议 1941 10 1日至1942 6 30日
第一次对苏租借协议是在莫斯科会谈结束时由美英苏三国代表签订 2会谈从9 29日正式开始 分六个委员会同时进行 夜不停 联非常重视这次三方会谈。
从9 28日到10 1 大林连续三个晚上与美国代表团团 总统派驻伦敦租借管理人A.哈里曼和英国代表团团长 供应大 W. 弗布鲁克举行了会谈 斯大林坦率地谈论了战局的严重性 并详 细介绍了苏联所需要的军事装备 美英代表对斯大林提出的第二战场和 战后目标问题采取了回避态度 这不是他们能够回应的问题 而斯大 林似乎也没有重视哈里曼提到的美国公众舆论对总统决策的影响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何美国不能马上对苏联实行租借政策 3 有些学 者想当然地认为的不一样 际上莫斯科协议本身并没有确定将租借法 案扩展到苏联 而只是明确了到1942 6 30日为止美英两国向苏联 提供援助物资的品种和数量 10 1日三方签署的协议规定 9个月 的时间里 应运给苏联150万吨货物 其中包括3600架飞机 4500辆坦 1368门高射炮及弹药 1256门反坦克炮及弹药 90000辆卡车，及其他设备 物资和食品 不过 定中并没有涉及援助的方式。
莫斯科会谈第一次体现了罗斯福和霍普金斯为消除援助苏联的障 碍而设计的 条件援助 政策 与其他所有租借国不同 莫斯科要求 的物资订单不需要说明理由 也无需提供详细信息和任何数据 按照美 代表团团长哈里曼的话来说 就是 我们应该完全按照他们的意愿去 他给参加会议的美国代表的建议是 给予 给予和给予 不要期 望任何回报 也不要考虑交换条件。」在国内的赫尔国务卿则拒绝了国会议员的提议— 国人必须先偿清旧债 然后才能获得租借。
苏联的确值得为会议成果感到骄傲 理报 此发表了社论 2 洛托夫在最后一次会谈中的发言异常激动 我们目前所做的共同努力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同希特勒斗争的最终胜利 /从斯大林毫不掩饰 热情中 哈里曼感觉到 对这次会谈的结果也 常满 哈里曼 报告说 果与斯大林保持良好的私人关系 美苏 国政府之间存 在的猜疑很可能会消除 4斯大林也对哈里曼印象深刻 为会议的审议工作 迅速而有 有赖于罗斯福派出这样的 权威人物 来莫斯科 。哈里曼的确为苏联取得租借地位出了大力 他在最后一份关于莫斯科会 议给总统的报告中指出 美国在协议中的承诺超过10亿美元 而苏联已无法为此提供资金 应该 可能早地 让苏联使用租借资金。
莫斯科会议后 苏联继续以出售黄金 换取美元 的方式支付美国 事物资的费用 10 9 莫斯科通知苏联驻美大使馆 同意向美国 运送30吨黄金 7罗斯福也不想就对苏租借问题急于表态 他在会晤国会领导人时 否认有立即向苏联提供租借的任何意图 罗斯福要解决的问 题首先是在第二轮租借拨款中将对苏联的贷款纳入其中 所以他强调 如果租借拨款将莫斯科排除在外 会对苏联的士气造成巨大打击 并坚 持说 战争的不确定性要求他不能 以任何方式束缚自己的双 府官员和民主党议员在国会辩论中也反复重申这一立场 I这一策略取得 了成功 10月底 就在莫斯科和列格勒郊区发生最激烈和最紧张战斗 的时候 绝大多数国会议员都赞成租借拨款可以允许用于对苏援助 10 28日总统顺利签署了国会关于59.85亿美元作为第二次租借拨款的议 这个议案还将确定租借国家的权力赋予了总统 同一天 在总统紧 急管理办公室下设立了租借管理办公室 罗斯福任命斯退丁纽 斯作为主管官员 就在几天前 与国会过从甚密的斯退丁纽斯被任命为 总统特别助理 主管租借计划 而重病缠身的霍普斯金退居幕后 10 30 罗斯福通知斯大林 莫斯科会议的所有援助项目已获批准 建议 避免财政困难 美国准备在租借拨款中向苏联提供10 美元的 息贷款 从战后第六年开始分十年偿还 最后 显然是接受了哈里曼 的建议 罗斯福提出希望与斯大林建立个人联系 2值得注意的是 在罗 斯福将这一喜讯告知斯大林时 美国国会和公众尚不知道准备给苏联贷 款的事情 以至美国大使叮嘱副外交人民委员A. 辛斯基暂不要向记者 透露 4 斯大林发出了一封 不胜感激 的回信 并表示很愿 意与罗斯福建立私人之间的直接联系 几天后 国和苏联公布了两位 最高领导人的通信 4 一切条件都具备了 “月7 罗斯福宣布保卫苏联对美国的国防 至关重要 遂将苏联正式列为 租借法案 实施的对 I对苏租借的政策终于落地了。
然而 第一租借协议的执行并不顺利 首先遇到的困难是航运 11 月中旬 尔不得不告诉苏联人 因缺乏必要的船只 成给苏联的发 货延误 联大使馆为此多次向租借管理办公室投诉 2运输船只的问题尚 未彻底解决 平洋战争爆发 一时中断了租借业务 别是对苏联的 援助 1942 1月民意测验显示 于是否同意即使减少美国军队的装 也要尽可能援助苏联的问题 赞同者26% 反对者66% 3战争部和海 部曾发出命令 乎停止所有租借物资的运输和发货 尽管白宫很快 正了这种做法 还是对苏联造成了一些影响 4美国军方的抵制态度是一 个重要障碍 一则出于对苏军抵抗能力的怀疑 则对苏方采购人员的 无理抱怨感到愤怒 战争部和海军部的官员 常常对总统的命令虚与委 甚至借口美国参战而要求修改莫斯科协议 5工作初期经验不足 理不善以及美苏双方执行人员的矛盾纠葛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如苏方申 请的供货缺乏相关技术要求或规格不确 方不习惯苏联采购人员讨价还价的作风 以及美国供货机构复杂多变等。
以上情况严重干扰了租借协议初期的执行进度 莫斯科协议头三个 月的执行情况令苏联人感到愤怒 主管租借工作的对外贸易人民委员 米高扬抱怨说 承诺的705辆坦克只收到16 600架飞机只收到85 21942 1 31 哈里曼在给斯大林的信中也不得不承认 租借物 资前四个月的运送结果 令人沮丧 3而这一时期正是莫斯科战线最紧张 也是苏军最需要补充武器装备的时刻 1941年底苏军22 600辆坦克只 2100 20 000架作战飞机只剩2100 112 800门火炮还剩1280 774万支步枪和卡宾枪还剩224万支 遗憾的是 苏联靠本身军工制 造业可以弥补的 只有作战飞机的55% 火炮的57% 坦克的27%和步 兵武器的30%。
罗斯福见此状况心急如焚 他对摩根索说 有什么比俄罗斯崩溃 更糟糕的了 我宁愿失去新西兰 澳大利亚或其他任何东西也不愿看 到俄罗斯崩溃 53 12日斯大林收到丘吉尔的来信 后者在信中保证 他与罗斯福已专门发出指令 要求 任何人不得中断和延误 其所 承诺的对苏供应 6罗斯福确实采取了行动 他在3月中旬向斯退丁纽斯和 军事部门首长发出一系列措辞激烈的命令 给苏联的租借物资 须在 装运中占据首要地位 尽早放行 不管这样做 我们战争计划的任何其他部分有什么影响 I值得注意的是 罗斯福下达这些命令的时候 本军队正在藉助偷袭成功的优势横扫太平洋和东南亚 2有研究者指出 实证明 对苏租借计划优先执行的结果 不仅减缓了美国的军事建设 也对其他租借国的军事地位造成严重影响 3不过 总统的亲自干预确实 再次产生了效果 如果说1942年的前两个月向苏联的发货不超过每月10 那么3月就达到21.4万吨 4 则超过44万吨 4对此 纽约时报 报道 罗斯福将对苏运输排在了最优先的位置。5 真理报 也以“美国加快步伐”为题做了报道。
应该说 苏联在美国采购机构的改变也对提高援助效率发挥了积极 作用 由于对美贸易股份公司名义上还是一家在美国注册的商业公司 美国政府多次表示希望直接与苏联政府机构打交道 1942 2 21 米高扬向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呈交报告 建议在美国成立苏联政府采购委 员会 以替代原来对美贸易股份公司处理一切租借物资的采购业务 样既可以节省成本 又可以简化手续 2 24日人民委员会批准成立采 购委员会 任命国防委员会代表1.别利亚耶夫少将为主席 对美贸易 公司董事长k1.卢卡舍夫为副主席 73 2 苏联使馆通知美方，这个新委员会将接替对美贸易公司的工作 而后者继续作为纯商业机构活动。
至于莫斯科协议最后执行的结果 因各种统计数据的品种 单位 时间等都有差异 最主要的是协议在执行中有很多型号 数量方面的修 很难做出准确的统计 方公布的大体情况是 1942 6 30 日协议终止日期 根据美国方面战后的报告 美国发货129.40万吨 英国和加拿大发货14.90万吨 总计144.31万吨 占协定发货量150 吨的96.21% 扣除海上损失的31.16万吨 实际到货占协议发货量的 75.43% 1根据苏联外贸人民委员部的报告 美国供货145.1万吨 英国供 33.6万吨总计178.7万吨 占协议计划的119.1% 抵达苏联的货物 总计96.88万吨 占协议计划的64.59% 2后文将会谈到 造成这种差距 的主要原因是上半年运输中的损失 但无论如何 从实际效果看 莫斯 科协议没有实现预期目标 尤其是苏联急需的武器装备 因美国生产能 力所限 只占所有运送物资价值的53% 3 必须指出的是 此期租借援 助对于苏联的政治意义和长远利益远远大于暂时的军事效果。
在莫斯科协议期间 美国迈出了对苏援助政策中最重要的一步 于苏联订购的武器和物资已经超过10亿美元 2 12日罗斯福致函斯 大林 提出再给苏联提供一笔10亿美元的贷款 条件如前 中暗示 美苏协议的财务安排可能会根据形势变化有所修改 42 20日斯大林回 了表示感谢外 希望美苏能在确定的时间内修改目前签订的财务 协议 5 里讨论的修改 财务安排 务条款 指的就是将目前援 苏联的 形式转为同英国一样的 形式 2 23日，副国务卿韦尔斯召见苏联新任大使м. м.利瓦伊诺夫 达了罗斯福给斯大 林的口信 在适当的时机 美国愿意与苏联重议租借协议的财务条款 韦尔斯通知说 国与英国刚刚签署了新的租借协议 国希望 包括苏联在内的所有相关国家加入类似的协议。
3 18 美国国务院商业政策与协议司司长Н.с霍金斯建议与 苏联也签订一项类似于同英国签订的租借主协定 理由是 与英国相比 不能对苏联有 显的歧视 苏联的支付能力而言 还贷款将造成 重的战争债务 结果会导致美苏商业关系紧张 最重要的是 新协 定要求苏联在目前和未来的经济活动中按照美国倡导的原则进行合作 25 26 赫尔将美国拟定的租借总协议草案交给利瓦伊诺夫 并说明其条 款与美英租借协议 几乎完全相同 谈话后 赫尔感到苏联大使 似乎很感兴趣”。
6 11日美苏签署了 于在进行反侵略战争中相互援助所适用原 则的协定 即租借总协议 4在承认和遵守大西洋宪章的前提下 美国对 联的援助终于如罗斯福常说的那样抛弃了 愚蠢 可笑和陈旧的美元符号”——苏联已经用掉了10亿美元和刚刚得到的10亿美元贷款均不必偿还 联的承诺只是尽量向美国提供物品 服务 设备和情报 二条 未经许可不得将援助物资移交他人 第三条 及战争结束后 保存良好且仍可为美国国防所用的物资应予以归还 五条 56 14 理报 为此发表社论 题目是 不可战胜的联 17日的报道则把美国称为 希特勒阵线民主国家的军火库 1此后不久 6 27 苏联与英国也签署了类似租借供应协议 从而免除了自苏德战争以来对英国提供的援助物资的债务。
从此 美苏战时经济关系真正进入了租借援助的框架 苏联驻美使 馆的政治报告曾认定 租借法构成了 整个1941年美国与英国之间关系 的主要内容 使美英 济和政治合作达到了顶点 3现在 美苏经济 关系也达到了同样的水平 在第一协议到期半个多月前签署的这个租借 总协议 不仅改变了莫斯科协议的性质 且为以后所有的对苏援助协 议确定了原则 方向和方式。
第二租借协议 华盛顿协议 1942 7 1日至1943 6 30日
第二次协议的执行日期始于1942 7 1 但其交涉至少在三 个月前就开始了 不过 在这个协议签署前 苏联提出首先解决双边贸 易的法律问题 这涉及苏联出口美国货物的关税 如乌曼斯基在6 27日给莫洛托夫的报告中说的 租借总协定第七条只谈到战后将清除贸 易壁垒 对所有国家实行 歧视 待遇 但如果美苏之间没有贸易条 约保障 美国有可能对苏联进口货物征收高额关税 41937年8月美苏曾 签订了一个新的贸易协议 规定双方提供最惠国待遇 但须逐年续约 1942 7 28 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使馆将延长现行美苏贸易协议的 草案提交给美国 要求无限期延长1937年生效的互惠贸易协议 5问题解决得很顺利 通过互换照会的方式 8 1日延长现行美苏贸易的协议正 式生效 并注明在1943 8 6日到期后继续生效 直到被更全面的贸 易协议所取代。
早在1942 3 24 罗斯福就要求战争部和海军部尽快起草可 以在7 1日至明年6 30 供应苏联的物资清单 而那时军人们正在 经过反复讨论和修改 美国终于在5月底之前完成了第二租借协议的初 步方案 困扰他们的问题主要是有限的运输力无法同时满足欧洲东方战 线和第二战场的需要 3此时 莫洛托夫为解决英美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来 到华盛顿 5 29 美方将拟议的方案交给苏方 在第二租借期 国可提供物资大约700万吨 180万吨工业材料和设备 111万吨军事 装备和弹药 430万吨粮食 英国可提供80 — 100万吨 但是 因受 到运输能力的限制 苏联只能在这个清单中选择440万吨物资 如果苏 联希望自己提供运输 则可以获得额外的供应品 草案特别指出 支付 式将按照美苏租借总协议的财务安排进行 4 5 29日至6 1日罗 斯福与莫洛托夫的会谈中 辟第二战场与第二期租借物资清单之间的 关系成为主题 在会谈中 罗斯福提出了一个更保守的数字 实际可 以向苏联的提供的物资只有410万吨 不仅如此 为了保证为第二战场 输物资 罗斯福还恳切地要求莫洛托夫同意将苏联需要的非军事物资 再减少160万吨 这就是说 第二协议可以保障交付苏联的物资只有250万吨 不过还是比第一协定多100万吨 1 辟第二战场是斯大林的迫切 要求 罗斯福也是真心促成此事 所以莫洛托夫没有提出异议 白宫新 闻稿说 会谈在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上已达成谅解 美国保证继续向苏联提供物资援助 双方在讨论的所有问题上都形成了一致意见。
然而 苏联并没有给予正式的答复 斯科显然是在等待伦敦对开 辟欧洲第二战场采取实际行动 6 6日斯大林让利瓦伊诺夫通知罗斯福 苏联政府同意减少我们吨位的申 因为这可能会加速与英国达成在 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协议 3第一租借协议的期限日益临近 6 12 霍普金斯请在莫斯科的费蒙维尔考虑 是否可以向苏联提出在华盛顿召 一次美英苏三方会议 讨论这个问题 4等不及莫斯科的答复 第二天 罗斯福就致函莫洛托夫 表明继续援助苏联的决心 并提交了关于美英 起草的协议的说明 其内容与从前的协议草案大体相同 只是将发货的 吨位提高到440万短吨 399.2万吨 还说明以后如有可能增加 随时修改 56 25 华盛顿指示费蒙维尔 敦促俄国人尽快做 出选 67 7 即第二协议已经生效一周 斯科通过使馆分别向 美国和英国作出答复 联政府满意地接受 第二协议 同时提出了几 希望 美国尽可能增加飞机的交付 国能像第一协议那样每月供 10吨金属错 除制成品外 是否有可能安排每月400吨镍的供应 重要的是 苏联要求第二租借期的对苏供应量能达到440万净吨 苏联大使可以代表政府签署协议 但希望将上述 愿望 列入协议文本 I苏联 希望 与美国的方案差别不大 而且口气十分缓和 看起来只要做 些技术处理 成协议应该问题不大 然而 情况却发生了突然变化。
7 18日丘吉尔来信告知 英国已下令停止在北极航线护航 并将 开辟第二战场的时间推迟到1943 斯大林对此愤怒至极 他在7 23 日的回信中毫不客气地指出 这些做法 不可理 法解释 容忍 2 联对于第二租借协议的态度也由此变得十分强硬 7 29 北极航线停运 美国要求改变运输计划的时间安排 遭到苏联的 激烈反对 随后 美国人发现 苏联发来关于工业设备的请购数量 大超过了协议的承诺 预期到货的数量也超过了协议承诺 别利亚耶夫 还告诉美国人 苏联要求的440万吨物资 包括经太平洋运输的6 吨货物 3不过 苏联人的怨气主要是针对英国人的 在对苏联援助的政策 理解上 英国与美国确有分歧 他们不理解为何美国对苏联的物资供应 政策与对待英国不同 因此纠缠于协定文本的表述和措辞 一再拖延签 苏联的不满则在于英国推迟开辟第二战场和停止北极航线护航 甚至在 理报 刊出漫画 指责英国人胆怯并与纳粹遥相呼应 9月下 利瓦伊诺夫反复给国务院打电话 迈斯基也不断催促艾登 要求尽快 签署第二租借协议 美国驻英国大使上0.维南特认为 国人如此施加 压力 是因为英国停止北极航线护航 4斯大林也公开出面了 他利用10 3日书面回答美联社记者问题的机会 指责盟国对苏联帮助的效果暂时还是小的 并要求盟国 完全地 按时地履行自己的义 I在这些 问题上 美国的确感觉有愧于苏联 所以对莫斯科的要求表示理解和接 他们不仅不再坚持修改生产和运输计划 霍普斯金还提出了对苏增 50万吨供应的新方案 10 2 罗斯福下令 尽一切努力补足向苏 联北方的配额 做好所有必要的安排 包括优先为苏联生产 履行协定的承诺。
在罗斯福的亲自干预下 第二租借协议10 6 在华盛顿签署 方可为苏联生产和提供的物资总计700万吨 价值30亿美元 其中军事 物资20 业设备4 粮食和食品6 不过 美英负责运送的物 资只有440万吨 超过部分由苏联自己运输 3至于苏联提出的飞机和金属 应的额外要求 也按照苏方提议列为第二协议的附件三 其中规定 增加飞机供应的问题再行商议 英国承诺继续按每月2000吨的速度供 应铝 直到1942年底 美国承诺每月提供10吨错 美英还同意在1942 年第四季度将镍的供应量 制成品除外 提高到每月700短吨 4 大林对 此还不满足 10 7日直接致函罗斯福 望美国保证每月交付500 战斗机 8000 — 10000辆卡车 5000吨铝 一年内供应200万吨粮食 此外 还特别要求美国为苏联的运输船队增加20 — 30艘货轮 5在美国政 府讨论这些要求时 10 10日霍普金斯传达了罗斯福的看法 虑到 战略形势 总统认为积极答复斯大林十分必要 结果是 除了飞机只能增加300 10 即起运276 其他基本满足了苏联的要求 I斯 大林对此十分满意 他在11 6日纪念十月革命二十五周年的报告中宣 苏美同盟有战胜意德同盟的一切可能 并且毫无疑问一定会取得胜利。“
从谈判的过程可以看出 第二租借协议期间的困难和矛盾主要不在 于美苏之间的政治关系 1942年和1943 在欧洲抵抗法西斯侵略的压 力绝大部分都是苏联承担的 而且以巨大的牺牲顽强地坚持下来 这是 有目共睹的事实 也对罗斯福的决策有很大影响 因此 在开辟第二战 场的问题上 罗斯福更倾向于站在斯大林一边 也是他在英国出尔反 尔后愿意并主动在租借物资清单上向苏联让步的主要原因 同时 美国 的国内政治也对进一步推动援助苏联的政策有利 1943 1 美国 民众普遍支持租借援助政策 对于盖洛普的提问 你支持还是反对继 续实行租借计划 赞同者达到空前的82% 3 国的生产能力也已经不是问 据苏联对美贸易公司提供的报告 1943 国的整个工业都已 经动员起来 粗钢产量为8062万吨 制造飞机85 946 比上年增长 79% 的月产量已到1.254亿美元 汽车的月产量80 000 船能力也达到了 2000万总吨 4对苏租借援助计划的瓶颈实际上就在运输 问题 无论是在谈判中还是在执行中
美国租借物资运往苏联主要是通过五条海上航线 即远东航线 方航线 波斯湾航线 黑海航线和北极航线 其中以前三条为主 分别 承担的运输量为47.1% 23.8% 22.7% 5远东航线因有苏日中立条约而最安全 但距离较远 波斯湾航线距离太远 15000英里 卸船后还 要转长途陆运 时最长 北方航线距离最短 5000英里 然是理 的航线 1然而 北方航线处于德国潜艇猖獗活动的区域 给运输带来极 大损失 别是在1942 上半年229艘轮船运送的122.6万吨货物 沉入海底的竟达29.6万吨 还有12.9万吨被迫滞留英国港口 正是如此 重大的损失 导致1942 10—11月以及1943 4 —6月整条航线完 全停运 2这既是如前所述第二协议谈判形成紧张局面的原因 也给后面计 划的执行带来了很大困难 改变航线 主要转向波斯湾 固然减少了损 3 也大大影响了运输量 波斯湾航线不仅路途遥远 而且港口设施和 运载工具都准备不足 大量货物转运至此 完全超出了港口卸货和清关 的能力 而出现了严重的拥堵和积压 4再者 波斯湾和太平洋供应线的 扩展和改进当然可以在未来一年内增加运输量 但远水难救近火 就在 1942 11月底斯大林格勒战役苏联将要大举反攻的紧要关头 按计划预 定的145.88万吨物资 只送到了 76.20万吨 到年底 第二协议的运输 量只完成了计划的55% 运输量的紧张造成了保障苏联战场供给和开辟 第二战场的矛盾 美国军方估计 如果按照罗斯福的要求满足苏联的 要求 国可以再挤出156艘货轮 但代价是运往英国准备开辟第二战场的美军就要减少37.5万人。
为了抵制反对派的意见和提高工作效率 实现他在给丘吉尔电报所说的 必须向斯大林证明我们已经百分之百地履行了义务 1 罗斯福再次 改组了对苏租借机构 1942 10 30 在总统办公室下设立了对苏 协议执行委员会 SPC 负责全面协调和履行对苏协议计划 霍普金斯 任主席 恩斯继续担当具体负责人 2由此 对苏租借成了名副其实由 罗斯福本人亲自掌管和监督的事务 也被赋予了更加特殊的地位 罗斯 福坚决反对任何试图修改 条件援助 政策的意见 不仅无视新任 大使H.斯坦德利关于苏联正在利用美国的 慷慨 的警告 而且拒 绝了空军关于限制向苏联提供飞机的建议 还阻止了军方试图以租借换 取回报的努力 11 25日召开的对苏协议执委会第一次会议上 普金斯表示 苏联的无条件援助政策虽然有些令人不安 但它是经过 广泛讨论而制定的 这一政策将保持不变 而不应该提出重新思考 3美国 内部的确存在 对这个新机构的不满 苏联人的感觉非常好 员会 常都会批准 苏联的申请 随后与各有关部门会商 置订货并把类 似合同的文件发给供货商 于采购委员会的坚持 以及对苏协议执委 会和军事工业委员会的帮助 苏联几乎完成了第二协议期间的全部采购 工作 4正如苏联代办葛罗米柯在一份报告里指出的 个新委员会成立后 美国的供货情况很快就好转了。
如果看百分比 第二协议计划完成的情况远不如第一协议 从吨位 据美国政府提供的材料 计划供应408.30万吨 调整后的 实际供应310.33万吨 完成76% 1 金额看 联采购委员会报告的通过租 借渠道订购的物资总计31.43亿美元2 而美国报纸刊登的罗斯福在报告中 提到的实际支出的金额为24.44亿美元3 即完成了计划的77.76% 如果按 协议的30 美元算 则占81.47% 实际上 第二期租借援助的工作比 第一期大有改善 计划完成的情况不如前期 主要是因为总体计划供货 量从150万吨猛增到400多万吨 应该说 因运输的障碍 苏联强烈要 求而美国勉强承诺的这个总吨位超出了美国的供应能力。
在第二协议的后半期 即苏联度过了最艰难时期的时候 美国内 部反对无条件援助苏联的声音渐渐表露出来 国会强调的主要还是对总 统权力的限制 指责政府在美国人忍受生活困苦时却把大量物资运往苏 4战争部1943 1 23日的备忘录建议 继续向苏联提供所有可能 援助的前提是苏联必须让美国对它 充满信 5就连一向主张对苏援助 的哈里曼也对现行政策提出了挑战 他不仅支持英国的建议 以在苏 联北方建立空军基地换取恢复对北方航线的护航 而且坚决反对向苏联 提供直到战后才可使用的工业设备 6其间还发生了轰动一时的斯坦德利 事件 3 8 这位大使从临时首都古比雪夫回到莫斯科 对一 迎他的美国记者道出了一段他憋在心里已经很久的话 自从来到苏联 我一直在寻找证据 证明俄罗斯人从英国和我们这里得到了很多物质帮助……但我还没有找到任何证据来证明这个事实 俄罗斯当局似乎想掩 盖他们得到外部帮助的事实 显然 他们希望他们的人民相信红军是在 单独打这场战 第二天 美国各大报纸都刊登了这个报道 1 时国会 正在辩论即将到期的租借法案是否继续的问题 斯坦德利的言论及其在 美国社会产生的强烈反响引发了一场对苏租借政策的大辩论 立主义 者赞扬大使的 勇气和坦 并主张对援助苏联的问题展开调查 自由主义者则怀疑这是一次反苏阴谋 并要求斯坦德利辞职。
不过 于这个讲话违背了基本事实 其负面影响很快就烟消云散 为了防止引发美苏关系的政治危机 华盛顿和莫斯科都立即采取措 避免事态扩大 副国务卿韦尔斯第二天举行新闻发布会 声明这个讲 话事先未征求国务院的意见 美国政府不赞成斯坦德利的言论 3斯退丁 纽斯则急忙准备了一个报告 证明大量物资已被运往苏联且正在用于战 苏联对此是赞赏的 3 14日的 纽约时报 刊出了其中很多内 4罗斯福也没有公开指责斯坦德利 只是悄悄地寻找继任者 到半年 后事态完全平息才撤换了驻苏大使 5 联方面虽然感到愤怒6 但处理得十 分冷静 莫洛托夫在3 9日晚上与斯坦德利的谈话中 坦率地表示不 意后者的看法 但并没有任何指责 甚至认为这个讲话不会影响苏美 关系 7利瓦伊诺夫3 11日在华盛顿发表演说 赞扬美国根据租借协议提 供给苏联的援助 真理报 很快就全文登载了这篇演说 町月12日苏联 报刊了大量有关对苏租借援助的消息或讲话 众议院通过延长租借法案的消息被刊登在显着位置 15日的 真理报 用半版篇幅刊登了斯退丁纽斯关于租借法案执行情况的报告 包括对苏援助的具体数据。
尽管斯坦德利的讲话有违事实 其表达方式也有失外交官的风度 但实际上他讲出或者引起了很多人同样的感觉 问题不在于是否应该援 援助多少 而在于为什么只能是 条件 的援助 在事件发生后 一周后 里曼致电霍普金斯说 伦敦的美国人和英国人都为斯坦德 利的讲话暗自高兴 即使这是一种轻率的行为 这里有一种越来越 烈的感觉:如果我们任由俄国人摆 将来会有麻烦 3 5 21 莫斯科的新闻发布会上 当被问到苏联拒绝与美国分享情报的消息是 属实时 前驻苏大使 戴维斯回答 国人正在向美国提供所需 的全部信息 美国记者们事前已从军方领导人那里了解到实际情况 此对这个答案十分不满 斯坦德利报告说 现场的 气氛非常紧张和敌 4斯退丁纽斯也担心苏联会利用美国的慷慨大方 他向霍普金斯建 对苏联优先的做法在起初或许是必要的 但现在 要一种坚定而强硬的态度。”
面对已经出现的情绪和分歧 罗斯福需要立即做出决定 无条件援 助政策是否继续执行下去 5 28 霍普金斯在备忘录中解释说 争期间保持美苏友谊 至关重 国人必须感激苏联在战争中作出的 大牺牲 而且必须认识到 美国援助苏联是为了帮助它打败敌人 不是 它那里获取它不愿意提供的情报 恩斯也警告租借管理办公室的官员 对外 提供信息 是俄罗斯三百年的传统 对此提出挑战 是徒劳的 必须信任他们 他们会做得很好 歇尔则对新成立的美 国驻莫斯科军事使团团长 r迪恩将军明确指示 不要试图从俄国人身 上窃取情报 1尽管如此 正如赫林所说 1943年春季和初夏许多美 国人开始质疑政府对苏联的租借政策 2这也是第三租借协议开始谈判时面 临的困境。
第三租借协定 伦敦协定 1943 7 1日至1944 6 30
从逻辑上讲 苏第三次租借协议是否能够签订 首先取决于美国 的租借法案是否继续有效 1941 6月通过的租借法案有效期两年 1943 1月底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开始举行听证会 持续约4 辩论是 否延期问题 2 26 委员会通过了延长租借法案的报告 并提交国会 批准 3 当时国内外的形势看 租借法延期没有任何障碍 4问题是应该延 长几年 争论的焦点在于 战争结束后与盟国之间的经济关系是否继续 按照租借政策的原则和方式处理 围绕这个问题 形成了两派完全对立 的意见 租借法案的起草者考克斯 租借管理办公室主任斯退丁纽斯 驻英国大使维南特和著名记者W.李普曼等人主张 租借机制对于和平 时期具有很大价值 以在战后各国经济恢复和重建中发挥作用 但这 种看法在国会受到严重质疑 很多议员都警告说 租借政策只适用于战 绝不能用于战后经济重建 一些有影响力的商业期刊和贸易机构也 认为 久性 租借安排将对世界贸易和其他商业活动产生有害影响 双方的意见很难统一 但战争还在继续 租借必须延长 最后国会接受了斯退丁纽斯的折中意见 租借法案只延长一年 3月10日众议院以407票对6票、3月11日参议院以82票对0票顺利通过了租借法延长议案。
考虑到需要提前安排生产 斯退丁纽斯在1 7日通知利瓦伊诺夫 要求苏联提供1943 7 1日至1944 6 30日所需物资清单 31 18 米高扬向斯大林报告了所拟供应计划草案 总量为570万吨 3 15 米高扬将经过斯大林批准的草案发给了莫洛托夫 但报告和清单 都没有给出总吨位 4经过几个月的交涉和讨论 6 14 美国将第三协 定草案及说明正式交给苏联代办葛罗米柯 美国可以提供708 短吨货 但考虑运输力量只能供应450万短吨 408.24公吨 副国务卿艾 奇逊乐观地认为 协定 后将在伦敦签署 5然而事情并不顺利 6 米高扬特别提出 美国拒绝批准部分水电站设备和全部驳船项目 联表示不理解 要求无论将来协议如何确定 于这些 有最高 优先权 货物应该先行安排交付。7月8日，葛罗米柯提交了苏联修改的 协议草案 其中将供货总吨位提高到600万短吨 544.32万公 还坚 持要求供应某些军舰 77 14 苏联再次提出修改供货清单 将供应 总量增加到600万公吨 并认为苏联有充分理由获得更多租借物资 联还要求美国批准提供 急需的 雷舰和潜水艇 满足对P-39г飞蛇 战斗机的数量要求 这是苏联飞行员最喜欢的机型 7 23日美国 答复 同意大西洋航线增加到240万短吨 太平洋航线增加到270短吨（总计462.67公吨），但舰艇的问题再行考虑。直到9 1 联大使 馆才回复美国：“同意将美国政府提出的第三协议供应方案从708万吨减少到560万吨，其中包括50万吨的库存和结转 物资 。
联这种完全是外交辞令的表述方式很容易迷惑人 乎是苏 联做出了重大让步 148万吨 其实不然 首先 美国最初提出的708 万短吨 不是公吨 是有能力提供的物资 而不是实际供应的吨位 米高扬最初的要求是570万吨 后来提交给美国的数量提升到600 万吨 再次 美国最初允诺的供货量为408.24万吨 后来答应增加到 462.67万吨 所以 苏联最后提出的560万吨 际上只比其最初要求 少了 10万吨 而比美国最初允诺的则多出151.76万吨 使按照双方修 改过的数字算 联的要求也比美国的承诺多137.33万吨 如此算来，在谈判中做出让步应该是美国 9 22 美国接受了苏联的最后方案。10月19日，伦敦协议签字 值得注意的条款和内容还有 运输量的一半 由苏联接管 英国和加拿大承担了 100多万吨援助物资 在苏联要求的 供货中 于战后经济恢复和重建的工业设备和材料占有重要位置；同以前一样 苏联提出的要求无需详细地提供 使用者的正当理由。
这次谈判从1943 1月初开始 一直持续到10 19 整整10 个月 导致谈判拖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关于 条件 原则是否继续实 英国要求在第三协议中必须加入新的条款 即苏联允许在摩尔曼斯 克附近为皇家空军提供基地 美国对此坚决抵制 最后 霍普金斯和对 苏协议执委会说服英国撤回了提议 此外 美国军方要求在协议中应强调驻苏武官和观察员享有与苏联同行在西方的同样权利 们可以 行战场访问并获取军事情报 马歇尔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上对此表示反 因为 白宫的政策是 对苏联的租借不能用作讨价还价的基础 。还有人提出 苏联的租借协议也应像英法一样加入互惠或反向租借的 内容 即向美国海外军队提供货物 服务 运和军事设施 艾奇逊 认为 既没有美军在苏德前线服役 苏联也尚未参加对日作战 故目前 不宜提出这个问题 2第二个因素涉及 优先事项 的争议 早在苏联最 初准备协议草案 即斯大林战役开始反攻的时候 斯大林就确定了一个 新方针 缩减军用物资的供应总量 而增加满足战后需求的工业设备 的供应 米高扬呈送的第三协议草案已经减少了军事装备 如以前急需 坦克完全没有列入 而增加了工业设备 斯大林在修改时又减少了扫 雷舰 22艘减至15 舰载火炮 1710门减至330 却明显增加 了车 1.8万台加至2.4万台 各种工业设备 1.08亿美元加至1.2 美元 力设备 1.2亿美元加至1.35 美元 大林还特别提出要 讨论战后急需的机车和车厢的问题 3苏联在第三协议清单中大量增加的 业设备生产周期较长 很可能交付时战争已经结束 后来实际情况确 实如 是否应该作为战时 优先事项 供应 在美国租借管理办公室 内部引起激烈争论 哈里曼表示坚决反对批准这些请求 而苏联供应处 8. 斯帕丁却强烈主张对苏联的要求做出积极回复。到1943 9-10月，战争向西推进 斯大林的关注点更加倾向战后重建所需设备和 物资 而美国人对此则愈加敏感 尽管有人提出满足苏联的要求不仅可以确保战后与苏联的良好关系 而且有利于解决美国战后的商业繁荣和 工人就业问题 但对外经济管理局(FEA)局长I克劳利和该局苏联分 部主任韦森都对苏联的动机抱有怀疑 并认为美国的援助不得用于与 战争目的无关的其他用途 有的共和党参议员甚至谴责租借物资就是 额救济 2影响谈判的第三个因素是美国军方提出在分配物资时应该更 多地考虑自己的需求 国军队在欧洲战争中负担的增长和在对日 作战中担任主要角色 参谋长联席会议要求严格把握对外援助的标准，只有申请国无法自己生产的物资才能核准装运。
在内部分歧和反对意见不断的情况下 总统的态度起到了关键作 罗斯福首先要澄清租借法的一个基本理念 租借物资是不会大规 归还的 1943 8 25 罗斯福向国会递交了租借法工作报告(第 11号) 他在说明信中指出 国会在通过并延长租借法这一行动中 经明白地告诉人们 美国不想要新的战争债务 而危害行将来临的和 胜利和牢固的和平就是我们能够得到偿还的唯一货币 4其次 斯福强调战时和战后加强美苏合作和友谊的重要性 为了平息斯坦德利 事件的影响 他在9月一次面对记者的谈话中说 俄国人没有为美国的 助表示感恩 并不意味 他们缺乏欣赏力 那只是他们的处事 5在罗斯福看来 联不再是一个为生存而战的乞求者 而是承担起 了罗斯福长期以来设想的角色 一个确保战胜德国和日本 确保他所希 望的持久和平的必要伙伴。最后 罗斯福进行了一系列行政机构改组和人事调动 推进第三协议谈判和未来任务的顺利执行 9 25 罗斯 福将战时生产 借管理 救济和战后重建等部门合并起来 成立了对 外经济管理局 下简称外经 命与保守派议员保持密切联系的银 行家克劳利为局长 而斯退丁纽斯升任副国务卿 罗斯福任命对 苏无条件援助的发起人哈里曼为驻苏大使 取代了斯坦德利 还取消了 使馆的武官职位 而成立了驻苏军事使团 任命参谋长联席 会议秘书迪恩为团长 于大使的直接领导下 个新机构的主要职责 是保证加速向苏联提供物资援助 促进美苏之间更加积极和广泛的合 2这些举措不仅消除了部门之间权限和管理的混乱 而且把租借与战时经济 战后重建统合为一个机构 有利于缓解租借物资分配之中的矛盾。
有研究者认为 由于克劳利与保守派的关系以及军事使团工作人员 和性 取代了公开亲苏的费蒙维尔 因而这次机构改组体现了 罗斯福政策转变的 过渡 4这个说法未免言过其实 1944年初以哈里 曼为代表的一些参与租借工作的高层官员确实对 条件租借 政策提出 了意见 并未对罗斯福和美国的租借政策产生影响 少在第三租借 期内是如此 1943 7 — 9 盟军发动西西里岛登陆和意大利本土作 导致意大利投降 这次战役尽管未如斯大林所愿发生在法国 但毕 大大缓解了东部战线的压力 10月下旬 斯科三国外长会议讨论和决 定了战时及战后盟国经济合作的诸多事宜 12月初结束的三巨头德黑兰会议实现了美苏首脑第一次会晤 也把双方合作推向了高潮 那么 租借协议前半期盟国取得的政治和军事优势对美国的租借政策产生了 什么影响 从逻辑上讲 盟军在欧洲战场上的顺利推进 苏联在军 事上的作用自然相对降低 在租借援助中的优先地位也就失去了基础 正如赫林所说 1944年初引起 条件援助 政策的条件 发生了根 本性变化或完全消失 1最先看到这一点的有影响的人物 恰恰是最早 提出无条件援助政策的哈里曼 1944 1 — 3 哈里曼不断向国务院 和白宫提出他的新看法和建议 哈里曼依然非常重视并全力支持加强与 苏联的关系和对苏联的援助 也支持满足苏联对战后重建的要求 但这 一切已经不能再是 条件 的了 一方面 哈里曼认为 俄国的军事 危机已经过 现在美国有理由要求苏联为他们的急需物资提出 合理 的证据 2另一方面 里曼担心苏联势力在东欧和巴尔干的扩展 而经 济援助是 可以使用的最有效武器之 3哈里曼的看法得到了迪恩 军和外经局的支持 4但是罗斯福和霍普金斯领导的对苏协议执委会反对改 变目前的方针 在霍普金斯的建议下 2 14日总统向国务卿发送了一 份明确的备忘录 罗斯仍然是击败德国的一个主要因素 向苏联提 供最多数量的物资 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 53 16日国务卿客气 地通知哈里曼 为了维护与苏联的关系 目前采取任何改变对苏租借工作程序的做法都是 不明智的 。
无条件援助政策的持续 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第三协议的圆满履 1944 6月底 美国向苏联交付物资550.22万吨 加共交付33.57万吨 总计583.79万吨 超过了计划的560万吨 1据卢卡舍夫报 1943年底 苏联在美国对外租借项下所占比例27.2% 已经超过 了英国 12.3% 1942年相比租借物资的增长速度 114% 也超过 了英国 100% 2苏联对此非常满意 1944 6 11日的 理报 表社论 高度赞扬美苏租借总协定签订两年来取得的成就 并在第一版用三分之一的版面刊登了美国 英国和加拿大援助苏联的详细数据。
然而 在第三协议期间经总统高压政策勉强解决的难题 第四次 对苏租借协议的谈判中继续发酵 并且成为主要的障碍。
第四租借协定 渥太华协定 1944 7 1日至1945 5 12
第四次租借协定的法律前提仍然是租借法能否再次延长 1944 5 17 在参议院以63票对1票通过后约一个星期 罗斯福签署了第 二次延长租借的法案 在国会辩论时 几乎没有人质疑继续租借的必要 议员们最关注也是争论最激烈的问题在于如何制约总统的权力 免浪费国家资源 特别是禁止以租借方式为战后对外经济签订任何协议 或承担任何义务 4与第一次延长租借法案最大的不同是 次有一个重要 的修正 在总统有权确认援助条件和偿还方式的条款中加了一句 段的任何内容均不得解释为授权总统在战后经济政策 战后军事政策或 任何涉及国际关系的战后政策方面承担或产生任何义务 除非遵照既定 的宪法程序 5其实 这正是第四协议谈判中所涉及的核心问题。
还在第三协议签署之时 苏联就已经开始关注战后经济恢复问题 1943 9 7 斯坦德利报告 因对苏联要求的16座电站设备 美国 批准了 11 苏联政府为此提出交涉 希望国务卿出面帮助加快批准 所有要求的项目 10 12日和15日与美国战时生产局局长纳尔逊会 谈时 莫洛托夫询问苏美可在怎样的金融条件下发展经济关系 斯大林 则对纳尔逊的建议 组建美苏联合委员会解决战后双方经济合作问 很感兴趣 并认为应尽快建立 21944 2月以后 苏联党政最高 机构做出一系列决议 旨在启动从战时经济向国民经济重建与和平建设 过渡的计划 3米高扬并非无意地告诉哈里曼 苏联正在筹备一个15年的 重建计划。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美国人发现 在开始讨论第四租借协议时 苏联对工业设备和材料的需求急剧上升 总价值超过10亿美元 5斯退丁 纽斯认为 第四协议签署一再延迟的主要原因是苏联坚持要求以租借方 式供应就生产周期而言只能在战后才可能交付的远程工业 设备 6这个看法是有根据的 1944 6 10日举行的午餐会上 莫洛 托夫一边大力赞扬美国工业和租借对苏联军事胜利做出的成就 一边明 确地告诉哈里曼 苏联希望 借制 在战后能够继续下去 里曼巧 妙地回答说 美国衷心赞成在战后继续 这种租借合作的精神 7哈里曼的答复也是实在的 因为美国国内在这个问题上争论十分激烈。
1943 10月莫斯科会议外长在涉及苏联战后重建的问题上 美国人 示愿意 在苏联的重建和复兴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 要求苏联提供 所需设备的数量 品种和规格 尚未言及援助的方式 1因为那时 罗斯福 对战后总统是否在租借问题上仍可行使权力还不确定 2直到1944年初 国务院对租借援助是否可以扩展到战后重建的问题还在犹豫 处事十分 谨慎 3租借本身就是一种战时援助措施 这一点在法理上非常清楚 定而明确申明这一原则的就是外经局局长克劳利 他在众议院外交委 员会和拨款委员会的听证会上 不止一次地声明 租借是一项战争紧 急措施 应在战争结束后 快终 助理国务卿迪艾奇逊也支持这 一说法 克劳利后来向询问者保证 他绝不会故意允许租借资金用于重 4这种立场在国会里得到大力支持 著名共和党保守派参议院范登堡 警告说 不能把 分钟或一美元延长到战后时期 外交委员会主席工 康纳利参议员则声明 国会从未打算将租借 于任何目的 除了协助 军事行动进行这场战争 5因此 罗斯福本人在公开场合也不得不多次谈 他从未主张将租借政策延长至战后 总统所能做的 只是为保持盟 国之间良好的合作关系而支持那些临时措施或权宜之计。
在美国内部 租借援助政策最坚定的支持者包括霍普金斯 伯尔尼 斯帕丁 他们都是租借政策的执行者 并且同罗斯福一样对苏联充满期望和善意 但是到1944 普斯金和伯恩斯年老体弱 重病在 而斯帕丁远在莫斯科 他们对参与华盛顿的决策都已感到无能为 1考克斯和斯退丁纽斯也希望尽量延续租借政策 但他们只能提出一些 体措施 而在原则上无法反对国会的立场 2哈里曼非常重视苏联的战后 重建问题 并认为这是美国加强与苏联友好关系的重要方面 他坚决 反对任何以租借形式向苏联提供战后所需物资的做法 3正如苏联政府采购 委员会主席l0.鲁登科的报告所说 1945年初从国会到总统和政府 官员 国人始终强调 租借是一种纯粹的军事措施 长租借法的议 案禁止授权总统处理战后援助事务 除了那些已签署合同且对美国国防 不太重要的剩余物资。
在第四租借期 对美苏经济或金融谈判以及租借政策的执行造成严 重影响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美国国内的政治氛围和情绪 这主要是指对 系列东欧事件的反应 兵临城下的苏军对华沙起义军民见死不救 联单方承认波兰的卢布尔临时政府 以及在处理罗马尼亚 加利亚 匈牙利等原轴心国问题时排除美国的政治参与 联在这些事件中的所 作所为引起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强烈不满 雅尔塔会议后美苏政治关系 陷入紧张状态 5最先做出反应的就是在莫斯科负责租借援助工作的哈里 曼和迪恩 虽然他们仍坚持必须与苏联合作 但一致认为 东欧发生的 情表明 苏联在接近战争胜利时开始漠视盟国的利益 采取单边主义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 把美国的慷慨大方视为软弱无能 对此 美国需 要表明既合作 硬的立场 无条件援助的政策必须放弃 而应该用限 制性更 的援助政策取而代之 1国会里的保守派和孤立主义议员因此而异 常活跃 攻击白宫外交政策的无效和无能 2 谋长联席会议的军事首长和 外经局的文职官员也进一步表示对 照顾苏联的方针不满 敦促应对莫斯科采取 坚定 的政策
哈里曼的建议在华盛顿尤其是国务院引起了广泛注意 而罗斯福仍 然固执己见。
对于将租借政策延长至战后 总统也显得无能为力 但罗斯福坚 反对把经济援助作为 讨价还价 的武器 在他看来 得战争胜利依 然是当前最主要和最重要的目标 因此 利用经济压力达到政治目的的 试可能会损害盟国之间的军事合作 5 此同时 大林在东欧问题上针 锋相对 步不让 在斯大林看来 既然西方已经承认苏联在东欧的势 力范围 就没有道理再在这里指手画脚 况且莫斯科也从来不干预北美 和拉丁美洲的事务 6在经济问题上 斯大林 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在与美国 人的会谈中多次暗示 美国为取得某些战略物资 特别是解决战后的就 业问题 要扩大与苏联的贸易 联寻求与美国开展经济合作 实际是在帮助美国 I这种认知和心态决定了苏联人在第四协议谈判中的立场 和策略 漫天要价 镒铢必较。
上述所有情况构成了第四租借协议谈判的背景 预示了其结果 这次谈判经历了十分漫长而复杂的过程 美国人早在第三协议签署后 个月 1943 11 就开始提出这个问题 到第四租借协议法定 截止日期前两个多月 1945 4 17 0 正式签署协议 历时近 15个月 至超过了协议本身的执行期 次租借谈判要解决的核心问 题是用于经济恢复和战后重建那部分援助物资是否应该在租借的框架内 供应 也就是如何界定租借法的实施范围 所以谈判基本上是围绕如何 落实美国租借法案第3-0条款进行的 2期间还穿插或混同 关于国际货币 基金协议 世界银行协议和对苏联贷款问题的谈判3 关于美苏租借总协议 第七条的谈判4 再加上关于 程碑 M 叩0前 计划 日作战物资 供应计划 的谈判 实令研究者有些眼花缭乱。
1943 11 考克斯作为外经局的顾问 提出了一个解决问题的 方案 即利用租借法案第3-c条款 与苏联签订一项协议 对于在战争结 束时已签有合同但尚未交付的物资 美国承诺继续供应 而苏联则以现金、黄金或商品在一定时期内付款 1944 1 考克斯进一步完善了 他的计划 并提交给克劳利和霍普金斯 1考克斯的方案确实可以将租借物 资和重建物资分开 但问题是苏联是否具有这样的支付能力 里曼有 不同的主张 他认为签署3- 协议的方向没错 这只是 权宜之 里曼多次提出利用向苏联提供大额长期信用贷款的方式 这是苏联 感兴趣的方式 既可以全面满足苏联的战后重建需求 又可以此作为 经济杠杆寻求苏联在政治问题上做出让步 2 里曼方案的缺陷在于美国战 后信贷机制的建立还存在法律上的障碍 方面专门从事对外贷款的美 国进出口银行金额受到限制 只有7亿美 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建 立尚待时日 另一方面 1934年的 约翰逊法案 禁止向未履行对美国政府义务的外国政府提供贷款 而苏联恰在其列。
权衡利弊之后 1944 3 6 斯退丁纽斯和克劳利联名向罗斯 福提交了一份备忘录 作为第四租借协议 也适用于第三协议未完成部 一般政策 他们认为 鉴于无法确定战争何时结束 为了保 作战物资不间断供应 应以目前提出请求之时起18个月 除个别例 为期限 此期限内均作为租借物资安排生产和供应 但到战争结 束时未交付的物资则以非租借方式结算 此需要与受援国签订单独的 付款协议 在战后信贷机制正常建立后 将该协议纳入新的银行贷款 范畴 为此 他们建议 根据租借法案3-0条款的授权 即与苏联代表 谈判 签订一份付款协议 4第二天 斯退丁纽斯将经过总统批准的这个方 案告知了在莫斯科的哈里曼 并说明政府正在考虑向国会提出增加进出口银行贷款能力和废除约翰逊法案的立法要求 以解决付款协议中的法 律问题 同时 希望哈里曼与米高扬讨论这一方案 并要求苏联迅速提 供两份尽可能详尽的清单 一份是租借物资清单 一份是重建计划所需 求的物资清单。
在3月17日与哈里曼的会谈中 米高扬答复 美国提出的方案苏联 将予以考虑 目前正在编制10亿美元的租借物资清单 并会很快提供 哈里曼判断 米高扬下次会谈要问的问题是 战争结束后未交付物资的 偿还条件是什么 2美国很快就做出了答复。
3 18 国务卿赫尔将美苏互助协定 租借总协定 的补充协定草 案发给哈里曼 征求意见 并希望他就这一问题与米高扬会谈 补充协 定的核心内容是 在美国总统确定针对共同敌人的积极军事行动停止 美国承诺继续提供已签订合同但尚未交付的物资和工业设备 而苏 联承诺以美元向美国政府支付上述物资和设备的全部费用 并从交付之日 起按照一定的年利率支付利息 赫尔解释说 在这个总原则下 美国同意 以租借方式向苏联提供既有战争用途也可用于战后经济建设的工业设备 但以生产 运输和安装周期不超过18个月为限 至于年利率 国务院倾向于与美国政府长期证券的现行利率挂 介于2.5% 3%之间。
正如哈里曼估计的 苏联原则上赞同签署3- 条款的协议 但关键是 支付的条件 在哈里曼与米高扬的会谈中 美国的初步意见是贷款期限 5 — 30 年利率2% — 3%之间 战争结束后5年开始分期偿还 苏联 的要求是年利率0・5% 战争结束后16年开始偿还 20年内等额分期偿 4双方差距甚远 针对苏联的态度和国会的质询 克劳利3 28日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提出 非签署3-0协议 立即终止签署所 有的新合同 审查正在执行的合同 除非接收者愿意支付费用 否则应取 消合同 努力与非3-0协议国家就战后物资的处置作出安排 1美国的立场 已经十分清楚 不签署解决战后重建物资支付问题的3-0协议 对苏联的 租借协议便难以为继 但困难在于 美苏双方提出的支付条件 息和 摊销 差距实在是天壤之别 4 14日米高扬发表声明 苏联同意美国 的建议 为战争结束时未交付的物资定期支付双方商定的本金和利息 但希望美国政府为上述订单提供 最优惠的待遇 25 24 务院向 苏联大使馆递交了经过修改的租借总协议的补充协议 其中有关必须偿 还的费用规定 本金应在交付物资第4年开始偿还 首次支付5% 以后 每年支付同等数额 直到本金还完为止 息应在交付物资后次月支付 以后每年支付一次 利率略高于上一年美国公债的平均利率 1944 适用的利率为2.1% 3 国人以为苏联会接受这个已经让步的条件 哈里 乐观地对葛罗米柯说 四租借协议的问题已经解决 只待执行了 4 际上 难的谈判才刚刚开始。
1944 7 27 结束布雷顿森林协议谈判不久的苏联副外贸人民 委员M.工斯捷潘诺夫来到华盛顿 与美国开始了 3-0协议的谈判 苏联 带来的方案是 允许苏联使用美元或黄金 金的价格不得低于35美元/ 盎司 行支付 统一的利率为2% 而不是美国建议的浮动利率 宽限 开始还款 10 而不是美国建议的3 摊销期还应再延长 美国立即作出响应 同意采取固定利率2.5% 同意宽限期延长至5年，同意摊销期延长至25 年。在以后6 星期的时间里 双方举行了 13 会谈 尽管美国再次将利率降为2.375% 将宽限期延长至9 但斯捷 潘诺夫坚持利率不得超过2% 摊销期还要延长到34 又提出制成品 降价20% 原材料降价15%的要求 并坚持美国应负责全部运输工作 无论艾奇逊怎样耐心劝导和严厉警告 捷潘诺夫就是一口价，「毫不动 2 判进入僵局后 美国财政部建议可以进一步向苏联做出让步 至可以取消利息 但国务院和驻苏使馆坚决反对 军方也纷纷要求采取强硬态度 把租借协议作为在军事和政治上针对苏联的一张“王牌”。
经过最后一轮谈判和交涉 国对原方案稍作了一些调整 9 14 日提交给苏方的最后方案确定为 定年利率仍为2.375% 宽限期仍为 9 摊销期延长至30 允许苏联以美元或黄金支付 但黄金价格应 按照每次交割时的有效黄金购买价计算 物资价格原则上按照现行销售 格或调整后的合同价格定价 以较低者为准 果现行销售价格无法 确定 则在调整后的合同价格基础上降低5% 4美国谈判代表态度坚定地 这是美国的最后建议 苏联代表或者获取莫斯科的指示后在华盛顿 签字 或者回国去请示批准 艾奇逊再次警告 联必须迅速做出决定 否则所有工业设备的订单无法以租借的方式下达 5 捷潘诺夫当时没有做 出回应 9 18 哈里曼致函米高扬 希望苏联尽快批准3-0协议 以确保不中断向苏联提供所需物资 69 20 尔又将第四协议草案 和清单交给葛罗米柯 并说明此方案已得到美 三国政府批准。然而，莫斯科一直没有答复 捷潘诺夫也在几天后悄无声息地离开华盛 回国了。
美苏租借谈判就此中断 这是以前从未发生过的事情 美国国务院 和军方采取比较强硬的立场 然与波兰临时政府 华沙起义和对德索 赔等政治问题有关2 但美国毕竟还是一再做出了让步 而苏联在谈判中却 步不让 这种立场 如前所说 应该是源于他们传统的意识形态认知 本主义不可避免的经济危机必然导致他们有求于苏联市场来帮助解决 失业等问题 莫斯科需要的只是耐心等待 美国人迟早还会做出让步 此同时 苏联想到通过另一条途径解决租借协议的问题 那就是对日作战。
1944 10 中旬 丘吉尔和斯大林在莫斯科达成了著名的 百分比协议 3 国人对英苏在巴尔干划分势力范围的这个 协议 并不感兴 令他们兴奋的是在会谈中斯大林全面而详细地提出了苏联参加对日 作战的问题 据迪恩回忆 于美国提到的对日作战问题 斯大林显然 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 他在10 15日会谈时 面对地图仔细介绍了苏 军的集结地 出发地和物资储备地 并亲自回答了美英代表的问题 军参谋长安东诺夫还提出 苏联在远东的作战部队将从30个师增加到60 个师 最后 大林答应在远东为盟国提供空军基地和海军基地 也同 意立即 手制定美苏联合作战计划 条件是盟国必须提供100万吨的 对日作战物资 迪恩注意到 其中包括许多用于战后建设的港口机械和铁路设备 110月17 美苏之间商定了苏联对日作战的远东供应计划 程碑 计划 2据俄国档案记载 斯大林10 16日会谈时交给哈里 曼的物资列表价值10亿美元 其中为恢复国民经济而订购的设备和物资 6.85亿美元 3 此可见 苏联在雅尔塔会议正式答应对日作战前四个 月就提出的物资列表 其主要目标还是为了解决战后重建问题 然而 正如迪恩感觉到的 联此时实际上并未认真对待远东作战问题 也没 有履行在西伯利亚沿海地区为美国远东作战提供基地和援助的承诺 4 程碑计划制定后很长时间没有落实 直到1945 4月作为附件三加入第四租借协议。
与此同时 苏联还试图再寻找一条避开租借谈判而得到战后重建物资的途径 长期信用贷款 苏联人早就知道在进出口银行贷款限额5 和约翰逊法案等法律问题解决之前 不可能得到来自美国的大量贷款。尽管如此 葛罗米柯还是在10 30日给国务卿的照会中提出 苏联政 希望通过长期信贷的方式解决美国政府在第四租借协议中讨论的工业 设备供应问题 将尽快提出具体建议 7哈里曼评论说 联如此重视贷 款问题 要求美国通过长期信用贷款安排苏联所需工业设备的生产和供 乎正在尝试以长期贷款的新提案替代美国关于3Р框架内租借贷款 的提案 因此他向国务院建议 立即通知苏联政府 必须将租借贷款与 战后长期贷款分开 必须就美国提出的租借贷款最后条件达成协议，才能将苏联所要求的工业设备投入生产 I哈里曼的建议得到克劳利 斯退丁 纽斯 克莱顿和史汀生的支持 2甚至财政部长摩根索也放弃了他所建议的 3-0无息贷款协议 尽管仍然坚持100亿美元的长期贷款 31 27日美国 正式答复苏联 在完成必要的立法程序之前 无法就长期贷款问题达成 何明确的协议 目前 苏联政府从本国获取财政支持的唯一合法途径 然是租借法案中的条 苏联政府必须就是否接受美国的3- 协议方 案做出明确表态 不能再有延误 下一财政年度的生产和预算 将在 多大程度上满足苏联的需 都取决于苏联政府的答复。
然而 苏联人考虑的就是如何更多地获取战后重建物资 并不愿意 单纯纠缠于租借协议谈判 早在1944 1 11 迈斯基给莫洛托夫 的报告中就谈到 战后取得美英的经济援助对苏联的经济重建至关重要 形式有三种 租借 款和正常贸易 其中 最为理想 的方式是租 5 在租借方式谈不下去 苏联自然就转向贷款了 1945 2 8 下午 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不无用意地专门谈到了租借政策 认为这 一项了不起的发明 有它胜利就会被推 这话让罗斯福非常受 并引发了他的回忆 在晚餐会上 斯大林再次指出 租借是 总统 在组建反希特勒联盟方面最显著和最重要的成就之一 6 表面上盛赞租 借政策的同时 苏联实际上仍试图抛开3- 条款谈判而通过信用贷款获取 建物资 2 20日苏联代办n. V.诺维科夫与副国务卿 e. 鲁举行 会谈 并提交了对美国第四租借协议草案的答复 苏联的建议开宗明义地挑明 苏联政府希望根据一项与租借协议无关的 期贷款特别协议”得到第五类物资 械和设备 甚至4.8亿多美元的远程设备 可以在没有租借法案财政援助的情况下订购 不过 苏联希望在美国列 入第四协议共六类物资总计594.4万短吨 539.24万吨 60万短吨 工业设备可在1945 7 1日以后发运 1 鲁认为 这实际上 可以 解释为苏联政府拒绝了美国3-0协议 的最后条件 2果然 3 10 会谈中 葛罗米柯表示 苏联已经准备好在第四租借协议上签字 前提是必须在协议中加入一项条款 苏联政府并不同意缔结租借总协议 的补充协议 3p协议 而是希望依照1 3日莫洛托夫提出的长期贷条件来解决交货问题。
对于苏联的顽固立场 国人十分恼怒 此时 国国会正在讨 第三次延长租借法案的议案 政府与共和党反对派达成一项妥协修正 确指出租借资金不得用于重建贷款 但允许用于执行在3- 框架内 已达成的协议 4既然苏联拒绝3-0协议 且欧洲战场已显露出最后战胜德 的迹象 英美军越过莱茵河 苏军准备进攻柏林 国务院 经局和 苏使馆都倾向撤回给苏联的3-0协议建议 他们担心根据3-0协议启动 一个需要长时间制造 运输和安装的工业设备的采购计划 可能会被国 会误认为是利用租借法帮助苏联进行战后重建 哈里曼还认为 苏联在 经济恢复方面需要美国的帮助 所以即使美国采取强硬态度也不至于破 坏双边关系 问题在于要迫使苏联在承认两国实力差距的基础上与美国 合作 5经总统批准 3 24 国务院照会苏联使馆 鉴于有关租借法案补充协议 即3-c协议 的谈判已拖延了 10个月 而苏联从未表示愿意 接受美国提出的最后条件 美国政府认为这一建议 经失效 应从第 四协议中删除 美国希望两国政府尽快签署第四协议 就战争结束后 根据租借法案向苏联提供的用于战争的物资和库存物资达成协议 至于 长期信用贷款问题 必须通过国会的其他立法 这需要 当长的时间 才能实施”。
到1945年初 还有一个问题令美国人无法忍受 并困扰 租借谈 即苏联违反租借协议私自处理租借物资的做法 早在1943年初美国 使馆人员就发现在古比雪夫的商店 饭店和黑市中出现了美国的进口商 1944 初又出现将租借物资转移给第三国 主要是被解放的东欧国 的问题 只是出于维护盟国团结和 避免惹恼斯大林 的考虑 务院建议不要特别重视苏联违反协议的事实 2 1945 1 —2 情况 愈发严重 苏联转让给波兰的汽车在1944 10月至1945 1月已有 4343 1945 1 —2 与芬兰交换了 3万吨粮食 1000吨糖 计划向 华沙提供6万吨粮食 向南斯拉夫转让了部分物资 联随意处理租 借物资 有些甚至纳入了苏联的贸易系统 这让美国不得不提出政府高 层交涉 3 里曼在3 22 向国务院建议 迪恩附 如果苏联继续反规定 美国将停止运送相关的物资。
信用贷款谈判无法进行 3-0协议谈判又因租借贷款条件谈不拢而遭 遇破裂 美苏经济关系显露出危机的苗头 租借法案的原则是只为战争本身服务 1944年底战争接近尾声时 借援助物资的性质问题就突 显出来 但实际上很多设备和材料是难以在战争物资与重建物资之间做 出严格区分的 美国提出对租借法案3- 条款进行修正 意就是要解决 这一难题 即以战争结束为限 此后完好无损或继续供应的物资 无论 军用还是民用 需要以贷款的方式供应和偿还 这就是在租借框架内的贷 而这在美国是没有法律障碍的 苏联要求长期信用贷款 考虑到 期需求的物资大多为战后重建所用 如能都包括在租借范围内最好 否则 与其在租借谈判中纠缠 如索性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 但这样 对于美国是存在法律障碍的 其中最重要的是 无论租借贷款还是 用贷款 关键都在于贷款条件 利率 年限 宽限期 摊销期等 也是双方谈判的焦点 苏联坚持寸步不让的方针 是误以为美国最终还 会做出让步 但此时的美国无论从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难以再退让 于导致3-0谈判破裂 第四租借协议也无法签署 结果是 一旦第四协 定的有效期终止或战争突然结束 何处理尚且完好的已发货物资和尚 未发货甚至尚未生产的物资 都会遇到极大麻烦 并且很可能导致美国 止发货 这对苏联极为不利。
恰在此时 1945 4 12日罗斯福去世 最坚定地贯彻对苏无 条件租借援助 且最有权威的人物不在了 期待美国再次做出让步已 经无望 4 17 也就是有效期终止两个多月前 苏联代表不得不 渥太华签署了第四租借协议 效期仍然始于1944 7 1 1 程碑 计划作为附件三列入第四协议 而罗斯福要求的第五协议谈判则无疾而终。
完全巧合的是 也在4 17日这一天 刚上任4 的新总统杜鲁 门签署了第三次租借法的延长法案 与前两次延长法案在国会以压倒性 优势通过的情形不同 最后一次延长租借法案遇到重重阻力 过百般 努力在众议院通过的议案 到参议院又遭遇阻击 著名的保守派参议员 rA.塔夫脱提出战争结束时必须停止一切租借行为 坚决反对众议院修 案将继续执行3-0协议作为例外 他认为2 28日与法国临时政府签 署的3- 协议就是一笔 战后贷款 他提出的修正案得到很多议员的赞 在投票时竟然形成 平局 如果不是杜鲁门当时作为副总统 参议 院议长投下关键的一票 3- 条款就将被排除在租借法之外 而整个后期 租借的历史就要重写 2不过 这种情形也正是后期租借政策实施的真实写 正如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延长租借法案的报告所言 了赢得最后胜 继续实行租借制是必不可少的 借法案 修正案的目的是保证租借协议不用于战后救济 战后恢复或战后重建目的。”
尽管协议谈判很不顺利 供应并未中断 1945 1 5 罗斯 福重申了对苏联供应的重要性 要求各部门将交付苏联的物资放在 次于太平洋和大西洋作战需求 的地位。1月18日，克劳利在给总统的 忘录中 简明扼要地概括了当时的对苏租借政策：「提供苏联所要求的一切可以生产 可以租借和可以运输的东西 1 国答应此期给苏联的 总供应量594.4万短吨 539.24万公吨 其中美国承诺运输570万短吨 517.10万公吨 2据韦森的报告 1945 3月底已装运484.94 即完成前九个月计划的110%。预计总出货量将达到660万吨 为协 定承诺的114% 35 10 克劳利在报纸上宣称 此时的租借货物运输 总量已到达第四租借协议的110%。
就在第四协议尚未到期而计划已基本完成的情况下 德国宣布无条 件投降 欧洲胜利日 V正 的突然到来 不仅造成租借援助的中止 给美苏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
美国对苏联租借的中止 终止和善后
1945 5 8 就在同盟国代表齐聚旧金山讨论 联合国宪章 期间 欧洲的战事结束了 根据租借法案的原则 特别是第三次延长租 法案的修正案 此时对欧洲战场的租借援助可以停止了 然而 美国 发布的停止对苏联租借援助的命令却引起了轩然大波。
在德国投降的第二天 5 9日上午 务卿斯退丁纽斯在旧金山召 集国务院官员开会 讨论租借政策以及与苏联争执的波兰临时政府组建 问题 最后 主要是根据哈里曼的建议形成了结论 在租借问题上应缩 减对苏联的援助 在波兰问题上要让斯大林认识到问题的 严重性 ，但不应将二者联系起来 会后 斯退丁纽斯致电在国内的代理国务卿格鲁 请他将会议讨论的结果通报总统 对西方盟友的援助应该优先于苏联 应该立即开始消减对苏租借物资的运输量 仔细审查7 1日后的发货 请求 里程碑计划应继续大力推进 并给予尽可能高的优先级 在租借 及类似问题上对苏联应采取坚定态度 但避免任何威胁的暗示或任何政 治谈判的迹象 同时 哈里曼返回华盛顿直接向总统汇报 25 10日下 哈里曼征得杜鲁门的同意后 集参与对苏租借计划有关机构的代 表开会 讨论为总统起草处理租借问题的备忘录 与会者原则上同意在 旧金山会议结论的基础上形成的备忘录 以及通知苏联将立即调整租借 计划的照会 会上有代表特意指出 对苏租借政策用词应谨慎 可用“调整”而不用“消减”。会议委托格鲁和克劳利起草备忘录。
然而 作为老牌外交家 格鲁一向厌恶苏联 是对苏联采取强硬政 的最 烈倡导者之一 4克劳利也认为无条件援助政策不再具有合理性 而主张在V由日后修改对苏租借政策 55 11 在国务院开会讨论备 录时 格鲁支持助理国务卿克莱顿的说法 对苏租借计划 该非常 灵活 时可以切断 他还特别提出 赁援助是本届政府对付苏联 的唯一筹码 因此 国不应对未来作出承诺 6当晚 鲁和克劳利将 他们起草的备忘录直接送交给杜鲁门 备忘录指出 鉴于欧洲有组织的 抵抗已经结束 该对目前援助苏联的物资运输工作 即作出调整 要对苏联加入对日作战的预期不变 就应该继续执行第四协议附件三的计划 支持苏联在太平洋战区的军事行动 在满足苏联开展上述军事 行动所需的范围内 继续交付苏联已订购的其他补给品 包括尚未完工 的工业设备 现有计划中的其他援苏物资 要操作上可能 应该立即 停止运送 其让出的运输吨位可给与已获批准的援助西欧的项目 现行 未来的对苏援助项目 应根据苏方提出的在军事补给上理由充足的要 求和数据制定 而无需再签署第五租借协议 I杜鲁门当即批准了这个政策 建议 强调应以苏联将会加入对日作战为前提 2虽然都提到 即削 即停 但旧金山会议建议强调的是 细审查7 1日后 发货请求 正如后来哈里曼所说 他打算停止的是新供应品的生产 而不是已经列入计划的物资的装运 “旦格鲁和克劳利的备忘录却给出了一 个难以确定的概念 太平洋军事行动所需的范围 这样 就给执行者 下了随意发挥的空间。
这一新政策的执行部门是外经局的苏联分部 该部负责人韦森一直 强烈反对无条件援助苏联的政策 并且自1944 8月德国战败以来就鼓 吹大幅削减对苏供应计划 5 11 清晨 刚一得到备忘录 等总统 批准 成指令 韦森就通知财政部采购主管 有任何与苏联的合同 停止继续执行 也不要再签署任何新合同 4随后 韦森又对运输部门作 出安排 5 12日上午对苏协议执委会运输小组讨论如何实施总统指令 韦森不顾具体执行任务的军方官员的反对 坚决主张按照指令字面 的解释 有与远东作战无关的物资必须停运 括正在运输中的物资 有疑问 处理的办法是 而不是 在对苏协定执委会代理主席工约克的支持下 韦森的意见占了上风 会后 输小组向大西 洋和海湾各港口下达了命令 停止为苏联装运物资 并召回已经驶往苏 联的海上船只 1中午1 30 命令开始实施 在午餐的国务院财政 融事务办公室 DFMA 主任E科拉多得到消息后 认为这是对总统 指令的曲解 立即打电话告诉哈里曼 哈里曼 对这次行动感到震惊 并表示将立即采取措施纠正 克莱顿得知这一情况后 也认为不应召回 海上的船只 须告诉韦森改变命令 天下午情况开始改变 东海岸 各港口被允许继续装载已经分配的物资 经出发的船只获准继续前往 苏联 2然而 此时关于对苏租借政策改变的消息已经不胫而走 并且很快 传到了苏联人耳朵里。
根据诺维科夫给莫洛托夫的电报 12日中午12 在采购委员会 和苏联使馆均未接到通知的情况下 纽约港口接到命令 停止按照第四 协议向苏联运送物资 两个小时后美国的照会送达使馆 照会没有任何 停运 的字样 只是说应立即修改目前向苏联供应物资的租借计划 根据军事形势变化做出调整后 续运送苏联订购且可以使用的物资 未来的租借计划在没有缔结第五协议的情况下应满足苏联的基本军事要 同时要求苏联提交 1945年剩余时间所有租借供应的范围以及新军 事形势下关于这些需求的相关信 此同时 据采购委员会代理主 席N. A. 列明说 克先是在与他的会谈中承认 确有停止供货和要求 海上船只返回美国的命令 打过一个电话后又否认存在船只返航的命 下午5时左右 鲁在与诺维科夫的谈话中说 关于停止装载的命 是谣言 将此事推给了克莱顿 下午6 30 诺维科夫与克莱顿会 克莱顿承认确有停止装载的命令 只是一个误会 并且已经发出了消除误会的新命令 I同一天 列明也给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发电 报了除里程碑计划外美国停止发货的决定 2从事后采购委员会主席鲁登科 的报告可以看出 12 下午美国确实发出了新命令 东海岸各港口继续 装运 已在途中的船只继续前往苏联 于西海岸的运输则达成协议 里程碑计划外 四协议所列物资也继续运送 3这就是说 尽管格鲁试 图遮掩美国曾下令停运和返航的事实真相 但韦森的命令的确在12日当 天即被撤销 不过 5 11日的总统指令并未撤销。
为了消除运输小组命令造成的对总统5 11日指令的误解 以及在 对苏租借政策执行中造成的混乱 5 14 在国务院办公室召开了几乎 所有参与者都出席的会议 过简短讨论 会议对按照总统指令解释对 苏租借削减达成一致意见 4当日 国务院印发了由代理国务卿 财政部长 和外经局局长联合署名的 欧洲胜利日之后的租借政策 其中规定 英国和英联邦应执行1944年讨论的计划 并调整供需 随时进行审查 对苏联执行5 11 总统批准的政策指令 也需调整计划 而对签署 3-0协议的三个国家则 额交付 即法国约16亿美元 利时3.25 亿美元 荷兰2.42亿美元 5因此可以判断 虽然撤销了韦森命令 但欧 洲胜利日后调整租借政策也是事实 不过 受到影响的主要是未签署3-0 协议的苏联和英国 6换句话说 如果当时苏联签署了 3Р协议 可能就 会有后来的这些麻烦。
5 15 美国各港口接到指示 继续向苏联运送根据租借协议计 划在5 —6月发送的物资和武器 5 18 克劳利致函叶列明说 国已批准继续向苏联交付订购单中的工厂 并已部分发货 只是 其中一小部分需支付现金 5 21 苏联政府采购委员会正式应邀采 购美国正在生产的工业设备 1令人奇怪的是 明明美国已经撤销了停止装 运和返航的命令 苏联也完全了解这一情况 苏联大使馆却在此后而不是此前发来一个正式照会 苏联政府对于美国5 12日照会提出 终止 向苏联发送租借物资 完全出乎意料 但“如果美国政府认为没有其他办法 苏联政府准备接受美国政府的决定 2值得注意的是 苏联照会原文使用的是 终止 ，美国在英译文里使用的却是 中止 。 显然 美国希望淡化此事 而苏联则有意无意地把问 看得十分严重 在向苏联使馆发出这一照会的电报中 莫洛托夫使用 了更加严厉的措辞 不要乞 果美国决意停止对苏联的物资供 倒霉的将是他们 3实际上 从政策上讲 美国确实没有 终止 全面停止租借的意思 止装运和返航的命令是执行官员出于对苏联的 厌恶和敌意而有意歪曲了总统指令 不过 调整对苏租借计划和要求苏 对其所需作出说明的新做法都表明 对苏联 条件 租借的方针从 这时起已经放弃了。
的确 杜鲁门非常担心这一事件会破坏战时美苏关系 毕竟战争还 有结束 一方面 他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 美国并非要取消发货，而只是在德国崩溃后调整租借条件 他还保证美国会兑现每一项承诺 I 一方面 把还在病重休养的霍普金斯派往莫斯科 当面向斯大林 5月下旬的两次谈话中 大林接受了霍普金斯的解释 也发 泄了对美国的不满 他严肃地说 果美国试图以租借援助对苏联人施 加压力 那就是 一个根本的错误 斯大林对美国在欧洲战事结束后调 整租借政策表示理解 但他不能容忍的是美国人处理问题的方式 即未经任何事先商议就突然采取行动 对苏联来说不仅是态度上的“轻蔑”和粗暴 而且存在一个严重的实际问题 因为苏联的经济是 建立在划之上”。
租借停运风波终于过去了 普金斯的访问也收到了应有的效果 5 27 莫洛托夫向斯大林提交了由米高扬起草的决议草案及1945 7 1日至年底苏联要求美国供应的物资清单 其中包括540万吨军用物 77.3万吨原材料 含石油产品6万吨 和价值9800 美元的工业设 35 28 莫洛托夫将这份清单交给了哈里曼 会谈中 哈里曼提醒米 高扬 根据租借法的规定 受援国必须说明其所需货物的理由 只有苏 例外 现在由于形势 而不是政策 的变化 要求苏联也必须提供相 关的说明 4不过 由于苏联尚未对日宣战 为了避免在国会引起争论 提出1945年预算时 杜鲁门将分配给苏联的9.36亿美元与准备给法国 比利时和荷兰的资金一起 隐藏 在应急基金中 55 29 美国政府 的照会送到苏联使馆 只是简单重复了 5 12日照会的内容 美国将继续执行里程碑计划 根据能够说明其重要性和合理性的证明向苏联运 现有的或已订购的其他物资 1到1945年年中 美国国内的政治气氛已 经十分不利于苏联 大概除了在莫斯科的哈里曼和迪恩外 华盛顿几乎 没有人再热心对苏联的租借工作了。
5 8 驻莫斯科军事代表团团长迪恩报告说 苏联拒绝对他们所 提供的数额巨大的清单作出详细说明 只是一再宣称这些武器都是远东 战场急需的 不过 他和哈里曼经过认真研究 绝对相信 这些物资大 部分都有助于对日作战 为避免延误 即使苏联不提供详细理由 他们 也建议将其运抵苏联 与米高扬长谈后 里曼更详细地阐述了他们支 持苏联5 28 列表所列大部分项目的理由 2此时莫斯科洋溢 一种乐 观情绪 似乎是为了打破美苏关系沉闷的气氛 斯大林在租借总协定签 订三周年之际致函杜鲁门 对租借法案大加赞誉 3莫洛托夫也致电斯退丁纽斯 对他在租借工作中的贡献及美苏在战时的合作表示赞赏和祝愿。
然而 华盛顿的态度与莫斯科大相径庭 罗斯福去世和霍普金 斯年老体衰 对苏租借援助的实际职权已经从总统对苏协议执委会转移 到崇尚 族主义 的外经局和坚持 守成规 的参谋长联席会议 5 里曼和迪恩的要求和一再催促虽得到对苏协议执委会的响应 却被外经 局和参联会搁置半月有余 直到6 27 波茨坦会议前 格鲁才答复苏 于局势的紧迫性 美国政府同意发货 但根据5 12 照会和 现有拨款及军需品供应紧张的情况 只能批准在8 31日之前可以采购和装船的物资 不过 在波茨坦会议开幕的那一天 为了维持盟国之间 合作 7 17 美国通知苏联 6 27日照会中提到的期限延长 一个月 即供应9 30日之前可以采购和装船的物资。
美国5 12日照会所限制的主要是可能到战争结束后才能够完成 制造的设备 而此前计划的租借物资供应正常 6 30日第四协议终 止时 根据美国的资料 运往苏联的货物已达720万吨 根据苏联的资 运到苏联的货物为660万吨。2问题是 谁也不知道对日战争何时结 8 6日和9日美国在日本投下两个原子弹 苏联在8 8 突然下 达对日作战命令 150万苏军扑向满洲和朝鲜 这两个突发事件导致日本 不得不接受无条件投降的最后通牒 3日本投降比德国投降来的还要突然 也导致美国最后终止租借援助的程序出现了紧张而混乱的局面。
8 10日东京广播电台的消息透露出日本投降的最初迹象后 美国 政府就在考虑结束租借 当天 克劳利建议外经局各部门对租借请购单 行审查 准备取消V-J日(对日作战胜利日) 不需要的物资 第二 克劳利又批准了下列措施 一旦宣布终止敌对行动 除已装载的轮 船可以起航 应立即停止向开往苏联的船只装载货物 止其他船只继 续装载租借物资 韦森则要求财政部采购部门在宣布V-J日后取消苏联 的租借请购单和合同 13 韦森又进一步指示 立即中止所有请购单 的处理 停签署任何其他合同 14 杜鲁门非正式地指示克劳利 立即开始终止租借 8 15 即日本宣布投降的当天 克劳利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 美国将立即采取行动 的方式 调整 租借 业务。
两天庆祝战争胜利的假日过后 8 17日杜鲁门召集会议讨论租借 事务 除财政部长F. M.文森外 多数意见主张立即结束租借 当晚杜鲁 门批准了外经局起草的备忘录 命令在停止对日敌对行动后 不得再签 订任何租借合同 对签有3- 协议的国家可以在合同的范围内继续供货 而未签署3-0协议的国家只能根据美国批准的条款支付货款后才能得到供 尽管有不少人警告应谨慎行事 需要与受援国进行商议 以避免再 次陷入被动 但由于没有及时明确宣布V-J日是哪一天 又没有详细的 具体部署 以至各机构各行其是 还是出现了混乱局面 2虽然终止租借 是大势所趋 也得到了美国国会和舆论的多数赞同3 但是出于意识形态 的敌意 华盛顿对苏联还是设计了 特殊照顾 根据对苏协议执委会8 17日发出的命令 实际上立即停止了对开往苏联船只的装运 其中美 国船只甚至开始卸货 而对其他受援国的停运则是在V-J日开始的 外经局苏联分部主任 №哈扎德的说法 这个差别是 制造的 可以找到的理由就是苏联没有与美国签署反向租借协议 也没有按照美 国的要求调整租借物资清单 4但一周后 据鲁登科报告 8 25日克劳 利又发表声明说 对苏租借物资的运送将持续到正式宣布的胜利日 9 2 为止 此后30天内美国海军将继续提供运输工具 声明发表后即 恢复了对苏联运送租借物资的工作 58 27 克劳利将声明的内容正通知了鲁登科 19月2日克劳利又通知苏联 再延长18天以 清空管道 ，租借终止期为9 20日。
至于美国在此期间改变对苏终止租借援助具体安排的原因 笔者相 马特尔的判断 在已知的美国各种史料中 有发现任何证据支持这样 种观点 8 17日美国决定停止租借是蓄意向苏联施加压力 以求 得在其他问题上让步 没有证据表明 8 25 恢复租借是因为苏联 某些方面做出了让步 3这充其量是某种情绪的宣泄 就政策层面来看 虽然美苏矛盾加深 国政治已经向右倾斜 但战后初期双方对未来的 大国合作仍然有所期待 1945 5 12日至9 20 西方盟国交 付给苏联的租借物资共177.15万吨 其中9 2日以后44 776 4比 里程碑计划的80万吨翻了一番还多 9 20 有运往苏联租借物资 最后一条船离开美国 同一天 总统对苏协议执委会解散 一周后，对外经济管理局撤销 其租借业务转交国务院。
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结束了 是由于苏联没有与美国签署3- 战后如何处理大批通过租借协议订购的物资 包括尚未生产 正在 生产和尚未运出的军事装备和工业设备及原材料 终是一个问题 问题在V正日后便出现了 V I日后仍未解决 同样未签署3-0协议 的英国 历数月与美国的艰苦谈判 1946年初终于通过信用贷款方 式解决了这个问题 6苏联的情况就不同了 对于信用贷款 开始是苏联从纯粹经济角度考虑 不愿接受美国的贷款条件 后来是美国从政治角度 考虑 并以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条件 给贷款问题设置了重重障碍 I 个问题的最后解决 际上又回到了 3-0 租借贷款 的道路。
停运 风波过去后 美国首先提出用现金支付的方式处理租借剩余 物资和战后重建物资 5 19 韦森致函叶列明 询问苏联是否愿意用现金支付租借物资之外 目前正在生产或库存的工业设备和材料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认为 是美国第一次正式提出以现金购买剩余设 备的问题 且美国人正在与其他国家代表谈判如何分配总计3.25亿美 元的工业设备 而这批设备是苏联第四协议订购但在5 12日前尚未交 付的 35月底克劳利再次向鲁登科强调 美国可以交付苏联订购的工业设 但苏联必须支付现金 并且详细说明了现金支付的程序和条件 4面对 压力 苏联被迫开始考虑接受美国的要求 5 26 米高扬报告申请 600万美元的设备支付现金 5 5 28 副外贸人民委员Ad克鲁 季科夫也提议 对于美国尚未交付的3.533亿美元列入租借计划的工业设 要求美方以租借方式提供2270万美元的配套设备 保留苏联订购的 其他设备 如果美国不同意交付正在生产的工业设备 则苏联将挑出其中最重要 最需要的设备 用现金购买。
不过 支付现金对苏联来说毕竟困难重重 且无法解决全部需求 5 30 米高扬在与哈里曼会谈时提出 希望美国不要把苏联订购的 3亿多美元设备转给其他国家 哈里曼强调 这是由于苏联在欧洲战事结束前未能签署3-0 定造成的局面 米高扬表示 联急切希望找到打破 前僵局的办法 哈里曼答应将谈话内容报告政府 并在给国务卿的电 报中要求华盛顿尽快表明对剩余设备的处理意见 是否可以做出支付现 金以外的任何安排 %月2日格鲁答复哈里曼 对于5 11日备忘录中 所提到的工业设备 了现金支付外 不能作出任何安排 格鲁还通知 务院和财政部不反对苏联通过出售黄金的方式获得美元 正在就扩大进出口银行贷款限额和废除约翰逊法案问题进行讨论 以便将来可以与苏联讨论10亿美元的贷款问题。
华盛顿似乎开放了信用贷款这条路 不过 里曼认为在美国立法 问题解决之前不可能达成任何协议 在与米高扬交谈后 他提出了新建 即通过谈判新的3- 协议 租借贷款 来解决问题 特别是在苏联 对日宣战的情况下 3克劳利和格鲁反对哈里曼的建议 坚持必须支付现 鲁告诉哈里曼 只要苏联没有积极参与对日作战 就不会重启 谈判 担任总统参谋长的W. D李海也支持克劳利和格鲁的意见 4 7 中旬 由于一致认为信用贷款可以作为要求苏联在政治上做出让步的 济杠杆 白宫和国会都同意给予苏联10亿美元的贷款 甚至报纸上也 披露出消息 5 立法问题的逐步解决 8 初国务院指示哈里曼 通知 苏联人可以讨论银行贷款问题了 6 此同时 苏联对日宣战也为3Р谈判 开启了大门 8 20日外经局通知鲁登科 美国 希望立即 与苏联 停止租借援助进行讨论和谈判 对此 美国考虑的一般原则是 不再签 新的租借协议 目前正在美国制造 库存 待运的物资需按照适当的条件以付款的方式取得 目前由苏联控制的正在运输或库存中的租借物 资需要双方确定数额和付款条件。
苏联立即有了反应 8 21日米高扬建议国防委员会 与美国政府 谈判 通过租借贷款解决3.34亿美元的指定设备订单 与进出口银行谈 通过信用贷款解决10亿美元的新的设备和材料的订单 同时制定 与加拿大政府贷款谈判的方案 2米高扬是想两条腿走路 租借贷款和信 用贷款并进 8 28日鲁登科向克劳利提交了一份备忘录 提出两个建 第一 苏联申请4亿美元贷款购买租借物资 期限30 偿还宽限 9 年利率2.375% 商品价格在政府与企业合同价格的基础上扣减 10% 美国政府发生的仓储费按实际成本支付 运输费按出口费率支付 第二 苏联希望从进出口银行得到10亿美元的信用贷款 条件同上 者与美国1944 9月提出的3-0草案最后条件几乎完全一样 所以 国很快就基本条件统一了意见 对于租借贷款 除价格问题另议外 部同意 对于信用贷款 美国提出 进出口银行的利率必须对所有国家 一致 向银行董事会的建议是3% 3 9 24 克劳利将美国的答复交 给鲁登科 对苏联方案的修改主要是重新编制了物资清单 经与采购委 员会反复商议 最后确定的可以供给苏联的物资总额 大大低于4亿美元”。其次是仓储费和内陆运输费的计算方式需要改变。
10 15日美苏签署了 管道 协议 其中租借贷款的条件 年限 宽限期 利率 与苏联最初的草案完全一致 只是贷款总额减少为2.927 亿美元 并商定品种和数量可以随时修改 最后实际确定提供给苏联的设备和材料总值2.402亿美元 1签署协议时还商定 为加快运输 美国同 意提供17艘轮船帮助苏联运输 时间到10 31日为止 后因短途运输 延误的责任在美方 美国又将提供船舶的期限推迟至11 15 2不过 关于10亿美元信用贷款的谈判 据鲁登科的报告 由于克劳利和韦森 千方百计 的阻挠而拖延下来 3按照克莱顿的说法 对于苏联要求的长 期贷款 美国政府 有做出任何承诺 由于 务院一直奉行不积极 讨论的政策 目前此事处于休眠状态 。
战时租借的善后工作到此结束 至于 协议的执行情况 苏联外贸部经济核算司后来的统计 根据该协议 10 15日至12 31 美国向苏联交付的货物总计27.34万吨 其中9.16万吨尚在途中 2.134亿美元 其中全苏车 进口联合公司发现一笔计2500美元的车未供应。
租借援助政策对苏联的意义和作用
在整个美苏冷战对峙的年代 战时美国租借援助对于苏联的意义首 先被看作是一个政治问题 正如本章开篇所言 抹黑 贬低者有之 高估者亦有之 但是 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 这终归是一个学术问题，因此必须要把基本史实和数据搞清楚。
要说明美国租借援助对于苏联的意义 首先需要确定两个问题 苏租借物资在美国整个租借援助中以及在苏联战时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于租借援助物资吨位和价值的统计 目前披露的数据不是太少而是太 I由于统计时间 量单位 算方法 物资来源以及物品的范围和 念不同 美苏两国政府曾经公布的数据五花八门 学者使用和读者阅 读时需谨慎挑选和仔细鉴别 述所引各阶段对苏租借物资的数字 绝对值的意义上未必准确 笔者更在意的是从比较的角度说明过程的变 不过 总体上来观察 问题要简单一些。
第一个问题 美国战时提供的租借物资 据美国总统1945年的租借 报告 战争期间国会共六次授权总统使用的租借拨款共计306.974 98 美元 战争部 军部和其他部门的军事拨款359.7亿美元 2其中向各 国交付的租借物资总额401.966 77亿美元 提供服务 装卸 输等 37.551 28亿美元计入外国政府账户的支出总计439.518 05亿美元未 记账的还有20.882 49亿美元 如此算来 美国战时的租借付出总额为 460.400 54亿美元 3租借支出占美国战时军费的比重从1941 12%增加 1944年的17% 平均15% 4被宣布享有租借援助资格的国家44 实际接受租借援助的国家37 5按租借物资出口计算 如果减去反向租借，英国占约40% 苏联占32% 1也就是说 其余35个国家获取的租借 物资占28% 如果考虑到参战时间和国内资源的因素 英国获取的租借 物资多于苏联就很容理解了。
至于具体数字 先看美国提供的租借物资 据美方数据 国供应 苏联的物资为1679.51万吨 2据鲁登科1946年的报告 美国运送给苏联 的物资1734.9万吨 减去途中损失45.5万吨 1689.4万吨 3双方数字 接近 如果按价值计算 按照美国官方数据 价值总额94.79亿美元 上服务费用 总计108亿美元 4这也是苏联认可的数字 米高扬等人在 1946 5 23日给斯大林的报告中 引用的正是这些数字 并且建议以 此为依据准备与美国开始租借清算谈判 5另据苏联外贸部1946年披露的 资料 美国按照租借协议交付的物资总计95.757亿美元 扣除途中损失 实际收到92.346亿美元 6美苏两方公布的数字也很相近 如果加上服务 费用 总额应该在110亿美元左右 7再看盟国提供的租借物资总计 据美 国数据 盟国对苏租借物资总计1778.18万吨 8按价值计算 美国的统计为104.01亿美元 1苏联外贸部1955年的统计为109.47亿美元 其中包括 了英国和加拿大提供的租借物资 14.66 1.468亿美元 2两者相差不 如果加上服务费 13亿美元 西方提供给苏联的租借物资总值 应在120亿美元左右。
不过 有一点不能忘记 最能体现对苏租借在美国租借政策中特殊 地位的还不在于这些数字 如前所述 而是苏联享受的优先权和“无条件”援助。
第二个问题 谈到租借对于苏联的作用和意义 研究者大多会注意 到苏联经济学家 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N. A.沃兹涅先斯基那句关于4% 的名言 无论同意与否 在最近几十年各国学者的研究中 很多争论都 是围绕 沃兹涅先斯基的这个判断展开的 3这至少说明 沃兹涅先斯基提 出问题的角度是非常受到重视的 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 果将盟国向 苏联提供的工业品与同期苏联社会主义企业生产的工业品进行比较 能看出 在战时经济期间这些供应品仅占国内产品的4% 4其实 这句 话之所以引发争论 表面上看是因为这个百分比的数字 实际上在于作 者没有提供确定的时间范围和可比的具体数据 很显然 此书在1948 出版时冷战刚刚开启不久 者为了贬低美国和西方盟国的作用 可能有意模糊了这些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不该忽视的计算条件 I按照沃兹涅先 斯基的对比方法 同时把比较时段设定在整个战争时期 如果确定苏联 获取的租借物资总额 含服务费 120亿美元 那么剩下的就是要确 定战时苏联的工业产值了 但笔者遍查苏联统计资料 没有找到1941 1945年工业总产值的具体数据 不过 过计算可以得出一个大概的 数据 根据俄罗斯国家经济档案馆提供的数据 1926/27年不变价格 计算 苏联工业总产值1940 1385亿卢布1945 1270亿卢布 2 据苏联国家统计委员会1990年公布的数字 1940年工业品产值为基 100 1942— 1945 年分别为 77 90 104 92 1941 年数 3那么可以算出 1942年的工业总产值为1066.45亿卢布 1943年为 1246.5亿卢布 1944年为1440.4亿卢布 1945年为1274.2亿卢布 1941年的数据 沃兹涅先斯基提供了一个参考值 1941 6月到 11 苏联工业总产值下降了 52.38% 4如此可以估算出1941年下半年的 工业总产值约为1940年的四分之一 346.25亿卢布 这样 苏联战时 工业总产值大概应是5373.8亿卢布 如果按当时美元与卢布的官方汇率 1 5.3计算 约合1014亿美元 如果按照俄国学者n.布捷尼娜做法 考虑到美苏通货膨胀率差别的因素 将实际汇率定为1比6.275 则约合 857亿美元 如此估算下来 租借物资 120亿美元计 占苏联国产 工业品的比例按实际汇率算就是14.00% 即使按照官方汇率计算 也是11.83% 这个计算结果 大大高于沃兹涅先斯基的4% 也高于金博尔的 7%1 但低于巴比钦科的20%2 更低于纳特提供的数字3 比较接近于赫林 10% — 尽管计算方法不同。
在这方面还有一个可比数据 租借物资与苏联战时固定资产损失 的比较 经济学家m.哈里森认为 联公布的官方数字夸大了战争物质损失 按照他的计算 苏联在战争期间的固定资产损失为5660亿卢布。按官方汇率换算为1067.9亿美元 按实际汇率换算为902.7亿美元 以上统计和估算数字可以看出 苏联在战时获取的租借物资占盟国租借 物资总价值的近三分之一 占苏联战时工业总产值和固定资产损失的十分 之一以上 足见其分量和意义 问题不仅在于这种总体观察和统计数字 说到底 租借就是战争期间一种特殊的国际贸易 所有租借物资都是苏联 自己挑选的 大部分也是苏联急需的 即多是 产品 因此 从这些进口物资的实物形式及其品种和技术含量分析 或许更能说 明租借物资对于苏联的作用和意义 这至少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军事方面
就运抵苏联的数量和时间看 上所述 最艰苦的时期 1942 年初 寥寥无几的租借武器装备对苏联能够挺过难关 了在精神上鼓舞士气外 没有起到什么实际作用 1在军事对峙时期(到1943年初) 外来武器装备资有所增加 租借物资开始发挥作用 2 主要是在反攻 时期 大量租借物资的到来 无疑大大加快了苏联的军事准备和反攻速 这一点连斯大林都不能否定 3实际上 美国供应的很多武器装备和军 用物资因其特性而对加强苏军作战能力发挥了无法替代的作用。
首先 弥补了苏军短缺的装备和物资 在这方面苏联人谈的最多就 是汽车 战争期间美国供应了 36.2万辆租借卡车 4.7万辆吉普车和几 千辆各种类型的机动车 而苏联战时的总产量只有26.56万辆 4 大大提 高了苏军的后勤运输能力和机动作战能力 苏联著名的 秋莎 火箭 炮就安装在美国的 斯图巴克 型六轮驱动卡车上 在苏 军中备受欢迎 以至 图巴克 竟成了 奇迹 的代名词 5苏联最短 缺的物资之一就是汽油 特别是高辛烷值的航空汽油 联的石油产量 居世界前列 但加工能力很弱 战前苏联高辛烷值汽油的计划产量45 仅为国防委员会要求的7.5% ( 6-78 ) — 12% ( 6-74 ) 6这对苏联空军 的作战能力影响极大 战争爆发后 尤其是德军占领高加索油田后 一危机进一步加剧 1943 3月斯大林得到报告 苏联国内的航空燃料 最多只能保证50% — 60%的军事需求 7战争期间 盟国(含英国在伊朗 的阿巴丹炼油厂)供应的各种汽油和其他石油产品总计284.92万吨，其中46.34%为航空汽油 高辛烷值汽油116.35万吨 其他航空汽油15.68 万吨 1根据俄国学者的估计 租借供应的航空汽油约占战时苏联国内产 量的1.4 2在通讯设备和器材方面 租借也弥补了苏军的不足 野战电 电话线 线电台等通讯器材的短缺对苏军的通讯联络和指挥系统 的运作十分不利 1941 9 撤离到后方的197厂按照国防委员会的 命令恢复电话机生产 计划月产量5000 但实际上只有1000 联不得不要求盟国每月提供6000 1942年美国和英国运送 23 311部野战电话和28 公里的电话线 3在第二租借协定期间 借援助的无线电台足以装备150个师 而野战电话则可提供329个师使 同时 苏联的重型坦克也都装备了美制无线电台 4越到战争后期 战役规模越大 就越需要加强通讯指挥 1944 底以前 美国提供了 4万多部无线电台 38万多部野战电话 100多万英里长的电线以及其他 通信器材 51944 — 1945 通讯器材的租借超过以往时期的1.4倍，进口的无线电台已可供360个师使用 而野战电话则可装备511个师。
其次 供大量急需的后勤保障物资 这主要是指食品和皮靴 未动粮草先行 而苏军在后勤保障方面最头疼的就是食品 有学者计 算过 苏联战时的食品储备达到58.76亿吨面包 31万吨糖和4.2万吨肉 按照斯大林在国防委员会1941 9 12日第662/健号决议中批准 的日粮标准 1000万人的苏军来说 这些国家储备的面包可维持691 糖可维持885 肉类仅能维持28 7因此 1941 10月的第一租借协议中 苏联就要求盟国每月提供20万吨小麦 7万吨糖和1500 吨可可 1942 7 苏联收到了 39.2万吨粮食 1在是年春播前 国还为苏联空运了 9000吨种子 2据苏联外贸人民委员部统计 从战争开 始至1945年底 美国共进口糖68.35万吨 肉制品79.21万吨 动物 脂肪60.31万吨 3由于美国运送的大都是压缩食品 所以其作用很难以吨 来评估 4俄国学者m.N.苏普伦采用了热量计算法 按他的计算 借食品净重总计491.58万吨 含总热量为675 024.744亿千卡 如果按照 平均每天每人4000千卡计算 则提供给苏联的租借食品足够1000万人 的部队食用4年半 5另一种重要的军用物资是防滑防水的靴子 这对于 在冬季和雪地作战的苏联士兵来说 也是必需品 由于皮革严重缺乏 在第一协议的申请单中 了武器 粮食和金属材料外 苏联要求最多 的就是军靴和皮革 每月40万双和1500 6根据这个协议 英两国 1942年供应了 10 500吨皮革和450万双军靴 7 1944 11 已经 1100万双军靴和600万双高筒军靴发往苏联 当年苏联的产量只恢复到400万双。
再有 提供先进的武器装备 苏联的军工生产能力一向不弱 即使在战争初期遭到重创 复的速度也是惊人的 1然而 就许多主要武器装 备的性能和技术指针而言 苏联与西方还是有些差距的 正是在这一点 租借物资发挥了重要作用 先看飞机 按朱可夫的说法 战前苏联 拥有国产飞机17 745 其中只有21% 3743架是新型飞机 与德 国空军相比 苏军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 但在质量 速度和火力 方面 却明显逊于对方 2战时美英提供的租借飞机共14 203 9438架战 斗机中 性能先进的机型占绝大多数 p39 飞蛇 4746 P-40 2097 P-63 眼镜王蛇 2400 3771架轰炸机都深受苏联 飞行员欢迎 它们是2908 ^20 波士顿 轻型轰炸机和862 6-25 米切尔 中型轰炸机 而唯一的一架重型轰炸机 24 解放者 则是美 国刚刚研制的带有自动驾驶仪的最新机型 3再看军舰 苏联的造船能力 和技术都比较落后 战前苏联海军只有各种舰船745 3艘战列舰 8艘巡洋舰 过租借 苏联海军得到491艘军舰 输船和补给船 以吨位计算则翻了一番 4特别是在对日作战中 租借舰船使苏联太平洋 舰队的力量加 4 —5 美国实际上为苏联打造了一支新的太平洋 舰队 5而这些租借军舰的技术装备和作战性能 如对外贸易人民委员 部报告所说 在适航性 机动性 耐久性 防空和反潜能力 以及生活 舒适性等各方面 都超过了当时苏联国内制造的舰船 6再看坦克 联很重视坦克 1939年至战前就生产了 75000 但其中新型坦克较少，1940年只生产了 246 KV重型坦克和115 1-34中型坦克 1 从战争爆发到1942 6月底总计生产了 15 827 截至1941年底红 军尚有7700辆坦克 其中中型和重型坦克只有1400 此期英国交付 的坦克总数仅占苏军坦克总数的6.5% 不过其中中型和重型坦克的比例 则高达33%以上 3 1944年派往前线的5611辆装甲车中 59%是租借 来的 在战争最后阶段 美国交付的2714辆坦克中有2148辆都是最先 进的谢尔曼 型坦克 以这种坦克装备的苏联第六装甲军横扫 欧洲平原 被誉为 支擅长穿越的快速战斗部队 4总之 在西方盟国 的援助下 苏军武器装备的技术水平大大提升 据统计 新型号和新式 武器的份额 在小型武器中达到42.3% 在炮兵中达到83% 在装甲兵中达到80%以上，在航空兵中达到67%。
二、经济方面
租借对苏联战时国民经济的发展以及战后经济恢复和重建也发挥了 要作用 这里的一个重要经济背景是苏联战时工业结构的变化 国防工业大幅上升而民用工业直线下降 6这种情况既解释了战争后期苏联 在租借要求中提高工业设备和食品份额的原因 也说明了租借物资对于 苏联战时经济维持和发展的作用 作为对外贸易的一种替代形式 租借 资中工业机器 设备和原材料的规模 数量及品种 人惊叹 据美 国总统1945年第21号租借报告 租借项目终止 在美国供应苏联的总计94.79亿美元物资中 机器设备和工业原材料共为30.40亿美元 36.29% 1这就是说 苏联从美国租借的援助物资 三分之一以上是用于 工业 含军事工业 建设的 其品种从轴承 测量仪器到各种机 多达 数千种 把战争结束时苏联得到的某些租借设备与1945年苏联生产的同 类设备进行数量上比较 可以明显看出这类供应的重要性 各种机 2.35万台 后者3.84万台 起重机和挖掘机前者1526 后者13台; 冶金设备前者4.92万吨 后者2.69万吨 1945年底在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参观的美国工程师发现 该企业一半的设备都是租借来的。
以下几个方面的情况很能说明问题 战时盟国租借给苏联的 各种切削机 4.43万台 占国内产量 11.54万台 38.39% 3仅仅数 字比较尚不能说明全部问题 关键是很多精密机 是苏联自己无法生产 1942 7月第150号飞机厂进口 40台机 使该厂的生产在两 个月内就达到了设计能力 4工业原材料 在整个战争期间 西方供应的 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占苏联国内生产的比重 铜为75% —82% 铝为 125% 错为138% 锡为223% 5作为制造1-34坦克的特种钢材 1942 的租借提供占苏联平均月产量的46.7% 6对于苏联短缺的战略物资橡胶 英国提供了 10.35万吨 7发电设备 根据美国国务院的资料 战争期间向 苏联发送了用于17个热电站和23个水电站的设备 装机容量145.73万千瓦 价值1.78亿美元 一说2.63亿美元 1已知战时苏联发电容量损 失约500万千瓦2 恢复和新建发电站功率为470万千瓦3 那么租借物资 就弥补了发电容量损失的29.15% 而占新增容量的31% 炼油设备 据第二租借协议和后续协议 美国向苏联提供了4个炼油厂和两个附属 工厂的全套设备 总价值5890万美元 并指派15名工程师前往苏联协 助施工 所有工厂运行所需设备到1945 5月前已全部出口 后期补充 设备的92%也在9 20 前交付给苏联 4铁路运输设备 由于转向武 器制造 战争期间苏联几乎停止了一切铁路车辆的生产 只有92台机车 1000节车厢 租借物资填补了这一空白 美国提供了 1981台机车和11156节车厢。
此外 还运送了 62.2万吨的铁轨 占苏联国内总产量的56.5% 11万吨的车轮和车轴 以及可以覆盖3000公里的铁路自动信号系统 的设备 6可以想象 有租借物资 联的铁路将处于半瘫痪状态。
从生产的角度看 大量租借物资的到来 为苏联释放出可观的隐形 劳动力 由于大量领土被占领和大规模征兵 造成苏联的劳动力严重缺 据统计 战争初期苏联的产业工人数量从1100 人降到700万人 即减少了 400万人 特别是一些国防工业行业 去了多达三分之二的 工人 美国分析家在1943年甚至担心 劳动力和物资的严重短缺很可能导致苏联经济发展水平和军事能力的下降 I在这种情况下，随着第三租借 协议期开始租借物资的大幅度增加 大大缓解了苏联工业劳动力短缺的 压力 按照布捷尼娜的计算 平均每年进口的租借物资可以释放出劳动力按官方汇率算是58.4万人 或按实际汇率算是69.0万人。
从对外贸易的角度看，「 供应品不仅有助于增加生产 而且在许 多经济领域代表了一个重要的 可能是关键的利润率 3根据苏联官方 资料 从租借进口和其他非公开援助中收取的海关收入 以官方汇率计 1944年为4.2亿美元 1945年为2.8亿美元 其他年份未提供 ” 如果比较一下从战争开始至1945年底苏联的全部出口收入 不足5.97 美元У 即可看出租借物资对于苏联的经济意义 另据俄国经济学家V. 波波夫的研究 1945年苏联政府的预算中 16.2%的国家收入来自 租借法案 这说明 苏联领导人赋予租借问题以重大的意义 论是出于经济方面 还是政治方面的考虑 6上述对历史过程的讨论也表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苏联政府将租借与信用贷款和战后经济恢复连 接在一起。
三、科学技术方面
世界贸易促成各国之间科技交流是不言而喻的 租借既然是一种特 殊的国际贸易 自然也有这方面的功能 战争为苏联提供了前所未有的 获取外国先进技术的机会 尽管美国人完全了解高科技产品租借给苏联的后果 参谋长联席会议1943年也曾几次讨论对苏租借中涉及的技术情 报问题 但军人的建议很少得到批准 也从未取得效果 毕竟 罗斯福 条件援助 的总体政策为苏联敞开了技术大门 直到战争接近尾声 美国才拒绝了苏联的某些要求。
苏联人很清楚如何利用进口先进装备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 1943 6 12 航空工业人民委员A1.沙胡林向斯大林报告 为了充分利 用国外飞机最先进的设计和制造成果 必须马上获得英国和美国飞机的 样机进行研究 为此 应立即购买这些飞机 建立由 专业水平最 高的工程师 组成的特别委员会 2在很快获取情报后 沙胡林于28日再 次报告 英国的 5p好 式高空截击机性能优越 应以最快的 度订购10 斯大林当即批示给米高扬 我完全同意 3 10 3 大林亲自写信给丘吉尔 要求尽快提供这种飞机С 4 1943年初第一批喷火 式飞机运抵苏联后 即在莫斯科上空拦截德国高空侦察机的战斗中显 示出独特的优越性 随后 苏联空军 急决定 由航空设计局立即开 始研制高空战斗机 5战争期间苏联的国产飞机大都使用的是进口发动机 130种不同型号的发动机中 只有三种是国产的 但也均是对外国发动机的复制 根据技术转让许可证在苏联境内组装而已。
雷达和声呐装置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在战争的第一年 英国就向 苏联提供了代表雷达技术的GL-2装置 苏联在这方面大大落后于西方 所以对此非常重视 国防委员会1942 2 10日下达了仿制GL-2装置的命令 并为此专门进口了 100台特殊机 以便开始生产 11943 12 28 海军人民委员N. 0.库兹涅佐夫向斯大林报告 即向英美订购 带有雷达装置的战舰 以便加快开发苏联的雷达技术 2米高扬曾叹 为涉及国家机密 如果不是战争 苏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可能有雷达。
最令人震惊的也许是1943 2 1 列入租借物资清单中核原料 到战争结束时 美国至少分三次向苏联运送了 750公斤蚀235 1100 氧化笊 重水 83.5万磅锦金属2.5万磅针 以及1380万磅用来把蚀 提炼成 的精炼铝管 据租借航空联络官R.乔丹少校看到的文件目 列入核材料项下的还有皱金属 9681 锦合金 72 535 铝管 13 766 472 锦金属 834 989 错矿石和精矿 33 600 错金属和含错废料 806 941 以及皱和锦化合物 4这些租借物资的运抵 无疑大大推动了苏联的原子弹研制计划。
直到战后初期 通过租借方式 苏联外贸人民委员部下属的技术情 报部门从美国和英国得到了 258部军事技术影片 636分技术报告 2500 本教科书 手册和其他类似的科技出版物 6 过大规模仿制 租借援助的 确为苏联带来了大量现代科学技术 苏联经济为此而收到的效益从战后重建一直延续到50年代 1可以说 借是继20年代苏联的租让制后 方科学技术第二次向苏联转移的一种特殊形式。
最后要说的是 实际上 对租借作用估计再高 也不能忽视欧洲东 方战线作为二战主战场之一的作用 更无法抹杀苏联在战胜法西斯德国 中做出的重大牺牲和卓越贡献 同样 无论怎样贬低租借的意义 也无 法否定这种援助对苏德战争取得胜利的不可替代和不可或缺的作用。
几点结论
（一）租借是盟国与法西斯作战的 胜利武器 。
战争归根结蒂是经济实力的较量 拥有世界上将近一半生产能力 美国加入对抗法西斯的阵营 完全改变了双方的实力对比 别是在 罗斯福总统的倡导下 美国实行了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完全不同的金融政 除了 美元符号 的租借使美国成为联合国家的取之不尽的 为盟国取得最后胜利提供了有力的物质保障。
至于苏德战场 须指出 苏联战胜法西斯德国主要依靠的还是自 的力量和优势 这种力量和优势 除了顽强的民族精神 主要在于两 个方面 资源优势 广袤的地域 大的人口和丰富的自然资源 制优势 超强的动员能力和统筹机制 舍此 联早就像其他欧洲国 家一样在德国的闪电战攻势面前灰飞烟灭了 不过也必须看到 战争初 期丧失半壁江山使苏联的自身优势受到极大限制 来自外部的援助此时 发挥了重大作用 舍此 苏联也无法在短短两年内组织起快速反击，并直捣柏林 说到底 外因是条件 内因是根据 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
(二)租借使美苏经济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
租借是反映和体现战时美苏经济关系的外在形式 与战前相比 这种关系在租借框架内发生了重大变化 通过租借 苏联走出了战前与 世界隔离的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 在作为西方强国患难与共的政治伙伴 的同时 不管是否意识到 苏联的经济已成为民主阵营经济体的重要的 甚至是主要的组成部分 苏联的物资需要是美国安排生产的重要依 在这一过程中 仅美苏之间的经济交往和联系大大加强 而且双 方的经济机制开始相互渗透和融合 对苏联而言 租借就是一种特殊 的对外贸易 “938年苏联进出口贸易额5.31亿美元 占世界贸易总额 1.16% 苏联对美国贸易总额0.91亿美元 占美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 如果说苏联从来没有如此规模地参与国际贸易 那么美国也是第一次如 此广泛地将全国大部分生产和贸易纳入了 的轨道 通过与各国 的租借谈判 时生产局提出两个新的重要措施来指导战时经济 物资 控制计划和组件调度(component scheduling)计划 1943年底前 那种按利润调节生产的非计划经济已经惊人地改变成一种战时管理经 以适应租借计划预定的种种目标 按军事标准对物品生产能力和价值分配所进行的计算 取代了财政计算而成为经济活动的主导 I 值得注 意的的是 正如学者A.2多布森所说 租借不仅帮助盟国赢得了战争 还有助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借进一步加强了美国已有的 国家 订购 形式 促进了罗斯福 理念的国际化 以推动战后新版本 门户开放 政策 2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 这种在美国经济霸权 导下的国际经济秩序 除了取代大英帝国的英镑统治和特惠制 还试 建立一种资本主义国家与苏联之间联系的新机制 一种新型国际经 济合作的形式 3或者说 将苏联重新拉入世界经济体系的一种尝试 1922年英国曾经试图做的一样。
（三） 对无条件援助苏联政策的历史评判。
尽管罗斯福对苏联实行无条件援助的政策在当时受到重重阻力和抵 在后来受到诸多历史研究者出于各种政治立场的批评和指责 但是 须指出 战胜法西斯 这一政策的目标指向无疑是正确的 苏联是 战胜法西斯德国的主战场 这一对形势的战略判断无疑也是正确的 在法西斯德国强大的军事压力下 上东方虎视眈眈的日本 苏联无论 战败 降还是媾和 民主阵营 都是一场灾难 在这种情况下 特别是因为英美未能及时开辟第二战场 必须将苏联放在租借援助的 先地位 而且不能也没有必要提出任何条件 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 同时 苏联的无条件援助完全符合租借政策的基本理念 罗斯福在提 交国会的第五次租借报告中指出 争的真正代价是无法衡量 无法比较、也无法用金钱来支付的 它们必须而且正在以鲜血和汗水来支付。”同中国在亚洲战场一样 苏联在欧洲战场付出了最重大的人员伤亡和物质损失的代价 用血肉筑起了抵抗法西斯德国的欧洲 长城 为最后胜 利争取了时间 难道对他们的援助还要讲究条件 至于到战争后期是否 还需要继续执行无条件援助政策 是可以讨论的 德国战败后 对苏援 助的军事意义已经大打折扣 在对日作战的策划中还把苏联作为主力的 判断是值得怀疑的 1从战后美苏政治合作出发的考虑可能是罗斯福坚持继 续实行无条件援助的重点 这个考虑是带有战略性的 但从策略上讲 战争后期继续 无条件 确实助长和鼓励了苏联的 野心 实际上 斯大林积极要求参加对日作战 主动提出为美军提供远东军事基地的情 况看 苏联此时是可以也愿意接受 有条件 援助的 从某种程度上可 以说 斯大林被罗斯福惯坏了 他无法接受杜鲁门的 严苛
（四）苏联对租借援助政策的认知和态度变化。
苏联从最初拒绝考虑以租借的方式接受美国援助 而求助于信用贷 到最后极力要求将租借政策延续到战后 以解决经济恢复和重建的 问题 其认知和态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总体来讲 由于是 无条 件援助 租借对苏联只有好处 没有伤害 像英国那样 所以苏联对 这一政策十分满意 求之不得 至于美苏在租借过程中产生的种种分歧 和矛盾 就苏联方面而言 究其原因 主要是对美国的法律和政治缺乏 深入的了解 初期拒绝租借的原因目前没有史料说明 但显然是出于不 信任 也很可能是得知美国对英国援助的苛刻条件 要求英国以海 外军事基地换取驱逐舰 说到信用贷款 苏联人当时不知道 由于存在法律障碍 美国对苏贷款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至于将租借政策延续到战 后的愿望 根本就是违背租借法案本身的 在政治层面 苏联过于关注 美国政府 特别是罗斯福个人 而不甚了解美国政治制度的特点 政府 受制于国会 而社会舆论又对国会投票有很大影响 从上述历史过程的 描述也可以看出 白宫任何新政策的提出 都需要事先与国会沟通 前做大量工作 国会针对每次议案的投票大都与民意调查的结果相符 因此 莫斯科更关心的应该是如何树立苏联良好的国际形象 而不是把 功夫全用到总统和白宫身上 哈里曼和迪恩对苏联态度的转变 斯坦德 利事件 以及罗斯福去世给莫斯科带来的失望 都说明了这一点 如果 从发展战略的角度观察 苏联最重要的问题在于 只关注租借带来的经 济利益 希望把这种形式延续到战后 而没有看到租借作为一种特殊的 对外贸易方式改变了美苏战时的经济关系 并且为苏联战后融入世界贸 加入国际经济体系创造了条件 而这些恰恰是苏联经济发展最短缺 也是最需要的。
（五）租借未能成为昔日盟友战后的 和平工具 。
虽然罗斯福期待以租借援助换取苏联的信任和回报 斯大林也希望 将租借援助延续到战后重建 但租借最终也未能成为美苏战后政治合作 与和平相处的工具 美国学界对租借政策的批评 或者集中于罗斯福的 天真想法 善良愿望 激发了苏联的扩张意图 以传统学派为主 或者重点在杜鲁门的中止租借命令刺激了苏联的对抗心态 以修正学派 为主 实际上 罗斯福的理想主义有其合理性和前瞻性 他所设想的战 后国际关系愿景未必就一定无法实现 而中止租借并非杜鲁门的政策本 造成混乱的主要原因在于执行官员的反苏情绪 白宫的错误只是其 处事方式没有顾及盟友的感情和尊严 在租借政策后期 美国的关键问 题在于把援助作为 经济杠杆 试图迫使苏联在政治和外交问题上做出 108 经济漩涡 观察冷战发生的新视角 让步 这种方针没有也不可能收到任何效果 从意识形态出发 苏联绝 不会为了某种经济利益而放弃政治主张和立场 充其量，「经济杠杆」的 反作用很可能把苏联逼回到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 从而背离了罗斯福将 苏联纳入战后国际经济体系的最初愿望 这一方针的根源在于对苏联战 略意图的判断失误 罗斯福以后的美国政府和国会倾向于认为 苏联在 控制了东欧以后将继续扩张 在更大范围内推进共产主义 事实是 大林在1943年解散共产国际 1944年推行 联合政府 政策 都说明苏 联具有在战后融入国际社会的意愿 动力和条件。
苏联在租借谈判尤其是3-0协议谈判中的态度和立场无疑引起了美 国的极大反感和失望 也是租借合作精神难以为继的重要因素 这种态 度和立场同样源于传统意识形态的认知误区 在苏联人看来 战后美国 必将陷入周期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而美国要度过危机 解决失业和 资本过剩的难题 必然依赖于苏联的市场 本来是苏联有求于美国的事 偏偏要美国来央求苏联 这种心态 此前在布雷顿森林协议谈判中 出现过 在战后的贷款谈判和马歇尔计划谈判中亦如此 1对苏联战时经济 体制盲目自信 对世界贸易的意义和战后经济一体化的趋势缺乏清醒认 这恐怕是苏联战后未能与美国进行经济合作和不愿加入国际经济体 系的认知基础。
租借没有成为”和平工具”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和环节 即苏联拒绝 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
第二章 错失良机：苏联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
不可否认 在整个冷战发展的历史过程中 美苏之间经济实力的对 比和经济关系的变化始终是一个基本的因素 尽管直到苏联解体前夕人 们才真正意识到苏联经济实力脆弱的全面含义 历史已经证明 苏联发 展相对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问题 特别是经济体制。
对于一个自称开辟了世界新纪元的国家 建立怎样的经济体制 行怎样的经济政策 自然是革命政权面对的全新问题 列宁和斯大林对 此曾做过不同的选择 1918-1921年的 军事共产主义 是布尔什维克 党政治理念与战时环境相结合的产物 1921-1927年的 新经济政策 是列宁在建立苏联式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一次大胆尝试 其结果是苏联 经济得以恢复和重建 1928年斯大林抛弃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原因 首先 是引入市场机制造成了执政党无论在实践中还是在理论上都未曾遇到的 麻烦 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党内政治斗争的需要 借口 帝国主义的包围 和封锁 斯大林决心 让新经济政策见鬼去 而重新回到军事共产主 义经济体制 所谓斯大林模式或苏联社会主义模式 就是在军事共产主义基础上完善和发展起来的。
斯大林模式的确在30年代创造了经济辉煌 特别是与同期西方 大萧条 相比 但从苏联共产党执政74年的历史来看 那只是“昙花一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 苏联经济发展后续乏力 创新不足的问 题已经暴露出来 靠高压手段和宣传鼓动唤起的劳动积极性和社会激情 不可能长久。实际上，30年代末开始的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苏联体 制的弊端 反而为它注入了 因为这种经济模式最易于转入战时 体制 也最能在战争的特殊环境中显现出优势。
然而 战争结束后苏联经济将向何处去 是继续战前实行并在战争 中得到加强的原有体制 还是在新的国际国内条件下探讨一条新路？从国际背景看 由于共同反抗法西斯的立场 苏联在战争中摆脱了“孤岛”状态 与美国(和西方)的关系处于历史最佳状态 这种 新型大国 关系 无疑为苏联调整和改革其经济体制创造了客观条件 但另一方面 战后美苏两个政治大国在实力对比上又显示出一种极不对称的特征 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经济 2那么 在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面对发展道路选择 联是如何设想并处理与美国(以及西方)之间的经济关系的 国际关系史(而非经济史) 角度看 这实际上是冷战起源中的经济因素或经济冷战起源的问题 也是笔者研究的时间起点和逻辑起点 1这里涉 及国际货币 金融 贸易体系以及贷款 赔偿 关税等诸多问题 本章 主要考察的是苏联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问题。
所谓布雷顿森林体系 在笔者看来 就是在二战后期逐步建立起来 的国际货币 金融和贸易体系 1944 7月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 顿森林度假村召开的联合国家货币金融会议而得名 2这个体系的目标是建 保障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三大支柱 即平衡国际收支的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 IMF 为成员国提供投资贷款的国际复兴开发银行 称世界银行 以及协调各国关税以实现无条件最惠国待遇的国际 贸易组织——后长期表现为 关税和贸易总协议 。尽管大多数经济学家没有把世界贸易纳入布雷顿森林体系 但笔者对历史 过程的梳理显示 国际货币 国际金融和世界贸易三者关系极为密切，正如下文将要谈到的 不仅美国在设计战后国际经济秩序时就把货币 金融和贸易紧紧捆绑在一起 并为此一再放宽苏联作为创始国加入国际 经济组织的期限 而且苏联虽然对稳定货币不感兴趣 迟迟不愿正式 宣布放弃加入国际货币组织 要考虑的也是对外贸易问题 从经济学 的角度看 国际货币金融机制的建立就是为了解决国际贸易的结算和支 付问题 而从国际经济法的角度看 如杰克逊所说 在一定程度上货 币和贸易是 一枚硬币的两面 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银行和关贸 总协议组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一般性国际经济组织的核心 I所以 有人把这三者称为 布雷顿森林三驾马车 ，就不足为怪了。
从这个意义上讲 布雷顿森林会议及其签署的协议 其核心是稳 定货币和汇率 建立国际贷款机制 只是战后国际经济体系建立的第一 而非全部内容 同理 70年代初美元危机导致西方主要国家货币改 行浮动汇率制 牙买加体系 也只是国际货币体系的转变 而非整个国 际货币金融贸易体系的改制 事实上 世界银行的扩展和世界贸易组织 的成立 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继续存在及其成员的不断增加 别是80 — 90年代东欧国家和苏联纷纷加入以及中国积极要求恢复在 这些机构中的席位 恰恰说明了战后形成的国际经济体系的优势和稳定 尽管存在 种种缺陷 广义上的 布雷顿森林体系毕竟保证了战后 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增长 其所遵循的多边主义原则 所追求的经济全球 化愿景 所倡导的国际经济合作范式 所确立的自由开放和非歧视的国 际经济秩序 都是几十年来全球经济不断增长的保障 也是经济学界津津乐道的话题 舍此认识 本章讨论的问题就失去了其历史前提。
关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历史的研究成果不胜枚举 西方学者的研究基 本上 眼于美国 英国或者美英关系的角度 “我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 究起步较晚 成果不多 但特点是大量使用了俄国的档案文献 重点在 于描述苏联的立场和态度 2中国学者也有不少研究成果 且角度各有不 其中涉及苏联的只有一篇 3总体上讲 关于苏联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 立之间关系的研究还很不到位 一些重要问题在学界尚未达成共识 有些基本史实还没有说清楚 如苏联对出席布雷顿森林会议究竟是什 么态度?4美国设计的战后国际经济秩序将苏联置于何种地位 5苏联为什 么拒绝参加国际货币资金组织 苏联到底是什么时候决定抵制布雷顿森林体系的 苏联的选择是否合理 是否正确 1这种选择与冷战起源有什么样的关系？
以往研究的一个重要缺陷是将注意力集中于1944 7月的布雷顿森 林会议 对于此前美苏之间的沟通 特别是苏联内部对美国和英国的战 后国际货币方案的讨论 较少研究 对于1946年苏联对美国关于建立国 际贸易秩序和组织的建议反应如何则更少涉及 本文在大量利用美国和 国档案文献的基础上 梳理1942 — 1947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全 过程 特别是其中美苏关系及苏联立场的变化 与上述问题的讨论 拟回答的基本问题是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最初设计是否包容不同的经济 体制 苏联最后决定拒绝参加国际货币 融和贸易体系的根本原因何 苏联与国际经济体系彻底切割的长期后果是什么 战后初期美苏经 关系的变化与冷战起源之间的因果关系是怎样的？
怀特的计划：美国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设想
倡导和推动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主要是美国 而关键人物就是总 罗斯福 国务卿赫尔 财政部长摩根索及其部长助理H. D•怀特 后者也是美国建立国际平准基金 Fund 称稳定基金 计划的 设计者 该计划史称 怀特计划 。
19世纪末 美国就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大力主张 门户开放 政策 20世纪以来 美国领导人越来越赞同 多边主义 原则 提倡国家之间 的合作 以鼓励自由流动的世界贸易 赞同最惠国待遇原则 2而世界贸 易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的前提是具有稳定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 关于这 个道理 早在一战后的布鲁塞尔会议 1920 和热那亚会议 1922 各国经济专家们已经有所认知 并制定了相应的协议和公约 但是 由于各国政府缺乏合作诚意 两次国际金融会议收效甚微 31929 1933年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了一场世界性经济危机 在国际经济秩序遭到 严重破坏的情况下 1931年英国和德国率先放弃金本位制 中止本国货 币兑换黄金 任凭汇率自由浮动 随后各国纷纷效仿 导致30年代中期 以金本位为主体的国际金融体制彻底崩溃 4于是 重商主义重现 经济民族主义盛行 破坏性的经济竞争终于导致世界大战再次爆发。
战争开始后不久 人们就在筹划战后的货币和经济秩序 1941 4 著名经济学家 政府高级经济顾问 M.凯恩斯宣布 英国打算建立 一个 以商品和服务贸易为中心的国际交换体系 通过 当的汇率政 策和贸易自由化的经常账户 实现宏观经济目标 5 16 罗斯福致信赫尔 敦促国务院与英国就战后经济政策展开谈判 七月14 斯福和丘吉尔联合发表关于战争目的和战后体制原则的联合宣言 洋宪章 其中谈到 希望战后在经济领域实现所有国家之间最充分的合作 在平等的条件下开展世界贸易。
1941 12 8 即日本袭击珍珠港的第二天 为罗斯福的密 友和政治伙伴 摩根索召开了一次高级顾问会议 在会上 摩根索宣布 将货币研究部主任怀特提升为部长助理 将财政部的一切对外业务统 一交由怀特掌控 3 特是摩根索信赖和倚赖的业务顾问 也是他的私人 朋友 他们有 共同的价值观 对苏联及其体制抱有很大期待。12月 14 摩根索指示怀特 并准备一份有关建立盟国间平准基金的备 录和计 以便 在战时用于向实际和潜在的盟友提供援助并牵制敌国；为战后国际货币的稳定安排奠定基础 为战后提供一种国际货币 。“怀特计划 由此启程。早有准备的怀特在12 30日便起草了一份简短 的草案 名为 币与银行联合行动建议方案 草案建议设立两个相互 协调但各自独立的机构 一个是稳定外汇市场的基金 一个是为战后重 建提供信贷和担保的银行 6这一计划草案的目的就是要在国际合作和机会 均等的基础上推进战后世界贸易 正如怀特在1942 1 6日的备忘录 中所说 设计平准基金是为了便于 实现大西洋宪章的经济目标 成员资格只向赞同宪章目标的国家开放。
1942 4 怀特完成了计划初稿 关于联合国家及联系国家 平准基金和复兴开发银行的初步建议草案 怀特在引言中提出 战后世 将面临三个不可避免的问题 如何防止外汇市场和货币信贷体系崩溃 如何保证对外贸易的恢复 如何为各国重建和经济恢复提供所需的大量 资金 怀特认为 解决这些问题 必须拟订详细可行的计划 并设立 具有足够权力和资源的机构 要做到这一点 只能通过国际合作 特设想建立的国际平准基金将拥有至少50 美元的资本金 其构成是会 员国根据各自所承担的基金份额而认缴的黄金 本国货币或政府证券 基金的作用不是提供一般经济贷款 而是帮助各国维持国际收支平衡 目的就是通过短期贷款稳定汇率 为此 基金组织成员国被要求放弃所 有未经批准的外汇交易 外汇管制和汇率自由调整 并需要向基金组织 提供章程所规定的本国经济信息 怀特设想的复兴开发银行将拥有100 美元的资本金 同样由各成员国认缴的份额构成 基金组织不同 银行的作用是向各成员国提供为重建和经济发展而需要的长期贷款 可以为私人银行的大额贷款提供担保 不过 取得复兴开发银行贷款的前提是必须成为基金组织的成员国。
5 8日怀特将计划交给摩根索 并建议召开一次联合国家的财政部 长会议 以推进建立这两个机构的计划 他还敦促摩根索采取主动，以便由财政部来主要负责未来的谈判。5月15日，摩根索将计划文本送给 罗斯福 并在信中说 时推出这样一个计划 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和 经济意义 摩根索建议在华盛顿召开一次有关国家的财长会议 讨论这 个计划 2第二天 罗斯福答复 建议财政部继续与国务院 战时经济局 (BEW) 出口银行研究 并取得国务院的意见后 行商讨 3摩根索 即与国务卿赫尔联系 并确定5 25日进行会商 4财政部预期召开的 跨部门联席会议十分成功 会议对怀特计划的总体原则形成了惊人的一 致看法 商务部长 斯甚至称赞这个主意 棒极了 务院负责战后 规划的专家I 斯沃斯基表示 怀特计划 非常适合 于政府内部及 与其他国家技术专家讨论的基础 5会后成立了一个专门讨论基金问题的跨 部门技术委员会 在随后召开的会议上 大家一致认为基金和银行的目 标和宗旨都是可取的 国务院也承认财政部在货币事务中的首要地位 不过 在推行这一计划的程序上出现了两种立场 怀特和财政部其他代 主张召开国际财长会议进行讨论 而国务院更倾向于与英国金融和货 币专家举行双边预备性技术会谈 最后 双方达成妥协 美国将分别与 各有关国家举行双边会谈 先是与在这个问题上有更大利害关系的英 国和苏联谈判 同时 向各国技术专家发出邀请 总之 应在战争结 束前设立基金和银行这两个机构 6当然 这些分歧和辩论只是在方法和手 段上 7月份 技术委员会以及美国的经济学家对怀特计划的目的和 原则已经达成了一种 际货币共识 美国经济的特点要求多边主义这将有助于实现普遍繁荣 稳定的汇率是多边贸易增长的一个最重要的 因素 建立和管理国际货币体系需要一个国际的或超国家的权威机构。
怀特计划最核心的原则就是所有其他货币都将与美元挂 而美元 则以1盎司黄金兑换35美元的固定汇率与黄金挂 即实现黄金— 本位制 毋庸置疑 这一设想的基础在于美国的经济实力及其在战争 中的领导地位 1940 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 当年价格 997亿美元 1941年增长到1245亿美元 无论怎么计算 远远超过苏联 国和其 他国家 2美国的钢产量1940年已达6700万短吨 苏联和英国分别只有 1831.7万吨和1318.3万吨 3 1940年底 美国黄金储备为219.95亿美元 按当时每盎司黄金兑换35美元的官价计算约为19 546.42 约占世 界黄金储备的80% 4凭借这种经济实力 美国加入战争才从根本上改变了 同盟国与轴心国的力量对比 同时 确如波拉德说的 济实力提供了 最具成本效益和政治上可接受的确保战略目标的手 5经济实力和领导 位自然导致美国在战后货币体系设计中要维护美元优势 并进一步打 造美元在战后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正是由此出发 怀特在1943 年便预言 美国 能会成为战后稳定货币结构的基石 6不过必须看到 的是 当美国占据领导地位的同时 承担起了相应的责任 国国务 院特别研究部1942 7月报告 自欧战爆发以来 美国的国际主义有了
显着发 在各种民意调查中 80%的人赞同建立 种形式的战后 国际组 1就连孤立主义的代表人物塔夫脱参议员也表示 了成为 种国际组织的领导成员 美国没有未来 2所谓领导责任 首要的就是 推动国际合作 维护世界和平和经济繁荣 恰如怀特所说 我们有机会 实施一项基本原则 它必须是一个和平与繁荣的世界的基础 这项原则认 现这一设想并非易事 一些冷战史专家想象的不同 怀特计划 首先遇到的 最坚决的反对者不是苏联 而是英国 早在怀特计划出台 前一年 老谋深算的英国人就采取行动了 1941 9 8日著名经济学 家凯恩斯起草的清算联盟计划初稿开始在英国财政部内分发 1942 2 11日该计划第四稿提交给内阁 4这一计划史称 凯恩斯计 英美 两国计划基本目标和路径是相同的 即在管制性开放经济秩序中 建立 一个稳定的汇率体制 并通过一个专门的国际货币组织保障之 但凯恩 斯与怀特的思路和解决问题的手段却十分不同 有的甚至截然相反 表现在一系列具体问题上 例如 际货币组织是否需要拥有实际资本 解决国际收支平衡问题通过 还是 购买 汇率变动是否与 黄金挂 汇是否可以自由兑换 汇率调整的权力由谁控制 国际账 户结算采取双边制还是多边制 等等 与苏联相比 美国同英国的经济 分歧要大得多 别是在战争中 国已经取代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
国际问题是国际责任 只有通过国际合作才能解决
债权国 而英国则沦落为欧洲主要的债务国之一 他们对于战后经济规 则的构想当然要从各自的经济地位出发 1941年春季美国接受英国为 租借法案 受援国 1946年夏季美国完成 国际贸易组织章程 起草 再到1947年秋季签署 税和贸易总协议 迫使英国放弃帝国 惠制并削弱英镑区势力始终是美国在与英国各方面经济谈判中的基本 要求 1分歧的本质在于立场不同 英国要尽力维持日益衰落的 不落帝 的经济地位 而美国则要以美元替代英镑 确立其国际金融的霸权 地位 2需要补充的是 尽管 为其 凯恩斯和怀特的私人关系相当 不错 在英美专家谈判时凯恩斯曾说过:除了怀特 他谁也不见 3另外 怀特在对计划进行修改的过程中 的确吸纳了凯恩斯的不少构思4 而英国 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亏得有凯恩斯的不懈努力 5毕竟 在稳定货币 这一点上 美国和英国的目标是一致的 正如伊肯伯里所言 两个计 1943年至1944 7月布雷顿森林会议期间的谈判提供了框 如果说美国政府早已预料到怀特计划将遭遇来自英国的反对 那么 他们对苏联则充满了期望 苏德战争爆发前 苏联在美国人眼里就是希
尽管 多妥协是依照美国计划的方向达成 6 1 24
特勒的 融前线 并对其实行了 德禁 I德国突然进攻苏联后 国立即改变了对苏联的态度 1941 6 24 罗斯福发表声明 美国政府愿意在反法西斯德国的战争中援助苏联 29 24 苏联在 伦敦签署了 大西洋宪章 1942 6 11 美苏签署了关于在进行 反侵略战争中相互援助所适用原则的协议 作为盟友 美国领导人对英 国难以接受的莫斯科的种种言行表示理解和宽容 罗斯福在1942 7 对丘吉尔说：「 斯大林打交道必须全神贯注 我们需要时刻牢记我们盟 友的存在 以及他所面临的困难和危险 在战后东西方合作建立国际秩 序的问题上 罗斯福更是期望打造一个 济联合国 4他提出的框架包 括集体安全 边主义 建立在平等互利 自由贸易和货币可兑换基础 上的经贸关系 罗斯福相信 苏联将在设想中的战后国际秩序中发挥建 设性作用 并成为一个愿意合作的伙伴 5从经济关系讲 这些正是怀特 计划的出发点 在草拟战后国际货币和金融计划时 怀特非常重视苏联的地位和作 他认为 这场合作改善世界经济关系的行动中 拒绝苏联加 ，「 是重复上一代人所犯下的悲剧性的错误 在这个万众瞩目的新 时代中引入一个非常不和谐的音符 因为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对外贸和 汇率实行严格的国家管制 更有理由尝试让它们加入这场通过合作稳 定国际经济关系 提高贸易水平的行动中来 通过参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苏联 既可以贡献也可以受益 。
1943 2 1 美国同时向英国 苏联和中国大使馆正式递交了 基金计划草案 说明这些文件并非政府的正式意见 是美国技术专 家准备的供讨论的基础 1英国立即作出反应 2 8日英国财政部驻华 盛顿代表ё菲利普斯转达了政府的意见 希望美国不要将基金计划通知 三国以外的其他国家 建议英美两国先将各自的计划协调 起来 美国则表示 打算按照原计划召开会议 讨论货币问题 2为了争取 苏联的支持 2 20 英国驻苏大使克尔将国际清算联盟的方案交 给了苏联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莫洛托夫 3凯恩斯见到苏联驻英大使迈斯 基时 恳求他们从莫斯科派出一两个人与我们进行真正的对 凯恩 斯认识到 作为世界第二大黄金生产国 苏联参与讨论战后国际金融和 货币问题，「 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对全世界都将是有价值的 4在美 英两个计划陷入竞争状态时5 苏联处在一个十分有利的地位 然而 斯科的最初反应却显得十分冷漠
苏联的反应 为实现战后国际经济合作而被动参与
加入反法西斯阵营后 斯大林对美国的经济援助寄予很大希望。在整个战争期间 美国的确以租借方式向苏联提供了大规模物资援助 1 不过 考虑到战后安排问题 斯大林就谨慎多了 早在1942年初 苏联 成立了战后安排方案委员会 联共 中央政治局1 28 的决议 规定了以莫洛托夫为主席的外交数据筹备委员会的任务 其中在经济问 题方面 要求委员会研究和整理个别国家或国家集团战后经济安排的设 包括 税同化 消除关税壁垒 统一货币制度 建立货币集团以 及工农业生产 等各种方案 2此时凯恩斯计划和怀特计划的出现 自然会 引起苏联各方面的注意 有关部门纷纷表达了意见。
1943 2 20 收到英国的清算联盟方案后 最早做出反应的是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 在给莫洛托夫的报告中 经济司专家A.阿鲁秋 尼扬特别指出 美英的目的是通过清算联盟 将战后世界重建的领导权 掌握在自己手中 而且清算联盟理事会的表决权由各国战前三年对外贸 易水平决定的份额来确定 这两点对苏联来说是 无法接受 3不知何 阿鲁秋尼扬认定清算联盟计划草案是美国和英国共同编写的 这至 少说明当时苏联对美英讨论战后货币问题的内情还不甚清楚 外交人民委员部经济顾问M.巴拉诺夫斯基也认为 资本主义 国家的政治家和商业界代表正在制定各种战后重建计划 其目标的共同 特征是限制苏联在战后世界安排中的作用以及在欧洲的影响力 而确保 美国和英国在世界上的统治地位 将欧洲变成美英资本的内部市场 立清算联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过将苏联纳入清算联盟系统 资本 家打算限制苏联的对外贸易 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控制苏联经济的发展。为此 他们试图打破苏联的对外贸易垄断 以便向英美出口开放苏联市 不过 拉诺夫斯基也看到了战后英美之间的矛盾 认为通过建立 清算联盟 英国试图在某种程度上约束美国在经济扩张 巴拉诺夫斯基 的结论是 虽然苏联加入清算联盟的条件不利 但也可以通过联盟获得 优惠的无息贷款和消除双边清算中的不利因素 可以降低关税 为取 得最惠国待遇创造条件 苏联可以在坚持经济政策原则的情况下 就加 入清算联盟问题达成协议 但是否可行 只有从政治利益上进行评估 因为清算联盟给苏联带来的经济利益不会很多 I显然 外交部门考虑更多 的是政治问题。
副财政人民委员A. 0.兹韦列夫5 6 的报告同时评估了美英两国 的方案 对于清算联盟 兹韦列夫的看法更加乐观一些 他认为 只要 能够推进对外贸易结算和扩大世界贸易市场 清算联盟的一般原则以及 相关规定和程序苏联都是可以接受的 但前提是根据国际政治和经济实 力为苏联提供更公平 更充分的份额 如果超过债务限额 允许苏联不 以本国货币而用国库券或外汇期票形式的政府有价证券进行担保 至于 怀特计划 财政人民委员部认为 由于稳定货币与苏联受到管制的货币 流通关系不大 美国的平准基金项目不能为苏联提供任何重大利益 加入基金组织 仅仅是因为这是加入复兴开发银行的前提条件 即使加 入基金组织 也必须改变该项目与苏联政治和经济利益相违背的内容 如认缴份额的分配和构成 对货币管制的限制等问题 复兴开发银行旨 通过贷款提供战后经济援助 在特定的条件下苏联应该加入 2看来 政部门的意见要务实一些。
5 22日苏联国家银行代理行长V. N.叶姆琴科也递交了一份报告。他认为 美国设想的平准基金有诸多条件是苏联无法接受的 如卢 布汇率由基金组织确定 以预付会费和外币兑换的形式向基金提供苏联 货币 取消外汇限制以及苏联在基金组织管理方面不适当的地位等 于英国的计划 报告认为 与双边清算协议相比 清算联盟系统具有某 些优势 且不会影响苏联的外汇垄断 苏联还可以通过任何外币进行多 边结算 但是苏联无法接受清算联盟的贷款条件和程序 特别是苏联在 清算联盟理事会的投票数只是英美的十分之一和十三分之一 甚至少于 丹麦等小国 这是绝对无法接受的 叶姆琴科的结论是 苏联可以参与 讨论 关键是必须与组织国际长期贷款联系起来 1 从上述苏联各职能部门的分析和报告看 无论是怀特计划还是凯 斯计划 总体来说对苏联都是难以接受的 从意识形态的角度 这些 方案被视为对苏联有不良居心 从经济角度看 虽然可能获利 但必须 对条款和条件进行根本性修改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最高决策层没有决 联是不可能积极参与战后金融货币问题的讨论的 6 15 — 17 日摩根索召集的联合国家技术专家会议上 19国代表讨论了平准基金草 苏联借口对邀请函的理解有误 已来不及派遣专家只是从驻美使 馆派出了几个 观察 尽管没有参加讨论 但莫斯科还是掌握了各国 对怀特计划看法的基本信息 27 12 副外交人民委员维辛斯基根据 驻美国使馆的通报 向莫洛托夫报告了这次会议的情况 美国在这次会 议上拿出的方案与以前交给苏联的方案相比 有几处重要修改 首先令 苏联感兴趣的是 定份额规模的新公式 在这个计算公式中对一个国 家的国民收入规模赋予了更大权重 如此苏联在基金组织中的份额就有了大幅提升 即从原先的1.64亿美元提高到7.63亿美元 从而使苏联在 基金理事会的表决权从2.85%升至6.1% 次是给予成员国决定使用本 国货币还是政府有价证券缴纳份额的权利 但是 也有令苏联不满的地 如新方案增加了认缴份额中黄金的比例 25%升至50% 会议根 本没有讨论成立银行的问题 维辛斯基认为 基金根本无法解决苏联最 关心的长期贷款问题 苏联份额的增长尚未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 尚有 很多苏联无法接受的条件 只有解决这些问题 苏联才有可能参加基金 组织 由于会议拿出了大量与战后货币相关的数据和文件 维辛斯基建 苏联应该派出财政 外贸和银行方面的专家各一人前往美国研究这 些资料 在行前由莫洛托夫召集会议 讨论这些问题 1 尽管在5月和整个夏天美国不断催促苏联派专家来参加关于基金问 的讨论 新任驻美大使葛罗米柯也一再保证苏联对正在进行的谈判感 兴趣 但直到10 苏联专家代表团始终没有在华盛顿露面 2实际上 此期苏联内部的讨论还在紧张进行当中 尚未拿定主意 直到9 18 联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 对外贸易人民委员米高扬才将各部门 专家讨论的 呈送莫洛托夫 报告首先简要介绍了美国最新基金 案的主要内容 对苏联来说比较重要的有利修改有 缴份额中的黄 金比重虽提高到50% 但领土被占领国家的黄金缴纳额则降至规定额度 的四分之三 22.5% —37.5% 当事国在与基金组织协商的基础上 内可以在10%的幅度内调整汇率 外汇管制可以暂时保留 待条件成 时再予以取消 不过 专家们仍然认为 需缴纳会费 的清 联盟对苏联更为有利 体来说 英两个计划对苏联的 意义都是 有限 因为苏联需求的是长期贷款 如果接受怀特计划 苏联在谈判
中必须实现三个目标 苏联向基金组织缴纳的份额大致限定在3亿美元 确保苏联更大程度地参与基金管理 基金组织不得干预外汇管制等苏联 在这份报告中 意识形态的色彩已经大为减弱 讨论的主要 如何在基金组织中保障苏联的影响力和经济利益 莫斯科向怀特计划迈进了一步
1943 10 上旬 美国战时生产局局长纳尔逊访问苏联 受到莫洛 托夫和斯大林的热情接见 12日的谈话中 莫洛托夫反复询问美苏在 战后经济合作的前景 3斯大林在15 的会谈中则大谈战后苏美之间的贸 易问题 对贷款和赊购表现出极大兴趣 甚至提出成立美苏贸易联合委 员会的建议 4美国使馆对这次访问做出了相当积极的评价 纳尔逊先生 在莫斯科停留10 与他接触的所有苏联官员都表现出极端的热诚和非 凡的合作态度 /在这样的氛围中 10 14 米高扬致函莫洛托夫 示了苏联应参加基金组织的想法 前提是能确保 利参与基金领导机 的工作(不少于10%的表决权) 6此后不久 苏联最高领导层就做出 决定。
推动事情进一步发展的是1943 10 19 — 30日举行的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 会议期间 10 23 摩根索致电美国驻苏大使哈里 曼说 各国专家关于基金的谈判已经接近尾声 但苏联技术人员还未出 而如果没有与苏联专家商议 在联合国家内部对战后货币问题进行 何正式的讨论 都是不幸的 24日 出席莫斯科会议的直接赫尔致函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 转达了摩根索的殷切希望 请苏联派专家到华盛顿 讨论基金问题 信中还说 联专家前往华盛顿参加此次谈判 将会给 我们两国富有成效的交流提供另一个机会 希望我们两国能在战后世界 福利的相关重要问题上进行合作 赫尔要求在莫斯科会议结束时能够 会议期间 赫尔还提交了一份关于战后国际经济合作计划基础的备 忘录 其中包括在非歧视基础上达成扩大世界贸易的总协议 建立可靠 的国际汇率和货币自由兑换 正在讨论的国际平准基金问题 促进需 要国际援助地区的资源开发和工业发展 进行恢复和改善国际航运的谈 等等 备忘录特别提到 就货币稳定 国际投资 贸易政策等重要 问题 英国代表已应邀来美国进行了非正式的 卓有成效的沟通 希望 近期苏联也派专家来华盛顿进行磋商 3 10 25 美国又提出了一项 提案 承诺美国将来战后苏联经济恢复的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 并愿意 与苏联谈判，「 快确定所需的物资和设备的数量 性质 技术细节和计 4此外 莫斯科外长会议也解决了斯大林一直担忧的开辟第二战场问 会议公报宣称：「在这方面已经作出了决定 战役的准备工作已经开
得知苏联的决定
始进行 1 一切促使苏联的立场开始发生变化 里姆林宫没有理由再 拖延了 会议秘密议定书提到 们认为 将在较长时间内进行的复兴 工作应当以合作和联合行动为基础 为此 美国的经济和财政专家们初 步研究了创建国际贷款机构的可能性 附件八 确立固定的国际货 币兑换率和自由兑换货币 为此 前正在联合国家之间讨论有关建立 国际稳定基金的问题 附件九 2会议结束的当天 莫洛托夫答复赫 苏联财政人民委员部近期将向华盛顿派遣专家 参与国际平准基金 实际上 还在莫斯科会议期间 10 14 米高扬就给莫洛托 夫递交了一份报告 关于苏联参加国际货币组织的问题 报告提出 1. 认加入计划中的国际货币组织的可能性 2.以美国专家制定的国际稳定 基金的草案为基础 3.派遣苏联专家参加该组织草案的讨论 4.在讨论 该草案时应要求不干涉苏联内部的经济政策 尤其是货币政策 5•尽可 能减少苏联向稳定基金缴纳黄金的比例 15% 6.提议黄金储备中央基 地包括美国 英国 苏联和中国 7.建议美英苏中四国在基金的份额至 个月后 苏联开始考虑其专家赴华盛顿参加非正式谈判的方针和 立场 11 29 米高扬提交了给专家指示的初步方案 主要内容包 苏联专家在讨论中的意见不能被视为官方言论 苏联专家应避免发 表可能被误解为苏联拒绝其他国家 英国 加拿大等 该方案的言论
的谈判 3 少占10% 同意苏联代表成为基金执行委员会的成员 4 第二章错失良机 苏联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 133
苏联专家的主要任务是搞清楚其他国家对美国计划的修改意见 以及美 国对苏联修改意见的态度 苏联专家在谈判中提出的声明和建议应围绕 以下几个目标提出 确保基金不会干预苏联的国内经济和货币政策 少苏联应缴纳的黄金数量 争取将基金信贷用于支付苏联的商业债务 加强苏联在基金领导机构中的影响力等 同时 米高扬还以一问一答的形 12 7 国家银行副行长N.F・契楚林 外贸人民委员部货币司 司长N.莫罗佐夫 财政人民委员部货币司司长ld兹洛宾提交了根 据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指示所作的将下发给专家的指示草案修改稿 修改 稿增加和修改的内容主要是 允许苏联专家表态 苏联有可能参加作为 战后国际合作组织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份额中黄金缴纳比例应降低至 15% 为领土被占领国提供50%的特别优惠 在向苏联提供大量长期 贷款的条件下 可以表态苏联同意加入复兴开发银行等 3在这里 苏联加 基金和银行的意向更加明确 但条件也提高了 12 11 契楚林等人又呈上了一份修改稿 12 7 稿的措 辞进行一些细微的修改 4同一天 维辛斯基汇总各部门意见后向莫洛托夫 提交了关于平准基金 清算联盟和复兴开发银行问题的初步结论 平准 基金方案对苏联没有经济意义 反而增加了苏联的经济负担 限制了 苏联发展对外经济的自由 因此是不可接受的 但由于基金与旨在提供 长期贷款的银行捆绑在一起 如果苏联对基金草案的修改意见被接受
式提供了技术专家对所提问题如何回答的具体内容 2 那么苏联可以接受怀特计划 而不是凯恩斯计划 5 1 34 经济漩涡 观察冷战发生的新视角
12日契楚林和莫罗佐夫再次呈送了一份补充报告 详细分析了基金 份额的问题 认为设立庞大的基金份额对苏联不利 建议给苏联专家的 指示中再增加一点 声明苏联认为50亿美元的资本金已经足以支持基金 完成任务 莫洛托夫把最后形成的指示发给前任驻美大使利瓦伊诺 征询他的意见 2利瓦伊诺夫实际上持积极态度 尽管没有提出具体修改 意见 只是强调苏联专家应及时通报谈判情况 以便苏联调整自己的建 但他还是指出 维护战后世界和平 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经济秩 序的稳定 因而自然应为四大国提供对国际金融政策施加其相应影响的 16 契楚林等人又提交了两份报告 一份报告主要是对关于复兴 开发银行方案的指示的措辞提出了详细的修改意见 4另一份报告主要谈份 额问题 为基金份额在3—4亿美元之间 就可以满足苏联的需求 而银行份额有两种计算方法 其结果苏联应缴份额分别是1.85亿美元 12 30 关于苏联专家在华盛顿谈判的方针最后定稿 除增加了 对苏联关于怀特计划修改方案理由的几点说明外 主要内容未变 6同一 契楚林等人又补充了两点意见 在战争结束一年内 领土被占领国 家可以自行确定本国的货币方针 员国之间不得签署双边清算协议的 显然 在美国的推动下 此时苏联已经开始转向合作的立场 12 1 ABПPa), 4). 06, oп. 6, 17, 4. 170, 212-215. 2 ABПPa), 4). 06, oп. 6, 11. 17, 4. 170, 204-210. 3 ABПPa), 4). 06, oп. 6, 11. 17, 4. 170, 202-203. 4 ABПPa), 4). 06, oп. 6, 17, 4. 170, 221-228. 5 ABПPa), 4). 06, oп. 6, 17, 170, 229-231. 6 ABПPa), 4). 06, oп. 6, 17, 4. 170, 216-220. 7 ABПPa),6.06, oп. 6, 11. 17, 4. 170, 232,这两点建议是否被接受 从文件上看不出来 按照被占领地区给予50%折扣的标准 4亿美元 5 机会 3 义务不适于个别国家因处理外贸关系而签署的支付协议 7 第二章错失良机 苏联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 135 初结束的德黑兰会议也起了很大作用 虽然会议没有 重讨论战后经济 问题 但这次会议对于促进三大国战时军事合作和战后政治合作发挥了 重大影响 1更重要的是 次会议实现了美苏两国领导人第一次会面 斯大林非常重视这次会晤 不仅 真理报 首先全文发表了会议宣言 斯大林还亲自修改了塔斯社对会议结果报道的题目 把中性的 苏美英 政府首脑会议 改为更具合作意味的 三大盟国领导人会议 2在会后的 此时苏联内部已经形成共识 12 31 外交人民委员部向莫洛托 夫提交了一份关于战后美苏经济合作的非常重要的报告 报告在分析莫 斯科会议美国国务卿提交的备忘录的基础上指出 德黑兰会议已经确定 战后国际经济合作的原则 赫尔的建议涵盖了战后合作的基本问题 苏联的利益不相抵触 甚至可以满足苏联的某些特殊利益 战争赔偿 因此 苏联政府可以接受美国的建议 并在一系列问题上进行合作 体包括 关于战后赔偿问题的谈判 同意缔结国际贸易公约 消除贸易 歧视和关税壁垒 取消出口关税和配额制 提供最惠国待遇等 签署特 殊商品和私人贸易的国际协议 关于航空运输的谈判等 报告还提到 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复兴开发银行的问题 经给在美国的苏联代 表团下达了指示 4从这个报告也可以看出 苏联对于战后与西方的经济
一次新闻发布会上 罗斯福在回答记者的提问 斯大林是什么类型的人 时说 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3 136 经济漩涡 观察冷战发生的新视角 合作 最感兴趣和最看重的 是开展对外贸易问题 而在美国人的逻辑 发展世界贸易的前提是稳定货币 这一点 莫斯科的政府官员或许 没有注意到 但经济学家看得很清楚 1943 12 1日苏联政府的官方英文刊物 战争与工人阶级 刊登 著名经济学家Е. 瓦尔加的一篇文章 文章对凯恩斯计划和怀特计划 分别进行了详细分析后指出 尽管两者都不可能对苏联的经济政策产生 影响 但就货币和汇率稳定而言 怀特计划优于凯恩斯计划 瓦尔加明 确指出 苏联只对那些可以加速战后经济恢复和重建的项目和措施感兴 不过他承认 苏联将受益于一个建立在 金含量固定的货币 为美元与黄金挂 里指的应该就是美元 笔者 础上的贸易体 并暗示苏联政府可能出于其他目的而考虑参加货币谈判 1 1944 1 莫斯科的 世界经济和国际政策 杂志又发表经济学家1.特拉赫金 伯格的文章 其中写道：「 们对外国货币的稳定感兴趣 既有接受 我们出口商品的国家 也有我们从那里进口商品的国家 我们对世界贸 易的发展感兴趣 无论任何措施 其中包括货币措施 要在某种程度 上有助于上述任务的解决 都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 /苏联在这个时候公 开发表这些文章 特别是瓦尔加的文章 不无用意 3结合上述苏联内部讨 论的情况 以断言 莫斯科在苏联技术专家启程去美国参加谈判之际 想要向西方透露的信息实际是 只要能够提供大额长期贷款 接受对
草案的修改意见 苏联愿意加入怀特计划 1 华盛顿谈判 苏联加入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条件 1944 1月初 苏联两名技术专家先期抵达华盛顿 21 29 契楚林率领的苏联代表团全部到达美国 其中包括莫罗佐夫和兹洛宾 3 此期间 1 11 怀特已将英美技术专家共同起草的关于平准基金的 方案交给苏联代表团 尽管提供了英美两套不同方案 但双方都视美国 方案为主要方案 4 2月到5 美苏技术专家的谈判基本上也是围绕美 国方案进行的 实际上 7月布雷顿森林会议之前 通过差不多同时 进行的美英谈判和美苏谈判 有关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议 以下简称 基金协议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议 以下简称 银行协议 基本条款已经形成 美英谈判确定了基金协议草案的基本原则和内容 苏联对基金组织旨在解决的根本问题 即汇率稳定和多边支付制度不感 兴趣 他们关注的主要问题是 苏联加入基金组织和银行的成本 苏联 能够得到多少贷款 基金组织成员的义务对苏联经济政策和贸易制度的 收到苏联代表团2 13 的报告5天以后 财政人民委员部和国 家银行向莫洛托夫表达了他们的意见 接受专家的建议 同意美方提出
影响 苏联在这两个机构中的影响力 5 1 38 经济漩涡 观察冷战发生的新视角 的认缴份额中黄金的比例为25% 苏联的方案是15% 或黄金储备的 10% 同时坚持将领土被占领国家的黄金缴纳额在此基础上再降低50% 领土被占领国家可以用本国货币从基金兑换必需的外汇 而无需以黄金 支付一半款项 关于向基金组织所购外汇的一半需支付黄金的义务 说明不包括新开采的黄金 基金组织通报本国的经济信息需通过协商 的方式 对领土被占领国家的贷款应提供更优惠的条件等 1 为了推动美苏经济谈判达成共识 争取尽快召开有关基金问题的国 际会议 美国总统也出来说话了 对三大国正在 就此问题预先交换 意见 的情况 2 23日罗斯福致信斯大林说 切需要一个联合国 家机构用以共同制定程序 藉此研究国际经济合作的各个领域 应予以 讨论的问题 讨论程序以及现有协议与拟达成协议及未来活动的协调手 合作的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并值得关注 我认为 现在完全适 宜建立一个联合国家的机构 用以研究这些问题 以制定研究根据莫 斯科会议和德黑兰会议的决议开展国际经济合作问题的各种条件和程 /与此同时 1944 3月的联共 中央机关刊物 共产党人 又发表了瓦尔加关于货币稳定计划的修改稿 其中明显地表示出对怀特 在断断续续的谈判中 美苏双方都做了一些妥协 照苏联代表团 在报告中的说法 美方几乎否定了苏联所有的修改方案 但都会提出新 建议 少部分地满足了苏联的要求 比如 为增强借款能力 投票权 1
计划的赞同 4
23 10 斯大林回信：「毫无疑问 在经济领域展开国际 和对理事会的影响力 苏联要求保证其在基金总份额中至少占10% 国表示同意 但拒绝在协议中指名基金理事会的执行董事 怀特承认莫 斯科是基金组织的黄金存放地之一 但其他存放地的问题留给理事会处 美国不接受对领土被占领国家的黄金缴纳实行50%的折扣 但同意 给予25%的折扣 关于确定和变动汇率的问题 美国同意在一定时期内 苏联可以自主决定卢布平价 关于向基金组织提供经济信息的问题 国拒绝苏联的修改 但建议在章程中列出一些必要的指标 如果成员国 政府认为基金组织建议的措施是不必要的 则它们没有义务执行这些措 怀特还同意在协议中按苏联的建议写上 基金组织不应提出任何建 要求改变成员国经济组织的根本性质 过谈判 苏联代表团得出 结论 尽管不会带来重大的经济利益 但是苏联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却有 重要的政治意义 特别是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和参与解决国际 金融问题的能力方面 1至3月下旬 怀特感觉讨论进展顺利 虽然还不能 然而 在莫斯科的领导机构却有不同感受 4 4 财政人民委员 部和国家银行向莫洛托夫报告说 参与谈判的苏联专家的观点是 苏联 加入基金组织不能给自身带来实质性的直接经济利益 苏联加入的理由 出于政治考虑 增加苏联的影响力并通过基金组织获得金融信息 兹韦列夫和叶姆琴科的看法是 美国专家拒绝苏联关于自主确定货币平 价和基金组织不得干涉成员国货币和经济政策的修正意见 实质上造成 了苏联代表在基金组织讨论这些问题时依赖美国支持的局面 苏联的经 济利益也在减少 但参与基金组织依然可以具有一定的经济收益 由于
确定 但对技术人员来说 有希望在未来几周内达成协议 2
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 联合国家专家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则的联 合声明草案 签署在即 他们建议应指示在美国的苏联专家 如果不答 应苏联的最后条件 苏联专家就不可能在 联合声明 上签字 如果美 国专家仍坚持原来的意见 苏联专家在拒绝签字的同时应声明 苏联对 加入基金组织持积极态度 至于加入的条件 苏联专家还要与相关部门 协商作出最后决定 随后 报告详细列举了苏联的最后条件 如坚持维 护国家贸易垄断 独立确定卢布平价 不反对与基金协商调整汇率的幅 度问题 领土被占领国家缴纳黄金应享受25% —50%折扣的优惠”尽量 争取向基金所购外汇的一半需支付黄金的义务在未来五年内不适用于曾 被占领的国家 向基金上缴的黄金不包括本地新开采的黄金 通过调整 份额计算公式中的指数(主要指国民收入)将苏联的份额增加三分之一 以保证苏联在基金总份额中的比例达到10% 确保苏联在基金理事会的 执行董事席位等 1在递交报告的同时 依据上述意见 兹韦列夫和叶姆琴 美国的确急于在联合国家代表中正式讨论基金组织和复兴开发银 行的方案 以便通过一个共同的协议 尽早建立起新的国际货币金融体 3但召开正式国际会议的前提是美英苏三大国首先达成共识 早在上 年的10月美国就将 联合声明 的草案发给了英国人4 但迟迟没有回音 4 5 赫尔向英国转交了摩根索的信 告知美国总统希望在5月召开 1
科还作为附件呈递了他们起草的给在美专家的指示稿
一次联合国家和有关国家政府的代表会议 讨论建立平准基金和复兴开 发银行的问题 为此必须提前发布 联合声明 求英国尽快对此问题 做出决定 但得到的答复是 如果政府被迫表态 将在英国议会引起混 1面对英国继续拖延的态度 美国立即于4 10日将 联合声明 案发给了苏联 摩根索在信中说 苏联代表团在契楚林先生的领导下 与美国专家的讨论取得了非常可观的进展 苏联专家显示出高超的技术 能力和对建议的透彻理解 摩根索要求苏联财政人民委员部尽快 此时苏联已经了解到美英之间存 大分歧 4 12 给莫洛 托夫的报告中 兹韦列夫和叶姆琴科认为 由于苏联参与世界贸易的程 度有限 种分歧对苏联没有什么好处 但如果苏联未能及时与美国和 英国协调立场 则美国和英国可以在没有苏联参与的情况下发表 联合 声明 而不会考虑到苏联的意愿 3 联的这种心态 无意中配合了美国 的策略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 联合声明 的发表 4 16日美国驻英国大使维南特通知国务卿 英国同意发表 联合 声明 但前提是目前专家讨论中的未决问题已达成协议 “4 17 摩根索又向英国通报了由美国以联合国家专家的名义起草的 关于建立 复兴开发银行的声 5 天午夜 务卿赫尔要美国大使转告英国财政 大臣 美国将在华盛顿时间4 21日晚8时向新闻界公布关于复兴开发 银行的 联合声明 根据此前与英方商议的安排 要求苏联和中国在 同一时间发表声明 果届时没有收到英国的肯定性答复 美国将单独发表声明。
就发表 联合声明 做出决定
在向英国施加压力的同时 美国给莫斯科送去了一个半真半假的信 4 17日晚上10 摩根索要求哈里曼大使向苏联财政部通报 英国已经同意就建立国际货币基金发表 联合声明 未说明英国的前提 条件 预计该声明将在华盛顿 伦敦和重庆同时发表 时间安排在4 21日晚8 如果莫斯科也同时发表声明 显然是十分可取的 24 18 财政人民委员部和驻美使馆分别向外交人民委员部提交了对摩根索 来函的答复草案 前者要求苏联专家以最快的速度向美方提交苏联对 合声明 草案的结论性意见和建议 后者则认为摩根索回避苏美之间的 分歧 苏联的答复应指出这些分歧 并声明 在获悉专家们进行的谈判 结果后 财政人民委员部将把关于发表共同声明问题的意见通报给美国 财政部长 3苏联最高决策者对此作何反应 目前还没有看到任何史料 第二天 苏联驻美使馆又发来一封加急电报 转告了美方关于 联合声 中包含的几个条件 可能是与苏联专家最后协商的结果 其中部分满足了苏联的最后要求 如经商议后允许成员国外汇平 价有10%的浮动 若事先得到基金组织批准还可以有更大浮动 拥有份 额最多的五个国家的代表自然成为基金组织的执行董事 在三年过渡期 内允许成员国继续保持一定的汇兑限制 使馆请求将以上情况紧急告知 财政人民委员 并转达了美国国务卿的 挚期 希望苏联将这些条 款加入即将发表的声明 4华盛顿时间19日上午10 莫斯科时间凌晨3 摩根索要通了莫斯科的电话 敦促哈里曼竭尽全力获得苏联人的同意。同时，他 还致电苏联驻美使馆 要求他们提供一切支持。
面对如此紧张而微妙的局面 苏联在最后一刻作出了答复 20 晚莫洛托夫紧急召见哈里曼 向他宣读并递交了苏联政府的声明 声明 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主要条款 美苏专家之间存在 重大分 部分苏联专家对一些条款表示反对 而苏联政府尚未及对上述主 条款进行研究 但是 如果美国政府需要苏联表明态度 便保证 在外部世界取得良好的效果的话 么苏联政府同意对自己的专家下达 命令 让他们同意摩根索先生的方 2华盛顿收到哈里曼的电报 是当地时间21日凌晨4 18 3苏联政府的做法为自己保留了足够 外交转圜空间 虽有些勉强 但还是表现出顾全大局的合作诚意 4 美国政府也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就在4 20日同一天 国政府 表示同意就基金问题发表 联合声明 尽管有关银行问题还要与美国进一步磋商。
4 21 美国 英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正式公布了 于建立联合 国家和联系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家联合声明 64 23 苏联 消息报 4版刊登了 联合声明 7苏联批准了 联合声明 ，并表示愿意参加国际货币会议 预示 美苏两国有可能在战后展开更紧 更具建设性的合作 美国也有理由为此感到兴奋 不过 摩根索有 些过于乐观了 他在4 21日给罗斯福的信函中说 国务院和财政部都 为苏联的决定具有重要意义 这表明 们希望在世界的眼中与我们 系在一 1这个判断未免有点言过其实 言之过早 甚至可以说是 厢情愿 斯大林的确非常愿意在战后与美国继续合作 也正是因为如 苏联才同意参加它并不感兴趣的国际货币会议 但是 从莫洛托夫 颇具外交辞令的答复来看 问题涉及传统的经济体制有可能发生改变 苏联领导人是不是能有远见 有气魄地闯过这一关还很难说 苏联 就是在这种状态下 就是以这种心态走向布雷顿森林的 联合声明 表以后 美国便紧锣密鼓地开始准备国际会议 美国 原来的安排是5 1日发出邀请 5 10日左右在华盛顿召开起草委员 会会议 准备国际金融会议的议程和协议草案 5 26日左右召开国际 融会议 2实际上 摩根索和怀特心里清楚 莫斯科和伦敦接受美国的 基金计划都有些勉强 26日晚上的内部会议上 怀特担心苏联因其要 求未得到满足可能会采取抵制态度 他主张 如果英国和苏联都拒绝参 不要召开会议 如果只是苏联拒绝 也要推迟召开会议 不是 因为苏联在经济上很重要 而是苏联缺席会使整个计划的成果 变酸 在摩根索看来 即将召开的会议是对苏联和英国在战后与美国合作意愿 的考验 尤其是莫斯科 外部事务上与世界其他国家合作 这是 4 25 摩根索将美国的日程安排告诉了莫斯科 并特别说明 总统指派他作为美国代表团团长出席会议 而他 诚地希望 苏联也
它以前从没有做过的
能派财政部长来参加会议 2 27 国务卿又发电报 催促苏联给予明 确的答复 2但此时苏联内部还在就参加基金的最后条件进行讨论 4 29 外交人民委员部美洲国家司司长 X察拉普金和巴拉诺夫斯基 鲁秋尼扬联名向维辛斯基递交了一份报告 对于 联合声明 所列条款 提出了修改意见 除了坚持莫斯科应成为黄金储存中心之一 苏联份额 应增加三分之一 向基金缴纳的黄金不包括本国开采的黄金 基金组织 不会提出成员国改变其经济结构基本性质的建议等 最主要的让步是 苏联同意向基金组织提供除黄金开采数据以外的其他经济数据 此外 报告还建议 将已在美国参加谈判的专家纳入苏联代表团 任命财政人 民委员兹韦列夫为团长 3外交人民委员部的最后一项建议未被采纳 5 2 克里姆林宫告知美方 苏联接受邀请 将派代表团去华盛顿 但财 政人民委员无法出席 因为他 太忙了 4 5 5 契楚林等专家向莫斯科提交了他们与美国谈判基金问题的 总结报告 在详细介绍基金的原则 宗旨和政策 并逐条对比美苏两国 专家的分歧意见和谈判结果后 报告总结说 苏联参加国际基金组织有 七点间接好处 利用对基金贷款的管理增强苏联的影响力 表明了苏联 愿意与美国合作的立场 稳定汇率将为扩大资本输出奠定坚实的基础 这有利于苏联战后扩大对外贸易和经济重建的需求 参与基金管理机构 有利于苏联及时了解国际金融状况 有资格加入复兴开发银行 从而使 苏联可以得到长期贷款 加强黄金作为国际结算的作用 有利于苏联作 为黄金生产和出口国在国际黄金市场发挥影响 若苏联不参加基金可能 会招来国际经济组织对苏联外贸活动的打击 专家们还提出了对基金协
议草案的最后处理意见 其中建议做出让步的条款有 不再坚持删除成 员国汇率调整必须经过基金组织批准的条款 只提议增加如下内容 商议确定国营贸易国家的货币平价时 基金将考虑到其经济的具体结 不再坚持删除那些黄金和外汇储备超过其份额的国家需用黄金回购 外汇的条款 只提议在领土被占领国家推迟三年执行这一条款 接受成 员国货币的平价将以黄金表示的条款 要求新增加的建议有 保证苏联 在基金拥有10亿美元的份额 以接近美英的份额 美国29 英国13 坚持要求对领土被占领国家缴纳的黄金给予25% —50%的折扣 视其遭受损失的程度而定 给予四大国每个国家不少于10%的投票权 而无论其份额多少 为了保证苏联在理事会中相对较大的影响力 不再 增加执行董事的名额 1 5 15 契楚林等人又提交了他们与美国专家讨论银行问题的 报告 在这方面 美苏专家的分歧意见不大 苏联的建议是在认缴份 获得长期贷款以及贷款条件等方面应对被侵略国家给予优惠 美国 都表示同意 只是优惠的程度问题 如苏联要求股本认购给予50%的折 美国只答应给予25%的折扣 而且要限定年限 4 —5 最多10 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的 主要是成员国向银行提供经济信息的问题 总之 苏联专家认为，「鉴于有利的政治环境和与美国的正常关系 联加入复兴开发银行可以获得直接的经济利益 还可以获得如同加入基 金组织一样的间接利益 苏联专家提出的对银行草案的修改意见 大体 与对基金草案的修改意见相同 唯一让专家感到为难的是 由于银行的 份额认购额度与贷款额度没有关联 故应尽量减少在银行的份额 但考 虑到银行份额与基金份额具有直接的关联性 而苏联已提出在基金的份
额占有10亿美元 恐不便在银行提出较少的份额 27 苏联国家 银行提出了对复兴开发银行组织草案的修改意见 基本原则与苏联专家 的意见相同 即在各方面为被侵略国家提供优惠条件 只是更为详细 至于专家们的难题— 苏联在复兴开发银行资本金中的份额 报告明确 由于英国的拖延 起草委员会会议和国际会议只能推迟召开 35 25 国务卿赫尔向有关国家发出了邀请 告知召开国际会议的时间是7 1 还特意提到美国代表团由财政部长领队 45 30日美国大使馆 得到通知 苏联代表团将由副外贸人民委员M. 斯捷潘诺夫率领 56月 5日美国使馆向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提交了一份备忘录 通报了会议地 期限和费用负担等会务事宜 沼月9 摩根索收到罗斯福的一封信 信中授权摩根索可以同意对基金和银行协议生效至关重要的修改 但条件是这种修改不能从根本上改变 联合声明 中所载的原则 美国 代表团的责任是 向世界证明战后国际合作是可能的 76 10 美国 技术专家与英国 苏联和中国商议后 邀请澳大利亚等几个国家的技术 包括美国在内有17个国家代表参加的大西洋城会议于6 24日正 式召开 除了拟定国际会议的议程 还讨论的关于基金的 联合声明 和复兴开发银行草案 在持续5天的会议上 代表们提出了 70多项修正 主要讨论的是份额 投票权 黄金 汇率 债权人的责任以及复兴
专家于6 24 在美国大西洋城会晤 以便商讨国际会议的议程 8 提出应与基金份额一致 10亿美元 占总份额的10% 2 148 经济漩涡 观察冷战发生的新视角 开发银行的贷款原则等问题 苏联代表在会议上没有积极参与讨论 在一些涉及苏联利益的问题上表明了他们的立场 将投票权与份额脱 领土被占领国家的黄金认购额消减50% 为新开采的黄金提供一项特 殊条款 卢布汇率由苏联自行掌握以及修改成员国向基金提供经济信息 的义务等 作为国际金融会议的预备会议 对于所有的修正案只是提出 和讨论 没有做出决定 其中最具争议 也是各国代表最感兴趣的问 即基金份额在成员国之间的分配 不在这次会议的讨论范围之内 怀特设计的分配份额的计算公式也没有展示给各国代表 有这些 其是份额问题 在正式国际会议上讨论决定 1 5 29 在大西洋城会议结束 布雷顿森林会议召开前夕 罗斯 福给与会代表发来一封贺信 信中说 布雷顿森林会议只是战后世界秩 序与和谐所需的诸多阶段之一 但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阶段 罗斯福 希望这次会议能够提供一个证据 证明不同国籍的人们已经学会了如何 布雷顿森林 美苏在国际货币会议上的分歧与妥协 1944 7 1 来自44 国家的730名代表和专家 其中包括 16个国家的财政部长 齐聚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 出席有史以 来最成功的一次国际货币金融会议 会议由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主持
调整可能存在的分歧 以及如何作为朋友一起工作 2 第二章错失良机 苏联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 149 苏联代表团团长斯捷潘诺夫被选为会议第一副主席 怀特被选为第一委 员会 基金 主席 国代表团团长凯恩斯是第二委员会 银行 主席 中国代表团团长是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 苏联代表团还有另 5名成员 即A马列京 副财政人民委员 契楚林 兹洛宾 鲁秋尼扬和莫罗佐夫 3 顾问及其他工作人员 1 会议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解决各国临时性支付困难的基金组织和一个 提供结构性国际融资的银行 并为此签署国际协议 会议第一天的新闻 稿指出 1943 5月在弗吉尼亚州温泉城召开的粮食和农业会议 1943 11 在新泽西州大西洋城召开的救济和重建会议之后 这是45 个联合国家和联系国家举办的第三次全体会议 如何保证战后国际货币 的稳定 并在此基础上恢复和重建世界贸易 实现繁荣与和平 们在 这里是为了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并调和在如此复杂的问题中始终存在 的合理分歧 2应该说 次会议的成功 分体现了联合国家之间团结 合作的国际主义精神 尽管如前所述苏联对会议的主题 稳定货币等不感兴趣 但苏 联代表团还是积极参加了每个阶段和所有问题的讨论 在私下会谈时 斯捷潘诺夫坦率地对摩根索承认 苏联面临的所有问题都无法通过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来解决 虽然货币自由兑换是可取的 但苏联的经济由国 家控制 不需要国际组织来安排稳定汇率 取消支付限制和形成多边贸 不过 苏联代表也看到了参加基金组织在两方面可能得到的好处 一是获取战后重建的经济援助 二是提高作为大国的政治声望 因此
美国人感到 如果可以做到这两点 而不必付出巨大代价和受到国际组 的制约 苏联似乎倾向于加入基金组织 1美国代表团在内部会议上讨论 所得出的结论也是苏联有意在战后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保持商业关系 2 由于存在诸多分歧 达到这些目的 就需要美国和苏联两国代表 团在谈判中付出极大的努力 正像美国代表e.埃克斯所说 苏联代表在会议上的表现 证明了 己的谈判技巧 顽强精神以及不知疲倦和不屈不挠的作风 们凭借 苏联红军在战场上不断取得的胜利作为讨价还价的本钱 坚持己见 不会做出让步 3与会者普遍感觉与苏联人的沟通比较困难 还有两个重 要原因 一是语言障碍 苏联代表的英语水平不高 译人员又不足 临时从外贸学院调派了六名学生担任口译助理4 以至于出生于俄罗斯的凯 恩斯夫人一度不得不出面做非官方翻译 5二是授权有限 代表团级别不 凡事必须请示莫斯科 他们 没有与政府通过电话或电报协商的 情况下不敢迈出一 6所以 出席会议的美联储货币专家e A.戈登魏 泽有一句研究者常引用的 名言 他感觉苏联代表一直 行刑队与英 语之间挣扎 7苏联代表既没有决定权 又面临语言障碍 在谈判中步履
维艰 说如此 苏联代表团还是尽其所能 基本上完成了莫斯科交代 的任务 苏联在会议上参与讨论和争论最多的 还是会前提出的有关苏联 切身利益的那些问题 而且 虽然面对几十个国家 但是要真正解决问 题也只能通过与美国代表的私下会谈 下面列举的主要争议问题及其解 反映了苏联与美国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分歧和妥协的基本情况。
关于基金份额
份额是国际基金组织的核心概念和内容 由成员国向基金 缴纳的黄金 本国货币或有价证券构成 份额对成员国意 基金认 购的资本额 可利用的基金资源和在基金内拥有的投票权 也就是说 额的大小直接决定了成员国在基金组织内的权力 责任和利益因此 一般国家都希望尽可能扩大自己的份额 但基金资本总额有限 此增彼 所以份额的分配和确定必将存在激烈竞争 这是美国在布雷顿森林 美国为分配和确定份额设定了两个标准 一个是政治标准 即战后 将对国际政治产生重要影响并承担主要责任的四个大国 四大 必须拥有最大的份额 而由罗斯福和赫尔安排的顺序是美国 英国 联和中国3 另一个是经济标准 即以国民收入 黄金储备 进出口贸易额 等经济因素作为权重形成的计算公式 而这两个标准之间是有冲突的 这种冲突在计算苏联的份额时表现的最为明显 先是苏联的黄金储备
会议上面对的 最重要 也是 最困难和最麻烦的问题 2
军事机密 1926 起就不再公布 2 次是对苏联的国民收入有不 同统计 很难确定 3最后是苏联的对外贸易额小的可怜 甚至少于中国 且常有逆差 4按照美国专家最初的计算 联在基金的份额仅有1.64 总份额80 美元的2% 这显然不符合罗斯福的政治标准 与苏 联的大国地位也很不相称 财政部主张把苏联的份额提高到10亿美元 (相应的份额是美国35 英国及其殖民地15 中国5亿) R.e 克塞尔等专家1943 5 24 报告说 大量的数据测试表明 这样 华盛顿联合国家专家会议前 6 13 美国专家拿出的数字是 苏联份额7.63亿美元(美国29.29 英国及其殖民地12.75亿) 6美国 人主动做出的努力使苏联份额 有了大幅提 但维辛斯基在惊喜之余 通过谈判 1944 5 国同意将苏联的份额提高到10亿美 元左右 以确保10%的投票权 8在此之前 怀特计划中基金总份额都是 感到 这仍然不够 与美国和英国的差距还是太大。
分配有困难
100亿美元 到大西洋城会议结束时 根据摩根索的指示和怀特的意见 美国专家提出了交给国际会议的份额方案 在总份额80亿美元的基础 美国占27.5 25 英国及其殖民地13 12.5 苏联8 中国5 4.5 时预留10% 10 美元 以便于在各国之间 进行调整 1这个变化激怒了苏联代表 会议刚刚开幕 得知苏联的份额只有8亿美元 斯捷潘诺夫向美国 人提出了质疑 7 3 下午的对话中 美国代表感觉苏联人 常不 他们希望在8亿美元的基础上再增加三分之一 或大约提升到10 亿美元 当晚8 30 美国代表团召开会议讨论份额问题 争论十分 热烈 于苏联的份额 怀特解释说 给苏联10%份额的原则没有变 只是总份额降为80亿后 联的份额就是8亿了 会议形成三种意见 主张答应苏联的要求 国务卿艾奇逊 财政部长摩根索 对无条 件满足苏联要求 财政部副部长文森 应苏联对份额的要求 但在 其他问题上不再让步 尤其是黄金认购额和新开采的黄金问题 美联 储主席m. 8.埃克尔斯和怀特 会议通过了给苏联代表团的备忘录 管存在 令人遗憾的误 美国代表团 证将与苏联代表团一起努 增加苏联的份额 2随后立即举行了美苏两国代表团的会谈 在听过 怀特的解释后 斯捷潘诺夫强调 计算份额必须考虑纯经济因素以外的 因素 且应基于未来而不是过去的统计数据 苏联政府对份额的印象是 苏联将得到10亿美元或更多的份额 略低于英国 但是在会谈接近尾声 当斯捷潘诺夫得知英国的份额是12.5亿美元后立即声称 这种情况下 联的份额应该大约是12亿美元。
美国代表团7 5日和6 反复讨论了份额问题 最终决定同意给 苏联12亿美元的份额 以换取苏联在其他有争议问题上的让步 例如 苏联曾要求 份额中只有25%必须用黄金支付 而怀特坚持要求不低于 50% 如果苏联拒绝将份额与其他让步联系起来 美国将把对苏联的援助 限制在10亿美元以内 7 美国以备忘录的形式将这一决定正式 通知了苏联代表团 值得注意的是 从谈判策略出发 备忘录的替代方 案对苏联的份额限制是9亿美元 而不是美国代表团内部讨论时经常提 到的10亿美元 同时还具体列举了新的基金方案中11个苏联必须遵守 的条款 2第二天 苏联代表团将美国的立场报告给莫斯科 7 11 莫洛托夫亲自给斯捷潘诺夫回电指出 苏联的份额不能少于12亿美元 时还要确保 对于苏联代表团提议而遭到拒绝的相关问题 在商定的 苏联份额正式固定下来之后 能够得到审议 根据财政人民委员部和国 家银行的建议 莫洛托夫确认了在获得12亿美元份额同时苏联要继续坚 持的几项内容 要包括 争取消减遭受侵略国家的黄金认缴额 最高 25% 尽量做到基金组织40%的黄金放在份额最大的其他三个国家 7 11 下午与苏联代表团的会谈中 摩根索对苏联毫不妥协的 态度 感到非常震惊 他认为 价还价式的交易 不是美国政府 理这个问题的指导精神 这话说的有点言不由衷 笔者 斯捷潘 诺夫语气谦和 但态度坚定 摩根索再次要求苏联在两个方案中选择一 斯捷潘诺夫响应说 正在等待莫斯科的直接答复 并建议美国可
不影响国际交易的情况下苏联可以自行调整卢布平价等
以直接与莫斯科联系 I收到国务院的电报后 驻苏大使哈里曼给莫洛托夫 写了一封信 并与维辛斯基通了电话 但是 直到13日夜里11时哈里 曼发出电报时 莫斯科还是没有任何答复 2 7 14日中午美苏代表团再 次会谈 斯捷潘诺夫遗憾地通报说 没有收到莫斯科的任何消息 为等待 答复他晚上都没有睡好觉 摩根索焦急地说 整个会议都被耽误了 即将召开的关于份额问题的代表大会上 美国代表必须公开表态 美国的 最后意见是 支持给予苏联12亿美元的份额 并同意新开采的黄金不计入 国家的国家储备 但减少25%黄金缴纳额的条件不能答应 斯捷潘诺夫表 应斯捷潘诺夫的要求 7 15日下午全体会议前 美苏代表团进 行了又一次会谈 斯捷潘诺夫一上来就长篇大论讲述苏联对认缴黄金和 自主处理汇率平价问题的理由 摩根索坐立不安 最后 摩根索说 常遗憾 美国代表团不支持任何关于减少黄金认缴额的建议 在斯捷潘 诺夫进一步的追问下 怀特表示 对于苏联的建议 美国代表在大会上 7 15日下午4 第一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 会议讨论了该委员 会下属份额特别委员会主席文森提交的关于各国份额的分配方案 份额 3亿以上的国家有 美国 27.5 英国 13 苏联 12 中国 5.5 法国 4.5 印度 4 加拿大 3 大会一 致通过了这个建议方案 但中国 法国 印度等六个国家持保留意见 文森在报告时解释说 份额分配面对的情况非常复杂 困难重重 为解 决这些问题 总份额已从80亿美元增长到88亿美元 经过深入讨论，
示感谢 但关于缴纳黄金的问题 还是要等政府的答复 3 尽量不投反对票 但如果没有人提出反对 我们将不得不表示反对 4 1 56 经济漩涡 观察冷战发生的新视角 委员会投票批准了该报告 苏联代表在会上提出了一个附加方案 建议 对遭受侵略国家的黄金认缴减少25% 经过一番辩论 该建议尽管得到 12 的支持 还是被委员会否决了 苏联代表要求在备忘录中记录记下 它的保留意见 1 份额问题到此结束 按照这个结果 苏联在份额问题上实现了 12 的目标 在总份额中的比例也大大提高了 达到13.6% 2为解决苏联的问 除了总份额增加外 美国还不得不对中国和法国的份额分别消减了 5000万美元 3这样 不仅保障了苏联的经济利益 提高了苏联对基金组 织的影响力 而且充分显示了苏联在战后的大国地位 了把苏联拉入 基金组织 合理地 抬高其地位 美国把苏联的份额从最初计算 纯经济因素 1.64亿美元拔高到12亿美元 专家们为此确实花费了一 番功夫 别是要按结果来调整苏联相关的经济数据 负责份额计算的 美国专家米克塞尔后来回忆说 最终确定的苏联份额 其在世界贸易 中的重要性几乎毫无关系 而完全是为了承认苏联在政治上和潜在的经 毫无疑问 苏联在基金组织中最主要 关键的问题上取得了胜利。
关于黄金问题
黄金问题主要包括份额中黄金的认缴数额 员国回购本国货币需 用黄金的义务 黄金储备是否包括新开采的黄金 以及基金组织的黄 存放地问题等 沙皇俄国曾是黄金的主要生产国和供应国 但连年的
济上的重要
战争和内战导致黄金储备大量消耗和黄金产量大规模减少 以至到20 代中期 苏联与外国账户结算的部分黄金还要从国外购买 1 30年代苏联的黄金生产再度膨胀 1929年至1936 黄金产量 增长了约5 使苏联在世界黄金产量的排名从第4位升至第2 大林非常重视黄金生产 并对19世纪末的 金热 印象深刻 据称 斯大林曾说过 美国的西部 一开始就是靠黄金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 开拓的 2所以在与美国的谈判中 黄金的地位显得十分突出 如果说莫 斯科要在份额问题上彰显苏联的大国地位和政治影响力 那么黄金问题 涉及的诸多因素都与苏联的经济利益紧密相连 怀特设计的基金份额由黄金和本国货币 或政府有价证券 构成 其中苏联最关心的是黄金缴纳额的比重 当美国把黄金比重从25%提高 50% 维辛斯基惊呼 按照份额7.63亿美元计算 苏联就要交出 338吨黄金 大致等于苏联4年所输出的黄金 3经过多次谈判 到国际 会议召开前 规定的黄金比重又降到25% 或黄金储备额的10% 以较 小的数额为准 在此基础上 苏联要求对被侵略国家的黄金认缴额再给 50%的折扣 美国则坚持只有25%的折扣 4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 前说述 苏联要求将其份额从原来分配的8亿美元增长至12亿美元 国同意了这一要求 但取消了在黄金认缴上给苏联的折扣 在大会表决 前的最后谈判中 苏联坚持一定要对被侵略国家给予黄金缴纳的优惠 折扣可不超过25% 甚至提出可在新开采黄金问题上做出让步 但摩根 索和怀特不愿再做出任何妥协 第一委员会全体会议否决了苏联的修正案
斯捷潘诺夫根据莫斯科的指示要求在协议备忘录中记上苏联有保留 意见 1事已至此 莫斯科仍然耿耿于怀 7 18 苏联驻美国使馆在 给赫尔的信函中要求 美国财政部有必要在声明中表明 4 12日拟定 而不是4 22日发表 联合声明 本将作为专家声明的正式文 因为美国媒体报道时 了其中给予被侵略国家缴纳黄金25% 联合声明 规定 成员国从基金回购本国货币必须使用黄金 成员 国黄金 或外汇 储备超过其份额时 该年度所购外汇之一半需支付黄 成员国黄金 或外汇 储备在年终已有增长时 其增长数额之一半 需用来回购本国货币 3苏联在谈判中提出 一条款不应适用于新开采的 黄金 因为这些黄金不是国际收支顺差的结果 不会对其他国家的黄 金储备造成压力 后来又建议 用黄金回购本国货币的要求 协议生 的前五年不应适用于在战争中受到重大损失国家的新开采黄金 美国 布雷顿森林会议期间 为了早日解决12亿美元的份额问题 7 10 斯科同意苏联代表团撤回关于减免25% —50%黄金份额和新开采 黄金的修正案 但仍然坚持份额中黄金的缴纳给予苏联不超过25%折扣 的要求 14日的会谈中 摩根索通报了美国的正相反的意见 25% 扣的要求不能同意 但可以接受苏联关于新开采黄金的建议 6然而 美国提交的方案中并没有列入已经答应的问题 于是 苏联代表团就把
折扣的内容 2 专家倾向允许给苏联两到三年的过渡期
减免黄金份额和新开采黄金的问题提上了特别委员会会议 会议经过辩 在美国反对的情况下 基本上通过了苏联的提案 表述上有些差 即关于用黄金购买外汇和用新开采的黄金回购本国货币的义务 五年内不适用于领土被占领的国家 在大会审议前 美苏两国代表团 又就这些问题进行了反复讨论和谈判 最后 美国原则上同意了苏联的 方案 尽管增加一些附加条款 I 基金协议 关于这个问题的表述比较复 早在1944 1月与美国谈判时 苏联专家就提出了基金组织的黄金 存放地的问题 当时美国的回答是 这个问题留给基金管理机构解决 无论认购的黄金放在哪里 基金组织都可以自由处置 3到了布雷顿 森林 苏联表示同意将黄金的一半放在美国 剩下的黄金40%放在其他 三大国 10%可以放在基金组织认可的任何地方 47 10日莫斯科明确 指示 代表团应提出一项修正案 了基金组织总部所在的国家 黄金 40%应存放在其他三个大国 5莫洛托夫11 来电也坚持这个意见 6 私下谈判时 苏联代表又增加了一个要求 基金组织在苏联保存的黄金 应为15%左右 无论如何不能少于苏联在份额中缴纳的黄金 7美国提交 给大会的方案基本接受了苏联的意见 但是也在最后加了一条 在紧急 情况下 理事会的执行委员会可以将基金持有的全部或任何部分黄金转 移到能够得到充分保护的任何国家 会通过了美国的提案 否决了
但基本上满足了苏联的要求
苏联要删去最后一句话的修正案 但记录了苏联代表团的保留意见 I苏联 意思是 无论规定什么条款 苏联的黄金都不会走出国境 国的理 念是基金组织的黄金终归是要统一管理的 可谓针锋相对
关于外汇管制和汇率平价
苏联实行外贸垄断和外汇管制 卢布汇率的贬值或升值从来就是 由政府操控的 布雷顿森林体系首先要求的就是稳定汇率 实现外汇 平价 也就是说各国的汇率调整应交由基金组织决定 际经济合作就 意味 各国要想实现平稳和平等的交易 必然需要放弃部分国家主权 这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容易理解 比较容易做到 但与苏联的计划 经济体制完全是南辕北辙 这是苏联对国际货币基金不感兴趣的根源之 也是在谈判中最担心的问题 不过 美国人早就想到了这一点 尽管基金的宗旨在于 消除妨碍世界贸易发展之外汇管制 但由于 战争期间绝大多数国家都实行了外汇管制 很难在战争结束时一下子取 联合宣言 特意设立了 过渡办法 的条款 许会员国在过 渡时期内继续实行外汇管制 但应尽快 以渐进的方式将有碍多边清算 之管制制度撤销 如果基金成立后三年内仍采取限制措施者 应就此问 题与基金组织进行解释和商议 布雷顿森林会议通过的 基金协议 汇率平价的问题要复杂一些 还在1944 春天的华盛顿谈判时 联专家就提出 于卢布不在国际贸易中流通 布汇率只是内部记账 的问题 了旅游 对国际贸易几乎没有影响 因此苏联不应受基金组
留了 过渡时期 一章 只是规定更为详尽
织关于维持外汇平价规定的约束 对此 美国专家表示认同 I到大西洋城 再谈 美苏双方对卢布汇率的意义仍然没有不同看法 美国专家只是强 允许苏联自行调整汇率并不意味 剥夺基金组织决定汇率调整的权 然卢布汇率变化不会影响国际贸易 基金组织也就不会不批准苏 联调整汇率 2 联合声明 这个问题上的表述是 成员国加入基金组织 时双方应议定该国货币平价 黄金表示 成员国为解决国际收支严重 失衡或因国内政治或政策原因而需要改变货币平价 应征得基金组织核 基金组织应予以同意 调整幅度不得超过10% 3显然 这样的条款 基本符合但没有完整表达莫斯科的意愿 所以 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争 论的 只是如何措辞的问题。
美国在协议草案中有关汇率调整的说法是 如果已证明进行的修改 对消除现有的不平衡是必要的 或者其对相关成员国的国际业务不会产 生影 基金组织将会同意修改 如果基金组织对证明的结果感到不 并且认为建议对基金组织的工作来说是不正确的 么基金组织应 当对提出的修改意见予以反 4莫斯科认为 这种表述没有免除苏联调 外汇平价须与基金组织商议的义务 莫洛托夫的指示要求改为 如果 外汇平价的改动不涉及成员国的国际交易 则免除与基金组织商议的义 5 14日美苏代表团私下会晤时 美方同意将措辞改为 如果外汇平 价的改动不涉及成员国的国际交易 以在未经该基金会同意的情况下 改动货币平价 双方都认为这两种说法实质相同 但都坚持自己的措 斯捷潘诺夫说 如果采用美国的措辞 还要等待莫斯科来电同意。大会召开在即 摩根索只得表示妥协 I苏联代表团颇为满意地向莫斯科汇 报说 美国 此快地接受了我们的表述 没有经过任何的讨论 以至 大多数参加货币基金组织会议的代表团都没有明白 这一措辞修改的实 关于投票权 成员国在基金组织的投票权显示了其对基金管理的影响力 苏联参 与基金组织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政治考虑 所以对这个问题格外重视 如前说述 苏联在这方面的要求是 拥有不少于10%的投票权 成为 基金理事会的当然执行董事 将投票权与份额脱 英国的主张与此相 美国对前两点没有异议 但不同意第三点 苏联的立场是 在确定 投票权时 主要应考虑一个国家所承担的国际责任 美国专家认为 投票权分配上可以给予苏联等大国足够的照顾 但就一般原则和对大多 苏联的顾虑是担心投票权分散会削弱自己在基金组织的决定权和影 响力 一点与美国不谋而合 4苏联代表团得到的指示是 们赞同通 削弱大会的职权来最大限度地扩大领导机构的职权 代表团的主要责 的同意就通过我们必须遵守的决议 莫斯科还建议代表团私下与美国 接触 应该让美国人知道 们是多么希望美国参与欧洲事务 5对于
质是什么 2 数国家来说 参与基金管理的程度必须与其向基金提供的资源成比例 3
任就是 不许出现这样的条款 根据这一条款 国际组织 不经我们 美国在会上提出的关于投票权新的计算方法 即每个国家250 此外 10万美元份额增加一票 莫斯科来电认为 这种变化有利于包括苏联 在内的份额较大的国家 应予支持 1如此安排的结果是 9.9万张总票 数中美国占28% »英国占13.4% »苏联占12% »中国占5.8% 法国占
苏联的投票权比原来的设想增加了两个百分点 自然十分满意。
关于提供经济信息
如上所述 怀特在一开始设计平准基金方案时就提出了成员国有义 务向基金组织提供各种经济信息和数据的问题 无论是分配份额 确定 平价 缴纳黄金 还是对以后各项业务的开展而言 提出这一要求的合 性和必要性都是显而易见的 但这对苏联却是一个天大的难题 因为 它的很多经济资料从不对外公布 些还被列为国家机密 特别是前面 提到的关于黄金的资料 苏联提出的修改意见是通过协商的方式提供相关 信息 遭到美国的坚决反对 国际会议前 双方未能就此达成一致意见 7 8日审议基金组织与管理的会议上 美苏分别提交了关于信 息问题的方案 美国的方案把向基金组织提供信息作为成员国的义务 但成员国不承担提供那些会暴露个人或公司业务信息的任何义务 而且 当基金要求会员国提供信息时 应顾及各会员国提供此项材料之不同能 美国要求各成员国提供的经济信息共12 包括黄金和外汇的储备 黄金的开采量和进出口量 商品的进出口量 批发 零售和进出口 价格指数 以及汇率和外汇管理的数据等 苏联的方案比会前退让了一步同意提供黄金和外汇储备的信息 投资 外贸 汇率以及收支平衡 变化的情况 而其他信息的提供需要基金组织与成员国达成协议 I在美国 有条件地同意给予苏联12亿美元份额的后 代表团向莫斯科提议 可以 接受美国提出的信息清单 但财政人民委员部和国家银行对于提供如此 广泛的信息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表示怀疑 并建议仍然坚持原来的主张 莫洛托夫支持了后者的立场 并在7 11 电报中要求代表团坚持以前 给他们的指示 2然而 7 14日与摩根索的会谈中 苏联代表团的态 度却发生了神奇的变化 斯捷潘诺夫表示 苏联政府从来没有对外公布 如此多的国家信息 而得到这些数据预计也会遭遇很多困难 不过 了避免苏美代表团之间在信息问题上出现的这些分歧 苏联准备接受美国 目前尚未看到在此期间代表团与莫斯科上级机关有任何沟通或请示 的史料 不过 苏联代表在没有接到指示的情况下就在如此重大问题上 自作主张 是难以想象的 这一点 在会议期间其他更为细小 如用词 问题的处理上也可以看出来 无论如何 大概是美苏在布雷顿森林会 议谈判中解决最顺利的一个问题 也是苏联做出让步最明显的一项条 关于银行份额 复兴开发银行是苏联比较向往的机构 主要原因是为了取得战后重 建的长期贷款 这里最大的问题是向银行缴纳份额 资本金 的数量
的方案 包括提供国民收入数据和国内物价指数等新增加的内容 3 最后 基金协议 在这个问题上几乎一字不差地表述了美国方案
用美国代表埃克斯的话说 关于苏联银行份额的谈判 布雷顿森林 会议上最艰难的谈判 I事实上 这也是整个会议直到最后一刻才解决的 问题 银行份额与基金份额的相同之处在于二者都与投票权相关联 份额 的大小直接影响到管理权问题 不同之处在于 金份额决定了 为稳 定货币的 贷款额度 而成员国在银行的信用贷款能力则取决于需要而 不是份额 承担较大的银行份额只是表明具有经济实力的大国要承担更 的责任和风险 因此 苏联在会前就强烈表示 赞成减少那些遭受重 大损失的国家在银行的资本认缴额 同时又不要相应地减小其投票权 美国专家则认为 银行份额的首期交付只有20% 其中10%还可以在需 要时再交付 济压力并不大 认缴额的大部分 可达80% 将以资本 实际上 在布雷顿森林会议关于复兴开发银行诸多事项的审议中 苏联并没有提出什么方案 在大多数情况下不过是在英国方案和美国方 案之间做选择而已 3苏联代表团关心的 只是银行份额问题 负责银行 项目的凯恩斯在7 17日的一封电报中说 过讨论 所有主要代表 团都认可了银行份额与基金份额同等的原则 了苏联 他们坚持 的政策是得到所有的利益而不承担任何责任和义务 4 联在基金的份 额已争取到12亿美元 但在银行只愿意认缴9亿美元 这样 银行资 本金将短缺3亿美元 凯恩斯作为银行委员会的主席 这个难题甩给
形式保留下来 以支付银行的担保 所以经济风险也不大
了美国人 1 7 19日晚 美国代表团正副团长与斯捷潘诺夫会晤 劝说他接 12亿美元的银行认购 摩根索试图用苏联在战后世界的大国地位 益增长的国际影响以及美苏友谊来打动斯捷潘诺夫 但斯捷潘诺夫坚持 认为 由于战争带来的损害 9亿美元对苏联已经是能够做到的极限 最后 苏联代表答应再给莫斯科发电报请示 220日上午 美国代表团开 专门讨论苏联的银行份额问题 文森介绍了与斯捷潘诺夫进行的艰 苦谈判的情况 尽管摩根索为此贡献了 1夸脱12年的苏格兰威士忌 联代表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 在对苏联人失去信心的情况下 代表们讨 21日上午9点半召开的内部会议上 美国代表团发生了意见分 摩根索主张应坚持让苏联承担12亿美元的份额 怀特也认为应该继 续努力 但苏联有可能接受的是10亿美元 其他缺额可由美国补上 多数代表主张向苏联让步 芝加哥第一国民银行行长Е布朗指出 苏联的份额认购对银行影响不大 因为私人货币市场对苏联的担保没有 信心 相反 如果强迫他们接受更高的份额 会导致苏联退出银行和基 结果将危及基金组织的建立 4紧接 10 15 文森召集包括苏 联在内的部分国家代表团团长研究这个难题 由于苏联份额的下降还可 能导致其他一些小国份额的缩减 要达到银行总资本的差额就不止3 美元了 文森介绍了情况以后首先表态 为了弥补缺额 美国愿意承担 2.5亿美元 会议开到这时有点像 拍卖 会了 波兰代表 举牌 表示 可以增加2500万美元 中国代表同意将认购增加5000万美元，古
论了各种替代方案 但一筹莫展
巴代表也表示请示政府后份额有望增加 最后 加拿大代表承诺 说服 政府增加2500万美元 只有印度代表表示 如果苏联的份额减少 印度 政府恐怕也难以接受现有的份额 凯恩斯看 坐在那里一言不发的苏联 代表 忍不住讽刺说，「如此坚定 毫不妥协 的表现 似乎 有违大国 的荣誉和形象 斯捷潘诺夫被迫起来讲话 但除了表达谢意和解释苏联 苦难外 他仍然坚持莫斯科给予的授权只有9亿美元 1在下午召开的 各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 森宣布 苏联代表仍然没有接到莫斯科的答 但中国 波兰 加拿大 美国和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同意增加自己的 份额 而使银行总资本能够保持在预计的88亿美元 2 联的顽固态度 22日是会议的最后一天 闭幕大会安排在晚上9 45 4就在此前 两个多小时 情发生了戏剧性变化 晚上7 斯捷潘诺夫在与摩根 的紧急会见中告诉他 斯科已经同意12亿美元的银行份额 惊喜过 望的摩根索再三追问 斯捷潘诺夫转达了莫洛托夫特意要他转告美国人 的话 斯科之所以同意份额的规模 是因为摩根索先生要求苏联代表 团这样做 摩根索高兴地说 次会议几乎是成功的 现在是完全成 5有学者说苏联代表在当天上午就收到了莫斯科的电报 意搁置 了几个小时 6此事是纯属巧合还是故弄玄虚 由于作者没有提供准确的文 献来源 故而无法查证 但可以断定 表团不会不将21日下午会议的
引起很多会议代表的强烈不满
结果及时上报 所以 莫斯科的指示应该是得知苏联的要求已经被接受 情况下做出的 无论如何 结局都是皆大欢喜 摩根索迫不及待地将 这一消息电告了罗斯福 并认为 这是苏联愿意同美国在一项维护世界 和平与繁荣的计划中进行全心全意合作的重要证 I他又一次过度乐观 地解读了斯大林的善意 来自莫斯科的最后消息确实给布雷顿森林会议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 所有与会国代表都签署了 基金协议 银行协议 及会议最后通 过的各种文件 而一些国家的保留意见 大家都接受了凯恩斯的要求 只记录在不公开发表的第一委员会会议记录中 不作为最后文件的附 苏联代表也声明表示赞成 2布雷顿森林会议在一片欢乐的祝贺和赞 美声中结束 次会议 成功地完成了摆在面前的任务 美国代表 或许已经完成了比最后文件所体现的意义更大的事情 国代表 历史上 开创了一个新时代 法国代表 是一次 重大的历史性成 加拿大代表 实现我们的共同目标 久和平和世界 繁荣 所作的共同努力和新贡献 苏联代表 3罗斯福则在祝贺信中 指出 布雷顿森林会议通过的两个协议 持久和平与安全的结构进一步奠定了两块基石
基金 银行两个协议的签署及会议的成功 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美 苏两国之间的妥协 这是美苏基本立场一致的结果 本章上述对会议争 议问题的详细梳理 否定了俄国学者最新研究的结论 似乎只是苏联
在布雷顿森林会议做出了 重大让步 I关于美苏相互妥协的问题 综合 审视两个协议的讨论过程和最后条款 可以分为四种情况 美国完全或 基本接受了苏联的要求 基金份额 最核心的问题 卢布平价和基 金投票权 苏联被迫接受了美国意见 黄金认缴和提供信息 美国首 先做出让步 而苏联在最后一刻接受了美国方案 银行份额 其结果 是全体成员国受益 银行增加了 3亿美元总资本 双方妥协 其他 要问题 即新开采黄金 黄金存放地 外汇管制 事实上 在所有争 问题上最后达成协议 是双方采取妥协与合作态度的结果 如果谈到 让步 恐怕还是美国大一些 2其原因 主要在于美苏两国对会议的方针 和态度不同 说到美国对苏联的让步 就涉及一个研究布雷顿森林体系 建立躲不过去的问题 怀特间谍案 早在1944年春天 即布雷顿森 林会议召开前 美国联邦调查局就收到怀特是苏联间谍的举报 并随后 展开了详细而彻底的调查 包括窃听 监视 邮检 正因为如此 怀特 未能担任本来非他莫属的国际基金组织总裁 1948 8 13 已感到 身体不适的怀特被传唤到美国国会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 关于共产主 义间谍活动 的听证会接受调查 并为自己做了成功的辩护 听证会后 第三天 怀特死于心脏病 r麦卡锡时代 怀特再次被指控为苏联 间谍 甚至把刚卸任的美国总统杜鲁门也牵涉进来 但也因证据不足而 了了之 时隔多年 1995年美国安全和情报机构公布了大量关于苏联 间谍案件的解密文件 证耻惘 一次掀起了怀特间谍案的讨论热潮 尽管联邦调查局档案中关于苏联间谍案文件多达1.3万页 但并没有怀特
本人是间谍的可靠证据 仅仅因为在苏联情报中发现了怀特的代号 学家 律师和理查德 并不能证明他就是间谍 毕竟 包括总统罗斯福 代号卡皮坦 在内美国政府的几十名官员都出现在解密文件中 苏联得 到的情报中也确有怀特间接提供的消息和材料 但没有证据表明怀特知 道他所接触的对像是苏联情报员 场争论至今尚无定论 1 实际上 现在关于怀特案件的讨论已完全失去了法律意义 但对于 历史研究而言 然是引人关注的问题 因为这涉及对布雷顿森林会议 特别是其间美苏关系的评价 2通过对历史过程的梳理可以确定 于怀特 作为布雷顿森林会议和美国代表团的核心人物却 命于莫斯科 的说 法是站不住脚的 不过 怀特主张对苏联友好 与苏联合作的立场和主 张也是确定无疑的 尽管他是站在美国的立场上 3 使如此 人们也无法 将美国对苏联的让步归结于怀特或某个个人 在这里 不应该忘记那个 时代的政治背景 在冷战全面爆发以前 别是在布雷顿森林会议召开的时期 美苏
关系正处在最佳状态I 他们不仅努力加强战时合作 而且期望 战后的 期合作 而这种合作的经济基础 如罗斯福本人所说 正是布雷顿森 林会议提出的建议 如同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关于建立联合国的建议是 政治合作的奠基石一样 2至于这种政策和方针的认知基础 奥乔伊的分析 认为就在于 趋同理 很多左翼的美国人和欧洲人认为 在大萧条时 资本主义开始转向 国家社会主 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意识 文章发表于1944 4 2日的 纽约时报 趋同理论在美国达到了新 的高度 第二天 纽约时报 的社论指出了这样一个 美国经 济正在走向社会主义 而俄罗斯却在走向 国家资本主 在一些重要的生产实践和技术上 今天的俄罗斯甚至比美国还要资 在美国政府和官员中 赞成 同论 的也不在少数 国前驻苏大使 ( 1936— 1938年)戴维斯就曾指出 俄罗斯民族主义正在抬头 ，「 产主义在这里将会失 现在苏联的制度是 一种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 主义(a Type of Capitalistic State Socialism ) j ° 4 罗斯福也认为 莫斯科 在走向 种改良的国家社会主 而美国正在走向 真正的政治和 社会公正 5所以 正如波拉德指出的 摩根索和怀特在布雷顿森林对苏 做出重大让步的原因就是他们认为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经济体
本主义化 就在美国的报刊杂志上对此展开了热烈讨论和争论 3 态正在减弱而变得务实起来 篇题为 共产主义教条基本修正 1 72 经济漩涡 观察冷战发生的新视角 系并非是互不兼容的 I从这个角度可以更准确地理解怀特的那句名言: 金组织需要苏联 如同 不能让一艘战舰上的大炮不被绑住 否则 造成很大伤害 2怀特强调美国希望并应创造条件让苏联加入国际货币金 融体系 非按照字面的理解是要在战后控制 苏联经济 而是 认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有可能并且已经开始坐在一条船上 那么就必须 守同样的航海规则 正因为如此 美国起草的布雷顿森林会议文件为苏 联的计划经济体制预留了充足的空间 而苏联也看到了这一点 虽然注意到战后与美国和西方进行经济合作的美好前景 但是莫斯 科更关切的不是如何实现和延续这种合作 而是如何通过这种合作扩大 苏联的政治和经济影响 并从中获取经济援助 主要是贷款和新技 些观点 1944年提供苏联最高层决策参考的两个报告中得到 了充分体现 3从上述苏联各部门官员所提交的请示报告也可以看出 们大都认为 布雷顿森林体系要解决的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 苏联的计划经济没有关系 苏联参加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就是为了提 升政治影响力和获取贷款 苏联的谈判方针主要是如何避免政治和经济 风险 减少经济负担 从莫洛托夫同意派代表参加谈判和最后批准增加 银行份额的言辞看 苏联加入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都显得有些勉强和被 乎只是为了顾全美国的面子 表示苏联愿意进行国际经济合作 如果将苏联同时参加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与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情况 做个比较可以看出 里姆林宫对建立联合国并作为创始国的兴趣显然 大大超过前者 首先 俄国档案文献显示 无论是苏联内部参加联合国
题讨论的层级 席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代表团规格 还是下达指示 的机构 都高于布雷顿森林会议 其次 联为了提高在联合国的发言 是要求苏联的各加盟共和国都能成为正式成员国 被拒绝后又提 出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必须作为成员国加入联合国 在布雷顿森林 代表完全没有提到这个问题 最后 于联合国问题 苏美最高领导 人多次通过往来函电讨论 苏联内部的文件也大多送斯大林本人批阅 而关于国际基金组织问题基本上就是莫洛托夫出面处理 罗斯福与斯大 之间也只有一封电报间接提到此事 1 正是由于缺乏根本的驱动力 当美苏关系开始恶化而莫斯科感到无 望取得美国贷款后 苏联政府最后没有批准已经签字的国际协议 难产的决定 苏联拒绝加入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布雷顿森林会议的成功只是万里长征迈出的第一步 摩根索知道还 很长的路要走 美国国会是否能够投票通过基金和银行协议还是未知 国和苏联的态度也令他担忧 2凯恩斯在闭幕大会的发言讲得更明 我们必须在热情和信仰的鼓舞下 这里离开 下来的任务就 说服整个世界 3根据协议的规定 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银行建立的 条件是 1945 12 31日之前 批准加入这两个组织的协议签署国 份额总计分别达到总份额的65% 4因此 这两个国际经济组织能否成
分别拥有28% 31.4%投票权的美国是否能够通过立法这一关就是 最关键的因素 1 布雷顿森林协议在美国遇到的难题首先是其 秘性 协议文本所 使用的法律和金融术语让政府官员 国会议员和社会大众很难明白其中 的真正含义 况且有些条文还是起草者 意使其含糊不清 避免引 发不必要的争议 2由于不理解 公众舆论和很多国会议员都对广泛讨论这 些问题 根本没有兴趣 3民意测验显示 甚至到1945 5 29 只有23%的公众能够明白布雷顿森林与国际事务的关系 4其次是在政治 上遭遇的障碍 美国的很多国会议员 银行家和商人从一开始就结成联 反对布雷顿森林体系 保守派怀疑这是自由派的阴谋 试图在国际 领域实行 特别是保守的共和党参议员塔夫脱坚决反对布雷顿森 林体系 他指责说 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就像把资金倒进下水道一 为了克服这些困难 国务院和财政部费尽心思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 员和宣传活动 摩根索托人设计的 方案成为美国有史以来政 府机构为取得立法支持而进行的最详尽 最复杂的工程之一 他们不仅 为记者和专栏作家组织信息午餐会 还为大众准备了广播剧本 册子 和文章 甚至播放补贴短片 通过激发公众参与 造社会舆论 争取
所有可能影响国会的精英团体和个人的支持 I尤其是大力争取经济学家和 各方面专家的支持 2这些活动的效果是明显的 截止5 中旬 众议院银 行和货币委员会收到的支持信件有25000 反对信件只有42 3 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摩根索 怀特和其他政府官员在国会听证会上的发 才会对议员们产生重要影响 4罗斯福也出来站台 总统让国会面临的 选择是 世界或者是走向统一和广泛分享的繁荣 或者是分别走向必然 相互竞争的经济集团 我们作为合众国的公民有机会利用自己的影响来 5 24 众议院银行和货币委员会以23票对3票通过了布雷顿森 林立法 66 7 议院以345票对18 对美国参加基金组织和国际 银行投票表示赞成 7 7 19 议院以61票对16票通过了一项法 授权总统批准美国加入这两个组织 町月31 美国新总统杜鲁门 布雷顿森林协议在英国也受到阻力 要求是在租借停止后得到美 的贷款 否则英国议院无法通过 经过长达一年的艰苦谈判 英美金 融协议终于在1945 12 6日签署 英国得到了朝思暮想的37.5亿美
批准了 布雷顿森林协议法
促成一个更统一和合作的世界 5在美国政府大力宣传和推动下 1945 元贷款 而美国提出的条件 除了要英国承诺在一年内取消对英镑可兑 换的限制外 就是必须批准布雷顿森林文件 42 15 英国下议院以 314票对50 12 17日上议院以90票对8 半数议员弃权 在美国和英国的带动下 拉丁美洲和英联邦国家纷纷行动起来 12 27日在华盛顿举行了协议签字仪式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 兴开发银行宣布成立 3到限定日期的最后一天 12 31 共有30 国家完成了加入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的正式手续 还有5个国家将在 次年初完成 4 35个国家在基金和国际银行的份额分别为73.24亿美 83.23% 76.00亿美元 83.52% 5布雷顿森林体系终于建立起来 然而 在所有这些作为创始成员的国家中 却没有首先参与建立这 两个国际经济组织讨论 也是美国最期盼加入这两个国际经济组织的大 苏联的决策程序与英美完全不同 里不需要立法机构辩论和批 也无需大规模的宣传活动 而只要最高决策者拍板即可 但莫斯科 做出决定同样不易 且经历了一个从冷漠 积极 犹疑再到最后拒绝 的复杂过程 苏联代表团在布雷顿森林取得的成就最初在学术界似乎反映出一种
苏联 6 过了英国参加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的议案
乐观情绪 1944 9 12 联共 机关刊物 布尔什维克 发表 了苏联教授乙6.阿特拉斯的文章 第二天的 纽约时报 对此进行了报 文章对布雷顿森林会议提出的原则表示支持 作者认为 尽管国际 货币平准基金和其他经济组织本身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基本矛 这些机构在目前可以促进欧洲经济战后重建的进程 1不过此后几个 月的时间 没有迹象表明苏联政府在关注战后国际经济机构建立的问题 1945年初 即雅尔塔会议召开前 苏联政府开始认真考虑这个问题 1 3 以斯捷潘诺夫为首的出席布雷顿森林会议的苏联代表团主 要成员向莫洛托夫提交了一份重要报告 关于苏联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需要解决的问题 报告指出 如果苏联有意参加这 两个机构 就必须对一些主要问题做出决断 即卢布的平价形式 黄金 或美元 卢布的起始平价 苏联国家银行在开展外汇业务方面的权利 苏联国内黄金买卖的价格 基金章程所允许的外汇平价汇率偏差 根据 章程规定向基金组织通报的信息等十个金融方面的技术问题 同时 必须解决组织和人事方面的问题 如确定加入的时间 参与国际金融业 务的国家机构 骨干工作人员的培训及准备相关法律文件等 为此 捷潘诺夫等人提交了为人民委员会起草的决议草案 决议草案责成由兹 韦列夫 维辛斯基 0. 科夏琴科 国家计委 A. D克鲁季科夫 贸人民委员部 和叶姆琴科 国家银行 组成委员会 三个月内就上 述问题提出建议 提交人民委员会批准 1 26 莫洛托夫在文件上 据俄罗斯学者m.А李普金提供的材料 3 5日这个委员会正式成 负责人正是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沃兹涅先斯基 不过 参加委员会
批示 询问沃兹涅先斯基同志 2 1 78 经济漩涡 观察冷战发生的新视角 的外交人民委员部成员不是维辛斯基 而是更专业一些的人员 外交 人民委员部经济司司长V. 格拉申科和副司长阿鲁秋尼扬 委员会责成 参加布雷顿森林会议的苏联代表团就参加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的问题准 备建议 这个建议于4 8 提交给委员会 1作者没有提供苏联代表团 提交的建议 笔者在俄国档案中也没有发现这个文件 不过 李普金提 了另一个文件 1945年春天格拉申科和阿鲁秋尼扬准备的关于布雷 中写道 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草案和在布雷顿森林会 议上通过的其他决定 从国际合作的角度来讲苏联是可以接受的。」 告还提出了为履行苏联加入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所承担的义务而应采取 然而 雅尔塔会议以后美苏之间不断出现的分歧和矛盾 令莫斯科 的态度转向迟疑 1945 8 10 即美国 布雷顿森林协议法 批准后10 曼大使致函维辛斯基 美国希望尽快获知苏联政府在批准布雷顿森林 协议方面 经采取或将要采取的任何行动 3 8 17日维辛斯基答复: 9 27 美国使馆再次发出照会 催问苏联对批准基金协议和银 行协议的立场 5由于几个月都没有收到任何答复 12 7日美国使馆又 发出口头声明 希望苏联政府在12 31日前签署这些协议 6最后签字
的具体措施 2 顿森林会议的报告 与几个月前的迟疑态度不同 报告在 结论和建议 对于这个问题 目前苏联相关机构正在审议中 4 第二章错失良机 苏联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 179 期限日益迫近 莫斯科仍然没有动静 12 20日哈里曼不得不再次催 他在给维辛斯基的信中巧妙地换了一个说法 美国打算在1945 12 27日签署协议 特邀贵政府参加美国签署仪式 其他在布雷顿森 林会议文件上签名的国家 也将受邀参加这个仪式 这个建议是出于这 样一种考虑 即贵国政府可能愿意派一个代表团到华盛顿 就包括批准 和签署协议在内的一些问题尽快进行讨论 里曼还提醒说 如果签 署协议 苏联政府应按照规定 向美国政府和国际银行分别缴纳1% 基金份额和1%的银行认购额 24万美元 1在莫斯科外长会议期间 21 美国国务卿又直接向莫洛托夫询问 苏联批准文件是否存在 直到此时 莫斯科才感到不得不加快研究和决策的步伐 各种报告 和决议草案接踵而至 й月27 沃兹涅先斯基委员会向莫洛托夫提交 了正式报告 根据莫洛托夫的指示 报告对1 3日斯捷潘诺夫报告所 列问题 依次提出了答复 卢布平价必须以黄金表示 宣布卢布与黄金 的比价为1 0.1676735 在苏联以不超过卢布平价正负一定范围 由基 金组织规定 内的价格买卖黄金 基金组织的这一要求并不妨碍苏联在 世界市场上买卖黄金 苏联国家银行发行钞票时以黄金和硬通货支持的 问题与苏联参加这两个机构没有直接关系 苏联国家银行在进行货币交 易时继续享有专有权 向基金组织通报的苏联黄金和外汇储备应以财政 人民委员部和国家银行收支平衡表为准 可以同意基金组织自由处置以 卢布表示的苏联份额 但不能自行决定从卢布账户中提取卢布 可以遵 从基金组织章程允许的外币汇率与平价之间的偏差 可以同意基金协议 关于转移性支出的限制 但苏联转移支出的适度规模由自己决定 章程
法律问题
规定必须向基金组织提供的信息只能由国家银行经政府批准后提供 果确定苏联加入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 最好在12 31日前发表声明 加入后的业务操作应委托给苏联国家银行 国家银行应为在国际经济机 构工作的苏联员工举办特别培训 因这两个机构不在苏联落地 不存在 其官员的豁免权问题 最后 作为先决条件 报告重申了苏联代表团所 声明的有关黄金存放地 黄金缴纳额 领土被占领国家的财务负担等保 留条件 1通篇看下来 虽然设置了一些前提条件 但委员会的出发点是倾 向于苏联加入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 莫洛托夫一直没有响应 12 8 格拉申科和阿鲁秋尼扬再次 提交报告 鉴于美国国会已经通过了美国加入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的立 英国下议院也将在12 12 讨论布雷顿森林协议 并一定会通 再加上美国政府不断催促苏联速做决定 该报告以委员会的名义要 如果原则上决定了苏联加入 就应该在12 31日前发表声明 4天以后 12 12 莫洛托夫在报告上批示 送维辛斯基 同志和杰卡诺佐夫同志 应予以讨论 /此二人均非委员会成员 莫洛托 夫显然是要再听取专家以外外交人员的意见 没有看到副外交人民委员 维辛斯基和杰卡诺佐夫的任何回复 而据塔斯社20 的报道 美国副 国务卿艾奇逊在新闻发布会上通报 12 27日将在华盛顿正式签署布 雷顿森林会议通过的协议 为此 12 20 格拉申科和阿鲁秋尼扬 又一次向莫洛托夫呈交了一个简短的报告 在通报了已经签署和将要签 署协议的国家名单 20 他们 请求加快研究我国对上述协议的 如果说此前有关机构和个人的报告都没有明确表示苏联是否应该参
态度问题
加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的意见 那么12 21日参加布雷顿森林会议的 苏联代表团的工作报告则立场鲜明地提出 苏联应该加入这两个国际经 济机构 报告从经济和政治以及具体的金融业务几个方面 详细分析了 苏联加入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的有利因素 既可以获得直接的经济利益 应对国际收支逆差 取得贷款担保和直接长期贷款等 又可以获取间 接的政治好处 影响国际金融政策 显示苏联的国际合作态度 了解国 际金融信息等 报告还特别提到 按照章程的规定 苏联加入这些机构 并不存在金融风险 如黄金外流 卢布平价受到外界干预等 1 12 23 新任国家银行行长¥. 1.戈列夫与斯捷潘诺夫 格拉申 阿鲁秋尼扬 契楚林联名向莫洛托夫递交了另一份关于苏联加入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复兴开发银行问题的报告 并附有决议草案 报告简 述了布雷顿森林会议和协议的内容后指出 美国政府认为 目前同 意加入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的国家数量 即使不包括苏联 已经足够使 这两个机构得以成立 报告随后列举了苏联加入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应 承担的六项金融责任 以及加入后给苏联带来的四个方面的好处 结论 尽管加入这两个机构对苏联而言没有特别重要的经济意义 但如果 苏联不加入 则会导致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被人利用做出不利苏联的事 决议草案综合了 11 27日报告和12 21日报告的主要内容 后一句话是：「授权苏联驻华盛顿代办诺维科夫同志签署成立基金组织和 银行的协议 2根据苏联外交决策的程序和习惯 没有上级领导人 这里指的就是莫洛托夫 的同意 一般是不可能提交决议草案的 很可能也是在莫洛托夫的授意下 格拉申科和阿鲁秋尼扬在26 以同样的题目提交了一份经过修改的报告和决议草案 报告增加了大量
篇幅论证苏联加入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的必要性 报告指出 美国拥有 的高比例份额足以使其操纵这两个机构 支持在经济上依赖于美国的 资本主义国家 就是苏联对建立这样的经济机构不感兴趣的原因 这些机构的成立已不可逆转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苏联拒绝加入 就可能 被那些影响战后国际贷款的组织所孤 并引起 苏联向国际 市场出售黄金和获取贷款 方面的困难 美国同意向英国贷款正是 以加入基金组织为条件的 另一方面 苏联加入基金组织和国家银行 以更了解这些组织的内部运作情况 维护苏联及对苏友好国家的 利益 此外 考虑到这两个机构都是专门的国际组织 联合国宪章 又规定它们与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 E03500 苏联作为联 合国的主要成员之一 很难置身事外 报告也提到了苏联加入进去可能 面临的困难 并认为 在很多情况下都取决于我们与美国的关系 也指出，「在必要时 苏联和任何其他成员国可以随时退出基金组织和 国际银行 同时可以取回原先投入的资金 决议草案没有重要改动 是更突出了苏联政府必须发表的一个声明 联加入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条件 就是这两个机构在莫斯科储备的黄 不少于苏联支付给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的数额 1 就是说 12 27日华盛顿举行布雷顿森林协议签字仪式前 照时差莫斯科比华盛顿早7小时 苏联内部已经形成一致意见 同意加 入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 等对外宣布了 然而 在当天美国国务 院会议室参加签字仪式的28个国家代表中 却没有见到苏联人的身影 也没有听到莫斯科传来的任何消息 2尽管如此 华盛顿仍然沉浸在乐观的 气氛中 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的官员 倾向于相信 苏联会在周二的最
后期限之前采取行动 1满怀期待心情的美国人万万没有想到 就在12 28 阿鲁秋尼扬替莫洛托夫起草了一封给美国大使的回函 苏联 政府认为 目前签署在布雷顿森林制订的关于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协议草案没有可能性 苏联政府必须在最近时期形 第二天 29 正是这位杰卡诺佐夫重新向莫洛托夫提交了一份 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复兴开发银行的报告 其结论突然变得十分消 报告认为 苏联参加这些组织的缺点远远大于优点 比如在没有得 到贷款的情况下加入上述组织会被认为是苏联示弱 美国压力下 被迫采取的步骤 加入国际银行要承担金融风险等 因此 苏联目前可 以等等看这两个机构的运行情况 在必要时选择合适的时机加入 杰卡 诺佐夫还乐观地预期 如果对苏联加入这些组织感兴趣 主要盟国会进 一步发出邀请 3值得注意的是 随报告提交的决议草案 标明修改自26 日的草案 却没有什么变化 是对第4点和第10点的文字略有修改 最后一句话仍然是授权诺维科夫在华盛顿签署协议文件 4笔者认为 这样 做的动机应该是考虑到苏联最终还是要加入这些组织 只不过还要等待 更好的时机 同一天 格拉申科也提交了一份报告 与杰卡诺佐夫的结论大体一 不过语气缓和一些 更像是对自己26日的报告的修改稿 报告分 别讨论了苏联加入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的优缺点 与以前的说法差别不 但结论却很不相同 格拉申科谈到 苏联的加入将提高这些机构的
成的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条件下 对这个方案涉及的问题继续进行研究 文件在首页特别标注 草案已与杰卡诺佐夫同志协商一致 2
信誉 也是对美国倡议的 重大政治支持 但是 英国和法国的加入都 获得了美国的高额贷款 而对苏联的同样要求 美国却一直未表现出要 给苏联贷款的意愿 因此 这样的条件下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 际复兴开发银行是不适宜的 报告的结论是 只有当美国同意在有利于 苏联的条件下向苏联提供贷款时 这一问题才可以得到解决 1 正是在12 29 莫洛托夫将前一天准备好的信件交给了美国 大使馆 表明苏联目前尚不能签署文件 是把收件人由大使哈里曼改 为了代办凯南 2 如一些研究者指出的 莫洛托夫的这个表态 不意味 苏联此时已经拒绝加入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 因为截至1945年底苏联 不是唯一没有签署协议的国家 况且莫斯科也没有阻止波兰 捷克斯洛 伐克和南斯拉夫加入这两个机构 3 者通过对上述俄国档案文献的分析 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显然 苏联财政 银行 外贸机构的官员和专家普 遍赞同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 虽然他们认为这些机构的设置主要是为了 解决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矛盾 但是作为政治大国和联合国最主要的成 员国 苏联应该也必须对战后国际经济秩序和所有国际组织发挥影响 何况加入这两个国际组织还会给苏联带来政治和经济上的利益 问题是 加入的时机 笔者推断 很可能是在最后时刻 莫洛托夫 更可能是斯 大林4 出于对美苏关系和美国对苏贷款前景尚不明晰的考虑 认为此时
加入并非最佳时机 于是才会出现外交部门突然修改报告的举动 根据苏联决策程序的惯例判断 这些突然转向的报告和文件必定是受命 而为 另外 从最后的报告和草案内容看 苏联也并没完全关闭进入国 际经济组织的大门 至于草案是否通过和下发 目前不得而知 但事实 吸收苏联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复兴开发银行的过程1946年初仍 在继续 正如本章在引言中讲到的 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一个对战后国际经济 秩序的完整设计 发展世界贸易是其不可或缺的主要内容 也是最终目 国际货币基金协议 第二条的规定即是 进国际贸易 的扩大和平衡发展 1因此 签署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协议的进程尚未开 美国便开始 手组建国际贸易组织的工作了 国际贸易的发展可以促进社会分工和科学技术交流 从而提高劳动 生产率 推动经济增长 这是18世纪以来经济学界的共识 20世纪发 生的两次世界大战更让西方政治家和经济学家认识到 有建立自由的 国际贸易和投资市场 给予所有的国家不受歧视地进行贸易和投资的机 才能消除爆发世界大战的经济根源 避免灾难重演 为此 一个世 如上文所说 早在1943 10月的莫斯科外长会议期间 美国提交 的关于战后国际经济合作计划基础的备忘录中 就包含 非歧视基础 上达成扩大世界贸易的总协议 的建议 对此 联也是赞同的 外贸 人民委员部10 14日报告和外交人民委员部12 31日的报告认为 可以同意美国的建议 缔结国际贸易公约(消除贸易歧视和关税壁垒 取消出口关税和配额制 提供最惠国待遇等) 签署特殊商品和私人贸易
界性贸易组织的产生就成为必然
的国际协议 I布雷顿森林会议没有提出解决国际贸易组织的任务 只是人 们基于1933年伦敦世界货币与经济会议失败的教训 有意识地将货币与 易问题分开处理而已 稳定的货币金融体系是世界自由贸易的基石 早有学者指出 美国战后的最终经济目标是 相对稳定和可互换 的货币基础上 建一个可行的多边贸易体系 3 1934年至1945 美国签订了 32项双边互惠贸易协议 其中许多条款预示了后来关贸 协议中的内容 4 1943 10月英美专家讨论基金问题的华盛顿会议 期间 他们就研究了未来国际贸易的原则问题 并建议设立一个 国际 经济咨询总部 5众议院银行和货币委员会批准布雷顿森林协议以后 1945 5 29 济发展委员会6公布了一份关于国家政策 的政策 7布雷顿森林协议在国会立法以后 美国政府从9 开始通报有 关国家 将启动一项建立国际贸易组织的项目 并为此召开一次国际会 2 5日和14日国务院分别向驻有关国家使馆发出通函 要求向驻在国通报 关于扩大世界贸易及就业的建议 并确定1946 年
但如果二者同时讨论 则将一事无成 2 的评估报告 其中提议 在世界各国推行 大国际贸易和保障就业
夏天召开国际贸易会议 接到邀请的有英国 苏联 中国 捷克斯洛伐 克等15个国家 1 美国国务院11月印发了 关于扩大世界贸易及就业的建议》的宣传 呼吁联合国不迟于1946年夏天召开国际贸易和就业会议 商定各国 战后贸易政策 以防止世界分裂为各自独立的经济集团 宣传册包含由 副国务卿克莱顿组织制定的关于建立国际贸易组织的提案 其中指出 为了消除对国际贸易的限制 如国家规定的关税和进口额度 私人集团 和康采恩 卡特尔的商业垄断 国际市场混乱 生产和就业无常等 必要建立一个国际贸易组织 其成员承诺将根据组织的章程推行自己的 国际贸易政策 2克莱顿希望这个建议可以得到各联合国家的同意 并作 为会议讨论的基础 312 6 美国政府将召开国际贸易会议的相关文 件交给苏联使馆 12日美国大使致函维辛斯基 提请苏联政府注意美国 关于扩大国际贸易活动的建议 并提出为保证这次国际会议成功 将在 1946 3月或4月先召开初步会议希望苏联政府1945 12 31 前确定是否出席预备会议 发表与美国政府会谈的意向性声明 信中 还说 美国将对公开声明中附带的商品清单给予贸易优惠 按照这份清 苏联将成为美国的主要供货商 4需要注意的是 美国要求苏联答复 的日期 12 31 与布雷顿森林文件签署的最后期限完全重合 这应 该不是巧合 对此苏联的反应比较快 12 31 格拉申科和阿鲁秋尼扬向莫洛 托夫提交了关于美国扩大贸易活动建议的报告 报告特别提到了美国的
章程草案中涉及要求苏联在国际贸易中实行非歧视待遇政策的如下内容: 责成对外贸易实行垄断的国家 1.每年需要购买一定数量的协议商品 2.把对外贸易仅当作商业行为 3.取消出口补贴等 并认为这些是苏联 对外贸易不能接受的 外贸人民委员部打算重新开始工作 就苏联感兴 趣的战后国际贸易的主要问题进行研究 并提出建议 为了摸清美国及 成员国对苏贸易的意图 努力消除章程对苏联贸易活动的不利影响 解当前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经济贸易冲突 报告认为 苏联可以同意参加 出席1946 3月或4月的预备会议 但不承诺参加国际贸易组织 告对美国政府把国际贸易问题的最初讨论与关税优惠挂 很感兴趣 认为需要研究美国可能会提出什么让步条件 最后 报告提交了外交人 委员部经济司与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贸易合同司共同起草的对美国来 函的答复草案 其中特别提到 苏联政府欣慰的是 美国政府将就降低 苏联商品向美国出口的关税税率问题主动发表与苏联政府会谈意向的声 同时 希望美国政府在发表上述声明之前通知对苏联政府可减让关 税的货物清单 J 4946 1 3 莫洛托夫在这个文件上批注 请提 米高扬是否拿出了草案 目前不得而知 但就在1946年初对外贸 易人民委员部的机关刊物 对外贸易 发表了一篇署名匸 的文章 说以缩写字母署名发表文章的 一般是该部门的负责人 题目是 国扩大世界贸易及就业的建议 文章以客观描述的方式 详细介绍了 美国拟定的未来国际贸易体系的规则 未加褒贬 3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
供一份经米高扬同意的草案
会理事会2 18日的一项决议 苏联对该决议投了赞成票 并经美 波等国的私下讨论和交涉 在美国建议初稿的基础 2 苏联并没有表示不出席国际贸易会议 2实际上 未等苏联做出是 否参加国际贸易会议的答复 美国又催问苏联对加入基金组织和国际银 行的态度 2 21 美国政府将一份照会交给苏联 在同意有条件 其中包 扩大世界贸易及就业建议 中提出的问题 恢复对苏贷款谈判的同 邀请苏联派 观察员 参加定于3 8日在美国佐治亚州萨瓦纳举 行的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第一次会议 并特别指出 美国打算建议基金 组织和国际银行理事会通过一项决议 允许那些参加了布雷顿森林会议 但未能在1946 应为1945 笔者 12 31日前签署 文件 的国家 在有限的时间内 以与1945 12 31日以前签字的成员国相 据俄罗斯学者考察 苏联有关部门在是否出席萨瓦纳会议的问题上 发生了分歧 外交部阿鲁秋尼扬和外贸部克鲁季科夫认为 苏联不应在 美国的压力下出席会议 而财政部长兹韦列夫则主张派遣观察员的适宜 因为苏联并不会为此承担任何责任 尽管外交部副部长杰卡诺佐夫 已受命准备拒绝美国邀请的答复草案 但最终结果还是财政部的意见占 了上风 决定派苏联采购委员会驻华盛顿办事处专员贝ёН斯特罗夫以
形成迸发表了 国际贸易组织建议宪章 （Suggested Charter for an International Trade Organization） 1 这说明 尽管十分谨慎 至少到 1946 同条件加入 3 纽约时报 后来报道了这一消息 4
察员的身份带队前往萨瓦纳 1 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理事会的首次会议如期召 国总统杜鲁门出席了开幕式 并在讲演中称布雷顿森林计划是新 经济世界的 基石 新任美国财政部长文森则把布雷顿森林体系比作 济大宪章 他们都呼吁已经签署布雷顿森林协议但尚未获得批准的 8个国家 均有观察员出席会议 坚持经济领域国际合作的立 2会议通过决议 同意延长已签署协议的国家以同等条件加入基金组 织和国际银行 美国提议的延长期为半年 捷克斯洛伐克的提案则为一 结果 后者得以通过 3毫无疑问 这显示出大会对苏联等国家加入这 两个国际经济组织的热情期待 但苏联代表团在会议上的表现却与布雷顿森林会议期间的积极态度 全不同 他们把自己封闭起来 没有参加任何社交活动 而且对苏联 是否加入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的问题缄默不语 4在答记者问时 苏联外贸 部代表e P.贝斯特罗夫回答说 联政府还没有做出任何决定 我们 4 18 在一份关于美苏贷款谈判的照会中 美国国务院再次提 醒苏联驻美使馆 望苏联政府不久能够 利用理事会提供的机会 入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 最后这段话是根据财政部长文森的要求和批准
仍在继续研究布雷顿森林协议的复杂问题 5 第二章错失良机 苏联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 191 而增加的 它想表明的意思是 直到1946 12 31 苏联仍然有 资格成为这两个机构的成员 其条件与在1945 12 31日签署布雷顿 森林协议的成员国享有的条件相同 17日莫斯科答复 如果按照 苏联的要求修改贷款谈判的内容 苏联准备与美国进行谈判 但没有提 到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的问题 2不过 在苏联的内部文件中 还是提到了 这个问题 5 23 米高扬和维辛斯基等人向斯大林提交了关于同美国就贷 款和其他一些问题举行谈判的指示草案 其中提到 在促进国际贸易的 问题上 苏联政府不反对同联合国其他成员国政府合作 但这种合作的 范围应该不与苏联经济的基础相矛盾 其中包括不与国家垄断对外贸易 相矛盾 还说 如果贷款和租借清算谈判顺利 代表团可以将附件(6) 中的声明交给美国人 必要时也可以在报刊发表 3附件(8)针对美国关 于扩大世界贸易及就业的建议提出 应拒绝关于外贸垄断国家和出口补 贴的规定 但不应反对国际贸易协议的总原则 因为参加这一协议对苏 联的进出口有好处 4指示草案最后说 如果美国政府同意这些建议 并签 署了贷款和租借清算协议 代表团应该表示 苏联愿意成为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成员 显然 苏联的立场非常明确 苏联 加入这三个国际经济组织的前提是美国必须同意按照苏联的条件签订贷 款和租借清算协议 而美国的立场恰恰相反 苏联的上述意见尚未传递 出去 6 13 美国发来了对5 17日照会的答复 美国政府仍然坚
4 18日照会的条件 并再次强 联加入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 有助于顺利完成拟议中的 美苏贷款和经济谈判 1 苏联把实现贷款作为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主要条件 美国则 把参加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作为对苏贷款的前提之一 双方针锋相 持不下 在美苏政治关系已经大为恶化的背景下 1946 7 双方关于准备贷款谈判的讨论无果而终 2 此之后 管克里姆林宫 从来没有公开宣布拒绝加入国际基金 行和贸易组织 但苏联也再没 原因和结果 关于苏联战后经济决策的分析与思考 到冷战结束前 苏联始终没有 也是参加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国家 也没有在关贸总协议上签字 对于苏联在如此优惠的条件下拒绝加入这 国际经济组织 绝进行国际经济合作 美国当局感到困惑 他们认 作为 家贸易制度的主要代 苏联的加入非常重要 不仅有 利于世界经济和贸易发展 对苏联本身 特别是作为原始成员国 也大 有益处 4于是 对于苏联拒绝加入的原因就出现了各种 猜测 没有得
有正式提出过这些问题 更没有与这些机构进行任何联系
中唯一一个没有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国家 当然 苏联 到贷款 不愿提供经济 其是黄金 信息 缺乏专业工作人员 对资 本主义金融机构不信任; 适合苏联的经济体制 等等 不一而足 I后来 的研究者对个中原因 也是众说纷纭 2从不同的角度观察 上述说法都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成立 这里要讨论的问题是 这诸多因素中 那些表面的或作为借口和谈判筹码的理由 根本的原因在哪里 更重 要的是 苏联在战后拒绝加入国际经济体系 从自身的经济发展战略上 一种合理的选择吗 或者说 斯大林战后经济决策的结果对苏联 是否有利 首先遇到的问题是苏联的经济体制与布雷顿森林文件设计的战后国 际经济体系是否兼容 即国际基金组织 世界银行和贸易组织的运行机 制和规则是否适合于具有外贸垄断 率管制 息控制等特征的计划 经济体制 出席1945 12 伦敦外长会议的苏联官员对外宣称 布雷 顿森林体系构成了对苏联经济体系的干预和破坏 克里姆林宫坚持在世 界事务中保持其行动的独立性 3有些历史学家也认同苏联官方的这种解 4 而苏联代表团在布雷顿森林会议备忘录中记录的 保留意见 似乎 证明这种担心是合理的 不过 笔者不能认同这种看法 首先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当然是两种不同的经济体制 布雷顿 森林体系也的确是为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设计的 然而，第一，
当时很多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实行部分工业国有化和强调国家对经济的 干预 I包括美国 英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 实行战时体制 都在一定程 上保留了进出口许可证制度 并增加了国营贸易和政府赞助的大宗采 购和销售安排 2更何况 以租借援助为纽带的战时美苏经济关系本身就 带有很大的计划性 无论是贸易还是生产 第二 怀特在设计方案时显 然已经意识到两种社会经济体制的差异 但他赞成和遵从罗斯福的 际主 希望苏联能通过参与国际经济合作 逐步摆脱 自给自足 经济体制 因此 第三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基金组织和关贸总协议 要求其成员国或缔约方完全取消外汇管制 基金协议第8条第2 关贸总协议第15条第9 对经济信息的公布也有让步条件 特别是 基金协议还设计出3 — 5年的 过渡期 条款 14 以便这些国 家能够逐步适应国际经济的新秩序 而后来的实际情况是 很多国家的 过渡期 延续了 15 — 20 3第四 捷克斯洛伐克 波兰和南斯拉夫 都作为原始成员国加入了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 尽管那时他们还没有全 实行计划经济 已经纳入苏联的控制范围 而波兰 1950 和捷 克斯洛伐克 1954 的退出 际上是出于政治原因 南斯拉夫则始 终是其成员国 4在世界贸易体系中 捷克斯洛伐克是1947年关贸总协定 的原始签署国波兰 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则分别于1967 1971年和 1973年加入关贸总协议 而这些东欧国家都在40年后期移植了苏联的经 济模式 第五 苏联最初在布雷顿森林协议上签字 以及后来几份关于
同意加入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的请示报告 都说明以苏联官方当时的观 实行国有化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并非加入国际经济体系不可逾越的 障碍 所谓 留意 不过是未来谈判的筹码 其次 涉及苏联的经济安全问题 毫无疑问 雷顿森林协议标志 美国首次对世界经济进行重组的重大尝试 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建立 体现了美国的 霸权优势 这是实力差别形成的客观事实 正如凯 南在1948 2 在一份评估报告中指出的: 我们只有世界人口的6.3% 却拥有世界财富的50%左右 2有学者认为 在这个以美国为中心的系 统中 苏联甚至不可能成为华盛顿的初级合作伙伴 3但伊肯伯里的研 究证明 这种 霸权秩序 有开放 自由 妥协和互惠的性质 各国 参与而不是抵制战后秩序 可以更好地确保其利益的实现 相比单一 和封闭的体系而言 这种多元化和分权化的机制更有利于其他国家发挥 影响力 4在决策程序上 与联合国安理会不同 国际经济组织不存在 决权 的问题 任何人都必须服从多数票的决定 5 德斯塔德或许因此而 认为 在这种国际机构中 基本的决定反映了美国自身的关注 外国人至少影响了决策的范围和时 6 然这里是针对英国等西欧国
而言的 但同样适合于苏联及其盟国 美国是战后最大的债权国 苏联与其他多数国家 包括英国 的经济要求是一致的 都感到美元短 需要大量的重建资金 同时 苏联在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的投票 权仅次于美国和英国 苏联当时在世界贸易中的影响虽然很小 但其具 不可忽视的黄金优势 这些因素加在一起 苏联 将能够以更加有效 的方式影响这些机构的运 I更多的国家加入 无疑将稀释美国在这些 机构中的决策影响力 事实上 金组织成员国的不断增加 后来 美国的投票权已经从三分之一下降到六分之一 2相反 苏联游离于国 际经济体系之外 只能更加强美国的霸权地位 于苏联的缺席 讨论 国际贸易组织宪章的哈瓦那会议 1947 11月召开 无法就有关贸易垄 断国家 联是其典型 与多边自由贸易体系做出任何规定 从而失 去了 为不同经济体系之间的贸易合作找到技术解决方案 的机会 3 的担忧是可以理解的 这种认知未必全面 必合理 同时也不应该 记怀特设想并得到大多数国家认可的国际经济机构的创立原则 国际合作而限制国家主权中某些特定的经济要素 对于国际平准基金 再次 正如史料显示及许多学者指出的 贷款问题的确是苏联加入 国际经济体系主要的 直接的障碍 至少表面上看来如此 对这 问题也有进一步分析的必要 里有两个时间节点值得关注 一个是
此看来 然克里姆林宫对经济安全和加入国际经济机构后 寄人篱下 成功地发挥有益作用是至关重要的
1945年底 美苏关系逐步恶化导致苏联在批准布雷顿森林协议前犹豫不 一个是1946年中 美国终止与苏联的贷款谈判导致莫斯科不再考虑 加入国际经济组织 时及战后初期盟国之间的确存在不少分歧 但美 和西方对苏联主要的不满和抱怨集中反映在东欧问题上 即苏军对华 沙起义 见死不救 苏联在波兰临时政府组成问题上 意孤行 及在罗马尼亚 加利亚和匈牙利选举问题上违背雅尔塔会议约定 关门 政策 同时 伦敦外长会议也显示盟国在德国问题上的讨论陷 入僵局 在美国人看来 莫斯科的做法无疑是把东欧和巴尔干视为自己 力范 并准备与西方盟国分道扬镶 走上单边主义的道路 1对 这些问题的负面看法影响了美国的社会舆论 国会立法和白宫决策 致美国政治中的右翼势力和倾向急剧增强 尤其是在罗斯福去世以后 2 国开始调整对苏政策 经济援助 作为 响符合我们原则的 政治行动的主要实际杠杆之一 最有效的武 进一步 强经济 政策与对苏政治政策之间的协调 里曼语 图逼迫苏联回到盟国 合作的轨道 3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一再拖延并最终停止了对苏联的贷款 显然 由于政治右倾 美国在处理国际关系政策取向上犯了错误 如帕特森指出的 将贷款作为外交武 4就这一点而言 苏联的确是 把贷款问题作为验证美国是否还有诚意继续战后合作的试金石 而美国 则以加入基金组织掩盖了其拒绝贷款的难以启齿的真实目的 逼迫苏 联改变其在东欧和巴尔干的政策
不过也有问题的另一个方面 受到凯南 长电报 广泛传播和丘 吉尔的 演说的影响 在当时美国社会舆论和国会议员普遍对苏 联反感的情况下 使美国行政机构的政策不变 美苏贷款谈判取得成 怕也很难在国会通过 1再者 苏联在贷款问题上死死抱住美国政府 这条渠道不放 恐怕是咽不下英国和法国得到大量美国贷款这口气 取得贷款并非美国政府这一个通道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恰恰是为各国提 供战后重建贷款而设立的 早在1945 4 国务院经济司国际财政与 发展事务处 OFD 就建议 未来向苏联提供额外长期信贷的可行性 而言 应考虑至少部分通过布雷顿森林银行 而不是完全通过进出口银 副国务卿克莱顿对此表示赞同 2国务院照会提到批准布雷顿森林文 即可得到贷款 该指的正是这条通道 此而言 联拒绝加入布 雷顿森林体系无疑是自己切断了获取最优惠条件长期贷款的正常渠道 如此看来 苏联把贷款问题作为进入国际经济体系的主要障碍 即便是 真实的考虑 也是很不明智的 顺便说一句 当莫斯科做出这一决定 也犯了与美国同样的错误 把经济决策与美苏之间的政治和外交 分歧捆绑起来 最后 在笔者看来 联拒绝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最根本 最深层 的原因在于没有意识到战后出现的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历史发展趋势 所有这些国际经济组织只是为资本主义利伯维尔场经济而设置的 苏联 的计划经济体制是最先进 完善的 没有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 而且 将来必定会替代资本主义经济体制 所以加入美国设计的以美元为主导
的经济组织 全没有必要性 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国际经济合作是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的保证 以加大国家干预经济的措施而著称 而战争中几乎所有国家都对自由 经济企业施加了严格限制 特别是对价格 工资和税收的控制 I苏联著名 经济学家瓦尔加在其1946年出版的专著中敏锐地指出 在国际经济组织 中体现出来的国家对经济进行调节的功能 是战后 资本主义经济中主 要的和新的契机 2 一方面 对于苏联的经济体制 在很多美国人 括罗斯福 看来 正如前文已经指出的 在走向 一种改良的国家社 主义 因此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设计者认为 正在变化 的资本主义 和社会主义两种经济体系并非是互不兼容的 联经济制度的不同 性质并未被视为一体化的障碍 3摩根索则在1945 2 指出 布雷顿 然而 对于两种不同经济机制趋同发展的前景 莫斯科的决策者缺 乏清醒认识 除少数经济学家和业务官员外 苏联党内普遍存在一种理 论上的误区 为苏联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然优越于资本主义的市场 经济 而且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和总危机必然要到来 5他们没有 看到 经过一百年的发展 现在的资本主义已经不是 产党宣言 克思 恩格斯 提出要消灭的那个资本主义 经过几十年的实践 现在 的社会主义也不是 哥达纲领批判 马克思 国家与革命 列宁
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形成了一种趋势 美国在战前推行的罗斯福 森林体系为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合作提供了基础
描述的那个社会主义 他们看到的只是苏联经济体制的优势 因为自 诞生以来世界一直处于紧张和战争的状态1 而没有认识到 从根本上 种具有高度中央集权 排斥市场经济的特质的体制是一种战时经 济体制 它在特定的时期相比一般资本主义具有巨大的优势 30年代 西方大萧条时期和战争时期 但在长期的和平环境中却是一种成本高 效益差而缺乏动力机制的经济模式 在这种理论认知的基础上 苏联战后经济发展战略进一步强化了计 划经济体制 1946 3 18 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关于1946 1950年恢复和发展苏联经济五年计划的法令 3 27 联共 央又做出配合五年计划开展宣传鼓动工作的决议 23 20日国家计划委 员会主席沃兹涅先斯基被任命为苏联部长会议委员会副主席 3熟悉苏联情 况的凯南指出 此前这类计划只在党的会议上宣布 这次由刚刚选出的 最高苏维埃批准是 创了先例 而五年计划的宣传活动与声势浩大的 选举紧密相连 目的是 突出苏联的工业成就 以说明 只有社会主 义计划经济才能发展 会有经济安 4不久后发生的一件事更值得 注意 次五年计划没有列入对外贸易工作 对外贸易部认为 只有根 据贸易合同才能 实地规划收益和支付 而计划定额将 导致无法利 用国外市场的行情 部长会议外汇委员会对此表示反对 并于9 6 将情况报告给斯大林 第二天 部长会议做出决议 责成对外贸易部同
财政部和国家银行一样 必须在计划开始前提交年度和季度计划草案 I如 此加强广泛而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 拒绝进入体现了世界经济一体化趋 势的国际经济组织就是必然的选择了 苏联最终未能作为创始成员国加入国际经济体系 不能不说是一种 历史的遗憾 无论从当时还是从长远的结果看 都是苏联经济发展战 略中的一次错误决策 从经济上讲 这一决策最直接的后果是断绝了苏联取得期待已久的 美国长期贷款的可能性 从而导致美苏贸易额断崖式下降 而苏联一直 企望从美国进口中获取亟需的先进技术和设备 鉴于1947 4 即马 歇尔计划启动前不久 斯大林还没有放弃对得到美国贷款的希望2 这种 结果对苏联战后重建和经济恢复产生的负面影响是可以想见的 1946 美国对苏出口额3.58亿美元进口额1.00亿美元7947年分别降为1.49 亿和0.77亿美元 3 加上不久后美国实行对苏禁运政策 根据苏联自己 的统计 美苏进出口贸易总额从1946年的2.13亿卢布直线下跌到1950 更重要的是 这一决策使苏联错过了历史上对原有计划经济体制进 行改革的最佳机遇 二战结束时 苏联具备了逐步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 的一切有利条件 在国内 由于开放和自由 相对于战前 心思变 当时苏联社会心理出现了一种矛盾而有趣的现象 人们对现存经济制度
年的720万卢布和1953 40万卢布
尤其是生活条件极度不满 斯大林和共产党的政治威望却空前高涨 1 这恰是改革的社会基础 在国外 联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关系处于历 上的最好时期 国际安全组织 联合国 和国际经济组织都在构建中 而加入国际货币和金融组织正是迈向市场经济的第一步 也是融入战后 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开端 这恰是改革的国际条件 2相反 苏联未能加入这 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 反而在1947年拒绝马歇尔计划 主动与世界经 济体系切割 进一步强化计划经济体制 为以后苏联的经济体制变革 鲁晓夫时期和戈尔巴乔夫时期 造了难以逾越的障碍 从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上讲 这一决策加速了正在形成的冷战格 特别是在美国造成了对苏联而言的 者痛 仇者快 的结果 国属多元政治 在白宫和国会都存在 明显的左翼 亲苏派 和右翼 苏派 管罗斯福去世后美国政治开始右倾 但主张战后继续与苏联合 作的力量仍不可小觑 1945 11月美苏友好集会上 副国务卿艾奇 逊发表讲话 申战后和平与合作的必要性 强调美苏可以通过商业往 来互相帮助 商务部长H.A.华莱士也指出 那些企图对我们的盟友产 生怀疑 国家之间制造敌意的人是美国的敌人 战时白宫下属的苏联 委员会主席拉蒙特则认为 与苏联合作 促进和平与相互贸易 美国唯一明智的选 3很多学者 别是经济学家 更是对此充满热情 和希望 4就在莫洛托夫12 29日递交照会前 美国国务院与驻苏使馆之 就对苏经济政策发生了激烈争论 艾奇逊要求给予苏联经济帮助以促 其加入国际贸易体系 而哈里曼则坚决反对 除非苏联 停止对东欧的
经济剥削 。1946年初 美国经济顾问会议讨论对苏经济政策 论是美 国应坚持完全互惠 并应保证苏联的利益 26 华莱士还致函米高扬 派代表赴莫斯科会谈 表示美国商务部将 通过一切可能的途径推动 苏联最终未能批准布雷顿森林协议 疑是对美国亲苏力量的无情 打击 而受到鼓舞的却是反苏的右翼势力 与罗斯福 摩根索 怀特等 人的主张相反 美国的右翼势力恰恰期盼苏联拒绝加入 如美国驻苏大 使w.6.史密斯所说 他们担心苏联进入国际经济体系会给美国带来麻 坏和削弱这些机构 4在谈到吸收苏联进入布雷顿森林体系的 问题时 凯南在回忆录里以嘲笑的口吻说 对战后与苏联合作的希望 有哪个部门比财政部 彻底 更天真 更执拗 或者可以说是更残 因此 当莫斯科做出拒绝加入基金组织的决定时 财政部 梦想 破灭了 迸发出一声 困惑而痛苦的呼喊 5最能体现美国右翼人士对 联这一决策反应的就是著名的凯南 长电报 其在政界引发的反苏 波澜 凯南认为 苏联在国际经济领域政策目标是追求在其控制地区的 绝对主导地位 除非得到长期信用贷款 苏联官方 对国际经济 作的基本原则会采取漠视的态度 苏联行为的根源就在于传统的 起点的电报在白宫和国会山引起强烈反响和赞誉 一时间似乎成了
两国广泛的经济合作 ? 深蒂固的 不安全感 其特征就是 扩张 6这封后来成为 遏制理论
美国决策者的圣 I 以看出 苏联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冷战到来 进程。
关于这一点 著名冷战史学者加迪斯有一个广为同行引用的判断 苏联拒绝加入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或放松其控制地区的贸易壁垒 是冷 战的结果 而不是冷战爆发的原因 2当然 战后初期美苏之间的分歧 矛盾是导致苏联做出上述决定的重要原因 但如果认为当时冷战已成 定局未免言过其实 应该说直到1947年夏秋 美国发表杜鲁门宣言和马 歇尔计划而苏联建立起共产党情报局 冷战格局才在欧洲最终形成 3 际上 无论对苏联还是美国来说 全决策和经济决策都是一个互动过 是互为因果的 因此 联决定迈出与国际经济体系切割的第一步 既是此前美 苏政治分歧的结果 也是此后冷战形成的原因 从战后国际秩序建立的 历史过程可以看出 只有联合的安全机制 有联合的经济机制 这是 冷战在战后两年时间迅速形成的根本原因和条件 4因此 美苏冷战起源 的根基不在安全问题 而在经济问题 意识形态当然重要 战略性互疑 也是美苏分歧产生的源头 不过它所导致的安全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虚 幻的 说到底 战后世界分裂的基础在于未能建立起一体化的国际经济 组织和世界经济秩序 联拒绝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美苏关系的 进一步恶化 马歇尔计划 战略物资禁运 巴黎统筹委员会 踵而来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布雷顿森林体系本来是为推动战后国际经
济合作设计的 结果却成为苏联拒绝加入世界经济体系和经济冷战爆发 的前奏 如果拉长历史的镜头 对苏联战后经济战略和发展战略中这一 决策的后果就看得更加清楚了 大林去世不久 特别是苏共二十大以 被迫移植苏联经济体制的一些东欧国家纷纷开始了改革的历史进 1天长日久 苏联经济模式的弊端显而易见2 而进入世界经济体系 入国际经济组织的好处则历历在目3 波兰 匈牙利 罗马尼亚等国家冲破 苏联的阻力 纷纷要求并先后加入了关贸总协议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有些还享受了最惠国待遇 高潮出现在70 — 80年代 4最后 苏联自己也 提出了同样的要求 戈尔巴乔夫执政以后提出 新思维 联也启动了迟到的经济体制 改革计划 并要求加入国际经济组织 因冷战宿怨而遇到重重阻力 1985 12 苏联在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会议上宣布 望加入关贸总 协议 1990 3月则正式申请观察员地位 但在5月理事会审议时受阻 国和日本不同意 51991 7 苏联申请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0月5日，仅得到一个特殊的 准成员国 资格 I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 11月初在莫斯科设立了一个办公室 212 9 国正式宣布给予苏联 最惠国待遇 3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犹疑和抵制 苏联终于开始进入世界经 体系了 然而不幸的是 十几天后苏联作为一个国家就解体了。
面对冷酷而尴尬的现实 顾历史 不能不说苏联在战后错失了 进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历史良机 同时还要看到 从现实经济要求的角度 恰是因为拒绝加入国际经济组织 联自己切断了获得重建贷款 最重要的渠道。
朝鲜战争：史料与观点
战争起因
2023.7.23，朝鲜战争停战70周年，联合国官网上刊发文章认为：1950年6月25日，韩国受到朝鲜军队的进攻，朝鲜战争爆发。安理会同日举行会议，要求停火并吁请北朝鲜军队撤回到三八线。
27日，安理会通过决议，建议会员国向大韩民国提供援助。
7月7日，安理会通过第84号决议（苏联以中国代表权为由缺席），授权美国指挥联合司令部帮助大韩民国击退北朝鲜军队，并授权联合司令部使用联合国旗帜。战争开始
当联合国军向中国边境推进时，麦克阿瑟认为：”不能期望联合国军在鸭绿江边停止不前。”
1950年9月，彭德怀率38军、39军、40军、42军20多万人如苏联人之愿马上就要跨入朝鲜了，毛泽东的一封急电把他从鸭绿江边召回。原因在于美国一架轰炸机误炸了苏联一个机场。美国人表示要送肇事飞行员到军事法庭受审，并保证赔偿一切损失。而斯大林认为：不到万不得已，决不能同美国打。于是给毛泽东发去“苏联空军还没有准备好，不能出动”的电报。对于苏联空军不能出动，斯大林解释为：“如果和美国全面冲突起来，仗打大了，也会影响中国的和平建设……”周恩来说：“如果苏联空军不出动，中国暂缓出兵。”斯大林建议：“那么，就让金日成在中国东北建立个流亡政府吧。”
毛泽东最后决定还是出兵。彭德怀表示：“如果我打败了，顶多是解放战争晚了几年。中国有的是山，咱们再上山而已。”五次战役
中国军队在朝鲜主要打了五次战役。
中国军队的突然袭击，奠定了第一、二次战役的胜利。突然性的成功在于美军对中国意图判断的严重失误：朝鲜战争爆发前，美国人为争取中国大陆而准备放弃台湾，没有一兵一卒在岛上，朝鲜战争一爆发，美国人第一个反应不是针对朝鲜，而是台湾，马上派第七舰队封锁了台湾海峡；其次，中国出兵的突然性，彭德怀说，我从未打过这样的仗，既不明敌情，又不明友情，根本不知道联合国军进到什么地方。
1951年10月19日黄昏，志愿军数十万人先后渡过鸭绿江。这时，平壤已被占领，朝鲜人民军已被打散，金日成去向不明。彭德怀超过了先头部队，只带着几个警卫员在朝鲜的山野中寻找，后在一座叫北镇的金矿里见到金日成。
志愿军入朝一个星期后，美韩军队并不知道，但韩国先头部队在遭遇战中已被打散。直到1950年10月25日（中国政府定为抗美援朝纪念日），在离中朝边境不远的云山，中国军队第一次与美国军队直接开战。这时，美国方面还不能确定中国军队是否正式参战，美国远东军情报官威洛克认定在朝鲜没有正规有组织的军队。而中国的广播电台则公开承认中国志愿军在朝鲜，是为了保护水力发电地区。
第二次战役。彭德怀把近40万大军隐蔽在靠近中国边界的大山中，将对方诱入包围圈。麦克阿瑟下达全线进攻令后，中国军队突然收紧巨大的包围圈，右翼大韩民国第二军团被歼灭；宋时轮率领的27军、26军、20军把美海军陆战1师包围在寒冷的盖马高原上，接近早晨6时，中国军队撤出战斗。
此后，美国军队退到三八线一带，通过各种途径表示愿意恢复战前状态。毛泽东对秘密访华的金日成说：“打第一次战役、第二次战役胜利了，但还不够，还要接着打。你敢越过三八线北进，那我为什么不能越过三八线南进？”
1950年的最后一天，中国6个军的数十万士兵冲向三八线，第三次战役由此开始。美陆军副参谋长李奇微刚来到战场，联合国军全面溃散。1951年1月3日，李承晚宣布“迁都”，汉城至少有一半市民（约50万）决定再次逃亡。李奇微站在汉江桥头看到：“几十万的难民背着包袱、扶老携幼，争先恐后地向汉江拥去。难民们纷纷从冰上渡江。紧抱着婴儿的母亲，背着老人、病人、残疾人的男人，扛着大包袱和推着小型两轮车的人们……”
北京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1951年1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祝汉城光复》的社论号召：向大田前进！向大丘前进！向釜山前进！把不肯撤出的美国侵略军赶下海去！当国内报纸到达彭德怀手中时，他认为：“有些人只知道我们打了胜仗，不知道我们取胜的代价和困难。速胜论的观点是有害的。我们的报纸怎么能这么宣传？”中国军队的前锋到达了三七线，彭德怀下达命令：全军立即停止追击。彭德怀回国后回忆第三次战役时说：我打了一辈子仗，从来没有害怕过，可当志愿军打过三八线，一直打到三七线时，我环顾左右，确实非常害怕。美军几乎是不战而退，志愿军官兵都知道，三八线并不是他们打过去的，几乎可以说是走过去的。凡战场上出现这种大规模的撤退，精明的军事家必然会十分警惕。眼看着几十万中朝军队处于敌人攻势的情况下，我几天几夜睡不好，总想摆脱这个困境。本来后方的物资供应就很难维持，这时敌人又派飞机对我军运输线猛烈轰炸。战士们吃不饱穿不暖，空中有飞机炸，地面对着美军的坦克大炮，左右沿海是美军的舰队，不下船就可以把炮弹打过来。志愿军随时有遭厄运的可能，我不能把几十万军队的生命当儿戏，所以必须坚决地停下来！
彭德怀下令停止进攻，美军却开始了快速反攻。三七线上，联合国军以逸待劳，修筑了十分坚固的工事，几十万中国军队如果继续南进的话，将落入李奇微的圈套。“志愿军的冬天，一个空前流血牺牲的阶段开始了。”
第四次战役。彭德怀利用对方东线的一个小疏忽，发动横城反击战，使联合国军的进攻失利，全线动摇（志愿军一个师创1次战斗击毙对方最多纪录，3350人）。在砥平里，志愿军先后投入8个团，伤亡很大（40军的3个团伤亡1830人，359团3营的官兵几乎全部伤亡）。在志在愿军基层军官的坚决要求下，彭德怀同意了停止进攻。彭德怀回国汇报情况说：“国内只知道取得三次战役胜利的一面，并不知道严重困难的一面。第一批入朝的9个军，经过3个月的作战，已经伤亡四万五千多人，另外，生病、冻伤、冻死约四万人……几十万志愿军既得不到充足的粮食供应，更吃不到新鲜蔬菜，第一线部队只能靠一把炒面一把雪坚持作战。战士营养不良，面黄肌瘦……”彭德怀回到第四次战役的战场得到的消息是：中国军队节节后退的局面已经无法控制。李奇微突破了汉江。彭德怀于是向中央提出放弃汉城。中国军队退至三八线以北。双方又回到了战争起始状态。
彭德怀开始策划自朝鲜战争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战役。他致电毛泽东：“此次战役是极为重要的，是一场大恶战。即使付出五六万人的代价，也要消灭敌人几个师……“周恩来认为：“我们前几次战役的情况证明，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1个整师、甚至1个团，都难以达到歼灭的目的，而这次战役的第一阶段就预定歼灭敌人5个师，其中有美军的3个师，恐怕客观上难以做到……”但毛泽东批准了彭德怀的作战方案。这时李奇微取代麦克阿瑟成为联合国军总司令，范弗里特接替其原来职务。
1951年5月29日晚，朝鲜中部大雨如注。彭德怀发现：60军180师被包围在汉江南岸。连日大雨使汉江江水猛涨，180师1万多中国官兵只能拉着仅有的3根铁丝北渡突围。180师周围是5倍美军的包围。40年后解密的志愿军司令部的资料显示：除师长、参谋长及担任掩护大行李的一个建制营等部分人员突围外，余因饥饿与疲劳走不动，吃野菜中毒或作战死亡、失散等约七千余人。中国军队继续北撤，战线距离三八线越来越远。彭德怀认为，无论从军事上还是政治上，无论从道理上还是心理上，不能再退了。他决定派63军在朝鲜中部高山险阻之地守住最后的防线。阻击战打了整整10天结束，美军的进攻被挡住。各方意旨
1951年5月15号，时任美国参联会主席的布莱德利将军在国会听证会上反驳麦克阿瑟将军要求全面扩大战争时说：
Red China is not the powerful nation seeking to dominate the world. Frankly, in the opinion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this strategy would involve us in the wrong war, at the wrong place, at the wrong time, and with the wrong enemy.
大意即：中国并不是一个谋求世界霸权的国家，我们不应该扩大战争规模，如果那样，我们就是在一个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和一个错误的敌人进行了一场错误的战争。寻求停战
1951年1月13日，志愿军在连续发动三大战役取得节节胜利后，联合国军就最早提出停战建议。但当时的毛泽东拒绝了停战协议，指示彭德怀乘胜追击，统一朝鲜半岛。沈志华认为，拒绝和谈的原因在于：第一，中方认为这个议案是美国人的阴谋，试图利用和谈喘一口气。（美国当时迫于压力提出了和谈，希望就此通过联合国把战争扩大的责任推到中国身上）二，对敌我力量的判断。当时，志愿军与美军的伤亡比例是0.6:1。
沈志华认为，此后签订停战协议时，伤亡比已经反转为2.6:1，而美国国内反对这场战争的呼声也逐渐高涨。
斯大林突然去世（1953年3月5日），苏联后任领导人继续支持这场战争的意愿不强。
第5次战役后，杜鲁门认为其战略重心不应长期陷在朝鲜战场，急于停战。杜鲁门向远东最高司令官李奇微发出命令并转给在朝鲜的军方：“我得知贵方可能希望举行一次会议，以讨论以后停止朝鲜的敌对行为……我提议此会议可在元山港一只丹麦伤兵船上举行。”7月1日，彭德怀和金日成复电：“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将军：我们同意为举行关于停止军事行动和建立和平的谈判而与你的代表会晤。会晤地点，我们建议在三八线上的开城地区……”
谈判整整进行了两年，其间没有发生大规模战役，却有无数次阵地对攻战。停战协议
1953年7月27号（当地时间），上午10:00 ，签字仪式开始，美国的中将哈里逊将军、朝鲜的南日大将在板门店签字，整个过程只用了十分钟，双方没有握手、没有说话。
而金日成、彭德怀和克拉克（曾有传言，时任联合国军司令官美国的克拉克将军在签字时说“这是美国第一次在一场没有胜利的停战协议上签字。”）等人没有出席签字仪式，他们的签字是在各自的指挥部补签的。
当时南韩领导人李承晚反对，所以韩国并未在停战协定上签字。不过韩国在事后还是执行了协议的条款。各方损益
朝鲜战争爆发之初，时任日本首相吉田茂认为：这场战争对日本来说是“天佑神助”。二战之后，日本变成一片焦土。联合国军在朝鲜参战一个月后，即在横滨设置军事物资采购机构，开始从日本大量采购前线所需要的被服、军用毛毯、作战沙袋以及各种钢材等军需物资。从1950年到1952年底，美国的军需物资采购额度达10亿美元。1952年，战争进入后期，美国占领军司令部甚至允许日本企业生产兵器和弹药，再加上修理车辆、飞机等业务，那些曾在二战中生产战斗机、坦克等的日本重工企业得以东山再起。战争结束后，日本企业仍保持了一定战争红利。到1955年，美军在日本采购军需物资总额度至少有36亿美元。日本的经济在朝鲜战争期间就已经恢复到二战以前的水平，并为之后半个世纪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打下坚实的基础。张千帆：为法家正名
先澄清一下，“正名”不等于肯定，但确实有部分（未必全盘）肯定的意思。经过数十年前后左右上下正反的无死角洗脑，这个国家许多事情都需要“正名”。原来以为经历了四十年半开放，一部分人民智已开，但是从近年对国内外事件的反应来看，即便这部分人也只是半开。虽然中国和大部分世界一样进入了网络时代，信息和知识流通都相当发达，但网络也有网络的劣势。各种网络“快餐”、囫囵吞枣、不求甚解、几分钟带你读完一本经典……确实产生了信息和知识爆炸，但也在洗脑留下的极简思维模式基底上生成了许多偏见甚至基本错误。我们不仅对西方宪政民主停留在一知半解的水准，而且对自己传统文化的认知也没有超越“文革”式“贴标签”的境界，全盘否定传统思想的大有人在。
因此，儒、道、墨、法都需要“正名”。之所以首先为法家正名，一是我自己就在法学院；除了少数没有法律素养的“法学教授”之外，基本上都是“法家”——当然，不需要是秦国的法家。看到某些法学同行都在诅咒法家，不啻在“吃法家的饭，砸法家的锅”，真有点“情何以堪”之感。二是我也想借此消除近四十年对“法治”的误解，给这个被炒得过火的貌似“天然正确”的概念降降温。
第三当然是为法家去污名化。当然，我自己并不喜欢中国历史上的法家。我的《为了人的尊严》谈了儒家、墨家和道家，唯独没有谈法家。2002年在英国做讲座的时候，牛津大学中国专家邦宁(Nick Bunin)教授建议我也写点法家的尊严思想。我说法家提倡工具理性，没什么可写的。今天我仍然是这个看法，但是看到社会对法家的态度似乎走向了另一个极端。1970年代“批林批孔”的时候，法家和秦始皇是受追捧的；历史上，法家和“秦制”确实是联系在一起，确实应该批判。也正因为此，法家又成为“秦制”、极权、专政的代名词。这就太简单了，拉低了整个华语知识圈的智商。许多人听一两个讲座，也不看商鞅、韩非究竟写了什么，就贴个标签：法家是坏人！这种极简思维方式就和“川普是好人”一样，都是“文革”残留的体现。
更重要的是，把法家拿出来作为中国历史的替罪羊，就和说“‘文革’是‘四人帮’搞的”一样，显然把元凶漏掉了。今天声讨法家的种种“罪恶”，又成了一个伪命题。本文就算是我在“‘恶法非法’还是‘恶法亦法’？一个伪问题”之后，接着“问题打假”吧。“正名”也可算作是康德意义上的“批判”——回归某种思潮的本来面目，既不一概否定，也不回避问题，而是要把问题的源头找出来。
一、战国法家怎么说
先看看下面几段话，有没有毛病：
人都是理性自私的，号召“人人学雷锋”就是意淫；
统治者立法要依循人性民情，赏罚分明、扬善抑恶；
治理国家要依法，而不是靠道德、礼仪或统治者的英明决断；
“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法律应当公开透明，让老百姓知道，以防他们被官吏愚弄盘剥；
治国必须“与时俱进”，不能因循守旧、刻舟求剑。没毛病吧？这些话可都是商鞅、韩非这些战国法家的意思，只不过他们表达得更精辟——当然，也更极端。
自私人性
如果说中华文明是一种早熟的文明，那么这种“早熟”首先反映在古代法家的治国哲学上。和儒、墨乃至道家理论相比，法家学说不仅在形式上简洁优美，而且在内容上也可以说是极为现代的。它和我们当代社会科学的主流——理性选择理论——分享共同的人类行为假定，并已具备今天依然流行的行为主义理论之雏形。事实上，作为荀子的学生，他们是历史上最早的制度设计者。儒家相信人类道德向上的能力，法家则主张凡人都受一己私利的驱使，每个人都不由自主地好逸恶劳、趋利避害、趋炎附势。如果大众的欲望得不到满足，必然会引起争斗与混乱。不过，人的欲望不只是动乱的根源，同时也为实现统治和秩序提供了必备手段。商鞅一针见血地指出：“民之生：度而取长，称而取重，权而索利”；“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故曰：名利之所凑，则民道之。”[1]
如果统治者充分认识到人民的实际需要和期望，并合理利用其所垄断的满足需要的手段，那么他就可以有效控制整个国家。实现社会秩序的最有效方式是设计一种奖惩机制，进而调整和控制大众的行为动机。如果在计算利弊得失之后，人人都理性选择守法，自觉规避统治者通过法律明确禁止的“有害”或“异端”行为，那么社会秩序就自然实现了。只要违法必究且惩罚犯罪足够严厉，那么任何理性的人都不会选择违背统治者的律法或命令，甚至根本不需要动用任何刑罚就可以实现秩序与和谐，从而达到“重刑去刑”的理想效果。
这个思想其实就是当代西方法治的基本思维。1897年，最著名的美国联邦大法官霍姆斯发表了一篇迄今为止引用率最高的名作“法律的道路”。[2] 这篇名作开篇就语出惊人：法律是为“坏人”设计的。事实上，“坏人”才需要法律约束。如果你是“好人”，你不会成天想着在违法边缘徘徊吧？因此，好人是不需要法律的，因为好人的境界远在法律底线之上。好人就是儒家的“君子”，君子是要做官的，所以“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君子”和刑罚能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他要受到刑法制裁，那么他已经不是君子，而是堕落为“庶民”——“小人”了，而和后者谈论仁义礼智是“对牛弹琴”。问题是，凡人都不是上帝；每个人或许都有君子的一面，但也都有小人的一面，程度不同而已。再说即便你说自己是“活雷锋”，我也没法知道你究竟是真雷锋，还是为了沽名钓誉而伪装成乐于助人的“雷锋”。因此，法律只能把我们都当作是潜在的“坏人”，对所有人平等适用。
“法律的道路”把法律比喻为一份“菜单”，上面每个“菜”都有价格——杀人死罪，盗窃20年……换言之，你其实是有犯罪“自由”的，只不过和去饭店点菜一样，每个罪名都有代价；对社会伤害越大，代价肯定越高，就和“好菜”更贵一样。从霍姆斯的实用主义角度来看，国家也就只能做到这个份上——它没法禁绝犯罪，因为不可能像孙悟空那样用金箍棒在每个人脚下画个圈圈，把每个人禁闭在法律的框框里，因而只能用刑罚告诫每个潜在的罪犯——我们都是：行为要谨慎，违法有风险！刑法的前提是什么呢？我们都是趋利避害的理性人，害怕法律的惩罚；明知要受到法律惩罚还知法犯法，那是白痴。我们都不是白痴，所以法律对我们有用。当然，中国某些朝代到了“民不畏死”的地步，人民都和白痴一样“飞蛾扑火”，那么法律也就没什么用了。譬如最近那个“灭门案”的欧金中，明知杀人死罪还照杀不误。社会发展到这么不理性的地步，肯定不是什么好事。
依法治国
既然法律和惩罚被认为是实现社会秩序的必要与充分手段，儒家仁义学说就显得多余、无用甚至成了大国治理的障碍。法家只问儒家一句话：治国到底为了谁——为了少数“君子”还是多数“小人”？儒家就得停下来想半天再说，因为儒家同意法家的事实前提，那就是任何社会都是自私自利的“小人”多、克己奉公的“君子”少——至少那个年代是这样，今天其实也差不多。既如此，法家接着来：统治难道不应该考虑如何统治为数众多的“小人”，而不是寥寥无几、真伪难辨的“君子”吗？“小人”短视自私，只在乎利益，不在乎道德；你和他讲道德，那是“鸡同鸭讲”，只能被他耻笑。既然大众都是趋利避害的“小人”，治理大众的办法只有用“刑德”——刑是罚，让他们不敢为非；德是赏，劝他们行善。
在法家看来，等到每个人都成为道德高尚的君子再来谈治国，显然是荒诞可笑的；儒家通过“礼”的规范体系改善每个人的德性，也是完全不切实际的奢望。毕竟，修身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因而注定只有少数人才能获得成功，对于控制多数人的欲望来说似乎徒劳无益。秦晖老师前阵子也指出了贯穿中国历史的“儒表法里”现象，但这并不只是一个“表面”和“里子”的问题，而是体现了“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这套人性分层的二元世界观。在贵族精英（哪怕只是道德贵族）圈子，儒家至少自认为是有德性的；出了这个圈子，对众庶就无所谓伦理和礼仪了。因此，儒法在这个问题上都很现实主义。瞿同祖先生的《中国社会与中国法律》区分“官”和“吏”：县官属于儒生阶层，是通过科举考试的，有一定的决策权和司法权；吏则是被雇来执行决定的差使，像捕头武松那样，这些人素质参差不齐，有的是可以很如狼似虎的。反正，“小人”虽然得被好好养着，但他们的本性和趋利避害的动物差不多，治国实践也就顾不得这么多礼数了。儒家并不否定刑法的必要性，只是不认为它是治国根本而已。
儒法的分歧是在于儒家认为自己还有存在的社会必要，法家则坚持“道德无用论”。既然道德对小人完全无用，养着这帮“君子”只是“吃闲饭”，时不时还来“砸锅”、“妄议”，有害无益。韩非指出，国家的惟一要务就是统治大众：
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无矢；恃自圆之木，千世无轮矣。自直之箭，自圆之木，百世无有一，然而世皆乘车射禽者何也?隐栝之道用也。虽有不恃隐栝而有自直之箭、自圆之木，良工弗贵也。何则?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发也。不恃赏罚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贵也。何则?国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术之君，不随适然之道，而行必然之道。[3]
两千多年之前的战国法家就有这等见识，令人拍案！法家的思想高度和深度显然不是一个“坏人”的标签就能抹杀的。
法律公开透明、简明易懂
当然，以上假定了老百姓至少知道法律禁止什么以及违禁的后果。如果老百姓连法律是什么都不知道，甚至有些官员把“红头文件”、“内部规定”当作“国家机密”，不让老百姓知道，那么法律对百姓就起不到惩戒作用了；等到老百姓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犯法，再拿法律来惩治百姓，那就十分不地道了，等于给老百姓设陷阱，用孔子的话说是“罔民”。因此，法家十分重视法令公开。
天子置三法官……吏民知法令者，皆问法官。故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吏明知民知法令也，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也。遇民不修法，则问法官，法官即以法之罪告之，民即以法官之言正告之吏。吏知其如此，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又不敢犯法。如此，天下之吏虽有贤良辩慧，不能开一言以枉法；虽有千金，不能用一铢。[4]
另外，法律还必须简明易懂，不能过于复杂深奥；否则，即便公布了法律，没有经过法律训练的老百姓也看不懂，法律还是起不到抑恶扬善的作用。只有当所有老百姓不论智愚、贤不肖都懂法，才会主动规避法律禁止的有害行为，法律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夫不待法令绳墨而无不正者，千万之一也。故圣人以千万治天下，故夫知者而后能知之，不可以为法，民不尽知；贤者而后知之，不可以为法，民不尽贤。故圣人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名正，愚知遍能知之；为置法官，置主法之吏，以为天下师，令万民无陷于险危。故圣人立天下而无刑死者，非不刑杀也，行法令，明白易知，为置法官吏为之师，以道之知，万民皆知所避就，避祸就福，而皆以自治也。[5]
老百姓都知道“避祸就福，而皆以自治”，社会就能自然而然实现大治。说得多好！这就是霍姆斯“菜单”隐喻的境界，近现代西方法治的基本思想正是让法律能调整理性人的行为选择，惩罚恶行、奖励善行，实现社会良性自治。事实上，法律的主要作用是禁止恶行，而非奖励善行；当代文明国家都接受“罪刑法定”原则，“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律不禁止的事情国民自己去做即可。韩非从他的角度，也论证了刑胜赏简的必要性：
圣人之治民，度于本，不从其欲，期于利民而已。故其与之刑，非所以恶民，爱之本也。刑胜而民静，赏繁而奸生。故治民者，刑胜，治之首也；赏繁，乱之本也。夫民之性，喜其乱而不亲其法。故明主之治国也，明赏，则民劝功；严刑，则民亲法。[6]
法律不仅对老百姓必须简单明了，而且也必须有利于统治者施行。和儒家的“君子—小人”人性二元论不同，法家和当代西方法治国家一样设定了人性一元论——所有人都是“小人”，君主也好不到哪里去。儒家还念念不忘尧舜禹这类“明君”，“君子”似乎不是人——不是“小人”，改变了人性，所以不需要受到制度约束。对于法家来说，这一套统统是不知所云的“中国梦”。就和法律是为“小人”而非“君子”设计的一样，制度是为平庸的统治者而非“明君”设计的，因为尧舜这样的“明君”是可遇不可求的。资质平庸的君主只要守住法律底线，就能实现秩序：“中者，上不及尧舜，而下亦不为桀纣；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今废势背法而待尧舜，尧舜至乃治，是千世乱而一治也；抱法处势而待桀纣，桀纣至乃乱，是千世治而一乱也。”[7]
限制公权、官民平等
和儒家相比，战国法家对于官吏滥用公权的可能性更加警惕。之所以设置“法官”，也是为了公正释法、执法、司法，以防官吏违法欺骗百姓。法律必须官民平等，官员、贵族不能搞特权。什么“刑不上大夫”？党员经过纪检、开除党籍，照样移交司法治罪。又是商鞅说的：“所以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8]
法家尤其介意君主被群臣蒙蔽，因而对治民和治官同样重视。韩非特别注重君主不受大臣之蒙蔽，而排除权力阶层的中间盘剥偶尔会对下民有点好处：“徭役多，则民苦；民苦，则权势起；权势起，则复除重；复除重，则贵人富。”[9] 韩非可能是第一个注意到官员有“政绩工程”心理的法治思想家。在自上而下的统治体系中，君主受制于信息蔽塞，往往不能了解群臣的真实政绩和能力，这样就会助长臣子的“小人之心”，造成瞒上欺下、阳奉阴违、滥竽充数等各种问题：
故左右知贞信之不可以得安利也，必曰：“我以忠信事上，积功劳而求安，是犹盲而欲知黑白之情，必不几矣；若以道化行正理，不趋富贵，事上而求安，是犹聋而欲审清浊之声也……”此必不顾人主之义矣。故以私为重人者众，而以法事君者少矣。[10]
韩非把驾驭人臣视为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人主之所以身危国亡者，大臣太贵、左右太威也。所谓贵者，无法而擅行，操国柄而便私者也。所谓威者，擅权势而轻重者也。此二者，不可不察也。”[11] 如果官员权势太大，那么不仅会欺压百姓，而且会蒙蔽君主，法治也就无法实现了。
官之重也，毋法也；法之息也，上暗也。上暗无度，则官擅为；官擅为，故奉重无前；奉重无前，则征多；征多，故富。官之富重也，乱功之所生也。明主之道：取于任，贤于官，赏于功……赏必出乎公利，名必在乎为上。赏誉同轨，非诛俱行。然则民无荣于赏之内。有重罚者必有恶名，故民畏。罚，所以禁也；民畏所以禁，则国治矣。[12]
然而，如何驾驭群臣是一门大学问，韩非也没有提出什么有效的御臣妙术。分权制衡似乎也不足以让群臣服服帖帖，君主很难明了宫廷斗争的是是非非。说来说去，还是只有劝说君主严格依法办事：
人主不能明法而以制大臣之威，无道得小人之信矣。人主释法而以臣备臣，则相爱者比周而相誉，相憎者朋党而相非。非誉交争，则主惑乱矣……人主使人臣虽有智能，不能背法而专制；虽有贤行，不得逾功而先劳；虽有忠信，不得释法而不禁。此之谓明法。[13]
偶尔，法家也会和道家合流，主张“无为而治”，让群臣在下面忙乎，自己躲在幕后静观：“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乎下。明君主道，使智者尽其虑，而君因以断事，故君不穷于智；贤者敕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穷于能。”[14] 不过这个境界要求的“段位”较高，似乎不是平庸的君主所能做到。归根结底，法家并没有对依法行政提出令人信服的学说。如下所述，这是法家学说的内在局限造成的必然结果。
执法必严
依法治国的另一个条件是“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否则，大家都知道法律可有可无、形同虚设，犯法无需付出代价，这样的“法治”无异于儿戏。国家必须向人民保证，法律将得到公正和无情的执行。不过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此，法家只有不厌其烦地强调“法必行”：
国之乱也，非其法乱也，非法不用也。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国皆有禁奸邪、刑盗贼之法，而无使奸邪、盗贼必得之法。为奸邪、盗贼死刑，而奸邪、盗贼不止者，不必得。必得而尚有奸邪、盗贼者，刑轻也。刑轻者，不得诛也；必得者，刑者众也。故善治者，刑不善而不赏善，故不刑而民善。不刑而民善，刑重也……而民莫敢为非，是一国皆善也，故不赏而民善……故善治者，使跖可信，而况伯夷乎?不能治者，使伯夷可疑，而况跖乎?势不能为奸，虽跖可信也；势得为奸，虽伯夷可疑也。
韩非也精辟指出：“故明主峭其法而严其刑也。布帛寻常，庸人不释；铄金百溢，盗跖不掇。不必害，则不释寻常；必害手，则不掇百溢。故明主必其诛也。”[15] 不过除了统治者自己的决心之外，韩非或其他法家都没有解释如何使得惩罚变得确定可靠。这正是法家的致命短板，儒家抓住后自然也穷追不舍。“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法家理论体系貌似严密，却在“执法必严”这个问题上一败涂地。
二、法家毛病在哪里？
今天重读《商君书》、《韩非子》等法家经典，再对照斯密、边沁、霍姆斯的现代学说，任何学过法的人都会感到何其似曾相识。在强调依法治国的今天，以上引用的法家经典不仅没毛病，而且很精辟！然而，法家学说当然是有毛病的，而且是大毛病！在中国历史上，法家主义的命运可以被总结为短期成功、长期失败。秦朝的迅速崛起和暴终表明，法家理论貌似严密，其实并不符合社会现实。虽然法家政策可以给国家带来一时的军事强盛，在和平时期维持统治则要困难得多。法家成功的短命是诸多因素造成的，尤其是理性自私的结果计算和得失权衡本身并不足以使各级官吏和平民百姓守法。事实上，正是在权衡利弊的基础上，智慧的人得以规避法律惩罚，并最终对过度压迫公开诉诸暴力反叛。在汉朝关于官办盐铁政策的争论中，儒家准确揭示了法家逻辑的“短板”：“昔秦法繁于秋荼，而纲密于凝脂，然而上下相遁，奸伪萌生，有司法之，若救烂扑焦，不能禁非。纲疏而罪漏，礼义废而刑罚任也。”[16]
理性主义的内在局限
法家认为人之所以守法，无非是出于自我利益，而这种理性主义思维却难以自圆其说。最高统治者确实可以制定严刑峻法，但是有什么能保证这些法律得到如实执行呢？法家理论其实包含着一系列值得商榷的假定。法家逻辑是建立在王位稳定的基础上，但是没有任何法家论证过如何保证王位稳定继承。在没有任何制度或道德约束的情况下，王朝继位是否可能平稳连续？这个大前提本身就是一个大问题。法家声称要设置一个庸君也能驾御的制度，但是代代相传的世袭君主是否可能达到法家所期许的那种开明程度？
除了这些显然的问题之外，法家所预设的自私人性虽然可以在现代行为学理论中找到依据，却很可能挫败自己的治国学说。如果每个人都纯粹受一己私利所驱使，那么就没有什么能防止所有层次的官员滥用职权，也没有什么能防止平民百姓逃避法律惩罚，尤其在他们对法律熟悉到足以利用文本漏洞的程度之后。为了控制大众，法家不得不诉诸众多极权国家和极端人治所特有的高压专制，结果恰和其所期待的开明法治背道而驰。中国的漫长历史证明，法家提倡的这些措施都是无效或短命的。事实上，在法家当政时期，几乎无一例外都出现了宫廷内部的大规模迫害，有时甚至殃及整个社会。迫害必然引起报复，过度压迫必然导致暴力抵制，结果恰恰走向法治与稳定的反面；法家政策的初衷是给社会带来稳定和秩序，但是结果却诱发了无所不在的斗争和暴动。
因此，法律制度是秩序与和谐的必要条件，但是并非充分条件。无论某项法律对于某个群体的整体利益看起来如何理性，其中特定的人总是会发现违法可以给自己带来更大的好处。 由于现实社会中的人际交流如此复杂，任何特定的人类行为所可能产生的后果如此众多，而人类的预见能力如此有限，统治者的强制实施和监督又往往力不从心，以至于人几乎从来都可以对违法发现某种“理性”。尽管后果看似可怕且代价高昂，法家主张的严厉机制仍然无法得到实施并发挥作用。和法家预期恰好相反，严苛的律法和沉重的处罚并没有对犯罪动机产生威慑作用。在民不聊生、天下大乱、法不责众的环境下，它们显得如此苍白无力，以至法家政策不仅没有挽救秦朝的覆亡，反而鼓励执政者滥用权力并加速了王朝的衰败。历史上的法家主义复兴几乎全部都验证了同样的悲剧，总是伴随着大规模迫害和个人暴政并引发同样剧烈的社会报复。
“道德无用论”的逻辑困境
由此可见，制度与法律固然是为了理性自私的人设计的，但是如果走到战国法家的“道德无用论”极端，把人完全视为趋利避害的动物，纯粹靠刑罚威慑才免于犯罪，那么这样的国家注定是维持不下去的。理性制度的有效运转必然依靠一个愿意并能够按规则办事的立法者和执法者群体，而他们一定能依法办事吗？法家固然没有忽视这个问题。事实上，为了防止贪赃枉法，他们设计了极其复杂乃至严酷的机制，使人处于相互牵制的恐惧状态之中。例如他们设置了高度组织化和军事化的地方政府以及臭名昭著的“连坐”体制，让老百姓相互揭发，知情不报者按同罪论处：“重刑而连其罪，则褊急之民不斗，很刚之民不讼，怠惰之民不游，费资之民不作，巧谀、恶心之民无变也。”[17] 然而，由于内在的逻辑缺陷，如此严酷的法家治国方案却依然不能防止官民对法律规则的背离。在此可以区分两类不同的违规行为——平民违法和官员违法，而法家方案对防止其中任何一种都无能为力。
首先，法家假定人性自私，因而普通人只要发现有利可图就会钻政治和法律体制的空子，而不会自愿守法；如果不严格实施禁止偷盗的法律，那么社会必然是盗贼横行。然而，即使我们同意法家的某些假定——最高统治者是善意（具备促进公共利益的意愿）和明智的（能选择有效的手段实现良好的目的），法治的社会成本也是如此之高，以至在实践中完全不可行。 假如每个人确实都是蠢蠢欲动的潜在罪犯，只是出于对法律惩罚的畏惧而不敢出手，社会还能维持下去吗？正如儒家所主张的，法律本身具有内在的局限性。每一部法律的设计者都假定，违法只是例外而非规则；否则，一旦所有人都成了违法者，谁来实施这部法律呢？这样的法律还可能得到实施吗？正如儒家指出，秦朝的法律不可谓不具体、不公开、不严厉，但是面对屡禁不止的犯罪却显得无可奈何。要让惩罚对犯罪产生有效的威慑作用，首先必须调查并确认违法行为的存在，而这假定了执法人员的职业能力和道德素质。然而，即便假定整个执法系统有能力、负责任并严格依法办事，如果人民决定联合起来欺骗政府、违法变得无所不在，它也会无能为力。要纯粹依靠法律来约束一群无孔不入的盗贼，惟一的希望在于建立一个无所不在的全能政府——如此全知全能，以至这种政府在人类历史上从来不存在，或许永远不可能存在。
然而，如果一个社会需要刑法和法家的严格监督，谁才有资格监督法家监督者呢？如果监督者自己腐败，在权衡风险之后发现接受贿赂比严格执法更有利，那又怎么办呢？从一个普遍腐败的人群中，显然没有任何理由期望会出现一个圣人一般的公正无偏的政治精英阶层。事实上，法家自己也假定大大小小的帝国官员都是理性自私的，随时准备占国王和王国的便宜，因而不能被指望会自愿严格执法。在此我们遭遇了企业内部的主从(principal-agent)关系问题，其中经理和老板之间存在利益冲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法家设计了许多策略帮助国王更有效地控制各级官员。由于君主在资源、能力和远见等方面捉襟见肘，法家方案的有效性和可行性是很成问题的，但更重要的是，法家其实没有解决任何问题，而只是将问题推到更高的层次。
如果不能信任所有层次的大小官员自觉维护国家制度，那么最终希望只能寄托在君主一人身上，因为君主应该有理性动机对他自己“拥有”的国家采取有利的措施，保证国泰民安。法家在此假定君主的个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总是一致的，尽管中国历史上存在大量相反的证据；而如果像法家主张的那样完全忽视儒家对统治者的道德教育，情况只会变得糟糕得多。即使君主个人想促进秩序、合作与繁荣，从而巩固自己的统治，他也很可能缺乏足够的个人和制度能力达到目的。不论哪种情况，如果君主自己是平庸、无能、腐败甚至暴虐的，那么法家没有任何办法，只能任由社会跟着一道衰败。
因此，沿着理性选择的逻辑，战国法家从法治开始，却以极端的人治告终，君主一人的意愿和能力成为决定整个社会兴衰的关键因素。由于否定了儒家主张的通过道德教育生成社会内在的道德资源及自愿合作的潜力，法家被迫将所有的社会责任和控制权全部交给政府；由于自私官员也不能被信任，他们进一步将所有责任推到君主一个人身上，从而为个人专制和暴政铺平了道路。归根结底，法家的理想社会遭遇了理性自私和缺乏互信的个人之间无所不在的背信弃义，从而陷入了没有出路、不可自拔的“囚徒困境”。要摆脱这个困境，纯粹的法律或政治方案是不够的。一群相互孤立的个人不可能团结起来，互相信任并避免相互侵渔，更不用说自愿相互合作；惟一的办法就是建立一个利维坦(Leviathan)，而它所产生的问题比解决的更多。在高压专制之下，包括统治者自己的生活都和霍布斯的自然状态一样“贫困、龌蹉、野蛮、短命”。
要维持长期稳定、繁荣与和谐，社会成员不能仅依靠法律规定和国家实施的一套理性设计的奖惩制度，而必须通过某种方式建立互信、荣誉感、责任感以及遵纪守法的内在动机，进而建构“一法立而天下共守之”的社会契约。可惜，这一切都不在战国法家的选项之中。
极权国家的雏型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法家的理性主义人性假定成就了法家的法治理论，也注定了法家和儒家一样走“上层路线”而不是契约路线。事实上，法家在这方面比儒家还极端得多。儒家尚且认为少数“君子”是道德可靠的统治者，法家则认为“君子”只是虚伪的小人，“伪君子”比“真小人”更有害，因而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最靠不住的那个人——君主——身上，从而反讽地从法治走向人治的极端。和孟、荀等儒家一样，法家把老百姓想象为道德和智力均不成熟的“婴儿”：
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婴儿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今上急耕田垦草以厚民产也，而以上为酷；修刑重罚以为禁邪也，而以上为严；征赋钱粟以实仓库，且以救饥馑、备军旅也，而以上为贪；境内必知介而无私解，并力疾斗，所以禽虏也，而以上为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悦也。[18]
“婴儿”当然是无力自治的，他们注定只能被统治。儒家屡屡批评法家法令严苛、横征暴敛，法家则屡屡批评儒家“妇人之仁”、“慈母败子”，因为“小人”看不到自己的长远利益，严刑峻法其实是为了他们自己好。法家的批评者常常责难他们充当统治者的酷吏走狗，一心只为君主卖命。这真的是冤枉他们了，法家的终极出发点确实是为了黎民百姓。但是在每个人都是靠不住的“小人”的逻辑体系中，他们真的找不到支撑法律大厦的力量，最后只能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君主一人身上——毕竟，他拥有这个国家的一切，土地、财产、人身都系在他一人身上；为了他自己和世代相传的家业，他总得有动机把国家治好吧？其实，法家在这里已经犯了一个不起眼的方法论整体主义错误：“国家”不是一个囫囵吞枣的整体，而是一个由亿兆臣民个体组成的集体，君主能代表他的每一个臣民吗？他至多只能代表一部分人——事实上，按照法家的逻辑，他连朝廷都代表不了，君臣之间都有各种勾心斗角的矛盾。在什么意义上，他能代表整个国家呢？
按这个“逻辑”发展下去，法家世界中不仅不会有民主——“小人”统治必定天下大乱，而且只能有极端的专制。这首先体现在法家对“公—私”截然二分的定义上：“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19] 法家一下子穿越到卢梭的启蒙时代，把法和“公”划等号——当然，“公”的代表不是抽象的“人民”，而是具体的君主。言下之意，“私”就是非法，非法就是黑恶；公、私彼此对立，不共戴天。通过法治，法家要以公灭私：“夫立法令者，以废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废矣。私者，所以乱法也。”[20] 本来严刑峻法也就罢了，这下有了点意识形态，法家就直奔极权而去了。
既然法代表“公”、代表君，法不仅不能违，也是不能批的。“妄议”法律就是冒犯君主，必然严重损害法律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对于国家法治秩序危害极大：
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所以备民也。为治而去法令，犹欲饥而去食也，欲无寒而去衣也，欲东而西行也……故名分未定，尧舜、禹汤且皆如骛而逐之；名分已定，贪盗不取。今法令不明，其名不定，天下之人得议之。其议，人异而无定。人主为法于上，下民议之于下，是法令不定，以下为上也。夫名分不定，尧舜犹将皆折而奸之，而况众人乎?此令奸恶大起、人主夺威势、亡国灭社稷之道也。[21]
法家认为，“妄议”就是要离间君臣、分裂国家。本来，在法治的“公天下”之下，人人一心为公；“妄议”者就是有私心，“妄议”的目的就是为了谋私利。官员与民争利，民众怨恨朝廷；国家就出现了“缝隙”，不再团结一心。这样，凡是“妄议”法律的都是分裂国家的奸臣、蛀虫、“坏蛋”：
夫废法度而好私议，则奸臣鬻权以私禄，秩官之吏隐下而渔民。故大臣争于私而不顾其民，则下离上。下离上者，国之“隙”也。秩官之吏隐下以渔百姓，此民之“蠹”也……是故明王任法去私，而国无“隙”、“蠹”矣。[22]
韩非断言国有“五蠹”，“五蠹”之首就是喜欢“妄议”、“砸锅”的儒家：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夫离法者罪，而诸先生以文学取；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养也。法、取、上、下，四相反也……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
是故乱国之俗：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言谈、带剑、患御、商工：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五蠹之民，不养耿介之士，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削灭之朝，亦勿怪矣。[23]
按照法家逻辑，要富国强兵，就得严禁言论：“国去言，则民朴；民朴，则不淫……民不偷营，则多力；多力，则国强。”[24] 只有人民被彻底洗脑之后，才能简单“纯朴”，一心为国家效力；否则，人民被各种不同言论、信息包围，就会“开窍”，就会为自己谋私利，也就不会好好为“国家”服务了。按这个“逻辑”继续推，民不仅要“朴”，而且要“弱”，否则“国家”就弱了。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法家的“国”和“民”变成了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敌人：
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民有私荣，则贱列卑官；富，则轻赏。[25]
本来说好的要“富国强兵”，但民不能富，富了之后赏罚就不管用了；也不能有尊严感或荣誉感，因为你有尊严，官在你眼里就没有尊严，瞧不起官就不会听话。因此，治国只有让人民过贫穷、卑贱、屈辱的生活，才能实现井然有序。这听上去很过分，实际上和法家理性主义逻辑一脉相承，因为这就是法家的人性论——每个人都是自私自利、趋利避害的动物，也唯有此赏罚才管用。跑来一个自以为是、牛逼哄哄、死心塌地的“君子”，“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连国君说话他都不听，国法还能对他怎么样呢？这样的人多了，谁都敢对国君和国法说“不”，国家不就乱了，法治还能维持吗？
对于依法治国，这样的人不仅无用——就和不听使唤的牛马对于主人无用一样，而且影响极坏，应该杀掉！“行极贤而不用于君，此非明主之所臣也，亦骥之不可左右矣，是以诛之。”[26] 没几年，“千古一帝”秦始皇就执行法家建议，“焚书坑儒”了。
三、法家秦制化的原因及其改造
“没毛病”的法家怎么变成了这样？都是法家，都主张“法治”，韩非与霍姆斯怎么差那么大呢？一个是美国司法史上的丰碑，一个却被指责为儒家师门的“叛徒”；一个告诫最高法院不要干预民主议会制定立法保护民生，一个则鼓吹严刑峻法、穷兵黩武、愚民弱民；一个奠定了“第一修正案”的言论自由法理基础，一个却要把“妄议”朝政的儒生赶尽杀绝……
刀制、水治，恶法、良法
造成“西橘东枳”的原因可能有许多，但某些表面化的所谓“原因”是不成立的。一个流行的说法是战国法家主张的不是“法治”，而是“法制”，也就是“刀制”而非“水治”；“刀制”是“厉害了，我的国！”，“水治”则是很人性、很“温柔”的。1980年代初期，中国曾发生过“刀—水”之争。至少从1999年修宪开始，“依法治国”、“法治国家”成为既定追求目标。相对无法无天的人治，法治无疑是巨大进步。然而，法治的大力推行也造成神化法治的倾向；一旦“法治”被神化，不但许多问题说不清，而且也会模糊视线、误导方向。“法治”成了包罗万象的“聚宝盆”，里面要什么有什么；不敢直说自由、民主，用法治一“代言”，好像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假如法治等同于自由、民主，我们似乎就既不需要追求自由，也不再需要追求民主，只需要“依法治国”就行了。但我们已经看到，“法治”之法既可以是良法，也可以是恶法。“法治”既可以治官，也可以治民；如果只治民不治官，这样的“法治”也值得追求吗？
实际上很简单，法治就是“法治”，也就是依“法”治国，而不是“民主”、“自由”、“尊严”的代名词。至少理论上，即便一个专制甚至极权国家也可以有法乃至法治。看看高度极权“大一统”的秦朝，严刑峻法还尤其之多；如果官吏严格执法，未尝不能使这些“恶法”落到实处，而这样的社会也未必不能被称为“法治国家”。在这个意义上，“刀制”、“水治”之争非但没有击中问题的要害，反而模糊了法治本身的局限性。
由此可见，“法”和“法治”本身是道德中性、作用有限的概念。就和法律可能是“恶法”而非“良法”一样，法治也未必能保证良治、遏制恶政；法治既可以和大众民主联手压迫少数人，也可以由少数僭主篡权压迫多数人。秦朝之所以走向暴政，不在于其是否有“法治”，而是因为它欠缺法治本身所不能提供的东西。专制体制下制定的法也是“法”。虽然这样的法可能是侵犯自由的“恶法”，但是“恶法”至少在形式上仍不失为“法”，而一部法在实体上究竟是“良法”还是“恶法”，往往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不可能在法治框架内得到答案。要保证法是“良法”、保证政府依“良法”而治，必须解决法治之外的一系列制度问题：“法”由谁制定，由谁执行？为谁服务？这么来看，马克思的法律工具论也没有错：法确实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关键在于谁是控制法律公器的“统治阶级”。
在某种意义上，法是政治的“婢女”；有什么样的政治，就有什么样的法律。当然，对于某些特殊政体，确实可能存在“有良法无法治”、“有宪法无宪政”的奇特现象，但是这并不改变问题的实质：恶政出恶法，善政出善治，也就良法之治。至于法的善恶，并不是由法本身决定的，也不是由法家决定的。战国法家只不过是为特定时代的特定体制出谋划策的术士，只能算“帮凶”而非“元凶”。事实上，没有理由认为法家、法学甚至“法治”不会成为专制乃至极权的帮凶。不独战国法家是如此，西方也不例外，纳粹德国宪法学家施密特即为一例。法学本身是一门技术活，法律并不决定一个国家的基本性质；相反，它们都是被决定的对象。取决于政治体制，“法治”完全可以是“刀制”，“刀制”也不意味着战国法家提倡的不是“法治”。
“刀制”—“水治”这样的文字游戏可以休矣。
法家问题的源头
这也意味着法家并非不可救药。不论东西，今天的法律人基本上都是“法家”，他们完全可以提倡一种建立在自由民主基础上的“法治”。换一种体制，韩非可能就成了霍姆斯。全盘否定法家，也就否定了法治。毕竟，法家的理性主义人性论是各国普遍接受的法治观念。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为何主张依法治国的法家会走向极权国家？既然法家的推理貌似天衣无缝、无懈可击，问题的源头还是要回到理性主义人性假定本身。法家在这里犯了几个不起眼的错误，但恰恰是这些错误让他们向极权国家一路狂奔。
首先，法家把理性主义人性论推向极端，以至于陷入“道德无用论”。不错，人主要是理性自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就是彻头彻尾自私自利的动物。孟子也说过，“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27]事实上，即便动物界也普遍存在一定的利他行为。人在经过学习、教育、实践之后，完全可以成长为具有道德底线的“君子”。人的道德本能并不否定法治的必要性，但至少说明“道德无用论”是错误和有害的。人类道德是实现自由、自立、自治的不可或缺的道德资源，舍此就只能走向绝对国家和极权体制。法家的“道德无用论”及其天衣无缝的“逻辑”推演恰恰证明，极权国家是绝对理性主义的必然归宿。
其次，法家的人性一元论值得称道，却在落入“道德无用论”陷阱之后变得过于消极。事实上，儒家起初也是人性一元论，仁义礼智“四端”人人都有，只是在后天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君子”—“小人”的差异，从而实际上变成二元论。儒家二元论尚且有“君子”、有“小人”，法家一元论则更加极端，每个人都成了自私自利、尔虞我诈、相互伤害的“小人”。遍地“小人”们不能自治自立，事事都得依靠“国家”——法家也不问问“国家”是谁？为什么靠得住？因为这个问题在法家世界里根本就是无解的，所以才不得不“上层路线”越走越高，直到不得不自毁法治逻辑，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一个人身上。
最后，法家把自己逼到犯下一个最不该犯的错误——方法论整体主义。理性选择的出发点当然是个体主义的，自私自利当然是指个人；这堆人生活在一起就成了“国家”，他们每个人的私利之和就成了“公益”。“国家”怎么会变成和他们不相干甚至对着干的整体呢？怎么能说出“民弱国强，民强国弱”这样的昏话呢？国家就是人民，穷民哪来富国？军队也来自人民，弱民怎么可能强兵呢？但因为谁都是不可信、靠不住的“小人”，法家硬是把自己逼疯了，只能寄全部希望于君，于是“国”就成了“君”，法就成了“公”，私就成了“恶”——倒是和“人性恶”的前提假定高度一致，只是这样一个走投无路、处处是“恶”的国家理论只能构筑出一个十恶不赦的人间地狱。
如何改造法家
法家当然是没有必要犯这些错误的。即便从纯粹理性主义视角来看，国家当然是人民的，人民是理性自私的；国家治理得好不好，难道不应该问问人民自己过得好不好？“民强国强，民弱国弱”的基本逻辑先要摆正吧？既然每个人都自私，就不可能指望不经被统治者同意的统治者会为了被统治者的利益好好统治。“雷锋”是不存在的！这是法家的基本逻辑。如果我没有某种手段控制你，你凭什么为我做好事？统治者凭什么制定并实施对人民有利的“良法”，而不是为自己谋利的“恶法”？我们如何控制统治者？用枪？用炮？对不起，这些恰恰在统治者手里。我们手里只有选票。实现法家理想的最好方式难道不正是让人民用选票把代表他们利益的立法者选出来，让他们制定的法律统治国家吗？这才是我们想要的“法治”。真正的“理性”选择意味着人民的国家最终只能由人民自己来统治。
法家一定会问，“人民”行吗？人民未必行，但没有他们肯定不行。在这个问题上，儒法都一再重蹈覆辙；现在还有人大力主张“贤能制”(meritocracy)、反对民主制，好像民主了就不“贤能”了似的。他们都必须“洗心革面”，彻底反思“君子”—“小人”之分及其对“小人”的偏见。“小人”怎么了？自私自利有什么错？当然，自私过头、侵犯了别人的利益是不对的，但是争取自己的正当权益有什么错？至少自亚当斯密之后的普遍共识是，正当谋利不仅无罪，而且对社会有功。这也是中国市场改革的共识。就和“君子”并不是不会犯错的上帝、圣人一样，“小人”也未必是没有底线的纯粹利己动物；凡人都有“君子”、也都有“小人”的一面，都有自私自利的冲动、也都有克制守法的能力。换言之，人是可以有自由的，正如他们可以有道德；自由不等于“恶”，自私不是“原罪”，“小人”也可以是“君子”。人民完全有能力选举对他们负责的代表，制定代表他们利益的法律，实行尊重他们自由的法治。
战国法家当然看不到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的发展，我们也不能以“事后诸葛亮”的方式苛求他们，而法家学说并非不可修正和改善。他们要坚持人性一元论，但没有必要把人性设定得那么幽暗；他们要坚持法治的必要性，但没有必要主张“道德无论用”；他们要坚持方法论个体主义，并把实现法治的希望寄托在普罗大众而非某个孤家寡人身上。换言之，他们只有把理性主义法治理论建立在自由民主政治基础上，才能走出战国法家无法摆脱的自相矛盾的困境。
还是回到一开始说的尊严问题。法家可以没有自己的尊严理论，但是不能否定人的内在尊严。如果还是像战国法家那样把人想象为自私、短视、愚昧的“两脚动物”，那就永远离不开他们为人类精心设计打造的“动物庄园”。
1]《商君书·算地》。
[2] 霍姆斯（Oliver Wendle Holmes）：“法律的道路”，张千帆等译，《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0 年秋季号，第 6-19 页。
[3]《韩非子·显学》。
[4]《商君书·定分》。
[5]同上。
[6]《韩非子·心度》。[7]同上。
[8]《商君书·赏刑》。 [9]《韩非子·备内》。
[10]《韩非子·奸劫弑臣》。
[11]《韩非子·人主》。 [12]《韩非子·八经》。 [13]《韩非子·南面》。 [14]《韩非子·主道》。
[15]《韩非子·五蠹》。 [16]《盐铁论·刑德》。 [17]《商君书·垦令》。 [18]《韩非子·显学》。
[19]《韩非子·五蠹》。
[20]《韩非子·诡使》。 [21]《商君书·定分》。 [22]《商君书·修权》。
[23]《韩非子·五蠹》。 [24]《商君书·农战》。 [25]《商君书·弱民》。 [26]《韩非子·外储》。
[27]《孟子·离娄下》。
【本文为2021年10月18日“亦律沙龙”同名讲座文字稿，FT中文网2021年10月20日首发。】
翟东升：“未来起点收入”——以共同富裕之策走出经济困局
本文为2022年初作者录制的“未来起点收入”的专题视频讲座的文字记录稿。
当今世界的一个全局性、时代性的问题，就是严重的贫富分化。央行货币政策扩张，科技快速进步，所有这些所带来的巨量的增量财富，主要为富人和精英所获得，而它的冲击和代价，则由中产和底层人民所承担。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新时代的中国有必要，也有能力探索出一条切中时代脉搏，而又适合本国国情的共同富裕之路。美欧有那么一部分左翼学者和政治家，他们提出了全民基本收入（UBI）的思想，也就是说给他们本国的所有老百姓发钱，而且他们进行了不同规模的、不同方式的试验。在我们看来，他们这种理念值得借鉴，但是他们的做法有待改进。考虑到当前世界政治经济的格局中的竞争态势，并且结合我们中国自身的具体国情和传统，我和我的几位同事、几位朋友一块提出来“未来起点收入”这样一种构想，也就是说全民基本收入UBI的中国版和改进版，以作为中国在新时代推进共同富裕的备选路径之一。
一、中国的国情特点
首先我们要说说中国当前的国情特点，以及由此而决定的“未来起点收入”的初步方案的主要内容。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的中国国情，在我们看来最重要的有以下几点：
首先，从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之后开始，三十年来我们所依靠的外循环为主的发展模式，已经不可持续了。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制造国、最大的出口国、最大的贸易顺差国、最大的外汇储备国。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有明显优势，工业产能全球最大，而且有所过剩。美、欧、日近十亿人的消费对中国制造业的带动固然是功不可没，但是时至今日，无论是从相对体量来看，还是从世界政治环境来看，这种为西方的中产阶级而生产的发展模式已经不可持续，必须转向以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发展模式。
其次，少子老龄化趋势加速，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之间存在结构性的错配。（配图）因为年龄原因而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以低端劳动力为主，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则以大学毕业生为主。但是我们的产业结构的升级爬坡，存在一定的滞后。那么这种滞后跟劳动力供给结构的快速变形形成了严重的不匹配，导致了工厂招工难，而大学生就业难这样一种双重困境。
第三方面，政府、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配比例有待改善。在中国中央政府的债务占GDP的比例位居全球主要经济体最低的之一。（配图）中国民众所获得的福利开支，政府的财政开支中，给民众的福利开支占比远远低于其他的工业国家。中产阶级规模固然是全球最大，但是占总人口的比例仍然偏低。中国整体的储蓄率偏高，但是劳动者所得占据整体GDP的比例偏低，而且贫富分化和地区失衡都比较严重，本土消费市场规模仍在扩张，但是增速在持续下滑，高端商品的本土消费市场规模不足以支持我们本国的科技创新产业，同美国为首的西方体系的竞争。
第四方面，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带来的变迁，正在对中下层年轻人的生计和前景带来巨大的冲击，加剧原本已经严重的贫富分化和阶层固化的问题。中国是最积极地拥抱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的国家之一，但是经济的全面数字化和智能化，也意味着资本和精英相对于普通民众，普通劳动力的谈判地位进一步上升，从而导致大学生工资曲线和人均GDP曲线的背离，越来越大比例的人口将发现，自己在智能机器面前，在人工智能面前，将毫无竞争力。越来越多劳动者，他的知识积累和工作技能，将在人到中年的时候，因为技术进步而价值归零。
二、未来起点收入方案的要点
基于以上的国情特点，我们提出的“未来起点收入”方案，主要包含以下五个要点：
首先是由中央政府的社保部门，给拥有中国国籍的孩子和年轻人发钱，从新生儿开始一直发到35岁；第二，是对于18到35岁的有劳动能力，但是还在能力提升阶段的年轻人，根据中国整体的就业、通胀和国际收支形势，而动态调整所发放的资金额；第三，35岁以上的成年人一生中应该获得一次教育或者技能培训的资助，从而能够应对技术进步带来的中年危机；第四，由中央政府用数字货币发钱，以提升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监管成本，为国家治理赋能；第五，资金来源主要以中央政府扩大人民币计价的国债为主，增税仅仅是辅助手段，而不是主要手段。
我们认为，以“未来起点收入”为核心的共同富裕制度，可以给每个中国公民一生有三次相对平等地站到新的起跑线上的机会。首先，给年轻人发钱，就是给普通和底层家庭的年轻人一个相对公平地参与社会竞争的参赛资格。其次，给成年人一次再教育和再培训的资助，就是让人在技术变迁和社会变迁所带来的冲击之下，有一次重启人生咸鱼翻身的机会。最后，而给幼儿和青少年发钱，就是给中下层人民一个结婚并且生育下一代，从而将自己的基因遗传下去的机会。这一方案可以为每一个中国公民的人生提供三次起点公平的机会，分别是孩子的成长、青年的谋生和中年职业转型。
未来到底能发多少钱？这个问题我们有三个版本，第一种版本是最保守的；第二种版本是居中的；第三种版本是最激进的。到底是保守还是激进，主要取决于我们从什么逻辑来确认这个资金规模。第一种最保守的逻辑，是看在不改变目前的通胀水平的前提下，我们可以给老百姓发多少钱。以2021年为例，我们贸易盈余大约有3万亿人民币左右，如果我们把这3万亿人民币全部用来给符合政策的年轻人发钱，那么国际收支改变，但是通胀没有变化。第一种最保守方案的做法，是从2025年起给最年轻的六亿人发放每人每月400多元的起点收入，此后的十年里稳步上涨，到2035年起稳定在每月1000元左右，这样的金额可以让我们每年出现贸易逆差1000亿美元左右，目前的外汇储备足够支持三十年。之后，就可以进一步扩大人民币的输出了。这样的方案不带来任何通胀，而是通过把顺差变为逆差，逐步花掉外汇储备，让别国承担本来他们应该承担的通胀。
换言之，起点收入赋予中国公民的购买力，对应着中国本身的过剩的生产能力和服务，也就是不会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熟悉我的观众朋友，大家可能以前看过我的有一期节目，我一个人分饰两角，演了一个对话剧，讲的是东海龙王的故事，东海国国民他们非常喜欢收集龙王的贝壳，所以他们把每年生产的一部分商品扔到东海里边去祭祀龙王，然后在海边捡贝壳回来，储存这个贝壳，然后还觉得自己挣到了钱。感兴趣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期节目。我讲的这个道理就是中国人是不是有必要把我们的一部分的血汗，一部分的资源，一部分的环境成本，换成别人可以无穷印刷的纸片的问题。假如我们不要这贝壳了，我们不要美元了，我们不囤积额外的美元了，把现在的贸易顺差让它归零的话，我们算下来第一种保守方案它并不会影响我们的通胀。
第二种居中的方案，就是中国作为一个低福利的工业国，福利水平仍然很低，但是已经成长为全球制造业大国，那么国民的福利理应跟我们的制造业能力相适应。假设到2035年，中国社会的福利支出水平占GDP的比例匀速上涨到目前OECD国家的整体水平，也就是它的GDP的20%是用来给老百姓发福利的。
社会福利支出占GDP比例持续上升，向OECD国家的水平靠拢，它的增量部分用于发放给年轻人和孩子的未来起点收入的话，那么我们算下来大概是从2025年开始是几百块钱一个人一个月，然后匀速的上涨到2035年，到2035年之后就稳定。到2035大概有多少呢？大概是7200块钱，那这个数字就比较可观了。在这儿我想说一下这里边的一个道理，就是关于一个国家它是不是应该压低本国民众的福利来换取出口。国家其实就是放大的家庭，我自己的岳父的案例，他是一个中学老师，夫妻俩其实都是吃财政饭的人，事业单位的人。他们非常辛苦，养了三个孩子。这三个孩子都挺优秀，但是他们的成长过程，我岳父管钱，他管钱的基本原则就是特别的抠门，特别的节省。但是其实作为双职工，他们的收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比大多数的农村家庭要好很多了。那么他三个孩子从小整天吃南瓜糊糊，每顿吃南瓜糊糊，实在受不了了，改善一下，那就是馒头配白菜。三个孩子身高因此而成长得都偏矮。道理很简单，因为你在他长身体的阶段，你没有给予足够的营养。我的岳父岳母这一辈子下来，他们有没有因为勤俭节约而富足呢？实际情况是他攒钱的速度根本比不上这个世界上的主要央行印钱的速度。为什么呢？比如说在80年代，攒下了1000块钱的话，那你到现在这1000块钱连本带息无非就是两三千，可是当年一整年的积蓄，你牺牲了孩子的营养所换来的1000块钱，到了今天你这两三千块钱无非就是请客一顿饭的事。所以其实是非常不划算的，他把钱存银行的利息远远低于印钞票的速度。我只好恭喜他，我说您压低了家庭的福利，牺牲了孩子的身高，给人民银行做出了额外的贡献。
同样的逻辑，咱们国家攒钱换到的也不过是美国、欧洲的兑付承诺而已，也就是美国央行、欧洲央行所印的纸片，或者说美国政府、欧洲主权政府所发行的主权国债，而且其中的购买力还在不断缩水。这个思维水平岂不是跟我的岳父一个档次吗？好在2013年以来，我们的外汇储备不再增长，我们开始强调绿水青山，开始强调全面脱贫，这方向和思路就对了。但是以我的标准来看，恐怕力度还要更强一些，胆子还要更大一些，步子还要更快一些，配套措施还要系统一些，落实过程还要扎实一些。
再说第三种方案，就是更加激进的方案。更加激进的方案，不是从贸易盈余的角度，也不是从福利支出的角度，而是从国家债务率的角度，这就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拓展货币史的知识。以前我们把债务看作问题，但假如你把债务看作一种好事的话——请注意，一定是用本币计价的中央政府发行的债务才是好事，这个前提非常明确非常重要，用本币计价的国债它其实不是一种恶，而是一种善，这一点下边我会专门讲。假如你改变了对待债务的基本态度和看法，认识到它的本质特征，那么假设我们2035年中国一般的政府债务率由目前的66.33%（IMF的统计口径），匀速上涨到发达国家整体水平的122%，新增部分里边的大头投资大量的新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补贴科技研发等等，因此我们把增量债务部分只有30%用于发放未来起点收入。假如我们中国公共部门的债务率在2025年达到71.39%，也就是中央政府加地方政府债务，2025达到71.39%，2035达到122%，这意味着我们在2025年的时候可以给全国的6亿年轻人发放每个月300多块钱，然后匀速上涨到2035年涨到每个月9200多块钱，这个力度就非常强了。
三、未来起点收入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
下边我再来说说“未来起点收入”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本人的理论体系，我自己起了个名叫“民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未来起点收入”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是由我本人所提出的民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它的基本理念跟咱们今天所说的“未来起点收入”相关内容包括以下几点：
首先，民本主义认为，财富的来源不是物而是人。这个所谓的“人”，包括人的劳动、创造和消费等各种行为。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劳动价值论，否定了自由主义经济学对物和贵金属的痴迷，这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它仍然受限于第一次工业革命，英国工业革命，欧洲工业革命的早期经验，从而形成了苏联计划经济体系的基因性缺陷。那么借助两个世纪以来，全球产业发展和市场发育的后见之明，当代中国的学者和知识分子完全应该可以把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进行中国化、时代化的改造，必须认识到财富的源头不能仅限于人的一般性劳动或者基础性劳动，而应该是包含了人的创造，人对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以及消费的整个经济活动全过程。新一轮科技革命导致基础性劳动的功能越来越被复杂技术所替代，人的重要性越来越体现为创新和消费之中。
第二点，民本主义关注大众和精英之间的辩证关系。江山代有才人出。基因遗传的“均值回归”规律，决定了精英产生于大众，精英又离不开大众。所谓精英相对大众固然有巨大的价值和优势，人跟人的天赋和努力差别的确非常巨大。那些高智商的、努力的、自律的、自我驱动的、有创造天赋的精英，他们所创造的财富远大于人数成百上千倍但平庸、保守、懒惰的群氓。在市场竞争的规则下，一个精英一天挣的钱可能就等于普通人一年挣的钱。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从代际遗传的长周期角度看，精英的孩子大概率不再像父辈那么优秀，这就是“均值回归”的规律。你的孩子的身高、智商、运动天赋大概率是向整个族群的平均值回归的，这就是天道的作用。再优秀的人，在生育下一代的时候，会被老天爷收取一个不菲的“遗传税”。比如我经常喜欢说的一个段子，姚明跟叶丽的女儿很可能既不如姚明高，也不如叶丽高；而潘长江的孩子很可能比他们夫妻俩都高。古人说“君子之泽，三世而衰，五世而斩”，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下一代最优秀的精英来自被上一代精英踩在脚下的那些普通家庭，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普通人的人口基数足够巨大。
第三个方面，民本主义主张竞争和优胜劣汰带来的持续改进和先进性，所以我们倡导机会平等，从而促进和保持竞争。极左翼的思想偏好结果平等，而极右翼的思想容忍甚至纵容严重的不平等。在民本主义看来，前者缺乏智慧，后者缺乏良心。冷战时期苏联模式导致干好干坏一个样，追求结果平等，打压了竞争。这个方面我们中国人是吃过亏的，因为我们前30年认真学习苏联模式，对其中“干好干坏一个样”的问题有痛切的体会。而美国模式，尤其是美国共和党的保守主义理念，纵容严重的不平等，严重的贫富分化和教育、医疗、法律资源的按财富分配，剥夺了大多数家庭的下一代参与竞争的资格。所以竞争其实也很不充分。举个例子，比如说美国的前总统小布什，这个人的人品不错，但是他真的是智商不高，他的智商测试只有90多，也就是白人的平均水平都不到，但是他就能上名校，他就能做总统。他能上名校、做总统主要原因不是他为人好，而是他家庭的财富和政治资源和人脉资源。所以中国要想在同美国的科技竞争中胜出，并且不断地取得优势，就必须要想办法把我们的每一代年轻人中间，那些近似随机地散布在各个阶层的各方面的天才给挖掘出来，并让他们得到发挥天赋创造奇迹的必要的机会。因此，能够为年轻人提供平等竞争机会的那些社会，比那些不平等或者追求结果平等的社会更有竞争力。我们相信，给优秀的年轻人以出路，给占人口多数的穷人以活路，先富起来的人才有后路，而中华民族才能走上坚实的复兴之路，未来起点收入是不左不右的中间道路。（中国道路其实是对苏联道路和美国道路的融合与超越。新时代是对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两个三十年的融合和超越，他们都符合“正题-反题-合题”的这样一个辩证发展逻辑。）
第四，民本主义将政府和国债视为“善”而不是“恶，”，认为有效而繁荣的市场离不开政府和债务的扩张。自由主义的传统认为政府是一种“必要的恶”，是一个负面的东西，也认为国家债务杠杆率的升高意味着宏观经济风险。但是通过实证的全球数据的检验，我们发现对于它本国的国民的生存和发展质量而言，世界各国的政府是一种“善”的因素，而不是一种“恶”的因素。政治发展的现代性意味着更大的政府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一个有效的市场本身就是政府为它的国民提供的一种公共产品。自由主义学者把国家和市场对立起来，认为国家扩展了，市场就会萎缩；市场扩展了，国家必须退缩。这样一种国进民退、民进国退的两分逻辑是错误的。而国家债务在金本位或者金银复本位时代，也就是在1971年之前的世界中，只要债务增加，无论谁的债务，无论是私人债务还是国家债务，债务增加就意味着宏观风险和利息负担。但是在1971年以来的信用货币时代，本币计价的国债本质上是一种变换了形式的税，也有学者把它称之为“国家的股权”，而不是债权。无论是利率还是还款期限都没有了硬约束。更加重要的是，大国发行的国债，它就是全球的货币基础，如果大国的国债不扩张或者扩张速度不够快，那么技术进步带来的产出增加，最后只能导致通缩而不是繁荣。（请联想当下的中国经济。）
最后，民本主义把可贸易品视为财富，而把不可贸易品的存在定义为财富在特定领域、特定区域内部的再分配过程。举个例子来讲，你去看任何一个地方要想过得好，一定是当地有那么一个买卖或者几个买卖，让他们能够从别的地方挣来钱；当地有一批人因为这个买卖而挣钱，挣了钱之后，他们吃饭理发都会付得起高价，哪怕是给他们搓个澡，所有当地的那些不可贸易的那种服务，其实都是这个社区内部的其他人，分享他们从外边挣来的钱。
但问题是由于技术进步，大量原本不可贸易的商品和服务，现在变得越来越可贸易了。这就导致财富的生产和分配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失衡。因此，要想维持原有的社会团结、社会均衡，必须用其它的新的再分配手段来弥补这样一个社会变迁、技术变迁所带来的失衡。
四、“未来起点收入”的政策功能和实践价值
“未来起点收入”的实施，既有利于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又有利于政治稳定和国家统一，还有利于加速中国回归世界舞台的中央。
4.1，未来起点收入的政策功能：经济
从经济角度来看，“未来起点收入”的制度创设，大大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
首先，相比西方的医疗、教育、住房、养老等等领域的传统福利支出，我们为受益者保留了个人和家庭支配资金的选择权，发给你这笔钱，究竟你是想买药看病，还是想改善住房，究竟在哪个医院看病，在哪里住，在哪里学，你有比较大的自主选择空间，从而保留并且完善了市场竞争机制和优胜劣汰的空间。
其次，这种再分配过程简单而且比较少腐败，潜在的跑冒滴漏发生的地方无非就是身份和年龄造假，但是通过数字货币转账和支付路径，加上消费大数据与身份信息系统的匹配和自动识别，要找到那些弄虚作假的基层干部，其实成本是非常低的。
第三，未来起点收入制度，将大大提升中国政府的经济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因为它提供了宏观经济政策的新手段，能精准地把购买力输送到政策链条的末端，它还提升国民统计信息的精确度，有利于精准施策。
第四，由于给孩子和年轻人发钱，因而能鼓励国民的生育，延缓中国社会现在愈益严重的少子老龄化趋势，从而有利于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从经济指标上看，这个政策将推迟中国经济的零利率、负利率的出现，也能够为国内总需求的扩张提供新的动力。
第五，它还将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因为它不仅会加速人民币数字货币的普及，而且还会扩大本币计价的国债池子。现在全球政府的外汇储备和养老金都需要足够广度和足够深度的金融市场一个资产池子，尤其是优质的资产池。但问题是，欧洲国债市场是分割的，德国国债、法国国债、意大利国债、西班牙国债相互之间是分割开的。日本国债是负利率，欧洲也有很多负利率债券。所以以前大家寻找优质的无风险的足够大足够深的资产池的时候，主流基本上就是买美国国债。最近几年，人民币定价的中国国债，正在成为全球储蓄者的一个新的选择。世界各国的政府，世界各地的王公贵族都可以把一部分的储蓄分流到人民币计价的中国国债里边，而不需要担心美国找个理由把他们的资产、存款全部冻结掉。到2035年左右，我有个大胆猜想，如果中国能顺利实施未来起点收入，那么人民币国债有可能比欧洲国债更吃香，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挑战欧元的地位也是完全可能的。
第六，它有利于创新发展和高质量发展。因为从供给侧角度来看，它将年轻人中的那部分天才从谋生的压力中解放出来，让他们得以从事更有价值的学习和创造性工作。有了未来起点收入，炎黄子孙就很难再被各路资本所剥削，年轻人不会再为了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而不得不去做那些伤害自己健康、人格和前途的所谓工作了。工资上涨就会迫使资本方不得不去运用更多的高技术设备来替代人力，类似于中世纪末期欧洲劳动力减少所驱动的技术进步，它就是这样一个正循环。
从需求侧来看，科技产品的迭代演进依靠的是富裕的中产阶级的消费需求所提供的驱动力。以前，全球科技创新依靠的需求来自于美、欧、日的十亿人，尤其是这十亿人中间一半的那个五亿中产阶级的购买力。所以中国的创新科技产品的生存发展非常困难，它除了依赖西方的此前积累的一些核心技术、关键技术之外，还需要依赖美、欧、日的那五亿中产阶级的消费。有效需求是怎么来的呢？有效需求是人的欲望加上人的购买力，两者结合在一起才能构成有效需求。当今世界包括中国在内，需求难以扩张的矛盾，就在于年轻人有欲望，但是没有钱；而中老年人有储蓄，但是欲望在萎缩。当今世界的总需求扩张的瓶颈就在于，中心国家可以无穷地创造货币，创造国家信用，创造购买力。但他们的人在变老，而且他们的政府不想带咱们玩了。而外围的发展中国家、南方国家他们人口很年轻，但他们很穷，没有足够的购买力。为什么他们穷？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讲，他们无法创造被生产方，也就是被东亚国家愿意接受的那种信用货币，通俗地讲，就是他们印的钱咱不认。中国发放未来起点收入之后，将有六亿充满欲望的年轻人获得稳定的现金流，他们将为中国本国的高价的高科技产品创造出巨大的消费市场，从而有利于自主创新的发展和高质量发展。
第七，未来起点收入的实施，由于资金是中央掏的，对全国各地的年轻人一视同仁，所以有利于减缓内陆地区地方政府和基层政府的财政困境。中西部人口大省的消费市场将获得大幅增长，带动本地的投资和税收的增长。
4.2，未来起点收入的政策功能：政治与国际关系
刚才讲的我们都是从经济角度来看问题，我们再从政治和国际关系角度来看问题。从政治和国际关系角度来看，未来起点收入制度的创设也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首先它将有力地改变中国社会的财富分配结构，把原本的金字塔型的社会，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边转变成一个橄榄型社会，就是顶端小底下少，中间肚子大的那么一个橄榄型社会。它可以加大社会的纵向流动性，扩大中产阶级规模，缓解已露苗头的民粹浪潮，有利于中国社会的长期稳定和党的长期执政。
其次，它能普遍地提升中国人的道德水平，降低整体的治理成本。古人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未来起点收入普及之后，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局面，它出现的时间将会大大提前。我记得2001年我第一次出国是到法国的Sciences Po巴黎高政做交换博士生。那个夏天我印象最深刻的不是他们的历史建筑或者其它的设施环境，而是他们的每个厕所里边，无论是在办公楼里还是宿舍楼里边，每个厕所里居然都有大卷的免费的卫生纸，根本不担心有人来偷。所以我就充分地体会到那句话，仓廪实而知荣辱，衣食足而知礼节。我相信随着未来起点收入的普遍发放，中国的年轻人有了基本体面生活之后，整个中国，中华民族的整体道德水平将会有大幅的上升。
第三，有利于保持社会团结和阶层之间的妥协。中央提出共同富裕的概念之后，许多富人就很焦虑，因为他们担心会出现了削峰填谷、劫富济贫式的存量博弈，以至于多个部门都站出来，反复地澄清和安抚，说共同富裕不会搞平均主义，我们不会搞劫富济贫。未来起点收入用本币计价的增量国债来做大蛋糕，各阶层年轻人获得更多的支付能力和成长机会，而富人则能获得更大的本土市场来做大他们的买卖。共同富裕的游戏就从大家所担心的那种存量博弈变成了增量博弈，从而赢得各个阶层的支持和国内的团结。
第四，有利于减缓乃至逆转区域和城乡之间的不平等恶化趋势，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民族共同体的政治向心力。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就是强者愈强，弱者恒弱，全世界来看无不如此。人跟人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竞争，都是这种马太效应。未来起点收入给中西部和北方的年轻人一笔钱，虽然不宽裕，但是能够相当稳定地支持他们的成长，或者说，其实是给他们一种投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对冲市场竞争所带来的区域失衡作用。
第五，它可以有力地提升中国人民，包括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人华侨，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有利于推进祖国的统一事业；也有利于吸引海外优秀华人的回流。当别人再质问你：你爱国，这个国家爱你吗？你可以非常自豪地回答说：这个国家真的爱我，这个国家真的有恩于我，这个国家真的培养了我。
第六，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代化和中国化，并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也可以把它视为在开放市场经济条件下，审慎地实践“共产”和“大同”的一种初步探索。其实到目前为止，中国过去70年的发展道路的各种元素，从土改到改革开放，再到自主创新等等等等，它都可以从苏联、美国、日本、新加坡等等原先领先于我的这些国家和地区找到各种启发。那么“未来起点收入”将是我们真正原创的领先于全球的制度进步，具有重大的世界政治意义。
最后，“未来起点收入”的实施，有利于中国在同西方的合作和斗争中取得优势。它会有力地解决国内消费市场增长趋于停滞的问题。到2035年左右使中国国内消费市场规模，等于乃至于超过美、日、欧三家之和，带来强大的国际谈判地位。其实我们回顾人类进入工业化之后的两百年历史，非常明确的一个规律就是在和平条件下，市场即权力。谁的市场更大，谁掌握更大的消费市场，谁就拥有权力。未来起点收入将会大大改变中国同世界市场的关系。中国向世界市场输出的要素，原本我们输出的是通缩，因为每年我们有巨大的贸易顺差。以后我们将转变为输出通胀，通过采购发展中国家的商品和服务，中国将为广大穷国创造更多就业，让大家意识到谁跟着中国走，谁就能发财。未来起点收入也可以减少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迫使美国人更多地自食其力。
五、对质疑的回应
那么以上我们讲的都是“未来起点收入”它的功能、它的好处，但是也有很多朋友提出了非常多的质疑、担心，他们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你要给年轻人发免费的午餐，难道就没有代价吗？难道就没有后果吗？下边我们重点以较大的篇幅来分别回应一下这些质疑。
所有的政策都有代价和风险，“未来起点收入”也不例外，关键在于我们权衡它的得失利弊。下边我们将以较大的篇幅重点展开对代价和风险讨论，并且对各路担忧和质疑提供初步的一种回应。
第一种最常见的担心，是说你大面积地借债和给年轻人发钱，是不是会带来更高的通胀？大面积借债和发钱是否带来通胀，取决于这一经济体整体的生产供给能力。我们把一个经济体的生产供给分成两个部门，一个是低生产效率部门，一个是高生产效率部门。古典的理论认为，货币政策宽松对生产并没有显著影响，所以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主要体现为价格上涨，也就是通胀。但事实上货币政策宽松对生产有影响，而且各个行业影响不一。低效率部门在面临货币宽松的时候，它的供给能力较弱，它是有供给瓶颈的，不能在低利率环境下迅速扩大供给。宽松的货币政策很容易体现为产品的价格上涨。高生产率的部门，最典型的就是高科技部门、工业化部门，在面临货币宽松的时候，只要有人愿意掏钱订购，它的供给扩张能力很强，分分钟就可以扩产，在低利率环境下迅速扩大供给。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会体现为价格的上涨，当供给增加较快的时候，宽松货币政策刺激供给，有可能体现为产品价格的下降，也就是说宽松的货币政策和部分行业的通缩共存。
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各个不同的经济体为什么反应不一样？主要就是因为不同国家不同经济体里边，它的低效率部门和高生产效率部门的比例是不一样的。当一个国家一个经济体里边制造业，尤其是中高端制造业的占比较高的时候，那么宽松的货币政策，虽然在低效率部门仍然表现为通胀，（你比如说你印的钞票多了，我相信理发的价格肯定会涨，因为理发师的能力，他无法因为你利率的下降，货币供给的增加，而大幅提升他的效率），但是在高生产效率部门，比如说生产手机的、生产电脑的、生产服装的，这些部门你一旦货币宽松了，或者给老百姓发钱了，这些部门的扩产是非常容易的。所以这个角度也就可以帮助大家理解，为什么日本、欧洲、美国这些经济体大规模的印钱，但是它们仍然面临通缩。当然美国，由于特殊情况，在去年通胀起来了。（2023年注：即便新冠疫情期间美国联邦政府给老百姓发了那么多现金，美国的通胀也只不过冲到年化10%的水平，而到了2023年夏季，已经掉到3%的正常水平了）。但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你比如在津巴布韦、委内瑞拉、阿根廷这些经济体，你只要敢稍微印点钞票，哪怕印得不是特别多，它那个通胀立刻形成一个爆发的完全失控。原因就在于它的经济体的结构是不一样的。
中国怎么样？中国刚才我们讲过了，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全球最大的出口国。所以我们根本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中国制造业工业部类广，而且我们经济体里边有较高比例的高生产效率部门，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而不用担心带来较为显著的通胀压力。
在少子老龄化的工业社会，由于生的孩子越来越少，年轻人的新增需求越来越萎缩，而科技进步带来的产能扩张其实是无穷的，因为你可以不断地用新的自动化的机器，甚至用机器人、人工智能，来接替那些退休的老职工，所以通胀难以维持高位。十几年来，美、日、欧的量化宽松实践已经向我们说明了这一点。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制造国，而且少子老龄化最严重，所以需求增量和供给潜能之间整体上不会存在持续的大缺口，而且刚才我们讲到了，2021年中国的贸易顺差3万亿人民币，如果让这个顺差归零，也就是说把本来运到海外交给美国人，交给欧洲人，交给东南亚人去消费的那些产品和服务，在结构略作调整之后，留下来给本国的年轻人用，那么，中国国内通胀率几乎不会受到实质性影响，只不过是把贸易顺差归零而已。换言之，我们不再把自己的劳动和资源换美元国债了，让美国和世界承担他们本应该承担的较高的通胀率，而留下这些东西来让我们自己多生一点孩子，让我们国内少一点留守儿童，少一点失学儿童。如果考虑到由此带来的本土需求扩张，考虑到用工成本上涨，可以刺激本土的设备投资和技术进步，以及考虑到合意的适度通胀（也就是每年你应该通胀2%到3%，这才是健康的经济体）；再考虑到人民币国际化之后，通胀压力很大部分可以对外转移，就可以去考虑实施较为激进的那些方案了。
第二种质疑。第二种质疑是说你给年轻人发钱，会不会导致年轻人变懒呢？不愿意工作呢？全民普惠的福利方案难免会换取国人关于过去“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的这样一些不良记忆和担忧。但是“未来起点收入”它不是“大锅饭”，因为它不给中老年人发，所以人生的结局仍然主要取决于个体的努力。它也不会导致大规模的懒惰和怠工，因为它不同于失业补贴，失业补贴意味着有工作，你就不能领钱，有些生活要求比较低的人，因此就愿意赖在家里不工作。但是未来起点收入仅跟你的年龄有关，而跟你是否有工作无关，也就是说你的工作会带来增量收入，那就形成了正向激励。世界各地关于全民基本收入它已经有各种实验了，这些实验，这些量化统计研究发现，基本收入的发放并不会降低工作意愿，甚至在某些领域提升人们去做更有挑战性的那些工作的意愿。更何况未来起点收入它意味着你到中老年之后，你要靠年轻时候积累的能力和储蓄来生活，而不工作就不会有储蓄，不工作也不会提升你的能力。
所以未来起点收入可以庇护中国年轻人不被资本剥削，因为他们不必再为了三餐而从事低价值或者有害身心健康的劳动，但是它的金额肯定不会很高，不足以让这些年轻人富足地享受生活；更重要的是，35岁之后你就没这个东西了，这意味着他必须在35岁之前为后半辈子的财务状况打好基础。事实上，未来起点收入发放将导致年轻人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什么道理呢？因为在原本残酷的金字塔型社会财富分配结构里边，只有来自塔尖和塔上部的10%、20%的家庭，他们的孩子才有资格接受好的教育，才有资格参与中高端的岗位的竞争。而未来起点收入发放之后，80%以上的家庭的孩子都有资格参与中高端的竞争，这个社会纵向流动性大大增强。也就是说谁都不能躺平，而且谁也不能光靠着父辈的支持，你就可以继续高居在社会的顶端。
这里我们还需要转变一种观念，就是对“玩”的态度。未来起点收入发放之后，会有一批孩子，他会先玩，这是人性。注意了，玩也是有巨大价值的。你只要能玩出名堂来，无论是玩篮球还是玩乒乓球，无论是玩游戏还是玩别的什么滑板，只要你玩得好，你也可以挣钱。我觉得我们中国人也需要树立一个新观念，就是玩的本身也是有价值的。我们这个时代技术进步非常快，真正财富分配得合理的话，其实你本来只需要家里边一部分人工作，其他人就应该享受生活，而且更重要的是，你玩出了花样，玩出了名堂，本身就是在创造财富，创造了新的消费增长点。就是前面我说的，消费它本身的价值也是非常巨大的。
第三种质疑是给所有的孩子和年轻人发钱，中央政府的财政负担是不是太重了？债务积累太多，宏观经济风险是不是太大了？首先，年轻人边际消费倾向高，给他们发放的起点收入将很大比例地转化为消费支出和市场繁荣，进而带动财政收入的增长。那么这种财政收支的螺旋镖（飞去来器）效应就是，你把钱发出去给年轻人了，比如说每增加1万亿支出，这1万亿带动的消费和新增的投资，因为市场繁荣了，做生意的人就会增加投资，那么你各级政府收到的税就会增加，所以这种扔出去1万亿，可能回来个5000亿，所以你的债务实际的增量只有5000亿，那么它导致财政赤字的积累并不快。只给年轻人发钱，使未来起点收入相比于西方他们所设想的全民基本收入构想，或者现行的西方的福利体系在财政上为什么更加可持续？原因就在这儿。
其次，中国中央政府的债务率非常低，即便把地方政府和融资平台的负债全部都加上，也明显的低于其它工业化国家，还有极大的增长空间。根据IMF的数据，2020年中国的政府的总债务，包括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债务占GDP比例是66%，如果我们再把各种隐形债务，比如说名义上不是政府的，但是由政府设立的融资平台的国有企业的负债我们全部给它算进去，当然这是尽可能宽口径了，那也是80%不到。它跟工业化经济体平均水平123%左右的中央政府的债务率还有很大的差距。跟美国的134%，意大利的142%，日本的254%等债务率较高的工业化经济体，那差距更为显著。中国公共债务尚有很大的扩张空间。
更加重要的是，认为国债多了会导致宏观风险，这种观念是完全错的，这种观念最大的错误是他们的大脑还停留在1971年之前的金本位时代。只要了解了世界货币演进史，只要了解了今天我们这个货币体系的基本运行逻辑，就不会说出这样的傻话来。
我们的量化研究发现，国债风险的高低，不在于债务率的高低或者上升速度的快慢，而在于债务定价货币的发行权到底在谁手里。那么这一点连“去杠杆”理论的最著名的旗手瑞·达里欧，他也不得不在书里边承认这一点。实际上他原本不知道这一点，是经过了类似于我这样的这批朋友，我们一直在反驳这类观点，他听到之后他觉得有道理。所以他在书里边进行了一定的修改。但是无论他怎么修改，他无法改变整个他自身的理论的底层逻辑的错误（用杠杆率解释一切，把现象当原因）。1971年美元和黄金脱钩以来，国际货币体系进入无硬锚的信用货币时代，主要发达国家央行资产负债表持续扩张，我计算过1971年到现在50多年，央行资产负债表它的扩张速度复利，利滚利是每年扩张9%左右，但它的债务偿付能力却并没有受到质疑，因为它们是以本国的货币来融资的，只需要发行更多的本国货币来偿债即可。甚至可以在通胀比较低的时候，把基准利率降为负数，因而并不存在违约风险。债务扩张，主权债务扩张到底有没有上限？只要是用本币计价，只要本币不跟贵金属或者不跟实物挂钩，那么理论上你的国债是没有上限的。而且债务根本就不是问题。国债就是钱，国债就是货币，假如这个世界上只有中国一个国家，只有咱们14亿人，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政府不增加国债，14亿人整体上就根本无法挣到更多钱。他们的技术进步只能带来通缩，他们生产得越努力通缩就越厉害，萧条就越严重。这一点，我知道超出了绝大部分听众、普通人对货币的想象。要想大家理解这个问题，因为时间关系、主题关系我在这儿不多展开，在网上的不少视频中间，我曾经讲过”翟币“的这样一个概念，大家感兴趣就可以去了解一下。
第四种质疑是说人工，中国的人工可能因为你发放未来起点收入而变得更贵。人工变得更贵了，那么就会影响我们发展制造业，不利于我们的就业。这儿我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我们发展经济、发展制造业的目的是让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人是目的，产业是手段，你不能把本末给倒置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目前已经出现了大学生就业难和低端制造业招工难的结构性错配，要解决这种错配需要的不是为保留低端产业而压低本国年轻人的福利和发展空间，而是要创造出更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端制造业。这就需要从美、日、欧等等经济体手中去争夺这些高端制造业的就业岗位。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会倒逼科技的应用，这是欧洲工业化历史所揭示的核心机理，这也意味着体力劳动的工资上涨，将迫使企业投入更多的研发和设备采购，从而为中国的大学毕业生创造更多写字楼里的那些研发、设计、营销、融资等领域的工作岗位。当然了，在中国年轻人获得起点收入的庇护之后，一部分无法支付较高收入水平，而又无法用机器设备、人工智能来代替人力劳动的那些出口行业，将会加速从中国本土消失。它们会顺着东亚生产网络的地理扩张而转移到周边小国，尤其是RCEP的一些成员国，但是这种转移会给周边小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机会，提升它们的国际收入，增加它们对中高端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比如说它们就想要买手机，这种情况下，由于是我们在买它的商品，我们是它最大的贸易伙伴，更加重要的是，我们是它最大的市场，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提出要求，你想用从我们这边挣来钱去买手机吗？那你不能歧视华为手机。在东亚经济进一步整合的背景之下，这种就业置换可以增加中国高端制造业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有助于为中国的年轻人创造写字楼里的工作。
第五种质疑是，国债和央行资产负债表扩张会带来美国那样的资产价格上涨，你印钞票多了嘛，股价、房价就涨，最终是不是导致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呢？与之类似的质疑是，你们反复提倡的扩大国债、人民币要国际化、给老百姓要发钱，岂不是在重走美国道路吗？那我们的回应是，美国的道路是有问题的，中国要吸取它的教训，但我们说美国道路有问题，美国体制有问题，并不是说凡是美国干的事情，我们都必须反其道而行之。美国能战胜欧洲和苏联，能在犯了这么多的错误，存在这么多的先天缺陷的前提之下，仍能够维持今天的国际地位，维持全球顶级的人均收入水平，说明美国一定是做对了某些重要事情的。对于它做得高明的事情，我们要认真地研究，虚心地学习。比如说用长期的双赤字政策支持货币国际化，大家以前对双赤字有各种批判，这种批判它的口径，它的说法来自于哪里？恰恰就是来自于美国的共和党的原教旨主义者。这种批判其实错的。对于它所做错的那些事情，我们要坚决摒弃，比如说信奉自由主义而纵容贫富分化。
中国道路和美国道路的关键区别，不在于市场和计划元素的多寡，而在于“权为谁所用，利为谁所谋”。美国扩张央行资产负债表，印了钞票给本国老百姓发的钱，其实是很少的比例，主要还是用来购买金融市场上的股权和企业债等高风险资产，拯救那些破产的华尔街金融机构。换言之，他们向全世界的储蓄者征收了铸币税，大头不是补贴给老百姓，而是补贴给了本国的大资本集团，补贴给了富人，补贴给了精英。而中国的未来起点收入则是把国债所筹资金补贴给各个阶层的年轻人，而不是用来拉抬资产价格。所以关键不在于说你印不印钞票，而在印了钞票你给谁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再配合以遗产税、移民税，也就是移民脱籍税，因为我们刚才讲过了，给年轻人发了钱之后，富人也是能获益的，但他们获益之后我们一定要收遗产税，收移民脱籍税，配合这些税收措施，中国的贫富分化指标将会进入一个缓慢而长周期的下降通道。
第六种质疑是你只给年轻人发钱，不给中老年人发钱，是不是难以获得中老年人的支持呢？而且对他们似乎也不公平。自古以来，人类社会中的绝大部分权力其实掌握在中老年的，尤其是男性手中，社会内部的对资源的分配和规则的制定，主要由这个群体所掌握。所以我们认为给中老年发钱是对权力的奉承和对资历的奖赏。而给年轻人发钱，则是一个民族对自身未来的投资。我本身也是中年男性，我呼吁中国的中老年男性一定要有这样一种责任意识，要把责任放在权利之前。在同一个族群中，年轻人是中老年人生命的延续，是他奋斗的价值寄托之所在。在信奉那些个体价值本位的欧美文化中间，这也许真的是一个值得争吵的大问题。但是在高储蓄率的、信奉集体价值本位的东亚社会，这个问题在我看来就不是一个问题。
除了以上质疑还有一些其它的担心，比如说年轻人有了起点收入之后，脏活累活就没人干了，水管工工资和蔬菜价格将会因此而大涨，因为蔬菜它其实是需要大量劳动力的。偷渡和难民因此而大幅增加。某些人意识到靠多生孩子就能生活得不错，某些低端人口可能反而生一大堆孩子，降低全民族的人口质量。富人利用中国年轻人的消费能力，从中国赚到更多钱，然后移民或者转移资产，以躲避高税率等等。这些担心都是有一定道理，但是完全有足够多的配套政策以控制它的负面代价。比如说除了给孩子和年轻人发钱之外，也给中国最年长的那1%的人口，也就是1300多万最年长的那些人也象征性发点养老钱。这个自动可以算出来，全国的人口数据实名数据库建立之后，用数字货币基础来建立之后，你完全可以计算，谁是最年长的1%的人，在爱幼的同时也适度的尊老，从而符合中国的传统价值观。未来起点收入的金额先少后多，在5到10年内逐步上升到目标水平，从而允许供给侧的产能有时间稳步的扩张，避免短期内对物价形成脉冲冲击；强化对富人的遗产、赠与和移民脱籍税征收；每一对夫妇的子女中可以享受的未来起点收入的人数不能超过三人，超过部分由你父母额外交税来补足；加强工业、农业、服务业生产的智能化、无人化，减少对外部廉价劳动力需求，等等，我们有足够多的举措来应对这些潜在的、负面的代价。
六：结语
新思路和新制度的出现，必然冲击原有的利益格局和人们的思维惯性。要理解和接受我们这套新主张，除了要求大家要有开放的头脑去思考，还需要我们反思并且更新，我们原本大家一贯所接受的对一系列社会科学基本理论问题的认知，包括：什么是债务，什么是货币，什么是通胀，什么是顺差，什么是科技进步，什么是社会有效需求，什么是机会平等，什么是价值本位，等等这些概念，它牵扯到政治、经济、金融、历史等等多个学科。
其实归根结底，我希望大家能够意识到，中国人不是生来就要被拴在机器边或者餐桌边去拧螺丝或者擦桌子的。作为智商最高的人类大的族群，我们其实更适合承担写字楼里边的研发、设计、营销工作。作为最和平、最世俗的民族，我们其实更适合游走于世界各国各民族之间，弥合各种宗教、各种族群之间的分歧，撮合各种交易。今天中国大多数孩子不得不做的脏活累活，可以交给机器人去做，交给还没有脱离绝对贫困的那些穷国的孩子去做，从而也带动他们的发展改善。
2013年以前的现实，其实是一种较低层次的均衡状态，也就是我们用高房价和低福利政策，迫使几乎每一个中国老百姓努力打工养家糊口，牺牲本国的环境和工人血汗换取别人印的纸片，还自以为有了这层利益关系，中国和世界霸主，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就有了压舱石，就能够长期稳定。这种背景之下，由于本国的低福利、低收入，本国最有创造力的一部分精英在持续地移民到发达国家为别人效力。因为只有在那里，他们才能获得跟他们的能力和潜力相匹配的高工资、高福利；只有在那里才能从事创造性的工作的环境。因为这是由你跟世界的分工所决定的。
而我所构思和描述的，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均衡，是给本国的年轻人赋能，让他们使劲地消费，让他们成长，创造出全球最大的市场，用他们的需求拉动本国的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并让其中最优秀、最有潜力的年轻人得以自由成长。与其让美国、欧洲、日本替我们和全世界印钞票，不如我们来替全世界提供信用货币和高科技产品。由于中国拥有强大的政府和全球最大规模的最优质的人口；由于中国拥有70年的资本和技术积累；由于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是给全体中国人民实现共同富裕，是让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而且应该实现，从低层次的均衡向高层次均衡的跃迁。
在新时代，我们要想推进共同富裕，要想促进“以人民为中心”的高质量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要想做大本土市场规模，以实现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要想缓解新生儿数量急速下降的趋势；要想推进创新、协调、开放、共享等等新发展理念的落实；要想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之下，改善外部发展环境和提升我们国际斗争能力，要想确保社会和政治长期稳定，……要想实现上述所有这些目标，就必须要认真对地出真招、出实招、出硬招。我们认为，国内许多问题的共同核心症结就在于分配和再分配体系没有与时俱进，而实现“未来起点收入”就是解决上述难题的一个重要抓手。如一纲举而众目张，明月升而百川映。看似简单的方案背后，其实凝结着对苏共道路、美国道路和欧洲道路的哲理批判和借鉴，扎根于前沿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基础。未来，经过学界和政策界同行们互相的砥砺和改进，我们相信，它最终能为丰富和完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重大理论和制度创新做出一定贡献。
刘子倩：被承包的“信仰”
本文来源：《中国新闻周刊》2012年1月9日。
这是一门新的生意，不要技术，不需厂房，打的是庙宇的主意，靠他人的虔诚和信仰攫取暴利。
承包寺庙，已成为一些旅游景区真实的现象。出资人与寺庙管理者——政府职能部门或村委会——签订合同后，前者拥有规定期限内的寺庙管理经营权，向后者交纳一定的承包费用，再通过香火等收入赚取利润。
这项“生意”的利润如此巨大，以至于一些人以和尚、尼姑或道人之名，签招聘合同，每月领工资，上班“礼”佛，下班还俗，收入堪比白领。
寺庙被承包，宗教场所变身经营场所，不仅是由于社会转型时期，“经济利益至上”的观念已侵入了正常的宗教生活，更是由于对寺庙的多头管理、政出多门，以及各级利益方均想通过“宗教搭台”让“经济唱戏”，最终使得信众的“信仰”迷失在商业的“承包”之中。
很难想象，一座建于AAA级旅游景区的寺庙，一年的承包费竟高达720万。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寺中那些为游客解签占卜的出家人几乎全是“冒牌货”。
广西游客欧朋知道真相后，颇为吃惊，尽管他与寺中“大师”曾“短兵相接”，甚至被“大师”强迫捐出23400元的功德钱，但他还是不敢相信，佛门内还会有假和尚。
像欧朋一样，那些怀揣虔诚的游客跨入这些寺院的门槛的瞬间，就成为待宰的羔羊，少则数百，多则几万。在“大师”语言暴力的恐吓之下，佛门威严的气场和心诚则灵的心理暗示自然战胜理性，而那源源不断的功德钱最终落入了承包者的口袋。
寺庙承包大约起于1990年代中后期，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处于风景名胜区内的寺院便成了“香饽饽”，私人向寺庙主管部门交纳一定费用后，采取入股或承包的方式经营寺庙，再请来僧侣，通过功德钱和香火钱赚取利益。然而，这一国家明令禁止的行为，在利益驱动之下不断发展壮大，承包费用逐年攀高，经营者开始聘用社会闲杂人员通过欺骗和讹诈的方式盈利。
欧朋去的昆明岩泉寺便是其中之一。
刷卡烧高香
2011年10月12日，到昆明出差的欧朋带着妻子和两位亲友报了去石林的一日游的旅游团，每人160元。大约上午11点左右，在逛了几个购物点后，欧朋们被拉到了昆明市宜良县岩泉寺，这里距昆明市区60公里，是去石林的必经之地。
岩泉寺位于宜良县县城，倚靠伏狮山，因岩中涌泉而得名，始建于明朝景泰年间，期间多次被毁，数次修复扩建，特别是文革中损毁殆尽。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重建，1995年12月，宜良县政府批准其为宗教活动场所并对外开放;1999年，昆明世博会和云南省旅游局将其定为旅游定点接待单位。2008年12月，岩泉寺晋升为AAA级景区。
导游告诉欧朋，岩泉寺求签颇为灵验，当年名妓陈圆圆在此求签，大师言其必皈依佛门，最终一语成谶，故此地也有“滇南第一签”之誉，游客到此都会求签请大师释疑。
下车之后，导游换成了岩泉寺的工作人员，并给每个人一个胸贴——免门票和用餐的标识。欧朋跟着导游进了寺庙，在“滇南第一签”牌匾下，每位游客跪着在签桶里抽了一根竹签。与其他地方不同，这里的签只有编号。欧朋的噩梦便由此开始。
2011年10月28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随团体验了整个过程。记者抽到了14签，在一旁登记后，工作人员给了一张写有14号字样的纸条。随后，导游带着本团游客来到不远处的风水转运堂，也就是解签房。每位游客将纸条和10元解签费交予工作人员后，会得到一张与签号对应的解签单。但这项工作进行得极不严谨，记者的签转眼间就由14号变成了40号。
手拿解签单的游客在签房外排除等候，“大师”一对一解签答疑。记者看到，在签房正中，有一尊菩萨像，一位身披袈裟的长者正襟危坐，八位身着居士服的“大师”在签房四周落座，每位“大师”身旁一个方桌，地上摆着数柱一人多高的香。
“大师”看完解签单后说，记者阴阳五行不调，身后有家灾和风水灾，而这是一个转运签，若把握不好后果不堪设想。随后，他指着碗口粗，一米多长的香说，烧此香便可转危为安，600元一支，并要求记者把名字留下以便其在大雄宝殿诵经百天。记者说没有这么多现金。“大师”沉吟片刻，低声问道：“带信用卡了吗?”
记者说没带卡，“大师”便推荐另一款200元的香，记者说，也没有现金。这惹恼了“大师”，他突然瞪着眼，指着菩萨像大叫：“你烧不烧?在菩萨面前说假话，你给我出去。”
可欧朋却没有这么幸运。“大师”警告他，要烧10800元的香，否则家里有人性命难保。“他说了很多难听的话，我有点受不了了，本来就是求平安的，谁愿意在佛门听到这些啊。”欧朋还告诉“大师”，这些功德钱就算是给刚大学毕业的儿子求个吉利。
未曾想到，刚刷完卡，身披袈裟的长者就走了过来，为其摸顶，要其再为儿子烧12600元的香，否则儿子将有灭顶之灾。这时，他突然发现，妻子和亲友都不见了。“他们应该是故意把我们分开的。”欧朋事后回忆。
欧朋说，卡里已所剩无几，但长者似乎像变了个人，厉色道：“我说你有，你就必须有，否则我一挥手，你这辈子就算完了。”欧朋又求助导游，导游却说这种事只能和“大师”商量。欧朋最终还是交出了手里的卡。
欧朋说，这是他这辈子办得最窝囊的一件事，“他们就是利用我保平安的心理，在那种氛围下，他们突然强硬，我就害怕了。跟黑社会一样，完全是敲诈。”
醒悟后的欧朋打通了昆明市旅游局的投诉电话，最终在昆明市旅行社协会一日游分社的协调下，拿回了这笔冤枉钱。
天价承包费
岩泉寺是石林九乡一日游旅行团的必游景点。停车场里常常停着几十部旅游大巴，寺庙内也是人山人海，一位工作人员说，旅游季节一天的客流量保持在三四千人左右，均来自旅行团。
事实上，这座寺庙在游客中的知名度远胜于当地人，昆明人并不熟悉它。没有游客也就没有岩泉寺的今天。
1993年，宜良县政府将岩泉寺划归到寺庙所在的蓬莱乡金星办事处(后改为匡远街道办事处金星村委会)。该办事处通过募捐、集资、贷款等办法，共筹集资金1200万元，历时7年，将岩泉寺建成占地200亩，拥有十多座殿宇以及配套休闲娱乐设施的综合性宗教旅游寺院。从2000年至2003年，金星街道办事处先后投入600万对旅游设施进行改扩建。
2001年7月，该寺院管委会邀请昆明南方国际旅行社商议并签署了以寺庙景观为主开拓旅游业务的相关协议，当年接待游客即达20万人次，收入突破200万元，加上县内住宿、餐饮、购物等，旅游销售总收入超过500万元。2002年，寺院又开设“农家乐”，形成新的旅游卖点。
这便是岩泉寺商业化的开端。
据《2004-2005云南宗教情势报告》(以下简称《情势报告》)：自1993年以来，岩泉寺已远非一所传统意义上的宗教寺院。该寺已成为以商业经营为目的、政教未分的综合性地方文化产业实体，其世俗化、商业化已是不争的事实。
岩泉寺并未停止商业化的脚步。一位知情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04年，金星街道办事处以每年220多万元的价格承包给某私人老板，直到2009年。
一位曾承包附近寺庙的老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一炷香最高只卖130元，普通香从10元到60元不等。除了香火与功德钱外，寺庙还卖些玉器等工艺品，收入的30%返给旅行社。与岩泉寺相同，这位老板从四川峨眉山一带请来了几位假大师，为游客解签。每位大师有10%的提成，一个月有几千元的收入。
这位老板承认，寺庙的收入“全靠这些‘大师’忽悠”。但他解释说，这些“大师”很讲“职业道德”，从不夸大其词，说些令人反感的话。
随着云南旅游业的发展，旅游人数剧增。2009年，昆明市全年旅游总收入226.34亿元，旅游总人数3115万，岩泉寺的承包费也随之水涨船高，上述知情人士说，交给金星村委会的承包费已涨到近每年400万。
一位业内权威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10年7月底，一名做运输生意的湖南老板以每年720万的价格成为岩泉寺新的承包者。一场近乎疯狂的游戏开始在这座寺院上演。
疯狂的生意
上述知情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新老板入驻之后仍沿用原有盈利模式，招来近十几名“大师”，成为其“掘金“的主力。这些“大师”多已有结婚生子，并在昆明购置房产，开着价值十几万元的轿车。“跟他们喝过几次酒，也没有忌口。”该知情人透露，这些“大师”已是业内的老江湖，心理素质好，能说会道。他们很会看人，通过衣着、气质、谈吐即可判别是否是其目标，若是有钱人，“大师”会多花些心思，如果碰到学生模样的便说一句“你与佛无缘”了事。“大师”没有底薪，全部依靠8%的业务提成。
一位旅行社的带团人领教了“大师”们的厉害。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大师”在解签之后就会要求游客烧三支“龙香”，每支600元，游客若不愿，就会遭遇恶语。这位带团人甚至见到过，游客说没有钱，“大师”直接拉开游客的包。
除此之外，游客身上的胸贴也有玄机。如果游客有消费，“大师”就会将消费金额连同胸贴上的团号写在一张纸条上，交给身旁的工作人员，后者再将纸条丢进一根与一楼财务室相通的PVC管中。每个团离开时，带团人就可以到财务室领取现金提成了。
事实上，自2010年8月起，省市旅游部门每周都会接到关于岩泉寺的投诉电话。于是，从2010年10月起，昆明市旅行社协会要求各旅行社取消岩泉寺景区，以此敦促岩泉寺停业整顿。今年5月，岩泉寺重新开业。承包者重新调整了利益分配，旅行社的提成从30%提到50%，如此高的回报下，岩泉寺再次红火起来。
“大师”们也在“与时俱进”。上述带团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套钱的招数从最早的信物、点灯、赐福、刻碑发展到如今的银行卡“保值”。“‘大师’拿着游客的银行卡念经，还在卡面指指点点，以此保佑卡里的钱只进不出，并让游客选择保佑的时间期限，期限越长，费用越高。”其实，这些在常人看来低劣的骗人手法放在特定的氛围之中却能起到奇效。
一位昆明市旅行社协会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岩泉寺重新开业之后，投诉电话几乎是一天一个。每遇投诉，旅游部门都会要求岩泉寺给游客退钱，一位业内人士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经他手退给游客的钱已至少有十几万元。
对于承包者而言，承包寺庙仅是一场生意，只是这种近乎疯狂的方式披上了宗教的外衣。疯狂的背后是各方对利益的追逐。
模式之困
岩泉寺成为旅游热点景区并非一日之功。据媒体报道， 在2000年金星村村改之前，景区已投入500多万元，由于管理不善，欠了200多万的债。当时村委会向县信用联社贷款200万元，村干部抵押房产才凑够了改扩建的资金。当年竣工后就接待游客10万多人，实现经济收入460万元。到2008年，金星村委会累计向岩泉寺投资已超过3000万。
毕竟仅靠村委会经营，景区无法做大做强。从2001年起，金星村委会与旅游公司签订协议，委托对方经营，也就是承包。起初，这种模式成了村经济的台柱子，据公开资料显示，截至2008年2月，金星村的岩泉寺和自来水厂两家集体企业，每年可为村里带来超过500万元的纯利润。
随之而来的就是村民的高福利。村中学校免除了学生的学杂费，还提供免费的早餐，免费发校服;每年向60岁以上的老人共发放生活补助费70多万元;每位村民逢年过节均有过节费;春耕、秋收家家都有生产补助。所有村民都尝到了寺庙承包的甜头。
然而，巨大的经济利益带来的并不一定是良好的社会效益。
对于湖南老板以720万元获得了岩泉寺的承包权一事，金星村村委会党支部书记袁福武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并未否认。袁福武坦言，因承包者交不起原定费用，后减免到三四百万。“我们明令禁止他搞烧高香、抽签等违法行为。合同有说明，如果投诉太多，我们还要惩罚他，甚至终止合同。”袁福武对于现在承包商只追求经济利益，不顾及其庙宇保护的做法颇有微辞。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承包者的做法影响了岩泉寺的形象，合同马上也将到期，是否续约已在考虑之中。
事实上，这个曾经的赚钱机器如今已然成为麻烦制造者。省市县三级旅游部门对此也颇为头疼。2011年10月1日，为迎接全国文明城市检查，专门要求其停业整顿15天，但仅仅十天后，他便悄然迎客。
寺庙承包：多头管理监管难
寺庙承包已是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
事实上，对于这一问题，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早在1994年10月19日就发布《关于制止乱建佛道教寺观的通知》，明确规定，僧道人员不得为乱建的寺观工程进行募捐、化缘活动;不得为其开光、剪彩;不得以任何方式搞“股份制”“中外合资”“租赁承包”寺观等。
早在2000年，浙江省乐清市石帆镇岩宕村五名村干部，就曾因将寺庙承包给私人分别受到撤职与警告处分。
长期关注寺庙承包的云南社科院研究员肖耀辉认为，寺庙承包反映出在当今社会转型时期，正常的宗教生活已世俗化、功利化，在信教群众中产生负面、消极的影响，同时也违反了中国的宗教政策和有关法律法规。
管寺庙的，不是宗教部门
事实上，在中国大多数旅游风景区中，名刹古寺的管理机构并不是宗教部门，而是旅游局，宗教部门只能对庙宇内的宗教活动进行名义上的监管。
云南省宗教事务局副局长马开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由于历史原因，不少寺庙的归属较为复杂，分属于园林、文管、旅游等多个部门管理，有的甚至形成三四个单位共管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景区寺庙与游客发生矛盾，就很难区分执法主体。
以昆明岩泉寺为例，它既归宗教局管，又在旅游部门的管辖之内，但主权归金星村委会所有。在实际执法中，两个政府职能部门在界定上又存在困难。
宜良县民族宗教局副局长马兴元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宗教部门只能负责检查寺庙是否违反了宗教政策，岩泉寺中仅有一名55岁的和尚是登记注册的合法僧人，其他都是承包者聘请的，“我们权力有限，只负责管理登记注册的宗教教职人员。”
但在云南省旅游局执法总队总队长杨澄看来，因景区寺庙涉及到宗教部门，一旦宗教教职人员有违规行为，旅游部门也没有办法。然而，游客的投诉电话大都打到旅游局，后者只能再去协调其他部门共同解决纠纷。杨澄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就云南省景区而言，针对岩泉寺的投诉比较严重，特别是烧高香和解签等方面的高收费。
事实上，在2009年6月，国家旅游局联合五部委就公布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全国宗教旅游场所燃香活动的意见》，明令禁止宗教旅游场所强拉或诱导游客花高价烧高香;2010年3月，国家旅游局、国家工商总局等六部门又联合召开电视电话会议，要求以宗教活动场所为主要游览内容的旅游景区，加强燃香活动专项治理和联合检查，严厉打击强拉游客烧香许愿、骗取钱财等行为。
但在杨澄看来，旅游部门监管权力也很有限，必须多部门联动，即便如此，也有许多整改的景点死灰复燃，“这涉及当地政府利益问题也考验政府的决心”。
昆明市旅游局监察支队支队长付一民曾与宗教局领导找到岩泉寺的主管单位金星村委会。虽然对方态度鲜明的支持整改，但因涉及村中百姓的切身利益，规范整治遭遇到各种困难。2011年10月，宜良县民族宗教局专门到岩泉寺开整改座谈会，要求那位承包岩泉寺的湖南老板到宗教局说明情况，“直到现在他都没有来。”马兴元说。
门票收入的分配
政出多门的另一个原因是门票收入的分配。每个部门都想从寺庙管理中分得一杯羹，因此往往互不让步。
在云南省宗教事务局副局长马开能看来，寺院应该是交由宗教界管理，但园林和旅游部门又代政府收取门票，而目前的境遇是，云南的各个旅游局、园林局都有自己直属的寺庙，而作为寺庙管理部门的宗教局却没有。不过，他也承认，近些年旅游部门将部分收益交给宗教界，管理上的一些矛盾开始缓解。
在肖耀辉看来，近年来旅游活动带动门票价格上涨，影响信教群众烧香拜佛，而宗教界人士与寺庙管理部门在功德收入、宗教法事活动收入和其他宗教事务管理上也出现分歧，使寺庙承包问题日益严重。
马开能一直反对“宗教搭台，经济唱戏”的做法。他说，宗教部门原来并不承认那些有明显旅游性质的寺院，也不予登记。但是，这些宗教场所虽不被宗教界承认，香火却越来越旺，反而使宗教部门很尴尬。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违法成本过低，对于寺庙承包者而言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宜良县旅游和文化广播电视体育局局长张绍云说，曾对村委会和承包方提出很多要求，但违规行为仍屡禁不止，按规定只能罚几千元，多次警告和督促，对方均置若罔闻。
云南省社科院在早在2005年便出版了《2004-2005云南宗教情势报告》，其中提到：当前宗教活动和宗教场所的世俗化、商业化趋向来势较为凶猛，给人们的价值取向乃至宗教信仰和宗教事业造成明显的危害。这份报告建议，虽然政府或相关部门插手制止并无充分的政策依据，但至少可以进行很多方面的监督或干预，比如物价部门可以干预烧香的售价;税务部门可以令其照章纳税;与旅游部门合作经营，需要工商行政部门批准;经济收支是否透明公正，审计部门可以进行必要的审计监督，等等。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所研究员叶涛认为，在当今社会转型期的大背景下，寻求文物保护、宗教仪式与旅游活动有机整合的现代管理模式，是摆在泰山以及其他类似景点管理部门面前的棘手课题，要做好这个课题，必须由政府领导部门牵头，文物、宗教、旅游管理部门以及学术研究机构共同协作，在进行深入的调研、广泛吸取国内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力争摸索出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管理模式。
马开能则说，他并不是完全否认承包模式，寺庙需要走社会化道路。“景区的寺院容易生存，但对于大多寺庙而言连养活自己都很困难。这就需要依靠社会力量，但究竟这条路怎么走，还要尝试着摸索。”马开能说。
何处安顿信仰？
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蒋孝严曾批评大陆景点观光费用非常高，他举了一个例子：所有寺庙都收费，而台湾没有一个寺庙要收费。对此，普陀山管委会副主任周开龙回应说，普陀山并没有收40元的门票，自80年代对外开放后，每个寺院只收5元香花券，用于寺院本身的修缮。
但是，这个解释恐怕难以令人信服。宗教与所有其他社会组织不同，他们无一例外都希望争取更多信徒，佛教同样希望广结善缘，普度众生。所以，自古以来，寺院的兴建和修缮，从来不靠收取门票，而靠善男信女的自愿捐助，而且想来不缺这类捐助。以普陀山的盛誉，如果需要修缮，那根本不愁资金。所以，普陀山各个寺院收5元香花券，虽然相对于那些动辄收取几十元门票的寺院，要大方得多，但依然令人不解。
不过，如果，看看谁在替普陀山解释门票之事，大约就可以明白，普陀山为什么要收取门票。普陀山拥有大批高僧大德，但出门解释的缺是普陀山管委会副主任，根据官方网站，这位副主任的工作则是“协助书记、主任负责旅游产业规划、旅游行业管理、旅游营销、节庆活动、文化等工作”。从该管员会官方网站相关报道可以看出，普陀山这个佛教圣地，在政府眼里就是一个可以带来巨大产业价值的旅游资源，而收取门票，恐怕就是实现这一产业价值的手段之一。
被商业化、被产业化，是几乎所有名山大川、名人故居、宗教寺庙堂观的命运。九十年代以来，地方政府官员围绕着经济增长率展开了激烈的政绩竞争，而发展旅游业被认为是实现经济增长的捷径。地方政府纷纷发掘和经营本地的文化资源，几乎所有的文保建筑、宗教场所、名人故居，在政府眼里，都变成了可用以发展旅游业的经济性资源。
举例来说，同为佛教寺庙的少林寺，其运营架构似乎与普陀山类似。少林寺所在地政府就围绕着少林寺，划出了一个覆盖面相当广泛的“嵩山少林景区”，少林寺也被纳入到景区管委会的管理之下。这个景区与少林寺，这个景区的政府及地方政府与少林寺院方之间，形成了外人看不懂的关系。政府与寺院、佛事与商业之间的关系，显得错综复杂。少林寺在与政府的政治关系之外，又平添了一层经济关系。这种关系的总体结果是推动少林寺商业化，坊间甚至曾有过少林寺将要上市的传说。
也正是基于纯粹的经济目的，地方政府对于修缮、重建寺庙、故居，有极高热情。比如，媒体曾报道，今年10月22日，是理学大师朱熹诞辰880周年纪念日。这引得两省四地———福建的尤溪县、建阳市和武夷山市，以及江西婺源市，争相以“朱熹故里”为名，倾注地区和省域之力，汇聚总量超过40亿元的资本项目，准备大兴土木，以作圣人“寿礼”。
然而，这绝非圣贤之幸，因为，在所有这些项目中，孔、朱这样的圣贤，或者西门庆这样的流氓，都被当成地方政府追求经济增长绩效的手段。这些带着文化面目的建设项目，都是所谓的“文化搭台、旅游唱戏”，或“招商引资唱戏”。圣贤不过是为政府旅游产业搭了一个台子而已，主角却根本不是圣贤。
同样，在政府的产业化经营规划中，寺庙、堂观、包括名山大川本身，都不是主角。主角是金钱。也正是基于地方政府这样的产业化安排，中国几乎没有不收取门票的景点。政府的产业化策略让所有的景点，不论是自然的还是人文的，都丧失了公共性，都变成了封建化的领地，国民普遍的观赏权被无情地剥夺。而地方政府在收钱的时候，一点也不难为情，因为，它像一个投资者那样思考问题：既然我投资了这么多钱，我当然就得收回投资，并且赚取一定利润，否则，我岂不是做了赔本买卖?
当然，在政府产业化战略的挤压下，各种文化遗产、自然遗产变质、败坏了。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寺庙之类的宗教场所，变成了商业化场所。这对宗教、文化的侵蚀，是隐蔽但也是深刻的。当这类宗教、文化场所被划入景区管理委员会，两者之间就建立了一种经济上的控制与被控制关系。而逐渐地，这类场所的性质似乎也会发生某种看不见的变化。
那么，蒋孝严的批评能否引来地方政府的良性反应?看起来比较难。至少普通山管委会并没有取消5元香花券的打算。只要官员的政绩考核指标体系不作根本调整，则那些为文化、自然遗产投资了一大笔钱、指望这些遗产带来GDP和财政收入的地方政府，就不可能放弃圈地收取门票的计划。近两年来，各级政府又都在强调扩大内需，则可以预料，收取门票的文化和自然遗产只会更多，而不可能减少。
吕思勉：论宗教
宗教的信仰，是不论那一个民族都有的。在浅演之时固然，即演进较深之后，亦复如此。这是因为：学问之所研究，只是一部分的问题，而宗教之所欲解决，则为整个的人生问题。宗教的解决人生问题，亦不是全不顾知识方面的。他在感情方面，固然要与人以满足。在知识方面，对于当时的人所提出的疑问，亦要与以一个满意的解答。所以一种宗教，当其兴起之时，总是足以解决整个人生问题的。但既兴起之后，因其植基于信仰，其说往往不易改变；而其态度亦特别不宽容；经过一定时期之后，遂成为进化的障碍，而被人斥为迷信。
宗教所给与人的，既是当下感情上和知识上的满足，其教义，自然要随时随地而异。一种宗教，名目未变，其教义，亦会因环境而变迁。原始的人，不知道自然界的法则。以为凡事都有一个像人一般的东西，有知识，有感情，有意志，在暗中发动主持著。既不知道自然界的法则，则视外界一切变化，皆属可能。所以其视环境，非常之可畏怖。而其视其所祈求的对象，能力之大，尤属不可思议。有形之物，虽亦为其所崇拜，然其所畏怖而祈求的，大概非其形而为寓于其中的精灵。
无形可见之物，怎会令人深信不疑呢？原来古人不知道生物与无生物之别，更不知道动物与植物、人与动物之别，一切都看做和自己一样，而人所最易经验到而难于解释的，为梦与死。明明睡在这里没有动，却有所见，有所闻，有所作为；明明还是这个人，而顷刻之间，有知已变为无知了；安得不相信人身之中，别有一物以为之主？既以为人是如此，就推之一切物，以为都是如此了。这是我们现在，相信人有灵魂；相信天地、日月、山川等，都有神为之主；相信老树、怪石、狐狸、蛇等等，都可以成为精怪的由来。虽然我们现在，已知道自然界的法则了；知道生物与无生物、动物与植物、人与其他动物之别了；然此等见解，根株仍未拔尽。
人类所崇拜的灵界，其实是虚无缥缈的，都是人所想像造作出来的。所以所谓灵界，其实还是人间世界的反映。人类社会的组织变化了，灵界的组织，也是要跟著变化的。我们现在所看得到的，其第一步，便是从部族时代进于封建时代的变化。部族的神，大抵是保护一个部族的，和别一个部族，则处于敌对的地位。所以《左氏》僖公十年说：“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孔子也说：“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论语·为政》。到封建时代，各个神灵之间，就要有一个联系。既要互相联系，其间自然要生出一个尊卑等级来。在此时代，宗教家所要做的工作就是：（一）把神灵分类。（二）确定每一类之中及各类之间尊卑等级的关系。
我们在古书上看得见的，便是《周官》大宗伯所分的（一）天神，（二）地祇，（三）人鬼，（四）物魅四类。四类相互之间，自然天神最尊，地祇次之，人鬼次之，物魅最下。天神包括日月、星辰、风雨等。地祇包括山岳、河海等。但又有一个总天神和总地祇。人鬼：最重要的，是自己的祖宗。其余一切有功劳、有德行的人，也都包括在内。物魅是列举不尽的。天神、地祇、人鬼等，都是善性居多。物魅则善恶无定。这是中国人最普通的思想，沿袭自几千年以前的。宗教发达到这一步，离一般人就渐渐的远了。
“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其境内名山大川，”(《礼记·王制》)。和一般人是没有关系的。季氏旅于泰山，孔子就要讥其非礼了，(《论语·八佾》)。何况平民？昊天上帝之外，还有主四时化育的五帝：东方青帝灵威仰，主春生。南方赤帝赤熛怒，主夏长。西方白帝白招拒，主秋成。北方黑帝汁光纪，主冬藏。中央黄帝含枢纽，则兼主四时化育。
每一朝天子的始祖，据说实在是上帝的儿子。譬如周朝的始祖后稷，他的母亲姜嫄，虽说是帝喾之妃，后稷却不是帝喾的儿子。有一次，姜嫄出去，见一个大的足印。姜嫄一只脚，还不如他一个拇指大。姜嫄见了，觉得奇怪。把自己的脚，在这足印里踏踏看呢。一踏上去，身体就觉得感动。从此有孕了。生了一个儿子，就是后稷。又如商朝的始祖契。他的母亲简狄，也是帝喾之妃，然而契也不是帝喾的儿子。简狄有一次，到河里去洗澡，有一只玄鸟，掉下一个卵来。简狄取来吞下去，因此有孕了。后来就生了契。这个谓之“感生”。(见《诗·生民》及《玄鸟》)《史记·殷周本纪》述契，后稷之生，即系《诗说》。《周官》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郑玄谓天有六，即五帝和昊天上帝燿魄宝。可看《礼记·祭法疏》，最简单明了。五帝之名，虽出纬候，然其说自系古说。
所以《礼记·礼运》：“因名山以升中于天，因吉土以饗帝于郊”已经把天和帝分说了。契稷等因系上帝之子，所以其子孙得受命而为天子。按诸“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之义，自然和平民无涉的，用不着平民去祭。其余如“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而且是“民所取材用”的。（《礼记·祭法》）虽和人民有关系。然因尊卑等级，不可紊乱之故，也就轮不着人民去祭了。宗教发达到此，神的等级愈多，上级的神威权愈大，其去一般人却愈远，正和由部族之长，发展到诸侯，由列国并立的诸侯，进步到一统全国的君主，其地位愈尊，而其和人民相去却愈远一样。
中国古代，最隆重的是社祭。《礼记·郊特牲》说：“惟为社事，单出里。惟为社田，国人毕作。惟社，丘乘共粢盛。”单同殚。而这所谓社，则只是一地方的土神，据《礼记·祭法》，王、诸侯、大夫等，均各自立社。并不是与天神相对的后土。《易经·说卦传》：离为日，为中女。《山海经》和《淮南子》，以生日驭日的羲和为女神。《山海经·大荒南经》：“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羲和，方浴日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淮南子·天文训》：“至于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马，是谓县车。”而《礼记·郊特牲》说，郊之祭，乃所以迎“长日之至”。
可见以郊祭为祭天，乃后起之事，其初只是祭日；而祭日与祭社，则同是所以报其生物之功。后来虽因哲学观念的发达，而有所谓苍苍者天，抟抟者地，然这整个的天神和整个的地神，就和人民关系不切了，虽没有政治上“天子祭天地”的禁令，怕也不会有什么人去祭他的。日月星辰风雨等，太多了，祭不胜祭；亦知道其所关涉者广，用不著一地方去祭他。只有一地方的土神，向来视为于己最亲的，其祭祀还相沿不废。所以历代以来，民间最隆重的典礼是社祭，最热闹的节场是作社。
还有所谓八蜡之祭，是农功既毕之后，举凡与农事有关之神，一概祭饗他一次。（见《郊特牲》）又古代视万物皆有神，则有所谓中霤，有所谓门，有所谓行，有所谓户，有所谓灶。（均见《祭法》）此等崇拜，倒也有残留到后世的。又如古代的司命，是主人的生死的。（司命亦见《祭法》）《庄子·至乐》云：“庄子之楚，见髑髅而问之。夜半，髑髅见梦。庄子曰：吾使司命复生子形，为子骨肉肌肤，”知古谓人生死，皆司命主之。后世则说南斗主生，北斗主死，所以南北斗去人虽远，倒也有人崇拜它。诸如此类，悉数难终。总之于人有切近的关系的，则有人崇拜，于人无切近的关系的，则位置虽高，人视之，常在若有若无之间。
现在人的议论，都说一神教比多神教进化，中国人所崇拜的对象太杂，所以其宗教，还是未甚进化的。其实不然。从前俄国在专制时代，人民捐一个钱到教堂里去，名义上也要以俄皇的命令允许的。这和佛教中的阿弥陀佛有一个人皈依他，到临死时，佛都自己来接引他到净土去一样。中国的皇帝，向来是不管小事的，所以反映着人间社会而成的灵界组织，最高的神，亦不亲细务。假使中国宗教上的灵界组织，是以一个大神，躬亲万事的，中国人也何尝不会专崇拜这一个神？然而崇拜北斗，希冀长生，和专念阿弥陀佛，希冀往生净土的，根本上有什么区别呢？若说一神教的所谓一神，只是一种自然力的象征，所以崇拜一神教的，其哲学上的见地，业已达于泛神论了，要比多神教高些。则崇拜一神教的，都是当他自然力的象征崇拜的么？老实说：泛神论与无神论，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真懂得泛神论的，也就懂得无神的意义，不会再有现在某些宗教家的顽固见解了。
较神的迷信进一步的，则为术。术数两字，古每连称，其实两者是不同的，已见上章。术之起源，由于因果的误认。如说做一个木人，或者束一个草人，把他当做某人，用箭去射他，就会使这个人受伤。又如把某人贴身之物，加以破坏，就能使这个人受影响之类。苌弘在周朝，把狸首象征不来的诸侯去射他，以致为晋人所杀。（见《史记·封禅书》）豫让为赵襄子所擒，请襄子之衣，拔剑三跃而击之，衣尽出血，襄子回车，车轮未周而亡。就是此等见解。凡厌胜咒诅之术，均自此而出。又有一种，以为此地的某种现象，与彼地的某种现象；现在的某种现象，和将来的某种现象；有连带关系的。因欲依据此时此地的现象，以测知彼时彼地的现象。是为占卜之术所自始。此等都是所谓术。
更进一步则为数。《汉书·艺文志》说形法家之学道：“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犹律有长短，而各征其声，非有鬼神，数自然也。”全然根据于目可见、身可触的物质，以说明现象的原因，而否认目不可见的神秘之说，卓然是科学家的路径。惜乎这种学派中人，亦渐渐的枉其所信，而和术家混合为一了。《汉志·术数略》，共分六家：曰天文。曰历谱。曰五行。曰蓍龟。曰杂占。曰形法。蓍龟和杂占，纯粹是术家言。天文、历谱、五行、形法都饶有数的意味，和术家混合了，为后世星相之学所自出。
中国古代所崇拜的对象，到后世，都合并起来，而被收容于道教之中。然所谓道教，除此之外，尚有一个元素，那便是神仙家。当春秋战国时，就有所谓方士者，以不死之说，诳惑人主。《左氏》昭公二十年，齐景公问于晏子，说“古而无死，其乐何如”？古代无论哲学，宗教，都没有持不死之说的，可见景公所问，为受神仙家的诳惑了。此后齐威宣王，燕昭王亦都相信他。（见于《史记·封禅书》）而秦始皇、汉武帝信之尤笃，其事为人人所知，无烦赘述了。事必略有征验，然后能使人相信。说人可不死，是最无征验的。
齐景公等都系有为之主，何以都为所蛊惑呢？以我推测，因燕齐一带，多有海市。古人明见空中有人物城郭宫室，而不知其理，对于神仙之说，自然深信不疑了。神仙家，《汉志》列于方技，与医经、经方、房中并列。今所传最古的医书《素问》，中亦多载方士之言。可见方士与医药，关系甚密。想藉修炼、服食、房中等术，以求长生，虽然误缪，要不能视为迷信。然此派在汉武时，就渐渐的和古代的宗教混合了。
汉武时，所谓方士，实分两派：一派讲炼丹药，求神仙，以求长生。一派则从事祠祭以求福。其事具见于《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郊祀志》所载各地方的山川，各有其当祭之神，即由献其说的方士主持。此乃古代各部族的宗教，遗留到后世的。《山海经》所载，某水某山有某神，当用何物祠祭，疑即此等方士所记载。此派至元帝后，多被废罢；求神仙一派，亦因其太无效验，不复为时主所信；乃转而诳惑人民。
其中规模最大的，自然是张角。次之则是张鲁。他们也都讲祠祭。但因人民无求长生的奢望，亦无炼金丹等财力，依《抱朴子》讲，当时方士炼丹，所费甚巨。葛洪即自憾无此资财，未能从事。所以不讲求神仙，而变为以符咒治病了。符咒治病，即是祝由之术，亦古代医术中的一科。其牵合道家之学，则自张鲁使其下诵习老子五千言始。张鲁之道，与老子毫无干涉，何以会使人诵习老子呢？依我推测，大约因汉时以黄老并称，神仙家自托于黄帝，而黄帝无书，所以牵率及于老子。张鲁等的宗教，有何理论可讲？不过有一部书，以资牵合附会就够了，管什么实际合不合呢？然未几，玄学大兴，老子变为时髦之学，神仙家诳惑上流社会的，亦渐借其哲理以自文。老子和所谓方士，所谓神仙家，就都生出不可分离的关系来了。
此等杂多的迷信，旁薄郁积，毕竟要汇合为一的。享其成的，则为北魏时的寇谦之。谦之学张鲁之术，因得崔浩的尊信，言于魏明元帝而迎之，尊之为天师，道教乃成为国家所承认的宗教，俨然与儒释并列了。此事在民国纪元前一千四百八十九年，公元423年。刘宋少帝景平元年，魏明元帝泰常八年。后世谈起道教来，均奉张陵为始祖。陵乃鲁之祖父。据《后汉书》说：陵客蜀，学道于鹄鸣山中。受其道者，辄出米五斗，故谓之米贼。陵传子衡，衡传于鲁。然其事羌无证据。据《三国志注》引《典略》，则为五斗米道的，实系张脩。脩乃与鲁并受命于刘焉，侵据汉中，后来鲁又袭杀脩而并其众的。鲁行五斗米道于汉中，一时颇收小效。疑其本出于脩，鲁因其有治效而沿袭之，却又讳其所自出，而自托之于父祖。历史，照例所传的，是成功一方面的人的话，张陵就此成为道教的始祖了。
从外国输入的宗教，最有权威的，自然是佛教。佛教的输入，旧说都以为在后汉明帝之世。说明帝梦见金人，以问群臣，傅毅对以西方有圣人，乃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于天竺。得佛经四十二章，及释迦立像，与沙门摄摩腾、竺法兰，以白马负经而至。因立白马寺于洛城西。此乃因其说见于《魏书·释老志》，以为出于正史之故。梁启超作佛教之初输入，考此说出于西晋道士王浮的《老子化胡经》，其意乃欲援释入道，殊为妖妄。
然《魏书》实未以金人入梦，为佛教入中国之始。据《魏书》之意，佛教输入，当分三期：（一）匈奴浑邪王降，中国得其金人，为佛教流通之渐。（二）张骞至大夏，知有身毒，行浮屠之教。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三）乃及明帝金人之梦。金人实与佛教无涉。大月氏使口授浮屠经，事若确实，当可称为佛教输入之始。
元寿元年，为民国纪元前一千九百十三年，即西历公元前2年。然则佛教输入中国，实在基督诞生后两年了。基督降生，在纪元前4年。西人因纪年行用已久，遂未改正。据《后汉书》所载，光武帝子楚王英业已信佛，可见其输入必不在明帝之世。秦景宪与秦景，当即一人。此等传说中的人物，有无尚不可知，何况确定其名姓年代？但大月氏为佛教盛行之地；汉与西域，交通亦极频繁；佛教自此输入，理有可能。
梁启超以南方佛像涂金（《后汉书·陶谦传》，说谦使笮融督广陵，下邳，彭城运粮，融遂断三郡委输，大起浮屠寺，作黄金屠像）疑佛教本自南方输入。然此说太近臆测。即谓其系事实，亦不能断定其输入在北方之先。梁氏此文，破斥旧说之功甚大，其所建立之说，则尚待研究。（柳诒征《梁氏佛教史评》，可以参看）
佛教的特色在于（一）其说轮回，把人的生命延长了，足以救济中国旧说，（甲）限善报于今世及其子孙，及（乙）神仙家飞升尸解等说的太无征验，而满足人的欲望。（二）又其宗旨偏于出世，只想以个人的修养，解脱苦痛，全不参加政治斗争。在此点，佛教与张角、张鲁等，大不相同。所以不为政治势力所摧残，而反为其所扶植。（三）中国是时，尚缺乏统一全国的大宗教。一地方一部族之神，既因其性质偏狭而不适于用，天子所祭的天地等，亦因其和人民相去远了，而在若无若有之间。张角、张鲁等的宗教运动，又因其带有政治斗争性质；且其教义怕太浅，而不足以餍上中流社会之望；并只适于秘密的结合，而不宜于平和的传布；不能通行。只有佛教，既有哲理，又说福报，是对于上中下流社会都适宜的。物我无间，冤亲平等，国界种界尚且不分，何况一国之中，各地方各民族等小小界限？其能风行全国，自然无待于言了。至佛教的哲理方面，及其重要宗派，上章已略言之，今不赘述。
把一个中空的瓶抛在水中，水即滔滔注入，使其中本有水，外面的水就不容易进去了。这是先入为主之理，一人如是，一国亦然。佛教输入时，中国的宗教界，尚觉贫乏，所以佛教能够盛行。佛教输入后，就不然了。所以其他外教，输入中国的虽多，都不能如佛教的风行无阻。其和中国文化的关系亦较浅。
佛教以外，外国输入的宗教，自以回教为最大。此教缘起，人人知之，无待赘述。其教本名伊思兰，在中国则名清真，其寺称清真寺。其经典名《可兰》。原本为阿剌伯文，非其教中有学问的人不能读；而其译本及教中著述，流布于社会上的很少；所以在中国，除教徒外，罕有了解回教教义的。又回教教规，极为严肃。教徒生活，与普通人不甚相合。所以自元代盛行输入以来，已历七百年，仍不能与中国社会相融化。现在中国信奉回教的人约有五千万。其中所包含的民族实甚多，然人皆称为回族，俨然因宗教而结合成一个民族了。因宗教而结合成一个民族，在中国，除回教之外，是没有的。
中国人称伊思兰教为回教，乃因其为回纥人所信奉而然。然回纥在漠北，实本信摩尼教。其信伊思兰教，乃走入天山南路后事。摩尼教原出火教。火教为波斯国教，中国称为胡天。又造祆字，称为祆教。其字从示从天，读他烟切。或误为从夭，读作于兆切，就错了。火教当南北朝时，传至葱岭以东，因而流入中国。然信奉他的，只有北朝的君主。唐朝时，波斯为大食所灭，中亚细亚亦为所据，火教徒颇有东行入中国的，亦未和中国社会，发生甚么影响。
摩尼教则不然。唐朝安史乱后，回纥人多入中国，其教亦随之而入。自长安流行及于江淮。武宗时，回纥败亡，会昌五年，西历八四五年，民国纪元前一〇六七年。中国乃加以禁断。然其教流行至南宋时仍不绝。其人自称为明教。教外人财谓之吃菜事魔，以其教徒均不肉食之故。案宗教虽似专给人以精神上的慰安，实则仍和现实生活有关系。现实生活，经济问题为大。流行于贫苦社会中的宗教，有教人团结以和现社会相斗争的，如太平天国所创的上帝教，实行均田和共同生活之法是。有教教徒自相救恤，对于现社会的组织，则取放任态度的，如张鲁在汉中，教人作义舍，置米肉其中，以便行人；令有小过者修路；禁酒，春夏禁杀；明教徒戒肉食，崇节俭，互相救恤是。入其教的，生活上既有实益，所以宋时屡加禁断不能尽绝。
然社会秩序未能转变时，与之斗争的，固然不免灭亡；即欲自成一团体，独立于现社会组织之外的，亦必因其和广大的社会秩序不能相容，而终遭覆灭。所以到元朝以后，明教也就默默无闻了。张鲁之治汉中，所以能经历数十年，乃因其政治尚有规模，人民能与之相安，并非由其教义，则明教的流行较久，亦未必和其教义有甚关系了。（火教及摩尼教流行中国的历史，详见近人陈垣所撰《火祆入中国考》。）
基督教入中国，事在民国纪元前一千二百七十四年。西历六三八，唐太宗贞观十二年。波斯人阿罗本，（Olopen）始赉其经典来长安。太宗许其建寺，称为波斯，玄宗因其教本出大秦，改寺名为大秦寺。其教在当时，称为景教。德宗时，寺僧景净，立《景教流行中国碑》，明末出土，可以考见其事的始末。蒙古时，基督教又行输入。其徒谓之也里可温。陈垣亦有考。元时，信奉基督教的，多是蒙古人。所以元亡而复绝。直到明中叶后，才从海路复行输入。
近代基督教的输入，和中国冲突颇多。推其源，实出于政治上的误解。基督教的教义，如禁拜天，拜祖宗，拜孔子等，固然和中国的风俗是冲突的。然前代的外教，教规亦何尝不和中国风俗有异同？况近代基督教初输入时，是并不禁拜天、拜祖宗、拜孔子的。明末相信基督教的，如徐光启、李之藻辈，并非不了解中国文化的人。假使基督教义和中国传统的风俗习惯实不相容，他们岂肯因崇信科学之故，把民族国家，一齐牺牲了。
当时反对西教的，莫如杨光先。试看他所著的《不得已书》。他说他们“不婚不宦，则志不在小”。又说：“其制器精者，其兵械亦精。”又说：他们著书立说，谓中国人都是异教的子孙。万一他们蠢动起来，中国人和他相敌，岂非以子弟敌父兄？又说：“以数万里不朝不贡之人，来不稽其所从来，去不究其所从去；行不监押，止不关防。十三省山川形势，兵马钱粮，靡不收归图籍。百余年后，将有知余言之不得已者。”因而断言：“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
原来中国历代，军政或者废弛，至于军械，则总是在外国之上的。到近代，西人的船坚炮利，中国才自愧弗如。而中国人迷信宗教，是不甚深的。西洋教士坚苦卓绝的精神，又非其所了解。自然要生出疑忌来了。这也是在当日情势之下，所不能免的，原不足以为怪，然攻击西教士的虽有，而主张优容的，亦不在少数。所以清圣祖初年，虽因光先的攻击，汤若望等一度获罪，然教禁旋复解除。康熙一朝，教士被任用者不少。于中国文化，裨益实非浅鲜。此亦可见基督教和中国文化，无甚冲突了。
教禁之起，实由一七〇四年，康熙四十三年。教皇听别派教士的话，以不禁中国教徒拜天，拜祖宗，拜孔子为不然，派多罗（Tourmon）到中国来禁止。此非但教义与中国相隔阂，亦且以在中国传教的教士，而受命于外国的教皇，亦非当时中国的见解，所能容许。于是有康熙五十六年重申教禁之事。世宗即位后，遂将教徒一律安置澳门；各省的天主堂，尽行改为公廨了。自此以后，至五口通商后教禁解除之前，基督教在中国，遂变为秘密传播的宗教。中国人既不知道他的真相，就把向来秘密教中的事情，附会到基督教身上。什么挖取死人的眼睛咧，聚集教堂中的妇女，本师投以药饵，使之雉鸣求牡咧，种种离奇怪诞之说，不一而足，都酿成于此时。
五口通商以后，（一）中国人既怀战败之忿，视外国的传教，为藉兵力胁迫而成。（二）教民又恃教士的干涉词讼为护符，鱼肉乡里。（三）就是外国教士，也有倚势妄为，在中国实施其敲诈行为的。（见严复译英人宓克所著《中国教案论》）于是教案迭起，成为交涉上的大难题了。然自庚子事变以后，中国人悟盲目排外之无益，风气翻然一变，各省遂无甚教案。此亦可见中国人对于异教的宽容了。
基督教原出犹太。犹太教亦曾输入中国。谓之一赐乐业教。实即以色列的异译。中国谓之挑筋教。今存于河南的开封。据其教中典籍所记，其教当五代汉时，民国纪元前九六五至九六二，西历九四七至九五〇年。始离本土，至宋孝宗隆兴元年，民国纪元前七四九，西历一一六三年。始在中国建寺。清圣祖康熙四十一年，有教徒二三千人。宣宗道光末，存者止300余。宣统元年200余。民国八年，止有120余人。初来时凡17姓，清初，存者止有7姓了。（详见陈垣《一赐乐业教考》）
社会变乱之际，豪杰之士，想结合徒党，有所作为的，亦往往藉宗教为工具。如前代的张角、孙恩，近代的太平天国等都是。此特其荦荦大者，其较小的，则不胜枚举。此等宗教，大率即系其人所创造，多藉当时流行之说为资料。如张角讹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苍，疑当作赤，为汉人所讳改。系利用当时五行生胜之说；白莲教依托佛教；上帝教依托基督教是。然此实不过借为资料，利用其业已流行于社会。其教理，实与其所依附之说，大不相同。其支离灭裂，往往使稍有智识之人，闻之失笑。
上帝教和义和团之说，因时代近，传者较多，稍一披览，便可见得。然非此不足以扇动下流社会中人。我们现在的社会，实截然分为两橛。一为上中流知识阶级，一为下流无知识阶级。我们所见，所闻，所想，实全与广大的为社会基础的下层阶级相隔绝。我们的工作，所以全是浮面的，没有真正的功效，不能改良社会，即由于此。不可不猛省。
中国社会，迷信宗教，是不甚深的。此由孔教盛行，我人之所祈求，都在人间而不在别一世界之故。因此，教会之在中国，不能有很大的威权。因此，我们不以宗教问题和异族异国，起无谓的争执。此实中国文化的一个优点。
现今世界文化进步，一日千里。宗教因其性质固定之故，往往成为进化的障碍。若与之争斗，则又招致无谓的牺牲，欧洲的已事，即其殷鉴。这似乎是文化前途一个很大的难题。然实际生活，总是顽强的观念论的强敌。世界上任何宗教，其教义总有几分禁欲性的，事实上，却从没看见多数的教徒，真能脱离俗生活。文化愈进步，人的生活情形，变更得愈快。宗教阻碍进步之处，怕更不待以干戈口舌争之了。这也是史事无复演，不容以旧眼光推测新变局的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