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志海：鸦片战争失败原因再反思

鸦片战争已过去180多年，这场战争深刻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被称为中国历史的一道“分水岭”和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在这场事关中国历史走向的中外战争中，有着4亿人口80万军队的清朝政府竟然败于远涉重洋的2万余名英军，武器的相对落后固然是其中一个因素，但显然并非主要原因。诚如战前一位英国侵略者所分析：与中国开战，“攻打者恐有艰难不利之事。我等思想打仗，只利攻打首城，但中国宽大，有好几省地方，可以攻打，然皆离省城路远；即攻打这些地方，亦不能令北京为难，我等亦不能夸扬自己熟习兵法。即如攻打中国，必须起大兵，此是一件实事。然中国海陆皆宽大，此又是一件难事。我等已不知内地如何情形，又不知其如何办理拒敌；若径去攻打，是为最危险之事”。即使是采取占领中国沿海港口策略，也会遇到英军“驻扎地方，相距路远，又必须要好多兵船保护”的难题。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总结和反思清军战败的原因时，亦认为主要不在于武器的落后，而在于人的因素，说道：“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甲，非不坚利也；委而去之，是器利不如人和也。”为了更好地总结历史教训，本文在前人探讨的基础上，重读史料，着重就“人和”方面再做一些深层的分析和反思。

一

在中外民族战争中，广大民众的支持是胜利之本。在鸦片战争中，英国政府和英军都十分注意争取中国百姓的民心。事实上，英国决定发动侵华战争，除了清军军队的腐败和武器军事的落后之外，就是看到中国民众在清朝专制统治下普遍缺乏民族意识和爱国心，不会起来反抗外敌的入侵。一位英国侵略者在1836年8月英文《中国丛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就曾这样鼓吹道：“在一切亚洲国家里，农民已被迫到仅仅能够生存的境地，使得他们无心去问谁是总督，谁是皇帝；实则，无论骑在他们头上的是谁，反正他没有什么东西可丢失，因为新的征服者为了他自己的利益，将不试图折磨不再有什么东西可以榨取出来的他们了，而且征服者的战利品——土地，非依靠他们的勤劳，是不会产生价值的。所以，在一切变革与改朝换代中，农奴和农夫只沉默地生活着，对于他们的所谓爱国心，只是一种对他自己生长所在地方的一种爱家乡的感情，而不扩大到统治着国家的王朝；即使扩大些，它也不比对于自己家乡的感情更多些。这是东方的大帝国所以很快地就被蚕食的秘密；只要迅速给这个国家的元首以致命的打击，或粉碎了他的防御军队的战斗力，一切就都完了……至于和平的农民和工人则对于战争既全不为意，对于谁胜谁负也无所偏倚。中国、印度、波斯的重复被征服可以充分地证明这一点。从此，我们也可以判断，中国的兵力既这么松懈，这么无能，它的被征服将比过去更为容易实现。”

为了争取中国百姓的民心，英国政府在下达给海军部的训令中明确指示：“女王陛下政府特别希望不对中国人民采取任何不必要的暴力行动。因此，女王陛下政府的意愿是，如果没有必要或没有重大的挑衅行为，舰队司令官将不进攻炮台，不损害或破坏城镇，除了他将要占领的那个岛屿或那些岛屿之外，不对中国的任何部分领土采取任何积极的战争行动。”1840年3月4日，英国政府又专门向英国全权大臣、侵华远征军总司令懿律下达如下训令：“为了尽量防止中国人民方面对于英国政府将要对中国政府采取敌对行动的原因和目的产生一切惊慌和误解，我不得不希望，当你们沿中国海岸前进的时候，你们应散发那些将要为该项目的而印成中文的传单，向人民简短地叙述和阐明英国政府抱怨的理由，以及已经采取的海陆军事行动的目的。”根据英国政府的指示，英军在侵华过程中每至一地都散发传单、张贴告示，声称他们发动战争是因为受了清政府的不公正对待，只对官不对民，在中国百姓与清朝政府之间进行离间，并釆取诸如高价购民间食物等措施，以笼络中国普通百姓和民众。

在侵华战争过程中，尽管英军也遭受沿海沿江民众的一些自发抵抗，其中以广州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最为典型，但始终没有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相反，受英军的欺骗宣传和笼络，出现大量汉奸助敌行为，帮助英军攻打清军。如在广东战场，1841年1月英军进攻沙角、大角炮台，就有汉奸配合英军，“洋船炮攻其前，而汉奸二千余，梯山后攻其背”，导致“陈连升父子战死，贼遂据沙角、大角两炮台”。2月英军进攻虎门各炮台，又有汉奸为其“沿途探水”，“暗放小舟，四测水势，因而内河沙澳，尽为夷稍所悉”，且“导白洋人遍历营垒，尽得虚实，归报无备。于是分路深入，破凤凰冈营，进攻东西炮台、海珠炮台，尽扼猎得、大黄滘两咽喉矣”。在英军进攻定海、镇海、宁波、慈溪等地过程中，也有汉奸假扮乡勇，分为数队，配合英军作战，还由于有“汉奸处处为之引导”，致使英军对于战区的山势陆路“较我兵反为熟悉”。而在英军占领定海、宁波等地时，也有汉奸帮助英军维护地方殖民统治，充当巡捕，“帮同办事”。除了为英军提供情报，配合英军军事行动和统治外，还有汉奸为英军采购食品和物资，为英军提供后勤保障，如在定海被乡民捕获送官的布定邦就是专门为英军提供后勤服务的汉奸。在英军进攻镇江过程中，瓜洲、义征的盐商竟然不顾民族大义，推出代表颜崇礼，主动前往英军军营赠送牛、羊、鸡、酒、豚和新鲜瓜果蔬菜，另送上50万元，作为英军免征瓜洲、义征两地的“赎城费”，并还借刀杀人，控告和指引英军炮轰进行反抗斗争的老河影一带的盐民，致使“数千私枭，几无噍类矣”。

汉奸的这些资敌行为，为侵华英军提供了极大帮助。在定海人民将帮助英军采买食物的汉奸布定邦擒获后，侵华英军就供认这是“一个最严重的打击”“引起了军队的后来的全部苦难”。正是鉴于汉奸的帮凶作用，英军在发动侵华战争过程中，一直要求清朝政府不得捉拿和惩处为英军服务的汉奸，加以保护，并将这一要求最后写入《南京条约》，规定：“凡系中国人，前在英人所据之邑居住者，或与英人有往来者，或有跟随及俟候英国官人者，均由大皇帝俯降御旨，誊录天下，恩准全然免罪；且凡系中国人，为英国事被拿监禁受难者，亦加恩释放。”

在争取民心和民众支持方面，清朝政府虽然也进行过一些宣传活动，如张贴告示，奖励民众杀敌，并进行过一些募勇活动，但对民众始终抱利用和不信任态度，作为“不过羁縻匪类，不使内讧而已”和“安内攘外”的权宜之策。并且，在清朝专制统治家天下政治和愚民政策以及统治阶级的长期无情剥削和压迫下，中国民众的民族意识和爱国心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唤醒或被激发，如广东民众在战争爆发后刚开始时因为英军采取“要结民心”的政策，就没有响应官府的号召，抗击英军的入侵，“虽有擒斩敌人之赏格，无一应命。当洋兵攻城，居民多从壁上观”。而广州的买办和仆役虽然因广东地方当局的命令离职，“但不久却又回到雇主那里去了”。并且，许多当地居民也没有起来反抗英军的占领，如英军第二次占领定海时，城内的居民就“好像很高兴的样子，不到三天就设起一个好市场，一切安然进行”。而在英军攻陷吴淞时，当地百姓因受清朝官吏的搜刮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大胆起来“反抗这些官吏的压迫”，“起誓说决不容许他们再回来”。

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道光皇帝和清朝统治阶级最后放弃抵抗，采取投降政策，除了看到英国的船坚炮利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担心官民矛盾威胁自身统治，产生攘外必须安内的思想。浙江巡抚刘韵珂、署乍浦副都统伊里布、琦善、耆英等主和派官员劝说道光皇帝放弃抵抗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官民矛盾的尖锐，担心境内“外患未平，内讧又起”，“另有不逞之徒乘机而起”，认为英国“其意不过求赏马头、贸易通商而止，尚非潜蓄异谋”；“自古远猷，攘外必先安内”，“内不自安，何暇攘外？”而道光皇帝最后走上投降道路，匆匆决定接受江宁条约，也是因为认同内忧为“心腹之患”，于是，于7月18日便密谕授权耆英求和，表示愿意通过答应英国割让香港和增辟通商口岸等侵略要求达到退兵的目的，谓：“该逆如果真心求和，于通商而外别无妄求，朕亦何乐而不罢兵？即令仅止给香港一处栖止贸易，或该国船只偶至闽、浙口岸，暂时停泊，售卖货物，旋即驶去。虽非旧制，然随时变通，朕岂不思保全沿海生灵，聊为羁縻外夷之术”，指示耆英向英方转达此意，将结果“据实密奏，断不准走漏消息，致懈军心”。这一点甚至也被当时英方官员窥破，一位英军官员在《缔约日记》中这样写道：“中国官吏并不隐饰他们是急于求和。混乱、不满、暴动与日俱增，内地的不法匪徒，横行抢掠，须等和议成功后，才能派兵去剿。”

战后，两江总督耆英也做过深刻反思，认为英军利用清朝官民之间的矛盾进行离间是清军战败的一个重要原因，说道：“至于英夷，本系远来穷寇。我圉若固，彼亦何敢鸱张。而连年以来，频遭残破，其中殆亦有故，盖我之官兵，情同乌合，我之民心，又皆涣散，久已为所窥破，所到之处，必先扬言专与官兵打仗，与民无涉……该夷之假仁假义，要结民心，事事反我之道而行之，实属信而有徵。我之官员兵役，犹存故智，事事与民为难，何异为丛驱爵？此攘外之难于措手者一也。”徐继畬在厦门之战后写给友人的信中，亦认为官民矛盾、得不到民众支持是英军之所以能连连取胜、清军连连败北的根源，谓：“彼以重资买我内地之奸民，为之爪牙，我之虚实，彼无不知，战则驱奸民为前导，为之致死，而我之官兵，则承平日久，人不知战，名之为兵，实则市人，无纪律，无赏罚，见贼即走，此所以败也。”

一位英国侵略者在他的战记中就曾为此十分得意地写道：“这真是在战争中出现的一种不可思议的现象：在一个地方，我们和当地的老百姓做着买卖，在另一个地方，我们则和他们交战；在一个地方，我们伸出右手和本地人谈交情，在另一个地方，我们竟用真刀真枪和他们打个你死我活。显然这是由于我军作战的对手，是中国政府而不是中国老百姓。我们希望将战争的痛苦加诸于中国政府方面的愈多愈好，而使中国老百姓所受战争的影响愈少愈好。我们应该这样说，战争既然是残酷的，然而从全部欧洲战争史来看，我们还找不出一个先例，能和这次战争对比：它所加于老百姓的困苦是这样少，所给予他们的恩惠是这样多。”

清朝在鸦片战争中表现出来的官民矛盾和民众缺乏民族精神，清楚表明中国在进入近代以后不但亟需进行深刻的军事变革，同时也急需政治变革，推翻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制度，改变官民关系，唤醒国民树立近代民族国家思想。

二

任何战争，军队和士兵的战斗力都是决定胜败的一个重要因素。除了武器的相对落后之外，清军在“人和”方面也存在严重问题，缺乏战斗力。清军虽号称有80余万军队，但由于清军的八旗和绿营都实行世袭兵制，再加上承平日久，八旗和绿营兵不但缺乏训练，且多老弱病残，同时存在严重的将弁吃缺冒滥现象，武备废弛，军纪败坏，除少数将领和士兵之外，清军的整体素质极差，不足以言战。魏源在《海国图志》中谈到沿海各省的水师时作出如下描述：“闽、广水师，每省三万有奇，江、浙水师，每省二万有奇，虚冒半之，老弱半之，未必有数千之可用。”鸦片战争中清廷调派到广东的清兵则毫无军纪，“路中有抢夺人财物者，有殴伤差役者。及到省，兵不见将，将不见兵，纷扰喧呶，全无纪律”。而作为广东清军最高统帅的靖逆将军奕山“自抵粤以来，不问军旅之计作何整顿。地势之谋，作何防堵，以及运筹决胜之策，折冲御侮之计，一无所出。唯知爱购钟表，喜买呢羽而已。唯知供应丰盛，养尊处优而已。如孩提之情性，作稚子之行为”。参赞大臣隆文则“自居文员，不谙武备”，置身度外，不问军情。作为武将出身的参赞大臣杨芳起初对广州防务做了一些布置，但不久便丧失斗志，耽于“耳目之欢娱，觅狡童之侍奉”，致使“军心散漫”“军士解体”。同样，清廷调派到浙江的军队和扬威将军奕经也是一路耽延，“淫娼酗酒，索财贪贿”，“索供乏，征歌舞，纵樗蒲，招揽威福，其门如市”。道光皇帝任命赴浙剿夷的统帅只有参赞特依顺有过赴台湾镇压农民起义经历外，扬威将军奕经和参赞文蔚从未有过军旅经历，根本不懂军事。他们赴浙后，居然荒唐地以他们梦到英军“悉弃陆登舟，联帆出海，宁波三城已绝夷迹”，就以为“佳兆昭著，连城恢复，在指顾间”，于是便不顾时势，决定向英军发起全面反攻，结果被英军打得一败涂地。在鸦片战争中，尽管涌现出像林则徐、关天培、陈化成这样英勇的官员和将领，但清朝官场的整体情况是“文官爱钱而惜死，武官惜死而又爱钱”。

对于清军的腐败、素质的低下，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在华的英国人就有观察和评论，指出虽然满人的祖先有过尚武精神，但在乾隆皇帝之后就“腐化变质”了，“满洲人不但已遗忘了他们的军事训练，甚至连他们自己的语言也弃而不用了”；清朝的绿营也同样“全不中用，连一般的暴动也不能平定”，“依靠贿赂、招抚才得平息”，这些绿营“兵士世世代代驻在同一城镇，除非被遣出征，平日就宁愿坐领粮饷的同时做一点和平的副业，或耽溺于那种在中国被认为天赐之福的安逸生活，而不愿去经受战场上的危险”。并据此反复鼓动英国政府对华发动战争，谓清政府现在已是“一个可悲的民族，令人难以想象的腐化堕落”，英国动用武力并不需要付出巨大牺牲，“有三、四艘巡洋舰和双桅船以及少数可靠的英国军队（不是印度兵），将以难以想象的短暂时间内解决这件事件”；或曰“如果我们要和中国订立一个条约，这个条约必须是在刺刀尖下，依照我们的命令写下来，并要在大炮的瞄准下，才发生效力的”；“我们不须大动海军，也不须多费钱财；需要的不过几只中等的和小型的军舰”。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也是当时英国政府做出发动战争决定的一个重要依据。1839年11月4日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在向海军部解释这次军事行动时便表示：“陛下政府有理由相信中国政府的海军数量很小，其性能与装备极端无用；因此，上面所说的行动，可以用很小的兵力就执行成功，这兵力远较就其活动的漫长海岸线及其任务规模初看起来所需要者少得多。”而战争的进程和结果，最后亦坐实了英国侵略者所说的情况。

在鸦片战争中，尽管清军调派到驻守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四省的兵力约22余万名，加上鸦片战争期间增援的外省兵，总计258 000名，是英军的12余倍，在人数上明显占优，但交战区的清朝官员和将领为逃避责任，却只求自保，互不配合，并没有发挥清军的兵力优势，不以战局为重。如英军北侵进攻浙江后，香港空虚，奕山和两广总督祁（图片）“目睹夷但扰闽浙，绝不与粤为难”，为避免广东“衅端再启，触夷怒，势不可收”，并不遵命相机进剿，“以牵制闽、浙贼势，皆以造船未就为词，惟以填塞河道为事”；闽浙总督颜伯焘同样为避免英军转而攻闽，“为浙受祸”，不乘机克复英军占领鼓浪屿，命令军队“宜饬坚守，勿令挑衅；脱有贪功名心，则夷必撤浙省之兵船来与我控，是我为浙受祸也”，因此而遭革职。英军发起扬子江战役，定海守军空虚，奕经也以兵力不敷为辞，拒绝出兵进攻、牵制。清军的一盘散沙局面，就这样为英军克服兵力不足、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创造了天机。

同样，在各个战役中清军也彼此不配合，不能一致抗敌。第一次定海之战，总兵张朝发与知县姚怀祥一主以师船迎战一主守城，互不配合，张朝发在师船迎战失败后竟以守城非其责乘船内逃镇海。英军进攻虎门各炮台，关天培深感前线兵力单薄，派李廷钰回广州“哭求增兵”，而琦善“惟恐其妨和议，固拒不许”，坐视沙角、大角两炮台被英军攻占。镇江之战，副都统海龄率领的驻守镇江的八旗兵拒绝与前来增援的由汉人组成的绿营军合作，拒绝他们入城，提供食物，以致这些增援清军“欲开枪炮攻城，取都统生啖之”；而这些增援的绿营军在英军发起进攻后，也没有配合城内的旗兵，率先溃逃，以致“夷人大笑”。更有甚者，还互相残杀、加害。如1841年5月英军进攻广州，城内却发生湖南兵与广东南海县义勇互斗、“杀人放火，较场中尸骸如积”的事件。1842年5月18日乍浦之战，“我陕、甘兵以扛炮伤敌甚众，敌转攻南门。驻防旗兵，平日凌辱汉人，至是又动斥为汉奸，由是福建水勇积愤，纵火内应，贼遂逾南城入，尽焚满营，都统长喜、署乍浦同知韦逢甲死之”。因此，尽管清廷在主场作战投入高达3 000万两的战费，远高于客场作战的英军1 263万两的战费，亦终归无济于事。如鸦片战争期间，清军为缩少与西方在武器方面的差距，也仿制和采购了不少西洋火炮，但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而适以资敌也”。

再者，清军的颟顸和无能也体现在布防和战术等方面的落后和呆板上。清军的布防和战术就没有做到扬长避短，采取以逸待劳、诱敌深入策略，只知在沿海沿江城镇要塞一线布防，修筑炮台，调动军队，株守一地，与英军进行前沿阵地战，将军队置于英军坚船利炮的优势火力打击之下，同时也没有纵深布防，将炮兵与步兵进行有机配合，只顾正面，不顾侧后。英军沿海沿江登陆作战，正是利用清军布防上的这一弱点，以舰炮正面轰击、侧翼包抄方式，击溃和破除清军的布防，虎门各炮台的失守，广州北郊阵地的丢失，以及定海和吴淞的失陷，莫不如此。耆英在访查吴淞等处失守原因的奏折中就指出了清军防线的这一弱点：“中坚一破，风鹤皆惊，又无后路，以致官兵遂成瓦解。”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也对清军在鸦片战争中的这一布防做了严厉批评，指出：“其破城者，皆小舟渡贼登岸，攻我背后，我兵望风辄溃，及夷至，则城中已无一人，何尝与炮事哉？”

并且，这种落后呆板的防御战术还导致清军疲于奔命，防不胜防，丧失主场作战的人数优势，出现有学者研究所说的在一些战场上清军人数不及英军的情况。尽管根据前方将领的报告，道光皇帝亦曾意识到存在的问题，在战争之初下达的一道上谕中指示说：“英夷沿海滋扰，所恃船身坚大，枪炮便利，我兵水战骤难制胜，不若诱之登陆，可期聚而歼旃。”但这一正确的策略和意见并没有在战争中得到执行和落实，清军的实际布防和战术始终没有任何变化，不断重复同样的错误和失败。

清军在鸦片战争中表现出来的各种弊端和落后及缺乏战斗力，清楚表明中国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不但面临武器现代化的需要，更加面临由古代传统军制向近代军制转型的急迫使命。诚如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总结所说：“以无律无谋之兵，即尽得夷炮夷艘，遂可大洋角逐乎？不知自反，而惟归咎于船炮之不若，是疾误庸医，不咎方而咎药材之无力也。”

三

战争是外交的延续和最高形式，需要最高统治者根据内外形势，做出正确决策。而清朝统治者由于思想观念和认识的落后，夜郎自大，不谙世界大势，既不知己亦不知彼，在外交和军事上都不能做出正确决策，这也是其战败的一个深层原因。

战前，清朝统治者从道光皇帝到各省督抚都以天朝上国自居，对英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缺乏基本了解和认识，将他们都看作“化外蛮夷”，对中西贸易体制、法律制度和外交体制冲突可能引发战争毫无认识和准备，或根本没有将这些被目为“化外蛮夷”的西方列强放在眼里，将对外通商看做对西方人的一种恩惠。1839年12月13日，道光皇帝下谕彻底断绝中英贸易就是抱着这种心态，谓：“区区税银，何足计论，我朝抚绥外夷，恩泽极厚，该夷等不知感戴，反肆鸱张，是彼曲我直，中外咸知，自外生成，尚何足惜！著林则徐等酌量情形，即将英吉利国贸易停止，所有该国船只尽行驱逐出口，不必取其甘结。”1840年3月29日，林则徐奏报：“传闻该国有大号兵船，将次到粤等情。臣等思此等传闻，无论虚实，总当于粤洋各要口加意严防。”道光皇帝则不以为然，轻蔑地朱批道：“无论虚实，总当不事张皇，严密防范，以逸待劳、主客之势自判，彼何能为也。”在7月接到浙江巡抚乌尔恭额关于英军侵犯定海的奏报时，道光皇帝虽表“痛恨”，但仍抱着轻敌思想，说“此等丑类，不过小试其技，阻挠禁令，仍欲借势售私，他何能为。该督抚提督果能认真防堵，水陆交严，何至纵令登岸有三四千人之多”。甚至在1842年5月，中英开战快结束时，仍对英国的情况一无所知，发问“该国制造鸦片烟卖与中国，其意但欲图财，抑或另有诡谋？”“究竟该国地方周围几许？所属国共有若干，其最为强大不受该国统属者共有若干？又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平素有无往来？俄罗斯是否接壤，有无贸易相通？此次遣来各伪官，除璞鼎查系该国王所授，此外各伪职是否授自国王，抑即由带兵之人派调？”

同样，清朝的地方督抚官员也都是抱着传统天朝上国思想看待和处理中西关系。如后来被称为主和派官员的直隶总督琦善在1838年的《议奏查禁鸦片章程》折中就是这样看待中西关系的，谓：“推原当日外夷通商之意，天朝大体，不过略示羁縻，初非利其货物。乃从前司事诸臣，不能杜渐防微，以致玩好之物充斥，天下洋货日见其多。”即使被称为中国近代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林则徐由于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对英国和西方也存在许多错误认识和判断。在中英贸易方面，他错误地认为茶叶和大黄都是“外国所不可一日无也，中国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则夷人何以为生”。他对英军则有“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其腿足裹缠，结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的错误认识。他还错误地认为英国政府不支持在中国的鸦片商人和鸦片贸易，在虎门销烟之后以天朝的口吻致书英国女皇，谓：“我天朝君临万国，尽有不测神威，然不忍不教而诛，故特明宣定例。该国夷商欲图长久贸易，必当懔遵宪典，将鸦片永断来源，切勿以身试法。”对中英冲突可能引发战争毫无认识，他在1839年9月的上奏中向道光皇帝保证英国“万不敢以侵凌他国之术，窥伺中华”，劝说后者不用担心中英之间因为鸦片问题、司法管辖权问题和外交体制问题引发“边衅”，表示：所谓“边衅”，只是英国驻华商务总监义律“藉此暗为恫喝，实则毫无影响”。甚至在1840年6月中旬，英国舰船陆续抵达广东海面的时候，林则徐仍向道光帝奏称：“英夷近日来船所配兵械较多，实仍载运鸦片”，“借以扬言恫喝，冀可准其贸易之求”。现在各船“见臣等拒之益坚，不为所动”“亦只在外洋往来游奕，此东彼西，总无定处……此外别无动静，诚如圣谕，（该夷）实无能为”。

对于战前清朝政府不谙世界大势和敌我形势，对英军和本国国力、军力及动向缺乏一个基本判断，不顾强弱和时机，采取断绝通商和出具保证书方式，强行推行禁烟政策和逼迫英国交出人犯，拒绝就通商、禁烟、外交体制等问题与英国举行谈判，在没有充分战备的情况下与英国开战，魏源事后就批评清政府犯了策略错误，认为应该在整顿内治，引进西方先进武器，进行充分的强军备战之后，做到“内审诸己，又必外审诸时”，方可与英国开战，达到目的，指出：“《春秋》之义，治内详，安外略。外洋流毒，历载养痈。林公处横流溃决之余，奋然欲除中国之积患，而卒激沿海之大患。其耳食者争咎于勒敌缴烟；其深悉详情者，则知其不由缴烟而由于闭市。其闭市之故，一由不肯具结，二由不缴洋犯。然货船入官之结，悬赏购犯之示，请待国王谕至之禀，亦足以明其无悖心。且国家律例，蒙古化外人犯法，准其罚牛以赎，而必以化内之法绳之，其求之也过详矣。”“诚能暂宽市舶之操切，以整水师之武备，尽除海关之侵索，以羁远人之威怀，奏仿钦天监用西洋历官之例，行取弥利坚、佛兰西、葡萄亚三国各遣头目一二人，赴粤司造船局，而择内地巧匠精兵以传习之，如习天文之例，其有洋船、洋炮、火箭、火药，愿售者听，不惟以货易货，而且以货易船，易火器，准以艘械、火药抵茶叶、湖丝之税，则不过取诸商捐数百万，而不旋踵间，西洋之长技，尽成中国之长技。兼以其暇，增修粤省之外城内河之炮台，裁并水师之员缺，而汰除其冗滥，分配各舰，练习驾驶攻战；再奏请遍阅沿海各省之水师，由粤海而厦门，而宁波，而上海，城池炮台不得地势者移建之，水师缺冗者裁并之，一如粤省之例；而后合新修之火轮、战舰，与新练水犀之士，集于天津，奏请大阅，以创中国千年水师未有之盛:虽有狡敌其敢逞?虽有鸦片其敢至?虽有谗慝之口其敢施?夫是之谓以治内为治外，奚必亟亟操切外洋从事哉?”魏源的这番总结和反思，是很值得令人警醒的。

而在中英正式开战之后，道光皇帝和清政府依然对英军的侵略意图一无所知，依然盲目自信，道光皇帝下达的剿抚命令都不是基于敌我形势的正确评估和判断，并不了解战场真实情况，忽剿忽抚，进退失据。如道光皇帝收到义律在天津提交的《巴麦尊子爵致中国皇帝钦命大臣函》，英国政府明明向清政府提出赔款、开埠、割地要求，道光皇帝却一厢情愿地以为英国只是来“伸冤”，加以款待，幻想通过惩处林则徐换回和平，达到英国退兵的目的，答应派遣钦差大臣前往广东秉公查办，“代伸冤屈”。对于英军因兵力不足和季节等原因同意南返广东，道光皇帝自我庆幸、自我陶醉，自谓“好在彼志图贸易，又称诉冤，是我办理得手之机，岂非片言片纸远胜十万之师耶？”而当英军退回广州、重新提出赔款、开埠、割地等要求并占领香港时，道光皇帝又为之震怒，派兵进剿。在清军广州“剿夷”完全失败后，道光皇帝却根据奕山谎报的取胜军情，谕令沿海各省督抚“凯撤”兵勇，谓“现在广东夷船经奕山等叠次焚击，业已退出虎门，粤省所调各路官兵，现已陆续撤回归伍。所有各省调防官兵，著该将军督抚等体察情形，如可酌量裁撤，迅速奏闻请旨。将此由四百里各谕令知之”。但就在道光皇帝下令“凯撤”沿海军队的时候，英国却下达了扩大侵略战争的决定，不久再陷厦门、定海。道光皇帝作为清军最高统帅，身居庙堂，不但对世界大势和敌情茫然无知，同样也不了解前线清军和英军的真实情况。光绪年间，一位日本人在所写的著作中就批评鸦片战争中国的失败是由清政府“顽僻倨傲”所致，哀叹道：“中国文化，二千余年前，已灿然可观。若能骎骎进步，虽以今日欧美之强，不能望其肩背。惜哉，进步中绝，徒守旧制，顽僻倨傲，无一明大势者，目外人为蛮夷戎狄，绝不知仿人智识，共求强盛，以致病入膏肓，坐以待毙，岂不哀哉！”

总之，在整个鸦片战争时期，由于清朝统治阶级的自大和思想认识的落后，他们都没有做到“内审诸己，又必外审诸时”，结果，和、战都进退失据，诚如魏源所批评的那样：“其战也，不战于可战之日，而偏战于不可战之日。其款也，不款于可款之时，而专款于必不可款之时。其守也，又不守于可守之地，而皆守于不可守不必守之地。”

纵上所述，清朝在鸦片战争中的战败，主要原因不在物质方面，而在于更为深层的“人和”方面，昭示中国需要一场全面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和思想观念的大变革，方能应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到来。而鸦片战争另一个令人痛心的失败是，由于历史的惰性，清朝政府在经历这场失败之后，雨过忘雷，除少数像魏源、徐继畬这样开始睁眼看世界的思想家外，整个统治阶级依然沉浸在天朝上国的梦幻里，对外部世界和时代的发展一无所知，错过20年自强改革良机。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在时过180年之后，仍然值得后人深刻记取！

原文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