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引入
对于“什么是法学”的问题，既有讨论呈现如下：目前的答案残缺不全，仅有“以法律为对象”这个唯一的已知必要条件，尚待补足其他的未知必要条件，且需将它们共同组成“法学”的充要条件，才能最终说清楚“法学”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就像对于“单身汉”来说，仅有“男性”这个必要条件是不够的，还需要新增“未婚”的必要条件一样。这同时还表明，法学尚待补足的必要条件，并非法律之化学成分一样的内容，它原本就蕴含在“以法律为对象”这个已知必要条件之中，也就是潜藏在其中的“法律”二字上。因此，“法学”的最关键问题是，“以法律为对象”之外的未知必要条件究竟是什么？又应当到哪里或者以何种方式找寻？
此时，只有注意到以下这个基本前提，即法律广泛且普遍地影响人类共同生活，才能发现线索的踪迹。虽然这表明，法律具备毋庸置疑的实践性，但法律实践本身必然蕴含着 “（对法律之）理解”，也就是必然存在着“以法律为对象”的看法、观念和主张，且这些理解或者这些看法、观念和主张，决定了人们应当如何行动，无论这里的“人们”指的是普通民众还是专业的法律（学）人。在最一般的意义上，“法学”一词所指的，就是“对于法律的理解”或者“以法律为对象”的看法、观念和主张。然而，由于“法学”一词固有的抽象性，它不可能是任意一种“对于法律的理解”，也不可能仅以法律为对象之“看法、观念和主张”的方式存在。于是，以下问题被顺理成章地提出来：怎样一种以法律为对象的理解或者看法、观念和主张才能是“法学”？
“概念”和“理论”显然是抽象的，只有当以法律为对象的“看法、观念和主张”，达到了以法律为对象之“概念和理论”的抽象程度，才能匹配“法学”一词的要求。于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才会有如下这番印象：一般民众通常持有以法律为对象的“看法、观念和主张”，“概念和理论”主要由法律（学）专家所垄断。当然，“概念”与“理论”也有不同，这并不是说理论比概念更抽象，或者是相反；而是说，它们之间是一种构成与被构成的特殊关系，即（多个）概念构成了理论，或理论由（多个）概念所构成。概括来说，一个以X为对象的理论，是由那些以X为对象的概念所构成的集合。这也表明，“理论”是一个具备整体性的事物，但“概念”主要是个体性的。
尽管概念与理论是一种构成与被构成的关系，但“所有”以X为对象的概念，不太可能恰好构成“一个”以X为对象的理论。既然它们都是以X为对象的，且在内容（多概念的集合）上有明显差异，那么它们在对X的理解上，就呈现出一种竞争性的必然关系。“学”其实就是“理论”的代称。其中，教科书意义的X学，就是用来描述多种以X为对象之理论的并存局面；而学术意义的X学，则是用来直面这种并存局面所蕴含的竞争关系，并为其中某种特定理论进行辩护的理论任务。因此，在学术意义上的“X学”，就成为在竞争中获胜的那个“X的理论”的代称或简称。
由此可以恰当理解物理学、数学、美学、社会学等语词的准确意义。这些带有“学”字的名词早就被人广泛使用，不过，使用的情形仍有明显不同。对普通民众而言，他们并不是在严格意义上使用这些表述，最多也只是停留在教科书的意义上，而且一般来说，这种停留并非有意为之。但对各类专家来说，他们的使用不但是有意的，而且主要是在学术意义上来使用，除非面对的听者只是课堂上的学生。同理，严格意义上的法学，指的也是那个在竞争中获胜的、“以法律为对象”的理论，无论“获胜”是事实上的，还是仅被讲者本身所声称的，这就是将法学视同药品说明书一样的“范本”的原因。
至此，应有不少读者会认为，刚才这段讨论不但重复过往，而且明显跑题，似乎与法学的未知必要条件无关。但笔者正在谈论的，其实正是那个未知必要条件本身。由于法学必然是一种“对法律的理解”，因此它显然可被分解为“（对）法律”（以法律为对象）与“理解”（看法、观念和主张）两个部分，其中“（对）法律”（以法律为对象）是已知必要条件，而“理解”（看法、观念和主张）则属于未知必要条件。于是，要想恰当理解“法学”，就需要仔细分析后面这个部分，且由于“法学”本身的抽象性，“（对法律的）理解”不能只停留在“看法、观念和主张”的程度，而是必须向“概念和理论”挺进。
这样一来，回答“法学”的未知必要条件，就等于在回答以下两个渐进的问题：第一，什么样的以法律为对象的“看法、观念和主张”，才能成为以法律为对象的“概念”？第二，基于概念与理论之间的构成关系，怎样的以法律为对象的概念集合，才能构成以法律为对象的理论，且是在竞争中获胜的那个“法律理论”或者“法学”？简单说，必须先解决由“看法、观念和主张”到“概念”的问题，然后才能处理由“概念”到“理论”的问题。只有得出了“以法律为对象”的那个获胜的“理论”，才能说发现了“法学”的充要条件，也才能对它有充足的认知。
那么，什么是概念？这是个著名的棘手的哲学问题，但有两点是非常清楚的：其一，既然“概念”从属于“理解”，且理解是意向性的，那么概念和理解都将是人类心灵状态的一部分；其二，“概念”必然是抽象性的事物，而不同于它用以指代的那个真实存在物，例如，作为概念的“鹿”与作为真实存在物的“那头鹿”是明显不同的，这才使得人们能借助作为概念的“鹿”，来描述这世间所有（曾经存在、现在存在和可能存在）的鹿。因此，为了将眼前这头动物顺利地描述成“鹿”，就必须得有关于“鹿”的概念，而不能只是“四条腿、吃草、跑起来很快”这样的“看法、观念和主张”。斑马也满足这些描述，但斑马明显不是鹿。
接下来需要面对的问题是：什么样的概念集合构成了“理论”？“集合”一词，一方面表明，“一个”理论是由“多个”概念构成的；另一方面表明，由概念所构成的理论本身还是一个（大致上或真正的）“整体”。即构成一个理论的多个概念之间，存在着某种特定的联系，那么这是一种怎样的“联系”？此时，就可仿照知识论上的传统划分，将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联区分为两种可能：一个是基础主义式的，一个是融贯论式的。粗略来讲，所谓基础主义，是指一个概念与其他概念（一个或多个）之间，形成了支持与被支持的单向关系，即a概念支持了b概念（或b、c等多个概念），而不是被b概念（或b、c等多个概念）所支持。所谓融贯论，指的是概念与概念之间的支持关系至少是双向的，即a概念支持了b概念，且b概念支持了c概念，且c概念支持了a概念，如此等等。
一般来说，“融贯”更容易成为“联系”的代称。这一方面是因为，基础主义存在着“无穷回溯”的著名难题，总是需要有一个特定的概念n是不以其他概念为基础的，但这很难获得彻底的理论说明；另一方面，融贯论更加符合日常判断，当人们说两个或多个事物存在联系或者拥有体系性时，其要表达的意思不外乎是，这些事物之间至少要相互支持，而不能彼此矛盾，甚至还可能要求它们之间必须相互蕴含。当然，“融贯”是否只限于以上这些要求，仍有继续深入讨论的广阔空间。但在基本宗旨上，将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联理解为一种“融贯”的状态，却是很容易就可得出的常见看法。
将这些已获得的讨论成果，带回到对“X学”的理解当中，“X学”将会像“单身汉”一样，具备两个可合成充要条件的必要条件：一个必要条件相对简明，必须是“以X为对象”的；另一个必要条件稍显复杂，不但存在以X为对象的“概念”群，且其中的部分概念之间因融贯而称其为“理论”。此时，就可按此种方式，分别定义物理学、数学、美学、社会学等等。例如，“物理学”就是以物理现象（自然事实或自然世界）为对象的诸多概念所形成的融贯整体，它也通常被叫做“物理理论”。当然，也可将这个笨拙但精确的表述，适用于数学、美学、社会学之上，不再赘述。现在回到法学上：一方面，它必然是以法律为对象的，这就是早已知的那个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它是这些以法律为对象的概念之间形成的融贯整体（理论）。到此为止，本主题的全部论证任务似乎已彻底完成，应该就此搁笔。
但笔者并不打算这样做，因为这两个看似理论气息十足的条件是非常宽松的：一方面，这意味着，任何以X为对象的“看法、观念和主张”如果足够抽象，就可对它们使用“概念”一词来描述；另一方面，这还意味着，只要这些“概念”之间是融贯的，就可将这个融贯的整体称为“理论”。按照上述这两个标准，无论是中国传统的占卜学，还是源自西方的星相学，都将因为完美满足了这些条件，成为当之无愧的“学”或“理论”。毕竟，无人可以否认，占卜学中的八卦六爻、星相学里的黄道十二宫，这些“看法、观念和主张”是足够抽象的，因而可称之为“概念”；而且，它们的某种组合形式（理论），也会对个人的人生际遇给出相当融贯的解释。然而，除了服膺这种解释的信徒之外，极少有人认为占卜学与星相学就是“真正”的学或理论。
当然，“文化学者”是少数的例外。他们经常认为，纵使占卜学与星相学的“内容”的确跟“学”或“理论”相距甚远，但它们出现的原因、抚慰人心的作用以及对政治生活的影响，仍使其值得被认真对待。笔者尊重这样的看法，但这已经不是“关于”占卜学与星相学自身的讨论，而是在讨论与占卜学、星相学“有关”的问题，而只有前者才关乎占卜学与星相学的学或理论的身份。区分“关于X的”和“与X有关的”这两件事情，正是本文的中心任务之一，所以暂且就此打住，还是回到这两个条件上。如果八卦六爻、黄道十二宫都可因抽象而成为“概念”，那么其他的一些抽象看法及其形成的融贯整体，也就有理由视自己为学或理论，并要求其他人以如是方式待之。于是，除了占卜学和星相学，还会出现厚黑学之类五花八门、堂而皇之的“学”，它们有时还会自信地声称，自己就是恰如其分的“理论”，甚至会直接要求登堂入室。
这种因抽象而概念化、因融贯而理论化的做法，包含了太多本不应该包含的东西。如果不能将这些本不应当容纳的东西驱赶出去，不用说如同药品说明书一样作为范本的法学根本无法被产生出来，还会使得法学成为一种类似于占卜学、星相学和厚黑学的东西，虽然它们仍是以法律为对象的。然而，在很多人的心中，法学其实就是这样一幅景象。毕竟法律广泛且普遍地影响人类共同生活，任何人都不免会有一些以法律为对象的看法、观念和主张；如果它们还是抽象的，那么就会成为概念；如果一些概念之间是融贯的，那么就会成为以法律为对象的理论。这些想法看起来合情合理，但法学始终无法摆脱法律之占卜学、星相学或厚黑学的嫌疑，而上述所有的讨论都对此束手无策。所以，对于“什么是法学”的问题，尚需要新的起点。
二、知识与真信念
（一）认真对待“看法”
对“法学”身为法律之占卜学、星相学和厚黑学的结论束手无策，是否意味着未知必要条件的寻找，出现了某种方向性的错误，以至于需要彻底改弦更张？笔者并不同意这种判断。由于“法学”一定是一种“以法律为对象的理解”，且“以法律为对象”这一点是已知的，那么“理解”这个部分一定是另外未知必要条件的隐身之所。上述的挫败，只能被看作是在“如何认识（以法律为对象的）理解”上的挫败，而不代表着这条道路应当被彻底放弃。所以，真正需要做的是在“理解”上多停留。
停留在“如何认识理解”的阶段意味着需要认真对待“理解”的朴素用法，也就是以X为对象的那些“看法、观念和主张”。对于看法、观念和主张这三个语词，笔者不认为它们有什么根本的不同，所以将用“看法”这个最朴素的语词，来代替以X为对象的“理解”。于是，真正的关键问题是：对所有的“理论”来说，什么是以X为对象的“看法”？就像谈到理解和概念时所说的一样，“看法”必然是人类的一种心灵状态；不止于此，笔者还可以通过自己身为人类所拥有的语言能力，将这种内在的心灵状态向外呈现出来。
例如，由于笔者出生在物质匮乏的20世纪70年代初，第一次吃到柑橘时，其独特味道便立刻深深印在脑海中。自那之后，笔者就形成了“柑橘是世间最好的水果”的看法，这个看法一直到目前都未曾有任何改变或丝毫动摇。又或者，在这个世界上，目前仍有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由于日常生活上的感受、宗教或文化等方面的原因，坚定地持“地球是个平面”的特殊看法。显然，无论是“柑橘是最好的水果”，还是“地球是个平面”，即使分别以柑橘和地球作为不同的对象，它们本身也都是人们所持有的一种看法或心灵状态。
当然，这些看法或心灵状态的向外呈现，其实已经涉及了概念的使用，无论是“柑橘”“水果”“地球”还是“平面”。但如果因此就认为，它们足以形成以柑橘或地球为对象的“理论”，或者相关“理论”的一部分，则一定会大错特错。如果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就足以解释为何某些以法律为对象的看法，将会患上法律之占卜学、星相学和厚黑学的病症。但这种患病的可能并不表明，以柑橘、地球和法律为对象的“理解”或“看法”是没有前途的，接下来需要做的，是如何将这些无法归入“学”之列的看法排除掉，找到能与“学”有效匹配的其他一些看法。也就是说，除了“柑橘是最好的水果”与“地球是个平面”之外，显然还会存在一些以柑橘和地球为对象的其他看法，它们似乎有可能打消某种占卜学、星相学和厚黑学的嫌疑，而成为“学”或“理论”的适格成员。那么它们是什么？它们又有着什么样的基本属性？
（二）态度与信念
一定会有人认为，笔者毫无必要地使用了两个意义完全相同的例子，但它们其实是判然有别的两类“看法”。对于“柑橘是最好的水果”之类的看法来说，它明显与“真（假）值”无关，即它在性质上既非真也非假，只是笔者对柑橘所持有的一种特殊“态度”。也就是说，当笔者说出“柑橘是最好的水果”这句话时，不过是在向外（他人）表达“我喜欢柑橘”的态度，尽管的确是真诚地这样认为，但这仍然无关这句话的真假。既然在性质上无关真假，那么对待相同的事物，人们便可能（以）持完全不同的态度，例如，当有人认为“柑橘是最好的水果”时，一定另有人会认为“柑橘是一种平平无奇的水果”，也还有人会认为“柑橘是十分糟糕的水果”。
由于态度无关真假，这将导致三个理论上的结果：第一，既然针对同一事物的“态度”是因人而异的，那么态度就与“主观（的）”这个形容词必然关联在一起，所以才会有“态度是主观的”或“主观态度”之类的常见语句，但它们仍可笼统地叫作“态度”。第二，既然态度是主观的，任何特定的态度就会是属人（属于特定个人或人群）的，也就是在它之前经常需要附加主语以做指明。例如，“柑橘是最好的水果”这句话的完整含义，其实是“‘我（表述者）认为’柑橘是最好的水果”，或者那（只）是“我（个人）”的态度。第三，既然态度是主观的或是有主语的，尽管针对同一事物存在不同态度，但它们之间并不存在真正的分歧。也就是说，“我”只是在表达“我的态度”，“你”也只是在表达“你的态度”，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态度，我和你也只是单纯的看法不同而已，二者之间并非相互矛盾或无法相容，当然也不处在竞争性的关系之中。
但“地球是个平面”这个语句，属于完全不同的情形。当说出这句话时，通常并不是在表达“我自己”对于地球的主观态度，即“‘我认为’地球是个平面”；而是在就“地球的形状”这件事情，正在做出某种带有客观性质或蕴含真假值的“断言”，即“地球是个平面，无论我是否这样认为”。这样一来，这句话将与“我”这个话语者彻底分离，而不再拥有属人性。因此，尽管“地球是个平面”这句话的确出自我的口，也的确是我的言辞，但我并不是用它来“表达”我自己关于地球的态度，而是用它来“表征”一个独立于“我（的态度）”的外在事实，即“地球是个平面”这个事实。
“柑橘是最好的水果”与“地球是平面”之间的差别，在以下情形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当他人也说出了相同的话时，这个举动究竟该作何种理解？由于“柑橘是最好的水果”这句话是必然带有主语的，如果这要构成一种诚实的“转述”，那么后序说话者就必须将主语一同带进来，即“‘他认为’柑橘是最好的水果”。但如果后序说话者只是单纯重复了这句话，而舍弃了“他认为”这个属人性的部分，那么他就不是在转述“我”的态度，而是在表达“他”自己的态度，即“‘我认为’柑橘是最好的水果”。而且，这经常需要做“强调语气”式的理解，即“我‘也认为（同意）’柑橘是最好的水果”或者“我‘支持’这种柑橘是最好的水果的态度”，但这终将是“他”自己对柑橘的态度；即使“他”与“我”的态度恰好相同，那也不再只是属于“我”的态度。
虽然也会有人以类似于“柑橘是最好的水果”的方式，来理解“地球是个平面”这句话，把它当作正在表达“我”和“他”关于地球态度的语句。但如此理解之人，忽略了其中必然蕴含的内容，即“地球是个平面，且这是个客观事实”。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柑橘是最好的水果”可以直接等于“我喜欢柑橘”，但“地球是个平面”不可直接等于“我喜欢‘地球是个平面’”，而是在说“地球在事实上就是个平面，无论某人是否喜欢这一点”。此中会话的焦点，并不在“这究竟是谁的态度”的主观问题上，而是集中在“地球究竟是不是平面”这个关于客观事实的问题之上。
正是因为“客观事实”才是其中的焦点，“主语”此时已经变得彻底不重要，一个真正的争议由此形成：“地球是个平面”这个表述是否为真？或者，地球在事实上是个平面吗？也就是说，尽管“柑橘是最好的水果”与“地球是个平面”，均出自“我”的口中而成为“我”的言辞，且均具有“X是Y”的相同语法结构，却是明显不同的语言现象。表面上看，“柑橘是最好的水果”是个关于“柑橘”的陈述，但真正重要的并不是“柑橘”，而是作为说话者的“我”，所以那才成为“我的”，而不是“你的”对柑橘的“态度”。并且，当你和我均说出“柑橘是最好的水果”这句话时，它们是“两个”虽在内容上完全相同，但在实质上完全不同的态度：一个是“我的态度”，一个是“你的态度”。尽管它们貌似以“柑橘”为对象，但实质上是以“（我和你的）态度”为对象，而成为两件完全不同的事物，因而不会在“柑橘”这同一对象上产生任何分歧。
但对于“地球是个平面”这句话，不可仅做上述这种理解，只是把它当做“我”对地球的“态度”。因为我还会坚称，地球就是一个平面，无论我是否这样认为。也就是说，“地球是个平面”并不属于“我的态度”的内容，而是属于“地球的形状”的内容。当你和我均说出“地球是个平面”这句话时，它们正在指向一件相同的事情，即“地球的形状”。如果在“地球的形状”这个相同对象上，你和我说出了完全不同的内容，例如，我说“地球是个平面”，你说“地球是个球体”，这些不同看法就会在相同事情上碰撞在一起，一种以地球的形状为对象的分歧由此必然产生，我和你正在就“地球的形状”这个客观的事实发生实质的争议，而非两个不同的态度而已。
（三）真信念
那么，“分歧”是什么意思？一方面，它是指在一个相同的对象上，说话者作出了不同内容的陈述。例如在“地球的形状”上，我说“地球是个平面”，你说“地球是个球体”；另一方面，由于对象是相同的，这便意味着不同的陈述之间，必然存在着真值的问题，或者你的陈述是真的，或者我的陈述是真的，当然也可能是另一个陈述是真的。无论哪个陈述最终被证明是真的，所有的陈述都会因此必然与真假、对错等性质关联起来。由于目前的自然科学成果已经充分证明地球是个球体，因此“地球是个球体”的表述即为真，你的言辞就是正确的；而“地球是个平面”的表述则为假，我的言辞就是错误的。此处要提醒：一个陈述或断言具备“拥有真假值”的性质，与它的真假值目前已然明确，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不能因为一个断言的真假值目前仍争议不休，就直接认为它并不具备“拥有真假值”的属性。这同时还表明，“有真假值”与“是真的”二者之间仍有区别：“地球是个平面”是个有真假值的陈述，但它是假的；而“地球是个球体”是个有真假值的陈述，且它是真的。
那么该怎样称呼这种拥有真假值的看法呢？它们在理论上被叫做“信念”，以区别于“柑橘是最好的水果”所代表的无关真假值的“态度”。也就是说，态度是一种无关真假值的看法或心灵状态，而信念是一种拥有真假值的看法或心灵状态。如前所述，“地球是个平面”是个假信念，而“地球是个球体”则是个真信念，但“柑橘是最好的水果”是个无关真假值的态度。现在，可以回到“学”的准确含义上了：它既不是用来指代任何类型的态度，也不是用来指代全部的信念；但它的确与信念有关系，只是用来指代其中的部分信念，即那些已被证明或确证“为真”的信念，也就是“真信念”。于是，只有“地球是个球体”之类的真信念，而不是“地球是个平面”之类的假信念，或者“我喜欢地球是个平面”之类的态度，才是“（地理或天文）学”的合适内容。
仅用以指代真信念的“学”，其实还有一个更为人所熟知的名字，那就是“知识”，也就是那些获得了确证的真信念。这表明，学、真信念、知识，这几个语词拥有基本相同的含义。之所以可以严格地使用物理学、数学、美学这些语词，是因为使用者可以合理预设，存在着关于自然现象、数（字）和美的知识或真信念。相应地，厚黑学、占卜学、星相学之所以只是比喻性的用法，是因为预设存在与其对象相关的知识或真信念，这样的做法显见地不合理。由此，就可得出“X学”的准确定义，它是指“关于X”的知识，或者“关于X”的真信念。
现在来反省开头提到的那两个宽松条件。笔者当然同意，不是任何看法都会是概念，这并不在于它是否足够抽象，而在于属于态度和假信念的看法无论有多抽象，都不可能成为概念，只有抽象的真信念才可能如此。由于真信念是一种有真假值且为真的心灵状态，人类就可以借助理性能力获得那些虽属未知、但“必然”为真的信念。至于“融贯”是否属于理性能力的运用，或者理性能力的运用是否只限于真信念与未知信念的“融贯”，则属于可再讨论的范围。但那是专属于哲学家的任务，身为法律学者的笔者不再置喙。
当然，像“融贯”这类蕴含着“体系性”的进一步要求，经常扮演“学”或“知识”的一个次要条件的角色。由于在相同对象X上，可以同时存在多个“关于X”的真信念，例如关于我，你会形成“男性”“中年男性”“50—60岁的中年男性”等多个真信念，这会引出“比较级”问题：这些真信念中的哪一个“更真”？“体系性”此时就可能有发挥的空间，使得其中更能满足体系性要求的那个真信念，成为“更真”的真信念。这在科学上表现得更加明显，例如，最初创立量子力学的普朗克，之所以会被波尔、海森堡、薛定谔等后继者取代，是因为后面这些人的理论更有体系性，或者能解释更多的微观现象。但不能因此高估“融贯”或“体系”的意义，它们仍是必须寄生在“真值”之上的次要标准，是用作证明某一看法为真信念的独立标准。因此，尽管一种基于体系性理解《易经》的“融贯”占卜学，肯定是一种“更好”的占卜学，但占卜学本身依然不是关于真信念的真正之“学”。
三、知识的完备性
（一）另一种真信念
上述这些说法，对厚黑学、占卜学、星相学、地平论果真公平吗？它们彻底与真信念失去了关联吗？或许换个例子，会让问题暴露得更加彻底。“伤春悲秋”无论在中西文学中，都不是十分罕见的题材，而且它无疑是一种无关真假值的态度。此时，一定会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人类会普遍存在着“伤春悲秋”的态度？有种回答是：由于地球的主要陆地面积集中在北半球，且北纬20度到60度之间是舒适的宜居带，人类文明大致上发生在这个范围之中；同时，这还是个四季分明的地理区域，这里的人们不难发现，春光美好却易逝、深秋则万物枯萎，于是普遍持这个态度。请别太在意这个说法的真假，假设它就是真的，尽管“伤春悲秋”仍然是确凿无疑的态度，但此时有了一个跟它相关的真信念，即“是地理原因造就了这个态度”的真信念。
除了能在“态度”的背后发现与之相关的真信念，对于“假信念”也可如此操作。请再来思考“地球是个平面”这个明显为假的信念，为何今天仍会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持这个假信念？这既可能有来自宗教方面的原因，也有可能是文化方面的原因。当然，这也可能只是日常生活经验所致，例如，人们眼中的地平线都是平直的。既然数以百万计的不同地域之人，普遍且“真实”地持这个假信念，就说明刚才这些解释（全部或者一部分）一定是真的，于是假信念就如同态度一样，也与特定的真信念发生了关联。
既然无论是在态度上还是在假信念上，都存在与之相关的真信念，那么就不能将态度与假信念一概彻底排除在“学”的范围之外。至少以下这类问题，要求人们必须以“学”或“知识”的方式来认真对待：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占卜学、星相学、厚黑学或地平论的出现？当然，也包括更具体的问题，例如占卜学与甲骨文究竟有着怎样的关联？为何西方人普遍持更顽固的地平论态度？如此等等。这些问题当然是有理论意义的，也值得努力去提供一种以真信念为内容的答案。尽管如此，有一点仍是非常清楚的，这些等待发现（掘）的真信念，并未使得厚黑学、占卜学、星相学或地平论本身自动变成真信念。
（二）“关于”与“有关”
如果将占卜学、星相学、厚黑学或地平论的对象称为X，那么它们本身并非关于X的真信念，而是关于X的态度或假信念。而与这些态度或假信念有关的真信念，例如伤春悲秋态度的地理原因，地平论的宗教、文化与日常生活经验的原因等，却不是“关于X”的真信念，而是“关于‘关于X的态度或假信念’”的真信念。为简略起见，这种“关于‘关于X’”的真信念，可以被叫做“与X有关”的真信念。也就是说，即使占卜学、星相学、厚黑学或地平论本身并非“关于X”的真信念，并不妨碍存在着“关于厚黑学、占卜学、星相学或地平论的真信念”，也就是“与X有关”的真信念。
这足以表明，“与X有关”的真信念与“关于X”的真信念，二者在理论上是相互独立的。也就是说，不但存在“关于X”的真信念，也存在“与X有关”的真信念；而且即使不存在“关于X”的真信念，仍然会存在“与X有关”的真信念。前面这一点，在“科学”与各类“科学‘学’”上的表现尤其典型。物理学、化学、天文学这些（自然）科学，不但是以自然现象为对象的，而且是“关于自然现象”的真信念。与此同时，还存在着科学社会学、科学（历）史学、科学哲学等“关于‘关于自然现象’”的真信念，也就是“与X（自然现象）有关”的真信念。尽管此时在X上，同时存在两类真信念：一类是“关于X”的真信念，另一类是“与X有关”的真信念，但它们仍然不是同一回事。由于它们在理论上仍然是相互独立的，所以既可能同时存在这两种真信念，也可能只存在“与X有关”的真信念，而不存在“关于X”的真信念。
正是因为二者在概念上相互独立，它们之间也就不能相互还原或替代，无论是以科学社会学来取代科学，将前者视为“关于自然现象”的真信念；还是由于地平论的宗教、文化解释的确表达着真信念，而认为地平论本身也在表达真信念一样。这里面存在一个关键的问题：该用“X学”来指称怎样的真信念呢？目前正在被普遍使用的“X学”，明显最适于指称“关于X”的真信念。如果是这样，那么又该怎样来表达“与X有关”的真信念呢？为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将它还原为最初的模样，即“与X有关”的真信念，其实就是“关于‘关于X’”的真信念，而后者可以写成如下繁复的表达方式：“关于‘关于X’的‘真信念、假信念或态度’”的真信念。也就是说，“关于X”的真信念是以“X”为对象的，但“与X有关”的真信念，并不是以“X”为对象，而是以“关于X的‘真信念、假信念或态度’”为对象的。
因此，即使“关于X的”与“与X有关的”都在指代某种真信念，它们的对象也并不相同：前者是“X”，后者则是“关于X的看法”。当在X上同时存在这两种真信念时，情形还是比较清楚的。“关于X”的真信念可直接叫做“X学”，而“与X有关”的真信念则成为“‘X学’学”，例如前面提到的“科学”与各类“‘科学’学”。然而，一旦在X上只存在“与X有关”的真信念时，情形就会立刻变得麻烦起来。由于此时根本不存在“关于X”的真信念，也就无法再合理地使用“X学”之类的名称，因为此时存在的只有“与X有关”的真信念。那么，能否对这些真信念使用“‘X学’学”的名称？表面上看，这没什么大不了，但实际上毫无根据。
这是因为，“‘X学’学”要以“X学”为对象，或者以后者的存在为条件，但由于此时已不存在“X学”，使用“‘X学’学”的根据彻底不复存在；而且强行使用，还会带来存在“X学”的巨大误解。但“与X有关”的毕竟是真信念，它还是需要一个带有“学”字的名称，于是它经常被直接叫做“X学”。尽管这是没办法的办法，但必须时刻谨记：由于并不存在“关于X”的真信念，此时的这个“X学”，并非“真正的X学”之意。这就是尽管“关于X”与“与X有关”这对概念的确相当粗略，但仍不可轻言废弃的原因，它们始终都在重点提醒：当同时存在“X学”与“‘X学’学”时，不要将二者混同起来；当“X学”只意味着“与X有关”的真信念时，并不代表着此时存在“关于X”的真信念。
（三）完备知识
为清晰起见，将刚才的论证重组如下：
1.“学”或“知识”的准确含义是“真信念”，而非“态度”或“假信念”；
2.在对象X上，
2.1.如果存在“关于X”的真信念，那么它们将会构成“X学”；
2.2.如果不存在“关于X”的真信念，只存在“关于X”的态度或假信念，也就根本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X学”；
3.在对象X上，无论是否存在“关于X”的真信念，都必然存在“与X有关”的真信念，
3.1.当既存在“关于X”的真信念，又存在“与X有关”的真信念时，就既存在“X学”，又存在“‘X学’学”；
3.2.当不存在“关于X”的真信念，只存在“与X有关”的真信念时，由于语言使用上的原因，此时只能用“X学”来表达“‘X学’学”。
当在X这个对象上，出现了3.1的情形时，就可以说X具备了“完备知识”的属性；也就是对于X来说，既存在“关于X”的真信念，也存在“与X有关”的真信念。如果出现的情形是3.2，那么X这个对象在知识上就是不完备的，也就是只存在“与X有关”的真信念，而不存在“关于X”的真信念，尽管此时也只能使用“X学”的表达。因此，如果你觉得“关于”与“有关”的用语过于粗略，那么在3.1的情形中，就可以用“完备知识”来指代“X学”，用“不完备知识”来指代“‘X学’学”。无论对上述哪种情形中的X来说，“不完备知识”这个名称的所指都是清楚的，它代表的都是“与X有关的真信念”，而非“关于X的真信念”，且无关后一种真信念是否存在。
必须注意，知识上的完备与否，仅仅只是一个描述，而非评价。就一个对象X来说，它并不因为在知识上是完备的而值得褒扬，也不因为在知识上不完备而应受指责。这完全取决于X这个对象自身的性质，有的X在本质上具备知识完备性，有的X则不然，仅此而已。前者例如“自然现象”这个“科学”的对象，后者例如占卜学、星相学、厚黑学或地平论的对象。此外还有一个新问题：当某一类X上存在着“关于X”的真信念时，它是否必然就是具有知识完备性的对象？或者说，此时的X是否还必然存在着“与X有关”的真信念？笔者认为的确如此。不过，由于这两种真信念在概念上是相互独立的，相反的推论并不必然成立，也就是说，一定会有某类对象X，只存在着“与X有关”的真信念，而不存在“关于X”的真信念。
进一步而言，如果对象X在知识上是完备的，那么用以保证其知识完备性的，并不是“与X有关”的真信念，而是“关于X”的真信念。例如，对于“自然现象”而言，它明显是个具备知识完备性的对象，且是“科学”而非各类“科学学”，保证了它的知识完备性。也是由于这一点，在具备知识完备性的对象X上，这两种不同真信念的重要性，会有显著的主次差别：“关于X”的真信念是首要的，而“与X有关”的真信念则是次要的。这个主次关系片刻也不可动摇，如果用“与X有关”的真信念代替“关于X”的真信念，将彻底扭曲“X是具有知识完备性之对象”这个基本属性。这同时还表明，这种主次关系其实是一种“寄生”关系，即“与X有关”的真信念，寄生在“关于X”的真信念之上。这也是“与X有关”的真信念会被叫作“关于‘关于X’的真信念”的根本原因；或者说，它并不像“关于X的真信念”一样，是“直接”关于X的，而只是“间接”关于X的，所以才被叫作“与X有关”的。
（四）不完备知识
可用如下方式来描述这种寄生关系：就一个对象X来说，“与X有关”的真信念，是以“关于X”的真信念为对象或者素材的。这就使得前一组真信念在内容上，严重受制于后一组真信念，即有怎样“关于X”的真信念，才会有怎样“与X有关”的真信念。如同下例所显示的一样：由于爱因斯坦在20世纪之初，就提出了相对论（广义和狭义）这个据说21世纪才应该有的物理理论，于是在“科学史（学）”或“科学社会学”这样的“科学学”中，才会有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一席之地；否则，无论是爱因斯坦还是相对论，都不会作为“与自然现象有关的”真信念的对象，出现在科学史或科学社会学的内容之中。这表明，作为“与X有关的真信念”的各类“科学学”，不能为自己创造研究对象或素材，其取决于“关于X”的真信念究竟是什么、有哪些。
因此，对于一个真正的“科学家”而言，他甚至可以将自己的全部注意力，只是集中在“关于X（自然现象）”的真信念之上，根本无须知道任何“与X有关”的真信念。这当然很容易使得那个科学家获得“没文化”的负面评价，但这总比“没知识”的负面评价要明显好得多，否则他根本算不上是个合格的科学家。这样说并不是在鼓励无视“与X有关”的真信念，而是在提醒：一旦将它的重要性置于“关于X”的真信念之上，就会犯下买椟还珠的错误，且由于缺乏对“关于X的真信念”的充分理解，“关于X的真信念”一定也会杂乱不堪，甚至很可能充斥着对“关于X的真信念”之内容的无端猜想，但它们要么是态度，要么是假信念。
当然，以上说法所针对的只是拥有知识完备性的对象。对于并不拥有这个性质的对象X来说，由于它只是态度或假信念的领地，因此根本不存在“关于X”的真信念，只是存在“与X有关”的真信念。由于这些真信念仍然与X存在“间接”关联，于是尽管它们仍可被叫作“X学”，但由于不存在真正的“X学”，这种“X学”其实在知识上就是不完备的，尽管仍由与X有关的“真信念”所组成，但也未能彻底改变这个性质。例如，占卜学和地平论本身并非由真信念所组成，所以无法以“X学”的方式来称呼。然而，由于存在着“与占卜有关”或“与地平（论）有关”的真信念，且这种真信念一般会组成所谓的“文化学”，于是它们又与真信念发生了关联。只是，此时这种占卜学已经不再是纯正意义的“占卜学”，而是一种“‘占卜’文化学”，而“地平论”也不过是所谓的“‘地理（平）’文化学”罢了。不过，“‘占卜’文化学”与“‘地理（平）’文化学”之类的表达看似拥有“X学”的基本结构，但由于它们仍是不完备的知识，因此无法与作为完备知识的“X学”等同视之，也不能由此认为“‘占卜’文化学”与“‘地理（平）’文化学”就是完备的知识。此时，就可以将“‘占卜’文化学”之类的表述，翻译成如下完整的表述：尽管占卜之类的对象并不存在“关于X的真信念”，但还是可以从“文化（学）的角度”去理解此类现象，并获得一组真信念。
不止于此，对于存在“关于它的真信念”的X，也就是具备知识完备性的对象上，同样可以如此操作，所以才可能有“科学文化学”之类的事物存在。对X来说，既存在“关于X”的真信念，也能获得“与X有关”的真信念。然而，那些不代表真信念的所谓“X学”，例如占卜学、星相学等，却不可以成为“与X有关的真信念”；或者说，它们无法以“文化学”的方式来发挥知识上的功用。所以，尽管存在“科学文化学”“科学历史学”等知识，但不存在占卜物理学、星相物理学等之类的东西，它们最多只是戏谑的称呼而已。
四、法学的基本形态
（一）问题的重整
理论上讲，任何试图回答“什么是法学”的努力，其实都是在回答如下简单且直白的问题：既然“法学”是一种以法律为对象的“理解”，那么“理解”本身究竟是一种态度、是一种假信念，还是一种真信念？当然，它还可以具体变形为如下的形式：“法学”究竟是以法律为对象的态度，例如我对柑橘的喜好；或是以法律为对象的“虚假”知识，就像“地球是平面”这样的假信念；还是以法律为对象的“真正”知识，就像“地球是球体”这样的真信念？另一种问法是：必然以法律为对象的法学，究竟是占卜学的同类、地平论的同类，还是科学的同类？它还可以进一步抽象化：“法学”在知识属性上是否完备？它究竟是一种完备知识，还是不完备知识？如此等等。
以上这些问题之间并无实质差异，它们都是在“以法律为对象”这个必要条件之外，去回答“法学”的其他或另外之必要条件的问题。必须注意，组成充要条件的两个必要条件之间，并不是以独立的方式各自发挥作用，而是必然有所“关联”。这种关联，既可能如同哈特所批评的“种属+种差”一样，以“主次（先后）”的方式定义那个对象，例如对老虎来说，“猫科哺乳动物”的种属在先，“（老虎）独特的DNA”的种差在后；也有可能如同“单身汉”这个例子一样，“男性”与“未婚”这两个必要条件，是以“共同”而非“主次”的方式定义了这个概念。
此外还有一种方式，这两个必要条件既非“主次”、也非“共同”地起作用，而是以“联合”的方式，定义了那个待省思的对象。一方面，必须先有“以法律为对象”这个条件，才可能有所谓的“法学”存在；另一方面，对以法律为对象的“理解”的不同认识，也将影响着“以法律为对象”之条件的内涵，由此获得关于“法学”的确切定义。“关于”与“有关”的区别，就在传递后一方面的意义：如果“以法律为对象”的意思是“关于”法律的，那么这种“理解”就必然指向“真信念”，且会同时存在两种真信念；如果“以法律为对象”的意思是与法律“有关”的，那么这种“理解”一方面指向“态度”或者“假信念”，另一方面指向一种特殊的“真信念”，也是唯一以法律为对象的真信念。
“法学”的几种可能备选答案，已经清晰无比。可能性（1）：法学是完备性知识，即不但存在着“关于”法律的真信念，而且存在与法律“有关”的真信念，二者共同构成了完备的法学。可能性（2）：由于以法律为对象的“理解”，不过是以法律为对象的“假信念”，因此并不存在“关于”法律的真信念，而只存在与法律“有关”的真信念，且它才是“法学”一词所拥有的内涵或意（定）义。可能性（3）：由于以法律为对象的“理解”，不过是以法律为对象的“态度”，因此并不存在“关于”法律的真信念，而只存在与法律“有关”的真信念，且它才是“法学”一词所拥有的内涵或意（定）义。显然，后两种可能之间的唯一差别，就在于以法律为对象的“理解”，究竟是以法律为对象的“态度”还是“假信念”。不要轻视这个差别，其中仍潜藏着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
（二）真正的与名义上的法学
假设可能性（1）是正确的，那么“法学”就是由以法律为对象的真信念所组成，其中既包含“关于”法律的真信念，也包含与法律“有关”的真信念，“法学”由此成为一种完备性的知识。不过，由于后一种真信念寄生在前一种真信念之上，或者以前者为对象，因此“法学”的核心任务始终是去发掘那些“关于”法律的真信念，且主要是它们在不间断地指引人们（无论是专业人士还是普通民众）做出特定的行动，从而塑造了法律实践的基本面貌。这并不意味着，与法律“有关”的真信念不重要，尽管它们肯定无法主宰法律实践的面貌和进程，但仍有不容忽视的价值和意义，至少这会丰富对法律这个现象的理解。
在这一点上，掌握“关于”自然事实之真信念的科学家，再次发挥了重要的映照作用：一位没什么“文化”的科学家仍然是合格的科学家，他成为科学家不能只因为自己有文化；同理，法律（学）专家也必须是掌握了“关于”法律之真信念的人士，他的如此身份并不来自对与法律“有关”之真信念的掌握。也是由于此时存在“关于”法律的真信念，以此为核心内容的那个“法学”，才能被认为是“真正的法学”。或者说在内涵上，“真正的法学”与“关于法律的真信念”之间，并没有值得注意的差别。并且，这还是在那些“法学”一词必须出现的场合，人们——无论是专家还是普通民众——一开始就很容易想起的意义。
然而，这在理论上，毕竟只是“一种”可能性罢了。当未经反思地使用“法学”一词时，它的确意味着“关于”法律之真信念的存在，但反思所得的答案有可能截然不同。此时真正存在的将只是与法律“有关”的真信念，而那些原本被视为“关于”法律的真信念的事物，其实不过是“关于”法律的“态度”或“假信念”而已。如果因为传统、语言或者便捷性之类的考虑而不得不坚持使用“法学”这个名称，那么它所能指代的，就只剩下这种与法律“有关”的真信念，或者是它们所形成的融贯集合。由于这在根本上否认了“关于”法律的真信念，也就等于同时否认了存在着“真正的”法学。此时，唯一事实上存在的那种“法学”，它所指代的只能是与法律“有关”的真信念，这将是一种“名义上”的法学。
在汉语表达中，“名义上的”就等于“不真正的”，因而是毫无疑问的贬义词，“真正的”才是有名实相副之意的褒义词。然而，无论是“真正的”，还是“名义上的”（“不真正的”），都只是客观中立的“事实”描述而已，它们既不代表着“真正的法学”值得大力肯定，也不代表着“名义上的法学”必须予以否认。它们都只是对可能真实存在之情形的描述：既可能存在“关于”法律的真信念的事实，也可能不存在“关于”法律的真信念的事实。即使是后者，也依然会有某种以法律为对象的真信念真实地存在着，且它们还构成了“法学”一词的含义。此时，“（名义上的）法学”所代表的，就是这种与法律“有关”的真信念，而非“关于”法律的真信念，后一种真信念根本就不存在。
（三）法律实践的决断性
但为何会有理由抛弃“真正的法学”或“关于”法律的真信念？正视法律实践的某个基本“真相”，是法律实践无法彻底避免“决断性”色彩的原因。所谓决断性，其实不过是法律实践之“争辩性（论证性）”的一个“解”。简单说，至少是在“司法”这个法律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所有的参与者一定都会在立场上鲜明对立，否则就不存在司法实践了。具体来讲，这种对立不仅表达在原告与被告的具体诉求上，也存在于他们各自代理律师的身上。对于律师参与司法实践的情况，不能仅做利益诉求的理解，这并不公允，因为他们至少会认为，自己当事人的诉求有着一定的法律根据，所以才有竭力争取的可能。
不止如此，因法定身份而被动“卷入”纠纷且拥有终极裁判权的法官，也经常会表达出与双方当事人或律师均不相同的看法；甚至连法官与法官之间，也经常对法律存在着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理解，这就是德沃金所说的法律实践的“争辩性”或“论证性”。那么，该怎样面对法律实践的这个基本性质？无论怎样面对，由于法官都必须给出一个最终的结论或者终局的判决，于是需要面对的问题就会变形如下：法官的最终决定是“真”的吗？或者更学术化的表达，那个具体的应用法律陈述的确拥有真值吗？我相信，原本认为存在“真正的法学”的那些人，立刻就会犹豫起来，因为以下这个关于“决断”的答案，才是最顺理成章的。
人们会普遍认为，法官的最终决定一定是其“意志”产物，而非“（法律）理由”的产物，如果“（法律）理由”意味着“关于法律的真信念”的话。说得直白一点，人们最容易认为，法官最终的决定并非“关于”法律的真信念，它并不必然就是“正确”的法律答案。尽管无法彻底否认，做出最终决定的那个法官，可能真诚地被某种“关于”法律的理解（真信念）说服；但发挥实质作用的，仍是他的意志而不是那种理解，它才是得出最终裁判结果的真正根据。或者说，尽管在外观上，法律实践是个关于哪种理解为真的论辩过程，法官一定也在这样支持自己的决定；但在实质上，它仍是法官根据自己的意志或偏好一锤定音的结果。
“决断”一词所代表的，正是“意志凌驾于理由（真信念）之上”这个法律实践的“真相”。如果你正在被这个关于决断的法律真相纠缠，你将很容易失去对“真正的法学”的信心，并且纠缠得越严重，你的信心就会越少，以至于终有一天将彻底烟消云散。此时，你也会是各种“名义上的法学”的坚定支持者，尽管还是会在“关于”法律的，究竟是“态度”还是“假信念”之间徘徊。很多时候，你甚至干脆对这个差别视而不见，因为无论如何，你都会否认那是关于法律的“真信念”，而坚定地认为法官的决定就是个“决断”。此时，“关于”法律的真信念，则成为种种法律“迷信（思）”，或者是完全遮蔽了法律道路的荆棘丛。
五、各归其位
（一）彻底的怀疑论
由于法律广泛且普遍地影响人类生活，任何人都有理由将法律当做自己的思考对象，于是有了对于法律的各种理解。这些理解，有的只是日常经验的直白表达而只能称得上是对法律的看法、观念或主张；有的则由于经受了某种程度的反省，最终以抽象的方式呈现出来，此时再称之为看法、观念或主张已经显得不太合适，而有必要加上“概念”或“理论”的玄奥名称。但真正重要的是这些“对法律的理解”，它们在性质上究竟是什么？是“关于”法律的真信念，或者只是与法律“有关”的真信念？于是，所有这些理解，都只能被分为这两个基本的阵营。
但会存在第三个阵营吗？也就是说，在法律这个对象上，根本不存在任何真信念，无论是“关于”法律的还是与法律“有关”的。认同者将会持一种对法律或法学的彻底怀疑论：所有对法律的“理解”，既不是“关于”法律的真信念，也不是与法律“有关”的真信念，而只不过是“关于”法律的“态度”。这种彻底的怀疑论，是对法律实践之“决断性”的进一步推衍（联想）。由于法律实践尤其是司法实践，不过是法官“意志凌驾于理由（真信念）之上”的实践，因此，所有能冠以“法学”名号的努力，其实不过是打着“真信念”的幌子来行骗。无论依靠的是“关于”法律的真信念，还是与法律“有关”的真信念，它们之间并没有实质的差别。因此，在这些彻底的怀疑论者看来，唯一有意义的“法学”工作，就是去努力“揭露”这个实践的真相，就是去“揭穿”打着“真信念”幌子的那两种具体骗术。
既然法律实践必然蕴含着“决断”的因素，那么所有坚持在法律这个对象上存在真信念的主张，其目的都是让人们盲目相信，法律实践是个必然涉及真信念的实践，法官的判决终将是某种真信念的表达，因而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法官之类的实践法律人是这场骗局的“主犯”，法学者既是这场骗局的“教唆犯”，又是新型骗术的“研发者”，法科学生则是正在被教唆的“骗术学习者”。尽管他们之间也争议不断，甚至会在立场上截然对立，但这都只是骗术的一部分，他们仍然有着相同的目标，那就是努力上演一出法律的“好戏”，谋求将所有的民众都带入法律之真信念的彀中。以上，就是彻底怀疑论者心中“法学”的唯一真相。由于揭穿或揭露这个残酷（忍）的真相，就是彻底怀疑论者赋予“法学”的唯一意义，它们随之也就有了“法律之批判理论”或者“批判法学研究”之类的名号，也是上述第三个阵营的基本立场。
然而，这种彻底的主张是最应当彻底抛弃的。由于它错得如此明显，所以无须涉及过多的细节讨论，而只要出示一个压倒性的理由，就足以将彻底怀疑论或批判法学研究彻底击倒。只要你大致同意对“伤春悲秋”以及类似现象的分析，就会紧接着同意，尽管该类现象本身的确是个彻底无关真信念的“幻觉”（态度），但一定会存在与伤春悲秋“有关”的真信念，无论那是地理决定的，或是文化决定的，还是其他原因决定的。同理，对于“决断”的法律（实践）“骗局”，也一定会存在着与决断“有关”的真信念。因此，尽管有着揭穿或揭露这个真相的强烈必要，但“法学”至少还包含着与法律有关的“真信念”，而不可能什么真信念都不包含。即使是最极端的支持者，至少也要同意一个与法律“有关”的“真信念”：所有涉及真信念的法学，都不过是法律实践的“骗术”，且刚才这个判断在性质上是“真”的。综上，彻底的怀疑论，一定是彻底错误的，无论它所怀疑的是不是法学。
（二）“社科法学”的野望
真正能够生存下来的怀疑论，只能是承认法学必然蕴含某种真信念的“部分”怀疑论，而不可能是否认任何真信念的“彻底”怀疑论。这种部分怀疑论所能承认的真信念，可以像上文谈到的一样，小到只有唯一的一个，即“法学不过是法律实践之骗术”这个真信念，其他都不过是“关于”法律的“态度”，这就是“最小”的怀疑论；也可能会有很多个，例如由各种社会科学提供的与法律“有关”的真信念。而且，随着承认的真信念的种类或数量从少到多，其身上的“怀疑论”色彩也会逐渐由浓转淡，甚至最终完全被真信念所掩盖。但被掩盖不等于彻底失去，它们终究有着怀疑论的色彩，只是此时它们所怀疑的不再是“法学”本身，而是以“关于”法律的真信念为核心的“真正法学”或“完备法学”。
然而，不要因为它们身上都蕴含怀疑论的色彩，或者都是对真正法学的反对，就认为它们之间根本不存在区别。那种只承认唯一一个真信念的最小怀疑论，一定会因为法律实践的“决断”属性，而将所有“关于”法律的理解，一概视为无关真假值的“态度”，所以才会有着最强烈的怀疑色彩，即那些都不过是“关于”法律的“态度”而已。然而，那些部分怀疑论更会认为所有“关于”法律的理解都是“关于”法律的假信念而非态度，如此方能凸显自己所提供之与法律“有关”的真信念的意义与价值。此时，再把它们叫做“怀疑论”已经不够周全，所以才有了“法律与社会科学”这样笼统的名号。
之所以如此，就在于“法律广泛且普遍地影响人类实践”这个基本前提。各种以“人类实践”为对象的社会科学，一定会认为自己提供了“关于”人类实践的真信念。由于人类实践还可笼统称作“社会”，它们才成其为一种“社会（的）”科学；又由于它们所提供的真信念，主要是将自然科学运用于社会（人类实践）而取得的成果，这是一种近似自然科学的真信念，所以才称其为关于社会（的）“科学”。因此，当面对法律或法律实践时，如果并不存在“关于”法律的真信念，但又需要某种真信念，那么就只能由各种社会科学来填补缺位。于是，“法学”指的就是这种与法律“有关”的真信念，而怀疑论的色彩也将逐渐消退。
也可以这样说，尽管“法律与社会科学”的支持者也会同意，“关于”法律的真信念意在使法律实践成为一场“骗局”，但他们还会认为，作为人类实践（社会）之一部分的法律实践，绝不可能、也绝不应当仅仅只是骗局。此时，可从法律实践作为人类实践（社会）之一部分的事实出发，获得与法律“有关”的多种（重）真信念，并依赖它们来塑造法律实践，从而避免它成为一场有意的欺骗。这些抽象的说法或许会制造障碍，但只要同意法律不能脱离社会、文化、种族、传统等背景，以及法律必须反映人们的真实需要等类似说法，或者坚持“书本上的法”与“行动中的法”之分，你就一定是“法律与社会科学”的支持者。
一旦如此，支持者就不再满足于“法律与社会科学”这个最初的名号，而有了向“社科法学”这个名号挺进的强烈冲动。最初的名号由于并不包括“法学”二字，显得底气不足。更重要的是，一方面，并不存在以“关于”法律之真信念为内涵的“（真正的）法学”，另一方面，“法学”还是个必须被使用的且涉及真信念的有用名词。于是，支持者就会认为，若只存在由自己提供的与法律“有关”的真信念，这就不但是唯一以法律为对象的真信念，而且是“法学”唯一可能拥有的内涵。当这两个“唯一”加权在一起，一种以“社科法学”为名的“真正的法学”自然出现。之所以一定要争夺“真正的法学”的名头，是因为只有自己所提供的那些真信念真正地塑造了法律实践，从而避免它成为公然上演骗术的舞台。这就是社科法学的野望，是一种对身为真正法学的野望。
（三）最艰难的道路
然而，完备知识与不完备知识的分类，始终是社科法学向“真正法学”路上挺进的拦路虎。毕竟在一开始，它们就否认了存在着“关于”法律的真信念这样的事物。既然没有这样的事物，那么社科法学所提供的真信念，也绝不会是“关于”法律的真信念，而只能是与法律“有关”的真信念。除非存在着“真正的法学”，那么这种对如此身份的争夺才变得有意义。说得啰唆一点，所谓社科法学的野望，必然隐含着“关于”法律的真信念的前提，然后才有理由主张，自己所提供的与法律“有关”的真信念，就是这种真正的法学。但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说法。
这暴露了一个可能，也就是法学的可能性（1）所代表的那种可能，即法学是一套以法律为对象的完备知识，其中既包括“关于”法律的真信念，也包括与法律“有关”的真信念。于是，法律（司法）实践的主要面貌，是由前一种真信念所塑造的；而“决断”这个法律实践必然存在的部分，才是后一种真信念的用武之地。后一种真信念的存在，始终提醒前一种真信念的持有者，必须保持知识上的充分谦恭，而这正是它们所拥有的批判意义。那是一种迫使法律、法律实践，以及“关于”法律的真信念，必须持续不断革新的动力，无论表现为对法律的持续修正，还是表现为对法律之理解的持续修正。这表明，“关于”法律的真信念，并不是一旦得出就会永远不变，而是需要经受双重严格审视：一方面，要经受关于“真信念”之“真值”标准的审查；另一方面，要经受与法律“有关”的真信念的持续批评。
因此，真正的法学或“关于”法律的真信念是个永恒的事业，在这个不断前进的进程中，一些法律被修正了，一些对法律的理解被抛弃了，但存在“关于法律的真信念”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一个人变得越来越好，并不等于做出改变前的他，就一定是恶贯满盈；一个法律被修正了，并不是说它在修正前就一定极端邪恶；一个对法律的理解被改变了，也不等于它一定是“关于”法律的态度或假信念，其中仍可能有着真值的成分。就像已被相对论和量子力学革新的牛顿物理学，不是因为牛顿错误地理解了自然世界的规律，而是人类已经有了更好或更真的理解。否则，根本不存在任何具备完备知识属性的物理学，也就没有牛顿、爱因斯坦和那些量子物理学家了，当然也不会再有人广泛传颂他们的杰出成就。
结论
以上论述所要辩护的核心命题是，必然存在一种“真正的”法学；或者说，必然存在“关于法律”的真信念。无论这两个命题是否必然成立，至少有一个必然是成立的，建立“真正的法学”注定是个艰辛无比的旅程。而且，就在一开始，一个巨大的障碍就矗立在那里：法律这个对象为何会与真信念，尤其是“关于”它的真信念扯上关系？更残酷的问法是：法律“配得上”关于它的真信念吗？显然，“真”或“真值”是极有分量的语词，而不可随意用于某些对象之上，这是占卜学、星相学、厚黑学并不值得认真对待的根本原因。甚至就连因为必然附带规则体系，而类似于法律实践的各类游戏或体育运动，一般来说都不匹配“真”或“真值”的使用。将分量如此重的语词用在此类事物上，总有大材小用、牛刀杀鸡、牛粪上那朵鲜花的错配感，法律是否也是只配小材，是否只是那只鸡，或者干脆就是那坨牛粪？打消“法律是否配得上关于它的真信念”的疑虑，就是这条艰难道路上会遭遇的第一个关卡，这仍需要进一步的讨论。
转自《法治社会》202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