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各布·索尔《自由与干预》

序言：利伯维尔场思想的新起源 
  第 一 章  西塞罗之梦 
  第 二 章  神圣经济 
  第 三 章  中世纪市场机制中的神 
  第 四 章  佛罗伦萨的财富与马基维利的市场 
  第 五 章  以国家为手段的英格兰自由贸易 
  第 六 章  荷兰共和国的自由与财富 
  第 七 章  尚─巴提斯特．柯尔贝与国家市场 
  第 八 章  太阳王的噩梦和利伯维尔场的美梦 
  第 九 章  行星运动与英国自由贸易的新世界 
  第 十 章  英国与法国：贸易战、赤字与找到天堂的美梦 
  第十一章  法国的自然崇拜与启蒙经济学的发明 
  第十二章  利伯维尔场与自然 
  第十三章  亚当斯密和良性自由贸易社会 
  第十四章  利伯维尔场帝国 
  第十五章  美德的终结：自由主义与放任自由主义 
 结语：威权资本主义、民主和利伯维尔场思想 

序言：利伯维尔场思想的新起源

最令人恼火的发现，往往是那种揭露了思想谱系的发现。
──阿克顿勋爵，弗里德里希．海耶克（Friedrich Hayek）引用于《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 ），约一九四○年

“利伯维尔场”或许是美国人最熟悉的经济学代名词了。至少自大萧条以来，这个词汇一直都是美国政治论述的标准用语，既用来赞美政策，也用来批评政策。利伯维尔场是一种与诸多强大的政治意识形态彼此交织的经济哲学，几乎已经成了一种罗夏克测验。在论及对于利伯维尔场的看法时，许多人会出现如同谈及其他个人信念时的强烈情绪反应。

与此同时，每个人对利伯维尔场未必都抱持着相同的定义。法国理性主义经济学家里昂．瓦拉斯（Léon Walras，一八三四至一九一○）提出的著名论述认为，市场的运作处于“一般均衡”（general equilibrium），他指的是供给与需求的相互作用创造出一个平衡的、自适应的经济系统，能调节价格与利率，制造出稳定的货品流动，并在没有政府干预的状况下创造财富。在特定的脉络中，利伯维尔场可能代表特定类型的经济自由或经济特权：在自由贸易区支付较低关税的权利，甚或是进行受到允许的垄断。因此，利伯维尔场变成了低税收和政府只能对经济进行有限干涉的同义词。如今，在多数富裕工业化国家中，人们认为利伯维尔场经济是社会民主的基本元素，其他基本元素包括公共教育、交通、退休计划、公共卫生系统、监管机关、国家银行与思想的自由交流。不过话说回来，市场的自由与否往往是见仁见智的。1

现代社会大众最熟悉的利伯维尔场定义，来自得到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米尔顿．傅利曼（Milton Friedman）的研究，他将利伯维尔场定义为经济活动中没有任何政府活动，或者更广泛地说，没有法律去干涉“人们追求幸福”。傅利曼最著名的其中一个观察评论是：“大多数反对利伯维尔场的论点背后，隐含的是对于自由本身缺乏信念。”利伯维尔场被视为所有经济成长的通用模式，其支持者认为利伯维尔场在任何时空皆有效。理想上来说，在傅利曼的总体系统中，市场响应着私人供需，由个人、公司和股东的意愿与选择所推动，无需任何政府干预。依据傅利曼的观点，像这样解放市场能确保商品有效率地生产与流通，也确保财富的创造并有利创新。2

然而，在过去三十年来，事实证明了利伯维尔场并非无庸置疑，而比较像是个谜团。来自政治光谱各方的重要人士开始对正统的利伯维尔场信条抱持批判的态度，至少在政治修辞方面是如此。美国出现了惊人的逆转，如今共和党开始支持贸易关税，而英国保守党则带领英国离开了欧盟自由贸易区，并在过程中提高了税收与社会支出。如今在主张这个世界必须捍卫自由贸易、放宽对国际市场管制的，居然是中国专制共产党的领导人习近平。现在捍卫保护主义的成了美国，捍卫国际开放市场的却是中国，事情究竟是如何变成这样的？3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探究利伯维尔场思想的悠久历史，利伯维尔场的意识形态在威权中国的兴起，绝非违反傅利曼观点的唯一例证。就让我们提出最简单的事实吧：傅利曼对美国的理想利伯维尔场愿景根本从未实现。自一九八○和九○年代以来，美国的中产阶级不断萎缩，同时中国的中产阶级兴起。虽然有些人可能会批判政府对市场有所干预，但美国的经济与商业利益确实靠着低利率、联邦货币政策与国家援助而成长：自二○○八年以来，美国政府曾两度为金融系统和各种企业纾困，方便且刻意地回避了正统利伯维尔场思想──这套学说显然不能解释为什么美国会出现周期性且毁灭性的市场失灵。4

但是，且让我在此提醒读者，傅利曼可不是个简单的人物。他的正统利伯维尔场论述在多数领导企业的董事会中仍是主流，就连那些从美国政府手中赚进大量利润的公司也不例外──此外还有商学院，甚至是公立的商学院。至今美国商会（US Chamber of Commerce）仍奉傅利曼的正统学说为圭臬。因此，美国与其他自由经济的民主国家往往不会承认，我们和利伯维尔场思想在本质上是恐怖情人般的关系，我们以为利伯维尔场能创造财富与带来革新，但现实中却不断上演各种无止尽的循环：法规松绑、债务危机、破产、诈欺与市场崩溃，随之而来的是政府纾困、日益严重的垄断、财富不均与政治不稳定。于是，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因为矛盾且自扯后腿的政策而回到原点。我们正步入关键新世纪，即将要面对各种经济挑战，为此我们必须去理解“利伯维尔场”这个词汇的意义、它的历史，它何时能顺利运作，以及何时无法。5

如果傅利曼是利伯维尔场的拥护者最喜爱的儿子，那么十八世纪的苏格兰哲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就是这个传统的父亲。然而，将亚当斯密视作傅利曼式放松管制、不受约束的利伯维尔场之拥护者，这样的现代概念并不完全准确。斯密的论述早已被错误理解、错误引用，脱离了他著述的十八世纪背景脉络并沦为陈腔滥调，但他的著作仍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让我们理解如何看待经济学。在斯密于一七七六年撰写《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 ）之前，从没有人把规模这么大又这么复杂的经济体与社会体，视为一个巨大的、自我调节的财富创造系统。不过，斯密也认为政府与其机构在市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他看来，让市场以绝佳状态运作的状况，就是品德高尚的斯多噶领袖──他们通晓希腊与罗马哲学中透过自知与纪律追求幸福的理念──和富有的地主并肩合作，共同主导政治与市场，制定适当的指导、诱因与调查制度，维持经济体运行。

斯密所生活的世界，与我们这个世界有着截然不同的社会观、哲学观与宗教观。那时帝国和商业正在扩张，是个有着奴隶制、君主立宪制、菁英议会制和地主寡头制的时代──要特别留意的是，他以热情的态度接纳了上述所有事物。作为一个修习哲学与历史的学生，斯密察觉到了大不列颠与罗马共和国及罗马帝国之间的相似之处，这就是他为什么如此着迷于公元前一世纪的罗马元老院议员暨哲学家马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的著作。斯密是十八世纪的自然神论者──这并不代表他就是基督徒──他热切相信神是一名“建筑师”，在地球上设计出如发条机械般的自然系统；这个系统也与遵循牛顿万有引力定律的行星运动相互映照。虽然他认为没有任何政治家“应该指示人民（private people）要以何种方式应用他们的资本”，但他也希望人类的经济生活能反映出他眼中的和谐自然法则。要做到这一点，人（他指的是男人〔man〕）必须固守古老的斯多噶哲学与纪律。唯有如此，社会才能培植出优秀的政府与机构，使个人创造出良性财富。6

斯密并不认为“贪婪是好的”。没有任何斯多噶学派的哲学家会这么认为。相反地，斯多噶主义的基础概念是透过道德纪律与公民责任来提升自我。斯密当时的使命就是去厘清，如何使商业社会及其固有的贪婪和一套道德系统相契合。商业社会的普通成员──“屠夫、酿酒师或烘焙师”──在日常生活中会受到单纯的利己动机所驱策。社会必须找到方法利用这种商业的利己动机，将之引导到共同利益上。斯密对无情的商业竞争充满警觉，担心这种竞争会削弱社会与国家，取而代之的，他认为受过道德陶冶、具有文化素养且公正无私的领导人才能引导社会走向和平且有效率的商业协作模式。

斯密期望社会能朝着哲学与伦理的启蒙成长，反映出罗马共和的美德，但这样的愿景难以适应米尔顿．傅利曼那自由放任企业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更不用说艾茵．兰德（Ayn Rand）在流行文化中描绘的经济学了；也就是只有最强大、竞争力最高的企业才能攀升到社会顶端。事实上，我们不该奇怪现代利伯维尔场思想家鲜少提到、甚或从不提到：斯密其实很仰慕罗马的元老院寡头制，他打从心底不信任贸易商、实业家和大企业，甚至本身就是一名政府官僚（他的职务正是税吏）。更有甚者，这位所谓的利伯维尔场之父是一位自豪而激进的博雅学科教师，靠着在大学里担任教授和管理职赚取薪水维生。请试着想象兰德在一九四三年出版的小说《源泉》（The Fountainhead ）中的主人翁，那位积极奋发且缺乏耐心的现代主义建筑师霍华德．洛克（Howard Roark），他能否容忍亚当斯密的种种想法：关于悠久传统、责任、耐心学习、温文儒雅的同理心和对税收感到自豪的想法。7

西塞罗与斯密这些哲学家感兴趣的是打造出高教育程度、富有哲学思维和农业道德的社会，他们相信国家对市场自由来说是必要的。那么，我们究竟是如何从这类寡头市场建构者发展出像傅利曼这种自由主义的亲商提倡者呢？而现代利伯维尔场思想又是如何演变成一种严格的非此即彼哲学，把国家对经济的任何参与，都视为一种对财富创造与自由的生存威胁？本书的目的正是回答这些问题。

矛盾的是，解开利伯维尔场之谜的关键人物早在亚当斯密出生前四十年就已经过世了，他长久以来被经济学家视为站在斯密的对立面：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著名内政大臣尚─巴提斯特．柯尔贝（Jean-Baptiste Colbert），柯尔贝打从一六五○年代中期开始监督法国经济，直至一六八三年离世为止。法国皇家与公共财政的组织方式与管理良好、标准化的度量衡系统，以及法国道路、港口与运河的商业流通系统建造，全都要归功于柯尔贝。他一手创建了巴黎警察与工业检验单位，以至法国工业、法国海军与凡尔赛宫。他同时也是国家研究的主任，设立了皇家图书馆与档案馆，以及法国皇家科学院（French Royal Academy of Sciences）。柯尔贝认为这些努力对于一个能够顺利运作的流动市场来说是必要的，他是那个时代最成功的大规模市场建造者，使用关税、补贴、国家垄断与政治压迫来达成各种目标。

柯尔贝用国家的强硬手段介入市场建设，其最主要的目标是推动法国商业发展到足以和英格兰商业自由竞争。他相信他所谓的“商业自由”（liberty of commerce）源自于相互对称的市场与平衡的贸易条约。柯尔贝将国际贸易视为零和游戏，认为黄金和财富是有限的，同时他也确信把焦点放在商业与工业的社会能在经济上获得最大的成功。在他初掌权时，法国主要还是农业国家。他以推动经济发展为使命，比起农业更偏爱工业、创新与贸易；他相信这些事物能铺设一条道路，通往更自由、更顺畅的经济循环，使法国变成富裕且辉煌的国度。

柯尔贝引起了亚当斯密的兴趣。斯密在《国富论》中创造了“重商制度”（mercantile system）这个词汇，用以描绘柯尔贝重视贸易与工业胜过农业。斯密并非全盘反对柯尔贝，他不同意柯尔贝的某些关键观点，主要是因为：在他看来，这位法国内政大臣采用的手段会造成经济退步──柯尔贝在聚焦于贸易与工业的过程中显然误解了“农业是所有国家财富之源”这句古训。斯密相信柯尔贝已经沦为“商人诡辩”的猎物，认为柯尔贝制定了太多压制型的贸易法规，而且“不幸的是”，他“采纳了所有重商制度的偏见”。斯密认为，单靠商业本身是无法创造出财富的，商业无视于自然的力量与农业美德，同时还会允许商人──这是斯密最嫌恶的一种人──控制政策并创造出种种垄断。政府的任务是帮助农业支配商业，使贸易能根据自然法则，自由地运作。8

柯尔贝与斯密并非彼此对立，他们只是各自代表了截然不同又相互牵涉的利伯维尔场历史流派。不过，随着时间推移，斯密对柯尔贝的批判在放任主义的经济学家与历史学家的心中不断放大，巩固了此一迷思：柯尔贝与其支持“国家主导之工业市场建设”的一派，必定是利伯维尔场的敌人。斯密提出的重商制度概念逐渐演化──并且完全脱离了脉络──转变成现代所谓的重商主义 （mercantilism）。这是个过度简化且笼统的经济词汇，被用来指称早期的现代经济思想家支持干预主义、征税、补贴，和目标只是为了囤积黄金的好战国家。一九三一年，瑞典经济史学家以利．赫克歇尔（Eli Heckscher）在他的重量级研究《重商主义》（Mercantilism ）中，把柯尔贝的“重商”经济学和单纯的放任主义制度进行对比，后者允许个人自由和商业自由不受国家干预，赫克歇尔认为斯密体现的正是放任主义制度。在这之后，这套简单却强大的二分法维持了下来，形塑了我们如今对利伯维尔场的观点。在傅利曼的著作中，我们仍能看见这种二分法。9

然而，在市场哲学的漫长历史中，多数时候基础经济思想家都认为，要创造自由、公平交易的环境条件，国家是必要元素之一。斯密的学派清楚阐述了利伯维尔场思想的潮流，一路追溯至西塞罗与封建制度传统，当时的人认为农产品是所有财富的根源，农产品与自然的亲近关系使之具有一种先天的道德优越性。为了维持稳定生产与他们所认为的自然界平衡，地主必须控制政府，确保农业不被征税也不受法规管制。但这并不代表无政府主义。这只是代表，为了让农业能主导社会并推动经济发展，政府必须积极放宽农业方面的限制。

至于利伯维尔场思想的另一个传统，则把能量聚焦在创新、贸易与工业上；这个传统如今被我们错误地称之为重商主义。从佛罗伦萨的哲学家尼科洛．马基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到尚─巴提斯特．柯尔贝和亚历山大．汉米尔顿（Alexander Hamilton），此派拥护者支持一个不假辞色的强大政府，来扶植创新与工业发展，他们认为如此能创造出健康的国内市场，同时使国家获得国际竞争力。根据这些崇尚工业的经济思想家所述，经济自由对于财富创造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而这种经济自由不代表自给自足，也未必是以农业为基础；正好相反，此种经济自由需要重视工业的政府帮忙规划与培植。

各个利伯维尔场模型的相互关系在十九世纪出现变化，此时英国成为了无庸置疑的世界经济主宰，英国的利伯维尔场思想家终究全心接纳了工业的潜力与一般均衡理论。当时的自由派经济学家想当然耳地认为，如果市场自由了，那么大英帝国这些勤奋节俭的基督徒就会继续带来创新、财富与各邦国之间的和平。接着，到了二十世纪，随着一些经济学家愈来愈确信市场具有自我调节的能力，他们试图把利伯维尔场定义为：政府只能扮演最基本的角色，此外什么都不做。他们坚称只要允许供给与需求在没有干涉的状况下运作，市场系统──以及社会──就会神奇地靠自己维持下去。可惜啊！如今我们已经学到教训，市场系统与社会是无法自行维持下去的。

为了帮助我们了解古代对自然与农业的信仰如何渐渐地演进成现代的自由工业市场理论，我在本书阐述的主题将会超越对经济理论本身的研究，援引各种数据源，从国家数据库到私人信件，以及有关道德、自然科学、宗教、文学与政治的书籍。有些数据对于了解经济史与哲学的读者来说应该十分熟悉，有些可能比较陌生，甚至是看起来不该出现在此。但若想明白为什么经济领域一直以来都缺乏透明度或共识，我们就必须领略这些彼此相异的元素──从西塞罗的古典伦理学、佛罗伦萨商人的指导手册与资产负债表、法国政府官员的国家文件与内部备忘录，到公爵与大主教的彬彬有礼的信函。

这一切的目标是让我们看见，在理解经济学的过程中，光是仰赖方程式与数据库来构思理论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挖掘那些已深深根植在现代思维习惯中，以至于无人深究的历史假设与古老信仰体系。如今事实不断证明，市场与社会的复杂性是无法透过一般均衡理论来解释的，正统的利伯维尔场思想已落入了防守的位置。但正如我在本书表明的，利伯维尔场思想的伟大先驱们始终都很清楚，任何交易系统都没办法独立于真实的、堕落的、充满瑕疵的人类之外去讨论，是人类维持着这些系统，并在其中运作着。

说到底，利伯维尔场是无法将人类从自身之中解放出来的。若要蓬勃发展，利伯维尔场就需要许多劳动、许多关注与许多谨慎的道德判断，就像所有其他人类事业一样。最神奇的是，尽管遭遇了这么多次失败，经济学家、哲学家、政治家和其他人们仍紧抓着“经济能百分之百自我调节”的梦想不放，每当他们发现事情并非如此，都会表现出无比的震惊。但是话说回来，我们确实很难去放弃一个如此吸引人又如此历史悠长的理念，这个理念发展自马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公元前一○六年至四三年）的哲学体系，他是罗马传统中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而他的作品成为此后近两千年的经济思想核心。

1. Léon Walras, Elements of Pure Economics; or, the Theory of Social Wealth , trans. William Jaffe (London: Routledge, 1954), 153–155; Bernard Cornet, “Equilibrium Theory and Increasing Returns,” Journal of Mathematical Economics 17 (1988): 103–118; Knud Haakonssen, Natural Law and Moral Philosophy: From Grotius to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25–30. 

2. Milton Friedman, Capitalism and Freedom , 3r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2), 15; Milton Friedman, Free to Choose: A Personal Statement , 3rd ed. (New York: Harcourt, 1990), 20, 145. 

3. Anat Admati, “Anat Admati on Milton Friedman and Justice,” Insights by Stanford Business, October 5, 2020, www.gsb.stanford.edu/insights/anat-admati-milton-friedman-justice ; Diane Coyle, Markets, State, and People: Economics for Public Policy (Princeton, NJ: Prince ton University Press, 2020), 98–101; Rebecca Henderson, Reimagining Capitalism in a World on Fire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20), 19, 67; Bonnie Kristian, “Republicans More Likely Than Democrats to Say the Free Market Is Bad for America,”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 December 9, 2016, https://fee.org/articles/republicans-more-likely-than-democrats-to-say-the-free-market-is-bad-for-america ; Jonah Goldberg, “Will the Right Defend Economic Liberty?” National Review , May 2, 2019; Martin Wolf, “Why Rigged Capitalism Is Damaging Liberal Democracy,” Financial Times , September 17, 2019, www.ft.com/content/5a8ab27e-d470-11e9-8367-807ebd53ab77 ; Ben Riley-Smith, “The Drinks Are on Me, Declares Rishi Sunak in Budget Spending Spree,” The Telegraph , October 27, 2021; Inu Manak, “Are Republicans Still the Party of Free Trade?,” Cato Institute, May 16, 2019, www.cato.org/blog/are-republicans-still-party-free-trade ; Aritz Parra, “China’s Xi Defends Free Markets as Key to World Prosperity,” Associated Press, November 28, 2018. 

4. Erik S. Reinert, How Rich Countries Got Rich, and Why Poor Countries Stay Poor (London: Public Affairs, 2007); Ciara Linnane, “China’s Middle Class Is Now Bigger Than America’s Middle Class,” MarketWatch, October 17, 2015, www.marketwatch.com/story/chinese-middle-class-is-now-bigger-than-the-us-middle-class-2015-10-15 ; Javier C. Hernández and Quoctrung Bui, “The American Dream Is Alive. In China,” New York Times , November 8, 2018;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oston: Beacon Press, 1957), 267–268; Fred Block and Margaret R. Somers, The Power of Market Fundamentalism: Karl Polanyi’s Critiqu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2; David Sainsbury, Windows of Opportunity: How Nations Create Wealth (London: Profile Books, 2020). 

5. Martin Wolf, “Milton Friedman Was Wrong on the Corporation,” Financial Times , December 8, 2020, www.ft.com/content/e969a756-922e-497b-8550-94bfb1302cdd . 

6. 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 ed. Roy Harold Campbell and Andrew Skinner, 2 vols.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81), vol. 1, bk. IV, chap. ii, para. 10; William J. Barber, A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London: Penguin, 1967), 17; Lars Magnusson, The Tradition of Free Trade (London: Routledge, 2004), 16. 

7. Joseph A. Schumpeter,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54), 185. 

8. Smith, Wealth of Nations , vol. 2, bk. IV, chap. ix, para. 3. 

9. D. C. Coleman, ed. , Revisions in Mercantilism (London: Methuen, 1969), 91–117, at 97; William Letwin, The Origins of Scientific Economics: English Economic Thought, 1660–1776 (London: Methuen, 1963), 43; Lars Magnusson, Mercantilism: The Shaping of an Economic Language (London: Routledge, 1994); Philip J. Stern, The Company State: Corporate Sovereignty and Early Modern Foundations of the British Empire in Ind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5–6; Rupali Mishra, A Business of State: Commerce, Politics, and the Birth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hilip J. Stern and Carl Wennerlind, eds. , Mercantilism Reimagined: Political Economy in Early Modern Britain and Its Empi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6; Schumpeter,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94; Eli F. Heckscher, Mercantilism , trans. Mendel Shapiro, 2 vols.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35); Steve Pincus, “Rethinking Mercantilism: Political Economy, the British Empire, and the Atlantic World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69, no. 1 (2012): 3–34. 

第一章 西塞罗之梦

由于大自然更加安稳，也更加坚固，所以当财富与大自然发生冲突时，简直就像凡人与女神之间的战斗。 ──西塞罗，《论责任》（On Duties ），公元前四四年

若要了解利伯维尔场思想的起源，我们首先得理解西塞罗的哲学观点，其提供了以下概念：透过贵族的农业行为、道德行为与政治运作，人类得以把自然转变成无穷无尽且能够自我延续的财富之源。西塞罗的作品往往会让人觉得罗马共和国已实现了均衡状态，带来了好几个世纪的和平与繁盛。他理想中的罗马此后成为利伯维尔场思想家的灵感泉源，一直到十九世纪都是如此。

事实上，在西塞罗的时代，罗马共和国正在崩溃。身为公元前一世纪的贵族罗马元老院议员，他其实是在捍卫着旧秩序。他对于商人渴望利润的贪婪心态感到惊恐万分，也恐惧那些潜在暴君的野心──例如在公元前四九年成为独裁者的尤利乌斯．西泽（Julius Caesar）。西塞罗认为，理想的市场交易是一种制造财富的杠杆，并且在安然以农为生、遵从共和国法律的贵族之间进行。他在政治与写作生涯中发展出了一套理论，认为罗马共和国的领导人们若能遵循斯多噶派的道德标准，并为国家提供无私的服务，他们便能效法稳定的自然法则，维持着一个自我延续的财富系统。

不过，西塞罗的经济愿景实与“自然”相差甚远。他的愿景反映的是当时建立近五百年的罗马共和国之价值观，共和国中的古老菁英家族自从罗慕路斯（Romulus，传说中他于公元前七五三年建立了罗马）时代以来，就靠着其资产带来的大量财富生活。我们可以在西塞罗的著作中看到，经济学与其产生的特定历史、文化与物质条件从来都是密不可分。他确信贸易应该要支持罗马的统治阶级──这是一种哲学观点，或者更确切的说，是一种政治理念，非但适用于不同种类的菁英阶层，更一直留传到蒸气机时代。甚至到了今日，我们仍能在现代利伯维尔场思想中看见这种理念。

历史学家并未把西塞罗视为理解现代经济思想起源的关键。然而，西塞罗确实是第一个主张人类道德与感受会推动市场自主运作，并创造出经济均衡的人。在他看来，受过教育的地主之间建立的友谊不但创造出信任，也创造出理想市场环境条件的哲学基础。西塞罗出生在罗马东南方八十英里外拉吉欧区（Lazio）的阿皮诺市（Arpinum），家里务农，他那丝毫不光鲜亮丽的名字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西塞罗的意思是“鹰嘴豆”。他的家族属于罗马骑士阶级 （equites），一群在公元前二世纪声名鹊起的低阶贵族。他们的地位低于元老院阶级，著名特点是象征性地捐赠马匹来代替骑兵兵役。虽然他们往往从事公共财政、收税或放贷等业务，但骑士阶级的首要身分仍是土地拥有者和农民。身为一个向上攀升的新人 （novus homo），一个刚得到贵族地位没多久的人，西塞罗透过家族建立了强大的关系网络，帮助他在政治界崛起。但是，即便在西塞罗获得了元老院议员的席位之后，甚至是在他当选了共和国的最高职位──执政官之后，他仍背负着一定程度的社会污名。矛盾的是（又或许一点也不矛盾），西塞罗的作品在欧洲传统中定义了贵族伦理，但他自己却永远都不会是真正的贵族。但无论如何，他已攀升至罗马体制的顶峰，现在他则要努力保护这个体制。

公元前一世纪，罗马帝国的人口超过了四千万人，罗马城本身就有一百多万名居民。帝国内只有五百万居民享有完整的公民特权，能拿到免费的面包，享有法律权利与公民权利。奴隶占了百分之十的人口，其余的罗马非公民人口则是由下层阶级组成。人口中的最顶层是统治阶级，仅有大约七百多个元老院家族和三万名罗马骑士。因此，罗马菁英之间的关系紧密，熟知彼此的家族历史。他们共享易于识别的服装样式与相似的教育，围绕着亲属关系与主顾网络组织起来。他们交易商品、互相贷款并从彼此手上购买资产。到了西塞罗的时代，罗马已经建立起一个持续运作了数个世纪的封闭市场，因而获得了一种永恒不变的自然秩序表象。1

西塞罗在罗马元老院的权力范围中成长，从小就对政治、法律与哲学耳濡目染。他的家族不仅和罗马最伟大的学者来往，更和手握大权的政治家打交道。西塞罗的老师来自声名显赫的斯凯沃拉家族（Scaevola）与克拉苏家族（Crassus），这两个家族是捍卫元老院制度与文化的保守知识分子。他们支持祖宗成法 （mos maiorum ），其内容为罗马农业生活的习俗与常规，包括了罗马人认为农业生活所代表的自然法则与社会阶级制度。这两个家族厌恶任何变化，拥护古罗马宪法。理想上来说，共和国应透过人民大会（popular assemblies）运作，其中包括了被选入平民院（Plebian Council）的平民；论理他们应该要和元老院以及管理行政人员的执政官密切合作。然而在现实状况下，共和国早已僵化成寡头制度，元老院大权独揽，而不择手段的独裁者则希望能掌控元老院本身。尽管如此，西塞罗心中怀着一种强烈的意识，觉得捍卫元老院阶级、共和政体与良性市场社会，也就等于捍卫了罗马的自然秩序概念。2

这种身分认同的中心是对于自然与农业的理解，而西塞罗也慎重其事地借鉴了一长串农业思想家的观点。对于他的愿景来说，不可缺少的人物是老加图（Cato the Elder），一名极端保守派的军人、史学家暨罗马父权制的捍卫者，他在公元前一六○年的著作《论农业》（On Farming ）中阐述道，贵族财产依靠的是良好的农业管理。对于了解农耕的人来说，大自然的每一丝恩赐都与共和体制一样安定稳固。对于创新与贸易，老加图直接表达了鄙视。只有大规模的土地拥有制才是真正“良好”的，才能培养出具有道德良知的公民与士兵。3

在西塞罗的时代，罗马的多数人口都艰苦劳动，这就是他们的生活，人们并未就此事提出太多想法。虽然在罗马社会中也有商人与仆役阶级，但绝大部分人口都从事体力劳动，有些是奴隶，其他则是工资微薄的自由人。西塞罗对于这些人毫无兴趣。在大自然的设计中，辛苦的劳动是命定的。农民注定会是农民，奴隶注定会是奴隶。他坚定地认为，所有人都“必须被要求工作”，并且必须获得“他们应得的报酬”，就只是这样罢了。只有贵族的地位高于这种苦工。他并不是因为身为地产拥有者，才获得贵族这个自然地位；菁英的地位本就是自然状态的一部分。因此，西塞罗和相同阶级者都很嫌恶土地税。他们拥有这些土地，也拥有土地上的劳动力。那么，对大自然的恩赐征税无疑是一种暴政的象征。土地拥有者的唯一工作，就是榨取奴隶与劳工的劳动力，以达到基本的作物产出，为那些有权拥有财富的人创造财富。4

凭借着与大自然的密切关系，并且为了延续贵族社会，地主阶级的成员自认有责任去研究他们所谓的大自然神圣法则。西塞罗在《论共和国》（On the Republic ，公元前五四至五一年）中指出，在“最好的人”用“合度的方式”进行统治时，就能透过和平与繁荣使“公民们享受到最大程度的幸福”。富裕的贵族阶级因为没有“任何烦恼或担忧”的负荷，能够专注于以纯粹的美德为基础来运作政府。西塞罗对于“最好的人”的概念，立基于自然并非平等地创造出每一个人类。而如果自然在创造人类时有所区别，那么人类也应该要效仿自然的区别。真正的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本就只属于少数地主。5

在西塞罗的世界观里，贵族“对财富淡然置之”。他们会自然而然地鄙视那些专业的放贷业者与市场上的小贩。他声称自己厌恶贪婪，也憎恨为了赚钱而赚钱，认为商业价值必然会带来道德方面的堕落，把商人的拉丁文“mercator”视为侮辱性的词汇。西塞罗认为，理想的市场会引导人们将共同财产用于共同利益，与此同时，又会保护私有财产。他解释道，根据斯多噶学派所述，“地球创造出来的一切事物，都是为了供人类所用而创造的。”这样的看法衍生出了自我延续的自由交易之概念。同样道理，道德与哲学方面的理论也会引导人们透过辩论与善行，去为共同利益做出贡献，如此才能“巩固人类社会，使人与人更加团结”。西塞罗认为，如果私有财产的交易始于理念的交流，那么一旦这些理念被表达出来了，就应该属于所有人，应该共享于对真理的共同追求，以及为国家提供服务的崇高目标。智识的交流应该遵循这句希腊谚语：“在朋友之间，所有事物都是共享的。”具有品德的哲学性交流有利于罗马共和国及其领导人的“共同利益”。6

在西塞罗的体系中，责任义务（duty）是至关重要的。其代表的是一个“良善之人”在一种公民宗教（civic religion）的框架中对国家提供的服务。然而，即使每个人对“其他公民同胞与所有人类”都负有责任，但西塞罗提出警告，单凭一个人不可能帮助“无限多”的贫困者。一个人应该要把自己的绝大部分资源保留给亲友。西塞罗认为，这种以“友谊”与“仁慈”的“共同连结”作为基础的封闭菁英市场，能“维护正义”并保卫财富与社会。他接着进一步将真实、亲近的友谊描述成“为繁荣添加了更明亮的光芒”，因为此种友谊能“透过分担与分享减轻逆境带来的负荷”。长存的财富并非来自贪婪，也不是来自从他人身上获利，而是来自“善意”的共同连结。真正“支撑家业，使田地得以耕作”的正是这种诚实的情感。7

如上所示，在斯密写下利伯维尔场概念的一千八百年前，西塞罗就针对思考模式相似的统治阶级成员，提出了一个在道德方面十分完善的自由商业交易制度。这种正派交易所产生的链接，以决定性的方式保护着社会，以避免那些不自然、不正派、若缺乏此种保护则可能发生的状况。西塞罗指出：“若一个人从邻居那里拿取了东西，靠着邻居的损失赚取利益，他的行为比死亡或贫困还要更加违反自然。”交易必须是自给自足的，否则就会导致“掠夺”。若想维护一个和谐且富有的社会，就必须遵守高道德标准的原则──也就是在交易的过程中维持“礼仪、公正与慷慨”。8

于是罗马贵族透过他们对国家的奉献达成这点，他们经由广大的小麦分配系统（annona civica）捐献面包给公民，这个系统是经济体制的支柱。罗马帝国的船队把小麦分送至地中海彼岸，当时罗马人将地中海称作“我们的海”（mare nostrum）。若说罗马是身体的话，地中海就像是身体里的器官──博物学家暨军事领袖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在他的著作《自然史》（Natural History ）中，把地中海称作“肠海”（mare intestinum），因为地中海促进了罗马经济的自由流动。如此一来，财富──首先便是地主阶级的小麦收获──就会根据自我调节的自然法则，在罗马帝国中自然而然地流动。在看似永恒不坠的国家与元老院阶级的协助下，罗马透过四季的无形之手制造出商品并养活自己。罗马资助的不只有意大利与北非之间的交易与船运航道，也扩及了伊比利亚、希腊、安纳托利亚（Anatolia）与黑海。各种商品在幅员辽阔的罗马贸易区中自由地流通。9

如果说西塞罗在罗马攀升到权力顶峰是一件令人惊叹的事，那么他的逝世就更加戏剧化了，他的死亡肇因于他对罗马宪法、前述的良性交易规则，以及私有财产与自由贸易基本原则的捍卫。公元前六三年，年仅四十二岁的西塞罗成为了罗马的两位执政官之一，这是罗马政府最高阶的职位了。在他担任罗马执政官的期间发生了暴力叛乱，他很快就陷入和元老院议员喀提林（Catiline）之间的冲突，喀提林当时正在竞选执政官，他的改革主义聚焦在免除穷人债务与分配土地。西塞罗蔑视所有行事不符合贵族精神的人民改革家。他觉得提供土地给穷人不但破坏了市场规则，更破坏了现有的秩序本身。因此，西塞罗在元老院中，当着喀提林的面发表了那名留青史的演说。他花了好几天的时间痛斥喀提林目无法纪，也谴责喀提林的朋友亏欠债务，并质疑喀提林救济穷人的动机。最后，西塞罗成功要求当局处决了喀提林的几个同谋者。当西塞罗高呼：“喔，时代！喔，习俗！”（O tempora, o mores!）时，指的是喀提林对法律的彻底漠视，与他在金融上的腐败和贪婪。同时，西塞罗也是在捍卫他眼中的自然道德经济秩序。10

我们可以从西塞罗捍卫现状的戏剧化行为了解到，他如何把荣誉看作市场的必要条件。贿赂和诈欺不只是“不公正”的行为，更是一种“虚伪”。举例来说，西塞罗在公元前六三年通过了一项禁止用选票换取好处的法律，名为《图利亚贿选法》（Lex Tullia de ambitu ）。我们必须在此指出，包括尤利乌斯．西泽在内的许多人都认为西塞罗本身也贪污，更多人相信他不过是善于营造自我形象──我们确实无法否定这一点。但西塞罗与西泽不同，他捍卫了严格的元老院法律，也从未试图推翻宪法。11

公元前四九年，尤利乌斯．西泽开始对罗马共和国行使终身独裁权。接着，在公元前四四年的三月十五日──也就是著名的日子“三月中”（Ides of March）──马库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Marcus Junius Brutus）带领一群共和派的元老院议员暗杀了西泽。西塞罗本人没有参与暗杀行动，但他如今也希望能引导元老院回到共和政府。在罗马共和国殒落及罗马帝国崛起的暴力动荡中，西塞罗在命运处于最低谷的时刻写下他最为永垂不朽的著作《论责任》（公元前四四年）。他声称这本充满哲学性建议的著作是写给儿子的，但后来《论责任》变成了西方传统中影响力最广泛的书籍之一，也成了利伯维尔场思想的蓝图。12

西塞罗在《论责任》中描述的经济愿景，是靠着友谊与对知识的追求带来和谐与和平、财产安全，并创造出一个以政治奉献、情感、仁慈与自由为基础的公正社会。换句话说，好的道德标准能推动健康的市场，使具有伦理良知的人们能放心地进行交易。信任是自由贸易所需的机制。这样的贸易过程要存续下去，西塞罗理想中的庄重和斯多噶式的自律在其中扮演着核心角色。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理念后来如何吸引了基督徒，并在更之后吸引了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哲学家──他们都追求着关于贸易的道德典范。13

《论责任》有修养又温和的正直态度，可说是西塞罗在目睹了罗马社会的猖獗暴力后做出的响应，他也时常在信件中提及这个部分。他在书中不只谴责了西泽非法的独裁野心所追求的大目标，也痛斥了更加普遍的贪婪倾向。西塞罗在此画下了一条道德界线，斥责狮子的野蛮力量是“身为人类不该拥有的”，也指出狐狸的“欺瞒”是“更加卑劣的”。他告诉读者，这种对权力与财富的兽性追求绝不能被允许，因为这种追求“永无餍足”。菁英在面对独裁的背德行为时不能屈服，而须保持自律，遵从宪法。14

在经济活动中，责任不仅必须重于贪婪，也必须重于享乐。西塞罗无法接受以利己或欲望来驱动经济的互动，亦无法接受希腊伊比鸠鲁学派的哲学家所提出的：生命的所有都围绕着对享乐的追求打转。他反对生命是逃避痛苦与寻找享乐的一种追求，抨击这种思维模式是无可救药的过度简化，并指出那些被视为痛苦的事物最终可能会带来快乐，正如同放弃享乐可能有助于避免痛苦。责任、学习与友谊无疑是更优越的目标，再者，亦有助于打造自由交易所需的信任基石。15

西塞罗在他的著作《学院思想》（Academica ，公元前四五年）中，将“首要之善”（chief good）定义为人类去学习理解自然。与其追求享乐，透过怀疑主义式的哲学来追求真理才能为人类“增添面对死亡的勇气”，并提供“心灵的平静，因为它能消除对于自然奥秘的所有无知”。学习的美德会创造出纪律与信任，使人类得以超越庸俗的利己心态。举例来说，在研究希腊的物理学理论时，西塞罗冀望能了解宇宙的自我调节系统，他在《论共和国》的最后一章中提出相关讨论，该章节就是著名的“史奇皮欧之梦”（The Dream of Scipio）。他在寻找“永恒运动”的“第一因”时，认为最基础的市场原则是爱，而非贪婪。具有品德的交易是这些神圣机制的一部分，若能充分发挥作用，则能产出稳定、可靠的财富。16

西塞罗梦想的是一个充满了学习、情感与自由交易的世界，这个世界是自然的、能自我调节且高尚的，然而这个梦想却和他周遭的真实世界产生碰撞，制造出不和谐的音符。在争夺至高帝国权力的斗争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罗马公民毫不掩饰地抛弃了过去的元老院传统与先例。公元前一世纪，罗马受到持续不断的内战所摧残，这场内战的终结是西塞罗的光荣时刻，但同时招致了他可怕的死亡──他身处在强大的马克．安东尼将军（Marc Antony）和屋大维（Octavian，也就是未来的奥古斯都大帝〔Augustus〕）的权力争夺战之中。

正是在这场悲剧性斗争的混乱中，西塞罗针对马克．安东尼发表了他著名的演说《反腓力辞》（The Philippics ），抨击了包括不道德交易等诸多事物。他在元老院内语带讽刺地责备安东尼违背了共和国法律，嘲笑他目无法纪又行事草率，不但贪污还做了假帐。他质问安东尼：“你在三月十五日还积欠四千万罗马币（sestertius），怎么会在四月一日之前这些债款就全部消失了？”17

最奇特的是，在正在解体的共和体制中，西塞罗竟然认为他当着所有贪腐人士的面公开发表这种攻击言论之后，还可能存活下来。或许他相信自己有屋大维的支持，胆子就大了起来。然而，这位未来罗马皇帝的首要目标是确保自己能获得皇权。当他和安东尼协商要除掉哪些敌人时，两人在致命的政治条件互换中交易了名字，安东尼坚持要处决西塞罗，屋大维最后屈服并背叛了西塞罗。这大概不是西塞罗的愿景中会出现的那种交易。但是，西塞罗已经没有其他位高权重的盟友，他只能孤身一人捍卫已经死去的罗马共和。

西塞罗听闻这项判决后，逃到了位于乡间的一处宅邸，希望能在那里准备好光荣赴死。当士兵到来时，他请求他们干净利落地一刀斩断他的脖子。最后士兵却斩了三次才成功。除了砍下这名命运悲惨的哲学家的头颅之外，一名士兵还砍掉了他的一只手。彼时马克．安东尼的举动完全符合西塞罗生前所犀利指控的残暴粗俗形象，他下令把西塞罗的头和手钉在集会广场的主要讲台（rostra）上，面对着元老院。这就是罗马最伟大的雄辩家暨共和政体捍卫者最后遗留的东西，一个将在未来数千年回荡不止的象征。西塞罗的出现比拿撒勒的耶稣（Jesus of Nazareth）还更早，作为一个世俗的共和主义殉道者，他的政治与经济美德理念被赋予了一种接近基督教式的悲怆，也使得西塞罗成为了西方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与暴政和贪腐交易的背德行为战斗。他试图维护自然秩序与经济道德，揭示了一条通往财富的有德之路。

西塞罗如此预示了亚当斯密后来提出的市场思想之核心原则：如果受过教育的菁英阶层能聚焦在农业上，用公正且符合伦理的方式交易商品，那么市场就能自行运作，制造出财富，共和政体也会兴盛发展。而随着基督教在西欧占据优势，这种均衡模型也成为经济哲学中最历久不衰的概念架构之一。基督徒用天堂的救赎取代了世俗的公民政治，作为社会的终极目标，而上帝也将会进入交易系统中。

1. Titus Livy, History of Rome , trans. John C. Yardley,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bk. 1, chap. 8. For an online version of Livy edited by Rev. Canon Roberts, see the Perseus Digital Library, Tufts University, gen. ed. Gregory R. Crane, www.perseus.tufts.edu/hopper/text?doc=urn:cts:latinLit:phi0914.phi0011.perseus-eng3:pr . 

2. Livy, History of Rome , bk. 23, chap. 24; bk. 1, chap. 35; Ronald Syme, The Roman Revolution , rev.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15. 

3. Cato, On Agriculture , in Cato and Varro: On Agriculture , trans. W. D. Hooper and H. B. Ash,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5), bk. 1, paras. 1–2. 

4. Cicero, De officiis , trans. Walter Miller,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13), bk. 1, sec. 13, para. 41. 

5. Cicero, On the Republic , in Cicero, On the Republic, On the Laws , trans. Clinton W. Keyes,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8), bk. 1, sec. 34, paras. 52–53; bk. 1, sec. 5, para. 19; bk. 1, sec. 8–9, para. 24. 

6. Dan Hanchey, “Cicero, Exchange, and the Epicureans,” Phoenix 67, no. 1–2 (2013): 119–134, at 129; Wood, Cicero’s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 55, 81–82, 112; Cicero, De officiis , bk. 3, sec. 6, para. 30; bk. 1, sec. 7, para. 22. 

7. Cicero, On Ends , trans. H. Rackham,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14), bk. 2, sec. 26, para. 83; Hanchey, “Cicero, Exchange,” 23; Cicero, De officiis , bk. 1, sec. 13, para. 41; bk. 1, sec. 16, para. 50; bk. 1, sec. 17, paras. 53–54; Cicero, De amicitia , in On Old Age, On Friendship, On Divination, trans. W. A. Falconer,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3), sec. 6, para. 22; sec. 7, paras. 23–24; sec. 7, paras. 23–24; sec. 14, paras. 50–52. 

8. Cicero, De officiis , bk. 14, sec. 5, paras. 21–22; bk. 3, sec. 5, para. 23. 

9. Caesar, The Gallic War , trans. H. J. Edwards,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17), bk. 5, para. 1. 另见 “Internum Mare,” in William Smith, Dictionary of Greek and Roman Geography , 2 vols. (London: Walton and Maberly, 1856), 1:1084; Peter Brown, Through the Eye of the Needle: Wealth, the Fall of Rome, and the Making of Christianity in the West, 350–550 A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69; Pliny, Natural History , trans. H. Rackham, 37 vols. ,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2), bk. 3. 

10. Wood, Cicero’s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 48; Cicero, In Catilinam, in Cicero, Orations: In Catilinam, I–IV, Pro Murena, Pro Sulla, Pro Flacco , trans. C. Macdonald,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bk. 2, para. 21. 

11. Cicero, De officiis , bk. 1, sec. 13, para. 47; Hanchey, “Cicero, Exchange,” 129; Brown, Through the Eye of the Needle , 253. 

12. A. E. Douglas, “Cicero the Philosopher,” in Cicero , ed. T. A. Dore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5), 135–171. 

13. Douglas, “Cicero the Philosopher. ” 

14. Cicero, De officiis , bk. 1, sec. 13, para. 41; bk. 1, sec. 7, para. 27. 

15. Cicero, On Ends , bk. 1, sec. 9, para. 30; bk. 1, sec. 10, paras. 32–33. 

16. Cicero, On Ends , bk. 1, sec. 19, para. 69; Cicero, On the Republic , bk. 6, sec. 24, paras. 26–28. 

 17. Emily Butterworth, “Defining Obscenity,” in Obscénités renaissantes , ed. Hugh Roberts, Guillaume Peureux, and Lise Wajeman, Travaux d’humanisme et Renaissance, no. 473 (Geneva: Droz, 2011), 31–37; Cicero, Orations: Philippics 1–6 , ed. and trans. D. R. Shackleton Bailey, rev. John T. Ramsey and Gesine Manuwald,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chap. 2, paras. 96–98. 

第二章 神圣经济

施予面包就能抓住天堂。 ──约翰（Saint John Chrysostom），〈讲道集三：思考救济与十个童女〉（Homily 3: Concerning Almsgiving and the Ten Virgins），约公元三八六年

在西塞罗逝世的两百多年后，除了罗马共和已经让位给帝国之外，罗马也开始了与基督教的长期融合。罗马帝国本身仍然存在，但帝国中的新基督教领袖开始试着改造西塞罗的经济愿景。早期的基督教几乎完全回避了“公民道德是一种美德”的想法。取而代之的是，公元第三世纪与第四世纪的基督教思想家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生活理想状态，并随之为市场交易带来了新的愿景。西塞罗认为商业应该要有道德准则作为基础的原则仍然存在。但在早期基督教的经济体制中，良好的道德选择必来自你诚心渴望能用世俗商品换到天堂中的一席之地。道德转而以死后生命为核心，而非从自然法则中推导出来的世俗“首要之善”。这个市场的核心是对个人救赎的渴望，以及对灵性奖赏的追求。

如此一来，基督教使商业交易的内涵为之一变，此概念的基础不再只是西塞罗体制中的责任与美德，还包括了人类的渴望。这种渴望不是伊比鸠鲁派寻求世俗享乐的渴望。与之相对的是，基督徒认为如果人类愿意选择虔诚地生活并拒绝财富，那么“上帝的无形之手”──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在此处指的完全是字面上的意思──将会为他们带来天堂的宝藏。基督教的救赎概念为后来的利伯维尔场思想提供了一套概念模型，即个人的选择可以带来充满了无尽财富的天堂。早期基督教为现代经济文化遗留下了一个重要的观念：尽管完美的市场状态目前并不存在，但为了达到这种完美，我们必须一直抱持着强烈的渴望。

虽然当时基督教遍布罗马帝国，但古罗马的诸神信仰仍拥有十分强大的势力。尽管君士坦丁大帝在公元三一二年左右归信了基督教，但一直到四世纪末为止，西塞罗仍在学院课程中占据主要地位。在基督诞生后的数个世纪中，教会教父（Father of the Church，有圣德的特定基督徒，其著作与教导对基督教有很大的贡献 ）主要都是罗马贵族出身，这代表了他们是在非基督教的帝国文化中长大的。他们很熟悉罗马法律，并且他们得依靠皇帝来确保生活稳定。有些教会教父努力和西塞罗的思想搏斗，希望用一种基督教版本的新道德愿景取代西塞罗的论述，包括米兰主教圣安博（Saint Ambrose），以及后来在西方基督教最有影响力的神学作家圣奥古斯丁。到了最后，他们对财富的态度变得比西塞罗所设想的更加个人主义，也更加民主。

在西塞罗笔下，欲望从本质上就是一种负面特质。基督徒则相信，如果他们的欲望是被救赎，那么这种欲望就是道德的──举例来说，当一个人藉由把钱施舍给穷人、放弃世俗的享乐来交换天堂的奖赏时，这个人就是在满足符合道德的欲望。他们以《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为基础，不但把这种对于天堂财宝的欲望视为一种好事，甚至视为神圣的事。基督徒引述福音书与其他典籍，用利益、选择、意志、交易与奖赏等经济语言来建构基督教的救赎。事实上，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本质就是一笔交易，《希伯来书》（Book of Hebrews ）的作者写道，如果“不流一滴血”，罪就不会被赦免。换句话说，基督偿还了人类的集体债务。1

虽然基督教会得仰仗罗马帝国提供保护，甚至是提供经济支持，但犹太教与基督教共有的传统却明确地拒绝接受西塞罗的信念：一个人能做到最好的事，就是钻研哲学并为国家做出贡献。相信救世主存在的基督教带来了取而代之的末日论：他们摒弃这个不完美的世俗世界，将目光放在《启示录》中预言的末日，届时上帝之怒将会降临在那些紧抓着世俗财富的人身上，并将神圣永恒的死后生命赐予真正的信徒。

福音传道士圣路加（Saint Luke the Evangelist）坚持基督徒应该要施舍穷人，藉此摆脱世俗财产，如此才能获得天堂的财富。耶稣在传福音时说：“你们要变卖所有的赒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近、虫不能蛀的地方。”圣马太（Saint Matthew）原本是一名税吏，而后在耶稣的召唤下成为门徒，他也对此做出呼应。圣马太在《新约》中跟着马可和路加引用了一句耶稣曾提及的古老犹太谚语：富人上天堂的机率比骆驼穿过针眼的机率更渺茫。他也引述道，耶稣曾说过世俗财宝的本质是转瞬即逝的，并将世俗财宝描述为：“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他呼吁信徒应该在心中寻找永恒的宝藏。马太的叙述和路加一样，他指出耶稣在描述救赎时其实是以贫困为前提的，那是一种交换的过程，一个人若想获得救赎就必须施舍穷人：“耶稣说：‘你若愿意作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2

不过，马太在论及财富时传达出了相互矛盾的讯息。他指出，耶稣说那些没有为了丰厚回报而投资钱财的人都是罪人。在《马太福音》中，耶稣在讲述“按才干接受托付的比喻”时提到，一名主人因为仆人没有投资钱财而形容这名仆人“又懒又恶”。耶稣警告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3

所谓天堂的财宝并非隐喻。由于罗马帝国里有非常多绝望的穷困者，在死后的生命提供真正的财宝引起了极大的共鸣，基督教的传道士利用这种承诺来赢得信徒。基督教对贫困如此执着的根源，无疑是巴勒斯坦与整个罗马帝国普遍极度贫困的生活条件。在犹太人的思想与神学中，很早就出现了穷人必须受到保护的想法，犹太人时常劝诫人们施舍，甚至宣扬社会公平，所罗门的其中一则箴言就是：“怜悯贫寒人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报偿，耶和华必归还他。”圣马太也呼应了这个概念，他指出耶稣认为对穷人展现慈善等同于和上帝交流。4

在基督教盛行早期，罗马经济中最重要的原物料商品是黄金和白银。但是福音书中也涉及了其他世俗的利益，包括性、身体以及对享乐的追求。圣马太指出，耶稣认为戒欲甚至自我阉割是献给上帝的礼物。耶稣说：“因为有生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享乐连同财富与利己行为，一起被放进了个人救赎的市场交易体制中。5

这一点在早期教会教父的生活型态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他们的生活与罗马贵族的传统奢华生活形成了鲜明对比。基督教领导人实践的是自我克制的极端生活型态，这种自我克制承袭自悠久的禁欲主义传统。“亚历山大的革利免”（Clement of Alexandria）在《富人的救赎》（The Rich Man’s Salvation ）中虽然承认了世俗财富必须存在，但他说明道，这些财富的使用有其规则，人们尤其应该遵循“供给”的虔诚实践，将财富施舍出去。若一名富人把所有财富都施予穷人与教会，并藉此过程把他的热忱倾注于耶稣，就能找到救赎。6

在公元前一世纪，禁欲主义的基本原则透过非基督教的希腊道德家塞克斯都（Sextus）的作品，流传至罗马帝国各处，塞克斯都协助创造了一种能够自我调节的灵性交易市场概念，他的行为准则和新基督教的道德规范是互通的。《塞克斯都语录》（The Sentences of Sextus ）在论及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还有死后生命时，描述了一种货币流通过程。塞克斯都写道，唯有“放弃肉体的事物，人才能自由地获得灵魂的事物”，并直言不讳地补充道：“富人难以获得救赎。”他阐述了柏拉图式的观点，认为一个人可以透过灵性研究与自我克制成为贴近上帝的“圣人”。透过“征服肉体”，圣人可以“把一切能给的全都施予穷人”。世俗的依附情感──甚至对于儿女的情感──都应该受到鄙夷。塞克斯都感叹道：“信仰虔诚的人会心怀感激地承受失去孩子的痛苦。”他警告道，世俗享乐的罪恶将会“被邪恶的恶魔追究，直到还清最后一分为止”。7

塞克斯都的行为准则很快就传遍了希腊的基督教社群。首屈一指的神学家们也欣然接受了这些准则──包括亚历山大学派的基督教学者欧利根（Origen），他在三世纪时惊叹地指出阅读塞克斯都作品的人“为数众多”。随后问世的一系列基督教作品也响应了这个概念：人们必须用天堂市场来取代世俗市场。原罪代表了人类不能真正享受世俗的快乐。例如，大约在公元九○年至一五○年间出现的《黑马牧人书》（The Shepherd of Hermas ）就是以这个概念作为核心。书中包含了最早由圣马太写下的基本原则，也就是富人“在上主的事物方面”是贫乏的，并补充道，人类唯有透过贫困与谦卑才能享有上帝的赏赐。该书大加赞颂禁食与禁欲的生活，这是古典时代晚期的宗教文学中随处可见的主题。在《启示录》（公元九五年）中，拔摩岛的约翰（John of Patmos）描述了耶稣对安纳托利亚的七个城市的罪予以谴责。这七个城市──以弗所（Ephesus）、士每拿（Smyrna）、别迦摩（Pergamum）、推雅推喇（Thyatira）、撒狄（Sardis）、非拉铁非（Philadelphia）、老底嘉（Laodicea）──被视为世俗世界的隐喻，代表了《圣经》对于肉体和商业都市生活的不信任。大约在公元二○八年，神学家特土良（Tertullian）以同样戏剧化的方式痛斥罗马是浸染了殉道者鲜血的现代巴比伦。他也同样呼吁人们压抑性冲动，甚至反对人们在配偶逝世后再婚。他赞扬人们透过鳏寡生活与童贞将自己一心奉献给上帝的神圣行为。他坚持认为处女应该蒙上头巾，如此一来才更能全心全意仰望基督。蒙头可保护她们不受罪恶沾染，因而“值得进入天堂”。8

基督徒用这种极端的、自愿的性欲克制去换取救赎，这使得基督教从根本上来说比犹太教更具有交易的特质。钱财、色欲、享乐，甚至吃饭、说话和微笑──从基督教的观点来看，这些全都是坏事，都是原罪的产物，必须抛弃这些事物才能换取天堂作为报偿。在三世纪刚开始的数十年，欧利根撰写了一本讨论死后生命的奠基之作，他在书中主张唯有透过自我克制才能获得进入天堂的奖赏。欧利根将贞操能够换到救赎的观点推到极端，而阉割了自己。写下《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的启蒙时代重要作家爱德华．吉朋（Edward Gibbon），曾就欧利根对《圣经》的字面解释做出著名的评论，说那是一个“不幸的”错误。9

神圣市场与它追求更高目标的模式，逐渐变成基督教生活的核心，其中强调的是选择、纪律、报偿和奖赏。古典时代晚期有许多人以戏剧化的形式自我牺牲，希望能藉此进行神圣交易，欧利根只是其中之一。男性守贞变成一种寻求上帝财富的自律形式而受到重视，而后成了神职人员与修道士守贞传统的基础。沙漠教父（Desert Father，指的是在三世纪、四世纪隐居于埃及沙漠的一群基督教徒 ）为这种新兴的修道院主义与禁欲经济定下了基调。一代又一代的修道士进入了埃及的沙漠，只接受最微薄的捐献，他们活着的唯一目的就是和上帝交流。其中最有名的可能是柱顶修道士西蒙（Simeon the Stylite，约公元三九○至四五九年），他在叙利亚阿勒坡市（Aleppo）一根柱子上方的小平台生活了三十七年。10

西蒙是牧羊人之子，不过有许多淡泊名利的基督教领导人都来自富有的贵族。部分贵族依据罗马的公民义务理想，成为了主教和首屈一指的神学家。值得注意的例子包括教会领导人圣巴西略（Saint Basil，约三二九年至三七九年），和他的兄弟“尼撒的贵格利”（Gregory of Nyssa，约三三五年至三九五年）、圣金口约翰（约三四七年至四○七年）及圣安博（约三四○年至三九七年）。对他们来说，美德就是“祷告”与拒绝肉体。人与人之间的友谊也只应该以基督教团契为基础。贵格利拒绝了异教徒西塞罗对自然世界的崇拜，他写下了后来变成基督教格言的句子：“大自然是软弱的，并非永恒的。”是上帝创造了大自然，上帝才是永恒的，而所有自然系统都源自神。11

教父们在传福音方面的一部分使命就是说服罗马贵族信仰基督教，有鉴于当时贵族的享乐主义生活型态与基督教坚持的贫困戒欲生活有着天壤之别，这样的使命似乎是很大的野心。教父们也必须提供充分的理由，让人相信天堂救赎胜过了罗马的世俗享乐。讽刺的是，传福音其实所费不赀。教会的有限资金必须花费在无数贫困信徒身上，更不用说建筑、神父和传教所需的钱财了，于是教会要求富裕的信徒奉献钱财，如此一来主教们才能用食物与灵性救赎来喂养饥饿的信徒。

从安提阿（Antioch）到迦太基（Carthage），再到新的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主教们必须苦苦争取希腊人、叙利亚人、德鲁兹教徒（Druze）、犹太人等仍信仰各种帝国古老宗教的人。身为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和希腊最重要的传教者，圣金口约翰不但得控制住底下的基督徒，还希望能改变君士坦丁堡众多人民的信仰。他的父亲是一名非基督徒的军官，他自己则大约在三七○年左右改信基督教。约翰知道这个伟大首都的罪恶每天都在上演，就连基督徒也会参与非法勾当和观赏色情表演。他必须找到一个方法，灌输恐惧到教区居民的心中，并提供一种切实的救赎感，才能使他们改信基督教，采取虔诚的行为举止。

约翰利用恐惧和宗教狂热式的舞台展演来鼓动当地居民，他热中于对犹太人与同性恋者传道，并且警告基督徒，观赏君士坦丁堡的淫秽表演会使他们入地狱。他在以弗所城呼吁暴徒拆除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阿提密斯神庙（Temple of Artemis）。他在安提阿布道时，藉由听众的经济敏感度来号召：他在著作〈讲道集三：思考救济与十个童女〉（约公元三八六至三八七年）中提出了简短有力的请求，要人们把所有享乐与经济活动纳入神圣交易的逻辑中。

约翰坚持，基督徒不该参与带着公民意识的贵族交易、协助维持罗马的现状，他们唯一该参与的只有属灵的市场。他质疑人们为什么要选择欠债并让自己陷入贫困，明明他们只要放弃所有金钱相关事物、抛弃债务和贫穷，就能“获取利益”，也就是轻而易举地“进入天堂”。他说，只要简单地许下忏悔的誓言，就能开始往天堂前进。一旦决定了未来只从救赎中“获利”，之后这个人就必须执行具体的交易行为。约翰认为“施舍”这个社会行为是在偿还“原罪带来的债务”。他使用的语汇带有无法忽视的经济色彩。他说，当一名女性施舍穷人时，这名女子“手里就拿着属于她的买卖契约”。而她可以用这张卖契换得天堂的财富。12

约翰向听众清楚表明，他们必须确实离开世俗商品的市场。光是贫困这件事本身是无法让人进入天堂的，他指出：“天堂并不昂贵。”当一个人“购买了天堂”，就是与神立下一个在物质方面全然自我克制与奉献的契约。也就是说，在对的情境下，就算只是施舍一杯水也会推动足以自我延续的救赎连锁反应。他讲授的内容并非只是寓言。约翰在一个妙不可言的段落中解释道：“天堂是一门生意〔或者说是一项交易的承诺〕，是一种事业……施予面包就能抓住天堂。”他感叹道，人们总是想要尽可能购买更多便宜划算的商品，但却不愿意投资自己的灵魂。13

圣金口约翰的《讲道集三》为君士坦丁堡与东罗马帝国提供了神圣交易的模型，也为当时很可能是最有影响力的拉丁基督教领导人圣安博创造了一个范本。虽然圣安博也使用了灵性交易经济的概念，只不过他以此为基础来执行的计划是西方拉丁世界的基督教化。圣安博出生于古老的罗马贵族世家，故乡位于今天的比利时。他接受了罗马的高等官职训练，在帝国的系统中成长与受教育，研习修辞学、法律和哲学。他就像东方希腊世界的非基督徒一样，精通古希腊与罗马的学科。但是，他在公民世界与宗教世界间搭起了桥梁。他是昆图斯．奥热流．西马库斯（Quintus Aurelius Symmachus）的表亲，西马库斯是当时最富有的贵族之一，也是罗马执政官。事实上，安博后来也成为北意大利的艾米利亚-罗马涅区─利古里亚省（Aemilia-Liguria）的总督，该省的首都是米兰。

安博是基督教徒，以罗马基督教派总督的身分进行治理。在三七一年，他卸下了总督职位，成为米兰的主教，但同时仍在西罗马帝国的基督教皇帝瓦伦提尼安一世（Valentinian I）的宫廷中任职。笼罩在安博身上的阴影，是从来不曾消失的西塞罗──他是罗马公民美德的殉道者，也是善尽公共职责的典范。接受罗马帝国官职训练的圣安博，必定要和西塞罗遗留的建树抗争一番。而这终究成为了安博任职罗马官员及后来担任主教时的使命。安博做的是最矛盾的工作。他必须一面尊奉西泽，一边在布道中宣扬拒绝世俗世界的理念。

身为一个罗马帝国公民、一名公务员与西罗马帝国的基督教领袖，圣安博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过渡型角色。他很清楚，自己最大的挑战是让罗马帝国的中心人物归信基督教。他的使命核心是金钱为重。身为教会管理人，他要担心的不只是如何招募信徒，还有如何找到能维持教会运作的资源。他以真正基督徒该有的行为，把大量的私人财产都奉献给教会，并抨击贸易一事非基督徒所为。他对个人财富的态度非常明确：金钱是“万恶之源”。领导人理应“不像叙利亚商人和基列商人那样渴望不义之财，也不把所有美好希望都寄托在金钱上，更不能像一名伙计那样加总着每天的薪水、计算存了多少钱”。安博借助自由流通和对更高目标的渴望为隐喻，强调透过自主选择的交易能获得更好的事物。安博认为，如果财富停滞，金钱就会因为“蛀虫”而“腐朽”，所以人们不该囤积财富。另一方面，流通则能使金钱变得“甜美”且“有用”，就像能够灭火的“水”一样。刺激市场循环流动的方法，是把“白银”赠与穷人。唯有如此，上帝才会回以“圣徒的友谊与永恒的居所”作为恩赐。14

安博身上结合了帝国的官员职责与坚实的基督教信仰，因此成为了热心传教的现实主义者。他认为自己必须直面西塞罗，才能改变所谓职责的本质。因此我们也无需讶异，安博用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论神职人员的责任》（On the Duties of the Clergy ，约公元三九一年）来抨击西塞罗的作品。他谴责西塞罗的修辞理论，坚信优雅与美丽并非存在于言语的艺术中，而是存在于上帝之中。真正的知识只可能出自神性的启示，而非出自世俗的科学。安博也直接攻击了私有财产：“我们认为一切都毫无意义，只有能帮助我们获得永生祝福的事物例外。”人类理所当然不可能拥有任何事物，因为上帝赐予人类的比人类能给予上帝的还要更多，使人类不可避免地“在救赎方面成为债务人”。15

安博和西塞罗之间的分歧如此严重，严重到他试图扭曲西塞罗派的道德语言，使之符合基督教灵性市场的用语。他认为施舍给穷人与奉献给教会是伟大的“责任”，因为这种施舍与奉献会带来恩典，而神的真爱胜过了世俗友谊。除此之外，安博不只把焦点放在死后生命上，他还敦促神职人员透过团契与“洗礼的连结”来建造世俗教会的主体。16

最重要的是，安博把耶稣的自我牺牲描述成具有商业性质的神圣交易。毕竟，耶稣是用“神圣自由”来交换人类的“赎罪”，才在十字架上献出宝血。因此，人类的生命不是为了空洞的共和理想，应该是为了救赎而生。当时帝国已濒临崩解边缘，所以他的主张吸引了许多人改信基督教。17

在所有教会教父中，圣奥古斯丁（三五四年至四三○年）掌握权力的时间最久，对经济思想的影响也最大。奥古斯丁认为上帝透过预定论（predestination），在基督教的宇宙中创造了一种自我调节的秩序。这代表了一个人是否会被拯救，并非取决于这个人的选择或意志，而是取决于神的恩典来决定──上帝在一个人能采取行动之前就已经做出决定了。预定论代表的是上帝不但能选择哪些灵魂可以在天堂被拯救，也代表他能选择哪些信徒在世俗世界变得富有。这并没有免除富有的好基督徒必须把钱奉献给教堂的责任。不过，奥古斯丁在提出这种主张的同时也为新的财富观念打开了大门，从而改变了基督教。

奥古斯丁出生于罗马上层阶级一个拉丁化的北非家族。他的母亲莫妮卡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他的父亲则是非基督徒。奥古斯丁起初全心拥抱了彻底的异教生活，并在罗马研习柏拉图哲学与西塞罗的修辞学。他几乎都住在妓院里，热爱葡萄酒，还生了一个私生子。不过在三八六年，在他成为罗马帝国米兰市的首席修辞学教师两年后，他听到了一名孩子用上帝的声音呼唤他阅读经文，就在这瞬间顿悟了。他阅读了圣保罗（Saint Paul）在写给罗马人的信中对于道德败坏的批判，就此归信基督教，强烈抗拒非基督教、西塞罗式的怀疑主义，以及他过去对于肉欲享乐的爱好。由于个人需要，以及基督教福音传播的莫大吸引力，他决定要用信仰取代世俗的一切享乐与知识。对奥古斯丁来说，原罪带来的堕落与对上帝的奉献带来的赎罪，是他亲身体验的人生故事。圣安博在三八七年公开为奥古斯丁施洗，这位新基督教徒在三九五年荣升为希波（Hippo，如今阿尔及利亚的安纳巴〔Annaba〕）的主教。18

奥古斯丁在离开意大利之前开始撰写《论意志的自由选择》（On Free Choice of the Will ），旨在理解善恶与预定论。这是一部了解恩典与救赎的道德市场逻辑的关键作品。奥古斯丁在书中解释道，若一个人想要从原罪中解脱与获得恩典，首先必须被上帝拣选。换句话说，人类必须经由神的意图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当上帝能预见一切后果，他仍为人类保留了犯下极端错误的自由。奥古斯丁指出，交易市场中只有两种人，一是善用纪律的美德，二是成为“欲望的奴隶”，这样的主张透露出西塞罗的斯多噶主义带来的影响。

奥古斯丁的自由意志概念对经济思想造成了广泛的衍生影响。如果上帝会帮助人行善，又如果人们会接着凭借自己的自由意志成为虔诚的非物质主义者，那么他们所拥有的钱财与商品就会是正向的，当他们决定要把钱奉献给教堂尤其如此。奥古斯丁使用自己的威权与说服力去指出，有些世俗财富其实是上帝赐予，因此这些是好的财富。这样的观念和早期的基督教作者提出的禁欲主义背道而驰。这代表的是富裕的基督徒可以在赚钱的同时保持美德。这种对于世俗财富的宗教性理据是一种悖论。但奥古斯丁清楚意识到，人们不可能每时每刻都维持自我克制的苦修状态。有些人也许拥有财富与权力，但他们必须把这种世俗财富连结到慈善的态度、良善的意图和真正的“自愿”追求恩典。世俗财富的流动是取决于神的旨意与自由意志两者的结合。这对基督教思想来说是非常剧烈的变化。教会再也不需要谴责所有财富。19

西塞罗的经济理念反映了他对罗马农业菁英阶级的忠诚拥护，而奥古斯丁的神学理论也深受希波主教这个身分所影响。北非并不像意大利，尽管希波是一个相对繁荣的城市，大约有三万名人口，但奥古斯丁成为主教后仍必须从头打造一座教堂。他藉由鼓励人们奉献达成目标。这项任务并不容易。奥古斯丁和安博不一样，他没有巨额财富，是依靠教会维生。对他来说，教会是通往天堂的必要通道，但教会依然是一个非常世俗的工具。出于必要，奥古斯丁比安博更加关注如何求生存的世俗细节。他承认自己必须苦苦挣扎才能找到钱财来维持教堂的建筑、为神职人员添购衣服与食物，并在北非这个充满敌意的环境中保护他们。他一点也不觉得贪图金钱是一件该羞愧的事。如果他的会众不捐献，就不会有教堂存在了。

奥古斯丁身处于穷困的乡村，到处都是好勇斗狠的异端分子，和一些富裕且咄咄逼人的非基督徒，再加上一群难以管束的信众，奥古斯丁遭遇了其他教会神职人员所未有的腹背受敌之景况。他长期面临多纳图派（Donatist）的威胁，这个异教扎根在三百英里外的迦太基（如今的突尼斯市〔Tunis〕）。多纳图派是柏柏尔人（Berber）主教多纳图．马格努斯（Donatus Magnus）所创立的，他在布道时指出神职人员必须全然免除于罪──他引用了《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十七节：“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才能有效地布道与管理圣礼。这种正统的严格主义要求建立“圣人教堂”，所有与教堂相关的都必须是彻底纯洁的人。这代表了多纳图拒绝所有在基督教受迫时期，曾和罗马政府协商谈判或屈服的人。奥古斯丁认为，没有人是免于罪恶的，而这种僵化的观点只会对教会造成破坏。他认为，若只有一小群信徒能独自掌握上帝的神秘计划，拥有无可挑战的美德之垄断权，那这样的说法就是一种异端邪说。然而，多纳图派会对不愿意接受相同信仰的其他神职人员进行肢体攻击。20

对奥古斯丁来说，把教会限制在一小群经过拣选的人之中，非但是一种错误，而且也会威胁到教会的生存和扩张。他和多纳图之间的斗争是一场既属世又属灵的战斗，把金钱变得更加必要了。传福音并不是便宜的活动。教会需要取得金钱和市场位置，如此才能对抗仇敌和重建基督教罗马。这代表教会必须取得西塞罗所代表之共和精神的部分地位，牧师则成为半神权国家的公仆。这在奥古斯丁的一次布道中表达得相当清楚，他呼吁人们应该直接奉献给教会，而不是“一视同仁”地施舍给穷人。对个人来说，在毫无灵性专业知识的状态下施舍他人并不是理想状况。唯有教会才能妥善管理那些救济金和圣礼，并为人们带来救赎。由此可见，这条路线的重点不是单纯舍弃世俗世界；重点是执行对教会有利、协助教会成长壮大的世俗交易。21

就像所有世间事物一样，这个新基督教的罗马也无法长久存在。西哥德王国（Visigoths）的国王阿拉里克（Alaric）在四一○年洗劫了罗马，整座城市就此沦陷。部分罗马菁英阶层为了逃离入侵的日耳曼军而一路逃到了奥古斯丁所在的希波，但那里理所当然地同样一片恐慌。希波没有任何军事资源能保护自己。不过，对奥古斯丁来说，教会面对的世俗挑战提供了一个机会，能让他推展他对救赎经济中之个人主义的所思所想。过去西塞罗在面对罗马共和崩溃的艰苦逆境时，展示了文学的力量。而现在，罗马的真正陷落则启发了奥古斯丁写下他的不朽著作《天主之城》（City of God ），他在书中阐释了尘世财富的必要性，与这些财富在神圣经济中的位置。22

他说，并不是所有金钱都能抛弃或施舍给穷人。相反地，教会其实需要信徒基于自由意志创造出基督教市场经济。奥古斯丁坚称，那些有道德的人有比较高的机率能过上比较好的生活与保住他们的财富。他解释说：“上帝在分配好与不好的财富时，更加清晰地展现出祂的运作方式。”他认为，到头来，有道德的虔诚信徒在落入西哥德王国的手中后，受到的折磨会最少：“那些服从上主忠告，按照吩咐在对的地方用对的方法积累财富之人，他们甚至在野蛮人入侵时连世俗钱财都无所损失。”被选中的人非但注定要上天堂，上帝也会赐予他们世俗的财富与保护。23

奥古斯丁的讯息所产生的颠覆性与影响力已经达到顶点。灵性市场会直接影响世俗市场。奥古斯丁说，上帝用看不见的手创造了这个世界：“上帝的『手』就是祂的力量，上帝甚至能透过不可见的方法获致不可见的结果。”但他说的并不是后来亚当斯密在讨论经济时提到的看不见的手，奥古斯丁清楚表明了，他认为有一更高的权柄在调控财富。一个人­只要凭自由意志进入了上帝的体制中，并完成了必要的交易，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上帝的恩典将会就此接管接下来的事。就像西塞罗所说的自然系统一样，奥古斯丁认为救赎是“一道水流”，会连结一切，也是一切的“成因”，能把人送到天堂的上帝跟前。24

奥古斯丁在生命快走到尽头时，写下了他对《诗篇》最后的阐释，明确地将虔诚与一套看不见的财富体系连结起来。“这难道不是一种幸福吗：儿子平安、女儿美丽、仓库充满、牛只繁多、没有任何倾颓──我说的不是墙，甚至也不是树篱──街上没有骚乱与喧嚣，有的只是宁静、平和与富饶，在他们的家中与城市里充满了各式各样的事物。”他说上帝会确保“义人”（the righteous）拥有这一切。他提问：“亚伯拉罕（Abraham）家中难道不是充满了黄金、白银、孩子、仆役、牲畜吗？”25

如果一个人相信了奥古斯丁对于尘世财富的看法，也相信上帝对于自由意志与预定论之间的平衡所产生的影响，那么这个人就有可能推展出比奥古斯丁更进一步的观点，认为上帝可以把“针眼”扩大，让被选中的少数富人通过。奥古斯丁和追随他的教会教父建立了一套经济希望的模型。就算罗马解体了，他们的神学仍保证守贞、施舍穷人与帮助教堂等行为能带来这一生的富裕与死后的财宝。这是最初始的“双赢”概念。你要做的事，就只有对这个体制抱持信仰。

但是基督教的救赎市场并无法在世俗中带来眼前的财富。在奥古斯丁逝世后又过了数百年，欧洲才找到获得世俗财富的方法──无论上帝是否认可。此后，神圣经济的哲学概念与语言将会再次为世俗经济所用，诸如早期的资本主义与利伯维尔场理论。但在奥古斯丁过世后，随着世俗财富的增加，新的基督教派开始拥抱世俗的、西塞罗式的价值观。

1. Matthew, 13:44; Luke 12:33; Hebrews 9:22; Giacomo Todeschini, Les Marchands et le Temple: La société chrétienne et le cercle vertueux de la richesse du Moyen Âge à l’Époque Moderne (Paris: Albin Michel, 2017).

2. Luke 12:33; Matthew 6:19–21. 另见 Mark 10:25 and Luke 18:25. 

3. Matthew 25:29. 投资与报偿的概念变成了 Robert K. Merton’s “Matthew Effect in Science: The Reward and Communication Systems of Science Are Reconsidered,” Science 159, no. 3810 (1968): 56–63 的基础。 

4. Proverbs 19:17. See also Matthew 25:45. 

5. Matthew 19:12. 

6. Clement of Alexandria, The Rich Man’s Salvation , trans. G. W. Butterworth, rev. ed. ,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19), 339; Todeschini, Les Marchands et le Temple , 28. 

7. Walter T. Wilson, ed. and trans. , Sentences of Sextus (Atlanta: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2012), 33–38, 74, 261–264. 

8. Wilson, Sentences of Sextus, 2; The Shepherd of Hermas , trans. J. B. Lightfoot (New York: Macmillan, 1891), Parable 2, 1[51]:5, available at Early Christian Writings, www.earlychristianwritings.com/text/shepherd-lightfoot.html ; Tertullian, “On the Veiling of Virgins,” trans. S. Thelwall, in The Ante-Nicene Fathers , ed. Alexander Roberts, James Donaldson, and A. Cleveland Coxe, vol. 4, revised for New Advent by Kevin Knight (Buffalo, NY: Christian Literature Publishing, 1885). 

9. Edward Gibbon,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 6 vols. (London: Strahan, 1776–1789), vol. 1, chap. 15, n. 96. 

10. Richard Finn, Almsgiving in the Later Roman Empire: Christian Promotion and Practice, 313–45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93. 

11. Benedicta Ward, The Desert Fathers: Sayings of the Early Christian Monks (London: Penguin, 2005), 20–54; Gregory of Nyssa, On Virginity , ed. D. P. Curtin, trans. William Moore (Philadelphia: Dalcassian Publishing, 2018), 19. 

12. John Chrysostom, “Homily 3: Concerning Almsgiving and the Ten Virgins,” in On Repentance and Almsgiving , trans. Gus George Christo (Washington, DC: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1998), 28–42, at 29–31. 

13. Chrysostom, “Homily 3,” 32. 

14. Ambrose, On the Duties of the Clergy , trans. A. M. Overett (Savage, MN: Lighthouse Publishing, 2013), 55, 89, 205–206; Ambrose, De Nabuthae , ed. and trans. Martin R. P. McGuire (Washington, DC: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1927), 49. 

15. Ambrose, On the Duties of the Clergy , 55, 78, 83. 

16. Ambrose, On the Duties of the Clergy , 122–124. 

17. Ambrose, “The Sacraments of the Incarnation of the Lord,” in Theological and Dogmatic Works , trans. Roy J. Deferrari (Washington, DC: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1963), 217–264, at 240. 

18. Peter Brown, Augustine of Hippo: A Biograph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169. 

19. Augustine, On the Free Choice of the Will, On Grace and Free Choice, and Other Writings , ed. and trans. Peter K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1; Peter Brown, “Enjoying the Saints in Late Antiquity,” Early Medieval Europe 9, no. 1 (2000): 1–24, at 17. 

 20. Brown, Augustine of Hippo , 218–221. 

21. Augustine, “Sermon 350,” in Sermons , ed. John E. Rotelle, trans. Edmund Hill, 10 vols. (Hyde Park, NY: New City Press, 1995), 3:107–108, available at https://wesleyscholar.com/wp-content/uploads/2019/04/Augustine-Sermons-341-400.pdf ; Peter Brown, Through the Eye of a Needle: Wealth, the Fall of Rome, and the Making of Christianity in the West, 350–550 A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355; Augustine, Letters , vol. 2 (83–130), trans. Wilfrid Parsons (Washington, DC: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1953), 42–48; Brown, Augustine of Hippo , 198. 

22. Brown, Augustine of Hippo , 299. 

23. Augustine, City of God , trans. Henry Bettenson (London: Penguin, 1984), bk. 1, chap. 8; bk. 1, chap. 10. 

24. Augustine, City of God , bk. 12, chap. 23; Augustine, Divine Providence and the Problem of Evil: A Translation of St. Augustine’s de Ordine , trans. Robert P. Russell (Whitefish, MT: Kessinger, 2010), 27–31. 

25. Augustine, “Exposition of the Psalms,” ed. Philip Schaff, trans. J. E. Tweed, in Nicene and Post-Nicene Fathers , First Series, vol. 8 (Buffalo, NY: Christian Literature Publishing, 1888), revised for New Advent by Kevin Knight, www.newadvent.org/fathers/1801.htm . 

第三章 中世纪市场机制中的神

事实上，正是因为某些事物非常稀少或难以寻获，这些事物才变得更加被需要。根据这样的准则，相较于足以满足所有人的小麦丰收期，小麦在短缺时期的价值更高。 ──彼得．约翰．奥利维（Peter John Olivi），《合约论》（Treatise on Contracts ），一二九三年

罗马帝国在四○○年代初解体，随之解体的是支持着非基督教哲学家、元老院的领主与基督教强大的新兴教会教父的经济体制与市场。而在国家规模缩减的同时，教会的金库规模也缩减了。罗马帝国殒落时，随之殒落的是“支配一切的自然经济体制”这个概念。在有效的人类政府解体后，自然突然变得没那么和谐、没那么看顾人类了，人们开始觉得“经济既富饶又能自我调节”的概念不再合理。未经驯化的大自然变得充满威胁。日耳曼人进犯之下，教会为了生存转而求助于世俗经济。教会必须靠自身组织一个国家，必须协助创造与维持经济成长。市场并不会自己复原。

对于中世纪的思想家而言，能制造出财富的交易并不像西塞罗想象的那样潜藏在大自然中，等待具有美德的执法者伸出稳定的手推动它走向正轨。这种交易也不像奥古斯丁在布道时所说的那样，是个人的自由意志能靠着在世俗交易灵性商品，去推动的一种预定论神圣秩序。事实上，在发展现代市场与其机制的过程中，人类的管理与监督都属必要，包括打造强大的政府结构与发展创新科技──举例来说，九世纪的重型犁提高了回报率，而十三世纪晚期至十四世纪早期的复式记账法带来了有效的财务管理。教会的经院哲学家（scholastic philosopher）在一一○○年代占据了大学的主导位置，所谓的经院哲学家指的是那些透过演绎推理来解决神学矛盾的人（他们最著名的辩论是透过支持与反对的论据来证明上帝的存在）。这些中世纪的哲学家在探索人类自由的过程中，率先开创了个人权利与能动性（agency）的概念。他们认为国家──无论是教会的还是世俗的──必定得在欧洲社会与经济的重建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在一二○○年至一四○○年之间，新一个世代的基督教思想家开始建立理论，分析要如何创造世俗财富与如何拒绝这些财富。他们不认为有一个全方位的利伯维尔场存在，取而代之的，他们研究的是在有限规模内的自我调节市场机制，希望能找到方法将这些机制放进他们自己的基督教道德规范中。

当政治状况稳定，并且有一个发达的经济体制存在时，市场看起来就像是自行出现并维持运作。然而，罗马的殒落让我们看见，当社会分崩离析，就需要强力且持续的国家干预才能重建市场。罗马帝国的航行路线为地中海的私人贸易确保了稳定性，也使人们觉得商品自由流通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事实上，商品自由流通是罗马的一大国家成就。在小麦粉随着航线流通后，橄榄油、陶器和其他商品也跟着开始流通。这种由国家打造出来的自由流通创造了财富。但是，当载着小麦粉的船队消失了，以及当汪达尔（Vandal）入侵者占领了北非，崩解的不只是地中海的防护措施，更是整个罗马的商业体系。随着西班牙、高卢（Gaul）和奥地利的矿场关闭，金钱变得十分稀缺。贸易逐渐冻结，使西罗马帝国陷入贫困。1

西方的城市与省分失去了原本将它们和东希腊帝国以及北非连结起来的贸易与通联系统。罗马帝国大约有百分之十至三十的人口住在城市里，其中有一百万人住在罗马。共有数十个城市的人口超过一千人。随着国际贸易与城市在公元四○○至七○○年间逐渐衰落，城镇菁英的财富也减少了。随着较不稳定的乡村经济占据主导地位，贫困取代了相对的繁荣。与此同时，气温大约下降了摄氏一点五度，使得作物产量减少，冬天也更加寒冷，加遽了经济危机。2

贫困逐渐扩大后，紧接而来的是疾病、瘟疫和人口数量下降。随着公民管理与国家食物系统停摆，各种疾病开始出现在较脆弱的人口中。病毒大流行变成了当时很常见的情况。疟疾在缺乏整治的沼泽地滋生。痲疯病，也就是汉生病，在过去的罗马是很罕见的，此时却因为卫生条件不佳而在欧洲各地蔓延。最糟糕的是，腺鼠疫（俗称黑死病）在五四一年首次出现在帝国中。希腊拜占庭历史学家波寇披厄斯（Procopius）将五四一年至五四二年的查士丁尼大瘟疫（Justinian’s plague）描述为一种来自埃及的神秘疾病，他写道：“整个人类种族几乎被赶尽杀绝。”这场瘟疫在罗马帝国的东部与西部共导致了五千多万人死亡，摧毁了地中海沿岸剩余的劳动人口和各种产业。到了公元六○○年，前西罗马帝国似乎就要全面土崩瓦解了。商人和工匠无法填补这个缺口，他们已经消失了。不再有市场，也不再有任何方式能流通商品。在高卢北部和莱茵兰（Rhineland），农业用地变成了森林，而较大且较有组织的罗马庄园系统被聚集在村庄的小型家庭农场所取代。随着土壤变得贫瘠以及能犁地的动物减少，带来的是更加耐寒的北欧谷物，例如黑麦和燕麦。3

讽刺的是，罗马帝国的解体使得教会更加接近西塞罗的世俗公民精神。没有了强权国家，又必须面对秩序混乱、贫困与瘟疫，教会在新日耳曼王国中扮演起领导角色，成为了一股世俗的力量。教会这么做不只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也是因为当时已经没有其他公民组织存在了。教会领导人希望利用他们所拥有的组织与统治力量发展出规模更大的欧洲经济体。

由于罗马皇帝与日耳曼国王都需要扩张组织权力，于是双方都借着赠与土地与自治的自由来支持教会扩张，使得西欧的修道院获得大量的权力与财富。基督教修道运动的创始人“努西亚的圣本笃”（Saint Benedict of Nursia）注意到，修道院必须协助重建与组织经济体。以庄园为基础的罗马农业体系把农业奴隶劳动制度传承给了中世纪早期的社会。修道院成了当时的财富管理核心。修道士的土地日益富饶，他们除了祷告和劳动外，还得监督在这些土地工作的奴隶。圣本笃的修道院会规（Benedict’s monastic Rule，五一六年）本质上就是一套管理大型修道院社群的操作指南。这些富有的机构利用他们的庞大资产来产出高价值的农产品，例如羊毛纺纱、小麦粉、干酪、香肠、葡萄酒和啤酒。修道院长成了上帝在世俗的财富之“分配者”。4

对于这些神圣的“托管人”，或者“食品管理人”来说，财富的创造并非自然的产物，甚至也不是古典意义上的农业产物，而是以优秀的方式管理稀缺商品。当时没有人会认为这笔新的财富是市场或任何个人自行生产的。这笔财富来自集体纪律、强大的机构与大规模的奴隶农场。换句话说，教会的统治在中世纪早期经济的发展和建设上功不可没。5

神职人员必须依据稀缺性和道德准则二者来管理货品。教会得确保信徒能获得足够的食物和衣服。教宗额我略一世（Pope Gregory I，在位期间五九○年至六○四年）认为良好的管理等同于“财富”（largine）与“慈善”（caritas）的重新分配。而后，大型宗教机构成为了金融管理中心，像是英格兰东北部的富有组织杜伦大教堂修道院（Durham Cathedral Priory）。他们用大量的会计账簿来管理存货、商店、家户、员工、租金和通行费。6

到了一○五○年，重型犁、耙、锄头和新型挽具出现了，农作物产量倍增，这不仅使人民的生活水平上升，也使得人口迅速增加。随着人口成长，城市纷纷建立，贸易也跟着扩张。以往只有教会、国王、贵族军阀、奴隶、农奴和周期性贸易的存在，如今西欧的乡村经济让位给了发展蓬勃的城市中心，城市里满是商人与技巧纯熟的工匠，他们享有的自由使他们与乡村里的大量受制人口截然不同。7

中世纪的城市之所以会难以理解自由贸易，是因为当时的商业自由最初是以明显的垄断形式出现的：教会和国家都把自由贸易的特权授予城市与城市里的行会，也只把特权限制于此。这种结合带来了经济发展与市场扩张。一一二七年，在法国北部法兰德斯郡（County of Flanders）的圣奥梅尔（Saint-Omer），威廉．克利托伯爵（William Clito）授予特权给市区居民──也就是圣奥梅尔的城市公民，允许他们无论犯了什么罪，都可以在自己的城市法庭中受审。此外，他也免除了他们在法兰德斯服兵役、缴交通行费与缴纳多项税款的义务。大致上来说，这些市民摆脱了封建的束缚，不需要缴纳日耳曼的汉萨税（hansa tax），也不需要支付安全过路费给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或通行费给法国王室。他们也可以随心所欲地维持地方垄断，伯爵保证所有在城市内签署的合约都必定会履行。在一份海关文件中，伯爵列出了他与各国统治者达成的协议，以保护当地居民的免税权利。此外，伯爵也保证会对市镇提供军事保护。8

当然了，城市的居民绝不会享有国王、教士或领主那般的自由。不过，他们已经拥有了稳固的个人自由，这使他们有权随意通行；保护他们免于封建制度的农业劳役、义务事项、税务和任意监禁；并赋予他们对城市政府的选举权。自由交易与地方垄断特权的交换条件是，这些市民必须赚取金钱，为法兰德斯郡带来财富，并缴纳税金给伯爵。正是从这种混合了城市自由、垄断与专业规范的制度中，欧洲市场首次崛起，早期资本主义也随之诞生。9

尽管亚当斯密会认为行会是一种纯粹的压迫──与利伯维尔场文化相对──但行会对于市场发展来说是必要的。在城市财富开始扩张的那一刻，行会法规就出现了。行会的规定几乎像修道院一样严格。在行会会馆中吃饭的行会成员享有折扣价，外来者则必须支付更多钱。就算只是想要从行会里夹带一杯葡萄酒出来也会被罚款。那些打架的人，以及“因为没有武器而用整块面包或石头”袭击其他行会成员的人也会被罚款。行会成员就像修道士一样，他们的衣服、食物与祷告都受到规范（举例来说，任何在行会会馆中穿木鞋的人都必须支付罚金）。加入行会的其中一个好处，是能在特定城镇中享有特权待遇。行会成员能用折扣价购买产品，非行会成员则必须支付更高的价格。不过最重要的是──这也是斯密忽略的一点──在佛罗伦萨和锡耶纳（Siena）等城市中的行会是专业技能、创新与财富的核心。10

神学家往往对商人抱持戒心。这是因为商人为了谋取利润而汲汲营营，他们不耕作土地，被视为在精神上甚至比真正的穷人还要更贫穷。十世纪，“维洛纳的瑞提尔”（Rathier of Verona）把商人归类成“流浪者和贫民”。但到了十一世纪，神学家对于商业的看法有了转变。从意大利主教暨法律神学家格拉提安（Gratian）到神学家“克莱尔沃的伯纳德”（Bernard of Clairvaux），这些首屈一指的思想家都以正向态度看待虔诚的商人。本笃会修道士暨教会改革者伯多禄．达弥盎（Peter Damian）指出，一个优秀的主教应该要像优秀的商人一样管理自己的教区。如果商人能把财富奉献给慈善事业，那么商人当然就是好的。教会藉由这种方式清楚区分哪些人是自然经济的一部分，哪些人不是：举例来说，“不信基督者”和“犹太人”被视为侵占基督教合理财富的有罪者，他们是“坏”商人，不得与任何有道德的当权者交易。但在多数情况下，教会并不想要抨击商人的财富，他们只希望商人分享财富。因此，教会开始利用强大的影响力去控制正在成长的经济，同时在市场中坚持基督教的道德观。11

虽然教会没有权力控制商业生态，但会指导行会设下有道德的价格，这些价格同时反映着市场价值公平公正的交易原则，其中也包括了对利润的限制。基督教自行定义了他们的道德商业社群与新市场规则，只要遵循基督教的方法，基督徒就可以自由交易。这里出现了与西塞罗相互呼应的观点：正如弗兰伯勒的罗伯特牧师（Robert of Flamborough）在《忏悔书》（Penitential ，约一二○八年至一二一三年）中写下的，建立在基督教式关系的“文明友谊”上而执行的交易，就是一种美德。12

从许多方面来说，中世纪经济思想的故事都始于方济各会（Franciscan Order）的创办者“亚西西的圣方济各”（Saint Francis of Assisi）的人生。他在一一八一年出生于意大利翁布里亚（Umbria），原名为约翰．伯铎．伯纳戴德（Giovanni di Pietro di Bernardone），他的父亲是丝绸商人，母亲是普罗旺斯贵族。他的家族属于富有商人这个新阶级，居住在拉丁地中海地区──大约是从意大利与法国南部延伸到巴塞罗那的区域。这个社会经济阶级在往后被方济各拒之门外。一二○五年，他所目睹的异象引领他舍弃了世俗的财富。他声明放弃继承遗产，而为了展现自己将以基督之名献身于绝对的贫困，他惊世骇俗地当众脱去自己的衣物，这使他的父亲惊恐不已而和他断绝关系。从那时候开始，他只穿农民的粗布衣，成为了一名托钵修士，居住生活皆与穷人为伍，只靠着捐献过活。他是欧洲文化传统中第一位真正关注自然的生态学家，将动物视为有灵性的存在，并向牠们传道。他认为他的教堂没有墙壁，他的教堂就是自然本身，而从本质上拒绝富裕的修道院生活。当时宗教机构已经成了整个西欧的财富核心，而方济各的追随者、方济各会以及他们向绝对贫困立下的誓言对这些机构来说是莫大的威胁。

放弃财富会带来的深刻哲学反思，除了审视财富究竟为何，也审视了价格是如何由道德力量与市场力量创造出来。方济各经院派（Franciscan Scholastic）的神学家──他们接受过使用辩证法与演绎推理来解决哲学问题的训练──以巴黎大学（University of Paris）为中心，汲取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的论点，去理解市场的运作要如何才能符合基督教的道德观。他们将亚里士多德的平衡观念与罗马的自然法结合起来，正如中世纪的法律典范著作，格拉提安的《教令集》（Decretals ，一一四○年）中描述的一样。《教令集》是一部中世纪罗马教会法的创始性汇编与典范之书，书中声明道，每一次不公平的损失──也就是教会认为对交易双方来说价值不相等的协议，或者诈欺──都必须用价值完全对等的事物来“恢复”。此一概念来自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Nicomachean Ethics ）与“公平交换”（equal for equal）的原则。《尼各马可伦理学》更描述了人们要如何以私人财产、合约和许可为基础进行交易。这是公平价格理论的基础，此一理论指出，所有价格都应该反映出交易的公正平衡性，参与交易的人应该要平等获利。13

经院派哲学家面临的挑战，是要定义出什么才是一项商品和服务的公平且道德的价格，以及怎样才能计算相等的价值。公共当局和生产商会负责制定价格。神职人员相信，交易商在决定公平的价值时，可以藉由利用一种中立的个人选择逻辑，来做出有道德的商业决定。这与现代个人自主性的概念其实并不相同，只是代表了商人可以针对价格做出专业决策罢了。基督教相信，商人只要结合道德考虑与当时的市场价格，就能设下公正且公平的价格与利润率。

道明会修士暨意大利经院派思想家圣多马斯．阿奎那（Saint Thomas Aquinas）在他的著作《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ca ，一二六五年至一二七四年）中，也同意方济各会的说法，认为商人必须具备道德并使用“公正”的价格。然而，阿奎那不认同方济各为绝对贫困立下的誓言。他主张贫困不应该是一种要求或规则，而应该是个人选择或志向。事实上，他认为完全的贫困是不可能做到的事，这是因为所有人都必定拥有某些东西，他认为方济各会的誓言会带来犯下大罪与下地狱的风险，毕竟违背对上帝的誓言是非常严重的。这或许只是一个为了自身方便而提出的观点，鉴于道明会十分富有，拥有面积广袤的封建土地，在阿奎那看来，以道德方法取得的财富不会使他产生任何疑虑：他觉得教会需要变得富有。这样的观点影响了他对市场自然运作方式的理解。14

阿奎那指出，诚实的商业与获利并不是一种罪。人们可以在契约中明确约定对双方都有利的价格。如果买卖或交换的其中一方想要从另一方身上谋取不公平的利润，那么公共机构（无论是世俗机构还是宗教机构）就必须出手介入，使交易恢复公平。阿奎那引用西塞罗的话，主张事先说明商品有何缺陷是所有交易人的责任。他遵循西塞罗的理念，认为好的道德观能形成商业与政治的基础。依照这种严格的道德观行事，就可以在赚进利润的同时维持虔诚。15

方济各会所面临的挑战是非常艰巨的。只要他们在无意间拥有或使用了并非基本必需品的财产──举例来说，如果他们拥有了任何一件以实用性来说并非必要的衣服──他们就会因为违反了神圣誓言而下地狱。方济各会开始研究定价与价值的机制，旨在确保成员能保持“绝对的贫困”。方济各会的规则剥夺了成员住进修道院的权利，因为许多修道院都很富裕。他们也不能拥有任何形式的财产。他们甚至根本不应该触摸到钱。修道士可以帮助穷人、病人和虔诚之人，可以出于忠实和虔诚而劳动，但他们绝不能直接为了钱而工作。16

方济各会的严格规则使教会成员惊愕不已。如果没有了阶级制度、财产和资金来维持住房、生计和慈善工作，就几乎不可能有修道院制度的存在。阿奎那认为方济各会太过激进，成员不但拒绝接受机构阶级与社会阶级的制度，也拒绝私人财产。当时教会是全欧洲最庞大的封建财产持有者，在欧洲各地都有税收。贫困誓言对世俗教会与其巨额财富产生了威胁。当时的农民，甚至连各地国王都对教会的强权感到不满，因此教会必须以强制的手段维护这种权力。此外，阿奎那等人也担心方济各会的誓言暗示了教会成员没有生活在贫困中──或者说生活在奢侈中──是一种不虔诚的罪恶。

方济各会的贫困对教会构成了莫大威胁。虽然方济各会的多处成员都支持和平，但也有一些激进的托钵修道士团体──例如一三○○年代早期位于北意大利的多契尼安教派（Dolcinian sect）──会定期推动影响巨大的暴力运动，推翻社会秩序并将教会视为私有财产机构而加以摧毁。教会派出军队镇压，在一三○七年，他们抓到了该运动的领导人弗拉．多奇诺（Fra Dulcino），绑在火刑柱上烧死。17

苏格兰方济各会修道士暨经院派哲学家董思高（John Duns Scotus）对定价的看法比阿奎那更加复杂，他指出价格既不是来自平衡的交易，也不是来自道德规则。与之相对的，他认为价格来自世俗市场的自由运作过程。私有财产不在教会的管辖范围之内，而理解各式各样能创造价值的市场活动并非教会所具备的能力。在董思高看来，价格来自数量，也来自劳动力与专业的价值。要去理解一个价格，必须考虑到“勤恳、谨慎、细心和从事此类工作会带来的风险”。因此，对神职人员来说，要计算出市场价格是很困难的。正因为如此，方济各会也同样很难确定他们是否真的遵守了贫困誓言。若想遵守誓言，他们就需要咨询那些熟悉世俗市场价格的商人与其他专家。18

凑巧的是，方济各会士往往来自受过良好教育的经商背景，这也就代表了其中有些人对于商业与定价的运作方式具有较深入的认识。方济各会的领导人与信奉者逐渐开始认为，若想要确实遵守贫困誓言，就应该要更仔细地编订誓言内容。方济各会神学家圣文德（Saint Bonaventure）的《纳波内教会法规》（Constitutions of Narbonne ，一二六○年）对富裕与贫困进行了详细分析，目的是制定出严格的规范帮助方济各会士维持誓言。章程中最重要的主题之一是服装，在意大利，服装是最明显的财富象征，因此处的蓬勃经济核心正是布料生产。圣方济各认为服装对于保持贫困来说是一种物质阻碍，也是富裕的象征。举例来说，《纳波内教会法规》因此规范每位弟兄都只能拥有一件外衣，甚至特别阐明了修道士在外衣损坏或者需要用其他布料修补外衣时该怎么做。19

一二八六年，方济各会开始探讨他们是否不该把书籍（当时的书籍是昂贵的羊皮纸手稿）视为一种有价值的物品，而看成一种单纯的学习工具。依照方济各会士的看法，如果在使用昂贵的书籍时能恪守灵性实用目的，那么在方济各会的严格经济规范中，书籍就不算是奢侈品。据此，一般信徒可以把书籍当作礼物来赠送给修道士或修道院，但是必须由宗教机构的领导人或托管者来决定谁能使用这些书籍。一二九七年，波隆那的巴塞洛缪修士（Brother Bartholomeus of Bologna）从另一位修道士那里收到两本书。而后他把这两本书遗赠给了吴高利诺修士（Brother Hugolinus）。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行为符合灵性实用原则。这些修道士们谨慎地记录这些物品，明确写下自己的使用方式，如此一来他们才能用属世与属灵的标准算出这些物品的价值。20

教宗尼阁三世（Pope Nicholas III，在位期间一二七七年至一二八○年）支持方济各会的誓言，他认为有许多虔诚的方济各会士都证明了这个誓言是可以遵守的。他在一二七九年颁布了主题为“方济各会规范之确认”的教宗诏书《撒种的出去撒种 》（Exiit qui seminat ），并在其中提出了一项实现贫困誓言的革命性方法。教宗尼阁三世认为，方济各会士是不可能违背贫困誓言的，因为方济各会名下所有财产的实际拥有人其实是教宗；也就是说，方济各会士从来没有实际“拥有”任何事物。不只如此，尼阁还进一步用市场价值观念来解释道，就算方济各会士手上拥有任何货品与地产，这些财产的价值也不是固定的，而是取决于这些修道士在哪里、为了什么、用什么方式使用这些财产。每一件事物的价值都会依据它的实际用途与灵性用途而改变。尼阁强调，放弃财产“并不表示修道士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放弃使用物品”。他解释道，物品的价值来自“地点与时节”，而且也和特定的责任有关。他指出““科学是需要研究的”，如果没有““使用书籍”，修道士不可能执行这种研究。尼阁认为，宗教当局可以监督定价的过程，这么做不只能确保方济各会士只拥有必要的事物，也能减轻他们对于违背誓言的恐惧。为了解决教堂内部的冲突，教宗尼阁藉由这次的教宗诏书传达了他全心接受市场机制的观点。21

在同一年，法国方济各会士彼得．约翰．奥利维写下了《简约使用商品论》（De usu paupere ），此著作说明了发下贫困誓言者在使用商品时有何限制。奥利维在其中针对要如何在遵守誓言的同时拥有世俗物品的问题加以阐释。他创造了一些最早期、最创新的自我调节市场机制的特定概念。他出生于法国蒙彼利埃（Montpellier），曾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生活过一段时间，也曾住在普罗旺斯一个有三万人口的城市──纳波内市（Narbonne）。他因此身处于地中海商业世界的核心，这里的方济各会士往往是商人的告解对象。奥利维曾在尼阁三世的教宗管理系统中工作，他试着为方济各会士的誓言辩护，并因此提出了第一个边际效用递减法则的理论，根据该理论的描述，在商品的可取得数量与消费量增加时，该商品的价值也会随之减少。奥利维指出，如果人们“普遍地”或“惯常地”使用某些物品的话，这些物品的价值就会受到影响。愈容易取得的事物，价值就愈低。举例来说，像是油和蔬菜这类为大众大量生产、又能“轻易”获得的原物料，价值就比稀有商品要低。22

货品的效用与价值跟能因此产品而受益的人数相关。如果有数以百计的人都能获得某种货品的话，这种货品的价值就不高。奥利维主张，如果某种物品罕见到只有一个人拥有它──例如罕见的手稿或珠宝──那么这个物品就会因为稀缺性而变得珍贵。他指出“耐用性”也会影响价格。举例来说，在食品方面，新鲜度是重要因素，刚收成的食物比摆放较久的“陈旧”食物要更有价值，后者会迅速失去价值。货品的寿命也很重要。像是谷物这一类可储藏的货品也具有较高的价值。像是衣物或房屋这一类可以使用更久的物品，要依据它们的耐用度来计算价值。这代表的是，没有任何单一权威机构可以指定或修正物品的公平价格。奥利维强调，公平的价格可以用道德准则当作基础，更甚者，公平的价格取决于一个包含了数量、效用、可取得性与耐用性的系统，这个系统会自我调节且不断改变。23

奥利维认为创造价值的是效用，而不是道德，这个论点对教会、甚至对世俗当权者来说都是一种挑战，长久以来，教会与世俗当权者都认为判断价值是他们的职责。除此之外，奥利维也批判圣奥古斯丁认为人类认知必须仰赖神圣启示的观点，他认为人类思想中的判断力来自自由意志。这样的想法把能动性从上帝与教会的手上夺走，而将能动性更加集中于个人。对于教会的领导人来说，这样的观点已经越界，对于巴黎大学那些有权有势的博士来说尤其如此。他们主张奥利维的思想是异端。当权者把奥利维带到巴黎由七名方济各会法官主持的法庭，这些法官判他有罪，毁掉了他在巴黎教书的机会。24

奥利维最终洗清了自己的罪名，成功在纳波内获得了一份教职，并在一二九三年写下了可说是中世纪经济理论中最具有远见的一本着作《合约论》。他在书中强调，神职人员不能理解定价，因此需要依靠世俗商人的“专业”才能说明市场的运作方法。他的一个主要担忧是，如果人们不理解契约，他们就无法理解自己的罪。对方济各会士来说也是如此，他们在履行行政职责时不可避免要签署契约，同时还必须遵守绝对贫困的誓言。奥利维担心若其他教友无法在告解中妥善描述自己未遵守契约的过失，可能会坠入地狱──因为缺乏经济专业知识而无法在告解中认罪。因此，理解合约是至关重要的一件事，这不只是为了维持贫困誓言，也是为了告解自己打破誓言的行为。

奥利维认为，唯有商人“社群”的“判断”才能公正地建立价格，因为仅有这些商人理解“商品与服务”之间的关系，也了解“共同利益”的需求。奥利维主张，是诚实与准确的商业决策推动了各种市场机制的因果关系。不过，商人当然也有不诚实的时候，但奥利维从没解释过诈欺是否也会推动市场机制。尽管如此，他确实以敏锐的洞察力意识到，商人理解特定市场中的劳动力价值，并且会把这种价值加诸到特定商品的价格上。人们可以靠着对商品“效用”的知识去估算商品价格，而这种“效用”是根据“买方”而决定的。举例来说，在流行病期间，特定的稀有药草会变得较贵，在这些药草变成生存必需品时尤其如此。25

奥利维观察到，商人的劳动奔走与专业能力往往会为商品增添额外的价值。他提醒读者，为了经商而旅行是很危险的，也需要丰富的背景知识。商人必须熟悉贸易路线，更不用说还要了解外国的海关与货币状况。远距贸易需要投资极高的资本，也存在极大的风险。奥利维是第一个讨论资本市场概念的思想家，比卡尔．马克思（Karl Marx）早了将近九百年。他注意到，货币缺乏本质上的价值，“因为单靠货币本身是无法营利的”。而价值来自于“商人在商业交易中进行的活动”。他将货币视为一种未来投资的资本；它的价值是可以成长的，但也是不确定的，并且取决于商人的技巧与决策，也取决于更广阔的市场动态。26

虽然奥利维观察到定价的机制是自然出现，他仍认为这些机制需要受到道德约束，并警告说，稀缺性并不是一个提高价格的正当借口。商人必须抵抗在贩卖稀缺商品时索价过高的诱惑。此外，他认为转售这个行为就是不道德的。转售的人不事生产，也不是运用自己的技能为资本增加价值，只是在没有付出劳力的状况下把物品带进市场中，用较高的价格贩卖，这样的行为极其不道德，因此社群应该“驱逐”这些人。评估哪些商人有真正的、符合道德的生产力，是一项艰巨的责任。有鉴于此，奥利维建议教会应该要了解商品相关知识，包括其中的劳动力、专业技能与风险等，才能评估商人订定的价格是否反映了公正的价值。27

方济各会的思想，将会在杰出的经院哲学家暨英国方济各会士“奥坎的威廉”（William of Ockham）的研究中出现革命性转变，奥坎把焦点转向市场上的个体与主观选择，趋近于现代观念。和奥利维一样，奥坎在一三二○年代为完美与绝对贫困的概念辩护，但他捍卫贫困誓言使用的是全新方法。奥坎认为，没有法律能强迫任何人违背自己的意愿去拥有任何事物，他开始宣扬“宽容式”法律的必要性，比如让人有权利拒绝私有财产。拥有个人选择，代表的是方济各会可以拒绝拥有财产，就像他们可以拥有财产一样毫无疑问。28

亚维农（Avignon）的第二任教宗若望十二世（John XXII，在任期间一三一六年至一三三四年）是一名君主，拥有大量地产与可观的军事武力，他认为方济各会的贫困誓言确实对私有财产造成伤害。若望在一三二二年的教宗诏书《因为有时》（Quia nonnunquam ）中抨击贫困誓言，并把一群极端的小兄弟会（Fraticelli，又称精神派方济各会〔Spiritual Franciscans〕）逐出教会，这些修道士狂热地以基督为榜样，相信人们应该彻底抛弃私有财产制。教宗若望认为私有财产制是上帝所创造。他推翻了尼阁三世的诏书《撒种的出去撒种》，坚持使徒们亦拥有财产，正如方济各会士一样拥有自己的财产与货品，其拥有者并非教宗。教宗若望希望能用这种方式来撤销尼阁为方济各会的誓言所做的辩护。29

奥坎的威廉用一个建立许久的观点反驳了教宗若望，即私有财产制是一种世俗制度，是人类从伊甸园堕落至人世间后才建立的。他大胆地宣示，教宗没有权利对财产做出总体决定。奥坎和董思高一样，认为上帝已经把世俗的财产交给西泽──也就是人世间的君主与领主了，他们才是真正有最终权威能决定世俗财产问题的人。世俗法律允许人们在经济问题上行使“传教的自由”，这是依据他们的个人意志，而非遵循宗教权威。奥坎进一步指出，没有人可以剥夺自由个体的“财产、权利与自由”。因此，商人和方济各会士都有选择的自由，教会既不能控制他们，也不能压迫他们。教宗与道明会士可以选择赚钱，而方济各会士也同样有权可以拒绝所有财产。30

奥坎利用一系列复杂的神学技巧指出，天堂就像伊甸园一样，所有事物都是众人共同拥有的。但在人类堕落后，亚当与夏娃的原罪为人类创造出了不完美的永恒污点。人类居住在一个有缺陷的世界里，必须在其中找到正确方向，透过自己的道德决定得到救赎。换句话说，教会不能“要求”一个人遵守既定的道德戒律。奥坎坚持认为，“教宗权威”不能够用来强迫人们做出慈善施舍、维持童贞或节制性行为的道德决定。另一方面，世俗的君主则可以制定和执行法律，前提是他们的权威应该“建立在爱之上，而非恐惧之上，并且是藉由人民选举而产生”。奥坎提出的个人自由愿景十分不同凡响，也是早期为经济选择的利伯维尔场辩护的观点之一。31

如今看来，奥坎对于宗教、政治与经济自由的观点非常贴近现代的看法。而这些理念在北意大利的一些宪政共和城邦中也有所呼应，该处的公民享有相对较高的个人自由与经济自由。奥坎的财产理论也正好有利于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的世俗利益，爱德华一世甚至试图藉此强迫神职人员缴税。然而，奥坎对世俗权力的信念并没有推动个人权利的时代来临。在欧洲的多数区域，封建制度仍然方兴未艾。封建制度的基础并不是个人的自然权利，而是封建制度的传统与特权。君主与领主仅愿意透过契约提供商人在城市活动的自由。他们统治着长久以来受尽折磨的农奴，所榨取的不只是劳动力，更经常会透过暴力与私人司法体制来榨取财富本身。32

无论如何，城市的居民享受着更大的自由。商人出于完全相反的动机，也开始研究市场的运作机制。他们相信这个世界上需要一种更加世俗的价值观，才能配合不断蓬勃发展的市场所创造的惊人财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佛罗伦萨人提出了一个以利伯维尔场思想为核心的新观点：勤劳的商人赚取财富、甚至歌颂财富，是一件符合道德的事。

1. Michael McCormick,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Economy: Communications and Commerce AD 300–9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37, 87. 

2. Georges Duby, The Early Growth of the European Economy: Warriors and Peasants from the Seventh to the Twelfth Century , trans. Howard B. Clark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4), 29; J. W. Hanson, S. G. Ortman, and J. Lobo, “Urbanism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ur in the Roman Empire,” Journal of the Royal Society Interface 14, no. 136 (2017), Interface 14, 20170367; Rosamond McKitterick, ed. , The Early Middle Ag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100. 

3. McCormick,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Economy , 38, 40–41, 87, 101; Procopius, The Wars of Justinian , trans. H. B. Dewing, rev. Anthony Kaldellis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2014), bk. 2, chaps. 22–33; Guy Bois, La mutation de l’an mil . Lournand, village mâconnais de l’antiquité au féodalisme (Paris: Fayard, 1989), 31. 

4. Valentina Tonneato, Les banquiers du seigneur (Rennes, Franc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Rennes, 2012), 291. 

5. Tonneato, Les banquiers du seigneur , 315; Giacomo Todeschini, Les Marchands et le Temple: La société chrétienne et le cercle vertueux de la richesse du Moyen Âge à l’Époque Moderne (Paris: Albin Michel, 2017), 37. 

6. Tonneato, Les banquiers du seigneur , 160; Alisdair Dobie, Accounting at the Durham Cathedral Priory: Management and Control of a Major Ecclesiastical Corporation, 1083–1539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145–146. 

7. McKitterick, Early Middle Ages , 104. 

8. “Customs of Saint-Omer (ca. 1100),” in Medieval Europe , ed. Julius Kirshner and Karl F. Morris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87–95. 

9. Alan Harding, “Political Liberty in the Middle Ages,” Speculum 55, no. 3 (1980): 423–443, at 442. 

10. “Customs of Saint-Omer,” 87. 

11. Giacomo Todeschini, Franciscan Wealth: From Voluntary Poverty to Market Society , trans. Donatella Melucci (Saint Bonaventure, NY: Saint Bonaventure University, 2009), 14; Todeschini, Les Marchands du Temple , 70. 

12. Henry Haskins, The Renaissance of the Twelfth Centu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3), 344–350; D. E. Luscumbe and G. R. Evans, “The Twelfth-Century Renaissance,”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Medieval Political Thought , c. 350–c. 1450, ed. J. H. Bur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306–338, at 306; F. Van Steenberghen, Aristotle in the West: The Origins of Latin Aristotelianism , trans. L. Johnston (Leuven, Belgium: E. Nauwelaerts, 1955), 30–33. 

13. Odd Langholm, Price and Value in the Aristotelian Tradition: A Study in Scholastic Economic Sources (Bergen, Norway: Universitetsforlaget, 1979), 29; Gratian, The Treatise on Laws (Decretum DD. 1–20 ), trans. Augustine Thompson (Washington, DC: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1993), 25; Brian Tierney, The Idea of Natural Rights: Studies on Natural Rights, Natural Law, and Church Law, 1150–1625 (Atlanta: Emory University, 1997), 56. 

14. David Burr, “The Correctorium Controvers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Usus Pauper Controversy,” Speculum 60, no. 2 (1985): 331–342, at 338. 

15. Saint Thomas Aquinas, Summa Theologica , vol. 53, Question 77, Articles 1, 3; Raymond de Roover, “The Story of the Alberti Company of Florence, 1302–1348, as Revealed in Its Account Books,”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32, no. 1 (1958): 14–59. 

16. W. M. Speelman, “The Franciscan Usus Pauper : Using Poverty to Put Life in the Perspective of Plenitude,” Palgrave Communications 4, no. 77 (2018),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057/s41599-018-0134-4 ; Saint Bonaventure, The Life of St. Francis of Assisi , ed. Cardinal Manning (Charlotte, NC: TAN Books, 2010), 54–55. 

17. Norman Cohn, Pursuit of the Millennium: Revolutionary Millenarians and Mystical Anarchists of the Middle Ag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148–156. 

18. John Duns Scotu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hilosophy , ed. and trans. Allan B. Wolter (Saint Bonaventure, NY: Franciscan Institute Publications, 2000), 27. 

19. Lawrence Landini, The Causes of the Clericalization of the Order of Friars Minor, 1209–1260 in the Light of Early Franciscan Sources (Rome: Pontifica Universitas, 1968); David Burr, Olivi and Franciscan Poverty: The Origins of the Usus Pauper Controversy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9), 5, 9. 

20. Burr, Olivi and Franciscan Poverty , 11–12. 

21. Nicholas III, Exiit qui seminat (Confirmation of the Rule of the Friars Minor ), 1279, Papal Encyclicals Online, www.papalencyclicals.net/nichol03/exiit-e.htm . 

22. Piron Sylvain, “Marchands et confesseurs: Le Traité des contrats d’Olivi dans son contexte (Narbonne, fin XIIIe–début XIVe siècle),” in Actes des congrès de la Société des historiens médiévistes de l’enseignement supérieur public, 28e congrès 28 (1997): 289–308; Pierre Jean Olivi, De usu paupere: The quaestio and the tractatus , ed. David Burr (Florence: Olschki, 1992), 47–48. 

23. Olivi, De usu paupere , 48. 

24. Sylvain Piron, “Censures et condemnation de Pierre de Jean Olivi: Enqûete dans les marges du Vatican,” Mélanges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Moyen Âge 118, no. 2 (2006): 313–373. 

25. Pierre Jean Olivi, Traité sur les contrats , ed. and trans. Sylvain Piron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2012), 103–115. 

26. Peter John Olivi, “On Usury and Credit (ca. 1290),” in University of Chicago Readings in Western Civilization , ed. Julius Kirshner and Karl F. Morris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318–325, at 318; Langholm, Price and Value , 29, 52. 

27. Langholm, Price and Value , 119, 137. 

28. Tierney, Idea of Natural Rights , 33; William of Ockham, On the Power of Emperors and Popes , ed. and trans. Annabel S. Brett (Bristol: Theommes Press, 1998). 

29. Tierney, Idea of Natural Rights , 101. 

30. Tierney, Idea of Natural Rights , 35; Ockham, On the Power of Emperors and Popes , 35–37, 97. 

31. Ockham, On the Power of Emperors and Popes , 15, 76, 79, 96. 

32. Harry A. Miskimin, The Economy of Later Renaissance Europe, 1460–16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11. 

第四章 佛罗伦萨的财富与马基维利的市场

秩序良好的共和国必须保持公众的富裕，但同时保持公民的贫困。 ──马基维利，《利瓦伊论》（Discourses on Livy ，一五一七年）

奥坎的威廉为了捍卫方济各会的贫困誓言，而撰文证明个人自由之正当性的同时，佛罗伦萨的商人正为了追求财富，而寻求一种能证明个人自由之正当性的哲学。到了一三○○年代，拥有宪法、公民自由、复杂市场与惊人物质财富的商业共和国──例如锡耶纳、佛罗伦萨、热那亚与威尼斯──纷纷脱离了国王与领主的封建统治。它们的财富并非来自传统的农业与封建体制，而是来自工业、贸易与金融。支配着这些中世纪城市的商业界菁英很清楚他们身处的状况是前所未有的。事实上，在基督教世界里，没有任何重要文本曾单纯地赞颂商业财富。这些人已经掌握了真正的权力，于是开始试着透过描述与赞美市场的运作方式来寻求改变。
与奥坎和经院哲学家不同，意大利商人并不以消极的眼光看待对金钱的渴望。富有的意大利商人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全心拥抱了西塞罗对于人民要服务国家的理想，他们认为若想创造出一个有道德的商业共和国、一个健康的市场，就必须先有个人的利己和利益追求。这是一二五○年至一四五○年间的重大文化转变，这代表了维持这种美德的关键不是农业，而是商业，而世俗对于财富的欲望与渴望也可以是好的。1

到了一二○○年代，锡耶纳的托斯卡纳（Tuscan）城邦已经变成欧洲金融业的领导者，这是因为该城邦许多公民都擅长金融，各国对于此共和国的银行机构充满信心。锡耶纳的政府官员意识到，若想让借债人和投资人在他们的城市里存款与进行金融交易，就必须先让借债人和投资人认为，这里的市场会按照他们的预期运作。从一二八七年至一三五五年，锡耶纳社群与人民的九位总督与辩护者（Nine Governors and Defenders of the Commune and the People of Siena）把焦点放在维护良好金融管理的法律规范与声誉上。政府监管的不只是高度组织化的税收系统，还有稳定的信用网络。2
良好政府与商业美德的价值观弥漫在社会中。在锡耶纳的著名中世纪公共机关建筑“锡耶纳市政厅”（Palazzo Pubblico）中，画家安布罗乔．洛兰采蒂（Ambrogio Lorenzetti）创作了一组三连幅的湿壁画，《好政府与坏政府的预言》（The Allegory of Good and Bad Government ，一三三八年至一三三九年），画中传达出守法的商人能维护良好的政府。这些壁画显然是参考了西塞罗与罗马哲学家塞内卡（Seneca，公元四年至六五年）的思想，描绘了正义、智慧、和平、坚韧、谨慎、宽容与节制等斯多噶美德围绕在好政府周围。洛兰采蒂把斯多噶主义和良好的商业行为划上等号。他将锡耶纳描绘成一个充满富裕公民、商店、商人和工匠的城市。他传达了很明确的道德与经济讯息：在法律规范的支持下，优秀的菁英共和政府可以为创造财富的交易打造出所需的环境条件。健康的市场也会相应地支持共和国的发展。另一幅画则重述了西塞罗派的古老讯息：政治的暴君将会直接导致贪腐，暴君破坏的不只是信任与和平，也会破坏市场本身与市场本应创造的财富。3

对于充满美德的斯多噶式政府与城市财富的称赞，很快就在佛罗伦萨的商人作家手下变得屡见不鲜。到了一三○○年代后期，佛罗伦萨已经超越锡耶纳，成为托斯卡纳的经济生活中心。托斯卡纳的古典人文学者暨作家法兰切斯科．佩脱拉克（Francesco Petrarch）着手复兴西塞罗派思想，藉此支持世俗公民义务是一种美德的观点。佩脱拉克既是诗人，也是教宗的行政官员，他引领了一场运动，旨在寻找与恢复古罗马的文本。一三四七年的黑死病和随之而来的战争使得佩脱拉克拒绝了“上帝在惩罚意大利”的观点；相对地，他认为人类是因为放弃了公民美德才会为自己带来灾祸。因此，意大利必须效仿罗马，建立更好的政府以打造新气象。4

佩脱拉克希望能找到一种足以吸引菁英执行公民义务的哲学。他在西塞罗的“派代亚”（paideia）公民教育思想中找到此一哲学，希望能藉此带动罗马美德在佛罗伦萨的复兴。佩脱拉克解释道，托斯卡纳的菁英必须要付出努力，研读古代的伦理、修辞与法律来学习何谓优秀的治理方式，如此才能实践西塞罗所谓的公民“首要之善”（summum bonum）。他在《统治者应该如何治理他的国家》（How a Ruler Ought to Govern His State ，一三七三年）此一专著中，使用了西塞罗的作品来描述自己理想中具备道德正义的统治者。这些统治者付出努力是出于共和国的爱，也是出于“大众”的共同利益。佩脱拉克认为成功国家的基础不是军事武器，而是财富与优秀的公民。他追随西塞罗的观点，指出领导人应该是清廉且高效率的管理者。5

佩脱拉克对“派代亚”的论述吸引了意大利共和国菁英阶层中的古老家族，也吸引了瘟疫过后才跻身菁英行列的新家族。随着贸易兴起，佛罗伦萨的商人开始把自己看作名正言顺的新菁英的领导者，这种领导并非基于封建权力和宗教权力，而是基于商业与世俗法律。长久以来，教会都把商人描绘成“道德贫民”，如今商人成了欧洲最富有的其中一群人。因此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商人想把自己的财富与政治义务描述成一种好的德行。6

佛罗伦萨的商人在信件、账本和正式的商业与家族回忆录中写下了这些崭新观点，这些回忆录（ricordi）可以视为商业艺术之书。多数时候，经济史学家认为上述文字内容充其量只是实用文件，不会把它们纳入经济思想的政治历史中。然而，若经过仔细检视，我们会发现这些文件揭示了商人对于商业与其美德的激进新观点。佛罗伦萨商人乔瓦尼．迪．帕戈洛．莫雷利（Giovanni di Pagolo Morelli）在他的《回忆录》（Ricordi ，一三九三年至一四一一年）中大力赞扬市场，并夸耀“托斯卡纳的市场”之“富饶”，使得佛罗伦萨与他自己的家族都变得富有。他对于祖先赚得的财产非常骄傲，甚至为他们“富有地死去”而感到自豪──他认为这是一种殊荣。然而，以无关公民美德、无关共和国公民义务的方式累积个人财富，这样的追求有待商榷。一四二八年，佛罗伦萨的人文主义者暨历史学家马泰奥．帕尔米耶里（Matteo Palmieri）明确指出，追求利润的行为必须对国家利益有直接的贡献。帕尔米耶里引用了西塞罗的话，坚称商人必须把“口才”与“美德”结合，避免贪图小利，聚焦于把对财富的欲望导向“有用的商业艺术”，这样的行为对于“共和国政府”的参与者有“很大的效益”。7

在这些著作中，涵盖范围最广且最杰出之作是班尼迪托．科特鲁利（Benedetto Cotrugli）的《贸易艺术之书》（The Book of the Art of Trade ，写于一四五八年，但直到一世纪后的一五七三年才付梓出版）。来自威尼斯贸易城市拉古沙（Ragusa，如今的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的商人科特鲁利（Cotrugli，现代克罗地亚语拼法为Kotrulj）十分钦慕佛罗伦萨的价值观，并加以仿效。他比同年代的其他人更进一步建立了如下观点：良好的西塞罗派伦理与得体的行为，能创造出市场运作所需的信任与政治稳定性。这是很核心的论点。科特鲁利观察到，贪婪和必需性无处不在，就算是最贫困的地区也一样有市场，但并不是所有市场都会创造出财富或宏伟的城市。他清楚表明，若要使商业与投资蓬勃发展，市场终究需要制度支持、信心与合作，少了这些事物，交易是无法妥善运作的。8

科特鲁利家族非常熟悉这个复杂市场体系中的每一个元素，他们认为佛罗伦萨是稳定这个市场的核心。他们是涉及羊毛、谷物和汇票交易的染布商家族，其强大的关系网络远超出拉古沙，扩及威尼斯、佛罗伦萨与拿坡里。在科特鲁利和佛罗伦萨的内罗尼公司（Neroni，和拉古沙的商人交易白银与羊毛的公司）合作时，他注意到各处都有彼此类似的卓越商业行为，因此受到启发。9
科特鲁利认为，商人对于财富的渴望是某种形式的利己，却能创造出更广大的利益，这是现代利伯维尔场思想的一个重要观念，无可否认的是，此观点稍微扭曲了西塞罗的哲学。在他眼中，西塞罗的《论责任》是一本教导人们赚钱的指南。他解释道，我们或许可以把财富（或者说“正当收益”）视为一种“商人尊严”的基础，因为商人可以透过财富“把自己的家打造成富丽堂皇的建筑，为公众福利的发展做出贡献”。这代表拥有华丽的住宅、家具和衣物，以及为自己的孩子安排有利可图的联姻都是良好的行为。这些行为有助于城市的财富、国家，最终也就有助于共同利益。10
科特鲁利和早期的商人作家一样，改变了西塞罗的贵族公式，把商人放在领导人的位置，用商业与工业取代了农业。科特鲁利错误地声称西塞罗说过“商人是国家的资源”，在他的笔下，彷佛西塞罗认为受过良好教育且遵守商业法规的商人是社会的自然领导者。他就此将罗马元老院换成了辛勤工作的托斯卡纳商人。科特鲁利遵循西赛罗的模型，接着主张“自然”的商业“巧思”是“一股活水”，能够刺激市场。他说，商人是“以获利为希望”而工作。他们在这么做的过程中促进了“人类种族的存续”。而贸易帮助了“每一个家户与家族、共和国与公国、王国与帝国”，并制造出无尽的世俗财富泉源。11
英荷哲学家伯纳德．曼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在十八世纪提出了著名的观点，他认为个人的贪婪之恶能带来财富与合作的公众美德，而科特鲁利则在更早之前就主张，商人的正当获利是商业国家的驱动力：“正如西塞罗所说，让所有人都获得利润的行为与正当获利是相符合的。”科特鲁利精通古代哲学，很清楚他正在扭曲旧的美德以创造出新的美德。事实上，他扭曲的不只是西塞罗的理论，还有基督教的贸易规范，他同意教会对于放贷的传统态度，同时又在口头上支持公正价格理论。施舍当然对于商人来说是一种道德上的必需。然而，科特鲁利对于一个人完全捐出自己财富的想法定会大为震惊。毕竟投资资本、世俗尊严和支持世俗国家都需要金钱。12

科特鲁利的著作可以说是代表了欧洲交易中心的强大商人对自身理想的捍卫。然而，到了一四○○年代晚期，意大利的商业共和国已经衰退，同时西班牙与法国的强大欧洲君主政体挟着富足的金库与庞大的军队逐渐崛起。这些新强权由国王与拥有大量土地的贵族统治，他们仍然怀抱着古老的农业理想。西班牙与法国在一四○○年代晚期开始入侵意大利，当时意大利商人只有两个选择，一是靠着买通成为拥有大量土地的贵族，二是失去自己的阶级与地位。一四九二年，克里斯多福．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以西班牙君主的名义，到达了所谓的新世界，开辟了贸易路线，人们开始感到世界遍地都是黄金。除非成为统治者并使用国家财富，像佛罗伦萨梅迪奇家族（Medici）这样强大的商业家族已经不再能发挥一四○○年代早期曾拥有的那种政经影响力。
佛罗伦萨的科西莫．梅迪奇（Cosimo de’ Medici）靠着金融技巧以及对学习和艺术的支持赢得了声誉。然而在十五世纪中叶，他抛弃了所有西赛罗式的道德原则，削弱了佛罗伦萨的共和宪法，成为托斯卡纳多数地区的实际统治者。十五世纪下半叶，佛罗伦萨的宪政共和国逐渐解体。一四九四年，法国国王查理八世为了夺取拿坡里的王位，率领两万五千多人的军队入侵意大利。讽刺的是，法国封建国王将梅迪奇的暴政赶出佛罗伦萨，使原本的佛罗伦萨共和国出现了短暂的回归。重建共和国的领导人对于寡头政治与暴政的危险一直保持警戒，希望能恢复宪法与法治。这些领导人中最重要的一个是尼科洛．马基维利，他为了捍卫共和法与市场平衡而创造出一套哲学。13
在新共和国存在的这十八年间，马基维利担任过许多职位，并在一四九八年成为第二任总理。这位近代政治学之父尽管聪明绝顶，却没能成功为佛罗伦萨挡下红衣主教乔凡尼．梅迪奇（Giovanni de’ Medici），梅迪奇借助西班牙军队攻打普拉托市（Prato），迫使佛罗伦萨屈服，使得梅迪奇家族在一五一二年毫无阻碍地进入佛罗伦萨。接着，梅迪奇家族解散了共和国，重新掌权。他们怀疑马基维利想要密谋推翻新政权，尽管从未证实马基维利曾参与阴谋，但梅迪奇家族还是“用绳子”刑求马基维利，接着在红衣主教乔凡尼获选成为教宗利奥十世（Leo X）时，马基维利因大赦而获释，他自愿离开佛罗伦萨并隐居乡间。怀着满腹愤懑，他着手撰写两本后来成为旷世巨作的书：《君王论》（The Prince ）和《利瓦伊论》。

思想史学家阿尔伯特．赫绪曼（Albert Hirschman）认为，马基维利是此一现代概念的“源头”：社会是利己之争的战场，人们的“热情”在这里彼此碰撞并推动市场力量。马基维利特别热中于研究如何透过掌控热情来实现自我利益。他同意追求个人财富是很重要的。他担忧众人对私人财富的倾向会在无意间转往贪腐与寡头政治。马基维利坚称国家必须足够强大，才能管理与监督这些个人的热情与利益，如此才不会有任何一个人能掌控这座城市。14

马基维利相信国家至上，这和梅迪奇家族的暴政、意大利各地的寡头政治以及君王形成对比。梅迪奇家族接管佛罗伦萨后，时常偏袒亲友，利用毫无法律依据的主张获得私人权力和利益，同时淘空了国库。这种利己的暴政毁掉了佛罗伦萨，也几乎摧毁了这个城市的自由贸易。因此，马基维利对于贵族的美德毫无信心可言。若想要在马基维利那个时代的意大利生存，就像在西塞罗时代的罗马生存一样，若非生活在强大的共和国并遵守法律规范，就只能靠着各种可能的手段来保护自己了。换句话说，马基维利相信法治，但前提是你要拥有法治。

身为一名政治家兼历史学家，马基维利非常务实，而他的作品就像商人指导手册一样，旨在让读者可以应用在生活中，去管理他所谓的“财富”（fortune，亦有命运、机运之意 ）。出于上述目的，虽然马基维利赞同西塞罗的公民共和主义，但他不接受佩脱拉克所说的贵族乐观主义，也就是统治者可以维持道德上的慷慨与善良，甚至能够和臣民成为朋友。马基维利曾目睹经济不平等与糟糕的政府所带来的暴力与冲突。作为响应，他开始推广法治共和国的概念，希望能藉此保障和平稳定的政府与正常运作的市场。马基维利对于人类的悲观看法带有十分浓重的奥古斯丁色彩。15

马基维利在一五一三年写下了《君王论》，希望能在梅迪奇家族的政权下受雇，这本着作至今仍充满谜团。有些人仍旧认为《君王论》是在鼓励不道德的行为，因此现代词汇“马基维利式”（Machiavellian）的意思就是以狡诈的手段获取自身利益。还有些人认为这本书是在批判与揭露暴君犯下的罪恶。这两种观点很可能都是对的。毕竟马基维利一向痛恨寡头政治与暴政，正如他热爱政治和尽责地为共和国服务一样。就连梅迪奇家族接管佛罗伦萨后，他在进行批判的同时仍希望能于政府任职。

马基维利不认同西塞罗拒绝一切不道德行为的观点；在他看来，人类的过失是生命中无可避免的事实。但他同意西塞罗所说的，共和政府是对抗贪腐的最佳解药。马基维利警告道，野心勃勃的暴君就像野兽一样。因此，如果人们想要避免意大利在一四○○年代中期所遭遇的那种暴力，就应该要建立某种形式的法律监督。马基维利解释道，国家必须保护个体不受无人监管、追求自身利益又反复无常的悖德君主所伤害，他提出罗马共和国与罗马帝国作为实际范例，希望能提供足以对抗贪腐与暴政的手段。马基维利在《利瓦伊论》（一五一八年）提出了著名的主张：“秩序良好的共和国必须保持公众的富裕，但同时保持公民的贫困。”16

这句话并不代表公民们一定必须是贫困的。马基维利曾在商业共和国中治理人民，协助推动商业财富。他担心的是金钱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威胁到共和政体与市场的稳定性。他亲眼看见梅迪奇家族靠着他们的财富腐化国家、侵蚀国家的代议制度与法律系统，进而崛起。马基维利很清楚，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国库是如何被用来图利上层阶级与削弱共和体制。他反对西塞罗的寡头政治观点，赞扬罗马农业法的规定：将土地重新分配给穷人，制衡贵族的权力。他认为罗马之所以能维持和平与秩序，是因为靠着限制而避免了大规模的财富不平等。如果有钱人获得过多权力，就像罗马内战（Roman Civil Wars）和尤利乌斯．西泽（他用西泽暗指梅迪奇家族）帝国建立期间的贵族那样，最后将会带来“共和的灭亡”。17

马基维利认为羊毛工人暴动（Revolt of the Ciompi，一三七八年至一三八二年）这场发生在佛罗伦萨的劳动阶级起义，能为众人带来经济自由方面的教训。在他献给第二任梅迪奇教宗克勉七世（Clement VII）的《佛罗伦萨历史》（Florentine Histories ，一五二五年）中，他主张寡头垄断是很危险的，会阻碍稳定的贸易与财富。他说，是寡头政治与经济不平等为佛罗伦萨带来了内战。共和国与其市场必须拥有一定程度的经济公平性才能正常运作。他利用西塞罗的说法批判那些“靠着诈骗或武力”获得财富的商人，他把这种赚钱方式称为“丑陋的收购”。马基维利不赞同佛罗伦萨的上层阶级限制了行会中只有哪些人能成为羊毛工人的代表，他相信正是这样的限制导致了充满杀戮与不稳定的激进政治。《君王论》指出，唯有在共和国解体后，才会轮到禽兽般的法律治理这个社会。唯有稳定的国家能抵御“狐狸”和“狮子”做出的危险野蛮行为，藉此维护美德，保护良好的贸易与市场。18

马基维利对于专业行会也同样充满疑虑。若这些行会要顺利运作，行会里的人就应该要同时代表权贵和工人的利益。两个世纪后，这种行会寡头政治与正常运作的利伯维尔场间彼此对立的观点，将会成为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基础之一。斯密认为，专业行会就是压低薪水的专制集团。不过，马基维利身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公民，他的观点更加复杂。他认为若想建立与维持交易、质量和信任，就必须有行会的存在。正如佛罗伦萨的商人一而再、再而三做出的声明，这些专业协会确实使佛罗伦萨变得富裕。多数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的商人都知道，行会规则为他们的商业共和国提供了一些规范与治理的原始框架。这就是为什么每个行会的纹章上都刻画着佛罗伦萨政府著名的塔楼建筑“旧宫”（Palazzo Vecchio）。但是，马基维利坚持认为行会必须确保财富流入所有公民手中，也必须允许新人加入。他认为佛罗伦萨的土地税（catasto）对共和国来说是必要的，因为土地税“对暴政的强权设下了部分限制”，也维持了市场运作的公平性。19

马基维利作为现代犬儒主义的伟大创始人，认为不受规范的利己行为可能会摧毁市场。为了维持稳定，人们需要世俗国家比个人更富有、更强大。据此，马基维利概略描述了一个至今仍适用的经济论点：他认为强大的国家必须监管权贵阶级与平民阶级之间的平衡，藉此保证政治与经济的稳定性，避免寡头政治与暴政。这或许是他带来的教训中最伟大的一个，未来许多世代的市场建立者都将会从中受益，这些建立者希望能缩限拥有大量土地的寡头群体，以发展出自由的商业社会。

1. Raymond de Roover, “The Story of the Alberti Company of Florence, 1302–1348, as Revealed in Its Account Books,”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32, no. 1 (1958): 14–59, at 46; Marcia L. Colish, “Cicero’s De officiis and Machiavelli’s Prince ,”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 9, no. 4 (1978): 80–93, at 82; N. E. Nelson, “Cicero’s De officiis in Christian Thought, 300–1300,” in Essays and Studies in English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ublications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vol. 10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33), 59–160; Albert O. Hirschman, 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 Political Arguments for Capitalism Before Its Triumph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10. 

2. William M. Bowsky, The Finance of the Commune of Siena, 1287–1355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0), 1, 209. 

3. Nicolai Rubenstein, “Political Ideas in Sienese Art: The Frescoes by Ambrogio Lorenzetti and Taddeo di Bartolo in the Palazzo Pubblico,” 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21, no. 3/4 (1958): 179–207; Quentin Skinner, “Ambrogio Lorenzetti’s Buon Governo Frescoes: Two Old Questions, Two New Answers,” 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62, no. 1 (1999): 1–28, at 6. 

4. Arpad Steiner, “Petrarch’s Optimus Princeps ,” Romanic Review 23 (1934): 99–111; Christian Bec, Les marchands écrivains: Affaires et humanismé à Florence, 1375–1434 (Paris: 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1967), 49–51; Francesco Petrarca, “How a Ruler Ought to Govern His State,” in The Earthly Republic: Italian Humanists on Government and Society , ed. Benjamin G. Kohl and Ronald G. Witt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78), 35–92, at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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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Raymond de Roover, “The Concept of the Just Price: Theory and Economic Polic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18, no. 4 (1958): 418–434, at 425; Cicero, De officiis , trans. Walter Miller,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13), bk. 1, sec. 13–14, paras. 43–45. 

7. Gertrude Randalph Bramlette Richards, Florentine Merchants in the Age of the Medici: Letters and Documents from the Selfridge Collection of Medici Manuscript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2), 5; Armando Sapori, La crisi delle compagnie mercantili dei Bardi dei Peruzzi (Florence: Olschki, 1926); Robert S. Lopez, The Commercial Revo lution of the Middle Ages, 950–13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27–36; Gino Luzzato, Breve storia economica dell’Italia medieval (Turin: Einaudi, 1982); Giovanni di Pagolo Morelli, Ricordi , ed. V. Branca (Florence: F. Le Monnier, 1956), 100–101; Matteo Palmieri, Dell’ Ottimo Cittadino: Massime tolte dal Trattato della Vita Civile (Venice: Dalla Tipografia di Alvisopoli, 1829), 20, 66, 167–168. 

8. Benedetto Cotrugli, The Book of the Art of Trade , ed. Carlo Carraro and Giovanni Favero, trans. John Francis Phillimore (Cham, Switzerland: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9. Cotrugli, Book of the Art of Trade , 4. 

10. Cotrugli, Book of the Art of Trade , 112–115. 

11. Cotrugli, Book of the Art of Trade , 25, 30,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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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Felix Gilbert, Machiavelli and Guicciardini: Politics and History in Sixteenth-Century Flore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 160–161. 

14. Hirschman, 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 , 33; Niccolò Machiavelli, The Prince , ed. and trans. William J. Connell (Boston: Bedford/St. Martin’s, 2005), 61–62; Colish, “Cicero’s De officiis and Machiavelli’s Prince ,” 92. 

15. Jacob Soll, Publishing The Prince: History, Reading, and the Birth of Political Criticism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5), 23; Niccolò Machiavelli, The Discourses , ed. Bernard Crick, trans. Leslie J. Walker, rev. Brian Richardson (London: Penguin, 1970), 37–39, 201. 

16. Machiavelli, The Discourses , 39; John McCormick, Machiavellian Democ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55, 201; Gilbert, Machiavelli and Guicciardini, 184–185; Machiavelli, The Prince , 61–62. 

17. Machiavelli, The Prince , 55; Jérémie Bartas, L’argent n’est pas le nerf de la guerre: Essai sur une prétendue erreur de Machiavel (Rome: 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 2011), 32–36; McCormick, Machiavellian Democracy , 87; Machiavelli, The Discourses , 201–203. 

18. McCormick, Machiavellian Democracy , 26; Charles Tilly, “Reflection o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State-Making,” in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 ed. Charles Till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3–83, at 52–56; Margaret Levy, Of Rule and Revenu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202; Niccolò Machiavelli, Florentine Histories , trans. Laura F. Banfield and Harvey K. Mansfield J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121–123. 

19. Machiavelli, Florentine Histories , 159. 

第五章 以国家为手段的英格兰自由贸易

贸易欣欣向荣时，国王的收入会增加，土地和租金会上涨，航海技术会发展，穷人会受到雇用。但如果贸易衰败，这一切也会随之衰退。 ──爱德华．米塞尔顿（Edward Misselden），《自由贸易，又名，使贸易蓬勃发展的方法》（Free Trade, or, the Means to Make Trade Flourish ），一六二二年

十六世纪之初，欧洲出现了剧烈的变化。一五一七年，也就是马基维利写下《利瓦伊论》的那一年，日耳曼的新教创始人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将他执笔的《九十五条论纲》（Ninety-five Theses ）钉在威登堡大教堂（Wittenberg Cathedral）的门上，启动了未来将导致基督教分裂的第一步。首批新教徒如同马基维利一样，对于人类本性无比悲观，他们认为人类是堕落的，会按照自身的兽性行事。但是，他们也如同马基维利一样相信个人选择与利己有其力量。只要做出适当的个人选择，人类就能形塑自己的命运。1
在同一时期，西班牙探险家胡安．庞塞．莱昂（Juan Ponce de Léon）发现了佛罗里达，并进一步探索该地。欧洲人感到美洲的自然资源远比他们所能想象的更加富饶。哲学家开始把科学与探索视为获得这些资源财富的关键。而崭新的世界探索任务也为人们带来了新的体认：国家必须扮演主导角色，资助与保护探险家进行长途海上交易，并与其他帝国交涉，这些探索对于个人与公司来说太过昂贵也太过复杂了，他们无法靠自己做到。十六与十七世纪的经济思想家一再强调，财富生产需要国家投资与个人冒险精神彼此结合。
当时欧洲站在科学革命的临界点，这场革命将会迎来对各种自然法则的发现，从行星运动到血液循环皆尽有之，因此，我们也无需意外十六世纪的经济思想见证了全新的自然市场机制运作理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利伯维尔场的相关概念了，诸如货币数量理论、报酬递减法则、“进入壁垒”的概念、通货膨胀、劳动生产力和企业家精神──当时的先驱经济思想家认为，这些概念全都得依赖某种形式的国家干涉。

到了一五三○年代，欧洲遍地都是来自日耳曼与波希米亚矿坑的黄金，还有些黄金来自葡萄牙与西班牙帝国。西班牙船队从新世界带回了堆积如山的贵金属，这些贵金属从塞维利亚（Seville）的瓜达几维海岸（Guadalquivir）与安特卫普（Antwerp）的法兰德斯港口（Flemish port）等地上岸。尽管更多的黄金能带来财富，但这些黄金同时也导致了通货膨胀，甚至货币短缺，破坏了从波希米亚到马德里、巴黎与伦敦的经济稳定性。2
突如其来的不稳定状态使得哲学家开始研究货币，以及是什么为货币赋予了价值。他们开始意识到市场力量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正如早期的经院哲学家认为个人行为会创造出定价与价值的市场机制，晚期的经院哲学家──尤其是西班牙的经院哲学家认为，王室法令与国家其实无法完全控制货币的价值。一个新的法律思想流派出现在西班牙的萨拉曼卡大学（University of Salamanca）与葡萄牙的埃武拉大学（University of Evora），他们把焦点放在理解市场机制上。一五五○年代，西班牙巴斯克（Basque）的神学家马丁．阿兹匹区塔（Martín de Azpilcueta）提出了一种货币数量理论，指出货币的价值同时来自流通的货币多寡（铸币数量上升会抑制货币价值，而这种通膨又会反过来导致货币短缺）以及人们对货币能买到什么的认知。3

“市场力量订定货币价值”的观点使得人们对于借贷有了新看法。过去长久以来，基督教思想家与经院思想家都认为金钱是邪恶的。这些思想家的其中一个主张是，根据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Politics ）中的论点，金钱是“不结果实的”，在没有货品交易的状况下无法制造财富。因此，金钱不应该“繁殖”，赚取利息是一件不自然的事，甚至可以算是窃盗。在另一个主张中，货币是从虚无（nothingness）中制造出来的，而虚无就是邪恶的。金钱本身没有任何效用，只有实体事物才有价值，金钱只是反映了那些事物的价值。由于金钱是虚无，所以赚取利息──创造财富──是一种黑魔法。此外这些思想家也把高利贷连结到犹太人身上，而犹太人在基督教观点中本是邪恶的。然而，假使决定货币价值的是数量与效用，那就代表了赚取利息并不是邪恶或盗窃，而只是市场机制的关键元素之一罢了。新教的经济思想家在这样的观点之下，很快就往前迈进一大步，终止了过去对高利贷的禁令。

支持卡尔文主义的日耳曼新教改革者马丁．布塞珥（Martin Bucer）以最强烈的力道为有息放贷辩护，他挑战的不只是天主教对于高利贷的禁令，也挑战了“货币的本质是不结果实的”背后的基础概念。4 当时有愈来愈多神学家认为，只要以纯粹的基督教脉络行事，那经商就是正向的事，布塞珥也是其中之一，他帮助当时的人们解除对于货币的偏见（不过他并没有帮助人们解除对于犹太人的偏见，而希望能将犹太人逐出公民生活与商业生活）。布塞珥在一五四七年因为宗教冲突而向英格兰新教寻求庇护，国王亨利八世在宫廷里接见了他。一五四九年，他成为剑桥大学的钦定教授，写下了《论基督的王国》（On the Kingdom of Christ ），在其中勾勒出他的愿景，他认为若借贷双方都同意一个并非“滥用”的利率，那么借贷就是对经济有益的行为。布塞珥引用了西塞罗和圣安博的话来正当化基督教社群中的商品获利，指这些利润可以“用来为上帝的子民购买和平”。他专注于透过商业支持公民生活，这代表了基督教思想正逐渐向世俗世界靠拢。“金钱同样是上帝的恩赐，上帝要我们以正确的方式使用金钱。”他在《论高利贷》（Treatise on Usury ）中如此写道。如果金钱能帮助基督徒好好生活，还能支持西塞罗过去提出的公民稳定性的“首要之善”观点，那么金钱也就未必是“不结果实的”。5

卡尔文派的新教主义在法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法国是当时西欧人口最多的国家，也可能是最富有的国家。然而，从一五六二年开始的法国宗教战争（French Wars of Religion）延续了超过三十五年，天主教极端分子攻击了新教教徒，甚至也攻击了天主教的温和派，使法国面临攸关存亡的威胁。城市与富有的工业产业纷纷解体。有些法国思想家希望能找到一个理论来停止宗教冲突并重建社会，于是他们全心接纳了马基维利的观点，认为若想要稳定国家与社会并创造有利的市场条件，马基维利的理论至关重要。

其中一位思想家是法国法学家、历史学家暨自然哲学家尚．布丹（Jean Bodin）。他在宗教战争最高峰期间写下许多政治理论，为专制君主制辩护，他认为这种制度不仅能维持政治和平，还能发展法国经济。他的理论是他对圣巴托罗缪大屠杀（Saint Bartholomew’s Day Massacre，一五七二年）做出的反馈，在这场大屠杀中，天主教狂热分子于巴黎杀害了数百名新教的高阶贵族，且在法国各地共杀害了数千人。这场史无前例的暴力事件对法国造成重挫，那些暴徒摧毁了各个城市与商业财富，使法国一夕之间变得动荡不安。布丹对于宗教派系斗争与内乱所做出的响应就是“专制主义”。布丹认为，如果经济是透过自然程序运作的，那么国家就必须稳定社会并重建市场。布丹采用了马基维利的观点来为国家的稳定性与权力辩护，但他的主张中更加明确地指出，国家能促进财富，并使市场得以自然系统的状态运作。别忘了，布丹和马基维利的地位截然不同──布丹是一名在各国都受人尊敬的学者、律师暨国王顾问，因此能够直言不讳地表达意见。

布丹在《国家六论》（Six Books of the Republic ，一五七六年）中解释道，在面对消耗着政治实体的“热情”时，专制君主制是唯一的答案。虽然布丹不同意马基维利为不道德行为提出的辩护，但他认为马基维利优先关注政治稳定性是正确的。仇恨与狂热的宗教信仰会打破政治实体的和谐，摧毁商业与财富。布丹和过去的无数市场理论家一样，也向西塞罗借鉴，他指出，有权制定法律且有道德的君主会实行斯多噶式的“节制”，把自然平衡带回经济中。6

布丹承袭了马基维利的准则，认为国家若想要稳定，就必须变得富有。他也同样认为极端富有的寡头阶级会威胁到市场机制的稳定性。“少数人过度富裕”和“多数人极度贫困”必定会导致内乱。唯有强大的国家能控制极端财富与贫困所带来的“瘟疫”。但布丹和西塞罗一样，认为试图创造“平等”是另一个危险的海市蜃楼。他认为经济需要成长，而健康的国家能带来信心与信任，创造出理想的市场条件──也就是公平的税率与削减债务。按照罗马的模式，国家还应该要透过扩张殖民地来增加资金。对布丹来说，优秀的政府也就代表了优秀的公共财政管理。他认为国家应该要透过“计算人口”了解公共净资产值，以便评估人民的劳动生产力和可能的城市工业所具有的价值。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种早期形式的经济人口统计学对于了解市场来说非常关键。7

我们可以在布丹的身上看到十六世纪经济思想的复杂性：他在稳定经济与确保市场条件方面为国家所扮演的角色做了辩护，但他同时也是那个时代首屈一指的货币理论学家，对市场机制进行了突破性的观察分析。一五六八年，布丹在职涯早期写下《响应马列斯妥先生》（Response to the Paradoxes of Monsieur de Malestroit ）作为对欧洲通膨问题的响应，并用此作品为货币数量理论进行强而有力的辩护，指出钱币的流通数量会影响货币价值。8

皇家顾问暨会计师马列斯妥（Malestroit）在一五六六年写道，货币的价值存在于货币本身，而通膨危机的基础其实是贬值、钱币纯度与钱币剪边（coin clipping，指的就是字面意义上的剪裁金币与银币的边缘）。马列斯妥认为，价格在三百年来都没有改变，而通货膨胀源自钱币本身的质量。布丹很清楚，钱币的固有价值是有限的，钱币具有的价值有更大一部分其实来自市场的力量。身为历史学家，他曾研究过钱币价值在过去一段时间内的文献数据。他知道来自日耳曼矿产、西班牙矿产与新世界的黄金与白银涌入后，导致了稀有金属过剩。真正带来通膨的是钱币的数量，而不是钱币的质量。改变货币的官方价值与打击硬币剪边是无法阻止通膨的。如果黄金与白银数量的增加会削弱货币价值，而国家又无法控制金属的流入，那么国家就必须要进行干预才能帮助经济成长。想要对抗通膨、增加流通的货币数量与稳定货币价值的唯一途径，就是创造更多贸易。9

布丹的《响应马列斯妥先生》是率先以数据为基础，对货币与市场功能进行实际研究的著作之一。他追随经院哲学的脚步，认为数量是决定价值与价格的因果力量。举例来说，流通的钱币数量愈多，钱币的价值就会愈低。同样的道理也适用在谷物上。（布丹更提供了具有充分历史依据的论述，解释人们为何可能在拥有更多黄金的同时，却矛盾地变得更贫困。）他观察到，价格的历史波动和行星运动很相似；他引用了波兰天文学家尼古拉．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对行星运动提出的因果理论，藉此解释为何货币数量增加会使价格下降。质量与速度是行星运动的自然力量，控制了行星如何绕着太阳转。哥白尼认为，行星与货币都遵循相同的定律，而布丹也赞同这个强而有力的模拟。10

布丹利用西塞罗死于马克．安东尼之手的著名例子来指出，在人类之间发生的事情就像大自然一样，并非总是和谐的。国家有责任要确保这些冲突不会恶化成大规模的动乱，就像罗马共和国的解体，或者他所处时代的宗教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货币崩溃风险。布丹确信，只要有上帝的旨意与人类的斯多噶式审慎态度，当代的天主教君主就能赢得与极端主义派的争斗，为法国带回平衡、和平与繁荣。11

马基维利、经院哲学家与布丹启发了乔凡尼．博泰罗（Giovanni Botero）对于经济与政治的思想，他是一名耶稣会神职人员、哲学家暨外交官。博泰罗最重要的构想之一，是为城市培育出工业并刺激市场。有别于农业，这些构想把核心放在探索、创新与制造，再加上透过大量累积资产，来开启一个持续创造出财富的动态过程。这意谓着各国必须把焦点放在管理和投资城市上。博泰罗赞同马基维利的观点，认为国家应该要为自身的存续与繁荣做出艰难的决定，博泰罗是第一个将此概念称作“国家理性”（reason of state，或国家利益）的人。经济史学家将这个后来在法文中写作“raison d’état”的概念与现代的重商主义概念连结在一起，根据此概念，君主或领导人必须在能力所及内尽自己的一切努力去增强国家经济，无论是囤积黄金还是补贴工商业。不过，博泰罗并不认为单靠国家就可以管控经济；国家必须和商人合作，才能创造出使生产最大化的恰当环境条件。12

尽管博泰罗进一步推展了西塞罗的主张──即应该为了维护公民利益而把所有精力集中在稳定国家，但他同时也远离了西塞罗的农业理想，也远离了当代贵族仍旧认为贸易与工业并不光彩的看法。博泰罗认为人类工业具有无限可能性，以此取代了农业和矿业能带来无限财富的观念。他描述着欧洲各地的城市如何把焦点从农业转移到城市财富，并因此变得富裕；这些城市里坐落着大学、法院和地方工业，这些机构全都能培养技能，进而创造出更多工业。13

博泰罗指出，实现这种可能性的关键核心其实在于人类的狡猾特质，以及使用权宜之计（expedient devices）来创造财富的手段。他所谓的诡计（artifice）指的有可能是在政治中利用马基维利式的情感伪装。不过，他指的也可能是字面意义上的“技巧纯熟的灵活双手”，也就是工匠的双手，以及工匠为了生产与增加社会财富而努力创造出来的、族繁不及备载的创新“工具”（device）与“巧妙方法”（artifice）。博泰罗曾亲眼见过工匠的“勤奋”所带来的收益，是如何“远远超过”“大自然”、农业甚或是矿业能带来的财富。在他看来，由于大自然的效率很差，所以推动财富的力量有限。他指出，威尼斯与荷兰共和国的强大经济中心就是以城市为核心的范例，这些城市透过创造性获得了无可比拟的财富。他写道，一座城市愈是远离农业的原物料端，而透过制造业与全球贸易为原物料增加经济价值，这座城市就愈能以有效率的方式持续扩展其创造财富的能力。14

拿坡里哲学家安东尼奥．塞拉（Antonio Serra）也利用市场分析来支持工业胜过农业的观点。他在一六一三年的著作《国家贫富短论》（Short Treatise on 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中详细阐述了农业产品是如何导致收益递减，而收益递减会导致生产成本提高，充其量也只能带来有限的盈余。农业根本无法为大规模投资创造出足够的财富。唯有制造才能“利用产品的倍增来使收入倍增”，并产出不会迅速贬值的耐久货品。塞拉解释道，随着生产量增加，成本将会下降，这使得工业有机会同时提高薪水并压低价格。这就是能够使收益增加的机制。因此具竞争性的工业市场具有很大的潜力，至少在塞拉描述的这种收益增加导致了后来所谓的“进入壁垒”之前都是如此──进入壁垒是一种创造出寡头与垄断的机制。15

塞拉和多数意大利城市居民一样，认为若要让上述制造业策略成功运作，国家就必须透过法规与标准来支持工业。也因为如此，现代经济学家将塞拉视为“重商主义者”，而非利伯维尔场思想家。但塞拉自己绝不会这么认为。他是那个时代对市场机制最有意识的人，也对贬值、边际成本与商业投资的资本建立等等的运作方式有着深刻的理解，他只不过试图解释自己眼前的现象：在意大利北部，诸如威尼斯、热那亚和米兰等稳定的商业国家，都协助制造业与贸易获得远大于农业的生产力。

意大利是十六世纪的商业发展中心之一。当时英格兰也正透过国家干预与利伯维尔场政策之间的平衡再次逐渐崛起。反观法国的内战削弱了稀疏分布在广阔农业封建领地中的大型贸易城市，但英格兰则有愈来愈多城镇变成制造业与贸易的中心。举例来说，在一五五○年至一五七○年之间，南安普敦（Southampton）的商店数量就变成了两倍。到了一五七○年代，南安普敦已经有三百间商店，提供一千多种产品，包括一百多种布料、一千多种鱼钩，以及彷佛源源不绝供应的铁矿和煤矿。在十六世纪后半，英格兰的人口成长了将近百分之三十，各城市的人口密度随之增加，甚至向外扩张到没多久之前还只是乡村的区域。16

随着英格兰的经济发展，对市场成长不可或缺的合法商业合约和信贷也在全国各地兴起。对金钱的需求增加导致货币开始短缺，这时人们转而求助于信贷，于是英格兰社会各个角落的债务都增加了。随处可见的举债现象并不能代表经济美德正逐渐低落，反而是市场发展的象征。很快地，贷款、债券与合约所组成的庞大网络发挥了作用而创造出流动性，刺激商业进一步成长。在一五六○年至一六四○年间，以信贷为基础的经济活动不断成长，贷款次数增加，人们也养成找证人来见证合约签署的新常规。经济信任感持续增长，就连平凡的英格兰商人也可能会吹嘘自己能在短时间内获得一笔巨额贷款。由于合约增加，英格兰人的算数能力也在增强，一般的会计知识逐渐普及，人们愈来愈信任投资体制。尼古拉斯．葛瑞默德（Nicholas Grimalde）在一五五八年翻译出版了西塞罗的《论责任》，这个广受欢迎的译本使用了许多当时流行的词汇：“忠诚是正义的基础：它体现在文字（worde）、契约（covenaunt）、真相（trouth）与坚定不移（stedfastnesse）之中。”17

伴随着贸易、信任与贷款的蓬勃发展而出现的，是一波重要的英格兰经济著作。由英格兰议员、剑桥学者暨先驱市场思想家汤姆士．史密斯爵士（Thomas Smith）撰写的《论英格兰共同体》（A Discourse on the Common Weal of This Realm of England ，约一五四九年）指出，政府必须给予农业市场自由，同时严密管控工业以推动城市制造业。史密斯主张，议会干预人们在过去的公有农业土地上进行圈地，这样的行为削减了作物产量，并回过头来削减了城市的财富。史密斯不但赞成建立一个工业供需的国际市场体制，他也对于国家要如何帮助具企业家精神的工匠有一套看法。虽然他相信富裕的市场本身就具有自我扩张的力量，但他也引用西塞罗的话，主张国家必须利用“奖励”（rewardes）来帮助、甚至“强迫”城市工业发展，并利用“痛苦”（paine）来进行监管。史密斯认为，虽然农业需要的是自由，但工业需要的是国家的监督，也需要国家协助往国际市场发展。扩张的工业为整个国家创造出一道财富之流，藉此，“城镇与都市将会重新充满各种工匠；不只是如今我们视为日常的布匠，还有帽匠、手套匠、造纸匠、玻璃匠、指标工、金匠、铁匠与各种金属的锻造工、床罩制造商、针匠和针头匠。”所有这些交易和行业彼此扶持，创造出能带来经济成长的市场体制。18

英格兰政府支持的不只是国内工业，他们也支持英格兰市场往殖民世界扩张。一五七九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资助了弗朗西斯．德瑞克（Francis Drake）环绕世界航行的计划。她也特别准许华特．雷利（Walter Raleigh）带领探险队在一五九五年前往奥利诺科河（Orinoco River），这条河位于如今的委内瑞拉，此前克里斯多福．哥伦布也是在委内瑞拉找到了他心目中通往天堂的道路。比哥伦布晚一百多年出生的雷利，在一本名为《发现广阔、富裕又美丽的圭亚那帝国，以及伟大的黄金之城马诺亚，西班牙人称之为黄金国》（The Discovery of the Large, Rich, and Beautiful Empire of Guiana, with a Relation of the Great and Golden City of Manoa Which the Spaniards Call El Dorado ，一五九六年）的书中描述了他的旅行，并声称自己找到了无尽的财富，找到了“黄金之母”。19

虽然许多英格兰人都认为国家必须参与商业帝国的打造，但他们同时也在试着了解他们眼中推动市场持续生产的自然法则。盎格鲁─法兰商人暨德斯贸易商杰拉德．马林斯（Gerard de Malynes）在他的著作《商人法》（Lex Mercatoria ，一六二二年）中，以极为精深的观点看待规章制度与自由在商业建立中扮演的角色。他援引了《圣经》、斯巴达、克里特、迦太基和西塞罗的法律，也引用了尚．布丹的研究，坚称国家必须带有策略地支持贸易。20

马林斯和布丹一样，抱持着一种同等依赖国家干预与利伯维尔场机制之自我调节的经济理论，使现代利伯维尔场／重商主义二分法的概念为之混淆。依照自然法则，如果自然元素以特定方式运作，或依照某些固定原则移动，那么人类的行为与贸易也应该要反映出这些原则。但是这种“反映”并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这种“反映”需要人类监督与维持体制不偏离路线。马林斯把贸易描述成一种炼金的流程，汲取自那些相信科学可以把普通的石头与元素转化成黄金与长生不老药的人。在某种程度上，人们正是因为炼金术这个原始科学才会相信金钱可以创造出金钱。炼金术也使马林斯与其他思想家相信，黄金和财富的创造是大自然运作程序的一部分，人类不但可以透过哲学家了解这种程序，还可以透过科学家运用这种程序。21

马林斯同意布丹在货币数量理论中提出的部分要素，不过他看得更远。在他眼中，有大量的自然因素与人类因素──诸如时间的流逝、贬值、数量，以及王室在铸造和监管优质钱币方面的权威──都会影响货币的价值。马林斯在《自由贸易主张》（The Maintenance of Free Trade ，一六二二年）中警告道，如果国家因为贸易不平衡而失去太多钱币，就会使工业受到损害。如果英格兰人购买了太多荷兰布料，英格兰黄金就会流入荷兰，导致英格兰人没有足够的钱币能进行贸易。马林斯是一名金银本位主义者，他认为一个国家拥有的钱币与贵金属数量就等于这个国家的财富，并且主张这样的观点是工业发展与自由贸易的基础。马林斯在谈的是当时的时事。那时的英格兰缺少货币，因此商人没有足够的硬币能交易或缴税。他认为这种货币短缺破坏了原本可以扩张英格兰布料工业的投资。22

与此同时，马林斯也觉得政府必须保护羊毛商人不受外国竞争的伤害。唯有透过关税，才能确保“英格兰商人”获得公平的价格，并因此支持与外国的“自由贸易”。从现代利伯维尔场思想的角度来看，这样的观点似乎很矛盾，事实上此观点只是在对抗英格兰的硬币短缺现象。十七世纪早期的英格兰经济思想家已经不是经济原始人了，并非不理解放任主义式的财富创造机制；事实上，他们试图让贵金属回流至国内，藉此恢复贸易与工业发展。马林斯和其他商人认为国家是唯一有能力达成这项艰难任务的一方；由此可知，国家是保持经济自由与稳定的必要保证人。关税会带回足够的资金，使国内商业能够成长，如此一来英格兰就能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不受限制，并取得有利的位置。23

马林斯并不是唯一一个这么认为的人。多数英格兰经济中的领导人都赞同这个观点：国家可以在创造自由贸易条件的方面发挥作用。在这些人之中，最具有影响力的是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的董事托玛斯．孟恩（Thomas Mun）和商人爱德华．米塞尔顿。对于孟恩与米塞尔顿来说，国家执行保护主义会推动贸易自由的这个概念没有任何矛盾之处。因此，虽然经济史学家一直以来都因为他们两人坚持要王室透过关税来保护英格兰船运与制造业，而认为他们是重商主义的理论家，但我们也必须把他们视为利伯维尔场思想的先驱。

对孟恩来说，通往自由贸易的最可靠途径，就是允许市场设立价格，同时由政府来保护与扶植英格兰工业的成长。孟恩是一六二○年代的东印度公司董事，当时经济萧条，他采用了混合自由策略与保护主义的营运方式，藉此帮助王室扭转贸易的不平衡。社会大众抨击他用珍贵的白银来换取奢侈的货品，他则为自己治理公司的方式辩解，指出这种贸易会使英格兰变得更富饶。唯有“购买与付款的行动”所推动的“规律商品流动”才能增加英格兰货币的价值，这也就代表了较少的货币能买到更多货品，从而阻止货币从英格兰外流到其他国家。虽然孟恩认为自由贸易有助于控制货币危机，但他觉得这样是不够的。他认为若想加强英格兰的自由贸易能力，社会需要同时采用市场的解决方案与国家的干预。他支持国家针对那些会和国内工业竞争的一系列进口商品征收关税，并坚持能够运送英格兰货物的只有英格兰船舰，例如他们公司的船。如今看来，这样的观点似乎不太像是自由贸易，但对于孟恩和其他商业领导人来说，他们需要在面对荷兰人时创造出优势条件，才能享有贸易自由，因为荷兰人在交易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24

爱德华．米塞尔顿在他的著作《自由贸易，又名，使贸易蓬勃发展的方法》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反对垄断，认为贸易是一种能够自然而然地永续成长的买卖体制。他认为市场订定的货币价格与货币能购买的“货品”（wares）有关。然而米塞尔顿的自由贸易思想和孟恩一样，受到艰难的国际市场情势以及英格兰还没有经济主导权的事实之影响，而显得有些模棱两可。他认为英格兰工业是脆弱而必须受保护的。在认为垄断是不健康的同时，他依然认为国家应该监管贸易，他写道：“在缺乏秩序 与政府 的状况下交易的人，就像船上一意孤行的乘客 一样，不断在自己的船底打洞 。”若没有政府的监督，“缺乏技巧和纪律的人”将会摧毁贸易、破坏信任与价值，而那些伪造的产品和卷标错误的商品更是如此。25

一六二○年代至一六三○年代，天主教与新教两方势力的宗教战争对法国与日耳曼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使得国际贸易权力转移到英格兰手中，但很快的，英格兰自身的内战（一六四二年至一六五一年）也威胁到了国内工业，这场内战使得斯图亚特王朝（Stuart）的国王查理一世与清教徒议会暨军队领导人奥利佛．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陷入对立。英格兰的奢侈品贸易逐渐萧条，国际航运也遭到封锁，使得英格兰在面对荷兰共和国时失去了他们过去努力取得的贸易优势。一六五一年，清教徒成功掌权，英格兰议会通过了《航海法》（Navigation Act ），英格兰商人一直以来都在推动市场保护以对抗国际竞争，以及推动建立能对抗荷兰商业巨头的法律阵线，这些长期努力终于在此刻迎来了极盛期。26

《航海法》除了保护国家工业外，也限制了只有英格兰的船只能进入国内。此法律使英格兰与荷兰的竞争进入白热化。英格兰内战才刚结束，第一次英荷战争就在一六五二年展开，但这场为期两年的战争并没有为英格兰带来决定性的胜利。虽然英格兰在一六五三年的席凡宁根战役（Battle of Scheveningen）成为胜利者，却没能击败荷兰船队，也无法封锁英格兰海岸。荷兰继续维持着优势商业国家的地位，于是英格兰政府的决策者采纳了孟恩和米塞尔顿的建议，打造了关税体制以扶植国家工业。他们也请求国家协助他们挑战荷兰在印度、非洲直至北美洲的全球贸易优势地位，尤其是奴隶贸易这一部分。

在商人对政府的强大影响力之下，透过商业资本的扩张与政府法规二者间的配合，英格兰的商业就此扶摇直上。这份国家与商业间的伙伴关系运作良好，到了十七世纪中，英格兰已经成为了先进的商业国家，在国内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商人阶级与国家携手完善关税法。这些商人在国家的帮助下，打造了十七世纪的英国强大经济。对他们来说，自由贸易代表的就是限制外来竞争，并在抢夺优势与无限财富的战争中保护他们刚开始发展的产业，这一切在他们眼中并不矛盾。英格兰开始步入缓慢但稳定的崛起，往全球首屈一指的商业国家迈进。但首先，英格兰必须在与荷兰和法国的竞争中取得胜利。27

1. Quentin Skinner, 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 2 vo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2:5, 284. 

2. Harry A. Miskimin, The Economy of Later Renaissance Europe, 1460–16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36. 

3. Skinner,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 2:139; Francisco de Vitoria, Political Writings , ed. Anthony Pagden and Jeremy Lawr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xv–xix; Martín de Azpilcueta, Commentary on the Resolution of Money (1556) , in Sourcebook in Late-Scholastic Monetary Theory: The Contributions of Martín de Azpilcueta, Luis de Molina, S. J. , and Juan de Mariana, S. J. , ed. Stephen J. Grabill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07), 1–107, at 79; Martín de Azpilcueta, On Exchange , trans. Jeannine Emery (Grand Rapids, MI: Acton Institute, 2014), 127. 另见 Alejandro Chafuen, Faith and Liberty: The Economic Thought of the Late Scholastics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03), 54; Marjorie Grice-Hutchinson, The School of Salamanca: Readings in Spanish Monetary Theory, 1544–1605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2), 48. 

4. Raymond de Roover, Money, Banking and Credit in Medieval Bruges (Cambridge, MA: Medieval Academy of America, 1948), 17; Mark Koyama, “Evading the ‘Taint of Usury’: The Usury Prohibition as a Barrier to Entry,”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47, no. 4 (2010): 420–442, at 428. 

5. Martin Bucer, De Regno Christi , in Melancthon and Bucer , ed. Wilhelm Pauk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 1969), 155–394, at 304; Steven Rowan, “Luther, Bucer, Eck on the Jews,”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 16, no. 1 (1985): 79–90, at 85; Bucer, Regno Christi , 302; Constantin Hopf, Martin Bucer and the English Reformation (London: Blackwell, 1946), 124–125; Martin Greschat, Martin Bucer: A Reformer and His Times , trans. Stephen E. Buckwalter (Louisville, KY: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2004), 236–237. 

6. Jacob Soll, “Healing the Body Politic: French Royal Doctors, History and the Birth of a Nation, 1560–1634,” Renaissance Quarterly 55, no. 4 (2002): 1259–1286. 

7. Jean Bodin, Les six livres de la République , ed. Gérard Mairet (Paris: Livre de Poche, 1993), 428–429, 431, 485, 487, 500. 

8. Louis Baeck, “Spanish Economic Thought: The School of Salamanca and the Arbitristas,”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20, no. 3 (1988): 394. 

9. Henri Hauser, ed. , La vie chère au XVIe siècle: La Réponse de Jean Bodin à M. de Malestroit 1568 (Paris: Armand Colin, 1932), xxxii; J. H. Elliott, “Self-Perception and Decline in Early Seventeenth-Century Spain,” Past and Present 74 (1977): 49–50. 

10. Hauser, La vie chère , lviii. 

11. Hauser, La vie chère , 499–500. 

12. David Sainsbury, Windows of Opportunity: How Nations Create Wealth (London: Profile Books, 2020), 11. 

13. Giovanni Botero, The Reason of Sta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4; Giovanni Botero, On the Causes of the Greatness and Magnificence of Cities , ed. and trans. Geoffrey Symcox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12), xxxiii, 39–45. 

14. Botero, On the Causes of the Greatness and Magnificence of Cities , 43–44; Sophus A. Reinert, Translating Empire: Emul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Econom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117; Erik S. Reinert, “Giovanni Botero (1588) and Antonio Serra (1613): Italy and the Birth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dustrial Policy , ed. Arkebe Oqubay, Christopher Cramer, Ha-Joon Chang, and Richard Kozul-Wrigh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3–41. 

15. Antonio Serra, A Short Treatise on 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1613) , ed. Sophus A. Reinert, trans. Jonathan Hunt (New York: Anthem, 2011), 121; Jamie Trace, Giovanni Botero and English Political Thought (doctoral thesis,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2018). 

16. Craig Muldrew, The Economy of Obligation (New York: Palgrave, 1998), 53. 

17. Muldrew, Economy of Obligation , 97, 109, 138, 151; Nicolas Grimalde, Marcus Tullius Ciceroes Thre Bokes of Duties, to Marcus His Sonne, Turned Oute of Latine into English , ed. Gerald O’Gorman (Washington, DC: Folger Books, 1990), 207. 

18. Joyce Oldham Appleby, Economic Thought and Ideology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34. 另见 Elizabeth Lamond, ed. , A Discourse of the Common Weal of This Realm of England. First Printed in 1581 and Commonly Attributed to W. 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9), 15, 59, 93; Mary Dewar, “The Authorship of the ‘Discourse of the Commonweal,’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9, no. 2 (1966): 388–400. 

19. Sir Walter Raleigh, The Discovery of the Large, Rich, and Beautiful Empire of Guiana, with a Relation of the Great and Golden City of Manoa Which the Spaniards Call El Dorado , ed. Robert H. Schomburgk (New York: Burt Franklin, 1848), lxxix. 

20. Gerard de Malynes, Lex Mercatoria (Memphis: General Books, 2012), 5. 

21. Malynes, Lex Mercatoria , 27; William Eamon, Science and the Secrets of Nature: Books and Secrets i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Cultur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Claire Lesage, “La Littérature des secrets et I Secreti d’Isabella Cortese,” Chroniques italiennes 36 (1993): 145–178; Carl Wennerlind, Casualties of Credit: The English Financial Revolution, 1620–172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48. 

22. Wennerlind, Casualties of Credit , 79, 114, 211; Gerard de Malynes, The Maintenance of Free Trade (New York: Augustus Kelley, 1971), 47. 

23. Malynes, Maintenance of Free Trade , 83, 105. 

24. Appleby, Economic Thought and Ideology , 37; Thomas Mun, The Complete Works: Economics and Trade , ed. Gavin John Adams (San Bernardino, CA: Newton Page, 2013), 145. 

25. Edward Misselden, Free Trade, or, The Meanes to Make Trade Florish (London: John Legatt, 1622), 20, 80, 84. 

26. Lawrence A. Harper, The English Navigation Laws: A Seventeenth-Century Experiment in Social Engineering (New York: Octagon Books, 1960), 40. 

27. Charles Henry Wilson, England’s Apprenticeship, 1603–1763 (London: Longmans, 1965), 65; Jean-Baptiste Colbert, “Mémoire touchant le commerce avec l’Angleterre, 1651,” in Lettres, instructions, et mémoires de Colbert , ed. Pierre Clément, 10 vols. (Paris: Imprimerie Impériale, 1861–1873), vol. 2, pt. 2, pp. 405–409; Harper, English Navigation Laws , 16; Moritz Isenmann, “Égalité, réciprocité, souvraineté: The Role of Commercial Treaties in Colbert’s Economic Policy,” in The Politics of Commercial Treatie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Balance of Power, Balance of Trade , ed. Antonella Alimento and Koen Stapelbroek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77–104. 

第六章 荷兰共和国的自由与财富

上帝创造了人的αὐτεξούσιον，意即“自由与法权”，所以每个人的行为以及对自身财产的使用，都应该出于自己的意志，而不是出于他人的意志……因此，俗话说：“每个人在论及与自身财产相关的事物时，都是自己的统治者与仲裁者。” ──雨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论捕获法》（De Iure Praedae Commentarius ），一六○三年

一五七六年，荷兰人起事反抗世袭的西班牙统治者，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而后他的军队洗劫了伟大的贸易城市安特卫普。大约有一半的人口往北逃向之后将成为全球贸易中心的阿姆斯特丹。一五八一年，荷兰北部的七个省脱离了西属尼德兰，成立了荷兰共和国。荷兰共和国是一个由卡尔文派主导，采取地方分权制度的联省国家，其特别之处是相对宽容的宗教信仰与商人阶级为主的政府统治。这些商人成为了新共和国领导人，自然而然地以利伯维尔场与积极亲商的创新思维当作基础，推动这个国家往他们的愿景前进。

就算此时英格兰也有条不紊地建立起商业实力，荷兰仍继续主导着欧洲经济。后人所谓的荷兰黄金时代（Dutch Golden Age）培养出了许多关于经济学的复杂概念，其中以利伯维尔场的观点特别值得一提。无论从后见之明来看，这个利伯维尔场的概念有多超前，其实它就和英国与法国的经济思想一样，是以政府大量干涉经济作为前提。政治与帝国的经济现实并不总是完全符合荷兰共和国的思想家所拥护的自由理想。正如历史中的许多其他时期，荷兰的利伯维尔场理想也同样与更加复杂的国家干预现实并存。

荷兰的一位杰出人文学家西蒙．斯蒂文（Simon Stevin）在荷兰共和国成立时从布鲁日市（Bruges）搬到了莱顿市（Leiden）。他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商人家庭，在莱顿念大学时认识了纳绍伯爵，伯爵后来成为奥兰治亲王的“奥兰治的莫里斯”（Maurice of Orange, Count of Nassau）。身为沉默者威廉一世（William I the Silent）的儿子，莫里斯在一五八五年成为荷兰共和国的省总督，他选择了斯蒂文来担任他的首席顾问与导师。莫里斯担任省总督直到他在一六二五年逝世。在任职期间，他指定斯蒂文负责处理最重要的供水系统──运河、堤防、水坝和挡海的水闸，又让斯蒂文成为军队的军需官，并帮助他成立了莱顿的工学院。斯蒂文是个博学的人，他写了一本影响力深远的会计手册《亲王会计》（Accounting for Princes ，一六○四年），主张政府必须由熟悉商业之道的人来治理。1

斯蒂文解释了复式簿记对商业公司来说具有何种重要性，并强调在荷兰国内市场建立信任时，国家与市政的管理是必要的。他说，在一个健康的商业共和国中，所有成员都应该要具备金融素养。一旦每个人都能读懂资产负债表，他们就可以进行买卖、有自信地进行财务审计，并规范自己与他人。他向亲王保证，相较于亲王雇用的官僚和税务员，商人一定会成为更好的国库管理者，同样的道理，一名精通会计的君主也可以自己读懂国库账簿，而非只能一味听从财政官的话。2

斯蒂文和其他荷兰领导人都认为，在激发市场信心与吸引外国人进入荷兰共和国的过程中，容忍政策会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许多卡尔文教派的纺织品制造商在又称为八十年战争（Eighty Years’ War）的荷兰独立战争（Dutch War of Independence，一五六八年至一六四八年）期间，逃到了荷兰共和国北方的城市寻求庇护。到了一六○九年，阿姆斯特丹的卡尔文主义者和天主教徒数量已经持平了，另外也有许多犹太人与路德教徒。这些人全都有权可以投资与建立公司。容忍与信心，再加上金融素养、透明度和效率，这些因素迭加起来，推动着一个仍在不断成长的丰富市场文化。3

不出所料，荷兰市场开始扩张。荷兰利用大量的可燃泥炭以及无限量供应的水力和风力作为制造业的天然能源。一五九二年，荷兰开始为了砍伐木材等工业目的而建造了庞大的风车网络。风车是荷兰公共投资传统的产物，历史可以追溯到私人资助的中世纪公共工程。举例来说，单单一个风车就可以有多达七十名投资人持股。这代表的是公民投资人共同努力打造公共基础建设。这种私人与公共间形成伙伴关系的悠久传统，奠定了荷兰共和国的许多商业基础。4

到了十七世纪中叶，荷兰已经变成了全世界最复杂而成熟的经济体。荷兰农民很清楚经济成长不是基于农业，而是基于工业，所以他们把焦点放在为了制造业种植作物，开始进口小麦作为食物。他们发现纯粹从事农业耕作的生产力，比不上以更复杂的工业目标来耕作。他们种植多年生的茜草，这种植物的根部能制造出长期以来用于皮革与纺织品的红色染料。并且也发展出先进的烟草产业，在乡村地区种植作物，接着送到阿姆斯特丹加工与包装。5

透过强大的市政管理，国家在荷兰的经济发展方面扮演了关键角色，积极地签下各种对荷兰有利的贸易条约。法国人与英格兰人因为无法智胜荷兰外交官，所以愤怒地用制定关税作为响应。但荷兰共和国凭借着其他国家无可匹敌的市场，再加上能够控制进入北海、波罗的海与汉萨同盟（Hanseatic League）各城市的通道，以及其他国家对荷兰制造业的广泛需求，在整个十七世纪都持续占据主导的经济地位。6

荷兰就像之前的佛罗伦萨一样，依靠行会来发展工业与控制质量。艺术家、烘焙师、银行家、裁缝和制革商都有自己的行会。荷兰的德芬特（Deventer）等城市为了吸引外国的纺织品制造商前往当地发展工艺，提供了特权与垄断权。他们甚至还提供现金补贴，并利用关税来保护初创产业。这样的措施使荷兰出现了各地产业的专门化。举例来说，在高达市（Gouda）的两万名居民中，有四千人都在制作长杆的陶制烟斗──事实上，该市直到今天仍有一家硕果仅存的烟斗制造商。7

当时的荷兰船队比史上任何时候的威尼斯船队还要更庞大，就算法国与英格兰的船队加起来的规模也及不上荷兰船队；在欧洲所有国家中，荷兰的商船水手是技巧最熟练、最精通航海知识，效率也最高的。只要九至十名荷兰船员就能操纵一艘两百多吨的福禄特帆船（flute ship），而类似的英格兰船只则需要三十名船员来操纵。一五九○年代，西班牙对荷兰实行的贸易禁运结束了，荷兰人开始沿着非洲海岸向东方航行。到了一六三四年，他们已经扩张到西印度群岛，占领了阿鲁巴岛（Aruba）、波纳尔岛（Bonaire）和古拉索岛（Curação），并把这些岛屿拿来当作奴隶贸易的据点。8

荷兰商人在西班牙与葡萄牙帝国内设立了贸易站，藉此侵吞更多贸易量，他们成为欧洲赚进最多钱的一群人。一五九九年，雅各布．哥尼拉斯．范尼克（Jacob Cornelius van Neck）在东印度群岛的香料探索获得了高达百分之三百九十九的利润。新成立的公司在荷兰各地大量涌现，使得人们开始担忧荷兰内部的过多竞争可能会导致贸易受损。荷兰最重要的其中一位领导人，类似于首相的“土地倡导者”（land’s advocate）约翰．奥登巴那维（Johan van Oldenbarnevelt）坚持认为，荷兰七个省的所有公司应该要联合起来，组成一间共同对外贸易的联盟公司。因此，他在一六○二年协助成立了荷兰东印度公司（United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荷兰文为Vereenigde Oost Indische Compagnie，简称ＶＯＣ）。公司的章程说明了私人资本与国家利益的连结方式，奥登巴那维认为这对荷兰共和国是最有利的营运制度。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任务不只是发展出贸易垄断，还得维护国家利益。就像英国东印度公司一样，荷兰东印度公司是一间由国家建立的私人企业，在成立时就获得了国家赋予的各种独有特权；举例来说，他们有权编组属于公司的海军和陆军。根据公司内部文件指出，立法机关对荷兰东印度公司与其他公司的监督和管制，在一六二○年代形成的商业奴隶贸易政策中扮演重大的角色。荷兰政府也参与了东印度公司的决策，并与公司共享档案与情资，帮助公司拟定策略。于是，就像英国与法国一样，荷兰的帝国企业以及史上首批大规模跨国公司的建立，全都源自于国家和私营部门的合作。9

在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不久后，荷兰政府与公司股东在一六○二年一起执行了一个大型的市场建设计划。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帮助下，奥登巴那维与荷兰当局在阿姆斯特丹设立了第一间真正的股票交易所，藉此推动该公司的股票交易。荷兰东印度公司是史上第一间上市公司，其股份在欧洲各国皆有销售。这个具开创性的成熟、先进市场并不是凭空出现的。一六○九年，阿姆斯特丹的领导阶层在市政厅成立了交易银行（Exchange Bank），又称为阿姆斯特丹银行（Bank of Amsterdam），政府监督此银行的运作，希望能藉此建立信心；并保证了贵金属货币与存款的价值，以便支付帐款给荷兰东印度公司。10

依据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章程所规定，任何荷兰公民都可以购买东印度公司的股票，而且“在货物所带来报酬的收益兑现了百分之五之后，就应该要分配股息”。管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是十七名主要股东，又称“十七绅士”（Heren Seventien），以及六十多名具无限责任的投资人“执行董事”（Bewindhebbers）。荷兰公民只要买卖公司股票，就可以自由地投资和减资，而不需透过与公司的合伙关系来撤回他们的资本投资。荷兰股市既是商业创意方面的胜利，也是市场信任的胜利。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投资人有足够的信心，愿意相信公开出售的纸面股票能够代表部分的所有权。11

社会大众对这间新公司的投资臻至了前所未有的高点。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资本额是六百四十二万四千五百八十八荷兰盾（guilder），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十倍。这代表写在公司章程中的庞大帝国野心是可能实现的。公司把投资人的资金有效地运用在建造船只上（英国人的船则是用租的），也用来派遣军队去和西班牙以及葡萄牙抢夺莫桑比克、果亚（Goa）、摩鹿加群岛（Moluccas）与安汶岛（Ambon）的商业利益。12

荷兰东印度公司所代表的是一个强大的混合体：企业家精神、谨慎的国家管理以及市场原则与政府规范的平衡。荷兰领导阶层透过建立信任实现了这个目标。本着荷兰的开放政府精神，荷兰东印度公司在章程中宣称，公司每隔六年会透过举办一次完全公开的听证会或审计，公开会计账目与审计报告。作为一家私营公司，它必须对股东负责，而股东则可以向国家提出申诉。一六二○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未支付股利，且遭受内线交易的指控。公司内部出现了靠着私下协议赚取利润的情形，再加上公司没有把股份资本计入资产负债表中，导致公司的资产在表面上比实际上更高。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平均报酬率从百分之十八下降到百分之六点四。舆论开始反对荷兰东印度公司，人们纷纷抛售该公司的股票──不是出于金融数据，而是出于市场中的谣言。保密机制与会计诈欺似乎正在损害这史上第一间公开发售股票的资本主义事业。13

一六二二年，股东们的抗议终于说服了莫里斯亲王对荷兰东印度公司进行审计。我们可以在此清楚看见，只有在投资人相信国家监管的稳定性与完整性时，“自然”市场机制才能稳定运作。因此，荷兰的领导人进行了不公开审计，结束了这些管理者的贪腐行为，开始重建社会大众对这间公司的信任。荷兰东印度公司将会在接下来一个世纪继续获得高额利润与惊人的回报率。14

荷兰共和国在一五八一年成功脱离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Hapsburg Spain）并宣布独立后，开始试着进入原本向他们紧闭大门的西班牙与葡萄牙市场与贸易站。东印度公司的计划是控制亚洲贸易。在荷兰攻击与窃取伊比利亚人的财富与贸易的过程中，海盗行为发挥了重要作用。一六○三年二月，荷兰船长雅各布．希姆斯科（Jacob van Heemskerck）在新加坡海岸以东袭击并俘虏了葡萄牙船只圣卡特琳娜号（Santa Catarina）。荷兰海军部门先前已经直接命令希姆斯科不得涉入战争一类的行为。然而这艘船上的财富比荷兰法令更有说服力。圣卡特琳娜号抵达阿姆斯特丹时，船上载着一千两百捆的稀有中国丝绸和数百盎司的麝香，价值超过三百万荷兰盾──约三十万英镑。希姆斯科当然没有合法权力可以接管这艘船。虽然荷兰海事法庭最终裁定这些来自船上的战利品是合法取得的，仍有一些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股东认为这种完全就是窃盗的行为并不道德，这使得正积极进军新帝国市场的荷兰东印度公司面临了挑战。15

荷兰共和国渴望能进入伊比利亚帝国贸易的大门，这样的想望催生了该时期最具影响力的一些利伯维尔场哲学。当圣卡特琳娜号的丑闻持续延烧，荷兰东印度公司找来了希姆斯科刚满二十岁的表亲，著名的人文主义法学天才雨果．格劳秀斯，请他撰写一篇文章来捍卫公司的利益。他们希望格劳秀斯能主张在抢攻西班牙与葡萄牙帝国市场的过程中，东印度公司拥有采用海盗行为的道德权利。格劳秀斯是著名的学者暨政治家的儿子，在十一岁时就被著名的莱顿大学（University of Leiden）录取。大学时期的他沉浸在经典典籍中，特别喜欢西塞罗的作品。而格劳秀斯接下来的人生就和这位著名的罗马法学家一样多彩多姿。他将会从卢夫斯泰因堡（Loevestein Castle）的囚牢逃脱，藏匿在一只本应该装满了书的箱子前往巴黎（这个箱子至今仍展示在该城堡），他将会在一场船难中幸存，并成为一名大政治家。他会运用具人文主义的渊博知识，成为那个时代最重要的法学理论家与卡尔文派神学家。

格劳秀斯的《论捕获法》（Commentary on the Law of Prize and Booty ，一六○四年）是一部对利伯维尔场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的著作，开启了格劳秀斯作为现代自然权利理论奠基者的法学作者生涯。《论捕获法》运用了普遍自然法的逻辑，为荷兰攻击甚至入侵葡萄牙帝国领土的行为进行辩护。这部充满专业术语的长篇著作很可能不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原本想要的政治宣传文稿。无论如何，《论捕获法》为格劳秀斯的未来作品奠定了框架。格劳秀斯借用了西塞罗的观点，指出道德与自然的法则是举世通用的，任何个人都可以透过理性判断来厘清这些法则是什么。“背信弃义又残暴”的葡萄牙人想要控制全世界海洋的行为，已经造成了道德损害。此外，葡萄牙人拒绝荷兰进入帝国领土和原住民贸易，剥夺了荷兰人的自然权利，根据格劳秀斯的说法，这也是一种罪行。因而荷兰人对葡萄牙船只的俘获是合理的战利品，这样的行为是具有“诚实信用”（good faith）的。由于主权是一项自然权利，而非基督教专属，所以西班牙帝国的原住民也同样有选择和荷兰成为贸易盟友的权利与自由。考虑到荷兰大炮与堡垒的规模，这个针对伊比利亚提出的“原住民自由选择论”也就显得很有说服力了。16

一六○九年，格劳秀斯匿名出版了这本书的第十二章〈海洋自由论〉（The Free Sea），他这么做不只是为了东印度公司，也是为了发表他身为法律学者的第一篇公开著作。这篇文章在哲学与政治宣传两方面都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成功。格劳秀斯针对自然、海洋与个人自由的本质提出了他的观点，这些观点为后来十七世纪的塞缪尔．普芬道夫（Samuel von Pufendorf）、约翰．洛克（John Locke）与之后其他关注自然权利与人类权利的欧洲思想家打下了基础。

格劳秀斯的观点是，自由源于自然，而上帝是为所有生灵而创造出自然的。虽然西塞罗认为，人类是靠着公共契约创造出了财产这个概念，格劳秀斯却不赞成，他认为有些事物过于庞大，超出了任何人类所有权、甚至国家所有权的范围。他引用西塞罗在《论责任》中的论述，指出地上万物“是大自然为了让所有生灵共同使用而创造出来的”。以海洋为例，覆盖了全世界的海洋是“无限”的、无法被占有的；任何国家都不能主张自己拥有海洋中源源不绝的鱼类资源。换句话说，在捕鱼这件事情中没有“外国人”的概念，因此英格兰和葡萄牙禁止荷兰渔夫进入他们的水域，就侵犯了荷兰人在海上自由贸易的自然权利。17

格劳秀斯并且再次引用西塞罗的话，主张任何干涉自由的国家都是在招致一场正义的战争。此论点将会成为格劳秀斯在国际法方面的巨作《战争与和平的权利》（The Rights of War and Peace ，一六二五年）之核心。在阐述国家间互动应遵守的规则时，格劳秀斯坚持认为，个人应该有自然权利能选择自己的行为。“国际法律”（law of nations）和自然法则是相互独立的，国际法律清楚表明，只要以不伤害他人为前提，个人就拥有积极自由，可以去做他们选择的事。而这同样也是私有财产所有权的基础论点。任何国家都不能占有大自然中“不会耗竭”的广大资源；个人与国家只能拥有明确位于国界内部的有限事物，例如“湖泊、池塘和河流”。18

在格劳秀斯于《战争与和平的权利》提出的论点，以及他支持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主张中，最关键的就是他对奴隶制度的辩护。格劳秀斯和法国法学家尚．布丹一样，认为奴役那些在正义的战争中擒获的俘虏是合法的。他主张成为奴隶远好过死亡，这是因为“生命远比自由更重要”。上帝给予那些在战争中被俘虏的人一个“自由”的选择：他们可以选择死亡，或选择接受“俘虏”的新身分。在市场机制这个严酷的道德与经济算式中，战俘有所选择（或者说有自然权利），可以在死亡与成为俘虏中择一。很显然的，这些俘虏指的是原住民。19

格劳秀斯清楚知道荷兰东印度公司靠着奴隶贸易赚了钱，他也知道那些俘虏并不算是真正的战俘。并且，我们很难想象他居然会用这种对奴隶制度的辩护，来响应欧洲战争中的俘虏问题──虽然奴隶制度牢牢刻在罗马法律中，也一直在欧洲施行至公元一○○○年左右才由农业封建制度取代。至于封建制度，虽远没有动产奴隶制（chattel slavery）那么残酷，但仍保留了许多后者的强制性质。封建主义是以自由签订契约的概念为前提，劳动者选择以服从来交换领主的保护，这样的概念与格劳秀斯在他针对海外俘虏与战俘的“罗马式”奴隶制度中使用的逻辑是相通的。因此，奴隶制也就稳当地存在于格劳秀斯的自然法与自然权利愿景中。虽然在战争与和平的逻辑中，这种对于选择自由的解读有违常理，但这样的解读对于依靠奴隶劳动赚取丰厚利润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来说是有利的。20

除了对于奴隶贸易的辩护之外，格劳秀斯的著作还威胁到了西班牙王室，甚至威胁到了与荷兰比较友好的贸易邻国。苏格兰的威廉．威尔伍德（William Welwod）认为，荷兰这么做是想悄悄地窃取苏格兰周遭岛屿和“窄海”（narrow seas）中属于苏格兰的渔获。不过，许多英格兰思想家注意到格劳秀斯的论点有助于英格兰人进入帝国世界的大门，英格兰在一五九九年已成立了他们自己的东印度公司。一六○九年，殖民推动者理查德．哈鲁特（Richard Hakluyt）将格劳秀斯的作品翻译成英文并出版，可能是为了把相同的论点套用在英格兰的殖民扩张，而之后很快就出现了许多与此主题相关的著作。21

虽然自由海洋、自由贸易与个人经济政治权利的理论在格劳秀斯的笔下显得一清二楚，真实状况却更加晦涩难明。荷兰东印度公司在追求贸易自由的过程中仰赖着国家的协助与自身的军事力量，在牵涉到奴隶制度时，又直接忽略格劳秀斯对于人权与自由的概念。到头来，能够自由开发海洋的就只有那些力量最强大的国家。英格兰与法国终将会取代荷兰，成为印度洋上的主要强国，并以联合垄断的方式合作，以维持他们的殖民强权。

不过，跨国经济力量的现实状况并没有引起荷兰经济思想家的太多关注。在十七世纪中叶，荷兰的商业霸权正处于颠峰，这段时期的荷兰经济理论中最重要的著作是身为新教徒的布料制造商、经济学家暨利伯维尔场与共和国理论家彼得．寇特（Pieter de la Court）所撰写的《荷兰共和国的真正利益与政治准则》（The True Interest and Political Maxims of the Republic of Holland ，一六六二年）。这部作品是当时最精密成熟的利伯维尔场理论之一，寇特在其中主张，政治自由与自由贸易胜过了君主制的权柄。在荷兰大议长的支持下，掌握实权的首相约翰．维特（Johan De Witt）写道，寇特的作品是针对君主制的一记致命攻击，并指出这部作品详细描绘出了政治自由与宗教自由、自由贸易与自由竞争、制造业与船运都是自我调节的经济体制的一部分。寇特直接引用了英荷商人作家杰拉德．马林斯与其著作《商人法》（一六二二年）来主张商人的地位凌驾于君主之上。22 寇特主张的观点很单纯：君主制度对经济成长有害，荷兰的居民“在他们的政治体系中遭受的最大祸害，莫过于受到君主和最高领主的统治”。“伯爵”追求权力的野心会使政治变得不稳定，而“阿谀奉承的臣子”则会破坏那些使国家富裕的东西：“航海、制造业与商业”。23

寇特主张，“捕鱼和运送”不足以维持国家经济。财富并非来自农业与自然的恩赐，而是来自“制造”。只有获取原物料、将之转变成货品并卖进国际市场中的工业，才能创造真正的财富。因此，大自然应该要为商业目的所用。荷兰之所以能拥有成功的制造业与船运业，关键是用“节约和妥善的管理”来有效率地利用水资源。光是从大自然中采集物资是不够的；物资需要透过制造业与复杂的市场分销系统的加工。24

寇特主张，荷兰经济体制能顺利运作的唯一原因，是因为荷兰居民处于“自由的状态”。个人、宗教与经济方面的自由是能透过制造业创造出财富的“真正有利因素”。他相信正是因为宗教机构没有控制大量财富，荷兰共和国才得以兴盛繁荣。寇特认为，荷兰公民不但应该要免受行会管制，甚至应该要摆脱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垄断。而荷兰共和国如此成功的另一个原因，是对外国人的欢迎与宽容，让他们能融入社会，给予他们创立与投入制造业的自由。阿姆斯特丹是透过贸易自由、个人自由与宗教自由，才成为了世界货品市场的中心。25

帝国的丰富资源都存放在荷兰大大小小的“仓库”里，所以荷兰的杰出商人可以将原物料拿来加工，迅速送上船只，以无与伦比的速度流通至全世界。荷兰共和国甚至是在高税收的规定下做到这一点的。与西班牙开战的期间，荷兰轻而易举地辗压了英格兰对手。荷兰的公民自由吸引了欧洲各地的人才。寇特很清楚，几乎所有国家都在与荷兰对抗，这些国家都对荷兰的贸易政策感到恼火；即使如此，他仍宣称对荷兰的所有盟友来说，荷兰的“利益”就是“共同利益”与“互惠互利”。寇特的傲慢语调并没有说服荷兰的贸易伙伴相信荷兰的商业政策是公平的。政治利益、殖民利益与贸易利益点燃了火花，使得英荷战争在一六六五年至一六六七年与一六七二年至一六七四年爆发。法国则在一六七二至一六七八年间入侵荷兰。26

在经历了无与伦比的经济成功之后，荷兰共和国于一六七二年遇上了史上恶名昭彰的灾难年 （Rampjaar），当时维特为了控制整个共和国，试图镇压国内权势最大的荷兰贵族，奥兰治的威廉三世亲王（Prince William III of Orange）。那一年，尽管在好战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入侵了荷兰共和国的境况下，威廉仍试图主张自己统治荷兰的权力。威廉自称为终身军队总司令，此举引起了法国打算让他担任国王的传言。荷兰共和国屈服后，威廉在七月九日成为总督，并公开挑战维特与寇特的影响力。七月二十三日，多德雷赫市（Dordrecht）的奥兰治派支持者抓到了维特的兄弟柯奈尔（Cornelis），对他用刑，并指控他意图谋反对抗威廉。威廉下令要约翰．维特支付巨额罚款换取释放柯奈尔。在约翰抵达多德雷赫市时，他原本以为自己可以使愤怒的奥兰治派群众冷静下来，却遭到了攻击与刺杀。群众谋杀了这对兄弟，斩下他们的头颅，吊起他们的身体，吃掉他们的肉──而威廉没有否认这些暴力行为。27

随着奥兰治亲王大权在握，荷兰共和国及其自由都进入了衰退期。威廉取得了高额贷款，并且为了巩固权力而建立军队。但他还有更宏大的计划。他开始秘密谈判，想要成为英格兰的新教国王，最终成功推翻了天主教国王詹姆士二世。一六八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威廉和他的妻子，也就是詹姆士的女儿玛丽，成为了新英国这个君主立宪制国家的君主。但是，如果说英国的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开启了宪政自由与经济扩张的年代，那么他同时也敲响了荷兰共和主义的丧钟，并宣判荷兰作为全球贸易霸主身分的死亡。28

法国和英国取代了荷兰共和国在欧洲的商业领袖地位，开启了一路持续到十九世纪的激烈竞争。荷兰进入君主制后，再也无法在商业、科学、帝国力量与工业方面跟法国和英国进行真正的竞争。到了最后，荷兰的自由并没有实现寇特自信满满的预言，也没有带来决定性的自由放任运动。取而代之的是在法国与英国两大巨头的长久冲突中，利伯维尔场思想里力量最强大、寿命持续最久的论述即将浮现。

1. M. F. Bywater and B. S. Yamey, Historic Accounting Literature: A Companion Guide (London: Scholar Press, 1982), 87. 

2. Jacob Soll, The Reckoning: Financial Accountability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Nation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4), 77. 

3. Maarten Prak, The Dutch Republic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29. 

4. Prak, Dutch Republic , 102. 

5. Prak, Dutch Republic , 91. 

6. Koen Stapelbroek, “Reinventing the Dutch Republic: Franco-Dutch Commercial Treaties from Ryswick to Vienna,” in The Politics of Commercial Treatie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Balance of Power, Balance of Trade , ed. Antonella Alimento and Koen Stapelbroek (Cham, Switzerland: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195–215, at 199. 

7. Prak, Dutch Republic , 105. 

8. Prak, Dutch Republic , 96; Margaret Schotte, Sailing School: Navigating Science and Skill, 1550–1800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9), 42, 53. 

9. J. M. de Jongh, “Shareholder Activism at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1622–1625,” January 10, 2010,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available at SSRN,https://ssrn.com/abstract=1496871 ; Jonathan Koppell, ed. , Origins of Shareholder Activism (London: Palgrave, 2011); Alexander Bick, Minutes of Empire: The Dutch West India Company and Mercantile Strategy, 1618–164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Theodore K. Rabb, Enterprise and Empire: Merchant and Gentry Investment in the Expansion of England, 1575–163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38–41. 

10. Lodewijk J. Wagenaar, “Les mécanismes de la prospérité,” in Amsterdam XVIIe siècle: Marchands et philosophes . Les bénéfices de la tolérance, ed. Henri Méchoulan (Paris: Editions Autrement, 1993), 59–81. 

11. “A Translation of the Charter of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1602),” ed. Rupert Gerritsen, trans. Peter Reynders (Canberra: Australasian Hydrographic Society, 2011), 4. 

12. De Jongh, “Shareholder Activism,” 39. 

13. Soll, Reckoning , 80; Kristof Glamann, Dutch Asiatic Trade, 1620–1740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81), 245. 

14. Soll, Reckoning , 81. 

15. Hugo Grotius, Commentary on the Law of Prize and Booty , ed. Martine Julia van Ittersum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2006), xiii. 

16. Grotius, Commentary , 10, 27; Hugo Grotius, The Free Sea , ed. David Armitage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2004), xiv, 7, 18. 

17. Grotius, Free Sea , 5, 24–25, 32. 

18. Grotius, Free Sea , 57; Hugo Grotius, The Rights of War and Peace , ed. Richard Tuck, 3 vols.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2005), 3:1750, 2:430–431. 

19. Grotius, Rights of War and Peace , 2:556–557; Brett Rushforth, Bonds of Alliance: Indigenous and Atlantic Slaveries in New France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2), 90. 

20. Rushforth, Bonds of Alliance , 93. 

21. Rushforth, Bonds of Alliance , 70; Grotius, Free Sea, xii–xxiii. 

22. On new attitudes of merchant virtue, see J. G. A. Pocock, The Machiavellian Moment: Florentine Political Thought and the Atlantic Republican Tradi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478. 

23. Pieter de La Court, The True Interest and Political Maxims of the Republick of Holland and West-Friesland (London: 1702), vi, 4–6, 9. 

24. De La Court, True Interest and Political Maxims , 24–35. 

25. De La Court, True Interest and Political Maxims , 63, 51, 55. 

26. De La Court, True Interest and Political Maxims , 45, 51, 55, 312, 315. 

27. Prak, Dutch Republic , 51, 53. 

28. Prak, Dutch Republic , 59. 

第七章 尚─巴提斯特．柯尔贝与国家市场

在重建商业的过程中，有两个必要条件：确定性和自由。 ──尚─巴提斯特．柯尔贝，《英格兰商业备忘录》（Mémoire Concerning Commerce with England ），一六五一年

十七世纪中期，就在荷兰与英格兰为了商业主导权针锋相对时，法国这个沉睡的巨人逐渐苏醒了。在一六六○年，法国这头巨兽的人口是两千三百万，使得英格兰的五百万人口与荷兰的一百八十万人口相形见绌。尽管法国幅员广阔，却因为内战而疲软无力。除了法国宗教战争之外，还有引起一系列战争的投石党运动（Fronde，一六四八至一六五三年），掌握强权的贵族在这段期间起身反抗王室的中央权威。尽管最后是王权赢得了这场斗争，但在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于一六六一年掌权时，君主政体几乎已经破产了，法国的商业也陷入停滞。在十七世纪初，法国曾是欧洲羊毛产业的主导者，却在一六四○年代眼见羊毛产量急遽下降。法国的海军、殖民地、贸易网络与制造业基础全都比荷兰和英格兰要远远落后许多。在经历了这么多宗教与社会动荡后，里昂（Lyon）、波尔多（Bordeaux）、马赛（Marseille）和鲁昂（Rouen）等法国商业大城市早已经没有技术纯熟的工匠了，这使得法国整体都处于明显的竞争劣势。1

路易十四身为一位充满野心、相对穷困的年轻国王，他急需新的收入来源。由于拥有地产的富有贵族和高级神职人员都无须缴税，所以国家能仰赖的税收来源只有乡村的农民，以及在过去惨淡的数十年间勉力支撑的法国商业。这些钱对于“太阳王”路易十四来说并不足够。正如拿坡里经济学家安东尼奥．塞拉曾警告过的，作物收成是靠不住的，充其量只能带来有限的盈余和不隐定的税收。一个现代王国需要的是工业、创新与经济扩张。

一六六一年，路易十四选择了尚─巴提斯特．柯尔贝成为握有实权的首相，路易十四很欣赏柯尔贝谨慎又精准的管理技巧、无情但忠诚的行事原则，以及对工业和贸易的深入了解。柯尔贝的出身背景和古老的佛罗伦萨商业传统颇有渊源。他的家乡汉斯（Reims）是香槟区（Champagne）的首都，也是从里昂到佛罗伦萨的布料贸易中轴的一部分，其兴起来自勃艮第在中世纪累积的巨大财富以及法兰德斯的博览会。柯尔贝家族就像其他早期的佛罗伦萨商人一样，透过羊毛贸易、金融与为国家服务而致富。柯尔贝是一名训练有素的会计师，他忧心于法国缺乏足以与荷兰及英国竞争的商业技巧和纪律。此外，他对于王室依靠农业而非工业来取得收入也感到挫折。柯尔贝写道，诸如“古罗马、亚洲的王国、法国和西班牙”等强权国家就是因为没有“投身于商业”，才削弱了他们维持繁荣光景的能力。他责怪法国把经济重心摆在农业“对工业造成损害”，并认为法国需要更新我们今天所谓的“品牌形象”，成为一个工业、创新、金碧辉煌之国。因此，柯尔贝希望能结合意大利的科技专业与文化影响力、西班牙的帝国实力，以及荷兰与英格兰的商业能力，创造出一个能在世界舞台获得应有地位的法国。2

柯尔贝在职涯的一开始，就知道自己的研究可以透过今天所谓的“发展经济学”来将法国工业化。法国必须扶助商业与工业，才能提高竞争力。柯尔贝当时想必没有指望法国能在他的有生之年超越荷兰的商业实力。他明白荷兰与英格兰拥有极大的优势，这两个国家在过去数十年来一直都致力于打造公司与制造业，更不用说英格兰制定了有利国家商业成长的保护主义航海法。现在轮到法国政府该有所作为了，他们必须采取动作更快、规模也更大的行动。况且，法国做得到这件事：柯尔贝知道，法国的国家权力和中央集权，正是法国拥有而英国缺少的发展工具。虽然斯图亚特王朝的国王想推行绝对的统治，但他们与议会发生了意见分歧，最终失败了，并导致威廉三世推翻了詹姆士二世。英格兰的国王与大臣没办法透过法令来通过大规模的经济政策。但法国可以。柯尔贝采用一种原始的威权手段将法国推入了早期工业阶段，发展出了一种市场建立模式，与如今亚洲的动态威权经济有些类似之处。

柯尔贝的其中一个核心思想是，在有能力参与国际利伯维尔场之前，法国首先需要在国内拥有稳定的市场条件。由于当时的法国没有这些条件，所以必须由国家来打造。一六五一年，柯尔贝抱怨内乱使得法国“失去了商业的技能与优势”。商人失去了“运输货物”的“自由”与“信心”。法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农业封建社会，存在着中世纪的内部关税；有着特权、法院与通行费的地方制度；各省对外封闭的市场──柯尔贝指责这些状况全都对贸易造成了损害。在他看来，若缺少了信心与让货物自由流通的方法，商务活动就不可能顺利运作。柯尔贝希望解除法国国内市场的种种限制，同时打造基础建设，藉此建立商业信心。3

商业成长要面对的另一个挑战，是充满滥诉与过度诉讼的法律体制，及声名不佳的市政债券市场，他认为这两个因素“抑制”了商业并破坏了信任感。除此之外还有法国商人与工会所带来的损害，柯尔贝认为他们设下的标准过低，且对海盗行为过于宽容。柯尔贝想绕过种种地方限制，制定国家级的工业标准，以及产品──尤其是布料──在尺寸、名称和质量方面的一致规范。并且由一套严苛的国家监督制度来强制执行这些新规定。到了一六七○年代，他坚持要求所有市长和行会会长都应该“一直将我为工厂与染坊寄出的规则放在手边，以便按部就班地执行这些规则”。柯尔贝坚信，统一的标准可以创造出人们的信心，并且在更好的基础建设协助下，能使城市与地方之间的贸易变得自由。4

柯尔贝也打造了一个庞大且同样具争议性的计划，望能发展法国薄弱的工业基础。他推动商业的方式和意大利商人的做法颇为雷同，甚至有点像是荷兰的城市，后者有着藉由补助金吸引外国工作者的悠久历史。柯尔贝建立了由国家资助的新工业，例如歌布朗挂毯工厂（Gobelins）和圣戈班玻璃工厂（Saint-Gobain）。他吸引了荷兰制造商前往鲁昂市建立布料交易的行当，以及荷兰工程师来帮忙建造运河。就像在现代的免税开发区一样，柯尔贝为这些新人提供国家薪酬、资金与垄断的权力，帮助他们创立新事业与开发新科技。5

柯尔贝对于建立羊毛与丝绸产业特别感兴趣，他希望能引入新的纺织技术，在亚眠（Amiens）等城市重振纺织业。他打造数个港口，并藉此建立供法国的殖民企业所用的航运业。他扩大了印度、北美洲、非洲与法属西印度群岛各个现有公司的规模。现在，法国将会开始和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和英格兰竞争世界商业帝国的地位，致力于扩大领地，推动利润丰厚的奴隶贸易与甘蔗种植。

创新并不是柯尔贝关注的唯一焦点。他以增强国家实力的名义，使用间谍、凶残的国内政策与严酷的牢狱刑罚来对付制造假货的人和所有制作文宣反对国王的人。在现代人的眼中，这使得柯尔贝成为一个令人费解的角色：他既是一个有远见的市场建立者，也是早期威权政府的先驱。然而，对他来说这两者并不互斥。

柯尔贝的成功长久以来都充满着争议。然而，统计数据显示他的改革确实扩张了制造业，并为长期成长奠定了基础。举例来说，在他改良了纺织技术后，鲁昂和亚眠等城市的纺织学徒人数变成了两倍。在他补贴了亚眠市的萨亚特里布料（sayetterie ，绵羊毛或山羊毛与丝绸混合的布料）后，这个城市的登记名册上出现了更多专业工匠，提高了纺织业产品的质量与产能。一六八○年代，里尔（Lille）等制造业中心城市的纪录中新增了八百多种与纺织业相关的职称。就算要说这样的发展进程并不算突飞猛进，但仍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进步。正是在这段时期，法国发展出了成功的羊毛、丝绸与棉布工业。在柯尔贝执政期间，法国的工业出口开始能与法兰德斯、荷兰及英格兰竞争，并且他引入的技术将会在十八世纪的法国经济扩张中扮演非常关键的角色。鲁昂的棉花制造以每年百分之三点二的速度成长，到了一七八○年代已经达到了每年八十万匹布。6

柯尔贝的经济计划并非全都取得惊人的成功，且当时英格兰的成长比法国更优异。不过，若说英格兰在煤炭、金属、棉花与造船方面取得了领先地位的话，那么法国则在柯尔贝推动的强大工业中占据了领先地位，从最重要的羊毛产业，到帆布、蕾丝和里昂丝绸等。到了十八世纪，英国将会因为顾忌这些法国产业的强大，而拒绝自由放任主义的召唤，转而执行保护主义政策。虽然根据预估，英国的人均生产力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但法国的贸易量在整个十八世纪差不多和英国相当。对于一个在一六五○年失去了商业竞争力的国家来说，这可不是什么小事。7

当时国际贸易的世界和现代一样，是非常残酷而危险的，经常导致战争的爆发。想当然耳，柯尔贝认为法国需要强大的海军去和荷兰、英格兰、西班牙与葡萄牙等敌对海上强国竞争。尽管柯尔贝向来以军国主义者闻名，但所有通讯数据与法国政府内部文件等证据都显示，他认为战争对于经济成长有害。直到战争已经无可避免之前，他都反对路易十四与荷兰开战，相较于战争，他比较偏好使用吓阻和贸易条约的手段，并坚信这些方法能成功削弱荷兰与英格兰的霸权。柯尔贝曾写道，法国应该运用外交手段攻击荷兰与英格兰，藉此获得“安全与自由”。这将会为法国带回“商业的自由”。8

荷兰是柯尔贝最大的担忧，因为尽管彼得．寇特针对利伯维尔场发表了许多高尚的言词，但真实状况就是荷兰的国家主义贸易政策非常具有侵略性，还拥有一支傲视其他国家的海军。对于“法国商业的糟糕处境”与法国高达四百万英镑的贸易逆差，柯尔贝始终充满怨言，他认为这是荷兰制定的条约导致的直接结果，该条约以牺牲竞争对手为代价来换取荷兰的贸易自由。柯尔贝认为荷兰对法国的种种侵犯，特别是他们对法国各种出口货品的劫持──举例来说，荷兰控制了法国在波罗的海这个富裕市场的酒类贸易──侵害了法国的自然权利。此外，荷兰也禁止那些可能在国内市场真正具有竞争力的法国商人与工匠进入荷兰境内。柯尔贝知道法国还太弱小了，还没有做好竞争的准备。如果他直接关闭与荷兰的贸易边界，只会对法国的发展造成损害。因而他追求的并不是贸易壁垒，而是设计良好的贸易条约，至少实现两国互惠。为此，柯尔贝认为政府应该招募经验丰富的商人来管理与撰写商业条约和法律。9
柯尔贝在打造法国工业时采用的策略，有一部分是基于他对一六五一年的英格兰《航海法》的理解，他（以及后来的亚当斯密）认为这项法令是英格兰获得发展优势的关键。同时，柯尔贝也主张荷兰人制定关税是为了要扼杀法国的贸易与制造业。一六七○年，在法国与荷兰进行了长时间的协商后，柯尔贝仍持续抱怨荷兰不但把所有法国商品排除在荷兰市场之外，同时还将矛头指向里尔市，想要扼杀该处的工业。此外，荷兰还致力于控制法属西印度群岛的贸易，迫使法属群岛购买荷兰商品。10
由于荷兰将一些法国边境城市、甚至法属殖民地的法国贸易商排除在交易对象之外，所以柯尔贝认为法国的保护主义关税是很公正合理的。因此，他想要追求的是巩固法国在自身领土内的贸易自由。他提议安地列斯群岛的居民靠着武装自己来抵御荷兰的干涉，如此一来他们才能以“完全自由”的状态来做生意。手段残酷的尚─查尔斯．巴斯（Jean-Charles de Baas）是法属安地列斯群岛的奴隶殖民地总督，柯尔贝在他寄给巴斯的信中写道，“商业的自由”不只是为了让法属西印度公司进行垄断而已。为了柯尔贝声称的“共同利益”，这种自由必须延伸至所有法国商人身上才行。他仍抱持着中世纪的概念，也就是经济自由是国家授予的特权。自由不会延伸到农奴、契约劳工、罪犯或奴隶的身上。自由仅限于贵族，以及那些持有国王通行证的法国商人和具有人身自由的定居者身上。经济自由不是一种普遍的自然权利，而是国家给予的特权。不过，无论这种想法有多局限，都一样建构出某种自由贸易的愿景。11

柯尔贝的多方努力，成功把法国转变成一个强大、步伐笨重的全球商业强国。虽然法国没有英格兰那么成功，但可以肯定的是到了一七○○年代早期，法国已经超越了荷兰，成为英格兰在贸易方面的主要合作与竞争对象。就算说柯尔贝在支配亚洲贸易上大致失败了，但旧有的法属加勒比群岛的奴隶殖民地与制糖殖民地仍在继续扩大生产这一点，对法国跟英格兰以及荷兰的竞争来说是有利的。法国当时亦成功在地中海黎凡特（Levantine）的贸易中取得了主导地位。我们可以透过英格兰人对柯尔贝所施行政策的模仿与钦佩，来判定柯尔贝在经济方面的成功。这正是他想要的。他认为，其他国家企图复制法国的想法，正是让法国市场成功运作的关键。柯尔贝确信，如果其他国家对于法国与法国产品充满信心与钦慕，那些国家就会购买法国货品，进而刺激法国内部的经济。因此，柯尔贝在很大程度上帮法国创造了一个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事物：至今仍非常强而有力的、专门贩卖奢侈品与专业技术的国家品牌形象。12

然而，在打造市场的过程中，重要的不只是经济发展和改革而已，还包括了信任与信心。利伯维尔场有很大一部分的基础在于感知与选择。使人们决定要购买某件事物的，往往是许多古怪又时常自相矛盾的情绪与环境条件：需求、可得性、定价、欲望、执着、信仰和信心。有些商业上的感知是理性且客观的，有些则不是。柯尔贝提出了一个计划，希望能在法国创造出信任和信心，实质的与想象的都包括在内；他确信这种结合了国家品牌塑造与实质政策推行的措施，能赋予法国一个商业强国的形象。

他为此颁布了一套商业的法律与标准，任何违反的人都会遭到重罚。柯尔贝手下的警察局长加布里埃尔．尼古拉斯．莱尼（Gabriel-Nicolas de La Reynie）是个聪明而无情的人，他负责监督巴黎的市场与街道──肉店、裁缝店、性工作者、街道照明与印刷业──并管理贸易行会，确保行会成员都遵守规定。他制裁了外国印花布料的非法流通，当时这些违禁布料在法国处处可见，而对法国工业造成了损害。意大利人、荷兰人和英格兰人长久以来一直利用法国宽松的商业监管措施来占便宜。作为响应，柯尔贝打造了一套印章系统来标示法国布料的质量，这使外国市场对法国布料充满信心。当英格兰人找到方法伪造法国皇家印章时，莱尼没收了数千令（ream）的外国布料。他帮助法国确保国内的羊毛业能够对英格兰羊毛业构成高度的商业威胁。13

对柯尔贝来说，在建立商业贸易与外国殖民地贸易的过程中，建立人们对法国声誉的信心就和法规以及保护主义同样重要。因此，在他建立法国商业市场的计划中，宣传（也就是如今所谓的广告）是一个关键。他定期邀请备受尊敬的学者担任代言人，藉此提高法国作为知识、文化与科技创新中心的声誉。一六六三年，柯尔贝正在成立法国东印度公司（French East India Company）时，邀请了院士暨学者法朗索瓦．夏邦提耶（François Charpentier）针对东印度贸易的历史与实用性撰写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目的不只是刺激法国商业，同时也是在向外国竞争对手做宣传。夏邦提耶遵循柯尔贝的路线，主张“危险的自由放任主义”已经占据了法国，因此使得这个王国的繁荣发展受到战争和动荡的侵害。商业“就像博雅教育（liberal arts）一样”──是可以透过聚焦与专注来“培育”的。于是，夏邦提耶向读者提出挑战，要他们航向崭新的海洋，透过发现新“财富”。他说，“创新者”会创造出富裕。14

同时柯尔贝也雇用了耶稣会学者皮耶．丹尼尔．辉特（Pierre-Daniel Huet），他是阿夫杭士市（Avranches）的主教，也是一位博学的法兰西学术院（Académie Française）成员。柯尔贝令他负责撰写商业历史，将路易十四统治的法国与罗马帝国的荣光相比拟。在他的著作《商业与古代航海之历史》（History of Commerce and of the Navigation of the Ancients ，一七六三年）的序言中，辉特解释了柯尔贝如何利用法国的“优点”展示出商业对国家的重要。法国人们若想要与他国进行商业竞争，就必须开始重视航海与帝国建设。他解释说，罗马帝国的成功源自于贸易与帝国制度；如今法国也应该要跟随这种模式，成为国际商业界的新罗马。15

柯尔贝认为，信心与确定性的“再建立”，也取决于国家财政管理与会计的质量。他希望能扫荡那些碌碌无为且“腐败”的政府官员，这些人没有能力正确记账来衡量负债与贬值。至少，在担任内政大臣的头十年中，他成功在一六七○年代初的短暂期间使法国公共财政呈现盈余，那可说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亚当斯密后来称赞柯尔贝的公共财政管理是法国打造出市场社会的关键。16

柯尔贝在一六六三年写下了〈为历史而写的法国金融事务备忘录〉（Memoirs on France’s Financial Affairs to Serve History），这篇文章循着马基维利、布丹和博泰罗的观点，认为一个国家唯有在“其方法得到妥善管理”时才能生存下去。换句话说，内政大臣必须运用财政能力来管理国家、有效征税，并妥善管理收入、支出、资产与负债。这种良好的管理将会创造出信心，使贸易之轮转动得更顺畅，并且如同柯尔贝反复提起的那样，创造出“商业自由”。柯尔贝动用了所有他能使用的经济模型与工具──从马基维利的国家愿景，到荷兰对会计的聚焦，再到英格兰的发展保护主义──去为市场带来信心。17

为接触法国的广大读者，柯尔贝赞助出版了他认为能够在法国公民身上培养商业知识与信心的一系列书籍。举例来说，他委托数学家暨会计大师法兰索瓦．巴雷姆（François Barrême）撰写复式记账会计的手册与关于货币兑换的书籍。会计学校采用了他撰写的实用数学手册《巴雷姆的算数》（The Arithmetic of Sir Barrême ，一六七二年）。巴雷姆在序言中指出了法国在财务素养方面的缺乏，就算在国家的最高层也一样：“柯尔贝先生一直希望国王管辖之下的所有业务都能使用复式记账，但他找不到足够多的熟悉复式记账的人才，使得财务监察机构的老旧做法迟迟无法革新。”巴雷姆的著作大获成功，后来成为了《巴雷姆通用手册》（Barrême Universel ），这本会计手册一直到十九世纪仍持续出版。18

一六七三年，柯尔贝和商人暨贸易专家雅克．萨瓦里（Jacques Savary）合着并出版了他最著名的《商法典》（Commercial Code ）。正是因为书中这些著名的法条，让柯尔贝的浮雕肖像被纳入美国众议院画廊的二十三位伟大立法者之中，其他立法者包括了摩西（Moses）、莱克尔葛斯（Lycurgus）、查士丁尼（Justinian）与托马斯．杰佛逊（Thomas Jefferson）。《商法典》的内容简明扼要到令人讶异，里面共有十二个章节与一百二十二项条款，不但设立了法律架构与贸易典范实务的标准化，更描述了要如何实行复式记账、完成文书工作、组织展会，以及在柯尔贝看来非常重要的，如何处理破产与诉讼。该法典中甚至包括了汇票与本票的准则与用法。19

萨瓦里将柯尔贝的计划进一步扩展，出版了一本更详细的商业手册与参考书籍《完美商人》（The Perfect Merchant ，一六七五年）──等于是文艺复兴商人班尼迪托．科特鲁利《贸易艺术之书》的现代版本。萨瓦里主张这本书所包含的商业法律、规则和实务典范，可以“为商业界人士带来信心”。萨瓦里的这本书不仅是非常独特的商业信息汇编，也是法国的对外宣传中非常成功的一步。柯尔贝的行动向世界展现出法国已成为商业标准与商业专业的全球核心，而这在二十年前是无法想象的事。柯尔贝很清楚，尽管事实在贸易中是很重要的，但错觉也一样重要。即使在他于一六八三年逝世后，他的法典计划（与对法典的宣传）仍持续产生深远的影响。一六八五年，法国政府出版了恶名昭彰的奴隶法《黑色法典》（Code noir ）。亚当斯密后来赞扬这部可怕的法典使法国奴隶制度变得比英国奴隶制度更不残酷、更有效率──好像这是真的做得到的事一样。20

柯尔贝最知名的事迹，当然还是打造了至今都还留存的凡尔赛宫和路易十四的各个学院。历史学家将文化视为路易十四追求“荣耀”的其中一步，也是塑造太阳王形象的一种工具。柯尔贝建造的凡尔赛宫与所创办的著名皇家学院当然提升了路易十四的形象，但这个观点有些流于表面。柯尔贝真正希望的，是这些机构能够促进人们对法国商业的信心。如果法国拥有最好的科学家、最美丽的艺术与建筑、最令人渴望的时尚潮流，那么法国就能为国内商品建立一个国际贸易市场。柯尔贝非常了解形象与市场信心之间的核心关联。21

柯尔贝认为，他可以善用科学方面的专业知识与检验方法，将科学商业化。他在〈备忘录〉中指出，科学、艺术与文学上的“伟人”将会为法国带来“良好的声誉”，并吸引外国的消费者与贸易。出于这个原因，柯尔贝直接写信给欧洲各地的著名科学家与历史学家，例如在斯德哥尔摩的荷兰人尼古拉斯．海因斯（Nicolas Heinsius），以及当时在温莎的艾萨克．佛斯厄斯（Isaac Vossius），他向这些人说明路易十四想要对他们的“功绩”表达赞赏，并且寄给他们大笔现金的“嘉奖”。无需明说他们也会知道，如果他们选择把重要作品献给太阳王的话，太阳王的感激之情将会继续推动这段互利关系。22

一六六三年，设计了罗浮宫东面的著名院士暨建筑师克劳德．佩罗（Claude Perrault）开始和柯尔贝合作执行一项建造皇家科学院（Royal Academy of Sciences）的计划。佩罗写信给柯尔贝，说皇家科学院不只能光耀路易十四，更能宣传法国科学可信度，“出版科学发现，使这些发现为人所知”，并让法国“在全世界声名远播”。关于此计划的最初摘要显示，化学、解剖学、几何学、天文学和代数等研究领域具有实用性，且可以应用在法国的商业与金融事业中。他们的目标是使皇家科学院成为实验与公共教学的中心，把科学权威交到王室手中，接着再向全世界广为宣传。23

一六六六年，在荷兰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暨发明家克里斯蒂安．海更斯（Christian Huygens）的帮助下，柯尔贝在曾属于红衣主教马萨林（Cardinal Mazarin）的宫殿中创立了新的皇家图书馆与科学院，马萨林是过去路易十三的内政大臣。海更斯在一六六六年写道，皇家科学院将会测量并建立子午线和经度，这些测量数据将用于“测量地球的大小……〔并〕为地理图表的制作提供迄今以来最精确的方法”。这些具有权威性的新地图不但能改善航海技术，还能提高法国占领殖民地的能力。海更斯进行了一长串天文实验与实用科学实验，其中也包括了后来成为柯尔贝伟大成就之一的实验：“透过钟摆模型建立通用的尺寸测量法”。海更斯概述了他的计划：他要创造一种实用性的摆锤钟，即“航海钟”，可用来计算执行殖民任务的船只航行时的经度。24

海更斯说服了柯尔贝：皇家科学院最重要的其中一个活动是出版自然历史著作，使用“共通”且容易理解的语言来解释科学实验，让社会大众也能了解。一六六五年，柯尔贝开始赞助丹尼斯．萨罗（Denis de Sallo）的计划，创办由国家控管的科学期刊《科学家周刊》（Journal des sçavans ），这份期刊使得法国成为了受信任的科学权威来源。《科学家周刊》主张他们会刊登“学术共和国（Republic of Letters）中的新事物”，也就是全球学界中的新事物。发行人表示，此期刊会聚焦在“有用”的事物上，人们将会在这里找到“每年的重大事件”。甚至到后来路易十四统治的法国进入了战争与政治、宗教压迫的最高峰时，欧洲各地的学者仍视此期刊为科学、数学、力学、哲学与最重要的“艺术与工艺”（也就是工程学）之重要权威。就连战争时期，法国仍因为《科学家周刊》而享有国际信誉。25

柯尔贝下令皇家科学院着手编写一部大型的机械与工业图解百科全书。柯尔贝用这部百科全书让实用的商业知识与正规教育平起平坐，使商业知识藉此获得威信。海更斯和佩罗等人都为这个项目提出了发明计划。柯尔贝的百科全书计划将会对接下来的十八世纪产生惊人的影响，指引艺术、科学与科技的未来发展，从而对法国的经济扩张产生至关重要的帮助。26

这些科学出版品使法国获得了工业与商业领导者的声誉──这样的声誉甚至有些言过其实。这项策略十分成功，在一六七○年代，英格兰人开始把法国视为比荷兰更大的商业强国──这在一六六一年还是无法想象的事。柯尔贝的弟弟是克鲁瓦西侯爵查尔斯．柯尔贝（Charles Colbert, marquis de Croissy），柯尔贝在一六六八年派查尔斯到伦敦担任大使，查尔斯让英国人留下绝佳的印象，成功说服了当时的英国国王查理二世私下支持法国对抗荷兰的行动，以换取每年二十三万英镑的个人报偿。尚─巴提斯特．柯尔贝在短短的数年内，使法国成为其他国家的真正商业竞争对手，甚至成为国际间的领导强国──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是如此。27
著名的英国日记作者暨海军部秘书山缪．皮普斯（Samuel Pepys）对于这位“来自克鲁瓦西的柯尔贝”印象深刻，就皮普斯与其他人的了解，查尔斯是在哥哥的命令下来到英国监视英国工业与海军计划的。这使得尚─巴提斯特．柯尔贝显得更加令人生畏。皮普斯也热中阅读柯尔贝为商业宣传出版的作品。一六六九年一月三十日，皮普斯在日记中写道，他“认真阅读了一本法国的专书”，他担心这篇关于航海的书籍会使得人们觉得法国的海军与贸易能力就快要超越英国了。那本书正是法朗索瓦．夏邦提耶为东印度公司的成立所写的宣传著作，而这样的手法显然奏效了，使得皮普斯感到法国已经转变为成功的贸易大国，是英国最重要的竞争对手。法国的科技专长也同样使各国感到钦佩。皮普斯在一六九○年代的“海军会议纪录”（Naval Minutes）中记载道，法国拥有最精良的造船技术、船舰、港口和水手，并引用了柯尔贝在一六七一年制定的造船规范和一六七三年的战舰规范。皮普斯认为，从这些书籍就可以看出法国的海军能力远比英国更优越，他感叹道：“我国海军中的每一条优秀规范，有哪个不是法国早就设立好的规范呢？”柯尔贝的政策与宣传正中要害。28

在尚─巴提斯特．柯尔贝于一六八三年逝世时，他已经成功为法国打开了英国市场。法国甚至取得了对英国的贸易顺差。这对于英国商人来说是一场危机，他们认为法国占了上风，必须立刻予以阻止。在十七世纪，由于每个国家都在抢夺竞争优势，所以自由贸易条约的进步十分缓慢。29
不过，当时已有迹象显示，柯尔贝试图把法国转变成商业国家让太阳王很不满意。路易十四鄙视商人，认为他们是庸俗的暴发户，因而撤回了柯尔贝的许多改革政策。路易十四非但没有努力促进法国与最大贸易伙伴英国的自由贸易，反而想要发动战争。他不顾柯尔贝的意见，在一六七二年入侵荷兰。
光是向外侵略还不能让路易十四满足，他甚至在国内也走上了公民暴力的路线。一六八五年，也就是柯尔贝逝世两年后，路易十四废除了《南特诏令》（Edict of Nantes ），此法令原本旨在保护法国的新教徒少数族群。有超过二十万名法国新教徒遭受酷刑、被迫改信天主教，及受到镇压、监禁和驱逐。路易十四很清楚柯尔贝因为对贸易不利而反对宗教压迫，残暴成性的路易十四派了柯尔贝的儿子，也就是塞涅来侯爵（marquis de Seignelay）负责强迫新教徒转信天主教。法国新教徒的流亡目的地从荷兰、丹麦与英格兰，扩散到了日耳曼与美洲殖民地的多个地点。这对法国商业造成了严重打击。新教的胡格诺派（Huguenot）商人和工匠离开时，也带走了柯尔贝当初砸重金发展的专业技能；欧洲各国的君主都因为玻璃工匠、银匠、橱柜工匠和各种商人具有的优秀技术而乐于迎接他们的到来。事实上，正是《南特诏令》的废除使得法国今日没有制表的优良传统，法国的新教钟表匠全都逃到了卡尔文派的瑞士日内瓦（Geneva），那里至今仍是全球钟表贸易的中心。
与经济史学家一直以来所认知不同的是，大幅削弱柯尔贝主义与扩张市场自由可能性的，正是路易十四。作为在辉煌的贵族宫廷中心统治一整个王朝的国王，路易十四从不认为自己是普通商人的国王。目光短浅的路易十四更停止了对海军的经费支持，对殖民地的关注也下降了。现在，他的目光转向了战争。一六八八年，他开启了九年战争（Nine Years’ War），美洲将之称作威廉王之战（King William’s War），路易十四在这场战事中越过了莱茵河，积极地把法国的边界与领土向外扩张。为了对抗路易十四的侵略，英格兰、荷兰共和国、奥地利哈布斯堡神圣罗马帝国（Austrian Hapsburg Holy Roman Empire）、西班牙、葡萄牙与萨伏依（Savoy）结成了同盟。此外再加诸那些公开反对路易十四的胡格诺派教徒带来的影响，新教君主开始将太阳王视为巨大的威胁。长期的战争与饥馑，消灭了自由贸易的所有可能性。
一六九三年，法国北部的作物收成欠佳。在战争税与食物短缺造成的压力下，饥荒恶化成了伤寒疫情，此外还有类似沙门氏菌的细菌引起的腐热（putrid fever）与瘟疫腹热（pestilent abdominal fever）。一六九三年至一六九四年的大饥荒（Great Famine），扣掉正常死亡率后大约导致了一百三十万人死亡。士兵纷纷感染伤寒，不得不抱病作战。法国的财政陷入混乱，人民被大规模死亡的阴影尾随，整个国家都活在路易十四造成的无常战争与其灾难性影响的威胁之下。当路易十四发现自己无法入侵荷兰共和国与英格兰之后，便开始骚扰他们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商人，威胁到了从西印度群岛至印度的英格兰殖民地和贸易路线。等到九年战争终于在一六九七年结束时，法国在所有层面上都元气大伤。威廉三世现在随时保持着英格兰与法国间的备战状态，英国商人也将法国视为军事与商业上的威胁。
这一切和柯尔贝过去的希望背道而驰。柯尔贝的梦想是以平等贸易的条约和互利作为基础，实现平衡的自由贸易，如今这个梦想已被暴力战争与大规模死亡取代。改革者为了与过去切割，便把路易十四毫无道理的破坏行为归咎到柯尔贝身上。那些推动法国改革与利伯维尔场的人，开始把柯尔贝这位逝世已久的内政大臣拿来作为法国需要改变之事物的象征。柯尔贝主义和柯尔贝在经济史上的地位遭到扭曲，并因为路易十四晚期的灾难性统治而蒙上污点。法国的利伯维尔场思想发展之所以窒碍难行，不是因为柯尔贝执行的经济政策，而是因为路易十四好战又专制的愚行扭曲了这位内政大臣的余荫。

1. Pierre Deyon, “Variations de la production textile aux XVIe et XVIIe siècles: Sources et premiers résultats,” Annales. Histoire, sciences sociales 18, no. 5 (1963): 939–955, at 949. 

2. Daniel Dessert and Jean-Louis Journet, “Le lobby Colbert,” Annales 30, no. 6 (1975): 1303–1329; Georg Bernhard Depping, Correspondance administrative sous le règne de Louis XIV , 3 vols.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852), 3:428; Philippe Minard, “The Market Economy and the French State: Myths and Legends Around Colbertism,” L’Économie politique 1, no. 37 (2008): 77–94; Jean-Baptiste Colbert, “Mémoire sur le commerce: Prémier Conseil de Commerce Tenu par le Roy, dimanche, 3 aoust 1664,” in Lettres, instructions, et mémoires de Colbert , ed. Pierre Clément, 10 vols. (Paris: Imprimerie Impériale, 1861–1873), vol. 2, pt. 1, p. cclxvi; Jean-Baptiste Colbert, “Mémoire touchant le commerce avec l’Angleterre,” in Lettres , vol. 2, pt. 2, p. 407. 

3. Colbert, “Mémoire touchant le commerce avec l’Angleterre,” vol. 2, pt. 2, pp. cclxviii, 48, 407; D’Maris Coffman, Excise Taxations and the Origins of Public Debt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4. Colbert, “Mémoire sur le commerce, 1664,” vol. 2, pt. 1, pp. cclxii–cclxxii, at cclxviii, cclxix; Jean-Baptiste Colbert, “Aux maires, échevins, et jurats des villes maritimes de l’océan, aoust 1669,” in Lettres , vol. 2, pt. 2, p. 487; Colbert to M. Barillon, intendant at Amiens, mars 1670, in Lettres , vol. 2, pt. 2, pp. 520–521; Colbert to M. Bouchu, intentant at Dijon, juillet 1671, in Lettres , vol. 2, pt. 2, p. 627. 

5. Gustav von Schmoller, The Mercantile System and Its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New York: Macmillan, 1897); Erik Grimmer-Solem, The Rise of Historical Economics and Social Reform in Germany, 1864–189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有关发展经济，参见 Erik S. Reinert,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Studies 26, no. 4/5 (1999): 268–326. 

6. Deyon, “Variations de la production textile,” 949, 951–953; François Crouzet, “Angleterre et France au XVIIIe siècle: Essaie d’analyse comparé de deux croissances économiques,” Annales. É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21, no. 2 (1966): 254–291, at 267. 

7. Crouzet, “Angleterre et France au XVIIIe siècle,” 266, 268; Eli F. Heckscher, Mercantilism , trans. Mendel Shapiro, 2 vols.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35), 1:82; Stewart L. Mims, Colbert’s West India Policy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12); Charles Woolsey Cole, Colbert and a Century of French Mercantilism , 2 vol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39), 1:356–532; Charles Woolsey Cole, French Mercantilism, 1683–1700 (New York: Octagon Books, 1971); Glenn J. Ames, Colbert, Mercantilism, and the French Quest for Asian Trade (DeKalb: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96); Philippe Minard, La fortune du colbertisme: État et industrie dans la France des Lumières (Paris: Fayard, 1998). 

8. Colbert, Lettres , vol. 2, pt. 2, p. 457. 

9. Colbert, “Mémoire sur le commerce, 1664,” vol. 2, pt. 1, pp. cclxii–cclxxii, at cclxviii; Colbert, “Mémoire touchant le commerce avec l’Angleterre,” 405–409; Georg Bernhard Depping, Correspondance administrative sous le règne de Louis XIV , vol. 3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852), 90, 428, 498, 524, 570; Moritz Isenmann, “Égalité, réciprocité, souvraineté: The Role of Commercial Treaties in Colbert’s Economic Policy,” in The Politics of Commercial Treatie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Balance of Power, Balance of Trade , ed. Antonella Alimento and Koen Stapelbroek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79. 

10. Colbert, “Mémoire touchant le commerce avec l’Angleterre,” 405–409, 496, 523, 570; Lawrence A. Harper, The English Navigation Laws: A Seventeenth-Century Experiment in Social Engineering (New York: Octagon Books, 1964), 16; John U. Nef, Industry and Government in France and England, 1540–1640 (repr. ,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7 [1940]), 13, 27. 

11. Colbert, “Mémoire touchant le commerce avec l’Angleterre,” 487; Colbert to M. du Lion, September 6, 1673, in Lettres , vol. 2, pt. 1, p. 57; Colbert to M. de Baas, April 9, 1670, in Lettres, vol. 2, pt. 2, p. 479. 

12. Ames, Colbert, Mercantilism , 189; Mims, Colbert’s West India Policy , 232; Mireille Zarb, Les pivilèges de la Ville de Marseille du Xe siècle à la Révolution (Paris: Éditions A. et J. Picard, 1961), 163, 329; Jean-Baptiste Colbert, “Mémoire touchant le commerce avec l’Angleterre,” 407. 

13. Jacques Saint-Germain, La Reynie et la police au Grand Siècle: D’après de nombreux documents inédits (Paris: Hachette, 1962), 238, 240. 

14. François Charpentier, Discours d’un fidèle sujet du roy touchant l’establissement d’une Compagnie Françoise pour le commerce des Indes Orientales; Adressé à tous les François (Paris: 1764), 4, 8; Paul Pellisson, Histoire de l’Académie François e, 2 vols. (Paris: Coignard, 1753), 1:364. 

15. Urban-Victor Chatelain, Nicolas Foucquet, protecteur des lettres, des arts, et des sciences (Paris: Librarie Académique Didier, 1905), 120; Pierre-Daniel Huet, Histoire du commerce et de la navigation des anciens (Lyon: Benoit Duplein, 1763), 1–2. 

16. Huet, Histoire du commerce et de la navigation , cclxxii. 

17. Heckscher, Mercantilism , 1:81–82; Jean-Baptiste Colbert, “Mémoires sur les affaires de finances de France pour servir à leur histoire, 1663,” in Lettres , vol. 2, pt. 2, pp. 17–68; J. Schaeper, The French Council of Commerce, 1700–1715: A Study of Mercantilism After Colbert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3); Colbert, “Mémoire sur le commerce,” 44–45. 

18. François Barrême, Le livre nécessaire pour les comptables, avocats, notaires, procureurs, négociants, et généralement à toute sorte de conditions (Paris: D. Thierry, 1694), 3; François Barrême, Nouveau Barrême universel: Manuel complet de tous les comptes faits (Paris: C. Lavocat, 1837). 

19. Ordonnance du commerce du mois de mars 1673; et ordonnance de la marine, du mois d’août 1681 (Bordeaux, France: Audibert et Burkel, an VIII), 5, Art. 4. 

20. Jacques Savary, Le parfait négociant; ou, Instruction générale pour ce qui regarde le commerce des Marchandises de France, & des Païs Estrangers , 8th ed. , ed. Jacques Savary Desbruslons, 2 vols. (Amsterdam: Jansons à Waesberge, 1726), 1:25; 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 ed. Roy Harold Campbell and Andrew Skinner, 2 vols.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81), vol. 2, bk. IV, chap. vii, pt. 2, para. 53. 

21. Peter Burke, The Fabrication of Louis XIV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Colbert, “Mémoire sur le Commerce,” vol. 2, pt. 1, p. cclxiii; Alice Stroup, A Company of Scientists: Botany, Patronage, and Community in the Seventeenth-Century Parisian Royal Academy of Scienc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30. 

22. Colbert, Lettres , vol. 2, pt. 2, p. 62; vol. 5, pp. 241–242; Charles Perrault, “Autre note à Colbert sur l’établissement de l’Académie des Beaux-Arts et de l’Académie des Sciences,” 1666, in Colbert, Lettres , 5:513–514. Also see Roger Hahn, The Anatomy of a Scientific Institution: The Paris Academy of Sciences, 1666–1803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15; Lorraine Daston, “Baconian Facts, Academic Civility, and the Prehistory of Objectivity,” Annals of Scholarship 8 (1991): 337–363; Steven Shapin, A Social History of Truth: Civility and Scienc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291; Michael Hunter, Science and Society in Restoration Eng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48; Anthony Grafton, The Footnote: A Curious Hist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202–205; Jean-Baptiste Say, A Treatise on Political Economy , 2 vols. (Boston: Wells and Lilly, 1821), 1:32–33; Margaret C. Jacob, Scientific Culture and the Making of the Industrial Wes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chap. 8. 

23. Perrault, “Autre note à Colbert,” 5:514; Charles Perrault, “Note de Charles Perrault à Colbert pour l’établissement d’une Académie Générale, 1664,” in Colbert, Lettres , 5:512–513. 

24. Christiaan Huygens, Oeuvres completes, 22 vols.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891), 19:255–256. 中括号内的批注来自麦可．马奥尼（Michael Mahoney）的翻译，在此采用：“[Memorandum from Christiaan Huygens to Minister Colbert Regarding the Work of the New 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 Princeton University, www.princeton.edu/~hos/h591/acadsci.huy.html . 

25. Huygens, “Note from Huygens to Colbert, with the Observations of Colbert, 1670,” in Colbert, Lettres , 5:524; James E. King, Science and Rationalism in the Government of Louis XIV, 1661–1683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49), 292; Joseph Klaits, Printed Propaganda Under Louis XIV: Absolute Monarchy and Public Opin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74; Denis de Sallo, “To the Reader,” Journal des sçavans (January 5, 1665): 5; Jacqueline de la Harpe, Le Journal des Savants en Angleterre, 1702–178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41), 6, 8; Arnaud Orain and Sylvain Laubé, “Scholars Versus Practitioners? Anchor Proof Testing and the Birth of a Mixed Cult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Technology and Culture 58, no. 1 (2017): 1–34. 

26. Liliane Hilaire-Pérez, Fabien Simon, and Marie Thébaud-Sorger, L’Europe des sciences et des techniques: Un dialogue des savoirs, xve–xviiie siècle (Rennes, Franc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Rennes, 2016); John R. Pannabecker, “Diderot, the Mechanical Arts, and the Encyclopédie in Search of the Heritage of Technology Education,” Journal of Technology Education 6, no. 1 (1994); Cynthia J. Koepp, “Advocating for Artisans: The Abbé Pluche’s Spectacle de la Nature (1731–1751),” in The Idea of Work in Europe from Antiquity to Modern Times , ed. Josef Ehmer and Catherina Lis (Farnham, VT: Ashgate, 2009), 245–273. 有关柯尔贝艺术协会（Colbertist Société des Arts）转变成重农主义的转变过程，参见 Hahn, Anatomy of a Scientific Institution , 108–110; Robert Darnton, The Business of Enlightenment: A Publishing History of the Encyclopédie, 1775–1800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Kathleen Hardesty, The Supplément to the Encyclopédie (The Hague: Nijhoff, 1977); John Lough, Essays on the “Encyclopédie” of Diderot and d’Alembert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Dan Edelstein, The Enlightenment: A Genea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Jacob Soll, The Information Master: Jean-Baptiste Colbert’s Secret State Information System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9), 161; Robert Darnton, “Philosophers Trim the Tree of Knowledge: The Epistemological Strategy of the Encyclopédie,” in The Great Cat Massacre and Other Episodes in French Cultural History (New York: Vintage, 1984), chap. 5; Colbert, 1619–1683 (Paris: Ministère de la Culture, 1983), 168; Paola Bertucci, Artisanal Enlightenment: Science and the Mechanical Arts in Old Regime Franc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7), 214.
另见 Linn Holmberg, The Maurist’s Unfinished Encyclopedia (Oxford: Voltaire Foundation, 2017), 175. 

27. Colbert, “Mémoire touchant le commerce avec l’Angleterre,” vol. 2, pt. 2, p. 405. 

28. Samuel Pepys, Naval Minutes , ed. J. R. Tanner (London: Navy Records Society, 1926), 352–356, at 356; King, Science and Rationalism , 272. 

29. D. G. E. Hall, “Anglo-French Trade Relations Under Charles II,” History 7, no. 25 (1922): 17–30, at 23; Jacob Soll, “For a New Economic History of Early Modern Empire: Anglo-French Imperial Codevelopment Beyond Mercantilism and Laissez-Fair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77, no. 4 (2020): 525–550. 

第八章 太阳王的噩梦和利伯维尔场的美梦

我们的美德往往是经过伪装的恶行。 ──拉侯谢傅科公爵（Duc de La Rochefoucauld），《格言录》（Maxims ），一六六五年

等到九年战争（一六八八年至一六九七年）结束时，法国和欧洲各国一样都疲惫不堪，他们经历的是二十多年间几乎未曾止歇的冲突。路易十四恐吓西属尼德兰，并利用他的影响力追捕与迫害各个邻国的法国新教难民。他的战争大臣，个性极为残忍的卢瓦侯爵（marquis de Louvois）在欧洲与世界各地推行暴力统治。为了应付战争的开支，法国征收了额外税金，使广大法国人民陷入悲惨的生活，多数人只能不断挨饿。

这种看似永无止境的暴力与苦难的循环，正好对应到了法国工业的兴起，使得许多哲学家回头张望过去他们视为比较自由、和平且繁盛的模式。有些法国思想家受到西塞罗与古老贵族农业价值观的启发，拒绝接受财富只能来自城市、创新与制造业的观点。他们想要以农业和斯多噶道德为基础，发展出一套经济成长的利伯维尔场模式。

以后见之明来看，由柯尔贝的继承人来带领这次的改革运动似乎是极为矛盾的一件事。在十七世纪之交，柯尔贝的孩子与外甥在皇室中形成了势力最为强大的一个团体。他们的目标是为新改革时代量身打造新的柯尔贝主义。他们认为，路易十四忽视了良好的政府管理，漠视对利伯维尔场与和平的追求，这样的行为破坏了柯尔贝最基础的政策。柯尔贝家族对此的响应，是设计与推行一系列的政府政策和书籍，这些行动后来将点燃十八世纪的利伯维尔场运动。

或许不令人意外，到了十七世纪的后半叶，愈来愈多思想家对人性与人类社会感到无比绝望。部分哲学家因为战争与压迫而得出了愤世嫉俗的结论：自我利益主宰着一切，在世俗的茫茫苦海中，是不可能有真正高尚且无私的行为。自从西塞罗首次提出，拥有大量土地的罗马贵族之间的爱、责任与友谊等感情是市场交易的催化剂与担保之后，哲学家就一直在争论情感与经济之间的关系。

基督教思想家把人们对于天堂救赎的渴望引入了市场中，坚称想要用世俗财富交换天堂财富的渴望与个人自由意志，是推动神圣机制运转的力量。如今哲学家开始寻找一种更实际的政治经济体制，希望能运用人类没那么高尚的情操，促使他们为公众福祉付出努力。与其为了宗教信仰或贵族的军事荣耀而战，不如把这种人类的渴望力量投入交易契约中：透过商业协议实现人们的理性利己倾向。1

英国政治理论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已经在一六五一年的著作《利维坦》（Leviathan ）中，提出了“利己是政治经济生活的基础”这个概念。霍布斯呼应了奥古斯丁和马基维利的观点，指出人类的本质就是恶的，认为所有人都是“所有人的敌人”，并且处于一种持续的争斗状态中，这些争斗是由人类对于“利益”、“名声”和“自我保护”的天生欲望引起的。自然法则赋予人类不惜一切去保护生命与财产的权利。人类若想脱离这种为了财产持续争夺的状态，唯一的方法就是在政治上达成共同的“契约”，进行和平的商业交易。霍布斯就像专制主义者尚．布丹一样，认为个体必须把个人自由交付给专制君主，此君主要谨慎地“争取共同利益”。2

十七世纪最重要的其中一位探讨利己的哲学家，是著名的法国贵族法朗索瓦（François），即拉侯谢傅科公爵（Duc de La Rochefoucauld）。他的著作推动了人们相信个人机会主义能推动商业社会与市场，对利伯维尔场思想造成了重大的影响。拉侯谢傅科公爵质疑西塞罗那套“爱与友谊推动交易”的说法，他承袭圣奥古斯丁与霍布斯的观点，认为人类的行为并非出自仁慈，而是出自对于自身的关注。因此，他希望能了解欲望，也就是他所谓的“自爱”（self-love，法文为amour propre），会如何影响人类的所有行为。他相信在更好的环境条件下，人类确实可以透过斯多噶派的纪律找到美德。但当统治者是专制且道德破产的帝王时，这种道德自由是不可能的事。拉侯谢傅科公爵尤其反对路易十四用君主专制主义剥夺贵族的古老农业美德，他将凡尔赛宫的皇室比做交易荣誉和特权的“股票交易所”，而贵族们正试图从中获利。他谴责道，在路易十四的世界中，所有行为与友谊都“只以利己为基础”。3

尽管如此，拉侯谢傅科公爵还是看见了希望。他相信只要适当引导这些自私的情感，就能为共同利益所用。他写道：“我们总是将不当行为归咎于利己，但事实上我们也应该为了良好行为而赞扬利己。”这段话传达出当代市场思想的一个基本信条。利己“能推动贸易行为，而我们之所以付钱，并不是因为结清账务是对的事，而是因为付钱后别人比较愿意继续相信我们”。因此，贪婪和欲望打造了强大的交易力量，促使人类保持诚实，哪怕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4

对于路易十四压迫性的天主教主义，最主要的批判来自杨森主义天主教徒（Jansenist Catholics）。他们和拉侯谢傅科公爵一样，希望能找出一套系统来运用利己，将之转变成好的事物。法国的杨森主义信徒受到十七世纪初法兰德斯的伊珀尔主教（bishop of Ypres）康涅留斯．杨森（Cornelius Jansen）的启发，追求的不只是灵性上的完善，还要寻找一套能够减轻原罪与改善世俗生活的体系。杨森主义者是圣奥古斯丁的忠实深度读者，他们相信上帝创造出了一个完美的世界，人类的罪行却扰乱了这个世界。杨森主义者因为路易十四的贪婪与自恋而感到疲惫，认为自给自足的商业市场最可能让人类有机会把原罪与欲望转换成美德。他们相信奇迹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上帝已经隐藏了”。除一小群被选中的人能透过上帝的恩典获得救赎之外，其他人类不会得到上帝的解救，只能赤身裸体地留在孤独之中，成为自身罪恶本质的猎物。包括著名的法京剧作家尚．拉辛（Jean Racine）在内，些许法国思想家因为杨森主义者的观点深受感动，从世俗中完全抽身并独自住在小房间里，追求奥古斯丁式的自我克制和虔诚美德。但是这种纯粹主义缺乏广泛的吸引力。广大人类中的绝大多数不可能在社会中生活的同时完全避免罪恶与利己。事实上在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国，若不参与他的政权就无法完全正常地生活。于是，有些人开始寻找新方法，希望至少能用这个方法来应付受到人类的贪婪与利己所主宰的世界。5

尚．多马（Jean Domat）是一位信奉杨森主义的著名罗马法学专家，他塑造了基督徒版本的旧佛罗伦萨理想，把商业视为能够使国家富强的一种公民货品。多马仔细研究市场机制如何疏导、甚至消除罪恶，为利伯维尔场思想设计了一套基督徒观点的框架，对后世产生长远的影响。他的著作《公民法之自然法则》（The Civil Law in Its Natural Order ，一六八九年至一六九四年）是一部国际知名的罗马法摘要集，清楚描述了市场如何自由地对人类的渴望与情绪做出回应。多马承袭了西塞罗的看法，认为人类可以在自然之中辨认出永恒不变的法则，一旦我们允许这些法则自然运作，就能启动一种动态的市场系统，控制住人类唯利是图的倾向。

多马认为，身在伊甸园之外的人类已经失去“纯真的状态”，而肉体劳动就是上帝“施加”在这些人类身上的惩罚。人类必须找到方法来善加运用上帝的惩罚，靠着劳动来制造“对象”，靠着财富推动“商业”。在多马的理论中，上帝把“共同利益”放在世俗中，供“人类”“转变”成“农业、商业、艺术、科学”和“生活的需要可能索求”的一切。因此，这些“对象”成为了这个社会中的“协议”（也就是契约）之基础。当人们透过交易履行自己的“责任”时，他们的行为不会导致社会公众的“失序”，而是会把能量从“不忠、双面人、欺瞒、不诚实与其他会造成伤害的错误行为”等负面“协议”中疏导出来。市场就像一股潮流，可以在罪行的系统中把人们往美德的方向推进，透过商业交易明确地抵销对方的罪恶。如此一来，上帝的劳动惩罚就会转化成公民利益，既能创造财富，也能为国家公共利益支付“税金和关税”。多马的系统有效地把旧基督教的神圣救赎市场转变成幸福与公民美德的完全世俗市场。多马主张法律的目标是让个人透过交易找到满足感与救赎，这样的主张为商业社会提供了宗教理由。6

若说拉侯谢傅科公爵和多马这一类的哲学家在寻找的，是一个把个人罪恶转变成公共美德的公式，那么其他更直接参与路易十四国家事务的哲学家，在寻找的就是能够治疗法国痼疾的解药。来自鲁昂的杨森主义税吏暨利伯维尔场与经济均衡的先驱理论家，布阿吉尔贝尔男爵皮耶．皮森特（Pierre Le Pesant, sieur de Boisguilbert）甚至直接向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提出了利伯维尔场作为解决方案，其他提案参与者中，也包括柯尔贝的外甥和他在专业知识方面的继承人尼古拉斯．德马雷兹（Nicolas Desmaretz）。

布阿吉尔贝尔在柯尔贝最成功的其中一个商业区担任警方督察（intendant of police）：拥有羊毛加工业的繁荣城镇鲁昂。运用他在自己的贵族领地与行政辖区实施收税的经验，为国家政策的实际应用发展出了第一个自我延续市场的现代观念。他认为法国的经济困境源自人类的错误判断，于是开始撰写一本说明经济能如何自我驱动的著作。他在一六九五年出版的《详述法国》（Detail of France ）是史上第一本专门讨论自我延续市场机制之经济思想的详尽书籍。他在书中指责，虽然有货币在法国境内流通，但它们并没有在创造财富，这些货币若非只对富人的利益有帮助，就是被税收侵蚀掉。针对农民的税收制度既不公平又具有惩罚性，此一制度瘫痪了消费、破坏了农业、使货币的价值与流通性下降，还阻碍了能带来财富的生产与市场本身。7

从很多方面来说，布阿吉尔贝尔都是对的，尤其是市场需要消费者基础这部分的观念。但他认为从根本上来说，财富是建立在农业的基础之上。布阿吉尔贝尔是一个观点偏向传统的贵族，没能意识到鲁昂羊毛业的经济权力足以威胁到英国商人。反之，他就像西塞罗一样认为所有财富都源自农业，相信货币的价值来自农产品。与此同时，他却也反对封建经济的不公。他认为若想使市场发挥作用，农场劳动人口必须获得更好的报酬。他指出法国的广大农业经济到了这时候已经残破不堪了，此观点也并没有错；法国人口大多是农民，而路易十四对农民征收的税金使他们身陷饥饿与痛苦中。

布阿吉尔贝尔建议国家取消对贫困农业劳动者的高税收，如此一来货币才能“像血液一样”重新进入循环系统，在经济体中自由流动。布阿吉尔贝尔是提出用税务改革促进经济成长的先驱者，他也指出针对穷人的不公平税收会在自然市场系统中创造出“人为的干扰”。布阿吉尔贝尔提出了人头税 （capitation），也就是依经济状况调整税额的按人征税制度，用以取代法国不向贵族征税的制度。换句话说，他想要向不工作的有钱人征税──那些贵族和富有神职人员，并根据他们的收入来制定税金；同时他还希望能降低农业劳工的税金。如果贵族能纳税，而穷人能幸免，这必定会启动消费与经济成长的良性循环、提高生活水平，并改进农民的工作状况与生产力。8

布阿吉尔贝尔把市场描述成一具装置，如果能维持适当平衡，那么它自己就会制造财富，这样的说法与尚．多马早期的经济均衡理论相互呼应。布阿吉尔贝尔指出，减税的最佳方法就是停止战争。他是第一个把利伯维尔场思想与和平主义做出明确连结的人，他声称战争会创造饥荒、破坏农业、拉高税金并破坏贸易和健康的市场机制。他主张，如果法国能与他国保持和平，并停止对农业征税的话，自然市场系统可能就会自行运作。布阿吉尔贝尔为利伯维尔场提出的计划既具有开创性，又充满理想，在某种层面上，这个计划和西塞罗的计划正好相反：布阿吉尔贝尔追求自由农业的目的是为穷人创造财富，这些财富会进而为所有人都创造出财富。9

布阿吉尔贝尔不是一个只会空想的人。身为一名高阶税吏，他一直和财务大臣，也就是柯尔贝的外甥尼古拉斯．德马雷兹保持直接联络。根据布阿吉尔贝尔这位史上首位系统性利伯维尔场经济理论学家和柯尔贝的继承人在财政部的初次会面状况显示，事实和某些经济史中的陈腔滥调相反，柯尔贝的后继者对于这些新思想其实抱持着相对开放的态度。

德马雷兹曾在柯尔贝身边担任财政督察、和他一起受训，并将他使用的方法全都铭记在心。柯尔贝显然对德马雷兹的表现很满意，把这位外甥安排为他的继任者，德马雷兹在一七○三年成为财政官，在一七○八年至一七一五年担任财政总监督。德马雷兹的任务是听从路易十四的命令，以及保护他舅舅创造的工业规范与政府规范，他并不信奉特定的经济意识形态，以令人讶异的开放态度接受了布阿吉尔贝尔的自由放任思想。布阿吉尔贝尔一开始先把他针对利伯维尔场思想的文章寄给了柯尔贝家族的一位亲近朋友，米歇尔．夏米拉（Michel Chamillart），他是在一六九九年至一七○八年手握大权的财政总监督，并于一七○一年至一七○九年担任战争大臣。夏米拉同时也是鲁昂的总督，或许正是因此，他对布阿吉尔贝尔的响应是探讨要如何“把理论转化为现实”。夏米拉后来和德马雷兹分享了布阿吉尔贝尔的信。这些信件的边缘写满了潦草的笔记，提出布阿吉尔贝尔这些理论的可能应用方式，并由此得知，虽然两位长官起初抱持着怀疑的态度，最终还是和这位来自鲁昂、支持自由放任思想的税吏开始往来。10

德马雷兹的回应让我们清楚看出，现代把柯尔贝主义描述成利伯维尔场对立面的陈腔滥调是不准确的。柯尔贝和德马雷兹并不像现代经济史学家所描述的那样，是所谓的重商主义者。柯尔贝家族改革计划的特点是他们谨慎地管理自身利益，并融入对市场建设的信念，以及将商业管理技能（例如会计和海事管理）、法律和外交专业纳入政府的理念。

一七○四年，布阿吉尔贝尔开始摘录《详述法国》的部分内容寄给德马雷兹，希望这位大臣能听取他对于谷物贸易自由化与税制改革的想法。布阿吉尔贝尔解释，如果他愿意这么做的话，大自然的神圣系统将会推动与维持法国经济的运作。他将德马雷兹称作是经济这个“发条装置的最高统帅”，这样的称呼揭示了许多事。若说布阿吉尔贝尔认为自我延续的市场系统运作时就像发条装置一样，那么他也会相信这个系统需要位高权重的政府高官来上紧发条。德马雷兹有那个权力能解放国家的财富，让这些金钱再生产更多财富，接着采取更公平也更有效率的方式收税，如此一来市场就能独立运作。我们应该留意的是，在这一系列的信件中，这位自由放任主义的早期支持者也要求国家提供一个职位给他儿子。11
虽然德马雷兹告诉他的助手，布阿吉尔贝尔的信里面有许多有趣的构想，他仍在页边的笔记中批评道，有鉴于法国此刻在财政上的立即需求，布阿吉尔贝尔的提议不切实际又难以实行。不过，到了一七○五年，德马雷兹在无计可施之下开始重新检视布阿吉尔贝尔的税制建议，并承诺他会认真“考虑”这些改革。德马雷兹显然左右为难，他最后采纳了布阿吉尔贝尔的建议，但却削弱了该计划的核心精神。在法国的经济因为战争而陷入灾难之际，德马雷兹建立了一种短期的普遍税制：什一税（dixième ）。唯一的问题在于，他在实施时不是用新税制取代旧税制，而是在旧税制上添加新税制。也就是说，虽然富人现在必须缴纳一些税金，穷人却必须负担比以前更重的税。而德马雷兹向布阿吉尔贝尔解释，路易十四的战争已吸干了每一分钱，如今他们没有空间能容纳理想主义了。尽管柯尔贝的外甥想要尝试自由放任主义的改革，但他们必须继续等待。12

在柯尔贝的直系继任者们所制定的政策中，利伯维尔场哲学发挥作用的例子并非只有这次。事实上，在十七世纪末，柯尔贝家族已站在利伯维尔场思想的先锋位置。德马雷兹并不是家族中唯一一个和其他人连手进行利伯维尔场改革的人。柯尔贝的女婿和康佩（Cambrai）主教法朗索瓦．萨利尼克．莫斯─芬乃伦（François de Salignac de la Mothe-Fénelon）密切合作，芬乃伦是一位狂热的自由放任主义理论家，也是当时影响力最大的作家之一。
芬乃伦在一六八九年至一六九七年担任路易十四的推定继承人勃艮第公爵（duc de Bourgogne）的导师，因而成为皇室家庭的成员，能定期接触到国王、他的家人和他的大臣。芬乃伦不但是一位才华洋溢的宗教演说家，后来也成为了提出自由放任主义愿景的十七世纪作者中，拥有最广大阅读群众的一位。芬乃伦的老师是路易十四的首席神学家雅克─贝尼涅．波苏维（Jacques-Bénigne Bossuet），负责在凡尔赛宫的皇家礼拜堂里布道的波苏维不仅支持宗教绝对主义的政治理论，也提倡宗教不宽容。在一六八五年的《南特诏令》废除后，路易十四派出波苏维和芬乃伦执行国家任务，到法国西南大西洋沿岸的拉荷歇尔（La Rochelle）周边改变新教徒的信仰。在拉荷歇尔的这段期间，芬乃伦对他们以暴力军事手段改变宗教信仰一事感到心灰意冷，也对路易十四的政治和经济政策感到失望。
芬乃伦在宫廷中的人脉很广，与柯尔贝的女婿第二代圣艾尼昂公爵保罗．波维利尔（Paul de Beauvilliers, 2nd duc de Saint-Aignan）过从甚密，并在其他人的引见下和德马雷兹变得关系密切。波维利尔的另一位密友是在宫廷中声势逐渐崛起的吕纳公爵（duc de Luynes）查尔斯．奥诺雷．达贝尔（Charles-Honoré d’Albert），他是柯尔贝的另一个女婿，一般对他的称呼来自另一个家族头衔谢夫勒斯公爵（duc de Chevreuse）。如今柯尔贝的女婿波维利尔和谢夫勒斯在宫廷中掌权，德马雷兹进入财政部，柯尔贝的侄子托尔西侯爵尚─巴提斯特．柯尔贝（Jean-Baptiste Colbert, marquis de Torcy，又称作托尔西的柯尔贝〔Colbert de Torcy〕）则在一六九六年被任命为外交事务大臣，于是柯尔贝家族集团得以在路易十四的宫廷与政府高层中呼风唤雨。我们可以从他们的通信中得知，他们是以家族为单位在运作，持续累积他们的财富，就连在支持芬乃伦的构想时也一样。在波维利尔和德马雷兹的带领下，这个强大的集团一起制定战略，希望能找回柯尔贝的优秀政府管理，建立更加自由的市场。13

波维利尔同时也是皇室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因此在皇室中拥有绝大的影响力。路易十四知道他们是一个集团，所以在召开正式会议时，只会召集柯尔贝政府集团里的领导成员：托尔西的柯尔贝、波维利尔和德马雷兹。他让柯尔贝集团任命芬乃伦担任路易十四的七岁孙子的家教老师，这个孙子就是最终继承了王位的勃艮第公爵。波维利尔和芬乃伦相信，这名年幼的君主是通往改革的道路，更是能让他们获得更多权力的途径。他们打算以柯尔贝的治理方法为基础为这位年轻公爵制定学习计划。一六九七年，波维利尔和芬乃伦开始执行这项勃艮第公爵计划，使用一套庞大的统计书籍《绍讷列表》（The Tables of Chaulnes ），希望让这位继承人了解，要如何透过一套能带来经济自由的治理改革，来扩张法国的人口与商业规模。其内容聚焦于透过柯尔贝当年的统计法去计算、测量与在地图上标示法国的所有重要财富与管辖区。此外，计划的另一个目的是创造更好的税收制度：每一种形式的应税财产都要确实记录下来。14

一六九九年，柯尔贝家族密切支持芬乃伦撰写小说《忒勒马科斯的冒险》（The Adventures of Telemachus ），供勃艮第公爵的教育所用。《忒勒马科斯的冒险》是那个时代最明确、影响力也最大的农业利伯维尔场思想著作，也是十八世纪的畅销书，启发了从莫扎特到亚当斯密等多位重要人物。芬乃伦的小说填补了荷马的著作《奥德赛》（Odyssey）中缺漏的情节，描述了奥德修斯的儿子忒勒马科斯在冒险中学习的故事。故事中，有一位睿智的老师一直陪在忒勒马科斯身边，芬乃伦透露，这位老师其实是伪装过后的智慧女神密涅瓦（Minerva）。15

这部作品非但没有赞扬歌颂路易十四，反而是一份对他的统治和凡尔赛皇室的控诉，同时也是对自由贸易的呼吁。书中讲述了忒勒马科斯透过做出种种与路易十四相反的行为，学着成为一名优秀的国王。芬乃伦认为理想的君主会拒绝战争、侍臣、奢侈品、不断变化的流行和缺乏实际用途的宏伟建筑。他会维护正义，仁慈慷慨地对待臣民。他应该和西赛罗一样，认为人们可以在友谊与忠诚里找到“美德”和好的交易。国王本人应该要向人们示范基督教式的斯多噶价值观：“热爱正义……忠诚、节制与无私。”他应该要推动国内人民聚焦在“严肃的”农业工作上。16

根据芬乃伦的说法，道德高尚的君主会重视“所有公民的自由”。他警告，最“专制”的统治者是最弱小的统治者。他指出，那些靠着恐惧统治的人就像是“人类种族的瘟疫”：他们认为自己“远比其他人类还要优越”，以至于他们“无法用自己的双眼看见真相”，只能用“谄媚”把自己包围起来。最后的最后，一名优秀国王的职责就是避免战争。17

《忒勒马科斯的冒险》结合了芬乃伦对皇室美德的西塞罗式见解，以及普遍性的柯尔贝式经济信条。芬乃伦就像柯尔贝一样，提到在发展良好的商业时，需要“航海”、储备充足的“军火”与“海上霸权帝国”作为后盾。他引述柯尔贝的商业法，呼吁国家必须使用良好的“法规”来限制“破产”与审计商人的账簿。他说“罚则”能防止商人用不诚实的经营方式，拿他人的财富来冒险。然而，芬乃伦反对以奢侈品作为基础的工业经济。在目睹了宫廷中的各种愚行后，他强硬地要求各个国王都要禁止“奢侈品和阴柔行为”、“音乐”、“舞会”和宫殿。无论社会阶级是高是低，法国人民都应该要亲近土壤，保持刻苦坚韧的个性。他不希望法国人把钱花在“外国制造”的“东西”上，例如“昂贵的金底板与银底板刺绣”或“烈酒与香水”。芬乃伦警告说，“奢侈品会毒害整个国家”，使富人与穷人区分开来，直到“罪恶”被“当成美德来称颂”。18

在芬乃伦的设想中，自由放任经济具有“简单且明确”的规则。他说，一切之中最重要的是个体必须能自由地按照自己的选择进行贸易。这种自由将会吸引外国人与更多财富流入法国。经过专门训练的国家法官会负责维持自由贸易，以及在过于复杂的项目中，负责协助缺乏相应知识的商人建立“公司”。一名优秀的国王该做的工作是确保所有人都拥有自由与自然创造的财富。19

书中的一句对白，灵感可能来自罗马保守农业派作家加图（Cato），芬乃伦用这句话告诫统治者，绝对不要忽略他的土地，也不要征收过高的税金。土地拥有者必须能够自由地把所有资金应用在提高作物产量上，并且他们兴旺的大家庭必须以健康的状态在土地上工作、进公立学校学习，并参与“体能锻炼”。靠着制造业与贸易赚来的不健康“人造财富”应该受到鄙视。芬乃伦强调，简而言之，富有国家的基础就是农业，“一块妥善耕种的田地是真正的宝藏”。20

想当然耳，路易十四既没有听从芬乃伦的建议，也没有理会柯尔贝家族中的其他成员。芬乃伦提出的利伯维尔场改革方案全都没有问世。不如说，我们可以认为路易十四后来的统治彻底摧毁了柯尔贝与其后继者真正追求的目标。路易十四对于芬乃伦的批判怒火中烧，在一六九九年将他逐出宫廷，继续进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War of Spanish Succession，一七○一年至一七一四年）。这正是芬乃伦曾提出警告的那种噩梦。路易十四的战争使得法国开始对抗英格兰大同盟（Grand Alliance of England），包括荷兰共和国、奥地利大公国以及后来的西班牙和萨伏依。根据军事史学家的估计，交战中的死亡人数大约落在七十万至一百二十万之间──且法国在之前一六九三年至一六九四年间的大饥荒已经死了一百二十万人。一七○九年，太阳黑子引起的气温骤降导致了大霜冻（Great Frost），法国在这段期间又死了六十万人。在虚弱、饥饿与绝望中，法国人口共减少了数百万之多。

接受了精心教育的勃艮第公爵在妻子感染麻疹时拒绝离开她身边，因而受到传染并在一七一二年逝世。他过世前已经把麻疹传染给了三名儿子之中的两人，这两名儿子也因此死亡。公爵的小儿子被一名奶妈隔离起来，这名幸存者在一七一五年于五岁的年纪成为路易十五世，当时他的曾祖父路易十四因为腿部坏疽而死亡。路易十四的健康状况宛如在隐喻他的统治政权：他的王朝从内部开始腐败，他离开时所留下的法国受到严重创伤，陷入饥饿与破产。没有人为路易十四哀悼，在送葬的那天，街道上空无一人。有些人甚至在私下庆祝此事。

路易十四践踏了柯尔贝留下的功绩，也抹煞了可能随之而来的商业自由与经济成长。不过，在这些惨烈的失败中，柯尔贝最重要的其中一些改革存活了下来。虽然法国仍是农业社会，受到贵族与专制君主的统治，但法国工业仍有持续产出，在全球商业的舞台上和英格兰继续竞争。法国非但仍是全世界的两大科学强国之一，而且还成为了欧洲启蒙运动的摇篮。启蒙运动是一场错综复杂的科学与思想进步的运动，事实将证明此运动是现代利伯维尔场思想哲学的核心。法国经济思想家将会透过哲学家查理．路易．德．色贡达（Charles-Louis de Secondat），也就是孟德斯鸠男爵（baron de Montesquieu）所谓的“温和”商业，以贸易的互利性取代自爱的战争本能，寻找通往和平与繁荣的永久道路。换句话说，自由贸易就是嫉妒、战争与贫困的解药。法国将会在这方面对英国经济哲学造成深远的影响。在这两个国家中，人们此刻还坚持认为，只要人类能靠着解放农业市场来妥善利用大自然，那么市场就能在和平之中创造奇迹，制造无穷尽的财富。21

1. Albert O. Hirschman, 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 Political Arguments for Capitalism Before Its Triumph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16. 

2. Thomas Hobbes, Leviathan , ed. Richard Tuc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t. 1, chaps. 13–14. 

3. La Rochefoucauld, Maxims , trans. Leonard Tancock (London: Penguin, 1959), maxims 48, 85, 112, 563; Pierre Force, Self-Interest Before Adam Smith: A Genealogy of Economic Sci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146, 176; Norbert Elias, The Court Society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3), 105. 

4. La Rochefoucauld, Maxims , 66, 77, 223, 305. 

5. David A. Bell, The Cult of the Nation in France: Inventing Nationalism, 1680–180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28; Dan Edelstein, On the Spirit of Right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9), 120; Pierre Nicole, “De la grandeur,” in Essais de morale , 3 vols. (Paris: Desprez, 1701), 2:186; Dale van Kley and Pierre Nicole, “Jansenism, and the Morality of Self-Interest,” in Anticipations of the Enlightenment in England, France, and Germany , ed. Alan C. Kors and Paul J. Korshin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7), 69–85; Gilbert Faccarello, Aux origins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libérale: Pierre de Boisguilbert (Paris: Éditions Anthropos, 1985), 99. 

6. Jean Domat, The Civil Law in Its Order Together with the Publick Law , 2 vols. (London: William Strahan, 1722), vol. 1, chap. 2, sec. 2; vol. 1, chap. 5, sec. 7; vol. 2, bk. 1, title 5; Faccarello, Aux origins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libérale , 146; Edelstein, On the Spirit of Rights , 120; David Grewal, “The Political Theology of Laissez-Faire : From Philia to Self-Love in Commercial Society,” Political Theology 17, no. 5 (2016): 417–433, at 419. 

7. Pierre Le Pesant de Boisguilbert, Détail de la France (Geneva: Institut Coppet, 2014), 18, 61–63. 

8. Boisguilbert, Détail de la France , 77, 89, 99. 

9. Faccarello, Aux origins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libérale , 115, 119. 

10. Gary B. McCollim, Louis XIV’s Assault on Privilege: Nicolas Desmaretz and the Tax on Wealth (Rochester, NY: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 2012), 106, 149; A. -M. de Boislisle, Correspondance des contrôleurs généraux des finances , 3 vols.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883), 2:530. 

11. Boisguilbert to Desmaretz, July 1–22, 1704, Archives Nationales de France, G7 721; Boislisle, 2:207, 543–547, 559. 

12. Boislisle, Correspondance des contrôleurs généraux , 2:544. 

13. Georges Lizerand, Le duc de Beauvillier (Paris: Société d’ÉditionLes Belles Lettres, 1933), 43, 153. 

14. Lionel Rothkrug, Opposition to Louis XIV: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Origins of the French Enlightenmen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 263–269, 286–287; Louis Trénard, Les Mémoires des intendants pour l’instruction du duc de Bourgogne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1975), 70–82; David Bell, The First Total War: Napoleon’s Europe and the Birth of Warfare as We Know It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2007), 62; Lizerand, Le duc de Beauvillier , 46–77; marquis de Vogüé, Le duc de Bourgogne et le duc de Beauvillier: Lettres inédites, 1700–1708 (Paris: Plon, 1900), 11–23; Jean-Baptiste Colbert, marquis de Torcy, Journal Inédit , ed. Frédéric Masson (Paris: Plon, Nourrit et Cie, 1884), 57; Louis de Rouvroy, duc de Saint-Simon, Projets de gouvernement du duc de Bourgogne , ed. P. Mesnard (Paris: Librarie de L. Hachette et Cie, 1860), xxxix, 13; Edmond Esmonin, “Les Mémoires des intendants pour l’instruction du duc de Bourgogne,” in Études sur la France des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64), 113–130, at 117–119; Boislisle, Correspondance des contrôleurs généraux, 2:ii. 

15. Georges Weulersse, Le movement physiocratique en France de 1756 à 1770 , 2 vols. (Paris: Félix Alcan, 1910), 2, 302; François Fénelon, Telemachus , ed. and trans. Patrick Rile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60, 195, 325. 

16. Fénelon, Telemachus , 195. 

17. Fénelon, Telemachus , 16, 18, 25, 28, 60, 164, 170, 297. 

18. Fénelon, Telemachus , 37–39, 161–162, 165, 297. 

19. Fénelon, Telemachus , 37, 38, 105, 161, 166. 

20. Fénelon, Telemachus , 166, 195, 260. 

21. Montesquieu, De l’Esprit des lois , ed. Victor Goldschmidt, 2 vols. (Paris: Garnier-Flammarion, 1979), vol. 2, bk. 20, chap. 1. 

第九章 行星运动与英国自由贸易的新世界

贸易的本质是自由的，它会找到自己的渠道，决定最好的路线：所有针对贸易制定的规则、引导、限制和约束，往往都是对特定个人有利的法律，鲜少对公众有利。 ──查尔斯．达凡南特（Charles Davenant），《论东印度贸易》（An Essay on the East India Trade ），一六九六年

一五○○年代早期，波兰数学家暨天文学家尼古拉．哥白尼为了理解宇宙而提出了崭新的日心说模型，解释说根据已知的运动定律，行星是围绕着太阳转动的。二十世纪的哲学家路德维希．维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认为哥白尼的发现是一种对自然运作方式的“新观点”；如果行星会按照看起来充满智慧的设计，依循既定模式绕圈运动的话，那么社会与经济也必然如此。在那个把大自然视为神圣谜团的世界中，这种新观点令人激动。十七世纪的哲学家想要寻找一种力量（force），为人类带来类似行星系统的平衡，藉此打造一个和平且繁荣的世俗世界，因此他们的研究全都执迷于自我延续的系统。他们无论往哪里看，都好像看到了自我延续的运作方式：星辰、大自然的四季、人类的躯体，以及人类的法律与经济市场。1

在十七世纪的前数十年，佛罗伦萨仕绅暨天文学家伽利略．伽利莱（Galileo Galilei）延续了哥白尼的研究，坚持认为基础物理可以透过严谨且客观的数学定律，应用在行星上。伽利略试着透过惯性的力量来了解行星运动，惯性力量会使行星能抗拒方向的变化，藉此维持绕行太阳的轨迹。伽利略的发现在该世纪早期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但他并不是唯一一个致力于动力学的杰出科学家。一六二八年，英国医师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发表了《论心脏与血液之运动》（Anatomical Account of the Motion of the Heart and Blood ），指出心脏会推动血液流往全身，形成自我延续的回路；人体像是一个能够运输与流动的有机器械，反映了星辰的运动方式。伽利略和哈维的作品启发了法国哲学家勒内．笛卡儿（René Descartes）写下《世界》（The World ，一六三三年），此著作描述了物质是如何遵循自身的自然轨迹运行，推动这种运行的并不是神秘学性质的力量，而是物质之间的相互作用力。他认为运动的动力并非来自上帝，而是来自较小的物体，也就是微粒（corpuscule）之间的机械式相互作用力。2
英国自然哲学家、数学家暨天文学家艾萨克．牛顿主张，大自然会按照物理的自我延续法则，以可预测的方式运作。牛顿因此建立了一套对于上帝神圣行动的崭新观点，认为上帝是大自然运行的监督者，而不是直接执行者。举例来说，上帝并没有创造闪电与暴风雨当作惩罚，彗星也不是预兆；这些只是大自然这个巨大机械中的零件在移动罢了。牛顿认为，自然现象所遵循的恒定物理定律，是人类可以藉由数学去理解的。更有甚者，他认为行星的运行定律也可以套用在社会与市场上。如果人类能了解社会与市场的运作机制的话，那么人类也将能预测社会与市场。3
牛顿相信，如果人类能理解大自然的运作流程，就可以揭露无限量创造黄金与白银的秘密方法。他遵循悠久且神秘的炼金术传统，推测地球是透过“植物精神”（vegetable spirit）的力量运作，此外，地球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动物”，会呼吸、寻求“更新”并维持自身的生命。牛顿确信地球内部有一种秘密能量，源自硫磺与水银组成的“贤者之石”（philosopher’s stone）。这其实并不只是幻想而已。牛顿在一六八七年写下的典范之作《数学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 ）中描述了行星的引力运动与日心说的数学原理，希望能让无神论者别再主张宇宙的混乱代表了这个世界上没有所谓的神圣计划。牛顿认为，从根本上来说，这个世界的系统是以明确规律为基础在运行的机械式系统，而他相信这种规律让我们看见了上帝之手的创造痕迹。4
和牛顿同一时代的日耳曼新教哲学家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兹（Gottfried Wilhelm von Leibniz）也同样在寻找宇宙的驱动力。莱布尼兹是一名博学之士，他发明了微积分和现代物理学，认为是上帝创造了人类的生命和大自然，使这两者像精密的时钟一样运作，并且拥有无限种运动的可能性。他指出，手表中的平衡摆轮的德文是“Unruhe “，同时也有“不安”和“骚动”的意思。莱布尼兹认为，这种骚动不安就是制造出运动的源头。这个宇宙是所有事物在一个“预先建立的和谐系统”中不断流通的无限总和。他以辨给的口才指出，理解这种无休止运动的困难之处就像要理解“一座由连续体（continuum）构成的迷宫”。5

十七世纪的哲学家推测，正如重力使行星运动一样，人类的自由道德选择也以同样方式创造出了社会与经济的运动。“个人行动能驱动世俗机制”这个想法将会成为利伯维尔场思想的基石。英国哲学家威廉．佩第（William Petty）在他著名的社经统计学书籍《政治算数》（Political Arithmetick ，一六七二年）中提出了一个新概念，描述个人能如何影响到整个经济体。佩第的其中一个主要构想是，财富可以被计算成人类劳动效率与自然资源价值一起制造出来的产物。他指出，某些人的工作会为社会创造出较多财富，他并且利用英格兰各阶层人口的经济生产力，来计算国家资产净值的基本负债表。6

佩第指出，有些人担心英格兰会因为和法国的贸易逆差而受害，那些人从根本上误解了国家财富。我们在衡量英国经济时，采用的不该是总产出──也就是我们今天称为国内生产毛额（ＧＤＰ）的数字，而是应该采用英国的人均生产净值。这是因为，虽然英国的产出低于法国，但根据佩第的数据显示，英国人口的生产力其实比法国更高。他依据计数贸易额度、按职业划分的人均产出和税收统计来比较这两个国家，以左证他的理论。法国对英格兰的贸易威胁一直持续到七年战争爆发（一七五六年至一七六三年），当时法国的总经济产出远超过英格兰，在制造业方面最为明显。然而，佩第的看法是对的：他认为按照英格兰当时的方向， 他们的经济产出总有一天会超过法国。7

佩第认为法国在经济方面的弱点，是天主教削弱了个人的劳动生产力。他采用古老的反天主教论点，坚持认为教会凭借在经济方面扮演的强权角色和人口众多的神父、修道士与修女，在不创造商业财富的状况下大量吸收资产，严重阻碍了法国的人均效率和整体经济状况。根据佩第的看法，在法国实施宗教自由将会支持新教发展，使效率低落的神职人员数量减少，进而提高生产力。此外，若国家为经济方面较成功的专业产业移除借贷限制并降低税额，也会刺激工业发展。8

尽管佩第对于市场效率有信心，并建议国家采取自由放任政策，但同时他也认为，若社会与经济的发条无法靠着自身运作的话，人类就必须依据当下状况上紧发条──而负责这么做的往往都是国家。由于人类已经从伊甸园坠落至俗世，不可能达到完美，所以若想善加利用上帝创造的自然系统，前提条件永远是人类的行为。按照佩第的想法，如果爱尔兰人的生产力不足，那么他们就会失去拥有资源的权利，英格兰政府有道德特权能征服他们并夺取他们的土地。他认为，把爱尔兰天主教会的财产分配给更有生产力的圣公会英格兰教徒，将会使爱尔兰更加富裕。他参加了奥利佛．克伦威尔的爱尔兰征服战（一六四九年至一六五三年），英格兰军队没收了爱尔兰的土地，残酷地使爱尔兰人陷入贫困之中。佩第把爱尔兰当成了十七世纪的殖民征服实验场，将土地分配给定居在此的英格兰军人，对他们没收的地产与其潜在生产力进行经济调查，并声称这些经济数据对于管理国家来说是必要信息。但事实证明了，这些统计工具在合理化他的土地掠夺行为这方面或许才是最有用。真正使佩第致富的并不是自由贸易，而是掠夺。这位布商的儿子总共获得了五万英亩的土地，跻身富有的地主仕绅阶级、享誉盛名并成为牛津大学铜鼻学院（Brasenose College）的副院长。9

政治理论家约翰．洛克认为，人类社会是依据各种理性原则自行组织而成的，这些原则反映了牛顿的运动力学理论和佩第的观点，也就是个人可以透过自由选择创造出经济效率。洛克强烈反对政治专制主义，成为那个时代在宪政与个人权利方面影响力最高的理论家。洛克正是因为极端厌恶斯图亚特和波旁（Bourbon）的专制军权与践踏个人权利的行为，才写下了《政府论两篇》（Two Treatises on Government ，一六八九年）。他的灵感同时来自西塞罗和基督教，解释说私有财产是政治自由与有效运作市场的重要关键。伊甸园的所有事物都是共享的，而在亚当从伊甸园坠落至俗世时，也就创造出了我们对私有财产与人类劳动的需求。10

对洛克来说，私有财产使地主有机会能依据个人选择将经济生产力最大化。他们可以自由选择要买什么、要和谁交易，因而创造出市场条件。与此同时，洛克也认为自由代表的是只要你的行为不会伤害他人或侵犯他人的财产，你就可以做你想做的事。因此，个人必须为人类的共同利益着想。人类受制于“自然法”，此法则赋予人类权力，可以透过民选公民政府、合约和法律来管制货币与交易，进而保护自己的财产；但自然法同时也赋予人类责任，必须维持优良且有效率的管理方式。财产拥有者有责任要为了共同利益而进行生产与交易。11

洛克眼中的法律和规则会保护政治、宗教与经济的自由，但同时也为国家保留了很大的监管空间。事实上，洛克认为社会中有可能存在自我监管的系统，但他也是原罪的信奉者，认为政府必须在人类不可避免会失败的状况介入。人类从伊甸园坠落至凡间后，已经失去了伊甸园那种一切共享的状态了，所以我们才会需要政府。政府是一种契约，社会透过这种契约以“多数人 的决断”来决定法律，洛克观察道：“契约 和协议决定了 劳动与生产造成的财产 之归属。”因此，订定契约会推动财产拥有权的动态。洛克并没有完全排除国家对于经济或私有财产的干预，他认为只要国家透过议会来按照宪政代议程序进行这种干预，就是在政治上反映了自然法。12
与此同时，洛克认为并不是每个人都该拥有自由。未发展出私有财产、农业和贸易的社会，也就未赢得自由的权利。只有住在基督教社会中、拥有私有财产又受法律契约限制的人，才能完全享有自由。对于那些缺乏财产与契约的社会，必须透过武力让他们加入。这就是洛克认为他们应该透过殖民来扩张与推动市场活动的理论基础。尽管奴隶和美洲原住民天生拥有自由的自然权利，且洛克认为“印第安人”比欧洲人更加“正派、有文化”，但他仍坚持，他们若想获得自由，就应该要创造出契约并发展出以财产为基础的社会。他认为，虽然原住民拥有丰富的土地和自然资源──这些事物是“大自然提供给所有人的”──但他们没有为了更大的利益而发展出财产、农业和商业，因此糟蹋了这些天然财富。所以，那些北美的原住民需要殖民政府来纠正他们在道德与经济上的失败，强迫他们参与市场。为此基督教殖民国家将会需要强大的强制力之手，既要安抚殖民地，又要保证私有财产的出现，并引导原住民与欧洲人有效运用这些财产。然而，洛克从来没有完整解释过，那些原住民在他们的土地被剥夺之后，要如何成为拥有权利的财产拥有者。13

洛克属于十七世纪末一个充满矛盾的英格兰经济学学派，该学派认为国内的宪政法治和海外的殖民征战是创造财富的关键。英国保守党的经济学家、哲学家、税务员暨国会议员查尔斯．达凡南特认为，英格兰应该要透过个人自由与炮舰帝国主义来实现自由贸易，他是这派理论的辩护者中最能言善辩也最坦白的一个。
达凡南特坚持一种守旧的观点，认为虽然自由贸易是透过贸易的“链结”与“链”而存在的，也是最有利、最自然的经济方法，但国家仍然必须“适时照顾整个”商业界。14
达凡南特担心英格兰与法国的战争造成的国家负债，会反过来导致贪腐与债权人专业阶级的寡头政治。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是透过殖民贸易偿还国家债务，摆脱在英格兰根深蒂固的寄生金融阶级。达凡南特恪守一种马基维利式的古老政府愿景，认为国家应该保持富裕与避免债务，藉此维护自由和透明度，抵御寡头政治、暴政与贪腐的持续威胁。15
达凡南特在国内是政治自由与市场的支持者，但他同时也倡导在海外进行镇压，视其为国家创造财富的关键之一。若说洛克总是避谈帝国与奴隶之间的各种重大道德困境的话，那么达凡南特就是以明目张胆的利伯维尔场帝国经济学接纳了这个困境。达凡南特在《论东印度贸易》（一六九六年）中阐释道，能使英格兰通往和平、繁荣与政治自由的直接途径，就是奴隶栽培业和殖民贸易。英格兰可以透过掠夺远方的领土来换取自由，对他来说这样的想法既不冲突，也不矛盾。之后，他更详细描述了非洲奴隶贸易是如何透过复杂的股份公司进行良好的管理，成为英格兰财富与“国家优势”的基础──后来的亚当斯密也同意达凡南特的部分观点。而后达凡南特说出了一句名言：“贸易的本质是自由的，它会找到自己的渠道，决定最好的路线。”16

达凡南特认为，英格兰的帝国自由贸易区会降低制造业与零售商品的价格，同时提高生活水平。栽培业可以用低廉的价格生产必要的基本商品，又能成为国内“制造业”的重要额外市场。因此，奴隶栽培园将会成为“祖国英格兰取之不尽的宝藏来源”。印度的贸易对这个计划来说也是必要的，主要原因在于丝绸的价格因此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五。若想维持印度贸易，就需要“驻军”和海军，如此一来，即使是伟大的蒙兀儿王朝统治者也无法“侮辱”英格兰人。荷兰人和雨果．格劳秀斯已经证明了在维持跨国自由贸易体系时，军火是必要的。现在英格兰人将会利用这种经济策略，成为全世界都前所未见的、最为强大的帝国。从英格兰在加勒比群岛经营的栽培业，到利用军事化的自由贸易区去掠夺印度与全球各地的富裕殖民地，帝国政府将会利用这些收入来培育国内的工业革命。17

达凡南特的《论东印度贸易》显示出英格兰是如何借鉴了柯尔贝的老方法。达凡南特认为，在解放自由贸易与支持经济这两方面，政府都必须扮演重要角色。他建议国家使用立法权打造劳动济贫所，低薪雇用贫困者，藉此降低制造成本，生产更便宜的商品。与此同时，他也相信自由贸易的力量，并认为自由贸易的运作是由动态的法律所推动的。但是，达凡南特所提出的这种早期一般均衡概念，只会单方面地让英格兰获利。他认为，在国内压低价格的同时出口昂贵的奢侈品，才能使国家获得最繁盛的发展。他也主张要为英格兰国内市场创造廉价的当地奢侈品产业，这么做既不会削弱国家财富，也不会削弱国家美德。

洛克和达凡南特的想法十分符合当时的科学与政治观点。事实上，在一六八八年的英国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中，奥兰治的威廉与他的英格兰妻子玛丽推翻了她的父亲，也就是倾向专制的詹姆士二世；威廉实施了《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 ）与君主立宪制，带领英格兰迈入真正的全球商业时代。英法之间的全球经济霸权争夺战又再进一步升温。讽刺的是，这两个国家为了经济主导地位而进行的斗争，将会催化新的政治经济思想运动。英法愈是在商业与工业相互竞争，哲学家们就愈渴望把西塞罗对农业与和平的信念，结合到永恒运动和财富创造的概念中，藉此达成他们理想中的自由贸易。18

1. Ludwig Wittgenstein, Culture and Value , ed. Georg Henrik Wright, Heikki Nyman, and Alois Pichler, trans. Peter Winch (London: Blackwell, 1998), 18; Richard J. Blackwell, “Descartes’ Laws of Motion,” Isis 52, no. 2 (1966): 220–234, at 220. 

2. Vincenzo Ferrone, “The Epistemological Roots of 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Modern Science and Economy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Mobility and Modernity: Religion, Science and Commerce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William Andrews Clark Memorial Library, April 13–14, 2018. 

3. Margaret C. Jacob, The Newtonians and the English Revolution, 1689–1720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6), 174; Rob Iliffe, The Priest of Nature: The Religious Worlds of Isaac Newt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6. 

4. Betty Jo Teeter Dobbs and Margaret C. Jacob, Newton and the Culture of Newtonianism (Amherst, NY: Humanity Books, 1990), 26, 100; William R. Newman, Newton the Alchemist: Science, Enigma, and the Quest for Nature’s “Secret Fir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9), 64, 70. 

5. Dobbs and Jacob, Newton and the Culture of Newtonianism , 42; 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Theodicy , ed. Austen Farrer, trans. E. M. Huggard (Charleston, SC: BiblioBazaar, 2007), 43, 158; G. W. Leibniz, “Note on Foucher’s Objection (1695),” in G. W. Leibniz, Philosophical Essays , ed. and trans. Roger Ariew and Daniel Garber (Indianapolis: Hackett, 1989), 146; G. W. Leibniz, The Labyrinth of the Continuum: Writings on the Continuum Problem, 1672–1686 , trans. Richard T. W. Arthur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 566. 

6. William Letwin, The Origins of Scientific Economics: English Economic Thought, 1660–1776 (London: Methuen, 1963), 128. 

7. François Crouzet, “Angleterre et France au XVIIIe siècle: Essaie d’analyse comparé de deux croissances économiques,” Annales. É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21, no. 2 (1966): 254–291, at 268; T. S. Ashton, An Economic History of England: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 Methuen, 1955), 104; François Crouzet, Britain Ascendant: Comparative Studies in Franco-British Economic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17–23, 73. 

8. William Petty, “A Treatise of Taxes and Contributions,” in William Petty, Tracts Chiefly Relating to Ireland (Dublin: Boulter Grierson, 1769), 1–92, at 23–26, 32. 

9. William Petty, “The Political Anatomy of Ireland, 1672,” in Petty, Tracts , 299–444, at 341. 

10. John Locke,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 ed. Peter Laslet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 171; John F. Henry, “John Locke, Property Rights, and Economic Theory,”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33, no. 3 (1999): 609–624, at 615. 

11. Locke, Two Treatises , 291, 384. 

12. John O. Hancey, “John Locke and the Law of Nature,” Political Theory 4, no. 4 (1976): 439–454, at 219, 439. 

13. Holly Brewer, “Slavery, Sovereignty, and ‘Inheritable Blood’: Reconsidering John Locke and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Slave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22, no. 4 (2017): 1038–1078; Mark Goldie, “Locke and America,” in A Companion to Locke , ed. Matthew Stuart (Chichester: Wiley-Blackwell, 2015), 546–563; Letwin, Origins of Scientific Economics , 163–165; David Armitage, “John Locke, Carolina, and The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Political Theory 32, no. 5 (2004): 602–627, at 616; J. G. A. Pocock, The Machiavellian Moment: Florentine Political Thought and the Atlantic Republican Tradi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283–285, 339. 

14. Charles Davenant, An Essay on the East India Trade (London, 1696), 25. 

15. Pocock, Machiavellian Moment , 437, 443. 

 16. Pocock, Machiavellian Moment , 446; Charles Davenant, Reflections upon the Constitu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Trade to Africa (London: John Morphew, 1709), 25, 28. 

17. Davenant, Reflections , 27, 36, 48, 50, 58. 

18. Steven Pincus, 1688: The First Modern Revolution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308. 

第十章 英国与法国：贸易战、赤字与找到天堂的美梦

因此，尽管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了罪恶，但整体来说这里却是天堂。 ──伯纳德．曼德维尔，《蜜蜂的寓言》（The Fable of the Bees ），一七一四年

在利伯维尔场思想的起源中，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扮演了重量级的角色。哲学家冀望战争尽快结束，并且找到方法来建立能够自我延续的长久和平。他们期盼能找到一种使国家之间再也没有商业嫉妒和战争的财富创造系统。但是比这些问题更加迫切的，是公债的问题，这两个国家的人均债务额度相近：在战争结束时，英格兰的总债务金额高达前所未有的五千万英镑左右，而法国的国家债务和各种负债则达到了惊人的二十三亿法国里弗尔（livre，一英镑大约等于十三里弗尔），这个金额是一六七五年的三倍，约达国民产值的百分之七十。1
经济学家开始着手寻找新的市场解决方案，以应付这场势不可挡的公共财政挑战。到了一七○○年代早期，英法两国首屈一指的经济学家都希望能设计出一套工具，让私人公司藉由支付公债来换取垄断权。如今我们可能会觉得这样的想法听起来一点也不像利伯维尔场式的解决方案，但从很多方面来说，它都确实具有利伯维尔场特质。这个解决方案的前提假设是，如果经济学家和企业家能适当利用他们视为无穷无尽的美洲自然财富，那么这个崭新的殖民市场系统就能解决政府和税收都无法解决的债务问题，同时还能推动整体经济。

此时的英国正处于金融革命（Financial Revolution）之中。一六九四年，威廉三世的政府需要更好的信用条件才能在英格兰与法国的战争中继续坚持，而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通称英国央行）的成立对政府带来了很大的帮助，英格兰银行不但以合理的利率借钱给政府，让政府能管理债务，同时也在信贷市场中建立了信心，并资助创业计划。正如约翰．洛克的主张，社会需要信心与达成共识的体制，才能建立对市场的信任。但是债务仍然不断成长，从一六八八年的一百万英镑增加到一六九七年的一千九百万英镑，这些债务是个大杂烩，包括利率百分之七的年金、浮动债务、抽签公债（lottery loan），以及来自英格兰银行和南海与东印度公司的贷款。就算有了这间新银行，国家债务仍是一个棘手的问题。2

除此之外，英格兰也处于政治动荡之中。一七○七年，英格兰和苏格兰合并成为大不列颠（Great Britain）。威廉与玛丽的女儿安妮女王（Queen Anne）于一七一四年在没有继承人的情况下过世，这推动了宪制的《光荣革命嗣位法令》（Act of Settlement of the Glorious Revolution ）的制定，明确规定王位由女王关系最近且仍旧存活的新教徒亲戚来继承，当时的王位正好落在日耳曼血统的汉诺威选帝侯（imperial elector of Hanover），布伦瑞克─吕讷堡公爵乔治．路易（George Louis, Duke of Brunswick-Lüneburg）的身上，也就是后来的大不列颠国王乔治一世（George I of Great Britain）。他在一七一四年八月一日登基，同时也继承了国家的债务。3

为了应对经济状态的新复杂性，以及看似无法控制的债务成长，政府首长、企业家、哲学家、炼金术士和早期科学家开始寻找能够创造无尽财富的魔法解药，希望能解决永无止境的金融危机。他们希望美洲的财富能带来解决方案。在仕绅探险家华特．雷利描述了自己沿着奥利诺科河（位于今天的哥伦比亚与委内瑞拉境内）的航行经历后，找出黄金国便成了十八世纪早期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元素。以剑桥大学为中心的国际学者团体哈特利柏圈（Hartlib Circle）坚称“炼金术和科学”具有“点燃隐藏资源”的力量。有些人希望能在美洲找到这些隐藏资源，还有些人则认为通往财富之路是推测出市场机制的秘密。因此，他们研究了信用和机率法则，甚至是博弈。计算风险与意外事件、甚至计算一副扑克牌中的牌数，理论上都应该可以帮助投资人制定出保险与可靠的投资计划。4

这些想法很快就引起了社会大众的注意。一七○七年，伦敦出现了一本标题非常精彩的匿名小册子：《论有效应对方法；又名，图隆等式：改善美洲西南部贸易的友好认购提案，每年为东印度贸易和王室收入增加三百万黄金与白银，若得到鼓励则将会产生相应的结果》（An Account of What Will DO; or, an Equivalent for Thoulon: In a Proposal for an Amicable Subscription for Improving TRADE in the South-West Part of AMERICA, and Increasing BULLION to About Three Millions per Annum, Both for the East India Trade and the Revenue of the Crown, Which by Consequence Will Be Produced if This Is Encouraged ）。这本小册子主张，美洲是“所有黄金与白银的唯一泉源”，任何占领了美洲的国家就能拥有“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物质财富 “，并控制“全天下的贸易”，并坚持英格兰应该要比法国先一步统治西印度群岛。英格兰应该要帮助“计划者”──也就是冒险家暨企业家──占领美洲，在必要时使用强烈手段，以便英国能控制美洲的所有财富。如此一来，英国就能打造一支胜过所有国家的海军，建立起一个全球帝国。5

在这样的氛围中，英荷讽刺作家、医师暨经济哲学家伯纳德．曼德维尔写下了《蜜蜂的寓言：又名，个人恶行，公众利益》（The Fable of the Bees: or, Private Vices, Public Benefits ，一七一四年），这是早期利伯维尔场哲学中最清楚好懂、也是引起最多争议且最知名的著作之一。《蜜蜂的寓言》为英国的商业社会总结出一个同时充满批判与希望的愿景。曼德维尔遵循马基维利、霍布斯、拉侯谢傅科描述人类本质时采取的愤世嫉俗观点，描述了一种充斥着恶行的商业文化，在这个宛如蜂巢的国家中，律师、商人、神职人员和乡绅都无异于“骗子、寄生虫、皮条客、赌徒、扒手、伪币制造者、江湖医师〔和〕占卜师”，全都对于“诈骗、奢侈品和傲慢”轻微上瘾。事实上，他还以押韵的文体指出：“所有交易和每个角落都必定有欺骗存在／没有任何志愿能免于诈欺的残害。”他相信是“自私”在推动人类的行为。6

然而，曼德维尔也认为个人恶行并不全然是坏事，因为个人恶行能推动蜂巢中的蜜蜂共同创造出财富：“因此，尽管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了罪恶／但整体来说这里却是天堂。”曼德维尔最著名的其中一个主张是，个人恶行就是公众利益，且这些恶行和“诡计”共同形成宛如行星运作般的“和谐”，创造出财富与“辉煌成就”。他认为英国需要正贸易平衡才能使国家成长。为此，英国应该出口、而非消费奢侈品。但是，真正刺激市场活动的潜在能量其实是贪婪。这样的观点确实会引发道德争议。就连柯尔贝都认为商人应该要谨守西塞罗式的礼貌与诚实。但永无止境的战争与贸易斗争已经使许多人厌倦了。曼德维尔等人大胆的态度承袭了杨森主义的观点，认为只要把罪行纳入贸易体系中，就可以靠着罪行打造出世俗天堂。7

法国就和英国一样，想要为他们的债务与不断衰退的经济系统找到神奇解方。法国被饥荒压垮了，现在已濒临破产。一七一四年，柯尔贝的外甥，也就是财政总监督尼古拉斯．德马雷兹正绞尽脑汁，希望能解决法国实际上已经面临的破产问题。所有改革都停滞不前，他仍在努力试着从法国饱受摧残的人民手中榨取每一分税收。法国没有国家银行，税收基础薄弱，这是因为法国贵族不需要定期缴税。德马雷兹已经无路可退。他曾听闻著名的苏格兰经济理论学家暨赌博玩家约翰．劳（John Law，在法语中，他的姓氏〔l’as〕念起来像是“王牌”〔the ace〕）提出一个计划，要在苏格兰建立国家银行并印制纸钞。一七○五年，劳出版了一本非同寻常的小册子《货币与贸易的思考》（Money and Trade Considered ），指出一个国家拥有愈多货币，就能进行愈大量的贸易。他的点子就是印制货币，这并不是在制造财富，而是制造一种推动财富创造的催化剂。8

劳有着现代市场工具方面的远见。他提出要创造一种纸钞，与白银价值和土地价值挂钩。阿姆斯特丹、纽伦堡、斯德哥尔摩和伦敦的银行都已经根据硬币储备量发行纸钞了。劳的理论为这些银行的行动背书。货币必须是稳定的、可信任的、充足的，才能支持英国在经济方面的高交易率与高成长率。纸钞和贵金属硬币不同，没有锈蚀或剪边的问题；劳认为，纸钞因此比硬币更稳定，能创造更高的市场信心。9

劳没能成功为苏格兰建立国家银行和纸钞计划，之后他转而向法国政府提案。他觉得柯尔贝的外甥已经准备好要对市场改革做出承诺了。德马雷兹想要把劳的计划上呈给路易十四，但年老的国王已经病了──这不是适合革新的时机。不过，在路易十四于一七一五年驾崩后，机会的大门就为劳而大开了。虽然德马雷兹在一七一五年已丢了工作，但与此同时，劳已经和路易十四的侄子奥尔良公爵（duc d’Orléans），即腓力二世（Philippe II）成了朋友，五岁的国王继承人路易十五继位后，奥尔良公爵成为法国的摄政王。劳向这位摄政王提出了更加野心勃勃的建议，摄政王当时正需要资金，愿意放手一搏。10

这位苏格兰人与法国摄政王在法国的上层阶级赌场碰面。劳是一名赌徒，既会研究赚钱的机率方法，同时也对风险上了瘾。这样的个性着实不像是成为未来法国财政大臣的最佳人选。一七一六年，奥尔良公爵批准劳建立私人资助的通用银行（Banque Générale），可以依据法国的黄金储备量发行纸钞。法国政府接受人民用这些纸钞来缴税。一七一八年，劳创办的通用银行变成了皇家银行（Royal Bank）。这间银行承办存款与借贷业务，也进行有利可图的国家垄断，营运殖民地的烟草贸易与销售。劳在同一年新成立了西部公司（Company of the West，为密西西比公司〔Mississippi Company〕的前身），接着和几间在塞内加尔与几内亚进行奴隶贸易的公司合并。一七一九年，劳的公司并购了法属东印度公司与中国公司，成为全球金融集团“永存印度公司”（Perpetual India Company），靠着包括奴隶买卖在内的殖民贸易获利。摄政王希望劳成立的垄断公司能为国家管理财政，并带来他们急需的资金。11

一七二○年，奥尔良公爵任命劳担任财政总监督──也就是过去曾属于柯尔贝和德马雷兹的财政大臣职位。这位苏格兰赌徒晋升至法国政府职位的颠峰。他成功合并了皇家银行和永存印度公司，现在永存印度公司为了回报当初在殖民贸易方面的垄断，承揽了所有政府的债务。这笔交易似乎解决了棘手的法国财政问题。但是，劳的殖民贸易公司必须迅速赚进一大笔钱，才能履行他们在这笔交易中的承诺。劳已经取得了摄政王的信任；如今他需要社会大众投资他的新计划。

乍看之下，所谓的“劳氏体制”（Law’s System）似乎和利伯维尔场没有半点关系。然而，劳的货币理论和创新构想──也就是可以靠着一间公司来处理整个国家的债务──至少被视为与被宣传为一种以市场为基础的因应方式。身为赌徒的劳深知在推动信贷与驱动市场的过程中，想象力将扮演重要的角色，因此他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宣传活动，宣扬美国有多少潜在财富，希望能说服社会大众投资他的银行和公司股份。密西西比河谷（Mississippi Valley）就是劳的黄金国与法国版的美国梦。劳引用了拉萨勒男爵勒内．罗伯特．卡维利耶（René-Robert Cavelier, sieur de La Salle）对密西西比探险经历的描述，又出版了制图师纪尧姆．迪莱尔（Guillaume Delisle）为路易斯安那州的广阔未开垦领地绘制的杰出地图，并聘请皇家学院的成员撰写书籍，颂扬法国新世界的自然财富。12

劳所描绘的愿景为：路易斯安那州是财富的奇迹，而对此最关键的一篇宣传就是法国的尚．特拉松神父（Jean Terrasson）撰写的《无限创造论》（The Treatise on the Creation of Infinity ，约一六九五年至一七一五年）。这篇文章声称地球具有“无限可能”，对于那些前往美洲的人来说，美洲的丰富资源也充满“无限可能”，这本书在巴黎风行一时，广受欢迎。特拉松断定国家经济不需要专家、金融管理人员和会计师的指导。只要有信心的驱使，经济就会逐渐进入一个能够自我调节的系统。皇家银行将会提供贷款给所有想要投资劳的公司的人，进而把“整个国家转变成一个商人主体”。这项国家投资计划将会得到永存印度公司的担保和纸钞产生的经济燃料作为支持。如此一来，财富就会普遍化，社会中的所有成员将公平地共享财富。这样的财富没有任何风险，“开明”且拥有无上权力的君主，也就是摄政王本人，将会克服所有困难。13

劳声明他已经拟定了一个完美的市场计划，推动此计划的是信贷、稳定的货币供给、密西西比州的无穷财富，以及致力降低税额、对商业友善的专制皇家政府。这个计划只有一个大问题：这是个庞氏骗局。劳玩得太过火了，他发行的纸钞超过了皇家银行的贵金属储备价值，还开始以不符合公司实际价值的价格出售股份。他的忠实追随者特拉松对计划的致命缺陷视而不见，在一七二○年五月十八日发表了最后一封为劳氏体制辩护的信件。与此同时，劳的敌人持续买进股票，推高所谓“密西西比泡沫”（Mississippi Bubble）的价值，接着又大量兑现，藉此耗尽银行的贵金属储备。这种攻击奏效了。市面上的纸钞比银行的硬币储备还多，导致劳氏体制开始崩溃。
一七二○年五月二十一日，法国下令将股票的价值从每股九千里弗尔下降到每股五千里弗尔，但公司的大股东纷纷反抗。恐慌随之而来，皇家银行外与旧巴黎中心的著名股票交易街昆坎波瓦街（rue Quincampoix）都出现了暴力抗议。政府宣告纸币失去了价值，皇家银行就此倒闭。而史上第一个尝试建立自我调节市场的人，也是史丹利．库柏利克那部描写一名十八世纪赌徒与冒险家的电影《乱世儿女》（Barry Lyndon ，一九七五年）真实写照的约翰．劳在十二月逃离法国，前往布鲁塞尔，接着抵达威尼斯，他在那里以赌博维生并于一七二九年逝世。而他的股东则失去了一切。14
在劳离开之后，摄政王召来了两位国家财务官暨专业会计帕立斯兄弟（Pâris brothers），希望他们能试着达到收支平衡，解决法国不断急遽攀升的债务。一夕致富的美梦变成了一页页资产负债表，而且上头的数字可不漂亮。克劳德．帕立斯．蒙塔尼亚（Claude Pâris La Montagne）在写给摄政王的秘密文件中提出警告，说劳的计划背后的原则导致了贪腐，唯一解决方法就是维持透明：只要有复式记账的“正确表格”带来的“稳定且符合几何原理的计划”，就能让整个法国的经济获得“总体控制”。他总结道，健全的公共财政管理是“公众利益”的基础。对帕立斯．蒙塔尼亚来说，制造财富的市场体系不会出现在美洲的黄金梦里，而是出现在账目的平衡中，只要以正确的方式维持账目平衡，就会拥有其自身的引力。但是社会大众想要的不是严肃的资产负债表，他们想要的是美国梦。虽然劳失败了，但他也揭露了利伯维尔场思想的一些基础：推动利伯维尔场的往往是热情与欲望，而非确凿的证据。尚．多马和伯纳德．曼德维尔主张，利伯维尔场在受到贪婪和利己的“个人恶行”推动后就会自动化地运作──没错，个人恶行能带来财富，但同时也会导致灾难和经济崩盘。15

有鉴于英国金融、甚至英国政治与商业阶级的精密与成熟，我们可能会对英国试图用类似的计划来处理公债感到不可思议。但英国也同样着迷于靠美洲致富，认为美洲的财富就是能撑起信贷市场的希望。一个能解决所有财务问题的系统，这样的美梦拥有强大的力量。首席国库大臣暨财政大臣罗伯特．哈雷（Robert Harley）决定与约翰．布伦特（John Blunt）连手，后者曾是抽签公债的推动者，和劳一样是股份公司与银行的董事。他们在一七一一年成立了南海公司（South Sea Company）。王室将会赋予该公司贸易垄断权，使公司能垄断南美洲的整片东海岸──从最北的奥利诺科河到到最南的火地岛（Tierra del Fuego），传说中的财富之源──以及整片西海岸。一七一九年，该公司效法了劳的做法，把公司股份提供给所有政府债券持有人。如此，英国的政府公债一样神奇地变成了南海公司的股份。16
手握大权的辉格党（Whig）政治家，未来的首相罗伯特．沃尔波尔（Robert Walpole）希望能透过市场提供公债，让投资者“利用这个大好机会，使社会大众共同分享正蓬勃发展的国家公共信贷带来的益处”。这笔交易被誉为现代金融奇迹，可以在支付国家债务的同时为投资者带来股利。不过，英国的状况和法国一样，没能实现预期的收入。南海公司靠着假造的利润报表创造了投机热潮。该公司依循劳采用的庞氏骗局逻辑，靠着发行更多股票来支付股利。17
不意外地，股价在一七二○年八月暴跌，整个系统彻底崩溃，使投资人损失惨重，其中一些投资人甚至是知名贵族和政府首长。就连艾萨克．牛顿也在该计划的热潮高峰进行投机交易，因此损失了一笔两万英镑的巨款。这名发现行星运动的天才是英国铸币厂的董事，正是他的研究使许多人相信市场也会像万有引力定律一样运作，而这一场向大众承诺了“永远不会崩盘的自给自足的市场”之骗局就这样让牛顿重跌在地。18
不过，劳认为法国需要国家银行与纸钞的看法是对的。虽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失败，但社会对市场机制有了更深的了解与信念，人们因此仍怀抱着希望，期待能在某个光明的未来找到创造财富的完美秘诀。不可思议的是──或者，也许显而易见的是，一种关于自给自足的利伯维尔场的哲学将在凡尔赛宫中，在这个路易十四宣告破产的幻想宫殿中，卷土重来。

1. Guy Rowlands, The Financial Decline of a Great Power: War, Influence, and Money in Louis XIV’s Fra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2; Richard Dale, The First Crash: Lessons from the South Sea Bubbl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77. 

2. Carl Wennerlind, Casualties of Credit: The English Financial Revolution, 1620–172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68, 89; Stephen Quinn, “The Glorious Revolution’s Effect on English Private Finance: A Microhistory, 1680–1705,”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61, no. 3 (2001): 593–615, at 593; Julian Hoppit, Britain’s Political Economies: Parliament and Economic Life, 1660–18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149; P. G. M. Dickson, The Financ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A Study in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Credit, 1688–1756 (New York: Macmillan, 1967), 80. 

3. John Brewer, The Sinews of Power: War, Money and the English State, 1688–1783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89), 116–117. 

4. Wennerlind, Casualties of Credit , 10; Ian Hacking, The Emergence of Probability: A Philosophical Study of Early Ideas About Probability, Induction and Statistical Infer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Lorrain Daston, Classical Probability in the Enlightenmen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164. 

5. An Account of What Will DO; or, an Equivalent for Thoulon: In a Proposal for an Amicable Subscription for Improving TRADE in the South-West Part of AMERICA, and Increasing BULLION to About Three Millions per Annum, Both for the East India Trade and the Revenue of the Crown, Which by Consequence Will Be Produced if This Is Encouraged (London: Mary Edwards, 1707), 3. 

6. Bernard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 ed. Philip Harth (London: Penguin, 1970), 64. 

7. Mandeville, Fable of the Bees , 67–68. 

8. Antoin E. Murphy, John Law: Economic Theorist and Policy-Mak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94–95. 

9. John Law, Money and Trade Considered (Glasgow: A. Foulis, 1750), 167. 

10. Arnaud Orain, La politique du merveilleux: Une autre histoire du Système de Law (1695–1795) (Paris: Fayard, 2018), 10; Charly Coleman, The Spirit of French Capitalism: Economic Theology in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1), 119. 

11. Coleman, Spirit of French Capitalism , 119. 

12. Coleman, Spirit of French Capitalism , 20, 81. 

13. Jean Terrasson, Lettres sur le nouveau Système des Finances , 1720, 2–5, 29, 32, 33; Jean Terrasson, Traité de l’infini créé , ed. Antonella Del Prete (Paris: Honoré Champion, 2007), 225–227. 

14. Orain, La politique du merveilleux , 13. 

15. Claude Pâris La Montagne, “Traité des Administrations des Recettes et des Dépenses du Royaume,” 1733, Archives Nationales, 1005, II: 3–8, 48–49, 55. 

16. Norris Arthur Brisco, The Economic Policy of Robert Walpole (New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07), 43–45; Richard Dale, The First Crash: Lessons from the South Sea Bubbl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74. 

17. Cited by Dickson, Financ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 83. 

18. Jacob Soll, The Reckoning: Financial Accountability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Nation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4), 101–116. 

第十一章 法国的自然崇拜与启蒙经济学的发明

所有能够制造出财富的泉源与物质，都来自土地。 ──理查德．卡丁伦（Richard Cantillon），《贸易本质概论》（Essay on the Nature of Trade in General ），约一七三○年

到了十八世纪中叶，全球最大的两大经济强权国家法国和英国都遇上了股市崩盘，同时仍在进行一系列代价高昂的毁灭性战争。两个国家都认为自己正被对方赶上，陷入了亚当斯密的导师──苏格兰哲学家戴维．休谟（David Hume）──所说的，一种商业上的“嫉妒恐惧”。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法国在金融与外交上比英国更惨，但法国仍继续主导着羊毛贸易。法国的出口之所以能超过英国，都要感谢柯尔贝的工业政策，以及在鲁昂和里昂成功发展的制造业。更令人讶异的是，尽管法国的财政和外交出了问题，更不用说还缺乏国家银行，但路易十五仍成功以英国政府向国家银行贷款的相同利率借到了钱。1
没变的是，经济前景依然不乐观。法国在劳的计划带来的混战中失去了纸钞和皇家银行。为了建立市场制度和市场信任所付出的努力都付诸东流，法国手上没有任何工具，无法打造出有效的资本和股票市场来偿还已经濒临极限的债务。那些支持农业主导型社会的哲学家和贵族指望藉由重农抑商来解决问题，使得新兴的商业阶级受到打击。人们再一次老调重弹地回归了西塞罗的古老信念，也就是社会阶级和经济单纯只是宛如发条装置般的大自然“因果”机制的反映，于是当时出现了一群被称作重农主义者（physiocrats，源自希腊语“phusis”，意思是“自然”）的法国经济学家，他们狂热地相信，唯有在政府对工业课税，并放任农业以不需尽义务与遵守法规的状况下运作，自由的农业才能产生出财富。2

农业利伯维尔场思想的出现，是阶级意识历史上一个非同寻常的时刻。有些人依然比较信任土地阶级制度和农业主导的世界，他们认为农业放任主义是一种自然疗法，可以应对专制政府的威胁与商人阶级的崛起。法国在经历了一七二○年的崩盘后，经济信心落到了新低点，经济哲学家不仅带头抨击劳的失败计划，也抨击制造出这个计划的金融界。他们不相信金融工具，因此也不相信国家银行、纸钞和早期的主权债券，而想要设计一套以农业为基础的自我驱动经济系统，他们说，这种系统具有社会美德。当时的商人尚未完全控制法国的社会和经济，十八世纪初的改革家下定决心要维护农业的经济主导地位。

支持西塞罗与牛顿的自然崇拜学说的人们在法国组成了一个势力庞大的利伯维尔场游说团体。一七三○年代早期，爱尔兰裔的法国利伯维尔场经济学家理查德．卡丁伦写下了奠基性的农业经济著作《贸易本质概论》，该著作以手稿的形式流通，在一七五五年于作者逝世后正式出版。卡丁伦的著作拥护的是一个过度简化又机械式的观点：不受税制与法规约束的农业将会产生资本，并转化成经济成长。十九及二十世纪的两位经济学家威廉．史坦利．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和约瑟夫．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一致将卡丁伦誉为比亚当斯密更早出现的第一位“系统性的”经济思想家。对他们来说，所谓系统性经济学意思就是所有听起来像是经济均衡理论的事物。事实上，许多思想家都对创新与工业蕴含的财富创造潜力有所误解，卡丁伦只是其中之一，他们都认为解放农业是创造富裕社会的唯一途径。3

卡丁伦是爱尔兰地主的儿子，于一七○○年代早期移居法国，他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靠着融资与供给军队装备赚了钱。他很早就投资了劳的计划。事实上，他的投机行为也协助推动了股价的飙涨。他及时抛售了股票，靠着投机赚进一笔可观的财富，接着声称自己只不过是早就知道劳氏体制会崩溃罢了。而那些被他说服去买股票的人却因此赔得惨兮兮。卡丁伦生活富裕，在欧洲各处云游，后来定居伦敦。大家都觉得他是个骗子──至少在他去世前。卡丁伦身上仍缠着许多投资人与债权人提出的诉讼官司，甚至有传言说他靠着伦敦家里的一场火灾假装死亡，藉此躲避债权人。4

卡丁伦也是农业劳动理论的先驱之一。虽然十七世纪的经济哲学家威廉．佩第认为是人口与生产力驱动了国家财富，卡丁伦却表示国家财富只和农业劳动力有关，他主张：“所有能制造出财富的泉源与物质，都来自土地。”在卡丁伦声称的观点里，农业劳动成本是所有成本、价格与价值的基础。如果农业能摆脱税收、规则和法条的话，这种首要的经济驱力就会生产财富，使市场达到均衡。对卡丁伦来说，创造出经济平衡也就代表了要找出最重要的资本生产者，提供完全自由放任的特殊地位给他们。卡丁伦针对拥有大量土地的贵族提出了现代化的理论：地主是财富创造过程中的领导者，应该“独立于”国家，而国家应该依赖地主。“领主和地产所有者”拥有高于政府的近乎神圣地位，此地位也同样凌驾于较次等的商业与工业中的“创业家与技师”。5

卡丁伦的自由贸易信念仅限于农业，并提倡立法规范制造业成品的贸易。这种版本的放任主义只适用于那些被视为经济赢家的人。他希望外国买家用黄金购买国内农产品，如此一来，农业劳动力就会比制造业更加值钱，使制造业成品的价值下降，进而保护农业。在当时的英格兰，工业财富具有极高的重要性，因此卡丁伦会出现这种想法其实十分古怪。但这种农业偏见是很难摆脱的。依据卡丁伦的推论，归根究柢所有市场力量都是由农业劳动成本所推动的，他坚称在计算所有市场价格时，都应该要从农民在农业生产中支付的租金与成本开始计算。唯有确定了农产品的价格之后，数量与供给才会开始在决定价值的过程中发挥作用。6

卡丁伦靠着他不怎么科学的统计数据，依照土地生产所需的劳力量来算出农业产出的净值。接着，他又计算了这些产出中有多少回到了土地拥有者的手上，能让他们维持劳力、租金与整建维护。制作这些数据窗体时，他没有参考商业数据，也没有比较农业和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价值。他对农业利伯维尔场的愿景忽视了数百年的城市史和商业统计数据。与此同时，尽管他早期提出的价值劳力理论具有缺陷，还是为经济思想的悠久传统奠定了基础，亚当·斯密、戴维·李嘉图（David Ricardo）和卡尔·马克思都因此获益。

卡丁伦没有描述工业如何为原物料附加价值，只打造了一个等式，显示出原物料决定了工业制成品的价值。“企业家”──也就是商人和工业家──只不过是制造业成品的中间商，把农产品的原初价值与市场需求彼此混合，得出最终的销售价格。而这些企业家付出的劳力与使用的科技一文不值。卡丁伦坚持认为，无论“企业家”有多重要，他们对货品价格仍然只有微乎其微的影响，商品价格依然是以土地上的劳力价格为主。卡丁伦甚至还主张，虽然贸易和制造业能把农产品带进市场并影响定价，但他们其实是把资本从地主手上夺走了，因此这些产值不能计入经济净值资产中。虽然工业能补偿农业的不足，但工业同时也是一种负担；如果国家允许工业支配经济的话，工业将会削弱农业与国家的财富。卡丁伦错误地相信，如果国家不进行市场干预、允许地主自由耕作的话，经济将会出现指数成长。7

卡丁伦的著作将会对他之后的农业利伯维尔场思想家造成深远的影响。然而，其他当代经济学家虽然相信农业经济自由主义，但他们同样承认金融成长的核心要素也包括了工业、商业与金融。他们对“农业比工业更有生产力”的想法感到困惑。约翰．劳的前秘书，法国经济思想家尚─法朗索瓦·梅隆（Jean-François Melon）把柯尔贝在市场建设方面的旧概念与自我延续的经济系统概念结合在一起。梅隆的重要著作《商业政治概论》（Political Essay on Commerce ，一七三四年）重申了纸钞在帮助国家扩展经济发展与商业活动中的重要性。但他同时也认为市场必须由国家来连结、弭平障碍──举例来说，将度量衡标准化。8

梅隆相信“商业自由”，他曾说过，站在自由的那一边永远都会是比较好的选择，因为商人无论如何都会找到方法绕过制度与法规。与此同时，他也描述了具有西塞罗和洛克思想元素的自由商业愿景：自由不是“让每个人去做他们觉得适合的事情的许可证”，而是要努力达到“共同利益”的一种授权。他警告说，给予商人完全的自由是“轻率”的行为，商人倾向于欺骗他人。政府必须拣选出口与进口的货物，如此一来制造业所需的宝贵自然资源才不会被卖到海外。换句话说，梅隆认为市场会透过自由与国家法规之间的平衡状态运作，而国家法规的制定目的是支持国家经济策略。9

梅隆进一步坚持，为了确保法国能在欧洲经济中占优势，他们需要成立数间国营的垄断公司。政府必须把劳曾试着建立的系统设计得更好，打造一个能够创造信贷与资本的系统，藉此发展经济。若想为法国创造更多投资资本，最好的方法就是在自由、信贷、货币、利率与贸易间找到正确的平衡。梅隆希望政府能创造出一套“普遍化且能广泛应用”的经济计划，使法国变得富裕。但是他也承认，建立此种市场系统的计划是令人却步的，而且这个系统很可能不是个一体适用的模型。他警告说，法国不是一张白纸，而是一个受到自身历史与特定国情所限制的国家。必须要先考虑到法国的特殊背景，才能设计出一套成功的经济制度。10

其他思想家寻求的则是更通用的经济计划，能像万有引力定律和行星运动定律一样适用于所有时空。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在影响力深远的著作《法的精神》（On the Spirit of Laws ，一七四八年）中指出，繁荣来自和平，社会与国家必须用和谐的方式自我管理。他进一步断言，“和平是商业自然而然带来的结果”。各国可以透过贸易合作分享共同的利益，使他们“温和”地对待彼此。11

一七五二年，在启蒙哲学和经济思想大量萌发的期间，法国商业总督雅克─克劳德─马里．文森．古尔奈（Jacques-Claude-Marie Vincent de Gournay）决定他要建立一个经济思想家的“圈子”，藉此处理法国面对的商业挑战，并发展出不同的方法来打造市场机制。古尔奈出生于法国圣马洛（Saint-Malo），曾在家族位于西班牙的公司中从事国际贸易产业工作。除了商业方面的实务经验外，他也因为柯尔贝的国家总督传统而接受过商业法规管理训练。他同样认为若想管理法国商业，就应该采用具有连贯性的国家经济政策。古尔奈很清楚法国需要改革，包括在政治与经济方面都需要更高的自由，他为此邀请了许多年轻的经济思想家加入他的团队。12

虽然古尔奈不支持某些政府干预，但他的格言是“放任作为，放任通行”（Laissez-faire, laissez-passer），也就是让商业随心所欲地自行发展。赫赫有名的哲学家暨经济思想家，也是利摩日（Limoges）总督与未来的财政大臣奥尼男爵安．罗伯特．雅克．杜尔哥（Anne-Robert-Jacques Turgot, baron de l’Aulne）写道，古尔奈的观点可以用两个词来表达：“自由与保护，但自由才是最重要的。”古尔奈也打造了官僚主义（bureaucratie）一词作为一个讽刺笑话，这意思是用办公桌来管理政府。虽然他大加批判法国的严格法规和保密机制，并希望公众的意见与喜好能协助推动市场，但他仍然在柯尔贝式发展和自由放任主义之间选边站。13

古尔奈的圈子是一群致力于研究经济思想的哲学家。法朗索瓦．维隆．福尔博纳（François Véron de Forbonnais）是来自布商家族的金融家，而后攀升至铸币监察长的高位，在古尔奈的团体中是主要成员，他不同意农业致富理论。福尔博纳是柯尔贝的崇拜者，支持自由开放版本的国内经济监督。他相信商业自由，认为国家不应该在没有具体目标的情况下帮助工业发展并干预经济。他的著作《商业要素》（Elements of Commerce ，一七五四年）是针对卡丁伦提出的谨慎批判。福尔博纳指出，虽然财富同时来自农业与制造业，但他不偏不倚地坚持，制造业和商业才是能创造财富的真正泉源。他和柯尔贝一样，认为一旦达到了特定的贸易平等水平，市场就可以自由化。14

福尔博纳认为不受管理的自由贸易很可能无法顺利运作，与之相对的，他相信每个国家在设计贸易政策时，应该要依据自身的需求与优势做出调整。他建议国与国之间发展出平等互惠的交易制度，使双方都能受益。他不认为市场能够自行做到这一点。一旦各国建立了设计完善的互惠贸易协议，这些国家就可以提高关税，使市场获得自由。如果各国和商人能共同设计一套“完美的商业平等”，将会带来国家之间的和平与蓬勃发展。15

福尔博纳谈到，如果农产品短缺的状况出现在一个商业高生产的时候，那么开发程度较高的国家可以效法荷兰的模式，去购买国外的农产品。参照柯尔贝的做法，他坚持认为一个国家能做到的事情中，最重要的就是发展艺术和科学，藉此建立信心、专业与制造业。福尔博纳反驳卡丁伦的观点，他认为经济要素并非来自土地；经济要素源自于国家对教育、对创新产业与制造业中需要扶植与保护的特定局部进行投资。他举例，英格兰正是因为透过这种方式审慎地发展布料贸易，才成为富裕又成功的贸易国家。16

但是，即使是这种柯尔贝式的自由开放式国家工业发展愿景，也在哲学界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古尔奈和福尔博纳代表的观点可以被视为放任主义的中间立场，但在古尔奈的圈子中，有一位成员透过著作对卡丁伦的农业模式表达了强烈支持，这位成员是法朗索瓦·魁奈（François Quesnay）。魁奈是农民的儿子，先是成为了医师，而后开创了被称为重农主义的经济思想学派。魁奈把卡丁伦的思想推到了新高度，使用数学方法建立了早期的均衡理论，在该理论中，低税金与谷物自由进出口能把价格降低、提高农业生产，并为农业再投资创造愈来愈多的盈余。因此，卡尔·马克思认为魁奈是资本主义与剩余价值的先驱思想家，而二十世纪的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谬尔森（Paul Samuelson）则视他为均衡理论的发明者。除了坚持自己的自由贸易哲学外，魁奈也深信农业是财富的唯一形式，而工业与商业本身是“不结果实的”，仅仅只是推广农产品时的助力。他像卡丁伦一样，认为农业劳动的价值会决定制造业成品的价值。这代表了在他的国家资产负债表上，商业和工业被计算为一种经济亏损，只有农业才能产生盈余。17

魁奈在凡尔赛宫居住与工作，他撰写了卷帙浩繁的著作来描述放血这种致命的医疗技术在治疗病人上具有何种医学优势。他的医学背景让他相信，经济的运作原理就像血液循环一样。他是路易十五才华洋溢的情妇暨哲学家赞助者──庞巴杜夫人（Madame de Pompadour）─的医师，随后因此被封为贵族，这令他欣喜万分。他们两人都是新晋贵族，且都在路易十四的旧权力殿堂中爬升至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职位。事实上，庞巴杜夫人后来还资助魁奈推广他的经济哲学。她与生俱来的聪慧、财富与远近驰名的谈吐技巧，使她成为巴黎文学沙龙中光彩夺目的人物。她主动去吸引路易十五的目光，在一七四五年成为正式情妇，为这位国王带来严重丑闻。路易十五为表达他对这位平民的爱，赐予了贵族头衔和土地，又替她买下巴黎最好的城市宫殿艾佛宅邸（Hôtel d’Évreux），这栋建筑如今被称作艾丽榭宫（Elysée Palace），是法国总统的居所。
在庞巴杜夫人权力窜起的一年之前，魁奈搬进了凡尔赛宫地下室的住所。这位即将领导早期最强大的利伯维尔场思想家运动的人，就在国王的宫殿中开始构思他的哲学观。利伯维尔场思想就这样在非常专制、非常亲工业的国家内部逐渐发展起来，许多利伯维尔场主义者都想用他们的哲学来抗衡这样的国家。但魁奈并没有因这种矛盾而感到困扰。他是“法治专制主义”这个巨大矛盾修辞的信奉者。他受到哲学家皮耶─保罗．卢梅希．利瓦伊耶赫（Pierre-Paul Lemercier de la Rivière）的启发，相信自然系统会透过君主的意志进行自我表达。魁奈说，只有国王才有能力解放谷物市场，为地主创造更多财富。18
魁奈时而前往庞巴杜夫人位于巴黎的宫殿，在那里举办晚宴招待当时的重要哲学家们。他邀请的客人包括畅销著作《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 ，一七五一年至一七七二年）的主要作者丹尼斯·狄德罗（Denis Diderot）与尚·瑞恩·达朗贝尔（Jean le Rond d’Alembert）；无神论者、平等主义哲学家暨路易十五的虔诚波兰皇后玛丽．莱什琴斯卡（Marie Leszczyńska）的医师克劳德─安德林·艾尔维修（Claude-Adrien Hélvetius）；著名的自然学家与皇家植物园（Jardin des Plantes）管理者布丰伯爵乔治─路易．勒克莱尔（Georges-Louis Leclerc, comte de Buffon）；以及杰出的放任主义经济学家杜尔哥。庞巴杜夫人身为皇室的情妇，既不能正式邀请这些人参加餐宴，也不能自行举办沙龙，所以她会不时参加魁奈的聚会，这些宾客在优雅的环境中讨论有关形上学与经济学的新哲学。除了在关于农业放任主义的哲学对话中尽情畅谈，魁奈的高贵客人也能享受惊人的奢侈品、王室厨房提供的精致美食，此外还能透过庞巴杜夫人把话直接传进国王的耳中。19

重农主义者在巴黎沙龙滔滔不绝地主张人们应该重视农业财富胜过工业时，海峡的另一边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景象。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已然展开，大力驱动着英国经济。蒸气引擎登场了。英国人托马斯．萨维里（Thomas Savery）在一六九八年打造了无活塞引擎，托马斯．纽科门（Thomas Newcomen）在一七一二年制造了一种可以产生连续能量与运动的蒸气泵引擎。除了蒸气动力，到了一七○○年代，机械纺纱也出现了。一七三三年，约翰．凯（John Kay）发明了一种可以自动配线给线轴的飞梭，加快了手工编织的速度。一七三八年，刘易斯．保罗（Lewis Paul）和约翰．怀亚特（John Wyatt）则打造了能生产羊毛布和棉布的纺纱架。到了一七五○年代与六○年代，魁奈和他的重农学派追随者开始写作的当下，英国制造业已经开始在大规模工厂中广泛使用水力磨坊了。整个一七五○年，英国的手工纺织业共制造了两百五十万磅的原棉。到了一七八○年代末，英国织布机曾加工过的棉花总计已经有两千两百万磅。这对于欧洲和贵族地主的农业社会秩序造成了威胁。随着工业蒸蒸日上，法国这个仍然实施封建制度、农业挂帅的社会中展开了一场商业地位争夺战。利伯维尔场思想家努力想找回农业的优势。他们认为针对谷物的自由放任改革将能彻底激发大自然的潜能，届时农业将会气势如虹地返回经济主导地位。20
一七五六年，北美爆发了七年战争。战事从欧洲席卷至北美与南美，再蔓延到印度与非洲，这是史上第一场全球冲突，法国与英国陷入国际贸易控制权的争夺战，同时也把其他欧洲强权给牵扯了进来。这场战争像是法国利伯维尔场思想的催化剂，因其清楚显示出农业社会正在让位给一套新的商业秩序。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保守派的法国贵族统治阶级不愿意顺从地坐视商人接手他们的位置；有些人甚至建议，贵族应该要掌控制造业的生产方法，把这些方法从工业阶级手中夺走。一七五六年，法国神职人员暨亲工业经济思想家盖比尔．法朗索瓦．科耶（Gabriel François Coyer）写下了一部颠覆性作品《商业贵族阶级》（The Commercial Nobility ），在其中大力抨击贵族农业社会秩序。科耶是古尔奈的圈子里的一员，他呼吁贵族对担任士兵与牧师的天职放手，别再被动地生活在他们的土地上，只想靠着农业榨取财富。他警告说，法国正承受着经济竞争和战争的压力，需要利用贸易与工业制造财富。科耶不认为坐拥土地的贵族是经济的驱动力，反而将他们视为寄生虫。科耶指控道，由于法国的封建法禁止这些贵族参与贸易，所以这些贵族在经济方面“一无是处”。21
科耶认为，相较于商业和制造业，农业和相关封建体系的生产力极为低落。科耶要求法国改变贵族的地位。根据他的计算，如果法国贵族能成为商人并去工作的话，法国会变得富有得多，像英格兰就让贵族的第二个儿子从事贸易。他这是在实质上呼吁要推翻法国的封建宪法。科耶的作品大受欢迎，被收录在广泛流通的期刊《法国信使》（Mercure de France ）中，而他的书也获得了无数次的再版与翻译。22

这部作品的回响来得很快。身为贵族的亚克骑士（chevalier d’Arcq）菲利普─奥古斯特．圣富瓦（Philippe-Auguste de Sainte-Foix）发表了《反对商业贵族的军事贵族，又名，法国爱国者》（The Military Nobility Opposed to the Commercial Nobility, or The French Patriot ，一七五六年）作为响应，捍卫传统秩序。一场文字论战随之而来，接着政府禁止了所有追随科耶并呼吁修法改变贵族地位的著作。不过作为商业与工业的信徒，古尔奈和福尔博纳继续公开支持科耶。23 科耶和他的追随者想要实现经济自由，但他们也希望透过工业化和商业来实现广泛的社会改革。地主必须对这种日益增长的威胁做出回应，而他们的响应则是更彻底的利伯维尔场农业主义。

强大的法国贵族拥有各种特权。贵族不但持有法国绝大多数的土地，而且在战争的特殊时期之外拥有不缴税的特权。布阿吉尔贝尔和德马雷兹当时尝试对富有的贵族征税，导致了十七世纪末贵族和中央集权王室彼此对立，并史上头一遭，产生了将富人纳税议题连结到不只要保护穷人、也要保护具生产力之阶级的经济论点。贵族地主仍旧认为，任何要求贵族缴税的举措都会加剧不平等，他们声称贵族是唯一的财富创造者，若国家对农场课税就会损害经济成长。他们拒绝接受此一概念：利伯维尔场必须建立在公正且平等的税收上。24

作为利伯维尔场重农主义的领袖，魁奈强烈反对工业崛起与对农业实施征税。他把资产阶级的商人和制造业者称作“蠢货”，呼吁政府取消他们的所有特权和自由。魁奈想要把重农主义转变成一场狂热的社会运动，促使那些认为社会的基础是自由主义农业经济的人去对抗柯尔贝想要提升的阶级──商人、制造商、高阶政府官员和金融家，那些认为法国的未来在于工业与贸易的人。25

在工业与贸易崛起的十八世纪中期，魁奈的想法着实令人惊愕不已。他无视于狄德罗和达朗贝尔在著名的《百科全书》中的主要论述：科技、实用机械、贸易、手工艺和工业如今举足轻重，应该跟神学与哲学一样列入正式知识。从许多方面来说，《百科全书》都宣告了西欧的资产商业阶级正逐渐成为社会的显学。虽然魁奈也受到《百科全书》的撰稿邀约，把他的利伯维尔场农业理论也纳入了该著作兼容并蓄的经济学派与思想内容中，但这种包容对他来说是不够的。他希望自己的想法能独占鳌头。

魁奈开始寻求追随者，来将重农主义转变成一场日益壮大的意识形态运动。一七五七年，他邀请年轻的米拉波侯爵维克多．里克提（Victor de Riqueti, marquis de Mirabeau）到他位于凡尔赛宫地下室的住所，和他讨论农业经济学奠基者理查德．卡丁伦的著作。小米拉波（Mirabeau the Younger）出身贵族家庭（他的父亲是恶名昭彰的米拉波伯爵，将会成为法国大革命的领导人之一），是孟德斯鸠的朋友。他在《人类之友，又名，族群论》（The Friend of Mankind, or Treatise on Population ，一七五六年）中为贵族的财产权与免税权辩护，反对政府侵犯这些权利。魁奈请年轻的米拉波帮助他完成他的新计划《经济表》（Tableau économique ），这本书试图证明卡丁伦的理论，而他的理论是用伪科学方式主张财富来自土地。这本书后来成为重农主义与十八世纪利伯维尔场思想的《圣经》。26

米拉波后来声称，他和魁奈对话的时候经历了一种智识与精神上的“归信”，成为大自然经济教派的信徒。若想阻挡工业潮流并赢得重要哲学家和决策者的信任，需要的是对农业的盲目信仰，再加上魁奈自行提出的科学方法。他们立刻着手研究魁奈的《经济表》，试图透过简单的理论来吸引想要改革和扩大法国农业的人，也就是更好的土地管理将会透过农业盈余产出更大的财富。27

在七年战争的背景下，魁奈这个古怪的理论模型所提出的国家自给自足确实有其卖点。只要解放与改善农业，法国就能存活下去并变得更富有。法国的农场生产力低于英国，魁奈在这一点上是对的。他希望降低税收并移除所有农业法规能在贵族间建立起新的农业伦理，当时贵族往往拥有广袤的土地，以及对于百分之四十的农民财产具有封建权力，但这些地主常常人都不在现场，也不会花钱投资土地改良。28

不过魁奈的《经济表》并非一本农业改革的实用手册。魁奈的目标是以“只有土地能产生财富”的理论为基础，透过对法国经济产品的伪科学式计算为实施自由农业市场提供充分理由。《经济表》的左侧字段中，魁奈在收入下方列出了经济的生产面：农业、森林、草地、牲畜、原物料和某些制造业加工商品。右侧字段中，他在支出下方列出了“破坏性”的非农业产品，把它们归类在“无生产力等级”：制造业加工商品、仓储、商业成本和销售。《经济表》在这两侧字段的各种经济活动之间画了许多曲折的箭头，以说明只有农业才能产生财富；而工业和商业则从魁奈所谓的国家“生产净值”（net product）中减去，他在第三版《经济表》中计算出了生产净值这个数字。魁奈明白劳动价值可以创造财富，也知道资本盈余的重要性；但他不理解的是，投资工业生产带来的附加价值和报酬，绝对比农产品还要多上无数倍。29

魁奈大肆宣扬地主应该拥有市场自由的同时，他也相信只有强而有力的国家才能创造并维持这些市场自由。重农主义者希望国王能成为完整掌权的专制统治者，可以独断独行，并保证地主阶级获得经济自由。魁奈的典范就是中国。在他的著作《中国专制主义》（Despotism in China ，一七六七年）中，他指出皇帝能维护自然的父权制与农业秩序，经由训练他的子民聚焦在“种养”技能，让社会集中关注纪律严明的农业活动。魁奈认为，中国皇帝的绝对权力，代表他永远都不会违法，也不会做出任何违背普遍利益的事，因为他就代表了普遍利益。所以，魁奈相信中国皇帝的子民享有纯粹的自由，可以无拘无束地耕作养畜。30

根据魁奈的说法，法国也需要一个拥有无上权力的专制统治者，把工业推到一旁，让国家摆脱垄断和无用的监管。这一点在殖民地尤为重要。魁奈提议要废除殖民垄断，给予那些出口糖和奴隶的法属殖民岛屿的栽培园主自由的权利。这个自由的“君主帝国”不但能激发殖民者的农业能力，更能激发奴隶的农业能力──依照魁奈的计划，让奴隶成为契约工人，努力工作以争取自由。魁奈相信让殖民者与奴隶获得自由有助于法国的复兴。但栽培园主并不打算放弃他们的奴隶。这终究是一个徒劳无功的理想主义式绝对君主愿景。31

对于重农主义者来说，所有批评都无关紧要，即使这些批评来自古尔奈的圈子里备受尊敬的成员、即使人们对魁奈的统计数据提出了具体质疑，都没有差别。福尔博纳直言不讳地批评了魁奈在数字方面的错误。他提出数据，指出法国的农业产量比魁奈声称的更高，且许多《经济表》中的数字都不准确。他无法理解为什么魁奈会认为农民有生产力，而商人却没有，他在魁奈对国家生产净值的计算中找到严重错误，货品与货币流通的部分也谬误百出。对福尔博纳而言，最后一个重大分歧点是魁奈认为经济可以一种用他在《经济表》中提出的“超然经济真理”来理解。福尔博纳不认同有一种普遍的经济模型能适用于任何时空，并断定魁奈的虚假统计数据不能证明经济能透过自由放任主义自动运作的理论。32
尽管面对种种批评，魁奈和他的信徒仍不知疲倦地捍卫与宣扬他们对农业与王室专制的愿景。在魁奈的追随者中，最成功的其中一位是皮耶─山缪．杜邦．内穆赫（Pierre-Samuel du Pont de Nemours），他是一名充满热忱的重农主义者、法国革命支持者，也是奴隶制度的批评者。杜邦．内穆赫是一个新教徒钟表匠的儿子，但他为了追求抱负而离家前往巴黎，加入米拉波成为重农主义教的信徒。一七六五年，杜邦．内穆赫针对“自然权利”撰写了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奠定了他后来最著名的著作《重农主义》（Physiocracy ，一七六八年）。他透过这些文章为劳工与财产的积极自然权利辩护，自然权利代表人类有权拥有土地，也有权靠着在土地上的劳动赚进财富。杜邦重申了洛克的观点，认为个人享有自我保护的自由，且只要不去侵犯他人的财产或“所有权”，他们就应该有致富的自由。政府的作用是为民众确保个人自由与私有财产权。这种个人权利的观点使杜邦反对奴隶制，他认为此制度违反了全人类与生俱来的自由。在此要留意的是，杜邦和魁奈一样，都支持贵族封建主义原则。事实上，他热切地接受了路易十五赐予的贵族头衔。33
魁奈和杜邦联手合作，坚称自由的国际谷物贸易对农业有利，并能够建立起一套系统：各国透过天然的相对优势，和谐地只进口自己所需的农产品。对魁奈来说，自由贸易的重点不是竞争，而是和谐。大自然给予每个国家不同的在地农业资源。因此，他们不需要任何规则：国家只会进出口他们需要的货品，从而避免了直接竞争。当时英国在工业发展方面突飞猛进，而七年战争却已经使法国陷入更严重的贫困、债务与破产之中，这使得魁奈的讯息显得充满希望又容易理解。34

一七六三年，英国赢得了七年战争，巩固了他们在殖民市场与奴隶贸易中的优势地位。与此同时，英国正在经历第一次工业革命（一七六○年至一八二○年），发明家与制造商纷纷从手工生产转为使用蒸气与水力，打造出机械化的工厂、化学产品和金属制品。在实质层面，这使得重农主义除了一系列自我安慰的理想外，什么也不剩了。正如杜邦．内穆赫的后代──也就是杜邦公司（DuPont fortunes）在新大陆的创办人──后来将发现到的，释放美洲奴隶的并不是大自然，而是经过工业化的炮兵部队与最终获得了胜利的联邦军。35
尽管英国的工业实力日渐明朗，重农主义者与其信徒仍紧抱着“农业可以带来经济成长”的怀旧观念。在那个时间点，利伯维尔场思想与经济现实是彼此脱节的，对于商业强国的经济政策几乎没有影响力。若非要说利伯维尔场思想有什么发展的话，那就是英国、欧洲和北美的工业革命曙光见证了柯尔贝观点的重生，即国家对于建立与维持复杂的经济市场来说至关重要。除此之外，民主的脚步也慢慢近了。虽然英国在君主立宪制度与贸易方面都取得了经济上的进展，但对于法国来说，专制君主和少数农业菁英就有能力监督整个国家的经济状态的想法，在经历了一千年的封建制度后已经不再有说服力。

1. Charles M. Andrews, “Anglo-French Commercial Rivalry, 1700–1750: The Western Phase, I,”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20, no. 3 (1915): 539–556, at 547; David Hume, Selected Essays , ed. Stephen Copley and Andrew Edg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189, 214. 

2. Georges Weulersse, Le mouvement physiocratique en France (de 1756 à 1770) , 2 vols. (Paris: Félix Alcan, 1910), 1:23; Montesquieu, De l’Esprit des lois , ed. Victor Goldschmidt, 2 vols. (Paris: Garnier-Flammarion, 1979), vol. 2, bk. 20, chap. 2; David Hume, An Inquir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with a Supplement: An Abstract of a Treatise on Human Nature , ed. Charles W. Hendel (Indianapolis: Liberal Arts Press, 1955), 173. 

3. Robert B. Ekelund Jr. and Robert F. Hébert, A History of Economic Theory and Method , 6th ed. (Longrove, IL: Waveland Press, 2014), 70. 

4. Tony Brewer, Richard Cantillon: Pioneer of Economic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1992), 8. 

5. Richard Cantillon, Essai sur la nature du commerce en général , ed. and trans. Henry Higgs (London: Macmillan, 1931), 58. 

6. Cantillon, Essai sur la nature du commerce , 97, 123; Marian Bowley,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eory Before 1870 (London: Macmillan, 1973), 95. 

7. Cantillon, Essai sur la nature du commerce , 51–55, 85; Bowley,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eory , 96. 

8. Jean-François Melon, Essaie politique sur le commerce , in Eugène Daire, Économistes financiers du XVIIIe siècle (Paris: Guillaumin, 1851), 659–777, at 671, 666. 

9. Melon, Essaie politique sur le commerce , 673, 708. 

10. Melon, Essaie politique sur le commerce , 683, 746, 765. 

11. Paul Cheney, Revolutionary Commerce: Globalization and the French Monarch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22; Montesquieu, De l’esprit des lois , bk. 20, chaps. 1–2. 

12. David Kammerling-Smith, “Le discours économique du Bureau du commerce, 1700–1750,” in Le Cercle de Vincent de Gournay: Savoirs économiques et pratiques administratives en France au milieu du XVIIIe siècle , ed. Loïc Charles, Frédéric Lefebvre, and Christine Théré (Paris: INED, 2011), 31–62, at 34. 

13. R. L. Meek, The Economics of Physiocracy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63), xiii. 

14. François Véron de Forbonnais, Éléments du commerce , 3 vols. (Paris: Chaignieau, 1793–1794), 1:62. 

15. Forbonnais, Éléments du commerce , 1:67–68, 75–76. 

16. Forbonnais, Éléments du commerce , 1:3, 38, 45. 

17. Steven L. Kaplan, Bread, Politics,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Reign of Louis XV , 2nd ed. (New York: Anthem Press, 2012), 108; Gérard Klotz, Philippe Minard, and Arnaud Orain, eds. , Les voies de la richesse? La physiocratie en question (1760–1850) (Rennes, Franc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Rennes, 2017), 11; Gustav Schachter, “François Quesnay: Interpreters and Critics Revisited,”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50, no. 3 (1991): 313–322; Paul Samuelson, “Quesnay’s ‘Tableau Économique’ as a Theorist Would Formulate It Today,” in Paul Samuelson o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Selected Essays , ed. Steven J. Medema and Anthony M. C. Waterm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59–86, at 60. 

18. Pierre-Paul Mercier de la Rivière, L’ordre naturel et essentiel des sociétés politiques , 2 vols. (London: Jean Nourse, 1767). 

19. Liana Vardi, The Physiocrats and the World of the Enlighten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42. 

20. Vardi, Physiocrats , 84; David S. Landes, Unbound Prometheus: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Western Europe from 1750 to the Pres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82. 

21. Steven Pincus, The Global British Empire to 1784 , unpublished manuscript; Gabriel François Coyer, La noblesse commerçante (London: Fletcher Gyles, 1756), 33–34, 45, 72. 

22. Simone Meyssonnier, La balance et l’horloge: La genèse de la pensée libérale en France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Les Éditions de la Passion, 1989), 264. 

23. Meyssonnier, La balance et l’horloge , 265. 

24. Meyssonnier, La balance et l’horloge , 249. 

25. Meyssonnier, La balance et l’horloge , 80–81; Coyer, La noblesse commerçante , 33–34, 279. 

26. Le marquis de Mirabeau, L’ami des hommes, ou traité de la population , 2 vols. (Avignon: 1756); Meek, Economics of Physiocracy , 15. 

27. Meek, Economics of Physiocracy , 18. 

28. Meek, Economics of Physiocracy , 23; E. P.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New York: Vintage, 1966), 218; Boaz Moselle, “Allotments, Enclosure, and Proletarianization in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Southern England,” English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48, no. 3 (1995): 482–500. 

29. Meek, Economics of Physiocracy , 109–114, 136. 

30. François Quesnay, Despotism in China , trans. Lewis A. Maverick, in Lewis A. Maverick, China: A Model for Europe , 2 vols. (San Antonio: Paul Anderson and Company, 1946), 1:216; W. W. Davis, “China, the Confucian Ideal, and the European Age of Enlightenment,”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44, no. 4 (1983): 523–548; Stefan Gaarsmand Jacobsen, “Against the Chinese Model: The Debate on Cultural Facts and Physiocratic Epistemology,” in The Economic Turn: Recasting Political Economy in Enlightenment Europe , ed. Steven L. Kaplan and Sophus A. Reinert (London: Anthem Press, 2019), 89–115; Cheney, Revolutionary Commerce , 203; Pernille Røge, Economists and the Reinvention of Empire: France in the Americas and Africa, c. 1750–180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10. 

31. Quesnay, Despotism in China , 11; Røge, Economists and the Reinvention of Empire , 88. 

32. Loïc Charles and Arnaud Orain, “François Véron de Forbonnais and the Invention of Antiphysiocracy,” in Kaplan and Reinert, Economic Turn , 139–168. 

33. Meek, Economics of Physiocracy , 46–50. 

34. Meek, Economics of Physiocracy , 70. 

35. Jean Ehrard, Lumières et esclavage: L’esclavage colonial et l’opinion publique en France au XVIIIe siècle (Brussels: André Versaille, 2008); Røge, Economists and the Reinvention of Empire , 176; David Allen Harvey, “Slavery on the Balance Sheet: Pierre-Samuel Dupont de Nemours and the Physiocratic Case for Free Labor,” Journal of the Western Society for French History 42 (2014): 75–87, at 76. 

第十二章 利伯维尔场与自然

人虽生而自由，却无处不在枷锁之中。 ──鲁索（Rousseau），《社会契约论》（The Social Contract ），一七六二年

在制造业蒸蒸日上、海外帝国扩张且国际贸易蓬勃发展的年代，重农主义可算不上受欢迎的经济理论。尽管重农主义哲学家的著作受到现代利伯维尔场思想家的热烈赞赏，但这些作品在他们那个年代并不畅销。事实上，十八世纪最畅销的那些经济学书籍都在批评“经济完全可以自我调节”的观点。处于经济成长前线的人都在寻找方法推动工业与利伯维尔场的发展。这意谓着除了自由放任的要素外，还必须让国家扮演具有建设性的经济角色。
于是无须讶异，接下来亲工业改革运动出现在意大利这个欧洲资本主义与贸易的起源地。意大利哲学家寻求的是更加贴近柯尔贝主义的道路，透过新的法律体系与开明的政府机构来建立市场。博学多闻的卢多维科．安东尼奥．穆拉多利（Ludovico Antonio Muratori）是神职人员、历史学家，也是米兰宏伟的安布罗西亚那图书馆（Ambrosiana Library）的图书馆员，他的著作《论公共幸福》（On Public Happiness ，一七四九年）受到柯尔贝和孟德斯鸠的启发。穆拉多利的文章解释了人类要如何透过政府改革与立法来改善安全、教育、健康与宗教生活，使这个世界变成一个“更幸福”的所在。包括奥地利女皇玛丽亚．特蕾莎（Maria Theresa）在内的几位专制君主都遵循他的建议，支持自然科学与宗教宽容，并透过宪政主义扩张个人与市场的自由──尽管是有限的自由。意大利和奥地利的启蒙运动思想家与巴黎、伦敦和苏格兰的思想家密切合作，致力于打造出更公正的社会，一些意大利人把这种概念称作“社会主义”，也就是透过现代化的法院与法典、学校和基础设施等国家机构来打造社会与市场的一套计划。（历史学家伊斯凡．洪特〔István Hont〕将此时社会主义“socialism”的追随者称作“society-ists”。）此一社会运动后来也影响了斯密。1

在意大利的国家市场建造者中，最重要的一位就是拿坡里的政治经济学家安东尼奥．杰诺维齐（Antonio Genovesi），他可以说是亚当斯密的前辈，认为经济是一系列能够自我延续的市场机制。身为一名有远见的市场思想家，他认为政府必须打造适合市场的条件。他不赞成劳动力本身就能创建价格的观点，而认为驱动价格的是无形的社会条件与劳动条件。在他广受赞誉的《商业课，又名，论公民经济》（Lessons on Commerce, or On Civil Economics ，一七六五年）中，他指出效用性、个人关系与公共信任决定了劳动与货品的价值。虽然国家必须给予市场自由，但同时也要小心翼翼地扶植市场。举例来说，政府必须修建道路，并保护道路不受盗匪侵扰。杰诺维齐引述了梅隆、休谟和孟德斯鸠，认为财富是有效率的农业与工业之间的互相作用。他和福尔博纳一样，认为消除商业上的障碍通常是好事，但商人仍然必须遵守法规与支付一定的关税。因此，利伯维尔场是国家与商人之间持续且小心地互相退让的成果。并不存在一种通用法则，反之，需要具备的是一种务实的意识：信任与商业自由必须根据当地环境去协商、建造与维持。2

意大利和奥地利的工业没有英国那么发达。二者的国家领导人相信，他们必须要像过去的英格兰与荷兰一样，努力刺激创新。透过拒绝重农主义准则，并走上更偏向柯尔贝主义的路线，意大利北部后来成为了全球最富有、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米兰哲学家皮耶特罗．维利（Pietro Verri）等早期城市工业思想家认为，保守又倾向农业的重农主义者，对于现代工业改革来说是一种障碍。维利警告道，认为工业是“不结果实的”这种重农主义观念是个严重的经济谬误。要说起来，工业和具有专业工业知识的人才应该是“丰足”的源头。3

在众多意大利经济思想家中，重农主义的头号敌人是一名翻译了洛克著作的拿坡里人，修道院长费迪南多．加利亚尼（Ferdinando Galiani）。一七五九年，拿坡里国王查理四世派遣这位杰出的经济学家到巴黎的拿坡里大使馆担任秘书。他成为巴黎社交场合与时尚沙龙的常客，和狄德罗交上朋友，并向狄德罗介绍了经济学研究。加利亚尼曾在拿坡里执行过货币改革，并因此和重农主义者有过密切往来，他向来没有耐心应对那些魁奈信徒无知的农业乐观主义。他相信社会必须和大自然彼此合作，而非只是追随自然。加利亚尼在《谷物商业对话》（Dialogues on the Commerce of Grains ，一七七○年）中坚称，只有国家才有足够的外界信用，能够在歉收、饥荒与战争的处境下处理食物短缺的问题。4 他同意自然与社会都是以系统的形式在运作的。他也认为制造业需仰赖农业。然而，他同时坚持农业仍然太不可靠，不能让农业完全控制市场体系。在歉收的时期，不只有农业，相关产业也会跟着停滞不前，接着社会就会陷入经济与财政灾难之中。若国家没有储备与管理粮食供应，农民很容易会“失去所有资金”而无法重新开始种植。换句话说，加利亚尼认为成功的农业系统既不能完全依赖自然，也不能完全依赖市场。他坚称大自然带来的灾难规模只有国家才能应对。5

一七七○年代之间，古尔奈的圈子中具有最高知名度和影响力的成员，法国哲学家暨国家总督杜尔哥最终成为了财政总监督。他将会成为第一位欣然接受利伯维尔场原则，并尝试应用在国家政策上的重要政治家。他的努力与他的失败不但导致大规模的群众起事，更巩固了对“市场可以依赖农业，无需国家干预”抱持反对的哲学观点。杜尔哥是富有的贵族与政府官员，而他相信人类和社会可以不断进步；他对经济自由有着坚实的信仰，全心接纳货币数量理论，并且反对政府垄断与国家监管。他创造了农业中的边际收益递减法则理论──这个市场理论指出，生产能力是有限度的，在无法生产更多财富的状况下，增加劳动力是一件低效率的事。杜尔哥相信，社会和经济都跟大自然一样，具有自然均衡。国家可以帮忙打破这个平衡，给予人类创造财富所需的自由与协助。6

虽然杜尔哥是利伯维尔场的支持者，但他在一七五七年出版的《百科全书》中的〈市集与市场〉（Fairs and Markets）一文中，表达得比魁奈反复强调重农主义观点的文章还要更加隐晦。杜尔哥主张，大型的中世纪市集──著名的现代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劳岱尔（Fernand Braudel）后来把这些市集连结到资本主义的崛起──是一种压迫性垄断。中世纪的博览会往往坐落在各个国家或各个地区之间的主要贸易路线交会点，例如法国香槟区。每年都有数周的时间，农民、工匠、商人和银行家会带着他们的商品和技能来到这里，创建一个推动中世纪经济的巨大商业区。杜尔哥说，“方便性”使博览会地点不会变动；这也使得博览会成为控制价格的垄断场所。博览会有一群固定的参加者，因此限制了竞争与交易总量。固定地点的博览会也使国家得以简化和控制货品税收。他说这种做法“不理性”，让博览会只有利于税收，而不利于财富创造。7

杜尔哥主张，他们需要的不是在固定地点举办年度博览会，而是持续在任何有需求的地方进行自由贸易，并不对此课税。这样的经济自由会使社会进步。只要移除了特权与规则，贸易就会欣欣向荣；尽管君主会失去一些税收，但社会整体会更加富裕。杜尔哥比重农主义者更重视商人。他认为，随着交易量增加，贸易会变得更有效率，并藉由降低价格、刺激消费与生产来创造出边际效益。杜尔哥说，荷兰没有所谓的博览会举办日；取而代之的是贸易会每时每刻发生在所有地点，荷兰人因此变得更加富裕。或许杜尔哥没有注意到荷兰已经彻底放弃把农业当作贸易与工业的经济基础，更没有注意到荷兰政府在经济政策与商业法规中，扮演了非常积极的角色。8

在杜尔哥眼中，市场不是由拥有财产的个体驱动的，而是由农村的劳动者驱动的。杜尔哥和杜邦．内穆赫合作撰写了《对财富的形成与分配之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Form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Wealth ，一七六六年），杜尔哥在书中透过效益主义劳动的概念，为封建贵族进行了革命性的现代辩护，即地主没有生产力，但地主是合乎情理的闲置者。他在他对贵族财产的辩护中，主张物业拥有者对经济制度来说具有社会必要性，他写道：“仅仅是因为人类习俗以及公民法律，耕种者需要物业拥有者。”杜尔哥的看法呼应了西塞罗、洛克和孟德斯鸠的论点，他认为虽然地主本身是闲置的，但对整个制度的平衡来说至关重要，这些地主产生了一个菁英阶层，他们具备道德能力，因此得以精通法律、博雅教育和科学，也能领导社会与农业耕种。9

与此同时，杜尔哥运用他的效益主义农业劳动理论，去批判奴隶制度与殖民主义。他坚持自由必须是积极的，不得侵犯其他人的权利，而财产拥有权不能应用在奴隶制度上；奴隶制度是某种剥夺之下的产物，即“暴力分子”剥夺了劳动者在他们“创造”的“产品”中自然拥有的份额。杜尔哥进一步批评殖民经济是一种非长远之计的窃盗行为。他对封建主义也抱持同样的态度，并且倡导初步版本的劳动分工，自由的工人藉此朝向专业化、变得更有生产力。对于贵族、农业经济的倡议者与皇家政府首长来说，这是非常革命性的想法。10

重农主义者在凡尔赛宫的沙龙与居所中提出了他们的劳动理论，而杜尔哥则不同，他以国家督察的身分进入了法国政府，实际尝试把他的利伯维尔场理论应用在真实世界中。从一七六一年至一七七四年，他担任着法国中西部的贫困城市利摩日的总督。作为王室在利摩日的直接代理人，他致力于透过税收与谷物市场的改革来减缓当地的贫困问题。重农主义者在农业方面的论述聚焦于谷物市场中的生产和流通，而杜尔哥不一样，他希望能把财富分配给穷人，如此一来谷物市场就能为整个社会带来经济发展。11

虽然有些重农主义者批判杜尔哥太依赖国家，但杜尔哥仍坚守柯尔贝主义的观点，认为除非国家先进行大范围的改革，市场是无法发挥潜力的。杜尔哥相信，在让市场自由化之前，首先要做的是保护穷人免受自由化带来的直接冲击，国家必须插手协助那些没有工作、没有食物的人。他强制要求地主们为穷困人口提供支持，并订定修建公路用的税制，藉此废除封建制度中修路的强迫劳役。他提议建立国家支持的“慈善办公室与工作坊”来为穷人提供就业机会，甚至为妇女提供“公共职务”。其中最重要的计划非道路建设莫属，因为道路能促进粮食与其他产品的自由流通。杜尔哥甚至尝试进口食物来帮助这个贫困区域，为那些无法工作的人提供食物。本着柯尔贝的精神，他随后动用国家权力的帮忙，创建了如今举世闻名的利摩日陶瓷产业。杜尔哥用非正统而高度务实的方法将柯尔贝主义与重农主义改革相结合，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这使他渴望推动更具野心的计划。12

一七七四年，杜尔哥有了机会可以更大范围地尝试他的政策，他接掌了曾经属于柯尔贝的、手握大权的财政总监督一职。杜尔哥上任后采取的第一步非常成功。他坚持中止国家借款，并设法降低了利率。然而，杜尔哥想要使谷物贸易自由化的尝试却一败涂地。他取消了价格控制与政府补贴，废除了法国境内复杂而古老的面粉与面包分配系统，接着他们马上遇到了歉收。食物短缺、混乱、投机买卖、价格上涨和饥荒酿成了一七七五年四月与五月的一系列抗议行动，史称面粉战争（Flour Wars）。加利亚尼利用这个机会重申了他的观点，也就是在自然灾害发生时，政府必须介入提供帮助。在法规松绑的同时若没有对穷人提供援助，将会导致一场大灾难。杜尔哥已经忘却他当初的市场发展原则了。13
在面粉战争的高峰期，贾克．内克（Jacques Necker）出版了《论立法与谷物商业》（On the Legislation and the Commerce of Grain ，一七七五年），抨击杜尔哥和重农主义。内克是一位非常成功的瑞士新教银行家、金融家暨哲学家，他住在巴黎，而且借了一大笔钱给法国。身为一名经济思想家，他同意自由比监管更好，而且一般来说，贸易自由都是好的。他主张人们应该有权利能依照自己想要的方式，来运用自己的金钱、劳力与产业。内克追随柯尔贝的观点，坚持认为国家立法者必须制定“禁制性法律”，如此一来，谷物贸易中才不会出现“对自由的滥用”而导致饥荒。他同意加利亚尼的想法，认为人们不能只是把谷物留给市场力量操作──自然太过反复无常，社会又太过脆弱。他就像加利亚尼一样，认为易受影响的食物供应需要政府提供护栏。因此，内克提出了古老的论点：虽然市场自由很重要，但这种自由比较适合非必需品。14
尽管受到了这样的批评，杜尔哥仍铁了心要进行他的自由化改革。他希望能打破封建制度中的强制性农民劳动与行会特权。他在这过程中成功与所有人为敌──从农民、商人到贵族。杜尔哥的改革和宫廷中的角力斗争导致所有政府派系都和他作对。一七七六年五月，国王路易十六令他辞职。他在农业自由放任方面进行的大型自由主义实验，被人们视为一次无比壮观的失败。在这场颜面尽失的惨败所带来的混乱中，他的许多其他现代化改革也化为泡影了。15

对于“利伯维尔场无需政府干预就能自动运作”这一观点的反对，因为杜尔哥的失败而更加牢不可破。有些基进派的哲学家认为封建社会与文化需要的不是改善，而是革命性的转变。政府首长在君主制度下未能取得成果，哲学家们于是又重新回到拉侯谢傅科公爵与曼德维尔的观点，也就是情绪感受是市场的主要驱动力。他们试着去理解这些人类情感能如何创造出更加公正的市场社会。
关于人类情感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出生于瑞士的哲学家尚─贾克．鲁索（Jean-Jacques Rousseau）提出了其中一些最有力的观点。尽管他也相信农业在经济上占首要地位，和杜尔哥不同的是，鲁索反对由贵族地主支配的社会制度。他设想的是一个民主而平等的农村社会，此社会以原始状态的自然为基础，人们共同管理财产，也共享地球上的果实。鲁索回过头去研究拉侯谢傅科公爵对市场运作方式的看法。他不相信大自然会自发性地打造出健康或和谐的社会与经济秩序。相反地，“自然”和农业创造出了社会阶级，导致贫困、不公正与不平等。他认为贵族拒绝纳税是法国经济问题的根源。鲁索对于法国社会的严重不平等感到怒火中烧，这启发他写下了基进立场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Discourse on Inequality ，一七五五年）。这本书划下了一条清楚的战线，区分了菁英式的自由放任主义哲学，以及基进的共和式民主的呼吁，这种民主以马基维利和霍布斯的政治思想为基础，要求制衡市场与向富人征税。鲁索指出，很显然地多数派政府必须要严格监管财富、商业和地主掌握的权力。在他看来，西塞罗一派对自然状态的尊崇，以及效法大自然永恒法则的社会，都导致了不公正。民主政治必须介入并打破这种“自然”阶级制度，打造更加公正的世界。16
鲁索将会成为那个年代最负盛名的作家以及伟大的基进派领袖，他的思想将会启发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和其他大西洋两岸的革命者。他的政治手册《社会契约论》（一七六二年）将会动摇欧洲体制的根基，为国家地位和民主奠定了框架。正是在这本着作中，鲁索写下了这句名言：“人虽生而自由，却无处不在枷锁之中。”与霍布斯以及洛克相反，鲁索并不认为社会能使人类变善良；相反地，他认为社会破坏了人类最原初的善良状态，从而堕落。真正的原罪就是社会与财产本身。对鲁索来说，不平等是自爱（self-love）与骄傲的产物，透过自爱与骄傲，个人只藉由与他人比较来定义自己。人会为了满足自己的骄傲，而创造出不自然的“常规”与“特权”，藉此在阶级制度中区分自己和歌颂自己。反洛克和反重农主义的思想在此昭然若揭。人类的枷锁就是私有财产和菁英阶级，是少数决的政治和经济规则。17

鲁索声称，我们可以在怜悯的情感中找到最正向的人类价值，这种情感与“理性公正的崇高准则”并肩而行。怜悯带来了一种同理的本能。当我们看见苦难时，我们会有所共鸣，并且实践“己所欲，施于人”的理想。鲁索相信，如果没有这些与生俱来的慷慨之情，人类早就已经不复存在了。更甚者，他认为财产是一种腐败的恶习，需要用同情心、同理心和朝向经济平等的政治努力才能与之对抗。强大贵族地主与农民的存在只不过代表了现代人需要去纠正传统。鲁索抨击洛克所提出对于私有财产的基督教史观，洛克认为伊甸园的堕落创造了财产所有权的法律。鲁索则抗议道，第一个找到一块土地并说出“这块土地属于我”的人不过是个“冒牌货”，而这个冒牌货必须对人类承受的苦难和不平等负责。他认为，承认财产的存在是通往封建主义、寡头政治和暴政之漫长道路上所踏出的第一步，因为承认财产就等于把个人权利让渡予贵族和君王。鲁索觉得，法律不该来自财产，也不该来自文明与礼仪的采用，而应该来自社会多数人的共同民主决策：“这显然违反了自然法则……一小撮人狼吞虎咽着过多的食物，而饥饿的大多数却缺乏必需品。”18
鲁索的著作对各门各派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个骇人的问题，他热切地反对利益导向的市场，支持透过基进民主制度来实现市场干预与平等主义。鲁索与早期的经济理论家不同，诸如马基维利、曼德维尔和多马都认为人类的激烈情绪是市场交易的强大驱力，个人恶行（或者以多马的基督教词汇来说，叫作原罪）所推动的交易可以带来公共利益，而鲁索断然拒绝此一观点。反之，他认为多数人类必须有意识地拒绝骄傲和自爱的弊病，并且调动怜悯与同理的情感，藉此创造一个更幸福、更平等也更公正的社会。
鲁索的哲学直接威胁到了当时的所有掌权者：君主、神职人员、贵族、商人和金融家，后两者的财富已经逐渐和古老贵族平起平坐了。那是对一切事物中的人民主权的呼吁，尤以农业为最；这可以被视为一种极端形式的马基维利思想，也就是任何个人或任何寡头团体都不应比国家更富有。这种观点冒犯了西塞罗对礼仪与反映自然秩序之阶级社会的理念。透过他无比畅销的著作，鲁索要求着农业的民主化，并说服社会大众他们在经济方面应该拥有立法上的发言权。
鲁索不只是平等政治基进主义的先驱。他对人类情绪与经济的分析也成为了启发亚当斯密的主要来源。斯密在鲁索身上看到了一种思考利伯维尔场的方式，讽刺的是，他最终也是用这种方式为利伯维尔场提供合理性。但斯密会彻底反转鲁索的等式：鲁索认为怜悯和同理心等较高层次的人类情绪，是贪婪、骄傲和自爱等驱动市场的热切情绪之解药；斯密则认为推动市场的不只贪婪──人类的同理心与道德责任等美德本身就是市场驱动力。鲁索认为，由同理心带动的基进民主制度是通往和平、道德社会的途径；斯密则相信，传统的农业英国议会制社会是具有天然的道德性，在适当的环境下，这样的社会可以引导贪婪与阶级制度去创造一个为公共利益而运作的良性利伯维尔场。

1. Erik S. Reinert and Fernanda A. Reinert, “33 Economic Bestsellers Published Before 1750,” Europea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25, no. 6 (2018): 1206–1263; Derek Beales, Enlightenment and Reform in Eighteenth Century Europe (London: I. B. Tauris, 2005), 64; Istvan Hont, Jealousy of Trad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nd the Nation-Stat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45, 134; Sophus A. Reinert, The Academy of Fisticuffs: Political Economy and Commercial Society in Enlightenment Ital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7; John Robertson, The Case for Enlightenment: Scotland and Naples, 1680–176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22; Koen Stapelbroek, “Commerce and Morality in Eighteenth-Century Italy,” 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 32, no. 4 (2006): 361–366, at 364; Antonio Muratori, Della pubblica felicità: Oggetto de’buoni principi (Lucca, 1749), p. 3 of “To the Reader. ” 

2. Eric Cochrane, Florence in the Forgotten Centuries, 1527–180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3), 461; Reinert, Academy of Fisticuffs , 299; Antonio Genovesi, Delle lezioni di commercio, o s’ia d’economia civile , 2 vols. (Naples: Fratelli di Simone, 1767), 2:77, 133; Robertson, Case for Enlightenment , 356–357. 

3. Steven L. Kaplan and Sophus A. Reinert, eds. , The Economic Turn: Recasting Political Economy in Enlightenment Europe (London: Anthem Press, 2019), 3–13; Pietro Verri, Meditazioni sulla economia politica (Venice: Giambatista Pasquale, 1771), 18, 33–34. 

4. Ferdinando Galiani, Dialogues sur le commerce des blés , ed. Philip Stewart (Paris: SFEDS, 2018), 59. 

5. Galiani, Dialogues, 115–116; Franco Venturi, “Galiani tra enciclopedisti e fisiocrati,” Rivista storica italiana 72, no. 3 (1960): 45–64, at 53. 

6. Jean-Claude Perrault, Une histoire intellectuelle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XVII–XVIIIe siècles) (Paris: Éditions de l’EHESS, 1992), 238. 

7. Perrault, Une histoire intellectuelle , 16–17. 

8. Perrault, Une histoire intellectuelle , 19. 

9. Meek, The Economics of Physiocracy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63), 47–49. 

10. Meek, Economics of Physiocracy , 51; Madeleine Dobie, Trading Places: Colonization and Slavery in Eighteenth-Century French Cultur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0), 14–15. 

11. Benoit Malbranque, Le libéralisme à l’essaie. Turgot intendant du Limousin (1761–1774) (Paris: Institut Coppet, 2015), 44. 

12. Emma Rothschild, Economic Sentiments: Adam Smith, Condorcet, and the Enlightenm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79; Malbranque, Le libéralisme à l’essaie , 58. 

13. Cynthia A. Bouton, The Flour War: Gender, Class, and Community in Late Ancien Régime French Society (University Park: Pen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3), 81; Gilbert Foccarello, “Galiani, Necker, and Turgot: A Debate on Economic Reform and Policy in 18th Century France,” Europea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1, no. 3 (1994): 519–550. 

14. Jacob Soll, “From Virtue to Surplus: Jacques Necker’s Compte Rendu (1781) and the Origins of Modern Political Discourse,” Representations 134, no. 1 (2016): 29–63; Jacques Necker, Sur la législation et le commerce des grains (Paris: Chez Pissot, 1775), 50–52. 

15. Steven L. Kaplan, Bread, Politics,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Reign of Louis XV , 2nd ed. (New York: Anthem Press, 2012), 589–595. 

16. Kaplan, Bread, Politics , 247; Istvan Hont, Politics in Commercial Society: Jean-Jacques Rousseau and Adam Smith , ed. Béla Kapossy and Michael Sonenshe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18–19. 

17. Antoine Lilti, The Invention of Celebrity (Cambridge, UK: Polity, 2017), 117; Jean-Jacques Rousseau, Du contrat social , ed. Pierre Burgelin (Paris: Garnier-Flammarion, 1966), 41; Jean-Jacques Rousseau, A Discourse on Inequality , ed. Maurice Cranston (London: Penguin, 1984), 77. 

18. Rousseau, Discourse on Inequality , 101, 109, 127, 137. 

第十三章 亚当斯密和良性自由贸易社会

他们〔商人与制造商〕正是凭借着对自身利益拥有较多知识，因此经常强迫利用他〔乡绅〕的慷慨，并说服他放弃自己的利益与公众的利益，出于非常简单且正直的信念：他们的利益才是公众的利益，而他的利益则不是。然而，无论在贸易或制造业的任何一个分支，商人的利益总是会在某些方面和公众利益有所分歧，甚至相反。 ──亚当斯密，《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 ），一七七六年

亚当斯密和鲁索一样不欣赏贪婪。并且他也同样有些担心曼德维尔在《蜜蜂的寓言》中表达的愤世嫉俗。斯密是在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 of Glasgow）研究斯多噶道德哲学的教授，他不认为恶行会是美德。美德是一种艰苦的努力，而他的工作就是教导何谓美德。斯密不同意鲁索对于纯粹天生的人类情绪的看法，无论是贪婪还是怜悯都一样，他也不同意鲁索认为社会的本质是罪恶的论点。西塞罗的斯多噶哲学教导我们，个人可以学习自律和道德，进而使社会变得更美好，斯密相信这一点。如果要从斯密的经济作品中提炼出一个明确的概念，那这个概念就是：道德是市场运作的必备要素。我们可以从《国富论》（一七七六年）清楚看出，斯密不是现代所谓的经济自由主义者，更不用说自由意志主义者（libertarian）了。他认为只有道德农业社会搭配上强大的统治菁英阶级，才能够创造与维持利伯维尔场。
现代经济学家对斯密的看法多半不是这样。人们往往觉得他是个为贪婪与商业利益辩护的人。但就和柯尔贝一样，现代经济学家用讽刺的手法将他扭曲成一种截然不同的样貌。举例来说，一九四四年，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海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将斯密描绘成一个反对所有政府干预，并且聚焦于经济效率的思想家。米尔顿．傅利曼也依循同样的脉络，把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及看不见的手的段落，解读为呼吁社会将政府从经济生活之中完全移除。傅利曼主张，斯密的“关键见解”是经济合作应该维持“严格自愿”，必须“没有外力、没有胁迫、没有对自由的侵犯”。然而，海耶克和傅利曼引用的段落都经过精心挑选，在过程中把斯密从一位道德哲学家──不信任商人和企业，相信强大的菁英政府、殖民规范、奴隶制度、公共教育和针对性关税──转变成了一位现代企业的自由意志主义辩护者。1
不过老实说，要阅读斯密那本将近一千页的《国富论》确实是件苦差事，而且他引述的许多语句都使得他像是在提倡完全的自由放任主义。他提出警告，政府“试着指示人民要以何种方式应用他们的资本”是一种愚行。他也批判政府不该干预个人的直接经济决策：“在人类社会这个巨大的棋盘上，每一枚棋子都有自身的移动原则，与立法机关可能选择强迫采用的原则完全不同。”此外，尽管他在未来成为了关税部长，但他也对税收带来的痛苦有所深思：“一个政府向另一个政府学习经验时，学得最快的就是从人民的口袋里搜刮钱财的艺术。”斯密认为，生产和消费必须免受政府的任何阻碍：“消费行为是所有生产行为的唯一终点和目的；生产者的利益只应在促进消费者利益的必要范围内予以关注。”斯密的部分文章段落使他看起来像是彻头彻尾的利伯维尔场支持者：“〔在没有贸易限制的状况下，〕自然自由（natural liberty）这个理所当然又单纯的系统会自行建立起来。每个人……都可以全然自由地以自己的方式追逐自己的利益。”2
然而，如果我们按照当时的历史脉络去解读斯密针对市场自由所写的这些引述内容，就会清楚看到他的愿景和现代利伯维尔场思想家相去甚远。《国富论》是一部充满雄心壮志的作品，旨在调和当时实际存在的农业寡头和愿景中的自我调节的市场，同时应对商业与帝国的崛起。斯密认为，贸易只会在农业主导的社会中蓬勃发展，在这样的社会中，拥有大量土地的统治阶级菁英能够限制商人的利益、推广学习与提倡斯多噶美德。斯密是罗马道德哲学教授，这个身分很适合协助引导这种西塞罗式的道德复兴。

英国与法国之间的持续冲突，打碎了重农主义者对于农业、利伯维尔场与国际和平能卷土重来的希望。这两个国家都采取了保护性策略，藉此发展国内产业，相互争夺全球市场的主导地位。十八世纪上半叶，英国的经济景气衰退。法国的布料制造业正在蚕食英国经济。法国紧密控制地中海市场，阻碍了英国与土耳其以及西班牙的贸易。法国也主宰着糖业市场，他们的国家出口总糖量和英国持平，甚或略胜一筹。到了一七四○年代，法国的海外贸易成长速度是英国的三倍。在一七二○至一七五○年代间，法国的出口以每年百分之三至五的速度成长，英国的出口成长率则是百分之一点五。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War of Austrian Succession，一七四○年至一七四八年）是英法的全球代理战争，将这两大强权的对抗置于帝国的舞台上，而七年战争（一七五六年至一七六三年）则成为一场更大规模的全球商业与帝国霸权斗争。战事从欧洲扩及美洲、印度和西非。人们需要达成某种协议来平息纷乱，而许多经济思想家认为利伯维尔场就是能带来和平的解决方案。3
斯密是一名学者，他认为国际学术互动证明了自由交流是一种互惠的模式。在法国与英国军事上互相对抗的期间，两国在知识与科学方面的合作仍十分自由。英法两国的杰出思想家时常进行跨海峡的研究工作，这是源远流长的传统，他们在冲突、友谊与学习中共同发展。托马斯．霍布斯在一六三○年代于法国接受教育，一六四○年代再次为了躲避英国内战初期的政治冲突而逃到法国，并在这里写下了《利维坦》（一六五一年）。这样的交流是双向的。法国哲学家伏尔泰流亡至伦敦，写下了有关英国哲学、政治与生活的作品。到了十八世纪中叶，全欧洲与美洲的知识分子都涌入了巴黎的沙龙，哲学家在那里谈论科学、政治、无止尽全球冲突的可能解决方案，以及如何面对市场带来的挑战。英法知识交流的悠久传统对于斯密的利伯维尔场理论来说至关重要。4
此外，斯密在社交与知识两种层面上也很依赖他的导师，苏格兰哲学家戴维．休谟；休谟的法国知识渊源和关于利伯维尔场思想的文章，为斯密铺设了一条通往《国富论》的道路。休谟的作品是斯密的作品蓝图。自小就是神童的休谟出生在贫困的贵族家庭，拥有爱丁堡大学（University of Edinburgh）的学位，他到法国继续接受教育以“增进”他的“文学才能”。一七三四年至一七三九年，休谟在罗亚尔河谷（Loire Valley）的安朱（Anjou）就读弗莱彻耶稣会学院（Jesuit college of La Flèche），该学校以笛卡儿曾就读过而闻名。许多当地的耶稣会士曾是传教士，他们向年轻的休谟讲述他们旅行至亚洲与南美洲的故事，听得津津有味的休谟因此对于各个社会与民族之间的对比深感着迷。他充分利用了学校图书馆中有关希腊哲学、欧陆哲学、法国历史、道德与经济思想的广泛藏书。5

休谟在弗莱彻学院写下了开创性的著作《人类理解论》（Essay on Human Understanding ），而后在一七三八年返回伦敦后发表此作。休谟的书是启蒙认识论的基础──认识论是研究人类如何学习与认识事物的一种学科。休谟认为，人类可以透过对伦理的了解，建立道德的经济制度与社会。他描述了斯多噶学派与伊比鸠鲁学派的希腊哲学家如何对自然运动与行为建立历久不衰的原则，并将这些原则拿去和托勒密（Ptolemy）以及哥白尼如何发展出他们对行星运动的理解进行比较。他相信若能把斯多噶主义和天文学结合起来，就能更深入了解人类行为与经济。这个方法后来对斯密的经济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6

休谟是个宗教怀疑论者，他认为人类的进步并非来自努力去理解上帝，而是来自人类透过观察去认识与理解自然和社会的能力。他认为所有未采用理性与科学理解方法的宗教哲学著作都应该要“付诸”于“火焰”。休谟从未宣称自己是无神论者，但他拒绝接受所有超自然与神迹的论调。他认为一切的一切都能用自然和机率来解释。7

以他对历史的研究为基础，休谟主张人类可以透过自由思想、教育、艺术、科学与自由贸易来避免社会陷入失败。休谟并非透过基督教原罪的视角来看待生命，而是汲取西塞罗、罗马皇帝马可．奥理略（Marcus Aurelius）与希腊斯多噶哲学家爱比克泰德（Epictetus）的观点，为美德打造出了一种乐观的愿景，此愿景以世俗形式的正义与慈善义务为起点，而遵循这种义务将能走向幸福与繁荣。马可．奥理略藉由思考“作恶者的观点”构思了一种达成社会和平的方法。他认为，要达到社会和平必须调节个人的虚荣心，并培育仁慈的行为。马可．奥理略承袭柏拉图与西塞罗的观点，主张“艺术与科学”是让人性更加完美的道路。成功获得学问的唯一途径，是透过自由政府和“有礼且博学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在遇到“暴政”时会成为公民同胞的堡垒。依循这些古早的斯多噶式方案，休谟希望在理想情况下，英国领导阶层能制定完善的法律，来支持道德的、以农为本的自由贸易。8

休谟指出，若要让自由贸易和商业蓬勃发展，英国就必须克服与法国之间的“对贸易平衡的嫉妒恐惧”。他声称这种对法国的“仇恨”是“没有界限的”，会破坏幸福与繁荣。柯尔贝和孟德斯鸠也抱持同样的期望。按照休谟的预测，一旦商业社会臻至成熟，自由贸易就会带来和平与商业财富的种种益处。他从自己在法国的正向经验出发，指出与其追求对英国有利的贸易平衡或一个没有奢侈品的世界，不如追求和法国之间的“开放性商业”，这不仅能带来和谐，也会带来英法双方都能获益的比较优势。9

休谟和斯密写作的时间都是在一七○七年《合并法案》（Act of Union ）签订之后的那段期间，英格兰与苏格兰根据此法案合并为大不列颠。苏格兰因为《合并法案》而进入了英格兰市场与殖民市场。爱丁堡与格拉斯哥（Glasgow）成为富裕的帝国贸易城市，取得筹码可以进行有利的条款与契约协商。休谟与斯密都见证了当时的经济扩张，也都因此受益。一七四七年，格拉斯哥市经交涉后签署了一项从法国殖民地进口烟草的垄断协议。克莱德河（Clyde）变成了烟草与制造业商品的贸易枢纽，苏格兰商人在此处的贸易圈交易奴隶，这对五十年前的格拉斯哥人来说是作梦也想不到的。烟草、奴隶、棉花、糖和兰姆酒使苏格兰商人发家致富，使学院和优秀的大学蓬勃发展。苏格兰人终于品尝到了财富的滋味，那滋味令人陶醉又充满诱惑力。很显然的，正是这种帝国自由贸易带来的确凿承诺与随之而来的富饶，使得戴维．休谟与其门生亚当斯密支持《合并法案》，也支持自由贸易和帝国的广阔愿景。10

亚当斯密就是在这么一个充满冲突、经济扩张和知识野心的时代下步入成年。他于一七二三年出生于苏格兰的古老商业制造城镇克尔卡迪（Kirkaldy），隔着福斯湾（Firth of Forth）与爱丁堡遥遥相望。他的父亲（在他两个月大时去世）是一名律师与海关首长。他的母亲来自拥有土地的乡绅家族，而斯密就读的是镇上一所出色的自治学校，他在那里接受丰富的古典教育，打下扎实的拉丁语基础。斯密从小聪颖过人，十四岁就进入格拉斯哥大学就读，他的老师是杰出的道德哲学家弗朗西斯．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在哈奇森充满感召力的鼓励下，斯密开始对当时的启蒙运动风潮产生了兴趣，启蒙运动重视罗马伦理、科学、言论自由与洛克的自由思想。一七四○年，斯密获得了奖学金，成为牛津大学贝里欧学院（Balliol College）的研究生。斯密痛恨这个地方，觉得这里既堕落又缺乏智识上的挑战。他靠自己大量广泛地阅读，但却受神经颤抖所苦。他在奖学金耗尽之前，于一七四六年离开了牛津。一七四八年，他开始在爱丁堡大学（University of Edinburgh）授课，一七五○年，他成为格拉斯哥大学的教授，教学内容包括古典修辞学、道德哲学、法律与纯文学。

斯密的作家生涯始于一七五六年他写给《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 ）的一封信，他在信中抨击了鲁索关于不平等与同理心的理论。斯密不接受鲁索的观点：人天生就具有道德素养，这种道德的唯一基础是怜悯。而身为斯多噶主义者的斯密则认为，道德来自教育、社会、财产、后天哲学交流与个人纪律。斯密在批评中指出，鲁索对社会的愤世观点创造出了一种虚无主义式的“对善恶漠然”。斯密承认商业社会确实有糟糕又贪婪的倾向，但他反驳道，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那些拥有土地、富裕、守法、受过教育、理性、充满善意又“富有同情心”的人来做公民的领导人。斯密指出，若不这么做的话，世界将陷入战争与“绝望”中。11

一七五九年，斯密出版了《道德情感论》（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在书中提出了他的核心思想：人可以透过斯多噶式的道德哲学建立道德的社会。在霍布斯和鲁索的描述中，情绪的根源是与生俱来且野蛮的，斯密则不同，他依循的是斯多噶派的理想，认为道德情绪是可以培养的，而我们可以藉此创造美好的社会。斯密认为：“悲痛与憎恨带来的情绪是苦涩且疼痛的，更加需要同情的治疗与安慰。”他撰写此书的背景是一七五○年代末的英法冲突期间，他希望能找到一种哲学方法以摆脱战争的控制，在他看来，战争是人类在道德方面失败后制造出来的产物。12

斯密借鉴自爱比克泰德，提出了一种拒绝贪婪的哲学。若要让社会与市场能运作良好，有道德的个人就必须控制愤怒与欲望等激烈情绪。最重要的是，永远都不要“对犯下错误的人生气”。反之，我们必须成为“无偏见的旁观者”，让他们明白自己的错误为何与“如何修正这些错处”。斯密希望能找到方法引导这种自我控制与客观公正的个人斯多噶派理想，并将此方法融入他所处的社会中，他想要打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13

虽然斯密的行文带有一种基督教的口吻，但他的作品没有提及过《圣经》。他使用的语言是绝对的自然神论。他将神描述成“自然的全智创作者”，这个作者创造了人类当作“他在人间的代理人，监督他的弟兄的所作所为”。斯密也把神称作“宇宙监督者”。但这位神祇并不是道德判官。取而代之的是，人类必须成为彼此行为举止的道德判官。斯密希望人类可以透过道德、透过牛顿式的因果概念，建立一个自我规范的社会。而后，他在一七七三年的著作《天文学历史》（The History of Astronomy ）中写道：“一连串看不见的对象，链接着两个按照全世界都很熟悉的顺序发生的事件。”在牛顿提出的“系统”中，是一只“看不见的手”设置了一种理性的、发条式的平衡状态。14
在斯密看来，人类的道德行为、爱与合作都是杠杆，共同维持社会机制的平衡与恒动。他认为在劳动分工的机制中，自由、合乎道德、以农业为重点的贸易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零件。这种分工机制能有效率地分配具有差异且相互协作的制造业活动与贸易活动，使人们能够共同努力，和平地创造出财富。斯密把论述导向西塞罗，并写道，商业“应当是联系国与国、人与人的一种友谊团结的纽带”。斯密的杰出见解是，如果人类和国家能在经济上彼此合作，就能为所有人创造财富。15
然而，斯密理想中那个仁慈、合作且自我规范的社会是无法单靠自己实现的；这个社会需要领导人与立法者，而对斯密来说，这些人只能是受过教育的富裕贵族地主。斯密很早以前就注意到，鲜少有人能真正理解治理的法律原则，就连瑕不掩瑜的都很少见。用一种带有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色彩的观点，他把理想的立法者描述成受过良好教育、礼貌、仁慈并且只会对法律偏心的人。只有这种人才能实践公民法律所需的自我约束和“科学精神”。16
具有道德良知的贵族政府，将会为国家带来著名的路易十四批评家芬乃伦在小说《忒勒马科斯的冒险》中所描述的那种自由与富裕。斯密主张，法国也许比英国有钱，但法国缺乏成为商业领导国家的道德社会特质，原因在于法国没有自由的议会政府能维持“我国公民享有的安全、体面且幸福的境况”。法国的君主制专制且不容异己，在这种缺乏政治与社会美德的国家中，社会无法实现真正的仁慈。斯密相信，英国从一六八八年的光荣革命后开始实施的菁英代议制政府，是唯一能够避免“国际战争与国内派系斗争”并打造一个幸福、阔绰国家的途径。这也是唯一能成就利伯维尔场的方法。值得注意的是，斯密的理论未能解释英国为什么会和法国交战将近一个世纪，而且仍然没有通过利伯维尔场法规。但是，他似乎十分乐观，觉得英国有道德基础能做到他热切相信的这些进步。17

我们在检视亚当斯密的哲学时，绝不能忽略他的个人生活与物质环境，正是他的所处环境使他的第一本书《道德情感论》大获成功。在休谟的帮助下，斯密悉心建立了有权有势的朋友网络，藉此累积财富与推广他的作品。《道德情感论》在一七五九年首次出版时，休谟和斯密在《爱丁堡评论》的朋友联络了斯密的出版商安德鲁．米勒（Andrew Millar），确保他将其中几本书寄给拥有权力与影响力的几位著名苏格兰贵族：王室宠儿暨首相比特伯爵（Earl of Bute）、阿盖尔公爵（Duke of Argyll）、曼斯菲德勋爵（Lord Mansfield）、塞尔伯尔尼伯爵（Earl of Shelburne）与查尔斯．汤森（Charles Townshend），也就是巴克勒公爵（Duke of Buccleuch）的继父。经由休谟优越的人脉关系，《道德情感论》“送到了所有受欢迎人物的手中”。这些权贵之手能够形塑斯密的职业生涯与社会大众对其作品的接受度。18
一七五九年的夏天，斯密成为了第一代塞尔伯尔尼伯爵（Earl of Shelbourne）的小儿子托马斯．费兹莫里斯（Thomas Fitzmaurice）的老师。对斯密来说，这是一段激动人心的时期，他开始教授许多伟大苏格兰贵族的儿子。他引导这些晚辈认识古代哲学、法律与罗马贵族美德。作为一个长年单身的学者，斯密喜欢奢侈品，也渐渐喜欢上昂贵的服装。他生活在所谓的英国“寡头时代”（Age of Oligarchy），当时主导社会的是“独立的乡村仕绅”，他们往往是托利党员（Tories）或保守派的辉格党员（Whigs），一手掌控着下议院。这些世袭的贵族族长在议会掌握的权力几乎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峰。尽管斯密曾批评过专断的社会阶级制度，但他成功爬上苏格兰地主社会的顶端，对此感到称心如意。如果他的经济愿景看起来像是为他的赞助人量身打造的，或许并非偶然。19

斯密能被雇用为年轻的巴克勒公爵的教师和旅伴，有部分原因在于当初致赠的那本《道德情感论》。巴克勒公爵的继父支付给斯密的教师薪水是每年五百英镑（在今天超过十万美元），之后又提供斯密每年三百英镑的终身津贴。除了这些薪酬之外，巴克勒家族最终还帮助斯密取得海关部长这个能带来丰厚收入的政府职位。20

如往常一般，休谟为这位门生铺平了道路，并确保他会在成功之后与老师共享。一七六三年，赫特福德伯爵（Earl of Hertford）招揽休谟担任英国驻巴黎大使馆的秘书，这是一个有利的职位。休谟写信给斯密，表示这项工作邀约“伴随着绝佳的前景与期望”。法国在七年战争败北后陷入经济萧条。尽管如此，休谟的巴黎社交生活还是非常丰富，他几乎连“翻开书”的时间都没有，忙着和其他的知名哲学家往来。斯密在汤森的重金资助下，于一七六四年跟随休谟的脚步前往欧陆。他曾提及他利用这个机会开始“撰写一本小书来打发时间”。一般认为这本书就是《国富论》。21

在休谟的引见下，斯密认识了法国最有影响力的几位经济思想家，和他们一起讨论当时的一些重要观念。他在日内瓦认识了伏尔泰。而在巴黎，休谟介绍他认识法裔德国无神论哲学家霍尔巴赫男爵保罗─亨利．提利（Paul-Henri Thiry, baron d’Holbach），霍尔巴赫男爵非常欢迎斯密进入他的圈子，魁奈与其他重农主义者也同样乐见他的到来。彼时欧洲菁英的通用语言是法语，有鉴于斯密是当时少数不会说流利法语的知识分子，他在社交上的成功令人十分惊叹。他成为各个重要沙龙的常客，也时常穿上崭新的巴黎服装在歌剧院留下潇洒的身影。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人们可以在欧洲的繁荣城市中找到经济哲学家的社交团体。斯密觉得和重农主义者相处起来最自在，他从这些人手中拿到了许多手稿，以及他们毕生力作的早期版本。魁奈、杜邦．内穆赫和米拉波都向斯密概述了自己的主要论点：土地是国家财富的唯一泉源。与重农主义者相处时，斯密感觉自己找到了智识上的同道。22

一七六六年，他结束旅行并回到苏格兰，一年后，他因为健康因素不得不搬回克尔卡迪和母亲同住。他正是在此时写下了《国富论》。斯密的谬斯女神就是英国及其殖民帝国，而专制主义的法国站在其对立面，至少在修辞上是如此。斯密的利伯维尔场思想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色彩。当他谈及利伯维尔场时，他谈的其实是英国及其殖民地。他相信英国是因为君主立宪制与《权利法案》才能获得这些成功，这对于采用不同社会制度与政治体制的各个欧陆国家而言，是不可能实现的。

以“财富来自农业”的老生常谈为开头，斯密在《国富论》中发展出了属于他自己的重农经济学。斯密同意魁奈的观点，认为农业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泉源，而多余的农产品是工业能制造出财富的基础。工业本身不会生产财富，其作用只是广泛发挥多余农产品的价值。对斯密来说，魁奈的《经济表》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发现”，原因在于《经济表》展现出农产品是如何喂养商业，带来经济成长与“富饶”。斯密和休谟一样，认为农业不应该被课税，如此一来才能保护农业生产力。他也不认同对工业的投资。在一个健康自然的体系中，即使是非农业的商业与工业利润，都应该要直接回归到农业上，因为“任何同等的资本带来的生产劳动量，都比不过农民所带来的”。斯密研究了经济流动以及经济要如何实现传说中的均衡，但他不了解的是，创造指数成长财富的唯一途径不是把资本投资在农业，而是投资在科技与工业。23

斯密深切怀疑工业与私营企业是社会的潜在敌人，指责公司和贸易行会不仅导致垄断，更导致工人待遇不佳。《国富论》花了可观的篇幅警告“大公司”和“雇主”会如何侵蚀“工人”的薪资、诚信和劳动力，而“工人”如果直接和“顾客”交易则生产力会更高。斯密认为企业是寄生于社会的中间人，拉低薪资的罪魁祸首。他说，促进工业发展的不是发明家、公司和投资人，而是各个劳工本身。他认为如果劳工能摆脱公司，就会导致薪水整体上涨和社会进步。24

斯密引用魁奈的话，坚称商人和制造商在经济上是“不结果实的”，他主张：“工匠和制造商付出的劳力，永远都不会使土地原始产品的整体年产量之价值出现任何增加。”商业阶级的成员只有把资本重新投资于农业，才能够“提高社会的收入与财富”。对斯密来说，唯有让农业领域更加富有，才能使商业扩张、工业成长，甚至能使“勤劳的穷人”及其家人的薪水足以供应“有益健康”的饮食、合用的衣物和舒适的居所。基于这些理由，斯密提出，如果社会能赋予农业生产自由，任由地主主导社会，那么此一制度将会创造出一个充满仁慈美德的社会，这个社会中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把商业带入农业的道德栅栏之内。25

斯密在他的著作中三度使用“看不见的手”这个比喻：一次在《道德情感论》中、一次在《天文学历史》中，一次在《国富论》中。他每次使用此比喻的方法都相当模棱两可，甚至带有批判意味，这使得历史学家埃玛．罗斯柴尔德（Emma Rothschild）假定他是“讽刺性”地使用这个隐喻。斯密不喜欢“系统能像移动棋子一样移动人类”这样的情况。相对的，他认为人类会在社会中自行移动，而道德可以帮助他们采取对集体有益的举措。然而斯密也认为，若放任商人自行其是的话，他们并不会做出符合道德良知的经济决定。他认定商人很自私，就算有某个商人做了一件好事，那也是因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推动了这个事件，而非出自商人的意图”。这只“看不见的手”就是社会，它会拉着商人远离本能的贪婪，而引导这只手的是我们完全看得见的地主统治菁英，他们藉由精心打造的税收制度来支持重农抑工，让大自然获得自由并为国家创造财富。唯有与农耕密切相关的农民和劳动者不需要社会道德来推他一把；在农业生产中，他们已经依据劳动分工在工作了，这种劳动分工并非来自智识，而是来自一种斯密认为是与生俱来的事物：对效益主义交换行为的“人性倾向”。社会中的领导者必须透过政治支持农业领域，从而创造出经济平衡。斯密表示，透过这种方式，他们得以效法西塞罗式的罗马美德。26

社会领袖必须确保商人无法控制政治。如果商人控制了政治，他们将会建立垄断，并破坏市场。斯密认为柯尔贝犯的错误是给予商人和企业家太多权力。斯密错认为是商人的影响力导致柯尔贝通过了太多政府法规，更过分的是，柯尔贝甚至因此高估了“城镇工业”又低估了农业。斯密是第一个使用“重商制度”（mercantile system）一词的人，他在此指的是由商人管理并且为商人牟取利益的政府。斯密坚持认为，商人阶级的垄断倾向对市场的道德与自由构成了最大的危险，因此国家必须进行反制。政府角色该做的就是解放大自然，和阻止商人具有破坏性与垄断倾向的行为，让道德的市场把商人拉回到农场这个财富之源。27

然而，就算在斯密提出了这么多批判之后，他的观点还是与柯尔贝有诸多共通之处，他赞扬柯尔贝的“杰出能力”和“诚实正直”。斯密的学说并不反对如今和柯尔贝以及重商主义连结在一起的经济民族主义，而他在《国富论》中某些章节里的论述简直就像是柯尔贝说的，在他描述如何建立帝国贸易区时尤其如此。斯密解释，看不见的手的部分任务是引导商人去支持“本国”而非“国外工业”，进而产生“最大价值”。他大加称赞一六五一年通过的保护主义性质《航海法》，认为此法规“或许是英格兰所有商业法规中最明智的一项”，因为《航海法》的目的是防止外国商人损害英国贸易，并推动国内与帝国市场的扩张。28

按照现代的标准来看，斯密所赞扬的英国社会并不是什么自由主义的天堂。十八世纪的贵族对生活在他们土地上的人们仍保有强制性的封建权力。他们控制了法官、警察、民兵、领地中的所有公共生活与大多数私人生活。而国家也并不友善：这是个“强征队”（press gang）四处横行的时代，军队从路上抓走贫穷的男孩与男人，未经同意就征召他们进入海军生涯。一七二三年，英国制定了《血腥法典》（Bloody Code ），列举了两百种可予以判处死刑的罪行，包括偷羊、偷兔子与未经许可砍树。绞刑官的绳索逼近人们眼前，罪犯常常被烙上铁印。斯密并不是鲁索。他不打算改变英国。但他确实希望增加国家财富能带来适度的社会进步。他所谓的进步指的是工人能达到合宜的生活水平，让他们一家人都有足够的食物、象样的居所、温暖的衣物。29

英国社会的看不见的手，得负责将英国的文明力量带到殖民地，这意谓着要教育殖民地的人口，他们因为距离大都市很遥远，需要花时间才能发展为成熟的商业社会。斯密以美洲为例，说明商人之所以不适合执政，是因为他们在决策过程中只会考虑自身利益。斯密并没有提到是约翰．洛克自己创造出马里兰州的烟草垄断的，只是抱怨商人“出于怪异的荒谬想法”，认为“君主的特质”只不过是贸易与商人利益的“附属品”，一心只想要排除竞争对手。对于先进商业社会尚未完全形成的地方，一个洛克的菁英式开明政府，必须先透过文明的影响力介入，将自然之手引导向适当的位置。斯密写作的时候正值美国独立战争（American War of Independence，一七七五年至一七八三年），虽然他反对美国殖民地脱离大英帝国，但若这件事真的发生了，他希望两国能结成自由贸易联盟。但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做的决定却正好相反，美国在一七八三年对所有外国商品征收关税，以保护正在发展中的脆弱经济。30

斯密相信社会进步的阶段性，也相信英国的洛克式农业契约社会，所以他热切地支持殖民征服与奴隶制。因大英帝国将会把农业社会带到“猎人与渔民的野蛮国度”，让这些猎人与渔民可以创造出盈余，朝着商业社会的文明化“便利”而进步。此外，斯密也相信更好的法律有可能改善奴隶制度。斯密显然对法国殖民地普遍实施的刑求、强暴和肢解等行为毫不知情，他不知为何认为法国奴隶制度是一种“温和的手段”，使受奴役者更加忠诚、更有生产力，还能增进他们的“智识”，使他们把自己的利益与主人的利益连结在一起，并逐渐进步成为“自由的仆人”。斯密看待自由的观点如同他看待经济：两者都是进步的连续体中的一部分。虽然看不见的手也为奴隶而运作，但先决条件是这些奴隶必须演化到斯密所认定的更高道德程度与社会层次。31
斯密认为奴隶制度没有根本性问题，忽略了重农主义者其实反对限制人类，他也同样忽视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经济潜力，而当时那场革命就在他眼前改变了整个世界。他认识工业蒸气引擎的发明者詹姆士．瓦特（James Watt），还帮助他在格拉斯哥大学找到一个可以当作实验室的地点。然而，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斯密了解工业化纺织与工厂的真正经济意义，他甚至可能根本不了解瓦特的蒸气引擎具有何种革命性的力量。32
像瓦特这样的先驱工业发明家很清楚，财富源自于附加价值、创新的制造业与工业，而非源自农业。一七七五年，马修．博尔顿（Matthew Boulton）和瓦特成立了引擎制造公司，到了一七八一年，他们开始在英国中部地区建造大规模工业纺纱厂。这件事发生时，斯密还活得很健康，正在收税。英国经济因为创造力、自然科学、企业创造、工业、煤矿，以及亲工业与亲殖民的政府政策而取得优势。斯密会分别在一七七八年、一七八四年、一七八六年与一七八九年重新编辑并出版《国富论》，他修改了有关斯多噶主义和其他关键主题的段落，但只字未提这些年来发生的科技进步和劳动力改变。他的行为就像是在二○○○年于旧金山写下一本有关经济学的书，却不去提及科技和软件创造财富的能力。无论如何，在历史的另一个伟大而发人深省的反讽中，这位写下了最具影响力的利伯维尔场经济书籍的作者，把他的晚年耗费在重新撰写有关罗马道德与经济自由的历史，以领取高薪的国家官僚身分度过余生。他的身分也就是一名与高层关系良好的税吏。33

从现代的角度看来，斯密的思想显得很矛盾。他所设想的是一个由道德和交易为基础的市场。这是一种柯尔贝式的思想，希望靠着保护主义与帝国来帮助国内发展，让投资资本留在国内。这也是一种重农主义思想，将农业视为财富的动力。现代经济学家往往把斯密描绘成社会自由意志主义者，但是事实恰恰相反，斯密支持拥有财产的寡头统治一个洛克式的、受限的、代议的政府，且他认为此政府能在特定状况下纠正商人的自私倾向。34
斯密在促进初生经济科学方面带来很大的帮助。他理解在商业化的制造业社会中，劳动的分工──或者该说是专业产业的合作──的重要性。他体认到政府立法的关键作用在于阻止垄断，藉此保证自由竞争并提高工资。他预见了凯因斯式经济刺激的到来，也就是富人会在经济困难期间消费以维持就业。他也相信某种形式的一般均衡理论，根据此理论，农业劳动、供给和需求、代议制政府与具有道德良知的社会，应该能维持一个运作良好的市场和定价系统，无需太多政府干预，也无需侵犯个人财产和消费者权利。35
到头来，斯密的核心项目其实是为了新商业时代重新塑造古代道德。一旦地主能摆脱设计不良的税收制度和其他经济“禁令”，自由农业贸易就会继续为英国带来富庶、秩序与仁慈。同时也会带来和平。正如西塞罗曾保证过的，以及斯密在《道德情感论》中解释过的，自由与农业将带来健康的友谊。斯密坚持认为，商业不需要成为敌意与不和谐的来源，而是可以成为个人之间与国家之间“结盟与友谊的纽带”。36
更重要的是，斯密解决了伊甸园的古老道德问题，正是这个问题促使安博、奥古斯丁和圣方济各推动如此高强度的宗教紧缩与物质撙节。在基督教传统中，人是一种堕落的造物，唯一能使自己进步的方法就是寻求基督的救赎。斯密发现了一个新颖的方法能绕过原罪，也绕过鲁索对人类与公民社会提出的奥古斯丁式、卡尔文主义式悲观看法。亚当和夏娃犯的错是打破了伊甸园的规则。此一行为导致他们遭受驱逐，在堕落的人类世界中成为全人类的祖先。斯密乐观地认为，人类可以藉由斯多噶式道德与优秀的政府，回归到接近世俗农业天堂的状态。只要人类愿意拥抱自然，那么即使是商业行为也可以符合伦理道德，并成为人类世俗进步的一部分。上帝，或者说自然（取决于个人的神学观点，斯密从未清楚透露过他自己的看法），希望人类实现这种地上的富庶与进步。休谟、斯密和其他许许多多启蒙运动中首屈一指的思想家，都把进步视为自然过程的一部分，只待人类的自由、教育、科学、仁慈之情、农业和商业去实现。在斯密的哲学中，人类会自然而然地从进步中受益，且正如伏尔泰说的，人类可以藉此创造“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37
在斯密的晚年，他对工业崛起带来的成就与挑战一语未发。马修．博尔顿、詹姆士．瓦特、乔舒亚．玮致活（Josiah Wedgwood）和其他发明家在当时都已经成为极其富有的实业家了，这证明了通往未来财富的路径就是工业。然而，尽管工业为许多人创造了不可估量的财富，同时也为其他人创造出了可怕的工作和生活环境。船只和薪水并没有随着商业社会与市场自由的浪潮一起均衡上涨。从某些方面来说，斯密对工业的担忧成真了。就连瓦特和玮致活也开始意识到，工业污染会对他们的工人、他们自己与所有人的家人造成致命的伤害。
除此之外，这些庞大的新财富与惊人的经济发展也带来了其他挑战。财富与发展并没有带来和平与农业乌托邦。到了一七七○年代末期与一七八○年代，英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富有、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在世界舞台上掌握了最大的帝国权力。然而，英国仍就北美独立与印度洋的殖民统治权继续和法国争斗不休。本应透过“温和商业”达成的世界和平并未成真。尽管如此，斯密留下的遗产就是商业社会能在未来变得充满道德与良善的一份希望，此愿望至今仍是许多经济思想的核心。这种新的世俗市场理想将对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产生巨大的影响。对于一个在贸易、工业和创新方面即将卫冕近八十年、享有超越所有对手之优势的国家来说，“潜在的财富可以任人开采”的利伯维尔场信念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令人不可置信的是，英国在世界上的主宰地位竟然把斯密转变成了制造业与公司行号的支持者。最重要的是，英国将会把利伯维尔场思想应用在他们的工业与帝国霸权时代。问题在于，这个由斯密打造了其中一部分的利伯维尔场思想，成为了经济胜利者和“全球代理人”专属的哲学。因此，就算是那些愿意全心接纳利伯维尔场的思想家，也仍在寻找一种方法，使他们的理念适用于那些并非自然而然获得财富的人。

1. Friedrich Hayek, The Road to Serfdom , ed. Bruce Caldwel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88, 100; Milton Friedman, Free to Choose: A Personal Statement, 3rd ed. (New York: Harcourt, 1990), 1–2. 

2. 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 ed. Roy Harold Campbell and Andrew Skinner, 2 vols.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81), vol. 1, bk. I, chap. vii, para. 12; vol. 2, bk. V, chap. iih, para. 12; vol. 2, bk. IV, chap. viii, para. 49; vol. 2, bk. IV, chap. 9, para. 3; Adam Smith,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 ed. D. D. Raphael and A. L. Macfie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84), pt. 6, sec. 2, chap. 2, para. 17. 

3. Steven Pincus, The Global British Empire to 1784 , unpublished manuscript; Paul Butel, “France, the Antilles, and Europe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Renewals of Foreign Trade,” in The Rise of Merchant Empires , ed. James D. T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168–172; T. S. Ashton, An Economic History of England: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 Methuen, 1955), 104; François Crouzet, “Angleterre et France au XVIIIe siècle: Essaie d’analyse comparé de deux croissances économiques,” Annales. É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21, no. 2 (1966): 254–291, at 268; Ralph Davis, “English Foreign Trade, 1700–1774,”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 n. s. , 15, no. 2 (1962): 285–303, at 286; François Crouzet, La guerre économique franco-anglaise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Fayard, 2008), 367–370; Paul Cheney, Revolutionary Commerce: Globalization and the French Monarch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101; François Crouzet, Britain Ascendant: Comparative Studies in Franco-British Economic History , trans. Martin Tho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216. 

4. Dan Edelstein, The Enlightenment: A Genea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9. 

5. David Hume, An Inquir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 ed. Charles W. Hendel (Indianapolis: Library of the Liberal Arts, 1955), 1–11, 17; Dario Perinetti, “Hume at La Flèche: Skepticism and the French Connectio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56, no. 1 (2018): 45–74, at 57–58; Margaret Schabas and Carl Wennerlind, A Philosopher’s Economist: Hume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20), 33; Pedro Faria, “David Hume, the 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and the Nature of Historical Evidenc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Modern Intellectual History 18, no. 2 (2020): 288–322. 

6. Perinetti, “Hume at La Flèche,” 54; Hume,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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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Carl L. Becker, The Heavenly City of the Eighteenth-Century Philosopher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32), 85, 102; Anthony Grafton, The Footnote: A Curious Hist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103; David Hume, Selected Essays , ed. Stephen Copley and Andrew Edg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xiii, 56, 58, 61. 

9. Hume, Selected Essays , 188–189, 193, 194. 

10. Jesse Norman, Adam Smith: The Father of Economic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8), 194. 

11. Smith,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 sec. 1, chap. 1, para. 1; sec. 3, chap. 2, para. 9; Adam Smith, “Letter to the Edinburgh Review ,” 1755, in Smith, Essays on Philosophical Subjects , with Dugald Stewart’s “Account of Adam Smith,” ed. W. P. D. Wightman, J. C. Bryce, and I. S. Ross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82), 253. 

12. Smith,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 pt. 1, sec. 1, chap. 2, para. 5. 

13. Epictetus, The Discourses, The Handbook, Fragments , ed. J. M. Dent (London: Orion Books, 1995), 42, 44, 58; Smith,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 pt. 1, chap. 1, para. 5. 

14. Smith,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 pt. 3, chap. 5, paras. 6–7; pt. 7, sec. 2, chap. 1, para. 39; Adam Smith, Essays on Philosophical Subjects , ed. W. P. D. Wightman and J. C. Bryce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80), 45, 49, 104; Emma Rothschild, “Adam Smith and the Invisible Hand,”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4, no. 2 (1994): 319–322, at 319. 

15. Smith, Wealth of Nations , vol. 1, bk. IV, chap. iiic, pt. 2, para. 9. 

16. Smith,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 sec. 2, chap. 3, para. 1; sec. 5, chap. 2, paras. 10–13; sec. 7, chap. 4, paras. 36–37; Donald Winch, Riches and Poverty: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Britain, 1750–183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98–99; Fonna Forman-Barzilai, Adam Smith and the Circles of Sympathy: Cosmopolitanism and Moral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226. 

17. Smith,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 pt. 6, sec. 2, chap. 2, para. 13. 

18. Nicholas Phillipson, Adam Smith: An Enlightened Lif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159–166. 

19. Phillipson, Adam Smith , 166; Geoffrey Holmes and Daniel Szechi, The Age of Oligarchy: Pre-Industrial Britain, 1722–1783 (London: Longman, 1993), 282. 

20. Phillipson, Adam Smith , 182. 

21. Harris, Hume , 409–415; Phillipson, Adam Smith , 188. 

22. Phillipson, Adam Smith , 193. 

23. Smith, Wealth of Nations , vol. 2, bk. IV, chap. ix, para. 38; vol. 1, bk. II, chap. v, para. 12. 

24. Smith, Wealth of Nations , vol. 1, bk. I, chap. viii, paras. 15–22; vol. 1, bk. I, chap. x, paras. 19, 31. 

25. Smith, Wealth of Nations , vol. 2, bk. IV, chap. ix, paras. 11–14, vol. 2, bk. IV, chap. ii, para. 9; vol. 1, bk. I, chap. viii, para. 35; vol. 1, bk. IV, chap. ii, para. 9; vol. 2, bk. IV, chap. ix, para. 9; vol. 2, bk. V, chap. iik, para. 7. 

26. Smith, Wealth of Nations , vol. 1, bk. I, chap. ii, paras. 1–2. 

27. Emma Rothschild, Economic Sentiments: Adam Smith, Condorcet, and the Enlightenmen 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127. 

28. Smith, Wealth of Nations , vol. 1, bk. IV, chap. ii, para. 38; vol. 2, bk. IV, chap. ix, paras. 1–3; vol. 1, bk. IV, chap. ii, para. 30. 

29. E. P. Thompson, “Eighteenth-Century English Society: Class Struggle Without Class?,” Social History 3, no. 2 (1978): 133–165, at 135; Frank McLynne, Crime and Punishment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London: Routledge, 1989); Smith, Wealth of Nations , vol. 1, bk. I, chap. xic, para. 7. 

30. Smith, Wealth of Nations , vol. 2, bk. IV, chap. viib, para. 20; vol. 2, bk. IV, chap. viic, para. 103. 

31. Smith, Wealth of Nations , vol. 1, “Introduction and Plan of the Work,” para. 4; vol. 2, bk. IV, chap. viib, para. 54. 

32. John Rae, Life of Adam Smith: 1895 , ed. Jacob Viner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Publishers, 1977), 71–72. 

33. Rothschild, Economic Sentiments , 133; Dugald Stewart, Account of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Adam Smith , in Works, ed. Dugald Stewart, 7 vols. (Cambridge, MA: Hilliard and Brown, 1829), 7:1–75, at 67. 

34. Smith, Wealth of Nations , vol. 1, bk. III, chap. iv, para. 20. 

35. Smith, Wealth of Nations , vol. 2, bk. IV, chap. ii, paras. 10–20. 

36. Smith, Wealth of Nations , vol. 1, bk. IV, chap. iiic, paras. 9, 13. 

37. Rothschild, Economic Sentiments , 133–136; Voltaire, Candide , ed. Philip Littell (New York: Boni and Liveright, 1918), 168; Jacob Soll, The Reckoning: Financial Accountability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Nation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4), 129–130. 

第十四章 利伯维尔场帝国

你们认为保护政策如何能增加一个国家的财富？你们能否透过立法使国家的财富增加任何一文？你们或许可以透过立法，在一夜之间摧毁一世纪的劳动带来的成果和累积；但在我看来，你们不可能透过本院的立法，为国家财富增加任何一文。财富来自勤奋与智慧，你们无法找到比任其自行发展更好的方法。 ──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下议院演讲》（Speech to the House of Commons ），一八四六年

十九世纪，利伯维尔场思想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自由思想运动中最有影响力的部分都集中在英国及其工业。利伯维尔场理论家认为，如果政府取消了针对制造业的关税和管制，国家将会兴盛起来。这种方法将提高生活水平，创造一个以制造业与消费主义为基础的市场均衡。但工业时代的经济理论家面临着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国家始终在维持市场均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亚当斯密是十八世纪末与十九世纪初最重要的市场思想家，他的思想继承者是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和戴维．李嘉图。这三位学者都在和一个能够自我延续且创造财富的市场概念搏斗，一方面将这个构想建立在斯密对劳动与价值的愿景上，一方面寻求修正、甚至驳斥斯密的许多观点。同时，他们也试图针对道德与经济设计出自己版本的斯密式“宏大动力学”。但那个时代的政治情绪已经出现了变化，追随斯密哲学的人很难继续维持斯密的乐观态度，认为市场能带来幸福的结果。1
边沁是英国法学家与改革家，也是效益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他或许是斯密的思想继承者之中最乐观的一个，他认为人类的情感推动着经济活动，尽可能为最多人带来幸福。边沁采用了希腊伊比鸠鲁哲学的信念，即追求幸福是一种有道德的善意行为。根据边沁的“幸福计算法”（felicific calculus）概念，人类会依据在他们制造的快乐和痛苦之间达成的平衡，来选择他们的行为。边沁的《道德与立法原理》（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 ，一七八一年）解释了快乐与痛苦的感觉决定了哪些事物对社会来说最有用。在边沁的理想世界中，一个人愈富有，财富增加为这个人带来的快乐就愈少，这使得人们变得愈发重视更高的智识成就与社会进步所带来的快乐。根据他的计算，获得财富带来的乐趣消减时，便会自然而然地抑制贪婪，因此财富创造者会追求把钱投资回小区所带来的道德回报。2
边沁认为，个人的欲望和自由会驱动经济，并带来经济与社会这两方面的进步。他是个人自由最早的倡导者之一，也捍卫女性权利、同性恋自由与非常规性别。然而，他的幸福计算法有时会需要政府进行修补，才能保持经济平稳运行。边沁坚信，当这个由快乐与痛苦所驱动的市场没能导致好的结果时，政府就必须进行干预。举例来说，政府应该要透过改革监狱、改善公立学校和禁止移民来促进社会大众的福祉和幸福。此外，政府也应该资助有生产力的移民工作者、依据需要扩建城市，并确保医疗服务的供给。3

并不是所有人都用边沁这种相对乐观的视角看待市场。随着法国大革命转为暴力行动，和紧接而来的全球拿破仑战争（Napoleonic Wars），有些经济思想家对于利伯维尔场带来幸福结局的能力表示悲观。不苟言笑但才华洋溢的剑桥大学教师托马斯．马尔萨斯与重农主义者以及斯密相反，马尔萨斯相信市场的力量，同时也警告其危险性。马尔萨斯是圣公会的神职人员，他眼中的人类因为原罪而具有缺陷，因此他拒绝接纳启蒙主义所相信的人类进步的自然系统，也拒绝接纳所谓由个人选择的美德。他虽然同意其他经济学家的观点，认为人类的欲望推动了市场体制，但并不认为这种推动是一种进步。对马尔萨斯来说，欲望推动着市场，也将会摧毁这个世界。他不像斯密一样认为劳动者可望成为得体之士，而将劳动者视为一群饥饿且无望的恐怖存在，只会受到性欲这类动物本能的驱使。他早期的著作采用了斯密对于自我延续系统的构想，但赋予这个系统一个崭新的、更具威吓性的描述：人类是原始的罪人，与生俱来的欲望致使人类以破坏平衡的方式繁衍。过剩的人口最终会耗尽地球上的所有富饶资源，人类会脱离自然的均衡机制，自己将自己消灭。

马尔萨斯的人口过剩理论是建立在旧的重农主义和较近期的斯密经济概念之上，即所有财富都来自农业，且市场是由情绪驱动的，但马尔萨斯同时也拒绝了他们的另一个观点：财富可以为人类创造出恒久的富裕生活与仁慈之情。马尔萨斯相信的是财富的增加将会引发一种指数型成长的人口爆炸，这种“成长速率”很快就会使人口超越地球资源能承载的数量。在《国富论》中，斯密亦提出了类似的主张，他说：“每种动物都会自然按照其生存条件成比例地繁殖。”虽然斯密认为增加财富会为贫困的工人带来更好的生活条件──例如更好的衣物与食物──但同时他也担心他们的生育率。身为单身学者的斯密指出：“住在苏格兰高地（Highland）且时常吃不饱的女人往往会生养二十多个孩子，而娇生惯养的高雅淑女则经常连一个孩子都无法生养。”4

斯密当然不是生育议题的专家，而马尔萨斯对于工业经济中更大人口规模的生产潜力所知甚少。尽管如此，马尔萨斯仍旧附和了斯密对于穷人生育能力的担忧，他认为济贫法和慈善事业对“稍微减轻个体的不幸程度”毫无用处。马尔萨斯预见了维多利亚时代工人阶级会遇到的骇人苦难，但他完全忽视了创新与工业提高生活水平的可能性，他预测城市的大量贫穷人口将受到疾病与苦难的折磨。致命的流行病将会导致饥荒，饥荒是“自然界最可怕的终极资源”，唯有这种最终的、令人不忍卒睹的市场转折，能够淘汰与削减人口，并予以控制。就像重农主义的意大利批评者加利亚尼一样，马尔萨斯警告社会大众大自然是残酷的。他抨击斯密对“人类的可完美性”与善良本性的信念，并反驳道，在这个充满不确定的残酷世界中，只有基督教的信仰才能带来救赎的希望。到了晚年，他开始相信世俗法规可能在抑制人类冲动方面发挥作用，并认为政府实施的人口限制能增加经济与社会的稳定性。5

在斯密的早期追随者中最具影响力的戴维．李嘉图呼应了斯密对自我调节之自然市场系统的信念。他和斯密一样，认为农业是所有财富的基础。虽然利伯维尔场理论者的背景非常广泛，从天主教徒到新教徒、从自然神论者到无神论者皆有之，李嘉图是第一位较著名的犹太血统利伯维尔场经济学家。不过他后来弃绝了犹太教，在一七九三年，他于二十一岁时与一名贵格教徒结婚，归信了一位论（Unitarian）的基督自然神论教派。这让他与斯密的信念又更近了一步。他很早就对利伯维尔场思想产生了兴趣，并与边沁和马尔萨斯有书信往来。李嘉图设计了一场操纵主权债券市场的诈欺骗局，并因此致富。那是在一八一五年，他收到了可靠的信息指出拿破仑即将输掉百日统治（Hundred Days）的最后一场战争，于是李嘉图散播了相反的谣言──拿破仑快打赢了──导致许多英国的债券持有人开始抛售。他在债务市场崩盘时买下了所有债券，等到英国最终战胜了拿破仑后，他靠着那些因谣言卖掉债券的倒霉投资人大赚了一笔。

他在发家致富后确立了自己的乡绅地位，并继续撰写经济哲学相关著作，主要着眼于如何提高农业生产力。他成了盖特科姆公园（Gatcombe Park）的拥有者、格洛斯特夏郡（Gloucestershire）的高级治安官，并当选为国会议员。身在地主和贵族的地位上，他矛盾地为了降低农产品价格而和地主利益相对抗，认为这么做能为最多的人争取到最大的利益。

十九世纪初，李嘉图形塑与捍卫着斯密遗留下来的建树，坚持认为财富来自农业。不过他跟斯密不同的地方在于，他认为财富是有限的。在《论政治经济与赋税原则》（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一八○九年）一书中，他发展出了地租法则（Law of Rent），此法则的基础概念是土壤的肥沃决定了劳动的价值。他认为定价与薪水会随着土地的生产能力而起伏，而需求不会带来任何影响。李嘉图在马尔萨斯的影响下，发展出了工资铁律（Iron Law of Wages），根据该定律的描述，穷人的收入总是会持续下降到可维生的最低水平。一旦农场工人得到报酬，他们就会生下更多孩子，这只会使他们变得更加贫困，抵销任何工资增长。唯一能够大幅提升工资的方式就是解放国际谷物市场以创造竞争，如此一来，英国的土地拥有者就会投资农场，推高生产率与工资，也可能一并提高生活水平。然而，李嘉图警告如果土地拥有者是靠着固定的总资本来支付工人高薪，他们以后就没有钱重新投资农场了，这将会再次压低工资。6

若说李嘉图对薪资的态度是悲观的，那么他在另一方面则乐观地认为，对于在经济方面占主导地位的英国来说，自由贸易能够压低价格、创造更多商业并提高生活水平。考虑到英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李嘉图说的没错：英国将会在开放的经济竞争中获胜。另外，他也提倡比较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这个较古老的观念，这是一种劳动分工，指的是每个国家都要生产和销售另一个国家未生产和销售的事物，藉此提高国家生产力、拓展市场，或许还能改善生活条件。在李嘉图看来，自由全球贸易会使世界更加富裕，每个受到允许的人都能从中受益。7

斯密和李嘉图提出的例子之中，都包含了英葡贸易和一七○三年的梅休因条约（Methuen Treaty），尽管英国与葡萄牙的经济能力不同，双方都因为此条约受益。斯密认为，就算贸易对于其中一国来说比较有利，另一国则否，这样的贸易仍会因为竞争加剧而导致社会推动潜在的财富创造。在斯密和李嘉图的思想中，若英葡两国能完全开放市场，能够帮助葡萄牙的葡萄酒业（绝大部分都是由英国港口的制造商所有）和英国的布料产业，当然也会对两国的整体经济有帮助。然而，他们的说法听起来头头是道，做起来却不是那么一回事。大量较便宜、质量较高的英国商品涌进了葡萄牙，使葡萄牙的经济陷入挣扎，这种状况下，葡萄牙是不可能将国内工业发展到足以和英国竞争的。如今人们普遍认为，这种不对称的交易必定会使英国获得竞争优势，同时严重破坏葡萄牙的工业发展。无论如何，李嘉图都是为了英国与其持续的经济优势地位而建立这套经济理论的。8

到了十九世纪初，英国无庸置疑成为了世界工厂──在工业与殖民方面首屈一指的国家。同时英国也是谷物的主要生产国。李嘉图身为议员的伟大计划就是支持自由贸易。他支持废除谷物法，也就是一八一五年拿破仑战争结束时设立的保护主义谷类关税，当时设立关税的目的是保护英国地主不受定价更便宜的外国谷物影响。­李嘉图借鉴了斯密对于自由贸易自我调节本质的牛顿式信念，主张土地拥有者只不过是利用关税来创造国家对谷物的垄断，并推高价格。尽管李嘉图没来得及亲眼目睹，但后来在实业家理查德．科布登的带领之下，反谷物法联盟（Anti-Corn Law League）的自由放任提倡者施加压力，使英国的谷物法于一八四六年遭到废除，科布登是来自制造业中心──曼彻斯特的企业家与国会议员，他代表了历史学家称作“自由贸易国度”的英国时代之起始。9

谷物法的终结不仅是自由英国的开始，更标志了利伯维尔场政治神话的开端。在“普遍适用市场法则”的这面大旗之下，人们在推动自由贸易的过程中牺牲了英国的农业菁英阶层──斯密非常珍惜的一群人──并藉此使制造业获益，这些制造业者需要更便宜的外国谷物，才能压低工人的面包价格。自由派的亲制造业辉格党以利伯维尔场思想及其令人向往的特质作为中心，成功建立了一套经济叙事。辉格党政治家大声赞扬反谷物法联盟的成功，视为普通人赢过了贪腐与贵族的一场胜利。然而，这场成功也代表了维多利亚社会的秩序与财富正在兴起。10

即使在世界市场占据了主导地位，英国仍必须面对贫困与财富不均的棘手问题。正如马尔萨斯所警告的那样，任由市场自生自灭是无法解决这些问题的。经济与政治哲学家约翰．史都华．弥尔（John Stuart Mill）认为，自由贸易是一把双面刃，我们在欢庆自由贸易的自由面时，也必须承认它并没有为穷人带来更好的生活水平。从许多方面来说，弥尔都是最能代表十九世纪早期利伯维尔场思想内部矛盾的思想家──他相信利伯维尔场的生产能力，同时也承认国家需要为了打造出更公正的经济系统而进行社会改革，并在两者间达到平衡。

弥尔出生于一八○六年，由他的父亲扶养长大，他的父亲是边沁效益主义教义的追随者，而弥尔则在长大后成为了政治经济学家。这里又出现了另一个充满讽刺意味的经济史片段，伟大的自由思想家弥尔曾为国家垄断的东印度公司工作，直到公司私有化，而他遭到解雇，且在这之后他也从没有停止过为这间公司和帝国主义辩护。弥尔追随斯密的理论，他相信利伯维尔场会带来财富与社会进步。在他的设想中，国际贸易的运作方式就是一套自我调节的系统，能够压低英国的价格，并推高生产量、资本财富与发展。这个系统会产出“多余”的商品，再加上低价的进口商品，必定会改善社会与经济条件。弥尔写道：“自由放任主义”应该成为“普遍做法”；那些背离自由放任主义的行为都是“某种邪恶之举”。11

然而，弥尔也在斯密的进步系统与李嘉图对市场的信心之上加了一道警示。弥尔避开了斯密对于自然神论、创造财富的“宇宙监督者”的信仰，他转而将信仰寄托在西塞罗式与洛克式的民主政治上。最好的政府不会出现在寡头之中，而是会出现在普通公民中，这些公民受过义务教育，将会成为具有道德良知的立法者。弥尔接受了马尔萨斯的主张，认为经济虽然能够机械式地运作，但终究有其自然极限，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因此繁荣。弥尔相信工人和投资资本家能共同创造价值，但他也预言了工业会出现边际效用的递减，坚称制成品数量的增加会压低价格和平均工资，最后就会如同马尔萨斯所预测的那样，导致“劳动报酬”降低。12

弥尔和斯密同样天真地认为存在一个市场上限，当富有的人累积到了足够的钱财，他们就会满足。一旦上层阶级的生活水平够高了，他们就会放弃赚钱，自然而然地转向休闲活动和追求学问。这将导致一种经济的“恒定状态”，能够产出规则且持续的财富流。到了这个时候，国家就必须实施“社会主义”改革，帮助那些陷入马尔萨斯工资陷阱的穷人与“劳动者”。13

弥尔还认为，资本拥有者、劳动者及其工会之间的竞争有助于改善社会。理想上来说，国家应该帮助劳动者取得财产，使他们摆脱贫困，进入一个道德的、效益主义的拥有和竞争的状态。弥尔混合了洛克对财产的信念、斯密的自然神论乐观主义、边沁的效益主义和马尔萨斯的奥古斯丁式悲观，抵达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大门之前。14

弥尔在一八六九年写下了《论社会主义诸篇》（Chapters on Socialism ），距离查尔斯．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 ，一八五九年）正好十年。达尔文透过商业的视角思考生物学，他的演化理论将会对利伯维尔场思想留下深远影响。根据他的理论，演化看起来就像是把斯密的理想主义进步观点结合马尔萨斯认为自然会剔除弱者的想法，形成了某种积极的、超出道德范畴的演化方式。虽然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The Descent of Man, and Selection in Relation to Sex ，一八七一年）引用了马尔萨斯“令人永远难忘”的著作，但达尔文与马尔萨斯的基督教道德观完全切割。达尔文不再受《旧约圣经》的创世纪故事所限制，他眼中的大自然只会按照自然本身的无情逻辑运作。在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又称天择或物竞天择）中，既没有高尚的西塞罗观点，也没有基督教伦理的存在，只有适者才能生存与繁衍。15

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论为同一时代的卡尔．马克思提供了哲学参考数据，马克思是名德国记者，也是革命性的共产经济的发明者。马克思研究了斯密和李嘉图的“古典经济学”，他认为斯密的多数想法都是错的，却也认同斯密的地租论在理论上来说有部分是正确的。虽然马克思是无神论者，但他同意斯密认为经济学可以发展成自我延续的系统之观点。不过，马克思也延续了马尔萨斯的想法，认为市场会向消极的方向前进。马克思指责道，斯密简直是在历史的真空中形塑了有关劳动分工与资本的理论，且他竟然还认为是仁慈的自然上帝推动了人类进步和经济，这根本就是一套“幼稚的错误观念”。斯密认为资本是存在于大自然中的“自然”要素，甚至连弥尔也认为劳工阶级的贫困是市场机制与生俱来的特质，而马克思则认为所有这些经济现象，其实是社会权力不平等所带来的历史产物。按照马克思的看法，资本拥有者会使用股票、劳动分工和机械等工具，去窃取劳工阶级的剩余劳动量。市场机制不会创造出财富，这个系统单纯只是资产阶级为了欺骗无产阶级而设置的。马克思认为，当面对这种权力差异，弥尔的社会改革理论一无是处。想要改变市场与历史的轨迹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无产阶级革命。16

马克思不是唯一一个抨击资本主义与利伯维尔场的人。外国的批评者逐一出现，他们认为英国的利伯维尔场政策是为了进一步增加自己的竞争优势，并破坏国际竞争。十九世纪末成长得最快的那些国家──美国、普鲁士和日本──都拒绝接受全面的利伯维尔场做法，他们转而采用来自十七世纪英国与柯尔贝主义发展策略。美国的第一位财政部长是亚历山大．哈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他制定的经济政策十分接近柯尔贝的市场建构模型；美国将会在之后的一个多世纪按照此路线前进，不断抵制自由放任经济，直到一九三○年代为止。这个新兴的商业共和国接纳的政策，与李嘉图所说的竞争优势与自由贸易彻底相反。美国经济的基础是保护主义、增加国内回报，仰赖着移民、奴隶制度与国家引导的进步，美国的状况完全颠覆了英国的自由放任主义法则。17

哈密尔顿十分钦佩柯尔贝成功把处处都是乡村的法国转变成一个拥有集中税收、统一度量衡和国家补贴交通道路的工业强权。他写道，法国如今发展繁荣，从农业转移到了制造业，这都是因为“伟大的柯尔贝所具有的能力与他坚持不懈的努力”。哈密尔顿的个性大胆，甚至有些鲁莽，他是一位精明干练的政府管理者，对美国这个年轻国家怀抱着清晰的经济愿景。他认为，如果美国向极度发达的法国和英国开放市场，将会被廉价货品给淹没，导致国内的制造业基础就此崩塌。执行自由放任主义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美国的巨额债务与力乏兵衰的海军，将他们置于一个脆弱的位置。相反地，这个新国家必须像十七世纪初的英国一样，引导相对原始的经济逐步发展。18

哈密尔顿坚信，共和体制必须由强大的政府来建立。他认为国家应该要由多位握有重权的首长来管理，“就像法国的那些首长一样”──正如他后来在《联邦党人文集》（Federalist Papers ）第三十五篇中坚持的──这些人应该各自专精不同的领域，像是金融。一七九一年，哈密尔顿在“致国会之制造业报告”（Report to the Congress on the Subject of Manufactures）中坚称，处于起步阶段的国家政府必须把焦点放在发展工业上，而非农业。虽然农业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但农业其实不如重农主义者、休谟和斯密所说的是创造财富的基础。事实上，哈密尔顿深深认为这个概念必须在公众面前接受挑战，并由此明确声明，真正使得英国获得“大幅进步”的是工业的“棉花纺织厂”，而不是农耕。19

哈密尔顿依循柯尔贝的观点，认为政府必须保护国家市场，吸引有才能的人透过移民来到国内打造初创产业。且政府还要为投资人提供“诱因”。作为一个自给自足的信奉者，哈密尔顿得出结论，由于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在“自我供给”的方面“极度难堪”，所以美国在开放市场之前必须先“促进制造业”。

美国在亨利．克莱（Henry Clay）的支持与保护下，依循着这套初创的工业发展模式。克莱是强大的参议员暨国务卿，他的“美国体制”（American System）推动了关税、国家商业银行与产业补贴。克莱抨击自由贸易理论是一种“英国殖民主义”，主张只要保护美国不受英国侵害，这个初创的共和国就会繁荣发展。美国的出口从一七九○年的两千万美元，成长至一八○七年的一亿八百万美元，而美国就这样持续朝着贸易盈余的方向发展，直至一八七○年。20

德国经济学家佛瑞德里克．李斯特（Friedrich List）也将会从哈密尔顿和克莱提出的美国体制中获得灵感。李斯特在一八二五年移居宾州，因为美国内部受到外部关税保护的自由贸易区而获得启发，主张要建立德国关税同盟（Zollverein ），将德国各州都纳入经济同盟的各个方面。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体系》（National System of Political Economy ，一八二七年）中，解释了德国各州之间为何需要贸易条约来支持德国国内工业。关税将会在他们遇到国外竞争力时保护他们，如此一来，德国才能顺利发展，养成国际竞争力。李斯特的想法在法国也很受欢迎。这些观点反映了内部自由贸易的有效性，并且可以由内部关税同盟来促进，此外，策略性保护主义可以刺激德国在面对英国工业巨头时蓬勃发展。

美国的自由贸易辩护者往往都是农业奴隶主，例如美国第七任副总统约翰．卡尔洪（John Calhoun），他希望能找到更简便的方法来出口棉花。但棉花和奴隶制不是美国的未来。李斯特就像哈密尔顿一样，提倡的是工业而非农业，斥责奴隶制度是一场“公共灾难”，表现出一个国家的软弱。李斯特确信，能够创造财富的只有工业发展策略，而不是残酷的农业自由贸易。德国终究采用了李斯特的国家发展模式与传统的柯尔贝方法，到了十九世纪的最后数十年，美国与德国的经济发展都超过了英国。当时就和现在一样，当我们的竞争对手、身为经济主导者的国家采取的是自由放任政策时，最成功的回应就是以谨慎的方法建立市场。

然而，这些针对自由贸易的批判，和反制自由贸易的模式，并没有浇熄十九世纪的英国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家心中的如火热情。凭借着经济与帝国获得了极高的竞争优势，英国和国内的利伯维尔场思想家觉得自己全然不受国际竞争影响。反谷物法联盟的建立者理查德．科布登领导了支持自由贸易主义的曼彻斯特学派（Manchester School）。然而，科布登接纳了工业，也接纳了制造业财富与市场自由之间的关系，藉此转变了自由贸易的概念。虽然他们仍然非常重视“自由贸易是能够反映出自然的一面镜子”这个概念，但是自由贸易支持者必须选出一个经济赢家，在工业化的英国，这个赢家显然是制造业。21

科布登也提出了一个古老的利伯维尔场议题，也就是支持“自由贸易是结束战争的关键”的观点。科布登是充满热忱的和平主义者、废奴主义者、女权的信奉者，也是认为帝国主义必须付出代价的批评者（他希望国家把资金花在国内），他依循斯密的观点，坚信自由贸易将会带来和平，造福工人与全体人类。一八四三年，他在柯芬园（Covent Garden）的一次演讲中，把废除谷物关税描述得像是一场宗教圣战：“我们相信商业自由将会发展出智识与道德的自由， “他高声疾呼，“教导不同阶级互相依靠彼此，在兄弟情谊中彼此团结。”科布登抨击奴隶制是不道德的，并呼吁众人抵制巴西产的糖。一八四九年，他更进一步地声称自由贸易将会带来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减轻殖民地的国防需求；科布登不但通过了自由贸易法，还力劝其他国家解除武装。值得注意的是，科布登的和平主义愿景有时并不会延伸到受殖民的人身上。出于互惠互利的想法，他认为殖民主义应该要维持和平与价格低廉。然而，他同时也认为殖民主义者应该要保留警察权力，以便在必要时镇压当地的“野蛮部落”。22

尽管如此，在科布登的脉络中，他的自由主义是基进的自由主义。对他来说，自由贸易代表的是和平主义、政治自由、一定程度的容忍与社会进步。此外，自由贸易也代表了新闻自由，以及另一件几乎难以想象的事：与法国建立友谊。他坚持人们有必要“相信其他国家具有荣誉与诚信”，他很确定各国只要透过自由贸易结成经济体，就能带来世界和平。他说服了英国政府与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在一八六○年同意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Cobden-Chevalier Treaty），此条约从各种层面上实现了柯尔贝的自由贸易梦想，也为这两个彼此为敌许久的国家带来了和平。随着制造货品的关税下降至百分之三十，英国出口至法国的货品量变成了两倍，法国的葡萄酒出口也变成了两倍。在过去两个多世纪以来，利伯维尔场思想背后的引擎，一直以来都是人们对于这种难以捉摸之和平的追求。可惜的是，这种局面只持续了三十二年。法国注意到英国的竞争力正在损害法国工业与制造业的工作机会，于是法国在一八九二年开始对英国商品征收“默林关税”（Méline Tariff），藉此减轻损失。尽管如此，“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还是开启了崭新的自由贸易条约的欧洲网络，最终建立了较先进的自由贸易区，而今存于欧盟内部。23

至于英国，对自由贸易和帝国的信任却占了上风。英国经济思想家开始把利伯维尔场经济理论和宗教连结起来，利用宗教复兴的精神打造出一场强大而独特的民族运动。斯密对于自然神的旧式信仰如今已经被福音派基督教所取代。英国的福音派关注的不是斯多噶道德观，他们相信只要有信仰和自由贸易，就能透过“经济、节俭、专业技能、金融道德”解放上帝的天然能量，使社会进步。24

这场福音教派的利伯维尔场运动充满了阳光与乐观，和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劳工生活现实形成了强烈对比。虽然工业化提高了英格兰的生活水平，但正如小说家暨社会改革者查尔斯．狄更斯观察到的，这绝不代表英国经济已经自由且公平了，也不代表一个人只要付出努力就能改善经济状况。工业中的悲惨事件、童工、低工资、粗劣的生活环境、工会活动与工人阶级的愤怒，全都助长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显然没有达到斯密和科布登的道德标准。因此，自由贸易辩论在讨论的，不只是经济学家与政治家之间的问题，而是还会受到工会成员、宪章派工人协会和反工业卢尔德分子的攻击。工人阶级的困境也引起了某些英国自由主义者的悲观情绪，其中包括了隶属《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 ）且具有强大影响力的记者暨编辑华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英国工党在一九○○年形成的动力，正是在社会经济方面对自由放任主义的不满。

尽管利伯维尔场政策是有些缺点的，但英国的利伯维尔场思想者仍继续拥抱着政治经济自由主义，把焦点放在低税率、有限政府、自助与个人自由。属于一位论派的基督教经济学家威廉．史坦利．杰文斯既不承认美国、德国与日本获得了柯尔贝式的成功，也不曾因为劳工阶级承受的苦难而减损他对利伯维尔场的正统信仰。杰文斯遵循他那个时代的科学方法，坚持使用数学来分析经济。在他的著作《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 ，一八七一年）中，他呼应了边沁的理论，也就是所有人类的行为都来自“快乐与痛苦”的“泉源”，但要用“定量方法”来理解与整理“个人数据”。其中完全不牵涉到西塞罗式的高尚道德哲学。杰文斯坚称，这种由数据驱动的经济学比较像是硬自然科学，并说它类似地质学。他坚持经济学是简单直白的学问：学习经济学时，不需要像李嘉图和弥尔使用的文学阐述技巧，需要的应该是有效率的数学研究方法和图表──例如“财富”和“人类效用”的量化。25

杰文斯使用定量方法抨击斯密和李嘉图的劳动价值方法。他认为，一件事物的“价值完全取决于效用”，而不取决于它在农场劳动中的价值。杰文斯接受了边沁的快乐原则，并将其变成了消费者效用原则。在他看来，只要能尽可能用最低的价格、最轻松的方法买到东西，就能把幸福感最大化。这套逻辑引导他发展出了边际效用理论（marginal utility）。如果今天有一件物品很便宜，人们就会想买，因为这是一笔划算的交易。但是，一旦这个物品的价格达到了实际的市场价值，购买的人就会变少，这是因为交易的利润会突然变得较小。如果有某个物品的价格高于市场价值，利润就会再次改变，购买这个物品带来的快乐与效用会开始消失。根据杰文斯的说法，欲望、效用、可得性和数量之间的关系全都会推动价格。杰文斯的这一切理论都是根据数学原理推断的，他藉此推翻了劳动价值理论，协助推动了经济学的革命性剧变。26

尽管杰文斯的效益主义理论也具有达尔文主义的元素，但他同时也相信改良主义的社会。举例来说，他支持工会，也相信他们能够透过与业主协商，来表达劳工的需求，并改善工作环境条件与工资，甚至加强科技与工作的效率。他认为工业合作是财富与道德经济的关键，并指出工业合作将能使“劳动与资本彼此协调”，藉此“补救”不平等带来的“邪恶”。杰文斯比马尔萨斯和弥尔更乐观，他确信工业与劳工的合作能让资本家自由地支付公平的薪资，而劳工将会因为卓越的表现获得“奖励”。在斯密提出“公正旁观者”的角色时，杰文斯则设想了资本家与劳工阶级之间可以有一个正式的“调解人”，调解人会帮助双方理解他们的共同利益，并了解到要如何从“自愿协议”中获利。比起单纯反映市场，他认为协商更能帮助资本家计算出要怎么做才能和劳工共享最佳利润。想当然耳，杰文斯的模式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当时英国的劳工阶级生活条件正日益恶化。许多人渐渐开始相信，只有新的基进政治运动才能充分代表劳工阶级的利益。27
杰文斯将他对于理性与永续管理的信念，延伸到煤炭等自然货品的节约使用上，原因在于他预测这些自然货品将会因为经济成长与需求而耗尽。28 在面对马尔萨斯对于过度消耗与成长限制所提出的观点时，他表示解决方法是良好的管理与坚定的信念，也就是相信人类有能力合作处理公平薪资、自我规范与替代能源等基本议题。因此，杰文斯认为工业与社会必定会持续适应环境，譬如寻找新的能源就是一例。他认为市场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为所欲为，他相信的是效益主义式的合作。然而，杰文斯对于政府的复杂性与能源政治的利害关系还没有深入的理解。当时的市场就像现在一样，能源并不是唾手可得的。欧洲列强与美国开始争抢煤炭与油田，各国政府仍在帮助各大公司争夺广大偏远地区的自然资源，从德法打了三场战争来抢夺的煤炭产区阿尔萨斯─洛林（Alsace-Lorraine），一直到坐拥大片油田、位于前俄罗斯帝国的阿塞拜疆巴库（Baku）。29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实施保护主义的经济大国：美国、德国和日本在经济成长方面赶上了英国时，剑桥大学哲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则在继续挥舞着教条式的自由贸易旗帜。就好像剑桥与世隔绝一样。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 ，一八九○年）取代了弥尔的《论政治经济与赋税原则》，成为英国最重要的经济学教科书，马歇尔也成为了剑桥大学最举足轻重的经济思想家。他不但继续发展杰文斯提出的边际效用等概念，也提出了新的构想，诸如价格弹性、需求与定价的关系，以及部分均衡理论，这些构想对往后的经济学思想来说至关重要。他深入研究单一市场（例如羊毛）的供需流动，针对特定经济领域的运作提出细部分析，而不是提出他对整体经济的综合看法。马歇尔认为供需的运作就像机械一样，能创造出经济活动的“连续链”，他指出正是这具机械决定了价格。这具机械能为市场带来“均衡”，使市场能够靠自身运作，创造恒定的回报。30
马歇尔和斯密一样，是一名道德哲学教授。虽然他把焦点放在总量与边际效用价值等，但他仍在大自然中寻求经济“法则”，他认为这套法则能使得经济学变得类似于天文学等自然科学。因此，马歇尔盼望能靠着与天文学和物理学的模拟，去理解斯密所说的普遍驱动经济系统。他希望经济学的“个别学生”能够变得有资格“使用他的科学权威发话”。对马歇尔来说，在理解创造财富与经济活动时，必须结合工业生产价格、数量、效率，以及“需求层次”和竞争一起理解，这些要素彼此连结在一起后才创造出了成长。31
尽管马歇尔对于一直持续存在着的贫困感到有些不知所措，但他相信，只要靠着市场就能解决经济问题，工资终究会上涨，生活水平终究会提高。他没注意到的是，他这具巨大的经济机械已经快解体了。他在一九二四年逝世，五年后发生了一九二九年的华尔街大崩盘，美国开始步入经济大萧条。马歇尔不断寻找新的市场机制，而从没想过市场会崩盘。有一些二十世纪利伯维尔场思想家一心追随马歇尔的思想──他们就像《白鲸记》中的船长亚哈（Captain Ahab）一样，站在对市场的固定立场，愈来愈执着于传统观念：市场会自行运作，政府对经济事务几乎没有影响。

1. William J. Baumol, Economic Dynamics: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Macmillan, 1951); D. M. Nachane, “In the Tradition of ‘Magnificent Dynamics,’ ”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 June 9, 2007. 

2. Jeremy Bentham,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 (Amherst, NY: Prometheus Books, 1988), 1–3, 29, 40. 

3. Jeremy Bentham, “Bentham on Population and Government,”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1, no. 2 (1995): 399–404. 

4. Thomas Malthus,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and Other Writings , ed. Robert J. Mayhew (London: Penguin, 2015), 19; 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 ed. Roy Harold Campbell and Andrew Skinner, 2 vols.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81), vol. 1, bk. I, chap. viii, para. 36. 

5. Malthus,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 40, 65, 74, 155–163. 

6. David Ricardo, Works , ed. John Ramsay McCulloch (London: John Murray, 1846), 50–55; Paul Samuelson, “The Canonical Classical Model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Paul Samuelson o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Selected Essays , ed. Steven J. Medema and Anthony M. C. Waterm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89–116, at 102–105. 

7. Ricardo, Works , 55. 

8. Smith, Wealth of Nations , vol. 1, bk. I, chap. viii, para. 37; Joan Robinson, “What Are the Quest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5, no. 4 (1977): 1318–1339, at 1334; Andre Gunder Frank, Dependent Accumulation and Underdevelopment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9); Henk Ligthart, “Portugal’s Semi-Peripheral Middleman Role in Its Relations with England, 1640–1760,” Political Geography Quarterly 7, no. 4 (1988): 353–362, at 360–361; Matthew Watson, “Historicising Ricardo’s Comparative Advantage Theory, Challenging the Normative Foundations of Liberal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New Political Economy 22, no. 3 (2017): 257–272, at 259; John Gallagher and Ronald Robinson, “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6, no. 1 (1953): 1–15, at 5; D. C. M. Platt, “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 Some Reservations,”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1, no. 2 (1968): 296–306; Joan Robinson, Contributions to Modern Economic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8), 213; Joan Robinson, The Economics of Imperfect Competition , 2nd ed.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1969). 

9. Frank Trentmann, Free Trade Nation: Commerce, Consumption, and Civil Society in Modern Britai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1–8. 

10. Anthony Howe, Free Trade and Liberal England, 1846–1946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4, 113; Eileen P. Sullivan, “J. S. Mill’s Defense of the British Empir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44, no. 4 (1983): 599–617, at 606; John Stuart Mill,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Chapters on Socialism , ed. Jonathan Rile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xxxix, 112–113. 

11. Mill,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 113. 

12. John Stuart Mill, Considerations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Ontario: Batoche Books, 2001), 46; Gary Remer, “The Classical Orator as Political Representative: Cicero and the Modern Concept of Representation,” Journal of Politics 72, no. 4 (2010): 1063–1082, at 1064; Mill,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 86. 

13. Mill,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 124–125, 377. 

14. Mill,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 381. 

15. Charles Darwin,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Charles Darwin , ed. Francis Darwin, 3 vols. (London: John Murray, 1887), 3:178–179; Charles Darwi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or, The Preservation of Favoured Races in the Struggle for Life (New York: Signet Classics, 2003), 5; Charles Darwin, The Descent of Man, and Selection in Relation to Sex (New York: Appleton and Company, 1889), 44. 

16. Geoffrey Martin Hodgson, Economics in the Shadows of Darwin and Marx: Essays on Institutional and Evolutionary Themes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2006), 12; Karl Marx, “The Production Process of Capital: 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 in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Collected Works , vol. 31, Marx, 1861–1863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89), 551; Gareth Stedman-Jones, Karl Marx: Greatness and Illusion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174–175, 382–383; Karl Marx, Capital , ed. Ernest Mandel, trans. David Fernbach, 3 vols. (London: Penguin, 1992), 2:218; Bela A. Balassa, “Karl Marx and John Stuart Mill,” Weltwirtschaftsliches Archiv 83 (1959): 147–165, at 150. 

17. Michael Hudson, America’s Protectionist Takeoff, 1815–1914: The Neglected American School of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Garland, 1975). 

18. Hudson, America’s Protectionist Takeoff , 54. 

19. Jack Rackove, Original Meanings: Politics and Ideas in the Making of the Constitution (New York: Vintage, 1997), 236; Alexander Hamilton, Report on the Subject of Manufactures (Philadelphia: William Brown, 1827), 20. 

20. Maurice G. Baxter, Henry Clay and the American System (Lexington: 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 1995), 27–28; Brian Reinbold and Yi Wen, “Historical U. S. Trade Deficits,” Economic Research, Federal Reserve Bank, 2019, no. 13, https://research.stlouisfed.org/publications/economic-synopses/2019/05/17/historical-u-s-trade-deficits . 

21. Cheryl Shonhardt-Bailey, From the Corn Laws to Free Trade: Interests, Ideas, and Institution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6), 285; Francis Wrigley Hirst, Free Trade and Other Fundamental Doctrines of the Manchester School (London: Harper and Brothers, 1903). 

22. Richard Cobden, “Repeal of the Corn Laws,” May 15, 1843, in Hirst, Free Trade , 143–190, at 190; Richard Cobden, “Free Trade and the Reduction of Armaments,” December 18, 1849, in Hirst, Free Trade, 239–257, at 252. 

23. Richard Cobden, “Armaments, Retrenchment, and Financial Reform,” January 10, 1849, in Hirst, Free Trade , 291–308, at 305; David Todd, Free Trade and Its Enemies in France, 1814–185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201. 

24. Boyd Hilton, The Age of Atonement: The Influence of Evangelicalism on Social and Economic Thought, 1785–1865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6), 7, 261. 

25. William Stanley Jevons, “Brief Account of a General Mathematical 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London 29 (June 1866): 282–287; William Stanley Jevons,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Appleton and Company, 1878), 7; Eric Hobsbawm, Industry and Empire: The Birth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London: Penguin, 1999), 17, 211. 

26. Hobsbawm, Industry and Empire , 31–38. 

27. Jevons, Political Economy , 62, 76, 77, 79, 81; Donald Winch, “The Problematic Status of the Consumer in Orthodox Economic Thought,” in The Making of the Consumer: Knowledge, Power, and Identity in the Modern World , ed. Frank Trentmann (Oxford: Berg, 2006), 31–52. 

28. William Stanley Jevons, The Coal Question (London: Macmillan,1865). 

29. Jennifer Siegel, For Peace and Money: French and British Finance in the Service of the Tsars and Commissar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30. Alfred 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New York: Cosimo, 2006), 233. 

31. 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 30–31, 68–69, 273. 

第十五章 美德的终结：自由主义与放任自由主义

执着于体制的人则相反，往往对自己的智慧自负不已；他经常为自己理想中的政府计划如此美好而深深着迷，以致于无法忍受计划中的任何部分出现最微小的偏差。 ──亚当斯密，《道德情感论》，一七五九年

若说在十九世纪，利伯维尔场思想转而接纳了工业经济与大英帝国的抱负，那么到了二十世纪，利伯维尔场思想将会让古典经济学在世界舞台上担任一个作用更加广泛的政治角色。随着苏维埃共和国与共产中国的崛起，利伯维尔场思想家开始把自己视为对抗集权国家的个人自由捍卫者。经济学家不只是学者；他们同时也是冷战中为理想而奋斗的军人，并且对于自身思想中的细微差别和矛盾都缺乏耐心。经济就像政治一样，变成了一场非此即彼的战斗，参战双方分别是善良的利伯维尔场国家，以及罗讷德．里根总统（Ronald Reagan）口中那些由国家政府掌控的社会主义“邪恶帝国”。
当我们以历史的后见之明来解读从弗里德里希．海耶克到米尔顿．傅利曼等二十世纪的利伯维尔场思想家，从某部分来说其实是在给予肯定。他们组成了一股强大而保守的力量，预见了欧洲、甚至美国即将面临的威权主义与集权主义危机──无论是左派或右派的。然而，利伯维尔场思想家除了带来杰出的道德成就与经济观点之外，也随之带来了形式非常特殊的偏执、意识形态执念与短视近利。亚当斯密透过仁慈的道德纪律、教育、基进科学与农业崇拜所带来的进步愿景早已消失无踪了。二十世纪的正统利伯维尔场经济学家认为，纯粹的个人欲望与能动力是所有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催化剂。在他们看来，任何偏离此种观点的体制都应该受到质疑。与其说这是一种学术立场，不如说这是一种信仰还比较贴切。

一九○五年，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剑桥的同事威廉．康宁汉（William Cunningham）发表了《自由贸易运动的兴衰》（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Free Trade Movement ），表达他对正统利伯维尔场思想的控诉。康宁汉在这篇针对英国正统经济观念的抨击文章中指出，传统观念源自杜尔哥和斯密的观点，在这些观点中，“经济学把社会视为一种机械”，提供了“宝贵的真理，至少就目前状况来说是如此；但问题在于这并不是完整的真相”。康宁汉主张，如果经济学想要被视为科学的话，就必须承认，经济学中的许多人类活动根本和机械运作截然不同。他使用了达尔文的说法，说社会应该是一种“在面对环境时具有自我适应能力的有机体”。因此，市场只是整具机械的一部分，而且还常常故障。为了让机械保持运转，必须“一遍又一遍地测试”，即便如此，这种利伯维尔场思想的伟大机械真理仍有可能根本行不通。1
康宁汉认为，经济学只不过是一种“沉闷的阅读材料”，人们可以利用供需原则等简明扼要的原理来代替整段沉闷的经济学阅读。他明白“自由贸易原则”，根据该原则所述，货品与服务的交换是没有限制的，而消费者可以依照此原则自由选择货品，追求舒适与效率。康宁汉用讽刺又强而有力的言词指出，他“打从心底完全支持自由贸易倡导者所假设的目标”，但如果他到富裕又实施保护主义的美国去，询问一个住在纽约的美国人，想必会发现这个人对自由贸易学说抱持着截然不同的态度。2
一九○○年，英国仍是一个实施自由贸易的国家，自由贸易的理念几乎就像是邪教一样：消费者就是国王，人们把自由贸易的圣战士理查德．科布登视为国家英雄，建立雕像与纪念碑来荣耀他。然而康宁汉主张这种意识形态已经破产。从剑桥大学这块阴暗、舒适且与世隔绝的区域深处，他所发出的批判开始萌芽。康宁汉提出警告，欧洲和羽翼未丰的美国提出的“柯尔贝派”改革计划将会成为英国最大的敌人。他指出，佛瑞德里克·李斯特的发展模型在欧洲与美国奏效了，这是各国能顺利通往自由贸易先进国家的唯一可行路径。除此之外，科布登对和平与裁军的盼望一直都没有实现。康宁汉预测，军国主义在欧洲与美国已逐渐发展起来，作为优势帝国的英国将会继续仰赖国家的海军和其他军事的压制力量。帝国竞争仍在持续引发殖民冲突，一八九九年在南非爆发的波耳战争（Boer War）就是一例。3

康宁汉认为，英国与其他工业强国之间的“巨大分歧”对于国际和平与英国的经济来说都很危险。他有些鄙夷地提出警告，说自由贸易者已经变成了“宛如拉比的评论家”（Rabbinical commentator），再三翻阅《旧约圣经》、想要找到更多能够支持正统观念的真理。自由贸易不再是个实用的学说，反而变成了一种古老又具有约束力的消费主义宗教，使英国注定只得遵循“没有任何偏差的严格规范”。4

英国的经济发展即将进入停滞期，另一方面，尽管德国、美国和日本都拒绝了自由贸易的部分核心原则，但这三个国家的经济正呈现指数型成长。康宁汉认为，德国与美国的工业扩张与迅速的人口成长，带来了更大也更有效率的成长潜力。与之相对的，英格兰面对的则是人口数量下降的可能性，与逐渐逼近的燃料短缺问题。康宁汉呼应了斯密的观点，提出警告说，虽然“自由放任主义的原则过去曾一度”使得“富有开创精神的”人能够打造国家利益，但如今自由放任主义已经“变成一种纯粹的烟幕弹”，让贪婪以及对共同利益的“冷漠”能够藉此“掩盖自己”。大英帝国的国内市场使其他觊觎大英帝国财富的国家开始对帝国贸易产生“嫉妒”；更糟糕的是，康宁汉谴责道，科布登与“曼彻斯特人”（Manchester Men）的帝国自由贸易政策其实导致了全球武装起来反对英国。如今的自由放任主义原则变成了一种“自我放纵的怠惰”，如果继续以这种怠惰当作政策基础，英国的劣势对整个国家与帝国来说可能是“致命”的。5

康宁汉利用亚当斯密对英国的自由贸易帝国提出指控。他说，在他看来，斯密在思想上绝对不会如此脆弱且缺乏鉴别能力。相较于他那些走向极端的正统继承人，斯密本人的经济哲学对于政府的作用抱持着更加开放的态度。康宁汉主张科布登和杰文斯的“推断”并没有带来预期中的效果，他认为若要找到继续前行的路，就必须“回过头检视克尔卡迪”。康宁汉义正严词地解释说，斯密早就知道通往自由贸易与经济成长的路就是让国家参与商业发展，正如一六五一年《航海法》的精神。康宁汉强调斯密曾清楚指出，有时我们必须为了刺激工业与发展而给予“暂时的垄断”。他也提醒读者，斯密曾警告我们要小心那些出卖国家利益的商人与贸易商怀抱着怎样的自私动机。斯密在《道德情感论》中写道，他建议人们遵循西塞罗与柏拉图的教诲，如此立法者才可以学习其他国家的榜样。6

康宁汉和弥尔一样，引用了斯密认为“社群福祉比个人利益更重要”的观点。如果个人的成功发展无法为全体国民带来国家的成功发展，那么这个系统就无法顺利运作，必须重新调整和改变。康宁汉认为，十九世纪的利伯维尔场思想家忽略了斯密理论中的细微末节和警告。因此，他将斯密的著作解读为向立法者提供指导，而不是将经济原则当成“某种政治机制的素材”来建立。康宁汉指出，斯密并不是想创造出一套自我调节的系统，他认为斯密的务实个性足以让他了解，在一九○五年马基维利式的帝国权力大型竞赛中，保护主义规范是必要的。7
康宁汉不可能预测得出来，斯密在逝世的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会做出哪些事。但他说对了一件事，斯密拒绝了封闭系统，以及充满福音派、必胜主义者色彩的新利伯维尔场思想信条。康宁汉在一九○五年对于英国在帝国系统中执行的“单边”自由贸易做出的描绘可谓相当贴切。德国与日本已经全副武装，将目光转向了大英帝国。一八九八年与一九○○年，德国开始通过一系列的舰队法案，意在打造一支德国海军以抗衡大英帝国的霸权。在一九○四年至一九○五年的日俄战争中，日本现代舰队轻而易举地摧毁了俄国的过时舰队，这场战争象征着军事技术出现了划时代变化，已达到了能发动“总体战”（total war）的新水平。康宁汉的担忧确实有理有据。一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而大英帝国和英国商业霸权已经开始解体了。
接下来就是现代战争的时代，科布登派的利伯维尔场福音主义与和平主义将会遭受沉重的打击。康宁汉将斯密视为道德与社会方面的实用主义者，也视为发展保护主义的信徒，这样的观点只是众多解读亚当斯密的看法之一，而且并不是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无论从哪方面来看，时代的潮流都已经转向了，就算是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对自由贸易的信念都不得不动摇。一次大战使众人对自我调节的国际经济系统能带来和平的希望暂时止息了。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学生开始攻击市场系统能完全自我调节的概念。剑桥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支持的是利伯维尔场──他在一九二○年代警告，共产主义与个人自由放任主义将会交战，而自由放任主义必须获胜。但凯因斯认为，利伯维尔场主义是有漏洞的，并且为了生存和对抗共产主义，而必须去理解自己的弱点。凯因斯指出，他和导师马歇尔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认为利伯维尔场需要保护，凯因斯相信放任市场自行运作是不行的。他在《就业、利息和货币的一般理论》（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一九三六年）中提出了一项根本性的经济新发现，他认为薪资并不是透过市场机制自然调节而出现的。凯因斯主张，在经济大萧条期间，只有透过政府、公司与劳工之间进行的“谈判”，才能让市场创造出充分就业的结果。经济大萧条让我们看到的是，如果经济体的支出──也就是“总需求”──出现了急剧下降，就像一九二九年的股市崩盘与接踵而至的经济大萧条那样，那么就业率也会下降，这将会再次使总需求随之下降，造成恶性循环。更糟的是，边际价值理论可能反过来损害市场，将之吞噬。如果不能实现资本的边际效率（也就是由于投资回报大于利息，使得投资在通货膨胀的状态下仍然能长期获得利润），那么市场就不会提供投资的动机，进一步削弱成长与就业的希望。消费者无法只靠自己维持总需求，正如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发现他放任市场的做法只让经济大萧条变得更糟那样。8
这也就代表了，如果政府不愿透过支出与推动市场流动来帮助提高总需求的话，经济危机将会愈滚愈大，让更多人失去他们的工作和财富。以经济大萧条这种情况来说，光靠有钱人是没办法把总支出的水平提高到足以停止经济危机恶性循环的程度。唯有国家才有资源透过总支出来催化整体的就业与经济机能。简而言之，在大规模的金融或经济危机中，必须由政府这只可见的手来增加总需求。任何无形的市场力量都无法做到这一点。国家必须承担“直接参与和规划投资的更重大责任”。凯因斯在批判的是提倡利伯维尔场的“古典经济学”和马歇尔认为供给与需求可以自我调节的构想。9
马歇尔的另一位知名学生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和凯因斯一起加入论战，并告诉我们所有所谓的自我调节市场系统都可能失败的原因。罗宾逊是剑桥大学的教授，也是最早的重要女经济学家之一，至今人们仍无法理解，她为什么会在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执行了可怕且造成经济灾难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支持毛泽东。无论是否受到误导，她之所以会支持毛泽东对社会与经济方面的暴力国家干预，都是基于她的此一信念：贫困国家无法在经济上和富裕国家竞争，需要冲击式的刺激。罗宾逊成为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激发人们对马克思研究产生了新一波的兴趣。发展经济学旨在为没有大规模商业与工业基础的国家寻求致富的途径。此经济学可溯源至十七世纪所谓的重商主义著作，以及柯尔贝和亚历山大．汉米尔顿的政策。发展经济学在二十世纪的出现与经济未开发国家（所谓的第三世界）有关，这类国家没有能力进行必要的结构性经济改革，因此无法实现现代化并建立具有竞争力的商业与工业基础。

罗宾逊带头指出，经济未开发的国家在实质上无法与经济已开发的国家竞争，那些属于弱势群体的人们也无法与根基稳固的外国公司或个人竞争。她的著作《不完全竞争经济学》（Economics of Imperfect Competition ，一九三三年）创造出了“买方垄断”（monopsony，又称独买）的概念，指的是具有强大权力的单一买家控制了商品出售给其他买家的定价，因此市场价格会被一种买家对薪资的垄断所扭曲──就像是在一个“公司市镇”（company town，指大部分居民受雇于同一家公司的城镇）中，所有薪资与经济生活都由单一公司所控制的状况。买方垄断破坏了边际效用的逻辑。买方垄断的基础并不是市场力量，而仅仅是少数买家的决定或偏见，他们可以把薪资压低到低于边际价值的水平。买方垄断也解释了为什么女性的薪资比男性低，和少数族群的薪资比其他族群低。举例来说，如果一名雇主单纯出于偏见而决定要降低所有女性的薪资，那么这就会协助确立一个既定的市场价值；其他公司也可能效法此一趋势，而女性薪资就会受到整体削弱。10

一九五六年，罗宾逊出版了《资本的累积》（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延续了凯因斯的传统，指出在一些未发展的经济体中，存在的只有资本家和劳工。劳工的薪资只能勉强维持生活，资本家在这个原始生产经济体中的消费很少，把钱都拿去买外国商品，损害了能够创造财富的当地消费者社会的发展。她提出的模式批判了由供需驱动的经济模型在较贫困国家的适用性。在较贫困国家中，不仅资本成长极低，而且资本会被拉向经济发展较高的市场，近一步削弱国内经济发展。11

剑桥曾是福音派利伯维尔场经济学的发源地，但后来成为了凯因斯主义的中心。如果说注重均衡的利伯维尔场思想在英国失去了优势，那么此种思想将会在奥地利找到最有力的新追随者。现代自由意志主义经济传统正是在奥地利出现，而在之后流传到了美国，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律师、记者暨奥地利经济学派创始人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大力抨击斯密的劳动价值理论，并用边际效用理论取而代之，根据后者所述，驱动经济的是互利的交易。他的自由主义思想，是斯密和边沁提出的“透过实现由市场驱动的人类需求来实现人类进步”之概念的简化版本。一八七一年，也就是杰文斯出版《政治经济学》的那一年，门格尔出版了《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 ）。门格尔清楚地认识到，斯密和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是行不通的。他带我们回到曼德维尔的《蜜蜂的寓言》，宣称能够推动经济发展的只有一件事：对商品的渴望。与曼德维尔不同的是，门格尔不认为恶行能创造出美德，他描绘了一个简陋而单纯的经济系统，单单只由“渴望”造成的“因果关系”来驱动，并且是这些因果关系建构了社会关系与经济关系。他认为社会主义者──无论是民主的或其他形式的──是不能去计划经济关系的。人类渴望各种事物，这种需求会创造供给，在这个不断循环的循环中持续发展成更加复杂的商业与工业社会。12

备受尊敬的经济学家暨学者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是名犹太裔的利伯维尔场思想家，住在国际化且学术思想丰富的奥地利城市维也纳，他改信基督教的行为十分符合自身的经济意识形态。利伯维尔场思想已经远离了原本的自然神论源头，变得更加贴近基督教运动。冯．米塞斯和科布登一样，反对政府干预经济，他谴责战争，也谴责战争使个人屈从于一个虚无目标的可怕行为。一九二○年，冯．米塞斯根据他的信念，以惊人的先见之明痛斥了“社会主义国家联合体”中的国家中央经济计划。他认为当时苏联的中央计划方式在预测商品价值时，其准确度与效率都比不上供给与需求的自然定价过程。早在苏联出现惊人的经济崩溃之前，冯．米塞斯就看出了社会主义的中央计划经济无法有效地选出应该重视哪些产业，只有利伯维尔场能做到这一点。13

此外，冯．米塞斯也认为货币除了市场交易功能之外，并不具有本质上的价值。对他来说，就连货币数量理论也毫无意义。唯一能决定货币价值的，是货币价值与商品之间的相对关系。因此，货币价值会根据事物的边际效用产生变化。未来的发展证明了，这个看似单纯的原则后来变成了共产计划经济的最大绊脚石之一。苏联政府当然可以宣布货币或面包的价值，但供应与需求仍会在创造价值方面造成决定性影响，就算是极权国家也无法完全加以掌控。14

奥地利学派的特点是对于威权主义毫不懈怠的警戒。冯·米塞斯在共产主义中看见了威权主义的幽灵。他确信李斯特的“重商”柯尔贝式国家主义，和现代社会主义的福利计划，都将会通往威权政府。他未能注意到，美国民主正是在哈密尔顿与克莱的“重商体系”中诞生与成长的。尽管冯．米塞斯十分担忧社会主义的专制制度，但讽刺的是，他在一九四○年代却是因为右派纳粹分子而被迫逃往美国。因此我们也无需讶异，他后来开始坚持利伯维尔场不只是创造财富的必要条件，也是自由民主的必要条件。不过从他的历史观来看，经济自由主义比政治自由更加重要。这样的观点在现代会带来危险的后果。15

奥地利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海耶克在英国与美国是奥地利利伯维尔场思想的主要提倡者，对新芝加哥学派利伯维尔场思想的创建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他的身上带有对二次世界大战的深刻创伤与狂热的反国家主义。海耶克来自一个在财富、学识与农业方面都具有一定成就的家族。他经历了世纪的交替、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并在一九八○年代成为了美国新自由经济思想的典范。他在道德方面的权威经过了千锤百炼，从独裁统治与战争的创伤，到西方和工业化国家的多数人口在战后经历的特殊和平繁荣时期。他亲眼目睹了苏联的兴衰，也目睹了英美在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与罗讷德．里根的带领下开始放宽经济管制，更目睹了中国经济自由化的开端。

海耶克在一九四四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将成为战后利伯维尔场经济与自由意志主义经济的标准手册。这是有史以来最畅销的经济哲学书之一，销量超过两百万本，与其说这是一本经济理论作品，不如说《通往奴役之路》是在对个人自由意志主义信念的全面宣言，包括这种信念在市场机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也包括经济上的任何政府干预都具有绝对危险性的主张。以后见之明来看，再加上我们在二战后对于政府能如何帮助经济成长的新体认，我们会发现这本书的特殊之处在于书中缺乏各国在战后成长时期的真实状况，以及海耶克把国家视为一种邪恶力量的狂热观点。16

斯密认为利伯维尔场源自和平的、甚至彬彬有礼的社会与经济进步过程，而海耶克则以好战的眼光看待利伯维尔场，认为利伯维尔场源自善与恶的竞争。我们只有两个选择，一是没有政府的经济自由主义，二是接受奴役。海耶克的急迫心态与忧惧都是可以理解的。在一九四四年，战争尚未获胜。对他来说，德国与奥地利就是血淋淋的例子，让他看见了威权政体利用国家机器实行平民暴力、战争与种族灭绝时会是什么样子。但他的视野受到了局限。海耶克想必知道，打从希特勒开始恐怖统治到结束的这段期间，德国私人企业为希特勒提供了多大的支持。纳粹主义的经济学十分符合斯密反企业的质疑论点。许多来自美国与欧洲的领导企业都和大力支持希特勒的德国企业家弗利兹．泰森（Fritz Thyssen）有密切合作。无论如何，海耶克都选择了忽略希特勒若没有德国资本家的稳固支持，是既不可能获得权力，也不可能长期维持权力的，这些德国资本家认为用法西斯主义来代替工会、共产主义、甚至社会民主主义，是一个诱人的解决方案。17

海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的开头引用了戴维．休谟的话：“自由很少是在一夕之间丧失的。”海耶克在谴责种族主义与威权主义时展现出了深切的人道主义精神。但他并不像十八世纪的苏格兰哲学家那样，抱持一种温和与开明的态度──十八世纪的苏格兰哲学家希望能建立良好的制度，并且觉得为政府工作是光荣的。海耶克警告说，所有社会计划都是一种极权主义。他并没有解释私人垄断是如何运作的，也没有将垄断和寡头集团连结在一起，而是连结到国家和工会的“工团主义”。所有统合主义运动，以及所有会损害海耶克对竞争和个人主义之纯粹观点的事物，都是一种垄断。根据海耶克的偏执逻辑，任何集体的国家目标都会导致法西斯主义或共产主义──只要国家想要“组织整个社会与资源去完成某个单一目标”，那国家到头来就是剥夺了个人自由。他认为自由意志资本主义是唯一足以对抗威权主义的力量。他指出，民主只是达到这个经济目标的一种手段而已。18

海耶克采纳了卡尔．门格尔和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对中央政府抱持的怀疑观点，再加上他自己对于个人能动力的绝对信念，重新包装出一种全新的、精简的、自由意志主义视角的利伯维尔场思想。海耶克认为，自由代表了没有“强制”的存在。自由并非来自理性决定或道德，而是来自他人的自由选择带来的制衡。他的思想含括了法国杨森主义学者尚．多马的观点，即罪恶的竞争行为会彼此抵销。此一思想把亚当斯密的斯多噶美德转变成了另一种信念：唯有个人行为能驱动市场，而且个人行为在自身之中具有完全的道德。19

海耶克的自由意志主义观点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但带来更大影响的，是获得了诺贝尔奖的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傅利曼，他将这一派的利伯维尔场经济学转变为二十世纪后期的主要意识形态之一。傅利曼是出生于布鲁克林、在芝加哥接受教育的匈牙利犹太移民之子，傅利曼是最杰出、最有魅力也最具影响力的现代利伯维尔场思想家。透过他的研究、雄辩和个人魅力，他成功把自己的学术成果转变成了芝加哥经济学派在政治与经济方面的自由意志主义意识形态。傅利曼解决了一部分的通膨难题，这是美国在一九七○年代面临的最严重问题之一。凯因斯认为政府必须修补国家经济引擎，才能确保国家继续运作，这是个已经被广泛接受的观点，但傅利曼在此一观点中找到了具体的谬误。傅利曼相信经济经验主义，同时对自由意志主义的利伯维尔场抱持着近乎宗教式的信仰，这套奇异的组合使他重新开始提倡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自我调节市场均衡论这套老观点，但外加了一道条款，要求政府必须实行稳定的货币供应增长政策，每年定期增加货币的供应量。

从许多方面来说，傅利曼都具有斯密的利伯维尔场思想传统特征。他和斯密一样是思想开明的教授，重视自由辩论，也认真对待反对意见。他同样是一位著名且受人爱戴的大学教师。此外，他也和斯密一样不是传统的宗教人士，他声称自己在精神方面是犹太人，但在信仰上是不可知论者。傅利曼属于战后一代包含犹太人在内的经济学家，在此之前，鲜少有犹太人是利伯维尔场思想家。利伯维尔场思想不再专属于欧洲贵族、英国福音派、基进派和帝国主义者，它正逐渐变得更加美国化。傅利曼承袭了启蒙运动的无限乐观主义信念。但是，他拒绝接受斯密对于公共学校、代议制政府的集体行动以及阶级体制的信心。傅利曼眼中是一个纯粹由消费者驱动的社会，这种简化的观点和西塞罗学派以及斯多噶式的概念相去甚远。他和妻子暨共同作者萝丝·傅利曼（Rose Friedman）成为了个人“选择的自由”的热烈支持者，但他们没有认真讨论过这些选择的道德含意。他似乎没有意识到，斯密追随着西塞罗拒绝了享乐原则，认为这套原则过于简化，他们认为符合道德的选择只能源自严肃的哲学纪律。傅利曼则用简单易懂的欲望与财富的现代商业计算来取而代之。20

在傅利曼的设想中，政府在教育、医疗健保以及社经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非常有限。他对税收的看法也极为负面，认为政府对任何行业征收的税金都是一种强制，因此等同于政府拥有权：在他眼中，税收相当于强行接管部分的私人企业。但他和海耶克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不认为经济自由主义比政治自由更重要。对傅利曼来说，政治自由才是首要的。21

傅利曼和许多利伯维尔场思想家一样，生活在矛盾之中。他的事业始于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的罗斯福新政（New Deal），协助政府进行预算研究，接着进入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工作。他后来指出，虽然政府的创造就业计划并不完美，但在遭遇经济大萧条时，这种计划是必要的。不过，傅利曼认为罗斯福新政的其余部分都在以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控制”个体的经济生活。傅利曼在回顾罗斯福的改革时，避开了尖锐的党派偏见，称赞总统怀抱着“崇高的意图”，但同时也十分遗憾地指出，他认为社会安全保险、国家福利、公共住宅与其他政府计划全都彻底失败了。斯密同样曾警告过，亲商的经济政策只会对特殊利益有利。傅利曼坚持认为社会政策也是一样的，他指出政府的援助破坏了“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22

傅利曼对经济学的重要贡献始于一九五六年，他在那年发表了对于货币主义的研究，利用此理论与方法指出，控制货币供应量是稳定经济的主要方法。他在著名文章〈货币数量理论：重述〉（Quantity of Money Theory: A Restatement）中主张，经济体在逐年成长的过程中会创造出稳定的货币需求。他的看法与早期的货币数量理论学家互相呼应，认为货币的价值与经济体中的货币数量互有关联，但是他比早期的理论学家更像是柯尔贝，原因在于他担心经济体若没有定期提供货币，就会使经济交易的速度变慢、数量减少。他感兴趣的并非货币的价值，而是经济体如何创造出了必定出现又必须被满足的货币需求。这也就代表了政府必须每年都提供货币，而供给量应该相当于经济体的平均成长值。他回到了约翰．劳提出纸币理论时的中心思想，也就是政府必须稳定供应才能打造出信心，而傅利曼将这套观点称为经济行为者的“理性期待”。23

傅利曼的货币数量理论批判了凯因斯的“政府能靠支出刺激经济”的观点。傅利曼认为，除了军队和警察之外，所有国家支出都是错误，所有涉及联准会（Federal Reserve）的事情都很危险。事实上，他认为美国应该完全废除联准会，直接根据统计出来的预期成长数字来发行货币。他和共同作者安娜．舒瓦兹（Anna Schwartz）一起写下的巨著《美国货币史》（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一九六三年）指出，美国的货币存量正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成长。然而在经济大萧条期间，联准会限制了货币供给，希望能藉此抑制通膨。根据傅利曼所述，这些行为加剧且延长了经济大萧条的“大收缩”（great contraction）。他和舒瓦兹做出结论，认为联准会能够为国家的成长与扩张做出贡献的方式只有两种，一是什么都不做，二是拿出更多钱。24

这种有关经济、通膨和成长是如何运作的货币观点，是具有革命性的。根据傅利曼所述，货币流通速度（velocity），或者说货币需求的成长，等同于国内生产总值_（GDP）的年成长。傅利曼的理论逆转了新西兰经济学家暨发明家威廉．菲利普斯（William Phillips）于一九五八年提出的典型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 curve），根据该曲线的计算，紧缩货币与高利会导致通膨。傅利曼主张，菲利普斯曲线是具有缺陷的思维，并证明了虽然货币宽松会导致暂时的通膨，但经济终究会回归稳定。接着，由于那些期待经济体中会有更多货币的人，会怀抱着“合理的期待”，所以对于经济的信心会逐渐成长。虽然在一九七○年代与一九八○年代，货币主义对于美国的通膨抑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在玛格丽特．撒切尔于英国实施了货币主义后，随之而来的却是大幅上升的失业率与国内经济紧缩。尽管傅利曼不想承认这一点，不过能够证明总体经济平衡的证据仍然难以捉摸。25

一九七四年，傅利曼的朋友暨同事弗里德里希．海耶克赢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他不得不和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米达尔（Gunnar Myrdal）共享这个奖项，米达尔是国家主导现代福利制度的著名提倡者。海耶克赢得诺贝尔奖的原因，是他指出了国家控制的低利率如何导致了通膨。他主张，美国在经济大萧条之前试图以低利率刺激投资，却因此鼓励了过多借贷，导致了繁荣的泡沫经济，而最终崩溃。这就是海耶克强而有力的经济周期理论，也是对于一九七○年代通膨危机的杰出见解。

另一方面，诺贝尔委员会颁奖给米达尔，是为了表彰他指出了在美国战后经济快速成长的过程中，非裔美国人是如何被落在后头的。诺贝尔委员会精彩地引用了加利亚尼与内克的旧观点：在我们对市场失望之前，市场一直都是最好的政策，而如今市场正在使美国的少数族群失望。委员会想要传递的讯息是，利伯维尔场主义者与政府干预主义者都发现了经济真理，若他们能彼此合作，将会带来最好的结果。然而，海耶克和傅利曼似乎无法找到经济方面的折衷观点，此外，他们显然也不愿意为了矫正经济不平等与种族不平等的问题而提出市场的失败之处。一九七六年，诺贝尔委员会再次展现出了他们对于理解市场机制的兴趣，将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了傅利曼，原因是他在货币理论与货币稳定化这两方面的研究。然而，委员会仍然没有全盘接受市场均衡的普遍思维。

货币主义变成了现代政府的基本原则。傅利曼的新构想中保留了凯因斯式支出的一些基本要素。每当出现重大危机时，政府都应该要出手管理货币供给。尽管傅利曼坚持认为，只有稳定的、渐进式的货币注入才是必要的，也认为政府不需要调整货币注入的时间与数量，但政府央行如今是依据特定的脉络制定货币政策──无论你是否同意都没有差别──央行如今成为了国家部门，对经济生活的影响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还更重要。

傅利曼是理想主义者，更对美国例外主义（American exceptionalism）深信不疑。对他来说，利伯维尔场代表除了提供最低限度的货币供给，，政府对于经济成长没有任何作用。他不认为经济未开发的国家与区域需要政府的投资。此外，他也坚信无拘无束的资本主义已经帮助了少数族裔、弥补了代议政府的失败之处。傅利曼拒绝接受米达尔的研究和数据，他认为政府计划才应该为不平等负责，并提出警告说，少数族群绝不能寄望政治多数派会捍卫他们的利益。他提出了一种虚无主义的、甚至近乎是一种反民主的自由意志主义概念：“所有坏事都来自政府”。26
傅利曼忽略自己对政府的巨大影响力，也忽略了政府对于成长与创新研究的资助（私立的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一部分仰赖的是联邦政府提供的大量研究资助，过去和现在都如此），他认为只有个体、股东、私营与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才能创造财富。他建议把所有药物合法化，也是教育选择权（school choice）的先驱提倡者。他认为移民是推动美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傅利曼主张，他在保护个人自由方面最伟大的其中一个成就，在于他帮忙推动了结束征兵制，并协助政府建立了全志愿兵役制的军队。他公开表示他反对不宽容，同时他也是同性恋权利的捍卫者。然而在一九八○年代，傅利曼掌握了最颠峰的影响力，却有些奇怪地对市场的失败一声不吭，此外，有些利伯维尔场提倡者──例如智利独裁者奥古斯托·皮诺契（Augusto Pinochet）──拒绝接受傅利曼在个人自由与民主方面的核心思想，但傅利曼也没做出回应。事实上，傅利曼还把皮诺契的镇压式军事独裁和经济政策称作“一个奇迹”，却未曾认真对皮诺契在政治刑求与谋杀方面的恶行表达疑虑，更绝口不提在皮诺契的暴力政变之前，智利就已拥有成功商业发展的悠久历史。27

海耶克和傅利曼两人理想主义式的反国家自由意志主义，在美国旧有的、更复杂且更令人忧虑的自由意志主义传统中找到了归宿。早在二次大战之前，有个反国家的利伯维尔场思想运动就已在美国工业、福音派基督教运动和南方的新联邦国权利运动中广受欢迎了。
虽然斯密和他的十九世纪后继者都是基进改革者，但美国仍有许多利伯维尔场支持者怀抱着深切的保守信念。一九三四年，杜邦（du Pont）三兄弟皮耶（Pierre）、伊赫内（Irénée）和拉莫特（Lammot）因为极度厌恶罗斯福新政，开始书写他们有多担忧正在美国蔓延的社会主义。这三兄弟是工业家，他们是皮耶─山缪·杜邦·内穆赫的后代，后者是魁奈最忠实的追随者之一，也是废除奴隶制度的热心倡导者。杜邦是农业财富论的信徒，在他从巴黎搬到特拉华州之前，曾协助推动法国大革命──也就是那场针对滥用权利的落后社会发动的大型政府干预。28
杜邦兄弟一直对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透过《美国宪法第十八条修正案》执行了禁酒令感到非常不满。他们同样不满的还有政府在罗斯福新政时期试图禁止童工，皮耶．杜邦写了一封信给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五年的国家复兴总署（National Recovery Administration）署长休．强森（Hugh Johnson）：“除非小区中的家长认为童工不该存在，否则任何联邦法律或宪法修正案都不能废除童工。”杜邦兄弟认为，就算论及虐待儿童的行为，国家也不应该介入。对他们来说，应该由“社会”这个模糊的概念在没有法律干预的状况下管理童工。若美国的合法当选政府决定要废除童工，这就是个民主决定，但杜邦兄弟对此表示反对。29

杜邦家族的新世代缺乏他们的法国哲学家祖先怀抱的明确道德观。到了一九三○年代，杜邦公司（DuPont Company）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公司之一。杜邦公司的化学产品与塑料产品定义了现代，也刺激了工业发展、创新与财富，但一直以来，杜邦公司都因为污染而声名狼籍。重农学派的后代竟然成立了一家跨国工业化学公司，靠着尼龙赚进大笔财富，这样的转折实在出人意料。杜邦公司已经远远脱离了他们奉行自然论的祖先所怀抱的农业信念与基进政治观点。

当保护公司免受政府干预的运动在美国展开，希望能阻止罗斯福新政在社会、教育与社会福利方面的计划，杜邦兄弟也在行列之中。当时有许多亲利伯维尔场的团体都获得了工业家的支持，杜邦兄弟支持的是美国自由联盟（American Liberty League），他们与该联盟同心协力，试图撤销罗斯福的政策。若想达成目标，他们就需要一套意识形态。到了一九四○年代后期，另一个保守的基督教团体也开始反对罗斯福新政，这些福音派信徒认为罗斯福新政正在把人民的信仰从基督教转移到世俗国家。30

美国大型公司与企业利伯维尔场意识形态建立了伙伴关系，再加上保守的福音派基督徒，以及来自美国南部和西南部的反民权政客，共同编写出了利伯维尔场思想历史中最不同寻常、最反动的章节之一。利伯维尔场运动过去的关键词是基进、自然神论与无神论、早期法国革命，受到废奴主义者、和平主义者与女权倡议者的拥护，也受到约翰．史都华．弥尔这类效益主义兼社会主义者的支持。此刻利伯维尔场却转变成了另一整套全新的福音，而宣扬这套福音的是美国极端保守主义者与支持种族隔离的新联邦种族主义者。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样的转变是有道理的。美国受到经济大萧条与二战的严重冲击，对于这样的一个国家来说，苏联的解体加上罗斯福以前所未见的方式进行的联邦政府扩张，想必会使人民大受惊吓──同时也松了一口气。无论是对美国民主或自由企业来说，苏联共产主义都是一种威胁。二战过后，罗斯福几乎大举获胜，他的大国经济政策持续了下去，最后带来了大幅的经济扩张。商业团体、福音派信徒与反对种族和平的政客都把这个活跃的新政府视为威胁，他们开始将充满理想主义的新利伯维尔场思想家──例如海耶克等人──视为盟友，能和他们一起在美国反对政府事业。

一九四○年代，南方浸信会福音派领袖葛理翰（Billy Graham）大力宣扬混合了反共言论的亲利伯维尔场论述，并提出警告说，有劳工团体和性滥交将会导致《圣经》中的末日大战。一九五○年代，福特（Ford）、奇异集团（General Electric）、美孚石油（Mobil）和美国钢铁（US Steel）等公司，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成立了多个支持自由意志主义的亲商团体，例如美国企业协会（American Enterprise Association，后改为美国企业机构〔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与经济教育基金会（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这些公司还招募了米尔顿．傅利曼等经济学家替他们撰稿，并且变得更加亲近保守派的共和党领袖，例如小威廉．Ｆ．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他创办的《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 ）以及他的政治盟友，像是支持种族隔离的新联邦种族主义者斯特罗姆．瑟蒙德（Strom Thurmond）和杰西．赫姆斯（Jesse Helms）。一九六○年代，野心勃勃的政治家贝利．高华德（Barry Goldwater）写下了《一个保守派的良心》（The Conscience of a Conservative ）。高华德一直希望能推翻较温和的共和党建制派，他在书中为新联邦国权利运动辩护，并让广大读者认识海耶克与冯．米塞斯的研究。高华德抨击所有形式的工会活动，并谴责政府对经济的干涉是“一种邪恶”，剥夺了美国人民决定要如何花钱的权利。因此我们也无需讶异三Ｋ党（Ku Klux Klan，通称三Ｋ党）在高华德于一九六四年与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竞选总统时选择支持他，不过高华德最终落选了。然而，高华德的理念其实比较倾向较古老的自由主义。他在后来全心接纳了美国西南方一派的自由意志主义，倡导利伯维尔场、同性恋权利、堕胎权和大麻合法化，因而为今天美国西方各州历久不衰的社会自由主义奠定了基础。31

大约在高华德竞选总统失败的同时，福音派电视布道人士帕特．罗伯森（Pat Robertson）和杰瑞．法威尔（Jerry Falwell）加入了共和党的自由主义极右翼。他们呼吁美国应该建立利伯维尔场，在抗议政府官员时引用了海耶克和傅利曼的著作，同时照三餐谴责摇滚乐、同性恋、堕胎、公民权利和色情作品。在新利伯维尔场运动中，强硬的右翼福音派人士是最有影响力的领导人之一。共和党的意识形态逐渐混杂了美国东北部主流建制派、美国浸信会清教徒主义、种族主义和偏见，以及傅利曼式的美国西南学派个人自由意志主义和放纵心态──将上述所有事物结合在一起的，是对于跨国企业集团公司的一种近乎宗教式的崇敬，以及资本控股股东具有的神圣性。32

在这个美国利伯维尔场的万花筒中，还要加上俄罗斯犹太自由意志主义作家暨利伯维尔场流行理论家艾茵．兰德。兰德的虚构作品比任何经济学家的文章都更通俗易懂、更受欢迎，这些作品创造出一种以海耶克的超个人主义式反集体理论为核心的叙事。她在一九四三年出版的畅销小说《源泉》的主角是具有强烈企业企图心的建筑师霍华德．洛克，无畏地对抗集体主义者和“无所事事”的官僚，靠着纯粹的个人意志实现了创新与进步。这部作品传达的讯息是，企业家就像现代的尼采式超人一样，他们是“兰德式英雄”，这些体格优越的男人需要挣脱政府的束缚，才能实现他们的伟大事迹，并促进人类的福祉。美国许多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例如联准会主席暨艾茵兰德集团（Ayn Rand Collective）的成员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以及无数商界领袖和政治家，都全心拥抱了兰德的作品。一九九一年，柏林围墙倒塌，而《源泉》获选成为对美国议员的影响力仅次于《圣经》的书籍。33

傅利曼的美国企业自由意志主义和兰德的理想，全都抵触了斯密过去对商业企业家──“计划者”──提出的警告，也抵触了斯密希望市场能够修正贪婪心态的想法。兰德笔下的极端个人主义人物非常类似贵族和拥有大量土地的菁英，重农主义者一直都希望能让他们摆脱国家暴政的那些人。兰德和傅利曼的思想反映了古老的重农主义观念，认为创造财富的特定人士应该要在社会中拥有特殊地位。利伯维尔场思想家认为，只要是财富的生产者都不应该被征税，无论是十八世纪的农民，还是二十世纪的生产商、企业家或富有的股东都一样。社会必须透过自由放任主义的简单原则，解放社会原本就拥有的财富创造能力。

如今，当来自各方的批评者开始抨击傅利曼的利伯维尔场思想时，我们不禁要问：哪些版本的利伯维尔场思想是到了现今仍然有用的？正如我们在中国、新加坡乃至所有经济已开发国家中看到的，没有一种经济模式能占据主导地位。从以前到现在，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我们总是根据环境状况而不断变化。但我们能确定一件事：在没有政府的地方，例如南苏丹这类充满极端暴力的“边境经济体”，正统的自由意志主义利伯维尔场模式并不存在，也从未存在过。大多数已开发工业经济体都会遵循一种相对类似的配方，即自由社会民主制度，搭配上普遍的利伯维尔场机制，以及政府对于经济体的广泛监督和参与。多数私营公司会根据供给与需求的市场机制来生产和销售商品及服务，但也有些公司的根据来自私人国家垄断（如波音公司〔Boeing〕和空中巴士〔Airbus〕），有些则依据政府合约（如ＩＢＭ和微软〔Microsoft〕）、或者依据国家补贴公司和社会福利的计划来获得可观的国家援助（请回想一下亚马逊〔Amazon〕早期使用美国邮政署〔United States Postal Service〕，或者沃尔玛和麦当劳靠着国家医疗补助〔Medicaid〕作为低工资战略的一部分）。34
每个国家都会依据环境的不同，在发展的过程中采用极独特的方法与途径，这些发展往往违背了纯粹的经济模式。因此，我们不可能把新加坡拿去和中国、德国或美国相提并论，中美德皆拥有庞大且多样化的国内市场。虽然全球规模最大的公司大多都位于美国，但目前看来，亚洲的公司成长率比美国高得多。它们全都具有不同的优势与策略。把美国拿去和中国比较，就像是在一七○○年把英国与法国拿来比较一样。双方需要的是彼此不同的一系列经济政策，藉此发展经济状况并进行有效的竞争。35

1. William Cunningham,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Free Trade Move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05), 5–9. 

2. Cunningham, Rise and Decline ; Frank Trentmann, Free Trade Nation: Commerce, Consumption, and Civil Society in Modern Britai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91–98, 243. 

3. Cunningham, Rise and Decline , 37, 85. 

4. Cunningham, Rise and Decline , 97. 

5. Cunningham, Rise and Decline , 119, 121–123, 158, 160. 

6. Cunningham, Rise and Decline , 191–194, 197–198. 

7. Cunningham, Rise and Decline , 200, 210. 

8. John Maynard Keynes, Laissez-Faire and Communism (New York: New Republic, 1926), 65. 

9. Keynes, Laissez-Faire , 31, 164. 

10. Joan Robinson, The Economics of Imperfect Competition , 2nd ed.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1969), 211–228. 

11. Joan Robinson,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248, 330. 

12. Carl Menger,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 trans. James Dingwall and Bert F. Hoselitz (Auburn, AL: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2007), 51, 72–73; Janek Wasserman, The Marginal Revolutionaries: How Austrian Economists Fought the War of Idea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9), 33; Wasserman, Marginal Revolutionaries, 73. 

13. Ludwig von Mises, Economic Calculation in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 , trans. S. Alder (Auburn, AL: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1990), 1–10. 

14. Von Mises, Economic Calculation , 9; Wasserman, Marginal Revolutionaries , 82. 

15. Wasserman, Marginal Revolutionaries , 35, 134. 

16. Stephan A. Marglin and Juliet B. Schor, eds. , The Golden Age of Capitalism: Reinterpreting the Postwar Experience , 2nd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41. 

17. Henry Ashby Turner Jr. , “Big Business and the Rise of Hitler,”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75, no. 1 (1969): 56–70. 

18. Friedrich Hayek, The Road to Serfdom , ed. Bruce Caldwel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35, 76, 89, 100, 110. 

19. Elisabetta Galeotti, “Individualism, Social Rules, Tradition: The Case of Friedrich A. Hayek,” Political Theory 15, no. 2 (1987): 163–181, at 169. 

20. David Levy, “Interview with Milton Friedman,” Federal Re serve Bank of Minneapolis, June 1, 1992, www.minneapolisfed.org/article/1992/interview-with-milton-friedman . 

21. Milton Friedman, “Market Mechanisms and Central Economic Planning,” in Milton Friedman, Sidney Hook, Rose Friedman, and Roger Freeman, Market Mechanisms and Central Economic Planning (Washington, DC: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1981), 1–19, at 9. 

22. Milton Friedman, Free to Choose: A Personal Statement , 3rd ed. (New York: Harcourt, 1990), 94–97, 129. 

23. Milton Friedman, “Quantity of Money Theory: A Restatement,” in Milton Friedman, ed. , Studies in the Quantity Theory of Mone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6), 3–21, at 12. 

24. Milton Friedman and Anna Jacobson Schwartz, 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867–1960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7, 11. 

25. Milton Friedman, “The Demand for Money: Som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sult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Occasional Paper 68, 1959, www.nber.org/system/files/chapters/c5857/c5857.pdf , 1–25, at 2. 

26. Milton Friedman, Capitalism and Freedom , 3r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2), 137. 

27. Milton Friedman, An Economist’s Protest: Columns in Political Economy (Sun Lakes, AZ: Thomas Horon and Daughter, 1972), 6; Milton Friedman, “Say ‘No’ to Intolerance,” Liberty Magazine 4, no. 6 (1991): 17–20. 

28. Kim Phillips-Fein, Invisible Hands: The Businessmen’s Crusade Against the New Deal (New York: Norton, 2009), 3. 

29. Phillips-Fein, Invisible Hands, 4, 61 (du Pont quotation p. 4); Kevin M. Kruse, One Nation Under God: How Corporate America Invented Christian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5), 25. 

30. Kruse, One Nation Under God , 61. 

31. Kruse, One Nation Under God , 35; Phillips-Fein, Invisible Hands , 69, 77; Barry Goldwater, The Conscience of a Conservative (Shepherdsville, KY: Victor Publishing, 1960), 53. 

32. Phillips-Fein, Invisible Hands , 228. 

33. Jennifer Burns, “Godless Capitalism: Ayn Rand and the Conser vative Movement,” Modern Intellectual History 1, no. 3 (2004): 359–385; Brian Doherty, Radicals for Capitalism: A Freewheeling History of the Modern Libertarian Movement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8), 11. 

34. Doug Bandow, “The West Fails to Social Engineer South Sudan,” American Conservative , September 19, 2019, www.cato.org/commentary/west-fails-social-engineer-south-sudan . 

35. Richard H. K. Vietor, How Countries Compete: Strategy, Structure, and Government in the Global Economy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2007), 18. 

结语：威权资本主义、民主和利伯维尔场思想

虽然利伯维尔场经济学家对市场的运作方式提供了精辟的见解──举例来说，藉由对边际效用的理解提出观点──但他们同时也形成了一种含括一切的乌托邦式信念，认为唯有透过纯粹均衡的形式，经济才能顺利运作。他们坚信只要透过供需关系来创造成长，在政府只扮演最低限度角色的情况下，市场系统就会神奇地自行维持下去。但如今看来，这种经济模式似乎显得不切实际也不具意义。经过数十年的法规松绑和自由贸易扩张，这个世界经历了周期性的经济崩溃和政府纾困，也遇上了迅速加剧的财富不平等、战争、气候危机和公共健康灾难。我们无法达到均衡。

若非要说些感想的话，在这段过程中，国家仍然是强大的经济驱动力，而中国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崛起，只加剧了利伯维尔场的难题。一九七八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邓小平宣布“中国改革开放”，共产党开始将渐进式的市场改革引入中国社会。一九八八年，共产党邀请了利伯维尔场愿景最有力的捍卫者米尔顿．傅利曼正式参访中国。不出所料，傅利曼表示，对中国来说，“没有任何真正令人满意的替代品可以替代全面自由化的市场。”傅利曼与共产党总书记赵紫阳促膝详谈时指出，就像“物理学原理一样，经济学原理也能平等地适用于所有国家”，他指出通往财富的唯一途径只有扩大“私有财产”并松绑国家的工业法规。他告诉赵紫阳，若没有政治自由，中国市场是无法运作的。换句话说，如果中国不走向自由政治体制，永远不可能成为富裕国家。1

尽管如此，邓小平仍在一九八九年决定中国可以混合执行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也可以在他所谓的“社会主义”内发展。因此，邓小平和其他中国领导人开始着手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汲取了傅利曼在私有财产和诱因机制方面的观点，同时保留了中国的威权政体。中国领导阶层如今希望能在减少中央计划、解除对私有制的限制的同时，仍保持国家对重要公司和巨额主权财富基金的控制权。2

一九九○年代，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的副司长姜春泽针对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编写了报告。姜春泽是利伯维尔场改革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女性之一，她意识到市场经济的“生产力”是很优越的。然而她也指出，成功的市场经济并非纯粹的自由放任主义。市场经济需要一定程度的国家干预。因此，姜春泽建议将政府干预和私有财产结合至个人利润诱因上。3

她建议的做法成功了。中国政府实施了对私营企业、房地产、财富诱因和私营公司的监督，投资并创建了国有资本主义公司，这些措施使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富有的国家。中国确实遵循了一些利伯维尔场规则，但也违反了部分规则，成功证明了老掉牙的利伯维尔场圣经是错误的，中国在没有政治自由的状况下，还是达到了经济自由或经济成长。4

事实上，中国人使用的是种旧的发展模式，源自十七世纪的尚─巴提斯特．柯尔贝。中国领导阶层和其他先驱一样，清楚看见一样傅利曼没有注意到的东西──也就是不同程度的私有财产、效率甚或是活跃的创业精神等利伯维尔场理念，都可以与国家控制并存，且成长茁壮。更令人讶异的是，中国发现利伯维尔场教条的某些元素，实际上可以在威权主义的环境下使国家变得繁荣。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看起来只不过是柯尔贝式专制资本主义更有效率的版本，具有政治专制主义的所有优势、风险与可怕之处。5

利伯维尔场思想如今面临的是非常艰难的选择。对于那些拒绝科学与开放社会的人，以及那些团结起来反对民主与个人自由、支持独裁者和盗贼统治者（kleptocrat）的人来说，利伯维尔场思想会是盟友吗？又或者，一种新版本的民主利伯维尔场实用主义会变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亚当斯密担心企业对政府的影响，而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弗里德里希．海耶克和米尔顿．傅利曼则担心政府对私人生活可能造成的危险。在如今这个社群媒体和大规模个资探勘的时代，利伯维尔场思想家不得不面对和克服这个事实：政府和市场都有阴暗面，而且这两者不一定互相冲突，有可能会协同合作，这本就是常常发生的事，而当政府和市场走入歧途时，它们必须受到管理，甚至抵制。有一件事是我们可以肯定的：如果我们想要摆脱人类如今面临的巨大阻碍，那么利伯维尔场思想就必须调整状态，变得比二战过后至今的利伯维尔场思想都更灵活变通、更精于世故。6

若说我们在此学到了任何教训，那必定是当我们听到任何理论宣称“经济系统可以在缺乏大幅政治干涉的情况下自我维持或保持平衡”，一定要心怀质疑。即使是那些相信经济均衡的利伯维尔场哲学先驱，也认为国家对经济均衡至关重要。西塞罗或许对财富垂涎三尺，但他终究为了维护罗马共和国这个更重要的志业而献出了自己的性命。他认为服务公众是身为人类所能做到的最伟大善行，而市场运作的基石，则是优秀的政府以及人们对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理解。到头来，只有在社会和平与法治的基础上，人们才能进行诚实又具生产力的交易。7

圣奥古斯丁等基督教领袖认为人类不可能在地球上建立完美的制度，只有在救赎中寻求完美。在犹太教与基督教共有的传统中，地球是上帝提供给堕落人类的不完美家园，这就是为什么洛克等基督教理论家认为财产和政府是必要的，这些事物的目的是确保人们的经济生活不至崩溃，也不至走入歧途而做出不道德和浪费的行为。这种将人类和自然视为不完美的观点，在启蒙运动哲学家（如魁奈、休谟和斯密）对世俗的热情中出现了改变，这些哲学家希望能透过经济均衡的利伯维尔场哲学，为人类的进步创造出科学方法。但是，若说斯密从某方面看来是乐观主义者的话，那么我们应该先将他视为怀疑论者，他并不确定自己的经济愿景是否有实现的可能。因此，《国富论》并非宣言，而是一种假说，斯密自己就是率先承认此一事实的人。

就如同十八世纪的前辈一样，约翰．史都华．弥尔等十九世纪的哲学家乐观地认为利伯维尔场可以创造出均衡，同时他们也对利伯维尔场失败的状况感到困惑，因此，这些哲学家相信国家必须掌控经济的舵柄，防止经济失衡。就连在维多利亚时代提出“完美市场”理论的利伯维尔场倡导者威廉．史坦利．杰文斯也认为，在个体无法执行有效率的交易时，政府就必须进行干预。8

这并不代表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必定是理想的或有效的。但根据历史纪录所示，随着经济体成长得愈来愈复杂，政府也会随之成长，无论这是好是坏。利伯维尔场、个人野心和企业家精神都是至关重要的，它们带来了人类历史上许许多多最伟大的成就。但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是，政府是不该消失的，而那些断言国家必定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的论点，可说是既懒惰又充满误导性。那些严厉谴责政府在商业界所扮演的角色的人，事实上有很多都非常清楚国家能对经济造成的重大影响，想当然耳，他们也正是因此才总是在觊觎政治权力，并愿意为了获得权力付出高昂代价。

如果我们要改造利伯维尔场思想，并使这套思想再次具有实际意义，我们就必须重新设计它，不仅把它看作一种以民主为导向的哲学，而且是一种接受国家与市场彼此有着根深蒂固关系的哲学。无论是政府还是市场，都永远不会是完美的；市场──或者自然界──不会按照人类哪怕是最周密的计划发展。自由的个人行动对于市场动力来说是必要的，但仅靠着这些行动不足以保证经济稳定运行。到了最后，我们最好还是回到西塞罗的古老书本中，不是为了找到完美的市场机制，而是为了吸取两千多年来不断吸引读者回头阅读的那些教训。西塞罗认为，如果人们能使用财富来支持宪政、城邦的和平与文明礼仪，财富就只会是良善的。对他来说，比财富更重要的是与自然和谐相处、培养学问、建立友谊以及履行道德管理的艰苦工作。单靠对市场的信心无法拯救我们，但坚守这些古老的美德或许能为我们带来某种救赎。

1. Isabella M. Weber, “The (Im-)Possibility of Rational Socialism: Mises in China’s Market Reform Debate,” 2021,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 Economics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2021-19, available at ScholarWorks@UMassAmherst, https://scholarworks.umass.edu/econ_workingpaper/316 ; Isabella M. Weber, How China Escaped Shock Therapy: The Market Reform Debate (Abingdon, Oxon, UK: Routledge, 2021); Steven Mark Cohn, Competing Economic Paradigms in China: The Co-Evolution of Economic Events, Economic Theory and Economics Education, 1976–2016 (Abingdon, Oxon, UK: Routledge, 2016), 26; Milton Friedman, Friedman in China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0), 74; Milton Friedman, Capitalism and Freedom , 3r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2), 3–4; Milton Friedman, Free to Choose: A Personal Statement , 3rd ed. (New York: Harcourt, 1990), 57. 

2. Cited in Weber, “The (Im-)Possibility of Rational Socialism. ” 

3. Isabella Weber, “Origins of China’s Contested Relation with Neoliberalism: Economics, the World Bank, and Milton Friedman at the Dawn of Reform,” Global Perspectives 1, no 1 (2020): 1–14, at 7; Milton Friedman, “Market Mechanisms and Central Economic Planning,” in Milton Friedman, Sidney Hook, Rose Friedman, and Roger Freeman, Market Mechanisms and Central Economic Planning (Washington, DC: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1981), 3; Weber, “The (Im-)Possibility of Rational Socialism. ” 

4. Keith Bradsher and Li Yuan, “China’s Economy Became No. 2 by Defying No. 1,” New York Times , November 25, 2018. 

5. Justin Yifu Li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ransition: Thought, Strategy, and Viabi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Barry Naughton, The Chinese Economy, Adaptation and Growth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8); Pankaj Mishra,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all of the ‘Free Trade’ Myth,” New York Times , February 7, 2018; Keith Bradsher and Li Yuan, “The Chinese Thought They Had Little to Learn from Conventional Wisdom. Now It’s the West That’s Taking Notes,” New York Times , November 25, 2018. 

6. Jason Brennan, Against Democrac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192–193. 

7.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oston: Beacon Press, 1957). 

8. Ellen Frankel Paul, “W. Stanley Jevons: Economic Revolutionary, Political Utilitaria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40, no. 2 (1979): 263–283, at 279.